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明史/（法）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著；钱磊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68-1099-6

Ⅰ．①欧…　Ⅱ．①弗…②钱…　Ⅲ．①文化史-欧洲　Ⅳ．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9994号

欧洲文明史

著　者：〔法〕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　著　钱磊　译

责任编辑：戴　晨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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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91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99-6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讲　什么是文明

第二讲　欧洲文明起源

第三讲　野蛮时代

第四讲　封建制度

第五讲　基督教教会（上）

第六讲　基督教教会（下）

第七讲　自治城市

第八讲　十字军东征

第九讲　君主制

第十讲　政治组织初始尝试

第十一讲　现代国家的形成

第十二讲　宗教改革运动

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第十四讲　法国革命

第一讲　什么是文明(1)

本课程目标——欧洲文明历史——法国在欧洲文明中的角色——文明是一个适合讲述的主题——它是历史的最一般事实——“文明”一词的一般及普遍含义——组成文明的两个主要事实：1．社会的发展；2．个人的发展——证明——这两个事实必然相互联系，并且迟早会相互激发——人的命运完全局限于他的现实社会条件吗？——文明史可以通过两种视角来展示和研究——对课程计划的评论——人类思想的现状以及文明的前景

先生们，承蒙各位款待，深为感动。请允许我说，我将这种款待看作是我们之间心曲相通的象征。虽然经历了如此长久的分离，这种心曲相通却从未中断。啊，看到身边的你们，我似乎看到了七年前在此与我一道艰苦奋斗的朋友们。再次来到这里，以前的听众们仿佛也全都回来了。然而，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变。七年前，我们相聚于此，因为焦虑和恐惧而沮丧，因为悲伤和渴望而心情沉重；我们发现自己被困难和危险包围，感觉自己正被拖入灾难；我们平心静气、谨言慎行，试图逃避灾难，却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再次相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心情愉悦，思想活跃。只有一种方式才能表达我们对于这一可喜变化的感激之情，那就是将七年前指导我们行为的平和心态和坚定决心投入到我们当前的聚会中，投入到我们新的学习中。七年前，日复一日地，我们的学习受到严密监控，甚至被专横地中止。好运都是弱不禁风的、来去无常的。我们既不可过分畏惧，也不可抱太多希望。和疾病初发时一样，疾病康复期也需要同样的呵护和谨慎。我相信你们都将展现出这种呵护、谨慎和节制。这种心曲相通，这种观点、情感和思想上的紧密一致，曾在困难和危险时期使我们团结一致，至少使我们没有犯下大错，在未来的顺境中将同样使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能够收获胜利的果实。我相信自己可以依赖你们的合作，除此以外我别无他求。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聚会，从现在到年底，时间相当有限；留给我思考自己准备讲什么内容的时间更短。因此，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选择时最好要考虑到今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留给我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在我看来，回顾欧洲现代史(2)，重点考察文明的发展，事实上，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对其起源、发展历程、目标和特征的大致刻画，差不多刚好用完我们手头的时间。因此，这就是我准备探讨的主题。

我使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显然确实存在一个欧洲文明。欧洲各个国家的文明存在某种一致性。虽然时间、地点和环境相差甚远，这种文明却在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实中兴起，在各处遵循相同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在所有地方倾向于产生类似结果。因此，存在一个欧洲文明，我要请你们注意的主题也正是这样一个聚合文明。

重申一遍，这个文明显然无法追溯，它的历史无法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历史中得出。一方面，它很简短，这是它的明显特征；另一方面，它的多样性同样令人吃惊。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它都没有发育完全。它的外在特征分布广泛，我们必须一会儿在法国，一会儿在英国，一会儿在德国，一会儿在西班牙来寻找它的历史要素。

我们法国人在欧洲文明研究中占据有利位置。虽然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避免对个人甚至国家的奉承，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法国已经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这绝非虚荣心使然。我不会妄称它在所有方面一直都艳冠群芳，这也未免太狂妄了。在不同时代，意大利曾经在艺术领域领先于它，英国曾经在政治制度上领先于它，还可能有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他方面、在特定时期优越于它，但谁也无法否认，只要法国看到自己在文明进程中落后他国，它就会奋起直追，在新动力下快步向前，很快就能并驾齐驱甚至领先众国。并且不仅法国的命运有如此的特殊性，我们还能看到，发源于其他地方的文明思想和制度要想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要想变得多产和流行，为欧洲文明的整体福祉发挥作用，它们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国经历一段新的准备时期。法国似乎成了它们的第二祖国，它们必须从法国出发，才能踏上征服欧洲的征途。几乎从来没有一种伟大的文明思想、伟大的文明原则，在它传播扩散之前，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越过法国的。

还有一个原因：法国人的性格中存在某种合群、富有同情心的因素，其传播比其他民族的国民精神更容易、效果更好。无论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思维倾向，还是习俗，我们的思想都比其他民族的更加流行，向大众展示得更加清晰，更好理解，更容易深入人心。总之，简单易懂、热爱交际、富有同情心，这是法国的特征，是法国文明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它在欧洲文明中独占鳌头。

因此，在开始研究文明这个伟大事实时，选择法国作为研究焦点并非独断或因循守旧的做法。要想置身于文明的中心，置身于我们即将研究的事实的中心，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使用了“事实”一词，我是有意而为之的。和其他范畴一样，文明是个事实——和其他事实一样可以被研究、刻画和叙述的事实。

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应该把历史限定为对事实的描述，这再正确不过。但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可描述的事实太多，事实本身的性质变化太多，超过了人们最初打算相信的。有有形的、可见的事实，如战争、战役、政府的正式法令；也有精神事实，虽然不浮现出来，但一样真实。有个别事实，有自己的称呼；也有一般事实，没有任何特定名称，无法指定一个确切日期，无法严格加以限制，但依然和其他事实一样真实，是历史事实，我们无法将其排除在历史之外，除非我们篡改历史。

历史中就有这样一个部分，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历史哲学”，它是事件之间的关系，将事件统一起来的联系，将事件的因果统一起来的联系，这些统统是事实，统统是历史，和战争故事及其他有形的、可见的事件一样真实。毫无疑问，这一类事实更难以阐述和解释，在解释它们时人们更容易犯错。赋予它们生命和生气，用清晰生动的色彩来展现它们，这绝非易事。但这一困难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它们绝对是历史的基本要素。

文明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它是一般的、隐晦的、复杂的事实。我承认，描述和叙述它极其困难，但它依然存在，依然有权被人描述和叙述。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事实提出大量问题，我们可以问——确实有人曾经问过，它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为它悲叹，有人为它欣喜。我们可以问，它是不是一个普遍事实？世上是否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类文明、人类命运？各个国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世代相传的，从不会丧失，只会增加，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此下去直到时间尽头？就我来说，我确信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个普遍的人类命运、文明集合的传递。并且，相应的，存在一个尚待书写的、关于文明的普遍历史。但是，在提出如此重大、如此难以解答的问题之前，如果我们先局限于特定时间长度、特定民族的历史，很显然，在这些限制条件内，文明是一个可以被描述和叙述的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我还将立刻补充，这个历史是所有历史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涵盖了所有一切。

文明这一事实是最卓越的事实——普遍和确切的事实，其他一切事实都以此为结局和归宿。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吗？考虑组成一个国家历史的所有事实，那些我们习惯上看作国家生命要素的事实；考虑国家制度、商业、产业、战争、政府的一切细节：要想从整体上、从相互关系上来考察这些事实，要想衡量、评价它们，我们就会询问它们对国家的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其产生了什么影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对它们形成了完整的观念，还衡量了它们的真实价值。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江河，我们询问它们为大海贡献了多少水量。因为文明就像一个海洋，构成了民族的财富，民族的所有生命要素、所有支持其生存的力量都聚集、团结在它的怀抱中。这是千真万确的，甚至那些本质上可憎、有害的事实，那些压得人民痛苦不堪的事实，如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如果曾经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文明，如果曾经推动文明向前迈了一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宽恕它们，忽略它们的过程、它们的邪恶性。总之，不管我们在哪里发现文明，不管是什么事实创造了它，我们都会倾向于忘却它所付出的代价。

另外，还有一些事实，严格说来，我们不能称之为社会事实。它们是个人事实，似乎与人的灵魂而非公共生活更加相关。这些事实包括宗教信条、哲学思想、科学、文学、艺术。这些事实看起来更关注人的精神改善、智力满足，以人的内心改善、精神愉悦而不是人的社会地位为目标。然而，再一次，这些事实经常是以文明为依据才得以研究的，才需要研究的。

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宗教享有教化民众的光荣。科学、文学、艺术、所有智力和精神享受都要求拥有此光荣的一部分。当我们认可它们的要求时，我们也就是把它看作是对它们的赞誉。因此，那些最重要的事实，那些不借助于外在结果，光凭借其自身、凭借其与人类灵魂的关系就令人尊崇的事实，凭借其与文明的密切关系提高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崇高性。这一普遍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能为它所触及的万物赋予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在一些场合下，我们所讨论的宗教信条、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会根据其对文明的影响而得到专门考虑和评价。并且，在特定程度上、在特定时期，这种影响将成为衡量它们价值的决定性指标。

因此，在开始对其历史的研究之前，我要问，这个如此重要、庞大和宝贵的事实，这个似乎是国家整体生活的总和及表现形式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到底是什么？

在此，我要小心不要陷入纯哲学中，不要写下一堆推导原则，然后从中推导出文明的性质来。这种方法很容易犯错。再说一遍，我们是要对一个事实进行核实和描述。

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文明”一词已经得到应用。人们给这个词语赋予了各种想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可理解的。但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总会赋予它这样那样一些含义。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词语的普遍的、人本的、流行的含义。与那些看起来更严格、更精确的科学定义相比，人们对最普遍术语所持有的通俗意义往往更加准确。词语的普通含义源自常识，而常识是人类的特征。一个词语的普通含义随着事实的逐渐发展和持续出现而形成。因此，当一个看起来属于某个已知词语含义范围内的事实出现时，可以说是很自然地，它就被这个词语接纳了。词语的含义不断扩充、延展，直到那些本质上应该归属于该词语的各种事实、想法都已经被归入该词语中。

反过来，当一个词语的含义由科学来决定时，这一决定过程——个人或少数一些人的工作——发生时，会受到头脑中固有的某些特殊事实的影响。因此，一般说来，与词语的普遍含义相比，科学定义更加狭隘，因而实际上准确性更差、真实性更差。与试图给文明下一个科学定义相比，将文明看作一个事实来研究这个词语的含义，根据人类常识来研究它所包含的所有观念，能为我们了解这个事实带来更大进展，虽然前一种方法乍看上去更加清晰和精确。

作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始，我将努力在你们面前展示一些假设：我将描述特定数量的社会状态，然后我们来探讨人的一般本能能否从中识别出一个民族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条件，能否从中识别出人类赋予“文明”一词的含义。

首先，假设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物质生活很舒适，充满了物质满足感。他们缴税很少，无需受苦，在私人关系中正义得到了良好的管理——总之，对他们来说，物质生活是幸福的、井然有序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智力和精神生活被有意维持在一种麻木和不活跃状态，一种抑制状态——我不说是一种压抑状态，因为他们并不理解这种感受。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状态的实例。历史上曾经有许多采取贵族政治的小型共和国，国民被视为绵羊，喂养得当，在物质生活上很幸福，但没有精神和智力活动。这是文明吗？这是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民族吗？

另一个假设：有这样一个民族，物质生活不怎么轻松，不怎么舒适，但还过得去。另一方面，精神和智力需求并没有被忽视，可以享受特定数量的精神享受；崇高、纯洁的情操得到培育；他们的宗教和道德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其中的自由原则却被小心翼翼地屏蔽了。和上一个例子一样，智力和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每个人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真理，但不允许任何人自己去追寻真理。精神生活表现出一潭死水的特征。这正是亚洲大部分人口所处的状态，是神权统治压制人性的地方，例如，印度的现状就是如此。在此我要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处于文明进程中的国家吗？

我再改变一下假设的性质：有这样一个国家，个人自由得到了极大表现，但混乱和不平等触目惊心。这是暴力和投机的国家。每个人如果不够强大都会受到压迫、遭受苦难，遭受毁灭。暴力是社会状态的主要特征。大家都知道欧洲曾经经历过这种状态。这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毫无疑问，它可能包含文明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将逐渐得到发展。但是在这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无疑不是人类常识所声称的文明。

我再举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每个人都非常自由，在所有事情中不平等现象很少见、很短暂。每个人几乎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力量差异很小。但很少有公共利益，很少有共同思想，很少有社会交往——总之，每个人的才干和生命都自生自灭，老死不相往来，或在身后留下什么痕迹。一代又一代的人死去，留下一个跟他诞生时一模一样的社会：这是野蛮部落的状态。这里有自由和平等，但显然没有文明。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假设，但我觉得这些假设已经足以解释什么是“文明”一词的普遍和自然的含义。

显然，根据人类的自然常识，我列举的这些状态中没有一个符合这个词语。为什么？我觉得“文明”一词包含的第一个事实（从我在前面快速列举的各个例子中得出的结果），是进步和发展。它立刻使人想到一个大步前进的民族——不是在改变位置，而是在改变状态；一个以调整适应和自我改善为文化的民族。在我看来，进步的观念、发展的观念，是“文明”一词所包含的基本观念。这种进步是什么？这种发展是什么？这就是最大的难题。

这个词的词源似乎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是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严格来说，是人际关系的不断发展。

事实上，这就是当人们听到文明一词时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我们立刻想到社会关系的扩展、最大活力和最佳组织：一方面是为社会带来力量和幸福的手段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力量在个体之间的分配越来越公平。

这就是全部了吗？我们在此穷尽了文明一词的所有天生、普遍的含义了吗？这个事实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吗？

这就好比在问：人类归根到底仅仅是一个蚁穴吗？一个仅仅需要秩序和物质幸福的社会吗？在这个社会中，投入的劳动越多，劳动成果分配越公平，就越能达成目标、实现进步吗？

对人类命运的这样一个狭隘定义，我们的本能立刻感到反感。我们的本能第一眼就觉得文明一词还包含了一些更广泛、更复杂的事物，一些比单纯的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幸福的改善更加高级的事物。

事实、公众意见以及这个词语的公认含义都符合这一本能。

看看黄金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3)之后，它的优点达到顶峰，正朝着世界帝国的方向前进，社会显然正处于进步状态。再看看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它已经显露出衰败的端倪，在所有事件中社会的进步都受到抑制，邪恶势力即将占据统治地位。然而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不承认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比法布里休斯或辛辛纳图斯统治下的罗马更加文明。

让我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看一看17和18世纪的法国：从社会视角来看，考虑到幸福的实际数量及在个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显然，17和18世纪的法国比不上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和英国。我相信，与法国相比，荷兰和英国的社会活跃度更高、增长更快，其成果的分配更加彻底。然而，问一问普通人的常识，它将回答说17和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欧洲也毫不犹豫地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欧洲所有不朽文学作品中，处处都能找到对法国的这种公共意见的痕迹。

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国家，它们比其他国家更加繁荣、增长更快、个体之间的分配更合理，然而，人的天然本能和普通常识却能判断出，它们的文明程度低于那些单纯从社会角度来看分配没这么好的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后面这些国家拥有什么优势？在文明国家的性质中是什么给了它们这种优势？在人类的看法中是什么东西极大地弥补了它们在其他方面的极大不足？

它们壮观地显示了社会生活之外的另外一种发展：个体的、内心生活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人的才干、情操和思想的发展。虽然这些国家的社会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完美，它们的人民却更加壮观、更加雄伟地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尚待解决，但在智力和精神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成就。许多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权利还有所缺乏，但它们英雄辈出，令全世界瞩目。它们的文学、科学和艺术大放异彩。人们一旦看到这种人的天性所尊崇的伟大迹象，一旦看到这种崇高志趣所创造的财富，就会承认它，称其为文明。

因此，这一伟大事实包含了两类事实。它依赖于两个条件，通过两种征兆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以及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只要人的外部条件得到拓展、活跃和改善，只要人的内在天性得到辉煌壮丽的显示，只要看到这两个标志，即使社会现状还很不完善，人类也会欢呼鼓掌，宣告文明的来临。

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我们对人类普遍看法的简单且纯粹的常识性考察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审问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如果我们考察文明的重大转折点，即人们公认的推动了文明发展的事件，考察其本质，我们立即就能认出我刚才描述过的两个元素中的一个。它们总是个人或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事件，是那些改变了人的内心、信条和习惯，或改变了人的外部条件、他在同伴中的地位的事实。以基督教为例，不仅在它刚诞生时，即使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基督教对社会状况不闻不问；它大声宣布自己无意干预社会状况；它命令奴隶服从主人；它没有抨击过当时社会的任何一件大恶大错之事。然而，谁会否认基督教是文明的重大转折事件？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改变了人的内心、信条和情操；因为它使人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重生。

我们还见过另一种性质的关键事件，它关注的不是人的内心，而是人的外部状况。这种事件改变了社会，使其获得重生。这无疑也是影响文明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纵观所有历史，你将处处发现同样的结果。你将发现所有有助于文明发展的重大事实无不发挥了上述两种影响之一。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文明一词的天然和普遍的含义。在这里，我描述而不是定义了这个事实，几乎完整地或从各个方面验证了它的普遍特征。我们现在得出了文明的两个要素。现在问题来了，二者之一是否已经足以构成文明？社会状态的发展、个体的发展，单独出现时是不是文明？人类还会同样承认它吗？还是说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如此紧密和必要的联系，就算它们没有同时产生，它们也依然不可分离，其中的一个迟早会带来另一个？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三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检查这两个文明要素的性质本身，询问自己仅从性质来看它们是否彼此紧密联系、必不可少。我们还可以考察历史，看它们是否曾经孤立出现，还是总是相互激发。最后，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请教人类的普遍意见——常识。我将首先请教常识。

当一个国家的状态发生巨变、财富和力量突飞猛进、社会手段分配发生革命，这个新的事实会遭遇反对、经受对抗，这是不可避免的。变革的反对者通常会宣扬什么呢？他们会说这种社会状态的进步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在同等程度上改善、革新人的精神和内在状态；它是虚假的、海市蜃楼一般的进步，其结果对道德和人有害。社会发展的支持者们强力反驳这一攻击。相反，他们坚持，社会的进步必然会涉及并带来道德的进步；当外部生活得到更好的管理，内心生活也会得到提升和净化。新状态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样。

把假设颠倒过来：假设精神得到持续发展，推动这一进步的人通常会承诺什么？在社会形成之初，那些致力于教化大众的宗教领袖、圣贤和诗人们承诺过什么？他们承诺了社会状况的改善、社会手段分配更加公平。那么，我问你们，这些争论和承诺暗含了什么？它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暗示着什么？

它们的隐含之意就是，人类的天然本能相信，文明的两个要素，即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是紧密联系的，人们一看到其中一个就立刻会期待另一个。那些坚持或反对这两个发展中任何一个的人，当他们肯定或否定二者关联时，他们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个天然本能的信念。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能说服人类，社会状态的改善不利于个人的内心进步，我们就能成功地贬低和削弱社会中正在进行的革命。另一方面，当我们向人类承诺，通过改善个人能够改善社会，则不难理解，人们会倾向于将信仰置于这些承诺之中，并且它也相应地得到了成功应用。因此很明显，人类的本能相信，文明的各个运动是相互关联、相互激发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世界历史，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们将发现，个人内心生活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曾经有利于社会，社会状态的所有重大进展都曾经有利于个人。我们发现这两个事实中总有一个会占据优势地位，显著地表现出来，给正在进行的运动打上鲜明的烙印。有时候，只有在相隔漫长岁月、越过千重障碍、经历万般变化后，第二个事实才能显露出来，通过自身发展来完成第一个事实所启动的文明进程。但如果仔细考察它们，很快就能发现把它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天意的前进不受任何局限，它没有义务也不愿劳烦自己使昨天种下的原因在今天就开花结果。当时间到了，结果自然会循着预定路线出现，但也许已经过了好几个世纪。虽然我们觉得它的推理可能有点慢，但它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对于天意来说，时间等于零，它跨越时间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诸神跨越空间一样：它仅仅跨出一步，好几个时代就已经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经历了多少次事件，基督教对人的精神改造才对社会状态的改造产生了重大且正当的影响。然而，谁能否认它一样取得了成功？

如果我们把研究从历史转移到组成文明的两个事实的性质本身上，必然也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没有人不曾对此有过亲身体会。当人的精神发生变化，当他获得从未有过的一种思想、品德或能力——总之，当他自己获得个人发展时，在同一时刻占据他的会是什么愿望、什么需求？这种愿望和需求就是与周围世界交流新的情操，使他的思想在外部得以实现。一旦一个人获得什么东西，一旦他坚信自己取得新的进步，拥有额外的价值，他立刻就会把占有的想法附加到这种新进步、新价值上。他感觉到有一种本能、一个内心的声音，在迫使他将自己个人所取得的变化和改善推广至他人。伟大的改革家完全归功于这个原因。那些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伟人们，在改变了自我后，正是这种需求而不是别的什么在鞭策他们、指引他们前行。关于人的内心生活的变化就说到这里，下面说说另一个方面。社会状态发生了革命，社会得到了更好的管理，权益在社会成员之间得到了更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世界的外貌变得更加纯洁、更加美丽了。政府的活动、人际交往行为都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宽容了。你觉得世界外貌的这种改善、外部事实的改善，对人的内心、人性不会产生反作用吗？所有关于榜样、习俗和典范的权威性的说法都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一个良好的、管理得当的外部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或迟或早都会带来一个具有同样性质、同样品德的内部事实；一个管理更好的世界、更公正的世界能使人变得更公正；内部世界会被外部世界改造，恰如外部世界被内部世界改造；文明的两个要素彼此紧密关联，它们之间可能隔了好几个世纪、各种阻碍，它们可能不得不经历千万种变形才能重逢，但它们迟早总会彼此结合：这是它们的本质规律，是历史的普遍事实、人类的本能信念。

虽然还算不上彻底探讨——远远算不上，但我觉得我已经用一种虽然简略但十分全面的方式展示了文明这个事实。我想我已经描述了它，设置了它的边界，并阐述了它带来的一些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我也许应该就此打住，但我情不自禁地想简单谈一谈此时此刻我想到的一个问题。严格说来，这个问题不算是历史问题。我不会将其称为假设性问题，而是称为猜测性问题。人们只能抓住这个问题的一端，永远无法够得着它的另一端；人们无法环视它，无法多角度地审视它，但这个问题同样是真实的，同样需要人们的思考，因为不管人们乐意不乐意，这个问题总会随时出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前面所说的，组成了文明这个事实的两个发展，即一方面是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到底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人发展自我、才能、情操、思想、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为了完善自己的社会状况、改善自己在地球上的存在吗？还是说，社会状态的改善、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不正是个人发展的舞台、契机和动力吗？总之，到底是社会为服务个人而设，还是个人为服务社会而生？这必然取决于对以下问题的答案：人的命运是纯社会性的吗？社会是否会吸干、耗尽人的一切？还是说，人的内心深处另有天职——比仅仅存活于世界中更崇高的意义？

有一个人，我可以骄傲地称其为朋友，他经历了像我们这样的历程，在更加激烈和强大的群体中担任领导，他说过的所有话都深深铭刻在听众的心中。鲁瓦耶-克拉尔先生，至少在他的关于《渎圣法案》的讲话中，按照自己的信念解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篇讲话中找到这样两句话：“人类社会诞生、生活并死亡于地球，它们的命运终结于此……但它们并不包含人的全部。在将自己奉献给社会后，他还留下了自己身上最高贵的一部分、某种高级能力，他凭借此能力提升自我、走向上帝、走向未来的生命、走向无形世界中的未知幸福……我们，个别而又相同的人，是天生不朽的真正生命，我们拥有不同于国家的命运。”(4)

对此我不再多说，我不会探究这个问题本身。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就已经知足了。在文明史中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文明史已经完成、对于我们当前生活再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时，人总会不可避免地扪心自问：是否已经穷尽一切？是否已经到达万物尽头？因此，这就是文明史能够导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高深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指出这个问题的地位和深远意义就已经足够。

从前面我所说的可以明显看出，文明史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处理，从两个来源提取，从两个方面考察。历史学家可以选择某段时期、一系列时代或特定民族，深入人的精神世界。他可以研究、描述、叙述人的内心世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变化和变革。如果他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他就能完成这个民族在他所选择的时期内的文明史。他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开展研究：不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而是置身于世界之中；不是描述单个人的思想和情操的变迁，而是描述社会状态的外部事实、事件和变化。这两个部分、这两个文明史，是彼此紧密关联的。它们相互映射，互为映像。但是，它们是可以分开的，事实上至少在开始阶段它们应该分开，以便各自都能得到详细清晰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打算和你们在人的内部世界中研究文明史；我要研究的是有形的社会世界所发生的外部事件的历史。我的确曾经希望向你们展示文明的整个事实、我所感知到的它的复杂性和广阔性，向你们提出它可能带来的所有重要问题。但现在我限定了自己，将研究领域限制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我要研究的仅仅是社会状态的历史。

作为开始，我们将研究欧洲文明在初期，即罗马帝国覆灭时的所有组成要素。我们将集中注意力研究这些著名废墟中的社会，这些社会的原模原样。我们不是要复制它，而是努力将它的组成要素逐个罗列出来。当完成这件事后，我们再使它们运动起来，然后追随它们在此后15个世纪中的发展历程。

我相信，当我们在这趟研究之旅中前行了小段路程后，我们就会确信文明还十分年轻，世界还远远没有走完自己的路。毫无疑问，目前人类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达到它所能达到的程度。我们还远远理解不了人类的整个未来。让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他所理解的、渴望的至善是什么，让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比较一下，他将确信社会和文明都还十分年轻。虽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它们依然还有更加漫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丝毫不会降低我们在思索自己的实际状况时的快乐。当我努力向你们指出过去15个世纪中欧洲文明历史中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后，你们将看到人类的生存条件曾经是多么的艰苦和凶险，甚至到现在依然如此；不仅外部和社会状况如此，而且连内在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岁月中，人类思想经受了和人类一样多的苦难。你们将看到，在现代，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人类思想虽然还远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至少拥有了一些和平、一些和谐。社会也是如此，它显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以前相比，人的生存条件变得轻松、公正。想到我们的祖先，我们几乎可以将吕克莱修斯的诗句运用到自己身上：“风暴肆虐时，在岸上的安全地点，想到那些在大海的狂风恶浪中颠簸的船只所面临的危险，真是令人愉快啊！”

我们可以毫不自夸地像荷马史诗中的斯齐纳吕斯那样说起自己：“感谢上天，与前人相比，我们的生活不知要美好多少。”

然而，我们要小心，不要沉湎于我们的幸福和美好这个想法，不然就会陷入两个重大危险：骄傲和懒惰。我们可能对人类思想的威力和成功、对自己的觉悟抱有过分自信；同时，由于生活条件的舒适安逸而丧失活力。在我看来，我们经常在动辄抱怨和盲目满足这两个极端趋势之间来回摇摆。我们在思想、愿望和想象力方面，充满了敏感、渴望和无穷的雄心壮志，但当涉及到生活中的实际工作，当需要我们克服麻烦、做出牺牲、千方百计去实现目标时，我们就无精打采，在绝望中轻易放弃了，其轻易程度与我们之前渴望得到它时的焦急程度不相上下。我们必须注意自己是如何屈服于这些缺点的。让我们养成习惯，恰当预估自己的力量、能力和知识的极限，不要觊觎那些无法合法地、公正地、定期地、在遵循我们文明自身所依赖的原则的前提下获得的东西。我们有时似乎禁不起诱惑，想采取那些我们通常抨击和鄙视的原则——野蛮欧洲所采取的成王败寇的原则、过去四五百年前屡见不鲜、被人看作理所当然的蛮力、暴力和赤裸裸的谎言。但当我们一时屈服于这种欲望时，我们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个时期的人类的坚毅或蛮劲。那时候的人饱尝生活之苦，自然急切地、持之以恒地试图从中解脱出来。现在的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心满意足，不要放纵于模糊的欲望而危及生活，实现那些欲望的日子还没来到。给予我们的已经很多，将来向我们索取的也很多。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子孙后代提供详细解释；现在的公众、政府都需要经受讨论和检查，都需要承担责任。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诚心诚意地坚持我们文明的各项原则——公正、法治、公开和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当我们要求，正当地要求其他一切事物接受我们的检查和探究时，我们自己也处于全世界的目光下，反过来也应该被人讨论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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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本书系作者根据1828年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整理而成。每讲标题为中译者所加，以便读者更加清楚本书的总体结构。

(2) 中译者注：原文使用了“现代”一词，但由于本作品成文于19世纪，实际指的是“近代”，但为了忠于原著，依然译作“现代”。

(3) 中译者注：布匿战争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3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通过3次布匿战争，罗马帝国消灭了迦太基，确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4) 英译者注：鲁瓦耶-克拉尔先生对关于渎圣问题的法案的意见，7、17页

第二讲　欧洲文明起源

本讲目的——古代文明的单一性——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它的优点——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的状况——城市的优势地位——皇帝们的政治改革尝试——洪诺留和狄奥多西二世的诏书——帝国名称的力量——基督教教会——5世纪时它经历的不同阶段——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教士——教会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蛮族——他们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个人独立和对人忠诚的情操——5世纪初的文明各要素总结

在考虑要给你们讲的这门课程的计划时，我担心自己的讲座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来是太长，因为要在很短篇幅内包含众多内容，二来是太过简略。

出于相同的原因，我还担心另一个困难：我有时候不得不直接做出断言而不加论证。这也是由于篇幅所限造成的。我将提出一些观点和断言，无法当时加以论证。有时候你们不得不仅凭我一句话就相信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甚至现在就要开始强迫你们这样做了。

在前一讲中，我已经努力笼统地解释了文明这个事实，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特殊文明，没有考虑时间和空间等环境因素，仅仅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事实本身。今天，我要讲欧洲文明。但在开始叙述它本身之前，我希望能使你们在总体上了解这个文明的独特面貌。我希望能向你们如此清晰地刻画它的特征，以至在你们面前它与世界上发展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敢多说。但是我不敢打包票，除非我能够如此忠实地描述欧洲文明，以至你们能够立刻认出它来，就像认出一幅画一样。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不敢自夸。

当我们考虑现代欧洲文明之前的各种文明时，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希腊和罗马文明，我们不能不对这些文明普遍具有的单一性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似乎发源于单一事实或单一思想。可以说，社会依附于一个唯一的统治性原则，这个原则决定了它的制度、习俗、信条，总之，决定了它的一切发展。

例如，在埃及，统治整个社会的是神权政治原则。它反复出现在社会习俗、历史遗址中，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埃及文明的一切残余中。在印度你们将发现同样的事，神权政治原则几乎独霸一切。在有些地方你们将遇到另一种组织原则——胜者为王。武力原则再次占据了社会，强行推广其规则和性质。在有些地方社会成了民主政治原则的表达方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爱奥尼亚、腓尼基等商业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当我们仔细观察古代文明时，我们发现它们的制度、思想和习俗都盖上了单一性的明显烙印。一股唯一的或至少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统治一切、决定一切。

我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文明中原则和形式的单一性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如果我们回顾它们更早期的历史，我们将发现在一个社会核心发展起来的各种不同力量，都曾经常常争夺统治权。例如，在埃及人、伊特鲁尼亚人和希腊人中，武士阶层曾与祭司阶层斗争过。在其他地方，宗族观念曾与自由联盟观念斗争过，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斗争过，等等。但是这种斗争往往发生在史前时代，因此只留下了非常模糊的回忆。

在民族生存过程中，这种斗争曾经反复出现过。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它很快就结束了。争夺统治权的若干力量中的一个很快赢得了它，独霸了整个社会。战争总是以特定原则的独家统治或至少是占优统治为结局。在这些民族的历史中，不同原则的共存和争夺从来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种偶然事件。

结果就是，大多数古代文明都呈现出明显的简单性。这种简单性产生了不同结果。有时候，如在希腊，社会原则的简单性曾经带来了速度惊人的发展，从来没有哪个民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光彩夺目地横空出世。但是在惊人的腾飞之后，希腊似乎突然筋疲力尽了。它的衰败即使说不上与它的崛起一样迅速，也是异乎寻常的快。似乎希腊文明原则的创造力已经耗尽了，但没有其他力量来更新它。

在其他地方，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则的单一性产生了另一种效应：社会陷入了停滞状态。简单性带来了单调性。国家并没有毁灭，社会继续存在，但一动不动，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在所有古代文明中，以原则之名、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暴政，其特征必须归咎于同样的原因。社会属于一个垄断势力，它绝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存在。任何不同倾向都被禁止和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绝不允许卧榻之旁还有其他原则得到显露和活动的机会。

这种文明单一性也同样在文学和思想著作上打下了烙印。谁不知道最近风靡欧洲的印度文学不朽著作？人们不可能看不出它们都来自同一个模子。它们都是同一个事实的结果、同一种思想的表达。宗教或道德著作、历史传统、戏剧和史诗，处处都盖有同一性质的烙印。思想的各种产物都带有同样的简单性和单调性，在各种事件和制度中显露出来。即使在希腊，在这个汇聚了所有人类知识的中心，一种明显的单一性统治了文学和艺术。

现代欧洲文明就完全不一样了。无需深入细节，看着它，汇聚各种回忆，它立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变化多端、混乱不堪、狂暴动荡。社会组织的所有形式、所有原则都同时存在。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各种元素，所有秩序、所有社会配置都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排挤。有无数程度的自由、财富和影响力。这些不同力量处于一种持续斗争的状态，但没有一个能够扼杀其他力量从而独霸社会。在古代，在所有伟大时代中，所有社会看起来都来自同一个模子：占据支配地位的有时候是纯君主政治，有时候是神权政治或民主政治，但每一个制度上台时都是完全独占统治权。现代欧洲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制度的例子、社会制度实验的所有样本，纯粹的或混杂的君主政治、神权政治、共和政治、或多或少的贵族政治都在百花齐放。并且，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某种相似性，某种家族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不可能弄错的。

在欧洲的思想和情感中也存在同样的多样性、同样的斗争。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信条相互交错、相互斗争、相互限制、相互改造。打开中世纪最激进的著作，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能够贯彻到底直到出现最终结果。绝对权力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信条产生结果前却突然不知不觉地畏缩了。他们觉察到周围有其他思想和势力在阻碍着他们，防止他们走向极端。民主主义者也遵循同样的法则。任何一方都没有古代文明曾经表现出来的坚定胆量、逻辑上的盲目决心。思想情感上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对比和多样性。热爱独立，同时又极其容易屈服；对人忠心耿耿，同时又控制不住地渴望发挥自由意志、挣脱一切羁绊、只为自己活而不管任何他人。人的灵魂也和社会一样各不相同，骚动不安。

在现代文学中也能发现这个特征。我们不可否认，从艺术形式和美学角度来看，它们的确远远逊色于古典文学。但是从情感和思想的深度来看，它们要丰富得多、有力得多。我们看到人的灵魂在更多方面、在更深层次上被打动了。形式的不够完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材料越丰富、越繁多，将它们凝聚为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形式就越困难。构成文章之美、艺术品的所谓形式之美的正是手法的清晰、简单和象征上的统一。由于欧洲文明的思想和情感的惊人多样性，要达到这种简单性和清晰度就困难得多。

因此，在所有方面我们都能发现现代文明的这个显著特征。无疑，它有这样一个劣势，那就是当我们单独考虑人类思想在文学、艺术，在所有可供其驰骋的领域中的特定发展情况时，我们往往会发现它不如古代文明中的相应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从整体上考虑时，欧洲文明显示出了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丰富性；它在同一时间展示了更多不同的发展。因此你会发现，它从15世纪就已经存在，但现在依然处于持续发展状态。它不像希腊文明那样突飞猛进，但它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它瞥见了前方的远大前途，日复一日地，它前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越来越多的自由加入了它的运动中。在其他文明中单一原则或单一形式的垄断统治或至少占优统治，曾经造成了暴政，而在现代欧洲，构成社会秩序的要素多种多样，谁也无法把谁排挤出去，从而带来了现今流行的自由。谁也无法消灭谁，因此各种不同原则不得不共存——它们不得不相互达成契约。它们每一个都同意承担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那一部分发展任务。当其他地方的垄断性原则带来暴政时，在欧洲，文明要素的多样性以及各要素的持续斗争已经带来了自由。

这构成了一种真实、巨大的优势。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透过外部表象深入至事物本质，我们将发现这种优势是正当的，既被理性所承认，又被事实所表明。让我们暂且放下欧洲文明，将注意力投向整个世界，投向世间万物的一般过程。我们将发现什么性质？这个世界如何运转？它的运转恰恰具有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是我们在欧洲文明中观察到的持续斗争的产物。显然，任何一个原则、任何一种组织、任何一种思想或任何一种力量，从来都不曾占有全世界，一劳永逸地塑造它，消灭所有其他势力从而独霸天下。

各种力量、原则和制度相互交错，相互限制，永不停息地相互斗争，轮流统治或被统治，但从未完全征服或被征服。因此，各种形式、思想和原则都在努力追求某种统一，某种也许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但人类凭借自由和努力不断逼近它。这些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般状况。因此，欧洲文明是这个世界的忠实反映：和世界万物的发展历程一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前。我相信，史上第一次，特殊性从文明中消失了；史上第一次，它的发展就像宇宙的壮观大戏一样变化不定、丰富多彩、艰难费劲。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欧洲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真理，进入了天意计划。它根据上帝的意图向前发展。这就是对其优势的理性解释。

我希望，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你们能时刻记得欧洲文明的这个基本而又与众不同的性质。现在我只能下一个断言：事实的发展必将提供证据。然而你们将承认，如果在我们文明的初期能够找到我刚才总结的文明的性质的原因和要素，如果在它刚诞生时，在罗马帝国覆灭时，我们能从世界的状态中，从那些最早共同构成了欧洲文明的事实中，找到这个骚动不安但又硕果累累、使其与众不同的多样性的源泉，这将是我的断言的强大证据。我即将开始这项调查。我将检查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时的状况，希望能从制度、信条、思想和情感上揭示古代留给现代世界的是什么要素。如果在这些要素中我们能够发现我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性质，那么从那时开始它就获得了高度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必须看清罗马帝国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

罗马原本不过是一座自治城市、一个自治社团。罗马政府仅仅是一些适合城镇居民的机构的集合，这些机构都是市政机构，这就是它们的独特性质。

并非只有罗马才这样。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整个意大利，在那个时期，我们将发现围绕罗马的只有城镇，没有别的什么。当时所谓的民族仅仅是一些城镇的联盟。拉丁民族就是一些拉丁城镇的联盟。伊特鲁尼亚人、萨姆尼人、萨宾人、泛希腊人，统统都可以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

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乡村——也就是说，乡村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有人去开垦它，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没有人居住在乡村。土地业主都是城镇居民。他们会前去打理自己在乡村的资产，常常随身带上若干奴隶。但是我们今天称为乡村的地方，那些稀少而又处处可见的人口——有时候居住在孤立住所，有时候居住在村庄，在古代意大利几乎都是未知的事情。

当罗马扩张时，它做了什么？看看历史你将发现，它征服或创建了城镇。与它交战的是城镇，与它结盟的是城镇，它派遣殖民者前去的也是城镇。罗马征服世界的历史就是征服和创建大量城镇的历史。在东方，罗马统治的扩张不符合这一特点：那边的人口分布与西方不同——他们很少聚集在城镇。但与我们研究相关的是欧洲的人口，东方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关系不大。

限制于西方，我们处处都能发现我提醒你们注意的那个事实。在高卢、在西班牙，你们遇到的只有城镇。离城镇远一点到处都是沼泽地和森林。考察罗马遗址的特征，还有罗马道路的特征。你们看到的是从一个城镇延伸到另一个城镇的大路，但那些如今从各个方向穿过乡村的无数小路在当时却无人知晓。你看不到自中世纪以后遍布在乡下的无数村庄、乡村座椅和教堂之类的事物。除了那些庞大的、具有城市特征的、为聚集在同一地点的大量人口准备的历史古迹外，罗马没有给我们留下别的什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察罗马世界，你都将发现城镇几乎占据垄断性统治地位，乡村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

罗马世界的这种自治城市性质显然使得建立和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变得极其困难。像罗马这样的城市能够征服世界，但要统治和组织世界就困难多了。因此，当征服工作看起来已经完成，整个西方和大部分东方已经落入罗马统治下时，你看到大量天生就是分离和独立的城市和小城邦就渐生离心、渐离渐远，可说是向四面八方逃散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帝国的原因之一。帝国是一种更集中、更有能力把关系如此松散的组成部分聚拢在一起的统治形式。帝国努力在这个分散社会中引入统一和联合。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正是在奥古斯都和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在民法得到发展的同时，庞大的专制统治体系建立起来了，它在罗马世界之上覆盖了一个分层分级的官吏网络，在其内部以及与帝国朝廷之间都保持紧密联系，专门用来在社会中有效传达帝国的意志，并将社会的贡献和能量传输到权力中心。

这个系统不仅成功地把罗马世界的组成要素团结聚拢在一起，还非常方便地使专制和集权思想深入人心。我们吃惊地看到，在这个由大量小型共和国野蛮统一形成的集合中、多个自治城市组成的联盟中，对威严神圣的皇帝的个人崇拜迅速流行。要想如此轻松地向人的头脑灌输对专制统治的信任甚至是情感，在罗马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就变得非常必要和紧迫了。

正是凭借这些信条、这一行政组织以及相关联的军事组织，罗马帝国与内部的分离倾向及外部的蛮族入侵展开了斗争。它在持续衰败状态中挣扎了很长时间，但始终保全了自己。最后，分离趋势获胜的时刻到了：无论是专制统治的技巧，还是被奴役者的麻木，都不足以支撑这个庞大的躯体了。在4世纪它到处都在分崩离析；蛮族从四面八方涌入；各行省不再抵抗，不再费神关心整个帝国的命运。就在这个时刻，一些皇帝想到了一个非凡的点子：他们想尝试一下，看看普遍自由的希望，联邦制——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代议制的制度——能否比专制政治更好地维持罗马帝国的统一。下面是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在418年写给高卢行政长官的一封诏书，其唯一目的就是试图在高卢南部建立一种代议制政府，并且凭借它来维持帝国的统一。

“皇帝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的诏书，418年，致驻于阿尔勒的高卢行政长官。

“奥古斯都(1)洪诺留和狄奥多西，致高卢行政长官阿格里科拉：

“基于阁下写给我们的令人满意的报告，以及其他明显有益于国家的信息，我们决定永久实施以下法令，我们七个行省的居民均将服从这些法令，他们自己可能也渴望并请求这些法令。我们看到，一些公职人员或特派代表，出于公众或私人利益的动机，不仅从各个行省，而且从各个城镇，常常来到阁下面前，报告或协商与业主利益相关的事。有鉴于此，我们觉得以下做法将是合理且有益的：从今年开始，在每年的一个固定日期，在大都市——即阿尔勒市，为七个行省的居民们召开一场大会。通过这一制度，我们希望能平等地满足整体和个别的利益。首先，通过居民中知名人士的会议，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大驾光临——如果他没有因公外出的话，所有待议之事都可以获得尽可能详尽的信息。经过深思熟虑、协商讨论和一致决定后的事情，所有行省都不可能不知道，那些没有出席大会的人也必须遵循这些公正公平的决定。并且，规定每年在君士坦丁市(2)召开大会，我们相信这是一件好事，不仅对公众有益，而且还能促进社会交往。确实，这座城市地理位置极佳，来这里的外乡人数量众多，商贸往来频繁，其他地方出产或制造的任何物品都能找到来这里的路径。富庶的东方、芳香的阿拉伯、精美的亚述、肥沃的非洲、美丽的西班牙、勇敢的高卢所出产的所有美好物品，都如此丰富地汇聚于此，以至世界上其他地方被视为珍宝的物品到这里都变成了泥瓶土罐一样的寻常之物。另外，罗讷河和托斯卡纳海的连通大大缩短了附近国家之间的距离，使它们几乎成了邻居。因此，既然全世界都用自己最值钱的物品来服务于这座城市——各国的特产都通过陆地、海洋或河流，借助帆、桨或马车运到这里，仿佛是上帝的恩赐，所有生活享受和商业设施都汇聚在此，高卢人怎么会看不出我们下令在这座城市召开公众大会的好处呢？

“杰出的行政长官佩特罗尼乌斯(3)，出于值得称赞且合理的动机，曾经要求遵守此惯例。但是由于时局混乱以及篡位者的统治，这一做法被中断了，我们决心凭借睿智的权威使它重新焕发活力。因此，亲爱的表弟、阿格里科拉阁下，遵循我们颁发的这项法令及您的前任们建立的惯例，将促使所有行省都遵守以下规定：

“通知所有有幸担任公职者、地产业主以及各行省的法官，每年的8月13日至9月13日期间，他们应当在阿尔勒市举行会议，会议开始日期及会期长短由他们自行确定。

“洛维姆·波普利尼亚和第二阿基坦，作为最远的两个行省，如果它们的法官由于绝对必要的公务无法脱身，可以按照惯例委派代表参加。

“那些不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参加会议的人，将处以罚金。对于法官，罚金是5磅金子，对于库里亚(4)成员以及其他高官，罚金是3磅金子。

“我们打算通过这个方法向行省居民给予巨大的好处和恩惠。我们也确信此举能为阿尔勒市增光添彩——对于它的忠诚我们深信不疑，并符合我们的兄弟和贵族(5)的心意。

“发自5月15日，6月10日收自阿尔勒。”

各个行省和城镇都拒绝了这一恩惠，没有谁委派代表，没有谁前去阿尔勒。集中和统一与那个社会的原始性质相悖。本地和宽宏的精神在四处重新出现，重建一个共同社会或国家的不可能性变得显而易见。各个城镇都将自己限定在城墙内，只操心自己的事。帝国覆灭了，因为没有谁愿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市民们只愿意归属于自己的城市。因此，当罗马帝国覆灭时，我们再次发现了罗马诞生时的同一事实，也就是自治城市的形态和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罗马世界回到了它的初始状态，城镇构成了它，它解体了，而城镇依然存在。

在自治城市制度中，我们看到了古罗马文化留给现代欧洲的遗产。这个制度很不正规、非常脆弱，并且无疑远远不如更早以前的自治城市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是罗马世界的组成要素中残存下来的唯一真实、唯一成型的制度。

我说“唯一”时，我犯了个错误。还有另一个事实、另一个思想观念同样存活了下来：帝国的思想观念、皇帝的名称、帝王之尊的思想观念、依附于皇帝之名的绝对及神圣权力的思想观念。这些是罗马遗留给欧洲文明的要素：一方面，是自治城市制度，它的习俗、规则、先例、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普遍和统一的民法、绝对权力的思想观念、神圣至尊的思想观念、皇帝的思想观念、秩序和臣服的原则。

但就在此时，在罗马社会的中心，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成了。它由完全不同的原则创建，由不同的情感激活，它即将把性质完全不同的要素融入至现代欧洲社会。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我用了“基督教教会”一词而非“基督教”。在4.5世纪之交，基督教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仰，而是一个机构。它有组织，有政府，有教士群体，有针对不同教士职责而设计的层级结构。它有收入，有独立行动的手段，有适合大规模群体的集会场所，有省级、国家级和全教会级别的理事会，还有共同协商社会事务的习俗。总之，在当时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还是一个教会组织。

如果它当时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在罗马覆灭之际我无法说出它会遭受什么。我仅仅从人的简单本性来考虑，把那些与客观事实的客观结果无关的所有因素抛开：如果基督教还跟它早期一样，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感、一种个人信念，我们可以相信它会随着帝国的解体和蛮族的入侵而沉没。在后来，在亚洲和北非，在性质相同的入侵下，即穆斯林蛮族的入侵下，它沉没了。虽然它当时已经表现为一个机构，即已成型的教会，它依然沉没了。在罗马帝国覆灭的时候，更有理由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精神势力拥有各种手段，无需依靠组织就能自立门户或自行防御；也不像现在这样，纯粹真理和思想拥有各种手段来主宰人的头脑、控制行为、决定重大事件。在4世纪，这种能为思想和个人情感赋予类似权威的手段统统没有。显然，要想对抗如此大的灾难、战胜如此大的风暴，一个组织严密、管理得力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我可以肯定，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初期，正是基督教教会拯救了基督教，这完全是事实。正是教会，凭借它的机构、官吏和力量，奋力抵抗了帝国内部的解体和蛮族风尚的冲击；正是教会征服了蛮族，成为罗马和蛮族世界之间的联接纽带、媒介和文明原则。因此，要想发现基督教从那时起给现代文明增添了什么、引入了什么新元素，必须研究的是教会的状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状况。在那个时期基督教教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始终纯粹从人的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从它诞生时到5世纪期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各种革命，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社团而不是宗教信条，我们将发现它经历了三个本质上不同的状态。

在最初时期，基督教教会表现为一个拥有共同信仰、共同情感的单纯社团。第一批基督徒联合起来，分享相同的情感、相同的宗教信念。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教义体系，找不到任何规则戒律，也找不到官吏群体。

当然，任何社会，不管它有多新，不管它的组织有多薄弱，如果没有一股激发它、指引它的精神力量，它都无法生存。在各种基督教群体中，有一些人传道授课，在精神上支配这个群体，但没有正式的官吏，没有公认的戒律。一个由共同信仰和情感构成的单纯社团，这就是基督教教会的初始状态。

随着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因为从早期历史古迹中可以看到痕迹，出现了一个由教义、规则、戒律和官吏组成的集合。一种官吏被称为“长老”，后来变成了牧师；一种官吏被称为“督查”或“监督者”，后来变成了主教；第三种被称为“执事”，负责照料穷人、分发施舍。

要明确这些不同官吏的确切职责是不太可能的。它们的界线非常模糊，并且变化不定。但确实有一个机构组建起来了，这是清晰无疑的。在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明显特征：优势和统治权属于信徒群体。无论是选择官吏，还是采纳戒律甚至是教义，占支配地位的是信徒群体。教会政府和基督教民众还没有分离。它们没有彼此分离、独立存在，并且基督教民众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

到了第三个阶段，一切都不同了。一个不同于民众的教士阶层出现了。这个由牧师构成的群体拥有自己的财富、管辖权和专门章程。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完整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拥有所有生存手段，独立于它所关联的那个社会，并向其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这就是基督教教会在组织上的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它在5世纪初的表现形式。这个政府并没有与民众完全分离，从来就不存在完全平行的政府，在宗教领域更是如此。但在教士阶层和信徒之间的关系上，教士阶层几乎不受控制地占据统治地位。

除此以外，基督教教士还有一个极其不同的影响力来源。主教们和牧师们成为了主要的市政官吏。你们已经看到，严格说来，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没有别的，只有自治城市制度。由于专制政治的扰乱和城镇的败落，库里亚莱们即市政机构的成员们，已经变得垂头丧气、漠不关心。相反，主教们和牧师团体却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很自然地投身于所有事务的管理和指导中。如果我们因此指责他们，谴责他们篡权，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一切都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只有教士们精神强大、活力十足，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变得强大。这是宇宙的法则。

在那个时期，在各个皇帝的所有法令中都能看到这一革命的标志。如果打开狄奥多西或查士丁尼法典，你们将发现大量将市政事务移交至教士和主教们的规章制度。下面是其中一些：

“查士丁尼法典，第一部第四章‘主教审核’，第26节——关于各城市的年度事务，无论是关于城市的常规收入——来自城市资产的增值、来自私人馈赠或遗产、或来自其他来源；还是关于公共工程——建造粮仓或水渠、维修浴室或港口、建筑城墙或塔楼、修理桥梁或道路，还是关于城市可能参与的审判——关于公众利益或私人利益的，我们规定如下：虔诚的主教和从城市上层中选出来的三位知名人士应该在一起开会。每年，他们应该检查工作是否完成。他们要监督那些操办这些工作的人或已经完成这些工作的人，确保他们精确地安排工作、提交报告、显示他们已经尽职地履行了管理工作，无论是公共建筑的管理，还是粮食或浴室专用资金的管理，还是道路、水渠的维修开支的管理，或者是任何其他工作。

“同上，第30节——对于处于第一或第二年龄阶段的年轻人以及所有由法律指派监护人的人的监护问题，如果他们的财产不超过500奥里斯(6)，我们规定无须等待该行省省长的任命，因为这会带来巨额费用，尤其是当省长不驻扎在需要提供监护的城市里时。在这种情况下，监护人的提名应当由城市的地方法官……会同虔诚的主教以及一位或多位公职人员（如果有多位的话）来办理。

“同上，第一部第55章，‘卫戍官’。第8节——我们希望，城市的卫戍官，既然十分了解正教的神圣奥秘，应当由德高望重的主教、牧师、知名人士、业主和库里亚莱来选择和任命。至于他们的就职仪式，应当由位高权重、兼任军事长官的地方行政长官来主持，以便他们的权威通过他的委任书使就职仪式显得更加隆重和热烈。”

我可以引用大量其他法律，你们将处处见到我之前提及的事实：在罗马人的自治城市制度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制度之间存在一个自治城市—教士制度。在古代自治城市官员占据支配地位之后，在现代城市自治机构占据支配地位之前，教士阶层在城市事务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你们看到，基督教教会凭借自身的组织、对基督教民众的影响力，以及在民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了多么惊人的权力。因此，从那时起它强有力地帮助现代文明形成自己的性质，推动其发展。让我们尽力归纳一下从那时起它给现代文明引入了哪些元素。

首先，在当时如同洪水般泛滥、淹没了社会的物质力量之间，出现了一种精神影响力、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仅仅依赖信念、精神信条和情感的力量，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会，整个世界必然会被纯物质力量统治。当时只有教会运用了精神力量。它做的更多：它坚持并广泛传播了这样一种思想：有一种规则、一种法则，高于人类所有法则。为了人类的得救，它提出了一个基本信仰，即在所有人类法则之上存在一条法则，根据时代和习俗的不同，它有时候被称为理性，有时候被称为神圣法则，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它都是同一条法则，名称不同罢了。

简而言之，教会带来了一个重大事实：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这一分离是信仰自由的源泉，它所依赖的唯一原则恰恰就是最完美、最广泛的信仰自由所依赖的基础。世俗和精神力量的分离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物质力量对灵魂、信念和真理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影响力。它源自思想世界和行为世界的不同、内心世界和外部事实的不同。因此，这个欧洲为其付出如此多努力、遭受如此多苦难的信仰自由原则，这个如此晚才取得支配地位，并在其发展历程中往往背离教士们意愿的原则，在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分离的旗号下，在欧洲文明的诞生初期，终于出现了。正是基督教教会为了抵御蛮族风尚不得不引入并坚持了这项原则。

因此，精神影响力的出现、对神圣法则的维护，以及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分离，这就是5世纪时基督教教会为欧洲世界带来的三大恩典。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它的所有影响并非都是同等有益的。在5世纪，在教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害原则，对我们的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个时期，在教会内部流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统治者试图独立于被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强加法律、压制他们的思想和生命，而无需他们的理性和意志的自愿同意。并且教会还试图使神权政治原则在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试图篡夺世俗权力、赢得独家统治。当它无法获得世俗统治权、无法实现神权政治原则的统治时，它便与世俗君主结盟，并且为了分享权力而支持他们的绝对权力，不惜牺牲人民的自由。

这就是欧洲在5世纪时从教会和罗马帝国那里获得的文明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蛮族发现了罗马世界，前来占领它。要想完全理解我们文明诞生之初时相互遭遇、相互融合的各个要素，还需要我们研究的就是蛮族了。

当我说起蛮族时，你们应该理解我们在此要讨论的与他们的历史无关，叙事不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你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些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几乎都来自同一个种族。除了一些斯拉夫部落如阿兰人外他们都是日耳曼人。我们还知道，他们几乎全都处于相同的文明发展阶段。固然，根据不同部落与罗马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他们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毫无疑问哥特人比法兰克人更加先进、更加文雅。但是从整体上看，就我们自己来看，这些蛮族在文明上的初始差异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蛮族社会的总体状况。但是在今天，这是一个我们很难了解的主题。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能理解罗马的自治城市制度，理解基督教教会，它们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在大量制度和实际事实中找得到它的痕迹，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手段来辨认和解释它们。而蛮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却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们只能要么通过最早期的历史文献，要么通过自己的想象，使它们呈现出来。

要想如实呈现蛮族的性质，我们必须首先深刻理解一种情感、一个事实：个人独立的快乐；在世界和生命的机会中自由自在、充满活力地享受自我的快乐；轻松行事的愉悦；对充满不确定、不平等和风险的探险事业的爱好。这些就是野蛮状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情感、驱策这一大群人前进的精神需求。今天，像我们这种被束缚在如此循规蹈矩的社会中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情感对四、五世纪的蛮族产生了多大的威力。在我看来，只有一本著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蛮族风尚的这一特征——M.蒂埃里所著的《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只有在这本书中，激发那些生活在接近野蛮状态的社会中的人的动机、癖好和冲动才得到像荷马史诗一样忠实的感知和重现。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无法如此清晰地见识到蛮族的本性、蛮族生活的本性。在库珀所写的美洲野人传奇中虽然也能找到类似内容，但在我看来，程度相对较低，没那么简洁，没那么真实可信。在美洲野人的生活中，在他们在丛林中拥有的关系和情感中，有一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了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习俗。毫无疑问，这些场景描述有几分理想化、几分诗化，没有向我们原原本本地展现野蛮习俗和野蛮生活的黑暗面。我说的不仅是这些习俗给社会状态带来的危害，还包括蛮族人本身的内在及个人状态。在对个人独立的热烈追求中存在一些更加粗野、更加功利的东西，是从M.蒂埃里的作品中感受不到的；存在某种程度的残忍和冷漠，是他的叙述无法每次都精确表达的。然而，从根本上看，虽然掺杂有残忍、功利、麻木、愚蠢的自私，对独立的热爱依然是一种高贵的、合乎道德的情感，其力量源自人的精神本质。它是人感觉到自己是人的那种快乐，是对个性的情感，是对人自由发展的自发性的情感。

正是通过日耳曼蛮族，这种情感才被引入欧洲文明。在罗马世界中看不到它，在基督教教会中也看不到它，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中都看不到它。如果你们在古代文明看到自由，它也是政治自由，是公民的自由：每个人不是为他的个人自由，而是为他作为公民的自由而奋斗。他属于一个群体，献身至一个群体，甘愿为这个群体牺牲自己。基督教教会也一样：一种紧密依附基督教社团、忠于其法规的情感，以及一种渴望扩大它的统治范围的迫切愿望，或者说是宗教情感，造成了人对自我、对灵魂的反作用，一种克制自己的自由、将自己臣服于宗教信仰的内心努力。但是这种对个人独立的情感，对那种不顾任何风险都要展现出来、除满足自己外别无他求的自由的热爱，这种情感，我重复一遍，在罗马和基督教社会中都不存在。它正是被蛮族带入现代文明的摇篮中并沉淀下来的。对于现代文明，它发挥了如此显著的作用，产生了如此宝贵的结果，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把它看作是欧洲文明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

还有第二个事实、第二个文明组成要素，同样应该归功于蛮族，这就是军事附庸制度，即个人与个人之间、战士和战士之间的约定。这种约定没有破坏每个人的自由，在早期对几乎完全存在于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破坏甚至也在一定限度内，然而创建了一种分层的从属关系，并产生了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度的贵族组织。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个人对个人的依附、个体对个体的忠诚，而这种依附和忠诚既不是外部必要的，也不受基于社会一般原则的义务的束缚。在古代共和国中，你们看不到有人会自由地、专门地依附于另一个人，他们都依附于城市。在蛮族中社会约定形成于个体之间。首先是首领与扈从的关系——当时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在欧洲漫游，随后是封建主和封臣的关系。这个在现代文明历史中发挥如此重大作用的第二个原则，即个人对个人的忠诚，是蛮族带给我们的，从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问你，开始时我说现代文明即使在婴幼时期也是变化不定、骚动不安、混乱不堪的，正如我在向你们展开的总体画面中努力描述的那样，我说错了吗？在罗马帝国覆灭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融合在我们文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组成要素，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自治城市社会——罗马帝国的最后遗产、基督教社会以及蛮族社会。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组织方式极其不同，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通过完全不同的情感激励人们。我们发现，对最绝对独立的渴望与最彻底的臣服并存，军事庇护与教会统治并存，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处处存在，教会的正典教义、罗马的渊博法律、蛮族的几乎不成文的社会习俗，到处都是截然不同的种族、语言、社会状况、习俗、思想和印象的混杂，或更确切来说是共存。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我在详细介绍我们的文明之前提出的总体性质是准确可靠的。

毫无疑问，这种混乱、这种多样性、这种斗争，使我们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它们是欧洲发展缓慢的理由，是它经受各种动荡和苦难的原因。然而，我不觉得我们需要为此感到遗憾。和个人一样，对于民族来说，最全面、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在所有方向几乎无限发展的机会，就足以弥补它为了得到抽签机会而付出的代价。总之，从各方面考虑，这种如此动荡、如此艰辛、如此激烈的状态，比其他文明所显示的简单性要有益得多，人类从中获得的远远大于所失去的。

现在，我们了解了罗马帝国覆灭后世界所处状态的总体性质，我们了解了那些骚动不安、相互交错、以便产生欧洲文明的不同要素。今后，我们将观察它们如何前进、如何活动。在下一讲中，我将努力展示它们变成了什么，它们在那个我们通常所说的野蛮时代，也就是说，兵荒马乱的时代，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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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奥古斯都”是古罗马皇帝的荣誉称号，意为“至尊者”。第一个获此称号的是古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

(2) 英译者注：君士坦丁大帝特别喜欢阿尔勒市，他将高卢总督的府邸设在那里。他还一度想让该市改用他的名字，但最终习俗战胜了他的愿望。

(3) 英译者注：佩特罗尼乌斯是402—408年期间的高卢总督。

(4) 英译者注：罗马城市的市政机构称为“库里亚”（curia），这些机构中为数众多的成员被称为“库里亚莱”（curiale）。

(5) 英译者注：指君士坦丁，普拉西狄乌斯的第二任丈夫，洪诺留在421年选择他共同执政。

(6) 中译者注：古罗马的标准金币单位。

第三讲　野蛮时代

本讲目的——所有不同制度都自命合法——什么是政治合法性——5世纪时所有政治制度的并存——个人、财产和制度状态的不稳定性——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物质方面的，即持续不断的侵略；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即蛮族特有的个人主义的自私情感——文明的萌芽来自秩序的必要性、对罗马帝国的回忆、基督教教会以及蛮族——蛮族、城市、西班牙教会、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政治组织尝试——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停止——封建制度开始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了欧洲文明的基本要素，回溯至它们的诞生之初，即罗马帝国覆灭之际。我已经尽力让你们预先了解它们的多样性、它们的持续斗争，让你们看到，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统治社会，或至少如此彻底地统治它以至于能奴役或驱逐其他要素。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欧洲文明的显著性质。我们现在要研究它开始时的历史，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野蛮时代。

这个时代第一眼看去，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它看起来似乎与我们前面刚说过的正好相反。如果你们考察一下那些关于现代欧洲渊源的公认说法，你们将发现，我们文明的各个要素——君主政治、神权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原则，统统宣称欧洲社会最初属于它，只是因为敌对原则的篡权才丧失了独家统治权。参考一下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和说法，你将发现，所有致力于描述或解释我们欧洲起源的理论，都坚持欧洲文明诸要素中的某一个的独家统治。

有一个封建主义学派，其中最有名的是M.布兰维里耶，他宣称，在罗马帝国覆灭后，拥有所有权力的是征服者民族、后来形成的贵族群体；欧洲社会是它的领地，国王和人民从它那里夺走了这块领地；贵族政治组织是欧洲初始和真实的形式。

除了这一学派，你们还能发现君主主义学派，如杜博斯长老(1)，他坚持说，正好相反，欧洲社会属于王室。他们说，日耳曼国王们继承了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力；他们甚至是被高卢人以及其他古代民族邀请来的；只有他们的统治是合法的；贵族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从君主们那里侵占来的。

第三个出场的学派是自由派、共和派、民主派，或随便你怎么称呼。请教下马布里长老(2)，根据他的说法，从5世纪起，社会的统治权就被移交给了自治机构，给了自由人社团，给了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贵族们和国王们通过掠夺初始自由发展壮大了自己，虽然初始自由在他们的攻击下沉没了，但在他们之前是它在统治。

除了这些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主张外，还出现了教会的神权政治主张。它坚称，凭借它的宗旨、它的神圣头衔，社会属于它；只有它有权统治它；只有它是欧洲世界的合法女王，这是它凭借自己为文明和真理付出的努力赢得的。

看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困境！我们自以为已经论证了欧洲文明组成要素中没有一个曾经独家统治过它的历史，这些要素曾经存在于持续靠拢、混合、斗争和妥协的状态中。然而，我们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说即使在婴幼时期，在野蛮欧洲内部，也是这些要素中的一个独家占有了社会。而且，不仅是在一个国家中，而是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在略微不同的形式下，在不同时期，我们文明的各个原则都曾经提出了这些不可调和的主张。到处都能遇到我们刚才描述过的各种历史学派。

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它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其他一些在我们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这些完全对立的主张同时出现，宣称在现代欧洲的初始阶段独家掌握大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是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和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在欧洲文明进程中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个是野蛮欧洲——我们当前特别关注的这个时期——的真正的、特别的性质。

我将尽力论证这两个事实，根据我刚才描述的初始主张之间的斗争来依次推导它们。

欧洲文明的不同组成要素——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要素，当它们希望成为第一个拥有欧洲社会的元素时，它们到底在宣称什么？它们不正是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吗？政治合法性显然是一项基于历史、基于持续时间的权利。时间上的领先常被用来作为这种权利的来源，作为权力合法性的证据。请注意观察，这种主张并不是任何一个理论独有的，不是我们的文明中的某一个要素独有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在现代，我们习惯于认为合法性思想仅仅存在于一种制度中，即君主政治中，在这方面我们犯错了，它在所有制度中都能找到。你刚才已经看到，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同等强烈地渴望占有它。如果我们研究稍晚一点的欧洲历史，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府都一样拥有自己的合法性。意大利和瑞士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圣马力诺共和国，和欧洲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一样，都曾经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并被看作是合法的。和后者一样，前者把自己的合法性主张建立在制度的久远上，建立在它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领先和持续上。

如果离开欧洲，把注意力投向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也能处处见到这种政治合法性观念。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它依附在政府的某个部分、某个机构、某种形式或准则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找不到某部分社会制度、某部分国家权力不把这种基于悠久历史的合法性归到自己身上，并被人承认。

这个原则是什么？它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它是怎么进入欧洲文明的？

在所有权力的起源中，我说的是毫无例外的所有，我们都能看到武力。我的意思不是武力独自创立了它们，也不是说，在权力的起源中，除了武力外，它们即使没有其他资格也能得以建立。其他资格显然必不可少。权力的建立是某种社会权宜之计的结果，是或多或少参考了社会状况、习俗和舆论后的结果。但是，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不管它们的性质和形式如何，世间所有权力的起源都曾被武力染指。

然而谁也不会提到这一起源。所有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都拒绝提及它，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武力的产物。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在警告政府，武力并不带来权利，如果它们的来源是武力，它们的权利从来无法得到确立。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回顾早期历史，发现各种制度和权力在沦为武力的牺牲品时都会大声呼喊：“我在这一切之前早已存在，我凭借其他资格早已存在。在你们发现我陷入这种暴力和斗争状态之前社会属于我。我是合法的，但其他人争夺并攫取了我的权利。”

单单这个事实就已经证明，武力观念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另有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有这些制度如此正式地否认武力，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本身在宣称，存在另一种合法性，它是其他合法性的真正基础，这种合法性由理性、正义和公理组成，这才是它们希望挂靠的起源。正是因为它们不想被看作是武力的产物，所以它们才宣称自己凭借其悠久历史获得了另一种不同资格。因此，政治合法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拒绝承认武力是权力的来源，而将权力与一种道德观念、精神力量联系起来，与关于公理、正义和理性的思想联系起来。这就是产生了政治合法性原则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它借助于古老的历史和漫长的存在，通过以下方式产生：

在武力主导了所有政府、所有社会的诞生后，时代不停向前发展。它改变了武力的作品，纠正了它们。它通过这个事实来纠正它们：社会持续存在且由人类构成。人的内心具有某种关于秩序、正义和理性的观念，某种将其发扬光大、引入至他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的渴望。它不断致力于这一工作。如果它所处的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它的努力总会产生一定结果。人将理性、道德和合法性带入了它所在的世界。

除了人的努力之外，根据一条不可能被人弄错的天意法则、一条类似于管理自然世界的法则，世上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秩序、理性和正义，这是社会延续绝对必需的。单凭它的延续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社会不是完全荒谬的、无情的、邪恶的，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唯一能给社会带来生命的理性、真理和正义等要素。并且，如果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它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大，如果社会状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是因为它在时间的作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正义和公理；因为环境按照真正的合法性在一步一步地调节自己。

就这样，政治合法性思想渗入了世界，从世界渗入了人类大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基础和初始起源是道德上的合法性，是正义、理性和真理，以及后来时间的认可。时间的认可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理性已经渗入事实，真正的合法性已经被引入外部世界。在我们即将研究的这个时代，我们将发现武力和谬误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教会自己的摇篮上盘旋。你们到处都能看到武力和谬误在时间的作用下，一点点地改变自己，公理和真理占领了它们在文明中的位置。正是在公理和真理被引入社会状况的这一过程中，政治合法性的思想逐步发展出来了。它就是这样在现代文明中得到建立的。

因此，在不同时期，当人们试图将这种思想作为绝对权力的旗号时，这就背离了它的真实起源。它绝对不是绝对权力的旗号，只有在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下，它才渗入了世界，在世界上扎根。它不是独家的，不属于特定个体，在公理得到发展的任何地方它都会兴起。政治合法性既依附于权力，也依附于自由；既依附于公共职能赖以发挥的形式，也依附于个体权利。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在完全对立的制度中见到它：不仅在君主制度中，同样在封建制度中、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的自治城市制度中、在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中。它覆盖了现代文明中的各种组成要素，在开始研究现代文明史之前必须深入理解它。

从我在开头提到的各种并存主张中能清楚地看到第二个事实，它是所谓的野蛮时代的真实性质。欧洲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宣称自己当时拥有欧洲，但实际上，它们谁也没有赢得统治地位。如果一种社会形式统治了世界，辨认它并不难。在10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承认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位；在17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肯定君主政治制度占据优势；如果我们看看佛兰德斯的自治城市、意大利诸共和国，我们将立刻宣布民主政治原则的获胜。如果社会中确实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原则，人们是不可能弄错它的。

不同制度在欧洲文明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为谁在它的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这证明它们都是共存的，没有任何一个占有足够普遍、足够确定的统治地位，足以使社会采用它的形式和名称。

因此，这就是野蛮时代的性质。它是所有要素的混合、所有制度的幼年、一种普遍的混乱，甚至其中的冲突都不是永久的或系统化的。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社会状态的所有方面，我可以向你们指出，在任何地方也无法发现单个事实或单个原则接近普遍或确立状态。我将把自己限定在两个基本点：个体的状况和制度的状况。这足以描绘整个社会了。

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四个阶级：1．自由人，也就是说那些不依赖任何上级、任何庇护人，拥有自己的财产，完全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的人。2．附庸、封臣、亲兵等，最初由于扈从—首领的关系，后来由于封臣-封建主的关系，依附于他人，由于获赠土地或其他馈赠，他们有义务提供服务。3．自由民（被解放的奴隶）。4．奴隶。

但这些不同阶级是固定的吗？人被划分至一个阶级中后会待在那里不动吗？不同阶级的关系中存在什么规则性和永久性吗？绝非如此。你们常常看到有些自由人离开自己的位置，服务其他人，从他那里获得馈赠或别的什么，从而进入附庸阶级；你还能看到有一些自由人沦落至奴隶阶级。在其他地方，能看到有些附庸努力摆脱自己的庇护人，再次获得独立，再次进入自由人阶级。在任何地方你们都能看到运动，看到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持续流动，看到阶级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普遍的不稳定性，没有一个人停留在自己的位置，没有一个位置保持原封不动。

地产的状况也是如此。你们知道它们被区分为自由地（完全自由的）和封地（受制于对上级的特定义务）。为了在第二类地产上建立一个精确、明确的制度，人们付出了多大努力。据说，封地最初仅限于特定年数，后来变成终生的，最后变成了可世袭的。完全是徒劳！所有这些期限都毫无秩序地同时并存。我们在同一时刻能见到固定期限封地、终生封地和可以世袭的封地；同一块土地事实上在几年内经历了这些不同状态。土地的状态并不比个人的状态稳定多少。在所有方面，我们都能感受到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艰难转变，从人际关系到人和资产的组合关系或不动产关系的艰难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切都是混杂的、本地化的、杂乱无序的。

在制度中我们也发现同样的不稳定性、同样的混乱。三种制度体系并存：君主制度、贵族制度——人及土地的相互依赖，以及自由制度——也就是说，自由人集体协商大会。这些制度谁也没有拥有社会，谁也没有支配其他制度。自由制度虽然存在，但应该参加大会的人很少参会。领主管辖权的实施也并不规范多少。君主制度是这些制度中最简单、最容易决定的，也没有固定的性质；有些君主是选举产生的，有些是继承的；有时候儿子继承父亲，有时候从家族中选举出来，有时候简单地从远房亲戚甚至是外人中选举出来。你在任何制度中找不到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和社会状况一样，所有制度都同时并存，相互混杂，并在持续变化中。

在国家层面，也到处是同样的起伏波动：国家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没有边界，没有政府，没有远隔的民族，有的只是各种情形、原则、事实、种族和语言的大杂烩。这就是野蛮欧洲的模样。

这个独特时期的边界在哪里？它的起源很清楚，开始于罗马帝国的覆灭。但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社会状况应该归咎于什么、造成这种野蛮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物质方面的，来自外部，存在于各种事件的发展历程中；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源自内部，源自人本身。

物质原因是持续不断地外部入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蛮族入侵在第5世纪就结束了。千万不要认为，既然罗马覆灭了，我们应该在它的废墟上立刻发现蛮族国家，或者这一运动已经到达终点。在罗马帝国覆灭后，这一运动延续了很久。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十分明显。

看看法兰克国王们，即使是第一批国王，他们也不断呼吁越过莱茵河作战。克洛塔尔和达戈贝尔(3)不断发起针对日耳曼的远征，与占据了莱茵河右岸的图林根人、丹麦人和撒克逊人作战。为什么？因为这些民族希望越过莱茵河，分享从罗马帝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在大约相同时期，居住在高卢的法兰克人，主要是东法兰克人或奥斯达拉西亚法兰克人，为什么要大举入侵意大利呢？他们攻击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东北方向的新人口的挤压。他们的远征不仅仅是一种掠夺侵略，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自己的定居地受到打搅，只好远走他乡去碰运气。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出现在舞台上，在意大利成立了伦巴第王国。在高卢，法兰克王朝更替，加洛林王朝替代了墨洛温王朝。现在，说实话，大家都承认这一王朝更替实际上是法兰克人对高卢的一次新入侵，是东法兰克人替代西法兰克人的一次民族迁移。变革结束了，第二个民族现在变成了统治者。查理曼大帝对撒克逊人再次发动了墨洛温国王们曾经对图林根人做过的事。他不断发起对莱茵河对岸民族的战争。是谁促成了这一切？是挤压日耳曼人的奥博德莱特人、威尔兹人、索拉布人、波西米亚人以及整个斯拉夫民族，从6世纪到9世纪，他们迫使日耳曼民族向西方迁移。在所有地方，来自东北方向的入侵运动持续不止，决定了各种重大事件的发展。

在南方也出现同样性质的运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出现了。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挤压的同时，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开始了他们的远征和征服。

阿拉伯人的入侵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即征服精神和迫使改变宗教的精神是统一的。入侵是为了征服一片土地并传播一种信仰。这种运动与日耳曼人的大不相同。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是泾渭分明的。传播教义的愿望与征服的欲望不会并存于同一个人。日耳曼人转变信仰后，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和爱好；尘世的欲望和兴趣继续统治着他们。相反，阿拉伯人既是征服者，又是传道士。对他们来说，刀剑的力量和言语的力量掌握在同一双手中。这个性质决定了穆斯林文明在后来的不幸转向。这个文明几乎固有的专横正是起源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结合，起源于精神权威和物质权威的混淆。我认为这就是这个文明处处陷入停滞状态的原因。但这一事实最初并没有显露出来，相反，它为阿拉伯人的入侵增加了无穷力量。凭借道德热情和思想，它很快获得了一种日耳曼人入侵所缺乏的辉煌和伟大；它显示出了更多的活力和热情，极其不同地影响了人类的思想。

这就是5—9世纪期间欧洲所处的状态。它在南方受到穆斯林的挤压，在北方受到日耳曼和斯拉夫部落的挤压，对于这两大入侵，欧洲内部除了陷入持续动荡外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其他反应。人口不断转移，一批逼走另一批。无法确立任何具有明确性质的事物。所有方面都再次徘徊不前。无疑，在这方面不同国家有所差异：日耳曼是这一运动的焦点，混乱程度比欧洲其他部分更高；法国的动荡程度高于意大利。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都无法安顿下来或调节自己。由于与野蛮状态兴起同样的原因，野蛮状态在所有方面继续延续。

关于来自事件发展历程的物质原因就说到这里。现在，我要谈谈精神原因，它源自人的内部状态，一样的强大。

不管外部事件如何发展，归根到底，创造世界的是人自己。世界的规范程度和进步程度与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情、道德和智力是成比例的。有形的社会状况取决于人的内部状况。

人类需要什么才能创建一个多少算得上持久和规范的社会？他们应该拥有一定数量的、足够开阔的思想，足以适合这个社会、适用于它的需要和关联，这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些思想应该是更多数量的社会成员共同的，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们应当对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具有一定统治力。

显然，如果人类没有超越自我存在的思想，如果他们的智力见识局限于他们自我，如果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欲和意志的骚动，如果他们没有一定数量的共同观念和情感作为团结他们的纽带，显然，我要说，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社会出现，并且，对于他可能加入的任何社团，每个人必将成为动荡和瓦解的根源。

任何地方，如果个人喜好几乎完全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人除了自己外丝毫不考虑他人、他的思想局限于自己、除了自己的欲望外他不服从任何其他东西，对他来说，社会（我说的是多少有点广泛性和持久性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个时代，欧洲征服者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子。上一讲中我曾经提到，我们要感激日耳曼人带来了对个人自由和人的个性的强烈情感。但在极端的野蛮和无知状态中，这种情感变成了一种极度残忍无情、完全不顾社会的自私自利。5—8世纪期间日耳曼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意愿：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哪怕是类似于社会的状态？人们曾经试图强迫他们进入社会，他们自己也曾经尝试这样做。但由于一些鲁莽行为、激情爆发、才智缺乏，他们很快就放弃了。社会不断地努力成形，又不断地被人的行为破坏，由于缺乏它能够生存的唯一精神条件而夭折。

以上就是野蛮状态的两个决定性原因。只要这两个原因继续存在，野蛮状态就会继续存在。让我们看看它们最后究竟是如何结束的、在何时结束的。

欧洲努力摆脱这种状况。即使人由于自己的错误而陷入这种状况，他的天性也不会乐意一直呆在里面。不管他有多粗野、多无知，不管他多么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在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一个本能在告诉他，他是为更好事物而生的、他有其他的力量、有另一个命运。在混乱当中，对秩序和进步的热爱萦绕着他、困扰着他。即使在最残忍的自私自利的束缚下，对正义、远见和发展的需要依然激荡着他。他觉得自己被迫去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社会和他自己。他努力去做了，虽然并不知道驱策他的需求的本质。尽管完全无法适应文明，并且一旦了解其法则后就立刻厌恶它，但蛮族人依然渴望文明。

并且，相当多的罗马文明残余依然存在。帝国的威名、对那个伟大辉煌的社会的回忆，还在激荡着人们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城镇的长老、主教、牧师以及所有那些发源自罗马世界的人。

在蛮族人或他们的野蛮祖先当中，许多人曾经目睹过帝国的辉煌。他们曾经在它的军队中服役，曾经征服过它。罗马文明的场景和名字曾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感觉到强烈的愿望，要去模仿、复制或保存它的一些东西。这是驱策他们摆脱这种我曾描述过的野蛮状态的另一个理由。

还有第三个理由，所有人都想到过，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教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拥有自己的原则、规则和戒律，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要去征服它的征服者。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中，在基督教教士阶层中，有些人曾经深思过所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对所有问题持有坚定的观点和热烈的情感，以及将其发扬光大的迫切愿望。从来没有哪个社会能像5世纪和10世纪之间的基督教教会那样，付出如此多的努力来影响周围世界，在它之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如果我们研究它的专门历史，我们将看到它所做的一切。在它被野蛮攻击的所有方面，它都反过来攻击野蛮，希望能驯服它、教化它。

最后，还有第四个文明的原因，它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却一样真实，这就是伟人的出现。没有人能说清楚一位伟人为什么出现在某个时代、他为世界的发展增加了什么，这是天意的秘密，但这一事实的确定性并不因此而减少。世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目睹混乱和社会停滞，感到震惊和厌恶。他的理智大为震动，就像看到了不应该存在的事情，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占据了，想要改变它，为眼前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多少有点普遍、正规和持久的规则。这是一种可怕的、往往是专横的力量，由于人性弱点而犯下了千万种罪过、千万种错误。然而，这又是一种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因为它借助个人之手给人类一个向前的有力推动，使其前进一大步。

在5—9世纪期间，这些不同原因和力量带来了旨在使欧洲社会摆脱野蛮状态的各种尝试。

第一种尝试，虽然成效甚微，但不容忽视，因为它源自蛮族自己，这就是蛮族法律的起草：在6—8世纪期间，几乎所有蛮族民族都有了成文法律。在这之前它们都是不成文的。蛮族人过去一直仅仅受习俗的约束，直到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定居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勃艮第人、萨立安人、里普利亚法兰克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撒克逊人、弗里逊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等民族的法律。这显然是文明的开端、一种将社会置于普遍和正规的原则之下的尝试。这一尝试取得的成功不可能很大，它所编写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社会的法律，是蛮族人在罗马领土定居之前的社会状态的法律，是他们从漫游生活变为定居生活、从游牧战士变成业主之前的社会状态的法律。我们固然能在不少地方看到一些关于蛮族所征服的土地的条款，关于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原始住民之间的关系的条款，但这些法律中大部分的基础是古代的生活模式、古代日耳曼的状况。它们不适应新的社会，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仅仅占据微不足道的地位。

同时，在意大利和南部高卢出现了另一种尝试。罗马社会在这里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消失殆尽，在城市中依然保存有一些秩序和活力。在这里文明试图东山再起。例如，看一下在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东哥特王国。我们看到，即使处于蛮族国王和民族的统治下，自治城市制度可以说一边喘息着一边影响着事件的一般进程。罗马社会影响了哥特人，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身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在南部高卢也能看到同样事实。正是在6世纪初，图卢兹的一位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下令收集罗马法律，为他的罗马臣民出版了一部名为《法规汇编》的法典。

在西班牙，试图复兴文明是另一股力量——即教会力量。在西班牙占统治地位的是托莱多议会，它替代了古代的日耳曼议会——由武士组成的议会。虽然知名世俗人士也参加这一议会，但拥有统治权的是主教们。看看西哥特人的法律，你将看出它不是一部蛮族法律。它显然是由当时的哲学家——教士们编撰的。它含有大量一般思想和理论——完全不同于蛮族习俗的理论。你知道，蛮族人的法律是一种个人法——也就是说，同一部法律仅仅适用于同一种族内的人。罗马法统治罗马人、法兰克法统治法兰克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法律，虽然他们统一在同一政府下、居住在同一领土上。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法制度，与此相反的是固定在领土上的真正法律。西哥特人的法律不是个人的，而是固定在领土上的。所有西班牙居民，不管是西哥特人还是罗马人，都必须遵守同一法律。继续研究，你们将发现更明显的哲学痕迹。在蛮族人中间，根据其相对地位，人有确定的价值。蛮族人、罗马人、自由人、封臣等他们的价格是不同的，有一份他们生命的价目表。在西哥特法律中，人人价值平等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了。看看诉讼制度，你将发现，文明社会可能采取的做法如目击证人、对存疑之事的合理调查，取代了证明无罪的誓言或司法决斗。总之，整个西哥特法律具有明智、体系化和社会化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主导了托莱多议会、极大影响国家政府的同一教士阶层的努力。

因此，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试图复兴文明的是神权政治原则。

在法国，同样的尝试由另一股力量开展，它来自伟人，最重要的来自查理曼大帝。研究一下他在各方面的统治，你们将看到他的根本思想是想方设法教化他的子民。首先让我们考察他的战争。他常年南征北战，从埃布罗河打到易北河、威悉河。你能相信这些都仅仅是任性的征伐、完全由征服欲引发的吗？绝非如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能得到圆满解释，或在他的计划中有很多外交或战略技巧，但是他按照一个重要需要来行动——遏制野蛮的强烈愿望。他在整个统治期间忙于遏制两大入侵——南方的穆斯林入侵和北方的日耳曼人及斯拉夫人入侵。这就是查理曼大帝统治的军事性质，他针对撒克逊人的远征没有其他别的原因和目的。

如果从他的战争转移到他的内部统治上，你们将发现同样性质的事实——在他统治的所有国家的行政管理中尝试引入秩序和统一。我不希望使用“王国”或“邦国”这两个词，因为它们表达了过于正规的概念，暗示了一些与查理曼大帝当时所统治的社会很不协调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片广袤疆土的主人，看到所有事物都是一团混乱、粗野不堪，他肯定会觉得愤慨，渴望改变这种可怕状况。他最初采取了钦差大臣的方式，派遣钦差大臣到国家的不同地方去，以便他们能观察情况并加以改造，或向他报告情况。后来他采取了全体大会的方法，与前任们相比，他更有规律地召开这种大会。他要求国家中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这种大会。它们并非自由大会，跟我们熟悉的那种协商大会一点也不像，它仅仅是查理曼大帝用来了解事实、在他的混乱人口中引入秩序和统一的手段。

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研究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你们总能在其中找到同样的性质，也就是对抗野蛮状态的斗争、文明的精神。这还表现在他热心地建立学校、青睐有学之士、偏爱神学影响力，还表现在所有他觉得应当去做的事，无论考虑的是整个社会还是个人。

后来，在英国，阿尔弗雷德大帝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同样的尝试。

就这样，我请大家注意的、旨在终止野蛮状态的不同原因，在5—9世纪期间，都在欧洲的某个地区发挥了作用。

然而没有一个取得成功。查理曼大帝无法建立他的伟大帝国，以及他渴望在帝国中确立的政治制度。在西班牙，在确立神权政治原则方面教会也没能取得更多成功。在意大利和高卢南部，虽然罗马文明常常试图东山再起，但直到后来，在10世纪快结束时，它才真正恢复了一点活力。在那之前所有试图终结野蛮的尝试都证明是失败的。它们高估了人类的先进程度。虽然形式不同，但它们所渴望的都是一种更加广泛或更加正规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与当时的权力分布和人类思想发展状况相兼容的社会。然而它们也绝非毫无用处。到9世纪开始时，再无人谈论伟大的查理曼帝国或光荣的托莱多议会，但野蛮状态也同样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出现了两个重要结果。

Ⅰ.北方和南方的入侵运动得到遏制：查理曼帝国解体后，在莱茵河右岸建立的各个国家为那些持续向西奋力前进的部落们设置了强大的障碍。诺曼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时期之前，如果我们忽略涌向英国的那些部落，海上入侵活动还不是非常明显。直到9世纪期间它才变得经常和普遍。这是因为陆路入侵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社会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稳固和确定的边界。那些无法回头的漫游人口被迫改变方向，在海上继续他们的漫游生活。无论诺曼人的远征在西边干了什么坏事，它们远没有陆路入侵那么致命，对新生社会的干扰远没有那么普遍。

在南方出现了同样的事。阿拉伯人盘踞在西班牙，他们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导致人口迁移了。撒拉森(4)匪帮依然不时骚扰地中海沿岸，但伊斯兰教的伟大进军显然已经停止。

Ⅱ.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内部漫游生活自然而然地停止了。人口安顿下来了，财产固定下来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听从暴力或命运的摆布而变化不定了。人的内心和精神状况开始变化。和生活一样，人的思想和情感获得了固定性。人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在此发展的关系，聚焦到开始有望遗留给孩子的土地、有朝一日可以称为城堡的住所，聚焦到外地人和奴隶的简陋聚集地——有朝一日将变成一个村庄。可以说，按照人的思想和智慧的发展程度，各种小社会、小国家四处建立起来了。在这些社会之间，一种社会契约逐渐建立起来了。这种社会契约萌芽于野蛮时代的习俗，是一种并不消灭个人独立性的联邦契约。一方面，每个有分量的人扎根于自己的领土中，只和家人及仆人们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这些分布在大陆中的好战业主们中间，一种服务和权利的层级结构逐渐建立起来了。这是什么？是从野蛮状态内部明确兴起的封建制度。在我们文明的不同要素中，日耳曼要素首先获胜，这是很自然的。它拥有力量，它征服了欧洲。欧洲从它那里将获得最早的社会形式和组织。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封建制度、它的特征以及它在欧洲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将是我下一讲的内容。并且，在这个获胜的封建制度内部，我们将不时遇到我们文明的其他组成要素——君主、教会、城市自治机构。我们将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它们命中注定不会沉没在封建形式之下；它们将被其吸收，一边对抗着它，一边等待着胜利依序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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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杜博斯（Dubois）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甫和艺术理论家。

(2) 中译者注：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里（Gabriel Bonnot de Mably），有时候也被称为马布里长老，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3) 中译者注：克洛塔尔是法兰克墨德温王朝的国王，558—561年在位。达戈贝尔是他的后人，629—639年在位。

(4) 中译者注：撒拉森人是西方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泛称。

第四讲　封建制度

本讲目的——事实和学说的必要结合——乡村对城镇的优势——小型封建社会的组织——封建制度对领地所有者、对家庭精神的影响——人民对封建制度的痛恨——牧师为农奴做不了什么——正规组织封建制度的不可能性：1．没有强大的权威；2．没有公共权力；3．联邦制度的困难——封建制度固有的抵抗权观念——封建制度对个人发展的积极影响，对社会秩序的不利影响

我们已经研究了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后的状况、它的现代史的第一阶段，即野蛮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时代结束时、在10世纪初，出现并统治欧洲社会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制度是封建制度。我们已经看到，封建制度是野蛮状态的第一胎。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的正是这个封建制度。

我想我没必要再次提醒你们，我们要研究的严格说来不是事件的历史。向你们复述封建制度的命运不是我的任务。我们要研究的是文明史，是我们在所有包围它的外部事实之下寻求的一般的、隐藏的事实。

因此，对于社会经历过的各种事件、社会危机和不同状态，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们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探究的仅仅是它们在哪些方面阻碍了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它；它们带给了它什么、拒绝了它什么。我们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研究封建制度。

在课程开始时，我们定义了文明的本质。我们试图调查它的组成要素。我们看到，一方面，它包括人自身的发展，个体的或整个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包括人的外部状况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每当我们面对一个事件、制度或世界的一种普遍状况，我们都要询问它这两个问题：它做了什么来促进或妨碍人的发展？做了什么来促进或妨碍社会的发展？

你们应该预先理解，在我们的探究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精神哲学方面的最重要问题。当我们希望知道一次事件或一项制度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时，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社会和人的真正发展的本质，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发展是虚假的、不合理的、使人堕落而不是改善、导致倒退而不是进步。

我们不应该想方设法逃避这一必须要做的事。不仅这样做将贬低我们的思想和事实，使其变得残缺不全，而且世界的实际状况将迫使我们接受这种必要性，自愿接受哲学和历史的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合。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也许是其本质特征。我们被迫考虑科学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公理和事实，使它们共同发展。在这之前，这两股力量一直是分离存在的。世界已经习惯于看到科学和实践沿着不同道路前进，谁也不承认谁，或至少没有交会过。当学说和一般思想希望改进事件并影响世界时，它们仅仅以盲信的形式、借助于盲信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的统治、对其事务的指导，一直由两大势力分担：一方面是信仰者、拥有一般思想和原则的人、盲信者；另一方面是不在乎任何理性原则的人，他们只会相机行事，是实干家、自由思考者，正如17世纪对他们的称呼。这种状态现在终止了，无论是盲信者还是自由思考者都不再拥有统治权。要想治理、统治人类，必须了解一般思想和具体情况，必须知道如何评价原则和事实、如何尊重美德和必要性、如何使自己在远离盲信者的骄傲的同时远离自由思考者的盲目鄙视。人类思想和社会状态的发展已经引导我们到达这样一个位置：一方面，人类思想已经得到提升和自由，能更好地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知道如何全面看待问题、如何综合使用所有东西；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如此完善，以至于可与真理相媲美，可以将事实与原则相提并论，并且，尽管还很不完美，这一比较不会引发不可抗拒的挫败感或厌恶感。因此，我将顺应我们时代的自然趋势、便利和必要性，不断地从对具体情况的研究转移到对思想的研究、从对事实的揭示转移到对学说的质疑。也许，在人类思想的实际倾向中甚至存在另一个支持这一方法的理由。有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当中出现了一种对事实、实用视角和人类事务的确切表现的强烈爱好或者可以说是偏爱。我们曾经如此彻底地沦为一般思想和理论的专制的俘虏，在某些方面它们使我们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以至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再也不肯相信它们。我们更喜欢回归到事实、具体情况和应用上。我们无须为此感到遗憾，这是一种新的进步，是在知识领域朝着真理王国所迈出的一大步。但我们永远不可因为这种倾向而产生偏见，被其误导。我们不可忘记，只有真理才有权统治这个世界；只有当事实倾向于解释真理并使自己越来越像真理时，它们才有价值；所有真正的伟大都是思想的伟大；所有的丰收都属于思想。我们国家的文明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它从来不缺乏心智上的伟大性，它一直富有思想。在法国社会中，人类思想的力量一直是伟大的，也许比其他国家的更加伟大。我们万不可丧失这一殊荣，万不可沦落至其他社会才有的次要、世俗的状态。在今日的法国，知识和学说必须至少占据它们以前一直占据的地位。

因此，我们决不可回避一般的、哲学性的问题。我们不会四处漫游去寻找它们，但一旦事实将我们引至它们，我们将毫不犹豫、毫不尴尬地面对它们。在研究封建制度与欧洲文明史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不止一次这样做。

要证明封建制度在10世纪是必不可少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一个有力证据就是它的普遍建立。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野蛮状态结束了，一切事物就采取了封建的形式。最初人们仅仅把它看作是混乱的胜利。一切统一性、一切普遍文明都消失了。他们看到社会在所有方面分崩离析。并且，取而代之的，他们看到大量小型、模糊、孤立和不连贯的社会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人看来，似乎一切事物都在解体，到处都是混乱无序。请教一下那个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学家，他们全都相信自己正处于世界末日。然而，这是一个新的、真实的社会的开端，这就是封建社会。它如此必要、如此不可避免、千真万确是以前状态的唯一可能结果，以至于所有事物都进入了它的体内、采用了它的形式。那些与这一制度最不相干的要素——教会、自治城市、王权，都被迫适应它。教会变成了封建主和封臣，城市拥有了领主和封臣，王权用宗主权的形式伪装了自己。所有事物都以采邑方式给予，不仅仅是土地，还可以包括特定权利，例如在森林里伐木的权利、钓鱼的权利。教会从他们的洗礼和妇女安产谢礼的收入中以采邑的形式提供补贴。水和钱以采邑的形式给予。正如社会中所有一般要素都纳入了封建的框架内，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最琐屑的事情都成为了封建制度的一部分。

看到封建形式这样控制了所有事物，我们最初差一点相信封建制度的基本和重要原则已经处处获胜，但这是一个错误。虽然假借了封建的形式，那些不同于封建制度的其他社会要素和原则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质或特殊原则。在根本上，封建教会并没有停止受到神权政治原则的鼓舞和控制。虽然披着封建制度的外衣，它依然从未停止过努力——有时候伙同君主势力、有时候伙同教皇、有时候伙同民众，试图摧毁这一制度。王权和自治城市也是如此，在根本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前者还是君主政治原则，后者还是民主政治原则。尽管披着封建的外衣，欧洲社会的这些不同组成要素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想摆脱这个与自己真实本质相异的形式，采用符合自己特有的重要原则的形式。

揭示了封建形式的普遍性后，非常有必要提高警惕，不要从这一点就推导出封建原则的普遍性，不要一看到封建制度的外表就不加区分地加以研究。要想彻底地了解、理解这个制度，要想揭示并评价它对现代文明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形式与原则相一致的地方来研究它，必须在世俗的封地领主的层级结构中研究它，在欧洲土地征服者的社团中研究它。封建社会就真实地存在于那里，我们现在要去的就是那里。

我刚才说到精神问题的重要性，说到不回避它们的必要性。但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考虑因素，曾普遍被人严重忽视。我说的是社会的物质状况，是被新事实、革命和新的社会状态所造成的人类生存手段的重大变化。我们过去往往没有充分考虑这些事物；我们过去往往没有充分探究这些重大转折性社会事件所造成的变化、探究人类的物质存在、探究他们之间关系的物质方面。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谁不知道气候的影响曾得到多少研究、孟德斯鸠曾为其赋予多大重要性。如果我们考虑气候对人类的直接影响，也许它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广泛；对于所有事件，它的影响都是非常模糊、难以评估的。但是气候的间接影响，例如以下事实带来的结果：在温带国家，人们生活在开放空间里，而在寒带国家，人们把自己锁在房屋内；在一些情况下，他们采用某种方式获取营养，而在其他情况下采用另一种方式获取营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它们通过物质生活的简单差异就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所有重大变革都导致社会状态发生这种改变，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研究。

封建制度的确立就带来了这种变化中的一个，其重要性绝不会被人弄错。它改变了人口在土地上的分布。在此之前，土地的主人、统治阶层，不管是定居在城里，还是成群结伴地在乡村漫游，都生活在或多或少的一大群人当中。作为封建制度的结果，这些人分开生活了，每个人住在自己的住所里，彼此之间相离甚远。你们立刻就能看出这一变化对文明的性质和历程产生了多大影响。社会的优势和统治权突然从城镇转移到了乡村。私人财产变得比公共财产更加重要了，私人生活变得比集体生活更加重要了。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胜利带来的第一个和纯物质性的结果。我们越深入研究这一个事实，就越能发现它带来的更多结果。

让我们研究这个社会自身，看看它在文明史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首先，让我们从它最简单、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来研究封建制度。让我们研究一个居住在封地上的领主，看看围绕他组成一个小型社会的人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定居在一个孤立、地势较高的地方，他小心照料以确保其安全和坚固。在那里，他构建了所谓的城堡。他和谁住在一起呢？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许还有一些自由人，他们没能成为业主，只能依附于他，与他同吃同住。这些就是居住在城堡内部的人。在城堡的周围和脚下聚集着一群农民和农奴，他们耕种领主的土地。在这些底层人口之中，教会建立了一座教堂，派驻了一位牧师。在封建制度的早期，这位牧师通常同时是城堡和村庄的牧师。后来，这两个角色分开了，村庄有了自己的牧师，就住在教堂附近。这就是基本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分子。这就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组成要素。和其他事实一样，我们将向它提出两个问题：它带来了什么结果有利于（1）人自身的发展（2）社会的发展？

我们向这个我刚才描述的小型社会提出这两个问题，并相信它的回答，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整个封建社会典型、忠实的写照。如果我们从中剔除掉王权和城市这些不同且不相干的要素，领主、他领地上的人们，还有牧师，这就是或大或小不同规模的封建社会。

在考察这个小型社会时，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是封地领主必然具有的惊人重要性，既在他自己的眼中，也在那些围绕他的人的眼中。在蛮族生活中，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感情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这里却完全不同。人们考虑的不再仅仅是人的自由、战士的自由，而是业主、一家之主和主人的重要性。这种情形肯定会使他产生一种巨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十分特别，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其他文明历程中遇到的任何事。我将给出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我拿古代世界中某些重要贵族职位如罗马贵族为例。和封建领主一样，罗马贵族是一家之主，是主人和上级。并且他还是宗教官员，是他家族内部的教皇。然而，他作为宗教官员的重要性来自外部。它不是一种纯私人和纯个人的重要性。他从上天获得它。他是神的代表、宗教信条的解释者。另外，罗马贵族还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社团的成员，是元老院的成员。同样，这种重要性来自外部，来自他所在的社团，是一种获得的、假借的重要性。古代贵族的伟大性与宗教和政治角色有关，属于职位、整个社团而不是个人。封地领主的伟大性是纯个人的，它并非来自任何他人，他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和权力都源自他自己。他不是宗教官员，不是元老院的成员。他的所有重要性都源自他这个人。他所成为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自己、以他自己的名义获得的。这样一种地位对它的拥有者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在他的灵魂深处必将产生一种怎样的个人高傲、惊人的骄傲，甚至可以说是傲慢无礼！在他之上没有一个上级；他不是任何人的代表或翻译者；在他周围没有人可以与他分庭抗礼；没有任何强大的、普遍的法则在压制着他；没有任何外部规则影响他的意志；除了受限于个人力量和可能的危险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约束。这就是这种地位对人的性格必然产生的精神影响。

现在，我要往下讲第二个结果，同样重要，但很少为人所注意，这就是封建家庭精神获得的特别机会。

让我们快速扫描一下各种不同的家庭制度。首先看一下族长制度，圣经和东方文献记录提供了它的模型。整个家庭人口众多，形成了一个部落。首领或者叫族长，和孩子、近亲、围绕在他身边的好几代人，还有所有族人及奴仆，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不仅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还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职业，并且他过的是同样的生活。这不正是亚伯拉罕(1)的生活状况吗？不正是族长们以及仍然重复族长生活的阿拉伯部落酋长们的生活状况吗？

另一种家庭制度出现了，也就是所谓的氏族、一个小型社会，我们必须在苏格兰或爱尔兰寻找它的模型。很大一部分欧洲家庭都很可能曾经经历过这种制度。这不再是族长制家庭。首领的地位和其他人有显著差异。他们过的生活不同：大部分人口从事农耕和服务，只有首领无所事事，整日弄刀弄枪。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出身，有同一个姓氏。并且，他们的亲属关系、古老传统、相同的回忆、相同的情感，在氏族的所有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神联系、一种平等性。

这些就是历史中出现过的两种主要家庭社会类型。但这里面有封建家庭吗？显然没有。第一眼看上去，封建家庭似乎与氏族有些联系，但其中的差异性远远大于相似性。那些围绕封地领主的人口与他毫无关联。他们没有他的姓氏，和他之间没有亲戚关系，没有精神或历史上的关联。它跟族长制家庭也不相同。与围绕他的人不同，封地领主过的是另一种生活，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他是个闲人和战士，而其他人是劳动者。封建家庭成员数量不多，它不是一个部落。它将自己缩小为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也就是说，妻子和孩子们。它和其他人口分开住，封闭在城堡中。农民和农奴们不是它的一部分。这个社会各成员的出身不同，地位极不平等。五、六个地位高于社会其他成员、疏远其他成员的个人组成了封建家庭。它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特别性质。它狭隘、集中，经常需要抵御、怀疑或至少是远离外人，哪怕是它的仆从。在这种制度下，内部生活、家庭生活方式必然会占据支配地位。我知道，领主的欲望中的残忍性、流连战争和狩猎的习惯是发展家庭生活方式的重大障碍，但这是可以克服的。领主必然会习惯性地回家；在这里，也几乎只有在这里，他总能找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只有这些人才构成了他永远的社会——只有他们才会分享他的利益、他的命运。因此，家庭生活必然获得了重大影响力，关于这一点的证据非常多。妇女的重要性不正是在封建家庭内部才得以发展的吗？在所有古代社会中——我说的不是那种压根没有家庭观念的社会，而是那种家庭观念在家长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妇女根本没有欧洲妇女在封建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么重要的地位。这一变化、这种妇女地位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家庭生活方式在封建制度中的发展和必然获得的支配地位。有些人希望将此归因于古代日耳曼民族的特别习俗，归因于据说在森林生活时他们就具有的对妇女的全民性尊重。就因为塔西陀(2)的一句话，德国爱国精神就建立了日耳曼生活方式在两性关系中所谓的优越性，所谓的远古、根深蒂固的纯洁性。真是异想天开！与塔西陀的话类似的话、对类似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情感和惯例的描写，在大量观察过野蛮人或蛮族人的作家的叙述中都能找到。这里面不存在任何远古的东西，不存在任何某一种族独有的东西。显著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家庭生活方式的发展和优势地位，这才是欧洲妇女重要性的根源。并且，家庭生活方式的优势地位很早就成为了封建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

另一个事实，证明家庭生活占据统治地位的另一个证据，同样构成了封建家庭的特征：我说的是世袭精神，是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精神，这在其中显然也占统治地位。世袭精神是家庭生活中固有的，但在其他地方它都没有经历封建制度下那么强烈的发展。这一点源自家庭得以组成的地产的本质。封地和其他资产不同，它时常要求拥有者去捍卫它、服务它、完成它固有的义务，并在由土地主人组成的整个社团中维持它的等级。因此导致了封地所有者和封地本身之间的同一性、当今所有者和所有未来所有者的同一性。

封建家庭的本质本身就已经在家庭中建立了强大的联系，上述情况大大有助于加强这种家庭联系，使其更加密切。

现在，我从领主的住处出来，往下走到围绕它的小规模人群中。在这里，一切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人的天性如此美好、如此多产，当一种社会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在那些相互接近——不管是在什么情形下——的人们中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精神联系，一种保护、关怀和友爱的情感。在封建制度下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经过一段时期后，在农民和领主之间产生了一种精神联系、一种友爱习惯。但这种事情的发生与他们的相对地位是矛盾的。这种情况本身是完全错误的。领主和农民在精神上毫无共同点。他们构成了他的领地的一部分；他们是他的财产。而在财产名下既包括现在所谓的公共主权，还包括各种私人财产权，即强加法律、征税和惩罚的权利，以及处置和出售的权利。只要人和人之间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领主和他的领地耕种者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权利、保证和社会。

因此，我感觉到，在任何时代，人们在看待封建制度、关于它的回忆，甚至这个名称时，都带有惊人的无法克制的憎恨之情。人们屈服于难以忍受的独裁统治，习以为常，甚至还心甘情愿地接受它，这种例子并不是没有。神权政治和君主专制曾经不止一次地得到臣服者的同意甚至是喜爱。但封建专制一直都是令人反感的、可憎的；它征服了人的命运，却从未统治人的灵魂。原因在于，在神权政治和君主政治中，权力的行使凭借的是主宰者和臣服者的共同语言；它是高于所有人类力量的另一种力量的代表和执行人；它以神或一种普遍思想的名义而非人自身或人独自的名义来说话和行动。封建专制则完全不同，它是个人压迫个人的权力，是个人的私人的、任性的意志的统治。也许，这是人永远无法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唯一暴政，也是人的永恒光荣。一旦他看出自己的主人仅仅是个凡人，压迫他的意志仅仅是和他一样的凡人的意志、个人的意志，他就会变得愤愤不平，在怒火中忍受这种桎梏。这就是封建力量的真实、显著的性质，也是它一直招致反感的根源。

与它关联的宗教要素似乎很难减轻这个负担。在我刚才描述过的这个小型社会中，我看不出牧师的影响力有多重大，也看不出他在使低层人口与领主的关系的合法化上有多成功。教会的确对欧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通过一种普遍性质的发展来完成的，例如改变人类的普遍性情。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小型封建社会，我们会发现，在农民和领主之间牧师的影响力几乎毫无作用。他自己往往和农奴一样的粗鲁和次要，没什么条件或能力来反抗领主的傲慢。毫无疑问，他的职责是在低层人口中维持并发展一定程度的精神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是宝贵的、有用的。但是，我觉得他很难也确实很少改善他们的命运。

我已经考察了基本的封建社会。我向你们展示了它必然带来的主要结果，不管是对于封地领主自己的，还是对于他的家人或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口。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小圈子向前走。封地上的人口在大地上并不孤单，还有其他一些社会——相似的或不同的，与他们有联系。这些人口所属的这个总体社会，它对文明必然发挥了什么影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简单说几句：没错，封地领主和牧师这两者从属于一个总体社会，他们在远处拥有大量及频繁的联系。但对于农民和农奴就不同了。为了称呼这个时期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我们使用了一个笼统的词，如“人民”(3)，似乎在暗示存在同一个社会，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对于这些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社会；他们的存在完全是地方性的。在他们居住区域之外，这些农民与任何事、任何人都没有关联。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国家；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当我们说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封建社团时，涉及的仅仅是封地领主们。

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型封建社会和它所关联的总体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关系对于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什么结果。

你们已经了解了连接封地领主们的纽带的性质，一边是服务义务，一边是保护义务。我不会深入探讨这些义务。你们对它们的性质有个总体概念就足够了。在每个封地领主的头脑中，这些义务必然会引发一定数量的道德观念和情感，如职责的观念、友爱的情感。事实很明显，通过封地领主之间的关系，尽责、奉献和信守诺言的原则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情感得到了发展和维持。

这些义务、职责和情感努力转变为权利和制度。众所周知，封建制度迫切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明确领主应该向其封建主提供什么服务；他可以得到什么服务作为回报；在什么情况下封臣应该向封建主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封建主应该通过什么形式使封臣同意提供并未包含在封地当中的服务。人们多次尝试将所有权利置于制度的保障之下，其目的是确保它们得到尊重。因此，领主司法权应运而生，为领主们向共同封建主提出的申诉提供司法裁决。同样，每个有点分量的领主召集封臣参加议会，来和他们交涉那些需要他们同意或协作的事务。简而言之，出现了一批政治、司法和军事手段，人们试图用它们来组织封建制度，将领主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权利和制度。

但是这些权利和制度没有任何现实性，没有任何保证。

如果你问一个人“保证”“政治保证”意味着什么，他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它的基本性质是在社会中持续存在一种意志和权力，它有可能且有条件把一项法律强加至个别意志和权力，使它们遵守共同规则、尊重普遍权利。

只有两种政治保证制度是可能的：要么是必须有一个高于所有其他意志和权力的个别意志和权力，它如此之高，以至没有谁能够反抗它，一旦它加以干预，所有人被迫立刻屈服于它；要么是存在一个公共意志和权力，它是协议的结果，是多个个别意志发展的结果，并且一旦形成，它就能够将自己强加于所有人，使自己得到所有人同等的尊重。

这就是两种可能的政治保证制度：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专制，或自由政府。如果我们回顾各种制度，我们发现它们统统属于这两种中的某一种。

然而，在封建制度下，这两种制度中任何一种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毫无疑问，领主们并非全都旗鼓相当。有许多领主势力更大，足以压迫弱者。但是，从第一个封建主即国王开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强加法律至所有其他人，使所有人服从他。我们能观察到，所有支持权力和行动的常设力量都不存在：没有常设军队，没有常设税收，没有常设法庭。每当有需要时，这些社会力量和机构不得从头开始，东拼西凑地重新创建。每次诉讼都需要组建一个法庭，每次打仗都需要组建一支军队，每当缺钱时都需要征收一项税收。一切都是临时、偶然和特殊的。没有任何集中、常设和独立的行政手段。显然，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使公共权利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另一方面，抵抗很容易，恰如镇压很困难。领主们封锁在自己的城堡中，只需要应付少量敌人，在条件类似的封臣中很容易地找到联合方法以及抵御手段，因此能够十分轻松地保护自己。

因此，我们看到，第一种保证制度，即置于最强者的干预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制度，自由政府和公共权力的制度，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它从来无法在封建制度内部兴起。理由非常简单。当我们在今天说起公共权力，说起所谓的主权，即颁布法律、征税和惩罚的权力时，我们都会想到这些权力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人都无权因为自己的原因惩罚他人、向他人强加罪名或法律。这些权力仅仅属于整个社会，只能以它的名义行使；社会并非自身拥有这些权力，而是从至高无上者那里获得的。因此，当个人面对这些权力时，不知不觉中就会被一种情感征服，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公共、合法的权力，这股权力拥有支配他的使命，而他早已发自内心地屈服。但在封建制度下，情况完全相反。领主在自己领地上对居住在此的人拥有所有主权；他们是领地固有的，是他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今天属于公共权力的东西，那时属于私人权力。当这位领主以自己的名义，作为业主对他周围所有人行使主权后，前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在他的封建主面前召开的议会。参加议会的人员数量不多，通常是和他平等或差不多的人。他既不会带来、也不会带回关于公共权力的思想。这种思想与他的所有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与他在自己领地内惯常做的一切都是矛盾的。他在那里看到的只有那些拥有一样权力的人、那些处于相同地位的人、和他一样以个人意愿的名义行事的人。在这个政府最高部门中，在我们所谓的公共机构中，没有任何事物向他传递或强迫他承认我们头脑中固有的公共权力的优越性和普遍性。如果他不满意决议，他会拒绝同意，或诉诸武力加以抵抗。

在封建制度下，武力是权力的真实、惯用的保证——如果我们可以将武力称为一种保证的话。一切权力永远都可以求助于武力来使自己得到承认和服从。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并且，人们如此普遍地感受到这一点，以至几乎没有人去求助于制度。如果领主法庭和封臣议会能够发挥影响，我们应当在历史中更频繁地见到它们，发现它们发挥更大活力。它们的罕见证明了它们的无效。

对此我们千万不要感到惊讶，除了我前面描述过的理由外，它还有另一个理由，更加明确、更加深刻。

在所有行政和政治保证制度中，联邦制度肯定是最难建立和推广的。因为这项制度在于将所有可以留下的政府成分都留在各个地方和各个特殊社会，仅仅从中拿走维持大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分，带到大社会的中心组成一个中央政府。联邦制度在逻辑上最简单，事实上最复杂。要想调和它允许保留的本地独立和自由的程度和它所要求的、在特定场合下所设想的普遍秩序及服从的程度，显然必需一种极度发达的文明。和其他制度相比，建立和维持这个制度必然需要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的更多协同，因为它的强制手段远远少于其他制度。

因此，联邦制度在社会中的应用显然需要社会的理性、道德和文明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而封建制度想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大封建制度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联邦制思想。它所依赖的原则正是我们当前的诸如美国联邦的建立所依赖的基础。它的目的是将所有可以留下的政府和主权成分都留在每个领主手中，仅仅将尽可能少的部分权力，仅仅在绝对必须的情况下，带至封建主或由贵族们组成的全体大会。你能看出，在愚昧无知和野蛮激情之中，总之，在像封建制度这样一种如此不完美的正常状态下，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是不可能的。这种政体的本质与它试图适用的人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是相互矛盾的。看到这些组织社会的努力遭受的挫败，谁会觉得诧异呢？

我们已经研究了封建社会，首先是它最简单和基本的组成要素，其次是它的整体。我们已经通过以下两个视角：它必然做了什么、它自然会带来什么，考察了它对文明历程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已经得到了以下两个结果：

首先，封建制度对个人的内部发展产生了重大、总体上有利的影响。它在人的头脑中激发了各种思想、热烈的情感、精神需求，以及性格和欲望的良好发展。

其次，从社会视角来看，它无法建立法律秩序或政治保证。这对于欧洲社会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欧洲社会已经被野蛮完全瓦解，无法承担一种更正规、更广泛的形式。但是本身糟糕透顶的封建形式既无法调节自己，也无法扩展自己。由于封建制度而在欧洲社会得以彰显的唯一政治权利是抵抗的权利——我说的不是合法抵抗，这在一个发展程度如此低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社会的进步恰恰在于，一方面，用公共权力代替个人意志；另一方面，用合法抵抗代替个人抵抗。这就是社会秩序的伟大目标、根本改善之所在。个人自由的活动空间非常大，因此，如果个人自由出轨，必须要求它对自己做出解释时，只能诉诸公共理性，来确定创立什么程序来对抗个人自由。这就是法律秩序制度和合法抵抗制度。你们不难看出在封建制度下这一类事物都不存在。封建制度维持并实践的抵抗权是个人抵抗权——一种可怕的、反社会的权利，因为它诉诸武力和战争，而这会摧毁社会本身。然而。这种权利永远不应该从人的内心当中废除，因为废除它就等于接受奴役。对抵抗权的情感已经在罗马社会的耻辱中消失，无法从它的残骸中重生。在我看来，它也不可能更自然地来自基督教社会的原则。我们应该感谢封建制度将它再次引入欧洲生活方式。使它永无用武之地是文明引以为荣的事，不断彰显它、捍卫它则是封建制度引以为荣的事。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我们先不考虑历史发展，仅仅考虑封建社会自身，考虑它的一般组成要素，这样考察封建社会所获得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事实上，转移到历史上，我们将发现我们所期待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封建制度已经完成了它适合做的事，它的命运符合它的本质。我可以引用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从这一制度的本质中推导出来的各种猜测和推断。

扫一眼从10世纪到13世纪期间封建制度的总体历史，我们不可能弄错它对各种情感、性质和思想所产生的重大、有益的影响。察看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可能不遇到显然诞生于封建生活习俗的大量高贵情操、伟大行动和卓越人性。固然，骑士精神与封建制度并不相同——然而，它是后者的女儿：这种高尚、慷慨、忠诚的情感恰恰来自封建制度。它对自己的出身赞誉有加。

把你的目光投向另一方面：欧洲想象力的第一次爆发、诗歌和文学的第一次尝试、欧洲在摆脱野蛮状态后尝到的第一次智力享受，所有这些都诞生于封建制度的庇护下、羽翼下，诞生于封建城堡内部。人类的这种发展需要灵魂和生活的运动和闲暇，以及普通民众在其劳累、阴郁、粗糙、艰辛的生活中不可能遇到的上千种条件。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欧洲的第一次文学回忆、第一次智力享受都与封建时代有关。

相反，如果我们向历史请教封建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它的回答永远与我们的猜测一致。它将回答说封建制度像阻碍普遍自由的扩张一样阻碍了普遍秩序的确立。不管从什么视角考虑社会进步，你都将发现封建制度发挥着阻碍作用。因此，从封建制度的最早阶段开始，发展秩序和自由的两个重大动力——一方面是君主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民众的力量，即王权和人民——就不断地攻击它、反抗它。在不同时期，人们曾经尝试过控制它，从中建立一个多少有点合法和普遍的国家：在英国，做出这种尝试的是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儿子们；在法国是圣·路易；在德国是众多皇帝。所有的尝试、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与秩序及法制是矛盾的。在现代，一些知识分子曾经试图将封建制度重新确立为一种社会制度。他们渴望从中找到一个法治、井井有条、不断进步的国家。他们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要他们指出这个黄金时代的具体位置或时间，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它是一个没有日期的乌托邦，是一出在历史中既找不到舞台也找不到演员的戏剧。这种错误的原因很容易发现，它同样解释了那些一提起封建制度的名字就忍不住咒骂的人的错误。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没有费心去思考封建制度所具有的两个方面，去区分一方面，它对人的个体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状态的影响。一派无法说服自己，一个从中找到如此多美丽情感、如此多美德的社会制度，一个目睹了所有文学的诞生的社会制度，一个生活方式高尚高贵的社会，怎能像人们宣称的那样邪恶和致命。另一派只看到了封建制度对民众所干的坏事、它为秩序和自由的确立带来的阻碍，无法相信那些优良的个性、伟大的品德和任何进步能够源自于它。这两派都弄错了文明的双重要素。他们不理解文明包括两种发展，其中的一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独立于另一种产生，然而经过若干世纪后，凭借一系列机缘，它们必然会相互唤起、相互引发。

最后几句，理论上封建制度是什么样子，它实际上就变成了什么样子；理论上指出它可能带来什么，它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什么。个人生命中的个性和能量是罗马世界的征服者们的主要特点。个性的发展必然首先来源于由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而创建的社会制度。个人在进入一个社会制度时，他自己带给这个社会的，即他的内在精神品质，对他所在环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而环境又反作用于这些品质，加强并发展了它们。个体在日耳曼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作为日耳曼社会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发挥其影响力时，为的正是个体的更好发展。我们将在文明的不同组成要素中再次发现同样的事实；它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它们沿着自己最初的方向向前发展，并鞭策世界向前发展。在我们的下一讲中，5世纪到12世纪的教会历史及其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将为我们提供这一事实的另一个显著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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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亚伯拉罕相传是希伯来人的始祖，见《圣经·创世纪》。

(2) 中译者注：塔西陀是古罗马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

(3) 中译者注：此处英文为people，含有“人们、人民、民族”等含义。

第五讲　基督教教会（上）

本讲目的——宗教是结社的一种原动力——强制不是统治的本质——政府的合法性条件：1．权力必须掌握在最配得上的人手中；2．被统治者的自由必须得到尊重——教会是一个社团而非门阀，满足了第一个条件——教会的各种任命和选举方法——它不满足第二个条件，因为权威的非法扩张以及滥用武力——教会内部的精神运动和精神自由——教会与君主的关系——精神权力的独立被确立为原则——教会篡夺世俗权力的借口和努力

我们已经研究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和影响。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5—12世纪的基督教教会。我说的是“教会”，我已经强调过这一点，因为我要请你们注意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作为一个神学社会的教会，是基督教教士阶层。

在5世纪这个社会已经几乎完全成型。这并不是说它从那以后就再没经历许多重大变故，但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社团，作为基督教民众的政府，教会已经获得了完整、独立的生命。

只需要扫一眼就足以让我们看到5世纪时教会所处状态和欧洲文明其他组成要素所处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前面提到自治城市制度、封建制度、王权和教会是我们文明的基本组成要素。和罗马帝国残骸一样，5世纪的自治城市制度仅仅是一个没有生命或确定形式的阴影；封建制度还没有从大混乱中诞生；王权仅仅在名义上存在；现代社会的所有文明要素要么处于腐烂中，要么处于萌芽中。只有教会既年轻又初具雏形；只有它既拥有确定形式，又拥有年轻人的所有活力；只有它同时拥有运动和秩序、活力和规则，也就是说影响力的两大手段。我问你们，一种制度要想统治社会，不正是一方面依靠精神生活和内心运动，另一方面依靠秩序和纪律吗？此外，教会还探讨过人类感兴趣的所有重大问题；它潜心研究过关于人性的所有问题、关于命运的所有可能。因此，它对现代文明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其重大程度甚至超过了它最激烈的反对者和最热忱的捍卫者的想象。他们要么忙着服务它，要么忙着抗争它，都仅仅通过一个视角来看待它，因此，我觉得，既无法公平地评价它，也无法全面地衡量它。

在5世纪，基督教教会表现为一个独立、成型的社会，介于世界的两大主宰之间——一方是君主，世俗权力拥有者，另一方是人民，作为它们之间的纽带，影响了它们双方。

因此，要想全面地认识、理解它的行为，我们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它：首先，我们必须从它本身来考察它，研究它到底是什么，研究它的内部构成、支配它的各种原则，以及它的本质。然后，我们还必须从它与君主、国王、领主及其他世俗统治者的关系来考察它。最后，从它与人民的关系来考察它。当我们通过这三重考察，推导出关于教会、它的各种原则、它的地位，以及它必然产生的影响的全景后，我们将诉诸历史来验证自己的断言。我们将发现，5世纪到12世纪期间的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事实和事件是否符合我们通过研究教会本质、它和世界主宰者及人民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教会本身，研究它的内部状况和它的本质。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个事实——也许是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它的存在，是它作为一个宗教政府、教士阶层、教职人士社团、全体牧师、僧侣形态的宗教的存在。

对于许多开明的人来说，这些词语本身——牧师团体、宗教政府，似乎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认为，一门宗教如果以一个牧师团体、一个合法组织的教士阶层，总之，一个受到统治的宗教为结局，整体上来说必然是弊大于利的。在他们看来，宗教纯粹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丧失这种性质，一旦有一个外部权威介入个人和宗教信仰的对象即上帝之间，宗教就变味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当中。

这个问题不容忽视。要想确定基督教教会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知道，光从这种制度的本质来看，教会和教士阶层的影响力应该是什么。为了评估这种影响力，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宗教是否真的是纯个人的；除了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关系外，它是否还会招致并产生其他什么东西；或者它是否必然会成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源泉，从中必然会产生一个宗教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政府。

如果我们将宗教归结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虽然它的对象有点模糊和不确定，除了能说出它的名字外，我们几乎无法加以描述；这种情感时而沉醉于外部自然，时而专注于灵魂最深处；今天痴迷于诗歌，明日纠结于未来奥秘；总之，四处漫游、四处求索以满足自我，从不会束缚于任何地方——如果我们将宗教归结为这样一种情感，那么对我来说它显然应该是纯个人的。这样一种情感可以在人和人之间激发一种暂时关联；它能够甚至应当在同情中获得快乐，从而滋养并强化自身。但由于它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它拒绝成为一个稳定、广泛的社团的原则，拒绝适应任何具有戒律、仪式和形式的体系；总是，不会产生一个宗教社会和宗教政府。

但是，要么是我不可思议地误解了，要么是这种宗教情感并非人的宗教本质的完整表现。我觉得，宗教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绝非仅仅如此。

关于人类天性和命运，有这么一些问题，它们的答案超越了这个世界，与这个有形世界以外的事物有关，顽固地折磨着那些决心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人的灵魂。这些问题的答案、包含这个答案的信条教义，或至少自以为包含这个答案的信条教义，构成了宗教的第一个对象和源泉。

还有一条将人引导至宗教的途径。对于你们当中那些曾经对哲学多少有所涉猎的人来说，我觉得，现在能足够明显地看到，道德独立于宗教思想而存在；和逻辑法则一样，明辨善恶和去恶趋善的法则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它们的原因存在于人自身，恰如它们被应用于人的实际生活。但这些事实得到明确后、道德独立性得到承认后，人类头脑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道德从何而来？走向何方？这种因其自身而存在的行善义务是一个既无创造者又无目标的孤立事实吗？它不正隐瞒或不如说是揭示了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命运？这是一个自发的、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道德迟早会引导人们到达宗教门口，使人们发现一个自己从未从中假借道德的领域。

就这样，一方面，在关于人类本性的问题中，另一方面，在为道德寻找认可、起源和目标的必要性中，我们发现了宗教的确定而丰富的源泉。与人们以往对它的描述不同，它以极其不同于单纯工具的面貌出现。它呈现为一个集合——首先是教义的集合，由人们在内心深处发现的问题引发，以及与这些教义一致、为这些天然道德赋予意义和认可的戒律集合；其次是承诺的集合，关于人类未来希望的承诺。这些东西真正构成了宗教，这才是宗教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感伤、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一种诗歌。

通过这种方式将宗教归结至它的真实要素和本质后，它就不再表现为单纯个人的事，而是人们结社的强大和多产的原动力。将它看作是以下信条和教义的理论体系：真理不属于任何人；它是普遍的、绝对的；所有人必须追寻并承认它。考虑与教义关联的戒律：针对个人的强制戒律就是针对所有人的强制戒律，必须传播它，必须将所有人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宗教以其信条和戒律的名义许下的承诺也是如此：它们必须被广泛传播，所有人都负有采集它们果实的使命。于是你们看到，宗教社会从宗教的基本要素中诞生了。实际上，它从这个源头诞生是如此的绝对无疑，以至于人们在形容最热烈的社会情感、最迫切的传播观点和扩大社团的需要时，使用了“改信宗教”（proselytism）一词，这个词首先应用于宗教信仰，并且实际上几乎专用于宗教信仰。

一旦宗教社会诞生，当一定数量的人团结在共同的宗教信条、共同的宗教戒律法规以及共同的宗教希望下，这个社会就必须有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政府，没有一个社会能持续一个星期、一个小时。就在社会形成的那个时刻，甚至光凭它的形成这一事实，它就召唤一个政府，由它来宣布共同的真理、社会契约，并传播和支持源自这个真理的戒律。和任何社会一样，统治宗教社会的权利和政府的必要性隐含在该社会存在这个事实中。政府不仅是必须的，它还会自然形成。我不能再花时间解释政府在总体上是如何在社会中兴起并确立的。我只能说，当事物遵循自己的自然法则发展时，当没有外部力量干预它们时，权力总是会落到最能干、最优秀的人手中，落到那些将领导社会朝着目标前进的人的手中。在军事远征中最勇敢的人获得权力；如果一个社团的目标是调查研究或巧妙进取，最能干的人将成为其领袖。在所有事物中，如果世界遵循自己的自然路线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天然差异将得到自由表现，每个人将占据他适合的位置。对于宗教来说，人们在这方面的天赋、才干和力量和其他方面一样是有差异的。有人比其他人更擅长解释宗教教义，使其得到普遍接受；有人拥有更多权威来说服人们遵守宗教戒律；还有一些人最擅长在人的心灵中维持并激发宗教情感和希望。能力和影响力的差异在世俗社会中催生了权力，同样也能在宗教社会中催生权力。传教士也能像将军一样脱颖而出。就这样，一方面，宗教政府必然会因为宗教社会的本质而产生，另一方面，它仅凭人的才干及其差异性带来的结果就能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因此，从宗教在人的内心诞生开始，宗教社会就开始发展；从宗教社会出现开始，它就催生了自己的政府。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需要命令或强制的事物，不存在任何强制性事物。政府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不受限制的自由。

有人认为政府完全甚至在根本上存在于武力中，以此使被统治者服从它的强制性要素，我认为这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在总体上是一种非常愚昧和狭隘的观点。

我且离开宗教视角，探讨一下世俗政府。请你们和我一道沿着事实的简单进程向前走。社会这样存在着：有一些事情——不管是什么——要根据它的利益、以它的名义去完成：有一部法律要去制订、一项措施要去采取、一份判决要去宣布。同样，必然存在一个合适的方式去满足这些社会需要：一部好的法律可去制订、一项好的措施可去采取、一份好的判决可去宣布。不管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要考虑的利益是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总会存在一个必须知道的真理，一个必然决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真理。

政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寻找这条真理，去发现什么是公正的、合理的、适合社会的。当它找到时，它就宣告这条真理。随后它应当使以下观点深入人心：政府应当使自己被所有被统治者批准；它应当说服他们相信它的合理性。在这里面存在什么强制性吗？显然没有。现在假设，不管是什么事情，决定这件事的相关真理一旦被发现和宣告后，立刻得到所有人的确信，所有的意志都下定了决心，所有人都认可政府的合理性，自发地服从它。这里面依然没有任何强制性，没有运用武力的空间。是否政府就不存在呢？在所有这一切中是否就没有政府呢？显然存在一个政府，并且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只有当发生了个体的抵抗，当政府的想法以及它采取的做法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批准和自愿服从时，才会出现强制行动。此时政府会诉诸武力，使自己得到服从。这是人类不够完美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完美性既存在于统治权力中也存在于社会中。永远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完全避免它。世俗政府总会有时被迫在一定程度上诉诸强制力。但政府显然不是由强制力组成的：只要能够避免，它们就会避免使用强制力，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利。事实上，它们的最高理想就是避免使用强制力，将自己局限于纯精神手段，局限于寻求理解的做法。因此，政府越是避免使用强制力，就越忠实于它的真正本质，就越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这样做并不像庸俗之辈所想的那样缩小了自己的权力；它仅仅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用另一种要普遍得多、强大得多的方式来行事。那些大量使用强制力的政府所获得的成功远远不如那些几乎从不使用强制力的政府。

致力于寻求理解、赢得人心、通过纯精神手段行事，政府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并提升了自己，因此它才能完成更多、更伟大的事情。相反，如果它被迫不断使用强制力，它就会缩小并贬低自己，产生不了什么效果，能产生的也是极其不好的效果。

因此，政府的本质并不在于强制力、不在于运用武力。构成它的首先是一套手段和权力，用来发现各种情况下的合适做法，发现有权统治社会的真理，以便人类心灵能够向它敞开，自愿自由地接纳它。如果不需要使用强制力，甚至完全禁止使用强制力，政府的必要性和实际存在也完全是可想而知的。

宗教社会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无疑，对它来说强制力是禁止的；无疑，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武力都是不合法的，原因就一个，它的专属领土是人类良心。但它的存在并不因此而减少一分；它所完成的上述功绩也并不因此而减少一分。它必须明确什么宗教教义能够解决人类命运问题，如果已经存在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般教义体系，它必须明确并展示这个体系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推论。它必须传播并维护符合教义的戒律；它必须宣扬并讲解它们，以便当社会偏离它们的时候使它迷途知返。决不可以有任何强制力；这个政府的职责是检查、宣扬和讲解宗教美德，并在必要时提出告诫和责难。你尽可能彻底地废止强制力，依然能看到与政府组织过程相关的各种重大问题不断产生并要求得到解答。例如，是否需要一个宗教官吏组织，或个人的宗教灵感能否得到信任（宗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和贵格会之间争论过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永远存在、永远需要讨论。同样，如果大家都赞成需要一个宗教官吏组织，应该采用一种具有不同权力级别的层级结构呢，还是应该优先考虑一种平等制度，一种宗教官员平起平坐、共同商议的制度？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终结，因为你已经禁止所有宗教官吏——不管他们是谁——使用强制力。因此，我们不应该为了拥有摧毁宗教政府的权利而去分解宗教社会，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宗教社会是自然形成的，宗教政府同样自然地诞生于宗教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明确这个政府应该存在于什么条件之下，它的基础、原则和合法性条件是什么。和所有其他政府一样，这才是宗教政府的必然存在性所要求的真正研究。

宗教政府的合法性条件与其他任何政府的一样，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两个：首先，权力应该交给并时刻保持在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手中，至少在人类不完善性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应该寻找那些散布在社会中的真正杰出人才，请他们出来阐述社会运行规则并行使权力。第二，合法组建的权力应当尊重被统治者的合法自由。所有的政府，不管是宗教政府还是世俗政府，其价值都在于这两个条件：一个形成和组织权力的良好制度、一个保障自由的良好制度。所有政府都应该根据这一标准加以评价。

因此，我们不应该去嘲笑教会或基督教世界政府的存在，而应该去研究它是如何组建的、它的原则是否符合所有良好政府的两个基本条件。让我们从这两个视角来考察教会。

关于教会权力的形成和传承，人们在说起基督教教士阶层时常常用到一个词，一个我希望抛弃的词，这个词就是“门阀”(1)。宗教官吏组织常常被人称为“门阀”。放眼全世界，看看任何一个产生过门阀的国家如印度或埃及。你们将看到在任何地方门阀在本质上都是世袭的。它是同一职位、同一权力从父亲到儿子的传承。没有继承行为就没有门阀，有的只是社团。社团精神固然有其不便利之处，但它与门阀精神截然不同。“门阀”这个词不适用于基督教教会。牧师们的独身生活使得基督教教会不可能变成一个门阀。

在一定程度上，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差异带来的结果。这种门阀制度、这种继承现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垄断。这是由门阀一词的定义决定的。当同一职位、同一权力在同一家族中传承时，显然特权必然会随之归属于它，谁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出身获得它们。事实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一旦宗教政府落入门阀之手，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权；除了属于这个门阀家族的人以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入。但在基督教教会中找不到任何与此类似的事；不仅找不到类似的事，教会还不断坚持平等原则，允许所有人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角逐它的职务和高位。神职工作向所有人开放，尤其是在5世纪到12世纪期间。教会从所有阶层——既包括下层阶层，也包括上流社会——招募人员；事实上更多地从下层阶层中招募。它周围一切都处于特权制度之下，只有它坚持平等和竞争的原则；只有它号召一切符合要求的杰出人士去掌权。这是它作为一个组织而非门阀所自然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结果。

此外，在门阀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停滞不前精神。这一断言无需证据。考察任何一段历史，你们都将看到，在所有社会中，不管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凡是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社会都打上了停滞不前精神的烙印。固然，在某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惧怕进步的精神被带入了基督教教会，但我们不能说它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教会陷入了停滞和静止状态。在很长时期内它一直处于运动和进步中，有时候是被外部敌人的攻击所激发，有时候被内部的改革愿望和内在发展所推动。总体说来它是一个持续变化和向前发展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不断进步的历史。毫无疑问，教会一视同仁地允许所有人竞争神职职位，根据平等原则不断招募人员，这大大有助于在教会内部保持并不断恢复活力和运动，防止停滞不前精神占据上风。

教会允许所有人角逐权力，它如何保障他们这种权利呢？它如何从社会当中发现那些将要分享统治权的合格人才并使他们上台呢？

教会主要采用两个原则：第一种是上级选择下级——选拔和任命；第二种是下级选举上级——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选举、我们当今所理解的这种做法。

例如，任命牧师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成为牧师的权力，仅仅属于上级。上级对下级行使选拔权。因此，在委任某些有俸圣职——与封建特许权有关的圣职等——的时候，是由上级——国王、教皇或领主——来任命下级；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选举原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到现在，主教往往由教士群体选举出来。有时候会众甚至还会介入。在修道院内部，院长由僧侣们选举出来。在罗马，教皇由枢机主教团选举出来，甚至有段时间罗马所有教士都参与教皇选举。因此，你们看到这两个原则——上级选拔下级和下级选举上级——在教会中得到承认和应用，尤其是在我们当前研究的这段时期。教会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来任命人员行使一部分教会权力。

这两大原则不仅是共存的，而且还因为本质不同而相互斗争。经过许多世纪、许多起伏后，上级任命下级的做法在基督教教会中赢得了主导地位。但总体上，在5—12世纪，占据上风的仍然是另一个原则，即下级选举上级的原则。不要对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原则的共存感到惊奇。考虑整个社会、世界的自然历程和权力在其中的传递方式，你们将看到这种传递的实施所依据的不是这些原则中的这一个，就是那一个。教会并没有创造它们，它只是在上天对人类事务的统治中发现了它们，从中假借了它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其正确性和用途。它们的结合常常是发现合法权力的最好途径。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中上级选择下级的原则在教会中赢得主导地位，这是一大不幸。第二个原则虽然从来没有完全获胜过，但仍以不同名义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在所有时代中、在所有事件中，它都被反复提出以表示抗议、打破陈规。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代里，基督教教会凭借对平等原则和合格优秀人才的尊重赢得了巨大的权力。它是最受欢迎、最容易进入的社会，它向一切天赋、一切雄心壮志敞开大门。它的权力由此产生，远远超过它通过财富或惯常使用的非法手段所获得的权力。

关于良好政府的第二个条件，即对自由的尊重，教会还有许多事情期待去做。

教会中出现了两个有害原则。一个是教会公开承认的，事实上已经融入了教会的教义中；另一个是被人性弱点带入教会的，并非教义的合理推论。

第一个有害原则是否定个人理性的权利，主张在整个宗教社会中自上而下地传播教义，任何人都无权自行评判。这一原则制订起来容易，真正盛行起来很难。信念无法进入人的理智，除非得到理智的允许；它必须使自己变成可接受的。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呈现，不管它使人想起什么名义，理性总会衡量它。如果一条教义得到盛行，那是因为理性接受了它。因此，不管伪装成什么形式，这些试图强加于理性的思想总会受到个人理性的作用。固然，理性可能被阉割，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暴自弃，禁不起诱惑而滥用自己的才能，或没有充分施展自己有权使用的才能，事实上这都是被教会认可的这一有害原则带来的后果，但是，至于它的纯粹及完全的影响力，它从来没有也永远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第二个有害原则是教会僭取的强制权，这种权利背离了宗教社会的本质，背离了教会的本源和它的初始准则，曾经被许多最杰出的神父包括圣安布罗斯、圣希拉里、圣马丁等质疑过，但依然盛行并成为一种普遍事实。宣称有权强迫信仰——如果这两个词能并列的话，或通过体罚来改变信仰、迫害异端、藐视人类思想的合法自由，这是一种早在5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了教会的错误，并使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因此，如果我们从它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教会的话，我们能看出，与那些主导教会权力形成的原则相比，它在这方面的原则就没那么合法、那么有益了。然而，万万不可认为一个有害原则就会彻底败坏一个制度，或认为它是教会内部所有弊病的原因。没有什么比逻辑更能歪曲历史了：如果人的头脑执着于一个观点，它就会从中推导出所有可能的推论，使它产生它能够产生的所有结果，然后将它连同整个结果都投影到历史中。但是事情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事态发展不会像人的大脑推导那样迅速。一切事物中都有善恶的交错混杂，这种混杂如此完全、如此不可战胜，以至于无论你深入至何处，无论是社会还是灵魂的最隐蔽要素，你都会发现这两类客观事实的规则在并行发展、相互斗争，但谁也消灭不了谁。无论是恶还是善，人的本性从不会走极端，它不停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看起来似乎就要倒下时它又站了起来；看起来走得最坚定时它却畏缩了。我们在这里将发现不一致性、多样性和冲突等特性，我曾将其评论为欧洲文明的根本特征。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普遍事实是教会政府特有的，有必要加以注意。

今天，当我们想到政府这个概念时，不管是什么，我们知道，除了人的外部活动——人们之间的民事关系——以外，再没有其他进行统治的理由了。政府承认自己的管辖范围到此为止。至于人的思想、良心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至于个人意见和私人生活方式，它们并不干预；这些都属于自由的势力范围。

基督教教会所做的或希望做的恰恰与此相反；它试图统治自由、私人生活方式和个人意见。我们的法律仅仅定义那些在既在道德上该受谴责又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仅仅根据这两个性质来施加相应惩罚。教会则不然，它编了一个目录，列出所有在道德上该受谴责的行为，然后以罪恶之名统统加以惩罚，试图压制所有此类行为。简而言之，教会政府不像现代政府那样关心外在的人，关心人和人之间的纯民事关系；它关心内在的人，关心思想和良心，也就是说，关心人所有最为私密、最自由，并且最叛逆、最不愿受到束缚的一切。因此，由于它的事业的本质，以及它建立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本质，教会面临着成为暴政、使用非法武力的危险。但就在这个时候，这股力量遇到了一股它无法征服的阻力。不管留给它们的活动空间有多狭隘，人的思想和自由都在充满活力地反抗一切征服企图，时刻逼迫它们所忍受的暴政下台。这种事就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你们看到异端被放逐、探索权受到谴责、个人理性受到藐视，以及必须遵循权威来传教的原则。然而，你们能找出哪个社会，其中个人理性的发展比在教会中更大胆？如果不是个人意见的结果，宗派和异端又是什么？宗派和异端、教会中的所有反对派，都是充斥其中的精神生命和活力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这是一种激烈而又痛苦的生活，满布了危险、谬误和罪恶，但是高贵而强大，带来了思想和理智的最好发展。撇开反对派，深入考察教会政府自身，你将发现它组织和行事的方式与它的一些原则所表明的东西极其不同。它否定探索权，希望剥夺个人理性的自由，但它不断求助的却恰恰是理性，并且自由是它的统治性事实。它的制度和行动手段是什么？是省级议会、全国议会、全体议会，是持续不断的通信、持续不断地发表书信、各种训诫和著作。从来没有哪个政府能把讨论和共同商议推行到这种程度。我们简直以为自己置身于希腊哲学各流派中了。并且，待解决的不仅仅是讨论或寻找真理，它还涉及权威、采取措施、发布法令等问题，总之，一个政府的各种问题。然而，就在这个政府内部，精神生活的能量如此强大，以至它成为了主要的、普遍的事实，其他一切都为之让步；普照四方的是理性和自由的运用所发出的光芒。

我绝不是在暗示我所列举的那些坏原则，那些我认为存在于教会制度中的坏原则，停留于教会中却没有产生影响。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里，它们已经结出了太苦的后果，并且注定在将来结出更苦的后果，但它们没有干尽它们能干的所有坏事，没有将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好作物全都芟除。这就是从自身、内部结构和本性视角来观察教会所得出的结论。接下来，我要探讨它与君主——世俗权力的主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答应用来考察它的第二个视角。

当帝国覆灭时，教会发现自己诞生于其中、兴起于其中，并与其拥有共同习俗和悠久联系的古罗马制度和政府不见了，自己面临的是这些在大陆上游荡或定居于城堡中的蛮族国王和首领，没有任何传统、信条或情感能够联接他们和它，它面临巨大危险，同样巨大的还有它的恐惧。

一个想法在教会中流行起来：那就是控制新来者，使他们转变信仰。教会与蛮族的早期来往除此以外几乎别无目的。要想影响蛮族，就必须求助于他们的感官和想象力。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礼拜仪式的数量、隆重程度和多样化程度都出现了巨大增长。历史文献证明这是教会影响蛮族的主要手段，它通过辉煌壮丽的景象使他们转变信仰。当他们定居下来并转变信仰后，当他们和教会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后，它依然不停为他们冒险。蛮族的残忍和鲁莽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用来启发他们的新教义和情感几乎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暴力很快重占上风，和社会其他部分一样，教会成了它的受害者。为了自保，它宣布了一条制订于帝国统治时期的原则，不过更加模糊，这就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以及相互独立。正是借助于这一原则，教会在与蛮族的来往中得以自由发展。它坚持说，武力不能作用于信条、希望和宗教承诺等体系；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你立刻就能看出这一原则带来的好处。除了给教会带来现实利益外，它还带来了以下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权利的基础上，权力得到了分离和分别控制。并且，在维护整个精神世界彻底独立的同时，教会还为个人精神世界的独立即思想的独立铺平了道路。教会宣称，宗教信念体系不能受制于武力，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用教会的语言。这种自由探索的原则、个人思想自由的原则和整个宗教权威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原则一模一样。

不幸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很容易变成对统治权的觊觎。这种事就在教会内部发生了。由于野心和人类自负的自然发展，教会不仅企图确立精神权力的独立性，还企图确立它对世俗权力的统治权。但是，万不可认为这种意图除了人性弱点外就没有其他原因了；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值得了解。

当自由支配精神世界，当思想和人类良心不受制于一个争夺它们的辩论和决定权或使用武力镇压它们的权力，当不存在任何有形的、组建完备的、宣称拥有并行使发号施令权利的宗教政府，那么，宗教世界统治世俗世界的想法就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的状况便差不多如此。然而，如果存在，就像10世纪的确存在那样，一个宗教界的政府，当思想和良心受制于法律、制度和权力，被其僭取了支配和约束它们的权利时，总之，当宗教权力完成组建，凭借权利和权力实际控制了人类理性和良心时，很自然地，它将试图霸占世俗世界的统治权。它将说：“现在，我对人身上最高贵、最独立的那一部分，对他的思想、内心意志和良心都拥有权利和影响力，难道我对他的外在的、物质的和当前的利益还没有权利吗？我是正义和真理的解释者，难道我还不能根据正义和真理来管理世俗事务吗？”凭借这个理由，宗教界确实试图篡夺世俗世界的权力。当时宗教界囊括了人类思想的所有进展，从这一事实来看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当时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神学；只有一个宗教界，那就是神学界；其他所有科学、修辞学、数学，甚至音乐，统统包含在神学中。

因此，当宗教权力发现自己处于人类一切思想活动的领先位置时，就很自然地僭取了世界的统治权。还有第二个原因同样有力地造成了这个结局——世俗世界的可怕状况、世俗社会政府中盛行的暴力和不公。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轻松地谈论世俗权力的各种权利，但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世俗权力仅仅是武力，是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而不管如何不够完美，教会的观念依然与道德及正义有关，远远优越于这样一种世俗政府。人民的呼声不断敦促它取而代之。当教皇或主教宣布没收一位君主的权利、解除其臣民的效忠誓言约束时，这种干预毫无疑问会受到各种辱骂，但在具体情况下，往往是合法的、有益的。一般而言，当自由让人类失望时，有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宗教。在10世纪，人民无法保卫自己，没有可用的权利来对抗世俗暴力。宗教以上帝的名义进行了干预。这是帮助神权政治原则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很少有人提到过：教会首脑地位的复杂性、社会角色的多样性。一方面，他们是高级教士、宗教界的成员以及宗教权力的一部分，并凭此头衔保持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封臣，因此受世俗封建制度约束。这还不是全部，除封臣外他们还是臣民，罗马皇帝与主教、教士之间的古老关系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教士和蛮族君主之间的关系。由于一系列过于冗长乏味而无法细说的原因，主教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蛮族君主看作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将自己的所有特权归功于他们。因此，教士阶层的首脑拥有三重身份：神职人员身份，因此是一个独立的人；封建身份，受到特定职责约束，必须提供某些服务；最后是单纯的臣民身份，因此必须服从一位专制君主。现在注意结果。世俗君主们和主教们一样贪婪、野心勃勃，利用他们作为领主或君主的权利不断蚕食宗教独立性，抢夺圣职授予权、主教任命权等。另一方面，主教们常常固守自己的宗教独立性，逃避他们作为封臣和臣民的义务。因此，在任一方面都存在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趋势，迫使君主们去摧毁宗教独立性，迫使教会首脑们将宗教独立性当成一种一统天下的手段。

其结果已经在众所周知的各种事实中显露出来：在关于圣职授予权的争吵中、在教会和君权的斗争中。教会首脑们的各种不同地位以及调和它们的困难，是这些权利主张的不确定性和斗争的真正根源。

最后，教会和君主还有第三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它最不利，对所有人都最不幸。它要求采取强制行动，要求拥有强制和惩罚异端的权利，但它没有做这些事的手段，它没有可供调遣的武力。当它给异端分子定罪后，它没有对其执行判罚的手段。它能做什么？它恳求所谓“世俗之手”的帮助；它借用世俗力量作为强制手段。因此，对于世俗力量，它将自己置于了仰人鼻息的位置。这是它由于采取了强制和迫害这一有害原则而使自己必然陷入的可悲境地。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使你们了解教会和人民的关系，这里面盛行什么原则，对整个文明带来了什么结果。随后，我将通过历史、事实以及教会命运在5—12世纪期间的沧桑变化，来验证我们在这里通过教会制度和原则的性质得出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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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英译者使用了caste一词，常被翻译为“种姓”，特指印度世袭的社会阶级，泛指具有排他性和限制性的社会或职业等级、特权阶级，类似中国历史上的“门阀”。

第六讲　基督教教会（下）

本讲目的——教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世俗人士对教士群体的间接影响——教士来自社会各色人等——教会对公共秩序和立法的影响——悔罪制度——人类心智的发展完全是神学的发展——教会常常跻身于权力一方——无需惊奇，宗教的目的就是监管人类自由——5到12世纪期间教会的不同状态——首先，帝国教会——第二，蛮族教会；两种权力分离原则的发展；修道会——第三，封建教会；组织建设尝试；改革的必要性；格里高利七世——神权教会——探索精神的复兴；阿贝拉尔——城市自治运动——这两个事实之间没有关联

上一讲中，我们没能完成对5—12世纪期间教会状况的研究。我们已经决定应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研究它，首先，仅仅研究它自身，研究它的内部组织，研究它作为一个独特、独立的社会的性质；其次，研究它与君主及世俗权力的关系；最后，研究它与人民的关系。我们只完成了这个任务的前两项，现在留给我的是让你们了解教会与人民的关系。随后，我将努力从这三重研究中总结出一个关于5—12世纪期间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的总体观点。最后，我们将通过考察事实、考察那个时期教会本身的历史，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你们将不难理解，在谈到教会与人民的关系时，我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笼统的词语。我无法详细描述教会的各种做法或教士与信徒的日常关系。教会对待基督教民众的理论及其行为的主要原则和重大结果，这才是我必须向你们讲的。

关于教会与人民的关系，有一个典型的事实，同时也是根本的缺点（必须这样称呼）：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被统治者在政府中毫无影响力；基督教教士阶层独立于信徒。

这个弊端肯定源自人和社会的状态，因为我们发现它很早就传入了基督教教会。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教士阶层和基督教民众的分离还没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某些场合下，如主教选举中，基督教民众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对政府施加了直接干预。但这种干预的程度越来越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从2世纪开始它就明显且迅速地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教士阶层的这种分离和独立趋势就是教会自身从幼年开始的发展历史。从那时起，不可否认，出现了更多的弊端，这些弊端在当时使教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在后来使其付出更加昂贵的代价。然而，我们万不可将它们完全归咎于这一点，或者认为这种分离趋势是基督教教士阶层特有的。在宗教社会本质当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要使统治者远离被统治者，高高在上，并为其加上一道独特、神圣的光环。这是教士所背负的使命带来的结果，也是他们在人民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带来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宗教社会中比在其他任何社会中更令人悲痛。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们的理性、良心和未来的命运，也就是说，是他们最密切、最独特和最自由的那部分。我们能够理解，虽然可能带来极大坏处，一个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物质利益和凡尘命运的方向盘交给一个外部权威。我们可以理解那位哲学家，当被告知家里着火时，他回答说：“去告诉我妻子，我不搀和家里的事。”但是，当涉及到良心、思想和内在生命时，当涉及到放弃自治、将一个人的自我交给外部力量时，这么做完全是一种精神自杀，一种比肉体奴役还要糟糕上百倍的奴役，甚至比灵魂奴役还要糟糕。然而这个弊端就是如此。虽然没有全面流行，但就像我即将要指出的那样，它在基督教教会与信徒的关系上逐渐篡夺了教会的权力。你们已经看到，教士自己的自由在教会内部也得不到保证。在教会之外，在俗人当中，情况就更糟糕了。在教士中至少还有讨论、商议以及个人才干的表现；竞争的兴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由的缺乏。而在教士和民众之间完全不存在这种事。对于教会的管理，世俗人士只有旁观的份。因此，我们看到，很早就出现并流行这样一个观点：神学、宗教问题和事务是教士阶层的专属领域；只有教士才有决策和参与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世俗人士都无权干预。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这种观点已经如日中天；要想征服它，要想把宗教问题和科学带回公共领域，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和若干次可怕的革命。

因此，在原则上以及在事实上，教士阶层和基督教民众的合法分离在12世纪前几乎达到顶点。

然而，即使在这个时代，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基督教民众对其政府完全没有影响力。合法干预确实没有，但不等于没有影响力——这在任何政府中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一个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政府。凡是这种思想社区得到发展的地方，凡是在政府和人民中流行同一思想运动的地方，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联系，组织中的任何弊病也无法完全摧毁它。为了解释得更清楚，我将从政界中举一个靠近我们时代的例子：在法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法国人民通过制度对政府发挥的影响力比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17和18世纪还要少。总所周知，在这个时期，在行使权力方面，人民几乎丧失了所有正式的、直接的影响力。然而毫无疑问，当时的人民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年代——例如，那些三级会议频繁召开的年代、议会在政治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年代，以及人民合法参与权力的程度要高得多的年代。

这是因为有一种无法被法律阻挡的力量，必要时它无需制度也能发挥作用：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公共思想和舆论的力量。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有一种比任何其他时代更加强大得多的舆论。虽然被剥夺了合法影响政府的手段，它通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拥有的思想来间接发挥作用，因为统治者不可能不考虑被统治者的意见。5—12世纪之间类似的事发生在基督教教会之中。基督教民众固然缺乏合法行动手段，但在宗教事务上有一场强大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使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联合起来，通过这个手段人民影响了教士阶层。

在研究历史时，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高度重视间接影响；它们比常人料想的更加有效，有时候更加有益。人们自然希望自己的行动能立竿见影，渴望享受成功、权力和胜利的喜悦。但是这并非总是可能的，甚至并非总是有用的。有时候、有些情况下，只有看不见的间接影响才是可取的、可行的。我要从政界再举一个例子。和其他许多陷入类似危机的议会一样，英国议会不止一次地，尤其是在1641年，要求有权直接任命国王的主要官员，包括部长、议员或国事顾问等。它将政府中的这种直接行事看作是一种巨大、宝贵的保证。它曾经不时行使这一特权，但总是效果不佳。人选没能达成共识，国家大事没能管理好。而现在英国情况如何呢？决定政府部门如何组建和国王所有重要官员的任命的，不正是议会的影响力吗？但这是一种间接、笼统的影响力，而不是具体的干预。英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已经达成，但采用了不同的手段；最初尝试过的手段从来没有发挥有益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有个原因，我希望你们允许我多说几句。直接行动假设那些受托者拥有非同寻常的见识、理性和审慎：因为他们要的是立竿见影，所有必须有把握不会错失目标。相反，间接影响力仅仅通过障碍、在经历限制和纠正它们的考验后才能得到运用。在成功之前，它们必然会经历讨论，受到反对和控制。它们的成功来得缓慢，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人的头脑不够发达，不够成熟到保证他们的直接活动能够安全开展，那么间接影响，虽然常常是不够的，依然是更好的选择。基督教民众正是这样影响他们的政府，很不彻底，程度非常有限——我对此确信无疑，但依然影响了它。

教会和民众的接近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基督教士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分布。几乎在任何地方，当一个教会的组建过程独立于它所统治下的民众时，牧师群体就会由那些社会地位几乎相同的人组成；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差别，但在整体上这个政府属于一个生活在一起、从庙宇深处统治其治下民众的牧师群体。基督教教会的组织则完全不同。从封建城堡脚下的农奴破落住所到国王的宫殿，到处都有一名牧师，都有教士阶层的一名成员。教士阶层与三教九流都有联系。基督教教士地位的多样性、对各种生活的参与，是联接教士阶层和世俗人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他大部分拥有权力的教会所缺乏的。并且，正如你们看到的，主教们和基督教教士的首领们还参与了封建组织过程，同时是世俗及教会层级结构中的成员。因此，同样的利益、习俗和生活方式变成了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所共有的。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主教们、经历过世俗生活的牧师们，曾有过许多怨言，并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这的确是一个重大弊端，但它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其他地方那些从未离开过教堂、不食人间烟火的牧师们的生活。与那些完全不了解民间风土人情的牧师相比，那些以某种方式参与过俗世纷争的主教们更加有用得多。在这种联系下，在教士阶层和基督教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命运和地位的平等性，它纠正或至少减轻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离这一弊端。

这种分离一旦得到承认，其范围得到确定（我前面正试图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要研究基督教教会以什么方式进行管理，以什么方式影响它统治下的民众。一方面，它如何促进人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内部进步；另一方面，它如何促进社会状态的改善。

关于个人的发展，确切地说，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里，教会并没有在这方面费多少心。它努力启发世上的强者，使他们感情更加温和，与弱者的关系更加公正；它在弱者中维持一种精神生活以及比他们的日常命运判给他们的更高贵的情感和欲望。然而，对于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发展，对于人的个性的价值提升，我不觉得这个时期的教会做了多少，至少在世俗世界做得不够。它做过的事局限于宗教世界。它非常关心教士群体的发展和牧师的教育；它为他们建设了学校以及当时社会悲惨状态所允许的各种机构。但它们是教会学校，仅仅用于教士的教育。除此以外，教会仅对思想和生活习俗产生了间接和非常缓慢的作用。毫无疑问，它向所有它认为适合为它服务的人开放工作机会，从而激发了思想的普遍活跃。但这就是它在这个时期为世俗世界的心智发展所做的一切了。

我相信，对于世俗社会的改善，它做得更多、更有效。毫无疑问，它与世俗社会中的各种重大弊端如奴隶制，进行了坚决斗争。人们常常反复说，奴隶制在现代的废除完全归功于基督教。我觉得这有点言过其实。奴隶制在基督教社会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教会对此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愤慨。数量众多的各种动因，以及其他思想和文明原则的重大发展，对于废除这一万恶之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毫无疑问，教会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来限制它。对此我们有确凿证据。在不同时期，绝大部分的释奴方式都基于宗教原则；人们在宣布释放奴隶时，几乎总是以宗教思想为名义，以来世希望、人类在宗教上的平等性为依据。

教会同样致力于废止大量蛮族习俗、改善刑法和民法。你们知道，尽管含有一些自由原则，当时的法律是多么的荒谬可笑。你们还知道，有些多么荒谬的证据，例如司法决斗、甚至是几个人的简单誓言，被看作是发现真相的唯一手段。教会努力用更合理、更合法的手段来取代它们。我之前已经提到，在主要由托莱多议会颁布的西哥特法律和其他蛮族法律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比较一下它们，人们不可能不对教会关于法律、公正和所有与探索真理及人类命运相关的思想的巨大优越性留下深刻印象。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中的许多都假借自罗马法律，但如果没有教会的保存和保护，如果没有教会的传播，它们无疑早就消亡了。例如，关于誓言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翻开西哥特人的法律，你们将看到它的使用有多明智：

“为了解案情，法官应首先询问目击证人，随后检查书面材料，目的在于更确切地发现真相，使誓言不会成为多此一举。要查明真相，需要仔细检查双方的书面材料，双方都不知道是否需要誓言，然后出其不意地要求提供。只有当法官找不到任何书面材料、证据，或其他有关真相的确切证据时，才可进行宣誓。”（For. Jud.I. ii. tit. i. 21.）

在刑事案件方面，惩罚和罪行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极其公正的哲学和道德观念。在这里，你们能看出一位开明的立法者对抗蛮族习俗中的暴力和草率的努力。与其他国家的对应法律相比，《论杀人和死刑》这一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例子。在其他地方，构成罪行的似乎是所造成的损害，通过金钱性质的物质赔偿加以惩罚。在这里，罪行被归结为它真正、道德的要素，即动机。犯罪行为的不同级别，绝对无意杀人、疏忽杀人、激情杀人、预谋或无预谋杀人，得到了几乎和我们的法典一样恰当的区分和定义，惩罚也恰如其分地有所不同。立法者的公正还走得更远。他试图废除或至少减少蛮族法律所规定的人和人的法律价值的差异。他保留的唯一差异是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异。对于自由人，不同惩罚所依据的既不是死者的出身，也不是社会地位，而仅仅是凶手的道德过失的不同程度。对于奴隶，他虽然不敢剥夺奴隶主的生杀予夺大权，但至少试图限制它，使其受制于公开、正规的程序。这条法律的条文值得引用：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罪犯或同谋犯能够逃脱惩罚，那么我们更有充足理由宣布那些草率、蓄意杀人者有罪！因此，由于奴隶主常常出于高傲处死无辜奴隶，这一特权理应被彻底废除。我们规定所有人都必须永远遵守以下法律：非经公开审判，任何奴隶主或女奴隶主都不能处死他们的任何男女奴隶，或任何依附他们的人。如果一名奴隶或任何其他仆人犯下应当处死的罪行，他的主人或原告应当立即通知犯罪发生地的法官、伯爵或公爵。调查此事后，如果罪行属实，应通过法官或其主人，对罪犯执行他应得的死刑判决。然而，如果法官不愿处死被告，他应当起草一份针对被告的书面的死刑判决书。然后由其主人决定处死或饶恕其性命。同时，如果奴隶胆大包天，在反抗主人时用武器或石头击打或试图击打他，如果主人在自卫时，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奴隶，主人不应当受到杀人罪的惩罚，但必须通过当时可能在场的男女奴隶的证言或誓言，以及当事人本人的誓言，证明这确实是事实。无论是谁，纯粹出于恶意，亲手或假借他人之手，不经过公开审判就杀死自己的奴隶，将被视为可耻并被剥夺作证资格，将在放逐或悔罪中度过余生，他的财产将传给离他最近的、依法拥有继承权的继承人。”（For. Jud. I. vi. tit. v. l. 12.）

在教会的各种制度中，有一个事实通常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就是悔罪制度。在刑法的原则和应用上，这个制度与现代哲学的思想完全一致，因此在今天研究起来更令人感到惊奇不已。如果你研究教会惩罚手段的本质以及作为主要惩罚方式的公开忏悔，你将发现，它的主要目的是在罪犯心灵中激发悔改之意，通过警示在旁观者心中激发恐惧感。还有另一个思想与它混杂在一起，那就是赎罪。我不知道，一般来说，赎罪思想能否与惩罚思想分开；是否在所有的惩罚中，除了激发罪犯的悔改之意和以儆效尤的必要外，并不存在任何隐藏而迫切的赎罪需要。但是，先抛开这个问题，教会在它整个悔罪制度中提出的目的显然是悔改和以儆效尤。这不正是真正贤明法律的目的吗？本世纪和上世纪最开明的法学家倡导欧洲刑法改革时，不正是以这些原则作为旗号吗？打开他们的著作，如边沁的著作，你们将惊奇地发现，书中提出的刑罚手段与教会采用的这些手段何其相似！他们肯定不是从教会这里借走这些想法的，教会也决不会预见到有朝一日它的榜样会被最不敬神的哲学家们用来协助规划。最后，它通过各种手段来遏制社会中的暴力和连绵战火。总所周知什么是“上帝的休战”以及类似性质的无数措施，教会通过这些手段来阻止武力，努力将更多秩序和斯文引入社会。这些事实路人皆知，无需我赘言了。关于教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我必须要介绍的要点就是这些了。我们已经从我最初提出的三个方面考察了它；并在它的内部构成方面和它的两个地位方面，获得了关于它的内向和外向知识。现在留给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归纳和推测的方法，从我们的知识中推导出它对欧洲文明的总体影响。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项任务几乎已经完成，或至少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教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事实和原则的简单陈述就已经显示并解释了它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答案已经随着原因在你们眼前显现了。然而，如果试图概况一下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教会对现代欧洲的道德界和知识界，对公众的思想、情感和习俗，必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这个事实很明显。欧洲的道德和知识发展在本质上一直是神学的发展。研究一下5—12世纪的历史，当时占据并指引人类精神的是神学；所有意见都打上了神学的烙印；哲学、政治和历史问题全都通过神学视角来研究。教会在知识界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连数学和物理学都臣服于它的教义之下。在培根和笛卡尔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神学精神就是流淌在欧洲世界血管中的血液。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第一次使知识超越了神学的轨迹。

同样事实在文学的所有分支中都明显可见。神学的习俗、情感和语言在每一阶段都能见到。

整体上，这一影响是有益的。不仅它维持并推动了欧洲的学术运动，而且它渗入这一运动时当作旗号的教义和戒律系统都远远优越于古代社会熟悉的一切。在同一时间既存在运动又存在进步。

并且，教会的处境为现代人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东方，知识完全是宗教的；在希腊社会，它完全是人性的。在前者，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即它的真实性质和命运消失了；在后者，占据整个舞台的是人自身，是他的七情六欲、情感和爱好。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精神与一切事物混杂在一起，但它不排斥任何事物。现代知识分子同时留有人和神的烙印。在我们的文学中，人的情感和爱好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人的宗教性质、将他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生命，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所显露。因此，人的发展的两大源泉，即人性和宗教，在同时流淌、滔滔不绝。尽管它混杂了所有这些罪恶和弊端，尽管有这么多的独裁行为，但从心智发展的视角来看，教会的影响更多是发展而非压制，是扩展而非禁锢。

从政治视角来看，情况正好相反。毫无疑问，在使情感和举止变得更加温和上、在遏制和破除大量蛮族习俗上，教会为社会状态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在政府和人民、权力和自由的关系上，总体来说，我不认为它的影响是有益的。在这种关系中，教会总是以两种制度的解释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出现：神权政治或罗马帝国制度，也就是说，有时候是宗教形式的独裁统治，有时候是世俗形式的独裁统治。看看它所有制度和法律，看看它的教规和程序，你总会发现作为支配性原则的神权政治或帝王政治。软弱时，教会就厕身于皇帝的绝对权力之下；强大时，它就以精神权力的名义为自己索求同样的专制。我们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固然，教会常常求助于人民的权利来对抗君主的恶劣统治，甚至常常支持、鼓动起义，常常在君主面前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当权力和自由之间出现政治保证的问题时，当涉及到建立一套可以确实保障自由不受权力侵害的常设机构时，教会通常都站到了独裁统治这一边。

对此没必要大惊小怪，也不必自责教士有太多的人性弱点，或认为这是基督教教会独有的弊端。对此有更根本、更重大的原因。宗教追求的是什么？它追求的是统治人类的欲望和意志。所有宗教都是一种约束、一种权力、一种统治。它以神圣法则的名义来实现征服人类本性的意图。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人的自由，反抗它正是人的自由，它希望征服的也恰恰是人的自由。这就是宗教的事业，这就是它的使命和希望。

虽然宗教关心的是人的自由，虽然它渴望改变人的意志，然而事实上，除了通过人自己、借助人自己的意志以外，它没有影响人的任何精神手段。当它利用外部手段，利用武力、引诱或任何实际上与人的自由合作无关的手段时，当它像对待水或风，像对待物质力量一样对待他时，它无法达到目的，它既无法接近也无法统治他的意志。宗教要想完成自己的意图就必须使自己变成自由本身可接受的。宗教需要人的服从，但他这样做必须是自愿地、自由地，必须在服从当中保留自己的自由。这就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双重问题。

宗教常常忽视这个问题；它将自由看作是障碍而非手段；它忘记了自己面对的力量的性质，像对待物质力量一样来对待人类灵魂。正是因为这个错误，它几乎总是站在反对人类自由的权力和独裁统治这一边，仅仅将人类自由看作对手，花费更多精力来征服而不是保卫人类自由。如果宗教将自己的行动手段用于更好的用途，如果它没有被一种自然但极具欺骗性的意愿误导，它将看到，为了在道德上监管自由，就必须保障自由；除了精神手段，宗教无法也不应该有所作为；它就会在致力于统治自由时尊重自由。它太过经常地忘记这一点，结果宗教权力和自由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不再继续深入分析教会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的总体结果。我已经将它们归纳为两个结果：对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重大、有益影响；对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的弊大于利的影响。我们现在要通过事实、通过历史来检验我们单纯从教士社会的性质和处境推断出来的结论。让我们看看5到12世纪期间基督教教会的命运是什么，看看我向你们介绍的那些原则以及我试图从中推导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按照我描述的那样来发展。

你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这些原则和结果会在同一时期出现，并且像我所描述的那样一目了然。人们常常会犯这样一个重大的、常见的错误：在研究相隔许多世纪的历史时，忘记了精神的演变历史，忘记了（多么奇妙的遗忘！）历史本质上是连续的。就以一个人的一生为例，如克伦威尔、古斯塔夫·阿道夫或黎塞留红衣主教：他开始自己的事业，向前发展并晋升；他影响了重大事件，并反过来被它们影响；他达到了目的。于是我们认识了他，但仅仅是整个的他。这就像是经历了上天之手的大量工序后，他发布上市了。但实际上，刚开始时他并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个人；在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他都不是完整的、完成的；他一直在连续形成过程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一样在塑造中；他们每天都在变化；他们的生命在不断地自我改变；1650年的克伦威尔不是1640年的克伦威尔。个性的基础永远存在，同一个人始终存在，但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他失去的和获得的有多少啊！无论我们查看一个人的生命中哪个时刻，它都不可能是生命结束时我们将看到的那个样子。

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曾经犯错：因为他们对某个人有了完整的认识，就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这么看待他。对他们来说，1628年进入议会的克伦威尔和三十年后死于怀特豪尔宫(1)的克伦威尔是同一个人。对于制度和总体影响，他们也在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于应保持警惕。我已经完整地向你们介绍了教会的各种原则，以及相应结果的发展过程。但要记住，对于历史来说这一图景是不准确的，所有一切都是局部的、连续演变的、在时空中凌乱分布的。我们万不可期待在事实复述中能发现这种统一性，这种迅速的、体系化的关联。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个原则出现，在那里看到另一个原则出现；所有一切都是不完整、不平等和分散的。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回到旅程的终点，才能发现完整的结果。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教会在5—12世纪期间经历过的不同状态。我们无法收集到我之前提出的结论的所有证据，但我们将看到足够多的证据，使我们认定它们是合理的。

教会在5世纪时所处的第一个状况是帝国状态，是罗马帝国教会。当罗马帝国衰落时，教会认为自己正处于事业的巅峰，胜利已是囊中之物。没错，它已经彻底征服了异教。最后一位担任“大祭司”(2)这一异教最高职位的皇帝是格拉提安皇帝，他死于4世纪末期。和奥古斯都及提比略(3)一样，格拉提安也被称为“大祭司”。教会同样认为自己与异端，尤其是当时的主要异端阿里乌斯派(4)的斗争已经结束。在4世纪快结束时，狄奥多西皇帝(5)制订了一部反对异端的完整且严厉的法律。于是，教会取得了对两个最难对付的敌人的统治和胜利。正是在这个时候，它看到罗马帝国已无力帮它，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其他异教徒和异端，出现了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帝国的覆灭影响巨大。不难想象，教会内部必然存有对帝国的强烈依恋之情。因此我们看到它紧紧抓住它所残留下来的东西——自治城市制度和绝对权力。当它使蛮族转变信仰后，它试图复兴帝国。它向蛮族国王们进言，恳求他们变成罗马皇帝，接手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利，并和教会建立它曾经与罗马帝国保持的同一关系。这就是5到6世纪期间主教们的工作，是教会当时的整体状况。

这一努力无法取得成功。蛮族没有任何手段改造罗马社会。和世俗世界一样，教会自身也陷入了野蛮状态。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状态。如果把8世纪教会编年史家的著作与之前时代的作品做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巨大的差别。罗马文明的每一块残骸都消失了，甚至包括语言；所有一切都感觉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己被投入至野蛮状态中。一方面，蛮族人进入了教士阶层，变成了牧师和主教；另一方面，主教们开始过上了蛮族生活，在保留主教头衔的同时，当上了团伙的头目，横行乡里，四处掠夺打仗，就像克洛维(6)的伙伴们那样。你们将在《图尔的格里高利》一书中发现，书中提到的好几个主教，包括沙龙努斯和萨吉塔里斯，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在蛮族教会内部发展出了两个重大事实。第一个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的。这再自然不过了。教会没能成功地复兴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力并分得一杯羹，只能从独立中寻求安全。它很有必要在各个方面捍卫自己，因为它受到持续不断的威胁。每个主教和牧师都看到自己的蛮族邻居们不断干预教会事务，篡夺它的财富、土地和权力；它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宣称：“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是完全分离的；你们无权干预它的事务。”这个原则首先成为了教会抵抗野蛮的武器。

这一时代的第二个重大事实是修道会(7)在西方的发展。众所周知，6世纪初，圣·本尼狄克特在西方僧侣中创建了自己的修道会。虽然当时成员数量还很少，但从那时起便以惊人速度增长起来。这个时期的僧侣还不属于教士阶层，依然被看作是世俗人士。毫无疑问，许多牧师甚至主教都是从他们那里招募来的，但只有到了5世纪末、6世纪初，他们才普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教士阶层的一部分。随后，我们发现，一些牧师和主教变成了僧侣，他们相信这样做能给宗教生活带来崭新的进步。就这样，欧洲的修道会突然之间获得了重大发展。与修道院外的教士相比，僧侣们更能打动蛮族人的心意。他们的数量和他们的独特生活一样令人印象深刻。蛮族人对修道院外的教士——主教或普通牧师，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习惯了见到他们、欺负他们，以及抢劫他们。可是攻击修道院——聚集了如此多圣人的圣地，可是严重得多的事。在野蛮时代，修道院是教会的庇护所，恰如教堂是世俗人士的庇护所。虔诚之辈在这里找到庇护，正如在东方他们躲避在西拜德(8)，以逃避世俗生活和君士坦丁堡的诱惑。

这就是野蛮时期教会历史中的两个重大事实。一方面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分离原则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西方修道制度的发展。

在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次复兴罗马帝国的新尝试，发起者是查理曼大帝。教会和世俗君主再次达成了紧密同盟。这是一个极度顺从的年代，也是一个罗马教廷获得极大发展的年代。这一尝试再次失败，查理曼帝国覆灭了。但是教会从同盟者那里获得的好处依然保留在它手中。罗马教廷发现自己已经确定无误地成为了基督教的首领。

查理曼大帝逝世后，大混乱开始了。教会再一次和世俗世界一道陷入其中，只能进入封建制度的框架中。这是它的第三个状态。随着查理曼帝国的瓦解，在教会世界中发生了几乎和世俗世界一模一样的事；所有统一性都消失了，一切都变成了本地的、部分的、个别的。此时，教士的处境中开始了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斗争。这就是采邑所有者的情感及利益和牧师的情感及利益之间的斗争。教会首脑置身于这两种彼此都想征服对方的地位之间。宗教精神再没有那么强大或普遍了；个人利益变得更加重要了，对独立的渴望和封建生活的习惯松弛了教会层级结构的关联。此时在教会内部出现了一种努力试图纠正这种松懈。他们试图通过一种联邦制度，通过公共集会和协商在不同地区组建全国性教会。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封建制度下，我们发现了最大数量的议会、集会以及教会大会，既有全省的也有全国的。尤其是在法国，这种追求统一的努力似乎吸引了最多热情。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也许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一心想要组织法国教会；他寻找并实施所有可以为封建教会带回一些统一性的协调及联合手段。我们发现，辛克马尔一方面坚持教会对世俗权力的独立，另一方面坚持教会对罗马教廷的独立。正是他，明知教皇希望进入法国并以开除教籍来威胁主教们，说：“他要开除教籍，就让他开除好了。”但这种组织封建教会的努力并没有比组织帝国教会的努力更加成功。在这个教会中没有建立统一的任何手段。它的分崩离析日益加剧。每个主教、高级教士和修道院院长日益封闭在自己的辖区或修道院内。由于同样的原因，混乱日益严重。这是买卖圣职之风最盛的时期，是完全独断处置教会圣职的时期，也是牧师生活作风最放荡的时期。这种混乱状况大大震惊了民众以及教士中的正义之士。因此我们看到，教会中很早就出现了一种改革精神，希望能找到一些能团结所有这些要素、将其置于法律之下的权威。都灵大主教克劳德、利昂大主教阿戈巴尔德在各自辖区开始这种尝试，但是他们都没有条件来完成这样的工作。在整个教会中只有一股力量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就是罗马教廷，即教皇。因此，没过多久它便取得了统治地位。教会在11世纪期间进入了它的第四个状态，神权教会或修道院教会。这种新教会形态的创造者是格里高利七世，他在一个人所能创造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了这种新形态。

我们习惯于将格里高利七世描述为一个想使一切事物停滞不前的人、一个心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对手、一个竭力使世界维持在静止或倒退状态中的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事了。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个基于独裁方案的改革家，就像查理曼大帝和彼得大帝一样。他在宗教世界的地位几乎和法国的查理曼大帝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世俗世界的地位一样。他希望改造教会，并通过教会改造社会，引入更多道德、更多正义以及更多法律——他希望通过罗马教廷来实现这个目的，并使教廷也因此受益。

他努力将世俗社会置于教会统治下，将教会置于罗马教廷统治下，目的是改革和进步，而不是停止或倒退。同时，在修道院内部出现了同样的尝试和类似的运动。对秩序、戒律和道德严格性的渴望得到了热忱表现。就是在这个时期，罗贝尔·德·莫莱姆在西多创立了一个严格的修道会(9)。这是圣·诺伯特的时代、教士俸禄改革的时代、克吕尼改革(10)的时代，以及圣·伯纳德(11)大改革的时代。一场普遍的动荡笼罩了各个修道院。年长的僧侣们捍卫自己，宣称这是有害的事，说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代的习俗必须得到遵守、回到原始教会是不可能的，并把所有改革家当作疯子、梦想家和暴君。打开奥尔德里克·维塔尔所著的《诺曼底历史》，到处都能发现这种抱怨。

所有一切似乎都有利于教会，有利于它的统一和权力。正当罗马教廷努力追求世界的统治权、各个修道院从道德视角出发改造自己时，一些虽然孤立然而强大的人为人类理性提出了权利要求，说它有权被看作人的内在事物、有权干预人的想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攻击已经被人接受的教义或宗教信条；他们仅仅说理性有权检验它们，光由权威来检验它们是不够的。通过约翰·埃里金纳、洛塞林和阿贝拉尔(12)这些代言人，理性再次开始要求自己的遗产。这些人是自由运动的第一批创始人，这一运动与希尔德布兰德和圣·伯纳德的改革运动遥相呼应。如果寻找这个运动的根本性质，我们发现，它并不是意见的改变，或对公众信条体系的反叛——它仅仅是替理性讨要推理的权利。阿贝拉尔在他的《神学导论》中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要求他“传授那些旨在满足理性的哲学论点，恳请他教导他们，不要死记硬背，而是要理解它；因为任何事物不经过理解都是不可相信的，教授那些教师和学生都不理解的事物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不是为了引导至对万物之源——上帝的研究，哲学研究的目的何在？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信徒们理解圣经，培养他们捍卫圣经的必要能力的话，允许他们阅读那些探讨异教徒的时代和书籍的著作的目的何在？从这点来看，特别有必要帮助信徒们拥有理性的全部力量，以便在那些困难而复杂、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目标的问题上，避免狡猾的敌人轻易找到办法在我们纯洁的信仰中掺假。”

这是争取自由、复兴探索精神的第一次尝试，其重要性很快被人感觉到了。尽管忙着改造自己，教会对这个警告一点也不敢大意。它立刻向这些新的改革者宣战。与他们的学说相比，他们的方法对它的威胁更大。

这就是在11和12世纪之交，在教会处于神权教会或修道院教会状态时光芒四射的伟大事实。在这个时期，教士阶层和自由思考者之间第一次爆发了战斗。阿贝拉尔和圣·伯纳德之间的论战(13)、宣判阿贝拉尔有罪的苏瓦松议会和桑斯议会(14)，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这一事实的表现。这一事实在现代文明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就是12世纪教会所处状态的主要情况，我们现在即将离开这个时期。

同时，一场性质不同的运动出现了，那就是城市自治运动。粗野无知状态中惊人的前后矛盾！如果对那些投入如此多热情赢得自由的市民们说，有人——被教会视为异端的人——在争取人类理性的权利、自由探索的权利，他们会马上用石头砸死他或把他烧死。阿贝拉尔和他的朋友们就不止一次遇到这种危险。另一方面，这些为人类理性争取权利的作家们说起城市争取自治权的努力时，将其看作一种可恶的混乱、社会的颠覆。在哲学运动和城市运动之间、在政治解放运动和理性解放运动之间，战争似乎就要爆发了。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调和这两股伟大力量，使他们理解他们有共同利益。在12世纪时它们还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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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怀特豪尔宫（the palace of Whitehall），又称为白厅宫，位于英国伦敦，1530—1698年间一直是英国国王在伦敦的主要居所。在17世纪末被火焚毁之前，怀特霍尔宫是欧洲最大的宫殿。

(2) 中译者注：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合法宗教之前，古罗马信奉多神教，最早的古罗马诸神是天神朱庇特、战神马尔斯、以及基林努斯等。对神祗的祭拜仪式由祭司团体规定。祭司团体中最高位者称为“大祭司”或“最高祭司”，是古罗马宗教中最为重要的职位。最后一位担任“大祭司”的皇帝是格拉提安，但是他后来决定从自己的头衔中略去“大祭司”一词。

(3) 中译者注：都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著名皇帝。

(4) 中译者注：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是由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牧师所阿里乌斯（Arius，250—336）提出。与后来获胜的正统基督教的争论焦点是圣三一理论。正统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但阿里乌斯派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一中较低的一位。圣父和圣子并不会一直在一起。

(5) 中译者注：379年，狄奥多西被皇帝格拉提安任命为共治皇帝，统治罗马帝国东部地区。393年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6) 中译者注：克洛维（Clovis，455或45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7) 中译者注：约在4世纪初，基督教的修道运动（Monastic Movement）同时起源于埃及和叙利亚。它有两种形式：一为索居的隐士，一为寺院的僧侣，这是受了东方宗教生活形态的影响而来。

(8) 中译者注：西拜德（Thebaid）在埃及尼罗河下流，在古代的底比斯（Thebes）附近，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隐修活动中心。

(9) 中译者注：即西多会，基督教隐修会之一，1098年由法国人罗贝尔始建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该会主张全守本笃会严规，推行静默、祈祷、垦荒等隐修制度。

(10) 中译者注：克吕尼改革是中世纪修道运动中的一系列改革，关注于恢复传统的修道的生活，鼓励艺术，照顾穷人。该运动是因位于勃艮第的克吕尼隐修院而得名。

(11) 中译者注：圣·贝纳德（Saint Bernard，1089—1153）法国12世纪著名神学家，中世纪神秘学之父，著名的布道家，灵修神学代表人物，支持教会革新运动，但反对阿贝拉尔的理性权利观点。

(12) 中译者注：皮埃尔·阿贝拉尔（Pierre Abélard）出生于1079年，法国中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神学家，哲学家，洛塞林的学生。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首先将逻辑学运用神学理论，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曾在巴黎讲学，后与学生、当时的才女艾洛伊斯坠入爱河。由于他的教士身份，这段恋情曲折凄苦，最后被迫双双遁入斯修道院。两人之间浪漫凄凉的爱情故事长期流传。英国18世纪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以两人之间的书信为素材创作了一首300多行的长诗《艾洛伊斯致阿贝拉尔》。

(13) 中译者注：亚伯拉德在圣得尼斯修道院修道期间写了一篇论文，专论“关于神之单一与三位一体”问题。这篇论文受到当时的神学权威圣·贝纳德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4) 中译者注：1121年，因阿贝拉尔的著作论及“三位一体”，背离正统教义，在苏瓦桑议会上受到谴责，著作遭焚毁。1141年在桑斯议会上，他再次受谴责，被幽困于克律尼修道院，翌年逝世。

第七讲　自治城市

本讲目的——12世纪和18世纪的自治城市状态比较——两个问题——第一个，城市自治运动——5—10世纪期间城镇的状态——它们的衰败和复兴——城市起义——自治特许状——城市自治运动的社会影响和精神影响——第二，自治城市的内部管理——市民大会——市政官员——高度和低度的公民权——欧洲不同国家自治城市状态的多样性

我们已经将封建制度和教会这两大文明要素的历史引导到了12世纪。现在，我们必须把第三个基本要素，即自治城市，同样追溯到12世纪，同时将我们限制到研究其他两个要素时所局限的范围内。

我们将发现，与教会及封建制度相比，在自治城市问题上我们处于不同处境中。虽然封建制度和教会在稍晚阶段还经历了新的发展，但在5—12世纪期间，它们已经几乎完全成型，处于确定状态。我们看到了它们的诞生、发展和成熟。自治城市的情况则不同。直到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的末期，在11和12世纪，它们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就没有值得研究的历史，也不是说在那之前它们存在的历史不够长，而是说只有到了11世纪，它们才在世界大舞台上崭露头角，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亮相。在封建制度和教会中，从5—12世纪，我们看到了由此诞生并发展的各种结果。无论何时，当我们通过归纳和推测方法推导出某些原则和结果时，我们总能够通过探究事实本身来检验它们。但对于自治城市这一便利性不再适用了。我们现在仅仅处在它们的诞生阶段。现在我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原因和来源上。关于自治城市的存在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们对欧洲文明历程的影响，我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预言。我无法援引同时代的已知事实加以证明。只有在稍后时期，从12—15世纪，我们才能看到自治城市开始发展，这一制度结出果实，看到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结论。我之所以对这种处境的差别大费口舌，是为了先发制人，以免你们抗议我即将向你们提供的图景的不完整性和不成熟性。我要假设，在1789年，在法国开始艰辛的重生之际，一名12世纪的市民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有人给他一本小册子读——假设他知道如何阅读，这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譬如说是M.西耶斯所著的《谁是第三等级？》。他的目光落到下面这句话，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观点：“第三等级是除贵族和教士以外的法国人民。”我问你，这样一句话将对这个人的头脑产生什么效果？你觉得他会理解它吗？不，他无法理解“法国人民”这几个词，因为它们无法给他提供他所熟悉的事实、他所在年代的事实。如果他理解了这句话，如果他清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主权属于第三等级，他一定会认为这是胡言乱语、亵渎神灵，与他所有的见识、观念和情感都是矛盾的。

现在，请这位震惊不已的市民跟着你走，带他去这一时期的某个法国自治城市，去兰斯、博韦、拉昂或努瓦永。他将陷入另一种震惊中：他进入一座城镇，即看不到塔楼或壁垒，也看不到民兵。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切都是敞开的，暴露在第一个来者、第一个占领者面前。这位市民将怀疑这座城市的安全，觉得它脆弱而且缺乏保障。他深入至内部，询问路人它是如何管理的、居民是什么人。他们告诉他，在城墙以外有一个政权，可以无须他们同意即可随意对他们征税，无须倾听他们的意见就召集他们的民兵并送到战场去。他跟他们谈起市政官员、市长和市参议员，得知他们不是由市民们任命的。他了解到城市事务不是由城市来决定，相反，一名国王的人——城市行政长官，独自一人远程管理他们。此外他们还告诉他，居民们无权集会并一块商议与他们相关的事；他们从来不会被教堂的钟声召集至公共场所。这位来自12世纪的市民将困惑不解。开始时，他对市民、第三等级自诩的伟大性和重要性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不已；现在他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中处于奴役、软弱和无足轻重的状态，比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还要糟糕得多。他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从市民拥有主权的场景转到市民完全没有权力的场景。你如何才能让他理解这一切、调和这一切，以免他的头脑崩溃？

让我们这些19世纪的市民们穿越至12世纪，置身于一个完全对应的双重场景中。无论何时，当我们考察国家大事、国家的状态和统治、整个社会时，我们将看不到、听不到、谈论不到任何一个市民。他们不参与任何事，极其无足轻重。不仅他们在国家中无足轻重，而且，如果我们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如何谈论它，以及他们内心当中对自己与法国政府的关系持有什么基本立场，我们将从他们的言语中发现非同寻常的怯懦和谦卑。他们以前的主人，那些被他们强行夺走自治权的领主们，对待他们时至少在言语上流露出的傲慢使我们困惑不已，但他们对此既不惊讶也不烦恼。

让我们进入城市内部，看看那里的情况。场景截然不同了。我们置身于一种筑有防御工事、由武装市民保卫的地方：这些市民自行征税、选举市政官员、执行审判和刑罚，并为了商议城市事务而召开大会。所有人都参加这种大会。他们为了自己而向领主开战。他们还拥有一支民兵队伍。简而言之，他们自己统治自己，是最高统治者。这正是18世纪的法国使12世纪的市民深感震惊的那种反差，只是角色改变了。在18世纪，公民国家是一切，自治城市无关紧要；在12世纪，公民权无关紧要，自治城市才是一切。

无疑，从12世纪到18世纪，必然发生了许多事——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许多次革命，导致一个社会阶级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有这些变化，不容置疑的是，从政治角度看，1789年的第三等级是12世纪城市自治组织的后裔和继承人。这个如此高傲自大、野心勃勃，如此大声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此大声地宣告自己的主权，不仅要求革新和统治法国，还要求革新和统治全世界的法国民族，毫无疑问是或至少主要是12世纪那些仅仅为了偏安一隅，逃避领主不引人注目的暴政，悄无声息地然而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抗的市民们的后人。

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在12世纪市民的状态中找到这种蜕变的解释：这种蜕变的结果和原因存在于未来12—18世纪的各种事件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看到它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这个第三等级的源头依然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那里，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它的命运的秘密，但至少能找到它的萌芽：因为它最初的形态再次出现在它的演变结果中，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基于表象所能假设的。一幅关于12世纪市民状态的图景，即使并不全面，我也觉得将使你们对此深信不疑。

要想更好地理解这种状态，有必要从两个基本视角来考察自治城市。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答。第一，城市自治运动的问题——这一革命是如何开展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给市民们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它对整个社会，对其他阶层和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仅仅涉及自治城市的治理、自治城市的内部状况、市民之间的关系、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形式和生活方式。

自治城市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来自两个来源，一方面来自市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来自他们的内部治理和公共状况。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事实无不可以归入以上原因中的一种。因此，当我们对它们加以归纳总结，当我们一方面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又深入理解了自治城市的内部治理，我们就可说是掌握了它们历史的两把钥匙。

最后，关于欧洲各自治城市的不同状态，我还要多说一句。我即将介绍给你们的事实并不能一成不变地应用于12世纪的所有自治城市，应用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法国的城市。确实有一些事实是全体适用的，但差别也是巨大、重大的。我将顺便指出它们。在文明史的稍后阶段我们还会再次遇到它们，到时候我们将详细探究它们。

要理解城市自治运动，有必要在你们的头脑中回忆一下5—11世纪期间——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城市革命开始——城镇所处的状态。在这里我重申，差别是巨大的，在欧洲不同国家中，各城镇的状态有惊人的差别。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城镇的普遍事实，我将尽力将自己限制于此。当我跳出这一限制时，我所特别提到的将适用于法国的自治城市，尤其是罗讷河和卢瓦尔河以外的法国北部城市。这些城市将是我试图描述的图景的重点。

罗马帝国覆灭后，5—10世纪，城镇的状态既不是奴役状态也不是自由状态。前几天我谈到在描绘人物和事件时可能面临的风险，人们在遣词用字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社会、一种语言长久存在时，词语就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确定的以及精确的含义，一定程度上是法律上的正式的含义。时间把大量概念引入至一个词语的含义中，人们一说到这个词语时就会在大脑中浮现这些概念，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期，不能一律适用于所有时代。例如，“奴役”和“自由”这两个词语，今天在我们头脑中唤起的概念肯定要比8、9或10世纪的对应事实更加精确、更加完整。如果我们说在8世纪城镇处于自由状态，我们言过其实了；我们今天给“自由”一词添加了新的、不能表示8世纪事实的含义。如果我们说城镇当时处于奴役状态，我们又重蹈覆辙了，因为这个词现在暗含了与那个时期的城市状况完全不同的东西。

再说一遍，在那个时期，城镇既不是处于奴役状态，也不是处于自由状态。它们承受着荏弱带来的所有不幸；它们是暴力和强者不断掠夺的牺牲品。但是，尽管有这些可怕的混乱，尽管遭受贫穷、人口流失，城镇依然存活下来了，并保存了一定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城镇中都有一名教士、一名主教，他们通过巧妙行使权力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力，成为了人们和征服者之间的联结纽带，从而维持了城镇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将其置于宗教的庇护之下。此外城镇中还保留有罗马制度的大量残骸。在这一时期，人们能看到元老院和库里莱频繁开会，公众大会和市政官员大会经常被提到（M.德·萨维尼和霍尔曼、德·莱札迪耶女士等人收集了许多此类事实）。世俗世界的各种事务，如遗嘱、遗赠以及大量民事法令，都在库里莱中由它的市政官员进行立法，就像罗马市政当局当年做的那样。城市活力和自由的残余逐渐消失了，这是事实。野蛮、混乱和持续不断的灾祸加剧了人口减少。土地业主在乡村定居下来，以及农业生活日益重要，这些是城镇衰败的新原因。在投入封建制度的怀抱后，主教们也不再那么重视城市生活了。最后，当封建制度取得彻底胜利时，城镇虽然还没有沦落至农奴那样的奴役状态，却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掌握在领主手中，被圈进了封地当中，被剥夺了即使在最野蛮的时代、在蛮族入侵最初阶段他们依然保留的最后一点独立。因此，从5世纪直到封建制度完全形成，城镇的状况江河日下。

当封建制度彻底确立，当所有人都安居乐业、漫游生活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城镇再次开始获得一些重要性，开始重现生机。你们知道，人的活力就跟地球的繁殖力一样，一旦动荡停止，它就再次出现，使一切事物萌芽并兴旺起来。刚瞥见一丁点秩序和和平，人们就产生了希望，有了希望便发奋努力。城镇也是如此。封建制度刚一确立，封地领主们就有了新的需要，对发展和改善的一些期待。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在他们领地的城镇中再次出现了些许商业和工业。财富和人口回来了，虽然很缓慢但毕竟是回来了。在促成这一情况的各种原因中，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考虑到，那就是教堂的庇护权。在自治城市建立之前，在它们的力量和壁垒能够使它们向国家中遭难的人口提供庇护之前，除了教堂外它们无法提供其他安全保障，这就足以将大量不幸的逃亡者吸引到城镇来了。他们躲藏于教堂中或教堂周围。并且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下层阶级，如寻求安全保障的农奴和农民，还经常有重要人物、富有的亡命之徒。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充满了此类例子。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原本强大的人物被更强大的邻居甚至被国王本人追杀，不得不舍弃自己的领地，带上所有能带走的，躲藏在一座城镇中，置身于教堂的庇护下，变成了市民。我认为，这种逃亡者不可能不对城镇的发展产生影响。他们为城镇带来了财富，以及比城镇居民更优越的人口所具有的各种要素。另外，谁不知道，一个社团刚刚具备雏形，人们就趋之若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能找到更多安全，而且还因为人们亘古常有的社交需求。

在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封建政府多少走上正轨后，城镇再次获得了一些力量。然而，他们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得到同等比例的恢复。没错，漫游生活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征服者来说，对于新的土地业主来说，漫游生活已经成为满足其欲望的主要手段。当他们希望去掠夺时，他们便去远征，去远处寻找新的财富、新的领地。当几乎每个人都安顿下来，必须舍弃这种四处漫游、征服生活时，他们的贪欲、暴戾和尚武之心却没有停止。于是，他们的重心落到了周边的居民身上，落到了城镇上。他们不再去远处掠夺，而是在家门口掠夺。从10世纪初开始，贵族对市民的敲诈勒索翻了两番。每当城镇所在封地的领主贪心发作，他就对市民们大肆施暴。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市民由于缺乏商业安全保障而怨声载道的时代。商人们行商归来，无法平安返回自己的城镇；大路小径上到处都是领主及其手下布下的关卡。人们刚重新开始勤勉工作就赶上了最缺乏安全保障的时刻。一个人的工作就这样被骚扰，在工作中有望获得的成果就这样被掠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恼火了。如果是在刻板单调的生活中被骚扰，如果被夺走的不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没在他心中激发出憧憬的快乐，他不会感到如此的烦恼和愤怒。与其他任何情形相比，个人或一群人在走向幸福的过程中遭遇不公和暴力，会激发出更加强烈的反抗动力。

因此，这就是10世纪时城镇所处的地位。它们拥有更多的力量、重要性和财富，需要捍卫的利益也更多。同时捍卫它们的必要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因为这些力量、利益和财富都成了领主们垂涎的对象。危险和灾祸增大了，抵抗它们的手段也随之增加了。并且封建制度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持续抵抗的榜样。它从未向人的大脑展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它光凭一次干预就可以统治一切、平息一切。相反，它提供了个人意志拒绝臣服的连绵场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就是封地领主面对上级、小领主面对大领主时采取的立场。因此，当城镇遭受折磨和压迫时，当它们有了新的、最重要的利益需要保卫时，在这个时刻它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造反的榜样。封建制度为人类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断向人们展示个人意志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榜样影响巨大：尽管势单力薄，尽管与领主实力相差悬殊，四面八方的城镇还是纷纷揭竿而起。

要给这一事件指定一个确切日期非常困难。人们一般认为，平民自治运动开始于11世纪。但是，在所有重大事件中，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前，已经出现过不知多少次不幸和不为人知的尝试！在所有事情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上天肆意挥霍勇气、美德和牺牲，总之，挥霍了人自身。只有经过不知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后，在许多高贵心灵已经被气馁压垮，确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之时，胜利才姗姗来迟。对于平民来说，事情显然就是这样发生的。无疑，在8、9和10世纪中，有许多次反抗努力以及争取自治的运动，它们不仅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在人类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荣耀或成就。然而，千真万确，这些努力影响了后来发生的事。它们激活并维持了自由精神，并为11世纪的伟大起义铺平了道路。

我特意使用了“起义”一词。11世纪的平民自治运动是名副其实的起义的结果，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是城镇人民向其领主宣布的战争的结果。我们在这种历史中看到的第一个场景经常是市民们挺身而出，随手操起手边的家伙什儿当作武器，驱逐领主派来横征暴敛的手下，或者是冒险攻打城堡。这些从来就是战争的特征。如果起义失败，征服者们会做什么？他会下令拆除市民们修建的防御工事，不仅是围绕城镇的，还包括围绕每座房屋的。我们常常看到，市民们在结盟时，在承诺共同行动、发誓相互帮助之后，市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家中修筑防御工事。有些自治城市，它们的名字今天已经完全模糊，例如，位于尼维诺伊斯的小城镇韦兹莱，与领主展开了持久的、激烈的斗争。韦兹莱修道院院长最后取得了胜利。他立刻下令拆除市民房屋中的防御工事。不少被摧毁的设防房屋的主人的名字被保存下来了。

让我们进入先辈们的居所内部，研究一下他们的建筑模式和所暗示的生活方式。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所有一切都具有战争的性质。

根据我们尽可能深入的考察结果来看，12世纪的市民房屋的构造是这样子的：通常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个房间。底层的房间是公共的，全家人在此进餐。出于安全考虑，第一层非常高，这是房屋构造最显著的特征。市民和妻子所住的房间就位于这一层。房屋一角通常建有一座塔楼来保护其侧翼，它通常是方形的。这是战争的另一个标志，是一种防御手段。在第二层有一个房间，其用途尚无定论，但通常是留给子女以及家中其他人的。通常在这之上是一个小平台，显然是用于瞭望的。房屋的整个构造都暗示了战争。这就是这场导致平民获得自治权的运动的显著性质和真正名称。

当战争持续一定时间后，无论交战双方是谁，它必然会走向和平。平民和敌手之间的和平条约就是特许状。自治城市的特许状其实就是市民们和领主之间的和平条约。

起义是普遍的。当我说“普遍”时，我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市民之间存在联盟或联合，绝非如此。平民的情况几乎处处一样。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同一危险的牺牲品，遭受了同样的灾祸。获得了几乎一样的抵抗和防御手段后，他们几乎同时使用了这些手段。榜样可能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两个自治城市的成功可能会蔓延。有时候，特许状看起来像是出自同一模式。例如，努瓦永的特许状就被博韦、圣昆汀等城市用作了特许状的模板。然而，我怀疑榜样的影响力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当时的通信困难而稀少，传闻模糊而短暂。更有可能的是，起义是相同处境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普遍、自发的运动。我说的普遍，意思是它几乎在所有地方发生。因为，我重复一遍，这场运动不是一致的、商量好的，一切都是特殊的、地方性的。每个自治城市都是为了自己而反抗领主，一切都发生在地方范围内。

斗争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起伏。不仅双方互有胜负，甚至当和平似乎已经确立、双方都宣誓遵守特许状后，它还会遭到各种方式的破坏和逃避。国王们在这场斗争的交替起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讨论王权时详细阐述。我觉得他们对城市自治运动的影响有时候被过度高估了，有时候又被过度低估了，甚至有时候被完全否定。我现在只说国王们常常加以干预，有时候是应自治城市之邀，有时候是应领主之邀；他们常常扮演相反的角色；他们有时候按照一个原则行事，有时候按照另一个原则行事；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目的、意向和行为；但是整体上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功大于过。

尽管有波折起伏，尽管特许状持续受到破坏，城市自治运动在12世纪终于大功告成。整个欧洲尤其是广泛起义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法国，处处都赢得了或多或少有利的特许状。城市自治机构享受到的安全保障有多有少，但毕竟是享受到了。这一事实已成定局，自治权已经被确立。

现在让我们努力寻找这一伟大事实的直接结果，看看它给市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

首先，在市民与国家整体统治机构——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的关系上，它没有带来任何变化，至少在刚开始时没有任何变化。市民对政府的干预并不比以前多，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局限在领地范围内。

然而，有一个情况将改变这一断言。现在，在市民和国王之间一种关联开始建立了。时不时地，市民们请求国王的帮助，来对抗他们的领主，或者当特许状得到承诺或宣誓遵守后，请求他的担保。还有一些时候，领主们请求国王在他们和市民之间充当裁判。无论是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出于各种不同原因，王权都干预了争执。从此在市民和国王之间出现了一种频繁联系，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市民们接近了国家政权的中心，开始与国家的整体治理发生关系。

尽管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自治运动创造了一个崭新、普遍的阶级。市民之间并不存在联合，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没有共同、公共的实体。但是国家里充满了处境相同的人，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关联和团结，因此产生了“资产阶级”(1)。资产阶级这个伟大的社会阶级的形成，是市民们的地方自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万万不可把当时的这个阶级设想成它后来演变的那个样子。不仅后来它的地位变了，并且它的组成成分也完全不同了：在12世纪，组成它的几乎全是商人——经营小本生意的商贩，以及小业主——拥有地产或房产，居住在城镇里。三个世纪以后，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律师、医生、各种学者以及所有当地官员。资产阶级是逐渐形成的，由极不相同的成分构成。还没有人给出它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中的连续演变或多样性的解释。不管在哪，一说起资产阶级来，人们似乎总认为在所有年代它都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臆测。也许，我们正应该从它不同历史时期成分的多样性中探索它的命运的秘密。在它尚未包括官员和文人、还没变成16世纪的模样之前，它在国家中既没有相同的重要性，也没有相同的性质。要想理解它的命运和力量的起伏变化，必须观察它内部不断兴起的新职业、新的道德立场和新的心智状态。在12世纪，我重复，组成它的仅仅有小商人——他们做完买卖后隐退在城镇中，以及房产和小型地产的业主——他们定居在城镇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欧洲市民阶级的最初成分。

平民自治运动的第三个重大结果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自身形成了事实，并充斥在现代历史中。现代欧洲诞生于不同社会阶级的斗争中。在其他地方，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这种斗争造成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在亚洲，一个阶级大获全胜，种姓统治代替了阶级统治，社会陷入了停滞。感谢上帝，这些事情没有在欧洲发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征服或压制其他阶级。斗争没有成为停滞的原因，反而成为了进步的源泉。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斗争和让步交替进行的必要性、利益和欲望的多样性、有心征服却无力实现，从所有这一切中产生了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也许是最活跃、最多产的源泉。各个阶级不断斗争、彼此憎恨，它们地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但它们还是逐渐靠近、相互理解、相互同化了。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见证了一种统一精神、一种利益、思想和情感的统一体在国家内部的诞生和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最终战胜了分歧和斗争。例如，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各阶级在社会和精神上的隔阂还很深，然而正处于不断融合中。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兰西民族，而不是一个排外的阶级，这个民族包含了所有阶级，并且所有阶级在其中受到一种共同情感的激励，拥有共同的社会存在，总之，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就这样，从差异、敌意和斗争中诞生了现代欧洲的民族统一性，这种民族统一性在今天是如此的显著，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发展和提升，散发出更加辉煌的光芒。

这就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这一革命所带来的外部的、明显的重大社会影响。下面让我们研究它的精神影响，它对市民的心灵造成了什么变化，他们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必然会变成什么样。

思考在12世纪以及随后时期中，市民和整个国家、政府以及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事实感到印象深刻。我说的是市民非同寻常的怯懦、谦卑、在要求国家统治权时的过度谦逊，以及他们易于满足的程度。在他们中间见不到那种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政治抱负，见不到思想大胆、志向宏伟的任何证据，见不到所谓的明智、正直和自由的人。

在政治领域，伟大志向或坚定思想只能来自两个源泉。要么是自命不凡，自认为有叱咤风云的强大力量；要么是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完全的个人独立，对个人自由充满信心，坚信命运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似乎只有这两个条件之一才能产生坚定的思想、伟大的志向，才能产生大展宏图、建功立业的愿望。

中世纪市民的状态中，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具备。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对自己才是重要的；他们在自己的城镇以外或对于国家大事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他们对于个人独立也没有多大的感情。他们赢得了胜利，赢得了特许状，却无济于事。与那些住在附近、刚被他们征服的低级领主相比，城镇里的市民所感到的极度自卑感并不更少一些。他没有那种曾经鼓舞封地领主、由于独立而产生的自豪感；他所拥有的那一份自由不是凭他一己之力获得的，而是来自他与他人的联合，是一种艰难的、不牢靠的救援。因此，这种拘谨、懦弱、隐忍谦卑、言语谦逊的性格，和行事坚决的性格一道在市民的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不仅仅是在12世纪中，甚至还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他们不喜欢轰轰烈烈的冒险事业，即使被命运所迫不得不冒险他们也会惴惴不安。责任令他们感到心烦意乱。他们觉得自己超出了活动范围，希望回归本份。因此，他们为人处世讲究中庸之道。人们在欧洲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中，常常发现资产阶级被人尊敬、重视、奉承甚至是尊重，但很少被人畏惧。它很少令对手感到它是一股强大、高傲的力量，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没什么可惊奇的，它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起源，在于它取得自治时的情形、我刚刚向你们介绍过的情形。不受社会地位所限的雄心壮志、政治思想的宽广和坚定、参与国家大事的愿望、对人之为人的伟大以及人可能施展的力量的充分意识，这些完全是现代欧洲的情感和气质、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现代文明特有的光辉伟大的普遍性所产生的成果，这种普遍性必然能确保公众在国家统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这正是我们的先辈市民通常及必然缺乏的。

另一方面，他们在狭隘舞台上捍卫地方利益的斗争中获得并展现出来的干劲、专注、毅力和耐性从未被人超越过。这一事业的难度是如此之大，面临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当前，人们对12和13世纪的市民生活抱有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在沃尔特·司各脱所著的一部小说《昆汀·杜沃德》中，你们看到了他对列日市的一位市长的描述。作者把他刻画成了喜剧中的一名普通市民，肥胖、懒惰，既无经验也无胆量，只知道安逸度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市民们总是身披盔甲、手执长矛。他们的生活和与他们交战的领主一样紧张、一样危险、一样艰辛。正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危险中，在与实际生活各种困难的斗争中，他们获得了这种男子汉气概和倔强劲头，这种气概和劲头在现代的斯文生活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城市自治运动所取得的这些社会或精神成就在12世纪期间都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在后续的世纪中它们才清晰显露，才能轻松辨别。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种子已经撒在自治城市的最初处境中，撒在它们追求自治的方式中，以及市民当时获得的社会地位中。因此，我向你们单独介绍它们是正确的做法。现在，让我们研究12世纪自治城市的内部情况，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治理的、在市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和事实是什么。

你们应该记得，在谈到罗马帝国遗留给现代世界的自治城市制度时，我告诉你们，罗马帝国是一个由众多自治城市组成的伟大联盟，这些城市都曾经是和罗马一样的主权城市。每一座城镇最初都拥有和罗马一样的存在方式，都曾经是小型、独立的共和国，能够自主媾和或宣战，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治理自己。随着它们与罗马帝国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那些构成了主权的权利如媾和或宣战权、立法权、征税权等，脱离了各个城市，集中到了罗马。最后只剩下一个主权城市即罗马，统治着大量现在只有普通百姓生活的城市。自治城市制度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一种政治统治、一种主权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完成的重大革命。自治城市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沦为了城市的地方事务和民事权益的管理。这就是罗马帝国覆灭时城镇及其机构所处的状况。在混乱和野蛮状态中所有思想和事实都陷入了彻底混乱，主权和行政管理的所有归属都混淆了。再没人关心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切事务都只能随需应变。每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要么有个君主，要么有个行政长官。当城镇揭竿而起以恢复一些安全保障时，它们夺取了主权。它们夺取了征集民兵的权利、为战争征税的权利、自行任命首领和官吏的权利，总之，治理自己的权利，绝不是为了贯彻某种政治理论，也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是为了拥有抵抗它们所反叛的领主的手段。城镇的内部政府是防御和安保的手段。就这样，因为罗马征服而被废除的主权回归了自治城市制度，自治城市再次拥有了主权。这就是城市自治运动的政治性质。

这种主权不一定是完整的。它常常还留有一些外部主权的痕迹：有时候领主保留了向城市派遣地方官的权利，城市的市政官员成了地方官的顾问；有时候他拥有征收某些税收的权利；在其他地方他可以获得贡品。有时候，城市的外部主权掌握在国王手中。

那些已经进入封建制度框架的自治市拥有封臣，变成了封建主。凭借这一头衔它们部分拥有了最高领主与生俱来的主权。这使得它们通过封建地位获得的权利和通过起义获得的权利之间出现了一些混淆。它们就是通过这两种名义获得主权的。

根据极其贫乏的文史材料，我们尽可能地推断出在自治市内部，至少在早期，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全体居民构成了市民大会；所有曾经宣誓效忠城市的人（所有生活于城墙以内的人都必须这样做）被钟声召集至大会场。他们在这里任命市政官员。市政官员的数量和组织形式变化很大。一旦任命了市政官员后，大会就解散了，几乎完全由市政官员独自来统治，多少有点独断专行。除了负责新的选举或发动民众暴乱外他们没有别的职责，暴乱是那时候的主要职责形式。

你们能看到，自治市的内部组织归结为两个简单要素：全体市民大会以及一个拥有几乎专制权力的政府，其职责是起义和暴乱。主要由于生活方式所处状态所限，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障长治久安的正规政府是不可能的。自治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处于野蛮无知、逞凶斗狠的状态，极难管理。短时期过后，自治城市内部就和以前领主统治时期一样缺乏安全保障。然而，一个上层资产阶级极其迅速地形成了。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的思想和社会关系所处状态导致了大批工业行业和依法成立的企业的兴起。特许权制度被引入了城市内部，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很快，到处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富有且重要的市民，以及或多或少的庞大劳动人口，他们尽管地位低下，但对城市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于是，城市分化成了一个地位较高的资产阶级和大量容易沾染各种市井恶习的人口。上层资产阶级发现自己两面受到挤压，一方面是管理下层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一方面是城市旧主人寻求重建权力的不断企图。这就是它当时的处境，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就是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尤其是在法国阻止城市自治机构掌握它们原本能够掌握的所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障碍。在它们中间两大原则争斗不休。在下层人口中是一种盲目、无所顾忌、凶猛的民主精神；以及因此造成的上层人士在达成协议时的怯懦、极易妥协的倾向，无论是对待国王、旧领主，或是在城市内部恢复和平、秩序时莫不如此。这些原则中每一个都必然会阻碍城市自治机构对国家发挥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结果在12世纪都还没有显露出来，然而，人们还是能够在平民造反的性质中，在它们的发起方式中，以及在城市人口不同成分的状态中预见到它们。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就是城市自治运动和城市内部治理的主要特征和总体结果。我要预先警告你们，这些事实并不像我概括的那样统一和普遍。欧洲各自治市的历史千差万别。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罗马自治城市制度占统治地位；不像北方存在那么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并且由于罗马传统的缘故，或是因为人口素质更高，城市自治组织也强很多。在北方，封建制度统治了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服务于对抗领主的斗争。南部的自治市更加关注内部组织、改善和进步；它们一心想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北部的自治市尤其是法国的自治市，它们的命运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完全性，其发展程度注定要稍逊一筹。看一眼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自治市，我们能发现其他差异。我对此不再详细展开。在研究文明史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对其中一些加以评论。一切事物在开始时都以相同外表混杂在一起，只有在连续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别。然后就开始了新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朝着自由和高度统一的方向发展，朝着人类所有努力和希望的辉煌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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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资产阶级（bourgeoisie，音译为“布尔乔亚”），是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当中的富有阶级之一，指有产者、中产阶级。英语“bourgeoisie”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的“borghesia”，指在村庄中心拥有房子的自由人。中古时期的资产阶级原型就是磨坊拥有者，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较适合用来指最初的银行家，以及那些从事新兴活动如贸易和金融的人。19世纪之前，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就是低于贵族、高于农奴和无产阶级的广大人群。

第八讲　十字军东征

本讲目的——欧洲文明史总体一览——它的独特且根本的性质——该性质开始显露的时代——12到16世纪时欧洲的状态——十字军东征的性质——它的精神和社会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不复存在——十字军东征对文明的影响

我还没向你们解释我的整个课程计划。在开头我指出了它的目标；随后我简单回顾了欧洲文明，既没有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也没有同时向你们指明出发点、路线和停靠港口，即开始、经过和终点。然而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局观察，素描出我们所勘测地区的总体景象。我们之前研究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解释，或通过直接、明显的结果加以解释。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却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激发强烈兴趣，除非是把它们与最间接、最遥远的结果关联起来。

在如此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面前一团漆黑，再也不愿继续前行。我们希望不仅知道自己从那里来、现在身处何方，还希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我们正在靠近的这个时代并不容易理解，不通过它与现代的联系就无法评估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意义只有到了后来才变得明显。

我们现在拥有了欧洲文明的几乎所有要素。我说“几乎”是因为我还没有向你们提到君主制。君主制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直到12世纪甚至13世纪才发生。直到那时这一制度才真正形成，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因此我在前面没有提到它，它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除此以外，我重复一遍，我们已经拥有了欧洲文明的所有重大要素。你们已经目睹了封建贵族政治的诞生、教会和自治城市的诞生。你们已经见到了与这些事实对应的制度，而且不止是制度，还包括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激发的各种原则和思想。因此在研究封建制度时，你们被置身于现代家庭的摇篮边、家庭生活的壁炉前；你们已经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了个人独立的情感，以及它在我们文明中占据的位置。关于教会，你们已经看到了纯宗教社会的兴起、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神权政治的原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迫害的开端以及信仰自由的第一声呼喊。正在兴起的自治城市使你们隐约看到一个基于封建制度和教会以外的其他原则建立起来的社团、社会阶级差异及其斗争，看到了现代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第一个及意义深远的特征——胆小怕事和发奋进取的精神兼备、煽动蛊惑和遵纪守法的精神并存。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帮助欧洲社会形成的要素、它已经成为的一切，甚至可以说它蕴含的一切可能，都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

现在，让我们前往现代欧洲的心脏。我说的不是这个经历了我们所目睹的惊人变化的当今欧洲，而是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问你，你们能认出我们刚在12世纪见过的那个社会吗？多么神奇的变化！我已经详细说明了自治城市在这方面的变化。接下来我要努力使你们意识到18世纪的第三等级与12世纪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相似性是多么的少。如果对封建制度和教会进行同样比较，我们将震惊于同样的巨变。路易十五的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之间，或德·贝尼斯红衣主教的教会和苏格院长的教会之间，其相似之处并不多于18世纪的第三等级和12世纪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虽然社会已经具备了所有要素，但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希望能明确这一巨变的总体及基本的性质。从5世纪到12世纪，社会包含了我所描述的一切。它拥有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工、宗教和世俗权力——总而言之，形成国家和政府的所有必要事物的萌芽，然而，那时候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就民族和政府这两个词语的当今含义而言，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实的政府的事物。我们见到过大量特殊权力、大量特殊事实以及地方性制度，但没见到任何一般或公共的事物，没见到严格意义上的政策，也没见到真正的民族性。

相反，让我们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们将到处看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两大主角：政府和人民。一个广泛权力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国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影响，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联合或斗争，这就是历史所发现并叙述的内容。贵族、教士和市民，这些特殊阶级和势力现在都退居第二位，几乎淹没在人民和政府这两大实体的阴影中。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区分现代欧洲和原始欧洲的根本特征；这就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发生的巨变。

因此，我们必须在13—16世纪期间，也就是说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期内，探索这一变化的奥秘。正是在这一时期，原始欧洲转变成了现代欧洲，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独特性质，也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吸引力所在。如果不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如果不在所有地方探索它所产生的一切，那么我们不仅理解不了它，还会很快对它感到厌烦和苦恼。的确，如果不考虑结果光看它自身，它是一个毫无特色的时期、一个混乱日益加剧而又无法发现原因的时期、一个盲目运动的时期、一个徒劳无功的时期。君主、贵族、教士、资产阶级，所有这些社会秩序组成要素似乎都进入了相同的循环运动中，都无法前进或停顿下来。它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但都失败了；它们试图建立统治、确立公共自由；它们甚至还尝试过宗教改革，但一事无成——没有一件事得到圆满成功。倘若人类曾被遗弃，陷入躁动而不前、徒劳而无功的命运，那么在13—15世纪期间人类所处的状况、人类的历史正是这样子。

我只知道一本书对此现象进行了真实的描述，M.德·巴朗特所著的《布戈涅公爵家史》。我说的不是那种在民俗描写中或事实详述中闪现光芒的真实性，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使得该书成为那一时期的忠实写照和真实映像，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的运动性和单调性。

相反，如果从它与后续时代的关系来考虑，将其视为原始欧洲到现代欧洲的过渡，这一时期就变得熠熠生辉、生气勃勃了。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一个整体、一个方向和一种进步。它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就在于在这期间所完成的缓慢而又隐秘的工作。

欧洲文明史可以归纳为三个重大阶段：首先，我称为起源或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不同要素摆脱混乱，开始形成，伴随着引发它们的原则以原始形态显露出来。这一阶段持续到12世纪左右。第二阶段是尝试、试验和探索时期。社会秩序的不同要素互相靠近、混合，似乎在互相试探，但无力形成任何普遍、正规或永久的事物。准确地说，这一阶段直到16世纪还没有结束。第三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社会获得确切形态，沿着明确的趋势发展，快速且普遍地朝着一个明确目标前进。这一阶段开始于16世纪，现在仍在继续。

对我来说，欧洲文明的整体景象就是这样，我将努力将其呈现给你们。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重大关键事件和决定性原因。

十字军东征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说是揭开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序幕。它开始于11世纪，延续至12、13世纪。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自从它结束后，贤明的历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它的研究；即使在阅读对它的描述之前，所有人都已经预见到它是那些改变了人们生活状况的事件之一、是为了理解事实总体历程而绝对需要研究的事件之一。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普遍性。整个欧洲都加入了——它是第一个全欧洲事件。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从未被同一种情感激发，或为同一项事业采取行动，欧洲还未诞生。十字军东征展现了一个基督教欧洲。法国人组成了第一支十字军的先锋，但同时还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看看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参与其中。这种事是史无前例的。

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十字军东征成了全欧洲事件，在每个国家里它成了全国性事件。所有社会阶层都受到同一种感受的鼓舞、服从同一个想法、献身至同一种冲动。国王、领主、牧师、市民、农民，所有人都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兴趣，都参与其中。各个国家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团结——一个和欧洲团结一样新奇的事实。

当这种事件发生在民族发展的初期，发生在人们行动自由自发，没有预谋，也没有政治意图或联合的时期，人们从中看到了历史上所谓的英雄事件——民族的英雄年代。事实上十字军东征构成了现代欧洲的英雄事件——一场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却又未经管理的运动。

这确实就是它的原始性质，这一点得到所有文献的验证、被所有事实证明。谁是第一支启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十字军？是平民大众，他们在隐士彼得(1)的指引下出发，没有准备，没有向导，也没有首领，少数几个无名骑士与其说是引导还不如说是跟随着他们。他们横跨德国、希腊帝国，分散或消失在小亚细亚。

上层阶级即封建贵族们也随之对十字军东征事业热心起来。在戈德弗雷·德·布永（Godefroi de Bouillon）的指挥下，领主们及其随从们充满热情地出发了。当他们穿过小亚细亚后，一股突如其来的麻木感和疲倦感侵袭了十字军首领。他们不愿继续前进，于是联合起来就地征服、建立自己的地盘。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们反叛了，他们希望前往耶路撒冷——解放耶路撒冷才是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十字军战士们来的目的不是为雷蒙·德·图卢兹、博希蒙德或其他人打江山。大众的、全国的和全欧洲的冲动高于所有个人愿望。首领们没有足够权威使部众服从自己的利益。最后，那些在第一次东征中置身事外的君主们也和民众一样为这场运动而疯狂。12世纪的几次伟大东征运动就是由国王们指挥的。

我一下子就跳到了13世纪末。欧洲人民还在谈论十字军东征，甚至充满热情地宣扬它。教皇们鼓舞着君主们和民众——他们召集议会来推荐“圣地”，但再没人去那里了——再没人关心它了。有些事情渗入了欧洲精神和社会，终止了十字军东征运动。一些私人远征固然还有。少数领主、少数队伍仍然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但普遍运动显然停止了。然而，继续东征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并不见得已经消失。穆斯林在亚洲节节胜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有必要再次征服它。与首次东征时相比，取得成功的手段更加丰富了。大量基督徒占据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更加熟悉了行军和作战的手段。然而依然没有什么能够复活十字军东征运动。显然，社会中的两大力量——一方面是君主，一方面是民众——都不赞成它。

人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厌倦——欧洲厌倦了进攻亚洲。我们必须对“厌倦”一词达成共识，这个词在类似场合中频繁出现，却不可思议地被人误用。一代人不可能对自己从未参与的事情感到厌倦，不可能对他们父辈所经历过的疲劳感到厌倦。厌倦感是个人的，不可能像遗产一样被传承。13世纪的人不是因为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而感到疲惫，他们受到了其他原因的影响。在思想、情感和社会状况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需求和愿望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再考虑或期待同样的事。是这些政治或精神上的变化而不是厌倦感，才能解释相继几代人的不同行为。用来解释它们的所谓厌倦感是一个错误的比喻。

两个重大原因将欧洲投入至十字军东征运动中，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社会方面的。精神原因正如你们知道的是宗教情感和信仰的冲动。从7世纪末开始，基督教一直在与伊斯兰教斗争。在受到严重威胁后，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征服了伊斯兰教，成功地将它遏制在西班牙，从那以后还在持续努力驱逐它。有人把十字军东征说成是一种意外事件、一种无法预料的事，仅仅由于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的描述以及隐士彼得的鼓动而造成。它的性质绝非如此。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延续了四百年的宏大战争的延续和顶点。斗争的舞台原本在欧洲，现在转移到了亚洲。有些人经常不管恰当不恰当，在历史事实之间强行进行比较和类比，如果要我给这种做法带来一些价值，我可以说，基督教在亚洲的遭遇和命运恰如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遭遇和命运。伊斯兰教盘踞在西班牙，在那里征服并建立了一个王国和若干公国。基督教在亚洲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发现自己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处境与后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处境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王国跟格林纳达王国的处境一模一样。但这些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社会和宗教体系之间的斗争，而十字军东征则是这一斗争的重大转折点。这才是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历史性质，是把它和全局连接起来的纽带。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11世纪欧洲的社会状况，这也促成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发生。我曾经仔细解释为什么在5—11世纪之间，欧洲没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我曾努力说明一切事物是如何变成地方性的，国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间。封建制度就是这样盛行的。一段时间后，如此狭小的天地已经不够，人类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笼。漫游生活已经停止，但对它所带来的刺激和冒险的爱好并没有停止。人们奔向十字军东征运动，就像奔向更广阔、更多样化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既带回了野蛮时代的远古自由，又展开了一幅描绘广阔未来的远景图。

我相信，这些就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两个决定性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复存在了。人和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曾经促成欧洲攻打亚洲的精神冲动或社会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参与过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或曾经想过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历史作家和12、13世纪的做一番比较，例如，参与过第一次东征的阿尔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罗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尔，与提尔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维特里。当我们比较这两类作家时，不可能不对他们之间的差异留下深刻印象。第一类是生动的历史作家，充满了想象力，满怀热情地叙述十字军东征的经历。但他们同时又是头脑狭隘的人，对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一窍不通，充满偏见，对身边发生过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无法形成任何判断。相反，打开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你们将吃惊地发现一位几乎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头脑开明、广阔、自由，对事件拥有罕见的政治理解，视角全面，基于因果关联做出判断。詹姆士·德·维特里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例子，他是名学者，不仅关心与十字军东征相关的事，还关注习俗、地理、民族和自然历史，他观察并描述这个国家。简而言之，在第一次东征的历史作家和最后一次东征的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人的思想发生了一次真正革命。

这一革命首先体现在他们谈论伊斯兰教徒的方式上。对于第一类历史作家来说，对于他们所代言的第一批十字军战士来说，伊斯兰教徒仅仅是憎恨的对象。显然，除了从他们之间的宗教敌对角度出发外，十字军战士对伊斯兰教徒一无所知，对他们不屑一顾、不予考虑。我们看不到任何社会交往的痕迹。他们憎恨他们，与他们打仗，仅此而已。提尔的威廉、詹姆士·德·维特里和司库伯纳德说起穆斯林来却相当不同：人们能够感觉到，他们虽然在跟回教徒打仗，但并没有把他们仅仅看成是魔鬼，在一定程度上还深入了他们的思想，与他们一道生活，与他们建立了一种联系甚至是一种同情心。提尔的威廉热烈赞颂了努拉丁，司库伯纳德则赞颂了萨拉丁(2)。他们甚至走得更远，比较了回教徒和基督徒的生活习俗和行为举止；他们利用回教徒来讽刺基督徒，就像塔西陀描绘日耳曼人的生活习俗，与罗马人的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基督教的敌人、对于十字军征讨的对象，你们能够在后期作品中发现一种自由和公正的精神，一种让第一批十字军战士感到震惊和愤慨的精神。从这一点上你们能看出这两个时代之间肯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因此，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及主要的结果，是朝着思想解放迈出的一大步，朝着思想更广阔、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进步。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发动并在其影响下开展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摆脱了宗教思想，摆脱了宗教对人类思想的独裁专制控制——我不会说这是正当影响。造成这一显然出乎意料的结果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显然是十字军战士们见到的各种新奇、广阔、各种各样的景象。像旅行者一样，他们见识到了这一切。人们常说旅行能够开阔人的头脑，观察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以及不同观念的习惯能够开阔头脑、摆脱成见。在这些被称为十字军的各国旅行者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过见识大量不同事物，观察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生活习俗，他们的思想得到扩展和提升。他们还发现自己身旁还有两个文明，不仅不同于他们自己的，而且更加先进。一个是希腊文明，另一个是伊斯兰文明。毫无疑问，希腊文明虽然已经衰败、破落，正走向堕落，但对十字军战士来说看上去仍比他们自己的社会更加先进、优美和开明。伊斯兰社会给他们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在那些古老的编年史中，十字军战士给伊斯兰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来令人费解。后者最初把他们看成是野蛮人、乡巴佬，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残忍、最愚蠢的一类人。反过来，十字军战士对伊斯兰教徒的财富和优雅风度感到震惊。在留下初始印象后，随之而来的是这两大人民之间的频繁往来。这种往来逐渐扩展，日益重要，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不但东方的基督徒与伊斯兰教徒建立了惯常联系，而且整个西方和东方相互认识、相互访问、相互结交。前不久，一位让法国受到欧洲尊崇的学者，M.阿贝尔·雷慕沙，发现了蒙古皇帝们和基督教国王们之间存在的联系。蒙古使节受命来到法国国王处，参见圣路易及其他国王，商议与他们结盟之事，以及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来进攻土耳其人。不仅在君主们之间确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联系，在民间还形成了频繁而广泛的联系。我引用M.阿贝尔·雷慕沙的话(3)：

“许多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斯的僧侣们被派往大汗处执行外交使命。蒙古显贵们来到罗马、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里昂、巴黎、伦敦、北安普顿；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位方济会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他的继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学教授。但是在他们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无名之辈，有的被掳为奴，有的为利所驱，或仅仅出于好奇心，来到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国度！有些姓名侥幸得以保存：第一位被鞑靼人派来拜访匈牙利国王的是一名英国人，他因为犯了某种罪行被流放出国，在亚洲各地漂泊后，最后为蒙古人效力。一位佛兰德斯鞋匠在鞑靼(4)腹地遇到一位来自梅茨(5)的妇女，她叫做帕凯特，被人从匈牙利带走；还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桥附近；还有一位来自鲁昂(6)附近的年轻人，他曾经经历了贝尔格莱德的沦陷。除此以外他还见到过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佛兰德斯人。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唱诗班歌手在东亚旅行后，回国在沙特尔(7)大教堂中度过余生。有个鞑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军队头盔承办商。约翰·德·普朗卡朋在盖约附近曾经遇到一位充当翻译、名叫特墨的俄罗斯绅士。许多来自布雷斯劳、波兰和奥地利的商人曾跟随这位俄罗斯人去了鞑靼。还有一些人，包括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跟着他途经俄国回到欧洲。有两个当时恰好在布哈拉(8)的商人，同意跟随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节前去拜访忽必烈。他们在中国和鞑靼逗留了好几年，带着大汗致教皇的信件返回。后来他们再次返回至大汗处，还带上了他们其中一位的儿子，他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最后他们离开忽必烈的宫廷返回了威尼斯。诸如此类的旅行在下一世纪的频率丝毫不减。这些旅行家中有英国医生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弗瑞拉的奥德瑞克、佩戈莱特、威廉·德·布尔德赛尔，以及其他好些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留存有回忆录的人仅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个时期，能够完成长途旅行的人要多于能够记录旅行的人。这些探险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们所访问的国家中，终老于此。还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和出发时一样默默无闻，但头脑中装满了他们所见过的景象，在向家人叙说时不免夸大其辞，但依然在无稽之谈中给周围人留下了有用的回忆和能够开花结果的传统。就这样，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修道院、领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层社会中，撒下了注定要在不久未来萌芽的宝贵种子。所有这些无名旅行者携带着本国的技艺来到最遥远的国家，带回了同样宝贵的其他知识，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比商业更加先进的交流。通过这些手段，不仅丝绸、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贸易得到扩展和便利——商贸活动新路线得到了开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国的习俗、未知的民族、独特的产品，大量涌入了自从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坐井观天的欧洲人的头脑中。他们开始了解全世界最美丽、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国家的价值。他们开始研究该国居民们的艺术、信仰和语言，甚至曾经有过关于在巴黎大学设立一个鞑靼语教职的讨论。经过了恰当讨论和调查后，浪漫传奇故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更加公正合理、丰富多彩的观念。世界似乎在东方敞开了大门。地理学突飞猛进，探索欲变成了欧洲人冒险精神的新外衣。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处半球后，关于另一个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正是在寻找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岛’(9)的过程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才发现了新世界。”

从这些导致十字军东征运动发生的事情中，你们能看出13—14世纪期间突然呈现在欧洲人眼前的广阔新世界是什么模样。毫无疑问，这是促进发展的最伟大原因之一，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结束后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伟大原因之一。

还有另一个原因值得关注。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前，作为教会的中枢，罗马教廷从未公开地与世俗人士来往，除非是以教士为中介，包括罗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节、主教或普通教士。虽然经常有一些世俗人士与罗马有直接联系，但在整体上它是通过教士与民众打交道的。相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罗马成了大部分十字军战士出发和返回的通道。大量世俗人士见识了它的政策方针和行事方式，能够看到个人利益对宗教争论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一新知识激发了许多人头脑中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在考虑十字军东征运动结束时人的思想的总体状态时，尤其是关于教会事务的想法时，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独特事实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宗教思想没有经历变化，它们没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见代替，然而人类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类思想发挥作用的唯一领域了；虽然还没有抛弃宗教，但人类思想已经与它分道扬镳了。因此，在13世纪末，决定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跃的原动力已经消失了；欧洲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社会状态也经历了类似变化。关于十字军东征运动对这方面的影响，人们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研究显示，为了筹措参加东征所需经费，大量封地领主不得不将封地出售给君主，或将特许状出售给市民，从而导致了领主数量的减少。研究显示，仅仅由于长期不在家，很多领主必然丧失了大部分权力。无需详述这一研究的细节，我想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运动对社会状态的影响归结为少数几个总体事实。

十字军东征大大缩小了下级领主的小封地、小领地的数量，将资产和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正是在十字军东征运动开始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实体的形成和扩张。

我常常遗憾没有一张法国封地区划图，就像把法国划分至省、郡、区和教区的地图一样，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们的范围和连续演变。如果能够借助这一地图来比较十字军东征前后的法国状况，我们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大中型封地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造成的最重要事实之一。

即使有些小领主保存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立生活了。大领主形成了众多中心，小领主们围绕着他们，在他们附近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有必要置身于最富有、最强大的领主的麾下，以便从他那里获得援助。他们和他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当十字军战士们回家后，这种合群性，这种围绕着上级领主生活的习惯固化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中。因此在十字军东征后，我们看到了大封地的增加，还看到在这些封地主人们的城堡中，庭院面积增加了不少，他们身边围绕着大量绅士，这些人虽然还有自己的小片领地，但已经不再把自己封闭在领地中了。

大封地的扩张和若干社会中心的形成取代了以前的分散局面，这是十字军东征运动在封建制度内部带来的两个主要结果。

对于市民，同样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十字军东征创造了大城市。小型工商业不足以创造像意大利和佛兰德斯那样的伟大城市，造就它们的是大规模的商业、海上商业，尤其是与东方的商业。正是十字军东征给海上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整体上，当我们考虑十字军东征结束时的社会状况，我们发现，这个时期以前的那种实体和权力的分解、分散运动，那种普遍本地化运动——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话，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种集中化运动。现在所有一切都倾向于聚拢。小的实体要么被大的实体吸收，要么围绕它们形成群体。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朝着这个方向进步。

你们现在能看出来，为什么在13世纪和14世纪时人民和君主们都不再希望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当年投身其中是因为宗教精神的冲动，是因为宗教思想对整个生活的独家统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丧失能量了。他们曾经想在东征中寻找一种新生活，一种更加广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现在开始在欧洲内部、在社会关系的进步中寻找这种生活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政治扩张事业朝国王们敞开了大门。既然在家门口就有尚待征服的王国，为何还要去亚洲呢？腓力二世参加十字军东征是情非得已：这再自然不过，因为他必须使自己成为法国国王。对于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发家致富的事业在他们眼前敞开了大门，他们便放弃了冒险，开始了工作。对于君主们来说，冒险的场所变成了政坛；对于人民来说，变成了广泛存在的工作。只有一个社会阶级对冒险还有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即没有条件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依然保持了原有状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踊跃参加十字军东征，试图重现辉煌。

在我看来，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重大、真实的结果：一方面是思想的开阔、头脑的解放；另一方面是各种实体的扩张、各种活动获得更大空间。它同时造成了更高程度的个体自由和政治团结。它促进了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十字军从东方直接带回来的文明手段已有不少讨论。有人说，在14、15世纪推动欧洲文明向前发展的大部分重大发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东方早已为人所知，十字军战士可能从东方带回了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中一些断言还值得商榷。毋庸置疑的是十字军东征对思想和社会两方面的总体影响。它使得欧洲社会离开了僵直的路线，进入了崭新的、无限广阔的道路。它启动了将欧洲社会各种不同成分转变为政府和人民的变化，而这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差不多在同时，对这一伟大结果做出最大贡献的制度之一——君主制发展壮大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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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是一名基督教牧师，十字军东征的狂热鼓动者。据说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遭到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的阻止和虐待。返回欧洲后，大力宣传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鼓动欧洲基督徒前去解放圣城，并亲自率领第一支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

(2) 中译者注：萨拉丁（Saladin），埃及阿尤布王朝开国君主（1174—1193），穆斯林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英雄。

(3) 英译者注：引自《基督教国王们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Dèuxieme Mémore，P.154—157）。

(4) 中译者注：鞑靼是指中世纪时受蒙古人统治的自东欧至亚洲的广大地区。

(5) 中译者注：梅茨（Metz）是法国东北部城市。

(6) 中译者注：鲁昂（Rouen）是法国港口城市。

(7) 中译者注：沙特尔（Chartres）是法国博斯的首府。

(8) 中译者注：布哈拉（Bokhara）是中亚著名古城，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

(9) 中译者注：Zipangri，或Zipangu，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日本的意大利语称呼，可能缘于当时中国福建话中对“日本国”的发音Jih-pen-kuo，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英语中的Japan。马可波罗在他所写的《东方见闻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这一记述使“黄金岛”（Zipangu）名扬欧洲。后来哥伦布为寻找黄金岛而开始了西渡大西洋之旅。

第九讲　君主制

本讲目的——君主制在欧洲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的真正原因——研究君主制时应该基于的两个视角——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质——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它的限度——第二，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欧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种不同君主制的结果——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宗教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实性质

上一讲中，我试图明确，与原始欧洲社会相比，现代欧洲社会的根本、独特的性质。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事实中发现，最初繁芜多样的社会状态组成要素缩减成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人民。在现代欧洲，我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是历史的统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贵族、教士、国王、市民和农奴，而只有两大角色占据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如果这就是欧洲文明的最终结局，这也应该是我们前往的终点、我们的研究将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我们很有必要看看这一伟大结局的产生、不断发展和自我强化。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时代：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12—16世纪期间，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努力在欧洲发挥着作用，引导社会进入这种新形式和确定状态。我们同样还研究了第一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它显著且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朝着这个方面前进，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同一时期，几乎就在十字军东征发生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要素融合成为政府和人民两大力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君主制显然在欧洲文明史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粗略看一眼事实就足以使人确信这一点。可以说，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君主制和社会是按照同一步调发展的，这种进步是共同的。

不仅这种进步是共同的，而且，只要社会朝着它的现代性和确定性发展，君主制似乎就在扩张和繁荣。因此，当这一工作圆满完成，除了政府和人民以外，欧洲各大国再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或决定性影响力时，君主就成了政府。

事实确实就这样发生了。不仅发生在法国——在这里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同样发生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在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社会历史中，或迟或早，在略微不同形式下，我们看到了同样结果。例如，在英国，正是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中原有的、特殊的和地方性的组成要素败落消散了，让位于公共权力制度；同时这也是君主势力最大的时期。在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所有欧洲大国，情况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离开欧洲，将视线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将看到类似的事。我们将到处看到君主制占据了重要地位，看起来就像是最普遍、最永恒的制度。原本没有它的地方，难以阻止它；它已经存在的地方，难以根除它。远古以来，它就已经占有了亚洲。美洲刚被发现时，那里所有大国都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处于君主制统治下。当我们深入非洲内地，凡是稍微大一点的国家，盛行的都是这种制度。不仅君主制渗透到所有地方，并且它还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形，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无论是在习俗最温和的国家例如中国，还是在战争和军事精神统治的地方。它既能建立在种姓制度内部、在等级最森严的社会里，也能建立在平等制度中、在对法定的永久的阶级划分毫无概念的社会里。在有的地方它是独裁的、压迫的，在有的地方它有益于文明，甚至有益于自由。它就像是一个头颅，可以放置在大量不同躯干上；就像一种果实，可以由最不相同的种子生长结出。

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奇怪而又极其重要的结论。我将列举两个。第一个，这种结局不可能仅仅是机会、武力或篡权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君主制的本质和个人或人类社会的本质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种根本的、强大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武力干预了这一制度的起源，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当我们看到在如此多世纪中、在如此不同情形中，一个重大事件一直在发展和繁衍复制，我们就无法将其归因于武力。武力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从未终止的作用，但它不是它们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原动力”。在武力及其作用之上，有一种精神原因在高高翱翔，它决定了世间万物。武力对于社会历史的意义就像是身体对于人的历史的意义。身体确实在人的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依然不是生命的原动力。生命在身体内部循环流通，但并不发源于身体。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无论武力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统治社会、主宰其命运的不是武力。隐藏在武力的偶然事件之下、调控社会进程的是思想和精神影响力。正是这样一种原因而非武力成就了君主制。

同样值得注意的第二个事实是这一制度的灵活性，是它适应大量不同情况的能力。注意这种反差：它的形式是独特的、永久的、简单的，它没有我们在其他制度中看到的数量惊人的不同组合，然而它能适应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的各种社会。它显然必须允许巨大的多样性。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社会中，它都必须依附于许多不同的要素和原则。

正是因为没有全面考虑君主制，没有一方面深入研究它的独特的、固有的原则，即不管应用于什么情况下它的本原和本性，另一方面考虑它所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它能结合的所有原则，正是因为没有从这个开阔的双重视角来考虑君主，它在世界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才往往不被人理解，它的性质和影响才常常被人误解。

这就是我希望和你们一道完成的工作，以这种方式来准确、全面地评价这一制度对现代欧洲的影响，不论这些影响是来自它自身独特原则还是它所经历的变异。

毫无疑问，君主的权力、作为它真实本原的精神力量并不在于当时为王的那个人的唯一的、个人的意志。毫无疑问，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制度接受、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理论维护时，他们并不愿意也没有同意接受在本质上是狭隘、专制、任性和无知的个人意志的统治。

虽然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但王权与个人意志极其不同。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是本质上合理、开明、公正、公平，与所有个人意志无关并高于个人意志，并凭此头衔有权统治个人意志的意志的化身。这就是王权在国民头脑中的意义，是他们拥护王权的动机。

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合法最高统治权，一种有权统治人们的意志？显然人们相信有。因为人们追求，一直在追求——实际上也不能不追求，置身于它的统治下。你们设想一个最小人群——我且不说一个民族，这个人群臣服于一个仅仅是既成事实的君主，臣服于一股除了武力外别无其他权利的力量，它既不是按照理性、公正也不是按照真理进行统治。人类本性会反抗这样一种设想——它必须要有它可相信的权利。人类愿意服从的唯一权力是它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正义。除了是这一普遍事实的展示外，历史还能是什么？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大部分抗争除了是对可以置身于其下的合法最高统治权的热烈追求外，还能是什么？不止是国民，哲学家们也相信它的存在并不停追求它。除了是对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探索外，所有这些政治哲学理论还能是什么？除了谁有权统治社会这一问题外，它们所探讨的还能是什么？看看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的理论，它们统统都在夸口说自己找到了这种最高统治权的所在；它们都向社会承诺说自己将把社会置于合法主宰的统治下。我重复一遍，这是所有哲学著作、所有国家努力的共同目的。

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相信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存在呢？为什么他们不得不永不停息地追寻它呢？做一个最简单的设想，假设有某件事要去完成、某种影响力需要施加于整个社会，或其中一部分人或一个人，显然总会存在一条适合这一行动的法则，存在一个需要服从和运用的合法意志。无论是深入观察社会生活中的琐屑小事，还是放眼远观各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你总会遇到一条真理等待证明，或者是一个公正合理的想法等待变成现实。这就是合法最高统治者，哲学家们和国民们从未停止也永远无法停止对它的渴望。

世俗力量或凡人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一般地、永恒地代表这种合法最高统治权？这一设想超过什么范围必然会变成谬误和危险？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王权形式出现的合法最高统治权化身？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范围内，这种化身是可接受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必探讨，但我忍不住提出来，并顺便说几句。

我坚信，并且最基本的常识也承认，彻底、永恒的合法最高统治权不属于任何人；任何把合法最高统治权归属至任何凡人权力的说法，无论是什么，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因此，无论以什么名义或形式，任何权利都必须受到限制；无论是来自征服、继承或选举，一切绝对权力在根本上都是不合法的。人们对于追寻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最佳途径可能存在分歧，对于时间和地点的意见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合法权力都绝不可能不受约束地拥有这种最高统治权。

这一原则确立后，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君主总是以合法最高统治者的化身出现。听听神权政治理论怎么说，它会告诉你国王是尘世之上的上帝的化身，也就是说国王是最高的正义、真理和善的化身。听听法学家如何说，他们会告诉你国王是活的法律，也就是说，国王是有权统治社会的合法最高统治者和公正法律的化身。问问纯君主制度下君主自己，它会告诉你它是国家和整体利益的化身。无论与什么结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总是发现它把自己归结为合法最高统治者的代表和分身，只有它才能合法统治社会。

对所有这一切都无须惊奇。合法最高统治者的特征、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首先，它是唯一的，因为只有一个真理、一个正义，只能有一个合法最高统治者。它是永恒的、始终如一的，因为真理从来不会变化。它超然物外，世上一切沧桑变迁都与它无关。它在世界中的角色始终是观众和裁判。正是君主，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外在复现、呈现了合法最高统治者的忠实形象，以及它的合理、天然的特征。打开M.本杰明·康斯坦特的著作，他创造性地把君主描述为一种中立、缓冲的力量，置身于社会生活的事件和斗争之外，仅仅在重大危机时刻才加以干预。这不正是合法最高统治者在统治人类事务时的态度吗？这种思想中必然存在某种经过深思熟虑、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理论变成事实了。有一位君主在巴西宪法中使它成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那里，君主被描述为一种缓和力量，超越所有活跃势力，成为了观众和裁判。

不管从什么视角来比较君主和合法最高统治者，你们都将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外部相似性，自然能够打动人心。因此，每当人思考或研究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性质及其特征时，他的思维和想象总会趋向君主。在宗教思想盛行的时代，对上帝性质的习惯性思考将人类引导至君主制度。类似地，在法学家统治社会时，在法律的名义下研究合法最高统治者性质的习惯使得他们赞同君主是它的化身这一信念。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加以干预和破坏，人们专心致志地思考合法最高统治权的性质时，总是对代表其形象的君主产生认可和信任。

并且，有一些时代特别有利于这种化身。那就是个人权力肆意妄为的时代、由于愚昧或残忍或腐败带来的自我主义支配个人的时代。在这种时代，社会沦为个人意志逐鹿的战场，因为缺乏一个自愿形成的共同的广泛的意志而难以自拔，人们热切盼望一位令所有人臣服的君主。一旦有任何具有合法最高统治权的任何特征的制度出现，给社会带来治国安邦的承诺，社会就会热诚地团结在它身边，就像亡命之徒在教堂的救济院寻求庇护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探讨过的，这就是各国在混乱的成长阶段的常见景象。可以说，君主极好地适应了这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乱世，此时社会渴望成型、得到管理，但不知道如何通过个人意志的自愿协调来实现此目的。还有一些时代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提出了相同的解决方案。罗马帝国在共和国结束时已经濒临解体边缘，为什么还能在帝国的名义下，在不断衰败、苟延残喘状态下存在了将近15个世纪？只有君主制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结果，才能维持一个被自私持续摧残的社会。皇权为避免罗马世界的灭亡挣扎了15个世纪。

因此，有一些时代，只有君主制能延缓社会的瓦解；有一些时代，只有君主制能加速社会的形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能更加清晰、更加强大地代表最高统治权，所以它才能在各种事件中行使这一权力。

无论从哪个视角出发，无论选择哪个时代，在考察这一制度时你都将承认，它的根本特征、精神原则，它的真正、深层的含义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本质合法、唯一有权统治社会的意志的形象、化身和自诩的解释者。

现在让我们从第二个视角来考察君主制，也就是说，考察它的灵活性、它所扮演角色以及它产生影响的多样性。我们有必要为这些特征找出理由、明确其原因。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能够立刻进入历史，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机缘巧合，在现代欧洲，君主制恰好具有它在世界历史中呈现过的所有性质。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欧洲君主制就是君主制的所有可能种类的总和。我将快速回顾一下它从5世纪到12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它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整个欧洲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多么广泛地到处呈现。

在5世纪，在日耳曼民族大入侵的时代，出现了两种君主制：蛮族君主制和帝国君主制，即克洛维(1)式君主制和君士坦丁(2)式君主制。二者在原则和影响上都有根本性差别。蛮族君主本质上是选举的，日耳曼国王们是选举出来的，虽然他们的选举形式与我们现在习惯上赋予这一概念的形式不同。他们是军事首领，其权力必须得到大部分部属的自愿接受。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勇敢、最能干的一个。选举是蛮族君主的真正来源，是它原始的、本质的特征。

这并不是说这一特征在5世纪一点也没改变，或没有任何不同要素进入君主制。不同部落拥有首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家族脱颖而出，赢得了比其他家族更多的信任、声望和财富。因此出现了世袭现象，首领现在主要从这些家族中选举产生。这是占统治地位的选举原则所结合的第一个不同原则。

另一种思想、另一个要素，也渗入了蛮族君主制，这就是宗教要素。在一些蛮族民族如哥特人，我们发现他们的国王家族是他们崇拜的神祗家族的后裔，或他们封为神的英雄如奥丁的后裔。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国王们的地位，他们是神祗或半神的后代。尽管他们权力有限，但凭此头衔成为某种宗教崇拜的对象。

5世纪时蛮族君主制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初始原则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已经有所变化和波动起伏。

再说罗马的帝国君主制，这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它是国家的化身，是罗马人民的主权和最高权威的继承人。考虑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王权，皇帝是元老院、平民议会和整个共和国的代表。他继承了它们，而它们集成于他个人身上。从第一批皇帝的谦逊言语中，至少从那些通情达理、有自知之明的皇帝的言语中，谁还看不出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面对是原本拥有主权但好意让渡给他们的人民；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仆人服务于人民。但实际上他们行使了人民的所有权力，且程度之强烈令人敬畏。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权力转变，我们曾亲眼目睹过。我们曾经看到主权从人民转移到个人那里，那就是拿破仑的经历。他还是主权人民的化身。他不断向人民重复：“有谁像我一样是1800万人民选举出来的？有谁像我一样是法兰西共和国人民的代表？”我们看到他发行的铸币上一面印着“法兰西共和国”，另一面印着“拿破仑皇帝”，这意味着什么？不正是我刚才描述过的事实——人民变成国王吗？

这就是帝国君主制的根本性质，罗马帝国在前三个世纪都保持着这一性质，直到戴克里先统治期间才获得了最终的、完整的形式。然而，在那个时候，一场巨变即将开始，一种新的君主制即将问世。基督教努力了三个世纪，在社会中引入宗教要素。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它终于取得了成功，虽然还没成为支配性事实，但已经举足轻重。此时君主制呈现出新的面貌，它的源头不再是尘世。君主不再是公共主权的代表，他是上帝的形象，是祂的代表和代理人。他的权力来自上天，而帝国君主的权力来自凡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自由权和政治保证很难与宗教君主制的原则结合起来，但这种原则本身是崇高的、合乎道德的、有益的。让我们看看7世纪时宗教君主制度中的君主概念，我引用托莱多议会的教规。

“国王之所以被称为‘国王’（rex），是因为他施政公正（recte）。若他公正（recte）行事，则合法地拥有‘国王’头衔；如果他行事不公，则可悲地丧失此头衔。因此，我们的父辈有至理名言：‘国君公正则立，不公则废。’君主的两大美德是公正和明理（精于理性）。

“和人民一样，王权必须尊重法律……对上天旨意的服从给予了我们以及我们的臣民们明智的法律，和王国中所有人一样，我们贵族以及我们的后继者都必须遵守这些法律……

“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在安排人的身体构造时，将头提升至高处，使各处的神经从此处发出。祂在头上安放了如炬的双眼，以便在此可看到所有可能有害之物。祂确立了智力的权力，赋予它统治所有组成部分、明智管理其运作的职责……因此，必须首先管理好与君主有关的事务，照顾好他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生命，然后再整顿与人民有关的事务。这样恰当地保障国王的安全后，他们能够反过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

但是，在宗教君主制中，另一个相当不同于君主的要素几乎总是会显露出来。一股新势力出现在它身旁，与君主相比，它距离作为王权来源的上帝更近，这就是教士，一股介于上帝和国王、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宗教势力。因此，作为神的化身的君主，很有可能沦为上帝意志在凡间的解释者的工具。这是这一制度在命运和影响上的多样性的一个新原因。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了5世纪时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君主制：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和正在兴起的宗教君主制。它们和命运和它们的原则一样千差万别。

在法国，刚开始时蛮族君主制占据了优势。教士们好几次试图引入帝国或宗教的性质，但掺杂了一些世袭和宗教思想的王族选举制度仍然保持统治地位。在意大利，在东哥特人中，帝国君主制取代了蛮族习俗。狄奥多里克(3)宣布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只要读一读卡西奥多罗斯的著作，就能看出他的统治所具有的这一性质。

在西班牙，君主制的宗教性质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由于托莱多议会的强大影响力——我且不说是主宰地位，宗教性质占据了支配地位，即使不是在西哥特国王们的严格意义上的统治中，至少是在教士激发他们所制订的法律中，在教士要求他们所说的语言中。

在英国，在撒克逊人中，蛮族风尚几乎原封不动。七个王国(4)仅仅是不同帮派的地盘，各有各的首领。在这里军事选举制比其他地方更加明显。盎格鲁-撒克逊君主制是蛮族君主制最完美的典型。

因此，从总体上看，5—12世纪期间同时出现三种君主制。在欧洲各个国家中，根据情况的不同，其中的某一种占据优势。

这一时期是如此混乱，以至任何普遍或持久的事物都无法建立。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盛衰变迁，我们来到了8世纪，君主制依然没能在任何地方获得确切性质。直到8世纪中期，随着法兰克国王们第二波次进攻的胜利，事情才变得普及和明朗。由于它们在更大规模上得到实现，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结果。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不同君主制明显的交替和相互结合。

当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能看到蛮族君主的回归，选举制度再次出现了。丕平使自己在苏瓦松当选。当第一批加洛林国王把王国分封给儿子们时，他们想方设法证得国家中各方首脑的同意。在划分领土时他们希望得到全国大会的批准。简而言之，选举原则以公众同意的形式恢复了一些存在。要记住，这一王朝更替就像是日耳曼人在西欧的一次新入侵，带回了自己一些古老制度和习俗的影子。

同时我们看到，宗教原则更明显地渗入了君主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丕平获得了教皇的认可和加冕。他需要宗教认可，教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势力，所以他讨好奉承它。查理曼大帝也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措施，宗教君主制处于蓬勃发展中。但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这一性质并未占据统治地位，显然帝国君主制才是他试图复兴的。虽然他紧密联合教士并利用他们，但他并不是他们的工具。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的伟大统一、罗马帝国的复兴，这些才是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所偏爱的想法和梦想。他去世后，虔诚者路易(5)即位。所有人都知道王权马上变成了什么样。国王被教士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责难他、罢黜他、让他复位、操纵他。之前处于次要地位的宗教君主制眼看就要得到确立了。

就这样，从8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在一些重大、紧密联系、明显的事件中，三种君主制的多样性得以显露。

虔诚者路易去世后，欧洲开始分崩离析，在这个过程中这三种君主制几乎同时消失了，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当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封建制度盛行时，第四种君主制出现了，它不同于我们之间见过的任何一种，这就是封建君主制。它有点混乱，很难下定义。有人说封建制度中的国王是君中之君、王中之王，他通过阶级之间的牢固纽带掌控整个社会；他通过号令封臣，继而号令封臣的封臣，从而号令全国，显示为真正的国王。我不否认这是封建君主制的理论，但它只是理论，并非现实。国王通过层级结构即连接君主和整个封建社会的纽带所获得的普遍影响力仅仅是政治学家的梦想。事实上，当时的大部分封建领主完全独立于君主；很多人几乎不知道国王的名字，与他很少有甚至毫无关系。所有的主权都是地方性的、独立的，加于一位封建领主身上的国王头衔，如其说是表达了一个事实，还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纪念。

这就是10—11世纪期间君主制的状况。在12世纪，在胖子路易(6)的统治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国王更频繁地被人提及；他的影响力深入到以前从未到达的地方；他的社会角色更加活跃。如果研究这一切所凭借的名义，我们将无法找到君主过去惯用的任何一种名义。他扩张王权、笼络人心，靠得不是皇帝继承人或帝国君主的名义，也不是通过选举或受命于上帝。选举制的一切痕迹都已消散殆尽，世袭即位原则已经牢固确立；虽然国王即位还需要教会的认可，但人民对胖子路易王权中的宗教性质丝毫未加注意。一种新要素、一种以前未知的性质在君主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君主制出现了。

无需重复，这一时期的社会处于极度混乱中，听凭暴力的无止蹂躏。社会自身对于这种悲惨状况、对于恢复秩序和统一束手无策。现代人常常将封建制度描述为一种系统化的、有组织的政体，但它所依赖的各种封建机构如贵族议会、领主法庭等所有这些形式都没有现实性、没有权力。它们没有任何力量能重建秩序或正义。因此，在这种社会荒芜中，谁也不知道遭受巨大不公时应该求助谁来获得赔偿，找谁来纠正极大的罪恶，找谁来通过任何方式建立类似国家的机构。国王的名义还在，挂在某个领主身上，少数一些人还重视它。君主以前打出的各种头衔，虽然并没有发挥多大的控制作用，依然出现在许多人头脑中，在一些场合中得到认可。有时候，他们请求国王制止某些可耻暴力，或在他的府邸附近多少恢复一些秩序，或终止一件旷日持久的争执。有时候，人们请求他来干预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他管辖范围内的事务。他作为公共秩序的保护者、不公之事的公断者和纠正者加以干预。他的头衔所固有的精神权威逐渐为他赢得了这种权力。

这就是胖子路易统治期间和苏格执政期间君主制开始具有的性质。在这段时期，虽然还很不完整、含糊而虚弱，但我们第一次看到人们头脑中有了公共权力的概念。这种权力与当时掌握社会的任何权力都不同，它用来为那些通过常规手段无法获得正义的人提供正义，它能够建立或至少要求遵守秩序。这是一个伟大行政官的概念，他的根本性质是维持或重建和平、保护弱者、裁决其他人无法决定的分歧。这是一种全新的性质，从12世纪开始，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就呈现出这一性质。它行使统治权时既不是作为蛮族君主，也不是作为宗教君主或帝国君主。它拥有的仅仅是一种有限的、不完整的和附属性的权力，一种可以说是维护全国和平的大法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确切的表达）的权力。

这就是现代君主制的真实起源。这可以说是它至关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展，并且，我毫不犹豫地说，带来了它的成功。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看到君主制不同性质反复出现，看到我所描述的各种君主制轮番试图东山再起。教士们总是在宣扬宗教君主制，法学家们努力复兴帝国君主制，贵族们有时候希望恢复选举式君主制，即封建君主制。不仅教士、法学家和贵族们努力想使这种或那种性质在君主制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君主自身也想使它们服务于君主权力的扩张。国王们根据形势需要和趋势，有时候以上帝的代理人自居，有时候以皇帝的继承人自居。他们非法利用这些不同头衔，但这些头衔都不是现代君主必不可少的头衔，或它的支配性影响力的源泉。我重复一遍，只有作为公共秩序、普遍正义和共同利益的受托人和保护人，只有以伟大行政官的面目出现，以社会的中心和联结纽带的形象出现，它才能赢得人民的瞩目、得到人民的拥护、获得人民的力量。

随着我们研究的推进，你们将看到，这种开始于12世纪胖子路易统治期间的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特征不断强化和发展，可以说变成了它的政治面貌。正是通过它，君主制促成了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是当今欧洲社会的特征，即所有社会要素归结为两个：政府和国民。

因此，在十字军东征结束时，欧洲踏上了通往现今状态的道路，君主制在这一伟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恰当的作用。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研究12—16世纪期间，在政治组织方面进行的不同尝试，这些尝试的目的是通过监管来维护当时几乎完全崩溃的秩序。我们将研究封建制度、教会甚至自治市按照自己的古老原则、在其原始形式下组织社会从而抵御即将到来的巨变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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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克洛维（Clovis，455或456—511），法兰克王国创立者。

(2) 中译者注：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272年—337年），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兴建新都君士坦丁堡，以与元老院的罗马对抗：推进政府和军事改革，加固帝国的边防。晚年归顺了基督教。

(3) 中译者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约455—526年，东哥特国王。489年在拜占庭皇帝芝诺鼓动下，率10万东哥特人西征意大利的奥多亚克王国，经三年围攻于493年占拉文纳，杀奥多亚克，建立名义上臣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东哥特王国，辖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4) 中译者注：5世纪时，罗马军队撤出不列颠后，日耳曼民族中的撒克逊、盎格鲁等部落乘虚入侵不列颠，建立了7个王国。

(5) 中译者注：虔诚者路易即路易一世，查理曼大帝的儿子，帝国唯一继承人。在将帝国分封给三个儿子后，幼子查理出生。路易也想给幼子分封一块土地，招到三个儿子的拒绝。833年，三个儿子在教皇格里高利四世的支持下，囚禁了路易和查理。直至835年，路易才得以复位。

(6) 中译者注：胖子路易，即路易六世。

第十讲　政治组织初始尝试

本讲目的——调和现代欧洲不同社会要素，使它们在同一个社会中、在同一中央权力下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尝试——第一，神权政治组织尝试——它为什么失败了——四个主要障碍——格里高利七世的错误——对教会统治的反抗——来自人民的——来自君主的——第二，共和组织的尝试——意大利诸共和国——它们的缺陷——法国南部城镇——镇压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战争——瑞士联邦——佛兰德斯和莱茵河畔的自治市——汉萨联盟——封建贵族和自治市之间的斗争——第三，混合政治组织尝试——法国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英国议会——德国的独特状况——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欧洲的总体趋势

我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本讲的目的。

你们还记得，在古代欧洲社会诸要素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影响的第一个事实是它们的多样性、分离性和独立性。封建贵族、教士和自治市拥有完全不同的处境、法律和生活习俗。它们形成了如此多的社会，各自管理自己，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规则和权力。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接触，但没有真正的统一；严格说来，它们没有形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所有这些社会融合为一个社会的进程现在已经完成。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显著事实和根本性质。众多原有社会要素被归结为两个：政府和人民。也就是说，多样性已经结束，相似性带来了统一。但在这一结局大功告成之间，甚至为了阻止它，曾经有过很多次尝试，试图使所有这些特殊社会共同生活和行动，而又不破坏它们的多样性或独立性。这些尝试绝不是为了打击、损害它们的地位、特权或特性，而是想把它们团结在同一个国家中，形成同一个民族，使它们团结在同一个政府下。

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我刚才提到的结局，现代社会的统一，证明了它们的失败。即使在那些留有一些社会要素原有多样性痕迹的欧洲国家中，例如在德国，依然存在真正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在英国，国家教会依然掌握特别税收和特定司法权，很明显，这一所谓的独特存在仅仅是一个表象、一个错觉。这些特殊社会在政治上融合在一个大社会中，吸收在国家中，由公共权力统治，服从同一种制度，被同一思想和同一生活方式的潮流裹挟而去。我重复一遍，即使原有社会要素的形式依然存在，它们的独立性已经荡然无存。

然而，这些旨在使它们彼此协调而无须改造、使它们依附于全国性统一而又不破坏其多样性的尝试，在欧洲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部分构成了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时代，这一时代是原始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分水岭，是欧洲社会完成巨变的时期。它不仅占据了重要地位，还深刻影响了后续事态的发展，影响了所有社会要素归结至政府和人民两大要素的实现方式。因此，恰当评估、深入理解12世纪到16世纪期间那些旨在创造国家和政府而又不破坏这些并立的次级社会的多样性的政治组织尝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本讲要做的事。

这是一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任务。这些政治组织尝试并不是全都由善良动机所构思和指导的，其中许多都仅仅出自一己私利和严酷暴政的目的。然而，还是有不少是纯洁的、利益无关的，还是有不少是为了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福利的。社会当时所处的支离破碎、暴力和不公震惊了许多伟大的头脑和高尚的灵魂，他们不断追求摆脱这种状态的途径。然而，即使是这些高尚尝试中最优秀的也失败了，多少勇气和美德、多少牺牲和努力都付之东流，这种场景岂不令人心碎？甚至还有一件事更加痛苦，是更加辛酸的悲伤之源：不仅这些社会改造尝试全都失败了，其中还掺杂了大量谬误和罪恶。虽然动机善良，但大部分是荒谬的，反映了对理性、正义、人权以及社会状态基础的严重无知。因此不仅成功难以企及，失败也是理所当然。因此，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人类的艰辛命运，还看到了它的脆弱。我们从中能看到，即使是最睿智的头脑，也会被真理的最小一片树叶障目，完全看不见其余部分，对超出自己思想范围的其他事物视若无睹；被正义的最小一片树叶障目，看不见其中涉及和允许的不公。在我看来，人性恶习和缺陷的这种爆发比人的悲惨状况更令人痛心，他的错误比他的痛苦更令我心情沉重。我将要描述的各种尝试将展现这些情景中的每一个。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这些尝试，公正对待这些人、这些时代。他们虽然常常误入歧途、悲惨失败，毕竟显示了如此高贵的品德，付出了如此高贵的努力，配得上如此多的荣耀！

12—16世纪期间形成的这些政治组织尝试包括两种类型：一种的目标是实现某个社会要素的统治，无论是教士、封建贵族还是自治市，使其他所有要素臣服，并在此前提下实现统一。另一种主张调和所有特殊社会，使它们共同行动，而又保留各自的自由，保障各自的影响力。第一种尝试比第二种更容易产生自私自利和暴政的嫌疑。它们也确实更经常沾染这些恶习。事实上，由于其本性使然，它们的行动手段必然是专横的。然而，其中有一些尝试可能是——事实上确实是出自人类进步和福祉的纯粹目的。

出现的第一种尝试是神权政治组织尝试——也就是说，使各种社会臣服于宗教社会的原则和统治的企图。你们回忆一下我所说过的关于教会历史的话。我曾经努力说明在它里面发展出了哪些原则，各自有多少合法性，它们如何诞生于事态的自然进程，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又带来了什么弊端。我曾经描述了教会在8—12世纪期间所经历过的不同状态的特征。我说明了帝国教会、蛮族教会、封建教会和最后神权教会的状态。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些。现在，我将努力说明教士们做了什么来统治欧洲，以及他们为什么失败了。

无论是在罗马教廷的行动中，还是在整个教士阶层的行动中，神权政治组织的尝试很早就出现了。它是教会的政治和社会优越性的自然结果，但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它就遭遇了障碍，即使在活力最旺盛的时候，它也无法成功排除这一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在这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众多宗教信仰完全不同，它仅仅通过信念、通过精神手段得以建立。从诞生之时起，它就从未用暴力武装自己。在早期，它仅仅通过言语来征服世界，仅仅征服人的灵魂。因此，即使在教会大获全胜后，拥有巨大财富和威望时，我们发现它从未拥有对社会的直接统治权。它的纯精神的、纯粹依靠信念的起源已经铭刻在它的生存状况中。它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没有权力。它渗透至城市管理中，对皇帝及其臣仆施加了强大的影响，但它对公众事务没有明确的行政权，即严格意义上的统治权。一套统治体系——神权政治的或其他的——无法仅仅通过影响力的间接方式来建立，它必须去行政、指挥、征税、处置收入、统治，一句话，真正地掌控社会。通过信念来影响国家和政府，可以产生很多效果，行使很大的支配权，但无法建立政府，无法建立一套体系，无法保障它的未来。这就是教会从诞生之时就处于的处境。它总是置身于统治社会的政府身旁，但从未取而代之，这是神权政治组织尝试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

在很早的时候，教会还遇到了第二个障碍。罗马帝国覆灭、蛮族国家成立后，教会发现自己成了被征服者。摆脱这一困境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它着手开始转变征服者的信仰，从而使自己跻身于他们的行列。当这一任务完后，教会开始觊觎社会的统治权，它遭遇了封建贵族的高傲和抵抗。这是封建世俗贵族为欧洲建立的丰功伟绩：在11世纪，各个国家几乎完全臣服于教会——君主们很少能够捍卫自己，只有封建贵族们拒绝接受教会的禁锢，从不对他们卑躬屈膝。只要想一想中世纪的一般景象，人们就会震惊于世俗领主和牧师之间关系中所存在的高傲和谦卑、盲目轻信和思想自由的奇妙混合，我们在此看到了他们的原始状况的一些残余。你们还记得，我曾经努力向你们解释封建制度的起源、它的初始要素，以及基本封建社会是如何围绕封地领主的住所形成的。我谈到在那个社会中牧师的地位是如何低于领主的。因此，在封建贵族的心中总是保留有这种场景的回忆和感觉。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不仅独立于教会，而且优越于教会，只有自己天生就该掌握并真正统治国家。他们往往愿意与教士们和睦相处，但仅仅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让步于教士们的利益。在很多世纪中，是世俗贵族们维护了社会对教会的独立，在国王和民众都屈服时高傲地捍卫这种独立。与其他势力相比，他们第一个反抗组建神权政治社会的企图，并对这一企图的失败做出了最大贡献。

第三个障碍同样起到了阻碍作用，但一般不为人注意，甚至其影响也经常被人误解。

无论在哪里，一旦一个教士阶层掌握了社会，将其置于神权政治组织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权总是掌握在一个已婚教士阶层手中，这个教士群体从自己内部补充人员，从子女诞生之日起就在相同的处境中、为相同的处境培养子女。考察一下历史，看一看亚洲、埃及，所有的神权政治都是那种自成一个完整社会、自给自足、不求与人的教士阶层的作品。

然而，由于牧师的独身主义，基督教教士阶层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处境。为了延续自身，它被迫不断求助于世俗社会，在三教九流中广泛寻求延续手段。旨在同化这些外来成分的后续的“集体精神”努力毫无效果，新来者身上总会保留一些随出身而来的东西，无论是市民还是贵族，他们总会保留一些自己原有精神、以往状态的痕迹。毫无疑问，独身主义使天主教教士处于一种极其特别的处境中，远离人类的各种利益和俗尘生活，是造成他们遗世孤立的主要原因；但它又因此迫使他们不断接触世俗社会，以便从中招募人员、更新自我、接收和经历世俗社会所完成的各种精神革命的一部分。我毫不犹豫地说，这种持续更新的必要性对神权政治组织尝试的危害要大于由独身主义强力维护的“集体精神”对它带来的帮助。

最后，教会在自己内部遇到了实现这一企图的强大敌手。关于教会的团结，人们谈论得很多，没错，它从未停止过对团结的渴求，并在一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们不要被浮夸的文字或片面的事实欺骗。与教士阶层相比，还有哪个社会有更多的纷争、经历更多的解体？有哪个民族经历过比教会更多的分裂、混乱和动荡？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国家教会几乎从未停止过与罗马教廷的斗争；宗教议会与教皇斗争，异端层出不穷，教会分裂一触即发；从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有更多的意见分歧、激烈争论、权力瓜分。教会的内部生活、内部爆发的分歧、曾经激励它的变革，可能是妨碍教会在社会中推行的政治组织尝试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我们现在回顾的这一伟大尝试刚开始时，所有这些障碍已经开始作用、开始显露。然而，它们并不能阻止这一变革沿着自己的既定路线前进，在好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它最辉煌的时刻，也可以说是它的关键转折时刻，是11世纪末格里高利七世统治期间。你们已经看到，格里高利七世的主要思想是将世界置于教士统治下、教士置于教皇权力统治下、整个欧洲置于庞大且正规的神权统治下。对于如此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就我们尽可能的评估而言，在这一计划中，我觉得，这位伟人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惹人注目地宣扬他的计划，系统地宣布他关于精神权力的本性和权利的原则，像一位倔强的逻辑学家那样，过早地从中引申出最远的推论。因此，在确定征服他们的手段之前，他对欧洲的所有世俗君主已经构成了威胁和攻击。而要想在人类事务上取得成功，靠的既不是这种绝对做法，也不是哲学论证的名义。另外，格里高利七世还犯了革命家所犯的共同错误，试图一蹴而就，而不量力而行。为了加快个人想法的统治，他投入至与帝国、与所有君主以及教士们的斗争中。他没有考虑任何后果或利益就高傲地宣扬自己决心要统治所有王国、所有思想，从而一方面招致了所有认为自己处于紧迫危险的世俗权力的抗争，另一方面招致了当时开始出现的担心思想专制的自由思考者的抗争。整体上看，格里高利对自己所推行的事业也许是过大于功。

然而，在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上半叶，神权在继续繁荣发达。这是基督教教会最有权势、最辉煌的时候，然而，严格说来，我并不认为它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任何重大进步。直到英诺森三世统治期末，它一直在培育而非扩展自己的荣耀和力量。正是在它看上去取得了最辉煌成功之际，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针对它的普遍反抗。在法国南部爆发了阿尔比异端，他们掌握了一整片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地区。几乎同时，在北方的佛兰德斯出现了相同性质的思想和诉求。稍晚一点，在英国，威克立夫极富天赋地攻击教会权力，并创建了一个从不消亡的宗派。君主们没过多久也走上了和民众一样的道路。在13世纪之初，欧洲最强大、最能干的君主们，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们，在与教皇们的较量中还甘拜下风。在这个世纪中，圣路易，国王中最虔诚的一个，宣布了世俗权力的独立性，并颁布了第一份“国事诏书”，成为了所有此类诏书的样板。在14世纪初，美男子腓力(1)和教皇博尼费斯八世之间爆发了争吵。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对罗马教廷也没客气多少。很显然，在这个时代，组建神权政治的尝试已经失败。因此，教会处于守势，它不再试图将自己那一套强加于欧洲，一心只想着保住自己已经征服的。正是从13世纪末期开始，欧洲世俗社会的解放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个时候，教会不再自诩为它的主宰。

在看上去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教会却早早放弃了这一要求。就在教会的门槛旁，就在它位于意大利的宝座周围，神权政治早早地遭到了彻底失败，让位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让位于民主政治组织尝试，意大利诸共和国就是其典型，11—16世纪期间，它们在欧洲发挥了极其辉煌的作用。

你们还记得，我曾讲过自治市的历史以及它们的形成方式。在意大利，它们的命运比其他地方更加早熟、更加强大。这里的城镇比高卢、不列颠或西班牙更多、更富有。在这里，罗马自治城市制度保留了更多活力和秩序。

并且，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的乡村更不适合新主人居住。它们处处都被平整、开沟排水、耕种。它们没有森林覆盖，蛮族人在这里无法满足逐猎历险之乐，也无法过上在德国那样的生活。此外，这块领土中的一部分并不属于他们。意大利南部、罗马地区和拉文纳依然依附于希腊皇帝。由于远离君主和战火的有利条件，共和国制度很早就在该国的这一地区赢得了势力，得到了发展。不仅整个意大利没有完全落入蛮族人手中，即使在蛮族征服的地方，他们的统治也不牢固。东哥特人曾被贝利萨里乌斯和纳尔塞斯人击败、驱出意大利。伦巴第王国的建立也没能取得更多成功。法兰克人摧毁了它。丕平和查理曼大帝没有消灭伦巴第人，为了对付新征服的伦巴第人，他们认为和意大利原有居民结盟更好。因此，和其他地方不同，在意大利的蛮族人并未成为这片土地和社会的唯一的、不受干扰的主人。因此，在阿尔卑斯山这边仅仅建立了脆弱、稀疏、零星的封建制度。统治权并没有像在高卢那样落入乡村居民的手中，而是继续保留在城镇手中。当这一结局日益清晰时，大部分封地领主们要么出于自愿、要么迫不得已，不再居住在乡村，而是在城里定居。蛮族贵族变成了市民。可想而知，与欧洲其他自治市相比，单单这一事实就给意大利城镇带来了多少力量和优越性。我们在欧洲其他城市观察到的是居民们的谦卑和怯懦。这些市民们看起来就像是英勇的、刚获自由的人，还在痛苦地抵抗门口虎视眈眈的领主。意大利的市民则大不相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混杂生活在同一城墙后面，城镇无需抵御邻近的领主，它们的居民是市民，自始至终都是自由的，至少其中大部分人是。他们捍卫自己的独立和权利，对抗遥远的外国君主，有时候是法兰克国王，有时候是德国皇帝。因此，意大利城镇拥有巨大的、早期的优越性：在其他地方，即使最贫穷的自治市的形成过程也充满无尽麻烦，而意大利却出现了共和国、城邦国家。

这就是共和政治组织尝试在欧洲这一地区取得成功的原因。它很早就征服了封建制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形态。但是很少有人期望它能够扩张或长久延续，它缺乏扩张和持续的必要条件——不断改善的种子。

当我们研究11—15世纪期间意大利诸共和国的历史时，我们震惊于两个明显矛盾但又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看到了勇气、活力和天赋的惊人赞叹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繁荣。这里存在欧洲其他地方缺乏的运动和自由。而当我们询问居民的实际状态如何、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们有多幸福，情况就全变了，没有什么历史比这更加悲惨和黑暗了。也许找不到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人民的处境更加动荡，更容易遭受悲惨不幸，或存在更多纠纷、犯罪和灾祸。我们同时还能看到另一个事实，在大部分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中，自由在不断缩小。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别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于一种稍微温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采用的制度那样受欢迎。看看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比萨的历史，你们到处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发展历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盖范围的扩大，而是不断缩小，权力集中至少数人手中。简而言之，在这些充满活力、辉煌而富裕的共和国中，有两样东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这是社会状态的第一条件，以及制度的进步。

从中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弊端，阻碍了共和政治组织尝试的扩张。威胁意大利的最大危险来自外部、来自外国君主。然而，这一危险从未使这些共和国团结一心、共同行动；他们从来不会同仇敌忾。许多最开明的意大利人、当代最杰出的爱国者，哀叹中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制度，认为它是意大利从未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罪魁祸首。他们说，意大利被分解成大量微不足道的小邦，严重受制于各自的情感，因而无法组成联邦或组成一个国家。他们遗憾自己的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没有经历一次专制集中，从而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从外国人手中赢得独立。因此，看起来，即使处于最有利环境中的共和政治组织，在这个时期也不包含进步、持续和扩张的原动力——它没有未来。在某个时刻之前，我们可以将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组织与古希腊的政治组织进行比较。希腊也是一个到处是小型共和国的国家，它们相互永远是对手，甚至常常是敌人，有时候又为了共同目的结成同盟。在这种比较中优势完全在希腊这一方。毫无疑问，虽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它们当中的许多罪恶事例，但与意大利诸共和国相比，雅典、拉塞戴蒙、底比斯等城邦拥有更多的秩序、安全保障和正义。然而希腊的政治生命又是何等短暂！在权力和领土的分割中蕴藏了最终导致荏弱的根源！当希腊与马其顿、罗马等强大邻居一碰撞，它立刻就屈服了。这些如此辉煌、如此繁荣的小型共和国无法形成防御同盟。对于社会和人的理性的发展程度都远远逊色、远远脆弱于希腊的意大利来说，出现同样结果的理由不知要充分多少。

在共和制度已经大获全胜、封建制度已经被征服的意大利，共和政治组织尝试得以延续的机会尚且如此之低，可想而知，在欧洲其他地区，它更快地屈服了。

我将快速说明一下它的命运。

欧洲有个地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这就是法国南部和接壤的西班牙省份，包括加泰罗尼亚、纳瓦尔和比斯开。在这里，城镇同样得到巨大发展，重要且富有。很多小领主与市民们结成同盟，一些教士也同样加入了他们的事业中。简而言之，这一地区的情况非常像意大利。相应的，在11世纪期间以及12世纪初，普罗旺斯、朗各多克和阿基坦等地区的城镇一心想要一次政治上的飞跃，想要变成独立共和国，就像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国家(2)一样。但是法国南部碰上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封建主义，即北部的封建主义。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阿尔比异端(3)，法国的封建势力和城市势力之间爆发了战争。你们知道由西蒙·德·蒙特福特所领导的十字军征讨阿尔比派的历史。这是北部的封建制度与南部的民主政治组织尝试之间的一场斗争。南方虽然有爱国热情，但北方还是取得了胜利。南方缺乏政治统一，而文明的发展程度又不足以使人齐心协力。共和政治组织的尝试被扑灭了，十字军在法国南部重建了封建制度。

稍晚一点，共和政治尝试在瑞士山区中取得了较多成功。在这里舞台十分狭窄，他们只需要反抗一位外国君主，他虽然势力比瑞士人民强大，但绝不属于欧洲最可怕的君主之列。英勇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很多瑞士封建贵族与城市结盟，他们是强大的援兵，然而改变了他们所援助的革命的性质，使它比初始性质增加了贵族政治的性质，减少了进步性。

现在，我将前往法国北部，前往佛兰德斯的自治市、莱茵河两岸以及汉萨联盟(4)。在这里，民主政治组织在城市内部大获全胜，然而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它就命中注定无法扩张或完全掌控社会。北部的自治市受到封建制度、领主和君主们的包围和压制，因此常常处于守势。显然，它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尽一切可能保卫自己，从未尝试过征服。它们保住了自己的特权，但被限制在自己的城墙之内。民主政治组织被局限于此，无法越雷池一步。我们在乡村无法发现它的踪影。

你们看到了共和政治尝试所处的状态。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但取得成功或发展的机会很小；在高卢南部受到镇压；在瑞士山区取得小范围的胜利；在北部，在佛兰德斯的自治市、莱茵河畔和汉萨联盟，注定无法走出城门。然而，就在这种处境中，虽然势力明显弱于其他社会成分，它还是给封建贵族带来了极大恐惧。领主们眼红自治市的财富，害怕它们的力量；民主精神渗入了农村，农民暴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顽固。几乎在全欧洲，封建贵族结成了一个庞大联盟来对付自治市。双方力量不平等。自治市相互分离，它们之间没有共识或联络，一切都是地方性的。不同国家市民之间固然存在某种同情心，佛兰德斯城市在与勃艮第公爵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功或挫折会在法国城市中激发出强烈情感，但这种情感昙花一现，无法产生任何结果。自治市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联系或真正的团结，也不会相互支援。因此，封建制度对它们拥有巨大优势。但是，封建制度自身处于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因而未能成功摧毁自治市。当斗争延续了一定时间后，当确信无法获得全面胜利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渺小的共和派市民，与他们谈判，接受他们作为国家的成员。从此，一种新的秩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尝试开始了，它是一种混合组织，目的是协调所有社会成分，包括封建贵族、自治市、教士以及君主，使它们克服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共同生活，共同行动。

你们都知道什么是法国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Cortes）、英国议会（Parliament）和德国议会（Diets）。你们还知道，这些不同会议的成员是什么。封建贵族、教士和市民聚集在会议中，试图团结一致形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遵从同一个法律、同一个权力。它们虽然名称不同，但拥有相同的意图和宗旨。

我将把法国的三级会议作为这种尝试的典型，它是最有趣、最广为人知的事实。我说它是最广为人知的，但我确信“三级会议”这一名称在你们头脑中激发的仅仅是一些模糊、不完整的概念。你们谁也说不出在法国三级会议中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或正规的、它的成员数量是多少、协商的主题是什么，或者是整个大会的持续天数以及每一次会议的持续时间。大家对这些事情都一无所知，从历史中无法得到这些问题的清晰的、总体的或普遍的答案。仔细研究法国历史中这些会议的性质，它们似乎仅仅是偶然事件，是人民和国王最后的政治途径。是国王财政匮乏、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时的最后招数；是人民苦难深重而又无计可施时的最后招数。贵族们出席三级会议，教士们同样参与三级会议，但他们都是虚与委蛇，因为他们知道这并非他们的用武之地，这并不能提升他们在国家大事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市民们对此并不更加热衷，这并不是他们有兴趣行使的权利，而是不得不忍受的义务。这些可以看作是这些会议在政治活动中的性质。它们有时候毫无意义，有时候令人讨厌。当国王势力最强时，它们的谦卑和温顺被发挥到极致；当国王处境不佳，亟需国民的支持时，它们就分帮结派，沦为某种贵族政治阴谋或野心家的工具。总之，它们有时候仅仅是显贵名流的集会，有时候是例行公事的会议。因此，它们的成果几乎总是随着会议结束而消散；它们承诺和试图要做的事很多，但做成的一件也没有。对法国社会产生真正影响的重大措施、政府、立法或行政中的重大改革没有一件出自三级会议。然而，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它们毫无作用或影响。它们有一种人们通常很少考虑到的精神作用。在不同时代，它们是对政治奴役的抗议，是特定监护原则的强烈宣示，例如，国民有权征税、干预国家大事、将某种责任加于权力机构身上。

这些准则从未在法国消失应该归功于三级会议，并且它使得自由的回忆和权利在人民的生活方式得以保存，在思想中得以更新，这是不小的功劳。三级会议拥有这种价值，但它从未成为一种统治手段。它从未进入政治组织中，从未实现自己的宗旨，也就是说，将分裂国家的不同小社会融合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给了我们同样的结果。然而，它们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议会的重要性也不同。在阿拉贡和比斯开，在关于即位问题的争论中或在针对摩尔人的斗争中，它们召开得更加频繁，权力更大。有些议会如卡斯蒂尔的1370年和1373年议会，贵族和教士没有出席。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各个事件，有大量细节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但限于篇幅我只能说，整体上看可以说这些议会和三级会议一样，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从未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政治组织，或者是一种正规的统治手段。

英国的命运不一样。我现在不详谈这个话题。我计划用一节课的时间专门探讨英国的政治生活。现在，我将简单谈一谈使它发展方向迥异于大陆的原因。

首先，在英国没有大诸侯，没有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君主的臣民。英国贵族和大领主被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因此，在上层贵族中盛行联合原则和真正的政治方式。而且，英国封建势力中的小封地领主，由于一系列我暂且不说的事件，逐渐与市民联合起来，在下议院中支持市民，从而使下议院赢得了比大陆国家议会更高的权力、一种能真正影响国家统治的力量。让我们看看英国议会在14世纪的状态。上议院是国王的顾问团，积极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下议院由小封地领主和市民代表组成，几乎不参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但是它确立各种权利，充满热情地捍卫个人和地方利益。从整体上看，议会并未参与统治，但它已经是一个常设机构、一种在原则上采用的统治手段，并且事实上常常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不同社会成分之间的结合和联合以形成统一政治实体的尝试虽然在欧洲大陆处处失败，却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关于德国，我只说几句，指出它的历史的主要特征。在这里，人们对融合、统一和广泛的政治组织没有多大热情。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不同社会成分保持了更多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如果需要证据，我们可以在现代找到一条。德国是封建选举制在君主产生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的唯一国家。我这里说的不包括波兰或斯拉夫国家，因为它们进入欧洲文明体系的时间太晚。德国还是唯一依然保留教会君主、保留享有真正政治存在和主权的自由市的欧洲国家。显然，与其他地方相比，德国将原始欧洲社会诸成分组合至一个社会的努力和成效更小。

现在，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欧洲截止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各种重大政治组织尝试。你们看到它们统统失败了。我还顺便努力说明它们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它们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社会的发达程度还不足以实现统一，在生活和思想中一切都还太地方化，太特殊、狭隘和多变。没有能够控制个别利益和意见的普遍利益和意见。最高尚、最有活力的头脑也没有行政管理或真正的政治正义的观念。显然，首先需要一种更加活跃、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文明能够混合、同化甚至可以说是融合所有这些松散的成分，首先需要实现利益、法律、习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总之，需要出现一个公共权力和公共意见。我们已经到达这项重大工作圆满完成的时代。它的最早征兆、15世纪期间思想和习俗的状态、形成中央政府和公共意见的趋势，这些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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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美男子腓力，即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他在同罗马教皇的激烈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使国家政权控制了天主教会。

(2) 中译者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国家指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之南。

(3) 中译者注：阿尔比派（Albigenses）又称“纯洁派”，是12至13世纪期间盛行于法国南部地区的一个基督教异端学派。它来源于巴尔干半岛的鲍格米勒派，在12世纪中期由参加十字军的商人和农民传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的阿尔比（Albi）城最活跃，故而得名“阿尔比派”。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建立自己的主教区，自己召开主教议会，其势力压倒了罗马教会，因此在1197年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为异端。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正式组织和号召十字军讨伐此派，称为阿尔比十字军战争，从1209年至1229年历时20年，阿尔比派受到严重打击，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亡。

(4) 中译者注：汉萨联盟是德国北部城市为了保护商贸利益结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最为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

第十一讲　现代国家的形成

本讲目的——15世纪的特性——国家和政府的逐渐集中——第一，法国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易十一的统治——第二，西班牙的——第三，德国的——第四，英国的——第五，意大利的——国家外部联系及外交的起源——宗教思想运动——贵族政治改革尝试——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议会——平民政治改革尝试——约翰·胡斯——文学复兴——对古典时代的赞赏——经典学派或自由思考者——一般活动——航海、发现、发明——结论

我们已经到达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史——我们自己所处社会的门槛。这个社会的制度、意见和生活方式，四十年前是法国的，现在是欧洲的，经历了法国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后，依然对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正如我说过的，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是在16世纪。在进入这一时代之前，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发现了当今欧洲的所有基本要素。我们看到它们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彰显自己、扩张自己。在历史的第一个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要素的分离、孤立的趋势，以及地方化、特殊化的生存状态。这一目的刚刚实现——封建制度、自治市和教士刚刚获得各自的独特形式和地位，我们就看到它们倾向于彼此靠拢、重聚，形成一个大社会，形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结果，欧洲各国专心致志于内部共存的所有不同制度，向神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探索社会团结的原则、政治和精神的连接纽带。迄今为止，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或势力知道如何掌控社会、通过其统治确保它有一个真正的公共命运。我们发现这一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思想。我们看到所有一切都还太特殊、太个别、太地方化了；必须长期强力推进集中化才能使社会同时进行扩展和巩固，同时变得伟大和正规——这是它必须追求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14世纪末期欧洲所处的状态。

对于我努力向你们说明的这种处境，欧洲自己一无所知。它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在追寻什么。然而它一直在追寻，就像它知道似的。14世纪结束了，欧洲自然地可以说是本能地走上了通往集中化的道路。15世纪的特征就是不断趋向这一结局，努力创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思想，使特殊性和地方性精神消失，重新团结并提升生活和思想，总之，创建迄今为止从未大规模存在过的民族国家和政府。这一事实的爆发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但它的准备阶段是在15世纪。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正是这一准备阶段——这种无声无息、不为人知的，既包括社会关系也包括思想上的集中化工作，这种未经预谋或设计、由事态的自然发展历程完成的工作。

因此，人类随着一项自己从未感知甚至也许无法理解的计划的展开而前进。他是一位聪颖、自由的工匠，在制作一件并不属于自己的作品。他无法辨认或理解这件作品，直到后来，当它在现实中显露庐山真面目时，他才能认出并理解，即使到这个时候他的理解依然是极不全面的。然而，正是依靠他，依靠他的智力和自由的发展，这一作品才得以完成。设想有这么一台巨大的机器，关于它的想法只存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它的不同部分被委托给不同工匠制作，这些工匠分散在四处，彼此并不认识。他们中谁也不知道整个工作，不知道它将产生什么确切的总体结果，然而每个人都凭借自己的智力和自由，通过理性且自愿的行动执行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上天对于这个世界的计划就是这样借助人类之手完成了。文明史中展现出来的两个事实也是这样共存的，一方面，是超越科学和人类意志的命运，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由和智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的个人意志通过自己的思想和倾向所发挥的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15世纪，为了清晰、精确地认识这个可说是现代社会前奏的时代，我们将区分不同种类的事实。我们首先将考察政治事实，即有助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各种变化。随后我们将考察精神事实，观察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各种变化，从而推导出尚在酝酿中的民意舆论。关于政治事实，为了简单快速讲解，我将粗略提及欧洲的所有大国，向你们介绍它们在15世纪期间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时期始末它们所处的不同状态。

我将以法国作为开始。正如你们知道的，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上半叶是伟大的民族战争——英法战争的时代。这是法国对抗外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称号的时代。粗略回顾一下历史即可发现，尽管有大量纷争和叛国行为，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以何等的热忱共同投入至这场战争中；封建贵族、市民甚至农民们的爱国热情是何等的高昂。即使没有其他证明，单单圣女贞德的事迹就足以说明这一事件的普遍性质了。圣女贞德来自民间，激励她、支撑她的是人民的情感、信仰和热情。宫廷人士和军队首领以怀疑、鄙夷甚至敌意的目光看待她，但她一直拥有士兵和民众的支持，正是洛林的农民派她前去支援奥尔良的市民。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更能令人印象深刻地显示这一战争的普遍性质，以及整个国家对待它的感受。

法兰西民族性质就是这样形成的。在瓦卢瓦王朝之前，统治法国的是封建性质，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思想、法兰西爱国精神统统不存在。从瓦卢瓦王朝开始，严格意义上的法国才开始存在。正是在瓦卢瓦王朝的战争中、在它的命运发展各个阶段中，贵族、市民和农民们第一次被一种精神纽带团结起来，被共同的名称、荣誉和征服敌人的共同愿望团结起来了。但是不要期望能够从中找到任何真正的政治精神，或在政府和制度中找到任何伟大的统一意图，就像我们当今所理解的那样。在这个时期，法国的统一仅仅在于它的名称、它的民族荣誉，在于存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君主，只要不是外国人，谁当国王都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英法战争强有力地促进了法兰西民族的形成，推动了它的统一。法国就以这种方式在精神上得以形成，民族精神得到发展，同时，它可说在物质上也得以形成，也就是说，它的领土得到调节、扩张和加强。正是在这一时期，组成法国的大部分省份进入了法国版图内。在查理七世统治期间，在赶走了英国人之后，英国曾经占领的几乎所有省份如诺曼底、昂古穆瓦、都兰、普瓦图、圣东日等，最终成为了法国领土。在路易十一统治期间，十个省份——其中三个后来失而复得——并入了法国，即鲁西荣和塞尔当、勃艮第、弗朗什-孔泰、皮卡第、阿图瓦、普罗旺斯、曼恩、安茹和佩尔克。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期间，安妮和这两位国王的相继婚姻为我们带来了布列塔尼。因此，在同一时期，在相同事件的发展历程中，法国的领土随思想一道得到形成；法国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同时获得了力量和统一。

让我们从国家转移到政府上，我们将看到类似事实也已经发生，朝着同样的结局发展。在查理六世统治期间以及查理七世统治的第一阶段，法国政府缺乏团结、联系和力量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法国政府。在查理七世统治末期，一切事情都变了模样。权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扩张和组织，所有重大统治手段——税收、军事力量、法律——得到大规模的创建，具备了一定的统一性。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常备军——由雇佣连队组成的骑兵和雇佣弓箭手组成的陆军。依靠这些雇佣连队，查理七世在那些由于战后的混乱和苛捐杂税而荒芜的省份恢复了一些秩序。当时的历史学家谈起这些雇佣连队的惊人作用时都惊叹不已。正是在同一时期，国家的主要税收之一人头税变成了永久性的，这对人民自由是重要打击，但对政府的正规化和强化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同时，政权的重要工具司法机构也得到了扩展和组织。议会成倍增长。在非常短的时期内，组建了五个新的议会：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的格勒诺布尔议会（1451年）、波尔多议会（1462年）和第戎议会（1477年），路易十二统治期间的鲁昂议会（1499年）和埃克斯议会（1501年）。在这一时期，巴黎议会在司法领域、在制订司法权政策时，重要性和严格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因此，在军事、税收和司法方面，即在基本组成要素上，15世纪的法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和正规性，公共权力最终代替了封建权力。

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没那么明显，给历史学家留下的印象相对较少，但意义也许更加重大，这就是路易十一在统治方式上带来的变化。

关于路易十一与国内高层贵族的斗争、对他们的贬低、对市民和下层阶级的偏爱，已经有不少评说。虽然大部分内容不免夸大其辞，但其中不乏真实性。同样真实的是，路易十一对不同阶级的行为往往对国家弊大于利。但是，他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在这一时代之前，治国安邦几乎完全依赖武力和物质手段。在这之前，人们很少重视说服、演说和驾驭人心，总之，很少重视权术——固然有虚伪和欺骗的权术，但也有驾驭人心、深谋远虑的权术。在其统治中，路易十一用谋略代替物质手段，用诡计代替武力，用意大利式权术代替封建手段。看一看这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两个对手，莽汉查理和路易十一。查理是旧统治方式的代表，他只会诉诸武力，动辄兵戎相见。他不知道忍耐或笼络人心，使其为己所用。相反，路易十一乐于避免使用武力，通过沟通交流和投其所好来各个击破。他改变的既不是制度，也不是机构，而是幕后的操作手法和运用权力的策略。在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中，努力用公正代替一己私利，用公开代替阴谋诡计，这种更大革新的尝试尚待现代人来完成。然而，放弃动辄使用武力，发挥智力优势，通过攻心而非大开杀戒来进行统治，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路易十一虽然犯下不少罪恶和错误，并非良善之辈，但他凭借自己的过人才智首开了这种统治方式的先河。

说完法国，我再说一说西班牙，在这里我发现了相同性质的事情。在15世纪，西班牙的国家统一也是这样形成的。在那个时候，随着格林纳达王国的沦陷，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斗争宣告结束。随后这个国家也实现了集中。通过天主教徒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婚姻，两大王国卡斯特尔和阿拉贡统一为一个政权。和法国一样，王权在这里得到扩张和加强。支撑王权的不是议会，而是新兴的一种更严厉的机构，拥有更凄凉的名字，这就是宗教法庭。它包含了未来模样的种子，但在当时与成熟阶段的它并不相同。它最初与其说是宗教性的还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其目的与其说是捍卫信仰还不如说是维持秩序。不仅制度类似，人物之间也能找到相似性。天主教徒费迪南德的性格和统治方式与路易十一很像，只是少了一些诡计、心计和永不歇息的忙碌劲。我一向不看重武断的比较和凭空想象的对比，但在这里，无论是在总体事实上还是在细节上，他们之间的相似性都非常深刻、非常明显。

在德国也能找到相同的事实。正是在15世纪中期，在1438年，奥地利王室重登帝位，在它的帮助下，帝国权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久性，随后进行的选举不过是正式批准这位世袭继承人的仪式罢了。在15世纪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最终确立了其家族的统治地位，开始正规行使中央权威。为了维持秩序，查理七世在法国最早创建了常备军，马克西米利安在其世袭国家内同样最早用相同手段达到了相同目的。路易十一在法国建立了邮局，马克西米利安将其引入德国。为了服务中央政权，人们在所有地方不约而同地培育出了文明的相同成果。

15世纪的英国历史由两件大事组成：对外是与法国的战争，对内是玫瑰战争。即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两种不同战争带来的结果相同。与法国的战争得到了英国民众的狂热支持，而这种狂热仅仅对王室有利。这个国家曾比其他国家更擅长巧妙并坚定地控制国家的军力和供应品，在这一时期却毫无远见、毫无限制地任由国王挥霍。正是在亨利五世统治期间，从他登基开始，关税这项重要税收被授給了国王，一直到他过世。当对外战争结束或差不多结束时，与此相关的国内战争还在继续。先是约翰家族，后是兰开斯特家族，两大家族争夺王位。当这场血腥争夺结束后，英国高级贵族们已经毁灭殆尽，再也无力保卫他们一直行使的权力。大贵族的联合再也无法左右王位归属。多铎王朝开始统治，随着亨利七世在1485年登基，政治集中和王权胜利的时代开始了。

在意大利，君主制没有得到确立，至少没有在此名义下确立，但这对结果来说关系不大。正是在15世纪期间，各共和国纷纷覆灭，即使在依然保留共和国名称的地方，权力也被集中在一两个家族手中，共和制已经寿终正寝。在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伦巴第共和国都被并入了米兰公国。1434年，佛罗伦萨落入梅地奇家族统治下；1464年，热那亚臣服于米兰公国。大部分共和国，无论大小，都让位于君主家族。很快，外国君主就提出了对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主权要求，包括北部的米兰公国和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

无论我们观察欧洲的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研究它的哪一部分历史，无论是关于国家自身，还是关于其政府或制度，我们到处都看到旧有社会成分和形态处于消失边缘。传统的自由消失了，新的、更加集中、更加正规的权力出现了。欧洲旧有自由的覆灭令人悲痛，在当时激发了人们最深切的哀伤。在法国、德国尤其是在意大利，15世纪的爱国者激烈地质疑、绝望地哀叹这场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带来专制的革命。他们的勇气令人不得不感到钦佩，他们的悲痛令人不得不感到同情，但同时人们必须理解这场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有益的。欧洲的原始制度、旧有的封建自由及公共自由在组织社会上已经失败。构成社会活力的是安全保障和发展进步。任何无法在当前保障秩序、在未来取得进步的制度都是错误的，都会很快被人抛弃。古代政治形态、15世纪期间欧洲旧有自由的命运就是这样。它们既无法给社会带来安全保障，也无法带来进步。人们只能从其他原则、其他途径来寻求安全保障和进步。这就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这些事实的意义。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件在欧洲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正是在15世纪期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频繁、正规和持久。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伟大的联盟——和平联盟或战争联盟第一次形成，并在后来带来了均衡体系。欧洲的外交诞生于15世纪。在这个世纪末期，你们能看到欧洲大陆上的各股主要势力，包括教皇、米兰公爵、威尼斯人、德国皇帝、西班牙及法国的国王们，在纵横捭阖、谈判联合、彼此制衡。当查理七世发动针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远征时，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结成了一个对抗他的庞大联盟。几年过后（1508年），对抗威尼斯人的康布雷同盟形成了。1511年，直接对抗路易十二的神圣同盟接替了康布雷同盟。所有这些联盟都起源于意大利权术，起源于各君主想霸占意大利的欲望，起源于对其中某位君主独霸意大利从而获得压倒性优势的恐惧。这种新秩序对君主制的发展特别有利。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外联系的性质，它们只能由单个人或少数人来执行，并需要一定的保密。另一方面，民众如此缺乏远见，以至无法理解这种联盟所能产生的结果；它对于他们没有任何内在或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对它毫不在意，将此类事务留给中央政府，任其自由裁量。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外交就落入了国王们的手中，并且，这种外交事务专属于国王的观念、这种国民虽然享有自由，有权投票决定税收和干预国家大事，但不应当参与外交事务的观念，可以说如同一项公认原则、一条普遍准则，几乎在所有欧洲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打开英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这一观念发挥了多大威力，在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为英国自由带来了多少障碍。往往就是在这一原则的名义下，媾和宣战、商贸往来和所有外部事务都变成了君主的特权；正是凭借这一原则，绝对权力在与国民权利的对抗中得以保全自己。国民在争夺这一特权时表现得极度懦弱，这一懦弱使他们付出了昂贵代价，因为从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即16世纪开始，欧洲的历史实质上是外交的历史。在接近三个世纪期间，外部关系是历史的重要事实。国家内部已经走上正轨，至少在欧洲大陆国家内政已经不再引发剧烈动荡，也不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现在引人注目、充斥史书的是外部关系、战争、谈判和联盟，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命运被抛弃给了君主特权和中央政府。

事实上，不这样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公众能成功参与此类事务之前，必须要有文明的巨大进步、智力和政治技巧的巨大发展。从16世纪到18世纪，人民离这种合格水准还差很远。看看17世纪初期詹姆士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女婿巴列丁选帝侯(1)、波西米亚的当选国王，丧失了自己的王位，甚至还被剥夺了自己的世袭封地巴列丁奈特(2)。整个新教世界都在关注他的前途，因此英国对他产生强烈兴趣也是很有道理的。英国民意沸腾，强烈要求詹姆士国王支持他的女婿，为他夺回巴列丁奈特。议会愤怒地要求开战，许诺提供战争所需的一切手段。詹姆士不愿意开战，他虚与委蛇，尝试了几次谈判，往德国派出了一些军队，然后告诉议会需要90万英镑才有可能获胜。没有人说国王的估算有点夸大，事实上看起来也并非如此。可是议会对这笔费用大感惊恐，开始打退堂鼓，于是它勉强投票批准了7万英镑，去帮助一位君主复位，去重新征服一个距离英国九百英里之外的国家。公众在此类事务上就是这样的无知和无能，他们不了解事实就贸然行动，不肯承担任何责任。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条件通过正规、有效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就是外交落入中央政府之手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条件——且不说使外交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很少虑及这一点——保证外交的连续性和合理性。

你们看到，无论我们从什么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无论是考察各国内政还是外交关系，无论是研究战争还是司法或税收，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同样的性质，到处都能看到集中和团结的趋势，看到共同利益和公共权力的形成和占优。这是15世纪所进行的秘密工作，这项工作并未在社会中带来任何非常显著的结果，或严格意义上的革命，但它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另一种性质的事实，即精神事实，与人的心智及普遍思想发展有关的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将看到同样的现象，得到同样的结果。

我首先要讲的这一类事实经常引起我们的关注，总是在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在欧洲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是与教会有关的事实。直到15世纪，除了宗教思想外，我们在欧洲看不到任何其他能真正影响大众的普遍且强大的思想。我们看到，只有教会才有权力管理、传播和规定这种思想。固然经常会出现各种独立甚至分裂的企图，教会费了不少力气才战胜这些企图。但迄今为止教会把它们都镇压下去了，教会所批判的信条未能普遍、持久地占据人们头脑，阿尔比异端被粉碎了。教会内部虽然争吵不断，但从未产生决定性或明显的结果。在15世纪开始时，一种完全不同的事实出现了。各种新思想、对改变和改革的公开要求，震动了教会自身。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标志性大事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其原因是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一个在罗马。两个教廷之间的斗争就是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它开始于1378年。1409年，比萨宗教议会希望终结这一局面，它废黜了两个教皇，任命了第三个教皇亚历山大五世。大分裂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激烈了。以前的两个教皇变成了现在的三个教皇。混乱和腐败日益严重。1414年，在西格斯蒙德皇帝的召集下，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召开了。它提出了一项与任命新教皇极不相同的任务，它要着手改革教会。它首先宣布这个全体代表大会不可解散，地位高于教皇权力。它开始在教会中广泛宣扬这些原则，开始革除教会中滋生的腐败，尤其是供养罗马教廷的各种苛捐杂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议会任命了一个“改革团”，即我们所说的调查委员会。它由不同国家的参会代表组成，其职责是调查那些玷污了教会的弊病，提出最佳的纠正措施，并向议会提交报告，由议会商议任何执行。然而，正当议会忙于这一工作时，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在没有教会首脑亲身参与下、在没有教皇的认可下，议会能否开展革除弊病的工作。在罗马派的影响下，在一些诚实但懦弱的人的支持下，议会通过了否定决议。1417年，议会选举了一位新教皇马丁五世。新教皇被要求提交一份教会改革计划。该计划没有得到批准，议会也就解散了。1431年，出于同样目的，在巴塞尔(3)召开了新的宗教议会。它接手了康斯坦茨议会所提出的改革工作，但没有取得更多成果。在议会内部出现了和基督教世界一样的分裂。教皇将巴塞尔议会迁移至费拉拉(4)，随后又迁至佛罗伦萨。一部分高级教士拒绝服从教皇命令，继续呆在巴塞尔。就像以前有两个教皇一样，现在出现了两个宗教议会。巴塞尔议会继续自己的改革议程，任命了自己的教皇菲利克斯五世。一段时间后，它迁移到洛桑(5)，并在1449年解散，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就这样，教皇赢得了胜利，继续掌控战场，统治着教会。宗教议会无法完成它所发起的任务，但它影响了自己没有发起的、生命更长久的事。就在巴塞尔议会的改革尝试遭到失败之际，君主们利用了它所宣传的思想、它所建议的制度。在法国，在巴塞尔议会所颁法令的基础上，查理七世制订了“国事诏书”，于1438年在布尔日(6)颁发。它宣布进行主教选举，废止“初果税”(7)，革除教会中出现的各种重大弊端。“国事诏书”在法国被宣布为国家法律。在德国，美因茨议会在1439年接受了它，同样使其成为日耳曼帝国的法律。宗教权力未能成功的尝试，世俗权力似乎命中注定会完成。

然而改革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与宗教议会一样，国事诏书也失败了。在德国，它非常突兀地消失了。1448年，由于与尼可拉斯五世的谈判，德国议会抛弃了它。1516年，弗兰西斯一世同样抛弃了它，取而代之的是他与教皇里奥十世的协定。君主们的改革努力并不比教士们的更加成功。但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它完全消失了。就像宗教议会影响了它的身后事一样，“国事诏书”也在身后留下了在现代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巴塞尔议会所制定的原则是强大的、多产的。杰出之士和充满活力的人采用并支持这些原则。巴黎的约翰、达伊、热尔松以及15世纪的许多杰出之士都致力于捍卫这些原则。虽然宗教议会无果而终，虽然“国事诏书”一事无成便遭到抛弃，但它关于教会治理和势在必行的改革的总体信条却在法国扎下了根。它们持久不衰，渗入至议会，变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它们先是催生了詹森教派，后来又催生了高卢教派。所有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会的准则和努力——发源于康斯坦茨议会，终结于博叙埃的四点主张——都发自同一源泉，趋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实的连续演变。虽然15世纪期间的合法改革尝试无果而终，但它在文明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地位、它间接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点也没因此减弱。

宗教议会追求合法改革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革命。几乎就在比萨议会开始努力终止西方教会大分裂、康斯坦茨议会开始改革教会的同时，民间宗教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波西米亚激烈爆发了。约翰·胡斯(8)的预言和发展始于1404年，当时他刚开始在布拉格教书。当时两场改革运动正在齐头并进。一场运动处于教会内部，由宗教贵族自身发起，这是一场明智但又局促不安、畏手畏脚的改革运动；另一场位于教会外部，猛烈而激昂地反对教会。这两股力量和意图之间产生了斗争。宗教议会传唤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至康斯坦茨，判定他们是异端和革命分子。对于我们现代人，这些事件是非常好理解的。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两场相互分离而又同步进行的改革运动，一场由政府开展，一场由民众开展，彼此对立但又发自同一原因，趋向同一目的，总之，水火不容而又殊途同归。这就是15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约翰·胡斯的民众改革运动暂时被扼杀了。在他死后三或四年就爆发了胡斯信徒的战争。这场战争持久而又激烈，但帝国最后还是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宗教议会的改革已经失败，它们所追求的目的未能实现，因此民众改革运动就不会停止发酵。它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终于在16世纪初发现了机会。如果宗教议会发起的改革运动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宗教改革运动(9)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二者之中必有其一会取得成功，它们的同时发生显示了一种必然性。

因此，这就是15世纪结束后欧洲在宗教事务方面所处的状态——一边是不成功的贵族改革尝试，一边是民众改革运动兴起、被扼杀、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但是这一时期人的思想骚动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领域。众所周知，正是在14世纪期间，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遗产可说是在欧洲复活了。你们知道，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10)及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如饥如渴地寻找希腊和拉丁手稿并出版宣传它们，这种性质的最小发现也会带来极大的兴奋和狂喜。

在这种兴奋中，欧洲兴起了一门学派，它在人的思想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远远超出人们通常对它的评价，这就是古典学派。我警告你们，不要把“古典”一词与我们当今赋予它的含义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它是与文学理论或竞赛项目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个时候的古典学派，不仅对古代的著作，对维吉尔(11)和荷马(12)的著作，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对它的制度、见解和哲学，都怀有和对其文学一样的钦佩之情。必须承认，古代社会在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远远优越于14、15世纪的欧洲，因此它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绝大部分高尚的、活跃的、有教养的及讲究的人都对当代的粗俗作风、混乱思想和野蛮方式产生厌恶，充满热情地投身至一个既更加正规，又更加发达的社会的研究甚至可说是崇拜当中。就这样，在15世纪初，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形成了，其中包括高级教士、法学家和学者。

就在这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发生了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希腊难民涌入意大利等事件。他们带来了更多关于古代的知识、数不胜数的手稿，以及研究古代文明的上千种新方法。不难想象，古典学派的钦佩之情和热情都成倍上涨。这是高级教士飞黄腾达的时代，尤其是在意大利，严格来说，不是在政治权力方面，而是在奢侈享乐和财富方面。他们春风得意，纵情于骄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所有享乐，尽情享受文学、艺术，社交和物质享乐。看一看这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学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所过的生活，如枢机主教班博。你们会惊讶地发现奢侈享乐和心智发展的混杂、柔弱风度和强硬意见的并存。当我们扫视这一时代，目睹它的思想发展景象和精神关系状态，我们会以为自己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同样爱好智力刺激、新思想、轻松惬意的生活，同样的柔弱和放纵，同样缺乏政治活力和精神信仰，而思想又出奇的坦诚和活跃。15世纪的文人和高级教士之间的关系一如18世纪的文人学士和高级贵族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有相同的见解和习惯，和谐相处，一点也不在意身边正在酝酿中的暴乱。15世纪中，以枢机主教班博为首的高级教士绝对预见不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出现，就像法国宫廷人士无法预见法国大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的情况何其相似。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精神领域出现了三件大事：首先，教会自身发起的宗教改革尝试；其次是民众宗教改革；最后是知识改革，催生了一门由自由思考者组成的学派。所有这些巨变的酝酿背景是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人民和政府的集中化。

这还不是全部。这一时期还是人类最伟大的外部活动的时代。它是航海、创业、各种发现发明的时代。这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开始伟大远征的时代，是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通道的时代，是克里斯托芬·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代，是欧洲商业惊人扩展的时代。成千上万种新发明问世了，其他原本仅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的发明得到了普遍应用。火药改变了战争理论，指南针改变了航海理论。油画艺术快速发展，使欧洲遍地都是艺术杰作，而发明于1460年的铜版雕印技术使其得到复制和传播。亚麻纸变成了寻常之物。最后，在1436—1452年期间，印刷术被发明了。印刷术是老生常谈和司空见惯的主题，但它的功绩和影响是再多篇幅也谈不完的。

你们看到了这个世纪的重要性和活力，它的重要性还仅仅显露了冰山一角，而它的活力所带来的结果尚未发育完全。暴力改革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得到了强化，国家获得了安宁。人们也许会认为社会正在准备享受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进步。但是16世纪的激烈革命已经迫在眉睫，15世纪不过是它们的酝酿阶段。它们将是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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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选帝侯指有权投票选择德国皇帝（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国诸侯。

(2) 中译者注：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腓特烈五世拥有位于德国的巴列丁奈特（现在的普法尔茨）领地，1619年接受波西米亚的新教领袖献给他的波西米亚王位，导致与拥有合法继位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战，使得詹姆士一世不情愿地卷入到这场被称为“三十年战争”的战争中。

(3) 中译者注：巴塞尔，瑞士城市。

(4) 中译者注：费拉拉，意大利城市。

(5) 中译者注：洛桑，瑞士城市。

(6) 中译者注：布尔日，法国城市。

(7) 中译者注：西方宗教中，农民将农产品的第一批收成奉献给上帝，称为“初果”（first fruits）。

(8) 中译者注：约翰·胡斯（1370—1415），捷克著名宗教改革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其追随者被称为“胡斯教徒”，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 1411年被开除教籍。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议会判定胡斯有罪，次年被处以火刑，导致了胡斯战争的爆发。

(9) 中译者注：指马丁·路德·金在16世纪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10) 中译者注：这三人都是14世纪意大利著名诗人、作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

(11) 中译者注：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

(12) 中译者注：古希腊著名吟唱诗人，《荷马史诗》的作者。

第十二讲　宗教改革运动

本讲目的——在现代史中识别总体事实的困难——16世纪的欧洲景象——仓促概括的危险——宗教改革运动的各种原因——它的根本性质是人类思想在智力领域反抗绝对权力的起义——这一事实的证据——不同国家宗教改革运动的命运——宗教改革运动的弱点——耶稣会——宗教社会革命和世俗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似性

我们曾经常常哀叹欧洲社会的混乱无序，我们曾经抱怨理解和描述一个如此支离破碎的社会的困难，我们曾经渴望并耐心祈求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秩序和社会统一的时代。我们现在就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到处是普遍事实和普遍思想的时代、充满秩序和统一的时代。在这里我们将遇到另一种困难。在以前，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是将事实彼此联系起来，使它们调和，发觉它们的共同点，识别出某种完整性。在现代欧洲一切都颠倒过来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要素和事件都在变化，都在彼此作用和反作用。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他们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的思想、人的智力成就也莫不如此。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时代中，发生过的大量事实都是孤立的、彼此不相干的、互不影响的。我们现在再也找不到这种孤立性了，所有一切都在交会时相互触碰、纠缠和变化。要在如此多的差异中抓住真正的一致性，在如此广泛复杂的运动中确定其方向，要概括数量如此惊人、彼此如此清晰连接的各种不同要素，总之，要确定一个总体的、占优势的事实，它能概括一系列众多事实、表现一个时代的特征，并忠实表现它在文明史中的影响和贡献，还能有什么事比这更加困难？只需看一眼我们现在即将研究的重大事件就能衡量这一困难。在12世纪我们遇到一件事，它的性质或至少它的起源是宗教，我说的是十字军东征。尽管这一事件十分重大，尽管它持续时间很长，引发了各种插曲，我们却发现很难识别它的总体性质，很难明确它的一致性和影响。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16世纪的宗教革命，通常称为“宗教改革”。顺便说一句，我将使用“宗教改革”一词，作为一个简单易懂的术语，作为“宗教革命”的同义词，并不暗含任何褒贬意味。从一开始你们就能看出，识别这一重大关键事件的真正性质、在整体上说明它是什么以及它有什么影响，将是多么地困难。

我们必须在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之间这段时期内寻找宗教改革，因为这一时期可说是包含了这一事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了它的起源和结局。可以说，所有历史事件都有一个有限的寿命。它们的结果可以延绵无期，在所有过去和所有未来都留有痕迹，但这并不能否认它们确实拥有一个独特的、有限的寿命，它们诞生、增长、发展特定一段时间，然后衰退、退出舞台，为其他新的事件腾出空间。

确定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确切日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可以认为是1520年，当时马丁·路德在维腾堡公开焚烧教皇里奥十世判他有罪的公文，从而正式脱离罗马教会。从这一时间到17世纪中期的1648年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时，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整个生命周期。证据如下：这一宗教革命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影响是在欧洲创造了两类国家——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使它们相互对峙并开始斗争。这一斗争从16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期间经历了许多波折起伏。正是凭借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才最终相互承认，从而同意共存，承诺抛开宗教分歧，在社会中和平共处。从1648年开始，宗教差异不再是划分国家、对外政策、外交关系和结盟的主要原则。在这之前，尽管有巨大的变化，欧洲基本上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联盟。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这一区别消失了，国家结盟或疏远所考虑的是宗教信仰以外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时刻，虽然它的结果还在持续发展，宗教改革运动的显著存在或者说生涯已经结束。现在让我们快速扫视一遍这一过程，通过罗列一些事件和人物来说明它的内容。通过这种简单说明，通过这种枯燥、片面的名字罗列，你们将看到，要概括一系列如此多变、如此复杂的事实，将其概括为一个总体事实，确定16世纪的宗教革命的真实性质，指明它在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必将遇到多大的困难。宗教革命运动一出现可以说正好赶上一件重大历史事件，那就是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斗争、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初是为了占有意大利，后来是为了占有日耳曼帝国，最后是为了称霸欧洲。正是在这一时期，奥地利王室崛起并统治欧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国对大陆政治的干预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持久和广泛。

让我们回顾一下16世纪法国的发展历程。这段历史充斥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重大宗教战争，通过这种途径、利用这种机会，大领主们再次试图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的宗教战争、联盟、吉斯家族和瓦卢瓦家族之间随亨利四世登基而结束的斗争的政治意义。

在西班牙，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联省革命”(1)爆发了。在阿尔瓦公爵(2)和奥兰治亲王(3)的名下，宗教法庭和公民及宗教自由派之间展开了战争。虽然自由凭借毅力和明智策略在荷兰取得胜利，但它在西班牙内部却消失了。在那里，无论是在世俗世界还是宗教世界，绝对权力都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英国，在这一时期，由玛丽和伊丽莎白相继统治。新教领袖伊丽莎白和腓力二世之间出现了斗争。詹姆士·斯图尔特登上英国王位，王室和英国人民之间爆发了剧烈争吵。

几乎在同时，北部出现了新的势力。瑞典在1523年由古斯塔夫斯·瓦萨复国。条顿骑士团的世俗化产生了普鲁士。北部势力随后在欧洲政治中占据了从未有过的地位，它们的重要性很快就在三十年战争中显露出来。

回到法国，路易十三的统治，枢机主教黎塞留改革了法国的内部行政管理，与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支持新教一方。在德国，在16世纪的末期发生了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在17世纪初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是现代东欧最重大的事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夫、瓦伦斯坦、蒂利、布伦瑞克公爵和魏玛公爵等伟人，他们的名字在德国被人传颂至今。

同一时期，在法国，路易十四登上王位；爆发了投石党运动(4)。在英国，爆发了导致查理一世下台的革命。

我仅仅列举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一些其名字人人皆知的事件。你们能看出它们的数量、多样性和重要性。如果我们去寻找另一种性质的事件，即没那么明显、没那么容易通过名字来总结的事件，我们同样也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很多。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纯君主制在大部分大国中盛行，而荷兰成立了欧洲最强大的共和国，在英国，君主立宪制取得了或接近最终胜利。在教会中，在这一时期，原有修道会几乎丧失了所有政治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性质不同的团体，即耶稣会。也许说得不对，但人们认为它比其他修道会更加优越。在这一时期，特伦特宗教议会抹去了康斯坦茨议会和巴塞尔议会所有残留的影响，在宗教世界确保了罗马教廷的最终胜利。让我们离开教会，看一看哲学，看一看人类思想的自由驰骋。出现了两位伟人，培根和笛卡尔，现代世界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哲学革命的两位创始人，在哲学界争雄的两个学派的领袖。这一时期还是意大利文学的辉煌时代，是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起步阶段。最后，它是创建庞大殖民地、商业系统蓬勃发展的年代。因此，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待这一时期，它的政治、宗教、哲学和文学事件都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数量更多、种类更多、意义更大。人类思想的活力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来：在人际关系中、在人和权力的关系中、在国际关系中，以及在纯粹的智力工作中。总之，这是一个造就伟人和伟业的时代。就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现在研究的宗教革命是所有事件中最伟大的事件。它是这个时代的主导事件，是赋予其名称、决定其性质的事件。在众多发挥重要作用的强大动因中，宗教改革运动是最强大的，是其他所有动因的结局，改变了其他所有动因或被它们改变。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各种大事层出不穷的时代、各种动因交错影响的时代，忠实刻画、准确概括主导一切的事件、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动因。

不难理解，要把如此多样、如此重要、如此紧密联系的各种事实归纳为一个真实的历史统一体，将是多么困难的任务。然而，这样做是必须的。当事件落下帷幕、成为历史时，最重要的事、人们在所有事情中寻求的事情，是总体事实，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可以说，这些事实是历史的不朽篇章，世世代代的人们必须查阅参考它们才能理解过去、理解自己。概括总结从而得出合乎理性的答案，这种需求是所有智力需求中最强大、最辉煌的，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满足于片面、仓促的概括。仅凭第一印象就立刻确定一个时代或一个事件的总体性质和深远影响，这么做十分惬意，没有其他什么比它更诱人了。人的头脑和意志一样，总是急于采取行动，对障碍感到不耐烦，渴望自由和结论。它会有意遗忘那些阻碍和束缚它的事实，但是遗忘并不能消灭这些事实，它们潜伏着，直到有一天跳出来宣布并证明人的错误。只有一种途径能够使人的头脑避免这种风险，那就是在进行概括、下结论之前，勇敢地、耐心地彻底研究各种事实。事实对于头脑就好比道德准则对于意志。头脑一定要去了解它们，去承担它们的重量。只有当头脑完成了这一研究，观察并衡量了事实的全部范围后，它才能展翅高飞，俯瞰事实的全貌和结果。如果它还没了解将要俯瞰的所有领域就过早起飞，错误和失败往往在所难免。就像做数学计算一样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在历史中，如果不首先全面了解所有事实，如果逞一时之快仓促进行概括，那么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就难以预计了。

我提醒你们在一定程度上须提防我自己。我所做的事实上也是我所能做的，仅仅是试图对我们尚未深入详尽研究的事实进行概括。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代，它比其他时代更加难以概括，在概括时更容易犯错，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你们。现在，我将继续往前，对宗教改革运动做我曾对其他事件做过的尝试。我将努力辨别它的主导事件，描述它的总体性质，总之，要说明这一重大事件在欧洲文明中的地位和贡献。

你们回忆一下15世纪末的欧洲是什么模样。我们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看到两种宗教革命和改革的尝试：一种是宗教议会发起的合法改革尝试，一种是胡斯信徒们在波西米亚发起的革命性改革。我们看到它们都相继被扼杀了、失败了，但我们还看到，这件事是不可能阻止的，它必将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再次出现，15世纪尝试过的事，将不可避免地在16世纪实现。我不会以任何方式详述16世纪宗教革命的细节，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我仅仅致力于它对人类命运的总体影响。

在研究导致这一伟大事件的原因时，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对者将它归因于一些偶然事件，归因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些不幸，例如，归因于赎罪券的销售权被授予多明我会教士，引发了奥古斯丁派教士们的嫉妒——路德就是一名奥古斯丁派教士，因此，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决定性原因。还有些人将其归因于君主的野心、他们与宗教权力的对抗，以及世俗贵族的贪婪——他们希望攫取教会的财产。他们就这样，仅仅从人性和世俗事务的阴暗面、从个人利益和欲望来解释这场宗教革命。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们仅仅从教会现存弊端的改革需要来努力解释它；他们将它说成是宗教冤屈的纠正，说成是从设想到行动都仅仅是为了重建一个纯粹、原始的教会的一次尝试。在我看来，这些解释都不恰当。第二种解释比第一种解释更加真实，至少它更加高贵，更加符合这一事件的发展程度和重要意义，然而我依然认为它是不正确的。在我看来，宗教改革运动既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某种重大概率或个人利益导致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宗教、追求人性和真理的乌托邦梦想。它有一个比这些原因更加强大、支配所有特殊原因的原因。它是一场追求人类思想自由的伟大运动，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运用自己的头脑，对迄今为止欧洲从权威手中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和思想进行自由思考和判断的新需要。它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次伟大尝试，更恰当地说，是人类思想在宗教领域对绝对权力的一次起义。我相信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实的、总体的和主导的性质。

当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人类思想以及统治人类思想的教会的状态时，我们震惊于一个双重事实：在人类思想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更多活力、对发展进步和支配控制的更强烈渴望。这种新的活力是各种不同原因长期积累的结果。例如，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异端学说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哲学思想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人类思想的努力，无论是在宗教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从11世纪到16世纪一直在积累，最后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另外，教会内部创建或鼓励的所有教育手段也结出果实了。各种学校得以创立，输出了有识之士，且数量日益增多。这些人最终产生了自主思考、为自己而思考的愿望，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最后，凭借古典文明的复兴，人类思想的更新和重生时刻来临了。关于古典文明复兴的历程和影响，我已经向你们介绍过。

16世纪初，所有这些原因汇聚在一起，推动了人类思想的强劲运动，对进步提出了势在必行的要求。

另一方面，人类思想的统治者、宗教势力的处境截然不同。相反，它陷入了一种懒散、停滞的状态。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政治声望已经大幅缩小，欧洲社会不再属于它，它落入了世俗政府的统治下。然而，宗教势力依然保存了它的所有自负僭妄、所有光彩和堂皇外表。它的命运和各种陈旧政府经常遭遇的一样。针对它的大部分怨言不再切合实际。如果说16世纪的罗马教廷非常专制，或者说它的弊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更显著，这都不是真实的。相反，教会统治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随和、宽容。只要自己不被质疑，只要它迄今为止拥有的权利继续得到承认，只要它能保障现在的生活、获得相同的贡税，它更愿意一切顺其自然。它很愿意不去打破人类思想的平静，只要人类思想也这样对待它。但是，恰恰在它的统治最不受重视、最不强大、最不有害的时候，它受到了攻击，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攻击它，之前则不行。

因此，仅仅通过考察人类思想及其统治者在这一时期所处的状态，我们显然能够看出，宗教改革运动的性质必然是自由的一次新冲动、人类心智的一次伟大起义。毫无疑问，这是支配性原因、高于所有其他原因的原因——高于一切利益考虑，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君主的，同样高于单纯的改革需要或纠正人们所申诉的冤屈的需要。

假设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几年后，当它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所有要求，表达了自己的所有不满后，精神权力突然赞同它的目的，说道：“好，随你所愿，我将改革一切。我将恢复更合法、更虔诚的秩序；我将停止一切扰民行为和专制做法，不再收取贡税；甚至在教义上，我将修改、解释并恢复原始含义。但是这样纠正所有不平后，我要保留自己的地位——我要继续担任人类思想的统治者，拥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和权利。”你们认为宗教革命会满足这些条件，从而停止前行吗？我认为不会。我坚信它还会继续自己的事业，在要求改革之后它将要求自由。16世纪的这一关键事件不仅仅是一场改革，它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我们无法从中剥离这一性质及其正负面影响，它拥有这一性质的所有影响。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宗教改革运动的结局。尤其要着重观察它在经历了这一运动的不同国家中产生了什么影响。要注意它是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在相差悬殊的机会下发展的。如果我们发现，尽管情况千差万别、机会相差悬殊，它在所有地方都追求同一目的、获得同一结局，并保留了同一性质，那么很显然，这种超越了所有不同情况、所有不同机会的性质，必然是这一事件的根本性质，这种结局必然是它的本质目的。

凡是16世纪宗教革命获胜的地方，即使它未能实现人类思想的全面解放，它也给人类思想带来了新的、更多的自由。固然，思想的自由或奴役还取决于政治制度，宗教革命对此往往无能为力，但精神权力，这种系统的、可怕的思想统治，已经被它废黜或解除了武装。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获得的结果。在德国，政治自由本来就不存在，宗教改革运动也无法带来。它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君主的权力。它对中世纪自由制度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然而，它在德国复苏并维持了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的自由。

在丹麦，在这个受绝对权力统治的国家、这个绝对权力渗入了整个国家制度乃至市政制度的国家，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自由思考。

在实现共和制度的荷兰、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英国，尽管宗教专制持续时间漫长，人类思想同样得到了解放。最后，在法国，在看起来最不利于宗教革命发挥作用的情形中，在这个曾经镇压宗教革命的国家中，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也得以建立。在1685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南特敕令”(5)被废止之前，宗教改革运动在法国是合法存在的。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改革派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引发反对派的文章和讨论。单单这一事件，这种新旧两种意见通过小册子和讨论会方式开展的论战，就在法国传播了真实和活跃程度超过常人想象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在整体上有利于思想，同样有利于科学，有利于法国教士的荣誉。看一看博叙埃和克劳德之间关于当时所有宗教论题的讨论，再自问一下路易十四对于任何其他话题能否允许有这种程度的自由。在17世纪的法国，正是在改革派和反对派之间存在着最高程度的自由。当时宗教思想的大胆程度、讨论问题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了费纳隆(6)本人在《忒勒马科斯》中表现出的政治精神。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南特敕令被废止时才宣告结束。现在，从1685年到18世纪人类思想大爆炸相距不到四十年。在哲学革命开始发挥影响之前，宗教革命对思想自由的积极影响从未终止。

你们看到，凡是宗教改革运动深入的地方，凡是它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成败与否，它都带来了一种普遍的、主导的和持久的结果，即人类思想的活跃程度和自由程度的巨大进步、人类思想解放的巨大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产生了这一结果，还对这一结果心满意足。一旦达到这一结果，它就不再继续追求别的。这正是这一事件的基础，是它原始的、基本的性质。因此，它在德国接受了，且不说是政治奴役，但至少是自由的缺乏。在英国，它同意了宪法规定的教士层级结构，以及一个弊端不亚于天主教会而奴性更胜过天主教会的教会(7)。

为什么宗教改革运动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如此激进、如此强硬，在这一方面却表现得如此随和、如此顺从呢？这是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它所追求的普遍事实，即精神权力的废黜、人类思想的解放。我再说一遍，一旦它达到这一目的，它就会去适应所有制度和情况。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一研究的反面证据，让我们看看在那些宗教革命没有渗入的国家里、宗教革命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国家里、它从未得到发展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显示，在这里人类思想没有得到解放。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大国将证明这一点。在那些宗教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的欧洲国家里，人类思想在过去三个世纪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自由，而在那些没有发生宗教改革运动的国家里，人类思想在同一时期陷入了柔弱和慵懒状态。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同时找到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因此，精神领域内思想的冲动和绝对权力的废黜，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根本性质，是它的影响的最一般结果，是它的命运的主要事实。

我特意使用了“事实”一词。人类思想的解放是客观现实中、宗教改革运动历程中的事实而不是原因，是结局而不是目的。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所做的事情超过了它承诺要做的，甚至超过了它想要做的。其他大多数革命的结果往往落后于期望，行动落后于思想，相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结果却超过了自己的目的。它的实际发展比它的计划要更伟大，它并没有完全预见也没有完全承认它所产生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的对手谴责它时，经常使用什么罪名呢？它的哪些结果被他们用来堵改革派的嘴，使他们无言以对呢？

主要有两个。第一，宗派林立、思想的无限度自由、整个宗教社会的瓦解。第二，专制和迫害。他们对改革派说：“你们煽动甚至产生无限度自由；你们创造了它，现在又希望约束和压制它。你们怎么压制它？通过最严酷和残暴的手段。你们自己迫害异端，凭借的还是不合法的权威。”

调查总结针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所有重大攻击，抛掉纯粹的教义问题，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以上两个基本罪名。

改革派对此大为困窘。当被指责为宗派林立的源头时，它不仅不敢认可各宗派、维护宗派发展的合法性，反而咒逐它们、谴责它们的存在、全盘否定它们。面临迫害指控时，它的自我辩护也是同样的窘态百出。它宣扬这样做的必要性，说自己有权镇压和惩罚谬误，因为真理掌握在它手中，只有它的教义和制度才是合法的；罗马教廷之所以没有权力惩罚改革派，是因为它与改革派的对抗是错误的。

当对改革派中的主要派别提出迫害指控的，不是它的敌人，而是它自己的分支时，当这些遭到它咒逐的宗派对它说：“我们只是做了你们所做过的，我们只是像你们一样把自己分离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更令人难堪了，往往只能更加强硬地加以回应。

事实上，虽然致力于摧毁精神领域的绝对权力，16世纪的这一革命对于智力自由的真实原因却一无所知，它解放了人类思想，却又要求通过法律来统治它；它在实践中允许自由探索的盛行，但在理论上它仅仅是用合法权力代替非法权力。它既没有提升自己达到任务的首要原因的高度，也没有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因此它陷入了一个双重错误中，一方面，它不了解也不尊重人类思想的一切权利，在为自己大声争取权利的同时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它不知道如何衡量智力领域权威的权利，我说的不是强制权威，这在思想领域根本不应该存在，而是仅仅借助感化方式作用于思想的纯精神权威。大部分经历过改革的国家缺乏某些东西，思想界缺乏良好组织，原有的普遍意见缺乏正规行动。他们无法协调传统和自由两派的权利和要求，其原因无疑在于这一事实，即宗教改革运动没有完全理解并接受自己的原因和结果。

因此，它同样具有某种不连贯性和狭隘性，因此经常授人以柄，给对手可乘之机。后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希望做什么；他们回归自己行为的原因，坦率承认它的所有结果。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像罗马教会那样始终如一、按部就班。在实践中，罗马教廷做出了比改革派更大的妥协和让步；在理论上，它更彻底地调整了自己的独特理论，坚持了更一致的行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完全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想做什么，彻底而合理地调整了教义和计划。16世纪宗教革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这股力量的一个突出例子。众所周知，为对抗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的主要力量是耶稣会。扫视一下它的历史，它在所有地方都遭到了失败。凡是它干预过的地方，无论干预程度如何，它都给所插手的事业带来了不幸。在英国，它毁坏了国王；在西班牙，它毁坏了人民。事态发展的一般历程、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自由，耶稣会受命对抗的所有这些力量都与它展开了斗争并征服了它。它不仅失败了，还让人念念不忘它曾经被迫采用的各种手段。它既不辉煌也不壮丽，没有带来伟大的事迹，也没有发动强大的民众。它采取的仅仅是阴险、隐蔽、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无法激发想象力，无法赢得钟情大事件而不在乎其原因或结果的公众的兴趣。相反，它的对手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赢得光彩壮丽；它创建了丰功伟业，并且过程轰轰烈烈；它唤醒了民众，为欧洲带来了伟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改变了各国的风气和形态。总之，一切都与耶稣会作对，它既缺好运，又损颜面；它的事业生涯即缺乏成功所需的理智，也没有荣耀所需的想象力。然而，再肯定不过的是，它曾经有过辉煌壮丽，它的名字、影响力和历史代表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怎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因为它完全且清晰地了解自己行动的原因、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有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使它免遭由于屡遭挫败和手段卑鄙所带来的嘲笑。相反，当行动强于思想，当行动者似乎对自己行为的前因后果缺乏了解，就会留下一些不完整、不一致和狭隘的东西，将征服者置于一种理性和哲学上的劣势，这种劣势的影响有时候能够在事件中被人感觉到。我认为，在新旧两种精神秩序的斗争中，这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薄弱点，就是经常窘迫改革派、使它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来考察16世纪的宗教革命。关于它的教条、它对宗教的影响，关于人类灵魂和上帝及永恒未来之间的关系，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可以向你们介绍它在自己与社会秩序的多种关系中、在所有方面带来的意义非凡的结果。例如，它在世俗世界和信徒世界中唤醒了宗教信仰。在这之前，宗教可说是教士、宗教界的专属领域。他们分发果实，但独家掌握了果树，并且只有他们有权讨论它。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宗教信条广泛传播，向信徒开放了信仰的禁地。同时，它还带来了第二个结果：它将宗教从政治中驱逐或几乎驱逐了，恢复了世俗权力的独立。可以说，就在宗教再次落入信徒掌握中的那一时刻，它就结束了对社会的统治。在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国家中，尽管教会体制多种多样，甚至在体制更加接近旧秩序的英国，精神权力也不再正儿八经地谋求对世俗权力的控制。

我还可以列举宗教改革运动的更多其他结果，但我必须就此打住，满足于向你们指出它的根本性质，即人类思想的解放和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废黜，这种废黜毫无疑问并不彻底，但不管怎样，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最大一步。

在结束之前，我必须请你们注意，在现代欧洲历史中，在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之间、在它们各自经历的革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正如我们在讨论教会时看到的那样，基督教社会开始时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仅仅凭借共同信念得以形成，没有制度或严格意义上的政府，仅仅由精神权力管理，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欧洲世俗社会的兴起方式与其相似或至少部分相似，由各蛮族群体构成；这个社会完全自由，没有法律或法定权力，留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合适。当这种无法与任何可观的进步共存的状态结束时，宗教社会将自己置身于一种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统治中。统治宗教社会的是由教士、主教、宗教议会和宗教贵族组成的群体。当野蛮时代结束时，世俗社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统治它的是世俗贵族、世俗封建首领。宗教社会抛弃了贵族政治形态，采用了纯君主制形态，这就是罗马教廷战胜宗教议会和欧洲宗教贵族的含义。同样的革命发生在世俗社会中：正是通过摧毁贵族政治势力，君主制才得以盛行并统治欧洲世界。在16世纪，在宗教社会内部，爆发了一场反抗纯君主制、反抗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起义。这一革命在欧洲引发、推崇并确立了自由探索。在当今，我们已经看到世俗社会发生了同样的事，绝对世俗权力遭到攻击和征服。就这样，你们看到了两个社会都经历了相同的波折起伏，经历了相同的革命，只不过宗教社会在这一事业中总是首当其冲。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现代社会的重大事实之一，即自由探索、人类思想自由。我们同时也看到，政治集中几乎在所有地方盛行。下一讲我将探讨英国革命，也就是说，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文明发展的两个结果，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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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即“尼德兰革命”，是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独立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成立了荷兰王国。

(2) 中译者注：阿尔瓦公爵是尼德兰革命期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镇压革命的头目。

(3) 中译者注：奥兰治亲王即威廉·奥兰治，是尼德兰革命的领袖，荷兰的国父。

(4) 中译者注：1648年到1658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两次政治运动，名称源于马萨林枢机主教的支持者的房屋被巴黎武装起义者用石块破坏。

(5) 中译者注：南特敕令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1598年颁发的一条敕令，它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法律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

(6) 中译者注：费纳隆（Francois Fenelon，1651—1715），法国思想家、神学家和作家，康布雷大主教、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年，一个出版商未经同意出版了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书中影射表达对路易十四内外政策的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费讷隆因此被撤职。忒勒马科斯是希腊神话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儿子，在父亲远征特洛伊、迟迟未归后远涉重洋寻找父亲。

(7) 中译者注：指英国国教。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与妻子离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在英国成立自己的教会，以国王为教会的最高元首，称为“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也称为“安立甘宗”，属于新教三大宗派之一。

第十三讲　英国革命

本讲目的——英国革命的总体性质——它的根本原因——它的政治性质大于宗教性质——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会革命派——它们全都失败了——克伦威尔——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制政府——浪子政府——1688年英国和欧洲革命

你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曾经属于旧欧洲社会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两大事实中，即自由探索和权力集中。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后者盛行于世俗世界。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和纯君主制的确立同时在欧洲取得了胜利。

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但这两大原则之间迟早会爆发斗争，因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绝对权力在精神领域的覆灭，另一个是它在世俗世界的胜利；前者为旧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铺平了道路，后者使旧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彻底灭亡。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之所以能同时出现，是因为宗教社会革命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会革命：一个恰好发生在个人思想解放之际，另一个直到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时才发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们的不相容性。它们都是文明进程中取得的进步，但它们是来自不同状况的进步，虽然是同时代的，但处于不同的“精神时代”——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达成共识之前，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互相碰撞。

它们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成果——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的胜利果实——政治自由灭亡之间的斗争中；在旨在废黜绝对权力——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的努力中，我们找到了英国革命的意义，以及它在我们文明进程中的贡献。

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斗争在英国发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为什么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的政治革命与精神革命的发生在时间上更加接近？

英国的王权经历了和欧洲大陆一样的盛衰变迁。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这并不是说都铎王朝的专制比前任们更严酷，或它使英国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我相信，与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相信，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纯君主制统治比英国的更加严酷和独断。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绝对权力变得体系化了；王权掌握了一种原始、独立的主权；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论主张都完全不同于爱德华一世或爱德华二世的，虽然后两位国王的权力一样地独断和广泛。我重复一遍，16世纪期间，在英国发生突变的是君主制的原则和理性体系，而不是它的实际权力。王权掌握了绝对权力，并僭称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经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此外，英国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与大陆不同。在这里，它是国王们自身的成果。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也有民众改革的种子甚至是尝试，本来很有可能不久就会爆发。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动权，掌权者变成了革命者。结果是，至少刚开始时旨在纠正宗教专制和弊端、解放人类思想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完成得远远不如大陆彻底。很自然地它照顾了发起者的利益。国王和保留下来的主教们瓜分了财富和权力——从前任统治者教皇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人们没过多久就察觉了这一结果。虽说宗教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但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动因依然存在。它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它像以前抨击罗马教廷一样抨击各位主教，指责他们是众多教皇。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常常出现违背其总体性质的事，但只要涉及到与旧教会的斗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但危险过去后，内讧就又开始了。民众改革再次攻击王室和贵族改革，抨击其弊端，控诉其暴政，呼吁它履行自己的承诺，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权力。

差不多同时，世俗社会中出现了一场解放运动，一种对政治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以往不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无力。16世纪期间，英国商业高速发展、繁荣昌盛，同时土地财富和地产大量易手。由于封建贵族的衰败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原因造成的英国土地在16世纪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所有文献都显示，地主的数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乡绅”即低级贵族和市民手中。在17世纪初，上议院成员即高级贵族几乎还没有下议院成员富有。同时，商业财富突飞猛进，地产频繁易主。伴随着这两大影响出现了第三个影响——人类思想的新运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也许是英国文学和哲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充满了高尚而又丰富的想象力的时代。清教徒们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虽然狭隘但是充满活力的教义的所有推论。与他们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们漠视一切原则或方法，充满热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满足其好奇心或带来刺激的事物。凡是智力冲动带来强烈乐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为一种需要，很快从公共思想传入政府。

在欧洲大陆，在一些宗教改革运动向前发展的国家里，出现了类似的感情，即对政治自由的某种需求。但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途径还不存在。他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在他们的制度或习俗中都找不到相关的帮助。他们在迷茫和迟疑中徒劳地寻找满足需求的途径。在英国情况则不同：在这里，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于16世纪再次出现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会状况中找到了行动的支点和途径。

大家都知道英国自由制度的起源，都知道大贵族同盟在1215年是如何强迫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的。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大宪章不断被大部分后继国王们重新提出、再次确认。在13—16世纪期间它共得到了三十多次确认。不但大宪章得到反复确认，人们还提出了各种新法令来维护、发展它。因此，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从未中断过。同时，下议院成立了，跻身于国家的最高机构行列。正是在金雀花王朝它真正扎根了。并不是说那个时期它在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严格说来，它没有任何政府职能，连影响力也算不上。它仅仅应国王之要求才参与进来，并且总是不情不愿、犹犹豫豫，好像它对连累、危害自己的担忧超过了对扩张自己势力的渴望。但是每当涉及到捍卫私人权利、公民福祉，总之涉及到个人自由时，下议院就以极大热情和毅力投入至自己的职责中，创建了成为英国宪法基础的所有原则。

金雀花王朝之后，尤其是在都铎王朝时期，下议院甚至整个议会都呈现为一副新模样。它不再像在金雀花王朝时那样捍卫个人自由。随意拘禁、侵害私人权利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并且常常无人过问。另一方面，议会在国家整体治理中扮演了更加活跃的角色。在改变英国宗教、调整继位顺序等问题上，亨利八世需要某种中介、某种公共工具，这一空缺就由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填补了。在金雀花王朝，它曾经是私人权利的抵抗手段和守护神；而在都铎王朝，它成为了政府和宏观国策的工具。因此，在16世纪末，虽然它经受了几乎每一种暴政，但是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强了，获得了代议制政府所依赖的强大权力。

回顾16世纪末英国自由制度所处的状态，我们发现，首先是自由的基本规则和原则，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机构都从未忽略过它们；其次是自由的先例和榜样，数量众多，虽然其中掺杂了一些杂质，但已经足以使自由要求得到合法化和维护，在任何反抗暴政或专制的斗争中为自由捍卫者提供支持；第三是蕴含了自由种子的特殊性、地方性制度，如陪审制度、集会权、持有武器的权利、地方行政和立法的独立；第四是议会及其权力，这是王室前所未有需要的，因为它已经挥霍了自己大部分独立收入、领地和封建权利，在全国表决中依赖议会的大力支持。

因此，16世纪期间，英国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尽管有都铎王朝的暴政，尽管纯君主制节节取胜，新生的自由精神在此依然拥有固定的支点、可靠的行动手段。

在这一时期，英国存在两个全国性需求：一方面，在已经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存在宗教革命和自由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当时正在发展的纯君主制内部存在政治自由的需求。在它们的发展历程中，这两种需求能够利用任何一方已经取得的成就。它们合二为一了。追求宗教改革的一方利用政治自由来帮助它的信仰和良心反抗国王和主教们。政治自由的支持者也寻求民众宗教改革运动的帮助。双方联合起来反抗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绝对权力，即现在由国王独霸的权力。这就是英国革命的起源和意义。

因此，英国革命本质上是为了捍卫或争取自由。对于宗教改革一方来说，它是手段；对于政治改革一方来说，它是目的。但对双方来说都涉及到自由，而它们被迫共同追求它。英国国教教徒和清教徒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宗教争执，对于教条或信仰并没有多大争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真正的意见分歧，重大的分歧，但这并非关键所在。清教徒希望从英国国教手中夺取实用的自由，这才是它们努力的目的。还有另一个宗教派别需要创建一套理论，以便确立自己的教义、章程以及戒律，这就是长老会。但是尽管它竭尽全力，在这方面依然没能取得与愿望相称的进展。它处于守势，受到主教们的压迫，不经过它的同盟和主要支持者即政治改革派的同意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它的主要目标是自由，这也是当时共同参与这一运动的所有派别——不管有多大分歧——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总的来说，英国革命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发生在关注宗教的民众和关注宗教的年代中，宗教思想和热情是它的工具，但它的主要意图和最终目的是政治，是为了争取自由、废黜所有绝对权力。

我现在将简要回顾一下这一革命的不同阶段和主要参与方，然后将它与欧洲文明的整体历程关联起来。我将指出它在其中的位置和影响，通过事实细节向你们说明，正如第一眼看到的，它是自由探索精神和纯君主制野心之间的首次碰撞，是这两大力量之间斗争的首次表现。

在这个重大转折性事件中出现了三个主要派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包含三次革命，相继登台亮相。在每一个派别中、每一次革命中，都有两批人结盟和合作，一批是政治人物，一批是宗教人士，前者牵头，后者跟随，但彼此都不可或缺。因此这一事件所有阶段都打上了这个双重性质的烙印。

首先出场的合法改革派，最初就是在它的旗帜下聚集了各派人物。当英国革命开始时，即长期议会(1)在1640年召开时，人们都说——并且很多人确信，合法改革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国家原有法律和习俗中就有能够纠正一切弊端、重建一个完全顺应民心的政府的良方。这一派大声疾呼并衷心希望阻止非法征税、随意拘禁，总之，国家公认法律不准许的任何行为。它的根本思想是相信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即绝对权力。确实有一种秘密本能在警告它，这里面存在一些错误和危险，因此它希望避而不谈。然而，被逼到尽头、被迫自我澄清时，它会承认王权高于一切人类权力和控制，必要时它会捍卫王权。同时，它相信这种在理论上是绝对的最高统治权，必须遵守某些形式和规则，不得超过特定限度，而这些规则、形式和限度已经在英国的大宪章、确认大宪章的法令和原有法律中已经得到足够的确立和保障。这就是它的政治理念。对于宗教事务，合法改革派认为英国国教权力过大，主教们拥有过多政治权力，他们的管辖权太宽，有必要加以监督和限制。然而，它依然坚定地支持英国国教，不仅将其看作一种宗教制度、一种教会治理制度，而且看作是王室特权的必要支持，看作是捍卫和维持国王在宗教事务上至尊地位的手段。国王在政治上行使主权时应该遵循已知形式、不超过公认规则的限度，王权在宗教领域应通过英国国教来维持，这就是合法改革派的两大理论。它的首领是克拉伦登、科尔佩珀、卡佩尔勋爵，还有福克兰勋爵，虽然他还是公共自由的热心倡导者，其同道中几乎包括了所有不向朝廷卑躬屈膝的高级贵族。

在这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派别，我将其称为政治革命派。他们的意见是原有保障和法律限制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前都是不够的，有必要进行一次重大改变、一次正式革命，不是在政府的形式上，而是在政府的实质上：必须收回国王及其顾问的权力的独立性，将政治优势地位赋予下议院；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应该属于下议院及其首领。这一派别并未像我这样清晰、系统地阐释自己的理念和意图，但这就是它的学说和政治倾向的实质。它不相信国王的最高统治权即纯君主制，而是相信作为国民代表的下议院的最高统治权。隐藏在这一思想之下的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影响及其结果是它从未想过的，但以主权在下议院的形式出现并被接受。

有一个宗教派别即长老会与这个政治革命派紧密联合。长老会希望在教会内发起一场类似于它的盟友在国家中策划的革命一样的革命。它希望通过议会来统治教会，将宗教权力交给彼此承认、层级结构的多个议会，就像它的盟友将政治权力交给下议院一样。但长老会的革命更加激进和彻底。政治革命派仅仅希望调节各机构的影响力和优势权力，并未想过颠覆这些机构本身的形态。而长老会不仅要改变教会统治的原则，还要改变其统治形态。

但是，政治革命派的首领中，并非所有人都赞成长老会的教会组织形态。其中很多人如汉普登和霍利斯，似乎更偏向一个温和的、仅限于纯宗教职能的国教，以及更多的信仰自由。但他们对长老会听之任之，因为失去这一狂热盟友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第三个派别的要求更加高不可及：这一派主张必须进行一场彻底改革，不仅改变政府的形式，而且要改变政府本身。他们认为整个政治体制都已经败坏。这一派否定英国历史，摈弃国家的制度和记忆，企图根据一种至少自认为纯粹的理论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一派希望进行的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改革，而是一次社会革命。我刚才谈到的派别即政治革命派，希望在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关系中进行重大改变，希望扩大议会尤其是下议院的权力，给予它任命政府高官的权力以及国家大事的最高指挥权，但它的改革目标很少超过这些范围。例如，它从未想过改变国家的选举、司法或市政和行政管理等制度。而共和派深思过所有这些变化，宣扬其必要性，总而言之，它希望改革的不仅是公共行政管理，而且包括社会关系和私人权利的分配。

和前面两派一样，这一派也包括宗教和政治两部分。政治部分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共和派，即理论家，如勒德洛、哈灵顿、弥尔顿等，还包括追名逐利的共和派，即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如埃尔顿、克伦威尔和兰伯特，他们刚开始时多少还是诚心诚意的，但很快就被利欲和形势左右了。在这些人周围聚集的是宗教共和派，包括所有那些除耶稣基督外不承认任何合法权力的狂热者，以及那些在等待基督降临的同时希望由其选民来统治的人。最后，追随这一派的还有大量低下的自由思考者和狂热的梦想家，前者希望获得无限度自由，后者希望实现财富均等和普遍选举。

在1653年，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后，所有这些派别都相继失败了，至少它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失败，公众确信它们已经失败。昙花一现的合法改革派看到原有法律和宪法遭到鄙弃和践踏，到处都是创新。政治革命派看到议会形态在他们希望它发挥的新作用下消失了；他们看到下议院经过十二年的统治后，由于保皇党人和长老会教徒不断遭到驱逐，规模不断缩小，只剩下少数议员，这些人遭到公众的蔑视和憎恶，无力治理国家。共和派似乎取得了最大成功：从外表上看，它一直是战场上的主宰、权力的主宰。下议院剩下的议员不到五、六十人，并且全都是共和派人。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并宣布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国民断然抵制他们。他们的决议无法在任何地方生效；他们对军队或人民都毫无实际影响力。社会契约和安全保障都荡然无存，法纪荒废，即使有也不是正义之法，而是在激情、偏见和派性支配下制订的专制法令。不仅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的安全保障荡然无存，在盗贼盛行的公路上更是如此。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处处可见，而下议院和共和议会束手无策，无法遏制任何一个世界的混乱。

就这样，三大革命派别相继受命发动革命，按照自己的才智和意志来治理国家，而它们全都力不从心，全都彻底失败了，再也无所作为了。“就在此时，”博叙埃写道，“有一个人崭露头角，他做事全凭深谋远虑，从不依靠运气。”这一说法大错特错，与所有历史事实抵触。从来没有谁比克伦威尔更依赖运气，没有谁比他更爱冒险、更有勇无谋、更任凭命运安排。永无止境的雄心、随时随地找出新晋升途径的令人赞叹的本领、从不自诩能驾驭命运而又能化机会为实利的艺术，这些都是克伦威尔所拥有的。与别人相比，命运似乎格外眷顾克伦威尔。他在革命的所有不同阶段都游刃有余。革命的开头和末尾都与他有关。最初，他是起义军的领袖、无政府状态的唆使者、英国最富有激情的革命党人；后来，他支持反革命势力的反击，支持恢复秩序、组织社会。就这样，他独自一人就扮演了革命历程中需要好几个最佳演员分饰的角色。我们很难说克伦威尔是一个米拉波(2)，他缺乏口才，并且虽然很活跃，但很少在长期议会的最初几年抛头露面。但他先是一个丹东(3)，后是一个拿破仑·波拿巴。他在推翻权力上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但他又重建了权力，因为除了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如何掌握并管理权力。总得有人来统治，其他人都失败了，只有他成功了。这构成了他的资格。一旦成为政府的主宰后，这位野心勃勃、从不知足、不断冒险、勇往直前的人，现在表现出了尽可能多的理智、谨慎和见识，压制了他最强烈的欲望。毫无疑问，他酷爱绝对权力，很想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并规定永远属于他的家族。但他及时看到了这一计划的危险并放弃了它。对于绝对权力，虽然事实上已为他所用，但他一直知道这不符合时代潮流，知道他曾经参与并亲历全程的革命的目的是反抗专制，知道英国亘古不变的愿望是由一个议会以议会形式来统治国家。因此，他自己，一位秉性上和事实上的独裁者，开始建立议会，以议会方式来统治国家。他不停向各派别呼吁，努力组建一个由宗教狂热者、共和派、长老会和军官们构成的议会。他千方百计地试图组建一个能够并且愿意和他合作的议会。然而他徒劳无功：所有派别，一旦在威斯特敏斯特(4)占有一席之地，都想从他那里攫取他所行使的权力，自己上台统治。我不是说，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他放弃权力，第二天他将不得不再次拿起权力。除了克伦威尔以外，无论是清教徒还是保皇党、共和派或军官，都无法稍微有序或公正地统治国家。这早有证据。让议会其实也就是议会中的各派来掌握他们无法保住的统治权，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就是克伦威尔当时的处境。他治理国家所依据的制度，他清楚知道不适合这个国家；他行使的权力虽然被人承认是必要的，但不被任何人接受。没有任何一派认为他的统治是板上钉钉的。保皇党、长老会、共和派，甚至是看起来最忠诚于克伦威尔的军队，全都坚信他不过是过渡性主宰。他在根本上从未征服人心，他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位英国的保护者和绝对主宰，一生都被迫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权力；没有任何一派能像他一样统治国家，但没有任何一派希望他来担任统治者：他经常遭到所有派别的同时攻击。

克伦威尔去世后，只有共和派有条件掌握权力。他们这样做了，却并未取得比以往更大的成功。这并非缺乏自信心，至少派内的狂热分子不缺乏自信心。这一时期出版了弥尔顿的一本小册子，充满了天赋和热情，名叫《建立自由联邦的轻松捷径》。你们能看出这些人有多么盲目。就像以前一样，他们的统治不久就再次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蒙克开展了全英国期待的行动，斯图亚特王朝成功复辟了。

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复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全国性大事。它具有两个优势，一方面，它是个古老的政府，有自己的传统和国家的记忆可依赖；另一方面，它是个新政府，没有经历最近的苦难、错误和负担。原有的君主制是唯一没有在过去二十年因为治国无能而被人鄙视的政府形式。这两个原因使得复辟大受欢迎。除了一些激进派别的残余外，它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它。在国人看来，它是建立合法政府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是全国人民最热烈期待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复辟所承诺的，所以它小心翼翼地以合法政府的面目出现。

查理二世重登王位后，第一个掌管国务的保皇党实际上是合法改革派，其代表是它最能干的首领，大法官克拉伦登。你们都知道，从1660年到1667年，克拉伦登是英国首相，是英国真正的主导势力。克拉伦登及其朋友们再次上台，恢复了原有制度，国王的绝对主权在法律限度内得到保全，在征税问题上受制于议会，在私人权利和个人自由问题上受制于法庭，但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方面，他拥有几乎完全的独立性和决定性优势，可以不征求甚至抵触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多数人的意愿。对于其他问题，他们表现出对法律秩序的应有尊重、对国家利益的足够重视、对国家尊严的高贵情感以及庄严可敬的道德氛围，这就是为期七年的克拉伦登政府的性质。

但是，这一届政府所依赖的基本思想，即国王的绝对主权和高于议会大多数意见之影响力的政府，我认为，这些思想已经过时、软弱无力。尽管复辟之初反响热烈，但反对王权的二十年议会统治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这些思想。在保皇派内部突然出现了一种新成分：自由思考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追捧流行思想，认为权力属于第三等级，对法律秩序或国王的绝对主权不屑一顾，只关心自己的成功，充分利用任何可以获取影响力或权力的途径来获得成功。这些人形成一个派别，与全国范围内心怀不满的派别结盟，于是克拉伦登政府被推翻了。

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也就是由我刚才描述的那一部分保皇派组成的政府：享乐者和放荡者组成的所谓的“卡巴尔”(5)政府，以及后续众多其他政府。他们性质如下：不在乎原则、法律或权利，也不在乎正义和真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寻找成功的途径：如果成功依赖于下议院的影响力，他们就附和它的意见；如果嘲笑下议院看起来有利可图，他们就嘲笑下议院，第二天再来赔不是。前一天还在贪污腐败，下一天就来奉承民族精神。他们全然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尊严或荣誉。总之，他们的统治极度自私、不道德，全然不顾公众的信念和目的。然而，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实践中他们表现得十分聪明和灵活。这就是“卡巴尔”政府、丹比伯爵的政府以及1667—1678年期间的所有英国政府的性质。尽管道德败坏、尽管它蔑视国家的原则和真正利益，这种政府反而不像克拉伦登政府那样令人憎恶、不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加适应时代潮流，因为它更理解人民的情感，哪怕是在嘲笑他们时。对国人来说，它不像克拉伦登政府那样陈腐、疏远。虽然它给国家带来更多伤害，国人却觉得它更讨人喜欢。然而，终于有一天，当腐败、奴役以及对权利及公共荣誉的蔑视登峰造极，终于使人忍无可忍了。人们到处揭竿而起反抗浪子政府。在下议院内部形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爱国派别。国王决定邀请该派领袖进入御前会议。随后这些人掌管了国务，其中有埃塞克斯勋爵——他的父亲曾经在内战中指挥第一支议会军，以及拉赛尔勋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后一位不具有前两位的任何美德，但政治才能远超过他们。这就样被委以治国重任后，这个民族主义派别显得不堪大任。它不知道如何利用国民的精神力量，不知道如何处理国王、宫廷和相关各方面的利益。人民和国王都感觉不到它的能力或能量。执政不久后它就失败了。这些领袖们的美德、慷慨勇气、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使得他们名垂青史，但他们的政治才能与他们的美德不相称，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无法腐蚀他们的权力，不知道如何才能赢得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的成功。

这一尝试失败后，你们能够看出英国复辟王朝所处的状况了。和革命时期一样，它走马灯似地试用了所有派别和政府，法制政府、贪腐政府以及民族主义政府，但无一成功。国家和朝廷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1653年即革命风暴结束时的英国。只能求助于同样的权宜之计了。正如克伦威尔为了革命利益而做的，查理二世为了王权利益做了同样的事：他走上了绝对权力的道路。

詹姆斯二世继承了他兄弟的王位。此时在绝对权力之外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宗教问题。除了独裁统治外，詹姆士二世还想取得罗马天主教的胜利。因此，就像英国革命刚开始时一样，宗教战争和政治战争同时爆发，矛头都指向詹姆士二世的统治。经常有人问，如果没有威廉三世，如果他没有带着荷兰军队过来结束詹姆士二世和英国国民之间的争执，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坚信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当时，除了极少数派别外，整个英国都联合起来反对詹姆士，它总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完成1688年那场革命(6)。但是，这场危机的产生除了英国内部状况的原因外，还有其他更深远的原因。除了英国的原因外，还有整个欧洲的原因。正是在这里，英国革命凭借事实本身，而不是凭借作为榜样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欧洲文明的整个进程关联起来了。

正当我刚才概述的这场绝对权力和公民及宗教自由之间的斗争在英国进行时，同一性质的斗争也在欧洲大陆进行，虽然演员、形式和舞台极其不同，但实质相同、引发的原因相同。路易十四的纯君主制试图推而广之，至少它给了人们担心它变成现实的理由，事实上欧洲确实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欧洲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结成同盟来抵抗这一企图，这个同盟的首领是在欧洲大陆支持公民及宗教自由的党派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7)。在威廉的领导下，信奉新教的荷兰共和国承担起抵抗路易十四所代表和推行的纯君主制的重任。现在的问题显然不是国家内部的公民及宗教自由了，而是这些自由权利的外部独立了。路易十四和他的对手们并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其实正是在英国受到争论的问题。这一斗争不是在派别之间而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它通过战争和外交进行，而不是政治运动和革命。但是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因此，当詹姆斯二世在英国重启绝对权力和自由之间的斗争时，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全面斗争也正在进行。它们分别以路易十四和奥兰治亲王为代表，在斯凯尔特河两岸和泰晤士河两岸交战。反抗路易十四的同盟如此强大，连那些对公民及宗教自由实在没有一点兴趣的国王们，要么公开、要么暗地而很实在地加入了这一同盟。德国皇帝和教皇英诺森十一支持奥兰治亲王对抗路易十四。奥兰治入主英国，与其说是为了服务于英国的内部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将其完全拉入对抗路易十四的斗争中。他把这个新王国看作自己需要的新力量，同时也是对手曾经用来对付他的力量。在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英国从属于路易十四，他控制了它的外交，常常唆使它与荷兰作对。现在英国从推行纯粹普遍君主制的一方手中被抢了过来，成为了宗教自由一方的工具和最强大的援军。这就是从整个欧洲的视角看到的1688年革命，这就是它在欧洲事件总体结果中的地位，除了作为榜样所发挥的作用及对下世纪人类思想产生的影响之外。

因此，你们看到，正如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这一革命的真正意义和根本性质是试图在世俗和精神领域内废黜绝对权力。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截止到复辟的第一阶段、截止到1688年转折点的第二阶段，无论我们从它的内部发展还是从它与全欧洲的关系来看，都能发现这一性质。

现在，留给我们研究的是同一大事——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之间的斗争——在欧洲大陆的发展情况，或至少是它的原因和途径。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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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17世纪30年代末，英国发生了苏格兰人起义。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军费，于1640年4月13日召开中断已久的议会。在议会上，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议员要求进一步限制王权，遭查理一世拒绝，议会于5月5日解散，史称“短期议会”。随着苏格兰起义军的不断逼近，查理一世被迫于11月3日重新召开议会，这次议会一直延续到1653年4月，史称“长期议会”。在这次长达13年之久的议会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议员形成反对派，提出并通过了处死国王宠臣斯特拉福和劳德大主教的决议，以及限制王权的《大抗议书》等议案。一般把长期议会的召开视为英国革命开始的标志。

(2) 中译者注：米拉波，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

(3) 中译者注：丹东，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大革命后，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产生严重的思想冲突，后被革命法庭处死。

(4) 中译者注：威斯特敏斯特位于伦敦，是英国王宫、现在的议会大厦所在地。

(5) “五人帮”或“阴谋集团”之意，当时政府中五位核心人物的首字母组合恰好是CABAL，而该词原本含有“阴谋集团”的含义。所以这一届政府被称为“卡巴尔”（CABAL）政府。

(6) 中译者注：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二世和时任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三世回国执政，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统治，这次政变没有流血而获得成功，因此史称“光荣革命”。

(7) 中译者注：即威廉三世，荷兰执政，其父为荷兰执政威廉二世，其母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玛丽，妻子为其表妹玛丽二世。英国“光荣革命”后与妻子一道成为英国国王。

第十四讲　法国革命

本讲目的——英国和大陆文明进程之异同——17和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是因为法国政府——在18世纪是因为国家本身——路易十四的统治——他的战争——他的外交——他的行政管理——他的立法——他的统治快速衰败的原因——18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的本质特征——课程结束

在上一讲中，我努力明确英国革命的真正性质和政治意义。我们看到，在16世纪期间，原始欧洲的所有文明归结为两大事实，一方面是纯君主制，另一方面是自由探索。英国革命就是这两大事实的首次碰撞。这两股力量第一次在英国发生冲突。有人试图从这一事实推导出英国的社会状态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有些人宣扬，命运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可能进行比较；他们断言，和他们的地理环境一样，英国人民处于一种精神上的隔离状态。

没错，英国文明和大陆国家文明之间曾经存在重大差异——不可忽视的差异。在我的讲座过程中你们已经对此可见一斑。在英国，社会中的各种不同原则和要素在同步发展，可以说是在齐头并进，这种特征至少比大陆更加明显。当我试图确定欧洲文明与古代文明及亚洲文明相比所呈现的独特外貌时，我首先要向你们说明的是，它是多变的、丰富的、复杂的；它从未落入某一原则的独家统治下，社会状态中不同要素在其中相互改变、结合和斗争，常常被迫和平共处。欧洲文明的这一事实、这种普遍特征，在英国文明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正是在英国，这一性质的发展最连贯、最明显；正是在英国，世俗世界和宗教世界、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制度、地方和中央机构、精神和政治发展都在一起发展壮大，可说是百花齐放，即使速度不同，至少彼此总是相距不远。例如，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正当纯君主制的发展如日中天时，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原则和民众力量同时也在兴起和发展壮大。17世纪的革命爆发了，它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这个时候的封建贵族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了，然而，它依然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挥重要作用，并取得自己的一份成果。英国历史的整个过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哪种旧成分完全消亡，从来没有哪种新成分彻底胜利，从来没有任何特殊原则获得独家优势地位。总是存在不同力量的同时发展、它们的要求和利益的妥协。

在欧洲大陆，文明的发展没有那么复杂和完全。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各种不同社会成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相继发展的。每一种原则、每一种制度，可以说都曾有过独占鳌头的时候。例如，某一世纪属于封建贵族制，另一世纪属于君主制，还有一个世纪属于民主制，我不是说某一制度独霸某一世纪，这也太言过其实了，而是说它拥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地位。

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比较一下我国历史中的11、12、13世纪和海峡对面国家的对应世纪，你们将发现，在这一时期，在法国，封建制度几乎一统天下，而君主制和民主政治原则几乎销声匿迹。再看看英国，封建贵族制度固然占据支配地位，但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依然强大并且重要。

正如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君主制取得胜利，但它不得不如此小心谨慎地行事，受到如此多的限制——要么来自贵族制的，要么来自民主制的。并且在英国，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原则都曾有过出头之日，但从未像大陆国家那样独占鳌头、唯我独尊。胜利者总是不得不容忍对手的存在，让他们分得一杯羹。

这两种文明进程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事实上在两国历史上也有所体现。例如，毫无疑问，不同社会成分的同时发展大大有助于英国比其他大陆国家更快达到所有社会的最终目的，即建立一个既正规又自由的政府。政府的实质恰恰就是考虑各方利益和力量，协调它们，引导它们共同生活、共同繁荣。现在，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英国社会不同成分已经预先处于这种位置和关系之中，因此，在这里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少有点正规的政府就容易多了。自由的本质就是所有利益、权利、权力和社会成分百花齐放、各显其能。因此英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容易获得自由。因为同样的原因，必然会比其他地方更快地形成国民的实用才智、对公共事务的理解。政治上的实用才智在于知道如何估量和评价所有事实，给予各自应得的重视。在英国，这是社会状态的必然产物、文明进程的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原则都曾经有过上台的时候，都曾更彻底、更独家地占据优势地位，它的发展规模更大、更加辉煌壮丽。例如，君主制和封建贵族政治制度在大陆登上舞台后，表现得更加大胆、广泛和自由。可以说，我们的政治经验更加广泛、更加彻底，其结果是政治思想（我说的是一般思想而非处理事务的实用才智）和政治学说层次更高，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每一种制度单独亮相，长期出现在舞台上，使得人们能够完整地研究它，追溯它的初始源泉，跟踪它的最终结果，并充分展现它的理论。凡是仔细观察过英国性格的人必然会注意到一个双重事实——一方面，良好的实用才智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缺乏一般思想和可引以为豪的理论。翻开英语书籍，无论是关于英国历史的，还是关于法学的或其他任何学科的，我们很少能找到博大精深的道理。在一切领域中尤其是在政治学领域中，纯粹的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和科学，在大陆上要比在英国更加繁荣，至少它们的发展更加强大、更加大胆。我们不能不相信文明在这两国中的不同发展与这一结果有极大关联。

最后，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差异所造成的优势或劣势，差异本身是真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将英国和大陆明显区分开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不同原则和社会成分在那边发展更加同步，在这边发展更加前后相继，所以它们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实际上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欧洲大陆和英国都经历了相同的文明发展重大阶段；任何一方所发生的事件都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相同的原因带来了相同的结果。从我向你们展现的16世纪之前的文明图景中，你们已经对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在对17、18世纪的研究中你们也将辨识出这个事实。在英国几乎同时发展的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在大陆中完成发展的时间相隔甚远，但它们终究还是完成了发展(1)。这两股力量相继经历了辉煌统治后，最后发生了碰撞。总体上看，社会的总体发展路径是相同的，虽然差异确实存在，但相似之处更加深刻。快速扫视一下现代历史将使你们对此深信不疑。

纵览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你们不可能没发现法国已经在欧洲文明中遥遥领先。在本课程一开始我就已经强调了这一事实，并努力指出了它的原因。现在，我们发现它比以往更显著了。

纯君主制、绝对王权的原则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开始发展之前，先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取得了优势地位。同样，自由探索原则在18世纪的法国开始发展之前，先在17世纪统治了英国。然而，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并未从西班牙和英国出发去征服世界。这两个原则、两种制度停留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局限在它们的发源国。它们必须经过法国才能够发扬光大；纯君主制和自由探索必须变成法国的才能变成欧洲的。法国文明的这种交际性、法国的这种社交天赋，曾经在所有时代都显露过，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表现得更加鲜明。对于这一事实我不再多讲，你们在其他课程中，在观察18世纪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影响时已经看到这一事实的更多重要原因。你们已经看到，对于自由问题，法国哲学界在欧洲比自由英国拥有更多权威。你们已经看到，法国文明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表现得更活跃，更有感染力。我对这一事实的细节无需赘言，我之所以提及它，仅仅是为了说明我有权把对现代欧洲文明的描述聚焦在法国身上。在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法国文明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明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如果我现在的目的是全面忠实地阐述这些文明的历史，那么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但我现在必须快速向前，所以我不得不完全省略一些国家和时代。我宁愿把你们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在法国文明发展历程上，虽然还不够完美，但它是欧洲整体发展历程的一幅画像。

在17、18世纪，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呈现出不同外貌。在17世纪影响欧洲并在整个文明中遥遥领先的是法国政府。在18世纪占据优势地位的不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本身。左右欧洲思想、吸引欧洲注意力的，在17世纪是路易十四和他的宫廷，在18世纪是法国和它的见解。在17世纪，与法国人民相比，有一些国家的人民更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事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三十年战争中的德国人民、英国革命中的英国人民，他们在各自的命运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同时代的法国人民。同样，在18世纪，有一些政府比法国政府更强大、更受人重视、更令人惧怕。毫无疑问，腓特烈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玛利亚·特雷萨在欧洲都比路易十五更有影响力、更有分量。然而，在这两个时代，法国都在欧洲文明中领先，先是因为它的政府，后是因为它自身；先是因为它的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后是因为它独特的智力发展。

要想充分理解法国乃至欧洲文明进程中的支配性影响力，我们必须研究17世纪的法国政府和18世纪的法国社会。当舞台和演员随着时间而变化时，我们也必须相应地改变计划和剧本。

我们在研究路易十四的统治时，在试图评价他在欧洲的力量和影响力的源泉时，往往只想到他的声誉、征服、辉煌，以及他统治期间文学的辉煌成就。我们往往关注并将法国政府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归功于外部原因。但我认为，这种优势地位有更深刻、更严肃的基础。我们万万不可相信，仅仅凭借几场胜利、盛宴，或者几位天才的杰作，路易十四和他的政府就在这个时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你们中的许多人一定听说过，可能还记得，二十九年前的法国执政府所带来的结果以及它创建国家时所处的状况。外部是外国侵略迫在眉睫，而我们的军队灾祸不断；内部是政权几乎完全瓦解，人民四分五裂；没有财政收入，没有公共秩序；总之，社会处于一蹶不振、耻辱和混乱中，这就是执政府上台时法国的形势。谁不记得这个政府所采取的非凡、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保全了国家独立，恢复了民族荣誉，重组了行政管理，改造了法律，经由权力之手差不多重建了社会。

路易十四政府在成立之初就为法国做了同样的事情，虽然时间、做法和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它追求及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样。

回想一下在枢机主教黎塞留的统治结束后以及路易十四未成年时法国所处的状况：西班牙军队在边境虎视眈眈，不时越过边境；法国时刻面临入侵危险；内部纷争达到顶点，内战不止，政府对内对外都软弱无能、威信扫地。当时的社会状况与雾月18日之前的状况非常类似，只是没那么多暴力。正是从这种状态中，路易十四的政府把法国拯救出来了。他的早期胜利具有马伦戈大捷(2)的效果：它们保全了国家，恢复了国家荣誉。我下面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讲解这个政府——它的战争、外交、行政管理以及立法，我想你们将看到，我刚才做的对比、我认为相当重要的对比（因为我一向认为历史对比价值不高），拥有真实的基础，我有权加以运用。

首先，让我们谈谈路易十四的战争。你们知道，我也常常借机提醒你们，欧洲的战争来源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由于迫不得已、心血来潮或其他理由，整个人口——有时候数量庞大，有时候三五成群——从一块土地迁移到另一块土地。在十字军东征于13世纪末结束之前，这就是欧洲战争的一般性质。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同样与现代战争迥异的战争。它们是由政府而非人民进行的远征，政府率领军队去远方开疆辟土、进行冒险。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抛弃了自己的领土，有的去了德国，有的去了意大利，还有的去了非洲，其动机仅仅是个人的心血来潮。15世纪的所有战争，甚至还有16世纪的部分战争，都属于这一类。为了什么利益——我指的不是合法利益，出于什么可能动机，使得查理八世要把那不勒斯王国据为己有？这显然不是一场出于政治考虑的战争：国王觉得自己对那不勒斯王国拥有私人权利，因此，出于个人目的、为满足个人欲望，他对一个遥远国家发起了征服行动。该国绝对不适合与他的王国合并，相反只会损害他对外的力量，影响国内的安宁。查理五世对非洲的远征也是如此。这一类型的最后一场战争是查理七世对俄罗斯的远征。路易十四的战争没有这种性质，它们是一个坐镇领土中央的正规政府发起的战争，目的在于征服周边，扩张或巩固自己的领土，总之，是政治性战争。

这些战争可能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可能使法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可以举出上千条理由来指责它们的不道德和残暴无度，但是它们拥有以往战争不可比拟的合理性：它们不再是由心血来潮或冒险投机引发的，而是出于某种严肃动机，如某些看起来值得夺取的自然边界、打算合并的操同一语言的人口、抵抗邻近势力必须夺取的要隘。毫无疑问，这些战争含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逐一检查路易十四的战争，尤其是他统治初期的战争，你们将发现它们有真正的政治动机，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获得力量、为了国家安全而策划的。

战争的结果就是这一事实的证明。当今法国在很多方面是路易十四的战争产物。他所征服的省份，弗朗什-孔泰、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依然在法国版图内。征服包括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路易十四的征服属于前一类型，他的事业没有不合理和任性的性质，而在他之前这些是非常普遍的。指导这些战争的政策，即使并不总是公正的和英明的，至少是巧妙的。

离开路易十四的战争，再来考察一下他与外国的关系，即所谓的外交，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我曾经坚持欧洲外交诞生于15世纪末。我曾经努力说明，在这之前政府及国家之间的来往是偶然、稀少和短暂的，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有规律和持久，对于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总之，在15世纪末以及在16世纪上半叶，外交在各种事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17世纪之前，说实话它还不是系统化的，它还没有带来长期联盟，或重大的、并且首先是持久的联合，这种联合遵循固定原则，服务于恒定目标，具有作为稳定政府真实性质的连续性。在宗教革命期间，各国的外交关系几乎完全受制于宗教利益的力量，新教和天主教两大联盟瓜分了欧洲。正是在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后，并且在路易十四政府的影响下，外交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在这个时候，它摆脱了宗教原则的独家影响，基于其他考虑因素结成联盟和政治联合。同时，它变得更加体系化、更有规律，始终如一地服务于特定目的，遵循持久不变的原则。欧洲均衡体系的正式起源就是在这一时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这一体系和其他所有相关的考虑因素真正掌握了欧洲各国政策。当我们研究这一领域的一般思想以及路易十四的政策主导原则时，我相信我们能发现以下结论：

我已经说过，路易十四一心想把纯君主制发扬光大，与奥兰治亲王即威廉三世领导下的公民及宗教自由以及国家独立运动展开了激烈斗争。你们已经看到，这一时期的重大事实是各种势力分别投靠到这两面旗帜下。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评价跟我们现在对它的评价不一样。即使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它也是隐晦的、不为人所知的。废止纯君主制、推崇公民及宗教自由，实际上是荷兰及其盟国抵抗路易十四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在绝对权力和自由两大阵营之间得到明确阐述。人们常说路易十四的外交主导原则是推行绝对权力，但我不相信。在他年老之前，这一考虑并未在其政策中发挥重大影响。法国的强大、在欧洲称霸、令对手俯首称臣，总之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力量，这才是路易十四持之以恒追求的目标，不管与他交战的是西班牙还是德国皇帝或英国。他行动的目标远远不是推行绝对权力，而是渴望法国及其统治的强大和扩张。在大量证据中，我将引用出自路易十四本人的一件证据。在他的回忆录中，在1666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能找到一段类似这样的文字：

“今天早晨，我与一位英国绅士西德尼先生会谈，他向我坚持振兴英国共和派的可能性。西德尼先生请求我为此目的提供四十万里弗。我告诉他我最多只能给二十万。他说服我从瑞士召唤另一位叫做拉德洛的英国绅士，与他商议同一计划。”

相应地，我们在拉德洛的回忆录中，在相近日期下，找到一段话，意思如下：

“我收到了法国政府的邀请，邀我前往巴黎，去讨论有关我国的事情，但我不相信那个政府。”

最后拉德洛留在了瑞士。

你们可以看出，削弱英国王权的力量是路易十四当时的目的。他煽动内部纷争、努力振兴共和派，为的是阻止查理二世在国内变得强大。在巴利翁担任驻英大使期间，同样的事不时出现。只要查理的权威似乎占了上风，国家党(3)似乎要被压垮时，法国大使就为其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反对派首领资助金钱，总之，当对抗绝对权力变成了削弱法国对手力量的途径时，就向绝对权力开战。只要仔细考察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外交活动时，你们就能对这一事实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法国外交的能力和技巧也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印象。M.德·托尔西、达瓦克斯、德·邦雷波等人的名字，是所有见多识广的人所熟知的。把路易十四的这些大臣们的快报和回忆录、技巧和行为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的谈判官员们的进行比较，我们一定会对法国大臣们的优势留下深刻印象，不仅对他们的认真勤勉和工作投入，而且对他们思想自由程度。这位专制国王手下的廷臣们对外部事件、政治派别、自由需求和民众革命的判断，比当时大部分英国大臣要高明得多。在17世纪，除了荷兰以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外交能比得上法国。公民及宗教自由的杰出领袖约翰·德·维特和奥兰治的威廉的部长们是唯一看起来能与这个伟大的专制国王的手下较量的人。

因此，你们看到，无论考察路易十四的战争还是他的外交关系，我们都能得到同样的结论。不难想象，一个如此精通战争和外交的政府肯定在欧洲鹤立鸡群，显得不但令人生畏，而且技艺娴熟、威风凛凛。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法国内部，考察一下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和立法。我们将从中找到他的政府的强大和壮丽的新解释。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个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这在任何程度上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不过，当我们努力研究这件事，我相信，我们能发现，在最一般的视角下，行政管理包括一套手段，用来尽可能迅速可靠地把中央权力的意志推广到社会各个部分，并将社会力量——无论是人员还是金钱——以同样方式反馈至中央权力。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行政管理的真实目的和主要特征。因此我们发现，当在社会中建立团结和秩序成为第一要务时，行政管理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汇集、凝聚和团结各种不一致、分散的组成成分的主要手段。事实上，这正是路易十四的行政管理所做的工作。在这之前，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把中央权力的措施贯彻至社会各个部分，并将社会中存在的推动手段汇集到中央权力内部。路易十四致力于这一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少是以往政府望尘莫及的。我现在不能详述细节，在脑子里过一遍各种公共服务、税收、道路、工业、军事管理，所有属于行政管理分支的设施，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诞生、发展或得到重大改善的。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如科尔伯特和卢瓦，正是作为行政管理者展现了他们的天赋、领导了他们的部门。正是凭借卓越的行政管理，路易十四的政府获得了周围所有欧洲政府全都缺少的普遍性、果断性和一致性。

从立法角度来看，这一政府展示了同样的事实。回到我前面做过的对比，与执政府的立法活动进行对比，与它修改和广泛重订法律的非凡工作对比。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相同性质的工作得以完成。他颁布的重要法令，如刑法、诉讼法、商业法、海洋法、水域法以及森林法，都是真正的法律，按照和我们法律一样的方式制定，在国家议会中讨论，其中一些会议由拉莫瓦尼翁主持。有一些人因为参与了这些工作和讨论而赢得荣誉，如M.皮索尔。仅从它本身来看，路易十四的立法存在许多可指责之处。它充满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不可否认的弊端。它的设想不是为了真正的正义和自由，而是为了公共秩序，为了赋予法律更多的正规性和坚固性。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毋庸置疑，路易十四所制订的法律远远优越于以往任何法律，大大促进了法国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进步。

无论从哪个视角来考察这个政府，我们都会很快发现它的力量和影响力的源泉。它是欧洲见到的第一个对其地位充满自信的政府，在国内的统治无人可撼动——国泰民安，专注于治理国家。在这之前，所有的欧洲政府都深陷于无休止的战争，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安全保障，或深受不同派别和国内敌人的困扰，被迫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为生存而战斗上。路易十四政府似乎是第一个专注于处理国务的政府，一个既得到确立又在不断发展的政府。它不惧怕创新，因为它可以指望未来。事实上，拥有这种创新精神的政府在历史上很少见。拿它与拥有同样性质的政府相比较，如腓力二世在西班牙的纯君主制政府，它比路易十四的政府更加专制，但远远不如它那么正规和稳定。但腓力二世是如何在西班牙成功建立绝对权力的呢？通过扼杀这个国家的活力，拒绝任何改良措施，使西班牙彻底成为一潭死水。路易十四的政府恰恰相反，它活跃于各种创新活动，支持文学、艺术、财富的发展，总之，支持文明的进步。这些是它在欧洲取得优势地位的真正原因。它的优势如此明显，以至在整个17世纪中，在欧洲大陆上，它成了各国君主甚至各国人民眼中的模范政府。

现在我们要问——也不可能不问，一个如此杰出，并且从我刚列举的事实来看如此完善的政府，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衰败呢？在欧洲叱咤风云多年之后，在下一世纪中，它怎么会变得如此虎头蛇尾、虚弱无力和无足轻重呢？这一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在17世纪，法国政府在欧洲文明中一马当先，在18世纪它却销声匿迹了。现在引领欧洲进步的是与政府分道扬镳，甚至常常与它背道而驰的法国社会。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绝对权力的不可救药的弊端和颠扑不破的后果。我不会详细讲述路易十四的统治所犯的错误，他犯了太多。我既不会讲西班牙继位战争，也不会讲南特敕令的废除，或他的挥霍无度，或给他带来厄运的其他许多致命措施。我承认，正如我描述过的，他的统治具有各种优点。我承认，也许从来没有一个绝对权力能比它更完全地得到时代和国民的认可，对本国文明和整个欧洲文明做出更多的真正贡献。但是，因为这一政府除了绝对权力外再无其他原则，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依赖的，所以它的衰败来得既突如其来而又理所当然。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本质上缺乏的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能够自主行动和反抗的政治机构和势力。法国原有的政治机构——如果它们配得上这个称呼的话——已经不复存在，路易十四彻底摧毁了它们。他无意尝试用新的机构来取而代之，它们会束缚他的手脚，而他不愿意受到束缚。在那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权力的意志和行动。路易十四的统治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强大而又壮丽，但却是无本之木。独立自由的机构是一种保障，不仅是政府智慧的保障，而且是其持久性的保障。不借助机构，任何制度都无法持久。当绝对权力持久存在时，它得到了真实机构的支持，有时候是分化社会的层级森严的门阀，有时候是某种宗教机构体系。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机构既缺乏自由也缺乏权力。这一时期的法国没有任何事物能保障国民不受政府的非法行动侵害，或保障政府自身不受岁月不可避免的侵蚀。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在自趋灭亡。在他的统治末期，变得衰老和虚弱的不仅是路易十四，还包括整个绝对权力。在1712年，纯君主制和君主本人一样疲惫不堪，而弊端更加严重，因为路易十四不仅废除了政治机构，还废除了政治道德。没有独立性就没有政治道德。只有感觉到拥有自己力量的人才能够服务或反抗权力。没有独立地位就没有积极向上的性格，只有灵魂的尊严才能带来各种权利保障。

路易十四留下的法国和权力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社会的财富、力量和各种智力活动正在蓬勃发展中，伴随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的是一个本质上停滞不前的政府，它没有任何办法更新自己，使自己适应人民的运动；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后陷入了停滞和衰弱中，在其创建者尚在世时就已经陷入衰败中，眼看就要灭亡了。17世纪末期的法国就处于这种状况中，这种状况必然给随后的时代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和性质。

几乎无需我说，人类思想的发展冲动即自由探索是18世纪的主要特征和根本事实。你们在本次讲座中已经听到关于这一事实的许多说法，已经听到一位富有哲理的演讲家以及一位能言善辩的哲学家对这一宏伟时代的特征的描述。在我剩余很少时间里，我无法自称能回顾这个时期所完成的伟大精神革命的所有阶段。然而，我也不愿意在提请你们注意一些很少有人提到的特征之前就离开。

第一个，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也是我曾经提到过的，就是在18世纪中政府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消失了，人类思想作为主角而且几乎是唯一角色登台亮相。

除了与舒瓦瑟尔公爵统治期间的外交有关的事情，除了向舆论普遍趋势做出某些重大让步，如美国战争，可以说除了某些此类性质的事件，在其他事件中也许再也找不到和当时法国政府一样懈怠慵懒、漠不关心和毫无生气的政府了。路易十四的那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政府，那个无时无刻不在、事事一马当先的政府不见了，你现在能看到的是一个只想着隐藏自己、置身幕后、感到如此虚弱无力的政府。活力和雄心完全转移到了人民这里。是整个民族在通过自己的见解和智力运动参与一切事务，干预一切事务，简而言之，独自掌握唯一的真正权威——精神权威。

人类思想在18世纪所处状况中，第二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自由探索的普遍性。在这之前尤其是在17世纪，自由探索仅仅在有限的一部分领域内开展。它的研究对象有时候是宗教问题，有时候是宗教及政治问题，但它并未将要求扩展至所有主题。在18世纪，相反，普遍性成了自由探索的特点。宗教、政治、纯哲学、人和社会、精神和物质世界，全都成了研究、怀疑和理论的对象。旧有科学被推翻了，新的科学应运而生。虽然源自同一冲动，但这个运动向所有方向扩展。

并且，这一运动还有一个也许在世界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性质：它是纯思辨性的。在这之前，在人类所有重大革命中，行动总是和思想混杂在一起。在16世纪，宗教革命以思想和纯学术讨论开始，但很快就以客观事件而结束。学术派别的首领很快变成了政治派别的首领。现实生活和智力活动结合起来了。这种事同样发生在17世纪，发生在英国革命中。但是在法国，在18世纪，你们发现，人类精神运用于所有事物，运用于各种思想上，这些思想与生活中的现实利益相关，似乎即将对事实产生最迅速、最强大的影响。然而，这些伟大讨论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却置身于所有实际行动之外，仅仅作为旁观者在观察、评价和谈论，却从不参与事件。对事实、对外部现实的统治，从未如此彻底地与对思想的统治区分开。在欧洲，在18世纪前，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分离从未彻底成为现实。也许是第一次，精神世界完全脱离了世俗世界而独自发展。这是个重大事实，对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凡影响。它给当时的思想赋予了雄心勃勃和缺乏经验的独特性质，在这之前哲学从未如此强烈地渴望统治世界，哲学对世界的了解从未如此缺乏。显然，总有一天它要遇到事实，智力运动要逐渐变成外部事件。由于它们已经完全分离，它们的结合越困难，带来的冲击就越猛烈。

现在，我们还会对人类思想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另一性质感到惊讶吗？我指的是它的胆大无比。在此之前，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活动也往往受限于某些限制，人的思想往往囿于事实，不得不谨慎从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运动。在18世纪，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外部事实是人类思想所尊重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外部事实对它有任何约束。它憎恶或鄙视整个社会状况。因此，它断定自己背负着改造一切事物的使命。它把自己看作是某种创造者。各种制度、意见、习俗、社会，以及人自己似乎全都需要加以改造，而人类理性承担了这一事业。在这之前，它何曾有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设想？

在18世纪期间，就是这样一股力量与路易十四政府的残余势力遭遇了。你们能想到，这两股相差悬殊的力量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英国革命的主要事实，即自由探索和纯君主制之间的斗争，现在也即将在法国爆发了。毫无疑问，两场革命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必将长期存在于革命的结果中。但是，在本质上总体情况是相似的，最终事件的意义是相同的。

我不打算展示这一斗争的无数结果。结束这一课程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必须就此打住。在离开前我只想请你们注意这一伟大斗争向我们揭示的一个最重大、在我看来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那就是绝对权力的危险、邪恶和难以逾越的弊端，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打着什么旗号、追求什么目的。你们已经看到，几乎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路易十四的统治灭亡了。然而，取而代之的力量，即人类思想、18世纪的真正最高主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这次轮到它掌握了几乎绝对的权力，轮到它充满了过度自信。它追求进步的冲动是美的、善的、极致的、有用的。如果一定要下个结论，我会说18世纪对我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也许为人类做出了最大贡献，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并使得这种进步具有最广泛的性质。如果要我对它的公共行政管理发表意见，我会表示对它的赞许。但同样真实的是，在这个时代，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类思想受到了绝对权力的腐蚀和误导，对确定事实和以往思想持有不合理的鄙视和厌恶。这种厌恶使它陷入了谬误和专制之中。在这个世纪末，在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中的确掺杂了一份谬误和专制，对此我们无法视而不见，虽然它十分沉重，但我们必须公布它而不是否认它。它主要是人类头脑在这一时期由于权力扩张而过度膨胀的结果。

我们当代人有义务了解，并且我相信，了解它将是我们时代的独特优点：一切权力，不论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不论属于政府还是人民，属于哲学家还是大臣，不论是为了实现哪种事业，都具有一个天生缺陷、一个带来弱点和弊端的根源，应该受到限制。唯有一切权利、利益、意见的普遍自由，所有这些力量的百花齐放和合法并存，才能把各种力量和权力限制在合法范围内，防止它侵犯其他力量和权力，总之，才能使自由探索真正存在，对整体带来益处。这就是发生在18世纪末，发生在世俗绝对权力与精神绝对权力之间的斗争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教训。

现在，我已经到达预定终点。你们还记得，我在讲座开始时提出的目标就是向你们展示一幅欧洲文明发展的总体图景，从罗马帝国的覆亡一直到我们当代。我很快地走过了整个过程，无法向你们讲解所有的大事，或者为我所说的提供证据。我不得不略去很多内容，并时常要求你们仅凭我的一面之辞就相信我。不管怎样，希望我还是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标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请允许我再多说几句。

在开头，我试图界定文明这个词并描述它包含的事实。在我看来文明包括两大事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心和精神的发展。到今天为止我讲的仅限于社会的历史。我只从社会的角度展示了文明，对人自身的发展什么也没说。我还没有向你们展示思想的发展历史、人类精神的发展历史。我提议下次见面时，我将聚焦法国，与你们共同研究法国文明史，从各个不同方面深入研究它。我将努力使你们不仅了解法国社会的历史，还了解法国人的历史，同你们一起研究各种制度、思想和学术成就的发展历程，从而在整体上全面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一样，它的历史也值得我们倾注最深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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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者注：英译本为“但它们没有完成发展”，与上一句相互矛盾，怀疑有误。

(2) 中译者注：1800年6月，拿破仑指挥的军队与梅拉斯元帅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村进行了一场战役，这是拿破仑执政后指挥的第一场重要战役，该战役的胜利对于巩固法国脆弱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加强拿破仑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 中译者注：“国家党”是英国18世纪的一个主要政党，由主导英国乡村的绅士和富裕自耕农组成，主要为托利党人，坚持共和主义传统，与当时围绕在王室周围的、主导金融和贸易的辉格党人构成了“国家”与“王室”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