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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宇平：消不尽的劫

诸宸：个人赛

钱宇平：消不尽的劫

围棋里有一个术语，叫作“劫”，如果非要用通俗的方式来解释，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一种黑白棋子彼此纠缠不清的状态。汉语里，这个字也可作“劫难”、“劫持”之解。而在棋盘之上，某些“劫”确实生死攸关，某些“劫”则永难消解。设想一下，假如深陷其中的不是某几枚棋子，而是某一个人呢？

黑子，白子，黑子，白子，黑子，白子，黑子，白子……

黑白棋子交替落在纵横十九路的棋盘内，永远别指望次序会发生变化。而这，几乎就是钱宇平全部的生活，从4岁直到40岁，注定还要贯穿于他的下半生。就如同一座老式挂钟，“嘀嗒”声必然与其生命相始终。

即使一座挂钟，也有出现故障、暂停摆动的可能，棋手钱宇平也是一样，生命中有那么几次，他大脑出现混乱，连摆布黑白棋子这种最简单的程序也无法完成。好在他现在回到了棋盘边，钟摆继续“嘀嗒”。

他的早晨通常是从中午12点以后开始，起床后他会直接坐到棋盘前，摊开几年前的一本《中国围棋年鉴》打谱，无所谓什么时期的什么棋谱，这几天摆的是两个业余棋手的极平常的一盘对局。也无所谓什么早餐或午餐，他只是偶尔从盒子里捏起一块饼干，喝一口必须有甜味的饮料，就如同随手从棋篓里捏起一枚棋子，要么就是黑的，要么就是白的。

也许因为父母都是医生的缘故吧，单室房间打扫得极其干净，简直让人怀疑是否连细菌都难以存活于斯。看上去，这完全不像单身男人钱宇平的居所。

晚上七八点，住在附近的父母把做好的饭菜送来，他简单完成一天当中唯一的正餐，出去散一会儿步，回家上网下棋，直到翌日凌晨。

他住在一处上海老式居民楼的一层，睡觉的时候，阳台的花格子窗帘通常是拉开的，起床后反倒要拉上。不过没有什么邻居注意这一户的正常或异常，他的生活与他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联系。

“无所谓，什么都可以谈，其实也都没什么好讲的。”他坐到我的对面，态度温和，对往事并没有我预想的敏感和回避。不过，他的回答总是很被动，差不多每说完一句话，都会“呵呵呵呵”笑几声。他语速缓慢，词句简单，而且嘴唇鲜有完全闭合的时候，这些都很容易让我想起那个叫马晓春的围棋鬼才。

说吧，回忆。说吧，那些一生之“劫”。

1991年8月3日，过千棋迷挤满了日本东京的一座棋赛观战大厅。

头发蓬乱、蓄着小胡子的赵治勋在棋盘前正襟危坐，像是在为一场决斗做最后的准备。对面的座位一直空着，其实他的中国对手已经弃权，理由仅仅是——头疼，赵治勋此前接到了通知，他却不肯相信。

弃权？怎么可能！这不是什么小孩子的游戏，而是富士通杯的决赛啊，一盘定乾坤——定的是新科世界围棋冠军，奖金丰厚，更重要的是事关国家和个人荣誉。

历史用一小时的等待确认了一个罕见的事实——韩裔日本棋手赵治勋自动获胜，不战而胜。看起来他好像并不开心，觉得对手的举动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

毫无疑问，来自中国棋界、媒体和棋迷的震惊要胜过赵治勋一万倍。1991年，中国还没有在围棋上获得过一次世界冠军，即使是被奉为民族英雄的聂卫平，此前也只是两度杀进过决赛，功败垂成，这反倒加剧了中国人对冠军的渴望。这一次，24岁的钱宇平九段杀进决赛，而且是一路完胜多位超一流棋手，势不可当。钱宇平是聂卫平最为器重的中国棋手，舆论也认为其夺取世界冠军只是迟早的事。

冠军奖杯再度摆到了中国人触手可及的位置，似乎比以往更近。

1991年8月1日早晨，即将出征第四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围棋队总教练聂卫平拿着机票和护照敲开钱宇平的房门，催促他出发，钱宇平却说了一句“我头疼，前几天就讲好不去了”。他的态度突然而决绝，任何领导的劝慰都已成为徒劳。三年前，钱宇平曾因极度神经衰弱而休养过一段时日，平素的生活细节中也会有些许异于常人的举止，但对于这次的临阵放弃，领导、队友们还是大感意外，难以理解。

是的，没有谁会因为头疼，仅仅因为头疼，就放弃这样的比赛。只不过，无法抵御的紧张和恐惧中，钱宇平胡乱抓到了这个理由，并顺利说服了自己。

“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没参赛，就没有输给赵治勋。”曹大元九段与钱宇平共处了将近20年，比较了解钱宇平重压之下的思维逻辑，在他看来，这个时候的钱宇平已经陷入心理疾病当中了。

“当时身体状况不好，又没把握肯定赢，觉得输掉不好看，面子上下不来。”16年以后，钱宇平这样解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弃权的原因。某些时候，他对记者强调弃权是“领导同意的，没什么影响不好”，某些时候，他又承认有点后悔，“不下好像不大好，不过下了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生于1966年的钱宇平自幼被视为神童，直到90年代，他仍是中国最年轻的九段棋手。这个中国围棋希望之星的突然弃权及其后的黯然陨落，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最著名的神童宁铂——80年代中期，因为莫名的恐惧，他三次报考硕士研究生又三次在考前放弃。

在体育领域，弃权也并非孤案，早在“文革”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也发生过选手惧怕比赛而自残的极端事件。

“不管发生什么事，作为一个棋手，我爬也会爬到赛场来的。”赵治勋事后如此评价轰动一时的“弃权事件”。5年前，刚刚遭遇严重车祸的赵治勋坐着轮椅参加日本棋圣战的决赛，他被绷带裹紧的身体活像一具木乃伊。被誉为棋坛斗士的他似乎有资格这样表达费解。不过后来的故事表明，这评价对钱宇平不那么公平，他遭遇的灾难远甚于一场车祸。

在钱宇平的头脑里，一直有一种感觉：每当输了棋，就会浮现很多副面孔，全是嘲笑的、蔑视的面孔。他太怕输棋了，这不仅耽于外界的重压，他尤其怕被人瞧不起。不幸的是，弃权并不能让其真正解脱，他的大脑很快被更混乱的人马冲垮了。

假如一个棋手已没有可能平静地坐到棋盘前，假如一个成年人看到别人的手表都会嚷嚷着要据为己有，难道不比车祸的伤害更可怕吗？1991年8月，钱宇平就陷入了这样的危机中。9月初，他被送回上海老家休养。一年以后，钱宇平又硬撑着下过几次棋，但这次短暂的复出是如此令人颓丧，他的棋就像散了架，丢了魂，随便什么对手都可以输。这导致他的心理越发崩溃，加重了病情。

谁也没有想到，轰动性的弃权事件竟像一次诀别，钱宇平就此结束了短暂的辉煌，再也没有杀回来。

80年代中后期，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豪取11连胜，被视为民族英雄，其轰动效应几乎等同于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被赋予的意义大大超出体育范畴。“我们每次在国际比赛中输了棋，都会收到大量的棋迷来信，至少几百封吧，压力非常大。”曹大元九段用手比画着信的厚度，相当于正常棋盘的宽度。

更难想象的是，假如谁在国内比赛中赢了聂卫平，都会引发棋迷的不满，斥之为“只擅长‘窝里横’”。

那时候，国际级比赛少得可怜，国人在体育上的兴奋点也少得可怜，围棋国手们的可怜之处则在于，他们承担了每每超出极限的重负。

压力绝不仅仅来自外部。

“下围棋真的挺苦的，那么单调，那么寂寞，尤其输棋的时候，很可怕。”曹大元深有感触地说，棋手其实一生都要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很难有人可以真正与他们交流。而在他们那个生活不够多元的时代，又很难找到排遣抑郁的通道。“在那种环境下，自己性格上假如有点缺陷，就很容易出问题。”让曹大元不胜唏嘘的，除了钱宇平的故事，还有他的妻子杨晖，这个敏感而又颇多天分的女棋手，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当众哭泣，1994年，内心突然崩溃的杨晖行为更为激烈，竟从上海父母家的4楼跳下，所幸没有大碍。

在80年代后期的国家队，钱宇平被公认为高手中最刻苦的一个，因为平均每天研究棋谱超过10小时，他有了“打谱机”的绰号。而重大比赛前夕，“打谱机”通常要超负荷运转，曹大元和王元回忆说，为了研究棋谱，准备大赛，钱宇平有过连续七八天甚至两周不怎么睡觉的经历，到最后想睡的时候，却根本睡不着了，“头疼得像要裂开”。

钱宇平的前辈棋手、上海名宿曹志林说，多数棋手打谱，都是浏览性的，一局棋谱花上一二十分钟也就够了，“但钱宇平不同，他打一局棋谱至少要花几小时。”

1990年前后，上海记者胡廷楣去宿舍看望钱宇平，发现他对面的床铺已经没人住了，空床上零散放着三个沾满灰尘的空酒瓶，“这（指单独一个房间）在围棋队相当特别，大约他打谱太投入，别人都没法忍受吧。”胡廷楣说钱宇平的状态让他想到三个字：苦行僧。

他喜欢说“还好”、“都差不多”。谈到对下棋的态度，他说“也有过麻木”，马上又补充一句“不过也还好”；谈起小时候对围棋的兴趣，他说“下了也不是很难受”，猜猜接下来一句是什么？——“但也不是兴趣大得不得了。”进行自我描述的时候，他愿意选择模棱两可的说法。他对生活本无苛求，唯一的例外，就是在下棋上面，他偏执地陷入一个“劫”中，无法自拔。

王元八段曾是钱宇平在国家队的室友、酒友，是“打谱机”辛劳工作的直接见证人。事实上，早在1976年，钱宇平的敏感、好胜和天真就令王元印象深刻。

王元其时随四川队前往上海比赛，有一盘，16岁的他对阵10岁的钱宇平。“我与钱宇平下棋前，正大嚼泡泡糖——泡泡糖是我去上海前从未见过的。10岁的钱宇平对他的老师告状说：‘你看他那么大了，还在吃泡泡糖。’”那一局，王元本来是大败之势，但最后逆转了。收棋后，让王元尴尬的是，这个10岁的对手竟哭了起来。

10多年过去之后，在王元眼中，当年那个“钱儿童”的性情并未有什么改变。有一次，一起参加一项国内的循环赛，钱宇平在对王元八段的比赛中痛失好局，他当场脸色血红，甚至声称不想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徐世平与钱宇平的交往始于1984年，像此后的若干次经历一样，他觉得自己必须陪伴那个深陷巨大痛苦中的、年纪已经不小的孩子。

1984年，“国手战”在扬州的名胜景点个园进行。比赛间隙，徐世平经常看到钱宇平跑出来，对着园子里假山的山洞发呆。“一天深夜，我突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钱宇平。他说，他睡不着，想出去走走。”那一夜，他觉得18岁的钱宇平思路很乱，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只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钱宇平说，下棋很苦，是心苦。我感觉，他的负担极重。”

1990年天元赛决赛的决胜盘在昆明举行。当比赛结束，裁判长宣布钱宇平半目惜败于刘小光，徐世平看到钱宇平坐在棋盘前，“呆若木鸡，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一语不发，双眼噙满泪水。”晚上，徐世平等人找了一个酒吧，陪钱宇平喝酒解闷。喝到凌晨三点，众人散去，钱宇平还是不愿意回去。“后来我们听说，他一个人喝酒，直到东方破晓。”

钱宇平最最痛苦的输棋经历，应该是日本记者浜崎描述的那一次——

1985年，未满20岁的钱宇平远赴东京，初次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就遭遇强大的小林光一，在局面一直落后的情况下，他下得极为顽强，终于造成小林的失误。正当观战的中方高手们发现了实现大逆转的绝佳时机，异常兴奋之时，钱宇平却推枰认输。

聂卫平冲到对局室为钱宇平摆棋，告诉他如此如此就可翻盘，这时发生的一幕，让一旁的浜崎感到震惊。“血一下子全涌到了（钱宇平）脸上。大概是觉得燥热了吧，他把衬衫猛地向外一拉，顿时胸前的两粒纽扣飞蹦而出。当时钱选手的表情真是难受至极，我采访围棋比赛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棋手输棋之后，会有如此痛苦的表情。”

那次失误，本来是棋手比赛中皆会遭遇的盲点，当时的国内舆论却炒成了“钱宇平赢棋认输”，一时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喜欢围棋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

输棋的翌日，钱宇平一大早就悄悄跑到理发店，剃了一个光头，说自己削发“以谢国民”。钱宇平头大，额宽，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他剃了光头倒真的很合适啊。

钱宇平说，一些关键比赛中的关键时刻，他往往感到会被巨大的惊恐攥住。棋盘上，该进还是该退，该取势还是该取地，抉择的痛苦其实折磨过每一个棋手，而对钱宇平而言，这痛苦总是大到让人绝望。

江铸久九段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次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花絮。当时他和钱宇平住同一个房间，因为赛前神经绷得很紧，他早早躺下，却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的影子）晃来晃去。”他很快意识到，那是钱宇平在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了。”

在国家队里，钱宇平的行为有时会略显特别，比如每次外出比赛，他都要在旅行包里塞进两个大哑铃，以便随时进行锻炼。在健美之外，对于气功、通背拳、迪斯科，钱宇平也多有涉足。“他锻炼很刻苦，到后来浑身肌肉，其实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更好的精力打谱。”曹大元说钱宇平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就是地上一长排的酒瓶子和两个硕大的哑铃，以及半开着的抽屉里胡乱堆放的杂物。“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似乎生命里只有围棋。”

按照曹大元的说法，钱宇平生活中有一些“稍微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但谁也没太介意。比如他“追”过很多女孩子，有运动队的女队员，宾馆的女招待，但基本都属于单相思。

有一次国家队去福建比赛，钱宇平对宾馆附近店铺里卖拖鞋的女服务员颇有好感，为了接近对方，他一次又一次前去买鞋。到了退房的时候，发现床底下满是拖鞋……

对于这个坊间流传的趣事，钱宇平并不否认，但他要很认真地纠正一点：“其实也没那么多，只买了三双。”

在与我对话的过程中，他时而指指《体育画报》的图片，“这个罗雪娟长得还可以哦，她结婚了没有？”时而又聊到郭晶晶，“她和那个公子哥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会陷入怀旧情绪，“我那时和柳青（前女篮国手）不错，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也毫不掩饰一个心事——他渴望感情和婚姻生活。

当年国家围棋队的队友证实说，钱宇平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哪个时期钱宇平心仪着哪个女孩子，在队友们那里从来不是秘密。他并不羞于表达，恰恰相反，周围人会觉得他的抒情过于直白和大胆。

输了棋，钱宇平习惯于坐在宿舍床上喝酒消愁，一把花生米，一瓶尖庄或二锅头，喝多了，就坐在那里对自己嘀嘀咕咕：“哎呀这棋下得臭。”也可能跑到走廊里，长啸几声，或者高声唱歌。这时候，队里所有人都知道，钱宇平正郁闷着。

在中国围棋国手中，总是不缺乏怪才的，哪怕钱宇平怪得稍微独特一点，也不会有人觉得反常，甚至在弃权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周围人也没觉得事态多么严重。及至钱宇平精神崩溃，思维混乱，一切都已无法逆转。

钱宇平生病后，他年迈的母亲曾向一位记者叹息：“我们把一个优秀的孩子交给国家，指望将来能享儿子的一点福，不料要受这份苦。”老人只是哀叹命运，并不想具体抱怨什么。事实上，中国棋院在对待钱宇平的态度上颇为人性：国家队一直资格保留，工资照发，前年还拨专款帮他购买住房。

一个让知情者唏嘘的事情是，钱宇平在上海住的医院，正是父亲的单位，其父钱得胜先生本身就是上海颇有名气的精神疾病专家。这位当年上海高校的围棋亚军培养出一个了不起的棋手，但还是难以洞悉儿子的内心。

那注定是一部漫长的、复杂的、不为人知的灵魂磨难史，直到现在，也没有谁可以找出某个确切的缘由，肯定地说，瞧，就是这个害了钱宇平。

但人们有“假如”的权利。假如钱宇平不是那么早开始进行专业训练，假如他有一个更完整而快乐的童年……

1974年的上海国际饭店，日本围棋教育家安永一与一个未满8岁孩子下了一局指导棋，当时的老照片上，那孩子弱小的身躯与硕大的脑袋在画面中显得很醒目，他就是钱宇平，当时已被誉为“围棋神童”。安永一后来回忆说，这个小孩子让他刮目相看，原因不仅是围棋天赋，而是其一次长达35分钟的长考。如此年纪竟有这般定力和执着心，让安永一惊叹不已。

4岁开始随父亲学棋，6岁跟从名师邱百瑞，钱宇平很快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小的时候，钱宇平的脑袋就出奇地大，尤其符合人们对神童形象的预期。人们最初叫他“钱大头”，后来改为“钱大”，这个称谓跟随他直到现在。

父亲面容随和，少言寡语，但在学棋上对孩子要求极其严格，他每天上班前给钱宇平留一道考题，必须当日解开，否则就要痛斥一顿，甚至拿木尺打几下手心——是不是有点类似传说中的私塾先生？钱宇平的倒立功夫不俗，据说也是缘于小时候父亲要求早晚练习，为的是让更多血液倒流到脑部，有利棋艺提高。

据家中长子钱宇光回忆，父亲出的题目大多略带挑战性，却又难度适中，天资聪颖的钱宇平苦思之下，基本都能避免手心的皮肉之苦。

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像是一个造物主专为围棋而差遣的生命，但一些遗落在童年生活的碎片表明，钱宇平也有过与其他孩子相类的志趣和天性。

在钱宇光的记忆中，童年时代的钱宇平谈不上多活泼，却也并不自闭。“我们在上海体育宫学棋的时候，他因为贪玩，经常迟到，那时候打球、斗鸡，什么他都玩。”体育宫的体操训练房的屋顶格外地高，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室内阳台，淘气的钱宇平喜欢上演惊险的一幕——从阳台一跃而下，落到下面的海绵垫子上。

不满13岁的时候，钱宇平成为当时国家队唯一的特招少年棋手，最早入选国家队的那批棋手中，除了他，年龄最小的也已16岁，在队友们眼里，钱宇平很是可爱，但这种喜爱有点居高临下，年龄的差距让他们很难玩到一起，至于真正的交流，难度自然比一起游戏还要大。

这个下围棋智商超群的孩子，打扑克牌却全然不开窍，连一向厚道的曹大元都评价说，“真是特别特别臭”。足球、篮球活动，“钱儿童”也喜欢参加，可惜其运动天赋并不强于打扑克牌的水平。有一次，伙伴们踢五人制足球，钱宇平正好是第十一个，照例只得在场外坐冷板凳。不料比赛伊始，一位同伴扭了脚，钱宇平赶紧冲上去，以为可以替补登场，可惜本方的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宁可缺一个人，也不要钱宇平这个累赘。

在上海体育宫的围棋班，钱宇平比曹大元小4岁，比杨晖小3岁，这两位均非等闲，都是国内围棋一流的青年才俊。1979年他们一起进入国家集训队的时候，钱宇平与他们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不过那时候的钱宇平并不是很用功，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钱宇平朋友寥寥，而且他渐渐认识到下好棋的重要性，开始发狠钻研，遂成“打谱机”。

变化不仅体现在用功程度上，他的棋风也发生了惊天巨变。在此之前，棋盘上的钱宇平彪悍蛮横，不讲棋理，到处追杀对手，一局棋下来，波澜壮阔，都是靠大龙的生死定输赢。成年后，他潜心修炼，居然成为中国官子功夫最出色的棋手之一，江湖人称“钝刀”，意为杀人不见血，令对手一点点忍受漫长的折磨。

“小的时候我喜欢绞杀，只要是乱战，心情就开朗起来。后来改变棋风，完全是职业的需要，为了棋力提高，只好这样。”钱宇平说他本性上还是喜欢绞杀型对局。事实上，这不单是他的本性，以围棋为游戏的人们，又有几个喜欢四平八稳地下到最后一手小官子？

进入国家队以后，钱宇平回上海的机会每年尚不到一次。最初几年，他的返家会给简陋的居室带来难得的说笑声。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钱宇平渐渐出了成绩，而每次一回家，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打谱，全家人也被要求保持安静，只有钱宇平打完谱出来才敢说话。

哥哥钱宇光略有歉疚地说：“宇平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棋的人，性情特殊，又爱钻牛角尖，身为家属，我们没有很好地关心他。”

曹大元说，即使20多岁以后，钱宇平依然会做出许多“孩子气”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天真的本性过早地因围棋而收敛，它们不曾自行挥发，反而一直蛰伏在成年钱宇平的身体里，偶有浮现。

今年1月23日，三星杯围棋赛的决赛在上海华亭宾馆进行，钱宇平意外地出现在研究室里，引起一阵骚动。他不想成为焦点，他更愿意坐下来和大家一起摆棋，然后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国家围棋队主帅马晓春私下说，从钱宇平的点评中判断，他的很多招法已显得“很不专业”。

比赛结束，常昊战胜了李昌镐，人们蜂拥着跑出去恭贺新的世界冠军，只剩下钱宇平坐在棋盘前，孤独地继续着他的研究。因为住所距此不足一公里，钱宇平两次现身决赛场，也许，这次意外亮相，亦将是他距离曾经的生活最近的一次。

当初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病重住院期间，钱宇平有时头脑清醒起来，会情不自禁地痛哭：“我的命真苦。”他不甘心就此告别棋坛，生活中也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可以替代围棋。时至今日，他还偶尔想着要继续职业生涯，出席国际比赛。“最近两三年，我多次向中国棋院申请重返一线，领导一直拖着。”

没有人忍心告诉钱宇平，重回一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人们宁愿他继续抱有天真的梦想。事实上，钱宇平自己的判断也摇移不定。“还是有一些愿望没实现，不下有点遗憾”，“要是参加激烈的比赛，可能吧，身体会是个问题。”

由于身份仍是中国围棋队在册成员，职业棋手，钱宇平目前也没有资格参加业余比赛。无棋可下，这对嗜棋如命的人而言太过残忍。

去年，朋友送了一台电脑，钱宇光教会弟弟在网络上下棋，给了他一个ID，并告诉他同时有几个人在用这个ID，输赢无所谓。

钱大，残酷的竞技注定不属于你，欢迎回到没有恐惧感的围棋世界。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快刀了，你可以尽情追杀对手了，你可以在疲惫来临时收兵了，你可以……尽管网络上的失败也不那么舒服，偶尔输给韩国人还会有中国棋迷骂几句，但这些郁闷都是如此轻微，比起当年极端沉重的职业生涯，后者是整座泰山，前者只是山上的一块石头。

今年4月，东洋证券杯的网络围棋大赛接受报名，无论什么国籍，也无论专业或业余，网络九段高手皆可参与，而且奖金不菲。参加资格赛那段时间，钱宇平会很自豪地告诉造访者：“我最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忙。”现在，网络九段棋手钱宇平已经顺利赢取本赛资格，他兴奋地做着准备，甚至盘算起奖金收入。多么美好啊，春光又一次照临钱宇平昏暗的小屋。

棋盘前，40岁的钱宇平比以往更容易疲惫。棋下得累了，他喜欢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电视连续剧，比如《暗算》，“主要看警匪片，抓人的。”他说自己偏爱那种“紧张感”。与若干年前的紧张感截然不同，现在，它成为钱大消遣的一部分。

诸宸：个人赛

终于完了，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比赛。诸宸略显疲态地走上看台，坐在蓝色的塑料座位上，台阶上很快挤满了记者，话筒和录音笔全都伸到她近前，几乎直抵她的嘴唇，诸宸像一个脖颈被石膏固定的伤员，只能挺着腰，长时间保持僵直的姿势。最多时有19个中国记者，把诸宸团团围住。事实上，从12月2日到12月4日，她一直无法逃离这样的包围。

开幕式的雨似乎没有下够。12月2日上午9点半，多哈迎来了最近5天里的第四场阵雨。如果卡塔尔正常的天气像这个12月之初一样雨水充沛，那么这里的人民简直可以在别墅的庭院里种芭蕉了。

叶江川被一群记者围住聊天，他正在发着感慨：“即使奥赛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么多记者。”

不知是否担心被记者过多纠缠，离比赛只有20分钟的时候，诸宸与默罕默德才一起出现在比赛地DANA俱乐部。见到叶江川，诸宸单独走过来问候，然后礼貌地应付记者们的问题。她的回答简单到多数不超过10个汉字，但柔缓的语气和偶尔的浅笑，显示了她一贯的大度。

“诸宸瘦了，瘦多了。”望着昔日弟子的背影说这话的时候，叶江川有些动感情。

在比赛大厅，诸宸先后与中国棋手卜祥志和赵雪擦肩而过，他们相互间都没有说话，也许有过轻微的点头示意？也许，起码是轻微得没有被近旁的记者察觉。

6号区并排摆放着三张棋盘，诸宸第一个快步走到6号。落座之后，她拿起黑色WMG提包，似乎想取出什么，但拉开拉链的右手停在了运行的中途，停顿片刻，诸宸重新把提包放到了地上。

赵雪随后在诸宸侧前方落座，她们依旧没有说话，目光也不曾碰撞到一起。两个曾为中国队共同出征奥赛并取得锦标的棋手，如今各自为战，她们区别于其他18位女棋手的共同点，仅仅是分别习惯性地带了一瓶矿泉水，放在脚边。

大家都尽量把精力集中到棋盘上。亚运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高调开始了。叶江川说，或许该感谢诸宸嫁到卡塔尔，否则，这一天的到来或许要推迟10年、20年。

20多分钟以后，诸宸才第一次把眼光从自己的棋盘游移开，用了3秒钟，看了一下左边赵雪的那盘棋，用了更短的时间，看了一眼右边的那局。

按叶江川的话说，执白先行的诸宸状态很好，调子也很顺，她很快赢得了比赛，丝毫看不出正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比赛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意外，进行了半小时的时候，DANA大厅突然停电了。角门微弱的光柱投到棋盘上，诸宸又端详了一下，差不多最后一个站起来。她走到更昏暗的墙角，冲了一杯咖啡。又有几个记者围过来。她很难获得片刻的平静。

“比完赛再说。”诸宸微笑着。

比赛在七八分钟后重新开始。诸宸很娴熟地把优势转化为胜势。她穿上绛紫色的卡塔尔队队服，起身在赛场里走动。

我轻声对诸宸说：“状态不错啊。”

褚宸浅淡地笑一下：“状态来得太早了。”

说完，她的目光开始在赛场上漂移，显然，刚刚过去的比赛没什么值得回味的，现在她想找到她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与日本对手的比赛在进行最关键的搏杀，但诸宸只是站在10米开外，勉强看得到棋盘形势的位置。

她本可以躲到二楼的棋手休息室，那是记者们的闪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但她没有。

下午再战，诸宸顺利赢下当日第二盘，又在第三盘获得明显优势，最后时刻却出现昏招，被并不强大的对手逆转。“诸宸年纪大了，体力出了问题。”叶江川摇着头表示遗憾。在关注中国队三位棋手进程的同时，他总是会看一看诸宸的对局，毕竟那是跟随自己多年的爱徒。

作为焦点人物，诸宸的对局也总是成为现场大屏幕的首选，即使她后来失去了夺冠的资格。

12月3日下午，个人赛第五轮迎来引人关注的对决。印度的科内鲁对阵卡塔尔的诸宸，卡塔尔的穆罕默德对阵中国的卜祥志。

对于志在金牌的科内鲁和诸宸而言，这局棋几乎可以决定一切，借用围棋上的说法，属于“天王山”之战。对诸宸而言，只有战胜对手，追平积分，夺冠的梦想才会现实起来。她有点孤注一掷。“当时确实用力过猛，心态出了问题。”她事后坦言。

年仅19岁的科内鲁，棋风如同她的神态一样老成稳重，她很快抓到诸宸因急于求成露出的破绽，取得子力优势，接着，优势又在扩大……

在诸宸身上从来没见过的一幕这时出现，一次又一次，她抬起手，指尖将要触到棋子的瞬间却停到半空中。她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她的手在说话，在描述内心巨大的波澜。

“为什么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又下了好几手？”我在个人赛结束后问诸宸。

“可能是垂死挣扎吧。”

“是不是也表明了一种对局心态，比如不甘心？”

“也许是吧。”

诸宸输给科内鲁之后，丈夫穆罕默德走过来，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独自走开，他似乎要把劝慰的工作交给专程赶来观看诸宸比赛的米卢先生。

在比赛大厅的一角，诸宸与米卢的交流长达20多分钟，她的神情不再如棋盘前那样平静，她述说着自己面对的压力，米卢极力进行着安慰，看上去，这不像一次久违朋友的寒暄，而更像一次告解。

米卢与诸宸是多年的朋友，这次来多哈，他还特意选购了三件童装送给诸宸的女儿。而在诸宸遭遇“更换国籍”的舆论风波之后，米卢与这位女棋手显然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此前两天，他们在训练场和赛场各见了一次，米卢询问了诸宸所承受的压力，然后说，应该向他学习。“我也是一个国际人。我虽然拿着墨西哥护照，但每年都要回几次塞尔维亚。”

米卢还曾对记者表达自己的看法：诸宸只是改变了国籍，但她永远都是中国人。

“米卢与你聊天的结果怎么样？”我问诸宸。

“他试图说服我。”诸宸用了“试图”这个字眼，很显然，几次谈心不可能打开全部的心结。

后来，米卢对诸宸说的一句话也许更切合实际：没有人可以帮你，除了你自己。

落棋无悔，几年前那本自传的名字，现在想起来很有一点宿命的意味。

中国某位记者问诸宸：“比赛中压力大吗？”诸宸苦笑着说：“你们这么追我，我怎么能没有压力？”

在国际象棋赛场上，来自中国的记者数量总是超过半数，而诸宸所吸引的关注，也几乎等于其他选手的总和。许多记者对国际象棋一无所知，他们远远地看着棋盘前的诸宸，显得一脸茫然。

卡塔尔当地媒体对诸宸和她的丈夫倒并不热衷，只有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来过，做了简单的采访。他们的国象王子穆罕默德发挥得也不稳定，一再在优势情况下被逆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正遭遇着与妻子类似的麻烦。

当中国舆论对于诸宸转换国籍一事渐渐宽容，卡塔尔方面却一直有一种反对的声音：为什么要把卡塔尔国籍给一个非穆斯林的女子？

卡塔尔确实只是一个弹丸之国，任何压力远没有中国那么滂沱，但因为其小，压力会显得更为集中和真切。

诸宸说，“人算不如天算”，本来以为在卡塔尔将开始自己向往的平静生活，不期成为一场更大风波的主角。

在个人赛全部结束之后，诸宸对我坦率地表示，确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与其他参赛选手不同的是，她要承受的压力分别来自两个国度。“我也是挣扎着活着啊。”

不过，假如不是诸宸的真诚，在过去的三天，仅仅从诸宸的言谈里真的很难看到压力造成的扭曲，她微笑着面对所有采访者，即使对方带来了并不令人愉悦的问题；她在棋盘前的神情也始终沉静如水，没有任何情感的流露。

“记者的采访肯定会打扰你的心态，为什么还要一一满足？”

“没办法，我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大家提了要求，我没法不答应。”

除了友善的本性，或许你也会感受到，这是一个内心强大的女子才能做出的选择。

前面两天的比赛，最瘦弱的诸宸是所有女棋手中唯一身着短袖T恤的，她把那件背后印有白色“QATAR”字样的长袖绛紫色队服搭在椅背上。甚至有中国媒体以此猜测：诸宸是担心穿这身衣服太惹眼。

12月4日上午，出现在DANA俱乐部的诸宸换上了更具江南淑女气韵的白色衬衣外搭红色毛衣，她说没想到多哈的这个季节会这么冷。诸宸这天还改变了形象，发式因低垂的刘海而更显时尚。甚至她和老公的座驾也由蓝色保时捷换成了紫红色的宝马。

前两天一直穿便装的赵雪，今天的衣着是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比赛服，记者们议论说，小姑娘看上去情绪不错，换了衣服，估计今天是奔着领奖来的。

前两天的接连失手，使诸宸连争夺奖牌的希望都十分渺茫。第三天，她反倒无所顾忌，取得了一个漂亮的三连胜。“不是我下得好，是对手实在不强。”她依然在苛求自己。

早早结束比赛的诸宸没有食言，她被记者们结结实实地固定在中央，身形更显柔弱。她一一回答着每一个记者的每一个问题，态度诚恳，直到他们都满意地离开。

我们继续留在坐席上，谈一谈她与丈夫观摩世界杯足球赛的记忆，谈一谈亚运会结束之后值得期待的一刻：回国看看女儿。“她已经会用中文在电话里说：‘妈妈加油’。”

她想尽快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早在2001年第一次采访诸宸的时候，她就说自己有一点异类——比一般女孩子更关心政治，更关心家国大事。关心归关心，她从来都不缺乏小女子的细腻情怀。没想到，几年之后，她竟也被牵扯到家国利益这种宏大的话题中。

“即使不代表卡塔尔，我也很难说还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她想下棋，那是生活的一部分，最最简单的理由而已，至于为了在卡塔尔获得身份认同一类的说法，诸宸认为那都是媒体的主观臆测。

在与米卢的第三次交流中，他们都不断提到“China”（中国）、“Qatar”（卡塔尔）、“country”（国家）等词语，毫无疑问，比起“卡塔尔为了诸宸专设了国际象棋”这样的舆论，转换国籍带来的压力对诸宸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在中国队）做棋手的时候，我努力下棋，没什么可愧疚的。”诸宸简单说了一句，就停止了辩驳，她不希望因此引来更多的口水。“喧嚣只是生活的一个过程”，她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

事实上，多数关心诸宸的人都表现出了宽容和理解。在整个个人赛过程中，中国队主教练叶江川从不回避关于诸宸的问题，他觉得转换国籍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诸宸的老公是一个阿拉伯的棋手，影响大一些罢了。

中国的第一位棋后谢军甚至在博客里表示，抛开国家情感，她倒是要祝福诸宸能取得金牌。

网友的声音也明显是鼓励多过质疑。“希望她拿到金牌，就算是去婆家的嫁妆了。”一位网友留言道。

赵雪在国家队曾是诸宸的室友，沉默了三天，她终于在赛后表达了对“诸宸姐”的敬佩之情：“她对很多的事情都有独特的见解，而且她最近的棋也一直不错。”

与诸宸聊天的时候，一位穿着黑袍的官员走过来，笑着告诉诸宸，她获得了铜牌。

真是出人意料，仅积6分的她居然位列第三，她弯曲双臂做了一个短促且不充分的庆贺动作。不过这显然不是诸宸想要的成绩。

为了帮助诸宸等队员备战，卡塔尔棋队请来了一位前世界亚军担任主教练，叶江川评价说，几个月的训练让诸宸棋路更宽了，棋力也大有长进。如今，一块铜牌，甚至是略带幸运色彩的铜牌，对于平息卡塔尔国内质疑的声音又能有多大帮助？

权且当作是为宣传国际象棋又做了一次形象大使，诸宸这样自我解嘲。

颁奖仪式上，诸宸和赵雪终于微笑着有了简单的交流。铜牌获得者诸宸还巧妙地劝慰了银牌获得者赵雪，使得这位伤心落泪的小师妹很快破涕为笑。

我问诸宸，是否会请做客多哈的中国国际象棋队成员吃饭，诸宸说：等打完比赛再去想这事。

至少在个人赛里，和赵雪遭遇的局面没有出现，诸宸得以避免成为更受瞩目的对象。当然，这一局面让记者们略感失望。

颁奖仪式之后，诸宸依偎着丈夫，像一只疲惫至极的小鸟。仅此一刻，这对情侣不再顾忌无数镜头的追逐。

多哈的DANA俱乐部像一座洁白的城堡，用于进行国际象棋比赛再适合不过了。在这里，擅长快棋的诸宸发挥失常。这项比赛的名称，是女子个人赛，或许也是女子国象历史上最多人关注的一次。

在连续两期杂志里，我们试图去描摹诸宸，她的情感，她的家庭，她的坚持，她的挣扎，她的隐忍，她的无助，这是一位女棋手的复杂世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她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恰恰因为，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故事仅仅关乎一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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