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时代（1870—1895）

王鼎杰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引子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第一章　一万年来谁著史

第二章　宿命般的对日外交

第三章　台海危机波谲云诡

第四章　四十寿诞下的粉饰太平

第五章　大清国的变与不变

第六章　李中堂的改革

第七章　越南出了个刘永福

第八章　朝鲜问题横起风波

第九章　南天惊雷：山西—北宁是怎么失守的

第十章　镜花水月的短暂和平

第十一章　巴黎抓起石头，却砸了双方的脚

第十二章　镇南关：惊人的尾声

第十三章　十年竞争落差惊人

第十四章　陷入朝鲜漩涡

第十五章　此路不通，因为不许去走

第十六章　大败局：从黄海惨胜到旅顺失守

第十七章　有人从此到瀛洲

画外余音　陆沉的古国与崛起的新大陆

主要参考文献

引子：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

此时的大清国，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纷沓而来；积贫积弱，积重难返。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内望，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可代价是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举凡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列强又趁机作浪。不列颠渗透西藏，法兰西蚕食越南，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大有鲸吞、蚕食并进之势。

可是，在这样一个春节在望之际，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雨雪）量问题。

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水旱频仍”，虽然基层屡有豁缓赋税征调的呼声，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摊捐叠加”。结果就是“连岁无麦，民食极艰”，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内得小雪四次，虽未甚霑足，麦苗似均长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济，定获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愿。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透雨”而特别表示祝贺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转，李鸿章也只有在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畿疆春来仅获小雨，麦苗多枯，秋禾未种，殊深焦灼。”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忽然有了转机，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虽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麦苗虽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种”。到五月初，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鸿章转而“专盼秋谷告丰”的时候，五、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连降暴雨，直隶境内“雨水极大，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约需二十余万”两白银。“天（津）、河（间）、顺（天）三府”同时遇灾，天津四周“数百里一片汪洋”。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但就算批准也“犹难遍及”。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与此同时，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苦旱”状态，“棉稻歉收”，李鸿章也只有长叹：“岂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灾情进一步恶化，“津、河各郡竟成泽国”，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可是，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连雨六昼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嘉庆六年（1801年）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体恤下民了。

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内江浙漕米八万石，奉天粟米二万石），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二省各采买两万石）。可是，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就算四万石“江浙赈米折价解到”，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

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土坯苇墙”，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朔风早寒，僵毙待拯之苦，不堪设想”。又由于“津郡为九河下梢，洪流横溢，平地深至丈余，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一时间，天津城内灾民涌动，人满为患。

总之，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本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霖雨成灾，河堤溃漫，居民荡析。情形极为困苦。”而在农业中国，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问题就严重了。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就算应付过去，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但“天津、河间低洼之处，积水尚二三尺”，朔风之下悉数结冰，导致冬麦无法种植，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连续的内战和外战，导致“畿辅水利废弛已久，收拾为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颗粒无收，春麦又补种不及”的灾难性景象。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处民穷财尽之地”，虽自嘲“智力俱困”，“焦惶无措”，但仍要放手一搏。

曾老师的李学生

对李鸿章而言，在绝境中奋起一搏，早已不是第一次。

遥想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席卷苏南浙北。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名将李秀成统数十万之众，卷土而来，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一路失陷。上海顿成孤岛。一时群情汹涌，东南大乱。

当是时，上海孤岛，三面环水，一面向敌。无援军，无退路，只有一群态度暧昧的洋人。形势如此危急，上海地方官因担心丧失上海的控制权，迟迟不愿向外省实力派求援。上海地方士绅和商团一看朝廷、洋人、地方官都靠不住，索性自己筹钱，直接去找手握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乞援。并郑重承诺，只要曾出兵上海，沪上商旅愿每月承担贵军十万两白银的军费。

对于正在闹钱荒的曾国藩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但对于一贯用兵谨慎的曾国藩来说，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致信九弟曾国荃，望其能帅八千陆军、五千水师去守上海孤城。谁知荃帅眼中，不世奇功只有一件，那就是攻克太平军的“老巢”天京，其他都不足转移他的视线。

曾国藩没办法，只好另觅良将。思来想去，目光锁定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脉机缘。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京师的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曾国藩，从此执弟子之礼，终生不改。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湘军以对抗太平军。又五年，几经蹉跎的李鸿章入曾氏幕府，开始其半学生半幕僚的生涯。

曾国藩很看重李鸿章，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徇私。可是，历史还是证明了曾文正的独到眼光。

固然，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毛病，但一个真正的伯乐正善于透过一时的毛病，去发现千里马的本质与潜能。

李鸿章好睡懒觉，曾国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齐才吃早饭。结果群贤云集，唯李合肥“披衣踉跄”后至。终于使小李一狠心，戒掉了睡懒觉的毛病。老师趁热打铁，又要求李同学早饭后陪他散步。一路给他讲修身，讲为人，讲平天下。既说古今中外，更鼓励他放眼世界，深研时务。时间长了，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鸿章一生不倦的早课。

李鸿章又好吹牛，说狂话。曾国藩就故意安排他与“湘军才子”李元度议论军政大事，以挫其傲气，养其傲骨。

李鸿章又自恃才高，总以为普天下老师第一，学生第二。于是曾国藩便故意让他与“一代霸才”左宗棠共事，告诉他什么叫“两峰并峙，二水分流”。

如此数年，李学生终于由一个愣头愣脑的“合肥老母鸡”，变成了曾老师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绝世好剑。现在，正是用他的大好时机。

李鸿章也没有闪避。正是他，受师命于临危之际，带着募来的十三营淮上子弟，坐着从洋人那租来的火轮船，横穿敌境上千里，敌后登陆大上海。

李学生抵沪后，曾老师又以信函指示道：“阁下初当大任，宜学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抚，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浮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俾淮勇皆成劲旅，皆有声誉，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淮勇万不能有成……愿阁下力为其难，自赴前敌。大难未平，吾辈当为餐冰茹檗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

那么，他带去的又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

他们穿的衣服既有半旧的军装，也有自带的花棉袄；他们的武器，既有西洋枪炮，更不乏大刀长矛。

不过有一样是统一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没穿鞋。他们就这样光着脚丫子，拖着土布包袱，拉着手推车，一路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阳光下，当地人看着稀奇；洋人却纳了闷：李鸿章来打仗，带这么多难民干吗？

当得知这些人就是大清国的堂堂正规军，就是此次会战大清国所能派出的所有军队时。人们惊讶了，绝望了，恐惧了，藐视了。

上海，完了。

可上海没完。

李鸿章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虹桥一战，十万太平军精锐，居然败给了他的三千团练兵。已经逃出的难民回来了，准备上船的洋人不上了。

当战场第三次被鲜血与残阳双重染红时，李鸿章甚至发起了大反攻。

一夜之间，上海城沸腾了。李鸿章的名字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对很多人而言，那意味着一种力量，一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这个传奇，不仅传遍了大清国，而且通过洋人的新闻纸，传到了海的彼岸。

募然回首，居然都已经是前朝的往事了。

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这一次，李学生的对手不再是战场上可见可触的敌人，而成了捉摸不透却又无所不在的大自然。要做的事情也不再是消灭生命，而是挽救生命，阻止天灾转变成人祸。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这个工作，李鸿章使出了浑身解数。

李总督的浑身解数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二点：

一、设立筹赈局，强化救灾管理。

二、筹措应急款项。经与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协商，决定从地丁银中提取二十六万，军饷中提取十万两，同时再从下一年交往国库的京饷中预先截留五万两，共计四十一万两白银，先用于赈灾。

三、“派员携银分赴丰收之区”，设法购买粮食。

四、以米易粮。北方居民本不以米为主食，而且米价高、杂粮价低，故将南方援助的米折成银钱，再到直隶周边省区购买、玉米等杂粮，这样就增加了赈济食物的总量。

五、请得圣旨，打击官私双方的遏籴居奇行为。

所谓“籴”就是入籴法，“遏籴”就是阻挠入籴法的实施。所谓入籴法，指的是“在丰收之年买入余粮存储起来，并在歉收之年以平价卖出，以保护农民免遭年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采取了入籴法，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入籴法逐渐制度化，不仅在平时保障农民的收入，而且在灾年起到平衡不同地区农产品需要的效果。即由官府出资，到丰收地区大规模采购，然后免费发放给灾区民众，这样既实现了救灾，又保障了丰产区的粮食销售。具体到这次直隶水灾，李鸿章自然要依照入籴的传统进行跨区粮食采购，但是一些地方官出于地方主义的动因，往往不希望自己辖区的粮食大量外流。此外，商人的囤积居奇，以及沿途税收机构的盘剥，同样遏制着入籴法的推行。如山东德州的署理知州蒋树屏就冠冕堂皇地发来公文，称本州“民间存米无多，请禁止赴该处购办”。对此，李鸿章自然不会接受，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德州当年收成“尚丰”，而且德州距离灾区如此之近，反而“漠视邻灾，强分畛域”，其他地区更有借口“藉词效尤”，结果就是“商贩必闻风裹足”，粮食“来源日乏”，本地“粮价日昂”，最终导致灾区“民生日困”！故而李鸿章请得圣旨，严厉禁止此类遏籴行为，同时豁免粮商的沿途关卡课税，并严厉禁止“地方官绅囤户遏籴居奇”。其最终目的则在于：“远近商贾得以流通”，“灾区粮价不至骤长”，“亿万饥民同霑实惠”。

六、动员民间力量参与赈灾，辅助官府力量的不足。同时求助其他省区的援助，以补直隶自身救灾能力的缺陷。

其主要做法有：

1．劝谕本地绅士富户“量力捐输，放馍助谷”。如天津城西门外延生馍社，施舍馒头百日，扣除份内的捐赈和官府的补助外，该馍社自行填补白银八千余两。又有长芦盐商杨俊元前后出资两万余两用于救灾，其中五千两用于初期“搭盖窝棚，安置难民，日施蒸馍”。灾民疏散后又出资安抚最后剩下的二千五百余名“老弱贫民”。

2．吁请其他地区同僚及民间力量的援助。如在他恩师曾国藩的帮助下，以“淮盐加引筹捐”的方式得银二十万两。湖北布政使张建基因籍贯直隶，故而捐银二千两。又有两广总督瑞麟曾任直隶总督，“深悉（直隶）瘠苦情形”，可惜这年广东也遭遇水灾，民力、商力均感困乏，念及直隶“灾民待哺孔殷”，故本着不扰民的原则，瑞麟没有向民、商伸手，却带头发动辖区内官僚系统内部捐款，共计得银四万二千两援助直隶灾区，其中瑞麟个人捐款六千两。又有浙江补用道员史杰、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劝导淮南商团“捐银两及棉衣折价合计至二十二万两之多”。

七、鉴于冬天即将到来，直隶本地棉衣严重不足，故而“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解送天津散放，“以辅赈务之不逮”。

这一呼吁得到了江浙两湖地区三类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分别是：

1．在职官员。如刚被批准升迁为闽浙总督的江苏巡抚张之万因为原籍是直隶南皮，故而率先响应，“倡捐棉衣一千件”，又从自己的养廉钱中捐出白银五千两，并“饬淞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一万三千件”。此外，湖南按察使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劝募到用于购买棉衣的捐款白银二万两。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人在京城展开募捐活动，劝办棉衣、棉裤各七千件。

2．去职及候补官员。如前任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前任苏松太道吴煦捐办棉衣一万件。前江苏补用道员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前任天津道员周家勳捐办棉衣一千件。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瑧大捐棉衣八千件。

3．民间士绅。如江苏绅士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湖南绅士魏纶先捐办棉衣两万余件。

4．巨商大贾。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件，后续捐五千件，并捐银一万两用于为灾民购买耕牛和种子粮。

八、雇、调轮船运输救灾物资。

所谓救兵如救火，救灾亦然，仅仅有了钱、粮、物资还不够，必须及时送到灾区才有实效。尤其对于像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置于广大的空间之上，常常导致意愿之外的动荡。很多次流民暴乱其实并非官府不想赈济，而是速度慢于形势，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结果却是更大的灾难。这一次，李鸿章大胆采用轮船运输的方式，快捷地解决了运输难题，有效保障了救灾物资的及时运抵灾区。今天看来，这一招确是平常，对李鸿章个人而言，也不过是把他成名之战中的运兵手段转为救灾，可谓顺理成章。但在当年的大清国，轮船还是一种新事物，普通士大夫、民众或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或惊为不可理解的怪物。别说同治十年，就算是九年之后，出使欧洲回国返乡的郭嵩焘，就因为风向不利，用了一艘轮船拖拽坐舟，居然引发湖南地方绅民一片惊乱，纷纷扬言要誓死阻止轮船进入省河。而此事在湖南早有先例，君不见，当曾国藩去世后，其子曾纪泽回乡守孝，因为“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如此说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敢于大胆使用轮船运输救灾，在当时的大清国可谓有眼光、有胆量、有魄力。不仅如此，李鸿章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下火轮海运对大清意义不大，但“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我独无之，成何局面？”于是，他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大清轮船招商局。这里的“招商”意指“股份制”。它表明，这个新组织，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在体制与管理上同样是前卫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李鸿章的不同寻常。

九、安置入城难民。

李鸿章亲自“督率”官员和当地士绅“就城厢内外庙宇民房”暂时分批安置难民，同时“于城头四围搭盖蓆棚”，以供难民居住，并“日散馍、米以资糊口”。天津道丁寿昌等官员则“督率弁兵”维持秩序。同时派出“廉（洁）于（练）”的官员、士绅深入灾区，统计受灾情况，尤其注重先列出受灾最严重的居民，以优先救助。

十、灾后及时疏散难民。

九月后，灾区“水渐消退，村庄涸出”，李鸿章将灾民分类：一类雇为工人，纳入以工代赈的工程之中。一类“陆续遣归”原籍，并发放路费、口粮，同时承诺村民回到原住地后就可以领到朝廷发放的赈灾钱粮。第三类为不愿离去也很难离去的五六千名“老弱孤独”，“悉令移住空屋，添搭棚厂”。“又于城外四关分设馍厂，四乡分设赈局”，灾民总数虽多，但“分而赡之，其势已散”。这样就避免了灾民聚众生乱，也缓解了物资发放的困难。

十一、续办春赈。

如前所述，因为低地积水问题导致难以播种，故而在为灾民筹集耕牛、耕具、种子粮的同时，李鸿章还进一步筹集春季赈粮。

十二、以工代赈。

这是中国古工早已有之的赈灾政策。当灾荒之时，无事可于且无饭可吃的劳动力充斥，这些人用于工程建设就是廉价劳动力，闲着白吃饭反而容易聚众滋事。而政府无论是单纯的赈济还是以工代赈，反正钱粮都要花。故而中国古代往往在救灾时以救灾钱粮转做工钱，动员这些闲散劳动力致力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具体到同治十年大水灾，李鸿章在灾后开列的代赈项目是：修筑河堤、城墙、桥梁、道路。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同治十年来势凶猛的直隶大水灾终于没有转成惨烈的人祸。只不过，天拂人意，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的水旱灾难又继续来袭，李鸿章也将持续在这个战线上奋战不已。回望当年，李总督所要应付的绝非只是区区救灾问题。单以同治十年这次救灾而论，他就要在救灾的同时，还要应付大清与法国之间的天津教案善后问题，大清与日本建交谈判问题，还要筹划直隶防务，开办新式工厂，指导淮军旧部在各个战场上转战，同时应付异常复杂的人际纠纷，回应保守势力对洋务新政的种种质疑。

看得见的事情已经够李鸿章忙活的了，可是，历史中最难应付的却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

李合肥的幸与不幸

在今人看来，李鸿章可谓生不逢时。但若换一个视角，又未尝不是生逢其时。

“李鸿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十九年，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轻学者并无重大不同。”但他却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相对于八股时文，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曾国藩。

在大清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以往也有过不少，但几乎无不为时代的沉闷所埋没。李鸿章是幸运的，遇上了太平天国与西力东渐。但李鸿章又是不幸的，因为他走得太快，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上海的孤军奋战，无疑对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早在李搭乘洋人商轮赶往上海的途中，就已经产生。

援沪淮军乘坐从洋人那租来的五艘火轮船，风驰电掣，横穿长江，贴海而行。李鸿章大为慨叹：“潜师疾济，盖沿江遵海，深入贼境一千余里。自古行军所未有也。”

而更令李鸿章震惊的，还是洋人机器之精巧，武备之精良，操法之齐整。

当时，国人看到洋人武器先进，多主张加大数量以抗衡。李却说，知道落后就要追赶，质量的差异只能以质量来赶超：“与其多而无用，不如少而求精。”因为他要向真正的强者学习，“明制发逆，隐然制夷”。本着这个思路，他不仅守住了上海孤城，而且主动接触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洋人，积极学习，主动转型，逐步将这支孤军发展成了大清国装备最精良、战法最先进的淮军集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孤岛中，李学生面临着曾老师所从未面临的形势。“他在危机的氛围中，对于西方人的挑战以及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遇到特殊的军事和行政问题作出了反应，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尽管他注重实际，但是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

也正是在上海，他看清了一个事实，洋人的政治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力学体系，这个体系下，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商业”混合体互相竞争。毫无疑问，这不同于儒家的王道精神，但既然大清身处其中，又无力改变现实，那么也只有向西方学习，谋取自身的富强，先争取到生存权，再说改变现实的事情。

现在，正是这个人，这个字渐甫，号少荃，享有一等肃毅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尊号，赏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合肥男人，在1870年的8月29日，当上了大清国的直隶总督，11月20日还要再追加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四年后，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殊荣。

于是，外国人的新闻纸又开始躁动了。

大清国，也能像当年的上海孤城一样，在这个男人手中起死回生吗？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大清国究竟病得如何。

西力东渐是中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且是一个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其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其影响程度之深，和内容之新，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

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

这里李鸿章点出了大清国的地缘战略困境。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标准衡量，中国的地缘环境非常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面有沙漠与葱岭，北面是荒原与戈壁。等于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保护罩里。只要守住北方与游牧部落交界处的几个关键山口，就可以长治久安。内部强大时更可以开关远征，直捣黄龙，封狼居胥。

但是，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新标准看，中国的地缘环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其与陆权强国俄罗斯之间缺少海峡屏护；与海权强国如英、日之间，又缺少陆地的阻隔。等于是两面受攻，长期两线备战。进一步看，东南沿海，万里膏腴，举凡大清国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和人文重心，皆在此区，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就难以保全。失去了这个经济基础，国家的腾飞就折断了一支翅膀。列强火轮船日行千里，大清国的天兵、天将们徒步行军，实在是守无可守，战无可战，和也无可和。剩下的就只有丧师辱国和不平等条约了。西北、东北的陆防，同样吃紧。战线万里，乏险可守。若让人家从后门冲入，连锅端起，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可是环顾全球各国历史，一国财力有限，陆权、海权极难兼顾。像法国，就是想同时成为陆海双强，而到头来海不如英，陆不如德。大清国百废待兴，发展海上力量固是以己之短追人之长，纵然大清想只做一个陆权强国，东南沿海又如何措置？

第二，由于利益均沾原则的存在，只要列强中的一个与大清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其他列强自动享受除割地赔款等独占性内容外的所有条款。结果就是列强“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整体安全环境非常糟糕。

第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四，“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盖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关于这最后一点，李鸿章具体指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国内精英阶层有感于外来侵略，“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似乎大有可为。实则不然。因为他们并不进行实实在在的自强努力，而只是自骄自大地叫嚣要驱逐洋人，甚至都不去了解洋人洋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至少就不符合孙子“知己知彼”的教诲。

所以李鸿章看到的历史和主流非常不同。在他看来，“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我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何况大清国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莫由。”总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这个大变局就是后来史家笔下的现代化。而李鸿章生逢其时，竟开启了一个足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

诚然，直隶总督固然是督臣的首座，但毕竟还不是国务总理，帝国首相。这一点确实严重束缚了李鸿章的手脚，不过，由于李鸿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事集团，控制了王朝当年的核心地带，逐步掌握了最精锐的陆海军，且深得西太后和恭亲王的信任，办洋务更是公推的头一号权威，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李鸿章操盘大清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局面。而就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二十六年内，在内政上进行了著名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在对外关系上则非常恰好的伴随着西太后的三次满十寿诞，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外事危机（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而李鸿章在整个过程中，无论内政、外交，始终处于第一线的风口浪尖之上。故而这一时代的清廷政治史完全可以命名为李鸿章时代，亦不为过。

对于后世读者而言，最感困惑的莫过于，在这个二十六年内，何以被誉为“东方俾斯麦”的李合肥相国早已认清当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早已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八字战略方针，甚至早已有了“我朝当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当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气魄，最终却不能励精图治，推动维新，反而被一个东洋小国打翻在地，一生功业毁于一旦了呢？

这个话，说来却长。

第一章
一万年来谁著史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大清国同治九年（1870年），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非也，非也。

历史本是一个整体，后人把它看散了。试想一个1870年，这地球之上几多大事，又几多小事。生生死死，离合聚散，真是多如牛毛。何以单从欧亚大陆东端拎起一个李鸿章与直隶总督换人，西端拎起一个老毛奇和普法战争开打？正在于这两件事不仅都属于这一年中诸多大事中的大事，二者的相互关联实在也非比寻常。

从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说，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战场上调来当直隶总督，是因为当时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问题一度关系非常紧张，法国不仅提出大量苛刻要求，更一度扬言要武力解决问题。此时大清国刚刚结束了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内战，西北、西南的十几个省区则仍在继续内战，当然没有力量和法国再开战。眼见新的城下之盟就要签订，岂料吉人天相，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被打翻在地，皇帝被俘，内部大乱。李鸿章这才得以顺利解决“天津教案”的善后问题。

试想，要是没有普法战争，李中堂的天津教案如何善后？善不了后，就坐不稳这大清国督抚的头把交椅。但是同样是普法战争把高卢雄鸡打翻在地，逼得后者去海外拓殖，才间接加剧了中法纠纷，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埋下伏笔。

但是，历史真正的因缘却并不在这些直接影响上。

说来不可思议，正是在普法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背后所隐藏的诸多历史因素中，奇妙地隐藏了晚清转型所需要的时代机遇。

蒸汽动力与陆海权兴衰

对于生活在这个称为水球更恰当的地球上的人类而言，水域因素始终是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军事行动展开、商贸活动扩张的重要因素。以1500年为界点，伴随着新的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欧洲列强的全球性扩张，以往阻碍各大文明交往的水域因素逐渐变为全球性的联络捷径。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英帝国得风气之先，一举确立其西洋霸主地位，并逐步将这个霸主地位扩展到全球范围，在19世纪形成了所谓的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再加上同时期英国在经济发展、宪政建设和市民生活改良方面取得的迅猛发展，遂使得蓝色的海洋一时成为高度文明的象征，和人类文明演化的归宿。相形之下，陆权文明的末日，似乎已在眼前。可历史讨厌风平浪静，所以历史的轨迹极少是规则的直线。所谓天道有循环，世事出新说。说来讽刺，正是马汉酝酿海权论的时代，历史又一次转变了。而转变的枢机就在工业革命。

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几乎没有人不把其当作大英帝国永恒的辉煌。但是，从战略研究的视角审视，工业革命虽然在短期内增大了大英帝国的财富，并使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但是从国家间的权力分布讲，工业革命不仅不是促成大英帝国霸权的动因，反而恰恰削弱了英国的相对权力，甚至侵蚀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之基。

首先，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是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确立了的，其所依凭的是岛国的地理优势、离岸平衡手的制衡战略、发达的金融体系、优越的国内政治制度、建基在经验积累基础上的木质风帆舰队。所有这些因素都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前。

其次，工业革命确实削弱了英国的相对权力，甚至侵蚀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之基。破题的关键，就是那个被一代代传说所扭曲了的蒸汽机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最伟大的能量转换就是蒸汽机的发明。伴随着蒸汽动力的推广，在两个层面上影响到了大英帝国的国家安全。

第一个层面的影响是对海军的影响。这一影响进一步又分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展开。其一是海军军舰的动力革命，其二是海军军舰的装甲革命。

虽然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工程师富尔敦便带着他的蒸汽战舰方案觐见了法兰西大皇帝拿破仑。可后者却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玩具。后人遂不免诙谐地说：不怪大皇帝没远见，只怪富氏带去的不是坦克、机枪与野战电话。——归根结底，大皇帝只是个陆权霸主罢了。

但这样说却又未免小瞧了拿破仑。因为当时的海上超强大英帝国在这件事同样反应迟钝，虽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艘蒸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早在1801年就在英国出现了。但是蒸汽技术的军事化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毕竟过于超前的新技术总是难以让人接受。结果，震惊西洋世界的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仍是一场木制风帆战舰的斗争。甚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十几年后，皇家海军也只是在风向不利于风帆战舰出港时，才用蒸汽拖船将之拽出军港。

直到1846年的9月23日，英国的第一艘“蒸汽—风帆”双动力远洋战舰“阿贾克斯”号才进行了处女航。法兰西国的第一艘同类战舰“拿破仑”号则于1848年下水。1861年美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完全抛弃了风帆和索具的战舰“监视”号。至于世界上第一艘全蒸汽动力战舰，则系英国于1868年建造，1873年建成的“蹂躏者”号。

虽然缓慢，但这个难以逆转的技术革新趋势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和这个影响相伴生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装甲革命。

最初，军舰的装甲化是应对空心弹的挑战。后者由法国炮术技师亨利·佩克汉斯在1822年提倡后，渐为各海军强国普遍接受。其攻击军舰时，能轻易击穿木质舰体，并在强烈爆炸后引发难以控制的大火——这对木质战舰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1858年，也就是大清国的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草签之年。法国海军鉴于英国海军也已开始普遍装备空心弹，遂在其新战舰“光荣”号上装备了110到120毫米不等的防护装甲，该舰遂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艘铁甲战舰。虽然英法两国此前刚联手在克里米亚教训了俄罗斯，此刻又联手割取大清国这块肥肉。但全球利益的潜在冲突，注定了皇家海军不会默然置之。结果就是1859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铁质舰体的铁甲舰“勇士”号。该舰的排水量惊人达到了9358吨（要知道，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不过3556吨），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装有10门100磅火炮，4门70磅炮，26门68磅炮，并在457毫米的柚木衬底上加装了114毫米的熟铁装甲。

而蒸汽动力在军舰上的应用与改良，则使得战舰可以使用更大、更多的吨位用于加强防御。从而保障了装甲化的持续发展。

这种新思维迅猛地冲击着欧美各国海军。如果说最初的冲击只是思维性的，“木舰”派的反对之声还屡有回潮。那么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已没有人再置疑铁甲舰的作用。因为实战业已证明，在铁甲舰面前，一切木制战船都是不堪一击的。而蒸汽动力与铁甲的结合，不仅使得装甲化的浪潮迅猛前进，而且形成了全新概念的军舰，把传统的木质风帆战舰及其相关的经验、战法全部甩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从此，西洋列强的海洋军备竞赛，开始进入一片全新的海域。在这片海域里，王者只属于下列三者的最佳组合：尽可能厚的精甲，尽可能大的利炮，尽可能强的动力。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讲，也只有在这片海域里，你才能领略到真正意义上的“坚船利炮”。也就无怪乎史家要将这个时代称为：铁甲时代（the era of the ironclad）。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财政上讲，这意味着维系一支舰队的成本空前提高。

从战略上讲，英国的地缘安全系数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在风帆战舰时代，集结一支入侵舰队的速度慢得惊人，所以英国海军有充分的安全预警时间。又由于动力上的缺陷，所以入侵军在横跨英吉利海峡时，作战的季节性非常强，难以出奇制胜。但是，蒸汽动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海战与运输的时空概念。这就意味着，英国必须：

一，加大保护低地国家海岸线的力度，也就是要加大介入欧洲事务的力度；

二，要比以往更持续更努力的维系海上优势，这就使之身不由己的卷入大国间的海洋军备竞赛，加大了财政负担。

不仅如此，但凡骤变性的技术变革总是有助于后发者，因为对于一个连木质风帆舰队都没有的国家，把钱花在组建木质风帆舰队还是铁甲舰队上是相同的，只要这个后发国家有足够的预见性眼光，不被夕阳产业缠住手脚，则技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也就是后发国家迅速赶超先发国家的最佳时段。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却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对大英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根源所在。

但是，对大英帝国而言，最大的威胁尚不在此，而在于蒸汽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运用，那就是蒸汽机与陆权的结合——铁路与火车的产生及其战略性运用。

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西元1803年，大清嘉庆八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但这台机车是否运行过，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西元1825年，大清道光五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通车，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载重53.7吨，时速15英里）。乔治·斯蒂芬森也因之被公认为“蒸汽机车之父”。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自“轮”与“车”发明以来，人类陆路交通手段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表明，新动力与新能源不仅可以服务于海权，更可服务于陆权。虽然最初的火车速度仅相当于快马速度的三分之一强，但“新生事物，其态多丑”。关键是要看到谁更有发展潜力。只数十年后，马力便退化成了换算单位，而火车与铁路却正来日方长。

机车所至，不仅极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最关键的，它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财源。

很快，铁路又被用于战争。

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那样：

“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参见［英］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铁路使部队可以实现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前进，从而使战争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完全改写。

爆发于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初看起来对俄国较为有利。这不仅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已经要塞化，而且英法联军劳师袭远，远不及俄国的在家门口打仗。虽然英法联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可以同时威胁俄国的西北地区与克里米亚战场。但这也使得俄军占据了内线位置。对于陆军规模庞大的俄国来说，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多线作战。

但是，由于缺乏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俄国的优势遭到了毁灭性的抵消。虽然早在1846年，俄国人便曾依靠铁路，在两天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了二百英里外的克拉科夫。但是，落后的工业系统与高层的战略指导混乱，却使得俄国未能在内部建设完善的铁路网。这一点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首先，对于依赖徒步行军和畜力的俄军而言，如果将主力全部集结于南线，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在短期内返回西北边境。而英法联军因为海权优势和自身的地理位置，却可能发起第二波打击。出于对这种打击的防范，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被迫同时对黑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设防，同时因为奥地利也参加了反俄阵营，使得俄国在加利西亚也必须设防，其相当兵力因之滞留于上述地区，而无法集中全力在南线迎战。

其次，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战最终打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令俄军痛苦不堪的是，整个战争期间，俄军居然始终无法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行有效的补给。由于丧失了制海权，补给只能靠陆路进行。又因为缺乏铁路，俄军的补给车队只有仰赖于畜力。为此，俄军从农村征用了十二万五千辆农用大车，组成了一只浩荡车队。在空中力量与远程制导武器还没有出现的当时，这只车队可以毫不受阻的自由穿行在内陆，可以说是安全无比。而且，来自农村的这种大车和车夫在俄国可谓极其廉价便捷。但是，当这只车队穿越南部荒原时，还是遭遇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拉载前几批车队的牲畜基本靠吃沿途的天然野草得以前进。但是这就基本上消耗光了这种免费的自然资源。当后续车队再进行这个区域时就尴尬的发现，如果不自带草料，则根本无法穿越，但如果自带草料，则基本上也就剩不下几辆车可以装载物资。何况车队的人员还要吃饭。结果，盟军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中，可以每天发射五万二千发炮弹，而俄军炮兵却被严格限制还击，每门炮每天的发射数量都被严格管制，炮弹的补给也是严格控制，因为炮弹实在有限。这就使得守军很难充分发挥战斗力。本来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中部署了大量海军塞防炮，威力巨大且隐蔽巧妙，如果不是这个后勤的制约，本可以给予来犯者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俄国在克里米亚的历史记忆主要是缺乏铁路的痛苦的话，随后中欧与西欧发生的事情，则反证了铁路的巨大威力。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因为普王不愿意和奥地利兵戎相见，导致这场冲突最后更像一场闹剧。在这场自1778年之后普奥的第一次冲突中，一共有四名奥军士兵受伤，一匹普军战马被击毙。在俄罗斯与奥地利联合施压的情况下，普鲁士被迫签署了屈辱的不败而败的《奥洛莫乌茨条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冲突中，奥军成功的效仿了四年前的俄军，将75,000人的大军从匈牙利和维也纳利用铁路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军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

九年后，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威胁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利用铁路，于三个月内（4月16日至7月15日）向前线输送了604,381名士兵和129,227匹马。其中十二万人只用十一天便到达战场，以往则要两个月。这在老一辈眼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人员与物资的远程移动，引发了一个新问题：讯息的传递如何跟上火车飞转的车轮？

还好，一场通讯革命恰在此时发生。

西元1808年，大清嘉庆十三年，德国解剖学家佐默林在发明电池之后，又发明了最早的电报设备。英国人罗纳尔兹对之进行了改良，并于1823年（道光三年），也就是李鸿章出生的那一年，向英国海军部进行了游说，可惜未被采纳。直到铁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远远超越了老式通讯系统后，第一台实用性电报机才由库克和惠特斯通教授联合研制成功，时间是1838年（道光十八年）。美国人莫尔斯则发明了简便易行的莫尔斯电码，并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安装了第一台商用电报机。从此，虽万里之遥，呼吸可通；纵九州列国，如在户庭。

如此一来，大量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远程集中，引发出空前复杂的管理问题。信息的传递速度加快，又造成信息拥塞的处理问题。

历史证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固然构成了一个历史契机，但是最终借此风潮成功的普鲁士所依赖的却绝非技术，而是战略化使用技术的战略智慧。除了前一篇中已经交代的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之外，李斯特的内部发展战略，德式教育体系的完善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合，参谋本部制度与老毛奇的卓越指挥，共同组成了这个时代的大智慧。

李斯特的战略规划

李斯特，1789年出生于符腾堡，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并曾在该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教授。德意志统一是他追求终生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李斯特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身体力行的倡导推广德意志关税同盟，希望能以经济的一体化推动政治的一体化。但是，李斯特的努力却遭到地方政府的封杀，并被以“蛊惑性阴谋活动”的罪名逮捕，锒铛入狱。李斯特被迫于1825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五年流亡美国。

此时的美国可谓蒸蒸日上，北部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铁路系统的建设更是一日千里。在这个氛围中，李斯特敏锐的联系到了德意志的现实。德意志诸邦地处中欧，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完善的铁路系统则可以为赋予德意志内线优势。1833年李斯特设计了德意志铁路系统，后来的德国铁路建设基本上便是以此为蓝本展开的。

他指出：“邻国每比我们快修筑一英里铁路，它们就比我们多拥有一英里的铁路。”“正如我们的祖先是否应当肩扛步枪而不是弓箭几乎完全不由他们决定一样，我们是否应当使用进步赋予我们的新型防御武器简直根本不容我们自己做主。”他甚至把德国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看作是“一对连体婴儿”。“他们同时降生，骨肉相连。具有同一个精神和同一个灵魂。他们相互支持，为同一个伟大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将各个德意志部族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裕、强大和不可侵犯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是没有关税同盟，就不会有任何德意志铁路系统，甚至讨论工作也无法开展，就更不要说建设了。只有在德国铁路系统的协助下，德意志人的社会经济才有可能提升到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而且只有通过此等民族国家的伟大辉煌，一套铁路系统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能。”

李斯特总结的指出，在经济上，铁路与关税同盟足以唤醒德意志沉睡已久的经济潜力，并推进统一大业。在军事上，铁路彻底改变了传统陆战的时空概念，只要德国拥有周密设计的健全的铁路网和强大的统一政权，就可以复活约米尼的内线战略，从而实现兵力的迅速集中，最终逐个击破强敌。如此，数量因速度而改变，力量因集中而增加。战时一个师可抵十个师，平时的驻军数目也可极大的减低，省下的钱正好改良质量。

李斯特虽在1846年早逝，但其理想与战略规划却在身后被普鲁士继承实现。当时的普鲁士在一千英里的国境线上与28个邦国接壤，有67种关税。正是靠了关税同盟与战略性铁路网的建设，普鲁士逐渐占据了德意志统一运动的天王山，以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政治的一体化，从而使得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早在俾斯麦纵横捭阖之前就逐渐发生了微妙却不可逆转的质变。

德式教育体系与新工业的发展

这个经济一体化推动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又得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助力。

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一百个农民努力工作，也不过使二十个人脱离生产。故而就算是想搞全民教育，也没有搞全民教育的经济基础。同时，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人口数量与领土控制。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教育的功效主要在于个体修养的提升与价值观的养成，这一点有助于该族群的文化提升与内部稳定，但无助于整体力量的培育，也很难将教育直接挂钩于国际竞争。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个传统。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还主要建基在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积累上，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学理指导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又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轻工业领域，所以其对军事力量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所以直接促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急剧变革。这样一来，教育体系在继承其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与国际竞争。同时，又由于新的工商业手段释放出了更大的财富与力量，所以新式政府如果有心，就可以推广全民教育。这就产生了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而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正是得此风气之先者。

君不见，“早在18世纪末德国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的儿童都应接受普通教育的原则（尽管现实并非如此）。英国则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引入这一原则。”此外，德意志的教育体制还为国民“提供了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的求学机会。”其中，“大学对科研相当重视，物理、化学及数学方向的研究气愤尤为浓厚。”“时至1870年，一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已经在克虏伯和博库默尔、维赖恩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中任职。鲁尔的大企业多数已聘任化学家对生产投入进行分析，并进行质量管理，此举又领先于其他国家很多年。桥梁、机械工程、钢铁制造方面的德文教科书大量涌现，随处可见。正如俾斯麦所言：‘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当完善的教育体制与关税同盟、战略性的铁路网、德意志独特的工业技术传统、庞大的商会组织结合在一起时，就“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德国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使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占据了时代的先机，这个先机不仅赋予了统一运动本身以强大的动力，更使得统一后的新德国飞速发展，迅速成为欧陆第一强国。

震撼全球的军事革命

当然，单纯的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诚如第一章中业已提及的那样，普鲁士地处中欧，其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俄罗斯，南面的奥地利，都是欧洲传统的陆军强国。而且这三个国家中的两个（法国与俄罗斯）都垂涎于欧洲霸权。奥地利虽然目的有限，却想方设法限制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影响力。法国更是自黎塞留以来就以阻挠德意志统一为国策。就算是有了俾斯麦高明的外交战略，也只能是为普鲁士提供避免多线作战的环境。如果普鲁士连单打独斗获胜的军事实力都没有，俾斯麦也不能撒豆成兵。当普奥开战时，俾斯麦怀揣毒药走上前线，正说明他对于军事胜利本身是缺乏足够信心的，而历史证明俾斯麦多虑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已经在军事改革的道路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这个领先既包括了装备与新战法的领先，也包括了制度建设的领先。这个新制度就是日后影响深远的参谋总部制度。

普鲁士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却能够相继击败丹麦、奥地利与当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法兰西，确实震惊世界。其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参谋总部制度。

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士兵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于经验积累。但参谋本部第一次通过训练与教育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也可以说参谋总部是现代教育在军事领域的大放异彩。

完善的参谋总部制度同时具备了下述四种特性：

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或说学术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的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情报及与军事有关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

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他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的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选定假想敌，并制定战争计划。

最后，它还是战时的指挥机构。

具体到德意志统一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参谋总部又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参谋总长——毛奇。这位被后人称为“火车将军”的德意志名将，早在德意志拥有第一条铁路之前就关注到这个新事物的革命性意义。他巧妙的把新兵役制度、电报、铁路、参谋总部、知识型的军官团结合在了一起，不仅铸造了锋利的德意志利剑，而且形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军事变革浪潮。

陆权的复兴

正是靠了前述各种合力的效果，最终促成了德意志统一这一奇迹性历史事件的完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中获利，但后者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做两强兼备的超级大国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某一个海军强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这份自信，大清国就没有。但普法战争的历史经验却正是它急需的！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这就是普法战争在战略学层面上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清国自强运动可能成功的历史枢机。

有了这个纵深认识，我们就该明白，1870年的普法战争实际上预示了如下四大时代命题：

第一，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而且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趋增高。

第二，在一个多元化、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必不可少。

第三，自海权的全球崛起以来，陆权文明第一次面临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

第四，电报、铁路与参谋本部制度的结合构成了新的军事革命风潮。

以普法战争而言，表面上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则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加外线式战略击垮了法兰西。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

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在同一年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多了一层不可言说的历史机遇感。

从最直接的层面上讲，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场上调任直隶总督，是为了处理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引发的外事危机。法方姿态一度极其强硬，李鸿章既要进行外交斡旋，还要进行备战。可是，普法战争彻底粉碎了法方的强硬立场。从这一点上讲，李鸿章与大清国都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受益者。

这四大时代命题给大清国带来了特殊机遇。

大清国不正是一个大陆国家吗？中国不是有着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吗？或许，唯一的遗憾就在于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一超独强经历，从而形成了天朝无外交的不利现实。但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震撼后，大清国不是也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开始引进西洋技术了吗？李中堂不更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一贯以其现实主义外交观令洋人刮目相看吗？

何以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传奇，反而是一曲悲凉的挽歌？个中曲折，却正要从中日两国近代的是非恩怨说起。

第二章
宿命般的对日外交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睦邻建交暗藏玄机

宛如宿命的注定。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后的第一个外交对象，竟不是欧美列强，而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

日本嘉永六年六月初三（1853年7月8日），就在大清国深陷一连串惨烈内战的同时，日本发生了黑船开关事件。从此，日本和大清国一样，被迫卷入了欧洲列强构建的力学世界。经过十五年的内部斗争，日本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改元明治，举国维新。从那一刻起，日本人开始全力追赶欧美列强。他们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诸般制度，甚至连国民的衣着服饰、发型居所也进行了大胆的转型。他们的口号是：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这种敢于将自己置于不文明、不开化地位，举国一心，奋起直追的姿态，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其背后所暗藏的弱肉强食与远交近攻的指导方针，又是令人忧心忡忡的。

同治九年（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八月初八，日本以柳原前光为使，先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随之向中国递出了建立现代外交关系的国书：

大日本国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定则等，仅呈书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大宪台下：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也乎？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遣钦差公使修盟约，因内地多事，迁延至今，深以为憾焉。兹经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中国。预前商议通信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中国定和亲条约之地。伏翼贵宪台下接右官员等，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这份国书，调子不可谓不高，措辞不可谓不亲善。但高调与亲善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近乎残酷的外交现实。

照纸面上的说法，各国建立现代邦交是必然的，也是互利的，可是，所谓“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西洋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日本政府是日思夜想，急于消除。鉴于军事力量与西洋列强差距太大，日本政府只能寻求和平修约之道。因为当初列强在签约时以日本法体不完备为理由，强加治外法权给日本，为了打开僵局，日本政府不惜快速全盘引进欧式司法系统和警察体系，并在维新之初就组建了庞大的出访使团，游说欧美列强国，希望能够通过证明日本已经可以在法警体系上与国际接轨来换取列强的修约。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当初列强以日本不够文明为理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现在日本“文明”了，列强还是不同意修约。这才让日本政府进一步确认，当前的国际形势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

至于“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同样暗藏玄机。

首先，日本认为如果能够在和清国的条约中，写进“天皇陛下”的尊号，即谋得与清帝平等的地位，则日后便可以用上国身份与下国朝鲜交涉。其次，日本还期待着援引“利益均沾”原则，希望能不通过战争就能够获得欧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

所谓利益均沾原则的产生，必须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善后处理。当时的大清国的君臣们很为一个新问题殚精竭虑。他们发现，西洋夷国并非只有一个英吉利，现在英国独家获得了五个新通商口岸，难保其他国家不生艳羡之心。到时候，我们若是拒绝这些国家的要求，结果只能有两个：一是战火重燃。二是这些夷国投靠英吉利，打着英国旗号来贸易。一样的金发蓝眼，让我辈如何一一验明正身？如此“德在英夷，怨在大清”，岂不折了老本？协商的对策就是：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因为“一视同仁”，所以皆大欢喜；又由于“因势利导”，所以可收“以夷制夷”之效。国策就此制定，麻烦也随之而来。

美法两国成为了第一批幸运儿。两国在华代表不无震惊的被“宣布皇恩”，特准两国商人可以进出五个新通商口岸，并且“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美法两国就这样没发一枪一炮，就获得了除“割地赔款”外，英国在战争中艰难取得的所有战果！这可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但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显然都不打算帮天朝对付“英夷”。在接下来的《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中，两国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且将天朝“一视同仁”的原则以条约的形式确立下来。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利益均沾”原则。

这一来可真是遗害无穷。

既然只要有一个国家与大清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其他国家就可以在天朝仁慈的大皇帝的“一视同仁”下获得同等利益。那么谁又会不乐于看到大清国的麻烦不断呢？打输了一国倒霉。打赢了大家一齐分红。于是，便有了“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局面。

其次，天朝慷慨许下“一视同仁”原则的一刻，自然不会想到，自地理大发现以降，世界各大文明间的黑幕业已揭开。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思想的传播，主权国家越来越多，到时候大家都来“均沾”一下，纵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大清国者，也是万难供养的。

现在连小日本也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帜，来玩利益均沾的游戏。长此以往，如何收场？

总理衙门最初的反应近乎应景：既然“中国与贵国交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又何必非要学西洋人那一套呢？其潜台词就是要说服日本维持现状，仍在传统邦交框架内交往，如此一来，自然不存在什么利益均沾问题。本着这个处理原则，总理衙门在回复日本使节的公函中唱了一个更高的高调：“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惟于贵国货物到上海时，先行通知上海道，验货纳税，两无欺蒙，自可行诸久远。似较之泰西立约各国，尤为简便。此乃中国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明晰此情也。”

这一番情理日本人能“明悉”吗？其实关键不是明不明悉，而是人家接不接受。事实上呢？日本政府当然明悉这意味着什么，于是也就注定了不会接受。

那日本坚持立约的理由又何在呢？

柳原前光在回复前述公函时，同样先唱了一番“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的高调，接着话锋一转，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理由。其中较重要的有如下四点：

一、若大清不允，则他柳原难以回国销差。

二、中国商民在日本贸易者甚多，由于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商民“常为泰西各国所欺凌”。

三、在他们使节团离日来华之际，西洋列国驻日代表纷纷前来阻止。为什么呢？原来，在他们看来，清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通世界大势，只有败在强者手中才被迫承认现实。故而西洋小国来华订约，无不遭拒。只好回头找英法之流的大国代为出头，这才了事。想你日本一个东洋小邦，此一去必是自取其辱。但柳原自称坚信中日“一衣带水”，自古“友好邻邦”，还是来了。来了，大清国果真不允，这不是让西洋人瞧咱们东亚兄弟的笑话吗？

四、“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翼同心合力。”

其中第三条最为关键，近乎要挟。其潜台词很简单：若大清国当真不允建立新式外交关系，那日本政府没办法，也只有学那些西洋小国，也从英、法中选一个当老大，再来和你交涉。到那一天，是允还是不允呢？允了，有失颜面；不允，丢失利益。而无论允与不允，本该成兄弟之邦的日本，都注定会变成敌对势力的跟班。

对于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还没有从圆明园被烧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大清国来说，这个要挟还是很有力的。于是也才有了十月八日恭亲王领衔上奏，请许与日本订约。对此，太后与皇上均表同意。反而是时任安徽巡抚的英翰，以前明倭寇为由，认为总理衙门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故而坚决反对与日本订约。于是才又引出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师徒二人的两份大手笔奏章来。

曾老师与李学生的对策

先看学生是怎么说的。

在李鸿章看来，倭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明初大行海禁，“禁绝互市”。后来又疏于沿海管理，结果“滨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导引，倭寇遂剧”。——换言之，明朝倭寇正来源于拒绝通商。

其次，日本既已与西洋列国订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而且，从历史上讲，日本从不曾做过中国的属国，这是完全不同于朝鲜、琉球、越南的历史经历。日本人“总欲比照西国立约成例办理，明春该国使臣前来，自须有一番辩论”。但若转而因怕麻烦而拒绝订约，那就不免引发更大的麻烦。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中国终究还是要严防日本。原因却不在于历史上倭寇的劣迹，而在于现实中的潜在威胁。李鸿章早已注意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这次更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所以大清国要占据主动，就不仅要与日本订约，而且“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习东洋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籍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翼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即不仅要打开国门让日本使节驻扎进来，我们的使节更要走出国门，常驻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处方。

至于他老师曾国藩的奏折，则更注重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教训。大清国处理外交事务缺乏“熟思审处”，但求一时痛快，留无数后患，这次对日本若再蹈覆辙，必使之“转向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到时更难收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地处重洋之中，单纯的陆权文明很难对之造成致命打击，“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相反，日本“习闻前代故事，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

曾国藩还遇见到中日贸易会日趋繁盛，不仅日本商人来，而且中国商人往，如此来往既多，自然要依公法各自管束双方商民。“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坚持依西洋诸国成例订约，本也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随后，曾国藩更高度概括的提出了一条订约方针：“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经过这一番摆到桌面上的反复辩论，朝野上下总算在订约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既然日本坚持按新游戏规则定约，并留下了一份议约底稿。中国要驳回其“利益均沾”的非份之想，至少也要拿出一份反提案。

就在这年的十月，清廷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另设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这就把李鸿章推到了前台。

于是，先由李鸿章与津海关道陈钦，就日方底稿逐条签注意见，并初步拟出中方条规。同时抄送曾国藩处咨询利弊，兼请其督饬苏沪洋务委员，悉心酌校。于是也才有了江苏按察使宝应时和江海关道徐宗瀛，会拟《日本通商条规》一本，送津参考的一幕。

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外交拉锯战，就此开幕。

中日外交马拉松

同治十年四月，日本特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商订中日修好条约。

照例，他们依然是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然后李再将其照会转呈中央，静侯下文。如此一来二去，实在麻烦，清廷遂特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按察使宝应时与直隶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与日本代表交涉邦交事宜。

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矛盾的焦点，自然还是那个“利益均沾”原则。为了获得这个好处，日本人真是软硬兼施，手段用尽。无奈李鸿章就是不让步，不仅不让步，话还说得特别圆滑，为什么中国坚持此次修约要“异于西例”呢。那是为了两国“别开生面”。为什么两国要“别开生面”呢，是由于大清特别看重与日本的邦交。所以要特别向友邦表一表“优待邻邦之隆情”。

面对李鸿章的外交太极拳，日本人遂再次施展其狐假虎威的间接路线。

柳原前光说，贵国的好意，敝国完全理解。可是，“修好通商之款”虽说是由中日两个主权国家订立，但一旦形成条约却必然“与别国相关”。柳原像透露巨大秘密一样说道，这次伊钦差（伊达宗城）离开东京时，“各国公使有来送行者，诘以此行将与清国结盟连横等说。伊钦差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便知其实。一笑而别。”如果贵国“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就可以免除洋人的猜疑。反之就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总之，说来说去，无外乎拿西洋列强恐吓李鸿章。对此，李鸿章授意宝应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巧妙，又非常强硬的回答：“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敝，何必多费笔舌乎？”

也必到这一刻，日本人才算真正看清李鸿章的难缠。

无奈之下，日本代表只好放弃“利益均沾”原则，以此为前提，双方在七月二十九日拟定了一个《中日修好条款》十八条，与《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

对于伊达和柳原带回的这份《条规》，日本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他们挑了几个枝节问题来质疑该《条规》。于是，同治十一年春，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拜见李鸿章，提议修约。

在李鸿章看来，双方既已定约，总要等换约手续完结之后再议修约。故而他严辞斥责日本代表“失信”，喝令速将原照会带回，再毋多言。

柳原无奈，只好再搬出那句“杀手锏”来：“中堂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

可是这一次，无论柳原如何哀求，李中堂有的只是冲天怒火，一通呵斥。柳原前光也只有收起照会，灰溜溜的走人。

若故事就此结束，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外交的事情，向来是合乎理，止乎礼。到头来事情总要有个了结，大家也总还要见面，还要说话。所以呵斥完之后，还要高姿态一下，复照会一封，将其失信行为再次驳斥一通之后，笔锋一转，为两国长远邦交计，日本修约照会，我方象征性收下。

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国既然已经让步，日本也必须让步。修约之议，就此打住。接下来，便有了同治十二年三月，福岛种臣的来华换约。

在清国君臣看来，福岛种臣任全权大臣，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因为同治十一年秘鲁商船马里亚老士号拐卖华工230人，途径日本事情败露。正是这位福岛种臣力请干预，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解救成功。至今，清国君臣对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福岛这次来的也很是时候。他正好赶上了同治帝的大婚亲政礼。届时各国公使都将前去朝觐。正是由于福岛的坚持，大清国才破天荒地决定，各国公使可以行三鞠躬礼。自马戛尔尼以来困扰中外的礼仪之争，就这样划上了句号。而福岛则非常荣幸的排在了朝觐名单的第一位。这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中日两国就将兵械相向！

兵械相向的焦点，是琉球与台湾。

东洋磨刀忙

早在幕府末期，日本人就开始有所思动了。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使幕府大感震惊，一方面，正如宁波失守后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下属的告诫：“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日本人大起“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如其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了弱肉强食的史观和侵略中国的构想。只不过他的目光仍聚焦在东北亚的大陆，故而注重侵略我国东北地区。他认为：

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他还制定了具体的进兵路线，拟兵分九路，花个数十年的时间彻底占领中国。算是近代日本史上较早系统性论述大陆扩张的战略文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后，日本人更加兴奋。尤其当听说中国的首都也被“蛮夷”占领后，一些日本人更加感到紧迫。这种紧迫一半来自成为大清第二的恐惧，一半则来自取而代之的亢奋——生怕没轮到日本，大清国就被瓜分完了。如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便不无激动地疾呼：“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也……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吾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他进而建议夺取福州，“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并最终“取得福州和台湾及朝鲜，以强化日本国防”。

更著名的论述则来自于更著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幕府末期的争议性思想巨星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倡导改革，并准备身体力行地进西洋列强学校学习，却因偷渡美国学习洋学未成，而触犯幕府的禁海令惨遭逮捕，在狱中他提出了更惊人的建议：

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北海道——笔者注），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查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虽然咄咄逼人，但或者只是一些民间学者的纸上谈兵，或者只是部分地方藩主的个人想法，还没有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上述建议开始逐步国策化、中央化。其中，贯穿在各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远交近攻”。不过，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从一开始，维新政府内的各实力派要攻的“近”就大不一样。

我们知道，明治政府的权力核心是由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长州藩等四大藩所组成的。这四个地方势力在推倒德川幕府的过程中组成联盟，但在新政府成立后，无论是内部的权力分配，还是对新政府的定义，乃至对外战略展开的先后主次定义，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明治元年（1868年，同治七年），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即桂小五郎）认为，维新政府应该“主动”与朝鲜（当时也被称为韩国、三韩）建立现代邦交，“如果韩国顽固不恭，日本应可举兵膺惩”——显然，对长州藩而言，隔海相望的朝鲜就是最好的猎物。而萨摩藩的藩主岛津齐彬则如前所述，早已建议征讨福州、台湾，从而“置根据地于亚东大陆之上”——对他来说，显然台湾和福州更近而且更切合自身利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政界人物都以地域眼光看国际问题。如同样是萨摩藩的实力人物，西乡隆盛就主张入侵朝鲜，并以他为中心，聚集了福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内阁大臣，及桐野利秋、蓧原国干、村田新八等军界干将，声势非同小可。久留米藩的藩士佐田白茅在赴朝鲜调查后，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出兵，“不出五旬”便可“虏其国”。而且，“当天朝（指日本——笔者注）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甚至认为“吕宋、台湾”也可以“唾手而得”。

而西乡隆盛的小同乡，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同为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则认为从长远讲，韩国、台湾都要征，但如以近期论，则韩国、台湾都不能征。无论征谁，都必然陷入与清国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目前日本是没有希望取胜的。必须忍耐，贯彻内政优先的方针，待到从根本上确立了日本的相对优势，才能进而北取朝鲜，南侵台湾。这个观点得到了执政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阁员大隈重信、大木桥任，及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寺岛宗则、陆奥宗光、涩泽荣一、川村纯义、大山严等潜力股的大力支持，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缓征派”——注意，是缓征而不是不征。而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则往往又被更准确的称为“急征派”。

这一缓急之争，贯彻明治维新后数十年的日本政坛决策史中。在明治初年，占据上风的是缓征派。但是，在对朝鲜半岛暂时持观望姿态的同时，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日本却采取了积极的姿态。

琉球小国一女二嫁

这个战略方向，就是从日本本土经琉球群岛直到台湾的岛链扩张线。

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本为中国的属国，自明朝永乐年间便向中国纳贡，长期以来，发挥着中日贸易纽带的作用。由于明朝推行海禁，倾力于大陆经营，拱手放弃东亚海权。日本得以在明朝中后期乘机填补这一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岛津藩奉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命出兵远征，依仗武力强行控制了琉球。琉球既不愿意放弃中日贸易纽带的利益，又不甘心于做日本人的附庸，于是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策略，即同时做中日两国的藩属，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但奉中国正朔，以此换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当时的明清两朝在东亚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对于这个偏僻的弹丸岛国，只要名义上奉中国正朔，不在朝贡体系中捣蛋，就是天朝大家庭的好成员。至于它与日本的暧昧关系，倒不妨睁一眼闭一眼。反之，日本同样很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日本也不愿捅破这层灯笼纸，甚至支持琉球向中国每两年进贡一次。于是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事实上决定琉球王室继承权的是日本萨摩藩，但给予合法地位（即册封权）的却是中国的明清。每当大清使节前来时，日本人就藏起来，并将日本的痕迹想方设法地加以掩盖。大清官员虽然偶尔也会觉察到几分诡异，但终于没有看穿或故意不去看穿其中的奥妙。琉球则“以中国为父，以日本为母，当与中国交涉时使用中国历法，与日本交涉时则使用日本历法”。可是，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一女两嫁的安排，而急于独霸琉球。只是忌惮于中日实力差距太大，日本才暂时忍耐，静待时局的变化。

这一等就是四个世纪。

1840年，在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十四年后，日本遭遇了“黑船事件”。两国相继被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命运可谓坎坷，但坎坷中透出的却是不同的际遇。

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在强势时固是无限宝藏，但弱势时却不免成为灾祸之源。就像一个破落贵族，已沦入社会下层，无钱无权又无势，偏偏破屋中堆满名贵古董，能不吸引强盗的眼球吗？果不其然，自国门被坚船利炮撞开后，西洋列强为了倾销商品，也为了获取廉价劳力与原材料，像豺狼一样围住弱势的天朝蚕食不已，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反之，日本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反而救了自己。西洋列强在撞开日本大门后，满足于从彼处获取煤炭、淡水、食物与安全的避风港。这样一来，日本等于是客观上发挥了侵华中转站的作用。借力打力中，维新日本开始悄悄磨剑。

长远目标针对所有强者。

短期目标针对所有弱者。

具体讲，北要控制朝鲜，南要占据琉球、台湾。前者可以让日本制霸东亚大陆，后者则可以延展日本的海权优势。两条战线交相前进，就可以使日本成为一个独特的“海洋—大陆复合体”国家，突破自身的地缘局限性，获得战略纵深，占据资源地带，从而牢牢控制东亚主导权，再以“琉球—台湾”和小笠原群岛两个弧阵为基地，一面向南洋扩张，一面东向挑战西太平洋的霸权。

既然靠外交不能获得满意的利益，那就要出奇制胜。

大清国的麻烦从此开始。

离奇的牡丹社事件

当时台湾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生番问题。这个问题最复杂之处在于原住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

当时大陆移民采取农垦的方式逐步开发台湾，这就与依靠游猎的原住民发生摩擦。出于对原住民的保护，清廷一方面对大陆移民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对双方进行严格的划界管理。农耕区以大陆地区的统一行政组织管理，番区则保持原有文化与生态样式。农耕民不许擅自向番区拓殖，番民也不许越界到平原农耕区游猎，更不许杀掠行为的发生。同时对番民的招抚与教化工作同步进行，行政组织伴随着这个工作逐步扩展，双方的分界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化、消弭。接受招抚与教化的为熟番，不接受者为生番。其指导思想则为“番民即吾民也”。事实上是一种效率虽低但却极具人文精神和对弱势群体关怀的做法。

但是，伴随着西力东渐，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的开港，商业地区的吸引力大增，形成新的移民潮，对内地番区的开发工作遂陷入停滞。但失事船只的出事地点却往往发生在番区，相应的，难民遭遇生番劫杀的问题就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头疼的涉外问题。从而形成了问题的焦点所在。

根据日方及日方保存的琉球官方记录，在1871年的11月30日（日纪明治四年十月十八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从那霸出发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上台风，一艘幸还，一艘吹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难民69人上岸时3人溺水身亡，实际上岸人数是66人。当时众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很快他们遇到了两个显然不是原住民的中国人，这两个人打着手势告诉众人，在西面有大耳朵的生番，“会砍人头”，只能向南走。起初，众人相信了这两个人，一起南行，可是因为途中这两个人抢夺众人的财物，又说路途遥远，今晚只能在洞窟中过夜，众人产生怀疑，推托洞窟太小，不能入内。两人大怒曰：“如果不听我们的，就什么都不管。”（见日本驻琉球官员报告书）众人遂认定这两个人是匪人，决定改向西走。这一走就很不幸的在明治四年十一月七日早晨误入了高士猾社地盘。当他们看见前方果然出现“大耳朵”生藩时，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很快他们就被该社的生藩劫掠一空，衣服也被剥光，人则被拘禁并被问讯是哪国人，以便于藩民以之与所属国或台湾官府做个交换买卖。不料因为语言不通，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反正问了半天也没问出头绪，于是藩民便认为这帮人是无国之人，恐怕没什么价值，就让他们原地呆着哪儿也不许去，以等待进一步发落。但受难者听不懂意思，加之心理恐惧，便在十一月八日早晨逃跑至双溪口，旋即遭到追杀，一场屠戮之后仅12人幸存。其中11人被保力庄杨友旺父子所救，次日另一人也被杨以酒肉换回。

这些幸存者在杨家居住了四十余日，受到相当礼遇。据前引《琉球官员报告书》所称：

停留期间，每日三餐，有蔬菜、咸菜、酱油等。有时也将山芋放在米中一起烧饭。经常有近邻设宴请吃鸡猪酒肴，酒为支那老酒或烧酒之类。

最后，幸存者们在杨的长子杨阿才（一说女婿）的陪同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出发，陆行三里登舟，行五六里水路，又陆行，夜半三更投宿到送行者的熟人家中，停留两日。二十五日，改由投宿处主人作向导，继续前进，途中每人得到棉衣一件——当然，又是不要钱的。最终，幸存者在二十九日被送到台湾府，再转送福州的琉球馆。根据清廷的官方记录，这些难民在居住期间按照“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的标准款待，“回国之日，别给行粮一个月，照例加赏物件，折价给领于存公银内动支，一并造册报销”。如此这般之后，这些难民于明治五年六月二日回到琉球，继而前往那霸。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当时，他们回到那霸的时间已经是日纪明治五年的六月七日了。

这次惹祸的生藩是高士猾社，但何以后来历史书中却以“牡丹社事件”流传至今呢？原因就出在当时牡丹社最强，而漂流民的登陆地点正好位于该社的势力范围内，故而很易于被当成事件主角。而事发当时，有一位叫刘天保的汉人在场，正好当时有一位他所认识的牡丹社藩民前来贸易，刘到台不久，还不能熟练辨别各社藩民，便误以为杀人的藩民也是牡丹社成员，并据此告诉了杨友旺。后来救助漂流民的杨氏父子又看到现地有很多牡丹社成员出没（其实是闻讯赶来搜寻残余物品的），于是便进一步被误记成牡丹生藩杀人。更有意思的是，杨将交换人质的酒肉给了这些牡丹社生蕃，而这些生藩也果然带来了杨要救助的人，于是更加深了杨的认识。再后来，日军登陆，很多藩社望风而降，唯有牡丹社、高士猾社与尔奈社顽强抵抗，由于其中牡丹社实力最强，所以承担了主要作战任务，这就使日军愈发认定：如果不是杀人心虚，何至如此？也才有了历史中众口一词的所谓“牡丹社事件”，其实应该称为“高士猾社事件”才对。

此外，同样是在1871年12月11日，琉球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进贡船，同样从那霸出发驶往中国。同样中途不幸遇暴风。一艘下落不明，一艘于12月28日漂到台湾，这次45名幸存者及时受到了凤山县衙的保护，但这次事件在日本人当时的记录中却被“忽略”了。更有意思的是，到了1873年的3月8日，又有备中小田县（今冈山县小田郡笠冈町）的船员佐藤利八等四人遭遇海难，漂流到台东厅新港支厅成广粤沿岸番地。这次日本人的遭遇比琉球人幸运得多，虽被劫掠，但被一名路过的汉人救助，保住了性命。随后被送到台湾府，并于7月20日抵达上海日本领事馆，随后平安回到家中。

可是，在后来很多日本人写的历史中，却把这4个活人都算成了烈士。更主要的，日本政府不仅要控制台湾，而且要在台湾问题上连带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虽说琉球长期双向进贡，变成了一块“两属”之地，但仍很难说是日本的一部分。可日本却坚持称琉球在其主权范围之内，再进一步将两次海难混淆，声称被害者是“日本国民”，如明治天皇在任命征台总指挥的诏书中就使用了“向暴杀我国人者问罪”的文字。于是，高士猾生番社误杀琉球漂流民事件，就变成了牡丹社生番残杀日本国民事件了！

不过在当初，由于交通、通讯的不便捷，日本人是直到对台湾发起远征前夕，才获知第二次海难事件的。关于这一点的猫腻，后文还会提到。而最初，日本人是只知道琉球漂流民事件。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一些早已枕戈待旦的日本武士兴奋不已了。

第三章　台海危机波谲云诡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急先锋登场

宫古岛贡船事件的消息在明治五年七月十四日（1872年8月18日）传到了鹿儿岛，该地参事大山纲良力主兴师问罪。驻鹿儿岛的熊本镇鹿儿岛分营营长、陆军少校桦山资纪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亲自出发上报镇台。他于七月二十五日离开兵营，在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二十分抵达镇台。由于当时熊本镇台的司令官到广岛分营出差，桦山资纪在与相关留守军官商议后，决定由镇台汇报司令官，他则不去广岛，而是亲自前往东京，直接向陆军卿汇报。

显然，在桦山的眼中，这是大事件。他不顾酷暑，在二十七日当天晚十时离开镇台，十二时经过植木。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经过久留米，连夜前进，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到达小仓，投宿于住吉屋等待船只。三十日正午十二时乘船离开小仓，下午二时抵达马关，再次因等船儿顺带稍事歇息。八月一日晨七时乘船，九时十五分出发。八月三日到浪花，等船两天，五日下午三时到便船，六日上午五时出发，七时抵达神户港，下午四时从该港出发，八日下午一时抵达横滨，五时出港，七时进入品海湾，登陆后入住村田屋。桦山如此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顶着酷暑，急行军般14天，终于到了东京。那么，桦山资纪如此急如星火，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这个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八月九日，稍事休整的桦山首先拜访了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随后于上午十时抵达陆军省，拜见了西乡隆盛那位小十六岁的弟弟西乡从道陆军少辅。为方便工作，他又从村田屋搬到桥区一石桥三河屋居住。而拜见的内容是一样的：陈述此次事件，并主张借机出兵攻略台湾！

十三日，桦山资纪再次拜见西乡隆盛，建议派出台湾生番探险队，对台湾进行详细调查，为出兵作准备。对这一建议，西乡隆盛大表支持。稍后，大山参事派出的汇报官员才到达东京。桦山与之协商后，向陆军省递交了“探险台湾生番意见书”。

此后，桦山又对外务卿福岛种臣、新式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数十名朝野要员进行了游说，并多次拜见西乡兄弟。

大约也就在此时，日本当局开始在琉球问题上打擦边球，摸起大清国的底牌来。

就在明治五年，明治天皇亲政，强招琉球派使到东京朝贺。十月四日，琉球王子及三司官来到日本。十六日，当他们谒见日本天皇时，被闪电般告知：琉球已被正式册封为日本藩属，等同本土诸侯。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三十日又宣布：琉球事务由外务府管理。

对琉球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而日本更关注清国的反应。在看到清国没有反应后，日本军政高层的胆子更大了。

明治六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天皇宣布琉球等同本土府县，事务由内务府管理，并废除国王。结果，大清国还是没反应。日本军政高层激动了。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征台派的微妙变化。

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正如柳原前光曾经提到的那样，早在日本使节赴华之初，欧美列强便担心中日会否结成东方同盟，共同对付西洋列强。美国驻东京公使德朗尤其害怕出现一个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远东阵线，进而搞对内互通有无、对外排斥欧美商业集团的封闭市场。所以他在1871年7月6日呈递国务院的文件中主张：“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我们应欢迎日本成为一个盟友。当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应视日本为一伙伴。”

今天的读者不免会觉得这位德朗先生多少有些神经质，中国怎么可能和日本结盟呢？但在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首先，在日本方面便存在着呼吁和清国结盟的舆论声音。甚至有人声称：“今日之日本，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会泽泊语）所以当年的美国国务院对德朗的担忧也是深以为然，国务卿费雪在8月24日亲自指示：“应把握所有可能机会，设法诱导日本尽可能地远离中国，而与其他强权势力在商业与社会上结合。”

德朗接到这个通知后，即于11月15日诘问日本外务省，中日条约是否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日本答以并无不同。

待到前述《中日修好条规》出台，其第二条声称：

两国既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此文一经公布，果然成为一大外交话题。说起来，《中美条约》第一款说的就是“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大清国与美利坚可算不上“一衣带水”，更称不上“同文之国”，可不也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了嘛。何以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写了类似的话反而成了一大外交话题呢？问题正出在双方的“一衣带水”与“同文同种”，从而造成了西洋列强的猜忌。而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正谋求“脱亚入欧”、“文明开化”，适当地借助清国制衡欧美则可，但如被认为是所谓东方集团的一部分，则大违日本的根本利益导向与价值观认同。

日本政府的底牌德朗大使并不清楚，正因为不清楚，所以才越来越担心中日同盟的出现。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琉球漂流民事件，他更知道日本正在谋求将琉球“内化”，并不断声称琉球在日本的主权范围之内。于是，这位德朗大使敏感地意识到，这次事件或可成为瓦解中日联盟的关键转机！

没想到，机会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原来，在北京谈判的柳原前光通过“京报”看到了闽浙总督上奏清朝的有关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的报告，当时便意识到是个机会，乃于1872年5月转报时任日本外务卿的福岛种臣说：“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并附送该报为参考资料。但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充分注意。7月，柳原与英国上海领事会谈时，对方趁机挑唆，称如果是欧美国家遭遇如此事件，即刻就会派遣军舰前往，追求责任并索取赔偿金。柳原更觉机不可失，乃于8月回国后再次向外务省建言，终于引起日本外务省的高度重视。

受此影响，福岛种臣于9月23日约见德朗，讨论台湾问题。

在这次会晤中，德朗提出了三种策略供福岛参考：

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问罪之师？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生番杀人劫货等同于海盗船事件。

第二，是否要与土著交涉，以订立今后之管理方式，以保障日本人及琉球人抵达时不再被施暴？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此问题当做一法律问题解决。

第三，若承认生番问题属于国家统治权问题，是否要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处置？如按此案行动，等于承认中国对台湾生番的主权。

对于这三个提案，福岛并未表态，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德朗带来的大量关于台湾的图文资料，尤其对于番汉界线的存在极感兴趣，并向德朗试探性地询问：“图中……记号界外是清国管辖之地吗？”德朗答道：“虽然是清国管辖，但其政府指令不行，故无法保护人民。”德朗认为，与其与清国交涉，不如直接和番民交涉。并指出了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之处。

福岛对此不置可否，转而大言不惭地声称，早在荷兰占据台湾之前，台湾就是日本的一部分了，“称之为高砂岛就是一例”。又问德朗：“台湾为我瞩望之地，贵国意见如何？”德朗立即表示：“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大力进行殖民事业，则符合美国利益。”德朗甚至称：“若贵国派舰船到台湾，我方军舰有该处之海岸地图等，虽然能力有限，但愿为帮忙。”还表示美国驻北京公使可以帮助日本办理外交手续，“万事尽力协助。如拿定主意，请及时告知。”

对此表态，福岛自然是喜出望外，便也顺势提出自己的三个构想：“第一，请清国政府处罚杀害琉球人之土著，若不能则，采取第二案，即希望清国与日本戮力处罚土著。如此案也不能行，则采取第三案，即不通过清政府，由日本单方面出兵台湾问罪。”福岛虽然表示了三者的次第关系，只有前一个无法实行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方案，但他接着又说：“我方有可能采取第三方案。”即不经过清政府，直接派出问罪之师。并声称哪怕只是普通的策略，也应该派出一万名士兵去台湾。

10月16日，福岛又约见德朗，询问美国1867年出兵台湾的经验，并索取美国海军所有的台湾地图和相关资料。

对德朗而言，这可真是福音。他意识到，此举将有效破坏清日同盟的出现。问题是，资料何在？没想到，很快就来了献地图的美国张松。

“美国张松”献地图

这位“美国张松”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让礼。

这位李让礼本是法国名门之后，出生于1830年8月26日，巴黎大学毕业，后因与美籍女子结婚而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还以义勇兵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战后以武转文，于1866年12月当上了美国驻厦门领事。就在他到任的第二年的3月，发生了14名美国海难漂流民在台湾被生番所杀的“罗妹号事件”。

根据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美国船只在中国洋面遭风触礁搁浅，遇盗致有损坏受害者，地方官一经查知，即应设法保护，并加抚恤。“罗妹号事件”发生后，美方反应不一。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态度较为客观中肯，他一方面认为地方官反应迟钝，行动不力，负有责任。但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帮助中国完善内部组织，并扩大官府在台湾岛内的有效施政范围，逐步消弭生番的祸害。但美国驻港领事阿伦则向国务院建议出兵占领台湾。

李让礼的立场与后者相同。他在4月1日得到消息后，一面与中国官府交涉，一面于4月11日亲乘亚士休洛号前往台湾活动。并进而鼓动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柏尔出兵台湾。李让礼诡称，中国官府在台湾的控制地只有西部沿岸、琅峤以及东北部的苏澳等地，其余东部及东南部，全为生番居住地。柏尔遂决定率领哈德福号与怀俄明号征讨台湾生番。

途中柏尔挑选了181名精锐水兵组成了登陆部队，配属5门榴弹炮，120支步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和足够4天用量的口粮与饮水。

6月13日上午八点半，两舰抵达台湾南部海域。九点，在哈德福号舰长柏乐内的指挥下，登陆开始。当地生番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逐步将美军引入密林地带。美军在恶劣的天气和地形中艰难跋涉，到下午两点便自动丧失继续前进的力量。就在此时，生番利用密林掩护对美军展开火枪狙击。警戒部队的指挥官麦肯基（哈德福号副舰长）当场阵亡。美军根本找不到敌人所在，只有顶着酷暑狼狈撤退到滩头。随后感觉到在滩头过夜也是很危险的，只有再撤回到舰上。为了挽回颜面，美军准备火烧当地的密林，但因为季节原因，火一直没有烧起来，最后只有无功而返。

这次行动的失败令柏尔意识到，台湾生番问题的解决成本太高，最好的方法还是帮助中国官方逐步向南扩大控制力，并以大陆移民逐步取代沿海地区的生番。

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又转而与台湾地方官府接触。李让礼参与了当地官府组织的南征，趁机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借势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直接接触，最后达成了救助美国漂流民的四点协定：

一、生番对杀害罗妹号船员一事表示悔过，美方不予深究。

二、嗣后船员遇风漂至该处登岸，生番妥为救护，移交琅峤地方转送。

三、船只人员如拟友善登陆生番地方，应举红旗为号。

四、生番地区不得设立灯台。但可于熟番区域择地设立。

当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发生后，李让礼又于1872年2月29日抵台，先后赴打狗、枋寮、射寮等地打探消息。地方官员以礼相待，并告知此次事件中没有欧美人受伤，表示此前并没有保障琉球人的条文，故而不负责任。李让礼在确认没有美国人遇难后，顺道再次搜集了台湾地区的大量情报后准备回国接受新的任命。

当李途经日本回国时，便成了德朗与福岛的及时雨了。

洋高参谋划偷袭台湾

1872年10月12日，李让礼辞去厦门领事职务准备回国接受新职。一周后，李让礼抵达日本。福岛不惜屈尊降贵，带着日本外务省的美籍顾问史密斯从东京跑到横滨，于10月24日拜会了李让礼。

李让礼一看有机可乘，便取消回国机会，给福岛上了一堂扫盲课。

为了呼应福岛关于日本对台湾主权的谬论，李让礼居然以他曾经在台湾见到过日本刀剑为根据，响应福岛的歪论。福岛慌忙回应道：“昔日日本人巡行台湾东方时，汉人尚未来到此地。”李让礼立即回应：“确实如此，最初日本人渡航到印度附近时，曾经巡行该处。”并妄称：“大陆与台湾虽然距离近，但汉人并未能前去。日本虽然距离远，却在史籍上可见曾航渡到此。汉人发现台湾是在1400年，而日本则在此以前就来过此地。此事应该强调。事实上清国并未领有台湾，荷兰人占领之后，后来才交给清政府的。”福岛便再次提到“高砂国”的问题，并说：“高砂大概是因为沙地多才如此命名的。”李让礼说：“原来如此。后来汉人耕作，沙地就少了。只有河口才有沙地。”

如此这般一番互相呼应之后，二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李让礼对日本外务卿居然如此缺乏对台湾的了解深感“震惊”。而福岛也对李让礼的“渊博”和情报之珍贵而深感震惊，特地设盛大宴会款待，并说他与李是“相见犹恨半日之晚”。

10月25日，李让礼与福岛再次会晤，地点转移到东京。同时在场的还有德朗和史密斯。李让礼表示日方这次应该与清方交涉在台湾建设灯塔，但美国对台湾绝无领土追求，如日本欲占领台湾，可与中方交涉，直接在该地建设炮台。

对于李让礼的言外之意，福岛深有领会，于是，在10月27日，福岛与李让礼单独会晤。李让礼坦言台湾防务虚弱，日军只需2000人便足以占领全岛。但也指出后期的占领成本会很高，应予以注意。又说清廷屡以化外之地推卸责任，则正好说明该地主权归属不明，日本如欲占领，自己愿意全力相助。

对于李让礼的举动，德朗大开绿灯，他在给国务院的汇报中称，此举将有效破坏可能出现的中朝日联盟，而且，将台湾“置于一个同情西方诸国的国旗下，藉以消除对各国的商务危害，并弭平日本内部的动乱或内战的危机，可以增进美国在日本的利益”。不仅美国，“西欧各国的（驻日）代表的真正政策”，也是“要使日本远离中国和朝鲜宫廷而与西欧各国结盟”。

显然，德朗还很不了解日本的真实面目。而日本则乐得顺水推舟，至少很乐于接受像李让礼这样的国际友人。福岛向李让礼承诺，将任命李为日本外务省的高级官员，聘为特别顾问，日后如对台湾展开远征，李亦将作为将军之一于役，如征台成功，则任命李为大日本国第一任台湾总督，代表日本行使行政权，并按照美国驻日公使的标准，给以洋银一万二千元的高额年薪。

这一连串许诺惊得李让礼喜不自禁，也不待华盛顿定调，便迫不及待地一纸辞呈，向国务院辞去了驻厦门领事职务，于12月28日接受天皇亲自颁发的敕令，当上了所谓的大日本国的外务省二等官。不仅身份改变，连名字也改成了李仙得（有时也被中文记作李善得与李仙德）。后来他索性娶了个日本老婆，正式入了日本国籍，摇身一变，就由法裔美国人变成了美裔日本人。

这位李“善得”确实善得，他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摇起羽毛扇来，一口气提出了六个备忘录。

第一个备忘录《着手台湾番地之论并附密论》，从历史说到国际法，连郑成功的日本血统也被拿来做证，反复论证日本出兵的合理性。在策略上，李高参则建议日本应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向清方多做外交示好，并标举亚洲联合抵御西洋列强入侵的旗号，让清廷相信，日本出兵台湾是中日亲善的表现，日本代中国管理生番，开垦土地，是在帮助中国经营台湾，使之不落入西洋列强之手。

第二备忘录《论经营管理台湾全岛》则指出，第一备忘录中提及的外交建议（日本代清管理台湾）必然会遭到清总理衙门的严词拒绝。这样，日本就可以向世界宣称是中国不要“和平”。为了加强这个地位，日本不应在总理衙门第一次拒绝后就出兵，而应当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中国作外交接触，向中方反复阐明：一、日本政府关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妥善经营之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随时会被西方国家夺取。二、日本士兵较之中国士兵有更丰富的山地战经验，更加适合承担讨伐高山族的任务。三、鉴于文化上的相似性，日本代中国管理台湾，显然有利于阻止其他国家或种族来掠夺台湾。

待到中方一再拒绝，日本便可以出兵了。出兵规模以8000人为度，先进占基隆东方200英里的宫古岛，同时以铁甲舰到台湾海峡游弋示威。然后以4400人的部队占领澎湖列岛，切断两岸联系，1500人占鸡笼，1000人加派炮舰占领淡水。如此就可以轻易占领台湾——因为岛上驻军非常不具备战斗力，只要大陆地区的援军不至或不能至，日本控制了各要点城镇，就可以宣布台湾是日本的了。

第三备忘录《论教化野蛮统治》，则介绍了台湾东南部的地理和高山族情况，并建议了适合登陆的地点。

第四备忘录《关于外国人处分土蛮的思想及谋划澎湖的远期战略》，以英国的殖民扩张为例，强调日本应加速控制台湾。因为台湾是伸向大陆的手掌，日本人有了这只手就可以进入大陆，失去了这只手就将成为一个残废国家。他还创造了一个“东亚文明月弯”的名词，认为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与台湾组成的半月形地区，在日本领导下将成为整个亚洲的繁荣保障。他甚至乐观地认为，当时西洋列强正和清廷围绕大使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争执不休，一旦决裂，清廷必然无法守住台湾，则很有可能主动将该岛转交给日本。日本则应抓住机会和中国交涉，如能获得台湾，英国也不会反对。

第五备忘录《全权公使应对清国之策》，则又举美国夺取佛罗里达和收购路易斯安那的例子，鼓动征台。他认为应当对遣华使团和征台陆海军成员进行系统地组织和训练。他还根据其所掌握的只鳞片爪的史料，妄言官方资料和地方志中都没有记载过台湾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官员名字，可以作为中国从未且无意管辖相关地区的证据。

第六备忘录则讨论了日本赴华全权公使与清廷的周旋策略。

最阴毒的一招在于第五备忘录的结尾，李高参认为，日本在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的同时，征台陆海军就应该做好准备，甚至在赴华谈判使节出访之前，日本海陆军便应该做好准备，视谈判进程随时采取行动。如果清廷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军便立即出动，迅速接收，以免夜长梦多。而如果清廷拒绝割台，“则此兵可充维护国权之用”——所谓“维护国权”，显然指的就是对华用兵了。如此枪声共外交落幕齐鸣，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闹了半天，后来日本人搞珍珠港偷袭，老祖师爷还是美国人自己。

多重使命的使节团

对于西洋高参的建议，福岛种臣深以为然。不仅多按其规划行事，还现学现卖地教育起了日本军人。据外务少丞郑永宁在《福岛大使适清概略》中记载，当时：

……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福岛忧之。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讨，则等同寇尔。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伺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位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显然，这些说辞和先外交后动武的构思，都是李高参的高论。有意思的是，同为西洋高参的史密斯却坐了冷板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国际法专家的史密斯从严格的国际法的角度驳斥了李让礼的谬论，认为台湾的主权归属是毋庸置疑的，就算日本历史上曾经拥有过台湾，也不能作为出兵的理由，因为近二百年来日本早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在解决琉球问题时，台湾问题才可以被顺带利用一下。

对于史密斯的建议，福岛自然不以为然。而外交场上的另一个新变化，则为福岛的图谋提供了极好的突破口。

如前所述，中日双方围绕着友好条约第二条问题争论不休，就在这时，清廷又因为外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节问题而和欧美列强产生纠纷。后者一再于渤海湾进行联合海军武力炫耀，清廷也在大沽一带频繁进行军事调动，似乎是千钧一发的形势。日本认为可以转向这个问题与列强共进退，同时伺机以台湾事件探寻中方口风。所以福岛种臣的这次来华，首先是和中方正式换约，其次则是参与觐见问题的争论，同时顺带寻找“解决”台湾事件与琉球问题的突破口。

福岛在赴华前曾面见日皇，坦言此行目的在于“欲制列国觊觎台湾之野心，欲收生番之地于版图，欲得土地于清朝，欲收中国之民心”，并大言不惭地说：“此数者，非臣不能任”。

就这样，1873年2月28日，福岛受命为全权大臣来华，同行的还有那位西洋高参李仙得。桦山资纪也终于等来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当桦山在明治五年九月十五日赴陆军省陈述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事宜的建议后，终于在十月八日接到了通知，称“有要事，明九日十时参朝”。第二天，他便领受了派赴“清国台湾视察”的指令。但是，由于同行的外交官——福建领事井田让辞职，新任迟迟不能任命，使桦山难以迅速成行。在等待的期间，日本政府决定自明治五年十一月废止太阴历，该行太阳历，于是，明知五年（1872年）的十一月三日就成了明治六年的元旦，也就是西历1873年的1月1日。

直到明治六年（1873年）的2月20日，桦山才得搭乘福岛来华的公车出发。他离开东京后的第一站是横滨。21日下午三点桦山登上“纽约”号，五时出港离开横滨。经神户到长崎与驻清公使柳原前光等外交官会合。同时，被任命为换约特使的福岛种臣则乘坐军舰赴清。

3月8日上午八点，先行一步的桦山率先抵达上海。他在上海约见了当地日本留学生黑冈勇之丞、福岛九成、成富清风等人，听取有关情报，并传达了福岛所下达的搜集台湾情报的命令。3月10日，桦山与黑冈、福岛、成富及诚岛谦藏共五人，一起视察了当地清军的布防虚实，此后又对当地官场的腐败混乱做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其中，诚岛在华五年，熟习汉语，精通中国情势，是资深谍报人员。随后桦山于3月下旬和黑冈一起赴武汉，观察长江口清军水师的训练情况，发现清军水师军纪涣散、炮术疏松。

3月31日，福岛种臣、李仙得一行抵达上海。

4月4日，桦山一行返回上海，由桦山亲自向福岛递交了《汉口视察报告书》。然后，福岛于4月8日和桦山同船离开上海前往天津。

4月20日，福岛一行抵达天津。4月30日，他在山西公馆会见李鸿章，交换了条约。整个过程极其亲善友好，而风暴的潜流却已在涌动之中。

桦山抵达天津后首先详察了大沽的设防情形。抵达北京后，又至周边及长城地区考察。桦山一方面对清军的缺乏训练、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表示关注，一方面则垂涎于中国土地之广袤。他在5月5日抵达北京当天的日记中就写到：“耕地广阔，令人惊叹。”而就在他忙于四处刺探的时候，福岛也已经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日本争得了新的分数。

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谈

福岛一行在5月7日抵达北京，6月27日便派柳原前光至总理衙门，交涉所谓的“台湾事件”。

接待柳原的是任职于总理衙门的毛昶熙与董恂两位大臣。

这一年的清王朝可真是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同治九年末，陕甘回乱与西南苗乱尚未平息，新疆阿古柏叛军又起，连陷达坂、吐鲁番、乌鲁木齐。次年，俄罗斯借口新疆已成无政府状态，遂出兵占据中俄边境伊犁九城，虎视眈眈。到同治十年，直隶又遭遇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直隶总督李鸿章负命筹款赈济，指挥抢险，并从事于灾后的水利工程兴建及灾区重建工作，忙的真是焦头烂额。而鉴于中俄关系的吃紧，李鸿章又要负命筹备直隶海防，拱卫京师，同时还要分兵守备外蒙古。而渤海湾内，则是为了觐见礼节问题而不断示威的列强军舰。现在，又冒出个日本，要给大清国属国的琉球人讨说法，在毛、董两位大臣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讨厌！

在中国官员看来，中国一个省的居民与中国的一个藩属国发生了矛盾，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日本人来插手。但日本却死缠烂打，就是不松口。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替琉球出头，并诡称被害者中有日本人。柳原前光甚至对清总理衙门说：“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

毛昶熙等人实在禁不住日本人的缠绕，于是说出如是一番话来：“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

这就是日后史书中常常提及的，著名的“总理衙门大臣失言事件”。

但是，所谓“失言”，更多的只是日本的片面解释。

首先，在当时这只是一次非正式谈话，双方并未作现场谈话记录。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单凭日本单方面日后的说辞，显然有疑问。

其次，日本外交官将“化外”等同于“主权之外”，认为既然台湾生番在中国主权之外，则日本将代琉球申冤。显然，这又是一个故意的混淆概念。而且在对话中出现了“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日本会承认北海道或北海道的部分地区在主权之外吗？他敢质疑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吗？

最后，多少有些讽刺的，早在“罗妹号事件”发生时，台湾地方官府就曾经以“台地生番……不隶版图，为王化所不及”来敷衍美国人。反倒是把版图误解为疆域、王化误解为主权的李让礼指出：“两百年来，中国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已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在没有根据。”

但是，日本正是拿着这个失言稻草，当了他们出兵台湾的法理令箭。当柳原带回这个令箭，并被福岛单方面解释为日本可以在台湾自由行动时，桦山资纪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是“柳原公使的英断，是副岛大使的面子”，并称即将展开的行动是“自丰公（丰臣秀吉）征韩以来的一大快事”。并大呼机不可失，所谓觐见清帝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展开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其得意忘形的姿态可见一斑。

6月23日，桦山与高屋（海军少佐）、儿玉利国（海军大尉）、成富、水野五人离开北京，7月3日抵达上海，因等船而滞留两周，继而于17日离开上海。其中高屋、水野回国，桦山、儿玉、成富以及在上海加入的诚岛四人则赶往台湾。

因为要在福州换船，一行人于20日进入马尾港，并在这里再次因等船而滞留30多天，桦山一行不愿浪费时间空等，便化装成商人或雅士，四处搜集情报、测绘精密地图。当地清朝官员已有人意识到山雨欲来，可惜未能识破桦山一行的真实身份，其中一名叫陈锡的通商官员还特来向这些日本“商人”探寻口风，问日本是否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桦山则狡猾地顺水推舟道：“这不是我辈商人所能知道的。”而在日记中，桦山则作出如下总结：

福建省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水相望。福州和厦门是最重要之地，与台湾是唇齿相辅之关系，可以说，有福建才有台湾，有台湾才有福建。福建是重要之地，需要注意。由于台湾没有安全的停泊地，将厦门作为台湾物产的集散港，无论从贸易上还是从国防上，将来都是大有作为之港。

古人说“得陇望蜀”，现在桦山还没有看到“陇”，就已经开始先“望蜀”了。

万里激波暂未鸣

8月23日，桦山一行终于登陆淡水。

在淡水，桦山遇到了英国领事馆的馆员贝德尔森。这位老贝对日本人相当亲善，此前，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水野遵和黑冈勇之丞便是住在他的家中。这次桦山一行又得到他的多方关照，他还在夜宴时拿出台湾地图，结合英国的考察报告，给桦山一行上了一堂扫盲课，令这帮人大感受益匪浅。

鉴于此前在香港留学的水野遵（后出任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于2月间接到福岛的通知后，于4月至5月下旬考察了台北地区，此时仅有苏澳等东部沿海地区是侦察空白。桦山于9月离开淡水，往基隆、苏澳等地考察，历时43天。

本来，按照桦山在北京的原计划，在考察结束后他将先返回本土汇报。但是由于沿途多次因等船浪费时间，桦山取消了回国计划，决定在岛上等待远征军的到来——因为按照当初的约定，远征行动将在10月底展开。桦山在苏澳与当地番民头目置酒欢饮分别之际，还赋了一首汉诗：“蓄山郁苍呼无声，仰天空想别袖情。月上东洋照台岛，唯闻万里激波声。”

但是，桦山期待的激波声并未立即传来。

10月16日桦山回到淡水后，因仍未等到出兵消息，先伪装成商人刺探消息，继而于11月3日，和贝德尔森等“友好人士”“惜别”后赴厦门，再转赴打狗、安平、台南等地侦察。而此前伪装成画师秘访了台湾的福岛九成则于9月回国作了汇报，并在12月5日向岩仓具视递交出兵建议白皮书。第二天，儿玉、成富也返回国内，并在12月17日得到大久保利通的召见。

成富清风在作为调查报告的“台湾地方觉书”中指出，“台湾岛位于琉球番之西南，实吾皇国之门户也。如果该门户不能坚守，出则无法控制西南各国，入则无法捍卫皇国。昔者九州边境之民，据此岛西窥闽粤，南通吕宋，及西南各岛屿，故欲将国威向外宣扬。占据此岛始可指挥西南各国。盖欧美各国之船舶，来往亚洲者，无不经过此一门户，而经过者必垂涎欲滴。如今该地唯三分之一属于清朝，而岛上欧美居民却不少，且皆在觊觎台湾，卧榻之侧，岂容鼾睡！”这里，他所说的曾经占据台湾的“昔者九州边境之民”不是别个，正是明朝之倭寇。在当时中国的史料里也提到倭寇经常逃亡台湾设置根据地。后来连横著《台湾通史》也提到当时的日本“政乱民穷，萨摩、肥前诸国之氓，相聚为盗，驾八幡船侵掠中国沿海，深入闽浙，而以台湾为往来之地。”（顺便多说一句，后来清廷编修《明史》时粗枝大叶，仅凭前述明朝关于倭寇的史料便将台湾的基隆地区误记为位于台湾北部的“鸡笼国”，并称此国为“日本所属”，列入《外国列传》，成为后来日本宣传台湾主权归属未定的一个所谓“中方历史依据”，迄今仍为某些日本右翼人士及台湾极端亲日分子紧抓不放）而他所谓“该地唯三分之一属于清朝”则显然是故意将清朝的有限开发及直接管辖范围与主权范围相混淆。但他所提到的欧美列强觊觎台湾却不是虚传，在1867和1868年间，英美在台湾屡屡挑起事端，并大玩“炮舰外交”。可惜当时国人多意识不到危险，总以为台湾的问题是很遥远的事务，也看不清其对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长远影响。反而是这位日本人害怕本国侵台落后，得出了如下建议：“（侵台行动）展缓一日则失一日之良机，唯仰乞尽速决定开辟台湾之议。”

次年1月，儿玉向海军卿胜安房正式提出了征台建议书。

可是，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桦山进京之时已经是大不相同了。虽然这些少壮派军官磨刀霍霍，西乡等大老深表支持，但最终有权拍板干与不干的，却是当时把持政坛枢纽的大久保利通。

缓急之争与十月政变

明治四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惊人的外交使节团出访欧美，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并幻想以外交手段废止不平等条约。这个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包括五十余名官员、五十余名留学生，由横滨出海，游历了美、英、德、法、意、俄、比、荷、奥、丹、西、葡、瑞士、瑞典等国，参加了维也纳的外国博览会，亲耳聆听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教诲。可谓受益匪浅。但日本内政也因之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波折。

本来这次出访活动是大隈重信倡议举行的，按照大隈的本意，他自己肯定是要参加这个使节团的，而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则留在国内整顿内务，但出乎意料的是，木户与大久保对出访的事情极其热心，多方奔走活动，最后居然形成了木户与大久保出访，作为倡议者的大隈却被留下的情势，这就使得激进派暂时在国内政局中占得了上风。而激进派一旦意识到这个机会，也会刻意加大这个趋势，据大隈重信回忆：“处理萨长的倾轧和解决官吏安置的冲突极为棘手，且要清除阻碍各项改革和革新的弊端。因此，尽量把那些有碍于此的人派出去，即采取所谓‘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办法，以在此期间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顿。总之，要尽快地和尽量多地派出一些人。于是，派出了将近一百人。”而根据原计划，是仅准备派出二十余人的。至于出访时间，本来也只安排了六个月，但实际上却延长为一年零九个月，就是在这漫长的一年零九个月内，日本政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明治六年（1873年）初，由于日本单方面将釜山的草梁倭馆改为大日本公馆，一时使本就复杂的日朝关系极其激化。面对朝鲜方面的剧烈反应，西乡隆盛大感亢奋，他利用大久保等稳健派要员出访欧美的机会，逼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任命自己为内定遣韩公使，专职交涉韩人侮辱日本事件。西乡甚至对自己的心腹表示，如果自己此行被杀，则正可以使日本有口实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西乡还进一步表示自己将“戴乌纱帽、着文官服”，不带武士刀前往赴任，以加大自己被杀的戏剧性后果，和朝鲜的责任性。

同年5月，大久保从欧洲回国，以暂不参政表示了对西乡的蛮干路线的抗议。8月，西乡被内定为大使，西乡得意地表示：“已无梗阻之忧，人生之乐事在此。”第二天大久保就离开了东京外游，9月岩仓回国后，大久保才返回东京，岩仓也以休假方式软对抗。10月14、15日召开的阁议上，西乡派态度强硬。反对派则一口气说出七大理由反对：

第一，（自天皇）亲政以来，百度更革，士民失业者多，或误会命令，或怀疑增税，稍有变动，则不免流血。这个时候征韩，只怕外不能平，内却先要乱。

第二，财政赤字问题严重，若对外战争，陷于旷日持久，自不能不加重赋敛。赋敛加重，民怨即生，纸币即须多发。纸币增发，物价即涨，外债不能不举。外债一举，则偿还无术。

第三，日本现在正处于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谋国富，图兵强，收效均当在数年之后。现在征韩，百事势须终止，前功尽弃。

第四，对外贸易存在进口超过出口的问题，此时对外开战，“使壮丁役于外，老弱困于内”，国内经济只能更糟，何况还要自外国购置船舰兵器，必将陷入“上下困顿”的局面。

第五，外国可虞者，首推俄国，彼有南进之意，为天下所熟知，今若与朝鲜交兵，是不啻鹬蚌相争，予俄国以渔翁之利。

第六，次于俄国者为英国。我国负英国之债已多，若不能偿还之，彼必以此为口实，干预我内政，沦我而为印度之续。

第七，我国与各国所订之条约，不能获得对等之地位。如英法两国悍然驻兵于我地，视我如属国，然我不以此为耻，反责朝鲜之无礼，是忍大而不忍小，察远而不察近者也。

虽然理论充分，三条实美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但西乡仍固执己见，并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巨大影响力，强迫同僚接受征韩论。激烈的争论中，三条实美“病”倒了。西乡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急征朝鲜。双方暂时呈僵持局面。

10月19日，经宫廷政治的运作，由天皇宣布岩仓代因“病”递交辞呈的三条实美主政，并指示：“整理国政，培养民力，以期成功于永远。”这才打破了力量平衡。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三条和岩仓虽然都是缓征派的支持者，但是，前者意志不够坚强，难以对抗咄咄逼人的西乡隆盛。而岩仓则不然，西乡隆盛跑到他家中大吵大叫，岩仓也不为所动，而是还以大吵大叫。他和大久保互相支持，终于将西乡一派压制了下去。这就是日本史中所谓的“十月政变”。

10月23日，西乡隆盛辞去所有职务。带了一名随从、一名仆役，身披蓑衣，手拿猎枪，一副当代源义经的姿态离开了东京，先是到木下川越后屋的别墅，吟诗作赋、临池垂钓了三天，接着便回了鹿儿岛。他于明治七年六月设立私人学校，麾下聚集了15000人的私人武装，成为当时日本国内一支极其特殊的力量。

对当时的日本政坛而言，西乡的辞职带来了很大的震荡。就在他引退的第二天（24日），作为核心追随者的板垣、江藤还有刚从中国返回的福岛也递交了辞呈并被批准。其中福岛放弃了他一直参与的征台之议，转而支持征韩。同为陆军少将的桐野利秋与蓧原国干也跟着辞职，并追随西乡去了鹿儿岛。村田新八则从欧洲赶回递交了辞呈。闹到最后，每天都有数百名萨摩与土佐藩出身的军官纷纷或称病辞职或请求除名，然后络绎西行，像朝圣一样投奔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甚至决定组织一场针对岩仓具视等要员的暗杀活动，只是因为遭到西乡的严厉斥责，才没有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后来（明治七年一月）还是发生了岩仓遭刺事件，虽然岩仓命大，身中数刀而未死，但已经隐约可见后来日本少壮激进派的身影。

回头再看台湾的桦山资纪。他结束台南考察后，于12月6日离开台湾赴香港，再到上海。这才得知国内已经暂时放弃了征韩论，内治派占上风，西乡隆盛等要员下野。虽然西乡从道给桦山来信并捎带口信，希望他能“暂时回国”，可桦山还是决定不回日本，而是再赴台湾。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那样，此时的桦山虽然对当局的决策深感惋惜，但却绝不会就此罢手，他认为：“好不容易在台湾经营可以就绪之际，却发生了几近绝望之感的情事。然而余等之目的与决心绝不会因此而沮丧，反倒是愈益强势地达成目标。”他先是在上海和陆军派往中国的益满邦介、美代清元等7名侦察员接上了头，于12月26日乘坐日本军舰“春日”号（舰长井上馨）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澳门、汕头，一路搜罗情报，最后在1874年的3月2日抵达澎湖，3月9日登陆打狗，开始对台湾南部地区作更详细的考察。

让桦山喜出望外的是，在4月22日，他与水野遵在淡水意外遇到了久不相见的儿玉利国，还有陆军中尉田中纲常、中尉池田德四郎及成富清风等人。原来，这帮人准备以怀柔原住民的方式，策动台东的奇莱平原“独立”，然后展开日本殖民活动，将之建设成一个基地，并伺机占领整个南澳平原。

对于这个行动，桦山不用说是非常支持，但双方虽约定一起行动，可很快他们就又分道扬镳了，因为日本国内的政局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逆转。

第四章
四十寿诞下的粉饰太平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风云激变

之所以桦山一行临时决定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忽然得到一个“喜讯”，帝国政府终于决定启动征台计划了。于是，这帮人遂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分路行动，儿玉一行继续前往奇莱平原，桦山则留下接应远征军。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忽然又改弦更张了呢？

原来，自西乡退隐之后，日本政局就动荡不安。在野的征韩派与民权派组成强大的反政府联盟，严重威胁到维新的稳定推进。出于内部问题外部化的考虑，大久保政权转而支持出兵台湾。

明治七年一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与右大臣岩仓具视都认为时下“对生蕃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的行动”。于是委托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与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联合草拟了“台湾番地处分要略”。

2月6日，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家中召开了台湾议题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出兵。

阁议作出后，日本开始落实征台事宜。在太政官内设置了台湾都督府。而李仙得也在3月13日向大隈重信递交了第二十二号备忘录“论占领及对生番之施政”和“论外国人之雇用办法”。31日，李仙得又向西乡从道提出了第二十三号备忘录“论各船舰发缆程序以及雇用外国人着手占据之各方法”。其中很多建议被采纳，为了凸显这次行动的国际性，日本除用李仙得外，还雇佣了美国海军少校克沙勒（随先锋队行动）、美国陆军中尉奥瓦逊（负责建筑阵营）、英国人布朗（负责测量台湾沿海及建设灯塔）、厦门洋行医师曼逊（担任原住民翻译）同行壮胆。

4月，三十一岁的西乡从道由陆军少将升迁为陆军中将，并被任命为“台湾番地事务总裁”——这个名称就非常不同寻常，标举了日本对台湾主权的漠视。同时，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被任命为参军。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少佐福岛九成为参谋。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出任台湾都督府事务局总裁。

4月6日，天皇召见了西乡从道等三位将领，并发布敕书，称：日本人受到暴杀，应该兴师问罪，给予相当处分。彼等如不服罪，则临机以兵力讨之。尔后日本臣民一到当地，应思防制土人暴害的办法。此外，天皇还赐给西乡从道西洋马具一套和短枪一组。

4月9日，西乡从道率领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至长崎。抵达长崎后，和大久保进行了协商，并致函其兄隆盛，请求支援。西乡隆盛自然大力支持，派出了300名精锐士族，以及由士官为中心组成的信号队（45人），由大仓喜八郎带领的500名各行业工匠前往支援。西乡隆盛还亲自到港口送行，以示激励。

此外，日本远征军还带去了和尚、记者等各色人物，以及182种西洋植物，不仅殖民而且殖植物。表达了日本要长久占领的目的。

此次行动日军总计投入兵力为正规军3658人，另“征集队”295人，“义勇兵”51人。其中“征集队”由为参战而辞职的警保寮官员和巡警组成，“义勇兵”则以志愿征台的士族为主。整支部队对外自称“台湾生番探险队”，真是荒唐莫名。

覆水终难收

就在日本箭已上弦的时刻，外交领域忽然起了波澜。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4月13日致函日本外务省，禁止日本雇用英国人和英国船。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即将行动的消息通知了清总理衙门。四天后，《日本每日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又惹毛了美国。原来，此时的驻日公使已经换成平安。《先驱报》妄称这次行动得到了平安的默许，美国政府也“容许雇用美国士兵，可谓终于承认日本征讨之举了”。而这次行动的目的也被露骨地说出：“欲在台湾岛东部开辟居住地，永久占领。”平安认为这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在第二天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表示不支持日本此举的照会。此外，西班牙也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表示中立。意大利和俄罗斯公使则对日本外务省提出询问。至于大清国，那就更是要提出质疑了——虽然，质疑晚了一点。

结果，不仅已经签约的英美轮船全部被强制解约，无法给日本运输人员物资，李仙得也被强制召回，而无法踏上台湾的土地，自然也就更无法做他的总督大梦了。

现在日本政府算是明白了，不仅洋人与洋政府是两回事，原来具体的洋官员的言论也不等于洋政府的政策。看来，帝国政府希望拉几个洋人狐假虎威震慑大清国的企图是难以达到了，搞不好还会引发列强落井下石的反制。

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一度动摇。三条实美一面通知西乡从道暂缓出发，一面派遣权少内史金井之恭去长崎命大隈重信速返东京。但西乡从道却说了一番大道理：

前此从道领都督之命，约定不可变更。今后断无空耗日时，等待命令之必要，若听之任之，只有坐失军机。从道虽不才，但出征事乃圣断。假令太政大臣亲自前来阻止，也断难听从。近来政府之命朝发夕改，人心惶惶，此绝非治国之道。尤其现今从道握有散于各地的陆军官兵，一旦贻误时机，彼等会做出如何行动，实难测知，此乃我最忧患之所在。若强行中止出征，从道惟愿立即奉还敕书，只身直抵生蕃巢窟，荡平其巢穴。若清国发出异议，政府允以西乡以下之徒，答称脱舰开小差之贼徒可也。断与政府无关！

说话如此蛮横，几近恐吓，却得到了大隈重信的默许支持。大隈在5月3日发给政府的报告书中称：“军势之气盛，如何都无法控制。”西乡则退还了雇佣的英美船只，并辞退了外籍人士，只有克沙勒与奥瓦逊两个老美非常积极踊跃，表示“只要没有本国政府的直接命令，绝不离开”。

而三条实美在派出金井后，也意识到金井恐怕不是西乡的对手，便又派出重量级人物大久保利通亲自去长崎。不料西乡得知大久保要来，匆忙在5月2日令先锋部队立即出发。于是，大军出港，日本射向台湾的第一支利箭也就离弦而发了。

不过当大久保在3日晚上抵达长崎后，西乡才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事实上大久保作为这次活动的谋主，一样是不愿退缩。就这样，西乡、大久保和大隈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告知政府，远征照旧不误。如需要雇用或购买船只，尽管大胆行动，“如酿成困难时，大久保为首负其责任”。至于运输问题则以买船代替租船，大隈重信出面以六万元洋银购买了一艘美国船，命名为“社寮丸”。又以十万元洋银购买了一艘英国船，命名为“高砂丸”——还是念念不忘所谓的高砂国旧典，船只命名也要强调台湾曾经是日本的领土。

也就在3日这天，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乘坐“有功丸”抵达厦门，拜访了厦门同知李钟霖，交付了西乡从道发出的“致闽浙总督公文书”和征台照会。是文开头就暗藏杀机，说：

台湾土番之俗，自古嗜杀行劫，不奉贵国政教，海客留难是乐。迩年我国人民遭风漂到彼地，多被惨害。幸逃脱者，迫入贵国治下之境始沽仁字愠恤，藉得生还本国

这里虽然话说得客气，后面更明白感谢中国“矜全我民之意厚旦至也，我国政府感谢奚似”，但是，所谓“土番……不奉贵国政教”、“我国人民”、“贵国治下之境”，又处处混淆视听，想方设法把琉球并入日本，而把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说成中国主权范围之外的无主之地。在照会正文中更说出以下奇文：

故本中将虽云率兵而往，惟备土番一味悍暴，或敢抗抵来使，从而加害，不得已，则稍示膺惩之势耳。但所虑者，有贵国及外国商民在台湾所开口岸，运货出入者或见我国此间行事，便思从中窃与生番互通交易，资助敌人军需，则我国不得不备兵捕之。务望贵大臣遍行晓谕台湾府县治边口岸各地所有中外商民，勿得毫犯。又所恳请者，倘有生番偶被我兵追赶，走入台湾府县境内潜匿者，烦该地方随即捕交我兵屯营。

该照会文字极其客气，但内容则蛮横无理，而其所谓生番被追入“台湾府县境内”一句尤其可恶，是处处不忘将中国在台主权范围一缩再缩，居然还要中方帮日本捕拿生番，更是奇谈怪论。

所以，不难想象，当这个照会在5月8日送抵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手中后，李予以拒收。并复函强调“台湾岛乃清国政府管辖之地，无日本军兵恣意上陆之理”，并要求日方“撤除阵营，令军兵返回本国，以确保两国交往之亲睦”。但是，送信人早就不见了踪影，而日军先锋部队已经在书到当天在台湾登陆，其中就包括了信使福岛！可以说，李仙得追求的同步性终于实现了。与此同时，李仙得亲自操刀的匿名大作《台湾蕃地是中国帝国之一部分乎？》也在上海刊行，为此行造势。那么，此时的大清帝国又在忙活什么呢？何以如此轻松地就让日军登陆了呢？

责难背后的真相

按照以往的观点，大多认为清廷各级官员在这次台湾问题上人浮于事，是造成被动的根本原因。可是，根据近数十年来史学界的新研究成果而论，这个说法实在很难站得住脚。

此时的大清国刚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各地督抚多是经历过实战历练的干练大员，应对外事的能力与眼界也早非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同辈官员可比。但是，两个缺陷限制了他们的个人能力发挥。第一个限制在于大清国糟糕的军政体制，第二个限制在于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后者主要体现为铁路与电报的匮乏。

就在桦山在打狗地区搜集情报的3月24日（二月初七），水野遵与一名仆从由旂后港到枋寮，目的是前往琅峤进行地形勘测与军情侦查。因大风等船而耽误两天。27日（二月初十）他们乘小舟抵达琅峤，观察地形并绘图。水野一行自旂后港出发之时就引起清廷地方官的注意。3月30日（二月十三日），枋寮巡检王懋功与千总郭占鳌将这一行人的详细行踪上报凤山县。署凤山县令李煐于4月5日（二月十九日）上禀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台湾道夏献纶，夏又将这个情报上报福州将军文煜与闽浙总督李鹤年。

也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信息大延误。由于当时两岸没有铺设电报线路，所以信使只能乘轮船前往福州，而当时两地的轮船是由固定班期的，由于等船，信使直到4月11日（二月二十五日）才离开台湾，文、李收到消息则已是4月12日（二月二十六日）。此时也正是日本因为外交纠纷而犹豫不决的当口。可惜大清国未能进一步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是驻华外国使节与洋员控制的海关税务司，因为有“铜线”（电报）传递海外消息，反而比大清国先得到了确切情报。

4月15日（二月二十九日），夏献纶通过台湾税务司得到惊人消息，5000日军搭乘5艘轮船即将前来台湾南部登陆。夏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不过，他的这个情报传递得实在够慢。总理衙门在看到夏的报告前，反而先接到了洋人的预警。

4月18日（三月初三），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梅辉立前往总署，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发出了最早的预警。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玛发出公函，正式提醒清廷注意日本即将对台湾展开的行动，并询问清廷的立场。这份公函发出的第二天，总税务司赫德根据广东税务司的情报也跑来总署告警，到4月22日（三月初七），由于收到了厦门税务司送来的同样情报，赫德第二次到总署告警。而此时日方正因意见分歧陷入瘫痪状态，要再过10天西乡才违令派出先头部队，而距日军最终登陆台湾则尚有17天的时间，距日军展开对番社的进攻则还有31天的时间。这是历史留给大清国的反应时间差，如果从第一次接到梅辉立的预警开始，历史一共给了大清国21天的时间阻止日军登陆，35天的时间阻止日军对番社展开进攻。以当时清政府的交通通讯手段，在21天内阻止日军登陆虽然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在35天内采取有效的外交、军事反制行动，遏制住日军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可惜，所有这些预警都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4月27日（三月十二日）转发给总署的情报。这份来自上海的情报，是根据长崎方面的情报汇总而成，内容非常精确。不仅提及李仙得是“参议”，并提及日军规模及欧美船只代运兵员情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精确指出了日本此次出兵的直接动因：“因旧藩部属武士新近内乱，不惬国家。请征高丽不允，恐再作乱，姑使之往打生番，不计胜败，是驱若辈以从事而已。”但是，对于这份情报内容的真实性，李鸿章并未作出判断，而只是中性地转给总署。就在第二天，李鸿章又给总署发出一封专函，这才讲出自己的判断：不相信十二日他转给总署的那份上海情报的真实性。

李鸿章按常理衡量日本，觉得“各国兴兵之举，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或不准理诉，而后兴师”。何况日本刚与中国正式缔结了友好和约，又在觐见清帝问题上大出风头，两国“和好如常”，仅仅一个台湾生番问题，日本又怎么会“未先行商办”，就“遽尔称兵”呢？而且，就算是“冒然兴兵，岂可无一语知照”？他哪里知道，日本的照会是和枪声同时送来，而且是故意送到福建地方官手中，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机构。

此外，李鸿章还看到了“日本内乱甫平，其力似尚不足以图远”，就算是内部问题外化，李鸿章觉得日本也应先入侵朝鲜较为合理。可是，“江藤新平请伐高丽，尚因不许而作乱”，日本又怎么会“舍积仇弱小之高丽，而先谋强梁梗化之生番”？

最后，日本难道就没有考虑到，入侵台湾，必将与中国冲突，“中国以全力争之”，日本无法取胜，徒然在国际上留下“悖义失和”的坏名声，不是太不合算了吗？

至于外国驻华使节的警告以及税务司方面的情报，李鸿章同样不以为然。他觉得，“近年东洋新闻百变，诈讹多端”，不能听风就是雨。其次，这很有可能是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搞的鬼，因为此人与日本关系亲密是公开的秘密，故而“代为虚张声势，亦在意中”。李鸿章反而认为威托玛所谓“日本并未出有向中国称兵战书明文，且有钦差大臣前来中国之议，以此推之，似无发文称兵之心”这番追加叙述“似尚平实”。从而得出了日本不至于贸然出兵台湾的错误结论。事实上呢？日本兵是三天后就出了长崎港了。

不过，李鸿章仍有一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从预防最坏结果的角度指出，直隶远离福建，所以李鸿章“不知该省有无防备”。“此事无论虚实”，都应该提前进行战备。并引《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备之”为证。最后还再次强调“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浸强，尤濒海切近之患”，就算这次不爆发军事冲突，也只是早晚难免的事情。

总署的麻木与李鸿章的觉醒

但遗憾的是，总署看到李鸿章前面的分析后遂做高枕无忧之想，除了将李鸿章的建议全文原封不动地转发给福建将军文煜做参考外，此后近20日内，丝毫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日军遂得以大摇大摆地于5月7日（三月二十二日）成功登陆台湾，未受任何阻挠。又过了三天，李鸿章才刚刚根据上海发回的新情报确认日本出兵台湾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得到的还都是些日本陷入外交纠纷前的老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已足以让李鸿章意识到问题严重。在5月10日（三月二十五日）这天他致函总署，提出了四点建议外加一点总结：

第一，日本“悖义失好”，美国人“雇与商船”帮助日本“装载弁兵军装”，“均属违背《万国公法》”，故而首先要从会晤美国驻华公使开始，依公法与之理论，如美国“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同时“严禁商船不准应雇装载弁兵”，则“计日本兵船无多，其谋当渐寝息”。此为第一要义。

第二，马尾造船厂自制的兵轮船及水师船只不少，“似应先派往台湾各港口盘查瞭望。如遇日本兵船入境，问其因为何事而来？如船中载有陆兵多名，应即拦阻，勿令进口上岸。”

第三，根据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寄送的台湾全图显示，“琅峤系南路生番后山海口”，适合登陆，本拟建造炮台但并未施工，也没有设置驻军与警戒哨所，如果日军来此登陆，清军实在是“一无防备，殊为可虑”。台湾本岛驻军又没有战斗力，“无甚足恃”。只有从大陆地区“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峤附近一带，择要屯扎，为先发制人之计”，才能有效阻止日军登陆。如果日军胆敢“擅自登岸”，清军就可以一面进行外交阻拦，一面进行军事集中，让“劲敌无隙可乘”，“此为第二要义”。

第四，郑重推荐船政大臣沈葆桢“管辖新造兵轮船，又系闽人，情形熟悉”，似应由总署知照，“会商将军、督抚密速筹办”。

一点结论：“日本既有此议，早迟必将举行，若不慎谋于始，坐待兴师，将来无论彼此胜败，恐兵连祸结，竟无已时；于沿海大局关系非浅。”

李鸿章的建议倒是立即引起了总署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指导方针下，恭亲王与文祥进行了宫廷说服活动，终于在5月14日（三月二十九日）请到谕旨，命沈葆桢巡查台湾，并通过照会责难日本背约。

应该说，这个决策过程本身还是很高效率的，可惜因为整体的情报传输系统的迟滞而大打了折扣。日军已经登陆，美英也自行与日本划清界限，李鸿章的未雨绸缪全成了事后诸葛亮。

定计之后又十几天的时间，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再次无所作为。又要迟到5月29日（四月十四日）才正式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但是，当时福建全省武备稀松，台湾更是只有两营兵力。沈葆桢固然可以随时去台湾，可是无兵无枪无炮，在日军已经登陆的情况下，就靠他带着几个幕僚、两艘轮船，自然阻止不住日军的行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5月14日发出的抗议照会系由一名雇佣的英国人送往日本，此君在上海迁延一月，直到6月4日（四月二十日）才把这份照会送到日本外务省。与此同时，台湾地方官员倒是在始终密切监视日军的一举一动，主角还是王懋功与郭占鳌。从登陆日开始，每天日本舰船的进入口数量、协助人货的详情、以及日军的行动，这二位始终在认真观察，详细记录，逐日上报。可惜，由于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他们尽职尽责的成果是注定无法为总署与李鸿章的决策做参考了。而台湾本岛由于缺乏现代陆海力量，同样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也只有对日军的行动认真观察，详细记录，逐日上报！

如此又拖到6月9日（四月二十五日），清廷才又发出上谕，指示南北洋大臣与沿海督抚协助沈葆桢武力增援台湾。而日军却早在5月22日（四月初七）已经展开了针对番社的军事进攻！

就在6月9日的上谕还在途中的时候，苦于无米之炊的沈葆桢已于6月12日（四月二十八日）上书恳请军事增援。沈的上书还没抵达北京，李鸿章已于6月15日（五月初二）不谋而合地致函沈葆桢，表示自己可以解决调兵难题。

原来，早在沈葆桢刚接到命他巡视台湾的上谕后，他就意识到日本此次来者不善，绝非空口所能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发现问题后，致函李鸿章，大呼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李鸿章终于在此前的5月19日（四月初四）确定日本确实出兵了。在接到沈葆桢的求救信函后，他在6月14、15日（五月初一、五月初二）的回信中相继表态：现在国家装备最精锐、训练最有素的部队都是我的旧部，最先进的武器也都在我的辖区内，我岂能坐视不救？李鸿章在6月15日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徐州之记名提督唐定奎，朴干能战”，其麾下所部武毅营原属刘铭传的铭字军系统，有十六营兵力，其中马队三营，步兵十三营，“均系枪队”，当年追随刘铭传“历剿粤、捻，号称劲旅”。现驻扎徐州，被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李宗羲“倚为保障”。其中步兵13营6500人可由“唐提督统带”，“由徐移至瓜洲，派轮船径驶该口，分批航海前去”增援台湾。剩下马队三营则留防徐州。

要调唐部赴台，必须得到两江总督李宗羲与江苏巡抚张树声的同意。好在前者是李鸿章的科考同年，后者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李鸿章乃以私函沟通，先于6月20日（五月初七）致函关系密切的张树声，继而于6月23日（五月初十）致函李宗羲，无外乎替沈葆桢诉苦，指出沈“颇有发愤为雄之概。惟只身赴台，手无劲兵”，“订购铁甲船，亦虑缓不济急。惟闽省勇营本少，枪队尤少，绿营兵更不可用”。故而只有调唐部援台，因为“东南数省尚无此现成大枝枪队”，唐部“又扎闲地，暂可挪移”。最后李鸿章还似乎漫不经心地顺笔说到，长江口是不会遭到日本攻击的，实则是给李宗羲解压，以使之痛快地同意调唐部援台。接着就陷入了一个新的等待时期，直到6月24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初步确信调唐部无大问题后，这才正式致函总署，表示可以调唐部增援台湾，并希望总署能“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

这一运作过程充分表现了当时大清国的人情政治已经到了完全替代正规制度运作的程度，而更深层的悲哀则在于之所以人情政治能无视正规制度，正在于正规制度更加糟糕。君不见，两次鸦片战争都没能打出一个外务省，最后搞个总理衙门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且这个衙门也是可怜得很，当其创办之初连常设经费都没有，只能从户部每月赊借三百两白银，日后再由南北洋各省督抚的海关提留中分摊偿还。当其运转之初，自然也没有启动资金，只能再向户部预支三千两白银，这才勉强开张。至于宪政政府、参谋本部之类的机构，大清国就更没有了。所以李鸿章等人也只好搞人情政治，天才外交了。但是，再大的天才也难为无米之炊，交通、通讯手段的落后，严重限制了李鸿章的外交天赋的发挥，大清国就像一个迟钝的恐龙，反应总是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李鸿章的天才外交也就不免蜕化为恐龙外交了。

不过仍有值得肯定之处是，李鸿章个人的反应再次走在了同僚的前面，就在6月24日（五月十一日）致总署的公函中，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战略指导方针。并坦言“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为什么已经认识到笔舌难胜兵势，说来说去还是只追求和局，而不是趁机开战，狠打日本一通呢？原因是复杂的，主因还是在于此时的大清国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实在无力多顾。西北回乱牵扯了大清太多的精力，也消耗了太多的国力。东南海防实际就是个空架子，长久处于传统陆权构架边缘位置的台湾，就更是软腹。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私函中早就交了底：大清国财政困难，当初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李鸿章解决捻军，都是自己筹款，不仅不敢指望中央拨款，只希望中央不帮倒忙就好。现在国家尚未从长期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失败中恢复元气，自然难以强硬对外。所以能和平收场，实为上上策。除非迫不得已，还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与日本人开战好。而且，李鸿章虽然争取和局，却也做出了最坏打算，这就是他后来在7月7日给沈葆桢的信中所说的：“狮子搏象，要用全力！万一决裂，必须备集而后动，谋定而后战。”即不打则已，打就要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沟通的时间差，沈葆桢在李鸿章回信的6月14日，与帮办大臣潘蔚一起分乘马尾造船厂的两艘国产轮船（安澜与伏波）前往台湾。潘蔚于6月15日先行抵达，沈葆桢则视察了澎湖，随后在6月17日抵达台湾本岛。无奈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艘轮船自然无法阻止日军行动，此后中日双方屡屡进行外交接触，但是西乡之流根本无意妥协，他们一面与中方胡搅蛮缠，一面加紧清剿番社。沈葆桢等人缺乏有效的陆军兵力可调，只有对援军望眼欲穿地等待。

而此时的李鸿章则忙着协调各方关系，为唐部赴台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落实唐部调度及赴台后的军饷着落，另安排“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

这个准备工作一直忙到7月23日（六月初十）才有了头绪。8月1日（六月十九日），唐部接到增援台湾的正式命令，同时援台的还有李鸿章张罗到的洋炮二十门，火药四万磅。次日，唐军开始分批离开徐州，前往瓜洲古渡口乘轮船前往台湾。由于没有铁路运兵，故而行动缓慢。到8月14日（七月初三）第一批部队才得以登船出洋。又直到8月26日（七月十五日）唐部先头部队才登陆台湾，进驻凤山县旂后港。

整个调兵过程几乎成了李鸿章的个人人脉大运动。不仅所调是他的旧部，相商者一为他的旧部，一为科考的同年。最后负责调配船只者系其幕僚盛宣怀，组织人员、器械、粮饷分组运输的是徐文达。共计调用轮船七艘（永保、琛航、大雅、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其中四艘（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属于李鸿章一手操办的轮船招商局旗下（另三艘来自福州船厂，另有江南制造局的两艘轮船备援）。

整个调兵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问题。从瓜洲到台湾的水程虽然路程远，但因为有轮船运兵所以只用了13天的时间。而从徐州到瓜洲的陆路距离虽然短，却因为没有铁路反而花了14天的时间。如此整个进军过程共计花费了26天的时间（内有一日为抵达瓜洲与立即登船的重合时间）。反观日军，5月2日（三月十七日）离开长崎，5月8日（三月二十三日）登陆，仅一周就完成进军过程。更何况清廷决策已落后手，等唐部淮军进驻台湾，日军业已完成军事清剿活动，并占据了有利地形，静待大清国来理论了。

自掘坟墓的日本远征军

5月18日，日本军与当地番民发生了第一次战斗。5月22日，西乡率领的1900人的后队及给养运输船抵达琅峤湾，登陆射寮。同日200名日兵进攻石门，与80余名原住民发生了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随后日本扫荡了牡丹社等多个番社，并开始建兵营、修道路，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并向番民分发“烧饼旗”。总之一句话：不走了。7月21日，侵台日军指挥官西乡从道甚至宣布已经降服各社生番，大有开化番民，长久控制的势头。

但是，日军很快就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强悍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大自然。

为了这次远征，日本筹备了1000只鸡、6万个鸡蛋、2300条鲑鱼、60箱干鳕鱼，还有大量的米、牛肉、咸鱼、各类蔬菜。貌似准备充分。可是日本当时并不具备远程运输的保鲜技术，后勤安排是按照常规的三到五天的行程计划的，而仅运往台湾就要10天，且不说台湾当地的炎热气候。结果就是肉和蔬菜到了台湾就腐烂生蛆，其他食物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质。食物中毒加上传染病横行，共同给侵略者制造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据参与是役的日本军医监落合回忆，当时日本士兵“所尝到的艰难辛苦，究非笔墨所能详述。在这海南绝岛瘴疠之地……粮食本不完备，又加上运输困难，常为泥路及险恶的斜坡所阻，战斗部队因此为饥渴所困，不知有多少次。有时只能靠腐烂发着恶臭的饭团充饥……加之地势炎热如灼，设备又极简陋，所谓帐营，也不过徒有其名，只是一块天幕，有二三个月在其间煎熬，以致全军都患痢疾，苦闷呻吟之声，惨不忍闻”。甚至有五个病号因无法忍受，三人自缢，二人跳海。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西乡本人跑了两三次医院，给他的勤务兵抓药。其身先示范的作风固然能收敛军心，但西乡自己却已经意识到，再耗下去，日军必然“自动瓦解”。据日军战后公布的数据，是役日军死于战事者仅12人，而死于疾病者则有550余名之多。

由于医药匮乏，到了9月末，病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日军全军几乎无一人能幸免。疫情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中连死13人，有近一半的士兵已丧失吃饭的力气。医护人员自身也罹患了一样的疾病倒卧在床。最后连服劳役的夫卒工作也只得雇佣附近的原住民协助。龟山分营的日本兵营连续两次被飓风吹倒，一开始日军还进行修复，但最后连修复的力气也没有了，竟任其倾倒在沙地上。同时，因为受到南海暴风肆虐的影响，粮食运输船无法靠岸，造成严重的军中缺粮现象。

士兵如此，那些本着“长治久安”的幻想来的移民们的境况更糟，“有从长崎来的商贩，分别经营屠牛店、荞麦店、豆腐店等，试图做军队的生意。刚开始的确门庭若市，但不到一个礼拜竟都罹患了恶疾，屠牛店、荞麦店皆有人死去，其余的人也纷纷搭船离去。”最后连棺木店的老板也病死了，这一点尤其令日军头疼，因为日、清丧葬的方式不同，所以日军只得选取简单材料，自行打造棺木。

据事后日军统计，这次侵台共出动3658人，经多次增兵，总数最多时达到了5990人。就是这5990人，共计有3769人患弛张热，3363人患消化道疾病，1590人患皮肤病，784人患间歇热，773人患脚气病，89人患伤寒热。其中很多人是一人患多病。扣除掉战死、病死的560余人，和运回国内的2000余名伤病员，一线兵力其实有限。根据清军的侦查显示，日军后期在台湾的兵力只有3400人，而且其中还有1200人是夫役。军人只有2200人。而清军有当地驻军担任警戒工作，粤勇负责后路守备，装备精良的唐定奎部6500人可以全部作为进攻部队使用。根据沈葆桢的汇报，“淮军甚精锐，勃勃欲试”，“人人有摩拳擦掌，不可遏抑之势”。又说“淮军有灭此朝食之慨”。唐定奎本人也“沈毅勇鹜见乎眉宇，未必肯不战归”。更非日军的集体陷入疾病状态可比。而且，当时双方的武器装备大抵相当，甚至淮军的装备还要略胜日军。

此外，日本的财政也因为这次远征而出现了危机。鉴于军费供给的困难，时任右大臣的岩仓具视希望宫内卿能够暂时将用于皇室建筑的27万元移作军费，可是由于伊藤博文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泡汤。最后只好由开拓厅主管黑田清隆挪用10万元的开拓费暂时应急，同时号召公务人员各捐薪水的四分之三以作军费。但无疑这个做法只是杯水车薪。

结果就是，日军对台湾的贸然入侵给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次最有利的惩罚侵略者的良机。甚至可以说，无需直接交战，只要这样拖下去，就能拖垮日军。所以，连一向主张对外持谨慎立场的李鸿章，这次也主张以强硬姿态对日。可是，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谜一样的彻底改变了事件的进程。

外交争锋暗设陷阱

大清国的态度强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他们不仅错估了国际形势，也错估了大清国的实力与意图。

岩仓对这个局面深感惶恐，承认这次行动过于冒失，“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抗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此时大久保一样的心虚，他当初决定不征韩而征台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征台可以避免与清国的战争，又能转移内部矛盾，二、征台可以速胜。

事实证明，除了内部矛盾确实得到了暂时转移外，两个基本前提都落空了。

事已至此，只有放弃对台湾的军事征服，转而在外交领域追求下述三个新目标的完成：

一、争取体面收场，即以外交手段诱迫清廷承认日本此次出兵为“保民义举”。

二、争取从清廷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金，从而将这次远征的经济损失压到最低。

三、在“保民义举”的幌子下，尽量把琉球被害者的身份混淆为日本国民，从而为下一步的吞并琉球预设外交伏笔。

本着欲抑先扬的策略，日本虽然已经决定转向外交斗争，但武戏依然在唱，而且唱得更加热烈。它们一面在国内作动员，一面扬言要购买西洋军舰，远征朝鲜。

对于日本人的虚张声势，李鸿章很不以为然。

在7月下旬，李鸿章确实一度很担忧朝鲜的局势。7月27日（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番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所以他并不担忧台湾，但却很忧虑朝鲜。

首先，从地缘战略上讲，“朝鲜为我东土屏蔽”，直接保护着大清国的龙兴之地与首都北京。可谓所有藩属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其次，“日本觊觎朝鲜已久”，早在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就怀着“度辽东、图燕京之志”，“大举三韩”。虽未能得逞，但历史教训却很深刻。“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若如倭寇之袭扰江浙沿海，尚不过是“沿海肢体之患”，但若日军大举侵朝，吞高丽而图东三省，由海而陆，雄视东亚，则必为“根本之忧”。恰于此时，陈兰彬又从美国来信，称日本“派子弟赴（西洋）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船”，意图叵测。在李看来，日本人本“多强悍之气”，多购西洋枪炮，岂非中华大患？

但是，李鸿章很快看穿了日本的把戏是虚张声势。因为“往高丽应由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该由西南之长崎征发。盖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也。是其日前暂停发兵及改往高丽之说，或已闻知中国不准，故抑扬其词，声东击西，以懈我之备耳。”

很快，清廷的反应就出台了：

一、造炮台于澎湖列岛；

二、设海底电缆于台湾海峡；

三、购置毛瑟枪三万支于德国；

四、商购铁甲舰于丹麦；

五、由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大军25000人准备渡海赴台。

虽然这些举措都很难立即生效，但已经足以抵消日本的虚张声势。

剑拔弩张中，柳原前光又来到了天津，见到了久违的李中堂。

李鸿章首先问及同治十二年的来华日本公使福岛种臣，何以回国后便退出了政坛。柳原答以“与岩仓大臣议事不合。”李鸿章遂不无调侃地对柳原说出下面一番话来：“十年来华公使伊达，十二年来华公使副岛，回去即退休，是贵国用人行政无常”，还是来华钦差不利呢？对了，说起来你柳原“九、十、十一、二等年同来”，只因为不是公使，所以“官则一年高一年，今作公使，要小心些！”

对此，柳原自然也只有点头称是。

接着双方便开始切入台海危机，柳原抓出一连串的枝节问题纠缠不清，于是逼出李鸿章的连珠妙语：

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通好也。

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

你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

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

惟日本二百余年未与中国立约，并无一兵入中国边界。今甫立和约，而兵临我境，你对不起我中国，且令我对不起我皇上百姓。若有约各国皆如是，天下岂不大乱了？

柳原既不能在谈判桌上占得便宜，也只有抓些枝节问题拖延时间。可西乡终究无法在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最后问题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于是便有了8月间日本全权大臣的来华。

这位全权大臣，便是大久保利通本人。

大久保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为之重大事件。如谈判不得终结，就此归朝，则使命不完成，固不待论。而最可忧者，为国内人心，以事情迫切，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如人心无法收拾，战端终于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柳原公使觐见（清帝）虽遭拒，但仅此殊不足以言战。若然，势必至无理开战，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所以也只能自找台阶，称“和好了事，原为使命之本分，故断然决行”。

这番离奇表述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日本当时的财力与军力都经不住持久的尴尬事实。

8月6日，大久保离开东京赴中国谈判，张口就要赔款三百万银元，可谓十足的讹诈。对此坐镇津门的李鸿章当然不会答应。远方的沈葆桢也不会答应。

百年之惑

虽然大清国的官员们并不不完全了解日本的内情，但至少沈葆祯在9月10日（七月三十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看出：“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可想。然必故为狡宕，以示整暇，不肯遽就范围。是欲速了结之意，当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可不求速了”。故而沈葆桢在上奏中建议：“倭备虽增，倭情惭怯，彼非不知难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但我厚集兵力，使其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

李鸿章对此深以为然，9月29日（八月十九日），法国公使经烟台过天津，李鸿章与之交谈时特别强调：“此事确是日本大错，始欲强占番地，占地不得，则欲贴兵费。中国待他始终不错，你想：若令占地或贴费，中国颜面如何下得去？将来若请各国公评，难保无暗中偏护日本者，无论如何说法，占番地、贴兵费二者断不可行。总署与外间亦断不能允。”李鸿章更暗示对方，如果其他国家打着调停的旗号替日本谋求赔偿，必然被中国回绝，到时“莫怪中国轻慢各国朋友，务请贵使牢记勿忘”。

可惜北京城里的当政诸公却并不如此看问题。

据说，在他们看来，十月初十就是西太后的四十寿诞，台海危机还扯个尾巴，久拖不决，岂非大煞“盛世”风景？

又据说，他们更真实的担心是当时大清国内战不断，与英俄的关系又紧张，害怕再与日本开战。

又据说，此时西太后、东太后、恭亲王和小皇帝之间关系复杂，权力斗争激烈，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方略。

又据说，此时大清国内战未息，财政吃紧，不敢贸然再与日本开战。

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永远无法说清，但从结果上看，大清国确实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条惊人的软化处理道路。

大久保也很精明地及时绕过了天津的李鸿章，直接进京交涉。日本国内也极其团结，陆海军拧成一股绳，做出不惜一战的准备，在野的西乡隆盛也全力支持现政权，虽说有人劝他抓住大久保不在的良机夺权，但西乡断然拒绝。

9月14日（八月初四）到10月23日（九月十四日），日方代表与总理衙门谈判七次。其间，桦山仍力主一战，但大久保深知，战是不可能了，关键是如何体面收场。

大久保的体面底线就是迫使大清国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这个底线暗藏两个玄机，首先，承认了这一点就开脱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其次，前文中已经说明，整个事件中死的都是琉球国民，而日本对“保民义举”中“民”的解释恰恰是日本国民，这就是日后条约中所谓的“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中国承认日本此行为“保民义举”，也就等于间接地默认了琉球是日本的主权所属。这就为日后地吞并琉球预设了外交伏笔。

而大久保的手段高明也正在于此，他不会坐以待毙，就“保民义举”论“保民义举”，如此辩论来去，早晚露馅。大久保的做法是以攻为守，并在以攻为守中混淆主题，甚至额外得利。

大久保的外交攻势包括了两个方面：其一，要求中方赔偿军费；其二，否认中方对番民地域的主权拥有，连带的就产生了所谓的在台日军久驻与撤离问题。

这两点都是中方绝对不会认同的。关于赔偿军费一节，大清国既不愿意给一个小小的日本赔偿军费，更不能接受大久保开出的300万的数目。而对番民主权的辩论也非常激烈。在台湾的日本侵略军组织当地居民进行土地贸易，故意问土地是他们个人的还是台湾府的。要知道，大清国可是不搞土地公有制的，居民自然说地是自己的，于是日本人便记录下来，当作该地是非主权范围的“证明”。却不知这么一证明，英国、美国遍地都是非国有空地等着去圈地呢！同时，中方则调出户部数十卷纳税记录，证明台湾番民一直对朝廷纳税，而且声明当初所谓的“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只是说生番是化外之民，并未说该地是无主之地。

虽然总理衙门的辩论非常有力，可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入了日本的圈套。倒是琉球非常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此前虽然日本要求琉球协助日本远征台湾，但琉球不仅拒绝了协助行动，反而背着日本派出朝贡使节到福州向中国再次表明属国身份。并以琉球国王的名义，向闽浙总督致谢，感谢大清国对琉球难民的救助，还特意送来三百两谢银转送台湾府官吏。可惜，大清国忙于就军费赔偿与番民主权归属问题和日本争论，反而没有好好利用琉球送上门的证据。

在这个不断辩难下，日本做出了一个所谓的“让步”，承认中国对番民地区拥有主权，但要求中国对之赔偿军费。这就导致了双方外交谈判的破裂。

但是，破裂的外交谈判很快就又恢复了。因为大久保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英国驻清公使威妥玛。他决定帮日本解困，以维持远东均势。当大久保与清廷七次谈判不果，明言回国，暗中求救于威妥玛时，威氏亲自出马斡旋，最终使双方达成协议。1874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与大久保签订了关于台海危机善后事宜的《中日北京专条》。该约规定：

一，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无可非议；

二，中国赔银50万两，其中10万两为难民家属的抚恤金，40万两为日军留台设施的补偿金；

三，中国台湾番民妥为约束，以期永保旅客安全。

这里的“抚恤”系针对柳原在和毛、董两大臣争论时，所诡称的遇害之日本人而发。既是对日本的绥靖，也是大清国下台的阶梯。不料却正为日本人所利用，使日本日后有借口宣称：大清国已经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而大清国的收获，不过是少出了些银子，得到了日本对台湾主权的所谓承认！而日本的预设战略伏笔的行动还在紧锣密鼓地继续进行中。

谈判结束回国之际，大久保“顺道”去了趟台湾，在琅峤立了一个“大日本琉球民五十四名之墓”。这个墓碑不同寻常，有三大潜在含义：

一，为琉球问题张本。背面的碑文开篇即说“明治四年我冲绳旧藩民漂到台湾遇害者五十四名，越三年，朝廷诏海陆诸军征问其罪……”。这就等于明言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而与大清国无关。

二，日后可以扫墓为名，前来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三，不动声色地纪念了这次征台行动。

据廖庆洲先生的《日本过台湾》一书中记载，直到20世纪80年代，居然还有日本人“前来扫墓，而引起本地的骚动”。足见大久保的机谋深远了。

但是，这些都是日本外交家深谋远虑的后话了。回望大清京师，却正是一片热闹景象。“万寿排日筵宴恬嬉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这是李鸿章在家信中的愤慨。在李鸿章的愤懑中，大久保凯旋了，后者接受了万民的欢呼，也接受了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日本老百姓为此还进行了庆祝游行。可是，究竟是否凯旋，关起门来，日本人自己最清楚。这次行动，日本出兵3658人，死573人（其中阵亡仅12人，余者为病故）。共计耗费955万元（含办理大臣派遣费），其中购置兵器和购买船只是593.2万元。纯战费为770多万元，远远超过从道事先估计的50万元。要知道，明治五年日本陆军的总经费才800万元，海军经费仅50万元！而最终侥幸从大清国诓来的那所谓银50万两抚恤金，仅相当于日本此次征台费用的十分之一。

如果这也可以称作胜利的话，日本早晚在此等胜利中，一步步走向财政死亡。反之，日本没占到便宜，却不等于大清国就胜利了。李鸿章是第一个看出《中日北京专条》中致命问题的大清国官员。他在正式签约前两天的九月二十日（10月29日）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明确指出其致命之处有二：其一，“番所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其二，“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是，李鸿章也终究只能在私函里发发牢骚罢了。

第五章　大清国的变与不变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台海危机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了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

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年的台海危机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台海危机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

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

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年1月9日），53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将更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十九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

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

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

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

马嘉理事件

晚清历史不仅奇妙，更充满着凶险。事实证明，李鸿章的官运确实有了转机。但他的事业却遭遇了暗礁。

就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六，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时年29岁）及4名中国随从在云南腾越厅境内“探险”被杀。仅比光绪帝登基早三四天。

杀人者一说是当地土匪，一说是山区野人，一说是当地仇外官员雇佣的杀手，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案发后地方官先是隐瞒不报，继而又坚称杀人者是当地野人，未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工作。这就使大清国在外交上处于一个极被动的状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大肆恐吓，扬言若中方不能作出令英方满意的答复，英方就将采取“自由行动”。

到此地步，清廷也只有门牙打掉往肚里咽，一口咬定系野人所为，地方官主要负失职的责任。并希望以赔款和增开温州、北海两处通商口岸为代价，息事宁人。英方却不甘心就此了局，坚绝驳回中方的开价，并直斥中方审案“如儿戏”。

威妥玛道：“总署诸人如同小孩子，说来说去，总是空谈，一味说从容商办，定是一件不办。一到总署，必定吃饭，总署大臣陪坐，好象饮食就是外交上的头等大事。大臣一个看一个，新大臣看老大臣，老大臣看恭亲王，恭亲王一发言，大臣便轰然响应。”

可问题无法解决。如此你来我往，争论一拖就是一年有半。其间英国公使甚至一度扬言要下旗离京，让兵舰来解决问题。直到光绪二年（1876年）的六月八日，才又有了转机。

这一天，清廷下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往烟台与英使会商。薛福成写就《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上呈李鸿章，提出“以拒为迎”的谈判方针，主张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应迁就，应一面备战，一面将滇案本末遍告各国使臣，力争外交解决。

本着这个方针，李鸿章在烟台将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匈）八国公使召集到一起开会，巧妙地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制衡英国，在让英国产生受挫的同时，再作出适当的让步，终于让英国知难而退，转而寻求与中方协商解决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英国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清廷除向滇案中死难的英国人付抚恤金20万两，增开三个通商口岸外，还要另派道歉使臣于十月十八日由上海启行往英国正式致歉。

对大清国而言，这是又一个惨痛的教训。正如曾纪泽对西太后所说的那样：“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

难题在于由谁作代表去英国道歉。

在当时的大清国有一个顽固的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官僚系统，死抱着老一套不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外不参与洋务，内不参与新政，反而专门攻击搞洋务、办新政的人与事，他们自命为清流，而将洋务—新政派称为“浊流”。他们高唱“尊王攘夷”的高调，“反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

正是这个激进而又幼稚的清流派，在晚清重大外交决策上起到了严重的干扰作用。

在这个主流风潮下，大多数人是避“洋务”尤恐不及，何况这次是去给洋鬼子道歉？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的“道歉特使”道完歉后并不完事，而是就此做大清国的第一位常驻外国使节。后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当时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住在可怕的蛮夷之国，那就是去父母之邦，就是“二鬼子”。

但必须有人去。

谁去？郭嵩焘去。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的金兰之交，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可是，他要去，他的湖南老乡们却不让他去。在后者看来，郭嵩焘不顾舆论的反对，“坚持”去当道歉特使，只能用一句话解释：想当官想疯了。一夜之间，郭嵩焘成了“官迷”与“二鬼子”的代名词。而骂他最狠的，正是他的老家——湖南。

认识他的人，争相与之划清界限。不认识他的人。更是不遗地余力攻击。以至出现了湖南人“耻与为伍”的局面。一副很有名的对联也就诞生在这时。上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下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里的“鬼”，特指洋鬼子。

当年在湖南省会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们，也是爱国不甘人后。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群情激奋中，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郭嵩焘出资重修的唐代古刹上林禅寺中，藏有洋人！

这还了得！

于是乎，众愤青振臂直前，浩浩荡荡，直杀上林禅寺。一番大搜之后，自然不可能找到什么洋人。找不到的结果就是一把大火，千年古刹，化为墟丘。

但他们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有人提出建议：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而且要继续火烧郭家楼。

如果不是当地官府奉命对郭家楼进行了紧急戒严，郭家楼也难逃付诸一炬的结果。

无畏的无知者们造成的风狂雨横中，西太后发话了：“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什么。”

李鸿章等洋务精英同样想方设法地替郭嵩焘排除障碍。于是也才有了后面一段“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的往事。

七万里之行

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12月2日）晚，郭嵩焘一行15人乘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出洋。

关于这次航行，英国人是作了精心安排的。大清国不是最爱说什么“天朝上国”，说什么“地大物产博”吗？现在大英帝国要让这位“天朝上国”的大使亲眼看到日不落帝国的风采，让他在十万里之内，处处可见到大英国的国旗与军舰，处处可听到大英国的语言与国歌。

英国人的目的是炫耀国力，但客观上却让郭嵩焘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华夷世界观。

抵达英国后，郭嵩焘依靠其智慧与优雅，为“滇案”划上了一个和平解决的圆满句号，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对外常驻使节的工作，开启了一个成功的先例。然后，郭大使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并尝试着理解西洋文明。

这一尝试不打紧，郭大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洋文明与中国以往遭遇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西洋世界同样有着上千年的文明史，需要中华去理解，去学习。所以郭嵩焘反对用“夷狄”来称呼“西洋”。

他看到，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

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何以会如此？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认真研究了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终于认识到：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院——笔者注）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笔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国家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科普讲座，并参观访问洋人的学校、工厂、博物馆甚至监狱。他慨叹西方的国民教育“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他震惊于西洋“知识就是力量”的雄奇，他还在反思何以洋人能在监狱中也讲人权。

“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笔者注）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笔者注）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总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相反，中国官僚闭目塞听，“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大。”“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开明者也多只知引进军事技术，却未看清“兵者末也”，“各种创制”才是“立国之本”，如果没有制度的转变，没有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只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结果就是“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

郭嵩焘甚至认为，中国智识人奉为理想盛世的“三代”，从政治层面讲，也不如当今的西洋。因为“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更何论自秦汉以降，“竭天下以奉一人”，“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你连德治也没了，人家却法治日修，此消彼长，“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为了补课，年近花甲的郭嵩焘开始学习外语。他甚至还托人弄来英国小学生与中学生的课本，细加研究。在他的大力建议下，经李鸿章推动，大清国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郭嵩焘的公使馆也就成了这些年轻人学习之余的天堂。

但是郭大人却丝毫没有觉察到，黑手已向他伸来。

灾祸就在身边。

驻英副使刘锡鸿向万里之外的北京打了郭嵩焘的小报告。

原来，传统中国并无国旗、国歌之说，大清国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国旗、国歌。但海通之后，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不能没有。总理衙门遂以三角黄龙旗为代国旗。可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国旗多为长方形，且树黄旗是有危重病人希望别船医生救助的信号，因此郭嵩焘早在出洋途中就指出，中国国旗用尖角、黄色“太为失考”，希望“存此以备他日考定旗式之一助”。

他不会料到，自己在光绪二年的一番议论，会成为刘锡鸿光绪四年打小报告的资本。在刘看来，这就是“欲擅改大清国黄龙旗，有违逆之心”。盖“查一朝旗式定自开创之天子，郭嵩焘何人，乃敢以考定为言？所谓他日系指何日？”这话说得够狠，潜台词就是郭嵩焘有改朝换代之心！但刘锡鸿不满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呢。

巴西国主访英，郭大使遇于外交场合，起身行礼，可谓正常至极。可刘副使偏又看不惯：“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洋人不论尊卑之道，大失国体。”

甚至郭大使出席音乐会，“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不谙外语，亦学洋人以指击案以表赞赏”；参观外国炮台，“披洋人衣”，“顾盼自得，不以为耻”。统统成了大罪状。连郭大使教老婆学外语也成了大罪过。因为此举“败坏闺教，不成体统”。

而郭嵩焘“败坏闺教”的“劣迹”尚不止于此。1878年5月19日，郭嵩焘为了提高大清国的知名度，兼改善中国形象，特以其如夫人梁氏（原配已去世）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茶会。当天，德、俄、奥、意、丹、荷、土、葡、日、海地等国驻英使节及其夫人、随员，并英国名流、富商、公爵、学者，共计790余人到会，盛况空前，《泰晤士报》也于次日作了热烈的报导。此事同样令刘副使大为窝火，认为有失中华礼教。

最让刘副使义愤填膺的还在于，明明是大清国将郭某人养大，花钱送出国，可你郭某人却整天夸洋人这好那好，说咱大清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是何居心？分明就是：不分内外，诋毁时政。不知国恩，反怀怨妄。搞不好：有私通洋人之嫌！

刘副使的小报告打得的确厉害。但再厉害的人也有漏算的时候。光绪四年的刘锡鸿就没想到，他的小报告要是让李鸿章看了，会引发什么后果。

后果来得很快。

5月初，刘锡鸿打了小报告。6月初，刘就收到了北京方面的最新指示，将他由英国调往德国。

毫无疑问，这是李鸿章的手段。

可是，李中堂能换刘副使的工作岗位，却堵不住天下无知之辈的大嘴。

事情越闹越大，终有摊牌的一天。李鸿章无疑是坚决支持郭大使的，不仅支持，话还说得特巧妙。他说，郭嵩焘虽有很多缺点，但毕竟“品学兼优”。刘锡鸿虽说政治思想可靠，但毕竟“性情暴戾，义气用事，历练太浅”。两相较之，大清国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靠郭嵩焘这样的人物。

同时，李鸿章又规劝郭嵩焘。不就是小报告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大清国里什么最好当？官最好当！问题是当好官难。国家都成这个样子了，咱们再袖手旁观，奈天下苍生何？所以骂就骂了吧。所谓“耐烦忍辱，镇静处之”，“以后此等文字，可以不作”，但事情不能不干。大家忍辱负重，把事情干成了，国家大局自然转出一个新的局面。

可郭大使看来，事情要干，但话也要说，这不是争个人的荣辱，而是求国家与民族的启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大众不启蒙，智识阶层也不启蒙，单靠几个天才舍却名声拼老命，以数人敌列国，实在是可暂不可久。普通大众就不要说了，假设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都普遍搞不清楚当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需求，却又愚昧无知、虚骄自大，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少数先知先觉者再忍辱负重，最后事情还是办不成。

既然中堂精于实务，那就让郭某人去发自强的新声好了。

于是，郭选择了主动上书，要求撤差回国。

郭大使已经受够了大清国的官场。他要无官一身轻的去走他的启蒙之路。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78年8月25日），曾纪泽被任命为新的驻英法两国钦差大臣。九月初四，曾纪泽离京。十月初，曾纪泽由上海出洋，踏上了郭大使的旧途。

1879年1月4日，曾纪泽抵达巴黎。1月24日，郭嵩焘向各界人士辞行。

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然后横穿法兰西，经马赛港告别欧洲。3月26日，在国人的一片骂声中，郭大使回到了吴淞口。

最后还是李鸿章理解他，说了一句：“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还派出火轮船迎接，并一路送他回乡。

可谁又料到，这一番好意，会给郭大人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当火轮船驶入湖南省境的时候，竟引发沿途民众的群其戒严，封锁水道。说：湖南地界，断不容洋物践踏。就这样，郭嵩焘只好弃船上岸，陆路回家。而沿途早已贴满了声讨他“勾结洋人”的公告。长沙、尊化的官民更团结一致，拒绝他入城。原因很简单：我湖南但有英雄豪杰，没你这种不要脸的汉奸老乡。

郭大人再次付之一笑。城，可以不进，家，你们总不能再不让我回了吧？

就这样，当年在一片骂声中离家的郭嵩焘，又在骂声一片中回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蛰居生活。

郭大人的晚年是凄凉的。可凄凉中仍不时发出一声声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虽然到头来听众还是那么几个人，可他还是要吼，哪怕一声声的警世钟，最后只留下荒原上一声声的空荡回声，他也要吼。因为夫子早已有行在先：知其不可而为之。

然奈天下苍生何？

从郭嵩焘的故乡、号称英雄倍出的湖南，到公认经济发达、“得西洋风气之先”的江浙，前任大使举目四望，又看到了什么呢？

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劫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

相反：

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

事实上，早在1859年，就有来华英国人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

但这些人终究还是排外的，而且排得近乎疯狂，那么排的又是些什么“外”呢？原来：

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曾纪泽——笔者注）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雍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以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所以《伦敦竹枝词》（1888年）才嘲笑他们：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

对立如此尖锐，他笔下那些人怎么能不恨他入骨？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可他们能毁郭某人的书版，却终究砍不下“二鬼子”的脑袋，原因何在？因为有李鸿章的庇护。

纵然到了垂暮之年，国事日艰，郭嵩焘还能在自己小像的背后，孤寂可又充满自信地写下：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历史讲到这里，郭嵩焘与李鸿章两人的异同，也就跃然纸上了。

论见识，李鸿章逊郭嵩焘一筹。所以他要反复研读郭嵩焘的信函、奏稿、文章。可若论在大清国里办事的能力，郭嵩焘又何尝不逊李合肥一筹？所以，郭嵩焘的很多构想，最终又注定要由李鸿章来实现。

两个人都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都尝过“一虎难敌群狼”的尴尬。但最终两人却分别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作为一个觉醒了的士大夫，郭嵩焘何尝不想“学而时习之”，既“立言”、“立德”又“立功”。可他的思维实在走得太远，以致同侪豪杰也被他远远甩在了后面，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面对十字街头的滚滚浊流，他又总忍不住发出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这就注定了他最终要以一个“孤独的启蒙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李鸿章不同。他也会发惊人之言，可总不忘了限定在一个尚能让同侪保持基本冷静的范畴内。最明显的一点，他最喜欢讲“变法”，尤其爱谈教育改革、经济转型与军事现代化，但却绝不会像后来的郭嵩焘那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清国，就倡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权利的转移。施展手段，将怀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皆为己所用，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去办成一件又一件具体的实事。

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二人都是英雄，纵然有时也互相点一下对方的失策与短处，那也不失英雄之间的交流。到头来，相互之间终究还是相惜的。所以郭才说李“于西学求之至勒，行之至力，诚有见于立国之深谋至计，而其处置洋务亦即能深中窃要。”反之，李也说郭“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伊犁危机

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清军经三年血战，终于在光绪四年初平定了新疆叛军。最后的麻烦在于伊犁地区。该地农业发达，矿藏丰富，控制着进入南疆与中亚的要津，可谓兵家必争之地，不幸却仍为俄军盘踞。

欲战，西征军已成强弩之末，军饷也无从筹措。欲和，偏偏派去圣彼得堡谈判的外交特使崇厚不甚了解现代外交，甚至连伊犁的地图都没看，就急于签约。结果在谈判中损失惨重。

群情激愤中，崇厚被抓进了监狱，清流党齐声主战。左宗棠为自己打了口棺材，表示不成功就成仁。清廷则紧急召见朝野重臣、宿将入京，齐议和战大计。

对于中方的举措，俄国人自然不会保持缄默。光绪五年冬，两艘俄国铁甲舰肆无忌惮的冲到了中国沿海，做武装示威，更扬言要大举海陆军，攻入渤海湾。结果引发大清国从北洋到南洋相继戒严告警。

当然，危机中也有镇静的人，也有不怕铁甲舰的人，那就是清廷倚为重臣的湘军老将彭玉麟。此公长江水师出身，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可谓大清国的传奇将军。可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虽然很懂长江水师，但却完全不懂现代海军。他竟然提议：火攻铁甲舰。

结果，不等李鸿章反对，和老彭同属湘系的刘坤一先开了口：时非三国，帅非孔明，地非赤壁。火攻之策，怕是难行吧？

话又说回来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时英国的军舰可是地道的木质风帆战舰，当时清军的火攻都从未有一次奏效，何况现在对方已经升级到铁甲舰的级别？

这倒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可是日本人同样无畏但却有知，于是大清国麻烦。至于现实中的危机则仍要李鸿章来化解。

李鸿章深知，有些话，外国人说一句，胜中国人自己说一万句。为什么呢？这倒不是说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崇洋媚外情绪，而是因为在当年的大清国，政治忌禁多，很多话，中国人自己根本就没法子说，而外国人不仅能说，而且说了还更有震撼力。

光绪六年（1880年）夏，伊犁危机渐至高潮。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当年的常胜军指挥，李鸿章的老朋友，英国军官戈登应邀来华参赞军机。在与李鸿章老友重逢的快叙后，戈登进京。他坦言：中国不应为所谓的“体面”而以国运作赌注，陷入与俄国的无望战争中。他指出，中国欲取胜，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迁都西安；二、准备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放弃满人的统治权。

总之，中国的首都应远离海岸线；陆军的发展应优于海军；中国应大力发展游击战，以规避西方人擅长的阵地战、闪击战、扫荡战与战略包围。“今天中国人出现在它前面，明天出现在后面，后天在左面……直至敌人疲于奔命，直至敌方战士与长官发生矛盾，直至三军为疾病所累。”

最后，他还没忘记表示：如果中俄不幸真发生战争，面对俄国的攻击，他将毫不犹豫地为大清而战。为了减少母国外交上的麻烦，他甚至已作好辞去英国国籍的准备。

如果以上的言论已够刺耳，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在一次与李鸿章的私下会谈中，戈登竟劝李“取（清廷）而代之。”对此，李只有一笑置之。

但至少李鸿章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廷虽然没有对戈登的意见作出书面反应，但行动胜于一切。就在这个躁热的夏天，中俄和谈重新启动。谈判地点还是圣彼得堡，只不过中方代表换成了曾纪泽。

英国人说：曾袭候此行实无异于虎口抢食。

但曾袭侯创造了外交奇迹。谈判从光绪六年的夏天一直谈到光绪七年的夏天。最终中方以和平手段收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当然，也付出了代价：900万卢布（约500万两）的补偿款再加准许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

在理想主义者眼中，如此“收复”可谓丢人。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考之当日中俄实力对比，再想一想俄国的扩张传统，想一想当时“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廷苦于招架”，则又无异一大外交胜利。

吞并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西洋列强忙，东洋的准列强也没闲着。趁前述机会，日本乘机彻底“解决”了琉球“悬案”。

明治八年（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正式断绝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内容包括：

一、停止对清国的朝贡；

二、禁止接受清国册封；

三、撤销福州的琉球馆；

四、移琉球国王入东京；

五、琉球从是年起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十年（1877年），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入贡中国。

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

李鸿章本希望他能利用西洋世界的内部张力，互相制衡，为大清国的“自强运动”争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现在看来、西洋世界确实未让他失望。但东洋的挑战却着实令他大感头痛。

李鸿章请周游世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调停琉球争端，结果却是引出日本人空前苛刻的条约。他们坚持由日本永久占据琉球中北部的73个岛屿，而将南部的两个荒岛割给中国。为此中国应：一、给予日本贸易特权与特许权，尤其是最惠国条款；二、永不再提琉球宗室的复国问题。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条约，总署却准备接受！不仅总署准备答应，左宗棠与张之洞也准备答应。前者主张将日本归还的两岛还给琉球，使之复国，既实现了中方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又为台湾找到了屏障，可谓一举两得。后者则强调了伊犁危机，主张“和日制俄”，故力主与日妥协。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清流健将陈宝琛看来，以“最惠国”待遇换来两个孤岛，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折本买卖。同时，从天朝的视角讲，为两个小岛而放弃对“琉球宗室立国”的承诺，无异于自毁国际形象。

对此李鸿章表示支持。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李鸿章从不把琉球75岛当回事。因为他不会料到30多年后一个新兵种——空军的产生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岛链的战略价值。他更不会料到70年后会出现联合国，以及更后来的“专有海洋经济区”，还有石油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些都是任何战略家所难以预先知道的。所以他才说：“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且亦无谓。”但他还是不惜冒中日关系破裂的危险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原因无他。只因他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看到了一个中国的严重外患源。如果说在过往，李中堂还只是泛泛地谈日本的近与西洋的远，那么现在李鸿章已可以负责任地说，日本就是中国后300年内的头号地缘战略大敌！李鸿章说，“琉球既为所废，朝鲜有厝火积薪之势，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自不能不借箸代筹。”

所以他反对分割琉球的提案。可总署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既不同意又无力干预，难道中国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失去琉球吗？

对此，李鸿章的策略是：既不签约也不承认。即采取“搁置”方案。一直“搁置”到中国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均再次强盛之日，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李鸿章与清流派的一致反对下，总署也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该分岛条约，转而采取搁置立场。

当年的李鸿章已率先认清了一个事实：“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可惜大清国始终未能制订出一套缜密的国家战略，更不要说有步骤地加以推行、落实了。而日本相反。大清国的达官贵胄们也只有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糊里糊涂中手忙脚乱地去草草应付日本人的连环套。

第六章
李中堂的改革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扣住时代的命脉

对大清国而言，改革确实很难。技术的引进与学习已属不易，观念的转变与制度的创新犹难。

郭嵩焘早已大声疾呼：

“计其（西洋列强—笔者注）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内。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于中国构兵（第一次鸦片战争—笔者注），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构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正是有了铁路，西洋各国始能“国大兵强，遂以称雄天下；国小者亦皆有所凭持以自立。……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故而“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汽轮车。盖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骤有水旱之灾、盗贼窃发之事，利病缓急在须臾之间，而所以应之，常在数月之后。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

总之，“汽轮车之起当乾隆之季，电报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横行天下，战必胜，攻必取，诚有以致之，尽泰西十余国比合以尽其利者也。”

如果大清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全盘的国家战略观，那么郭嵩焘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虽说电报与火车只是技术层面的器物，但却是两件关系时代风潮的器物，因势利导，它们的引进会引发全盘的改革。

君不见，就在李鸿章入主北洋的同一年，在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是一场新军事革命的胜利。其背后是对电报、铁路带来的新时空概念的再整合，而战后德国的经济大发展则同样借助了这些新事物，从而得以跳过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重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反之，就算大清国没有全盘的国家战略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电报与铁路的建设也可以减缓大清王朝的衰亡。

对此，李鸿章有很好的理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之道，尤为紧不可缓之图。”总之：“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

但是长期愚民政策下的大众不能理解，科举考试培养出的智识分子也难以接受。前者担心电报与火车“震动山川神灵”，“破坏庐墓风水”。后者则骂他是“二鬼子”，指责他拾洋人遗唾，直欲以夷乱夏，可谓罪大恶极。以至在很多是地方出现了民众甚至地方官阻挠架线，割断电线，砍断电线杆的事件。

甚至林则徐的乘龙快婿沈葆桢，也不敢苟同郭嵩焘的意见。

说起来沈葆桢无疑可以算是个豪杰。沈放着封疆大吏不做，甘心为洋务运动作螺丝钉，慨然允命，去经营福州船政局。这份魄力何其可敬。但到头来，他不敢在今天所谓的“大陆地区”修铁路，连提倡都不敢。原因很简单：畏“民情惊骇”。这就是中国的为官之道！必先知其不可为后始有可为。沈大人亦不能例外。

左宗棠有魄力，有识见。正是他说出了下面的警世之言：“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所以才造成了事实上的巨大落差。

可是他又做了什么呢？洋人到他的辖区架电报线，一时群情惊骇。民众士绅纷纷斥为“坏我祖宗风水”。于是，左帅出资，将洋人的器具电线全部买下，收于府库。立时皆大欢喜：左帅英明！但左帅最后也没敢去架中国人自己的电报线。

李鸿章起初的见识和沈、左等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别，但是，李鸿章对新思想和新事物接受得快，态度转变得也快。

正是这个李鸿章，虽然早在同治元年就在一封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施政构想。但这个时候他对于自强内容理解的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年的三月十七日，他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依然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同年四月初四他写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到同治三年的四月，李鸿章依然是这个认识，他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甚至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别说西洋制度，就算是同样作为技术的电报、铁路，这个时候也不在李大人眼中。李鸿章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洋务精英的主流看法。如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就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恭亲王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则认为，西洋列强能“横行海外”，靠的就是“船坚炮利”。丁日昌在同年九月初六写给李鸿章的公文中也说：“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

可是，人是会变的，在晚清沉闷的政局中，李鸿章要算是一个比较开明，且能不断进行自我知识更新的官员。当他说中国只需要引进开花大炮与火轮船的时候，是同治二年的四月。此时是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对洋务接触尚浅，只是震慑于戈登那支半正规军的火炮技术与轮船迂回战术的所向无敌，自然觉得只要有这两样器物就足以解决问题。等到他逐步加深对洋务得理解，他就逐渐意识到，西洋世界的强大远非长毛叛贼可比，而且人家厉害的东西多着呢。当年之所以靠这两样就可以把太平军打的没脾气，那是因为太平军太弱，真要是和西洋正规军较量，那就断然不是开花大炮与火轮船能解决的了。

很快，李鸿章对西洋事物的认识就开始超越同侪了。

电报易建

早在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一会淡定，一会又心疼之前，李鸿章就开始招揽通晓外情的幕僚，打造北洋智囊团，展开对西洋列强的反研究了。比如，《校邠庐抗议》的作者冯桂芬，《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还有薛福成、盛宣怀、唐廷枢，以及日后曾出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的严复、吴汝纶，都是李鸿章的幕僚。

这一研究，李鸿章就发现，洋枪、洋炮、洋轮船只是冰山一角，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西洋世界。和西洋世界相比，大清国确实落后了，且是军事技术、经济水平、精英阶层的素质的全面落后。所以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才喟叹：“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

而在此之前的同治六年十二月，李鸿章已经认识到，铁路、电报与机器采矿固然不能由洋人来做，但却应该由大清国自己做。而且应该是出于中国人的需要搞，而不能一味只是满足来华洋人的商贸需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个认识在当时的大清国是非常超前的，也正因为太超前，结果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声浪。在官僚系统内一片慷慨激昂、震天动地的无知骂声中。这个构想连纸面计划都没实现。便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于是李鸿章甩开那些只能靠时间净化的“鱼木脑袋”不论，开始集中火力向他精心锁定的目标们开火。如弈訢，如文祥，如沈葆桢……李鸿章不厌其烦，铁路、电报，两大主题，反复宣讲，见了面就议论，不见面就写信。那一次次的谈话记录，一封封的泛黄信函，正是中国现代化艰难转型的真实记录。

时日久长，李鸿章的一番口舌终于激起了他们对电报、铁路的兴趣。有了这一帮重臣帮拳，事情渐渐有了转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终于也认清了电报的巨大意义，他说：“由津而沪而粤，洋人均有电报，而我无之。外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犹之可也。中国消息外国知之，而中国不知，可乎哉？”不过沈葆桢有一个小小的保留，即主张先在台湾地区试点，俟民情转移之后，再渐行于今日所谓的“大陆地区”。

千绕万绕，还是要李中堂赤膊上阵。大清国的第一条电报线与第一条铁路，注定都是属于李鸿章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本着“创办电线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的考虑，在自己的辖区，先斩后奏，从大沽经北塘达天津，以增强海防为目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条电报线。

这条长度近百里的电报线，将各海口炮台、兵营与天津城中的李鸿章连为一气，以之“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建设的成果大大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心。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李鸿章又说话了：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之物。

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效。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

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以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馀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三千馀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历久不敝。

这一次李鸿章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这个津浦电报工程自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开工，十月告竣，以大清国的速度而论，堪称空前。

这就意味着南北洋将贯通一气，其国防与政治价值之大，不言而喻。

此后，李鸿章又次第展接了济宁至烟台（1882年），烟台至威海（1883年），天津经通州至北京（1883年），北塘至山海关（1884年），山海关经营口至旅顺，营口至奉天（今沈阳）等多条电报线路。初步形成了环渤海湾的高效海防电报系统。

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又修筑了中朝电报线。该线起自奉天（沈阳），经凤凰城、安乐进入朝鲜境内，经义州、平壤、汉城、以至仁川，全长1900里，其中中国段600里，朝鲜段1300里。

可铁路却无没了下文。

铁路难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的万里海疆成为一道漫长而难以防守的防线。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发展现代海军。

可是发展现代海军是一件长期的任务，难以毕功于一役。以下五个条件，必须具备：

一、雄厚的财力；

二、强大的工业；

三、领先世界的知识储备（教育）；

四、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

五、有利的地缘环境。

除了最后一个带有先天性，并可以通过短期内的领土扩张实现之外。其他四个无不要求长期的厚积薄发。与近代日本相比，大清国既没有海洋四环的掩护，又缺少海洋文化的厚积，更缺乏其余三项。而俄罗斯与日本的现实威胁不容小视，防御前者显然需要强大的陆上力量，对后者，同样可以像德国对付英国那样，以陆制海。等到国力强大，再发展海上力量，既水到渠成，也避免了树敌过多。只是遗憾的是，在晚清，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那是同治四年（1865年）的往事了。那年的七月，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永宁门（即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0.5公里长的展览铁路，作起了实物广告。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次宣传真是太成功了。因为那火车的轰鸣，搅动的是整个老北京城的神经。可是轰动过后，火车成了怪物，“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群情惊骇之下，这条短命的铁路也被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毁了事。

第二条铁道出现在江南。时间是光绪二年（1876年），空间则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者是怡和洋行（英商）。铁路全长14.5公里，单线，轨距0.762米，钢轨每米重13公斤，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似乎是得益于长期与洋人共处，这一次的铁路建筑及火车通车，在当地并未引发如京师民众的惊骇性骚动。但是，在官府看来，这是公然践踏大清国的内政完整性。英商当然也知道在大清国是不允许外国人修铁路的，所以修建时才以修筑马路为名掩盖。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可洋人在中国横惯了，如何收场，颇费踌躇。一时从中央到地方，众说纷纭。可说来说去，横竖不出一个“买”字。先花钱买下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么，究竟如何处理呢？

李鸿章算是大清国较早意识到铁路重要性的高级官员。在沈葆桢不敢，左宗棠反对的时代，李鸿章就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早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曾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弈訢，“极陈铁路利益”，并请先建清江至京师的干线，“以便南北转载运输”。恭王的回复读来却令人心寒：“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此事”，“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等大计”。从事后的发展看，恭王说的真是一点没错。但李鸿章建铁路的想法却并未就此消沉。

这一次，他大胆地主张交由华商集股经营。结果又是一场官僚集团内部彗星撞地球般的大吵大闹。最终的决定是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用轮船载到遥远的台湾，往太平洋里一沉了事。

李鸿章也只有摇头叹息。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老部下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丁以新官上任的魄力，上书中央，奏请在台湾试建铁路，以安内攘外。对此，李鸿章、沈葆桢达成共识，予以大力支持。又由于台湾地处偏远地区，保守势力的反对也不像以往那样激烈。中央遂顺水推舟，于第二年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但话好说，钱难筹。户部困难，地方也不容易。台湾改革，百废待兴，处处要钱，丁日昌再厉害，终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李鸿章却已等不及了。

在李鸿章看来，北方的俄罗斯，东方的日本，无不是大清国的永远大患。而自强运动搞了这么多年，陆防、海防还是一无是处。不修铁路，自强终无转机。

于是，李鸿章在光绪三年（1877年）采取了行动。他对外宣传是建一条“快速马路”，实际是建起了大清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路。起点是唐山，终点是胥各庄（今丰南县）。直接目的是运输开滦煤矿的煤炭，解决运输问题，降低成本。长远看，这个看似平淡的筑路计划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李鸿章的一个宏大构想。即以此投石问路：如果波澜不大，那就加快步伐，将这条运煤铁路兵分两路，分别向山海关与天津扩展，先固京师根本，再一步步向外发展成经略八表的战略铁路网。

看上去很美，干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因为伊犁问题，大清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矛盾骤然升温。光绪五年（1879）冬，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大事。一时京师振恐，朝野大惊。光绪六年（1880），太后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共议自强大计。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人，算是李合肥的一个小老乡。因脸上有麻子而被称为刘麻子。刘麻子年少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淮上一带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地带。地方豪强乘机崛起，纷纷打着“保家为乡”的旗号，组建私人武装。或乘机割地称雄，或夹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做墙头草。“少有大志”的刘铭传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无心于科考，而也欣欣然的做起英雄梦来。

刘铭传十八岁那年，一个地方豪强辱了他的父亲刘惠世，铭传“追数里杀之”，一时声威远扬，也开始组建起自己的队伍。时日久长，刘麻子不甘心窝在山沟里当土大王，于是决定走出大潜山，纵横四海。当时正值太平军在安徽战场占据上风之时，据说，刘省三的本意也和当时的很多地方武装一样，是打算投太平军的，不料，刘麻子半途先遇上了正在招兵的李合肥。人生的命运，有时就决定在这转瞬之间。

此后小刘跟着李鸿章，剿发剿捻，屡立奇功，他的“铭军”也就成了李鸿章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刘个性太强，与上级同僚矛盾太多，遂于同治十年告病归乡。此次重蒙召见，既是“天心重老臣”，更是老上级李鸿章上下活动的结果。

按常理，大清国里官面文章多了，既然是铁甲舰问题，就捡清流们喜欢的“人心”、“士气”谈谈，再加点枪炮子药、铁甲战舰，不就皆大欢喜了吗？不料刘铭传不提海军，却大谈起铁路来：

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釐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釐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釐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后来才知道，这个奏折虽以刘铭传的名义上奏，也包含了他的一些想法，但实际主笔者却是李鸿章的又一个重要智囊，从曾国藩的遗留幕府资源中吸收过来的吴汝纶。后来李鸿章去世后，就是此人主持编修了《李文忠公全集》。

这倒给西太后出了道大难题。因为西太后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她要笼络好各派力量，新政派不能开罪，保守派也要维持关系，而且还要让他们互相斗，互相牵制，这样自己的地位才巩固。可是，在铁路建设这个敏感问题上，双方对立得实在是太激烈，太尖锐，稍微一表态都会削弱西太后的控制力与发起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于是还是老办法：事下督抚廷臣议覆。

这也算是大清国处理此类敏感问题的惯用手段了。既显得中央从谏如流，广纳博采。又变相地将皮球踢给下面。虽然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却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主动。

对此，大清国的官员们自然心知肚明。但李鸿章却又一次把官样文章写成了战略分析。于是才有下面的检讨。

李鸿章当然是大力支持修铁路的。在十二月初一的奏议中，他一口气说出了铁路的九个好处：

一、有利于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全国军政的统一；

三、有利于京师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四、灾年跨区调动物资，可以有效平衡物资，有益于“民生”；

五、有利于漕运；

七、有利于邮政；

八、有利于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

九、有利于“行旅者”（交通——笔者注）。

其中二、三两条可谓与国防直接相关，也与本文的主旨相合，故不厌其烦，详引于下。

李鸿章说：“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即机动部队——笔者注）。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此便于军政者，利二也。”

“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极难，缓急莫助。咸丰庚申之变（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议者多请迁都，率以事体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挟，即愈撼我都城。若铁路即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各省仕商，络绎奔赴。远方粮货，转输迅速，皆愿出于其途，藏于其市。则无事时，易于富庶矣。不必再议迁都，而外人之觊觎永绝，自有万年不拔之基。此便于京师者，利三也。”

为了唤醒沉睡的同僚，李鸿章还特别强调了日、俄两个邻国不断加深的地缘威胁。他说：“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輒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愈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总之，“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

至于刘铭传提出的“筹借洋债”一节，李鸿章略有意见：“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

可保守势力的反击仍占了上风。其中刘锡鸿表现最为活跃，他以前外交人员的身份大谈据说是建立在外国实地考察基础上的铁路问题，一口气说出了整整二十五条反对意见。面对双方的激烈辩难，西太后虽然不明确表示反对李鸿章，但是沉默也就等于搁置。

既然铁路难建。刘铭传也只有再次回籍养病。李鸿章则继续等待时机。

一眨眼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唐山—胥各庄”铁路工程终于竣工。铁路全长9.7公里，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但由于反对之声太强（“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无不损伤。”加之东陵就在附近，火车的噪音被认为是对先帝们的不敬），李鸿章也只好作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妥协：“铺轨，但不设机车，以骡马拉煤车。”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事情才又有了转机。这一年，李鸿章给西太后和光绪帝修成了一条全世界罕见的袖珍版宫廷铁路。

这条由法国承包商负责的法式窄轨轻便铁路，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穿越福华门（即今中南海北门），再经北海阳泽门（即今北海西南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从龙泽亭转向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抵达镜清斋（现名静心斋）前的码头坞。全长1510.4米。在北海小西天东南角亭和五龙亭的滋香亭之间，还专门架设了一段铁路桥。

在这段铁路上行驶的是一列做工精良、陈设华美的特制轻便小火车。这列小火车包括了六节乘客车厢（上等豪华车厢一节，上等普通车厢两节，中等车厢两节，行李车厢一节），一台火车头，“陈设华美，制作精良，器具材质光洁，对面坐两列，容二十八人”。真可谓小巧玲珑，巧夺天工。

造了这么一个既美观又耐用的珍品，总该卖个好价钱。可是，法国人一共只给李鸿章要了6000银元，而且是包括铁轨在内的要价。这个钱，连从法国到中国的运费都不够。之所以做这个近乎全额赞助的折本买卖，全在于法国人想借此机会做一个大广告，为他们日后承办中国的铁路工程预设伏笔。结果才让李鸿章捡了个大便宜。

工程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动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

西太后坐上去转了一圈后，表示感觉不错。

这就是李鸿章需要的东西——改革的信号。其实，早在西太后批准建设这条铁路时，信号就已经放射出来了。现在，信号的强度达到了波峰。

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

那么，又是什么让西太后在五年内改变了对铁路的态度呢？何以在五年前还不敢公开表态的她，这个时候却先是默许在宫内修铁路，然后又亲自乘坐，甚至终于表示公开支持了呢？

说来让人叹息，原来大清国又在新一轮国际较量中吃了大亏。痛定思痛，也才有了这么一点改变。

其实，早在慈禧之前，就有一个人先行作了一个急转弯式的转变。这个人就是光绪帝的生父，时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和海军衙门总办的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他忽然一改其保守立场，深刻反思自己以往“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铁路实为目下中国应行举办之务。”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建言，清廷才同意延展唐胥铁路，同时批准将原先的开平铁路公司易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慈禧也才能够在一年后波澜不惊地批准西苑铁路的建设。

而促成这些转变的正是醇亲王提到的那场“前岁战事”：中法战争。

第七章
越南出了个刘永福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风虎云龙亦偶然

光绪六年（1880年）的大清国，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忽然成了官僚精英们热烈争论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黑旗军的创始人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县上思村，世代务农，至其父刘以来一辈，因家贫而被迫迁居到当时还隶属于广东的钦州古森洞小峰乡。这位刘以来四十岁才娶上老婆，四十二岁得到第二个儿子，是为刘永福。不过，当时可没有这个上档次的名字，而只是因排行第二而称为“刘二”，又因“二”字粤语音与“义”相近，故又被称为“刘义”，只是日后发迹之后才改名永福，字渊亭。

这位刘二的祖辈世代为农，到他父亲刘以来这代，可谓一贫如洗。为了补贴食物的不足，刘二自五岁起就在家门前的小水沟中捕鱼。到八岁那年，刘二一家因经济窘迫而再次迁居，移回广西上思。在这里，十三岁的刘二到船上打工，十五岁就当上了类似于导航员的“滩师”。但是刘家的经济境况依然糟糕，刘义十七岁这年的八月，母亲去世，因为刘母是当地的稳婆，经他接生的孩子多认她做义母，正是靠了这些义子的集资帮助，刘家才得以买到一口薄棺将之安葬。到同年十一月，刘父过世时就没有这么“风光”了，只能拆掉家中所有的床具，以床板拼凑埋葬。但总算还有个囫囵棺木。到这年12月，刘二的叔父刘以定又去世，连床板也拿不出来，只好挖个坑，散些木屑垫底，卷席掩埋。长辈相继去世，但债务却被遗传下来，为了还债，刘二被迫将剩余的家资悉数变卖，最后只能去邻乡亲戚家寄居，靠打渔、砍柴度日。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咸丰七年，才忽然有了一个吉凶未卜的“转机”。

就在这一年，广西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天地会、太平军，以及各类有名号、无名号的土匪草寇，遍地皆是。我们知道，太平军为了区别敌我，表明理念，是绝对不留清廷发型，不穿清廷正装的，故而才被称为长毛、发匪、发逆。可是，在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离奇的景象，很多自称是太平军的势力依然留辫，穿清装，而且这些力量可以随时自由转换门庭，既可以在反官府势力之间自由转换，还可以随时接受招安，招安后又可以随时落草。而如此反复的原因也并非出自理念的转变（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并无理念），而是为了保住一碗乱世中的活命饭。

迫于生计的刘二在这股大潮中被裹挟了进去，糊里糊涂的在一个自称是太平军旗头，其实是依附于天地会的土匪郑三的麾下当了个小喽啰。

这个小喽啰当得一点也不轻松，每天只能喝到两餐粥水，仅有的财产就是身上的那套旧衫褂。饿得不行的刘二无意间得到一个信息，说附近十里外的巴团村有很多果实丰满的杨桃树，于是刘二便约了个叫哥利的同乡一起去摘桃，准备带回售卖，补贴伙食。临行前二人厚着脸皮找郑三的老婆借了二文钱，买了个糍粑当干粮。行动那天，二人起了个大早，走到中途就吃光了干粮，到了地方才发现桃子早被先来一步的另一伙人摘了个精光。二人又失望又饥饿难耐，就将村旁还未成熟的柚子摘下充饥，不想生柚子还没吃几口，远处忽然来了敌友不明的大队人马，二人匆忙扔了柚子，慌乱窜进簕丛中躲避。结果，那仅有的一件衫褂又被挂了个七零八落。好在保得小命，最后只有待对方远去后，才空手返回。

因为实在熬不住饿，刘二和一帮穷弟兄只好又转投到另一个地方头目吴二的麾下。这位吴二当时刚接受了太平府的招安，一开始给这帮投奔者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日发钱二十文，粮米十二两。可是，一旬后，待遇就降到了每人每日钱十五文，米八两。又过了一旬，待遇进一步降到每人每日钱八文，米六两。再过旬余，每人每日只能领到四文钱，米也没有了，改成黄豆半斤。再过一旬，钱、黄豆都没了，每人只能领到绿豆半斤。又旬日，绿豆分发量降到四两。再一旬后，一两绿豆都没有了。于是，这些小喽啰们只能自力更生，但是他们的自力更生并非建设性的，也没有人组织他们去建设，而是任由他们四处觅食，结果就是四周的蔬菜、野草全被他们一扫而光。没有成熟的青皮柚子也被他们搜集来“削青皮，煮熟，啖而充饥”。

实在是饿得没有办法，刘义只好同二十几个同伴一起再次“跳槽”。这次他们投奔的是一个叫王士林的地方豪强。这位王士林确实实力雄厚，这帮弟兄到了之后，由一个叫翁大的管事接待，问明人数后，当场拨给二十斤米，四百文钱。对这帮穷弟兄而言，这就是天价招待费了。回去之后立即张罗买肉，首先，他们考虑到瘦肉太贵，其次又考虑到大伙已经“数年”“不得见油面”。于是便全买了肥肉与豆腐，大吃了一顿美餐。

不想乐极生悲，因为长年不见油、面、肉，骤吃之下，一时固然痛快，但当晚肠胃就受不了了。以至于无人不腹泻，而且是反复腹泻，最后不仅把住处四周全部拉满，而且衣服上也拉满了粪便。天明之后，看到屋外“战果”如此辉煌，这帮穷得不能再穷的草根穷弟兄们也都“目不忍视”。而衣服的臭气更让他们难以忍受，可又没有换洗衣服，最后只好相约去河边，名为洗澡，其实是先洗衣服，然后人泡在河里，以洗澡为名等待衣服晒干。

此后的一段日子，过的倒也安稳，以至于吴二也羡慕非常，最后竟亲自带着大队人马前来投奔。这一来，王士林是半喜半忧。喜的是实力大增，忧的是如何养活这么多饿狼。实在没辙，只好带了这帮饿狼出去觅食。这一路扫荡，端的是“嘶喊攻击，所向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可是，乱世之中，大家的日子实在是都不好过，所到之处，无不是“贫户者多而富者甚少”。故而抢来抢去还是“所得无几”。刘二的直接上司——旗头黄大捉了两个人质，本以为可以赚取一票赎金，没想到左等右等也等不来人影，两个人质每天还要浪费粮食养活，最后一气之下赶走了事。

这次扫荡前后持续十余日，动静不小，收获不大。恰在此时，太平府被一个叫马陆十的土匪攻破占据，于是王士林便率队前往抢地盘，经过月余围困终于破城，略有斩获。这一年，刘二二十五岁，没有亲人，也没有妻小，但总算是暂时解决了吃饭问题。

到第二年，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折。王士林受官府招安，去对抗右江来的周平瑞匪军，打了个两败俱伤。虽然保住了归顺州的平安，但自己却没有及时得到赏赐与补给，部下的补给标准也骤降到每人每日米一斤，无钱可发的境地。

到第三年，王士林不忿上年的遭遇，决定去向归顺州官府讨说法。王士林的想法得到了吴二、黎大、黎七、刘二等属下的一致支持。于是王士林便带大队人马把归顺城团团围住。城内居民一看来者不善，匆忙转移资产，由于城门已经难以出入，就从城墙上用绳索“将各物吊下”。同时在城外预先雇佣了百十名“保驾仔”，“保护银物，恐防抢劫”。有意思的是，王士林部围城后并不攻城，而守城的团练散布内外，与围城的人马混居杂住，两不相扰。

如此围城一段时日后，终于发生了第一起暴力冲突。“保驾仔”打死了一名抢劫的围城喽啰。这下不得了，该喽啰的直属旗头当即点起人马，号称要为死去的弟兄复仇。一时间调兵遣将，人马吵杂，混乱不堪。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混乱的关头，却是一个当地团练的成员跳出来大喝道：“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似乎恶斗已不可避免。实则大不其然。不仅围城军与“保驾仔”没打起来，围城军和团练也没打起了，团练和“保驾仔”更不会打起来。原来，这位伙计喊的“打”并非打人，而是打门。这边呼声刚落，那边本来是该保护地方的众团练已先行动起来，音落手起，强行砸开商铺、民居的门窗，抢劫起来。这一来围城的人也不去报仇了，纷纷加入抢劫。

当时刘二正在街头理发，一看这阵势，也不理发了，立即入伙，抢到首饰数十两，银蹄马一匹。因为王士林看中了这匹马，刘二很识相地让给对方。王士林也很讲究礼尚往来，事后送给刘二两锭白银、一两黄金。就这样，一人毙命，皆大欢喜，胜于过年。

但是，这次抢劫实在是抢得太过瘾了。王士林居然没有收队，而是在城下又住了十余日，才在一天的下午四点多钟忽然下令拔队，一路跑到化栋才得以稍事歇息。此时已是深夜，众人正想补做晚饭，王士林又下令立即出发，不许吃饭。如此又走出十里地，忽然陷入杀声震天的包围之中。原来，王士林当天得到消息，官府已召集官军、团练合击，这才匆忙撤军，但终于还是没有逃出包围圈。

混乱的夜战中，旗头黄大“死于乱枪之中”。黄大离开归顺时身带金沙九十余两，逃跑途中丢失两包，还剩八十余两。刘二将剩余金沙背在身上，带出重围，交给了黄大的老父亲，算是略尽了下属的忠心。但这已是后话了。在那个杀声四起、枪炮乱射的夜晚，追兵穷追猛杀，王士林部狼狈逃窜，直到百里地外才逃出追杀。但是由于辎重已丢弃一空，所以也没法做饭了，偏偏又都饿得很，只好“尽挖薯蔬野菜，概食净尽”。如此又跑到一个叫湖润墟的地方，才得以买米做饭，安稳宿睡一夜。此后又经过5天提心吊胆的逃亡，这才回到了老巢。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王士林与追兵激战的同时，马帮细张三、黄宝胜等部3000余人，宾州帮唐十一、杨二部2000余人合股趁虚杀入归顺城，“掠财物净尽”。而且盘踞不走了。

于是便有了第二年的离奇一幕。上思土豪黄思宏约了王士林反攻归顺城，又当上了官府的打手。在内应的帮助下，围城军顺利破城，生擒唐十一、杨二，王士林还收编了细张三。但随之与黄思宏起了内讧，打了个不分上下。

混战中，刘二等一帮穷弟兄为了一碗稳定的活命饭而转投到略占上风的黄思宏帐下。但是，这次转投并未改变他们的命运。饭，依然是一天两顿，而且长期不见油、面。大年三十的晚上，十几个人，只能围着一锅稀粥过年。无可奈何中，他们被迫再次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再换主公。

于是，在初三半夜，他们偷偷溜走，转投了当时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贼二代”的代表人物——西南巨寇吴亚忠。

这位吴亚忠从他老爹一辈起就是实力股的匪帮。也就是在这里，刘二一伙弟兄终于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有了稳定的饭碗，这帮弟兄的优点也表现了出来，打仗不怕死（反正随时可能死，饿死不如战死），加之刘二头脑灵活，又有武功底子，所以迅速成为吴亚忠的得力战将，以至于吴亚忠已经宣布要招刘二为自己的妹夫。

可是，历史的风云总是漩涡状发展。所谓树大招风，猪肥了招杀。吴亚忠折腾得太过分，终于引来清廷大股正规军的围剿。

这次中央派来的剿匪指挥官名叫冯子材，说起来也是钦州人氏，也是身材短小，也是家境贫寒，也是幼年时父母、兄长早死，做过小本盐贩、木工，在钦州、谦州之间的险恶山路上护送过牛帮，一度还流落街头，也是先参加天地会，后来接受招安。只不过这位排行老四，人称亚黑四（因脸黑得名）的冯老四，与刘老二略有不同的是，冯四“跳槽”之后，很有些“大丈夫跳槽一次岂能再跳”的气概，被招安后就死心塌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宋江，先是被调拨到广西提督向荣麾下，后又长期追随江南提督张国樑镇压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江南。曾经创下一天攻克太平军70余座堡垒的记录。被同样是天地会出身、但比冯子材还要更早一年被招安的张国樑拍着背赞赏：“子勇，余愧弗如！”

不仅如此，在长期的战争中，冯子材还和他的这位上司建立了特殊的战斗友谊，以至于晚年的冯子材“言及国樑，辄涔涔泪下”，这与刘二的始终为生存拼斗又颇为不同。

到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被击破，太平军横扫苏南浙北，清军的大营、防线、城池就像纸糊的堡垒，被打了个七零八落，张国樑也在丹阳失守后率溃兵东撤时溺死于河中。唯独这位冯子材收罗3000千残兵死守镇江孤城，在之后三年多的狂风巨浪中前后遭遇太平军百余次围攻，却终能屹立不倒。遂使冯四君名声大振，直达紫禁城内的龙案之上。获赏穿黄马褂，得封骑都尉世职的殊荣。

恰在此时，发生了上海士绅向曾国藩请援的事件。用兵谨慎的曾国藩，虽然定下了李鸿章援沪的计划，但一度犹豫，不敢冒险让李部直接去上海，所以决定来个二级跳，让李鸿章先到镇江，再伺机进驻上海。但是，镇江孤城，地盘有限，若李鸿章部进驻，冯子材就要让地盘。冯子材也是个有眼光，有想法的人物，他也看出上海是个好地方，饷源充足，故而主动表示愿意自己移军上海，把镇江让给李鸿章。曾国藩一度居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皇上也批准了冯子材去上海的计划。但是，最终曾国藩还是决定让李鸿章乘坐轮船横穿敌境，直接去上海。于是才有了日后李鸿章的飞黄腾达。

不过，平心而论，鉴于冯、李二人出身、禀赋、眼光、才能、人脉的差异，就算冯子材去了上海也不可能取得日后李鸿章取得的功业。但是，至少冯子材的发展要优于坐守镇江孤城，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在一瞬间被改变，而改变的力量却不受自己控制。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官任广西提督的冯子材被调回西南，奉旨扫灭两广与贵州的各类割据力量。其中吴亚忠就是他要重点收拾的一股匪寇。

冯子材的部队带来了东部战场最新式的洋枪洋炮，更挟新胜之威，一路剿匪，真也是秋风扫落叶，打得这帮夜郎国里的穷弟兄目瞪口呆，这才知道洋枪洋炮厉害。

连续的激战后，吴亚忠地盘日促，人马渐少。刘二一看形势不对，也不要还没来得及过门的吴小姐了，找了个借口，以筹集粮饷为名，带着十几个弟兄逃出山寨，一路跑到了越南境内，从而避免了和吴亚忠一起覆灭的结局。这一年，刘二二十九岁。

关于这一段落草历史，晚年的刘永福在回忆时自嘲是“兵不兵，贼不贼，依人度活，日讨两餐，只身以外，别无所有”。“米无一筒，衣无两套，听人饭碗响而后可充饥”。

至于进入越南之后的刘永福，日子依然不好过。

当时的越南，处于阮氏王朝的统治之下，全国分为南圻（10省）、中圻（4省）、北圻（16省）三部分，以顺化为国都。其中北圻是一块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越南小朝廷只是享有象征性的领导。不仅本国的盗匪云集，大清国的流民、盗匪、通缉犯，甚至散兵游勇、哗变士兵也经常逃入越北山区或躲避追剿，或另谋发展。别看这些散兵游勇在天朝境内被打得没地蹲，但到了越南依然是瘦倒的骆驼比马大，打起越南正规军来，端的是如砍瓜切菜一般。结果就是越南北部的大都会必须借助云南、两广的清军庇护，才能维持基本的稳定。

在这个中国移民主导的异国战场上，诸位读者可别小瞧了那位其貌不扬，其身不高，骨瘦如柴，长期营养不良的刘永福刘二哥。刘二哥没读过兵书，也没打过大仗，却有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赋。刘永福入越后，先是依附于流窜到越南境内的华人土豪邓志雄，后伺机单独发展，将各类力量组织起来，结合地方农民，编练了农战结合、华越混编的黑旗军（因使用带七星的黑色战旗而得名），而且对于西洋火器接受极快。其兵力2000余人，编为3个营：黄守忠的前营，吴凤典的左营，杨著恩的右营，成为越南北部山区的一支重要的割据势力。

好容易有了点自己的地盘，不想又来了个盘轮四，也因为躲避清军追剿而逃入越南，创立了一个黄旗军，且发展迅速，实力、地盘都比刘永福强大。刘永福也只好暂时忍气吞声，先是依附于黄崇英，韬光养晦。伺机又与之较量，但打来打去，也只是打了个旗鼓相当。

可是，刘义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千千万万个“刘二”那样没迹于历史的边角之外，反而以刘永福的大名堂而皇之的写进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之中，甚至大名远扬欧罗巴之法兰西地方。说起转变他的命运以及黑旗军性质的重大事件，正是法国人的远渡重洋，跨海侵越。

法兰西染指中南半岛

法国对越南的野心源远流长。早在波旁王朝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传教士就开始收集越南的资料，并怂恿国内出兵远东，获取与英国竞争的基地。恰在此时，在越南内部发生了内战，给法国提供了介入的大好机会。

当时的越南仍然以安南为国号，处于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黎氏王朝奉大清国为宗主国，所以当内战爆发后，黎氏王朝就向北京政权求救。时值乾隆时期，虽然乾隆派出了援军，同时暹罗（泰国）也派出了援军。但是，这些外来力量并不能挽救腐朽的黎氏王朝的灭亡。叛军政权满足于内部的胜利，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乾隆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新政权的归顺。似乎一切仍将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下去，但很快事情就发生了谁也难以预料的变化。

黎氏王朝的外戚阮福映打起了借洋兵复国的念头，经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牵线，阮福映决定向法国的路易十六借兵。为了表示诚意，阮福映还将年仅五岁的长子交与百多禄带回法国做人质。于是也才有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法国将派出1200名步兵，200名炮兵，250名非洲土兵，乘坐四艘风帆战舰，携带大量火器与军事物资援助阮福映“复国”。作为报答，阮福映在复国后将割让沱囊港（岘港）和昆仑岛给法国，并准许法国人持沱囊港法国司令官签发的护照到越南各地自由贸易。悬有法国国旗的商船或战舰则可以在越南各省自由航行。

可是，还没等到这支远征军出发，法国本土就先爆发了大革命。路易十六人头落地，波旁王朝惶惶如丧家之犬自然无力去帮阮福映复国。结果就是黎氏王朝土崩瓦解，末代国主湣帝黎维祁狼狈流亡中国。倒是那位百多禄士气如虹，他自己出钱招募了武装人员，返回越南帮助阮福映夺取了政权。临来时百多禄还没忘了很仗义的把那位幼小的人质也一起带回越南，百多禄本人最终甚至为阮福映的复国大业献出了生命。

夺取政权后的阮福映既没有迎回流亡中国的黎维祁，而是自己当了国主，建立了安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氏王朝，定都顺化，定国号为“南越”，并同样奉大清为宗主国，其国号也最终由嘉庆皇帝御笔改定为“越南”；也不再向法方提及履行《凡尔赛条约》的事情。说起来阮福映也自有其依据，毕竟阮福映是和路易十六也就是法国皇室签的约，而最终帮助他的却是法国民间力量。而且，当初签约的目的是帮黎氏王朝复国，但是由于法国未能及时派出远征军，导致了黎氏王朝的覆灭，也可以视为法国爽约。此后数十年，由于法国陷入连续的战争与内乱之中，自然无力顾及越南。可惜越南在这短时间内并未采取自强运动，而只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等到那位好大喜功的拿破仑三世建立第二帝国，越南小朝廷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1856年（咸丰六年），法国舰队悍然行抵越南，炮轰沱囊港。第二年，法国更派出正式代表，敦促越南履行《凡尔赛条约》，并追加了新的条件：增开通商口岸；法国大使常驻越南首都顺化；保护法国在越南的传教事业。

当这些要求被越南小朝廷拒绝后，法国就采取了持续的军事压迫行动。打压在1858年的7月（咸丰八年六月）达到了高潮。拿破仑三世以保护越南境内的天主教徒为理由，联合了西班牙，组成联合远征军，对越南大打出手。此时距英法联合出兵广州仅相隔8个月。

1859年2月（咸丰九年正月），法西联军攻占了越南南部重镇柴棍（西贡）。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登陆大沽，火烧圆明园，攻克北京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其侵华部队在返航途中，又顺带分出3500名精锐士兵，转用于越南战场，最终强迫越南小朝廷在1862年6月5日（同治元年五月九日）服软，与法、西签订了《第一次柴棍和约》。根据这个新条约，法国不仅得到了《凡尔赛条约》的一切，还额外得到了：

一、越南割让南圻的嘉定、定祥、边和三省给法国；

二、10年内赔偿法国和西班牙军费400万元，每元按中国银1两的72％计价；

三、除原有的沱囊港外，再增加两个通商口岸；

四、法国和西班牙的传教士得以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越南有保护两国传教士的责任；

五、法国商船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法国军舰也得以在湄公河内自由来往。

为了交足赔款，越南小朝廷被迫加大征税力度，甚至宣布鸦片合法化以加征鸦片税，并卖官鬻爵凑集款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彻底搞乱了越南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恶劣影响。面对官府的横征暴敛与频繁征调，普通的越南百姓是生活日艰，可一旦当他们成为“教民”之后，就可以得到法国殖民者的庇护，越南官府也不敢对这些人横征暴敛、频繁征调，而不入教的越南百姓却日趋在死亡线上挣扎。结果导致越南的教民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法国殖民当局编为土著部队，在日后和黑旗军及大清国的交战过程中，某些此类部队还表现得非常英勇。

越南小朝廷自废武功，彻底丧失了自强机会。法国的侵略步伐却并未停止。1863年，法国强迫越南将其对柬埔寨的宗主权转让给法国。顺化小朝廷既无力收复失地，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便开始通过秘密煽动柬埔寨南部及法国统治区民众暴动，再暗地资助的方式来让法国“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无谋。结果便是失去耐心的法军，反而借此机会，于1867年6月借口南圻的永隆、昭笃、河仙三省“盗匪横行”，越南朝廷未尽到保护在越法国人的责任，故而强迫顺化朝廷以条约的形式将上述三省也交给法方管理，还单方面发表了将之并入法国的外交宣言。这样法国就控制了6个省的地盘，法方将这块地盘命名为“交趾支那”，并在该地设置总督进行行政管理。法国海军也随之在中国、日本海支队和大溪地兵站外新组建了第三支独立舰队——南圻支队。同年，法国又强迫暹罗也认可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权。

既然此时的阮氏王朝依然奉大清国为宗主国，反之，大清国对属国有保护之权。何以越南不向大清国求救？反之，大清国面对属国遭遇的侵略，也一点表示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

不应忘记，从秦汉到明成祖时代，越南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历代王朝不仅多在此处直接设立郡县进行管理，而且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放区使用。对顺化小朝廷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当法国已经开始自南向北蚕食越南的时候，如果贸然向大清求援，造成北部又落入大清国的控制之中。那么越南还有什么呢？

反之，对大清国而言，他当然不希望抛开弱小的越南，转而与强大蛮横的法国做邻居。可是，这个时候的大清国，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内有看不到尽头的内战，实在是无能为力。于是也就只好保持沉默。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对越政策依然是稳步扩张，逐步蚕食，所以对于顺化朝廷对北京政权进行的朝贡行为，法国是并不干涉。结果就是在大家一起沉默的难得糊涂中，糊里糊涂的又形成了一个一女二嫁的局面。

就在这三方面得过且过的含混中，越南逐渐成了一个危险的国际火药桶。

鉴于法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越南小朝廷自身又完全不具备抵抗法军蚕食的武力，最终居然走上了招安刘永福，借助黑旗军攘外的道路。这个策略后来还得到了大清国云贵总督刘长佑的支持。就这样，大清国的通缉犯刘永福，转而接受了越南国王的册封，成了大清国属国的七品千户、保胜防御使，从此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武力抗法活动。

一战纸桥：一千对二十的伏击

1865年，法国派出了一个11人的调查团，对法国殖民当局寄予厚望的商贸河道湄公河进行了考察。

这支调查团的领导者是法国海军上尉安邺。此君于1835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圣埃蒂安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可是这位陆军将门之子却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加入了海军。自布雷斯特海军学校毕业后，先后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对越南的殖民蚕食，时任法国交趾支那总督府所属西贡近郊堤岸市行政官。这次带队远航，负有开拓新商道的重大使命。

考察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湄公河滩多流急，部分河床倾斜达二十五度，非常不适合开展商贸活动。

但是，就是在这次探险中，安邺意外地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在北圻境内有一条红河，非常利于航行，且与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而且顺着红河，还可以进入中国的云南。

当时中国云南地区正陷入持续内战状态，一个名叫堵布益的法国军火商意识到，如能通过红河水路贩卖军火到云南，必然大有赚头。在这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堵布益先是与大清国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和云南提督马如龙签署了一个军火买卖协议，继而于1872年初返回巴黎，向法国军政高层兜售其他的计划：以这次军火销售为契机，将法国力量渗透到越南北部，并为通商中国西南各省开路。

由于当时德国占领军还没有完全撤出法国，法国高层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为普法战争的战败善后，故而他们对堵布益的建议既不表示明确的支持，也不表示明确的反对，而是由陆军部与海军部以及交趾支那总督暗中支持。于是堵布益也才得以在该年的10月率领26名欧洲冒险家，125名亚籍雇佣军，乘两艘内河炮舰、四艘汽船、一艘中式帆船（装载军火）、一艘内河火轮船（装载军火），浩浩荡荡冲进了东京湾，在北圻重镇河内（又被称为东京）单方面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就是这个办事处点爆了火药桶。

当大赚一票的堵布益于1873年春天从云南返回到河内时，却被告知他的办事处的一些雇员被当地的越南官员抓了起来。

对此，堵布益立即向地方官进行了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如果你想阻拦我的路，我会用机关炮把你们全部杀光。如果你让我通过，我们将会是最好的朋友。”

他的潜台词就是，这个办事处不仅要常设下去，而且今后他将经常性地往来北部地区。虽然有了前述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做基础，但堵布益的这个要求依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包括他未经允许，贸然闯入河内设立办事处本身也是非法行为。悲哀的是，越南官方居然无力驱逐这一小股私人武装，最后反而要到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e）海军少将门前去递状子，希望杜白蕾能来给越南主持正义。

结果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安邺上尉再度登场。

他的任务本是调查此一事件的真相，但是，安邺根本不做调查，他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勾结了一批民间冒险家，于1873年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率领150余名武装人员（内正规军80人、陆战队60、炮兵20），外加两艘炮舰“蝎子”号和“爱斯兵哥尔”号，抵达了河内。孤军闯入北越，以“剿灭河盗”为借口，单方面采取了军事行动，确可谓目中无人。

11月5日（九月十六日），安邺抵达河内郊外，并且贴出了公告，宣传自己此行是要“剿灭河盗”，恢复北部地区的治安。对此，越南地方官府自然无法接受。安邺却于十天后变本加厉地向数千名越南正规军驻守的河内城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要求：

一、红江自1873年11月15日起开放，许商船通行；

二、红江专许中国、西班牙、法兰西商船航行；

三、关税以货值3％为准；

四、商船自西贡来者所载货物关税减半；

五、商船自云南来者所载货物关税亦减半。

在越方拒绝后，安邺于11月20日（十月初一）早晨六时发起了进攻，攻城部队是他那支袖珍部队外加堵布益的雇佣军，共计180人。八时，河内城被攻克。十时，战斗结束。守军溃逃一空，河内巡抚阮知方被俘后绝食身亡。

数千人镇守的河内，就这样被安邺的百余人在两个小时内攻克了，攻城的法军居然无一伤亡。更惊人的是，安邺随之招募当地人组建伪军，四面出击，十月十五日攻克海阳，同月十六日攻克宁平，二十一日攻克南定，伪军数量也迅速扩充到15000余人，盘轮四的黄旗军也决定归附法军，一时之间，安邺气势之盛，大有席卷北圻，问鼎大清西南国门的气势。

之所以有这一连串奇迹般的胜利，法军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南小朝廷的腐败无能。历史遂将机会转于刘永福之手。

刘永福应越王密诏，率近千名黑旗精锐，轻装裹粮，经宣光大岭，绕道奇袭河内，配合其进攻的还有越南驸马北圻都统黄佐炎的一万余名越南正规军——这真是一个讽刺的画面，1000名外籍部队担任了主力，去驱逐一支200人不到的小股武装。而越南的10000正规军基本上就是跑个龙套，敲个边鼓，捡个战利品，同时鼓舞一下士气——为了激励黑旗军，黄驸马开出了惊人的悬赏：一颗法兵脑袋换150两白银！

刘永福的进攻时间故意选在了星期天（1873年12月21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二），当时法军大部在休假，安邺仓促中只能召集20名法国士兵。可安邺居然狂妄到带着这20名士兵，拉着一门炮，率领数目不详的伪军，出城发起了主动进攻！

而且，就是这20个人，居然还被安邺煞有介事的分成了两路，一路正面进攻，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迂回黑旗军的侧翼！

而刘永福则精明到已胜算在握仍不与之列阵对战，他对河内的攻击只是一次诱敌行动，一旦法军出城立即后撤。其主力则在河内郊外两华里处的纸桥附近设伏，待敌军进入包围圈后再发起进攻。

这突起的袭击令法军阵脚大乱，而安邺更是第一个跌入陷阱坑中。混战中，安邺与其副手巴尼海军中尉及3个法国士兵、若干名伪军战死。

说来不可思议，剩下的17个法国残兵居然能溃围而出，亦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而且这几个法兵回城后，领导守城伪军继续坚守河内。黑旗军因缺少攻坚利器，也终于无法收复河内，这证明了一点：黑旗军难以在正规战争中与法军较量。

所以黑旗军的抗法只有山地游击战一途，但如上所述，单纯的山地游击战不足以赶走法国人。只怕黑旗军还在围困河内，法军已先攻克顺化国都。越南王深知此点，所以取见好就收的姿态，与法军缔结了新的和约。同时为了安抚黑旗军，宣布升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可见第一次纸桥之战只是一次非常有限的战斗，其在军事局势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心理和政局上的影响却出乎意料的大。如上所述，安邺的行动是在既没有得到内阁同意，又没有征得军方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安邺之死激不起法国人的同情。而法国国内此时对越南问题举棋不定，安邺之死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温和派的观点：征服越南的代价太大，不符合法国的全局利益。一个黑旗军已经如此麻烦，清国再介入，必然难以收场。如此迁延不决，岂非与对德战略背道而驰？

如果此时清国及时与巴黎方面进行外交沟通，实为解决越南问题的大好时机，但可惜的是，此时的大清，正陷于同俄罗斯和日本的边疆危机中，自然难以兼顾越南，便暂时将之搁置了起来。未几，法国国内政局变化，扩张派得势，大清再想谋求有利的和平解决就困难了。法越之间的矛盾遂渐渐转变为法清之间的冲突。激化这一矛盾的就是1874年3月15日，法越双方签订的《第二次柴棍（西贡）条约》。

这个条约是针对安邺之死的善后问题而签署的，没想到却签出了更多的问题。

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虽然暂时放弃了安邺侵占的北圻省份，但却得到了如下数点收获：

一、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并“向一切外国宣布”，“法国承认安南王国的主权和完全独立，承诺给他帮助及救援，并约定在他要求时，将无偿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他国内的秩序和安定，以帮助他对抗一切攻击，并消灭蹂躏王国的海贼活动”。

二、再次确认法国对嘉定、边和等南圻六6的充分控制权。

三、越南受法国保护，外交关系顺应法国的外交政策，倘若与第三国签订商贸条约，要预先通知法国，其内容不得与法越间已有之通商条约相冲突。

四、越南增开河内、宁海等处为通商口岸。沿红河到中国云南蒙自的河道，允许法国船舶航行。

五、在越南的法国人相互间，法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其他外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诉讼和犯罪事件，都由法国领事裁判。

其中所谓“承认越南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是构成日后中法纠纷的核心问题。这就等于剥夺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将越南从大清国的附属国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可说来无奈，从动机上讲，当年法国人订约时写下这一条的初衷，却并非针对中国，而是瞄着英国这位欧洲的老对手。法国生怕北圻落入某一海军强国的手里，所以才特别声明越南为一独立自主的国家，以禁止其他列强的介入。至于大清，法国人是从另一个角度盘算问题的。

原来，法国一直觊觎中国西南各省的商业前景与丰富的矿产资源，可是大清国对于开放西南地区一直持拒绝姿态，甚至是想方设法地阻止外国势力接近中国边境。为了自身安全，清廷是从不许任何外来强权染指红河的。但现在，建基在越南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前提下，越南自然有权力赋予法国以开放红河的权利，只要开放了红河，就可以达到中国边境，到时候就可以强制中国进行商务谈判阶段。

而越南小朝廷继续装糊涂，它居然始终未将这次条约的实情告知清廷，清廷最终还是从法国驻华使节那里得知了条约内容。而法国将这个条约通告中国的原因则在于通商云南，获取该区丰富的矿藏资源。因为当时云南并没有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又规定今后除非中国自愿，不再开设新的通商口岸。这一来，就必须让中国承认《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合法性，法国人通过红河通商中国的目的才能实现。

对大清国而言，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鉴于当时内部的战乱，总理衙门的态度是装聋作哑，不明确反对《第二次西贡条约》，却单方面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大清国开始悄然介入越南事务。先是在光绪元年以帮助越南属国剿灭土匪为名，派出大军进入越南北部境内，消灭了依附法国人的黄旗军。到光绪四年，又发生了李扬才叛逃事件。李扬才，这个大清国的提督衔记名总兵，借募兵之名聚集了万余武装，突然从上思地区窜入越南境内，诈称自己是前越南王室的后裔，要武力光复祖上基业。越南正规军不是他的对手，顺化小朝廷也不想让法国人染指北部，所以便在宗主关系的框架内向大清乞求援助。大清自然不会怠慢，于是便有了广西提督冯子材的又一次入越剿匪。这次剿匪再次以清军获胜结束，李扬才虽然自首，但还是逃不脱在桂林被斩首后，又在越南北部地区被首级示众。

与此同时，控制着红河水道的刘永福和大清国官方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他保证中国商人及货物的通行安全，并承诺如果中国商人在黑旗军的辖区内遭到了抢劫，黑旗军将全数负责赔偿。反之，法方船只则禁止通过保胜，法国商人必须在这里将货物转交给中国商人，并用中国的船只代理运输。不然黑旗军就将对之毫不客气地扣押。

此消彼长之间，法方自然难以容忍这种区别待遇。1880年（光绪六年）茹费理当选为法国内阁总理。此公热衷殖民扩张，上台第二年，就大举入侵突尼斯。接着便增兵越南，加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于是，北京和顺化都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守在四夷，还是引火烧身？

对于这次危机，西太后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代小皇帝发布的上谕中定下了基调：法人染指越南北部，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指越南）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

西太后摆出了一副强硬立场，实在是令后人困惑。这是因为后人的历史记忆是被长期误导的。实际上，西太后在国内事务中至少算是大半个开明派，也是李鸿章等人推行自强新政的最大支持者。但在对外决策上，西太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这一点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还只是懿贵妃的西太后，一度代其得病的丈夫咸丰帝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近畿州县，整（顿）团（练）阻截，悬赏杀敌，通谕中外。”“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斩黑夷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斩白夷一名者，赏银百两；获斩头目者，赏银五百两；击毁夷船一艘者，赏银五千两。”其心情可想而知。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给了她一个沉重打击。作为一位女政治家，她必须用理智去克服情感。所以她才长期支持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可是，这次中法纠纷重起，她却又一次摆出了强硬立场。

有了这个导向性很强的开题，下面自然不乏人起而呼应。

这个起而呼应在当时又包含着两层完全不同的内涵。

首先，对于那些官僚体系中的因循之辈们而言，这个呼应是本能的反应。不知道上级的立场尚要揣摩，何况现在上级已经表态，做下级的岂能不响应？

其次，这是大清国里一股特殊势力发自内心的响应。这股势力就是著名的清流党。

这里的党并非现代政党政治的党，而是传统的结党营私的党。这批人以科举为途径，除了极个别人士（如张佩纶）之外，多以不学洋务为高超，自命为清流，视办洋务、搞新政的人为“浊流”，在晚清的内政改革上一贯持守旧立场，在对外政策上则一贯持无理性的强硬姿态。

这两股声音一汇合，就在大清国里产生了一曲奇特的双重奏。

从山西到四川，从云南到京师，从疆臣到廷臣，绝大部分人开出了一份相同的药方：守在四夷。所谓“守在四夷”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又怎么御呢？

一句话：支持刘永福。

西太后一手提拔的宠臣张之洞就曾极富想象力地建议，应该给刘永福发去公开谕旨，向其承诺，只要他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大清国就封刘永福为新的越南国王，“世守其地”。为了达到激励刘永福的目的，应先授“武职崇衔”给刘永福，封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士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若刘永福不幸被法军击灭，也无损于大清。诚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言：“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两得。”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坦言，接济刘永福可以使法人与黑旗军“鹬蚌相持，渔人获利”。

于是也才有了广西巡抚庆裕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的那份上奏。在这份奏折中。庆裕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已经命令广西提督黄桂兰以防范土匪为名，加派大清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取得初步的接触，商定相互接应。

新问题因之产生：一、刘永福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二、若刘永福万一不能指望，越南问题又如何收场？

关于第一点，李鸿章与薛福成一主一幕，却给出了两个貌似截然不同的答案。

李鸿章说：土寇伎俩。

薛福成说：刘永福，中华奇男子也。

两个说法表面上差异极大，但却正道出了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李鸿章的话是说得尖酸了一些。但李鸿章是谁？是连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的，当今大清国的头号军事权威。现在，李鸿章说“土寇伎俩”，自然是有根据的。

从兵力上讲，黑旗军最多时也不过3000之众。

从武器上讲，虽然轻武器装备持续得到提升，装备了“雷鸣顿”五发弹仓连射步枪以及部分缴获自法军及教民军的“格拉斯”单发步枪，另有少量从香港走私来的毛瑟五发连射步枪。同等单位的齐射火力超过了统一装备单发“格拉斯”步枪的法国正规军。但黑旗军始终缺乏重火器。没有重炮，所以不具备攻坚的能力。野战炮也严重缺乏，且质量低下，所以不具备打阵地战和正规野战的能力。

从编制上讲，黑旗军属于耕战结合、半农半兵的地方武装，类似于团练。相对于同类武装可谓纪律严明，组织严密。但是若以当时世界上一流职业军队的组织训练标准衡量，无疑还有相当差距。

最后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黑旗军的战斗素质不是靠现代军事体系训练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纯经验产物，所以那两千余名黑旗军战斗力虽强，可却无法在短期内训练出后继部队和补充兵员。

所以李鸿章说黑旗军是“土寇伎俩”。

而薛福成的评价则是针对刘永福个人的军事才华与组织能力而发。指挥上述那样一支军队，居然能连续取得胜利，成为越南王依赖的柱石，法军忌惮的对手，这不是“奇男子”吗？而刘永福能取得如此出众战绩的奥秘，正在于李鸿章所说的“土寇”二字上。

而理解“土寇”的关键则在于先要理解越南复杂的地貌与独特的地理位置。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南北长约16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六600里，最窄处仅50公里。东、南临海，北部像一个巨大的漏斗，锲入广西、云南之间。全国四分之三是山区，又由于地处热带，所以大兵团行动困难，作战的季节性非常鲜明。

从海权的角度讲，越南控制着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的交通，地位重要。只要控制了沿海要地，就能控制航道，未必深入越南陆地。这样既节约了资源，也可避免与大清国的矛盾。可是，从内陆贸易的角度讲，顺红河可以进入云南，陆路直通广西，这两个省资源丰富，一直是法国殖民者觊觎的目标。所以很多法国殖民者一直梦想着通过全面控制越南进而打开中国西南市场。这就把法国势力从沿海引向了内地。

黑旗军长期活跃在越北山地之中，熟悉地形。虽然受制于武器装备和组织训练的不足，难以和大股法军打正规战，但是如果只是规模有限的武力冲突，黑旗军那种“土寇”式的战法——在复杂地貌中借助当地群众基础潜伏兵力，利用稻田地和丛林进行游击战，足以对付小股法军的殖民蚕食。当法国媒体将黑旗军描述为一批出没在稻田地里的恐怖分子时，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独特的战术。

问题是游击战的后果有两个，或者引发法军的大规模介入，或者使法国因付出超出所愿意承受的伤亡代价，从而知难而退。如果是前者，就有可能引发与大清国的战争，这对于正忙于内战的清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是后者，就可以充分保证边境安全。

如果要争取后者，单纯的山地游击战只是手段，必须同时附以外交攻势，并利用法国国内的舆论民情，借力打力，才能不战而胜。这就要求政略与战略要整合为一个整体，抢在法国国内政局变化前外交解决越南问题。

其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清廷愿不愿意以商贸换和平。由于法国的根本大敌是德国，所以法国也不希望和中国陷入僵持状态。反之，开放西南地区的商业本身是个双刃剑，如果能因势利导，未必不能实现中法之间的双赢。可惜，当时大清国的主流舆论是视洋人为洪水猛兽，所以官僚集团的主流意见是绝对不开放西南地区，还要保住越南的传统藩属国地位，隔开中法两个大国。

靠什么呢？靠黑旗军。

于是又绕回到李鸿章的不屑一顾上来。黑旗军由于不具备与大股法军打正规战的能力，所以他们在低层次的胜利只能刺激法军的更大规模介入，这样一来，只怕不是“渔人获利”而是“引火烧身”，大清刚经历了长时段的内战外战，应该休养生息，所以还是以和为贵为上策。

可是，国人多震慑于刘永福纸桥大捷之威，却从不曾细考过纸桥大捷的真实细节。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了真实细节恐怕也不会接受李鸿章的分析。因为他们另有后招，假设刘永福不足以抗法，大清就应该派出正规军援越抗法以保我户牖。

云贵总督刘长佑认为，与其等到越南全失之后再沿中越边境被动防御，不如现在主动出击。因为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全线设防，花费太大，不如主动进入越南境内，“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此即军事上所谓的蜂腰地带——笔者注）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故而他申请朝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

这个计划从军事地理上说当然很诱人，但问题是，在既无铁路又缺乏轮船、电报的情况下，如何将战线推进到“三江口以至海阳”一线？而且，就算推进到了地方，清军到底有无与法军一战的硬实力？

兵部尚书彭玉麟的计划更宏大，他建议由桂滇“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一时大有规复全越，将法军赶入大海的气概。

内阁学士周德润也乘机献策，建议将李鸿章分别于光绪六年、七年向德国伏尔铿兵工厂定购的两艘铁甲巨舰火速调回，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锁东京湾；陆路则大举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控制越南北部重镇，再待机而动。

分阶段进行，陆海并进。听起来比彭玉麟的计划更诱人。实际上却存在更大的盲点：

一、提前招回巨舰，就会打乱原定的训练计划。人舰尚未磨合，如何产生战斗力？

二、回国之途漫长，中间又没有中转站，相反却要经过很多法国的殖民地，万一遭到劫击怎么办？

三、就算侥幸冲破万重关山回到祖国又如何？大家不要忘了，李鸿章为这两艘铁甲巨舰准备的安身之所——旅顺军港尚在营建中。由于财力不继，第一期工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才竣工，第二期工程则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竣工。换句话说，在光绪七、八年，全国竟无一港能容这两艘铁甲巨舰，设备养护更须借助香港与日本。所以西方才有“有鸟无巢”之讥。提前回国了，放在何处？

四、现在不是鸦片战争时代了，清军水师不是大英皇家海军，法军也不比当年的大清。随着火炮和筑垒技术的发展，军港对海防御能力大大增强，单靠海军如何突入并控制军港，又是一大问题。

五、其实上面都可以不论，最关键的，你想提前调回军舰就能调回吗？别说这个时候德国人不同意，就是后来合同期满，德国人不也还是拒绝两艘巨舰来华，非要拖到中法和议尘埃落定才放行吗？原因何在？就在于法国一直在向德国施加外交压力，坚持在中法关系紧张期间，不许铁甲舰返华。这一来，大清国里的很多“精英”们的脑筋又转不过弯来了。法德不是世仇吗？怎么又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咱可怜的大清了？

被误读的铁血

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俾斯麦独特的外交思维。

提到俾斯麦，国人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铁血宰相”四字。其实，这四个字正是对俾斯麦外交思维最大的误读。

俾斯麦在公开场合屡屡以“铁血”形象出现，这是事实。但细究起来，多是形势需要的逢场作戏。他不仅不迷信武力，而且深知武力的局限性及其双刃剑性质。试看他领导的三次王朝统一战争，无不是战前就已通过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将对手最大化孤立，以使德国避免多线作战，然后静待敌人暴露出可胜之机再发动闪电战。仗打赢了，又总不忘给对方预留面子与回旋余地，从不订苛刻的条约。如此既为新一轮的孤立活动铺路，又保持了德国外交的最大弹性系数。

可是，普法战争终结了这一切。德皇在法国人引为历史圣地的凡尔赛宫加冕，上德意志皇帝尊号，又割占阿尔萨斯与洛林。这就把荣誉感极强的法兰西逼到了非与德国再战一场不可的地步。德国的外交之弦也立刻绷紧。

如前所述，鉴于两国实力悬殊，法国想单独打倒德国，无异白日做梦。相反，德国地处中欧，地势平坦，最怕多线作战。所以法国拼了老命的开始编织一张反德包围网。俾斯麦就针锋相对地拼命破坏法国人的结盟运动。

后者的策略便是“在多个鸡蛋上同时跳舞”。首先，他和近邻奥匈帝国结为盟友，安全上唇齿相依，利益上却并不完全荣辱与共。然后再与奥匈帝国的两个敌人：意大利与俄罗斯也来点准盟友的关系。意大利是谁？法国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敌人。俄罗斯是谁？法国曾经的敌人现在的朋友。这已够复杂的了。俾斯麦还要再和英国改善邦交。英国是谁？俄罗斯的敌人；法国历史上的天敌，现实中急需拉拢的朋友。这样一来，当全欧洲相互之间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谁的朋友，谁是谁的敌人时，集团战争就不会爆发。一对一，德国谁也不怕。

更绝的是，俾斯麦鼓励法国去海外作殖民扩张。第一，这样有助于发泄甚至转移法国人的仇恨感，第二，法国搞殖民扩张，必然与殖民大国英国产生矛盾。而英国又正在与俄国产生类似矛盾。如此一来，英法俄三国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被固定的三角形。法国无论向哪一边靠拢，都会自动疏远另一端。德国也就高枕无忧了。

法国侵越，即将陷入与中国的纠纷中，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自然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刺激法国，那样只能是引发新一轮的仇德情绪。俾公何等精明，自不会去给大清做挡箭牌。实际上，正是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一面对中国大谈不要怕法国，一面对法国驻华公使大谈德国政府不仅不反对法国占领河内，“而且诚心诚意地呼吁进行一场旨在给德国贸易打开新的宝贵出路的远征”。

只可怜了大清国里的文臣武将们，还做着“联德制法”的迷梦呢！

左右为难中的铤而走险

说来说去，第一，这些人的思维跳不出传统藩属关系的束缚，按他们的设想去干，即使中国胜利，最后仍不过是替越南打仗，中国唯一的收获就是保留了一块缓冲地带。但在当时，提升自身的国力，远比空间上的巴掌缓冲更重要。第二，他们的眼光从来不曾跳出过越南一隅之地，严重缺乏全局观念，而且不通现代国际关系，尤其缺乏基本的自信心，不敢以开放云南商务为条件换取缓冲地带。第三，翻看他们的奏折，既看不到敌情我情的对比分析，也看不到对战争走向的理性预测。有的只是大话，空话与套话，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士气”、“人心”与“天道”。试想，要是“天道人心”能当炸弹用，我们还搞兵工厂干吗？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从廷臣到疆臣，从“清流”到“浊流”，大家并不是没有共识。比如：“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也都知道越南重于琉球，而朝鲜又重于越南。可开出的药方各异。原因何在？

就在于对双方力量的理解各不相同。大多数人还活在康乾盛世的历史幻觉中，却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内忧外患，交相沓来，天灾人祸，无有止时。以财政而论，两次鸦片战争的军费与赔款都不说，“剿发捻”，“平回乱”的开支是4亿3千万两；收复新疆的远征前后花费4200万两，留下的是1555两白银的外债。当此自顾不暇之时，又如何再兼欲顾人？

而法国却是当时世界上响当当的陆军第二强国加海军第二强国。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两艘外购铁甲舰，而且尚在德国船厂之中。而法国却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以钢产量而言，而法国在1884、1885年的钢产量分别是50万3千吨和50万4千吨，而中国直到1910年才达到5011﹒3吨，就算是到了八年抗战快要结束时的1944年，也不过1万余吨。至于双方在国民受教育程度、组织训练、指挥体系上的差距，也是同样惊人。

所以李鸿章才不顾众怒地坚持：打不得。

当然，李鸿章也承认，若坐视法国吞并越南，凡我属国都会丧失对大清的信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红江为滇、越相共，矿务尤彼族垂涎，将来画疆据守，口舌炎多，边患固无已时也。”于情于理于势，中国都不能坐视法吞越南。问题是，中国采取何种手段，又准备拉回到何种程度。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何等交换代价。

可是，清流们是朝鲜、越南都要，还没忘记缅甸。如张佩纶就认为：“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又说，“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门庭，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何以隐忍就是纵敌，急起就能图功？绕来绕去，还是彭大将军与周大学士的老一套。而就是不屑老老实实的自强。

两派争执不下，只可怜了总理衙门，左右为难：“论藩属之义，中国即应派兵援救，玉帛干戈，随机因应；而在我既力有未逮，在彼又弱不能扶，揆度情形，势难筹议及此。”

可是，太后坚持要筹、要议，清流们更是鼓噪不休。李鸿章与恭亲王等持重派的稳健立场也就不免冰消瓦解于历史的记忆碎片之中了。

第八章
朝鲜问题横起风波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河内再度失守

就在清廷关于越南问题的处置争论不决之时，越南方面又传来新的惊人消息。

光绪八年二月八日（1882年3月26日），在法国交趾支那总督的授意下，法交趾支那南圻地方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一译李威利），亲率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两门山炮（配15名炮手），15名安南狙击兵，乘三艘炮舰（远洋炮舰“军乐”号，近岸炮舰“马苏”号和“短枪”号），两艘小汽艇（分别从西贡和岘港港务局借来的“海防”号和“沥门”号）北上河内，压迫北越官员低头，顺带解决黑旗军阻挠红河水道自由航行的问题。

离将军只有一步之遥的李维业上校，无疑想在越南圆了自己的将军梦。只是世事难料，功成与骨枯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李维业抵达北方后，河内城外的法租界又给他送来了一门120毫米重型行营炮和一个海军炮队（包括一门40毫米舢板炮，20名安南狙击兵，三门40毫米舢板炮，配足50名海军炮手）。其中，120毫米炮安置在东门外法租界里提供火力支援，海军炮队则跟随李维业机动使用。

1882年4月25日（光绪八年三月初八）清晨五时，李维业向河内总督黄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三小时内放弃并拆除河内的城防工事。与此同时，“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进入射击阵位。等到七点半，越方派来了一个代表，要求李维业再宽限一天的时间。对这个过于明显的缓兵之计，李维业当然不会理睬。如此又过了半个小时，八时——李维业的时间下限，越方依然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李维业遂在十五分钟下令攻击。

“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的舰炮同时开火。十五分钟后，八时三十分，法租界内的那门120毫米炮也加入射击。从九时十五分开始，法军的炮击目标开始转向城内的主要建筑物。九时三十分，三门40毫米舢板炮意外击中了河内城里的一座军火库，引发了惊人的巨大爆炸。但这一次越军表现的远较安邺攻城时为顽强。他们甚至主动反击，向法租界发射了大量火箭，大火甚至迫使那门120毫米炮不得不带着弹药转移阵地。

十时四十五分，法军停止炮击，代之以突击队攻城。十一时十五分，法军攻破河内城，7000越南守军溃逃，总督黄耀自缢身亡。法军仅4人受伤。一切与安邺的往事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更大了。

李维业占据河内的消息一经传出，法清双方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法国人觉得，和平已经在望。

清国精英们说：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更让人震惊的是，李维业攻克河内一周后又将之交往越南（交换前拆毁了防御工事）。这种威恩并用的方法，很是迷惑了越南小朝廷，后者勒令正要南下规复河内的刘永福立即退回保胜。

而刘永福早已开始做两手准备，就在光绪八年年初，他以越南官员的身份回到故乡钦州祭扫并重修了祖坟。他还多次表示：“愿为中国千（总）把（总），不愿为越南提镇”。这个表态对清廷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刘永福心向故国，忧的是刘永福此时如此表态，暗含了黑旗军在越南已经很难继续立足的潜台词。

在这个背景下，清廷最终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展开外交接触，一方面派七月份主动请缨的吏部主事唐景崧入越联络刘永福，以作军事上的牵制，同时以“查办土匪”的名义，遣广西提督黄桂兰率大股正规军进驻北越重镇谅山，增加威慑力。

对清军此举，法国外交部援引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认为越南既为受法国保护的独立自主国家，清军在既未得到越南同意，又未提前照会法国的情况下，擅自开入越南境内，实属对越南主权完整的严重践踏。故严正劝告清政府立即撤军。

大清当然不吃他这一套。相反，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郑重重申了清越之间的宗主关系，并严正声明：法越之间的条约均为非法，大清以往从不曾承认，以后也断不会承认。所以，践踏越南主权的不是大清，而恰恰是法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交辩难，率多如此。法国政府更关心的是：清军此次突然出兵，倒底意欲何图。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就在法国内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时，大清也正为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而引发出一连串的争议。

李鸿章离岗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1882年4月19日），李鸿章的母亲去世了。

在一贯标榜以孝道治天下的大清国，这是件大事。实际上，李鸿章早在此前就开始“请假”，以专心在母亲床前尽孝。只是形势不容人，直到4月17日两天前，朝廷斟酌再三后，始准假一月。可谁能料到，只两天后，太夫人就会魂归极乐呢？按照成例，孝子要守孝27个月，俗称“守制”，虽王公大臣不能免，甚至还要守得更长，排场做得更大。例外也不是没有，除非皇上“特旨”强行留任，是为“夺情”。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老传统了。

李鸿章的独特性注定了他是要被“特旨夺情”的。果不其然，夺情留职的圣旨很快就颁发了下来，命该大臣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

但是舆论并不放过李鸿章，李鸿章自己似乎也很心乱。结果是虽然有了夺情的圣旨，但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回乡守孝。

既然要走，后事的安排必不可少。

直隶是全国的心脏，直督又是全国督抚的首领，这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律。李鸿章回籍期间，谁来主政北洋，将对国政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人选问题，早在光绪七年李太夫人病重之时，李鸿章就开始考虑了。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丁日昌。

可惜，李鸿章恳请授丁日昌为直隶总督的奏折还无下文，广东方面已传来噩耗：丁日昌已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十（1882年2月27日）辞世，终年五十九岁。临终口述遗嘱，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强大计与中国未来的地缘环境。一句话：“死有余憾”。

李鸿章没有起死回生的神通，只好转而另找接班人。

最终代替李鸿章暂管北洋事务的人是两广总督张树声。想当年，李鸿章淮军初兴，麾下“铭”“树”“鼎”“盛”四大主力，张树声便四占其一。所以从资历上讲，他的这次接班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老中堂最多走27个月。实际上绝对不会走这么长时间。这中间，张代总督只要萧规曹随的把李家太极一招招比划下来，至少不会出大错。不出大错就是成功。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典章制度俱在，李鸿章还给他留下了两个高端智囊：薛福成与马建忠。

张树声接的自信满满，李鸿章走的却是七上八下。转望南天，硝烟的味道越来越浓，可大清国还是个举棋不定。

更有出人意料者。李鸿章前脚刚走，张树声后脚就变了步法，大打起“张氏少林拳”来。他大力结交京中的清流，并屡发高论，大谈非一战不足以固我藩篱，亦不足以破贼虏非份之想。“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大有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半个世纪的和平来的气概。其子张华奎居间联络，尤其活跃，以至得了个“清流腿”的绰号。

有了这一碗滚油，主战气焰立时高涨起来。老张在大清国里的人气指数也开始直线飙升。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老中堂离岗不到三个月，张树声就折腾另起炉灶来了。倒是清流们多不屑于二张的轻浮。结果，李鸿藻不以为然，陈宝琛上书弹劾张树声，以“戢争止沸”。张佩纶甚至说：“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

只是张佩纶也没想到，寒心的事情会应验得这么快。自古以来，乱说大话的人，鲜有不吃大亏的。张树声也不例外。法国人还没动拳头，日本人倒先按捺不住了。

高丽国公媳斗法

在大清国的属国中，最重要的与最友好的无疑都要首推朝鲜。如果朝鲜被外敌控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从陆权战略上讲，失去朝鲜意味着大清的龙兴故地（东三省）将时时处于被威胁状态。从海权战略上讲，则大清的心脏（直隶），就将时时暴露于外敌的利刃之下，扩展出去，整个东南沿海都将丧失安全感。

不幸的是，早在黑船开关之前，朝鲜就已被日本的“战略家”们锁定成了大和民族的盘中餐。明治维新之后，攻略朝鲜，经营大陆，更成了日本的既定国策。因为在他们眼中，朝鲜同样太重要了。

试想，若朝鲜为某陆权强国所控制，虽不足以制岛国日本于死命，但亦足以打消日本一切称雄东亚大陆的企图。

若朝鲜为某海权强国所控制，日本立时就将处于无国防状态。反之，若日本控制了朝鲜，弱势时足为国防屏障，强势时就是进军大陆的跳板。

1870年7月，柳原前光说：“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尤其在“俄法英美欲占彼地，昭然若揭”的今时，“实非皇国因循之日。”

日本人不因循，大清国就要倒霉。

李鸿章保全朝鲜的策略就是八个字：以毒攻毒，以夷制夷。

你日本不是觊觎朝鲜吗？俄罗斯何尝不是？拥抱太平洋的梦想太诱人了。俄国急需在朝鲜拥有不冻港。这就与日本的野心产生了一个矛盾。同时作为世界头号既得利益者的大英帝国，同样不希望俄国冲出日本海，又不想让俄国打破东北亚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均势。这样多强介入，反而会形成新的制衡。关键是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朝鲜必须在商业利益上打破僵局。如果朝鲜坚持闭关锁国，它就将成为所有列强的敌人。可若它主动开关，就能借助商业利益上的多边关系，制衡住潜在的威胁源。这就叫以市场换安全。更重要的是，朝鲜和平，大清也就安全了。李中堂也就可以放心地去搞他的自强运动了。所以李鸿章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朝鲜人开关。这与曾纪泽建议主动开放西南地区的商贸是同一个思路。

经过李鸿章三年的苦心劝说，朝鲜君臣终于在光绪八年春接纳了李鸿章的建议，与英、美、德、法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半岛也果然出现了李鸿章期望中的制衡效果。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借均势威慑日本与俄国，但在换来安全与和平的同时，也能激发朝鲜士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割断中朝的宗藩关系。同时，开放还会反向刺激保守派，引发新的排外行动。这些显然都不是大清所希望看到的。

果不其然。韩国内部很快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前者力主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对外部事物持非理性的厌恶和排斥。后者则主张跟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现代社会。具体讲又可细分为亲华、亲日两派。两派的目的都在于实现朝鲜的自立自强，但各自倚重的指导力量却截然不同。

在光绪八年，占据朝鲜政局主导地位的，仍是保守派。其核心人物就是韩王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只是这个保守派仍是亲华派，他们怀着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满足于清韩宗藩关系下的闭关锁国。而不像开化派中的亲华派，倾向于在李鸿章之流开明人士的支持下，开展韩国的洋务运动，并在亲华的前提下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

所以至少暂时，李鸿章仍能委婉地通过大院君对韩国政局施加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宫闱之内的权力之争，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

原来，韩王高宗李熙性格懦弱，且天生缺少政治头脑，所以国政一听大院君决策。可偏偏韩王的爱妻闵妃政治天赋极高，性格坚毅，手段高强，又身出名门，娘家实力强大，于是便不免影响起政局来。大院君自然不能容忍此等后宫干政的行为，更不容许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可韩王已到亲政之年，大院君也不得不“大政奉还”。这一还，就把政权拱手还到了儿媳妇手里。

老公公与小儿媳就这样较上了劲。朝鲜的政局也不免日趋紧张起来。

壬午兵变：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光绪八年的六月，由于闵氏官员拖欠军饷和克扣军粮，激发了兵变。在大院君的巧妙诱导下，兵变于六月初九（7月23日）发展成武力驱逐闵党的政治行为。闵氏重臣多有死伤，闵妃本人亦受伤，侥幸化装成宫女逃出。

如果仅此而已，不过韩国王室内部的小花边闹剧，充其量几条“肥皂新闻”。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介入了。

事实上，日本人早就想在朝鲜有所行动，只是苦于李鸿章的北洋陆海军实力太强，也只有隔海兴叹。

中法关系紧张，对日本的扩张派们而言显然是个大福音。所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甚至不惜花重金贿赂清国官员，收集一切李鸿章与法国人交涉的信息，就是为了等待时机：一旦中法开战，就趁机出兵朝鲜。

可是，中法迟迟不打，日本人也只有徒生叹息。唯一让他们松口气的是，李鸿章丁母忧离开了天津，法国人又在越南展开军事行动。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对日本人有利的。现在他们急需的就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汉城兵变，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乱兵犯阙，影响所及，烧了日本的公使馆，并打死了几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率余众狼狈逃至仁川，搭乘英国军舰逃回国内。

日本上下为之鼎沸。日本政府顺势决定立即派出海军前往朝鲜，同时集结陆军，作兴师问罪之举。

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躲过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鹰眼。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光绪七年任驻日公使。此时黎庶昌一得到韩国动乱的消息，又看到了日本不正常的军事调度，立即急电北洋，呼吁“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张树声接到电报倒也没敢马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上呈总理衙门，函请总署请旨出兵平乱。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树声以为够快了，薛福成却说：太慢！

为什么呢？就因为大清国的官场太朽钝，京津虽近，但几个部门上下左右之间，书函往来，也还是太费时间。只怕你这边圣旨没领到，人家日本已并吞三韩！

所谓成非常之功，必以非常之策。当此十万火急之时，只能先斩后奏，一面申请，一面火速调北洋海陆军赴韩，而千万不能让日军先入汉城，挟制韩王。那样一来，琉球的悲剧就将重演。而大清国的损失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海军要立即出发，陆军也要随之集结，作第二梯队东渡，方可控制局面。又鉴于此次行动非比寻常，威慑之意重于作战，最好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不出兵则已，出兵就要出精锐。以海军言，首推李中堂从英国买来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碰快船）。以陆军言，首推精锐淮军。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张树声打了一辈子仗，还不懂这个吗？

代理总督一声令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超勇、扬威二舰并“威远”号训练舰，于二十五日鼓浪而东，同行的还有北洋的另一智囊马建忠。同时陆军与负责运输的轮船也开始集结。

二十七日下午，丁汝昌一行抵仁川。当日夜，赶至月尾岛。而日本军舰“金刚”号也已抵达该岛。真是千钧一发。

当是时，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早了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也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方反应如此迅速，实在大出日方意料之外。

兴师问罪的嘴脸遂一转为中日友好的恳谈。

但马建忠深知，日本人的服软只是暂时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看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首先讲述了此次兵变的来龙去脉，接着提出建议，他希望张树声能“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

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

事实上，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二十九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

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

薛福成更深知大清国军事机器的朽钝，所以主张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

一俟陆军登岸，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日本人也就失去了制造事端的依凭，最多也就是围绕使馆被烧与人员死伤问题，敲诈朝鲜赔些款罢了。

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我军又当如何处置呢？薛福成同样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针对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拟订了备选方案：

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二、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三、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

此书一上，立即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七月初七，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十二日至王京驻营。十三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十四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乱军。所谓的“壬午兵变”也就这样鼓息于转瞬之间。

转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韩乱发生后，清廷鉴于“朝鲜善后无人主持”，急谕在故乡守灵的李鸿章“销假视事”，处理善后事宜。但当他于七月二十三日赶到天津时，已没有事情要他忙活。他干的只是上奏整个平乱过程，来个官样公文的大汇报。同时负责安排大院君的归宿。最后的结论是：软禁于保定，永远不准回国。但为全其父子之情，准韩王岁时派员省问。到此，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很快，李鸿章就有事忙活了。

中法之间围绕越南问题的高端外交接触，终于在光绪八年的十月（1882年11月）正式开启了。

谈判的一方是李鸿章，另一方则是时任法国驻华公使的宝海。

说来李、宝二人也算是老朋友了。

两年前的5月底，宝海来华赴任，由天津入京，做东道主的正是李鸿章。

当时正值中俄关系紧张时期，所以李鸿章特别注重这次对法国大使的迎接。结果，欢迎宝海的是“所有被委派到那里的任何使团团长还不曾见过的欢迎场面”。

“当我们越过他们设在白河两岸的用强大炮火装备的炮台时，炮台上升起了我们的国旗，每个炮眼都挂满了鲜艳的彩旗，十五声礼炮轰鸣，以在中国很罕见的方式向新到任的法兰西共和国代表致敬。”这是宝海事后写给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报告中的回忆。他还提到，为了对这个盛情表示答复，在他的建议下，他所乘坐的法国军舰回放了十九响礼炮，以表达对那位还没有见面的直隶总督的敬意。

宝海丝毫也不讳言，他“很重视与直隶总督建立友好和信任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今后会对我有很大好处”。“李鸿章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智慧、开阔的眼界，与他显赫的地位相称的权威，使他成为目前对朝廷和敌视洋人的旧党的冲动采取抵制的人们中最有威信和最强有力的领袖。”他还在这个国家的“外交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他在第一次正式拜访李鸿章之后，又在6月4日的晚上，“为李鸿章举行了一次宴会，其隆重程度超过了在这里举行的所有类似的招待活动”。

现在，两位老相识，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来到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突再所难免。

以往的史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往往把宝海看成是当时法方的一个鸽派人物，从而将这次失败的和平努力看作是中法开明派与法方温和派寻求协商的受挫。实际上，根据战后法方陆续公布的外交部档案显示，这位宝海公使在当时构成中法交恶源头的越南问题上，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关于河内，他是一贯主张长期占领。关于李扬才事件，他也持强硬姿态，他认为当初顺化小朝廷向北京求援本身就是个错误。法国默许中国出兵，更是个错误。甚至连李维业将河内城交还给越南地方官，宝海也认为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会在中国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法国不敢长期在这里盘踞下去。最后，关于当时曾纪泽和总理衙门对越南宗主权的强调，宝海更是表示：无法理解的偏执与狂妄。

从时间上讲，他这次在天津与李鸿章的会晤是短暂的，而且是试探性的。他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南下上海，李鸿章也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去保定。短暂的时间，巨大的立点落差，都为这次外交接触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可是，出人意料的转折发生了。当宝海于11月13日（十月初二）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时，还是一个标准的强硬派，这可由他离京前发出的外交报告文书作证。但仅仅十几天的间隔，宝海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忽然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急转弯。

转变起自李鸿章布下的一个巨型空城计。

李合肥大摆空城计

几乎与宝海同时，一个名叫尚布里的法国骑兵上尉也来到了天津。后者是奉法国陆军部之命周游世界、搜集情报的特派员。李鸿章对之盛情接待，并大度地邀请这位上尉检阅了他的直属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让这位法国上尉极度震惊的，所谓“一小部分”居然是整整一万二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装备着买自欧美国家的最精良武器，由一流的欧洲教官训练，能够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李鸿章表示，他另外还有大约六万名同类士兵，装备程度和训练程度大体相同，因为人太多，所以就不方便全部拉出来让阁下检阅了。

尚布里哪里知道，这一万二千人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全部主力了。被极度震撼的尚布里迅速把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信息共享给了宝海。而宝海又想到了其他渠道得来的另外三个消息：其一是大约四千名来自李鸿章辖区的精锐部队负担了对朝鲜动乱的平息。其二，有一支数目不详，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李氏部队已经被秘密调往河内。其三，一支精良的野战炮队也被调往了越南战场，而且可能还会从李鸿章的辖区再增派一批炮手过去。这些人“操纵性能良好的器械的本领，比起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的炮手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就像电流的传递，宝海也震惊了。

震惊之余，他开始更大范围地调查大清国的军事实力。这一调查就彻底进了李鸿章的布局之中。因为李鸿章早就在所有宝海可能去调查的地方布好了阵势。所谓急则治标，非常时期，表面文章也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大做足。

结果，宝海首先发现大清国的海军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巴黎汇报：

他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战舰和巡洋舰，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可配有一支相当出色的辅助运输舰队。在这些舰只中，有好几艘属于造船业最为精良、最为现代化的舰型，而且在航速和武器配备方面也是属于最好的。舰上人员是很精干的。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船只的中国军官中，有很大一部分十分懂行，干的极为出色。如果他们在必要时得到美国、英国或德国辅助人员的帮助的话，他们就能应付要求他们干得一切。假如这样组成的一支舰队通过部署装甲舰以及配有威力强大的火炮的快速巡洋舰和铁甲舰，并依靠那些用于近海和内河航行的众多的炮舰的支援来封锁东京湾，我考虑，假如我们不冒巨大的风险，或者不调动大大超过我们已在这个遥远的海域部署的海军力量的话，我们怎能突破这样的防线并把足以击退中国军队的法国陆战队运送到红河三角洲呢？况且中国军队在我军到达要与他们争夺的目的地之前就随时可以集结。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纷至沓来，尤其使我心绪不宁的是，我发现天津军火库一带有着惊人的忙碌活动：码头上每天堆满了大炮、辎重车、各种规格的弹药和各式武器，这些东西运来这里，又运往人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我自己设在中国南方的情报员告诉我，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他们还对我讲到在兵工厂和造船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在船坞里，人们紧张地制造和修复船只，而建造船只在平时是需要数月或者数年时间的。

总之，“自中俄危机以来，还从未见过此类事情。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在非常认真地进行（军事）准备”。

于是，宝海忽然把所有问题都从另一个全新的立场上想通了。

德国公使一再怂恿法国占领河内，其实是阴谋让法国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争之中。甚至有情报显示，来自德国的顾问不仅帮大清国组建新式陆军，训练部队，制造装甲战舰，兜售武器，而且还负责修筑防御工事和要塞。宝海忽然觉得他可以肯定，此时在越南境内的清军阵地一定是德国顾问指导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政府撤军是相当困难的。”而总理衙门与曾纪泽的强硬立场及其对所谓宗主权的坚持，都不过是被法方误解了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尊严和民族自尊心的考虑”。更可怕的是，遥远的巴黎并不知道大清国的真正实力，也不知道这个实力背后潜藏着的德国阴谋！

恰在此时，从越南又传来消息，西贡总督居然准备对所有进入河内地区的中国士兵进行捕杀！

在宝海看来，这就意味着“势必会引起北京的不满和愤怒，这样便永远关上一切通往和解的大门，而且会使继续进行任何谈判都根本不可能了”。结果就是：“此时此刻”，“战争已不可避免”。而战争对中法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以，宝海忽然由一个强硬派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平的温和派。他向巴黎质问：“到底有什么迫不及待地需要把事情激化到这个地步呢？”“不管事情看来已经多么不可挽回，我仍要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以便至少推迟发生敌对行动。”

为此，宝海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钟头的会谈。他个人觉得，“这种花费时间过多的会谈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会晤的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希望。”

这个成果就是日后的李宝协议草约。

差一点，大清国也有了势力范围

当宝海最初对中方说，与其双方“纠缠于彼此难以取得一致的问题”，倒不如“将我们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来寻求能使我们接近的东西”时，更多的还是一种套话。可是，在天津调查了十一天后，宝海开始真诚地如此呼吁了。

宝海觉得，无论越南最终归宿如何，中法之间应当保持和睦，并深化双边贸易交往。就个人立场而言，宝海乐于承认历史上越南确实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历史造成了现实中清越双方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可是，法国与越南签署的一连串条约同样白纸黑字，不容也无法一笔抹杀。如果中方愿意正式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有地位，作为补偿，法国可以在中方寻求的缓冲地带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具体方法为在中越边境地区划出一块缓冲区，作为中方的势力范围）。总之一句话：现在所议者为保中法两国之和局，通中法两国之懋迁而已。

李鸿章抓住了这个让步，希望能比照“欧西小国如比利时之类”，使越南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具体措置初步定为：越南割与法国的“西贡左近数省”，中方承认为法国所有。剩下的部分划为南北二境，分由法、清保护。“外人如有犯越北境者，中国出兵援之；犯越南境者，法国出兵援之。”

对于这个提议，宝海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虽然没有明说，但宝海最清楚，毕竟他所代表的法国是强势一方，所以没有必要作出太大的让步。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方案办，法国就等于被排斥在了北部之外。而谋求红江的自由航行，并直接控制其至少一半河段，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他又在李鸿章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案：坚持于红江的某个中间地段划界。其南由法国巡护，其北由中国巡护。这就大大压缩了李鸿章划出的分割范围。按照李鸿章的计划，是两分法占六省外的越南，但按宝海的计划，分给中国的只是北圻的一部分。

在北京城中的激进派们看来，无论是哪个方案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越南本来就是大清的属国，何以要与法国人讨论分割方案？再者，红江以北本为中国经营已久的国防范围，光清剿土匪就去了好几趟了，还需要法国转让吗？何况还只是转让其中的一部分！法国凭什么落这个空头人情，又抢走越南这个属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对此，李鸿章也有同感，但关键在于实力对比。国内的自强事业迟迟没有头绪，李鸿章自然不敢过分玩火。若抛开“藩属”这个名分，纯从中法实力对比讲，能控制红河以北地区做缓冲地带，已是中方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若不乘此机会议定和约，恐日后更难收场。

在宝海也急于谋求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双方只用了两天的磋商时间，就在十月十七日（11月28日）闪电般初步定下草约三条：

（1）中国将驻北越的滇、桂军队自现驻地撤退回境，或离边境若干里之地驻扎。法国即照会总署，切实申明法国在这一地区无任何征服意图，亦无损碍越南主权之谋。

（2）法国切望自海口以达滇境通一河路，为商务起见，须使此河路直达华境，以便设立行栈埠头等。前有在蒙自设立通商口岸之说，今愿改保胜，中国当在保胜立关。洋货入关，照已开各口岸洋务运入内地章程办理。中国当使内地土货运往保胜能畅行无阻，如驱除盗贼之类。

（3）中法在滇桂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界，界北归中国巡查保护，界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最后，双方还共同声明，“两国互相保证维持这种商定的边界线的现状，并且保证东京现有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使它不遭受可能给它造成损害的任何外来侵犯”。

这三点协议非常值得玩味。第一点中方可谓全无损失，因为中方本来就没想过要霸占越南北部领土，现在以撤军回国换来法方声明，可谓划算，而且自动避免了冲突的风险。第二点则体现了李鸿章与曾纪泽的共同意见，以主动的开放促成双赢性的贸易发展，并在共同的贸易发展中增加互相依赖性，避免军事冲突。至于最后一点，则是这次谈判最大的收获。它标志着大清国终于走出传统的天朝格局，学会了现代外交，并且，第一次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兼缓冲地带。这在19世纪是强国之间正常不过的行为。

接下来的程序是将草约送交总理衙门审批。这一等就是五天，在这五天内，“北京方面无任何回音”。宝海事后曾向巴黎汇报了他当时的心情：“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我承认这一点——似乎非常之长，因为天气日趋寒冷，白河也开始结冰，而我则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既害怕由于河道封冻而被阻在天津，又担心离开天津便不能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

恰在此时，宝海得到了一个新情报（其实是谣传），说中国的正规军已大举潜入河内地区，即将与法国部队发生冲突。心急如焚的宝海在十月二十二日（12月2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晤中，希望中国部队能立即退出河内，以免双方的当地军方好战分子启衅。也只有中方先退兵，和议始能顺利通行。

对于这个呼吁，李鸿章当然最清楚，所谓“滇、粤各省派兵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不使并占北圻，并非即欲与法人交战。”更何况事实上清军并未入河内，所以若能“于各军现驻处所酌退若干里，以示彼此愿保和好之意，俾法人得有转圜地步，于名实均无所损”。故而李鸿章向宝海承诺可以先撤兵。

宝海惊喜之余，进一步提出希望总理衙门能“声明中国国家并无开衅之意，万一此后中法将在越南者或因小故忿争，只作地方闹事办理，并不算两国失和”。作为回报，他会致电巴黎外交部，声明中方已发出谕旨督促北圻地方华军北撤，希望外交部也约束法国在越南北部的武装力量不要挑衅华军。同时考虑到通讯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幸发生中法之间的军事摩擦，则“应视为与两国国家无涉”。对此，李鸿章又很爽快地表示，今晚就能发出这个照会，并问宝海何时能发出那封电报。于是，宝海也投桃报李地表示，他同样当晚就能发出。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还同意将这封电报的内容摘要转给中方一份存根。

就在这次会晤期间，忽然发生了一起小型地震，一个书架被震得来回摇晃。地震过后，李鸿章微笑着问宝海：“公使刚才害怕吗？”正沉浸在成功感中的宝海立即回答道：“一点也不。在我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之后，我是完全镇静的。”事实上宝海此时的心情非常愉快。

同样是在这次会面期间，宝海还被告知，总理衙门虽然不便于立即表态，但对于双方初步形成的草约表示支持。

谈到这一步，双方可谓皆大欢喜。临别之际，宝海甚至说：“中国办事尽如中堂爽快，再无难事了。”

这种友好空气延伸到十月二十八日（12月8日）下午三点钟的会晤上，宝海甚至文学化的追忆起往事来：“我初次来京进沽口时，蒙中堂饬令声炮相迓，我谒中堂致谢，有谓两国大炮永供迎送大员之用，断无打仗用处。今其言已验。我此次初抵天津时，时因越南一事，心中颇觉担忧；今事已大致办妥，明日乘船南去，胸次甚觉爽适。”对此，李鸿章表示，等来年开春越南问题彻底解决，宝大人回京过津门，你我再会晤时，当更觉欢快。明天宝大人南下，我无暇送行，但已经通知大沽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以示中法和好之意”。

次日，宝海在礼炮声中南下，和他一起去上海的还有李鸿章派出的代表马建忠。他将与宝海在上海进一步敲定正式协议内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法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前留学生，现北洋智囊，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双方最终在12月20日成功签订了一个备忘录。

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双方元首批准生效，变备忘录为正式和约了。

遗憾的是，草约也好，备忘录也罢，最终都没有变成正式条约。之所以如此，固然部分原因在于清王朝内部激进势力的反对声浪，但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却是来自巴黎。

消逝的和平曙光

1883年2月21日（光绪九年正月十四），茹费理第二次组阁。他在东方问题上一贯持强硬姿态。他猛烈抨击了前任“软弱”的对华政策，认为“李宝协议”是法国外交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败。实力超强的法国，凭什么和清国共同保护安南？又凭什么与清国同分北圻？最根本的一点，法国既然已经通过《第二次西贡条约》，确立了越南独立自主国家的地位，何以法越之间的问题要到北京协商？又何以负责谈判的不是法国驻越南代表而是驻华公使？这不等于自打耳光吗？虽然李宝和谈得到了上一任外交部长的支持，但毕竟是上一任，现在既然换了新内阁，就要有新的东方政策。于是，新内阁决定，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撤换驻华公使。

受此刺激，清廷在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下旨，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南下节制粤桂滇三省防军。

李鸿章当然不想在和谈还未到最后关头之前就先摆出动武的姿态。他的幕僚与老部下们也不希望他远离经营多年的北洋。最后落实到军事层面，三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也是大有问题的，“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让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李鸿章的老部下周盛传更担心的是，“在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却没有考虑到法国无法用小恩小惠满足，军事上中方又缺乏实力。万一有所顿挫，大清国可是连个善后的重臣也拿不出来了。“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

李鸿章也已看透，越南“自取灭亡，无从援救”。大清则“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李鸿章开始在上海拖延时间，终于在五月初三等来了转机，朝廷取消了李鸿章南下的任命，改命其北上，“速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备海防一切事宜。”

恰在此时，越南忽然传来了一个新的爆炸性消息：刘永福取得了第二次纸桥大捷。

第九章　南天惊雷：山西—北宁是怎么失守的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二战纸桥：两千对四百的再次伏击

原来，唐景崧自光绪八年九月二十日出都南下，十二月入越，本意欲说服刘永福抗法，但旋即便传来李宝和谈的消息，于是唐景崧入越后仅与越南官方作了一些秘密接触，便又转回了广州。此后法方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越南告警，唐景崧遂于光绪九年正月再度入越，并于三月初八，在山西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刘永福。

当时刘永福正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位置上，越南政府的墙头草政策是出名的。刘生怕万一法越妥协，自己白白做个牺牲品。他想投奔大清，重回祖国怀抱，但又怕清廷介意他的历史问题。于是遂萌生了先退往中越边界的保胜地区，经营一个新的山区基地的想法。但唐景崧的到来，使他改变了计划。

唐景崧开诚布公地告诉刘，天朝宽大为怀，凡我华夏子孙，但能御外侮，卫国疆者，皆是大清的好子民。保胜作“老巢”可以，但必要“守山西为门户”。盖“山西不守，则保胜之门户撤，而粮饷无源”，“势将坐毙”。如此，从刘个人讲，山西确实关系到黑旗军的生死存亡。从大清讲，刘能据山西与法人周旋，即是保卫了大清的本土。于公于私皆利，何尝不为？

唐景崧的分析令刘大为折服，唐遂趁热打铁，又提出三套方案供刘选择：

以保胜为老巢，以山西为门户，控制北圻，伺机南征，“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

“其次则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四海九州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身，无逾于此，此中策也。”

“如株守保胜，坐视国难，无功无名，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最终，刘选择了中策。

三月十九日（4月25日），刘永福亲率两千余名黑旗军精锐南下河内，同时还得到了越军的支持。越军虽战斗力极差，但数量多，用于后勤、警戒工作和辅助性游击战还是可以的。四月初，刘永福以优势兵力包围河内，他令黑旗军在河内之西，越军在河内之东，屡屡发起游击夜袭，又是炮击，又是火枪射击，令法军不胜其扰。

反观河内李维业的部队，算上后勤人员也不过200人。李维业更清楚的意识到，刘既熟知地利，又兼得人和。自己所能依仗者只有坚城。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远较安邺高明的战略，那就是固守待援。

法方自然不会坐视李部被歼，第一批援军300人于四月初八（5月14日）、初九（15日）两日陆续抵达河内，第二批主力2000人也开始集结，准备北上解围。而黑旗军由于缺乏攻城炮，只能徘徊于河内边缘。如此屯兵坚城之下，一旦法援军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但谁也没料到，李维业自己替刘永福解除了难题。

四月初三（5月9日），河内的东南城门上，出现了一张黑旗军致法军的战书，内云：

雄威大将军兼署三宣提督刘，威悬示决战事。照尔法匪，素称巨寇，为国所耻。每到人国，假称传道，实则蛊惑村愚，淫欲纵横；借名通商，实则阴谋土地。行则譬如禽兽，心则竟似虎狼。自抵越南，陷城戕官，罪难了发；占关夺税，恶不胜诛。以致民不聊生，国几穷窘，神民共怒，天地难容。本将军奉命讨贼，三军云集，枪炮如林，直讨尔鬼巢，扫清丑类。第国家之大事，不忍以河内而作战场，惟恐波及于商民，为此先行悬示。尔法匪既称本领，率乌合之众。与我虎狼之师在怀德府属旷野之地以作战场，两军相对，以决雌雄。倘尔畏惧不来，即宜自斩尔等统辖之首递来献纳，退还各处城池，本将军好生之德，留尔蚊虫。倘若迟疑不决，一旦兵临城下，寸草不留，祸福尤关，死生在即，尔等熟思之。切切特示。

这份战书大大激怒了李维业，紧接着在四月初九（5月15日）夜晚发生的事情，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事的流程。

当晚，四百名黑旗军夜袭河内郊外的一个所谓的法军堡垒（其实是一个教堂）。该处守军仅三十余人（其中5名法官水兵，其余为越南教民组成的伪军），激战一夜，黑旗军竟无功而返。这一战大大坚定了李维业的看法：“黑旗一军，不过中国刘某一人，号召无赖之徒，乌合之众，不值李某一击，前胜安邺，乃偶然事耳，何足为虑耶！”

他从根本上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一仗的胜利全仗防御之优，而非进攻所得。但他却昏头晕脑地决定开城迎战，主动出击，一举扫灭黑旗军。

而刘永福却是如此的精明。他很善于应变，所以坏事也才能变成好事，小败仗也才能换来大的胜利。他仍是老战略：诱敌深入，设伏歼敌。地点也还在纸桥。

一切，似乎只是历史的重演，只是胜得更加惊险。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凌晨四时半，四百余名法军拖着三门新运到的65毫米野战炮出城作扫荡作战。当他们在八点半进至纸桥时，李维业感到地形不利（一边是泥泞的水田，另一边则是茂密的丛林，还有河堤），怀疑有伏兵，遂暂停前进，命令炮兵作火力侦察。

在河对岸设伏的是黑旗军右营，指挥官杨著恩，兵力三百余人，以河畔关帝庙为主阵地潜伏，待法军一部过河后伏击之，到时法军后队过桥困难，就将被黑旗军逐个击破，可谓另一种性质的半渡而击。在他们附近是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后面大路上是黄守忠的前营（1000人），最后是刘的亲兵队（120人）。战前刘永福早有严令，黑旗军也不是第一次打这样的伏击。他们任凭法军开火，就是不还击。纵然为炮火所伤，亦坚忍不动。

如此良久，李维业遂判定没有伏兵，法军于是放胆深入。不料前军刚一过桥，即落入中方伏击圈中，指挥军官营长韦医中弹负伤（当天死于河内）。法军队形大乱。此时为上午九时。

对于法军，这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部队被河流所分割，中间只有一座桥梁作为狭窄的孔道，处于半渡遭伏的恶劣情况。但法军毕竟是欧洲劲旅，代理军官迅速稳定前锋部队，拼死抵抗，李则亲率后队过桥增援。

此时黑旗军的抵抗不能用激烈来形容，而只能用惨烈来描述。杨著恩在双腿中弹的情况下，坐地坚持指挥。双方短兵相接后，又亲手开枪射击，右腕中弹骨折，又换左手发枪，直至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第一梯队伏击部队被击溃后，黄守忠的前营随之与法军展开激战。法军鼓余勇，在已经冲破黑旗军右营的三道防线后，又连续冲破前营的三道防线中的两道。

似乎黑旗军这次已经难以逃脱“滑铁卢”的悲惨命运。可是，转机还是出人意料的产生了。

渡过纸桥后，在法军进军路线的右侧有一个大型村落。出于对黑旗军设伏的担心，李维业进军前特地先派出了法军上尉连长雅关率领该连进入该村落，在确认没有埋伏后，法军才全力向黑旗军的防线发起正面冲击。似乎是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法军在确认该村落已空无一人后，并未留兵设伏，而是把雅关的那个连也投入了正面作战。

就在法军正面攻击得利，一路猛进之时，吴凤典的左营（400人）忽然以一个惊人的迂回，借助那个村落的掩护，穿过一块干涸的稻田地，突然出现在了法军的侧翼。

事后李维业的参谋长马罗尔也不得不承认，黑旗军的这个迂回是相当漂亮，就算是“素有训练的欧洲军队也不能做得更好”。这批黑旗军将士一口气冲到离法军只有100公尺的地方，突然卧倒，乱枪齐发。

这一突发事件令法军阵脚大乱。当李维业发现最前面的一门野战炮有可能落入黑旗军之手时，他居然一马当先的冲了上去，组织士兵夺回了这门大炮并向后拉。结果，大炮被救了回去，作为司令官的李维业却被黑旗军的一名狙击手一枪击中肩部。冲上来的黑旗军士兵一齐举枪。离李最近的法军连长雅关飞身上前，用身体替长官挡住了第一轮射击。但刘永福是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的。他一声令下，全军反击。黑旗军趁乱斩杀了负伤的李维业（一说李维业当时并未被杀，而是被俘后被斩杀的。而且黑旗军将他的首级与手臂装在一个漆盒里埋在官道旁边受众人踩踏，以示侮辱。事见法人毕乐《李维业之死》）

指挥官的战死令法军士气大沮，他们开始撤退，居然也能一路安然无恙的退回河内。不要忘了，途中他们要边战边再次渡过纸桥。如果再考虑到，这次撤退是在失去了指挥官，“步兵连队与海军陆战队混在一起，从而完全妨碍了部队长官的协调一致、一切有效的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正所以法军能有这个撤退的好成绩，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河畔的大堤，法军将那几门65毫米野战炮拉上大堤，猛烈开火，黑旗军无法压制这个火力，只好放弃追击。

是役法军亡32人（其中27具尸体落入黑旗军手中），伤55人，合计87人。此外，法军还对战耗与战损物资进行了精确统计。是役法军共消耗子弹4090发，损失11支1878年造的步枪，还有一支枪的枪托和弹仓被击碎。此外还丢失了11套士兵的装备。“最后，还有4个人的靴子丢在了水田里”。至于黑旗军的伤亡及相关战耗与战损物资统计则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刘永福的夫子自道是死50人，伤56人，但可信度很值得怀疑。

李德谈判，彻底谈崩

李维业阵亡的消息一经传出，中法两国再次迅速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中方认为：和平即将到来。

法方则认为：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大清国的政治精英们显然忽略了1883年巴黎的政治空气已根本不同于1873年。茹费理内阁绝不会善罢甘休，法国军方乃至议会也同样不会。

毫无疑问，巴黎已经愤怒。他们认为，堂堂法兰西上校为越南土寇所杀，实为法兰西之奇耻大辱。报纸也趁机造势，以此为国耻，终于激起法国民众的集体不理性，决定支持政府远征越南。一夜之间，从舆论到议会，纷纷主战。当然，他们主的是扫平“土匪”之战，而非中法之战。但在茹费理看来，黑旗军的背后必有大清的支援。乱麻要用快刀斩。民情的激动正有利于他的强硬立场。

在巴黎看来，宝海已经受了中国人太多的洗脑。所以决定以坚持对华强硬论著称的外交官——法国驻日本公使德理固（一译脱利古）代替宝海与中方谈判。

真是有趣，日本人和中国过不去，连带的驻日公使也和中国为难。

就这样，茹费理召回宝海，彻底毁弃了“李宝协议”，使中法和谈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零的起点上。

1883年6月6日（光绪九年五月初二），德理固抵沪，与李鸿章重开和谈。此君一张口就语惊四座：

第一，越南为一独立自主国家，而非任何人之属国。

第二，大清要尊重越南之主权完整，从此再不插手任何越南事务。

第三，对越南境内的反法势力，既不许明帮也不许暗助。像黑旗军那样带有明确中国背景的力量，尚需代为解决。

以上所列为中法和谈之基本条件。

对此，中方当然不会同意。

德理固哪里知道，大清国方面对“李宝协议”也多有不满呢。不仅清流们反对，疆臣们反对，连薛福成也觉得中国让步太多，并提出反议案：三分越南。即北圻归清，南圻归法，中圻归越充当清法之缓冲地带。

对于薛福成的这个提案，李鸿章掂量了一下，觉得太重，他还是坚持“李宝协议”：缓冲区还是要有的。越南，断不容拱手让人。当然，要把握好分寸。毕竟敌强我弱。

中方的强硬姿态激怒了远在巴黎的茹费理，在他的授意下，法军在海军少将孤拔的指挥下，于8月25日（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借越南国王嗣德帝逝世，幼主继位之机，攻占越南都城顺化，逼迫幼主签订了《法越第一次顺化条约》，“立新约二十七条，尽攘其兵权、利权、政权，并申明越境全归保护，中国不得干预。”越南小朝廷从此彻底沦为法国傀儡。法国同时还得到了在红河两岸设立兵站，驱逐黑旗军，保障越南北部的商贸活动顺利进行的授权。

同时，另一路法军则在西贡法军司令坡滑的率领下，顺红河扫荡前进，攻击了怀德、丹凤一线的黑旗军。是役由于法军的轻敌，虽经苦战，却未能扑捉歼灭黑旗军主力，只是将之逐退。这一战说明守方纵然装备较差，但只要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至少在正面交战中是可以击退优势敌军的。

这次挫败引发了法军内部的大反思与大检讨，主要的教训有二：

一、要进一步增强火力。

二、应避免与守军作正面作战。

相反，黑旗军系统作战力差的弱点，虽经是役暴露无遗，可惜却未能引发中方的及时反思。而且，就在这一战中，清军的正规军已经穿黑旗军军装参战，不能单独视为黑旗军的功劳。可是，国人不查，遂不免在书生中产生“黑旗军不可战胜”的错觉。这就为下一轮的较量结果埋下了一个不幸的伏笔。

军事上紧锣密鼓的同时，外交战线上也不轻松。德理固于八月十五（9月15日）提出了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新方案，建议在北纬21°至北纬22°之间划定一线，以北至中国边界为中立区（实际上只包括谅山、高平两地），两国都不得进占，同时中国应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作为对法国让步的补偿。他还要求中国“不管越事”，不得“视越为属国”，也不得予以明助或暗助。

结果适得其反，清廷的主战声浪因之更为高涨。清流派健将张佩纶与陈宝琛甚至联名上疏，要“水军直趋顺化、陆军夹攻河内”。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新一轮的主战高潮却就此掀起。正如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八月初七写给老部下潘鼎新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政府附和清议，总欲以兵威铃制，坚主滇边不准通商之说。而徐晓山（广西巡抚徐延旭——笔者注）旷代英雄，更陈请红江亦不准通商。不知法越续约已议，准北圻归法兵保护，红江沿河准法人设营筑炮台。主人与客固大相判谬，将来何以结局耶？”

李鸿章也只有左支右绌，勉力为之。一面与德理固死缠滥斗；一面示意正在欧洲从事商务工作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从事两项工作：一、收集情报，二、制造舆论，以为腾挪。

结果是愈发令人心寒。

在欧洲，唐廷枢看到，“法之新闻纸，总以报复为心，并云中国不应管闲事。德国新闻纸故意煽之。惟英美报多有以法不宜与中国闹。至于意大利，本来无关进出，渠平日只见法国新报，总以渠占越南，系为通商起见，总以刘永福粤东强盗，总料中国断不发兵拒之。惟意大利心思，无不深恨法人。”所以唐廷枢由罗马动身时，“曾将法欺越之大略，授意新闻纸刻之，以动人心”。同时，利用当时法方对李鸿章可能被派往西南主持三省军务的恐慌，“广张声势，云中国既放傅相（指李鸿章——笔者注）为大帅，定必调集大兵，认真办理，断无苟且相就了事”。

但是，“人心”也好，“声势”也好，都是虚的，虚实要相生，才能济事，而大清偏偏最缺的就是这个“实”，所以唐廷枢最终也只能送给李鸿章如下一付药方：

新闻纸已摇动人心，法国添兵未有定局，外部去电能了则了，此时傅相必要心软口硬，方好转机。中国硬，法国必软。……所谓心软者，固不可随新公使所欲，亦不可坚心拒之。在我等生长于中华，何尝不想傅相大兵到河内，将法兵驱逐出境，以为中国壮气？无如心有所惧者，华兵难以敌法，即使众能胜寡，渠已先占地势，筑了炮台，恐枪不能敌炮。若全粤之兵兼傅相洋枪队尽往东京，法人既有铁甲兵船，保无分兵攻取羊城，以使我首尾难以兼顾？所以弟用心软二字者，系指不可激成打仗之局耳。转瞬戈理拔（即孤拔——笔者注）可到海防，水陆并进，东京定必为渠所有，滇粤之兵，未必能以取胜。傅相练军，此时尚在申江，既不敢航海而进，必取道西江，如是则东京之援，恐鞭长不及矣。噫！使中国早兴铁路，何至今日调兵有如此之难哉？是此事无论和与战，一经大局定妥，务必求傅相奏请招商开办铁路，方能立富强之基也。

可惜大清国的精英们，平时只晓得反对修铁路，建电报，此时倒逞起了英雄好汉。大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以为软柿子好捏，却从不曾认真想过当年德意志何以能胜法兰西，自然也就没人去听唐道员的肺腑之言了。

但该说的话，唐廷枢还是要说，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听众：李鸿章。

所以唐廷枢又说，“弟之所忧者仍有三焉：夫法人向称强国，虽有德国之败，不数年间已将巨款清还，巴黎焕然一新，今日骑上虎背，焉肯自己下马？若中国不格外将就，必不容易了结，其一；法原系王主之国，今变民主之国，人心尚未大定，国中仍恩旧制者颇多，其今日骂外部之人，多非有心帮中国者，乃欲复旧制之人也。今之大臣，欲久享其禄，以为非开疆辟土无以坚人心，所以连年有都尔斯（即突尼斯——笔者注）、马地加时格（即马达加斯加——笔者注）、越南之军事。前者都尔斯已为渠所得，连日电报又云法兵已破马地加时格京城。有此二胜，渠心更觉高兴可知，其二；此时外部虽不敢开口加饷增兵，但渠料所去五千之众已足敷衍。若中国合越攻之，渠再请添兵未迟，所以事不易了者，其三；且下月初间即散议院，又需九、十月方能会议，其六、七、八月军事，任由外、兵部去办，所需兵饷，亦任渠向别款挪移，将来得胜，无难添款拔还。闻都尔斯初议亦是五百万法郎，今竟用至一万万，而绅院亦不拒之，是其明证。”

“总之，法人做事从不肯认错”，强弱相形，大清也只有当忍则忍，知耻而后勇，去追赶列强。

但这些话终究也只能在李唐之间说。国内舆论的主战声浪日趋高涨。攻击的焦点也日趋集中的李鸿章的身上。德理固也越逼越紧。法方开出的新要求是：“自沿海某处起至红江上游之保胜止，就纬线之二十一度及二十二度之间，定一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并不是政治权利的分界，而是通商分界。界南自然是归法国占据，并施其权力。但界北却不允许中国占据，也不许中国施其权力。而中国付出的却很多：放弃越南，通商云南。

李鸿章知事不可为，但又不敢断然向德理固掀翻底牌，怕与前段谈判落差太大，造成中法彻底决裂。也只好借口已奉旨回津，暗示德理固不妨与之回津叙谈，或干脆入京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或由曾候与法外部商议。

对此，法方一片震怒。

在法国人的思维中，李鸿章既已承诺有全权，现在又推三推四。实则是总理衙门，李鸿章与曾纪泽在联合愚弄法国。“故与李交涉则推曾，向曾交涉则推李，向总署交涉则推二人。”（德理固语）

他们从不曾换位思考过李鸿章、曾纪泽与总理衙门的难处。

德理固遂于九月（10月）离华，重回日本做大使去了。

条约没签，法国代表倒气跑了。李鸿章鼻子一动，俨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举目四望，却还是四个字：无路可退。

天兵入越

外交陷入僵局，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较量却日趋激烈。

东线黄桂兰军以谅山为基地，稳步前进，已控制北宁。西线刘永福军在唐景崧的激励下，也已进占山西。从军事地理上讲，清军的选点不错。北宁、山西一带是北越重要的粮产区，南如河内，北如谅山，皆仰给于该区。在没有铁路，交通原始的北越，就地取粮对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有重大意义。再者，山西、北宁，互为犄角，虎视河内，控制着红河水道，立使法军如坐针毡。反之，法军若要继续北上，也必须过这把门二虎之关。这就注定了中法双方无不对这一地区取势在必得之心。

1883年11月底，清廷发布了划分东西战场的指示。考虑到西南地区特殊的地形，清廷决定以云南、广西为基地，兵分两路进兵北越。这样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东西两个战场。西战场由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重点经营山西。东战场则由新任命的广西巡抚徐延旭负责，重点经营北宁。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壮族。值太平天国内战之际，以秀才办团练，积军功至封疆大吏，可谓大清国的一大传奇老将。

如果说岑毓英尚可谓沙场老将，那徐延旭就有问题了。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此后长期任职于西南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曾奉命带兵入越追剿私通法国的流窜“巨匪”黄崇英，一战成擒，遂得“知兵”之名。他又利用接待越南贡使的机会，搜集整理了大批关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以及中越边境卡隘道路情形的资料，编辑成多种小册子，一时在智识阶层中广为流传。今天看来，他这些小册子也就是个普及读本的水平，中间还不乏硬伤性错误，可在当年，却使他成了大清国的头号越南事务专家。

更有机缘的是，徐延旭一向乐于助人，得过他救济的读书人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于是乎，张佩纶带头，陈宝琛、张之洞助势，徐延旭的大名终于直达天听。

既知兵，又熟悉越南事务，这样的官员不用，还用谁？

朝廷遂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破格擢升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继于五月十九日发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徐延旭——笔者注）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着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徐延旭就这样成了驻越清军的实际统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更“准其专折奏事”，真是空前的恩宠。他们显然忘了，法军不同于土寇；徐大人也并不懂现代战争。

这还不算，为了让徐延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内阁学士周德润、廖寿恒，詹事府詹事洪钧等清流派健将们的努力下，先后将广西提督冯子材与广西巡抚倪文蔚请走。因为前者曾于同治十年参劾过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而后者在张佩纶看来：“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才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庶中原得一贤抚，沿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话说得还算客气。到周德润与洪钧的奏折里倪文蔚就成了“才略素短”和“局量稍隘”了。

冯子材一看形势不妙，遂抢先于六月托病辞去广西提督职务（遗缺由黄桂兰接任）。倪文蔚则于九月初九日调补广东巡抚，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

事后看来，倪文蔚固然不知兵，但徐延旭也好不哪去。倒是冯子材因祸得福，后文还会有交代。

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再拨回1883年的年末。法军进攻在即，徐延旭虽已进驻谅山，但以种种借口不再前进，而将北宁守备扔给了本就不和的黄桂兰与赵沃。

作为淮军宿将的黄桂兰，其勇敢无人质疑，战前也表示：“与之开仗，决其胜负，则提督等效力疆场，是其分也，誓不与彼族共地同生。”但是此君知识结构严重老化，已不足应付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战争。至于广西候补道赵沃，同样是个现代化战争的门外汉，只是依仗徐延旭的信任，和此前剿匪的军功，才得以与黄桂兰分任右路、左路统领。一开始黄桂兰率左路军驻北宁，赵沃率右路军驻太原，还算相安无事，自1883年12月初集中驻守北宁之后，摩擦不断，徐延旭不闻不问，大局遂为之败坏。西线的岑毓英则尚未起程出关，山西的防务实际上由刘永福与唐景崧负责。

这就形成了清军主力（三十余营桂军，万余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指挥）驻北宁；刘永福与唐景崧率3000黑旗军，另加2000清军（滇军三营，桂军两营）、2000越军（越北圻统智黄佐炎率领）驻山西的局面。两军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成了法军的心腹大患。

法方策略

“李德谈判”破裂之后，法军于1883年10月25日成立了以海军少将孤拔为总司令的远征军，统一指挥北圻的法军。他们的任务是武力夺取北圻，强行驱逐黑旗军与驻越清军。

孤拔兵力有限，至12月初仅有9000人，所能集中的机动打击力量只有6000人，不可能同时攻取山西和北宁。但若能集中于一个战场，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要知道，黑旗军迄至怀德、丹凤作战前尚未与人数超过1000的法军打过正规战。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军此次派一个海军少将统一指挥作战，正是要充分发挥两军种的密切协同作战。海军将提供适于内河的炮舰与运输船，支援陆军，作逐个击破的进攻。

既是逐个击破，就要慎重确定先后次序。河内、山西与北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钝角等腰三角形，法军控制的河内就是“大角”，而清军则挂在“大边”的两端上。考虑到越南复杂的地形与落后的交通，两股清军想实现相互间的直接增援是非常困难的，较可行的增援方法便是围魏救赵。即当处于内线的法军攻击其中一股清军时，另一股清军便趁机偷袭河内。这一点，法军不得不防。

再进一步讲，从山西与北宁到河内的距离，均为约40公里。但二者一在红河南岸，一在红河北岸。这就决定了法军攻击的先后顺序是先山西后北宁。为什么呢？因为1200米宽的红河是一个巨大的地障。若先攻北宁，法军就要连续渡过红河与新河（今急流河），这不仅构成前进中的障碍，万一失利又将变成后退中的陷阱。若山西方向的黑旗军再乘虚偷袭河内，法军就会进退失据，甚至全军尽墨。

相反，若先攻山西的黑旗军，北宁的清军就必须连续跨越上述两条大河，才能攻击河内。以清军的组织水平和随军工程力量，这是不可想象的。渡河本身已很困难，至于将清军本就不多的重武器运过红河就更困难。更何况法军早在红河南岸修好了一座坚固的碉堡，“内装一门120毫米大炮，该碉堡不仅位置居高临下，而且坐落在来自北宁的各条公路的交叉点上。因此，敌人必须首先攻占这座工事，但他们尚无这样的力量去冒风险，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敌人会从北宁方面发动任何攻击。”

而法军顺红河西攻山西，正好充分发挥其水陆联合打击力量的优势。具体到对山西的攻略，孤拔的计划是：绕开守军苦心经营的东城正面防线。利用法国的水军优势，顺红河迂回守军右翼，先摧毁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再攻克城北的堤岸阵地，如此一路将主力推进到城西，切断守军退路，聚而歼之。如果守军以攻对攻，也切断法军的退路，后者也不担心，因为他们真正的交通线并不在陆上，而是红河。

但先攻山西也有很多困难。当时可供法国军舰从河内到山西的水道只有一条红河，而红河在山西与河内之间“有五个河套”，“在每个河套处形成了沙滩和流沙，使航道完全堵塞。从9月份起，吃水线不会超过一点五米。”

所以直到11月中旬，孤拔还在犹豫。“先打山西还是先打北宁，我还不能确定……我将根据到那时所了解的情况，根据我炮舰能开到的地区水的深度来决定。”这里孤拔所考虑的，也正是李鸿章战前所最担心的，即如何充分发挥法军的水上力量优势，以事半功倍的非对称作战击败清军。最终，法军依靠领先的知识与技能，在对红河进行了大量探测后，还是找到了一条可供军舰于11月份通行的航线。

法军在战术上的准备也很充分，他们反复分析了黑旗军的战术特点，认为黑旗军虽然准备低劣，但斗志旺盛，勇于发动敢死冲锋，尤其擅长贴身肉搏。相反法军的优势主要在组织与火力。所以黑旗军总是巧妙的利用地形、密林与夜晚的掩护，悄悄接近法军，突然发动集群冲锋，与法军贴身混战。如此一来，法军关于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训练、协同……统统失灵，火力优势也荡然无存。

所以此次作战，法军注重维持组织的完整性，强调各兵种间的密切协同，高度发挥火力优势来对付黑旗军的集群冲锋。

制定计划的同时，法军的后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他们集中兵力，聚集粮弹，加宽道路，整顿河运，征召民夫。大有灭此朝食之气。

同时，外交战线也在忙碌。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九日，曾纪泽与茹费理连锁会晤。曾纪泽提出了中方的最低要求：以红江作为中法政治势力的分界，即北宁与山西必须交由大清负责守备。

对此，茹费理表示无法接受。因为“山西、北宁、河内为东京鼎足要害之地，譬如门户锁钥。倘听敌人占据山西、北宁，势成犄角，则河内永无安枕之日”，无异于“法无所取偿，而中国坐收广地之利”。相反，茹费理的方案是沿中国边界的山区分界，因为“大凡立界首重山险，江河次之，今欲舍高山就纡回湾转之红江，殊非笃论。”“中国本有山岭之界在此，足称天堑。”自然无须沿红江分界。

外交协商无果，新的爆炸性消息却不断传来。十一月初七，法国下院就越南增饷问题，进行了表决。这场辩论自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迄今已逾半年，可谓“马拉松式”辩论。为阻止法国增加远东军费，曾纪泽进了最大努力，先后争取到八十余名议员反对该提案，但终于寡不敌众，茹费理的提案最终还是以三百余票赞同获得通过。茹费理乘胜进军，于十一月十五日提出新一轮增加军费的提案。十一月二十日，法国议院投票表决，再次以压倒多数票通过。

法国人刀已出鞘，大清国内，清流派的又一个健将张之洞却又唱起了不急不缓的高调。时间是下院第一次表决的六天前（光绪九年的十一月初一）。他认为，中法和战事关大局，固宜集思广益，但“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耳。”一句话，关键就在于年过半百的皇太后与未成年的皇上能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一致对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心定则气壮，气壮则力果；心定则神闲，神闲则智出。主饷主兵，任谋任战，各竭其能，各效其力，十八省合为一身，南北洋联为一气，人谋既和，天道佑之。诚能如是，不必合天下之全力，即广东省城之义民，足以破法人而有余矣！”

那万一打输了呢？

张之洞说：“万一屡战不胜，多索兵费若千万，亦不过多扣一年洋税三四成而已；即他国亦欲均沾，不过以合众通商一策了之，于我无甚出入也。若战而胜，则越地可保，兵费可免，国势可强。夫必战并无不测之虞，罢兵则必受要挟之累，利害相权，岂有罢兵之理乎？”

与张之洞的高调遥相呼应的，是慈禧太后忽然莫名其妙膨胀起来的自信心。她一扫此前“刘永福未可深恃”的担心，先是在八月初四（9月4日）以往来边营、联络刘永福有功为依据，赏唐景崧四品衔。一个月后，则赋予了唐景崧以激励刘永福再接再厉、继续抗法的重任。同时，广西巡抚倪文蔚及其后任徐延旭相继接到相同的指示，奉命督饬关外防军，接济黑旗军。似乎是考虑到了西南地区的民穷财单，慈禧索性在9月22日假小皇帝之手颁发谕旨，由中央宣布公开拨给刘永福10万两白银应急。同时调集军队自广西、云南进入越南北部地区。

张之洞话说得潇洒，西太后调兵遣将得痛快。可惜，在国际关系中，潇洒与痛快都是要讲实力的。就在法国下院表决10天之后，他们心目中的无敌部队——黑旗军，丢掉了重镇山西。

战场素描

作为越南山西省省会的山西城，北靠沱江、宣江、富良江（红河的一部分）三江交汇的三江口（又名白鹤、屯鹤），西通兴化，东接河内（相距35公里），水陆交通枢纽所集，是由北圻进入中国云南的枢纽要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具体到山西城本身。该城背水环山，易守难攻。本城建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距红河约2公里，呈一个巨大的同心双层城墙防御结构。外围砌有5米高的砖墙，形成纵横均为300米的四方城廓。城墙上插满了外突两米，交叉相系的竹桩，防止入侵者登城。每面城墙的中央均有一座直径达30米的半圆形箭楼。城廓内有一座高18米的塔楼，作为制高点可俯瞰全城。城墙外则有护城河掩护。河宽约20米，深约3米，内注1米深的泥水，进了城内，还有一堵高四至五米的土质女墙，墙上有炮眼，墙外有5米宽的注水壕沟。沟上布满由未经修剪的干竹构成的鹿砦。沟与墙之间，还有一道三至四米宽的坡径，长满八至十米高的青竹。

山西城外围的村庄与庙宇均被加固成据点，以竹丛和土墙屏护，墙上开有射击孔。城北5里处的河堤高出地面5米，瞰制红河河道，是法军水路迂回的大障碍，自然也就成了刘永福重点经营的防御据点。

守军首先将河堤加固为一个巨大的炮台。“在两条河堤顶端，架着两门有掩体的大炮，可对着河堤纵射，这些大炮由两座小碉堡保护着。北面的碉堡装有六门有掩体的火炮，可向河流轰击；南面的碉堡则可向河堤与山西城之间的地段扫荡。”

守军同时又在河堤东部靠近红河的浮沙村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内的火器可对红河作横向扫射，同时在红河岸边布置了一门可纵向射击的160毫米口径的火炮（有坚固掩体的屏护）。这样就置进攻的法军于可怕的交叉火力之中。

从河堤到北门还修筑了五道木栅工事，以作后续抵抗。

双方实力对比

从守备兵力上讲，除刘永福的三千余黑旗军与黄佐炎的二千余越军外，黄桂兰派出了贾文贵、田福志两营，岑毓英派出了莫东成等三营增援山西。这五营兵力按编制应有2500人，但实际上不过1600人左右。他们穿黑旗军军装，打黑旗军旗号，协防山西，这样山西守军的兵力就达到了近七千人。清军还相继将几批军火、粮饷暗济刘永福，其中包括二十余尊铲去字迹的云南自铸开花炮。但到山西会战爆发前夕，五营清军中的三营又被调走。这样守军的人数当在六千余人之数。

最后的部署为：七营守北门河堤（黑旗军右营、武烈营、新兵四营，桂军李应章营），四营守东门（黑旗军的前、左、正、副四营），一个半营守南门（黑旗军李唐营，桂军贾文贵半营），滇军三营守西门。另黄佐炎的2000越军则散布南门外的乡村中。刘永福在外城指挥作战，唐景崧率80名亲兵坐镇内城。

十一月十一日（12月10日），刘永福命以前穿黑旗军军装、打黑旗军旗号的清军，换上正规军装，升大清军旗，“列队三日，以示（山西）为我（正规）军驻扎之地，犯必开仗。”

山西是这样失守的

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6000法军分为水陆两队离开河内，直开山西。水路以大炮舰3艘、小炮舰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陆路则以二千六百余人经丹凤渡喝江，取陆道逼山西。战斗在十一月十五日（12月14日）上午九时打响，于十一月十七日（12月16日）深夜结束。虽然守军早已获悉法军的行动，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做守备工作，也并非没获得援助，但最终依然无法改变山西失守的悲剧结局，原因就在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太大。

从兵力上讲，守方7000，攻方6000，守军略占数量优势，再考虑到我守彼攻，这个优势也就更大。可是单纯的数字与防御本身都不足以构成战斗力。我们常说，决定胜负的本本因素是人。这话对不对？对，很对。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这个概念。

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比爪论牙，人类远不如老虎，但人类却可以坐在老虎皮上，原因就在于人类“善假于物”。什么“物”？“物”就是载体，就是平台，就是力量倍增器。往前推导，有“物”的研制与生产；向后延伸，又引出“物”的组合与应用。具体到军事领域：

你能给士兵提供什么样的武器，我能给士兵提供什么样的武器，这是知识与财富的差距。

同样的武器，你怎么组合，我怎么搭配，这是思想的差距。

你能征到什么样的士兵，我能征到什么样的士兵，这是国民素质的差距。

同样的士兵，你能打什么仗，我能打什么仗，这是教育与训练的差异。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物”的差异归根结底也是“人”的差距。所以说富国强兵的根本在教育。大清国的可怜，正在于李鸿章要对科举制度来点小手术，也要被骂成以夷变夏。到头来，枪不如人，炮不如人，组织训练后勤亦样样不如人。如此“不如人”还能打胜仗，那么知识的作用，生产力的进步意义何在？

具体来看山西之战。

十一月十五日（2月14日）上午九时，法军在舰炮与哈齐开斯机枪的火力掩护下，大举进攻浮沙村。激战至中午十二时，浮沙村易手。刘永福急调东门的黑旗军前来增援，发起反攻。约五个营的黑旗军穿插至陆上法军与水路法舰之间，侧击法军。对于这次穿插，英国随军记者斯各特如是评论：“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的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

似乎第二次纸桥大战的一幕又要重演。可是，那次黑旗军之所以能一口气冲到法军100公尺处乱枪齐发，是因为李维业缺乏足够的兵力与火力。这一次，吸取了以往多次受挫教训的法军已经做了预防准备。

孤拔见状不妙，立即下令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以密集的野炮火力加机枪扫射，最终遏制了黑旗军的进攻。下午四时，法军在连续击退黑旗军两次大规模反攻后转守为攻，激烈的争夺战围绕河堤工事而展开。

黑旗军借助茂密的竹林掩护，射出致命的枪弹。在法军受伤人员中，有一位军官曾参加过普法战争中的梅斯会战，他说，这一战黑旗军的步枪火力超过了他在普法战争中亲身经历的两场战斗中的德军火力。甚至连素以勇猛著称的非洲外籍兵团中的一队士兵也丧失了进攻意志，无论长官如何“威吓、请求及命令”，他们就是不离开防御所。苦战持续到一小时后，法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终于夺取了关系全局的河堤防线。据斯各特记载，守军在撤离河堤防线后，还没忘了不时停下来向后面的法军开火。

河堤防线的失守，令刘永福既惊且怒。唐景崧建议收兵入城，“分段固守”。但刘永福认为，若不能规复河堤防线，任凭法军水陆夹击，我军则坐困愁城，必难久撑。于是唐景崧又提出了“夜袭”的建议。这个建议为诸将一致采纳。

刘永福悬重赏组织了敢死队，决定于当晚四更发起反攻。并宣布：第一个登上河堤者，准保守备花翎。

十六日（15日）凌晨一时许，夜袭如期发起。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守军突然以火箭猛射前一天还是黑旗军兵营的法军临时宿营地，同时以手持大刀的突击兵排除竹制障碍物，突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晚月色极佳，所以限制了黑旗军的奇袭效果。相反却有利于法军发挥其火力优势。激战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清军三次杀入法军阵地，又三次被法军赶出。当黑旗军最终决定放弃夜袭时，他们并不清楚的是，法军也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非洲外籍兵团的奋勇作战，才勉强稳住战线。当法军听到清军撤退的号筒声时，无不连呼幸运。

外围战斗至此结束。法军死亡失踪共计70人，受伤180人（内两名上尉与一名中尉战死，10名军官受伤）。清军伤亡再次不详。

总的来讲，第一天上午主宰战场的是法军的舰炮。其超强的火力，轻而易举的把守军长期经营的“浮沙要塞”轰成了焦土。下午和晚上主宰战场的是法军有素的训练再加机关枪与速射炮。它们共同粉碎了守军的反击，攻克了城北河堤阵地，又击退了守军的大规模夜袭，守住了白天的战果。

第二天双方都忙于调兵谴将，很少直接冲突，只有法军进行了一整天的火力打击。第三天，交战的重点转向西门。西门守军薄弱，又最为难守，城墙正面中间还有一个30米宽的斜面缺口。但法军仍经历了一天激战，才在黄昏突入城内。在攻城的过程中，法军又付出了15人阵亡（内上尉一人），60人受伤（内军官5人）的代价。守军进行了顽强的巷战，但已难以挽回大势，遂于深夜经南门和东们退出城外，绕道撤往兴化。

是役法军死伤411人，黑旗军50名伤员被俘，死伤不详。

占领山西后，法军进行了全面的物资搜索，据孤拔递交海军部的公文中显示，法军共计缴获：

金银与钱币：6262枚安南银元，5枚金币，66块大银锭，1381根银条，264根小银条，7块小银锭，8000串铜钱，2只装满账册票据的箱子。

其他物品：200件无艺术价值的铜制品（如香炉、高脚杯、烛台等），350件茶杯、茶托、烛台等锡制品，两口精致大钟，262块铅锭，18块锡板，100块铸铁板，1个中国烧磁花瓶，两张描金漆安南桌子，1张床。

生活必需品：650万公升稻谷，6万升大米，1万升粗盐，10筐碳。

武器：7门青铜膛线炮，2门青铜滑膛大炮，7门12厘米青铜滑膛炮，1门8厘米青铜滑膛炮，46门青铜小炮，39门大口径铸铁炮，88支守城用枪或轻型长炮，371支步枪。

弹药：15万发雷明顿枪弹，1万发温彻斯特连珠枪弹，2700发供1867年式步枪用枪弹，2000发1866年式步枪用枪弹，1500发左轮手枪弹，1500公斤安南火药，两箱英制狩猎用火药，10万枚雷管。

虽然物资上收获颇丰，但法军还是连夜上演了山西之战的最后一幕：大屠杀。事见英国战地记者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采访。对此，法国人自己也有记录。如法人迪克·德·龙莱的《在东京（1883—1885年）——逸事叙述》中，就曾记有：“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和其他士兵对该城进行了六小时的抢劫，杀死了二百名安南人和躲在屋里面的黑旗军。此外，俘虏统统被枪毙，一个也不留。每次枪毙四至六个，有时更多些。他们被带到河边，枪响人倒，河水即把他们冲走。”

整个会战期间，北宁清军按兵不动，原定由云南方向派来的援军也迟迟未能赶到前线。

何以如此迟缓？且听岑毓英的夫子自道：“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兴化，陆路一千一百余里；即由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数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

一句话：缺少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相反，“洋人用兵，持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载运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数其军火充裕，每战辄数昼夜不停。官军文报既多迟滞，挽运更属艰难。以滇、粤比较，则滇军尤难。”岑毓英到保胜将及十日，“而各营弃勇到者未及一半，军火军装亦赶运不及”。

后来清政府还想组建一个统一指挥东西战场的前敌机构，由岑毓英负责。可岑代理总督却不敢接招，原因也很简单：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机构很容易建立，事实上的统一指挥却不可能，可天大的责任却要他一个人负。这个黑锅，岑毓英可不想，更不敢去背。

打来打去，最倒霉的还是越南老百姓。法军为防黑旗军死灰复燃，所以严禁土民拥有兵器。但法军自身兵力有限，所能控御者，实在只是少数几个大城池，偶尔才对城外进行扫荡或排查。这就使红河地区出现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填补这个真空的力量便是各路盗匪。土民手无寸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也去做盗匪，要么便是被盗匪焚掠枪杀。否则也就只有“跟着强者走”，寻求庇护。谁是能克制盗匪的强者？一曰官府，一曰法军。可这两强现在恰恰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上。结果，“附法者受越官之残害，不附法者受法兵之杀伤，进退维谷，岂不哀哉！”

李鸿章的误算

法军攻克山西的消息一经传出，巴黎与北京立时都陷入了巨大的震荡中。所不同的是。法国人是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居然出现了“山西的辉煌遮掩了色当的灰暗”的新闻报道。想当年普法色当一战，法国三军尽墨，皇帝被虏，真是狼狈何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宝座也随之丧失。这个“灰暗”是山西的“辉煌”所能遮掩的吗？巴黎政坛的轻浮风气由此可见，茹费理内阁的悲剧结局也从此埋下伏笔。

相反，清廷方面则是一片手忙脚乱。战前无比乐观的清廷众臣终于意识到他们严重错估了敌我实力对比，于事很多人提出撤离北宁等关外据点，撤军回国布防，争取外交解决。

但是战前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李鸿章看来，当此黑旗新败之时议和，大清必然损失惨重，所谓英、德的介入调停全无实效，因为政治是实力的游戏。

相反，北宁是大清长期经营的国防重镇，黄桂兰是淮军老将，足堪一战。从时间上讲，冬天快到了，到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要暂停。只要能拖到冬天，法军劳师远征无果，我方就可以选择较佳机会主动与法方恢复和谈，争取较佳的结局。现在放弃北宁，岂非功亏一篑？

当然，李鸿章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第一，“倪、徐二君，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实不可信。”

第二，双方战斗力存在差距。

从数量上说，法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清军则“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则将三万人”，法军实不占上风。李鸿章坚信，如果只是在“陆路交战，似足以相敌”。问题出在“法所据之海防、南定、河内、海阳、山西各处，河套环绕，利用舟师。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相比之下，清军“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无法有效封锁水路，所以难以抵挡法军的水陆夹攻。这就使清军的数量优势打了折扣。山西的失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李鸿章建议立即进行塞河工程，防止法军故伎重演。

从装备上讲，法军人手一杆后膛枪，“操练熟悉，弹药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军“滇桂各营后膛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不仅晓山（徐延旭——笔者注）于此事隔膜。即彦卿（岑毓英——笔者注）久统滇军剿回匪，亦只惯用内地枪炮，于洋器究少阅历”。

当然，清军也有优势，那就是复杂的地形。具体说就是多山（所幸兴化、宣光、太原一带，跬步皆山），所以利于伏击，而且可以“人自为战”，抵消法军的组织优势。只要能有效“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

只要军事上能“拖”，外交上就能“转”。如是始可体面收场，化呆着为活棋。

那么李中堂分析的是对还是错呢？

事实证明，李中堂对敌我优劣的分析，尤其对法军水陆协同作战的敏锐担忧，是极其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他才抓住了核心问题：河防。可惜终究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还是犯了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严重低估了法国陆军的战斗力。

说来，李鸿章对西洋海军的威胁和强大始终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但他对西洋陆军的认识却未免太拘泥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经验，却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那些由冒险家、雇佣兵、流浪汉组成的助剿洋枪队，并不能代表欧洲一流精兵的水平；

二、从太平天国战争到现在，欧洲军队又有了新的发展，李鸿章的认识并不深刻。

而且，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于遥远的两广、云南地区终究不很了解。他虽然知道这些地区的部队装备落后，却不知道战斗素质更差。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多兵种密切协同的陆战威力，更将看到大部分清军士兵连最基本的瞄准方法都不太熟悉，往往法军还未进入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弹药，且暴露位置。作战时又往往“聚成一处，若法用连珠炮攻击，所伤必多。”反而不如长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的黑旗军战斗素质高！这却是嘲笑黑旗军是“土寇伎俩”的李中堂所没有料到的。

更可悲的是，李鸿章的主战得到采纳，但关键性的建议却一条也没付诸实施。徐延旭还是受重用，黄桂兰与赵沃还是闹矛盾。塞河虽然批准，但经费直到最后也没落实，工程自然也就始终没有实际进行。事实上，就算李的“塞河”构想实现，在一场单纯的陆地较量中。北宁也是守不住的。只不过中方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予法军更大的杀伤罢了。可事实呢？由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北宁守军的河防工事到战前也未落实。这就为北宁之战预先填塞了悲剧与闹剧的双重色调。

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从“李德谈判”破裂，到法军攻击北宁，历史给了大清国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徐延旭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倒没闲着。自出关以来，老徐“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各种物资支援前线，“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

张树声也承认，“滇桂边军整旅入越，徐藩司延旭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于越将刘永福维持调护，不迭余力；唐主事景崧并入为谋主，调遣官军。”

能说徐大人不爱国吗？能说他不忠于职守吗？要是这点能耐都没有，就凭那几本小册子，糊弄一般人还成，要让张佩纶、张之洞与陈宝琛为他摇旗呐喊，那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可见对徐延旭，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老迈昏聩”盖棺定论。他也看到：“我师骤退固不可，我师久驻亦无味。”但中央要打，他也只有希望自己搞好后勤，以让黄桂兰与他信任的赵沃全力以赴地与法夷决战。他却从未看清黄桂兰的知识老化与赵沃的纸上谈兵，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空有驱夷之志、惜无驱夷之才的半瓶醋。他更不知道，就是这两匹下驷，现在又闹起了窝里斗。偏偏两人的报告又都报喜不告忧，只可怜了徐延旭，一个人蒙在鼓里，还以为驾驭得法，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呢。

但徐延旭人毕竟是老了。算一算，都是快七十的人了，一时拼命还行，老这么折腾可就受不了喽。既然北宁的物资已囤积如山，自己这个运输大队长也就该下岗了。所以他才在光绪九年八月，托广西按察使国英向倪文蔚代为告病：“现年六十余，不比前次出关，年力正强。边地水土恶劣，无医无药，病势难望就痊。求移退驻南宁地方，最好能回桂林省城调理。”但盛名之下，又岂容你随便金盆洗手？倪文蔚拒绝了徐延旭的告病转请，京中的徐派支持者们也力顶老徐，并不惜运作前述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徐延旭无奈，只有于十月上折谢恩时，自己提出了老病缠身，乞归故里的请求，不料又被大伙理解成了谦虚。结果，他没等来皇上的批文，却等来了法国人的进攻。

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六日（1884年2月12日），新到任的陆军将领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后者转任远东舰队司令，升任中将，重新负责海战。对大清国而言，这是一个很不妙的消息，它意味着这场冲突即将扩大到新的海域。

光绪十年一月（1884年2月）由于得到了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的增援，米乐的兵力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为便于指挥，米乐将地面部队分成第一与第二两个旅，分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

他的目标很明确：北宁。

北宁，位于谅山、海阳、河内、山西与太原之间的重镇。从河内到北宁，沿途山川纵横，行动困难。北宁外围，高山耸峙，河流环绕，大片大片的水田地泥泞没膝，绝对的易守难攻。现在又集中了2000名清军，囤积了大量作战物资，更让法军如芒在背。

米乐通过他所掌握的情报，发现清军的防御重正面轻侧面后，而以往的战斗经验又表明，清军非常敏感自己的侧翼与退路。同时从军事地理上看，北宁夹在新河与太平江之间，两河大抵平行。这就为法军利用水上优势迂回包抄清军提供了便利。于是米乐决定，以少数兵力坚守山西阻击西线清军攻击河内，一部守备河内；同时集中主力12000人攻击北宁。

法军首先大造声势，作出由嘉林（在河内东北）渡新河，沿大道正攻北宁的假象。实则正面只放少数兵力佯动，伪装大部队，吸引清军注意力。主力则顺太平江迂回至北宁侧翼，水陆并进，一举控制北宁东北的制高点涌球。居高临下，炮轰全城。使清军的心理防线与物质防线同时崩溃。

成败的关键在情报。法军的情报工作主要分两大类展开。一为隐藏己方意图，一为刺探中方情报。

按理说，双方体貌特征差异巨大，反间工作应该不难做。实则不然。

法军情报处从越南天主教民中精选出二百余名自愿者，经过培训后渗入清军地盘，不露声色的搞到了大批珍贵情报。到开战前，清军各级指挥的姓名，背景及相互关系，各部队的军服、旗帜、装备情况，甚至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法军都已了如指掌。而清军呢？

黄桂兰与赵沃，两个人，四只眼，始终牢牢钉在正面防线上。虽然早有当地商民提醒二人注意涌球。“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但两人的眼球还是只盯着正面，而只放了两个营守涌球。在他们看来，涌球是大后方，无须过于感冒。黄桂兰还觉得，法军的“攻城利器除大炮外，亦无良策。北宁距新河三十余里，部队必须由陆路以至涌球，河水浅涸，仅容小舟，不能载运大炮；该处离北宁尚十余里，而安勇防营离涌球亦止十里，彼族振旅而来，未必不虑我蹑其后。”却不料法军以快打多，不等清军“蹑其后”，北宁已经失守。米乐遂得以瞒天过海，一路批亢捣虚。

光绪十年二月六日（3月3日）下午，法军离开河内，开始行动。二月十一日（3月8日）攻陷了四营清军驻守的扶朗。黄桂兰深知大战在即，遂急调驻守三江口的党敏宣部八营清军回援北宁。但党敏宣却不愿此时进入北宁这座熔炉，又自持有赵沃撑腰，竟拒不服从黄的调令。

十四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合围北宁。当天，法军测绘人员在攻占的清军前沿堡垒内设立了瞭望所。军官们从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清军阵地，观察人员每两小时换班一次。观测结果直接在地图上标出，再由当地人与翻译检查出各点的位置和名称，最后由绘图员制出新的平面图和立体图。

十五日，法军全线出击，慈山、新河、三江口同时告警。进攻中法军还使用了军用气球，用于侦察和校正着弹点。黄桂兰前一天（十四日）始派出千余援军加强涌球，但当法军于十五日展开攻势，这批援军又被他调往其他方向，遂使水路进攻的法军得以在当天下午轻取涌球。然后拽炮上山，居高俯击，“弹三落”，举城军民便开始争先恐后的逃跑。清军经营逾年的北宁重镇，就这样落入敌手。只可怜了老徐费死八难运来的如山物资，既没有转运，也没有破坏，统统成了法军的战利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弹三落”者，究竟是放了三炮，还是进行了三轮火力急袭呢？想来应该是后者。但无论是哪一者，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法军轻取北宁。

整个战斗，法军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死26人、伤25人。攻方12000人，守方58营24000人，却如此终局，连法军将领米乐也大为不解：“华军为数达二三万人，经营守备累月，锐卒名将云集，乃望风溃退，以城畀法。”真是难以理解。

正是这一仗，让越南人猛然认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于是，一贯善于打顺风旗的越南小朝廷忽然不再喊抗法了，相反，甘心当法人的附庸。地方实力派也开始主动与法军合作，大清国的军威国威则一落千丈。

东线战斗的同时，西线清军基本上无所作为。岑毓英整编了刘永福的黑旗军，给了他12个营的编制，可谓优礼有加。但当岑调刘增援北宁时，刘却因记恨山西之战时北宁清军的无作为而闹起了小脾气。多亏唐景崧反复开导，刘永福才率军驰援。但兵行半途，就传来了北宁失守的消息，于是刘永福又退了回去。而东线清军的溃败则才刚刚开始。

相对于桂军，粤军的表现更令人无奈。

战前张佩纶便已在奏疏中指出：“粤兵习悍而惰，各营互为党援，持博场，通海盗，而营伍额缺如各省书吏额缺，富家据缺为利，雇人充伍，而食其息，往往富庇兵，兵庇盗。”同治五年的广东巡抚蒋益澧想革除积弊，却反在次年遭既得利益者的弹劾走人。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有此前车之鉴，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轻举妄动的结果，就是粤军战时的“平日散住民房，诱拐妇女，强拉米粮，越民恨入骨髓”，就是“专以抢掠妇女赴粤东贩卖为事，军中妇女多于勇丁，敌来即各顾家口溃退”。

北宁之战后，法军派出两支轻装部队疾追败退的清军，扩张战果。一路由波里也率2000人，带8天口粮，向太原方向追击。一路由尼格里率2000人，带6天口粮，向谅江方向追击。波里也轻取太原，但旋因战线太长，而奉命主动放弃。尼格里于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克谅江，次日克左溪，接着又克郎甲，中方大批物资来不及转移，也来不及销毁，皆入法军之手。

在法军的急追猛赶之下，两万清军一路溃散，大多不知所终，只有少数经谅江、太原一路败回到谅山、镇南关一带，才勉强收住脚板。

三月（4月）初，法军开始收缩战线，转移打击重心。他们以少量兵力扼守郎甲，牵制东线清军，然后集中主力转向西战场，一口气将岑毓英所部逐回到保胜、河口一带。兴化、临洮、宣光等重镇尽入法军囊中。

法军占据江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至此完全实现。

以法军的实力其实还能继续进攻，但与茹费理相似，米乐也是个较有远见的人物。在后者看来，北宁大捷虽然战果辉煌，仍只是一场击溃战而非歼灭战。大清国内的后备力量更是数量超级巨大，他们虽然不足以击败法军，但无疑可以制造巨大的麻烦。如果政府真的已经决定，要与大清维持长久的睦邻关系，而排除了大举进攻东南沿海的计划，则陆军在越南的战斗自无需过多浪费法兰西宝贵的血液。所以当法军将三角洲的大城池全部拿下后，米乐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在他看来，剩下的问题应该用外交而非大炮与刺刀解决。同理，他也不主张在赔款问题上激怒中国，从而为已经定格的结局再去浪费宝贵的血液。

回顾这一期的战斗，法军参谋业务的精熟，战前情报收集的认真全面，计划制定的周详完备，多兵种之间协同之密切如一，都远胜清军与黑旗军。所以才能避实击虚，两线转战，将清军逐个击破。

于是，问题的决定权再次由战场转到外交场合。只是光绪十年三月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一次和谈并未谈出真正的和平，反而开启了一段更激烈的战事。

第十章　镜花水月的短暂和平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战难，和亦难

山西的失守与黑旗军的惨败，使得光绪十年的春节黯淡了很多。

蛰居湖南故里的郭嵩焘，就是这幅巨大暗色画面中，一个早被遗忘的不起眼的小墨点。

早在中法纠纷之初，郭嵩焘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越南是扶不起的阿斗，中国内部问题又重重，应对其断然进行战略收缩。所以曾纪泽主张“投一羊以斗众虎”，郭嵩焘反驳：投一羊不足以斗众虎。恭亲王在西太后的强硬立场下主持边军入越，郭嵩焘也表反对，认为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中国应断然从越南进行战略收缩，首要问题仍是对内进行自强型改革。

这番言论在当年自然不受欢迎，他唯一的听众只有同乡好友朱克敬。两人在对外问题上较有共识。由于信息传递的迟缓，郭嵩焘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始获知山西的失守。五天后，通过李鸿章的来函，这个噩耗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虽说是意料中事，但郭嵩焘还是为国家的又一次国力虚耗而痛心。倒是朱克敬很有些怨气得伸的快感，当场口占绝句一首：“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

这里的老李指的是李鸿藻，老张指的是张佩纶。前者是清流的宗主，后者是清流的干将。两人一直持盲目的主战姿态。

战既不利，只有再谈。

1884年4月初，法国海军少校福禄诺在香港以密函一件托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带至天津送交李鸿章，提出四点议和条件：

1．云南通商；

2．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但措词可顾全中国体面；

3．撤调曾纪泽；

4．早日议和，兵费可极力相让。

反之，如果大清不允，法国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福禄诺指出：“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矣。”

对此，李鸿章认为，第一条可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办，于国民决无大损，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验之。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画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接壤之事验之。”

第二条只是承认事实，除非能以实力改变事实，不然也只能以“顾全中国体面”为底线。

第三条纯属法国人的意气用事，属虚不属实，中国自不必在这等地方激怒法国人，所以也可允。

这下可不免又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在外人看来，这无疑是湘淮两系之间的又一轮内耗。说白了。李鸿章在借刀杀人，公报私仇。实则不然。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大势已去，“李宝协议”是想都不要想了。新约必然又要失去更多的东西，谁签谁挨骂。国内肯定是李中堂自己签。国外呢？自然是驻法大使签。换句话讲，谁当驻法国大使谁倒霉。关键时刻，李鸿章用自己的追随者许景澄换下恩师的爱子，正是不忘师恩的表现，更是对小字辈人才的保护。至于许景澄到任前的外交交涉，则暂由李鸿章的淮系亲信李凤苞代理。可惜外间不懂，纷纷责难李鸿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倒是曾纪泽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为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又说，“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至于第四条主动声明“兵费可极力相让”，可见只是法国人的谈判余地，我们就要力争不赔款。

总之，“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于是，清政府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下旨：“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著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意大利）、和（荷兰）、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著李凤苞兼署。”以示和谈诚意。

李鸿章则被授予全权与福禄诺“从长计议，订立约章，言归于好”。

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1884年5月5日），福禄诺抵达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和谈。

法国人之所以选择福禄诺，原因一在福禄诺久在远东，熟悉清国情势；二在他与李鸿章有一面之缘，易于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两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简明条款共五款，主要内容如下：

1．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应“保全助护”中国和北圻的边界。

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

3．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允在云南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

4．法国允“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订有关北圻的条约作废。

5．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

如何认识这个“简明条款”呢？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大清国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能一不赔款二不割地，在当时那个强权横行的世界里，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好成绩。

其次，正如李鸿章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清廷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法占越南这个基本事实，再打下去只能徒增损失，两败俱伤。

和“李宝协议”相比，这次大清无疑失去了更多的利益，原因无他：形势所迫。正如李鸿章在“李福协定”签订后说的：“此次议款之速，实因桂、滇各军溃败，越事已无可为也。”又说，“去冬（法军）克山西，黑旗军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归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约内载明情愿不向中国索偿，尚属恭顺得体，足以风示各国。”

但是，这也是大清国的底线了。所以李鸿章后来会晤美国公使杨约翰时才说：“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已让到极头的地步，法国已尽占便宜，我为议和大臣知之最悉。”

总之，这次和平来之不易，对双方也都有好处。可惜，到头来却还是一场镜花水月。

两声霹雳

就在李鸿章奔忙于外交战场的同时，清廷正因北宁的惨败而进行一连串的人事调动。

先是在3月26日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另派湖南巡抚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贵州巡抚张凯嵩署理云南巡抚。

继而在三月十二日（4月7日），廷旨逮问黄桂兰、赵沃，黄、赵所部由署广西提督王德榜接统。但不等圣旨到达，黄已含恨自尽。赵则押送京师，与徐延旭一起被判斩监候。后特赦往西部充军。徐死于起程前夕，赵则不知所终。至于不听调遣的党敏宣则直接于军前正法，以儆效尤。同时又召两江总督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运筹中枢。遗缺则由湘军另一元老级重臣曾国荃补任。

三月廿五日（4月20日），预感不妙的张树声主动上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缺，“解任专治军”。结果，他的上奏未到京师，朝廷已开始严厉斥责他对北宁失败的“责任”。又由于张树声是淮系，而中央派往西南战场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是湘系，两人屡起摩擦，中央干脆于四月廿八日（5月22日）下决断：准张去职，只负责广东防务。另调太后的红人山西巡抚张之洞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闰五月，又下旨将张革职留任。

这一轮的调动已是让人眼花缭乱。更让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其后。

北宁的惨败，原因很多。徐延旭的委任不当无疑是一大原因。而追其本原，当初朝廷只所以重用徐大人，正是由于以张佩纶、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们的大力举荐。这就为一些人的公报私仇提供了机会。

前文说过，张树声的那个“清流腿”儿子张华奎，屡遭清流讥讽，故而对张佩纶与李鸿藻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自不会放过。

于是小张不惜花重金行贿，买通一批言官，上书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由于后者身为军机重臣，一时不易摇动，火力遂空前集中在张佩纶的身上。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就在这时发生了。

詹事府左庶子盛昱耐不住张华奎的一再缠磨，遂于三月八日（4月3日）也上了一道弹劾奏折。这份奏折首先抨击了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轻信滥保”，酿成大祸。接着笔锋一转，将火力移向李鸿藻：

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之所以有这一转，据说是由于盛庶子与张幼樵私交尚可，故来了这么一招“偷梁换柱”。可是盛庶子与李鸿藻也不是没有私交，于是他又随之对整个军机处都来个弹劾大扫描，如此重臣人人有份，反而法不责众，至少板子不会打到实处。而他攻击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的理由也很有意思。

原来，北宁兵溃之后，唐炯、徐延旭虽被革职拿问，但恭亲王考虑到战火未熄，拿问之事不宜搞得风声太大，以免乱了自家阵脚。所以未明发上谕。在盛昱看来，“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所以一定要有个说法。

这样的弹劾奏章，可谓标准的雷声大、雨点小。因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拿这份弹劾当回事。作为当事人的恭亲王没当回事，政治嗅觉空前敏感的李鸿章也没当回事。可晴天霹雳却突然平地炸响。

三月十三日（4月8日），太后以盛昱的折子为切入，发表懿旨，宣布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特将军机大臣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刑部侍郎许庚身、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而作为重要当事人的恭亲王，此时正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去世三周年祭奠。一切与24年前的申酉政变何其相像！

消息传来，极度震惊的李鸿章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这里的“兴献”指的便是醇亲王。“兴献”典出明世宗。明世宗以旁系入主至尊，为其本生父上“兴献帝”尊号，引发大礼议之争。醇亲王正是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所以李鸿章才借用了这个典故。

清流们也是一头雾水，正如李慈铭所说：“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所不解也。”

这就是晚清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甲申易枢”。

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当年咸丰帝暴卒后，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联手除掉这八个辅政大臣，另成立以后者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剿发捻，勤远略，发起自强新政，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极不同寻常的二元权力结构。恭王的背后是文官集团，两宫太后的怀中则抱着至高无上的小皇帝。

起初双方尚能合舟共济，还真就平了内乱，并开展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但是国家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不要说郭嵩焘所倡导引进的君主立宪制了，就算是隋唐的宰相制度也没有恢复。所以恭亲王与当年的张居正一样，只是大家心中的宰相，实则与万千官僚一样，也不过天子脚下的一个奴才罢了。偏偏西太后的权力欲又极强，还有点男权化倾向，老想着当不是武则天的武则天。莫说恭亲王，就是皇上，她也是不舍得放权的。所以同治暴死之后，才又抱了另一个小皇帝入宫，只有如此，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牢牢抓住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要成为绝对权力，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就必须走人。尤其在东宫太后三年前莫名其妙地突然去世后，恭亲王更成了西太后最后的集权障碍物。而盛昱的奏折无疑就提供了这个“走人”的借口。甚至不惜让整个军机处跟着陪绑。

那么，西太后所选择的继承人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新班子虽然平均年龄降低三岁，但无论能力还是威望，均远不如老班子。其中除阎敬明尚属精明干练之外，礼亲王世铎贪财好货，能力低下，有“非礼不动”之称。额勒和布倒是一生“廉洁自守”，但能力同样低下。张之万虽出身状元，但“一无所长，惟作画颇有家法，为数十年来置官所未有”。（文廷式语）至于许、孙二人则贪财好货不弱于世铎，奸诈又过之。

但在太后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绝对忠于自己。这就足够了。

至于在第二天命醇亲王商办军机大事更是暗藏玄机。从表面上看，醇亲王作为恭亲王的七弟，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正该是西太后最忌惮的人物才对。实则不然。

原来，醇老七这个人一向是志大才疏、胸无城府。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清廉自守”。但偏偏这老七又是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更是个极端的仇外分子，所以对他六哥的那些个洋务运动、妥协外交，也就不免大有意见了。西太后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遂借老七之手赶走老六。而更绝的还在于，老七这个人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力主强硬，可在人身关系上却又是个极懦弱、极胆小怕事的主。他若不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尚且要夹着尾巴做人，何况盛名在顶，能不戒惧？

西太后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牢牢捏住了老七的软骨。所以世铎不过是个过渡，真正的首席军机大臣恰恰是这个第二天补宣的“商办人员”。这就是政治的微妙。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西太后也是一位一贯的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呢。

所以李鸿章才说他们是“乳臭陋儒”，并敏感的预感到了醇老七的悲剧结局。但大清国里，终究不是人人都能看透这一切。

对慈禧而言，这是蓄谋已久。但对于朝野而论，实在是一声霹雳。其中最震惊的莫过于盛昱，而又惊又愧的，又莫过于张佩纶。

说起来张佩纶虽然是清流派的健将，却是一个比较支持洋务的清流，而且他的父亲与李鸿章是故交。想当年李鸿章受任于临危之际，远赴上海孤岛。此后苏南浙北，三千里转战，真是万苦千难。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时任安徽按察使，对李鸿章帮助颇多，两人可谓生死之交。这些往事，李鸿章永远不会忘记。

在张佩纶看来，北宁的失败源于徐延旭的无能，徐延旭的被误用又源于自己的误信人言与轻率举荐。说起来，自己才是罪魁祸首。结果呢？自恭亲王以下，枢辅重臣纷纷落马，自己却置身风暴之外。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才写信给李鸿章，自承：“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

但在太后眼中，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若是北宁失败的责任问题真说清楚了，她又如何借机实现多年的夙愿？就算张佩纶想负这个责，也不能让他来付。

可是太后有意放张佩纶一马，言路却不愿放他。弹劾奏章越积越高。而言路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原因无他，因为张佩纶往日弹劾人太多，冤家遍地，现在终于轮到这些人四处使银子买通言官狠批张佩纶了，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关键的，太后一手提拔的主政大臣醇亲王，素来讨厌清流人物，早就说过：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大言无实，我在位一日，决计不用此三人。

京师，张佩纶是不好再待了。那就出去转一圈吧。

毕竟，从慈禧的角度讲，她最需打压的绝非清流，而是醇亲王。她好不容易赶走了恭亲王，又岂容新对手出现？更何况这个“对手”还是当今圣上的本生父！所以太后有必要保留清流，因为既可以制衡李鸿章，还可以制衡醇亲王。这也是权力制衡术，只可惜是权谋制衡术，最终服务的不是国家、人民，而是坐在最上位的那一个孤家寡人（眼下是孤家寡妇）。

于是便有了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其中，张佩纶被授三品衔。

对朝野而言，这无疑又是一声霹雳。

在局外人看来，文人典兵，多无善终。只怕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不知道这仨人哪里得罪了太后，竟逼出这出“借刀杀人”的戏来。又或者，也许是太后已厌倦了言官们的大言不惭，要杀鸡儆猴，给言官些颜色看看，这也不好说啊。总之天威难测，但还要测，不测哪来饭后茶余的谈资？

可在局内人的心中，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正如张佩纶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延旭）、唐（炯）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棉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丹老来述慈圣（慈禧太后——笔者注）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鄙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

后人读史于此，可不免纳闷了。被杀的人反而感激借法国刀杀他的人，这叫什么世道？

事实证明，这绝非张佩纶的幼稚，更非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看，让张佩纶一介书生又督办福建海防，确实不无“借刀杀人”之嫌。可若是“刀”都没了，又如何去“借”？

注意，让张佩纶去福建的上谕发于光绪十年的四月十四日（1884年的5月8日）。这道“上谕”若是早发两个月，或晚发两个月，“借刀杀人”之说都能成立，偏偏这时不能成立。为什么？

就因为和谈已经开启，李鸿章和福禄诺的谈判已基本达成共识。到阳历6月中旬三大清流（张佩纶、吴大澂和张之洞）联抉出京之时，和约业已达成。就等三个月后双方互派全权大臣商订细节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年的十月初十，就是太后的五十大寿之日。激进派想打，太后可还想安安稳稳的过个生日呢。

所以五月初一的上谕中才说：“前因福建海疆紧要，谕令张佩纶前往会办，以资整顿。……所有该省濒海各处，张佩纶抵闽后，自当周历巡查，会商该将军督抚妥筹布置，期于周密。”

整顿，巡查，布置。这就是他的任务。

影响所及，三大清流的旅程也是不慌不忙的。

离京之际，群贤聚于陶然亭送行，清流健将宝廷还满怀浓情地赋诗一首：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清流式的浪漫情怀，跃然纸上。

出京之后，他们先到天津拜会了李鸿章。后者给他们安排了精彩的水师演练，并把他们一路拉到旅顺，视察工事，会见老友，共论国是。真是快何如哉。

反正横竖没仗打，张佩纶懂不懂军事就无所谓了。关键是借这个机会，让他出京避避风头。只要不出错，就有功劳。中法彻底和好如初之时，就是张幼樵再回京师之日。那个时候，不仅旧错可以不提，而且要论他的新功。想当年，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天下读书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现在张之洞都是以山西巡抚署理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了，张幼樵也不能过于落后。李鸿章越来越老，大清国的日子却还长久。接班人总还是要培养的。所以当李鸿章听说这个任命时，才说了这样一句话：“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

在这个磨练使命下，张佩纶岂能不感激涕零？

但若仅仅是感激涕零，那他就不是张佩纶了。

张佩纶的特点是勇于任事而耻于逃避责任。这一点很像李鸿章，所以才赢得后者的激赏。作为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张佩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任命，但作为一次逃避责任的升迁，他也绝不会完全去领太后的好意。正如他在写给李鸿藻的信中所计划的那样：“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总之，横竖都要装病，绝对不去搞无功受禄的事情。

从事后的发展看，事情若果能如此收场，反而幸运了。可惜历史恰恰不愿作此收场。

变起观音桥

问题出在撤军问题上。

如前所述，山西、北宁虽然失守，但谅山等北越重镇仍在清军手中。根据李福协议，这些清军都将撤回中国境内。福禄诺在5月17日（四月二十三）正式向李鸿章划出了两道进军线：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反之，限东线清军于20天内，既西历6月6日前全部撤回境内；西线清军于40天内，即西历6月26日前全部撤回。以免发生摩擦。

这可让老李为难了。

自醇王上台之后，主战之声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李鸿章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而西太后在撤军问题上恰恰也是倾向于缓撤。李鸿章只好另动脑筋，希望边军指挥官能够先斩后奏，造成撤军事实，和约落地，自然皆大欢喜。

李鸿章之所以敢采取这个行动，原因在于当时驻扎谅山的新任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是他的老部下。

可惜潘鼎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先请示中央，万一法军来犯，边军如何处置？这下麻烦了。此时京师中的主战派已占了上风，他们一致认为《天津条约》丧权辱国，无论最终细则如何制定，中国都不可能先撤军，以免法国人得寸进尺。在这种环境下，太后只能指示：“准稍退示弱！”果法军来犯，还要“之决战，力遏凶锋”。

这一来，就等于是下了命令。潘鼎新再想制造既成事实，就要冒抗命的罪名。到时候只怕太后也只有丢卒保车了。于是，潘鼎新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与此同时，法国军方也早已按捺不住。

米乐令陆军中校杜森尼于6月中旬率先遣队北上接收谅山防区。这支先遣队共八百余人，包括一个海军步兵营（310人），一个山炮连（90人，6门40毫米山炮），两个东京土著步兵连（约300人），及少量骑兵、工兵和医疗人员。

临行前，米乐一再叮嘱，这是一次和平进驻，而非军事行动。如果遇上土匪与强盗，杜森尼可以自行解决。但若遇上清军，如果对方拒绝将防区移交，一定要先请示自己，再依令行事，万不可造次。

应当说，米乐的态度是比较持重的。但正如街亭之役武侯的误用马谡，这次米乐同样犯了大错。一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言，杜森尼中校“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最明显的一点，杜森尼北上接收谅山，居然连个像样的汉语翻译都没带，他所依赖的那位越南翻译，居然只能听懂粤语，汉语书面阅读能力也极差，稍复杂的公文就挠头。而杜森尼所面对的，却是正急于雪愤的“黄桂兰旧部”——而且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法语翻译。

易怒而马虎的杜森尼，注定要引发新的灾难。

6月22日（五月二十九日），九百名法军在杜森尼的率领下，行抵北黎（今北丽），接近了清军的阵地。第二天，杜森尼照会清军，要求后者于三日内退出谅山，不然后果自负。

在已经接到明确的谕旨的情况下，潘鼎新当然不敢把谅山让给杜森尼。按理说，此时杜森尼应该立即请示米乐，可是，冲动的杜森尼却选择了靠实力解决问题。

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决定，法军固然在武器装备与组织训练上具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可不是个无限扩大器。当杜森尼在6月25日于观音桥地面悍然对一万余名清军开火后，结果可想而知，清军群起还击，杜森尼一伙狼狈逃窜。

此战清军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法军数十人，并将后者逐退三十余里。清军不仅守住了阵地，并在追击中缴获了一些法军物品。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冲突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不幸。但真正造成不幸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事后双方一线官员的汇报。

为了推卸责任，杜森尼在汇报中把这起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不说，他甚至把一直驻扎在谅山的清军说成是从别处调来，专门伏击接收分队的。他还把双方的冲突描述成中方精心策划的伏击战。结果，在巴黎的茹费理看来，中方此次伏击不仅是预谋性的，而且手段非常卑劣。

反之，潘鼎新则在汇报中把法军的规模由不足千人夸张到一万余人，法军的伤亡数字也被翻了好几倍。这样一来，在北京中枢看来，这无疑不是接收，而是借和约履行的幌子，妄图袭击全歼驻谅山的清军。这是蓄意挑衅！而对激进派而言，既然万余法军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大清国还怕法兰西吗？一时间“谅山大捷”传遍京师，北京城内的主战声浪也再度高涨。

一方过于急躁的愤怒，一方文不对题的亢奋。战火的重起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法国海军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将战火烧向东南沿海，至少要拿下福州与南京，再直捣渤海，攻旅顺，克威海，直逼京师，订城下之盟。孤拔在6月底甚至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并已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但返回巴黎汇报工作的福禄诺反对这些狂热的计划。他认为这次和平来之不易，法国应该珍惜。李鸿章深明大势，是法国长久的朋友，我们最好不要去他的防区挑衅。双方意见差距太大，茹费理折中了一下，于7月9日（闰五月十七）通知中国临时驻法公使李凤苞：若中方不能迅速从北越撤军，并为“北黎伏击”赔款，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

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这就形成了法国的新战略：踞地为质。

既是“踞地为质”，就像黑社会绑票一样，总要绑个富家公子、豪门千金。若绑个贫家子弟，法律风险一样，收入可就大不相同了。除非此君家里有什么自己都不知道的祖传宝贝。其次，绑国家领导人更有赚头，但有那本事吗？风险过高，收益下降，游戏结束。法军现在不绑“人质”绑“地质”，同样要遵循这两大原则，要寻求风险与投入，成本与回收之间的平衡。

闰五月初八（6月30日），利士比派其副官日格密赴津面见李鸿章，恫吓说，若中国不赔款，孤拔将军就要进北京城，与中国执政面议。李故意装傻，问：孤拔何时晋京？日格密只好进一步挑明：“所谓的面议者，系以兵戎相见。”李鸿章笑着说：“孤拔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李鸿章这样说当然是有自信的。

自“李德谈判”以来，李鸿章一直在忙着加强京津守备。他“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闰五月十三日（1884年7月5日），日格密发出恐吓六天后，法方再次扬言派舰队北上渤海湾，京师震恐。还是李鸿章看得真切：

伏查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断无处处设防之理。惟当于敌舟可以深入登岸处所，扼要守险，以杜窜越。守口之营，兵数不必甚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有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

此次法人以兵舰仓猝北来，意图要挟。度不过游弋海上，虚张声势。其大船吃水深者，不能进大沽、北塘各口；若欲登岸深入内地，决非两三万步队不能得手。该国远在数万里外，调兵须上下集议，必数月乃能来华。现在越南境内法兵及土兵闻只一万数千人，势不能全数移调。即使联艅而至，水陆并进，臣等兵力虽非甚厚，但翼饷需无缺，当可设法鏖战，为京畿捍卫要冲。

其实法国人也知道天津不好过，所以他们要占的地方并不在此。

法国人的目标锁定在福州和基隆。尤其是后者，因为“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茹费理语）这意味着战火即将烧到中国本土。反之，对法国人而言，这意味着第二战场的开辟。李鸿章最担忧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

7月12日（闰五月二十），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并赔偿兵费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

清廷一看形势不妙，转而手忙脚乱地于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降旨：“将北圻各防营照约撤回内地，著潘鼎新将谅山各处防军调回关内，择要驻扎，认真操练。并知照岑毓英将滇军在北圻驻扎者，一律调回关内训练。滇、粤两军，均著于一月内撤竣。”这倒是够爽快，可惜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中法双方第四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时间是7月19日（闰五月二十七），地点又回到了上海。中方代表全权大臣曾国荃，法方代表是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

法国同意将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中方则表示，2.5亿法郎的兵费赔偿绝无可能，但同意以抚恤观音桥事件死难者的名义，给银50万两（合法郎330万）。

在巴德诺看来，这简直就是打发乞丐。他干脆拒绝将这个数字报告巴黎：“因为那只能是一个笑柄”。

太后与醇亲王大惊失色。至此他们才算认清了当初那一纸负气指令的错误。

可是，正如韩非子教诲的那样，领导人犯了错也是不能承认的。不能承认，就得有人背黑锅。

谁来背？潘鼎新无疑是最佳人选。不过此刻大敌当前，还不是让他背的时候，但西太后对他的不痛快已见端倪。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员争着给潘鼎新使绊子、穿小鞋。不仅张之洞收到了揭发信，连潘鼎新刚离任三个月的湖南，也开始学其他省份拖欠起军饷来。

李鸿章就不免因办事不力而遭严旨申饬。潘的老战友张树声更倒霉，就因为和黄桂兰是亲家，虽然黄早已在北宁失守后含愤自尽，但张还是被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随之因与太后的宠臣张之洞意见相左，而被改派往福建前敌效力，病死于途中。

李鸿章运筹全局

和平的空气日趋稀薄，大清国又做了哪些备战工作呢？

说来可叹，绝大部分的实际工作居然都是那个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完成的。

李鸿章的主和最坚，乃是源于他现实主义视角下理性的实力分析。所以也只有他最深知和平的脆弱与战火的易燃。中国是弱国，所以断无先挑衅之理，可无论外交还是战争，都要预留退路。争取最佳结局之前。先要做好最坏的防备。

未来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越南，一个是中国沿海。

在前一个战场上，清军还可以依托复杂地形与法军周旋，后一个战场就麻烦了。

因为法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大清国却既没有强大的海军，又没有现代的陆上交通工具，所以法军才敢公然扬言“据地为质”。李鸿章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阻止法军据地成功。

东南沿海，号称万里海疆，事实上却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处处设防。第一，并非每一块土地都适于法军登陆。第二，并非每一块土地都有“据地为质”的价值。第三，当年的军舰不能离开煤，人员则和所有时代一样必需不停获取新鲜的饮水与食物，战斗又必然损耗弹药与零部件。

这就决定了法军必须有足够的中继站，始能真正实现其万里海疆，任意驰骋的战略。考之两次鸦片战争的老教训，再结合现实的发展，就可看出：“广州—海南”是法军的第一站，“台湾—福建”是第二站，浙东是第三站，长江口是第四站，辽东、胶州是第五站，最后便是终点站：京津。

广州是第一站，但却是可有可无的一站，因为法军不攻广州，仍可利用香港，后者不仅能提供前者所能提供的一切，更能提供现代的军舰维修等前者所无法提供的便利。相反，若攻克广州，并不能明显改善法军的后勤，反而分散兵力。至于海南岛，虽然法国舆论界在前一年便鼓噪将之据为地质，但实际上，以当时海南的闭塞落后，实在是既不能作质，又不能改善法军的后勤，只是徒然分散更多的兵力。这样一来，作为第二站的台海线就成了实战中的第一线，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来看，如果打全面战争，法军以香港为跳板，台海线也是可以一绕而过的。但若“据地为质”，则此线实为两军之必争要地。试看当日海峡两岸，左有福州，右有基隆，宛若两大夜明珠，遥相辉映。

福州的重要原因性有三：一在本身地理位置重要；二在前有马尾军港，栖息着大清三大水师之一的福建水师；三在军港之后屏障着清廷苦心经营十八年的现代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

基隆的重要原因有二：一在地理位置更加重要，马尾背靠大陆，法军纵能一时占据，却未必能顶住清军的持续陆上反攻，相反基隆为海峡隔绝，一旦占据，就将成为法军北上的绝佳跳板；二在基隆煤矿久为孤拔所垂涎，一旦占据，不仅可以解决燃料问题，而且可以借之敲诈清廷，素要巨额赔款。若法军无法控制或有意绕开此线，悍然将战火北燃，那么浙东的战略地位就将急剧提升。举凡该地区内的定海、镇海、宁波皆为重镇，一旦为法军控制：一、将沉重打击清国的商贸活动；二、可以为进一步的北上提供跳板；三、可以踞地为质。

作为第四线的长江口，商贾云集，向有大清聚宝盆之称，一旦战火加之，大清必遭重创，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可以攻吴淞，可以攻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两强联手，更可以上海为跳板，直捣京津。可此时法军却很难下手，原因就在于列强利益交集，所以法军不敢妄动。这样法军无论是攻京津，还是就地抢占地质，就都只能从台海与浙东两线下功夫了。反之，只要清军能够在这两个战区拖住法军，就自动保障了京师的安全。

薛高参筹防浙东

浙东难守，关键在于舟山群岛孤立海外，空间有限，地面兵力布置亦有限。大清没有制海权，直战无可战，守亦无可守。舟山不守，法军北上可攻京津，南下可扰台澎，镇海、宁波更时时处于其炮口威胁之下。因平定朝鲜内乱有功而晋升四品道员的薛福成，在光绪十年（1884年）初夏，被实授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一到任，就看出了浙东的重要与难守。

他说：“盖（舟山）不特浙江一省之藩篱，实亦海疆全局之关键。为今日计，宜合南洋数省之全力，练水师一大支，建关定海，则左顾右盼，著著争先，最为上策。否则亦宜有得力兵轮五六号，多筑新式炮台，辅以水雷，镇以劲旅，广储煤米、子药，亦或可以固守。”

可事实的尴尬正在于，所有这些条件大清都不具备。如此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魏源所谓的“守定海不如守镇海，守镇海不如守宁波”。一句话：放弃孤岛，诱敌深入。

可是魏源说这句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为敌军最终必然是要抢滩大陆；二为我军的陆上力量须能压倒敌军。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大陆战略的产物。若敌方以海洋战略行动，根本不深入内陆，只以占领岛屿为满足，又如何善后？

提到眼前这一战，定海不仅是“宁波屏蔽”，而且关系整个东南海防。“我弃而彼取之，于此屯兵、屯粮、屯煤，经营据守，将来北犯天津、烟台，西扰长江诸埠，皆得以此为后路，恐大为南北洋诸省肘腋之忧，则弃之又断断不可。”可现实又恰恰是：定海“孤悬海外，港口分歧，虽有贞字等营扼要分驻，而既乏兵轮，四面受敌，又为南北洋必争之地。欲求设防周密，仓猝殊无良法”。

看似已是“山穷水复疑无路”。可谁又料到，一个意外的发现，会转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捷径来。

无意中，薛福成得到一个信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国出于排斥其他列强的目的，强迫大清与英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中英互立保护舟山条约》五款，“其第三款：中国依允英国之兵退出舟山以后，亦不让与别国。第四款：英国依允嗣后有别国攻打舟山一带地方，英国必为之保守，务当将舟山送还中国。”不仅如此，条约内还载明，“此事系两国交谊和好”，英国免费去做，“不须中国出款”。

薛福成立即明白了英国的动机：舟山靠近上海与长江口，“若一旦有事，而被他国侵占，则于英国之香港商务与东方贸易最有妨碍。”如果英国不守第四款之约，“则我亦不守第三款之约”，两国的“损益得失”实在是半斤八两。既然“立约之初，具有深意”，按照国际公法的传统，“自应永远遵行”。“况英为著名大国，必不甘心让法，而自废前约”。虽说中国筹防“不宜借力外人”，但以目前形势而言，又确实需要借助这个条约压制法国的海权优势。

问题是在大清国现在刊行的外交条约中，找不到这个条约的内容，原件据说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可是，询问英国在浙东的领事，再咨询一些西方的权威报刊，却又都坚称确实曾有这个条约。薛福成转而想到军机处与内阁当存有当初外交谈判的记录，或许可以拿出来作证。

可惜醇亲王不能理解，竟批示说，其他机构的相关档案也已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现在刊行各国约章，既无前条，则当时纵有此议，而历年已久，条约屡修，似不足以为据。……况中国土地当由中国自行保守，不应借助于（外）人致生枝节。”最后还特别强调“定海为该道管辖，地关紧要，自宜竭力筹防，应如何设法布置，以期周妥，随时禀商渐抚院暨提军门核示遵行”。总之，要自力更生、大干苦干，更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老想着耍小聪明。

同时，英国方面的后续反应也不乐观。英国驻宁波领事表示，由于中英后来又签署了新的条约（《中英天津条约》），所以英国并不准备履行保护定海的旧约。

但薛福成却并未因总理衙门与英国领事的“泼冷水”而放弃自己的计划。在薛福成看来，“若中国毫无备御，而求助外人，固多流弊。”可现在军情紧急，也只有出此下策，“非欲必得英助，不过藉以牵制法人”。

于是他撰写了《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一文，译成英文后寄往伦敦各报馆刊登。该文认为，保护舟山符合英国利益，如法国占据定海，香港的贸易必定衰落，英国的商贸利益就会大受损害。该文更指出，像英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只有按照国际公法遵守旧约，才能更好地维护既得利益，也才能树立大国风范。至于新约、旧约之争，“按各国订立新约，必将旧约声明作为废纸，方不照行，此地球公法也。查中英天津条约，并未声明将保护舟山之约作为废纸。”所以仍有效用。

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履行旧约。

结果，“英国不愿开罪法国，初不欲明言保护舟山，迨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扬言要往占普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始奉政府之命，与法国驻华公使达成了英国不宣布保护舟山以妨碍法国行动，但法国也决不进攻舟山的秘密协议。从而使中方得以全力于镇海的守备，大大减轻了军事压力。

刘爵帅远赴台湾

浙东的难题算是得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处理，台湾就少不了一场硬仗了。

台湾难守，难就难在它与舟山一样孤悬海外。可比舟山更远离大陆，而价值更大。虽说台湾远大于舟山，可以提前屯兵储粮，但当时台湾是标准的落后地区，“百货皆取资于内地”，本身供给力太差，离现代化战争的后勤要求相去太远，所以兵多了缺粮缺弹，兵少了又不顶用。一开战，四面环海的台湾就将成为一个彻底孤立的战场。清军在必然失去制海权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法军的空隙，以小船偷运人员粮弹过海，偶加接济。

又由于连接两岸的海线电报迄今无着落，所以两岸的讯息沟通也是原始的，在军情似火的战争中，却只能阅读已成历史的滞后信息。这无疑将严重干扰两岸将领的指挥，所以基本上是个各自为战的局面，大陆地区尚能互相协商，台湾守军却只能靠主将的判断与决心。

在这样一个闭锁恶劣的战场上作战，只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于不可能中求可能。指挥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动精神，钢铁般的意志，上佳的军事素养，更要有超强的人格感召力，以将激励将士追随他一起所向无前。

大清国里有这样的将领吗？有。此人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刘铭传。

自上次告病回籍之后，刘铭传名义上是在籍养病，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大潜山，而是在人文古都南京。他在秦淮河畔，筑水榭一座，“精美为一时之冠”。在这里，他与文人墨客们吟诗为文，畅论古今，似乎有意要忘掉曾经的沙场百战。但李鸿章知道，他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有了李鸿章的理解和上下活动，朝廷终于决定重新启用刘铭传，命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接掌台湾防务。对此，刘铭传的反应却空前消极，一会说“眼疾”，一会说年迈，迟迟不领朝命。东南战氛日炽，刘省三却挟美姬、乘画舫，一路游西湖去了。

玄机何在？原来，明清两朝，重文轻武之风日盛，发展到光绪朝，文职与武职的差别已大到惊人的程度。在国人的心目中，只有科举出身才是正途，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一品武官不及三品文官，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规。以武职而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名虽光鲜，却只有兵权而无筹饷之权，日后更绝无出任封疆大吏的可能。

所以刘铭传的筑水榭于秦淮河畔，谈文论诗也好；还是刊行诗集，广交文人朋友，都是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介武夫，更非那些通常武举出身的粗鄙武夫。

他此刻的躲闪，未尝不可说是一种“要挟”，他要借这个机会由文转武。所以数闪之后，他终于向李鸿章交了底：“非封疆，勿相溷也。”

李鸿章能不懂吗？事实上早在同治九年，李鸿章就开始做这个准备了。

当时左宗棠督师平回乱，李鸿章特保奏刘铭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西军务，为老左打下手。其实既是磨练刘，更是为刘的由武转文埋伏笔。可惜刘太气盛，左的眼界又太高。后者连李鸿章都不放眼里，又如何瞧得起刘麻子？湘军上下又无不怨恨刘铭传尹隆河之战的以败为胜，及构陷鲍超，终以刘铭传同治十年的告病回籍结束。这次刘再提旧事，李鸿章也只有勉力为之，开始上下活动起来。

有些话是不方便由李鸿章说出来的。结果是张之洞当了这个保荐人。他在十二月初六（1月3日）的上奏中，建议破格予刘以文职。之不过在张的构想里，刘是用来“帮办津防”的，而李却要让他去台湾独当一面。

最后还是太后下了决断，批准刘铭传转为文职。

于是也才有了召刘铭传入京陛见的上谕。

三月二十六日（4月22日），清廷颁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刘铭传先到南京，拜会了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荃。接着又于五月二十日（6月13日）由海路抵达天津，拜会了他的老领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天津，他同时还见到了刚刚南放的张之洞、张佩纶，与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群贤相见，谈兴甚浓。而李、刘二人的密谈更具深度。他们不仅商讨了洋务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更细谈了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很快就将通过刘铭传的陛见，直达天听。

闰五月初二（6月24日），刘铭传乘陛见之机，呈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除了再次强调了引进西式武备，加紧组建现代海军的重要性外。刘更详细分析了目前的中国海防局面，他认为：“中国海口分歧，万无处处设防之理。用兵之道，实宜合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查各国以商埠为要区，轮船以煤炭为性命，如将各商埠及产煤之处布置周密，守御得宜，各国商贾货财皆已入吾掌握。其兵轮久居海中，既无煤炭，又无淡水，即得我沿海一州一邑无关大居之区。坚力一持，当可不战自固。”同时刘更强调要塞本身不足为恃，关键在精兵利械，形成由海到岸，由岸到内陆的一体化防御系统。如此正面无虚，更防敌“由他口潜登”，袭我后路。

此折一上，清廷顿觉眼前一亮，立即将此折转发沿海各省督抚作内参。并于闰五月初四（6月26日）正式降旨，特别恩准一等男爵刘铭传由武转文，以前任直隶提督名义加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全台镇、道各官悉听节制。

还是刘爵帅聪明，来了个名利双收。李中堂也不容易，什么样的门生、部属都要照顾。其实这也正是李鸿章一生用人的特点，用人就要用其长。短处人人都有，抓住不放，不就“因噎废食”了吗？你不用刘铭传，谁守台湾？

目的达到，形势紧急，刘铭传已无暇在京师多留。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他向太后、皇上陛辞请训，接着又接受了醇亲王象征性的“方略指导”后，就匆匆赶去了天津。

十四日（6日）刘铭传至天津，接受了李鸿章实质性的“方略指导”，同时也接受了李鸿章的一份大礼。原来，李鸿章深虑刘铭传“临难渡台，孤身无助，不克妥筹防务，且恐难控台军”，遂于淮军旧部中精选出陆军教官100人，炮兵教官30人，水雷教官4人，合计骨干134人，会同铭军旧将记名提督王贵扬等十余名干将，由刘铭传带往台湾，作为扩军、抗法的骨干。

李鸿章同时承诺，将筹足毛瑟式后装步枪3000杆，配齐子弹，送往台湾，另再由南洋资助前装炮10尊，后装小炮20尊，水雷数十具，用于基隆防务。刘铭传更提出，此行途经上海，有必要选购一批得力枪炮，到台后则大力整修炮台体系，一共约需银40万两。这个筹款的难事，也由李鸿章负责协调解决。

送走刘铭传，李鸿章就开始处理福州问题了。

福州问题逆向行棋

鉴于福州的重要性，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案就是死守。但此路不通。

从地势上讲，“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建海口倚险天生”，“自入口至马江，百六十里，两山夹水，极其纡曲……狭处只可过一轮船。”似乎正是打防御战的大好所在。可惜：

从海军实力上讲，中法军舰差距太大，以木质风帆战船去攻法军的铁甲舰，只能是送死。但华舰不攻法舰，法舰未必不来攻华舰。法国海军一旦行动，大清水师仍然只有束手待毙。

从防御上讲，“闽自长门、金牌起，至田螺湾止，均是暗台，炮门外向甚窄，填彻坚固，不能回捩反攻……其炮本系英土杂糅，均非上品。惟长门有克虏伯二十一生的迈当大炮一尊，十七生的迈当次炮四尊，奈安置太密，炮路只顾一隅，失巨炮灵活速远之妙。”

从指挥系统上讲，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之间的关系已经错综复杂，朝廷又加派了一个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可谓十羊九牧。

最后，从国际关系的大视野看福州问题，大清水师虽然和法国相比落后，但与当时的日本海军基本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与其毫无意义的牺牲在对法战争中，不如保留下来对付日本。

综合上述各点，非常善于逆向思维的李鸿章开出了药方：

与其让法军聚而歼之，不如化整为零，将福州的军舰分散到沿海各港口中，依托岸防工事取防守态势。如此法国人攻破一港，至多击沉一两艘军舰，诚如狮子扑兔，得不偿失，我方军舰在避开其打击舰队的锋芒后，偶尔抽有利时机出港，针对其后勤船队打个游击战，给他添点麻烦还是可以的。目下，北洋、南洋两支水师由于空间阻隔，暂时可保无虞。马尾水师则时刻有灭顶之灾，所有要立即疏散。

正是有了李鸿章如此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马尾水师才化整为领，分驶各港驻防。所以当光绪十年六月，孤拔率领法国军舰，打着亲善访问的幌子，突然闯入马尾军港时，这里早已是鸟去笼空了。而李中堂想干的还不止于此。

在李鸿章看来，光疏散水师是不够的。马尾水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岸上的福州船政局。一旦战火波及福州，朝廷20年的心血，数百万两白银的投入就将付之东流，更何况厂中机器与尚未完工的舰船，价值又不止此数。中国造船业等于又要从零开始，不仅与西洋的差距将拉大，更将让东洋捡一个天大的便宜——因为这座借助法国顾问和法国技术建立的造船厂和当时的法国造船业相比，虽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东亚却是首屈一指的，至少日本就没有如此规模的造船厂。

可是，水师可以疏散，人员物资可以转移，偌大个船厂，如何疏散？

李鸿章再次发挥逆向思维，提出了一个更难以为时人接受的方案：不守。

既不与之战于马尾，也不与之战于船厂。抓紧时间疏散人员物资，全力退守福州省城。法军登陆，就扔个空厂给他。然后集中力量于他处（比如越南）与之较劲，也占点地质与之交换。战争结束，船厂还是中国的船厂。就算法军破坏了厂房，终究损失有限。

可惜，李鸿章说的苦口婆心，但从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到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尤其是那位刚到任的钦差大臣张佩纶，没有一个把李鸿章的建议当回事。

马尾的悲剧就此开幕。

第十一章
巴黎抓起石头，却砸了双方的脚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山雨欲来

马尾悲剧的征兆早在张之洞与张佩纶刚刚外放离京之处就显现了。

二张离京后，自然要先去天津见李鸿章，既是了解情况，也是向老前辈学习。同到天津的还有奉旨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

李鸿章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出洋巡阅的实践活动。为了这次巡阅，李鸿章事先特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威远、康济两艘练习舰赴大沽待命。又命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6艘炮舰齐集烟台，等待检阅。

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会同吴与二张，督率大沽口外各舰，直奔旅顺口。一路上老中堂与“二三英俊反复考究”海防大事，并操演了海军队列。

闰五月初一日，李鸿章一行顺利抵达旅顺口。检阅了陆、海防御体系，并视察了该处驻军。

次日，一行人乘船南下烟台，检阅在烟海军，“声势略壮”。适逢“法国水师提督利士比，统铁甲两艘，快船两支驻烟。”法军为炫耀武力，特邀李鸿章一行检阅法官海军。李鸿章的观后感是：“其船坚炮巨，实较北洋船式为雄大，而操法尚不甚相远也。”不过很可惜，张佩纶似乎对此并未产生太深刻的震撼。这一点对随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三，李鸿章一行抵达威海卫，阅看德国顾问教演鱼雷艇。次日，二张“同舟赴沪”，李鸿章则与吴大澂北返，于初五日回到天津。

闰五月十五日，张佩纶抵闽。在福州，他见到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以及前驻日大使现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

也正是这时，张佩纶得到了关于观音桥事变的爆炸性新闻。在张佩纶看来，这就意味着中法很有可能再度开战。于是，他收起了已经写好的辞职书，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去。

六天后，法国军舰也来到了福州口外。又二日，法舰驶入闽口。此时中央业已决定，潘、岑两军均回调入关，全力恢复和局，自然不想在闽口再起风波。所以严令闽口不得轻举妄动，只能友好相待。就这样，法国军舰在清国军乐队的悠扬乐声中，鱼贯而入，停锚驻泊。

接着就发生了法方强索高额赔款，又扬言要占地为质的事情。眼看烽火即将再起，闽口却势成骑虎。张佩纶等人得到的指示仍是“切勿生畔”、“静以待之”。

结果，炮台的缺陷未改，法舰却越聚越多。

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佩纶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急电，这封电报传递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法国领事扬言，如果到二十八号中方还不就赔款问题作出最后答复，法方不放弃对福州船政局采取行动的自由。如此一来，“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

话，已说得非常明白。只可惜，张佩纶另有自己的方案。

张佩纶放下电报，便开始调集部队增援马尾。他本人则先于部队出发，连夜冒雨赶至福州船政局，与何如璋密商对策。

二人决定，“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陆路援兵抵达后，则“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并密饬后山防营，择要埋伏，杜敌人登陆包抄。又分饬各厂弁丁将炮械火药周密安放，预备法人侵占厂地为拼敌俱焚之用。”行动可谓雷厉风行，决策也不乏破釜沉舟的悲壮。可是，如果基本前提是错的，雷厉风行也好，破釜沉舟也好，又如何力挽狂澜？

风雨如晦中，我们依稀已经听到一曲低沉的挽歌。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后，为安定人心，张佩纶故意于两军对峙之际酣然高卧，鼻息如雷鸣。何如璋则命令船厂继续开工。所以，当二十八日的太阳升起后，法国人看到的，依然是一片和平景象。但是，双方心中都很清楚，这样的时光，不会太久了。

二十八日，传说中的进攻并未发生。短暂的对峙后，是更大的紧张。上海谈判越谈越远，关于法军将强占福州船政局为地质的传闻，却越传越真。也就在这时，李鸿章建议腾空船厂，以“不设防”来对抗法国人的坚船利炮。可这又岂是张佩纶所能接受的？他不仅没有疏散船厂，反而将李鸿章辛辛苦苦疏散出去的马尾水师，一艘艘的又调了回来。

原来，他以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六月初一，他发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笔者注）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

显然，他忽略了中法军舰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现代海战的实质内容，而想当然的从一个外行的视角上，自以为内行的去设计一个天方夜谭试的作战计划。这正是当年科举制度下绝大多数文官精英所共通的致命伤。只是由张佩纶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六月初十（7月31日），李鸿章正式通知张佩纶，曾（国荃）巴（德诺）和谈已经失败，法方扬言要“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

第二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总理衙门也致电张佩纶，指出：“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匆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

可是，张佩纶要做的偏偏是要和法国海军正面硬顶。他不仅要把已经疏散的马尾水师再集中起来，而且上奏中央，恳请将北洋与南洋的水师也集中到马尾，与法夷决战！

在李鸿章看来，实属彻底丧失理性的举动。

但何如璋支持，张之洞支持，彭玉麟支持。更严重的是，那个讨厌张佩纶的醇亲王也支持。

在醇亲王的运作下，六月初一、初三、十一连发上谕，命粤、浙及南、北洋设法调船援闽。

可是曾国荃不会疯，李鸿章也不会疯。南洋坚辞，北洋婉拒。张佩纶也只好先将马尾水师集中起来再说。

在张、何二人的努力下，分散的军舰一艘艘又开了回来。至开战前，张佩纶与何如璋共调集了“扬武”等21艘舰船及十余艘旧式师船，与罗星塔下的8艘法舰对峙。从总吨位上讲，中方约1万吨，而法舰是约14500百吨；从火力上讲，中方大小炮50门，而法舰仅重炮就是77门，还装备了大量每分钟60发射速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并配有鱼雷艇，比福建水师占绝对优势；从防护力上讲，中方军舰全是木壳，法军却有装甲保护。相形之下，大清的战舰更像炮靶。

按张佩纶的指示，所有军舰均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同时暗备火船、火筏，委以敢死勇丁，以用作自杀性攻击。并将数百名精选出的敢死陆勇藏在两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中，与法舰杂泊。一旦开战，就直冲向前，以古老到超千年的“跳帮”战术，攻击法军，变海战为陆战，缴获法舰。张、何并亲率民工勇丁，于林浦、鼓山、中歧赶建土炮台。

当所有一切部署完毕后，张佩纶与何如璋就开始向中枢相继提出“塞河”、“堵口”、“先发制人”等多种建议。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后停泊在长门附近。作沉船堵口之策，与法军作同归于尽的最坏准备。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也不可行，一则清廷中央无此魄力，不敢批准。二则批准也无用，因为孤拔早防着清军这一手。至开战前，法方共计10艘战舰加两艘鱼雷艇驶入闽口。其中8艘战舰与两艘鱼雷艇泊于罗星塔下，与华舰对峙。另“梭尼”与“雷诺堡”两艘巡洋舰则泊于潭头、金牌江面，专防华军堵口。入夜之后，各舰均保持高度戒备，探照灯不停地扫照江面，专防华军偷袭。

于是，张佩纶也只有在对峙中苦熬，在苦熬中绝望，在绝望中哀叹：“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基隆之战

就在张佩纶为马尾叹息之时，台湾的形势业已千钧一发。

闰五月二十四日（16日）刘铭传至基隆，踏上了宝岛的热土。

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刘铭传就开始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问题。两天后，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

一路的所见所闻，令刘铭传更觉前途艰险。

当时负责台湾守备的是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湘军老将，以传统标准讲，可谓干练大员，但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当时，台湾守军共40个营（16500人），刘璈在台南放了31营，台北却仅9营（孙开华3营，曹志忠6营）。法国军舰已经开到基隆，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对于这个部署，刘铭传觉得不可思议，李鸿章同样嗤之以鼻。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5日），李鸿章在写给张之洞的信中甚至说：“台湾刘道能办土匪，军事布置，未闻方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战争中，确实是台南重于台北。因为第一，从农业文明的视角看，在多山的台湾，台南的平原无疑是全台的精华；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传统的风帆水师作战半径和机动性均有限，攻台多取步步为营姿态，先占福建为前沿，再攻金马为跳板，取澎湖，略台南、台北贫苦之地自可传檄而定。但是在工业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军队作战半径的不断加大，和交通工具的不断进步，孙子一再强调的“因粮于敌”中的“粮”已不再是制约作战的最大瓶颈，军事性的工业制成品与动力来源才是最大的瓶颈。具体到当时，首先，占领台北无疑比台南更易于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其次，基隆的煤矿更让法军心动。该地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煤层与地表几呈水平线，某些地方只需扒开植物层，就可见到煤炭。这就使台北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台南之上。对此，孤拔很清楚，刘铭传也很清楚。

六月十三日（8月3日），法军中国海及日本海分舰队总司令利士比（海军中将）率3艘战舰开向基隆挑衅。

这3艘军舰的详情如下：

拉加利桑呢亚号（旗舰），船员350人，配240毫米炮座炮2门，240毫米炮塔炮2门，100毫米炮6门，旋转炮8门。

维拉号（巡洋舰），船员260人，配140毫米炮座炮15门，旋转炮8门。

鲁汀号（炮舰），船员78人，配140毫米炮座炮两门，100毫米炮两门，旋转炮两门。

3舰共计388人，炮47门。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军向基隆守军发出照会，命其将基隆的防御工事交给法军接管。守军置之不理，双方遂开始备战。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八时许，法军开始炮击基隆炮台，并在大沙湾附近占据了一个支撑点。

对于拥有150毫米装甲保护的法国军舰而言，只要在1000米的距离上炮战，他们根本不怕中方的炮弹。而基隆守军却很难抵御法国人的240毫米重炮。拉加利桑呢亚号的第一轮侧舷齐射，就干掉了清军一半的岸防炮。在此之前，清军一名出色的炮手连续三发炮弹均准确命中拉加利桑呢亚号。且所有炮弹都“集中在四法尺的范围内”。其中“一发落在吃水线上一至二法尺处，两发击中更高一点的地方，一发击中一个炮孔的右下方，打弯了一门24厘米大炮的支架。这些炮弹都击穿了铁甲并留下一个洞。这些洞很快被木制的堵漏桩封上……但新堡垒里这名危险的炮手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更多地立功了，在他装填炮弹时，法国军舰的一发炮弹摧毁了他的大炮，炸死了10名清军，其中之一就有这位出色的炮手。我们的24厘米炮弹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为提高命中率，利士比下令减缓射击速度。八时四十五分，岸上发生大火。九时，清军的火药库被击爆，很多士兵被埋在瓦砾中，附近的村庄也起了火。

十五日的炮战是一边倒的。法军轻而易举地扫平了基隆炮台，轰走了守军，然后派出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港口高地，并将残存的清军岸防工事全部炸毁。整个战斗法军一无伤亡。而清军则付出了伤亡弁勇六十余人的代价。

消息传出，巴德诺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法军只要继续前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无需太大代价，就可以攻略基隆，占领煤矿。到了那一天，还怕清政府不掏银子吗？只是他不会想到，刘爵帅已经开始为法军挖掘坟墓。

十五日的炮战，对从沪尾紧急赶来亲自指挥的刘铭传最大的启发，就是让他进一步看清了一个事实：“非诱之以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据说，刘还故意在吃饭时仰天长叹：若唐殿魁、刘盛藻在，吾何惧法人哉。这一叹可不免大大“激怒”了在场的淮军众将。唐殿魁与刘盛藻都是铭军老将，唐殿魁战死于争论极大的伊隆河之战，刘盛藻则病故多年。诸将曰：某等从公亦十余载矣，公今困绝域，某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

次日，300法军悍然登陆。

最初的登岸是顺利的，法军遂认为清军队已溃逃，便翻山而进。不料刚抵达山后，就陷入了清军的三路夹击中。总兵曹志忠率六营主力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从正面挡住法军；淮军宿将总兵章高元、苏得胜则率百余精锐从东面突袭法军左翼；邓长安领亲军小队从西面猛攻其右翼。而法军的舰炮却无法隔山射击，失去火力支援的法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好在舰炮掩护下，狼狈撤回海上。

是役法军因严重错误估计守军实力，而导致登陆失败。所幸者法军伤亡甚微，仅死2人，伤10人，且均为士兵。但到了刘爵帅的奏折里就成了伤亡百余，且一名军官被阵斩。

此折一上，举国欢腾。只有李鸿章不以为然地写下“基隆我军小胜”的定语。可惜已经无人听得。

基隆大捷！

慈禧太后大喜过望。命拨发3000两内币，赏给出力兵勇。

同时，清政府强烈抗议了法军在和谈期间进攻台湾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秉公评论”。法国方面则倒打一耙，咬定是由于中方的挑衅引发了“基隆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清廷发出了拖延已久的最后通牒。法方虽将2.5亿的巨额赔款降到了8千万，但这离清廷的50万两（330万法郎）底价仍有巨大差距。

今日看来，法国坚持高额赔款的要求可谓无理，无理到近乎愚蠢。就像钱借少了是孙子，借多了是爷爷一样。如果法国人勒索的钱少，大清国或许还会意思意思。但是他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而大清国虽然丢失了山西和谅山，但那毕竟都是越南的地盘。仗打到现在，停火线还没有出越南国境呢。大清国是损失了些部队，但更多的部队随时可以集结。大清国也懂一个道理，国家不仅要利益，而且需要基本的尊严。有这么多钱陪给法国人，倒不如咱们拿了当军费去抗击法国人了。

这就决定了总理衙门的回答：“今得照会，殊为怅然。……若偿款一层，中国并无违约之据，实无可出此款项，并非吝惜，业已屡次明言之，无庸再述。当此别怀惆怅，不得不直吐其衷，缘此事一与一取，皆关碍两大国体面，中国既不肯以此碍中国体面，亦不肯以此谓贵国用兵专为此款，致有碍贵国体面，惟贵大臣谅之。”

对此，法方自然无法接受。

结果，巴黎抓起石头，却同时砸中了双方的脚。

一场规模更大，徒然让第三国得利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血染马江

七月初一（8月21日），法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

谈既无果，只有再打。

事实上，法国人早就想打了。正如谢满禄于1883年12月1日给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的密函中说的那样：“中国政府为它的傲慢和愚昧无知所蒙蔽，对来自南方的报告都乐观，把形势说成对中国一片大好，把总督们看成伟大的军事家，把修筑的街垒说成是坚不可摧的强大阵地，把买来的武器说成是先进的利器，把匆忙集结起来的队伍说成英勇善战的部队，把地方居民说成仇视我们的力量，把我们个别部队的处境描绘成十分危险。”

这段话说的真是入木三分。相对于继续谈判，法国人无疑己越来越倾向于用大炮与刺刀来解决问题。

七月初二（8月22日），孤拔收到了巴黎发来的密令，命他消灭福建水师。

孤拔召开了最后一次战前会议，法军已占据很大的优势，孤拔还不满足，他要更大的优势。

孤拔的计划是在23日中午两时左右，乘退潮之机起锚。先派出两艘鱼雷艇偷袭中方战斗力（相对）最强的“扬威”与“福星”二舰。得手后各舰即以火炮发起全面攻击。

原来，当年中方军舰均以舰首系泊于碇泊之处。闽口因距海甚近，所以江流因潮汐之涨落而上下。上午涨潮时，船头不动，船尾则随江流漂向上游。下午退潮时，船头还不动，但船尾则随江流漂向下游。中方火力发挥主要靠舰首主炮，所以最忌舰尾对敌。而对中方最不利的，也就是对孤拔最有利的。

七月初三（8月23日）上午八点，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按前一天的计划，将开战的消息通知了各国领事。又两个小时后，法方始通过一名传教士，将宣战照会送给中方的闽浙总督何璟。照会翻译完毕，已是中午十一时之后的事情了。由于电线被截断（原因不详），这个通牒未能及时通晓全军。待张佩纶得到通知，马江之上已是一片炮火硝烟。

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法方攻击发起。

双方实力本就悬殊，开战前六分钟，法军又得到从马祖开来的“凯旋”号铁甲舰的增援。和其他先期抵达的军舰一样，这艘法舰同样一路畅通，未遇到任何阻拦与抵抗。中方军舰本就不堪一击，又以舰尾对敌，直呈坐以待毙状。至于福胜、建胜两艘蚊炮船，本为沿海岸线守口设计，现在却用于内口近战，虽然两舰官兵无不拼死抗击，结果仍只有死路一条。

张佩纶战前储备的火船、火筏和内海师船，以蜂拥蚁附之势，奋勇向前，对法军发起了自杀性进攻。无奈法军舰载速射炮火力“如雨集”，“霎时均为扫尽”，江水为赤。

仅仅七分半钟，马尾水师便已不复存在。爬上中歧山观战的张佩纶，看到的已只是沉舸断帆，一片火海。

是役法军仅两艘鱼雷艇受重伤，战死6人，伤27人，中方则死伤两千余人，11艘战舰尽失。

消灭完中方海军后，法军又炮击了福州造船厂。次日上午，法军用28公斤重的榴弹，以更猛烈的火力再次轰击了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同时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也作了毁灭性扫荡。张佩纶为了防止法军登陆进一步劫掠、破坏船厂，集中了约万人的兵力，死守中歧山与船厂。张将作战交给陆军将领，自己则于阵后亲率督战队捕杀逃兵乱勇，孤拔见中方防守严密，最终未敢登陆。

初五（25日），法军登陆罗星塔，夺清军三门克虏伯炮而去。

从初六到初十，法军自内向外依次扫荡了闽口各炮台。如前所述，中方炮台由于炮口皆外向，所以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坐以待毙。

混乱中，守军纷纷溃逃。最后仍在苦撑的只有穆图善与他的长门炮台。

这位皇族出身的将军，冒着法军猛烈的炮火，脚蹬草鞋，手挥战刀，亲临一线督战。长门炮台始赖以保全。

但穆图善终于只有一位，他可以守住长门，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炮台的兵勇，一群接一群的溃逃。而在穆图善的目力所及之外，则正上演着一幕幕更加肮脏的闹剧。后方的兵勇，法军开炮时便上山逃避。法军炮击一停，他们便像广告插播一样，抓紧时间四出劫掠，甚至撬开仓库大门，私分公家财货。

只有穆图善，依然在死守。

法军山崩地裂般的炮击，将所有的炮台全部化为废墟，但穆图善依然近乎执著地督众死守着炮位。

台虽无，位仍在。

法军也起了劲，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派出了陆战分队，坚决要驱逐这帮守军。

可是，面对登陆的法军，穆图善依然坚守一片废墟的阵地。

法国人震惊了，震惊之后是无奈，无奈之后是尴尬。

他们的陆战队太少，而军舰又终究不能变成战车。

孤拔只好下令撤退，让穆图善赢得这场精神较量的胜利。

望着远去的法舰，穆图善的心中真是无比悲凉。这样的“胜利”，他希望永远不要再有。于是，他上呈了请罪奏折。可是，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褒奖，日后更将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人并列为朝廷倚重的七大重臣之一。但其他人的官运就没有这么好了：

闽浙总督何璟，褫职。

福建巡抚张兆栋，褫职。

船政大臣何如璋，褫职，从严充军查办，戍边五年。

钦差大臣张佩纶，褫职，从严遣戍到察哈尔的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充军三年以赎其罪。

其中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张佩纶。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不仅昔日冤家卷土重来，福建士绅们也乘机落井下石。后者将上诉一路打到京师，利用福建籍的官员和京中名流，大造声势，一时颇有“不杀张佩纶，不足以平民愤”的气概，各种传言也就在这时四处传开。

一说炮声一响，张佩纶就昏倒在地，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一说炮声一响，张佩纶便甩腿狂奔，一口气从船厂跑到大后方的彭田。

又一说，张佩纶于滂沱大雨中，头顶一只铜盆，怀揣四支酱猪蹄，临阵脱逃，一路跑到彭田，欲藏身于农家。但为义薄云天的乡民所拒，只好在一破庙（一说祠堂）中过夜。

又说何如璋亦临阵脱逃，一路经人指引，终于追上了张佩纶，却不料张怕何的到来会暴露自己的踪迹，竟将何严辞斥回守厂，自己却继续逃跑。

虽然所有这些传闻，后来经新任钦差大臣左宗棠调查后，都已证明为子虚乌有。李鸿章也尽了最大能耐打通关节。可张佩纶最后依然被革职，革职之后又被充军。

张佩纶的政治生命，至此终结。唯一令他可以聊以自慰的便是，李鸿章仍没有忘记他，也没改变对他的评价。李仍然要继续保护他，寻找机会推荐他。等到他刑满回京后，李更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于已是第二次丧妻的张佩纶。

马尾的惨败，对清廷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以这一战为标志，中法双方又一次进入了事实上的交战状态。从外交程式上讲，下一步就该是相互宣战了。但耐人寻味的是，从此直到战争结束，双方都刻意回避了正式的宣战。

就中方而言，由于武器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所以避开宣战就可以打擦边球，时不时弄点小动作，在非交战区（如华北）购入些武器弹药。就法方而言，避开正式的宣战也有好处，这样它就可以继续利用香港等地作中继站。而一旦正式宣战，香港就将按公法中立，法国人再掏钱，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最后，从双方共同的立场上讲，避开宣战，无疑也为日后的终战留下了更大的回旋空间。这是中法战争的独特之处。

纸上谈兵的“牵敌战越”

战火重启之后，清廷采纳的是张之洞“牵敌战越”的战略，即在东南沿海取守势，在越南战场取攻势。通过越南战场最大限度的牵制消耗法军，从而减轻东南战场的压力。最终拖跨法军。

具体讲，即以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滇军结合黑旗军出西线，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淮、桂、粤军出东线，东主攻，西助攻，取一个巨大的钳型攻势。一举规复北圻，伺机逐步将战线推进到越南的蜂腰部，获取一个军事地理上最为便捷的防御线，再看情况或转向和谈，或将法军赶入大海。

这个构想本身很好。

首先，越南境内地形复杂，可以部分抵消法军在组织训练上的优势。

其次，由于缺乏强大的海军与战略性铁路、电报网，清军如果一味在东南沿海防守，将守不胜守。但如果能在越南战场上占据上风，就将有效抵消法军在东南沿海战场的得分。

可是，现代战争不是传统战争。传统战争规模有限，往往一次会战就能结束一场战争。战场的范围也很有限，长期不超出指挥官的目力范围。有时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或振臂一呼、一鼓作气，就能解决问题。但现代战争则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性强，这就要求严谨性、科学性与综合性。单纯有灵光一闪的好想法不行，必须把这个好想法变成一个缜密严谨且具备可行性的计划。这就不是科举制度下那些精通时文小楷之辈们能做到的了。

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构想，最终却成了一场纸上谈兵的瞎指挥。

张之洞大谈他的钳形攻势时，居然完全没有考虑到清军的交通、通讯现状，也完全忽视了战场上实际的军事地理。

就算是用19世纪最精密的地图，也无法纸上用兵。何况大清国的地图几乎都是写意性质的，更像是艺术画。但张之洞一没有深入前敌，二缺乏参谋军官团，三也没有精密的军用地图，却拿着写意画指点江山，表面上是气吞万里如虎，实则连马谡守街亭的水准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我们将从前线将领的战报中得到深刻的体悟。

越南战场以劳待逸

就在中央发六百里密谕，督促潘鼎新火速出（镇南）关的同时，由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新招募的定边（楚）军，也已分批进扎龙州。湘楚系统军队的登场，不免令那些因不满李鸿章进而不满淮军的人们顿觉眼前一亮。可局内人的万苦千难，却同样很难被他们所理解。王德榜也只有向他的老上司诉苦。

“窃查广西省城至柳州府城，计程七站，山路崎岖。滩河九道，山冲桥梁数十处，多系朽坏，又值春雨正多，山水时常涨发，单身匹马，均属难行，每逢过渡，只得破烂渡船一艘，往来挽渡，迟滞非常。月之初十日，卑军前、左两营勇夫，行至永福县属之拦马地方过河，渡至河心，竟被沉覆，失去洋枪器械数件，溺毙勇夫数名……”

还有更糟糕的，“计西省行至南宁十七站，险阻异常，驼马载运军装，倒毙不少。访诸往来商贩，据称，此路林深菁密，向为逋逃渊薮，又因发逆（指太平军——笔者注）蹂躏，继为土客（指土著民与客家人——笔者注）互斗，以至四乡人畜遭害，因地荒芜，贼盗出入其间，时常拦途截抢等语。本司此次亲历，始知底蕴，将来饷项、军装断不能由陆路运解……无如水程绵长，颇多转折。查由永州至广西，须过陡河，水势涨发不定，不能扣计程期。由西省至梧州至南宁、龙州，则需逆流而上，不遇风雨，四五十日可到；如载军火粗重物件，又当迟延数日，尤应换船三次，方能安抵龙州。即如前奉拨解军火，本司即于去年冬月初旬派委差弁由水路运解前进，迄今将及两月，本司现抵南宁，尚未见前途军火经过，可见展转耽搁，无法可施。”

王德榜也只有派出专员，“沿途探听，催促前来”。“似此水陆皆属维艰，今卑军异城从征，长途转运，饷银一切，常虑不继，殊深焦急。惟望我宪台体恤下情，源源接济，庶无枵腹荷戈之虞，则感激鸿慈无量矣。”

王德榜的这份奏报，写于光绪十年的正月二十六，到左宗棠手里，已是二月二十六。

左宗棠不是超人，更不是造物主。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出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来。更不应忘记，左帅当年可还是反铁路运动的中坚呢。

难来难去，大军至今尚未出国门。入了越南，只有更难。

东线苦，西线也艰难。

自牧马到宣光，“间关崎岖，千有余里，皆行无人之地，山箐险恶，不见天日，虎蛭纵横，人马颠陨，缒幽凿险，艰苦异常。而地方幽僻，办粮极难，非远到数百里外，无从采购。其转运粮米以及军装器械至为累重艰辛。至于沿途耗损，需费繁多，尚不足论。”至于通讯，则只有一路分设台站。靠人力驰送情报。

现实中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

如同淮军老将周盛传早已提出大清军队的医疗保障存在严重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入越华兵水土不服，苦不堪言。西线“滇勇不耐烟瘴，入夏以来，先后瘴故将弁百余名，勇丁千余名，患病未计。”东线“方友升军二千，没者千五百；王德榜军没者千余，强进亦不能战”。这是光绪十年六月间的统计数据，真可谓“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连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

看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中国人是人，法国人也是人。清军好歹还是在家门口打仗，法军远涉重洋，困难岂不更大？

如果双方前提相同，这个理论自然成立。但恰恰双方的基本前提不同。

法军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拥有远较中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兼精密的管理机构，所以法军远涉重洋的困难，反易于清军从北京远赴西南。

登陆之后，法军有强大的内河舰队。炮舰、运输船均以蒸汽为动力。赶上雨季，道路塌垮，桥梁被坏，中方很难行动。法军却可借河水暴涨，乘战舰四处扩张。雨季过去，中方可以进攻了，法方又可依托城池据点，深沟高垒以待。至于平日作战，正如周盛传指出的那样，从野战交通上讲，“洋人遇河则用小木船搭浮桥，遇窄河则用洋铁浮桥，顷刻可就……赴水则有气包袋，渡水便利。”从后勤保障上讲，“泰西用兵必先厚储饷项，以防缺乏；又有轮船运解，自法至越约不过四旬可达；且已得南圻六省之地，就地购粮，亦不甚费转运之力。”从医疗保障上讲，“西人医药之精，胜于中华，临阵受伤之士，虽至断肢折体，皆能医治如旧。”

法国人还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和广东作为法中双方的前出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谅山一线。法方只需40天，中方却要三四个月！

错误的“胜算”

由于中法的国力差异与战力差异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中方主动出击，不要说西贡，就是河内也是攻不下的。攻不下只能守。但事实上，以谅山为核心的边界领土，当年也是守不住的。北宁、山西产粮区的丧失，后勤状况的恶劣，无不严重制约着中方数量优势的发挥。交通通讯的原始，更使东西两个战场根本无法做到密切配合。

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诱敌深入，打防守反击。可这恰恰又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该知道，潘鼎新所接受的。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他完成不了，换上左宗棠、张之洞、麦克阿瑟、隆美尔、拿破仑、古斯塔夫、查理十二……同样不能完成。

相反，由于台湾战事的久拖不解，令巴黎方面很不耐烦。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台湾并不是想象中的肥肉，而是一根硬骨头，要想拿下台湾，就必须按孤拔的建议大举增兵。可是从投入回收效益比上讲，真要是大举增兵，倒不如全盘接受孤拔的建议，将战火扩大，以免坐困一隅。但这又不免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标相矛盾。毕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德国，不愿在东方浪费过多国力。思来想去，巴黎方面遂将目光重新锁定在北越战场上。法军决定通过武力控制北圻全境，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结束战争。在法国方面看来，“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因此，必须“从中国军手中夺取谅山”，并进逼中越边境，占领整个北圻，这样才能逼迫清国接受法方的和谈条件。

于是巴黎方面决定向越南战场再增派3000援军，追加3.8亿法郎的军费开支。这样北圻法军的数量就突破了两万大关。剩下的，就是历史如何残酷地向我们展示，在一个无望的牢笼里，潘鼎新是如何作最后的挣扎的。

七月十九日（9月8日），因米乐回国，波里也被任命为新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的去职，表面上看是由于身体欠佳，实则是源于国内激进势力的抨击。在那些人看来，如果不是米乐在北宁之战后的“怯懦”，法军早已犁庭扫穴，控有全越，哪有后来的麻烦？又哪有观音桥的羞辱？而米乐居然也就真的走人，对法军而言，这无疑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八月初，西线清军在岑毓英率领下，率先发起攻击；同月中旬，东线清军也开始南下。

从数量上讲，法军有将校434人，兵17500余人。

华军西线兵力1万余人，东线则2万余人，在数量上只能算是小有优势，而这一点小小的优势，很快就被下面的两大弊端抵销得一干二净。

第一，从交通上讲，在西线重镇宣光克复前，东西两线无法实现会师，所以等于是在两个相互孤立的战场上作战，相互不能支援。相反，法军居于内线，还有内河运输的优势，故而可以逐个击破清军。

第二，清军受制于后勤瓶颈（关键是吃饭问题，清军粮草购自南宁，由龙州以最原始的方法前送），不能作适度的集中，其中一万二千余人在一线，其余散布在后方，这就进一步为法军逐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相反，清军的胜算在于：一、抢在法军击破东线清军前攻克宣光；二、争取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对此，潘、岑两位前敌总指挥并非没有认识。所以岑毓英、唐景崧、刘永福虽皆知以清军的火力配置，难以进行攻坚作战，但最终还是针对宣光城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日后争议无数的攻坚战。原因就在于，以当日的战略决策而论，留给他们的作战机动空间别无选择，只有如此，这是一种战争的气势，也是军人的最后尊严。此时所争者已经不是胜负，而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

同时，潘鼎新在东线选择秋收时节进攻，就是为了快速进占陆南、谅江间的盆地，就地取粮。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关键是一个快字。但受制于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清军恰恰快不起来。而法军的反应却一点也不慢。

“郎甲—船头”之战

面对清军的钳形进攻，波里也最大的选择就是，究竟是先打击哪一路清军。

波里也最终的计划是，东西两线都先作一个适度的收缩，诱华军深入的同时争取时间。法主力即利用这一宝贵时间先消灭后方的反法武装。然后西守东攻，先东后西，逐个击破。在兵力分配上，波里也在西线只保留千余人牵制岑毓英，其余全集中于东线迎击潘鼎新。

这个计划的成败关键有二：一法军能否在清军攻克北宁前剿灭反法武装；二为西线法军能否孤军坚守到东线大捷。

事实上，波里也之所以作此选择，原因有二：一潘鼎新是主要威胁；二他对宣光城的防御充满了自信。进一步讲，西线法军以宣光、端雄、兴化三大据点为支撑，以河流为交通网，坚守待援。如此就算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完全控制村落，只要三城不失，清军既无法威胁河内，也无法威胁东线法军的后路与侧翼。

八月初八（9月26日）晨，在巴黎，李凤苞与茹费理就赔款问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李风苞重申了中国的底线：50万两，而且名义是抚恤而非赔兵费。茹费理也咬紧他的底线：5000万法郎，少一分，那就只好让大炮与枪弹去说话了。

八月初十（9月28日），西线清军以刘永福部十营黑旗军（约3700人）并5营滇军（约2500人）为前锋南下，大队滇军随后跟进。前锋兵分两路，刘永福帅四营黑旗军与张世荣、谢有功等五营滇军沿红江向南推进，同时黄守忠、吴凤典各带三营绕山路前进，两路会师夹攻馆司。四天后，东线清军亦与法军发生前哨接触。

为避免被清军逐个击破，也为了争取时间，西线法军主动放弃了馆司，退守宣光、兴化。东线法军同样一触即退，相继放弃船头、陆岸、郎甲。北京城中不免为此一连串的“胜利”而沸腾，却不料法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重创了越南反法武装，稳定了后方。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波里也，决定不再等待那三千援军，而发起进攻。

波里也的目的非常宏大，作战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目的在夺回船头、郎甲两大要点，消除清军对河内的威胁。第二阶段的目的就是夺取谅山，清除越境清军。

为什么要争船头与郎甲呢？因为“船头在陆南江左岸，北通谅山，东接安州，扼红江、谅江之中枢”，“郎甲地西接安世，直达宣光；南临北宁，威胁河内。”两地既是清军南下的基点，又是法军北上的跳板。所以双方势在必争。两相较之，由于郎甲直接威胁着河内，所以更显重要。

当时的战场形式是，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部约4800人守船头，记名提督方友升部约3200人守郎甲。其余清军则散布在后方，保障后路安全，潘鼎新则亲率淮军一部驻扎谅山，总筹全局。

从兵力上讲，船头守军多于郎甲，从指挥官素质上，也是苏胜于方。而波里也的兵力指向却与之不同。他将第二旅分为两个纵队，该旅旅长尼格里亲率主力三千余人为西路军，端尼埃（上校）率千余人为东路军。东路军先对船头发起试探性进攻，若能得手。即等于断了清军后路。若不能得手，则视清军反应，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清廷再下严旨，令滇粤军合力进击，攻略北圻。数日后，中方就以防御者的身份陷入血腥的绞杀中。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东路法军率先行动，离开北宁，向船头进发。次日，西路法军亦从河内出发趋郎甲。

十八日（10月6日），法军先头部队试攻船头。激战竟日，双方各伤亡三四十人，而苏元春之防御愈坚。法军遂决定以东路军牵制苏元春部，先集中西路军攻略郎甲。

二十日（10月8日）法军大举围攻郎甲。法军战前早已细研当地地形及清军守备情况，一开战即集中兵力攻击南堡高地。占领后布设炮兵阵地，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两翼包抄清军阵地。四个小时后，郎甲易手。是役攻守双方作战均极顽强，双方指挥官（方友升与尼格里）均负重伤。唯战力之差异，无法单靠血肉之勇弥补，清军死伤虽烈（据法军统计，仅中央角面堡一处，华军就遗尸690具），却无法扭转大局。法军遂以21人阵亡，58人负伤的代价，攻克郎甲重镇。至于清军的伤亡，据官方文件事后称为：营哨官弁勇丁阵亡者三百余名，伤四百余人，与法方统计有较大出入。

二十一日（9日），船头战事也渐趋激烈。端尼埃以主力强攻，苏元春死战不退，随后的三天内，双方围绕清军战前构筑的野战工事反复拉锯，法军终无法将苏部逐出船头。直到郎甲失守，西路法军东移的消息传来，苏元春怕遭合围，始于二十三日（11日）晚主动放弃船头北撤。是役法军伤亡二百余人，苏元春所部“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千计。”华军虽败，但亦一扫北宁溃后的糟糕形象。波里也亦承认华军之“勇敢非凡”。

但从全局上讲，华军之惨败亦不容诲言。波里也之第一期作战目标可谓完全实现。而法军之伤亡亦可谓轻微，双方的战力差异已暴露无余，正如潘鼎新总结的那样。“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

更讽刺的是，就在郎甲失守之日，却在理论上应受到越南战场支撑的台湾战场传来了刘爵帅淡水大捷的消息。

孤拔卷土重来

台湾孤悬海外，地小民贫，兵粮饷械皆仰给大陆。偏偏法国海军强大，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竟成了两岸军民的咫尺天涯。而法军却正好利用其海权优势，四处袭扰。对刚刚取得马尾“大捷”的孤拔而言，这次一定要给刘麻子些颜色看看，以雪上次基隆折戟之耻。

从地略上讲，当时台湾北部的核心城镇是台北府。而淡水与基隆正好分别处在台北府西北与东北的40公里延长线的端点上。同为进入台北府的重要孔道，战略地位重要。更麻烦的是，法军有海权优势，可以“以迂为直”，清军却没有铁路可供内线机动。

具体到淡水的地势，宛若一对巨大的蟹钳，围住一片水域，构成一个良港。口北有大屯山，口南有观音山，“水在中央，海口西向”。是一个以输出茶叶著称的港口，市区人口七万余人，是基隆的七倍。其地势西低而东高，利于守军观测及发扬火力。

清军在淡水有两大炮台。旧炮台早在刘铭传来台前就己建成，内置克虏伯炮五门。新炮台则为刘至台后新筑，法军攻淡水时尚未完工，才刚开始装炮（共3门）。为了加强防御，清军在港口窄处“塞以竹排。排外有竹网，网之外埋水雷十余具。”为了保护水雷，又将载满石头的船只沉于河流的沙洲内，构成堤坝，并在坝内外布设水雷。

加之淡水是通商口岸，各国利益交错，其中又尤以英、日两国为最，英国是超强，法国自不愿开罪。日本则是东洋地主，法国也不愿与之发生矛盾。这些都无形之中加大了法军的作战困难。

但孤拔仍决心进攻淡水。一则攻击淡水有利于最大化发挥法军的海权优势，令清军左右难以兼顾。二则如法人罗亚尔所云：“占领基隆和它的煤矿工场既决定为我们的目标，对于淡水作军事行动显然是必要了。这两个城市由一条大路连接起来，它们近在咫尺，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就绝对必需占住别一个。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这两个港口的简单地理形势所产生的。……只封闭两点中的一点，实在是像一个警察要捕拿一个藏在屋子里的坏人，他的行动总是看守前门，而毫不留心到听任大开着的后面的窗户。”

所以孤拔计划由他率领法军主力进攻基隆，而由利士比率领三艘巡洋舰外加约四百名登陆部队，驰赴沪尾海面，与该处监视清军炮台的一艘炮艇会合，作为奇兵偷袭淡水（沪尾）。具体到对淡水的攻击，孤拔计划首先摧毁海口内外及航道上有威胁的清军工事，如有可能再毁掉清军的岸防炮。接着便使用黑火药水雷炸开沉船水障。最后则通过夺取水雷点爆站，将航道里的水雷全部炸毁，以使军舰安全通过。这就可以在舰炮火力的充分支援下，投送陆战队于任意一点。实力加奇袭，淡水也就不复大清所有了。而一旦同时控制了基隆与淡水，台北府也就可以不战而下了。

如此两处出击，充分发挥海上优势，远程调兵，以快打多，把外线变内线，登陆夺城……似乎法军取胜的利用已经非常充分。

那一刻的孤拔当然不会想到，等待法军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灾难。

“淡水—基隆”之战

八月十三日（10月3日），在孤拔的指挥下，法军对基隆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法军成功登陆，夺取了仙洞山高地，并在山顶设置了炮兵阵地，掩护步兵向内陆挺进。但在清军的顽强阻击下，法军被迫停止了攻击，进一步厚集兵力，准备冲击狮球岭和基隆城，再下一步，就是顺官道直杀台北。

同一天，利士比也来到了沪尾。利士比的计划是在次日上午十时许发起攻击，摧毁清军炮台，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控制淡水河，并伺机登陆。当然他们首先要照会在淡水的外国人，法军将在二十四小时后攻击淡水，外侨立即疏散。对清军而言，这无疑就是战书。

次日一早，法舰开始集结。不料清军却于六时半抢先开火。因为此时初升的太阳正好照在法国炮手的眼上，使其不利于瞄准。

时任淡水海关税务司的匈牙利人法来格，冒着被误击的危险，手执一杆来复枪，亲眼目睹了战斗过程：

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计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茸完峻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船旁击一大洞，……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是时其炮台之完固，与未开仗之先，差无几也。法船炮声，至下午二点钟乃止。嗣后逾多时分，复一继一之发炮，直至晚九点钟，炮声方息。中国人之死伤者，约五十人。居本口岸之外国人，幸无一人受伤，惟住居之屋宇，受害匪轻。

当晚，法军派出技师雷诺等乘小艇去侦察地形敌情。结果证实清军在航道中确实设有水雷。

很显然，淡水的防御力量超过了法军战前的估计。于是，利士比向孤拔发出了增援请求。同样是在这天晚上，刘铭传也收到了沪尾前敌营务处李彤恩的求援密信。

原来，为了加强台湾的守备兵力。刘铭传除不断吁请中央调集旧部来台外，也很注重在本地搜寻人才。李彤恩的留任就是一例。候补知府李彤恩，沪尾通商委员，“办事勤能，熟悉洋务”。因体弱多病，已准备辞职。只是由于孙开华向刘铭传的大力举荐，才被留下来。不想这一留竟成了刘的左右手。前文中提及的沉船水障，就是他的杰作。

淡水的重要性，刘铭传当然很清楚。因为淡水是基隆的后路，更是台北的另一扇大门。一旦淡水不保，则台北震动，台北失则基隆不保。现在问题的实质是，法军倚仗海上优势，可以在东西两线之间自由调动，清军虽占据着表面上的内线优势，却由于机动力差，丧失制海权，而无法事实上发挥这个优势。加上台北守军数量有数，所以不足以同时守住基隆与淡水这两大要点。这就要求刘铭传下一个决断。

刘铭传决定：放弃基隆。

为什么放弃的是基隆，而不是淡水？原因就在于淡水一失，从淡水到台北之间的30华里坦途，法军旦夕可至。相反，基隆周围山岳叠出，地势复杂，城池虽失，战线却不会崩溃。相反，清军可以通过后撤闪避开法军的舰炮火力，并诱引法军深入山区。这样一来，法军本就虚薄的陆战兵力，很快就会蒸发殆尽。

问题在于基隆煤矿。这个清廷花费了200万两白银建设的重点工程，无法像马尾船厂那样“腾空转让”。马尾船厂虽是中国最好的造船厂，但对作为世界第二海强的法兰西而言，根本不算什么。相反，基隆煤矿虽不是大清最好的煤矿，可对孤拔的舰队却有重大意义。让出就是资敌。

所有这些，刘铭传弗一到台，便已洞若观火。现在，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刻了。

炸！炸掉之后再注水。

机械拆走，煤矿炸毁，15000吨存煤全部毁掉。

就这样，刘爵帅炸毁了煤矿，又放弃了基隆。然后，他在城外狮球岭一线布设了新防线，留下300人依托山险，牵制孤拔主力。自己亲率曹志忠、章高元部精锐淮军，连夜驰援沪尾。

消息传出，台北爆炸了。

姑且不论大清律例是如何规定“失土者斩”的。且说刘铭传一个安徽麻子，跑到祖国宝岛来失城炸矿，老百姓怎么办？下岗职工怎么办？一时群情汹涌，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因受处分而记恨刘铭传的候补道朱守谟也乘机散布流言，打小报告污蔑刘铭传。台湾兵备道刘璈也上了弹劾奏章，一时喊杀之声遍地，多亏了李鸿章拼命活动，才暂时缓和了一下紧张的空气。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动摇刘铭传的决心。他既然连“失土者斩”都不怕，自然更不会怕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和那些主观动机尚属良好的乡民。更深一层讲，刘爵帅敢冒天下大不韪，除了自身的性格，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他有坚强的靠山：李鸿章。事实上，战前李就已在基隆问题上作出了明确指示：“兵单力弱，可守则守，不可守则不勉强争此孤注。”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刘铭传的援军抵达了淡水，孤拔则得意洋洋地占据了基隆，并随之控制了狮球岭。可利士比的援军却没有立即出发。很显然，孤拔高估了淡水的中国军队。相反，刘铭传也多少高估了孤拔的决心。天气也开始变坏，浪大风急中，刘铭传发出了新的命令：章高元部（二营）留防淡水，曹志忠部（六营）则回援东线，沿台北府东西的水返脚一线布防。同时，从大陆方面新派来的援军，刘朝祜的两营淮勇，也被刘铭传留在了淡水。在参加淡水之战的部队中，还有一支是很特殊的部队，那就是张李成的土勇。原来，早在战前，刘爵帅为加强淡水守备，命李彤恩招募土勇一营助守。在募兵时，李彤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当地一个名叫张阿火的“梨园花旦”，大家早已习惯了他涂脂抹粉，登台表演的形象。看到他也来参军，不免觉得好笑，李彤恩遂笑问；“阿火，汝胡解兵事？”不料对方却答出一段让李大为震惊的话语：“火生长是间，不欲变服饰为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猎能枪，可应敌！”李彤恩当即为其改名张李成，向刘铭传大力保荐。刘铭传遂命张李成募“熟番”猎勇500，发后装步枪200杆，加紧操练，助守沪尾。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刘铭传可谓无能。曹志忠的六营兵力，跑来跑去，既丢了基隆，又没帮上淡水的忙。不等于白忙活吗？

这些人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隆究竟还能再守几天，而在于法军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是刘铭传所无法改变的。至于孤拔的决心，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刘铭传不会为了一座早晚还要放弃的城市的多守几天，而冒全面崩溃的风险。这才是内行的判断。相反，后人的纸上谈兵，貌似诸葛转世，实则只是一帮假道学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刘铭传认为，若“法人聚于基隆，则沿海不致处处窥伺”，等于牺牲一处，照顾全局。基隆早晚要放弃，最大的障碍不在于敌军的干扰，而在于己方舆论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淡水的告急无疑正是放弃基隆的最佳“借口”，一个稍纵即失的“借口”。

狮球岭的控制，已经使孤拔的陆上力量扩张至极限。他不敢再冒险深入远方充满未知的深山。也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死结，还要在沪尾解开。而刘铭传已经在淡水做好了准备，他的作战计划还和上次基隆之战一样：诱敌深入，三面设伏，正面堵截，两翼夹击。

八月十六日（10月4日），利士比终于得到增援。这样利士比就拥有了七艘军舰和六百余名登陆部队。只是由于天气突变，浪大风急，利士比的进攻才被迫暂停，一直拖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才得以发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利士比在得到增援后，大胆地修改了孤拔的作战计划。按原计划，夺取水雷控制站，和大举登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而且登陆与否要视基隆方面的战况演变及对清军实力的进一步掌握之后再作决定。但利士比却决定在二十日这天，一上来就投入主力登陆。先夺取水雷控制站，接着便向内陆推进，荡平淡水清军。这就意味着法军无法像第一次基隆大战那样，获得事先的抵近舰炮火力清扫。而4000清军业己张网以待。

由于专业陆战队员的缺乏，为了凑人数，法军将军舰上的闲散人员（如储藏室的保管员，管桅樯的助手）集合起来，发给步枪，总算凑了一支600人的登陆部队。这些法军被分为五个连，另加强两个鱼雷艇班。每人携带一天的食物，每名步枪兵配弹16盒。指挥官原定为马丁，但因其风湿病发作，故临时改由波林奴指挥。

很显然，这是一支拼盘式的武装。而法军却以为靠了这些“带步枪的水手”就可以“像武装游行一样”轻取淡水，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骄兵必败。

二十日（10月8日）上午八点，法国军舰开始猛轰沪尾北岸海滩守军营地。九时半，法军分乘武装小艇和平底驳船，抵达预定登陆场。在猛烈的舰炮火力掩护下，兵分三路的法军无一伤亡地轻易登陆。整个过程，法军未遇到抵抗，一切就像一场武装游行。按法军的原计划，陆战队在北岸海滩登陆后，应避开丛林地带，经红炮台山坡绕至白炮台东侧，夺取水雷控制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然后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支援陆战。但现在，登陆的轻易成功进一步滋长了法军的自大。法军误认为中方已望风而退，他们再次改变作战计划，决定不再绕路去夺取水雷引爆点，而径直杀向白炮台，直接向内陆推进。

当法军接近丛林地带后，忽然遭到孙开华部两营伏兵的正面火力拦击。同时，埋伏于红炮台后的章高元和刘朝祐两部伏兵，也杀向法军右翼，形成夹击之势。约十时十五分，两方交火。不到十分钟，火线已延至1000米长。

中午十二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发起正面反击，张李成部民兵则渗入法军侧后狙击。面对清军的猛烈攻击，法军疯狂射击，勉强稳住阵脚。波林奴担心弹药消耗过大，于是下令放慢射速。不料号兵却恰于此时头部负伤倒地，命令只有以口头传达。这样一来，就大大影响了命令传递的速率。更糟的是，这些“带枪的水手”远非越南战场上的百战陆师可比，很多士兵虽然收到了放慢射速的命令，但仍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射。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时四十五分，一名法国陆战队员在港口灯台的石山上，发出了手语信号：军火用尽，损失严重，被迫撤退。

法舰匆忙开炮，进行火力拦阻。以掩护登陆部队撤退。约午后一点半钟，战斗结束。

是役法军战死9人，失踪8人，受伤49人，合计66人。清军伤亡约300人（内约100人阵亡）。控制了战场的清军，开始清扫战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将法军遗落的尸体逐一斩首，标于枪上，回城领赏。战斗的残酷景象，令观战的法来格大为震惊。这些首级的下场是悬于清军营房附近示众，并抬到淡水市区游行。最后在英国领事和驻淡水的英国“甲虫”号军舰的舰长的干涉下，始得以下葬。

当然，最震惊的还是孤拔、利士比和远方的巴德诺。而他们震惊的原因，却不是华军的斩首行动，而是法军此次战败本身。

淡水的惨败，使孤拔控制台北的构想化成了泡影。

法国人虽然控制了基隆，但却无法利用煤矿。他们想前进，可惜力量不足；他们也想放弃，但又担心颜面有损。基隆就像一块鸡肋，钓住的却是法国远东舰队这条巨龙。

消息传来，西太后再次大喜过望，发内币1万两赏给出力兵勇，并大封有功之臣。其中，对极具传奇色彩的张李成，更由白丁著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赏加都司衔。刘铭传也得以在九月十一日（10月29日）“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

沪尾的失败，使法军被迫将目光重新转向基隆，但从基隆发起陆上进攻又谈何容易？在孤拔看来，那至少要再增派2500到3000名步兵，100匹带鞍具的骡马，和大量军需人员及补助兵员。如同时进攻淡水，则还需要再增援3000人。

这样规模的增援，无疑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台湾的战事一时陷入僵局。俄国外长甚至公然嘲讽法军在台湾的行动是“蜂蛰象背”。

令巴黎方面得以挽回颜面的正是波里也的郎甲大捷。这次非常及时的胜利让茹费理深感欣慰。因为它遮蔽了法军在台湾蒙受的耻辱。茹费理也才能够以强硬立场否决大清国提议的美国调停。在他看来，法国理足力强，自能索得中方赔偿，无须美国调停。八月二十八日更在下院叫嚣，认为“夺中国之地，不为启衅。因中国与各国不同，惟先夺其地，乃可与商议。”

反之对清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因为他们的战略本是牵敌战越，为东南解压。事实上却反要靠东南撑脸面，岂非本未颠倒？真是统帅无能，累死三军。

而淡水大捷本身的价值也因为醇亲王错误的形势判断而大打了折扣。

八月中，英国为保护其对华商贸利益也决定调停中法纠纷。此时，法军在越南的陆战进行得很顺利，惟清军虽败，但主力得到保全，法军只是打了一场击溃战而已。清军却在淡水打了一场胜仗。这是双方又一次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有利时机。双方若能开诚布公，各退一步，以《天津条约》为度，自可终战。

不料醇亲王受沪尾战胜的刺激，又大发豪情。九月十四日（11月1日），曾纪泽请示中央：如法国放弃赔款，是否可按《天津条约》（即“李福协议”）为框架议和。军机处答复百年之后读来仍令人哭笑不得：

援台入越，已有胜算。廷议惟重此二者。台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论理不当和，论势不必和。

若要和，巴黎须先罢斥福禄诺，并承担北黎冲突（即观音桥冲突）的责任。“我已进之兵，断不能先撤。彼来犯之兵，亦不准更战。方可开议。”至于谈判底线，醇王一口气列了八条：

一、津约之商务界约，尚须酌改。

二、滇粤边外，由谅山至保胜一带划一直线，为中国保护通商界限。

三、设关通商事，派员另议。

四、法国在越不能有保护之名，越南嗣后仍贡献中国，其一切政令法国不得阻止、干预。

五、法国派大臣与曾纪泽文移商议，或同来中国商办。

六、中法文字不同，翻译易误，此次立约，以中文为主。

七、中国入越之兵，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停止台湾封口。

八、中国本应向法索赔，今弃怨修好，可免索此项巨款。若法国有不允之条，应先赔中国以上各费再明定和战之局。

如此条款，巴黎如何接受？于是只有继续打。

第十二章
镇南关：惊人的尾声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宣光之围

越南战场东线激战的同时，西线也不轻松。

虽然明知道攻坚为难，但为了将东西战场打通。岑毓英和唐景崧还是选择了围攻宣光。

宣光城内的法军虽不足七百，最高指挥官仅为营长，（相形之下，直接攻城的清军达一万余人，算上外围打援部队，多达两万人）但是，作为山城的宣光，城高山险，东门外还有明江作为天然壕沟，本就易守难攻。诚如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宣光）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且法军自占据宣光后，构筑了大量火力点、观察哨，并以战壕连贯。而清军却不具备攻克这些工事的炮兵火力。法军的内河舰队却正好利用明江作为交通线助战，并沟通内外联络，这更加大了清军破城的难度。

问题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缺乏攻城重炮，还在于受后勤制约，清军的兵力系添油式逐步注入战场，如清军先锋部队抵达宣光是八月二十四日（10月12日），唐景崧部四营景军二千余人（后扩编为六个营）抵达宣光城外是阳历12月月初，记名总兵丁槐部十三小营三千余人抵达宣光前线是12月月底，至于记名提督何秀林部三千六百余人抵达，已是1885年的1月下旬，根本没有赶上第一期作战。

且清军抵达后要分散部署以降低补给压力。相反，法军有水上交通线，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所以周期性的出城反击，往往轻易取得局部战术性胜利。如法军在十一月初五的反击，杀伤清军93名（内阵亡23人，负伤70人，法军则误称杀伤清军300余人），己军仅重伤7人，轻伤1人。

强攻既然无效，清军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绕过宣光。这也是岑毓英的第一反应，但是事实证明，要想配合东线作战，必须攻克宣光。于是，清军选择了第二个计划：改作长久围困，企图以兵粮战法解决法军。可是，法军可以借助明江补给，东线清军却已先顶不住法军强大的陆上攻势。

“郎甲—船头”之战结束不久，北越就迎来了久违的雨季，双方都暂停大规模战斗，转而进入一个历时两个多月的休整期，但西线法军却并没闲着。

雨季对双方的步炮兵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法军还有一支强大的内河火轮舰队，现在水涨船高，正可利用西线的水网纵横驰骋。

在尼格里的指示下，法军端雄、山西地区的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其中步兵600人）于11月18日（十月初一），搭乘五艘炮舰、十余只民船，携带急需的辎重补给，驰援宣光。由于波里也下一轮的作战重心仍在东线，尼格里并不想为西线牵涉过多兵力。所以多米尼的任务很有限，第一，给守军运去急需的军火给养；第二，用一批新兵换出一批城中的伤病疲兵，如此城内守军人数没大变，战力却得到了改善。换出的士兵，休整后还可用于东线的战斗。

虽然清军以45000余人（内黄守忠、吴凤典部黑旗军6营2000余人，滇军5营2500百余人）的兵力，在左育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但多米尼依赖舰炮火力，仍于十月初三（11月20日）进了宣光城，代价为战死8人，受伤25人。任务完成后，船队再次突围而出，多米尼却留在了城中。在此后的三个月里，他将率领700孤军死守宣光，直至东线获胜。

东南战场：封锁与反封锁

与此同时，台湾的局面仍呈僵持局面。如前所述，孤拔自攻占基隆后，由于陆地力量的不足，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但却并不影响法军海上力量遮断台湾海峡。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偏偏台湾地处热带，自古多瘴疠。章高元的两营武毅军近千人因病疫影响，到防仅五百余人，基隆失守后，扣除伤病，能战者仅200余人。曹志忠部6营3000人，此时仅约千人能战，内尚多抱病参战者。最后，连孙开华与章高元也病倒了。刘铭传事后曾如此回忆：“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法军同样为疫病所苦，虽然他们的卫生工作与医疗保障都远胜清军，但病亡的人数（135人）仍超过了阵亡的人数。不过很明显，这样消耗下去，中方将先于法军瓦解。

刘铭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一次次向海峡另一面不断大声疾呼：增援，增援！

很显然，如果台海交通不能改善，台湾守军早晚将失血而死。

九月初六，曾国荃与李鸿章同时收到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中枢急电，内云：“法攻沪尾等处，复有封海之说，凶狡已极，台防关系东南大局，必须从速拯救。南北洋兵轮尚多，即著李鸿章、曾国荃选拔得力快碰协等船各六七艘，多带兵勇器械，会齐连樯并进，或由新竹，或另由他口登岸，务期兵械足数台防之用。船多势盛，如中途闻警，尚可相机策应；倘兵力相敌，仍当一意前进，勿稍退缩。此次专主运送兵械，与闽口助战不同，该大臣不得狃于成见，坐视不救。”

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上，就算明知道前面是火海刀山，曾老九与李少荃也只能硬着头皮闯上一闯了。

可是，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皇上只是泛泛而谈的说了一个意向，至于如何增援，又如何切实解决台海危机，最终仍要由南洋与北洋自身来协商。

从根本上讲，当然是要夺取台海的制海权。但在当年，这只是一个幻想。退而求其次，海军至少要为援台船队护航。可是，如此一来，等于是又回到了公海决战这个起点上。因为法国海军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捕捉并消灭护航船队。没有运输的拖累，中国海军尚且不敌法军，何况再背上一个大包袱？一旦在护航途中遇上法军，岂不还是要爆发公海决战？到时候，打，全军覆灭；不打，那就只有扔下船队疯狂逃命。从长远来讲，当然是军舰比船队还重要。所以跑比死更符合实际。但果真如此，护航军舰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了，反而更加败坏运输船队的士气。

但曾老九与李少荃还是派出了援军，原因就在于，二老另有所思。

公海决战，中国当然不行。但海上游击还是可以的。对此，李鸿章说得很清楚：“如果管驾得人，同心协力，虽不能与法国大帮兵船鏖战，而在闽粤之交，相机乘间，避实击虚，或可攻其单行小号兵船及运兵运粮之船。”果能如此，台北的压力必可大为降低，法国海军忙于抓海上游击队，我们的运输船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偷运更多的物资与人员去台湾。

曾国荃派出了五艘军舰：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以“开济”为旗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帅。李鸿章派出了两艘快速撞击巡洋舰：超勇与扬威。从数量上讲，南洋胜于北洋。从质量上讲，北洋远胜于南洋。

为了这次行动，李鸿章还特意从德国聘请了一个洋顾问，一群洋帮办、洋军医，随同南下。

真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说东风，东风还真就来了。只是这股东风刮得蹊跷，北洋军舰没有南下，却一路转向了朝鲜仁川港。

原来，日本在朝鲜又采取行动了。

离奇的东风

壬午兵变虽因中方的反应迅速而未酿成大祸。但朝鲜的形势并未因之而风平浪静。

花房义质紧紧抓住壬午兵变中日本使馆问题不放，终于在七月十七日（8月30日）迫使朝方签订了《日韩济物浦条约》。

该条约规定：

一、韩方承诺捕捉杀伤日人之凶犯；

二、韩方厚葬遇难日人；

三、韩方支付死伤日人遗族抚恤金5万元；

四、韩方支付日本国家损失赔偿金50万元，每年10万，5年付清；

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

其中第五条没有对驻军人员上限及所带武器规格均未加详文说明限制，这就为新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大院君的被擒送北洋，使保守势力大受打击，开化党日趋活跃。其中，由于中国的传统影响和现实中的驻军，亲华派仍占据主流。但在日本的策动下，亲日派的活动却最为活跃。

为了加强在朝鲜的影响力，日本政府决定从《济物浦条约》的赔款中拿出40万元，退还朝方，作为韩廷改革内政的经费。这一举措改变了开化党中很多人对日本的态度。相反，由于中法战争，中方对朝鲜暂时放松了关注，壬午年平叛的吴长庆部六营淮军中的三营也被调回国内。亲日派遂决意乘机起事，驱逐当政的亲华派，建立新政府，在日本的帮助下进行改革。在这场政变密谋中，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日本根据《济物浦条约》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名驻扎汉城的小股日军，则成了政变者手中的王牌。更重要的是，九月中下旬，正值驻韩日军轮班之时，如果能设法推迟上批驻军回国，如此新兵已来，老兵不走，兵力就可翻一倍，到时就是举兵的大好时机。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瓜代之兵未至，一个人已先感到了不对头。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他发现，朝鲜的一些大臣受“日人拨弄，”“执迷不悟”，并渐渐影响到韩王的政治态度，使之“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指日本——笔者注）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执反对政见者则渐渐为韩王疏远。结果，“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不入”。“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而朝鲜的地位又偏偏很重要，所谓“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所以袁世凯担心，数年后，反华派“行迹必彰”。他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大乱就将起于韩京王城的萧墙之内！

汉城夜宴：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十月初十，西太后在战报飞传中度过了她的五十大寿。

七天后，在渤海湾的另一端，朝鲜邮署落成，朝邮政大臣洪英植特邀中国驻韩商务官陈树棠，及各国公使，朝鲜诸贵官，夜宴邮暑之内，以示庆贺。

对外交官们而言，这种夜宴，无疑是相互交流与进行信息获取乃至情报刺探的大好场所，他们自然不会拒绝。只是高朋满座之中，却似乎很少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

宴会刚刚开始，外面就起了火。反日派大臣，禁卫大将军闵泳翊离席外出巡视火情，使节们则继续于觥筹交错中谈笑风生。但很快笑声就停止了。因为刚刚出去的闵泳翊又回来了，满身血污地跑回来了。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闵泳翊就一头栽倒在地。随之冲进来的是一群乱党杀手，当场击杀反日派大臣数名。作为第一个遇刺的闵泳翊，倒地后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但却因此躲过乱党的砍杀，并为人乘乱救走，可谓侥幸。

外交官们立即反应过来，这并非娱乐节日。于是，一片惊呼中，众公使鸟奔兽散，各回使馆。而更大的叛乱行为，也已于同时展开。

日军乘乱出动，强行闯入景祐宫，封锁交通，阻绝行人。同时，韩臣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韩王寝殿，告诉了韩王一个“惊人”的消息：“清兵纵火为乱，百姓惨遭荼毒，将及宫门矣。”

韩王性格向来软弱，当此大乱之际，立时六神无主。三人遂建议：迁驾别宫，并召日本公使率兵入卫。

韩王依然下不了决心，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炮声，三臣遂大叫：“事急矣！不可缓！”韩王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在三人的胁迫下，发出了召竹添率兵入卫的王命。日军遂得以名正言顺地一举控制王宫。

原来，洪、金、朴、徐四人，正是此次政变的朝方主谋，所谓夜宴、火起、炮声、清军作乱……无不是他们与竹添密谋的骗局。所以，当韩王发出召日兵入卫的王命的一刻，也就是他失去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力的开始。

十八日上午，在诱杀了多名反日派重臣后，亲日派开始组建新的亲日内阁。洪英植为右参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兼办通商交涉事件，徐载弼为前营正领官。

大局既定，那个窝囊废韩王李熙就不再有利用价值，而反像绊脚石了。按洪英植的构想，最好就是将之软禁于江华岛，另立新王。竹添则主张直接押送东京软禁。两人争持不下，棋局的流程却已开始悄然变化。

天朝介入

十九日，南廷哲等亲华韩臣齐聚清军大营，作秦庭之哭，并奉上正式的紧急乞援书，称：“敝邦邦运不幸，祸变迭兴，母后惊逝，国良尽殛。宗社存亡未可知，寡君全否未可知，人情汹汹，不自聊生，国脉之不绝者，仅一线耳。小大上下，无不攒手视天，唯大邦拯救之恩是望而已。欲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而畏缩不敢尽见，言之痛哭而已。此颂勋安。”

清军提督吴兆有接书后，立即与总兵张光前、帮办袁世凯会商，决定出兵勤王。为先礼后兵计，三人先联名致书竹添进一郎，声明清军入宫一为保护韩王，一为保护日军。为什么说保护日军呢？因为当时有传言，汉城内外军民不服者，欲入宫攻击日军。大清身为朝鲜的宗主国，有保护日本人安全的义务和责任，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务请放心”。

竹添接书后，不置可否。清军久等无回音，遂会同亲华的韩军左右营入宫，但旋即遭到乱党射击，激战随之展开，枪声一响，王宫大乱。混战中，竹添与乱党头目忽然震惊地发现，韩王不见了！这可真是个致命失误。竹添深知大势已去，遂喊上乱党中坚撤退。不料洪英植却执意要去找韩王，竹添争执不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洪英植飞奔的身影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中。

混乱中，洪英植左转右找，还真就在玉流泉北面的关帝庙，找到了避乱的韩王。他箭步上前，拽住韩王的手，强迫韩王随他去追竹添。韩王执意哪都不去。双方正争执不下，清朝联军已杀奔进来，洪英植就这样成了乱刀下的肉泥。一听说找到了毫发无损的韩王，吴、袁二人大喜过望。非常时刻，谁也不敢保证宫中没有乱党潜伏。所以二人当即决定，请韩王陛下屈尊暂离皇宫，先到趟清军大营暂住。

就这样，清军带着韩王，一路凯旋回营。同时，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则随竹添逃往日本。战乱一起，朝鲜军民自发攻击日军，结果，日本使馆二次被烧（一说为竹添撤退前自行烧毁，以敲诈朝鲜），日侨30余人被杀。消息传出，吴兆有与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日急电北洋请援，同时送上韩王发给李鸿章的乞援国书。于是也才有了前文中超勇、扬威停止南下，转发朝鲜的一幕。

中方的迅速反应，再次及时克制了动乱的扩大。日本内部和战难决，遂先派出全权谈判大臣井上馨带兵船三艘，载兵两千余人赴朝，先绕开中国压迫朝鲜。十一月十六日（1月9日），井上馨一行抵达仁川港。十七日入汉城，形势再度紧张。经谈判，日朝双方于二十四日签署了《日韩汉城条约》。该条约规定：

一、朝鲜国修国书向日本道歉；

二、朝鲜赔偿日本11万元善后金；

三、捕捉杀害日本驻韩教官矶林大尉的凶手，“从重正典刑”；

四、日本使馆另迁新址，地基由朝方无偿提供，并支付2万元工程费。

五、日本继续保有朝鲜驻兵保护使馆侨民的权力，并规定“公使馆所附属土地，为日本护卫兵队之营舍”。

日韩纠纷至此告一段落，但如果中日不能达成公识，甲申事变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在东京，激烈的争论已经爆发。一批文武大员力主乘此机会向中方作武力摊牌，乘中方南北洋两线作战，无法全力对日的时刻，一举拿下朝鲜。而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承认现在确实“有机可乘”，但更指出，归根结底，中日实力对比在根本上仍是中方占优。倘日方乘机突袭朝鲜，中国恐怕就会宁肯丧失更大利益于法国，也不会坐视日本吞并朝鲜。于是，中法议和，大清腾出手来全力与日本交战，纵然朝鲜攻得下，又如何守得住？打了半天，国家元气大伤，体面大损，得到好处反而是法国人！这样的折本生意，有什么价值？相反，若日本持和平态度，利用中法矛盾，作有限的外交争取，必可有所斩获。这就叫借力打力，也可说是借法打中。与前种行动下的替法国火中取栗正相反。而战胜中国的根本之途，还是在于自强与发展。

这一番分析，令急战派暂时沉默了下去。天皇遂命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赴华与中方协商朝鲜善后事宜。

正为中法战争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虽明知分身乏术，但中央已经决定，李负责与日本的谈判，地点就在天津，日使无需进京。李鸿章也只有勉为其难，于万难中挤出时间，和伊藤协商韩乱善后事宜。

双雄初会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伊藤与全权副使西乡从道离开了东京。二十八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三十日，李伊第一次见面。伊藤首先进京呈递了国书，然后便于二月十七日返回天津，并于第二天与李展开正式谈判。

谈判从二月十八日开始，直至三月初一始结束。会商的结果，就是三月初四（4月18日）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内容共三条：

第一条规定，中方由马山浦撤走驻韩清军，日方亦同时由仁川港撤走护卫使馆之兵弁，“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第二条规定，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暗藏纠纷的是最后一条。

事实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及的那样，朝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就是“以退为进”。即赶在朝鲜国民觉醒之前，放弃那个不合时宜的宗藩关系，同时扶植朝鲜国内倾向中国的革新派，推行中国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如此一来，只要朝鲜不亲俄，又开放商务利益，英国就不会破坏也不会允许别人破坏东北亚的均势。这样中国就可以从众目睽睽下脱身，在“和戎”的前提下“变法”，有领土野心的日、俄则将成为众矢之的。若日、俄勾结，中国就与英国结盟。若日本坚持联英，中国就做英俄两大势力之间的制衡筹码，维持东北亚均势，静待欧洲战火燃烧，再定攻守大计。至于朝鲜，则将作为中英俄日四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从事于内政改革。如果这个方案可以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李鸿章就可以向伊藤建议，在相互撤军的基础上，相互承诺永不出兵朝鲜。如此就短期言中国所失多，日本所失少。但就长期论，中国所得多，而日本所得少。两相抵消，大局上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但可惜的是，这个计划从不曾被提上过议事的日程。因为太后不会同意，皇上不会同意，清流党也不会同意，就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外交。

当然，大清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坚持只有我方有出兵权，而日本没有，但现实中的战争，与法日同盟的潜在可能，大大动摇了大清国的底气。于是也才有了三月初一的上谕：“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原来北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一、朝鲜绝不放弃，为宗藩关系不惜动武，所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二、既然日本的野心是不变的，在大清强、日本弱的前提下，双方约定都可出兵，但出兵前要相互通知，这样他奈我无何，我却可以避免日本再搞突然袭击！

但很可惜，就目前讲，当然是大清强而日本弱。可发展潜力呢？十年之后呢？

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任何约定双方都有阐释权。对于这个《天津条约》第三条，日本是另有理解。至于它是如何解释，十年之后自见分晓。

伊藤走了，李鸿章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在他密呈总理衙门内部参考的书函中，如下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

该使（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十年后的纪年是甲午。

幸哉，不幸哉？

沉船迷案

不管幸与不幸，朝鲜问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北洋水师无法南下，从而形成了南洋分遣舰队的独自南下援台。而此时法国海军已做好拦截准备。

2月7日，孤拔率领“巴雅”号等7艘军舰北上搜索南洋5舰，经过5天的巡弋，仍然一无所获。2月13日清晨5时半，法国舰队正要掉头南归，却意外遭遇了南洋水师的5舰。

孤拔下令：准备战斗！

吴安康也下令：立即转舵，撤退！

5舰之中，以驭远速度最慢。其设计速度本为12节，但此时由于年老失修，只能勉强达到10节。此时吴安康一声撤退，五舰的距离也就随之拉开。

吴安康眼见驭远越来越小。澄庆说快不快，恰足以拖累二南与开济三快船；说慢又不慢，恰恰甩开驭远。吴遂命澄庆留下保护驭远，而自带其余三舰全速逃往镇海口避难。

澄庆、驭远也不傻，自然不会慢以待毙，遂掉头回驶，乘涨潮又驶入了石浦口，7艘尾追而来的法舰，由于不明水道，并未急于暂未深入，而是分作南北两队，3艘在南、4艘在北地堵住出口。同时派出陆战队控制近口小岛，架设火炮。鱼雷舰队则试探性前出，一面探明水道，一面作出偷袭的准备，以对华军形成强大的威慑。然后，法军就开始等待，等待“两只老鼠”的投降或灭亡。果然，就在这天晚上，法军终于听到了两声期待已久的巨响。可那却并非法军鱼雷艇的功劳。

原来，自看到追击而来的法舰的那一刻起，陆上的居民们就炸开了锅。他们集体抵制两舰的停留，以避免本地遭受战火的蹂躏。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石浦岸防守军的心中。海军别无选择。

那一刻，澄庆舰的管带蒋超英沉默，驭远舰的管带金荣也沉默。

沉默的结果，就是两声巨响：自沉。而时间则定在了万家欢庆的除夕之夜。

但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就在两舰已决定自毁的2月14日夜十一时半，法国的两艘鱼雷汽艇偷偷潜入了港中。为了这次偷袭，法国人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特意选择了除夕夜采取行动，行动时又将鱼雷艇漆成黑色，并遮住发光的仪表。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次他们可算是白忙活了。法军的第一轮鱼雷攻击，成功击伤了驭远的尾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法国人大跌眼镜了。还没等他们发射第二轮鱼雷，受伤的“驭远”与毫发未损的“澄庆”，就在他们眼前沉了下去！

难道大清国的军舰竟有潜水功能？但很快，法国人就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正如负责指挥此次偷袭的“巴雅”舰副舰长戈尔敦中校所言：“此次夜袭任务之完成，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自己执行的。”

巴德诺也已隐约想到了一些东西：“很可能实情就是如此：澄庆号舰长想找借口逃到岸上，并想把自己船只沉没归咎于我们的鱼雷艇，遂与他的船员串通，自动把船弄沉了。”

澄庆如此，驭远何尝不是？

连老外都看透的把戏，大清国那么多聪明人会看不透？所以说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石头出来谁倒霉？当然是责任人倒霉。于是乎，圣旨一道，蒋、金二管带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皇恩浩荡声中，至少还保全了两船水兵与一帮百姓。也算是大清国特色的人道主义了。

大崩溃

台湾海峡的封锁没能打开，越南战场又传噩耗。

十一月，雨季提前结束。中法双方同时选择了进攻。

这段时间清军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为国人瞩目已久的王德榜军终于突破重重关山到了一线，二为张之洞重新启用了退休在家的老将冯子材。

冯子材的复出，很大程度上缘于当时复杂的派系斗争，即张之洞等人对淮系失望，想借重冯子材取代潘鼎新。如此一来，潘鼎新对冯子材的复出，自然充满警惕无，形中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头再看一线。

西线清军继续围困宣光，但很显然，如不能解决重火器问题，宣光难以攻克。但是，这些技术问题恰恰是大清国官僚系统最易于忽略的环节。张之洞从不曾进入越南半步，简单地认为意志力可以克服装备不足造成的战术难题。至于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们，更是不关心此类实际问题，整日袖手空谈，让岑毓英效法邓艾之入蜀，取道泰国老挝，间道出奇，偷袭西贡！前线诸将也只有苦笑的份。

东线清军则部署如下：苏元春所部增至18营约9000人，负责防堵船头一路法军北上；前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率12营约6000人驻扎观音桥；王德榜率10营5000人，防守那阳，警戒郎甲、船头之敌迂回谅山；王德榜的副将马盛治部6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攻克后，即与西线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6营3000人驻守谅山，兼作预备队以备策应各路。

十一月下旬，南下的清军与北上的法军，在丰谷、纸作社一线全面遭遇。清军原计划是以苏元春与王德榜两部分进合击，夹攻船头。不料，苏部因“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遂造成王部孤军深入的态势。十八日，作为生力军的王德榜部，在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与法军遭遇，激战两天后，法军以85人的伤亡，毙伤清军近千人（内记名总兵黄喜光等33员将官阵亡）。王德榜被迫率军退回板峒，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

因为时值阳历元旦前后，遂为法军称为“新年奇捷”。法政府决定，自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7日）起，越南战事正式由海部转为陆部负责，并决意再追加1000万法郎军费，另为来春战争准备4300万法郎军费。

反观清军，攻已乏力，退则为中央不许，于是只有死守，死守最后就是守死。受制于脆弱的后勤，清军不仅动机力极差，而且被迫将各军分散就食，各把要隘，这就造成了兵力的严重分散。在对法军下一轮主攻方向的判断上，清军同样犯了错误。

而清军情报系统落后，兼举国上下普遍缺乏现代科学知识。所以清军将领的战争决策，主要靠主观上的判断，与客观经验的积累。前几战，法军的战法多系避开正面、迂回侧翼，所以这一战清军在部署上就比较注重北黎与车里两翼的守备。结果数十营大军散布在辽阔的战线上，相互不能支援，中央位置的重镇谅山仅驻扎潘鼎新直接指挥的三千余兵力，其正面屏障则为苏元春部疲兵倦卒。所有这一切都瞒不过法军的情报机构，本着敌变我变的精神，波里也遂决定此战一反故技，先以少量兵力佯攻车里及观音桥两翼，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时集中8000主力（包括约翰尼奈利的第一旅和尼格里的第二旅），在六个炮兵中队的火力支援下，取谷松正面直攻谅山。

十二月十四日，法军的谅山远征军组建完毕。十九日，法军主力由船头、陆岸北上，二十日，先头部队与苏元春的前锋陈嘉所部六营发生了遭遇战。法军以90人的伤亡，将该部清军逐退。显然，法军即将攻击距谅山仅120里处的谷松，但是否这就是主力进攻，潘鼎新一时还拿不准，于是只调了驻守屯梅的记名提督董履高部淮军龙字营前往支援。二十一日，法军挥师猛攻谷松，激战至二十二日，鉴于伤亡太大，工事被毁，清军被迫退守谅山南方二十余里处的委坡。法军以伤亡182人的代价，攻克了谷松。

现在潘鼎新终于意识到，“谷松—谅山”就是法军的主攻击轴线。潘鼎新一面亲率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所部五营淮军驰援委坡，一面飞调外围清军分路抄击法军后路，又催冯子材部迅速出关会剿。但为时已晚，措手不及之下，潘、苏二部于外围死战六昼夜，终于无法阻止法军对谅山的合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军对谅山发起最后的总攻时，由于晨雾过大，法军的火炮一度无法瞄准射击，双方士兵全靠步枪火力较量。其中有一支装备了雷明顿式连发步枪的淮军，在局部战斗中成功压制了使用老式步枪的法军。清军的这一成功得益于李鸿章战前的一次开明选择。当时，面对美国军火商带来的新式雷明顿连发步枪，李鸿章以其对新事物的开明表示了接受。而同时期的法国陆军却固执于现有老式装备。结果就是在此次谅山战斗中，装备连发枪的清军连续打退法军的三次冲锋。

战斗最激烈时，清军的步枪子弹甚至射进法军第二旅的指挥部，波里也的传令官波桑上尉，第一旅的炮兵指挥官列夫拉相继中弹毙命。

可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整个系统的较量，而非一两件新式武器的孤立表现。具体到这一战，未等法军的火炮轰鸣，清军便已丢了阵地。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用尽，清军为他们落后的后勤系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大雾消散后，法军火炮猛烈而准确的打击，则彻底瓦解了清军的抵抗。

弹尽粮绝，精锐损失殆尽，潘鼎新被迫于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放弃了北越重镇谅山。是役法军伤亡386人，另500余人因病丧失战斗力，清军据说“营员弁勇伤亡千余”，但算上非战斗减员，实际损失尚不止此数。

谅山一失，关外战事遂不可问。波里也乘机亲率第一旅西援宣光。尼格里则率第二旅北上追击溃败的清军。结果，两路均获大胜。

宣光解围

西线法军少时仅500人，多时亦不过700，坐守孤城近半年，顶住万余清军的环攻，原因大要有五点：

一、装备精良；

二、训练有素；

三、地势险要，建在陡峭山丘上的宣光城，俯瞰明江，每面筑有300米长的石质城墙，随时可获得明江上法军舰艇的支援；

四、工事坚固而清军又无攻城重炮；

五、多米尼指挥有方。

反之，清军多则多矣，勇亦勇矣，无奈枪不如人，炮不如人，组织训练后勤样样不如人，想单靠一句“不怕死”取胜。真是比登天还难。

鉴于攻坚无效，岑毓英决定将作战重心由攻城改为打援，以宣光为诱饵，利用外围有利地形，集中兵力于左育一线，提前构筑坚固工事，伏击法军增援部队。从战术上讲，这个决定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从全局而言，这个决定必须靠一个基本前提才能成立，那就是法军的主攻方向必须是西线。但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法军下一轮的打击重心还是东线。

如此一来，如果西线以打援为主，只能是坐看己军被逐个击破！

但是，若认为清军已经别无选择，则又不然。其实，只要允许潘鼎新以国境线为主防线，作弹性防御，则全盘皆活。届时，法军在东线进攻，清军便后撤，诱敌深入。法军如继续进攻，清军即可在镇南关一线厚集兵力与之决战。从后勤上讲，镇南关无疑远胜于谅山。如法军转向西线，岑毓英的打援计划即可实施，东线清军则南下攻击法军侧后。如此方可避敌之长击其之短。

但是，东线作弹性防御，根本不能为当时的舆情政论所接受，关外清军也只有死里求生。

1月底，鉴于法军在东线的新一轮攻势即将发起，得到唐、丁两部援军加强的西线清军，决定对宣光发起强攻，以支援潘鼎新的东线。

十一月十八日（1月3日），唐景崧与丁槐至刘永福处共商下一步行动。两天后，岑毓英正式决定，由唐、丁两部攻城，刘部打援。同时，清军诸将终于认清水路的重要性，得出结论应由打援军全力截断水路。

在刘永福的努力下，水路暂时被切断，守城法军一度只有靠漂流瓶与外界联络。但如法军大举来源，刘永福强调己军势单力薄，难以独力完成打援计划，故岑毓英遂将即将开往前线的何秀林部3600人援军派往协助打援。

十二月初八（1月23日），唐景崧与丁槐会商后决定，攻城时间定在十二月十一日，丁军主攻，方向为宣光南门；唐军助攻，方向为宣光东门。

十一日（26日）夜三更，丁槐军率先发起了进攻，攻入了法军南门外的几个孤立据点，并开始纵火。东门外的唐军亦发起进攻，但不幸陷入法军城头步枪火力、城外高地炮台炮兵火力与明江上的炮艇舰炮火力的三面夹击中，唐军猛将管带谈敬德（字克昌，湖南沅江县人）以下百余人阵亡，伤者倍之。

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清军终于无法突破法军的火网。此后两天，清军继续攻城，但只是徒增伤亡。

鉴于双方火力差异太大，丁槐提出以滇军拿手的“滚草龙”战法，先攻克法军炮台，再攻城。

所谓“滚草龙”战法，即在守军炮台外数百丈处挖掘类似于散兵坑式的掩体，积土为垛，遮蔽敌军枪弹。然后横向延展，将孤立的土坑连成长壕，隐藏士兵。待聚集一定数量的士兵后，就发起总攻。届时，士兵手持事先准备好的三尺长的草把，“计数万束，滚掷而进。草把墙立，人不受枪，草压炮台，即可立破”。

鉴于攻城战的激烈，本该协助打援的何秀林部3600人援军，也转而参加了这一轮攻城。

丁、何两军负责挖掘战壕，唐军则负责捆扎草把。十三日（28日）夜三更时分，清军开始在西城外法军炮台前二百丈处施工，五更挖成二百丈长的战壕一条。次日，清军即以滚草法前进。十五日晨，清军已推近至法军炮台外数丈处。当时的法军还不具备二战期间美军的火力密度，所以面对此等战术束手无策，只有待清军逼近后发起反突击。但法军人数有限，所以反击力度有限，清军亦毫不示弱，经苦战终于击退法军。法军无法应对清军的新战术，只有放弃城外炮台，撤回城内。

至此，城西、南、北三面的法军外围据点均为清军控制，只有东城因明江环绕而成为唯一的缺口。但随着刘永福塞河工程的展开，法军终于陷入四面被困的绝境。

但是，滚草龙战法无法用于城墙攻击，战斗遂再度陷于僵持状。由于法军火力强大，清军在白天的任何大队行动，都会招致准确而猛烈的炮击。夜袭敢死队若天亮仍攻不进去，往往在法军火力遮断下亦无法撤回，只有“仍伏城根，而以城外据岭之兵燃枪击堞，使虏不得凭堞偷击城下，兵待夜始撤回”。同样由于法军火力强大，饭也送不上去，只有用布裹饭“掷面前”。“后因粮少食粥，不能掷，辄饿竟日。”

这期间，丁槐又提出以地雷爆破法附以地道突击攻击城墙工事。但是，引爆地雷“须待天明方窥见缺口所在，以便扑攻。我军竹梯、草捆攻城，利在黑夜，使敌莫测。故待雷发始肉搏奋攻，伤亡辄众”。

清军在十二月二十八（2月12日）、二十九（13日），正月初八（22日）、初九（23日）以地雷爆破法加地道突击连续攻城，终无效。而此时东线谅山已失，法军主力西移不过时间问题，岑毓英担心如不及时撤围，被法军前后夹击，必致全盘崩溃！所以他指示宣光围城军“相机撤师，勿拼孤注”。但北京方面却继续严饬攻城。

前线众将左右为难中，在初十（24日）、十二（26日）、十三（27日）又连续发起持续猛攻。但死伤枕籍，城仍不破，诸将也只有徒呼奈何。

而只要宣光在法军手中，清军东西两线就无法会师，别说钳型攻势，就是防御上的相互配合也是不可能的。

一旦波里也大举西进，围城军也只有狼狈撤围一途。

正月十三（2月27日），波里也亲率援军抵达端雄。清军这才停止攻城，以刘永福部在左育正面阻击，覃修纲部2000人进驻临洮附近，伺机趋端雄，抄袭法军后路。

但是，法军之交通线实在水上，端雄城高池深，难以攻破，所以所有重压一时全在刘永福一军之上。所幸正月十六（3月2日）、十七（3月3日）两日，8月刚被清廷正式封为记名提督并赏戴花翎的刘永福奋余勇，率二千余黑旗军，及何秀林部滇军1000援军，在离宣光十余里的左育，顽强阻击，使四千余西援法军付出了伤亡467人的空前代价（一说伤亡387人，内76人战死）。这才使围城军得以及时撤围，虽败未溃，稍一整顿后，利用数量优势与西线复杂的地形，与法军大打游击战，波里也的大军如狮子捉蚊，一时竟无处下力。

西线战事一时陷于胶着状态，这就意味着东线法军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只有孤军作战。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马上就将看到。

山穷水尽

正月初九（2月23日），尼格里率所部三千余人直捣镇南关，另动员越南苦力万人运送子弹粮食。这就意味着战火将从陆地烧到中国本土。对法军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实施战略威慑的大好时机。正面撤退的清军屡败之下，已难以成军。外围王、冯诸军则离关尚远。杨玉科也只有一边请援，一边将七残八落的残兵败将聚齐起来，据关死守。

是役之惨烈超乎想象，自杨玉科以下，1名记名提督，1名副将，1名游击，3名都司，9名千总悉数阵亡，当最后一名指挥官也在法军猛烈的火力下尸横疆场时，守军遂放弃阵地，一路溃逃而去。

法军遂以死9人，伤四46人的代价攻取镇南关。获胜后，法军派工兵爆掉了镇南关的城墙工事，并在废墟上立了一根柱子，用华语写下：欲捍边境，无用石城，须行条约。

由于法军并没有继续深入的计划，所以尼格里完成这一切后，遂主动放弃镇南关，退往文渊，构筑炮台，静待中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在从谅山到镇南关所有这些激战期间，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王德榜军，和张之洞信任的冯子材军在干什么呢？谅山之战前，王部奉命奇袭船头，以收围魏救赵之策，作战无效后就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已是镇南关失守之后了。至于冯子材部与另一支淮军劲旅——王孝祺部，则由于未能及时收到新的密电码，根本不知道从张之洞到潘鼎新令他们飞援的目的地何在，而只能跑来跑去。等到谅山失守，冯子材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遂急驰镇南关。不料潘鼎新轻信了张之洞“法意在全占越境，断不轻入华界”的情报，明告冯子材“守关无须萃军”，你们还是回越南支援东路守备重要，于是便有了杨玉科殉国的悲剧。

关外大败，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皇太后盛怒之下，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八上谕，将潘鼎新与王德榜革职。二人的替代者分别是李秉衡（这也是开战来的第三任挂抚，若从中法矛盾激化算来，则已为第四任）与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这也是自越南问题提上日程以来的第三轮换马。

可是，关山重重，交通落后，皇太后的冲天怒火，注定要再过一个月才能传到，就在这短短一个月内，战局将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这个逆转，茹费理没想到，李鸿章没想到，皇太后、张之洞、潘鼎新、波里也、尼格里，同样都未想到。

柳暗花明

自第一次镇南关之战后，边省军民已成惊弓之鸟。自镇南关到龙州，“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游勇更乘机四掠，以至广西全省陷入空前的恐慌中。对法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停战的大好时机。事实上，早在中法北圻战火重燃的十一月底，搁置已久的和谈就已重新有了眉目。

在赫德的授意下，正在巴黎与法方交涉中国海关被扣船只事件的金登干，与茹费理进行了试探性接触。双方最终均同意重新回到“天津协议”这个起点上。剩下的只是细节拟定问题。

平心而论，以当时的军事形势而言，法国的这个让步不可谓不大。更不应忘记，法国军事力量的大头，至今尚未动用。显然，茹费理在思考战后的东方格局，更不想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

可是如果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那么大清国可也不免太失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年负气？现在钱也花了，仗也输了，面子也没了，最后的和平还是对手施舍来的，不失败吗？太失败了。

可历史它偏偏讨厌风平浪静。就在这看似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刻，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转折发生了。

按理讲，既然和谈大局已定，前线的军事行动就需要作一个适度的收缩。毕竟军事行动是政治意志的体现。

首先是波里也在西线始终无法扑捉住清军的主力，遂行他梦想中的会战。

其次，退守文渊的尼格里不断遭到清军游击队的夜袭。

最后，孤拔攻击浙东无果。由于薛福成借助英国牵制法国的妙计，法军被迫与英国达成妥协，法不占舟山，英亦不出兵助华，这样法军就只有孤悬海外，强攻镇海。但由于没有领水员，一时不敢冒险深入。巴黎方面又不愿将东南战火再扩大。孤拔遂郁闷无比的又退回了台海。

事实上，既然和议即将达成，法军就完全不用为这些小不快而烦恼，很快这些小麻烦都将不战而平。选择的关键是守住既得要点，节约法国公民的鲜血。可恰在这时，却有人自以为是地出了个馊主意：让尼格里二攻镇南关，然后向中国内陆作一个适度的深入，最好能让一两队非洲骑兵出现在龙州郊区，如此就可以给清国施加政治压力，迫其加速屈服。巴黎方面则为一连串的胜利而陶醉，根本就没想到，阴沟里也能翻大船。

妙计传到一线，却把尼格里吓了一跳。

事实上前面我们已作了分析，清军唯一的胜算就在于诱敌深入，拉长法军补给线，稀薄其兵力密度，自身则厚集兵力，打防守反击。现在巴黎方面的指示，无疑是主动向清军提供这个机会，又如何不把尼格里吓出一身冷汗？而更让尼格里不安的，还是山那边中国军人的行动。

联合省军

自第一次镇南关之战后，清军终于看清了镇南关的地位，也打破了战前张之洞关于越南法军不会攻击中国本土的天真看法。淮军、湘军、桂军、冯子材自募的萃军……一支又一支军队开始向镇南关集结，由于后勤得到了改善，清军这么一集中，居然就在镇南关集中了3万余人的兵力。

但问题仍未根本上解决。这3万余人名义上都是大清国军，可实际上更像一支联合国军，或者更确切的讲，是一支不折不扣的联合省军。各部队之间历史上的矛盾，现实中的不满，再加上相互根本听不懂的方言，都严重阻碍了有效的指挥与团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兵虽多亦无用。尤其麻烦的是，从张之洞到中央，总有那么一帮人要想方设法的打击淮军，瓦解李鸿章的势力。此次冯子材复出，就含有这个动机。对此，张佩纶早已看穿，李鸿章也感到很棘手。也可以说，萃军的到来，加剧了前敌的离心力。可奇迹居然在无望中产生了。

大敌当前，李秉衡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前敌会议，湘、淮、桂、粤诸军主要将领皆列席其间。

李秉衡开宗明义，指出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并向诸将晓以大义，希望大家能放弃前嫌，一致对外，方无愧于天地男儿之正气。

一番话，搅起无限感慨。

在传统中国，年龄是一个特殊的优势，很多情况下，如果实力解决不了，就比年龄，比阅历。指挥官的关键任务是凝聚人心，作战有幕僚，真不行还能大家商量着来，这就是大清特色。

论年龄，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谈职务，冯没退休前干的可是广西提督，指挥桂军至少是肯定没问题的。尤其不应忘记，冯曾三次入越剿匪，他一到前线，就有不少越南人来哭诉法人的残暴，争着要当向导，还要借他的旗号组建游击队，可见他在越南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而且他既非湘又非淮，可从阅历上却既与湘军合作过，又与淮军合作过，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可是关键的麻烦在于，冯子材是张之洞挖来排挤潘鼎新、苏元春、王孝祺的，他当总指挥，淮军服吗？淮军不服，就等于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仗就不好打了。

再说，淮军不服湘军就会服吗？王德榜自视湘中老将，连潘鼎新都不往眼里放，会把这个“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太平军旧部冯子材往眼里放吗？

淮军、湘军不服，粤军最终也是个不服。

这可真是个决定命运的时刻。

沉默中，淮军老将王孝祺站了出来，一语惊四座：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

这里，他没有提桂军，因为桂军不会抵制本省人加老上级出任总指挥。他又特地将湘军放在最前，淮军说于最后，更体现了他的诚恳。

王孝祺的大度终于打破了冰山。李秉衡点头称善之间，诸将一体表态：愿受冯公节度。

大清国军人，终于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用热血熔化历史的积怨，更要用智慧去挖掘法军的坟墓。

中方部署

鉴于镇南关的城墙工事与关内外建筑均已被法军炸为废墟。冯子材遂决定另选战场，构筑坚固工事，以抵消法军的炮兵优势。

最终冯子材选择了镇南关内约8华里处的关前隘。

该地东西两面高山夹峙，西有凤尾山，东有大青山，皆高二三十丈。两山中间为宽约一公里的隘口，一条不到两丈宽的羊肠土路蜿蜒其间。形势十分险要。大青山向南倾斜又连出由五座小山峰组成的小青山。冯子材乃“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三里馀，外掘深堑，为扼守计”。

这条横跨东、西两岭，雄踞隘口的土石长墙，长1.5公里、高两米多、宽一米多，底厚丈余。墙外挖掘四尺宽五尺深的堑壕，派兵驻守。墙上满布雉堞，用于观察射击；墙外侧开有若干栅门，用于反击通道，取名先锋栅。

同时在东西两岭上赶修炮台。并在长墙工事后约一里处，再加修一道平行的土墙工事。该墙也开有若干栅门，取名拦冈栅。

为防法军炮击，在长墙外围和墙内两旁岭上垒起数百座地堡。同时在大小青山上构筑炮垒，既发扬火力，又可遮蔽长墙工事。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所部九营萃军扼守长墙及两侧山岭险要，担任正面防御；总兵王孝祺部八营精锐淮军屯冯军之后为第二梯队；湘军统领王德榜部十营湘军屯关外东南35里的油隘，保障左翼安全，并准备抄袭来犯敌人的后路；冯子材另以所部五营萃军屯扣波，保障右翼安全；广西提督苏元春部十八营，屯关前隘之后2.5公里的幕府为后队；另有十二营屯凭祥机动。总计前线兵力约60余营，3万余人。

如此清军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倒L防线。如果尼格里从正面攻镇南关，王德榜部湘军就将袭扰甚至切断其后勤线。若法军绕过镇南关袭击龙州，王孝祺、苏元春部将及时驰援，冯部亦将断法军后路。清军的防御之所以能面面俱到，正说明了一个问题：守军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

更深一层讲，冯子材将最艰苦的守关工作交给自己的萃军，而将精锐淮军留为二线预备队，让湘军去打包抄，更是高风亮节的良苦用心。

冯的大度，换来了湘、淮、粤诸军的心服口服。李秉衡的良苦用心，终于收到了成效。随后，潘鼎新亦于二月初一（3月17日）亲临镇南关视察。老潘转了一圈，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指挥层虽已抱成团，可基层士气尚未恢复。

怎么办？老办法：加工资，悬重赏。

湘、淮军工资高，边军工资低，大家早有意见，冯子材决定将各营裁弱留强，归并为46营，多出钱匀给大家加饷，既加强了战斗力，又提高了士气。但加工资是要中央说了算的。潘鼎新说：特事特办，先批准再上奏。这对于军心的稳定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同时，潘鼎新还将完成各类任务的奖金标准也大幅提高。镇南关外，立时一片欢腾景象。

与此同时，尼格里也没闲着。

法方部署

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尼格里试探性地派出了一支北非骑兵队，带上一撮越南伪军，由文渊经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过镇南关，直接威胁龙州。结果，法军刚一行动，他们的行迹就被反法的越南人民告诉了清军。冯子材迅速率军驰援扣波，苏元春部则驰援艽封，均先于法军到达。法军只有退回文渊。这件事证明了尼格里的一个判断：镇南关一带，已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

三月初一，也就是潘鼎新视察镇南关的同一天，尼格里亲自侦察了镇南关一带的敌情。冯子材的倒L布局的高明，他一眼看出。中方工事的坚固与防备之严亦令他深深震惊。

这个时候进攻镇南关，无疑是不合适的。波里也西去时，留给尼格里的兵力是4000余人，但这一路北上，守备兵力渐多，机动部队已只剩下3000多人。除非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尼格里并不打算用他的荣誉和士兵的生命为赌注，去验证巴黎那些老爷的臆想。

可是，就是这位尼格里，却在一周后发起了第二次镇南关之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二月初五（3月21日）晚，冯子材亲率王孝祺部数千精锐夜袭了法军在文渊外围的一个孤立前哨。该据点的法军仅两个排，清军之数量优势已不成比例，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初六（22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清军分两路，一路沿大路，一路顺河床悄然接近了法军哨所，在后者中，“因为夜色沉黑，一个中国兵，定然是因想晓得自己的确在什么地方，燃了一枝洋火。”他却没有想到，不远处的河边正好有四名法国的骑哨兵。他们一看到闪光，立即怀疑是清军夜袭，便鸣枪示警，清军亦开枪还击。混战从此开始，直至次日中午始结束。双方相互均倾泻了大量的火力，但人员伤亡均不大。清军发现法军设防坚固后亦未强攻，而是选择了撤退。

这件事对尼格里的震动很大，他终于看清，文渊这个据点是过于孤立，离镇南关又太近，在缺少后援的情况下，尼格里并不怕清军强攻文渊本身，而怕后路被断。

既如此，就应该放弃这个据点，向谅山一带收缩。但这明显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既不能退就只有进，可进攻又痛感兵力不足。这就叫两难。

两难中尼格里决定赌一把，赌双方的战力差异，赌法军的火力优势。显然尼格里犯了一个与安邺、李维业相同的错误。

当时，尼格里所能动用的机动兵力仅2137人，内战斗步兵1137人，其余为炮兵、工兵及后勤人员。就是这支军队，将击攻三万清军聚守的镇南关。

二战镇南关

二月初七（3月23日）晨八时半，法军抵达了一片废墟的镇南关。由于大雾弥漫，能见度太低，尼格里遂下令暂停前进。不久，双方的斥候开始发生接触，法国骑哨兵在大雾中误入了一片稻田的泥潭中，只好放弃战马，徒步逃回关门外。

十时半，随着大雾的消散。法军开始大举进攻。

尼格里的计划是，以佯攻吸引正面清军的注意力，实则在炮火掩护下，先抢占大、小青山的清军炮垒，这样不仅将扫清法军进攻途中的火力障碍，而且一旦法军完全占据了这些制高点，法军的火力就将完全摧毁长墙工事。

由于清军的防守过于注重正面长墙工事，法军遂得以一举攻占清军五座炮垒中的三座。一时间，部分清军阵地发生了动摇，这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冯子材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亲率督战队手刃逃兵，终于稳住了形势。

下午四时许，潘鼎新、苏元春亲率淮军精锐大队来援，抵达一线后立即上岭血战。同时蒋宗汉、方友升各部亦闻讯赶来，王德榜军则对法军的交通线与侧后方发起了有效的攻击。法军雇佣来运输弹药的越南苦力趁机逃跑。法军的输血管渐渐凝滞了。

太阳落山了，长墙工事仍在清军手中，法军也未能控制大小青山上的最后两个堡垒，这个晚上，冯子材与尼格里，同时陷入困难的抉择中。

冯子材在思考，是乘夜撤退还是继续坚守。

尼格里则在思考，是乘夜撤退还是继续进攻。

对冯子材而言，法军火力之猛，清军伤亡之大，均远超出战前预料。而法军的伤亡虽不清楚，但肯定不会太大（事实上，这天法军攻大小青山仅死4人，伤25人）。万一明天法军攻克了最后两座堡垒，居高临下发挥火力优势，北宁的惨剧就会重演。

所以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考虑乘夜退往龙州持久防御。但冯子材立即就否决了这个提议。如果筑有坚固工事的镇南关守不住，龙州更守不住。伤亡虽大，可更多的援军也正兼程而来。法军火力虽强，但冯子材坚信，王德榜部对法军后勤线的骚扰即将生效。法军炮兵猖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他决定继续坚守，苏元春、冯子材居中，陈嘉、蒋宗汉在左，王孝祺与冯部分队在右。冯并会商诸将，传令各军：“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说到做到，老冯组建了多支督战队，于各路设卡，查斩逃兵。这无异于在烈火中再浇杯滚油。这就是1885年的战争。

尼格里的处境就困难多了。

总的来讲，第一天的进攻还算顺利，可是仍未获得他预期中的能直接摧毁长墙工事的炮兵阵地，要想获得，就必须攻下大、小青山上的最后两座清军堡垒。在已丧失突然性的情况下，究有几分胜算，尼格里犹豫了。

更让他苦恼的还是侧后方的那股清军（即王德榜部）。他们对自己的后方构成了严重威胁，法军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驱赶他们。而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支清军的表现与以往的清军大不相同，当法军进攻时他们就撤退，而法军一离开，他们马上又重新集合起来，威胁法军的交通线。最后，法军不得不用预备队专门钉住这支清军。这使法军一线的兵力更感稀薄。而法军炮兵的弹药消耗太大，后勤运输始终不畅。所有这些都令尼格里不得不慎重对待第二天的作战。

但最终，尼格里还是决定继续进攻。他的计划是，令其副将爱尔明加率一四三团和东京冲锋兵，借晨雾的掩护，奇袭大小青山上最后的清军堡垒。一一一团则在奇袭成功后发起正面进攻。所以一旦爱尔明加奇袭成功，镇南关的战斗也就结束了。

二月初八（3月24日）晨七时，爱尔明加别动队出发了。尼格里深知，胜利的钥匙就在他们手中。可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时。浓雾中却连一声枪响也没传来。

尼格里想了想，笑了：一定是中国军队已经连夜撤走，爱尔明加已经不战而下大小青山。于是他命令炮兵开始火力准备，一一一团准备发起正面进攻。正在此时，尼格里通过望远镜看到大清山一带有人群在移动：那一定是爱尔明加。

激动的尼格里既振奋于爱尔明加的迂回神速，更担心他的孤军深入。于是他下令：一一一团提前进攻！可他做梦也没想到，那些人根本不是爱尔明加，而是奉命驰援的清军。关键的堡垒仍在清军手里。

那爱尔明加呢？

爱尔明加迷路了！

但一一一团的猛烈进攻依然不容小视。

这些绕地球半圈前来的法兰西军人，为了军人的荣誉，怀念着老拿破仑的荣光，一路怪叫着直扑长墙工事。炮兵部队也作了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冯子材说：“午后，法匪分路猛扑我军，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

苏元春说：“法人炸炮以千计，声震山谷，子如雨落。”“（法军）益以开花炸炮，向中路长壕轰击，自巳至申，连绵不绝，尘土蔽天，枪炮子弹积寸许”。

在以往，如此猛烈的火力，早足以令清军四散溃逃。可这一次，当炮火的硝烟飘散后，法军惊讶地发现，清军依然死守不退。

于是，法军步兵开始进攻！下军袋，上刺刀，前进，为法兰西之光荣！一时间，“重炮机枪交轰，药烟迷漫，至不辨旗帜，弹积阵前逾寸，墙后大营且被毁。”法军的狂热与清军的顽强正可谓旗鼓相当。

激战至下午三时许，法军终于接近了长墙。冲在最前面的法军已开始攀墙而上。似乎尼格里的目的就要实现了。可也就在这时，一个空前戏剧性的事件出现了。

年近七旬的冯子材手持长矛，短衣草履，纵身跳出了掩体。战火中，白发迎风飘扬。老将振臂高呼，直冲法军。那一刻，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是苍白的。他带到前线的两个儿子：三子相荣与五子相华，紧随而前。三军为之感奋，“齐开栅门涌出”。转眼间，正如法军一一一团上尉威狄埃战后的回忆：“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

同时，大青山方向的清军也发起了反攻。陈嘉、蒋宗汉部经激战收复了丢失的三座堡垒。王德榜部与扣波新来的五营冯军亦已深入法军侧后。尼格里别无选择，只有撤退。

多亏了法国炮兵的榴弹，与步兵的训练有素，尼格里才得以突围而出，退驻关外三十里地的文渊城。

是役法军战死70人（其中军官7名），伤188人（其中军官6人）。总计伤亡258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强。其中一一一团的损失占了89人（军官4死1伤，士兵27死、50伤）。

而清军的具体伤亡数字，则再次成为迷团。

综上所述，可知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镇南关大捷都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事实上，不是会战本身，而是随后发出的一连串奇迹，才使镇南关作为一个神话流名青史。

连小说家也不敢写的谅山奇迹

鉴于法军并未受到重创，镇南关的威胁也未从根本上解除，冯子材遂决定，乘胜急追，将法军困死在文渊这个孤立的据点里。冯子材的建议，迅速得到了苏元春、二王诸将的支持。清军遂开始大举反攻。

而尼格里呢？尼格里根本就不打算在文渊死守，他决定放弃文渊，退守谅山。

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因为文渊太孤立，防御工事也未完工。法军后方空虚，一旦被困，后果不堪设想。相反，诱敌深入，拉长中国人的补给线，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最脆弱的系统——后勤首先发生紊乱，这就叫“打击阿咯琉斯的脚踵”。

同时，法军的后勤线就会缩短，分散各处的守备队将聚集，援军也将到达（事实上，撤到文渊后，法军达到了4500人），战力也就将得到恢复。此外，谅山不仅筑有远较文渊坚固的工事，而且囤积着远较文渊丰富的物资。更重要的是，谅山这个名称太金贵了，就像后来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十个文渊的失守也抵不上一个谅山的丢失。那将成为巴黎街头引爆的重磅炸弹。

尼格里算得很精确。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战争女神终于开始垂青中国军队了。

二月十二（3月28日），一路尾追而来的清军开始发起对谅山的全面攻击。

冯的计划是，一面全力围攻谅山的北面屏障驱骡，一面派出别动队迂回偷袭谅山。

而法军亦决定坚守驱骡。尼格里要利用驱骡外围开阔的地形，充分发挥法军的炮兵优势。

事实证明尼格里判断是正确的。当天，驱骡守军仅以3人阵亡，37人受伤，四人失踪的代价，打退了清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据说战场上的遗尸达到了1200具。但清军仍顽强地吹响新的进攻号角。他们在将自己的战斗精神作最后白热化的燃烧。

但只是这种人海式进攻，显然无法打破僵局。

真正改写了战争进程的，是当天下午三点十五分的一个意外：尼格里胸部中弹负重伤。原来，尼格里为鼓舞士气，亲临一线视察，不料却为流弹击中胸部。

接替尼格里指挥谅山之战的正是那位关键时刻迷路的爱尔明加中校。此君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军队已成强弩之末，现在之所以仍在不停的进攻，实在只是一种纯精神力量的燃烧。相反，法军依托坚固的阵地，有4天的粮弹，这至少已足以在后勤上拖跨中国军队脆弱的输血管。而若法军真放弃了谅山，则从谅山到北宁之间，法军实在很难再找一个像样的坚固阵地。换句话说，法国人只要一退，就要再退回尼格里的起点：北宁。

但是爱尔明加已被中国军队浩大的进攻声势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所震慑。出于对“第五天怎么办”的高度恐慌，爱尔明加的心理防线动摇了。他下令：撤出谅山。这真是一个不长脑子的命令。重伤的尼格里表示了最大的抗议，可是却被可爱的爱尔明加当成了病人的噫语。

爱尔明加在发给统帅部的电报中称：“尼格里重伤，粮药绝，无法再守，决乘夜分两队径退至谷松、屯梅。”其中，“粮药绝”实属托词，而他所谓的“退至谷松、屯梅”却并非最后的底线。

更绝的是，爱尔明加生怕会在撤退前接到总部发来的不许放弃谅山的命令，他于当晚六点钟下令割断了电报线！同样是出于恐惧，爱尔明加要利用夜晚撤退，他害怕任何的光亮会泄露法军的撤退企图，所以严禁一切火光，虽然前线的士兵已经激战一天，很多人都没有吃到一口热饭，但爱尔明加还是坚决反对生火做饭。为了加快撤退速度，他还把部队分成两股，走两条不同的道路。

爱尔明加深信只有他明了时局，他也坚信只有自己才能挽救这支绝境中的军队。所以他要不顾一切，不惜代价的，最高效率的，把这只陷入绝境的部队救出去。所有质疑，包括“最微末的意见”，都激起中校“大发脾气”。

就这样，法军放弃了谅山。13万银圆，大量的面粉，以及在爱尔明加看来严重影响撤退速度的海军大炮和炮弹，都被中校下令扔进了河里。

新的偶然事件也再次发生。二月十三（3月29日）拂晓，由杨瑞山率领的先头敢死队，取道人迹罕至的僻径，一路急行军，迂回摸到了谅山守军的鼻子尖下。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奇袭。而上天如此垂青他们，让他们正好赶上了法军的撤退。于是，大批物资来不及销毁，轻而易举落入了清军手中。正是靠了这批缴获的给养，冯子材的大军才得以恢复了活力。一路紧追南逃的法军，克谷松，取屯梅，进逼郎甲。尼格里数周血战的成果，就这样被爱尔明加在48小时内，丢得一干二净。

好运气逆转得如此之快，真是写小说也不敢这么编。

连锁反应到了西线

东线的转折迅速影响到西线的进退。

且说法军解围宣光后，本以为可将西线清军一鼓荡平，不料却被清军化整为零的骚扰性作所困，为打破僵局，波里也决定兵分三路，对红江两岸进行一次扫荡性作战，驱逐威胁法军水上交通线的清军。

二月初七（3月23日），也就是镇南关大捷的前一天，1000余法军在一批越南教民的援助下，由兴化渡红河，攻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

这一次法军过于托大，对作战企图的隐蔽工作不够重视，岑毓英得以提前获得情报，调刘永福部进扎临洮，并命滇军李应珍部并越南义兵防守临洮东南村落，原驻防临洮附近的覃修纲部4000人则负责夏和、清波、锦溪等据点的守备，做临洮友军之后盾。

鉴于法军强大的火力优势，滇军在战术上采取了下述措施：一、注重防御；二、在防御中以“地营”主要工事抗击法军。

所谓“地营”，就是一种相当于暗堡的土木工事。修筑时，先挖掘一个六尺深的方坑，坑四周密竖大木，地上部分仅露出尺许，很难发现。又由于弹道原因，法军的山炮很难有效命中。如此“回环掘数营”，以隐蔽的交通壕相连，“水米药弹均储其中”，地营三丈外密布三层障碍物，“防敌冲突”，“再于四角埋置地雷，尤为有备”。按唐景崧的说法，这种地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每个地堡只有一个出口，出口处设有木栅，“一人闭栅坐，则坑内数十人皆不得出，既可避炮，且免溃走”。

而法军对清军的这些新变化并不清楚，还以为只要大炮一响，清军就会四散溃走。结果，法军炮轰枪射了整整一天，清军阵地就是巍然不动。入夜后，越南义军于四周村落广树黑旗，以华语高声喊杀，法军担心遭合围，又害怕夜战，遂致狼狈撤退，衣物器械多有遗失。

这就是后来被岑毓英宣传为大捷的“临洮之战”。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战至少是清军的一次战术性胜利，而且是通过对现有战术的改良取得的，这相对于那些大后方空喊天道人心的八股文章，更值得写入史册。

更让时人振奋的是，东线很快就传来了镇南关大捷的好消息。此后的一连串变化更令波里也震惊，不明就里的波里也匆忙决定，西线再次转攻为守，留下少量兵力防备宣光、端雄、兴化三大据点，主力再次转向东，驰援尼格里。

更丢人的是，波里也震惊于东西两线的巨变，一度竟张皇失措，急电巴黎：

尼格里将军受重伤，谅山失守，殊可痛惜。华军以三队之众猛扑驱驴。爱尔明加中校见众寡远不敌，弹药垂绝，不得不退至谷松、屯梅。现尽力图守船头、郎甲。红江方面，华军亦日增。但无论如何，仍望能保守三角洲。请政府急增援。

当波里也抵达东线后，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竟是爱尔明加的神经质，其窝火可想而知。

现在，波里也迫不及待的想同清军一战，以挽回法军的荣誉。而清军也确实早已超越后勤的极限。但是，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历史永远不会再给波里也这个机会了。

闹剧般的终战

“镇—谅大捷”的消息一经传出，法中双方同时作出了强烈反应。二月十三日（3月30日），法军在北圻的败讯传到了巴黎。法国舆论界痛斥此败为“第二个色当”，又一个“滑铁卢”，认为茹费理内阁指导不力，大损法兰西之荣光。一时掀起空前抗议巨浪，并在十四日引发了反对党的倒阁行动。茹费理被迫宣布辞职，解散内阁。惟新内阁一时难以组成，故老内阁仍得以暂时理事。

于是一切逆转了过来，现在是茹费理急于签署停战协议，既为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划上终止符，也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谋一个体面的收场。

相形之下，中方的反应同样耐人深思。

张之洞、彭玉麟、冯子材、王德榜力主乘胜进军，添兵再战。

李鸿章、曾纪泽的意见则反是，他俩认为应当见好就收，乘胜议和。

后人读史于此，自不免痛斥李鸿章懦弱误国，时人更不甘示弱，干脆作诗讥讽，把李鸿章比成了秦桧，而冯子材则成了当代岳飞。所谓“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慷慨激昂中，这首诗甚至跨越百年时光，进入后人的历史教科书中，广为传诵。传到最后，也就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一句话：李鸿章卖国。附注：至少是误国。

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冷静下来分析战局时，就会发现那种将“镇南关大捷”或“镇—谅战役”看作决定性会战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法军的主体部分并未被歼灭，双方的实力对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随着波里也的重返东线，爱尔明加的撤退便立即遭到痛斥。茹费理内阁虽然垮台，但这并不说明巴黎要和平。相反，法国人认为茹费理丢了法兰西的颜面，所以急于挽回损失。巴黎方面不仅从台湾抽调一个团赴越，并将新抵达的5000生力军速由海防转运东京。法国议会更决定再增派8000至9000人的援军。到四月下旬，北圻法军已达25000人，另有越南冲锋兵12000人。而南下清军仅15000人。当数量优势与防守优势都失去时，冯子材还能创造奇迹吗？

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

更糟的是，就在“镇—谅战役”期间，孤拔终于看清了澎湖的重要性。

台湾难守，尤难在澎湖。澎湖之于台湾，正好比斯摩棱斯克之于莫斯科。从大陆到台湾，澎湖正好在三分之二里程碑的位置上。尤其在台北未被开发的年代，澎湖的重要性更大。所以郑成功与施琅之攻略台湾，均先占澎湖为跳板，再攻台南。到中法战争期间，台南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但澎湖的重要性却并未降低。占有澎湖，首先将有效地遮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其次更将对周边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

更进一步的分析，诚如左宗棠所言：“伏查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然其地不产五谷，不生草木，薪米须取给于外；且仅协署一井，淡水亦复无多，固平日不能屯聚大兵，设为重镇。”所以要守澎湖，必要有相当的海上力量。或歼敌于海上，或通过海运，源源补给，澎湖才能守住。但海权在大清国恰恰稀缺，而法国人却很富有。结果，清军守无可守，法军一旦攻克却能将之当海权的力量倍增器用。这就是差距。

虽然早在1884年10月20日，孤拔就宣布法国海军将于三天后封锁台湾海峡。但由于法国军舰有限，又未攻占澎湖。此后清国军民利用夜航及恶劣天气偷渡等方式，先后将3000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枚鱼雷和10万两饷银成功运至台湾。

1885年3月21日，法军攻陷澎湖，大局遂为之一变。诚如李鸿章所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刘铭传也明白，“敌焰日炽，台事愈危，饷缺器乏，”所以上书“恳乞朝廷速救全台性命”。同时向李鸿章大呼：“如何支持？”

更让人震惊的是，台湾清军与越南清军一样，医疗保障落后，而当时的台湾，不仅缺乏工业基础，就农业文明的标准说，也是落后的。所以清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弹药、粮饷、药品无不奇缺。

刘铭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只有一次次向海峡另一面不断大声疾呼：增援，增援！

很显然，如果台海交通不能改善，台湾守军早晚将失血而死。而只要双方的海军实力对比不能得到根本改善，交通就无法打通。

台湾海峡的生命线没有打通，巴德诺在2月1日（十二月十七日）又建议通过禁止漕米北运华北来迫使清廷妥协。随之，法国政府宣布，从2月26日起，广州以北口岸的米将被视为战争违禁品。对此，李鸿章的对策是利用英美等列强的船只运米，如此我得安全，彼得运费，可谓双赢。现在法国人要断大家的财路，自然只能激起大家的反感，英国首先抗议，拒绝接受法国人的宣布。但孤拔的态度却很坚决，法国军舰虽然不敢攻击挂米字旗的运米船，但对于放弃禁运大米一节则毫不妥协。

他将控制基隆与封锁台海的任务交给升任远东舰队副司令的利士比负责，自己则率巴雅、尼埃利、凯旋、梭尼四舰北上执行禁运任务。

3月1日（一月十五日），当法舰抵达镇海港附近甬江的急转弯上游时，法军意外发现了三艘中方巡洋舰的桅杆。这三艘战舰正是上次从孤拔手指缝中漏网的开济、南琛、南瑞舰。与这三艘同在镇海港内的，还有原属福建水师的元凯、超武二舰。孤拔的第一想法是留下一艘军舰监视这几艘华舰，使之不许出甬江口。以此“保证法国驶往东京湾的运输舰的安全，和有利于封锁台湾”。但很快孤拔就改变了想法，决定摧毁这几艘华舰，哪怕整支分舰队要在甬江口驻扎相当长一段时间。孤拔的新计划很快得到了巴德诺的支持，在后者看来，“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达到摧毁这些战舰的目的，北京势必会发生巨大的震动。同时，对天朝的政策措施也会有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对甬江实行封锁，那么我们就达不到任何目的了。”尤其在“上海的报纸已把我们这一举动看作无能的一次表现”的情况下，法军更要勇往直前。但很快孤拔就会发现，镇海既非石浦，更非马尾。

如前所述，清军在镇海布防严密，又争得了英国的同情。3月1日下午，孤拔亲率尼埃利号侦察镇海海口，当场遭到中方炮台的轰击。时间是午后二时十五分。双方在2400米至2700米的距离上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炮战后，法舰主动撤退。中方的战果是打断法舰支索两根，付出的代价是阵亡炮兵2名，勇丁1名。双方的损失均极轻微，但法军的战斗信心却不免大受动摇。

“经过仔细分析，他（注：孤拔）被迫打消了这一计划。”因为中方战舰均藏身于水坝和人工障碍坝之后，“水坝不仅有大炮严密防守，而且通夜有电灯照明，故极难逾越。此外，该海域水流湍急，流速七八节，故我们的鱼雷小艇无法安全航行。还有，45号鱼雷艇本应于短期内由‘雷诺堡’号牵引到甬江口，但因天气恶劣，它与牵引自己的舰船相撞而沉没了。”

法军只有重新转回到监视的老路上来，并静待有利的时机。可这时机终于没有出现。浙江提督欧阳利见驻节金鸡山，亲临一线督战。湘、淮二军精诚合作，共御强敌。六营淮军在记名提督杨岐珍的率领下守海口北岸；四营二旗的湘军并二营练军，则由湘系出身的欧阳利见直接指挥，守备南岸。两岸守军合计5000余人，后方还有八营练军及淮勇守备后路。足以挫败法军远东舰队的任何登陆企图。此外如淮系的刘秉璋，亦湘亦淮的薛福成，也均能得欧阳利见的重用。如是上下一心，战前有薛福成堵口之谋，战后又得炮台、陆营的并力设防，法军想重施石浦故技的可能性已降为零。于是镇海就成了又一个基隆。法军食之无味，弃之又怕华舰袭扰其运输船队。结果最终法军既未能击沉港内的5艘华舰，又影响了阻止南粮北运的原计划。这不能不说是中方的一大胜利。也反证了一件事，即李鸿章在马尾战前力主避免与法军正面交战的构想，和马尾战后李鸿章与曾国荃不正面增援台湾的构想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只可惜福建水师已经毫无意义的牺牲掉了，北洋又被日本牵制，不然定可让法军更加痛苦。

但若因此就飘飘然，又以为“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那就不免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战力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战火的扩大虽然会让法军付出更大的成本，但相形之下清军的代价更大，失去越南的结果却无法改变。

所以曾纪泽才建议：谅山克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总理初升时速办。

李鸿章也才致电总理衙门，主张“乘胜即收”。他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

俾斯麦亦通过德国外部转告许景澄，中国当乘谅山战胜之机议和，不然战祸无己时。

但最后的决策仍要由深宫中的太后，借小皇帝之名发出。

俗话说得好，“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两次跤”。有了一个观音桥，还会再来第二次吗？

西太后不笨。她知道谁在唱官样高调，也知道谁在发自内心的作白日梦，更知道谁在作真实的战略分析。

于是，各省督抚、统将才收到如是一份最高指示：“桂军复甫谅山，法军既占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争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属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

太后更专门严令两广总督张之洞立刻电告各前线将领“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大清国总算看清了一件事情：“自强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骛虚名，不求实际，慎之懔之！”

平情而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至于文人们的鼓噪，武将们的请战，或源于不懂军事，或根本就是与西太后唱双簧。只有这样，大清国才能掩饰它深度的腐朽与无能，才能挽回失去的体面，才能向世人宣布：这场战争的和平是大清赐给法兰西的。所以才有了“不败而败”的最大谎言。

就在收复谷松的当天（二月十七日）晚上，潘鼎新收到了他被革职的谕旨。第二天，潘鼎新在一片庆贺大捷的欢声中，落寞地卸任回国，空留下一句“兄弟一军归故里，河山百战送蛮夷”的诗句。此后，他更要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讥讽中渡过残生。潘鼎新的官复原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在这一年，潘鼎新感暑触发旧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就在潘鼎新回国的第二天（二月十九日，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朝政府与法国总统授权的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即《巴黎停战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两国批准1884年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

二、双方下令停战，法解除对台湾和东京湾的封锁。

三、中国从越南撤军，双方议定撤兵日期。

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廷下诏停战，命令前线清军立即停止战斗，按期撤军回国。

两个月后，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实地位；

二、中国指定两处通商地点：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商可以在该地居住，并允许法国在该处设领事馆；

三、法国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减轻税率；四、将来中国在滇、桂修筑铁路，若中方雇佣外国工人技师，则法国工人技师有应聘之优先权；

（五）法国撤走在基隆、澎湖的军队，中国军队同时自北圻撤退。

中法战争至此总算尘埃落定。法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赔款所求，更没有提及割地要求。真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第十三章　十年竞争落差惊人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中法战争震荡波

中法战争——这场大清国唯一一次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对外战争早在其还在进行的途中，就开始强烈震荡大清国重臣们的心灵了。

战前主战甚力的左宗棠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仍在以20年前的老标准衡量法军，而忽视了近二十年来西洋武备的新发展。他说：“西洋各国，二十年前尚无铁舰，所有兵船与中国船政局现制相埒，即炮位药弹亦多前膛笨重之物。论其昔年兵力物力，本非能与我为难，熟料该夷逐渐讲求，日新月异，兵船铁甲，厚至一尺有余，更以一二尺厚之阴丁鲁泊如橡皮胶者贴衬其里，以故刚柔摩荡，坚韧异常。其后膛巨炮，全重能力突过从前，上洋制造局所译《克虏伯炮准心法》及《兵船海岸炮位炮架图说》言之甚详。申报所载，英国新造巨炮，可受弹药一千余磅之重，能洞穿五尺余厚之铁甲，闻者莫不咋舌。而自泰西各国视之，亦寻常工作耳。”

他还认清了下面的事实：“夫中国之地，东南滨海，外有台、澎、金、厦、琼州、定海、崇明各岛屿之散布，内有长江、津、沪、闽、粤各港口之洪通。敌船一来，处处皆为危地，战固为难，守亦非易。敌人纵横海上，不加痛创，则彼逸我劳，彼省我费，难与持久。欲加痛创，则船炮不逮，况见今守口之炮，率购自外洋，子弹火药，形式杂出，各炮各弹，南北洋虽能酌补，而炮身枪管，久必损缺，各国既守公法，一概停卖，将来由杂而少，由少而无，诚有不堪设想者。”“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

话还是老话，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自强新政搞了近二十年，却还是如此，左宗棠又如何不顿足叹息？

李鸿章的幕僚部属们也在反思。

薛福成正式刊印了他在光绪五年内部发行的《筹洋刍议》，呼吁“变法”。

刘铭传建议台湾宜立行省，作洋务运动的试点省，守则固东南海疆万里门户，攻则立大清雄视西太（平洋）万年之基。在李鸿章的努力下，这个建议被采纳，刘铭传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

但最强的声音却来自一位死人。那就是战争期间（1884年10月26日）病逝于广州的张树声。

在他的遗折中，我们看到如下的文字：

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论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在这里，张树声主张中国应学西人之体以策其用，而且提到了在当时还很敏感的“议院”与“君主立宪制”，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同样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刺激，虚骄自大的醇亲王战后姿态大变，转而与李鸿章成了政治盟友，大力推动起铁路与现代海军建设来。

西太后也下了大决心，训示全国：“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接，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要。”

所以才有了铁路建设的峰回路转，也才有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设立和北洋水师的正式成军。

东亚第一舰队成军

早在中法战争之前的光绪六年（1880年），受俄国铁甲舰来华与日本吞并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开始谋求当时最新式的海战利器——铁甲舰。该年的12月2日上午七点，中方代表与德国伏尔铿兵工厂签定了购买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次年5月23日，中德又签定了购买第二艘铁甲舰的合同。

这两艘军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定远与镇远，每艘排水量7335吨，配有305毫米口径克虏伯巨炮。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巨舰。李鸿章更趁热打铁，又从德国购入防护巡洋舰（穹面钢甲快船）济远号（2300吨），并向英德两国续发订单，各定购两艘新式巡洋舰，以提高北洋海军的综合战力。

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在李鸿章的陪同下，醇亲王代表太后、皇上检阅了北洋的这支新式海军。龙旗猎猎中，两位重臣的心情是激动的。

光绪十三年（1887年），购自英国的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2300吨），与购自德国的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2900吨），共计四艘巡洋舰相继回国。光绪十六年，李鸿章又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至此，北洋海军“八大远”（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的主力格局正式形成。再加上原有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和各式蚊炮艇、练习船、鱼雷艇，李鸿章终于经营出了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一日，随着北洋军舰日多。经李鸿章等奏请，清政府下旨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下发威海刘公岛，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的海军——北洋水师正式成军！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同日，《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经营前敌的同时，李鸿章也没忘了北洋水师的后路。考虑到定、镇两巨舰回国后，中国原有的港口和船坞无法容纳，所以同样是在光绪六年，李鸿章开始经营旅顺口。

光绪十二年，旅顺海防工程开工。

光绪十六年，旅顺船坞竣工。

其他如引河工程、航道舒浚、机器厂、库房、碎石码头、铁路、水坝、电报局、水雷营、军医院、船澳、炮台等工程也次第兴办。其中修船工厂共9座，占地15万多平方米，计有机器厂、锅炉厂、吸水机器厂、吸水锅炉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铜匠厂和木工厂等各一座。此外还特地从十余里外的龙头水源地铺设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自来水管道，直通船坞之内，供舰船用水和官兵、工匠饮水。

难怪李鸿章在船坞修成后，会在《奏验收旅顺各要工折》中不无兴奋地说：“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壮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禆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旅顺口口门东岸修建了黄金山、老蛎嘴、母猪礁、田鸡台4座炮台，在口门西岸修建了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团山、田家屯、城头山7座炮台。其中黄金山炮台踞高临下，俯瞰全城，配备大小火炮二十余门，内含3门可三百六十度环射的新式240毫米克虏伯巨炮，堪称全城锁钥。另外为了加强后路防御，还在陆路修建了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椅子山、案子山、望台等6座半永久性炮台、4座临时性炮台以防守后路。合计火炮140余门（重炮76门、轻炮49门、机关炮24门），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

随着旅顺的渐具规模，李鸿章又开发了与旅顺隔海相望的威海卫。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旅顺相隔仅45公里。宛若把门二虎，扼守着京津重地的海门。威海前有优良海湾，后有连绵群山，天生形胜。自明初就是防御倭寇侵扰的重镇。光绪十三年，威海卫海防工程开工。第一期工程历时两年，主要是修筑威海湾南北两岸的海防炮台。光绪十四年五月，李鸿章赴威海卫“登山履险，亲加勘度”，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十六年，第二期工程展开，主要是添筑炮台，并为守口陆军建设子弹、火药两库。同时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刘公岛水师医院、刘公岛水师学堂、刘公岛练勇学堂等工程也相继完工，投入使用。光绪十六年（1891年6月）至光绪十九年（1894年5月），第三期工程展开，主要工程为添设水雷营、陆路炮台、海岸炮台与弹药库等。

如此一番建设之后，李鸿章就在京津、威海、旅（顺）大（连）三点之间，构建出一个坚固的国防铁三角地区。负责这个三角地区守备的陆军，同样由李鸿章直接负责。他们使用最先进的西洋武器，并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以西式操法训练。虽然数量上只有二万余人，但依托环渤海湾的海防工程，作战略防御确是绰绰有余。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李鸿章甚至还有了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经营胶州，进而由北洋而南洋，由南洋而台海，由台海而广东，建设四大海军。到时，“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铁甲二号，并改筑沿海炮台”。大清国的万里海上长城也就屹立不倒了。

似乎大清国真的要自强了。可惜，由于日本这个参照系的存在，大清所取得的成就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东洋暗礁

《天津条约》墨迹未干，日本高层又发生了一场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激烈争论。

日本军方激进派认为，清国自与法战后，大力整顿海陆军，其势不容小视。彼大我小，彼众我寡，长程竞争，日本断无胜算。而帝国要想成为东亚之霸主，就一定要开辟新地，打倒清国，取而代之，故曰“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当本着破釜沉舟之心，在三年内完成对华战备，以作闪电一击。胜则为王败者寇矣。”

对此，伊藤博文颇不以为然。他说，和平时期日本政府的财政每年还有1000万元左右的赤字，“若与中国、朝鲜交战，款更不敷，此时万难冒昧。”

至于激进派所担心的“三年后中国必强”，伊藤认为“，此事直可不必虑”。为什么呢？很简单：

“中国以诗文取文，以弓马取武，所取非所用，稍微变更，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中国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指中俄伊犁危机——笔者注）始设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以更变为言，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臣，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今年我国钞票已与银钱一样通行，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至于激进派所说的日本除非扩张，不然很难自强也有道理，只是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

目前的急务还是在于改革。

首先，“京中各部冗员太多，宜裁去十分之四，月可省五十五万元，以此款为扩充海军之用。”

其次，“本国宜多建铁路，全国血脉贯通，转运神速，陆军可裁一半，计每年可省四百万元，即以次款为添铁路之用。”

最后，“我国四面皆海，海军极宜加多，陆军实可裁减，遏有兵事，随时调集后备之兵（男丁入营三年后为后备之兵），皆可以战。缘我国自改男丁十八岁即须入营当三年之例，与步伐阵式均已习练，非若中国所募，皆乌合之众也。”

如上内容，通过李鸿章安插在日本的卧底，迅速送至北洋。

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

看着伊藤的三句真言，李鸿章无语。

明明已经看到了对方的底牌，却依然是个无可奈何。这就是李鸿章的悲哀，更是大清国的悲哀。李鸿章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国这艘硕大的破船，好不容易避开法兰西这座冰山，又一路直撞向日本国这座坚硬的暗礁。

德国军火与德国制度

说来不可思议，李鸿章的落伍早在1870年就被决定了。而且是在他最擅长的军事领域。

若前所述，普法战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李鸿章与大清国也在这个地球上，自然也难免要受其影响。李鸿章本人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受益者。可是，虽然李合肥受益于普鲁士的胜利，他却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个“布鲁斯”何以能打败“弗兰西”。这就引出了另一段公案。

张之洞对李鸿章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常常被人引用。在张之洞看来：“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可是问以各种武器装备“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以证明李鸿章在大清国内的出类拔萃。可是，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一层更微妙的含义，一层连说话人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含义。

其中，前半段说的内容都属于军事技术和战术层面的问题，“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则属于外交战略层面的问题。放在德国统一战争的模式中，前者是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有俾斯麦的外交战略。而连缀二者的则尚有毛奇及其参谋本部。而在大清国，少的正是这个制度性连缀。李鸿章确实有其外交战略观，而且从李鸿章到刘铭传、叶志超、聂士成、罗荣光这些淮军战将，对西洋战术与技术的引进也是不竭余力。可惜，少了参谋本部制度，李鸿章的战略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淮军的战术与技术同样成了支离破碎的小伎俩——只能应付支离破碎的战斗，而无法有效地组织近代化的大规模会战，更不要说规划一场目的明确、动员全面、政治经济军事大综合的现代战争了。

对于普法战争，李鸿章的反应主要聚焦在武器装备及新装备引发的新战术层面。以其一贯的务实精神和专业眼光，李鸿章很快就把握了德国军火的优越性，并在普法战争之后，逐渐将军火进口的对象转向德国军火商，尤其是著名的克虏伯公司。从步枪到火炮，甚至铁甲战舰，李鸿章总是优先向德国采购。可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军事制度改革。他思考的只是很务实，但又很基础的装备问题与训练问题。在这一点上，李合肥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大清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本，却走上了一条群策群力的制度化移植之路。

走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最初的强军规划是海军以英为师，陆军以法为师。普法战争打破了这个规划，本着向最强者学习的原则，日本陆军抛弃了法兰西，转而热烈拥抱德意志。

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八年后的1878年（明治十一年），日本效法德国，组建了自己的参谋本部，在现代军事制度转型上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日本的参谋本部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空有躯壳却没有大脑与灵魂。这个大脑与灵魂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毕竟再好的制度最终也是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在参谋本部的大院里建起了陆军大学。并且给这个新机构请来了一个德国总教习。

日本陆军的元老级人物，游历欧洲的日本陆军卿（相对于陆军大臣）大山岩联系上了德国陆军大臣，正式提出了聘任一名德国顾问，担任日本陆军大学总教习的构想。对此后者大表支持，并郑重向大山推荐了一个人选：参谋本部出身，现任柏林军事学院军事史教官的戈尔茨上尉。

可是这个人选递交到参谋总部后，却被时任参谋总长的毛奇大笔一挥，换成了时为少校参谋的麦克尔。表面上看，以少校换上尉，似乎是表示了毛奇对日本更大力度的支持，实则不然。因为戈尔茨虽然军衔低，却是当时德国陆军的后起精英。日后更官至德意志元帅，差一点就当上了参谋总长。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战场上屡建奇功。相比之下麦克尔就四平八稳得多了。

毛奇最终的定案是让麦克尔去日本，戈利茨去土耳其，其真实原因是，毛奇本人就曾有过做土耳其客卿的经历，而愈到19世纪末，土耳其在德国战略棋局上的地位愈重要。相比之下日本则无关痛痒，而且过于遥远。由此可见，毛奇以少校换上尉，实在是因为这个上尉太特殊了，特殊到他不舍得派他去日本。

这种重土轻日的趋向，早在十年前就见了端倪。当时岩仓使节团周游列国，路过德国时，德皇为表亲善，特地遥增二等勋章一枚给天皇。可是，同时遥赠给土耳其国王的却是一枚一等勋章。要知道，当时的土耳其被讥讽为“欧洲病夫”，是一个国际笑柄。后来大清国连续遭遇甲午、八国联军两场惨败后被国际舆论嘲讽为“东亚病夫”，正是从这个绰号转用过来的。

堂堂日本天皇的待遇竟然不如“病夫国”国王，日本使节团非常不满，婉言谢绝了这枚勋章。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差别对待依然存在。

可是，十年前日本拒绝了勋章。十年后却没有拒绝麦克尔。因为勋章只是虚名，总教习则事关实利。日本当然可以拒绝麦克尔，但却难以找到更好的替换人选。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日本军方对这位麦克尔少校高度信任的同时给与高度礼遇。在麦克尔还在赴日途中的时候，日本人甚至就先把此公最喜欢喝的某种品牌的洋酒大量购买运日储藏，以保障麦克尔在日期间能畅饮不断。

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麦克尔抵日后就开始倾其全力打造日本陆军军官团。

他的主要训练分为三部分：一为日常学习，一为图上作业，一为实地演习。

日常学习指的是陆军大学的常规课程设置，其内容不仅包括了军事学课程，而且还包括了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学、国际公法、法律、外语等非军事学科。

图上作业系以普法战争为蓝本，往往由麦克尔亲自操刀，按照德军的标准，通过图上作业，反复训练日本军官的计划制定、实行能力。所有讲课内容都要详细记录，然后整理、印刷，发全军观摩学习。

实地演习则是在日本本土的演习场上，训练日本军官的实战能力与合作精神。其要求极其严格，有时甚至带有挑衅性，以激起日本军官的斗志。演习时不仅陆军大学的学生参加，参谋本部的在职参谋和各野战单位的参谋长也要列席。

据说，这位麦克尔第一次上课时就大发惊人之语，声称他只要一个师的德国兵，就能灭了整个日本陆军。此话一出，整个教室立马炸窝。日本学生们深表不服，但上了后面的课，又不能不服。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明明别人强大，可就是看不出来，还以为自己强大，这叫夜郎自大。但如果是已经知道了确实是别人强大，但还是不甘心虚心学习，这就叫意气用事，说专业点就是战略性自杀。

事实证明，日本学生非常虚心，学的也非常刻苦。

经过这样一番训练，麦克尔终于给最初只有外壳的日本参谋本部制度注入了“大脑”与“灵魂”。日本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计划，堪称标准的毛奇式作战的翻版。其翻版之标准，可谓高度仿真，亦步亦趋。

如果说山县有朋是日本新式陆军之父，秋山好古是日本新式骑兵之父，那么麦克尔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团之父。

当我们把这位“异国之父”与李鸿章最倚重的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做一个对比，会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康斯坦丁·冯·汉纳根（1855-1925），来自著名的欧洲雇佣兵之乡德国黑森（Hesse），出身于贵族军人世家，出生于著名的要塞城市美因茨。其父为美因茨市长，有两大耀眼履历。第一，普奥、普法两场大战，此公均身在行间，并先后参加了著名的科尼希格雷茨会战与色当会战。第二，汉纳根家族有研究炮台的家学渊源，自这位汉纳根市长的父亲起就是炮台专家。

小汉纳根无其父的传奇经历，但却也因其家学渊源而成为要塞构筑专家。来华前汉纳根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1879年汉纳根以陆军上尉军衔从德国陆军退役，随之通过其父亲的好友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的推荐，经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聘用来华，当上了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他曾主持了旅顺口黄金山炮台与威海卫炮台的设计与施工监督。前者分别被李鸿章和日军赞誉为旅顺口最新式与最佳炮台。同样是出于他的建议与协助，李鸿章在旅顺港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军医院。

不能否认，汉纳根确实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是把他与麦克尔一比，差距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麦克尔来自德国军官团的核心组织——参谋本部，而汉纳根则缺乏这层“镀金”。

其次，麦克尔是日本国家正式聘用的陆军大学总教习，汉纳根则类似于李鸿章的洋幕僚。

再次，在聘任德国顾问这个事情上，日本出面的是绝对重量级的大山陆军卿，中方却是通过一个在华洋员牵线，更像一场私人性质的相亲。

最后，麦克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制度移植到了日本，汉纳根对中国的贡献则只在于技术层面——尽管给中国带来了最坚固的要塞，但实战将证明，物质的要塞是远远无法满足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需要的。诚然，麦克尔也给日本军官团留下了负面效应，那就是忽略战略与战争命题的深度思考，但这一点在甲午战争中还不构成一个问题。

而大清国落伍于日本的还远不止于一个参谋本部制度。

如果以中法战争为界，战前的十余年，日本已经通过参谋本部制度建设走在了中国前面。之后的十年，则进一步拉开了与中国的综合素质差距。

全面差距的形成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历史将十年时间公平的给予了中日双方。在这十年中，日本在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交通改良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现代教育制度之确立

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1872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效法西洋列强的新学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西式教育制度，力图向世界接轨。虽然国家草创，物力维艰，但日本政府仍在十年内努力将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用于教育。当时到日本乡村旅行的外国人很快就注意到，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绝非村政府，更非官僚私宅或巨商别墅，而是小学校！同时，现代高等教育在日本也得到了稳健的发展。日本固然非常注重外派留学生，但日本更清楚根本之图还是在于发展自己的大学。日本最初的大学教授主要为外聘的外籍学者，但逐渐的，日本本土的高教力量就成长了起来。

反观大清国，由于缺少制度的保障，和价值评判体系的改良，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不仅难以在官僚系统内获得地位，而且难以在民间获得草根们的认同。家长和绝大多数学生的首选途径仍是科举考试。于是李鸿章只好用下述四件法宝和科举考试抢生源，那就是：免学费，管吃住，包就业，高待遇。

学生入学之日，校方要和家长、学生签订保证学生绝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契约。每逢科举考试之时，整个学堂就会如临大敌的全面戒严，并将所有学生集中起来作监督性管制，以防有人偷偷外出考试。不仅学生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功名”，或科场不利的老师，也要防止他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八股考试上。因为老师也是人，就算他们自己可以看穿科举制度的不足，但不代表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都能看透。结果，就算是鼎鼎大名如严复先生，作为李鸿章深为欣赏的幕僚，新学堂的海归老师，也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科场中求功名。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先后四次应试，四次落第。制度性缺陷下，个体的无力和悲哀已显现无遗。

《清史稿》批评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却没有反思，在大清国李鸿章不“以利禄驱众”，又用什么来驱众？

同样因为过于依赖利益引导，导致了大清国最权威的西学教育机构同文馆的集体腐败。

据当年曾在同文馆就读过的著名学者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清廷为优礼士人计，规定同文馆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餐每人白银一两，六人一桌。也就是一桌六两白银标准的大餐六人共吃。按当日的市价，这六两的大餐是连燕窝、鱼翅也上得起的。可到了同文馆，每餐每桌的实际开销不到二两，却仍按六两虚报。仅此一项克扣，厨子便可每天进银二百两，合四个大元宝。真也叫生财有道。

克扣的发了大财，被克扣的也不是省油灯。同样齐如山老人回忆，当时的同文馆学生，素质欠佳，经常偷带馆中的白糖与鸡蛋回家。是因为家里穷吗？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一个翰林做家教，一月也就赚八两银子。可同文馆的学生学好学坏，每月三两的“膏火银”是必有的，混个两三年，可以加薪至十二两！缺钱吗？不缺。可学生们照样以馆为家：馆里有，家里也会有。甚至有的学生常外出嫖妓，回来晚了，不论点种，照旧理直气壮地大叫开饭。也确实给厨房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厨房的解决办法就是建一所饭厅，定时定点就餐。没想到此议一出，学生们蜂起抗议，理由还极堂皇：Freedom（自由）！

责任没学会，程序正义没学会，倒先学会了个似是而非的Freedom。这就是大清国新式教育的产物。

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饭厅还是建了，新的就餐规定也公布了。同时呢？学生们的新花招也出笼了。

比如吃火锅，先把汤水喝干。任凭火烧而不加水，直至锅底烧化，彻底报废。有一次晚餐，居然一次就烧化了三十多具火锅！

又比如饭吃完了添饭。直接拿碗练飞镖，厨子接不住就落地，落地就是“碎碎平安”。结果每天吃完饭，剩下的总是一地碎片，半厅骂声。

更可叹的还是这些学生学业的荒废。据说有一个学俄语的学生，学了13年，才刚记住字母表。最后，中国学生没学到多少外国技艺，倒是那些在同文馆教习的外国老师，人人练了一口好汉语。

而大清国就是靠着这样的老师教育的这么一批学生去富国、去强兵、去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下的德式现代军官团一决雌雄。不败何待！

参谋本部的对华谍报战

一旦有了“大脑”与“灵魂”，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行动了。它的第一个大手笔工程就是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资料（尤其是军事情报）。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就乘机渗透，还写了份《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

中法战争刚一结束，日本参谋总部就迫不及待的派出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亲自赴华刺探情报。早在1880年，还只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员的小川又次就曾与同僚十余位一同奉命赴清国收集情报。参谋本部第二局正是根据他们的汇报，编纂了著名的《邻邦兵备志》，上呈天皇御览。此次升任局长的小川故地重游，自是轻车熟路。回国后于次年春写出了比《邻邦兵备志》更著名的《清国征讨方略》。在该文件中，小川一针见血的指出：“近时清国虚张声势，又努力扩张军备，但于杜绝百弊渊源、铺设铁道、实施义务兵役法、实行军政一体之前，不能称为真正强国。”“观察清国势力，现今之清国同安南战争前之清国，绝无大差异。”更坦言，“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所以他坚决反对将清国视为强国，也反对与清国维持久远睦邻关系，更反对“宽仁让步，不思进取”的国策，强烈主张以五年为期，卧薪尝胆，对清备战，一旦有良机可乘，便悉举国之众“断然先发制人”，与清摊牌。“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然后日本“始能保持安宁”。

小川更主张战后日本直接“将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含登州府管辖之地），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东北之地，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全岛与澎湖群岛，及长江沿岸左右10里（注：此10里为10日里，约合39公里）之地”纳为日本郡县，再将剩下的中国分为五国，使之永远不能成为强国。日本便可稳坐东亚、西太之霸主宝座，进而称雄世界。

中法战争结束后，更多日本间谍涌入中国。其中既有参谋本部的在编人员，更包括了大量日本民间的志愿者。他们留辫子，说汉语，有的甚至精通好几种中国方言。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大江南北，遍布日本间谍，有的甚至已深入西藏、新疆地区。

而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测绘手段落后，兼忽视现代军事地理，结果甲午战争爆发后，使用的本国地图竟反不如日军的地图精确。日军之地图何来？正来自那些默默无闻的间谍。他们测绘的地图，在一些重要地区，甚至可以细到每一条乡村的主干道，沿途的水井、重要建筑标得一清二楚。至于清军的驻防情况更是他们侦察的重点项目。一些重要营盘，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炮，以及多少间营房，几个厕所，每个厕所多少蹲坑，在日本间谍的地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指挥官是谁，表字、籍贯、性格、履历，同样毫不含糊。

战事未起，清军已落了后手。

国民兵役义务法的推行

早在明治五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其陆军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7万5千人），另后备兵员16万，合计23万5千人。其中常备师团全部装备国产的村田式后膛步枪，近卫师团与第四师团甚至已经完成连发式村田枪的换装。后备部队则使用常备军淘汰的外购的斯内塔尔步枪。同时日军的野炮与山炮也实现了自产化。这些都是武器严重依赖进口的清军望尘莫及的。

反观大清朝，八旗与绿营早已形同虚设，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地防军与练军，总数约35万。在数量上无疑有巨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由于大清国没有警察，所以国防军兼作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并不能像日军那样完全用于作战。这种双重性在装备上同样有明显体现。像李鸿章的北洋陆军，装备有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的进口枪炮，以西洋操典训练，战斗力与日本效法德意志组建的现代陆军不相上下。但内地各省陆军的装备却还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期，刀矛弓箭仍在普遍装备，至于火器居然还在使用老式前装火枪甚至土制鸟枪。所以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但数量太少，仅2万2千余人，而且与其他地方的部队一样没有预备兵员。军队扩充的方法也很原始，即由带兵官“自行挑选精壮，教习成军”。成军后，“即归其统带”，基层干部也由该带兵官自行“拣派”。兵源来自农村那些从未接触过军旅生活与现代西洋火器的农民，虽然廉价，但也低效、散漫。难怪有评论家戏称，日本农民是没穿军装的士兵，中国士兵是穿了军装的农民。换言之，当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如以两国实际可以调动的，能够有效运用于现代战争的武装力量而论，日本陆军不仅在质量上压倒了大清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占了上风。

立宪与开设议会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2月11日，日本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年，日本人正式启动了自己的国会：大日本帝国议会。

正是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大谈了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所谓“主权线”，就是国家的疆域线。所谓“利益线”，就是与日本的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山县坦言，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是不能维护国家独立的，一定要同时保卫利益线。否则，日本就不可指望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总之，“国家独立自卫之长计”，在于“保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的同时，“防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势”，“外交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其中，朝鲜与台湾都是这条利益线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建铁路

虽然中法战争之后铁路建设在大清国得到了高层的公开支持，可是，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相形之下，日本却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明确了建设战略性铁路网的重要性。

明治十一年（1878年），也就是日本组建参谋本部的同一年，天皇巡游北陆。虽然行进路线尽可能的避开险地，而且在很多地方专门开辟了巡幸道，但“即使新开的路也是羊肠山路，在陡峭险峻之地到处都架有栈桥，悬崖如屏风耸立，险不敢睹。七八个町不通乘舆，天皇不得不下来步行，骑马的随从也下马尾随而行。天皇健步在前，将随从落在后面。”这一路的巡视，给明治天皇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内陆交通之差早已出名，但此番亲身体验，无疑更有助于明治对维新大业的理解。

毫无疑问，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但拥抱海洋的前提，恰恰是陆地上的革新——因为人毕竟首先是在陆地上生存的。而且，如果不能改变内陆的原始面貌，仅靠一连串沿海城市的发展，到头来只能是肥皂泡式的发展。同时随着沿海与内地生活水平、价值取向的不断拉大，国家会面临内乱的危险。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巴多在亲身游历日本内陆后，写下了如是一番话：“只有优质的道路才是当今日本最需要的。政府与其从英国购买铁甲舰，进口西洋高价的奢侈品，在不知不觉中使国家疲惫，莫如兴修对国内物资运输有重要作用的道路，通过这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支出，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最好不过的。”——而这正是明治天皇与维新政府的精英们所要完成的事业（只要日本不在改良新式交通的同时争取不合理到变态程度的过路费，日本内部活力的焕发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到1893年，日本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增加到4494英里。考虑到中日两国空间悬殊巨大，大清国的400多公里铁路相比之下真如儿戏。

扩展造舰能力

为了对付定、镇两巨舰，在日本政府高薪聘请的法国造舰专家白劳易的建议下，日本海军决定从法国定购三艘标准排水量4278吨的二等海防舰。对于这三艘被寄予厚望的战舰，日本人最终决定以日本古三景：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命名。故又称“三景舰”。

其中前两艘分别于1888年2月2日和8月10日开工建造于法国土伦，并分别下水于1889年的7月18日，和1890年的1月22日。两舰的排水量虽明显小于定、镇两舰，但却各装备一门320毫米口径的38倍径加农炮。该炮在试射时打出了每妙703米的初速。从理论上已可以击穿定、镇两巨舰的主装甲。不过从后来的实战发挥看，它们远远没有起到预期中的效果。

不过日本从中却得到另一个收获。在日本人的坚持下，第三艘同型舰改在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工厂建造。开工时间是1888年的10月10日，技术指导来自白劳易，所需钢材、锅炉、主机和火炮也全靠进口，所以直到1891年的3月24日才下水。但日本人从中所积累的造舰经验和技术知识，却无疑对其日后的自造大型军舰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大清国当时所能仿制的最大号军舰，也就2100来吨（即平远舰）。

外交失机　自陷危局

除了上述内政建设的成就，日本在外交领域也占得了先机。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失误在于有天朝无外交，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的问题则出现有外交无战略。

19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和平之中。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也由进攻性的全球扩张一转为维持现状。只要能维持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就得到了最佳保障。同理，也只有维持了现状，大英帝国的安全与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相对于开疆拓土，此时的大英帝国更警惕于防范霸权挑战国的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英、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最后30年内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始就持续性的全面扩张。现是谋求对波罗的海的控制，继而寻求黑海霸权，到19世纪又开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冲刺。前者直接促成了英俄的矛盾，后者则直接威胁了中、日、朝的国家安全。

对大英帝国来说，他是绝对不能容许俄国海上力量直接进出太平洋。其中，阻止俄国在中、日、朝三国的任一处获得不冻港，是大英帝国远东战略的重头戏。而朝鲜政局在中法战争之后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情绪继续高涨的同时，在原有的侵华派与亲日派之外，又出现了亲俄派。甚至闵妃一度也借助俄国的力量在中日之间搞平衡。反之，俄国趁机加大对朝鲜国政的渗透，希望能够在朝鲜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

这个新局面虽然挑战了大清国在朝鲜的宗主身份，却变相的为之提供了一个现代外交战略上的重大机遇。

如果中国能借此机会与英国形成抗俄联盟，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英国方面甚至准备在抗俄的前提下，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现代海军。当然，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目的在于将大清国的海军变成英国远东海上力量的延伸与扩展。这就是某些书生学者念念不忘的英国图谋控制中国新式海军的阴谋论。

可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本身就是个权力政治，国家的利己是正常的。试想当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难道是出于国际主义情怀，或兴复汉室的理想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形成了孙权无力填补的庞大权力真空地带，而当时刘备集团至少在他留给孙权的印象中，是相对最与江东集团有共同利益契合点的政治势力。借荆州给刘备，可以使之有效分担共同压力，使孙权得以在其他方向上全力扩张。反之，如果刘备因为孙权借荆州给他的动机是利己性的而拒绝接受荆州，那才叫彻底的愚蠢。

所以，英国的动机是利己的，客观结果上却是利人利己的。

诚然，当年正是这个大英帝国第一个靠着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样是这个大英帝国，长期向中国贩卖害人的鸦片。但是，前者已经成为历史。后者则并非不能改变。随着中英正常贸易份额的加强，鸦片售华的战略价值早已不复存在了。在国际政治领域，若不能跳出历史性感情纠葛之外，寻求理性的合作，实无异于战略性自杀。大英帝国的名言说的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早在187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接见香港代表团时就指出：“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

同样是这位阿礼国公使，在更早的1868年1月2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八）照会大清国，要求大清国与国际接轨，保持共同发展步调，不然，大家都向前走，你大清国“止而不行”，结果就是：“譬如众人同行，一人落后，必被众人掀按倒地，共为践踏。”——闹了半天，原来这“落后就要挨打”的理论是英国大使的原创！

其后任大使威妥玛也曾一再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宣讲：“中国惟挖煤、铁可以生财，惟造铁路可以省兵。”“火车之用，不惟使人有无相通，更可使国富兵强。”“火车行，京师屯兵五万，便足以控驭四方。”就算遥远地区发生了暴乱，也可以便捷的进行镇压——当然了，英国的商贸势力也能更便捷的进入中国内陆。俄国入侵时，也能更有力的反击。

反之，俄国挑战的是英国的霸权，但却从未想过要侵入英国本土。可是，俄国对中国的威胁却是要直接控制属于中国的大片国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推进到华北平原。

可惜，在大清国，包括李鸿章在内，皆无“刘玄德借荆州”的战略头脑。相反，日本却抓住了这股东风。本来，正如《泰吾士报》所言，未来东亚的大国博弈，是英俄清的三角关系流转。这就等于承认了大清的区域大国地位，也默认了它的制衡价值，却并不把日本当成一个伙伴。可是，日本的努力改变了这个事实。

主动参加均势牌局的日本

日本的醒悟起于岩仓使节团的周游列国。

当维新之初的明治四年十一月，日本政府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

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却在德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款待日本使节团的国宴上，俾斯麦以惊人的坦诚发表了如下演说：

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

待到此次出访结束，日本高层已深刻认识到：

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厚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

此后日本逐渐明确了“追随强者走”的战略，而且将“强者”明确定义为英国，而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俄国。日本从此快速向英国靠拢。它不仅要借助英日联盟减缓来自俄国的安全压力，而且要借此东风推动内部改革，同时要求在远东商贸利益最大的英国默许日本取中国而代之，以之作为日本帮英国抗俄的交换条件！

与此同时，大清国不仅不注重形成特殊的中英邦交，反而在一个本该双赢的问题上又和英国大起冲突。

降旗事件引发的中英冲突

原来，北洋水师的总教习琅威理是前皇家海军成员。此公14岁就考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开始进入皇家海军服役，20岁来华。作风严谨，知识全面，经验丰富。

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光绪十一年到十六年（1885—1890），琅威理两度出任北洋水师总教习。

一上任，琅威理就给北洋水师定下了一个高远的目标：成为国际一流的水师。武器几流不论，人的素质一定要是一流的。

说到做到。琅教习以身作则，治军之严，不分昼夜。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不忘记突然来个变阵命令。训练过程中，哪艘军舰反应稍缓，立遭旗语严厉批评。“终日变阵必数次，或直距数十百码，或横距数十百码，或斜距数十百码，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莫不踊跃奋发，毫无错杂张皇景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焉”。夜深人静之时，琅亦不忘偶尔“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以至水师上下盛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正是靠了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中国海军的技术和战术水平才能迅速提升，一时英法侧目，日俄心惊。而琅威理之所以如此卖力地训练中国水师，绝非是因为他爱大清甚于爱母国，而正源于他对大英帝国的赤胆忠心。原来，琅威理又一个今天看来似是而非，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的观点：中国早晚将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届时日本肯定将站在俄国一方。如此英国在远东能依靠的只有大清水师。所以他要将中国人训练到足以对抗日俄联军的水平！同时，为了保证这支舰队不威胁大英帝国。琅威理认为应当逐步加大这支舰队对大英帝国的依赖。如军舰的购买，人员的培训，以及他本人在中国海军中的地位——为了去除确立地位的障碍，他甚至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国籍。换言之，就是可以暂时加入大清国籍。

对于这位琅总教习，李鸿章是很满意的，所以在物质上给予了每月700两白银的高薪。要知道，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不过月薪280两，加上每月420两的船俸才得以与琅总教习并驾齐驱。至于左右翼总兵，每月只有132两的月薪，加上每月198两的船俸也不过330两。此外，在精神奖励上，李鸿章送给了琅总教习一个响亮的称号：大清国北洋水师副提督。

就是这个副提督的头衔惹来了麻烦。对李鸿章而言，这个副提督是个荣誉称号。可是，琅威理当了真。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上岸。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下令降提督旗升总兵旗。这下可惹急了琅威理：“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索性交了底：《北洋海军章程》白纸黑字，明文规定，舰队仅设一名提督、两名总兵，根本就没有“副提督”的官位编制员额。您当的哪支舰队的“副提督”？

“弼马温”的真面目被戳穿。琅教习认为自己受了愚弄，一怒辞职，回他的“西洋花果山”去了。

大清水师的训练因之大受影响，中英关系也因此撞上了一个暗礁。

琅教习去职后，以“老震旦”为笔名，在《北华捷报》上愤怒地表示：“希望当此消息传抵英国之时，海部立即下令召回在中国海军服务之所有英员——因为李鸿章匆促地接受琅之辞职，并未与女王陛下政府协议。”更预言：“中国以后也许可以请到他国之人帮忙。不过，那些不顾自尊而只为薪金的人，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恐怕亦将无助于中国。行见中国的战舰不久将变为破铜烂铁；中国的水兵将变为散漫无纪的流氓。那时候，中国的较高当局以及天津海校里的绅士们，便将会以高价聘请外国的朋友去救援了。”

11月4日，英国政府正式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建议。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籍洋员诺加，同时宣布不再接收中国海军留学生。

海军竞赛日本反超

琅威理的去职无疑在管理与训练层面削弱了北洋水师。同时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情，则进一步削弱了这支刚刚得到远东第一舰队桂冠的部队。

首先，虽然在中法战争之后，大清国成立了所谓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表面上这标志着近代海军终于在大清国得到了制度性的确立。可实质上海军衙门和大清国的其他中央机构很相似。它由一名亲王领导的总办。下设一满一汉两会办，一满一汉两帮办。他们带着一群介于文秘和公务员之间的办事员处理日常事务。这些办事员的教员，培训和选拔，既无机构的支撑，也缺乏制度的维持。大部分人员就是书吏，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更悲哀的是，他们也确实不需要这种专业知识。

从职权上讲，海军衙门主要负责和平年代的海军军政管理。而这个管理又是通过沿海督抚，尤其是南、北洋大臣和两广总督间接实施。这就注定它无法有效改变大清海军分权过甚的缺陷。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虽然大清国在名义上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但它们从不曾被纳入过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之中。它们是太平洋天国运动后，伴随着地方实力派的崛起，而生产的分权象征，而非一个统一的中央海军战略的体现。仅此一点，就已严重削弱了中方的战力。又由于大清国没有参谋本部，海军衙门也不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这就注定了战争一爆发，大清海军还是无法得到专业而高效的指挥，与陆军的合作亦面临同样问题。

其次，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正是世界海军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十年。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战法，都可谓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速射炮的出现与军舰行驶速度的改良，迅速改变着海军的组织与战术。

在正需要后续资金持续支持北洋水师进行更新换代的时候，大清国却进行了两个大工程：修复三海，并斥巨资修建颐和园，供西太后怡乐晚年。据说，后者是建基在大量挪用海军军费与铁路经费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今天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是否存在挪用，以及究竟挪用了多少。可是，在中日竞争即将进入决赛区的当时，花费巨资用于皇家园林建设，无论这个款项是否直接挪用自海军军费和铁路建筑费，都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军军备更新与铁路建筑。而且，在工程建设期间，还多次向外国举债用于园工，更是匪夷所思。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又恰值西太后六十寿诞，庆贺开支的开销惊人。

与此同时，李鸿章既控制着直隶地区的精锐陆军，又掌握了强大的北洋水师，引发了高层很多人的猜忌。当这个猜忌与前述资金转移结合起来时，就导致了自光绪十四年后，除接收了来自福州船政局的自造钢甲钢壳快船（装甲巡洋舰）平远号（2100吨）外，北洋再未添加一舰。光绪十七年，户部正式上奏，以财政困难为由，奏请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对于这个上奏，老太后与小皇帝无不心领神会。自然也就不会不批准。不仅批准，还要正式诏告全世界。消息传出，刘铭传顿足长叹：“人方谋我，我乃自抉其藩，亡无日矣！”

同样在这一年（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带着他的元老级幕僚周馥视察了北洋海军。

周馥早在同治元年就入李鸿章幕府，可谓元老级人物。一般干幕僚这一行的，无不希望外放，独当一面，既有名又有利还有势。可周馥却一次又一次地谢绝李将他外放的好意，甘心给李鸿章当幕后高参，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举凡李鸿章的重大举措，几乎无一不有周馥的身影闪烁其间。工作时，周不避劳怨，奋勇直前；论功时，周不计得失，谦逊向后。是李鸿章不折不扣的左膀右臂。

此刻周馥深感时事艰难，故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出了事，又必归罪于北洋。与其“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自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误事矣。”但李也很无奈，很多事权并不在自己手中。他也不想上那种留后路的折子，徒然留笑柄给他的政敌。于是也只有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

自此而后，北洋水师连正常的军舰维修都倍感吃力，也就更无力购置新式武器了。而海军武备更新一日千里，大清懈怠的同时，日军则充分利用了这几年的时光，在制度建设与装备更新两个方面疾速反超了北洋水师。

制度建设的领先

1872年（明治五年）2月，日本内阁从兵部省中独立出了海军省。最初，该机构统一管理日本海军的军政与军令。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5月，日本海军效法陆军的德式参谋本部制度，设立了日本海军军令部，该部门下辖四个部：第一部（作战）、第二部（军备）、第三部（情报）、第四部（通信）。平时主管日本海军的作战与用兵计划，战时为联合舰队总司令的直属长官，并确定作战目标。海军省则成为专管海军政策、军备、人事、教育等事务的机关，下设军务局（管理军备、服务、条约、礼仪等所有海军相关制度）、调度局（又称经理局，负责预算、决算的计划和执行，物资筹措，管理资金和贵重物品）、医务局（负责医疗研究和卫生管理）、法务局（负责维持海军军人的军纪，管理军法会议）。日后更将陆续增设人事局（1900年5月20日由海军大臣官房人事课扩张而来，管理军人和文职人员的人事和保障）、军需局（1920年10月1日设立，管理装备研制、燃料、军需等）、教育局（1923年4月1日由外设机构海军教育本部缩编而来。管理海军军人的教育和对国民的宣传活动）和兵备局（1940年11月15日设立，管理动员、战备、生产等战争执行计划）。这样，日本就在海军的制度建设上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装备更新的反超

正如李鸿章的核心幕僚薛福成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海军是一个巨型系统，“必须有铁甲船以扼中权，有快船以便迎敌，有碰船以作冲锋，有蚊船以守海港，有运船以接济饷械，有书信船、有暗接电线之船以灵通消息，有雷霆而行雷可以出奇，伏雷可以致胜，又必有炮台以作靠山，有岛溪以屯全队，有厂坞以修巨舰，而后海军乃无缺陷，一旦有事，可进可退，可战可守……总之，以上各器，凡经营大枝海军者，缺一不可。合之，则相济为用；离之，则独立无功。”

就其中的作战系统而论，必铁甲、快船，坚盾、利矛相辅相成，才能发挥最佳打击力量。所以李鸿章在从德国购买了镇、定两艘铁甲巨舰后，又分别从英德两国陆续购入济、靖、经、来、致五艘巡洋舰，以配合作战。但是，这五艘军舰购入之时，十七八节的航速固足以傲视群雄。但到甲午战争前夕，由于连年损耗，想保持原航速已属不易，更何况西洋列强此时已生产装备了航速二十多节的新式巡洋舰。

此外一种新武器的出现，也很不利于北洋水师，那就是：舰载速射炮。

在各式火炮射速都有限的情况下，定、镇两巨舰的巨炮依仗巨大的威力，无疑大占优势。可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随着射速大大加快的新试速射炮的列装，巨炮的地位开始受到影响。如川崎三郎在《日清战史》中所言：“镇远号的巨炮五分钟能发射二十八发，而松岛舰于同一时间却能发射四百四十二发。……但这只是计算四英寸口径以上的炮，如果把更小口径的也计算在内，则更能发现松岛的优越性。松岛经常能在一千五百码到二千码的距离，破坏敌舰的非装甲部分。而且拥有五分钟能发射五百七十发的六磅炮五门，三磅炮十一门。相反，镇远则没有与之相敌的小口径炮。”

当然重炮也有优势，那就是杀伤力大。但再大的杀伤力都要以命中为前提才有意义。因为战斗中军舰位置经常变动，“在这一点上不用说速射炮容易奏效。现在速度为八节的军舰，一分钟能移动二百七十米，十节的为三百七十一米，十四节的为四百七十三米。”而速射炮由于射速快，多门齐射，属覆盖射击，所以命中率高，反应也快。“但两分钟只能打一发的重炮，当认为在以敌舰最重要部位为目标发炮的时候，八节航速的敌舰已经离开原来位置，开到五百四十米的位置去了。如果假设此二舰彼此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其相差将达到一千零八十米。”（见川崎《日清战史》）同时，激战中，快速射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有效干扰对手的射击。诚如马汉所言：“无论如何勇敢大胆的士兵，在弹如雨注的情况下，也无法怡然自得。”

日本为提升海军战力，采取了两大果断措施：一为大量购进最新型的速射炮，并加以仿制；一为从英国购入吉野（22.5节）、高千穗（18节）、浪速（19节）、千代田（19节）等四艘航速快且大量装配速射炮的防护巡洋舰。如此日方军舰的航速又远胜我舰，这就使其火炮射速快的优势更明显。

这四艘军舰，火力猛，速度快，如一把尖刀，在攻击中既可用于冲乱中方战列，又可用于战胜后的追击。反之，若中方也能购得一两艘“吉野”式军舰，则整体作战力顿形上升。各舰再加装些速射炮，如此就算不能将彼方火力完全压制，至少也可让他们手忙脚乱。清军的重炮就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从容射击，发挥作用。

但是很遗憾，到战争爆发前，中方不仅未能购入新舰，加装速射炮的计划也付之东流。如此一方原地踏步，一方却将航速与火力的双“快”相结合。战事未开，中方已落后手。

如果说“战争的胜负是战前决定的”这句话确实完全应验过，那么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注脚。

第十四章
陷入朝鲜漩涡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朝鲜半岛风云又起

光绪十九年春，朝鲜发生排外性的“东学党运动”，声言要“尽逐洋人”。并“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一时汉城空气大为紧张，“各国洋员均商调兵船防范，”日本人更乘机“携刀昼行，尤骚扰”。朝鲜小朝廷举措不当，至光绪二十年一月十日（1894年2月15日），运动终于变成暴动。朝鲜正规军早已朽钝，基层士兵在感情上又多倾向于东学党徒。结果，虽有大清国北洋水师的兵舰协助转运兵员粮械，韩军仍是连战连败。仅四个月不到的时间，东学党便席卷了全罗、庆尚两道，攻陷县邑数十处。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更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一时举国震动，汉城大恐。手忙脚乱之中，韩廷于二十八日决定援引壬午、甲申故例，请天朝上国出兵，代为镇压“东学党暴动”。

事实上早在此前数日，大清国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就有了类似的想法。在袁看来，此举有三个好处：一则可以加固自己在朝鲜的太上皇地位，二则可以提高大清的影响力；三则可以杜绝列强介入的可能。

唯一的顾虑在于，清军出兵是否会引发日本与俄国的介入。

袁世凯正在犯难，日本人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当时，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回国述职，馆务由首席书记官山村浚代理。鉴于时局之动荡，杉村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特命使馆的书记官郑永邦，赴袁处拜访，与袁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番寒暄后，郑不无坦城地表示：东学党的乱事久不平息，对商务大大有损。着实令人担忧。鄙人窃以为东学之事，韩人定不能自了。乱事愈久就愈难平息。贵国何不代表韩平乱？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郑更表示，中国出兵，日本绝无反对之意。只是希望中国出兵之前，应照《天津条约》规定，提前支照日本政府一声。至于这个“支照”是由总理衙门发出，还是由北洋方面发出，都无所谓。总之一句话：我政府必无他意。

日本还巧妙地暗示了俄国对清、日两国的共同威胁，遂将袁世凯的疑虑一扫而光。

第二天，韩王正式致书清廷，“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

而袁世凯致李鸿章的密电，则已先于此书发出。在这封电报里，袁世凯特别强调了日本人只注重商务利益的态度，并指出：若我军不来韩代为镇压乱党，则“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所以，韩王的邀请，实为大清“必不可却之举”。

斩钉截铁中，决策的重心已随着飞扬的电波，由汉城转向了北洋。

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一生事业的顶峰。

北洋水师成军六年。李鸿章奉诏校阅。

四月初三（5月7日）晨，李鸿章离开天津。

初五，李鸿章至大沽。

初六黎明，八大远及超勇、扬威两快船，康济、威远、敏捷等练习舰，镇中、镇边两蚊炮艇，南洋、南琛、南瑞、镜清、保民、开济、寰泰六艘南洋兵船，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广东兵船，齐聚大沽，护李直趋旅顺。升起的旭日下，定、镇两巨舰，还是那样的气吞万里如虎。海风下，龙旗的猎猎声，似乎令李鸿章又回到了六年前的那个午后。只可叹，人物依久，世事已非。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李鸿章校阅了北洋水师，检演了海防工事，观看了陆军演习。从旅顺到威海再到烟台，外国记者紧随，列国公使云集，真是盛况空前。

最后，李鸿章于二十一日乘船来到山海关，检阅完当地守军后，又为新完工的铁路大桥工程验了收，然后就坐上火车，飞驰在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线上，直返天津，真是快何如哉。

但是，热闹的表象已不能掩盖内里的空虚。正如英国人濮兰德所描述的那样：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红旗招展……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

乌云已经掩了过来。

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李鸿章回到了天津。

几天后，他看到了袁世凯的来电，也收到了韩王的乞兵国书。

关于袁世凯的建议，李鸿章没有多想；关于李鸿章的决策，清廷同样没有反对。就这样，由北洋负责，调兵援朝。

图穷匕见

赴朝清军共分三批起运：第一批，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防马步军910人为前锋，于五月初三（6月6日）下午六时离开大沽赴朝鲜。初五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初六登岸入牙山县。

第二批，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榆防军1055人，与五月初五下午六时出海。（初七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初九上午登陆入牙山。）

第三批，马队100人，旱雷兵100人，步队300人，于五月二十二日始至牙山。

其中，直隶提督叶志超是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刘铭传是不折不扣的小同乡。参军后进入淮军中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刘铭传部，作战勇猛彪悍，冲锋每先士卒，攻坚往往先登，被老乡和部下戏称为“叶大呆子”。在讨伐捻军的战斗中积功至总兵，得赐额图浑巴图鲁。光绪十五年，经李鸿章举荐，擢直隶提督。光绪十七年，平热河教匪有功，得赏黄马褂、世职。李鸿章强调以西法治军，叶志超大力响应，还曾聘请西洋军事顾问在军中开办讲座，讲解现代战术，倒也不是有勇无谋之辈。

在清廷看来，如此精兵猛将，已足以慑服乱党，稳定局势。同时军队不入汉城亦不在仁川登陆，而入牙山。原因一在牙山接近动乱区，便于招抚乱民。二则远离列强商贸区和日侨聚居地，不易发生意外。

似乎已是算无遗策。

五月初二（6月5日），袁世凯不无得意地告知郑永邦，1200名清军，将于次日离开山海关，来朝鲜稳定局势。

第二天，杉村不动声色的告知袁世凯，大鸟公使已于昨日午后提前返回韩国，数日即将抵达仁川。鉴于目前的形势，同行者还有作为护卫的20名警察。

同样是在初六这一天，大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正式向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出了中国出兵朝鲜的照会。

至此，一切进行得既合情合理又波澜不惊。从北洋到汉城，中韩双方无人料到，仅仅二十四小时之后，形势就将彻底逆转。

五月初四（6月7日）陆奥正式照会汪凤藻：依《天津条约》之规定，日本亦将出兵朝鲜——这里陆奥所指的，就是《天津条约》中规定的中日双方任一方出兵朝鲜都要先照会对方。按陆奥的解释，这就意味着任一方出兵并照会对方后，另一方也可以出兵但必须同样照会对方。

现在中国出兵了，也照会了。那么，日本也出兵，也照会。

也必到此时，汪凤藻始顿足长叹：上鬼子当了！

上当之惨还不止于此。表面上，日本至少是按照《天津条约》通知了中国，可实际上在前一天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出发。换言之，大清国想获得的战略预警并未得到。

同一天，在朝鲜，杉村闪电般通知袁世凯：与大鸟公使一起来韩的，还有一支按《日韩济物浦条约》前来保护侨民的军队。至于人数与规模暂时保密！

袁世凯懵了。

五月初六（6月9日）下午六时，大鸟圭介乘八重山号军舰，并松岛、千代田两艘护卫军舰抵达仁川。次日晨，大鸟一行入京。随行的确实有20名警察，但还有化装成水手的42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甚至还带着四门野战炮！

更多的日军随之源源不断的涌入仁川。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手足无措。而对日方来说，则正是蓄谋已久。

自中法战争结束至今，日本为了与大清国争夺朝鲜，已进行了十年针对性的内政整顿、军备扩充。现在正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也就是一个合适的政治理由。

东学党之乱终于给日本人送来了难得的“东风”。所以他们才巧妙地设置陷阱，引诱中方先出兵，自己则不动声色的聚集优势兵力兵器，突然发难，反客为主。此即后发制人！

可是，历史的进程却注定比小说更精彩。短短十余天的时间，朝鲜的形势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和战之间

中日两强一较劲，可急坏了朝鲜这一弱。

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景况，朝鲜不幸摊上。但“鱼肉”亦有“鱼肉”的尊严与智慧。朝鲜君臣也好，东学党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朝鲜好。至于矛盾，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当外力威胁到他们共同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价值时，内争的矛盾也就转成了一致的对外。

一番讨价还价，不久前还势同水火的政府军与东学党，居然就握手言欢了！

朝鲜小朝廷与东学党达成了妥协，事端渐趋平稳，汉城的空气也骤然松弛了下来。就在此时，日本公使突然率军进京，反而成为新的紧张源头。在各国使节的纷纷责难中，大鸟圭介颇觉进退维谷，只好将大部分士兵送回军舰上过夜，同时向东京方面建议，是否暂停后续部队的增派。

东京方面显然也未料到，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运动”，居然会如此戏剧性的戛然而止。更令它们尴尬的是，清军进驻牙山后，并未进入汉城，于是日军的行为愈发招致列强的不满。李鸿章则顺势向日方建议：韩乱既已平息，中方无需代彼镇压，日方也无需保卫使馆侨民，双方军队不妨同时撤回。

日本十年磨剑，好不容易等到“东学党暴动”这个天赐良机，又岂肯同时撤军？可若不撤军，实为无名之师，外交上全无凭借，更不能对付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思前想后，陆奥宗光认为，非以一种外交上的出奇手段打破僵局不可。

五月十一日（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手段”出笼了。

伊藤决定，由日方提议，中日联合镇压韩国乱党，镇压成功后，以“韩国内乱虽一时平息，但如不能将动乱的源头消除，便不能认为局势已安全”为理由，“建议中日双方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改革韩国弊政，以求得长久的安全。在此改革取得成效之前，日本政府将不视韩国政局为稳定，也就不会从该国撤军。”

如此不仅保持了军事上的先机，更重要的是，从政略上讲如中方同意与日本共同指导韩国改革，无异于放弃中韩间的特殊关系。若中方不同意，日方便可借此与中方武力摊牌。进退两难遂一转为攻守两便。

两天后，陆奥将此决定正式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对此，汪凤藻大为震惊，他强调：应先撤军再细谈善后事宜。可陆奥则一口咬定：韩乱不能真正善后，就难以放心撤军。

汪只有匆忙请示北京方面，苦等回音。

又五天之后，经过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紧急磋商，中方作出了初步回应。

首先，中方再次强调了朝鲜国内局势已趋安定的客观事实，驳斥了日方“共同镇压”的建议。

其次，中方指出，“日本政府对朝鲜谋善后之策，其意虽善”，但任何改革，都应由朝鲜自行进行。中国自居朝鲜上邦，“尚不干预其内政”，何况“日本最初承认朝鲜为自主国，更无干预其内政之权”。

最后，中方再次提醒日本政府注意，“变乱平定后，即行撤兵，乙酉年两国所订条约具在，今无再议必要。”

此一反驳，理由可谓充分，逻辑可谓分明，语调可谓坚挺。无奈日本举国上下，已决定以国运作赌注，取中国在东亚之传统地位而代之。业已开始飞速运转的战争车轮，又岂是李鸿章的口舌之争所能止息？

日本内阁接到中方上述照会后仅一日，就作出了回应。日方照会开篇明义，一语指出：“顾察朝鲜刻下之情势，帝国政府与贵国政府所见不同。”陆奥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坚持认为，朝鲜内政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生死关头，而韩廷自身又无此内力自发实现，我帝国政府作为彼之好邻居，又岂能“置诸不理”？若不管，“不仅有背平素对于朝鲜所抱邻交之友谊，且不免不顾我国自卫之道”。“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

一句话：就算中国反对，这次日本也要单方面干下去。

李鸿章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次日本人的出兵，与以往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李鸿章也好，袁世凯也好，事先都错估了日本的决心。但其错估亦非毫无根据。当时的日本，从经济上讲，正处于国内第一次经济危机的阵痛中。从政治上讲，政府与国会的对立日趋尖锐，在野党正要联合倒阁。这个时候，日本人能发动侵略战争吗？换个国家也许不能，但日本恰恰能！

事实证明，伊藤的选择是正确的。战争不仅消弭了内部的党争，而且得到了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大日本国民的支持。政府、国会、民众一夜间前嫌尽弃，全力对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绝非三分钟的热度，而是一种全民的破釜沉舟。

两个月后，天皇发布了第十四号敕令，号召募集战争公债5000万日元。要知道，当时日本人口不过4000万，工人日平均工资仅0.15日元弱。可结果呢？不到一个月，政府就超额收到了4694万日元！

又五个月后，在天皇驻节的广岛，在战时大本营中，召开了第七届议会，面对内阁1亿5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和加募1亿日元战争公债的提案。一向以挑刺著称的日本国会，这次只用了五分钟就一致通过。

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日本战车越驶越近，大英帝国不安起来。

首先，英国担心战争会影响英国在远东的商贸利益。

其次，英国担心战争会给俄国造成趁虚而入的机会。

6月初，英国政府便通过外交途径，试图阻止日本战车飞转的车轮。可英国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搪塞与支吾。

相反日本则大力渲染俄国威胁的可怕，与中俄联盟的严重性。日本的高级笔杆子们，以受雇于日本驻英使馆的德籍秘书西博尔德的名义写了一份数千言的备忘录，宣称一旦俄国南下，朝鲜是肯定无力抵抗的。而俄国之所以迄今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西伯利亚铁路还未通车，缺乏必要的后勤支撑。但毫无疑问，这一天即将到来。到时候，中国既无实力抗俄，也无此意志力抗俄。结果为了保住本土的安全，中国必会将朝鲜转让给俄国。而一旦俄国占据了朝鲜与远东的不冻港，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从长远看，绝不能允许朝鲜落入俄国之手（这一点，日英早有共识）。同理，在短期内，也不能容许中国控制朝鲜，因为中国控制朝鲜也就等于长远的俄国控制朝鲜。而真正能与大英帝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坚定不移地抵抗俄国南下的只有日本。

在这里，日本人很巧妙地偷换了辩题。将中日冲突与英俄矛盾挂钩，利用英国人的恐俄心理大做文章，可谓精明。

6月底，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建议，中日俄三国派员，到天津会议，以妥善解决朝鲜问题。这个明显将英国排斥在外的计划，自然会引发英国的反击。7月初，英国政府建议，由英德法俄“五强联合调停”中日争端。但这个计划又遭到俄国抵制。于是，英国于7月中旬又提出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划区占领”，互不侵犯，徐图和平解决的新方案。

虽然英国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照会了俄国，并希望能得到俄国的谅解与支持。但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中日。如果两国真能达成妥协，俄国赞成于否都不足以根本改变结局。可问题正在于日本蓄谋已久，岂能善罢甘休？而大清国的外交手段，又不免太拙劣。

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的两大得力幕僚——马相伯、马建忠两兄弟就向李建议，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朝鲜问题越来越棘手，恐怕日后会造成比越南更可怕的不利局面。中方应及早脱身，以免为朝鲜所累。关键是既要脱身，又不能让某一个列强控制朝鲜，从而威胁中国的安全。所以选择有二：或让朝鲜独立，放弃宗藩关系，并促其开国，从而在列强的共同承认中相互制衡，构成中日俄英之间的共同缓冲区。或干脆并朝鲜为郡县，列为第19行省，在中国的主持下对外开放，以市场换安全。

结果，这两个建议李鸿章都不敢采纳。首先，他无权放弃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其次，他也无力并朝鲜为郡县。一句话：大清国我都不敢保证他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乎？

李鸿章的坦诚令马氏兄弟震惊，震惊之后，马相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现在，大难当头，再不弃子，只怕要全盘皆输。

朝鲜地处中日英俄四大国的实力交界处，列强不会允许任何一国独占朝鲜。朝鲜自身的民族主义也正在觉醒，大清再想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也确实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倒不如断然弃子转换，从朝鲜脱身，转身致力于国内久久不能实施的变法工作，举国卧薪尝胆，以图来日复兴。日本受制于国际压制，自然难以独吞朝鲜，如此朝鲜作为缓冲国独立，日本的大陆战略自然失去基础。

具体到光绪十九年六月入朝清军的军事布置上，也有收缩的必要。

当是时，叶志超部2465人驻防牙山，基本无后援。原因如前所述，清军真正具备近代化战力的部队只有北洋陆军。其不仅数量少，无预备兵员，而且都肩负着拱卫京畿的重要守备任务，难以外调。否则就会在后方留下一个巨大的战略真空，更重要的是，朝鲜得失不过边隅利益，北洋易手则必震动全局。而日军大岛混成旅团（由第五师团主力编成）八千余人已驻汉城，并控制了仁川海口，国内援军随时可发。这样一来，叶军的陆海后路均被切断，成为孤军。这支孤军人数不多，但却占大清最精锐的北洋陆军总兵力的近十分之一，可若为这十分之一，拿其他的十分之九再加整个北洋去冒险，又实在得不偿失。可谓标准的鸡肋一块。

六月初二（7月4日），李鸿章正式决定先撤叶志超的孤军，以使“日军久留更无理，公论更有劲。”当天，李电示袁世凯，命其“与叶妥商定议，电示酌办。”

次日，李向总署建议，或将叶部移扎平壤，或干脆撤回。这个建议也正与前线将领的军事分析所见略同。

早在五月初七（6月10日）夜，淮军猛将聂士成就致电李鸿章：“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者，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指“东学党之乱”——笔者注）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这份建议来得很及时，也很高明。从政略上讲，中国将获得国际同情，而将日本置于火炉之上。从战略上讲，中国将厚集兵力，拉长日军战线，在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战场上与之摊牌。日本人的速决战也就泡了汤。

五月初八（6月11日），叶志超也提出了他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水陆大举援朝，海军抢占仁川，断日军退路，叶部则在得到大军增援后，由牙山主动进取，以一个南北对进的钳形攻势规复汉城。中策：与日同时撤军。日不撤，我亦撤。伺机再大举反攻（事实上也就是聂士成的计划）。下策：坐困牙山，待日主动。

下策等于等死，上策虽然动听，但超出清国的国力。能采取的只有中策。大清国的政略与军略，就这样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但可惜的是，主导大局的既不是天津的李中堂，也不是牙山的叶军们。

首先，“战略退却”根本无法为舆论所容。何止不能容忍“退却”，朝野官员和书生们，普遍轻视日本，以为大清打西洋列强不足，敌东洋小鬼有余，竟让李中堂取对马直捣长崎，攻神户，破大阪，“由大阪铁路直达西京”，断其国为二。更搞笑的，有人还建议，“练征徽之颖亳、苏之海徐、浙之宁台、闽之漳泉、粤之嘉潮，凶悍徒卒，许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令竟由闽广径渡横滨，或绕东北由新潟登岸，分途讨扰，但得数万人登岸，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如果上面的言论只是让人哭笑不得，接着的事情就不能不让人心惊胆颤了。

光绪亲政前，大清的政策由西太后定夺。亲政后，大清国就同时有了两个权力中心。西太后的算盘在自己心中；光绪的算盘则一半在自己心中，一半在帝师翁同龢的心中。

翁同龢出于传统治平之术的考虑，一直担心李鸿章实力太大，会尾大不掉，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李鸿章深通为官之道，深得老太后的“宠信”（这就不仅仅是权臣了，而已经具备了佞臣的条件），平素难以扳倒，现在朝鲜启衅，正好严饬李鸿章采取强硬姿态对日。双方两败俱伤，功归皇上，光绪就可以借此战之威，真正主持国家大政。如此既攘了外又安了内。可谓一举两得。

问题是，何以能保证大清必胜呢？当然是有依据的。既然十年前中国没有铁甲舰，而且是在遥远的战场上作战，尚且可以与法国打成平手，最终既不割地也不赔款，谁又相信十年后有了铁甲舰，在国门口会打不过一个小日本呢？这个想法，恐怕不仅存在于翁同龢的脑海中，而且存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的脑海中，也存在于张之洞之辈的脑海中。他们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不同对手的战略目的，也就忽略了战争的性质。十年前的对手确实比十年后的对手更强大，但是那个对手目的有限，所以始终不曾全力对华作战，打的是一场局部战争，所争者也不过是越南一隅之地。但是十年后的这个对手就不同了，它是倾举国之力来打这一仗，它是把中国当做头号对手来预设战争的，这一次打的是全面战争，争的绝非朝鲜一隅，而是东北亚的主导权！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光绪发出上谕：“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要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但从朝鲜撤兵之说绝对不准。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李鸿章又接“上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现在，李鸿章唯一的希望就是西太后。可是，和中法战争前夕一样，虽然已经吃了一次亏，西太后却再次在对外决策上选择了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上。

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太后明发懿旨：主战。不仅主战，还说是在不借洋债的前提下主战，而且要求光绪在对日交涉时软话也不许说（不准有示弱语）。

有了西太后的支持，光绪顿时底气大增，他于六月十五日（7月17日）颁布上谕：撤兵可讲，不撤不讲。

这里的“撤兵”指的是日本撤兵，“讲”指的是中国与之讲和。即必须日本先从朝鲜撤军，大清才与之讲和。

这一来，既堵死了避免战争的通道，又大驳了英国的面子。日本坐收渔利。

与此同时，朝鲜的袁世凯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袁世凯先是与大鸟协商共同撤军，但随着“改革韩政”计划的出笼，袁世凯的努力化为泡影。

接着，袁世凯又策动英国领事提出了“仁川港中立化”的建议。此举如能实现，无疑将严重干扰日本的军事部署，从日后的战局发展看，更将使日本海军丧失一个极有利的基地。但是很可惜，由于俄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施。

袁世凯又通过韩廷内的亲华派，大力抵制日方所谓的“改革建议”。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大炮与刺刀，抗议是苍白的。

日本兵越来越多，袁世凯所吹嘘的天朝大军却不见踪影。朝鲜君臣疑惑了，动摇了，害怕了。

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攻击也日趋猛烈。甚至传出流言，说日本人要暗杀袁世凯。

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终于获准回国。

次日夜，袁世凯灰溜溜地易服逃出了汉城。从此，汉城彻底沦为日本人的天下。

战争越走越近，李鸿章还在做最后努力。

六月十日（7月12日），李鸿章派其高级幕僚伍廷芳秘密拜访日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暗示李将派其心腹幕僚罗丰禄为正式代表，赴日和谈。

此后，荒川与伍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协商。伍甚至告诉荒川，李傅相“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须考虑北京的态度”。但陆奥却并不相信，他指示荒川：“过去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与中国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最后只能使我们失望。所以，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建议解决目前这一问题，除非此建议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我们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并秘密通知荒川。李“已决定派罗到东京作为秘密特使与伊藤内阁总理大臣联系”，并“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

两天后，陆奥作出了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但绝不承诺限制在朝日军的行动自由权。

其实，一切都已经不需要了。就在罗丰禄代表李鸿章亲访荒川的当天。眼看战争无法避免，英国政府退而求其次地转告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作出保证，与中国开战时不对上海及其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通讯中断会大大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

对日本而言，这就是战争的发令枪。结果，就在陆奥宗光答复“不特别反对罗特使来日”的第二天，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地挑起了丰岛海战！

武力援朝，自空家底

在太后、皇上、朝臣、激进舆论的联合围剿之下，李鸿章虽明知家底有限，还是只有孤注一掷，在后补队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继续从主力队员中抽调精锐，送出国门。李鸿章先从驻小站的十八营盛军（9000人，指挥卫汝贵）中抽调十三营（6000人）精锐，由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亲自统帅入朝。

又从驻旅顺的十营毅军（4000人，指挥四川提督宋庆）中抽调四营（2000人）精锐，由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崑统帅入朝。

其中，卫汝贵的盛军系北洋直属机动部队，是守备京津地区的主力，属于战略机动部队。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军纪也最差）。因无具体守备任务，故优先入朝。马玉昆的毅军则屏护着北洋水师的后路，责任重大，也被抽调，正说明李鸿章的无可奈何。

其余北塘、芦台、山海关各要点的守备兵力，早被抽调一空，随叶志超赴牙山协助朝鲜平定东学乱党。而新招募的部队，“必须数月精练”，才能初步形成战斗力。外省援军“多属零星凑集，又难克期到防”。“且有兵尤须有械。旧储枪械本属无多。开战后设法购运来华，尚需时日。此皆非仓促所能集事者也。”眼瞅着李鸿章的西墙快拆完了，东墙还没补上。于是又从东三省抽兵。先是从分驻奉天各地的奉军中，调马队两营和步队六营（计3526人）。后又招募500人，成立炮队一营，合计4026人。由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总兵聂桂林分统赴朝。

又从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中，调盛字马队、吉字马队和步队各两起（计1500名）。由奉天盛字马步练军总统丰升阿统领赴朝。

四路大军合计兵力约13526人。这四路大军无不是大清国陆军王牌中的王牌。四位将领，也无不是久经战阵，骁勇过人。可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既不是教匪也不是土寇，而是日本师法德意志苦练出来的正规陆军。胜负如何，确属未定之天。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么多精锐部队外调，留下的战略真空谁来填补？各省的抗日声浪越来越高，但迄今未见丝毫的实际行动。

李鸿章只有令“山海关炮台副将卞得祥月募100人填扎、训练。并令总兵潘万才带马队二营往秦王岛（即秦皇岛）驻扼接应。北塘则令总兵吴育仁添募四营填扎。芦台饬副将卞长胜添募一营填扎。”

但是，“剿外寇不比剿土匪，枪炮必须精利，操练尤要严整。现存新式后膛快枪快炮无多，已设法多为购运到津，需时照西法操练，必三个月后乃能用以制胜，未便令其仓卒临敌。至腹地等省，兵勇仅防本境，又少精械，似无可调之颈旅。”（李鸿章七月初八，寄译署电）

所以早打不如晚打，速战不如持久，南下不如北撤。

可惜皇上不明白，李鸿章很多话又不便明说，只有反复向总理衙门的那些满大臣们强调客观困难，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但遗憾的是，小皇上与老师傅都不知兵，又乐于遥控指挥。李鸿章也只有徒呼奈何了。

李鸿章忙于调兵遣将，日军也在排兵布阵。

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日军将原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祐亨为司令长官，海军大佐鲛岛园规为参谋长。改编后的日本联合舰队包括：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叡、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

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

附属船：山城丸、近江丸；

鱼雷艇：小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砻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附属船：玄海丸。

这次改编，标志着日本海军已经完成开战准备。

与此同时，李鸿章准备将牙山叶志超部海运平壤，先集中兵力，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但叶志超认为从海上撤退实在太危险，转而建议：“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对此，李鸿章也没有理由不答应。问题是这样一来又要增兵，正如李鸿章所说：“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

李鸿章遂从北塘驻军统领吴育仁的部队中抽调了2000人，又从山海关守军中调了200人，由记名提督总兵江自康统领，分乘三艘从英国租来的轮船（爱仁、飞鲸、高升），驰援牙山。经过反复的交涉，还特别强调三船一定要挂英国国旗——在李鸿章看来，日本人纵然想搞突然袭击。也还不至于猖狂到打英国船的程度。若是打了，那就是国际纠纷。最后，李鸿章也做了以防万一的保险措施：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三舰以济远管带方伯谦为指挥。

另外考虑到牙山只有驳船30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30人，进口70里才能上岸，往返需两天时间，若三船齐到，也无法同日登陆，其间停留在海上的运兵船极易受到袭击，所以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起碇，每船相隔一天。详情如下：

爱仁，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下午开，载仁宇正营、副营各500人，长夫等150人，28生炮两门，管带为江自康、谭清远。

飞鲸，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傍晚开，载芦防步队、义胜前营各200人，马夫、长夫、营帐等近300人，马47匹，另载四个营的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管带为潘金山。

高升，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早晨开，载义胜前营300人、通永练军左营500人、亲兵前营炮队100人、北塘水雷营35人，营哨官16人，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165人，另载山炮4门、七生炮4门。分别由吴炳文、骆佩德、许天才、张砚田管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升号上，还有一个特殊的乘客，此人就是那位德国顾问汉纳根。

1890年，汉纳根卸任返回德国。这次来华，故地重游，不料却遇上了中日关系紧张。汉纳根向李鸿章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去朝鲜帮助清军察看形势。所以才有了英国船长、德国顾问的一幕。

船发之日，广乙管带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部署妥当后，李鸿章也没忘记提醒叶志超：“（援军）交江自康带往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城）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

与此同时，北路各军也相继出发。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卫汝贵先率第一批盛军六营由塘沽海运大东沟，再由陆路趋平壤。第二批四营后发，路线相同。第三批三营，由塘沽海运营口，登岸后再由陆路趋平壤。先后三批赴朝盛军，共13营，合计6000人。

就在第一批盛军海运入朝的当日，援朝奉军也开始分批开拔。与卫汝贵不同，左宝贵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始起行，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抵九连城，并于同日渡江入朝。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马玉昆率前军4营2000人，乘船至大东沟登陆由旅顺进义州，趋平壤。

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由副都统丰升阿统带，于六月二十四日（7月26日）由奉天分起开拔。丰升阿本人则于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起行。有周馥、盛宣怀打点后路，这一轮的兵力推进还算顺畅。可是，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伊东召集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本队：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

鱼雷舰队：以比叡为母舰，辖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六艘鱼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

同日下午五时，桦山资纪带着参谋总长有粞川炽仁亲王的密令，来到了佐世保。向伊东祐亨传达了命令：联合舰队全军西出，火速占据朝鲜全道西北端的群山湾，并伺机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及护航军舰，控制朝鲜西海岸。并要求联合舰队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上午十一时，日本联合舰队升火，倾巢而出。至下午四时二十分，联合舰队已全部离开佐世保军港。

丰岛偷袭，不宣而战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早晨，济远管带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二十一日（23日），三舰抵牙山。二十二日（24日）晨四点，爱仁进口。威远则送电报往仁川。八时，爱仁卸载完毕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两时，飞鲸来到。

下午五时半，威远由仁川回到牙山。管带林颖启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汉城韩倭已开仗，电线已被截断。往见英兵船主罗哲士，据云：‘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似乎来意不善。方伯谦看看手下的这三艘战舰，不觉忧从中来。威远属木质训练舰。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第二艘舰，1869年2月开工，1869年7月完工，为中国制造的第一艘暗轮船。舰龄已逾20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舰体木壳木胁，制造工艺为铁钉钉连捻缝，防护力极差。原属南洋水师，后借调北洋，因难以任战，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此外尚有师爷3人及士兵71名，以及1名外国雇员——天津电报局的丹麦藉洋匠弥伦斯，系受雇去接管汉城的中国电报局。本来，操江在7月22日即由大沽口出发。经烟台时，因遇浓雾，在威海卫停泊一天。于25日晨在丰岛西面之蔚岛附近与高升相会。此次随行主要担负些边角杂碎活，兼训练新手。一旦开战，只有等死。广乙和威远一样，也是福州船政局的“自强”产物，但“生日”比威远晚了10年，技战术水平也就相应新了10年，属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致命的弱点仍在于防护力太差。承担辅助任务有余，以致海战则不足。

真正能与之一战的只有济远。可惜寡不抵众。于是，方伯谦命威远立即返航回国，省得枉送性命，更连累济远。留下济远与广乙帮助爱仁与飞鲸卸货。晚八时，爱仁卸货完毕，起航返回天津。次日凌晨四时许，飞鲸也已基本卸完。剩下一艘挂英国国旗的空船，谅日本也不会下手。反之，真下了手，那才叫愚不可及，正中老中堂下怀。打点完这一切，方伯谦始率济远与广乙驶出牙山，希望能于途中拦回正在驶来的高升号。可惜为时已晚。因为日本第一游击队业已驶抵牙山外海。

根据以往的说法，这个第一游击队是有备而来，具体说是得到了绝密情报，针对性地来袭击中方运输船的。但是，新研究证明，日本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这次第一游击队的突然出现纯属偶然。

晨七时许，双方互相发现对方。方伯谦为防万一，下令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坪井航三已下令攻击，三艘日舰开始高速抢占有利阵位。激战随之展开。

战斗是可想而知的一边倒。三艘日舰排水量合计11075吨，装炮84门，鱼雷发射管13具。中方两舰排水量合计则仅3300吨，装炮29门，鱼雷发射管8具。而且日军在火炮射速上还占有压倒性优势。一番相互炮击之后，方伯谦匆忙下令撤退。但是，日方三舰，以吉野最快，时速可达22.5海里，其余两舰的时速也可达19海里。反观中方两舰，济远为15海里，广乙为14海里。结果，战既不利，走又不成，遂为日军追及，陷入死里求生的局面。广乙管带林国祥见形势不妙，索性驾船高速撞向岛岸，搁浅后，凿坏锅炉，纵火焚船，火烧到弹药舱，引发大爆炸，广乙从此除名于中国海军。林国祥则率残部登陆，后搭乘英国轮船回到烟台。一路追来的秋津洲，正好目睹了大爆炸的远景。正当秋津洲想驶前补炮，并掠夺人员时，忽然看到吉野发出火速归队的信号，遂放弃这条死鱼，转而加入对济远的追击。似乎，济远已难以逃脱或沉或浮的悲惨下场。但日本人却忽然犯了一个初看似乎并不太严重的严重错误。原来，高升号终于出现在了双方的视线中，随行的还有饷银舰操江号。后者运载着送给牙山守军的20万两饷银，20门火炮，3000支步枪和大量弹药。此时济远黔驴技穷，遂一面飞逃，一面升起白旗，并且停止还击。但日军照样追打不误，于是济远又升起一面日本旗，日军遂判断为或已炮弹用尽，或已决意投降，于是坪井决定：秋津洲劫操江，浪速拦高升，而由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吉野追济远。单纯从实力上讲，这个分兵无懈可击，而且表现了日军打歼灭战的强大决心，可战争打的不仅是实力，还有运气。

正午十二点四十三分。吉野追济远不及，敌情、水文两不明，于是转舵撤退（一说是被济远的白旗迷惑，突遭中方尾炮袭击，受损后被迫撤退，撤退时还挂出了白旗和大清龙旗）。操江与高升的悲剧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军舰之间还没有实现无线电联络，所以通讯手段主要是旗语。济远飞逃之际向迎面而来的高升与操江，打出了一个奇怪的旗语：将旗飞速降下。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军舰间的致敬，现在呢？它的意思究竟是示意对方立即逃走呢，还是考虑到二者航速太慢，跑也没用，示意二者蒙混过关呢？由于当事人无记载，动机已不可考。但高升与操江却都理解成了致敬，而且由于济远上还挂着日本旗，遂被英国船长与德国顾问误当成日本军舰，汉纳根对日军的“友好”表示宽慰，两船遂继续鼓轮东行。等到发现情况不妙，已是一个小时之后了。操江掉头就跑，但八节的航速又如何甩开十九节的秋津洲？管带王永发匆忙中准备开枪自杀，一死殉国。倒是那位丹麦雇员弥伦斯临危不乱，一面烧毁密码本，一面提醒王永发烧毁丁军门给叶志超的密信，并将货物抛入大海，以免资敌。结果，前者干了，后者则已无机会。因为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已经登舰。操江及所带人货遂为日军所俘。弥伦斯因为是外国人，旋即被放，王永发以下82名清军官兵则被押回佐世保，游街示众，受尽屈辱。直到1895年8月才得以回国。相形之下，高升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九点一刻，浪速向高升号挂出信号：“停驶！下锚！”

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自信地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军舰没有看清高升号的国籍。于是，他命令高升号停轮，以让靠前的日本军舰看清桅杆上的米字旗。但日本人显然没有因为这面旗帜而退缩。很快浪速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汉纳根感到情况不妙，遂劝高惠悌迅速驶向海岸，以便于逃遁。就算不被击沉，船上的人也易于逃生。

可是，高惠悌根本没把这个德国人的警告当回事。在他看来，桅杆上的那面米字旗，胜过日本整支联合舰队。很快，浪速已占据了横对高升的阵位，并将右舷火炮对准高升，距离大约400公尺。然后日方派出军使，乘小艇登上高升号。与高惠悌略作争辩之后，便开始强行检查。这一查就看到了满舱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于是，日方宣称，由于中日海军已经发生武装冲突，所以日方将依据国际法相关内容，扣押高升号。

对此，汉纳根坚决反对。他指出，高升号出航时，中日并未开战，船上人员也不知情。所以日本无权扣押，而应该允许高升返回大沽。高惠悌也认为这个建议是公平合理的。但日本人的回答却非常明确：立即投降，不然开火。商轮对排水量3650吨的巡洋舰。这只能称为屠杀。固然，高升号上有近千名中国精锐步兵，而浪速号的编制人数一共才325人。但猛虎在海不在山，有劲使不上。400公尺的距离从航程上讲当然很短，但相对于日本人的鱼雷与速射炮，无疑又很漫长，足以一路漫长到海底坟墓之中。所以高惠悌决定投降。可是，清军士兵坚决反对投降，并将船上除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外国人都监管了起来。局面于是陷入僵持状态。日舰确实很忌惮那面英国旗，所以迟迟没有动手，直到下午一点，这个僵局才被一个意外打破。

浪速的探望兵发现了远方的三柱黑烟，并判明是军舰，但却无法确认是哪一国的军舰。

这三艘不明国籍军舰的逼近，大大搅动了浪速号舰长的神经。这位日军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因为指挥了日俄大海战而被日本海军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此刻，他非常担心那三艘军舰是北洋水师的救援舰队。他不敢陷入以一对三的战斗，又不甘心放走高升号。结果就是下令开火。

鱼雷与炮击共同毁灭了脆弱的高升号。

转眼，海面上便飘满了求生的人群。日军向落水的欧洲人划出了小船，抛出了救生圈。对同样落水的清兵，他们却举起了步枪，旋转起速射炮。反而是过路的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下42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起112人，英舰播布斯号救走87人。

当时高升号共载官兵1116人，除前述被救人员外，两人被日军俘虏，两人漂流至孤岛，挣扎四十余日，始“遇救来韩城”。总计生者245人，死者871人（接近于增援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相当于牙山原驻清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汉纳根拒绝了日军的救助，泅水逃生。

高升被沉，余波不绝

那么，促成东乡下令开火的那三艘军舰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

说来讽刺，全部是日本军舰。它们是从仁川赶来的后续增援梯队。但高升号沉没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高升号事件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英日关系骤然紧张。消息传回日本，伊藤博文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军人无知。相反，天津的李鸿章虽然痛心于事件本身，却寄希望于整个朝鲜危机能因此获得转机。可惜，这个转机终于未能出现。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法与国内法有着根本的不同。国际法没有强制执行机构，也没有权威的、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终究裁判机构。国际法靠的是单方面的解释，以及不同单方面解释之间的协商。这个协商又不是纯法律协商，而更多的是国家间的外交与力量协商。

既然英国需要日本制衡俄国，英国就不会在英日独立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它当然希望日本能不打中国又帮助大英帝国抗俄，可是，如果日本坚决要开战，英国也绝对不会不惜代价的来阻止这场战争。这一次高升号事件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它损伤了大英帝国的尊严，而且开启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如果日后其他国家都如此行事，大英帝国的权威何在？大英帝国的商贸利益和商人安全又如何保护？所谓高处不胜寒，现在英国是被自己的帝国光环给罩住了。日本要做的，就是巧妙地帮助英国从这个高处走下来。

在这一点上，日本做足了功课。他们篡改了航海日志，不惜重金聘请了国际法学名家进行辩解，表面上是想方设法证明日本有理，实则是用尽手段给英国提供一个体面下台的台阶。同时，日本政府还花费巨资疏通世界各大媒体，帮助制造同情、支持日本的舆论。至于它对大清国的不宣而战，在19世纪末的国际法学界自身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强调要宣后战。另一派则主张以双方实际爆发军事冲突为战争开始的标志。

在这一系列运作下，英国顺势下台，与日本取得了和解，转而向中国索取赔偿。经过漫长的外交拉锯，英国最终在8年后借助八国联军之战，从中国拿走了33411英镑的高升号专项赔偿。

英日和解，高升号事件的另一半影响却无法同样消失。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导致了增援叶志超计划的受挫。就在联合舰队出港的六月二十一日这天，日军突入汉城王宫，一举控制了朝鲜王室，并拥立大院君主政，与日本订立同盟条约，流放闵氏诸重臣于远方恶岛。凡韩臣中之不亲附日本者，一概逐退。两天后，更逼韩王下诏，宣称“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并单方面宣告终止对清国的朝贡，更请日兵代为驱逐牙山清军。

高升号事件3天后，4000日军在大岛混成旅团的指挥官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的指挥下，从汉城南下，与牙山3500余清军在成欢驿开战。日军以死37人，伤50人，合计87人的代价攻占了成欢驿。清军伤亡100余人。日军小占上风。

接下来，由于日军情报有误，错以为清军大营仍在牙山，却不料叶志超此前已经采纳聂士成的建议，将大营移往“背山面水，形势险要”的公州。这样，当日军攻克成欢驿后，立即率军疾冲牙山，哪里料到，清军主力却在与他的行军路线成直角的公州，并且业已开始绕道北撤。结果，大岛杀至牙山，看到的只是空营一座，大炮8门（重要部件已被清军在撤退前拆去，或用铁钉钉死，使其不再能够使用），大米500包，军旗几面，弹药若干箱。大岛这才知道失机。又怕中清军埋伏，遂于7月31日北返，8月5日回到汉城。

反观叶志超部，虽然跑得狼狈了一些，但总算脱离了虎口。他们由公州出发，经清州、忠州，渡汉江至厚州，再北上金化，经朔宁来到了平壤，与北路军成功会师。整个行军历时近一个月，路线呈一个巨大的弧形，穿越了大半个朝鲜半岛。沿途缺医少粮，困难重重，但终于撤退成功。在当时的环境中，堪称不易。也正是有了叶志超与平壤友军的这次会师，才为下一阶段的战略指导拉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第十五章
此路不通，因为不许去走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李鸿章的南北夹击计划宣告破产。但在日军已控制汉城的情况下，北路清军却平安入驻了平壤，牙山孤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全师而退，千里转进，得以与主力会师，最终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也可谓不幸中的一大幸事。难怪盛宣怀要以手加额，庆幸：“倭兵早到大同江……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

但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困难来自于未来的战场的独特性。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黄海，其东端是此战双方争夺的直接目标：朝鲜，西端是大清国的重心：京师，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与威海。

在这个战场上作战，陆军的进退与海权的消长密切相关，侧后的安全重于正面的进退。这种独特的地理特性，为中日之间的大战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可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战场：

交　通

朝鲜长期闭关锁国，缺乏现代意识，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筑，交通原始落后。北部多山，大军行止、物资转运，尤觉困难。

至于大清国，虽然李鸿章早在同治朝就开始呼吁修筑铁路，但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用了20年的时间，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

而日本在1893年就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出九州就是釜山，便于登陆。从直线距离上讲，从汉城到釜山，与从汉城到平壤，均为500华里。但北部多山，气候恶劣，清国铁路向朝鲜方向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就只有徒步行军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所以清军的交通困难大于日军。

相形之下，海运即快捷又高效，但在双方海军战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开战后，双方都不敢轻易在朝鲜西海岸展开大规模海运。但日本以其地缘优势，可以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外的朝鲜东海岸登陆，更可趁机袭扰北洋沿岸各战略要点。清军却限制于作战基地和后进保障，既无法作同样的机动，又难于打击日本本土。

通　讯

朝鲜有两条电报线，北线为中国修造，由仁川至汉城经平壤过义州，入中国东北，连接于北洋。南线为日本修造，由汉城至釜山，由海线通日本。表明上是平分秋色。但前述局势的发展迅速打破了双方之间微妙的平衡。由于日军先入汉城，这就等于控制了朝鲜通讯网的心脏。六月二十二日，日军攻占中国驻朝电报局，平壤以南讯息全断，牙山叶志超部彻底成为孤军。“须俟大军到平（壤），兵进一步，线通一步，方能守护”。

后　勤

当时入朝清军的后勤基地有二：一为天津，一为奉天。交通线则有四条：一由大沽海运经旅顺、大孤山至大东沟；一由大沽海运至营口，再转陆路至九连城；一由天津以铁路运至山海关，再由陆路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一由奉天陆路至九连城。所有四条线过鸭绿江后汇为一路，经义州—宣州—定州—安州陆路至平壤。

换句话说，在朝鲜境内，平壤守军等于“只有一条陆路联络线。且其一部接近海岸，故在平（壤）（清军）诸将深感其危险。”

同样糟糕的是，中国用银，朝鲜使用本地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每两仅易制钱七百有奇”，仅相当于国内购买力的一半。“所有添营、购械、转运各费不可胜计，与内地用兵情形迥异。战事既开，利钝迟速，均难预期。而各项开支，刻难停缓。”以至于大战在即，李鸿章不仅要忙着部署军事，还要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以平衡物价。

上述两点合在一起，就是李鸿章的一句话，“悬师远征，道路险艰，转运之费尤巨。”

当然，清军也有清军的优势。

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最足以自豪的就是李鸿章倾25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系统。这一系统，以（天）津（塘）沽、旅（顺）大（连）、威海三大要点为依托，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

所以李鸿章才说：“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舰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当然，这两个军港也不是没有缺陷。以威海论，本来还该有第四期工程，即加强后方的对陆防御。但由于财政制肘，未能兴办。旅顺的情形也大体相仿，这样一来，两港对海防御虽然固若金汤，可陆上的后方安全却成了他们的阿克琉斯脚踵。不过，只要北洋水师在，日军不敢作两栖登陆，北洋沿海就是金汤铁城。

这个独特的战场决定了李鸿章所能选择的战略。

李鸿章的方略是，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不是和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主力会战，而是依托北洋海防工事，作攻势防御。即战略上避战，取守势，战术上伺机巡游渤、黄海，威胁日军海上运输线。这样日军忌惮北洋水师，在取得制海权前，不敢轻易在三个半岛的侧后登陆，清军就可以逐步动员全国陆上力量，与之作正面的持久消耗。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概括，就叫“保船制敌”。保船就是保住海上有生力量，取老子“控而不发”的智慧，威慑日军的软肋。然后将战争导入持久战的轨道。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实力有限，连年扩军，负债累累，其土货多销往中国。只要中国将经济战与军事上的持久战相结合，“檄行各（海）关，暂停日本通商，日货不准进口。”这样日本虽有快船快炮，却已无用武之地。

那么，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对不对呢？敌人的档案记录，最有权威性。

日军计划

就在七月初五，日本大本营敲定了他们酝酿已久的“作战大方针”。

日军的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先派第五师团出朝鲜，以之牵制清军。在国内以陆海军守备要地，并作出征准备。此间，我舰队进而扫荡敌之水师，尽力取得黄海及渤海制海权。”

第二期作战则根据第一期中制海权争夺结果的不同，细分为以下三种选择：

甲方案：若能完全掌握制海权，“则逐步输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

乙方案：鉴于“清国四个水师之舰艇，其只数及吨数均凌驾于我海军”，北洋水师尚有我所没有的铁甲巨舰，故“胜败只数遽难逆料。”如我未能控制渤海湾，但敌亦不能取得我近海制海权时，“我则陆续派陆军进入朝鲜，击退敌军，以达扶植韩国独立之目的。”即主要依赖陆战争取一个有限的战争目的。

丙方案：“若我海战不利，制海权全归敌有，我则唯有尽可能援助（在朝之）第五师团”，尽可能维持朝鲜的据点，牵制清军，同时“在国内整饬防卫”，准备登陆作战。

很显然，日军利在速战。其陆战的进退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所以关键就在海战能否速战速决。

李鸿章的“保船制敌”虽然看似消极，却正针对日军的战略而发。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是较早弄清李鸿章战略意图的日本人，也是较早认清其危害性的日本人。

情报传到东京，日方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日本经过23年的维新努力，尤其是近十年的对清备战，手中的剑已是非常锋利，无奈经济实力有限，所以日本要力争速决。要速决，首先要争得黄海的制海权。不然，因为战场地貌特殊，一切兵力输送、后勤转运、后路掩护均无从谈起，真要是让陆军从朝鲜半岛在原始的后勤线上向北京作陆路推进，必然要打成持久战。

针对李鸿章的战略，宗方小太郎建议，日方只需派军舰“突入渤海海口”，作一个武装游行，快来快走，不与交战，北洋水师自会舍弃北洋防御体系，走向大洋，到时日方便可寻机与之“一决雌雄”。这里，宗方对光绪及其背后的激进派们的心理无疑把握得很清楚。

日本海军几次入渤海湾游击，果然令清国君臣情绪失控，群臣对北洋水师交相弹劾，光绪龙颜大怒，连下严旨，逼北洋水师出战，甚至闹到要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革职拿问的地步。全靠了李鸿章的力保，才改为“戴罪自效”。

但是，让日军无奈的是，无论他们如何挑衅，也无论光绪如何连发严旨，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严密掌控下，就是不给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会战的机会。而从海上，日军根本无法突破李鸿章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海防工事。如此一旦拖到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届时，日军不仅完全无法在直隶平原登陆，在朝鲜的作战也大为困难。

有鉴于此，日本大本营在七月十四日（8月14号）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次序。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增派第三师团提前入朝，与已经在汉城集结的第五师团会合，组编为第一军，由明治维新的元老山县有朋任军长，兵分三路北上，合围平壤。寄希望于陆军能在清军完成战略动员前，重创入朝清军。并争取在陆战中寻求扑捉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的机会。

其陆上攻击计划可以说是照搬毛奇之外线战略，可是，在朝鲜却并无铁路可供日本快速运兵。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利用了朝鲜半岛特殊的地形，以海运代替了铁路。在南线日军自汉城分三路北上的同时，再海运一支奇兵，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迂回到平壤北面背击清军，完成四面合围之势。

此招可谓狠辣。在朝鲜这样一个狭长而多山的半岛战场上，海权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从汉到隋唐对朝鲜的东征，再到明朝的抗日援朝，胜利者无不是能控制海洋者。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不也还是要靠仁川登陆翻盘吗？除非守方能以绝对优势的陆军填满东西海岸，不然很难对付海权力量的两栖闪击。而朝鲜战争初期的北朝鲜军恰恰没有这个优势兵力，光绪二十年的叶志超同样没有。

日本大本营指导战争的灵活与高效，皆非大清可比。但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毕竟还处于初创期，甲午战争是参谋本部成立后策划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其军事行动的保密性还有很多问题。事实上，早在六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就得到了日军有在元山登陆，袭击入朝军后路的消息，但一开始他并未重视这个情报。因为大清国有太多比作战层面更高更困难的问题，等着他提意见呢。

进退两难

丰岛偷袭后，李鸿章的元老级幕僚周馥向李建议：“日本蓄谋已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国耶？必筹足兵饷三年，而与之持，或稍有济。其要有四：一、勿与日本决裂。彼挑战急，我宁忍受，得和且和。二、除原有劲旅整备外，宜速募兵三万，驻直隶，精练之，以待东发，仍速招三万以为续备。三、斯役用淮军居多，两淮宿将，今惟刘省三爵抚在，宜急起用。四、水陆宜节节速筹转运，奏请重借国债应之。待四事备齐，将逾年矣。日人如必不和，则出师扼鸭绿江以待。”

为什么周馥强调“勿与日本决裂”呢？因为大清的近代化军火主要依赖外购，自光绪十七年“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至开战，清军再未储积军火，日本却反是。一旦正式宣战，西洋列强援引中立法，大清不仅买军火难，运军火更难。只要走漏半点风声，日本人在沿途运货船停泊的任何一个港口提出外交抗议，当地政府就有权截扣军火。好不容易联系到智利愿意售舰，不幸又因日本的外交干涉而破产。军火价格更是一涨再涨，不厚积财力，是无法长期作战的。

但事实上这四件事，李鸿章一件也干不成。

首先，第一条“忍字诀”就过不了舆论和太后、皇上、帝师的关。

第二条是要用大把银子的，户部本来就闹钱荒，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又耗费无度，去哪搞钱？李鸿章在六月初四倒是曾上书中央，称如果不能再增加20到30营陆军，募集200到300两白银的军费，对日作战很难展开。虽然第二天中枢就决定由户部和海军衙门各负责筹集150万军费，可是却再没了落实的下文。

第三条又头疼，刘铭传死活不出山，李鸿章拿他什么办法？

第四条大借外债更难以获得批准。因为若前所述，太后早在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就明发懿旨：“主战”但“不准借洋债”。讽刺的是，此前为了颐和园工程大清曾多次巧立名目地借外债。总之，可以借外债修园林，不可以借外债打日本。也算是大清特色的和平主义了。

于是，周馥进一步指出：“是必败！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当思曲终奏雅。”

这已等于是暗示李鸿章要么急流勇退，要么赶紧为他日的失败预留后路，但这又不符合李鸿章的性格。果然，李鸿章既没有多解释，更没有申请退休，而是继续硬撑。

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对清国宣战诏书。

七月初四（8月4日），李鸿章开始向旅顺与山东的新募军发放北洋库存的精锐武器。全国各省水陆军亦随之进入戒备状态。

七月初五（8月5日），上谕令户部、内务府与北洋大臣速修战备，并决定将西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部分费用紧急挪作军费。

七月初七（8月7日），上谕又传：“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日人自上次朝鲜变乱（指中法战争期间日本对朝鲜的染指——笔者注），经我军戡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

严厉的训斥中，包含的正是皇上对李鸿章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但事情却还是要李鸿章去做。只是这事情注定越来越难做。

七月初八（8月8日），就在李鸿章又一次挨训的第二天，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会合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第五师团余部奔赴朝鲜战场。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本来是为了参加老太后六十大寿而入京的文武要员，转而召开紧急战争会议。同一天，日军大本营将第三师团半数以上的兵力编成混合旅团开赴朝鲜。

局势的急转直下中，历史留给李鸿章的战略选择空间已经不多。

就在日军大本营敲定作战计划的七月初五，李鸿章致电平壤盛军统领卫汝贵，告诉他，自己得到情报：“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抢占有利地形），坚扎营垒（构筑坚固工事），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集中兵力），再相机进止。但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

同一天，他致电总理衙门，强调“西人佥谓我军（指北洋水师——笔者注）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边畿门户洞开。”

但第二天（初六），皇上就下了圣旨，严厉申饬了李鸿章，命他立即去办下列四件事：

一、厚集大军入朝，准备南征汉城；

二、派海军巡防大同江口，防备日军抄袭我军后路；

三、严防北洋海口；

四、调集各省兵力参战。

事实上，以上四事，李鸿章又是一件也没法干。以最后一条论，李一非参谋总长，二非最高副统帅，根本无权去干，而只能呼吁，至于呼吁之后，各省大员如何行动，那就不好说了。至于第二件，则无需去做。第一，干了的话，风险太大，日军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以和北洋水师决战。第二，只要北洋水师实力存在，就算不去大同江口，日军也不敢大举在大同江口登陆，这已由后来的发展所证明，日军挑选的登陆地点是远离北洋水师作战半径的东海岸。而且，第二件事与第三件事根本就是矛盾的，北洋水师实力有限，备多力分，不可能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

第一件事，与北洋关系最大，但同样难以完成。原因前面已经说过，北洋兵力单薄，断无法以一隅之力，独抗东洋举国之众。就算四大军“后路到齐”，也不过马步队14000人。从义州到汉城，直线距离一千余华里，两侧是大海，沿途多山，更有四条大河横亘其间，其中以大同江与临津江为最险。涨潮时，水深可达“一二丈不等”。敌军乘小火轮，便可轻易抄小路迂回南征军的侧后。至于后方的枢纽城市定州与安州，“用民船亦可潜入”。陆路正面，青石关与临津关为入汉城的必经之路，“山极险峻，路径崎岖，现为敌踞，攻取不易”。攻下后，还要留兵防守，才能继续南下。其他如后勤转运，也要防敌游击袭夺，故也要牵扯一部分兵力。一句话，南下大军必先保障了两翼与后路的安全，才能放胆南下。

所以至少要集中3万余人的兵力，才能进攻。其中1万余人负责两翼与后方的守备。剩下2万人为纯作战部队。“俾军无四顾之忧，将有必克之志，庶大功可成。”

至于具体的南进方案，叶志超到平壤后，会同诸将也制定了出来。和后面要提到的日军计划一样，叶志超的计划也是取“分进合击”的姿态，兵分三路南下。第一路为“正兵”，由中和经黄州南下，作正面攻击，吸引日军注意力。第二路为迂回部队，经兔山、平山，穿插至日军后方，断敌退路。第三路则以平壤东南120华里处的祥原为前出基地，防备日军从元山包抄我军后路。在保证侧后安全的情况下，以万人精锐，绕道经永平、嘉平、抱川，奇袭汉城。如此日军前后失据，只有“不战而退”。

这个计划的目的，不在聚歼日军有生力量，而在于将之逼退，克复汉城，为和平谈判换取有利条件。平心而论，以当时的双方实力对比，这个计划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至于南下的时机，叶志超力主秋收之后。原因有二：

一在兵力尚有待进一步集中。程允和新募六营八月初才刚离开亳州。卫汝成的五营刚成军，尚未训练。赵怀业的五营尚未完成征募。聂士成拟回直隶募兵，“一时更难集事”，“以上各营必俟操练稍熟，乃可陆续派往前敌。”至于山西、河南两省的援军（每省各约2000人），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马步各一营，宣化镇总兵王可升马队二营，“均尚在途”。“因道远运艰，亦难猝集”。

二在大军南下，补给线越拉越长，清军后勤体系原始，军粮筹措是个大难题。在国内作战，只要军饷不断，米粮皆可就地筹措。但现在军出国外，日本已控制汉城，扶植了傀儡政府，北朝已成无政府状态。清军军纪不佳，百姓乃至地方官皆逃避一空，所以很难就地筹粮。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以清军的军纪，南下必然导致农民乃至地方官逃避一空。到秋收之后，就易于沿途征粮。

叶志超的判断，李鸿章自然认同。而他对日军的认识，尚有很多超出前敌诸将的地方。

七月十六日（8月16日），李鸿章终于认清了最大威胁所在，他致电卫汝贵，强调：“日最善抄袭，后路元山一路有兵来抄，尤易慎防。”

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李鸿章又得到新的情报，闻“日船十一艘，载兵三千二百，长夫（后勤人员）二千六百余，马二百二十四，炮二十六”，于七月二十一日船运汉城，釜山日军亦船运仁川。

五天后（七月二十九日，8月29日），李鸿章再次向中央建议取攻势防御的战略，作持久抗战。他说：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双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势相同。……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

可惜皇上不认同，满朝文武不认同，北京城的百姓士子们也不认同。他们接受的宣传与教育，使他们无法想象，何以对付一个小小的日本，也要如此谨小慎微！

指挥难题

大战在即，李鸿章最头疼的还是指挥问题。

到现在为止，平壤诸将系统不同，级别相当，互相不服，缺乏统一指挥。中央迄今未指派“总统”（相当于前敌总指挥），李鸿章只有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的人选就是淮军老将刘铭传。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人选，能力、资历都既足以震慑敌人，又可服我军之众。岂料刘爵帅早已对大清绝望，抱病不出，李鸿章也莫奈其何。最终皇上选择了叶志超。

究其原因，非常复杂。还要从前面提到的那次大撤退说起。

虽说一次成功的撤退在军事史上的光辉往往并不亚于一次胜利的进军。可是，从东方到西方，人们还是更乐于为进军疯狂，而难以理性地给予撤退以必要的宽容，也就不要说掌声了。这中间的寂寞与失落，就需要将领以其将道加以消化。可不幸的是，叶志超恰恰不甘于寂寞。

还在北上途中，叶就开始大肆吹嘘他的牙山大捷，与沿途的“一路苦战”和“层层打出。”事实上，他们确实在苦战，但并非与日军，而是与酷暑天气、恶劣的后勤。但叶很清楚，北京城里的王公大臣们不会欣赏一个与自然和组织苦斗的将领。所以他需要“宣传”，一个反向胜利进军的宣传，一次现代版的千里走单骑、闯五关斩六将的宣传。

跳动的电波，不断将宣传中的“捷报”送往北洋。朝野闻讯一片欣喜，皆谓：失之丰岛，收之成欢。老太后也下了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2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

光绪得到这个“捷报”也很高兴，一高兴就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现在该提督已抵平壤，与大军相合，即著统率诸将，协力进剿，速奏虏功。

上谕送达平壤，六军皆惊，叶志超最惊！

震惊中，叶志超“病”倒了。

这就引出了大清国军事编制史中的一段公案。

在大清国，“营”为基本作战单位，指挥即营官。下辖四哨，指挥即哨官。每哨8队，另营官亲兵哨6队。每队10人至12人不等。每营则步兵定额500人，骑兵定额263人。营官之上设统领，辖兵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不等。若干统领之上再设大帅，独当一面。

可是，在大清国的军队里，统率数营，十多营乃至数十营的“统领”与只统带一营的“营官”之间，居然“不立其他阶层以为试验和历练营官的阶梯，而统领的人选却从地位太相悬殊的营官中拔擢出来。须知营官不过是一个下级指挥官，在其职权内的军事动作，常能于极短时间内完毕，大概使奋起一回心力，使唯下一回断然的决议意便够了。例如大胆的冲锋，含有力量的呐喊，乃为仅数分钟的事业。而统领乃是独当一面的大将，必须有控制整个战局的才能始克胜任，因为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与营官的职任是大不同的。所以湘淮军营官往往有曾建立功绩的，即擢为统领，一旦才能与地位不相合，究为沐猴而冠，一遇大敌，便致一败涂地。”

严格来讲，叶志超以往的经历表明，他最适合做的是类似于混编战斗群指挥之类的职务，参看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建议和制定的各项计划，又让人感到他倒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参谋长。纵然是全局问题，当不需要他拍板时，往往他也能连发妙论，切中肯綮。至于独当一面，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组织大型会战，却不免超出他的阅历和能耐。

更糟糕的是，统数营者与统数十营者，皆为“统领”，且皆由“营官”提升，所以往往互相不服。甚至皇上御笔亲点的指挥官，如果不能在年龄、资历、人际关系……各方面占据优势，也是指挥不动军队的。现在，光绪让叶志超去当朝鲜前敌诸军总统，那不是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吗？叶志超慌神了，于是四处哀求乞辞，希望皇上与中堂能另派高明。他自己提出的人选是李经方。

作为李鸿章的义子，李经方从未有过军旅经历，参与的都是洋务与外交活动。让他指挥岂非更糟？理解的关键就在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养子的特殊身份。叶总统正是要借小李公子这张虎皮震慑住平壤诸将。至于打仗，不是还有自己与卫汝贵吗？

对叶志超的这个提议。李经方居然也跃跃欲试，倒是旁观者清，李的女婿张佩纶觉得此举甚是不妥。第一，小李与军伍一道隔膜太深，本人的性格又不是那种乐于只拥虚位的人。只怕去了反而更误事。第二，若平壤是清一色的淮系军队，小李去了，或许镇得住。但现在那里恰恰是个花色牌。而一旦有失，责任可全是李鸿章的。

对此，李鸿章亦有同感，所以才回复叶志超说：“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可话说完了，李鸿章也不免担心，担心万一叶志超“担承”不住，那怎么办？叶的半世英名归于流水事小，平壤坐失事大。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补救之策。

于是，在庆亲王的建议下，李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助手周馥。

如前文所述，自丰岛海战后，周馥便已明了此战中方必败。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换个人，这时候就要乘早谋自己的出路了。但周馥却未走，而是决意在北洋这艘破船上，与李“共生死”。

现在，是到了李鸿章送他进火坑的时候了。

李的本意是借重周馥淮军老前辈的特殊身份，去镇住平壤诸将。但周馥自己清楚，作为一名幕僚的淮军老前辈，与作为一名宿将的淮军老前辈，含金量是太不一样了。叶志超镇不住的，自己同样没辙。事实上，现在大清国的活人里只有两个人能镇得住平壤的那帮天煞星，这两个人一为刘铭传，一为李鸿章，前者不来，后者又不能去，去了，谁统筹全局？再说了。以李鸿章的身份，去守一个平壤，合适吗？

于是李鸿章转而决定成立一个前敌营务处，由周馥负责。按理讲，这只是一个后勤机构，但李鸿章却给它赋予了一个附加的，但却是更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当连接平壤与天津的中转指挥机构。向西讲，周馥是李鸿章的代表人；向东讲，周馥又是叶志超的靠山。这样一层层的，将李中堂的权威与构想输送到一线，达到理想中的作战效果。

从军事制度史上讲，这个安排可谓一奇，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但谁让大清国不搞制度改变，没有参谋本部呢？后继无人，平壤城中的后辈们相互不服，你又让天津城里的老前辈如何指挥？他也只能用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先应付一时再说。

结果，衡量再三后，周馥也愿意去了，皇上也批准了。同时呢？平壤也失守了！

最后的寂静

八月初一（8月31日），叶志超再次强调，当“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

八月初二（9月1日），日军将朝鲜境内的第三、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这样日军在朝的兵力就达到了19500余人。

八月初四（9月3日），叶志超又发来新电报，报告新情况的同时，提的还是老建议：“闻大岛有云：‘若我军前进，渠由水用船载兵登岸，袭我后路，断我转运。’此情系由王京朝鲜通事所探查。我军到韩名虽万有数千，实在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亦有护运由义州、安州分扎后路者，现平壤不过万人。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请筹调添募。”

可是，新募各营要到八月末才能到防，到防后至少要训练三个月才能初步形成战斗力。又由于这些营各有固定且重要的守备工作，所以就算成军，也只能挤出5000人的机动部队。纵然全部入朝，加上朝鲜现有的14000人，尚有一万余人的缺口。你让李中堂如何“筹调添募”？又如何让叶志超反攻汉城？

同一天，李鸿章获得新的惊人情报，日军大队已经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图窜我军后路。其先头部队300余人，已经推进到平壤东北约200华里处的阳德。

鉴于阳德至元山之间，“山岭险峻异常”，元山日军又孤军深悬，与南方部队相互无法支援，故李鸿章急电叶志超，指示他“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再徐图大计。

诚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一路日军实为主宰全局的奇兵。如李鸿章的构想能够落实，历史必将改写。

但遗憾的是，朝野眼中只有汉城，只有南下。皇上严旨屡发，日促平壤大军反攻汉城。日军正面推进部队的声势造得也很足，以致平壤诸将的眼睛全死盯着中和大道。李鸿章的建议遂不免与尘封的电稿一起陆沉在历史的尘埃中，直至今日，再无人擦拭。

八月初五（9月4日），光绪谕示李鸿章：“现在敌氛已逼，所有分布进剿机宜，著即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并特别告诚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于咎戾也。”

同一天，李以破釜沉舟的悲壮向平壤守军发出了如下指示：“各国密探日廷主意，拟两三礼拜内全力围扑平壤，如牙山故事。现我续调各营难遽齐集，望诸君尽此兵力，同心奋勇，出奇致胜。勿为所算，勿中诡计，是为至要。”

小皇上说向南攻，老中堂说向北打。政出多头，叶志超也只有先听大头的。八月初八（9月7日）晨，七千余清军离开平壤南渡大同江，至中和，相机迎击。不料至中和后，“天气已晚，遂相度地势，各分扎要隘。夜越三更，忽言敌至。黑夜昏昏，不辨东南，竞施放各枪炮，不问敌在何方。彼此自攻，互相击杀，混击一时许，带伤者、击毙者兼有之。及闻确报，始知敌人尚远。”对战的实为夜间出哨的盛军与毅军，“两阵死者凡二十人，伤者百人”。清军士气为之大挫。

而天津城里的李鸿章因为信息的滞后，还不知道平壤大军已发。初九，他再次致电叶志超，强调了元山一路日军的危险性。他说，（听说平壤大军）“拟挑精锐七千余赴中和相机迎击，是否已行？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电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雕剿，而急图黄州？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望与诸将熟筹调度，勿稍失机，若诸将或分一军进扼阳德，嫌力单否？务相机度势，妥慎图之。即速复。”

同一天（初九），李鸿章又急电守备辽南金州的铭军老将刘盛休，指出“平壤日兵三路渐逼，后路空虚，续调之兵皆远不济急。叶提督屡电后路安州”距平壤170华里，“最为紧要”，现仅六营兵力驻守，“殊嫌太单”。故决定调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这样一来，北洋水师的后路也不免唱“空城计”了。可是中国太大，又缺少现代化交通手段，各省援军迟迟不到，这已是李中堂所能挤出的最后一支机动兵力了。再调，难道还要让他老人家去调紫禁城的御前带刀侍卫不成？

如此“既壮平壤（友军）声援，又断元山（日军）抄袭”。除炮台守兵不动，每营留一哨新兵守营地外，其余全部援朝。军情似火，“迅速整备，五日内船到即行，当令丁提督海军大队护送前去。”

“当令丁提督海军大队护送前去”，这句是关键。也可以说，联合舰队朝思暮想的，就是李鸿章的这一句话。

军情似火，陆路推进太慢，必须海运。李鸿章只有用北洋水师护航，船运刘部至大东沟，再陆路趋平壤。同时将旅顺守军宋庆部2000人也调往义州，防备平壤后路。

这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计划。一迫不得已在令北洋水师主力尽出去护航，二迫不得已在这一轮调动，已令北洋水师的后路门户大开，造成的真空却只有让新招募的农民兵去填。

但如果刘部能及时进扎安州，则战局亦将大大改观。至少可以让平壤守军全力守城，而不用不时神经紧张的向后望。一旦日军环攻平壤不下，弹尽粮绝，只有撤退，其中元山支队将陷入安州守军与平壤守军的夹击之中，搞不好就会全军覆灭，至少也将遭重创。大清朝依此仗之威，至少能控制半个朝鲜。

只可惜，世事难料。援军还在船上，平壤战火已开！

八月初九（9月8日），叶志超收到了李鸿章令他先打阳德日军的电报。叶志超情报有误，以为日军若无三四万兵力，断不敢北上攻击平壤。基于这个错误判断，他既放弃了南下反攻汉城，也放弃了李鸿章的先打阳德之敌的建议。

叶志超一声令下，大军回头，坚匿平壤，“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作婴城而守之计”。清军环城一口气修筑了25座堡垒（其中7座在城北），又在大同江北岸筑了一道四米高、2000米长的长墙，墙下布雷，墙上架炮（是役守军共装备野炮四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储积一月所需军粮，倒还算坚挺。

叶志超最担心的还是后路。

他已经留毅军一营驻义州防后路，现在再下令“暂调盛军两营回扎肃州”。这样一来，守平壤城的兵力就只有13000人了（一说9000余人）。

于是，叶志超开始构思一个更大胆的战略：放弃平壤，后撤至“安州—鸭绿江”一线，厚集兵力，背靠国门，进一步拉长日军补给线，再行决战。

这个计划同样高明。因为从平壤北上，山路崎岖，将严重干扰攻方的后勤供给。山区的分割作用则将大大降低日军的组织优势。清军则可缩短补给线，规避野战训练不足的缺陷。事实上，五十多年后中国军人正是在这里，大败联合国军。

但是，国内那些根本不懂军事的文人，连叶志超坐守平壤都不能接受，又如何允许他再向后撤？

在一片“反攻汉城”的声浪中，叶志超只有等死。

倭刀出鞘

就在李鸿章决定让北洋水师护航的八月初九（9月8日），明治维新的元老级人物，日本军界巨头，时任第一军司令官的山县有朋（大将）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前往朝鲜。同行的还有新出任海军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中将）。

临行前，桦山训示联合舰队：“凡为日本男儿，所恃之勇，而不在利器。我将卒苟激忠义，发挥固有胆勇以临敌，则敌之雄舰、大舰何用哉？万一军不利。炮碎弹竭，为敌所围，决不可屈挠。事或至此，惟为国奋进，一死而已。然则如我海军之战，白旗固无用长物耳！”伊东遂抛白旗入海，以示必死之决心。

为了这一战，日军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又一次重新编组了联合舰队。改编后各队配属舰只如下：

本队：松岛（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

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

第二游击队：金刚、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

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大岛；

本队附属舰：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

鱼雷艇母舰：山城丸。

其中，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四舰，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集中编组将更有利于发挥打击力。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则是日本针对定远、镇远建造的打击主力，排水量虽仅4200余吨，航速也仅16节，但却安装了320毫米的巨炮。这次编组更充分地表现了日军强烈的求胜之心。

四天后（八月十二日，9月11日），16000余日军取分进合击之势，兵分四路，合围平壤。

第一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第九混成旅团3600余人，炮20门，自汉城西北出发，顺大道经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然后折向东北，经中和抵达平壤东南。

第二路：由第五师团司令官，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率领第十旅团之二十二联队（缺第二大队）、十二联队（缺第一大队）及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骑兵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个分队，骑兵第五大队本部及第二中队，炮兵第五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工兵第五大队（缺第一中队），卫生队。合计5400余人，炮12门，亦从汉城西北出发，经黄州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袭平壤西南。

第三路：由第十旅团司令官，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第十旅团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缺第一小队），及第九旅团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缺第八中队），并骑兵第五大队第三中队的一个小队及一个分队，炮兵第五联队第一中队，合计2400余人，炮6门，名为“朔宁支队”。从汉城东北出发，至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

第四路：由陆军大佐佐藤正率领，新从元山登陆之第三师团第五旅团第十八联队，骑兵第三大队第一中队，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工兵第三大队（缺一个中队），合计4700余人，炮12门，名为“元山支队”。从元山登陆后西行，经文川、阳德、成川，至顺安，截断作为清军退路的平壤西北大道。

另有3500多人负责后路安全。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日军终于看到了他们梦中的平壤城。

日军部署

拿破仑早就说过，会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在决定性的时间，向决定性的地点，投掷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在平壤之战中，日军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无疑是深刻的。

在日军看来：“（平壤）临大同江，三面有石制城墙，高达十公尺，不易攀登。其四面多沼泽，实为天险要塞，地利可谓无双”。清军“在大同江北岸筑起堡垒数座，在城北的堡垒牡丹台下且设有假城，高五丈余，呈急斜面。城东北亦设有多数堡垒，皆备有野炮、连发炮等。其守备之坚固，远非成欢、牙山可比……攻陷实非易事。”

鉴于平壤城地势险要，清军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日军制定了一个很有日本特色的攻击计划：

大岛义昌率第一路军，于八月十三日到达大同江南岸后，首先于平壤东战场，跨大同江发起“自杀性”攻击，尽最大努力将尽可能多的清军吸引过来。野津则乘隙率第二路军突袭平壤西南。但致命打击尚不在于此，而在于平壤北战场。“元山支队”于十五日到达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后，即行南下，十六日与“朔宁支队”会合，攻击平壤北门。

盖平壤地势东、南环江，北、西有山，北高南低，一旦日军控制玄武门外制高点牡丹台，居高临下，架炮上山，当年中法战争中兵溃北宁的一幕就将在平壤重演！

建立在精确兵要地志基础上的分进合击，外线包抄，前后夹攻——堪称是对毛奇式战略的精确效仿。此后，在辽东半岛，在山东战场，日军还将多次重复使用这一打法。

清军部署

八月十二日（9月11日），左宝贵部侦察部队，在玄武门东北80里处，大同江上游，发现了朔宁支队。左宝贵立调三营兵力出城，主动进攻，双方夹江互轰，激战正烈，左宝贵却忽然收到叶志超的羽箭急令，命他立即回城，依托工事取守势御敌。

原来，在平壤的东南方向，清军侦察兵也发现了大队日军。叶志超坚信东南方向的日军是主力，但玄武门的重要性他也很清楚。所以他不许左宝贵轻易出城野战，而命他坚守工事，正是希望左宝贵能守牢后门。然后他集中战斗力最强的盛、毅二军于他心目中的主战场：平壤东南大同江东岸，一举击败来袭日军！

只要能消灭南线日军，平壤不就化险为夷了吗？老中堂不就有了和日本人议和的筹码了吗？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但问题是，玄武门一定能守住吗？大同江东岸一定是主战场吗？

可历史已不给叶志超反思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双方的斥候与小队开始小规模交火，遥远的天津城内的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纪律。当天，李鸿章致电卫汝贵，首先转达了皇上对卫军的严重不满。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诚，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电到后，切勿自回护，密商叶总统，应如何说法安抚军心，顾全大局，或将该军暂令孙显寅帮统，以孚众望，而期努力效命，立候电复。”

但历史同样不再给卫汝贵时间。

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叶志超驻平壤城中调度全军。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2100人守平壤城西。马玉昆部毅军，卫汝贵部盛军一营约2500人守平壤城东及大同江东岸。卫汝贵部盛军，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守平壤城南至西南。左宝贵部奉军三营（1500人，守玄武门与牡丹台），江自康仁字二营（1400人，守箕子陵）共计约2900人守平壤城北。并规定：“查南门外（大同）江南，马总统（玉昆）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时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务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如此一来，在大同江东岸战场，负责“自杀性进攻”的大岛第九混合旅约4000人，面对的是马玉昆部毅军加卫汝贵部盛军一营共约2500人。

在平壤西南战场，野津第五师团约5400人对聂桂林部庐榆防军，卫汝贵部盛军主力，加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

在最关键的平壤北战场，立见尚文“朔宁支队”与佐藤正“元山支队”约7800人，对左宝贵部奉军三营、江自康仁字二营共约2900人。

这样，在决定性的北部防线，日军占据了2.6倍的优势。考虑到其中直接用于玄武门与牡丹台防守者仅1500人，日军占据的优势也就更大。至于这个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立显。

天上掉下了馅饼

同样是十四日这天，为便于指挥前线作战，明治天皇率参谋总长（有栖亲王），御林军总司令（小松亲王），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等军政要员从东京出发，将战时大本营迁往广岛。以作御驾亲征之势。同日，山县有朋、大岛久直（陆军少将，第六旅团司令官）起程前往朝鲜前线，很显然，平壤的战斗远不是终结，而只是更大的激战的序幕。

同日午夜，桦山与伊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为配合陆军对平壤的攻略，联合舰队将由仁川北移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并以此为临时根据地，伺机攻袭北洋水师，夺取制海权。至少也要保证大同江的安全，掩护陆军对平壤的攻击。

说来悲哀，还是八月十四这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希望总署能代表“请旨敕令前敌各营，均归叶志超节制调遣，以一事权”。这就说明皇上当初的任命，至今还没产生实际效果。

次日（八月十五，9月14日）上午，外出侦察敌情的吉野与高千穗二舰自威海卫归来，它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北洋水师主力已不在威港之中。

同时，蔚岛、仁川方面的侦察舰则相继传来“未发现异常现象”的平安汇报。伊东遂于午后四时下令：留下第二游击队与八重山号泊守仁川，掩护陆军登陆。自己则亲率本队与第一、第三游击队，及特务舰、运输船等，北上大同江，巡歼北洋舰队主力！

可是，伊东却怎么也巡不到北洋水师的踪影。

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但很快，转机就来了。只是这转机不来自海军，却来自朝鲜的陆军。

原来，就在十四日这天的上午，北上平壤途中的第五师团野津道贯部，渡大同江时，“无意”中俘获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驶来的中国商船。参谋长福岛安正率兵登船检查，搜出一封密信。写信人是清军大孤山守将，收信人是写信人的好朋友——平壤守将丰升阿。前者告诉后者，“（上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

这位守将显然很够意思，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自己的好友，以稍缓对方的愁情。可惜，他的这个做法太无纪律性。借助商船捎信又不免太无保密意识。反而让福岛安正捡了个大便宜。

对日军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联合舰队终于不用为北洋舰队的动向而焦头烂额了！

起　锚

就在平壤激战的前夜，北洋水师也走到了它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前所述，日军业已挥师北上，万一平壤不守，那战火可就要烧到咱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了。军情似火，北洋水师还能再等吗？

命令终于传来。李鸿章令镇守旅大的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而丁汝昌所接受的命令，正是为铭军护航，兼运一批军火粮饷去大东沟。

黄龙战旗再次扬起，汽笛迎风长鸣。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年的八月十六日，西历1894年的9月15日。当日上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由威海卫抵达大连湾。午夜，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大小舰艇十八艘，护送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兵船的铭军，直奔大东沟进发。

这支曾经虎视亚东的舰队，就这样在西林巴图鲁丁提督汝昌的率领下，在一帮小留洋巴图鲁们的驾御下，驶出了军港，踏上了征程。

据美籍洋员马吉芬回忆，“鉴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海面，济远和广乙被袭击的教训，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的命运即船员的命运，一旦毁坏沉没，岂能侥幸求生或借小船逃跑，或忍受投降的屈辱？济远的小船忽被击碎而燃烧，虽尽力扑救但已成废物。二铁甲舰将保护三十点五厘米（十二吋二）克炮的厚一吋、直径三十余吋的重大钢盾也都卸去。因为如果敌人的榴弹由露炮塔上擦过，碰上炮盾，就会将其打穿而于盾内爆炸，盾内上下四周，就将有充满碎片硝烟的危险。据闻丰岛之役，日本军舰从远距离发射一枚榴弹，击中济远炮盾顶端的后部，立即爆炸。炮弹头部虽然穿透炮盾而飞走，但残余碎片在盾内四处飞散，炮长以下七人死亡，十四人负伤，盾内炮兵无一幸免。当时如果事先将炮盾去掉，该榴弹必然平安飞去。因此证明二铁甲舰采取的措施甚为得当。其他不必须的木器、索链及玻璃之类，也都移置别处。把舰桥的翼端切断，把所有的拉窗梯子都卸掉，铁索、索梯也尽可能都取走。只有安在舰首舰尾的六吋炮炮盾，为了防止重炮发射时，保护炮手免受空气的冲击而保存未动。舰队各舰都涂上不易辨别的深灰色，钓床用以保护速射炮手。上部构造的重要部分，四周都堆起砂袋，宽三呎、高四呎左右，在其内侧，并排放着六吋炮用的百磅实弹、榴弹数十个，以便迅速射击。装煤的袋子也配置在重要处所，尽可能用作保护。”

前方的航线，他们不知走了多少次，可谓轻车熟路。再过两天，“致远”号管带葛尔萨巴图鲁邓总兵世昌，更将迎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但这一次，一切注定与众不同。

痛失平壤

回头再看十五日（9月14日）的平壤城。叶志超密切关注的大同江东岸仍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与相互炮击。一整天，日军并没有进攻，叶志超正纳闷，坏消息已从城北传来。

原来，朔宁、元山两支队业已会师，两军于当日猛攻玄武门外清军山岳防线。守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无奈日军攻势如潮，步炮协同密切，激战竟日，城外高地相继失守。左宝贵反攻失利，只有退守城墙工事。

消息传来，叶志超才猛然惊觉，自己业已犯下与当年守北宁的黄桂兰一样的错误。

顿足长叹中，叶志超知道：大势去矣！

所幸正面日军并未发动大规模进攻，虽然原因还不清楚，总之对我有利。在叶志超看来，这是撤退的大好时机。否则一旦北路日军全面控制北城制高点，南路日军全力进攻，清军走走不了，战则只有坐以待毙。那就全玩完了。

对叶志超的撤军构想，左宝贵坚决反对。所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仗未开就轻弃平壤，如何面对皇上、太后，又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叶志超无话可说。

于是，撤退命令被取消。叶本人也被左的亲兵软禁。

既然要战，就应集中兵力于北门，夺回生死攸关的致高点，并打通后撤路线，然后再集中兵力于其他战场，如此胜则逐个击破，败则有路可退，这才是死里求生之道。但可惜的是，不等清军调整部署，大岛义昌已于当晚凌晨一时，对叶志超瞅了好几天的大同江东岸，发起了计划中的自杀性进攻。

事实上，按日军的原计划，这个进攻应在朔宁、元山两支队南下之前发起，从而达到预期的歼灭战效果。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野津的第二路军遇上江水暴涨，结果耽误了整整一天的行程，而朔宁、元山两支队反提前展开了进攻。对清军这是一眨眼的好机会。若叶志超不是那么过于注重南面防御，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朔宁、元山两支队，战局就将全面改写。退一步，在两支队已拿下北门外高地的情况下，清军至少还能撤出孤城平壤，像牙山之战后那样，全师而退——失去南路支援的北路日军孤力是留不住清军的。

但很可惜，清军未能抓住这一眨眼的机会。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北路日军的战果，大岛与野津都不知道。同理，大岛与野津的情况，北路两支队同样糊里糊涂。这就是在通讯、交通落后的年代进行分击合击作战的风险。时间已是十五日深夜，大岛才与野津、朔宁支队先后取得联系。大岛这才知道，野津的部队仍未进入攻击阵位，野津本人的大脑也仍在继续灌水。他居然要求大岛将攻击日期再推迟一天，以等待自己进入攻击位置。

大岛终于愤怒了！

在大岛看来，自己的攻击本是为朔宁、元山两支队创造战机，可是现在“元山、朔宁两路，计已如期攻平壤之后”，我军反而落后，“其若预约何！况贵督大军未至，我岂能逡巡观望？”

就这样，大岛在野津误期、北路战况不明的情况下，断然于十六日凌晨一时，分兵三路，向大同江东岸的清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日军首先遭遇了马玉昆部毅军的顽强抵抗，双方以互不相让的勇气在暗夜中修罗恶鬼般血战。当太阳照亮战场时，大同江西岸的卫汝贵看到的是他致死难忘的一幕：弹雨中，遍野的死尸上，双方士兵在以最原始的血腥搏杀。关键时刻，卫汝贵立即亲率盛军四营渡江助战，挥军大举反攻。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二时四十分，日军弹药已尽，基层军官死伤惨重，士兵普遍筋疲力尽，而清军斗志仍盛，大岛只好下令撤退。至于战场上的日军遗尸，既无法拖带，又来不及掩埋，只好将死者“遗发及名牌收藏”后，任其横尸疆场。下午四时，天降暴雨，清军停止追击，日军则冒雨继续撤退。据日军初步统计，这场战斗阵亡约140人，伤约290人——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

同一天的凌晨七时，迟到的野津终于对平壤西南，发起了计划中的“乘机突击”。但是正如前文所记，在西南战场，叶志超布置的兵力最多，达7000余人，大岛以优势兵力尚不能突破大同江，野津以少打多，又加长途跋涉，体力透支，又如何攻入平壤？

战至中午，野津以“白昼不宜进攻”为由，在大岛还在苦战的时候，命令部队“暂且退居要地”，先败退出了战场。

对清军而言，美中不足的是，丰升阿发起了一场画蛇添足的反击。他派骑兵冲击日军据守的高地，在日军的密集火力拦阻下，清军损失了273匹战马，伤亡130余名士兵后，撤回城内。

但日军的攻击毕竟失利，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军粮和弹药都不充足了。

野津越想越觉得失败，于是说下一段硬话：“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

可是，胜利之于军人，终究是没有替代品的。战争中，少不了豪言壮语，但豪言壮语却无法替代战争。

综观十六日一天的激战，似乎清军即将获胜。可惜，日军的杀手锏是朔宁、元山两支队。

十六日凌晨五时，也就是马玉昆在大同江东岸与大岛义昌浴血奋战之际，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对平壤北部发起了决定全局的总攻击。

激战至上午八时三十分。依仗着准确而协同密切的山炮火力，日军终于攻下了对全城性命攸关的牡丹台。

左宝贵亲自督率敢死队发起了多轮反攻。可是，面对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步队的仰攻是无力的。左宝贵终于明白，平壤城与他的最后时刻到了。

接下来的一幕是令人震惊的。左宝贵穿上了皇上御赐的黄马褂，戴上了他无上勇武象征的头品顶戴，义无返顾的登上了已在日军火力俯射范围内的玄武门城头，亲自开炮击敌。

在战场上，这无疑是一个太过于招摇的目标。那一刻，两军将士都震惊了。

据说，左宝贵一共打出了36发炮弹。

而大势已无法挽回。

在日军猛烈的反击炮火中，左宝贵倒下了，永远的倒下了。

玄武门随之失守。

对叶志超而言，战斗已经结束。头疼的问题是，在制高点已失，日军火炮俯顶的情况下，如何全师而退。

暴雨如注中，平壤城内竖起了一片白旗。叶志超希望能通过转让平壤城，换来停战，从而安全北撤。

可是，日军肉已在口中，还要叶总统来喂吗？于是，日军提出了条件：“若降伏，可允许。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

很快，清军作出了答复：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

看着这张字条，立见尚文笑了：缓兵之计。

立见预感到，当晚清军必将有所行动。于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装作接受了清军的条件。实则将日军秘密布置于清军北上道路两侧的险窄之处，静待清军自投罗网。

当晚八点，暴雨如注中，清军取道平壤西面的七星门和静海门，沿义州大道北撤。一开始，清军还尽量保持秩序，但很快就乱了套。雨大、路滑、人多、退心切，大家争道北撤，反而阻塞了交通。

一片混乱的暗夜中，早已潜伏好的日军，向毫不知情的清军，举起了黑洞洞的枪口。

枪声、炮声、雨声、骂声、绝望的惨叫声……

这就是那个晚上平壤城郊的真实写照。

一天的激战，清军也不过战损200余人，但这一个晚上的损失就达到了2000余人（亡1500余人，被俘683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混乱中的互相践踏，其中甚至包括了盛宣怀的兄弟盛星怀。

日军就这样占领了平壤，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相对于清军抱弃的那些多已发锈的老式火炮，已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的日军无疑更兴奋于那4700石军粮，和354口行军锅。

而叶志超的“联军”经此一撤，组织全无，一路溃逃，武装损失殆尽不说，士气的打击更是致命的。

这边厢平壤失守，那边厢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讨论老太后的徽号问题。经过诸重臣的慎重集议，太后的徽号最后定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禧皇太后。一共是16个字，比中法战争那会又有了新长进。要知道，乾隆早有规定，皇后、皇太后驾崩之后，尊谥最多不得超过16个字。现在西太后人还活着，就享此殊荣，真可谓大清国的空前。事实证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绝大清之后。

意外的海战机会

就在北洋水师扬帆出航的9月15日，联合舰队主力顺利抵达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的大青岛。伊东派出速度最快的第一游击队四舰，分两路搜寻北洋水师主力。但是忙碌了一天，一无所获。

对伊东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只要北洋水师不出动，他就算完成了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而一旦陆军运输完毕，第二游击队就将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再进行主力海战，对他更有利。

所以16日上午，伊东拟定的新计划并不是如何抓紧进行主力海战，而是来一次空前雄壮的渤海湾武装大游行，好好刺激一下清政府，令敌人的指挥中枢更加手忙脚乱。他计划16日下午开始巡航，24日结束。航线：小乳纛角，海洋岛，小鹿岛，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口，大沽口，山海关，牛庄，威海卫，然后再回到小乳纛角。

就在联合舰队即将出发之时，伊东终于收到了来自陆军的紧急电报：北洋水师主力正集中于大孤岛港外的大鹿岛附近从事警戒。

这正是野津道贯的功劳。

此前，大鸟圭介也曾发来电报，称“中国军队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但伊东并未很在意，现在看来，所言非虚。

联合舰队又一次驰到了抉择的关口。是攻？是守？若攻，要不要将仁川的第二游击队也带上？

最终，伊东决定进攻，但并不带第二游击队。一者他不敢冒让仁川门户大开的危险；二者他坚信手中的力量已足以击败老朽的北洋水师。结果，他不仅未等第二游击队，更将第三游击队也留在了大同江口，然后亲率本队与第一游击队北上。事后的实战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考虑到大鹿岛靠近海岸线，伊东特地带上了第二游击队中的赤诚号炮舰。因为该舰吃水浅，便于近海与岛屿搜索。桦山资纪则乘坐西京丸随行观战。

下午五时，第一游击队鼓浪先发，本队六舰随之驶离小乳纛角，西、赤两船则位于本队右侧跟进。

黄昏时分，天降雷雨，西南风也愈刮愈猛，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伊东的决心，也不能放慢联合舰队的步伐。

可是，折腾了一个晚上，直到早晨六时半，日舰依然无一发现目标。

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呢？

有人提出了置疑，可伊东却近乎偏执地坚信，福岛安正陆军中佐的情报绝对不会出错。他命令各舰继续搜索前进，边前进边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战斗演练。

终于，9月17日十时二十三分，在大鹿岛洋面，一马当先的吉野号率先看到了天边的一柱黑烟！

第十六章
大败局：从黄海惨胜到旅顺失守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接　触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中午，也就是平壤失守半天后，丁汝昌率领着北洋水师主力一路护航，顺利抵达大东沟。受制于港口水线有限，北洋水师的主力舰无法进口。丁遂命镇南、镇中两炮舰和四艘鱼雷艇护卫运输进口，平远与广丙则泊于口外警戒。七大远和广甲，超勇、扬威十舰则泊于口外十二海里处设防。由于登陆点距江口很远，人员物资又多，整个下午的忙碌工作仅卸载了不到一半的士兵。丁深知每多耽误一小时，北洋水师的危险就增加一小时，滞留于船上的人员物资同样如此。丁遂下令连夜卸载。经过一整夜的忙碌，十营铭军及装备辎重全部上岸。

17日早晨八时，丁下令作返航准备。九时十五分，北洋水师开始作每天一次的“巳时操”。这是一种每天巳时（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进行的军事演习，故称为巳时操。

十时半，演习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无人想到，激战就在眼前！

如前所述，十时二十三分，吉野号发现了东北方向的一柱黑烟，那是否就是已军苦苦搜寻的北洋水师呢？坪井航三虽然一时还不能确认，但他还是立即向本队发出了“东北方有船只”的信号，同时下令：全速向黑烟方向前进！

很快，吉野自身的黑烟进入了北洋水师的视野。

十一时许，北洋水师的官兵们正准备进午餐。瞭望兵忽然发现西南海面上出现了一柱不祥的黑烟。接着，一柱，又一柱。

接到报告的丁汝昌，立即登上甲板，举起望远镜亲自观察。

日本舰队！

立即吃饭，升火待命，准备战斗。

战斗警戒的喇叭声，转眼就覆盖了整支舰队。轮机兵们近乎疯狂地工作，以使军舰达到最佳机动状态。一柱，一柱，又一柱的浓烟，直冲云霄。从提督到水手，再到外籍顾问，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先是我由敌吐烟以见敌，今也我队各舰煤烟如是，敌队当亦明我队之所在，毫无疑焉！”（美籍洋员马吉芬语）

事实正是如此。十一时半，吉野号终于看清，前方正是他们做梦都想击沉的北洋水师。它立即向本队报告：在北方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看到信号后，伊东立即下令：变行军队形为作战队形，立即用餐，准备战斗！

由于早期鱼雷质量不佳，为了避免殉爆，日军将鱼雷全部掷入大海。

由于丁汝昌一时难以将分散的战舰全部聚齐，丁遂率口外十舰以夹缝鱼贯小队阵分为五小队，排成两纵列，并肩前进。第一队为定、镇两巨舰，其后依次为致、靖，来、经，济、广（甲），超（勇）、扬（威）。除第四队外，皆为姊妹舰组合。其中以第一队最强，第五队最弱，之所以形成这种弱者垫后的局面。原因据说是因为超、扬二舰缺少机械起锚设备，还靠人力起锚，加之舰龄老化，所以落在了最后。

伊东鉴于己方战舰在航速和舷侧速射炮上的优势，遂决意采取纵队战列。他以第一游击队为先头纵队，本队为第二纵队。这样，第一游击队的四舰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自身在航速与火力上的优势。

相反，丁汝昌考虑到已方战舰缺少侧舷速射炮，火炮多在舰首与舰尾，其中又以舰首的主炮为最强。丁决定横队迎敌，以充分发挥舰首主炮的威力。同时还向各舰发出以下指令：（一）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三）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运动。

丁汝昌选择的是夹缝雁行小队阵。该阵仍是两舰一队，长舰在前，僚舰在后，后者于前者右后方45度线上、400码处定位。横向舰距则保持为533码。第一战列以定远为中心，向左为致远、济远，向右为来远、超勇。第二战列以镇远为中心，向左为靖远、广甲，向右为经远、扬威。采取这个队形既能合力拒敌，又可视情况分队合击，且能充分发扬舰首火力，应该说构想还是好的。

但很快，不幸发生了。

要进行这个变阵，各舰就要进行距离不等的非直线运动。有的是斜线，有的是弧线。而各舰的舰龄、航速差异又很大。结果就出现了定、镇两巨舰遥遥领先，超、扬两弱舰远远落后的情况，其他各舰亦未能及时占据正确的阵位。本该在致远侧后的靖远，反而冲到了致远前面。如果以定远为参照系，那么靖远的位置是正确的，可由于致远的落后，战列未能形成。同样，本该在济远后面的广甲同样冲到了前面，插在致、济之间。一句话：队形大乱。

在伊东的望远镜中，他看到了一个巨大而凌乱的人字形战列，一个古怪而凌乱的战列，一个对日军非常有利的战列。

定远在最前面，向左靖、致、广（甲）、济依次梯降；向右镇、来、经、超（勇）、扬（威）依次梯降。

日本军舰在航速上本来就有优势，现在它们更不会再多给丁汝昌变阵的时间。伊东更一眼看出北洋水师的最弱点，那就是战列极右翼，弱小而落后的超勇与扬威。伊东向第一游击队发出了命令：截击敌军右翼！

伊东计划第一游击队从中方战列前高速穿过，然后迂回中方右翼，将超、勇二弱舰划分割出战列线外歼灭。然后即运动至北洋水师后方，与正面的本队配合，前后夹攻，一举歼灭北洋水师。

此时是十二时十八分。双方相距13海里。

美籍洋员马吉芬“举目四望”，只见“日光照射着涂得鲜艳的船体，灿烂的旗帜挂在桅头，高高飘扬，再加各种信号旗点缀其间，竞放异彩，宛如举行盛典一样壮观。不禁令人怀疑是否和友邦举行友好联欢仪式。然而，转眼一看，镇远舰内在此盛妆之下，却战云滚滚，杀气腾腾。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两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甲板上到处撒有细砂，以防执勤中滑倒。在上部构造、舰的腹部、送弹滑车、弹药卷扬机和鱼雷室等地各就其位。另外，还有的在甲板上四处卧倒，抱着五十余磅重的药包，准备发射之后，进行补给。这些士兵为了使大炮操作敏捷，都取一定间隔，整齐排列。为了防止榴弹击中爆炸，禁忌将弹药堆积在甲板上的某一地点，而且这非常容易惹起甲板下面人们的激怒。在甲板上面可以目睹前进的敌人，观察情况的变化，但在甲板下面，除了等待战斗开始，观察从舷侧打入的敌弹而外，什么事都无从得知。一旦开战，所有士兵定能慎重尽职，但最初时刻无疑一定是非常害怕。两舰队都加快速度逐渐接近，镇远船员都很沉着冷静。一名少尉登上前桅顶，用六分仪测定距离，不停地挥动小信号旗，每报告一次距离，炮手都将照尺压低一次，各炮手都手拉牵索，保持发射姿势。蒸汽筒通过通风机，发出响声，这是为了发生火灾时，不失时机地进行消防，事前接上胶皮管注入水。当时敌我距离约四浬，急速减为6000米、5800米、5600米、5500米，逐次递减。现在已到5400米，危机越发逼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突然一声轰鸣，”定远在5300米的距离上首开右舷巨炮。时间是十二时五十分，这一炮落在了吉野舷左100米处。

黄海激战的序幕由此拉开。十秒后，镇远在5200米的距离上，随之打出第二发305毫米炮弹。三分钟后，日舰在3500米的距离上群炮齐发。

激战由此开始。

黄海激战

日舰在速射炮上的优势立时得到了体现。如雨的弹群大大提高了日军的命中弹数。其中一发炮弹正好打在定远的飞桥上。正在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重重抛了出去，腿部受伤，面部被烧伤。水兵欲将其抬入舱内，但被丁严辞拒绝。丁坚持躺在甲板上观战，以激励士气。唯一令中方欣慰的是，实际指挥的是刘步蟾，而不是丁汝昌。所以后者的受伤不会影响实质的指挥。但很快，更大的灾难发生了。一发炮弹击毁了定远的信号装置。而丁战前千思万虑，就是忘了指定代理指挥舰。中方遂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

很快，中方火炮射速慢的缺点又暴露了出来。

伊东的前后夹击构想若想实现，就必须让整支舰队在中方军舰前方炮口下，鱼贯穿过。表面上似乎是冒了很大风险，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愚蠢。实则不然。由于中方火炮射速慢，往往每艘军舰只打出一两发炮弹，最前面的日舰就已穿过。等到再装填完毕，松岛后的千代田、严岛和桥立均已几乎片甲无损的从中方战列前驶过。但当第五舰比睿驶过时，中方的重炮终于又开始怒吼了。

倒霉的是本队殿后的比睿与扶桑。这两艘军舰的舰龄是参战日舰中最大的（17年），航速仅13节。更令比睿震惊的是，它发现正对自己侧舷的来远突然加速，试图用冲角战术撞沉自己。比睿遂作出一个大胆而惊人的决定：突然右转，从定远右侧1000米，来远左侧400米处穿过，然后再左转逃逸。此时是下午一时十分。

若中方配有大量侧舷速射炮，比睿之举实无异于自杀。但遗憾的是，中方恰恰没有。于是，我们不无遗憾的看到，老弱的比睿虽遭到中方的集火打击起火，但仍能摇摇晃晃地逃出战场。

而比睿后面的扶桑则采取了相反的规避动作：左向转舵逃逸。中方遂得以利用扶桑转舵减速的机会，猛烈开火。一点二十分，扶桑也起了大火。

与此同时，日军第一游击队也已杀至中方右翼，集中火力攻击中方的两艘最弱舰：超勇与扬威。

遥想12年前，两舰也曾是威震东洋的利器，可惜到12年后的今日，昔日的利刃已被岁月朽化为钝刀。由于年久失修，两舰一开炮，舰壁上就掉油漆。而“日本联合舰队于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开始大量装备填充下濑火药的炮弹。这种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首先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能引发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形成普通黑火药炮弹爆炸时那样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还会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度的大火，号称能点燃钢铁，这种火药爆炸形成的火焰会像汽油着火一般四散流动，即使在水中都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而北洋水师的炮弹使用的是与爆竹装药近似的黑火药，这就不免大落下风。

此刻，面对凶悍的日本第一游击队，超勇与扬威两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遗憾的是精神的力量不能完全抵消器物的差距。在日军的弹雨下，两舰相继被打成火球，并被划出战列，一点三十分，超勇沉没。扬威则在划向浅水区自救的途中触礁搁浅。

伊东前后夹击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但战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就在日军集中打击中方的两艘弱舰的同时，中方也在集中攻击日方的两艘弱舰：比睿与扶桑。随着比睿的右转与扶桑的左转，赤城与西京丸两艘更弱的弱舰也落入了中方的火力范围内。在短短六分钟内，西京丸就吃了11发大口径炮弹。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方大口径炮弹初速大，穿透力强，用来打西京丸这样的小船并不合适。结果往往是左舷进右舷出，一穿一个洞，并不在舰体内爆炸，这才使西京丸侥幸地死里逃生。

相形之下，赤城就没这么幸运了。一时二十分，在定远150毫米尾炮的轰击下，舰长坂元八郎太头部中弹毙命，蒸汽管中弹破裂，航速下降，炮弹供应也中断。同时，比睿忙于灭火，一片混乱，火力渐渐稀疏下去。来远舰管带邱宝仁遂作出一个惊人之举，他命令船上的陆战队员集合，准备以跳舷战的形式俘获比睿号！

来远的逼近引发了比睿的警觉，一群忙着救火的水兵，匆忙扑向炮位，挪开死尸，疯狂开火。五分钟内，比睿竟打出了1500发炮弹！正是靠了速射炮的弹幕拦阻，比睿才得以逼退来远，逃过一劫。

这一切令西京丸上观战的桦山资纪大为震惊。情急之下，桦山资纪干了一件令松岛号上的伊东大吃一惊的事情。观战的西京丸忽然打出一个信号：比睿、赤诚危险！

这就严重干扰了伊东的一元化指挥。恰在此时，松岛号也打出了一个信号：第一游击队转进。

按伊东的意思，当然是要坪井航三转进到北洋水师背后，实现原计划的前后夹攻。可是坪井同时看到了两个信号后，却理解成了要他转回去救援比睿与赤诚。于是，坪井一声令下，第一游击队于阵前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这一转，居然就转到本队后方去了。而比、赤二舰却已相继退出战场。第一游击队算是白忙活了。

事已至此，伊东只有将错就错，他命令第一游击队改为维持正面压力，本队则担当起原本由第一游击队负责的迂回穿插任务，转向北洋水师后方，变相实现他的两面夹攻计划。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

一点五十五分，比睿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南向退出战场。来远追比睿不及，转追赤城，不料于二时二十分突中一弹，引起大火，被迫驶向浅水区自救。

激战至下午二时许，作为第二梯队的“平远”、“广丙”以及鱼雷艇“福龙”、“左一”在看到远方开战后，立刻急驶战场，支援主力。“平远”、“广丙”二舰相互配合，急攻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下午二时三十分，“平远”舰装备的4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小速射炮又接连命中“松岛”的中央鱼雷发射室和桅杆，“弹片四起，室内周围壁上喷溅着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着血肉相混之水，难以步行”，但平远旋即亦为松岛击中起火，主炮亦被毁，被迫驶向大鹿岛方面浅水区自救。“广丙”随之也退出了战场。

二时三十分，“西京丸”号挂出“我舰发生故障”的信号，退出战场。西京丸的退出，令伊东大为欣慰。但桦山资纪的冒险却并未结束。十分钟后，西京丸上的水兵发现后方有一艘中方鱼雷艇在快速追赶己舰。那是北洋水师的福龙号鱼雷艇。三点零五分，福龙向西京丸射出了第一枚鱼雷。日方瞭望员大惊：“舰首发现鱼雷！”水兵们拼命转动人力舵规避，炮手们则开始疯狂地转动机关炮扫射“福龙”。福龙也不甘示弱，一边闪避，一边还击。第一枚鱼雷刚擦着西京丸的左舷掠过，福龙于一分钟后在仅四十米的距离上又射出了第二枚鱼雷，方向直逼西京丸的舰腹。桦山资纪两眼一闭：我命休矣。

可是，这枚鱼雷却并未击中西京丸！而是从西京丸的下方穿过，又在其右舷冒出来，高速驶向远方。原来，由于距离过近，鱼雷未能上浮到指定深度，就已过了目标。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一片“天助神佑”的惊呼中，西京丸侥幸的逃出了战场。

回头再看黄海大战。

三时零四分，定远舰腹中弹起火，火势越烧越大，浓烟严重干扰了炮手的射击。

“超、扬火，烈焰腾空，左顾定、镇远亦燃。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广甲舰次补管轮卢毓英如是回忆道。

日军则不断倾泻弹雨。如不能及时扑灭大火，后果不堪设想。平时救火已属不易，战时只有更难。身边是不时炸开的榴弹，脚下是战友的内脏与断肢。不时有新的战友倒地，又不时有新的大火燃起。

可是，火必须扑灭。

危急关头，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与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同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以本舰驶到定远舰前，挡住日军如雨的炮弹。

奔鲸沸浪中，致远快一步冲到了前面，在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轰击中，致远陈旧的舰体颤抖了。更令人沮丧的是：主炮的炮弹已所剩无几。

但是，当沮丧达到顶点时，也正是另一种勇气的产生。

日军震惊的看到，致远孤独而傲然的冲出了战列，直扑吉野而去。

致远究竟是想以冲角战术撞沉吉野，还是想以鱼雷击沉吉野呢？（致远未将鱼雷掷入大海）日军找不到确切答案，后人同样没有。

但是，幸存者记住了邓管带的两句话：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我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日军则深知：致远必须击沉！

于是，日军集中所有炮火，猛轰致远。“吉野以纽壮火药连弹装入快炮中，密如雨下”，其中一发炮弹引爆了致远舰上的鱼雷。连锁爆炸中，致远的舰首开始一点点的下沉。最终，整个致远舰竖立着沉入了黄海。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最后没入水面的巨大螺旋桨，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不停地旋转。

邓世昌拒绝救助，与舰同沉。

三时三十分，致远沉没。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生还者仅7人。

致远沉没的巨响中，定远的大火终于扑灭了。

但新的灾难仍在发生。伊东前后夹击的构想终于实现，靖远、经远与来远相继起火，被迫驶向浅水区自救，至于左翼的济远与广甲则已逃出战场——在他们看来，会战已经结束，能给国家多保留一艘军舰，就多保留一艘吧。

在坪井航三看来，此时的战场形势对日本太有利了。正如他在战后的战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广丙。远则先于他舰逃跑，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继之，皆以大连湾为目标。广甲以下四舰，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平远、广丙则逃向北方。……我相信大胜的时机正在此时，遂命令注意水的深浅，随时增减速度，追击向大连湾方面逃跑的敌舰。

对此伊东亦未反对。这表现了日军打歼灭战的决心。但有时理想中的更好往往葬送现实中的最好。

事实证明，坪井的判断并不准确。济远与广甲固然是逃了。但经、靖、来三舰却只是暂时驶向浅水区自救。很快，新的激战就开始了。

第一游击队鼓浪疾追，四时四十八分，吉野率先追及经远。五时十分左右，高、秋、浪三舰亦至。四舰全力环攻经远。一时弹下如雨，打得经远电光火迸。烈火渐呈不可控制之势，舰体也开始冒出滚滚的浓烟，并向左舷倾斜。管带林永升“突中炮弹，脑裂死亡”（时年四十一岁）。大副陈荣接替指挥，未几亦阵亡。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又阵亡。二十五分，右舷之推进器露出水面，前部起火。二十九分，经远沉没，全舰270人仅16人生还。经远以一敌四的悲壮抵抗，令日本海军也不得不致以极高的敬意：

敌军终未升起降旗，一直奋战，死而后已，当可瞑目海底。

十六分钟后，坪井发现本队打出了一个令他疑惑的信号：返回本队。

出乎意料的落幕

原来，自第一游击队追击各伤舰后，主战场上出现了日军本队五舰环攻定、镇两铁舰的局面。形势一度极其危险。但刘、林两总兵临危不乱，密切协同，苦战不休。日舰的弹雨虽将两舰的上层建筑打得千疮百孔，但却无一弹穿透主装甲带。

战前被寄予厚望的三景舰，并未发挥预想中的破甲屠龙之威。

原来，“由于三景舰的主炮初速在射击120到140发炮弹后便会变低，所以不得不对射击训练次数进行限制。常备舰队的松岛由于有备用炮管，所以可进行连续射击训练，但是必须减少装药量以避免炮膛烧蚀。严岛只在东京湾入口的房总半岛馆山海面进行过一回射击训练。至于桥立，在开战之前连一次射击训练也没有搞过！”开战后，“为了击穿定、镇的装甲，这些巨炮在海战中首次实行强装药射击，结果严岛号的主炮在发射第一发炮弹后便出现了炮尾栓开闭困难、击发机损伤、水压俯仰系统漏水等故障。其他两舰主炮也出现了类似的故障……在紧急抢修后只得改为弱装药射击。这也是三景舰主炮为何未能击穿定、镇二舰装甲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战前缺乏足够的射击训练，所以主炮的发射速度也极（慢）。”

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虽然射击环境极佳（“黄海之战时，风微浪息，环境影响少之又少”）可是，三景舰每艘的平均射击速度居然慢到不可思议的每一小时一发！“在这场接近五小时的海战中，三景舰的三门主炮共发射13次，绝大多数都是射向定远、镇远的，计为：严岛5发、松岛4发、桥立4发。在经常无法左右上下瞄准，发炮程序又耗时的困难外，连制退装置也频出故障的情形下，命中率自然不可能高。实际上竟是悉数落空，完全没有击中任何中方舰只！”

不仅射速慢，连航速也大出问题。鉴于定远与镇远的航速是15.3节，所以三景舰的设计时速为17.5节。可是，“三景舰从来没有一艘曾达到设计的速度”。“到黄海之战时，三景舰能达到的最佳时速为14浬”。只是因为定、镇二远服役期长，速度已退化到12节，才使三景舰略占上风。而之所以有这个失误，原因在于“锅炉之不济”。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因为主持三景舰建造的白劳易当时是“西方顶尖儿的锅炉专家！他不单经验丰富，而且还是推进新知的前锋性研究者，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他写过好几本深具影响力的锅炉专书，薄者四百多页，厚者七百多页”，何以在这个背景下，三景舰锅炉无一不出问题（包括那两艘在法国建造的），倒很让清军有些天佑神助的感觉了。

“真正在实战中大显神威的还是速射炮。“在整个海战中，日本舰队的120毫米速射炮共发射炮弹3979发，其中三景舰的34门炮发射了1657发，全部为爆炸威力大、杀伤力强的高爆榴弹，对北洋海军战舰上那些无装甲遮蔽的兵员、火炮、舱室多有杀伤毁坏……”

可是，在作为杀手锏的三景舰巨炮失效后，无论日军的速射炮如何逞威，就是无法击穿定、镇两铁舰的装甲。不仅无法击穿，更要承受二舰的致命反击。

下午三时三十分，中方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命中了1700米外的“松岛”号下甲板右舷第四号炮位。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松岛号的右舷发生了“状如百雷千电崩裂”的大爆炸。天花板被炸飞，20多米长的炮廊也被冲荡一空，包括海军大尉志摩清宜在内的28人当场丧生，68人受伤(1)。

四号位的英制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当场被毁，炮管因剧爆而弯曲。余波所及，左舷炮架全部被毁，舵机也被炸坏，并在炮廊残破的废墟里引起火灾。“松岛”号的前端立即被白色的浓烟整个包围，烈火迅速蔓延向全船，舰体向左倾斜了五度！

日本随军记者则如是报导：“霹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聚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80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恃。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

何以一炮之威竟至于此？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的威力诚然巨大，但也不至于如此惊人。原因出在当时没有自动供弹机，炮弹打光后，从弹药库人工取弹，费时又费力，无形中必将大大降低速射炮的速射优势。对此，日军采取的措施就是提前将大量炮弹取出堆放在炮位周围。结果，当那枚305毫米炮弹击中4号炮位时，同时被诱爆的是约60枚高爆（速射）炮弹！

日本人为忽视安全付出了惨重代价。而烈火仍在蔓延。唯一令日本人感到幸运的是，爆炸没有影响到装甲甲板以下的弹药库和动力设备，也没有使水线以下产生漏洞。

在伊东的亲自指挥下，重伤员也挣扎着投入了这场灭火战斗，最后，伊东连军乐队与文职人员也投入了战斗。当日军消防队员踏上右舷炮廊的甲板时，他们看到的是阿鼻地狱样的一幕：“死者的头、手、脚、肠子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炸得难以分辨了。那些断裂的骨头上，肌肉早已经被烧毁，就像火化后的白骨，粘乎乎的鲜血沿着舰体倾斜方向流去，滴着鲜血并且还在微微颤动的肉片粘在炮身上，还没有冷却。”

四点十分，大火终于被扑灭。但松岛号也已经彻底丧失了指挥与战斗能力。伊东只好挂出“不管旗”：各自为战。

可是本队的“二景”与扶桑、千代田，无论如何努力，纵将定、镇二舰的非装甲部位打得破洞如蜂巢，可就是击不穿二舰厚达383毫米的水线装甲。日本兵也只有感慨：怎么还不沉呢？

感慨中，更令日本人无语的是，定远号（一说镇远号）上的一名一等下士官，居然还从容不迫地穿行于战火尸堆中，在炮火中泰然自若地摄影。

五时半，太阳渐渐西沉。伊东担心遭鱼雷艇偷袭，遂扬旗收队。十五分钟后，伊东发出信号，令第一游击队归队。他不知道的是，定、镇二舰的榴弹已打光，穿甲弹亦不足30发。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此前的战斗中，靖远中弹百余发，舰身大火，水线进水。来远中弹200余发，后部大火，尾炮被毁，延烧房舱数十间。“机舱热度增至200度，而舱内人员犹工作不息。及火灾消弭之后，机舱人员莫不焦头烂额。”现在二舰修理完毕后，靖远悬升队旗召集了平远、来远、广丙及福龙、左一两鱼雷艇，重新与定、镇二舰会合在了一起。

第一游击队则像醉汉一样乱转了几圈后，见到本队的信号，于是也开始撤退。半小时后，坪井终于追上了伊东。而北洋水师在追赶了一段距离后，鉴于双方航速差异太大，越追越远，于是也收队退回旅顺。而伊东则于七时十五分命各舰停驶，率幕僚登上尚完好的桥立舰，以之为新旗舰，命松岛回吴港大修，余舰则继续回航。

胜负之争

历经五个多小时的黄海大战，至此告终。

就中方而言，是役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丁汝昌战前未指定替代指挥舰。结果在丁汝昌受伤，定远桅杆被毁的情况下，中方遂陷入“无指挥”状态。诸舰只有将丁汝昌最后的三个指令作为方针贯彻始终，结果就是整支舰队的反应迟钝。

反观日方，最大的失误来自坪井航三。他将整支第一游击队带离主战场达两个小时之久，而战果仅为击沉经远。试想，如果第一游击队战力最强的四舰也加入对定、镇的围攻，结局如何？很有可能就是，两舰的水线装甲虽仍不会被击穿，可却很有可能毁于大火！而松岛号却有可能逃过一劫。反过来讲，这也正是经远悲壮的无上荣耀。

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于是引出新的问题：究竟谁才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呢？

黄海海战的烽烟虽已散去，但争论却迄今为休。

有人说：中国败了，日本胜了。

但也有人说：中国胜了，日本败了。

观点各异，原因在于采取了不同的评判标准。

前者以战斗损失为评判标准，认为中方五艘军舰沉没（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四舰战斗中沉没，广甲逃逸途中触礁沉没），伤亡近千人。而日方仅五艘军舰重伤（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伤亡仅600余人。毫无疑问的是日军取得了胜利。

后者则以作战任务的完成与否为评判标准。认为中方舰队的任务在护航，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日军进行主力海战。相反，日本联合舰队的任务不仅是要与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更要击沉定、镇两巨舰，取得黄海制海权。可结果呢？中方在完成护航任务的前提下，与日方进行了会战，保住了主力，定、镇一艘未沉。会战中，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对定远舰的救护，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独力吸引整个第一游击队达四十一分钟之久，为海战的转折做出巨大贡献，无疑都是巨大的亮点。至于定远一炮使日军旗舰松岛号丧失战斗力，更是神来之笔。相反，日军遭重击后率先撤离战场，并遭到北洋水师的追击，怎么能说是胜利者呢？

两派的分析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根据。综合论之，我们不妨得出如是一个结论：黄海海战是北洋水师的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以高昂的代价，挫败了日军的会战企图。如果要说得再精确一些，我们不妨在“挫败”之前再加一个修饰词：暂时。

历史是一个整体，战争亦然。

一次会战，不仅对以后的作战产生影响。反过来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也受日后作战流程的反制约。这就好比下围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后就不能再移动了，可以改变的只是未来，而当未来被改变后，过去自然也就被改变了。比如，原来觉得选点还不错的子，随着棋局的进程。可能会变成废子；原来可能很平凡的一颗子，由于己方的经营或对方的失误，也可能在相隔数十乃至百余手后大放异彩。

下棋如此，战争亦然。

中日两国争夺黄海制海权，鹿死谁手，无疑不是一场大东沟海战所能决定的。要把这盘海权争夺棋继续到底，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修好伤痕累累的军舰——中方如此，日方亦然。

战争的决定权，遂由军人与枪炮转向工人和虎钳。

先看大清的抢修工作。

首先遭遇的就是硬件匮乏，不仅军舰的大炮钢底钢圈等大物件没有备用配件，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也付诸阙如。“配炮零件所备不足，一旦急需，非购自外洋不可得。临阵施放，难保无伤。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国内又多不能生产，只好由天津军械局临时向外国订购，而何时能到手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其次又触了人员短缺的暗礁。旅顺口的熟练技工本来就不敷使用，开战以来又屡有逃亡。迅速从外地厂矿企业抽调技术过关、政治可靠的工匠，前往旅顺会修，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李中堂给盛宣怀下了死命令：“靖远”必须在十日内修复，“定远”“镇远”则不超过一月。九月初二（9月29日），李又电令：“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九月初六（10月4日）更进一步指示：“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舰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

盛宣怀不敢怠慢，立即赶赴大沽船坞、唐山矿务局、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抽调员工。不料事出意外，工人们纷纷罢工，要求超额加薪，不然拒绝征调。

一番讨价还价，盛大人慷慨地同意了他们的加薪要求，火速送往旅顺交差。

可谁又料到，负责北洋水师后勤工作的龚照玙，偏偏这个时候又上了牛劲，坚持按旅顺口工人原工资水平发薪。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连带着很多原地工人也起了哄。龚照玙一怒之下，竟将第一批技工就地遣散，甚至拒收后续工人。这一下可急坏了隔海苦望的盛宣怀。

盛急电龚：“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

这已不是单纯的官府腐败或民众奸猾所能形容。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政治制度落后，经济架构原始化，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资格。到头来，再想靠李合肥一只放大镜，一群老幕僚，几个电报员，去抗东瀛举国之众。“驯致贻误事机”，还要“定惟该大臣是问”！

不败何待！

当历史的镜头，再转向日本列岛时，我们看到的就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了。

联合舰队弗一归港，紧张的抢修工作便不分昼夜地疯狂展开。加之日本军舰的损失本来就轻于清军，结果，仅仅5天，联合舰队便恢复了战斗力。9月23日，当“浪速”与“秋津洲”两艘日舰试探性地出现于中国海域时，北洋水师企业依然是一窝病猫！

一进一退之间，日军终于抓住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制海权。在这里，后勤的功劳，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清军的失败，原因无外：（一）管理混乱；（二）体制落伍；（三）缺乏足够的熟练技工，现有技工的精神面貌也不佳；（四）战前长期经费无着，缺乏对相关维修器具的更新保养，也缺乏对相关备件的预购储备。至于各省大员，京中朝臣，也是唱高调，说风凉话的多，干实事的少。

李鸿章也只能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但仗又不能不打，于是他也只好恳请皇上“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坠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故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但遗憾的是，日军已经不再给清军时间了。

国门洞开

就在大清国的君臣还没有弄清楚黄海海战究竟谁胜谁负的时候，平壤的败讯传入了京师，中枢的第一反应就是：严惩李鸿章。

至于严惩的方法，一为交部严议；一为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观后效。

光绪最终选择了后者，算是给了李鸿章些薄面。但对于叶志超和卫汝贵就不那么客气了。

九月初三（10月1日），上谕撤去叶志超前敌总统一职。

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上谕再下，将叶、卫二将撤职查办。

查办的结果就是，叶斩监候，卫“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更有意思的也许还是二人被判刑的理由：叶志超之罪在放弃平壤和不守安州而退扼鸭绿江。卫汝贵之罪则在克扣军饷、军纪不严，与未能阻止叶志超放弃平壤。

似乎大家早已忘记了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一）叶志超放弃安州本为奉旨行事。（二）平壤之失责任万千，头绪繁多，是否卫汝贵一死就能抵平？

在李鸿章的努力周旋下，叶志超最终侥幸逃过一死，无官一身轻的又跑回安徽老家当农民去了。而卫汝贵就没那么走运了。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品，还没等李鸿章采取挽救行动，卫汝贵已在北京西市身首异处。

此时再想退守安州一线也已不可能。对此，中枢也很清楚。所以上谕批准了叶志超退防鸭绿江的建议。只可惜，鸭绿江防线也只是一个空壳。

如果能将“平壤—黄海双重会战”与“镇南关保卫战”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首先镇南关之战属于家门槛上打仗，在有利的战场上聚集了3万大军，对3千法军，天时、地利、人和三全。其次，冯子材发扬风格，先以自己的二流部队与法军缠斗疲敌，而保留精锐淮军作生力军反攻，再将次级精锐湘军派往法军后方袭扰彼之后勤线，故能克敌奏功。而“平—黄会战”则反是，首先，四大军孤军深悬，后路无着，而对手反可依托海军对朝鲜东海岸的控制分进合击。其次，各省援军未到，就盲目倾北洋主力入朝，以柱石为孤注，胜则元气大伤，败则全局败坏。最后，由于战线的过度延展，李鸿章只有冒险派北洋水师为增援陆兵护航，终使其“保船制敌”的战略尽付东流。英雄扼腕之间，国事遂不可再问。

事实上，平壤之败，大清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朝鲜，同时出现的，是一个环渤海湾的巨大真空地带。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就叫“鳄鱼的软腹”，何况大清国还算不上“鳄鱼”。

大清国的陆军精华已尽毁于平壤，下面再打，只有临时募兵。

中国地广人众，人数是不愁的，可是工业革命后的战争模式与农业文明时代已大大不同了。传统战争技术含量低，个人的武功勇气，指导官的阅历，军队的数量优势都是非常重要的。三者结合，往往所向披靡。现代化战争则不仅保留了传统战争的艺术性，更空前加剧了它的残酷性与专业性趋向。到20世纪甚至出现了所谓“技术专家”与“科学家”密切接合的战争模式，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要不李鸿章怎么老要“变法”呢。可“法”终于没有变。

新兵虽已到防，但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训练。总还算老中堂待这些新募兵不薄。精锐西洋武器，尽量拨发。这也是李鸿章唯一能干的事情了。他希望精良的武备能尽可能地弥补他们训练的缺乏。同理，他也不得不叹息，这样的武器给如此的士兵，实在太可惜了。它们的精良犀利是注定不能得到发挥了。真不知重洋之外，这些武器的设计师们，是否也会有明珠暗投之叹。而形势的发展，更有远出李鸿章意料之外者。

所谓“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

所谓“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

所谓“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

所谓“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

相形之下，平壤守军的表现，已属上乘，可惜了李鸿章北洋练军20年的精华，毫无意义地毁于一旦。

军火的困难也日趋严重，以致张之洞喟叹：“方今求一千支枪，难于筹十万之饷。”而筹十万之饷又难于募十万之兵。

可是，买不来武器怪谁？廷臣们说，怪驻英公使龚照瑗。言路弹劾，皇上申饬，又是买军火一事无成，又是电报文理不通，指责的实在是莫名其妙。问题就出在龚照瑗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所谓“敲山震虎”者是也。影响所及，李鸿章的老部下川督刘秉璋，与李鸿章的大哥粤督李瀚章，也为言路攻击，相继告老还乡。至于屡立奇功的聂士成、吕本元、章高元诸将，则已无人再提及他们的淮将背景。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叫张仲炘的御使，居然在弹劾奏折中大言不惭地宣称，据他掌握的情报，李鸿章早和明治天皇暗结了亲家，李鸿章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天皇则认李经方为东洋国驸马。此外，据说李经方有800万两白银的巨款存在日本银行。故而此次中日开战，这父子二人皆盼日本获胜。

大清到最后还是内外不同心，南北不合势，打外战无方，搞内讧有余，不失败倒怪了。

10月22日（九月二十四日），山县有朋率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第一军大举进犯鸭绿江。26日（九月二十八日），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

大战在即，太后在过六十大寿，小皇帝与廷臣们却仍在忙着打击李鸿章。

他们不满李鸿章的懦弱，搬出贬退多年的恭亲王出山，却发现恭亲王比李更“软弱”。

他们还不满李鸿章的怯战，于是召湘军老将刘坤一入京，不料刘推三挡四，死活不肯出山海关督师，只因他深知“仅与左右数十人赴关，四顾旁皇，不知为计”，守关诸军“枪械多缺，万一有警，何以支持？”

于是只剩下天津城内的李鸿章，手拿放大镜查看地图，苦思破敌之计。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由于东北地区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有极其特殊的心理意义，断不容倭夷践踏。万一龙脉破断，大清朝的气运可就完了。在这点上，清流与皇族之间达成了惊人一致。

所以大清才把新募营放在旅顺、大连，而将大批由宿将老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都置在鸭绿江一线。后者自西至东计有：丰升阿，聂桂林的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20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狐山个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的原卫汝桂所部盛军（18营，守沙河镇一带）；刘盛休的铭军（10营，另二哨守九连城）；聂士成的牙山军（4营，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马玉昆（5营，守榆树沟）、宋得胜（4营，20人守苇子沟）的毅军；依克唐阿的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20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旬河口一线）。

以上各部共计70余营，2万3千余人。除依克唐阿所部外，统由七十五岁老将宋庆指挥，率400亲兵设司令部于苇子沟。若说旅大守军是“问题儿童”，那这些部队就不能不说是虎狼之师了。

相形之下，来犯的日军还是第一军，只不过数量增到了2万5千人。和清军相比，并不占据太明显的优势。武器装备还稍劣于清军。再考虑到防御的优越性，清军几乎可说已稳居上风。只要宋庆、依克唐阿能在鸭绿江打出大清国的国威、军威，旅大地区的新募营弱又如何？

可历史总是出人意料。22日，日本第一军于朝鲜义州一带完成战前集结。24日，日军声东击西，以小股精兵偷渡过江，渗入依克唐阿与聂士成的接合部，潜伏待机。25日，正面大举进攻，江左伏兵呼应，26日即全面突破鸭绿江防线，一路猛进，将战火直烧大清龙兴故地。不仅宋庆的前沿指挥所转眼成了山县有朋的司令部，清军的74门火炮、4400支步枪、400多万发枪弹和5000余石军粮，也一并成了旭日旗下的战利品。

仗打得如此窝囊，也难怪后世君子要拍桌子一骂二骂再骂了。可仗究竟是怎样败下来的，却反而在骂声一片中被遗忘了。

但史册不容留下空白。于是，有人写下四个大字：贪生怕死。

问题是谁贪生怕死呢？宋庆，聂士成，还是依克唐阿？

宋庆以七十五岁高龄赴九连城督师，临行前对部属说：“此行若不能奏功，一死殉国而已。”当是时，边防诸将皆“束手无策”，及宋庆至，“军心始定”。宋庆不顾年迈，“短衣帕首，践蹀冰雪中，与士卒共甘苦，人以为难”。日人也交口称赞：毅军“不愧为闻名的白发将军宋庆的部下，不轻露屈挠之色”。

聂士成就不必说了，依克唐阿也不简单。史载，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尸祝之。”中日战起，依克唐阿主动请缨，自谓：“景近桑榆，沙场马老”，“今兹大敌当前，岂可袖手旁观，自耽安逸？”平壤失守后，还自请亲督一军，“由吉林烟集冈直入朝鲜咸境道内，相机绕拊汉城之背”，要去开辟敌后战场呢。

败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个综合素质问题。

我们知道，最早的火炮，由于射程短，块头大，只有在围城战中才使用。作用仅限于轰塌城墙，实质是传统冲城锤的一个延伸。直到15世纪，随着铸炮技术的发展，火炮的重量才大大下降。装在炮车上后，行军靠马拉，作战则由士兵推行，加之当时的战场局限于目力范围内，这才使火炮得以参加野战。

不过，直到普法战争结束时，火炮的有效射程也还是难以超出目力范围，这就决定了那个时代的火炮，主要是通过直瞄射出，作突击兵器使用，而不像今天，主要通过间瞄射击，作支援性兵器使用。

与之相适应的步兵武器，就是老式前装滑膛火枪，由于弹丸要从枪口装入，所以无论你以何等射姿开火，一旦装药就必须起立（因为要用通条清理枪管，并将火药捣实）。又由于枪是滑膛而非线膛，弹丸的飞行轨迹不稳定，所以射击精度很差。加之当时的子弹是丸形而非锥形，所以穿通力有限，有效射程也难以超过400步。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主流战法：密集队形加排枪射击。

士兵们穿着鲜艳的军服（反正不要隐蔽），列成方阵，踏着军乐的鼓点，一边前进一边稳住战列的齐整，直到已惊人的勇气将战列推进到可以看清对方小脸的位置，军官一声令下，一齐举枪，开火，最后的高潮则由刺刀来完成。所以刺刀的价值毫不亚于火药。

在这样的战争中，地形与障碍物的价值不大，反而影响方阵的齐整。所以会战的场所多选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列阵对战。想选择防御，则多依托城防工事。火炮也不是放在步兵的身后，而是放在步兵的前面。或方阵的间隙处。进攻发起后，火炮要与方阵一起前进，一般是在300码的超近距离上，以集火轰散对方的队列，为步兵冲锋创造机会。

但是，步枪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锥体弹的列装，极大加强了步枪的穿透力，并使其有效射击距离由数百码提高到数千码，这样，火炮就不再适宜放在过于靠前的位置，更不敢大摇大摆的推进到300码的位置卸装、开火。同时，火炮射程的增大，与弹道学的发展，也使大炮正逐渐由突击兵器变成支援兵器。现在，双方都可以通过计算弹道定位对方的位置，并以重炮进行火力压制。这样一来，火炮布置过于靠前就无异于送死了。

膛线的发明，使远距离精确射击成为可能。后膛装弹则使士兵得以灵活地选择战术姿势，地形与野战工事的作用也日趋重要。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刺刀造成的伤亡已非常罕见。而一个依托优良工事的士兵，至少可以抵得上三名同素质的，处于进攻状态的士兵。

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变革，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只能在日军身上看到。很显然，日军非常珍视这些由他们的异国同行用鲜血残躯换来的经验与教训。而清军则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与迟钝。

日本人也不否认清军的勇猛，不否认他们武器的精良，但却不能不置疑他们发挥勇猛的方式，与运用武器的方法。仿佛清军对手还是太平军与捻军，他们总是将火炮配置在日军的目力范围内，结果一开战就让对方的集火端掉炮兵阵地。再打，就只能用步枪对抗密集炮火了。

进攻时清军仍恪守着密集队形、排枪射击和白刃突击这三大传统。往往是一拥而上，还未进入有效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了大量弹药。连当时随营负责后勤工作的袁世凯都看出了门道：“今前敌各军……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直持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

医疗保障也有问题。

虽然早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的老部将周盛传已强调军医与西药对战斗力维持的重要性，中法战争本身也大大验证了周的远见。但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实际做的事情却很少。只有李鸿章认识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于光绪十五年开办了旅顺口与威海卫两个水师养病院，继于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从北洋海军经费内出资，兴办了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内含一个西医学堂，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即“派赴海军各营、舰充当医官”。总之，所有努力均优先照顾海军，但仍是杯水车薪。至于陆军则仍是老样子，结果，“药饵平时不足，医官仅二三员。一军出战，损伤不下数百人。以不足之药饵，二三之医官，诊数十百人之伤人，能不误人命乎？”

淮军中虽在营一级设有专职军医，但却未能制度化。军医的人数由营官视本营开支自行安排。和平年代，相对设立专职军医，大部分营官更乐于让士兵外出就医，以节省开支，而一旦战争爆发，悔之不及。李鸿章于开战后组织了一支中西医混编的二十人医疗队，四处奔忙，但相对于浩大的战争，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相反，“日兵不带锅碗笨重之物，唯仿西法，身负皮包干粮，零星四散，剿不胜剿。”“所用快炮最为轻灵，二三人扛抬登山甚速，贼炮力远，我守墙人站不住，遂致不支。”日军防守时则依托工事，隐忍不发，直到清军进到1000米内，才突然开火，枪炮齐鸣，阵地前转眼便伏尸一片。一个短暂的沉寂后，战场的另一端又开始出现清军的第二突击梯队。龙旗猎猎，踏尸而前，重演上一队的悲惨命运。日军则一边在正面不断作火力倾泻，一面从侧翼反包围清军。这样，清军就会陷入日军的交叉火力打击中，后路的被切断则带来心理上的失衡。于是乎，全军崩溃。

注意，是崩溃，不是失败。由于参谋业务生疏，后勤体系原始，举凡撤退路线、沿途补给、预设阵地、交替掩护……无一具备，一如他们进攻中各部队、各兵种间的不讲战术、缺乏配合。所以清军一打就败，一败就溃，一溃百里而难止。古人云：善胜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清军可谓一条也没占到。

尤其狼狈的还在于，这些溃兵在后撤途中，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只好诉诸一个“抢”字，抢到最后，竟然连设在凤凰城的转运局也不能幸免。骡马被抢，“电局司事、报生俱逃散”，信息中断，前后不通，急得李鸿章指示宋庆，“现收集溃勇枪械为第一要事”（10月27日），同日并指示周馥，“沿途溃勇，分派员弁妥为收集”。

士兵如此，将军也好不到哪去。

如依克唐阿的把兄弟，即将踏上抗日前线的吉林将军长顺，就很有代表性。

长顺是一个怎样的军人呢？

有一帮自命为大清遗臣的学者编修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这样写道：“长顺耸干赪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如果单看这段史料，几乎可以直接放在《三国志·蜀书》卷六关张马黄赵传的后面，全无障碍。而放在19世纪末叶的军事史里，那就不免高度不合时宜了。

要知道，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的精英们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骑士式个人英雄主义再加冷兵器格斗技巧，已不足以应付革命化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个革命化再与工业化结合之后，传统的英雄日趋沦为毫无用武之处的古董之列。所以他们才在创建参谋本部的同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与军事训练机构。

固然，直到一战期间，德国军事当局仍在给他们的骑兵部队配发长矛。直到二战初期，波兰的骑兵依然勇敢地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大无畏的冲锋。可是，骑兵终于无法战胜坦克，德国军事当局也没有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为标准，来提拔他们的鲁登道夫与兴登堡。

于是，人们记住了清军的一溃千里，与扰民无度。而忘记了同样是这批人，也确实曾经“踏尸猛进”。如此一来，不给他们来个“贪生怕死”，“御敌不足，扰民有余”的盖棺定论，难道还给他们“赏穿黄马褂”，“赐巴图鲁勇号”不成？而真正的问题却不免因而被掩盖，长期不能实际解决了。

失大连

鸭绿江防线的崩溃搅动了大清国高层的神经中枢，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向东北祖陵，而大清国唯一可以为定远、镇远提供大修的基地——旅顺口已唱起了空城计。

旅顺海防经营多年，向有“东方直布罗陀”与“铁打的旅顺”之称，又有北洋水师助防，海上的正面进攻根本摧毁不了它。但是，来自陆地的背后攻击就很难说了。

前一轮的抽兵调将，已将旅大防区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外调，新补充的新募营又无战斗力。日军直逼鸭绿江，皇上反复询问的仍是京津地区是否安全。

李鸿章本欲留宋庆守旅顺，而以刘盛休守鸭绿江。但朝廷不批准，宋庆不仅要去守鸭绿江，而且还得了个“帮办北洋军务”的荣衔，实则是剥夺李鸿章的权限。李鸿章只好转而令提督姜桂题募桂字军四营，提督程允和募三营，提督卫汝成（卫汝贵之弟）募成字六营并所部马队营守旅顺。又令铭军分统赵怀业募怀字六营守大连湾。他还顶住皇上首先加强京畿防备的指示不顾，将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部五营由天津运赴大连湾协防。三日后，徐部安全抵达大连湾。又两日，李始向中央汇报徐部去向。可谓先斩后奏的典型。

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大举进犯鸭绿江。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旅大的新兵们：“新勇既有营盘可驻，必宜加紧操练分合散整之法，除打靶外不准放枪。”李鸿章亦未想到，实际上就在同一天，在辽东半岛东侧、大连湾东北约200里、金州以东约280里处的一个小海湾：花园口，另一位日本陆军元老大山岩率领的日本第二军顺利登陆，与第一军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双头蛇攻势。旅顺顿时处于高危状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鸿章一面在精神上激励众将：“此系背水战，除同心合力战守外，别无他法。”“切勿存不能久守之见，致误大事。”一面指示：“来路要口分设地雷，挖断经路、桥梁，多掘地沟埋伏，至要至要。”

连这种战术细节也要靠李鸿章亲自发电强调。这批新募营的战斗力之差令人瞠目。

经过14天川流不息的转运，日本在花园口的登陆终于顺利结束，其间未遭遇任何抵抗。日军的第一个目标是金州。因为“金州城为辽东半岛的雄镇，东负大和尚山之险，南有大连湾炮台之备，实至旅顺口的第一要地，克其地即大连可破……此乃第二军的第一着手，关系胜负很大。”

于是，万余日军携12门山炮，24门野跑直扑金州。而金州守城的只有连顺部500人（其中300人为新募）。另在百里之外的貔子窝有马队80人。稍后又有徐邦道部五营赶来，于城东北石门子一带布防。鉴于兵力稀少，徐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又增募了一营新兵。纵然如此守军亦仅3080人。炮兵为17门克虏伯山炮。

日军本拟于11月3日攻击金州，但由于情报不详，遂又推迟两日，待军情侦探详实，始于11月5日上午，大举进攻。这一战，日军在兵力与火力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但徐邦道率部于城外的石门子与日军乃木希典部血战三小时，阵地屹立不动。日军只好暂停攻击，重新侦察地形，厚集兵力，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次日晨，日军大举进攻，集中火力猛攻徐邦道部的同时，更向仅有一营人守备的金州西北防线迂回攻击。上午十时许，金州城失守，连顺本人亦受重伤。徐邦道部于外围徘徊至深夜，终于意识到：援军是不会来了。遂痛苦地烧掉文件，撤向旅顺方向。日军则马不停蹄的杀向大连。而直到此时，从紫禁城到前线，清军还没弄清楚这股日军究竟是在何处登陆后打到金州的。

更可叹的是，太后、皇上此刻最关心的就是东北的祖陵与京师的安危。大连与旅顺已经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可李鸿章却不能不关注。

李鸿章的本意是守大连湾。因为“大连湾为旅顺紧要后路，互相犄角，湾防不守，则旅防可危。”而要守大连湾又必守南关岭。因为只要能守住此地，旅大皆有保障，反之“舍南关岭不守，过此恐不能守。”

天津城中，李鸿章看起了作战地图。“阅地图，南关岭约十里，中有小山，似非一营能扼，既无土台，更难制敌，若令卫镇五营驻扎，又嫌距旅太远，接应不上。日多大队，又喜包抄，务与姜、卫妥筹办理。”

这里的姜指毅军分统姜桂题、卫指卫汝贵的弟弟盛军统领卫汝成。都是负责旅顺城防的将领。

结果，诸将议来议去，也议不出个头绪，而日军却已海陆并进，直奔大连湾。

如果清军兵力雄厚，自当迅速调集机动部队驰援大连。可旅大地区的守军恰恰是兵力极其薄弱，守备还嫌不足，何谈机动兵力？李鸿章当然可以孤注一掷，集中兵力增援大连。但万一日军虚晃一枪，再来个二次登陆，明攻大连，暗取旅顺，清军又该怎么办呢？

李鸿章不敢冒险。不敢冒险就要弃子。弃谁？当然是弃价值相对较小的一个。

李鸿章的意思很明确：“吾意宁失湾，断不失旅”。大连湾失了，固然惨痛。可旅顺口丢了，北洋水师也就没有了总后勤基地，而且京师门户洞开。那可不免全局震动了。

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大连会丢得那样快，那样丢脸。

大连湾海防工程创建于光绪十四年，竣工于光绪十九年，“经营布置，凡历六载，最称坚固”，“式最新，炮亦最利”。至开战时，海岸、行营二式炮共配置110余尊，储弹246万数千发。自上海运来的行营快炮尚未启封。另配置自制步枪及德制步枪共600余杆，储弹3381万数千发，其他马匹行帐，各式军储，均蓄积甚丰。海上有水雷，陆上有旱雷，皆由电力控制击发。加之港口水情复杂，日人不知虚实，纵攻下大连，如无水图，亦不敢由海上放胆深入。如有得力陆军防守，日军实难攻克。就算攻克，彻底破坏，广泛布雷后，日军也难以使用。但遗憾的是，援军无着落，守大连湾的新募营却已先乱。守将赵怀业却在忙着将家眷老少、金银细软转运烟台。同时被运去的还有大连的军粮。它们将在那里被变成银元，塞入某些人的腰包。而武备的转移却成了次要工作，港口的破坏也无人问津。于是一切同时资敌。

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恶战在即，陆军没有独立夺取大连湾炮台群的信心，特地邀请联合舰队协同作战，寄希望于海军的舰炮能够压制住中国的克虏伯炮群。可是，日本陆军很快发现要做的只是武装接受。据一名日军记者记载：

时天尚未亮，众人乘暗屏息，攻到山麓立即向山上炮台进攻，如果现在敌军的巨炮在脚下轰响，身躯将立即化为粉。各自分外小心，逐渐逼近垒壁，阖然无有人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于是破大栅门，打开铁门侵入，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皆无，只有步枪及其军械散乱在各处。木然自失良久，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他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

上去之后这才到了有大炮的地方，配备有炮口为21厘米35口径炮两门，其两侧有15厘米35口径的克虏伯炮两门，其巨炮为能回转368度的机械，就是说有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使之回转，前后左右转动炮可随心所欲。炮口之下有口径七八寸、直径一尺五六寸的炮弹及弹药累累堆积如山，火药有德国制和天津机器局制造的合计有6万公斤之多。清兵在这天早晨，往大炮里填药以后原封末动就逃了。现在炮膛里的炮弹尾栓根本没动，只是装填进去而已，从而其狼狈相可想而知。只是零件一件也没有，只把照尺弯下来，炮身一点伤痕也没有就此扔下逃去。管区内还挖了许多交通沟，处处都设有暂存库、耳库、零件库、药库，各库内普通榴弹以及钢铁榴弹并排排列，不知有几百。交通沟用白灰三合土铺设，其中间铺有铁轨，用来搬运21厘米炮弹到炮前……清军在湾内布雷105个，长达45海里，一海里的布雷费大约250英磅，其所费用委实不少。

“这样无比坚固的炮台，又有精锐的火炮，敌军却没有用之进行任何强硬防御就逃跑了，其怯懦情形，实在惊人。”“我军曾准备付出数百人的生命，不料我军连一名轻伤也没有，只打了一二发炮弹就把它占领了。”

更糟的是，清军撤退时未破坏码头及各项设施，甚至连水文图也未销毁。日军占领和尚岛炮台之际，工兵一连长中岛久敬带着军曹吉田稳进入水雷营，找到了一本“看来是敌将所保管的最为秘密又极其精密的实测地图”，在这本地图里，“详细地标明了大连湾附近的地势，湾内沉没的水雷及其位置基点等。此图立即由军司令部转交海军，海军以此弄清水雷的基点，切断其导火线，以断绝爆炸之路。又用几十艘小船搜索海底，得以排除全部水雷。”大连湾也就成了日军的重要后勤枢纽。这件事的恶劣影响，大大超过了大连湾失守本身。

在大连，日军更看到了东亚第一流的铸铁栈桥码头。西方人将这个码头称为“李鸿章栈桥”。现在日军士兵就站在上面，得意地踏着脚，声声高呼：打倒李鸿章！打倒李鸿章！

丢旅顺

自大连湾失守，旅顺口就乱了套。龚照玙与众将不按李鸿章的指示抢占南关岭，却忙着将粮草饷银向烟台转移。新募兵们虽然军事技术不佳，但脑袋并不笨，顿感绝望。士气大坏中，徐邦道进了旅顺城，日本人占了南关岭。

而旅顺至今尚未建立统一的指标系统，各将互不相服，眼见平壤的悲剧又要重演。李鸿章遂于金州失守后一日，在征得广东提督唐仁廉本人的同意后，拟调唐仁廉出任旅顺口守军总统。因为旅顺守将多为唐旧交，便于指挥。不料唐仁廉未到旅顺，旅顺已失守。

李鸿章又想从南洋酌调四艘军舰北上助战，不料一贯高调主战张之洞竟坦言，南洋兵舰船朽人庸，不能出洋。“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若出洋后故意凿沉军舰，或制造假事故搁浅，“皆难预料”。但南北洋终究是兄弟之谊，所以张慷慨地表示，他可以腾出四艘空舰，由北洋派四名管带带兵南下接受，自驾北上，“为北洋助一臂之力，舍此四轮亦所不计”。

在李看来，这简直就是耍赖。让北洋派人接收：（一）北洋何来多余管带与水勇；（二）缓不济急，只怕接收团未到南洋，日本人已在旅顺口过新年了。

火烧眉毛，大清国的君臣们又开始想起买军舰。可惜为时已晚。户部和海军衙门应拨的购船款200万两迟迟未能落实。到了10月下旬，户部拨款仅有63.9万两，海军衙门到年底才共拨银8万两。即使这200万两银款拨齐，也无多大作用，因为国际军火商一见中日开战，纷纷涨价。原来能买四五艘军舰的钱，现在一艘也买不来。何况大清国连原来买一两艘的钱也筹不出呢？最后的希望在于，智利决定抛售七艘巡洋舰，其中速度最快者可达22.5节。但是，谈何容易！钱在哪还不知道，日本人却已经开始百般阻挠。

如此拖延到阳历11月初，在李鸿章的一再呼吁下，光绪终于同意将刘盛休部铭军由宋庆的辽东战场转调李鸿章的天津防区。李鸿章当然不会让铭军来天津，他要铭军去守旅大，因为该军本来就是那里的守备部队。每年演习地形熟悉，更兼铭军向称淮军劲旅，正可谓“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李鸿章很快就震惊发现，铭军早已不复当年神勇。李鸿章命他们火速驰援金州，结果行军像散步，金州失守四日，他们才到复州。到了复州又停了下来，稍显不好意思的告诉李鸿章：早在鸭绿江之战后的溃逃途中，士兵们的枪弹便已大多遗失，现在根本无法作战。

惊怒交织之下，李鸿章也只有急电周馥，命他“务速设法运送毛瑟枪弹，至少须子（弹）百万颗，即重价雇车亦可，勿迟误！”

至于另一支增援金州的部队，李鸿章早在10月初就电请调拔的晋军提督程之伟部，则由于“出山海关由锦州至金州”，路途遥远，至今未能抵达。程之伟军行至半途从溃勇口中得知金州失守，遂下令撤退，这一退就是90里。

与此同时，北京城内，君臣民众正为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忙得不亦乐乎。只有天津城中的李鸿章还在手握放大镜，一次又一次地扫视那一张张军事地图。

李鸿章转而又想从山东调军增援旅顺。可是，北洋水师还在维修，没有制海权，没有护航军舰，谁敢从山东跨海调兵？如果走陆路，就必须从山东经河北出山海关去辽东半岛，走一个巨大的弧线。在这个弧线上，除了天津到山海关一段有铁路外，其余地段只能徒步行军。只怕又是个缓不济急。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援军却一支未到。

数日后，程、刘二部终于在复州会师，但会师的结果却并非进攻，而是程、刘二人的密议：下一步撤往何处？

消息传出，差点没把李鸿章气昏。于是乎，又一道急电破空而出：“两军会合，兵力不单，何以又闻退扎？宋帅（宋庆——笔者注）不日可到，望速整军令，严赏罚，鼓励士气。如屡退缩，国法难逃！”

可是宋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既要守辽东，又要反攻金州，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但金州太重要了。打赢打不赢，都要反攻。宋庆七拼八凑了8000人的部队，于11月20日拉开了反攻的序幕。他的计划是：两翼包抄，先扫外围，再攻城池。

20日一天的激战，清军扫清了外围据点。次日，开始攻城。日军守备队力量薄弱，已开始撤退。但乃木希典亲率援军（一个步兵联队，半个新兵小队，一个炮兵中队）赶到。日军的炮兵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清军被迫撤退。这一撤，清军就永远失去了夺回金州的机会。但就算这一仗清军攻克了金州，意义也已不大。因为旅顺口已经失守！

11月13日，大山岩以破釜沉舟之势正式发布了对旅顺口的攻击令。日军每兵自带三日口粮。“师团及混成旅团至出发第二天止，由兵站部发给粮秣，以后至旅顺口夺占前”，自行解决给养问题。

此时旅顺的守军，算上金州与大连湾逃来的溃兵，共计33营14000人，人数倒是不少，可惜其中9000余人是新募兵；另外的5000人算老兵，但也没有经历多少战阵。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3000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拼盘式的14000人，居然分别隶属于7位统领，严重缺乏统一的指挥。

提督成群，却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混乱中大家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旅顺城中的龚照玙。

龚照玙，字鲁卿，李鸿章的又一个合肥老乡，因科举成绩不佳，只好一路捐至道台。再往上不好捐了，只好跟着李鸿章办洋务。反言之，如果他科举成绩好，就不会选择做洋务。如果他和李鸿章不是合肥老乡，恐怕他也不会选择追随李中堂。李鸿章无奈，乏人可用，也只有得用且用。因为在旅顺建港过程中，龚照玙出力不少，所以才得以接替刘含芳升任新一届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

这又是一个大清特色。所谓北洋前敌营务处其实就是后勤司令，船坞工程总办则相当于海军修理厂厂长。这两个职务无疑很重要，所以和平年代大家都称任此职者为“隐帅”，即不是统帅的统帅。可是，现在是战争年代，你再用和平时期老一套，让“隐帅”厂长带上一帮提督总兵，和日本人争城夺地，这不是开玩笑吗？

可在大清国，这样的玩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徐邦道主张先发制人，利用大连至旅顺之间的山地，尽最大可能拓展防御空间，逐级抵抗，争得一天是一天。但赵怀业却担心主力北上，日军乘虚两栖偷袭，所以主张作婴城之守。至于龚照玙则已六神无主。议而不决，宝贵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徐邦道遂不再争取友军的支持，而独自率领本部人马北上迎敌。

当徐邦道率军向前冲时，龚照玙却偷偷地从船厂后门搭上一艘鱼雷艇，溜了。他一口气就溜到了烟台，可是还未来得及上岸，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便已传来。原来，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和龚照玙是老交情。他派人告诉龚，山东界面的老大，那位全国闻知的“当代包青天”李秉衡，已下了密令，只要旅顺的逃将逃兵到了山东界面，一经发现，轻则槛送京师，重则就地处决。

龚照玙意识到登陆山东是没戏了。于是一声令下，转舵起航，一路直奔天津卫，厚颜无耻地直接去找李鸿章了。

且说李鸿章此时正为陆战失利茶饭不思，还要操心北洋水师的后路，发号施令，调兵遣将，真也叫焦头烂额。就在此时，居然在目力范围内，看到了本该在海的另一面组织抵抗的龚照玙，其吃惊程度可想而知。

“离旅顺一步即汝死所！”

在李鸿章的冲天怒火中，龚厂长魂飞魄散。一溜烟窜回到岸边，爬上鱼雷艇，一声令下，调舵起航，又一路回旅顺去了。

当龚照玙坐着他的鱼雷艇，在渤海湾里横冲直撞的时候，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又发生了什么呢？

龚照玙一跑，群龙无首，有细软的抓紧收拾，准备走人；没细软的就想乘机操办些细软。

李鸿章经营旅顺多年，周边水旱雷密布，全由电线控制，遥控击发。可谓先进。结果呢？

负责旅顺与后路水旱雷营的学生兵们，此时正忙着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相继躲入市区避难。西岸旱雷队队长张启林逃跑前还拉上四个人把发电机毁了。一时间，秩序大乱。

第一批人，拆走了控制雷场的电箱。

第二批人，扯走了连接雷场的电线——既然电箱都没了，还留电线干什么？

仓库的保管员们就更不要说了。坐拥宝山，自然不客气。部分守军也不甘寂寞，一起参与了这起库存物资的瓜分事件。

一片混乱中，真正抵抗的，只有一个徐邦道。

按徐的本意是打一场有利地形下的伏击战，但日军前锋在日本骑兵之父秋山好古的率领下，推进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结果伏击战成了遭遇战。可接下来就该徐邦道让日军大吃一惊了。清军以罕有的高昂斗志，直冲日军。一番激战后，这场被称为“土城子伏击”的遭遇战，最终以日军死伤46人（步兵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小队长中万德次以下11人被击毙，骑兵大尉浅川敏靖、步兵中尉三谷仲之以下35人被击伤），狼狈撤退告终。

首战告捷，士气大振。打扫完战场，下一步就是转移阵地了。可徐邦道这一转不打紧，竟一口气又移回到了一锅粥的旅顺城内。何以徐总兵不学后来缅甸战场那位廖（耀湘）师长，也来个逐次抵抗呢？

除了后援不继，兵孤力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士兵们跑了半天，又打了半天，都饿了，该吃饭了。因为从金州撤退时太仓促，举凡帷幕、炊具、粮袋……丢的是一干二净，已失去野外自给的能力。当地老百姓也早跑了个一干二静。旅顺城内的守军又不来支援。现在，非回到旅顺城里，是难求这一饱了。

二十四日（21日）凌晨二时许，日军集中了15个步兵大队，30骑兵中队，4个工兵中队，14个炮兵中队（共计山、野、攻城炮78门），发起了对旅顺口的总攻。

混战中，龚大人又溜了。坐的还是鱼雷艇，路线还是横越渤海湾，不过艇中旅伴又多了一个卫汝成。

山东的地面还是不敢靠岸。结果只能在鱼雷艇上过夜。还是卫汝成大胆，装成船户上岸跑了，并从此之后再未浮出历史的水面。

龚照玙却不甘心就此终结余生。辗转反侧一夜，龚大人的想法又变了。似乎是出于对李秉衡派人上船抓人的担心，思来想去，龚照玙居然又硬着头皮转航去了天津卫。这一去的结果便是扣送京师，刑部议罪，斩监侯，秋后处决。

不过龚大人自有办法，其家人四处活动。居然就活动成了死缓。一缓就是六年，八国联军进京。龚大人龙脱浅滩，一路又回乡去了。

回头再看旅顺口。

在最后的激战中，徐邦道、姜桂题、张光前、程允和四统领，莫不发挥了超人的勇气，但血气之勇已无济于事。因为“踏尸而前”的日军同样不乏血气之勇，但日军的组织与战法优势，却不是清军一朝一夕所能具备的。此消彼长，优劣立判。

当二十四日的落日夕辉染红旅顺口，主要炮台已均落入日军手中。夜色苍茫中，残余清军夺路向金州方向逃走。日军则开始上演一幕“文明新戏”：旅顺大屠杀。

对日军而言，这又是一个出忽意料的胜利。诚如汉纳根所言，“旅顺口垂山峻岭，为天生险要之地，又有得机得势之炮台，若非敌人筑长围以困之，俾守口之华兵尽行饥饿而死，他人万无得肆觊觎之理。今查粮饷器械足支三年之用，日本其有此久围之力耶？”

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站在白玉山上观看了发生在眼前的战斗。他对清军这么轻易的失去阵地大惑不解：“这些工事均设在陡峭的山上，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来犯的军队在该处无法保持规则的队形，当他们奋力攀登这些险要的山坡时，将被能干的炮手们成千上万地撂倒。我怀着这种迷惑不解的心情，看到了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竟这样丢失了。”“前面的那条小溪中有许多满载难民的舰只和小筏子，而大多数难民是胆小如鼠的军队，他们在逃跑时扔掉了武器和军服。他们的无能和胆怯，使我对中国军队的未来具有很深的印象。”

但日军恰恰在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成功了。

11月24日，即日军攻占旅顺的第三天，日本天皇向第二军下达敕语：旅顺乃渤海之门户，敌国赖以为钥匙，今汝等一举拔之。朕深嘉赏其功劳。天气渐转寒，前途尚远。汝等宜自爱奋励。

这一次日本人的收获比大连更加丰厚。“旅顺半岛之二十余座炮台、兵营、船坞，以及各种兵器、器械，全部归我军所有。若问其价值，相当于六亿数万元。”另外，还在四天内屠杀了当地4000余居民（一说两万）——老人、幼童也未能幸免！

就在旅顺口失守的当天，中方收到了又一个坏消息。李鸿章想从智利购买的英制巡洋舰爱斯米拉达号，已被日本经厄瓜多尔转手买走！

岂料屋漏偏逢连阴雨。镇远号又出了事故。

十月十七日（11月14日）凌晨，从旅顺逃出的定、镇等六舰入威海北口，定远在首，镇远随后。因为连日风大浪高，又因定远分水力大，水道航标逸出安全航线，镇远未察，触礁受伤。光绪怀疑这次事故是“奸细勾通用计损坏”。事情一直闹到23日，才以丁汝昌的调查报告和李鸿章对林泰曾的力保而告终。但镇远的修复却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林泰曾内疚万分，于当晚自杀谢罪。可是来自北京方面的谕旨却更加令人心寒。相对于镇远的损毁情报，光绪更关心林泰曾究竟是不是汉奸！

十月二十八日，从上海调来的六名洋匠（外国技师）终于到了威海卫。在他们一个多月的努力下，总算使镇远勉强又可开动、开火了。但由于缺少旅顺口那样的修理船坞，水下部分很难施工。结果有三处共30英尺长的擦伤最后还是无法解决。只有临时在机舱中加木撑，凑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镇远只能以8节以内的航速在近海行驶。曾经威震东洋的镇远，就这样成了近海浮动炮台。丁汝昌的郁闷可想而知。

岂料还有更郁闷的事情。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光绪连发上谕，要追查海军贻误战机的责任，以“怯懦无能，罪不可免”的理由，要将丁汝昌解送京师，“交刑部治罪”。虽经李鸿章一再努力，无奈皇上这次是坚持要拿丁汝昌开刀。李鸿章只好奉旨另觅接班人，最后决定以刘步蟾暂时代理提督一职。倒是多亏了包括刘步蟾在内的海军众将力保。光绪才做出了一个新的让步，允许丁汝昌在“经手事件完竣”后，再押解赴京。这就等于是默许丁汝昌继续指挥。

丁汝昌的际遇与心情同时落入冰点。一个月后，日军再次施展其两栖登陆、外线包抄的拿手好戏，大举登陆山东半岛的荣成湾。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难逃凄惨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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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伤亡人数占了全舰人员的三分之一弱。整个海战中，松岛也不过35人战死，78人负伤。另，整场海战，定远共计17人战死，38人负伤。镇远则为13人战死，28人负伤。

第十七章
有人从此到瀛洲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移师山东再占先机

旅顺的攻取，令日本军政当局一片欢腾，在山县有朋看来，下一步就是登陆山海关，直捣北京。但这个建议却被老谋深算的伊藤博文在12月4日否决了。

伊藤指出，若日军此举成功，结果就是中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清国将出现大片的政治真空，而日本却无力填补。结果天下大乱，西洋列强为了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必将出兵干涉。而日本却找不到陪钱的对象。另外，冬天就要到了，寒区作战，困难太大。倒不如在辽东转攻为守，将进攻的包袱甩给清军。日本则将攻击区南移，先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再继续南下攻略台湾。从而光荣而实惠地结束这场战争。

最终，大本营于12月15日正式决定，暂时取消直隶作战计划。改由第二军第二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佐久间马太）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黑木为桢），合编成总兵力34000人的“山东作战军”（辖步兵第三、四、十一、十二旅团，骑兵第二、六大队，工兵第一、二、六大队），在联合舰队的全力配合下，于山东东部的荣成湾登陆，取大迂回姿态，从陆路背击攻略威海，封锁直隶湾，全歼北洋舰队！

大清国又在干什么呢？

旅顺失守后，中枢才慌了神，又开始找替罪羊。于是，李鸿章被革职留任，摘去顶戴，以示薄惩。甚至连作战最力的徐邦道也被“褫职”。十二月初，湘系重臣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月底，湘系另一重臣，云贵总督王文韶被任命为“帮办北洋事务大臣”。至此李鸿章已等于被降级为天津城防司令，同时兼管威海卫那支苟延残喘又注定麻烦不断的海军。

旅顺失守后，威海卫就成了北洋水师最后的栖身之所。作为李鸿章重点经营的国防工程之一，威海卫的海防工事可谓固若金汤。但仍有两大缺陷：

一为威港不具备旅顺口的全面修舰能力，正如马吉芬回忆的那样：“威海卫除适于小修理的设备而外，修理舰船的船坞、船厂却完全没有。而旅顺则与此相反，不仅设有修理军舰的工厂和机器，而且各种必需品储备充足。”

二为威港对海防御虽坚，但对陆地的后路防御却很薄弱。关于这一点，早在威海建港之初，负责海防炮台修筑的德籍顾问汉纳根就已指出：虽然很多岸防炮可以圆周环射，但由于威海背山立港，事实上后方存在着大片射击死角。所以汉纳根建议，再筹一笔款项，于威海港后方加修一批陆防工事，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要塞。

但因为财政拮据，威海卫的陆防要塞建设被迫暂时搁置。等到若干年后，这个话题被重新说起时，竟成了对李鸿章的有力攻击。在一些人看来，威海卫的防御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大空挡，分明就是李鸿章与汉纳根里外勾结，故意祸国的结果。一句话：汉纳根是洋坏蛋，李鸿章是土汉奸。

可谩骂终究无法替代现实中的枪炮子弹。威海卫的防守到底如何措置，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从旅顺口失守的惨痛教训看，这一次日军一定不会从海上作正面进攻。他们一定还是在某个远离威海的地方登陆，再从陆路取远势包抄，一举背击拿下军港，控制海防炮台，再陆海合力致北洋水师于死地。

日本人已经失去了两次聚歼北洋水师的机会（一次在黄海，一次在旅顺口），这一次在威海卫，日本人还会让北洋水师再跑第三次吗？

李鸿章又一次看得很清楚：“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更令李担忧的还有：威海防御工事本身的缺陷与山东守备的空虚。

关于前一个问题，丁汝昌的策略是：加强炮台后路的临时工事修筑，“以麻袋装土堆积避弹，以辅各台未筑后墙之缺”，并多布地雷，多挖战壕，多筑长墙。关键则“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可是，让李鸿章郁闷的是，后路何来大支游击？这就引出了后一个问题。

中枢以为日军下一步行动必是北取奉天，再打通锦州走廊，叩关山海，同时登陆大沽，两路会师北京。故不顾李鸿章的分析，于天津至奉天一线置精兵220营，10万余人，另有8营正在驰拔途中。而日军即将闪击的山东，则仅41营不到，为两万余人。其中16营兵力负责从威海到烟台90公里战线的防御。其中除泰靖、精健两营外，全为新募兵。最搞笑的是烟台河防营，缺编达五分之二，武器是长矛。操练时鼓手击鼓，士兵则随鼓点舞动长矛，宛若京剧排练。而日军即将登陆的荣成湾仅5个河防营1400名守军，同样全无战斗力。而作为日军此次山东作战目的地的威海卫，也不过10营兵力。其中淮军老将戴宗骞绥军4营驻北帮炮台，分统总兵刘超佩（李鸿章的妻侄女婿）率4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李鸿章的外甥）率两营守刘公岛。

更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日本大本营已作出北守南攻的决定。但山县有朋却不甘寂寞，违令继续进攻。这令大本营甚感吃惊，按理明治应当立即撤山县的职。但考虑到山县毕竟是号称“日本陆军之父”的元老级人物，又性情刚然，万一剖腹自杀以示抗议怎么办？天皇与伊藤一商量，遂决定由天皇“温存”的以“召山县回国养病”为由，将这个刺头变相调回，同时另派野津道贯为新任指挥官。

12月8日，天皇的侍从武官中村觉中佐亲临安东，向山县宣读了天皇的诏书：“朕不见卿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胜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还朝奏之。”整个过程运作良好，山县“平安”回国，天皇与伊藤一口气没松完，前线又传惊人消息：第一军仍在进攻！

原来野津道贯与山县有朋一样不甘寂寞。这下天皇与伊藤没办法了。没想到歪打正着，第一军在辽东的进攻，震撼日本大本营的同时，也在深深震惊着清国君臣。因为这个攻势将清廷战前关于“日军不耐苦寒”，“战事入冬就有转机”的幻想打成了碎片，同时也更坚定了清廷继续将奉天作为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12月13日海城失守，清廷大为震恐，遂将山东半岛战斗力最强的章高元部8营淮军北运营口，投入奉天战区。对威海卫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而日军对威海卫的远征却不仅要在海上投入整支联合舰队，更要在陆上投送约3万人的兵力。海堵陆攻，一举拿下威海卫，全歼北洋水师，彻底敲烂大清国的海防门户。

荣成湾：日军登陆

在听到日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威海卫的陆海军之间关于如何迎战，却起了纠纷。

丁汝昌主张集中兵力，依托威海卫要塞，作坚城之守。负责陆路防守的戴宗骞却主张先发制人，歼敌于滩头。双方越争越激烈，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今日看来，丁汝昌的方案虽说保守，却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首先，由于制海权的丢失。从烟台到胶州，日军处处可能登陆，也处处可能虚晃一枪假登陆。反之，清军在这些地段之间缺乏铁路连贯，主力部队一旦集结于一个地区，就很难短期内再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姑且不说日军可能声东击西，就算是挫败了日军的第一次登陆企图，万一日军利用海军优势，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进行二次登陆，直捣威海空城，难道让海军把定、镇二远开上岸当战车用不成？

其次，实际上清军也很难挫败日军的登陆企图。因为戴宗骞能派出的部队只有两营。而且根本不具备压制日军舰炮的支援火力。

可丁汝昌与戴宗骞之间的矛盾却并未结束。

相对于日本联合舰队，丁汝昌最担心的其实是清军自己的南帮炮台上的重炮。这些重炮对防御海上攻击价值很大，但在后路射界有限的情况下，却很难对陆路攻击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万一炮台为日军所占，旋转炮口，轰击港内的北洋水师，对我方的威害却很大。所以丁汝昌建议，最好是乘日军尚未攻取炮台，提前将几个对港内军舰威胁最大的炮台上的火炮拆卸，以免资敌。

不料这个建议又遭到戴宗骞的坚决反对。在他看来，未战而先拆己方火炮，必导致军心涣散。丁情急之下，只好命水兵自行上岸登台，将火炮钢底钢圈卸走。戴宗骞知情后大为震怒，在他的坚决反对下，卸走的钢底钢圈又送了回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1月21日），李鸿章听说日本“欲趁和议未定，于除日元旦攻我懈怠，夺我炮台，毁我战舰”，匆忙指示威海卫的“水陆将士昼夜严备，切勿寻常例过年。”而日军的第一梯队其实已经于前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20日）的凌晨五时三十分，开始登陆山东的荣成湾了。

之所以选择荣成湾为登陆地点，是因为：

首先，荣成湾与威海卫的距离不远不近。从“不远”的角度讲，正好不超出当时日军的后勤供给范围；从“不近”的角度讲，清军两点（荣成与威海）间因无铁路而难以兼顾，日军遂可以从虚处下手，取远势包抄，逐个击破，背击威海。

其次，早在1888年，日本海军大尉关文炳就曾奉参谋本部之命，到山东半岛进行过七十多天的秘密军事侦查，发现荣成湾是大部队登陆的理想地点。他指出：“荣成湾位于山东半岛成山角之西南，西距威海卫水路约三十海里。湾口面向西南，宽约四海里，水深四至五寻。中国人称之为‘养鱼池水口’。本湾甚浅，湾口宽阔，并非好锚地。但此处能避北风、西风，底为泥沙，适于受锚，平时为渔船停泊之地。故无论遇到何等强烈之西北风天气，舰船亦可安全锚泊。况且，本湾位于直隶海峡外侧之偏僻海隅，一旦清国与外国发生海战，即成为军事重地。故欲攻占威海卫，必先取此湾以为基地。”“从荣成湾到威海卫距离不过17里（注：此处为日里，约合67公里），先在荣成湾备好远征陆军由陆路前进，拊威海卫之背，舰队由正面进逼，以击威海卫诸炮台，海陆配合，前后夹击，使彼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此余设想攻占威海卫之最易方法也。”但同时他也指出：“此间道路高洼不平，且狭窄弯曲，行旅为之却步，行军必更困难。……如此道路，能否派遣陆军，因不在其职，甚难确言。故此事应由本省与陆军省议商，派遣负责之陆军将校勘察之，则能否行军即有所了然，于将来釆取何等方略必大有裨益。”

如此充分的准备前提下，日军的登陆可谓顺利异常。

满天飞雪中，日军于下午七时，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荣成县城。守城的河防营却早已逃光。

24日，日军已完全巩固滩头阵地，并向纵深扩张战果。戴宗骞派出的两营抗登陆的绥军却还在行军途中。

威海的命运也就在这漫天飞雪中被决定了。

威海卫：龙旗飘落

日军即将合围，大清国里却还是攻守不定。1月23日，朝廷指示丁汝昌：“闻敌人载兵者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后路，此亦救急之一策。”同一天，李鸿章也发来指示，命丁汝昌严守威海，不得离港，“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

只是苦了丁汝昌左右为难，还要被后人一次次地指摘坐失良机。事实上，当时丁汝昌是进退皆难逃一败。因为伊东祐亨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为北洋水师准备了多个陷阱。

为了这一战，伊东祐亨再次整编了联合舰队。全部战舰被编为五队：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四舰为本队；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洲四舰为第一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为第二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五舰为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五舰为第四游击队。相模丸、西京丸、江户丸、伊势丸、共代田丸、万国丸为海军运输队。此外，16艘鱼雷艇也被分成三队，随同作战。

同时日军还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四十多页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该计划包括了《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三部分。在这个计划书中，日军针对登陆期间、登陆之后，北洋水师所可能采取的多种行动（出战、坚守、外逃）分别制定了详密的应对方案。其中，日军最希望发生的，是北洋水师或出于主动或被日军引诱，离开威海卫，在远离中方岸防炮群火力支援的地方与联合舰队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最终按照李鸿章的意思选择死守，虽然消极，却是当时那种没有办法的环境下一种较佳的选择，虽然北洋水师难逃一劫，但日军也注定要付出相对最沉重的代价。

正月初五（1月30日），日本海、陆军对威海发起了第一轮联合攻击。激战从1月30日一直打到2月3日。日陆军猛攻南帮炮台。作为南帮炮台制高点的摩天岭炮台之战尤其惨烈。双方血腥拉锯，三进三出。“清军大旗倒了三回，硬是竖起了三回”。直至守军全部阵亡于惨烈的肉搏战，日军始控制炮台。

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得意洋洋地登上炮台，合影留念。却不料北洋水师的重炮已将他锁定。一阵炮火之后，大寺与随军记者远藤飞云中弹毙命。

丁汝昌最担心的龙庙嘴炮台和威海卫最大的炮台皂埠嘴炮台，亦于同日失守。总结当日的苦战，清军死伤800余人，有“将校五人，士卒五十一人”被俘。日军除大寺安纯及远藤飞云外，死伤226人，其中包括步兵大尉三上德治以下军官5人。

战火随之烧向北帮炮台。初六激战一日，各台守军相继溃散。戴宗骞直接指挥的一营绥军，又闹起了内讧。只有北山嘴炮台尚有学生炮勇200余人在坚守。

在丁汝昌看来，大势已去，空有这根独木又有何用？在丁的命令下，戴宗骞与学生炮勇被撤往刘公岛。海军则旋转舰炮，将炮台与弹药库摧毁，以免资敌。当晚，戴宗骞吞金自杀于刘公岛。

夜色苍茫中，历史留给北洋水师的时间已经不多。

由于南帮炮台的失守，日军利用中方未及破坏的火炮转攻北洋水师，中方诸舰只好退往西口避炮，日军鱼雷艇遂得以将东口防雷艇工事拆除，利用夜暗发起偷袭，北洋水师的日子愈发难过。

更不幸的是，皂埠嘴炮台里的6门克虏伯炮未能损坏。这对北洋水师威胁太大了！

6门炮必须毁掉！

艰难的任务，交给了定远号的炮长李升，和陆军帮带洪占魁。

中午一时二十分，日军兵分两路，直扑炮位，炮台的另一面，乘坐鱼雷艇上岸的25名敢死队员也在飞奔向同一个目标。

海军的火力压制，有效延缓了日军的步伐。敢死队也才得以抢先数分钟冲入炮位，在每一门炮上安置炸药，引燃后立即撤退。当第一批日军冲入炮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声巨响。而此时敢死队员还未完全登上鱼雷艇。

尸块、石块、武器碎块从天而降。亲自断后的两名队长：李升和洪占魁，非常不幸地长眠在他们亲手引发的巨爆中。同时牺牲的还有15名敢死队员。但他们已成功完成任务。北洋水师因他们而又延长了月余的残命。

但日军不会就此罢休，日军从旅顺紧急运来维修海防炮的零部件，抢修被破坏的清军火炮，同时将熟悉海防炮性能的海军炮手调上陆地，从清军放弃的炮台上炮击北洋水师。到2月2日，龙庙嘴炮台的两门240毫米炮和1门150毫米炮、鹿角嘴炮台的4门240毫米炮、皂埠嘴的1门240毫米炮先后修复完毕。丁汝昌也只有扼腕长叹：“炮资敌，我杀我！”

2月3日，日海军发起第二轮猛攻。

2月5日凌晨四时，日海军派出十艘鱼雷艇偷袭，定远中雷搁浅，至此两巨舰皆成搁浅的鲸鱼，再无逃生可能。

5日天亮后，日海军发起第三轮猛攻。

6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日海军派出七号、十一号、十三号、二十三号和小鹰号鱼雷艇发起了第二次鱼雷偷袭。中方鉴于上次的惨痛教训，入夜后就以探照灯不停照射江面，以求及早发现来袭日艇。不料探照灯打得太高，未能及时发现小巧的日本鱼雷艇，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来远、威远、（差船）宝筏惨遭击沉。当天下午，日海军趁机又发动了第四轮猛攻。

不能成功，只有成仁。

丁汝昌决定在2月7日这天与日军决战。他的计划是，先利用战舰与刘公岛、日岛的炮台与日本舰队交战，然后乘乱派出北洋水师的全部13艘鱼雷艇，向日军发起自杀性进攻。然后北洋水师的剩余战舰倾巢而出，与日军作最后一搏。

巧合的是，日军同样选择了2月7日这一天，对北洋水师发起第五轮攻击。鉴于刘公岛与日岛炮台对日军的重大威胁，伊东决定此次进攻兵分两路，以第二、三、四游击队攻打日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攻击刘公岛。先拔掉这两颗钉子，再全力围歼北洋水师。

结果，7日的早晨，日军率先发起了进攻。北洋水师依托两岛炮台，死抗日军进攻。激战从七时二十二分一直打到八时半，日军攻击受挫，多艘战舰受损。丁汝昌一声令下，中方13艘鱼雷艇鱼贯而出，直扑日舰。

决战就在眼前。

日军震惊了。

但更震惊的事情随之发生。

中方的鱼雷艇出港后并未继续杀向日军，而是突然转头向西，顺着海岸线，跑了！

悲壮的决战就这样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

滑稽之后是尴尬，尴尬之后是失落。

所有13艘鱼雷艇，以及追随逃跑的飞霆（用于递信、拖带的辅助小火轮）、利顺（辅助拖轮）两艘小船，或为日军追及击沉，或于逃跑中搁浅，最后无一艘幸免。

2月7日的闹剧，不仅断送了丁汝昌的决战计划，更从士气上埋葬了北洋水师。

2月8日，兵勇成群结队去见丁，“哀求生路”。丁许以“若十七日（2月11日）救兵不到，届时自有生路。”

为什么说十七日呢？原来，十二月二十七日，廷旨已同意将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营转用于山东战场。次日，李鸿章与刘坤一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军马队5营，和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步队15营，用于解威海之围。据李秉衡的电报，这些援军将于20天后抵达威海，那一天就是正月十七。

2月9日，不依不挠的伊东又发起了第六轮猛攻。靖远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想与舰同沉，不料却被亲兵强行救走。真是想死也难。

10日凌晨4时，天降大雪。日军四艘鱼雷艇乘机发起了第三轮鱼雷夜袭，但这一次日军未取得任何战果。上午10时许，伊东发起了第七轮攻击。

炮声中，丁汝昌自定的最后期限十七日（11日）终于到了。他并未等到援军。相反，却收到了一个更令他沮丧的消息：山东巡抚李秉衡已弃烟台，走莱州。事实上，陈凤楼的5营马队早在1月22日就到了潍县，却又在四天后被中枢转调往天津。李占椿的步队前锋3营刚入山东诸城境内就发生了哗变，带兵官被杀，士兵四散，后续部队也迟疑不进。至于丁槐所部5营则如沉海之石，没了讯息。

就在丁汝昌决战不成的2月7日，刘含芳收到了一封李鸿章发来命他转丁汝昌的电报。内云：“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新聘用的英籍帮办副提督——笔者注）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赉资，正合上意，必不至干咎，望速图之！”

刘含芳立即派出三名信使，分路发送，费尽曲折始于11日晚送交丁汝昌的手中。

在丁汝昌看来，这无疑就是舰队的死亡宣判书——定、镇二远皆已丧失机动能力，如何远遁吴淞口？

绝望中，刘公岛已到最后关头。医护人员借口自己不属海军提督管辖，纷纷离岛，留下伤病员无人护理，凄惨无比。

岛上商绅劝丁降，陆军残兵劝丁降，水军兵勇劝丁降，1月20日，伊东佑亨也致书丁汝昌，宏篇大论地劝降。

历史留给丁汝昌的退路也就只剩下了一条：死。

临死前，丁汝昌想用鱼雷轰沉镇远，以免资敌。不料水兵哭倒一片，纷纷恳求丁不要炸沉镇远。后者害怕这样做会激怒日本人，引发新一场旅顺大屠杀。丁汝昌坚持又发了一次命令，但依然无人动手。

天色渐暗，丁汝昌的心已死。夜色中，炮声又起，那是日军的又一轮夜袭。坏消息随之传来：康济中炮受伤。

更“壮观”的场面随之出现，“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出路只有一条：由丁提督下令停止抵抗。

在震天动地的哭声中，丁汝昌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晨十时许，元宵佳节刚过三天之后，丁汝昌仰药自尽。

此前，他曾屡屡于战事激烈时，“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可惜日本人的炮弹却就是打他不中。命也？运也？奈何，奈何。

就这样，丁提督未能满足一些后人对悲壮的期待。他自己也清楚，这么一死，也不会换来中央对自己的原谅。但至少，他这一死，已将天大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至少，已用自己的一死，换来了那万余军民的生路。因为他一死，也就等于宣告了抵抗的结束。

同时选择自杀殉国的尚有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李鸿章的外甥记名提督张文宣。张文宣临死前还遗书一封给李鸿章，说：

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有守数月而不支者，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相座当付泰西各国观战武员评其得失勇怯，不能以成败论。

其中，“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指的无疑就是威海卫。

丁提督死后，诸将与洋员密议不发丧，进而盗用了丁的符印，并以丁的名义发出了北洋水师向联合舰队的投降书。他们更要在漫长的岁月里伪造另一个虚假的死亡时间，他们要让世人相信，丁是在投降后才自杀的。

这样一来，丁汝昌的自杀就不是力屈后的殉国，而成了投降后的谢罪——换来的是活人们的平安。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刘公岛是悲戚的。一个新的海上强国从此崛起，一个老大帝国的现代海军则在此陨落。

下午一时，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0舰，同时降下大清国的龙旗，升起日本的海军旭日旗。只有康济号练习船上，仍然飘扬着孤零零的龙旗——这是伊东特别的优待，他特许康济运送中方殉国的英雄们返回他们的故土。

一字排开的七副棺柩中，分别躺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张文宣，以及半岛海战时阵亡的济远大副沈奉昌，和阵亡于威海保卫战的广丙大副黄祖莲。

但最终康济运走的却只有六副棺柩。因为张文宣的亲兵们死活不让康济运走他们的总兵。他们坚信，日本人此举必是个阴谋，半路上肯定出事。于是，他们坚持架走了张文宣的灵柩，另乘一艘小船，孤零零的离开了威海卫。细雨蒙蒙中，一支年轻的海军被划上一个凄凉的句号。

可丁汝昌的故事却远未结束。

光绪盛怒之下，发了严旨。丁汝昌虽死，罪不能赦免。职务、荣衔被褫夺，家产籍没。尸体不许下葬，棺材外还要再套上铁锁，置于故里村头示众。儿孙为之受冤蒙耻，流离多年。而同时自杀的张文宣则因为是自杀殉国而得到了清廷的从优议恤，得以提督阵亡例赐恤，特谥武毅公，赐白银800两，世袭骑都尉加一品云骑尉世职。直到1910年，丁汝昌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大清国的气运也已走到尽头。

明争暗斗总无术

就在11月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发起最后的进攻，“东方直布罗陀”危在旦夕之时，清廷又想起了和谈。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命赴津，与李鸿章密议和谈之事。李鸿章也只有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张耐心地分析：当此日本连战皆捷，举国若狂之时派大员东渡议和，必为日所轻。不若本着“投石问路”、“举重若轻”的思路，先派一洋员赴日，试探“彼中情伪”。对此，张荫桓完全赞同。人选也很快确定，那就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两天后（19日），清廷特授德璀琳以头品顶戴，命他带着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照会去日本，作和谈试探。当此军事大转折的关头，日本自然不会让和谈阻挡他们获取果实的步伐。于是，日本以李之照会非国书，德璀琳亦非中国大员为名，拒绝接受。

现在，大清国最后底线就是希望谈判能在中国境内进行。但这最后的底线终于也破灭了。日本人坚持在战时大本营的所在地广岛谈判。很显然，大清国已成了板上之肉，釜底游鱼。

1895年1月14日，也就是日军在荣城湾大举登陆的前五天，在李鸿章的奏请下，清廷正式任命户部侍郎、前驻美公使张萌桓，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不料又一次为日本以“全权不足”为由据之门外。

原来，日本已决意利用此次战胜机会，从中国获取巨额赔款。并割取部分领土。前者已无悬念，只是后者，他们尚不清楚清国的反应如何。所以就像围棋中的试应手一样。日本也在战略上试中方的应手。所谓以“全权不足”拒张、邵二使，可谓一试。2月17日的电文又是一试。是电称：“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土地及与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力以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最后，日本人干脆以广岛为军事重镇为由，强行驱逐大清代表。他们显然已不愿再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他们选择了广岛作为谈判地点。

2月17日，伴随着刘公岛的失守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清廷对日本的第一试作出了回应。他们致电日本，称李鸿章中堂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并同时将敕书底稿一并附上。

对日本人而言，谁当全权大臣根本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到底有无割地之权。

两天后，日本人发出了第三试。他们致电清廷说：“希望中国政府确言，能否保证按照本月17日日本政府电示之条件派遣其全权大臣。”

26日，清廷作出了答复：“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凡日本在本月十七日来电中所欲商各节，李氏均带有执行此等任务之全权。”

从外交上讲，此举无异于主动将己方底牌翻给日本人看，亦无异于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大清国是何其急迫地需要和平，急迫到李鸿章尚未离开北洋，他的上司已等于同意了日本人的割地请求。而此后谈判期间，日本人所有的强硬立场，可谓皆发端于这封电报。

既然要李鸿章去当全权大臣，再弄个“带罪之身”就不合适了。于是，发出的处分收回了，拿走的翎顶与黄马褂也又都赏还了，更给了个“头等全权大臣”的新头衔。只是这个“全权大臣”，当得委实窝囊。遥想当年，天津定约之时，李是何其的意气风发。今天强弱业已易势，可谈判的对手还是李与伊藤，真是情何以堪。

事实上，早在正月二十四（2月18日），李已明言：自己去谈判可以，但若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四天后，李应召至京，与军机大臣同时被光绪召见于乾清宫。李明言：“割地之说，不敢据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表示：若果能不割地，只赔款，再多户部也会努力。但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则担心，若不割地。怕日人不与和谈。

众臣退出后又往传心殿续议，李鸿章再次强调：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但不割地就要再战，清廷却已无心力再战。

二月初八（3月4日），李正式领受了全权敕书。内云：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

十八日（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养子李经方，乘德国轮船离开了他坐镇26年的天津。驶向他宿命中的终点：日本。与他同行的还有3名2品顶戴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两名美国顾问：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前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另：日文翻译罗庚龄、卢永铭。再算上医生、文案、武弁、管厨、厨子、茶房、打杂、轿班、剃头匠等，共计135人。至于谈判地点，则改在了靠近伊藤博文故乡长门的马关春帆楼。

两天后，日本大本营决定成立“征清大总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总督，率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野战监督长官野田豁通及将校数十人，进驻旅顺，对中方施压。

对于这次谈判的艰巨性，李鸿章早有心理准备，但有一件事，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他与北京的外交联络密码早已为日本破译！

说起来要追溯到1894年的6月22日。就在这一天，日本外交机构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所谓的“第一次绝交书”，表达了日本绝不从朝鲜撤军的强硬立场。不同寻常的是，这份日方送出的外交文书居然以汉文写成。汪凤藻忽略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细节，竟然以密码而非明码的形式将之全文拍发北京。结果就是，日本谍报系统通过截获电码，照本逆推，轻易破译了大清国外交系统的密码。此后直到“高升号事件”后汪凤藻被召回，中方的外交函电始终处于日本的全面掌握之中。现在，李鸿章前来日本谈判，还是要用这套密码，结果就是日方继续占尽先机，窥尽中方底牌。

正式谈判还没开始，李鸿章就大落了下风。不仅在明争上失了先机，在暗斗上也吃了大亏。

二十三日（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日本马关。次日午后二点半钟，中日双方全权大臣齐聚于马关春帆楼，开始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谈争论的核心是停战问题。李认为，双方既已和谈，理当同时终止军事行动，等待和谈结果。但在伊藤看来，中方已无力再战，日方却尚有余勇。如果在和谈期间出现了有利战机，日军难道坐失不成？所以他是既要和谈，“文明”地敲诈大清国，同时却又不放弃军事行动的自由权。但第一次会谈就把话说得这么绝，只怕不利于日后的敲诈。伊藤遂故作沉思状，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复。”伊藤既不愿表态，处于弱势的李也无办法，只好转而言其他：

“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瀛）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启衅。我中（国）东（瀛）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又云：“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类似的言论还将在日后的会谈中频频出现。在陆奥宗光看来，李鸿章之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进步，赞美伊藤总理的功绩，又论东西两岸的形势以戒兄弟阋墙而招外侮，主张中日同盟，不外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他所谈论的虽然只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

无奈强弱之形相去太甚，日本人又论力不论理。李鸿章再巧舌如簧也已无法挽回局面。果不其然，次日午后两点半，第二次会谈一开始，伊藤就抛出了重磅炸弹。

伊藤说，停战可以，但中方要先应允如下条件方可：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并该地之城垒；上列各地之清国军队，将一切军器、军需品交与日本军队，日本军务官管理天津、山海关之铁路，休战期内清国负担日本国之军事费用。若以上条件不生异议，即可提出实行停战之日期期限，日清两军之经界线及其他细目。

条件如此苛刻，李鸿章大吃一惊。要知道，清廷之所以急于停战，正是害怕以上三处落入日军之手。现在日本却要以此作为停战之交换条件，岂非太过刻薄？

李鸿章当即驳斥：“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竞欲占据？”

伊藤答：“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三处为质。”

李又问：“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

伊答：“任往何处。两军惟须先定相距之界。”

李云：“两军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门甚多，官又将何为？”

伊藤遂直言：这些都是细节，可以日后细谈。关键是大方向，你们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亦直言：“虽然为细目，亦须问明。且所关甚重要，话不可不先说。”

伊藤说：既如此，那就请中堂拟清细目，咱们再谈好了。

李遂转而又打起西洋牌：“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将管辖否？”

伊：“可暂归日本管理。”

李：“日兵到津，将住何处？”。

伊：“俟华兵退出，即在华兵营盘。如不敷，可添盖兵房。”

李：“如此，岂非久踞乎？”

伊：“视停战之久暂而定。”

李：“停战之期谁定？”

伊：“两面互商，但不能过久。”

李：“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

伊再次强调：“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

如此反复辩难，李终难占上风，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先将停战一事搁置，问伊藤可否绕过停战直接和谈。

这正是伊藤等待已久的答案，他又怎会拒绝呢？

于是李又问日方和谈的价码为何。伊藤却已不愿多说。他表示：等中方正式撤回停战要求，或拿出新的停战条款后，再说不迟。

谈判桌上，李鸿章未能占到便宜。战场上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一天，日军登陆澎湖东炮台，二十九日即占领全岛。

三天后，北京方面终于作出让步：中方主动撤回停战要求，双方直接进行终战和谈。也就在这天下午三点，双方展开了第三轮谈判。

中方首先诵读了关于主动撤回停战要求的节略，并将详文亲送伊藤。一番寒暄后，伊藤忽然不怀好意地问到了台湾人易不易于治理。这令李鸿章大为震惊。他立即答道：“台湾系潮州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

伊又问：“台湾尚有生番？”

李警惕地回答：“生番居十之六，余皆客民。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不愿停战者因此？”

伊藤（微笑）：“决非如此。”

李：“贵国倘占台湾，英国将不甘心，前所言恐损他国权利，正指此耳。奈何？”

伊藤：“英国乃守局外中立，无任何置喙之理由。”

李：“英国固守局外中立，然此事与其利害攸关耳。”

伊藤（边笑边说）：“利害攸关者非英园也，岂非贵国乎？”

李：“否。以台湾近香港。”

伊藤：“近香港何妨？我只进攻敌对之国。”

李：“闻英国除我国之外，不欲他国盘踞台湾。”

藤（微笑）：“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取之，何国能出面拒绝？”

李遂坚称：“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

但硬话的背后，却正是无奈与恐惧。

纵观春帆楼的三次和议。谈判的流程始终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军事上伺机攻略台湾，同时在谈判桌上一点点掀翻底牌，然后狮子大张口地将苛刻的议和条款强加在大清国身上。但伊藤也好，陆奥也好，明治天皇也好，都不会料到，二十八日当天和谈结束后的一起突发事件，会彻底打破平静的谈判流程！

李鸿章遇刺了！

价值一亿两的愤青一枪

原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大多数日本人早就将李鸿章锁定为大清国的抗日中坚。所以日军攻略旅顺口后，在练习射击时，才用一个身上写着“李中堂”三个大字的草人作靶。现在李鸿章来马关议和，更令日本的民间激进势力忿怒。在他们看来，大日本帝国皇军连战皆捷，却迟迟不能签订有利的终战条约，关键就在于李鸿章的作梗。

于是，在二十八日（3月24日）的谈判结束后，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激进分子（二十六岁，无业），对返回寓馆途中的李鸿章扣动了扳机。

子弹从相距五尺处射出，由于李的眼镜带得较低，子弹是先击碎镜片再打中李的左颧，深入左目下。

当是时，李鸿章“惟仿佛见一人将手枪来距舆前数尺，忽闻枪声，即觉左颧痛甚。以手抚之，知左目下受伤流血，遂以手帕拭之，血流袍服殆遍。自料必死，幸心神镇定不乱，惟晕眩难支。”

待李鸿章被抬回住处，已是血满袍服。医官们迅速制定了医救方案。方案一：立即取出子弹。方案二：在不取出子弹的情况下治疗。若采取前者，“子出则疤愈”，但头部手术风险太大，就算成功，“尚须静养多日，尤不能稍劳心力。”李慨然选择了后者：“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我宁死，无割！”

次日醒来，李看着血衣说：“此血所以报国也！”命令左右收好，他日带回国内，既明耻复警示后人。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像李鸿章这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以七十三岁高龄赴日本谈判，本身就很易于引发同情，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事件，就更易于引发同情了。果不其然。一夜之间，世界舆论纷纷指责日本人的“野蛮”，并同情李与大清国的“可怜”。

这下可急坏了日本政府。一时间，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来“慰问”。天皇接到报告后，也特派侍从武官中村大佐为特使，偕石黑忠惠、佐藤进两军医总监同赴马关，“慰问李病”。皇后“赐与御制的绷带，并派护士二名前去侍养”。来自日本民间的慰问品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

三月初五（3月30日），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则受到了革职的处分。同一天，中方期待已久的《中日停战协定》签订。内容共六款：

第一款，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政府，现允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确照以下所定停战条款—律办理。

第二款，两国军队应遵该约暂行停战者，各自须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

第三款，中日两国现约，在停战期内，所有两国前敌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两国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

第四款，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按战时公例，随时由敌船查捕。

第五款，两国政府于此约签订之后，限二十一日期内，确照此项停战条约办理，惟两国军队驻扎处所有电线不通之处，各自设法从速知照，两国前敌各将领于得信后，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战。

第六款，此项停战条款，约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午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项停战之约亦即中止。

三月初七（4月1日），头裹纱布的李鸿章终于看到了日本提出的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三亿两；

四、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增开顺天府、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国臣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并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内容的苛刻可谓空前，并限期四天答复。日方唯一的让步就是看在李鸿章吃了一枪的份上，将3亿两的赔款减去1亿两。

既然一枪可以减去1亿两，那你们干脆再打老夫两枪好了。

日本人当然不会再打李鸿章两枪。于是双方只有沉默，尴尬的沉默。

三月十一日（4月5日），日方的最后答复期限已到，可清廷的进一步指示却没到。李鸿章也只有再次一力承担，向日本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外交说帖：《大清帝国大皇帝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复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全权办理大臣所拟和约底稿说帖》。

在这份说帖中李鸿章首先重申了自己的枪伤未愈，“设此说帖内回复之语，有不周不备之处，实因伤疾未愈，力不从心。尚祈贵大臣原谅。数日之后，必能一一详覆也。”然后他从四个方面回复了日本的提案。这四个方面分别是：

一、朝鲜自主问题；二、让地问题；三、兵费问题；四、通商权利问题。

关于第一点，显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余地，也不再有争论的价值，所以包括小标题在内，李鸿章一共只用了59个字就结束了这一话题。但接下来的三个话题就不免要李中堂大费一番口舌了。

关于割地问题，李鸿章认为，应当超越一时的战争胜败，从两大民族长久的和平着眼，始有真正的和平。回想开战之初，贵国公使不是已经向各国声明了吗？“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和谈之初，贵国又说，此次和谈的目的在于“俾两国及其居民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可现在贵国所采取的行动却恰恰是背道而驰，“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今日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东亚大局也就不可再问了。

不错，现在日本强而中国弱。但强弱之势是变动不定的。若日本真“徒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尔。”

至于赔款，“现查日本所索兵费数目，必非中国现在财力能偿。现如将内地赋税加增，百姓必至相率为乱。盖国家屈志求和，百姓已引为深耻。如复横征暴敛，贫民岂能相安？如将洋关之税加增，而现在未届修约之期，各国何能应允？且一时纵可修约，必待各国众谋佥同，方能开办，亦属缓不济急。至商借洋债一节，亦必以新关税款为质。……且和局已成之后，中国必须办理善后事宜，在在需款。……故非请日本将拟索兵费之数大加删减不可。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胜，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巨，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化出扣除。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尚望贵大臣详细思之。”

最后，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特别强调了一点：“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更可怕的还在于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必将对中国的民族企业造成灾难性打击。总之，“此事关系中国经久章程，各国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时战争遽行更改也。”

在逐条陈述中方意见之后，李鸿章又追加了一个额外进言：

本大臣尚有一言，效其忠告，惟贵大臣恕而听之。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今和局将次议成，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故宜遵循天理，以近今各国大臣深谋远虑之心为师法，而保两国民人之利益福泽，方能克尽全权大臣之职分。日本国势现在已甚强盛。而人才众多，尤为方兴未艾。今日赔款数目，或多或少；今日思得兵力所到之地，以增幅员，或广或狭，皆属无关紧要。至于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远雠仇，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本大臣为中国头等全权大臣，自能代中国决计，与日本全权办理大臣订一周密完善永远和睦之约章，俾将来嫌隙无从而生，衅端无从而起。如此和局订约者，不但不遭后人之唾骂，亦且与有光荣。庶东方两大国百姓，日后永远和睦，彼此相安，福泽绵长，实基于此，望贵大臣熟思而图利之。

读完这份说帖，陆奥宗光也忍不住赞叹其“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一向风度翩翩的伊藤博文读后却忍不住动了肝火，他认为：“如果不先加以彻底的反驳，使其迷梦觉醒，恍然悔悟，则对方终不能了解现在彼我之地位，将续作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苟我不指出其论点的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

春帆楼上，城下之盟

苦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北京的最新指示：来电首先训斥了李鸿章的办理不力，但接着又让李鸿章见机行事，自作决定。并暗示日本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若此时不签约，只怕连这一亿两的回旋也将失去。其潜台词就是，条约要签，黑锅则由李鸿章来背。

读完电报，李鸿章沉默了。沉默后，他将电报丢到了一边。他还要与日本人再争，因为：争回一分有一分之益。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与北京的密电码早为日本破译。他又哪里知道，当他大演苦肉计时，日本人唱的却是一出空城计！

事实上，日本为了这场战争，已花掉两个半年度的财政收入，剑虽利，钱已空。正如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日本）已经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在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重负担。”“尽管日本人强作欢乐，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严重。问题不在于管理，而在于是否还能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部队的巨额开支。去年12月29日，日本银行发行了总额为280万元的有息纸币，12月31日又发行了120万元。有些人认为，这种特殊纸币的发行将会加速货币流通，从而具有提高股票价格的作用，但是商业界对此表示怀疑。日本银行有在非常情况下发行这种钞票的特权，现在之所以运用这一特权，肯定是迫于存在强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在今后的两个月内，人民还必须向政府交纳大约3000万元的土地税和第二次战争贷款，如果中国不迅速接受条件，则完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本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

诚然，大清国并不具备与日本打一场全盘持久战的软、硬实力基础。但至少只要大家一齐努力，损失还是可以比现实中降的更低的。但可惜，没有先进的情报机构，缺乏拥有现代智识的智囊团，就靠一个七旬老翁，单枪匹马，去和日本人拼抢，又如何挽回颓势呢？至于英国人，自然更不会主动给李鸿章提醒，因为他们还需要日本帮他们抗衡俄国这个巨怪。

所以日本人最怕大清国以此为借口，撤回全权大臣，并争取二三西洋列强的同情，在他们的调停下，重新洗牌。可是，北京的电报扫除了一切疑虑。于是，伊藤一扫前几日的谦恭，又说起硬话来：若贵国再不签约，敝大臣一声令下，60艘运兵船，就将满载大军，在小松山亲王的指挥下，直捣北京！

留给李鸿章的只有无望中的挣扎。

据陆奥宗光回忆，直到签字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仍在不断哀求，哀求日本无论如何，将那两亿两的赔款再减一些。

五千万？再减五千万，为两国长久之友好？

两千万？再减两千万，为日后的和平共处？

最后，李鸿章甚至哀求伊藤，无论多少，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就再减一点吧。就算，就算是老夫此次回国的旅费了。

在陆奥看来：“此种举动，如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也许这就是他所谓的，争得一分是一分吧。

但终于，一分也争不回来。

三月二十三日（4月19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它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讲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

《另约》则规定：

一、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二、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三、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外，还签订了《停战展期另款》二款：

第一款，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订约停战，从此约签定日起，得更展二十一日。

第二款，此约所订停战，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八日，夜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照，如在期内，两帝国政府无论彼此不允批准和约，无庸告知，即将此约作为废止。

双方约定5月8日在烟台正式互换批准书。而正式的谈判则早在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前两天就已结束。伊藤兴奋地提醒李，当年天津谈判也是在阳历的4月15日结束的：“亦可谓奇矣！”

木然中，李鸿章也只有生硬而尴尬地应一声：实属奇也。

更奇的还在于，后人忽然发现，当年李鸿章少年入京之时，就已预写下了一生的自传。

那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述志之作：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所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说的不正是他少年的功业之心和非常之志吗？

所谓“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说的不正是他从东南到华北，千里转战，得封肃毅伯的事迹吗？

所谓“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不正是他走在时代前列，任劳任怨，一生追赶世界先进行列的缩影吗？

所谓“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不正是写他此刻在日本一生功业的扫地吗？（注：瀛洲在当时有多重含义，其中一个是对日本的艺术化称呼）

奇哉？不奇哉？

也必到此时，李鸿章始彻底认输：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纸片为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1)

在这政治老人的认输中，大清国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中国也随之失掉了一次宝贵的现代化转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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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两段话是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倾诉。事见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

画外余音
陆沉的古国与崛起的新大陆

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一个年份，两件大事

大清国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在太平洋的两岸，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太平洋的西岸，《马关条约》尘埃落定。

在太平洋的东岸，美利坚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前者标志着李鸿章时代的终结，更标志着中国丧失一次宝贵的现代化机遇，同时，伴随着台湾的丢失与巨额赔款，大清国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日本却由小东洋初步具备了大日本帝国的形态——东北亚权力格局彻底改写。

后者则标志着全球权力转移的新趋势。

两个GDP世界第一，含金量却完全不同。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是一个纯粹的量的累积，而这个量本身又大有问题。

首先，大清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文明国，它创造的财富带有严重的闭锁性，往往GDP的大部分就地产生又就地被消耗，无法集中为生产性资本，也无法转换成现代军事实力。

其次，大清国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国。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又缺乏独立的检察机构，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大量社会财富被不清不楚地消耗，而官僚系统的统计数据却多不可信。

所以，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转换不出生产力的世界第一，转换不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世界第一，更转换不出战斗力的世界第一。

而美国则不同。

从疆域上讲，美国与大清国不相上下。但与大清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它所聚集的财富与能量就太惊人了。想一想英吉利与低地国家，再看一看法兰西与德意志，我们就该明白，美国的崛起不同一般。第一次，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大陆国。一个早在1850年就拥有了15000公里铁路，雄踞世界第一宝座的大陆国。原有的地缘格局，因之而土崩瓦解。

今天回头望去，不能不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新霸主的崛起

诚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大于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威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更可能为了对付周边国家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而选择结成同盟。”所以欧洲列强相互制衡，东亚中英俄法日五强博弈。它们就是这样在相互制约中维持出和平。在这种体系里，“拿破仑”是所有人的公敌。原则是一句话：绝不允许出现超级大国。

而美国是如此的幸运，它是罕有的“离岸性”（offshore）大国——远离欧亚大陆的边界。英、日离岸但太小，中、俄很大但不离岸。美国两样全有。它的两翼是大洋，北面是富而不强的加拿大，南面是弱而好战的墨西哥。所有这一切，为美国提供了这个世界上空前优越的安全性。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美国人几乎不用考虑国家安全。因为在非核时代，只有一种国家可以威胁美国，那就是同时兼备陆海双强的超级大国。但在当时，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英国是海强，但陆军太袖珍。法德俄是陆强，可却没有将地面力量投送到北美的海洋支援。

更主要的，冷静回顾一下过去300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大国与文明几乎全分布在亚欧大陆上。而美国拜“离岸性”所赐，远离这一战场，既避免了大量战争威胁，也减少了很多威胁别人的机会。所以美国力量的壮大很少引发欧亚大陆上各强国的注意。相反，它们之间却往往因为一些风声鹤唳而剑拔弩张。最终能制衡美国的只有它的邻国，但墨西哥不能，加拿大根本不想。大家不要忘记，直到21世纪初，加拿大依然没有自已独立的国家战略。最初，它依辅于大英帝国，后来又依辅于北约，今天则渐渐依辅于北美安全体系。这样安于当镙丝钉的邻居，比之日、俄，真是美妙万千倍不止。

在这个近乎试验场的空间内，美国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19世纪最为完善、稳固的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举反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霸主大英帝国。至于战略与军事层面，美国确实没有产生俾斯麦这样的战略巨星，也没有率先发明参谋本部制度，但最终美国却超越了俾斯麦与参谋本部制度。

俾斯麦的战略确实高明，但这个高明的战略完全建立在俾斯麦个人的天赋与独特经历之中，别人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相应的，当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也都是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没有国际关系学。所以人亡政息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美国的幸运在于，得益于“离岸性”的庇护和主持国政者的稳健作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那些深刻困扰俾斯麦的战略难题，美国根本无需面对。等到美国深深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必须面对此类难题时，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正是在美国，率先出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学科：国际政治学。从此之后，外交战略人才可以经过教育培训产生。同时得益于美国开放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美国不仅可以吸纳全球人才以为己用，而且可以实现政界精英、军界精英和民间战略学者之间高度灵活性的互相合作与身份转换。这样就使美国能够以无数无名之“俾斯麦”成一“巨型俾斯麦”，而又避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

在参谋本部制度建设领域，德国的参谋本部制度是有其固有缺陷性的。由于德国地处中欧，缺少海岸线，所以德国的武装力量近乎纯陆军，结果直到二战期间，德国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三军总参谋部。

日本效法德国最为成功，但也只是效法成功。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海陆军还是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不仅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逐渐成了激进势力的大本营。由于日本宪法的固有缺陷，日本陆海军直接听命于天皇，结果就与政府形成了不正常的平行关系，并最终将日本拖入军国主义的深渊。以甲午战争为例，天皇组建了战时大本营，身为国务总理的伊藤博文却未被列入名单。因为军人认为开战后无需文职官员插手，如果插手既是外行干扰内行，更是破坏天皇统帅权的完整性。只是因为伊藤个人的独特地位、资历，及其人脉（尤其是和明治天皇之间的高度亲密关系），伊藤才最终以特邀嘉宾的形式列席其间，并多次校正军人们的无知做法。但是，伊藤不常有，而战争常有，这就为日本武人乱政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德、日的问题在美国都不存在。美国以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其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国防部长文官制度有效地抑制了后者。

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首先，在美国之前，民主国家全是小国，甚至一度有人称赞“只有小的才是美的”。美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谬论。

其次，美国之前，陆强与海强是截然两分的。马汉也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是陆强又是海强，这位被很多后人迷信为海权至圣先师的学者，在写这话时却不会料到，他的国家马上就会成为这样的双强，日后更要成为陆海空三强，乃至陆海空天电五强。美国的崛起不能用单纯的海权或陆权来阐释，它开启的是一条综合性强权之路。美国将英国揭示的海权崛起的历史经验，与德国开启的陆权复兴的时代风潮，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一连串的扩张，将大陆国的美利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岛”。开启了一道由陆而海，由富而强，以强促富的新强权之路。

再次，无论美国的力量如何膨胀，只要“离岸性”仍在发挥作有，美国就不会引发像当年的拿破仑与后来的希特勒所引发的那种集体反制行动。所有这一切，铸就了美国新时代霸主的地位。1895年的那个GDP超越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最终获得20世纪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国家，不是英法，不是中俄，也不是德日，而是这个美国。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中获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对手都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而且都无法全面动员与日本一战。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修《大本营陆军部》时，亦不讳言。一旦当日本遭遇美国这个对手时，日本本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人口有限，资源匮乏，激进思潮横行干扰理性战略筹划的弱点立时暴露无遗。

只是对李鸿章的时代而言，还要再等五十年，所有这一切才能水落石出。但敏感的观察家，应该已经能听到新的地缘带断裂产生的历史之音。

历史多情，它要让李鸿章亲耳听到这个声音。历史又残酷，它要让李鸿章在自己的母国跌落到五千年来最低谷的前夜，亲耳听到这个声音。

联俄迷梦一场空

《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李鸿章就开始向光绪呼吁变法：“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混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李鸿章在给著名的儒家基督徒李提摩太口译的名著《泰西新史揽要》作的序言中，再发惊人之语：

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矣。天欲与中国以大一统之势浸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

在这里，李鸿章将夏朝之前的中国说成是天下为公，诚然有些过于尊古情怀，但他敢说秦之后是天下为私，是君主而非民主，并说西力东渐是一个超越人身体验之上的大历史机遇，是要让中国恢复天下为公的传统，这却不免让后人和时人一起震惊。

很快，李鸿章又有事做了，西太后让他公款环游地球。

这一行，前后190天，行程9万里。表面上清廷是让李鸿章考察各国情势，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秘密外交使命：联俄制日。

所谓联俄制日就是与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密约。

虽然李的几位幕僚，如薛福成、严复、黄遵宪均早就指出，中国的根本威胁在俄罗斯。但是李鸿章还是承担了联俄制日的外交使命。结果是灾难性的。俄国口口声声叫喊的日本威胁只是个幌子，它的真实意图在于攥取东北筑路权，改善沿海州的孤立地位，并谋求辽东半岛上的海军基地。

李鸿章天真地认为联俄可保20年太平，不料却引狼入室，将整个东北拱手让出，更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正因为中俄的接近，逼迫英国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琅威理当初的预言至此可谓彻底逆转：不是中英联手对抗必将出现的日俄同盟，而是英日结盟对抗中俄不可思议的结合。日本终于借此东风奠定其世界五强之一的地位。

用下围棋比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以来的政治生涯，他的起手势很是高远，但很快就受到了各种盘外因素的制约，先是在序盘战中被强制在老定式的框架内行棋，坐失良机。接着在中盘战斗中，被迫在极其不利也极不情愿的情势下进行第一次大战。只是靠了一连串的巧妙腾挪和好运气才避免了崩盘。但紧接着就在更加不利的情势下，被迫展开第二场激战，这一次终于彻底战败。但直到这时，李本人尚未主动走出致命性的败招，于是接着依然还能继续收官。但就在最终失败的前夕，忽然犯下了致命失误，全盘皆输，实在让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一种赌徒心态。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孤注一掷、出奇求胜。

有人说，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对李的刺激实在太大，使之决意压制日本，而不计代价。

又有人说，联俄制日是西太后与张之洞以及全体重臣达成一致的国策，李鸿章只是执行而已。

最后还有人说，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恐惧俄国的，既然打不过他，不如与他合伙。

众说纷纭中，回头看去，1896年周游世界的李鸿章，唯一能够经受时光检验的美妙回忆，莫过于他对美国的顺途访问。

美国之行

8月28日，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纽约。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

在这之前，李与美国打过无数次交道。但两脚扎实地站在彼国的土地上，则无疑又是一种全新的感触。这是一次奇妙的邂逅。一个落难的老英雄，和一个即将诞生的新帝国。一双古老文明的眼睛，去看一群充满创新力的国体。

中堂老矣，目力早已衰退。马关的遇刺，更加剧了这种衰退，但在1896年的8月28日，中堂的眼睛似乎获得了一个回光返照的真切。

那一天的欢迎仪式是热烈的。热烈到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

港口，迎宾彩船与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

码头，200多名第六骑兵旅的骑兵，穿着带穗带的蓝制服，戴着饰黄羽的盔帽，迎接李鸿章登岸。

助理国务卿诺克赫尔，与李鸿章的老朋友——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一起来到码头迎接“东方的俾斯麦”。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的卢杰将军更是率着部下一路迎上了“圣·路易斯”号。

20层的高楼，李鸿章确是见所未见，但更吸引他眼球的，还是楼上楼下的人们，似乎这里的人民有无穷的精力，他们冲李鸿章拼命挥动着中美两国的国旗，又唱又跳又叫。

不成体统乎？可爱异常乎？

李鸿章看美国人，美国人同样在看李鸿章。

美国记者说：

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据说：那天参加欢迎仪式的公民超过了50万。

8月30日，李鸿章来到了他的老朋友格兰特的墓前，“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9月2日上午九时许，李鸿章干了又一件很超前的事情。他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12名记者的专访。其间谈到了李鸿章一贯关注的教育问题：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由于美国国会两院在1892年通过了加州民主党人托马斯·格利制定的《格利法》，歧视在美华人，严重侵犯了华工的正当权益，故而这个问题也成为这次问答中的一个重要且敏感的话题：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在李鸿章看来：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最后甚至还说到了媒体本身的发展：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采访结束后，美国人说：坦诚，谦虚。

9月3日，李鸿章又会见了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又去了费城。在那里他参观了独立厅与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国会山和国家图书馆。

9月5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鉴于当时美国依然对华工态度恶劣，李鸿章拒绝从美国西部回国。这是他对美国最后也是唯一的抗议。

陆沉的新时代

告别了美国的热烈，李鸿章又回到了一潭死水的大清国。在这里，没有人向他咨询，也没有人与他交流。相对于李鸿章的所见所闻，朝廷更激动于清俄密约的签订成功。而李鸿章得到的，是一个总理衙门行走的冷板凳。

闲极无聊中，李鸿章来到圆明园故址，面对那风化在遗忘之海里的断壁残垣，久久无语。但就是这么一件事，又被言官揪住不放，扣上了一个“擅游圆明园”的大帽子，罚俸禄一年！

未几，变法大潮席卷京师。面对新旧两派的激烈争论，李鸿章的处境是尴尬的。

变法的人骂他见识浅陋，只知枪炮子药，是反动派的代表。可反对变法的人也骂他，说他崇洋媚外，好以利禄驱人，实为康党靠山！

尴尬中，李鸿章问要尽废六部的康有为，六部都废了，那么过往的“则例”是否也要全盘抛弃呢？

康说：当然要抛弃。因为今天是一个多国并立的新时代，而不再是传统的大一统世界。我们的法律与官制都是大一统的历史产物，已经不能再适应现实了！

事后，李喟叹：“康有为，吾不如也。废立制艺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矣。”

可是当李鸿章拿着3000两银子，要加入强学会时，却被拒之门外。因为维新少壮派们嫌弃李鸿章名声太坏，还是划清界限为上。

再后来，变法失败，人头乱滚，康、梁外逃日本。国内西太后大兴文字之狱，以变法为雷池，大搞政治株连。西太后甚至问李鸿章：有人检举你也是康党，你作何解释啊？

一向以圆滑著称的李鸿章，这次竟在人人避“康”字不及的环境下，冲西太后喊了一声“臣实是康党”！并说：关于废立之事，臣不发表意见。但是六部确实该废。如果说老制度能让中国富强，中国早就富强了，还会等到今天吗？如果主张制度变革的人都被指为康党，那么臣无处可逃，只有也承认自己是康党了。

西太后拿他没辙，干脆让李去当两广总督，远离权力中心，又保留了一张外交上的王牌。

与此同时，李鸿章给康、梁送去活动经费。并三次托伊藤博文等日本政界熟人给康、梁传话，以“韬光养晦”相勉励，让他们精研西学，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举”。

可是，李鸿章、康有为、大清国都没有等来这再举的一天。

李鸿章无法阻止西太后不宣而战地袭击列强驻华使馆，也无法阻止西太后随后闹剧般地对全球列强的不点名集体宣战，更无法阻止其中八个应战国家进入北京城。他的两位老部将——罗荣光与聂士成进行了军事上的玉碎抵抗。密集的火力排射下，坚守大沽的罗荣光选择与炮台同碎。在天津郊外顽强阻击联军的聂士成，则在弹尽粮绝之际，拒绝了联军的劝降，穿上他的黄马褂，戴上所有的勋章，骑上战马，手挥军刀，冲向联军的阵地。那是老淮军南征北战几十年最后的一曲挽歌。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清王朝两次丢失了自己的首都。同样是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西太后在连续四场战争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犯了同一个错误。远在南方的李鸿章则又一次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刻，临危受命，孤身北上，靠外交手段去挽军事上惨败的狂澜。

码头上，南中国的官员们列队恭送李大人北上善后。闷热的船舱里，寂静中，竟有人清晰地听到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不知道这是悲壮，还是悲哀。

这是大清国的悲哀，是李鸿章的悲壮。

只可惜这悲壮从不被允许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出来。毋宁说，在环游世界的1896年，相对于发挥余热的壮志，七十四岁的李鸿章，是怀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离开美国的。

在他的眼前，是一块即将陆沉的古老土地，和一群早已按捺不住的工业强盗。而在他的身后，却是一块貌似与世无争的大陆，与一轮即将升起的骄阳。

这就是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被遗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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