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向往就像纷飞的落叶

怀念沿街叫卖吆喝的日子

1980年代的几件小事

13岁，吻了碧姬·芭铎

回到春秋战国时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乌托邦与旧日子

向往就像纷飞的落叶

文/石涛

对另一个时代的向往

简直就是我们感时伤怀的心理痼疾

我们的不幸

都源于我们对现世的不满

这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问题，一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答案的问题。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历了所有样式的时代。你会怎样选择，端视乎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百度上，我看见人们对所有时代的选择，因此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人真正做出了选择，大家不过是展示了一下各自的趣味和倾向。难道你能立刻死于今天，死于当下，然后转世重生于你声称自己喜爱的时代？恐怕没有人会。倘若今天不是今天，而是清末或战国时期，也许还有人敢试于人前。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平淡卑微的时代，我们能指望什么呢？只是说说罢了。但是话一出口，就不只是说说了，它泄露了内心的隐秘向往——当下的生活是如此不尽人意，一旦人对出生有选择的话，就想另做打算。

卡尔·克劳斯曾说：“我用笔不停地戳着奥地利这具尸体，因为我固执地相信那里面还有生命。”对这个时代的感觉，使我常常如卡尔·克劳斯一般，怀着有时激愤、有时伤感的固执，希望一觉醒来，或魏晋、或唐宋、或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或哪怕是民国初年的北京、三十年代的上海呢？

于是就有了对各个时代的梦想。比如古希腊时代的雅典，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

但这些梦想，从来没有真正的清晰明了起来。它们像云一样掠过你的脑际，留下轻微的气息和难以名状的惆怅，使你偶尔升起一种错觉，以为恍惚之间已身处北宋时的汴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闲逛，直到悄然隐身于歌楼舞榭，听歌伎一曲“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又或冶游于盛唐时的长安，当“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踏青时节来到时，能在人流中遇见一个绾着高高发髻、琴棋书画俱佳的姑娘，立刻开始一场倾城之恋——然而，你刚刚想伸出手去抓住这份美好，错觉就消失了，你发现自己仍然耽在寒冬时节北京的斗室里，窗外嘈杂的人声和狗吠依然如故。甚至这样的错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故的加深也越来越少了。

但无论如何，人生都要做梦，因为今生所处的时代无论多么激荡和伟大，都会有心头一颤的时刻，倏地掉进曾经在梦里瞥见的时代，就换了衣冠，就载酒行舟，就马上沙场，就冶游于歌肆酒坊，就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对另一个时代的向往，简直就是我们感时伤怀的心理痼疾。我们的不幸，都源于我们对现世的不满。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生在杜牧的时代，万一不是个在烟花三月时节去扬州遍寻风流的诗人，而是一个贫贱而凄苦的农夫呢？又如果生在古希腊时代，根本没缘在雅典城里与苏格拉底高谈阔论，而是个躬身低首侍奉权贵的奴隶呢？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两行字的时候，心里已经掠过了一阵寒冷和恐惧，担心着在那样愁苦的命运里如何才能度过漫长的一生。

于是向往其他时代这事，便成了我们真正的奢侈和最大的精神困扰。从小到大，我不知向往过多少个时代，只要读了一本新书，就有了新的向往。六岁时读到的第一本书是古代希腊神话，自然就想生在那个时代，好一睹特洛伊战争的辉煌和海伦的美艳；上中学时读遍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就向往过无数种异样的生活。其中最离谱的当属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居然想成为一名角斗士，加入斯巴达克思的奴隶军团，与残忍的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作战。而最美好的向往，则是生在大观园里，每天能和十二个美眉谈情说爱。

当然这些向往都一一的烟消云散了。我们变得越来越实际，也越来越知道满足和感恩，知道了向往的意义就在当下，对另一个时代的向往，正是我们对当下时代和生活的再次诠释。没有向往，我们难以理解今天的时代，也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源于何处。就连我们做的梦，也是为了今天的牵挂。

梦总归会醒，不如像里尔克曾经写到的那样，“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当着落叶纷飞。”因为我们已注定被锁在了当下的时间里，向往就像纷飞的落叶一样，虽生于当下，而会落在梦中。

（石涛：北京博维图书公司总经理，策划出版书包括《格调》《香烟》《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等）

怀念沿街叫卖吆喝的日子

文/杨锦麟

我也有过一段沿街叫卖吆喝的人生纪录，时在1977年

怀念沿街吆喝的日子。

大概所有上了年纪，有点岁数的朋友，都可以在往昔那大街小巷沿街叫卖的吆喝声中，找到共同的记忆和交集。

记忆中的沿街叫卖吆喝声已经渐次模糊，但对那些沿街叫卖的吆喝声，却有挥之不去的眷恋。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情感互动的纽带，是一种传统意义上人际关系的维系。一座城市、乃至一座小县城、小村镇，如果没有那悠扬的，短促的， 在里弄胡同、大街小巷上空回肠荡气的吆喝声，仿佛就失去了盎然生机……

我所居住的南方滨海小城，也有自己所拥有的吆喝声。更早时候，有卖水的，有卖菜的，卖各种腌制小菜的、卖麦芽糖的、卖茯苓糕的、废品回收的、扁担挑着，肩膀扛着，双手挎着，货郎鼓晃着，竹笛子吹着，几块铁板绑在一起光当向着，还有那一声声让人思念的吆喝声……

顺便说一下，那会儿没有什么城管，更不会发生城管队长被殴打致死，不同番号的城管人员内讧，当街被扒裤子的事件。虽然地处海防前线，小城的战备氛围浓厚，阶级斗争为纲的弦也绷得很紧，但市井小民，邻里乡亲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无需任何循循善诱，或者说教或者灌输。和谐是很自然的状态，至今眼前仿佛还能看到小贩肩挑货担那茯苓糕的腾腾热气，货郎挑上的绸带那五彩缤纷，耳畔似乎还响着午前午后走街串巷的“阉鸡人”，用竹笛子吹出的固定旋律……，街头巷尾那馄饨担，可口的浓汤，鲜美的馄饨，每每忆及，食指大动，满口生津……

啊！海滨小城那沿街叫卖的吆喝声……

当下的现代化城市，超级商场正在迅速取代传统的菜市场、街市，甚至在县城或者村镇，曾经是人们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商品交易、人际交往的集市、墟场似乎也无法承受来自各种现代化的冲击，或者逐渐萎缩，或者急遽异化，那些不伦不类、光怪陆离，充斥各种假冒伪劣仿冒名牌的小商品市场，怎么能够取代和剥夺我们对那些抑扬顿挫的吆喝声的追忆和缅怀呢？

我不知道这种怀旧情意结，是不是自己渐次走入暮色苍茫的折射。因为怀旧，而思念那沿街叫卖的吆喝声，或者也和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有关。

我也有过一段沿街叫卖吆喝的人生纪录。

时在1977年。

病退回城之后的那一段日子，是自己频繁转换“职业”的“职业生涯”。所有的“职业”都不是固定的，先是在街道（那时还叫公社）下属的市政工程队当管理员，所谓管理员只是一种尊称，还是要干活的，在大街小巷修理道路，疏通下水道；紧接着，到公社文化站当管理员，再就是公社革委会决定尝试创办工艺美术厂，经过多方努力，区政府终于拨款两万元人民币，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我被委派为负责人之一 。所谓负责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正式任命，如果两万元花完了，工厂还没有办法赚钱，就不再是厂长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地招生办死活不给我参加当年高考的资格，理由很荒唐也很简单－你是病退回城的下乡知青，因为病退，没有正式工作单位，不予考虑。

紧接着，又是1978届高考，经过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参与筹建工艺美术厂，是参加高考之后的事了。

招工、培训、研究开发项目、几十号人进入分散若干处简陋的工棚，工厂就这样成立了。如果不能赶在当年广州交易会之前，推出新产品，尝试和外商接触，这个工艺美术厂估计前途难测……

最大的问题是，几十号人的工资如何支出。

有人提出洗印黑白电影明星照片和经典电影流行歌曲销售的建议。

建议具有建设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黑白电影时代，大行其道的是矿石收音机、录音机是庞然大物，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拥有的奢侈品。人们不满足只是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插曲，于是精明的商人，就开发了一种利用黑白照片制版技术的产品。先是将电影歌曲誊写在纸上，配上当红电影明星的头像，利用照相技术翻拍，批量洗印，最后的程序是切边、适当“彩色处理”（在电影明星的脸上涂上一点彩色而已）。

订价人民币一角。一般人都消费得起。

不择手段的谋生之道。

但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初，百废待举，万物复苏，文化饥渴症普遍，只要有一点文化气息的产品，人们便如饥似渴，趋之若骛。

就这样和厦门大学结缘。

这就是我沿街吆喝的日子的由来。

不想在这里详细记述当年的叫卖吆喝详情。刚开始的腼腆，挣扎及至最终的释放、从容、自然，只想说的是，那时候的我，吆喝得还不错。筹建中的工艺美术厂，几十号人工资就是靠这沿街叫卖吆喝解决的。

“我要读书”的强烈意愿， 在那些经常在厦大校园大声吆喝，贩卖黑白明星照、电影歌曲图片的日子里，却变得更加清晰而坚定。

沿街吆喝的日子并不很久，紧接着就是当年的广交会，第一次获得的外商定单金额是一百万美元，工厂有戏了，不再需要时任厂长的我，推着一辆三轮货车沿街叫卖吆喝，推销黑白照片、明信片了。

就在一百万美金定单到手之后不久，我也收到厦大的录取通知书。

厂长不当了，我要读书，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沿街叫卖吆喝了。因为自己曾经吆喝过，所以，总会努力想象着当年自己沿街吆喝的模样，遗憾得很，就是想不起来。

但沿街叫卖吆喝的日子，却在记忆深处刻骨铭心。

超级市场的应运而生，社区服务的逐步完善，给现代化都市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传统街市、摊贩、墟场的渐次消失和萎缩，使人与人之间那种自然交往和互动的链条嘎然断裂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中，转型和增长是最时髦的字眼，丰盈的物质，无法填补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和疏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失落，几乎是都会城市里的流行病。

那疾步行走匆匆来去的路人，那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那忠于职守却态度粗暴的城管，那看谁都像是个贼的保安，那只能在大街小巷躲躲闪闪的流动摊贩，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毫无顾忌，在大街小巷大声吆喝了。

我们到底在这种久违了的沿街吆喝声中，找寻到了什么，又都失去了些什么？

1980年代的几件小事

文/ 周可

在食堂里旁若无人大声讨论美学和诗歌这种事

想来也只会发生在1980年代初的校园里

一般来讲，“活在当下”基本上是一种最不靠谱的生存状态，因为它预设了太多退路，每有不爽，就想着到处逃来逃去，最常见的是做怀旧状，随便到过去某个年代里找个旧宅子，吟风弄月一番，看上去的确很美。我自己最常发梦向往回去的年代，就是1980年代。虽说我也考虑过想回到比如菲茨杰拉德小说里的那个爵士乐年代，或贝特鲁奇电影里巴黎的1960年代，再或者就是早到蒙元入侵前夜杭州的那个奢靡年代，等等，最后我放弃的原因是，那都是别人的年代，我只能窥视而不能哪怕是生活在其中片刻，想象性经验固然好玩，但过于虚无。

1980年代的十年，我全部都在大学校园里呆着，前四年是读书，后六年是教书。生活基本上比较简单平淡而且比较顺，和那个大时代里许多跌宕起伏的人生相比，总觉得有点辜负了好时光的感觉。前年国庆节放大假那几天，我们一帮20年前毕业分手的大学同学赶时髦搞了个同学会。理由是当年大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有约定：“再过20年……”。聚会的时候，个个都喝得烂醉，嘴里嘟囔着“要是能回到当年重来一次有多好”之类的伤感抒情，然后昏昏睡去，然后各自散去。但回到1980年代的念头没散，翻来倒去老爱琢磨的就是下面这几件小事，笔录于此，权当回程的路标。

诗歌

在食堂里旁若无人大声讨论美学和诗歌这种事，想来也只会发生在1980年代初的校园里。我1980年去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朦胧诗大讨论的高潮。我虽不懂，但知道就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安静小岛鼓浪屿上，住着著名的朦胧诗人舒婷。77、78级的许多才子不仅诗写得好，而且理论功底扎实，很多人已经在“三个崛起”的号召下加入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争论，在类似《飞天》、《青春》和《当代文艺思潮》这样的名刊发诗歌，发论文。最令人羡慕的是，他们好象还能经常见到舒婷并一起探讨诗歌。那时一说到舒婷便觉得有派，我记得谢冕、刘心武等来学校演讲时，刘心武当堂背诵了舒婷的《日光岩下的三角梅》，便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高年级这些前辈不喜欢在食堂里就餐，而是常常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吃，搬把椅子坐在楼道上边吃边争论美学和诗歌问题，听得我们新生一愣一愣的。听完之后，我们这帮晚辈就开始把刚才学到的新词搬到食堂里大声贩卖，大家围成一桌，大讲“意象”、“象征”和艾略特，吸引了不少眼球，也显得特别有学问。我后来加入系里诗社，该诗社取了个名字叫“采贝”，所以一搞活动就去海边吹风。诗社里有不少女生，飘着长发，迎着海风朗诵诗歌，简直迷煞我也。我不会写诗但好理论，于是专攻诗评，社里搞诗评的不多，我因为常常要熬夜给诗友们的新作做评论，肚子饿得呱呱叫的时候，诗人们便会送上几块厦门特产馅饼，很是温馨。诗社曾经想请舒婷来指导工作，但没成功。不过，我后来终于还是有机会见到舒婷，那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诗社组织参加厦门市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是欢迎诗人蔡其矫的，自称是蔡的学生的舒婷也来了，她上台朗诵的是蔡老师的一首诗，很有风度。我隔着数十米远，手里攥着她的《双桅船》，最终没敢上前索要签名，但能亲眼看看时代偶像的风采，已经非常满足了。

舞会

跳交谊舞是80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交际方式，也是男生泡妞的捷径。我读书的时候在班级舞会上学过几招，但迷上还是工作以后的事情。那时，单位上一到周末必举办舞会以活跃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至少有两年时间，我们一些常在一起玩的哥儿们一到周末，常常是白天聚在一起，对照交谊舞指南上的招式苦练舞功、切磋舞技，夜色降临便锦衣华服出动，最后是大汗淋漓精疲力尽归巢。舞场上，除成双成对结伴而来的以外，男女大致分为两个阵营，灯光闪烁间隔着场地频频踅摸着十几米之外的女生，然后舞曲一起，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奔目标行礼邀舞，一曲舞毕又各自回到各自地盘。我们几位水平相当但也不忘术业有专攻之理。我专攻华尔兹，每有蹦擦擦节奏响起便是我大出风头之时。不过大家最爽的还是迪斯科，那两年舞场上最流行的迪斯科舞曲是《梅兰梅兰我爱你》《巴比伦河》《阿里巴巴》这样的曲子，舞者边舞边唱，那叫一个爽。

1986年新年之夜是我们的高潮，大家一个通宵在不同单位的场子间连续赶场达5场之多，最后是一个小范围内的烛光舞会，浪漫得不行。就在那晚，我们一哥儿们看上一个女孩，便警告我们别坏他的事，到了四五点钟的样子，突然发现这两人不见了。最后散场出门一看，漫天已然泛出一片鱼肚白，而墙角避风处，这对鸳鸯紧紧相拥如一尊雕塑。两个星期后他们领了结婚证，半年后我们给他们闹了洞房，20年后的今天，老俩口生活在佛山，据说常常手拉手去菜场买菜。

毛片

从偷看家里的《赤脚医生手册》，到借着路灯的昏暗灯光琢磨法院布告上强奸犯的犯罪行为细节，到一伙人对着计划生育宣传片起哄，再到全班男生流水作业传抄《少女之心》，我们这帮人的性启蒙就是这样开始了。不过，和这种小打小闹相比，现在想来，1986年一帮人第一次看毛片未遂的经历实在惊心动魄。那年冬天，一朋友说搞到一盒黄色录象带，但因为录象机很少见，便拉我去找机子。我找到另一个朋友，他有一从非洲某国搞援建回来的表哥，家里有全套高档电器设备。一天下午按约定时间我们三人紧张万分上门，却发现朋友表嫂在家，大家在他家假装聊天但女主人就是不走，于是表哥让我们在楼下等着，他会趁老婆不注意时把录象机偷出来给我们另外找地方看，我们三人焦急万分地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抱着录象机的表哥下得楼来，可此时天色已黑，各家大人都已经下班回家，谁家都不方便。于是我们四人骑车在城里瞎逛，到处鬼鬼祟祟地敲别的朋友家的门，两三个小时下来地方仍然没找到，但这个看毛片自行车队的规模已经达到10人之多，极其壮观。大家一路上心急如焚地骑行，还兴奋地交流着听来的或瞎编的色情趣事。就这样，我们从中午开始忙活一直到晚上10点来钟，大家终于饥寒交迫，精疲力尽，这个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

下海

1986年前后，我发现平时一帮朋友聚在一起，抽着一块钱的“大前门”香烟，聊得最起劲的话题就是谁谁谁辞职下海了，谁谁谁又靠着什么特别路子发了一笔。当时的流行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蠢蠢欲动的我不想总是思考。那年我在国家体委的一个同学来南昌看我，见我小日子过得不怎么样，便起同情之心，说是手头有一批白糖，俏得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可以优惠让给我6吨还是8吨。当时的一个条件就是立刻拿出几千块的定金或在三天内找到下家转手。他帮我一算，如果成功，立即就有将近2000块钱的进帐，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块，哪里拿得出几千块定金（我工作两年来每月上缴30元给老妈帮我存着，说是要娶媳妇用的，动不了），于是只好疯狂找下家。那时家里连电话都没有，只好到我们系里办公室，一边装着跟人聊天，一边偷着打电话联系客户，一开始感觉特别好，我联系的人几乎个个热情高涨胜券在握而且好象都神通广大，这让我自信心爆棚，俨然一副阔佬派头，竟然买了7块钱的“阿诗玛”烟显派，但是几天下来却没成一单。正当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在同学面前交代的时候，他倒先不辞而别了。

类似这样的下海经历在那两年还有过几次，比如倒彩电，倒皮草，均无建树。倒是我教过的一个成人班的学员，家里在城中“小香港”商业街上有摊位，听说我在广州有做生意的亲戚，主动找我引荐。后来他有半年时间通过我亲戚这条线从广州高第街和深圳沙头角进了不少牛仔裤、折叠伞和旅游鞋一类的东西，作为酬劳，我一共好象从他那里得到过将近200块钱和一条牛仔裤，这也是我最早的牛仔裤。

发烧

我在1984年工作的时候家里买了台很大的红灯牌单卡录音机，我用这台机子开始了我的古典音乐发烧历程。因为大学时在一个很有风度的老师家听过一两次贝多芬和老柴，觉得很高雅，毕业后就开始找盒带听。当时市面上能见到少量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古典音乐盒带，5块钱左右一盒，能见到的我基本都买了，有20多盒，都是些常见的大路货，但大量收藏还是从调频节目里自己录制。先是买一份《中国广播电视报》，把节目单上要录的曲目划上勾，除非要上课，到点了基本上雷打不动地守在录音机边，放入空白带，准时按下“Re”和“Play”两个键。手头宽点的时候就买3块钱一盒的TDK空白带录，手头紧就用国产“鹦鹉”和“ZZZ”替代。就这么几年下来，我有了600多盒古典音乐磁带。1980年代后期，城里外文书店突然有了中图公司进口的国外原装古典盒带卖，因为价钱太贵，最便宜的是10块，贵的有20多的，我每月只能买进2-3盒，其他盒带都没了，但这批30多盒收藏现在我还留着，基本上霉得没法听，只作为纪念。

我当时系里一个前辈同事也发烧，他是一个单身汉，比较有钱些，藏量丰富，设备也好（是一架夏普的组合机，90年代初他换成天龙功放、先锋CD机和KEF音箱）。当时也听说一些万元户玩发烧，设备动辄万元以上，我们当老师的没法跟他们混，只能走形而上路线，礼拜天的时候，一些真假发烧友常聚前辈家中，一边吃着蜜饯蛋糕甚至莲子木耳，喝着毛尖龙井，抽着牡丹或阿诗玛，一边若有所思地听古典音乐，谈美学哲学，简直就有过贵族生活的感觉。前辈后来结了婚，我们去得就少了。他在1998年去世时我已经离开南昌，据说他1000多盒盒带、300多张正版CD和100来张黑胶的收藏被家人用很低的价钱贱卖，想来不免唏嘘。

盗版

1988年的时候，我干了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差点加入中国最早的盗版书商行列。那前后两三年我和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有频繁通信。他是我同学中最早下海做买卖的一批人中的一个。据他说不做公务员而改做买卖的原因是，一次夏天去北京拜访我班因做买卖而最早富起来的同学，同学拉开冰箱，问了句“可乐还是啤酒”就把他的全部从政理想击垮。那一阵，他倒着洗发水，却从柏杨、琼瑶这些正流行的台湾作家的大陆出版物上发现了商机。他知道我对港台的东西略有所知，便撺掇我找几本台湾原版书，他负责买书号在内地推出。收入六四分账。那时侯根本没有版权一说，于是我花高价托香港亲戚买来龙应台的几本书，觉得一推出绝对不让柏杨。因为书来之不易，便没有直接把书寄去武汉。正好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后来据主办者说是由索罗斯“量子基金”赞助的“影视文化研讨会”，坐火车途经武汉。于是便写信告诉他我的具体行程，到时候我带上书，他约上书商，一起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见个面，先预支点书款给我，然后再签个字据一样的东西。车过武昌站时，我下了车，人流中翘首以盼，直到火车启动，也没有把我的客户盼来。我带着那些年最后一个破灭的发财梦一路惆怅北上京华，后来通信才知道，他收到我的信已是我路过武汉的第二天了，他托北京朋友转告约定回程见面的口信没有带到，而事实上，当我得知他为这次见面已经准备了2000块钱的预付款时，我只能感慨自己没财运。几个月后传来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消息，我的盗版发财梦也就彻底破灭了。几年前，我看见书市上卖得不温不火的《野火集》，心里只能恶狠狠地想：要是当年……

（周可：毕业于厦门大学，现为新周刊副主编、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

13岁，吻了碧姬·芭铎

文/ 列孚

1962年，那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十二三岁。阿仔（粤语念“剂”音）、阿斌是我另外一个圈子的同龄好友，都喜欢画画。共同偶像有两个：外国的是俄罗斯油画家列宾，中国的是罗工柳。

一次，罗工柳在广州举办他游苏回国后第一次画展，地点是在文德路的广州美术家协会。我们知道后，决定一起去参观。

画展开幕那天，来参观的人不少，美术家协会门前停了一些轿车，我们这些小孩不能马上进入展场，要待那些有车的大人们离开后才放我们进去。无所事事，就围着那些车子转。一辆苏制小车伏尔加吸引了我们。因为车头上有一头正像要飞腾的小鹿的小雕塑，亮锃锃的，闪着光，忍不住地摩娑了一番。我们都知道，那是伏尔加的标志。已记不起是谁首先说的：“把这只小鹿搞下来摆在家里，好威哩！”当时谁也没在意。但我却记在了心。

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即现在的广交会展览馆）设有一个很特别的图书馆，专门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杂志、画册让读者阅读。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因为这些杂志、画报大多都有中文版。那时我们最喜欢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画报。理由？那就是是男孩子都会喜欢的东西不少。这一次，我们又翻开了最新一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画报，没掀几下，我登时就愣住了，是一整页就一幅黑白的法国女星碧姬·芭铎（Bidget Budguot 西方当时简称为BB）三点式泳装照！我的天，从来就未曾见过这么大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而又穿得那么少的漂亮女人就“站”在我眼前，何况是那么有名的影星？阿仔、阿斌干脆就说：“喂，我们不如将她带回家！”“不行，整一本偷走肯定会被人发现……”我就小声说：“你们看着，有人走过来就告诉我！”说着，我就以最快速度将碧姬·芭铎这帧泳装照整张偷偷撕了下来，紧张得没把“她”摺好抓成一团就塞入了书包。

其实，因为地缘关系，我和我的同学们当时通过香港、海外亲友带回来的一些报刊上，除知道法国的“性感小猫”是碧姬·芭铎，此外，当时我们还知道玛莉莲·梦露（Marilyn Monroe）、德芙诺（Catherine Denuvue）和阿佳妮（Lsab elle Adjan）等欧美“艳星”（其时似没有性感一词）。视野开阔了那么一点点，见识也多了那么一点点。

阿根廷电影《大墙后面》在广州公映（同时公映的还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其时，广州有不少西欧电影、第三世界电影和香港电影上映）。影片说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怎样在别人压迫顽强生活下去。当时类似的影片还有意大利的《黎明前的黑夜》，讲一个妓女被情人骗了，在悬崖上要跳下去，正当此时，一伙年轻人弹着吉它愉快地唱歌、跳舞，于是她打消了自杀念头。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墙后面》——那一场女主角和他的男友偷偷会面，两人吻得热火朝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偷偷从枕头下面拿出了BB泳装照，按捺不住地吻了她。这是我的第一次的“吻”。我的初吻献给了碧姬·芭铎。

阿斌的家很大，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像西关大屋那种几进大屋。他爸爸解放前是英资石油公司德士古（现称加德士）公司的高级职员，有很多亲戚在澳洲。家里的摆设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一次，不知何故，我建议：“我们在阿斌家搞个展览。什么都可以展，怎么样？”“当然好啦！”阿仔首先赞同。阿斌有些“咿哦”，我拍着他的肩说：“不同意？罗工柳我们也看过了，我们再搞画展就没什么意思。”“你们可试试搞一个完全按你自己最喜欢的形式的东西啊！”比我们见识更多的阿斌的哥哥辉哥说。“嗯，我看可以试试，我爸爸从香港带回来他在香港大会堂拍的相片，里面就有些好奇怪的雕塑这样的东西。”阿仔的爸爸是香港廖创兴银行某分行的经理。阿仔提议拿这些相片来作参考。辉哥反对，他说，不要看别人的东西，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天份！辉哥是高中生，据说是化学“天才”，早就在家里捣鼓些什么试验。

在辉哥支持下（我们觉得他已是大人了），我们决定搞一个展览，内容与形式不限。展览就在阿斌的家举行。

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那头亮锃锃的伏尔加小鹿。

一个黑夜，我们三人带齐了自己认为是足够的“行窃”工具，从维新路（现称起义路）一直往北走，东张西望。但一直没有发现伏尔加（那阵不只是广州，就是在北京、上海，小汽车也极少）。不过，我们发现了一辆黑色福特。先不管了，偷偷来到这辆小车旁，拿出工具——锣丝批（锣丝刀）、士巴拿（板手）、小槌和锥子，阿斌看风，我和阿仔动手。Ford标志就在车头和车尾厢位置，两人分头动手，想不到轻易就得手，原来这Ford标志不过是粘上去的。

第一次出手就十分顺利，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之后，我们来到了东山。这是个贵人住的地区。广州人早就有句话：“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从百子路（现中山二路）转进去就是东川路，有一小片小洋楼、别墅群，路边疏疏落落地停泊了几辆小车。蹑手蹑脚走过去，在若暗若明的路灯晃照下，闪闪发亮处，果然是一头伏尔加小鹿！我们好不兴奋，轻步跑过去，马上动手。太容易了！那头小鹿蹬起的后脚踏处只是焊接上去的，一撬就松，一松就掉，我们自然是拿下就跑。

过了两天，我们又偷了一些水果箱木板，捡了一些空罐头，从家里拿来两个巧克力空盒，然后就在水果箱木板上用尽了各种方法，把伏尔加小鹿、Ford标志、还有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宾士（奔驰）标志，混合了那些罐头盒、巧克力盒、几张破了的黑唱片等，分别在三块小木板上镶上去、贴上去、钉上去，分上、中、下三块用强力胶粘贴到墙上，我们商议了很久，决定将这件作品命名为《布鲁塞尔》，主因是当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刚举办过世界博览会。而我们这集体创作就作了一次很迷你的“世博展”。

然后，三人分别进行个体创作——阿斌制造了一个方寸不到一平方尺的小舞台，偷偷剪破了他妈妈的枣红色天鹅绒旗袍，做了帷幕、侧幕、背景幕，还做了四个跳舞的小纸人立在舞台上，命名为《四只小天鹅》。阿仔则要用旧报纸“雕”出一个玛莉莲·梦露，立即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连辉哥在内，我们一致强烈要他“塑”一个碧姬·芭铎，我反对最烈，还拿出BB那张泳装照，要他按这个作参考。于是， 我们之间为了“BB和梦露谁更吸引人”而产生激烈争论。结果，阿仔妥协，他用竹枝扎了个主架子，用了不知多少张旧报纸硬生生扎雕了一个全裸《BB》。至于我，则把家中一把雨伞拆了，取下那些钢骨枝，截断了一部分，再求焊工的亲戚按我的要求，焊接出长短不一像一棵小树那样的枝干，再用好几个乒乓球染成红、绿、黑等色，插到这些钢枝上，取名《宇宙》。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名字的展览开幕了。展览就在阿斌家的一个小阁楼内举行，还装模作样地请了我们各自心仪的女同学剪彩，来宾全是平时较要好的同学和辉哥的同学。不过，也惊动了阿斌的街坊邻里，他们好奇地东张西望，拥挤在阿斌家大门口。辉哥有些紧张，快快将大门关上。

不过，我们这个展览只有短命的一天。晚上，阿斌爸爸下班回来了，听了阿斌妹妹本来很高兴的报告，他一听就连晚饭也不吃，噔噔噔地上了小阁楼，不消两分钟，《布鲁塞尔》、《四只小天鹅》、《BB》和《宇宙》全被他当垃圾一样扔了，还甩下一句话：“你地想死，我仲未想！（粤语，意为你们要找死，我可还没想死）”

42年前，一次史无前例（当然是后来才懂何为史无前例）的伟大视觉艺术展就这样突然死亡。

（列孚：香港资深影评人，谢晋称他为“电影的中国通”，李翰祥则称他为“香港写影评最好的两位影评家之一”。原名王凯南，广东番禺人，1949年生，1973年赴港定居。1979年创办《中外影画》杂志，以较大篇幅报道大陆电影信息，引起海内外电影界重视；同年开始撰写影评，成为拥有专栏的影评人。）

回到春秋战国时

文/刘仪伟

如果给我机会

让我可以选择生活的时代

当然选择乱世

我喜欢乱世，喜欢动荡之中的那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所以，上古神话里的虚无缥缈，春秋战国中的百家争鸣，东晋西晋时的狂放不羁，以及五四时期的自由反叛，都是我心仪的方向。

如果给我机会，让我可以选择生活的时代，当然选择乱世。上古神话里的世界仿佛太不着边际，整天驾着云彩飞来飞去也怪累的，我不能够接受脚不着地的悬空感觉，恐惧；两晋很好，有酒喝，没事做，聚三五朋友高谈阔论便将日子打发了去，轻松，但毕竟“清谈误国”，无谓的话说得多了，稍微拿捏不住，便沦为无聊，一世英明毁于一旦，不值得；五四，很精彩，看那些知名教授们，好吃好喝好玩，还能写出大量好文章，令人佩服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使不完的精力，只是距离现在太近了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感，想想，还是活在春秋战国时代比较惬意。

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乱世，粗略统计一回史书，前后几百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绝对的没有战争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却孕育了许多旷古烁今的大人物：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教育家、农业学家……应有尽有，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最辉煌。

在我所能够了解的春秋战国，做书生舒服极了，没有如今的每一所学校都少不了的繁文缛节，好象也没有记考勤的，想学的便来了，不想学的并没有人挽留，自由得一塌糊涂。以最有名的孔丘孔老师为例，几千弟子，别说他不愿意点名，就算想点名也点不过来。该上课了，找一个大树，在树荫下盘腿一坐，开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别看老师威风，学生也自在的可以，有任何疑问，立刻就可以发问，有道理的没道理的，问什么都行。细读《论语》，孔老师的那帮学生，子贡、子路、曾参、颜回、冉雍等人，有富甲一方的财主，有穷得叮当响的无业游民，有在本职岗位卓见成就的名士，也有晃来晃去一事无成的闲人，大家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各自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真的没有一盏省油的灯，跟知识青年刚回城的状况差不多，普通老师还不如他们懂得多呢。怎么教？弄不好反被他们给教育了。

这下就热闹了，孔老师在台上讲，弟子们在下面说，其实，夫子讲课的机会并不太多，主要课时均被弟子们稀奇古怪的提问所占据，问仁、问孝、问政，天南海北、三教九流无所不问，而且言辞激烈，针锋相对，有时几近刁难。你方问罢我登场，大有不将夫子问倒誓不甘休之意。一旦有高明的问话出来，立刻全场沸然，为之喝彩，谁要是有幸借一句半句问话让夫子哪怕愣上一时半会，那他一定便成为当日的“最佳辩手”，成为三千弟子中的英雄。于是，大家绞尽脑汁，拼命提问。孔老夫子貌似平静，稳若泰山，我猜他是故做的。老人家心里面肯定不会好受，但学费已经收了，名声也传出去了，总不可以大喝一声“老子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吧，那是粗人所为，夫子不齿。叹一声“后生可畏”，问就问吧，好在老人家见多识广，轻易难不住，“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无惧”。实在招架不住时，拿出教育子路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表现一下自己的真实与大度，搪塞一会，明天想清楚了再说。还好，这样的你问我答，终于问出了一部流芳千古的名著 ——《论语》。

那时候的为人师者真是很有教养，无论如何，不急，反而因材施教，师生平等。这样的学术氛围，现在是不多见了，现在的老师教书是完成任务，现在的学生读书是为找工作，虽然无可指责，却也“今人不古”了。

如果回到春秋战国时，我要先从读书开始，做一名能够完全学到老师的知识，同时又能够偶尔问倒老师的好学生，相信这个理想是比较崇高的。然后，学以致用，靠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怀满腹经纶，背井离乡，效仿大师，来他一个周游列国，做一名道地的“说客”。自以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独尊儒术是秦始皇干的事情，尽管孔子生前已经说过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纲常理论，但毕竟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君还没有被捧得象后来的皇帝那样高高在上，威不可攀。当时的国君不见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好象谁都可以进出王宫，跟国君聊上两句，说说时事、谈谈政要。史书里就有关于一个平民牵着一头牛走进王宫，参与国君与大臣们的重要会议，会上多出一个不相干的旁人和一头“哞、哞”直叫的老牛，似乎并无大碍。如果是个读书人，进进王宫，见见国君，就更容易了，易如反掌。当时，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热闹非凡。如到处瞎走，总没官当的孔子；崇尚出世，陶然于天地间的庄子；没什么钱，光着脚硬撑着云四方的墨子；说话不利索，有些结巴却偏偏说个不停的韩非子，等等，哪个不是有事没事就往王宫一坐，不管国君愿不愿意，开讲，大谈为国为家之理、做人治心之道，指手画脚劈头盖脸便将国君教育一顿。国君们有没有听、有没有听进去、听了会不会按他的话实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老先生们一鼓作气一股脑儿的将自己想说的话说了，痛快了，回家里，得意洋洋跟弟子们复述一遍，弟子往往心悦诚服，抱出一大堆竹片木片，大家一起来，提刀疾刻，做好记录，一篇大好文章出来了，就这样流传百世。

我也要做一名这样的人，叫上一二十个好事者权做弟子，当然，人数多一些也好，但必须得跟孔子的学生一样，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我这里不开白吃的先例。套上马车，前呼后拥轰轰烈烈，先到小国，找几小国国君对付着说说。好处有二：其一，练嘴，练到从从容容侃侃而谈；其二，制造知名度，百家争鸣，竞争激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说出几本书，流通一阵子，搞搞声势，感觉仿佛是诸子之一了，再晋见大国，什么齐桓公、楚庄王，一一见了，跟他们讲讲做国君的工作技巧，说着说着，假以时日，一来二去，可能连自己都来不及相信，就成为大师了。到那时，哪里还需要四下奔波，也是找一棵大树，树荫下一坐，当老师罢，传道、授业、解惑，关键是收学费，一生衣食从此无忧，一世美名由此传诵，名利双收，多好。

现在不行，现在读书人太多，不稀罕了。现在，做一国之主的人也不好见了，想没事去见见克林顿、布莱尔、叶利钦或者别的什么人，谈何容易，见个省长、市长都难。死了这条心吧，永远没有可能。

我喜欢春秋战国时。

只是有一点麻烦，必须练好身体，因为那时候的书实在是太重了，全是竹子木头，读不了几本书，就腰酸背痛，体力难支。有些人标榜自己书多，汗牛塞屋，真塞了一大屋子，其实也没多少内容，整天忙着防虫蛀防腐烂的工作，读书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不过，真的到了那个时代，人家都能做的事，我想我只好勉为其难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我真的喜欢春秋战国时代。那个令人神往的乱世。

（刘仪伟：四川成都人，大学习古汉语专业，曾作过歌词，当过唱片公司企宣，做过广告创意总监，后入央视做节目主持人。先后主持过央视《天天饮食》《半边天》《为您服务》《综艺大观》及东方卫视《东方夜谭》等节目。）

值得怀念的时代和值得怀念的人

文/沈昌文

令我今天仍然纳罕的是，

在这种场合，居然在喝酒的时候没人会发牢骚

人人只求把自己灌醉，然而心安

当代大陆的各派思想家们常常争论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此来彼去,热烈讨论那时究竟饿死过多少万人，出了哪些问题，责任又该在谁谁。这类大事，愚鲁如我，实在无法置喙。但是，一读到这类文字，我会立即想到自己在当年可悲而又滑稽可笑的处境，想到一些难忘的人和事情。

1957年，我侥幸没划上右派。1958年，因此大为积极。凭我的羸弱，居然是大炼钢铁的积极分子。我们把每家每户的废铁乃至有用的门锁、铁链都收过来，连夜投入炉内融化。当晚炼完铁，几个长者带领我们去附近的“大酒缸”喝“老白干”。后面这一场景最为激动人心，但令我今天仍然纳罕的是，在这种场合，居然在喝酒的时候没人会发牢骚，人人只求把自己灌醉，然而心安。

1958年我在全体人员大会上交了心，检讨自己“走白专道路”的错误。所谓“白专”，说的是自己读了一些马恩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后，又去研读了几本他们批判过的原著。大会上一片批判声，只有一位宋家修先生说了公道话。他指出，我的根本问题是书读的太少，根本无“专”之可言，何尝有“白专”之可批。可惜此公自身难保，他的话也就在一片喧嚷中淹没了。我的最后表态是以后决心同资产阶级读物“断绝关系”。

于是，上面觉得我这个青年虽然1957年有点右，还是有药可救，于是，1961年，让我去河北高碑店公社参加“整社”，下乡锻炼，以观后效。

那年，在北京也已吃不大饱饭。我好歹已升入“糖豆干部”（科级，每月有糖和豆的供应），但为了以后能做“肉蛋干部”（处级，每月可供应肉和蛋），下狠心在农村大干一场。到了高碑店，在住处一看，我的“同床”竟是高骏千老兄。高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编辑，算是老熟人了。我那时也算是朝内大街166号大楼的积极活动分子。那个楼里有两家出版社，我到处串门走户，熟人不少。同高兄更有一缘：那年炼钢之余，要演话剧。我可能形象不佳，人们让我演一个被批判和遭诅咒的美国鬼子。这我也认了，可是我不会打领带，又没西装，怎么办？一切一切，都由高兄协助。那时我拜他为师，第一件事就是学打领带。现在同卧一榻，自然更要向他学艺一番。我虽然被批过“白专道路”，但他的看法接近宋家修先生，劝我不要放弃努力。他是英语专家，但我不愿学英语，因为太帝国主义了。我在偷偷学德语，每天背《共产党宣言》，把“幽灵出没”之类弄得滚瓜烂熟，可他不喜欢德语。他每天自学阿拉伯语甚勤，因为他在编辑部要开拓这方面的文学出版业务。我一看阿拉伯文字母就吓回去了。后来我们俩达一协议：由他教我法语。那是他在燕京大学念书时的第二外语，熟透了的。

于是，我们两人每天“访贫问苦”、下田劳动之余，就偷偷叨咕那几句法语。一年下来，应当说念了不少，但是记得最牢的只有两个词，一个是une pomme de terre，另一个是bon appetit。前一个词意为“土豆”，可是法国人也怪，按法文原意那几个词的意思是“地里的苹果”。我和高兄，每月只有二十斤不到的粮食定量，不能不多吃白水煮土豆充饥。往往还不饱，于是一起下田去采野菜。每逢土豆到嘴，两人都得念叨一句法国话“地里的苹果”。你想，天天有“苹果”吃，多美！至于饭前，尽管粮食极少，我与高兄必然礼貌地说一句“bon appetit”！（好胃口）这是法国人宴席上常用之客套话。

骏千兄不善言谈，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中，自然要彼此多说身世。我奇怪的是，尽管我俩睡的是大炕，盖着破被子，可他睡前一定要换绸衬衣，据说否则睡不好。由这衬衣，我知道他如何由一个比较富裕之家的孩子，投身革命。他喜欢说爱德伽·斯诺，以及他的《西行漫记》。他加入共青团比我早，觉悟自然比我高。只是他太爱文墨生涯，说到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就一点也没批判态度了。又喜欢说外国电影。我小时候在上海美琪、光陆电影院似懂非懂地看过的原版电影，他说得滚瓜烂熟。记得有一部美国电影，里面一个有音乐天才的年轻人喜好拳击，他爸爸很生气。有一次，父亲举起儿子的手，说明从钢琴家的手变为拳击家的手是如何的堕落。老父亲有长篇激动人心的对白，我的英语程度只能听懂一小半。我问骏千兄，他居然原原本本都说得出来，我佩服得不得了。

在解放后中国最困难的那个年头，我同这位奇人同卧一榻，白天奔走田间，采摘野菜为生，夜间连床共话，由他传授我种种学问知识，包括法国话，在我说来，可谓毕生幸事。“锻炼”结束，回到北京，我算是锻炼后处境大变，入党、结婚、被提拔…… 好事全没错过。但是真正有用的反倒是那些学过的外国话。有一次同一位领导对话，他居然发现我还从法文读过拉法格，于是推荐我进到上级机要部门编了多时“灰皮书”、“黄皮书”。可是高骏千这位老兄，却依然故我。“文革”之中，老兄处境当然很不顺畅。之后去美国定居。我在美国住过他家，按说更加可以连床共话，这时却再也提不起当年的兴趣了。

高兄去年仙逝。在美多年，仍然不断研究老电影。积稿无数，至今在我案头。他对文学、对电影有太强烈的兴趣，加上遇事不肯苟就，不仅入党升官没他份，最后连个人婚姻也没“完成任务”。我同他在彼此生活最困难的一年，有过那么一段经历，我有幸在他带领下知道不少世事，又学得一些本领，应当是毕生一段难得的经历。由此，我不忘记那年代，更不能忘记老高这个人。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工作，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文/ 许知远

如果生活仅仅仅仅由当下构成

那么世界会是多么的乏味不堪

对青年一代来说，关键是考虑到他们何处才能找到确定的方向和为之献身的参照物。

——弗洛姆

屠格涅夫前去探望生病中的别林斯基。病人从沙发一跃而起，和年轻的拜访者谈起正在折磨他的问题。“（他）不停地咳嗽着，脉搏达到每分钟一百次，脸颊带着不均匀的潮红”，屠格涅夫回忆说，“他的真诚感动了我，他的热情传给了我，谈话的重要内容吸引着我……”但在两三个小时之后，屠格涅夫疲倦了，他也希望正染上肺炎的别林斯基能够休息片刻，他们可以一起吃饭、散步。这种情况总是出现，而至少有一次屠格涅夫记得，眼前的谈话者的责备：“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存在的问题，而您就想吃饭了……”

将近30岁时，我才发现别林斯基，更确切地说，我被别林斯基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吸引了。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自己所生活的年代心怀不满，我得承认这种其中蕴涵着某种幼稚的、自我中心式的愤怒——为什么我的书永远不会像周杰伦的唱片卖得一样好，为什么作家与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的中心……

知识分子的想象力时常贫乏得惊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不断地看到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选择1890年代、1920年代甚至1980年代的中国，因为在那一时刻，一个写作者、演讲者既可以卷入政治的惊涛骇浪，又可以在尚未觉醒的公众中获得支持。而在20世纪的其他的时段里，知识分子像是无可依靠的稻草，即使它声称自己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思考似乎也未赋予它真正的独立精神。

每个人都难以评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商人、政治人物会强调今天的强大和明天的光辉，而知识分子则更容易描绘一幅暗淡的图景。总是上一个时代是黄金时代，而今日总是“礼崩乐坏”。他们低估自己的时代、不屑于同代人。1957年，当时很年轻的诺曼·波多雷茨在评论美国的同代人时说：“我们有理由视青年一代是有名无实的一代人，尽管他们表面上掌握自己，尽管他们能迅速地在社会中占据一席，尽管他们老练、成熟，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支持，什么也不信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热衷于谈论马克斯·韦伯在一个世纪前的悲观论调。他对德国的镀金年代所表现出的物质、庸俗化深恶痛绝：“没人知道未来究竟在这个‘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个惊人的发展的重点，是否会有全新的限制出现，也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老观念与旧理想的伟大的再生……倘若上述两者都不会出现的话，那么将来是否将是一个亢奋式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机械的僵化世界？或许这个铁笼之内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自己的想象中以为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历史似乎很容易证明他们的偏激。在波多雷茨发出感慨之时，正是美国知识界的一个黄金时代，20世纪最富特色的作家、艺术家正在成长，并即将改变美国人的精神状态。而马克斯·韦伯的感慨时，也正是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包括韦伯自己成长的年代。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正是这些看似极端的言论，造就了那些时代。批判性视角令人不悦，却促使人们想象力与理解力的维度上的拓展。

别林斯基所生活年代，是一个作家巴纳耶夫所说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但是作为时代中心人物的别林斯基似乎比任何人都热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时代。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三流哲学家式的愤世嫉俗、或是漫不经心的犬儒主义，而是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怀温情。他们也经常臆造出一个假想的黄金时代，但这种臆造不是为了自怜自艾，而是表明生活永远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如果生活仅仅仅仅由当下构成，那么世界会是多么的乏味不堪。

我并未表达清楚我内心的真实情感，我仍用马克斯·韦伯的所造的一个短语结束，他曾说在我们的时代——“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本雅明则回应说，我们世界的“灵韵”正在消失。我多少得承认，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缺乏韵味的时代，但更糟的是，人们把这种缺乏韵味，视作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一个没有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那种“愚蠢对话”的时代，是多么悲哀。

（许知远：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

乌托邦与旧日子

文/ 冉云飞

不少乌托邦的著作我都读过，这些乌托邦设计者，大多在显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救世计划，只是一种好玩的智力练习，可惜现实靠这个是玩不转的

怀想自己喜欢的时代，臆选自己心仪的时空，是件美妙而伤感的事。美妙是因为世事仓惶，浮生不易，欲海腾浪，居然还有这等事情让我们挂怀。仿佛老迈之秋，依旧葆有对青春的渴慕与回忆，以及打望美女的热情。伤感是因为那个时代已邈远逝去，或者引颈企望，也不曾到来。更为残酷的是，终人类所有世代，都不可能有让你有心仪的时代，这是完美主义者应付的代价。完美总是被缺陷教育，这是时代留给完美主义者的遗产。对于耽于幻想的人和完美主义者来说，没有对谁置身其中的时代感到满意，就像不少已婚者，始终感到自己缺少真正的另一半，从而让自己在幻想中成为旷男怨女。

臆想自己生活的时代，虽是不着五六的空想，但终究不用支付额外的费用，尤可满足一时的幻觉，正有间隙疗伤的效果。投入不多，精神产出倒还不少，故乐为此种游戏者，虽不像目下网上的“普鲁斯特答卷”般流行，倒也不乏其人。对于外国的选择自己生活时代的臆想者，我曾在拙著《像唐诗一样生活》里的序言里说：“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好比你作谁家的子女，由不得自己。等你知道是谁家的子女时，已经无法选择。因此选择你愿意生活的朝代，只是臆想的游戏。把戏虚妄，但也不乏臆想者。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喜欢生活在九世纪唐代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入侵前夜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则愿投生在九百多年前的南宋临安城。汤因比的理由不明，不好妄揣；而谢和耐说他喜欢南宋临安日常生活的细节，看来他是把学问做到了热爱的程度，这也是西人，尤其是法国人不少史学著作有趣好看的原因吧。”二位大学者喜好的时代，都与中国有关，大抵他们也有惑于“异域情调”的时候罢。这倒是人情之常，与我们俗众无二，让人生出亲切感来。我常看那些见国外有人礼节性地说几句中国的好话，就高兴得像吃春药一样叫床的人，仿佛那些说中国好的套话，是颗对他胃口的上等发情药丸。以至于产生些怀柔远来，使蛮夷心悦诚服的幻想。我劝这样的人，最好是洗洗睡。

至于中国人，我愿意举同住一院的流沙河先生为例。前年他在成都市图书馆做一个“我说成都”的讲座时，曾说他向往的时代有两个。一是他愿意活在承平二十多年的后蜀时代。那时是成都人民生活得比较好的时代，三文钱一斗米（30斤）。后蜀太祖孟知祥系甘肃武人起家，然自身有文化，作为唐僖宗派到成都平叛的将领，平判完毕，江山却改换成宋朝的了。下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拥戴他做皇帝，他竟不肯，据说还哭了一场。一年后他儿子孟昶做皇帝，在位期间，一是刻石九经（十三经未能完成，后才完成），二是开创对联形式，三是宋朝定鼎后前来讨伐，为百姓生命计，而出城投降。被掳之日沿途哭送民众甚多，据闻哭死有五百之众。其次他最愿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翁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制学校，为成都文化立下不朽功勋。流沙河先生从小处着眼，从生活本身的要求出发，从对生灵的爱惜上来立论，从对文化的护持上，来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时代，这比较切合我观察生活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路径。但在我们国家，我实在选不出一个我愿意生活的时代。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妙人虽多，但自由实在有限得很。没有自由，实在是个绝大缺陷。这个缺陷，你用多少趣味都无法弥补，尽管生活桎梏，有趣总比无趣好，但我还是认为自由真是绝顶重要。当然只有自由，没有趣味，没有文化的熏沐，我也极不乐意——其他国家的文化，虽亦喜爱，但远不如中国文化来得亲近。尽管它有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糟粕，但一想到有唐诗的慰藉，宋词的安心，元曲的体贴，我也就暂时满足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是如此贪婪。单举魏晋而言，妙人实多，虽是乱世，却大大有趣。一本《世说新语》，羡煞我多少时日，恨不得与陶潜同饮，与竹林七贤共疯，在王羲之旁边围观一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都是幸福。但想到嵇康遭戮，阮籍的穷途之哭，内心里依旧痛疼得无法止息，岂止生兔死狐悲之叹！

许多人不想幻拟出一个自己生活的朝代，因为这只是个人爱好，而非解普天下民众于倒悬的救世计划，于是开列许多“乌托邦偏方”成为历代幻想家们的业余爱好。当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对话体形式发表并出版《乌托邦》一书时，“乌托邦”一词在它的思想已经诞生一千多年后，终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被后世喜好独自命名的大部分乌托邦设计者和研究者所认同。不少乌托邦的著作我都读过，这些乌托邦设计者，大多在显示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救世计划，只是一种好玩的智力练习，可惜现实靠这个是玩不转的。既然找不着自己想生活的时代，那就怀想那些逝去的旧日子和书中的旧人物吧，遥想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美妙，虽属臆想，也算一乐吧。惟有旧日子带来幸福，诗人柏桦如是说。现在我就在这兴头上，他这句诗无比打动我。

（冉云飞：杂志编辑，曾出有《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庄子我说》《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等各类专著十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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