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天的中国 / 袁伟时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978-7-308-10272-8

Ⅰ.①昨… Ⅱ.①袁… Ⅲ.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Ⅳ.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6080号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著

责任编辑 谢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博远文化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655mm×965mm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00千

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版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308-10272-8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关于本书

封面

版权信息

自序

察古观今，乐在其中！——答《市民》杂志记者

- 日走一万米，干活八小时

- 在经济系悠游于历史书中

- “文革”时期：将马恩列斯的全集都读了一遍

- 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

- 开博客是支持年轻人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

- 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答《理财一周报》记者陈才

从中国近代史看“经济民族主义”

- 回顾几个流行观点

- 列强构建的三大吸血管

- “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是好事

- 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因素

- 抛弃泛道德批判，寻找发展的真正障碍

- “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政府阻碍经济发展

- 发展与挫折的经验教训应该永志不忘

大清帝国自己打倒了自己

- 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 无力制止贪污

- 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回望百年共和路——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

-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答《华商报》记者问

- 大半生读史，练就深刻目光

-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 委屈和不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 公共知识分子，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 神化鲁迅，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 养生要诀四句话

冷静回眺近代中国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 民初宪政的成就和缺陷

-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

- 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加知识准备不足带来的缺陷

- 利益冲动更使问题复杂化

- 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

- 袁世凯的作为与中西文化

- 民初宪政挫败说明什么？

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

-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 1859年，僧格林沁的蠢行

-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

- 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愚昧和恐惧

- “马车铁路”：走出愚昧的故事

- 列强角色转变与孙中山空想计划的失败

- 京张铁路：袁世凯与詹天佑的辉煌

- 国有与民营的风波：幸还是不幸？

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 代价惨重的播种和起步

- 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和路径选择

- 内外压力下的选择

- 认识错误和迟疑的代价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辛亥革命的成本、收益与代价——答《社会科学论坛》特约记者张弘

- 辛亥革命的成本

- 袁世凯和孙文

- 辛亥革命后历久弥新的观念

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 （一）

- （二）

- （三）

辛亥革命——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答友人

- “国父”帽子真与假

- 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 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孙中山——答《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答高伐林

辛亥革命面面观——答腾讯历史频道

- 辛亥革命革的是“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

- 清末宪政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

- “告别革命”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探索

- 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离开了经济自由什么也不是

- 传统儒家宗法文化无法完成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 革命歧途之一：康有为

- 革命歧途之二：梁启超

- 革命歧途之三：孙中山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燕山大讲堂第127期的发言

- 【提问部分】

晚清民初人物与历史学者的责任——答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 晚清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 是不是改革为垮台埋下祸根？

- 袁世凯的历史地位

- 是不是对孙中山太苛求了？

- 中国文化的底蕴

- 历史学家的责任

- 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排序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答马国川先生

- 慈禧执政的最后8年是辉煌的

- 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

-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劳吗？

- 是谁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

-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

-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哈佛“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演讲

- 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从而制造出一个巨型的革命对象

- 二、孙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论和实践没有在学术层面上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

- 三、掩盖革命派的错误

- 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阶级

关于本书

自 序

艰难的告别！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教书、写书，就是一生。这部书是过去几年成果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当代中国，在历史海洋中遨游，老是感到昨天和今天、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纠缠不清。死的拖住活的，过去吞噬现在。

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摆开世界地图，那更是人家在17、18世纪解决的课题，现在已成为那里小学生的常识。即使在中国，那也是19世纪的老话题。

路难行。但江湖热闹非凡！当令时鲜是三皇五帝是宪政始祖，回到传统，“从西方解放出来”，就有自由！

王国维先生百年前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过去和现在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的观念，有多少不是来自西方？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强制无效，聒噪烦人。这世界，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过去了。宜人的是多元世界，各说各话，各适其适，自由交谈。

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关键在观念转变。观念一变，地广天宽。

但是，积习根深柢固，告别过去，绝非易事。因缘会合，现在的国家机器，要转变为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同时要让自治组织生长起来，过程必然非常漫长和艰巨。不过，形势比人强。社会矛盾尖锐，公民监督无所不在。变与不变，利害得失，不待蓍龟。

小百姓冀求的无非是自由说话，自在生活。那么卑微，那么平实， 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苦难的过去，理应换来宽舒的未来。引颈以望，还要多长时间呢？

就以学术、文化领域来说吧，积重难返，告别昨天，实在艰难。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尽管“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自古以来，总是知者为师，有知教无知。1950年，笔者这批年轻人进入大学念书以后，事情却颠倒过来了。不知学问为何物的青年学子，慢慢成了老师望而生畏的一群。先是1951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无知无畏的学子奉工作组之命组成小组，分别“帮助”老师一一根据工作组的指令指责被帮者这里那里检讨不深刻；进而被领导“发动”放肆评判、攻击老师的学术全是“封资修”！

那年头岂止斯文扫地！原有的清洁工人忙于“革命造反”，不屑兼顾本职；忝为“三反分子”，鄙人每天的职责之一，是和中山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工专家、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罗雄才教授合作，代替工人阶级，一日几次清扫中大小礼堂地下的男厕所。“文革”后期，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改（改造大学）”了。哲学系有位“工农兵学员”（注意：是学员不是学生）公开说：“臭老九，老子根红、苗红、全身红！”我辈九爷虽然恩准继续教书，但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早有明训。于是，“老九”洗耳恭听接受教育之余，“老子”毕业离校，为他们清扫宿舍是不可或缺的服务。满眼是垃圾、折断的床板、散架的桌椅，床底下、桌椅边还有长了毛的剩饭、剩菜、馒头！这是受过教育的人住过的地方吗？

从学理上说，历次运动的所谓批判，都是“无知批有知”（1951— 1975年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的名言）。

“文革”结束35年了，“专家”、“人才”似乎香气洋溢，争相罗致。亦真亦假，引人深思。

“听话，出活”！合乎这个著名的规格，荣誉、金钱会接踵而至。要是桀骜不驯呢？

说到底，在某些官员眼中，知识人仍然是工具。好用，自然奉若上宾。若果不识相，真的认为人人平等了，后果就自己兜着吧！

“官大学问大”，戴上乌纱的学生明明暗暗斥责、禁制老师的现象司空见惯。消除“无知批有知”的现象前路漫漫！

“创新国家”、“繁荣学术文化”的口号声震天价响。不言而喻，创新就是超越前人，言人所未言，其中包括超越大小官员原有的知识储备。假如当代知识人像孔子那样声称“我就是当代文化的代表！”（孔子：“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或者像释迦牟尼那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长阿含经》第一卷）那些领导者们受得了吗？可是，没有藐视陈旧、胆大包天的气概，哪来世界一流的学术文化？又怎能出现比孔子和释迦牟尼更加伟大的历史人物？当理应肩负创新重任的大学和知识阶层奴隶心态尚未消退，谨小慎微，不能想说就说、说错了也不怕，一切都是海市蜃楼！

沉重、复杂的告别。唯愿社会转型步伐加快，企盼豁然开朗的一天早日到来！

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劳作的果实，要变为一部书了，自然有些感触。于是写下这些话，权充自序。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关于本书

察古观今，乐在其中！——答《市民》杂志记者

踏入75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脸色红润，皮肤光滑，思维敏捷，毫无老态。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袁老师始终神采飞扬。谈到历史时，他的自信与雄辩令人折服；谈到生活时，他的语调中常带着顽童般的调皮，话到得意处，便发出爽朗笑声。一个数十年沉浸在史书中的智者，他的快乐、自信和自洽来自他的学识与智慧。他对旁人的感染力就分明写在他诚恳而天真的笑脸上。

日走一万米，干活八小时

《市民》：您是1931年出生的，今年（2006年）已经75岁了，但是您现在大部分时间仍在勤奋地读书、写作，近年还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您精力这么充沛，有什么秘诀？请谈谈您的养生之道。

袁伟时：（笑）我小时候身体并不好，大概五六岁时，有一次病得很重，爸爸将我抱到山脚边一个没人住的屋子里，请和尚做法事。念高中时，有一次我的体育不及格，要补考。

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健康能这么良好。现在我的血压和大学时代是一样的，低压70多，高压110左右。现在还是八小时工作；我不看电视，坚持早晚各做两次广播操，主要关节都活动到了，这个非常有用。还有就是每天走路，早上走五千米，晚饭后走五千米，一天走一万米。我的睡眠状态很好，晚上11点睡觉，一下子就睡着了，从来不知道失眠是什么。（笑）

《市民》：听说您还有件爬山胜过年轻人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

袁伟时：（笑）我说我没有其他“英雄事迹”，但这条是可以吹吹的。

那是2002年11月上丹霞山，当时我们一大批人，5点多就爬起来上山顶看日出。从早上5点多到中午12点多，我和广东省博物馆的朱万章研究员、中大历史系一位研究生和他的表妹一行4人，比其他人多走了一条线路，多看了好几个景点，前后走了7个多钟头。途中有年轻人体力不支晕倒，我们几个却边走边笑，轻松愉快。他们说我是面不改色，确实是很轻松。

除了走路爬山，饮食也很重要，我不喝酒不抽烟，一等良民！（笑）我也不吃辣的，不吃高胆固醇、高脂肪的东西，青菜水果和鱼吃得很多，吃杂粮，早上吃牛奶、麦片、玉米。娱乐呢，就是听听音乐，吃饭的时候我听一个小时音乐，一般听古典音乐。也看小说，我不去买，人家给我寄来什么小说我就看。例如朋友给我寄来的《花城》、《作品》，我就常挑着看。看这些有个好处，让我这样一辈子生活在校园中的人，知道一点社会实在情况，也可以了解作家怎么思考怎么观察的。有个笑话：“历史书除名字外，都是假的。小说除名字外，都是真的！”说得很极端，但不是没有根据，好小说确实反映了很多社会真实。我有时候也看电影，（新出的电影您都看？）新出的电影好多我都看，一些是租碟来看。

我们这代人有很多缺陷，最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1957年研究生毕业，到“文革”结束，刚好20年。正是二十多三十几岁的时候，最好的时间都在动荡中度过。我想把这20年补回来，我相信我能够工作到80多岁，再工作十年。

《市民》：很多人印象中的袁伟时是个乐呵呵的“老顽童”的形象，您认为自己身上受中国哪些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说老庄之类？

袁伟时：你看看我挂在墙上多年的这幅古代格言吧：“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遇到风浪，我心灵往往非常安宁，这与道家虚静思想潜移默化不无关系。但是，老庄那种无所作为和相对主义的东西我不喜欢。古代人物里面我喜欢王充。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王充的疾虚妄》，写他的“疾虚妄”思想。他的《论衡》给我很多很好的启示，他揭露假的东西，这对我很有影响。

小时候很喜欢武侠小说，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传统小说也看完了，除了《红楼梦》。《红楼梦》直到大学也看不完，黏黏糊糊的，没意思。（笑）大学毕业后出现了一股读《红楼梦》热，我才看完它。

新的中外小说、诗歌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可能比传统诗词、小说影响更大。初中一年级读冰心的《寄小读者》；看巴金，看《灭亡》、《新生》，高中才看《家》。高中以后就看老舍、茅盾和鲁迅。除了《中国小说史》等几本学术著作，鲁迅的书全都看了。外国的就读普希金、拜伦、高尔基、辛克莱、雨果。

传统小说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一种侠义情怀，那个时候身体很弱，就幻想成为侠士，喜欢《西游记》的孙悟空，唐僧那种窝窝囊囊就不喜欢了。《水浒传》最讨厌宋江，太没有本事了。新小说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像老舍的作品，《月牙儿》、《骆驼祥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但是我为什么对底层的人很同情，后来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从这些作品感受到一种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的同情，这个很重要。冰心和巴金给我的是爱的情怀。

在经济系悠游于历史书中

《市民》：您的学术道路很与众不同，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经济，却成为哲学系教师，但研究著作又与历史相关，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袁伟时：读历史书对我来说，不但是爱好，还有一种特别意义：少年时代，他帮助我选择了人生道路。40年代念高中时，我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其他史书，我非常信服他们的论断。这是我认同共产党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大学除了念经济学的书，我还常常钻到图书馆看历史书。比如有关 太平天国的研究资料，大学一年级我就都看了，罗尔纲的著作我也看了。当时是作为爱好，再加上我在中大念经济系的时候，教我们中国经济史的是梁方仲教授，他的课对我很有吸引力。

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论文题目最初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我认为它讲得没道理，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我就不相信。我想证明不是那么回事，收集了很多各国资料。指导我做论文的是江泽宏老师，他跟我讲：“老袁 —那个时候没有叫小袁的（笑），这样的题目是不能做的。”这在我心中留下个大问题：共产党一再教育人们要“追求真理”，为什么有些事实真相就不能讲呢？

《市民》：您的老师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做那些题目呢？

袁伟时：这样做是触犯当时忌讳的。当时只能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说资本主义好犯了大忌。其实，英美法德等好多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是逐步提高的。当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历史考察》，后来“文革”红卫兵来抄家没有被发现，如果发现就是一大罪状了。（笑）

毕业后来到中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时要按照统一口径来说话，对我来说根本接受不了。所以又钻到历史当中，看史书。我从小形成了独立的性格。我的生活经历比较特殊，不满16岁就离开家，到广州念高中，一直是独立生活，寒暑假也不回家。那时治安很坏，路上很不安全，有家归不得。这样我就有大量时间读书，包括看历史方面的书。

《市民》：那能不能反过来说，大学和研究生学的经济学，对您后来研究历史也有帮助？

袁伟时：养成了关注经济状况的习惯很有用，到现在，我研究历史还是很重视经济因素。你看我的好多文章，都是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都是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哲学史，它的核心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我的现代化视角非常明确，这个就是和别人考虑历史问题不同的地方。

“文革”时期：将马恩列斯的全集都读了一遍

《市民》：您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遭遇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化等历史事件，那段日子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烙印是什么？

袁伟时：我们这代人对大跃进的态度很复杂。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希望国家富强，这和生活经历有关。我生在“九一八”事件之后，1931年年底；念小学的时候抗日战争就开始了，从小很自然希望国家富强。上大学选专业时，就觉得既然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垮台了，今后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经济系。这是很重要的背景，所以一提大跃进，很吻合当时心态：国家一下子富强起来，多好啊。

当时我们一批中大教工刚好下放到高明县大沙乡大南村。那时候高明县领导开始头脑发热，要所谓大跃进了。他们要求晚稻亩产提高一倍。农村基层干部都说不行。后来基层干部都到县里开会，要求表态，亩产提高一倍行不行？说不行的留在原地，说行的站到另一边。（笑）那时候我作为中山大学下放干部的组长参加了会议，我也明知道是不行的；是响应、支持党的号召，说“行”，还是实事求是说“不行”，那时心里是有所犹豫的。大南村党支部书记杜鹏飞，看我犹豫，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说行啊！”他这一瞪，我就留下了。这事给我很大影响：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不能讲假话。无论当时的风浪怎么样，你得坚持自己的立场。

《市民》：以您的性格，怎么在当时没有被打为“右派”？

袁伟时：是啊，很多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这样性格的人能逃过反右？”我的性格确实很独立，我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没时间管我；妈妈没有文化、不识字，不管也管不了我。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其他事情笨手笨脚，不会做。所以养成了独立的习惯。1957年的时候怎能逃过反右？那个时候我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领导反右的，他们说你们这些研究生有没有右派，我说没有。很快，我们就毕业了，大家各散西东，也就过去了。要是当时不是恰好毕业，留下来慢慢抓，会不会抓出右派来，那就很难说了。总的来说，我入党比较早，资历比较老，冲击不算大，很快就过去了。

《市民》：后来“文革”对您的冲击大不大？

袁伟时：不算很大。就是“破四旧”什么的，那些人来抄家，拿走了几百本书。当时很心疼，很多很珍贵的书都找不回来了。从1957年开始，老是要下乡，风浪不断，学术就很难搞了，最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后来我干了件“傻事”。（停顿，笑）很多人读灰皮书，我没这个条件，就将马恩列斯的全集都读了一遍。（笑）前几年中大珠海校区缺图书，我才把这几套全集捐了出去。那时还读了《鲁迅全集》，是读第二遍了。那时天天要读毛主席的书，我就拿《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英文版来读。我英文水平不高，但是坚持阅读。

《市民》：那时身边人是怎样的呢？他们对此如何回应？有没有听说一些不堪忍受而选择结束生命的？您自己怎么看的？

袁伟时：有啊，当时中大有26个人自杀了。人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我认为我不是。我认为他们读的马列著作还没有我多。另外，我把能找到的毛泽东著作都读了，所以我知道他哪里对哪里不对，我有这个自信。

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

《市民》：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此后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您将目光放在这段历史上的？

袁伟时：其实《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有它的价值。当时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一个空白，大家都想填补这个空白。有几方面的人竞争这个项目，其中就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冯契，天津南开大学的吕希晨等人。冯契资历老、地位高，而且是哲学学科评审组的组员。他邀请我参加他的这个项目，我没有答应，我想自己搞。结果呢，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全部研究经费。后来学校给了我一点支持，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利用10个省市30多个图书馆的资料写成这本书。

这部60多万字的书，我认为有三个可取之处：

第一，以现代化为纲去观察历史人物，冲破当时十分严重的“左”的思潮。

第二，以史料说话，坚持“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

第三，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潮变迁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又分阶段去观察每一个具体人物，填补了很多空白，纠正了很多错误观点。

比如说实用主义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过去都说是“五四”时候，张东荪则说他早就介绍了。谁是谁非？应该是张东荪，1906年他就在做这个工作了。但是我要找原文啊。一次在杭州开会，休会一天，大家都去绍兴玩了，我没有去，就在浙江省图书馆泡了一天。最高兴的就是找到1906年10月在东京出版的《教育》杂志，其中有张东荪写的《真理论》，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

书中对杜亚泉等人的分析不但是1949年以后最早的，论点现在看来也站得住。每一个章节都不是人云亦云，有不少新东西。

可惜发行量不大，1985年交的卷，1987年才印出来。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派到中山办中大分校。当时开全国第一次现代哲学史研讨会，我没有时间参加，由我的研究生带了我的书去。会上的人看到我的书都很震惊，选我做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副会长。

这本书给我后来的研究也打下了基础。

90年代初我摆脱中山市孙文学院的工作，回哲学系专心写书、教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已经写到1927年，往下写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怎么评价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和相关的理论，这个是绕不过去的，这些和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那就回避吧，回过头来写前面，《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就是这样做下来的。

《市民》：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修订版为《落日帝国—晚清大变局》）一书的新版后记中说，希望孙子到了写书的时候说：“爷爷那一辈人真傻，讨论的尽是常识问题！”您认为您这一代学人做的工作是纠正一些常识的东西吗？

袁伟时：我们那一代人受害最早也最深。我们进大学时就跟世界的学术切断了联系，把世界学术主流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所以学术视野很窄。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学术是重新做起，从基础做起，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很多偏见，而且这个偏见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一开始就面临这些东西，要冲破自己头脑中和社会上的极端片面的东西，要回归主流文化，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我为什么那么乐观？我把任何事情都看成历史现象。任何个人遭遇也不过是历史现象，应该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大局来观察。只从个人的遭遇或个人的荣辱去思考，太卑微、太肤浅了。我想我应该为整个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尽自己的力量，做出一点贡献，但任何人的力量都是很微薄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工作，我只是其中一个。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产生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我们的思想文化还处于学习、吸收阶段。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所谓回归常识就是吸收先进的学术文化，这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近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问，最终决定谁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关键还是看真、假，看哪个符合历史的真实。要完全恢复历史的面貌是不可能的，但是基本的面貌是可以恢复的。判断史学的是非对错，应该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开博客是支持年轻人

《市民》：您一直活跃于公共领域，对很多文化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您心目中，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是怎样的呢？

袁伟时：其实我长期以来，不太对很多事情发表看法，我是通过我的历史论著来表达信念。

对我来说，我对现实也持一种观察、探究的心态。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和现状的观察者、批判者。一定要站得比历史人物更高，有独立的视角，才能如实揭示他们的成就与失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发表意见；作为普通公民，我也可以发表意见。但作为普通公民，我发表的意见不多，很多是人家问我我才说。人要扬长避短，我更多是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发表些看法。

《市民》：李欧梵在《知识分子和网路文化》一文中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站上的你争我夺，较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尤有过之，其后果不问自知。这个新的空间得来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没落。”我们注意到，您也开了博客，这在您这个年龄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这是您的一种参与方式吗？

袁伟时：开博客是支持年轻人，年轻人高兴，鼓动我开博客。我说我技术不行，也没有时间。他们就说负责帮我弄，我就授权给他们，说网上有的文章，你们都可以加到博客里面。我自己很少上网，但朋友们常将网上一些东西发给我看。今天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应该有各种声音发出来。网络上看得出来，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多元化，所以各种声音都应该发出来，不发出来的话，对整个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对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利。

《市民》：您在很多场合说“要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坚守这样一个原则，对您的人生和您的学术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袁伟时：做人和治学很多时候是统一的，你要坚持讲真话，会受到很大压力。假如你没有自信，不敢坚持独立的人格，你就屈服了。如果你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且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大局出发，从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高度考虑，你就敢于坚持。

1958年、1959年搞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很有学问的教授说得一无是处。当时的中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就说，那是“以无知批有知”！我很欣赏这句话。我的老师、著名的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 ”（笑）我想，这是对50多年来所谓批判的最好总结。

原载《市民》2006年第4期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

17世纪以降，世界地图急剧变化。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步瓦解直至灭亡；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与此同时，美国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匪徒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让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他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而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二、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四、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400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1644年满洲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其人民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而这就需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1]。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掣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这在许多民族中就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执著于这个话题的关键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2]”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但从《唐律》至《大清律》也规定父母许令分产者不予追究。

他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的努力，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俄罗斯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而是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彼得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而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举措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仍念念不忘并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彼得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言论自由，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 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 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 益 [3]”。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经过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一、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二、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三、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些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四、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大宪章》[4]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 宗教自由。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4.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5.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6.法治。《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那些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5]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得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6]！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7]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在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

不乏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应该提醒人们记住：

一、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弱势群体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二、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三、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关键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只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说文化是多元的，这是毋庸争辩的常识。可是后面的推论却十分可疑了。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种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关键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回顾这400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一、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二、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原载《南风窗》2004年1月（上）

注释

[1]《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2]转引自田时塘等著：《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3]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1、33页。

[4]《自由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见《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35页。

[5]向继东：《杨小凯访谈录：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士柏咨询网2001年6月17日。

[6]《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页。

[7]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答《理财一周报》记者陈才

陈才：历史学是一门纯粹客观的科学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解读历史？

袁伟时：历史要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将历史的基本真实情况揭示出来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个人的学养、立场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历史事实的揭露和解读也会有不同。包括对史料的取舍，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些都受主观状态的影响很深。因此，对历史的解读，历来就是多元的。

在学术上，对历史解读的问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就好。在不断的自由讨论中，就会接近历史真实。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有人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就是异端邪说，应该禁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懂学术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这些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自命，但马克思本身就坚决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另外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大教训就是苏联的垮台。苏联为什么会垮台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中央力图垄断真理。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心态，结果导致它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如果今天我们不汲取教训，还用这样的心态看待历史，那就太糟糕了。

陈才：过去我们解读历史，多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矛盾分析的方法，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而今天一些包括袁腾飞在内的民间历史学者，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关注历史的偶然性。这是否是一种进步？

袁伟时：“史无定法”，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方法都会有所不同，笼统地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想是不可取的。学习历史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自由讨论。可取的办法是，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材料摆出来，推荐给学生或自己的读者，让他们自由讨论，从中学习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学习一种宽容的态度：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才能使国家的多数公民养成冷静、客观地看待各种事物的习惯。这是公民成长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

这个道理正是温家宝总理讲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培养平和的心态、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不要搞得杀气腾腾，到处都是斗争、阴谋，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人人自危。这是多年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遗毒。

陈才：袁腾飞讲的历史，既鲜活又不乏深刻，很受中学生的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无趣，您觉得在中学历史教育方面，应如何改进？

袁伟时：我没有听过袁腾飞讲课，也没有看过他的书，更与他没有交往，很难具体评论。但一般而论，现在一方面是无可奈何，学生要高考，你不能不按照设置好的条条框框填答案。另一方面，教师、学生对教科书上的观点，已经不是那么信服。教育部门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正确是办法是修改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也要实行自由竞争。

最重要的是要改革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学习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自由讨论，将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提供给学生，让他们自己阅读，然后组织他们深入讨论。这在国外根本就是最通常的方法。我们不是说要提倡“启发式”、反对“填鸭式”的教学吗？不让别人讨论，没有观点的碰撞，怎么可能实现“启发式”教学呢？

陈才：对袁腾飞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一些人激烈反对，京城某报社社长，更给袁腾飞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对此您怎么看？

袁伟时：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让更多的人“大开眼界” —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抱着这样的观点—我想也是有好处的。他们也是“教员”，至于是不是“反面教员”，要让历史去评价，我们就不好说了。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但在别人眼中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个疑问。中国这么多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呢？况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要想在学术领域“一统天下”，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表达权”。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三是长大后要接吻。三权必备，禁止任何一项都违反天性，绝对不可接受。

我拜读过这位社长的这篇大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几点：

一、蛮。有结论，没有可靠的经得起反驳的论据。完全是30年前 的文风，与习近平最近提出的反对讲空话、套话背道而驰。内容不但是 说过不知多少遍的旧话，而且棍子横飞，神憎鬼厌。

二、懒。这位社长可能忙于请客吃饭，没有读书习惯，对多年来中 国史学的进展毫无所知。我想，假如他认真读读茅海建、沈志华、高华、 杨奎松等优秀史学家的著作，就不会说出那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话来了。他连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否认。国家档案局就在北京，这些数字都是根据档案算出来的。您不同意，坐上小车或派人去核对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三、没有责任心。从文章看，此公没有认真思考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挫折或大失败的教训，也没有记取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教训。作为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对这些历史灾难视而不见是失职。“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1] ”，这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说的确凿无疑的话。血泪斑斑的记录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永志不忘的历史智慧？探讨中国未能避免的类似错误究竟犯了哪家王法？

陈才：这次我们也看到，在网上和媒体的评论中，支持袁腾飞的人也非常多。这是否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人对待历史、对待不同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宽容了？

袁伟时：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打开国门已经整整30年了，外面的各种观点，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传到了国内。另外大陆知识界、学术界多数人也是有学术良知的，他们研究得出的各种与过去不同的结论，也纷纷面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大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很正常的现象，确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现在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状态或正常状态：承认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是没有国王的。哪一个人要是试图在这里做国王，一言九鼎，人们只会嗤之于鼻。愿意匍匐在他脚下三呼万岁的，恐怕很难找到。在民间，这个状态逐渐成为生活的常规。只是有少数人老眼光看不惯这些变化，风浪就起来了。

原载《理财一周刊》2010年5月31日

注释

[1]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从中国近代史看"经济民族主义"

友：目前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外资收购某些工厂，常常引起强烈的反应，往往一下子就扯出国家经济安全、行业垄断等话题；有些言辞的激烈令人吃惊。从历史经验看，您认为这真正牵涉国家利益，还是偏激情绪作祟？

袁伟时：这是世界范围的一种流行病。近日中国企业进军美国、韩国、印度等国，一再碰壁，中国人很容易认为，那是他们的狭隘主权观或民族主义发作了。反观我们自己又如何？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下某个企业并购的利害得失，具体情况不了解，得请教经济学家，我不敢插嘴。说点陈年旧事，如果能对人们有所启发，我就心满意足了。

友：历史太长了，不知从何说起？

回顾几个流行观点

袁伟时：不要就事论事，不妨先简要考察一下中国流行甚广的几个基本观点。

首先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对一个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说来，民族主义通常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回望19-20世纪，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把双刃剑。在外敌入侵之际，它是凝聚正义、反抗践踏主权的大旗，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其中范例。不过，人们容易忽略其核心是维护正义—国家的独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侵略者践踏了这些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所以应该不惜代价坚决抵抗。

但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一些统治者和依附他们的文人欺世盗名，在“传统”、“国情”等花哨外衣包装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相对立，必然阻滞社会发展进程。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读小学和初中，那时家乡不少地方的墙上画着“蒋委员长”的戎装像，用大字写着他的语录：“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我们这些小孩似懂非懂。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才知道，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或“民族大义”确实是当时多数中国人团结的思想基础。但是，这种不与制度现代化—民主、自由连结的“爱国主义”，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遮羞布，既妨碍各党各派紧密合作、共赴国难，又为后来各种势力再度分裂、堕入内战埋下祸根。

学术界通常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是从德意志反抗拿破仑侵略为开端的。费希特的《告德意志国民》是民族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日战争开始，学者们纷纷把这一文献翻译发表，我看到过的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可是，这个文献有个大问题：在强调本国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同时，却不恰当地排拒民主、自由。用他的话来说是：“人民对于政府，无所畏惧。这在外国语，叫做‘民主’、‘自由’，但在正确的德国语，却应叫做‘颓废’、‘无威严’。”“国内的人民，因为不畏惧本国的统治者，而畏惧外国的征服者，所以甘心背弃本国政府献媚外敌；这为人民所背弃的统治者，亦只有屈服于外国的征服，保其残喘，而放下保卫祖国的武器……” [1]他和黑格尔等哲人把国家和政府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谬种流传，成了后来希特勒鼓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我赞同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的论断：“民族主义 —在今天大概是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力量。它常常是创伤的产物，这种创伤是一个民族在自尊或领土方面加之于另一个民族的。……只有知识，细致而不是简洁的知识，才能驱散它……此外，历史、人类学、法律……也可以提供帮助。”他特别提到假如“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羞辱”，后来的历史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1]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在我看来，伯林说的与民族主义对立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世界发展的全局和人类文明已经达到的高度的知识。多数国民具有这样的知识素养，方能跳出井底之蛙的视域局限。尽管民族主义流行的因素非常复杂，说到底它是人类的无知和蒙昧。祛除愚昧，驱散迷雾，让中国人远离危险，任重道远。

民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清理“经济民族主义”，是清理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深化改革的需要。

友：您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有哪些主要表现呢？

袁伟时：在谈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前，还得注意两个流行理论。

民族主义主要显示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中。国际上流行甚广的“冲击—反应”理论和“依附”理论在中国都有很深的影响。

前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西方文化冲击下作出的种种反应。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解释对中国社会内部蕴含的推动变革的因素重视不够。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个批评其实是对这个理论的了解不够全面。不管怎样，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外部势力的冲击是推动19、20世纪中国变[2] 迁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后果则是正面、负面交错，不能一概而论。

后者强调发达国家的剥削是落后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即使国家独立了，并不意味依附关系的结束。不摆脱依附地位，一切无从谈起。于是，摆脱依附关系成了发展的前提。

这些理论归根到底要用历史实际去检查。

列强构建的三大吸血管

友：有些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然被外国“殖民”，您怎么看？

袁伟时：他们宣扬的就是“依附”理论。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就是西方文化的殖民过程，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沦为依附国的悲惨进程。这样的结论，过于极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其实，观察最近500年的世界史，透过那些纷繁甚至是野蛮的现象，内在的是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是现代文明普及和各种文化融合共存的过程。列强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毫无疑义包含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但也有非侵略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

大清帝国最盛时的领土约120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大片领土被侵占，这就是侵略。此外，租界、驻军、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划分势力范围等都是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必一一列举。

在经济领域也有侵略关系，列强构建了三大吸血管：

一是资金上敲诈勒索。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事件，战争赔款不把利息计算在内已经高达7亿多两白银，相当于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绝大部分是不合理的。

二是贩毒。

鸦片战争前夕，每年鸦片进口已达35445箱，价值将近2000万元，占进口货物的首位。19世纪80年代，平均年进口更高达72000箱，占进口货总值39.3％；90年代有所下降，仍保持在20％左右，约值3000万 ~4000万两，一直居19世纪进口货的首位。进入20世纪这个问题才逐步解决。

三是强迫中国接受协定关税。

鸦片战争后，被迫接受“值百抽五”的协定关说，使中国产业失去一重保障。直到1929年关税自主权才恢复。

此外，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残酷掠夺、奴役劳动，更是众所周知的。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日本侵略者这方面的罪行。

“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是好事

友：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甲午战争失败，订立《马关条约》后殖民地化加深，中国的发展就被阻断了。

袁伟时：这个说法有把复杂事物简单化之嫌。《马关条约》当然是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丢掉了台湾，勒索赔款2亿3000万两，是19世纪中国最大国耻之一。

其中的重要条款是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3]此后，其他国家援引所谓最惠国待遇，也分享了此项优惠。多年来，中国的史家们大都视这一条款为中国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其实，这个条款不过是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的现代国家通行规则。自由发展现代制造业，客观上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不但谈不上对主权有什么损害，对社会进步其实是好事。

有人说，这对脆弱的民族工业不公平。确实，如果执政的是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而又有远见的政府，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调整关税等手段对某些行业进行适当的保护，会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当被迫缔结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之后，人们需要对其中的每一条款进行冷静的评估。就《马关条约》来说，其中自由制造的规定，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好事。

第一，这样的条款固然有利于外国资本的进入，同时也解除了对本国资本的束缚。与此同时，强大的外资企业对本国企业既是压力，也是老师。只有在自由竞争中才能培养出有生命力的企业，害怕外资是没有远见的。

第二，评价这一条款，不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应从实际效果去考察。

先看实际的数字。1895—1913年，“这时期民族资本工业（每年平均）发展速度达15％，这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4]

“1902—1910年的九年中，共设立创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604家，创办资本额共134517千元，家数占清季工矿企业设立总家数的63.1％，投资额占65.4％。 ”[5]换句话说，外资和本国资本实现了双赢，而且本国资本在数量上超过了外资。

说有了这个条款，中国的工业就被扼杀了，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因素

友：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美化侵略。

袁伟时：历史研究拒绝情绪。必须严格区分列强的军事侵略、政治特权、殖民掠夺和外资企业合法或正当的经济活动。对老态龙钟的中国说来，外资企业的活动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是有利的。

无可争辩的是他们带来了新经济、新知识、新人才。

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商业和制造业。但19世纪洋人带来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相关的新知识。不但洋行、银行、修理或制造工厂等是新的事物，社会管理的新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多年来，我们着重揭露列强侵略带给我们的损害，而对新的知识和社会经济运作方式传入带来的冲击没有足够的重视。

一个认识障碍是光看到列强粗暴和血腥的侵略，对中西交往复杂的全貌了解不够。

请先看一组数字，这些数字是鸦片战争后至抗日战争以前的，而且主要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在此以前缺少可靠的资料。1937至1949年则是连续不断的战争，环境很不正常，加上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不当，需要另行分析。

一、在外国投资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现代经济没有止步。

“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91家，开办的资本为4855.4万元，其中上海为41家，2090.3万元，厂数占45.1％，开办资本占42.8%。 ”[6]撇开过去把外资视作洪水猛兽的错误思潮，这些外资带来新的经济，未尝不是好事。陈陈相因的一个观念是这些外资压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实际情况怎样呢？

“1895至1911年，上海新办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占全国总数之25.1%，开办资本2799.2万元，占全国总额之28.6%。 ”[7]两个数字统计方法略有差异（外资厂限定在10万元以上），考虑到外资厂通常规模较大，小厂较少，从中可以看出，与外资发展的同时，民族资本也在发展，而且再次证明全国民族资本的投资总额远远超过了外资。

1912年以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1984家，创办资本额约为458955千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这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8]

而在1928—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适逢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国经济仍然“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 [9]”，被一些学者称为“黄金十年”。

二、中国的对外贸易总的趋势是以较快速度上升，多数年份入超，但国际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

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逐步发展的。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由7.9亿元（海关两按1.5折合）增至35.1亿元，其中的一半增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另一半则增加于大战后。”[10]“中国20世纪最初30年的进出口总的说来，贸易，1929—1931年与1900年比，约增加五倍，同期日本只增加三倍，印度几乎没有增加”。[11]同一作者提供的两组数字有些差异，但总的趋势是清楚的。

制度环境是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经济较快发展，得益于义和团事件后推行的新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执政，继承和发展了新政的成果，从而为经济发展奠立了比较牢固的市场经济制度。从1900至1913年，“在这十三年间增加的贸易额，是在此之前的三十二年（1868—1900年）增长额的2倍多”[12]。这是不俗的成绩。确认这一条的意义，在于它破除了过去简单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归因于大战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外因论。

大战爆发后直至30年代的增长，则说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建立后，即使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下，外国资本竞争减弱或者增强，都没有截断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

“1864—1887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是顺差的，出超额达262745000关两。”23年间平均每年出超1142.37万关两。[13]近代中国外贸总的状况是入超，但国际收支大体是平衡的。支撑这个局面的是两大因素：

一是外资涌入。从1864年至1930年，中国累计贸易入超为29亿美元，而外人在华投资为32亿4250万美元。[14]而且其中办企业的直接投资占78.1％。他们当然是为牟利而来，甚至力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但贸易和投资的收益大都转化为再投资了，这是中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另一主要因素是侨汇。“估计1895—1899年年均侨汇数约为5500万关两”，“1895—1930年全国华侨汇款总额累计约在30亿至32亿关两之间”[15]。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中国仍然有较好的经济发展空间。据有关学者研究，“在本世纪（20世纪）最初十年里，纺织工业正常年利润率高达20%~30％。经营成功的银行年利润率可达36％，即使仅经营汇兑业务的银行，也可从资金周转中获得15%~20％的纯利润。二十年代后期，外资企业的年利润率为10%~20％”[16]。本国企业的处境虽然略逊于外资，但发展空间仍然很宽。这样的发展当然不是田园牧歌，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力的价格很低。劳动时间通常是10~12小时甚至更长，工资很低。这些都令人心痛，但想一想现在不少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仍然高达10小时，五天工作制离他们还非常遥远，我们就会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现象了。市场无情，落后必然受折磨。不要穷折腾，一心一意加快发展市场经济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

抛弃泛道德批判，寻找发展的真正障碍

友：那么，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袁伟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得好：“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7]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主要原因也在当时的政府。这样说不等于否定列强曾经压榨中国，也不是说他们没有阻碍中国的发展。但应该牢牢记住：内因是主要的。

以轮船航运业来说吧，它是外资进占中国市场的先锋。出于逐利的本能，中国商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对购置轮船、发展航运兴致勃勃。可是中国自己的航运业却迟迟发展不起来。个中原因何在？一是官员的认识太落后；二是制度太腐朽。捆在中国商人身上有五条绳索：

其一，办新式企业实行批准制。

鸦片战争后，办公司，办各种新式企业，都实行批准制。在这种制度下，官员们总是可以找到堂皇的借口，让你动弹不得，办不起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商人购买轮船发展航运得不到批准的情况比比皆是。甲午战争创巨痛深，清政府冀图改弦易辙，鼓励新式企业发展。但是，批准制没变，桎梏仍在，官员可以随时肆意扼杀经济发展的生机。例如，1896年，湖南绅商要办小轮公司，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批准，张之洞却横生枝节，极力阻难。理由是：怕引来洋人！他说：“湘中民情视异族、异教如仇，一见洋商联臂而来，教堂接踵而起，断难帖然。 ”“此间禀请开办洞庭小轮者，颇不乏人。今夏以来，叠次渎请，内有确已备有轮船者，均未批准。”[18]

他对社会稳定的忧虑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他不懂得只有开放才能使穷乡僻壤与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联结起来，逐步消除由于封闭带来的愚昧和贫困，实现新的内外环境下的真正稳定。

即使批准你办企业了，一些奇特规定，仍然让你不能放开手脚。1900年5月上海《中外日报》登载这么一条新闻：“汉镇小轮船向只搭载人客，现订新章准其拖带货轮，沿途照常完厘。 ”[19]在此以前，各地皆奉行这样的规定：轮船只限搭客，不准载货。有的地方可以拖带没有机器动力的传统货船，汉口则连这一条也不准，直至1900年才开禁。到了1905年，外务部才通知各地：“凡华洋小轮行驶内河，应照新约办理：除违禁货物外，其余各货均可一律装载。”[20]

其二，沿用禁止发展海洋事业的荒唐规定，箍死企业提升之路。

清政府规定：本国的帆船不能超过三桅，每枝桅杆只能挂单帆；梁头则不得超过一丈八尺；并且限制船员人数，不准携带自卫武器。这样的规定不但使本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无法生长出轮船运输业，而且在鸦片战争后沿用这些腐朽的法规，在海盗猖獗的19世纪，不但中国船商无法与外国船运公司竞争，连本国商人也不敢轻易托运货物。

当时，南北水运主要货物是漕粮，即将江浙一带征收得来的田赋运到北京。1828年，“黄河断流，河运中阻，疆臣奏请试行海运” [21]，被迫改革从明代延续下来的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到京师的制度，将苏州、松江和太仓等地征收得来的粮食改为雇佣商船从海上运到天津，大量的“沙船”（木帆船）承接了这项运输。60年代以后，轮船兴起，清政府“体恤”沙船业主，一再拒绝商人开办轮船运输企业的申请。采用这样的保护落后的政策，既迫使有志经营轮船运输的商人与洋人合作，将资金或轮船交给他们营运，又延误了富有的沙船业主转型，使他们经不起轮船的竞争，先后破产或歇业。

其三，税收不平等。

外国船只运送进口或中国本土的货物，除了进出口货物要交5％的关税外，只要交2.5％的子口税，就可以通行无阻。而本国船只运送的货物，则厘卡都要收税；而且华商除了纳税以外，还要忍受各级官员用各种名目进行的勒索。

甲午战争（1894年）后，清政府开始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了，但仍然没有下决心改变这个税收不平等状况。1895年，清政府督促上海等地商人筹办小轮运输，商人提出：“此时可以照完厘金，将来洋人小轮行驶时，亦欲比照一律，只完正半税。以免轩轾。……如不允，则彼亦不愿承办。”厘金本来是征剿太平天国时征收的非正常的杂捐，战争结束后迟迟不予废除本来就是错误的。商人提出在洋商介入后，按照对待洋商的办法：加收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免征厘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竟然认为：“内河小轮比照洋轮完税一节，自系万不可行，岂有无故自弃厘金一半之理？……华商小轮运货……均应完厘……该商肯遵办，则准设。不遵，则不准也。”[22]为了维护不平等、不合理的厘金，宁可不让中国商人兴办轮船运输！

这样的祸国殃民的厘金制度，压制着中国所有行业的发展，从1853年开始征收，却直到1931年才裁撤；完全是中国人自己造孽，与洋鬼子毫无关系。

其四，不准中国轮船在没有开放的港口自由航行。

有清一代，中国被迫或主动开放了48个口岸，比现在广东一省的开放口岸还少一点。在大量内河和沿海码头、港口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善待本国商人，让他们在其中自由航行，本国航运商可以避开外商的压力，更快地成长。但是，清代统治者愚蠢地堵塞了这条中国商人致富之路。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如准华商随便进泊各口，则洋人久必觊觎。”而且“既不在通商口岸往来买卖，即难仍在洋关纳税”[23]。为了预防洋人要求开放更多口岸和方便税收，先把中国商人的手脚捆起来再说。

其五，官办企业垄断，阻碍企业正常生长。

当时的舆论大声疾呼，要打破官办企业 —轮船招商局垄断的局面：“官虽设局，在商人之与有股份者既不能顾问局务……中国设一官局，小则数百万，大则数千万，所得什一之利，半供局费而不足，名虽有损洋商，实则无益华商。何如将此数百千万之资散在民间，各出其心思才力，以保身家，以成基业。 ”[24]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利益所在，官僚们不会轻易放手。民国建立以后，这个局面依然没有改变。1913年，上海蜀商公会就曾发出电报揭露：“近年来太古、怡和、大阪、招商四公司垄断独登，屡加运费，而权不我操，只有俯首忍受。现更联盟要挟，自宜至沪停运川湘货物，断我手足，制我死命。”[25]

于是，大量本国资金情愿投放到外资公司，或者购买了轮船后在外国领事馆注册并交给外国人经营，冒充外国公司，与今天外资享有超国民待遇下，本国资本宁愿扮演假外资如出一辙。19世纪美商在华最大的企业旗昌洋行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资本是华资[26]。避害趋利是人性的本能，中国资本家借外国公司的名义，保护自己正当、正常的经营，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再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1908年，“安东（今丹东）一埠，航业已尽为日本抢夺，虽有商轮十余艘，亦半挂日旗，其实日人所有该埠航业，亦半为中国人资本” [27]。清政府冀图用政权力量，要华商“另换中国船牌”和“中国旗号”；并要各国驻华使馆“转饬各口领事官照办”，洋人答复说商船买卖“向由民人自主”，“本国并无此禁”，置之不理 [28]。

友：有些史家因此谴责这些中国商人，说这些人唯利是图，不顾民族大义。您怎么看？

袁伟时：这些泛道德的谴责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这些是和平时期的经济活动。当时有三个选项：民间自己经营；与本国官僚合作经营；与外资合作经营。当环境不容许民间资本生长之际，后两个选项纯粹是商业行为，与是否维护国家利益和道德高低毫无关系。

其次，当时阻碍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主要是观念陈旧、行为腐败的官僚。商人逃避本国官员的不当税收和违法的勒索，是任何国家商人都会采取的商业行为。把官员的失职和渎职归罪于商人，纯属倒果为因。

即使有一些商人自愿或无奈接受这些不恰当的待遇，也改变不了本国经济无法正常发展的困境。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改革税收，整饬吏治，而不应是用道德高调指斥商人。

再次，当本国资金生存环境改善了，这些“假洋鬼子”会自动回归。

例如，1907年广东领有航行执照的轮船有240艘，1908年增至268艘；但同时期中国籍的轮船突然由142艘增至248艘。“盖近时国民热于收回权利之心，故本国船只客货特盛，加以前此中国船多挂洋旗，今则以洋旗非所必需，争悬本国之旗，故本国船数，顿然有加也。 ”[29]说到底，投资环境改善了，利之所在，船东们自然乐于在本国注册。

“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政府阻碍经济发展

友：这是不是轮船运输业的特殊情况呢？

袁伟时：不！这些现象带有普遍性。例如，在外资企业中附股的现象不仅在航运业中存在，在外国人从事的保险业、银行业、各类工业、码头堆栈、房地产业和铁路运输业中，都有大量华股，华股比例有的占50％，有的占60％，有的甚至占到80％ [30]。

同样，当环境改善或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了，本国商人自然会走出外资的遮蔽，独立创业。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推行新政，这些绳索基本解开，本国企业就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而当初发展的主要障碍，无疑是本国政府。

19世纪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最大宗的是鸦片和纺织品。鸦片的输入的趋势是停滞和下降，纺织品则日益上升。“战前的1913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总额达18200万海关两，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此后，由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纺织品在进口总额中的相对地位则不断下降。1933—1934年中国对进口的棉布和棉纱课以重税后，到1936年，二者进口总额为1000万关两，仅占该年进口总额的1.7%”[31]。

妨碍中国发展纺织业的主要障碍是列强还是本国政府？甲午战争前的主要障碍是不准民间资本自由创办纺织企业。李鸿章在70年代末在上海兴办机器织布局，居然得到朝廷批准：“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祗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32]但由于官僚企业的痼疾，该局折腾了十多年才得以投产，民间资本自由发展的局面却被延误了。

20世纪发展的障碍，一是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内地便宜的棉花运到上海比从美国进口还要贵；二是苛捐杂税如影随身，苦不堪言；三是管理和技术落后。30年代生产一包20支纱的成本，日资纱厂是20.4元，中资纱厂是43.7元，相差一倍多！其中捐税和利息负担中资企业是15元，日资企业只要2.7元！这是政府（包括军阀）横征暴掠的后果，责任不在外国人头上。另外，管理落后也难辞其咎。例如，工资支出日资纱厂是5.8元，而中资纱厂是10.5元；维修费用日资是 0.6元，而中资是1.8元[33]。当时彼此用的机器是一样的，而有关费用相差将近一倍到三倍，主要原因是中资工厂的管理远远比不上人家。有时看来是技术落后，其实是管理水平问题。

又以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业来说，从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在上海建立分行开始，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了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上海黄金交易量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各类金融市场开放性大，上海黄金市场交易量固然超过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两个黄金市场，无形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活跃亦远非实行封闭或外汇管制的日本所能比拟。”以外国银行来说，“1936年上海一地有27家，超过东京的外资银行11家，孟买的13家和香港的17家”[34]。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本国金融资本无所作为呢？不，水涨船高，本国银行与外资银行实现了双赢。19世纪末，全国仅有一家中资银行：1897年开业的中国通商银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仅上海一地中国金融家就拥有86家银行，48家钱庄，6家信托公司，36家保险公司。“到1925年，在沪三种金融势力所拥有的资金……外商银行约计36.7％，钱庄约占22.5％，本国银行已占40.8％。 ”[35]换句话说，后两项华资金融机构加起来，占有63.3％的金融资金。上海拥有的金融资金约占全国80％左右，这张非常不俗的成绩单雄辩地证明：即使外资银行非常强势，尽管他们有一些倚仗军事、政治压力取得的特权，只要善于经营，本国银行仍然不乏生存空间，不但可以共赢，也有可能逐步树立本土银行的优势。当本国银行系统健全后，那些特权也不难收回。

是什么摧毁了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

首先是战乱。要是说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上海的金融企业还能托庇于租界的话，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无地容身了。1945年后的内战和作为内战后果的通货膨胀，断送了其复活的机会。

其次，政府的不当措施更摧毁了现代金融业存在的基础。国民政府各种不当政策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掠夺性的措施（如发行金圆券，强迫收缴金银），带来中国金融的崩溃。

发展与挫折的经验教训应该永志不忘

友：回顾这段历史，您认为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袁伟时：我想有两条是应该永志不忘的：第一条是认准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36]。法国研究近代中国的著名史学家白吉尔则说：“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37]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与经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

现代化的中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要营造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能够自动、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真正的中心是政府要保障而不是侵犯公民的自由。

晚清70年。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事件60年，经济发展的实绩远远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后10年。原因无他，把被扼杀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大清国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民间经济蓬勃发展；全国财政收入也从19世纪末的8000万两增加至辛亥革命前的3亿两左右。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战火几乎连绵不断，但经济仍在持续发展，1912至1936年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竟高达9.2％[38]！一些学者赞誉这个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这个速度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几乎一样。

友：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实绩呢？

袁伟时：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是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战火之下谈不上对财产权的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许多公民权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国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在这些矛盾现象后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机。

容许我说句在一些人看来“政治不正确”，但却符合历史实际的话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国环境下，遍布各地的27个租界[39]成了很奇特的战乱中的安全堡垒。从太平天国时期开始，凡遇战乱，人流和资金流都涌入租界，各级政府和军阀不敢侵犯，它成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中国政府不能保障中国人的财产和自由，中国人要托庇于洋鬼子，这是中国的耻辱，却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生机！为什么这个时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区成为远东金融中心？金融机构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机构的保护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在运作，黄金和外汇买卖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也很发达，既自由又安全，成为远东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经济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甚至抗战爆发后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日军不能进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国重要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不但中外银行汇聚，大量工厂也在狭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从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册和新接电开工的工厂达4534家。”[40]

还有一条也不能忽视：一些地方军阀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广东人念念不忘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陈济棠时代”，就是因为这个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来说，就在那时建设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校园（一万亩）和拥有最充足的经费！

总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国家兴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追求，也是现代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种独特的作用。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

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逐步扶植官僚垄断资本，建立特务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实行独裁专制统治，践踏公民的经济、政治和言论自由，结果不但党内四分五裂，也带来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是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如果本国政府善待民间社会，努力履行现代政府无可推卸的职责：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现代化就会走上康庄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严明、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收回受到损害的国家主权就有了坚实基础。万一受到外国武装侵略，公民也会不惜流血牺牲，万众一心保卫祖国。

第二条应该切记的是和平改革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须知兵者乃凶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再讲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后，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万8千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4倍多！[41]

为了供养和遣散他们，各省不得不扣留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财政系统的运作一片混乱。那么大一个国家，竟然出现北京、南京两处合计中央政府的库存不到9万元的准破产状态！为了弥补高达将近3亿的赤字，只好借外债。于是，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出台。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借款要抵押，盐税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凯政府成立了统管全国盐务的盐务署，在其下设立“盐务署稽核总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义上由署长兼任稽核总所的“总办”，实权掌握在借款方派来的“会办”手上。当时舆论大哗，说是丧失了主权。话没说错，可是，钱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钱，相信还钱有确实保证，又不能不请外国人去监督（稽核）。腐败无能的官僚系统，信誉度实在不高，谁肯白借钱给你啊？设立了这样的外国人挂帅的稽核系统后，盐税真的稳步上升了。

1912年是7136万，1913年是7756万，袁世凯逝世那一年（1916年）上升至8031万，1928年更达1亿3704万[42]。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铲除侵略痕迹，1927年古应芬当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把这个稽核所系统废掉，外籍官员解雇，痛快极了！可是，税收随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孙科接任财政部长，建立由中国官员组成的新的稽核机构，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孙科离任，宋子文执掌财政大权，一个月后就下令恢复原有的稽核系统，把原来雇用的外籍官员请回来，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顿措施，到1936年盐税上升至2亿1750万元[43m]。

友：您的意思是要听任外国人支配我们的财政、经济？

袁伟时：不对！国家独立和公民自由，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两项最重要的制度基础。管理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有的权利，政府机关也应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不借款，因此要接受损害主权的条件时，你怎么办？二是可以收回自己管理了，你却管不好，又该怎么办？处理这些大事，只能冷静地审时度势，任何情绪化的举措都有害无益。总结历史经验，很重要的一条是千万别在经济领域胡乱“反对帝国主义”，而要眼睛向内，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和法治制度，在公民监督下整顿好国家机关，不要像国民政府的盐务管理机关一样，腐败无能，被迫请洋人来监督。

而且，外资企业也可以转化为本土企业，大企业已经国际化，不要斤斤计较企业的国籍，如此等等，经济学家已经说得很多，我就不再啰嗦了。

冷眼看世界，任何国家的盛衰的奥秘都在如何对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别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自大和自恋症，以宽阔的胸怀主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这是福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2006年9月29日

注释

[1]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载于马采：《哲学与美学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2]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页。

[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9页。

[5]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6]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7]《上海史》，第364-365页。

[8]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106页。

[9]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10]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第214页。

[12]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0—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1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第17页。

[14]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第118页。

[15]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70页。

[16]转引自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第116页。

[17]D. 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18]《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1页。

[19]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7－878页。

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第878页。[20]

[21]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44页。

[22]《张之洞全集》第八册，第6603、6608页。

[23]《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35页。

[24]《申报》：《恤商宜废官局论》，载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第849页。

[25]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第860页。

[26]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7]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第863页。

[28]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188页。

[29]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第1004页。

[30]汪敬虞：《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页。

[3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第37-38页。

[32]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载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1-1052页。

[33]侯继明：《关于外人在华投资的“压迫论”》（1895—1937年），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34]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第7页。

[35]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第3页。

[3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7]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10页。

[38]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

[39]租界数目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本文采用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的观点（见该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40]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第9页。

[41]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6页。

[42]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金鑫等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43]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大清帝国自己打倒了自己

大清帝国的最后10年，统治者进行了诸多改革，史称清末新政（1901—1911）。新政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就：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逐渐为主流文化所认同，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所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虽然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还是垮了，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

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

1910年1月、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月、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10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5年，仍然忸怩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无力制止贪污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 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犯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能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借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但是，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会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革命多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并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上述三大错误打倒的。

原载《中国改革》2007年第2期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 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亿～5 亿之间，赤字通常是1亿多乃至2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 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但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中国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但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哈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不幸，朝野上下迟迟才有所认识，而是否充分仍有疑问。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

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

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奇难杂症的百宝箱，唯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以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为己任。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你主张吸收西方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则分别是22% 和10%。说起来令人心酸，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应的数字是25% 和5%。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

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而与实行什么主义无关。

中国人渴望统一。其实，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统一进程早已开始。形势比人强，政治家的作秀，挡不住这个进程。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促进两岸融合。但竞争如此激烈，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改善法治、澄清吏治、扩大个人自由；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中国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 ）年均增长8%～9%，可谓不俗。考虑到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一、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二、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语），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三、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四、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

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有的人着眼于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后现代理论、道德规范，如此等等。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个情况：

1.20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诗云，宣扬中华道德文章世界第一。2. 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3. 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亦无从传播、讨论、发展。

“知识经济”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这当然是好东西。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不是资金、科技，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流向自由，流向法治，流向美好的环境，流向廉洁、高效的管理。

“环境保护”，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要保护好环境，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资金也不可缺少，但关键仍在制度。

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讲人口问题，居然成了弥天大罪！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议员（代表）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是不受追究的。这种制度不确立，环境保护如何做起？在“人多，热气高”的吆喝声中，多生了几亿中国人。要活下去怎么办？造田！湖泊，山林，草原，江河，一一遭灾。

而且当时中国建立的是一个命令式计划经济体系，一切依据领袖和领导的指示。于是，大跃进、大干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一一见诸神州大地。

这段时期，一成不变的公有制体制也表现出了负责乏人的缺陷。资源、财富，样样公有，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花白不花！到处都是掠夺式经营，各显神通化公为私，哪里顾得上环境？

盲目自大也是一个原因。总觉得老子的制度无比优越，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我无关。翻一翻60年代到70 年代的报刊，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闭关锁国，文化教育不发达，必然导致群体愚昧，特别是当官的知识水平低下，眼光短浅。

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我们学不到足够的东西。统一、富强、民主、自由、现代化，多少年了，中国人翘首以望。百年梦寻应成真。

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这些流行语汇蕴藏着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眼睛紧紧盯住制度环境，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这是对21世纪中国最好的祝愿。作为史学工作者，继续在20世纪中耕耘，寻找有益的启示，是我的心愿。

1999年11月25日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回望百年共和路——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笑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个共和国的光芒逐渐消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 ”[1]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

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 ”[2]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宪政、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可惜，这些言论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都讲到了。他们追求的是君主立宪。

笑蜀：但民主思想最大范围的普及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充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袁伟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笑蜀：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

袁伟时：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万8千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4倍多！[3]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到了熊

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闹到这种地步，就只能借外债了，就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笑蜀：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袁伟时：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么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被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他非常能干、非常勤政，招揽和重用海归派，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样的一权独大的制度。

笑蜀：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袁伟时：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

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的国民党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权力的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竟然再次拿起刀枪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可见袁世凯并非守旧，并非冥顽不化，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如果能够包容他，团结他，他可能就是民主共和的好朋友；但如果排斥他，打击他，让他没有选择，就会激活他心底的邪念，这种邪念是很多枭雄都有的，他就会撕破脸皮，变成民主共和的死敌。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跟他抗衡。

总之，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愿不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它要求新派必须非常成熟。今天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在这一点远远谈不上成熟。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笑蜀：我听到这样一种解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要建立文明国家。所谓文明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有民族特色，体现东方价值的制度。

袁伟时：制度要体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回答。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

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定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谓市场经济。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笑蜀：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为人类，总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本需求是一致的，根本价值是一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体现普世价值。

袁伟时：对啊。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笑蜀：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民族特性可言，起作用的只能是普世价值。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技术层面，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袁伟时：对。制度上如果不跟国际接轨，而是过分强调所谓东方特点，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东方三大共和国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东方三大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另外两个是印度和日本。印度经济改革以前的几十年中，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国大党学苏联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公民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保障，印度经济因此一直没有活力。

笑蜀：20世纪40年代，中国一批知识分子主张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政治上学美国搞民主，经济上学苏联搞计划经济。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兼得美国和苏联两种制度之长。他们的这个设想在中国落空了，但在印度是完全实现了，印度几十年来就是这么搞的，但看来并不成功。后来印度在经济上学中国，也搞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马上飞速发展，现在很多人惊呼印度经济要赶上甚至超过中国了。

袁伟时：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度有宪法，有议会，也有选举。但这都不能改变经济上的落后局面，就是因为它在制度上总想跟国际惯例拉开距离，另搞一套，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跟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一旦丧失，政治民主也就很难维持、很容易败坏，印度就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笑蜀：这是印度的情况。那么日本呢？

袁伟时：日本的例子更明显。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取决于在一些领域坚决抛弃所谓东方特点，比如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地方自治。但明治维新不彻底，在另一些领域仍保留所谓东方特点，比如有元老院，元老肆意干政，军队不由内阁管理，军部直属天皇，军人利用这个本国特色的制度干政。在价值观上则保留儒家那一套，讲服从，讲忠君爱国，讲集体主义，结果成了军国主义的沃土，不仅祸害日本，而且祸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笑蜀：二战之后美军强制日本照搬西方，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袁伟时：也没有全部解决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很快，因为它恢复了公民的经济自由。公民的经济自由是最关键的，“四小龙”都是因为有公民的经济自由才快速发展起来。但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所谓东方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10年停滞，证明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破产，这是那些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人没有严肃对待的。

后来日本进行的第三次改革，即小泉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小泉改掉了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银企结合体系，银行和企业互相持股。一个是官商勾结的规划体制，政府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国营的邮政，拥有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和四分之一的银行存款，政府可以逃避监督，支配这笔庞大的资金。它的通产省专门负责产业政策，规划整个经济发展。日本官僚是很能干的，但这样的计划体制和政府支配非财政资金的体制本身就不行，个人素质再高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再一个是所谓终身雇佣制。日本泡沫经济灾害就是日本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的苦果，整整损失了10年时间。改掉了这些跟现代经济不相容的东西，日本的市场经济就基本上跟欧美接轨了。原来日本的市场是很难进入的，现在慢慢打破了。这就奠定了日本经济再度复苏的制度基础。

小泉不惜以自身的政治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在内的改革，这是非常深刻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它证明，在制度层面，没有以所谓东方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特点的制度。各国现代社会制度大同小异，在价值观念上也是如此，不能说东方人永远要坚持等级制、匍伏在领袖和尊长脚下、不要个人自由、不能享受人格尊严和人际平等。在制度层面上过分强调所谓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像日本那样强制推行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笑蜀：制度层面上与国际惯例接轨愈彻底，就愈是少走弯路，发展速度愈快。

袁伟时：对，就是这样的。

笑蜀：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现在个人空间还是有的，只要家庭成员同意，谁要在家里裸体也没人管啊。谁不愿意西化，不穿西服，穿江青提倡过的“国服”（现在叫“汉服”），穿长袍马褂，这些私人事情，没人会干预你。同样，我要是喜欢吃面包、牛奶，穿牛仔裤，过西方情人节，爱听贝多芬，这又有什么不好？有的人喜欢孔孟老庄，有的人喜欢苏格拉底、柏拉图，政府都不必也不能干预，不能像上个世纪的军阀那样，强迫人们读经。说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是爱国不爱国的标志，那是和现代社会多元并立的状况背道而驰的，是对公民自由空间的侵犯。说这些话的人或是狭隘民族主义遮蔽了眼睛，或是商业炒作，只要不是政府行为，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值得理会。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不免谬之千里。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这是最成熟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不承认这个人类共识，放着现成的大路不走，非要在崇山峻岭中另辟一条羊肠小道，不仅不可能走通，而且在你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历史规律的铁掌最终还是要把你拽回来，逼着你从头踏上大路，你怎么都无法绕开的。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孙中山讲民主，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就说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了，就只能是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国民党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笑蜀：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武装起义多达十次，有的是人打天下，却没有专门的人为治理天下做制度准备。一旦胜利猝然来临，这样的缺陷就显得很要命：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以及合法性受到强大质疑。

袁伟时：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笑蜀：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急匆匆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袁伟时：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笑蜀：这么说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

这也就不奇怪，他们对法律为什么会抱着一种轻忽的态度。孙中山当总统法律是一个样子，等到袁世凯要做总统了，马上把法律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典型的“因人立法”。他们并不知道法律自身的尊严比他们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的法制危机，最终必然演变为政治危机。

革命党人对法律缺乏信仰的另一个证据，大概就是“二次革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更是大错。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极为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一下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笑蜀：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摇法治，就是动摇民主共和事业的根基。信仰法治，尊重法治，纵然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对法治的坚守，这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气质。当时的革命党人缺乏这种气质。

袁伟时：现在的国民党就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骂马英九，但是你看马英九非常理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守法，不能用菲律宾驱赶马科斯的方式，群众一哄而上的办法，不能采取推翻原有政府的办法。台湾要是开了这个头那就后患无穷。

笑蜀：不能用非法对付非法。

袁伟时：对。龙应台、林达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要尊重法律，要依靠制度。这说明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

笑蜀：这就派生出另外一个观点，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治小团体，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袁伟时：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笑蜀：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袁伟时：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跟不上。因为严格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笑蜀：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袁伟时：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剧，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

注释

[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6页。

[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9页。

[3]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6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答《华商报》记者问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10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 —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80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8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 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10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定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结果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与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

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从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您觉得怎样的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湮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太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计算的，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比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学术自由经常会受到干涉，很多东西都被歪曲了，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我的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1亿多，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2亿多冤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外敌入侵很多次，割地赔款，国困民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这要很多人一起来做。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义不容辞要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您选择的这条事业道路上，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那些挫折，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是很困难的路，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风光，很受重视，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 —中国人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这样，才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观点，因为我认真研究过，经得起考验，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当时受到挫折没关系。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有些人不理解没有关系，要看得长远一点，说不定过些时候就变了。那些委屈、不理解，都是历史现象。对历史学家来讲，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你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些言行、那些现象，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样，那些争论、不理解就变成了很好的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篇章里的一个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您自己怎么理解？您认为当下还有谁能担当这个角色？

袁伟时：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就全国来讲，男士先不说，应该讲讲我们的女士。我认为有三位女杰—章诒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我认为她们是最杰出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代表。

请大家不要将公众人物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可以没有社会担当，可以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可能不会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苏格拉底讲的牛氓，特点是批评揭露社会黑暗面，监督公共权力，维护法治，坚持社会正义，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不守护正义，是称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

比如，刘晓庆是公众人物，但她是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啦。但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在让大家笑或者哭的同时，还带着思想，让人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如果他艺术造诣很深，那就是杰出的艺术家了。所以说，不要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混为一谈。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远没有公众人物受普通读者关注，比如，青少年追星，是只认公众人物，而忽视公共知识分子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袁伟时：人生有多方面，让所有人都活得快快活活，需要有娱乐。年轻人追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多数人追星不过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少年轻狂。过些时候，多数人就会思考，走上成熟，不那么狂野，会有更多社会责任感，有更多社会关怀，多数人会慢慢成熟。所以，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不要指责他们，要让他们自自然然快快活活成长，但要提醒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培养孩子最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他们看书。书也有好坏，但多数是比较好的，有读书习惯后，他们会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眼光，提高自己欣赏水平，慢慢就会成熟。崇拜偶像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感官满足。我坚持一个观点，欣赏一个艺术家，那一定要从艺术和思想角度，去分析、思考他们，才会提高自己的层次，也会提高自己的品味。要引导孩子不要老是停留在幼稚的盲目崇拜阶段，而要思考偶像让自己崇拜的原因，分析他与别的明星的不同之处，那就很好了。

神化鲁迅，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记者：鲁迅应该是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最近，因为中学教材选录他作品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风波。网络上有人认为之所以有传闻称教材减少鲁迅作品，是作品生涩难懂，而语文老师水平不高也难辞其咎。“五四”之后，鲁迅文章一路风行，伴随几代人成长，今日出现这样的风波，以您对“五四”的深入研究，能否谈谈对此的看法？

袁伟时：我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很好，语文教材完全应该收录，这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选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学术问题，不该炒作那么厉害。

另外一方面，我们编教材应该胸怀更宽一些，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胡适的成就也很高。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也应该收进他的作品。

总之，要将语文课本编得丰富多彩，适合传承中国文化，不要那么狭隘。前几天我才跟记者谈到，中学语文里，文言文比重应该提高；台湾地区的文言文比重占到国文课45%，我们现在的比重应该适当提高一点，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承。

记者：您觉得这场风波是媒体炒作？

袁伟时：首先，鲁迅文章除掉少数文言作品，我想没有什么读不懂的，不会比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更难懂，说难懂是炒作。第二，这次的风波里面有公众的逆反心理。

多年来，我们将鲁迅神化了，把他定位为一个神，他讲的都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都不准确。现在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在神化鲁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提起鲁迅都很敏感。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全部文章我最少读过三遍，我感觉他成就很高。但20世纪，除了鲁迅，还有一些成就很高的人，甚至有比鲁迅成就更高的人，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我认为胡适的成就超过鲁迅，而沈从文的小说也很好。这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我们现在的视野太窄，有些问题又不恰当地意识形态化了。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记者：如果有人称您为大师您会不会接受？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也没有严格标准，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有人喜欢人家叫就叫，喜欢这顶高帽并且戴着很舒服，就让他戴，社会那么复杂，高高兴兴就行啦。我自己当然不是大师。一个人怎么称呼别人，把谁称大师，代表了你的水平。这就要考虑了，你要愚蠢地、人云亦云地随便叫人大师，那你就是那么个层次的人。你如果是有追求的，是有素养的、高水平的人，说每一句话都有标准、都有依据，那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大师。

我认为，大师，首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第二，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

你注意我的用词，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的大师鲁迅，他有很高成就，不是也有“第三者”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就与许广平同居。从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按旧道德来看，是有缺陷的。还有胡适，他接受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胡适的白话诗大部分不怎么样，但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追求爱情。鲁迅就说，“我也要爱”！他们勇敢地突破思想罗网，不能捡起泥巴往他们身上扔。

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在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他直截了当说：按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当面对蒋介石讲应该让反对党存在。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和鲁迅用文章批判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年轻一代一样可贵。

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之前被称为大师的某作家根本不入流。他就是一个作家，文字漂亮一点，也读了一点书，但以这两个方面衡量，他够格吗？

养生要诀四句话

记者：您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身体，78岁的高龄，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您能否对很多年纪轻轻就被颈椎病、腰椎病、鼠标手、失眠、抑郁症、脂肪肝等各种现代病缠身、心力交瘁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袁伟时：一个人，想在人生道路上有一番成就，想不要那么平庸、有所建树，就要有一套养生办法，保护身体，使得你能长期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的健康，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用广州人喜欢的话来说是：“天跌下来当被冚（kan，意盖）。”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对不是研究学术的人，则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

原载《华商报》2009年8月22日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冷静回眺近代中国

由日本读卖新闻社编纂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读到这条新闻，如释重负，为终于看到这一天而喜不自胜！《读卖新闻》是日本和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发行1000多万份），以保守出名。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它毅然成立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在该报连载一年，并集结成这部反思日本侵略罪行的书。这标志着战后肇始于少数左翼学者的日本国内清算战争罪行的学术研究，由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洪流。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右翼的历史观不会消失，但有了这个转折，假以时日，多数日本人对19、20世纪本国侵略罪行的认识必然越来越清醒。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黑暗并陈的。反思、揭露自身的污秽既是自信和智慧对愚昧的征战，又是前进的动力。同日本不同，1840—1945年间的中国是列强蹂躏的对象。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大清帝国和民国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有没有过错？反思慈禧“老佛爷”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成就、过失乃至罪过，与离经叛道不搭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有勇气揭示真相，从自身寻找创伤的根源。

中国最少从明代开始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水平，或者说不再是文明发展的领先者。1405年郑和初次下西洋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开端，就是社会机制存在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表征。与当年西欧各国以重商主义为国策相反，明清两代奉行的主要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从事沿海和海外贸易的商人和居民被视为刁民，受到严格限制乃至打击。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所谓萌芽 —大商人和大工场，先秦时期就有了）根本无法壮大成为支撑从宗法专制、自然经济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的推动器。

鸦片战争是屈辱的开端。请看一段战争前夕经过林则徐审阅的官方文件吧：“洋奸（用今日习惯用语来说则是‘汉奸’）名目，人所共闻，其在官者为洋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为通事（翻译），为买办，为引水；其在私者为马占（merchant，十三行外从事中西贸易的商人或掮客），为沙文（servant，仆人），此外慕羶逐臭之徒更不可枚举。”[1]如此界定“洋奸”，不是林则徐的发明，而是当时官方的共识。其实，这些“洋奸”都是中国最为缺乏的对外贸易的中坚。把他们视为必须严密监控的敌对分子，等于打断了撬动社会转型的一支强大杠杆。

19世纪的朝鲜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历史上形成的两者的关系与列强对殖民地的盘剥关系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世纪下半叶的朝鲜是中、日、俄、英四大国的博弈场。1882、1884、1894年中国曾三度进军朝鲜，导火索都是他们内部的不同派别的政治纷争，背后则是不怀好意的日本。

回首话当年，愚意以为我们应该有勇气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仔细考虑来自别的国家（比如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视角观察19世纪的中朝关系，大清帝国政府有几条看来是处置不当的：

一、打击了朝鲜内部的革新势力。

1882、1884年，中国两次派兵入朝，支持的都是他们内部的保守势力，而打击了冀图革新的开化派。韩国学者的主流意见认为，朴珪寿、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是把脱离清朝、建立完全独立的国家作为方向的”。他们发动的三日政变“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性质的一个初期的政变”[2]。早在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已经赞誉金玉均为“东亚之英雄”。[3]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习惯称为“东学党之乱”的甲午变乱，在韩国史学界“并不只把它视为东学教徒的‘叛乱’，而把它理解为东学教团领导下的、农民大众参加的战争或革命，或把它理解为与东学集团几乎没有关系的、由农民主导而爆发的农民战争”。

二、眛于形势，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引火烧身，触发了甲午战争，带来巨大屈辱和罕见的损失。

三、没有调整过时的思维，不恰当地介入了藩属国的内政。

用著名思想家何启、胡礼垣的话来说是：“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4]，结果割地赔款，把大清帝国的主权、尊严和百姓的安宁都搭上去了！当时朝野上下被民族主义的糊涂油蒙住了心窍，一心维护早已过时的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喊打的声音响彻四方，比较清醒的李鸿章则被目为“汉奸”！

政治和外交总是有斗争，也有妥协。极端无知之辈则只认得一个“斗”字，只顾宣泄情绪，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放到脑后。不幸，19世纪以降，此类蠢人并不少见。

胡适说得好：“凡是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保守性，而且排外的，他们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是应该保守的，这不仅是国民党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的。 ”[5]大清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更是极端保守愚昧。时至21世纪，不但国外不少政客冷战思维尚未褪色，肆意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围堵中国；国内一些少不更事的愤青与不愿更新观念的老左，客观上也与他们互相呼应，乱派“汉奸”、“卖国贼”帽子。以史为鉴，这些人该照照镜子了！

原载《国家历史》2007年9月号

注释

[1]转引自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2]转引自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3]宋教仁日记，《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

[4]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

[5]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4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李一枪：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呢？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李一枪：您也给学生们教授过历史课，有没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袁伟时：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是愚民工具，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年轻人中这一类人越来越少了。

李一枪：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地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官方所宣扬的那一套持截然不同看法的观点，而且这些纠正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袁伟时：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成长。

李一枪：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袁伟时：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两百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能否和如何冲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李一枪：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袁伟时：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的是，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李一枪：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袁伟时：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 —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说：“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基督教《圣经》的《路加福音》说：“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 ”（《全球伦理 —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当今向现代社会转型，最艰难的大约是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了。可是，阿拉伯人即使在伊斯兰教化以后，重视商业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也不缺乏商人精神。

中国典籍中有好些民本思想，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西欧北美之外，这些思想因素仅是零散的闪光，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推动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三纲六纪等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和历代有识之士讨伐的对象，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余威尚在，不可等闲视之！

在非社会制度领域，儒家思想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一样，它们所附丽的各种典籍、风俗习惯，等等，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研究、任其自由发展、让公民自由选择的文化遗产，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社会对立不对立的问题。

李一枪：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您认为是更需要鲁迅还是更需要胡适？

袁伟时：胡适和鲁迅有三个共同点 ：

第一，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的批判者。

第二，中国语言表达工具变革 —白话取代文言的支持者，白话文学的倡导人。

第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扬的先驱。

其间，胡适是主将，鲁迅也是重要的前驱。第二条已功成名就，不用担心了。第一、第三两项至今仍是重任。因此，胡适、鲁迅至今都没有过时。

两人也有差别：

第一，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胡适认同主流的现代社会，并有深刻、全面了解；鲁迅则上当受骗，迷信苏联。

第二，社会变革途径，胡适致力于改良，鲁迅则沉迷革命。

对21世纪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 —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李一枪：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有哪些是您所推崇的？当代的晚辈学者中，哪些最值得关注？

袁伟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史学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汤用彤、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等人的成就是最出类拔萃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真正让人敬仰的仍然是1949年以前已成名的老史家。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史家，90年代后崭露头角。以19、20世纪中国史研究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茅海建、高华、沈志华、杨奎松、桑兵等人的著作。

李一枪：谈点我们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话题吧，您怎样评价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袁伟时：八九风波的创伤尚未抚平，1991年苏联又突然坍塌，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任务之一，改革开放进程深受威胁。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是否改革开放关乎国家存亡，批判了以姓资姓社的愚蠢借口阻挡改革开放的荒唐，从而为中国融入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清除了思想障碍。这次谈话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生根，推动了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进程，作用非同小可。但是，人们至今尚未彻底领会这次谈话的内涵，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纠缠姓资姓社的愚昧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了。

李一枪：关于改革，您说过“此时不改，更待何时”，但于目前而言，您认为促发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袁伟时：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一、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到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二、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李一枪：您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但思想、观念却与时俱进 —开通微博同广大网友们交流，作为正宗的“80后”，这丝毫不落伍于另一群80后。选择上网同网友交流，是觉得这样也可以或多或少改变一些什么吗？

袁伟时：世事繁复，进展飞快，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进入互联网，开通微博，是我学习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渠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通微博，沉默的中国变为众声喧哗的中国，会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和繁荣的进程。

李一枪：总体而言，年轻一代可能历史感比较淡薄，即有种说法是说90后乃至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群人无知、愚蠢，也有人认为由于没有历史包袱，80后、90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您对这一群体持有怎样的印象？

袁伟时：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意识形态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原载《都市时报》2012年2月22日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多年来，世界各地时兴反启蒙。当前中国的“国学热”，其中最极端的主张，底色也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从根底上看，这不是理论论争，而是史实的考查问题。摘引某些学者的推断不足于澄清真相，问题的答案只能在史料中寻找。

辛亥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成立，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固有体制。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法治，成了文武百官、朝野上下的口头禅。可是，好景不长，只有四年光景，民国招牌被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所取代。从思想渊源来说，这是鸦片战争以降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启蒙运动成败的记录，是研究启蒙和宪政历史命运的很有价值的个案。

民初宪政的成就和缺陷

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宪法文件也在这里制定。1911年10月10日起义，11日由起义领导人和谘议局推举黎元洪为都督；17日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组织了适应战争环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25日修订了这个条例，颁布实行《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实行“公推都督一人，执行军政一切事宜”的制度，但规定“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议决施行”。同时设立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用”，检查各军队和各部、各机关。[1]从而显示了民主革命的一些特点。而在10月28日 -11月13日期间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宪法文本，也是当时同类文件的范本。

这个约法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要三权分立；二要保护公民的自由。草案第二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在规定“人民一律平等”的同时，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营业”等八项自由。在随后支持共和而宣布“独立”的各省中，大都追随《鄂州约法》，坚持三权分立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原则。例如，1911年12月29日通过的《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军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各部政务员，与议会法院三部构成之。”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2]

这些宪法文本的集大成者，是民国元年（1912）3月11日公布实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同《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一样，是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它的基本精神与文字，同《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也是一脉相承的。它规定人民享有囊括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七项自由权；建立三权分立体制：“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国务员则“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并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法官独立审判”，并相应建立法官不得免职、转职、减俸等制度，为司法独立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这些文本大体与现代各国的宪法相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在《临时约法》制定以前，坚持三权分立原则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例如，1912年1月31日临时参议院列入“政府交议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当天上午“讨究结果：公议由秘书长起草，咨复政府，并将原案退回”。第二天发出的咨文写道：“宪法发案权应归国会独有。而国会未召集以前，本院为惟一立法机关。故临时组织法应由本院编定。今遽由法制局纂拟，未免逾越权限。 ”[3]坚决将这个越权的法案退回去了。但是，当时和后来的学者指出《临时约法》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给后来的政治生活留下祸根。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它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

这些文件列举了公民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包括“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居住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信教之自由”，等等。这些规定表明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力图带领中国攀上人类文明已有的高度。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大漏洞。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 “《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4]尽管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草案和宪法都接纳了这个批评意见，规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但都没有付诸实施。[5]

与此同时，章士钊还指出，《临时约法》的有些规定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6]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此外，这些文件无一例外都附上一条尾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 ”[7]历史已经证明，它为专制统治者制定恶法肆意“依法”剥夺公民的自由大开方便之门。20世纪中国社会精英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18世纪美国建国领袖们的思想高度。在1791年12月15日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8]正是依仗努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平台，美国不断揭露和克服自身的弱点，演变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二、它没有建立彻底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专横。《临时约法》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的严重缺陷是参议院（国会）的权力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

它规定：“参议院对于国务员（总理和各部总长），认为违法或失职时得以总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可决，弹劾之。”但是，如果行政系统严重不满立法系统的作为，却没有救济的手段。与多数现代国家的宪法不同，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没有办法把矛盾诉诸国民作最后的裁决。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权非常强大，而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则处心积虑冀图推行内阁制，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两强相遇，如何良性互动？如果制度设计合理，有可能压制双方过大的欲望，在冲撞中谋求妥协。即使妥协无望，也可以在既定的轨道中重组内阁或解散国会，保持政府正常运作。可是，《临时约法》设计的制度漏洞导致双方都走向极端：袁世凯干脆摧毁国会，成立御用的参政院，复辟帝制。国民党控制下的那些国会议员除少数洁身自爱者外，则纷纷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政坛中翻云覆雨，公开或暗中谋取私利，最后以5000大洋一票的价格出卖灵魂，贿选曹锟为大总统！两败俱伤，双方都留下千古骂名。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任何国家的民主宪政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全十美；不断补漏、增强才会走上康庄大道。应该肯定，民初民主宪政有过良好的征兆，必然失败论流于表面，没有深刻揭示内在的复杂关系。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参议会就有不俗的表现。除了上面谈及的以外，还有几个事例：

一、实事求是，承认现实，平稳过渡。

与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不同，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出现骇人听闻的对王公贵族和其他特权阶层的屠杀，反而承认现实，继续保持原有待遇。

1912年2月6日参议院通过决议，规定“清帝逊位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其宗朝（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同时规定满蒙回藏各旗“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取”。[9]

对清代法律则采取稍加修改、全盘继承的方针。根据孙文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前的提议，参议院通过决议：“所有前清时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及宣统三年颁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并先后颁布之《禁烟条例》、《国籍条例》等，除与民主国体抵触之处应行废止外，其余均准暂时适用。惟《民律》草案前清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0]

总览当时情况，在革命外衣下，改良的气味十分明显。

二、否决行政系统的违法建议。

孙文号称创国元勋，后来更被国民党尊为“国父”，但在民国元年（1912）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他在参议院碰了两次钉子。

除了上面已经谈及的孙大总统将法制局所拟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案》咨送参议院，被参议院退回外，另一次是急于找钱的临时政府为 取得贷款，满足日本人觊觎已久的图谋，强迫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怀将汉冶萍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日本人。当孙文将这笔贷款案咨请参议院批准时，参议院通过决议：“佥以汉冶萍煤铁公司与日人合办，丧权违法。前由本院两次质问，政府派员答复，毫无理由之可言。此事既未交本院议决，无论股东会能否通过，本院决不承认。”[11]孙文的算盘落空了。

尽管开局良好，民国宪政进程还是中断了！个中原因安在？

有好些学者认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仍然是农业经济时代是中国民主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了宪政制度，那时离产业革命肇始之日还有50年以上。通常认为产业革命完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更是150年以后的事了。美国宪法颁布于1787年，当时也是一个农业国家，两百多年来其宪政却一直运行无碍，日趋完善。中国就生产力水平来说，与近代早期的英美差别不是太大。而经过鸦片战争以来60年创巨痛深的折腾，从1901年开始，朝野上下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已经基本一致。作为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国家，经济领域也不乏契约精神。毋庸讳言，一个尚未现代化的幅员辽阔的大国，地区差别是十分悬殊的，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和长江两岸恰好又是新型民间社会组织（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商会）的发源地和政治家的摇篮。

当时的迫切任务是为人的解放和经济发展寻求政治保障，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在经济本身，民主宪政受挫的答案必须在经济领域以外去寻求。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

近代世界任何一次大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都会留下一些震古烁今的文件。从1215年英格兰的《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人权法案》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标志着文明的进展。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留下的文字不可谓不多，但作为历史文件去审读，传递给后人的是什么信息呢？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向海内外发布了《布告全国电》等十个电文。其中包含“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实行“国民主义”，“查旧日满清流毒之由，在于政体专制太甚，民气不扬，以致利无由兴，弊无自除。亟应将全鄂地方改为共和政体”等字句；但这些字眼寥寥可数，一闪而过，不是文告的主体。连篇累牍的是光复汉族江山的呼喊：

“今日是我汉人脱离地狱更生之秋，满奴恶孽贯盈之日矣。”“愿我族协力同心，复黄帝衣冠之旧，执戈起义，启中华礼教之源。 ”“拯同胞于水火，复大汉之山河。”“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余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清，以恢复祖国。”“深恨胡虏，非我族类”。“……殄灭满族，以雪乃祖乃宗之耻辱，诛戮汉奸，以登亿万生灵于衽席。”[12]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起义各省的文告，内容惊人的一致，基调都是民族主义，而且贯穿其中的是为汉族报仇雪耻的满汉对立或者华夷有别的观念。请以思想观念最为开放的江苏（包括它管辖下的上海）为例：上海《军政府布告》：“满政府者，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共建共和民国。”江苏都督府的大旗上写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13]

而在全国性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有关文告上，打下的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烙印。孙文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的文告中，“满人窃位”、“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异族专制”、不要“为异族效命”、“重睹汉仪”等字句比比皆是 [14]。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诸公得悉清帝颁布《退位诏》的第三天，在军务、外交、财政等难题堆积如山的状况下，居然不惜辛劳，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大拍其马屁：“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者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邵［硕］者也。”并且不伦不类地把辛亥革命与朱皇帝捆绑起来：清帝“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15]把接续汉族统治的传统视为一件大事，根本没有想到朱元璋残忍的专制统治与民主革命是格格不入的！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不少学者已经一再指出：清末那些以推翻大清帝国为职志的革命派，指导思想颇为庞杂，最为统一和突出的则是推翻异族统治，重建汉族政权。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纲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肯定，辛亥革命过程中，对民族关系的处理是比较稳妥的，除了个别省份（如浙江）有些小冲突外，满、汉及其他民族和平合作，实现了政权交替。就以浙江来说，双方在两个条件下停止了冲突：一是旗兵缴出枪械、弹药。二是“旗兵向以兵饷为生，现已改编民籍，一是断不能使之失所，暂仍照旧发给饷项”，可谓合情合理。 [16]广东省更是在各族、各界和各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上，由汉满两族代表共同主持会议，选出新政府负责官员和决定当前的重大措施，实现了政权和平转移。在 全国范围内，“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口号也传遍四方。

行动与语言呈现巨大反差。这既体现了各地绅商的稳健，也反映了汉族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那些革命者的视域太窄，没有把推进民主宪政作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

以孙文来说，辛亥革命前夕仍大呼“满汉之不容”，康梁是“汉奸”，说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不明春秋大义”，从而把华夷之辨作为“大倡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17]《民报》的基调和同梁启超的《新民从报》的基本分歧之一是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用朱执信的话来说是：“夫满洲人之非我国人也，吾辈已熟论之。 "[18]而这一论点的始作俑者是孙文。早在1897年他就公开声明：“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的。”[19]

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是这次革命没有把公民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保障。

在各国民主革命的文献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1912年1月1日，孙文宣誓就职，当天发表了两个宣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通告海陆军将士文》，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告。前者在“尽扫专制之遗毒，确定共和”的名义下，宣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等五个统一“为政务之方针”，却只字不谈公民的自由权利！后者则絮叨：“吾海陆军将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种之大义”，“而吾皇汉民族之精神，且发扬流衍于无极”！直到1月5日发表的《对外宣言书》，才想到用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去解释这次革命的合法性：“天赋自由，萦想已夙”；“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20]。

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压倒了民主、自由的诉求。民族主义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阶梯。但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后，社会精英审时度势，把汉族的民族主义诉求迅速转化为“五族共和”的国家主义。

对一个被侵略的衰弱国家说来，这是受到广泛欢迎的转变。可是，这个 转变带来新的隐忧：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共和外 衣掩盖下的专制国家？有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结力量，在 实践中纠正文本的缺陷，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自由宪政？

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加知识准备不足带来的缺陷

“人是思想的囚徒”。社会变革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维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述文件的缺陷无非是当时革命党达到的思想高度自然流露。这怪不得幕僚，孙文自己就欣然认同，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不能以时间匆促来推诿：这些文件都不长，孙文是12月29日当选的，1912年元旦晚上11时才举行就职典礼，有整整三天可以斟酌；而从《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历时四个月。

与其抱怨时间不够，毋宁从理论准备不足中去寻找原因。热衷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对政治体制的研究不但赶不上立宪派，甚至还不如大清帝国的宪政编查馆。经过1905年12月至1906年1月、1907年 9月两次派出大臣出洋考查政治和宪政，驻外使馆收集和上报资料，专 人翻译以及延请日本等国法学专家讲学，清政府收集了颇为完备的宪政资料。

革命党人主导了辛亥革命后的宪法文件的制定，但他们的知识储备 和所负责任的落差非常巨大。以这些文件的主要执笔人宋教仁来说，他对各国宪法的认知，靠的是1904年12月到日本后翻译《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宪法讲义》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不过，阅读这些文献和书籍，并不表明他对宪政有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知识。他在1907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余阅报，见大阪《每日新闻》有俄国〈杜〉尔斯兑《与支那人书》一篇，大约劝支那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当以中国古昔之所谓‘道’，即天之律、神之法为基础，而行‘道’之政治，营‘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至理。张溥泉遂议欲译登《民报》，余亦赞之。”[21]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不足，必然导致政治制度选择上的摇摆。在革命党人中，宋教仁的宪政知识已属出类拔萃，其他人更等而下之；留下隐患的地方或全国的宪法文件一一顺利通过就毫不奇怪了。与此同时，各地、各阶层弥漫民族主义情绪，一系列失误由此产生。

革命派知识准备不足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最确凿的证据体现在它的纲领之中。

兴中会、同盟会先后宣布过自己的纲领。1894年11月、1895年2月相继发表的由孙文执笔的檀香山和香港《兴中会章程》规定：“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联络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22]它突出了国家，反映了救亡图存的紧迫，但把公民自由权利置诸脑后了！这样的国家观，无疑落后于现代文明发展的水平。

1906年5月6日通过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这十六字纲领，前八个字完全在满汉矛盾上做文章，认识水平远远低于立宪维新派。后面八个字又如何？他们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伊始，就把所谓“平均地权”归结为“土地国有”[23]，显然是理想主义者的不切实际的构想。而在同年秋冬间由孙文、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建立民国”的解释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另一版本：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公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24]在国体问题上，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建立民主国家为政治组织的纲领，这是值得庆幸的进步。可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依然被忽视。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一代民主革命领袖的认识误区。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大革命组织为基础联合各方力量组成的。而这三大革命组织的领袖政治思想的缺失都非常明显。

兴中会的主要领袖孙文毕生提倡所谓国家和党的自由、反对个人自由，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被侵略的国家，以所谓集体（国家、党及其他）的自由取代个人自由，带有为集体献身的崇高、悲壮的色彩，是颇有迷惑性的主张。其实只要追问一下：谁是集体的代表？集体利益如何确定？离开个人自由，这些代表和利益能正常产生和界定吗？不难发现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从客观效果看，这些说辞最终都会演变为掩饰独裁专制体制的辩护词。孙文有位生死不渝、交往非常密切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连对于始终奋斗到底的李烈钧，他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 ”[25]孙文的言行相对照，这个论断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1904年2月25日成立的华兴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会长黄兴是反对独裁专制、支持民主的。但是，1912年11月，他和孙 文一样，宣扬：“今民族民权幸达目的”。[26]把政权转移到汉人手中和国 号的改变视为民族、民权两大目标的实现，表明他对民主宪政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陈天华是华兴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不惜以身殉国，冀图唤醒沉睡中的祖国，但他也一再说：“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也。以个体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不限制少数人之自由。”[27]

至于光复会会长章太炎，长期把持《民报》笔政，作为个性鲜明的思想家，他对议会制和有关的思想都是拒绝的。他认为：对中国说来“则立宪无益，而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28]。

与此同时，这些革命家们眼中的民主主要是选举（“公举”）和开会议事要“舍少从多”。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程序，但对民主的丰富内涵和必要的条件，如没有言论自由和法治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的关系，等等，这些年轻的革命者是缺乏认识的。这些认识的缺失给后来的实践带来严重的后果。

自由、民主理论和相关的制度毕竟是舶来品。在悠久的宗法专制文化氛围浸淫下，外来文化很容易被固有传统吞噬。那些口口声声民主、共和的革命党人掉入专制泥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见端倪。

例如，民国元年（1912）2月14日，临时参议会讨论孙文提出的临时政府必须继续留在南京的议案，有议员反对，提议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北京。据当时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的吴玉章回忆，“用记名投票法表决，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按：据《参议院议事录》，当时“用投票表决法以对于八票之二十票多数可决”赞同设在北京；第二天才“公议用记名投票法表决”，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吴玉章的回忆有误。）15日总统府依法咨请再议，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对吴玉章说：“过了12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而据胡汉民的记载，黄兴连咨请再议也嫌麻烦，干脆说：“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29]尽管矛盾及时依法化解，言辞没有化为行动，但革命党领袖和政府部长视参议院为无物的专横跋扈的心态已表露无遗。这既是不懂民主政治常识的表现，也是专制文化不易清除的佐证。

利益冲动更使问题复杂化

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临时参议会规划未来政制，制定《临时约法》，原本打算沿用总统制，后来却改变主意决定实行内阁制。原因无他，革命党人对即将接任总统的袁世凯不放心，冀图通过内阁制把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临时约法草案》是1912年2月7日开始列入议程的，2月9日下午审议时“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30]。这个第一手的文献证明，尽管后来没有采用“责任内阁”这个词，但把有关内容写入《临时约法》确实是临时动议“增设”的。

政治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从实际出发，作出必要的妥协。当时革命势力所以允诺把行政权力转移到袁世凯手上，是力量对比悬殊、财政困难无法解决的状况下无可奈何的选择。[31]他们冀图把右手交出去的东西用左手收回来，是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的决策。通过选举实现权力和平转移，这是民主制度的常规。既然历史选择了袁世 凯，就要把着眼点放在建立健全的三权分立架构，使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正常运行，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图谋国家长治久安，而不是设法立即把权力转移到革命党人手上。不幸，孙文和支配临时参议会的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眼光；他们急于通过第一次选举，就把自己变为执政党。

这些政治胸怀和认识的缺失在真正的政治危机突然降临之际更加表露无遗。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22日身亡。当时国民党已经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多数议席，而缴获的凶手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或其秘书洪述祖的来往信件证明，这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指使的政治暗杀。宋教仁的死亡触发了一场宪政危机。不过，上海司法当局已介入这一刑事案件，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又公布了缴获的44件有关证据，有力地证明这次暗杀的直接指使者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如何处理这个突发事件？当时有两种主张：多数民间团体和包括国民党重要领袖在内的社会精英都认为应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从当下看，这样的选择可以保持社会稳定，赢得民心，提高国民党的威望。从长远看，可以帮助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把包括宪政在内的纷争纳入司法，促进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从而为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是，不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顾人心思定的大局和党内许多重要领袖冷静分析力量对比后的反对动武的意见，孙文一意孤行，悍然下令举兵进行“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后，全部武装反抗被剿灭。民众的同情大逆转，本来备受尊崇的政党，被目为“暴民专制”组织。中国的法治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

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

在当时的政治家当中，梁启超是对宪政理论领会较深的人。可是，一涉及实际政治运作，他立即陷入冀图建构威权体制的泥淖。看看他是怎样和袁世凯沟通的吧。

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给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写信，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基本倾向是力图在中国建构两党制的政治架构，体现了清醒的现代政治意识。他说：“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但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坦言：“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2]

民国初年，三大政治势力在博弈：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派军政大员。

实权掌握在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手中，这些人不是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而是清末新政的支持者，甚至是重要支柱。但是，这些人追求的是富国强兵，是发展经济以及作为经济发展必要条件的办新式教育，改革旧的司法体系和法律，甚至一定程度上理解实行宪政的必要。可是，同革命派的领导人一样，他们大体把民主、宪政理解为决策程序，不但不了解宪政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深入骨髓的专制统治习惯随时流露。其上焉者以为民做主心态君临天下，往往在办一些富国利民的好事的同时，说不定什么时候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难以弥补的大灾难。下焉者则口诵民主共和，实则为一己私利横行无忌。怎样把这些良莠不齐的实权派逼入民主共和轨道？这是关系共和国命运的关键。

梁启超早在1906年清廷下令预备立宪之际，已经察觉必须与袁世凯合作推进新政，显示了不计前嫌的政治家胸怀。辛亥革命后，双方都表达了合作的愿望。作为与革命派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的联合无可厚非，恰当运作，有助于推动最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两党制的建立和健全。可是，梁启超看到了化解激进思潮的迫切，却忽视了牵制和监督袁世凯及其追随者。梁启超后来组成的进步党成了依附袁世凯的参政党，甚至在袁世凯摧毁国会后仍亦步亦趋，参加了取代国会的御用机构“政治会议”和“参政院”。这样的参政党成了专制统治者的附庸。大清帝国被推翻带来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梁启超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环境，既无力阻挡激进思潮的蔓延，更没有密切监督袁世凯的施政。直到复辟帝制的丑剧闹得不可开交，他才挺身而出与袁世凯决裂。就个人而言，他仍然不失为反复辟运动的旗手；而就整个国家来说，未能阻挡这幕丑剧上演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行动体现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弱点。清末新政期间，已经显露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奇怪的组合：既把宪政视为中国发展的唯一选择，又力倡开明专制，认为它是走向宪政必经的过渡阶段。他和袁世凯等开明官僚，站在同一思想底线上。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失误，而且是20世纪中国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征。

梁启超以善变著称，其思想又是驳杂的，但在一个时段中，脉络还是清晰的。

从1905年开始，他把提倡宪政放在突出位置，与清廷把宪政摆上议事日程相呼应。他组织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职志的政治团体 —政闻社。他起草的《社约》所定宗旨的核心就是：“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33]尽管它成立不到1年（1907年10月17日至1908年8月13日）就被清政府查禁了，但它提出非常值得关注的四条纲领：

“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34]。

这个纲领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富国强兵论者就事论事的局限，突出地把制度变革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康庄大道，特别是把人权的保障放在中心位置上。

它明确规定：“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首最当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 ”[35]这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由政党发布的人权保障宣言，后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这些论断一语中的，揭示了20世纪中国盛衰的关键。

他还直接与当朝大员合作，配合和帮助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5年“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端方等清帝国大臣）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2006年8月清廷派出到国外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递交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等文件，就是梁启超起草的。[36]保皇会及其出版物也相应作了调整。

但是，与此同时，梁启超也不遗余力鼓吹中国必须实行“开明专制”。宪政与开明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梁启超为什么会将两者同时端出来呢？在他看来，“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制”，更不用说民主立宪了。理由有两条：“（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机关未整备”[37]。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实行，法律不完备，司法不健全，等等。

可是，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打败老大的俄罗斯帝国，震撼了海内外舆论。久久未能摆脱贫弱困境的中国，士绅和城市居民对宪政的向往，更难于遏止。在内外形势胁迫下，梁启超及其追随者不能不调整策略，参与立宪运动。但是，他们认为实现宪政需要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过渡期。在梁启超看来，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开明专制阶段都是无可避免的。

应该指出，开明专制论不仅是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认识，激进如陈天华，也持此说。他在留给湖南留学生的绝命书中写道：“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 ”[38]这封信写于1905年12月7日，比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1906年1月25-3月25日）还要早一些。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个别人士的极端观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了与改良派划清界限，革命派领导人诚然没有忘记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往往以先知先觉自居，逐步形成以军政、训政、宪政命名的革命三阶段论，所谓“训政”就是开明专制的别名。

为什么互相对立的两个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会在这里交集？窃以为双方有共同的认识误区：

首先是对自由的误解。对于自由，梁启超在1900年前后曾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在反驳其师康有为否定自由的观点时指出：“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他接着驳斥所谓民智未开不能实行民主和自由会导致混乱的糊涂思想说：“夫不兴民权民智乌可开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 ”“又自由与服从两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 ”[39]这些话在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西方是常识，在发展滞后的中国却至今仍被目为启蒙者的语言，不时还被一些人视为异端邪说，成为思想围剿的目标。翻检20世纪中国思想史，包括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先驱，不得不为宣扬这些常识殚精竭虑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幸的是，梁启超没有将这些正确观点坚持到底。转折发生在1903年。他断言：“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与此同时，他认为，19世纪末开始，“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乃至于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 [40]20世纪初叶开始，同盟会和保皇党人异口同声说：国家利益和国民素质低下决定中国人必须放弃个人自由！而离开个人自由的所谓国家、民族的自由不过是独裁专制的别名。国家主义蒙住了启蒙先驱的眼睛，两个流派的领袖们的思想在这里汇合了。他们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层面，在国家、民族、集体这座迷宫面前，都忙着顶礼膜拜，而忘记离开人的解放，离开公民权利的保障，不但国家失去根基，人们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目标也会化为镜花水月。要理解这个基本道理，必须对文艺复兴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较深切的了解。不幸，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们很少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这是20世纪中国兵连祸结的重要思想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是以西方经验作为开明专制论的根据的。他 认为法国“革命之后，殆如无政府然。故再经拿破仑之十年开明专制， 裁抑而锻炼之，而宪法乃渐确立也”。普鲁士“行开明专制最久”，到德 国统一后，“铁血宰相之政治，名为立宪，实变相之开明专制耳”。而东方后起的强国“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二年，皆开明专制时代也”[41]。

从历史经验看，梁启超推崇的这些东西方国家的所谓“开明专制”都没有成为过渡到宪政的桥梁。他们走上宪政轨道还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实行宪政）。但是，梁 启超的这些论断却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的变迁：从卢梭转向伯伦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国家主义压倒了自由、民主的诉求。

袁世凯的作为与中西文化

袁世凯也有自己的打算。作为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凯对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积极。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他任用张謇、周学熙等 主管经济、财政，皆一时之选，为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平衡预算 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在政治领域，他却是一个目光短浅 的庸人和勤勉的专制主义者。

辛亥革命后，期望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的呼声非常强烈。但他 一连毁掉三次机会，走上帝制自为的不归路。

第一，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合作愿望。

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面临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革命党 的掣肘。现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制衡和妥协中运行的，不能笼 统把掣肘看作坏事，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国民党当时有强烈的合作愿望。1912年8月24—9月16日孙文与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十三次。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这些会谈的主要成果之一：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42]这八条追求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富强，没有显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点。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时期，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欣然接受。妥善运筹，适当分权，袁世凯有可能与国民党、进步党合作，维持政权稳定，推动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可是，他所要的国务总理不过是“伴食宰相”，几任总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换。当国民党当权的政党内阁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不惜用黑道手段消灭政敌，终于酿成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为他覆没的开端。

第二，荡平“二次革命”后，没有让国会继续运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多数国民党籍议员继续参与国会活动，不愿与袁世凯决裂，国会仍在继续运作，完成了选举正式大总统和草拟宪法两件大事。如果袁世凯有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纳梁启超的建议，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剥夺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席，使国会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运作，中国的民主政治仍会有一线生机，袁世凯也有望善终。不幸，他一意孤行，丧失了一次救赎的机会。

第三，国会被迫关门后，没有善待咨询机构。

为了装饰门面，他指定一些人组成御用的咨询机构 —参政会。假 如他真的虚心求教，吸取这些参政员的内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 在“开明专制”或威权统治下运行，出现拿破仑式的专制统治若干时日。不幸，他白日做梦，念念不忘黄袍加身，参政会成了复辟帝制的群魔乱舞的场地，终于把他送进了坟墓。

作为大清帝国的重臣，他当然浑身浸透了传统专制文化的毒液。但是，某些西方文化也是他倒行逆施的思想资源。

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凯向众议院提出增修约法案。他的草案 要求把“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 的大权都付诸总统，并且“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 和“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归纳起来，这些要求被接纳，从内政 到外交，他都可以为所欲为。为此，他援引美国、法国、葡萄牙、德意 志等国的制度为根据，没有半句涉及中国传统。其实，他或是割裂西方 现代文化，或是以政治制度尚未现代化的国家为榜样，实质是延续中 国历代皇朝由皇上独揽大权的制度。[43]1914年他召开的约法会议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满足了他的这些专制要求，唯独不见开明。

民初宪政挫败说明什么？

民初宪政历程表明，用中西文化冲突的简单模式，已经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

19世纪中国启蒙的主角是西方传教士，包括康梁在内的中国知识 精英都是他们的学生。进入20世纪，随着国门大开，留学生涌入东瀛，本土知识精英主宰了思想文化阵地。他们分裂为不同的流派，但无论哪一派大体上对东西文化都有所了解。于是，即使是开明专制论乃至复辟帝制、实行赤裸裸的专制统治，有关人士不但从本国传统寻找资源，也力求从西方流行理论中寻找根据。

上述情况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点不是国别或地区文化，而主要是维护专制的观点与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面对公民权利的觉醒，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笼罩下的专制文化突显，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思想障碍。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专制、等级和服从。因此，滥觞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新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传统核心价值的姿态（但不是全盘反传统），这是情境使然。与此同时，西方的专制或偏激文化，也先后涌入中国，与传统专制思想汇合，成为中国人实现自己的公民权利从而为国家繁荣奠立坚实基础的主要障碍。

中国人所以无能阻挡这些思想文化逆流，说到底是对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文明的思想成果缺乏深切的了解和普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累仆累起，无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受挫的侧影。目前反启蒙的声音甚嚣尘上，实质是对历史进程的误解。加深对现代文明普适性的核心价值的认识，坚持不懈用各种方式做好普及工作，仍然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

2007年8月30日

注释

[1]《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605-608页。

[2]《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47页。

[3]《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议事录第10页、议决案汇编第2页。

[4]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章士钊全集》第2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5]1913年10月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天坛宪草》）第五条规定：“人民被羁押时，得依法律以保护状请求法院，提至法庭审查其理由。”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一字未改，保留了这个条文。1946年12月25日通过、1947年12月25日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以书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延迟。”（《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552、1105页。）

[6]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86-87页。

[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156-157页。

[8]《世界人权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9]《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庶政案，第1、2页。

[10]《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法制案，第119页。

[11]《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否决案，第4页。

[12]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五册，第136-153页。

[13]郭孝成：《江苏光复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七册，第3、6页。

[14]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6-20页。

[1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96页。

[16]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七册，第135-136页。

[1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0页。

[18]悬解（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民报》第二十一号第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1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20]《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页。

[2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6页。

[22]孙文：《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香港兴中会宣言》，《辛亥革命》第一册，第85、87页。

[23]《民报·本社简章》，《民报》第一号，第161页。

[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2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9-850页。

[26]黄兴：《在安源煤矿公司及各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近代史资料》总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7]《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208页。

[28]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4页。

[2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9-660页。

[30]《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议事录，第32页。

[31]参阅拙作：《近代中国论衡·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页。

[33]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

[34]《政闻社宣言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3页。

[35]《政闻社宣言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第112页。

[36]《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版，第77、81页。

[37]《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版，第77、81页。

[38]《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页。

[39]《给南海先生书》（1900年4月1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6、238页。

[40]《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9、89页。

[41]《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39-40页。

[4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33页。

[43]《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467-468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武云溥：您在《晚清大变局》中曾经讲过，“经世致用”是源自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阶层基本就是用这一思潮来应付困境。

袁伟时：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然而主线很清楚：一个是儒学裂变，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应对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如外国”。这种情况下，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有好多开明的官僚、士绅，用“经世致用”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尤其是“道”不能变。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从而产生很多矛盾。

武云溥：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张走得更远一些的，也有很多坚持“中学为体”的。

袁伟时：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冯桂芬为代表，提出“中体西用”的纲领，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蛮夷”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高明。

武云溥：就是坚持“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袁伟时：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师夷长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他撰写的《粤海关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国，不是顽固派。但他坚决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夷氛闻记》）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对天朝的侮辱。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阻力非常大。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鸦片战争之后，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传统的观念，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

武云溥：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哪里呢？

袁伟时：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天朝上国”不用向“蛮夷”学习，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从制度上来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抵抗商业化 —市场经济制度。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什么东西都讲仪礼、体制 —那些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业化，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开始搞航运业。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纪，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其实是假洋鬼子。最近30年也有不少假外资、合资企业，一模一样啊！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是19世纪60年代，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他死活不批准，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也不是他们缺少经商的才华，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没有超过7%、8%的，5%以下的比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也不过10%左右。另一个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办得不好，亏钱的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万多人，面积相当于香港70%，人口约一半，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不具普遍意义。

武云溥：中国的现状又是怎样的？

袁伟时：中国占40%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大堆数据，证明中国现在没有“国进民退”。但银行的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投入和产出很不相称。中国人创造的大量财富，投入到产出不高甚至亏本的国有企业里面。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虽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顽强的生命力，占据整个经济的相当大分量。政府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支持民营经济，不要再上演亏本国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诞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抓住这个关键，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中国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武云溥：进步思潮遭到官方压制是当时的情况，不过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会变化，传统的“重道轻艺”、“重农抑商”观念都受到怀疑，发展工商业的想法逐渐由民间呼声上升为官方政策，比如洋务运动。这些变化的实质如何？

袁伟时：官方确实有些变革，比如办工业，既办军用工业也办民用工业，但还是官僚垄断。有些企业明明是私商办的，也要“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都有所变革，但是都非常艰难。经济领域的变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场经济。对清政府来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它认为财富应该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愿意民间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历史上商人有多次发展海外贸易的冲动，官方竟然狠狠打压：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贸易，甚至船上带粮食、铁器都有数量限制，正常的商业变为犯罪。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盗，中国丧失掉转型的强大动力。可是西方国家官商合伙，武装起来，依靠商人进行商业冒险活动，成功发展起来了，推动现代社会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些格格不入，经济领域的这些束缚，鸦片战争以后继续

在发挥作用。

武云溥：甚至在后来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国与民争富”的话题在很多时期都有争论。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私人大富豪，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

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 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则说，发展经济，一 定要靠私商，一定要处理好私商与政府的关系。到70年代，郑观应更 大声疾呼，不但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轮船，也应该 交给私人去经营。利益决定私商认真经营，提高产品的质量，否则他的 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 再加上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铁路，陵墓附近，方圆百里都不能修铁路，以免惊动先帝！

武云溥：这些观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变呢？

袁伟时：甲午战争，中国人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他们就转过来了。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等人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视市场的完善。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又逐步进入官办企业垄断时期，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经济领域，不管办什么企业，总要官方批准，设置很多障碍，为贪污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办企业的难易是判断国家和地区开放程度的温度计，非常灵敏，非常准确。

武云溥：接下来谈政治领域的变革思潮，中国知识阶层提出了“维新”的口号，慢慢发展成“革命”。

袁伟时：对。在维新思潮起来以前，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张，其中包括要开国会，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了。冯桂芬、郭嵩焘他们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问题。先驱们一再批评学西方，没有学到根本 —根本在哪里？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国会，在他们的民选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们的法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到手，官商之间，官民之间，关系就不正常了。

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推动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后10年的新政，进行了五个领域的大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绩最显著的是教育改革。废科举，将中国教育推入现代教育轨道。

第二是经济改革。从原来着重发展官办企业，变成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非常卖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第三个是司法领域的改革。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确立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变行政、司法不分的传统，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检察院，推动司法独立。

第四是外交体制改革。彻底抛弃“天朝上国”观念，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和异邦平等相处。

第五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官方从上到下在全国进行公民权利义务和宪政教育。这样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谘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让中国人和军政大员逐步适应民主政治。

有些学者把这些改革称为“新政革命”。可惜，百年来不少当权的政治家不了解这些改革的深远意义，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断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点另类气息了？

武云溥：为什么这些改革的成果没有留存下来呢？

袁伟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关键时刻不能当机立断。1910年各省谘议局组成联合会，领导了全国几次要求实行宪政的请愿，提出在1911年就实行宪政。迫于民间的压力，清政府颁布圣旨，说中国人实行宪政的条件不够，还是要准备好才行 —但是可以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间，提前在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宪政。不过，宣统三年革命就爆发了，再也没有宣统五年了。机会稍纵即逝，统治阶层不能当机立断，断送了清王朝。

武云溥：就算革命没有爆发，给清政府时间，您觉得它的宪政改革能成功吗？

袁伟时：我估计会成功。因为各方面已经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长，公民社会在生长，全国和各省的议员很敢讲话，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为什么会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论知识阶层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接受所谓异族的统治，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耿耿于怀。假如当时当机立断，立即实行宪政的话，这个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武云溥：一场战争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启蒙的成果。这种启蒙工作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做了，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外国有国之公会，是实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从法律，政府、议会都尊重国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这份杂志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这样的启蒙活动主要是由西方在华人士 —大部分是传教士—来完成的，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还有他们办的很多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力也是外国传教士。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站出来大声疾呼，说中国再不变不行了。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严复，而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在努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武云溥：然而早期思想者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问题，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张？

袁伟时：现在史学界很多人有个共识：“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慈禧太后的专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鲁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变服装啦，要改变纪年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在传统文化看来却是一个政权的命根子，康有为偏要从这里下手。另外他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不准确，居然挑动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慈禧当时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们好像唯恐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将很多官员撤掉，一下子又想将很多只懂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出路断掉，制造了大量敌人。

武云溥：类似剪辫子之类，其实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思想领域的斗争里，总有些矛头要指向辫子、小脚之类？

袁伟时：这些都是激进分子的幼稚病。他们学西方文化，学现代文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到最后则变成利益驱动。现在那些提倡读经、穿汉服什么的，都很好笑。个别人是真诚的“国学”迷，但颇多搞读经和办私塾的，不是真正要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武云溥：鸦片战争给民众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西式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的传入，使得剪辫子、穿洋装、改礼节等新面貌，逐渐出现于古老的中国人身上。这其中既有民间的好奇和自发追崇，也有很大力量来自官方的宣扬推动。为何当时的统治阶层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改变“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否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伟时：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实用、美观，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长辫子很麻烦，但是你剪一个短头发，卫生，方便，美观。要是穿长袍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 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广了。公权力不应该干预公民的私事，而应该把改革的关键问题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也拼命抨击新文化运动。其实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根本不了解。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伴随思想变革，这个思想变革就是新文化运动。它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专制成分，普及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文化断裂”云云与新文化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从1911到1949，特别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么断裂？！没有思想变革，中国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镜花水月。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武云溥：鸦片战争之后百年，西方传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渐成为几代中国进步人士追求的目标。有一种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机来临，专制政权的民主改革才会被迫迈开步子。您有何评价？

袁伟时：民族危机到来时，为了寻求民众的支持，统治阶层往往向民众让步，开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带着“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将这个观点绝对化。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变革的作用。

市场经济加现代文明知识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权利意识，成为制度变革的强大基础。比如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国一成立，那些军政大员包括原大清帝国的高官，异口同声都是民主、法治、军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独立。尽管他们说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驰，但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对的，不遵守是理亏的。民国初年那些军阀要执掌政权，都要想办法利用国会。大家不是骂曹锟贿选吗？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他知道，想要当大总统，还是要收买选票 —有了投票这个程序，统治才有合法性。

武云溥：为何几代人努力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有太多的常识需要普及？在您看来，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依然没有震醒中国人，还是阻碍民主进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并且能够修补自身漏洞？

袁伟时：当权者的专制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光指责这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许多民间进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鲁莽，也会推迟民主政治的到来。

武云溥：比如刚才您提到康有为就很鲁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弹。

袁伟时：对。民国初年中国宪政为什么不能巩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太幼稚、太极端，是当时激进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是国民党主要领袖，他不顾客观实际硬要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宪政的进程断送了。

民国初年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当时所以能够实现南北统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协，同意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让他当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重申虚位以待，未来的大总统非你莫属。1912年 8月，孙中山、黄兴到北京面见袁世凯，双方达成默契：未来10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他们则去发展实业，修20万里铁路。

可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力图通过选票，一下子把权力从袁世凯手上夺回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这个幼稚的想法从民国元年就开始出现了。

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当时宋教仁曾经提出来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坚决反对。但是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宋教仁他们在孙中山支持下，马上变脸。没有和袁世凯商量，就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这无非是做好圈套让袁世凯钻：当虚位大总统，国家权力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后来更发展到打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有人主张黎元洪来当，有人主张黄兴来当。不管是黎还是黄，内阁总理都将是多数党领袖宋教仁 —这就是要改变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国民党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让民主政治走上正轨，而是一下子就想通过政体的转变，把行政权夺回去。他们没有考虑，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吗？如果不同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轨道，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批评激进主义。我说批判激进主义是对的，可惜找错了对象：那些朋友以为思想启蒙、宣扬现代政治的进步观念，就是激进主义。于是，起劲批评新文化运动。错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国民党，是那些力图立即夺取权力的革命派，他们才是不顾实际的鲁莽的激进派。倘若按照清末宪政的路子，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议会，民主宪政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不顾实际，造成很大损失。结果是一再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从原点再出发。

武云溥：实际上一百多年来我们频繁地走回头路，您觉得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某种规律存在？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是瑰宝。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应该保护起来。至于哪些进博物馆，哪些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那是自然选择过程。让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预公民的创造和选择，文化就健康成长了。

有些人总是搬弄“民族大义”之类的大棒打击、压制。裤脚多宽，袖子多长，扣子应该扣几个，成了纯洁与腐朽的分界线！文明，文化，没有国界。我们一再选择错误的道路，说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植下根来。

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在自己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摸索、改进。比如从19世纪乃至更早就不断折磨人类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人类的大规模残杀问题，如此等等。年轻的中国知识阶层一打开国门，就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可是，中国没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够变成那些极端思潮的拥趸。

武云溥：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中国没有自己生长出现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断从外面去学习，去“拿来”。

袁伟时：对，而且你学和拿的时候，又不是学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论怎么变，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护财产所有权是不能变的，这是现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线。守住现代文明的底线，局部错误是容易纠正的。比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一大批企业国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线，看到国有企业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国，面对世界性难题，搞出一个罗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就把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瓦解吹响冷战的终结号。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历史问题，还是要着眼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有清以来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200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

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日、8日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1]

炮兵们在这一场合分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都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2]

英军也不后人。他们与法军一样抢劫。同时，为了掩饰罪行，抢掠伴随着焚烧：

十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才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

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在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very nice）。[3]

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4]

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等处。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

但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我们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借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场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枏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5]。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年，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而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人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他们唯一的理由是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

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瑷珲条约》；6月13日、18日、26日、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二、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三、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

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 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四、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五、赔款：英国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 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 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 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 [6]，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 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 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日、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

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触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 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7]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l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 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8]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9]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10]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11]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 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20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绝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12]

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13]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的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 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14]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15]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16]。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100年，至多不超过200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原载《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

注释

[1]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

[2]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第362页。

[3]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第368页。

[4]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18页。

[5]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45 页。

[6]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

[7]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3、394页。

[9]夏燮：《中西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页。

[10]《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9页。

[11]《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5—156页，第469页。

[12]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页。

[1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541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中华书局版，第616页。

[16]《国耻录 —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但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而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其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于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我上课的时候，一定会对我的学生讲一个故事。我50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钩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钩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30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包括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应该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他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我们以前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出现了一股读《红楼梦》热，我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连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他也看得津津有味。也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人都知道，要让年轻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2001年我已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第二篇是刊于《炎黄春秋》2001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

还有一篇是《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文章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它有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他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

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认识到，首先要把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它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台那天，他的执政府垮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又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这三篇文章，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20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于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20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19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1912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了。其他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段时期是言论最自由的。正是学术自由带来了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在经济上，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掌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增长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时期在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还有沙俄被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那是假的，它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一个重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正是北洋政府。在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上，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政府卖国，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不相信就去看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合二为一的。而西方从中世纪开始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日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但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他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可以去看书。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段时期的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总体来说，北洋政府的外交举措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政府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是苏联的推波助澜有着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它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是有根有据的。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战争还是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就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1689年制定《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把英国革命的成果巩固下来。其中经历了38年的混乱，400万英国人死去20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有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在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让对方败选。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会把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阶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这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个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就是党国体制。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关于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语言，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 —《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宋教仁案以后他发动了“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

这个问题今天不讲，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是，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均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诉诸武力。

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贸然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 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袁世凯死后，他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5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名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第三次，他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常说“竹升仔”，指的是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说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但关于保障公民自由，孙中山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都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行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关于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3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急着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与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关键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要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上，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而要看其所有言行对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历史，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孙中山的那些作为更是受到苏联的蛊惑，觉悟很低。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从而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我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第一，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时，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行为，但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方面，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他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也很毒辣。他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这方面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是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这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另外，我们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关于这些内容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维护了私有经济。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保护私有产权，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定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经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 —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800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

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经济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但战略上是错的。军队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事实上不应该这样打，应该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的性格有关系，他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

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 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蒋一下子把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日军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我们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他们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我们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如何评价。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的洋务运动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

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的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1904年才开始的，是19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10年是20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合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9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 9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

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他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人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7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讨论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 9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定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它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有一本书叫《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也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1]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2]。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为什么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您强调私有经济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19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原载《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

注释

[1]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67页。

[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

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10年后，铁路知识就传入中国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走过了非常曲折漫长的道路。回望过去，看到什么？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至1949年为止，全国合计“修筑27380公里，拆除3290公里，保留24090公里”。其中东北“修筑11927公里，拆除1618公里，保留10309公里”，台湾则有919公里。[1]

这两万多公里铁路，除了日本、沙俄两大侵略者冀图把东北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修建的外，很大一部分是大清帝国的遗产。有清一代修筑了9618公里铁路，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后，1895至1911年间修筑的，平均每年修筑544公里，而在此以前每年仅修建20公里。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修筑3422公里，平均每年214公里。1928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修筑了7996公里，平均每年约 800公里。1932至1937年间，更高达每年1133公里。不过，其中国民党政府修建的只有2679公里，平均每年128公里，其余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它的侵略和掠夺计划而修建的。[2]

对广土众民的中国说来，区区两万多公里铁路是非常稀少的。美国从1850年到1910年的60年间，共修筑铁路37万余公里，平均年筑路6000余公里。1887年筑路达20619公里，创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1916年，美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共408745公里。而英国1890年全国性铁路网已形成，路网总长达32000公里。

中国的铁路建设为什么会那么落后？

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愚昧和恐惧

中国人知道铁路、火车，得益于西方在华传教士。1835年7月，世界第一条铁路修成后1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Gutzlaff）在广州编纂出版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载题为《火蒸车》的文章写道：“利圭普海口，隔曼者士特邑，一百三十里路，因两邑的交易甚多，其运货之事不止……故用火蒸车，即蒸推其车之轮，将火蒸机，缚车舆，载几千担货。而那火蒸车自然拉之……倘造恁般陆路，自大英国至大清国，两月之间可往来，运货经营，终不吃波浪之亏。 ”[3]希望把铁路修筑到中国的愿望溢于言表。

商人的触觉是最敏锐的。1847年，他们在私自勘探台湾基隆煤矿时，就打算修筑从矿区到基隆港的铁路。后来又一再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设法修筑从缅甸到云南的铁路。这些建议都因条件不成熟而被搁置。经过1856—1860的英法联军之役，国门进一步被打开，一连串的试探相继登台。

一、推动苏沪铁路的建设。

1863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生死搏斗正在紧张进行，苏州尚在

太平军占领下。27家外国在上海的洋行联合组成苏沪铁路公司上书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按照各国通行办法，承办上海至苏州的铁路，遭到李鸿章的坚决拒绝。

二、制定修建全国铁路网的计划和着手的步骤。

1863年春，英国铁路工程师斯蒂文生爵士（Sir R.M.Stephenson，1809—1896）来到中国，在广泛听取在华外国人和中国商人的意见后，他建议：“一开始就决定一个综合的铁路系统计划，使所有的铁路都按照这个系统建造，这样，就可避免英国人由于缺乏这种铁路系统而发生的祸害。”还提出以汉口为中心，用铁路干线把天津、上海、广州四大商业中心联结，并连接宁波、苏州、福州、佛山等地，经过四川、云南直达印度的路网计划。

他还提出这些计划应该由清政府自行办理。首先建筑从北京至天津、上海至苏州、广州至佛山三条最有利可图的线路，这显示出高远而又实事求是的眼光。

这个计划曾呈交清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4]

三、外籍官员和外国公使的忠告。

1866年初，即日本明治维新前两年，清政府委任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分别向清政府提交《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尖锐批评大清帝国腐朽、落后，“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服之百姓，竟至处处不服变乱”。他们建议中国全面进行改革，认真向西方学习，以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行人，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5]。

他们的建议，把修铁路放在学习西方、努力改革、维护国家独立的大局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修铁路不是一个技术或枝节问题。不过，不但当时的统治阶层并不理解他们的主张，甚至一百多年后，中国知识阶层中仍有不少人戴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他们，把他们这些真知灼见视为殖民主义的阴谋诡计。

四、1865年8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6]。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

五、经受这一挫折，洋人们并不死心，1872年9月，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内建成一条铁路开始运行，天津官员乘坐后非常满意，为它题名“利用”。因为铁路修在租界内，躲过了被拆卸的命运。

六、1873年同治皇帝大婚，英国商人“打算送给中国皇帝一条短短的铁路作为结婚礼品，借此使铁路在中国流行”，5万英镑捐款已经到手，因为清政府反对，这个计划泡汤了。

七、试探和冲击的高峰是吴淞铁路的修建和拆毁。

早在1866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就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上海黄浦江地方，洋商起货不便，请由海口至该处，于各商业经租就之地，创修铁路一条，计三十里，由外国捐资，不必中国相助”。这本是有利贸易的好主意，但清政府认为“开筑铁路妨碍多端”，予于拒绝。[7]1872年，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发起组织吴淞道路公司，蓄意修筑这条铁路。1873年3月，这家公司以建设“马路”的名义，购买了土地，办好了筑路的许可。第二年，有关权益转归英商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并于这一年12月动工，后来经过清政府批准，进口了包括火车在内的所有设备。这条小铁路修至江湾后于1876年6月30日通车运行，12月1日全线修通，全长15公里，主要用于载客，轰动一时。

铁路尚未修好，中英双方的交涉便在各个层面展开。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和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十分愤怒，要求制止这条铁路的建设。他们在1876年3月21日给英国领事的照会提出17条理由，主要一条是主权：“各国一切工务，以及筑路等事，其权原归各国朝廷掌理。遍查地球各国，从未有任别国之人开造火轮车路者。”“华英通商条约并未有准人购地开筑铁路，亦未有准人自上海开路至吴淞。”[8]他们不知道，明治维新开始那一年（1868），日本政府便授权美国商人建设东京到横滨的铁路，并已于1872年建成通车。美国铁路建设，更有大量外资投入。

英国商人和英国驻华外交官也振振有词，不肯让步。英国驻上海领事提出：“地既经西商出价永租，执有营业的契据，照约应听凭业主作何用度。”[9]他们力求从商业层面解决这场纠纷。

有些比较开明的官员，是支持铁路建设的。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私下是知道这个计划的，并且说在他的任期内将不加阻挠。但是，当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前，他就离任了”[10]。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力求既维护国家主权，又推进铁路建设。当英国外交官找他交涉时，他提出的意见是：“惟通商口岸，中国有自主之权，若令外人兴筑铁路，实于中国体制有碍。……何不将洋商购置车铁木石器料及租地价，仍由中国照原价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11]不过，上海的外交事务是由南洋大臣管辖的。李鸿章不便越俎代庖，只能得到朝廷批准，派员协助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由中国政府拨出官帑28万5千两收回这条铁路。但大出李鸿章及中外商人和百姓意外的是，1877年10月20日路款付清之日，这条铁路立即停运，而且沈葆桢不顾商民的要求，竟下令把这条铁路拆掉！美国公使出于好意，致函中国政府，劝阻“空废如许可贵纸币器具”，“甚为有用之路”，也没有丝毫效果。[12]吴淞铁路的命运，不过是弥漫朝野的愚昧的体现。概括起来，当时

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有这么几条：首先，说发展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剥夺了平民生计。两江总督曾国藩并非顽固派，在1867年尚且认为：“听其创办电线、

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13]这个论调是各国修建铁路初期常见的反应，光见到这些新兴行业对旧职业的淘汰，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和对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其次，是中国这一类被压迫国家具有老是怕被侵略的自我禁锢心理。

1865年江西巡抚沈葆桢就说：“至铁路一节，窒碍尤多：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之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认为：“如开设铁路，洋人可任便往来……于大局更有关系。”[14]在他们看来，交通不便，把自己禁锢起来，洋人也不易入侵，这就是最好的防御。

再次，是迷信中国特有的风水文化。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异口同声都说修铁路毁坏坟墓、田庐，“妨碍风水重地”，万万不能接受。总之，中国国情特殊，“铁路适合于欧洲各国情况，而不宜于中国”[15]。

“马车铁路”：走出愚昧的故事

这时，也有一些官员看到这些现代文明的新事物进入中国是阻挡不

住的，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李鸿章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867年，尽管他对铁路、电线仍然心存疑虑，但他明确向朝廷报告：“凡事穷则变，变则通。将来通商各口，洋商私设电线，在所不免。但由此口至彼口，官不允行，总做不到。……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 ”[16]这是站

在维护国家利益立场上颇有远见的建议。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6两4钱，比从日本进口的煤每吨6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4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荘的铁路。考虑到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等流言蜚语，“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17]

1881年11月8日，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

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的列车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第二年，英籍矿务工程司金达（C.W. Kinder）利用旧锅炉改装成一台蒸汽机车，才改用机车牵引。 [18]（金达的另一贡献是力排众议，采用1.435米的国际标准轨距，一直沿用至今，避免日本等国所走的弯路。）不幸，这立即遭到那些守旧大臣的抨击。说是机车行驶震动了埋葬着清代历代帝后的遵化县境内的东陵，喷出的黑烟又有伤禾稼；朝廷派人查办，机车不得不让位给马！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中国知识阶层中历来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清流”或卫道士自居，此辈多半满嘴空话、大话，凡他们认为不合祖宗章法的措施，不管多么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和人民福祉，一律猛烈抨击，一再成为改革停滞、倒退、国家发展受阻的重大障碍。1874年，李鸿章上奏朝廷筹议海防，力言“南北洋滨海七省须联为一气”，为此必须学习西方“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19]。同年底，又当面向掌握中枢大权的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恭亲王赞成他的意见，但连随说这件事“无人敢主持……两宫（慈安、慈禧两位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 ”[20]可见当时阻力之大。为要不要修铁路，从60年代开始至1889年，清政府内部整整辩论了20多年！

在那些反对修铁路的林林总总的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做过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副使的刘锡鸿的奏章。这位曾经捏造事实向朝廷报告陷害郭嵩焘的官员，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铁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那些令人喷饭的所谓理由。可是他罗织罪名的方法尽管不一定是他首创，却为后来不少甘当专制统治者鹰犬的文人所继承。

第一，像中国这样一再受列强欺凌的国家，最容易煽动民众的办法是以民族或爱国的名义说事，把自己不喜欢的某事或某人说成是外国所操纵或是外国利益的代理人。刘锡鸿就是玩弄这一伎俩的老手。

他说：那些赞成修铁路的人“盖由火车洋匠之觅生理者立说相煽；而洋匠之怀叵测心而布散之，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附和之。洋楼之走卒、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见此可图长差，以攘莫大之财也，遂鼓其簧舌，投上司所好，而怂恿之，辗转相惑，以致上闻也”[21]。如此说来，修铁路是外国利益和自身贪渎，简直是汉奸、卖国贼！

他还装出一副博古通今的样子，煞有介事说：货物由“火车运赴口岸，不过徒便洋人，未足利中国也”。更严重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火烧圆明园，“英国惟募闽粤沿海无赖以当前驱”。历史经验可能重演：“火车既行……则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以利啖人，村愚尤易为惑。”老百姓会再次充当侵略者的雇佣军！ [22]至于开通铁路后，山川阻隔失效，更有利于侵略者长驱直入。因此，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只能封闭，修铁路导致开放，肯定是殖民主义者的狡猾手段！

第二，这类人总是冀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对手说成是离经叛道、败坏社会风气、罪不容赦的罪人。那么，发展经济，方便旅游，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会有错吧？不！“中国方当禁民惰游，何为利此？”“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之所为？” [23]问题提高到要不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基本信念或立国基础的层面，原则面前，不能让步！

即使在专制统治下，人的认识也不可能统一。刘锡鸿不是大权在握的高官，在自己的奏议中提出错误主张，不足为怪。令人震惊的是，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两度进入军机处和长期担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读了这个奏折后竟然在日记中写道：“看刘云生（锡鸿）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24]这个状况表明，刘锡鸿的意见在朝野各方颇有代表性。

在这次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中，抗击愚昧的代表人物无疑是李鸿章。当时不少官员认为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面对一大堆反对修铁路的奏章，李鸿章气势如虹，列举修建铁路9大利，解惑释疑，痛斥那些官员的无知妄说。与此同时，提出一个以江苏的清江到山东、从汉口到北京、北京到奉天（沈阳）、北京到甘肃四条线路为起点，建设中国铁路网的计划，并且指出筑路必须同时发展煤铁工业，不能长期依赖外国。最后沉痛地写道：“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25]

概括起来，他认为抵抗列强侵略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而求富的关键则在能否让商埠兴旺发达。他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狡逞。……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26]还应指出，他心目中的商埠是开放城市。同当时弥漫朝野上下的反对开放口岸、驱赶洋人的气氛相反，他非常冷静地说：“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27]修铁路是这位一代名臣胸有全局、在开放和发展内外贸易中谋求自强的救国大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联系到直到20世纪下半叶，甚多官员仍然不懂得这个常识，把老百姓的富裕和以内外贸易为基础的商埠兴旺看成是威胁，一再动用政府拥有的强制力量，打击城乡市场经济的生机，我们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远见卓识。

不过，他的认识并不彻底。最足以代表他的认识的是1883年他给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的一封信：“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倘海多铁舰，陆有铁道，此乃真实声威，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喝。尚祈主持大计为幸。”[28]这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的认识。他的认识比绝大多数官员高出一筹，但是其中有一个缺失：他没有看清楚欲达这一目的，制度变革是关键，比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驱低了一个层次。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死前给朝廷的遗折中直率地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29]后者从制度的高度去考虑富强的根本道路和铁路、轮船等具体问题，可谓抓住了关键。中国现代化事业一再受到严重挫折，就是没有紧紧抓住“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建设问题。忘掉这个根本正是有清一代无法改变包括铁路建设落后状态等问题的症结所在。

1889年5月5日，清政府发布一道“上谕”：铁路“此事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30]从此兴建铁路成为官方政策，了结了二十多年的争论。

列强角色转变与孙中山空想计划的失败

近代中国的铁路大部分是靠外国资金建设起来的，经营权也大部分落入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手中。1894年自主铁路为21％，以后便在6.9％至15.7％之间波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了大批日本和德国侵略者经营的铁路，中国自主的铁路才上升至65.6％。 [31]抗日战争前，列强不但控制了48条共两万多公里已修成的铁路，而且霸占了36条共一万多公里未建的重要铁路的修筑权。

如何看待列强与中国铁路的关系？从19世纪开始，人们一谈到中国铁路建设特别是外资介入，就认为是侵略，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没有附加特权的外资纯粹是商业行为，不必也不可能一概排斥。即使是列强官方对中国铁路修筑的态度也有个转变过程。

甲午战争以前，他们的态度总的看来是希望说服中国自行建设，而他们可以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当然也要在这个过程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1868年1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给英国外交部的秘密报告中提出：“对于英国说来，保全中华帝国不致瓦解，才是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为此，在铁路、电报、矿山等建设上，应该让中国人“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不受列强和它们外交与领事人员的令人愤慨的干预。”1870年1月18日的英文《北华捷报》报道，阿礼国和香港代表的谈话中也公开申明：“关于铁路和电报，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来提出要求，开始应该以实验的方式介绍进来，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总的计划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32]

美国的态度也与英国相同。1868年7月28日清帝国派出的蒲安臣使团与美国政府签订的《续增条约》载明：“凡无故代谋别国内治之权，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 ”[33]这个时期建成的铁路很少，主要是唐胥铁路逐步向两端延长，1887年南边延至天津，1894年向北伸展至山海关。此外，还修建了18公里的大冶铁路和其他一些支线。总长不过364公里。

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它的所谓自强运动的失败，列强改变方针，实行霸占路权。他们不但要现在的筑路权，即使现在力所不及，也要把未来的筑路权收归囊中。于是，形成了英、日、俄、德、法和美国等互相争夺的局面。至1937年为止，全国46.6％的铁路是由外资直接经营的，另有41.1％的铁路因为借了外国资金，也不同程度受到外国公司或外国政府的监控。与正常的运用外国资金不同，修建这些铁路往往是不平等条约的组成部分，不少地方显示出对中国的欺凌。

首先，他们以军事、经济霸权为后盾，掠夺铁路周边的矿山经营权以及治安管理等权力，划分势力范围，冀图把他们修建的铁路所到之处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例如，1898年3月6日订立的《胶澳租界条约》便规定：“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物料”。后来又补充规定：“在三十里内，除华人外，只准德人开采矿产。”[34]这是当时众多欺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文本之一。

其次，他们在合同上强加很多不合乎平等贸易的规定。用人、购买机器设备等不准其他国家介入，排除了公平竞争。

再次，有的借款也实行垄断，只准向指定国家的银行贷款。

此外，有些国家对中国铁路进行了赤裸裸的抢夺。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铁路随之被接管。1935年3月23日苏联竟然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与伪满洲国订立《关于中东铁路的让渡协定》，把中苏共有的中东铁路卖给伪满洲国！[35]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除了不肯放弃它已经卖掉的中东路外，又拆除了1500公里的铁路，将所有铁轨和能够拉走的机器、设备全部运回苏联。这也是对中国铁路的一次大掠夺。[36]

就在这样的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近代中国有过两次修筑铁路的高潮。

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期间。新建了9254公里铁路，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其中绝大部分是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努力推行新政的十年间建筑的。

第二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在东北赶建铁路，以便使之变为牢固的殖民地和发动战争的基地。他们在那里修建了3368公里铁路。另外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赶建了2430公里铁路。至今仍是主要干线的浙赣铁路、粤汉铁路以及南京至江西贵溪的铁路、同蒲铁路的一部分、淮南铁路等，就是这个时期建成的。为了与日本殖民化东北的阴谋和苏联继承的沙俄霸权相对抗，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采取政府和商人合营的政策，新建了900公里铁路，形成了本国管理的铁路系统，为近代中国铁路史写下动人的一章。

这两次大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运用了外国借款。这些借款除了上面谈到的对中国欺凌的一面外，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中国本身缺乏资金，人们尚未熟悉公司股票、金融债券等新式金融工具，民间的资金未能顺畅流向各个投资领域。李鸿章喟叹：“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37]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也公开说：“国家欲兴大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 ”[38]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借款条件严苛，除了显露外国资本家追逐利润中的丑恶外，也表明由于改革停滞不前，中国企业和政府在资本市场上信誉度不高。此外，铁路外债通常只用铁路本身去抵押，对国家主权损伤不大，也使朝野上下很少人反对。

资金缺乏的状况在民国建立初期，也没有太大的起色。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孙中山铁路计划的失败。卸下临时大总统仔肩后，孙中山曾经计划利用外资60亿，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说“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 [39]。他还兴致勃勃制订了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规划图。此举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于1912年9月9日发出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每月拨3万元为办公经费。孙文主张“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届四十年期满，由我收回”。[40]尽管开出如此优惠的条件，外国财团仍然十分冷淡。原因是在不少外国人心目中，孙文是没有经验、不太实际的政治家，自然很难筹集如此巨额的资金。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国内烽烟再起，这样的计划自然束之高阁。

京张铁路：袁世凯与詹天佑的辉煌

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1905年10月动工，1909年9月竣工，全长201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工程至为艰巨”[41]。通车后又立即开始展修至绥远（到达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1923年1月完工，修成 818公里的干线，另有门头沟等多条支线。这条铁路至今仍是全国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利用自己的人才和资金修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在此以前，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詹天佑经手完成的。1902年，袁世凯为讨好慈禧，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长42.5公里的新易铁路（新城高碑店至易县）。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2月动工，他仅用4个月的时间以不到60万两的费用建成了这条铁路。

中国人一直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他的塑像屹立在青龙桥和张家口车站，墓地和纪念馆也在路旁伴随着飞奔的火车。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在修建这条铁路过程中，他以高度责任感，不辞劳苦，深入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包括利用当地丰富的石料，把中国传统的建造石拱桥技术用于建造铁路桥梁。这条铁路建设历时4年，用款693万两，建成后很快就收回了投资，继续展修。动工之初，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能建筑铁路通过南口者尚未出世。”詹天佑则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这样的人才“不仅已经出世，且现在存于世也”。[42]

不过，人们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当时，关内外铁路有盈利，但有关借款合同规定，这些款项必须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袁世凯派人交涉，达成协议，只要留下足够6个月支付的资金，其余中方可以动用。袁氏得到朝廷批准，用这些资金建设京张铁路，决定“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 [43]，从而为詹天佑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半个多世纪后，一位美籍华人史家不无根据地断言：“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44]

袁世凯有此贡献绝非偶然。他是20世纪第一个10年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是继李鸿章之后接纳留学生最多和最为倚重他们的高官。詹天佑这样的耶鲁大学毕业的专修铁路的专门人才，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可是，1881年回国后，没有用武之地，竟被派往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中法战争期间参加了马尾海战。直至1888年，他才受聘于李鸿章组建的天津铁路公司（又名中国铁路公司），参与了津沽、关东、萍醴等路的建设。袁世凯更是放手予于重任。

詹天佑也念念不忘袁世凯的知遇之恩。1909年，京张铁路修成，袁世凯已经被贬回河南彰德，在洹上村隐居。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创议修筑，殷殷归美”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来人到达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八日。袁世凯感慨万千，援笔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 ”[45]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国有与民营的风波：幸还是不幸？

近代中国的铁路是个暴利行业。1917—193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这18年间，利润率30%~47％的有6年，51%~74％达 8年，而有4年竟高达96%~105％。[46]因此，尽管有政府拖欠运输款等严重问题，仍然利润丰厚，民间资本自然乐于参与。可是，近代中国铁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民营铁路非常稀少，建成的仅有区区几百公里。

中国人是有能力自己建造和管理铁路的。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京张铁路外，清代修建的广三铁路、新宁铁路、漳厦铁路、沪杭铁路等都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和自行管理的。进入民国后，这种现象更属平常。民营铁路所以如此稀少，不在中国人没有能力，而别有原因。

本来，1903年12月2日清政府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47]可是，叶公好龙，商人真正申办，他们往往打起官腔：“此路关系重要，应由国家自行筹款兴办，不得由商人率意请办！”[48]

1905年4月12日清政府更发出一道“上谕”：“御史阿查本奏称：山东商人李遇龙拟立公司，建造京张铁路，愿将余利报效等语。铁路要政，关系綦重。该御史辄为商人具奏代请，希图渔利，实属荒谬胆大。阿查本著交部议处，原折著掷还。”官方文书说：“由是商办之议罢，而官办之议始。”[49]。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折。

从19世纪60年代议论要不要修铁路开始，中国商人就跃跃欲试。

可是，每一次提出申请，都被各级官僚挡在门外。他们的理由是中国人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也没有募集巨资的本事。其实，这是不可靠的遁词。

历史留下三条确凿无误的记录：

第一，民间力量是收回路权的主力。

1903年开始，各省绅商掀起收回路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办的。[50]

第二，大清帝国覆没的导火线是剥夺民众办铁路的权利。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1911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线各案，一律取消。”[51]

这是导致大清帝国覆没的“上谕”。95年过去了，如何看待这道“圣旨”？一、它指出的国家亟需铁路，各省铁路建设缓慢、有关公司账目一塌糊涂两大理由确实存在。

以粤汉铁路来说吧，全长1190公里，从1905年收回路权至1911年6年间，仅修成广州至黎洞106公里，长沙至株洲150.68公里，股东纠纷层出不穷。全路直至1936年才建成通车。

闹得最凶的川汉路，筑路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只建成可供运料车通行的线路数十公里，账目的混乱和黑幕却十分惊人。至1910年它收入的股本应该有1200万两，实际则只有900多万两入账。而入账后的资金从四川总督锡良到各级官员、士绅纷纷插手，雁过拔毛，层层盘剥。挪用、贪污、浮支俯拾皆是。例如，在上海招股和存放路款300余万两，钱庄倒账及亏损200余万两，成了算不清楚的烂账。这条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建起来的。

二、处理方法上犯了三大错误，把和平的保路运动变为武装起义的导火索。

首先是不分好歹一刀切。当时有些线路 —如沪杭甬路的建设成绩斐然，沪杭线已于1909年建成通车，也要收归国有。触动了民族情绪。当时清政府财政状况不佳，无力拿出大批资金投入铁路建设，他们指望借用外资来完成这些干线的建设。5月9日发布干线国有“上谕”，20日便与外国银行订立600万镑长达40年的《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就在民众面前树立了“卖国”形象，让民众找到理由大骂“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52]从而加速民众与政府对立，为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

暴力镇压。事变初起，四川总督赵尔丰1911年9月2日致内阁的电文力主和平解决：“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53]这里提出的妥协主张和后果的预计，都是十分清醒的。但是，5天以后，当民众用抗粮、抗捐等和平手段表达不满时，赵尔丰和清廷没有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赵尔丰遵照清廷“严拿首要”的旨意，诱捕了士绅领袖9人，民众围困督署，赵尔丰下令开枪，局面就变为“无日不有战争”了。

三、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违法取消了合约，这是专制政府在转型期没有及时转变观念和职能的恶果。

各省民办铁路是经过正当手续取得的财产权利，是有效的正式契约。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契约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如须改变，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依法废除或改变这些契约，但必须给予补偿和通过法定程序。在专制统治下，“圣旨”（上谕）高于一切，政府命令就是一切，可以予取予夺。清政府按照专制制度的习惯行事，根本没有政府也需依法办事的观念。

在现代国家，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立法机构审议和作出决议。处于预备立宪过程的清政府，已经建立了咨询性的民意机构 —资政院。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居然没有通过资政院讨论，就贸然下令改变。这表明是完全没有把民意代表放在眼里，从而显示那些统治者的脑子里还没有政府性质和职能必须改变的观念。

此外，这些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不管它有什么严重问题，政府只有监管责任，应该通过股东和公司自身去清理。越俎代庖，不依法办事，反而触发政治事件。

第三，民营铁路发展缓慢和退出这个领域是观念落后和政府不当干预夹击的恶果。

清末民营铁路兴起之初有一特点是过于政治化。民众争回路权自办铁路是对的，但是在政治热潮下，他们没有按照市场规范去筹集资金。川湘鄂等省采取按田亩、行业强制派收股金，一大批不懂经营而善于中饱的士绅参与其间。于是，资金管理，一片混乱，铁路建设十分缓慢，从而为政府不当介入提供了口实。1909年11月19日，四川省谘议局在《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中指出：“川汉铁路于今开办，已及六年，而工尚未开者，其中原因，诚至极复杂……公司现有之股份收入，惟恃每年循例征收之租税，今暂无论租股之弊害，但仅恃此款……万难以底于成。”“又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部清折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 ”[54]这样的公司政治气味太浓，加上官僚和候补官僚插手，其实不是真正的民营公司，过于政治化的另一表现是一概拒绝外资。1903年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比较清醒，规定“集股总以华股获占多数为准，不得已而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嗣后洋商请办，无论集股若干，总须 留出股额十分之三，任华人随时照原价附股。”[55]可是，执行中阻力很大。

潮汕铁路就以日本人变相拥有股份50万元（占全部股份四分之一），加 上同日本公司订立包工合同，从而激起轩然大波，说是“违章丧权，排 华倚日”，“无异受卖为日人奴隶”。[56]这些自我设限，都不利于民营公 司的壮大。当时办得最好的民营铁路，是广东的新宁铁路，它的管理和 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等地的华侨。而不加分析认为吸收外国人的资金就是“卖国”，显然太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进入民国后，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这些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纷纷主动要求政府收归国有，原有各省商办的主要线路几乎全部转归政府。但是，这不等于民间不想投资铁路，只是政府不予支持，加上政治 与军事风险，迫使民间资本裹足不前。仅剩的几条民营铁路如新宁、潮 汕和漳厦等线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拆毁。

铁路一方面是商业，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和地方的基础设施。政府不 介入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如何掌握政府与民间参与的适当关系。总览世 界各国铁路，许多国家都是以民间经营为主的。中国铁路民间资本缺位， 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不正常的体现。如何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一 垄断行业，这是历史遗留给21世纪的课题。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6年7月3日，标题为《艰难的接轨》

注释

[1]王晓华，李占才：《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0、171页。

[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6页。

[4]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

[6]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7页。

[7]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50页。

[8]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42页。

[9]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41页。

[10]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36页。

[1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47页。

[12]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57页。

[13]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4页。

[14]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0、19页。

[15]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35页。

[16]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5-26页。

[17]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21页。

[18]马里千等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9]《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2-23页。

[20]《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2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65页。

[22]《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62、11065页。

[2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63页。

[24]《翁文恭公日记》册23，第35页。

[25]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25、21页。

[26]《李文忠公全书》（奏议）卷39，第27页。

[27]《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0页。

[28]《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4，第25页。

[29]《张靖达公奏议》卷8，第33页。

[30]《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71页。

[3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3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8-29页。

[3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3页。

[3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9-740、951页。

[35]宓汝成：《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20页。

[36]王晓华，李占才：《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4页。

[37]《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95页。

[38]《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1-322页。

[39]《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8页。

[41]《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915页。

[42]《铁路知识》，1984年第4期。

[43]袁世凯：《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3页。

[44]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86页。“乱世奸雄”四字是翻译者加上去的。

[45]《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60页。

[46]《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00页。

[47]《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26-927页。

[48]《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913页。

[49]《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913页。

[50]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51]《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236页。

[52]《川人自保之商榷书》，《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国史馆，第25页。

[53]《川人自保之商榷书》，《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国史馆，第23页。

[54]《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96、1097页。

[55]《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26页。

[56]《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939页。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宪政，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国宪政的历史是从晚清开始的。百年前，慈禧下令“预备立宪”。5年后，武昌城头的枪声敲响了这个老大帝国的丧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宪政依然有名无实。这是一个曲折而凄惨的故事。

代价惨重的播种和起步

任何社会行动都以思想为先导。中国宪政的第一粒石子，是1835年7月由外国传教士投下的。1833年7月，德国传教士郭实腊（1803—1851）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现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6月，它披露了一节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开诸阻挡，自操权焉。五爵不悦，争论不止。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须固执自主之利也。 ”[1]它宣扬的是国家要兴旺发达，国会和自由（自主）这些宪政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1837年7月，它又刊登文章介绍美国的宪政：“容个人任言莫碍…… 每省良民立公会，自选人才忠烈缙绅代庶民……首领主在位四年遂退。

倘民仰望之，欢声载道，复任四年……民齐平等……个人随意图利…… 效死执自主之理，由是国之列邦而兴也。”[2]

1838年更是连篇累牍发表介绍和赞扬宪政的文章。先是在四月那 一期上，以《自主之理》为题，肯定自由和法治是“国基”。“英民说 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 王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设使国主任情偏执，藉势舞权， 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不能定案判决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 ”[3]接着连续四期连载《英吉利国政公会》和《北亚默利加办国政之会》，详细介绍了国会的起源、运作的具体状况，并比附管子、孟子，而归结为“公会总摄之务， 为英国自主之理”。“秉政之列位……所说之话，所办之事十耳所听，十 手所指，难逃民之鉴矣。由是观之，其民摄总政，且操权焉。”[4]

这些文章正确地介绍了：（1）公民的个人自由（自主）是宪政和现代国家立国的基础。（2）保障自由的基本途径是法治。（3）国会是推行 宪政的中枢。（4）政府领导人选举产生，并接受民众监督。（5）言论自由是宪政不可或缺的条件。（6）宪政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也是使官 员真正置于民众监督下、民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基本制度。

不过，这个石子丢到大清帝国的水面，只激起轻微的涟漪。魏源和徐继畬都读过这份刊物，并在十多年后编纂《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大量选用了其中的文章。魏源读了有关材料后，讴歌美国的民主宪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皆旷代所未闻。”[5]可是，作为中下级官员，人微言轻，对实际政治生活毫无作用。从地方督抚到皇帝，《在海国图志》出版二十多年后讨论何以自强，却不知道这部为国家发展指出康庄大道的书！

此后，要求学习西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绝如缕，但统治者都置若罔闻。

文祥（1818—1876）从 1858年起任军机大臣，1861年起兼任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位高权重的满族大臣。死前不久，于光绪元年（1875）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认为这样的制度，清帝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6]。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折》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 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 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7]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救国的根本上达朝廷了。

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1894年即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版《盛世危言》，愤懑溢于言表：“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 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陵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噫！傎矣！”[8]不幸，这些无知傎言根深蒂固，郑观应的诤言随风飘逝了。

直到1900年义和团闯下弥天大祸，231位外国人和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被杀，招致首都北京再次被列强军队占领，慈禧仓皇逃亡后，才痛感非学习西方无以救亡图存。1901年1月29日，朝廷发出学习西方变法的“上谕”，迈开了十年新政的第一步。1906年9月1日，终于宣示：“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9]虽然大清帝国统治者对宪政的理解稀里糊涂，但宪政毕竟由禁忌话语转变为合法语言，中国宪政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这个迟来的宪政宣示，中国人付出了什么？在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主要由于不肯打开国门、认真改革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引发多次内外战争和饥荒，1亿多即四分之一中国人死于非命，给列强的赔款高达7亿多两，相当于十多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和路径选择

尽管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大清帝国的高层还是没有学到足够的东西。简短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明确说明他们所理解的宪政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个结论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播下的宪政种子相距甚远。与其说这是宪政，毋宁说这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外衣。

于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便斥之为“假立宪”，并且不惜破坏有关的活动。

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出载泽、徐世昌等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火车正要启动，革命党人吴樾引爆炸弹，在轰然巨响中，死伤十余人，送行的各界人士纷纷逃命。这次考察被迫推迟。

这些激进分子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活动，日后还在延续，而且对其 他反对专制的党派非常不宽容。1907年，梁启超、马相伯等立宪派在 东京成立以实行宪政为宗旨的政党—政闻社，10月17日举行成立大 会。同盟会会员张继等十多人竟然冲进会场，厉声咒骂，大打出手，并 用草鞋击中梁启超的面颊，直至日本警察出面，才将这些暴徒逐出会场。

平心静气地说，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

清政府1901年4月21日下令设立“督办政务处”，1905年11月又在其下设立考察政治馆，并于1907年改为宪政编查馆，确实为筹划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

一、清政府认为教育是宪政的基础。义和团之灾结束后，立即推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1905年 9月又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督抚 的建议，从下一年开始废除科举，把新式教育确立为培养人才的主要渠道。废除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意味着中国青少年的知识谱系从四 书五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接受现代学术文化奠立了基础。

二、毅然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以西 方的大陆法系取代实行了2000年的中华法系；同时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接受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和 建立法治国家的观念。尽管要把这些原则和观念真正变为日常运行机制 还很艰巨，毕竟以此为制度变革的目的，无疑与废除科举一样，是震古 烁今的改革。作为预备立宪的重要措施，这些成果一直被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的历届政府沿用或承认。

三、清政府根据各国经验认识到，推行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非常重要的一环。1905年8月，朝廷接纳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请，下令奉天和直隶试办地方自治。总结经验后，又于1909、1910年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这些章程规定各地分设选举产生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实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省级以下（不包括省）的地方民主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有些省（如浙江）的城镇乡议事会成立已超过90％！加上法律和司法体制改革，三权分立的雏形在各地显现。

清帝国的政权一直以来都是到县或相当于县的机构（如直属厅）为止，县以下没有政府官员。以三权分立的自治体为社会的基层，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选择。

对一个古老的宗法专制帝国说来，不能不承认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四、改革官制，向现代行政体制转变，也是预备立宪的重要一步。中国传统的六部制被内阁制取代，尽管出现了“皇族内阁”的逆流，但制度框架已经确立。

五、影响十分深远的是清政府全面启动了全国性的宪政研究和宪政教育。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遍布全国，培训了一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派出官员和士绅到西方和日本考察宪政、地方自治蔚然成风。官方大量收集、翻译和出版了各国实行宪政的资料和书籍，并且宽宏大度允许报刊宣扬宪政，讨论预备立宪中遇到的各项问题。总的说来，当时出现的全国性的民主宪政教育的热潮，主要是立宪派的功劳，但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支持和参与的。

六、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第二年9月“豫立上下议院基础”的全国资政院也成立了。尽管清政府把他们规定为咨询性的机构，但议员们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加上报刊跟踪报道，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中央和地方议会雏形已经浮现。

百年回首，这些行动岂能以一个“假”字总结？从路径选择的角度看，其中不乏值得认真研究可供后人吸取的经验教训。

内外压力下的选择

不能把清末预备立宪看作是清政府单方面的行动。清政府所以要走到这一步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首先是列强环伺，俄罗斯赖在东北不肯依约撤兵，华侨在各国饱受欺凌，俄日竟把中国的领土作为战场，英国则趁机入侵西藏，如此等等，激愤难平。在日俄战争中，后起而号称实行宪政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的俄罗斯这样的老大帝国，也给仍在泥淖中挣扎的中国人极大的刺激，觉悟到政治体制对国家盛衰的作用。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这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太落后、太贫困了，增长的速率掩盖不了满目疮痍；而内政腐败，官员贪黩，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众多因素汇合，前景渺茫。加上进入20世纪，大批士子和士绅或东渡日本，或负笈欧美，对比强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救国的激情让各方人士无法沉默。三种力量在博弈：守旧，改革，革命，此消彼长，决定着中国之命运。

首先是政府内部不同声音在激辩。

出使各国大臣梁诚、汪大燮等人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远远落后于列强有深切的感受，他们联名上书朝廷：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为此应从三事着手：“一曰宣示宗旨……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謄黄刊贴，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10]

甚至地方督抚和朝廷高官也不再缄默。八位总督中有五位奏请立宪。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也异口同声，一致赞同立宪。

本土的工商业特别难以忍受官员的需索。著名企业家张謇一针见血地说：“非朝廷力持宪法，笃守大信，巩固臣民权利，不能使实业振兴。”[11]

更令清政府头痛的是各派政治势力正在集结，他们各自提出的纲领吸引着各方人士特别是知识阶层，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第一批现代政党在各地陆续出现。

原来的保皇派转化为旗帜鲜明的立宪派。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绅与他们联手，声威大震。1907年10月，以梁启超为实际领袖的政闻社成立，推举马相伯（1840—1939）为名义领袖 —“总务员”。马氏是复旦公学的创办人、著名的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以《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为题发表演说指出：“人类之乐有国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国家之责任，莫要于使国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而由于人们各有其欲，就会出现不同党派，“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12]立宪派与社会各界人士合作，不但在当时请开国会的宪政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爆发后对比较平稳地转移政权、稳定各地局势也举足轻重，其功劳绝对不比革命党人小。

至于以同盟会为中心的革命党人，他们前仆后继进行了十次革命，虽然多数规模和影响都很小，但对清政府确实是生还是死的威胁。清政府加快改革无疑有消弭革命于无形的意图。

认识错误和迟疑的代价

不过，在内外压力下，清政府并没有做出恰当的选择。它颁布的第一个宪法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条文。例如，“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员不得干预”。“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凡一切军事，皆非议员所得干预。”“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内政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专制，诠释了所谓“大权统于朝廷”的具体内容！

这当然同统治者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有关。不可轻视的是其中也包含着认识错误。这些认识错误又与选错老师有关。对比大清帝国的 《钦定宪法大纲》和日本的《明治宪法》，其中就有不少共同点。说得准确一点，清朝的《钦定宪法大纲》有很多抄自《明治宪法》，而比后者更为落后。例如，《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利用这些条款，日本的军部成了直属天皇的机构。因此，与现代化各国不同，日本军队不但不受内阁管辖，反而操纵内阁，把国家推向实行军国主义疯狂对外侵略的罪恶道路。这些都被《钦定宪法大纲》变本加厉移植过来了。至于“臣民之权利义务”一章，两个文件从标题到具体条文，如出一辙。两者都把国民称为臣民而不是国民或公民。两者都规定“按照法律”可以剥夺“臣民”的各种自由，从而为制定恶法镇压公民敞开了大门。日本的宪法和法律是以德国为师的，而那时的德国宪法和法律遗存的专制因素甚浓。当时的大清帝国是以日为师的，日本学者直接参与了中国法律和宪法的制定。日本给亚洲各国在政治体制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从1904年开始，大臣上书和民众呼吁立宪便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派大员到国外考察，实行三权分立、地方自治的宪政体制等建议，已一一见诸奏章。1906年以后，在立宪派策动和朝廷预备立宪的上谕下达后，各界人士纷纷组织各种立宪团体。1907年以后，请开国会的群众性请愿活动接连不断。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1月18日各省谘议局代表便在上海开会，讨论请开国会事宜。1910至1911年由各省谘议局和谘议局联合会领导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把请愿活动推向高潮。

这些请愿活动直接表达了民意，特别是商人和知识阶层的意愿。是 接纳还是拒绝民意？历史处在大转折关头。请愿者要求立即召开国会， 实行宪政。19名督抚也于1910年10月25日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如果朝廷能够洞察形势，顺从民意，中国历史就将翻开新的一页，避免不必要的破坏，比较顺利实现社会转型。

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需要有雄才大略并掌握实权的改革家当机立断，力排众议。可是，当时的皇族和摄政王都是一些庸众，他们没有改革家的气魄和胸怀。面对汹涌的群众性的请愿浪潮，他们只作出缩短3年、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的决定，便以为万事大吉了。他们下令解散请愿团体。学生举着“立宪救国”的标语上街请愿，他们强行驱赶，强迫复课。更荒唐的是，打着官制改革的旗号，他们竟然推出一个“皇族内阁”！正常的对话渠道被堵塞，激进主义向民众招手。

历史大转折关头，总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在争夺信众。压迫和压制只能造就偏执。革命派是组织和观念都很庞杂的人群。他们虽然标榜民主，关注的中心却是从“异族”手中夺权，为此不惜使用除推进立宪以 外的任何手段。在他们眼中，和平请愿、要求政府立宪都是怯懦。暗杀、 起义，从满族这些“外国人”（孙中山语）手中夺权是最好的选择。当权者在大转折关头的迟疑，为他们上场扫清了道路。

当时最为激进的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在东京、巴黎办报刊，互相呼应。但他们不过是同盟会中的一个小流派。兴中会、同盟会的纲领及其主要领袖的言论，有些就是极为激进。“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13]

1911年10月30日，步历代皇帝的后尘，隆裕太后下“罪己诏”，开党禁，答应组织完全内阁，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11月3日，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对宪政做了多年研究的清政府，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文件：《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个宪法文件废除了《钦定宪法大纲》的荒唐条款，代之以民主宪政制度应有的条文，按照现代宪法的标准看来，倒也中规中矩。不过，这来得太迟了，已无法取信于民。著名儒商、江苏谘议局议长、请开国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謇说得好：“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 ”[14]这就是中国宪政开篇的总结。国家大事，选票和法治隐退，枪杆子决是非，天下从此多事。中国人的艰难岁月开始了。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7年3月5日

注释

[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 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 186页。

[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241页。

[3]《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 339-340页。

[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377、389页。

[5]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后叙，第 5页。

[6]《文祥传》，《清史稿》卷386，中华书局 1977年北京，，第 11691页。

[7]张树声：《遗折》，《张靖达公奏议》卷八，第 33页。

[8]郑观应：《盛世危言·设议院》，《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14-315页。

[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44页。

[1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 111-112页。

[11]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3页。

[12]《马相伯集》，复旦大学 1996年版，第71、73、76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228页。

[14]《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78页。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陈书娣：能否谈一下海峡两岸及美国等地域对辛亥革命认识的分歧？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是全球性的，不以地域分界。以我阅读过的有关学术论著来说，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都没有。分歧仅在于是坚持冷静、客观、全面的学术立场，抑或是把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搓捏历史为本党本派的利益服务。至于一些小分歧，无关宏旨，不值得过多关注。

陈书娣：辛亥革命时期，立宪与革命，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袁伟时：从社会发展所付代价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收益：

一、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二、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

三、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

损失：

一、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

二、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

三、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陈书娣：您认为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国民心态、精神面貌、世界定位等，有什么改进？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被铲除，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随之消失，个人自由和有关权利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毒素。加上思想改造、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的折腾，中国知识阶层的脊骨被打断，自信、自尊的精神面貌降到历史最低点。其他阶层也处在严重被压抑状态。

改革开放30年，情况大有改善。但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私人生活受监控、私有财产横受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权利意识觉醒成了无法阻遏的潮流，经过若干年努力，有可能恢复到民国初年的水平。

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将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1945年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国家独立问题随之解决。不幸，随着内战爆发，经济崩溃，中国仍然是被蔑视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可是，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被蔑视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

陈书娣：您认为辛亥革命与1949年，影响孰大孰小？

袁伟时：1949年是旨在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开端，实际上只是更迭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辛亥革命是绝对无法比拟的。

陈书娣：辛亥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

袁伟时：现代社会是在逐步清除污秽的过程中诞生的，新的道德体系也是在法治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国民党冀图脱离法治，孤立进行道德建设的“新生活运动”，陷入了失败的宿命。

陈书娣：能否评价一下孙中山本人，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袁伟时：总的说来，孙文终生都是革命家。1896年10月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孙文，帮助他暴得大名。他的全部作为概括起来是：

一、制订和宣传革命理论，成为革命的旗帜。

二、筹款，据有的史家研究总数计50多万元。

三、推动建立同盟会和国民党。

四、1913年宋教仁案以后，一心一意用武力统一中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出让主权。

五、辛亥革命后至1925年逝世，发动三次战争：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1922年以后的北伐战争。

六、联俄容共，以俄为师，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开辟了道路。

陈书娣：我们不断谈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那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谈论？

袁伟时：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使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2010年9月26日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本、收益与代价——答《社会科学论坛》特约记者张弘

辛亥革命的成本

（一）立宪与革命赛跑

张弘：辛亥革命之前，立宪派声势造得很大，革命在暗中涌动。有人说，当时是立宪和革命在赛跑，但是最终革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革命会最终取得成功，而不是立宪？

袁伟时：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思潮。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人认为，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的政权，孙文和同盟会那些人甚至认为，满族权贵是外国人，是异族统治。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使他们认为，清朝是异族的政权。以同盟会为代表，一些人甚至认为，凡是在清帝国里面任职、做大官的汉族人都是汉奸。

张弘：这么极端啊？

袁伟时：不仅孙文是这样极端，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仍然是这个观点，他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叫做《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主要的论点是曾国藩为满族政权服务。梁启超曾经反驳过这个观点，他说满族所在的东北那一块地方，明代纳入了版图，满族人接受明朝的委任管理那块地方。因此，清朝是我国国内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根本不是外国人。但是，在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这样一个冷静的观点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对比一下，立宪派倒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不是异族统治问题，而是专制和民主宪政的矛盾。立宪派要改变这个政权的性质，而不是说要推翻什么异族统治。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决策不当。当时，有好多地方的民营铁路进展很慢，盛宣怀作为主管全国铁路的官员，他想加快铁路建设，要把铁路的干道都收归国有，由政府来投资建设。他知道四川的铁路建设特别慢，而且当地的铁路公司很腐败，所以他就要收归国有。但是这个决策有很大的失误。

首先，铁路是同其他商业一样，应该尽可能支持私营经济去经营的。盛宣怀想一下子收回来，就引起官民的矛盾。而且，清政府本身的资金是不足的，必须借外债来推进铁路干线的建设，这样就给那些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人一个把柄，说你是外国势力的代表了。其实，当时的四川那些民营的铁路公司很腐败，那些垄断了领导权的官绅要掩盖自己的腐败，就鼓动民众来反抗。四川的铁路一开始的时候，是以实业救国的名义，发动大家参股的。四川铁路的群众基础非常广泛，在这样广泛的情况下，一经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起来了，反而把铁路公司内部的腐败掩盖了。

第二点，民营企业也会腐败，会有问题。这应该由它的股东自己来整顿，官方不应该越俎代庖。清政府在决策里恰恰没有考虑到这一条，结果保路运动闹得很大。

第三，在群众运动闹得很大的情况下，清政府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应对不当。假如应对得当的话，完全可以退让，收回国有化的错误决策，让他们自己内部去解决问题。但是，清政府做了镇压的错误决定，一方面引起广大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另外一方面调动湖北的军队入川，武昌那边就空虚了，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可乘之机，由此引发了辛亥革命。

张弘：清政府在立宪上一再推迟时间，是不是也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袁伟时：立宪派在1910年发动了好几次请开国会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各地的商会、教育会为支持力量，又有各个省的谘议局联合会具体领导的。他们以江浙的士绅为代表，联合全国的谘议局，还有商会等力量，一块儿向清政府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多年来的宪政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假如清政府比较明智，应该当机立断，接受民众的要求，矛盾就可以解决，而且会推动中国走向一条和平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清政府没有这个眼光，也没有那个魄力，摄政王和最高决策者没有这样做。整个皇族、整个统治阶层包括军队腐化了，在朝廷里面没有形成一个满汉族大臣联合推动改革的坚强核心，所以在关键时刻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能当机立断。在危机面前，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转折点到来了，采取重大的措施，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众的要求，这是牵涉到一个政权的存亡、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的大事。但是当时的清政府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最终也有让步，但让步非常好笑，就是提前到宣统五年，也就是1913年召开国会。假如清政府决定1911开或者1912年开国会，矛盾就化解了。

（二）辛亥革命的三大收益

张弘：你认为，辛亥革命的三大收益中，第一是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一收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袁伟时：在清末，中国已经向三权分立的体制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上下结合的。一方面是清政府立宪，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将来中国的中央政权要走向这一步，另外要求各个省和地方也这样做。到清代为止，中国的政府行政机构，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是没有政府机构的。当时清帝国的朝廷，不但要求省、县政权这样转化，县以下的政权也要建立三权分立的组织。清政府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成立了全国性的筹备宪政的机构，地方则成立自治教育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公民教育，积极推进地方自治。在广东和江浙等地区，这些方面都有显著的成绩，其他地方都是在做，成绩大小不一。成绩最显著的是袁世凯领导的直隶，也就是现在的河北。

应该说，三权分立的政权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各个省都成立了谘议局，谘议局虽然还是咨询性的，但是当地的政府和总督都很重视，再跨一步就变为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权。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我们将来要走向这一步，全国的资政院也成立了，司法改革也成绩非常显著。一个现代政府、现代国家的雏形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后一步，政权确定下来让它正常运转，是走渐进的道路还是走激进的立即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决策了。

张弘：你说的第二个收益，是指经济混乱的时期很短，经济持续增长，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

袁伟时：清末宪政这10年，经济是发展的，最明显就从它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来。19世纪末，全国的财政收入大约在8000万两左右。到了1911年，它的预算是3亿两，因为革命风暴的影响没有完全实现，实际为2。6亿两，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很快的。辛亥革命的严重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收支不平衡，中央的财政都很危急了。但是，袁世凯上台以后，用铁腕手段来整治全国的财政，请有经验的理财能手出任财政、工商等经济领域的政府领导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相当快，从1912年到1920年，工业发展年平均速度是13.8%。

这个罕见高速度过去都说是由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这就给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一个发展的机会，这个解释有点勉强。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制度基础就已经是慢慢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也是以比较快速度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结束了，结束以后，西方各个国家就很快出现经济危机，但是中国一直到1922年，经济都还在比较高的速度上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解释，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另外，从财政方面也反映出来，辛亥革命之后的1914、1915年，政府很快就实现了收支平衡，这也出乎一般人的意料。

张弘：你说到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收益是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摧毁，宗法专治制度的支柱摇摇欲坠，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之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这方面的详情如何？

袁伟时：清末宪政的时候，言论自由是逐步增加的。那时，朝廷还是力图压制言论自由、压制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它一步一步退，公民的自由逐步得到扩大。辛亥革命以后，民国一成立，这方面的束缚就打破了。整个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这一段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这一个时期当然也有压制自由的各种各样的案件发生，但是，那是比较个别的事例，整体上来讲，言论的自由度、政治上的自由度在这个时期都是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里面，政治结社极其普遍，民国初年有几百个政党涌现。至于非政府团体，那就更加遍地开花了，而且，真正由民间自由结合起来的各种团体影响非常大。比如商人自己自动组织起来的商会，在清末就有将近1000个，辛亥革命之后，每年以100个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些商会都自己办报。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权组织还很不健全，政府机构是比较小，以我在三四十年代的经历来看，一个区政府就只有十个八个人，它所谓的警察，一个区的派出所也就是十条八条枪。

张弘：这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了。

袁伟时：当时，农村很多地区还是靠当地农民自卫团保卫。城市地区，商会就组织武装自卫的组织 —商团，在本地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当地的公民财产、生命安全。商会的权力很大，甚至政府的一些职能或者社会的职能都交给他们。比如救火的消防局，现在是政府机构，当时是商会下面的一个机构，由商会建立和管理。另外，企业在工商部门的登记，一度由商会代劳。当然，企业在商会登记以后还是要在政府机构里面注册的。这个情况表明，当时的社会团体非常有力量，一个真正的民间社会在成长。

而知识分子组织各种各样的团体就更加普遍了。从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其实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涌现出来了，有上千种报刊在宣扬新文化。那些报刊蓬勃发展，有一些是有党派背景的，有一些是没有的，它们结合起来就组织了全国报业的联合会。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有一些限制人们自由的法令，1922年，报业联合会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临时约法》规定言论自由，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你们这些立法是违反宪法，宣布以后就不执行了。那样一来，北洋政府也没有干预，也没有办法去干预。所以，这一时期是中国20世纪最自由一个时期。

在教育领域情况同样是这样的，办学是自由的，特别是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北京大学真正实现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制度，而且强调思想自由。不仅北大是这样，全国建立起来的各个大学都是这样办的，甚至有一些中学都仿照这样的制度来管理自己的学校。所以说，当时是一个最自由的时期，那是名副其实，在那样一种状况下，民间力量很强大。这一阶段，除了革命后短暂的混乱，各个地方的社会秩序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问题，就是军阀混战，全国的政局稳定不下来。

张弘：军阀混战的原因，就是因为军队被私人控制。辛亥革命之后，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体制，在全国大框架都已经建立了，但是形成了军事强人的割据情况，为什么当时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

袁伟时：这应该从中国新军的建立开始讲起。在清末建立新军的时候，其主要思想是忠于皇室、忠于皇帝。袁世凯练军则以忠于督办袁世凯作为思想教育的重心。所以新军没有忠于整个国家的观念。除了北洋军队以外，其他地方的军队由于受到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影响，对民主的追求、捍卫国家的观念比较明显。北洋军队这方面就不够了。在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北洋军队是统一的，在那个情况下有可能往国家军队发展，但是，历史没有给它这样的机会，袁世凯当时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这是其一。另一方面，国民党建军，完全是党化军队，是党军，而且党军里面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教育，就是：学生要忠于本校长，忠于本校长就是忠于总理（孙文），我就是总理的化身，也就是孙文的化身。所以，这完全是按照私家军队的模式来建立的，这就是中国那个阶段的情况，这是历史对中国的惩罚吧。

（三）辛亥革命的三大损失

张弘：刚才我们说到了辛亥革命的三大收益。你说，辛亥革命的损失也有三个，第一个是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传独立，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

袁伟时：这要看你怎么看，任何一个社会原有的体系被破坏，都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大有小，这就要考量它的损益，用现在的话讲是性价比，你付出的代价和收获的对比。从中国整个版图来看，那时外蒙古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假如是说外蒙古人民真正觉醒了，它要求民主自由，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国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根本就不是这样，当时是沙俄这个专制大帝国，想把外蒙古吞下去，就鼓动一部分蒙古族的王公贵族领导分裂。应该讲，这不是一个进步的民族运动。在北洋政府时期，外蒙古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没有脱离中国的版图。袁世凯时期是这样，到了徐世昌和段祺瑞政权时期还是这样，段祺瑞的手下大将徐树铮还领兵到外蒙古去，把外蒙古收回来。这方面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是另外的问题。

另外，英国占了印度后还想吞并西藏，做了很多分裂的行动，这样一来就带来了边疆的危机。这是任何一个大帝国转型时候都会出现的，像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都瓦解了。大清帝国瓦解过程中，边疆出现很大的危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主体部分基本上没瓦解。

张弘：但是，从后来外蒙古分裂出去的情形来看，苏俄才是幕后主谋，这个账还不能完全归结到辛亥革命身上。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沙俄就已经开启了分裂外蒙古的行动，到十月革命以后，新政权继承了沙俄以前的做法，口头上说要平等对待中国，殊不知是空口讲白话。到后来，就一步一步让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张弘：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4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当时的军队有多少？

袁伟时：这个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拿广东来讲，就是大量的民军进驻广州。除掉各个地方的新军（那个数量不多的，全部好像不到10万人），所谓民军是当时革命发动起来的武装力量，很多是各地方的自卫团，再加上土匪武装，绿林好汉，或者是帮会的武装组织。因为同盟会搞的那些所谓起义，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用这些武装。这些武装力量出现以后，一方面财政负担很大，另外也破坏了大城市社会秩序，这些人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什么事情都做了。广东的陈炯明就是用铁拳来整顿社会秩序，对民军严加整顿，大部分都被遣散了。

此外，当时的政治团体都同意借外债，不借外债，政府机关没有办法运作。

张弘：你说辛亥革命的第三个代价，就是原来听令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组织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袁伟时：袁世凯在的时候，能够压得住北洋军队的阵脚，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但除此以外，还有各地起义军。起义军首领很多就是新军的将领，他们都是各个地方的领导人，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就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四川等各地方的军事强人都出来了。这些人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怎么样实现全国的联合，这是一个大问题。

袁世凯逝世以后，全国统一的局面就维持不下去了，变为一个混乱的局面。应该讲，不仅仅只是军阀混战。所谓军阀，没有严格的界定，原来的国民党领导下的省份，算不算军阀割据？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也制造了很大的混乱，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从全国范围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国民党的活动下，给全国带来了一个分裂的局面，甚至抛弃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重建专制体系，这个也是国民党的罪过了。镇压言论自由，北洋军阀有过，但没有所谓革命策源地广东那么厉害。在广东，国民党搞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压制言论自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在广东涌现，并随着北伐慢慢推广到各地，成为威权统治专制政权。这是中国史学家应该正视的问题。好多史学家为了维护国民党正统地位，忽视了这一条，我想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国民政府统治客观存在，史学家有责任指出它是一个专制政权，这个专制政权是在苏俄支持、教导下搞出来的。

袁世凯和孙文

张弘：刚才我们说到了袁世凯，很长一段时期，袁世凯一直被说成是罪大恶极的一个人物，他的功过应该怎么评判？

袁伟时：关于袁世凯功过问题，经过近几年史学家的努力，多数人已经开始持比较平和公正态度了。我想这里面有几个要点：

首先，袁世凯是清末宪政的重要支柱，清末新政时期，无论在经济发展、教育、政权建立和政治体系改革方面，他任总督的直隶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其次，民国建立以后，曾经努力想将中国建立成一个三权分立的体 制，在现代政治体系的建构方面，袁世凯是做过努力的。第三，袁世凯稳定了全国的大局。第四，他稳定了在社会大变动以后造成的经济震荡，在保持经济的增长方面成绩是显著的。第五，在对外方面，袁世凯稳定了大局，使得全国边疆大体上稳定。另外，他绝对不是一个卖国贼。说他是“窃国大盗 ”、“卖国贼”，不过是国民党夺权的鼓动口号，不是史学家的事实判断。因为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他尽心尽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对于“二十一条”的第五项全部7条，袁世凯坚决说是绝对不能讨论，根本不存在接受的问题。除掉这部分以外，其他的14条，他一步一步地谈判，特别是牵涉到国土的问题，他都非常坚定。另外，他力图争取美英等国协助，向日本施加压力。按照袁世凯外交秘书、参与谈判的外交部官员顾维钧晚年回忆录中的说法，“二十一条”中真正接受的只有9条。

当然，中国的国家主权确有损失。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袁世凯已经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被迫接受的条款实际上也没有怎么执行。协议在1915年5月9日被迫签订以后，袁世凯很快就召集了会议，讨论怎么样应对这个局面，各个地方行政官员都想尽办法对付日本人，所以实际损失不大。二战后的吉田茂首相在他的《激荡百年史》中写道：“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只是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激烈反对，和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结果，以一无所获而告终。”

张弘：袁世凯的过在哪里呢？

袁伟时：主要的就是称帝，这是他绝对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他不称帝，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家。

张弘：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评论，你觉得应该怎么来评论孙文的功过？

袁伟时：第一，孙文是革命思潮的代表人物，他鼓动了革命，提出了革命的纲领、主义，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二，他筹款支持革命，根据台湾史学家的研究统计，说是筹款50多万元，在当时来讲，这是很巨大的数目，这也是实际的贡献。

第三，以他为领袖，各种革命组织或者革命力量，实现了革命组织的联盟，组织了同盟会，以后他成为这一派的重要领袖，这也是他一个贡献。

第四，他这个人不贪污，比较清廉。

我想他的贡献主要就是这些方面。

孙文对实际政治贡献不大。因为他执掌政权的时间很短，只做了三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他当然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但也有一些不那么正确。总的来讲应该是正面的，这方面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但后来他三次在广东建立所谓革命政权，都是作用不大的。在苏俄的支持下，孙文建立起来黄埔军校，但在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贡献远远比不上保定军校。

他当时的革命不是扎扎实实地发动工农，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不能不跟会党结合，甚至组织暗杀等，那些是革命组织的常态。

张弘：从武昌起义爆发来说，孙文他做的实际的贡献似乎也很小。是否可以说，武昌起义与孙文没有实际的关系？

袁伟时：这方面我刚才已经概括过了，孙文提出了纲领，筹了款，将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主要是这些方面作用。在所谓孙文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中，他实际上只参加了一次，他从越南进来，在广东南部做过一些活动，结果失败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章太炎等人也反对他，黄兴等人对他也有所不满，在那样的情况下，孙文就到美国去了。在国内，实际的革命活动大部分是黄兴等人在领导。以光复会为主，组织了中部同盟会，在长江流域活动。发动武昌起义那些革命力量，在思想上是认同同盟会纲领的，孙文与武昌起义没有直接关系，武昌起义主要是革命思潮影响下年轻的革命分子起来发动的，武装起义与其说是同盟会领导，不如说是当地的激进青年自发的活动。

张弘：有研究者证实，参与起义的一批人是张之洞的学生。

袁伟时：新军是张之洞建立的，很多学校是张之洞办起来的，但是不能将革命功劳归之于张之洞，也不能说张之洞更加革命。1900年，张之洞镇压了自立军起义。我认为，一种思潮的兴起，不能神化某一个人。一个人在历史上可以做他一份工作，但是把一个人吹为“国父”是很危险的。中国没有所谓“国父”，尊孙文为“国父”，这是国民党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一个手段，这是不足为训的。对于孙文，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看他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历久弥新的观念

张弘：现在有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要回到清末、回到民国期间。那么，从观念上说，我们现在应该发扬辛亥革命时候的哪些东西？

袁伟时：说到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的东西，我想最重要就是共和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宪政、民主、法治，特别是自由，这在当时非常明显，尤其应该继承。但是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地方自治。从县到省都应该自治，是辛亥时候大家的共识。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这不过是继承清末宪政的正确方面，清末宪政已很强调地方自治，县到省都讲自治，要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权。

张弘：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这些观念是顺着清末新政发展而来的。

袁伟时：对，任何国家从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都应该从社会生活里面慢慢生长出来，制度、思想、文化莫不如此。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就主动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转型。这些前人的努力，前人的贡献，我们都应该肯定，都应该继承。

张弘：地方自治，广东的陈炯明是坚决主张的，但是和孙文的意见不合。

袁伟时：袁世凯以后，联省自治被很多政治家支持和鼓吹，孙文本人也曾经赞成，这无疑是对的。为什么要联省自治？就是要走美国的道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宪政的联邦国家，这一条一直到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前，很多人都为此努力，段祺瑞也在这方面做了艰难的努力，最后都给孙文和国民党破坏掉了。

张弘：从联省自治的成果来说，陈炯明坐镇广东那几年，一心要把广东建设成模范省，相对全国其他地方来说，广东是否发展得很好？

袁伟时：一个省一个省比较，这个就要很冷静来做了，在民国历史上，陈炯明对广东有很大贡献。但是，因为广东战乱比较多，不能笼统说是全国最好的。从政治上来说，陈炯明的贡献是很突出的。另外，他也推行当时的民主选举，他的民主选举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讲，远远不够。他要当地选出两个县长，然后由他圈定，这违反了选举规则，但是比完全不搞民主选举好多了，民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另外，他发展教育，一再声称要建立广东模范省，不要打仗，搞好自己，让其他省的人也建设自己家乡，和平联合起来。我想这是非常正确的，他在广东期间的建树应该讲是很突出的。他也反对孙文征兵，他是反对打仗的，财政也担负不了打仗的支出。他入主广东之前，在闽南的建设也很突出。

张弘：你也强调，辛亥革命之后，是民众的个人权利觉醒的时代，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

袁伟时：那是很明显的，北洋时期，不但民间是这样看，而且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说当时的官员也不敢讲我不要民主、不要法治。军人不要干政，要实行法治，要尊重法律，这些都是口头禅，民间就更加没问题了。政府也是以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标准的，所以当时上上下下都认可这些人类共同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月刊2011年第3期

下篇：辛亥革命

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一）

杨鹏：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您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袁伟时：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了。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杨鹏：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袁伟时：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谘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请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这就激起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

杨鹏：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袁伟时：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杨鹏：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袁伟时：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政府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杨鹏：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袁伟时：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他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些都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步子，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杨鹏：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袁伟时：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较长时间，江浙打了，杭州、福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谘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杨鹏：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伟时：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 —沙面躲起来。其他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杨鹏：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袁伟时：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谘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谘议局，得到各地支持，局势一下子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而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杨鹏：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袁伟时：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杨鹏：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袁伟时：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他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上海是陈其美那一派掌握的，凶手武士英就在那里被毒死了，而指使武行凶的应夔臣则越狱跑到青岛去了。开枪的凶手在拘捕期间居然死掉，袁世凯方面不可能在上海将凶手毒死，这些都是控制上海的陈其美干的。

杨鹏：谁是真凶和主谋，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搞清楚这桩历史谜案。当时上海检察厅甚至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不应该搞，而应该不断司法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杨鹏：“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袁伟时：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杨鹏：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袁伟时：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杨鹏：革命派不愿意面对现实？

袁伟时：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们并不甘心与袁世凯和谈。因为之前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要求借钱。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人赶快借出500万，我就坚持下来；要是不借500万，我就去和袁世凯和谈。结果钱没借到，袁世凯那边协议却达成了，要把总统位置让出去。因此他们很不甘心，老是想将权力夺回来。

杨鹏：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他们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地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杨鹏：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袁伟时：过去说是孙中山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

杨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袁伟时：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杨鹏：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杨鹏：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袁伟时：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当时的民间武装与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杨鹏：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袁伟时：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杨鹏：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袁伟时：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杨鹏：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袁伟时：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没有“窃国”，因为他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定《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后，他们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杨鹏：袁世凯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他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袁伟时：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杨鹏：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袁伟时：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记载。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提供的钱、给枪和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杨鹏：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袁伟时：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说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点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杨鹏：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袁伟时：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杨鹏：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袁伟时：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杨鹏：清末以来的主题一直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袁伟时：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100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花了60年在这上面，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花了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8年，内战3年，失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时间在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杨鹏：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袁伟时：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这90年的辩论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是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杨鹏：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袁伟时：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他们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杨鹏：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中，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杨鹏：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袁伟时：中国启蒙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监督。

杨鹏：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袁伟时：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通过比较，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慢慢就会接近真相。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原载《华商报》2011年10月8日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变与不变

主题：辛亥革命—变与不变.

主办：《领导者》杂志社 共识网

1月8日上午

问：我是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想问一下袁教授，辛亥革命所蕴含的公平、民主、进步、自由的精神，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是在相继追求。请问袁教授如何看待国民党在台湾对孙中山先生主导的三民主义的传承和现在的表现？谢谢！

袁伟时：在我看来，现在台湾讲的孙中山实际上不是原来的孙中山，而是一个政治上重新塑造过的孙中山，他被当作一个符号来推行现代的政治。我们总结整个国民党的历史，应该看到它是激进主义的代表，这也是20世纪社会动乱很重要的根源。辛亥革命前不用说，大家都熟悉了，辛亥革命后，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认为中国问题的产生很重要的责任在国民党。国民党的责任在哪里呢？就是在建立了中华民国后，它变为不尊重宪政的一个极端势力，和袁世凯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后来从1917年以后，它基本上都是摧毁中国稳定的极端力量。20年代以后，它又把苏联的党国体制引进到中国，把中国推向一个非常悲惨的道路。孙中山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时势造英雄。1896年，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孙中山，间接把他塑造成为英雄。

这样下来，到了20年代，世界大战过去不久，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当这些世界性的难题摆在中国面前的时候，他改组国民党，从基本口号到制度结构都是极端错误的。这种制度结构有一个要命的东西：国民党要垄断一切，要领导整个国家，建立一个党国制度，

“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它的党章里面有一条：总理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有最后决定权，这为后来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开辟了道路。现在在台湾的转型，所有孙中山创造的有特点的东西都被去掉了。但是又不能把孙中山这个偶像丢掉，所以另外塑造了一个孙中山，这个孙中山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象征（他的言论确实有鼓吹民主的大量词句）。这个塑造的经典性的文件就是今年元旦马英九的文告。所以我认为两个孙中山你要分清楚，究竟是真实的孙中山还是作为符号的孙中山，谢谢！

问：我是来自武汉科技大学的法科学者。我想请问袁先生，在信息开放的今天，我越来越感到困惑，作为一个85后，应该怎样去营造一个客观的大脑？我相信兼听和明辨，现在我做到兼听，以后怎样做到明辨？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自己？

袁伟时：我们要正视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害惨了现代中国人。为什么我提得这么尖锐？因为在座的我的一个好朋友一再鼓吹儒家文化怎么了不起。要保持冷静头脑，就要知道儒家怎样教育后人，包括现在的国学派以及提倡读经的朋友怎样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教信条，读经，这样就培养了一代乖孩子、恭顺的臣民。我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散步，居然一个一个排得很整齐，拉着前面的衣角走过，我就感觉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落后了，因为一直以培养乖孩子为方针。而在西方，苏格拉底就教人怀疑、辩论。你要怎么样保持冷静，就是要营造一个自由的环境，讨论、辩论，敢于冲破现在那种僵化的半军事化体制。

现在我们的大学最简单的改革都不进行。我们的大学现在的学生还是按系、年级住宿，为什么不能让大学生自主结合，让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住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这是延安革命干部学校的传统，要培养守纪律的螺丝钉。但是现在我们是要有创新人才，敢于怀疑一切，敢于用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思想来考虑问题，那样就要有怀疑，有讨论。在这里，特别请大家注意，美国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们用实用主义作为思维方法的主流。在我看来，辩证唯物论的合理部分跟实用主义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那就是：什么观点、结论、理论都是假定，都要求得证实。这个假定假如在事实面前是错的，我们要修正。这是所有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要接受的。要保持冷静、客观，就不要给所有信息设置障碍，不要再灌输什么信条，不要在幼儿园、小学搞那些读经。要提倡“书香校园”，要读书。香港、美国那些办得好的小学，他们提倡一个礼拜读一部书，然后大家讨论。为什么我们就要读《三字经》、读《弟子规》，让小孩变成小老头？我说这是罪恶。谢谢！

问：辛亥革命，变与不变，请袁老给今天上午的讨论画龙点睛，谢谢！

袁伟时：这个问题对我提出不合适，应该由主持人周志兴先生来点睛。但我想“辛亥革命—变不与变”这个题目出得非常好。

辛亥革命到现在有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是经济上的变化。但经济上的变化发展到今天这样，其实它是不变的，不变在哪？都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慈禧太后所做的东西的重复，是清末新政的继续。所以有人问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制建设进展怎么样？我说很简单，你去翻一翻20世纪第一个10年立了什么法，就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最初立什么法。这个还是不变。这说明什么问题？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共同的特征，头一条是市场经济，再一条政治上是民主、宪政，第三条，思想上是自由的、多元的，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我想这些是大同小异的，只要这些基本要求没有达到，问题就会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这个不变的主题一直到实现现代化，或者是现代社会建成之前，是不会停止的。现代社会建成以后还有新的任务，但是基本的框架不变。这样一个不变的诉求，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已经提出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传播自由、个人独立、法治，而且首先是在广州传播的。

此后，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上始终在进行着一场艰巨的、复杂的革命，这个革命是思想革命。一个社会的变革除掉经济基础以外，最重要的是思想上是不是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传统到现代的革命就是要确立以法治、个人的自由、社会的平等为中心的观念。所以现在，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还在继续进行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所以，我特别希望所有愿意参与思想文化斗争的朋友们，能够少说一点废话，不要攻击新文化，要用最大的精力去维护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现代思想。这样是不是就不要传统呢？传统坚决不能丢，一定要保护，假如摧毁传统那是犯罪，但是你不能以传统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它只是多元里面的一元。所谓文化主体性、思想主体性、学术主体性全都是错误的概念。所谓主体性谁来确定？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中心，那个主体性假如由一个集体或者政府来规定，这是思想专制。有些朋友没有想清楚，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他们老是想用一种思想来统一大家，这是极端错误的。我想这个问题要保持冷静，一定要打赢这一仗。假如思想上不打赢，回到统一在儒教基础上的局面，中国就要完蛋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很小，没有哪一种力量能扭转历史的进程！谢谢大家！

1月8日下午

袁伟时：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的会，我想真正是思想文化学术的盛宴，两个报告人的报告都非常精彩，而且有很认真的准备。两个报告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来看都是一流的，并且都是历史和现实交融。雷颐先生给张鸣先生作了个补充和点题：革命和改革的竞赛，究竟走成怎样？两个报告是联成一体的。我听后有个感觉，我们现在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一百年前后面临的问题相同，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转型社会，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所以一些问题会反复出现，直到解决为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观察有关问题，大家非常关心。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现在的改革动力在哪里？还有没有改革共识？有人认为没有，改革已经到了很悲观的状况，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情绪。我在很多场合都讲，我是一个死不悔改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

第一，社会矛盾能不能解决，取决于各方面的条件。我们有很尖锐的矛盾摆在面前，但市场经济的基础建立起来了，回去已经不可能。在这次改革中，在选择市场经济道路的基本问题上，经过了很多反复，最后走上这条路，全国多数人得益了，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不可能了。

第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必然觉醒。没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任何市场行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其最深厚的基础就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在继续，并和国际联成一体。没有人能打断这个过程，相应的维权活动也是不可能停止的。后果会怎样？雷颐提出，决定性的要看执政者如何，他是不是准备制造革命党？观察各种动态，我想现在的执政党还不准备一意孤行，要制造一场大革命。我们对它有很多指责和不满，都是合理的，作为执政者就应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在座的都想成为变革的参与者，或者在思想文化方面成为有分量的发言人。这时就要观察清楚大局和趋势怎样。假如弄不清楚，就会走上一条歪路。现在看来，我想当局是在总结经验，一个个解决问题。这样的状况，很多方面我们不满意，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言论自由的开放，但看大局，他们还是准备不断改进。

第二个问题：一场社会变革的关键在哪里？我想，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个核心问题是产权的保障，即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这里一 个理论前提就是制度学派所说的，社会转型为什么是西方走在前面，关 键是产权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产权缺失不说了，今天的社会生活中，问 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19世纪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也是因为产权 —经济自由没有充分保障，办一个企业又要批准，又要这样那样，官督商办。20世纪最初10年的成就，就是来源于市场经济，以后反反复复付出那么大代价其实也是在维护或恢复私有产权。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得清不清楚，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学者很少会理直气壮地讲，一定要保护私有财产。把它作为一个核心任务来讲，茅于轼先生走在前面，但响应的人不多。

现在我们常听到五百家族支配中国，对这个数字我始终持怀疑态度。

现在中国有没有以权谋私的情况？以权谋私比比皆是。但是，是不是已经形成几百家族统治中国的状况？国外有政治世家，老布什当总统，小布什也当总统，这个不是以权谋私。我们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和批判者要得出一个结论，就要拿出数据。假如你肯定在中国要打倒五百家族，那就错了。这等于我们年轻时个个义愤填膺要打倒“四大家族”，那也错了。最后，“四大家族”并不存在。蒋介石、陈立夫都不是财阀，宋子文的财产也没有一般人传说的那么多。更重要的，除了孔祥熙，至今没有掌握他们贪污的确切证据。今天，应该监督当官的有没有违法，要求公布财产状况，而不是笼统地鼓动反对多少个家族。这个问题不能含糊。《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共产党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在那个时候它是抗议的声音，它是正义的呼声，因为资本主义的黑暗面非常严重。假如是思想家或政治家，就该掌握全局，要判断这些抗议应该采纳哪些合理部分，但无论如何，保护私有财产不能动摇。

20世纪我们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从梁启超到张君劢都是赞成限制或者取消私有财产的。这个不怪他们，李大钊、陈独秀到后来都走上这个极端。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社会不平等，我们怎么样处理？一些人提出极端的解决办法，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假如现在还不清醒，重新走进民粹主义的泥坑里面，中国会再一次走弯路。

我还想补充几句，这一仗打不打得赢，思想文化战线很重要。这方面不能含糊。为什么早上我得罪那么多朋友，很尖锐地批评了一些观点？因为传统文化提供不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我们要想不走错路，就要把现代社会共同价值的推广和维护摆在首要地位，同时尊重传统文化。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传统文化遭到毁灭，而是有人继续利用传统文化灌输一些负面的东西，束缚我们的年轻一代甚至孩子们的创造力。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关注什么，你的学术方向对不对，大家应该冷静严肃地思考。

关于辛亥革命，大家刚才讲的，我有点不同意。

一是社会基础。那时的公民社会比现在强，那时的商会全国有一千个左右，而且有独立性，是公民自己组织的，并且有武装 —商团，它还有报纸，可以任意发表意见。传统与现代结合得很好。所以说中国那时没条件共和，我不同意。

第二，任何时候社会发展的中心点都是在城市。城市领导社会变革，城市的公民社会已经非常强大。如果某些问题处理好，是有可能顺利转型的。这是社会条件的问题。

另外，为什么清末宪政会中断？为什么20年代会上俄国人的当？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专制方面，统治者彻底腐败，挑选接班人的方法太荒唐，假如不挑选三岁小孩做皇帝，情况会大不相同。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尊重宪政的，他撤掉国民党三个都督有正当理由：军政要分开。这样的人，清末新政的支柱，假如制度约束合理的话，会成为共和制度建设者。但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做法是错误的，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是荒唐的，制定《临时约法》本身也是错误的，当选总统和当时实力最强的势力居然没有代表参加。

我们接受、研究现代宪政不够。知识分子以为很简单的一纸文件就能控制局势。那是幼稚，是“阶级斗争多疑症”。清代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民党则说凡不是革命党人就是假共和。知识阶层也有责任，文化准备不足，知识准备不足，才造成很多严重后果。

另外，袁世凯把革命势力摧毁后，专制一面就暴露出来了。

不要单单责怪袁世凯，国民党辛亥革命后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不要简单地全面肯定。包括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都是错的，后果很严重。

从宏观上看，中国为什么在20年代那么惨？主要是思想上错了，跟基础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人一定要保持清醒。

1月9日上午

袁伟时：周瑞金先生的思考很周密，他所讲的社会改革的阶段，我认为核心在自由。我们生活在学校，其实现在大学的困境，最重要是学术自由没有落实。温家宝说的办学自主权、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就是落实不了。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

出路何在？朱清时院士就是一个榜样。他违反某个管理部门的权威条例，但总的大法是符合的。假如他成功了，我认为教育改革就有了一条可行的大道。现在的体制下，各个领域就看在这个领域里有没有一些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权利，大胆改革。

今天这个座谈，我特别问了一下周总有没有申报。因为之前我们开的一个转型社会的讨论会，马上就有部门来干预。周总这个就叫沙龙，也不叫讨论会。如果更多人敢做这个事，这就跟全能政府的习惯势力形成博弈。等哪个部门颁布一个言论自由的法令，当前是不可能的。本来不准媒体异地监督，大家慢慢做，也就照做。我想这个是核心，各地有没有人敢于冲破陈规陋习，带头改革。

在自由面前我们会不会发抖？我们自称自由主义学者，在真正要自由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

先从经济讲起。经济领域也是个自由问题。所谓垄断，不断批评，有可能逐步解决经济自由问题。我昨天讲的没有讲透，我们年轻时上当，讲打倒“四大家族”，打倒官僚。现在你要不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坚持经济自由？我们要反对的是垄断和不平等竞争。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讲五百家族，我认为那个数据并不可靠。你在这个问题上要怎么办？我认为关键在于有没有犯法。社会分化，对弱势群体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责任，作为企业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发财。敢不敢承认这条？

现在新左派拼命讲，文化学术上要有民族的主体性，这是笑话。学术是世界一样的，没有世界和中国的两套，也没有中国式的社会科学，学术无国界。这时候来提学术主体性，意思是什么？新左派甚至说学术规范都要由中国重新确定。你接受吗？有些人说要有文化主体性，他提出现代文化的根源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哪种文化是主体，应该让文化自由，多元，自由竞争，那才是我们追求的。

还有宗教问题。有人认为没有基督教精神不可能实现宪政。我不同意。功利不要怕，民主自由制度就承认人的自利性，只要法治健全，规范合理，不需要一个缥缈的上帝来规范我们。

2011年1月8日、9日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其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 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这一点是观察晚清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10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9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5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9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借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 导人到总督府，立即 “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 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 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 —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凯当政后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4至6厘股息。第6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也大大下降了，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订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9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 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1914、1915年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 —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9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 —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 —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是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这是沿用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他们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10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他们的认识，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 ：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另一条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1日

标题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与得失》

注释

[1]《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0页。

[2]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蔡信：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这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常是先预设结论然后再进行推理论述，并且往往是批判历史人物，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产生这样的态度的根源是什么？怎样认识历史就意味着怎样看待未来，在此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重塑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并将新评价推而广之？

袁伟时：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供鉴戒。现实环境也会刺激历史研究者思考，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些道理。

不过，不要将克罗齐的这句话绝对化。

第一，“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源远流长，求真，好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考古学一类的历史研究往往远离现实，民俗史也旨在记录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不能妄断为当代史。

第二，一个成熟的史学家总是把排除主观的情绪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奉为圭臬，把还原或接近历史实际放在第一位。

第三，即使一些可以给现实强烈启示的历史论著，通常也是史家求真的产物，读后的感受随阅读者的主观状况的差别而见仁见智，一概归之为“当代史”有失偏颇。

第四，如果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统治者或其他人据此胡乱推测乃至追查史家的现实意图，就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学术乃至进行政治迫害打开了大门，非常危险。

此外，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或折衷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为还原历史做出新贡献。贵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通过研究者自由论辩和读者自由选择不断接近历史实际。这是繁荣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的唯一正确道路。

蔡信：大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存在，否则社会就会乱掉，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教育的教化功能是一种传统，加之统一考试（教科书统一、试题统一、答案统一）的影响，今天该如何确保人的独立思维？

袁伟时：春秋战国群雄并起，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罕见的辉煌。欧洲小国分立，此起彼伏，在激烈竞争中，熔炼出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民生命财产是否安全、生产和生活有没有改善、文化是不是繁荣、人的自由度有没有提高，如此等等，才是评判历史的最高标准。统一或分裂，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断定其是非功过，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现代公民的主要标志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思想启蒙的合力熔铸出来，并且是在与统治者蓄意建造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抗争中确立的。

当下的世界，通过区域联合，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斯时斯地，我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不言而喻，统一的基础是自由、民主、法治。

蔡信：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更多的是由于清政府自身原因，当时的人多认为清政府改革有名无实，并无诚意可言，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清政府其实也是想要改革的，因此也有论者认为真正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步伐过快，措施过乱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袁伟时：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金白银。

断定当时的改革“有名无实”，过于轻率。至于有无“诚意”，这又涉及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推测主观动机，还是检查客观效果？前者的评判，受评判人主观的影响太大，人言人殊，意义不大。对历史研究者说来，后者才是值得关注的。

清政府覆没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拙文《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对此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蔡信：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朝覆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川路公司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显得合理乃至于最终化解危机？另外，在保路运动中，处于基层的所谓股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认为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国家灭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袁伟时：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企业没有违法，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内部事务。企业内部的混乱，应该由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自行整顿，其中违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依法介入。

对川汉铁路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政府没有遵循上述途径，而迳由朝 廷批准邮传部把公司经营的业务收归政府办理，并强行接收公司的资产。

这是清政府严重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行为。而当股民和地方、中央的 民意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保路运动中，一再要求 朝廷收回成命的时候，官方不但不回到依法办事的正轨，四川地方政府 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终于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

是清政府破坏法治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蔡信：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此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仅3年之遥，欧洲各国正在展开军事备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都认为应该“开疆拓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局势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影响？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又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袁伟时：当时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俄、日两大邻邦的行动。

1910年6月，日、俄缔结划分满洲势力范围新协定；8月22日本吞并 朝鲜。危机迫近，引发救亡图存的新高潮，10月、12月，第三、第四 次请开国会运动如狂飙震荡大地。清政府的镇压，使知识阶层因失望而 与革命派联手。简单地说，侵略激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周边各国大都已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 革命风暴对刺激他们的民族觉醒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大。

蔡信：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袁伟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1912年2月15日选举产生的。出任第一届大总统则是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产生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大体上保持了通过国会选举确认其合法性的传统。1924年10月19日，冯玉祥发动军事政变，把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赶下台后，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临时执政，至1926年冀图重新组织国会恢复法统失败，通过选举确认政府合法性的传统中断了。

国民政府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事政权，它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由国民党中央自己确认自己委任的政权合法。但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内外一再受到质疑，反对者蜂起，不惜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以后谋求国内团结和重新制定宪法，几经波折，直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同年11月15日—12月2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以政协草案为基础的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为新的政权提供宪法依据。1948年3月29日—5月1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了总统，宣布“行宪”。但它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断了宪法的实施，且由于施政不当，导致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坍塌。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是不完整的。

蔡信：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宋查理（宋氏三姐妹之父）的支持，而宋查理是一名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孙中山的革命与基督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孙中山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可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袁伟时：宋查理与孙文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对女儿与孙文的婚姻是反对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直接干政的传统，也没有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一些西方传教士热心为中国的政治家出谋划策，有的还出任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顾问，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教会有计划的行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报刊、新式学堂、医药、翻译、出版等的开创者和主要骨干。同一切群体一样，其中也有少数为非作歹之徒，但总体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

蔡信：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革命党人有“幼稚病”的毛病，这种“幼稚病”有何表现？程度有多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各国革命党人都有这种幼稚病，中国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有人以种种借口，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论述革命的负面作用。其实，冷静地分析并且认识到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就是不断革命，对吸取教训、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革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革命者在革命过后仍然迷恋革命，继续制造革命，从而坠入革命幼稚病的魔障。

辛亥革命历时很短，损失不大。困扰来自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势力以民国和革命的化身自居，连续发动所谓“护法战争”、“国民革命”。

这些“革命”的思想支柱之一是阶级斗争多疑症和践踏生命的冷血症。

第一，制造革命对象。

1917年，孙文说：“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 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 [1]。这就把前清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都划为革命对象，坚决除尽而后快了。以“人物”而不是制度作为革命对象，这个前提就是荒唐的。民国初年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导致内战连绵。

晚年的毛泽东也制造革命对象的能手。他和他的追随者鼓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敌人无所不在！穿件花衣服，说句牢骚话，都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连古今中外的文明人都心存敬意的知识也成了革命对象，有了阶级属性！于是，敢于独立思考的社会精英、昔日战友乃至稍不恭顺的小民都是合该打击的敌人，中国人的脊梁被打断了！

第二，错误地界定革命的目的。

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制度（修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有远见的革命家的眼睛必然牢牢盯住公民的自由及其保障—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而孙文不此之图，而把掌握权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掌权至高无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孙文甚至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

第三，动辄发动战争，敢于用最残忍的手段对付敌人。

民国建立后，孙文在接下来几年里发动了三次战争，时间约占他的最后岁月的一半。孙文死后，战火没有熄灭，终于导致蒋介石的党国体制的建立。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也被国民党暗杀了。1912年7月，二十多个革命党人捣毁梁启超一派的《国民公报》，痛打该报的徐佛苏等人。

孙文去世后，其继承者宣扬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保卫革命”、“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词藻掩饰下，扬言“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不惜动用最骇人的酷刑，进行最血腥的屠杀。

第四，剥开漂亮的外衣，这些革命幼稚病者的脑袋中，其实深深继承了“朕即国家”的专制思维。孙文居然宣称“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 [2]后来者的专制、独裁，众所周知，不必辞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小小官僚也以党国代表自居，触犯了他们就犯了弥天大罪！

不幸，这些奇怪而愚昧的思想和逻辑已经成为很多官员及其追随者的思维习惯。这是一个很难治愈的顽症，在民主、法治健全以前必然不断发作。现在不是“汉奸”、“卖国贼”、“颠覆者”的帽子仍然满天飞吗？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蔡信：辛亥革命后，南方政府拥有大量军队，但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解散，传统的说法认为是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但现在看来，更多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在经济上的贫乏。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财政体系如何？有哪些收入来源？物质的匮乏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后来的革命者是否有借鉴作用？

袁伟时：最好的诠释，是1912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3]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活动的资金主要靠华侨捐款。民国建立后，再靠捐款维持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是正在发展的经济体，财政治本之道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健全税收体系。孙中山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只有3个月，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蔡信：革命重在破坏，而革命之后重在建设。以目前的史料而言，革命党人的行政能力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说辛亥革命后，政权并未由袁世凯接手而是由革命党人掌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当时海内外舆论，公认孙文无行政能力，大言炎炎，不切实际。黄兴怎样？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胡汉民说他“顾性素谨厚，然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4]胡汉民以心胸狭隘著称，不是领袖之才。宋教仁呢？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活力的干才。但从他一方面力主内阁制，图谋一举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冀图立即限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来看，也没有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腕。至于陈其美，他是帮会大头目，虽有出任总理的雄心，但沉迷买春、赌博，私德不佳，且公然杀害江浙革命军重要将领陶骏保，指示蒋介石暗杀革命领袖陶成章，宋教仁案也有重大嫌疑，不是治国之才。在在证明，国民党还没有掌控全国政权的能力。在国人眼中，他们破坏力有余，建设力不足。

如果国民党掌控政权，历史将走向哪里？不用假设，20年代孙文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跟着登上总统宝座，历史记录历历在目：以孙文为领袖的党国体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生根，是中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唯一通道。

蔡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称之为转型或者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现代化应该说起源于西方）。传统的观念以及后续的各种思潮，使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混乱的态势，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反复，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中国人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现代化？（譬如普世价值观等，当然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姑且不论）

袁伟时：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是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分权制约、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法治、自由而多元的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如何迎接现代化？一要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保持社会稳定；二要抛弃各种自我禁锢的思想牢笼，把人类创造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这样，现代社会就会在中国大地上自然生长。

蔡信：有些学者认为从严复开始，再到梁启超以至于“五四”，甚至到现在，影响中国最深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梁启超引进了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这一百年来，中国流行赢者为大、结果导向的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这些意见都是书生的文字游戏。任何社会观念的提出，都要联系具体环境去观察。进化论在日本流行是支持侵略的思想武器，而它在中国，却是惊醒中国的警钟。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合理的核心无非是竞争。人们谴责它肯定弱肉强食，但这在健全的法治规则下并不可怕，例如企业兼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是以不讲利为高的。用虚假的道德观去评判社会发展，貌似高明，实则迂腐。当务之急仍是废除垄断、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反对把追逐利润妖魔化。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千万不要轻视。

2011年10月6日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页。

[2]《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07页。

[3]《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9页。

[4]《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7页。

下篇：辛亥革命

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答友人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 友人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国父”帽子真与假

友人：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伟时：至今仍有人称孙文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20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1]。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友人：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伟时：不过，这件小事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友人：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伟时：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孙中山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 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 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看，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2]，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3]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友人：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伟时：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友人：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伟时：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4]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5]，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日、20日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6]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7]他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8]。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友人：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伟时：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友人：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伟时：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

友人：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伟时：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 —商团。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 [9]。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堂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坐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友人：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伟时：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友人：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伟时：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友人：时间那么长？

袁伟时：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友人：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伟时：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9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它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

友人：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伟时：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借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5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友人：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伟时：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 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 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 北其辙。”[10]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借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

2011年10月4日

注释

[1]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9页。

[2]《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9页。

[3]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334页。

[4]《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5]《远生遗著》卷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3页。

[6]《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7]《章士钊全集》第二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8]《章士钊全集》第二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第229页。

[10]《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孙中山——答《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

余少镭：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现在回头看，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贡献是什么？

袁伟时：辛亥革命，无论如何，是将一个朝代结束了，大清帝国告终，这就是最大的历史功绩。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近代革命，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因为私有制的发展，新的经济形式，它都是在传统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它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就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但中国有点特殊，19世纪开始发展的时候，走错了路，走官办经济的路，走发展军火工业的路——由官僚来办重工业、军火工业，结果发展很慢。这是一个大错误。官办工业亏本太厉害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转而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有些研究者把历史简单化了，什么都归功于康有为，归功于“戊戌维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19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已经慢慢知道，官办企业此路不通，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那个时候，各省成立招商局，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实际上已经开始，康有为不过是这个运动里面的领袖人物之一，不是唯一的领袖人物。这说明私有制基础上的革命，只要政府不设置障碍，经济是可以自行发展、自行生长的，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实行新政，清政府更不遗余力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各个省都很努力发展私营企业。

余少镭：你认为清政府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是什么触动了其在经济形式上转而支持民营经济？

袁伟时：主要是财政负担问题。有一个突出例子：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办这个钢铁企业，预计年产量6万吨，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但是一投产就亏本，甲午战争爆发后，1894年开始投产，一投产就亏本。在19世纪从来没有达到预定产量。官僚办企业，一个是按衙门方式办，机构很大，经营成本太高；另外一个是瞎指挥，连这个铁矿是酸性还是碱性、酸碱度是多少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购买设备。人家问张之洞，你那个铁矿是什么性质的，要买贝氏炉还是马丁炉？张之洞很大方，两种都要！那就有问题了。成本高，产出少，到1896年，没办法了，办不下去了，张之洞才认识到要招商，要交给商人去办。结果盛宣怀接手这个企业，在他手上，这个企业慢慢发展起来。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汉冶萍都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这个就是从官办到民营的典型例子，官办的一定亏本。

余少镭：这是不是跟当时的企业负责人不懂经济规律有关？

袁伟时：不懂经营，不懂经济规律是一个方面，主要是它体制上有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就说，对私营经济、私商来说，企业是他的身家性命所在，他不搞好经营，不提高产品质量，就要破产，所以他就必然要努力去做，拼命去做好。当然也有投机取巧的，但那是少数，多数都是非常努力的，因为这关系到他的个人利益，这一点一定要清醒。他进一步提出，官方资产也应统统交给私商去管理。一百多年过去了，李光耀在这个月10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上还重申这个观点。他说：“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私人资本主义有效。如果不是一个和你利益攸关的公司，你会不会上班上到凌晨2点、3点？……在私人公司，你必须全神贯注。所以我坚信私人资本主义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国家资本主义。”

余少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体制转型，它的内在动力是源于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袁伟时：对，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新的生产方式，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很自然它要战胜旧的生产方式。经过重创，大家都知道要富国强兵，民富则国强，所以一定要发展新型企业、民营企业。经济方面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要解决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05年开始正式打出预备立宪的牌子，1910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那是省议会的雏形，为正式成立省议会做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机构，各省都成立起来，它不完全是民选的，但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些士绅们批评政治，监督政府，意见很尖锐。清末的谘议局一开始就是批评意见很多，监督政府的意向很明确。谘议局成立以后，各省的谘议局马上就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向清廷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国会。所谓立即召开就是在1911年开国会，实行宪政。这种愿望为什么那么强烈呢？

清政府虽然讲预备立宪，要改革官制，要成立内阁，但口惠而实不至，而官员的腐败又非常严重。清政府既没有能力，又搞专制，又腐败，大家当然要就提出一个民主的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民主的话，应对国内外的事情都不恰当，都会失误，而官员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不搞民主，国家要强盛、要达到民富国强这个目标，是没有保障的。你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来保障民富国强。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时，公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也提出来了，但更多是从国家富强的角度考虑。

第二个原因，就是民族矛盾。清政府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很多总督、巡抚都是汉人，且汉人比满人多，但是，在这个体制下，始终对汉人是提防的，让汉族的士绅分享政权不是那么彻底，不是按照民主原则来处理。清政府总是把满族、蒙古族排在汉族前面，这一条引起汉人很大的反感，那就要解决一个民族平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爆发革命，就会有那么多人响应，这是重要的原因。清帝国是少数人的统治。很多革命党人，甚至保皇派，大量引用清兵入关时的一些暴行，比方说“扬州十日”啊、“嘉定三屠”啊，等等，提醒民众不要忘记民族矛盾。这个起了很大作用。

余少镭：总结起来，你就是说辛亥革命爆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当时的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而且他们还有血债。你觉得这两个矛盾在当时哪个更尖锐一些？

袁伟时：其实这两个也是混合在一起的。从士绅阶层的领导者眼光来看，世界潮流是民主的，实行宪政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而中国的现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制度，这个是主要的。但是，革命爆发后，他们很快就说“光复”。所谓“光复”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复”汉族的江山。辛亥革命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口号就是“光复”。

余少镭：有个团体也叫“光复会”。

袁伟时：对，革命胜利后，每一个省的独立都叫“光复”。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的宣言，到各个省成立军政府的那些宣言，几乎都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汉族江山“光复”了，或者书“重建”了。到处都是这样的情结。这个就很明显体现了民族矛盾。

余少镭：其实清政府他们内部也想改变，他们已经感觉到不变不行。但是传统说法是都说他们欺骗了人民，说他们搞立宪，步伐特别慢，后来又弄了个“皇族内阁”，欺骗了人民一样，这两个是不是一个矛盾？他们本身想变，也知道不变不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符合人们的期待，最后完全失去了诚信。有资料说立宪的年限一推再推，提前也是被迫提前的。

袁伟时：它倒不是一推再推，而是确实感觉到，不变不行。义和团事件以后，首都都给占领了。八国联军做了一些坏事，军纪败坏。抢掠啊，抢劫啊，奸淫啊，什么都有。但是一稳定下来以后，新的管制方式的优越性就出来了。天津建立了一个政权，很明显就跟传统管理各方面很不同。在北京，紫禁城是归日本军占领、管理的，他们没有抢掠那些宫廷的财宝，很完整地保护下来，后来交给清政府，这些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为什么人家外国人是那样的一种情形？这里面反差太大。慈禧太后居然向11个国家宣战，支持义和团乱杀外国人，而且杀中国人更多，教民和凡是沾点洋气的、读洋书的、卖洋货的，都杀。杀了外国传教士、修女、儿童两百多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没有准确数字，光是天主教徒，有准确名字的算起来超过3万人。中国人死了那么多，整个国家一大块地方又给人家占领了，那样的情况下你还不变？非变不可了。连慈禧也感觉到，再不变，整个国家、朝廷、她的政权，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那样就变了，而且确实进行了一些很伟大的改革。

余少镭：你觉得具体在哪些方面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袁伟时：最突出的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是教育的改革。原来通过科举培养人才，科举取士，作为知识阶层的上升的道路，3年一科，一科就300来人，上升的道路太窄。内容也太落后太腐朽了，主要是四书五经，后来加点策论。知识面很窄，稍有常识的人都感觉到不变不行了。

余少镭：就是束缚了人才的发展。

袁伟时：对。义和团事件以后，就开始大量办新式学堂。开始办新式学堂时，一般人还认为，你不是通过科举上去就不是正途出身，还是想走老路，民间也认为科举是最光荣的。到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他们提出来，假如不彻底改革的话，大家不把新学当作正途、当作最主要的上升渠道的话，就发展不起来了，他们建议马上废除科举。清政府接纳了，废除科举制，这是1905年下的决心。但是这个废除科举的背后还有过渡的安排。比如说留学回来的人，还有洋科举，就是回来还要再考一次，虽然废除了科举，照样授予进士、举人的分级头衔。原来的秀才们，采取很多方式过渡。年轻的，就鼓励你到学堂里去学新的知识；老的呢，年纪大了也分别安排各种各样的就业。这是一种稳妥的过渡安排。

余少镭：也就是因为安排得当，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混乱。

袁伟时：对，没有什么混乱，就很自然就过渡了，这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很伟大的改革，教育改革。

第二个就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分两步走，最初就是将原来的大清律例，即传统的中国法律里面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了。很多酷刑，比如砍头啊、千刀万剐啊、鞭打啊什么的，这些最残酷的东西第一步先废除。然后就很坚决地将传统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在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制定了新的民律，刑律以及民事、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行政和司法不分的弊端，司法走向独立的道路。同时，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律没有禁止的就不算犯罪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等，都确定下来。那就是说，从司法审讯到法律体系，都彻底改革了，其中有一些还完成了全部的立法手续，刑律、诉讼法等都颁布施行了。另外还制定了很多其他法律、法令，但是民法（民律）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手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所有这些改革成果都继承下来。中国法治有了良好开端，司法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再有一个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预备立宪。最初就是所谓官制改革。官制改革，将原来中国的六部制，慢慢地变为新式的政府机关。外务部门原来是管理人家来朝贡和管理藩属的，到圆明园事件以后，1860以后，改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还不彻底，到了义和团事件以后就直截了当改为了外务部。另外，原来清政府的内政也很不规范，现在成立了巡警部，就是建立警察机构。“警察”也是新政后的叫法，原来是叫“衙役”的。由警察管理社会秩序，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余少镭：警察这个具体是袁世凯搞的？

袁伟时：对，当时他要收回天津地区，但是关于这些被占领的地方有一条协定，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准进去。袁世凯就想了一个办法，训练了3000民警，接收了天津。袁世凯的部属赵秉钧最初负责训练民警，后来就变成了巡警部尚书，也就是部长了。后来，各个地方都慢慢开始建立警察署。同时，内政方面，原来清政府的政权机构只建到县一级，后来往下延伸。县一级及县以下的政权也分开了，按照三权分立的体系来建立，这个政治体系的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变革。

余少镭：这个步子迈得很大，也就不是后来所宣传的所谓欺骗人民的说法。

袁伟时：不是，但是朝廷当中始终有皇族、满族权贵想维护他们垄断权力的利益。

余少镭：这就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又想变又怕变，怕变了以后他们的既得利益会遭到损害？

袁伟时：对，这是一个关键地方。老是怕丧失权力，后来的好多问题都是由此发生的。但另一方面，它不是真假的问题。真假问题涉及推测人家的动机，对史学家来说，这个是不足取的。我们应该看行动，实际情况怎么样，而不是推测他的动机。后来“皇族内阁”的出现，就说明它内部矛盾比较大，有些人就是不肯放开权力。

余少镭：那可不可以把“皇族内阁”的出现，作为转折点来看？通俗点说，他们想改，打了右灯又往左转，他们想朝着宪政走，又想保护既得利益。

袁伟时：对。后来出现一系列问题，也是跟整个满族上层权贵的腐化有关。慈禧她在新政时期，是支持新政的，所以才有那三大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外一方面，慈禧她又很短视，胸怀很狭窄，这个狭窄表现在她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她挑选了一个3岁的宣统做皇帝，宣统还是小孩，而他的父亲摄政王又是一个很平庸的青年，二十来岁，没有什么经验。

余少镭：从他对袁世凯那种处理就可以看出。

袁伟时：其实满族皇族里面有一些人比他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挑选比较有为的人来接班。这样的处置，在一个大的风暴面前，就会应对失措，就会出现大问题。

余少镭：你刚才说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想改变，转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它的起因是不是清政府想把路权收回国有？四川铁路是私营的，民营集资，是股份制的形式，后来清政府为了贷款还是什么把它收回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倒退，让革命党人有了发动革命的借口？

袁伟时：义和团事件以后，各个省都成立了很多民营铁路公司，可是进展都很慢。其中，四川这个铁路公司，主要是修川汉路。四川本身要修的铁路，也就是成渝铁路，把它进一步修到重庆，到湖北汉口，那整条路就叫川汉路。它这个公司是集股的，基本上是在四川按照土地、田地入股的。入股后，当地士绅就管理这个铁路公司。但是士绅很腐败，贪污浪费很厉害，铁路根本就没有进展。不但这里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进展都非常慢，像粤汉路，是20世纪30年代才全线贯通的。

盛宣怀上台做邮传部尚书，也就是交通部长，他出于好心，想加快铁路建设，提出一条政策，就是“干线国有”。就是将铁路不完全收归国有，只是干线收为国有。但他本身又没有资金，就只能借外债来收回这些干线。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铁路公司腐败，只能按照公司治理的办法从内部解决，应该要相信股东，推动他们解决问题。政府一插手，等于忘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就是政府办官僚企业，即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就是决策上的错误。再加上当时一收归国有的话就有两种利益的冲突。那些士绅，他们的账是查不得的，见不得人，于是就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闹事，而当时四川的总督对群众示威，采取镇压的方法，开枪，杀人了。

余少镭：是端方吗？

袁伟时：不是端方。端方不是四川总督，他是川汉铁路督办，他是管铁路建设。他带了军队，带了一批新军，进入到四川。四川保路运动一起来，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强调要和平解决，不要镇压。但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已经开枪了，杀死人了。另外一方面，汉口那边又闹事了，那边也有革命党人，他们制造的炸弹爆炸了，结果被官府发现，于是抓人，他们就不顾一切要起义了。起义一爆发，跟随端方的新军，本来里面就有革命党人了，就要杀他。端方倒没有直接镇压保路运动，是四川总督在镇压。

余少镭：端方后来结局也比较悲惨。

袁伟时：对啊，砍头了。

余少镭：照你刚才说，清末新政总的来说是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

袁伟时：对。但到最后关头，引爆了保路运动，那就是应对群众运动不妥当，用镇压的方式。

余少镭：维稳。

袁伟时：对，维稳。对待群众的动乱采取怎么样的手段，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镇压，这个问题很大。处理不好，结果革命就爆发了，就给了革命党机会。

余少镭：也有一个说法是，当时革命党是害怕新政成功的，新政成功他们就没机会了。

袁伟时：是的，包括他们行刺出去考察宪政的几个大臣，就有这样的思想，确实就有这样的情况。

余少镭：那么你觉得在清末的大变局中，几个比较大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等人，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客观作用？

袁伟时：孙中山可以讲是时势造英雄。他在1894年还写《上李鸿章书》，原名《上李傅相书》。那个时候，他这篇文章虽然经过郑观应等人的修改，但是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达到当时的先进分子的思想水平。比如他里面就没有提过开国会这些问题，也没有提出一个改革的纲领，就说了几句什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等老生常谈，都是很虚的东西。比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的思维水平并不高。

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孙中山因为看到改良之路不通，就走向革命道路，其实这个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到天津见李鸿章，是盛宣怀给他开的介绍信。李鸿章正在应付朝鲜战局，军务很紧张。你一个一般的士人、一个医生来见他，而且他那封信是要求去国外考察农业，回来好振兴农业，没有什么安邦定国的大计，水平也比较低。所以李鸿章在军务匆忙的时候，没有接见他是很正常的，他叫了幕僚接见他，而且孙中山要求要得到护照到国外去，他也给他了。所以我认为李鸿章处理这件事没有什么失误。

余少镭：那你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水平不高，是不是跟他个人的学养有关系？

袁伟时：是的，是跟学养有关系。这里面顺便讲一下，他的权力欲、领袖欲很强。但我认为这没什么，很多想吃政治饭的人都想做领袖，这个很正常。但是他有时候，好像用了一些比较快的方式，想走捷径，或者甚至有弄虚作假的地方，我认为这不足取。孙中山恰恰有这样的弱点。比如他当时看到形势不对，就跑到夏威夷（檀香山）去，跟当地的帮会结合起来，组织兴中会。对此，他后来解释说是改良不通就要革命，这个有点勉强。其实这不过是政治人上升的一个途径。他原来也说想革命，就是要复兴汉族政权。他感觉到满族腐败，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想造反一点不奇怪。但是，当时是甲午战争正紧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个时候不应该革命，主要矛头应该对外。但他却在那个时候发动革命，其实也就是在广东搞一些军事投机，规模较小，参加的就是日本那些浪人。浪人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流氓，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也支持孙中山搞这些军事投机，即所谓的革命，但是在当时的影响不大。

他真正成为革命领袖，是在什么时候呢？在1896年他跑到伦敦去，清帝国驻英公使馆将他抓了起来。

余少镭：一个驻外使馆有权力抓人吗？

袁伟时：当然没有权力。清使馆的人诱骗他，说是他老乡，讲一口粤语，对他也格外热情，但是他一进到公使馆就把他关起来。抓起来后，他学医时候的老师那时候正在伦敦，他通过给使馆搞清洁卫生的英国人将消息带出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使馆没有权力抓人，那结果就有所谓“伦敦蒙难”一说。“伦敦蒙难”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大事件。国际上都认为孙中山是大清帝国的革命领袖。可以这么说，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是专制政府培养出来的。孙中山也借此一举成名，成为公认的革命领袖。

其实他有很多弱点，从理论水平，到领导作风各方面都有很多弱点。他的主要弱点是行政能力缺乏，这个在后来的临时大总统秘书长胡汉民的日记里有记载：孙中山有什么报告他们都批，这个又该给钱，那个又该给人办。但到后来胡汉民他们都不给他办了，孙中山就很生气，问：为什么我的批示你们都不支持呢？胡汉民就耐心跟他讲：你这个是不对的，肯定是行不通的。那各方面都给他解释，他就说，哦，原来如此，就接受了。也就是说，他实际的工作能力并不强，这是个大问题。

另外呢，他也好名。当时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有过一个例子。兴中会在各地成立，除了檀香山以外，在香港也成立了。兴中会当时就讨论由谁做香港兴中会会长，其中有一些人，以谢缵泰为代表，认为杨衢云各方面比较合适，领导才能也比较出色，主张由他来做。但是孙中山缺乏领袖的胸怀和风度，最后让自己做了会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从来没有得过博士学位，也没有哪学术机关、哪个大学赠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根本不是博士。但是在外面，他在签名时常常用英文签“Doctor”，就是医生。有些人误会，以为他是博士。后来就以讹传讹了，他也不更正。结果呢，20世纪20年代，他们派代表到苏联去，俄国人口口声声叫他博士，他也不否认。他派蒋介石他们到苏俄去，也取名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他好像当之无愧地将这个博士当下来了。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里，还有块碑叫做“孙逸仙博士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就是在长堤中山二院那里。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答高伐林

高伐林先生不耻下问，提出以下8个问题，要笔者回答。这些都是当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每个问题都应撰写专文，才能说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浅陋，畧献刍荛。不当和不及细论之处，敬请高兄和读者指正和原谅！

高伐林：站在今天的高度，如何给辛亥革命定性？对眼下“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论”、“在特殊有利条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论”这种种说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伟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需要扎扎实实搜集材料，认真分析。在概念上绕圈子，没有多大意思。辛亥革命有两个定性简单明了，是多数史家的共识：就历史任务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就思想动力来说，它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胡汉民说得好：“同盟会未尝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1]

当年各省“独立”，打出的旗号大都是“大汉军政府”、“光复”之类，足以证明此言非虚。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孙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读祭文，说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2]

以朱元璋驱除蒙古人、光复汉族皇室事业的继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余，充分袒露了这群人的内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孙文干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于是，他把修铁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实现民生主义的中心环节。

不但民众接受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连孙文这样的革命主要领袖也未能免俗。这些言行证明当时的革命者对民权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界定，最不靠谱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软弱”表现在哪里？ 胡汉民说：“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南北议和是人心所向。孙文及其支持者在协议基本达成后，仍然冀图不惜代价借外债发动“北伐”战争，受到的各界同胞抵制，是对错误决策的正常反应。由于革命派信誉度不足，借不到外债，无法支撑他们延续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议。要是说被迫接受和议是软弱的话，那是政治家的过错，与“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些政治家也是无可奈何才接受和议的。

作为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汉民责怪“民众心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无非证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应客观地观察历史现象的学者而言，南北议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反过来据此贬斥革命派软弱，鼓励不顾实际情况和后果去走极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这一说法，则旨在证明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高明，共产党比同盟会 —国民党正确，指责后者不敢发动工农，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战火烧遍全国，导致辛亥革命失败。

这一论调其实是昧于实际情况的宣传语言。

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或绿林好汉。辛亥革命，有数以百万计的“民军”卷入大潮，他们就是被革命党人引入城市的工农。1911年9月7日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军”，不就是袍哥领导下的工农大众吗？其他各省的“民军”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些“民军”为推倒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以破坏治安、祸害百姓著称于时。

其实，横看当时中国各阶层，最强大的是资产阶级。竖观百年中国史，辛亥前后亦是资产者影响最为强大、独立性表现无遗的年代。

武昌起义，冲锋在前的是新军，而稳定社会、支持革命战争的是商会和资产阶级。

“武昌首义期间，商会、商团资助民军经费达100多万元。……部队膳食支出，由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汉口商务总会筹巨款供招新军一镇之薪饷，还推举商董四员专业军需，接济粮台。 ”“当时民军主力集中用于战事方面，商团则维持社会治安，日夜操练，荷枪实弹，昼夜梭巡。”[5]

军政府组成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负责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参加工作。没有商会和商人的支持、帮助，武昌起义后武汉三镇的局面不可能那么快稳定下来，革命战争也很难坚持下去。

各地的商会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组织，有的实际上是当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称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就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参与了上海起义的全过程。其他宣布独立的各省商会也普遍参与了“光复”大业。军阀混战之际，军队流窜各地，保护地方、维护治安、免遭蹂躏的重责，通常也是由商会及其自治武装—商团承担的。

当时断送建设现代民主自由国家伟业的是那些眼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玩弄政客伎俩，争权夺利，把从实际情况出发巩固和完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业置诸脑后。资产阶级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高伐林：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而言，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败？您曾提到，中国转型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这与缺乏法治传统息息相关，国民党和北洋实力派，都没有牢牢树立法治观念，而把夺取政权放在第一位”。现在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未能施行法治，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法治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各方首先是试图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但屡屡碰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不能“牢牢树立法治观念”？

袁伟时：辛亥革命有三大收获：一、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二、言论自由。三、三纲坍塌，宗法专制的思想体系开始瓦解。

失败则在于这些收获没有巩固下来。主要原因是北洋实力派和国民 党都没有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讲法治，但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例如：袁世凯居然成立军政执法处，不经司法部门肆意抓人、杀人。

同盟会和国民党呢？一、动辄暗杀或捕杀和自己意见不合或被怀疑为政敌的人：陶成章（光复会领导人）、陶骏保（革命军江浙联军参谋长）、黄远生（民初最著名的记者）、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等都先后死于他们枪下。二、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用枪杆子解决矛盾。“二次革命”、

“护法战争”、北伐、东征、国民革命，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为止。这些行动都被美化为不容置疑的“革命”，但一一检视，为的大都是权力或利益之争。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都有一个过程。清末实行新政才开始建立新式法院系统，民国成立后，继续推广，但马上碰到一个问题：人才不够。司法总长梁启超不得不下令收缩。他说：“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我国之行此制，亦既经年，乃颂声不闻，而怨吁纷起，推原其故，第一由于法规之不适，第二由于法官之乏才。……今当草创之际，难期速成……其筹备未完诸地方，则审检职务，暂责成行政官署兼摄，辟员佐理。模范既立，乃图恢张。”[6]

这些情况多半出现在边远地区。除此之外，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法院之处，都应该有可以立即实行的规则，而没有所谓“国情”的差别。国情特别论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或暴民掩盖其非法行为的借口。

通过司法过程解决社会矛盾，通常会比较缓慢，但换来的是逐步养成人人依法办事的习惯，社会赖以长治久安。以宋教仁被刺案来说，当时司法审判为什么不能正常进行？人们指责当局拖延。事实如何？

一、主要犯罪嫌疑人或死或逃。

刺杀宋教仁的主凶武士英和这次暗杀的组织者应夔臣，都在法租界关押20多天后移交给中国当局。前者6天后却离奇地在拘押的军营暴毙，后者竟然成功越狱。另一主要嫌疑人、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宋教仁被刺后第6天（3月26日）逃离北京，遁入青岛租界，而德国当局拒绝引渡。

当时控制上海的是国民党要员和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接连出现的犯罪嫌疑人暴毙和越狱的戏剧，是陈其美操纵下演出的。洪述祖逃逸则可能与赵秉钧有关。调查清楚有关案情，作出公正审判，正是司法机关责任所在。缺席审判，世所常见。这些都不是中断司法进程的理由。

二、由地方法院审理，还是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袁世凯复电同意。但是应夔臣的辩护律师认为此举违法。司法总长许世英也认为组织特别法庭没有法理根据，不惜以去就力争。司法部致电上海地方审检厅说：“宋前总长为民国伟人，本案审理自当格外慎重，程都督拟组特别法庭，即系此意。惟与《约法》、《编制法》不符，碍难照办。本部斟酌再四，仍应由该厅负完全责任，审理所有一切。……该厅即速依法进行。”[7]

上海地方检察厅亦已着手传讯有关人员。就程序而言，没有问题。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确实比较缓慢。从1913年3月20日刺宋到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不足4个月，中间波澜迭起，并不奇怪。无论有什么障碍，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遵循司法途径办理此案，民国政治史就会重写。

当时全国各界异口同声，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宋案，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大的“国情”！可惜，国民党领导人充耳不闻，先是冀图暗杀袁世凯，继而不顾党内外反对，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冀图用枪杆子决是非，法治进程因此中断，一个多月后，全军覆没。由此可见，出现这个局面，不是由于“国情特别”，也不是民众水平低下，而是国民党领袖尚未告别草莽英雄的气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从而造成这样的恶果。

应该指出，这是各国革命党人的通病。纠正这些领导人的错误所付代价的大小，则与法治传统强弱有关。

高伐林：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辛亥之后数十年的乱局，人们追溯到与《临时约法》的严重制度缺陷有关，而这又是南北矛盾“因人设制”的结果，引发一波又一波严重政争与分裂。您对《临时约法》如何评价？

袁伟时：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马君武等8人曾联名沉痛地指出：“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8]

这是身历其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以说是经得起推敲的定论。过去，史家们由于深陷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没有注意他们这一重要经验总结。

笔者曾撰文系统分析《临时约法》的弊端。[9]概括起来，要点是：第一，制宪机构代表性不足，程序也有问题。“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的法理根据是1911年12月3日议决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孙文和袁世凯都是依据这个宪法文件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这个文件当然很不完备，但是，制定更完备的宪法文件需要智慧、知识和足够的公信力。当时聚集在南京的17省代表恰恰忽视了这个重大问题。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宣布正式成立，它是由各省军政府各指派3名代表组成的，共有参议员42名。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根据《参议院法》，临时参议院改为每省区派出代表5人，原则上由省议会选出，参议员人数增至122人。为什么不等待参议院更加完善或正式国会选出后，再来制定这么重要的文件？

与此同时，制定如此重要的宪法文件，却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其公信力和未来实施的保障都不无疑问。

而从程序上看，也有问题。《临时约法》是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3月8日通过的。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孙文辞职；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审议开始后，袁世凯已是当选总统，却从未征求他的意见，也不由他签署公布，却授权已经被参议院批准辞职的总统孙文在3月11日签署公布，这是世界宪法史上极为奇特的现象。

第二，动机不纯，过程粗糙，学识不够，缺陷很多。

《临时约法》按其内容来说，要点是把已经付诸实施的总统制突然改变为内阁制，釜底抽薪，削掉袁世凯当选时按规定应该掌握的大部分权力。由于动机不纯，这个文件制定非常匆忙，从推定起草人到三读通过，只费时37天！加上文件起草人学识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考虑不周，且没有广泛征求各方和广大公民的意见，最后通过的文本漏洞和失误不少。

综合众多中国宪政史学者的研究，《临时约法》的主要缺陷有如下五个：

一、名不正。

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俨然实行总统制，签发这个文件的孙文1918年与参加“非常国会”的议员谈话，仍然认为：“[10]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约法规定为元首制。 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而任何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有否决总统决定的权力。可是，作为内阁制去运行，它又没有建立相应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诸如此类的缺陷，为日后政争埋下了祸根。

二、没有确立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

《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他们勇气可嘉而学养和从政经验都十分欠缺。这些20世纪初活跃在东亚最大国家的革命者，与第一部现代成文宪法 —18世纪的美国宪法制定者的素质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对人类发展的关键作用，没有像美国先驱们那样在宪法上写上：“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11]

他们跟在日本人的屁股后面照搬大陆法系，在列举一堆“人民得享有下列自由权”之后，加上一条“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尾巴，从而为执政者制定剥夺公民自由的恶法打开后门，让此后的中国平添不知多少苦难和血泪。

与此同时，它没有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行政当局肆意侵犯公民的自由，甚至拘捕公民，受害者通过什么途径保护自己？《临时约法》一公布，留英归来的法律学者章士钊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建议应该仿效英国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权利受到侵犯的公民或其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强制有关机关把被拘留者移送法院，依法审查拘捕是否合法和依法办案。

三、国会与总统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

早就有学者指出：“盖纯粹内阁制中有两权焉：一为不信任案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前者为国会借以监督行政之利器，后者为内阁抵抗国会诉诸人民以求公判之唯一途径。……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憾。”[12]

由于行政当局没有国会解散权，国会议员肆无忌惮，随之而来的是两大恶果：一是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一意反对。另一是自身的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以曹锟贿选的丑剧宣告自己的灭亡和国家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四、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

袁世凯可以利用“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的规定，指挥一切。而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当总理，也可以迫使黎元洪沦为盖章总统。当黎氏心有不甘、冀图反抗的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权力之争的终于导致张勋复辟。黎氏之后，府院之争也史不绝书，成为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

五、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可能按照原先的估计，正式宪法很快就要制定，没有考虑会出现很多复杂的情况，根本没有提及违反《临时约法》的争议如何解决。等于建好一座大厦，却没有配备消防设施。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使出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

这些失误，一直影响民初政局的发展，直到1928年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党国体制为止，这是各项纷争的制度原因。

高伐林：李泽厚先生最近再次延续他“告别革命”的思路，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告别辛亥革命”。余英时先生则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廷并无真正改革可言，所以逼出革命。您说过，晚清的当政者“是否能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改革与其步骤，这才是关键点。如果在改革步骤上跟得上历史潮流，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不会这样高昂”。请问您对清末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怎么看？

袁伟时：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60年间付出巨大代价，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化？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进行了四大改革：

一、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建立新的教育系统，学习内容与现代文明接轨，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

二、司法改革。断然废弃传统的中华法系，接受大陆法系，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诉讼法，取代行之已久的《大清律例》。相应地，还着手建立独立的审判厅系统，取代传统的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体制。

三、启动官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宣布自1908年开始为期9年的预备立宪计划。在实际执行中，并非徒托空言。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先后成立，初显威力。取代传统的县知事一元化领导下的宗法专制体系，乡镇至县一级的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正在进行。

四、扫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种种限制，政府主动推动商会等非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发展，经济自由日益扩大，促进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高伐林：这些改革是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进入民国后后续效应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

袁伟时：一是对抗、打压群众请愿运动。

1910年初至1911年初爆发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清政府没有顺应民心，当机立断，立即推行民主，实行宪政。反而羁押、遣送请愿代表，只答应提前3年在1913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二是官制改革不进反退，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内阁。但是这是一个畸形的“皇族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4人！于是，士绅和中产阶层对改革彻底失望，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乃至同情或支持革命。

三是忘记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违反法令，把依法成立的民营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激起强烈反抗后，又火上浇油，拘押保路运动领导人，开枪打死示威群众32人，终于导致1911年9月7日开始，四川“保路同志军”围攻成都等地。内战延续一个多月，促使武昌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乘机发动起义，引发各省独立大潮，大清帝国坍塌。

三项抗拒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导致改革进程中断，重建全国秩序的过程漫长、崎岖，代价巨大。

李泽厚教授痛心疾首，一再直言必须“告别革命”，是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经验总结，值得人们深思。

高伐林：过去人们只认革命派为进步动力，又批评其“软弱”、“妥协”。在晚清辛亥革命的诸种力量中，对立宪派的作用，人们越来越给予肯定。最近又有学者高度评价清廷的“逊位”，认为如果单纯的按照革命党人的种族革命发展，很可能只是在汉族地域形成一个小中华，而广大边疆，例如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很快就会解体。清帝的逊位止住了解体趋势，把一个完整的帝国移交给共和国。您认为，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顺利转型的意义上，革命派、立宪派、清廷等各有什么正面和负面作用？

袁伟时：高全喜教授对清帝《逊位诏》的法理学分析，说它是中国“光荣革命”的标志，别具法眼，启迪人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辛亥革命，不失为学术上有益的探索。

不过，愚意以为辛亥革命后，除1987年后的台湾地区，中国没有“光荣革命”。1987年后，台湾地区社会转型，被称为“宁静的革命”， 确是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光荣革命。

翻开世界史，称得上“光荣革命”的政权转移，必须具备两个特征：

一、过程是和平或基本上是和平的。

二、结果是实现了法治，保障了公民的权利，推动经济繁荣，国家进入了长治久安的轨道。

第一条，辛亥革命差强人意，流血不算太厉害。此次革命虽然种族革命的气味很浓，但是，革命爆发后，各方快速调整思路，以“五族共和”取代“光复大汉江山”，除少数城市外，没有出现满汉或其他民族间的冲突，那么大的政治变动，杀戮、流血程度不算严重。

第二条则差距太大了。在一个百年来革命和战火频仍，民主、法治尚是奋斗目标的国度，谈论有过“光荣革命”，似乎想象的成分太大了。

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权转移，主要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 洋实力派三方合力的结果。清廷在三大势力夹击下，顺应潮流，和各方 达成和平逊位的协议，让战火迅速熄灭，减少了社会震荡，善莫大焉。《逊位诏》的积极意义应该肯定。

此举多方共赢，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负面作用。以最激进的革命派来说，它在财政上濒临破产，协议达成正好给了它一条走出困境的康庄大道。

没有《逊位诏》，中国会不会解体？推测意见，见仁见智，可资谈助，实际意义不大。现实情况是除外蒙古分出去以外，中国其他疆域基本完整，与同一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状况大不相同。 疆域和民族的分合，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必须具体分析。一纸《逊位 诏》，似乎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高伐林：从文化角度来看，辛亥有哪些方面是与传统决裂？哪些方面延续了传统？而今天，又有哪些方面与辛亥传统断裂，哪些方面是一脉相承？

您曾说过，“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能否更进一步说明，没有注意这个区分，导致讨论中怎样的混乱和误区？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皇帝躲进紫禁城过日子，三纲的制度基础坍塌。自由、平等、民主取代三纲成为公认的是非标准，这是与传统最大的决裂。但是这一条不够巩固，成为后来政治和新旧文化冲突的重要根源。至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其演变是自发和渐进的，无所谓决裂问题。

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些人，老是不承认任何国家要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自由、民主、法治、分权制约的宪政制度，现代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教育制度，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多元的文化制度，而这些制度不论任何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至于非制度层面的文化，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本来应该兼容并包，自由探讨，自由演进，自然更替。

可是，有些人混淆文化与制度，一再冀图用自己喜爱的某种思想文化观点去修改现代社会制度。于是，在报刊上一再掀起阵阵波澜，不过，这些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作用甚微。比如，张君劢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要实行“均贫寡安”的“社会主义”，反对“偏重工商”，梁漱溟反对牟利，而实际生活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前进。现在有些人提出“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主张，更是茶杯中的风暴而已。

这种社会现象有两个特点：

一、一代不如一代。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主张都非常明确。例如，康氏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国民须“各守名分”，灭掉回教、耶教。在他所策划的大同世界中，无私产，实行计划经济，子民连阴毛都要剃掉，等级分明，严格监控个人的一举一动，做爱也要得到医生同意！国人著书则要交翰林院审定！白纸黑字，毫不含糊。

而甘愿拜倒在他们脚下的当代论者，不但学养、社会影响力无法望其项背，说话也躲躲闪闪，与他们奉为伟大先驱的康有为、张君劢等人直书政见大异其趣。当代儒学鼓吹者除蒋庆提出“大儒”、“帝王”和“圣贤”的后裔拥有否决权的三院制的主张外，谁也不知道其他几位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亮出自己的具体主张后，会戳穿宪政外衣呢？

二、沦为前现代社会制度的纹饰。

现代社会是有共同标准的。不管主观意图如何，他们的主张和设计，正好符合要抵制社会制度现代化的政治家们的意愿。

可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此等等，不过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泛起的浪花。历史洪流无情地把康有为及其徒子徒孙冲刷到小港湾中自娱自乐，企盼有人鉴赏。

高伐林：您如何评价晚清大变局中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各派势力的领军人物？能否具体阐述一下，他们的思想缺陷如何具体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有关？我们今天评价这些人物，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避免怎样的误差？

袁伟时：孙中山、袁世凯这些人的成败得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经再三论述，说来话长，不必在这里赘述。

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只要坚持三条就能得出经得起检验的学术结论：一是说真话，全面收集和分析史料。二是遵守学术规范，尊重学术自由，在自由探索、自由讨论中推进学术。三是敢于怀疑已有的学术结论，提防掉进意识形态陷阱。

这三条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时至今日，蓄意为某党某派辩护的人自然还有，但公众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困难在于习非成是，许多错误的结论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得侵犯的天经地义。其实，学术的发展是永恒的，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封孙中山为子民只能拜倒在他脚下的“国父”，认定袁世凯为天生的卖国胚子，是国民党美化党国体制、肯定其威权统治合法性的宣传伎俩，与经过严格论证的学术结论是两码事。

谈到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误，有两个原因非常值得重视：

一、传统的重负。

为什么孙中山亲手制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秘密帮会的传统跃然纸上？为什么国民党政治家总是热衷于发明各种剥夺公民自由、抗拒现代文明的制度？他们总是自负地认为自己生长的土地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于是，历史辉煌转化为思想枷锁和抵挡外来的现代文化的堤坝。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形形色色的谋臣、策士，老是构想出一些超越现代文化已有高度的美妙蓝图，借以显示中国传统文明和提倡者与众不同，就是不肯首先扎扎实实吸纳现代文明，为释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建筑坚固的社会制度平台。

二、抽象的正义和多数人利益。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天国的美妙梦幻，但像中国那样风靡几代人，并长期付诸实践的，却世所罕见。那些民粹的论述是人们难于抵挡的。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甘之如饴！后果却是事与愿违，血泪斑斑。

百年来，一个接一个的飞来横祸，都是以上述传统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炉为思想源头的。

这些与经济基础有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些都是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人们分不清空想和实际。在中国彻底融入世界一体化洪流以前，世界公民的眼光很难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困扰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卖国”帽子可以随时戴到敢于质疑意识形态教条的人们头上，尽管他们与权力和土地不沾边，连卖几平方宅基地的本事都没有！

高伐林：辛亥革命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各国关注，也纷纷施加影响。中国人最关心的是日本。日本当时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如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局的变化？

袁伟时：义和团事件后，列强对华政策有两种对立倾向：一是承认“门户开放”，力图摆脱过时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二是有些国家不愿放弃已得利益。

辛亥革命后，划分势力范围的举措再次高涨。日俄力图攫取东北、蒙古。英国则觊觎西藏。特别凶恶的是日本。其策略是乱中取胜，支持革命党人、勒索清政府并举，精心计算，谋取最大利益。日本有些所谓民间人士，实际是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1912年7月8日，日俄缔结密约，把内蒙古一分为二，东部划归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则属俄国。英国和俄国则达成蒙古和西藏利益交换 的谅解。于是，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发出外交文书给中国政府，反 对中国“干涉西藏内政”，10月21日俄国则与蒙古缔结俄蒙协约。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遏制了这一边疆独立的趋势和侵略者的图谋。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45年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实现民主化，而是逐步演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乃至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都是这些恶因的发展。这类国家的侵略行为是很难纠正的。而英国这类侵略国，国内实行的是宪政，相对说来，迫使它放弃侵略行径，代价要小得多。

2011年10月3日

注释

[1]《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60页。

[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5页。

[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4]《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5]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164页。

[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影印版，第121-122页。

[7]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页。

[9]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删节后刊登于《品味·经典》2011年第一期第40-59页；《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第4-30页全文刊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双月刊）2011年第4期（7月15日出版）起，以《民初宪政格局再审视》为题，分两期刊发了全文。

[10]《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2页。

[11]《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

[12]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面面观——答腾讯历史频道

辛亥革命革的是“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

腾讯历史：我们传统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专制的清政府，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有学者（冯天瑜）提出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不存在什么“封建制”；还有学者（侯旭东）提出，中国古代并不是专制社会，当代人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的印象，主要来自近代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对此，您怎么看？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吗？

袁伟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社会？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学者里面，比较多数的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认为西周以后还是封建社会的，那就比较少，范文澜他们是这样主张的。冯天瑜他们（的观点）都是重申了30年代的一些东西。他当然有新的论证，但是在此以前不少学者已经这样看了：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专制社会，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过渡时代，到了秦，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腾讯历史：现在就是我们叫“封建社会”叫顺口了，还那样叫。

袁伟时：嗯。但是你说它不是专制社会，恐怕这样的看法就低级了，不是认真做学问的历史学者。我不知道提出这样论断的人是什么人，但是我的印象好像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者。真正的历史学者恐怕都不是这样看的。倒是现在有些提倡儒学的，想否定这2000多年的政权是专制的。

腾讯历史：现在一些提倡儒学的，说传统社会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袁伟时：这种说法就是为他提倡和美化儒学提供根据。我想这个不对，因为它跟中国社会的实际差得太远。那些提倡儒学的，也有些历史学者，确实是想从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寻找一下，看是不是有合理的因素，就是说不要简单地一提专制就好像全面加以否定。所以，有些人研究强调宰相权，就认为宰相可以制约皇帝，相权可以制约皇权。包括黄仁宇，也是这个观点。

腾讯历史：黄仁宇说皇帝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袁伟时：实际上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讲得太绝对了。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着重研究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长期不理朝政有关。不过，正如他自己说的：“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何况首辅张居正死后不久，便被抄家，长子自缢，一些家人饿死，皇权的威力又显示出来了。现在还有一个讲法，中国有个“道统”，那是一个除了正统的皇权以外的精神系统。

腾讯历史：治统和道统？

袁伟时：对。就是历代知识阶层可以制约皇权，制约皇帝，叫做“从道不从君”。但是，他这个“道统说”，就有一个比较难以克服的问题，你说你“从道不从君”，在历代的皇朝里面，确实是有少数的知识阶层敢于维护一些原则，反抗皇权的。说好听点，就是舍生取义吧。任何社会都会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是它不构成一个权力系统。他没有办法跟皇权对抗，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所谓道统，知识阶层想象的成分更大。有些人说，中国的道统是从文武周公开始，到孔、孟、朱熹，朱熹以后就到了孙中山。现在有人把董仲舒也加上去。几百年乃至千年才有一个，他们的影响真能约束皇帝吗？

腾讯历史：所谓“道统”制约“治统”，或者可以讲它不是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可能是某一些个人的因素比较强。

袁伟时：说到底，指的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宗法专制社会。儒学无论在制度层面或精神影响上，维系的都是君为臣纲的统治系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上，是一个自然经济式的农业经济。

腾讯历史：小农经济。

袁伟时：反正是前现代的农业经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支撑起一个专制皇朝。当然，皇朝专制程度，各个朝代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皇权专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到清代，连宰相都没有了，直接由皇帝处理大小政务。所以，要推翻的就是这样一个专制政权。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这样的问题：革命的任务是什么？以前改朝换代，很难讲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过去吹得很响亮的那个……

腾讯历史：洪秀全，太平天国。

袁伟时：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就是历代的所谓农民战争，不是想要革命，而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原有的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那是很反动的一个纲领，是一个绝对专制的纲领，是要取消私有财产，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神权专制制度。

腾讯历史：政教合一。

袁伟时：政教合一，是神权专制那样的制度。后来，通过洋务运动，清政府促进了新的经济形式在中国发展。当然它是官办经济，后来变为官督商办，商人的作用加强，吸引了一些民营资本进来，同时打开了国门，外资进入。多种因素汇合，促进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特别是沿海、沿江，沿长江、珠江那些交通便利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比较强大了。有些地方所谓的外资企业，其实很多是中国资本借外资名义，是冒充或依附外资的假洋鬼子。因为这样做有税收的优惠，外资企业可以少交厘金，交了50%的子口税，所有的厘金就不用交了。国内的企业是没有这个优惠的。所谓厘金，是各个地方的政府设关卡收税，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毕竟新的经济成分、自由经济在发展，新市民阶层在成长起来。这就跟各个国家有相似的地方。就辛亥革命而言，主要不是解决经济问题，是要解决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求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这是近代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是辛亥革命的基本诉求。

腾讯历史：就是宪政、共和、民主。

袁伟时：对。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说革谁的命，我想还是革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这是核心内容。

清末宪政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

腾讯历史：学者张鸣最近说仓促的革命打断了晚清的温和的政改之路。他对革命似乎持一种比较否定的态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张鸣讲这个是有他的道理的，确实从效果上来看，改革的成本是最低的。清末新政的功劳是很大的。美国学者任达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与日本》，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新政革命”。他认为清末新政，对中国社会变革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我想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清末新政在几个领域的大改革，是非常深刻的变革。

一个是废科举，以新式学堂、新式教育体系代替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这将中国青少年的上升路径改变了，将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也改变了。中国人皓首穷经，将最宝贵的时间给四书五经了，眼光不超过以儒学为中心的一些传统典籍。这些东西，是很好的文化修养素材，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样的知识结构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儒学的提倡者辩护说儒学跟现代社会不矛盾，但是从知识内容上，儒学跟现代社会根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腾讯历史：或许可以说是不矛盾，但是没有办法成长出一个现代文明。可以这样讲吗？

袁伟时：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人，你读四书五经，没有办法办现代企业，没有办法办现代军队，没有办法办现代外交，没有办法办各种各样的现代社会事业。从知识结构到基本理念上都不适应。所以，这个教育改革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革命。

另外一个是司法系统的革命，那也是很成功的。传统的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是以三纲六纪（六纪是六亲）作为基本架构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三纲六纪上。士绅治理的家族也是三纲六纪的制度。这个制度也是跟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的。清末新政时期，废除原有的中华法系，在日本的法学家协助下，采用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制定了中国的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刑律、民律，还有民事、刑事诉讼法和一些专门法。这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一套法律，辛亥革命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当时制定的一些草案，包括还没有完成的法律草案，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接受了。

这两条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个大的革命是政治体制改革。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但是不少地方将社会管理的制度变革了。

以前中国的社会管理，行政权和司法权是统一的。当时开始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有些地方成立了新的法院，司法从行政权里面分离出来了。司法人才不够，找不到人做法官，没有足够的人当律师，变革过程没有完成。

宪政的基础，是层层的地方自治。当时已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从县一级开始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权。地方自治是有好多内容的，其中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慢慢地建立了民警制度。

各级“议事会"，省的谘议局，全国的资政院等议会系统也开始建立，在中国，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而且这些民意机构确实发挥了作用。资政院1910年成立以后，就提出应该在1911年开国会，要推行宪政。1909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以后，又成立了各省谘议局的联合会，领导了连续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宪政教育，从“为什么要选举”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对一般老百姓进行教育。当然，它是有限范围内的选举，还有财产限制，或者是文化程度或资历限制，比如你做过什么官，哪里毕业，或者你交了多少税，选民的资格有限制。但这是世界各国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欧洲各国真正实行普选，都经过两三百年。美国用了100多年，英国将近300年，才实现真正的普选，男女平等的普选。在世界历史上，一般都是先有贵族的民主，然后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才是大众的民主。大众民主最初还是男性的，到20世纪20年代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所以这个发展过程不奇怪。

从这方面来讲，新政的改革也比辛亥革命还重要。

腾讯历史：它的历史价值比辛亥革命还要大？

袁伟时：还要大。假如将这个过程坚持下去，中国的发展会顺利得多。在各省谘议局发起的请开国会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提出缩短预备立宪时间，原定的9年缩短了3年，定于1913年开国会，实行宪政。那就是宣统五年。但是根本没有宣统五年，1911年革命就爆发了。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新政的中断，另外一方面要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管理的深刻变革作用。

腾讯历史：现在很多学者都谈到过，比如说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纯儒，民国的时候就自沉了。他后来留了一个《告国民书》，里面说我殉的不是清朝，我殉的是义，清朝所代表的义。他说我原来以为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会变得更好，但是没想到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更加腐败，贿赂横行，所以我现在自沉掉了。有很多学者就说辛亥革命也革掉了一些旧的伦理道德，但是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伦理道德。

袁伟时：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应该仔细讨论的问题。任何一个新的制度建立以后，必然面临新旧道德的交替，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所谓道德，是公认的善恶准则。可以约束人，但不是强制性的约束，而是思想约束。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没有正视一个基本情况：清朝末年，本身是很腐败的社会。从官员到民间，都是很腐败的。清政府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很不合理。慢慢地，化公为私变成公认的规则，成为一项制度。按照现代法律意识来看，就是无官不贪。比如说税收收入，地方官员明知不是他的薪金，但在上缴以及经过必要的开支后，他可以将其归入自己的收入里面，甚至可以带走。大量送礼 —实际是变相行贿，也已经成为固定的礼仪，任何人都不能不送。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工商企业发展起来，流动性的财产大量增加，贿赂必然更多，贪污更普遍。几乎各个国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美国、法国、英国，等等，毫不例外。如何约束这样一个过程？道德有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太大。辛亥前后，天天讲儒家道德。知识阶层从小开始念儒家的那些东西，从启蒙读本到四书五经，没有哪一课是教人贪污的，但是他们照样到处贪污。道德无能为力，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法治，一些基本要求要成为法令，并用严格的执法系统去支持，那些恶劣的社会风气才有办法扭转。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在这个地方要明确。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有一些新思想，但这些道理他不太懂得。他的精神上承受不了社会变革过程的压力，看不透这些社会现象，只好选择自杀。这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原有的社会体系大变革以后，怎么稳定下来，怎么进行政治体制的建设、法治的建设，这个工作没有走上正轨。辛亥革命之后面临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腾讯历史：能不能总结一下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转型的功和过？

袁伟时：过去是笼统地讲，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后来号称民国，标榜共和，但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者—大小皇帝比比皆是。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辛亥革命没有完成中国民主化的历史任务，更加没有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经济上，它不过是沿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没有辛亥革命，经济也照样这样发展。教育方面是本来就实行新的教育体制。辛亥革命，其实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没有大的作用。但有些方面成绩很大！

首先，言论自由的限制彻底破除了。清末曾经制定新闻法、结社法。最初都是从限制、控制的角度考虑。但是，慢慢地，在社会的压力下放开了。但也没有彻底解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类政治体制的关键性问题。当时有租界存在，很多报纸、杂志、团体，以及反抗清帝国的一些政治活动都在租界里面，这是清政府权力达不到的地方。辛亥革命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

第二，思想文化领域，对儒家三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皇帝了，也就不存在所谓君为臣纲。另外，蔡元培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在孙中山的政府和袁世凯的临时政府，他都是教育总长，他推进了教育方面的改革，下令废止读经，这一条对改革中国教育是一个推进。另外，蔡元培又明确讲，原有的教育方针，有些内容是不合适的，比如说忠君那一条就该取消了，同时革除牵涉到忠君保皇的教学内容。道德规范是什么？他提出新的标准，说自由、平等、博爱，就是现在道德的规范。他这样提出来，当然不一定是完善的，但是势必要对道德规范有一个新的变革，对儒家提倡的专制主义的东西，有大的冲击。其实这就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一方面的变革是很重要的。

第三，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架构。尽管不完善，但架构搭起来了。

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成就。

腾讯历史：您的观点跟台湾的张朋园教授差不多。张朋园教授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不建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过度夸大。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太多的功绩。

袁伟时：对。完全是这样，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告别革命”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探索

腾讯历史：谈到晚清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是革命打断了改革进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其实是改革的产物。您觉得哪一种观点比较正确？

袁伟时：后面那个观点比较接近事实。袁世凯执政以后，没有将宪政的所有东西否定掉，那些东西还在进行，还在深入，还在发展。说打断了改革的进程，那是后来因为原有的社会稳定性给破坏掉了，这个损失是难以补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所谓打断改革进程是可以成立的。就是说，社会发展一定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这个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腾讯历史：后面那种观点里面，还有两种分歧。萧功秦教授认为，其实是晚清改革太积极了，所以最后导致了革命。传统的说法是晚清的改革太消极，比如说搞“皇族内阁”什么的，所以最后导致了革命。您怎么看这个分歧？

袁伟时：萧功秦教授的那个观点我不同意。因为我不知道哪方面是太积极了或者过头了。

腾讯历史：他是这么说的，清朝本来是一个传统政权，对下层的控制力其实是比较弱的，把资政院、谘议局这么一搞，等于说是给了下层反对势力一个合法活动空间，导致清朝中央的控制力的更弱了，到最后一革命，清朝就亡国了。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袁伟时：我认为这个没有根据。不是理论推导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得看实际。原来清政府的各省总督和巡抚的权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谘议局成立以后，它对巡抚、总督是一个制约。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这是不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这里就看中央政权控制是什么意思。不是中央政权的控制越大越好，也不是大一统的局面越强越好。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央的权力越强越好。我想不是这样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发展是不是更快了，人民的福祉是不是增加了。所谓人民的福祉，就是人民的自由度是不是提高了，同时公民发展经济的活动空间是不是扩大了，从而促使经济向前发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标准。笼统地讲中央政权削弱了，我想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靠不住。后面那个观点是怎么讲的？

腾讯历史：后面那个是传统说法，说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改革太消极了，搞“皇族内阁”什么的。

袁伟时：对。清政府阻碍了宪政继续发展，这才是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这里面两个问题是标志，一个是“皇族内阁”，一个是铁路干线国有的决定。这两个东西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这都是在1911年发生的。1910年成立了谘议局，这是政治领域的一大进步，后来中央资政院也成立了，这也是进步。但是，1911年的5月发生了两件事，对这个过程是致命性的，也就是打断了宪政进程。

爆发辛亥革命的两条导火线。一条是“皇族内阁”。原来的政治体制是皇帝专制，协助皇帝治理全国的是军机处。

19世纪60年代才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六部，传统上负责治理全国的是六部。后来大家认为这种体制也不合适了，中央的政治体制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怎么改革？一个是成立内阁，一个是开国会。这两个是主要内容。

好了，1911年5月8号，成立了第一届内阁，13个人，8个是满族，其中5个是皇族。这就激起全国各界激烈反对。要求开国会，朝廷也在推延。所谓的宪政改革，其实是还政于民，还政于上层阶级，也就是说让汉族的上层、士绅阶层能够分享政权。过去是满汉结合了，减少了矛盾。现在知识阶层，新生的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权。好了，你当头一棒，搞“皇族内阁”、满族内阁，不但没有将政权让更多人分享，还进一步集中到自己的手上。这可是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激怒了社会的精英阶层。当精英阶层对统治执政当局失望了，革命爆发就不远了。

第二个，5月9号，清政府批准了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那就是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借款以后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其中主要是川汉线和粤汉线。当时，这两条线路进展很慢。当时，盛宣怀做邮传部长，他是管交通的。他从1908年开始，要改变铁路建设进度很慢的状况，就提出借外债建设铁路。我想借外债建设铁路问题不大，但怎么样处理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和外资三者的关系？你可以借外债建设铁路，但是你不能压抑民营资本的发展。当时，民营资本是有很多腐败的地方，特别是四川士绅搞的川汉铁路公司。这个企业是1904年开始的，要建设川汉路，就要集资，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但它发行的股票竟然是租股，即按照土地、田亩入股。这样入股，等于增加了一层税收。当时动员说国家要富强，就要建设铁路，我们大家都要参加，这样就搞起来了。但是，那些四川的士绅将钱拿到手以后，很腐败，贪污浪费，按照官僚的惯性来管理这个现代公司。盛宣怀当然知道了。他办企业是懂行的，中国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大学、中国第一家中国人办的银行都是盛宣怀搞起来的。他懂。好了，他就说要收归国有。这就弄错了，不是应该收归国有，而是应该整顿公司。这个事情即使政府有足够资金来做，你也要尊重公司法，要跟原有的股东商量，要清理账目，去除腐败。资金不足，你就更应该要尊重股东，帮助他们清理账目，去除腐败，将铁路建设往前推进。

腾讯历史：就是说应该走更合理的法律途径。

袁伟时：对，应该按照法律途径去清理。不这样做，反过来给那些腐败的士绅找到一个借口，尤其是一个政治上的借口，说这个是卖国的举措，借外资将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腾讯历史：随后就鼓动民众发起了保路运动。

袁伟时：对，保路运动就搞起来了，成了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索。

腾讯历史：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告别革命”，您怎么看待“告别革命”这么一种说法？

袁伟时：“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好像是1993年、1994年时候提出的。但不是说过去的革命都全盘否定，他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而是说要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今后不能再搞革命了。

但是，有一些思想僵化的人，认为这样就否定掉了革命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否定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我想这是过度解读了。至少李泽厚没有这样讲。共产党的合法性现在就在于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政治，提高人民的自由度，提高公民自由度。这是它的合法性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最终要达到民主化。现在，共产党的政权基础是经济比较快速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得到民众的拥护。按照邓小平的讲法，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化进程跟不上，这才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威胁。而不是说一些知识分子说几句“告别革命”就威胁你的统治了，没有这回事儿。“告别革命”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探索，应该有这个雅量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主张、历史著作自由争鸣。假如你不同意，就写出另外一部书来说“革命万岁”，就讲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互相讨论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度解读。

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离开了经济自由什么也不是

腾讯历史：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晚清新政的时候，比如说推行学校新政，就是新学校，但是新学校推行到乡一级，或者地方村镇的时候，就会发生村民们集体捣毁学校的情况，这个风潮在江苏、山东这些地方比较普遍。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好像上层的知识分子都是赞成新政的，但是底层的民众似乎是扛着锄头挖新政的墙角。

袁伟时：这个一点也不奇怪，习惯性的东西要改变，是反抗那种落后的意识形态。1937年的时候，我们念新式的小学，旁边就还有私塾，也就十几个学生，年纪比我们大了，老先生教他们念四书五经。现在也有人愿意念私塾。但是新式学堂有它的优越性，因为它的知识是世界各国基本一样的，是国际化的东西。你不接受这些现代科学文化，那是会贻误社会发展的。现在办私塾的，我看到有关资料，也不完全是读传统的经典，也要读外语，甚至数学，也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假如是自由的教学，去除掉现在我们学校制度里面的僵化的东西，有一些办得好的私塾，可能很短时间就能够超越我们现在体制内的中小学。但是假如你把私塾办成就是学传统儒家文化，那就是一个反动的倾向。假如不学习现代的政治、现代的伦理道德，你把小公民还培养成三纲的奴隶，不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那肯定是一个反动倾向。

腾讯历史：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您觉得群众基础有多大？支持革命的，包括底层的民众，还有知识分子这一块，以及在体制内的这些官僚，那支持革命的群众基础究竟有多大？

袁伟时：这没有数字。要得出这些数字，要做很多历史社会学的工作。但是，有一条，清政府是少数民族政权。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要推翻，要改为汉族为主的政权，这一条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各个省很少发生真正的武装冲突，死很多人的情况很少。陕西巡抚在那边搞了两下，死了一些人，其他地方死得很少。之所以死得很少，是因为各地的公民社会，也就是士绅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时的公民社会已经萌发，而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民间社会，像各地的商会，不但是保障自己同业的利益，而且也维持社会秩序，他们还建立“商团”，就是有自己的武装。他们还做消防工作，就是所谓“救火会”。革命后为什么很多地方很快就恢复正常秩序了？立宪派影响下的这些商会、教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再加上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不是当机立断推行宪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汉族的士绅，还有知识精英都对清政府失望了。革命一爆发，各省很快就纷纷独立了，朝着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的方向发展了。

腾讯历史：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失去信任感或者忠诚度，是发生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义和团运动期间，像李鸿章这些地方大员，慈禧太后在京城号召他们北上勤王，结果这些地方大员搞“东南互保”集体拒绝。您觉得把这个转折点定位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是不是准确？

袁伟时：这个是对的。清政府倒行逆施的高峰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灾难。

腾讯历史：可能只是民间的小打小闹。

袁伟时：对啊。地方督抚完全可以解决。之所以不能解决，有很大反复，就是因为慈禧支持。结果就造成了不但是外国人的灾难，200多外国人被杀，而且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数字可能有5到10万。有人估计更多，但是这笔账没有算清楚。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大灾难，而且它还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八国联军进来，是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杀人的后果，而且是慈禧太后主动向11国宣战。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大灾难。

首都第二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在亡国的威胁下面，它不改革不行了。全国人民认为这样的倒行逆施不能继续了，才会有后来的清末新政。

东南互保运动，其实跟传统的说法不同，它维护了中国人的利益，也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进步的举措、进步的运动。

腾讯历史：可以讲是地方做的一个理性的决策。

袁伟时：对。非常正确的一个决策。

腾讯历史：罗志田教授曾经说过一个观点，说废除科举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基础。他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说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知识分子大多在乡村生活。但是废除科举以后，知识分子都被迫从乡村往条约口岸城市转移。这就产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学子受教育受制于家庭的贫困状况，另一个就是乡村开始衰落了，这是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基础。就是乡村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了，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比较差，科举废除了，找不到出路了，没有办法就只能向城市集中，他们接受不了这种状况。

袁伟时：所以就革命了。

腾讯历史：对。他觉得可能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了，所以造反了。

袁伟时：这个说法，我不完全同意。他描绘了一个现象，但是没有说清楚问题。废除科举以后，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广阔了。他们的学习内容完全向国际接轨。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各方面就业的渠道大大拓宽了。这是不用解释的，很明显。

另外，原来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知识阶层向上，特别是通往政权的渠道。这个渠道，在现代社会是由公务员考试取代的。公务员考试，民国以后就建立这个制度了。清末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这条渠道也没有堵塞。科举的改变，采取了很多过渡措施，使得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没有被阻断。比如，有一条措施，你从京师学堂毕业以后，相应的要赋予什么举人、进士这些称号。留学归来的经过考试以后，又根据情况不同 —不是考四书五经，而是考他所学习的内容，又相应地赋予什么进士、举人那样的荣誉头衔。上升的渠道更宽了，不是更窄了。

腾讯历史：可能体制内的渠道不是很宽，但是体制外的渠道更宽了？

袁伟时：体制外的宽了，体制内的也不比原来的窄。特别是原来的机构是比较简化的，后来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相应建立了一些新的国家机构，各个省都有招商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人才不够，很多人就到日本去读政法速成班。另外，学校要普及，缺很多教员，很多人就读师范速成班。而对原有的秀才、举人也做了很妥善的安排。有些年轻的要你继续学习，进入学堂学习。年纪比较大的，也有所安排。所以它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了不起的一个改革。

腾讯历史：在您的著作当中还提到过，清末新政最大的一个成就是“经济自由”。在我个人所看到的有关晚清改革的所有著作当中，您是唯一提到它的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的。其他人都在谈立宪什么的，只有您提到了“经济自由”。您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袁伟时：晚清经济发展不起来，洋务运动失败，一是由于走官办经济的路。二是不准民间自由办企业，办企业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 —朝廷批准，而不是实行登记制。经过反复较量和挫折，甲午战争失败了，政府才逐步允许中国人自由办企业，但还有反复，不但有义和团反对一切外来事物的反复，而且办企业的障碍很多，迫使商人变身假洋鬼子。到清末新政的时候，政府积极为私营工商业发展排除障碍，提供便利，促成了经济高速发展。所以，我认为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各个地方的商会发展很快，而且这个商会不是官办的团体，是真正的民间自己办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国家要发展起来，国家要兴盛，在我看来经济自由是最关键的。改革开放30多年，说到底也就是恢复了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包括对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您刚才提到的乡村衰落，也与这个有关。

腾讯历史：其实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乡村衰落问题。

袁伟时：对。问题的实质是乡村怎么样向市场经济发展，由自然经济、自然农业向市场农业发展，这个是最关键的。过去我们对这一条认识不足，认为解决三农的问题就要打土豪、分田地。不对。其实是要乡村市场化。现在要建设新农村，又对又不对。改善农村的那些基础设施，这个对，修路，通电，甚至要通自来水，这是对的。但是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要有利可图才行。交通当然是国家要统筹了，发展水、电什么的也一样，这个是对的。但关键是，现在许多地方变成搞形式了。改善农村卫生也对，办医院，办教育，这个都对，但是要抓住要点，要点就是发展市场农业，这才是振兴农村的关键所在。你要彻底保护农民的产权，承认他的产权，对农民和农村说来，最重要就是土地所有权。社会发展，基础是产权、私有权的确立，没有产权的保护，人的自由根本就没有基础。经济自由是人的所有自由的基础。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离开了经济自由什么也不是。

腾讯历史：罗志田教授还有一个观点，谈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失败，他提到了这么一个原因。他说传统的清政府是一个小政府，他在财政税收能力上其实跟现代社会比起来差得很远。所以当时的财政税收能力无法支撑他向一个近代政府转型。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袁伟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税收制度在清末新政开始，慢慢就向现代社会制度转变，但是没有完成这个转变过程。现代中国在1910年第一次制订国家预算，就是编1911年的预算。清帝国19世纪末的年财政收入七八千万两，到1910年制订的预算，1911年税收是3亿两。因为爆发革命，没有完全实现，实际的结果是2.6亿两。其实清末税收的情况比民国后好得多。民国后，除了袁世凯执政的后期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北洋后期开始就不行了，蒋介石时期也不行。相比而言，清末时期的税收状况是相当好的阶段。

能不能支撑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关键在是不是为现代工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恰恰是在清末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不认为这是爆发的原因。爆发的原因，前面提到过，直接触发革命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这是最关键的。第二，是面对群众的反抗，面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开枪镇压群众运动。这个就是一个大错误了。枪声在武昌响起以前，在四川已经是响起了好久了。9月7号，四川的总督赵尔丰竟下令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杀了32人。四川各地的武装，主要是帮会的武装，围攻成都。各地也跟着打起来了。武昌那边枪响是10月10号，但9月时成都已经打起来了。武昌一打响，士绅和起义武装结合，各地方就支撑不住了，统治就没有办法维持了。这是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

传统儒家宗法文化无法完成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腾讯历史：袁教授，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其实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您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东方的宗法专制社会。这个宗法专制社会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

袁伟时：当然有核心价值了。核心价值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三纲六纪，这写入法律条文了。历代的律例，从唐律到以后的宋、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三纲六纪作为核心内容。在制度化方面，儒家是很成功的，它建构了一个中国的宗法专制社会。这个社会是专制的，跟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有法治的传统，有慢慢独立的司法系统。西方的前现代社会有议会传统，中国根本就没有。中国的前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儒家社会，有些为儒学辩护的人说是“儒表法里”。这是没有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常识所造成的一个误解。中国法律研究的权威瞿同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儒家和法家的差别在哪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一之于法”，就是大家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儒家不是，它是按照三纲六纪来建构法律体系的，所以说是不平等的。三纲，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父亲杀儿子罪责也不大，甚至有的时候是可以免罪的。但是，儿子要是打父母，那就不得了的。包括财产制度上也是按照三纲这个系统：父母、祖父母在，不得“别籍异财”，不可另立户口，不可分家，除非你父母、祖父母同意，不然的话，就是犯法，要受到惩罚。儒家整个的法律体系是不平等的，跟法家是完全不一样的。

腾讯历史：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宗法专制社会"？

袁伟时：宗法专制，其基层是血缘关系形成的大家族，实行家长专制。整个社会以三纲为基本框架，层层实行专制统治。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些还有议会，有单独的法律系统，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比如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移孝作忠”，在家孝敬父母，到了外面，官员和“天子”就等于是你的家长。层层的“父母官”，就是带有宗法性质。

腾讯历史：我们的传统社会有没有地方自治的性质，它和西方来比起来，有什么区别？

袁伟时：我们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

腾讯历史：像乡绅在地方上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归类为地方自治吗？

袁伟时：归根到底皇权是最大的、最高的，没有针对皇权的约束机制。所谓天的约束是虚幻的，也没有中央与地方和基层社会分权的契约。在西方，国王不能侵犯自治体的权利，层层都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如果被侵犯了，可以反抗。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中国的皇权专制是绝对的。另外，历代都讲忠孝关系，孝跟忠密切关联，所谓三纲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种专制带有宗法的色彩。

腾讯历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没有办法完全一个近代社会的转型？

袁伟时：对，没有办法自行转型。

腾讯历史：有一个学者邵建，他说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三纲抛弃了，也把五常抛弃了。他说三纲可以抛弃，但是五常不能抛弃。

袁伟时：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

第一，五常的内容在儒家的经典里面也是不平等的。比如，“仁”表面上很好，但是按照儒家的经典解释，“人者仁也，亲亲为大”，就是按照“亲亲”来看“仁”，不是平等的。“义者宜也”，什么是宜？什么是礼？都贯穿三纲精神。

第二，五常假如不以现代的自由、平等思想加以改造，仁、义、礼也会变为思想枷锁。新文化运动中，恰恰是陈独秀他们认为，这些道德规范注入新的精神后是可以接受的。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就是只能继承这些规范的形式，必须把新的精神注入这些规范中。

第三，道德规范的形成不是按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抛弃或继承的。这个抛弃是什么意思？谁抛弃的？是袁世凯吗？袁世凯没有，他是提倡传统道德的。民间废除了吗？民间有什么力量废除？各民间团体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决议。民间的社会人士，陈独秀、胡适这些人能抛弃或废除吗？没有这个力量。

道德是怎么样产生的？在现代社会，公德应该是归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既定的法令来规范，比如你不能随地吐痰，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交易中要信守契约，开会应该遵守民主规则，等等，你应该制定法令，强制执行。慢慢地，在这个基础上道德新风尚就产生了。至于公民要选择怎么样的私德，只能自由选择。随着社会教育水平提高，人们的素养提高，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新的道德规范会自然形成。这是道德更新的正常途径。

腾讯历史：一位比较活跃的学者秋风，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论点，说封建君臣关系是自由人之间的订立的一种契约关系，还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君君臣臣”，他认为这个意思是，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他说这是一种契约关系，在这个契约关系上完成近代中国的转型，应该是可以的。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袁伟时：首先，明清的皇帝跟臣子的关系是统治的关系还是契约的关系？秋风就不明白这一条。他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说了一大堆好话，但是他恰恰不清楚，中国封建社会跟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别在哪里。西周是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特点：没有摧毁血缘关系。西方国家政权的产生，意味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向地缘关系转变后，不管你是哪一个家族的人，都应该受法律约束，按照地缘来管理。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不能不这样。但是，中国西周的封建社会，殷商时代，那个封建关系保留了原有的氏族，原有的家族、宗族，而不改变它的内部关系。周武王分封，将殷代原来的后裔分封，将周代的宗族分封，共分封了72国。周代分封制内部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契约关系。还是原有的“君臣、父子”关系，儒家强化了它的内部宗法体制，是不平等的宗法关系。所以，秋风就将人家赞扬5世纪以后西方的封建社会那些话，拿来赞扬公元前1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牛头不对马嘴。

腾讯历史：还有一种观点，说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具有一种比较朴素的民本主义倾向，像晚清的很多阻挠改革的顽固派，他们反对修建铁路，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修完铁路，可能会导致以前靠车马运输业务生存的平民失业。曾国藩也反对过搞轮船业，他说搞轮船业可能会导致靠传统沙船业吃饭的民众失业。到洋务运动的时候，搞官督商办国有企业，国家主义抬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退步，是从民本主义向国家主义的一个转变。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您认为它存在吗？

袁伟时：这不是民本主义的问题，出现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知识不足，对现代社会的知识不足。比如修铁路，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提出铁路会让挑夫失业。他不知道修了铁路以后，相应的会提供很多新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的发展，各方面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而不是缩小。更好笑的是他们还提出这破坏了风水，破坏了皇陵的安宁。还有人说是方便外敌入侵。这都是一些愚蠢的借口。包括用现代轮船业取代，会不会造成沙船业的失业这个问题，曾国藩当初不知道，但他慢慢清楚了，他的观点就变了，变成洋务运动的积极提倡者、开创者。

腾讯历史：孔夫子的像在天安门广场一度和毛主席一起并排着各占一角，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带有当局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把孔夫子重新竖起来的现象？

袁伟时：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萌芽，一种倾向，有的人想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一些儒家信徒拼命叫好。他们不明白现代化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

腾讯历史：甘阳教授曾提出一个“儒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概念，您觉得他这个概念成立吗？可行吗？

袁伟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口号吧。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一个宗教国家。现代国家，不论儒学是不是宗教，你以它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要建什么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现代公民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代人拒绝思想牢笼。现代国家应该建立多元的、自由的思想文化体制。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应该自由竞争，独尊儒术会带来国家的灾难。这个图谋也蕴含着那些自命为儒家信徒之辈冀图利用行政权力，取得高人一等的思想垄断地位的企图。

革命歧途之一：康有为

腾讯历史：我们谈谈康有为吧。传统说法认为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慈禧这些顽固派绞杀了维新运动，但是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不是这样的，说慈禧其实也是赞同改革的，反而是康有为在政治上比较弱智的一些手段，把这个事情搞坏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袁伟时：其实慈禧在“戊戌变法”期间是支持改革的。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她支持改革。甲午战争以前，洋务运动有根本性的弱点，路径不对，有些应该进行的改革没有进行，这是慈禧的问题。但是李鸿章他们做的那些事，没有她的支持是办不成的。

腾讯历史：慈禧支持改革的态度，是一种被动的支持，还是主动的支持？

袁伟时：被动，都是臣子提出来，她点头。她登上政治舞台的初期，知识面很窄，那个时候有很多事，她不敢做主。另外慈禧这个人心胸狭隘，有一些政见不同，她就打击。恭亲王几次被她撸下台，都是因为她胸怀狭隘，借机报复。但是好多洋务运动方面的建树，都是经过她同意的。她有两面性，既要看到她阻碍改革的方面，又要看到她点头支持的方面。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总的来讲，她是支持改革的。

腾讯历史：像台湾的黄彰健先生，还有大陆的孔祥吉、茅海建先生，都有专著谈“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指出了康有为戊戌年的一些奏稿，以及后来他的《自编年谱》都存在作伪。这种作伪现在已经公认了，但还是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像汤志钧先生，还是承认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但是像台湾的黄彰健先生，就认为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的作用是很小很小的，根本算不上领袖。您怎么看这个分歧？

袁伟时：过去神化了康有为。其实从思想领域来讲。当时维新思想最深刻的是严复。而第一个提出比较完整的国家维新纲领的人 —当时有很多讲维新思想的人，但是完整地提出来的，应该是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是一个建设现代国家的纲领。秋风说康有为提出第一个建设现代国家的纲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康有为的特点之一是爱名，爱伪造一些资料，将自己的维新思想老往前推，我曾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考证。《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中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些问题。其实，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不是那么先进的。我们不要将戊戌维新看成是1898年那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都是陆陆续续在做。而且不是一个人在做，是一批人在做。顺天府尹胡燏棻在奏章中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光绪皇帝把这个奏章转发全国。就是说，经过多年的启蒙，知识阶层颇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非变不可，连朝廷里面也是分成两派。其中一派认为要改革。政变以后康有为遭到通缉，结果他的名声大起。康有为的名声，主要是由政府培植出来的，先是支持他，后来压制他、抓他，就把他的名声培植出来了。

当然，对当时的启蒙运动或者说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康有为是有功劳的。他组织了强学会，依靠梁启超办报，鼓吹新思想，对维新启蒙有很大的作用。他上书朝廷，推动百日维新，做了不少工作。这样说比较理性、全面，但这些工作不光是某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在这样做。

腾讯历史：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和时务学堂，他后来说，我在时务学堂里讲课，在学堂里面宣传的都是民权，学堂外面的人不知道。学生放假回家以后把民权思想对外一宣布，然后整个湖南的知识界一片哗然。康有为在早期的《上皇帝书》里面也在宣传民权和议会，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康有为在获得光绪皇帝赏识以后，在给光绪皇帝的改革方案里，他提的是制度局，反而不提开议会了。康有为自己解释说，因为我们中国的民智为开，现在开议会不行，他还说顽固派反对的力量太大，开议会也不行，因此只能开一个制度局。然后胡汉民后来就说，康有为开制度局其实是个人的私心，他觉得开了议会，康有为就没有办法成为“帝师”那样的角色。您觉得康有为的这个转变，他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袁伟时：康有为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一个人，有些地方比较鲁莽。促使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他企图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我同意他要求开制度局表明了他愿意扮演“帝师”的角色的观点，但也不排除他有考虑开国会条件尚未成熟的因素。

他的文章，思想水平最高的是《实理公法全书》，他讲到人权，各个方面讲得很明确，体现了康有为最高的思想水平。但是这个《实理公法全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年代就有问题。

我考证过，我认为他是“戊戌变法”以后写的。他自己说是1880年代写的。这个不可靠。按照他那时的思想水平和倾向，与这篇东西相差太远。在戊戌维新中，严复的思想比他高得多。另外还有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在维新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林乐知他们办的《万国公报》，其实是起到了启蒙教科书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梁启超他们办的那些报刊，后来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万国公报》的作用。

腾讯历史：康有为自己说，他早年也是读了很多的《万国公报》。

袁伟时：对啊，中国搞维新运动的这些人，比较开明的官僚也好，士绅也好，基本上是外国传教士的学生，都是读他们的书，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就讲，他是游香港，到北京考试路过上海，买了很多江南制造局翻译过来的书，以及《万国公报》，等等，那时候他才变过来的。从万木草堂的讲课记录来看，他当时的思想水平实在不高，有很多地方都令人不敢恭维。

腾讯历史：当时就有人指责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抄袭自当时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作品，汤志钧先生觉得只是借鉴，不认为康有为是抄袭，而黄彰健先生则认为康有为是抄袭，您的意见是什么？

袁伟时：很明显的，他的转变是受廖平的影响。在没有接触廖平以前，康有为的思想倾向不是这样的。他转向公羊学，主要是受廖平影响，但你说他完全抄廖平，也不是完全对的。他想象的那些东西，是天马行空，乱说一气，未经考证，与前人所做的考据工作相比，差得太远了，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看法，他这方面贡献不大。他就是找几个年轻人来，跟现在的某些教授差不多，找几个研究生来帮他编写，一本书一下子就出来了。现在有些书商、有些教授就是这样，拿到一个项目，找一些年轻人给他做。

当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梁启超、陈千秋都要帮他干活。现在看来康有为的思想能够起作用的、能够体现其先进性的是什么呢？是学习西方的东西。特别是他女儿康同壁学会外语以后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写的几个《变政考》还是比较先进的，总而言之，学习西方的都比较先进，凡是他自己创造的都是胡说八道，譬如什么“三世说”。

腾讯历史：“升平世”这类的东西。

袁伟时：对。那个就是乱编，尤其在当时是起到负面作用的。张之洞劝他不要搞这一套，他不听，这是没有政治眼光。在当时讲这套，没有扎扎实实的学理上的根据、文献上的根据，冒犯一些忌讳的东西，分裂革新力量，真的是很幼稚。

腾讯历史：康有为曾说自己领导了“公车上书”，他说上书没有成功是因为很多人阻挠他。后来变法失败了也说是有很多顽固派在阻扰，还说之所以搞制度局不搞议会，也是因为顽固派太多。在您看来，在戊戌维新的过程中，真的有那么多顽固派吗？

袁伟时：当时确实是有一批顽固派，但是改革者必须具备在现实的条件下面推进改革的政治智慧。如何分清先后主次，如何尽可能争取最多的同盟者，这个很重要，需要改革者很警惕。康有为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条。当时认同国家富强的人很多，你要是不触犯他的利益，不随便很粗鲁去触犯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改革会比较顺利。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以后，他上奏的那些奏章，他提出的那些建议，很多都是很鲁莽的，而且都不是当务之急，只是搞形式主义。他甚至上书模仿“明治维新”的一些东西，但是中日之间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他就不考虑这些。

腾讯历史：譬如他搞制度局，在中央设一个制度局，在地方设12个分局，下面再设其他相应的局，他就靠这个东西推进新政。当时的官员就说，你康有为实际是想用这个东西把我们现有的体制、现有的衙门全部给取代了，他们说，我们宁死都不从。这可不可以算康有为的一种政治幼稚？

袁伟时：是，这是一个。更多的在其他的方面，一下子就上书撤职、踢掉一批高官，另外还要改元、易服，这些太幼稚了。你拖你的辫子，再拖十年八年，问题都不大。

腾讯历史：当时，易服肯定不是紧要的事情。

袁伟时：但他就是搞这些东西。我想康有为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好多东西随意性很大，没有深思熟虑。他这个人不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果好好商量，谋定而后动，事情可能会不一样，但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的领袖欲很强，总觉得我就是导师，我就是当代的孔子，这样就把事情搞坏了。

腾讯历史：从严复到康有为，然后一直到民国，一直流传着这么一种论调。严复早些时候说，西方人议会制度很好，但是中国的民智未开不能搞；康有为在维新期间，也有种论调；一直到30年代，我们还有独裁与民主的争论。您怎么看民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袁伟时：当时没有人提出来全国四亿多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总统。民主要有一个生长过程，从精英民主逐步发展到大众民主。那个时候所谓民主，所谓开国会，其实都是在士绅这个阶层。社会精英阶层要有民主，特别是城市里面的社会上层他们要求民主，要求参与国家的管理。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人的知识水平是当时最高的。所以就说当时实施民主，扩大参与，一点坏处都没有。就“戊戌变法”来讲，不用讲吸收其他国家的社会经验，只要听取了朝廷内部那些比较有见地的官员的意见，“六君子”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190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支持义和团，更不能随便向世界各国宣战。慈禧根本就不接受，将这些人杀了。这证明了这段期间，朝廷那么多的官员里面，虽然有比较清醒的看法，但因为朝廷是绝对专制的，这些意见没有办法得到采纳。假如有精英阶层民主 —当时实施的条件是有的，悲剧就避免了。这样来讲，不存在中国人的素质跟不上的问题。到民国以后，就更加这样，民国最初的国会选举，是有很多资格限制的，包括财产前提、文化水平的前提等，就是说你的履历，你是不是当过官，你是不是有功名，你的学历怎么样，包括你的财产怎么样，都有要求，当时大家接受了。结果就选出来了。

当然，选举还存在各种弊端，有贿赂、贿选，等等，每个国家的民主过程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

腾讯历史：也就是说，腐败是民主进程中的一种基础成本，大家应该接受这些东西？

袁伟时：对，就是这样。所谓民智未开完全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行民主的一个借口。

革命歧途之二：梁启超

腾讯历史：梁启超去了一趟美国，他在美国唐人街上看到华人跟美国主流文化无法相融的状况。他回到日本以后思想开始转向，说我从此以后不羡慕欧美的那种民主，我开始羡慕俄国。您怎么看他这种转变？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很大，这个转变对中国后来知识分子的转向，是不是也存在这一种重大影响呢？

袁伟时：不是一个思想家就能够决定整个阶层转向，我想没有那么简单。梁启超确实有这个问题，他自己讲“流质易变”，这个变化的过程，反映了他的一个弱点，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全景，没有比较深刻全面的掌握，所以他有时候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准确。

这里面，关键是他对资本主义那些负面的东西的理解。资本主义本身能够清除这些弊端，能够一步一步往前发展，梁启超理解不了这一点。所以就会有1903年以后他慢慢的改变，变成开始主张开明专制。我想这是中国知识阶层成长的一个弱点吧。

但是梁启超比较复杂，他在介绍西方先进思想那一面的贡献是主要的，他曾一度否定民主进程是支流。当预备立宪提出来以后，梁启超对推动宪政也有很多建树。民国成立以后，他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方面，他坚持民主自由，但另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他看不透，所以他参与倡议建立国教，成立孔教会，参与推动把孔教作为国教的活动。他那个时候也说要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但是一旦把某一派尊为国教，就好像现在的国学派那些人一样，要独尊儒术，把儒学变得至少高人一等，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那是很危险的。梁启超在这一条上是认识不清的。一方面，他是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驱之一，他那篇《中国思想发展大势》是很有价值的。他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有开创性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对传统文化的弱点认识不清。特别是在民国以后，这方面就凸现出来了。20年代，他又一次提倡要用东方文化去挽救世界，这对社会发展没有好处，是对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认识不清楚的后果。

腾讯历史：您曾经说过，梁启超是被一种国家主义引入歧途。在梁启超的思想里，他把开明专制和他一贯推崇的民主宪政融合在一起了。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难把这些东西直接糅合在一起，但是梁把他们糅合在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希望完成这种糅合，您觉得梁启超的这种糅合，是怎么样一种内在逻辑呢？

袁伟时：中国知识阶层里面，国家主义思想是一个大包袱。中国近代是一个弱国，一再受侵略、受欺凌，这个屈辱经历在知识阶层打下了一个很深的烙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富强，但是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关键—这就是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讲的，要国家富强的办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西方就行得通，到了中国，也学习西方，也办企业，但就变了模样，效果不大？他提出十三个字：“国贵独立，人贵自由”，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一条是非常深刻的，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公民的自由。

如果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文化教育就可以发展，企业就可以发展。公民没有自由权，企业也发展不起来。为什么19世纪洋务运动会失败？

因为大量资金都花在了国家垄断企业上，私人办企业却受到严重阻碍。我们从90年代开始就讲要改变发展方式。结果怎么样？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展，但关键是没有搞清楚，只要让私人企业唱主角，让私人能够充分得到经济自由，就能够转型。也只有让私人得到经济自由，才能真正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不解决这一条不行。

市场要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关键是公民要有充分的自由。梁启超就没有看透这一条。另外，发展知识文化，发展科学技术，也是一个公民自由的问题。抓住这一条，后来就办成一个北京大学，就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其他各方面都是这样，假如不处理好这个关系，就完了。

有的人老是纠缠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问题，其实一点道理、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天没有人说要“破四旧”。要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个是犯罪，不能重蹈覆辙。但是文化更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自然更替、自由选择的过程。公民自由选择，才能推动文化转型。国家富强跟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关系，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看清楚了。但是，民国以后他又倒退回去了，出现一个所谓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提出要解决群体的问题。他这是把问题缩回去了。以后真正理解很透的是胡适，他认为你要救国，首先要救你自己，成为一个公民，这才是关键。要解放，首先要解放你自己。这是一语道破，把公民自由度的扩大、公民—人的解放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什么发展比较快，关键就是在这里。公民的自由权利，一部分还给了公民，那就带来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在还不如人意的地方，就是公民的部分自由还受到限制。

腾讯历史：今年的两会有一个决议就是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的产业、工业，确立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前些时间北京大学还出台了一个“会商制”，就是说我们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要进行“会商”，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也是国家对公众和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

袁伟时：对。但是这个“会商制”是出不来的。

腾讯历史：因为利亚比的事情，最近在国内议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主权和人权：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

袁伟时：真要维护主权，真要国家富强，真要大家爱这个国家，就要首先必须尊重每一个公民，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我想这个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不要让那些新左派、国学派来歪曲爱国主义。这一条，中国知识阶层里的很多人没有看透，包括梁启超，他为什么老是摇摆，就是糊涂在这个地方。包括现在秋风老是吹捧张君劢，每次我看到都觉得很好笑。张君劢就是要搞公有制，要搞计划经济，能行吗？根本不行。

腾讯历史：梁启超在跟革命派论战的过程中，他还讲了一个概念，革命导致专制，您怎么看这个论断？

袁伟时：美国独立战争带来民主、自由，因为解决的是对外关系。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呢，都带来大流血、大专制。所以不要随便动武，动武了以后就很麻烦。

革命歧途之三：孙中山

腾讯历史：我们谈谈孙中山吧，您曾经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应该被否定的，您的主要论据是什么？

袁伟时：现在有明确的史料，说明宋教仁是怎么样被杀的。越来越多人不认为是袁世凯亲自下的命令或者是布置杀他，但是袁世凯的属下赵秉钧、洪述祖那是有很大嫌疑的。比较多的意见，说陈其美（陈英士）是主凶之一，许多人是认同这一条的。在上海逮捕了一些人，有一些人逃走，有些人在拘捕期间就死亡了，这些都是陈其美的“杰作”，他是上海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宋案发生后，应该怎么处理？假如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话，革命以后应该将革命组织改造成为民主政党，或现代的民主政党。这样性质的党，处理突发事件，必然坚持民主、法治。

假如不完成这样一个转变，那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国民党在宋教仁的带领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宋教仁被暗杀以后怎么办？假如是选择做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话，那就是要坚持在现代国家制度内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推翻原有的国家制度，这里面就要通过司法系统来解决问题。

是通过现代政治的司法系统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我想这一个选择对国家命运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辛亥革命后有几十年的战乱，到1949年为止，38年来基本上战乱不断。这个战乱就是从所谓“二次革命”开端的。“二次革命”发动起来，知识阶层和工商阶层大多数都反对，国民党一下子就孤立了，不是袁世凯要孤立他，而是社会上普遍在孤立它。这件事开创了很不好的先例，有问题就动武。再一个，孙中山的这一个主张，在国民党的内部也是多数人反对的。他一意孤行，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个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犯了很大的错误，是个历史性的错误。第一，他要陈其美在上海发动，陈其美说力量不够，然后征求几个都督的意见，都反对。安徽、广东等都说不行，南京、江苏也都说力量不够。内部讨论时，反对意见很强烈，黄兴也坚决反对。后来孙中山迫使黄兴到南京去发动战争，黄兴明知道要失败，还是遵命和章士钊一道去南京。章士钊是亲身参与这件事的人，完全知道内幕。第八师是南京和江浙一带国民党还能够掌握的部队。孙中山亲自吩咐这个师的军官，如果师长不发动“二次革命”，就杀掉他。孙中山如此不顾后果是极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讲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你怎么能够布置下级军官杀上级军官？这是绝对错误的。所以，我认为“二次革命”是完全不足取的一个措施。

腾讯历史：您曾经说过北伐破坏了中国的宪政和民主体制，在北伐之前，当时的宪政和体制的基本状况是什么样的？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家体制，是按照现代国家三权分立的架构建立的，不是袁世凯一上来就搞独裁专制，它是三权分立的。袁世凯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最初袁世凯也是努力按照这样的体制去运作，当然他有出轨的地方，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就杀人了，将一些革命功臣杀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

但是从整体来讲，他们按照三权分立的样子来运作，动用国会，动用司法手段。以后呢，袁世凯称帝，要回到完全独裁的体制，马上就遭到全国的讨伐，包括他的部将段祺瑞都坚决反对，黎元洪也反对。那样就搞得众叛亲离，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事后重新建构的体制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就是说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前，1928年以前，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的体制。不足的地方是整个国家不能够稳定下来，长期处于动荡。现在就要追问，这个动荡来自哪里？一方面是北洋系的军阀内部的权力纷争，但那个战争规模不是很大。真正大规模的、比较长期的战争是在孙中山在广东另立政府之后。另立政府我认为在法理上是没有根据的。他要开非常国会，成立非常政府，但是这个非常国会不合法，因为人数也没有达到法定人数，800人的国会，参加的议员最多也不过200人左右。后来又成立了护法军政府，这个护法军政府，先是孙中山做大元帅，后来实行民主，决定改为七个总裁，把孙中山降为跟其他一些领导人平起平坐，孙中山就不干了。这证明他没有民主素养，你发动起来的非常国会做出的决定，你应该遵守呀。怎么办呢？他认为我应该是高于其他人的，他不接受民主政治，于是一走了之。

20年代，孙中山把陈炯明事件处理完了，他重新回到广州，又成立所谓的大元帅府，那个时候他所推行的一套主张，完全是仿照苏俄那种专制体制。

腾讯历史：北大的王奇生教授说，国民党是在苏俄体制这棵藤上结出来的果实。

袁伟时：这个不是王奇生首先提出来的，老早就有人这样讲了，是公认的。很早以前大家都在这样讲，特别是台湾、美国的一些学者，老早就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国民党所谓的党国体制，是苏联体制的翻版。然后，在广州还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司法。整个教育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变为党的工具，由党完全控制。

腾讯历史：从辛亥革命结束，到后来搞“二次革命”，国民党还是推崇三权分立体制的。但是到了后来，20年代以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就选用了苏俄体制，您觉得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跟国民党本身这种革命党性质，还有革命领袖的这种认识水平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袁伟时：我想这跟国民党本身的性质，跟孙中山的思想息息相关，完全有其内在的逻辑，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孙中山是个领袖欲很强的政治家，而且他受到多个帮会的影响，如青帮、红帮、洪帮，他加入过洪帮，而且在洪帮里面担任红棍的职务，他对帮会这一套内情很熟悉。陆皓东他们也都是跟帮会有联系的。结果在接受苏联影响以前，他就在1914年制订了中华革命党的党章。按照这个章程，党员要宣誓完全服从孙文，要按手指纹，结果遭到国民党内部很多人的反对。他的党章里面还规定，党员要分等级，所谓首义，还有协助的党员，等等，以参加时间划线，然后享有的政治权利就不同。最后，一般的中国人完全没有政治权利，政治权利都让国民党的党员来享受。

一个政党，有什么权力可以把大多数中国人的公民权利都取消掉？这也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举措。只有完全不知道现代政治、现代民主、现代公民的自由、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怎么一回事，他才能够写出那么一个党章。这正好和20年代苏联那一套党国体制完全合拍、完全符合，这样两者就汇合在一起了。再加上他想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政治组织想得到政权，是完全合理的，问题是你采用什么手段？你用自己的纲领、用自己的行动赢得公民的支持，通过选举成为政府的领导人，这是正道。他不走这个正道，而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建立党，建立整个国家的体制。我想这个是国民党一个很重大的错误，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过去有个说法，说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跟共产党决裂了，跟苏联决裂了，这是事实。问题是他实行的政策，跟之前完全没有差别，也是一个党的组织，也是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后来胡适他们批评得很尖锐，说“党化教育”是错的，他就改成了“三民主义”教育，同样是党化的东西。后面又说“总理遗教”就是根本法，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切施政的根据，这是很荒唐的。然后就取消了言论自由。取消言论自由是从广州开始的。取消学术自由，使得整个教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腾讯历史：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辛亥革命，大多数人说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您看来，他在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两个方面，哪方面更重一些？

袁伟时：我想他有过一些很独特的思想，但是一点都不伟大。反正是他独创的东西，都是台湾现在正在改掉的东西，留下的很少了，台湾将他的一些错误的东西都去掉了。你说他是思想家也行，但他不伟大，没有什么真正经得起推敲的贡献，而且他的思维特点就是很极端的，逻辑性不强，思想不深刻，比较肤浅，是这样一个人。他作为革命家是肯定的，毕生到处讲革命，但不少时候方向不对，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来看，贡献不大。

腾讯历史：当年谭嗣同很早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把什么西藏、新疆这些地方都可以卖掉，卖掉以后可以得到钱，得到钱可以用来搞维新，搞革命；孙中山那个时候也说可以把中国东北什么的都让出去，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支持革命，这种革命的不择手段对我们后来中国历史曲折进程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

袁伟时：不能讲特别大，但是他不择手段地搞革命，确实是有这样的传统。谭嗣同他是为了中国的维新，为此认为可以出让领土，得到资金来搞内地的维新事业，那是一个书生很幼稚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谭嗣同，对现代国家主权没有完整概念，没有现代民主国家的观念。但他没有任何的私利，他没有想我通过这个得到什么。孙中山则不同，孙中山是要以领土换取人家支持他掌权，谭嗣同没有这样的野心，没有要求别人支持他的小组织。革命党冀图用这种手段来夺得全国政权，我认为错误很大。

他这个错误的产生也是由于没有“现代主权”观念。主权在民，你一个政治家，你没有权力出让国家领土。首先这个前提就搞错了，你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能代表国家吗？主权真正在民，公民才有权力通过合法的形式决定领土能不能改变，能不能出让。他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他没有“民主”的概念。

这个也就是和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在和平时期、在国家的基本架构建立以后，没有转变为民主政党有很大的关系。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是要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这个说法不准确，不论是不是执政，革命党都应该转变为民主政党。

腾讯历史：传统说法一直都讲袁世凯窃取了革命党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您看来，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它能结出果实吗？

袁伟时：不要有那种英雄史观，辛亥革命是几派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是同盟会。但是孙中山那个时候是比较边缘的，同盟会主要是中部同盟会所起的作用。中部同盟会有独立于孙中山那一派的倾向，主要是谭人凤、宋教仁，也包括陈其美他们那些人。至于武昌那批人，是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一些革命小组，你说它完全和同盟会没有关系，也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但它不是直接由同盟会组织指挥的一次革命。应该讲当时革命条件成熟了，所以爆发了。这是一方面的力量。

另一方面是立宪派的力量。立宪派在全国各地的政权和平转移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除个别地方以外，政权几乎都是和平转移。响了枪的，都是很小的规模的，就陕西冲突比较大一点，杭州有一点点，其他地方的冲突都不大，这个和平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立宪派在起作用，各省的谘议局里面的一些士绅跟革命派合作，实现了政权的转移，这是又一派的力量。

还有一派是北洋系，当时最有实力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就是袁世凯他们。当时迫使清政府退位，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稳定了北方大片地区，同时跟南方谈判，谈判过程中袁世凯其实没有真正的下决心要剿灭革命力量。

应该讲，整个民国的成立，是这三派合作的结果。原来的革命军方面跟袁世凯谈判，当时协议就说只要他承认共和，就让袁世凯当总统。成立临时政府以后，孙中山也确认，将来应该让袁世凯当总统。

孙中山其实是很想让革命党一统天下的。所以他在临时政府成立后，甚至在表态说将来要让权、按照协定让权给袁世凯后，还在跟日本政府谈判，开出很优惠的条件，要借钱，想要日本支持自己的军队，看能不能用武力北伐。到最后没办法了，日本人不肯借钱给他，才被迫接受妥协。

所以说袁世凯“窃国”，这个结论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上是站不住的。他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合法的临时大总统，当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是合法的，不存在“窃国”的问题，不存在窃取革命果实的问题。后来他走向复辟道路，走上专制的道路，这是各个方面、各个条件汇合造成的一个恶果。那个恶果要另外分析，但不能简单地说他做大总统是窃取革命果实，这太简单了。革命以后总是会动荡，这个动荡怎样稳定下来？辛亥革命的教训就是：用专制办法不行，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民主的办法、协商的办法、法治的办法，那样才是更公平的、代价更小的道路。要是和平不受到破坏，没有所谓的“二次革命”，那局面就会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

可是，这些革命党员还是没有那个政治素养。不是民众的素养不够，而是那些政治家素养不够，才造成这个局面。比如当时的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要迁都北京，黄兴他们就说，赶快给我改过来，不改的话，我就派军队把你们绑起来，这是很荒唐的。在这样的压力下，临时参议院就只能修改那个决议。所以讲，是政治家本身的素养不够，不能倒过来埋怨民众。

腾讯历史：袁世凯是赶上了洋务运动的末班车，他又经历了晚清立宪。他这个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他能不能接受共和宪政？他最后又走向帝制，跟他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吗？

袁伟时：他是清末新政里面的主要支柱之一，起了很大作用。在他做直隶总督的时候新政办得很出色，这个是大家公认的。所以，他是可以接受宪政的。中国这一代政治家都是渐渐成长起来的，他不是预先受到完整的教育，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儿，他是逐步接受思想启蒙，在实践里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要把他看成孤立的个人，有一群人在他周围。这些智囊、这些幕僚，代表当时的社会精英的智慧。袁世凯幕僚里面不缺乏懂得现代政治的人。比如说他的外交秘书是顾维钧，他懂得很多。袁世凯向顾维钧请教过现代政治问题，顾维钧也感觉到袁有很多东西不懂，在他身上仍然有清政府里面那种官僚习气，但是他的确在向顾请教。你们看他发出的文件、文书，他与革命党控制的国会之间来往的那些文件，他是依据现代法理的，他讲道理，那些都是有法理的。他讲的对不对，你可以反驳，但是他确实是说，现代的总统制是怎么样的、议会制是怎么样的、总统应该有什么权力、议会应该有什么权力，都是根据现代法理提出来的。说袁世凯不能接受现代宪政，跟实际情况不符。问题是当时是各方在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里面，我想那些革命党员责任更大一些，他没有从实际出发，做了一些事，将袁世凯逼到了墙角。

腾讯历史：有一种观点是说，袁世凯走向帝制是和革命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刺激—反应的关系，革命党刺激他一下，他就反应一下，不断刺激，不断反应，然后不断地往帝制方向走。您觉得这种观点有道理吗？

袁伟时：是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那就是另外一个事了，我最近发表的文章讲到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革命党的错误措施把袁世凯推到了另一面。

腾讯历史：我们现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最后想请袁老给我们总结一下，纪念辛亥革命应该纪念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袁伟时：首先要肯定一条，有些东西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不可抗拒的。比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这是现代文明的结果，那是不可抗拒的。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这是不可抗拒的。学术上、思想上，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个也是不可抗拒的。这些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基本的支柱，我想都应该继承。譬如教育应以蔡元培改造后的北大为榜样。蔡元培做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个时候提倡的教育方针，都应该提倡。这是很大的一个方面，是我认为最应该继承的。中国要富强，社会要发展，人类的素质要提高，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是需要继承的。

第二个要吸取的教训，是不要随便动刀动枪，应该通过和平改革的道路，推动中国完成现代化的事业，实现国家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方面，都应该改革。要通过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有矛盾通过法律去解决，通过司法机构解决。绝对不能再动刀枪、再搞革命。国家要能够和平、发展、稳定，社会要稳定，就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要有这样的自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掌握政权的执政者要很清楚，怎么处理社会矛盾，对这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这就是说，要坚定不移走法治的道路。反对派不要随便发动革命，但是执政者也不要随便镇压群众、工人。当社会矛盾爆发的时候，怎么样冷静处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方面，要尊重公民权利，主权在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的政治家要能够真正为国家社会的发展着想，为民众的福祉着想，采取正确的方向，这里面自由监督很重要。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就，就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民意的表达在那个时候就比较通畅，这一方面应该继承。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方面吧。

腾讯历史：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辛亥革命也是一个转型时期。辛亥革命的转型不能算是很成功，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可以吸取的？

袁伟时：现代国家要发展，关键是一个要稳定，一个要自由。稳定和自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有了稳定的局面，又能自由地说话、办事，就会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宪政发展。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教训。

2011年9月20日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燕山大讲堂第127期的发言

感谢大家来这里与我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讲胜利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对于百年宪政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想将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一般的教科书说“辛亥革命推翻掉两千多年的帝制”的结论我不太认同，因为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推行得很好。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所在。另外，实际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推翻专制这个任务，到现在为止，辛亥革命提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没完成，所以说推翻了专制帝制的结论靠不住，不是事实。但通过这场革命，中国确实有了很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在哪里？我想革命带来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大变化，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在哪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议会，独立司法系统，还有行政系统，一下子建立起来了。清代最后10年的新政是有意识地推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06年决定预备立宪开始就从地方到中央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好些地方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直隶（河北）、浙江乃至其他省份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但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在向这方面前进，但关键时刻没有迈出最重要的一步：真正地实行三权分立。辛亥革命以后一下子就实现了，从此以后整个政治斗争或者历史就围绕着是要接受并巩固这样一个制度还是否定这样一个制度在转动，这是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一下子把自由度大大提高。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一下子就实现了，学术自由也实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方面来讲是一个胜利。在经济领域上没有大的变革变动，还是继续推行市场经 济制度，但政治领域的那两方面变革是非常突出的。

上面所讲的是很简单的事实，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巩固不下来？为什么当时提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目标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各种各样，有一些解释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盗取了革命果实，袁世凯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的，当上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国”的问题。

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好，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当时的条件下中国那么弱，日本那么强势，日本要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努力。“二十一条”分五部分，其中第五部分内容主要是：

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本人”等。袁世凯说这一部分简直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说这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五部分的7条，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他部分他也想尽办法拖延谈判或者是讨价还价，并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了最后，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在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一共不过十多条。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达成协议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有关官员会议讨论怎么执行，所有的办法都是怎么抵制，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十多条也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全书的要求写《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徒然“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

这个不是我的创见，所有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家或者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袁世凯当选不是辛亥革命的标志，袁世凯的称帝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挫折，但很快取消，而且他也死了，死了以后又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直到什么时候被破坏掉？辛亥革命真正终结的日期是1926年4月，标志是“三一八”事件以后段祺瑞下台，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失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三权架构就完了。那个时候张作霖进关，根本不要三权架构，而是成立了军政府。一年多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从苏联学来而建立党国体制，标志着辛亥革命彻底失败。所以国民党要捧着辛亥革命的招牌，台湾说“建国”百年，好像国民党政权就是正统，我想这不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新用革命手段建立的新的政权。这样一个党国体系建立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重建一个民主国家、宪政国家。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基本终结，不给人家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一个大的倒退。在这个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宪政，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在国民党的党国体系下怎么样慢慢恢复这样一个体制？

再回到前面那一段，革命的成果没有巩固下来，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一条是军阀混战。但是1926年4月以前这一段（我们通常叫北洋时期或者北洋政府），现在冷静地考虑一下，其实北洋政府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相当大，主要是：

第一，这个时候经济继续发展。过去讲那个时候经济发展比较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我们钻了空档，结果发展起来了。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国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末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痛改前非决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要实行教育革命以及司法和法律体系的革命，这两个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没有成功，关键时刻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特别是1912至1920年间，工业以年平均增长13.8%的速度发展。到20年代，世界经济一再发生危机，但总体上中国经济是上升的，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所以一个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把义和团事件以后和抗日战争之间的时段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经济上是这样的。

第二，外交。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是否是这样？除了刚才讲的袁世凯那个事件以外，应该讲北洋政府在其他外交方面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维护了中国主权。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事实：首先从领土上来讲，北洋政府想办法维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外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沙皇俄国想把外蒙古变为殖民地，后来苏俄建立以后继续延续沙俄的政策，也要把外蒙古变成它的殖民地。段祺瑞政府于是进兵外蒙古，第一次就把外蒙古收回来，而且袁世凯在世时也经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除此以外，北洋政府还努力收回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并着力废除其他不平等条约。比如关税自主权已经达成协议，1929年1月开始交回中国，但还没有最后签字。由于1926年段祺瑞下台，国民党在这个基础上捡了一个大便宜，1929年1月实现了关税自主。收回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是在那个时候有良好开端。1919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将青岛收回，将山东利权收回。就是说，“五四”爱国运动提出的要求在北洋政府期间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问题就是乱，所以取得的成果巩固不下来。

成果巩固不下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眼光要更宽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革命政权最初都有一个混乱的阶段。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巩固下来，前面那38年都是混乱的，不断内战，1688年以后实行了法治，慢慢改革，就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巩固下来的？1799年拿破仑上台讲大革命终结了，但是否就此终结？没有，一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巩固下来。所以，中国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北洋政府没有完成革命任务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几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向民主政党转化的历史任务。革命以后，革命组织的中心任务是要由革命组织变为民主政党，假如不完成这个转变，整个社会都会动荡，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没有办法使整个国家走上法治道路。但为什么各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化？

先从北洋派讲起，当时国内掌握政治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北洋派，本来清末新政时它是推行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发展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它支持。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推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它支持。到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省乃至中央的军政要员口口声声讲法治、讲民主、讲军人不要干政。这是当时启蒙运动的效果，但实际行动上不是这样，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一方面有维护三权分立体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有破坏的表现。破坏表现是什么？比如袁世凯成立了一个所谓军政执法处，这个军政执法处实际上是他的特务机关，他的东厂，这个机构随便乱抓人、杀人，包括湖北那些革命领导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因黎元洪跟这些人有矛盾，便向袁世凯推荐说这些人到中央去做官吧。后来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这些人应该杀头，袁世凯真的就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这是胡作非为，专制的本性表现出来，不是真正实行法治。

可这样侵犯法治的行为不但是来自政府，民间也是这样，同盟会、国民党照样这么干。当时最突出的是国民党里面的陈其美那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时，因为同光复会之间有矛盾，陈派人将浙江出任都督呼声最高的陶成章杀掉，这是蒋介石干的事。除了这个，国民党还在北京砸报馆。

但你说它不想转变也不是这样，历史教科书都说安福俱乐部是臭名昭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是这样：这其实是段祺瑞那一派势力想向一个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组织转化的努力，但这个转化没有完成。

另外是原来的维新派或者保皇派、梁启超这一派的势力。这一派势力变为进步党，但有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它立即跟袁世凯合作，所有梁启超办刊物的资金是袁世凯给他的，组织进步党的经费也是袁世凯给他的。跟袁世凯合作没问题，但它作为依附北洋势力的一个组织，没起到监督执政者的作用。我想，它是不是中国参政党的一个开端？这里面他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到袁世凯称帝时，他们原来的独立本性又发挥出来，成为护国运动、保卫共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表明这一部分势力还不是完全丧失独立性，但没有形成一个很大规模、很有力量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党，或者执政党。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没有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化，而且情况更加突出。它名义上是改组了，从同盟会变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在违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国民党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北洋实力派本来就是大清帝国的文官武将，有专制的习性，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号称革命组织的这一派力量在革命成功以后怎样运作？当时全国对他们都寄予很大希望，所以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但它没有真正按照法治、民主程序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而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开始就践踏法治。

为什么这样讲？有两件事最突出：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由最初17个省的所谓军政府革命政权派出代表成立一个临时代表会或者临时参议院来选举产生总统。原来革命力量方面跟袁世凯有过协议，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选他做大总统。这个协议达成后，南北议和，本来袁世凯希望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他为总统，没有想到要另外先成立一个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政府。孙文回来以后运作的结果就是成立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成立后就要按照民主原则运行。

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时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决定将首都迁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结果黄兴发话：赶快给我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说：你不同意，总统有权退回我们的决议案，你提出咨文来说这个不合适，得重新议论。黄兴说，没有必要那么啰嗦，明天给我改过来，要是不改，就派兵将你们捆起来。黄兴是革命党，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地方，但他就是这样讲的。这标志着当时的革命党人的水平就是这样，不能怪某一个人，而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反映。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更大，本来临时政府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出来的，既然是通过组织法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是临时大总统，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制定宪法就顺理成章。但那些革命党不干，说政权马上要交给袁世凯，那我们原来实行的总统制、总统有实际的权力来执政的这个架构不行了，要改变，于是马上开始制定《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就是当时的宪法文件，过去一直认为这个宪法文件是很正确的，但历来也有很多宪法学者的研究，加上我自己的意见，都认为这个《临时约法》的制定很荒唐，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宪法文件。荒唐处在哪里？首先制定的方式、步骤不对。为什么？制定一部宪法，一定要全国各种势力、派别，包括民间代表，特别是民选的代表，一起来很慎重地拟定。但革命党没有这样做，当时已经通过临时参议院改组的决议，将由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改为由各省省议会选举出5名代表参与。当时这些代表还没有选出来，应该等这些代表选出来以后在临时参议院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来制定，并且应该在当选总统主持下来制定。但它却是在已经辞职的总统组织下制定，由已经决定重新整顿改组的临时参议院通过。那样匆匆忙忙地制定，无论从政治角度或者法律角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制定以后由谁来签字？已经到了3月份，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完毕，他当总统的一切手续完毕，但孙文还是在3月11日，也就是第二天签署了《临时约法》，这样的话，制定的程序上就有很大缺陷。为什么会这样？这值得我们追问。

同时，《临时约法》从内容上来讲也有很多错误。首先一个错误，它没有达到世界上宪法的最高水平，当时成文宪法制定最好的是美国宪法，里面《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通过法令限制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中国的《临时约法》抄日本的宪法，还是延续大陆法系的那些条款，公民有自由，比如有言论自由，但后面加一个“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也就是说，假如制定一条法律就可以限制了。每一条几乎都是这样。章士钊是民国初年真正懂得法治的，他是从英国学法律后回到中国的法律界的先驱。他提出，假如有人违反约法，你说了那么多自由，那怎么保障？《临时约法》是保障不了的，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应该设立类似英国“人身保护令”那样的制度，要逮捕一个人，他的亲友或者朋友马上可以要求法院审查，你的拘捕是否合法，马上交给法院依法审理。但《临时约法》没有，人的自由保护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体制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但又没有内阁制互相牵制的制度，行政方面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样就留下很大漏洞。此外，这部《临时约法》还有缺少违宪审查制度等缺陷。我将他归结为五大缺陷，在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中有详细论述。这部宪法成为后来整个北洋时期的一个政治纷争的原因。

除掉这方面以外，当时那些国会议员是腐败的，基本上都是贪污的；也有少数比较清廉，但整个风气是贪污的。不但国民党议员是这样，其他议员也是这样，从选举到履行国会议员职责都是这样。根据当时记者和有关回忆录记载，一个议员，你说他是哪一个党根本说不清楚，一到火车站就有很多接待议员的人等在那边，一来人就拉到自己那边去，由哪个党招待就成为哪个党的人。后来不甘心的又去另外一个党捞一笔好处。全都是这样，几个月能捞了几千块寄回家，后来的贿选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另外，议会也不好好讨论问题，不好好制定法律。选议长就选了10天，还没有搞定。同时，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宣布参加欧战，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说参战对中国不利，其实参战对中国很有利，我们可以取得战胜国的权利，比如德国或者其他敌对国家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收回，但国民党支配下的国会就是不答应。原因在哪里？因为德国拼命拉拢这些政治人物，他们跟孙中山谈判说只要不支持中国参战，愿意给他几十万元钱（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德国也曾找过段祺瑞让他不要参战，段祺瑞说不行，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不能干。段祺瑞拒绝了，但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档案在德国外交部有记载，蒋介石日记上也有。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的日记时亲眼看到，他说这笔钱是他接受然后转交的。然后孙中山授意朱执信执笔写了长篇文章，论证这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并接受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点，提出我们不能参加。

另一方面，国民党打着护法旗号，一连发动过三次战争，在我看来也都是错误的。

首先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以后，全国各界都要求把这个问题交由法院解决，孙中山不接受，说要进行“二次革命”。结果发动以后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这被袁世凯抓住把柄，他迫使那些议员选出大总统以后就说：你们国民党是叛乱组织，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是不合法的，应予以撤销。一下就令国会陷于停顿，这是一个严重后果，也为后来袁世凯登上皇位去掉了一个障碍。

第二，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孙中山又发动一次护法战争，在广东陆陆续续搞了5年。但“护法”也有问题。国会议员有800人，他只拉拢了200个议员就要成立另外一个政府，这不是违法吗？但因为后来国民党掌握了全部政权，其继任者一直都在歌颂这是革命，是很伟大很正义的斗争。其实，这是违法的行动，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三，1922、1923年以后，孙中山接受俄国人的帮助，又发动革命，叫国民革命，进行了北伐战争。1922年6月，徐世昌已经决定辞去总统职务，当时北京以蔡元培为首的一共有一两百各界名流联合签名发表声明，打电报给孙中山，同时也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说你发动护法战争不外乎是要恢复原来的约法、原来选举的总统，现在徐世昌决定接受恢复原来的国会，也请黎元洪再当总统，你护法的要求实现了，所以也请你孙中山不要当所谓“非常大总统”，而是要全国统一起来。孙中山不听，还是要跟着俄国走，在广东建立所谓革命根据地，俄国人出顾问、出枪、出钱，建立黄埔军校，练了一支党军（后来叫国民革命军）发动战争。

为什么辛亥革命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就是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三一八”事件。“三一八”事件跟你们所了解的不同，对此，有些历史学家做了很好的研究。当时，张作霖的海军舰队要跟直系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海军运一些武器上来。反对他的国民军方面就开炮打。这本来是内争，但违反了条约，因为当时这个地区本来是不准设防的，要保障自由通航。你可以说这是不平等条约，但按照条约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但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发动要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学生运动。明明是内争，却要扯到反帝上，而且要立即收回一切，这现实吗？加上当时外交谈判已经谈好了，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但国民军方面的冯玉祥（很坏的一个人，颠三倒四，历史上很关键的时刻他就倒，哪一方面投机能够捞到好处就干，是没有什么原则的一个人），却要搞破坏，这是一方面。

另外，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却煞费苦心。1924年11月，各方面力量联合，包括冯玉祥也起作用，将曹锟赶下台以后，邀请段祺端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总统、总理都由他一人担任，但是过渡性的。

段祺瑞有一个很宏伟、很正确的计划，首先要开一个善后会议，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参加，一起收拾这个残局，挽救辛亥革命成果。跟段祺瑞结盟的孙中山也来到了北京，他不喜欢在段祺瑞支配下使国内恢复和平，就节外生枝，提出一些问题：

第一，这个会议代表性不够，没有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段祺瑞立即接受，说原有的规定已发出去，要大修改很难，我接受你的意见，由各省议会选出代表补充这个不足，另外要各省商会、教育会等都派出代表都参加，作为咨询性质的参与，他们的一些意见可以接受。政治是妥协的，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方式解决？

第二，在段祺瑞的计划里，这个善后会议要讨论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效仿美国的费城会议，制定一部宪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是很好吗？孙中山说不行，要召开国民大会。全国四万万人开大会根本不可能。段祺瑞的用词比较准确，叫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提出叫国民大会，其实完全是字面之争。但孙中山就是反对，然后就说段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问题是，有真凭实据吗？刚才讲到，在段祺瑞的执政下，关税要收回来了，司法主权要收回来了，想办法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蓝图都出来了，却由于孙中山的捣乱全部变为泡影。“三一八”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其实不在现场，他的卫队开枪杀死一批人，这个非常痛心。段祺瑞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说这是国民党一些人在捣乱，要通缉那些人，一方面他说学生是无辜的，要抚恤，发表了抚恤令。但有些人讲段祺瑞跪下来忏悔，从此吃斋，这是不可靠的，是野史。

总之，北洋派里有一些人有远见，想挽救辛亥革命成果，但失败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力量没有转化，特别是作为革命组织的国民党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选择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有绝大关系。我讲的就是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张千帆：感谢袁老的精彩讲座，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版本，而且给我留下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极缺一部真实的历史，以前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在公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当权者的历史地位是唯一一个能让掌权者有所顾忌的东西。如果这个没有，当历史学家、历史学者睁着眼睛说瞎话时，当权者就更加狠心、无忌，我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有更多的人像袁老师这样为中国书写一部真正的历史。今天袁老没有涉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司法成就，但您有写过文章，这可能是辛亥革命比较重要的成就，探讨宋教仁被刺杀以后，刺宋案的处理，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院曾经发传票给在任的国务总理，可见当时的法治，已属进步。

【提问部分】

提问一： 非常荣幸听到袁老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超前的，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具备那个基础，没有巩固下来，而且环顾当时世界，除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外，在整个东半球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国，而我们一步就跨到了最先进的行列里，所以咱们超前了，不合适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谈未来的宪政转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三种威权政体：皇权的、军人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其中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您对此有何看法，谢谢！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说条件不够。我想，人的行动是受观念支配的。从中国情况来看，思想传播工作历时很长了，晚清70年做了很多工作。对民主的追求当时也是大势所趋，从1910年开始到1911年初，一连有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那个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五四”运动，有些有几十万人参加，有人还斩断自己手指写血书，各种各样的意愿都是要求开国会，将政治交给老百姓。所以说完全不够条件，并不是这样。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来看，中国是具备一定条件的。任何国家的宪政都是从实际生活里生长出来，都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来慢慢完善。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不足。就连过去我们视为偶像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本身的认识水平都是不高的。所以，我认为不是提早了，而是当时政治家在选择道路方面走错了，我们应该总结历史经验，不要重复历史错误。

第二个转型问题，应该讲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我同意。因为党国体制是用现代性的形式来推行一个很严密的统治架构，那样一个架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我们中国的革命家很单纯，认为苏联的体制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的选择、苏联讲的那套是真正有利于中国人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他们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了解不够，对政治学、法学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所以在决策时会有这样的想法。党国体制下问题很多，但是，不应该革命。这一条是逆了现在很多人的观点的，为什么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是代价最小的。要是一下子把原有的社会体系推翻掉，社会混乱，要重建一个合理的法治秩序更加困难。这是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不要乱，就在现有的体制下，参加讨论时指责现在法治倒退了，指出法令哪里制定不对，同时教育官员，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这就回到了1949年以前《大公报》提倡的“小骂大帮忙”。“小骂大帮忙”是正确的，“小骂”是不动刀枪，以法治、现代社会的理据来批评你：你哪里违法了、哪里违反民主程序，但这是帮了整个国家进步的忙，帮了人民利益的忙。所以我认为逐步改革很重要。

提问二： 袁老师，很高兴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跟你探讨这么宏大的历史命题。我有一种看法，宏大的历史叙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最后的失败都是如此。您刚才提到中国辛亥革命成果没有得到巩固是由于当时各大政治势力特别是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变成现在法治执政党的转型，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国民党没有完成这种转型？我个人有一种看法，这个党当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后来受到苏俄所影响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而改变后的可能也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我个人没有你那么乐观，我觉得要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

袁伟时：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感觉当时国民党不是由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国民党北伐夺取政权以后的确成为执政党，但转型内容是什么，应该怎么转变，没有说清楚。它应该从革命党变为服务型的民主政党。你不是国家的主人，民众、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你应该是为他们服务的，承认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方面要转变。它不能完全转变，一方面有传统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党章》时，竟然写上“要服从孙文一人”。这很荒唐，那个党章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帮会传统，帮会就是要服从老大（这跟苏联一点关系没有，是1914年制订的）。后来他接受了苏俄的影响，又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制订的《国民党总纲》上写上一条：“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党员怎么可以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这是在历史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缺陷，代表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状况。孙文对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政治理论理解不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要避免重犯这个错误，应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传播，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还要让知识阶层懂得这些常识，那样国家转型就会有基础。这条路非常漫长，但却是必由之路，只能走这条路。这是我的答复。谢谢。

提问三： 您说前面的几个观点我很赞同，但您最后说不要革命，令人难以理解。

袁伟时：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是再有一次革命，将整个社会管理架构打乱，这个代价确实非常大。不要将政治架构神圣化、理想化，好像是碰不得的一个制度，其实政治架构说到底是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管理的组织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逐步改进，可以对原有规章、原有规则的修改逐步完善。不要把整个管理架构推倒，推倒以后大家没有饭吃。原有秩序一乱，势必要重新组织国家机关，这样的话整个社会大动荡，那个代价我们负担不起，而且跟多数人的意愿不相符。知识分子有一个弱点，就是不接受实际，想的东西常常比较极端，所以如果你想参与政治，就要认认真真去锻炼，去了解社会实际，使得自己的思维方法全面一点，那样的话就会避免极端。

提问四： 袁老师您好！辛亥以后关于宪政发展的焦点是宋教仁被刺事件。这个事件是北洋派与在野的国民党共同对既有宪政原则的破坏。传统说法是袁世凯跟赵秉钧合谋暗杀了宋教仁，但一些研究不排除国民党内部暗杀了宋教仁，尤其考虑到陈其美跟应桂馨的关系。我想请问袁老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它对宪政的影响。

袁伟时：这是一个很纯学术的问题，你可以看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有我的答案。也有一些朋友，比如张耀杰先生就认为是陈其美搞的，他出了书，也有文章，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

提问五： 袁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新加坡体制还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怎么看？

袁伟时：新加坡有个特殊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周围有强大威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采取防御性措施。所谓“亚洲价值观”根本是胡扯，连李光耀本人也慢慢知道讲这套不行了，他后来讲还是要承认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同时那个制度设计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接受了英国的法治传统，这个城邦比较清廉，人口很少，跟一个大公司一样，认认真真实行法治，根除贪污，这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它设计了很多民主障碍，有法治，但没有民主。这个障碍从最近的选举可以看出，反对党得到将近40%的选票，但在67个国会席位里才得到6个席位。但即使这样，执政党也不敢忽视。要是不尊重民意，不按照民众的要求办事，下一次你就可能下台。应该要有选举，即使一时不完善，但民主自由有本身的纠错机制，会逐步的纠正，逐步的自我完善，就像台湾地区，最初打架、贿选，国民党、民进党都搞，慢慢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了，现在应该讲在走向正轨。大家向中道靠拢，这就很好了。

提问六： 袁老师您好！刚才您说中国的宪政完善过程是缓慢而温和的，但在缓慢而温和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我认为这整个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内讧，为什么选择长痛而不是短痛？

袁伟时：你们青年的激情、改变现状的愿望我都能够理解，我原来也是年轻过来的，现在自称“80后”，能够理解年轻人的心声。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温和，但另一方面这不可能一帆风顺，还会有震荡，有冲突。从人民利益与多数人福祉考虑，只能忍受比较平稳的改革过程的一些痛苦。现在在互联网上要说什么，我想还是可以说的，这跟1945年前大不相同。所以我想，不要走上极端，两方面都要看到，一方面会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在这里。我感觉这里有个思维方法问题，要看到困难、黑暗与不足的一面，另外又要看到我们的光明与希望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成熟，也会选择对中国比较有利的道路。这是我的回答。

张千帆：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顺利结束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袁老师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温和，至少要比我温和。

再次感谢袁老和两位评议员，感谢腾讯网和杨子云，感谢新的合作伙伴北大法学社，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你们对历史的兴趣让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一点希望。还要感谢网络和微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大家召唤到这个地方。辛亥百年来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辛亥革命那个时候有网络该多好！希望腾讯网的燕山大讲堂和宪政讲坛继续合作，越办越好。谢谢！

2011年9月17日

燕山大讲堂127期北大宪政讲坛第4期

下篇：辛亥革命

晚清民初人物与历史学者的责任——答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晚清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刘巍：我觉得《晚清大变局》这本书对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的论述已经非常透彻了，今天我主要就一些疑问来请教您。如果关于晚清新政和洋务运动的失败您有新的思考，今天可以告诉我。

今天想就晚清和民国初的人物问问您有什么评价。因为现在的评价很乱，比如以前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先行者，现在就叫他“孙大炮”，是否定的评价。对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正面评价也多了些。今天就请您解释解释，对这些历史人物应该怎么评价。

第一个问题，清末新政最终失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您提出清末新政在经济政治和教育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影响深远，为近代中国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这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改革，而是在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当中失败了？它不是没改，但它赶不上革命的速度。请就这个问题详细分析一下。

袁伟时：过去有些史家喜欢这样说，清政府是假改革。我想这个评价不够客观。真假怎么判断？对政治家或者政治组织的真假，从主观上判断很难。唯一的办法是客观上，看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根据行动来判断。

清政府有两个改革影响非常深远。

第一个是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实行新的学制。这条做得太迟了，洋务运动期间就应该做，却推迟了40年；但不管怎样它做了，这肯定是真的改革。

第二个是法律和司法体系的改革，这个应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义和团事件以后实行的新政当中，这条是了不起的。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了，引进了大陆法系，不但法典上这样做，而且司法体系都变了。《新刑律》、《新民律》（草案）、《诉讼法》制定出来了，那是跟国际接轨的。建立新的法院系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行政和司法不分的体制，这个改革了不起。所以，说它假，说不过去。

第三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清政府也实实在在做了很多工作。

首先是宪政教育，民主选举的教育。在中国19、20世纪的近代政府当中，这是空前的。我不想讲绝后两个字，因为还要看后面怎样。到目前为止没有哪届中国政府像清政府那样，用政府的力量系统地进行宪政教育，除了晚清新政，到现在没有第二个。

另外，它确确实实有张预备立宪的清单，应该做什么，都是按部就班在做。比如在基层组织三权分立的政府，在中国的社会改革当中也是空前的，有实实在在的成绩。

刘巍：实际做到了吗？

袁伟时：做了。直隶、浙江做得比较好。当然还没有完成，但实实在在做了。地方的三权分立建设，成果很明显。1909年，各省的谘议局成立起来了，都开会了。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谘议局的起点相当高，虽然一开始运作它是咨询机构，它的决议能不能实行，要当地督抚同意，但它很不客气，监督官方非常认真。这条是很不容易的。

刘巍：它起的作用很接近地方议会的功能。

袁伟时：对。中国从来没有议会的传统，转型那么艰难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一开始就诞生一个议会的预备机构，已经显示了一定威力。它成立以后，各省谘议局还联合起来请开国会，掀起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都是全国规模的民间运动。这个是很实在的。

另外，全国性的资政院1910年开始运作。议员一半是官方指定的，一半是各省选出来的。它起的作用也很大。

刘巍：谘议局起到地方立法的作用？

袁伟时：资政院是全国的，等于全国的国会。那个时候假如清政府愿意听民意机关的意见，情况就会不同。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应该加速宪政步伐，还对问题的处理提出异议。比如铁路干线收回国有，资政院就提出不应该这样。它不听。这些都不是假的，是实实在在的。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在关键时刻为什么失败？

第一是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不当。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候拖延了，这是致命伤。朝野上下都认为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做了很错误的决策。一个是开国会的时间，民间的意见包括各省谘议局的意见，是1911年就要开国会。在四次谘议局联合会领导的请开国会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表了态，提前到1913年。假如顺应民意，1911年开，可能革命就爆发不起来。改到1913年开国会是提前了，但于事无补。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官制改革上也犯错了。那时对怎样实行宪政讨论得相当具体，首先要从官制改革也就是行政体制改革开始，大家说应该实行责任内阁。内阁应该是对议会负责的，应该是开放的。清政府原来是宗法专制体制，皇帝通过军机处控制政府的运作。1911年5月8日下令成立所谓责任内阁，就出问题了。13个人，8个是满族，其中5人是皇族，1个是蒙古族，4个汉人，变成了“皇族内阁”，触犯了众怒。关键时候不肯放权，说这个带有欺骗性可以，但不能说其他都是假的。

最致命的就是这两方面。关键在于责任内阁得罪了整个士绅阶层和知识阶层。原来革命派的力量是很弱的，革命派主要在新军和帮会里面有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得罪了国内的知识阶层和士绅阶层，他们大多数原来是立宪派，对清政府失望了。所以武昌起义枪声一响，他们转过来和革命派合作，这点对清政府很不利。要说武装起义很激烈，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也很激烈，但政府一下子就处理下去了。武昌就镇压不了，而且起义军很快站稳脚步，当然新军的力量是一个原因，很重要的还有立宪派的合作。汤化龙出面，所有民政是归他管的，他发出信件给各省谘议局，要他们支持革命，并且出面跟各国驻汉口的领事讲，要他们中立，承认革命军是交战团体，一下子就达到了目的。这对清政府也很不利。所以我想最关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假如这个问题处理得当，不会出现那种局面。

第二个错误，是对群众运动采取了镇压办法。实际上，辛亥革命是9月7日开始，不是10月10日在武昌开始的。保路同志军在四川打，到10月10日已经打了一个多月。5月8日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宣布干线收归国有，保路运动马上就开始了。3个多月都没有处理好，到9月7日，四川赵尔丰下令开枪，杀了32位和平请愿的成都市民。这一下就闹大了，以袍哥为主的保路同志军立即围城。我想，清政府对待群众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以为可以镇压下去，结果酿成大祸。关键原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体制的走向，缺乏深切了解，舍不得放弃权力，于是功亏一篑，失败了。

是不是改革为垮台埋下祸根？

刘巍：国内有些人提出，清政府也进行了改革，它的改革措施如开新学堂、建新军，恰恰为自己的垮台埋下了祸根；另一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清末新政的失败并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改革不彻底。您怎么看？

袁伟时：任何事物逆着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动就会惹祸上身，顺着历史潮流前进就会成为历史的推动者，主要是这样的区别。所以问题不是说增加改革或者说改革本身怎样，而是对整个潮流怎么把握。我想这是关键所在。

当然，清政府改革是不彻底，假如一开始改革彻底，不搞“皇族内阁”，早点开国会，真正实行宪政，它就成功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就会很低。中国社会改革成本高低的问题，是我的考虑的主要依据。

刘巍：其实清廷最后一代的所谓领导并没有决心和魄力进行真正的改革。

袁伟时：这个跟慈禧有关。慈禧指定接班人。在皇族里面有些是比较能干的，也有些人比较有新思想。她选择接班人，居然选了一个3岁小孩！宣统父亲摄政王载沣20来岁，年轻小伙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魄力。所以，有时我想，好像中国合当有此一劫。两千多年的宗法专制体系，怎样向新的体制、现代社会转型？的确需要付出代价，问题是代价付得多大。这个代价就太大了。这跟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本身的那种状态有关系。皇族的认识水平赶不上知识阶层，而慈禧在皇族里面又挑选了最落后的一些人。

刘巍：她也不是逆潮流而动，也是顺着潮流走，但跟不上潮流，人才又断代了，载沣啊，宣统啊……其实我不太理解，她当权的时候选几个小孩有利于她的控制，但她都要死了，完全可以选个成熟点的，但还是选了个小孩。

袁伟时：她几次都选了小皇帝，原来光绪也是小皇帝，这是一个大问题。另外她喜欢用庸才，庆亲王奕劻，人人都知道他贪污、无能，但是她就要用这个人，这是造成腐败的起因。慈禧很复杂，你说她很糟糕也行，但到清末新政时她又很有魄力，洋务运动没有她支持也不行。

刘巍：对。正如您说的，她有两面性，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张鸣老师最近出了本书，提出一些观点非常新，他说慈禧不是不改革，反而很改革，只是不愿意在“戊戌变法”中失掉权力，光绪他们变法威胁了她的地位。一个证据是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她认可并实施了“戊戌变法”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反对这些措施。张鸣老师对慈禧评价很高。大家心里有些混乱，慈禧这个人物到底怎么评价？您这个两面性的说法也很有意思。

袁伟时：“戊戌变法”是不是由于慈禧不愿意丧失权力导致失败呢？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戊戌变法”的所有改革措施慈禧都知道，光绪皇帝经常向她汇报，她都支持。导致戊戌政变的主要责任在康有为，他太莽撞了，我在自己文章中有过分析。关键一点，他错误判断以为是慈禧阻碍了变法，想起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

刘巍：他只是一个想法。

袁伟时：有行动。民间武装在运作。另外，谭嗣同见袁世凯，也是希望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

刘巍：即使是袁世凯，几千人马，力量还是可以。但袁世凯觉得不可能的事，会党怎么会有这么大能量，敢去包围颐和园？

袁伟时：会党跟黑社会有差别，是民间义士、侠客传统。康有为实实在在策划过行动，被人揭发了。另外他建议光绪一下子撤掉了几个尚书，又激起了人家反弹。所以说是改革派的莽撞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关键在这里，不是慈禧丧不丧失权力的问题。

至于新政的改革的力度，其实已经超过了“戊戌变法”。对比一下康有为或其他人的变法建议，新政已经有较大突破，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它。

刘巍：康有为没有政治经验，说到底志大才疏。您在书上说到慈禧的弱点，您现在有新的思考吗？

袁伟时：我没有新的重要观点补充，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她就是那样一个人。

刘巍：心胸狭隘，有权谋但没有太多新思想，没有宏图伟略。.

袁伟时：对。本来在转型的关键时候应该出一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没有这样的政治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到很大局限。那时没有出这样的人。有人说，假如当时光绪皇帝请一批人去辅佐他，真正依靠这些改革思想比较浓厚的人，如袁世凯、张之洞等，可能情况会大不相同。但他不相信。这里确实有个权力问题。核心权力不会一下子变化。

袁世凯的历史地位

刘巍：我还想请您评价一下袁世凯。袁世凯曾被说成窃国大盗，他自己逆潮流而动，最后忧愤而死，但在民国建立之初，无论中外各派势力都认为他有实力，有政治经验，还有新思想，大家都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最适合的领导就是袁世凯。大家都这么想，他在此前的清末新政中也确实是重要的推动者。您如何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地位？现在有关评价很多，有的坚持原来看法，认为他就是窃国大盗，卑鄙，道德低下，但也有人觉得他确实是个乱世英豪，他对时局的判断一直是非常准确的。比如在“戊戌变法”中，他觉得帝党不可能成功；在庚子拳变中他的判断也非常准确，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他确实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有清醒的头脑，但是他有一些判断还受到诟病，比如他说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民主共和，所以要恢复君主立宪。你对他这个人还有这个想法有什么评价？

袁伟时：判断一个政治人物，道德很重要，但不是关键性的。很多政治家可能私德有很大缺陷，比如克林顿的私德一塌糊涂，但不妨碍他是美国历史上很杰出的领袖人物。现在意大利的那个总理，私德也是一塌糊涂，但作为政治家怎么样？应该另外评价。袁世凯这个人从出山开始，已经显示出他在道德方面的一些弱点。研究这个人当然要注意他的道德，也应该揭示出来，但重要的是他在政治方面有没有作为。

他是清末新政的支柱，这一条恐怕很准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是不是背叛了“戊戌变法”？原来他是支持变法的，但他是大清帝国的臣子，他不是革命党，你要他起兵去抓慈禧，那是革命党的行为，他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即使他去告密了，应该讲也无关宏旨，现在的研究成果证明政变不是由他告密引起的。就是说，这无非说明他没有变成革命家，依旧是大清帝国的忠臣。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清末新政时他的贡献更加明显，这是非常清楚的。武昌起义后，在促成和谈与民国建立过程中，袁世凯是不可缺少的力量。

刘巍：这么说，他的判断力非常准确，他有非常清醒的头脑。那他说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也有道理呀。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观点，说中国应该君主立宪。民智未开，搞议会斗争也证明了国民党之类非常混乱，是不是说明了袁世凯说得没错？其后的历史也证明议会制在中国站不住。

袁伟时：不对。这接触到根本问题了。袁世凯不是窃国大盗，他当大总统是通过合法手续的。另外，他对建立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说他“窃国"，从法理和事实上都站不住。问题是他后来为什么要称帝？复辟帝制是他毕生最大的错误。那么他的理由是不是靠得住？是不是由于民智未开？这里牵涉到对北洋时期的看法。

北洋时期一开始能够建立三权分立体制，非常了不起。而且士绅阶层。知识阶层多数人都很清醒，说中国应该以美国为榜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有了较好的开始，要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中国就可以走上正轨了。所谓民智已开或未开，其实就看知识阶层的主流意见怎样。现在看来，那个主流意见是很清醒的，水平也很高。反而有些政治家的水平跟知识阶层多数的水平相比差一截。客观地去看，那些政治家、革命派本身没有及时转变，是后来动荡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袁世凯走向专制、复辟帝制，其实国民党要负很大责任。为什么这样说？凡是革命派必然有点极端，不极端就不会造反，造反必然比较极端。问题是，革命党要是有政治远见的话，政权一易手就会实现从革命党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恰恰同盟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后来20世纪中国动荡不安的很重要因素。

现在有个讲法，要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提法是错的。这个党已经是执政党，已经执政多少年了，还要向执政党转变？不对。应该讲，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转变。革命党原来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夺取政权；但要继续执政，它的合法性来自于它的政绩和实行民主、保障自由等方面的成就，以取得公民的信赖和支持。也就是说，来自于向民主政党转变。全世界的政治学都是这样说的。确认这一点，整个思路会变为：我怎么做民主政党？怎么真正下工夫为人民服务？当时的国民党恰恰没有想到应该要成为一个民主政党。他满脑子还是想着怎么夺权，权力让给袁世凯是不得已的，要想办法将政权夺回来，而不是想中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怎么健全、怎么提防政权变为少数人用来欺压百姓的机构。他们考虑的不是制度，是权力。

刘巍：但国民党也努力了，一开始是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宋教仁领导选举，但被刺杀了。国民党通过这些事认识到袁世凯就是这么一个人。

袁伟时：不对，根本不对。问题在哪呢？要实行选举，不是国民党提出的，是大家的共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就应该成立国会，应该选举。这个各方面都有共识，同盟会、国民党是这样认识的，其他立宪派、北洋派袁世凯都是这样认识的。问题产生在制定《临时约法》时，从制定的时机、方式到内容都错了。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文件，虽然是临时的，也应该有全国各方面的人共同参与，但事实上没有各派力量广泛参与，特别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北洋派没有参与。袁世凯已经当选总统，制定约法和宪法文件的工作应该是他的工作，即使不信任他也已经选了他，为什么又要故意避开他？这就不对了。革命党本身那种极端思维和政治幼稚都没有及时转变。它没有想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体制，活动方式要全面转变，转变为适应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政党，他们没有考虑这个，结果制定宪法不让袁世凯参与。另一方面，《临时约法》的内容也错了，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一下子要转为内阁制，这是不合适的，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跟当选总统袁世凯商量，是极端错误的，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权力夺回来，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很不光明磊落，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另外，作为宪法文件，《临时约法》有很大缺陷。这点，我的文章有分析，这里就不说了。

刘巍：这反过来不正好说明了当时没有民主共和的基础？袁世凯肯定是不大想做民主共和的事，国民党也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些就没有真正按民主共和的思路来走。

袁伟时：不对。当时的知识阶层都知道应该按这个思路来做。《临时约法》是各省所谓革命政府、军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参议会制定的，他们的水平并不代表整个知识阶层的水平。《临时约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也没有经过当时的知识阶层的讨论，这很糟糕。当时的革命党人水平太低，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准备好，就中国当时的知识阶层的水平来讲，已经有可能制定出一部比较好的宪法文件，但在革命党人的把持下，没有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

刘巍：我感觉这些清末民初的人物都想用旧的手段达到一个新的目的。像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越来越重视对权威的尊重或者独裁的倾向。他的目的还是好的，他想把革命完成，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党，采取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三个阶段，达到他民主共和的期望。袁世凯也是一样，袁世凯是一个用旧手段的人物，但他有些开明的思想，他正好是一个转型期的人物，有从旧时代走出来的人的想法。他们是不是必然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毕竟在转变过程中大家不可能马上变成新派人物。

袁伟时：你的讲法有一定道理。人都不能脱离旧环境的制约，原来有旧的东西，在他的言行中必然会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是这样。但当时整个的社会状况和认识已经变了，比如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纲领》一提出，国民党内部很多人抵制他，黄兴也抵制。这个组织于是变为国民党内的一个小团体，很孤立，在整个社会也很孤立。所谓“二次革命”，整个社会多数人不支持，从而变为少数极端派的行为，这些少数人的行为不能够代表当时没有条件实行民主。

是不是对孙中山太苛求了？

刘巍：您对孙中山在文章中有不少批评，一个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比如“二次革命”；第二个是他个人的道德，比如他有专制独裁的倾向。但这个人以前被评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尤其他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台湾是这样看的，大陆对他也评价很高，您对他是不是太苛求了？还是您确实发现了当中的历史证据？但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说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袁伟时：他跟康有为比有很大的优点，他私德有很好的地方，不贪污。康有为是利用公款、化公为私很厉害，孙中山没有这条，在为革命还是为自己在这方面分野很清楚。但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内部乃至兴中会内部很多人对他都有意见，认为他狭隘，领袖欲太强，不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之所以成了领袖，清政府立了很大功劳：清政府抓他，打压他，特别是1896年在伦敦抓他，帮助他树立了威望。

他提出了革命理论，鼓吹革命有很大功劳。

另外他筹款，筹了60万两左右，对革命活动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他的一个贡献。

但是，他不是可以跟美国建国诸父相提并论的缔造者，不能简单地说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或者缔造者。因为中华民国是几方面合力造出来的。立宪派，革命派，还有袁世凯的北洋实力派，就三派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国。不是简单地由一个人建立的。

刘巍：他毕竟有些很新的思想，因为从小受到西方的教育，又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视野跟国内的领导人还是不一样的。他有伟大的思想，三民主义用到今天好像也能自圆其说，民生主义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孙中山的思想还是很有前瞻性的。同时，历史人物其实都已经走下神坛了，您为什么对孙中山这么苛求呢？

袁伟时：我想不是苛求，而是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刘巍：您的文章对他批评是很厉害的。这么批评他，您的深意是在哪里？

袁伟时：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这是我批评孙中山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跟孙中山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恩怨。

刘巍：您的意思是不是没有什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就像国际歌唱的，没有神仙皇帝，要拯救这个世界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袁伟时：也不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袖人物的见识和魄力，对历史进程有重大作用。我对邓小平评价相当高。

这就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实际情况是孙中山对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都没有透彻了解。对现代社会怎么运作不了解，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政党不清楚，所以才搞出一个中华革命党。后来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居然写上：总理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的领袖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这完全是皇帝嘛。这是全世界的政党都没有的，那么荒唐。另外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思想也不了解，他说中国个人的自由太多了，一盘散沙，所以不要讲个人自由。其实，这是他对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专制根本不了解。他对中西社会都没有透彻的了解，他对西方接受的教育也一知半解，所以他有些正确的思想，也有错的思想。

孙中山所谓的“三民主义”也并非完美。辛亥革命后，他马上宣布，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了。因为已从满族手里将政权夺回到汉族手里。为什么他那么慷慨，常常将一些边疆地区送给日本、法国人呢？他认为那不是真正的中国，不是汉族本来的地方。那个观念太落后了。他没有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所以民族主义错了，后来是人家帮他修改的。还有民生，他说，现在建立了中华民国，民权主义已经达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没有实现；为此我去修铁路，10年要修20万里。但100年后的中国铁路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广东人说他是孙大炮，是一针见血，非常准确。广州人说：“有中错状元，没有改错花名。”所谓花名就是绰号，是观察很久，将特征概括出来，是绝对准确的。说他大炮就是说他说话不靠谱。他的特点就是这样，常常乱说一气。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几个重大决策都是错的。“二次革命”是错的。袁世凯死后，他本来可以维护政局稳定的，结果又错了。

一个国家转型以后应该怎么走？主要靠两条：一是稳定，一是自由。一个政治家一定要透彻了解：一个社会的转型最关键的第一是稳定，第二是自由。民主不一定一步到位，但只要有自由，民主就会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是因为经济上恢复了自由。孙中山就不知道稳定的重要，他对自由做了一部分工作，但没有透彻地了解。

北洋政府是20世纪中国比较自由的年代，但没有稳定。袁世凯时代是稳定的，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北洋内部也没有分裂，他死了以后就出现了问题。矛盾首先是“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的根源在《临时约法》。在那种情况下，领导人要是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就会促进稳定，在稳定的框架下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把一个不完全的民主体制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体制。要是这样，中国可能已经转型成功了。偏偏这个时候孙中山添乱，他没有想到稳定的重要。他第二次搞护法斗争，完全不合法，八百罗汉组成的国会，他只动员一部分到广州，最多时只有两百多人，并据此另立政府，法理上就错了，政治上则违反了国家要在民主框架下稳定的原则。20年代他又要发动北伐，武力统一全国，反对联省自治，这又错了。要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中国的转型就会很稳定。他那时又搞起了联俄，找俄国佬做老师。俄国人出于私利想将中国变为它的外围，便帮助他北伐，武力统一了中国。而在内政方面，他生前在广州时就肆意剥夺党内外的自由；为了搜刮军费，肆意侵犯市民的产权；推广到全国，就是蒋介石专制的党国体制。所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重大决策上都没有做对。

刘巍：历史人物都充满了争议，当时对孙中山的评价都是很有争议的，但他死后就有了很大的尊荣。近几年，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对袁世凯、慈禧、奕劻等原来的“反动”人物，现在更愿意强调他们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努力和功绩，而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人们又开始审视他的不足。这一新的动向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评价标准？

袁伟时：以前要歌颂革命，凡是革命的都是正确的，强调共产党要继承革命传统。现在大家都希望国家民主化，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法治的、自由的、民主的、富强的国家，这是大家心目中评判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出发点，现在看来，这个标准没什么错。

刘巍：是不是“告别革命”的思潮促使大家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人物？

袁伟时：不是“告别革命”。历史上的革命是没办法告别的。

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到一定条件下没办法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态。常态是逐步改革。不可能有告不告别的问题。而是说，在新的形势下，不要继续搞什么革命了。现在不应该再强调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现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告别革命”是正确的。一个公民也好，知识阶层也好，关心国家命运的话，就要考虑对历史负责。不负责地随便号召革命，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很大损害。从这个角度说，改革的成本是最低的，任何国家都一样。为什么革命和改革赛跑，改革会输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总结的地方。我们需要很冷静地考虑革命和改革的成本。

中国文化的底蕴

刘巍：您在书中写到，“历史呼唤巨人，但上台都是侏儒，时代要 往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您在这个判断后面又写到，在思潮的底层，人物的背后，之所以中国一直没有产生巨人，是有原因的，您觉得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化根源。这个问题您在这本书之后一定还在不停地思考。中国文化有好的也有坏的，怎么继承，大家也觉得很苦恼。从晚清的这段历史出发，您有没有新的思考？

袁伟时：为什么在近十年我一再卷入文化论争，原因就在这里了。现在有一个简单化的戴帽子的风气，不是很客观。我们应该要严肃思考，为什么中国转型那么漫长，原因在哪？我想，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什么不足造成转型困难？需要很严肃地回答，不能情绪化。

我的想法是这样：在政治领域，有些东西是普世性的，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些都是普世性的。原则是普世性的，但实现的方式各个国家不同。温总理前天也这么说。不过这个不是他创造的，很多人包括我都一再讲过，这个是常识。比如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民主的前提必定是自由，温总理讲了，这是普世性的。

除了政治领域外的各方面，传统文化都应该好好保护，不能随便去“破四旧”，那是犯罪。即使你认为那是反动的、不适合的东西，可以在博物馆保存起来。有些对公民日常生活有害的，可以通过立法限制，比如缠足。还有三纲，应该破除。皇帝推翻以后，不能再讲君为臣纲。就是说，凡是认为对整个社会生活有妨碍的，可以通过立法解决。比如娶妾可以通过立法废除。除了这些，对传统文化，政府不要去干预，让它自然演化。个人喜欢什么就可以接受。有人愿意宣扬，也没有问题。有些甚至跟商业结合，也没有什么坏处。所以要分开看，对传统文化要分为不同方面。另外，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清醒认识。现在有些人不允许客观地从学术角度分析传统文化的缺点。

刘巍：其实中国文化的扬弃一直是大的难题，好像没有一个运动或者行动让大家思考，好像都在回避哪些应该保留下来、哪些应该抛弃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残留了专制性的东西，封建性的意识。

袁伟时：三纲以及与专制有关的内容，如等级制，应该抛弃。孔子没有直接说三纲，但他是提倡等级制的。除掉这个，其余让它自然演变就行了。政府不要干预，让它自然演化，让学术上保持充分的自由，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我们要有远见，学术一定要有自由，让思想文化在自然、多元、自由的竞争当中显示。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能看清一切，有好多问题几十年以后才知道是非，何必去干预呢？另外有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其实已经逐步克服了。比如不讲逻辑，就通过引进新的教育系统自然就解决了。我们原来的数学、几何等，都是没有比较完整的论证体系的。中国传统思维，逻辑是弱项，现在通过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慢慢补足了。

刘巍：您的判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有个复兴，还是西方会进来更多？

袁伟时：不存在这个问题。文化应该是自由交流，自然演进。

刘巍：毕竟是中国人嘛。

袁伟时：为什么首先追问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谨守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杨振宁、李政道是不是中国人？首先应该问是不是现代公民，这个才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要将中国这个地方变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让血统和文化都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人渴望到这里施展才华。首先，中国人是不是成为最好的现代公民，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焦点。如果有人认为那样就不是中国人，那就要反过来问：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还是人应该为传统文化殉葬？焦点在这里。传统文化是过去的人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现在要出新的创造成果，不要去搞什么文化复兴运动。让大家自由研究就能创造出新的灿烂文化，非驴非马也没有关系，对世界文化有贡献就行了。

刘巍：以日本为例。日本是东方搞现代化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但也有不完善的东西。比如它自身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抛弃，它保留了一些很优秀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比如它的军国主义，对暴力的崇拜，它自己现在已经解不了扣了。我觉得从它的现代化历程来看，值得我们思考，您的书里也一再拿中国晚清跟当时的日本相比。日本现在的状态，大家也有很多思考。它的现代化可以说完成了，但它的政治民主化和文化上的现代化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真正能代表东方文化转型的，是不是还是中国？但中国的担子非常重，历史负担也很重，文化的转型怎么能完全完成？

袁伟时：日本其实不是那么狭隘保守，在东方它首先西化，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所以经济上就发展了。但是它政治上不好好学西方，还是用传统的东方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来作为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结果它在1789年通过的宪法是不伦不类的，是有宪法没宪政。比如保留了军部的特权、元老的特权，再加上它用儒家的道德来建设指导教育，强调忠君、服从，军队建设也强调服从和忠君，结果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造成了人类的大灾难、中国的大灾难。它真正有宪政是在1945年以后，麦克阿瑟强制它改革，这样才有宪政。所以你说它是东方文化转型的典型，不准确。从政治方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要强调东方西方，政治体制只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基本原则全世界是一样的。从日本的经验可以得出这点结论。它的东方文化色彩，由于没有经过“文革”那么荒唐的东西，保留了很多。这是对的，但它也是多元的，所以右翼似乎很猖獗，一点不奇怪。中国将来还会有“乌有之乡”的，我相信它会长期存在下去，几十年以后他们还要喊“毛主席万岁”。一点不奇怪，多元文化就是这样，大家应该习以为常。这跟东方文化转型还是复兴没有关系。

刘巍：日本就是东方文化，它是中国的影子。

袁伟时：对。它的东方文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保留了好些风俗习惯，但不少年轻人也西化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政治上是不是民主、公民自由有没有保障，其他方面，管它干嘛呢？私人生活政府不应该管，也无权管。我们要的是多元的自由文化，就是说，不要被民族主义绑住自己。说东方文化或中国民族文化还没有复兴，一定要搞一个东方文化复兴运动，有人甚至讲东方文化可以救世界，其实都很勉强，这个命题本身就错了。

历史学家的责任

刘巍：清末民初一系列的变革人物，并不是没有认清当时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孙中山也想要学美国，建立美式的民主共和，但他最后发现一直实现不了。以他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认为时机没有到，宁可把这个任务交到下一代。这个一方面出于他们对现实比较清醒的判断，第二方面就像您说的，他们没有这种勇气，雄才大略，很让人遗憾。从世界历史来讲，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开始到完成也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那么晚清近代化的失败，是不是也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唐德刚算了一个时间，说2040或2050中国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才能走出历史的三峡。那么是不是我们对这些人物确实太苛求了？可能变化就是缓慢。

袁伟时：不是这样。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要分析，分析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后面的转型就会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会顺利一点。假如不去分析这些人物的错误，就有可能继续沿着他们的错误道路前进，满200年也实现不了现代化的任务。所以不要一味说苛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来就应该让学者自由评论。就好像现在对华盛顿，也有人说他是奴隶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是很正常吗？

刘巍：那您宁可发出您的一家之言，对吗？

袁伟时：不是宁可，是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如实讲出这些人的本来面貌。当这些人的本来面貌大家清楚了，每个公民跟这些领袖人物能够平等相处，不是盲目地跪倒在他们脚下，那时中国公民就站起来了；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的转型就能够实现。没有这一步就达不到。为什么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特别要强调很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人物正确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就是这个原因。要让中国人站起来，让中国公民觉醒。

刘巍：而且历史也不是自然演变的，不是大家不去努力不去推它，它就能自然变化的，还得你去努力去推动。每个人转变，政府才能发生变化，而不是大家都等着，跟晚清的那些人一样往后推，推给下一代。您是不是还是觉得太慢？

袁伟时：是太慢了。吃了那么多苦，假如孙中山不发动那三次战争，中国情况就不同了。

刘巍：他也是没有办法呀。

袁伟时：不是没有办法，他是没有眼光，没有成为一个现代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刘巍：袁世凯一定要把他灭了，无论他反不反抗。

袁伟时：不对，袁世凯最初没有想到要灭他。反而是国民党把袁世凯逼到墙角上，逼得他不得不反抗。

刘巍：但蒋介石在孙中山之后干的还是抓权啊，只要有反对他的就把他干掉，蒋介石统一后的内部派系斗争，内战，也就是他的政治斗争嘛。

袁伟时：就是啊，蒋介石这批人都继承了中国宗法专制中最不好的传统，再加上了俄国人的当。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所谓总理有最后决定权，把一个人置于全党之上。另外，为什么会出现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党国体制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那条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有勇气的话，就要客观分析苏联71年的历史，为什么会走那么大的弯路？这条迟早都要正视。中国要转型，不正视这条不行。

刘巍：您本人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带来了一系列的非议、批评、压力和责难。您着重于宏大问题的论述，对一些历史定论进行了翻案，有位学者说您想做历史学界的孙悟空。因为进行宏大的论述，在现代学术研究来讲非常冒险，而且推翻一些定案，也会引起学界、社会包括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快。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您怎么想的？

袁伟时：我认为这是历史责任。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知道的就是这样，我不愿意歪曲自己的学术良知。比如研究孙中山一辈子的人会不知道孙中山的弱点？他知道。你问他，袁伟时说的哪条没有根据？他私下表示都对，但公开讲的是另一套。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苦衷。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将自己所知的都讲出来，我不愿意委屈自己讲假话。

刘巍：但这么多的历史学者，做您这种学问的非常少，大家都避免宏大论述。

袁伟时：我开了个头，很多就会跟着来。实际上我的观点很多人都接受的。因为我已经讲过，他们就不用再讲了，继续从不同角度研究，他可以具体分析孙中山有什么错，如实讲孙中山怎么错。我已经开了路，就会有人继续向前走。现在还是有人认为孙中山的决策十全十美，不过恐怕已经很少了。有些人还在继续歌颂，他们一辈子就为孙中山吹喇叭抬轿子，我一篇文章将他毕生的努力都推倒了，你说他们会高兴吗？

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排序

刘巍：现在人们对袁世凯、慈禧的评价反而上升了，是不是对孙中山太苛求了呢？

袁伟时：不是苛求，是如实，因为孙中山的实际建树不多。你说他留下了什么？凡是他讲对了的，都是西方政治学的常识或者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凡是他自己创造的，都是需要后人加以修正的东西。你不信？看看台湾的实践，五权宪法到后来一个个都要按三权分立的架构加以修改，剩下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国民大会被废止。考试院有什么用？公务员考试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考试院？没有必要。行政监察要不要成立一个监察院？凡是他修改的都要后人纠正他。他对现代政治和现代行政不了解。

刘巍：对孙中山和袁世凯，你觉得对他们的评价应该怎么排序？

袁伟时：没有排序问题。因为孙中山没有实际建树。如果说有，就是留下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刘巍：建立民国还是跟他有关系的。

袁伟时：有点关系。他首先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但其实民国没有国父。封孙中山为国父是1939年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一个决议。国民党中央授予自己的创始人为国父，不是有点开玩笑吗？没有经过当时的民意机关—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讨论，这是一个专制政府的美容术。让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稳定了，能够正常运作了，那个人或那些人才是建立这个国家的功臣。

刘巍：孙中山也没有这个实力，想建也建不了。

袁伟时：就是啊，他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他的思想遗产应该让大家很客观地研究。他的思想很混乱，民主有，专制也有。但他的思维非常肤浅，逻辑性很差。

刘巍：这些人物都是很复杂的。

袁伟时：邓小平就不同。他有两个决策是要载入史册的。一个是决定改革开放；另一个是1992年决定采用市场经济。这两个决策，吸取了党内外的智慧，恢复了私有经济，让13亿人吃饱饭，改善了生活，扭转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他接受李光耀建议，不再支持马共，回到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建设轨道上。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到现在为止，在共产党领袖里，他的眼光应该讲是最高的。江泽民沿着邓小平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在他领导下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条也了不起。

刘巍：您在1985年您的第一本书中提出了您学术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刚才您也说了，您是在追寻中国现代化受挫的根源。我在《晚清大变局》中也看到您的很多思考。最近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袁伟时：基本上还是那个思路。没有大的变化。

刘巍：《晚清大变局》是您的学术思考的一个总的成果，对吗？

袁伟时：到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是这部书。很快有新版出来，第四次增订，增加了内容，没有删除。先出繁体字版。但关于民国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完整的书出来。

2011年6月29日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刘巍审阅

下篇：辛亥革命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答马国川先生

慈禧执政的最后8年是辉煌的

马国川：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辛亥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辛亥革命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您在《晚清大变局》一书里对清末新政评价很高，似乎赞成后一种观点，为什么？

袁伟时：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共存，大家都在探索。我不否认辛亥革命的必然性。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必然性，作为历史研究者要寻找历史事件出现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于辛亥革命，我们要做的不是论证其必然性，而是剖析它发生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

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直到1908年，清皇族集团的最高掌权人是慈禧太后。这个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是不可能的。“戊戌变法”，她最初也是支持的。后来因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他们的做法不妥当，把慈禧太后推向反对改革的一边去了。当然，慈禧太后也有反动的一面。最疯狂的举动就是支持义和团，导致国家面临覆亡的境地，在非常屈辱的条件下，签订了《辛丑和约》。慈禧执政的最后8年是辉煌的。她推动的清末新政，也是20世纪中国最辉煌的纪录之一。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一书认为，清末新政是很了不起的一场变革，是“黄金十年”的“新政革命”。我认为，他的基本观点是对的。

马国川：但是，所谓清末新政似乎很多仅仅是流于字面而已，并没有切实实行。

袁伟时：并不是流于字面，而是引发了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中至少有几项改革是革命性的：废除科举，实现了教育制度革命；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实现了法律革命。传统的中华法系是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一，县太爷既负责行政，也负责问案。晚清废除了这种前现代社会的落后法系，邀请日本的学者参加制定了新的民律、刑律、诉讼法，从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司法制度。

另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革命性的。中央和省成立了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官制改革，着手把各种衙门改造成现代国家的政府部门，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尤其是在基层推行地方自治，成立作为宪政预备机构的谘议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行政权的监督。例如，谘议局的一些会议记录里就记载着，议员们积极参政议政，揭露官员的腐败，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成绩显著。

马国川：为什么清政府要推行地方自治？

袁伟时：所有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都是推行地方自治的。反过来说，宪政的基础就是地方自治。清末的地方自治很有声势，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公民素质提高得很快。例如，地方商会达到1000多个，都是独立的，不是官府的尾巴，不受政府操纵。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有自己的报纸，经常对国内外的大事发表意见，维护商会自己的利益和地方的利益。

马国川：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效果如何，比如对于经济发展有无促进作用？

袁伟时：在改革的推动下，晚清经济发展迅速。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很快，19世纪末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到1909年已达到2亿8000多万两。1911年由于革命爆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财政结算也有2亿6000多万两。革命到来往往不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而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一个挺立了267年的大清帝国为什么那么快就被推倒了？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它的病理。

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

马国川：按照您的分析，清末改革如此深入，经济发展也很快，爆发辛亥革命就有些出人意料了。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是什么？就在于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最后达到了500万人。这500多万人都是吃皇粮的，全部成为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作为领导核心的皇族非常腐败，而慈禧本人对此负有很大责任。慈禧是个没有远见的女人。

马国川：一个没有远见的妇人，为什么在清末搞了那么多改革措施，她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袁伟时：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慈禧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她没有远见卓识，不能将知识阶层里面那些最切合实际的主张变为自己的政策。当时很多有远见的高官，如郭嵩焘等人提出，经济制度不能够走官办工业的道路，也不能走发展军工工业的道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慈禧仍然墨守传统，极力控制整个社会，不允许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当时中国经济入超，列强在中国倾销产品，有两大“吸血管”：一个是鸦片，一个是纺织品。纺织工业技术比较简单，如果政府支持民间发展，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可是，李鸿章办纺织局，冀图一家垄断，其他人不能办。当时还有一个利润很高的行业是轮船业，政府也限制民间资本进入。

马国川：经济自由没有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就没有健全的基础。

袁伟时：还有，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拖延得太久了。早在18世纪就有人提出废科举，得不到采纳。废除科举将带来知识的更新，如果坚持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将中国年轻人最宝贵的年华都浪费在四书五经上，不能了解现代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慈禧整整拖延了40多年，进入20世纪才下决心废除了科举。中国耽误了半个世纪，日本却利用这段时间发展了起来。

另外，慈禧出于一己私心，指定的接班人都是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特别是1908年临死前还指定一个3岁的宣统，纯属荒唐。假如她有远见，应该挑选皇族里面比较成熟能干的人。这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关键时刻，就不会那么不知所措。

马国川：辛亥革命的前奏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它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引发的。

袁伟时：当时川汉铁路的修建没有什么进展，几乎停滞了。负责建设的公司是腐败的，但是民营公司的腐败应该通过股东自己去整顿，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清政府却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引火烧身，民众怨气集中到政府头上。铁路收归国有是错误的决策，另外群众起来之后，政府采取镇压的办法，更是错上加错。

马国川：这并不奇怪，面对民变，专制的政府的习惯性措施是镇压，因为它没有民主决策机构，不会与民众沟通。

袁伟时：即使没有民主机构，假如领导集团应对得体，也不会爆发这一场革命。民众起来以后，可以镇压，也可以妥协。通过对话，吸取群众意见里的合理主张，矛盾就化解了。任何比较聪明的政府，都不会采取镇压群众的办法，总是力求化解矛盾。

1910年，地方的谘议局组织谘议局联合会，民间纷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等团体，领导了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活动。清政府最终镇压了这些请愿活动，下令遣散请愿代表，并强行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民间要求立即于1911年开国会，清政府总算作出了让步，答应提前几年，于1913年开国会。但假如当机立断，立即开国会，接纳民主决策机构，通过听取民意来应对危机，既可以避免这一场大风暴，也可以赢得汉族士绅的合作。可是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腐化，没有智慧应对突发事件，只会抓人杀人，暴力镇压，结果把立宪派都推到革命方面去了，自己制造了敌人，制造了革命。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劳吗？

马国川：随着清政府被推翻，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骤然停止，也很可惜。

袁伟时：改革虽然停止了，但那些改革措施却影响了整个20世纪。例如，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承认晚清的新刑律、新民律等法律，除了对皇权的规定外，其他都继承了下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晚清法律体系的延续，只是局部有修改。虽然1949年后共产党废除了《六法全书》，但是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仍然是大陆法系。

马国川：看来，眼睛不能只局限在20世纪前10年里面，虽然革命打断了晚清新政的进程，但是实际上很多改革成果对整个中国20世纪的走向有很多很重大的影响。

袁伟时：对啊！比如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经济上也没有多少变动。因为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比较健全的，实行市场经济，私人办企业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各地成立了招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与清末新政比，辛亥革命创新的东西不多。辛亥革命后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继续。

马国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帝制，这份功绩不应该否认。

袁伟时：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我的根据是 ：

第一，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长。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 收入锐减，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

第三，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清政府更容易受到牵制。

第四，以各省谘议局和商会、教育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马国川 ：一些学者正是据此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

袁伟时 ：我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让人们做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是谁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

马国川：无可否认，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而且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比较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宪政架构。

袁伟时：问题是，这套宪政架构很快就被摧毁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是他摧毁了民国初年的宪政架构。事实上，这个结论是非常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他是依法选出来的总统。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任大总统，都是依法选出来的。

其次，执政初期，他依法办事和违法的记录并存。如果反对党依法监督，走上正轨的可能性没有丧失。几乎所有国家革命后的政权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再次，他的作为是有思想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从戊戌维新以来，他就支持改革。而从实践看，他是清末新政的支柱，他领导的直隶省也是新政成绩最卓著的一个地区。他还在基层推进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

民国后他的施政也是得民心的。几年内就把被革命打乱了的财政重建起来，实现了收支平衡。国民希望稳定，发展，他做到了。

而以他为敌的国民党的成员是些什么人？主要是留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知识青年，有“阶级斗争多疑症”，总认为只有自己才可靠，其他人都是不可靠的。

马国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传染病。革命党人往往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可靠的，不和自己站在一边的都是革命的敌人。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国民党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军事实力来统一全国、成立中央政权。国内外和朝野各方都把目光投向袁世凯。以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经验及社会威望而言，袁世凯确实是当时的不二人选，是国内外公认稳定中国的希望。双方谈判议和，结果达成一个默契，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让他当总统。

革命派主导的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一个决议，在袁世凯接收政权以前，南京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还要继续履行责任。这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荒唐现象，两个总统同时并存一个多月。在成立南京政府之初，学习美国的体制，实行的是总统制。1912年月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不到一个月，革命派主导的南京参议院就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实际上就是要剥夺新任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宪法的制定，应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实行必要的妥协，才能顺利实施。可是，从制定《临时约法》开始，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没有听取和尊重袁世凯的意见。当选总统没有机会参与宪法文件的制定，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荒唐！《临时约法》没有由当选总统袁世凯签字，而由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当时的电报已经是很发达了，《临时约法》这样重大的宪法文件，完全可以、也应该通过电报发到北京让袁世凯签署，他们也没有这样做，荒唐吗？

在两个总统并存的这一个多月里，孙文匆匆忙忙签署了包括《临时约法》在内的四五十个文件。

马国川：同盟会对于袁世凯抱有高度的怀疑，这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加强对他的权力限制也情有可原。

袁伟时：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依法予以制约。可是，《临时约法》的起草人大都是留学日本尚未完成学业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法理的了解都不是很深透，所以制定出来的文件漏洞百出。议会权力过度扩张，使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而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掣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还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国民党武断地认为，袁世凯那一批人对共和不是真心的，是假共和。他们想通过一纸空文就将权力夺回来，根本不可能啊！这说明了国民党人的另外一个毛病“政治幼稚症”。“政治幼稚症”和“阶级斗争多疑症”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无穷无尽的扯皮、对抗。

马国川：当时的国民党仍然心有不甘，认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袁世凯坐享其成呢？

袁伟时：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国民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本来就是落后的，现代国家应该抛弃这种前现代的思想。可惜国民党仍然固守旧思想，除了在政治上对袁世凯进行掣肘之外，甚至一度想暗杀袁世凯！

1912年8月，孙中山和袁世凯在北京会谈了13次，得出一个共同的纲领，核心是让袁世凯当10年总统，孙中山则主动提出要去推动中国铁路建设，发展实业。但是在达成这个共识的同时，宋教仁等人还有一个夺权计划。夺权的手段各种各样，其中一个手段是暗杀。现在有史料证明，孙中山是知道这个计划的。虽然这个计划没有机会实施，但计划是明确的。

马国川：清末的同盟会本身就有暗杀传统，汪精卫就是以暗杀暴得大名。

袁伟时：同盟会容不得别人，也容不得自己人。蒋介石就暗杀了陶成章。

1913年，国会选举结果出来了，宋教仁北上，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现在的研究证明，不光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很大的嫌疑，有政治野心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也是暗杀的指使者之一。两股势力都想通过上海流氓帮会头目应夔丞除掉宋教仁。

马国川：在宋教仁一案里，袁世凯是无辜的吗？

袁伟时：也很难讲是不是无辜的，到现在为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指使的，但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逃不脱干系的。本来，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凶手抓到了，赵秉钧及其秘书的电报也公布在报纸上了。当时的司法系统是进步的，按照法律程序，是有可能将事件真相搞清楚的。

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可是，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坚持要武力解决问题。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于是挑起了“二次革命”，从此天下大乱了。用梁漱溟的话说，“二次革命”开创了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政治家有掌权的欲望很正常，但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夺权，那就不对了。

马国川：恐怕不能说这是国民党人一方面的结果，尽管袁受到国民党人的各种牵制，但是他毕竟是最有权的一个人，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啊。

袁伟时：准确地说，是袁世凯与国民党联手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而且从长远来看，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前，这个宪政架构一直稳定不下来，更大的责任是国民党，因为袁世凯在1916年就死了。

袁死后，北方政府有几次机会可以实现和平统一，把中国推向稳定发展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其中就包括上了苏俄的当，硬搞了一个党国体制，流毒深远。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

马国川：清末的时候，袁世凯积极推行新政，但辛亥以后，袁世凯却一步步走向帝制，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袁伟时：任何掌握权力的人失去制衡，都会走向极端错误的道路。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人物，他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官僚体制下的一个能臣，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他招揽和重用海归派，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假设在有效的制约下，他是有可能走向民主宪政道路的，有可能在建设民主体制上做出大贡献。实际上，他当总统期间做了一些非常积极的事，如要求各省军政分开，改变了辛亥革命后都督指挥一切的局面。

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但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没有现实的效力。袁世凯对《临时约法》以及后来制定的新宪法提出修改建议，这是他的权利。至于他要求使总统掌握不应该有的权力，应该拒绝，但是对于合理的要求应该满足。那样的话，他有可能走向民主道路。结果没有，他就越走越远了。

马国川：就是说，袁世凯最后称帝，实际上既有形格势禁的一面，也有个人的私心？

袁伟时：中国本来就有专制的传统，袁世凯是从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回到旧的轨道上。从更深层次去考察，在这场关乎中国宪政前途的较量中，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也显示了理想主义者幼稚病和权力欲。政治在高扬理想目标的同时，只能从实地出发，在现有基础上谋求可能达到的最高要求。内阁制和总统制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形式。但在当时的中国，两种形式之争，蕴含着权力之争的内容。

马国川：孙中山等人接受了现代教育，言论中充满民主等字眼，为什么也逃不出权力之争的思想牢笼？

袁伟时：民国初年，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主要是五类人：前清官僚、行伍出身的武人、新军将领、各地士绅、留洋归来的知青和革命家。当时面临的课题是在旧体制瓦解的基础上，推动全国逐步过渡到民主与法治的新轨道上。需要有雄才大略、胸怀宽广的政治家把这些人团结起来。不幸，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前三类人一再显示与新体制格格不入的习性毫不足怪，他们本来就是中世纪政治孵化出来的，难以苛求。但是，不能简单化地把他们视作民主、宪政的敌人。孙文虽然是号称既民主又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实脑后仍然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领袖大都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都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更致命的是他缺乏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领袖风格。揭示他的弱点的史料很多，但在颂圣史学中，这些都被忽略甚至有意掩盖了。

所以，当时的中国社会该死的未死，方生的孱弱，现代的民主与法治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对症下药，应该致力于培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

马国川：具体而言，如何培植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基础？

袁伟时：保持社会稳定，让当时开局良好的五大势头发展下去：

一、保护当时已有的结社自由，保护和支持商人和知识阶层的社会团体充分发挥作用，成为牵制政客和武人的强大力量。

二、维护当时已经实现的言论自由，拓展当时非常活跃的独立的新闻出版业，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思想更新机制，成为遏制政客和武人违法行动的又一强大机制。

三、维护学术自由，普及国民义务教育，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观念和科学技术的培育。

四、推动新文化运动 —观念变革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让中国人确立公民权利、个人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宪政、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得干政的观念，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础。

五、健全法治，保护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是有意参与政治的各派势力和社会精英摒弃武力决胜的思维，树立法治和宪政是安邦大计和治国唯一道路的思维。法治、自由、稳定，三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这条道路极其漫长，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而且不要看到路上的毛病就想另辟捷径，回到武力镇压或夺权的死胡同中去。走这条路不但可以减少旌旗变幻、血流成河的战乱给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对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且它是无法绕开的起点和基础。战火或开枪镇压过后依然必须从这里起步，一步一步攀登。政治家在这个艰巨的历史性建设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消极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法犯法，在政治斗争中遵守游戏规则。积极者则进而捍卫和支持上述基础事业的发展。不幸，当时的政治家们没有显示伟大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气概，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是纠缠于权力斗争，辜负了历史的重托。

马国川：道理很正确，可是能够寄希望于当时封建习气浓厚的北洋集团吗？

袁伟时：在刚刚结束宗法专制统治的国度，必须考虑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关系。无可讳言，当时的北洋集团是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国家稳定的重要依靠，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天敌。考虑力量对比和国民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愿望，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应该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抉择。具体说来，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并把它纳入法治轨道。可是，他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把制度建设和健全法治放在第一位，国家因而沉沦。

马国川：辛亥革命最令人遗憾的一个后果是，由于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政治秩序，开启了中国20世纪社会动乱之源。有些论者断言，民初的政治混乱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只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才能清除这些污秽。

袁伟时：这一糊涂思想的根源在于，没有充分了解各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

第一，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范围逐步扩大和腐败逐步清除的过程。以英国为例，直到1928年妇女才取得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距离1640年革命已将近300年了。

第二，腐败和混乱只能通过民主、法治去纠正和防止。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分权制约、民主监督和法治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药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离开这个机制，必然走入歪门邪道。在很多时候，说中国人素质低下不能实行民主的花腔，不过是掌权者迷恋手中权力而制造的烟雾。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马国川：在您看来，今天中国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袁伟时：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上、言论上、思想上、政治上各方面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公民，公民要有自主权，公民的财产权应该受到尊重。现在人们对自由的要求是不可遏制的，公民权利的觉醒是无法压制的。任何剥夺公民自由的措施都是愚蠢的。现在我们所解决的问题，是西方国家18世纪解决了的问题。中国人至今仍在还历史旧账。

马国川：辛亥革命的爆发说明，在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升阶段更容易出现问题，中国现在怎么样避免这么一种结局？

袁伟时：一方面，统治阶层要吸取经验教训，研究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认清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中国要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融入世界。在全球化时代，融入世界是不可阻挡的。现在中国在外交上有很多以利益关系结合的盟友，但是真正的朋友还不多。原因在哪里？因为中国和现代文明仍然有差距。

面对社会矛盾，面对公民意识的觉醒，有两个选择，一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是反历史潮流。怎么走？要看执政者的智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最初的混乱，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历史教训，创深痛剧，不可不鉴。

当然，我不是寄希望于执政者，我寄希望于大部分公民的觉醒。

马国川：问题就在于，公民觉醒了，“天花板”不会自己升上去，这样就会产生冲撞。

袁伟时：对，完全有这个可能，但是统治阶层采取理性态度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现在信息流通非常迅速，统治阶层懂得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向民主机制推进，而是走上了歧途，改出了一个“皇族内阁”。这是清末新政的一大败笔。今天发生清代“皇族内阁”那样的愚蠢事的可能性不大了。

从总体上来说，我并不悲观。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自由在不断生长。现在要剥夺公民的权利，没有那么容易了。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会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改革是有希望的，中国通过改革实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凤凰周刊》刊载后收入马国川：《没有皇帝的中国》第68-8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香港版；《告别皇帝的中国》第51-6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哈佛“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演讲

辛亥百年，那么多人，说了那么多话，就中国大陆而言，可谓盛况空前！但有些问题，总觉得没有说透。20世纪的中国，在辉煌或屈辱背后，包括胜利和失败的后果，其中的关节点之一是辛亥革命。任何国家，每次大革命都会产生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成果。20世纪中国连绵不断的革命，至今没有得到彻底反思，仍然在等待巨著诞生。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史学家冲破意识形态桎梏，写出不少杰出的论著。应该以辛亥百年为契机，继续推进这项工作。面对这次革命的成败得失，史学家应该写一部悲怆的命运交响乐，让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公民永远记住前车之鉴！愚意以为，妨碍我们如实认识百年历史的，是中国人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史观或党派史观。这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陷阱。

近代中国歪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孙中山是始作俑者之一。1904年，他为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说：“汉公（刘成禺）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俾读者识太平朝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1]以华夷之辨—反满为是非标准，谱写太平天国颂；于是，以最落后的《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蹂躏半壁江山14年的战争，成了维护民族大义的壮举。其追随者后来则有《陈炯明叛国史》，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这一传统披上歌颂革命的外衣，变本加厉。有些学者至今冲不破这副枷锁；等而下之的是继续修补乃至加固这副枷锁。

革命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制造革命对象，神化革命力量，从而遗忘了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人际关系以为国家、社 会和人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流毒很广。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

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从而制造出一个巨型的革命对象

国民党要为自己的“护法”、“北伐”寻找根据，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北洋时代（1912—1927年）。

把北洋政府被说成是卖国政府，是地道的党派语言。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卓有建树，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收回利权的开端。这个政府在华盛顿九国会议上收回了山东主权并为收回其他利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芸生先生在1930年代的客观评述和唐启华教授的研究成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西原借款”、山东问题换文是卖国的吗？秉着《大公报》“不党不私”的理念，守护学术良知，在“九一八”事件后的全民激愤中，王芸生先生仍然客观全面地评价了上述历史。以“西原借款”来说：“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 ”“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担保，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2]

至于山东问题换文，涉及胶济路沿线日本军队撤离，民政、警备交回中国等问题：“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3]实事求是指出此事的得失实际是一件工作的失误，而与所谓卖国无关。

惭愧得很，我们有些史家至今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高度。依然有历史学家在指摘北洋卖国，应该怎样回应他们的论述？我们应该确认一个学术成果：北洋时期是中外关系正在从划分势力范围向华盛顿会议体系转化的年代。[4]

在政治方面，北洋派大体遵守了三权分立体制。1924年以前，中央政府的产生和更替，大体上遵循了法定程序。有些总统如徐世昌等，在内政、外交都卓有建树。[5]

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20世纪言论自由最好的年代。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时代。这是市场经济发威、经济持续发展的年代。

二、孙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论和实践没有在学术层面上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

孙文是革命的旗帜。但是，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他没有避开人们自由评述的特权。辛亥革命后他的思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成果无法巩固的重要原因。例如，他发动了三次战争。他不顾党内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对巩固辛亥革命制度变革成果非常不利，也证明他是很不成熟的政治家。护法战争违法，把国民党带入死胡同。而北伐的结果是把肇始于广州的党国体制推广到全国。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这跟他的思维和学识的弱点息息相关。第一，他没有与专制思维划清界限。他大言不惭地说：“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6]

这样的论断首先与实际情况不符。同盟会有众多领袖为辛亥革命做出杰出贡献，而在同盟会外，立宪派领袖们的贡献也不容低估。

另外，声称必须有唯一领袖，不能离开某个人讲共和、讲民主的语言，出自20世纪的政治人物，只能证明他自己还没有跳出专制统治者的思维羁绊，缺乏现代政治常识。

这不是孤证。他的生死不渝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7]

第二，他对现代政党缺乏认识。1914年，他亲手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居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8]。而在1924年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则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9]

这些都是缺乏现代政治常识的表现。第三，他对分权制约的现代政治不理解。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教授的新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有一重大贡献：直指孙中山向往德国俾斯麦的万能政府；他讲的“民权主义”、“五权宪法”，实质是香港殖民统治式的“万能政府”。“说穿了，孙中山属意的万能政府，其实就是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大别于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等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为什么孙中山属意这样的政府？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更有利于把‘一片散沙’的中华民族团结和调动起来。”[10]

这个论断是解开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钥匙。笔者多年来一再指出孙中山对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社会都缺乏深切的了解。他指责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自由太多了。现代公民本来就是一颗颗坚硬的石头，但在孙中山眼中成了渺小的沙子。有了结社自由，公民社会就会逐步成长，公民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孙中山却宣称“中国人用不着自由”[11]，他仍念念不忘把中国人继续羁绊在宗族中。他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12]。他所设计的种种所谓超越欧美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不过是必须抛弃的累赘或专制体制的纹饰。

三、掩盖革命派的错误

辛亥革命的两大成果是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实现了言论自由。人们充分肯定了革命派在赢得这些成果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是摧毁这些成果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看看这个成果是怎样被摧毁的？

第一，《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13]

从政治层面看，它是革命派不成熟、缺乏远见和把握不了大局的产物。

1. 动机不当。

革命党冀图把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自己制订的文件夺回来。孙文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选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立即改为内阁制。

2. 制宪机构缺乏公信力。

首先，这些参议员都是各省都督府指派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通过都督府指派方式产生议员的方式，并不是一种选举，它仅仅是一种行政任命。”这种方式还比不上前清资政院民选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选举由两个程序组成，第一步是‘由谘议局议员互选若干人，‘然后才是’呈请地方督抚，再由督抚遴选若干人送资政院。’南京临时参议员的产生则是一步到位，直接由各省都督府派遣。”[14]

其次，这么一件大事，竟不让当选总统和拥有半壁江山、实力最强的北洋派参与。

3. 程序不当。

这个宪法文件不是由已经宣誓就职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而由已经辞职的孙文签署颁布。世界制宪史上罕有其匹！从法律层面看，这是革命党人宪法知识不足的后果！

1. 残缺的内阁制。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茹玄在其《增订中国宪法史》中就指出：“盖纯粹内阁制有二权焉：一为不信任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陷。 ”[15]

2. 总统、总理职权分际不明。“府院之争”的根源在此。

3. 没有违宪审查制度。

4. 没有自由保障制度。

十多年的纷争根源在于匆忙制定这个水准不够、在制度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的宪法文件。三权分立体制，一开始就在歪扭的轨道上运行。可是，史学家们坠入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仍在盲目歌颂这个文件！

与此同时，基于《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大部分议员迅速腐化。这是理解民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前提。为什么段祺瑞要和梁启超联手，废除原来的国会，重新召开参议院，再造一个新国会？只要看看那群贪腐议员的表演，他们连参战案都要一再阻难。而1923年曹锟贿选，就是这些贪腐议员登峰造极的表演。联省自治运动，无非冀图摆脱贪腐和分裂，缔造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架构。

第二，毁灭三权分立体制、侵犯言论自由、侵犯财产权、扑灭公民社会都是从1923年的广州开始的。

自1923年孙文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并决定“以俄为师”后，于改组国民党同时，抛弃三权分立体制便成了既定政策。

独立的司法系统被弃如敝帚。例如，1923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抓到一位据说是陈炯明属下机关派遣的“乱党”，“由吴局长亲自研讯。据供张谷荪，年二十八岁，香山人，直认附逆不讳。经于六日，提押东郊，执行枪决云”[16]。过两天，如法炮制，公安局又将抓获的另五名所谓乱党，“押赴东郊，执行枪决”[17]接着，在11月16日该局又杀了4人。 [18]。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侵吞公款380余万元，经孙文指定人员组成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以程天斗奔走革命多年，功在民国……力向大元帅（孙文）为之讨情。昨已核准，报效军费四十万，赎罪省释” [19]。凭口供、不经法院审判杀人；随意指定人审判，又随意放人；司法系统乱套了。

1924年4月1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着免本兼各职。”[20]赵士北为什么要下台？“赵被免，乃因其声称司法无党，不明以党治国真谛。 ”[21]三权分立、分权制约这些常识没有真正在他头脑中植根。临时政府成立之日，他就对总统必须接受监督不太理解。剥夺言论自由，连国民党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也未能幸免。

1923年8月30日起就不得不停刊三天：“本报之停版为不服从某部委员之检查也……至某部固一国最高军事机关，人所望而生畏者也。 ”[22]所谓“一国最高军事机关”，其实是大元帅府的军政部而已。

侵犯私有财产也是在广州开始的。

首先，流动资金成了猎物。各种税收，一般在原有规定外，“附加二成”。保险公司的保证金是维持正常营业不可缺少的，广州市政厅却硬向每个保险公司“提借”一万元！

其次，肆意掠夺不动产收入。房屋通常是居民财产的主要部分。

1923年11月8日，大元帅向广州市政厅主席（市长）孙科发出第三四四号训令，要在强迫“捐租两月”的基础上，“令公安局于广州市内，再向各房东业主，借用租金一个月份”[23]。

再次，干脆把居民或法人的不动产没收归公。1923年开始，广州发动举报“官产”，“其中有原属民业，亦被妄报者，以致群情惶惧，全 市骚然”[24]。更荒唐的是，把寺庙宣布为市政府的公产，“市内庙观寺庵，限十四天内准坊众僧尼备价优先承领，逾期开投”[25]。

最后，人们热衷歌颂孙文扶助工农，却不敢面对他领导的国民党是摧毁工农社团独立性的先驱。例如：“颁布了法令，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必须呈请政府认可。此外，政府还有权撤销它认为不合适的工会领导机关的候选人，并将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不是工会会员的人，安插进工会领导机关。”[26]

第三，革命派是破坏段祺瑞挽救共和最后努力的主要因素。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是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关税会议、司法主权调查会，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大步骤。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是五大势力（奉系，直系，皖系，国民党，冯玉祥的国民军）微妙平衡的产物。打破这个平衡的是苏联操纵下的国民党和冯玉祥联盟。

段祺瑞执政一年，含辛茹苦，勉强支撑，最终被两拳击倒：

一是1925年11月22日的冯玉祥、郭松龄签订密约；23日郭松龄举兵讨伐张作霖；24日冯玉祥发出通电，要张作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27]。一个月后（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五大势力的平衡打破了。张作霖认为中央政府被国民军劫持，对段祺瑞的态度急剧转变。

二是国民党蒙骗学生，以最极端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口号，冲击段祺瑞维护国家主权的每一项努力。奉系军队和国民军冲突造成的大沽口事件亦被升级为反帝大事。群众破坏官员住宅，火烧《晨报》，步步升级，直至酿成“三一八”事件。这一事件，段祺瑞政府当然要负责。但是，在谴责开枪者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清算那种极端思维和极端行动？

段祺瑞被击倒，张作霖的军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国体制就接踵登场了！

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阶级

革命总要有对象、动力和各种力量的排列组合。在革命思维中，辛亥革命后，尽管新的制度已经建立，国民（士农工商四民）不是平等的。一些人会有意无意用各种理由丑化或美化他们。

第一，“劳工神圣”，一些人力求美化工农。

一个流行甚久的论断是：“辛亥革命失败是资产阶级软弱不敢发动工农。”这是绝对错误的假命题！

工农发动最好的是四川保路同志军。不过，第一，同志军在辛亥革命政权易手后，其成员大都顺利回乡务农，主要是哥老会的功劳。这个帮会早已成为当地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了，其负面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第二，这里的革命进程不见得有什么特异之处。

其他地方工农也发动起来了，可没有那么幸运。广东是个典型。广东是1911年11月9日“和平光复”的。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刊登了广东都督胡汉民给军团协会（民军的联合机构）的照会：“以后各民军如有不听号令、骚扰商民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等事，即由贵协会提出公布，不认该民军为正当之军团，与众弃之。似此办法，系为维持大局治安，保存民军名誉，在贵协会当有同情也。”上海《时报》1912年12月30日署名“达观”的文章《论平民政治与暴民政治》说：“就广东方面而论，从前缉捕、巡防营勇以剿匪之故，与绿林暴客结不解之仇。反正后为民军寻衅虐杀，刳肠剜心，饮血啖肉，惨不忍闻，目不忍睹。”[28]

工农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和后果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结合起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主要是帮会、民团、土匪和手工行会，等等。不应该把多数工农品质淳朴与他们参与的社会组织的作用混同，但流行一时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体现的是民粹情绪，不是实际生活的纪实。同任何阶层一样，这个群体也是良莠不齐的。他们被一些政党推上政治舞台后，往往展现出令人震惊的破坏力。

1925年以后兴起的工农运动，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刘少奇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937年写道，1927年前，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一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及普通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的非难，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29]

没有法治的约束，任何阶级的群体或个人都会做坏事，显示他们的破坏性。“神圣颂”是不能随便唱的。

第二，私有财产和工商阶层的“原罪”没有洗清，他们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一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论断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以及他们的软弱。

环视英国、美国、法国等国，他们在革命或独立之际，哪一个不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不要把政治家和政党的错误，说成工商阶层的不是。

应该大声说：中国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三大功臣之一。各省政权转移，宣布独立，维持社会秩序，几乎都与当地的谘议局和商会的作用分不开。

回顾20世纪，辛亥时期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时光！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 —商团，对国内外各种与自己有关的大事，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上海为例，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易名为上海市政公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三权分立的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进入20年代，上海商会组织更出面召开国是会议，提出了自己的宪法草案。

这种商会的自主性，是后来被国民党所谓“商人运动”所摧毁的。

我们应该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关键是要冲破意识形态桎梏，从世界文明发展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离开这个坐标，历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无所适从。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页。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0页。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页。

[4]唐启华：《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0页。

[5]参阅郭剑林，郭晖：《翰林总统徐世昌》，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

[6]《居正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7]《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9—950页。

[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页。

[9]《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

[10]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6页。

[1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1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

[13] 请参阅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 。

[14]严泉：《现代中国的首次民主转型 —民国初年的宪政试验》，秀威资讯公司2009年版，第240—241页。

[15] 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16]《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7日第7版。

[17]《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9日第6版。

[18]《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7日第7版。

[19]《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1日第2版。

[20]《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21]《赵士北免职之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日。

[22]《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3日第2版。

[23]《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0日第6版。

[24]《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1月5日第6版。

[25]《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23日第6版。

[26]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92页。

[27]蒋铁生：《冯玉祥年谱》，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71—72页。

[28]邱捷：《关于民军劏人的新闻报道》，作者提供的电子文本。

[29]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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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封面

版权信息

自序

察古观今，乐在其中！——答《市民》杂志记者

日走一万米，干活八小时

在经济系悠游于历史书中

“文革”时期：将马恩列斯的全集都读了一遍

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

开博客是支持年轻人

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

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

第一，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第二，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

第三，正确认识各国传统与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文化多元与世界一体化的关系

第四，正确处理夺取政权与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关系

第五，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思潮和片面的福利观念是国家发展的三大障碍

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答《理财一周报》记者陈才

从中国近代史看“经济民族主义”

回顾几个流行观点

列强构建的三大吸血管

“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是好事

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因素

抛弃泛道德批判，寻找发展的真正障碍

“看得见的脚”踩住“看不见的手”：政府阻碍经济发展

发展与挫折的经验教训应该永志不忘

大清帝国自己打倒了自己

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无力制止贪污

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回望百年共和路——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

民主应包容多元，尊重各方利益

制度只是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对法治的虔诚信仰是民主的根基

揭示历史真相，我义不容辞——答《华商报》记者问

大半生读史，练就深刻目光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委屈和不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神化鲁迅，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养生要诀四句话

冷静回眺近代中国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

民初宪政的成就和缺陷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

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加知识准备不足带来的缺陷

利益冲动更使问题复杂化

一代启蒙大师梁启超也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

袁世凯的作为与中西文化

民初宪政挫败说明什么？

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圆明园：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1859年，僧格林沁的蠢行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演讲

中国铁路（1863—1949）：在愚昧、专制、侵略下挣扎

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愚昧和恐惧

“马车铁路”：走出愚昧的故事

列强角色转变与孙中山空想计划的失败

京张铁路：袁世凯与詹天佑的辉煌

国有与民营的风波：幸还是不幸？

中国宪政：曲折而凄惨的开篇

代价惨重的播种和起步

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和路径选择

内外压力下的选择

认识错误和迟疑的代价

下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辛亥革命的成本、收益与代价——答《社会科学论坛》特约记者张弘

辛亥革命的成本

袁世凯和孙文

辛亥革命后历久弥新的观念

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答《华商报》记者杨鹏

（一）

（二）

（三）

辛亥革命——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辛亥革命：历史观、革命幼稚病和社会转型—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答友人

“国父”帽子真与假

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辛亥革命·清末新政·孙中山——答《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成败得失——答高伐林

辛亥革命面面观——答腾讯历史频道

辛亥革命革的是“前现代的专制主义的命"

清末宪政对整个社会变革的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

“告别革命”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探索

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离开了经济自由什么也不是

传统儒家宗法文化无法完成社会的近代化转型

革命歧途之一：康有为

革命歧途之二：梁启超

革命歧途之三：孙中山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燕山大讲堂第127期的发言

【提问部分】

晚清民初人物与历史学者的责任——答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刘巍

晚清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是不是改革为垮台埋下祸根？

袁世凯的历史地位

是不是对孙中山太苛求了？

中国文化的底蕴

历史学家的责任

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排序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答马国川先生

慈禧执政的最后8年是辉煌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

推翻帝制是一大功劳吗？

是谁摧毁了民初的宪政架构？

以暴易暴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

我们都是在还历史旧账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哈佛“辛亥革命百年论坛”演讲

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从而制造出一个巨型的革命对象

二、孙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论和实践没有在学术层面上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

三、掩盖革命派的错误

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