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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培：盛世大裙子的制作者

成衣时代的逆行者

成为春晚设计师

说服中国富人的方式

更像工艺师的服装设计师

拥有宗教情绪的时装

只有中国才能出现的创作

郭培：盛世大裙子的制作者

由于工艺繁复，制作时间漫长，在时尚圈，人们习惯称郭培为中国的“高级定制设计师”。在西方，拥有严谨制作流程的高级定制通常是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师为客户进行多次试装与量身剪裁，寸尺寸金的面料与百分之九十的纯手工制作令其价格不菲。

郭培当然懂得中国，她的客人是如今中国最有权力与财富的女性，然而，真正令她闻名的却是那些国家级的大型活动：她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颁奖服，为章子怡设计了去希腊取圣火所穿的旗袍，甚至在纽约时代广场的LED屏上范冰冰向美国人民展示的那套青花瓷礼服也出自郭培之手，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春晚有百分之九十的衣服出自她的工作室“玫瑰坊”。

当谈起自己的衣服时，郭培喜欢强调其工艺与不计成本的一面。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郭培为与多明戈演唱《爱的火焰》的宋祖英设计了一条银白色礼服，这套礼服由十几个工人24个小时轮班，花了上万个小时时间制作完成，除了中国传统刺绣，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将2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在裙子上面，这也令当时施华洛世奇香港公司的同类水晶被订购一空。

成衣时代的逆行者

1986年，郭培毕业于北京第二轻工业学校服装设计专业，她是全中国服装设计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能真正了解设计师是什么，“当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认为你学的是一门裁缝，”郭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们很开心，千方百计地希望你能为他们做衣服。”

事实上，比起培养具有艺术水准的设计师人才，成立服装设计专业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有另外更实际的考虑。

当时，中国的纺织部与轻工部都有服装部门，但两者侧重不同，轻工部更多管理的是一些小作坊，它的服装部门是裁缝店一类的小型手工店铺；纺织部则跟一种工业化大纺织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服装部门是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成衣制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中国人穿衣服的问题，政府决定将轻工部的服装部分归到纺织部，大力发展纺织业与成衣制造，这个时候，纺织与牛奶、体育一样成为举国体制思路下的一个产业——郭培的服装设计专业就是这个服装的工业化浪潮的产物。

与大部分同学一样，毕业之后，郭培去了一家成衣公司工作，在一个缺少版权保护的行业，很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所做的事情只是不断抄袭外国设计师的版式，再将它们复制到中国的纺织生产线上。

很快，郭培成为了对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师，在一家叫作“天马成衣公司”工作的三年里，她设计的款式卖到了36万件，也因为销量，1996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设计师。在20世纪90年代，郭培轻松地拿到了30万到50万元的年薪。

然而这却给郭培带来了痛苦。当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她都觉得这些衣服太丑了，“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货场，我会故意绕着走，我不想看到自己的设计。”

尽管诞生在一个大规模生产成衣的年代，郭培却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毕业创作时，她第一次产生了要做一条大裙子的念头。但在当时怎么把裙摆撑起来，怎么把裙子做大，上了四年服装专业课的郭培一无所知。“我去问老师，但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这种衣服，他让我去人艺看一看话剧演出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人艺，郭培从一个欧洲贵族题材的话剧里的中世纪的宫廷服装里得到了大裙子的技巧：“它的裙撑由一公分宽的竹条制成，竹子裙撑外面包裹着棉布做的另一层裙撑，更外面才是真正的裙子。”郭培至今记得那条裙子在过门的时候如何地被轻盈地挤扁，又如何地一下子优雅地展开。那一年，她缝制出了一条在全班26人的作品中最大的裙子。

1997年，郭培带着攒下的60万元离开成衣公司，创立了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国沉浸在成衣大规模生产运动中时，因为性格的驱使，她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创作道路。

当时，由于工艺复杂，无法工业化批量生产，很多中国民间工艺受到了极大冷落，在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因为无人问津，它们变得非常低廉，这时，郭培大量从中国各个刺绣工厂去搜集这些被时代冷落的技艺，再花了五六倍的工钱付给这些工人，将他们的工艺收录到自己的公司档案里。而其中有一种工艺非常惊人，它可以将一束蚕丝分成十几缕，再用这些蚕丝编织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翠鸟。

很长一段时间，郭培都与这些精美的东西相伴，她对自己的客人非常友善，人们都很喜欢她身上的亲和力。公司成立不久，她拥有了第一个女儿，“剖腹产手术之后，我根本无法待在家里。”郭培笑着说，到了第七天，趁着家人不注意，她偷偷离开家，坐上一辆公交车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成为春晚设计师

郭培对庞大有一种狂热的爱。在玫瑰坊的客人里，她与一位市值百亿的园林民营企业女老板格外投缘。

郭培渴望把每一件裙子都做成皇后的礼服，这位园林女老板则要把每一个园林都做成圆明园，她们誓要做传世精品。但事实上，女老板的园林大部分都在焦作、安阳这种三线城市。

在玫瑰坊成立的八年之后，郭培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时装秀，取名“轮回”。

做这场高级时装秀前，她无意间走进巴黎的战争博物馆，当看到拿破仑的一件衣服时，她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并不是衣服表面有多绚丽，而是它有一种打动我内心的美，于是我努力记住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此，去欧洲中世纪博物馆收集创作素材，成为郭培旅行的重要部分。

“轮回”的压轴礼服叫作“大金”，工时为50000个小时。因为工艺复杂，缝制过厚，工人做的时候，针已经扎不进去了，每扎一针手都会被扎破，流血，缝纫工具做不到的时候就用钳子与镊子去拔，一根针完了缝不了几下，就会断掉。“大金”的裙摆有5米，三年之后，郭培推出“童梦奇缘”系列，裙摆拖了10米。从那时起，她自认为是中国最会做大裙子的人：“我能很好地控制它们的轮廓和造型。”郭培说，当时鲜有中国设计师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条裙子。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她们也是对华服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多民歌手常常要花很多时间从世界各地寻找演出服。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迅速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歌手张也是郭培第一个重要的客人。当时，国内能选择的布料非常少，张也为此非常苦恼，当她听说郭培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稀有布料时，张也找到了她。

郭培的丈夫是一个台湾商人，他的家族一直在意大利做面料生意。当时在大陆的好面料只有棉与丝绸。郭培的丈夫带着她去了他的欧洲工厂，在那里，郭培见识到了从未见过的昂贵布料。两个人认识不久之后，郭培把他介绍给了准备拍摄《大明宫词》的李少红，很大程度上，那些国内无法找到的布料极大地成就了《大明宫词》当时的独特美学。而在意大利一个叫作“蝴蝶”的百年纱线厂，郭培来到了他们拥有五十年历史的库房，“五十多年前的东西都在里头，那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在那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太太在那一天里给郭培做了七种纱线，“你可以提出任何一种想法，机器可以给你做出梭、抽、捻等不同效果”。这让一个来自一切已经被破坏，百废待兴国家的中国设计师非常兴奋。“然后你就知道怎么纱线了，你对面料产生了本质的认识。”求婚时，她的丈夫很诙谐地问，你要钻戒还是要十万匹布料？郭选择了后者。婚后，他给了她六万米各种布料任妻子支配。

交流过程中，张也和郭培发现彼此很像。“我们都会喜欢一些精致的，很讲究的东西。”张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决定让郭培为自己制作衣服，1998年，郭培为张也做了一件黄与绿搭配的撞色礼服，张也穿着这件衣服上了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走进新时代》。

与其他名人不同，张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分享的人，很快，她把郭培介绍给了汤灿等民歌圈歌手。

“那个时候如果谁说我的衣服好看，我就特别热情告诉她这是郭培做的。我喜欢穿她绣的很漂亮的棉袍，一看到外国人，我还会有意识地把礼服的价格抬高。因为在国外，只要是带一点绣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惊人。”张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郭培与张也的结合也对民歌手服装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张也的建议下，她们一起创造了一种上半身为旗袍，下半身为欧式大裙子，中西结合的舞台服装。这个过程中，郭培的耐心与细致令张也赞叹不已，为做好这样一件裙子，郭培与她一起花费三年时间。三年之后，张也穿着这件衣服登上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

而一年一度的春晚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把压力又换化成为对服装毫无理性的苛刻，每年过节都成了“玫瑰坊”最紧张的时候。

所有主持人中，郭培与董卿接触最多。董卿十分在乎自己的形象，每次彩排之后，她都会十点以后去机房的小样中看自己的服装，看完之后，她一定会在第二天或者当天夜里十二点赶到“玫瑰坊”修改，有时候只是为了什么地方差一颗钻，哪朵花应该移一个位置，哪儿的叶子再多一小片，央视的其他女主持很少有人这么做。

有一年春晚，郭培为她做了一件旗袍，袖口上面镶着很小的钻，大年三十当天，郭培接到董卿的电话，电话里，董卿希望郭培把袖口的三颗小钻换一下位置，这让她很不舒服，它们是一颗蓝钻与一颗粉钻，直径分别是0.6厘米与0.4厘米，与此同时，那件旗袍上已经镶满了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多颗钻石，观众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换与不换的差别，“这对画面没有任何的影响，但董卿必须要看着那颗蓝钻，否则她会非常别扭。”

郭培是中国很早一批掌握了大裙子制作方法的设计师，她又很早地开拓了春晚的礼服市场，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其他设计师能够与郭培抗衡，多次负责郭培时装秀的导演张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无意之中，郭培垄断了春晚的华服制作，从这个时候起，她也为自己庞大、过度的衣服与梦找到了一个合适展示的舞台。

到了2009年春晚，已经有数十位歌星及主持人的服装由郭培制作，包括宋祖英、张也、周涛、董卿、朱迅、汤灿、祖海、黄圣依、陈思思、孙悦、王莹等。那一年，宋祖英有一件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礼服就是出自郭培之手。

洋溢歌颂气息的春晚舞台需要一种繁复、精致、美轮美奂的华服，除此之外，郭培的高级定制也为春晚很好地解决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需要很强的高音能力，但由于高音对肺活量要求很高，导致她们的身形往往比普通人宽大。而做一件衣服前，郭培会为每一个客人测量三十到四十个尺寸，一般的裁缝只会量五六个尺寸，当民歌手们穿上这些经过充分计算，再用坚硬材料制作的塑身衣时，她们身材的缺点被很好地掩饰了，郭培的衣服有一种美化作用，令她们在舞台上看起来都是纤瘦而优雅的，但也因为被衣服勒得过紧，穿上高级定制之后，女歌手不可能再唱出高音。

在以前，为了追求一种充满纪律感的美，女性民歌手高音与苗条不可兼得的问题可以通过假唱解决，但在去年，当春晚导演组要求所有人必须真唱时，这些礼服的廓形都被放宽了十几厘米，你会发现她们忽然比以前胖了很多。

说服中国富人的方式

在一个遍地便宜货、粗制滥造，时装文化落后的国家，当郭培要设计那些与市面上的成衣截然不同的精美服装，她首先面临的两个现实问题是：如何为自己精美的华服定价，以及如何说服富人去购买这些昂贵的衣服。

一开始，郭培和其他中国设计师的想法非常接近，她骄傲于自己的设计与品位，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但当郭培把一条裤子的设计费定价为1万元，她很快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到后来，她只能打一个很低的折扣把它们卖出去。

郭培很快发现对于一个仍处于世界劳动链条底端的初级发展阶段国家，没有人愿意为“设计”这种更高级但相对无形的劳动买单，哪怕是有消费能力的富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设计师看作一个裁缝。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的消费者只愿意为两样非常现实的东西掏钱：材料成本与工人的劳动时间。

“在中国，人们根本没有为设计付钱的习惯。”郭培说，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决定不再收取任何设计费。

郭培的客户邬女士比较了她与其他设计师的区别：认识郭培之前，她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在当时，她去一个中国设计师那里做衣服，衣服还没有做，设计师首先提出让她支付20万的设计费，这让她非常生气，“但郭培不同，她的设计是免费的。”邬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邬女士的描述中，让郭培为你设计衣服更像是一种轻快而令人愉悦的社交。她会先问你一般会去什么样的场合，从事什么样的生意，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画出很多草图，按照这种速度，郭培称自己一天可以设计三套，一年可以设计1000多套。

“我一直说我的设计就是服务，不值什么钱，我不会收费。因为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设计就是不值钱，思想创意都不值钱。”郭培说，“当客人最初不认可你的时候，一张图纸马上就成为钱，他们很难接受，你一定要做成实物以后再收钱。所以我帮一个客人设计完，如果她不做的话，我会把图纸送给她，只要她不用我的工人。”

当更深刻地洞悉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郭培开始加强“玫瑰坊”的手工劳动，也更大胆地使用昂贵布料。

郭培与欧洲顶级面料供应商都保持合作，此前，他们找不到进入中国的渠道，因为很少有设计师敢用这么昂贵的面料。

2012年，她在日本找到了一种纤细程度只有发丝五分之一的纱，由于这种材料在服装设计上非常不实用，面料厂基本卖不出去。当你把一小块这种纱放在手上，因为非常轻盈，它会不断向上飘，郭培将它起名为“雾纱”，她用这些纱丝为客人做了一件礼服的裙摆，只要客人一走，你就能看到裙摆之下有一团如梦似幻的东西缓缓飘浮。

当大部分中国设计师仍把工作室放在都市中心的时候，郭培则在北京北六环外的园区里租下了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四层厂楼。厂楼的一层是她的接待室大厅，在大厅中央是三个昂贵的欧洲中世纪座椅，一架镶着金色凤凰的楼梯沿着凤凰的翎羽盘旋上升十几米，目光的上方则是一个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巨大吊灯，比起设计工作室，人更像是进入了一个皇家歌剧院的殿堂。

在厂楼二层有三个巨大的私人房间，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歌手、明星、商界杰出人物试衣的地方，许多政界官员的妻子与女儿也是这里的常客。到了三四层，所有奢华的场景则变成了一个有150名工人的明亮干净的工作室，他们负责服装的设计、剪裁与缝纫，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鞋和首饰的工作室，这里是工厂的部分。到了中午12点，整座楼里会突然响起了学校下课一样的电铃声。从二楼的侧门处，制作服装的工人鱼贯而出，这是午饭的时间到了。

河北保定高速公路旁的40亩土地上，郭培还拥有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工厂，那里有300多名绣工，她们按照北京图案组发来的图案，在布料上完成工艺复杂的刺绣，郭培从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这些闲置在家的农妇，教给她们刺绣的手艺。最近，为了抵抗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郭培将在保定工厂附近建一座刺绣学校，从零开始把更多周围农村闲置的农妇培养成自己的绣工。除了为春晚与国家盛世制作礼服的“玫瑰坊”之外，很少有中国的设计工作室可以或者说需要支配如此多的工人。

在“玫瑰坊”，几乎每个扣子都要由手工制作，一个工人最快一天也只能做出十几颗，因为这些扣子要用四米多长的线缠绕。而在郭培设计的一件珍珠嫁衣上缝有几十万颗珍珠，这些珍珠最小的直径为零点一几毫米，穿起孔来非常困难，成功一颗会碎掉五颗，由一百多个工人分三班倒连夜赶制。

与那些沉浸于自我满足的设计师不同，郭培的长处在于懂得如何调动工人，也懂得如何向富人们与媒体们解释他们的劳动。

有一次，一个工人要在一米上万元的布料上用非常精美的纱丝锈制花朵，因为纱丝过于纤细几乎透明，把它缝到布纤维里难度非常大，工人每天只能织很小的一块，郭培的老公对此很难理解，他问郭培，如果你将要把一块布全部绣满，你为何还要用这么贵的布，但郭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当我告诉工人，你知道吗，这块布上万一米。亲爱的，你要特别认真地绣。绣工一听，她会说‘啊’，千万不要把这个面料绣坏了，就一针一针特别认真对待她的绣。如果你用了中国一百块一米的丝绸，她就会边聊天边绣。我用一万块钱一米的代价换回了她高度认真的工作态度。”

更像工艺师的服装设计师

这种不重视设计，将作品的成功更多建立在工人高强度手工劳动上的创作令郭培更像是一个手工艺大师而不是时装设计师。

1994年，郭培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时尚装苑》节目做一个叫“旧衣改造”的板块。

很多北京人对这个节目都印象深刻。节目的初衷是通过编导与设计师的接触，帮助普通人将一件过时的衣服进行二次改造。当时，编导邱悦找了很多服装学院的人、开店的人以及设计师，其中，最接近节目想法的一个人简单把她的裤子腿给剪短，然后拿双面胶贴上，将一条长裤变成一个七分裤，“但这完完全全达不到电视节目的要求。”邱悦说，“你知道，两个镜头就完了的东西，不可能做成一个专题。”

在一个开服装店的朋友介绍下，邱悦认识了郭培，当时郭培已经离开了天马，自己成立玫瑰坊，潜心沉寂在研究大裙子的制作上，对自己的服装没有任何宣传，也没做过一场时装秀。有一次，邱悦在郭培的房间看到一件款式非常简单的上衣，这个屋子里有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绢花花瓣与珠子，邱悦建议，能不能把花瓣撒在衬衫上，然后把它们缝在到上面，结果效果非常好。

“而在20世纪90年代，装修风格也正在从重装修转向重装饰，大家开始对基础的东西开始忽略，整个形势都是往不断点缀、装饰的方面发展，所以那时候我就本能地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做些东西不断往衣服上缝。”

这种装饰方法成了“旧衣改造”里一个重要的元素，这个节目一直做了100期，她们在不同的衣服上缝过花布、日本曲别针甚至白色塑料袋。

随后，不断在衣服上“做加法”的思路也大量地出现在了郭培的时装上，在郭培工作室里，有两个部门非常重要：一个是图案组，一个是刺绣组。

图案组里有郭培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画册，它们往往是中国皇袍上的龙与凤图集，青花瓷花纹集，欧洲中世纪的王室服饰，甚至欧洲战争博物馆剑柄上雕刻的一枝花朵。在工作流程上，往往是图案组把这些图案绘制出来，再由刺绣组的三百多名绣工完成刺绣，然后再把这些图案缝在衣服上。比起设计版型的变化，郭培更热爱在这些版型的基础上嵌入各种各样高贵的图案，她甚至想过把一套古董家具缝在衣服上，很快，她发现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针对春晚的主持人和民歌手，郭培会设计两种完全不同的服装。“在春晚，主持人在台上一站就要四五个小时甚至还要更久，如果坐下腰部会有褶皱，那么她们是不能坐下休息的。衣服要非常合身，这样能展现得很完美。作为设计师，不能再给她们压力，她们所有的服装都是没有重力，上台下台要非常舒适。”郭培说，“但歌手不同，民歌手们毕竟在春晚上只唱一支歌，总共下来也就三分钟到四分钟，对她来讲整个服装穿着从准备到节目下来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她是能够承受的。”

实际上，春晚主持人衣服的形态与观念都更类似于现代西方成衣设计，而民歌手的服装则更接近舞台的表演服。对于郭培而言，尽管民歌手的服装所耗费的时间更长，但设计民歌手的服装远比主持人礼服容易。从很多层面上讲，前者更侧重于创意、设计与剪裁，后者则更侧重考究的工艺与密集劳动。

对于一个时装文化落后的国家，比起西方设计师，设计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的缺陷。在中国，很多拥有声名的设计师依靠的是某种工艺，或者依靠某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材料获得成功。

接受采访时，郭培喜欢谈论绣法的繁复、密集的劳动与材料的昂贵，而不是设计与版式，从很多方面来看，她都是一个强调工艺而不是设计的服装设计师，比起设计师，郭更像是一个很好保护并发展了民间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很多人在2009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曾质疑郭培为董卿制作的礼服在设计上抄袭了MOSCHINO的创意，但从工艺师而不是设计师的角度上理解郭培的创作，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拥有宗教情绪的时装

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工艺极其复杂，郭培的衣服非常沉重，令模特们痛苦不堪。

Lady Gaga的造型师Nicola Formichetti曾经向郭培借一些衣服。当四五件华服被装在一个坚固的银白色钢箱里，运到达拉斯维加斯时，他们发现一件36斤由水晶珠装饰的女装美得让人无法挑剔，“但是穿着这些衣服根本无法移动，”Formichetti对《纽约时报》旗下的T杂志回忆，“所以LADY在舞台上表演从没有穿过郭的衣服”。

在2009年“一千零二夜”的时装秀上，郭培渴望塑造一位皇后，在她看来，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只有皇后，她要为那样一个女人做一件最美的衣服。

她从美国找来了78岁的名模卡门，让她在这场秀上演绎一件类似欧洲中世纪女皇设计的白色礼服。

这件礼服全部用刺绣完成，为了追求美轮美奂的效果，刺绣层层叠加形成了浮雕一般的图案，让衣服的质地像一块厚重的毯子，最后，两个厚达几十厘米的袖子垂到半空之中再从衣服两侧的肩部穿过，蔓延了十几米之后重重地拖到了地上。在郭培看来，“皇后一定承载着很多，所以那件衣服跟重，两个袖子很沉。我用它代表承载着一切，承载着地球，承载着一个国家。”

第一次来北京的卡门非常想看一看天安门，但为了在走秀时能够保持足够体力，她只是好奇地让司机带自己来到天安门广场，并没有下车。走秀的过程中，两个男模一直为卡门撑着袖子，他们几乎并肩架着卡门走完全程。

时装秀谢幕，作为设计师，郭培会从舞台的出口最后走出，在她身后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架子，每个模特站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完成落幕，给所有的观众呈现衣服在那里的最后一刻。

由于搭建仓促，这些架子就跟工地上的脚手架一样，台阶并不是专用台阶，而是工人干活的铁梯。78岁的卡门已经骨质非常疏松，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她的助手说卡门10年没有上下过楼梯。郭培犹豫要不要让卡门上去。

考虑很久，郭培在后台找到卡门，秀场的导演用一个激光笔对着天空指了一下：在那里，有一个离地面8米高的台子。郭培一字一顿地对卡门说：“我希望您能站在那里，完成谢幕。”接下来的十几秒钟的时间里，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沉默望着彼此。

同样也是在这场秀上，另一位模特身着一件近200斤的金色礼服，穿着35公分高跟鞋，艰难走了15分钟后，全场的灯忽然全部熄灭，工作人员在一阵照相机的闪光灯里，扶住快要虚脱的模特离开T台。

前一天凌晨，因为恐惧，这个模特曾打电话给郭培说自己想要放弃，郭培告诉她，对于一个模特来说，这是一生难得的一次机会，也是需要跨越的一道坎，需要有在陡峭的悬崖纵身掉下的勇气。

与国际化大部分木质或者水泥的时装T台有所不同的是，郭培的秀台完全由晶莹剔透的玻璃铸成。

一方面，她希望那些光辉夺目的衣服在灯光的照射下会映在玻璃上面，带来夺目的视觉效果，但另一个更现实的考虑则是，郭培衣服的重量大多在100斤以上，又常常拖地十几米，它们会与木头或者水泥等传统T台材料产生巨大摩擦，导致模特根本无法拖动，这些衣服只有在摩擦力很小的玻璃上才能顺利滑行，而为了让模特在光滑的玻璃上不会摔倒，她们三十多厘米的鞋子底部被覆上了一层薄薄的橡胶。

伴着辉煌的音乐，模特们从一扇9米高的琉璃龙门里走出，由于身着重达100多斤的衣服，她们需要花三分钟时间才能从60米秀台的一头迈向另一头。

模特王敏已经为郭培走了四场秀，2012年，她拥有了很多的表演经验，这一场秀中，她演绎了一件绣满蝴蝶的大裙子，但这条裙子太重了，她穿上高跟鞋的腿根本无法将它带动，因此，在秀场上，王敏先用一侧的胯部顶住裙子，将裙子一寸寸地推向前方，随后，她再将自己的腿向前挪动，如同一只身负重伤的动物。

这种震撼、沉重、艰难、密集的劳动，异常直接的美，也令郭培的服装获得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力量。

在郭培的秀上，当模特穿着第一件衣服迈着艰难的步伐缓缓登场时，常常就会有女性开始情不自禁地流泪，秀结束时，她们会激动地冲到T台前冲着出来谢幕的郭培拼命鼓掌。第一次看郭培的秀时，《时尚芭莎》的主编苏芒当场热泪盈眶。秀结束时，她跑到后台来抱住郭培不停地哭。

随后，苏芒把章子怡带到了“玫瑰坊”，那一年，章子怡要在春晚上表演一个叫作《天女散花》的节目，她需要一条大裙子。当时春晚已彩排了五次，时间非常紧张。郭培为章子怡设计了一件粉红色的蓬蓬裙，加了一些花瓣和水片，这个礼服因为非常巨大令全国观众印象深刻，成为了2008年春晚的亮点。最后一次彩排结束时，章子怡非常高兴，她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穿着礼服带摄影师来到郭培的工作室，她对郭培说：“郭培姐，我和你拍张合影吧，以后你用得着这些照片。”

而当获得了一种宗教式的力量，郭培也顺利找到了说服中国富人接受这种昂贵服装的定价方法。

在一个深受中国特色马克思实用政治经济学影响，处于全球劳动链低端的国家，人们只愿意为材料与劳动买单，而只有材质昂贵，蕴含劳动量密集的产品才能给予他们安全感与购买冲动。

郭培和自己的丈夫把布料按照6、8、10、12等这些号码进行编号，分别代表600元一米，800元一米，1000元一米，1200元一米??以此类推，他们会根据客人们身材的尺寸收取材料费。

而当郭培发现自己的一件衣服往往需要很多工人累计几千几万个小时才能完成时，她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说法解释了这样一种前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次时装秀结束后，她指着一件耗费50000小时的衣服对媒体说，做这么一件衣服相当于一个工人不眠不休六年生命，她将这个过程称为“生命的转移”。

从此，郭培华服的价格标签上只剩下两个非常现实具体又令人惊讶的数字：布料价值与工人制作这件衣服所花费的工时，而后者大部分在几千小时以上。

而在郭培的工作室里一个非常好的绣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在3000到4000元左右，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大部分名人往往在晚会或者晚宴开始的前几天时间之才会来定制礼服，而这些礼服又耗时漫长，对于他们而言，通宵达旦地工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昂贵的材料与密集劳动让郭培的衣服在富人之中拥有了价格不菲的理由，零设计费则让她显得很实在以及亲和力十足。据一本时尚杂志的资深工作人员透露，在玫瑰坊，需要先交100万元的预存款成为会员后，才有可能让郭培为自己定制衣服。

只有中国才能出现的创作

郭培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是东城区的幼儿园老师，在很小的时候，她得了眼结核，结婚时，她的视力只有0.1，只能看见非常微弱的光，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在郭培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幼儿园里，她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直到退休，她才让同事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几乎双目失明的人。

小学五年级时，郭培在家门口的商店里看到了一件镶嵌了很多条金线的黑色衣服，在当时，犹豫很久之后，月工资只有40多块的母亲还是为女儿买下了那件50多元的衣服，“当每天穿着那件衣服放学时，我可美了，我就知道我在太阳光底下会闪闪发光，你的心情就非常好。”郭培说，“其实一件衣服会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我今天追求奢华，喜欢这些漂亮的、发光的东西，跟我小的时候得到了那件衣服有着很大的关系。”

1986年，当郭培从北京二轻工业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时，中国没有人真正地了解设计师是什么，“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你学习了一门裁缝”郭培说。“所以在一个市井生活里，当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们会很开心，然后千方百计地希望你为他们做衣服。”郭的母亲不希望别人以一个裁缝去理解自己女儿的价值，为了维护女儿的尊严，她拒绝了这些邻居，同时她也拒绝郭培为自己做衣服。她告诉郭培，如果你不为你的母亲做，你也就不必为任何人做，至今郭培说自己没有为母亲做过一件衣服。

18世纪，高级定制在欧洲日渐兴盛，它们的客户大多是英法贵族，随后，经济实力攀升的美俄与日本财团女性也一度加入购买队伍，现在，高级定制的主要市场成为了中东皇族。

随着劳动力涨价，很多巴黎高级定制如今已不堪重负，两年时间，原来的14家只剩4家，如果现在欧洲找到同样技术的工人，做出与郭培类似的衣服，要付出数以百倍难以想象的成本，因此，丝毫没有负担地制作高级定制成了一件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事。15到16世纪，在高级定制较为巅峰的时期，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个人拥有超过1000件的各式定制礼服。但现在，很多中国客人则从“玫瑰坊”获得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富人无法想象的高级定制数量，其中一位春晚歌手已经无法回忆起自己从郭培那里做过多少衣服，“大约有三四百件。”她说，现在，这些衣服大部分都闲置在郭培的仓库里。

在这个时代，郭培让自己的衣服与艾未未的瓜子以及乔布斯的苹果成为了同一类东西——它们分别是如今世界上最精美的电子产品，最顶级的艺术品以及其奢华、铺张与精美令西方品牌难以望其项背的豪华礼服，他们对创作毫无节制的要求与自由都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基础上。

艾未未的1亿个瓜子完全建立在景德镇工人精湛的技艺与便宜的价格上，当这些瓜子在英国的泰特艺术馆展出时，由于上面沾满了大量工厂里有毒的铅很快禁止游客碰触；而当苹果决定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时，它会把中国所有的代工厂都买断长达几个月，这令他的对手根本无法在同一时间推出新品，它的成功在于控制了全球所有拥有技术的廉价工人资源。

作为创作者，郭培与艾未未变得重要与成功的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都将一种独有的民族资源开发到了极致，令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一件此时此刻只有中国艺术家在中国才能做到的事，其体量与蕴含的劳动让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创作者都无从效仿，不可替代。这也让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他只停留在自我满足、不断抱怨，并把自己更多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的中国设计师们。

而某种角度上，这种思路的形成除了郭培自身对某种宏大、遥远情结的迷恋之外，更与郭培和春晚等国家盛事的结合有着重大的联系，也正是国家盛世对于庞大、繁复、极尽奢侈的迷恋，促使了她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人工，不断采用更为昂贵、稀少以及闪亮的材料，从而完成华服一次次在体量上的超越，以满足歌颂者攀比式不断升高的要求与安全感。当在中国权贵圈获得成功之后，郭培很快让自己的创作成为了一种数字游戏，在四次个人时装秀上，她的裙摆长以5米、10米、15米……的长度不断增长，20000多米的黑色丝绸为北京国际体育馆“换上新装”，100多米的T台两侧墨绿色丝绒布上镶嵌了数以百计的手工沙发泡钉以及水晶扣，100多名熟练工连续工作四个月才能完成的一件重达100公斤的手工金线刺绣礼服。从这时起，存在于她性格之中对宏大、遥远事物充满浪漫情怀的热爱，被一类大国崛起的情绪充分地需要以及吸纳了。

“我不会让一件我不满意的衣服离开我的工作室，”已经获得成功的郭培坐在试衣间的一个白色沙发上说，“有时候客户都很满意了，我仍会要求工人重做，只有你的要求不断高于他们，不断给他们惊喜，你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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