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前言

百花齐放的中国艺术（新视野百科书坊）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新视野百科书坊）

充满智慧的中国科技（新视野百科书坊）

斗智斗勇的中国战争（新视野百科书坊）

丰富多彩的中国民俗（新视野百科书坊）

海纳百川的中国哲学（新视野百科书坊）

巧夺天工的中国建筑（新视野百科书坊）

继往开来的中国历史（新视野百科书坊）

泽被万世的中国教育（新视野百科书坊）

新视野百科书坊

新视野百科书坊丛书（套装共9册）

谢普　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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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美丽、古老的东方大国。本丛书是反映中国社会风貌的百科读物，通过精练的文字，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为读者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等异彩纷呈的画卷。在这里，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文化、艺术、民族等方方面面，是深入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全貌的重要依据。本选题不是对具体的艺术理论进行推演，意在使读者在享受鲜活艺术的同时，去寻找理论的“歇脚处”，来提高艺术修养，打通艺术和人生之间的通道，到艺术之中寻找特有的人生智慧。本选题包括中国艺术、文化、科技、战争、民俗、哲学、语言、建筑、历史、教育等方方面面。

目录

界画大师李嵩

“马一角”马远

元代丹青大家钱选

绘画新风的倡导者赵孟頫

“元四家”之首黄公望

王冕画梅

传统工艺景泰蓝

明画“四大家”

“国朝山水第一”李思训

“画圣”吴道子

“草圣”张旭

“砚中极品”歙砚

敦煌莫高窟

昭陵六骏

张萱的仕女画

山水画之祖王维

“新书体的创造者”颜真卿

乐山大佛

韩幹画马

“以狂继颠”的怀素

周昉与“周家样”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

“关家山水”关仝

顾闳中与《韩熙载夜宴图》

江南山水画祖师董源

徐悲鸿画马

漫画大师丰子恺

国画大师张大千

粗犷质朴的远古岩画

简单明快的原始彩陶

成熟的远古舞蹈

龙凤崇拜

商代青铜器

彩绘双头镇墓兽

李斯与泰山刻石

秦始皇陵兵马俑

秦始皇陵铜车马

马王堆汉墓帛画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长信宫灯

金缕玉衣

铜奔马

晶莹剔透的玉器

书法之祖金文

绚丽多彩的战国漆画

神奇瑰丽的战国帛画

“书家第一法则”石鼓文

越王剑和夫差矛

多才多艺的蔡邕

书史之祖钟繇

竹林七贤画像砖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顾恺之的人物画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唐画之祖”展子虔

“唐楷第一”欧阳询

阎立本与《步辇图》

鲜艳明丽的唐三彩

山水画家李成

雪景山水画家范宽

高度发达的宋代瓷器

植根于民间的皮影戏

风格各异的民间剪纸

文人画家苏轼

“宋画第一”李公麟

风俗画极品《清明上河图》

皇帝书画家赵佶

董其昌与“南北宗”说

继往开来的陈洪绶

杨柳青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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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画大师李嵩

中国古代的绘画中，有一种以建筑物为主体的作品。作画时要用界尺，因而这样的画被称为“界画”。在宋代，界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嵩。李嵩生于1082年，浙江杭州钱塘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木工，后来成了画院画家李从训的养子。在绘画方面，他得到李从训的亲自指导，擅长人物、道释，尤其精于界画。子承父业，他是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的画院待诏。

李嵩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界画如《夜湖图》、《水殿招凉图》，山水画如《观潮图》、《西湖图》、《仙山瑶池图》，人物画如《骷髅图》、《观灯图》，花鸟画如《柳塘聚禽图》、《花篮图》等，都显示出他卓越的绘画技巧。

绘画上李嵩富有创造精神。他所画的《观潮图》，构图上不取“全景”，没有描绘当时宫中人们倾宫观潮的盛况，仅以宫苑一角入画，是典型的南宋山水风格。画面表现的应是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光如水，透过高阁的脊檐栏杆，但见潮峰奔涌而至，如“玉城雪峰，际天而来”。在月色的处理上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用心，作者不以重暗的调子来表现月光倾泻，而以宫苑内部异乎寻常的静寂体现月夜的静谧。对于浪涛的描绘，尤为精彩，作者将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虚旷相融合，以简明流畅的笔法和醇润的墨色，辅以透明的淡色来勾勒、渲染、烘托出汹涌波涛。

中国人爱花由来已久。到了宋代，赏花、插花更成为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民间如此，宫廷也是这样。李嵩画的《花篮图》，描绘了在精致、典雅的藤篮里，一朵朵盛放的、鲜丽而缤纷的鲜花。大红的山茶稳坐居中，艳冠群芳；清雅的绿萼梅、闺秀般的瑞香，斜倚着身子相随于旁；白净的水仙、娇俏的白色丁香则好奇地趴伏在篮缘。这盆春意盎然的“花篮”，主从分明，色彩鲜丽，枝繁叶茂，整体外形圆满丰盛，是宋代宫廷流行“篮花”中杰出的佳作。《花篮图》是一幅写实性很强的花鸟画精品。

李嵩还是一位表现下层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家，曾作《服田图》12段，描绘水稻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货郎图》则是李篙传世的重要作品。他以货郎为题材，创作过很多幅《货郎图》，描绘了农妇携带儿童兴致勃勃地围观货郎担的情景。人物布置疏密相间，将货郎刚刚到乡下，而引起人们兴趣的一刹那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细致的线描，准确而传神地勾出朴实的形象。李嵩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来描绘，这在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一角”马远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侨居浙江钱塘，南宋画院待诏。马远出身于绘画艺术世家。远祖马贲，是“佛像马家”之后，以擅长写生驰名于当时，曾画百雁、百猿、百马、百牛、百羊、百鹿等图，可见是善于观察禽兽的生活动态的能手。祖父马兴祖，是画院待诏，善于鉴别名画真迹。伯父马公显、父亲马世荣、兄马逵都是有名望的画院画家，他们的专长都是绘画花鸟。在宋代画坛上，马远一家被人称“一门五代皆画手”。

马远拥有较好的家学渊源，自幼受艺术的熏陶，继承家学，他还吸收著名画家李唐的画法。由于家学渊源以及画院诸位前辈的影响和指教，马远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显露出出众的艺术才华，他在20多岁时绘制的人物画，就得到过宋高宗的御笔题诗，可见他在绘画上进入成熟时期是比较早的。

马远的艺术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他作画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下笔严正，用雄奇简练的笔法，水墨苍劲大斧劈皴以坚实、爽朗有力的浅染来描写江南雄伟壮丽的山川，兼画人物、花鸟，作人物有轩昂娴雅之气。用笔多用水墨，笔法雄奇简练。特点是布局简妙，线条硬劲，或用“斧劈”，水墨苍劲，意境深邃清远，标志着南宋山水画的时代特色。

在构图上，马远改变了五代、北宋以来的“全景式”，在取景上善于小中见大，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所以人们称他为“马一角”。其风格特点表现在或峭峰直上而不见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脚；或近山参天，远山则低；或四面全空，仅画一垂钓孤舟，使画面达到了强烈的空间感，突出了近景的艺术效果。《寒江独钓图》是马远构图技巧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画中一叶扁舟漂浮江面，渔翁独坐垂钓。除四周寥寥几笔微波外，全为空白，有力地衬托出江天空旷、寒意萧条的气象。江、河、湖、海真实生动地绘在纸上，真是世间珍宝，为历代书画鉴赏家所珍重。

《远山柳岸图》也显示了马远卓越的构图技巧。隐隐出现在烟雾水汽中的远山和层层村落树木组成了背景，两株柳树集中地传达出暮秋季节的萧瑟的气氛。柳树的形象表现了挺秀的姿态之美，并且有零落的特点；而且在画面上占了起控制作用的位置，秋柳的形象和布局产生了最大的艺术效果。

《竹涧焚香图》则利用了蒙蒙雾气，删减掉一切不必要的枝节，使主题的细节突出。这一幅画描写士大夫的悠闲生活，特别是描写了他们的内心生活。疏竹和潺潺流水形成的幽静环境中，一个人焚香默坐。这些可视的因素说明了他们内心的宁静。《深堂琴趣图》则敏锐地表现了音乐的情调和士大夫的内心生活。这一通过环境间接地描写士大夫生活的方法在马远的作品中很常见，是南宋时代开始流行的表现方法。

南宋山水画家中，最主要的是南宋后半期的马远和夏圭两家，合称“马夏”，他们和李唐、刘松年4人被认为是南宋院体派的代表，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元代丹青大家钱选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1239年生于浙江湖州，曾中过南宋理宗年间的乡贡进士，是“吴兴八俊”之一。“吴兴八俊”以赵孟頫称首，钱选也预列其中。他是“吴兴八俊”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元朝做官的人，流连在诗画间终老其身。钱选在元代的画家中地位特殊，代表着一部分遭到亡国痛苦的士大夫画家。他最擅长的是花、草、蔬、果等平凡的题材，特别善作折枝花木，是一位技法全面的画家。他的画风与同时代的画院画家不同，以色彩的渲染为主，更接近北宋时代的风格。

钱选曾学习过多位画家的风格。山水画师从赵令穰，花鸟画师从赵昌，人物画师从李公麟，对这三家他能互参旁取，也富于独创精神。在花鸟画方面，他是一位从工丽向清淡转变而有较大影响的一家。其画笔致柔劲，着色清丽，有装饰味。代表作《牡丹图》中画了红、白二朵牡丹花，配以绿叶，将牡丹花的富丽华贵充分地表现出来。作者把一草一木刻画得富有个性，不仅仅因为他对物象观察细致，而且有高度的概括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对一花一草的描绘都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钱选的花鸟画成就最高，是元代继承宋代设色工笔花鸟画一派中的代表人物。

钱选的山水画，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山水画常以他居住的浮玉山和苕溪为题材，以设色画为多。如他的《山居图》，青绿设色，笔势细腻，方刚拙重，多有北宋以前的情调。画中一帘气韵幽静的青绿山水，尽收眼底。在富有诗意的画境中，碧峰崇立，嘉树成荫，环抱瓦宅数栋，篱前犬驰。山的左右波平如镜，烟水浩渺，江中一叶篷舟，隐士垂钓。远处云卷云舒，列岫隐浮，对面一骑偕侍者走过木桥。前方苍松数株，挺立岩上，岩下杂树茅舍，山后水烟弥漫，冈峦逶迤。这的确是一派绝无尘喧的山林僻境，又是文人清士幽栖的淡泊境界。

钱选的人物画联系着自己的生活理想，着重描绘的是陶渊明和竹林七贤。

钱选在广泛吸收传统的基础上自出新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他提倡复古，在创作思想上主张绘画重在体现文人的气质，即所谓“士气”，就是力图摆脱对于形似的刻意追求，目的在于摆脱南宋画院习气，继承唐、五代、北宋的画法。这种主张在元初画坛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

钱选的作品大多数都有自己的题诗和跋语。这种诗、书、画三者相结合的形式，被后来的文人画家广泛使用，形成中国绘画的传统特色。

绘画新风的倡导者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等，1254年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湖州，王室后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11世孙。南宋灭亡后，他被举荐在元朝做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赵孟頫在新朝作官，难免会引起遗老遗少的非议，他又是个汉人，在官场中常受排挤。在这种情况下，赵孟頫心灰意冷，退出仕途，归隐田园，专心书画。

赵孟頫博学多才，在诗文、书画、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

赵孟頫主要学习了董源、巨然和李成、郭熙两大体系，脱离精勾密皴的画法，参照唐人古、简的意趣，自创新格。他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厚重工稳、秀润清丽的总体风貌。人物画多保持唐人风范，法度严谨，风格古朴。花鸟画融合郭熙、黄筌二体，兼工带写，不事工巧，清疏淡雅。绘画理论上，他提倡复古，主张“画贵有古意”，崇尚唐人，反对南宋院体中柔媚纤巧的画风。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画变革了南宋院体格调，开创了元代画风。他大胆尝试将书法运用于绘画，形成书法和绘画相结合的“书画”，熔诗、书、画于一炉。他枯笔淡墨、浅绛设色，格调疏淡隽逸，着重表现出文人隐逸的生活情趣。

赵孟頫传世的画迹有200余幅。《洞庭东山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幅，此图描绘的是洞庭东山的景色。洞庭山位于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分东西两山。东山古代叫胥母山，又称莫厘山，是伸出太湖的半岛。图中东山山势不高，圆浑平缓，山径曲折，有一个人伫立岸边眺望太湖。山后雾气迷蒙，岗峦隐约。湖面微波粼粼，轻舟荡漾。近处小丘浮起，杂木丛生。此幅笔墨从董源的规范中变化而来，柔和流畅的披麻皴和疏密相间的点苔，表现出江南草木滋润的土山形貌。细密的鱼鳞水纹，写出太湖潋滟的水光。山峦和坡石罩染淡淡的石青、石绿和赭石，以花青点染树叶，画面色调明澈清雅。这种浅绛山水是赵孟頫在唐、宋青绿山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体貌，对元代山水画风影响很大。

赵孟頫也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他的真、行是当代第一。他早年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宋高宗赵构的书法，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邕、颜真卿、米芾诸家。此外，他还临摹过北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兼容包蓄，发展变化，形成结体严整、笔法圆熟、气势浑健的独特书风，人称“赵体”。尤为可贵的是，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种字体。赵孟頫的书法闻名于当时，天竺，也就是印度的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为求得他的书帖，归国后尊为珍宝。后世学习赵孟頫书法的也很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也非常风行。

“元四家”之首黄公望

黄公望生于南宋成淳五年（1269年），本姓陆，名坚，家住常熟子游巷。由于幼年时父母双亡，家庭贫困，他在10岁左右就给寓居在虞山小山头的浙江永嘉人黄乐作养子。据说，当时黄乐已经90岁了，看到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喜出望外地说：“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便改姓换名为黄公望，字子久。

黄公望天资孤高，少有大志，12～13岁时就参加了县里的神童考试，后来又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掌握了广博的学识和技艺。他还曾做过浙西廉访使署书吏，后吃官司被关进监狱。出狱后，黄公望心灰意冷，改号“大痴”，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开始了隐士生活，并加入新道教。

黄公望学画起步较晚，50岁出狱后才开始画山水。由于生活坎坷，寒暖自知，他所画的山水，一定亲临体察。他的笔法，初学五代宋初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頫的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他学董源一派画法的作品，至今可以看到很多，《丹崖玉树图》便是其中一幅。《天池石壁图》也是他的杰作之一，可代表他山水画构图繁复的一路。只见画中层峦叠嶂，巨石堆垒，长松杂木，其烟云流润，山石明灭，气势雄浑，苍苍莽莽。构图至繁，状物之皴笔却简略，长而整的线条自然流畅，起落有序，多用赭色，墨青墨绿合染，色调简淡恬雅。所谓“浅绛”法，实为黄公望首创。

黄公望加入新道教，这种宗教修炼，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打坐、降心、炼性，使人虚静凝神。古代文人画家在精神上最重要的修炼就是诗要孤，画要静，从而影响到绘画的风格。凡是心情安稳、静谧的画家，他的笔下一般不会出现马远、夏圭大斧劈皴那样的激荡。远离凡世，画境便不会凡俗。

后来，黄公望的画融合对自然实景的感受，自成一家。其特点在于：作浅绛色山头多矾石，笔势雄伟；作水墨皴纹稀少，笔简意远，超逸有致。论者以为“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这种画注重师法造化，黄公望常携带纸笔描绘虞山、九峰、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以书法中的草籀笔法入画，有水墨、浅绛两种面貌，笔墨简远逸迈，风格苍劲高旷，气势雄秀。

黄公望成就最大的是70多岁时所作的长卷《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以水墨披麻皴描绘富春江一带的秋初景色。构思时，他的足迹遍及富春江两岸，用了6～7年的时间才完成。图为长卷，长636.9厘米，宽33厘米。画中山峰起伏，林峦蜿蜓，平冈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的树有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满纸空灵秀逸，气度沉雄，后人称它为“画中之兰亭”。

黄公望与吴镇、倪瓒、王蒙被后人合称为“元季四大家”，其中“以黄公望为冠”，对明清山水画影响极大。黄公望还留有著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都是后世学画的典范之学。

王冕画梅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1287年出生于浙江会稽一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好学如痴，读书不倦。因家里无钱供他读书，父亲只好让他去放牛。他白天放牛，晚上就到附近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读书认字。有时跑到私塾里去听教师讲解和村童读书。有一次，他听课入了迷，到黄昏时候，才想起放牧着的牛，结果牛不见了，回家被他父亲责打了一顿。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当时会稽的一个读书人韩性，韩收他为学生，教他读书、画画。

王冕青年时期曾一度热衷于功名，但考进士屡试不中，于是他满怀愤郁，烧毁了文章，永绝仕途，流浪江湖。他曾到过杭州、金陵，又渡长江、过淮河，经徐州、济南到北京，达居庸关。数千里的远游，使他扩大了视野，开宽了胸怀，同时对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由于他的诗画不同凡俗，声誉越来越大。在北京期间，士大夫都争相求他画画。他看不惯达官士人的丑恶嘴脸，便画了一幅梅花悬在墙壁上，并题诗道：“冰花个个贺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表示不愿给他们作画。

后来，他埋名隐居到家乡的九里山，白天种植豆粟，灌园养鱼，晚上读书作画，过着清贫生活。他在屋的周围种了上千株梅树，几百棵桃杏，称呼自己的住处题为“梅花屋”。王冕的生活经历对他的画影响很深，贫苦朴实的山村生活又赋予他的诗画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以画梅著称，他的梅简练洒脱，别具一格，尤工墨梅。在代表作《墨梅图》画的是横向折枝的墨梅。用墨浓淡相宜，花朵的盛开、渐开、含苞都显得清润洒脱，生机盎然。笔意简逸，枝干挺秀，穿插得势，构图清新悦目。其笔力挺劲，勾花创独特的顿挫方法，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动地刻画出来。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而且寄寓了画家高标孤洁的思想感情。

另一幅代表作是《南枝春早图》，画的是墨梅老干新枝，昂扬向上，豪放不羁，尽显梅花的劲峭冷香、丰韵傲骨。画中以“飞白法”画枝干，兼有书法笔意，运笔风神峭拔，挺劲潇洒，自上而下，一气呵成。画细梢则或如铁鞭鹤膝，或如弓梢钓竿，都是气足力满、顿挫有韵。王冕一改扬咎之等画梅的旧有画法，以枝多花繁为一大特色。这幅画中花繁叶茂，但繁而不乱，疏密有绪，圈花点蕊，别出新意，显示了枝干劲俊、千花万蕊、天真烂漫、生机盎然的艺术效果。

王冕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经常流露出对元朝统治的愤懑情绪。而他的墨梅也借物抒怀，自认喜欢“野梅”，而不愿做“官梅”，以蔑视当时那些“峨冠腐儒”。

传统工艺景泰蓝

景泰蓝又叫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制作景泰蓝先要用紫铜制胎，再用扁细的铜丝在铜胎上粘出图案花纹，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填充在图案中。这道工序完成后才是反复烧结，磨光镀金。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这项工艺始于明代景泰年间，而且初创时只有蓝色，所以叫景泰蓝。现在虽然各色具备，然而仍然使用以前的名字。因为景泰蓝已变为一种工艺的名称，而不是颜色的名称，景泰帝是宣德皇帝的儿子，据说宣德皇帝非常重视铜器以及铸冶铜质，景泰帝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认识极详，且嗜之极深，只是对于铸炼方面，宣德已到达绝顶，没有能力再求突破，就在颜色方面另辟蹊径，以图出奇制胜，于是有了景泰蓝的创制。因为景泰帝事先对颜色的筹谋极费苦心，所以在成功之后，也极端钟爱，所有御用陈饰无不用景泰蓝制作，种类之多不可屈数，凡瓷料所能制器无不尽有，成化时期继承遗业，未改遗风，仍努力烧制，所以景泰蓝的器物在景泰和成化两朝最为常见。

这之后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四朝，虽仍然烧制，可是都因循成规，虚应故事，在质量上都不能与景泰和成化年间之器媲美。万历以后，虽然偶有烧制，但不像以前设官置厂视为例务，所以以后出品极少。终明代一世，都没能复兴。

清乾隆年间，景泰蓝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除大量制作祭器外，还制有围屏、屏风、桌椅、绣墩、枕头、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由于制作技术的提高与发备上的逐渐完善，不但能制作极小的精致器物，还能制作一丈多高的大佛塔。

清末和民国时期，景泰蓝工艺品在国际市场渐负盛名，在1904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两次获奖。

新中国建立后，景泰蓝行业逐渐扩大，技艺精湛的工人和设计人员由建国初期的60多人增加到5000多人，产值提高了好几百倍，品种规格达1000多种。近年来又恢复了炉、鼎、壶、立体兽、蜡台的生产，还恢复了过去认为最难做的“六瓣瓶”、“梅瓶”、“海棠瓶”等传统产品。用景泰蓝形式仿制的部分出上文物，如“金银错豆”、“凤头扁壶”也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功。一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龙凤、狮子、缠枝莲等图案，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实主义题材的“钢花瓶”、“咏梅盘”、“礼花盆”、“首都八景”等产品不断涌现，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今天，景泰蓝工艺品畅销世界，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明画“四大家”

在明代画坛上，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被称为“四大家”。他们大体活动于明中叶，以苏州地区为中心，其画风曾左右一时，成为当时画坛的中心力量与典型代表。他们的画派被称为“吴门画派”。

沈周（1427～1509年），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山水、人物、花卉、鱼禽皆超妙。早年刻苦追摹传统，对董源、巨然、李成和“元四家”皆有心印。因此有人形容其画风是从“上下千载，纵横百辈”中来。沈周作图高山巨壑，气势雄强。另外沈周也有大量的记游山水作品。其生平好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写景作画，并赋诗纪事，因此这类作品极富美感和抒情性。沈周常作花卉、禽鸟作品，对景写生，很有生活情趣。晚年作品笔墨舒展随意，名望很高，再加上他一生不曾为官，故许多人对他十分倾慕，求画者挤破家门，他们所乘的船也堵塞了河港。拜沈周为师者很多，以文徵明、唐寅最为知名。其流风弥漫，蔚然成派，故一般以沈周为“吴派”的开创者。

文徵明（1470～1559年）名璧，号衡山，是“吴派”的中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早年工诗文、书画，师事吴宽、李应祯、沈周，中年后以岁贡生荐吏部考试，授翰林院待诏，4年后辞归故里，以诗文书画自娱。他的诗、书、画皆超妙，其山水画初以郭熙、李唐、王蒙、赵孟頫为追摹对象，并参以沈周作风。早年画风细致精密，以青绿山水为多，有秀逸之气。中年后则行笔渐放，重山水气势，丘壑布陈，以水墨见长。晚年精细兼备。文徵明山水题材以表现江南实景为多，再现了苏州一带的秀丽湖山，也有描绘劳动生活的作品。还有一些临仿古人之作，造型笔墨力追前人，但仍能表现出真切的感情。除山水外，文徵明兼擅花卉、人物。常作意笔兰、竹，也作菊、水仙。画史云：“以风意写兰，以雨意写竹。”画兰最著名，秀丽婉润，有“文兰”之誉。文徵明绘画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湘君湘夫人图》、《林榭煎茶图》、《惠山茶会图》、《江南春图》、《古木寒泉图》、《真赏斋图》、《溪桥策杖图》、《古木疏篁图》、《春深高树图》等传世，书法有墨迹《上吴愈尺牍》、《真赏斋铭并序》、《南窗记》、《诗稿五种》册、《西苑诗》等传世。

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自小聪明绝殊，学习刻苦。弘治十一年（1498年）乡试第一。次年因“鬻题受贿”案牵连。经过这次打击，唐寅放浪形骸，遍游江南湖海之胜，宣泄失意的苦闷，并且更寄情于书画，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诗文书画创作活动。唐寅早年师法周臣，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南宋四大家”的传统，对元代赵孟頫、黄公望、王蒙的画法皆有心印。唐寅的绘画作品取材广泛，形式技法充满变化。他不仅擅长山水人物，写意花鸟也颇具特色。更值得推崇的是唐寅在作品意境的创造上极富诗意。晚年的作品，不少表现社会生活，很有趣味。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工匠出身。少年时师从周臣学画，继承了南宋马、夏传统。16岁时，结交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文人画家，对其提高文艺修养和画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曾在收藏家项元汴家作画，遍观项氏所藏历代书法名画，并加以临摹，潜心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仇英擅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亦精于临摹，技艺精湛。其山水师法赵伯驹、赵伯骕，作青绿山水，山石勾勒，皴染细密，色彩浓丽明雅，境界宏大繁复。人物画分细、粗两种面貌，前者取法唐宋，线条流畅、圆劲、细秀，造型准确，色彩清艳而具文雅之致；后者师承马远、杜堇、吴伟，笔法劲健，造型简洁，画风豪放洒脱。仇英以画工身份步入画坛，经过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其画既有职业画家技艺精湛，造型准确的长处，又具文人画家的清逸秀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的作品有《桃源仙境图》、《剑阁图》、《莲溪渔隐图》、《摹萧照中兴瑞应图》、《人物故事图》、《秋原猎骑图》、《右军书扇图》、《柳下眠琴图》等传世。

“国朝山水第一”李思训

李思训字健，唐朝宗室。他不仅是一位“早以艺称于当时”的大画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右武卫大将军。他20岁前后任江都令属，因武则天执政大杀唐宗室而弃官隐居。神龙年间又出任左羽林大将军，封彭国公；后转任右武卫大将军；死后追赠秦州都督。因他当过将军，故画史上尊称其为“大李将军”。

李思训学画较早，年轻时即享有盛名。他擅画山水楼阁、宴游仕女、花木走兽及佛道等，尤以金碧山水著称。李思训还是青绿山水的创始人。他的金碧山水有意境隽永、线条遒劲、色泽明丽、典雅又富于装饰感的风格。他善于描绘宫殿建筑和自然山川的奇秀风貌，所绘物象皆能穷其形态神情；其画风精丽严整，以金碧青绿的浓重颜色作山水，细入毫发，独树一帜；在用笔方面，能曲折多变地勾画出丘壑的变化，法度严谨、意境高超、笔力刚劲、色彩繁复，展现出从小青绿到大青绿的山水画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它和同时期兴起的水墨山水画，都为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奠定了基础。

李思训出身皇室，其作品反映了上层贵族社会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理想；另外，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及佛道思想也时常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画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朱景玄说他“国朝山水第一，列神品”。明代的陈继儒、董其昌在绘画的“南北宗”论中，将其列为“北宗”之祖。唐代张彦远说：“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李思训的画风为后代金碧、青绿山水画家所取法。其家中成员亦多善丹青，子李昭道更能“变父之势，妙有过之”，被称为“小李将军”。但李昭道所画的山、水、鸟兽，失之于繁巧。不论是构思，还是笔力，都赶不上他父亲李思训。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召见李思训，让他绘制大同殿的壁画和影壁。画完后的第二天早朝问事时，玄宗皇帝对李思训说“你在影壁上绘画的山川，昨天夜里听到了流水声。你真是笔能通神的高手，位居当今国内山水画的第一位。”

李思训的作品大都散佚，现在仅见《江帆楼阁图》和《九成宫避暑图》。《江帆楼阁图》用笔工整，设色艳丽，安歧评谓“傅色古艳，笔墨超轶”。此画表明山水画到此已趋成熟。它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圣”吴道子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戴上“圣”的桂冠：一位是晋代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一位是唐代杜甫，被誉为“诗圣”；还有一位被誉为“画圣”，那就是唐代的吴道子。

吴道子，画史尊称他为吴生，又名道玄。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一生主要活动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吴道子出生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幼年失去双亲，生活贫困，他曾跟从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跟随张僧繇学习。迫于生计，他曾向民间画工和雕匠学习。由于他刻苦好学，才华出众，20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气。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道玄。他成为御用画家，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一方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又使他获得了最优厚的条件，不再浪迹江湖；而且利用这种条件，他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吴道子性情豪爽，不拘小节，画画时必须喝酒，因此，他经常是醉中作画。传说他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就。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者水泄不通。他画画速度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吴道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这使他的技艺不断提高。有一次，在洛阳，他同书法老师张旭和善于舞剑的裴将军相遇，吴道子观看裴持剑起舞，左旋右转，神出鬼没，变化万端，很受启发，即兴在天宫寺墙壁上画了一幅壁画，画时笔走如飞，飒飒有声，顷刻而成。随后张旭又在墙壁上作书。这一次使在场数千观众大饱眼福，高兴地赞叹：“一日之中，获观三绝！”还有一次，唐玄宗要看嘉陵江的景象，派吴道子去写生。吴道子回来后，让人准备了一匹素绢，用了一天时间，在大同殿上画出嘉陵江三百余里风光。唐玄宗赞叹不已，认为和李思训用几个月功夫画成的嘉陵山水一样美妙。吴道子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他作品的数量很多。吴道子兼擅人物、佛道、神鬼、鸟兽、草木、殿阁、山水等，尤其精于佛道、人物画，长于壁画创作。据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幅，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

吴道子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被人们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苏轼曾称赞他的艺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吴道子的绘画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天王送子图》可能为宋代摹本，它所表现的是释迦牟尼降生为净饭王子以后，其父净饭王抱他拜谢天神的佛经故事。从中可见吴道子的基本画风。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莫高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也被认为是他的画作。

“草圣”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官至金吾长史，因此人们也称他“张长史”。他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据说他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号呼狂走，索笔挥洒，书法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他有时甚至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书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后来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吴道子的绘画、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张旭又擅长诗歌，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严谨，规矩至极，黄庭坚誉之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他的草书成就最高。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他效法张芝草书，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他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的艺术境界。他的字怪而不怪，点划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时代的书法家。其书法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郎官石柱记》，草书《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只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珍藏。据说张旭有个邻居，家境贫困，听说张旭性情慷慨，就写信给张旭，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邻人，便在信中说道：您只要说这信是张旭写的，要价可上百金。邻人将信将疑，照着他的话上街售卖，果然不到半日就被抢购一空。邻人高兴地回到家，向张旭致以万分的感谢。可见当时人们对张旭的书法的高度认可。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万分伤感，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高适在《醉后赠张九旭》一诗中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划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十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町愕，一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著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砚中极品”歙砚

砚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了。今天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实物，是仰韶文化时期姜寨遗址中发现的一块石砚。它有砚盖，有磨扦，砚心微凹，与汉代石砚极为相似。砚弯有陶质的水盂，还有5块黑色颜料。在遗址中，人们也发现了水和墨。毫无疑问，砚诞生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汉代以后，砚的花样便有很多翻新。从材料方面看，不仅有石砚、瓦砚，而且也出现了玉砚、陶砚、漆砚和青铜砚等。它们的形状或方形或圆形，或山形或龟形，有的还带有三足。

歙砚历来是文人墨客推崇的砚台之一，出现于唐代，别名龙尾砚，因取石于古代歙州龙尾山（今属江西省婺源县）而得名。歙砚的出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一位猎人外出打猎，追捕野兽时他一下追到龙尾山山脚的武溪旁。这时，他看到溪水上方有一缕白烟宛转浮游，状如行龙，像要引导猎人去一个地方。那位猎人跟随指引，挖掘出一块奇异的石料。他把石料带回家中，又请技艺高超的匠人把它仔细研磨，终于雕琢成一块精美的砚台。几经辗转，砚台献给了歙州县令，这才引起官府的重视。

歙砚质地致密细腻，孔隙少，不会损坏毛笔，而且砚石中含有颗粒均匀分布的云母，使砚石具有“细中有锋，柔中有刚”的特点。歙石石质优良，莹润细密，有“坚、润、柔、健、细、腻、洁、美”八德。它嫩而坚，润而不滑，扣之有声，抚之若肤，磨之如锋，比较适于发墨。并且歙砚的纹理灿烂，色如碧天，长久使用，砚上的残墨陈垢入水一洗，就变得莹洁光润，焕然一新。

歙砚在宋朝时就受文人学士所青睐。据说著名书法家蔡襄对歙砚尤其钟爱。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邀他到府上观赏一方歙砚，蔡襄看后赞不绝口，并作诗一首：“玉质纯美理纹精，锋芒都去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短短四句诗，就把歙砚质纯如玉、纹理精致、墨之锋芒，磨尽却听不到一丝声音等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并把此砚比作战国时的“和氏璧”，可见歙砚在蔡襄心目中的地位。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在敦煌城东南25千米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大约1600米，上下共5层，最高处达50米。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在唐朝时大大扩展，到武则天时总共已修建了1000多佛龛，所以又称“千佛洞”。因为唐朝时此处地名“莫高里”，因此又称“莫高窟”。莫高窟迄令保存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百代、宋、西夏、元，历时一千多年的多种类型洞窟735个，其中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唐宋木构窟檐5座。1900年，于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发现西晋至宋代经、史、子、集各类文书及绘画作品5万余件。莫高窟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宏大、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寺。它与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构成。洞窟建筑形式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壁画内容丰富博大，分为佛教尊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故事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7类，是古代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精美的彩塑与壁画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

跟南北朝时期佛像的“瘦骨清像”不同，唐代佛像大多“丰肌腻体”。如第79窟属于盛唐时期的两名侍菩萨，一坐一立，都袒胸裸足，形体丰满圆润，神态雍容华贵，是“曲眉丰颐”的唐代美人的典型形象。本来佛教中的菩萨是不分男女的，唐代佛像以美女为原型，显然是为了“取悦于众目”，投世人之所好。这件作品除了在衣着上仍然可以看到来自印度佛像的一些影响外，整个人物形象都彻底中原化了，已成为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

唐代的泥塑佛像特别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如迦叶、阿傩的塑像就是典型的例子。第45窟的阿傩像，身躯侧欹，两手随意抄在腹前，意态憨厚，笑容可掬。与阿傩相对的是迦叶。第40窟的迦叶像，身姿挺直、眉头紧锁、面容清瘦、胸骨嶙岣、嘴角略带嘲讽，俨然一副令人生畏的苦行僧形象。

敦煌莫高窟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了珍贵资料，是人类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大唐帝业时所乘过的6匹骏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削平群雄，在战场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白居易诗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6匹骏马寄予怀念，李世民命著名宫廷画家阎立本绘图，挑选当时的名工巧匠把它们雕刻成比真马略小的浮雕，浮雕的右上方有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李世民的赞词。李世民死后，这六块浮雕作为陪侍列于昭陵北门的东西两庑。

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在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曾有诗说：“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据说六骏都是“马之良材”，是从西域波斯优良马种中精选出来的。六骏的形象、名称及其来历，都有事实作根据。

“昭陵六骏”雕刻在长3米，宽2.5米的石板上，分两组东西排列。东面的第一骏名叫“特勒（勤）骠”，此马毛色黄里透白，白喙微黑，故称“骠”，“特勤”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勤所赠。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特勒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8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东面第二骏名叫“青骓”，苍白杂色，为李世民平定窦建德时所乘。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时，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唐太宗给它的题赞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炼，定我戎衣。”

东面第三骏名叫“什伐赤”，纯赤色，前中4箭，背中1箭。“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3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的题赞是：“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西面的第一骏名叫“飒露紫”，色紫，前胸中一箭。牵着战马正在拔箭的人叫丘行恭。这匹马是李世民平定东都、击败王世充时所乘。六骏中唯这件作品附刻人物，还有其事迹。据记载，李世民的侍臣猛将丘行恭，骁勇善骑射，在取洛阳的邙山一战中，李世民有一次乘着飒露紫，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偕同数十骑冲出阵地与敌交锋，随从的诸骑均失散，只有丘行恭跟从。突然间，王世充追至，流矢射中了李世民的马，此时，丘行恭便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敌人不敢前进。然后丘行恭立刻跳下马来，给御骑飒露紫拔箭，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然后又执刀徒步冲杀，斩数人，突阵而归。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巴鍪，腰佩刀及箭囊，做出俯首为马拔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李世民给飒露紫的题赞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愚三川，威凌八阵。”

西面第二骏名叫“拳毛骆”，是一匹毛为旋转状的黑嘴黄马，前中6箭，背中3箭，为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所乘。石刻上的拳毛骆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气埃廓清。”

西面第三骏名叫“白蹄马”，是有4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石刻白蹄马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题赞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昭陵六骏采用了写实的雕刻手法，将战马壮实匀称的身姿和雄强刚毅的气质刻画得栩栩如生，是初唐时期石雕艺术的代表作。如“飒露紫”，选取战马中箭，随将丘行恭为之拔剑的顷刻。雕刻家将战马因疼痛和紧张而后退的神态刻画得真实而生动。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品，也是中华文物的稀世珍宝，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它是前无古人”的。遗憾的是，昭陵六骏遭到外国文物走私分子的盗窃。六骏中神态最为生动的“飒露紫”、“拳毛骆”已被盗至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剩下的四骏在盗运途中被群众截获，现存陕西省博物馆。为了便于盗运，盗窃分子有意将六骏打碎为数块，使六骏的形象遭到很大的破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张萱的仕女画

张萱，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宫廷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其擅长仕女画。他经常以宫廷游宴为题材作画。张萱所画的妇女形象，据说以朱色晕染耳根为其特点。他特别长于画贵族的年轻男女，在点缀景物，亭台树木花鸟等环境描写方面也很见长。他曾以王昌龄“金井梧桐秋叶黄”诗句为题，创作了描写宫廷妇女被遗弃、冷落的寂寞生活的图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唐宋画史著录上记载的张萱作品一共有几十幅，其中不少还一再被后来的许多画家摹写，但出于张萱本人手笔的作品，现在已经无一遗存。历史上只留下两件重要的摹本，即传说是宋徽宗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以盛唐宫廷贵族妇女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作品。画的是杨贵妃姐妹三月初三游春的场景。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都是杨贵妃的妹妹，都在唐玄宗的浪漫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虢国夫人常撤去幕帐，公然在市街上乘马驰骋，这种大胆的行为引起社会的惊讶。这幅画马的步伐轻快，人的神态从容，切合郊游的愉快主题。行列中刻画了一个在马上照顾小孩的妇女的窘态。不依靠背景，仅以一组人物的配置，马的跑动和色彩运用能衬托出春天的气息是这幅作品的成功之处。这幅画在表现当时豪贵的骄纵生活方面富有概括的意义。

《捣练图》从各角度描绘了捣练工作中的贵族妇女。全卷共分三段，开始一段是4个妇女在捣练；最末一段是把练扯直了，用熨斗加以熨平；中间一段在络线，缝制。在表现这几组人物时，相互间的联系自然而生动，如扯绢者身体微微着力后倾，熨练者细心在绢上轻轻地熨平，动态徐缓，仪态娴静。画中细微的动作描写得尤其具体生动。《宣和画谱》中写道：张萱“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因为许多人画儿童不是身小貌壮，就是类似于妇人。而在《捣练图》中，煽火的小女孩畏热而回首，熨练一节的小女孩因身不够高，钻在练下仰首而顾的顽皮特点表现得生动活泼。

在画史上张萱通常与另一稍后于他的仕女画家周昉相并提论。张萱的仕女形象与周昉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共同性：女性一般都丰肥、艳妆，用笔工细，设色匀净，极似出土的唐俑泥塑和宗教画上的菩萨像。张萱的仕女画在其以后的人物画史中影响深远。

山水画之祖王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曾做过唐肃宗时的尚书右丞，后人又称他为“王右丞”。他是唐代著名诗人和画家。

王维擅长画山水，被人推为山水画之祖。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水画家。他作青绿山水似李思训，作水墨山水近吴道子。同时他首创了泼墨山水，舍弃了以往山水画的浮华之气，仅用水墨渲染而成，把原先以勾线为主的山水画，向水墨发展推进了一步，并丰富了我国的绘画技巧。明朝董其昌说王维的山水画“一变勾斫之法为水墨渲染”，可见他对于山水画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他诗作得很好，吟咏自然，描写形象具体；画山水布局优美，又富于诗意，所以苏轼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山水，并不单纯凭主观想象，而有丰富的生活依据。他晚年居住在辋川别墅，和朋友们观赏大自然。他的画能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宋代的米芾引用张彦远评论他的画说：“笔思纵横，参乎造化。”所以，这决不是偶然的。据说宋朝文学家秦观得过一场肠胃病，有个姓高的朋友拿着王维最有名的作品《辋川图》给他看，并说：“看了这幅画，你的病就会好了。”秦观病倒在床上，心情很坏，但每天欣赏着这幅画，好像已经离开病床，到了辋川别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面对着优美的风景一样，心情逐渐开朗，病也很快好了。

王维的石头也画得很好，据说他曾经给唐玄宗的弟弟歧王李范画过一幅怪石，画的十分逼真。李范很喜欢，经常坐在画旁欣赏。有一天，风雨交加，雷电轰鸣，突然一个大霹雷，把画中的石头拔掉了，画面立即变成一张白纸。画石飞走的事情很快传播开来，六七十年后，朝鲜送来一块石头，说是朝鲜神嵩山上飞来的奇石，上面还刻有王摩诘的印。皇帝让人拿来王维的笔迹和石头上的印章一对照，完全相同，才知道以前画的那块石头，原来飞到朝鲜去了。画的石头会飞，当然是虚构的神话，但由此可见王维画的石头一定是惟妙惟肖的。

王维观察事物非常仔细深刻，这也是他在绘画上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据说有一天，他到朋友庾敬休家做客，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幅《按乐图》，这幅图描写吹奏音乐的场面。王维本来精通音乐，便欣赏起这幅画来。他看了又看，忽然笑了。旁边的人莫名其妙，问他笑什么。他说道：“这幅画，画的正是吹奏《霓裳羽衣曲》第三段第一节的时候。”有人不相信，就找乐队来表演这首曲子，当演到那一节时，用画对照，果然，吹奏者的姿势动作表情完全和画中一样。

王维的绘画成就很高，他开启了唐代的水墨山水，并对后世文人画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他一生把所有的感情尽情挥洒于山水之间，寄情造意，诗从胸发，画由意出，情景交融，诗画同工，曲意盎然，达到了诗画相融的最高境界。他曾写了一首诗来评价自己，他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就是说：“人们都错把我当做诗人，其实我的‘前世’倒应该是画家呀。”他的作品真迹很少。传说是王维所作的《江山雪霁图卷》和人物画《济南伏生图卷》也早已流传到日本，至于传说为王维所著的《画学秘诀》根据清朝人的考证也是宋代人假托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艺术史上的损失。

“新书体的创造者”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他进士出身，在任平原太守时始闻名于世，因此后人也称他“颜平原”。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谀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安禄山起兵范阳时，河北各郡皆降服，唯有颜真卿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为唐朝尽力。最后他奉德宗之命，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不幸遇害。他一生忠烈悲壮的事迹，提高了他在书法界的地位。颜真卿的字宛如其人，自始至终均用正锋，因此都是所谓颜法的定型化笔法，这种笔法艺术价值较低，但却能充分发挥男性的沉着、刚毅。

颜真卿的书法源自家学。他家里非常贫困，缺少纸笔，他曾用笔蘸黄土水在墙上练字。他善于学习众家之长，开始时学习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的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形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留下的大量书帖足可见其功力。史学家范文澜在著述中每及于唐书，皆称“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的繁盛，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而他的行草，往往是在极度悲愤的心境中走笔疾书的，那些书帖使宋代米芾也心仪。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现存的书法作品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侄文稿》等。碑刻有个性、有特点，有正而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但笔画横细竖粗及捺脚空腹过大。他的行书《祭侄文稿》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出来的佳作，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唐代为书学鼎盛时期，凡及楷书，言必称虞、欧、褚、颜。颜真卿即是其中最富革新精神的大书法家。颜体书法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的成功变法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树立了自己的风格。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宝见于世者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位于乐山市城东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北距成都160多千米，是依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的一尊弥勒坐像。凌云山是一处有名的风景区，隋唐时佛教兴盛，寺庙盛极一时。乐山大佛就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当时，三江在这里汇合，水流直冲凌云山脚，势不可挡；洪水季节水势更猛，往往使过往船只触壁粉碎，凌云寺名僧海通见此甚为不安，他想借助神力杀灭水患，于是发起修造大佛之念。当时于江淮流域募集人力、物力、财力，历时90年才告成功。

大佛依山凿成，临江危坐，为世界第一大佛（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被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头与山齐，双手抚膝，足踏大江。通高70余米；头高约15米，头顶上可置圆桌；耳长7米，耳朵中间可站两条大汉；眼长3.3米；肩宽28米；它的脚背上还可围坐百余人。大佛顶上的头发，共有螺髻1021个，这是1962年维修时，以粉笔编号数清的。远看发髻与头部浑然一体，实则以石块逐个嵌就。单块螺髻根部裸露处，有明显的拼嵌裂隙，无砂浆粘接。螺髻表面抹灰两层，内层为石灰，厚度各为5～15毫米。1991年维修时，在佛像右腿凹部中拾得遗存螺髻石3块；其中两块较完整，长78厘米，顶部为31.5×31.5厘米，根部为24×24厘米。

大佛右耳耳垂根部内侧，有一深约25厘米的窟窿，维修工人从中掏出许多破碎物，为腐朽了的木泥。这说明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载的“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是真实的。由此可知，长达7米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再抹以锤灰装饰而成。在大佛鼻孔下端亦发现窟窿，内则露出三截木头，成品字形。说明隆起的鼻梁，也是以木衬之，外饰锤灰而成。不过，这是唐代贞元十九年（803年）竣工时就是如此，还是后人维修时用这种工艺修补，已不可考证了。

据报道，在乐山大佛外围，发现了一尊全身长达4000余米，由几座山体组成的“巨型睡佛”。著名的乐山大佛不偏不倚正好端坐在巨佛的心脏部位。

韩幹画马

韩幹，京兆蓝田（今陕西西安）人，唐朝中期以画马出名的画家。他出生于贫困的家庭，据说少年时他曾在卖酒之家当佣工。有一次韩幹送酒到王维家，恰巧王维不在家，韩幹就利用等待的时间在地上画人和马。王维回来后看见韩幹的画，认为他很有绘画才能，便鼓励他辞去工作以专心学习绘画，并且每年资助他两万钱的生活及学画费用。韩幹获得王维知遇非常感激，便用心学画，刻苦自励。十多年后，韩幹果然不负王维栽培，成为唐朝著名的一代人物、鞍马画家。

韩幹画的马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与他同时的诗人杜甫赞扬“韩幹画马，笔端有神”，并说他是“良工惆怅，落笔雄才”；而从《酉阳杂记》、《历代名画记》和米芾的《画史》中的几则神话性的故事中，还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他画马的推崇程度。韩幹笔下的马虽然肥壮，却并不是墨猪。他在当时的御厩中和各名公巨卿宅内看到那些油光发亮的硕健丰肥的马后，用写实而略带夸张的笔调，把它们直接描绘下来。因此，韩幹画马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几经提炼，然后又自出机杼地把马的典型特征突出地表现出来的结果。而他的画所以更胜曹霸和陈闳，大概是韩幹更能突出表现唐代马的生动形象，因为肥马在唐代是极为普遍的。

韩幹一生的作品非常多，流传下来的有《牧马图》、《照夜白》等。《牧马图》画了一黑一白两匹马，一个武士骑在马上，马的形体真实生动，用细劲的线条勾出劲健的姿态，既续汉画的画风，又具唐代独有的雄浑气魄。武士倔强的性格与骏马的雄姿相呼应，使整个画面气势磅礴。“照夜白”是匹名马，它是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特别喜爱的坐骑。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照夜白》构图比较简单，一匹马和一根木桩。但是画幅却非常有气势。马被拴在木桩上，马首高高昂起，马的鬃毛飞扬，双耳直立，两目圆瞪，鼻孔张得大大的，咧着嘴在嘶叫，四只马蹄腾跃踢踏，好一匹性子刚烈、志在千里的“千里驹”。韩幹的画在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把自晋代史道硕以来的以马为题材的绘画加以丰富；同时更以他的杰出成果为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以狂继颠”的怀素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零陵郡（今永州市）人，后移居长沙。怀素7岁时到零陵县城西门外的“书堂寺”为僧。怀素性格粗放，不拘小节，自幼对书法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早年苦于无钱买纸，曾将一个漆盘和一块方形木板用来练字。随着岁月的流逝，木板和漆盘都被写穿了底，写秃了的笔头堆积起来，可以垒得犹如一座小山。后来，他又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在寺后空地上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以叶代纸，日夜练习不辍。硕大的芭蕉撑起了无数把绿伞，覆盖了怀素居住的小屋，为他留下了一个充满绿意的宁静空间，怀素就在这绿色的天地里坐禅习字，神游书法艺术的王国。他还给小屋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绿天庵。绿天庵中刻苦的学书生涯，为怀素日后超凡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芭蕉叶滑润的、不易着墨的特点，促成了怀素后来那种灵动疾速、忽断忽连、乍干乍湿的笔触和点画。

后来为了进一步学习书法，怀素来到了长安。吏部尚书韦陟看到他的书法极为赞赏，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说：“此沙门札翰，当震宇宙大名。”怀素感到自己的书法没有师授，便拜金吾兵曹邬彤为师，学习笔法。怀素还与书法大家颜真卿多有来往，两人互相切磋，相互探讨，加深了对笔法的理解。

怀素潜心于书法，颇有悟性。一天晚上观看夏天的云彩随风而动，变化无常，“顿悟笔法，自谓得草书三味”。他以草书闻名于世，尤其狂草最为人们所赞叹，论者称他的狂草如“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当时的文士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等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狂草。李白的《草书歌行》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说他的字“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交战。”在此之前，唐人张旭的草书享有盛名，号称“张颠”；人们认为怀素的书法继承了张旭笔法而有所发展，因此后人称他“以狂继颠”，将他和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他的主要作品有《自序帖》、《小草千字文》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自序帖》。

《自序帖》的来历是这样的：约大历七年（772年）怀素北赴长安及洛阳，寻求进一步发展。由于他个性洒脱，草书绝妙，受到颜真卿等书家、诗人及名流贵卿的激赏，纷纷赠以诗文。大历十二年（777年），他摘录部分赠诗和序，以狂草写成此帖。《自序帖》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同时一生中的最高艺术成就也体现在酣畅淋漓的笔墨之中。《自叙帖》是他狂草的代表作，全篇126行，702字，一共用15张纸连缀而成。此帖用细笔劲毫写大字，笔画圆转道逸，如曲折盘绕的钢索；收笔出锋，锐利如钩斫，此所谓“铁划银钩”也。全卷强调连绵草势，运笔上下翻转，忽左忽右，起伏摆荡，其中有疾有速，有轻有重，像是节奏分明的音乐，极富动感。此外点划也有分散者，强调笔断意连、生生不息的笔势，笔锋回护钩挑，一字、一行以至数行之间，点划互相呼应。通幅于规矩法度中奇踪变化，神采动荡，实为草书艺术的极致表现。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周昉与“周家样”

周昉字仲朗，又字景玄，长安人。他活跃于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是当时有名的宗教画家和人物画家。他出身显贵家庭，其兄周皓是一位有战功的将官。他曾先后担任越州、宣州的长史。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悠游于贵族子弟间，因此有机会接接触张萱的绘画主题。周昉画风与张萱非常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创新。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他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周叻作画非常认真，据说创作时他不停地思考，以至于在梦中见到了所求的形象。周昉创造的最著名的佛教形象是“水月观音”，也就是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很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模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成为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昉的人物画十分出色，写实技巧相当高。他的作品气韵生动，妙于以形传神，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历（766～779年）初年，尚书令郭子仪请人为他的女婿赵纵侍郎画像，先请著名画师韩幹，画完之后，大家都认为形象逼真，赞不绝口。又请长史周昉画了一张，大家又齐声称妙。二人当时都颇有名气，郭令公将两张画像并挂于墙壁上，反复比较，一时难以决定二者的优劣。这时正好赵夫人回家探亲，令公问她此画何人，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赵郎。再问她哪一幅画得逼真，她说两画都相似，后画者为佳。又问其所以，赵夫人说：“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仪才决定了以周昉画为优，送给周昉锦彩数百匹。这个故事说明，在人物写真上，韩幹只得其形似，而周昉却能得其精神实质姿质，画技更高一筹。它反映了周昉能够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以形传神的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周昉还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的意见。他曾在长安通化门外新修的章明寺画壁画，画就草稿以后，京城人士来观者数以万计，并纷纷提出意见。有人说好，有人指出缺点，周昉虚心倾听，经过了一个月的修改，使公众完全满意，而被推为当时第一。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弈、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记录了他的72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遗憾的是，没有周昉的摹本传世，但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啜茗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仕女为古今之冠”。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独步晚唐仕女画坛。“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以来，很多新罗人曾到周昉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便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等。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杰出书法家。他从小就喜爱书法，勤奋练字，据说他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他也毫不在乎。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为著名书法家。29岁时他考中进士，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唐穆宗偶然看见他的笔迹，认为是书法圣品，就把柳公权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40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又一丝不苟；同样，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种特质。在长安，他的声望与地位得到提高，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巨金争相请他作书。

柳公权能很好地总结自晋至唐楷书书体的变化发展。他最初由王羲之书法入手，后来专学欧、颜。他的书法继承了颜体雄壮的特点，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特点，把点画写得好像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还继承了初唐的秀媚书风，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柳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他的楷书尤为知名。其楷书结体劲媚，自成一家，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

柳公权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由于他的书名显赫，许多人，甚至外国使者也专门带着财宝来求购他的字迹。当时大臣家庙的碑志，几乎都出自柳公权手笔。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到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禁中，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他却性格刚直，并经常借书法向皇帝讽谏。据说唐穆宗曾问他怎样用笔最佳，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

柳公权的书法可分为两大类风格：一类以《金刚经刻石》、《冯宿碑》等为代表，结体严谨平稳，笔法灵巧劲挺，具有晋唐以来楷书的劲媚意趣；一类以《神策军碑》、《玄秘塔碑》为表，一变晋唐楷书姿媚的风格，严谨之外又开阔疏朗，体势劲媚，自成一体。总之，他的书法，下笔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刚劲挺拔，结体严谨浑厚。他虽学颜，但自出新意，故与颜并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传世作品很多。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其中《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最能代表其楷书风格。柳公权的行草书有《伏审》、《十六日》、《辱向帖》等，它们的风格仍继承王家风范，结体严谨，潇洒自然。另有墨迹《蒙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玄秘塔碑》。《玄秘塔碑》是楷书作品，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碑在柳公权传世的书迹中最为著名，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楷书范本之一。

柳公权是对书法艺术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的一位著名书家。由于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名望很高，故为后世人们所重视，论者说：“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以此取胜，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楷模。宋代的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成名家。”

“关家山水”关仝

唐末山水画流行的是屏风装饰，或称为壁画装饰，即把大幅图画装饰在立屏上或把小幅图画装饰在卧屏上。颜料以青、绿两色为主，内容多为长松、古树和巨石。

五代时，荆浩、关仝的山水画被认为是以黄河中游两岸的景象为描写对象的。荆浩因长期在山林中生活，熟悉大自然，生活的感受刺激了他创作的欲望。他曾说：在太行山行走的时候，见到深山中的古松，有种种诱发人的想象的、健劲有力的姿态，这使他感到惊异，于是进行写生。说话虽有些夸张，然而这是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础的。

北宋的史书都认为，关仝向荆浩学习画法，是“青出于蓝”，甚至说他“晚年笔力过浩远甚”。荆浩开五代山水画之先河，而关仝合笔墨为一体，为山水画树立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关仝在绘画理论上的贡献不逊于他的绘画技能，构造了五代时山水画的“荆关”体系。

关仝所画的山水很能表现出关陕一带山川的特点和雄伟气势。北宋米芾说他“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关仝在山水画的立意上能超出荆浩的格局，显露出自己独具的风貌。他的画风朴素，形象鲜明突出，简括动人，被誉为“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关仝所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村山驿等生活景物，能使观者如身临其境，“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关仝传世作品有《关山行旅图》、《山溪待渡图》等。《山溪待渡图》描绘的是大山下水滨旁待渡的情景。画中大山矗立，石质坚凝，气象壮伟荒寒。《关山行旅图》画的则是深秋季节荒山中的一座行旅野店。所用画法勾皴简括有力，景物高深，虚实富有变化。作者又穿插了各种人物活动，使画面更富有生活气息。

顾闳中与《韩熙载夜宴图》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任画院待诏。他擅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曾为南唐后主李煜画过肖像，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存的《韩熙载夜宴图》是他唯一的传世作品。它是作者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深夜潜入韩宅，窥看其纵情声色的场面，目识心记，回来后画成的。

画中的主人公韩熙载（902～970年）是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书、画乃至音乐，无所不通。他是北海（今山东省潍坊市）人，字叔言，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后逃往南方避乱，曾任南唐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等官。由于当时江南战争较少，有比较优越的自然与生产条件，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奢侈糜烂，大多蓄有歌伎（或称家姬、乐伎）。据史书记载，韩熙载家即有歌伎40余人。韩熙载有政治才干，但他眼见南唐国势日衰，痛心贵族官僚的争权夺利，不愿出任宰相，把一腔苦衷寄托在歌舞夜宴之中。

《韩熙载夜宴图》如实地再现了韩熙载夜宴宾客的情景。首段“听乐”，韩熙载与状元郎粲坐床榻上，正倾听教坊副使李家明之妹弹琵琶，旁坐其兄，在场听乐宾客还有紫微朱铣、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家伎王屋山诸人；二段“观舞”，众人正在观看王屋山跳“六么舞”，韩熙载亲擂“羯鼓”助兴，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尴尬地拱手背立；三段“暂歇”，韩熙载与家伎们坐在床上休息，韩正在净手；四段“清吹”，韩熙载解衣盘坐椅上，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五段“散宴”，韩氏手持鼓槌送别，尚有客人与女伎调笑。

全卷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各个情节，每段以屏风隔扇加以分隔；巧妙地相互联结，场景感统一完整。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栩栩如生。最出色的是主人公韩熙载的刻画，长髯、高帽的外形与文献记载均相吻合，举止、表情更显露出他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在宴会上与宾客觥筹交错，不拘小节。如亲自击鼓为王屋山伴奏，敞胸露怀听女乐合奏，送别时任客人与家姬厮混，都充分反映了他狂放不羁、纵情声色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心不在焉、满怀忧郁，如擂鼓时双目凝视、面不露笑；听清吹时漫不经心，与对面侍女闲谈，这些情绪都揭示了他晚年失意、以酒色自污的心态。

作品的艺术水平也相当高超。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色彩清雅。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敷色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比。凡案坐榻等深黑色家具沉厚古雅。仕女裙衫、帘幕、帐幔、枕席上的图案又绚烂多彩。不同色彩对比参差，交相辉映，使整体色调艳而不俗、绚中出素，呈现出高雅、素馨的格调。

江南山水画祖师董源

董源字叔达，又名董元，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南唐中主李璟（943～957年）在位时以擅长绘画入宫，担任北苑（即后苑）副使，因此画史上又称他“董北苑”。

董源的山水画曾得到李璟的垂青。据说李璟年轻时曾在庐山修建别墅，将山泉林园胜景融为一体。他为了能时时看到庐山景致，特地派董源画了一幅《庐山图》。董源将五老奇峰、云烟苍松、泉流怪石和庭院别墅巧妙地绘入一图。李璟观后，称赞不绝，爱不释手，命人挂在卧室里，朝夕对画观赏，犹如长居庐山中。由此可见董源构思的巧妙和写景艺术的高超。还有一次，忽然下了一场大雪，铺天盖地，京都呈现出一片银雪的世界。李璟见此雅兴大发，召集群臣登楼摆宴、赏雪赋诗；并招来当时的画坛高手董源、高太冲、周文矩、朱澄、徐承嗣等人。他们各有所长，分工合作，由高太冲画中主像，周文矩画侍臣及乐工侍从，朱澄画楼阁宫殿，董源画雪竹寒林，徐承嗣画池塘鱼禽。不久一幅栩栩如生的《赏雪图》完成了。董源画的雪竹寒林是这幅画中直接描绘冬雪之景的。他胸有成竹，临阵不慌，放手对景勾画，将积雪压竹、丛林寒瑟的景象传神地描绘出来。这次活动和《赏雪图》被北宋的美术评论家郭若虚记述在他的《图画见闻志》里，遗憾的是该图已经无法见到了。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着色，景物富丽，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的画风。宋米芾评价董源的山水画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成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叶点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

董源聪明好学，刻苦自励。他善于吸收隋唐以来的艺术成果和经验。除了山水画外，他还兼工人物、龙水、牛虎等画科。当时有不少权贵之家请董源绘龙水屏风，享誉颇久。《图画见闻志》上说他画牛虎，有“肉肌丰混，毛毳轻浮，具足精神，脱略凡格”之评。董源的人物画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着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的人物画成就之高。

董源是山水画中江南画派的开山祖师，他融会唐代画家王维的水墨技法和李思训的青绿技法，结合实际景物，发展创造，自成一家。

徐悲鸿画马

徐悲鸿原名寿康，别号神州少年、江南布衣、江南贫侠，又号黄扶、东吴王孙。1895年，他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画师之家。因为家境贫寒，徐悲鸿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也谈不上学历和文凭，为此常遭人奚落。这使他深感前途渺茫，不禁悲从中来，犹如鸿雁哀鸣，于是将名字改为“悲鸿”，以哀鸿自比，发愤绘画。

徐悲鸿擅画动物，尤以画马闻名。他笔下的马超越了动物的一般自然属性，不仅形神兼备，生机勃勃，而且使马人格化，赋予马画家的理想。徐悲鸿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倜傥洒脱的马，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四蹄生烟……徐悲鸿借马的形象表达了高尚的情操，寄托在马身上的内涵更成为鼓舞人们奋进的精神力量。

徐悲鸿的马还为国际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33年起，徐悲鸿应邀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等国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去”。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对外文化局提出了一个请求，让徐悲鸿为观众作一次画马的现场表演。徐悲鸿欣然应允，从容地吮笔理纸，行笔走墨，挥洒自如，转眼工夫，一匹势不可挡的奔马便跃然纸上。素有爱马之癖的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也是观众，他激动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大步走到徐悲鸿面前，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徐先生，就将这匹马赠送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徐悲鸿被布琼尼诚恳而又幽默的话逗笑了，连连点头，将《奔马》赠与布琼尼元帅。

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创作中，而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

漫画大师丰子恺

1898年，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石门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丰璜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家中有10个子女，丰子恺排行第七。

丰子恺从小就表现出绘画的天赋。在读私塾的时候，老师得知他有这方面的特长，让他帮忙把画谱中的孔子像放大并着色，以供大家拜祭。丰子恺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又用颜料上色。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以后每天上学，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躬。小画家的名声在全镇迅速传开了。

后来，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学图画、音乐。那时，李叔同教学生用炭条写生。丰子恺利用一切机会练习，进步非常快，深得李叔同的好感，并与李叔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李叔同出家后，丰子恺也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并为其寓所定名“缘缘堂”。从1928年起，丰子恺为弘一大师祝寿，每10年绘一册《护生画集》，到1973年共创作6册。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丰子恺开始了自己创作漫画的生活。丰子恺是中国漫画开创者，他的漫画既有中国画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的活泼酣恣。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妙在随意挥洒。有一次校长站在讲台后面给学生讲话，他身材高大，高出讲台很多，比例很不匀称。丰子恺抓住这一特点，把校长几笔勾勒出来。同学们都觉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1922年，丰子恺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那时，他开始发表漫画，并尝试用毛笔创作漫画。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把平日喜爱的古诗词句意作成画，把日常生活中有感触的事物一一描绘出来。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冠以“漫画”的题头。从此中国始有“漫画”的名称。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丰子恺的漫画常以儿童的心态、生活为主，画的大多是他的子女。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蒲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材料。这表明丰子恺对生活的热爱。

对待敌人，丰子恺则把漫画作为武器，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怒火，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他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看懂。

丰子恺也热情讴歌中华民族的精神。一次，他在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那时正值春天，树主干上枝条怒抽，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就以此为题材，把这情景画出来，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丰子恺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作品崇尚自然，温和含蓄，暗藏机锋。他描绘儿童的世界，表现真情真性；他执著于宗教情怀，流露出超脱淡泊之意，不求功利；他讲究人生的平淡趣味，使他在那个疯狂喧嚣的时代仍能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记录下内心真实的声音。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

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生于1899年。他的家世很大，是内江的望族。原籍广东番禺，先世于康熙年间迁徙入蜀，定居内江，从事盐业。幼年时，张大千就在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下，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临摹历代名画外，他还遍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刻苦钻研。

青年时期，张大千就能画出具有石涛、八大山人画风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有“南方石涛”之称。他早年画的《石涛画册》，被著名鉴赏家、画家陈半丁作为石涛“真迹”珍藏起来。这足以证明，张大千临摹古人绘画的功力十分惊人。

1940年前后，张大千用两年半的时间，对我国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并进行临摹。这不仅丰富了绘画技法，也保留了大量的珍贵艺术品。这时，张大千的画风以临古、仿古为多。他从隋唐到清代，逐一研究古人的作品。

1949年，张大千定居海外。远离故土，乡恋之情久而愈深。他慨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他在海外创作讴歌祖国山河的作品难以数计；如1968年所作的《长江万里图》，自灌县至崇明，万里江山，收于一卷，节奏跌宕，激情满纸，为极难得的巨制。

另外，张大千还为保护国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很爱收藏古字画，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给多少钱他都不卖。而1951年他却决定出售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三幅无价国宝，以最低的价格转让给他的一位朋友。原来，张大千怕自己寓居海外，国宝难保不会流失。于是他决定将画留在大陆。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当时任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那位朋友手中购回这三幅国宝。

在海外的30多年中，张大千还来往于亚、欧各国，举办画展，声噪国际，被誉为“当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他也为宣扬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了卓著的贡献。早在30年代初，张大千的作品初次参加赴欧展出时，徐悲鸿先生就曾说他的画“实令欧人神往”、“为国人脸上增色”。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池的创作“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身。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无一不精。张大千57岁时创立泼彩画法，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这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光色关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

张大千的画风先后几度改变，30岁以前可谓“清新俊逸”；50岁时“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除绘画外，张大千还对诗词、古文、戏剧、音乐以及书法、篆刻等方面有所涉猎。他的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

粗犷质朴的远古岩画

岩画是绘制在山崖岩壁上的图案，是人类最古老的绘画之一，已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发现。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发现并记录岩画的国家之一。早在公元5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在其著作《水经注》中记载了20多处岩画。我国岩画的分布区域非常广，目前，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个以上的县（旗）发现了岩画，遗址总数有数百个。

这些岩画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狩猎、游牧、战争、舞蹈、祭祀等活动，描绘有穹庐、毡帐、车轮、车辆等器物，还有天神地祗、祖先、日月星辰、原始数字、族徽符号以及手印、足印、动物蹄印等图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方面的情况。

除了具有审美情趣外，这些岩画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描写狩猎的岩画中，有的猎人身旁有狗相随，这说明当时狗已被驯养，成为家畜；另有描述牛群成行，或脖颈上套了绳索被拖拉的情况，表明当时已出现畜牧业；舞蹈场面有手拉手的圆圈舞，也有手持牛角的围猎舞和手持盾牌的战争舞；有一幅村落图，描写战争凯旋返回村落的情景，大约是一次重大战争的记录。

目前中国发现的岩画中，最早的是内蒙古阴山的岩画，这处岩画距今1万年左右，刻画的是鸵鸟和大角鹿的形象。鸵鸟岩画刻画了7只直立的鸵鸟，做伸颈远望的姿态。两幅大角鹿岩画中，每幅都刻有一只站立抬头远眺的大角鹿。这些岩画动物特征都比较明显。至于其中包含的寓意，现在还难以确定，或许是一种动物崇拜的形式。

广西左江流域宁明县花山崖岩画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岩画。这处岩画大约是距今2300年前制作的，描绘的是古代骆越人祭祀水神的场面。画面长约221米，宽约40米，尚可辨认的图像有1819个。画面绝大多数是人物，还有动物和乐器等，排列密密麻麻，但是密而不乱，按内容分为若干组。每一组以一个酋长式的大人物为中心，大人物做正面舞蹈的姿势，戴羽毛头饰，腰佩刀或剑，前面有犬。周围则是正身或侧身舞蹈的人群，个头较小，动作轻松。中间有铜锣、铜鼓、羊角钮钟之类的乐器。画面内容安排紧凑，而每个具体形象则刻画得极为简练，几乎省略了所有的细节，但抓住了人物动作中最富特征的瞬间形态，使每个形象单纯、整体、醒目。

总的说来，岩画画法原始古朴，线条粗犷有力。在构思上，远古岩画大都天真纯朴，反映出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场景、某种幼稚的想象或美好的愿望。在造型上，远古岩画采用平面塑造的方法，善于抓住物象的基本特征，物体的结构简化到不能再简的程度，没有细节刻画，大都不画五官。但这些粗制的图形描绘出生活的真实，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其中的动物形象尤为生动。这种原始形态的艺术，对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再与艺术上粗犷手法浑然一体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其显著的特征。这也或许是许多岩画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简单明快的原始彩陶

古代先民在对土壤的开垦和接触中，逐渐认识并掌握了黏土的可塑性能，并在长期用火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方法。陶器可用来饮食、炊煮和储藏，它的发明和使用，既是人们定居生活的产物，又帮助人们巩固这种定居的生活，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制造陶器不再满足于实用，人们的审美水平和要求不断提高，彩陶逐渐成为主流。人们在陶器上用线条和色彩表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甚至描绘人类自身，寄托愿望，祈求神灵保佑等。这是人类原始艺术的巨大进步。

彩陶图案的纹饰数量很大，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均衡、变化，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之一。半坡人已经开始把具体的物象变形成装饰性的图案，并在其中注入某种观念。他们把一条鱼的侧面分割为鱼头、鱼身、鱼鳍几部分，用直线、孤线、三角形和圆圈等来表现，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创造。画面上的动物纹虽然非常简练，但表现得很生动：自由自在游动着的鱼，奔跑的鹿，站立吠叫的狗好像受到惊吓，显示了远古艺术家捕捉动物瞬间特点的才能。

1955年出土的人们所熟知的“寓人于鱼”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是儿童瓮棺的棺盖。仰韶文化流行一种瓮棺葬的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陶盆内壁用黑彩绘出两组彩绘图案，对称分布。一组是两个图案化的鱼纹，用三角、圆点表示鱼头，斜长三角、交叉斜线为鱼身、鱼鳞，单斜线或平行线代表尾鳍、背鳍和腹鳍；另一组为两个人面鱼纹图案，人面作圆形，顶有三角形高髻或头饰，五官部分都高度图案化，口衔双鱼，在人耳部位各绘一鱼，作鱼衔人耳状。

整件陶盆的构图以人面居主位，人鱼地位层次清晰，表现了人与鱼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也有人认为它是渔猎的巫术仪式用物，表现先民捕鱼的愿望；有的认为是祭祀的装饰；有的认为是一个“福”字的图形文字；大多数考古学家则认为人面鱼纹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彩陶图案虽拙朴、简单，但显得奇幻、怪异，都采用非写实的、大胆夸张的构图。

在甘肃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彩陶被称之为马家窑类型，器物身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等图案。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有行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切。面对这些5000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或采集等等。

由彩陶纹图案所引发的联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人们根据这些图像，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都可大致推测出当时社会风貌的基调和时代的主要精神。

成熟的远古舞蹈

漫长的原始社会是舞蹈的萌芽时期，它随着原始信仰的出现而形成，并逐渐分为图腾舞蹈、巫术舞蹈、祭祀舞蹈等几类。到原始社会后期，舞蹈已经是一门成熟的艺术形态了。这在各种艺术形式上都有所表现，比较早期的是一些彩陶的纹饰。

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它为我们展示了大约5000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

上孙家寨彩陶盆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舞乐文物。陶盆上的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15位舞人，分为3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人牵手共舞，服饰统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向一个方向，这说明舞者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头饰为发辫后拖的一个小尾巴，即为扮作鸟兽的装饰。弧线被看做是水波纹。这似乎告诉人们，舞蹈与水波即黄河有某种关系，表现的或许是生活在黄河上游的原始居民正在举行祭祀黄河的原始宗教仪式，或是取得丰收之后，在向黄河报喜。

虽然画面上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更换、队形和地位的变化、节奏的强弱、速度的快慢，都是离不开音乐的提示的。再联系相应的舞蹈情景看，统一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相同的服饰，表明这很可能已是一种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和场合的传统乐舞。为了保存、传承这种舞蹈，氏族中就必须有乐舞的掌握者、排练者和组织者。原始社会中的巫就肩负着这方面的职责。这在原始舞蹈的发展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舞蹈图案彩陶盆这种整齐统一、牵手而舞的群舞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文献中记述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那种欢乐热烈的舞蹈场景，为探索我国原始时期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十分罕见的实物资料。

此后，我国又陆续出土了几件饰有舞蹈纹的彩陶器。1995年，青海另一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形状构图与大通彩陶盆约略相似，只是舞队人数更多，场面更加壮观。1991年，甘肃武威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盆，也是在盆的内壁上部绘制了两组舞队，每组9人，携手而舞，下肢均画作三道细线，似为尾饰，但也可能是意图表现脚步的移动。

这些证明，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确实热爱艺术，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乐舞文化活动。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

龙凤崇拜

在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中，有一种“龙凤呈祥”的图案。画面上，龙凤各居一半。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

龙凤崇拜在我国源远流长。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龙凤纹”彩陶细颈瓶。这件珍贵的文物说明，龙和凤都起源于距今7000～8000年的新石器时期，而且是同步的。

龙是古人对鱼、蛇、猪、马等动物和云、雷、电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常常被称为“鳞族之长”、“众兽之君”，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示威等神性。凤是古人对多种鸟禽和某些游走动物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长翅膀的鸟禽是凤的主要集合对象，因此凤便登上了“羽族之长”的宝座，有“百鸟之王”之称，有喜火、向阳、秉德、兆瑞、崇高、示美等神性。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出现了“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的图案。

凤的取材对象主要是鸟禽，而鸟禽绝大多数都是喜欢温暖、喜爱阳光的，因此，凤凰又称“太阳鸟”、“阳禽”、“火精”，所谓“丹凤朝阳”、“凤鸣朝阳”、“火凤凰”。而龙，其取材对象是“水物”、“水兽”和“水象”，这样，从新石器时代到盛行阴阳五行学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凤大都是以“阳物”的面貌出现。而龙，则基本上是属“阴”的。

龙和凤的配合、结合、对应，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品上，同时也反映着古人的阴阳观。

属于殷商时期的“龙凤冠人形”玉佩，形象是龙在右，凤在左；龙张口低头，凤曲颈扬首；龙凤连体。它作为头饰被人戴在头上，既反映着阴阳谐和的观念，也反映当时龙凤受人们尊重的程度。出土的商代和战国时期的玉饰、玉佩，有的龙衔凤，有的凤驮龙；有的龙在凤下，有的龙凤同体。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阴阳是不同的、相对的，又是相关联的，两者不可分离。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龙和凤交缠、纠结在一起的图形。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墓葬出土了“四龙四凤”方案器座，案座为四龙四凤缠绕盘结，四条卧鹿为案足，分列底盘四周沿下。龙为双身三尾，尾梢反挂龙角；龙肩生出双翼，龙翼彼此连接；凤头凤爪则从龙尾的连环中探出。龙的鳞片和凤的羽毛清晰可辨。

湖北省江陵马山1号楚墓曾出土一批丝织品，上面的刺绣纹样都是绚丽秀美的龙和凤，有“蟠龙飞凤纹”、“舞凤逐龙纹”、“舞凤飞龙纹”、“龙凤合体纹”等。这些丝织品纹样上的龙和凤，或翩翩对舞，或逗嬉成趣，或交缠纠结，或顾盼生姿，是珍贵精美、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龙和凤的互相配合和吸取，反映了龙凤崇拜的交融互渗。这一崇拜形成之后，不仅影响着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使其在世界上大放光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使中华民族有着极强的凝聚力。

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按照用途可以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我国的青铜器发端于黄河流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此后不断发展，到了商代，青铜艺术达到了鼎盛。商代青铜器有很多精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大禾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的4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纹和夔龙纹。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口大张，各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显示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司母戊大方鼎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不仅代表了商代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也说明了商代青铜铸造业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它是商代青铜冶铸工艺的杰作，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四羊方尊

商晚期偏早期青铜器，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高58.3厘米，重近34.5千克。四羊方尊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容器的口颈部分被制作成强劲有力的弧线形，下部的支座是由稳重的直线围成的圈足，中间的羊形装饰雕刻是整件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4个造型雄伟奇特、伸出硕大卷曲羊角的羊头形象，被巧妙地安排在容器的四周转角处，神情安详而平静。作品在宁静和动态中透出神秘、威严的气氛。羊的肩部空隙中雕有带双角的小龙头，四周分布精细的鳞纹、饕餮纹等装饰。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采用线雕、浮雕手法，把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了极其成熟的金属加工技巧和出色的艺术感染力。

大禾方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藏。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口宽23.7厘米。腹壁上各饰有一个浮雕的人面纹，表情庄重，而且在人面头部左右各有一曲折形小角和耳，两腮侧各置一对兽爪，表明这是古人心目中的神怪形象。这种纹饰造型的青铜器仅此一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古人的宗教崇拜。

彩绘双头镇墓兽

镇墓兽由兽首、鹿角和方形底座构成，是楚文化中最具特色、最富神秘感的雕刻品。

中国古人丧葬不仅受灵魂、山水观念的影响，也为一定的巫术因素所左右，即通过一些手段求取吉祥、避免凶邪，其具体表现为安放镇墓苗（物）、雕镂吉祥图案等。镇墓兽是专为逝者而设置的镇墓避邪之物，它起源于战国时期。

设置在紫祥阁旁侧的镇墓兽曲身后蹲，抬头挺胸，两翼张开，面部和直冲云霄的头角占去整体高度的1/3，其稳健之态表现出“镇”字的威力。面部采用夸张手法，怒目炯炯，鼻翼上翘，双齿紧闭，两耳直伸如翼，前角直冲上天，镇墓兽兽身雕着云纹、兽毛纹，透出一种威镇邪恶、气吞万物的威慑力量，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艺术感染力。

观看镇墓兽的整体形象，对称的兽体和稳重的方形底座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在陵园设置镇墓兽这一习俗，反映了孝道礼仪和“灵魂不灭论”；表现出“镇墓避邪”，保护墓室不受侵犯，使先人灵魂平安升入天国。作品巧妙利用权丫张扬的鹿角所具有的向上伸展、扩散的抽象形式，以及扑朔迷离、灵动多变的视觉形象来渲染神秘气氛，以加强镇墓兽的超自然力量，具有奇特的艺术效果。现在出土的比较有名的镇墓兽有以下两种：

湖北江陵彩绘漆镇墓兽

通高170厘米，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1号墓出土，现藏荆州博物馆。

此镇墓兽有实心方木底座，底座四面装铜铺首。兽身呈相背的双弓形，以神卯插入底座。兽首分向左右，兽脸开在两侧面，瞪目、阔鼻、口吐长舌直抵胸部。头插两对成年雄鹿的角，均可卸下。角向两翼张开，苍劲有力、气势雄伟，增加了镇墓兽的神秘感。全器髹黑漆，用红、金二色开脸，兽身和底座绘行龙纹、雷纹和几何纹，色彩十分亮丽。

这种双头镇墓兽多形体高大，入殓时拆开放入棺木的头箱中，是楚国大型墓的随葬重器，其他地区的墓中均不见。

河南信阳彩绘漆镇墓兽

高128厘米，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此兽木雕彩绘，作蹲坐状；头插两支彩绘鹿角，但已残缺，仅存15厘米。两耳尖而上翘；双目圆而大，如兽目；口大，吐长舌，直垂到腹部；胸部绘出双乳。背部雕有4个对称的卷云纹；前股上举，持蛇作吞食状；两前肢由样卯与兽身相接。此兽的眼、舌髹红漆，耳、爪髹黄漆，其余各部分皆髹褐漆，鳞红、黄相间。双尾外卷。全兽各部分雕刻精巧，色彩也很艳丽。它与天星观、雨台山出土的单头和双头镇墓兽皆不相同，以较写实的方法表现。除爪齐全外，耳、目、眼、舌和鳞片均作具体描写，由于眼大舌长，又操蛇噬吞，所以气势很不一般。它不但反映了战国楚墓具有独特的葬仪，也反映当时有很高的木雕水平。

李斯与泰山刻石

李斯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秦代书家。开始时跟随荀卿学习帝王术，后来到秦国，当了客卿。秦始皇平定天下后，李斯被任命为丞相。他制定郡县制，下令禁书，并将仓颉籀变为小篆，后世称他为“小篆之祖”。李斯佐秦灭六国，后为赵高构陷，被腰斩于成阳。著有《仓颉》七篇，已佚。传世书迹有“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等。

“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石四面刻字，在山东泰安岱庙，现仅存10字。“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它的书法是秦统一后标准的小篆书体，作者是秦相李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

“泰山刻石”原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的功德胜过三皇五帝，开始大规模的巡行，并在泰山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封禅活动，泰山刻石就是封禅泰山时为宣扬秦始皇功德而撰写的石刻文字。后半部分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宽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石的刻辞都是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

“泰山刻石”为典型秦小篆，在书法史上，上接“石鼓文”之遗风，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最后阶段。字形工整瘦长，笔画圆健古厚，是秦代小篆书法的经典代表，体现了秦代书法艺术风格。小篆的特点是对称、均衡，略为修长，显得板滞。但是“泰山刻石”却没有这种毛病，它在对称中蕴含着飘逸秀美，如仙子临风，仪态万方。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但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均匀，给人端庄、稳重的感觉。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唐朝李嗣真《书后品》说：“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泰山刻石”虽遭磨难毁损，但终究留存，而光照千古，李斯也因此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有书迹留存下来的书法家、古今第一小篆书法家。秦“泰山刻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鲁迅认为秦“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此刻为一级文物藏品。

根据记载，宋朝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还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靖年间，为防止风蚀雨淋，移于碧霞祠东庑，到了清代乾隆五年，碧霞祠突然遭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结果把碧霞祠烧了个一塌糊涂，“泰山刻石”也不翼而飞，下落不明，许多人都为之惋惜。到了嘉庆二十年，喜欢舞文弄墨的泰安新知县汪汝弼到任伊始，就四处张贴告示，悬赏寻碑。不久，一位90余岁的赵氏老翁，由家人搀扶来到县衙，对汪知县说：“知县大人，在下是个瓦匠，以前在山顶修玉女池时，见过一截残碑，不知是否是大人所寻之物。”赵氏老翁把碑的形状、字迹，一一告知，说：“当时被人扔进玉女池，望大人差人前往探查”。汪知县听了赵翁的介绍，已知十有八九是“泰山刻石”，自然喜出望外，也不怕山高路险，便邀请前任知县蒋因培一同上山，果然从玉女池中找到一截残碑，冲洗后，“斯臣去疾昧死臣”等字历历在目，确实是李斯真迹。于是汪知县大加庆贺，在山顶造房兴宫，于东岳庙西筑起精美的小亭，取名曰“宝斯亭”，以后又改为“读碑亭”。安放之日，还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重赏了赵氏老翁。到了道光十二年，东岳庙因年久失修，西墙在一场暴雨中塌倒，此祸殃及“读碑亭”，碑亭被砸塌，知县徐宗干得知，忙差人从瓦砾中找出，将碑移到山下，放置于岱庙道院。光绪十六年，有一小偷看到人们将此碑视若珍宝，想必此物定值千金，便在一个风雨之夜将此碑偷走，事发以后，即任知县毛蜀云下令全城戒严，大素十日，终于在北关的石桥底下发现，重新置于岱庙。现在李斯碑存于岱庙东御座内。

秦始皇陵兵马俑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村民在秦始皇陵东1.5千米处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了许多碎陶人。经考古工作者研究探测，确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秦代兵马俑坑。1976年通过钻探，在此坑的北侧20米和25米处分别又发现了两处兵马俑坑。按照它们发现的时间把它们分别定名为兵马俑1、2、3号坑。1号坑总面积14260平方米，出土兵马俑6000余件。这些兵马俑组成以步兵为主的长方形军阵。2号坑呈曲尺形，面积6000平方米，出土陶俑1000多件，车马和鞍马近500多匹，是一个以战车、骑兵为主、驽兵等诸兵种联合编组的军阵。3号坑呈凹字形，面积为520平方米，是统帅1、2号坑军阵的指挥部，有68名陶俑，它们手持仪卫武器，环卫着似为统帅人物乘坐的一辆驷马战车。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780平方米，陶俑陶马7000余件，车100余辆。这些组织严密、威武雄壮的兵马俑，与史书中秦始皇生前驻扎在京城外的宿卫军的描述极为相似。

所有的陶俑、陶马与真人、真马大小一样，结构比例准确，细部刻画得十分精细，富有质感。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手里拿的青铜兵器都是实物。威武雄壮的军阵，再现了秦始皇当年为完成统一六国而展现出的军功和军威。这批兵马俑在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兵马俑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创作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陶俑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脸部的表情神态各不相同。从它们的装束、表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这里有长了胡子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有初上战场的新兵。身高达1.96米的将军俑，巍然直立，凝神沉思，表露出一种坚毅、威武的神情。总之，陶俑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批兵马俑是雕塑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添了光彩，也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兵马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兵器有剑、矛、戟、弯刀以及大量的弩机、箭头等。这些铜锡合金兵器经过铬化处理，虽然埋在泥土里两千多年，依然刃锋锐利，闪闪发光，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冶金技术。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俑群，为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参观兵马俑的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现在要加上秦俑。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我国政府对这批文物非常重视，建立了面积为1.6万平方米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并将其列为中国十大名胜之一，该馆不仅是我国最大的遗址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博物馆。此后，秦始皇陵兵马俑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

秦始皇陵铜车马

秦始皇陵铜车马于1980年12月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通往地宫的甬道中。同时出土的共有两乘，按照发现的顺序，被编为一号和二号铜车马，分别是安车和立车。这两乘车都是四马单辕，前后纵向排列。一号车应为古代的“高车”，车上配备有弓弩、箭头、盾牌，驾车者带有官帽，这说明此车是用来保护后面二号车的安全的。

铜车马依照真车、真马、真人制作，尺寸约为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高车由34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车长317厘米，高106厘米。铜马身长120厘米，高65～67厘米。重量也各不相同，最轻的为177千克，最重的为212.9千克。车、马、人总重量达1243千克。主体为青铜铸造而成。车的金银装饰品共计1720件，总重达7千克。其制作工艺之高超，造型艺术之逼真，令人赞叹不已。如伞状车盖厚4毫米，车窗仅厚1毫米，还有许多透气孔。马缨络用细如发丝的青铜丝铸成，直径仅有0.1毫米。马的项圈是由42节金和42节银焊接起来的，考古学家们只有借助于放大镜才能看到这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的焊接痕迹。马的笼头用一根金管、一根银管，采用子母扣连接的形式制成，笼头上有根销子，拔下销子就可将笼头完整地取下来。据初步研究，制作铜车马采用了铸、焊、铆、镶、嵌、錾、刻等多种工艺手段。

二号车叫“安车”，分为前御室和后乘室，两室之间隔以车墙。赶车的人坐在前御室，主人坐在后乘室。车上有椭圆形伞状车盖。此车通体施以白色为底色的彩绘，二号车配有1500余件金银构件和饰物，显得华丽富贵。它可能是供秦始皇灵魂出游时乘坐的。二号车已被修复，在这件作品中，车马结构完整，挽具齐全，装饰物和一些小型构件由金银制成。铜车结构十分精密，镂雕成菱形花纹格的车窗启闭自如，金属鞍辔上雕有精美的花纹装饰，辔绳婉转灵活。整个车通体彩绘，工艺精湛，气魄恢宏。车上的驭手神情专注，显得老成持重。他戴冠佩剑，衣纹稠叠，十分富有质感。面部被敷以白色，但唇与双颊是粉红色的，白色的领子上还绘有朱红色的菱形花纹。四匹铜马都被处理成白色，装饰着大量金银构件，造型基本相同，又在统一中进行了变化。

铜车马是高度写真的作品，制作精细、准确、比例严格。铜车马是由6000多个复杂零件组合在一起的两个大型复合体，充分体现了秦代冶铸工艺和机械加工达到青铜铸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超水平。铜车马是我国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的青铜器，也是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它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王堆汉墓帛画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了我国已知的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彩绘帛画。这幅画是西汉前期的作品，画面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向下四角缀有穗形飘带，顶部边缘裹有竹棍，两端系以丝带用以悬挂，出殡时在车前举扬，带有招魂及引导死者升仙的意味。

帛画描绘墓主人升仙的情节，以繁复严谨的构图把全画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幻想中天上的景象。右上方画太阳，中立金乌一只。太阳下的扶桑树上，又有8个小太阳。左上方画新月，中有蟾蜍、玉兔。一女子乘龙奔向弯月，她可能是嫦娥。中间绘人首蛇身像。下方，两只飞鸟相对，悬着铃铎。再往下，两扇天门内，两名守门人拱手对坐。

中段为人间景象。中段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华盖下面的正中部位描绘着一个体态肥硕身披锦绣的站立着的贵妇人，她就是墓主人。前有两人捧盘跪迎，后有3女随身伺候，正准备升天。中段下部以帏帐玉磬象征屋顶，屋内案上陈设鼎壶等饮食用具，两旁有7人对坐，应当是描绘向死者致祭或者是死者生前宴饮的场面。

下段为地下景观。一裸体巨人双手托举着可能象征大地的白色扁平物站立在两龙之上，横跨一条大蛇，两旁又各有一只背上站着猫头鹰的大龟，巨人可能就是大地之神。

各段还有羽人、怪兽、华盖幔帐、谷璧交龙等穿插、点缀其间，整个画面形式生动饱满，所展示的内容十分丰富。帛画的主题是“引魂升天”，表达的是人追求永生的愿望。这类“升天”的题材始于春秋，兴于西汉。帛画精心绘制的墓主人形象与墓中保存完好的女尸极其相似。这使我们看到西汉肖像画的水平，显示了古代画家的观察、概括和写实的功力。另一方面，帛画中再现的神话传说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生机勃勃，充满流动畅快的浪漫气息。整幅画的线描匀细有力，这可能就是后人所说的“十八描”中的“高古游丝描”。该画构图严谨、完整，对称中有变化，主次分明，疏密有致。如果将其与战国帛画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它更强调了色彩的表现力，颜料以石色为主。朱砂、石青、粉白等矿物颜料至今仍鲜艳明亮，把整幅画面点染得富丽厚重，光彩夺目。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美术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这与当时厚葬的风气有关。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画像砖用模印烧制而成，不用雕刻，一块砖就是一幅独立的画面。四川、河南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砖。这些画像砖都是实心的方砖或长方砖，画面一次印模而成，构图完整生动。四川画像砖在题材内容方面也独树一帜，除少量神话内容外，绝大部分刻画现实生活；其中既有表现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门阙、仪卫、车马出行、经师讲学、晏饮观舞等场面，也有反应庄园经济农副业生产活动及集市贸易活动的画面，风格清新隽永，乡土气息特别浓郁。代表作有《弋射收获图》等。此图上部是弋射，着意表现猎手的优美姿态和雁鸟的动作；下部是收获的场景，充满丰收的喜悦。

所谓画像石就是在石头上刻出一些图像，也称石刻画，主要用于墓室、墓前祠堂、石阙等墓葬建筑的建造与装饰。它产生于西汉，盛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实例，故又称汉画像石。它的产生恐怕是担心壁画不能久传的缘故。从技法上讲，这种石刻画突出以线造型的特点和黑白关系，没有色彩，是绘画和雕刻结合的一种形式。

画像石的规模和艺术水平体现了墓主人的显贵地位。规模大、水平高的大多集中在经济富庶、文化发达、附近石料充足的地区。汉画像石墓以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江苏、安徽等地区为多。

山东是古代文化发达的地区，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老庄阴阳五行的思想，历史神话等交织在一起，成为画像石表现的主要内容。画像石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反映庄园、车行、聚会、宴饮、战争、乐舞、杂戏、作坊、狩猎、手工劳作等现实生活的场面，还有描绘禽兽鱼虫、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等自然景物以及各种建筑的图形与装饰图案，风格质朴厚重，劲健秀美。

河南南阳画像石主要描绘的是神话人物、祥瑞禽兽及星宿图像等，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仙人，以及金乌负日、白虎星座等。画面在表现一个故事时，以横向分布为主，造型的运动感极强，具有蓬勃的野性和生机，风格豪放古拙，泼辣有力。

四川的画像石形制多为长方形，有的以数条组合为一个宽阔的画面，好像今天的宽银幕，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都有两米长。有的画像石长11米之多，描绘了车骑出行、杂技、宴乐观舞、农作、庖厨及历史故事等。

画像石和画像砖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一个铜制灯具，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西汉时期制作，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

秦汉时期，传统的青铜工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辉，在手工艺中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轻便、精巧和实用的生活用品和观赏艺术品成为主流。灯具是古代匠师们经常进行创作的用具之一，其装饰性雕刻最早出现于商朝。汉朝的工匠们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并加以创新，制作出很多传世精品。长信宫灯就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品。这是一件通体鎏金的铜灯，上面刻有“长信尚浴”等铭文共65字，所以被命名为“长信宫灯”。它的设计十分精巧，整体形象是跪坐着的一名宫女，她左手托住灯底部，右手则与灯罩连为一体。整个灯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是分别铸造后合在一起的；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则能自由开合以调整灯光的方向及亮度。宫女的右臂和宫灯身躯相通，烟气可以通过右臂进入体内，并留下烟灰，以减少室内油烟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持灯宫女的形象：她身穿广袖长衫，动作自然而优美，面目端庄清秀，头略向前倾斜，目光专注，神情疲惫而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心理特征。

这件作品作为日用灯具，设计精巧，结构合理，新颖别致，是一件实用和美观高度统一的工艺美术品。

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汉代盛行的一种葬服。据记载，两汉时皇帝和贵族死后，都要用玉衣作为葬服。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国内不同地区先后发掘出10件玉衣，但都不完整，只是一些零散的玉片。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夫妇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保存完整，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成套玉衣。它的出土使我们对汉代玉衣的形制有了较为具体的了解。

金缕玉衣的外观和人的形体一样。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玉片之间以金丝加以编缀，故称“金缕玉衣”。刘胜的玉衣肥大，腹部突鼓。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的金丝重约1.1千克。窦绾的玉衣比较瘦小，做成衣服的样子，所用玉片较大，玉片之间以织物、丝带编缀而成。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0.7千克。从刘胜玉衣个别玉片背面残存的编号数字推测，玉衣的制作可能使用了人体模型。有些玉片的背面残存玉璧的花纹，玉衣手套中握着玉璜。由此可见，当时制作玉衣的作坊可能是综合性的手工业作坊，不仅制作玉衣，还制作玉璧、玉琮等。

金缕玉衣是汉代手工艺品的重要代表，它标志着汉代手工艺品的制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铜奔马

铜奔马长45厘米，宽10厘米，高34.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它是东汉时期雕塑艺术的精品，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骏马在中国古代是作战、运输和通讯中最为迅速有效的工具，强大的骑兵也曾经是汉朝反击匈奴入侵，保持北部地区安定必不可少的战具，所以汉人对马的喜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他们把骏马看做是民族尊严、国力强盛和英雄业绩的象征。因此，大量骏马的形象出现于汉朝雕塑和工艺作品中，其中最令人赞叹的就是这件举世闻名的铜奔马。

铜马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马蹄轻捷，三足腾空，奔驰向前。艺术家巧妙地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闪电般的刹那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时代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

骏马体型的每一部分都非常完美而匀称，姿态动感强烈，同时保持着精确的平衡，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足见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铜奔马是汉代艺术家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稀世之宝。

晶莹剔透的玉器

玉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神秘的文化内涵，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玉、最早使用玉、最美加工玉并赋予玉最深内涵的国家。人们也对玉有着至高无上的评价。人们常常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以玉喻之，把人的行为道德以玉比之，说明玉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古代艺术品中，材料本身最美的，莫过于玉器；精美绝伦而能历久不坏者，也莫过于玉器。远古玉器年久深藏地下，虽经自然侵蚀，不但没有损坏它的质地，反以斑驳陆离的次生“沁色”而更显得古拙之美。

在已发现的史前古玉中，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地域范围最广的，当属位于辽宁和内蒙古交界的“红山文化古玉”。红山文化的玉器，大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创作本体根据自己的感知随意发挥，自由雕琢，很少套用现有形式，风格以自然、朴实、活泼、精细为主，富有生气。尤其是以动物形象为主的佩饰群，是独树一帜的代表器物。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面世，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商代玉器身上。妇好墓的墓主妇好，是殷王武丁64个妃子中的一个，也是最受武王宠爱的一个。她死后，受到了武王的厚葬，殉葬物品中包括了大量的玉器。妇好墓虽然经过多次盗掘，仍然出土了750多件殉葬的玉器。这些玉器可分为礼仪、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和杂器等7大类。妇好墓玉器的大量出土，说明玉器在商代贵族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玉不离身”的最早例证。这其中的许多器物，都与红山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玉器中的尊彝，从来都是希世奇珍，妇好墓中出土的青玉簋便是殷墟最杰出的遗宝之一。这尊玉簋的玉料呈碧绿色，玉质莹润，洁净无瑕。形制则是平沿方唇，圆腹微鼓，圜底圈足。纹饰也多种多样，口沿下装饰两圈凸弦纹，腹部均匀分布4条扉棱，其间饰勾连曲线纹3层，圈足饰变形云纹兼目纹，上下夹以弦纹。主纹采用双线勾勒手法，舒展醒目。整个玉簋造型以当时的青铜器为样本，形体较大，雕琢精致，造型典雅庄重，气度不凡，为商代玉器中所罕见。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是商代最重要的一批玉器，代表了商代玉器的风格。经鉴定，这750多件玉器，其中有40多件取材于岫玉，且多被用作佩玉和用具。这充分说明，殷商时期岫玉已和中原地区有了交流，成为王室用玉。

商代用玉量十分大，《逸周书》中说纣王以4000件玉器殉葬，又说周武王灭纣时共缴得商王宫藏古玉14000件，玉佩180000块。

书法之祖金文

金文是“吉金文字”的简称。古人以祭祀为吉礼，祭祀用的青铜礼器称为吉金。商周时人们对钟鼎彝器非常重视，所以在上面铸上政令、契约，诸侯贵族还常铸上他们光荣事件的一些文字作为永久纪念。这些青铜礼器上面铸的铭辞、款识等文字称为钟鼎文。这种文字也普遍地铸在青铜兵器、货币、符玺上，统称为“金文”。

金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末期，盛行于西周，内容多为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不再显得板滞，而是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形体上有明显的不同：笔画粗壮，肥笔较多；转弯处向圆转。传世的有铭文的钟鼎彝器很多，较著名的有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王孙钟、宗周钟等。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总共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庄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散氏盘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练，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大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惟‘散氏盘’而已。”

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年）。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著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虽然金文是书法之鼻祖，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不及碑文传世的多，但越是稀少，越显得珍贵。金文因铸于铜器，它比书于竹简布帛上的文字更垂久远，因此对后代书法有更大的影响。青铜器与书法艺术有如此渊源，它对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所发生的作用，确实是不容忽略的。

绚丽多彩的战国漆画

漆器在中国有很长时间的历史，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人就已经使用漆器了。到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工艺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彩画纹饰更加精美，并出现了情节性的漆画作品。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城市的80多个地点发现了漆器，河南、湖南、湖北3省为最多。漆器的品种很多，有饮食器、日常用器、乐器、兵器、文具、丧葬用具、交通用具等。

漆画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日常用品漆器上的图画，大多描绘的是现实生活或神话传说、装饰图案等；一是漆棺画，多描绘带有巫术内容的形象。这些漆画，以朱、黑两色为主调，间有黄、蓝、绿、白、金、褐等色，色彩斑斓，对比强烈，变化多样。加之漆本身具有的油光闪亮的特点，漆画显得富丽堂皇。

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掘，为人们打开了一座战国漆器的宝库。比较代表性的有漆衣箱、彩漆棺和彩漆鸳鸯盒等。从漆衣箱的箱盖上，人们可以看到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画面。而鸳鸯盒腹部两侧，也分别绘制了两幅表现乐舞活动的漆画，即《击鼓图》和《撞钟图》。

《撞钟图》画面呈长方形，黑底朱绘，图中画有两只长颈鸟形怪兽，张嘴衔吞横梁，上面悬挂大小不同的两座钟。这两只鸟兽是对称的，作为支柱，以保证横梁的稳定性；鸟兽脚腹间也架有横梁，上面悬挂编钟。乐师则头戴鸟形面具，双手握持长木棒，作撞钟的样子，姿态优雅自如。

整个画面给人一种强烈的动感：撞钟的木棒被画成弧形，似乎是由于撞击用力过猛而使其弯曲；乐师背向编钟侧身挥棒的动作，准确地表现了乐师回击编钟的动态形象；被撞击的小钟位于悬带的偏右部位，横梁与悬带间构成不等边三角形，也表现出钟被撞击后前后摆动的状态。《撞钟图》略带夸张变形的意味，起到了装饰美化漆盒的艺术效果。

《击鼓图》也呈长方形，以黑色为底，用红色描绘出两人化装后击鼓起舞的场面。漆画中间画有一尊鼓，站在鼓右的是乐师，头戴高冠，手舞鼓槌，左右轮番击鼓。站在鼓左的是舞师，身佩长剑，饰有飘带，屈脚转体，举臂扬袖作歌舞状，姿态轻盈婀娜。乐师侧目注视着舞师，两人相互呼应与配合，把人们带入“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的境界。

这幅画用笔简练，写意性强，富有装饰性。在形象描绘方面，大胆舍弃了细部刻画和周边环境的表现，而着力于人物动态特征的描绘，艺术语言简练生动。

曾侯乙的彩漆内棺上，描绘的则是方相氏率领神兽执戈驱疫的傩仪图。方相氏头戴铜制的熊头假面具，率领着载魂升天的鸾凤、长生不老的无启、头顶生角人面蛇身的土伯、形状如鹤正在啖蛇的秃鹫、朱雀与白虎等“山川神灵”，执戈扬盾，驱逐瘟疫。这些形象可能都是墓主灵魂的保护神。这幅漆画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神奇瑰丽的战国帛画

现今人们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绘画作品是战国时期的帛画，它是直接用墨笔画在缣帛上的。

帛画的出现得力于灵堂以画像代“尸”的发端和流行。远古时代，人死后，亲人守在尸体旁以示哀悼，之后埋在住所附近，幻想故去之人仍活在自己身边。后来风俗有些变化，人死后及时埋葬，入土为安，活着的亲人扮成死者生前的模样，接受亲友的跪拜，这就是“尸”。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尸”逐渐被木牌和画像取代。画像大多是墓主人的肖像，挂在灵堂受人拜祭，出殡时由执事人用竿挑起走在灵柩前，死者灵柩入土后，将帛画覆盖在棺盖上，称为“铭旌”。

现存比较有名的战国帛画有两幅，分别是1949年在长沙东南郊楚墓中出土的画在白色丝帛上的《人物龙凤图》和1973年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图》，可把它们看做姊妹篇。

《人物龙凤图》表现的是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的情景。画中右下方有一位侧身而立的中年妇女，阔袖长裙，双手合十，像在祈祷。妇人头顶上有一只腾空飞舞的凤鸟，尾羽向上卷起。左侧是一条体态扭曲的龙，正向上升腾。画中所绘的龙的形象，因初发现时龙的左足破损，只见右侧足，而一度被认为是夔（传说中只有一只脚的龙），该作品也曾定名为《夔凤人物图》。

《人物龙凤图》这是一幅引导墓中死者升天祝祷的帛画。图中中年妇女身边画有龙凤，寓示着死者随龙凤所引而升天。腾空而起的龙、凤均有一种向上的动势，下方的侧立人则反映出一种跟随的特征。人和龙凤的造型都有一定的装饰性。画中没有背景，但饱满而富有动感的人和龙凤形象仍使画面显得完整而充实。这幅帛画以墨线勾描，用流畅挺劲的线条把所需形象勾勒出来，顿挫曲折，富于节奏、起伏变化。

《人物驭龙图》在绘画技巧上比前者更为成熟。画面中心描绘的是一位侧身挺立的中年男子，面有胡须，束发高额，腰佩长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身平伏，如同舟形。翘起的尾上站立着一只引颈长鸣的白鹭，圆目长嘴，顶有翰毛。男子上方还有一个舆盖，三条飘带随风拂动。

绘画者较好地把握了从细微的局部来烘托主题。画中龙、人物均面向左，而人物的飘带、舆盖上的饰物则向右，表现出一种较强的方向性和人驭龙出行时的动感。中国传统文化视“龙”为神物，认为龙是通天地之灵物，它可以载人和神上天遨游。这幅帛画反映出先民对人死后灵魂不灭、乘龙天游或乘龙升天的一种愿望。而白鹭象征着男子的人格风范，同时又是传说中的仙境之物。整幅帛画表现了男子走完尘世历程之后，踏上天游之行。驭龙乘风，白鹭相随，则表现出男子轩昂自若的风度。这种广阔的襟怀反映出中华民族对生与死的独特认识。

这两幅帛画都表现了“引魂升天”的主题。画中人物的形象塑造和人体比例的把握都相当准确，技巧已十分娴熟。前者以墨色线条为主，略加暗红的淡彩，显得比较古朴；后者线条已有了轻重、刚柔的变化，色彩是在单线勾勒后平涂和渲染兼用，运笔潇洒自如。可以这样说，在战国时期，我国绘画以线条描绘人物的风格已经形成。这两幅帛画也代表了当时肖像画的最高水平。

“书家第一法则”石鼓文

“石鼓文”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人类在石头上的笔墨，因为文字是刻在10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

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15篇，通称为《史籀篇》，以供识字，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字从简单到复杂，书法的风格也越来越多样。

石鼓最早发现于唐代陕西凤翔境内，为战国时代秦国的刻石。石鼓共有10枚，高约60厘米，直径约30厘米，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部微圆。每枚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10首，500余字，相传是史籀的手笔，内容主要记述了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它们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其字迹多有磨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书法上看，“石鼓文”的字体依的是秦公簋铭文的法则。秦公簋是春秋中期的青铜器，盖上铭文有10行，器物本身有5行，共121字。其书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

“石鼓文”集大篆之大成，又开小篆之先河，是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对后来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为秦统一文字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石鼓文”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劲健凝重，粗细均匀，圆转对称；有的结构对称平正，有的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也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韵。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并且，“石鼓文”的结构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临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美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深远，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其中尤其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等，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

越王剑和夫差矛

剑是中国古代用于近战刺杀和劈砍的尖刃冷兵器，分为剑身和剑柄两部分。剑身部分包括前端的尖“锋”，中央一条凸起的棱“背”，背两旁的“从”，从两面的刃“锷”；剑身一般比较细长。剑把部分包括把手“茎”，茎和剑身之间护手的“格”，茎末端的“首”；剑柄比较短，便于手握。另外，剑通常还配有剑鞘。中国最早的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剑。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铁剑和钢剑。矛则是中国古代用于直刺、扎挑格斗的冷兵器，由矛头和矛柄组成。矛头多以金属制作，矛柄多采用木、竹和藤等材料制作，也有用金属材料的。矛通常长1.8～2.7米，有的达4米多。矛头一般长40厘米，有的达80厘米。早期的矛头为石头或兽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矛头。春秋时期我国的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很多铸造精良的剑和矛，其中以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最具有代表性。

越王勾践剑

春秋末期越王勾践使用的一把青铜剑，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提到“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便想起春秋战国纷争的历史与越王勾践超常的气概和胆识，而这把宝剑就是这一著名典故的见证物。

这把剑剑身有黑色花纹。剑首向外翻卷成圆箍形，内铸11道极细小的同心圆圈。剑柄为圆柱体，柄上缠着丝绳并刻有三道戒箍。剑格向外突出，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嵌出美丽的花纹。整个剑身满饰有菱形暗纹，在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鸟篆体错金铭文“越王鸠潜（勾践）自乍（作）用剑”八字，字迹非常清楚。剑锷锋芒犀利，寒光闪闪，出土时插于漆木鞘里，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至今犹能断发，经分析测定，剑脊含锡低（10.28％），韧性好而不易折断；刀部含锡高（18.24％），刚而锋利。这种复合金属制造技术其他国家直到近代才掌握。

此剑后来作为勾践女儿的陪嫁品流入楚国，楚王又把它赏赐给亲近大臣，死后随葬于墓中。

吴王夫差矛

中国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使用的一把青铜矛，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仅存矛头，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矛头为青铜铸造，长29.5厘米，宽5.5厘米。剑身有黑色花纹，材料为铜和锡，正面有“吴王夫差自乍（作）用”的铭文。矛刀锋利。花纹风格与越王勾践剑类似。其铸造工艺之精，可与勾践剑媲美，为同类兵器所少见，亦属不可多得的珍品。而且，吴王夫差剑过去在我国湖北、河南、山东均有出土，然吴王夫差矛则是首次发现。

多才多艺的蔡邕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邕小时候师事太傅胡广，博学多识，精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擅鼓琴、绘画，长于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用笔经验，融会贯通，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书法结构严整，点划俯仰，变化自如，唐代张怀瓘称赞说“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南朝梁武帝也称他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蔡邕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在撰写《熹平石经》和创造“飞白书”上。

汉灵帝熹平四年，皇帝命令蔡邕等正定儒家经典六经的文字。蔡邕认为在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皇帝允许后，蔡邕亲自将经文写在石碑上，再命令工匠镌刻，并将石碑立于太学门外，石碑一共46块，这些碑被称为《熹平石经》，亦称《鸿都石经》。据说石经立后，每天观看及摹写的人坐的车有1000多辆。

汉灵帝曾经命令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白粉的扫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在蔡邕名义下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并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蔡邕在音乐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不仅善于弹奏古琴和谱写琴曲，而且对古琴的制作也有研究。自己会雕制七弦琴。据说有一次，蔡邕看见有人用梧桐木当柴烧饭，他听见木头爆裂的声音，连忙从灶里抢出一块木头。那人觉得奇怪，便问他，蔡邕回答道：“这是一块很难得的桐木，可以拿来做出一张好琴。”不久，蔡邕把它做成琴，不但共鸣效果好、音量大，而且音韵悠扬，不同凡响，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琴。可惜琴尾被烧焦了，人们就把这张名琴称为“焦尾琴”，与楚王的“绕栋琴”、司马相如的“绿绮古琴”并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三大名器”。还有一次，朋友请他吃饭，蔡邕因事去迟了，酒宴已经开始。他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出的琴音，不禁大吃一惊：糟糕！琴中有杀气，莫非是有人要谋杀我？于是，蔡邕拔腿就跑。朋友发现了，马上去把他追回。他见隐瞒不住，便照实说了。朋友一听，拍拍脑袋说：“刚才我弹琴时，看见树上有只螳螂，正蹑手蹑脚地爬到蝉儿后面，举起两只锯刀般的前足，想扑过去；而那只蝉已经发现了，正要飞走。我心里头好紧张，生怕螳螂抓不到蝉。难道这杀生的念头就表现在琴音之中了？”蔡邕莞尔一笑。由此可见，他对音乐的感觉非常敏锐。

书史之祖钟繇

钟繇字元常，三国时期魏国大臣，著名书法家，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出身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运，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5千米，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相信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后来不仅做官做到太傅，在书法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钟繇的书法，博采众长，他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说，钟繇曾发现韦诞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以致昏厥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大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横，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他的代表作有“五表”、“六帖”、“三碑”。“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

钟繇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他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历代评论成就极高。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我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旭、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竹林七贤画像砖

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间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因不满暴政，于是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恺之、陆探微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抓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得到充分的表现。

画中第一位人物是嵇康。嵇康善抚琴，以弹《广陵散》著名。画面上，嵇康席地而坐于银杏和青松之间，怡然弄琴，表现出“引琴而弹”、“声调绝伦”的才气。第二位人物是阮籍。《晋书·阮籍传》说他“嗜酒能啸”。画面上，阮籍侧身席地而坐，旁置酒具，作张口长啸的姿态。阮籍背后是阔叶竹。第三位人物是山涛。《晋书·山涛传》说他“饮酒至八斗方醉”。画面上，他跪坐于地，衣袖高挽，手举酒杯，面对垂柳豪饮。第四位人物是王戎。画面上，王戎坐卧于地，一只肘臂支撑在小桌上，另一只手臂挥舞如意，身旁置酒具，背后是银杏。这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如意舞”的写照。第五位人物是向秀。《晋书·向秀传》说他“雅好老庄之学”。画面上，向秀倚树闭目凝思，似乎正在领悟老庄哲学的真义。第六位人物是刘伶（灵）。《晋书·刘伶传》说他“止则操卮执觚，支则挈播提壶”。画面上，刘伶跪坐于地，手执耳杯，面对垂柳，作饮酒姿势。第七位人物是阮成。《晋书·阮成传》说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画面上，阮成盘腿而坐，面对银杏，怀抱四弦琵琶，挽袖弹拨。第八位人物荣启期。画面上，一老者席地而坐，面对垂柳，鼓琴高歌，背后有棵银杏。正是陶渊明诗中吟咏的“荣叟老带索，欣然之弹琴”的形象。

这幅砖印壁画不仅是研究绘画史的珍贵资料，而且还是了解魏晋玄学的形象资料。“七贤画”是南朝盛行的绘画题材之一，仅在南京地区南朝墓中就发现了3幅，而且格式也完全一样。它们既反应了当时玄学盛行的社会风貌，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特点。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王羲之字逸少，山东临沂人士，东晋最有名的书法家。他曾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此人们又称他“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12岁时父亲便亲自传授他笔法理论。他小时候就跟随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王羲之渡过长江，游历北方名山，博采众家之长。他的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则学习张芝，也习过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王羲之的作品很多，如《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桔三帖》、《十七帖》等，当然最有名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共28行、324字，它的章法浑然一体，笔法粗细多变，字形疏密相掺，全篇“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连墨气也忽浓忽淡，最能体现王羲之书法的最高境界。全篇二十几个“之”字，字字不同，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写法，笔法千变万化，令后人叹为观止。

关于《兰亭集序》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古人每年三月初三，为求消灾除凶，到水边嬉游，称为修禊。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许询、支遁等42人来到这里修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会。一群文人雅士，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中，众皆列坐曲水两侧，将酒觞置于清流之上，任其漂流，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即兴赋诗，否则罚酒。据记载，在当时参与其会的42人中，12人各赋诗2首。9岁的王献之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3觞。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写了一篇序文，这就是著名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传说王羲之以后曾多次书写《兰亭集序》都不能达到原来的境界，这不仅验证了艺术珍品需要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才可造就，也表明了酒的神力和作用。

《兰亭集序》传到王羲之的后代智永时，由于智永出家当了和尚，临终时将它传给弟子辩才。辩才擅长书画，将《兰亭集序》珍藏在梁间暗槛之中。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遍求兰亭真本，终于了解到它的藏处，于是想方设法谋取，但辩才始终不透露真情。唐太宗无奈，便派御史萧翼专程赶到越州设计骗取真迹。萧翼扮成一个穷书生，带着二王（即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一些杂帖拜访辩才，同他交了朋友，两人经常饮酒赋诗，评论二王书画，在酒酣耳热之时，辩才终于透露出他藏有《兰亭集序》的真本。辩才将萧翼视为“好友”从而失去了警觉，将兰亭真迹置于桌案之上，不再放回梁间暗槛。终于有一天萧翼得知辩才外出，便潜入僧房盗走了兰亭真迹。萧翼偷走兰亭真迹后，来到地方官处，命令地方官传辩才来叩见朝廷御史。辩才到后，萧翼对他说明自己乃是奉圣旨来取兰亭真迹的，现在已经到手，特意唤他来告别。辩才听后，气昏在地，惊悸痛惜而死。唐太宗得到王羲之真迹后，令人摹刻翻拓，赐给他的皇子近臣，他临终时又将《兰亭集序》作为陪葬品埋入昭陵。从此这“天下第一行书”长埋地下，人们再也看不到它的真面目了。而后世流传的都是历代书法家的模仿之作，难怪诗人陆游诗曰“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为此叹息不已。

王羲之的作品虽然都遗失了，但他的书法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很多书法家都学习或模仿过他的作品，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学习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他的行书艺术成为后世无法攀越的高峰，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顾恺之的人物画

顾恺之字长康，又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很有天才，少年就成名。相传顾恺之20岁左右时，高僧慧力在建康募捐修建瓦棺寺。为了帮助慧力筹集捐款，顾恺之便在寺内白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这幅画像神采焕发，宛如真人，轰动一时，观者赞赏不绝，施钱很快超过100万。谢安非常器重他，以为“有苍生以来，未尝见之”。

顾恺之多才多艺，工诗赋、书法，尤擅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多是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顾恺之的人物画的特色是“传神”。为了达到传神的效果，他在画人物时很注重“点睛”。据说，他曾经等了好几年，才为自己画中的人物“点睛”。

顾恺之创作丰富，传世的作品有文献可考者60余件，现存代表作《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皆为后代摹本。《洛神赋图》取材于魏陈思王曹植（字子建）的名篇《洛神赋》。曹子建在《洛神赋》中以神话故事曲折地表达自己失去爱情的痛苦，反映出曹氏家庭矛盾的尖锐，同时也反映出礼教束缚给男女青年带来的精神上的悲苦，题材很有意义。顾恺之利用绘画手段再现了文学原作的主题，生动感人。画卷从曹子建和他的随从在洛水看到洛神起，到洛神离去为止，全卷交织着欢乐、哀怨、怅惘的感情。作品构思巧妙，表达人物内心活动十分细腻。曹子建的精神依依难舍，怅然若失，浸沉在沉思默想之中，而洛神的回眸顾盼，含情脉脉，与神采飞动的境界相互生色。正如他自己曾说的，达到“悟通神化”的地步。《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虎华所撰《女史箴》一文而作的长卷。“女史箴”就是劝诫妇女的道德箴言。相传，此文是为讽喻当时的贾皇后而写的。《女史箴图》原作12段，现存9段。第4段绘有两名妇女对镜梳妆，另一女人对镜端详，画的右面有几行字大意是告诫妇女德行的修养比容貌的修饰更重要。画中线条非常纤细，如春蚕吐丝。

顾恺之的画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人评论他的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清淡雅奕，不求藻饰”，其笔法如春蚕吐丝，线条似行云流水，轻盈流畅，遒劲爽利，称为“铁线描”，与师承他的南朝陆探微、梁代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世人曾这样评价三人的作品：“像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顾恺之还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绘画理论著作，提出并阐发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理论，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画界尊崇他为“画祖”、“画圣”。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著名的大型石窟群之一。艺术家把它比喻成东方的罗马石雕。云冈石雕融合了中西的艺术，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的时代，由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前，加上其余小窟，先后用了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4万余人。当时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石窟至今仍留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斧痕。云冈石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当年开凿云冈石窟的壮阔场景：“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整个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千米，现存主要洞窟53个，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窟雕刻的题材，基本上是佛像和佛教故事。

“昙曜五窟”（由昙曜负责开凿的5个石窟）是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的窟，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或椭圆形，穹隆顶，前开拱门，门上方开明窗，高达15米以上，但形式却近似僧人修禅所居的草庐。窟内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两侧各有一佛侍立或倚座，合为“三世佛”，但主从相差悬殊。主像背后雕饰华丽的舟形背直达窟顶中央，壁间遍刻千佛，有的还刻有贴壁的菩萨、罗汉等形象。尽管这5个石窟在设计和布局上和谐统一，但它们的造型并不雷同，而是各有特点。譬如，第20窟的佛像以英伟端庄著称，第19窟的佛像以俊秀雅闲取胜，第18窟的佛像则庄重而又不失活泼。这一时期的雕像也拥有共同的特征：面相丰满，目大眉长，鼻梁高隆，口唇较薄，嘴角微微上翘，肩宽胸挺，躯肢浑厚健壮，具有大丈夫的气概。即便是佛像身后作少女形的飞天，也英姿飒爽。无论是面貌神态还是体态服饰，这些窟龛造像的艺术水平和风格特色都与凉州（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出佛教由西向东传播的历程。

云冈石窟大部分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厚唇、高鼻、长目、宽肩，体貌表现出少数民族的特征。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它佛像，按品级一个低于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服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于天空，展示了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

云冈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整个石窟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雕造技法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研究雕刻、建筑、音乐及宗教极为珍贵的资料。鲁迅先生曾将“云冈的丈八大佛”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做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5千米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因为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水从中流过，看上去宛若门阙，所以又被称为“伊阙”，唐代以后，多称其为“龙门”。这里地处交通要冲，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又因为龙门石窟所在的岩体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所以古人选择此处开凿石窟。

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77年），大规模营建于北魏、唐代，后经历代修建，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千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000余尊。

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它还折射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石窟中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堪称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龙门石窟是佛教的石刻艺术，然而古代的艺术匠师们却突破了宗教“仪轨”的束缚，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创制了形态各异、大小不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为研究中国的雕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龙门石窟最有代表性的洞龛是奉先寺、古阳洞、宾阳洞等。其中最显赫最精美的是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它们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奉先寺位于洛阳市龙门山南端，建于唐咸亨三年（672年），历时4年竣工。它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露天大龛，是唐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佛龛南北宽36米，东西深41米。雕有11尊佛像，主佛卢舍那高17.14米，面容丰腴饱满，修眉长目，嘴角微翘，流露出对人间的关注和智慧的光芒。据造像铭载，女皇武则天为建造此寺，“助脂粉钱两万贯”，并亲率朝臣参加了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

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高鼻大眼、体态端雅，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解放前被美国人勾结我国商人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

古阳洞位于洛阳市龙门山南部，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前后。它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洞窟。洞内两壁镌刻有三列佛龛，其拱额和佛像背光精巧富丽，刻品琳琅满目，图案文饰丰富多彩。其供养人像姿态虔诚持重，生动逼真，有动感。洞穴内的造像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所谓“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在此洞穴内，是研究书法史的珍品。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划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龙门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种重要方法。

1961年，国务院公布龙门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龙门石窟的评价为：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这些翔实描述佛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代表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唐画之祖”展子虔

展子虔，隋代大画家，渤海（今沧州一带）人。他年轻时勤奋好学，酷爱绘画，曾经游历大江南北许多地方。他还在洛阳、长安等地的很多寺院里画过许多壁画。他一生经历北齐、北周和隋代，入隋后官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但政绩并不显著，而在绘画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展子虔擅长画台阁、人物、车马、山水。他的画细致、传神，他画站着的马就有马走的样子，画卧着的马就有腹部起跃的姿势；他画的山水树木层次分明，比例适当，人称“有咫尺千里之趣”；画人物描法细腻，以色晕开面部，神采如生。他是隋代唯一有画迹传世的画家，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为我国传世最古老的名画之一，金碧设色，景物浓丽，山峦树石空勾无皴，使人有“人在山中游，马在道上走，岸边有桃花，水中有行舟”的立体感。

《游春图》是我国现存画中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历来被认为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

《游春图》生动地描绘出明媚春光和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各种花树点满山野，桃红柳绿，相映成趣。只见幽静的山谷间，伸出一条曲折的小径，游人们行于小径上，或骑马或步行，观赏着沿途的青山绿水。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艘游船缓缓荡漾，船上的女子被美景陶醉，流连忘返。山腰和山坳处有几处佛寺，其幽静令人向往。全幅以自然景物为主，人物点缀其中，线条细劲有力，人马虽小如豆粒却一丝不苟，形态毕现。山石有勾无皴，色彩厚重，以青绿为主调，间以红白诸色，和谐中又见变化，其鲜艳明亮的色彩烘托出秀丽山河春意勃发的生机。构图上画家采用俯视取景法，将远景、近景向中景集聚，使画面各物整体地统一为一体，有种“咫尺千里”之艺术效果。这幅作品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已开始注意客观物体之间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和深度层次，把山水画发展成较为合乎比例关系的新格局，历来被评家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这种画法发展到了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笔下，便形成了“青绿山水”，成为中国山水画中独具一格的画风。

展子虔的山水画成就很大，他的《游春图》对推动青绿山水的画法起了重大作用。传说在黄帝时代，已经能“造山写形”，可谓中国山水画的起源。山水画的创立时期在晋代，当时最杰出的画家顾恺之曾经画过《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是传为展子虔所作的卷轴画《游春图》。因此展子虔在山水画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之趣。”他的山水画比起六朝前山水画那种“水不容泛，人大千山”的稚拙画法要成熟得多。据记载，他的《仙山楼阁图》以青绿勾勒为主，笔调甚为细密，后人称他为“唐画之祖”。美术史家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为唐以前杰出的四大画家。

“唐楷第一”欧阳询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末唐初著名书法家。他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无所不精，唐张怀瓘《书断》中认为欧阳询“八体尽能”。虞世南也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鹊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后，他更是人书俱老，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欧阳询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高，他的楷书笔力险劲，结构独特，后人称为“欧体”。他的楷书源于汉隶，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谨的程式，骨气劲峭；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帖，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中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最有名，被称为“唐楷第一”。《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632年），24行，每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能干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这是欧阳询的代表作，学欧书的人多以此碑为范本。

欧阳询的行楷书以《仲尼梦奠帖》、《张翰思鲈贴》等最为著名。其中《张翰思鲈帖》与他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

在书法理论上，欧阳询也有很大贡献，他所创的“欧阳询八诀”，具有独到的见解，其“八诀”为：（点）要像从高峰坠下的石头；（横戈）要像长空中的新月；（横）要像千里的阵云；（竖）要像活了一万年的枯藤；（竖戈）要像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要像万钧重的弩将要发动；（撇）要像用利剑斩断的犀象角牙；（捺）则要一波三过笔。这八种方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阎立本与《步辇图》

阎立本，雍州万年（今陕西潼临县）人，唐代著名画家，曾担任过主爵郎中、工部尚书、右相和中书令，当时人称赞他“右相驰誉丹青”。阎立本绘画师承展子虔等，并上溯张僧繇而“变古象今”，代表了初唐中原地区的风格。

阎立本善于画台阁、车马、肖像，尤其是重大题材的历史人物画和风格画。他的肖像画多描绘唐初建功立业的功臣形象，如描绘房玄龄、杜如晦等18位文人谋士肖像的《秦府十八学士图》。杜甫《丹青引》中有“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的诗句，形容其所画之生动传神。据记载，他的绘画作品在《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宣和画谱》中提到的就有六七十件。他的代表作有《凌烟阁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等。

《步辇图》是阎立本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它表现的是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情景。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因为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描绘的就是唐太宗与禄东赞会面的场景。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3人，最前面的是典礼官，中间的是禄东赞，后面的是翻译官。唐太宗是全图的重心所在，作者不遗余力地予以生动细致的刻画。他笔下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顾盼之间充分流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为了更好地凸显出唐太宗的至尊风度，作者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衬托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大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全图不设背景，以摹绘人物为主，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感强。从细部描摹来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成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圆转流畅中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图画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着靴筒的折皱等处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纯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另一种说法是宋代摹本，但摹绘较精，不失原作之真。画幅上录有唐代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的两行题记，还有宋初章友直用小篆书写的故事内容。在这幅画中，作者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具有早期肖像画的特征——线条流畅、色彩艳丽而沉着，比较成功地描绘了人物的神态。其中人物的发式与服饰都具有初唐时期的特点。

鲜艳明丽的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是继青瓷之后出现的一种彩陶，主要用黄、绿、白三色釉涂胎，故称唐三彩；也有二彩或者四彩的，但总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陶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发展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

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唐三彩陶器主要用于明器和俑，它的种类繁多，主要有人物、动物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再现了唐代社会生活风貌，被誉为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唐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恰当，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玉立，悠然娴雅，十分丰满。动物以马和骆驼为多。

在唐右卫大将军墓中出土了一件骆驼载乐俑。骆驼昂首伫立，通体棕黄色，从头顶到颈部、下颌到腹间以及前肢上部都有下垂长毛，柔丽漂亮。驼背上架有平台，铺有毛毯。平台上左右背对背各坐胡乐俑一人，正在吹打乐器；有一俑站在中央，翩翩起舞。这3个乐俑个个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身穿绿色翻领长衣，白色毡靴，只有前面一人穿黄色通肩大衣。这件高大的驼载乐舞俑精美绝伦，令人赞叹！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连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体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盛唐三彩产量大，质量高，三彩俑生动传神，釉色自然流畅，互相渗化，色彩绚丽，呈朦胧之美，艺术水平很高。唐三彩是在综合东汉以来的绿釉和黄釉陶的基础上，引进波斯蓝釉技术烧制而成的。据说唐三彩中呈蓝色的钴料是从波斯进口的，所以人们常说“三彩贵蓝”。此外唐三彩中的凤头瓶也受波斯萨珊银器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对后来的陶瓷发展影响很大，辽三彩、宋三彩、明三彩、清三彩等都受其影响。另外，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并影响了外国的陶器，例如波斯三彩、伊斯兰三彩、新罗三彩、奈良三彩等，都受到了唐三彩的影响。唐三彩器以它斑斓的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它是我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山水画家李成

李成字成熙，原籍长安，唐朝宗室。五代时为了逃避战乱，移居到山东青州的营丘，所以后人又尊称他为“李营丘”。李成出身名门望族，他饱读经史，磊落有大志，在少年时就能做出格调不凡的文章。长大后，他的兴趣转移到山水林木上，既而成为杰出的山水画家。因时势变迁，李成的抱负和才学得不到施展，便更放意于诗酒绘画，以至于年纪不老就醉死于客舍。

李成擅长山水画，他的画风源自荆浩、关仝，但却从未见过有“一笔相似”，可见他善于脱去前人的窠臼，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自成一派。他注重发挥传统绘画的笔墨表现力，用爽脱的笔调和富于变化的墨色，表现风雨明晦中的灵秀山川。他用墨清淡而富有层次，故被后世称为“惜墨如金”。他描绘的郊野平远旷阔，让欣赏者油然而生一种虽遥距千里却秀色可掬的感觉。他所画的寒林老树，形象劲拔而富有生命力。他的画风格清劲，墨法变化神妙，以描写烟林平远景色见胜，纯粹出于写实。

李成一生虽然短暂，但创作丰富，仅画史记载的就有159件，而今留在世上的则寥寥无几。流传至今的有《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晴峦萧寺图》、《茂林远岫图》等。其中《读碑窠石图》，描绘的是荒野寒林中，一个骑骡的人在童仆的陪伴下仰面读老树下的一通古碑的情景。画中枯枝呈蟹爪、石头如同卷云，萧索的气象和平远的景物，体现了李成山水画的特点。通过读碑这一事件的描绘，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历史的兴衰演变，颇为耐人寻味。

李成的绘画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很多王公贵族争相请他作画。但李成气节高尚，不为权势所动，所以他的画很难求得。李成去世后，他的名望更高，收藏家纷纷出重金求购他的作品。北宋皇帝中神宗、徽宗等都酷爱李成的作品，他们刻意搜访，这造成李成真迹稀少，而赝品却大量流传。北宋书法家米芾曾说，他这一生中得到李成的画有300件，但其中只有2件是真迹。由此可见李成的绘画受欢迎和赏识的程度。

李成的画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提到山水画，人们必然认为李成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李成与关仝、范宽并列为宋初最有影响的山水画家，合称为宋初北方山水画三大家。李成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左右了北宋山水画的发展趋势，如许道宁、李宗成、翟院深、郭熙、王诜等人，都是他画风的主要继承者。

雪景山水画家范宽

范宽字中立，一名中正，陕西耀县人，活跃于北宋初年。因性情宽厚，故人称“范宽”。范宽的画起初学李成，后来又学荆浩。因为他认识到，前人学习画画，未尝不是取自眼前的事物；向前人学习，不如向眼前的事物学习；向眼前的事物学习，不如研究它们的本性。于是，他便隐居起来，活动范围主要以陕西的华山、终南山为主，而黄土高原上大山直立的气势成为范宽绘画风格的渊源。

范宽下笔雄强老硬，山多正面巍立，石纹用豆瓣、雨点状皴笔，山势折落有势，顶植密林，枝如丁香，水际作突兀大石，屋宇笼染墨色，称为“铁屋”。他的画能画出秦陇间峰峦浑厚、严峻逼人的气势。

《溪山行旅图》历来被看做范宽的代表作，这幅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雄伟、壮阔。画面上大山迎面矗立，气势逼人。山头丛林茂密，两峰相交处白色飞瀑如银线飞流而下，于静穆的气氛中增添了一分动意。近景、中景怪石叠起，小溪、古树、楼阁在其间隐现。一条崎岖山路向上延伸。从右至左走来一队旅客，骡马载着货物正艰难跋涉着。从这幅画中也可以看出范宽绘画喜欢用全景式的构图方式。

雪景山水是范宽的一大创造，被人们评为“画山画骨更画魂”。他的代表作《雪景寒林图》由3幅条绢拼成。画中群峰屏立，山势嵯峨；山头遍布寒柯，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后有民居，一人张门而坐；板桥寒泉，流水萦回。整幅画气势雄浑，意境深远，层次丰富，真实地表现了山川初雪的景象。山间弥漫的雾气和坚实的树石更强化了画面意境的幽静、雄壮、浩莽。《雪山萧寺图》则层峦叠嶂，白雪皑皑，山骨隐显，寒树挺拔。寂静中仿佛听到古刹钟声。近景中粗笔画出的有雄悍之态的巨株秃树被人形容为“扫帚”，是范宽绘画的特点。

范宽尤其善于运用积墨法，这在《雪景寒林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画山时先用于笔皴山石，再用水墨“笼染”，用淡破浓或用浓破淡，反反复复加积而成，既浑厚又不干枯，既湿润又浑厚。

经过五代文人画的开创，到了北宋初年，画家以大自然为对象，开启了山水画的恢宏气度。范宽的画给人的感觉是远望的景色，但实际上画家就坐在景色之中，即“远望不离坐外”。这与李成作画“近视如千里之远”的特色相对应，这些都被列入“神品”之中。范宽与关仝、李成并称为北方山水画三大家。

高度发达的宋代瓷器

宋瓷在中国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以高度发达的单色釉著称。宋代制瓷手工业是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地，目前在全国19个省170多个县市发现宋代瓷窑窑址1000多处。汝、钧、官、哥、定是当时的五大名窑。此外，景德镇窑、磁州窑、耀州窑的产品也极负盛名。由于各地瓷窑烧造瓷器的工艺、釉色、造型和花纹装饰各不相同，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瓷窑体系。有定窑系、磁州窑系、钧窑系、龙泉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等。

汝窑在河南临汝，是北宋时期经营的官窑，所烧瓷器的釉色青绿发蓝，器表有细碎开片。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发现了宋代汝窑窑址。

钧窑在河南禹县八卦洞。钧瓷胎骨为羊肝色，釉厚不透明。其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红、天青、月白等釉色闻名于世。该窑还产多变的装饰釉色瓷。钧瓷有独特的乳浊釉，青中带红，如蓝天中的晚霞。钧瓷釉色中的红釉系铜的发色剂对后世的海棠红、宝石红、祭红、桃花片等色釉有巨大影响。钧瓷中的蓝色乳光釉可谓青瓷工艺中的创举。钧瓷还有一种“蚯蚓走泥纹”，具有独特艺术风格。

宋代官窑是北宋朝廷在开封经办的一处青瓷窑场。窑址目前尚未发现，产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官窑青瓷色泽青白如玉，釉质肥润晶莹，器表有较大开片。哥窑制瓷工匠，利用胎和釉在焙烧过程中收缩率的差别，使瓷器釉面呈现出疏密不等、大小不匀的裂纹（即开片）。

定窑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一带。曲阳宋时属定州，定窑因而得名。它是继承唐代邢窑的白瓷发展起来的。定窑以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色釉、绿釉、白釉剔花等瓷器。定窑白瓷胎薄质坚，釉色洁白莹润，因胎泥中含有大量氧化钛，所以定窑白瓷的釉色呈现出白中泛黄的颜色，且有泪痕。定窑白瓷造型美观，花纹装饰题材丰富，主要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和印花。

磁州窑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民间瓷窑。窑址主要在今河北省磁县漳河两岸观台镇东艾口和冶子村附近。这里古代属磁州，磁州窑故而得名。其产品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特别是白地黑花瓷器，色调对比非常鲜明。器形以盘、碗、罐、瓶为主，还有瓷枕和玩具。瓷枕枕面常绘画出民间马戏图、小孩游戏图等，构图生动活泼，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窑，据有关记载，始烧瓷于南朝陈时期。唐代盛产白瓷。五代时期的白瓷烧制达到了较高水平。宋代景德年间在此设有官窑，器底多书“景德年制”的铭文，景德镇就此闻名。当时以产青白瓷（又称影青）为最著名。青白瓷的胎体致密洁白，釉质含铁元素较少，焙烧后的釉色白中泛青，釉薄质细，光泽晶莹。宋代所烧青白瓷的硬度、薄度和透明度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

从以上窑系情况看，北方的定窑、磁州窑影响深远。定窑以白色微黄的釉色取胜，并有名贵的“白定”、“黑定”、“紫定”等产品；磁州窑是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南方的景德镇瓷器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以产青白瓷为精。龙泉窑（哥、弟窑）是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中原的钧窑、西部地区的耀州窑都生产各具特色的名瓷。

宋代瓷器的造型既实用又美观，尤其是瓶类，运用了不同的曲线构成了外部轮廓线，十分优美。这些瓶体或修长优美，或短硕稳重。

宋瓷日用品中有些瓷枕颇有艺术特色。瓷枕最早见于隋代，唐代以后数量、样式增多。宋代磁州窑生产的瓷枕最为丰富多彩。其中“婴孩枕”、“虎枕”、“龙枕”、“童子荷叶枕”都造型生动，可供玩赏。宋代盛行孩儿枕，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及耀州窑都有孩儿枕传世，但姿态各异。景德镇及耀州窑孩儿枕的孩儿均作侧卧姿态，手持一荷叶，以荷叶为枕面，定窑孩儿枕作卧状，以孩儿背面作枕面，孩儿双目炯炯有神，头部两侧有两绺孩儿发，身穿丝织长袍，团花依稀可辨，下承以长圆形状榻，榻边饰以浮雕纹饰。

植根于民间的皮影戏

皮影戏也叫“影戏”、“灯影戏”、“土影戏”。它是用牛皮、羊皮做成各种人物、动物造型。表演的时候，在台前竖一块白布，打上特制的灯，配上锣、鼓等的伴奏，使皮影形象栩栩如生。

皮影戏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晋朝干宝《搜神记》记载，汉武帝很宠爱自己的妃子李夫人，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日夜想念，无法忘怀。有个名叫齐少翁的大臣，就用纸和皮革仿制了李夫人的形象，再用灯光照射到布帐上。在夜间隔幕远望，人物栩栩如生。汉武帝见了非常高兴。

演皮影戏的设备非常轻便，所以戏班的演出流动性较强。不论在剧场还是在大厅、广场、庭院以至普通室内，架起影窗布幕和灯箱就能开戏。一个戏班6～7个人和一箱影人就能演40～50出戏。演出完毕，全部行头装箱就走，辗转十分便捷。因而皮影戏自古就是随军的一种娱乐形式，这也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原因之一。

演皮影戏的操耍技巧和唱功是皮影戏班水平高低的标志。而操耍和演唱都是经师父心传口授和长期勤学苦练而成的。演出时，艺人们都有操纵影人、乐器伴奏和道白配唱同时兼顾的本领。有的高手一人能同时操耍6～7个影人。武打场面紧锣密鼓，影人枪来剑往、上下翻腾，热闹非常。而文场的音乐与唱腔音韵缭绕、优美动听，或激昂或缠绵，有喜有悲，声情并茂，扣人心弦。

皮影戏的种类有历史演义戏、民间传说戏、武侠公案戏、爱情故事戏、神话寓言戏、时装现代戏等等。折子戏、单本戏和连本戏的剧目繁多。常见的传统剧目有《白蛇传》、《西厢记》、《牛郎织女》、《杨家将》、《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艺人在演出时，必须加些杂戏，即选取一些发生在观众中的趣闻轶事，编排成戏，插在中间演出。这更吸引了一般的民众。

由于皮影戏在中国流传地域广阔，在不同区域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其音乐唱腔的风格与韵律都吸收了各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音乐体系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众多流派。秦、晋、豫一带的皮影戏中，常用和声接腔、帮腔和鼻哼余韵的唱法，拖腔婉转悠扬，非常动听。而河北、北京、东北、山东一带的皮影唱腔，则分别在京剧、落子、大鼓、梆子和民间歌调的滋润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皮影戏很早就为世界所熟知。波斯历史学家雷士丹丁详细记载了成吉思汗帝国的军队在波斯演出皮影戏的情况。1774年，德国大诗人歌德曾在展览会上向观众介绍中国皮影戏，他本人极为喜欢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在过生日的时候，他以举办中国影戏演出来进行庆祝，并以此招待来自王宫的贵宾。

风格各异的民间剪纸

剪纸是民俗活动的重要一项，丰富的民俗事象为剪纸提供了创作的广阔天地。民间剪纸与各地风俗习惯密切结合，表现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基本特征，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岁时节令、居住、服饰、诞生成年、婚葬、寿筵等，都在剪纸中得到反映。

以岁时节令为例。正月初一，家家挂春幡、贴窗花，一派喜庆气氛；正月十五闹花灯，灯上贴上剪纸，使花灯更加绚丽夺目；三月清明，祭品上摆放着剪纸，以表达怀念先祖之情，五月端午，剪贴“五毒”，用来逃避瘟疫；七夕，姑娘们相聚在一起，剪花样，赛智慧；九月九重阳节，剪刻重阳旗，寓示着步步登高；十月初一寒衣节，人们用五色纸剪成寒衣，或做成衣、帽、鞋、被等种种式样，在门前或坟地焚烧，寄托生者对亡人的哀思。

再从红白喜事上看。结婚时，大门两边要贴上大红双喜字，有的还要在陪送的嫁妆上用《鱼儿扑莲》、《麒麟送子》、《鸳鸯戏水》等大型剪纸覆盖，作为装点。枕头、手帕上的绣花，也是以剪纸为底样绣成的。送殡仪仗中的纸幡、摇钱树、金山银山、轿车大马，都是用纸剪刻糊制的。这些极普通的剪纸作品，虽不像珍珠翡翠那样华贵辉煌，却牵连着每个人的心灵，伴随着千家万户，具有牵心动魄的艺术魅力。

民间剪纸大多是人物、动物、草木花卉，它能借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通过谐音、象征等手法，寓以别意。如《龙凤呈祥》、《凤凰戏牡丹》象征着婚姻的美满与神圣，《刘海戏会蟾》象征着爱情的真挚，《柿子和如意》表示四时如意、平安幸福，《喜鹊登枝》寓意喜上眉梢、喜事盈门等。在剪纸艺术天地里，民间的能工巧匠尽可以凭借他们的想象，描绘出理想的一切，表达出巧意、新意、美意。

因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审美观念的不同，各地剪纸又有差异。北方地区粗犷、雄壮、简练、纯朴，多为单色剪纸，风格质朴；而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染色剪纸，则婉约典雅、富丽堂皇。

诗人和文学家总把民间剪纸比作山花，这个比喻恰到好处。剪纸这朵山花扎根于民间，来自民众，用之于民众，年年岁岁常开不谢，装点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文人画家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他中过进士，曾任礼部员外郎，后来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调出京城；又因作诗“谤讪朝廷”而被罪贬黄州等地，最后病死常州。他与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合称为“三苏”，并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轼对书画很有研究。书法方面，苏轼擅长行书楷书。他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从中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进行艺术创造，并在创造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技法。他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他的书法，用笔多取侧势，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有很大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类似于现在握钢笔的姿势，故其字右斜扁肥。他的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黄庭坚把苏轼的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姿媚，中期圆劲，晚期沉着。早期他的代表作是《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他的代表作是《黄州寒食诗帖》。这幅诗帖是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的两首诗。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随”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后人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他的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这二赋意趣古雅，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

苏轼对作画也有自己的见解，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主张，这在画史上很有影响。

苏轼擅长画竹，是湖州竹派之一。苏轼画竹，赞同画家文同的看法，他说，有的人画竹子，一节一节地画、一叶一叶地画，那怎么能画出竹子的全貌呢？只有成竹在胸中，拿起笔来画竹，在纸上好像看到自己所要画的整体，这样才能画出有风韵的竹子。后人从中也就提炼出“胸有成竹”这个成语，表示做事很有成功的把握。

苏轼还是朱竹的创始者。一次他一时画兴大发，但手边没有墨只有朱砂，他就拿朱砂画起竹子来。有人问他世间哪有朱色竹呢？他反问说，那世间又哪有墨竹呢？他思路灵活，反应灵敏，在画竹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宋画第一”李公麟

李公嶙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安徽舒城人。他的父亲曾任大理寺卿，喜欢收藏书画，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李公麟获益匪浅。他22岁就考中进士，做了中书门下省删定官，后官至朝奉郎。后来，他隐居在龙眠山，自作《龙眠山庄图》，后人把它比作王维的《辋川图》。晚年时他得了严重的疾病，整日呻吟，但他仍不中断画画。家人劝他休息静养，他笑着说：“余习未除，不觉至此。”他爱好绘画竟然到达种地步。

李公麟博学多才，他的诗、文、书、画俱佳，尤其精于绘画。开始时他学的是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等人，后来，他集各家之所长，自成一种风格。他习惯白描，笔法如行云流水，融现实与浪漫于一体。他作画时很少设底色，只是用澄心堂纸来画，只有在临摹古人的画作时，才用绢素着色。后人称他的画“鞍马逾韩斡，佛像过吴道子，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混，潇洒之处似王维”，推为宋画第一。

开始时，李公麟喜欢画马，主要是学韩幹的风格，对此略有增损。他学画很认真，每次经过马厩时，他都会仔细地观察马匹，有时整日都不离开，几乎与马融为一体。有位老僧看到这种情形，告诉他不可这样下去，否则会失去马的风采的。李公麟顿时醒悟，兴趣转为道教和佛教。他的画常常标新立异，让世人惊讶不已，但又不失其绝妙之处。他曾经画过长带观音，其飘带有一身半长。他画过石上卧观音，这是前所未见的形象。他还画过自在观音，很有自在之意趣，宾关说：“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

李公麟擅长人物画，尤其注重刻画他们的状貌，使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廊庙馆阁之人，还是山林草野之人。至于动作和态度，他从人物的颦伸俯仰方面刻画，让观赏者看出东西南北各地的人和他们地位尊卑贵贱的区别，这可不是一般的世俗画工所能做到的。他的人物画不仅能表现出不同阶层的特点，还能画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在线描方面具有极高的功力。尤其是他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稿，确立为白描创作，这对中国绘画方面的贡献很大。

《维摩演教图》以一段佛教故事为题材，描绘了维摩向文殊师利宣扬大乘教义的情景。维摩坐在炕上，面部略带病容，但精神矍铄，以手作势，一望便知他是这幅画的主角。坐在他对面另一个炕上的文殊师利，正在静听他说法。维摩右侧是散花的天女，她正把花朵撒到弟子的身上。两旁还有许多认真聆听的法侣、天女、神将。整幅画面庄严肃穆，画中21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从这幅画上，可以看到李公麟高超的白描技巧。

李公麟的画作很多，仅《宣和画谱》记载的宫廷藏画就有107件，其中《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维摩诘像》等最为有名。李公麟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交往密切，并为王安石所推崇。

风俗画极品《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风俗画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张择端字正道，山东诸城人，擅长宫室界画，尤其长于舟车、市肆、桥梁、衡衢、城郭。他是一个有极强的写实技巧，并善于处理复杂的生活场景的画家。《清明上河图》是他的代表作。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京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从商业、交通、漕运、建筑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再现了12世纪我国都市社会的生活面貌，构成了一件内容极为丰富、完整的艺术品，为后人研究宋代绘画和考据宋代社会提供了一件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形象化资料。

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张择端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全图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汴京郊野的春光：疏林薄雾中，掩映着低矮的草舍瓦屋、小桥流水、老树、扁舟，阡陌纵横，田亩井然，依稀可见农夫在田间耕作。两个脚夫赶着5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里，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第二部分是繁忙的汴河码头：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中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

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勾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则伸头探脑地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闻名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第三部分是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此外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等各行各业。大的商店门口还扎着“彩楼欢门”，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在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等。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等，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整幅画的结构宛如一首乐曲，以轻柔开始，起伏跌宕推向高潮，最后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清明上河图》的出现是北宋人物画长期发展的结果，画家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作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虽都是寻常的、平凡的琐事，但因为全画的主题色泽鲜明、含义丰富，使得活跃的古代城市生活得到艺术的再现。

皇帝书画家赵佶

赵佶是宋神宗的儿子，即宋徽宗。他是一位迷恋书法、绘画、诗的俊朗青年。由于出身皇室，他自幼便有机会饱览群书，大量临摹宫中历代名人的书画真迹，同时又得到名师的精心指点，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勤学苦练，所以年纪轻轻便拥有雄厚的艺术功底，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都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华。赵佶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后来，他传位给儿子宋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他和钦宗都被金兵俘虏，最后死于金朝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附近）。

绘画方面，赵佶是工笔画的创始人，尤其擅长画花鸟、山水、人物、楼阁。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吉祥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惊叹。

代表作《芙蓉锦鸡图》所画的锦鸡，飞临于疏落的芙蓉花枝梢上，转颈回顾，翘首望着一对彩蝶翩翩飞舞。画中状物工丽，神情逼真。锦鸡全身羽毛色泽艳丽，曲尽其妙，俱为活笔。

芙蓉枝叶的俯仰偃斜精妙入微，每一片叶都不相同，各具姿态，而轻重高下的质感耐人寻味。图下几枝菊花斜插而出，增添了构图的错综复杂感，渲染了金秋的气氛。芙蓉斜刺向上，使观者凝神于飞舞的双蝶。用笔精娴熟练，双勾设色细致入微，空间分割自然天成，足以代表北宋宣和年间院体画的最高水平。工笔画的典雅与俗气之分，关键就在于胸怀修养的内涵，运笔的动力节奏感和诗意的构成。赵佶的这幅画典雅浓丽，诗情画意，不愧是中国绘画史上院体画的上乘之作。

赵佶独创的花鸟画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赵佶的花鸟画，大都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象。他的构思十分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开启了南宋刘松年、李嵩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先声。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技巧。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花鸟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赵佶提倡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创作。他创作时，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的传统特征。

赵佶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著录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了推动和倡导的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赵佶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画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形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达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赵佶的书法功力。

相比之下，赵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缺乏精品力作。尤其是前期的诗词，多为柔丽绮靡的矫情之作，享乐情调十分明显。但在沦为亡国君之后，他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

董其昌与“南北宗”说

董其昌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明末画坛的领袖，书画造诣及欣赏水平都很高。他少年时即负盛名，以书法名垂海内外。明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曾担任太子太保等职。董其昌既是画家、书法家，又是美术评论家，著作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对书画理论见解相当精当。他竭力推崇和提倡文人画的“士气”，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董其昌在绘画上取法“元四家”，又上探宋元诸家之秘，将古人的结构技法加以归纳融化，使画面的疏密、开合、虚实等组织形式程式化。他在笔墨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清雅、温和、秀润、明净的韵味。当时追随董其昌的，有松江派的陈继儒和莫是龙、华亭派的顾正谊、云间派的赵左等人。

董其昌在画史上的主要贡献还是他的“南北宗”说。“北宗”指唐代李思训父子的着色勾勒山水，流传为宋代的荆浩、关仝、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南宗”指自唐代王维的水墨渲染始，流传为董源、巨然、郭忠恕，以至“元四家”。结论是：崇南贬北。此论一出，遂成定案，于是文人画的南宗成为正宗。

董其昌在书法上也有杰出的成就，但他学书的道路十分艰难。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中有所记述：“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他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融会贯通各家之长，以古为师，以古为法。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他“六体”和“八法”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到了清代，康熙对他的书法又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自临摹，并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被董其昌笼罩，书风日下，实在是书坛的悲哀。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康有为说：“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的书风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作品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草，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頫，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相当自负。

董其昌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画禅室随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继往开来的陈洪绶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莲子，晚号悔迟，更号弗迟、老迟，又号云门僧、九品莲台主等，明末清初著名画家，诸暨枫桥（今属浙江）人。幼年时就喜欢绘画，跟从蓝瑛、刘宗周学画。在仕途上他补生员后，屡试不中，便到北京捐为国子监生。相传他4岁那年，住在订亲的岳父家。房间刚刚粉刷完，四壁洁白。岳父离家时对家僮说：“小心不要弄脏了刚粉刷的房子。”过了一会儿，陈洪绶走进房间，对家僮说：“你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僮仆走后，他就在墙壁上画了一幅拱手而立的关羽像，有九尺高，家僮回来看到吓得号啕大哭。岳父闻声赶来，一眼见了，以为是真的关羽，慌忙下跪，顶礼膜拜，并把这间房子作为专门供奉的地方。更可喜的是，这位“神童”非常虚心，有一次，他被杭州府学的宋代李公麟画的《七十二贤石》刻吸引住了，就闭门画了10天，临了个副本，人们都认为他画得很像。后又去画了10天，人们却认为不很像了。陈洪绶很高兴，他认识到，光临摹不是目的，能创新才是出路。

陈洪绶在科场上虽不得意，但在绘画上却“艺日精而名日盛”。崇祯年间，他被召入宫，任舍人，临摹历代帝王像，因而得以饱览宫廷名画。之后看到明朝政治腐败，于明亡的前一年，毅然离京，返回故乡。明亡后，一度削发为僧，避乱于云门寺。迫于生计，他在绍兴、杭州卖画糊口。这是他一生创作的鼎盛时期。陈洪绶虽然穷困潦倒，但对金钱看得很轻，对豪强权贵“虽千金不为动笔”。无论小夫稚子，还是歌妓老卒，他都乐于作画相送。有一次，一个老兵请他喝酒，要他作画题诗，他慨然应允。去世前的秋天，朋友戴茂齐送他一幅文徵明的花鸟画。因一个朋友儿子生病，他就把画抵押了一些钱，给朋友儿子做药费；自己画了《博古叶子》，回赠给戴茂齐。

陈洪绶擅长人物、花鸟、山水，其中人物画对后世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继承古代传统、开启近代人物画新风的重要画家，对重振元明以来衰落的人物画具有重要作用。陈洪绶师承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周防、李公麟、赵孟頫、蓝瑛、刘宗周，博采众长而能变易古法，形成古拙奇崛的风格。顺治七年（1650年）创作的《归去来图》集中反映了画家的价值观念、遗民心态以及高度成熟的人物画风格。此图为出仕清朝的周亮工而作，旨在以东晋陶渊明辞官归田的故事规劝这位老友。陈洪绶所绘的《离骚》、《九歌》、《水浒叶子》、《西厢记》、《博古叶子》等绣像插图，均由名工镌刻成版画，付样刊行，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洪绶所画花鸟亦有其独特风貌，分为两种画法：一种由宋代画院工笔重彩发展而来，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一种则受晚明大写意花鸟画的影响，渗以水墨，用笔灵动洒脱，工笔与写意兼融。陈洪绶画花鸟注重造型，运笔圆润，赋色古雅，曲尽花鸟虫草之生趣。

陈洪绶的绘画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初以来的重要人物画家如华喦、罗聘、任颐等均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创造出各自独特的风格。

杨柳青年画

年画是我国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品之一，每值岁末，多数地方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年画因一年一换，或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故称“年画”。发祥于天津市杨柳青的木版年画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民间年画品种，艺术风格独特，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杨柳青明代时称柳口，因富产杨柳而得名；位于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沿岸，交通便利，市肆林立，是明清时北方著名的市镇。杨柳青年画创始于明崇祯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开业最早的作坊是明朝戴家和清初齐家。戴家画店传到清乾隆年间的戴廉增时，已历九世。清代是杨柳青年画的黄金时期。仅戴廉增一家，每年就印绘年画百万张以上。戴廉增和齐健隆两家及其他画店的产品大量销往京津、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甚至远销国外。莫斯科等博物馆藏中国木刻年画最多，其中大部分是清末杨柳青戴、齐年画作坊印绘的。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与南方苏州的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杨柳青年画几经劫难。日寇侵华时期，杨柳青年画画版被强迫运出作填平道路之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不少画版被当做迷信品毁之一炬。但一次次的摧残并未使杨柳青年画灭绝，因为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紧密联系，所以至今杨柳青年画的产销仍很旺盛。国内外众多爱好民间艺术品的人都踊跃收藏它。

杨柳青年画大都表现人们美好的感情和愿望，反映时事风俗，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大致可分5类：一是仕女、娃娃。这是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画面常为单个或两三个人物。娃娃的形象都是佛颜、童身、武架、戏姿。二是戏曲及历史故事。三是喜庆吉祥主题。四是世俗生活。比如清朝曾为慈禧作画的杨柳青著名画师高桐轩的一幅《庆赏元宵》年画，充满节日的喜庆气氛：儿童们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吹喇叭；妇女们有的怀抱婴儿教其击鼓，有的携子擎灯奔前凑趣。厅堂廓庑装饰得金碧辉煌，把闹元宵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五是新兴事物。如清末的年画《天津火车站》、《天津马路骑车》，画的都是新鲜事物。

杨柳青年画富有民族特色。饶有情趣的构思、寓意和写实结合的手法、丰满匀称的布局、挺拔流畅的线描、富有美感和节奏感的造型、鲜明典雅的敷彩，都突出了年画的实用性、装饰性，以及“大”、“老”、“中”、“满”的特色，都使它赢得了民众的喜爱。“大”，形象大，通过对比、映衬和隐喻，突出主要形象，突出形象的主要部位。如《双鱼吉庆》画，在莲花、葡萄的陪衬下，两个大头胖身娃娃各抱着大鱼，醒目传神，洋溢着吉祥意味，满足了民众对祥和、喜庆的期待。“老”，主题老，福禄寿喜、人寿年丰都是人们永恒的追求目标；但表现老主题时又要突出美好事物的延续性、持久性，因而寿星伴童、山林猛虎、狮子巴狗都是生命力旺盛的表象。“中”，构图以中心点为坐标原点，以中轴线为对称轴，使画面稳重、均衡、和谐，这也顺应了民众求安稳、平和的心态。如传统杨柳青年画《财源茂盛》中，财神和聚宝盆处于中轴线，两旁对称立着文武侍臣，人物四周饰物满满当当。“满”，画面布局满，无论是用物象谐音组成文字画题，还是用象征、寓意手法作画，都使图画占满画面空间的同时，占据人们的心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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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常识

小说的定义

小说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艺术概括，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的三要素

小说三要素指的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我们称为典型人物。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创作出来的，他不同于真人真事，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通过这样典型的人物形象反映生活，更集中、更有普遍的代表性。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段可以是概括介绍，可以是具体的描写，可以写人物的外貌，也可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既可以写人物的行动对话，也可以适当插入作者的议论；既可以正面起笔，也可以侧面烘托。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思想的。故事来源于生活，但它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环境描写中，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自然环境包括人物活动的地点、时间、季节、气候以及景物等。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不小的作用。简单地说，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

小说的特点

“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说竭力要挖掘的艺术内容，其感觉经验愈是新鲜、细微、独特、准确、深刻，就愈是小说化的。“虚构性”与“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最能体现小说特点的东西。

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抒情诗、抒情散文无需人物、情节和环境；叙事诗、叙事散文和戏剧文学尽管具备这三要素，但不易构成完整的“世界”，也许小说才称得上一个“世界”，因为它容量大，能够比上述文学样式更多方面，更为细致地刻画人物思想性格，展现人物关系和命运变化，能够更为完整地表现错综复杂的生活事件和矛盾冲突，能够更加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正如黑格尔所说：小说能够“充分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旨趣、情况、人物性格、生活状况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

（1）强调表达的手法。小说经常运用排比、拟人等写作手法，亦会细致地描写人物及景色，为了加强故事性，刺激读者的想象力，也会使用推理侦探和科幻小说的悬疑性。

（2）内容比较接近现实。题材内容环绕成长的坎坷、见闻、喜悦、苦恼、困惑和得失等，作者以不同的悲喜表现手法，把一个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3）展示人性光明和阴暗面。作者不但呈现人性的矛盾、问题等阴暗面，又会展现人性的积极、美好的光明面，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自然领悟个中道理。

小说的分类

小说分类问题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俄罗斯文艺学家弗·雅·普洛普认为：“事实上不存在精确的类型划分，它常常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有人说社会生活有多丰富，小说的分类就有多丰富。从古至今，人们只是按照表现社会生活的向度，给小说做了一个抽象的划分。比如，我们把转述历史记忆实有故事的特定小说称为“历史小说”，而那些表现历史世界可能有但不见记载、或根本不存在的故事的小说则称为“时代小说”或其他。同样，那些具体表现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题材的小说，也不必然地就是小说类型。在理论演绎上，小说类型的确无穷无尽。

小说的分类也在不停地变化，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和时代精神的转换，新的小说类型总是在不断涌现。过去不存在的小说类型，现在有可能称为主流。如，表现幻想生活的小说，我们过去只有“神魔小说”，现在则有了“科幻小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游小说”又称为表现幻想小说的生力军。同样，现在不存在的小说类型，将来未必不存在。因此，我们对小说类型的逻辑分类，就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和鉴别一些小说的大概类型。由于现有的小说研究在理论演绎上的滞后，导致我们对一些新小说类型的出现缺乏心理准备和理论准备，频频出现失语或者认识混乱的现象。

小说分类的确是困难的，比方说，一部小说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划进不同的类型，或者一部分小说本身就是混类、跨类现象，但是，无论分类对象多么复杂，只要坚持科学的分类标准和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法，都是可以被解释和说明的。我们习惯上按篇幅的长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按语言类型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按写作形式分为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等，笔记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按题材内容可分为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玄幻小说及历史小说等等。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几种小说类型。

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是一种篇幅长、容量大的小说体裁，字数一般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之间，通常取材于丰富的生活经历和较长的历史过程。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被誉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相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长篇小说的特点在于：①能够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叙述复杂的事件，描绘众多的人物及其性格；②能够多方面地揭示人物性格，在交错的情节线索中表现其变化和成长；③能够通过微观的刻画和宏观的展示，描写与众多的人物和交错的情节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由于思想内容丰富，结构层次复杂，长篇小说常常分为许多章节，或若干部、卷、集等。它易于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面貌，反映显著的时代本质特征，因而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中篇小说

中篇小说的篇幅和容量介于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间，字数一般在三四万到十几万之间，通常描写若干人物和不太复杂的生活过程。中篇小说的容量虽不及长篇小说，但同短篇小说相比，仍有较丰富的情节、较复杂的事件和较多的人物，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内容。由于它比长篇小说内容集中，比短篇小说情节丰富，并且又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因而深受现代读者的欢迎。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是一种篇幅短小、内容集中的小说体裁，字数一般在几千字到三四万字之间，通常取材于富有典型意义的某一事件和生活片断。作品中的人物较少，关系也较简单，一般不作多侧面描写，只表现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事件集中，情节比较简单，常常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迅速发展和解决；环境描写犹如速写。短篇小说能够比较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比较集中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意义，使读者以小见大，回味无穷。

微型小说

微型小说是一种篇幅很小、情节简单、对人物和事件都不作完整描写和叙述的新兴小说体裁。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等，字数一般在千字以内。这类作品或抓取社会生活中的一鳞半爪，或捕捉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点化、生发，巧妙构思，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情绪。微型小说不追求完整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而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结构画龙点睛般地烘托形象，使人们在简短的欣赏之中受到某种启迪。它的表现手法也是灵活多样、不拘一格的，或勾勒人物，或简述事件，或抒写情感，或托物言志，在精巧的行文中给人以艺术回味。

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式，它是在宋元长篇话本、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讲史”主要是讲述历史上的战争故事，由于这类内容篇幅很长，说话人不可能把每段历史故事从头到尾地在一两次内讲完，就必须分若干次讲解，每讲一次，就叫做“一回”，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的本意。它的“回目”起源是，说话人在每次说讲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以此将两个章节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上下衔接。经过元末明初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叶，章回小说更趋成熟，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章回小说除具有一般长篇小说的特点之外，它本身的特点是：每章都有回目，每个回目由上下两联组成，互相对偶，字数相同，回目具有提示作用；每回的开头常有诗词，前面一段内容常和上一回相连，结尾常在故事最吸引人、情节正处在高潮阶段时，用“且听下回分解”结束；在叙述故事时有一些程式化的语言，如“话说”、“却说”、“且说”等。

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的特点就是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征。“笔记”使其在记叙上获得了一种散文化的记叙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作者可以叙述，也可以表达别人及自己的思考以及观点；而“小说”则是一种带有故事性的叙述和创作形式。由于“笔记”本身获得的自由空间，又可以使“小说”创作与散文化的“笔记”叙述相互交叉，因此笔记小说的优势十分明显。而笔记小说中的民间文学因素也是十分浓郁的。在笔记小说相对较为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是优秀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到了后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又将笔记小说推向了相当的高度。它的故事以及生活视角与视点，均具平民化的色彩，带有十分明显的民间文学的特色，其中包含了许多传说、寓言、掌故、逸事。

笔记小说可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东晋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南朝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

志怪小说

人们把那种记述神灵鬼怪或写神、鬼、人混杂等奇异故事的小说通称为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志怪小说的形成与宗教迷信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社会上形成侈谈鬼神的风气，人们常把自己的反抗心理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通过奇异的幻想，借助神仙、鬼怪表现出来，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志怪小说。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①是以控诉和揭露统治者罪行为主的作品，如《冤魂志》中的《弘氏》，《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等；②是以反映劳动人民忠贞爱情为主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父喻》、《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等；③是写一些怕鬼和不怕鬼的故事，如《搜神记》的《宋定伯捉鬼》、《太平广记》中的《赵泰》等。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但现存很少，仅有30余种，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还有托为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十洲记》，郭宪的《洞冥记》等。志怪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话本小说

话本小说是宋、元民间文学的代表。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形式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豪杰或灵怪、风流之事。现存的宋元的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逸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宋元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的，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

在人物塑造上，宋元话本小说以平凡人物为主，不再将非凡人物作为主要的塑造对象，这是中国小说进一步平民化的标志。另外，宋元话本小说采取的是在“说话”这样的场景里展开故事的叙述方式，这样的叙述模式后来成了白话小说的经典叙述方式。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明清小说、白话小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它往往以忠实于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等手段，艺术地再现历史风俗和社会概况。它不同于历史著作，可以有细节上的想象和虚构，允许适当地进行艺术夸张和必要的集中，但在重要的史实方面不能杜撰、篡改和违背；可以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能用虚构的人物同历史人物相混合，还可以集中描绘一个历史事件。它要求作者立足于现实去回顾历史，但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艺术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并受到启示。

如：我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姚雪垠的《李自成》等。

武侠小说

一般认为，武侠小说是我国传说小说的一种，也叫做侠义公案小说，在我国唐代的传奇作品中已具雏形，到清代已逐渐成为章回体长篇小说，并趋向定型，清代后期较为盛行。这类作品带有破案情节，以写侠客、义士协助清官除暴为主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及其人情世态，把人民群众反抗统治者压迫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侠客”、“义士”身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香港地区出现不少新武侠小说，香港作家金庸写的《鹿鼎记》、《笑傲江湖》，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等为其代表。

侦探小说

这是一种主要以描写刑事案件的发生和侦破过程为主的小说。它的特点是，大多以司法机关（或协助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侦察活动为中心，表现主人公机智、多谋、勇敢和富有冒险的无畏精神；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惊险，富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所选素材多以凶杀、偷盗、抢劫、奸淫为内容。侦探小说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的欧美国家，后发展为一种流传很广的通俗性小说。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可能要算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国20世纪初也出现了一些模仿之作，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等。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作品，有人也称其为“法制文学”。

言情小说

言情小说指的是以讲述男女相爱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恋爱的心理、状态等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言情小说是一种最接近生活的文学体裁，它具有通俗性，小说的语言风格更趋生活化、大众化，并无太多华丽辞藻的修饰。

优秀的言情小说如：琼瑶的《梅花三弄》、《一帘幽梦》；亦舒的《阿修罗》、《天若有情》；席娟的《珠玉在侧》、《抢来的新娘》等等。

科幻小说

一般将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人类利用科学上的新发现、新成就以及某些科学预见所创造的某种奇迹的小说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要求把科学和文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寓科学知识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从而起到展望科学的美好前景、启迪人们探索求知的作用。科幻小说的特点是：首先要具有科学性，作品中编织的故事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其次要有一定的预见性，也就是说，应该是人类科学实践目前还未达到的领域；最后是要有文艺性，既要具有小说作品的一般特征，也要具有小说的“三要素”。英国的《隐身人》、苏联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水陆两栖人》，以及中国童恩正的《古峡迷雾》等都是优秀的科幻小说。

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是一种类型小说，通常以冒险、战争为主题，时代背景、世界观等皆无拘束，可任凭作者的想象力进行自由发挥。玄幻小说与科幻、奇幻、武侠等幻想性质浓厚的类型小说关系密切。

一般认为，玄幻小说一词为香港作家黄易所提出，原意指“建立在玄想基础上的幻想小说”。

玄幻小说的定义，至今仍有不少争议。科幻小说家叶永烈说过，科幻小说、魔幻小说、玄幻小说是幻想小说的三大种类。这种分类方法目前得到较多的承认，所谓幻想小说是一种建立在假想情况下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三者的区别在于：科幻小说注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以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为第一部代表作；魔幻小说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以西方的《魔戒》、《龙枪》等为代表；玄幻小说最近才在中国内地兴起热潮，它建立在玄想之上，比魔幻小说更自由，不受科学依据的束缚，有更多空间可以发挥。

如玄幻小说作家龙人的代表作《乱世猎人》、《封神天子》、《灭秦记》、《洪荒天子》等。

诗歌常识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歌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被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做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时四言诗已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40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56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的。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20个字，七绝共28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诗歌的特点

诗歌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抒情性。这是诗歌和科学、政治、哲学以及其他文学体裁最大的区别，因为诗歌较其他文体的感情更强烈，激情更突出。这一特点，在抒情诗中尤为明显，古人讲“诗言志”、“诗缘情”就是这个道理。

二、形象性。诗歌的形象非常鲜明，它可以使读者产生多种联想。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抽刀断水水更流”等，在表现忧愁的感情时，用了形象的语言，选择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更具有感染力。

三、音乐性。诗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可以谱曲，曲可以填词。诗歌要讲究音韵、节奏，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应当易记易懂易唱，要有节奏，押大致相同的韵。诗歌常常是供人朗诵的，因而语言上要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

四、概括性。诗歌要求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生活，它是调动人们想象力的艺术。它用字较少，内涵很多，有举一反三、片言而明百意的作用。

诗歌是在文学艺术中产生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文体，除以上特征外，它还有分行排列、跳跃性、想象性等特点。

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兴、比、赋”是古代诗歌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

“兴”者，“起”也，即触景生情、因事寄兴的意思，也就是作者将内心的思想情绪，在外界的启发下，抒发出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关雎和鸣联想到男女间的和谐恩爱。

“比”也就是比喻的意思。如“燕山雪花大如席”，“官仓老鼠大如斗”等。

“赋”有人理解为“直言”的意思，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可以理解为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去描写的意思。如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对女主人公罗敷从头到脚的穿戴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写了老人、青年人、耕田的、锄地的看到她的美貌后的各种神态举止，尽管诗中没有直接去写罗敷如何美，如何迷人，但诗中用“赋”的办法，使读者对罗敷有了完整、深刻的印象。可见“赋”也是陈述铺叙的意思，这种手法，后来成为“汉赋”这种文体的主要表现手法。

诗歌按表达方式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内容可分为山水田园诗、咏物诗、怀古诗（咏史诗）、送别诗、边塞诗、行旅诗、闺怨诗及送别诗等。

抒情诗

抒情诗为诗歌类别之一，通过直接抒发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是最能体现诗歌特性的一种诗体。它是我国诗歌传统的主流，也是西方近代以来诗歌的典型类别。抒情诗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描写诗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来展示他的内心世界，抒发他对外界事物的审美感情；它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以主观表现为主，对客观事物的再现服从于主观内心世界的表现；它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既真挚自然，富于个性，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例如：郭沫若的《炉中煤》、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抒情诗。

叙事诗

叙事诗为诗歌类别之一，是通过刻画人物、叙述生活事件来抒发情感的一种诗体。叙事诗中虽然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它的情节单纯简练，只侧重人物和事件的典型方面。叙事诗所有的叙述又都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通常以抒情方式来表现对象，将抒情与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

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琵琶行》等。

古体诗

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是和近（今）体诗相对而言的，是指那些产生年代较早，每篇不拘句数，不求对仗、平仄，用韵也比较自由的古诗。古体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诸体，以五、七言为主。后世用这种诗体写成的作品也称为“古体诗”。

《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而唐代李白的《行路难》是七言中杂五言。

近体诗

近体诗亦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同古体诗相对而言。近体诗每篇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律诗限定八句，绝句限定四句。

如崔颢的《黄鹤楼》、王维的《渭城曲》、杜甫的《春望》等。

格律诗

格律诗是一种严格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创作的诗体。它对诗的节、行和字的数目、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国古代的律诗、绝句、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等都属于格律诗。格律诗是因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对这一体裁的形式特点认识日益深化，从而通过长时期的探索而成熟、定型的，因而中外格律诗一般都具有和谐统一、寓变化于严整的审美特点，代表了古典诗歌形式的最高成就。但由于严格的格律限制了创作自由，不仅使许多内容难以表现，而且有限的格律也易于导向风格的雷同，故逐渐显现形式刻板、束缚思想之弊。

如刘禹锡的《竹枝涧》、子谦的《石灰岭》、文天祥的《扬子江》等等。

歌行体

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的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实已为新声。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怀古诗

怀古诗的内容一般多为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联系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理性的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就是借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咏物诗

咏物诗在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如贺知章的《咏柳》，这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把杨柳比喻为婀娜多姿的美人，衬托出初春稚柳的美丽。

山水田园诗

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如王维的《鸟鸣涧》，诗中通过写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

边塞诗

先秦时期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到了唐代，由于战争频仍，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代表作有：高适的《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及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

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旧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和杜甫的《旅夜书怀》都属于行旅诗，王昌龄的《闺怨》与李商隐的《为有》则是闺怨诗的典型代表。

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信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发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送别诗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表达了人们依依惜别之情。另外李白的《赠汪伦》、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都是送别诗。

四言诗

四言诗指通首都是或基本是四字句写成的诗歌。在上古歌谣及《周易》韵语中，已有所见，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虽杂有三、五、七、八、九言之句，基本上属四言体。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主。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是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都是四言诗。春秋之后，四言诗逐渐衰落，但仍有不少诗人写作四言诗，如三国时的曹操父子，东晋的陶渊明等。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们至今仍吟诵不绝。

五言诗

五言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国风·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多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五言的句式是在四言的基础上每句增加一个字，在句子的节奏上增加了一拍，形成了二二一或二一二的节拍群。由于不同节奏在诗中交错运用，就使句式更富于变化，更具有音乐感。另外，由四言变为五言，使句子在语法成分上增加了容量，使一个句子可以容纳主语、谓语或主语、谓语、宾语同时出现，从而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式，间或有首句入韵的。五言古风多是一韵到底，甚少换韵，这与五言律绝相似。

六言诗

六言诗也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只是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不太流行。六言诗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后代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归，莺啼山客犹眠。

七言诗

七言诗全诗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汉、魏之际七言诗极少，南北朝至隋代渐有发展，到了唐代，才真正发达起来，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又一种主要形式。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杂言诗

杂言诗是古体诗的一种，最初出于乐府。诗中各句字数长短间杂，无一定标准，最短仅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杂言诗的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时还夹用少数散文句式。如汉乐府“铙歌十八曲”和“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后世文人写作古题乐府，以及由古乐府体变化而来的长篇歌行体，一般都采用杂言体形式。如李白的《襄阳歌》，杜甫的《兵车行》等。

无题诗

我国古代诗歌中，常常有以“无题”为题的诗篇。无题胜有题，之所以用“无题”做题目，是因为作者不便于或不想直接用题目来显露诗歌的主旨。这样的诗，往往寄托着作者难言的隐痛、莫名的情思、苦涩的情怀、执著的追求等。“无题”诗始于唐代，以李商隐的无题诗最为有名，后人作诗也常常沿用此题。

自由体诗

自由体诗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格律诗的新诗体。它包括狭义的自由诗、民歌体诗和散文诗等，与格律诗的主要区别是没有严格的格律限制。

在我国，自由诗指的是“五四”以来文人创作的白话诗，它受外国近代诗的影响较大，主要特点是：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在内容、形式和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很自由；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不受约束；注重创新，语言通俗。

民歌体诗指人民创作的新民歌和诗人创作的具有民歌风味的新诗，这类诗感情真挚朴素，形式短小精悍，语言自然诙谐，风格朴实清新，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散文诗是将诗的特点与散文的自由形式熔于一炉的新诗体，它既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又有散文的自由和灵活，篇幅短小，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散文诗与格律诗不同，也与自由诗有别，它是用散文形式写成的诗歌作品。散文诗顾名思义，介于散文与诗之间。从形式上看，它是散文，一般不用分行，也很少押韵；从内容上看，它又是诗，讲究意境，富于感情，饱含哲理。鲁迅的《野草》、屠格涅夫的《爱之路》等，均是散文诗的名篇。

唐宋词概说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构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扬亢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的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婉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8字以至10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

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是婉约与豪放。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使宋词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使宋代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

宋代词坛

宋代词坛可谓列岳峥嵘、百花竞艳。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是李煜入宋以后的作品，摆脱了词在花间月下曼声吟唱的传统风格，而成为可以自由言怀述志的新词体，在艺术手法上，对后代豪放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人称李煜是“词中之帝”，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阳修以至晏几道、柳永等，柳永则是当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代表。他长期落魄江湖，因此在他的歌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他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了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风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倡导豪放词风，使词的境界大为拓展，成为“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虽与苏轼的词风不尽相同，但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凌婉约词之顶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及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人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600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代词人中的作品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两人的词风也各有特色。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辛”，而又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等多种风格。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元曲概说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

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以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但虽有定格，又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所以读者可发现，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与律诗绝句和宋词相比，元曲有较大的灵活性。元曲将传统诗词、民歌和方言俗语糅为一体，形成了诙谐、洒脱、率真的艺术风格，对词体的创新和发展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

元曲有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锋芒，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时弊，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曲四大悲剧和四大爱情剧对世人的影响深远，也代表着元曲的精华，展现了元曲独有的魅力。元曲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将在后文的相关章节中加以介绍。

散文常识

散文的定义

散文是文学体裁的一大部类。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一般把不是韵文和骈文的散体文章统称为散文。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诗歌以外的押韵的文学作品叫做散文。在现代，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指用凝练、生动、优美的文学语言写成的记人叙事、状物写景的短小文章。

散文的特点在于：通过某些社会生活片断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限制，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甚或三者兼有。

散文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侧重，可以分为抒情性散文、记叙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即杂文三种。

叙事散文

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被称为记事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在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时，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在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朱德的《母亲的回忆》。

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是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这类散文也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它们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风物，也赋予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优秀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还常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把思想寓于形象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依依惜别的真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樱花赞》。

写景散文

写景散文是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点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但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地表现主题。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

哲理散文

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悟生命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它因其深邃和透辟，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底蕴的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在阅读哲理散文时，若能把握其中的思维方式，就更利于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哲理散文一般有以下几种思维方式：①哲理散文中的象征思维。哲理散文因为超越日常经验的意义和自身的自然物理性质，构成了本体的象征表达。它摒弃的是浅薄，力图达到的是一种与人的思想情性相通、生命交感、灵气往来的境界，使读者从象征中获得理性的醒悟和精神的畅快，由心灵的平静转到灵魂的震颤，超越一般情感反应而居于精神的顶端。②哲理散文的联想思维。哲理散文是个立体的、综合的思维体系，经过联想，文章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不至于显得单薄，对自然、社会、人生从多个角度进行融合。③哲理散文中的情感思维。哲理散文在本质意义上是思想表达对情感的一种依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感悟过程中有情感参与，理解的结果有情感及想象的融入，所以哲理散文中的思想，就不是一般干巴巴的议论，而是寓含了生活情感的思想，是蘸满了审美情感液汁的思想，让读者从哲理散文的字里行间去读解到心智的深邃，理解生命的本义。这就是哲理散文艺术美之所在。

其代表作品有周国平的《记住回家的路》、郁达夫的《人性》等。

杂文

杂文是散文的一种，是直接而迅速地对社会事件或社会倾向作出反响的短小精悍的文学性评论。

杂文以短小、泼辣、幽默、深刻为特点。它内容广泛，形式多样，诸如杂谈、杂感等，都可以归入杂文之内。

我国自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中，多有杂文作品。“五四”以后，鲁迅等革命作家为适应战斗的需要，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使这一散文形式发展到崭新的阶段。

例如鲁迅的《华盖集》、《花边文学》等。

小品文

小品文是一种短小而又富有抒情意味的散文。它的特点是：内容很广泛，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可成为描写的对象；形式活泼多样，既有议论、记叙，也常有抒情意味；篇幅短小，蕴涵深厚。它或从不引人注意的小事物中发掘出令人深思的内容，或以浓郁的诗意表现自然之美与作者的情趣，或以朴素真挚的情思给读者以知识和愉悦。语言流畅，文笔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古代许多文学价值较高的序跋、记传、祭文、书信等都可列入小品文。现今一般按内容又分为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科学小品等。

随笔

随笔是散文的一种。这类文章，或讲述文化知识，或发表学术观点，或评析世态人情，有文就录，有感就发，有事就记，有理就说，启人心智，引人深思。在写法上，它们往往旁征博引，而不作理论性太强的阐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谨严，因此，富有“理趣”是它们的突出特色。

游记

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有趣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游记的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情色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在现当代文学中，游记被赋予了历史与人文的内涵，其中以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韩晗的《大国小城》最具代表性。

通讯

通讯是报刊宣传的基本题材之一，是以叙述、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具体形象地报道具有新闻特性的典型人物、事件和经验的文体。通讯具有内容真实具体、形式自由灵活、表达方式多样、语言生动形象等特点。通讯的类型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文艺通讯等，最常见的是人物通讯和事件通讯。

通讯的表现形式较多，如一般通讯、特写、速写，还有访问记、侧记、记谈、札记、散记、巡礼、见闻等，大体皆可以归入通讯一类。

回忆录

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并且用文字记录下来。准确地说，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它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是研究断代史、史料价值较高的资料之一。回忆录的写法，可以根据主人公的经历详细地写出一个阶段的生活，也可写一个侧面。

戏剧常识

戏剧的定义

戏剧，是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

剧本

剧本是一种文学形式，是戏剧艺术创作的文本基础，编导与演员根据剧本进行演出。与剧本类似的词汇还包括脚本、剧作等。在文学领域里，它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在艺术领域里，它又接近文学；在戏剧领域里，它是一切戏剧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剧本主要由剧中人物的对话、独白、旁白和舞台指示组成。对话、独白、旁白都采用代言体，在戏曲、歌剧中则常用唱词来表现。剧本中的舞台指示是以剧作者的口气来写的叙述性的文字说明，包括对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的交代，对剧中人物的形象特征、形体动作及内心活动的描述，对场景、气氛的说明，以及对布景、灯光、音响效果等方面的要求。

剧本的特点

创作剧本主要是为了演出，不但要注意从布局、构思到每个细节的安排和处理，而且在直观性和舞台性方面，也要考虑到戏剧艺术的特征。戏剧文学有如下特点：①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戏剧，它要求人物、时间、场景都要高度集中，即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内，展开激烈的矛盾冲突，通过这种冲突来刻画人物、发展剧情。②剧本中只有人物语言，而没有叙述人的语言。作者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要依靠剧中人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剧中人物的语言（即台词）是高度凝练的、能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语言，而且要富于个性化、口语化。③剧中人物、时间、地点、情节、场景高度集中，所以篇幅不宜太长，人物不能过多，情节不宜太复杂，线索不宜太繁杂。

悲剧

悲剧是剧本的一种，指描写主人公因和人、和环境、和自身的冲突而失败、受难以至毁灭的戏剧作品。

悲剧（剧本）的戏剧冲突表现为英雄主人公所追求的进步理想，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为强大的社会势力所阻挠而不能实现，最终以其失败、受难以至毁灭而告结束；或者主人公虽非英雄人物，甚至有严重缺点，但他的理智具有某种合理性，社会恶势力利用其性格缺陷加以打击，最后使主人公不得不归于失败、受难以至毁灭。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致斐·拉萨尔》）。”鲁迅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两段话是对悲剧冲突的经典性概括。

世界上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是希腊悲剧的代表作家。我国古典悲剧与西方悲剧相比，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元杂剧中的《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它们虽然也描写主人公的失败、受难以及毁灭，但在最后却往往以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告结束。

喜剧

喜剧是剧本的一种，通常以讽刺、嘲笑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为主要内容。贯穿在其中的喜剧冲突，或是由作为社会恶势力代表的主人公的错谬和荒诞的行为引起，或是由作为有缺点的好人的主人公的某种性格弊端造成。作家通过对主人公的冷嘲或者热讽，让观众在笑声中达到对丑的否定和对美的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丑恶的东西，只有在它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才是可笑的。鲁迅也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喜剧冲突的本质。

喜剧常常以夸张的手段、奇巧的结构、诙谐的语言，来展示主人公的喜剧性格，描写由此产生的喜剧冲突。引人发笑是喜剧的特点。但对于喜剧来说，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笑化丑为美。

喜剧根据描写对象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可以分为讽刺喜剧、幽默喜剧和闹剧等。讽刺喜剧以对品质恶劣、行为乖谬的反面角色的冷嘲为特点，它引发的笑是带着敌意和鄙视、讽刺的笑。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等，即属此例。幽默喜剧的嘲讽对象是有缺点的人，它的笑更多地含有与人为善的幽默意味。如《满意不满意》等，便是这样的幽默喜剧。闹剧是一种比普通喜剧更滑稽，也更夸张的喜剧，流行于15世纪的欧洲，以描写当时的市民生活为主。

正剧

正剧是剧本的一种，又叫悲喜剧，是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糅合在一起的戏剧文学作品。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白毛女》、《丹心谱》等，都是正剧的代表作品。

正剧表现的冲突主要是社会生活里正面力量与反面力量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按历史的必然要求加以解决，以正面力量战胜反面力量而告结束。

话剧

话剧是剧本的一种，是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手段的戏剧文学作品。

人物的对话在话剧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揭示冲突、刻画人物、交代情节和环境，主要都是靠对话来完成。话剧的对话，必须是规范化的文学语言，要通俗易懂，富于表现力。

话剧在中国是一种年轻的戏剧文学样式，由欧洲传入，最早出现于辛亥革命前夕，当时称“新剧”或“文明戏”。“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话剧兴起，并且逐渐发展，涌现出如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茶馆》等一批经典作品。

歌剧

歌剧是剧本的一种，指那些主要靠歌词和说白来表达内容的戏剧文学作品。

在歌剧中，歌词比说白远为重要。歌词的语言应该富于诗意、适于歌唱，说白起到联结故事情节的作用，往往在音乐伴奏下以吟诵的调子进行。

欧洲歌剧如《卡门》全部由歌词构成。中国新歌剧继承了古典戏曲的传统，有歌，有舞，有说白，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都是如此。

戏曲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它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功及人物扮演等各种因素，是一种综合艺术。传统戏曲起源于秦汉的乐舞、俳优和百戏，经唐代的参军戏、北宋的杂剧到南宋产生的戏文而渐趋成熟。元杂剧的出现，使戏曲创作和演出空前繁荣，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戏曲作家、作品和艺人，在中国戏曲史和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明清两代又形成了传奇剧，各地方剧种也广泛产生，创造了丰富的戏曲文学和完整的舞台艺术体系，并一直影响着现代戏曲的基本面貌和格局，其中以昆腔和京剧成就最高。戏曲剧本多兼用韵文和散文，分“折”分“出”，剧中人物分别由生、旦、净、丑等角色行当扮演，并各有不同的程式动作和不同特点的唱、念、做、打。现代戏曲对传统戏曲进行了整理改编和艺术革新，同时还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和现代戏。戏曲这一艺术形式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中国人民独特的创造才能和丰富的艺术智慧。

独幕剧

独幕剧是指全部剧情在独立的一幕内完成的戏剧体裁，从19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它不变换场景，容量较小，人物较少，故事涉及的时间范围也较短，受到更为严格的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限制，因而要求情节结构高度集中，能比较迅速地展开和解决矛盾冲突。

多幕剧

多幕剧是指为适应时间的间隔、空间的转移和人物关系的变化而把全部剧情分为若干幕或场进行表演的戏剧作品。它常常通过场景变换来表现时间和地点的转换，容量较大，时间跨度较长，情节和人物关系也较为复杂，便于表现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及其矛盾冲突。多幕剧中，幕是大的情节单位，场是小的情节单位，一幕之中又分若干场。古希腊戏剧只分场而不分幕，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则分幕又分场。我国古典戏曲分“本”、分“折”、分“出”，各“本”各“折”随情节的发展得以频繁地转换地点，迅速地变更时间，富有民族特色。

民间文学常识

民间文学的概念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它的主要体裁包括散文体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和笑话，韵文体的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和谚语，韵散体结合的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民间文学一般是以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熟悉的事物为题材，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认识、道德观念、生活态度、审美情趣及对于各种客观事物的评价为主题，以劳动人民的自身形象为主要描写对象，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广泛性和深刻性的特点。

神话

神话是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它是古代人民所创作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长期以来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宗教等各方面的研究者均对神话作出过各种解释，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自然学派认为神话表现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的理论和想象的探求，历史学派认为神话是对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社会学派认为神话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宗教仪式有密切关系，人类学派则认为神话是原始信仰的残留物。这些学派不同程度地触及神话的一些现象和特点，但都未能对神话作出全面的、本质的、准确的概括。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神话的本质。神话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话；二是反映人们生产斗争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神话；三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如“黄帝蚩尤之战”、“刑天舞干戚”神话等。神话随着人类童年的消逝而不再产生，但历史已证明，神话具有不朽的魅力和无穷的生命力。

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有名有姓，而且不少还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的活动遗迹，常常被联系到地方上某些自然物、人工物及社会风俗上面，成为这些事物来历的说明。因此，传说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特点，它的流传往往有一个中心点。传说可分为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个大类。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从广义上讲，民间故事就是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有的地方叫“瞎话”、“古话”、“古经”等。这里所说的民间故事是狭义的，指神话、传说以外的口头创作故事。民间故事包括幻想故事（也称童话）、生活故事（也称世俗故事）、民间寓言（包括一部分动物故事）、民间笑话（包括机智人物故事）几个大类。其中生活故事中的长工和地主故事、工匠故事、巧媳妇和“呆”女婿故事等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类型。

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和曲调，并以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他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民间歌谣包括民歌和民谣两个部分。《诗经》里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说法，《毛诗故训传》里解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是我国关于歌谣的最早定义。一般来说，民间歌谣可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六个大类。

史诗和民间叙事诗

史诗和民间叙事诗都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诗，它们是劳动人民（包括他们之中的专业艺人）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所以也有将它们称作故事诗或故事歌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由于篇幅较长，情节结构比较复杂，史诗和民间叙事诗通常是由一些杰出的民间歌手保存、整理和传唱的。

史诗产生于各民族形成的童年期，用以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因而史诗主要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像《江格尔》、《格萨尔王传》、《乌古斯传》等均属于各民族英雄史诗的名篇。民间叙事诗主要产生于阶级社会，带有较强的社会性，主要有爱情婚姻叙事诗和反映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叙事诗。像《孔雀东南飞》、《阿诗玛》、《嘎达梅林》等都是各民族著名的叙事诗。

民间谚语

谚语是劳动人民用精练的语句，总结各种社会经验的语言艺术结晶，它是一种有教育意义、有认识作用或富有哲理的民间传言。谚语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传言，广义的既包括寓意深刻、形式完整的谚语，又包括一些有特殊形式的歇后语、俗语等。

民间说唱

民间说唱现在一般称“曲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四川成都天回镇出土的“说书俑”表明，早在汉代我国就有了说书艺人的活动。“说话”一词，远在隋唐之时就已经为群众所习用。唐代还出现了“俗讲”和“变文”（俗讲是宣传佛经的一种讲唱形式；变文是宣讲过程中使用的韵散相间的一种文体，后来也用它演唱民间传说或故事）。到了宋代，市民阶层扩大，城市经济发展，勾栏、瓦肆林立，“百戏”中就有各种说唱活动。如说的有“说三分”、“说浑话”，唱的有“诸宫调”、“唱耍令”、“小唱”，学的有“学乡谈”（模拟地方乡音）、“叫果子”（模仿市声）等。

民间说唱是一种“叙述体”，它和“代言体”的戏剧的表现方式不同，是以“说书人”身份与观众直接交流的。这种方式密切了说唱者和听众间的情感联系，因而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民间说唱中的多数曲种是有说有唱的，文学、表演、音乐三位一体，带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流行的曲种约有300种。

其他文学常识

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以文学手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是从新闻报道和纪实散文中生成并独立出来的一种新闻与文学结合的散文体裁，也是一种以文学手法及时反映和评论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的新闻文体。它具有及时性、纪实性、文学性等基本特征。

传记文学

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它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它又有别于普通的人物传记。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

电影文学

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文学剧本，是一种用语言描绘镜头画面、塑造艺术形象、表达影片内容的文学体裁。它虽是可供阅读的文学作品，但在根本上却是拍摄电影的依据。因此，它应当符合和适应电影艺术的特点，为创造以视觉为中心的逼真幻觉服务。电影艺术的特性是：首先应当描写出鲜明、具体、符合拍摄要求的视觉形象，避免抽象的叙述、议论；由于动作是电影具有特殊表现力的核心要素，因而它应使人物具有强烈的动作性，使其在视觉上活跃起来，画面的静态构图不宜过多，以免造成拖沓沉闷的感觉；人物语言应简练而富于表现力，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展示人物的性格；在结构和表现方式上，应运用蒙太奇手法表现电影的叙事内容，蒙太奇不仅是电影运动节奏的重要调节手段，而且是集中表达作品情绪和主题的重要手法。另外，电影文学可吸收其他文学体裁的艺术手法，形成多种表现风格。

电视文学

为制作电视文艺节目而编写的文学底本，包括剧本、解说词等。它是随着电视技术的应用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电视同电影属“姊妹艺术”，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由画面和声音构成的逼真幻觉，都要使用蒙太奇作为结构和表现的手段等，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差别。电视艺术作为新型的实用大众传播工具的派生物，始终同信息传播功能相关，它同观众有一种既亲近又松散的特殊关系。电视艺术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文学具有下列基本特征：题材较侧重于纪实倾向强的内容，注重现实的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电视文学中的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要求平易、自然、清晰，有艺术表现力，以加强同观众的交流和亲切感；结构布局要注意观众的情绪节奏和电视结构的开放性，既能根据内容特点形成明快紧凑的情绪高潮，又能突破狭小荧屏的技术性限制，使荧屏内外产生联系，充分调动起观众的情绪。

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是以少年儿童为阅读对象、适合他们看的各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它必须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又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那就是必须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它的种类有童话、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

由于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趣味性在儿童文学中必不可少。少年儿童好奇心强，注意力不易集中，记忆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思维和表达能力都在发展，而且在他们的想象中带有很大的幻想成分，所以在儿童文学中不能忽视趣味性。趣味性强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助于发展少年儿童的思维和语言，启迪他们的思想，丰富他们的想象。

寓言

寓言是一种有着明显劝喻和讽刺性意义的简短故事，这种故事常寄托着某种道理，让人们从故事中去体会这些道理。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也就是“寄托之言”。

寓言的特征是：①有明确的教育意义，它寓深刻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主题思想多含讽刺和劝诫的意味，读者可从中去领悟每个故事中的寓意和哲理，从而得到教育；②在表现方法上，常采用比喻、象征和夸张的手法，具有明显的哲理性和讽刺性，主题往往是通过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等方式表现出来的；③篇幅短小，故事单一，主题集中，对人物形象不作更多刻画，对故事情节不作展开发展，语言比较概括、简练。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小雅”中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词，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它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订。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的事实，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

《诗经》依据音乐内容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歌中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后人也把“风、雅、颂、赋、比、兴”称为《诗经》“六义”。“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共160篇；“雅”分为“小雅”74篇、“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赋是采用直铺陈叙、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手法；比就是比喻手法；兴又多称为“起兴”，是对诗歌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作用，用于一首诗的开头。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西汉前期已有“楚辞”这一名称。由于楚辞作品中以屈原的《离骚》最为著名，故有人以“骚”代称楚辞。西汉末年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汇为一集，定名《楚辞》，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楚辞作品专集。楚辞的直接渊源是江淮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歌谣，同时也受到北方文化的某些影响，到战国中期经屈原等人加工、改革和扶植，成为一代文学样式。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在屈原之后，还出现了宋玉、唐勒、景差等后起之秀。楚辞的特点是引用方言词汇大量描绘楚地山川物产、习尚风俗、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即“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语），地方色彩相当浓郁。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诗经》交相辉映，同工异曲。《诗经》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其思想情调和艺术风格不能不多少染上宗法社会“非礼勿动”的色彩，而楚辞作品则显示了人神混一、任情率真、直肆泼辣、不拘礼俗的氏族社会遗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及其象征意蕴比较单纯，而楚辞作品“香草美人”式的比兴与奇异的想象和拟人手法充分结合，构成了更强有力的艺术内驱力。《诗经》中作品多为四字句；楚辞作品每句字数不等，句中句尾多用语气虚词以协调音节，和前者的整饬相比较，更显得起伏回宕，摇曳多变。《诗经》较多关注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开后代现实主义文学先河；楚辞作品抒情火热逼人，绘景斑斓多彩，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摇篮。自古“风”，“骚”并称，可见楚辞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收在《楚辞》中。全诗共373句，2400余字，为中国古代最长的自叙性抒情诗，以前也常被用做屈原作品的总称。关于篇名的含义，古今看法不一。司马迁释成“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注为“别愁”。作为长篇宏制，《离骚》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全诗大约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起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从自己的身世、品质、抱负写起，回忆往昔勉力自修，辅助楚王革新政治以图救民于水火，然楚王偏信谗言，自己终于被疏见放的遭遇，表明自己坚持理想和原则，绝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到“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借女媭之劝告，陈词于“重华”，列举古代兴亡盛衰的史实，申述自己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而后准备神游宇宙、“上下而求索”，表现了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末尾）写自己在天门不开、陈说无路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来释疑解惑，寻觅新的希望。在得到启发之后，诗人神游天上，感到无限舒畅自由，但忽在灿烂的阳光中瞥见故乡山河，顾盼眷恋不忍离去，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准备以投水自杀的方式为正义事业和自己的人生理想殉节，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热血熔冶成的伟大诗章，不仅思想内容深厚感人，而且艺术形式相当完美。作者大量借取古代神话传说，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用铺叙夸饰的写法，把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神话交织起来，宛如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广泛运用“香草美人”式的比兴和拟人的手法，把丰富的情思化作一连串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在语言上辞藻华美，音节错落有致又富于变化，还广泛地采纳了不少楚地方言词汇。这些特点为其后兴起的辞赋文学奠定了基础。诗中体现出来的现实批判精神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后代无数作家所继承，并形成一种优秀传统。

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产生于殷商前夕。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作，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作，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其特色表现为：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画，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散文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有《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鸿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散文具有鲜明的特点。在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发展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史记》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太史公书》。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多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先河。《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司马迁以艺术大家的生花妙笔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塑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项羽，贪婪无赖、巧于权谋的刘邦，好大喜功、专横武断的汉武帝，屈己待人、礼贤下士的孟尝君这样的统治阶层的人物，也有像御者之妻、乡间漂母、守狱吏卒、卖浆贱民这样的下层平民。《史记》还善于描写战争场面和激烈的斗争环境，如充满惊险意味的鸿门宴、洋溢着悲壮气氛的垓下之围等，这些都成为后代小说家学习的榜样。《史记》的语言朴实生动，自然准确，充满感情色彩。难怪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为汉乐府中最长的叙事诗，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但篇名原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小序概述了故事内容：“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反人道的本质，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和为爱情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人民争取婚姻自由和生活幸福的强烈愿望，具有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此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不仅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富有立体感，而且次要人物的性格亦写得鲜明。全诗的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充满戏剧冲突，语言朴素流畅，以抒情的笔调叙事，且运用了民歌铺张和渲染的手法，从而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叙事诗的峰巅之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名篇。

《洛神赋》

三国时曹植的一篇著名抒情赋。据序文所言，作者于黄初三年（222年）从京师回封地，途中渡洛水时有感于“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作此赋。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说曹植所梦宓妃即曹丕甄后，怕是妄测之论。清代有人认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曹丕）”，“纯是爱君恋阙之词”，似有几分道理。这篇赋用浪漫手法刻画洛神宓妃纯洁多情的性格，抒写对洛神的一见钟情，与洛神相会的无限欢愉，以及人神相隔难得如愿以偿的极度惆怅，其抒情气氛十分浓郁，给人以若真似幻的美感。此赋艺术成就极高，尤其是描写洛神外貌一段，颇多传神之笔。

《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为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诗》的前记，创作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诗人晚年的作品。作品描绘了一幅诗意盎然的理想社会图景，这个社会平等自由，无君臣贵贱之分，无徭赋战乱之苦，男女老少在“良田美池”里“怡然自乐”地从事农桑生产，家给人足，社会风气淳厚朴实。这当然只是作者构想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但它的美好恰巧反衬出陶潜所处社会的黑暗污浊。这个世界不仅是作者社会政治理想的形象说明，也是封建社会劳动农民憎恶君权统治、渴望自由生活的普遍心理的曲折表述。此文构思奇特，结构巧妙，是我国古代的散文名作。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为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刘勰撰写的一部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重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之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全书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3/4。

《滕王阁序》

唐代王勃作，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名《滕王阁诗序》。滕王，即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婴。李元婴任洪州刺史时建此阁，后因其被封滕王，故人又称此阁为滕王阁。阁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当时名胜。全篇先描述滕王阁所居地形之雄、人物之异以及与宴的宾主之美，次写登上滕王阁所看到的景色之胜，接下来抒发报国之愿和“无路请缨”之感，最后以七言滕王阁诗作结。全篇对仗精工典雅，语言华丽流畅，音韵协调铿锵，是一篇脍炙人口的骈文名篇。

关于这篇骈文，曾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洪州都督阎伯屿重修此阁后，在这里大宴宾客，他让女婿吴子章预先构思作序，准备在宴会上向众宾客夸耀其才华。时王勃前往交趾探视父亲，路过南昌与宴，当阎伯屿假意请众宾作序时，王勃毫不谦让，当即应命授笔。阎伯屿很不高兴，王勃每写一句，阎伯屿都让人暗中报告给他，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伯屿也不禁叹道：“真是个天才！”

《古镜记》

隋末唐初小说，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据唐代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和《太平御览》，作者当为王度。王度生卒年不详。隋大业初为御史，大业八年（612年）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出兼芮城令。大业末写作《隋书》稿未完成，约于唐武德初年去世。

作品主人公王度，自述大业七年从汾阴侯生处得到一面古镜，能辟邪镇妖，携之外出，先后照出老狐与大蛇所化之精怪，并消除了疫病，出现了一系列奇迹。后其弟王绩出外游历山水，借用古镜随身携带，一路上又消除了许多妖怪。最后王绩回到长安，把古镜还给王度。大业十三年古镜在匣中发出悲鸣之后，突然失踪。篇中以几则小故事相连缀，侈陈灵异，辞旨诙诡，尚存六朝志怪馀风。但篇幅较长，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稍有文采，代表着小说从志怪演进为传奇的一个发展阶段。

“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为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组诗。一共六首，“三吏”为《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大约写于乾元二年（759年），乾元元年（758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唐军60万人围攻相州（今河南安阳），与安史乱军展开激战，结果唐军失利，伤亡惨重，唐王朝因兵员不足，遂向民间征发，百姓苦不堪言。这期间，杜甫亲眼目睹各种惨象，情不能已，于是写下这组组诗。诗中对由于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社会残破景象和人民的痛苦生活都有真实反映，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和人民痛苦的同情。在艺术上，这组诗运用乐府形式，通过对话和独白的形式，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杜甫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

《游子吟》

《游子吟》为唐代诗人孟郊所作。这是一首歌颂人间最崇高的感情——母爱的诗篇。原诗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意是：游子临行之前，慈母为他做好衣裳，一针一线，缝得非常细密，是害怕儿子迟迟难归。区区小草似的儿女之心，又怎能报答母亲春天一般的光辉呢？这首母爱的颂歌，感情极为真挚，语言素朴自然，不假雕饰，于淳朴素淡之中寄寓着浓烈醇美的诗味，千余年来，引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强烈共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长恨歌》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内容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

全诗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汉皇（指唐明皇）重色求偶、杨玉环的得宠以及杨氏姊妹弟兄高官厚禄、显赫一时的景况。第二部分写唐玄宗沉湎声色，荒于朝政，终于导致安禄山起兵，明皇君臣逃奔西蜀，途中军队哗变，杨贵妃被缢的经过。第三部分写明皇返京后睹物伤情，对杨妃的刻骨思念。第四部分写明皇思念而不可得，遂派方士上天入地，四处寻觅，最后在海外仙山找到杨妃。第五部分写杨妃的话，点明“长恨”。这首诗的主题具有双重性，作者一方面对唐明皇的沉湎声色、荒淫误国有所讽刺和揭露，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爱情悲剧充满同情，从而使诗的主题由批判转入对他们的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但是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由于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在客观效果上，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

《长恨歌》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前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部分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想象丰富，描写细致，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谐和优美，抒情叙事融合无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作于作者被贬永州期间。通过永州人宁愿冒生命危险捕毒蛇以抵交赋税的严酷事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唐时期的腐朽政治以及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繁苛赋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章先写永州郊外产一种极毒的蛇，这种蛇制成药可治疗多种疾病，因而宫廷太医便征集这种蛇，并以此来抵赋税，永州人便争相捕蛇。接着通过蒋氏三代人捕蛇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在繁重赋税下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繁苛的赋税的祸害比毒蛇更厉害。

全文以叙事为主，兼以议论。波澜起伏，情态曲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痛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社会现实意义。

《阿房宫赋》

《阿房宫赋》为唐代杜牧所作。阿房宫，秦朝宫殿名，相传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开始营建前殿，全部工程直到秦朝灭亡之时仍没有完成。秦亡时，阿房宫被项羽烧毁，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阿房村。

《阿房宫赋》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写阿房宫规模之大，楼台之多以及歌舞之盛。第二部分写宫中珍奇之多以及秦始皇生活之奢。第三部分写秦始皇搜刮财富，不遗锱铢以及他的大肆挥霍，招致灭亡。第四部分是作者议论，讽喻统治阶级应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作者自述写作此篇的主旨时说：“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此篇是有为而作，是为了促使唐敬宗觉醒，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这篇赋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一方面具汉赋的铺陈和藻饰，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散文的笔法，很像带韵的散文。全篇音调和谐，清新流畅，是赋中名篇，传诵颇广。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为北宋范仲淹所作的散文。岳阳楼，即今湖南省岳阳市西城门楼，楼高三层，面临洞庭湖。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建成，自唐以后，很负盛名，为历代才士登临吟咏的地方。

全文先写作记的缘由，作者说，庆历四年（1044年）春天，他的好友滕子京被贬谪到巴陵郡，很有政绩，重修了岳阳楼，嘱他写一篇记，这篇记就是应邀而作的。接着描绘了登上岳阳楼所看到的壮观景象。作者说，岳阳楼多是贬谪之人聚集的地方，由于每个登楼者的心情各不相同，因而登楼所感也肯定不同。然后作者分别写了两种情景和由此所引起的各种人的不同感受：一种是霪雨连绵，阴风怒号，巨浪排空，樯倒楫断，虎啸猿啼。在这种情况下，登楼人往往为自己的不幸遭际而悲伤。另一种是春和景明，水天一色，碧波万顷，鸥翔鱼游，岸草葱绿，皓月当空，波光粼粼。在这种情况下，登楼人则往往心旷神怡，喜气洋洋。最后作者议论说，古代的仁人志士，和上述两种人都不同，他们不因为某种事物而欢喜，也不因为自己的失意而悲伤，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者说这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也以此来勉励友人和后人。

这篇散文，文笔清新优美，议论和写景相结合，含有深刻的哲理，深受人们喜爱。

《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为北宋欧阳修所作的散文。写作时间为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其时作者降职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醉翁亭在滁州西南七里许的山上，亭由僧人智仙主持修造，欧阳修命名。

全文先写醉翁亭的地理位置、修造者及命名由来，次写醉翁亭一带四时景色的变化，再写山间游人之盛及太守与游人宴饮之欢。最后写天晚人归，太守酒醒后，述而作文，写下此篇。

这篇散文从写“乐”着笔，而这种“乐”又是通过写景物变化，与人宴饮表现出来的，因而情调显得闲适恬淡，表现了作者洒脱的情怀，同时又蕴涵着作者失意抑郁的情怀，含蓄委婉。全篇语言精练，格调别致，连用21个“也”字，但由于运用得当，并不显得重叠，反而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之妙，是散文中的名篇。

《赤壁赋》

《赤壁赋》为北宋苏轼所作。作者时任黄州团练副使，他曾多次游黄州赤壁，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分别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赤壁赋》通常指《前赤壁赋》。

全文先写作者与客泛舟赤壁江上的时间、江上景色及饮酒、诵诗、客人吹箫的情况，接着就箫声引出主客之间的问答。主人问客人箫声为何吹得那样悲凉，客人回答说是有感于人生短促，才吹出了洞箫的悲音。接着主人发表不同见解，和客人展开辩论，从事物的变与不变中提出了物我无尽的命题，同时又说物各有主，不是你所有的，你一毫也不能取，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是造物主无尽的宝藏，是你我可以共同享受的。

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遭受贬谪后旷达的生活态度。但由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生活态度上显得比较消极，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强烈矛盾。全篇把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文笔优美，语言流畅自然，是散文作品中的名篇。

《窦娥冤》

《窦娥冤》为元代关汉卿创作的一出著名悲剧。全剧四折，写窦娥7岁到蔡婆家做童养媳，17岁成亲，不久丈夫病故，剩下婆媳二人。一次，蔡婆去赛卢医处讨债，被赛卢医骗到荒野，眼看要被勒死，碰巧为泼皮张驴儿父子撞见。赛卢医吓跑了，张驴儿父子遂胁迫蔡婆婆媳嫁与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只好答应。窦娥对张驴儿父子的无赖行径非常气愤。张驴儿见威逼不成，便买来毒药，想毒死蔡婆，不想毒药为他父亲误食，张驴儿便诬告窦娥“毒死公公”。太守不问来由，将窦娥判为死刑。窦娥满腔怨愤，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一要血飞白练，二要六月下雪，三要亢旱三年。窦娥的冤情惊动天地，三桩誓愿，都得以实现。三年后，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做了“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来到楚州，察知窦娥冤情，将张驴儿处死，太守革职，赛卢医充军发配。

这部杂剧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泼皮流氓的横行霸道，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要求，在现实主义描写中，焕发出浪漫主义光彩，是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西厢记》

《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的著名剧作。《西厢记》的故事来自唐人元稹所写的《莺莺传》，宋代赵令畤将这个故事改编成《蝶恋花鼓子词》，金代董解元又进一步把它改编成《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以上述作品为基础，写成《西厢记》杂剧。

《西厢记》的情节是这样的：已故崔相国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丫环红娘，扶崔相国灵柩回故乡安葬，因路途阻隔，暂住普救寺西厢。书生张君瑞路过此地，与莺莺一见倾心。不久，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夺取莺莺做压寨夫人。郑氏提出，谁能解围，以莺莺相嫁。张生与兵马大元帅杜确有交情，修书一封，请他派来救兵，解了重围。不料郑氏中途变卦，嫌张生出身寒门，不让他和莺莺结为夫妇。后来张生和莺莺由红娘穿针引线，私下交合。郑氏发觉后，便拷问红娘。红娘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并责备郑氏出尔反尔。郑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但又以“不招白衣女婿”为借口，强令张生赴京赶考。莺莺送张生于十里长亭。后来，张生果然得中状元，在杜确的帮助下，与莺莺团圆。

《西厢记》歌颂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莺莺、张生、郑氏、红娘几个人物各具个性，性格鲜明。《西厢记》结构严谨，文辞优美，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为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反映了从汉末黄巾起义起到三国归晋止前后近100年的历史。故事由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发端，写曹操在征讨董卓过程中扩充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传位到儿子曹丕手里，曹丕篡汉自立，做了魏国皇帝。刘备借助诸葛亮的韬略，几经转战，继而在成都建立起蜀汉政权。东吴孙权依凭长江天险，割据一方，最后也立国称帝。吴蜀两国为与曹魏抗衡，在赤壁之战中实行联合，但终因争夺荆州而破裂。刘备兵败而死，诸葛亮受命辅佐幼帝阿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功未立而身先死。蜀汉先为曹魏所灭，后司马氏又篡魏灭吴，天下一统于晋。

小说从严格的正统观念出发，以蜀汉为中心，描述了三国鼎立以及它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复杂斗争。小说中的人物众多，性格各异，头绪繁复，但结构井然。《三国演义》问世后，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后世戏曲说唱文学乃至各种文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至今在群众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水浒传》

《水浒传》为元末明初由施耐庵编著的长篇小说。小说所反映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在宋末《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和描写，并且故事也已初具规模。元代出现了许多以李逵、燕青、武松等为主角的杂剧。作者就是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加工，完成《水浒传》的编著的。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以70回、100回、120回本最为流行。在120回本中，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第71回前为第一部分，写林冲、宋江、武松等好汉被逼上梁山的过程；第72回至第82回是第二部分，写梁山好汉与官军的对抗与被招安之事；第83回至第90回是第三部分，写他们奉命征辽；第91回至第100回，是第四部分，写他们征王庆；第101回至第110回是第五部分，写他们征田虎；第111回至第120回是第六部分，写他们征方腊和最后失败。

《水浒传》通过对宋江起义的正面描写，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其鞭笞所及，已达最高统治层，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一百零八条好汉中，不少人物都写得性格鲜明，像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和宋江等，都达到了典型的高度。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从它开始，长篇创作步入了新的阶段。

《西游记》

《西游记》为明代吴承恩撰写的一部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它是根据唐朝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传记、话本、杂剧以及各种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的。全书共100回，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回到第7回，主要写孙悟空出世、得道和大闹三界（天府、龙宫、地狱）的情况；第8回到第12回，主要写唐僧的出世和取经的缘由；第13回到最后一回，主要写孙悟空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战妖斗魔，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的过程。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书中成功地塑造了融猴身与人性于一体的孙悟空的典型形象。“大闹三界”刻画了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性格，“西天取经”则表现了他疾恶如仇、百折不回的精神。其他如猪八戒、唐僧等形象，也各以其鲜明的个性而为人们所称道。书中想象奇特，语言诙谐，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

《牡丹亭》

《牡丹亭》为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又名《还魂记》。故事发生在南宋初年，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儿丽娘，一次和丫环春香到后花园游玩，萌动春心，梦中与一位手持柳枝的风雅才子在牡丹亭畔梅树下幽会，此后便念念不忘，忧思成疾。死前，她画了一幅自画像，并题诗一首，托春香藏在花园的湖石边。三年后，一位名叫柳梦梅的青年才子来游花园，拾到了杜丽娘的画像，画中女子恰是他梦中幽会过的人。入夜，画中女子竟然出现在柳梦梅面前，并告知柳梦梅使她起死回生之法。柳梦梅照此办理，杜丽娘果然还魂。他们俩结为夫妇，一起逃到临安。柳梦梅被钦定为状元，经皇帝公断，杜宝认了女婿，合家团圆。

这部传奇，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揭露封建礼教的严酷，表现青年男女冲破罗网的决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作品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热烈，唱词优美，艺术感染力很强。

《金瓶梅》

《金瓶梅》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不详，万历丁巳年词话本卷首序称为兰陵笑笑生，但此人姓名、生平如何，无从查考。另外还有多种说法，都未有确证。

这部小说的故事由《水浒传》第24回至第36回关于武松事迹的描写发展而来。全书100回，写生药铺老板西门庆的荒淫生活。他先与潘金莲通奸，毒死其丈夫武大郎。武松报仇时错杀了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趁机娶潘金莲为妾。后来又与有夫之妇李瓶儿及潘金莲婢女春梅先后私通，并纳李瓶儿为妾。小说书名就是由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三个女性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的。西门庆有钱有势，独霸乡里，谋财害命，夺人之妻，33岁纵欲暴亡。后来潘金莲被武松杀死，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妾，由于淫乱病亡。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西门庆及其家庭关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在艺术上，它运用真实的细节，刻画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小说中色情描写过多，是一大缺点。后起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它的影响，但思想内容要比它深刻得多，艺术形式也要比它完美得多。

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40卷，人称“二拍”（其中“二刻”第23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而“二刻”的第40卷则是《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因此“二拍”实有小说78篇）。“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它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长生殿》

《长生殿》为清代洪昇创作的一部传奇。分上下两卷，共50出。它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上卷从“定情”开始，一方面写他们二人的真挚相爱，同时也写统治阶级的腐化以及内部矛盾，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等，表现了唐明皇沉溺于爱情给朝政带来的祸害，终于导致了马嵬兵变的悲剧。下卷写他们二人的刻骨相思，最后感动了天地鬼神，以至同登仙录，得以团圆。

《长生殿》剧本既同情和赞美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又批判由爱情而造成的政治后果，思想倾向有其复杂性，而词曲清丽，诗意盎然，场面宏大，在艺术上成就较高。

《桃花扇》

《桃花扇》为清代孔尚任创作的一部传奇。其故事梗概如下：复社文人侯方域等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引起阮大铖的恐惧。阮大铖借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成亲之机，给侯方域送去银子300两以表祝贺，遭到李香君的严词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诬陷侯方域勾结左良玉作乱，侯方域只得逃到史可法处躲避。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之时，阮大铖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南明皇帝。阮大铖依仗权势，逼迫李香君给漕抚田仰做妾。李香君在反抗中倒地，鲜血溅到侯方域相赠的诗扇上。文人杨龙友就着血痕画成了桃花。李香君托她师傅苏昆生将桃花扇带给侯方域，盼他早回。侯方域一回南京，即被阮大铖等逮捕入狱。这时清兵南下，史可法带领3000弱兵死守扬州，最后城破身亡。接着南京陷落，福王被俘。侯方域从狱中逃出，在栖霞山白云庵找到李香君。由于国破家亡，他们割断“花月情根”，修真学道去了。

在《桃花扇》中，作者热情歌颂了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对南明王室的腐败、阮大铖等的夺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全剧结构宏伟，场面壮阔，文辞典雅，感慨深沉，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为清代吴敬梓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全书共55回，近40万字，由许多独立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小说通过对“儒林”中各个不同类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的展示，揭露和批判了害人的科举制度和虚伪的礼教规范，其中像范进中举而发疯的故事、严监生临终前因点两根灯草而死不瞑目的故事等，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者不加一句褒贬之词，而人物情态却跃然于纸上。

《儒林外史》代表着我国古典讽刺艺术的一个高峰。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这番论述的大意是：《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批判现实，锋芒所向，主要在士大夫阶层；文字悲痛中显得诙谐，委婉中多带讽喻。自它出现，我国小说创作才开始有了真正称得上讽刺性的作品。这是鲁迅对《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的一个全面评价。

《红楼梦》

《红楼梦》清代曹雪芹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80回是曹雪芹写的，后40回高鹗续成。原名《石头记》，乾隆末年，程伟元把它整理出版时，定名《红楼梦》。

这部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家荣、宁二府从兴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贾宝玉是荣国府的一位公子，由于他从小和姐妹、丫鬟们在一起厮混，较少受到封建礼教与习俗的影响。他鄙视功名利禄，厌恶八股时文，同情丫鬟奴仆的不幸，追求个性解放。他和他的姑表妹、从苏州前来贾府投靠外祖母的林黛玉自幼相处，两小无猜，在思想一致的前提下，萌发了纯洁真挚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族的反对。他们的爱情关系被拆散。弱不胜衣的林黛玉，听到宝玉成亲的消息，口吐鲜血，悲愤而死。贾宝玉在王熙凤设计的“掉包儿计”的蒙蔽下，和薛宝钗成了亲。他在认清骗局以后，毅然离家出走，和封建家族表示了彻底的决裂。

《红楼梦》涉及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它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科举制度，以及包括社会心理、道德、哲学、艺术等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都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以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描写了众多人物，塑造了像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一大批性格鲜明、个性丰富的艺术典型。无论是就思想性而言，还是就艺术性而言，《红楼梦》都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和曹雪芹所写的前80回相比，高鹗的续书有明显的不足。尽管他在贾林悲剧方面基本贯彻了曹雪芹的意图，个别章节也写得精彩动人，但诸如宝玉中举、兰桂齐芳、贾府中兴等情节的设计，显然背离了原作的精神，这不能不影响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深度。

四大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中国旧小说的一种，清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有些作家用小说口诛笔伐，进行揭发和指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这种小说曾加以评论，并称之为“谴责小说”。这种小说写作手法上多采用讽刺形式，广泛揭露和批判现实。

清代末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四部小说并称四大谴责小说。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所著《官场现形记》着力暴露了清末官僚制度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该书在“四大谴责小说”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广东南海（今佛山市）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改良派人物的商业活动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官场、商场和洋场的种种怪现状。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所著《老残游记》通过对江湖医生老残所见所闻的描述，暴露了清末的官僚政治的黑暗。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所著《孽海花》描写的是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是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的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作者鲁迅。

《狂人日记》由小序和13节日记组成，具体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他语无伦次，诚惶诚恐，周围人对疯人常有的围观、讨论，小孩子铁青的脸色，狗龇牙咧嘴叫几声以及街上女人骂自己的孩子的话“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等生活中常有的事，都会激起他内心的恐惧，又联想到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的人吃人的故事，把嘱咐吃药的“赶紧吃吧”理解为赶紧吃他等等，都真实地展示出一个狂人多疑多虑的思维特点，体现出作家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但作家这里写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狂人，而是以象征主义手法通过狂人这一个活生生的形象，达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目的。狂人说的每一句都是疯话，但狂人说的话里都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真理。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认为“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精神，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揭示其“吃人的本质”，进行了犀利的批判。《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

《女神》

《女神》是郭沫若1921年8月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收录了诗人1918—1921年的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新诗集。《女神》对于封建主义的猛烈冲击，对改造旧中国的强烈要求，以及追求美好理想的巨大热情，都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时代特征，集中地体现了“五四”精神的本质。《凤凰涅槃》抒写了凤凰“集香木以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诗人旧我和旧中国的毁灭与新中国和诗人新我的诞生。《晨安》、《炉中煤》则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正如作者所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聪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上述诗篇即是对她的“恋歌”和“颂词”。《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表现了张扬个性、摆脱束缚的自由精神。另有一些篇什则表现了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对大自然的咏歌。《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征，诗体形式多样，尤以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最具特色。想象大胆奇特，气度宏伟壮阔，为中国现代诗歌尤其是自由诗的发展开创了一代新风。

《沉沦》

《沉沦》为郁达夫早期小说代表作。1921年写于日本，收入以此篇命名的小说集《沉沦》里。

作品描写了一个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他生活在异邦，由于祖国的贫弱，处处受到冷遇和屈辱，渴望得到友谊爱情而不可得，失望，苦闷，产生性变态，又为了发泄性苦闷，做了些荒唐事……主人公不甘沉沦而又无力自拔，自悔自恨而终至投海自杀，临死前怀着眷恋和激愤的复杂心情，面向祖国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作品以大胆率真的描写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统治毒害的罪恶社会，表达了对祖国早日富强的期望和对封建道德的叛逆，引起过强烈反响。但由于它带有颓废色彩，评价上历来毁誉交并。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暴露，率真、热情又带有忧郁的感伤情调，体现着郁达夫早期的创作特点，也代表着创造社部分成员的思想倾向。

《呐喊》

《呐喊》为鲁迅192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收入小说14篇，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作者自述，题名“呐喊”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部小说集清楚地显示了作者在沉寂10年后重新焕发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作者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里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是《呐喊》与后来的《彷徨》的一个重要区别。其中的《狂人日记》是真正体现了五四革命精神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以巧妙的构思揭示了礼教吃人的本质，是全书的总纲。小说集最突出的主题是描写被沉重的宗法思想和封建伦理吞噬了的农民和乡镇贫民。《药》里的华老栓夫妻非但不理解革命者，还以夏瑜的血为儿子治痨病。《阿Q正传》里的阿Q至死也未能挣脱封建文化的精神奴役。《风波》里的七斤一家、《故乡》里的闰土、《明天》里的单四嫂子，无一不具有“辛苦麻木”的性格特点。鲁迅通过这些形象，揭示了启发农民觉悟、深入思想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孔乙己》、《白光》则集中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的精神毒害，而《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又揭示出另一类曾经有理想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消沉与愤懑。这个主题在后来发表的小说集《彷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呐喊》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彷徨》

《彷徨》为鲁迅1924年至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是继《呐喊》之后又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题名“彷徨”反映了作者在五四浪潮之后的精神苦闷和思想探索，笼罩着沉重而令人窒息的时代氛围。第一篇《祝福》和最后一篇《离婚》同样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礼教对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等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更典型地显示了作者这一时期新的思想特点和感情取向。吕纬甫、涓生、魏连殳都是封建文化的叛逆者，但在与强大的封建势力的长期斗争中，他们或消沉颓废，或绝望地反抗，或被迫放弃自己的爱情。鲁迅对他们自身的弱点有所批评，但更怀着无比的愤怒抨击那个扼杀他们的社会文化。《肥皂》、《高老夫子》中的四铭、高尔础属于另一类知识分子，作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封建卫道士的虚伪面目。《彷徨》的艺术技巧更为圆熟，显示了鲁迅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和《呐喊》一样，在思想和艺术的诸多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为张恨水1929年发表的一部著名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后，引起轰动，是张恨水早期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描写了旅居北平的江南大学生樊家树与天桥唱鼓书的姑娘沈凤喜之间的恋爱悲剧。另外两条副线则是大家闺秀何丽娜对樊家树的热烈追求和江湖侠女关秀姑对樊的真挚感情与帮助。处在三个身份教养都极不相同的年轻姑娘之中，樊家树独对沦落风尘的沈凤喜一往情深，即使沈凤喜成为军阀刘将军的爱妾，他仍不改初衷。凤喜贪图荣华，安于刘府生活，后因刘将军怀疑她有外遇，被摧残折磨致疯，赶出刘府。关秀姑为了报答樊家树“分金续命”之恩，乔装混入刘府，杀死刘将军后，和父亲飘然而去。到最后，剩下樊家树面对深情的何丽娜，手里握着关秀姑留下的一枝鲜花，惆怅不已。小说熔言情、侠义小说于一炉，兼收章回小说的传奇性与现代小说诸种技法，在迎合市民读者层阅读心理的同时，强调事件的社会意义，具有鸳鸯蝴蝶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特征。小说尽管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但故事本身寓含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达到的认识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家》

《家》是巴金的著名长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931年4月发表在上海《时报》上。作品以“五四”浪潮波及四川成都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高家这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的故事。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已经十分腐朽，在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帷幕后，整个家族统治阶层内部相互倾轧，卑鄙龌龊。为了维护吃人的礼教和家族权威，许多美丽而善良的青年女性被这个大家庭吞噬了。作品通过鸣凤、梅表姐、瑞珏等人的悲惨命运，控诉了这个封建家庭的罪恶。小说主人公觉慧代表觉醒了的青年一代，他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一出出悲剧，认识到大哥觉新的“作揖主义”只能毁灭自己并导致更多不幸，因此坚决奋起抗争，最后冲出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家》和后来的《春》、《秋》共同构成“激流三部曲”，《家》中的许多人物性格在后面两部小说中有进一步发展。作者贯串在作品中的炽热情感极富吸引力，这使《家》成为几代青年反封建的重要启蒙书，至今为广大青年所喜爱。

《子夜》

《子夜》是茅盾于1933年出版的著名长篇小说，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个颇有才干也很想有所作为的民族资本家，他与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明争暗斗是贯串全书的主线。小说以生动的情节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现实都不允许吴荪甫所代表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振兴民族工业。他联合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在内外交困中焦头烂额，他所收买并企图加以改造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脱不下的“湿布衫”，赵伯韬操纵的金融市场使他作为权宜之计而钻进去，然而丝厂和公债投机一败涂地。加上政治局势的动荡、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一切使吴荪甫只能在疯狂的放纵中宣告自己的彻底失败。小说体制宏大，结构谨严，围绕吴荪甫成功地塑造了上海十里洋场的众多形象，语言简洁细腻，显示了作家擅长心理描写的特点。《子夜》奠定了长篇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

《雷雨》

《雷雨》为曹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1934年在《文学季刊》发表后，引起轰动。作品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和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中，讲述了两个家庭30年来错综复杂的血缘、爱情、阶级的纠葛与冲突。资本家周朴园的妻子繁漪对丈夫的专制、冷酷十分不满，她渴望自由和爱情，三年前与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周萍逐渐厌弃这种关系，与侍女四凤发生恋情。繁漪为了留住周萍的心，下令辞退四凤，当四凤的母亲来周家领女儿时，与周朴园相遇。原来，四凤母亲即是30年前与周朴园生过两个儿子又被周家逼走的侍女侍萍。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在周朴园的煤矿上带领工人斗争的鲁大海，一个即是周萍。当周萍和四凤得知他们是同母兄妹后，双双自杀。繁漪生子周冲也不幸触电身亡。悲惨的结局正暴露了周家这个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全剧情节曲折紧张，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丰满而鲜明，他们各自迥异的经历和命运至今对读者和观众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1934年出版的以湘西村镇生活为题材的著名中篇小说。作品主要写茶峒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都爱上了老船头的外孙女翠翠，两个人商议各自献上自己的歌声，由翠翠选择。天保感到自己没有希望，毅然驾船下滩，中途遇难。傩送十分哀伤，也出走他乡。老船头难以忍受这沉重打击，在一个风雨之夜，溘然逝去，留下翠翠一人。好心的船总要接翠翠到城里去住，但翠翠决心在河边守候外公的坟，等待傩送归来。小说鲜明地表现了作家在近代文化与自然文化冲突中的态度，作家热情地歌颂了这个闭塞、落后，更多地体现着自然人性的环境与生活在这里的那些淳厚、古朴、真挚的人们。小说语言流畅优美，技巧稔熟，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是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

《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著名长篇小说，写于1935年，1936年在《宇宙风》上连载。

小说描写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农村，他拉上租来的洋车后，最大愿望就是买一辆自己的车。凭着年轻力壮和吃苦耐劳，他用三年买上了车。可刚拉上不久，就连人带车被乱兵抢走，所幸他冒险逃回，还拉回三匹骆驼。祥子卖了骆驼又去拉车攒钱，第二次又被侦探把钱敲走。虎妞对他的那摆脱不掉的爱情和婚姻更给他带来磨难。虎妞是车厂老板的女儿，泼辣、粗鲁、厉害、老而且丑，虽然她对祥子的爱也出于追求幸福的愿望，但祥子并不爱她，而更爱小福子。后来虎妞难产而死，祥子只能卖掉那辆用他的积蓄买来的车为她办丧事。祥子个人奋斗中的三起三落，使他觉得那买车的微薄愿望只“像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和委屈”。最后，当小福子因被卖到“白房子”（妓院）而自缢，上进好强的祥子终因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而自甘堕落。祥子的悲剧有力地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

小说围绕祥子的经历展示了北京生活的广阔画面，不少描写点染出鲜明的风俗画、世态画，是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最优秀的长篇之一。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为赵树理的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于1943年。

小说描写太行山区根据地一对青年恋爱的故事。小二黑和小芹是在新的民主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却受到落后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阻挠和恶霸金旺、兴旺兄弟的恶意破坏，但这一切都无法压制小二黑和小芹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意愿。当二诸葛为小二黑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做童养媳时，小二黑不认账，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承认母亲三仙姑为她定下的婚事，把彩礼扔了一地。最后区政府教育了二诸葛和三仙姑，惩治了恶霸金旺、兴旺，使小二黑和小芹得以幸福地结合。作品热情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对塑造得十分生动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给予了善意的讽刺。小说体现了翻身农民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在开创作家民族化、大众化风格上有重要意义。

《白毛女》

《白毛女》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新歌剧。1945年5月第一次在延安公演。

在飘着雪花的年关之夜，贫农杨白劳带着两斤白面、二尺红头绳和一张门神躲债回家，希望与相依为命的女儿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却被地主黄世仁逼着将喜儿顶债。当他被迫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了手印之后，悔恨交加，服卤自尽。喜儿到黄家后，遭黄世仁奸污，但她为了报仇，没有重蹈父亲的老路，而是逃入深山，在非人的条件下顽强地活了下来。由于缺少阳光和盐，头发全白了；又因偷取庙中的供果，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喜儿终于得到解放。歌剧通过喜儿传奇般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在演出过程的不断修改中，喜儿的形象越来越完美。她代表千千万万贫苦农民倾诉了自己的苦难，喷发出积郁心头的对地主仇恨的火焰，大声唱道：“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喜儿是一个带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复仇女神，闪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光彩。

《白毛女》是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艺术感召力。

《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写于1945年10月。1946年9月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1946年11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

诗歌在土地革命波澜壮阔的背景下，描写了贫苦青年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地头上沙柳绿蓁蓁，王贵是个好后生”。诗篇用精彩的诗句塑造了两位主人公的优美形象，并把他们在恋爱婚姻中的悲欢离合与革命的曲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作品歌颂了农民的翻身胜利，也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纯真的爱情，揭示了劳动人民的个人命运和整个阶级、时代的密切关系，是陕北农民革命的一首壮丽的史诗。

诗篇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通篇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形式，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所形容和比喻的又多取于人民自己的劳动生活和对于自然美的领略，新鲜丰美，精彩贴切。全诗节奏流畅明快，自然和谐，语言朴素而又富于形象美、音乐美，使诗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老舍创作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小说描写了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城内小羊圈胡同发生的故事。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四世同堂”的祁家，是小说的中心。父亲祁天佑是一个本分商人，在日寇占领北平后，逐渐觉悟。他的三个儿子则走上不同道路。老大瑞宣从最初的苦闷和惶惑中挣脱出来，先在英国使馆工作，后来又与抗日力量建立联系，参加了反日斗争。老二瑞丰经不起生活的磨难，沦为汉奸，老三则较早离家出走，直接参加了抗日斗争。围绕祁家的悲欢离合，作品还描写了“大赤包”、钱默吟、小崔等人在敌伪统治下的不同遭遇和生活道路。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那些坚持民族气节的普通人民群众，揭露了日寇在北平所犯下的兽行和汉奸卖身求荣的无耻嘴脸。小说对北平风土人情和市民生活的描绘，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相对而言，对参加正面斗争的人物形象如老三瑞全、钱默吟等，刻画得不够成功，这和老舍本人抗战期间始终在国统区生活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小说被搬上电视屏幕，获得巨大成功。

《围城》

《围城》为钱钟书194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作品通过从欧洲“游学”归来的方鸿渐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段生活经历，辛辣地讽刺了所谓教育界的种种丑相，并有力地鞭挞了混迹其中的所谓“知识分子”。

《围城》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虽略具真实，但人物却全是虚构的。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不仅大获成功，而且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丁玲创作的一部反映解放战争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为解放区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小说以土改工作队进驻暖水屯后“统制果树园”和分地为基本线索，多层次地描写了笼罩着骚动、兴奋气氛的暖水屯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矛盾冲突。地主钱文贵是反土改的核心人物，他让儿子参军捞一块军属招牌，伙同白娘娘搞迷信蛊惑人心，调唆地主李子俊蠢动，尤其是逼迫侄女黑妮勾引农会主任程仁，构成小说的重要情节。强烈要求翻身而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种种弱点的贫苦农民张裕民、程仁，在工作组帮助下逐渐克服自身弱点，带领广大农民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斗倒钱文贵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取得土改的初步胜利。小说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农民的精神负累与解放要求之间的冲突，工作组成员在气质、个性、认识水平诸方面的差异，都刻画得生动逼真。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语言细腻，心理描写颇具特色，是丁玲的代表作之一。

《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为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写于1948年，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

小说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示了解放区“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的土地改革运动。上部写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的进攻，下部写与另一种类型的地主杜善人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了农村政权变质、改造二流子、改革旧婚姻、肃清特务、分果实、参军支前等广泛内容，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土改运动的全貌，歌颂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飞奔的革命精神。

作品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一批新型农民形象。赵玉林与土匪斗争时英勇牺牲，郭全海新婚不满一月即带头参军，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他们都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就艺术形象的塑造来看，赶大车的老孙头塑造得最成功，也最生动。他世故圆滑，私心重，好夸口，嘴硬胆小，幽默风趣中带点江湖气味，但内心深处有翻身的热望和明确的是非，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积极投入了斗争。作家满腔热情地写出了老孙头可爱又可笑的复杂性格。

作品以土改斗争发展为主线，把一个个人物编织在故事线上。有些场面如“分马”，写得层次分明，有声有色。作品采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词汇丰富，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

《红旗谱》

《红旗谱》为梁斌的优秀长篇小说、代表作。1957年出版。

小说描写冀中平原锁井镇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和地主冯家父子两代的矛盾斗争。朱老巩、严老祥大闹柳树林，赤膊上阵，结果失败，朱老忠、严志和继承了父辈的斗争精神，但直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反割头税斗争以后，才显示出斗争的风采和反抗的力量。严运涛、严江涛、朱大贵、朱二贵生正逢时，从共产党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走上了崭新的斗争道路。作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不同的生活斗争道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性过程，是一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

朱老忠是作品中塑造得最有光彩的形象。他的口头语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并且有勇有谋，既坚且韧，慷慨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找到党后，又在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叱咤风云，撼天动地，表现出中国传统农民英雄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转化，他是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有着巨大历史容量的艺术典型。

小说采用“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更细一些”的写法，语言通俗、精练、自然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

《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描写了高蠡暴动的壮阔图景，1963年出版；第三部《烽烟图》表现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时代面貌，1983年出版。

《林海雪原》

《林海雪原》为曲波的长篇小说。1957年出版。

小说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一场特殊的战斗。描写的是：东北解放区为了巩固后方、保护土改、支援前线，组织了一支36人的解放军小分队，在林海雪原中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残匪周旋作战，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全歼匪徒的故事。作品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等几次战斗为主线，表现了侦察战士非凡的勇敢和超人的智慧，显示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品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像杨子荣的孤胆、栾超家的灵敏、刘勋苍的骁勇、孙达得的善行，还有少剑波的多智等，都体现着高度理想主义精神。而奇异的自然环境和惊险曲折的情节也都使作品充满传奇色彩。但作品又深深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人物虽神奇并不荒诞，情节虽曲折并不离奇，既富于实感，又引人入胜，注意保持和运用民族风格，如故事性强，情节发展多变等，都使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为杨沫的长篇小说。1958年出版。

小说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阶段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觉醒成长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她曾经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而离家出走，反抗包办婚姻，也在爱情生活里走上过迷途，与利欲熏心的余永泽生活在一起。在这一切都破灭时，她遇到了共产党，投入时代的洪流，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道路。作品通过描写她与余永泽从同居到决裂的过程，从她与共产党员卢嘉川及其他革命青年的交往以及狱中的生死考验等，真实地描绘出她苦闷、幼稚、狂热、觉醒的种种精神状态，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她成长中曲折复杂的过程，使这个20世纪3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小说还以广阔的视野描写了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面貌和命运。这其中既有在林道静成长道路上给了她很大指导和帮助的卢嘉川、林红、江华等“党的使者”的形象，也有在严酷考验面前投降叛变的戴愉，不顾民族命运、一心追求个人名利的余永泽，追求个人享乐而堕落为资产阶级玩物的白莉苹，还有更多的在时代召唤下日益觉醒和奋起的许宁、王晓燕父女等。这些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

小说规模庞大，结构完整。广阔的生活，众多的人物，都通过林道静的成长过程贯穿起来，线索单纯而明晰，是新中国成立后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一部成功作品。

《创业史》

《创业史》为柳青的长篇小说。1959年发表。

小说通过对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的真实描写和对各种典型人物的精心塑造，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的社会图景。第一章中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的鞭炮声，吸引了所有庄稼人的目光，而土改时的老党员、有能力的郭振山召开的活跃借贷会却以难堪的失败而散场，富裕中农们不愿再借出粮食帮助困难户度春荒。就在这严峻的时刻，梁生宝和他的互助组作为一种新的势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从郭县买回稻种，要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一增产措施比郭世富新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他组织人们进山割竹，帮助困难户度过春荒的举动也在庄稼人心里掀起波澜。作品通过与“三大能人”——富裕中农郭世富、反动富农姚士杰、党内自发势力代表人物郭振山的种种矛盾斗争，写出了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也通过梁家草棚院里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父子冲突，表现了新旧两种不同创业道路的斗争。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土改后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它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变化。作品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及“三大能人”等都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

小说以画面的宏阔和笔触的细腻相结合，精确的描写和强烈的激情相结合，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的风习色调相结合，构成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当代文学中描写农村生活的一部重要作品。

《红岩》

《红岩》为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1961年出版。

小说是以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革命者的斗争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主要描写重庆解放前夕革命者在白公馆、渣滓洞牢狱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所作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塑造了许云峰、江雪琴、成岗、华子良、齐晓轩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许云峰是一个智勇双全的职业革命家，他一出场就果断处理沙坪书店事件，在新生茶园突遇叛徒、特务，主动将他们引向自己，掩护市委书记安全转移。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单人牢房里，他赤手空拳挖洞，打开了一条通往新生的巷道，却把这条生命之路留给了战友。江雪琴有着纯洁的党性，在去华蓥山的途中，看到丈夫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她震惊、悲愤、痛不欲生，又以坚强的意志控制自己，化悲痛为力量。特别是牺牲前，她像往常一样，从容镇定，梳理好头发，换上蓝旗袍，实践了她自己所说的“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反面人物徐鹏飞也是一个很鲜明突出的形象。

小说主要围绕着狱中斗争展开，同时穿插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华蓥山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斗争。三条线索相互联结又都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出了黎明前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整个作品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洋溢着磅礴的气势和悲壮的气氛。

《沉重的翅膀》

《沉重的翅膀》为张洁创作的一部反映改革初期我国工业战线改革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围绕中央某重工业部和所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故事情节。副部长郑子云和厂长陈咏明代表的改革派努力探索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科学化，应该重视人的价值，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以部长田守诚、副部长孔祥为代表的保守派，思想僵化，玩弄权术，坚持陈腐的思想观念，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小说在较为广阔的画面中和较高的权力层次上，描写了这场改革与反改革的复杂斗争，从中央的部长、副部长到基层的厂长、生产班组长，从重大原则问题到家庭生活的纠葛，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这场席卷中国的改革的极端复杂性、艰巨性。小说坚持现实主义方法，既写出了这场伟大革命的希望，也真实地反映了改革的重重困难，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为近距离反映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小说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人生》

《人生》为路遥的中篇小说。发表于《收获》1982年第3期。

小说描写主人公高加林曲折的人生。在离县城19里之遥的高家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向往现代文明，再也不愿像父辈那样一辈子被束缚在土地上。可那极合自己心意又充满希望的民办教师的职位，却被党支部书记的儿子顶掉了。虽然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以及她那执著的爱情抚慰了他焦灼的心灵，多少给了他在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勇气，但农村的贫瘠闭塞和落后还是使他窒息，一心想着出去工作。由于叔父转业到地方，那些搞不正之风撤掉他民办教师的人，又主动为他走后门，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县城的主人，当上了令人羡慕的记者。有了可以施展才智的工作，他积极肯干。但新的境遇也刺激了他更大的欲望。“我联合国都想去！”为了再从县城去大城市，他抛弃了巧珍，和可以带他去南方大城市的高中女同学黄亚萍相爱。结果，走后门的事败露，他不得不与亚萍分手。当他重新回到高家村时，巧珍已经结婚。他在孩子们“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的歌声中，紧紧抓着两把黄土，叫着“我的亲人哪……”

小说在描写高加林的复杂性格时，展现了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使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城乡“交叉地带”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以及以此交织出的绚丽色彩。《人生》曾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高山下的花环》

《高山下的花环》为李存葆的中篇小说。发表于《十月》1982年第6期。

小说描写一个普通连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及前后的动人故事。高干子弟赵蒙生在母亲的安排下，搞“曲线调动”，来到连队任指导员。来自沂蒙山区的连长梁三喜，带着革命老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工作负责，任劳任怨，宽厚待人，还一再推迟探亲假。要打仗了，作为指导员的赵蒙生却神不守舍，急于调出连队，因此受到了“牢骚大王”靳开来等的抵制，也受到了外号“雷神爷”的雷军长的当众批评，这终于唤起了他不甘落后的思想和作为一个将军后代的自尊，他下决心和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副连长靳开来赴汤蹈火，英勇牺牲，却由于平时常发牢骚——出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不正之风的愤慨——连三等功也没评上。梁三喜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留下的却是一张“欠账单”。他的母亲梁大娘、妻子韩玉秀带着干粮，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连队，拿出抚恤金和卖猪的钱，替烈士还清了账。

小说敢于正视和表现军队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写出了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讴歌了英雄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尚精神，风格悲壮。《高山下的花环》曾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钟鼓楼》

《钟鼓楼》为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载《当代》1984年5— 6期。

小说以北京钟鼓楼下一座四合院居住的9户人家为中心，围绕薛家婚宴，描写了30多位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和冲突，展现了当时北京市民社会的广阔生活画面。作家力图在1982年12月12日这个时间的切点上，挖掘出蕴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从横向上，把四合院中的修鞋匠、厨师、园林工人、司机、医生、京剧演员、编辑、售货员、家庭妇女等普通市民与整个北京市民社会联系起来；从纵向上，又把他们与整个民族性格，文化心理的形成、演变联系起来，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融汇过程。被人称为“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社会生态群落图”。小说结构新颖，没有一条显明的主干情节贯穿始终，而是围绕薛家婚宴，一一展现发生在这个四合院中各家各人的无数零碎的、片断的生活事件，造成一种橘瓣剥离式结构。小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古代文学人物

姜子牙

姜子牙是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名尚，世称姜太公，由历史人物吕尚演化而来。他曾在昆仑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辅佐周室，80岁时在渭水边垂钓，被文王访得，拜为丞相。在伐纣的过程中，他施展种种法术，运用多种智谋，终于完成灭商兴周大业，最后奉命发榜封神。另据元代话本《武王伐纣平话》载，他在渭滨直钩垂钓，不设饵，而且离水面三尺，自曰“负命者上钩来”，后世遂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说。

洛神

洛神即洛水的女神洛嫔，三国时期魏国曹植《洛神赋》中的人物。她长得极为美丽，传说曾与曹植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但终因人神殊途，不能结合。

关于洛神这一形象的意义历来而争论不一。有人说洛神暗指曹植曾经爱恋作为嫂嫂的甄妃，也有人否定“恋嫂说”，认为《洛神赋》是托词宓妃以寄文帝的政治之作。

木兰

木兰为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中的人物。她勤劳善良，孝敬父母，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她冲锋陷阵，英勇拼杀，建立了显赫的战功。战后，她功成身退，拒绝了天子给她的高官厚禄，布衣归里，恢复了寻常女儿身份，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和节操。木兰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女英雄形象，英姿飒爽，极富神采，在重男轻女的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难得。这个形象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千古不朽，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红拂

红拂相传为隋唐时的女侠，姓张，名出尘，是隋末权相杨素的侍妓。在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红拂女为司空杨素府中的婢女。因手执红色拂尘，故被称作红拂女。

三原有一位文武兼通的才子名叫李靖，他心怀大志，隋朝建国后前往长安，以求报国之途。在长安，他先投到杨素门下，杨素开始非常轻慢，后与李靖谈论一番，觉得此人很有前途。但他毕竟年老体弱，不再有远大的理想，只是安于现状而已。李靖非常失望。二人谈论之时，红拂就立在旁边，她见李靖气宇轩昂，乃英雄侠义之士，心中暗暗倾慕，于是派门人跟踪李靖，得知他的住处，自己深夜前往。

夜晚，李靖正在发闷，红拂敲门进来安慰他说：“杨素年纪大了，近来多有侍女逃走，司空府不会追究。”李靖见有佳人理解自己并且愿意奉献一生，非常欣慰，当即应允。于是红拂与李靖二人扮成商人离开长安。二人一路跋涉，在一处客栈歇脚时遇见了一个满脸虬髯的人，此人自称虬髯客。虬髯客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后来他把全部家产送给李红二人，自己仅带一个行囊远走他方。二人目送虬髯客远去，回去以后，清点他家中之物，竟发现还有兵书数册，李靖日夜研究，兵法韬略大大增长。李渊父子起兵后，李靖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帮李渊父子平定江南，建立了大唐，并攻打突厥，活捉颉利可汗，被封为卫国公，红拂自然成了一品夫人。

西施

西施是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的人物。一名先旌，春秋末年越国苎罗（今浙江诸暨）人。西施为绝色美女，曾浣纱于溪边。当时吴越争战，越国失败后，大夫范蠡将她推荐给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她有意迷惑夫差，祸乱吴国，终于使越王报了亡国之仇，打败了吴国。吴亡后，她与范蠡隐于江湖。其事又见《越绝书》。明代梁辰鱼据此故事编成传奇戏剧《浣纱记》。

孟姜女

孟姜女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其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列女传》，言齐人杞梁植战死，其妻哭于城下，10日而城崩，略具故事雏形。唐人所编《琱玉集》载：秦时燕人杞良娶孟超女仲姿为妻，因杞良被始皇遣筑长城，为官吏击杀，仲姿哭于长城下，城即崩塌。敦煌曲子词中有《捣练子》云：“孟姜女，杞良妻，一去烟（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情节已多有发展。后世逐渐演变，故事越来越完整，情节越来越丰满，主人公也逐渐固定为孟姜女、范喜良。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哭塌长城八百里的故事，现已广泛流传于民间，人人皆知。她作为忠于爱情、反抗暴政的妇女的典型形象，受到人民的广泛尊敬，宋代民间甚至有为其塑庙者。

窦娥

窦娥是戏曲《窦娥冤》中的人物。原名端云，后改名窦娥。她3岁丧母，7岁时被父亲卖给蔡婆做童养媳，17岁结婚，不久丈夫死去。后泼皮无赖张驴儿威逼她成亲，她坚持不从。后又为张驴儿诬告以毒死公公之罪，她被昏官判为死刑。临刑前她大骂天地，怒斥鬼神。对天连发三愿。如果自己确属冤屈，则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结果桩桩应验。最后冤案终得平反。这个形象充分体现出封建社会受迫害者英勇不屈、死而不已的反抗精神。

包公

包公本为宋代历史人物，名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又称包龙图。史载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他成了一个除暴安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清正廉明、坚持正义、打击邪恶、善断疑案、善平冤狱的清官典型，民间甚至有他能“昼断阳，夜断阴”之说。在元杂剧《鲁斋郎》中，他巧妙地将皇帝庇护的权豪势要鲁斋郎的名字减去儿画改为“鱼齐即”，待皇帝批斩后又改为鲁斋郎，将他斩首；在《陈州粜米》中他又巧妙地为民除害，赦免无辜。明代小说《包公案》及后世的其他小说戏曲创作，多有敷演包公故事的。他是深受群众喜爱、妇孺皆知的艺术典型之一。

张生

张生是戏曲《西厢记》中的人物。名珙，字君瑞，青年书生，富于才情。他在普救寺遇到崔莺莺，一往情深，孜孜追求，蔑视门第界限，敢于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并将爱情置于功名富贵之上。经过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但他身上又有浓厚的书呆子气，有软弱、迂阔的一面。他是忠于爱情、既勇又懦、具有一定叛逆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此形象最初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在《西厢记》中，他的性格已有很大发展。

崔莺莺

崔莺莺是戏曲《西厢记》中的人物。她出身相门之家，美丽多情、娴雅深沉，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在普救寺遇到张生后，为其风流清俊、聪明多才、诚实温顺、仗义救人所感动，但由于身份和家教的影响，她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疑虑重重，躲躲闪闪。后来经过内心情与礼的反复、激烈的斗争，终于冲破束缚，和张生结合。她还蔑视门第观念和功名富贵。此形象最初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在杂剧《西厢记》中形象更趋丰满。

东堂老

东堂老是元代秦简夫所作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的主人公。写扬州李实，人称东堂老，受好友赵国器临终嘱托，照管其子扬州奴。扬州奴被坏人引诱，嫖妓败家。李实在其挥霍家财时，暗中买下，待其醒悟后，尽行归还，使之恢复家业。剧本刻画了东堂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善良诚实的商人形象，这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杜十娘

杜十娘，出自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篇。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城内的迎春院中，刻毒的鸨儿把杜十娘当做摇钱树，她每日过着受尽凌辱的卑贱生活。一些王孙公子、朱门豪富，情迷意荡，虽破家荡产而不惜，却无一人能买到杜十娘半点真情。当杜十娘与李甲相识后，情投意合，有心将终身托付李甲。自此，富家巨室诸公子难得见杜十娘一面。不久，鸨儿见李公子囊箧渐空，还占住了杜十娘的心，断了她的财源，便软硬兼施，假意应允李甲，让他拿出300两银子可赎出杜十娘，不然打将出门，不许进院。杜十娘虽然热恋李甲，可8年风尘生活使得她深晓人世炎凉，不敢轻信。她事先作了周全的准备，把多年出卖声色积攒起无数珍宝的百宝箱，托姐妹月朗保管起来，当李甲到处碰壁、一筹莫展时，她取出自储的部分碎银两交给李甲，李甲的好友柳遇春为杜十娘情贞意坚所感动，设法凑足了300两银子，使杜十娘得以赎身。月朗又把百宝箱作为众家姐妹的贺礼送还杜十娘。洞房花烛夜，杜十娘为自己第一次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欢欣，她对未来充满无限美妙的向往。杜十娘随李甲轻车回归故里。途中，李父派老管家找到李甲，再三嘱咐不要把这个出身卑贱的女子带回家。李甲陷入愁闷矛盾之中，十娘略有察觉，心绪不宁。以后他们换车乘船南返。初冬，船到长江北岸瓜州渡口停泊，正巧与大盐商孙富邂逅。孙富早闻杜十娘大名，见色起意，邀李甲到酒楼饮酒。席间，孙富花言巧语，李甲为之动心，终于答应把杜十娘卖给孙富，换取两千纹银。杜十娘得此消息，如雷轰顶，她的追求和理想全都破灭了。第二天，船头上李甲和孙富双方人银过手时，杜十娘打开了百宝箱，她一边怒骂孙富、痛斥李甲，一边把一件件宝物扔进江中，然后纵身投进滚滚的长江。

杜十娘这一形象集中反映出明代个性思潮所带来的张扬的感染力，闪耀着人性的光锋，充满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杜丽娘

杜丽娘是《牡丹亭》的女主人公。她可谓古典戏曲中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汤显祖描写的杜丽娘美丽善良、重感情、有理想。《牡丹亭》写出，她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通过杜丽娘的形象，《牡丹亭》表达了当时广大男女青年要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

林冲

林冲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他绰号豹子头，出身于枪棒教师家庭，自己又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虽然对现实有一定的不满，但出身、经历和地位形成了他苟安现状、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后来高俅之子高衙内妄图霸占其妻，父子俩设计将他赚入白虎节堂，定罪刺配沧州，让他看守大军草料场，后又派人赶到沧州烧毁草料场以图谋害。他忍无可忍，杀死了仇人，上了梁山。不久火并了王伦，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历次与官军交战中骁勇善战，坚决果敢。宋江鼓吹招安时，他曾表示反对。这是一个“逼上梁山”的典型人物，明传奇《宝剑记》、《灵宝刀》亦演林冲的故事，但情节有所不同。

鲁智深

鲁智深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他绰号花和尚，本名鲁达，出身下级军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富于正义感，心地直爽，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敢于拔刀相助，对各种恶势力采取主动挑战的态度。他聪明机警，粗中有细，在斗争中显得坚决彻底，敢作敢当。为救素昧平生的金氏父女，他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被迫到五台山出家。后在东京结识了林冲，大闹野猪林，粉碎了高俅父子杀害林冲的阴谋，最后加入梁山起义军，成为杀敌陷阵、反对招安的重要将领。

武松

武松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行者。出身贫苦。排行第二，人称武二郎。他勇力过人，武艺高强，曾在景阳冈打虎除害，初显英雄身手；后又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同邪恶势力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他疾恶如仇，恩怨分明，敢作敢为，有诺必践，襟怀磊落，做事机警，体谅弱小，反对招安，是深受人民喜爱的英雄形象之一。

宋江

宋江是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人称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做过郓城县押司，“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曾私自放走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后杀死阎婆惜，被刺配江州；在浔阳楼题反诗，被判处死刑；幸得梁山英雄们劫了法场，他才加入义军，成为梁山起义队伍的首领。他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是对朝廷的忠诚与叛逆、追名逐利思想与江湖义气集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形象。

西门庆

西门庆是两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①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他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户，在县衙前开个生药铺，从小奸诈，不务正业，发迹后专在县里管些公事，放刁把揽，说事过钱，排斥正直官吏。后来与武大郎妻潘金莲通奸，并与王婆、潘金莲共同害死武大，最后武松为兄报仇，将他杀死。

②小说《金瓶梅》中的主人公，性格比《水浒传》已有很大发展，是个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典型形象。他娶妓纳妾、人财两得；结交官吏，贿赂权贵，做了理刑千户；贪赃枉法，作恶多端；杀人害命、求药纵欲，最后因淫逸过度而暴亡。作者借此形象反映出中国16世纪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的各种人情世态。

潘金莲

潘金莲也是两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①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本为武大之妻，挑逗武松不成，又与西门庆通奸，与婆、西门庆合谋害死了武大。后来武松为兄报仇，将她杀死。

②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她出身寒微，几度被卖，后被张大户“赏”与矮小丑陋的武大做妻。她不满这种“错配”的姻缘，从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出发，以色相为资本，与命运抗争。她和西门庆通奸后毒杀武大郎，做了西门庆的妾。为了争宠，她挖空心思，尖酸刻薄，淫荡嫉妒，心狠手辣，对西门庆则谄媚奉迎，又与女婿陈经济私通，闹得西门队“家反宅乱”，最后被武松所杀，她是罪恶的封建社会造就的一个畸形形象，她为私欲而争斗，又终于被私欲所湮没，既是个值得诅咒的人物，又是个不幸的殉葬品。

刘备

刘备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他字玄德，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少时孤贫，早年落魄飘零，以“织席贩履”为业，立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为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诚笃敦厚，忠于友谊，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生死不渝；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曾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西蜀政权后，政令宽缓，深得民心，与吴、魏形成鼎足之势。他是一个理想化的政治人物，作者借此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和追求，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力图把儒家的道德理想转化为政治理想，从而实现道德化政治的愿望。

曹操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与历史上那个杰出的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曹操有所不同。小说中的他是个集“治世能臣”与“乱世奸雄”的品格于一身的两面性人物。他具有封建统治阶级固有的奸诈、诡谲、凶狠、残暴等特征，是个多疑善忌、嗜杀成性、奸诈凶残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但他又具有能臣的一面，目光敏锐，善于识人，有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用人唯才，任人唯贤，并深通兵法，善于用兵。不少戏曲中也有曹操的形象，多以白脸奸臣的面目出现。

诸葛亮

诸葛亮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字孔明，号卧龙先生。在小说中，他是刘备的军师，蜀汉的丞相，是政治、军事、外交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典型。他曾隐居隆中，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后，赤胆忠心匡扶汉室。他具有卓越政治家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高瞻远瞩，胸怀全局，料事如神，足智多谋。他精通战略战术，初出茅庐，就在博望坡用火攻以几千人打败10万敌军；他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及非凡的胆识，曾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赴江东，游说孙权，舌战群儒，缔结了吴蜀联盟，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为了伐魏，他曾率兵六出祁山，因错用马谡，失掉街亭，在危急关头巧设“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的大军，化险为夷。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严于律己，执法严明；体恤下属，关心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在我国已成为智慧的象征，忠诚的化身，其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戏曲中亦多演其事。

关羽

关羽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字长生，后改云长，世称关公。他是蜀汉大将，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使一把青龙偃月刀，是一位驰骋疆场、所向无敌、骁勇异常、英武非凡的良将，曾斩华雄、刺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他又是忠义的化身，与刘备、张飞情同手足，生死与共，对蜀汉忠心耿耿。其缺点是高傲自大，刚愎自用，在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最后败走麦城，丧了性命。关公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形象，也有不少戏曲敷演其事。

貂蝉

貂蝉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她是司徒王允的歌姬，富于正义感。为了帮王允除奸，她献身事董卓，用“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最后终于借吕布之手将董卓除掉。亦有戏曲敷演其事。

穆桂英

穆桂英是小说《杨家府演义》中的人物。她是山东穆柯寨主穆羽之女，有勇有谋，尤善骑射，百发百中。因在阵前自招杨宗保为婿，归于宋营。在抗辽战斗中，她风驰电掣般地驰骋于幽州战场，屡建奇功。杨宗保战死后，佘太君百岁挂帅，率领杨家12寡妇征西，穆桂英年已50，仍挂先锋印，深入险地，力战番将，奋勇冲杀，于危难之中夺得胜利。她是深为人民群众喜爱的巾帼英雄形象。戏曲“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等现仍经常演出。

孙悟空

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又称孙行者。他是花果山上破石而生的石猴，被群猴推为“美猴王”；曾云游海角，泛海学艺，学得七十二般变化，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接着大闹龙宫，索取如意金箍棒；又大闹冥府，大闹天宫。他神通广大，勇猛无敌，蔑视天庭，否定权威，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后来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怪，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他勇敢机智，有胆有识，忠心仁爱。傲岸达观，天真朴实，诙谐风趣，乐观无私，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妇孺皆知的英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猪八戒

猪八戒是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名猪刚鬣，法名猪悟能。他本是掌管天河八万水兵的天蓬元帅，因戏弄嫦娥被贬下界，误投猪胎成了黑猪精，强行入赘高老庄时，被孙悟空降伏，做了唐僧的二徒弟，与孙悟空、沙僧共保唐僧西天取经。他身粗力大，很能干活，有三十六般变化，所使九齿钉耙重达5000余斤。他贪吃贪睡贪财贪色，喜进谗言。但他贪小利而不忘大义，爱耍小手腕而又心底老实，狡黠而不奸诈，顽皮活泼，轻视礼仪，热爱生活，充满乐天精神，还有一种摆脱一切束缚的无牵无挂的忘我的天真，是家喻户晓的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

唐僧

唐僧是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本姓陈，法名玄奘。他虔诚信佛，诚心求法，矢志西天取经，严守“五戒六度”。但因恪守佛家教义，毫无原则地大讲慈悲，是非不分，人妖颠倒，软弱无能，易受愚弄，屡次为妖魔所骗，处处碰壁，步步遇难，在经历了种种劫难和艰辛之后，终于在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保护之下，完成了取经事业。历史上的玄奘，本是唐代名僧，曾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四年时间，行程五万余里，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经，研究佛典；十几年后回国，用大象驮回佛经650多部，译出70多部，凡1335卷。其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南宋的“说经”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均敷演唐僧取经故事。

岳飞

岳飞是小说《说岳全传》中的人物。岳飞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抗金将领，其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小说中的岳飞既有史实的影子，更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他早年即怀报国大志，在金人入侵、民族危难之际应募从军，献身抗金事业。他军令严明，体恤士卒，武艺高强，精通韬略，屡战屡捷，使金军望风披靡，闻名丧胆，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但他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笃信“忠孝节义”等封建教条，最后被权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其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严监生

严监生是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名大育，字致和。他胆小怕事，悭吝成性。家里银钱无数，但生病后舍不得花钱吃药，每晚挣扎着算账到深夜；临死时见油灯点燃两茎灯草，担心费油，便伸出两个指头迟迟不肯断气，是个典型的守财奴的形象。

贾宝玉

贾宝玉是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他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生活于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的环境中，受祖母贾母娇宠，被视为贾府的命根子。但他厌恶贵族家庭腐朽、空虚、压抑的环境，精神上感到窒息和苦闷，渴望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他鄙弃功名富贵，反对封建家长给他安排的读书做官的人生道路，对八股科举深恶痛绝，斥之为“饵名钓禄之阶”、“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并痛骂那些以此求荣的人为“国贼”、“禄蠹”。他不满“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及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同情奴婢，具有初步的民主平等思想。他追求“木石姻缘”即与表妹林黛玉建立在共同叛逆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反对家长为他安排的“金玉良缘”即与恪守封建礼教的薛宝钗的婚姻，这种追求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的行为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由此导致了他与封建家长之间一系列不可调和的冲突。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在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常常缺乏勇气，在叛逆中往往夹杂消极的虚无主义宿命论思想，并有浓重的纨绔子弟的生活习气及封建伦理观念。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受到封建势力的残酷打击和摧残。林黛玉身亡以后，他万念俱灰，出家为僧。他是我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林黛玉

林黛玉是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她虽然出身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但由于母亲早死，寄居在外祖母家（贾府），后来父亲也去世，实际上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女，在贾府这个龌龊、虚伪、势利的封建家庭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命运和处境，形成了她多愁善感、抑郁猜疑的心理和孤标傲世的性格。她敏感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对贾府的种种黑暗与丑恶，常用尖刻的语言予以揭露和讽刺。她本来美丽聪慧，才华横溢，但在尔虞我诈、矛盾重重的贾府，却深感“一年三百六十日”时时有“风刀霜剑严相逼”。她鄙视庸俗的封建文人，诅咒虚伪的八股科举，不顾封建礼教的迫害摧残，执著地追求与贾宝玉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之上的真挚爱情。在贾宝玉被骗与薛宝钗成婚的当晚，她焚毁诗稿，呕血而死。“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正是她宁死不屈的自白。她是我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薛宝钗

薛宝钗是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她是一个符合封建礼教要求的典型的封建淑女，出身于既是官僚、又是皇商的家庭，长期住在贾府。她恪守封建道德，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看重现实利益，追求富贵荣华，意欲和宝玉结为“金玉良缘”，常以少女的妩媚和婉转的言词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逢迎、取悦封建家长。她为人端庄稳重，雍容大度，装愚守拙，随分从时，但内心圆滑世故，有冷酷、虚伪的一面。她被贾府选定为宝玉之妻，宝玉婚后出家，她遭到了“守寡”的悲剧，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王熙凤

王熙凤是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又称凤姐，是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反面典型。她出身于金陵豪族，又是贾府实权派王夫人的侄女，深得贾母的宠信，20岁就掌管了贾府的家政大权。她外表聪明能干，有理家才能，实则善弄权术，媚上压下，“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狠毒放荡，阴险毒辣。她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收受贿赂，放高利贷，包揽词讼，谋财害命。“毒设相思局”害死了贾瑞，“弄权铁槛寺”害死了张金哥未婚夫，“机关算尽”逼死了尤二姐，最狡诈的是设下“掉包计”破坏宝黛婚姻、逼死了林黛玉。这一条条人命，充分暴露了她的罪恶本质。王熙凤也是我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

傅彩云

傅彩云是《孽海花》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形象，她的原型是清同治年间的“花科状元”赛金花。曾朴有意借傅彩云还原历史，让她代替赛金花演绎一场远远高于风花雪月的故事。小说中出身卑微的苏州妓女傅彩云，由于嫁给状元金雯青，摇身一变而成为外交大使夫人，游历海外。她在西欧出色地进行着社交活动，以致一时之间名声大振，成为中国第一美人；她又用她迷人的女性魅力，进行外交活动，尽力挽回中国在外交中的损失。赛金花的一生与时代风气、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以旧时代社会底层的女子在新时代绽放着无比绚丽的生命之花。

中国近现代文学人物

杨子荣

杨子荣是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人物，解放军某小分队的侦察排长，一个智勇双全的孤胆英雄。他出身雇农，满怀着阶级仇恨步入革命行列，有彻底拔掉剥削根子的坚定信念和一身过硬的侦察本领。在执行剿匪任务中，他为革命利益敢于赴汤蹈火。他智识小炉匠，只身入虎穴，在威虎山智斗群敌，舌战栾平，迫使匪首坐山雕把栾平处死，最后送出情报，活捉了坐山雕，表现出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胆魄。杨子荣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侦察英雄典型。

朱老忠

朱老忠是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中的人物，一个苦大仇深、敢于斗争的革命农民形象。家族的深仇大恨和从小浪迹江湖的生活经历养成了他疾恶如仇、豪侠仗义的性格和坚忍的反抗精神。他的父亲在和恶霸地主的斗争中被害身亡，姐姐受辱自尽，家庭的不幸在朱老忠身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闯关东回乡后，他自发组织本村穷弟兄跟恶霸地主冯老兰斗，并安排自己和好朋友严志和的后代去读书习武，以完成报仇雪耻的夙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影响并教育了朱老忠，他在革命中经受锻炼，终于成长为一个坚强老练、有勇有谋的革命战士。朱老忠是一个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农民英雄，其形象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

林道静

林道静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人物。她生长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异母的歧视和冷眼中长大，形成了孤独倔犟的性格。中学毕业后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而出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海自杀，幸为北大学生余永泽所救。她对余永泽由感激而产生爱情以至在北平同居。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使林道静摆脱了庸俗、自私的余永泽，在卢嘉川等一批革命青年的引导下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后来被捕入狱，直接受到共产党员林红的帮助，逐渐克服了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和狂热情绪，最终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林道静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她的成长道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典型意义。

李双双

李双双是李准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的人物，是一个勤劳能干、性格泼辣直爽的农村妇女。1958年大跃进年代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动员一切力量投入生产劳动是那个时代的要求。李双双再也不能满足于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地位，她也勇敢地走出家门，办食堂，参加技术革新，参加水利建设。这一切，遭到“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的丈夫孙喜旺的反对。李双双与丈夫的旧思想、旧意识作斗争，也同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终于在集体事业中显示了自己的价值。李双双还具有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的性格，她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一代新型农村妇女的典型。

梁生宝

梁生宝是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中的人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出身贫苦，生父在饥荒中丧生，在逃荒路上认梁三为继父。父子两人在蛤蟆滩艰苦创业，却遭失败。土改中他们分得土地，有了自己的家业。梁生宝听从党的号召不走一己富裕之路，坚定地带领群众搞合作化。他勤劳淳朴，克己奉公，以高尚的品格在群众中树立起牢固的威信。他勇于进取，尊重科学，善于吸收新事物，采用优良稻种提高粮食产量，显示了互助组的优越性。他坚定乐观，坚持原则，用党的政策作武器，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终于成功地建立了农业合作社。梁生宝是建国初期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的典型。

江姐

江姐是罗广斌、杨益言长篇小说《红岩》中的人物，一个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她本名江雪琴，出身贫苦，父母早亡，9岁进厂当童工。苦难的生活经历使她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前夕，她被派往华蓥山从事武装斗争。途中，看到丈夫彭松涛被敌人害死，头颅悬挂在城头。她强忍悲痛，和华蓥山游击队一起开展斗争，不幸被叛徒出卖，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敌人对她施行种种酷刑，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坚持斗争，英勇不屈，最后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江姐是一个情怀高洁、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形象。

陈奂生

陈奂生是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个立体感很强的普通农民形象。农村长期推行的极“左”路线，使陈奂生年年缺粮，落了个“漏斗户”主的雅号。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变了，陈奂生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有了精神追求。他不满足“矮人半头”的卑下地位，希望别人注意他，尊重他，这个追求终于在一次上城奇遇中得到了满足。村里人因他在城里坐过县委书记的汽车、住过高级招待所而对他刮目相看，使他后来的命运出现了喜剧性的变化。陈奂生的人生经历，表现了他憨厚而又呆板、正直而又谦卑、自尊而又自贱的双重复杂性格以及他那逆来顺受、容易满足，特别是用阿Q式的虚拟的胜利来满足实际上的吃亏等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性格特征，使人看到普通农民在艰难境遇中心灵变化的轨迹，揭示了农民身上因袭的精神负担，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

高加林

高加林是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他曾是一个有高中学历的民办教师，后被人挤掉成为种地的农民，又通过“后门”成为县委宣传干事，工作出色，前程远大，最后因“走后门”被揭穿而重返农村。他的爱情生活也波澜迭起。他原先接受农村姑娘巧珍纯真的爱，进城后又抵御不住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的追求，而与巧珍断绝关系，随着工作的丢失，他也失去了亚萍，此时巧珍已在悲愤中另嫁他人。高加林富于理想，勇于改革，向往现代文明而又全身心地去追求；但在追求中带着狂热，怀有虚荣好胜的个人动机。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也缺乏正确的思想去约束自己的行动。高加林是一个性格复杂的知识青年形象，有人认为他是“农村新人”而加以肯定，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而加以否定。

中国古代作家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贵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辞赋”这一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部书主要辑录了屈原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一篇，《九歌》11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9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天问》1篇等。

屈原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广泛采纳神巫故事和寓言形式，以神奇瑰丽的想象创造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境界。他吸收楚地民歌艺术特点并加以革新创造，创建了句法参差不齐而又错落有致的新诗体——楚辞体，他的作品呈现出和《诗经》同工异曲的艺术风貌。

宋玉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世人以“屈宋”并称。他是屈原的学生，始事屈原，后经景差介绍，任顷襄王的文学侍从。因作《大言赋》、《小言赋》、《风赋》，深得楚王赏识，赐田云梦泽，具体地点约在今澧水流域临澧县境内的浴溪河一带。不久，宋玉因国君昏庸、小人当道以及自己孤高不群而失职，被放逐到赐地居住。晚年，他创作了楚辞名篇《九辩》。

关于宋玉的生平，众说纷纭，至难分晓，只有出身低微，曾师事屈原，出仕后并不得意这几点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

据《汉书·艺文志》载，宋玉有赋16篇。现署名宋玉的作品有《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等。但这些作品只有《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其余均疑系后人伪作。

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九辩》是在屈原作品影响下的产物，在形式上更接近汉赋，是屈原骚体赋的变种，是楚辞和汉赋之间的过渡性作品。

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约前87年）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少时受担任太史令职的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习诵古文经典，拜过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为师。成人后漫游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采集传闻异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得以披览朝内文书史料。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兵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惨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怀着满腹孤愤著书，毕其一生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有文集10卷，今仅保留《悲士不遇赋》和《报任安书》。

曹植

曹植（192—232年）是三国时代魏国著名诗人。字子建，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在“三曹”中他成就最高，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曹植早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深得曹操宠爱，几被立为太子。这时期的诗，大多表现他统一天下的社会理想和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白马篇》是其代表作。后由于他平日饮酒无度，不拘小节，逐渐失宠。待到曹操去世，曹丕即位后，他更是横遭迫害。从传说“七步诗”的故事，可以想见其处境的艰危。这时期的诗，以《杂诗》和《赠白马王彪》为代表，大多抒发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其中，也有少量反映民生疾苦、吟咏恋爱悲欢的作品。

曹植的诗，感情激昂，富于气势，描写细致，善用比兴。钟嵘在《诗品》中把这方面的特点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八个字。

除诗而外，曹植的赋和散文也写得相当出色，如《洛神赋》、《与吴季重书》等，均为名篇。

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年），东晋时代的诗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称为“山水诗鼻祖”，是南北朝时期与陆机齐名的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因为性情狂傲，与朝廷发生矛盾，后被降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墓葬于今江西省万载县。

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谢灵运除诗歌外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画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

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年），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著名田园诗人、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少有抱负，性喜自由无拘。他从29岁开始出仕，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几任小官，因憎恶官场污浊，41岁时决意辞职归隐，此后20余年亲事农耕，与农民朝夕相处，虽一贫如洗，甚至乞食于人，仍洁身守志，不事俗务，死后被朋友赠谥“靖节先生”。现存诗120余首和散文辞赋数篇，成就均高。其诗可分为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前者慷慨悲愤，表达了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精神和安平守志、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生活态度，如《咏荆轲》、《咏贫士》、《读山海经》等；后者描写淳朴自然的田园日常生活，讴歌春播秋收的劳动景象，抒发躬耕的宝贵体验以及与农人和睦相处的愉快心情，如《归园田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等。散文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等，同为传世名作。陶潜是对后世影响非常深广的作家。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文学大家都对他极为推崇。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年），唐代诗人，湖北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闭门苦读。壮年时曾漫游吴越，40岁左右到长安谋求官职，因为无人引荐，没有成功，只好仍回家乡，过着以诗酒自娱的生活。张九龄镇荆州时，他曾入幕做过一段时间的从事，不久回乡，因背发毒疮而死，享年52岁。

孟浩然是唐代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先驱者，尤以五言诗见长。其诗歌已摆脱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个人抱负，给唐代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其诗风格清淡自然，韵味悠长，部分诗歌还具有雄浑劲健的一面。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01—761年），唐朝诗人。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人。他是一个早熟的作家，9岁就负有才名，年19举解元（即第一名举子），21岁成进士。曾一度奉使出塞，此外大部分时间在朝任职。安史之乱中被执，拘禁于菩提寺中，他伪装病疾。乱平，以谄贼官而论罪，因曾作诗寄慨，因而只受到降职的处分。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无论律诗、绝句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佳篇。王维又是一位著名的绘画大师。苏轼说他的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还是小桥流水的恬静幽淡，都能被他准确、精练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著有《王右丞集》。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李白

李白（701—762年），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生活在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前夕，对当时腐朽的统治集团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他善于描绘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表达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他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他对人民的痛苦也深表同情，并在诗中有所反映。

李白诗的艺术风格雄奇奔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等，很能代表他作品的艺术特色。今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

杜甫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河南巩县人。杜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并称“李杜”，人称“诗圣”。一生写诗1400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祖父为初唐诗人杜审言，其父为杜闲。唐肃宗时，杜甫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他的主要作品为《兵车行》、《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结为《杜工部集》。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此被称为“诗史”。

韩愈

韩愈（786—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吏部、韩文公，又因郡望昌黎，也称韩昌黎。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要作品为《师说》、《马说》、《原毁》、《进学解》、《祭十二郎文》等，结为《昌黎先生集》。在散文创作上，他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摒弃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主张文章内容的充实，并“唯陈言之务去”。在诗歌创作上，他主张“以文为诗”，力求新奇，对宋诗影响颇大。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人称柳河东，曾任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代表作品为《捕蛇者说》《黔之驴》、“永州八记”等散文，《渔翁》、《江雪》等诗，结为《河东先生集》。他是中国第一个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文学作品的作家，开拓了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年），唐代文学家，字梦得，洛阳人。刘禹锡的诗歌，反映现实面较广，内容比较丰富，艺术风格豪爽明朗。《聚蚊谣》、《飞鸢操》、《昏镜词》等政治讽刺诗，托物寄兴，借题发挥，却寓意鲜明，锋芒毕露；他的咏史怀古之作如《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于低回唱叹之中，寄寓着兴亡变化的沉思和盛衰治乱的教训，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刘梦得文集》。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来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三年后，制举授秘书省校书郎。后经40年沉浮，以刑部尚书致仕。

白居易是继唐代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主要作品为《秦中吟》、包括《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自编为《白氏长庆集》。后人又编为《白香山诗集》。他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通俗派的代表。

杜牧

杜牧（803—852年），唐代诗人，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登进士第，任宏文馆校书郎，兵曹参军，后到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任幕僚，以后又历任监察御史、左补阙、史修馆修撰、黄州刺史、池州刺史，最后入京任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是一个关心时事、很有政治抱负的诗人，但由于政局日下，他在仕途上几经坎坷，理想也落了空。在文学创作上，他主张文章“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他的诗文创作中的成功之作，实践了这一理论。杜牧的诗歌和李商隐齐名，世称“小李杜”。在艺术风格上，他不求“高绝”，不务“奇丽”，古诗写政治社会题材较多，笔力豪健；近体诗俊爽清丽，含蓄蕴藉；咏史诗通过具体历史情景，议论抒情，特持拗峭，自成风格。另外他的《阿房宫赋》也很有名，是历代传诵之作。有《樊川文集》。

李商隐

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生于河南荥阳（今河南荥阳市）。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又因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绮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有些作品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诮。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荥阳。有《李义山诗集》。

李煜

李煜（937—978年），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961—975年在位，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蓬居士。徐州（今属江苏）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后主。

李煜在政治上虽庸驽无能，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李煜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杰作包括《虞美人》、《浪淘沙》等。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亦大。他继承了晚唐以来花间派词人的传统，但又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意境，由是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

柳永

柳永（980或987—约1053年），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为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属福建）人。景祐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一生在仕途上抑郁不得志，独以词著称于世。他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生活的繁华，歌妓悲欢及男女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此外也有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山川景致等。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对宋词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等颇为有名。但作品中时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诗仅存数首，《煮海歌》描写盐民贫苦生活，甚痛切。有《乐章集》。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元昊反，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名重当时。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徭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词作仅存5首均称佳作，其中《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与《苏幕遮·碧云天》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时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等地方官吏。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后，隐居。王安石一生把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服务于社会。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强的政治创新，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阐述政治见解和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王安石的诗词对后世影响较深，其务实的文风对扫荡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进士。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后转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起为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苏轼又擅长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诗文有《东坡全集》等。存世书迹有《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画迹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

目录

最早的地理学巨著

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

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佛教地志类著作

宇宙未有之奇书

地理探险家玄奘的名著

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航海史上的壮举

地理学巨著

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成就

著名科学家和地质学家

古代祠庙建筑的典范

中国的象征

天下绝景

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

古城西安的象征

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著

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

世界五大宫之首

中国园林之母

“四大名园”之一

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博物馆

数学史上的伟大创造

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

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

数学家秦九韶的科学成就

南宋杰出的数学家

朱世杰和他的《四元玉鉴》

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当代杰出的数学科学家

古代机械大师

农田耕作的进步

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

农事活动专著

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最早的茶叶百科全书

农具发展的重大突破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纺织技术的传播

综合性农学著作

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杂交水稻之父

因势利导的防洪方略

最早的大型水库

水利史上的重要事件

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古代著名大型水利工程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

中国第一条地下水渠

独特的沙漠灌溉方式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

最古老的运河

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

最早的历书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最早的天文学专著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法

汉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最早测量地震的仪器

划时代的历法

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

天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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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地理学巨著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这部古老的奇书记载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被人们广为传诵。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解除人间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除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于是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山海经》里还记载了女娲补天的故事。传说当人类繁衍起来后，忽然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补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天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山海经》全书共18篇，约31000字。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该书按照地区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人一直把《山海经》当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

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

相传在4000多年以前，在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黄帝和蚩尤在涿鹿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战斗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但仍没有分出胜负。按道理说，黄帝在这场战斗中应该能够取胜，因为他的部落相对比较强大，而且也代表着正义。但是，每当战斗即将胜利的时候，总会出现突来的大雾，迷漫山野，让人辨不出方向，所以每次都是前功尽弃。黄帝认为这大雾降得蹊跷，就派人上山侦查蚩尤部落的动静，发现这些大雾都是蚩尤施妖术弄出来的。黄帝回到营地后，在仙女的帮助之下，制造出了指南车，借助于指南车，黄帝率领军队冲出了重重迷雾的阻挡，最终打败了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与指南车有相同功能的是指南针。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它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指南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在《萍洲可谈》中有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12世纪以后，指南针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又大大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马克思曾把指南针和印刷术、火药的发明称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所以古人称它为“司南”。

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天然磁石很难找到，加工时又容易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很难旋转起来，达不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也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人工磁化的发明

指南针是磁铁做成的，但天然磁石又很难找到，于是中国古人便发明了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铁片烧红后，铁片中的磁畴便瓦解而成为顺磁体，蘸水淬火后，磁畴又形成，但在地磁场作用下磁畴排列变得具有方向性，所以能指示南北。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极具实用价值的指南针。

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裴秀（224～271），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地图学家、政治家。

裴秀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欢学习，8岁就会写文章，学识比较广博。他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10余岁。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25岁。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可惜，他最终因服寒食散又饮冷酒，不幸逝世。

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制图六制”就是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分别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度的比例，即当今比例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高下（即相对高程）、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此外，他还缩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裴秀又著有《翼州记》、《〈易〉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裴秀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有比例尺，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通路线等，也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

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是他们绘制地图的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佛教地志类著作

法显（334～420），俗姓龚，司州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人，东晋佛教高僧。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卓越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本来有三个哥哥，但都在童年夭亡了。他的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于是在他三岁的时候，将他送到佛寺当了小和尚。法显十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法显性情淳厚。有一次，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人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抢夺他人粮食，恐怕来世会更穷。贫僧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65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62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寻求戒律。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

经过13年的跋山涉水，法显回到了祖国，这时他已经78岁了。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数万言。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佛国记》。

《佛国记》全文9500多字，它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宇宙未有之奇书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古范阳涿郡（今河北高碑店）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

郦道元生活于北魏末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旅游，对地理考察有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他随父亲到山东，经常与朋友一起到有山水的地方游览，观察水流的情景。当时，他们游历过临朐县的熏冶泉水，观看了石井的瀑布。瀑布奔泻而下的水流，激起了滚滚波浪和飞溅的水花，那铿锵有力的巨大音响，在川谷间回荡。这美丽壮观的景色，使郦道元大为陶醉。

后来，他在山西、河南、河北做官，经常乘工作之便和公余之暇，留意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和调查。凡是走到的地方，他都尽力搜集当地有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图籍提供的情况，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风貌。他或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溯河流的源头；或走访乡老，采集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然后把自己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他掌握了许多有关各地地理情况的原始资料，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

郦道元爱好读书，尤其是有关地理记述的书籍，在日常生活中，书籍更是他不可分离的伴侣。他读书非常认真，对书中的记载力求弄懂、弄通，对各书中记述同一地方而有出入的问题，更是着意探究其原因。后来，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都有记载，但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于是郦道元开始给《水经》作注。

但是，他并不是图省力，简单地为《水经》作注释，而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水经》一书记载的河流仅137条，文字总共只有一万多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补充了许多河流，数量比《水经》增加了近10倍，达1252条，其中有些还是独立流入大海的重要河流。《水经注》共计40卷，约30万字。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远远超过《水经》一书的再创作，书中凝聚着郦道元大量的辛勤劳动，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水经注》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失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

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为我们展现了1600多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渠道的开凿等。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理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地理文献，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地理探险家玄奘的名著

玄奘（602～664），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我国唐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地理探险家。玄奘自幼聪明异常，有很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8岁多就开始诵读佛经，并且在父亲的影响下，养成了广泛研究各种学问的兴趣。久而久之，玄奘萌发了出家为僧的想法。恰在此时，隋王朝要在洛阳剃度27名和尚。报名的人有好几百，年仅13岁悟性极高的玄奘被大理卿郑善果破格录取。

617年，玄奘离开洛阳，先后游历四川、湖北、长安等地10余年，遍访名山大寺，质疑问难，寻求佛学真谛。在他发现各种佛学流派中所存在的对佛典精神的不同理解后，遂产生了前往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求取真经”、以探求佛学本来面目的想法。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刚刚建立，面临着西突厥入侵的威胁，因此限制私人西行，朝廷没有批准玄奘西行的请求。627年，28岁的玄奘与一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尚为伴，离开长安，开始了他的万里孤征。

经过两年的艰险旅程，玄奘到达了印度，拜在著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外道僧人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五十条疑难经义，宣称如果有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他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皆闭门不出，任凭他大叫大骂。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走到寺院门前，将五十条经义丝毫不差地讲解了出来。外道僧人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制止了他的自残行为，并在他耳边仔细叮嘱了几句，外道感恩戴德地去了。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回国后，遵照唐太宗的旨意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下来的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的汇编，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该书也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据该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沈氏家族世代为官，沈括从小就跟随在外作官的父亲沈周四处奔波，饱览了华夏大好河山和风俗民情，视野和见识都比一般同龄孩子开阔得多，兴趣爱好也广泛得多。日月星辰、山川树木、花草鱼虫，没有他不喜欢琢磨的。

遗憾的是，就在沈括刚满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家计顿时艰难起来。沈括不得不外出谋生，到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当了主簿。从那时起，政务便占据了这位天才科学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无论仕途多么险峻，宦海如何浮沉，公务怎样繁忙，他得志也罢，失意也罢，都从未放弃过科学研究。凭着超凡的意志、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精力，他不停地攀登，终于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沈括知识渊博，天文地理、数理化、医药以及文学艺术，无不通晓。他在科学研究上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精辟，都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沈括一生为官，四处飘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峭拔险怪的名山，一碧万顷的平川，烟波浩渺的湖泊，飞湍急流的江河，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他深邃的目光，透过青山秀水，看到了它们的沉浮变迁。在雁荡山，沈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曾游览过不少名山，都是从岭外便能望得见峰顶，而雁荡山却不然，只有置身山谷，才能看到高耸入云的诸峰。经过再三琢磨，沈括得出了结论：是山谷中的大水，将泥沙冲尽之后，这些巨石才高峻耸立，拔地而起的。而且，雁荡山的好多独特景观，如大小龙湫、初月谷等，也都是大水长年累月冲凿的结果。由此，他联想到西北那土墩高耸的黄土区，和雁荡山的成因相同，也是大自然的杰作，只不过一个是石质、一个是土质而已。沈括关于因水侵蚀而构造地形的观点，在当时只有阿拉伯的一位科学家“英雄所见略同”，直到700年之后，英国科学家赫登才完整地运用了这一原理论述地貌变化。另外，在冲积平原成因的解析方面，在“化石”的命名以及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等方面，沈括的贡献也极有价值。

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声学、生物、医学、化学等诸多科学领域内，沈括也有很深的造诣。沈括晚年退出政坛，隐居在江苏镇江朱方门外竹影摇动、溪水潺潺的梦溪园，潜心笔耕，写出了伟大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这是一部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最新成就、内容丰富的著作，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闻和旷世才华。书中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学科，共609条，可以说是一部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的光辉巨著，备受中外学者的推崇。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镇）宝山乡知代村人，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洪武十三年（1380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又称三宝太监。因跟随朱棣参与靖难之役有功，赐姓郑，始名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之麻林地（今属肯尼亚），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

在郑和远航的过程中，也曾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一次，郑和的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他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两百人才能启航，一般船可容纳有千人。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航海舰队。郑和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西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它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在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地理学巨著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明朝末期地理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游记》是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家庭。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

1637年正月的一天，徐霞客来到湖南茶陵以西的一个小镇。在客店吃饭时，他向店主打听道：“老哥，不知去麻叶洞怎么个走法？”店主一听“麻叶洞”三个字，脸色顿时大变，惊慌地回答说：“快不要提麻叶洞，里面的妖精年年作怪，有两个书生不听劝，进去就再没出来！”

徐霞客听店主这么一说，游兴反而大增。天亮后他立即按照事先打听好的路线直奔麻叶洞而去。到得洞口，四下一看，只见奇峰高耸，怪石嶙峋，那麻叶洞在松柏掩映之下，隐约可见，险象环生。徐霞客不慌不忙，徐徐点燃手中的火把，便从黑洞里钻了进去。洞口很狭窄，仅容一人通过。洞内冷气袭人，阴森可怖，不时有水珠滴在颈上，令人毛骨悚然。也不知七拐八弯走了多少时间，只见侧面突然有一丝亮光，徐霞客忙绕了过去，随即被眼前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头顶的巨石上，齐刷刷裂开一丝狭缝，阳光从缝隙中射入，把洞中的景象映得宛如仙境一般。朦胧中，但见根根石柱从洞顶垂下，棵棵石笋从地上生出，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徐霞客心中明白，这是流水侵蚀岩石，溶化在水中的石膏（碳酸钙）逐渐凝结而形成的。像这样奇特的景观，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觉暗自庆幸，亏得没听店主的话，否则岂不遗恨终身？

后来，在西南地区，徐霞客又多次仔细考察过石灰岩地貌，曾先后探访过101个岩洞。在他的笔记里，详尽地记述了溶蚀对这里地貌所起的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溶蚀，不仅能造成孤立突兀的奇峰和圆形的洼地，还能形成状如门洞的“天桥”以及岩洞中奇妙绝伦的石钟乳、石笋。对石灰岩地貌做如此广泛深入的考察和详细记录，徐霞客是世界第一人，比欧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100多年；而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更是早了200多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霞客是世界上研究石灰岩地形地貌的伟大先驱者。

徐霞客一生行程数万里，把汗水撒在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心血，凝成一部不朽的巨著——《徐霞客游记》。这部游记，是徐霞客30余年旅行考察的真实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称为“古今游记第一”。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也赞叹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成就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杨守敬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八岁的时候，母亲为他请了一位老师覃先生。

一天，母亲准备好酒席，请覃先生吃饭，开席后覃先生夹了一块鸡腿一咬，鸡骨头把牙齿“顶”了一下，覃先生就对杨守敬说：“香鸡稀烂棒硬。”此时，杨守敬正从厨房捧着一碗绿豆汤出来，随口就应声道：“豆汤翻滚热炀。”覃先生听后大吃一惊，想他小小年纪就出口不凡，于是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第二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宜都陆城家家户户门口都挂大红灯笼，覃先生的夫人做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大灯笼，覃先生就在灯笼的右面写了上联：龙变鱼，鱼变龙，龙鱼变化。写好后叫杨守敬来对下联。杨守敬说：“老师，我若对上了，你奖给我什么呢？”覃先生说：“我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任你挑一件。”

杨守敬马上对出了下联：老携幼，幼携老，老幼欢欣。覃先生听后，大加赞赏，连说：“好，好，好！”杨守敬随即机敏地爬上覃先生的书案，抱上一块端砚跑回家去了。

杨守敬一生专心致志，刻心学习，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这既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十一岁时，由于生计而辍读，开始习商，但仍不废学业，白天站柜台，晚间在灯下苦读，常至鸡鸣才就寝。十八岁时参加府试，因答卷书法较差而落榜，于是他发愤练字。十九岁再次参加府试时，五场皆第一。

杨守敬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他对我国正史地理志和其它地理著作，都曾深入研究，撰写、绘制了十余种历史地理著作和72幅历代沿革舆地图。为写《水经注疏》，他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总结前人的得失，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

《水经注疏》是明清以来郦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发展，代表了郦学地理学派的最高水平，备受学术界重视。近代学者汪辟疆评价它：“抉择精审，包孕宏富。前修是者，片长必录，非者必严加绳正，至于期当；其引而未申者，稽考不厌其详。故精语络绎，神智焕发，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

2006年5月25日，杨守敬故居和墓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著名科学家和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省黄冈县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

李四光出生于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幼年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高等小学堂学习。

1905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又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在地质力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顶着“中国贫油论”的压力，李四光根据自己几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肯定地说：“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他亲自组织队伍，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中国终于摘掉了“贫油”的帽子。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

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李四光在地震地质领域建树极高。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提出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

李四光坚持地震可以预报的理念，认为地震本身就是地壳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的现象，是可以预测的，到了晚年他仍积极地关注地震研究。

古代祠庙建筑的典范

孔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孔子的故事。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一位音乐家，他既会唱歌，又会弹琴作曲。他在与人一同唱歌时，如果人家唱得好，他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自己洗耳恭听，然后再和一遍。孔子曾跟师襄学琴，有一天师襄交给他一首曲子，让他自己练习，他足足练了十来天，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师襄忍不住了，说：“你可以换个曲子练练了。”孔子答道：“我虽然已熟悉它的曲调，但还没有摸到它的规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又说：“你已摸到它的规律了，可以换个曲子练了。”不料孔子回答：“我还没有领悟到它的音乐形象哩。”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发现孔子神情庄重，四体通泰，好似变了人样。这次不待师襄发问，孔子就先说道：“我已经体会到音乐形象了，黑黝黝的，个儿高高的，目光深远，似有王者气概，此人非文王莫属也。”师襄听罢，大吃一惊，因为此曲正好名叫《文王操》。

孔庙就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建的，孔庙建成后，经过历代帝王的不断加封和扩建，到清代雍正帝时扩建成目前的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拥有各种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占地面积约95000平方米。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孔庙的总体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前为神道，两侧栽植桧柏，创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培养谒庙者崇敬的情绪；庙的主体贯串在一条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前后九进院落，前三进是引导性庭院，只有一些尺度较小的门坊，院内遍植成行的松柏，浓荫蔽日，创造出使人清心涤念的环境，而高耸挺拔的苍桧古柏间辟出一条幽深的甬道，既使人感到孔庙历史的悠久，又烘托了孔子思想的深奥。座座门坊高揭的额匾，极力赞颂孔子的功绩，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敬仰之情不觉油然而生。第四进以后庭院，建筑雄伟，黄瓦、红墙、绿树，交相辉映，既喻示出孔子思想的博大高深，也喻示了孔子的丰功伟绩，而供奉儒家贤达的东西两面，分别长166米，又喻示了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两千多年来，曲阜孔庙旋毁旋修，从未废弃，在国家的保护下，由孔子的一座私人住宅发展成为规模形制与帝王宫殿相埒的庞大建筑群，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伟大壮举。曲阜孔庙以其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雄伟、年代之久远、保存之完整，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

中国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了最早的长城。后来，历代君王大都对长城进行过加固和增修。长城东起辽宁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遗址分布在今天的北京、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公元前549年杞梁在莒战死，齐庄公在郊外见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就拒绝接受，齐庄公于是专门到孟姜家里进行了吊唁。西汉刘向《列女传》里记载孟姜“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十日而城为之崩。”可见，孟姜哭崩的城墙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

长城的防御体系

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明代帝王，修筑长城既是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长城作为防御工程，主要由关隘、城墙、烽火台组成。

关隘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驻兵据点。关隘多选择在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上，整个构造由关口的城墙、城门、城门楼、瓮城组成，有的还有罗城和护城河。关隘的城墙是长城的主要工程，内外檐墙多用巨砖、条石等包砌，内填黄土、碎石，高度在10米左右，顶宽4～5米。城墙外檐上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垛口，内檐墙上筑有防止人马从墙顶跌落的宇墙。城门上方均筑有城门楼，是战斗的观察所和指挥所，也是战斗据点。

城墙是联系雄关、隘口的纽带。城墙高约7～8米，山冈陡峭的地方城墙比较低。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体，墙基平均宽约6.5米，顶部宽5.8米。墙结构主要有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砖砌墙、砖石混合砌墙、石块垒砌墙和木板墙等。在城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有一些高约2米的齿形垛口，上部有小口用来瞭望敌人，下部有小洞用来射击敌人。

烽火台是利用烽火，烟气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烽火台通常设置在长城内外最易瞭望到的山顶上，一般是土筑或用石砌成一个独立的高台，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如遇有敌情，白天燃烟或悬旗、敲梆、放炮，夜间燃火或点灯笼。

在长城防御工程系统中，还有一些与长城相联系的城、堡、障、堠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都建筑在长城内外，供兵卒居住和防守用。

长城的意义

巍然屹立的长城，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表现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山海关、八达岭和嘉峪关3处长城区段在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下绝景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传说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至唐朝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很自然就成了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登黄鹤楼，不仅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更能使心灵与宇宙意象互渗互融，从而使心灵净化。这大约就是黄鹤楼的魅力经风雨而不衰、与日月共长存的原因之所在。

黄鹤楼名称由来

传说，从前有一位辛先生，平日以卖酒为业。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看起来很贫穷的客人。他神色从容地问辛先生：“店家，可以给我一杯酒喝吗？”辛先生没有怠慢他，连忙盛了一大杯酒奉上。如此过了半年，辛先生每天都请这位客人喝酒。

有一天，这位客人告诉辛先生说：“我欠了你很多酒钱，没有办法还你，今日我就替先生把酒钱挣回来。”那客人从篮子里拿出一块橘子皮，画了一只黄色的鹤在墙上，边用手打节拍边唱歌，墙上的黄鹤也随着歌声、合着节拍，蹁跹起舞。酒店里的其他客人看到这种妙事都付钱观赏。如此又过了十年，辛先生也因而累积了很多财富。

十年之后，那位衣着褴褛的客人，又飘然来到了酒店。辛先生连忙上前致谢，客人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接着便取出笛子吹了几首曲子，没多久，只见一朵朵白云从天而降，黄鹤也随着白云飞到了客人面前。客人跨上鹤背，黄鹤展翅腾空而去，慢慢就不见了身影。辛先生为了感谢及纪念这位客人，用十年来赚下的银两在黄鹄矶上修建了一座楼阁，这就是黄鹤楼。

黄鹤楼建筑特色

黄鹤楼共五层，高50.4米，攒尖顶，层层飞檐，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主楼周围还建有胜象宝塔、碑廊、山门等建筑。黄鹤楼内部，层层风格各不相同。底层为高大宽敞的大厅，正中藻井高达10多米，正面壁上是一幅表现“白云黄鹤”为主题的巨大陶瓷壁画。四周空间陈列历代有关黄鹤楼的重要文献、著名诗词的影印本，以及历代黄鹤楼绘画的复制品。二至五层的大厅都有不同的主题，在布局、装饰、陈列上各具特色。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理撰写的《黄鹤楼记》；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四楼大厅用屏风分割成几个小厅，内置当代名人字画，供游客欣赏、选购。顶层大厅有《长江万里图》等长卷壁画。

重建黄鹤楼

1957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如今重建的黄鹤楼在距旧址约1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1981年10月，黄鹤楼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落成，主楼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运用现代建筑技术施工，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飞檐5层，攒尖楼顶，金色琉璃瓦屋面，通高51.4米，底层边宽30米，顶层边宽18米，全楼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楹联、文物等。楼外铸铜黄鹤造型、胜像宝塔、牌坊、轩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将主楼烘托得更加壮丽。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

布达拉宫坐落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心的红山上，同山体融合在一起，高高耸立，壮观巍峨。宫墙红白相间，宫顶金碧辉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西藏人民巨大创造力的象征，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珍贵财富。

布达拉宫的兴建

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勤政爱民，王朝日益强大。为了与中原的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引进中原先进技术和文化，松赞干布决定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答应了松赞干布的求婚，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他。松赞干布就在红山上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迎娶文成公主。9世纪时，布达拉宫因吐蕃内乱遭到破坏，仅存法王洞。洞内供着据传为松赞干布生前所造的他自己和文成公主等人并列的塑像。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1645年，五世达赖开始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竣工，是为白宫。1653年，五世达赖入住宫中。从这时起，历代达赖喇嘛都居住在这里，重大的宗教和政治仪式也都在这里举行，布达拉宫由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五世达赖去世后，为安放灵塔，1690年继续扩建宫殿，1693年竣工，形成红宫。

布达拉宫建筑群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迭，自山脚向上，直至山顶，主要建筑由白宫和红宫组成，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

白宫位于布达拉宫东部，外墙为白色，共有七层，最顶层是达赖的寝宫日光殿。日光殿分东西两部分，分别是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的寝宫，也是他们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包括朝拜堂、经堂、习经室和卧室等，陈设均十分豪华。

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位置，外墙为红色。围绕着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建造了许多经堂、佛殿，从而与白宫连为一体。红宫最主要的建筑是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共有五座，分别是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和十三世。红宫中还有一些很重要宫殿，三界兴盛殿是红宫最高的殿堂，藏有大量经书和清朝皇帝的画像；坛城殿有三个巨大的铜制坛城，供奉密宗三佛；持明殿主供密宗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及其化身像；世系殿供金质的释迦牟尼十二岁像和银质五世达赖像，十世达赖的灵塔也在此殿。

布达拉宫建筑艺术

布达拉宫的壁画、唐卡（卷轴画）和其它装饰彩绘，是其建筑艺术的一颗灿烂明珠。布达拉宫的大小殿堂、门厅、回廊等墙面无不绘有壁画，取材涉及历史人物、宗教神话、佛经故事等，还有民俗、体育、建筑等方面，有的以单幅表现，有的以横卷形式将画面相连缀。

布达拉宫的雕塑非常精美，宫内集中了大量珍品，有泥塑重彩、木雕、石刻，金、银、铜、铁等金属塑像数量最多，大的达十余米，小的仅几厘米。宫内还保存着大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藏族艺术风格的工艺品，如藏毯、卡垫、经幡、华盖和幔帐等刺绣贴缎织物。

布达拉宫是中国首批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十大土木建筑之一。它集中西藏宗教、政治、历史和艺术诸方面于一身，是“西藏历史的博物馆”。

古城西安的象征

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大雁塔始建于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当时，玄奘法师为了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五层砖塔。在武则天长安年间重建，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整。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

大雁塔名称由来

在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寺院，当时大乘佛教派和小乘佛教派并立，都非常有势力，并不像现在的大乘佛教一统天下。小乘佛教是可以吃肉，不忌腥荤的。有一天，是菩萨的布施日，和尚们到了中午还没有饭吃，有一个小和尚就感慨地说：如果菩萨显灵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给我们施舍一点肉了。他话音刚落，此时天上飞过来一群大雁，领头的头雁就坠地而亡了。和尚们马上醒悟过来：这是菩萨显灵在点悟我们。于是，他们就在大雁落下的地方将大雁埋葬了，并修起了一座塔，取名叫雁塔，而且从此改信大乘佛教，不食荤腥了。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亲自瞻仰了这个圣迹，知道这个地方叫雁塔，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在大慈恩寺存放经卷和舍利的地方也取名叫雁塔。五十年之后，武则天为她的丈夫李治祈福，也修了一个塔，这个塔小一点，所以叫小雁塔，而大慈恩寺塔就叫大雁塔。

大雁塔的建筑构造

大雁塔是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砖塔，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现通高为64.517米。塔基高4.2米，南北约48.7米，东西45.7米；塔体呈方锥形，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为25.5米，塔身高59.9米，塔刹高4.87米。塔体各层均以青砖模仿唐代建筑砌檐柱、斗拱、栏额、檀枋、檐椽、飞椽等仿木结构，磨砖对缝砌成，结构严整，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身各层壁面都用砖砌扁柱和阑额，柱的上部施有大斗，在每层四面的正中各开辟一个砖拱券门洞。塔内的平面也呈方形，各层均有楼板，设置扶梯，可盘旋而上至塔顶。塔上陈列有佛舍利子、佛足石刻、唐僧取经足迹石刻等。

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西门楣为阿弥陀佛说法图，图中刻有富丽堂皇的殿堂。画面布局严谨，线条遒劲流畅，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底层南门洞两侧镶嵌着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两通石碑，具有很高艺术价值，人称“二圣三绝碑”。

对大雁塔的保护

大雁塔由于人为破坏，加上自身结构等问题，在1719年就发现塔身倾斜。到1985年古塔已倾斜了998毫米，至1996年，古塔向西北方向倾斜达1010.5毫米，平均每年倾斜1毫米。1983年西安市政府将《大雁塔倾斜问题及其加固研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并成立了课题组。后经有关部门20多年的探查、保护、排水、防渗等方面综合整治，大雁塔的倾斜状况已明显趋于缓和和稳定，2005年倾斜量为1001.9毫米。

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著

李诫（1035～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新郑）人，北宋时期的著名建筑师。《营造法式》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这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提出了以“整军强兵”、“理财节约”为宗旨的革新变法。当时，宋朝的贵族官僚、地主富豪之间经常互相攀比，大建宫室庭院、楼台寺观的腐败之风盛行。由于在建造规模、建筑材料和工时定额等方面都缺乏标准，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王安石从理财的角度出发，下令负责国家建筑事务的“将作监”编纂统一标准的《营造法式》。将作监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编成此书。

书虽然完成了，但却编写得很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只对用料作了规定，缺乏建造标准，还是不能解决施工混乱的问题。于是，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时任将作监丞的李诫受命重新编修《营造法式》。

李诫出生于官吏家庭，据文献记载，他的家族藏书有万卷之多，因此，李诫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博学多才。在编修《营造法式》前，李诫主持过许多重要工程的建筑设计，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当时著名的建筑专家。为了编好《营造法式》，在《元法式》的基础上，他参考了《考工记》、《唐大典》、《木经》等大量建筑史籍。同时，他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经常与工匠一起探讨施工中的难题。自绍圣四年（1097年）开始，到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书稿，《营造法式》编修历时四年。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将此书颁行天下，从此国内建筑工程有了统一的标准。

《营造法式》全书36卷，357篇，3555条，分五大部分，即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营造法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还附有非常珍贵的建筑图样，开创了图文并茂的一代新风。

《营造法式》的名例部分对建筑名词术语作了解释，对部分数据作了统一的规定，纠正了过去一物多名、方言土语等谬误。李诫还总结了施工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各项工程制度、施工标准、操作要领等，对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材、规格、尺寸、加工、安装方法都一一加以详尽的记述，堪称为古代建筑的一部百科全书。

《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是我们研究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史料，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它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的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营造法式》还为世界建筑学界所关注，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显示了中国古建筑文化的魅力。

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

应县木塔全称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

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是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设计合理的典范。它那巍峨擎天的身躯、严谨精巧的结构、交错默契的斗拱，均令人赞叹叫绝。这些特点，表现了我国古代匠师们的聪明才智，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建筑工程技术上的伟大成就。

木塔的建筑结构

应县木塔位于佛宫寺南北中轴线上的山门与大殿之间，属于“前塔后殿”的布局。塔建造在四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八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整个木塔用红松木料构建，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木塔的建筑艺术

应县木塔的设计，广泛采用斗拱结构，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坊、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木塔各层塔檐基本平直，角翘十分平缓。平座以其水平方向与各层塔檐协调，又以其材料、色彩和处理手法与塔檐对比，与塔身协调，是塔檐和塔身的必要过渡。平座、塔身、塔檐重叠而上，区隔分明，交代清晰，强调了节奏，丰富了轮廓线，也增加了横向线条。底层的重檐处理更加强了全塔的稳定感。

木塔建在4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间有栏额和普柏枋，柱脚间有地伏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塔建成三百多年至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七日，仍巍然不动。

应县木塔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在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木塔内的佛物

应县木塔内供奉着两颗为全世界佛教界尊宗的圣物佛牙舍利，盛装在两座七宝供奉的银廓里，经考证确认为是释迦牟尼灵牙遗骨。塔内各层均塑佛像，一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六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绘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二层坛座方形，上塑一佛二菩萨和二胁侍；三层坛座八角形，上塑四方佛；四层塑佛和阿傩、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毗卢舍那如来佛和八大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塔内还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以经卷为数较多，有手抄本，有辽代木版印刷本，有的经卷长达30多米，实属罕见，是研究中国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宝贵的实物资料。

世界五大宫之首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始建于明永乐4年（1406年），1420年基本竣工。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面积约为7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相传故宫一共有9999.5个房间，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房间8704间。有人做过形象比喻，说一个人从出生就开始住，每一天住一间房，不重复，要住到27岁才可以出来。

故宫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3400米的宫墙，形式为一长方形城池，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宫殿建筑均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故宫有4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面对北门神武门，有用土、石筑成的景山，满山松柏成林。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故宫外朝、内廷的建筑气氛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是封建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此外两翼东有文华殿、文渊阁、上驷院、南三所；西有武英殿、内务府等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两翼为养心殿、东西六宫、斋宫、毓庆宫，后有御花园，是封建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内廷东部的宁寿宫是当年乾隆皇帝退位后为养老而修建。内廷西部有慈宁宫、寿安宫等。此外还有重华宫、北五所等建筑。

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又达到了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故宫前部宫殿，建筑造型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因此，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中心，四角上各有十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后部内廷庭院深邃，建筑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再配以宫灯联对、绣榻几床，都是体现适应豪华生活需要的布置。

故宫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当时社会生产条件下，能建造这样宏伟高大的建筑群，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中国园林之母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中心，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四年（1509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买下拙政园，聘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4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初名“拙政园”。

现在的拙政园全园占地52000平方米，建筑大多是清咸丰九年（1850年）拙政园成为太平天国忠王府花园时重建，至清末形成东、中、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园。

拙政园东园

拙政园东园明快开朗，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竹坞曲水为主，主要景点有兰雪堂、缀云峰、芙蓉榭、天泉亭、秫香馆等。

兰雪堂是东园的主要厅堂，堂名取意于李白“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诗句。兰雪堂为五楹草堂，堂前两棵白皮松苍劲古拙，墙边修竹苍翠欲滴，湖石玲珑，绿草夹径，东西院墙相连。堂坐北朝南三开间，“兰雪堂”匾额高挂，长窗落地，堂正中有屏门相隔，屏门南面为一幅漆雕《拙政园全景图》，屏门北面为《翠竹图》，全部采用苏州传统的漆雕工艺，屏门两边的隔扇裙板上刻有人物山水。芙蓉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之优，屋顶为卷棚歇山顶，四角飞翘，一半建在岸上，一半伸向水面，灵空架于水波上，伫立水边、池水清清，秀美倩巧，是夏日赏荷的好地方。

拙政园中园

拙政园中园为拙政园精华所在，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亭台楼榭皆临水而建，有的亭榭则直出水中，池广树茂，景色自然，临水布置了形体不一、高低错落、主次分明的建筑，保持了明代园林浑厚、质朴、疏朗的艺术风格，主要景点有远香堂、香洲、荷风四面亭、见山楼、小飞虹、枇杷园等。

远香堂以荷香喻人品，为拙政园中园的主体建筑，位于水池南岸，隔池与东西两山岛相望，池水清澈广阔，遍植荷花，山岛上林荫匝地，水岸藤萝粉披，两山溪谷间架有小桥，山岛上各建一亭，西为雪香云蔚亭，东为待霜亭，四季景色因时而异。

远香堂之西，倚玉轩与香洲遥遥相对，与其北面的荷风四面亭成三足鼎立之势，都可随势赏荷。倚玉轩之西有一曲水湾深入南部居宅，有三间水阁小沧浪，它以北面的廊桥小飞虹分隔空间，构成一个幽静的水院。

拙政园西园

拙政园西园台馆分峙、回廊起伏，水波倒影，别有情趣，装饰华丽精美，主要景点有卅六鸳鸯馆、倒影楼、与谁同坐轩、水廊等。

卅六鸳鸯馆是西园的主体建筑，精美华丽，大厅分为两部，南部为十八曼陀罗花馆，北部为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罗花馆宜于冬、春居处，厅南向阳，小院围墙既挡风又聚暖，并使室内有适量的阳光照射；北厅（后厅）临清池，夏、秋时推窗可见荷池中芙蕖浮动，鸳鸯戏水。

总之，拙政园的布局疏密自然，以水为主，水面广阔，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它以池水为中心，楼阁轩榭建在池周围，其间有漏窗、回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代表了明代园林建筑风格，为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

“四大名园”之一

苏州留园和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合称为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以其精湛的造园艺术、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历代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

留园位于苏州古城之西的阊门外，占地约30000平方米，明代为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私家园林，时称东园。清代归刘蓉峰所有，改称寒碧山庄，俗称刘园。清光绪二年（1876年）又为盛旭人所据，始称留园。

留园的建筑布局

现在的留园分为中、东、北、西四部分，其间以曲廊相连，迂回连绵，达700余米，通幽度壑，秀色迭出。

中部以山水为主，是全园的精华所在。中部又分东、西两区，东区以建筑为主，西区以山水见长。西区南北为山，中央为池，东南为建筑。主厅为涵碧山房，由此往东是明瑟楼，向南为绿荫轩，远翠阁位于中部东北角，闻木樨香处在中部西北隅。另外还有可亭、小蓬莱、濠濮亭、曲溪楼、清风池馆等处。山上古木参天，显出一派山林森郁的气氛。山曲之间水涧蜿蜒，仿佛池水之源。

东部的中心是五峰仙馆，五峰仙馆四周环绕着还我读书处、揖峰轩、汲古得绠处。揖峰轩以东的林泉耆硕之馆设计精妙、陈设富丽。

北面是冠云沼、冠云亭、冠云楼以及著名的冠云峰、岫云峰和端云峰。三峰为明代旧物，冠云峰高约9米，玲珑剔透，有“江南园林峰石之冠”的美誉。周围有贮云庵，佳晴喜雨快雪之亭。

西部以假山为奇，取其自然景色，土石相间，浑然天成。山上枫树、香樟郁然成林，盛夏绿荫蔽口，深秋红霞似锦。至乐亭、舒啸亭隐现于林木之中。山左云墙如游龙起伏，山前曲溪宛转，流水淙淙。北面桃园，俗称“小桃坞”。东麓有水阁“活泼泼地”，横卧于溪涧之上，令人有水流不尽之感。

留园的空间布局

留园的建筑虽多但虚实相间，景致复杂但层次分明，平面变化生动，立体看来自然多姿。留园在空间上用欲扬先抑和渐入佳境的布局手法，给每位入园者一个期待和新奇的感觉，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卓越智慧和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

留园布局紧凑，结构严谨，以建筑结构见长，善于运用大小、曲直、明暗、高低、收放等变化，组合景观、高低布置恰到好处，营造了一组组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有节奏、有色彩、有对比的空间体系，建筑与园境相映成趣。

留园入口部分采用空间对比的手法，曲折狭长又十分封闭的空间与园内主要空间有着强烈的对比，人们穿越它进入主要空间时，顿觉豁然开朗。走进留园，使人领略到忽张忽弛、忽开忽合的韵律节奏感。此外，留园在运用空间渗透的手法方面亦是十分卓越的。

1961年，留园被国务院首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留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承德避暑山庄是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所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带领王公大臣、八旗军队、后宫妃嫔、皇族子孙等前往木兰围场行围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朝廷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21座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的场所，也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避暑山庄的布局

避暑山庄的建筑布局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苑景区又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内有康熙乾隆钦定的72景，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多组建筑。

南端的宫殿区，东北接平原区和湖区，西北连山区，是皇帝行使极力、居住、读书和娱乐的场所。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置于两侧，基本均衡对称，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又加以改造，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结合，显示出皇家园林的气派。

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东宫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组成。正宫是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占地1万平方米，包括九进院落，由丽正门、午门、阅射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十九间照房、烟波致爽殿、云山胜地楼、岫云门以及一些朝房、配殿和回廊等组成。正宫分为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是皇帝处理军机政务的办公区，后寝是皇帝和后妃们日常起居的生活区。主殿澹泊敬诚殿是皇帝治理朝政的地方。正宫东面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是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在松鹤斋的东面是东宫，1945年东宫失火被烧毁，现仅存基址。

湖区的洲岛错落有致，共有5个湖，各湖之间又有桥相通，两岸绿树成荫，秀丽多姿。湖区的总体结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布局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多组建筑巧妙地营构在洲岛、堤岸和水面之中，展示出一片水乡景色。湖区的风景建筑大多仿照江南名胜建造，烟雨楼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建，金山岛的布局仿自江苏镇江金山。

平原区主要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山峦之中，古松参天，林木茂盛，原建有四十多组轩斋亭舍、佛寺道观等建筑，但多已只存基址。

避暑山庄的建筑风格

避暑山庄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园林建造实现了宫与苑形式上的完美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以人为之美入自然，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传统造园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建筑技艺，撷取中国南北名园名寺的精华，仿中有创，表达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建筑主题，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学等多方面文化的内涵融注其中，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皇家园林博物馆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近郊，距北京城区15公里。原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圆明园）最后兴建的一座园林，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颐和园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占地约290公顷。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框架，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颐和园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艺术地融为一体，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赫。

在万寿山和昆明湖交界的岸边有一条长长的游廊，据说是乾隆皇帝为了让他的母亲在游园之时不受雨雪日晒之苦而修建的。乾隆皇帝的母亲喜欢听故事，经常一边在长廊中游览，一边让宫女给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听。有些她特别喜欢的故事，就让宫女们反复地讲。时间一长，宫女们肚子里的故事讲完了，以前讲过的故事也记不清了，这可难坏了宫女们。后来，她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故事的内容画在长廊两侧的梁枋上。故事越讲越多，梁枋上的人物故事彩画也越来越丰富。从此，宫女们再也不愁没有故事给太后讲了。而太后也因为年迈眼拙，看不清梁枋上的彩画，对此竟毫无察觉。据说，这就是颐和园长廊人物故事彩画最初的来历。

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清朝末期慈禧与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以长廊沿线、后山、西区组成的广大区域，是供帝后们澄怀散志、休闲娱乐的苑囿游览区。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

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颐和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清政府挪用海军军费等款项重修，并于两年后改名颐和园（此前叫清漪园），作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从此，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再遭洗劫，1902年清政府又予重修；清朝末年，颐和园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主要居住地，慈禧和光绪在这里坐朝听政、颁发谕旨、接见外宾。

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自然环境景观，卓越的保护管理工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数学史上的伟大创造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古代的算筹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棍子，一般长为13～14cm，径粗0.2～0.3cm，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制成的，大约270多枚为一束，放在一个布袋里，系在腰部随身携带。需要记数和计算的时候，就把它们取出来，放在桌上、炕上或地上都能摆弄。别看这些都是一根根不起眼的小棍子，在中国数学史上它们却是立有大功的。而它们的发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古时候，有一个卖米商人去城里运货。天刚蒙蒙亮，人们都还在睡觉，他就急匆匆地出发了。走着走着，就到中午了，商人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的马车最多能运七十五袋米，现在马车上已经有三十四袋米了，最多还能运几袋米呢？商人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该运多少。

这时，有两根树枝从树上掉了下来，让商人有了一点启发：用五根树枝表示五袋米，在用七根稍长一点的树枝表示七十袋，并在下面摆三根大的树枝，四根小的树枝，再从五根树枝中拿出四根，七根树枝中拿出三根，就是四十一了！原来最多能运四十一袋。商人知道了最多能运几袋，坐起身来，骑上马，继续向县城行驶。

这就是有关算筹发明的故事。在算筹计数法中，以纵横两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单位数目的，其中1～5均分别以纵横方式排列相应数目的算筹来表示，6～9则以上面的算筹再加下面相应的算筹来表示。表示多位数时，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

为什么又要有纵式和横式两种不同的摆法呢？这就是因为十进位制的需要了。所谓十进位制，又称十进位值制，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十进制”，即每满十数进一个单位，十个一进为十，十个十进为百，十个百进为千……其二是“位值制”，即每个数码所表示的数值，不仅取决于这个数码本身，而且取决于它在记数中所处的位置。如同样是一个数码“2”，放在个位上表示2，放在十位上就表示20，放在百位上就表示200，放在千位上就表示2000了。在我国商代的文字记数系统中，就已经有了十进位值制的萌芽，到了算筹记数和运算时，就更是标准的十进位值制了。

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记数法相比较，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古罗马的数字系统没有位值制，只有七个基本符号，如要记稍大一点的数目就相当繁难。古美洲玛雅人虽然懂得位值制，但用的是20进位；古巴比伦人也知道位值制，但用的是60进位。20进位至少需要19个数码，60进位则需要59个数码，这就使记数和运算变得十分繁复，远不如只用9个数码便可表示任意自然数的十进位制来得简捷方便。

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在计算方面取得许多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符合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马克思在他的《数学手稿》一书中称十进位记数法为“最妙的发明之一”，确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

刘徽，生于250年左右，三国后期魏国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刘徽的工作，不仅对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在世界数学史上确立了他崇高的历史地位。鉴于刘徽的巨大贡献，不少书上把他称作“中国数学史上的牛顿”。

刘徽的主要著作有：《九章算术》10卷；《重差术》即《海岛算经》1卷；《九章重差图》1卷。遗憾的是，后两本著作都在宋代失传。刘徽的数学成就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理清了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并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二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九章算术》在数系理论、筹式演算理论、勾股理论、面积与体积理论以及割圆术与圆周率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九章算术》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数学著作，现传本《九章算术》共收集了246个应用问题和各种问题的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九章算术》所包含的各种算法是汉朝数学家们在秦以前流传下来的数学基础上，适应当时的需要补充修订而成的。

《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杰出的贡献。分数理论及其完整的算法，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面积和体积算法，以及各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在书中的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输等章已有了相当详备的叙述。而少广、盈不足、方程、勾股等章中的开立方法、盈不足术（双假设法）、正负数概念、线性联立方程组解法、整数勾股弦的一般公式等内容都在世界数学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数系理论方面

刘徽用数的同类与异类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以及繁分数化简等的运算法则；在开方术的注释中，他从开方不尽的意义出发，论述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方法。

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

刘徽赋予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基础，他还用“率”来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即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在勾股理论方面

刘徽逐一论证了有关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理论。

割圆术与圆周率

刘徽在《九章算术·圆田术》注中，用割圆术证明了圆面积的精确公式，并给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首先从圆内接六边形开始割圆，每次边数倍增，算到192边形的面积，得到π＝157/50＝3.14，又算到3072边形的面积，得到π＝3927/1250＝3.1416，称为“徽率”。

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

求算圆周率的值是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许多数学家都致力于圆周率的计算，而公元5世纪祖冲之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圆周率计算的一个跃进。要作出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一项极为细致而艰巨的脑力劳动，祖冲之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有一天，祖冲之正在翻阅刘徽给《九章算术》作的注解，他被刘徽用高度的抽象概括力建立的“割圆术”与极限观念所折服，不禁拍案叫绝。连连称赞：“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在一边专心致志看书的儿子祖暅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所震动，忙问：“父亲，谁了不起了？”“我说刘徽了不起。”祖冲之的眼睛仍然停留在竹简上。“刘徽是谁？”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祖暅还不知道刘徽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国时代的科学家。”“他有什么地方了不起呢？”“他用极限观念建立了割圆术。”“割圆术？”祖暅茫茫然地望着父亲。

“你看！”祖冲之指着手中拿着的竹简，滔滔不绝的给儿子讲着。“刘徽提出：在圆内作一个正六边形，每边和半径相等。然后把六边所对的六段弧线一一平分。作出一个正十二边形。这个十二边形的边长总加起来比六边形的边长的总和要大，比较接近圆周，但仍比圆周短。刘徽认为，用同样方法，作出二十四边形。那周长总和又增加了，又接近圆周了。这样一直把圆周分割下去，割得越细，和圆周相差越少，割而又割，直到不可再割的时候，这个无限边形就和圆周密合为一，完全相等了。刘徽用割圆术计算了六边、十二边、二十四边、四十八边，一直计算到九十六边形的边长之和，得出圆周是直径的3.14。”

祖冲之把刘徽计算圆周率的“割圆术”讲给儿子听，祖暅虽然似懂非懂，但也引起了他无限的兴趣。“刘徽真了不起！真行！”祖冲之听着孩子的话，沉思片刻说：“我告诉你吧，刘徽算出的圆周率，其实他自己也不满意。他声明：实际的圆周率应该比3.14稍大。如果他继续‘割了又割’地割下去。就会算得更精确。”“那我们来继续‘割而又割’，行吗？”祖暅问了一句。“行呀，我们可以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

这一夜，父子俩久久未能入睡。枯燥无味的数学却引来了儿子无限的兴趣，丰富的幻想；祖冲之则盘算着如何去消化前人的成果，开拓数学研究的新路。

461年，祖冲之被派在刘子鸾手下做一个小官。他始终没放松对科学技术的钻研，每天早上都得进宫办事，下午一回来，就一头钻进了他的书房，有时甚至忘了吃晚饭，忘了休息。年幼的儿子，被他父亲的这种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刻苦攻关精神所感动。

一天，祖冲之早上进宫办完杂事，就匆匆赶回了家，在书房的地板上画了一个直径一丈的大圆，运用“割圆术”的计算方法，在圆内先作了一个正六边形。他们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日复一日，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从不间断地辛勤地计算着……

祖冲之为了求出最精密的圆周率，对九位数进行包括加减乘除及开方等运算一百三十次以上。这样艰巨复杂的计算，在当时没有算盘，只靠一些被称作“算筹”的小竹棍，摆成纵横不同的形状，用来表示各种数目，然后进行计算，这不仅需要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更需具备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不惜付出艰巨的劳动代价，才能取得杰出的成就。经过艰苦的计算，祖冲之终于得出较精确的圆周如直径为1，圆周大于3.1415926，小于3.1415927。

祖冲之经过刻苦钻研，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科学家的优秀成果。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这在当时全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祖冲之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推算值，用他的名字命名为“祖冲之圆周率”，简称“祖率”。

数学家秦九韶的科学成就

秦九韶（1202～1261），字道古，安岳人，我国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自幼聪敏好学，尤其是在数学学科上，他更是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和热爱。宋绍定四年（1231年），秦九韶考中进士，曾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他在政务之余，对数学进行潜心钻研，并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宋淳佑四至七年（1244～1247），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数书九章》一书，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这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现在，世界各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几乎都要接触到他的定理、定律和解题原则。

划时代巨著《数书九章》

《数学九章》共9章18卷，九章即九类：“大衍类”、“天时类”、“田域类”、“测望类”、“赋役类”、“钱谷类”、“营建类”、“军旅类”、“市物类”，每类9题共计81题。该书内容丰富之极，上至天文、星象、历律、测候，下至河道、水利、建筑、运输，各种几何图形和体积，钱谷、赋役、市场、牙厘的计算和互易。许多计算方法和经验常数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被誉为“算中宝典”。

此书不仅代表着当时中国数学的先进水平，也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我国数学史家梁宗巨评价道：“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内容丰富，精湛绝伦。特别是大衍求一术及高次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法，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那时欧洲漫长的黑夜犹未结束，中国人的创造却像旭日一般在东方发出万丈光芒。”

中国剩余定理——大衍求一术

秦九韶所发明的“大衍求一术”，即现代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比西方1801年著名数学家高斯建立的同余理论早554年，被西方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不仅为中国赢得无上荣誉，也为世界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任意次方程的数值解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除“大衍求一术”外，还创拟了正负开方术，即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也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秦九韶所发明的此项成果比1819年英国人霍纳的同样解法早572年。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列算式时，提出“商常为正，实常为负，从常为正，益常为负”的原则，纯用代数加法，给出统一的运算规律，并且扩充到任何高次方程中去。

此外，秦九韶还改进了一次方程组的解法，用互乘对减法消元，与现今的加减消元法完全一致；同时秦九韶又给出了筹算的草式，可使它扩充到一般线性方程中的解法。秦九韶还创用了“三斜求积术”等，给出了已知三角形三边求三角形面积公式，与海伦公式完全一致。

南宋杰出的数学家

杨辉，生卒年不详，字谦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辉担任过南宋地方行政官员，为政清廉，足迹遍及苏杭一带，杨辉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它们是：《详解九章算法》12卷、《日用算法》2卷、《乘除通变本末》3卷、《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卷、《续古摘奇算法》2卷，其中后三种为杨辉后期所著，一般称之为《杨辉算法》。杨辉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在计算技术方面，他对筹算乘除捷算法进行总结和发展，有的还编成了歌决，如九归口决。

杨辉一生最杰出的成就是排出了丰富的纵横图并讨论了它的构成规律。说起杨辉的这一成就，还得从偶然的一件小事说起。

一天，台州府的地方官杨辉出外巡游，路上，前面铜锣开道，后面衙役殿后，中间，大轿抬起，好不威风。走着走着，只见开道的镗锣停了下来，前面传来孩童的大声喊叫声，接着是衙役恶狠狠的训斥声。杨辉忙问怎么回事，差人来报：“孩童不让过，说等他把题目算完后才让走，要不就绕道。”

杨辉一看来了兴趣，连忙下轿抬步，来到前面。衙役急忙说：“是不是把这孩童哄走？”

杨辉摸着孩童头说：“为何不让本官从此处经过？”

孩童答道：“不是不让经过，我是怕你们把我的算式踩掉，我又想不起来了。”

“什么算式？”

“就是把1到9的数字分三行排列，不论直着加，横着加，还是斜着加，结果都是等于15。我们先生让下午一定要把这道题做好。我正算到关键之处。”

杨辉连忙蹲下身，仔细地看那孩童的算式，觉得这个数字，从哪见过，仔细一想，原来是西汉学者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中提及的。杨辉和孩童俩人连忙一起算了起来，直到天已过午，俩人才舒了一口气，结果出来了，他们又验算了一下，结果全是15，这才站了起来。

杨辉回到家中，反复琢磨，一有空闲就在桌上摆弄着这些数字，终于发现一条规律。一开始将九个数字从大到小斜排三行，然后将9和1对换，左边7和右边3对换，最后将位于四角的4、2、6、8分别向外移动，排成纵横三行，就构成了九宫图。后来，杨辉又将散见于前人著作和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这类问题加以整理，得到了“五五图”、“六六图”、“衍数图”、“易数图”、“九九图”、“百子图”等许多类似的图。杨辉把这些图总称为纵横图，并于1275年写进自己的数学著作《续古摘奇算法》一书中，流传后世。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出了如此丰富的纵横图和讨论了其构成规律的数学家。

杨辉不仅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数学教育和数学普及，其著述有很多是为了数学教育和普及而写。《算法通变本末》中载有杨辉专门为初学者制订的“习算纲目”，它集中体现了杨辉的数学教育思想和方法。

朱世杰和他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生平不详，字汉卿，号松庭，燕山（今北京）人，元朝杰出的数学家。他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主要著作有《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

13世纪末，中国为元朝所统一，遭到破坏的经济和文化又很快繁荣起来。蒙古统治者为了兴邦安国，开始尊重知识，大量选拔人才，把各科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

当时忽必烈网罗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智囊团，其中就有王恂、郭守敬、李治等人，这个智囊团中的人物，对数学和历法都很精通。

这时的朱世杰也继承了北方数学的主要成就——天元术，并将其由二元、三元推广至四元方程组的解法。朱世杰除了接受北方的数学成就之外，他还吸收了南方的数学成就，尤其是各种日用算法、商用算术和通俗化的歌诀等等。

在元灭南宋以前，南北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学术上的交往几乎是断绝的。南方的数学家对北方的天元术毫无所知，而北方的数学家也很少受到南方的影响。朱世杰曾“周游四方”，经过20多年的游学、讲学等活动，他终于在1299年和1303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数学杰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算学启蒙》包括了从乘除法运算及其捷算法到开方、天元术、方程术等当时数学各方面的内容，由浅入深，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正文前，列出了九九歌诀、归除歌诀、斤两化零歌、筹算识位制度、大小数进位法、度量衡制度、圆周诸率、正负数加减乘法法则、开方法则等18条作为总括，作为全书的预备知识，其中正负数乘法法则不仅在中国数学著作中，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许多歌诀比杨辉的更加完整准确，有的已与现代珠算口诀几乎完全一致。

《四元玉鉴》是朱世杰最杰出的作品，在这部书中记载了他对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高次内插法等问题的见解，受到近代数学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科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最有贡献的一部数学名著。

朱世杰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于“垛积术”的研究。他对于一系列新的垛形的级数求和问题作了研究，从中归纳出“三角垛”的公式，实际上得到了这一类任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系统、普遍的解法。朱世杰还把三角垛公式引用到“招差术”中，指出招差公式中的系数恰好依次是各三角垛的积，这样就得到了包含有四次差的招差公式。他还把这个招差公式推广为包含任意高次差的招差公式，这在世界数学史上是第一次。

在中国数学史上，朱世杰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正负数乘法的正确法则；他对球体表面积的计算问题作了探讨，这是我国古代数学典籍中唯一的一次讨论，结论虽不正确，但创新精神是可贵的。在《算学启蒙》中，他记载了完整的“九归除法”口诀，和现在流传的珠算归除口诀几乎完全一致。

总之，朱世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数学成就，为推进我国古代数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世杰不愧是我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负有盛名的数学家。

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又名心兰，清代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我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曾任户部郎中、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李善兰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就读于私塾，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9岁时，李善兰发现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迷上了数学。

14岁时，李善兰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欧氏几何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数学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思路迥异。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思想，这使他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几年后，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府杭州参加乡试。因为他“于辞章训诂之学，虽皆涉猎，然好之总不及算学，故于算学用心极深”，结果八股文章做得不好，落第。但他却毫不介意，而是利用在杭州的机会，留意搜寻各种数学书籍，买回了李冶的《测圆海镜》和戴震的《勾股割圆记》，仔细研读，使他的数学水平有了更大提高。1845年前后就发表了具有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数学研究成果——“尖锥术”。

咸丰二年（1852年），李善兰到上海，参加墨海书馆的编辑工作，与英国人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交游，共同研讨科学问题，并与伟烈亚力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七卷。同时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英国力学家胡威立的《重学》。李善兰的翻译工作是有独创性的，他创译了许多科学名词，如“代数”、“函数”、“方程式”、“微分”、“积分”、“级数”、“植物”、“细胞”等，匠心独运，切贴恰当，不仅在中国流传，而且东渡日本，沿用至今。

继梅文鼎之后，李善兰成为清代数学史上的又一杰出代表。他一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甚多，将近代科学最主要的几门知识从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1868年，李善兰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总教习，从事数学教育十余年，其间审定了《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鍼》等数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华罗庚（1910～1985年），江苏金坛人，中国杰出的数学科学家。华罗庚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

1925年，华罗庚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华罗庚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经营一间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一面帮助父亲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有时入了迷，他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就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地抱着书不放。当时，他的数学书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

有志者事竟成。1930年春，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赞扬，华罗庚也因此获得了在清华学习的机会并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59年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的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当代杰出的数学科学家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省闽侯人，世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自幼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专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外语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1966年5月陈景润发表了《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国际知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陈景润也因此被称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人”，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

此外，陈景润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共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古代机械大师

马钧（220～265），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人，伟大的机械制造家。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很喜欢思索，善于动脑，同时注重实践，勤于动手，尤其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他一生致力于机械的发明、改造和制造，为生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曾获“天下之名巧”的誉称。

发明新式织绫机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丝织品最早的国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明了简单的织绫机。这种织绫机有一百二十个蹑（踏具），人们用脚踏蹑管理它，织一匹花绫得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了提花，要把经线分成60综，而每一综必须用一个蹑操纵，工作起来手忙脚乱，速度很慢，而且容易出错。

马钧看到工人在这种织绫机上操作，累得满身流汗，生产效率还很低，就下决心改良这种织绫机。于是，他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绫机进行了认真研究，重新设计了一种新式织绫机，简化了踏具，改造了桄运动机件（即开口运动机件）。马钧把原来六十根经线的六十蹑改成了十二蹑，这样一来，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

龙骨水车的创制

马钧曾在魏国做过一个小官，经常住在京城洛阳。当时在洛阳城里，有一大块坡地非常适合种蔬菜，老百姓很想把这块土地开辟成菜园，可惜因无法引水浇地，一直空闲着。马钧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翻车，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土坡，实现了老百姓的愿望。马钧创造的这种翻车，使用极其轻便，连小孩也能转动。它不但能提水，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向外排水。这就是龙骨水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从那时起，一直被我国乡村历代所沿用，直至实现电动机械提水以前，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水转百戏”的研制

一次，有人进献给魏明帝一种木偶百戏，造型相当精美，可那些木偶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动作，明帝觉得很遗憾。就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起来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没过多久，马钧久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这样，上层的所有陈设的木人都动起来了。有的击鼓，有的吹箫，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说明马钧已经熟练掌握了水利和机械方面传动的原理。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机械等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就是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不多见，堪称一代机械大师。

农田耕作的进步

赵过，籍贯、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我国著名的农学家。

汉武帝末年，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刘彻任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把关中农民创造的代田法加以总结推广，即把耕地分治成甽（田间小沟）和垅，甽垅相间，甽宽一尺，深一尺，垅宽也是一尺。一亩定制宽六尺，适可容纳三甽三垅。种子播在甽底不受风吹，可以保商，幼苗长在甽中，也能得到和保持较多的水份，生长健壮。在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壅苗根，到了暑天，垅上的土削平，甽垅相齐，这就使作物的根能扎得深，既可耐旱，也可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作时变更过来，以原来的甽为垅，原来的垅为甽，使同一地块的土地甽垅轮换利用，以恢复地力。

在代田法的推广过程中，赵过首先在离宫外墙内侧空地上试验，结果较常法耕种的土地每汉亩一般增产粟一石以上，好的可增产二石。可见，代田法是一种适合于我国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它能达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增产效果。

但赵过在推行代田法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没有与牛力相配套的农具，种代田的效率并不高。他决定发明一种适用于代田等行距条播的农具。西汉初期，我国已有了简单的播种机具——耧车。不过，起初的耧车是一腿耧或两腿耧，效率不高。赵过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了三腿耧车。这种农具的图形在山西平陆出土的汉墓壁画中得到了展现，根据壁画复原的耧车模型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赵过发明的耧车是由种子箱、排种箱、输种管、开沟器、机架和牵引装置组成的。它的中央有一个盛放种子的耧斗，耧斗下有3条中空的耧腿，下面装着开沟用的小铁铧。播种时，一人在前牵引架着耧辕的牲畜前进，另一人在后控制耧柄高低来调节耧腿入土的深浅，同时摇动耧柄，使种子均匀地从耧腿下方播入所开的沟内。耧车后面用两条绳子横向拖拉着一根方形木头，能在耧车前进时把犁出的土刮入沟内，使种子及时得到覆盖。这种耧车将开沟、下种、覆盖三道工序结合在一起完成，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东汉崔在《政论》中说它“日种一顷”，也就是一天耕种100亩。

三腿耧车发明后，最先使用于“三辅”地区，即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后来推广到边远地区。三腿耧车是一项杰出的发明，它的原理和功能同现代播种机差不多，在构造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我国两千多年前发明的三腿耧车是西方人直到1600年才发明的播种机的始祖。

另外，在推广过程中，赵过发现有些农民因缺牛而无法趁雨水及时耕种，于是赵过让农民以换工或付工值的办法组织起来用人力挽犁。采用这样的办法，人多的组一天可耕三十亩，人少的一天也可耕十三亩，较旧法用耒耜翻地，效率大有提高，使更多的土地得到垦辟。

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

氾胜之（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相传为西汉氾水（今山东曹县西北部）人，古代著名农学家。氾胜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对农作物生长和栽培就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农业技术，注意搜集、总结家乡农民的生产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

在汉成帝的时候，氾胜之步入仕途，官居议郎，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到关中平原地区管理农业。在此期间，他深入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认真研究当地的土壤、气候和水利情况，因地制宜地总结、推广各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过实地考查，反复试验，他总结推广了新的耕作方法——“区田法”。他把土地分成若干个小区，做成区田。每一块小区，四周打上土埂，中间整平，深挖作区，调和土壤，以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采用宽幅点播或方形点播法，推行密植，注意中耕灌溉等。

区田法的推广和运用，大大提高了关中地区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一直到清朝时，农学家杨屾在关中地区依然提倡这种耕作方法，甚至解放后的陕北地区，农民还保留着氾胜之当年推行的区田耕作法。

氾胜之还大力推广种子穗选法，要求在田间选择子粒又多又饱满的穗留作种子。他发明推广了“溲种法”，即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其原理直至今天还在应用。瓠子是当时三辅地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但由于瓠既不耐旱又不耐涝，产量一直低而不稳。氾胜之听说有一位农民是种瓠子的行家里手，就亲自登门拜访。他仔细观察研究这位农民的种瓠过程，自己还亲手反复做种植试验，终于总结出了一套瓠子种植高产技术，即“种瓠法”。用这个新技术栽种的瓠子，个儿长得特别大，一个可抵过去的10个。

氾胜之时时想着农业丰收，惦着百姓的温饱。为了总结推广群众中的新鲜经验，他常常微服出访，走遍了关中平原，虚心向种田好手请教，把群众的种田经验同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他对北方的水稻、蚕桑、小麦、瓜果等作物的栽培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推广了种麦法、穗选法、种瓜法、调节稻田水温法、保墒法、桑苗截干法等，并加以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氾胜之总结自己指导农业之经验，整理成了一部农书，后通称为《氾胜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专著，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总结了我国古代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总结，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经典之一。

农事活动专著

崔寔（103～107），字子真，又名台，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后期著名的农学家、政论家。崔寔出身于名门高第。自高祖崔朝起，崔氏几代人中，曾有多人任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职。崔寔的父亲崔瑗，是著名的书法家，对天文历法也有所研究，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崔瑗在做河内郡汲县县令期间，对农业生产较为重视，曾“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他的言行对崔寔有一定影响。

崔寔表青年时代性格内向，爱读书。成年后，在桓帝时曾两次被朝廷召拜为议郎，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皇家图书馆工作，以及和诸儒博士一起杂定“五经”。崔寔曾出任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北部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部地区）太守。当时，五原地方比较落后，虽然该地土壤适宜种植麻等纤维作物，但民间却没有纺织技术。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就睡在草窝中，晋见地方官吏时就穿着稻草做的衣服。崔寔到五原后，从雁门、广武请来了织师，教当地人民纺、绩、织、纫的技巧，老百姓再也不用遭受衣不蔽体的痛苦了。

由于他在五原的政绩卓著，三四年后，又被举荐为辽东太守。后来，崔寔又被升为尚书，由于党祸，不到一年就被免归了。崔寔为官清正廉明，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最后还是由一些好友为他备办的棺木葬具。

崔寔根据多年的亲身体验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商业经营，都必须考虑农作物的生长季节性，加以合理的妥善安排才可获得较多收益。因此他把前人和自己所积累的新旧经验，加以总结，按月安排，写成一本四时经营的“备忘录”形式的手册，即《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是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现存版本共有2371字，与狭义农业操作有关的共522字，占总字数的22％，再加上养蚕、纺织、织染以及食品加工和酿造等项合计也不到40％。其它如教育、处理社会关系、粜籴买卖、制药、冠子、纳妇和卫生等约占60％多。

《四民月令》中所述的生产规模大多已超出小农经济的规模，只有官宦之家的田庄才可体验上述的生产。从其记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当中以农业占优，重视蚕桑，畜牧业仅从属农业，蔬菜以荤腥调味类较多。《四民月令》还最先记述了中国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方法。其中农业经济除了自给自足外，还有利用价格的涨落，进行粮食、丝绵和丝织品等的买卖活动。

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贾思勰，北魏时期益都（今属山东）人，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公元6世纪），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他的家族虽然世代务农，但却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

贾思勰曾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南、河北等许多地方。他每到一处，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虚心向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农请教，从而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中年后的贾思勰回到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有一次，贾思勰养的二百多头羊因为饲料不足，不到一年就饿死了一大半。事后他想，下次我事先种上20亩大豆，把饲料准备够羊就不会饿死了。这样，他又养了一群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羊又死了许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羊少饲料多，羊也会死亡。贾思勰赶忙去向村里的老羊倌请教。老羊倌在仔细询问了贾思勰养羊的情况后，找到了羊死亡的原因：贾思勰放饲料的方法不对。羊是最爱干净的，他随便把饲料扔在羊圈里，羊在上面踩来踩去，拉屎撒尿也都在上面，这样的饲料羊自然不肯吃，所以就饿死了。贾思勰又在老羊倌家里住了好多天，认真观察了老羊倌的羊圈，学到了丰富的养羊经验。回去后，就按照老羊倌的方法去做，效果果然不错。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间，贾思勰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请教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亲身实践后的体会，加以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写成了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该书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各一篇。《齐民要术》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的饲养和疾病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

《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聪明才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

最早的茶叶百科全书

陆羽（733～804），字鸿渐，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因著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后来在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被当地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

12岁那年，陆羽乘人不备，逃出了龙盖寺。后来，陆羽结识了被贬的礼部郎中崔国辅，两人一见如故，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756年）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唐上元元年（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他隐居在山里，时常身着布衣草鞋在山林间穿行，采集茶叶、寻觅山泉，取得了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为他著《茶经》奠定了基础。

780年，陆羽呕心三十载的《茶经》付梓，全书3卷，共7000余字，是唐代和唐以前有关茶叶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陆羽在各大茶区观察了茶叶的生长规律、观察了茶农对茶叶的加工，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的品质的优劣，并学习了民间烹茶的良好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规律，他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影响深远。

农具发展的重大突破

曲辕犁，也称东江犁，它是江南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东江地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具的创造更新。犁是人类早期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随着冶铁技术的广泛运用，战国时出现了铁犁铧，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曲辕犁的广泛推广，使中国在耕地农具方面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技术上足足领先欧洲近2000年。

根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于翻土；犁底和压镵用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和犁评用以调节耕地深浅；犁梢控制宽窄；犁辕短而弯曲；犁盘可以转动。整个犁具有结构合理、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等特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犁已基本定型。《耒耜经》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有详细记述，十分便于仿制和流传。后来曲辕犁的犁盘被进一步改进，出现了“二牛抬扛”，直到今天仍被一些地方运用。

在唐代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笨重的长直辕犁，这种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也不高。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

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而且，由于占地面积小，这种犁特别适合在南方水田耕作，所以在江东地区得到推广。

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

曲辕犁还改进了犁壁。唐时犁壁呈圆形，因此又称犁镜。犁壁不仅能碎土，还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以减少前进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草根的生长。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出现后很快就逐渐推广到了全国的各个地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耕具。

唐代曲辕犁的设计较以前的直辕犁更加人性化，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材料选用自然的木材，农民对木材特有的感情会使其在使用时有亲切感。设计上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通过犁梢的加长，使扶犁的人不必过于弯身；加大犁架的体积，便于控制曲辕犁的平衡，使其稳定。

另外，从经济性来说，唐代曲辕犁的设计，更经济实用，适合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和使用。用材主要是木材和铁，木材价格低廉，随处可取；当时铁已广泛用于各种器物上，冶炼的技术被人普遍掌握；从结构上看，既简单又连接牢固。整体经济性好，便于普遍推广利用。

唐代曲辕犁在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它不仅技术上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设计精巧，造型优美。在当代农具的设计中，曲辕犁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王祯（1271～1330），字伯善，山东东平人，我国元代著名的农学家。据史料记载，王祯曾做过宣州旌德县和信州永丰县两任县尹。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公正无私，勤勉务实，经常将薪俸捐给地方兴办学校，修建桥梁，整修道路，施舍医药，教农民种植、树艺。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

王祯任职的旌德县多山，耕地大部分是山地。有一年碰上旱灾，眼看禾苗都要旱死，农民心急如焚。王祯看到旌德县许多河流溪涧有水，想起从家乡东平来旌德县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种水转翻车，可以把水提灌到山地里。王祯立即画出图样，又召集木工、铁匠赶制，组织农民抗旱。就这样，水转翻车使旌德县几万亩山地的禾苗得救了。

王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他认为吃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而他作为地方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否则就无法担负劝导农桑的责任，因此，他留心农事，处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每到一地，就传播先进耕作技术，引进农作物的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农具。这些做法为后来撰写《农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37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集、“百谷谱”11集、“农器图谱”20集。一种是22卷本，包括“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12卷。两种本子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后者将谷谱由11集并为4卷、将农器图谱由20集并为12卷。全书约13.6万字，插图281幅，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亦为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具史料。

在农田灌溉方面

王祯在“农桑通诀”中专辟“灌溉篇”，把农田灌溉摆在重要地位。他通过追溯古代治水和修筑沟洫的情况，说明兴修农田水利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通过列举古代水利工程的遗迹，以及难以计数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说明“兴废修坏”是发展农田水利的重要途径；又介绍了多种引水方法，指出各种地势引水灌溉的方法；并总结了围田和圩田的经验，指出南方“水乡泽国”兴水利、除水害的途径。

在发展牧业方面

王祯总结了养马、牛、羊、猪、鸡、鹅、鸭的经验。在养马方面，王祯继承和发扬了“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经验。在养牛方面，王祯认为要养好牛，就要在“勿犯寒暑”、“勿使太劳”、“时其饥饱”、“节其作息”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要准备充足的饲料，并及时为牛治病。在养蚕、养鱼、养蜂方面，王祯也总结了一些新经验。如养蚕，王祯总结了择种收种、保存蚕种、饲养管理、调节室温等经验。

王祯创制耕耘器具

刀，是开荒时走在犁的前面，用以割除芦苇，清除障碍，提高工效的工具。铁耙，适应南方水田土壤的耕垦工具，一般具有六齿或四齿。秧马，能行于泥中，便于水田作业的工具。耘荡，适于水田中除草的耕耘工具。耘爪，用竹管加上铁尖套在手指上，用以耘田的工具。耧锄，华北平原用于畜力耕耘的器具，一天可耘田20亩，工效很高。砘车，在耧车后边配上石制砘车，能沿耧脚所开的沟进行镇压，使种土相亲，有利于发芽出苗。

纺织技术的传播

黄道婆（1245～1330年），又名黄婆，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元代棉纺织家。她出身贫苦，生性刚强，因无法忍受公婆和丈夫的羞辱虐待而离家出走，远赴少数民族聚居的崖州。在黎族人民那里，黄道婆学会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勤劳聪明的黄道婆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纺织能手，还和黎族姐妹一起改进纺织工具和纺织工艺，创造了许多新的花色。

在崖州生活了20多年后，由于思念故土，黄道婆告别黎乡，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土。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

制造轧棉机

黄道婆首先改革了擀籽工序。她先去了解之前人们是怎样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擀籽法吧，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儿，把籽棉放在硬而平的捶石上，用铁棍擀挤棉籽，试验以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着：“一下子可以擀出七八个籽儿呀，再也不用手指头挨个儿数了！”

黄道婆见大伙高兴，也感到十分快活，但并不满足。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儿擀，还是比较费力的，便继续寻求新办法。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里豁然一亮，马上和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轧棉机，白天黑夜都琢磨。最后，用四块木板装成木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中央装着带有曲柄的木铁二轴；铁轴比木轴直径小，两轴粗细不等，转动起来速度不同。黄道婆同两个姐妹，一个人向铁木二轴之间缝隙喂籽棉，两个人摇曲柄，结果，棉絮棉籽迅速分落两轴内外两侧。

创造三锭脚纺车

在纺纱工序上，黄道婆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代替过去单锭手摇纺车。脚踏的力量大，还腾出了双手握棉抽纱，同时能纺三根纱，速度快、产量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纺车，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革命。

改良织布机

在织布工序上，黄道婆对织布机也有一定的改革。她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黎族人民织“崖州被”的方式，与乡亲们共同研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棉织技术，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如画，“乌泥径被”名驰全国。

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了“衣被天下”的声誉。

综合性农学著作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松江人，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出生时，松江地区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

徐光启自幼聪敏好学，活泼矫健，万历九年（1581年），徐光启考中秀才，开始在家乡教书。他白天给学生们授课，晚上阅读古代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接触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后来，徐光启结识了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开始跟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并同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

《农政全书》编著于天启五年至崇祯元年（1625～1628年）间，在徐光启生前未能出版，是后来由他的学生陈子龙整理刊行的。《农政全书》是徐光启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共60卷，50多万字，内容非常详尽。全书共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个部分。这部书的篇幅之大，超过了《齐民要术》七倍，是我国古代农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与以往的农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即重视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关政策、制度、措施的研究，特别是对屯垦、备荒、水利三个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

《农政全书》为后世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既沿用了前代农书中的大量资料，系统地归纳了前人及当时的文献，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体会、科学观点及成果，拓宽了知识范围，增加了屯垦、荒政、水利等全新的内容。《农政全书》在我国农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在世界上也颇具影响，它集中代表了当时我国在农业科学上所达到的成就。

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的曾祖父是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为官清正廉明，他的作风对宋氏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在书香门第长大的宋应星从小就聪颖好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深得老师及长辈的喜爱。

后来，他与哥哥一起考入当地县学。但他个性活泼好动，对枯燥乏味的八股文很反感，反而对那些“旁门左道”的各种物件制作技术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家里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形状、颜色、图案都不一样的花瓶。宋应星立即对这些陶土制成的花瓶发生了兴趣，他不断问朋友花瓶的制作方法。朋友却摇头对他说：“这些花瓶的制造方法，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不值得我们读书人学习。”宋应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我们对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制作方法都不了解，实在是太无知了，又怎么能把它们看成是雕虫小技呢？我一定要把它们搞懂。于是，他开始留心做各种技艺资料的收集和记录。

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让宋应星的仕途一再受挫，经历了几次科举考试之后，宋应星就打消了做官的念头，体会到终生埋头书本而缺乏实际知识，是最大的无知。于是，他下定决心彻底放弃科举，转向实学，开始钻研与国计民生有切实关系的科学技术。多次的会试经历，虽然没有成全宋应星当官的愿望，但是在参加考试的途中，他行程数万里，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作了大量详细的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崇祯八年（1635年），宋应星到袁州府分宜县当老师。这是宋应星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他的主要著作都在此期间撰写。他利用课余时间，及时记录下有关工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这些都是《天工开物》创作的源泉。

《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全书分上、中、下3卷，又细分做18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著作，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受到高度评价。如法国的儒莲把《天工开物》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英国的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作的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1930～），江西省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

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观察，偶然发现了一株特殊的稻子：共有10余穗，每穗有160～170粒。第二年，他适时将这独特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分离变异现象十分严重，原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面对这一结果，袁隆平马上想到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顿悟到：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当时，杂交水稻研究是世界上公认的难题，并且全世界都流传着“水稻是白花授粉作物，不良基因早已淘汰，既然自交不退化，那么杂交就没有优势”的观点。但袁隆平并没有因这些固有的说法而退缩，他坚信杂交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从此，袁隆平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探索过程。夏季骄阳似火，正是南方水稻的扬花季节。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踏烂泥，手拿放大镜，像猎手搜寻猎物一样，在安江农校农场的稻田里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无所收获，两手空空。直到第14天，袁隆平才发现了第一株雄蕊退化的水稻不育株。在九个月时间里，他前后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并对它们的杂交第一代和第二代进行了研究，向世界吹响了“绿色革命”的号角。

1975年，由袁隆平任技术总顾问的杂交水稻试验田第一次获得成功，为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种推广杂交水稻培育了大量的种子。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3600亿公斤，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三系杂交水稻被誉为“东方魔稻”。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依然探索不止。美国学者巴来伯格赞扬道：“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打败了饥饿的威胁；是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生活。”

因势利导的防洪方略

大禹，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大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据古文记载，大约在四千余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生活非常困难。面对到处是茫茫一片的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鲧用的是“堙”、“障”等堵塞围截的方法，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不但没有把洪水治住，反而水灾越来越大。尧死后，大家推举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巡视治水情况，看到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

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禹是个精明能干、大公无私的人。他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他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子，来到治水的工地。

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洪水泛滥是因为来势很猛，流不出去。”有人建议：“看样子，水是往低处流的。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就好办了。”这些使大禹受到很大启发，他经过实地考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用“疏导”的办法来根治水患。

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从此，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便展开了。

禹亲自率领20多万治水群众，浩浩荡荡地全面展开了疏导洪水的艰苦卓绝劳动。大禹除了指挥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今天的铁锨），栉风沐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由于辛勤工作，他手上长满老茧，小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中，脚指甲也脱落了。

在治理洪水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路过家门口，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儿子没几天，恰好从家里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他怕延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路过家门，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工程正是紧张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进去；第三次过家门，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治水工作还是很忙，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

在大禹领导下，广大民众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服服帖帖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沟洫，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它流入支流。从而制服了水灾，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最早的大型水库

芍陂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安徽寿县城南三十公里处，是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当时这里是楚国的北疆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当地的军需民用关系极大。

芍陂是由孙叔敖修建的。孙叔敖（前630～前593），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为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自幼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母亲，很受邻里的喜爱。有一次，孙叔敖外出玩耍，忽然看到路上爬着一条双头蛇。他以前听老人们说过，谁要是看见两头蛇，谁就会死去。虽然心中极为惊慌，但为了避免让别人因看见双头蛇而死去，勇敢的孙叔敖还是捡起了路边的大石块，他打死了双头蛇，并埋了起来。

孙叔敖回到家里，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心中很难过，伤心地扑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妈妈感到十分诧异，问道：“孩子，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哭得这么伤心？”孙叔敖边哭边说：“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听人说，凡是看见这种蛇的人都会死，要是我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母亲边安慰他边问道：“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呢？”孙叔敖边擦眼泪边回答说：“我怕再有人看见它也会死去，就把它打死后，埋起来了。”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很感动，她高兴地摸着孙叔敖的头说：“好孩子，你做得对。你的心肠这么好，你一定不会死的。好人总是有好报的。”孙叔敖半信半疑地看着母亲，点了点头。

后来，孙叔敖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位才思敏捷、道德高尚的君子。楚庄王十五年（前599年）孙叔敖被拜为令尹。孙叔敖做了令尹之后，为楚国的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左右，孙叔敖主持兴办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它宛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钟灵毓秀的江淮大地上。

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组织当地人民修建工程，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洪涝成灾。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

芍陂建成后，安丰一带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军队，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1988年1月国务院确定安丰塘（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利史上的重要事件

西门豹，生卒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魏文侯时期，西门豹任邺城县令。他初到邺城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很是困惑，于是就到处打听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原来都是“河伯娶媳妇”给闹的。

战国时期，邺城屡遭水患，女巫勾结郡丞造谣生事，说这是漳河的河神发怒了，要想平息水灾，就必须给河神献上钱财，还要献上童女给他做媳妇。这样过了一年多，大家都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拖儿带女搬家离开了这个地方。西门豹把一切情况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后正式上任了。

到了“河伯娶媳妇”那天，漳河两岸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靠近河边的一顶红色花轿里，坐着一个凤冠霞帔、泪流满面的小女孩。他的父母在旁边哭哭啼啼，伤心欲绝。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巫婆和她的几个女徒弟边忙活着边尖着嗓子对女孩和她的父母亲说：“哭什么呀，给河神做媳妇是几辈子才遇上的好事情！”

西门豹与一大帮地方官员也来到了，他走到花轿前，掀起帘子，仔细端详新娘子许久，然后非常严肃地对巫婆和那些地方官员说道：“漳河之神，那是何等的潇洒和帅气，这么丑陋的女子怎可以配得上他呢？”然后转身对巫婆说道：“麻烦大仙派人对河神说一声，过些日子给它挑个最最漂亮的过来，今天这个太差了！”说完，让士兵把巫婆的大徒弟抬起来，“扑通”一声，扔进滚滚的漳河水里。然后，他恭身站立，等候消息。

过了一个时辰，只见漳河的水盘旋流动，不见那大徒弟的影子。西门豹说：“这大徒弟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被河神留在那里喝茶了，这不是误了大事吗？再派二徒弟去催催！”于是又抬起二徒弟，扑通一声也扔进了漳河。又过了一个时辰，二徒弟也没见回来。西门豹说道：“唉，这二徒弟怎么也不回来呢？看来，只有麻烦大仙亲自走一遭了！”于是“扑通”一声，巫婆也被扔进了漳河。又过了一个时辰，巫婆也没见影子。西门豹威严地瞪着那些地方官说：“你们谁愿意替下官走一趟啊？”那些官员吓得双腿直抖，连连求饶，个个都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做欺骗老百姓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壮丁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对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有些不情愿。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因我而受害受苦，但可以预期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城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

开凿“宝瓶口”

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但玉垒山山石坚硬，民工们用铁具凿、挖、撬，工程进度极其缓慢。后来，一个有经验的老民工建议，应当在岩石上开一些沟槽，然后放上柴草，点火燃烧，岩石在柴草的燃烧下就会爆裂，可以加快挖的速度。实践证明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玉垒山开凿了一个20米宽、40米高、80米长的口子，因形状很像瓶口，因此叫“宝瓶口”。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通过宝瓶口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旱区，这样，东部的农田得到了灌溉。都江堰的第一大工程终于完成了。

修建“分水鱼嘴”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但是江心修筑分水堰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因为江心水高浪大，水流急速，筑成的堰提要很坚固，否则随时都会被洪水冲走。

李冰请来许多竹工，让他们编成长3丈、宽2尺的大竹笼，再往里面装满鹅卵石，然后让民工将沉重的大竹笼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大竹笼在湍流的水中安然不动，稳稳地固定在那里，周围再用大石头加固，就这样分水大提终于建成。由于大提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东边称为内江，江水经大大小小的渠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

修建“飞沙堰”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近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用来调节内江和外江的水量。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漩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都江堰构思、设计、选址独具匠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不与水为敌的治水方略自树一帜，它是自然生态、科学文化、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伟大创举，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

古代著名大型水利工程

战国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中，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韩国是秦国的东邻，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

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疲乏秦国、救亡图存的好办法。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建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想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郑国入秦之时，正是秦王嬴政刚刚登上王位的第一年，由于嬴政还未成年，秦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以“仲父”地位辅政的丞相吕不韦手中。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吕不韦敏锐地看到，在诸侯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仅仅是军队实力的博弈，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粮食供给能力的博弈，而兴修水利是提高粮食产量最为有效的途径。如果在关中修一条灌溉大渠，这岂不是为大秦再造一座“天下粮仓”！吕不韦见郑国精通水利，把修渠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认定他修渠引水的方案切实可行，便很快批准了郑国修渠的建议。

公元前246年，关中平原的泾水至洛水之间，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修渠大军多达十万人，而郑国正是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总指挥。郑国渠是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水利工程。作为主持此项工程的筹划设计者，郑国在施工中表现出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他创造的“横绝”技术，使渠道跨过冶峪河、清河等大小河流，把常流量拦入渠中，增加了水源。他利用横向环流，巧妙地解决了粗沙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表明他拥有较高的河流水文知识。据现代测量，郑国渠平均坡降为0.64％，也反映出郑国具有很高的测量技术水平，他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水利科学家。

郑国渠于公元前236年前后建成，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大约1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郑国渠灌溉的关中地区和都江堰灌溉的川西平原，南北呼应，共同构筑了秦国强大的经济长城。这条当初被韩国当作救命稻草的郑国渠，以疲秦之计始、以强秦之策终，恰恰成了帮助秦国扫平天下的标志性工程。

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中华一统。嬴政感念郑国修渠有大功于秦国，下令将此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水利工程。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

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兴安县境内，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齐名，并称为“秦朝三大水利工程”。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三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因此，为尽速征服岭南，秦始皇命令史禄开凿灵渠。

历经3年艰辛，这条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科学技术伟大成就的人工运河，终于凿成通航，奇迹般地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灵渠全长37公里，又称湘桂运河或兴安陡河，于公元前208年凿成通航。灵渠工程主体包括铧堤、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北渠、陡门和秦堤，完整精巧，设计巧妙，通三江、贯五岭，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灵渠距今已2200多年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灵渠是多事之渠，南渠和北渠沿岸农民为争用渠水而引发的大规模械斗之事曾不断发生。其中尤以宋元宝年间和明隆庆年间发生的两次械斗规模最大，双方共聚集数千人在渠边斗殴，人员伤亡巨大，地方官吏因制止不力而被撤职查办的不少。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连年久旱，从海阳河流到灵渠的水日益减少，眼见水争又起，县令魏荣急忙筹谋解决。他先后到南北二渠沿途进行调查，发现古人修建南北二渠分水并不科学，且南北渠之间界限不分明，水量也不稳定。由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分水不均，人们之间的争水事件才会一直频发。

针对上述弊病，魏荣试行了一种新的分水方案，即“派水”。他分别在南北二渠渠口上一丈许的地方，“铸铁柱十一根，分为十洞，南三北七”，则渠面“广狭有准矣”。铁柱上下“横贯铁梁，使铁柱相连为一”。同时对铧嘴挡水石墙加高加固，使流入分水塘内之水彼此顺流，不至于水势陡断，升降铁栅栏高低“令水下如建瓴，（水）则缓急疾徐亦可调矣”。魏荣的派水方案，使得分水塘内之水无论多少，都能让大家亲眼看见均匀地分配，方案实施之后，南北二渠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争水而引起的纠纷了。

中国第一条地下水渠

大约在汉武帝元朔到元狩年间（前120～前111），有一个叫庄熊罴的人向皇帝上书，建议开渠引洛水灌田。他说临晋的百姓愿意开挖一引洛水的渠道以灌溉重泉以东的土地，如果渠道修成了，就可以使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得以灌溉，收到亩产十石的效益。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征调了一万多人开渠。

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就必须在临晋上游的征县境内开渠。可是在临晋与征县间却横亘着一座东西狭长的商颜山（今铁镰山），渠道穿越商颜山，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最初渠道穿山曾采用明挖的办法，但由于山高四十余丈，均为黄土覆盖，开挖深渠容易塌方，渠岸修一段，塌一段。渠道要穿越十余里的商颜山，如果只从两端相向开挖，施工面较少、洞内通风、照明也有困难。若在渠线中途多打几个竖井，这样既可增加施工工作面，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同时也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的条件。

于是，当时的工人便发明了“井渠法”。所谓“井渠法”，即在洞线的山坡上，每隔300米打一眼竖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

龙首渠穿山隧洞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工隧洞，“井渠法”无疑是隧洞施工方法的一个新创。同时，龙首渠的施工还表现了测量技术的高水平，它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确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在龙首渠的施工过程中，人们挖掘出了恐龙的化石，于是这条渠道被人们称为“龙首渠”。

龙首渠的建成，使4万余公顷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并使其变成“亩产十石”的上等田，产量增加了10倍多。这段穿过商颜山的地下渠道长达5公里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地下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井渠法在当时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直到今天，新疆人民在沙漠地区仍然用这种井渠结合的办法修建灌溉渠道，叫作“坎儿井”。中亚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带也用这种办法灌溉农田。西汉龙首渠的井渠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为世界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至唐代，著名水利家姜师度在这一带重新兴建灌溉工程，姜师度不仅引洛，而且引黄河水灌溉，效益更加显著。此后引洛灌溉相沿不断，解放后洛惠渠进一步扩展，灌溉面积增长至60余万亩。

独特的沙漠灌溉方式

新疆的气候非常干旱，降水稀少，河流经常断流，可是为什么在这种极端不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下，会奇迹般长出绿油油的瓜果蔬菜和庄稼呢？这一切都源于坎儿井的滋润。

如今吐鲁番哈密盆地里的生活和生产用水，有的来自地表的防渗、防冲引水渠道，有的来自机井，还有的就是来自古老的坎儿井。这三种引水方式中，历史最悠久、与当地人民生活水乳相融、甚至成为了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就是坎儿井了。

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融化的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新疆人民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

坎儿井地下水渠里的水是从地下含水层中引出来的地下水，当山上的白雪融化以后，清泉会向盆地汩汩地流下，由于这里的山地大多为裸露的岩石，所以山上的融雪水很快聚流成河，向山下的盆地流去。然而好景不长，融雪水流到山下后又遇到了由粗砂和砾石组成的戈壁滩，水流迅速地渗入了地下，很多河流到了这里就消失了。消失了的融雪水全部汇入了地下潜水层。它们顺着缓缓倾斜的地下水渠自然流淌，一直流到地下水渠钻出地表的地方才“喷涌而出”。

新疆吐鲁番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之所以选择了坎儿井，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躲避日晒风吹对流水的侵蚀，更是因为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惟一能够普遍施工的水利工程。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能源，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这对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而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应用不多，操作技术也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我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米3／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18米3／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

关于赵州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造，大桥建成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倒骑着毛驴，带着柴荣，也兴冲冲地去赶热闹。他们来到桥头，正巧碰上鲁班，于是他们便问道：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他俩走。鲁班心想：这座桥，骡马大车都能过，两个人算什么，于是就请他俩上桥。谁知，张果老带着装有太阳、月亮的褡裢，柴荣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小车，所以他们上桥后，桥竟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柴荣跌倒时留下的一个膝印和张果老斗笠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

其实，赵州桥建于隋代，是安济桥的俗称，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兵戈相见的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当时，赵县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北上可抵涿郡，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洨河所阻断，每当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因此，隋朝大业元年（595年），政府决定在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并管理大桥的施工。李春率领工匠对洨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把桥台建筑在河床密实的粗沙层上，桥台由五层石料砌成。同时李春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建桥经验，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设计了单孔圆弧敞肩的大桥。经过精心细致的施工，李春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

赵州桥横跨洨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敞肩圆弧拱桥，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大桥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是一座由28道相对独立的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赵州桥最大的科学贡献就是它“敞肩拱”的创举，在大拱两肩，砌了四个并列小孔，既增大流水通道，减轻桥身重量，节省石料，又增强了桥身稳定性。这就有力地保证了赵州桥在1400年的历史中，经受住了多次洪水冲击，8次大地震摇撼，以及车辆重压，仍挺立在洨河之上。

赵州桥桥体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头重达1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首创的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桥梁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智慧。

最古老的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大运河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约1794公里，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演变大致分为三期：

第一期运河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国，一心要北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但长途跋涉最大的难题就是军粮和武器战备的运输问题，如果靠陆上运输，不仅花费巨大而且道路不畅通，很难达到目的。但吴国有一个优势就是舟师和先进的开河、造船、航运技术，利用江、淮间湖泊密布的自然条件，就地度量，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始在扬州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两道水系连接了起来。到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准、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第二期运河

第二期运河主要是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部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年）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了多枝形运河系统。

关于隋炀帝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隋炀帝有一次夜间做梦，梦到一种非常漂亮的花，但是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长在什么地方。醒来以后，隋炀帝就命人把他梦中的花画成图案，发布皇榜寻找认识这种花的人。当时在扬州见过琼花的王世充刚好在京城，看到这张黄榜，便揭榜进宫，对隋炀帝说，图上所画的花叫做琼花，长在扬州。隋炀帝听后，很想见一见，便开运河、造龙舟，与皇后和嫔妃下扬州看琼花。隋炀帝在扬州城内开凿的运河，使扬州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借漕运之利，富甲江南，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第三期运河

第三期运河主要是指元、明、清阶段。元代开凿的重点段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和大都至通州段，目的是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比隋朝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这是今天京杭运河的前身。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阴）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

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约3里处，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完工前我国最大的一座水电工程。该工程1974年动工，1988年完成。

长江出三峡峡谷后，水流由东急转向南，江面由390米突然扩宽到坝址处的2200米。由于泥沙沉积，在河面上形成葛洲坝、西坝两岛，把长江分为大江、二江和三江。大江为长江的主河道，二江和三江在枯水季节断流。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横跨大江、葛洲坝、二江、西坝和三江。

葛洲坝工程主要由电站、船闸、泄水闸、冲沙闸等组成。大坝全长2595米，坝顶高70米，宽30米。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千米，总库容量15.8万立方米。电站装机21台，年均发电量141亿度。建船闸3座，可通过万吨级大型船队。27孔泄水闸和15孔冲沙闸全部开启后的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1万立方米。

葛洲坝水利工程的船闸为单级船闸，一、二号两座船闸闸室有效长度为280米，净宽34米，一次可通过载重为1.2万至1.6万吨的船队。每次过闸时间约50至57分钟，其中充水或泄水约8至12分钟。三号船闸闸室的有效长度为120米，净宽为18米，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每次过闸时间约40分钟，其中充水或泄水约5至8分钟。上、下闸首工作门均采用人字门，其中一、二号船闸下闸首人字门每扇宽9.7米、高34米、厚27米，质量约600吨。为解决过船与坝顶过车的矛盾，在二号和三号船闸桥墩段建有铁路、公路、活动提升桥，大江船闸下闸首建有公路桥。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年发电量达15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原煤1020万吨，对改变华中地区能源结构，减轻煤炭、石油供应压力，提高华中、华东电网安全运行保证度都起了重要作用。葛洲坝水库回水110至180公里，由于提高了水位，淹没了三峡中的21处急流滩点、9处险滩，因而取消了单行航道和绞滩站各9处，大大改善了航道，使巴东以下各种船只能够通行无阻，增加了长江客货运量。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条件差、范围大，仅土石开挖回填就达7亿立方米，混凝土浇注1亿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7.7万吨。它的建成不仅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进行水电建设的设计、施工和科研队伍，为我国的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项工程的完成，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巨大力量。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

三峡水利工程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38公里。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一座混凝重力式大坝、泄水闸、一座堤后式水电站、一座永久性通航船闸和一架升船机。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水电站左岸设14台，右岸12台，共装机26台，前排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时，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

工程施工总工期自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分三期进行，到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一期工程（1992～1997）主要进行一期围堰填筑，导流明渠开挖。修筑混凝土纵向围堰，以及修建左岸临时船闸，并开始修建左岸永久船闸、升爬机及左岸部分石坝段的施工。二期工程（1998～2003）主要任务是修筑二期围堰，左岸大坝的电站设施建设及机组安装，同时继续进行并完成永久特级船闸、升船机的施工。三期工程（2003～2009）进行右岸大坝和电站的施工，并继续完成全部机组安装。完工后，三峡水库是一座长达600公里，最宽处达2000米，面积达10000平方公里，水面平静的峡谷型水库。

世界上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大。三峡水库运行时预留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削减洪峰流量达27000～33000立方米／秒，属世界水利工程之最。

三峡工程水电站大。三峡水电站将安装26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最846.8亿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工程航运效益显著。三峡水库回水至西南重镇重庆市，它将改善航运里程660公里，使重庆至宜昌航道通行的船队吨位由现在的3000吨级提高至万吨级，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称三峡工程为世界上改善航运条件最显著的第一枢纽工程当之无愧。

世界上工程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综合工程规模大。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建筑物施工总工程量包括：建筑物基础土石方开挖10283万立方米，混凝土基础2794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25.65万吨，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26台套。这些指标均属世界第一。

三峡工程单项建筑物大。三峡水利枢纽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式，挡水前沿总长2345米，最大坝高181米，坝体总混凝土量为1486万立方米，大坝总方量居世界第一。

三峡工程金属结构居世界第一。三峡工程金属结构总量包括各类闸门386扇，各种启闭机139台，引水压力钢管26条，总工程量26.65万吨，其综合工程量为世界已建和在建工程之首。

三峡工程浓缩了中华民族艰辛与奋斗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见证，将为我国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与实惠。

最早的历书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也是现存采用夏时最早的历书。这部书文辞古朴简练，用字不多，但内容却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的政事，特别是有关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方面的政事。

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中的蓝，园艺作物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

《夏小正》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由于农业生产上的需要，书中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它主要是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的记载，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完整句子。其指时标志以动植物变化为主，用以指时的标准星象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看到的亮星，如辰参、织女等。书中缺少十一月、十二月和二月的星象记载，还没有出现四季和节气的概念。《夏小正》记载的生产事项无一字提到“百工之事”，这是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反映。所有这些表明《夏小正》历法的原始和时代的古老。

《夏小正》的成稿年代争论很大，但一般认为最迟成书在春秋时期。隋代以前，它只是西汉戴德汇编的《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出现了单行本，在《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被单独著录。从北宋至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

相传夏禹曾“颁夏时于邦国”。《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笺：“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这些记载表明，《夏小正》在春秋时代以前已经出现，春秋时代的杞国还在使用它。

学者夏纬瑛、范楚玉认为，《夏小正》的经文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最迟也是春秋以前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杞人整理记录而成的。《夏小正》的内容则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为我们研究中国上古的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夏小正》的《传》则是战国时期的人作的。关于《夏小正》所反映的地域，夏纬瑛认为，经文中有明显的反映淮海地区物候的记载，表明它是淮海地区的产物。对此观点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中国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甘德和石申各写出了一部天文学著作。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石申的著作名为《天文》，都是八卷。汉朝时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刊行的，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

石申对天空中的恒星作了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甘德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中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石申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对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独到的发现。石申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为400天整，比准确数值398.88天差1.12天；他还认识到木星运动有快有慢，经常偏离黄道南北，代表了战国时代木星研究的先进水平。另外，石申还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实际数值115日误差了21日，这个误差虽大，但石氏已初步认识了水星运动的状态和见伏行程的四个阶段，说明石申已基本掌握了水星的运行规律。石申还首先发现了火星的逆行现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为410度780日，接近于实际日期。

后人把甘德和石申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在宋代就失传了，但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中还保存着一些片断，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书目中保存了它的梗概。

《甘石星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中的数据。因此，《甘石星经》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石氏星表是古代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因为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叫距度）的数据，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最早的天文学专著

《周髀算经》是我国古代十大算经之首，原名《周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公元前后），也有史家认为它出现更早，是孕于周而成于西汉。

人们常常把《周髀算经》当成一部数学专著，其实，《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著作，其中大部分的记载与天文学的计算有关。书中为讨论天文历法，而叙述一些有关的数学知识，重要的题材有勾股定理、比例测量与计算天体方位所不能避免的分数四则运算，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盖天说认为，日月星辰的出没，并非真的出没，而只是离远了就看不见，离得近了就看见它们照耀。到了《周髀算经》的写作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定量化的体系。它反映了人们认识宇宙结构的一个阶段，在描述天体的视运动方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你可能会想知道天到底有多高呢？其实，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了。在《周髀算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周公问当时的数学家商周：“天有多高？”商周想了想说：“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方法可以计算出来天有多高。”那么，什么是“勾三股四弦五”呢？你可以在纸上画一个长方形，长3厘米，宽4厘米，然后将对角用直线连接起来，这样就会出现两个直角三角形，量一量这条对角线线，一定是5厘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或“毕达哥拉斯定理”。

在《周髀算经》中，还记载了古人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计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据记载，太阳距离的求法是：先在全国各地立一批八尺长的竿子，夏至那天中午，记下各地竿影的长度，得知首都长安的是一尺六寸；距长安正南方一千里的地方，竿影是一尺五寸；距长安正北一千里则是一尺七寸。因此知道南北每隔一千里竿影长度就相差一寸。又在冬至那天测量，长安地方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周髀算经》取夏至与冬至间，竿影刚好是六尺的时候来计算，得出的答案是十万里。这十万里，就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太阳与地面距离。我们知道，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约为一亿四千九百五十万公里，《周髀算经》的记载并不准确。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段求太阳距离的运算过程却是正确的。

在《周髀算经》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的问题，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以及应用于古代“四分历”计算的分数运算和数字计算。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法

西汉初年，采用的历法是秦朝的《颛顼历》。但《颛顼历》有一定的误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渐渐觉得这种历法与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公元前104年（元封六年），汉武帝采纳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令改定历法。

公元前104年（元封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恰好是甲子日，又恰交冬至节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五月，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议造汉历，并征募民间天文学家20余人参加，其中包括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郡侯宜君、方士唐都和巴郡落下闳等人。

他们或作仪器进行实测，或进行推考计算，共提出了18种方案。对这18种改历方案，专家们进行了一番辩论、比较和实测检验，最后选定了邓平、落下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并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

这种历法叫《太初历》，是我国最早根据一定规制而颁行的历法。《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国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太初历》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问世以后，一共行用了189年。

落下闳系统

《太初历》在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周期系统，是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系统，称为“落下闳系统”。共有10个基本的周期：回归年周期；置闰周期；日食周期；干支年周期；干支日周期；木星会合周期；火星会合周期；土星会合周期；金星会合周期；水星会合周期。

时间周期的创新

《太初历》确定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使国家历史、政治上的年度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年度，协调统一起来，改变秦和汉初“以冬十月到次年九月作为一个政治年度”的历法制度；《太初历》科学地规定了“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二十四节气这一周期的变化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协调配合起来。这一规定，从汉太初年一直用到明末，应用了近两千年。二十四节气这一有关农业气象的周期系统与日月星辰运行的天文周期系统统一起来，从历法中可较准确地预先告之季节，以便安排农业生产。

空间周期的制定

“落下闳系统”包括了日月及五大行星运行的“空间恒星背景”，即“二十八宿”。中国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书经·尧典》中就写道：“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就是以日与二十八宿的恒星来判定春夏秋冬四季。

《太初历》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和数字记载的历法，展现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图象的“代数结构”，意义远非通常理解的“历法”。它比之中国古代的“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有划时代的巨大进步。

汉代天文学家数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

94年，16岁的张衡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当时南阳郡太守鲍德非常钦佩张衡的才华，邀请他出任南阳郡主簿，帮助自己办理郡政。张衡辅佐鲍德治理南阳，政绩斐然。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

118年，张衡被任命为尚书郎。第二年，升为太史令。张衡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做了14年，他的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里完成的。133年，张衡升为侍中。但不久就受到宦官的排挤和中伤，三年之后，张衡被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丞相。但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三年后，他向顺帝上书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尚书。就在这一年（139年）他与世长辞。

张衡的一生在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

发明浑天仪

浑天仪是张衡发明的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的仪器。它的外部轮廓像一个圆球，这与张衡所主张的浑天说相吻合，因此命名为浑天仪。张衡的浑天仪，主体与今天的天球仪相仿，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四节气，浑天仪上还有日、月、五星。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浑天仪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

多级刻漏的发明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但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张衡发明了多级刻漏。他先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然后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一来，刻漏计时的准确性就大大提高了。

月食的解说

在张衡之前，人们对月食产生的原因就有所认识，但并没有明晰的解释。张衡在《灵宪》中对月食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了月光。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张衡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最早测量地震的仪器

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有时候一年一次，也有一年两次。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就影响到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倒坍，还死伤了许多人畜。当时的封建帝王和一般人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有的还趁机宣传迷信、欺骗人民。但是，张衡却不信神，不信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反复试验，发明了一个测报地震的仪器，叫作“地动仪”。

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圆经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表面作金黄色，上部铸有八条金龙，分别伏在东、西、南、北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龙倒伏，龙首向下，龙嘴各衔一颗小铜球，与地上仰蹲张嘴的蟾蜍相对。地动仪空腔中央立一根铜柱，上粗下细。铜柱周围有八根横杆，称为“八道”，各与一龙头相连。铜柱是震摆装置，八道用来控制和传导铜柱运动的方向。在地动仪受到地震波冲击时，铜柱就倒向发生地震的方向，推动同一方向的横杆和龙头，使龙嘴张开，铜球下落到蟾蜍嘴中，并发出响声，以提示人们注意发生了地震及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一颗珠子放在平台上，如果将哪方稍微往下一按，珠子就向哪方滚动。又如我们点亮一支蜡烛，将它放在一张不平的桌子上，它总会向低的一方倒。地动仪就是根据这些简单的原理设计的。地动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只不过太远了人就感觉不到了，但地动仪能准确地测到。

138年2月的一天，张衡的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这就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可是，那一天洛阳一点也没有地震的迹象，也没有听说附近有哪儿发生了地震。因此，大伙儿议论纷纷，都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有人说他有意造谣生事。过了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离洛阳一千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比较高的。同时张衡对地震波的传播和方向性也有一定了解，这些成就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而欧洲直到1880年，才制成与地动仪类似的仪器，比起张衡的发明足足晚了1700多年。

划时代的历法

刘洪（约130～196），字元章，泰山郡蒙阴（今山东蒙阴县）人，东汉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刘洪自幼勤奋好学，具有渊博的知识。由于他是鲁王宗室，所以，年轻时就成为宫廷内臣，这对于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潜心研究天文历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刘洪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160年，由于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已经广为人知，刘洪被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这为刘洪后来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期间，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5种天文量。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他步入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在刘洪以前，人们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测算工作，取得过较好的数据。但刘洪发现：依据前人所使用的这两个数值推得的朔望弦晦以及节气的平均时刻，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滞后于实际的朔望等时刻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求索，刘洪大胆地提出前人所使用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给上述历法后天的现象以合理的解释。

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朔望月长度为29＋773/1457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余秒降至4秒左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5/589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660余秒降至330秒左右。刘洪大约是从考察前代交食记录与他自己对交食的实测结果入手，即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入手，先得到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的。由于刘洪是在这两个数据的精度处于长达600余年的停滞徘徊状态的背景下，提出他的新数据的，所以这不但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还含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后世研究的进展开拓道路的历史意义。

刘洪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黄白交点退行的新概念。他大约是从食年长度小于回归年长度这一人们早已熟知的事实出发，经抽象的思维而推演出这一概念。刘洪明确给出黄白交点每经1日退行1488/47分（≈0.054°，称“退分”）的具体数值。已知回归年长度（A）和食年长度（B），以及1度＝589分，那么“退分”应等于（A－B）/B×589，将有关数值代入计算，正得1488/47分。可见，刘洪当年的思路和退分值的计算正是如此。

总之，《乾象历》创新很多，比起战国至汉初普遍实行的《四分历》更精密，为“后世历法的师法”。

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

祖冲之（425～500），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祖冲之的家族对天文历法素来就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这种家学渊源是祖冲之从事科学活动极为有利的条件。祖冲之青年时，就得到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华林园乃是国家藏书讲学之所，这是他开始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步。

有一天，祖冲之在自己书房中翻阅历书：《春秋四分历》、《太初历》、《后汉四分历》、《元始历》、《元嘉历》等，对这些古人制定的历法书认真地比较，仔细地探讨。他发现五胡十国时期的北凉（316～420）的赵榧于421作的《元始历》中，第一次不用十九年七闰的旧章法，而改用六百年二百二十一闰。他不禁连连称赞：“好！大胆的尝试！”于是他又拿出了算筹，细心地计算了起来，计算结果表明：十九年七闰，闰数过多，在二百年内，就要比实际多出一天来。

“看来十九年七闰的旧章法，是非改不可！”祖冲之开始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度，光靠桌上的那几本历书行吗？不行！得靠自己去观测，用实际观测得来的数据，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但是，该从哪里入手呢？对！就从测定冬至的日期着手！

他在观测站上，立起了一个八尺高的圭表，观测日影的长度。在观测册上记下了一个又一个数据，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变化的日影。后来，他又设计了计时的漏壶。在记下日影长短的同时，记下了准确的时间。

一年、两年过去了。用竹简串起来的观测记录把本来十分宽敞的书房，堆得十分拥挤。但是还没有得出理想的结果。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艰苦的努力，祖冲之发现：由于冬至前后的影长变化不太明显，再加漏壶表示的时间不那么准确，这给冬至时刻的准确测定带来了困难。

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想出了一个新方法：不直接观测冬至那天日影的长度，而观测冬至前后二十三四天的日影长度，再取它的平均值，求出冬至发生的日期和时刻。因为离开冬至日远些，日影的变化就快些，所以这一方法提高了冬至时刻的测定的精度。

后来，祖冲之用圭表测定了回归年的长度后，又用浑仪等测角器测定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开始研究太阳一年中运动的快慢变化和测定冬至点逐年变化的数值（岁差）。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测验和计算结果，首先证实了岁差现象的存在，同时还求出冬至点每一百年向西移动1度。这是历法史上的一个创举，揭开了我国历法改革的崭新一页。

这些观测数据为祖冲创制《大明历》打下了基础。462年，《大明历》终于得以颁行，这是当时最科学的历法。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岁实取365.24281481日，与现代天文学所测结果，一年中仅有六十万分之一的误差，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卓越的贡献。

天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张子信，生卒年不详，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北魏、北齐间著名的天文学家。

526年至528年间，在华北一带曾发生过一次以鲜于修礼和葛荣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震动朝野，为了躲避这次农民起义的影响，张子信跑到了一个海岛上隐居了起来。在海岛上，他制做了一架浑仪，专心致志地测量日、月、五星的运动，探索其运动的规律。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30多年。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张子信还结合他所能得到的前人的观测成果，进行了综合的分析研究。

565年前后，张子信敏锐地发现了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五星运动不均匀性和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的现象，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它们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据后人猜测，张子信大约是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发现太阳运动不均匀现象的。其一，我们知道太阳视运动从平春分到平秋分（时经半年）所历的黄道度数，要比从平秋分到平春分（亦时经半年）所历度数少若干度，于是，前半年太阳视运动的速度自然要比后半年来得慢，即张子信所说的“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

其二，张子信发现，如果仅仅考虑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影响，所推算的交食时刻往往不够准确，还必须加上另一修正值，才能使预推结果与由观测而得实际交食时刻更好地吻合。该值的正负、大小与二十四节气有密切和稳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张子信由此升华出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结论，给予“入气差”以合理的解释。他还推算出了二十四节气“入气差”的具体数值，这是我国古代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所作的最早的明确的定量描述。

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经过长期的观测，张子信发现，依据传统的方法推算得出的五星晨见东方的时刻，往往与实际天象不相符，常有应见而不见，或不应见而见的情况发生。由进一步的考察，他确认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这种超前或滞后及其时间的长短，也与二十四节气有紧密的、稳定的关系。张子信认为，这正是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具体反映。同样，他也推算出了五星二十四节气“入气加减”的明确数值，从而实现了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初始的定量描述。

食差的发现

食差的发现，是关于交食研究的一大进展。张子信认识到对于日食而言，并不是日月合朔入食限就一定发生日食现象，入食限只是发生日食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只有当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北时，才发生日食；若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南，就不发生日食，即所谓“合朔月在日道里则日食，若在日道外，虽交不亏”（《隋书·天文志中》）。这就是张子信关于食差的发现的真实天文含义。

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一行（673～727），本名张遂，河北巨鹿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一行自幼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去元都观拜见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尹崇借了一部西汉扬雄所作的《太玄经》给他看。《太玄经》是一部文词艰涩、内容隐晦的书，一般人很难看得懂。隔了几天，一行便把这部书交还尹崇。尹崇以为一行是觉得这部书实在太玄了，看不懂，所以就赶快还书。但当一行拿出他的读书笔记请教尹崇时，尹崇惊讶不已，他对一行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并向外宣扬一行的学问，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长安。

唐玄宗时，一行受命编写新的历法。他准备开始观测天象的时候，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立刻重新设计，制造了大批天文仪器，还在世界上第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子午线长度测量工作。

制造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

在修订历法的实践中，为了测量日、月、星辰在其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其运动规律，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浑天铜仪是在汉代张衡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制造的，上面画着星宿，仪器用水力运转，每昼夜运转一周，与天象相符。还装了两个木人，一个每刻敲鼓，一个每辰敲钟，其精密程度超过了张衡的“浑天仪”。“黄道游仪”的用处，是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的座标位置。一行使用这两个仪器，有效地进行了对天文学的研究。

测量子午线

724年（开元十二年），一行修改旧历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许多，于是开始着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一行的测量工作以河南为中心，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以南，广泛收集数据，以求测出当地北极星的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时日影的长度。河南周边的那些测量点，由太史监南宫说带队测量，测量的重点是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处的数据。

这次测量跨度大，时间长，一直到两年之后，各种测量数据才陆续汇集齐。一行和南宫说立即投入了复杂的计算。他们终于算出了：北极星高度相差一度，南北间的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折合成现在的距离就是129.22千米，这正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一行测量子午线，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为后来的实地测量和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史研究者都认为，这确实是一次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活动，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制定《大衍历》

725年（开元十三年），一行开始编历。经过两年时间，写成草稿，定名为《大衍历》。《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与变化规律。自汉代以来，历代天文学家都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行采用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推算出每两个节气之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距却不同。这种算法基本符合天文实际，在天文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仅如此，一行还应用内插法中三次差来计算月行去支黄道的度数，还提出了月行黄道一周并不返回原处，要比原处退回一度多的科学结论。《大衍历》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明末的天文学家们都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并取得了好的效果。

目录

李愬破蔡之战

宋金采石之战

明金宁远之战

秦赵长平之战

韩信破赵之战

新汉昆阳之战

吴魏赤壁之战

秦晋淝水之战

宋金郾城之战

朱陈鄱阳湖之战

郑成功复台之战

晋楚城濮之战

秦楚钜鹿之战

楚汉垓下之战

袁曹官渡之战

附录　历史上的握兵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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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愬破蔡之战

唐朝大将李愬〔sù素〕在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领兵一举攻破了当时淮西重镇蔡州城，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出奇制胜的著名战例。

吴元济割据淮西

唐朝中期，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反叛朝廷的分裂战争，历史上叫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统治力量衰弱了，各地兴起了许多藩镇。他们名义上虽然是唐朝的节度使，却根本不服从唐王朝的命令，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各行其是，后来连节度使职位也代代相传，成为世袭，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王国。在他们统治的地区，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不得安宁，人们对他们的分裂割据十分厌恶和反对。唐德宗、唐顺宗和唐宪宗的时候，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以及吴元济的伯父和父亲，以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为根据地，盘踞淮西地区先后达30多年。他们时常派兵到附近州县去烧杀掠抢，闹得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唐王朝也认为这是一个心腹之患，曾经派兵征讨吴元济，但是由于任用的主将不够得力，打了一年多，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到了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十二月，朝廷又改派李愬为唐（今河南省唐河县）、随（今湖北省随县）、邓（今河南省邓县）三州节度使，组织西路部队，继续讨伐吴元济。

李暗中决策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李愬到达唐州上任。当时正是唐朝官军连吃败仗之后，士气非常低落，士兵都害怕作战。李愬为了安定军心，麻痹淮西，就故意地对出城来迎接他的人说：“皇上知道我软弱怕事，能够忍受屈辱，所以派我来抚慰你们。至于攻城打仗，并不是我的任务。”军士们听李愬说目前并不打仗，心里才安定下来。李愬亲自到军营里去看望士卒，慰问伤病员，端汤送药，不摆出大官的架子。他的这些做法，很快传到了淮西。吴元济自以为曾经打败过唐朝好几个主将，加上李愬的名望地位一向不高，于是不把李想放在心上，也不注意防御李愬的进攻。

这时候，唐朝进攻淮西的东路军在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东）一线，进展不大；南路军攻打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县），先胜后败；只有李光颜统率的北路军打了胜仗。于是，吴元济就把注意力放在北线方面，他命令淮西大将董重质率领淮西的主力部队，驻守在洄曲（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北）一线，抵挡唐朝官军的进攻。至于他的老巢蔡州，吴元济认为，唐朝官军已经有30多年没有到过这里，今后也仍然到不了这里，因此防守反而比较薄弱。针对这些情况，李愬暗中下了奇袭蔡州的决心，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李愬认为，要想拿下蔡州，必须有一支能够执行任务的部队。李愬一面抽调山南东道（今湖北省西北部、河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一带）的精锐部队，同时征募唐、邓各州胆量大、武艺好的青壮年，来扩充军队；一面上本章给皇帝，请求派兵增援他。唐宪宗从别的地方拨了步兵和骑兵共2000人给他指挥。李愬指挥的西路军的战斗力逐步地充实起来。

淮西军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他们是吴氏父子用利诱和威逼的手段组织起来的，士兵们并不甘心替割据军阀卖命，有的将士心里并不赞成分裂，还是希望唐王朝能够统一。针对这一情况，李愬采取了分化瓦解敌军和优待、重用俘虏的政策。二月间，官军巡逻队捉到淮西勇将丁士良，李愬没有杀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官职，利用他擒获了文城栅（蔡州西面的一个据点）守军参谋陈光洽，迫使文城栅守将吴秀琳率领3000人马前来归降，从而斩断了淮西的“左臂”。五月，李愬又采纳吴秀琳的建议，用计俘获了兴桥栅守将、淮西有名的骑兵将领李祐。李愬亲自给李祐松了绑，像对待客人一般地优待他。当时，李愬的节度使衙门有一支3000人的卫队，都是从山南东道抽调上来的精兵，号称“六院兵马”，李愬特意任命李祐为“六院兵马使”，来统率这支部队。李佑感激李愬对他的信任，为攻取蔡州不断地出谋献策。

李愬对俘虏和降将的家属，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和照顾。他听说有些降卒家里还有父母，就发给他们米和布，打发他们回去，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快回乡去跟家人亲属团聚吧。”投降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对待从蔡州逃来的穷苦百姓和士兵，李愬也都给以妥善的安置。因此淮西那边来投降的人接连不断，一天比一天多，敌军的力量削弱了，唐军的影响扩大了。

李愬特别重视了解淮西各方面的情况，凡是有从淮西来投降的，李愬一定要亲自向他询问敌方的底细，因此有关淮西的工事防御、兵力部署、道路远近、关山险夷等各方面的情况，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就为他制定奇袭蔡州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充分的根据。

两次外围战

唐王朝征讨淮西，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算起，到这时候已经有三年了，可还是没有多大进展，于是有的大臣主张停止用兵。宰相裴度却坚决主张继续平定淮西，还请求亲自到前线去督战。唐宪宗同意了裴度的请求，并任命裴度以宰相的身份兼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实际上行使元帅职权，统一指挥征讨淮西的军事。由于征讨淮西大军的主力是北路一线，裴度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

李愬得知裴度的任命，估计攻打蔡州的计划能够得到裴度的支持，因此对用兵更有信心了。九月里，李愬选择了一个不宜行动的“黑道凶日”（旧时迷信说法。吉利的日子叫“黄道吉日”），出敌不意地攻占了吴房外城（今河南省遂平县），杀死淮西兵1000多名。剩下的残兵退守内城，不敢出战。李愬故意命令军队后退，引诱敌军出城。敌将孙献忠果然带领500名骑兵从背后追来。官军十分惊慌，想要逃走。李愬立刻跳下马来下命令说：“敢退者斩！”李愬率领官兵跟敌人奋战，把敌将孙献忠打死，敌军又缩回城里去。将领们建议乘胜攻下吴房内城。李愬说：“这不是咱们的目的。”他没有同意，就带兵转回大营去了。

在攻打吴房大约三个月以前，李愬曾经派了一支官军去攻打朗山。淮西军进行回击，官军吃了亏。官军将士们认为这一仗本来不该吃亏的，所以很不服气。李愬却很高兴，对大家说：“这次战斗，就是不能让你们得胜，就是要让你们吃点亏呀！”将士们觉得很奇怪。李愬说：“这是计策！”

这年10月，李愬的攻蔡外围战已经按照预订计划完成，奇袭蔡州的条件已经成熟。降将李祐提出乘虚直捣蔡州城的具体作战方案，李愬认为切实可行，派人到郾城去报告了裴度。裴度也认为用兵作战非出奇谋不能取胜，于是批准了李愬的作战方案。

雪夜破蔡州

淮北的冬天来得比较早，十月中旬就已经很冷。连日来天空中浓云密布，十月十五一清早，朔风骤起，接着纷纷扬扬地下起大雪来。李愬走出营门一看，认为奇袭蔡州的时机到了。他立刻传令李祐带领突击队3000人作先锋，他自己带领3000人为中军，部将李进诚带领3000人担任后卫，自文城栅出发。部将们不知道要向哪里进军。李愬只说：“部队往东行进。”雪在不停地下着。黄昏时候，李愬部队开到离蔡州城70里的张柴村，把守卫在这里的敌军和看管烽火台的士卒全部歼灭，占领了这个村庄。李愬命令士兵稍稍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检查一下战马的鞍辔，留下500人镇守张柴村，大军继续冒雪东进。将领们越发不放心，问李愬到底向什么地方进军。李愬这才告诉他们：“到蔡州去捉拿吴元济。”将领们听了都很吃惊，可是又不敢不同意，只得服从命令，带领队伍前进。

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猛烈的北风卷着飞雪，向将士们迎面扑来，他们的脸和手早已麻木，似乎骨头都冻透了。旗帜冻裂了。战马冻得不敢嘶鸣，只能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前进。起先，队伍还能挣扎着行军，只是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士兵被冻死了。后来，不少年轻力壮的士兵也被冻死，连马匹都冻死了不少。由于风雪严寒，道路生疏，再加上夜间行军，将士们都以为是必死无疑，但是谁也不敢违抗李愬的军令。人们把心一横：“今晚上反正豁出命了，还怕什么！”这样一来，身上反而有劲了，能够坚持行军了。就这样，官军经过异常艰苦的行军，在天亮以前，终于到达蔡州城外。在靠近蔡州城边的地方，有一片养鹅养鸭的池塘，李愬命令士兵们把鹅鸭打得咕呱乱叫，用来混淆人马的声音。

自从吴氏父子割据淮西以来，唐朝官军不到蔡州城下已经有30多年了，谁也没有想到官军竟敢在大雪的夜里进袭蔡州。因此李愬的军队来到蔡州城下，没有被敌人发觉。先锋将领李祐带领少数士兵挖坎爬城，把睡得正熟的守城士卒全部杀死，只留下打更的，叫他照常打更；然后打开城门，让官军大队人马开进了蔡州城。吴元济这时候还在被窝里睡觉。有人向他报告说“官军到了！”吴元济笑道：“准是囚犯们在偷东西，天亮后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掉。”过一会儿，又有人向吴元济报告：“城已经陷落了！”吴元济说：“这一定是洄曲子弟向我来求寒衣呢！”后来他听到官军在传达号令，才慌忙起床，带领随从人员，爬上内城的城墙进行抵抗。李愬命令部队把内城团团围住。蔡州人民长期遭受吴氏父子的掠夺和压迫，十分痛恨吴元济，现在见官军已经攻破外城，包围了内城，都争着背柴担草，帮助焚烧内城的南门。门被烧毁，官军涌入。吴元济绝望了，只好在城上自请处分。李进诚用梯子把他接下来。这是十月十七日的事。第二天，李愬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城长安去，一面把胜利收复蔡州的消息派人报告给宰相裴度。

吴元济的部将董重质，还带领精锐部队10000多人镇守洄曲。李愬为了争取这部分淮西军归降，亲自到蔡州城内董重质的家中去访问，对董重质的家属进行了抚慰，并且叫董重质的儿子拿着信去劝说他父亲归顺朝廷。董重质读了李愬给他的信，单人匹马来向李愬投降。原来在吴元济控制下的申、光二州守将，听到蔡州被攻破，吴元济被俘获，也先后不战而降。淮西平定了，淮西之战到此胜利结束。十一月，唐宪宗下令把吴元济杀死在长安的独柳树下。

李愬将裴度迎入蔡州，自己领兵回到文城栅。将领们向他请教说：“当初您在朗山打了败仗，一点也不忧虑，反而高兴；在吴房打了胜仗，却不乘胜拿下这个地方；冒着大风雪，连夜急行军，孤军深入敌人巢穴，却毫不畏缩；终于一举攻克蔡州，取得胜利，这是什么道理呢？”李愬解释说：“我们故意在朗山失利，让敌人轻视我们，对我们不多加防备。如果我们拿下吴房，那里的敌人就会逃回蔡州，合力坚守；留着吴房不取，用来分散敌人的兵力，有利于我们袭破蔡州。大风大雪，天气阴晦，敌人看不清报警的烽火，无法知道我军会突然进击。孤军深入，大家懂得处境危急，每个人都会拼死力战，因此有把握取得战争胜利。”

李愬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能够麻痹敌人，利用天时。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没有说到，这就是自始至终，李愬成功地实行了优待俘虏和重用降将的政策，从而能够分化瓦解敌人，增强自己的力量，终于一战获得胜利。

淮西平定之后，许多藩镇看到唐朝朝廷有决心有实力讨伐叛乱，就不得不收敛一些，表示服从朝廷。因此往后一段时间里，唐朝政治形势有了改善，出现了相对集中统一的局面，这对人民对社会生产都是有利的。

宋金采石之战

800多年以前，在现在安徽省境内长江沿岸的采石矶，发生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水陆大战。交战的一方是南宋，另一方是金。结果人数少、实力比较弱的宋军，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金军，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完颜亮大举进攻

12世纪，我国女真族在东北兴起，建立金朝。金朝的势力不断向南扩张，于公元1127年灭亡了北宋。同年，赵构称帝，定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历史上称为南宋。南宋和金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比汉族落后，但是金的军事力量要比南宋强大，所以女真贵族一直想灭亡南宋，统治整个中国。

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金朝发生内乱，海陵王完颜亮谋杀了金熙宗，自己当了皇帝。完颜亮残忍凶狠，荒淫暴虐，野心勃勃。他上台以后，就想继续发动战争，灭亡南宋，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九月，完颜亮强迫征发各族人民，组成60万人的军队，号称百万，分兵四路南下攻宋。他的计划是东路渡过淮河，直取临安。这一路地形平坦，是金军进攻的主要路线，由完颜亮亲自统领。中路由蔡州进攻襄阳，西路由陕西凤翔进攻大散关。另一路是水军，由海上直捣临安。出兵之前，完颜亮大宴群臣，狂妄地叫嚣：最多不超过一百天，就要灭掉南宋！

完颜亮过高地估计了他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南宋军民的力量。就在他出兵南犯的前后，南宋的义军领袖魏胜和王友直，起兵收复了长期沦陷的海州（今江苏省新海连市）、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县）和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南）。各地义军的反抗斗争，有力地扰乱了金军的后方，分散了金军的兵力。在金军内部，从完颜亮出兵那天起，先后就有两万多人在半路上开了小差。更加严重的是，一部分女真贵族利用完颜亮率军南下的机会，发动政变废除了他的帝号，拥立完颜雍为新皇帝（即后来的金世宗）。可是当时走在南侵路上的完颜亮还蒙在鼓里。

再说南宋方面，正当完颜亮准备大举南进的时候，宋高宗还照常过着他那“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享乐生活，还一直幻想着同金讲和。可是金朝廷不买他的账，拒绝南宋求和使臣入境。遭到这番侮辱之后，宋高宗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颁发一道表示抵抗的诏书。

十月初，金军逼近淮河北岸，宋、金两军隔河相对，南宋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南宋当年的名将韩世忠早就死了，刘锜、吴磷也都老了，而且身患重病。担任淮西防务的都统制（高级军官）王权，是一个贪财爱色、贪生怕死的人。刘锜命他领兵迎战，他却和姬妾们相对啼哭，并且把细软家私装入官船，准备随时逃走。刘锜几次命他进驻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他都一再拖延；后来实在没法，才把军队开到离淮河前线比较远的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金军抢渡淮河，王权先后放弃庐州、和州（今安徽省和县），渡江退到采石去了。金兵跟踪追赶，不到半个月，就由淮河北岸进到长江北岸。负责淮东防务的是老将刘锜。由于淮西方面的牵制，他接到退守长江的命令，先用船把江北的百姓渡到江南，才退出淮阴、扬州，最后撤到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布置防御。

虞允文勇担重任

宋高宗听到兵败的消息，就想要解散政府官员，逃到海岛上去躲避金兵，只是由于宰相陈康伯的坚决劝阻，并且建议他下诏亲征，他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十一月，完颜亮在和州赶造战船，准备从采石渡江。朝廷任命芜湖守将李显忠接替王权的职务，抵抗金兵；并派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到芜湖去催促李显忠尽快到任，同时代表南宋政府慰劳采石的驻军。就在王权已经去职，李显忠尚未到任，敌军压境的危急时刻，虞允文挺身而出，勇敢地担起重任，指挥宋军作战，打败了金兵，立下了辉煌的战功。

虞允文本来在四川地方当民政官，后来被推荐到临安，在礼部当了一名低级郎官。虞允文对国家前途很关心。在完颜亮大举进攻的前一年，他曾经上书给皇帝，指出金一定要破坏盟约，发动进攻，请求政府早作准备。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南宋统治者的注意。同年十月，他奉命出使金朝，在馆驿中和金人比试箭法，一箭射去，正中靶心，惊动了目无南宋的金朝官员。他亲眼看到金人忙着赶造战船，运送军粮，知道金兵很快就要发动进攻，心中非常焦急。办完差事，他立即回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南宋政府，并且坚决主张打退完颜亮的进攻。因此，这次朝廷派他到采石去劳军。

虞允文来到采石，得到报告说：集结在江北的金兵有40万人，80万匹战马。他到江边巡视，望见长江北岸布满了金兵，好像就要渡江似的。采石镇上尽是江北溃退下来的南宋败兵，三五成群，解鞍卸甲，坐在道旁，秩序混乱极了。虞允文问他们：“金军马上就要渡江，你们怎么还闲呆在这里？”士兵们回答说：“我们原来都是骑兵，王将军（指王权）叫我们扔下战马逃过长江，现在没有马，我们又不会步战，只好呆在这里。”虞允文看出来，士兵们倒是有杀敌报国的勇气，只是被一味逃跑的将领弄得心灰意懒了！面对着主将空缺、士气消沉的困难局面，有人劝虞允文转移到建康去，不必在这里代人受过。虞允文回答说：“我是朝廷命官，如果退回建康，听任金军渡江，国家就很危险了。国家要保不住，我还逃到哪里去呢？今天的事情有进无退，捐躯报国正是我平生的志向！”虞允文主动担起了整治军队，组织作战的重任。

为了掌握敌情，作好战斗准备，虞允文骑马来到江边，向西北岸望去，只见金军将台高筑，营寨相连，一眼望不到边际。回来查看宋军部队，却只有王权余部18000多人，战马数百匹而已。虞允文并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他召集将士，激励他们说：“万一敌兵过江，我们就是后退也没有生路。现在长江天险还控制在我们手里，我们何不死中求活！况且国家养兵30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一战报国吗？”将士们听了，都说：“谁不愿意杀敌立功！只是没有主将。”虞允文见将士们的情绪已被鼓动起来，连忙宣布说：“朝廷已将王权撤职，另派李显忠前来负责军务。”李显忠是一员勇将，将士们听说他要来当主将，精神立刻振作起来。虞允文接着又对将士们说：“现在军情紧急，在李将军到来以前，我愿意负责车务，和大家一起杀敌报国。国家是不会亏负大家的！”经过这一番鼓动工作，将士们抗敌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虞允文和将领们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采用水、陆部队互相配合，以水战为主的战法。步兵和骑兵埋伏在长江岸边高地后面。水军船舰分成五队：选择精兵藏在海鳅船（一种用车轮激水的快速战船）内，停泊在大江中流，作为主攻部队；用两队海船组成东西两翼配合主力；另外两队隐藏在港汊中间，用作袭击敌船和后援之用。采石的宋军，经过虞允文这一番整治和调拨，由原来的散兵变成同仇敌忾的战斗部队了。

采石矶大败金兵

宋军部署刚完，金军船队乘着顺风，已在鼓噪渡江了。完颜亮手里挥动着小红旗，亲自指挥几百艘战船从杨林河口出发，想要一举渡过长江。起初，由于被南岸的高地遮住，金兵在船上看不见宋军，等到将近南岸，才发现高地后面宋军队伍严整，不禁大吃一惊。要想后退，由于风力很大，已经来不及了。不一会儿，驶在前面的70多只战船抵达南岸，部分金军登上岸来；金军其余的船队，也陆续经过江心驶了过来。虞允文正在前线组织宋军迎敌，看到敌军登陆，便拍着勇将时俊的背说：“你的胆量，天下闻名，这时候还立在阵后做什么？”时俊见虞允文亲临阵地，勇气倍增，就挥舞着双刀冲向金军。大队宋军跟着冲了上去，人人奋勇杀敌，登陆的金兵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

这时候，江面风力逐渐减弱，宋军水师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在海鳅船上踏车的都是初临战阵的民工。他们毫无惧色，十分勇敢。士兵和民工们都说：“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消灭敌人，求得生存！”宋军海鳅船冲入金军船队，同金军展开激战。海鳅船船体大，装有踏轮，速度比较快；金军的战船船体小，速度又比较慢，大部分被宋军的海鳅船撞沉了，半渡的金兵大半死在江中。完颜亮并不甘心失败。他把其余的船只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再次发动进攻。黄昏以后，有一队朱军从别处撤退下来，路过采石，虞允文叫他们打着旗，擂起鼓，从山后绕到江边。完颜亮以为是宋军援兵来到，不敢再战，慌忙命令金军船队往后撤退，舍舟登岸。虞允文命令强弩手乘胜追射，把金军杀得大败。完颜亮率领残兵败将，仍旧退回到和州。

虞允文料到，敌人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明天必将卷土重来，他和众将连夜进行战斗部署：把大部分战船开到杨林河口，封锁金军出入的水道；另派一队海船停泊在它的上游。第二天，完颜亮果然又派了大批金兵乘着船来进攻。宋军用“神臂弩”射击敌船。神臂弩是一种用扳机发射、威力强大的弓。发射的时候，先把弦张在扳机上，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弦发箭出，射的又远又准。宋军扳动神臂弩，箭如飞蝗，金军船上的士兵有的应弦而倒，有的上岸逃命，又被射死在江岸的烂泥中。停泊在杨林河口上游的宋军，乘势放火，把金军300多艘战船全部烧毁。这一仗，金军在淮西的主力，基本上被歼灭了。

瓜洲口暴君殒命

金军虽然遭到惨败，可是贪残凶暴的完颜亮并不死心。他看到军事进攻没有成功，就想用离间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宋营，信上劝王权向金投降，答应给王权以高官厚禄。这时候，宋军新任主将李显忠已经来到采石。虞允文识破了完颜亮的离间计，就用李显忠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来揭露敌人的阴谋。信中大意说：“现在我国统兵的将领已换了我李显忠，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大名吗？如果你要从瓜洲（在扬州境内，位置在运河流入长江的汇合口）渡江，我一定在那里等你，决一死战！你用不着虚声恫吓。”李显忠派了两名金军俘虏把信带到江北。完颜亮见信大怒，当即下令把军队开到瓜洲渡口，妄想从这里渡江，夺取京口。

淮东一带，原由老将刘锜担任防守。他年老多病，实际上已经不能处理繁重的工作。虞允文深恐金人乘虚而入，便自告奋勇，请求李显忠拨给他一部分军队，去支援淮东。李显忠很钦佩他，立即调拨步兵16000人和一部分水军，要他星夜开向京口。虞允文来到京口，首先去拜会老将刘锜，征求刘锜对防务的意见。刘锜在病榻上感动地说：“想不到朝廷养兵30年，竟然首先让你这样一个书生建了大功，真叫我们武将羞愧死了！”虞允文安慰了他一番，连忙会同其他将领来到防地。他看到镇江江岸的船舰太少，怕不够用。便命人把车船都改成战舰。他怕“车船”（用车轮踏水的大型战船）临时发生故障，就命令宋军车船围绕金山试航三圈，结果运转非常灵活。金军在北岸望见，都异常惊讶。完颜亮故作镇静地说：“这不过是纸船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一个金军将领指出，瓜洲江面比采石宽阔，南岸宋军早有准备，请求完颜亮不要忙着进攻，不如驻兵扬州，慢慢再说。完颜亮不但不听，反而打了他50军棍。完颜亮一再用严酷的军令叫金军渡江，命令规定：“军士逃亡的，杀死部将；部将逃亡的，杀死主将！”这样一来，越发使得军中人人自危，骚动不安。一部分金军将领秘密商议，准备率众起事，杀死完颜亮。

十一月二十七日黎明，金将完颜元宜率领将士们来到完颜亮的御营。完颜亮听到喧哗声，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宋军来劫营。他急忙披衣坐起，早有一支羽箭嗖的一声射入帐中，完颜亮拣起来一看，不觉大惊，原来是金军的箭。他正要去取弓反射，已被营外金军一阵乱箭射中了。金军将士一拥而入，见他倒在地上，四肢还在动弹，就用绳子把他勒死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终于落得了悲惨可耻的下场！

把完颜亮处死之后，金军从瓜洲向北撤退30里。完颜元宜用都督府的名义，派人持信到京口宋营议和。不久，所有在荆州、襄阳和两淮的金军，都拔营北还。金对南宋的威胁暂时得到解除，江南人民免遭金兵的蹂躏。

采石之战，宋军在虞允文的指挥下，以少击众，以弱击强，获得了全胜，扭转了当时的危急局面，维持了南宋的偏安。可惜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投降派没有抓住这一转机，乘胜北伐，收复失地。虽然这样，采石之战在南宋历史上仍然起了重大作用。虞允文的功绩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明金宁远之战

“我从25岁带兵作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什么单单一个宁远城却攻不下来呢？”后金杰出领袖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在宁远之战失败以后，向他的部将们这样问道。努尔哈赤对明朝进行过多次战争，每次都获得了胜利，可是宁远之战却以惨败告终。这是什么原因呢？

孙承宗出镇山海关

在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于公元1621年三月，又先后攻下沈阳、辽阳，占领辽河以东大小70多个城堡。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辽阳，并且继续大败明军，占领了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形成对山海关以内地区的威胁。广宁失守的消息传到都城北京，明政府一片慌乱。究竟是在山海关外抵抗后金还是退守关内？这两种主张，在大臣们中间议而不决。明熹宗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要他把辽东的危局挽救过来；还派了一个叫王在晋的去担任辽东经略，具体指挥那里的军事。王在晋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在辽东不仅不敢出战，反而想借缩短战线为名，放弃关外大片土地，退守山海关。这个意见遭到他的部下袁崇焕的激烈反对。

袁崇焕为人慷慨，很有抱负，做事有胆量，有智谋。他非常关心军事，喜欢谈兵，常常和年老的退伍官兵在一起谈论边防的事情，向他们询问塞上的山川形势。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他在兵部当了一个低级的官员——兵部主事。不久，广宁陷落，朝廷慌乱。人们正在议论纷纷，袁崇焕一个人骑着马，单独到山海关内外察看了一番。回来以后，他向朝廷详细报告了山海关的形势，并且自告奋勇，要求朝廷给他兵马钱粮，前去辽东担任防守重任。这时候，朝廷一些大臣被努尔哈赤的铁骑吓破了胆，正无计可施，便决定派袁崇焕到关外去监军。

袁崇焕认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守关外，以捍卫关内。他主张在举足轻重的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要塞，建立坚固的防线，阻止后金军南下。可是这一正确的意见，得不到主张消极防御的王在晋的支持。袁崇焕只得把他的意见，用书面报告给宰相叶尚高，并且指出王在晋消极防御的错误。叶尚高就让孙承宗亲自到山海关去察看形势，再作决定。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进行了调查、考察，对关外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他认为宁远靠山傍海，右翼的觉华岛（在今辽宁省兴城县东南面的海中，现在叫菊花岛）峙立海中，和它互成犄角，确实是个险要的地方。如果在这两处修建坚固的堡垒，就可以控制入关的通道。于是，他决定让袁崇焕、阎鸣泰两人分别担任防守宁远城和觉华岛的重任。孙承宗自己驻守在山海关，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防务，把山海关建成一座比较坚固的关城。

接着，孙承宗又倾注全力经营宁远。他先后命祖大寿、袁崇焕等修筑宁远城。按照袁崇焕的规定，宁远城墙筑成三丈二尺高，二丈四尺宽，城上射箭用的女墙高六尺。宁远城筑成以后，配置了各种火器、炮石，包括当时威力比较强大的“西洋大炮”，还专门训练了炮手。宁远成了相当坚固的军事重镇。孙承宗又派遣军队驻守锦州、松山（今辽宁省锦县南）、杏山（在锦县西南）、右屯（在锦县东）、大凌河（在锦县东），小凌河（在锦县东南）等地，作为宁远的前卫。这样就筑成了一条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锦宁防线，把东北防卫线向前推进了200多里。

高第不战自退

孙承宗和袁崇焕在辽东花了很大力气，苦心经营，才把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扭转过来。人民信任他们，拥护他们，可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却嫉妒他们，恼恨他们。魏忠贤先是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想把孙承宗拉到他们的小集团中去，可是孙承宗就是不买这个帐。魏忠贤见这一计不成，就唆使党羽上书给皇帝，说孙承宗的坏话。孙承宗在宦官们的打击下，被迫去职。

孙承宗被排挤下台，明熹宗又派高第去做辽东经略。高第是魏忠贤的党羽，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刚一上任就要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守军全部赶进关里。袁崇焕坚决反对，他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关外几个城堡已经收复，这些地方怎么能够轻易放弃呢？如果锦州、右屯一放弃，宁远和前屯（宁远西南）便要受到威胁，山海关也就失去屏障。现在只有选派得力将领去防守这些地方，不能再有别的考虑。”高第不但不听袁崇焕的忠告，还打算进一步放弃宁远和前屯两座城堡。袁崇焕坚决表示：“我的官职是宁远道，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决不离开宁远一步！”高第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率领一小部分明军留下。接着高第就匆忙的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等地的明军和守城器具，退入关内。这个撤退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事前缺乏周密的组织工作，因此在撤退途中，人马争先恐后，乱成一团，连平日屯积在各地的10多万石军粮也丢弃了。老百姓平白无故地遭受逃难流亡的痛苦，在路上死亡的很多，到处听到悲惨凄苦的哭声。百姓怨恨，军队更加没有斗志了。

努尔哈赤乘虚进攻

努尔哈赤听到明朝辽东前线换了主帅，又自动地撤了锦州、右屯一带的防务，真是满心高兴。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13万人，西渡辽河，直捣宁远。虽然宁远城中的守军只有10000多人，袁崇焕并没有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所吓倒。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等，集合城中全体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城外的居民携带防守器具，全部迁入城内，然后放火烧掉城外所有民房，使敌人到来时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掩体。袁崇焕刺血为书，激励士气，并向他们下拜，表示抗敌的决心。将士们大受感动，都表示愿意同宁远城共存亡。袁崇焕还发出紧急公文给前屯和山海关的守将，让他们把逃跑到那里的官兵一律斩首，用以惩戒那些临阵脱逃的怕死鬼。袁崇焕采取了这一系列果断措施，全城军民都决心各守岗位，严阵以待，奋勇杀敌。

二十四日，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后金军对宁远城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袁崇焕亲自指挥明军，张弓射箭，发射各种火器，狠狠打击后金军。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城上的箭和炮石就像雨点一样地发射出去，后金军被打死打伤的很多。努尔哈赤亲自督战，企图凿城而入。顽强的后金士兵，头上顶着挡箭牌，冒着箭石火器，带着攻城器械，前队倒下，后队又跟了上来，谁也不敢后退。明军虽然个个奋勇，但是城中炮石火器毕竟有限，又不可能指望高第派兵来援。在这种形势下，袁崇焕认为明军利于速战速胜。他命令炮手们对准后金军密集的地方，开炮轰击。只见炮声响处，烟火腾空而起，后金军血肉横飞，一片一片地倒了下去。这时候天色渐渐昏黑，在硝烟弥漫中，后金军的进攻暂时被打退了。

宁远之战的胜利

第二天，努尔哈赤又组织了优势兵力，命令将士们个个身披铠甲，头顶盾牌，向明军再一次发起强大攻势。双方激战了一整天，后金军用尽了各种攻城办法，明军也竭尽全力来防守。后金军的箭矢像飞蝗般地越过城墙，大队人马随着跟了上来。明军将领们急不可待，都希望袁崇焕赶快下令发炮还击。袁崇焕却很沉着，向大家轻轻摇了摇手。后金军继续向前移动。袁崇焕在女墙上注视着，等敌军蜂拥到比较近的地方，他才大声命令：“开炮！”刹时间炮声震天，只见大批后金军又纷纷倒了下去。侥幸没有被打中的，慌忙回身逃命，你冲我撞，互相践踏，队伍大乱。努尔哈赤也在激战中受了重伤。

后金军已经溃散，努尔哈赤不可能继续组织攻城，只得下令退兵。袁崇焕乘势领兵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30里，歼灭敌军10000多人，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命令后金军的残兵败将，退到距离沈阳40里的瑷阳堡，才停了下来。他自己由于遭到惨败，心情忧愤，伤势加重，发病死去。宁远之战，便以明军胜利、后金军大败而告结束。

当宁远刚被包围的时候，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认为这座城一定守不住，他们只求能够退保山海关。不料十几天以后，却传来了袁崇焕的捷报，满朝文武大臣们，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都高兴得像发了狂。

宁远之战，明朝军民是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而战，是正义的战争。明将袁崇焕以大无畏的胆略，勇敢坚定的精神，反对主将的消极退让，主张积极抗战。在战争中，他坚决依靠和组织宁远城内外的广大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同心协力，共保危城。因此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不仅保住了四面无援的孤城，而且打垮了后金军的进攻，歼灭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我国战史上以弱胜强的又一个辉煌战例。努尔哈赤勇敢善战，一向用兵谨慎，因此在战争中经常取得胜利。因为屡次获胜，也使他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只看到自己兵力方面的优势，而看不到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只看到对方兵力薄弱的一面，而看不到对方将士英勇、军民同心的有利条件，因而遭到损兵折将，自己伤重身亡的惨重失败。

秦赵长平之战

春秋而下是战国。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大国和少数小国了。这七个大国历史上叫做“战国七雄”。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租税，七个大国之间不断地进行战争。和春秋时候相比，战争的规模更大了，程度更激烈了，作战的方法也有了改变和发展。春秋时期是以车战为主。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发明了用扳机发射的远射机弩，可以在百步以外射中密集的车阵，使战车无法发挥威力，因此便逐渐由车战改变为步卒和骑兵的野战了。

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之间发生的长平之战，就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赵王贪利受地

秦国原来在现在的陕西省一带地方，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公元前4世纪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家一天天富强起来。以后，秦国经常出兵去攻打东方各国，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秦国已经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一个封建国家了。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采用范睢〔suī虽〕“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兵攻下韩国的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把韩国拦腰斩成两段。韩桓王害怕秦国进一步进攻，打算把上党郡（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献给秦国，向秦国求和。可是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另外有个计策：他主张把上党郡献给赵国，这样可以把秦国的兵锋引向赵国，以减轻泰国对韩国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借此结好赵国，韩、赵两国联合起来，就可以抵挡秦兵的进攻。于是冯亭派人到了赵国，赵孝成王认为毫不费力地得到上党郡，是没处找到的大便宜，就高兴地派人去接收。秦王一看到了嘴边的肥肉要被人抢走，当然不干，就派王龁〔hé河〕领兵攻取上党。赵军驻在上党的兵力很少，顶不住秦军的进攻，被迫撤退到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防守。

秦军进攻赵王换将

赵王听说秦军东进的消息，就派名将廉颇率领大军到长平，抵御秦军的进攻。秦强赵弱，秦军利于速决战，赵军利于持久战。廉颇根据这个特点，决定凭险固守，拒不出战，秦军挑战，他也不肯应战；他准备把秦军拖得士气疲惫，给养困难，再找秦军的弱点进攻。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廉颇在长平一直坚守了三年。可是昏庸的赵王却以为廉颇胆小怯战，屡次责备廉颇。秦王看到战争旷日持久，还攻不下长平，就采用范睢的离间计，派人携带千金重礼到邯郸去贿赂赵王左右的人，并且散布流言说：“廉颇老了，容易对付，而且他就要投降了！秦国最怕的是赵括。”赵王听了，决定召回廉颇，派赵括去代替廉颇作统帅。

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从小跟父亲读过不少兵书，学了整套兵法，对用兵打仗的道理，能够说得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第一，有时候和父亲辩论起来，赵奢也说不过他。赵奢却了解他的儿子：只会夸夸其谈，并没有真实本领。赵奢曾经对妻子说：“打仗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可是赵括却说得那样容易。今后赵国不用赵括带兵倒也罢了；如果用他做大将，断送赵军的一定是他。”可这次赵王真的要起用赵括作大将了。丞相蔺相如极力反对。他对赵王说：“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的兵书，却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这怎么能做大将呢？”（原文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不听。赵括的母亲也给赵王上书，劝他不要任命赵括做大将，免得耽误国家大事。她还当面对赵王说：“赵奢做大将，和部下相处得很融洽，得到的赏赐都分给军吏七大夫；受命以后，不问家事。现在赵括呢？刚受命就盛气凌人，会见诸侯将领，大家都不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拿回家中，购买田地房屋。他哪里比得上他父亲呢？大王千万不可让他带兵作战。”（同上书）赵王对用兵打仗一窍不通，他对赵括的母亲说：“你别管，我的主意已经定了。”

赵括挂上帅印，统领着赵国援军，浩浩荡荡来到长平，代替廉颇担任赵军主将。他一到前线，就马上改变了廉颇那一套军规命令，更换了将领，撤除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命令部队进行出击准备，企图一举打败秦军，夺回上党。

长平决战

秦王听到赵国主将已经换了赵括，心中非常高兴，认为打败赵国的好机会到了。他任命秦国名将白起为上将军，改任王龁为偏将，增派了大批攻赵部队，制定攻打赵国的作战方案。他还下令全军将士保守机密，谁也不许泄露白起担任主将的消息，以免引起赵军的注意。

白起针对赵括没有作战经验、鲁莽轻敌的弱点，决定对赵军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并进行了具体的战斗部署：第一，在长壁构成一个袋形阵地，以主力部队坚守营垒，阻止赵军的进攻；第二，把原来在第一线上的军队作为诱敌部队，命令他们受到赵军进攻就向长壁撤退，引诱赵军深入包围圈；第三，在长壁的两翼布置精兵22000人，准备出其不意地插入赵军的后方，断绝它的粮道，并协助长壁的部队，包围来进攻的赵军；第四，另外再派出骑兵5000人插入赵军营垒的中间，把赵军分割成为两部分，使赵军首尾不能相顾。

公元前260年8月，轻举妄动的赵括果然指挥赵军向秦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秦军先头部队假装败退。赵括不察虚实，就命令赵军追击。赵军追到长壁，遭到了秦军的坚强抵抗。这时候，布置在两翼的22000名秦军立即出动，插到赵军的后方，抢占西壁垒（今山西省高平县北的韩王山高地），构成了包围阵势。5000名骑兵也迅速插入，往来突袭赵军。赵军发动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只好就地构筑营垒，由进攻改为防御，等待援军到来。

秦军包围赵军的捷报传到秦国都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秦王就亲自来到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一带），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组成军队，调到长平战场，占据长平东北面的高地，切断赵括的援兵和粮运。在秦军的四面合围下，赵军增援部队无法通过，军队的给养也断了来源。到了这年9月，赵军断粮已经46天，士兵们饿得没有办法，就暗自互相杀食，情况极为严重。赵括组织了四支突围部队，一齐鸣鼓冲突，企图打开一条出路，可是一连突围了四五次，都没有成功。他在绝望之下，决定挑选一支精锐部队，全部披上厚甲，骑上战马，由他亲自率领，强行突围。不料赵括刚出现在阵前，就被秦军乱箭射死。赵军失去了主将，没人指挥，立刻陷入混乱。秦军趁机发动猛烈进攻，把赵军杀得大败。长平之战，以秦军大胜，赵军惨败告终。对40万投降的赵军，白起竟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是历史上极端残暴地杀害战俘的典型事例。

长平之战，秦军前后共歼灭赵军45万人，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这一仗不但大大地削弱了赵国，而且也镇服了东方各国，为秦国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秦胜赵败，为什么呢？从秦国方面来说，实行“远交近攻”孤立了赵国，运用反间计使赵国更换了主将，又采用了后退诱敌、分割包围等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些固然对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赵国君臣轻率任性，不自量力，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与强敌进行决战。赵括这个“纸上谈兵”的军事家惨遭失败，对一切只会说空洞的大道理而不注重实际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韩信破赵之战

戈甲从军久，风云识阵难。

今朝拜韩信，计日斩成安。

这是唐代诗人王涯作的《从军词》。戈是兵器，甲是铠甲。风云是战阵名称。古代作战，有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韩信是汉朝初年著名的大将、军事家。成安是赵将陈余，陈余曾经被封为成安君。这首诗歌颂了刘邦和韩信。刘邦在重要关头能够做到知人善任。韩信在破赵之战中，巧妙地运用了“背水阵”，出奇制胜，歼灭赵军十几万人，阵斩陈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韩信是怎样背水为阵，取得这次战争胜利的。

声东击西活捉魏王豹

汉王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的夏天，刘邦在睢水北岸被楚军杀得大败，原来归附汉军的魏王豹看到楚军势力强大，又背叛刘邦投降了项羽。魏王豹当时占据着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他向西进兵可以威胁关中的安全，向南出兵可以截断关中和荥阳的联系，造成配合楚军夹攻荥阳的形势。这对汉军来说，就好像扎在背上的芒刺一样。为了拔掉这根芒刺，刘邦派人去争取魏王豹重新站到自己这方面来，谁知魏王豹不肯答应。刘邦就在这年八月，派韩信、曹参等，率领部队去进攻魏王豹。

魏王豹听说汉军前来进攻，就任命柏直为大将，统领全军，扼守黄河东岸的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封锁黄河渡口临晋津，阻止汉军渡河。柏直还组织了一支别动部队，沿着黄河巡逻；同时还把民用船只全部赶走，不许在河内来往停泊。柏直部署完毕，很是得意，认为汉军如果要渡河，除了通过险要难攻的蒲坂要塞外，再没有别的路了。

韩信领兵来到前线，看到蒲坂形势险要，魏王豹又派有重兵把守，知道要从正面进攻很难取胜。经过一番研究，他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法。他把汉军大营隔河设置在蒲坂对岸，在军营附近插满了旌旗，并且把汉军方面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到这里来；白天叫士兵们擂鼓呐喊，夜间灯火通明，调兵遣将忙个不停。表面上，汉军好像是要从这里渡河，实际上韩信却把汉军主力偷偷地向北调动，选择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作为渡河地点。

魏军看到河对岸汉军调动频繁，真以为韩信要从蒲坂渡河了。柏直认为，蒲坂要塞这样坚固，又有重兵把守，而且黄河水流很急，不管韩信有多大本事，也无济于事，魏军只要守住这个要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此，他对黄河上游的防备，根本没有放在心里。

汉军开到夏阳以后，韩信命令士兵做了大批的小口木桶，几个木桶连成一体，上面绑上木排，倒扣在水面上，作为渡筏。这种渡筏既平稳，浮力又大。汉军乘着这些渡筏，从夏阳偷渡过去。魏军在这里根本没有设防，汉军很顺利地渡过了黄河，攻下了魏的后方重镇安邑（今山西省安邑县东北）。这时候，魏王豹慌忙领兵迎战，可他哪里是韩信的对手？没有多少天，韩信指挥汉军把魏军打得大败，最后活捉了魏王豹，把他送到驻扎在荥阳的刘邦那里。

韩信攻赵背水为阵

韩信在灭魏以后，立刻上书刘邦，请求增兵三万，去消灭赵、代这两个割据势力，以改变成皋之战中汉军的不利地位。刘邦批准了韩信的这一作战计划，拨给他步兵三万人，并且加派熟悉河北情况的张耳去协助他。

汉王二年九月，韩信大破代兵，活捉了代的相国夏说〔yuè月〕。经过灭魏、平代两大胜利，韩信收用了一大批俘虏兵，增强了汉军的力量。

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率领数万人马向东越过太行山，对赵国发动了进攻。汉军和赵军在赵国西部边界的险要隘口——井陉〔xíng行〕口相遇，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井陉口是太行山八个隘口之一，就是现在河北省井陉县东面的土门关，在井陉口的西面，有一条长约100里的狭窄驿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王歇和赵军统帅陈余集中10多万赵军，扼守井陉口。韩信的军队不过几万人，而且有一半是新招募来的，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就兵力来说，赵军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战争开始之前，赵国的谋士李左车曾经向统帅陈余提出一个作战计划。首先，他向陈余指出：“韩信在活捉魏王豹以后，出兵攻破代国，现在刘邦又派张耳协助韩信，乘胜来打赵国，汉军士气正旺盛，我们必须避开它的锋芒，不可轻敌。”接着，他又向陈余提出破敌计划说：“汉军从远道来进攻我国，粮草需要从千里以外运来，这就好比要等到樵夫打了柴后才能烧饭，士兵是吃不上饱饭的。井陉口道路狭窄，车马不能并行通过；汉军的作战部队虽然已经通过100里的隘口驿道，估计他们的运粮部队必然没有跟上来，一定还在大军的后面，请您拨给我三万人马，从小道去劫夺汉军的粮草，切断汉军的粮运，并且堵住汉军后退的道路。您率领赵军深沟高垒，据险坚守，不要同韩信进行主力决战，使他求战不能，后退无路，这样做，用不了10天，我就可以把韩信、张耳的人头献到您的帐下。否则，我们是一定要被汉军打败的。”

李左车的作战计划，是依据双方实际情况提出的，比较稳妥可靠。但是书生气十足而又骄傲轻敌的陈余，却说什么“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并且引用兵法上“十则围之，倍则战”（兵力比敌人多10倍，应当采取包围的战法；兵力比敌人多一倍，就可向敌人发动进攻）的话作为根据，来反驳李左车。他说：“汉军号称数万，其实不过几千人。他们从千里以外来进攻赵国，士兵早已疲劳不堪。对这样的弱敌，我们如果避而不打，以后再遇到强敌进攻，又该怎么办呢？这样，各路诸侯就会讥笑我们胆怯，轻易地来攻打我们。”陈余就这样断然地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军事家，他深知敌我力量相差很大，不能直冲猛打，就把大军驻扎在离井陉口很远的地方，观察形势，研究赵军的部署，寻找有利战机。他侦察到赵军统帅陈余拒绝了李左车的作战方案，心中十分高兴。同时，他了解到陈余的胃口很大，想在井陉口一口吞掉汉军。针对陈余这种盲目轻敌的心理，韩信心中形成了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他立即指挥部队开到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韩信从汉军中挑选了2000名年轻力壮的骑兵，叫他们每人手持一面红旗，等到半夜的时候，趁着天黑悄悄地从山间小道迂回到赵军大本营的侧后方，在那里埋伏下来。韩信嘱咐他们说：“明天我军就要和赵军决战了。赵军如果看到我军后退，一定会倾巢追击。你们乘赵营空虚，赶快攻进去，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换插上咱们汉军的红旗。”韩信把任务交代完了，就传令开饭。这次出征和往常不同，往常临战之前，总要饱餐一顿，这次却只给士兵们预备了少量饭菜。将士们不明白是什么缘故。韩信解释说：“大伙儿先少吃一点东西，等到天明大破赵军之后，再举行丰盛的会餐吧！”将士们知道赵军人多势众，是个劲敌，对统帅的话都不敢相信，只得勉强答应说：“是了！”大家壮着胆子出发。

2000名轻骑兵出发之后不久，韩信又派一万人马作为先锋部队，前进到井陉口附近，沿着绵蔓水摆成阵势。绵蔓水由现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北流入井陉口，当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河流。韩信知道陈余想把汉军一网打尽，不会攻打汉军的这一万先头部队。他对先头部队的将领说：“赵军已经抢先占据有利地形，筑成壁垒。我们这一万先头部队既不是主力，又没有设置大将旗鼓，陈余必然不肯先来攻打你们。因为他怕一攻打你们，我们后面的主力部队就会往回撤退。”事情果然不出韩信所料，这支先头部队并未遭到任何阻击，就顺利地开到了绵蔓水的东岸，建立起阵地。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无路可以退兵，都讥笑韩信根本不懂得兵法。

井陉大战阵斩陈余

汉军按照韩信的计划布置完毕，已经天色微明了。韩信亲自率领汉军，打着大将的旗号和仪仗，敲起战鼓，呐喊着向井陉口杀来。陈余看到汉军发起了进攻，认为消灭汉军的机会到了，立刻传令赵军出击。赵军漫山遍野，向汉军冲来，双方大战了很长时间。韩信、张耳假装战败，把旗鼓仪仗都扔掉，向绵蔓水方向后退。赵王歇和陈余看到韩信、张耳后退，误认为汉军真的打了败仗，就命令全体赵军空营而出。十几万赵军一面争着抢夺战利品，一面追赶韩信、张耳。

韩信、张耳带着汉军主力部队退到绵蔓水边，和原来背水列阵的一万汉军会合起来，重新同赵军展开激战。前面是倾巢追赶过来的敌兵，背后是水深流急的绵蔓水，在这紧要关头，汉军要么是向前拼死杀敌，要么是后退淹死水中。只见汉军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无不以一当十，拼死战斗。赵军依仗人多势众，往来冲杀了很多次，仍然攻不破汉军阵地。韩信、张耳指挥的汉军，就这样把十几万赵军牢牢地拖住在绵蔓水边。

再说埋伏在赵营背后的汉军2000名轻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立刻乘虚攻入赵营，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换上了汉军的红旗。霎时间，赵军的大本营竟变成了汉军的大本营。

赵军在绵蔓水边和汉军苦战了大半天，没有取得胜利。陈余看到士兵们往返冲杀，已经疲劳不堪，活捉韩信、张耳的美梦渐成泡影，便下令鸣金收兵。筋疲力尽的赵军乱哄哄地往回撤退，走到半路，就远远地望见大营的四周已经插满了汉军的红旗，不禁大惊失色，以为赵王已被汉军俘虏，于是抛戈弃甲，纷纷溃逃。赵将虽然杀了不少溃逃的士兵，依然不能制止赵军的溃散。占据赵营的汉军乘势杀出，韩信指挥的汉军主力部队同时反攻过来，把赵军全部彻底打垮，斩了赵军主帅陈余，俘虏了赵王歇。韩信统率的汉军获得了井陉战役的完全胜利。

战争结束，汉军将领一一呈献斩杀的敌军首级和上报俘虏敌军的数字，庆祝这次战争的胜利。将领们十分佩服韩信的指挥艺术，但是依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纷纷问道：“按照兵法，行军布阵应该是右面和背后靠山，前面和左面临水，现在将军却违反兵法规定，背水列阵，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将士们说，等天明打败赵军再一同会餐。我们当时并不相信您的话，可是您竟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韩信回答说：“背水为阵在兵法上也是有的，只是诸位没有考察罢了。兵书上不是说过，‘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之所以要背水列阵，就是按照这个道理。我知道，我在军中时间不太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威望来。况且汉军大多数是刚刚招募来的新兵，缺乏训练，战斗意志不够坚定，指挥新军作战，就好比赶着市上的人群去作战一样。因此，必须把他们安置在后退无路的‘死地’，才能使他们人自为战，拼死冲杀；如果把这些士兵配置在安全地带，有路可逃，一到战斗激烈，他们就会争着逃走，哪里还会听从指挥呢！”将领们听了韩信的解说，都异口同声地说：“您的计策太妙了，我们哪能赶得上啊！”

韩信破赵之战，在楚、汉战争中是一个重要战役。由于这次战争，使韩信的“背水阵”名传后世，韩信也从此成为一个灵活运用兵法的著名军事家。像“背水阵”这样的战法，我们今天进行正义战争一般不会采用。不过在当时当地，韩信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赵军统帅的轻敌思想，灵活运用兵法上的原则，将计就计，进行背水列阵，故意向敌人露出破绽，引诱赵军脱离有利地形空营来战，然后用奇兵袭击赵军大本营，再两面夹击，一战而胜，全歼赵军。这些都显示了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

新汉昆阳之战

文叔能读书，折节如儒生。

一战摧大敌，顿使河宇平。

上面这首诗是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为歌颂东汉光武帝刘秀写的。文叔是刘秀的字，诗的前两句是赞美刘秀发奋读书；后两句是称颂他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使天下从此安定下来。诗中所说的“一战摧大敌”，就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朝统治的昆阳之战。

新军压境刘秀突围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中，有两支最为突出，这就是威震山东的赤眉军和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受新莽政权压抑的原西汉王朝宗室刘玄、刘縯〔yǎn演〕和刘秀兄弟等，也纷纷加入到绿林军的行列。公元23年，绿林军接连击破了王莽的十几万荆州兵，又打败了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接着，绿林军首领王匡指挥汉军主力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凤率领另一支部队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给新莽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王莽在长安城里听到昆阳失守、宛城被围和严尤、陈茂战败的消息，急得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决定把所有的本钱拿出来孤注一掷。公元23年三月，王莽命令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集各地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向宛城方面压过来，妄图一下子扑灭汉军（绿林军后称汉军）。新军向洛阳集中的时候，旌旗、辎重、车辆千里不绝，一路上好不威风！王莽从各地征集懂得兵法的大师好几百人，充当军中参谋，还特意任用了一个身高一丈（大约等于现在2.3米）的长人巨无霸，防守营垒，称为垒尉。王莽听说巨无霸会驱使猛兽，就把皇宫动物园打开，放出猛虎、恶豹、犀牛、大象等野兽，让巨无霸指挥，来壮大声势，吓唬汉军。这年五月，王莽的大军在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和严尤、陈茂的残部合兵一处，像潮水一般地向昆阳涌来。新军的将领们个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以为把汉军歼灭在昆阳城下，只是弹指间的事了。

这时候，驻守在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和王莽的大军没法相比。怎样对付这一凶恶强大的敌人呢？汉军将领们有的主张放弃昆阳，以待外援。西汉皇族出身的将领刘秀主张坚决守住昆阳，再找机会反攻。刘秀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现在我们兵少粮缺，敌人兵力强大，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是可能取得胜利的；如果分散兵力，势必要被敌人各个击破，谁也不能单独保全。况且我军主力目前还没有攻下宛城，不可能来援救我们。如果昆阳被新军攻破，只要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全完了。”（原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汉军的御敌方案还没有决定，王邑已经率领新军先头部队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开来，一眼望不到头。不久，昆阳就被新军包围了起来，军情非常紧急。刘秀再一次对大家说：“一定要守住昆阳，因为这关系着义军的生死存亡。”经过反复研究，主帅王凤决定由他和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李轶等突围出去，到定陵、郾〔yǎn演〕城去调集援兵，内外夹攻王莽军。

一个夏季的夜晚，月色暗淡。刘秀、李轶率领11名精兵，骑上快马，全身披挂，手持武器，从昆阳城南门突然出击，冲破新军的层层包围，杀开了一条血路，向东南方向飞驰而去。

新军围城汉军御敌

王寻、王邑率领新军围攻昆阳城，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坚决抵抗。新军大将严尤同汉军作战吃过苦头，向王寻、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不容易一下子打下来。目前，刘玄正在围攻宛城，那里才是主战场，我们如果抽调主力部队去救援宛城，刘玄一定要逃走。宛城的汉军被我们打败，昆阳就可以不攻自破。”王寻、王邑仗着兵多将广，根本不把昆阳城的汉军放在眼里，王邑对严尤说：“我从前包围反叛朝廷的翟义，只打败了他，没能活捉他，使他逃跑后自杀了，这件事别人时常责怪我。今天，我们统领百万大军，如果连一个小小的昆阳城都攻不下来，那还有什么威风可说呢？”他还疯狂地叫喊：“我一定要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进，前歌后舞地庆祝胜利，那该多痛快呀！”

王邑、王寻拒绝了严尤的建议，决定先破昆阳，再进兵宛城。新军全部兵力42万人，把一座小小的昆阳城包围了几十层。他们在昆阳城外扎下几百座营盘，真是旌旗蔽野，尘土遮天，擂鼓呐喊的声音一直传到几十里外。王寻、王邑一面命令士兵挖掘地道攻城，一面用冲车猛烈地撞击城门。汉军顽强抵抗，新军没能把城攻破。王邑又命令士兵推出十多丈高的楼车，靠近城墙。楼车上的士兵居高临下，对着城中放箭和发射石块。新军的箭和石块像雨点般地向城里射来。城中的人不能出门行走，老百姓要到井边汲水，都得背着一块门板挡住箭石。王寻、王邑更加得意，认为攻破昆阳，是早晚之间的事，只须坐等破城的捷报，再不去留心其他事情了。

昆阳大战阵斩王寻

昆阳城的攻防战已经进行了20多天，汉军人少粮缺，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六月上旬的一天，城上的汉军往城外瞭望，忽然望见城南远处土岗的后面，扬起一片尘土，不一会，又隐约地听见一阵战鼓声和喊杀声。又过了一会，嘹望哨正式报告说：“刘秀率领的援兵到了。”最先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争相传告，喜讯很快地传遍了全城，大家心里充满着希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刘秀等人把从定陵、郾城调来的几千援军，开到昆阳城郊，在离新军四、五里的地方，列成阵势，准备接战。刘秀观察了敌军阵势，决定先发制人。他亲自指挥步兵和骑兵1000人作前锋，向敌军勇猛地冲杀过去。王寻、王邑骄傲轻敌，认为汉军人少，只调几千人来迎战。汉军奋勇进攻，一下子就杀死了许多敌军。经过这场小的战斗，刘秀发现新军士气低落，不愿作战，于是乘胜继续猛攻，又斩杀新军1000多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就在刘秀回到昆阳之前三天，王匡率领的汉军主力已经把宛城攻破，可是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也不知道。为了鼓舞汉军士气，瓦解敌军斗志，刘秀根据自己的估计，制造了一个宛城已被攻克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他还故意把另一封同样内容的信件丢失，让新军拾去传播。这一重大消息一经传出，城内汉军受到极大的鼓舞，士气更加高涨，守城的信心更强了；城外新军苦战了一个月，未得尺寸进展，这回又听说宛城已经失守，士气更加消沉了。

刘秀看到新军士气越来越低落，认为杀敌取胜的条件已经成熟。他把3000名精兵组织成敢死队，迂回到城西南，出其不意地渡过昆水，向新军的大本营发起猛烈的冲击。一时间鼓号之声响彻云霄，喊杀之声震动天地。骄傲轻敌的王寻、王邑看到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也不进行战斗部署，亲自指挥10000多人出阵迎击刘秀；并且命令其余各军不得擅自行动。汉军由于接连取得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打仗，诸将又借口王邑已经下了“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入新军阵内，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无不以一当百，如入无人之境。汉军越战越强，猛攻猛打，势不可挡。没费多少工夫，就把王寻、王邑亲自指挥的一万多新军杀得大败。刘秀率领汉军乘胜追击，在阵上杀死了王寻。

在新军开始溃败的时候，王凤指挥城里汉军乘势杀出，夹攻新军。这时候的新军由于主帅阵亡，士气一落千丈，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像山崩一样的垮下来，将士们只顾争着逃命，互相冲撞践踏，死伤的人不计其数，那些虎、豹、犀、象等野兽也早已脱缰逃走。正当新军望风溃逃的时候，天空忽然阴暗下来，接着狂风呼啸，雷电轰鸣，大雨倾盆而下，昆阳城北的滍〔zhì治〕川立刻暴涨起来。风声、雷声、雨声、水声和汉军的喊杀声汇成一片，简直要把丧魂落魄的新军淹没了。事实上，新军被大水淹死的就有一万多人，尸体堵塞了滍川，几乎使水都流不动了。王莽的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完全土崩瓦解了，王邑侥幸没被杀死，可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同严尤、陈茂等少数人骑着马，踩着新军尸体，渡过滍川，狼狈地逃回洛阳去了。

昆阳大捷以后，汉军又以风扫残云之势进攻洛阳和长安。十月间，王莽在长安被杀，新朝的罪恶统治被推翻了。

昆阳之战，是绿林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正义战争，也是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汉军以少胜多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痛恨王莽，要推翻他的残暴统治。双方军队都是由农民组成的，汉军勇猛作战，以一当十，新军不愿打仗，临阵溃逃，都是农民反对王莽统治的表现。因此可以说，昆阳之战的辉煌战果，是双方农民共同取得的。从军事指导上说，汉胜新败，一方面是由于王寻、王邑不懂兵法，盲目轻敌，主观指导错误。另一方面，汉军在强敌围攻面前，采取积极防御，坚守待援的正确方针，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不畏强敌，勇敢作战，力争胜利的革命英雄气概，再加上王凤、刘秀等人沉着应战，正确指挥，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吴魏赤壁之战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填了一首《念奴娇》的词，来缅怀赤壁之战的陈迹，抒发心中的感慨。词中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羽扇纶〔guān官，有青丝带的头巾〕巾，谈笑间，樯橹〔樯是帆船的桅杆，橹是摇船的橹〕灰飞烟灭。”这几句词的意思是说，在赤壁这个地方，周瑜和诸葛亮在谈笑之间，从容不迫地就把曹操的大批战船，烧成了灰烬。因为是文学作品，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确实也反映了赤壁之战的某些真实情况。赤壁之战是古代一次著名的战役，它的故事广泛流传。古代的诗人用它作题材，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词；戏曲家用它作题材，编成戏曲，演出于舞台；小说家用它作题材，写成有名的篇章。著名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全书124回，其中写赤壁之战的就占了八回。下面就来讲讲这次战争的故事。

争夺江陵

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在争夺中原的战争过程中，曹操实行了一些改良政策，如兴办屯田，整修水利，打击豪强势力，减轻百姓租税，选用有才能的地方官吏，整顿和改编军队等等。这样，受到战乱破坏的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曹操的实力随着不断壮大，他的雄心也更大了。他打算挥师南下，把盘踞在荆州（今湖南、湖北一带）的刘表和江东（今长江下游各省）的孙权两大势力，挨个儿消灭掉，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率领大军去攻打荆州，走到半路上，听说刘表病死，由刘表的第二个儿子刘琮〔cóng从〕继承了荆州牧的职位。九月，曹军浩浩荡荡到达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刘琮吓坏了，背着刘表的宗弟刘备，暗地里派人向曹操接洽投降。当时，刘备正驻守在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县北），对于刘琮投降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等到弄清情况，已经来不及组织力量抵抗曹军了。他只得率领部队匆匆忙忙地向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方面撤退，沿途又收容了不少刘表的部队和当地百姓，所以走得很慢。诸葛亮看到情况紧急，决定派遣大将关羽带领水军一万人，先由水路乘船退往江陵，等候在那里会师。

江陵是荆州的军事重镇，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基地。曹操怕江陵被刘备占去，就亲自率领5000名精锐骑兵，不分昼夜，紧紧追赶，一天一夜就跑了300多里路，最后在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县东）东北的长坂，赶上了刘备的队伍。曹军人多，势不可当。刘备不得不抛弃所有士兵、百姓和轻重粮草，同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个人甩掉曹军，改道向东面的汉水方面撤退。曹军一路上缴获了大批人马、物资，并且几乎没费多少力气，就占领了江陵。刘备和部下退到了汉津口，同关羽率领的水军会台，共同渡过汉水。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也领兵前来接应。于是，大家合兵一处，一同到了夏口（今湖北省汉口）；然后，又退到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县西北），驻扎下来。

曹操占领江陵以后，就打算顺流东下，乘势打败孙权。他的部下贾诩〔xǔ许〕向他建议说：应当利用荆州的丰富资源，休整部队，安抚百姓，使内部稳定下来，然后再迫使孙权投降。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贾诩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曹操由于轻易地取得了江陵，收降了刘表的部众，获得了大量军用物资，就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他主观地认为，凭着自己当时的政治优势和军事力量，是有可能迫使孙权归降的，因此没有采纳贾诩的建议，决定乘胜鲸吞江东。

酝酿联合

在曹操进兵荆州以前，孙权曾经打算夺取荆州来同曹操对抗。刘表死后，孙权的重要谋士鲁肃，建议孙权派他以吊丧为名到荆州去侦察情况，并且乘机说服刘备，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曹操。哪知鲁肃刚到江陵地界，刘琮已经投降，刘备正在从樊城往南退却。鲁肃和刘备、诸葛亮在当阳长坂坡相会。他们谈论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孙、刘两家只有联合起来，合力抵抗曹操，才能避免被各个击破。刘备决定派诸葛亮和鲁肃一同前往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去面见孙权，共同商定联合抗曹的大计。

诸葛亮是三国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见到孙权，首先针对孙权举棋不定的心理状态，对当时的形势作出透彻的分析。他说：“全国大乱，将军在江东起兵，刘豫州（指刘备，刘备曾经做过豫州刺史）在汉南收集人马，一同跟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消除了他的劲敌袁绍，平定了北方，又南下攻破荆州，声威震动天下。刘豫州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逃到这里。希望您能够根据自己的力量作出决定。如果您认为可以利用江东的人力、物力同曹操对抗，不如趁早同他断绝关系；如果您认为敌不过曹操，不如赶快解散军队，收起武器，向曹操称臣投降。现在，您表面上装作服从曹操，内心里却拿不定主意，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您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原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正好挑开了孙权的内心矛盾。孙权沉思了一会，反问诸葛亮：“照你这样说，刘豫州已经被打败，为什么还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听孙权这样一说，不禁暗自高兴，就抓住他的话锋回答说：刘豫州是当世的英雄，许多人都很仰慕他，人心归附他，就像江河流入大海一样。他已经决定同曹操对抗到底，就是不能取胜，也绝不能向曹操投降！诸葛亮这几句话，果然刺激了孙权。孙权激动地说：“我不能拿整个江东和10万甲兵，让别人来支配。我的主意已经定了！现在没有刘豫州是难以抵抗曹操的。”孙权虽然这样说了，但是他对刘备的力量有所怀疑，对曹操的兵威也有所顾虑。所以紧接着，他又问诸葛亮：“不过，刘豫州刚被曹操打败，怎么有力量来扭转这个局面呢？”

诸葛亮为了解除孙权的顾虑，坚定他的抗曹决心，进一步向他分析了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指出孙、刘联合作战，是可以打败曹操的。诸葛亮说：“刘豫州虽然刚在长坂战败，但是被冲散的战士已经陆续回来，加上关羽统率的水军，合起来还有精兵一万人。刘琦统率的江夏军队也不下一万人。曹操的兵马从北方远道而来，已经非常疲劳。听说他们为了追赶刘豫州，骑兵一天一夜要赶300多里路，现在他们的力量好比强弩之末，就连一层最薄的绸纱也穿不透了。况且北方将士，不习惯水上作战。曹操收编的荆州部队，都是被迫归附的，他们不会替曹操卖命。”最后，诸葛亮对孙权说：“您如果真能调派几员猛将，率领几万名精兵，和刘豫州同心协力，联合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失败以后，必然退回北方。这样荆州和江东的局势就可以稳定下来，三分天下的形势也就出现了。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您今天怎样决策了。”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很是高兴，立刻召集部下商讨联刘抗曹大计。

断案决策

正当孙权召集群臣会议的时候，曹操派人给孙权送来了一封信。信中用威胁的口吻说：“我奉了天子的命令进行征伐，南进以后，刘琮已经投降。现在我带领大军80万人，打算在江东地方同将军比试个高低！”曹操企图迫使孙权不战而降。孙权把这封信传给大臣们看，许多人都惊慌起来。有个叫张昭的说：“曹操挟持着皇帝，动不动就以朝廷的名义征讨四方。今天我们要抵抗他，在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说，我们可以用来抵抗曹操的，主要是长江天险。目前，曹操已经占领荆州，把缴获刘表的成千只战船和大批水军，都布置在江面上。他指挥全部水陆大军，沿江东下。实际七，长江天险他已占有了一半。在军队数量上，我军更无法同曹操相比。因此当前的上策，恐怕还是同曹操讲和为好。”对张昭的意见，大臣们和将领们有的赞成，有的不同意，一时议论纷纷。只有鲁肃坐在一旁一声不吭。孙权起身要上厕所，鲁肃跟着追了出去。孙权知道鲁肃有话要说，就在屋檐下等着他。孙权握着鲁肃的手，问道：“子敬（鲁肃的字），你有什么话要讲吗？”鲁肃爽直地说：“我认为张昭等人的意见，是要断送您的事业，绝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讲和等于投降。要说投降曹操，我鲁肃倒可以这样干，您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投降曹操，至少还能当个县令一级的小官；您如果投降曹操，将会落得怎样的结果呢？希望您能慎重考虑，及早做出决定，千万不要听信张昭他们的议论！”孙权听了鲁肃的话，不禁叹息说：“张昭等人的主张，很使我失望。你对大局的分析，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孙权虽然完全同意鲁肃的意见，不过，和战问题对江东的安危，关系太大了，使得他心中不能不左右盘算：打吧，又害怕曹操兵力强大，没有必胜把握；降吧，自己又不甘心情愿，因此一下子还是决定不下来。鲁肃看出了孙权的心思，就建议他把东吴最高将领周瑜从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召回来，共商对策。

周瑜见到孙权，立即建议召开一次大臣会议，再度深入讨论和战大计。在会上，周瑜具体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和战胜曹操的充分可能性。周瑜指出，曹操这次用兵，有四大不利：第一，北方并没有完全统一，马超和韩遂还割据着凉州（今甘肃省一带），威胁着曹操的后方；第二，曹军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水战，他们舍弃了北方军队善于骑战的特长，而跑到船上来和我们争高低，怎么能获胜；第三，目前天寒地冻，军马缺乏草料；第四，把中原地区的士兵，赶到江湖地带作战，他们不服水土，一定要生病。周瑜最后下结论说：“以上四点，都是用兵的大忌，但是曹操偏偏要冒这个风险。要想活捉曹操，今天正是个大好机会！”周瑜提出只要孙权拨给他几万名精兵，进驻夏口，他保证能够打败曹操。

听了周瑜的分析，孙权最后下定了决心，他拔出身上的佩刀，咔嚓一声，把面前的桌案砍掉了一个角，厉声说：“从今天起，有谁再敢说应当迎降曹操的，就同这张桌子一样！”联刘抗曹的大计，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为了坚定孙权的信心，解除他的顾虑，当晚，周瑜又去见孙权，对他说：“曹操在信上夸口说有水陆大军80万人，实际上，他从北方带来的人马不过十五六万，而且经过长期作战，早已疲惫不堪。新收编刘表的部队，最多也不过七八万人，这部分人对曹操怀有戒心，军心不稳。您想想看，曹操带着这样疲劳多病的军队，指挥着心怀二意的降卒，人数虽多，又有什么可怕！”（原文见《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周瑜的一席话，果然把孙权担心曹操兵多的顾虑打消了。孙权立刻选拔了三万名兵将和战船、粮草及各种军用物资，一齐交给周瑜；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让他们带领部队，会同刘备的人马，一同西上，合力抗击曹操。

献计诈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周瑜和刘备的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县西北，在长江南岸）同曹操的先头部队遭遇。曹军士兵由于不习惯水上生活，很多人得了疾病，士气很低。两军刚一接触，曹操方面就吃了一个小败仗。曹操被迫退回长江北岸，屯军乌林（今湖北省洪湖县境），同孙、刘联军隔江对峙。为了减轻船舰的颠簸，曹操命令工匠，把几艘或十几艘战船编为一组，用铁链连结起来，在上面铺上木板。这样，船身稳定多了，不但人可以在上面往来行走，甚至还可以在上面骑马。这就是所谓“连环战船”，曹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周瑜的部下黄盖是一员老将，很有军事经验。他看出“连环战船”有很大弱点，就向周瑜献计说：“‘连环战船’目标大，行动不便，我们可以用火攻来击破它。”火攻一般要借助风力。可是，当时已经进入冬季，经常刮西北风。曹军在西北方，孙、刘联军在东南方，如果在江面上放火，很容易烧着自己的船只，黄盖的火攻计划实行起来有困难。周瑜和诸葛亮根据当地的气象变化，进行了仔细研究，估计在冬至前后可能有东南风。于是，联军方面立即准备实行火攻用的战船，只等东南风一起，就立刻发动火攻。

为了骗取曹操的信任，使进行火攻的战船能够接近曹军水寨，黄盖特意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到曹操帐下。信上说：“江东六郡的兵力，是无法抗拒您的百万大军的，孙权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顺应天下大势，我愿意归降您。周瑜统领的军队人数有限，是不难一举攻破的。等到双方交锋的时候，我可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寻找机会，为您效劳。”曹操看了这封信，起初还有些怀疑，但是他想到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孙氏政权内部发生分化，黄盖前来投降，是完全有可能的。曹操的骄傲轻敌思想，使他对黄盖诈降计策深信不疑。

火烧战船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果然刮起了东南风，而且风力很大。周瑜立即命令黄盖按计划出发。黄盖带领着一支火攻船队，向曹操的水寨急速驶去。船上装满了浇了油脂的芦苇和干柴，外面围着布幔，加以伪装，船头上插着旗帜，另外，预备一些轻快的小船，系在船尾，以便放火之后换乘撤退。驶在最前头的是10艘冲锋战船。这10艘船行至江心，黄盖命令各船张起帆来，船队前进得更快，逐渐看得见曹军水寨了。这时候，黄盖命令士兵齐声喊道：“黄盖来降！”曹营中的官兵，听说黄盖来降，都走出来伸着脖子观望。黄盖的船队距离曹军水寨只有二里路了。黄盖命令“放火”！号令一下，所有的战船一齐放起火来，就像一条条火龙，直向曹军水寨冲去。东南风愈刮愈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曹军水寨全部着火，“连环战船”一时又拆不开，火不但没法扑灭，而且越烧越旺盛，一直烧到江岸上。只见烈焰腾空，火光冲天，江面上和江岸上的曹军营寨，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曹军士兵被烧死的，被淹死的，不计其数。周瑜在南岸望见火起，知道黄盖已经得手，立刻指挥快速战船，向曹军全力猛攻。这一仗，孙、刘联军把曹操的大部人马歼灭了，把曹军所有的战船都烧毁了。

在烟火弥漫中，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向华容（今湖北省监利县西北）小道撤退。不料中途又遇上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简直没法通过。曹操命令所有老弱残兵，找来树枝杂草，铺在烂泥路上，骑兵才勉强地走了过去。可是那些老弱残兵，被人马撞倒，受到践踏，又死伤了不少。刘备、周瑜的军队水陆并进，把曹操一直追赶到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境内）。经过这次大战，曹操元气大伤，兵员损失了一大半。他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防守江陵和襄阳，自己率领残部退回北方去了。

赤壁之战是奠定三国鼎立局面的决定性战役。曹操经过这次挫败，势力局限在北部中国，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战后，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巩固了；刘备乘机占有荆州，后来又向西发展，占领了益州（今四川省）。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第二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蜀汉。八年以后，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很会用兵，打起仗来，一向胜多败少。可是赤壁一战，却输得这样惨，这是什么缘故呢？

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连年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割据势力，实力越来越强大。在这种顺利情况下，他对自己军队的力量，对自己用兵的长处，都估计过高；对自己军队的弱点，对自己用兵的短处，对孙、刘联军的勇气和力量，都估计过低。这种骄傲轻敌的思想，是曹操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作战部署上，曹操不能因时因地制宜，而是以己之短去攻击对方之长，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等于伸着脖子让人打耳光。这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孙、刘联军方面，由于周瑜、诸葛亮等人能够正确分析形势，确定了联合作战、共同对敌的方针；在军事指导上，充分估计了联军的勇气，看清了曹军的弱点，能够以己之长去攻击对方之短，从而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我国古代战史上写下了千古传颂的光辉篇章。

秦晋淝水之战

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表现得极度的怀疑、惊慌和害怕，人们往往用“草木皆兵”来加以形容。“草木皆兵”这句成语，是从秦晋淝水之战的故事里产生出来的。那么，淝水之战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它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太极殿会议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灭亡。第二年，西晋的皇族司马睿〔ruì瑞〕在江南重新建立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历史上叫做东晋。当东晋偏安在南方的时候，西北边疆的许多少数民族，乘机进入黄河流域，主要的有匈奴、鲜卑、羯〔jié杰〕、氐、羌五个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贵族统治者互相厮杀，连年混战，在1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过大大小小十几个政权，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叫做“十六国”。

在分裂混乱中，到了公元4世纪中期，一个由氐族人建立的国家——前秦强大起来了。公元357年，苻〔fú伏〕坚做了前秦的皇帝。他任用汉族人王猛做谋主，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经营，先后灭掉了鲜卑人建立的强大的前燕和雁门关外的代国、汉人张氏在甘肃地区建立的前凉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成为当时北方各国中疆域最大的一个国家。这样一来，以淮河为界，形成了前秦和东晋南北对峙的局面，秦、晋的矛盾尖锐起来了。

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十月的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长安城中前秦的文武大臣们，齐集在皇宫太极殿的门前，等候秦王苻坚临朝，召开御前会议。

苻坚威严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开口说道：“我继承王位到现在将近30年了，四面八方大体上已经平定下来了，只有那个晋国还盘踞在东南一个角落里，不肯投降，实在令人可气！现在我手中有97万雄兵，我打算亲自率兵前去伐晋，你们看行不行？”大臣中除了有一个名叫朱肜〔róng荣〕的人谄媚附和苻坚的意思外，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攻打东晋没有胜利的把握。大臣权翼说：“陛下，现在晋国虽然软弱，但是内部还没有涣散，国君并非罪恶昭彰；何况他们的大臣谢安、桓冲都是江南人杰，很有些办法。依臣看来，灭晋之事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大臣石越也说：“晋国不仅上下一致，而且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又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看来不可轻视啊！”

苻坚听到权翼和石越都反对自己用兵，心里很不高兴，他板着面孔，非常自信地说：“我的人马这么多，只要一声令下，大家都把马鞭子丢到长江里，就可以把长江的流水给堵住。长江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开了很久，群臣先后发言，几乎所有的大臣都站在权翼和石越这一边，坚决反对出兵攻打东晋。苻坚很生气，叫大臣们退班，只把自己的弟弟苻融留下来，对他说：“自古以来，国家大事都是由一两个人来决定，刚才在朝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乱嚷了一阵，徒然扰乱人的心思，得不出结果来，还是你给我出出主意吧！”苻融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没有吭声；苻坚再一次逼问他，他才说：“依我看来，目前攻晋有三大困难：首先，北方的许多人心里还向着晋国，目前出兵时机不利；其次，晋国内部还团结，没有任何可乘的机会；再有，我军连年征战，士兵十分疲劳，他们都有怨言。所以今天会上大家反对出兵，是有道理的，希望陛下采纳他们的意见。”接着苻融又进一步指出：“目前，鲜卑人、羌人、羯人布满了京城附近，他们都和我国有深仇。如果陛下率军南征，只留下太子和一些老弱士兵看守京城，我真担心他们会起来叛乱，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还望陛下三思而行！”

苻坚没有料到苻融也反对自己出兵攻晋，他站起身来，怒冲冲地说：“哼！连你也说出这样的话来，还叫我同谁去商量呢？现在我有强兵百万，物资和兵器堆积如山，凭着这些，还怕灭亡不了晋朝？！我决不容许晋朝在江南长期地威胁着我，攻晋的主意我是打定了！”苻融再三劝苻坚不要用兵，苻坚却一句也听不进去。这样，苻坚终于轻率地决定了发动进攻东晋的战争。

前秦发兵攻晋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七月，苻坚颁布了进攻东晋的命令。命令规定：老百姓每10个男子中要抽出一个人去当兵；凡是贵族家的子弟，年龄在20岁以下而又有武艺的，都封他们作羽林郎，编进禁卫部队，跟着军队去打仗；各州的公私马匹，一律征调作军马。前秦的各地官吏接到这个命令，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到处抓人抢马，并且借机会向老百姓敲诈勒索，逼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年八月，苻坚征集的各州兵马，共计有步兵60多万，骑兵27万，羽林军3万，号称百万大军。苻坚任命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和鲜卑贵族慕容垂一起，率领25万步骑兵为先锋部队，从长安出发。他还任命一个羌族的将军姚苌〔cháng常〕为龙骧〔xiāng相〕将军，率领四川的部队，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苻坚亲自率领主力大军从长安出发，一路上人喊马嘶，旌旗遮天，大道上挤满了前秦的军队，连同车辆、马匹、粮草、辎重，前前后后足有几百里长。被强迫征来的士兵只惦记着自己家里的事，不愿意替苻坚打仗。有一部分将士一路上抢掠老百姓的财物，闹得城乡鸡犬不宁。前秦的军队虽然多，但是纪律很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

九月，苻坚率领主力军攻下了东晋的项城（今河南省项城县），在这里驻扎下来。苻融的先锋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行军，已经到了淮河北岸的颍口（今安徽省颍上县东南的正阳镇），并且向淝水（淮河的支流，在今安徽省寿阳县境内）西岸的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展开了进攻。

谢安决策

前秦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建康，晋孝武帝和许多文武官员非常恐慌。东晋的广大人民害怕遭受氐族贵族的残暴统治，坚决要求抵抗。东晋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偏安政权和自己的利益，又考虑到西晋由于不抵抗而亡国，也感到除了抵抗以外再无出路。在宰相谢安主持下，东晋政府决定发兵抵抗前秦的进攻。

谢安，字安石，是一位有丰富统治经验和远大政治眼光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的祖上原先是北方的地主，以后全家迁到了江南。谢安年轻的时候，朝廷召他出来作官，他不肯，后来他在会稽东山（今浙江省上虞县西南的东山）隐居起来。公元373年，谢安终于应召出山，被朝廷任命为宰相，执掌朝政。他上台以后，和当时东晋政府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车骑将军桓冲密切合作，并起用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才，让他们能够为国家出力。在军事上，任命谢石、谢玄等人为将领，加强对前秦的防御。所以在淝水之战以前，东晋统治阶级内部比较稳定和团结，社会比较安定，政权比较巩固，军事上也是有准备的。

这次前秦大军压境，谢安被孝武帝任命为战时最高统帅征讨大都督。谢安首先下令把淮河以北的老百姓迁到淮南，实行坚壁清野，防止前秦掠夺东晋的劳动力，同时用以补充自己的兵源。

在军事上，谢安认为淮河一线是苻坚进攻的主要方面，所以首先必须派重兵在这一线布防。他推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代理征讨大都督的职务，指挥全军；选派优秀的将领谢玄做前锋都督，连同青年将领谢琰和桓伊等一起，率领80000名精锐的“北府兵”去迎击秦军。另外，谢安又派了将军胡彬，率领5000名水军去增援寿阳。

谢玄在率领北府兵出发之前，去见谢安，问他怎样才能打败秦军。谢安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朝廷已经作好了安排，你只管去好了。”说完就不再开口了。谢玄有些纳闷，可是又不敢再问，就托一个叫张玄的同事再去请示谢安。谢安不但没有作答，反而和张玄一道乘车到山中别墅游玩去了。谢安邀张玄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明，往日下棋，总是张玄赢，谢安输；可是今天张玄老担忧着前方的军事，结果没有获胜，下成了和棋。谢安在山中整整游玩了一天，直到深夜才回家。

大敌当前，谢安就是这样的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并且充满胜利的信心。看到宰相这样，满朝文臣武将的心也镇定下来了。

洛涧战役

苻坚依仗着雄厚的兵力，不等各路人马到齐，就命令苻融向晋军发动猛烈进攻。十月，苻融把寿阳城攻破了。胡彬率领水军还没有到达寿阳，在半路上听到这一消息，被迫把部队退到一边是河水、一面是高山的硖石（今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在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扎下营来，专等谢石大军的到来。苻融占领了寿阳以后，一面派兵围攻硖石，一面派梁成率领50000军队控制了洛涧（即洛水注入淮水的地方，在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南），阻止从东面来救援胡彬的晋军。谢石命令晋军在离洛涧25里的地方，驻扎下来。

谢石的大军不能前进，被围困在硖石的胡彬水军就孤立了，眼看军粮就要吃光，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迷惑敌人，胡彬命令士兵们拿着簸箕，天天在河岸上扬簸沙土，使远处的秦军看见，好像是在簸米，表示自己的军粮还很充足。同时他给谢石写了一封告急信，说：“现在敌军势力很大，这里的军粮已经吃完，情况十分紧急，恐怕再不能和大军相见了。”他把密信交给一个亲兵，叫他乘夜突围出去，送给谢石。不料这个亲兵在途中被秦军捉住，告急的密信也给秦军搜去了。苻融得到这个情报，立即派人连夜到项城去报告苻坚，说：“现在晋军人少粮尽，正是打败他们的好机会，应该马上发动进攻，不能让他们跑了！”

狂妄自大的苻坚正在为攻占项城沾沾自喜，听到苻融的密报，更是心花怒放。当天晚上，苻坚把大军留在项城，只悄悄地挑选了8000名轻骑兵，亲自带领，不分昼夜地赶往寿阳，想要出其不意地捉住谢石，一举灭亡东晋。他离开项城的时候，还对项城的将士们下了严厉的命令：“谁敢泄露我去寿阳的消息，我要把他的舌头连根拔掉！”

苻坚来到寿阳，和苻融经过一番计议，认为有可能使东晋不战而降，决定派朱序到晋军去劝降。朱序本是汉人，曾做过东晋的梁州刺使，在襄阳守卫战中战败被俘，他“身在秦营心在晋”，仍存报国之心。朱序来到晋营不但没有劝降，反而把他所知道的秦军的一切情况，都秘密地告诉了谢石、谢玄，并向两位将军提出破敌的建议。他说：“苻坚这次拼凑了全国兵力，共有90多万人。如果这些军队一齐到来，的确很难对付。但是目前秦军大部分人马还在行军途中，凉州的兵刚刚赶到成阳；秦军在前线的兵力并不怎么雄厚。晋军如果要发动进攻，现在正是大好机会。你们只要派一支精兵打败秦军的前锋，挫伤它的锐气，秦军就会全线崩溃。”朱序说完，就匆匆赶回寿阳去了。

起先，谢石以为苻坚的主力大军都已经来到寿阳，本想采取守势，疲劳秦军；后来和谢玄、谢琰等仔细研究了朱序的密报，决定乘苻坚的主力还没有到来，首先消灭梁成的部队，扫除前进障碍，解救硖石之围。于是，他派勇将刘牢之率领5000名北府兵，去袭击驻扎在洛涧的梁成部队。

刘牢之接到命令，就在当天夜里，带领5000名北府兵，借着星光，向洛涧出发。听说要向秦军发动攻击，北府兵人人摩拳擦掌，战斗情绪异常高昂。晋军来到离洛水10里路的地方，刘牢之接到前哨的报告说：梁成的部队，在洛水对岸扎下了营寨，黑压压的一大片，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好像已经进入梦乡了。刘牢之立即向部队下了急行军的命令。北府兵5000人马涉水而过，像猛虎下山一样，勇猛地冲破了秦军的前沿阵地，呐喊着杀进了敌人的大营。正在酣睡的秦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明情况，许多人就被晋军杀死了。梁成从梦中惊醒，听到帐外的厮杀声，吓呆了。他慌慌张张地爬起来，披上铠甲，翻身上马，正想抵抗，只见刘牢之一马当先，手执长枪，直向梁成的营帐冲来，正好和梁成相遇。两人大战了十几个回合，梁成胆怯手软，渐渐招架不住，被刘牢之一枪刺于马下。

秦军失去主将，更加无心抵抗，纷纷向后逃跑。晋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淮河边上。刘牢之马上分兵截断秦兵退路。秦兵被追得走投无路，抢着跳进淮水里逃命，许多人都淹死在水里了。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秦军死伤达15000人，洛涧被刘牢之的北府兵收复了，前秦在淮河的封锁线被打破了。

谢石、谢玄听到洛涧大捷的消息，一面命令刘牢之继续沿淮河西进，解救硖石之围；一面亲自指挥各路兵马，乘胜进到淝水东岸，驻扎下来，和对岸苻坚的秦军隔河相望。在胜利的消息鼓舞下，晋军士气更加高涨。一场激烈的决战即将到来。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苻坚听到梁成被杀和洛涧失守的消息，又接到晋军大队人马开到淝水东岸的报告，开始觉得情况有点不妙。他急忙和苻融登上寿阳城楼，观察对岸晋军的动静。他向东望去，只见晋军阵容严整，旗号鲜明，一座座营帐整齐地排列在淝水河畔。八公山的脚下，不时传来一阵阵的操练声。苻坚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一阵北风呼啸掠过，苻坚顶着风向北远远望去，恍惚之间，只见八公山上，漫山遍野都是晋军。他感到十分意外，对苻融说：“你看，晋军这么多人马，明明是强敌，怎么能说他们是弱军呢？”其实，八公山上哪里有什么晋军呢！是北风把山上的草木刮得起伏摇摆。苻坚因为有点心虚，加上错觉，误以为是晋军在那里跳跃奔跑哩。后来，人们常常把过分的紧张害怕，比作“草木皆兵”。

苻坚不敢再那么看轻晋军了。他走下城来，传下军令，要将士们严密防守淝水防线，没有得到命令，谁也不许渡水出击。

秦兵沿河岸层层布阵，晋军要想渡河，困难很大。秦军虽然在洛涧吃了败仗，锐气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人数仍然比晋军多好几倍。谢石和谢玄认为：晋军现在只要能够抓紧时间，争取主动，进行速决战，就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要不然，如果苻坚的人马全部到齐，胜负就很难预料了。他们进一步制定了引诱秦军进行速决战，并且力争一举击溃秦军的作战计划。

谢玄派了一名使者到寿阳去，对苻融说：“将军领兵深入我国国境，却在淝水列阵不动，这是要作持久的打算，哪里是要同我们展开决战呢？你们如果能把阵地稍稍向后移动一点。腾出一块空地来作为战场，让我们的军队渡过淝水，双方决一胜负，这不是很好吗？”苻融把晋使的要求，立刻报告给苻坚。

苻坚心想：晋军虽然在洛涧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力量毕竟有限，难道我还怕和他们决战吗？如果不答应晋军的要求，倒显得自己胆怯了。于是他召集部下的将领来商议这件事。将领们都说：“我军人多，晋军人少，不如扼守住淝水防线，不让他们上岸来，然后再找机会消灭他们，这才是万全之策！”但是苻坚另有一番盘算，他想将计就计，等晋军渡到淝水中间的时候，出动奇兵，采取突然袭击，一举歼灭晋军，所以他不采纳将领们的意见。他叫苻融通知晋使，同意把部队后移，还约定好时间，让谢玄领兵渡水决战。

淝水大战

晋军得到对方的回信，立刻紧急行动起来。谢玄率领80000晋军，在淝水的东岸排好了阵势，前面是骑兵，后面是步兵，军容十分整齐。

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苻坚坐着装饰着云母的华丽战车，由几员战将簇拥着出了寿阳城。苻融和大将张蚝〔háo豪〕都披上了铠甲，骑着马到了阵前。苻坚向对岸看了一下，就叫苻融传下将令，命令全军后退，以便腾出战场，让晋军渡过河来决战。秦军大部分是被苻坚强迫征调来的，其中有汉人，也有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他们厌恶战争，更不愿意替氐族贵族卖命。他们一听到苻融下令全军向后移动，就马上乘机奔逃，你推我挤，争先恐后，不可阻挡。这时候，朱序在阵后大喊：“秦兵败啦！秦兵败啦！”士兵们一听，两条腿跑得更快，整个秦军队伍溃散了。秦将想用杀人的办法制止士兵逃跑，可是哪里制止得住？就连他们自己也被人流拥着向后溃退。就在这个时候，谢玄马上同谢琰、桓伊等将领率领8000名骑兵，跳进淝水，后面的大队晋军也紧紧跟了上来，一起奋勇渡河，排山倒海地冲上岸去。苻坚看到形势不妙，叫苻融赶快命令秦军停止后退，掉转身来迎击晋军。可是正在溃退的秦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根本没法阻挡。

谢玄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指挥晋军在后面紧紧追击。秦军主将苻融还想亲自压压阵，制止秦兵继续溃退。不想一支乱军冲过来，把他的坐骑冲倒，苻融从马上摔了下来，晋军士兵一阵乱刀把他砍死了。秦军失去了主将，更加混乱，人马自相践踏而死的，被晋军杀死的，不知有多少。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那些侥幸保住了性命的秦军将士，失魂落魄地向寿阳的西北方向逃命。他们怕晋军追赶，不敢走大路，只能在长满了荒草的小路上乱跑。晚上不敢上老百姓的屋里去住，只能露宿在野外。沿途的老百姓也纷纷拿起武器来打击秦军的残兵败将。秦兵更加害怕了，谁也不敢回头看看到底有没有晋军追赶他们，甚至听到风吹的声音和鹤叫的声音（风声鹤唳〔ｌì历〕），都认为是追兵到了。这时候正是十一月，天气严寒，这些逃出来的秦兵又冻又饿，最后竟死亡了十之七八。

再说骄傲狂妄的苻坚在寿阳城外看到前线这样大败，吓得丧魂落魄，慌忙跳下云母车，跨上一匹战马，混在乱军中慌慌张张地逃命。苻坚还没有跑出多远，他的肩膀就中了一箭，鲜血直流。他狼狈奔逃，侥幸过了淮河，这时候跟随他的只有几个人了。苻坚在淮北收拾残部，才聚集了1000多骑兵。他的部下只有鲜卑贵族慕容垂的30000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就带了1000多名骑兵到了慕容垂那里，一起往洛阳撤退。苻坚沿路又收集了一些溃兵，回到洛阳的时候，只剩下十几万人了。苻坚很是伤心，对他那个最宠爱的妃子说：“这次败得这样惨，我还有什么面目统治天下啊！”

淝水大战的胜利捷报，飞快地传到了建康。这天宰相谢安正在家里和朋友下棋。他看完了谢石送来的战报，知道秦军已经被打败，随手把它放在床上，照旧下棋，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那个朋友忍耐不住，问谢安：“战场上的情况怎样了？”谢安这才从容回答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苻坚打败了。”那个朋友听了，把棋盘一推，连忙跑出去向同僚们报告喜讯去了。过一会儿，谢安起身回到内宅去，这时候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心情，当他跨过门槛的时候，竟把脚上穿的木屐的齿碰断了，可他自己还不知道。

淝水之战是东晋和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前秦从大举进攻到淝水决战，前后只有四个月的光景，就全线崩溃了。经过这一战，东晋相对稳定的局面得到了巩固，江南的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由于苻坚的失败，前秦政权随之瓦解了，以前被苻坚灭亡的许多国家纷纷复国，本来没有建立国家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纷纷立国，北方再度陷入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这次战争中，前秦军队90多万，东晋军队只有八万，战争的结果，却是晋胜秦败。这里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苻坚所发动的战争是为了无限度地扩大他的统治范围、掠夺江南物产的非正义战争；东晋为了保卫国土，保卫家乡，反对掠夺和蹂躏而战，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前秦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优势，但是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厌战，貌似强大，实际虚弱，当时并不具备统一南北的条件；东晋虽然经济不雄厚，军力也比较弱，但是内部比较团结，后方比较安定，人民积极支持，经过主观努力，终于能够打败强敌，取得辉煌的胜利。

东晋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东晋的广大士兵和人民；而宰相谢安能够镇静地进行决策和部署，谢玄等将领能够根据敌我实际情况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苻坚骄傲轻敌，不顾客观形势，不听正确意见，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结果造成了秦军的惨败。

宋金郾城之战

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秋，岳飞在河南郾城安营下寨与金军统帅兀术对垒，大破金人的铁甲骑兵，打得金兀术抱头鼠窜，逃回汴京。金兀术伤心地说：“我自海上起兵，取胜全靠铁浮图和拐子马，现在可完了！”这次战争讲的就是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为收复河山，在郾城与金军交锋取得大捷的故事。

金人毁约南侵

公元1127年，金军掳走北宋皇帝宋徽宗和他的儿子宋钦宗，北宋结束了。就在这一年，宋朝的一些文武官员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把钦宗的弟弟赵构立为皇帝，他就是宋高宗。宋朝又重建起来了，历史上称为南宋。宋高宗害怕金人，不敢抵抗，他一直向南逃跑，最后，在杭州建立国都，改称临安。从此，南宋小朝廷一直在那里过着苟且偷安的日子，把中原的人民置之脑后。

宋高宗为了保住皇位，不惜向金朝屈辱求和，特意任命被金放回来的俘虏秦桧做宰相，主持和议。赵构、秦桧怕得罪金朝，常常压制抗金将领。有一次，岳飞在前线打了大胜仗，赵构急令他停止追击。岳飞悲愤满腔，“仰天长啸”写了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满江红》词，感叹他“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表示决心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从头收拾旧山河”。不久，金朝派使臣到临安“议和”，要赵构跪拜着接受金帝的“诏谕”。抗战派的文武官员都看出，秦桧的“议和”，就是要南宋投降。有人上书，要求斩秦桧的头，挂到街上示众。岳飞也上书高宗，指责秦桧说：“相臣谋国不当，恐怕要让后世讥笑。”（《宋史·岳飞传》）后来，秦桧还是代表赵构，跪拜着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金签订和议：宋朝对金称臣，每年贡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允诺把河南、陕西还给宋朝。这是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的事。

金国统治集团的所谓议和本来就是权宜之计。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秋，金国内部发生政变，完颜兀术（宗弼）上台执政，反对把河南、陕西还给宋朝，推翻了同年正月两国签订的议和。转年五月，金兵分四路向南宋大举进攻，战线东起淮河，西迄陕西。兀术自任都元帅亲自率领金军主力10余万人进攻开封。长安和洛阳相继被金军攻陷。兀术率领主力攻入东京开封，紧接着又攻占了南京商丘，并乘胜继续向淮西进攻。

这时，宋高宗正在庆贺和议成功，大肆封官进爵，对金军的进攻毫无戒备。因此，金军进攻初期气势汹汹，但不久即遭到岳飞、刘锜、韩世忠等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从而遏制了金军的进攻。其中以岳飞在郾城（今河南郾城）的反击战最为出色。

宋军郾城大捷

金兀术撕毁和议，准备大举南侵的消息传到南宋，宋高宗有些恐慌了。他连忙传令岳飞等将领严加防御。宋高宗任命岳飞兼任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由荆襄北进，负责措置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陈（今河南淮阳）、许（今河南许昌）诸州军事。岳飞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大军北进。

在大举反攻之前，岳飞一面派部将牛皋、张宪等人，分路收复河南各地；一面又遣义军首领梁兴等人重返太行山区，联合其他义军在敌后展开活动，以策应北上的军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宋军先后收复了颍昌（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等地。岳飞亲领轻骑，屯驻郾城，指挥全局。

中原是宋、金必争之地，谁控制中原，谁就可以从中央突破对方的战线，造成对敌分割的有利战略态势。因此岳飞率军挺进中原，使驻扎于东京的金将兀术感到惊惶失措。他急忙召集诸将商量对策。兀术认为南宋各路兵马都容易对付，惟独岳飞这支军队“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岳珂《金佗粹编》卷八），因而决定引诱岳飞的军队，孤军突进至开封的外围，然后集中主力给对方一个有力的打击。岳飞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便将计就计，每天派出一军向敌人挑衅。兀术以为岳飞中计，便亲自率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等军直趋郾城，准备和岳飞军决战。

岳飞首先命令他的儿子岳云率领“背嵬军”（侍卫亲军，“背嵬”即盾牌），直贯敌阵，给敌军一个沉重的回击。出兵前，岳飞严厉地对岳云说：“你这次必须获得胜利，然后才能让你回来，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首先要把你斩首！”岳云听了父亲的嘱咐，格外小心，和敌人作战，勇敢异常，仅数十回合，就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获马数万匹。

这次金军南犯，兀术亲自率领精锐的“铁浮图”和“拐子马”15000余骑，准备以此抄袭岳家军的大本营，进而消灭岳家军的主力。“铁浮图”是兀术的特种骑兵，人马都披上厚重的铠甲，以三骑为一队，作为正面冲锋队。每向前进，就用障碍物堵塞后路，只许进，不许退。“拐子马”指的是左、右翼骑兵，作战时，配合“铁浮图”从两面包抄。这种骑兵队伍都是由女真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像围墙铁幕一般，很难对付。岳飞认为“铁浮图”和“拐子马”虽然厉害，但还是可以利用它的弱点，找出对付的办法来。他发现“铁浮图”的马腿安不上铁甲，只要马腿被砍断，骑在马身上的士兵就要跌下。因此，他机智地指挥将士手持马扎刀、长斧和敌人对阵。宋军上砍敌兵，下砍马腿，金兵马倒人也跟着倒，人马大乱。岳飞提枪跃马，亲临战阵。他在敌阵中左右开弓，往来冲杀，将士们见了，勇气倍增。岳飞的心爱部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左冲右突，锐不可当，差一点把金兀术活捉住。这次大战，从申时（下午四时左右）打到黄昏，金军有的被宋军杀死，有的被马踏成烂泥，死尸布满原野。金兀术合围宋军的阴谋破产了。兀术看到自己的精锐铁甲骑兵被宋军歼灭，十分悲痛。过了两日，又增兵于郾城北的五里店，准备再战。岳飞手下一个叫王刚（亦作纲）的部将，带领50名骑兵去侦察敌情，勇敢地突入敌阵，斩杀敌人的中下级军官数名。岳飞乘机率轻骑出击，大队人马随后，从左右两面射击敌军，再一次打败兀术军。经过三天的激战，金军遭到沉重打击，岳家军取得了郾城之战的伟大胜利。

临颍再挫金军

兀术打了败仗，更加气愤，于是又集中了号称12万人的兵力，进到临颍（今河南临颍）。岳飞派兵迎击，部将杨再兴带领300名骑兵担任先锋。小商桥（在临颍南25里）一战，杀死金兵2000多人，可惜寡不敌众，杨再兴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次日两军交锋两次，敌军大败逃去。岳飞估计金兵一定要回军攻打颍昌，便命岳云带领骑兵急速增援驻守颍昌的王贵。岳云来到颍昌，兀术果然亲自率兵来攻。岳云和王贵合力攻杀，城内守军便把预备兵力投入战斗，岳家军斗志愈加旺盛。岳军以骑兵800担任正面冲锋，步军列置左、右两翼，来对付金军的骑兵。双方从早上杀到中午，岳家军的将士无一人怯战后退。岳云手执双锤，在敌阵中往来冲杀。虽然身受重伤，血染战袍，仍然浴血奋战。接着董先、胡清率部赶到，投入战斗，终于把金军打败，歼敌5000余人。金军统军上将夏金吾（兀术之婿）也被岳云用大铁锤打死。兀术看到大势已去，只得连夜退回开封。张宪部将也在临颍东北，击破金军6000，获马百匹。金军全线崩溃，“铁浮图”和“拐子马”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粉碎了。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东京开封仅45里的朱仙镇。金军溃败，撤回东京开封，准备北逃。

岳飞忍痛班师

郾城、颍昌的胜利，鼓舞了北方人民抗金的勇气。太行山“忠义保社”首领梁兴和河东忠义军将领赵云共同收复了山西的垣曲，并进到王屋（今山西阳城西南）和济源（今河南济源）县界，斩俘很多敌军，掳获大批军械、马匹。岳飞遣梁兴去向两河忠义豪杰，宣布朝廷意旨，约请他们共同抗敌。山西各州府的义军，都打起“岳”字旗号，约定日期进兵。两河义军听到岳家军进驻朱仙镇的消息，都欢欣鼓舞地准备迎接他们渡河。大河南北的人民更公开地头顶香盆，牵牛拉车，运送粮草，欢迎大军。敌人的地方官吏，瞪着眼睛看着，也不敢加以干涉。燕京以南，金政府的号令已经无法推行了。

正当岳飞在前线不断取得胜利，兴高采烈地策划大军渡河时，不料竟遭到了民族败类赵构、秦桧等投降派的破坏。他们担心岳飞的胜利会阻碍他们向敌人投降，也怕胜利后岳飞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因此就在岳飞胜利进军当中，急令原来配合岳家军出击的各线宋军停止前进，然后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一日连下12道“金字牌”（在朱漆的木牌上写着金字，遇到紧急军机，直接由皇帝发出，日行400里，一说500里），迫令岳飞退兵。在这种情况下，岳飞除了退兵，就是丧师，他眼看功败垂成，真是痛心万分，不禁叹息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最后只得怀着满腔悲愤，下令全军退回襄阳。在退军途中，中原人民拦住岳家军的马首哭泣，一时军民哭声，震动原野。当时，河南百姓跟随大军南迁的，络绎不绝。岳飞退兵后，河南境内已经克复的各州，重新落入金人手中。

朱陈鄱阳湖之战

元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各地掀起了为推翻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残暴统治的武装斗争。经过多年战争，起义军有的失败了，有的发展壮大了，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有两支力量最强的军队，一支是陈友谅的，一支是朱元璋的。这两支军队一方面各自进行反元战争，另一方面互相也有矛盾。陈友谅本来是农民起义领袖徐寿辉的部下，他阴谋杀害了徐寿辉，篡夺了这支农民队伍的领导权，自立为王，国号大汉。为了独霸江南，他一心想消灭朱元璋。朱元璋认为不消灭陈友谅等与他为敌的南方割据势力，就不能巩固他的根据地，不能集中力量出兵北伐，把反元斗争进行到底，建立起统治全国的政权。因此，这两支军队不断地互相攻打。下面讲的，就是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进行的一次大战——鄱阳湖之战。

刘基定计

陈友谅占据着现在的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全部地区，他仗着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决定沿长江东下，并且约会占据着江苏东南面的张士诚合攻应天（今南京市），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占据着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部分地区，力量也一天天发展壮大。陈友谅进攻的消息传到应天，朱元璋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刘基提出“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他认为首先应当做好鼓舞士气的工作，只要士气旺盛，再设伏兵，用计破敌，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朱元璋完全赞同刘基的意见。为了避免受到陈友谅和张士诚的两面夹攻，朱元璋认为，必须趁他们还没有联合，先引诱陈友谅迅速前来进攻；只要把陈友谅击溃，张士诚自然就不敢出兵了。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对康茂才说：“你可以写一封信派人送给陈友谅，假意向他投降，表示愿意和他里应外合，让他快来进攻。为了不致引起他的怀疑，你可以告诉他一些假的军事机密，劝他分兵三路直取应天。”康茂才答应说：“好！我家有一个老门房，过去跟陈友谅当过差。让他带着我的亲笔信去，陈友谅一定不会怀疑。”

康茂才下书

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老门房搭上一只小船，偷偷地划到陈友谅军中，呈上康茂才的书信。陈友谅大喜，问康将军现在驻军何处？老门房回答驻守江东桥。陈友谅问是木桥还是石桥？回答说是木桥。陈友谅赏给老门房吃了酒饭，临走前同他约好：“我进兵江东桥，就以吆喝‘老康’为信号，请康将军出来接应。”

老门房回到军中，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朱元璋。第二天，有一个从陈友谅军中逃回来的士兵向朱元璋报告说：“陈友谅曾经打听新河口的路怎样走法，看样子他可能要从这里进攻。”朱元璋根据这些情况进行了战斗部署，在陈友谅进攻路线的各个重要据点，都派出大将，埋下伏兵。朱元璋亲自在卢龙山督战，同时令人把江东桥连夜改成石桥。一切准备停当，专等陈友谅来上钩。

陈友谅自投罗网

陈友谅果然亲自率领水军顺流东下，先到大胜港，打算从这里登陆。可是这里的港口很窄，大船开不进去，而且发现朱军早有准备，就急忙掉转船头，直接驶往江东桥。到了近前，一看是大石桥，不是木桥，陈友谅不禁大吃一惊；接着按照约定信号，连喊“老康！”又没人答应。陈友谅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受了康茂才的骗，赶紧指挥部队撤退。

正在这时候，突然战鼓雷鸣，朱元璋的伏兵一齐杀出，从水面和陆地夹击陈友谅军。陈友谅军被打了个“冷不防”，想战不得，想跑不能，被杀死、淹死的不计其数，被俘虏的有7000多人，被打沉和俘获的大型战舰100多艘，中、小型战船数百条。陈友谅在部将保护下，换乘一条小船溜走了。

朱元璋指挥大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接着又攻下了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县）和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等地，占据了江西的许多州县和湖北东南部。陈友谅只得逃回武昌。

鄱阳湖大战

朱元璋的地盘一天天扩大，陈友谅的地盘一天天缩小，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朱元璋而不利于陈友谅。陈友谅非常气忿，依然决心要消灭朱元璋。他征调大批铁工木匠，重新建造大型战舰数百艘。这些船高数丈，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船身刷上红油漆。最大的战舰可容1000多人，小的也可以载几百人。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出动他的全部军队，号称60万，带上家属和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向洪都（今江西省南昌市）进发。

陈友谅到达洪都，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朱文正派兵分门据守。陈友谅命令将士们拼命攻城，把城墙攻破了一个20多丈长的大缺口。守将邓愈命令士兵用火铳击退敌军，连夜在缺口外边立上木栅，掩护筑城，只一夜工夫就把城墙筑好了。陈友谅军用尽攻城的方法，朱文正也用尽防御的方法，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洪都攻防战，一直打了85天。直到这年七月，朱元璋亲自率领20万大军来救援，进到湖口，陈友谅才不得不从洪都撤围，把大军开到鄱阳湖去迎战。

陈友谅军队人数众多，水军船舰又高又大，在兵力上仍然处于优势。面对着这样的强敌，朱元璋把水军分为11队，每队都配备火铳、长弓、大弩，作战的时候，先发火铳，再射箭，最后是白刃厮杀。朱元璋部下的大将徐达首先率军出战，击败了陈友谅的先锋部队，杀死1500人，缴获一艘大型战舰，胜利回营，朱军士气更加旺盛。在一次战斗里，陈友谅的勇将张定边冲到朱元璋乘坐的战舰面前。由于水浅，朱元璋的战舰搁住了，动弹不得。牙将韩成为了保护朱元璋脱险，自己穿戴好朱元璋的衣帽，跳入水中。敌军以为朱元璋已经投水，就放松了围攻。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一箭射中张定边，敌军战船才开始后退。趁着江水涨潮，朱元璋的战舰才驶离了险地。

在战斗进行中，朱元璋看出陈友谅军联舟布阵，动作不灵的弱点，决定采纳部将郭兴的建议，用火攻来战胜敌人。朱元璋命令水军准备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等各种火器，只等发动进攻的时候，将这些火器同时发射，焚烧敌军的大舰。又命令准备一批火攻用的小船，载上芦苇，中间装进火药，周围排列身披甲胄、手拿武器的草人，加以伪装。再在各条船的船梢上系一只轻快小船，准备点火之后士兵乘小船撤走。一切都准备妥当了，黄昏时候起了大东北风。朱元璋命令敢死士驾上七条火攻小船，冲向陈友谅的船队，乘风点火，发起火攻。七条小船像七条火龙，窜进敌军船队，同时，朱元璋的水军也一齐发射各种火器，把敌军的大小战船都烧着了。火借风威，风助火势，浓烟弥漫，烈焰腾空，把鄱阳湖湖水照得通红。陈友谅军被烧死、淹死的无数，被俘的、投降的人数就更多。朱元璋命令不许杀害俘虏，对受伤的要给予治疗，然后把他们全部放了回去。这样，又争取了不少陈友谅军的将领和士卒，包括陈友谅的侍卫长、左、右金吾将军，都前来归降了。

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朱元璋一直亲自指挥将士，坚持战斗，虽然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仍然不肯后退一步。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朱军控制了湖口，陈友谅军一败再败，并且粮食已经吃光，实在打不下去了。陈友谅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兵败将，从湖口突围，不料在突围的时候被飞箭射死。张定边用船装上陈友谅的尸首，和太子陈理一起，连夜逃回武昌。第二天，陈友谅的副丞相陈荣等收集全部残余水军50000多人，向朱元璋投降。鄱阳湖之战，以朱胜陈败告终。

鄱阳湖之战，是朱、陈两军决定生死存亡的大会战，朱元璋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为他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础，也为他进一步北上灭元，统一中国，作了必要的准备。

这次战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朱元璋分析了双方胜败的原因，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归根到底，打仗要靠人。陈友谅虽然船多人多，但是内部不团结，人各一心，上下猜疑，而且连年用兵，老是打败仗，不会蓄积力量，不善于捕捉有利战机，所以最后失败了。我军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既掌握了战机，又能将士一心，得了人和，因此鄱阳湖之战，就像鸷〔zhì致，老鹰一类的凶猛的鸟〕鸟捉鸡，使陈友谅‘巢卵俱覆’。”

郑成功复台之战

公元1662年，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盘踞在我国领土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被赶走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领导这次驱夷战争的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的这一爱国壮举，至今仍被人们称颂着。他指挥的光复台湾的战争，是我国海战史上一次成功的登陆作战，在中国军事史上谱写下光辉灿烂的一章。

“红夷”侵占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根据史书记载，早在三国时代，祖国大陆就和台湾（当时称夷洲）开始有了交通。隋朝时，台湾叫做“流求”，一直沿用到宋、元。明朝称鸡笼、东番，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才正式称为“台湾”。唐、宋以后，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人民，不断渡海移居台湾，和高山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了这个宝岛。元朝时，我国在台湾设立巡检司，把台湾正式列入版图。明朝继承元制，仍在台湾设立地方政府（巡检司），并派军队驻在它的前哨基地澎湖列岛。但到17世纪，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这个宝岛却不断遭到西方殖民强盗的侵略。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红夷”（明朝人称荷兰殖民者为红夷）侵入台湾西南的鹿耳门港，修建了台湾城（今台湾安平）。第二年，又侵占了新港社、蚊港，修建了赤嵌楼（今台湾台南）。又过一年，西班牙殖民者也侵占了鸡笼（今台湾基隆）和淡水。后来，荷兰人撵走了西班牙人，霸占了整个台湾。荷兰殖民者在岛上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把占领区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称为“王田”，收纳高额租税。同时开展传教活动，对台湾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其中永历六年（公元1625年），郭怀一领导的反荷斗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汉族和高山族16000多人，手持锄头、铁铲、木棍、猎枪，攻城夺邑，打得红夷东奔西窜，狼狈不堪。这次起义最后虽然被荷兰侵略者血腥镇压下去，却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志是不可侮的。

郑成功决策东征

郑成功（公元1624—1662年），原名郑森，字大木。少年聪敏，英勇有为。父亲郑芝龙，福建泉州南安县人，明末官至都督同知（武官名，是五军都督府之副长官）；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也就是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的这一年，成功出生。公元1645年，清军入关，明唐王朱聿〔yù玉〕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封郑芝龙为建安伯。芝龙带着成功前去朝见。唐王问他应当如何救国？成功回答说：“岳飞说过，‘只要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就可以安定了’，依臣看来，这两句话在今天还是特别重要的。”唐王听后，大加赞赏，赐他姓朱，改名成功，并命他做禁军提督，从此民间都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次年，清军大举攻入福建，唐王被俘，郑芝龙无耻地投降了清军。这时郑成功还只有22岁。他痛心于国破家亡和人民苦难，便举起了“杀父报国”的大旗，和他的战友们乘船到达南澳（今广东南澳）募兵反攻，夺取了厦门（原名中左所，成功改名思明州）作为抗清根据地。接着又攻克漳州（今福建漳州市），福建人民纷纷聚义响应。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不但破坏了我国领土的完整，而且由于它的掠夺和骚扰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和粮饷之源，因而对他的抗清复明斗争也构成了严重威胁。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的强盗行径极为愤慨，在他起兵抗清后不久，即暗下决心要收复台湾。永历十三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率师北伐南京失败后，退守金门、厦门一带，他常常以厦门地狭为忧，为了继续他的抗清复明事业，决定举兵东征，收复台湾，作为新的抗清基地。

正当郑成功计划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时候，有一个名叫何廷斌（一作何斌）的人，从台湾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何廷斌是福建南安人，原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后来在台湾给荷兰人当翻译，对台湾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向郑成功献策说：“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收复这个宝岛可以扩大您的抗清根据地，支助您的军饷供应。当地的黎民百姓饱受‘红夷’的欺凌压榨，早就想动手消灭他们。以您的威望带兵去攻取，如同狼驱群羊，一定能够把‘红夷’赶走”。并献上一张台湾设防情况的详细地图，表示他可以引航带路。何廷斌提供的情况坚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对斗争的胜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后，郑成功虽曾多次与部将研究攻取台湾的计划，但因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所以未能立即行动。

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南明桂王朱由榔逃往缅甸，大陆各省基本上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感到形势紧迫，收复台湾，已再不能迟疑，于是召集文武部属，再次讨论进军台湾问题。在众将的一致赞同下，立即着手进行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

登陆禾寮港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战斗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决定命令他的儿子郑经留守厦门，亲自率领大军东征。临出发前，郑成功在金门举行了隆重的“祭江”誓师仪式。除了文武将士以外，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前来参观，并送别亲人。二十三日（公历4月21日），郑成功率大军25000人（一说40000多人），战船100多艘（一说300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但见帆樯蔽日，旌旗如云。数百船舰，首尾鱼贯，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挺进。第二天，大军到达澎湖海面，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郑成功传令船舰暂停前进。但是一连一个星期，暴风越刮越大，并无稍杀之势。有的部将建议继续停泊，但是为了早日收复国土，郑成功当机立断，决定冲破狂风骇浪，按照预定计划，于三十日（公历4月28日）晚，下令大军冒雨从澎湖开拔，于次日拂晓航抵鹿耳门港外，候潮应风而进。

台湾海岸线很长，可以登陆的地点很多，郑成功选择鹿耳门登陆台湾，是经过周密考虑的。鹿耳门位于赤嵌城、台湾城附近，一入鹿耳门，就可以控制赤嵌城及其港口，断敌出海之路。但鹿耳门形势非常险峻，由鹿耳门外海进港只有两条航路：一条是一鲲身和北线尾岛中间的南航道。这条航道，口宽水深，但有敌舰防守，荷兰人在台湾城上又置重炮控制了航道，要想通过，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另一条是北线尾岛北部的鹿耳门航道，即北航道。这条航道，阔仅里许，迂回曲折，水中沙石淤浅，是荷兰殖民者疏于防范的一条航道。通过此航道，可在赤嵌楼北部的禾寮港登陆。郑成功决定从北航道突入，他所以作出这样抉择，一是了解荷军在此并未设防，二是有何廷斌等熟悉航路的人作向导，并掌握了该处的潮汛情况。

四月初一中午，鹿耳门海潮大涨。郑成功“密令何廷斌坐在船头，按图纡回”（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一）而进，使大小战舰顺利地通过鹿耳门，进入内海，将船舰分布在台江之上。荷兰侵略者对郑军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感到束手无策，惊叫“兵自天降”。当晚，郑军突破海面上荷兰夹板船和赤嵌楼炮台火力的拦阻，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在赤嵌西北约10里地的禾寮港登上了海岸，切断赤嵌楼与台湾城之间的联系，并扎下营寨，准备从侧后进攻赤嵌楼。台湾各族人民闻讯接踵而至，“男妇壶浆，迎者塞道”。（杨英《从征实录》）争先恐后地用各种运输工具帮助郑军登陆，表现了台湾人民殷切盼望和热烈欢迎祖国军队收复台湾的热情。

迫降赤嵌楼

郑军顺利登陆后，就使荷兰殖民者盘踞的赤嵌楼和台湾城，处于分隔被围状态。当时，荷兰侵略军头目揆一据守在台湾城，城中守军约有1100人。据守赤嵌楼的头目是荷兰侵略军司令官描难实叮，城中官兵也只三四百人。此外，在台湾城附近停泊的荷兰船仅有“赫克托”和“斯·格拉弗兰”号两艘战舰，一艘领航船及几只小艇。荷兰侵略者妄图凭借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乘郑军立足未稳，打退郑军。

在海面上，荷兰殖民者以其主力战舰“赫克托”号率领其他几艘舰只前来阻击郑军，郑成功集中60艘战舰将其团团包围，展开激烈的炮战。郑军战舰的装备虽然不及荷军，但战士们异常勇敢，他们从四面八方向“赫克托”号进行猛烈轰击，安平港外，炮声隆隆，没有多大工夫，“赫克托”号首先被击沉，“船上的货物和士兵全归于尽”（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其他荷舰企图逃遁，被郑军战船紧紧咬住围攻，结果，一艘缩回台湾城下，一艘被熊熊的烈火吞没，一艘在被击败后逃往荷兰占领的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陆上，四月初三日（公历5月1日）当郑军登陆北线尾（是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沙滩）后，荷兰殖民者派舰长贝德尔上尉（《从征实录》叫他拔鬼仔）率领240名乌铳兵，乘船急驶北线尾，上岸后即分两路列队前进，连放排枪，神气十足。这时，郑军在北线尾的部队约有4000人，郑军将领陈泽以主要兵力从正面迎击，另派七八百人，从侧翼绕过小山，向敌人后面抄袭。荷兰侵略军腹背受敌，当场被打死118人，拔鬼仔也一命呜呼了，只有少数人逃回台湾城。在赤嵌楼守军的要求下，揆一又派另一船长阿尔多普上尉率领200名士兵渡海去增援，乘舢板到达赤嵌附近，企图阻挡郑军的登陆，结果遭到郑军优势兵力的攻击，大败而归。

郑成功大败荷兰侵略军后，便以12000人的兵力围困赤嵌楼。荷兰守将描难实叮写信向驻守台湾城的荷酋揆一求救，信上只有两句话：“中国兵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很危险。很危险！”郑成功命令每名士兵各备一束干草，准备火攻赤嵌楼。派通事吴迈通知赤嵌楼荷酋描难实叮：“如果不投降，将放火烧城”。描难实叮在“孤城援绝，城市乏水”的情况下，无法再守，被迫率领300多名官兵出城投降，赤嵌楼被收复了。

围城打援光复台湾

郑成功占领赤嵌楼后，即分兵从水陆两个方面进攻台湾城，首先占领台湾城的外市区，困守在台湾城内的荷兰侵略者一片混乱，退据堡垒，企图继续顽抗。为了减少损失，郑成功派人送信给揆一，想争取他自动放下武器，献城投降。揆一见情势不妙，阴谋玩弄缓兵待援的诡计。他向郑成功表示愿意年年纳贡，并献上犒师银10万两，要求郑成功退兵。但这种妄想长期强占台湾的卑鄙伎俩，遭到了郑成功的断然拒绝和严正斥责。郑成功正告荷兰侵略者：“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很早以前就为中国人所经营，现在我亲自前来索取，来自远方的荷兰人，自然应该把台湾归还给主人。如果进行顽抗，我将被迫用最大的力量来实现收复台湾的主张，到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必须承担这次战争的全部费用。”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收复国土的严正立场。同时，郑成功也看得很清楚，如果不给侵略者点厉害，敌人是不会投降的。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动猛攻，炮击达四小时之久，台湾城的胸墙受到严重破坏，击伤许多荷军。但由于台湾城是用糖水调灰垒砖筑成，厚处达六英尺，加上荷军火炮密集，一时不易攻破。为了减少战士伤亡，郑成功决定采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断绝台湾城对外陆上的交通，等待城中粮尽，迫使荷军出来投降。

在围困台湾城的同时，郑成功为了解决军粮补给问题，一面派遣杨英和何廷斌深入各乡、社查抄荷军所藏米粟，一面不断派人回金门运粮。同时还命令围城部队实行就地屯垦，全体官兵“有警则荷戈（武器）以战，无警则负耒（农具）以耕”，自己动手生产，解决粮饷，严禁侵犯民田，这些措施深深地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城附近的高山族人民纷纷前来欢迎和援助郑成功，配合郑成功大军打击敌人。有一次，有14名荷兰士兵流窜到新港地方，高山族人蜂拥而上，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台湾人民还给郑成功通风报信，并引导郑军堵塞台湾城的水源，来坐困敌人。由于台湾同胞的拥护和支援，郑成功大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被扫清了。

荷兰殖民者在灭亡之前，依然企图进行绝望的挣扎。他们从巴达维亚派来一支包括10艘兵船、700名士兵的援军，由大将卡尤率领。郑成功命令部将率领大队战船，奋勇冲杀，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一次战斗共缴获敌人战船二艘，炮艇三艘，击毙、杀伤和俘虏敌军480名，残兵狼狈逃往远海。

在郑军的围困之下，台湾城的荷兰侵略军由于疲惫和饥饿，兵士患血痢、坏血症、水肿等疾病，每天都有死亡，战死和饿死、病死的达1600余人，最后城中仅剩下600名可以参加战斗的士兵。郑军则进行休整，不断加筑工事，架设巨炮，准备大举攻城。城内荷军待援无望，士气更加低落，为了活命，陆续“投奔”郑军，郑成功从降兵口中了解到荷军设防情况，进一步修订了攻城计划。

十二月初六日（公元1662年1月25日），郑成功下令发动最后总攻击。郑军不顾荷兰殖民军的顽抗，经过两小时的炮击，终于夺取了台湾城的外堡，完全截断了台湾城的对外交通。揆一在水源被断绝的情况下，走投无路，只好挂起白旗，向郑成功乞降。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662年2月1日），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向郑成功交出台湾城及大炮、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几天后，他率领残兵败卒和官吏商人，灰溜溜地滚出了台湾。至此，沦陷了38年的我国领土台湾，重又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英雄业绩，将彪炳史册，永远为后人所纪念！

晋楚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长期争霸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争，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一个典型范例。“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典故，就产生在这次战争中，最早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晋国的公子重耳。

重耳流亡归国

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有个宠爱的妃子叫骊姬。骊姬想立他自己的儿子奚齐做太子，就耍阴谋杀害了原来的太子申生，还想再施诡计，除掉公子重耳和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夷吾。重耳和夷吾听到这风声，都赶紧逃列国外避难。重耳在流亡中到过很多国家。他到楚国的时候，楚成王把他当作贵宾来接待。在一次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要是公子回到晋国，作了国君，怎样报答我呢？”重耳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想，如果我能回到晋国，当上国君，将来晋楚两国万一发生战争，我一定叫晋军‘退避三舍’（古时候一舍为30里，三舍就是90里）。要是楚军还不肯罢兵，我只好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肩背着箭袋，和您较量一番了。”（原文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终于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晋文公经过长期流亡生活的磨炼，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即位后用心治理国家，晋国也就很快强盛起来。他决心向外扩张，争当诸侯的霸主。当初晋文公想当霸主，首先就和实力强大的楚国发生冲突，因为楚成王要向外扩张，也想当霸主。

晋军攻曹救宋

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冬，楚成王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借口原来屈服于楚国的宋国（在今河南省东部）投靠了晋国，亲自率领楚军和郑、陈、蔡、许等附庸国的军队，去攻打宋国，把宋国的国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包围了起来。宋成公打发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去求救兵。晋国的大夫先轸〔zhěn枕〕和狐偃〔yǎn演〕都主张出兵救宋。但是从实力说，楚比晋强，而且楚国还有许多盟国，声势很大；从地理上说，宋国并不靠近晋国，远道援宋，军队给养有困难，因此，晋文公一下子决定不下来。针对这一情况，狐偃提出了进攻曹、卫以解宋围的策略。卫国和曹国正好夹在晋国和宋国中间。他对晋文公说：“听说最近楚国才降服了曹国，又和卫国结了亲，它们是楚国的盟国。我们如果去打这两个国家，楚国必然来救。这样，宋国的围就可以不救自解了。”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答应了公孙固的请求，要他先回国去，告诉宋成公守住都城，晋国大军随后就到。晋文公立即把晋国原来的上下两军，扩充为中、上、下三军（每军约12500人），迅速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

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32年）正月，晋文公把军队集中在晋国和卫国的边境上，借口他从前流亡到曹国的时候，曹共公对他不礼貌，要求卫国借条道给他去攻打曹国。卫国不答应，晋文公就派兵先打卫国，攻占了卫国的五鹿城（今河南省濮阳县）。这一来可吓慌了卫成公，他连忙派人向晋文公求和，但是被晋文公拒绝了。卫成公又想去向楚国求救兵，可是卫国人民不满意卫成公，把卫成公赶出了国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晋文公接着挥兵南下，围攻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三月攻下陶丘，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为了取得曹国人民的支持，晋文公当众宣布了曹共公的罪状，说他不重用贤臣僖负羁。晋文公还命令晋军不得进入僖负羁的住宅，保护僖负羁的家族的安全，以表示对贤者的尊敬。为了严肃军纪，晋文公下令把违抗命令的武将颠颉〔jié杰〕斩首，号令全军。晋军军纪严明，战斗力提高了。为了扩大楚、宋两国之间的矛盾，晋文公命令把俘获的曹共公交给宋军看管。

晋军“退避三舍”

晋军虽然攻下了曹、卫两国，楚国还是围住宋都商丘不放，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当时齐、秦两个强国一直在袖手旁观，晋文公摸不清它们的底，因此，对于是不是继续进兵同楚国交战，拿不定主意。中军主将先轸献计说：“最好的办法是叫宋国送一些好处给齐、秦两国，请它们向楚国讨个人情，劝楚国撤围。我们这里则把曹共公扣留起来，再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宋国一部分。楚国和曹、卫是盟国，看到曹、卫的土地被宋国占去，一定不会接受齐、秦的调停。齐、秦两国既然得到了宋国的好处，一定会抱怨楚国不听他们的劝告，就不能不出兵参战。”（原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先轸这个从客观形势出发，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的策略，得到晋文公的赞赏。晋文公立即照计实行，果然调动了齐、秦两国出兵参战。这样一来，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大大有利于晋国了。

楚成王听到晋国和齐、秦建立了联盟，感到形势对自己很不利，同时他了解到晋文公长期流亡在外，历尽艰苦，熟悉各国情况，而且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是很难对付的。因此，他指示楚军主将子玉要知难而退，暂时避免同晋军进行决战。可是骄傲轻敌的子玉没有看清变化了的形势，仍然盲目地要求同晋军决战。他对楚成王说：“我不敢说一定有把握打胜仗，但是愿意和晋军一决胜负，以堵住那些害怕敌人、说我坏话人的嘴。”楚成王听了子玉的请求，既不完全同意，也没有坚决反对，他怀着侥幸取胜的心理，拨给子玉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作为增援力量。

子玉得到援兵以后，就琢磨着怎样同晋军作战。他耍了一个花招，派使者宛春向晋文公提出了一个“和解”条件：如果晋军允许曹、卫复国，楚国也可以从宋国撤兵。这个“和解”条件使晋文公很为难。狐偃认为子玉的条件太苛刻，不能接受，主张出兵向楚国进攻。先轸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我们名义上是为救宋国而来的，如果我们公开反对楚国提出的条件，而使宋国遭到灭亡，各国诸侯必然会责难我们。这样，就使楚国成为曹、卫、宋三国的恩人，晋国却跟这三国都结下了仇。树敌多了，还能打胜仗吗”？先轸接着向晋文公建议说：“我们不如私下答应曹、卫复国，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楚国断交；同时把宛春扣留起来，激怒子玉来挑战，这样，主动权就操在我们手里了。”先轸的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能够在复杂的斗争中，摆脱晋国在外交上的不利处境，既不得罪宋国，又拆散了楚国和曹、卫的同盟，使楚国陷入孤立地位。晋文公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当时就下令把宛春扣留起来，并且答应曹、卫两国复国。两国在感激之下，都同楚国断了交。这样一来，真的把子玉激怒了，他立即率领楚军和其他盟国的军队开向曹都陶丘，攻打晋军。

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不但不派兵迎击，反而命令晋军向卫国境内撤退。晋军有些将士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感到很奇怪。狐偃向大家解释说：“出兵打仗，理直的军队士气就旺盛，理亏的军队士气就低落。我们的国君在流亡的时候受过楚王的恩惠，曾经答应过楚王：如果晋、楚两国发生战争，一定叫晋军‘退避三舍’。现在我军后撤，正是对楚国的报答。我们如果说话不算数，那就是楚军理直而晋军理屈了。如果晋军退避而楚军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楚军来犯晋军，理亏的是楚军，我们就有理由打它了。”

晋军按计划后退90里，撤到卫国境内的城濮。晋军后撤之后，楚军将士认为楚国已经有了体面，不想再追击晋军。可是主将子玉傲气十足，不肯就此罢休，命令楚军继续前进，一直追到城濮，扎下营寨，准备同晋军决战。

城濮决战

晋军撤到城濮以后，齐军、秦军、宋军也先后前来会师。晋文公检阅了军队，认为军容整齐，士气高涨，可以同楚军一战。于是当子玉派鬬〔dòu豆〕勃来请战时，晋文公便派栾枝作了答复，大意说：我们国君只因为不敢忘记楚王的恩惠，所以才让我军撤退到这里。现在既然你这样好战，那就明天在战场上见吧！

四月四日这天，晋、楚两军在城濮以南的莘北摆开决战阵势。子玉将楚军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最精锐，由子玉亲自指挥；右军由陈、蔡等国军队组成，战斗力最弱。决战开始，晋军下军副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右军发起进攻。陈、蔡等国的杂牌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禁惊慌失措，都争先恐后地弃阵逃跑，楚军右军就这样崩溃了。这时候，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战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退，装作要退却的模样；下军主将栾枝命人用战车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也假装撤退。子玉不知道是计，下令左军追击。晋军中军主将先轸、副将郤溱〔xìzhēn戏真〕指挥中军，拦腰截杀楚军；狐毛指挥的上军也回军反击。楚军左军腹背受敌，退路被切断，大部分官兵被晋军歼灭，一小部分逃散，溃不成军。子玉看到左右两军都已失败，急忙鸣金收军，退出战场，才侥幸没有全军覆没。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中期一次重大的争霸战争。楚军力量强大，晋军实力比较弱，结果晋军反而打败了楚军，是什么原因呢？第一，晋国在国内采取了整顿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等一系列增强国家力量的措施，为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可靠的基础。第二，晋国在外交上开展了一系列灵活巧妙的斗争，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孤立了楚国；实行了“退避三舍”的策略，使自己处于有理和有利的地位。第三，在作战的时候，晋军选择了楚军最弱的部分进行突破，用计诱敌追赶，然后把楚军分割击溃，获得全胜。

秦楚钜鹿之战

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用来比喻不顾一切牺牲，决心办成一件事情。这个典故，说的是秦朝末年楚将项羽率领起义军救赵，大破秦军主力的故事。

项羽北上救赵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进行了推翻秦朝残暴统治的革命战争。他们牺牲以后，项羽和刘邦两支起义军，继续进行着反秦战争。

在农民大起义发生的时候，原来的六国贵族也趁机举兵。项羽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威武勇猛，有胆识。陈胜、吴广起义后，项羽跟随叔父项梁在会稽郡（今江苏省苏州市）杀死郡守，起义响应。项梁率领江东子弟兵8000人渡江北上，屡次打败秦军，势力发展很快。陈胜死后，为了便于号召，项梁拥立战国时候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做楚王，仍然称作楚怀王。从此，秦末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项梁在战争中一帆风顺，总是打胜仗，因而产生了骄傲情绪，对敌人放松了警惕。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章邯指挥秦军夜袭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大破楚军，项梁在战争中牺牲了。章邯错误地认为既然项梁已经战死，楚军已不足虑，他便丢下楚军不顾，统率着秦军向北进击赵国去了。这个赵国不是战国时代的赵国，而是在反秦战争中新建立起来的以武信君为王的一个国家，力量还很弱。章邯率领的秦军把赵军打得大败，很快就攻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将陈余重新集结起几万人的部队，驻扎在钜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城北。章邯派秦将王离包围钜鹿，自己领兵驻扎在钜鹿南面的棘原，作为后盾。他还在棘原到钜鹿之间修建成一条甬道，两侧筑起土墙，给王离军运送给养。王离军得到充足的补给，攻城更起劲了。赵王歇几次派人向楚怀王去求救兵。楚怀王任命术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领起义军主力部队北上救赵；另外派刘邦率领一部分兵力进攻关中（今陕西省中部地区）。

宋义率领大军北上，到达安阳（今河南省安阳东南）就停了下来，一连逗留46天不肯前进。项羽劝他说：“目前秦军正在围攻钜鹿，我们应当赶快领兵渡河。我们从外面进攻，赵军从里面接应，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打败秦军。”宋义不同意项羽的看法。他主张先让秦军和赵军去打，等到他们打得两败俱伤了，然后楚军再动手。宋义不仅拒绝了项羽的建议，还大摆宴席，送他的儿子到齐国去做官。这时候，天气寒冷，下着大雨，军中缺乏粮食，士兵们忍饥受冻；秦兵如果把钜鹿攻了下来，反秦力量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项羽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又焦急，又气愤，就利用早晨朝会的机会，把宋义杀死，然后号令全军说：“宋义暗地里与齐国勾结，阴谋反叛楚国，我奉楚怀王密令把他处死！”这时候，楚军将领都表示愿意听从项羽指挥，没有人敢有不同意见。项羽把杀宋义的经过报告给楚怀王。楚怀王就任命项羽为上将军，接替宋义的职务，派他领兵前去救赵。

破釜沉舟九战九捷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秦军仗着兵多粮足，想要很快把钜鹿拿下来，攻城部队打得十分猛烈。城中的赵军由于兵少粮尽，很是危险。陈余率领几万人驻在城北，张耳的儿子张敖率领一万多人，和先后前来援救的燕军、齐军，都在陈余军的附近扎下营寨，筑起壁垒。但是他们惧怕强大的秦军，都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出去交锋。有一次，陈余被张耳逼得没有办法，派出5000人去攻打秦军，结果全被消灭了。

再说项羽杀了宋义以后，就派英布、蒲将军率领两万人做先锋，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把章邯和王离的军队隔离开。然后，项羽率领主力部队随后急进。在渡河的时候，项羽下令把全军的釜甑（饭锅）通通砸破，把所有的渡船一律凿沉，把营帐全部烧毁，士兵们每人只准带三天的干粮，准备和秦军决战，不获胜利，决不活着回来。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楚军一列战场，就把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以雷霆万钧的气势，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同秦军展开了激战。楚国士兵无不以一当十，向秦军猛冲、猛打、猛追，不给秦军以喘息的机会。经过九次激烈的战斗，楚军把秦军杀得大败。这时候，其他的援救赵国的军队也都投入了战斗，杀死秦将苏角，活捉王离，迫使另一名秦将涉间自杀。秦军主力被击溃了，钜鹿得到了解救。

当楚军同秦军激战的时候，其他各路救兵的将领都畏敌如虎，只敢躲在壁垒上观战。他们看到楚军勇猛冲杀，浴血奋战的情景，都吓呆了。战争结束以后，项羽召见各诸侯将领，他们不敢走进营门，都是跪着爬行向前，也不敢抬头看项羽。从此，项羽威震天下。各诸侯都一致拥戴项羽为“诸侯上将军”，都愿意当他的部属，听他的指挥。

章邯投降

钜鹿战败以后，章邯把部队集中到钜鹿南面的棘原。项羽乘胜追到漳水南岸，两军暂时形成对峙的局面。由于秦军屡次败退，秦二世派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怕受连累，想拿章邯来作替罪羊。章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害怕。陈余在这个时候写信给章邯，劝他倒戈反秦。陈余向章邯指出：白起、蒙恬都是秦朝有名的上将，都立了大功，但是最后仍不免被杀害。秦朝是有功也杀，无功也杀，人人都知道秦朝必然要灭亡，将军为什么不同诸侯联合起来，共同攻秦，分地为王！章邯有些疑虑。他暗中派人向项羽去求和，项羽没有马上答应。项羽派蒲将军率兵昼夜兼程，从三户津向南渡过漳水，再次打败秦军，切断了章邯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部队猛攻，在汗水（漳水支流，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把秦军打得大败。章邯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既无援军，又怕被秦二世和赵高杀害，再次向项羽求降。这一次项羽答应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七月，章邯率领秦军20多万人，在洹〔huán环〕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向项羽投降。项羽封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至此，项羽领导的起义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从而给整个灭秦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为刘邦打进关中、攻取秦朝都城咸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钜鹿之战的重大胜利，固然由于起义军所进行的推翻秦王朝残暴统治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所以士兵们能够以一当十，勇猛作战。同时，也是由于项羽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特别是“破釜沉舟”的做法，适合当时的地理条件和人们的心理状况，能够使楚军将士横下一条心：只有奋力拼杀，夺取胜利，才有活路，从而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辉煌战果。

楚汉垓下之战

我们下象棋，棋盘中间常常写着“楚河”、“汉界”。这是把下棋比作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楚汉相争是项羽和刘邦之间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打了三年多，过程很曲折，情节很复杂，战斗很激烈，双方一共死伤了几十万人。这场战争是以成皋之战为中心而展开，以垓〔gāi该〕下之战汉胜楚败而结束的。

战争的序幕

正当项羽在钜鹿（今河北省平乡县）消灭秦军主力的时候，刘邦率领的西进起义军也顺利地取得进展。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的军队打进关中，占领了秦朝都城咸阳。刘邦是个很有政治眼光的人，知道当时的人民希望什么，厌恶什么。为了收买人心，他很注意管束部下，安抚百姓。他下令封闭了咸阳的宫门、府库，严格禁止部下取用宫室里的珍珠宝贝。他驻军咸阳城外，召集关中父老，对他的部下约法三章：杀人的处以死刑，伤人的和偷盗的要按照情节轻重给以处罚。他还宣布废除秦朝的一切严刑苛法。刘邦的这些措施，受到关中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个月以后，项羽的大军来到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他见刘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要作关中王，十分生气，亲自指挥40万大军破关而入，把军队驻扎在鸿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从此，刘、项的矛盾尖锐起来了。

这时候，刘邦只有10万人。项羽仗着兵多将广，打算消灭刘邦，独占关中。刘邦想要抵抗，又怕打不过项羽，只好采纳张良的建议，亲自去向项羽谢罪。项羽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在宴会上，项羽的谋士范增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迟疑不决，刘邦便借故逃脱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几天以后，项羽领兵进入咸阳，杀了秦王子婴，搜罗了无数奇珍异宝，虏掠着大批妇女，放火烧掉秦朝的宫殿，然后回兵东去。人民对项羽的这些做法大失所望。项羽分封许多拥兵割据的六国旧贵族为王；封刘邦为汉王，让刘邦从关中地区迁到汉中和巴蜀。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地位最高，实际上要指挥一切诸侯王。项羽的分封，违反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刚分封不久，战争就打了起来。齐的旧贵族田荣自称齐王，项羽亲自领兵到齐（今山东省）去攻打田荣，刘邦便趁机重新占领关中，楚、汉战争的序幕拉开了。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联络诸侯军56万，挥兵东进，占领了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荥阳、成皋争夺战

项羽打败田荣之后，回击汉军，在彭城把刘邦打得大败。刘邦率领残兵败将向西逃跑，在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南）驻扎下来。项羽几次派兵前来攻打，都被汉军打败。双方在荥阳对峙下来。

怎样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败项羽这个强敌，取得天下呢？刘邦采纳了张良等人的意见，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主要内容是：第一，刘邦亲自率领汉军主力，利用荥阳—成皋（今荥阳县汜〔sì四〕水镇）的优越地形，同项羽进行持久战；第二，派韩信等人领兵渡过黄河，挨个儿消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威胁楚军的右侧背；第三，派人劝说九江王英布投降，让他从南面进攻楚军的左侧背；第四，命令彭越在梁地（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北一带地区）进行骚扰战，来威胁楚军的后方。

刘邦胜利地实现了这个作战方案。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刘邦任命韩信为主将，率兵渡过黄河，先后歼并了魏、代、赵，降服了燕，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把原来帮着项羽威胁刘邦的势力，反转过来形成了对项羽的威胁。刘邦还抽调韩信的部分兵力，补充到荥阳来，加强了正面战场的力量。

汉王三年十一月，刘邦派萧何到九江，说服了九江王英布背叛项羽、归附刘邦、发兵攻楚，威胁楚军的左侧背。项羽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摆在九江战场上，这就减轻了对荥阳—成皋的压力。刘邦还把英布的军队补充到成皋，增强了这里的力量。

彭越的军队，不停地在楚军的后方进行骚扰战，有一次甚至攻下了靠近楚都彭城的下邳〔pī批〕。另一次一连攻下了梁地17座城池，把楚军的后方搅得鸡犬不宁，迫使项羽几次掉转头来回击彭越。

再说荥阳—成皋的正面战场，按兵力，尤其是开始阶段，项羽比刘邦大得多。从汉王二年四月到汉王四年十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楚、汉双方你争我夺，你出我进，展开了拉锯战，互有胜败。在这过程中，刘邦逐渐由弱变强，力量日益壮大，越来越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恰好相反，楚军由于战线太长，东奔西跑，疲惫不堪，力量日益削弱，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汉王四年十月，汜水一战，汉军大胜，成皋楚军全军覆没。荥阳—成皋的争夺战结束了，楚、汉相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鸿沟划界

项羽在梁地听说成皋再次失守，急忙率军回救。汉军凭借险要地势，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突，向汉军猛攻，可是汉军防守十分坚固，怎么也攻打不动，反而把楚军自己累得够呛。楚、汉两军在广武暂时形成对峙局面。几个月过去了，楚军军粮越来越少，项羽十分焦急，想尽快同汉军交战。他在战场上当面对刘邦说：“我想同你单独挑战，决一胜负，不知你敢不敢？”刘邦笑着回答说：“我宁愿同你斗智，不愿同你斗力。”刘邦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打击楚军的士气，有一次在两军阵前，当众数出项羽的十大罪状。项羽恼羞成怒，暗中放了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机智的刘邦怕汉军知道了军心会动摇，也怕被楚军知道了乘势来进攻，便忍着疼痛，故意弯下身子摸着脚说：“他妈的！这一箭射中我的脚趾了！”这样就把胸受箭伤巧妙地遮掩过去了。刘邦因为箭伤很重，卧床不起，张良清他勉强起来检阅部队，安定军心。可是刘邦的伤势因此加重，他没有检阅完，就由骑兵护送回成皋养伤去了。

双方又相持了几个月，楚军的军粮眼看就要吃光了。进攻吧，力量不足；撤退吧，汉军就会追过来，真是进退两难。同时，彭越的军队又不断地扰乱楚军的后方，多次截断楚军的补给线，而且还听说韩信破齐后又将向楚军进攻。项羽感到形势确实严重，才不得不同刘邦订立和约：以鸿沟（在荥阳南面）为界，鸿沟以西的地方归汉，鸿沟以东的地方归楚，双方分疆而治。

霸王别姬

鸿沟协议后，项羽率领楚军向东撤退了。刘邦也打算向西撤退。张良和陈平却一致认为不能放虎归山。他们对刘邦说：“现在汉王已经占有大半个天下，很多诸侯都拥护您。项羽兵疲粮尽，这正是灭楚的好机会。今天如果放走项羽，不去追击他，打个比方说，这就等于是养着老虎害自己呀！”（原文见《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认为他们俩说得有理，决定利用项羽向东撤退疏于戒备的时机，突然发兵追击，并且约会韩信和彭越南下会师，共同歼灭楚军。

汉王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全军被汉军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楚军几次和汉军交战都不能取胜，兵力损失很大。为了瓦解楚军斗志，刘邦命令士兵大唱楚国歌曲。楚军听了，人人思乡厌战，军心大为动摇。一天夜里，项羽正在帐中饮酒解愁，忽然听到从四面传来楚军的歌声，他大吃一惊，疑惧地说：“汉军已经把楚地都占领了吗？要不然汉军里头怎么有这么多的楚人呐！”当时，他最宠爱的美人虞姬正在陪侍着他，一匹驰骋沙场、身经百战的乌骓（毛色青白色的马）马还拴在营帐外边。项羽心乱如麻，非常绝望，不禁流着眼泪，唱出一首慷慨悲凉的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歌词译成白话就是：力大能够拔山啊，壮气压倒了世间的一切；不料时机不利啊，连乌骓马也不济！乌骓马不济了啊，那可叫我怎么办？虞姬啊，虞姬！我怎么能对得起你！

项羽反复地唱了几遍。虞姬也作歌相唱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姬唱完歌，便自刎身死了。

项羽乘着天还没亮，骑上乌骓马，带着剩下的800名骑兵舍命突围南走。天亮的时候，汉军发觉项羽已经逃走，就派了5000名骑兵追击。项羽狼狈逃窜，向南渡过淮水。这时候跟随他的骑兵只剩下100多人了。他们迷了路，向一个农夫问路。农夫故意指点相反的方向，使他们陷入沼泽中。大队汉兵追赶上来，把他们重重包围在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长江边上）地方。这时候，项羽只剩下28名骑兵，他知道自己怎么也逃不脱了。不过他还是顽强地作了最后的挣扎。项羽把28名骑兵分成四队，冲入汉军阵地，杀死了一些汉军兵将。他来到乌江岸边，乌江亭长请他赶快上船渡江。项羽感到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不愿上船，他把乌骓马赏给了亭长，然后和汉军展开了步战，又杀死许多汉兵，自己也受了重伤，最后自杀身死。

在楚、汉成皋—垓下之战中，开始的时候，项羽的兵力和声威都比刘邦强大得多，结果却是刘胜项败。这首先是由于刘邦和项羽代表着统一和分裂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项羽和刘邦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都有过很大的贡献。可是在灭秦以后，项羽代表旧封建贵族的利益，分封了许多诸侯王，违反了人民建立统一国家的愿望；加上他在战争中，坑杀降卒，虏掠老弱妇女，引起人民的怨恨。刘邦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他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兴的封建政权，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客观上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在政治上，刘邦废除秦朝的苛法，注意争取人心，因而获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拥护。人民支持刘邦，反对项羽，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

在军事上，刘邦对于战争全局处置得比较得当，能做到正面坚持、敌后骚扰和两翼牵制相配合的战略原则，因而迅速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完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使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疲于奔命的困境。在项羽势衰力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候，刘邦立即集中优势兵力，转入追击，全部歼灭了楚军，取得了最后胜利。项羽恰好相反，他虽然拥有较强的实力，在军事指挥上也有一定才能，但是在战略上没有通盘考虑。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对手的力量；又不注意运用智谋，四面出击，到处求战，总是摆脱不了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使他的部队疲于奔命，弄得士气消沉，人心厌战，最后落得个“四面楚歌，一败涂地”的结局。

袁曹官渡之战

在今天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五里靠近官渡水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官渡桥村。这里就是1700年前，袁曹官渡之战的占战场遗址。现在官渡桥村的附近，据传还留有当年曹操存放粮草的“草场”和袁绍屯兵的“袁绍岗”。不消说，这些古迹也是由这次战争而得名的。

曹操官渡设防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凭借着巨大的经济、军事优势，调集了10万大军，一万匹战马，准备进攻许都（今河南许昌，东汉临时的都城，也是曹操的大本营），一举消灭曹操。这消息传到许都，曹操的部将都很恐慌。曹操针对这一情况，把将领和谋士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说：“袁绍这个人，野心很大而智谋短浅，表面凌厉而胆量很小，对人猜忌刻薄而缺乏威信，士兵众多而指挥不当，将领骄傲而政令不一，土地虽然广大，粮食虽然丰富，恰好是给咱们送来的礼物。”（原文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谋士郭嘉、荀彧〔yù玉〕完全赞同曹操的看法。在此之前，郭嘉对袁绍也作过类似的分析。将领们听了曹操这番话，胆子壮了，勇气和信心也增加了。

接着，曹操集团根据以上的分析，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决定先把周围的割据势力各个击破，以防这些割据势力同袁绍联合起来，使自己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

建安四年二月，曹操首先派曹仁等攻下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射犬（今河南省沁阳县东北），切断袁军沿河西进的道路。八月，派臧霸率兵进入青州，阻止袁绍从东面的进攻。正当曹操布置对袁绍作战的时候，原来投靠曹操的刘备占据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县东），和袁绍遥相呼应，反对曹操。曹操亲自率兵东进，迅速地攻下了下邳，擒获了刘备的大将关羽。

把周围这些敌对势力扫除和击败之后，曹操便亲自统领主力部队，屯驻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准备迎击袁绍。

白马、延津之战

在曹操出兵进攻刘备的时候，许都空虚。消息传到河北，袁绍的谋士田丰认为，这正是攻下曹操大本营的好机会，应该发兵去袭击许都。曹操的部下早已提醒过曹操，要提防袁绍乘虚进袭。曹操认为袁绍优柔寡断，遇事迟疑，必定不会当机立断。果然不出曹操所料，袁绍竟借口小儿子有病，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田丰气得用手杖戳着地面说：“可惜呀可惜！这种难得的机会，竟拿婴儿患病做理由而失掉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刘备战败来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投靠袁绍，袁绍才召集众将讨论如何进攻许都。田丰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去进攻许都是不利的。他劝阻袁绍说：“曹操既然已经打败刘备，许都就不再是空虚的了。况且曹操很会用兵，机智灵活，变化莫测；曹军人数虽少，却不可轻视。今后不如作持久的打算。您占据山河险固的广大地方，又拥有四州的众多人口，应当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对外结交英雄豪杰，对内治理农事，充实军力。然后选派精兵，乘虚袭扰曹操的两侧，展开流动作战，使曹军左右奔跑，疲于奔命；使那里的百姓得不到安宁，怨恨曹操。这样一来，用不上两年时间，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不这样办，而急于同曹操决战，万一失败，后悔可就晚了！”（原文见《三国志·袁绍传》）田丰从实际出发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光有野心、没有谋略的袁绍不但一丝儿也听不进去，反而对田丰起了反感。田丰不管这些，还是再三地陈明利害，向袁绍提出忠告。这一下子可惹恼了袁绍。袁绍在盛怒之下，竟给田丰加上一个“扰乱军心”的罪名，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后来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而还，他因为怕别人讥笑，干脆把田丰杀死了。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把10万大军集结在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准备渡河南进，直捣许都；并首先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四月，曹操从官渡率兵北上，去解救袁绍对白马的围困。他采纳随军谋士荀攸〔yōu优〕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引兵先到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假装要渡河去袭击袁绍的后方，使袁绍分兵应战；然后再以轻骑部队回袭白马，攻其不备。袁绍不知是计，果然派出一部分军队赶往延津去迎战。曹操立即率领轻骑兵，以张辽、关羽为先锋，向白马挺进。曹军来到离白马10余里的地方，颜良才发觉，慌忙上马应战。关羽出其不意地突入袁军阵中，手起刀落，斩了颜良。主帅被杀，袁军立刻大乱，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逃跑，一下子就完蛋了。战斗结束以后，曹操下令白马城中的居民全部迁出，随着军队沿黄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听说曹操从白马退出，便亲自率领大军渡河追击，恨不得一口把曹军吞掉。谋士沮〔jǔ举〕授劝阻他说：“战争胜负的变化，不能不仔细考虑。现在最好还是驻军在延津，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官渡。如果能攻下，留驻延津的大军再继续前进，也不算晚，如果大军盲目南进，万一失利，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袁绍拒绝了沮授的正确建议，命令主力部队渡河追击。沮授料到袁绍一定要失败，在大军渡河的时候，他不禁叹息说：“黄河呀黄河！我们还能再渡河回来吗？”于是借口有病，请求辞职。袁绍不允许，反而把他指挥的部队抽出一部分给郭图指挥。

袁绍的先头部队迅速地向延津迫近。曹操命令士兵在延津南面山坡下扎好营寨，派嘹望哨侦察袁军动静。瞭望哨发现袁军，立刻向曹操报告说：“袁绍派了五六百骑兵赶来了。”过了一会，又报告说：“袁军骑兵又有增加，步兵多得数不过来。”曹操部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敌军众多，恐怕难以抵挡，主张退守营垒。曹操一面命令不用再来报告，一面却让自己所有的骑兵都卸下马鞍，放马吃草，辎重车辆都停在袁军将要经过的路上。将领们觉得挺奇怪，只有谋士荀攸领会曹操的用意，对大家说：“这样正是为了引诱敌人来上钩，怎么能后退呢？”不久，袁绍的将领文丑等人率领五六千人马，先后来到延津。曹军将领们感到情况紧急，催请曹操下令上马应战。曹操非常沉着，对他们说：“还不到时候呢。”又过了片刻，袁军后续部队大部分赶到，他们看到曹军把军用物资抛在路上，便争先恐后地去抢夺，乱成一片。曹操立刻指挥全部骑兵一齐上马冲杀，把袁军杀得大败，斩了袁绍的大将文丑，俘虏了文丑的全部人马。

延津获胜以后，曹操把部队从容撤回到利于防守的官渡，以诱敌深入，准备决战。

官渡前线的攻防战

经过白马、延津之战，袁、曹双方进入了暂时相持的阶段。袁绍虽然在这两次战斗中连遭不利，但是仍然保持着优势。从人力上说，袁绍军队将近10万，曹操最多不过三四万。从后方的经济力量上说，曹操占领的兖〔yǎn演〕、豫二州，是汉末以来破坏得最严重的一个地区，远不如袁绍占领的河北地区那样富庶。曹操虽然在进入许都的同一年，就开始屯田积谷，毕竟还只有四五年光景，军用粮饷，远远不如袁绍屯足。然而，曹操是历史上一个眼光远大和才能出众的政治家，为了收揽人心，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措施。例如：他曾把阳安郡（故城在今河南省确山县东北）内所征收的绵绢，完全发还给百姓。又如：他下令部队行军，不许马踏青苗，违者处死。有一次他自己的马踏坏了麦田，还命令部属按照规定议罪，结果自己拔出佩剑，把头发割下一绺，掷在地上，来表示对自己过失的惩罚。曹操的这类作法客观上有利于人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为在军事上战胜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袁绍在战争初期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是仗着在军队数量、装备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坚持要同曹操决战。经过一段休整以后，到了这一年的七月，袁绍又把大军集结到官渡北面的阳武，准备继续发动进攻。这时候，沮授再一次向他分析战争的形势说：“我方军队虽然人数多，却比不上曹军勇敢善战；曹军的弱点是军粮少，物资储备没有我方充足。曹军利于急战，我军利于慢打。因此，我军应当用持久战来消耗曹军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曹军。”袁绍不听这些劝告，仍然一意孤行。他命令主力部队开到官渡前线，依托沙堆建立营寨，从东到西有几十里长。曹军也分别扎下营盘，和袁军相对抗。

九月，曹操向袁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没有能够取胜。他便改变方针，深沟高垒，固守阵地，等待有利时机，再向袁军进攻。袁绍求战心切，他看到曹军缩回营中不再出来，就命令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很多土山，在土山上砌起高高的壁楼，让士兵们在壁楼上向曹军营垒放箭。号令一下，袁军壁楼上万箭齐发，箭像雨点般向曹军射来；曹营士兵只得用盾牌遮住身体，人心慌恐。针对袁军这种做法，曹操叫工匠连夜赶造一批发石车，分布在营墙内，正对着袁军的土山。等袁军弓箭手一射箭，曹营内一齐拽动发石车，连珠般发射石块，往上乱打。袁军的壁楼被击破，弓箭手也死伤了不少。发石车发射石块的时候声响如雷，人们管这种车叫“霹雳车”。袁绍见用壁楼进攻没有成功，便命人暗凿地道，直通曹营。曹操就叫士兵们在营墙内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把地道挖到沟边，果然无法进入，反而白费了许多力气。这样，双方在官渡相持了约三个月。

曹操方面军队人数少，军粮又很困难，战争如果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对曹军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曹操本人曾一度动摇，打算退守许都。曹操的谋士荀彧为他分析战争的前途，认为这次战争是打败袁绍的好机会。他劝曹操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后胜利。曹操接受了荀彧的意见，坚定了和袁绍周旋到底的决心。他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固守官渡，一面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最后决战。

曹操烧粮袁绍惨败

在两军相持阶段，能否不断地补给军粮，会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一天，曹军的探子侦察到，有几千辆袁军的粮车，正往官渡这边押运过来。押运官韩猛是个有勇无谋的人，打起仗来轻敌少备。荀攸听到这一情况，便建议曹操派兵去劫夺袁绍的粮车。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率兵前往，在半路上打跑了韩猛，烧掉了他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到了十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一万多车军粮，囤积在大营以北40里的故市、乌巢（都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内），还特派大将淳于琼带领一万人驻在那里保护。由于上次粮车被烧，沮授这次特别提醒袁绍，要他另派一员战将率领一部分军队驻防在淳于琼的外侧，以防曹军偷袭。袁绍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袁绍的另一个谋士许攸，认为曹操兵少，主力部队已经集中在官渡，后方必定空虚；他建议袁绍派出一支轻骑兵，星夜去偷袭许都。袁绍主观武断，顾虑多端，又不采纳许攸的意见，反而说：“不必，我一定可以在这里捉住曹操！”许攸看到袁绍如此骄傲轻敌，最后必然要败给曹操，因此，思想发生了动摇。恰在这时，住在邺城的许攸家族有人犯了法，被留守邺城的审配拘留起来。许攸在气愤之下，就暗地里背弃袁绍，投靠曹操去了。

曹操和许攸本来是老相识，现在听说许攸前来投奔，高兴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出去迎接。曹操拍手说：“子远（许攸字子远）远道而来，我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了。”许攸坐下来，开口就问曹操：“袁绍军势很盛，您打算怎样对付他？目前还有多少军粮？”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知道这是假话，就说：“没有这么多吧，请再说说！”曹操又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知道曹操说的还是假话，便点穿他说：“您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曹操知道瞒不过许攸，便满脸堆笑地对许攸说：“方才是同你开个玩笑。其实军粮只够维持一个月，你看该怎么办呢？”许攸见曹操说了实话，便把袁绍在乌巢囤积军粮的情况完全告诉了曹操，并且建议曹操派出轻骑前往偷袭，把袁绍的粮草和辎重全部烧掉，不出三天，就可以打败袁绍。

许攸献的计策，使曹操喜出望外。这天夜里，星光满天，曹操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自己率领步兵和骑兵5000人，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干柴，口里衔着枚，把所有的马嘴都绑起来，从小路奔向乌巢。枚是一根像筷子似的小木棍儿，古代夜间行军或偷袭敌营，往往让行军的人每人口中衔枚一个，以免说话或出声，被敌人发觉。枚的两头还有绳子拴在脖子上。曹军一路上几次遇到袁军盘问，都假称是袁绍派到乌巢去增援的，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袁军的防线。天还没亮，曹军到达乌巢，把袁绍的粮囤团团围住。曹操命令士兵点燃干柴放火，霎时间，只见粮囤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袁军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袁军的守将淳于琼仓促应战，经不起曹军一阵猛攻，只得败退下来，保守营门。

袁绍很快弄清是曹军偷袭乌巢，但是并不很重视。他对大儿子袁谭说：“即使曹操打败了淳于琼，只要我们攻下他的大营，曹操就没有归所了。”于是命令大将张郃〔hé河〕、高览率兵去攻打曹操官渡大营。张郃认为曹操亲领精兵围攻乌巢，恐怕淳于琼抵挡不住，如果乌巢有失，大事就完了。因此他一再请求袁绍先派兵去救淳于琼。可是袁绍在郭图的迎合之下，仍然坚持用主力去进攻曹操官渡大营，只派少数骑兵去援救乌巢。官渡曹军营垒坚固，战士死守，袁军久攻不下，等于是给曹操攻破乌巢提供了条件。

再说乌巢的战况。当袁绍的增援骑兵临近乌巢的时候，曹操左右的人慌忙向他报告说，“敌人的骑兵就要到了，我们快分一部分军队去抵挡吧！”曹操却严厉命令部下说：“等敌人到了我们背后，再来报告！”在曹操坚决果断的指挥下，曹军人人拼死战斗，势不可挡，很快就攻下了袁军的营寨，杀死了主将淳于琼，袁军的一万车粮谷被烧得一干二净！

淳于琼战败被杀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张邰看到大势已去，又听说郭图在袁绍面前诬陷他，他既气愤，又害怕，便同高览把全部攻城机械烧掉，一同到曹营去投降。袁军本来已经军心动摇，一见主将投降，就更加慌乱，全部溃散。曹军乘势反击，袁军大败，主力差不多全部被歼灭，袁绍和袁谭只率领着800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袁绍因这次惨败，实力再也恢复不过来，终于积忧成疾，在公元202年五月发病死去。他的几个儿子争权夺位，互相攻杀，结果被曹操各个击破。袁氏父子的残暴统治结束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官渡之战，是历史上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争。曹操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在军事上实行了正确、灵活的作战原则，例如：先扫清分散的较弱的割据势力，再集中力量对付正面的强敌；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烧毁敌人粮草，动摇敌方军心等等。袁绍失败的原因很明显：政治腐败，骄傲轻敌，只知硬拼硬打，不知用策用计等等。曹操能够虚心采纳部下建议，袁绍则一意孤行，也是曹胜袁败的重要因素。

附录
历史上的握兵将帅

周公（生卒年不详）

周公，姓姬名旦，商周时代周原（今陕西岐山北）人。商朝末年，周国在岐山兴起，文王姬昌把周地封给四子姬旦，从此人们都称他为周公。周公诚实宽厚，多才多艺，是其父文王和其兄武王兴周灭商的主要助手。他起草的讨伐纣王的誓词，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武王在灭商后不久去世，其子成王还在襁褓中，而国家百废待兴。周公毅然代行王权，成为实际的掌权者。当管叔、蔡叔造谣说周公要篡位，并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时，周公沉着应对，向怀疑他的老臣表明决无私心，然后发兵东征，亲率大军平定叛乱，又征服十几个小国，把疆域扩大到沿海。他下令营造东都洛邑（今洛阳），安置商朝遗民，并完善了分封制，造成了诸侯共同服从周天子的政治局面。

周公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认为当权者只有关心人民疾苦，不贪图享乐，才能立国久远。他自己一向恭谨礼让，为国事呕心沥血，广罗人才，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成王长大后，周公交还权力，专心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使政治走上制度化道路。

周公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熟的伟大政治家，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治国思想和方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是古代当权者的典范，历来受人尊敬。他去世后，成王以天子礼节把他葬在文王和武王墓前，表示他完成了先人的未竟事业。

晏婴（生卒年不详）

晏婴，字仲，春秋时期齐国人，因去世后的谥号是“平”，因此人们也叫他晏平仲。他曾长期担任齐国的卿（相当于相国）。他始终维护国家稳定，主张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关心百姓疾苦，生活十分俭朴。齐景公听说他缺粮少吃，派人送来粮食和钱，被他拒绝，说自己比百姓强多了。他的住房和车马也很破旧，却不愿更换，认为如果造大房会华丽，就无法禁止别的官员铺张。一年闹水灾，百姓房倒粮断，晏婴请求国王开仓救济，国王不允，他怒斥国君只顾自己享乐，对百姓无情，愤而辞职，并把自家粮食分给灾民。对国君的错误，他一向直言抗上，提出批评。在晏婴主持政务的时期，齐国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国事井井有条，他国不敢小看。

晏婴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贤相、清官的典型。他一生廉洁清正，为民着想，严于律己，在各国享有很高声望。孔子表示，晏婴是他最佩服的人物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特为他立传，并说，如果晏子还在，愿执鞭为他赶车。

嬴政（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嬴政是战国时期秦国王族成员，其父异人曾被送到赵国作人质，嬴政就出生在赵国。后随父回国，十三岁继任秦国国王，二十二岁加冕执政。他从分裂的现状感到统一的必要，立志有所作为，统一全国。公元前238年，权臣嫪毐（làoǎi）发动叛乱，逼他交出权力。嬴政果断平定了叛乱，罢免了背后支持叛乱的相国吕不韦，清除了内部障碍，开始筹划统一进程，重用法家学者李斯和名将尉缭等人，全力壮大军事经济实力，超过了东方六国公元前230年，他发动统一战争。尽管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他本人还险遭刺杀，但没有动摇，终于攻灭六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在公元前221年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王朝。为了防止再度分裂，他拒绝分封诸侯，而采用郡县制，中央设三公九卿分管内政外交。官吏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他下令统一全国法律、货币、文字、车辆、交通和度量衡，拆除六国关塞壁垒，修筑通行各地的驰道。这一切都保证了国家的完整统一。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军北拒匈奴，修筑并连结长城，确立以防御为主的对外政策。他勤于政事，每天批阅一石重（竹简）的公文奏章，还多次到各地巡查，宣扬统一的意义和功德。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古代伟大政治家和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发展作出了划时代贡献。同时，他在位期间，也有剥削刑罚过重、焚书坑儒等过错和失策。

陈胜（公元前？年～公元前208年）

陈胜，又称陈涉，秦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他出身雇农，从小给地主种地，受尽压迫之苦，心中却存有大志，要改变屈辱地位，曾对伙伴们说起今后富贵莫相忘的话，并发出“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公元前209年，陈胜和九百多名农民被秦朝征调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他为屯长。途中不断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按秦律将被处死。众人忧急万分，陈胜与阳夏人吴广商议，决定武装反秦，死中求生。他们杀死押解的军官，号召大家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句话表达了他的见识不凡，众人表示愿听他指挥，揭竿起义。陈胜宣布建立“大楚”，起义反秦，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后立国号“张楚”，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口号，与各地反秦力量联合，由陈胜率领向秦都咸阳进发。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内部又多矛盾，起义军兵败，陈胜被叛徒杀害。但是由他掀起的反秦浪潮已经不可遏止。两年后，秦朝被推翻。

陈胜是古代农民起义杰出领袖和起义军统帅。他不相信天命，敢于反抗，发动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并提出了正确口号和策略，代表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者提出了警告，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

刘邦，字季，秦汉时期沛县（今属江苏）人。后成为汉朝创立者，西汉王朝开国皇帝。

刘邦年轻时在家务农，秦朝统一后做了泗水亭长，是乡间小吏，性情直爽又善交朋友，在当地有很高威望。因对秦的暴政不满，曾在押送刑徒时将人释放，他自己则躲进芒砀山。陈胜起义后，他和朋友们起义响应，占领了沛县，被推为“沛公”。起义军领袖项羽约定，谁先攻进咸阳便做关中王。刘邦部队纪律严明，一路取胜，首先打到咸阳城下，灭亡了秦朝。他当众废除严苛的秦法。约法三章，受到关中人民拥护。但势力强大的项羽进关中后，自称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忍让退避，暗中养精蓄锐。后在萧何、张良、韩信等人帮助下，与项羽展开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他知人善任，广纳人才，采取正确策略，终于战胜项羽，在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

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多次带兵平定叛乱，抵抗匈奴入侵，稳定了局面。汉朝沿袭秦制，坚持统一；努力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减轻赋税徭役，使经济得以恢复，为后来的盛世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95年，刘邦率军路过家乡沛县，与乡亲们畅饮歌舞，亲自击筑作《大风歌》教儿童们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随歌而舞。刘邦身经百战，受伤几十处，但从不避险，回长安后，箭伤发作，病势沉重。但他拒绝医治，对大家说：“我本是平民百姓，得了天下，不是天意吗？死就死了，没有什么。”

刘邦是古代一位卓越政治家。他出身社会底层，顺应社会潮流，团结“布衣将相”，采取正确策略和进步政策，推翻暴秦，打开了盛世的序幕，为古代中国的强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

刘彻，是西汉景帝之子，7岁时立为太子，17岁即皇帝位，就是汉武帝。经过“文景之治”，全国经济已经初现繁荣，钱粮富足。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对此并不满足，决心创造出更大的业绩。他大胆选拔人才，从全国各地召集文士，策问治国之道，让有能力有见识的人充当重任。接受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他又颁布“推恩法”，规定诸王死后，除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一部分，使诸侯国越来越小，并寻机废除一部分列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汉武帝决定盐铁由官方经营，调剂运输，平抑物价，防止大商人从中牟取暴利，并规定按财产交税。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治理黄河，并亲临工地检查工程；组织数万人开挖水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制止匈奴的不断入侵掠夺，汉武帝组织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基本上消除了匈奴人对内地的威胁。他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中亚各国保持友好往来，后又在西域设置官府管理事务，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同时，扫除了岭南和西南各地的割据势力，设郡管理，加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汉武帝刘彻是杰出的政治家，雄才大略的君主。汉武帝时期，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吸引了大批外国商客长途跋涉而来，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他在位53年，做了很多大事好事，但到了晚年，也存在着追求享乐、封建求仙、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的错误。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

卫青，字仲卿，西汉时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也是西汉时期河东平阳人。卫青本是奴隶出身，自幼随母亲在平阳公主家为奴，放牧羊群，因勇力过人又老实勤恳，被调入皇宫当差。他的姐姐卫子夫受汉武帝宠爱升为皇后，卫青也得到重用，成为军队将领。公元前129年，他率骑兵反击入侵的匈奴，直捣要地龙城，又迂回作战，歼敌近万人，恢复了河南的失地。后又率军深入塞北袭击敌军，大获全胜，匈奴被迫迁往漠北。卫青因功勋卓著，升为大将军。

霍去病18岁就参军参战，曾率骑兵在草原上寻敌，俘虏敌人官员多名，被封为冠军侯。在收复河西走廊战役中，俘获匈奴王子、相国等百余人，消灭大批敌人，为开辟“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率汉军与匈奴军决战。卫青一部与匈奴单于主力在狂风中激战，大获全胜。霍去病进军狼居胥山，全歼敌军。至此，反击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军事家和一代名将，在战场上一往无前，足智多谋。同时，他们品质高尚，从不居功自傲。卫青不同意皇帝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侯，坚持封赏有战功的将领，对部下也十分宽厚。霍去病谢绝为他建造华丽府第，表示“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可惜他24岁就病故了。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

刘秀，字文叔，汉代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北）人。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但到他这一辈，已离皇室很远，靠卖谷物为生。西汉末年，王莽代汉自立，建立“新朝”，又改制失败，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与其兄刘縯也召集宗族宾客数千人，起兵反对王莽。在与王莽军队作战中，刘秀作战机智勇敢，尤其是在昆阳之战中，他突围请援，又身先士卒，大破敌军，取得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此后，刘秀威信大增，势力渐大。公元25年，他称帝，即光武帝，国号仍为“汉”，继续汉朝事业，史称“东汉”。

作为东汉的创立者，刘秀深感民众对苛政和战争的痛恨，以恢复汉朝盛世为名，在较短时间内平定各地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他称帝后，下令释放奴婢，禁止虐杀，缓和了矛盾。又下令检查土地和户口，但因地主豪强反对而停止。为了巩固政权，他善待有功之臣，是古代君主中对君臣关系处理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又注意削弱高官的权力，并精兵简政，省减官员，裁并郡县。东汉初年，政局稳定，人心较为安定，生产也得到发展，史称“光武中兴”。他本人勤于政事，生活俭朴，每天黎明时就上朝听政，经常日落才下朝，夜晚还传大臣入宫，讲学谈经，是很勤奋的皇帝。但是他爱好用“图谶”决定办法，助长了鬼神迷信的风气。

汉光武帝刘秀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作为的君主。他创立的东汉王朝，继续了汉朝的昌盛，为巩固统一事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曹操（公元155年～220年）

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他的父亲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但他少有大志，多心计。20岁时就做了官，负责洛阳北的治安，执法严格。针对当时豪门贵族为非作歹的情况，他到任后做了五色棒，挂在官府门口，并贴告示：“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一个大宦官的叔父犯禁夜行，被他依法打死。后任济南相时，仍打击豪强，惩治贪污，政治突出，从此名声大震。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曹操决心平定天下，重建统一，他在公元196年率军来到洛阳，把汉献帝接到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大权。随后采用屯田制，发展生产，壮大军队。先后攻灭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势力。在与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进行的官渡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取得很大胜利。此后又平定了辽东、西北等地，统一了北方。但在赤壁之战中，曹军败给了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三国局面开始形成。

曹操精通兵法，著有多种兵书，并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诗文俱佳，是建安文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生性多疑，杀戮过重，所以引来不少非议。小说《三国演义》中把他写成奸诈的“反面人物”，在民间影响很大。但从历史上看，曹操是一位有作为有功劳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诸葛亮（公元181年～234年）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陷入割据局面，有志豪杰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诸葛亮年轻时熟读史书兵法，对时局颇有见解，虽隐居襄阳隆中乡间，却被人称为待机而起的“卧龙”。汉室宗亲刘备苦于势力单薄又无人相助，经名士司马徽、徐庶建议，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作了有名的“隆中对”，认为刘备只有占据荆、益二州（今湖北四川一带）作为基地，东联孙权北拒曹操，成鼎足三分之势，待时机成熟，出兵中原，统一天下。

在刘备的恳请下，他决定“出山”辅佐刘备，完成大业；面见孙权，促成孙刘联盟，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协助刘备夺取益州，占据汉中，创立蜀汉基业。然而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与东吴交兵，失败后死于白帝城。丞相诸葛亮受托主持蜀汉内外大事。他事必躬亲，兢兢业业，严明法纪，重用贤才，派人与孙权重修友好关系，降伏部族首领孟获。开发西南；训练军队，两上“出师表”，亲自带兵五出祁山，尽全力收取中原。虽然因条件不足。北伐难以成功，但他治军有方，进退有章，战术灵活，尤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军民感佩，敌手也为之叹服。他还创制出木牛流马和十发连弩等新式交通作战工具。因操劳过度，于公元234年病死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远见卓识、足智多谋，忠诚谨慎而著称，并赢得后世的赞扬。在人民群众中，他成为智慧和忠诚的化身。

祖逖（公元266年～321年）

祖逖，晋代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他青年时代就怀有大志，与好友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千百年流传着。西晋被北方匈奴灭亡后，他和家人逃亡南方，一心要收复失地，曾找到琅琊王司马睿（后为东晋元帝），请求率一支军队北伐，重振中原。但他只得到1000人的口粮和布匹，士兵武器要自己想办法。祖逖报国心切，率一百多名壮士渡江北上。在大江之中，他击楫而誓：“此次北上，如果不能肃清外敌，我将如同东流江水一样，一去不回！”过江之后，祖逖在淮阴一带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很快建立起2000多人的队伍，经过训练，开始向北进军。消息传开，北方民众群情振奋，送来粮草和信息，青壮年也要求参战。祖逖善于用兵，在人民支援下，连打胜仗。几年之内，已收复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为了取得彻底胜利，他不置办家产，让子弟开荒种地，自食其力，安置收复区的百姓，做好长期战斗准备，直到完全恢复北方。他的想法和做法，深受百姓拥护，他的事迹也被四处传扬。

然而，东晋皇帝只想偏安江南，对祖逖不但不支持，还担心祖逖的威信过高，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派人去北方监视祖逖，牵制他的行动。祖逖的宏愿不能实现，心情郁闷，不久患病去世。他收复的失地重又被敌人占领。

祖逖的北伐虽没有成功，但他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英雄，成为晋朝最令人敬佩的人物，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壮举，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救国的事迹，流传百世，激励着爱国的人们。

苻坚（公元338年～385年）

苻坚，字永固，氐族人，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统治者。苻坚少年时代就胸怀平定天下的大志，待人谦虚有礼，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的伯父苻健在公元351年占领长安，建国为“秦”，史称前秦，在北方颇有影响。但继任帝位的苻生残暴昏庸，引发危机。19岁的苻坚受百官拥戴，除掉了苻生，继承大位，自称“大秦天王”。从此，他认真治理国家，显示出过人的胆略与才干。苻坚认识到汉文化和传统对人民的深厚影响，便摈弃氐族落后习俗和偏见，重用王猛等汉族知识分子，让王猛担任宰相，主持朝政。在王猛帮助下，他整顿吏治，严惩豪强违法犯规行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注意抚恤孤寡，救济灾民。在文化上，兴办太学，招收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还亲自到学校检查学习情况。听说有一位老妇人精通周礼，他命人请她为太学讲课，并封为宣文君，传为佳话。在苻坚的治理下，前秦国力迅速增强，他适时出兵，攻灭前燕、前凉、代等国，统一了北方。前秦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许多部族属国把前秦看做中原大国，纷纷朝拜苻坚。史书上也认为他统治的前秦比打着正统旗号的东晋好得多，对他多有赞扬。

可惜苻坚在此时骄傲起来，急于统一全国，不顾时机不成熟，不听部下劝告，匆忙发兵攻打东晋。结果在淝水之战中遭到失败。不久，他被部将所害。但是苻坚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他是十六国中最有作为的君主，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洗夫人（公元？年～601年）

洗（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至隋代岭南高凉（今广东阳江西）人。洗家是当地俚人首领，率部十余万户。洗夫人年轻时就明事理，会用兵，威信很高。后嫁给梁朝高凉太守冯宝，协助冯宝治理地方，凡俚人违犯法规，即使亲属也不姑息。公元548年，梁朝发生侯景叛乱，高州刺史李迁仕阴谋响应，为借助洗夫人力量，紧急召见冯宝。洗夫人劝丈夫不要去而静观局势。几天后。李迁仕果然反叛，洗夫人亲率精兵千名，扮作平民去“慰劳”，突击袭击并打败了叛军，使岭南恢复平静，受到梁朝嘉奖。马宝去世后，其子冯仆任阳春郡太守，时已是陈朝。广州刺史欧阳纥也想依仗洗夫人声望，独占岭南作乱，便召见冯仆，逼他出兵。冯仆拒绝，被作为人质监禁。洗夫人得知后表示，我不能为保全儿子性命而有负国家，随即发兵平定叛乱并救出冯仆。

隋朝灭陈之后，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拥洗夫人为圣母，保乡拒隋。隋文帝派使臣向洗夫人说明隋军南下是为了全国统一，她深明大义，立即派人迎接隋军进驻岭南，促成了统一大业。不久，降将王仲宣起兵作乱，包围了广州，一些地方首领也继而反隋自立。洗夫人挺身而出，派孙子冯暄支援隋军。冯暄因与叛军头目有私交，半路停下，洗夫人得知，将他下狱，又派孙子冯盎领兵，终于解了广州之围。事后，洗夫人不顾高龄，亲自巡视各地，对作乱首领晓以大义，劝他们服从朝廷，终于化解了矛盾。隋文帝封她为谯国夫人，设立幕府，授她调动岭南兵马之权。当地方官赵讷激起民变时，洗夫人如实报告朝廷，严惩了贪官，并再次巡视各地，召回逃亡百姓。她还经常用亲身经历教育冯洗两家后代，要忠于国家，不可分疆裂土。

洗夫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她历经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为岭南的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她被后人赞为“古今女将第一”。

杨坚（公元541年～604年）

杨坚，隋朝的开国皇帝。他本是北朝时北周的外戚，即周静帝的外祖父。周静帝是个小孩子，内政外交全靠杨坚主持，为此他被任命为丞相，又封为隋王，大权在握，朝臣也多依附于他。公元581年，杨坚让9岁的外孙周静帝下台，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隋，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深知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便养精蓄锐，壮大兵力，然后水陆并进，于公元589年南下，攻灭了南方陈朝，结束了西晋以后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勤俭治国，反对铺张，自己带头不讲究吃穿，过节俭生活，带动社会形成了俭朴为荣的风气。同时。他又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自己的儿子杨俊犯法，他也决不宽容。他还很关心百姓疾苦，有一年关中发生旱灾，隋文帝见百姓吃的豆屑米糠，不禁流了泪，一年内未吃肉喝酒。他还亲自带领关中百姓到洛阳度饥荒，并为逃难百姓让路。他是历史上最善待百姓的皇帝。为了医治战乱带来的创伤。他推行均田制，努力发展生产，加强税收管理，精简机构，使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安定，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他开创的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办法，成为几千年的传统。在二十几年中，隋朝就出现了繁荣富裕的局面，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朝鲜、日本等邻国都向中国派来使节和留学生。

隋文帝杨坚是杰出的政治家、治国能手，有作为的君主。但在选择继承人上看错了人，偏信了品质低下的二儿子杨广，而废掉了太子杨勇。在病重之时，他才发觉失算，可为时已晚。杨广杀死了父亲，当了皇帝，就是隋炀帝。隋炀帝穷奢极欲，残暴专横，引起天下人的反对，很快葬送了隋文帝创下的江山。

魏征（公元580年～643年）

魏征，字玄成，隋唐时代馆陶（在今河北）人。他早年因家贫出家做过道士，后参加反隋起义的瓦岗军，又投奔唐朝，曾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侍从官。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李建成，又即位为太宗，他知道魏征很有才能，便重用这个昔日的对手。魏征先后当过谏议大夫、太子太师等职，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助手。

魏征经常用隋朝由盛至衰而亡的教训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从俭，要减轻百姓负担，不要过重的税收与徭役。他还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请太宗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要偏听专断。对唐太宗的一些过失，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即使引起皇帝盛怒，也决不退缩。一次，唐太宗下令征召一些十六岁男子当兵，诏书被魏征扣压。他据理力争，反对违反规定征召不到十八岁的男子当兵，并批评太宗失信于民，二人争论起来，魏征坚持己见，唐太宗只好收回成命。还有一次，魏征批评唐太宗执政不如贞观初年，并列举了10条错处。唐太宗命人把奏章贴在屏风上，早晚见到，作为教训。

魏征是杰出的政治家，一代名臣。他运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力，大胆批评和监督皇帝，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为唐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自写了碑文，并说魏征是自己知得失的“镜子”。

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

李世民，祖籍陇西成纪（在今甘肃），生于太原（今属山西）。李世民从小练就一身骑射本领，聪明勇敢且有主见。其父李渊是隋朝唐国公，任太原留守。在镇压反隋的农民起义时，李世民体会到人民对隋炀帝暴政的不满，内心受到震动，便说服父亲兴兵反隋，并亲率主力向长安进发，一路上过关夺地。显示出军事和组织才能。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掌握了实权。626年，因兄弟之间发生矛盾，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之变”，夺了太子位，两个月以后，李渊让位于他。李世民即皇帝位，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可畏”，知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便采取宽让政策，大力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减轻了民众负担，使经济很快好转。政治上，注意发挥大臣和各部门作用，虚心纳谏，知人善任，善待功臣，避免独断专行。大臣魏征上书批评他的错误，他命人写在屏风上，引以为戒。他常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定，派军击退了来犯的突厥军，同时加强与各少数民族的来往。平等对待。被各族尊为“天可汗”。唐太宗在位23年，国内出现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为盛唐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古代一位英明的君主，在创业和守业的实践中表现出超凡的魄力和远见，并有难得的自知之明，成为后世君主推崇和效法的榜样。

松赞干布（公元617年～650年）

松赞干布是唐代吐蕃（在今西藏一带）人。他出生在吐蕃赞普（王号）之家，少年时受过严格训练，能骑射、击剑、作诗，文武兼备，为人大度，是受人尊敬的王子。629年，其父被阴谋叛乱的政敌毒死，年仅12岁的松赞干布继任赞普，在叔父和大臣们帮助下，平定了叛乱，抓住了投毒凶手，并消灭了敌对势力。吐蕃从此趋于安定，人口增加，人民安居乐业。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拉萨）。在布达拉山修建王宫，接着他又征服了一些强大部族。在644年前后，统一了西藏高原。他整顿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军事机构，加强控制，使吐蕃社会摆脱了分裂状态。派人到唐朝学习，到克什米尔留学，创制本民族文字，还仿照唐朝实行“均田制”，促进了经济发展。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到长安，请求与唐朝通婚。唐太宗决定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见到公主带来各种工匠，他非常高兴，决定免除他们的差役，让他们传播酿酒、碾磨、建筑、养蚕等技艺，又派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诗书，邀请中原学者到吐蕃管理文书奏章。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吐蕃社会的进步。

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卓越的领袖和政治家，又是藏汉友好的开拓者，他的文治武功，促进了社会进步，受到世代藏汉人民的尊敬。

武则天（公元624年～705年）

武则天是唐代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武则天的父亲是商人，后投靠唐王李渊，颇受信任。唐太宗时，武则天被选入皇宫为妃，赐名武媚，很受太宗喜爱。太宗病重时，她又与太子李治（唐高宗）相好。太宗去世后，她按旧例入感业寺为尼。一次，高宗到寺进香，见到武媚，牵动旧情。王皇后得知后，为排挤得宠的萧淑妃，就作主把武媚接回，封为高宗的“昭仪”。不料武昭仪心计多端，不但使高宗冷落了萧淑妃，又设计废黜了王皇后。655年，31岁的武昭仪成为皇后，因颇懂朝政，便协助高宗治国，高宗病弱，大权渐落她手，与帝并称“二圣”。高宗死后，武后统揽朝政，加封号“圣母神皇”。到690年，她索性废唐自立，改国号为“同”，称“则天大圣皇帝”，还自造“曌”字为己名。

武则天为人狠毒，王皇后、萧淑妃被砍去手脚，泡入酒瓮；长子、次子与她不和，也被毒杀；对反对自己的人，则用酷吏动用非刑。但她执政能力很强，在位期间，执行太宗国策，奖励生产，改善与周边关系，还抑制豪门贵族势力，重用庶族平民出身的人，改革科举考试，增加武科，并号召臣民自荐，笼络人才。705年，武则天病危，大臣乘机发动政变。她被迫退位，去帝称后，恢复唐朝。总的看，武则天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能顺应社会发展，使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盛唐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李隆基（公元685年～762年）

李隆基，即唐朝玄宗皇帝，又称唐明皇。他在位44年之久，经历了唐朝由极盛转向衰落的过程，他本人也是集大功大过于一身的君主。女皇武则天死后，唐朝出现政局混乱，政变接连发生。李隆基作为皇子，发动了平乱之役，立了大功。公元712年，唐睿宗退位，让儿子李隆基即位，即唐玄宗。为了稳定政局，他即位后先发制人，粉碎了太平公主等人的政变阴谋，铲平皇室纷争。然后他全力治理国家，选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能臣为宰相，进行整顿和改革。严格对官吏进行考核，亲自组织对县令的考试，把45个不合格的县令淘汰。对犯法者，即使是皇亲也不宽容。他还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裁汰僧尼，提倡薄葬，注意节俭，并整顿军队，收复被外敌占领的失地。这一切措施，使唐朝重又兴盛起来，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国库充实，文化也很有成就，超过了贞观年间的景象，达到了唐朝的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在当时的世界上，唐朝是首屈一指的强国，各国纷纷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和访问。

但是到了“天宝”年间，李隆基变得昏庸奢侈起来，贪图享乐，懒于朝政，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专宠杨贵妃，结果酿成大祸，引发“安史之乱”，造成长达8年的战乱。从此，唐朝的盛世一去不返。

纵观李隆基一生，他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位前半期，创造了盛唐局面，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等强国，留下了辉煌一页，这是应该肯定的。

郭子仪（公元697年～781年）

郭子仪，唐代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他青年时代胸怀报国大志，后考取武举人，成为一名武将，因战功卓著，后升至朔方节度使，执掌一方军政大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他奋起抗击，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击败史思明大军，收复河北大部土地。后任河东副元帅，又挥军西向，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两京。此后他又马不停蹄，收复河东、河西、河南失地，为平定安史之乱建立了不朽功勋。当他人京朝见皇帝时，唐肃宗亲自出城迎接，对他说：“国家能重建，全靠你的力量啊！”他被封为汾阳郡王，并受赐号“尚父”，享有大罪免死的铁券。

唐代宗在位时，节度使仆固怀恩纠集回纥等外族叛乱，逼近京城。年事已高的郭子仪只带1万士兵亲临前线，回纥兵本以为郭子仪已不在世，听说他仍在世，便要求拜见。郭子仪带数十骑兵前往回纥兵营，回纥兵纷纷下马拜于地下，郭子仪晓以大义，劝他们助唐平叛，果然成功。他又一次为国立功。

郭子仪是卓越的军事家和统帅，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严格自律，善待部下。后人评价他：“叔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

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

赵匡胤，五代至宋时期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他青年时代爱好武艺，练就一身骑射本领，后来成为后周的将领，多次立下了战功，被升为殿前都点检，掌握了后周的军事大权。后周世宗柴荣死后，由他7岁的儿子继皇位，不能理事。在众将的支持下，赵匡胤在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了后周，改国号为宋。他就是宋太祖。

宋太祖建宋之后，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后攻灭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为了防止唐末和五代时期藩镇势大、夺权割据的局面再次发生，他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削夺军中大将的兵权，对他们说：“没有你们出力，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会不会也要当皇帝呢？”将领大惊失色，只好按皇帝旨意，交出兵权，回家享乐。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了一些将领的实权，防止再度政变的发生。他又把地方上的精兵调到中央，编为禁军，由自己直接控制，轮流戍边，从而结束了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局面。同时，他努力发展生产，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恢复。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但由于重文轻武，防范过度，又削弱了边防军战斗力，使宋朝军事实力下降，在收复失地、抵御外侵的战争中经常失利。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时期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因童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自己住在庙里读书，靠吃稀粥咸菜苦学，后进应天府学，连粥也喝不上。同学们送他饭菜，他谢绝说：吃了好饭菜就咽不下粥了，还是苦些好。靠这种毅力，他成为品学兼优的人物，立志利国生民。后来在泰州为官，力主修捍海堤，亲自夯土运土。海堤修好后，当地人称为“范公堤”。在朝廷为官时，直言敢谏，为民作主。一次蝗灾使一些地方农业无收，他奏请赈济未被批准，便当面质问仁宗皇帝：宫中之人半日不吃行吗？百姓无食怎能不救。奉命巡视灾区后，他特意把灾民吃的野菜带给仁宗，请传示皇亲国戚，刹住挥霍之风。在开封府任上，他把掠占公物的大官姓名一一列出上报朝廷，并事先留下遗言，表示查办决心。因为为人耿直正派，他屡受排挤。被贬官出京，但威信却随之提高，正直官员都以“不同贬为耳止”。

年过半百之后，范仲淹到西北边境练兵守边，多次击退外敌入侵。1043年，他出任参知政事，提出十条富国强兵的建议，并主持了有名的“庆历新政”，掀起改革风潮。虽然由于保守势力反对，新政失败，他再遭贬斥，但并不灰心。在《岳阳楼记》这篇千古名文中表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范仲淹一生清廉为公，从不接受馈赠，却常用俸禄救济穷人和学生，自己的孩子反缺吃少穿。在家乡，他得到一块祖传宅地，便捐作校舍，办起苏州州学。

范仲淹的为官政绩和优良品行，在宋朝就誉满全国，被人尊为“一世之师”、“本朝人物第一”。他是古代难得的政治家，无论在什么职位上都能为人民做好事，尤其是“先忧后乐”的伟大思想，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更鼓舞了后世有志之士为国为民作出贡献。

包拯（公元999年～1062年）

包拯，字希仁，北宋时期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他从小受到严格家教，性情刚直敦厚，对人从不随意苟同，厌恶说假讨好，办事又极为认真。长大为官后，曾明断了一起“割牛舌案”，便有了善断案的好名声。但包拯一生的主要政绩不是断案，而是为官清正。不畏权势，为民做主。如他任端州知府时，坚持按定数收购端砚，离任时不拿一方砚台，与历届前任超量征购又私拿私要截然不同。在开封府任上，他撤销了“门牌司”，允许百姓直接上堂向自己告状，使那些想借机勒索的官吏不能在中间作恶。惠民河泛滥，百姓受灾，他查明是皇亲国戚在河边修花园使河道变窄造成的，便查清地主，勒令拆园退地，并上奏皇帝免去其官职。张贵妃伯父张尧佐无功却被委以要职，他连上数本反对，并与仁宗皇帝当面争论，唾沫星溅到皇帝脸上。百姓赞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包拯治家极严，对犯法亲友绝不徇情。在家乡庐州任知府时，一概不会亲友；堂舅横行乡里，被人告到公堂，他依法打了七十大板。从此家族中无人敢胡作非为。他一生廉洁俭朴。身居高位。家无余资。去世前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为官，有贪赃枉法者，不得归回本家，死后不得入包家坟地，不从我者不是我的子孙。包拯死后，开封人民无不哀痛，街上一片哭声。

包拯是杰出的政治家，古代最负盛名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正人正己，深受民众尊敬。民间关于他的传说甚多，虽然多为虚构夸张，但反映了人民对他的喜爱。

岳飞（公元1103年～1142年）

岳飞，字鹏举，宋代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他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立志习武，练就高超骑射和作战本领，能使三百斤硬弓。长大后应征入伍，后成为北宋将领。金兵入侵后，他奋起抵抗，多次击败敌军，闻名四方。北宋灭亡后，投奔名将宗泽，曾率五百骑兵迅速袭击敌军，打破金军围剿太行山义军计划。宗泽病故后，他坚持战斗在最前线，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纪律严明的部队，人称“岳家军”。1130年，岳家军与韩世忠的部队配合，截住后撤的金军，连连得胜，并收复了建康（今南京）。1134年，他率军过江北上收复了襄阳等6个州，一直打到中原，震动了全国。岳飞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出无畏的气魄和多变的战术战法，令敌人胆寒。他也成为南宋高级军事将领。但宋高宗重用奸臣秦桧，以屈辱条件与金议和，岳飞上书表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藏，恐贻后世讥”，力主出兵北伐。

1140年，金军果然撕毁协议，大举南侵。早有准备的岳飞率部迎敌，一路所向披靡，迅速掀起反攻，进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以步兵为先导，大破金军拐子马铁军，又乘胜追击，打到离故都汴梁四十里的朱仙镇，取得了空前胜利，岳飞之子岳云率军冲入敌阵，舍生忘死，身上受伤百余处，立下大功。金军将士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统帅兀术哀叹：自起兵以来，未有此败。北方各地义军纷纷响应，以“岳”字为旗号，四路出击，截断了金军后路，抗金斗争胜利在望。岳飞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北方。不料内奸秦桧奏请宋高宗连下12道金字诏书，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加地说：十年心血，废于一旦！秦桧蓄意谋害岳飞，先削其兵权，又指使人诬告他谋反，逮捕入狱严刑拷问。岳飞坚贞不屈，于1142年初被害于临安风波亭。其子岳云等同时遇难。

岳飞是伟大的军事家、战功卓著的统帅和民族英雄。他在抗击外敌侵略中表现了高度爱国热情和卓越军事才能，被人民永远怀念与尊敬。而残害英雄的秦桧之流，被万世唾骂。

文天祥（公元1236年～1288年）

文天祥，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少年时最爱读忠臣义士传记。发誓做个为国建功的大丈夫。20岁后考中状元，但因正直不阿，受权臣排斥，未受重用。1275年，元朝派军攻宋，直指临安，文天祥在家乡组织义军来到临安，请求背城一战。不料谢太后已决定降元，并派人把国玺送到元营。元军要求宋朝派丞相到元营交涉，文天祥临危受命，以右丞相之职来到元营，对元军统帅伯颜说：我不为议和而来，而要求你们撤兵，否则将抵抗到底。伯颜深感遇到了对手，竟扣留了他。第二天，南宋送来降表，文天祥大骂投降派卖国，表示即使皇帝降元，自己至死也决不投降！伯颜和元军将领称赞他有“男子心”。

在被押解北上途中，文天祥与随江的义军首领杜浒等定计逃出，历经艰险，回到南方。他谢绝流亡的南宋朝廷让他当丞相的任命，表示救国如救父母，义不容辞。又立即组织军队抵抗元军，收复了部分失地。后元军主力大举进攻，文天祥兵败五坡岭，再次被俘，在押解途中写下豪迈诗作，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到达元大都（今北京）之后，他多次拒绝投降，在狱中苦度三年，写下不朽的《正气歌》。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失败后，决定处死他。文天祥写下绝笔：“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向南方跪拜后，慷慨就义。

文天祥是一位气概非凡的民族英雄，杰出政治家。他从事的抗元斗争虽然失败了，然而他所表现的爱国热情和崇高气节，已化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耶律楚材（公元1190年～1244年）

耶律楚材，字晋卿，金至蒙古国时期人，契丹族。1215年，蒙古军队攻陷金国中都（今北京），成吉思汗得知金国官员耶律楚材是个有才能的人，立即召见了他。耶律楚材本是辽国皇族后裔，从小天资过人，又系统学习过汉族文化，不但熟知政治和经史，而且精通天文、律历、地理、数学和医学。成吉思汗见他体态雄伟，长髯飘胸，语声朗朗，对答如流，决定留他在身边，大家都叫他“吾图撒合里”（长胡子）。一次，耶律楚材奉命到燕京治“剧贼”，他查清贼原来都是权贵子弟，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逮捕，处决了十六人，对行贿说情的则不加理睬。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任，命耶律楚材主持汉民事务，后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他坚决批驳了要把中原变成牧场的主张，提出了设立州郡、军民分治、休养生息、建立税制等建议，使中原文明得以延续和发扬，也增加了国家收入。蒙古军攻打金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遇到顽强抵抗，城破后，要按惯例“屠城”。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将士拼死作战，争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如今得了土地又失去人民，还有何用？汴京城内富裕之家能工巧匠甚多，如果杀光，岂不一无所得？窝阔台接受了他的建议，停止了大屠杀，从此“屠城”习俗渐渐被废止。金国灭亡后，耶律楚材挑选了各类有技能的人疏散到河北等地；规定蒙古诸王不得分地私自征敛；开科考试，选拔人才，还设立编集经史的机构，发展文化事业。

耶律楚材是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能高瞻远瞩，摈弃狭隘的民族偏见，集汉、辽、金、蒙古各方面长处，为保护中华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尊敬。

目录

北京四合院

黄土高原窑洞

草原蒙古包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绿荫中的傣家竹楼

古黟桃花源西递

千年渔港石塘

江南第一村张谷英村

客家围屋

潮汕传统民居

乔家大院

王氏庄园

玄穹高上玉皇大帝

瑶池金母王母娘娘

大道至尊太上老君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大愿地藏王菩萨

消灾延寿药师佛

文武财神和五路财神

福星、禄星和寿星

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

海神娘娘妈祖

正月十五闹花灯

二月二，龙抬头

三月三，遍地歌舞欢

清明时节雨纷纷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

七月七，牛郎见织女

中国鬼节中元节

月到中秋分外明

九九重阳菊花香

十月一，烧寒衣

冬至到，数九始

喝了腊八粥，年年大丰收

腊月二十三，欢喜过小年

爆竹声声辞旧岁

傣族新年泼水节

东方狂欢夜火把节

蒙古族那达慕盛会

子鼠咬天

丑牛耕地

寅虎啸天

卯兔弄月

辰龙腾云

巳蛇乘雾

午马行空

未羊开泰

申猴无邪

酉鸡有吉

戌狗旺财

亥猪送福

跪拜礼

如何来行礼

尊师之礼

尊老之礼

祭天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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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天下闻名。旧时的北京，除了紫禁城、皇家苑囿、寺观庙坛及王府衙署外，大量的建筑便是那数不清的百姓住宅——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构造独特，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走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在中国传统住宅建筑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何为四合院

中国人特别喜爱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不仅宫殿、庙宇、官府使用四合院，而且各地的民居也广泛使用四合院。四合院的“四”字，表示的是东南西北四面；“合”是围在一起的意思。这种民居有正房（北房）、倒座（南座）、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故被称为四合院。四合院因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分为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

四合院为什么首推北京

一提到四合院，人们便自然会想到北京四合院。北京四合院的型制规整，中心庭院从平面上看基本为一个正方形，其他地区的民居有些就不遵循这一原则。例如山西、陕西一带的四合院民居，院落是一个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纵长方形；四川等地的四合院，庭院又多为东西长而南北窄的横长方形。

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屋各自独立，东西厢房与正房、倒座的建筑本身并不连接，而且正房、厢房、倒座等所有房屋就一层，没有楼房，连接这些房屋的只是转角处的游廊。这样，北京四合院从空中鸟瞰，就像四座小盒子围合成的一个院落。南方许多地区的四合院，四面的房屋多为楼房，而且在庭院的四个拐角处，房屋相连，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南方人将庭院称为“天井”。北京四合院是名副其实的院，宽敞开阔，阳光充足，视野广大。此外，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内涵丰富，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

老北京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无论是建造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北侧，还是南侧，院内北房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房，只是院门开设的位置不同。胡同北侧四合院为正四合院，院门面南临街，门开在南墙东边，这种院门的定位，完全是受北方自然环境和古代建造房屋风水之说的影响。

走进四合院，首先看到的是垒砌精致的影壁。影壁上每块砖都是磨制的，垒砌时磨砖对缝。民俗专家研究后认为，影壁是中国房宅建筑不可缺少的风水内容。古代人迷信，认为人死后有鬼魂，如果在夜晚有孤魂野鬼游荡，闯进宅院就会不吉利。而大门内有影壁，鬼魂见了自己的影子，就不敢往里闯了。

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院门、影壁、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厨房在东房最南面；厕所在院内旮旯，讲究的是男女分开，男外女内，男的在外院南房西角，女的在内宅东房北角。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

黄土高原窑洞

说起窑洞，我们会想到那泥土门脸、木构门窗、雪白的窗纸上贴着艳丽的窗花、窗前门顶上爬着一两颗葫芦，门边挂着一串串辣椒的黄土高原风情。在这里，沉淀着古老、深沉的黄土文明。

窑洞式民居是一种很古老的居住方式，即在黄土断崖地区挖掘横向洞穴作为居室。因为它有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等优点，虽然存在采光及通风方面的缺陷，但在北方少雨的黄土地区，仍为人民习用的民居形式。目前中国的窑洞民居大致集中在五个地区，即晋中、豫西、陇东、陕北、冀西北。

深达一二百米、极难渗水、直立性很强的黄土，为窑洞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前提。同时，气候干燥少雨、冬季寒冷、木材较少等自然状况，也为冬暖夏凉、十分经济、不需木材的窑洞，创造了发展和延续的契机。由于自然环境、地貌特征和地方风土的影响，窑洞形成各式各样的形式。一般而言，窑洞可分为三种：靠崖窑、平地窑、锢窑。

靠崖窑即是利用天然土壁挖出的券顶式横穴，可单孔，可多孔，还可结合地面房屋形成院落；平地窑即在平地上向下挖深坑，使之形成人工土壁，然后在坑底各个方向的土壁上纵深挖掘窑洞，此式窑洞多流行于河南巩县、三门峡、灵宝和甘肃庆阳、山西平陆一带。锢窑为在平地上以砖石或土坯按发券方式建造的独立窑洞，券顶上敷土做成平顶房，以晒晾粮食，多通行于山西西部及陕西北部。

窑洞一般修在朝南的山坡上，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少有树木遮挡，十分适宜居住生活。一院窑洞一般修3孔或5孔，中窑为正窑，有的分前后窑，有的1进3开，从外面看4孔窑各开门户，走到里面可以发现它们有隧道式小门互通顶部呈半圆形，这样窑洞空间就会增大。窑洞一般窑壁用石灰涂抹，显得白晃晃的，干爽亮堂。窑洞内一侧有锅和灶台，在炕的一头都连着灶台，由于灶火的烟道通过炕底，冬天炕上很暖和。炕周围的三面墙上一般贴着一些绘有图案的纸或拼贴的画，黄土高原上的人一般将其称为炕围子。炕围子是一种实用性的装饰，它们可以避免炕上的被褥与粗糙的墙壁直接接触摩擦，还可以保持清洁。为了美化居室，不少人家在炕围子上作画。这就是在陕北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炕围画。

炕围画的形式构成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以上下两组边道，按照一定的规格布置而形成其主体框架，中间等距离安排以各种画空。边道图案是炕围画的精华所在，种类极为繁多，多为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纹样反复连续而成，如玉带边、竹节边、冰竹梅边、卷书边、万字边、狮子滚绣球边、鹤寿边、福寿边、金玉满堂边……或古朴、或新颖、或简洁、或精细、或平面展开、或立体凸现、或强烈明快、或平和迷离，可谓是百色百样、美不胜收。画空也称“池子”，是炕围画的点睛之处，表现内容极为丰富，人物、花鸟、山水、风景无所不有；表现手法多样，工笔重彩、水墨写意，木版年画，月份牌年画、装饰粉画“多元并存”。

草原蒙古包

从中国西部阿尔泰的雪峰，到东部兴安岭的绿林；从北部的贝加尔湖到南部的万里长城，都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纵马征战和自由放牧的大舞台，最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居室就是蒙古包。蒙古包，这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它伴随着蒙古族走过了漫长的年代。

蒙古包的演变

在狩猎采集时代，蒙古族住在窝棚里，这种圆形拱顶的隐蔽窝以活树为支柱，用桦树皮覆盖，制作简单，便于遗弃。随着原始人类由采集向狩猎过渡，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把一部分食草动物逐渐驯养成家畜，出现了畜牧业的胚胎。这就要求有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于是窝棚之类的建筑应运而生。在狩猎时代向游牧时代过渡时，其居住由窝棚过渡到帐篷，帐篷用树木做支架上，盖毛皮。进入畜牧社会，便有了蒙古包的雏形，随后也出现了毛毡帐，其形似天幕，用羊毛毪覆盖。据史料记载：“呼伦贝尔之普遍蒙人，每限于游牧，依小草而居，转徙无常，概以穹庐为栖止。此种天幕生涯，可蔽风雪，可防虎狼。”

蒙古包的特点

蒙古包的搭建相对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圆圈，然后沿着圆圈将预先编制的木条方格（哈纳）架好，再架上顶部的天窗（奥尼），将木条与天窗衔接在一起绑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

蒙古包以圆形为总的风格，无棱无角，呈流线形，包顶为拱形，其承受力最强，包身近似圆柱形，上下形成一个强固的整体。因此，草原上的沙暴和风雪，不会使蒙古包陷于灭顶之灾。蒙古包冬暖夏凉，牧区有的是牛羊粪，只要火一生起来，立刻热浪扑面；冬天毡包外面加厚，里面又绑一层毡子，隔风性能较好；睡觉的时候，把家里烧暖，把套瑙盖上，门堵严，盖上羊皮被；还可以在包里盘座暖炕，从外面烧火。蒙古包形似球体，以白色为主色调，有较好的反光作用。背面可以开天窗，还可以把围毡边撩起来，使其八面来风，如坐凉亭。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房屋，是以木、毡为基本材料的各部件组装而成，各个部件都是单独的，搭盖时不用很多人参加，二人足可。到一个新地方以后，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只需生着火熬好奶茶的时间，一座蒙古包就搭起来了。拆卸蒙古包，比搭盖还容易许多，两个人拆卸只需十几分钟。围绳、带子都是活扣，很容易解开。带子一解开，毡子和架木就自动分离。所拆卸的任何一件都不重，一个女人就可以举起来放到车上。蒙古包维修方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哪个部件坏了、旧了就可以把它换掉。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吊脚楼是我国西南地区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多依山就势而建，呈虎坐形，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最佳屋场，后来讲究朝向，或坐西向东，或坐东向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吊脚楼的创建

传说，土家人祖先因家乡遭了水灾迁到鄂西，当时的环境比较恶劣，古木参天、荆棘丛生、豺狼虎豹遍地，土家先人们搭起窝棚常遭到猛兽袭击。后来，一位土家的老人想到了办法。他让小伙子们利用现成的大树作架子，捆上木材，铺上野竹树条，在顶上搭架子盖上顶棚，修起了大大小小的空中住房，吃饭睡觉都在上面。从此，人们再也不怕毒蛇猛兽的袭击了。后来，这种建造空中住房的办法就发展成现在的吊脚楼。

吊脚楼的形式

单吊式吊脚楼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又称为“一头吊”。单吊式吊脚楼只有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用木柱相撑。双吊式吊脚楼又称为“双头吊”或“撮箕口”，是单吊式的发展，即在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单吊式吊脚楼和双吊式吊脚楼并不以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主要看经济条件和家庭需要而定，二者常常共处一地。

还有一种四合水式吊脚楼，是在双吊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合水式吊脚楼的正屋两头厢房吊脚楼部分的上部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四合院，两厢房的楼下即为大门。这种四合院进大门后还必须上几步石阶，才能进到正屋。

在单吊和双吊的基础上，人们又创造了二屋吊式吊脚楼，即在一般吊脚楼上再加一层，单吊双吊均适用。另有平地起吊式吊脚楼，也是在单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吊、双吊都有，建在平坝中，按地形本不需要吊脚，却偏偏将厢房抬起，用木柱支撑，支撑用木柱所落地面和正屋地面平齐，使厢房高于正屋。

土家吊脚楼

土家族爱群居，喜住吊脚楼，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篁，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屋，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

小康之家以三柱四骑为正屋，殷实人家有五柱八骑，还有七柱十二骑和“四合天井”的大院。两边配有厢房或转角楼，有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正屋中间叫堂屋，正上方板壁上安有神龛，是祭祀祖先、宴请宾客之所。堂屋两边的左右房叫人间，人间又以中柱为界，分成两间。后面一间卧房住人，前面一间叫火堂。火堂中有一火炕，内架三脚架，作煮饭、炒菜、热水之用，是一家吃饭、取暖、休息之所，客人来了也坐在火炕边。火炕上吊一个木架，烘烤腊肉或实物之用。

瑶族吊脚楼

瑶族人多居住在山区，山区气候潮湿多雨而且炎热，住吊脚楼能通风避潮和防止野兽。瑶族人民根据实用性和环境特性，强化建筑性格，自由选址在柴水方便、风光优美的山地，采用数十棵杉木撑起的基脚，建起被称为“千脚落地”的木楼。整座木楼以杉木为柱、为梁、为壁、为门窗、为地板，以杉皮为盖顶，不油不漆，无矫无饰，一切顺其本色，自然天成，朴实无华，或金鸡独立于山脊，或连片成寨于坡前，或负山含水，或隐幽藏奇，千姿百态，格局自由，情调浪漫，冬暖夏凉，不燥不潮，空气新鲜，是瑶山人最好的居所。

苗族、侗族的吊脚楼也更各具特色。如侗族吊脚楼结构严谨，有的高达五六层，但却不使用一颗钉子，全系卯榫嵌和，显示了侗族建筑工艺的高超。

绿荫中的傣家竹楼

傣族人民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傣族村落一般都建在平坝近水处，小溪之畔，大河两岸，湖沼四周，凡翠竹围绕，绿树成荫的地方。房子都是单幢，四周有空地，各人家自成院落。竹楼木架，上以住人，下栖牲畜，式样近似一顶大帐篷，这是傣族固有的典型建筑。走进傣家成片的竹林以及掩影在竹林中的一座座美丽别致的竹楼，有种回归自然的如诗如梦的感觉。

竹楼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傣家有一位勇敢善良的青年叫帕雅桑目蒂，他很想给傣家人建一座房子，让人们不再栖息于野外。他几度试验，都失败了。有一天，天下大雨，他见到一只卧在地上的狗，雨水顺着密密的狗毛向下流淌。他很受启发，于是建了一个坡形的窝棚。后来，凤凰飞来，不停地向帕雅桑目蒂展翅示意，让他把屋脊建成“人”字型，随后又以高脚独立的姿势向他示意，让他把房屋建成上下两层的高脚房子。帕雅桑目蒂依照凤凰的旨意终于为傣家人建成了美丽的竹楼。而从外形来看，竹楼确像一只只开屏的金孔雀。

讲究的傣家竹楼

傣家竹楼的造型属于干样式建筑，房顶是“人”字型，便于排水。

一般傣家竹楼为上下两层的高脚楼房，高脚是为了防止地面的潮气，竹楼底层一般不住人，是饲养家禽的地方。上层为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一层是整个竹楼的中心，室内的布局很简单，一般分为堂屋和卧室两部分。堂屋设在木梯进门的地方，比较开阔，在正中央铺着大的竹席，是招待来客、商谈事宜的地方。在堂屋的外部设有阳台和走廊，在阳台的走廊上放着傣家人最喜爱的打水工具竹筒、水罐等，这里也是傣家妇女做针线活的地方。堂屋内一般设有火塘，在火塘上架一个三角支架，用来放置锅、壶等炊具，是烧饭做菜的地方。从堂屋向里走便是用竹围子或木板隔出来的卧室，卧室地上也铺上竹席，这就是一家大小休息的地方了。

过去傣家人的等级、辈分是非常严格的，体现在竹楼的建造上也很明显。比如凡是长辈居住的楼室的柱子不能低于6尺，楼室比楼底还要高出6尺，室内无人字架，显得异常宽敞明亮。竹楼的木梯也有规定，一般要在9级以上。晚辈的竹楼一般较差一些，首先高度要低于长辈的竹楼，其次木梯也只能在7级以下，室内的结构也显得简单许多。

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算得上是最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居住在竹楼里，还吃着竹筒饭、喝着竹筒酒，真是比神仙还逍遥。

古黟桃花源西递

西递是安徽黄山市黟县的一个村庄，坐落于黄山南麓，因村边有水西流，又因古有递送邮件的驿站，故而得名“西递”，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在这个地方保留着众多的古老的建筑。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递历史民居

西递古村落位于黟县东南一峡谷地带，为胡姓聚族之地，四面环山，村前一湖一牌楼，湖美不及宏村，牌楼巍峨，美不胜收。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867～904）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因此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座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点缀其间。西递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1578年）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且“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堪为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之典范。

承志堂徽派木雕

在西递古民居中，承志堂最为杰出，它由清代盐商建造，占地二千多平方米，为砖木结构楼房。承志堂气势恢弘，工艺精细，正厅横梁、斗拱、花门、窗棂上的木刻，层次繁复、人物众多，人不同面，面不同神，堪称徽派“三雕”艺术中的木雕精品。

绕村而成的水系

西递村中的水系是依牛的形象设计，引清泉为“牛肠”，从一家一户门前流过。“牛肠”在流入村中被称为“牛胃”的月塘后，经过过滤又绕屋穿户，流向村外被称作是“牛肚”的南湖，再次过滤流入河床。如此水系，又堪称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之一绝。

千年渔港石塘

石塘位于浙江东部温岭市南面，是一座纯朴的古渔镇。石塘古镇的建筑颇具特色，层层叠叠的石屋建在海边的山崖上，看上去既古朴又端庄。石屋、石街、石巷、石级，形成了独特的石文化。

石塘小镇

石塘原为一海岛，因风雨侵袭，土壤流失，海港不断淤积，与大陆逐渐相连。明朝末年，福建省惠安县渔民在海上遇到强风暴，避风到此，见周围山海石相映成趣，港湾曲折，水产资源丰富，便栖身于此。为防台风袭击和海盗登陆抢劫，他们就地取材，开岩凿谷，砌石屋，造石墙，筑石路，垒塘堤，在此捕鱼安家，繁衍后代。

石塘的地面狭窄，可供发展的平地几乎等于零，所以房屋只得依山势而建。石塘既无土也无窑，有的是满山遍野的石头，石头建房就成了其建筑特色。土黄色的石头结实敦厚，将它一块块凿下来，砌成房屋，渔民们才可对年年夏季光顾此地的台风高枕无忧。

石塘西北以石塘山为屏，三面环海，具有旖旎的海滨风光。镇中房屋、道路随地势升降而建，石屋、石街、石巷、石级，独具风采。在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山岙里，全是那种“屋咬山，山抱屋”的石砌建筑。山中峭壁有摩崖石刻“石华海月”、“墨池”、“海天如画”等，墨池字迹、横塘帆影、蓬屿冲波、石镜涵蛙、雷峰怪石、石穴窥天、鱼池映月、龙喉曲水、狮峰聚秀、澄海观涛为石塘十景。石塘古镇还分布着酷似欧洲中世纪古城堡的石堡楼，一般二三层，其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让人赏心悦目，被誉为“东方巴黎圣母院”。

石塘全镇由灰色的巨石构成。老街弯弯曲曲，石街的缝隙里长满了野草和青苔，这是时间走过的最好证据。两旁石砌的房屋错落有致，古朴苍茫、雄浑粗犷，给人一种浩然的阳刚之美和悠远的沧桑之感。明代古堡是石塘最高最古老的地方。

石塘，这个方圆不过四五平方公里的小镇，几百年来，它一直默默无闻地躺在山和海的怀抱里。坚固的石头挡住海风的施虐，给渔民们一个牢固的家。

石塘文化

元代便有人在石塘撒网捕鱼了。明代时石塘的人丁仍不兴旺。清代之后这里涌来了大批从邻省福建来的渔民，那山崖上的石屋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同时一些与闽西极为相似的习俗，如戴头花和祭妈祖也流传开来了。过去这里的已婚妇女都梳着极为标致的发髻，并喜欢插上不同颜色的小花。发髻一尘不染，发色乌黑，再加上一朵红艳艳的小花，给人一种美感，还可以看出这位妇女的洁癖以及生活的美满。生活总是不尽完美的，当一位穿着朴素的妇女头戴黄花或白花时，熟悉当地风俗的人就不免产生一种“红颜薄命”的同情感，她是一位孀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外界联系的增多，如今石塘的少妇们也开始把这种装饰淡忘了。

江南第一村张谷英村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的张谷英村古建筑群，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其建筑规模宏大，建筑风格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在中国并不多见，是汉民族聚族而居的典型代表，被人们称为“江南第一村”。

张谷英村的由来

500多年前，江西有一个叫张谷英的人，宦官出身，知天文地理，通晓风水。为了谋生，张谷英携一家老小从江西一路西行来到湖南。他看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流水潺潺，是一个适宜居住的乐土，便在这里兴建住宅安了家。后来子孙繁衍生息，不断分家立户，便形成了如今这样一片楼阁参差、路道纵横、屋脊连着屋脊、天井接着天井的大屋场。张家的后世子孙便以其始迁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住地为张谷英村。

围场三绝巧夺天工

张谷英村古建筑第一绝是“分则自成庭院、合则贯为一体”的独特框架。张谷英村几经沧桑，基本上保留了原状。比较完整的门庭有“上新屋”、“当大门”、“潘家冲”三栋，总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三栋门庭各自分东、西、南方向设置，主庭高壁厚檐，囤屋层层相因，总体布局依地形呈“干枝式”结构，主堂与横堂皆以天井为中心组成单元，分则自成庭院，合则浑然一体，其“形离势合”的布局，在对称、均衡、向中的“干枝式”中，充分体现出封建家族制度长幼尊卑的准则和团结、凝聚的思想，也体现出星相相通、地理吻合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大屋场里，每栋门庭规格不等而又相连，都由过厅、会堂屋、祖宗堂屋、后厅等“四进”及其与厢房、耳房等形成的三个天井组成。厅堂里廓栉比，天井棋布，工整严谨，格局对称，形式、尺度和粉饰色调都趋于和谐统一。建筑材料多以木材为主，青砖花岗岩为辅，气势恢弘，成为村落建筑中的一道特殊的亮丽景观。

张谷英大屋场古建筑第二绝是“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天晴不曝晒，雨雪不湿鞋”的格局。张谷英村房屋大都是依山而建，伴溪而筑，到处是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栋字相连，渭溪河迂回曲折穿村而过，河上大小石桥47座，屋宇墙檀相接，参差在溪流之上，傍溪建有一条长廊，廊里用青石板铺路，沿途通达各门各户，连接每一条巷口，巷道共有60条，纵横交错，通达每个厅堂，最长的巷道有153米。

张谷英大屋场古建筑第三绝是天井为载体，合理通达、从不涝渍的排水系统。这里的天井随处可见，堂屋、厢房，厨房等处均有天井。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畅通无阻。据传，天井的排水管道是本着风水学上“山管人丁水管财，财宜藏而不宜泄”的原理设计的。所有天井的排水管都自上而下，到进门的第一个天井后左右转弯，从门前的烟火塘或渭漠河中泄出，整个过程藏而不露。虽然洞庭湖夏秋两季多暴雨，张谷英村又四面环山，如坐盆底，可一到雨天，天井底下横竖有序的石条下，凭其四通八达的隐形水道，水平适度，无一疏漏。600多年来，虽然经历多次暴雨洪灾，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天井渍水堵塞之事。

张谷英大屋场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房屋的建筑工艺精细，作为装饰品的砖雕、石刻和木雕都很精美。屋场木上雕花，石上刻字，处处皆画，步步有景，被誉为中国民俗艺术的“民间故宫”。

客家围屋

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大举南迁，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处，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围屋是客家民居的一个典型，外墙既是围屋每间房子的承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围屋的大门门额上多有“某某围”的题名，如磐安围、燕翼围、龙光围等，集中体现了客家的历史与文化。

围屋的形成与结构

客家围屋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选择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围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一间围屋就是一座客家人的巨大堡垒。屋内分别建有多间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井、猪圈、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社会小群体。

客家围屋的大门前都有一块禾坪和一个半月形池塘，禾坪用于晒谷、乘凉和其他活动，池塘具有蓄水、养鱼、防火、防旱等作用。大门之内，分上中下三个大厅，左右分两厢或四厢，俗称横屋，一直向后延伸，在左右横屋的尽头，筑起围墙形的房屋，把正屋包围起来，小的十几间，大的二十几间，正中一间为龙厅，故名“围龙”屋。小围龙屋一般只有一至二条围龙，大型围龙屋则有四条五条甚至六条围龙。在建筑上围屋的共同特点是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东西两边对称，前低后高，主次分明，坐落有序，布局规整，以屋前的池塘和正堂后的“围龙”组合成一个整体，里面以厅堂、天井为中心设立几十个或上百个生活单元，适合几十个人、一百多人或数百人同居一屋，讲究的还设有书房和练武厅，令人叹为观止。

客家围屋的设计与建造融科学性、实用性、观赏性于一体，显示出客家先人的出色才华及高超技艺，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之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又被称为“世界民居奇葩”。

逼出来的“燕侣比翼”

在众多的围屋中，龙南“燕翼围”是赣南客家围屋中最高的一座。明末清初，粤赣边境的杨村时有战火。家道殷实的赖福之和弟弟上赠、上球，奉祖辈之嘱外出避难。他们的第一选择是位于黄塘高围的亲戚家，岂料对方无义，竟然杀害了前去探问的人。兄弟们只好改奔黄牛石避乱。待事息返乡，看到满目疮痍的家乡，遂萌生了建造高守围屋的构想。

清顺治七年（1650年），这个浩大的工程正式开始，在之后的27年间，燕翼围不断壮大，最终修建完成。竣工后的围屋呈方形，四层高15米，长42米，宽32米。建筑总面积1344平方米，共有136房间。围屋的功能区分配非常清晰，一层为膳食处，二三层为居室，四层则是用于战略防御的战楼，共有58个枪眼。围门有三层，门口有一生活用井，围内有两口暗井（平时以土埋之），一为水井，另一为粮库井。因为高大易守，可闭关自守一年不出围，而有“高守围”之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当时的府台大人周玉衡应邀来围屋做客，看到围屋主人相敬如宾、便题字“燕翼围”，取“举案齐眉，燕侣比翼”之意。围屋自此便有了今天的称呼。

潮汕传统民居

潮汕传统民居的样式很多，并且喜欢用生动形象的名称来命名，如“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爬狮”等等。

四点金

“四点金”是潮俗独特的村居，旧时只有殷富显达的家庭才能建造。“四点金”建筑格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外围一般有围墙，围墙内打阳埕，凿水井；大门左右两侧有“壁肚”；一进门就是前厅，两边的房间叫前房；进而是空旷的天井，两边各有一房间，一间作为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作为柴草房，一般称为“厝手房”；天井后边为大厅，两边各有一个大房。

下山虎

“下山虎”房屋的建筑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建筑格局比“四点金”简单，少了两个前房，其余基本一样。“下山虎”因为门路出入不同，因此有开正门和边门的区别。通常中间不开门而只开两边的称为“龙虎门”，也有既开正门又开两边门的。

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头进的“反照”是为了遮挡路人和客人的视线，不致使屋里一览无遗。通廊是主人和来访客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南北厅是平时接待客人用的，而长辈们重要的会见和议事则在二进和三进的大厅进行。三进的大厅还设置祖龛供奉祖宗灵位。逢年过节、祖宗忌辰、家人要出国，就要开龛门祭拜抑或向祖宗“告别”；家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要绳之以家法，也要开龛焚香，让他在祖宗面前请罪。后库则是供办丧事时停放棺柩的地方。

“四马拖车”的主体建筑的大房由长辈居住，最高长辈一般住在三进的房子，其他房间由小辈居住。磨房、厨房、浴室、厕所等生活用房都集中在左边的火巷。家中遇上办喜事，则各进大厅的禅门洞开。办丧事时更为隆重，不单要卸下“反照”，还要卸下各进的禅门。所有天井架上地板，天井的上空撑起帐篷。这样一来，一、二、三就进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便于进行各种活动。

总的来说，“四马拖车”的主体建筑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这样便于突出主要厅堂，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前进遮住后进，保证后进的采光。后包是为了保护主体建筑和防盗而设。当然，像这样大规模的房屋，一般人家是无缘问津的。

独特的建筑方式和材料

潮汕地区还保留古老的板筑的建筑方式。原料一般采用红土和砂砾搅拌后筑成墙体，而不用需要耗掉田里好泥土的砖块来筑墙，然后用泥沙和贝壳灰搅拌后涂墙面，也有部分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之前海滨贫民所居就多为这种称为“涂（草）寮”的茅屋，石材则多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和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的建造。屋面与屋脊，有通花陶瓷压顶，既可以透风又能压顶防风，还有双层（或三层）青瓦，上层为食七留三，底层食三留七，再压瓦筒，于两瓦之间隔热泄水。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原名“在中堂”，是清代赫赫有名的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占地面积为9180.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042.4平方米，外视威严高大，宛如城堡，内视则富丽堂皇，既有跌宕起伏的层次，又有意蕴深藏的统一规范，结构考究，选材精良。经过乔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成为一座宏伟的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风格。

建造历史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景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建筑结构

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门座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顶楼，中间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栓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院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建筑技艺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雕刻艺术。南北六个大院内，砖雕、木刻、彩绘，随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就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处处别有洞天，细细看来，着实赏心悦目，韵味无穷。

大院中的西式建筑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1921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装上大格玻璃，还在设计上采用了西洋式装饰，采光效果非常好。同时，她把原来的一个通道堵塞，将老院灶房改建为客厅，并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建了洗手间，颇有异国风情。这也是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

总而言之，乔家大院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素有“皇家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王氏庄园

出保定顺平县东北10余里，一座巨大的庄园跃然在目。庄园占地279亩，原有50多套宅院、500余间房屋；现存65亩，房屋163间。庄园主要建筑布局成四方形，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内有东西排列四合院两排，四合院各院前后贯通，左右相连。

王氏家族的传说

王氏家族的发迹，就像山上的云雾一样，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留下了种种美丽动人的传说。有的说王氏家族的发迹是跑马圈地得来的。有的说是王氏第四代族人王佩上村北山腰刨荆根，刨出了大量金银宝贝。还有人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中的王家，就是顺平县南腰山的王氏家族……据考证，王氏家族祖居辽宁铁岭，后迁入河北境内。王氏的发迹略在清代初年，王氏庄园的初建也大略在清初。

庄园布局

王氏庄园是具有典型北方特征的古代民居，它采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规制，并大胆创新，体现了独特的建筑个性，是中国北方建筑文化的大观园。庄园设计充满传统情调，在空间上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主屋与厢房之间尊卑有序，通道开阔，小巷幽深，又具有北方居室的风水观念。

王氏庄园的南院在整个庄园的最南部，也是庄园现有的主要景观。一条内街将南院分为南北两院。南院当年是主人的场院，建有粮仓、店铺、帐房、收租院、车马院等，如今属于一所中学，当年的情景已荡然无存。北院为住院建筑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见到的庄园。

王氏庄园主要建筑

八角楼

八角楼建于1930年，坐落在庄园北院，主要功能为防御土匪侵扰的建筑，分上下两层，顶上原为防御档墙。后被日本兵拆毁。此门口正对街中几个主要街道。所以建筑为八角楼式，便于抵御。八角楼南北长15.5米，南墙宽5.85米，北墙宽2.91米。该楼有四个直角，四个钝角，二个内直角。楼基高3米。大门雄伟高大，设有两层木门，两套串杆。为坐西朝东的东北门。对防盗防匪有很强的安全作用。

大券门

大券门与八角楼相连，为过街楼门。券上建成有二层楼，四方留有窗户、枪眼，也称炮楼的。站在楼上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情况。到晚上掌灯时分就大门紧闭，禁止外村人入内。该楼为著名工匠王德付建造，建造时就地取材，使用的树木，砖瓦都是当地看法，或者烧制。

元宝洞

庄园建筑的东南侧建筑物下有一偏僻院落，座西朝东砌有四条砖洞。一溜排开。南北各三间陪房，独立门院。洞高3米，洞深8米左右。四条洞底头都建有神龛位置。原为王氏庄园存放元宝、珠宝仓库，因此称作元宝洞。

九间楼

九间楼为王氏庄园九门相照院落的最高主体建筑。为上下两层，原楼顶上边有掩体式的防御墙。文革中被拆除。现仅南陪房上留有一排单人掩体，保存非常完整。

五间楼

五间楼为北院，与九间楼相映，但略靠前。建筑风格与九间楼相同，前与王氏庄园客厅、书房、客房院落相通。

玄穹高上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西游记》和其他神话传说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位统领三界的天神。但是这些仅限于小说、神话和影视剧中的情景，我们对于他又了解多少呢？下面我们来一起认识这位被人类敬拜的天界最高的神灵。

玉皇大帝的来历

关于玉皇大帝的来历，在民间有着不同的传说。大约在唐宋之际成书的重要道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玉皇经》）详细叙述了玉皇的出身和来历。很久以前，有个光严妙乐国，国王净德和王后宝月光老年无子，于是令道士举行祈祷，王后梦到太上老君抱一婴儿赐予她，梦醒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下王子。太子长大后继承皇位，不久去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经过三千劫才成金仙，又超过亿劫成为玉帝。

在民间关于玉皇大帝还有一个“平民升天”的传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的人荒淫无度，使得天地人三界大乱，太白金星于是下凡寻找德才兼备的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到了张家湾，太白金星发现有个寨主名叫张友人，又称张百忍，他将寨内治理的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带他到了天庭做天帝。后来三界众神仙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百忍为“终身天帝”，共称“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的总皇帝，因此加称为“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

民间奉祀

玉皇大帝是道教三清的化身，他总执天道，掌天地人之均轴。三清还有四位尊神来辅助，又称四辅或四御，他们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紫微北极大帝又称北极星君，执掌天地经纬；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执掌人间健康长寿；勾陈上宫大帝又称天皇大帝，执掌天地人三才，主人间兵革；后土皇地祗又称后土娘娘，执掌阴阳生育、大地山河。天地万物、阴阳造化无不在玉皇大帝所掌之中。

传说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五这一天，玉皇要亲自降圣下界，巡视察看各方情况，依据众生道俗的善恶良莠来赏善罚恶。旧时道观和民间都要烧香念经，迎送玉皇大帝。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俗称“玉皇会”，传言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在这一天都要隆重庆贺，玉皇在其诞辰日的下午返回天宫，此时道教宫观内道士和道教信徒均要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祭拜玉皇，行“斋天”大礼，以祈福延寿。

民间自初九凌晨开始，一直到天亮为止，全家人必须斋戒沐浴，以庄严敬畏的心情举行祭拜，家家户户在正厅前面放置八仙桌，搭起祭坛，供桌上备神灯、五果（柑、桔、苹果、香蕉，甘蔗）、六斋（金针、木耳、香菇、菜心、豌豆、豆腐），另设清茶三杯。到了时辰，全家整肃衣冠，按尊卑挨次上香，行三跪九叩礼拜，然后烧天公金（纸）。有的地方还唱戏娱神。这一天也要遵守一些禁忌，不得曝晒女人的衣裤、不得倾倒便桶等，以免玉皇大帝看到了触犯大不敬之罪；祭品中的猪羊鸡不能用母的，要用阉的或公的。

瑶池金母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的形象我们在电视剧中见的很多了，不同的演员扮演将给我们不同的感受。但是在历史记载中王母娘娘却与我们见到的大相径庭，而且与我们熟知的玉皇大帝也并非夫妻。

传说中的王母娘娘

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历经了两次演化。汉代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西王母居住在今天的昆仑山的石洞中，是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形象。山上有长着牛角、满身豹纹、声音如犬吠的怪兽狡，还有长着红色羽毛、喜好食鱼的青鸟。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这样的形象：西王母的外形像人，长着一条像豹子那样的尾巴，一口老虎那样的牙齿，很会用高频率的声音吼叫，满头乱发，还戴着一顶方形帽子，是上天派来负责传布病毒和各种灾难的神。可见西王母外形很恐怖，而且是一位散发灾疫的煞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人们把西王母神话传说和周穆王西征、汉武帝西巡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西王母形象人格化、神化传说故事化，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原来的西王母住在西方与世隔绝的洪荒之地，只有天界神仙和个别部落领袖及封建帝王才能偶然短暂地与之接触，一接触却发现西王母是一位彬彬有礼、能歌善舞且富感情的妇女。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变成了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熟谙世情的妇人。在《汉武帝故事》中，西王母又变成了一个年约三十、容貌绝世的女神。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西王母的描绘，称她是“瑶池金母”，开种蟠桃，三千年一成熟，每逢蟠桃成熟，西王母大开寿宴，诸仙前来为她上祝寿。

与玉帝的关系

在我们的记忆中，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是夫妻，并育有七仙女。实际却不是这样的，西王母是先天阴气凝聚而成，是所有女仙之首，掌管昆仑仙岛。所有男仙之首为先天阳气凝聚而成的东王公，其掌管蓬莱仙岛。而玉皇为群仙之首，众神之主。西王母的出现比玉皇要早，所以他们并不是夫妻。只有中国民间的故事和小说，才认为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夫妻。

民间奉祀

在民间，西王母是仁慈、至尊的神明，有很多奉祀西王母的寺庙。在寺庙中，除了西王母的神像之外，左右有六位夫人，有两名夫人负责送子，两名负责催生，两名负责治瘟疹。道教和民间一直将西王母作为长寿的象征，以西王母作为金箓延寿道场的主神。每逢西王母神诞之日，道教徒，特别是女性教徒常聚集在道观内，为西王母建祝诞道场，同时祈求健康长寿。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被认为是西王母故里，历史上有祭拜西王母的风俗，祭拜地点在扎藏寺及东科尔寺。每到七月十八日西王母诞辰，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手捧哈达，带着青稞炒面、酥油、五谷包（青稞、小麦、豌豆、玉米、蚕豆）、白酒、糖果等祭品，诵经祈祷，法号声声，以此表达对西王母的敬意。2009年8月21日至8月25日，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还举办了“中华首届西王母祭拜大典”。

大道至尊太上老君

道教把太上老君尊称为至尊天神，太上老君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宇宙的主宰者，而且他常分身降世，无世不存。在《西游记》中我们更是见识了这位集道教精神于一体的老者风范。

太上老君的原型

在庄严肃穆的道教三清大殿中，通常供奉着神态端庄的三位尊神，这就是道教的最高尊神“三清祖师”。站在三清大殿大门看，玉清元始天尊神像居中间，上清灵宝天尊神像居右，太清道德天尊神像居左。

在民间，相传太上老君的原型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著有五千字的《道德经》，此书被视为道家的开创之作及道教的经典。汉代之前的老子还只是以思想家的面孔出现，他被神圣化开始于东汉。东汉时的张陵（后来的张天师）创立了五斗米道，为了与佛教对抗，便抬出老子为祖师，并且尊称为太上老君。后来人们称老子为“太上道德天尊”。

从老子到老君

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汇集群书所见之老子传记，或称老子先天地生，或称其母怀孕七十二年生，生而白发，故称老子。也有称其母于李树下生，生而能言，指树而姓李。据东汉延熹八年（165年）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道成化身，蝉蜕度世”。

在早期道教中，老子是最高的神，之后降为正规道教中三清的第三位。由老子演变而来的太上老君受到非常高的崇奉，各地都有宫观奉祀。因为号“太清太上老君”，因此主祀他的宫观庙殿称为太清宫、太清殿、老君殿或老君庙。

唐代皇室，以老子李耳为同姓，崇奉太上老君，累加尊号。唐高宗尊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三上尊号，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全国各级地方官府为讨好皇帝，普遍建立玄元庙，奉祀老君像，老君达到了至尊极盛。到了明代，民间信仰的老君可与玉皇大帝比肩而论，并从上天请到了民间，普遍建庙祭祀。

传说二月十五日为老君诞辰，十四日夜四乡百姓到大殿坐守一夜，称为坐香。十五日百姓纷纷举行老君庙会，在各老君庙举行宗教活动，祭祀朝拜，同时还举办商品物资交易活动。

太上老君度化尹喜

在民间，老子被称为太上老君。尹喜建立了以老子为祖师的道门，张凌大规模发展道徒，建立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后人又把道教推向世界。那么，尹喜和老子有何渊源呢？

原来，春秋末年，老子骑青牛，拖一架木板车，向函谷关而去。函谷关守吏尹喜平日里喜好道学，颇有些道根。老子来之前，尹喜观星象、望气，就看见一股紫气从东方冉冉而来，他推算出必有真人要来。当老子驾牛车过关时，尹喜认定老子就是他心中的真仙，就强留老子住了几天，并召来一些同事，共同聆听老子讲经说道。老子讲道后还给尹喜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道德经》。

老子临别时告诉尹喜：要他一千天后，去到成都青羊肆找他。后来尹喜准时在青羊肆等待老子，只见老子骑着一头青羊从空中而下。传说老子就在那里度化尹喜得道成仙，并带他一起到西域传道去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始祖，诞生于三千年前的中印度，后舍弃王位后一心理佛，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并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圣人。

释迦牟尼成佛记

中土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夜梦六牙白象后怀有身孕，尔后生下一子。太子出生后取名“悉达多”，意译为“一切义成、一切事成”。王后摩耶夫人在太子出生后七天便去世了，太子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精心照料和养育。太子天资聪颖，幼年就通达五明、四吠陀（古印度传统思想），并且相貌英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人能及。17岁时，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妃，生下儿子罗睺罗。

虽然王族的生活优裕而舒适，但太子却并不贪恋这些世间的享受，太子曾由城之四门出游，见到生、老、病、死等现象以及修道的沙门，深感人生之苦痛与无常，遂萌出家修道之志。19岁，太子夜出王宫，自脱衣冠为沙门。初访毗舍离国求教，复至王舍城求道，但都没有得到解脱之境，遂至摩揭陀国伽耶南方的优楼频罗村苦行林，开始六年的苦行生活，净饭王派了五位侍者与太子一起修行。苦修期间，太子日食一麻一麦，虽至形体枯瘦，心身衰竭，但始终未能成道，遂出苦行林。当时，共修的五位侍者，误以为太子退失道心，遂舍之而去。

太子来到尼连禅河沐浴，接受牧女乳糜的供养。恢复体力后，至伽耶村毕钵罗树下，以吉祥草敷金刚座，东向跏趺而坐，端身正念，静心默照，降伏诸魔，入诸禅定。四十九日后，于十二月八日破晓时分，豁然大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世人尊称为佛陀，佛号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传教弘法

释迦牟尼成佛后，就以大慈悲的心情，博大精深的智慧，不畏艰苦的精神，开始了40年不间断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活动。

释迦牟尼传教的区域，主要在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大致是北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南到摩谒陀国的王舍城，东到瞻波国，西到乔赏弥国。其直传弟子的活动地区和影响所及，东至恒河流域下游，南至高达维利河畔，西至阿拉伯海沿岸，西北至怛叉义尸罗等地区。佛陀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和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前者有富商须达多和太子祗陀捐赠的祗园精舍，后者有竹林精舍，为释迦牟尼对众人说法布教的重要场所。跋耆、鸯伽、末罗、伽尸等国，释迦牟尼也曾居留说法。

释迦牟尼传教的方式，是随机的施设，不拘一格。他用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对僧众谈论出离生死、证得无上正觉，对俗人谈论道德的行善。他准许弟子可不用规范化的梵语，而用地区方言进行说教，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民间奉祀

释迦牟尼佛具足圆觉智慧，能雄镇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称他为大雄。一般的寺庙里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两旁是阿难、迦叶尊者，十八罗汉分列两排。

农历二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出家日，在此纪念日里，心中有佛的人士去寺院里拜佛，念经，打坐，放生，布施，忏悔。

农历二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在此纪念日里修法及任何善行功德，为平日之万倍、亿倍，心中有佛的人士放生、礼拜、念经、印经、吃素、持戒皆有不可思议之效果。

农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圣诞日，又称佛诞节，是从求福灭罪的一种宗教要求传衍而来，其中的浴佛、斋会、结缘、放生和求子在过去广为流行。佛诞节流传到民间又形成了庙会，每年四月初八日要举办天佛庙会，祭祀佛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即腊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各寺院都要举行诵经，煮粥敬佛。民间有一些放生、祈福活动。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这句古今流传的俗语，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众崇敬供奉观音的盛况。在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同大势至菩萨一起，是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观音形象

观世音菩萨是梵文的意译，在中文佛典中的译名有好几种，竺法护译为光世音，鸠摩罗什的旧译为观世音，玄奘的新译为观自在，中国通用的则为鸠摩罗什的旧译观世音。唐朝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观世音的名字蕴含了菩萨大慈大悲济世的功德和思想。

观世音大约是在公元l世纪的三国时期传入中国的，到了6世纪各寺庙都供有观世音菩萨像。在当时，观世音还是个威武的男子。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时的雕像，观音皆作男身，嘴唇上还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在我国唐朝以前观世音的像都属于男相，印度的观世音菩萨也属男像。

佛教经典记载，观音大士周游法界，常以种种善巧和方便度化众生，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化现之而为说法，即是三十三应（一说三十二应）。在观音的诸多化身中，自然会有一些女身，其女性形象可能由此而来。以后观世音不再亦男亦女，而固定为女性菩萨，这一改变深受俗众欢迎。观音的女性形象也可能与观音菩萨能够“送子”有关，并且是大慈大悲的化身。

千手观音的传说

到了北宋，中国人又创造了新的关于观音身世的故事。有一位妙庄王，生了3个女儿名妙因、妙缘、妙善。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二女高高兴兴嫁出去了，三女儿妙善死也不肯出嫁，执意出家。庄王大怒，把妙善赶出王宫。妙善就到深山修行，成为香山仙长。后来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来作药引子。大姐、二姐都不肯作出牺牲，只有出家修行的妙善献出了自己的手眼，救了父亲的命。佛祖被其孝心感动，便赏她一千只手，一千只眼，使之成为千手千眼的观世音。

民间信仰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观音菩萨以其无限慈悲，救拔无边众生的苦恼，受到法界众生的敬仰和崇拜。

从隋唐以来，民间便形成了广泛的观音信仰，并逐渐形成了以敬奉观音为主的三个宗教节日：农历二月十九为观音诞生日，农历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农历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民间有的将这三日并称为观音菩萨圣诞。节日这天，大家聚在一起吃斋，有的地区是要先交钱给庙主做好了饭来吃，所捐的钱数目在100元上就把你的名字刻在庙外的石碑上。每逢这三个节日，寺院均要举行庆祝仪式，其一般祝仪是：唱《香赞》，诵菩萨名、《大悲咒》，唱《观音大士赞》、《观音菩萨偈》，念观音圣号，拜愿，三皈依毕。这种仪式可以让人沐浴佛法梵音，净化心灵。

观音崇拜在中国民间历久不衰，不仅仅在寺院，在中国大多普通百姓的家里，都供着观音像，早晚一炉香，这也是对善的希望和追求。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弥勒佛是中国民间普遍信奉、广为流行的尊佛，常怀慈悲之心，笑口常开，大肚包容，使人见之皆大欢喜，在处世做人方面，给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弥勒佛被唯识学派奉为鼻祖，深受中国佛教大师道安和玄奘的推崇。其实，弥勒并没有成佛，他是一位菩萨，为佛教“五大菩萨”之一。称他佛，那是释迦牟尼佛曾“授记”（预言）他将继承释尊之位成佛，是未来佛。佛寺一般将弥勒佛供于前殿大王殿大概正是此意。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由来

弥勒菩萨，在释迦世尊尚未示寂之前就回到自己的家园，在原来他出生的地方结跏趺坐入灭，当时身现紫金色，光明艳丽，世所罕见，舍此色身，乃上升兜率陀天。兜率就是知足的意思，生在此天的天众对于五欲之乐皆能满足。可是弥勒菩萨在天宫是当教主，度化天界众生，不是贪图享受天福。兜率依空而居，在此天一昼夜的时间等于我们地球的人间四百年那么久，兜率天一岁就是人间十四万年。弥勒菩萨的天寿是四千岁，合算成地球的时间要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还有那么久远的时间，他才能下生人间成佛。所以现在的佛教徒都尊称弥勒菩萨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弥勒的传说

弥勒在兜率天内，不动本际，应现十方，若凡若圣，不可限量。传我国六朝齐梁时傅翕、五代梁唐时布袋和尚是弥勒的化身。傅翕（497～569），号善慧，浙江义乌林乡人。布袋，五代时明州（今浙江宁波）奉化县人，世人不清楚他的姓氏，但称他为长汀子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笑容满面，心量广大，给人们一种皆大欢喜的享受，这正是慈心观的体现。

其实，中国人最早的菩萨信仰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弥勒菩萨。早在汉代，有关弥勒佛的佛经被大量翻译成汉语。在新疆，出土了用吐火罗语写的剧本《弥勒会见记》，这是维吾尔族第一部戏剧文学，讲述弥勒成佛的故事。《弥勒会见记》剧本流行于中国唐代，它比戏曲繁荣的宋、元要早得多。

唐朝初年，弥勒信仰依然盛行。著名的诗人寒山是一个僧人，写过这样的诗：“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玄奘从一开始就是信仰弥勒净土的，他是虔诚的弥勒信徒。非常推崇玄奘的武则天、唐高宗，也都是弥勒信徒。这就是玄奘为什么要去印度求《瑜伽师地论》的原因。

唐朝白居易也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白居易的大意是：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应该说，在唐朝以前，信仰弥勒的人占佛教信徒的主要部分。

弥勒佛的形象寓意

笑容满面，代表皆大欢喜。弥勒佛的笑容，充满了无尽的慈爱，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国籍、信仰，人人只要一看到弥勒佛的笑容，自然就跟着笑了！

长长耳垂，代表慈爱无限。弥勒佛慈耳善听善解一切言语，纵使人家骂来也不生气。

圆圆大肚代表慈心无量。弥勒佛大肚能容天下一切事，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慈心宽容，不执着分别。

袒胸露腹代表赤子心怀。弥勒佛真诚无欺、平等不二。

弥勒布袋代表大慈大爱与妙法无边。布袋能装天地间一切至宝，能带给世人幸福光明，亦能解决一切污秽脏乱。因此很多人在公司、酒楼、客厅等场所供奉弥勒佛神像。

大愿地藏王菩萨

中国熟知的四大菩萨，在名号上皆加一赞词，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可见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特别深广的，地藏菩萨的大愿是：令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然后自己才成佛，然众生无尽，地狱也难以度尽，这样就成为不成佛道的大愿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地藏王菩萨的坚定佛语。地藏王菩萨与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常于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被佛教徒称为“娑婆三圣”。

地藏菩萨

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过去无量劫前，有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女子，“其母信邪，常轻三宝”，不久命终，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知母生前不积善因，死后必堕恶趣，于是变卖家宅，供养佛寺。后来受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指点，以念佛力来到地狱，见到鬼王无毒，得知因自己供养佛寺并念佛之功德，使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地狱的罪人得以脱离地狱之苦，超拔升天。婆罗门女便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像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当时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在经中，释迦牟尼佛又为我们讲述了地藏菩萨种种的行愿。地藏菩萨恒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为誓愿，使众生只要念诵其名号，礼拜供奉其像，就能得到无量功德、获得救度。

据说唐代时，新罗国僧人金乔觉，泛舟渡海，来到中国，见九华山峰峦叠起，是修道的好去处，于是在山中择地而居，潜心修行。那时他虽已60岁，但身体异常健壮。他选择东崖岩石，终日坐禅诵经，后被山民诸葛节发现，民众大为感动。其事迹传开后，得到本地闵姓山主等人的捐助，于是建寺庙，辟道场。金乔觉去世后，葬于神光岭的真身宝殿，俗称“肉身塔”。

因金乔觉生前笃信地藏菩萨，而且传说其容貌酷似地藏瑞相，人们便认定他是地藏菩萨转世，九华山也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道场。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辰之日，各地前来九华山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

深信因果的地藏菩萨

在中国佛教寺院中，地藏菩萨形象很有特点，一般菩萨现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装饰（璎珞是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的天人相。而地藏菩萨则多现光头或是头戴毗卢冠、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之相。他一手持锡杖，一手持莲花，或是手持幡幢、宝珠等。地藏菩萨像还常有以一头形似狮子的狗为坐骑，其名号曰：“谛听”或“善听”。

地藏菩萨根据秽土众生恶习根深多造罪业的特点，着重宣传因果报应说，并从业感差别的角度，列举了二十三种因果报应，说明如是因必感如是果，业感缘起、自作自受的道理。在由因感果的问题上，说得非常具体和入理。地藏菩萨的用意，是将因果关系说清楚，使人们都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负责，由少造恶业到不造恶业，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有着积极意义。

地藏菩萨说因果报应，很少有神秘色彩，只是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由此而引发的必然后果。这二十三条的内容，包括有关社会、家庭、个人等诸多道德范畴，十分有益于社会、人心，这也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至理的深意所在。

消灾延寿药师佛

据大乘教记载，位于东方的净琉璃世界，是佛教理想中的一方净土乐园。药师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导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药师佛誓愿不可思议，若有人身患重病，死衰相现，眷属在此人临命终时，昼夜尽心供养礼拜药师佛，读诵《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挂四十九天之五色彩幡，其人便可得以延生续命。

药师佛的形象

据《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载，药师佛左手执持药器（又作无价珠），右手结三界印，身着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台下有十二神将。此十二神将誓愿护持药师法门，各率七千药叉眷属，在各地护佑受持药师佛名号之众生。又一般流传之像为螺发形，左手持药壶，右手结施无畏印（或与愿印），日光、月光二菩萨胁侍左右，并称为药师三尊。

药师佛面相慈善，仪态庄严，身呈蓝色，乌发肉髻，双耳垂肩，身穿佛衣，坦胸露右臂，右手膝前执尊胜诃子果枝，左手脐前捧佛钵，双足跏趺于莲花宝座中央。身后有光环、祥云、远山。

五浊恶世与药师七佛

传说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在广严城弘扬正法，有众多的比丘、菩萨及居士等在树下聚集听闻佛陀开示。《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上讲，有一次，曼殊室利法王子（即文殊菩萨）恭敬地向佛发问，祈请释迦牟尼佛为了后世的众生而讲述其他佛陀的名号与本愿。曼殊室利法王子知道在正法期过后，五浊恶世中的众生福薄根钝，故在此时受了佛陀之加持而应机发问，而本师则随求开示了对五浊中的苦难众生最具利益之药师七佛法门。

五浊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与命浊共五种末法时代的现象。劫浊指末法中天灾人祸频生，仿佛大自然之定律变得大乱似的；见浊指在末法中与正法相违矛盾之邪见充斥世间；烦恼浊是指末法中之众生贪嗔痴极重而增长；众生浊是指末法中之众生不信因果善恶、不忠不孝等普遍现象；命浊是说末法期中众生横死、短命、夭寿之现象多见，这是因为众生之不善共业所致。

药师七佛曾经发大弘誓要利益五浊恶世中之苦难众生，七位如来共发四十四本愿。药师七佛分别为：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法海雷音如来、无忧最胜吉祥如来、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宝月庄严光音自在如来、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及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各有其庄严佛土，以药师佛为首共称“药师光王七佛”，但也有把开示此七佛法门之本师释迦如来加入而尊为“药师八佛”的叫法。

民间奉祀

有的寺庙里供奉三尊佛像，东方药师佛、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代表现世一切障碍因佛的报德皆会消除，供奉药师佛旨在祛除众生的一切痛苦。

阴历九月三十日是药师琉璃光佛圣诞日，寺院举办药师佛法会为祈祷众生健康、消除疾患。信士这天虔诚礼诵药师经及恭读向药师如来祈愿文，祈求药师佛慈悲让人健康、愈疾，远离病痛。

文武财神和五路财神

中国人对财神有普遍的信仰，民间的财神有正财神爷赵公明，文财神爷比干、范蠡，武财神爷关羽，偏财神爷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爷刘海蟾。最为人们熟知的财神爷，则是正财神爷赵公明。

文财神

文财神，又称财帛星君，即增福财神。塑像和画像皆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脸白发长，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蹬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故赌徒和商人都很崇拜。文财神主要有比干和范蠡。

比干为商纣王叔父，是一位忠义之臣。他对商纣王荒淫暴虐十分不满，常常当众直谏，被商纣王剖心杀害，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明代被尊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文财神。

范蠡原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将军，帮助战败的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击败吴王夫差，成就了霸业。范蠡功成身退，渡海到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成了名闻遐迩的富豪，被尊称为“陶朱公”。范蠡“居官为贤相，持家成富翁”，符合民间老百姓心目中评定“财神”的标准，于是成了文财神。

武财神

在民间造像中，常见黑脸浓须，头戴铁冠，持铁鞭骑黑虎、身着战袍的武财神。在中国历来甚受欢迎的武财神是赵公明，人们也常把他作为镇宅之神加以供奉，因此赵公明被奉为正财神。另一位武财神是关帝，常被视作万能神。

早在晋代《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东晋陶弘景《真诰》中记述，赵公明为致人疾病的瘟神。直到明代的《封神演义》问世，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册封神，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从此，赵公明开始掌管天下财富，做了财神。

关公即关羽，是“千古忠义第一人”，商贾们敬仰关公的忠诚和信义，所以将关公推举为忠义型财神，以期在商界建立“诚信”为基础的交易秩序。

五路财神

五路财神指赵公明及其四位义兄弟，中路财神玄坛元帅赵公明、东路财神招宝天尊萧升、南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西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北路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五路财神可能是受到了五行观念的影响，认为天地广阔，财宝当然也要分区处理。拜五路财神，就是收尽东南西北中五方之财的意思。

民间奉祀

财神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谨慎奉祀的神灵，人们相信人间的财富都由财神掌管着，只有奉祀财神并经常拜祭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民间春节有接财神之俗，北方多在除夕深夜时焚香供祭接神。年节期间，人家都要张贴财神画像，敬香上供。

传说阴历正月初五日是财神下凡、巡察人世的日子，民间多于这天清早放鞭炮、舞狮子，俗称“接财神”。商家在这一天都要买鱼肉三牲、水果、鞭炮，设香案，供财神，祈求春节以后开市大吉，财源滚滚。

平时供奉财神的以商家为多，如张挂财神画像，摆设财神塑像。此时现身的财神，除了赵公元帅，又以关公为多。这一方面在于关公是全能神，人们希望在求财之外也求平安等等。另一方面也在于关公形象端正威猛，看上去更好一些；而且级别又高——赵公明不过是个元帅，关公则是帝君。

福星、禄星和寿星

有福、得禄和长寿三个目标，一直是中国道教信徒和普通民众追求的共同理想。明代以来，民间对福禄寿三星的奉祀经久不衰。道教宫观尽管少有专门设立的福禄寿三星君殿，但是单独供奉寿星的仍较普遍。

福禄寿的传说

据传，福神原为岁星，即木星，后逐渐人格化。一说源于五斗米道（东汉张陵所创）所祀三官中的天官，演化为天官赐福之说。一说福神为唐道州刺史阳城，因其有抵制进贡侏儒的善政，遂被尊为福神。

传说，禄星原为文昌垣的第六星，后被赋予人格，附会为张仙。一说张仙为五代时在青城山得道的张远霄，一说为后蜀皇帝孟昶，即送子张仙。

寿翁也始于星宿崇拜，即角、亢二宿，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中的头二宿，为列宿之长，故曰寿。另一说为南极星，故寿星又名南极仙翁。

明清以后，民间常将福禄寿三星一并奉祀，三星典型的形象为福星执如意居中；右为禄星，作员外打扮，怀抱婴孩；寿星在左，广额白须，捧桃执杖。

福禄寿星的由来

福禄寿三星之说，约起于明代。福禄寿三星所指，道书和民间历来众说纷纭。《金箓祈寿早朝仪》称：“南极老人福禄寿三星真君”，将福禄寿三星统归于“南极老人”名下。现在，道教和一般民众大致认为，福星指的是天官；禄星指的是文昌；寿星指的是南极老人。奉祀寿星，起于先秦。《史记》的《封禅书》称，秦时“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史记索隐》注称：“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汉代以来，一直列为国家祀典。但是，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起，以其为妄而罢祀。然而，道教中的奉祀依旧，并且将其与天官、文昌同列为福禄寿三星。

三星职司

福星天官，当以赐福为职。《三官灯仪》称：“真都元阳，紫微宫主，自然大圣，赐福天官，统摄天界，役使鬼神，保天长存。”禄星文昌，文昌有六星，其中司禄星，纬书《春秋元命苞》称“司禄赏功进士”，主文人之功名利禄。寿星南极老人星，《史记正义》称“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

人们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长辈幸福长寿。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

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

送子观音俗称送子娘娘，是抱着一个男孩的妇女形象。送子观音很受中国妇女喜爱，信徒们认为，妇女只要摸摸这尊塑像，或是口中诵念和心中默念观音，即可得子。碧霞元君更是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旅行、婚姻，能疗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儿童无恙。所以旧时妇女信仰碧霞元君特别虔诚，不仅在泰山有庙，在各地也建有许多娘娘庙。这种信仰至今仍很兴旺，人们仍不辞劳苦登上泰山绝顶，许愿还愿，向其祈祷，香火不断。

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的形象是中国佛教所创造的。《法华经》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这是民间送子观音的由来。

据说，晋朝益州有个叫孙道德的人，年过五十，还没有儿女。他家距佛寺很近，景平年间，一位和他熟悉的和尚对他说：“你真想要个儿子，一定要诚心念诵《观世音经》。”孙道德接受了和尚的建议，每天念经烧香，供养观音。过了一段日子，他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你不久就会有一个大胖儿子了。”不久，孙夫人就生了个胖乎乎的男孩。

《异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朝宋代济阴有个名叫卞悦之的居士，行年五十，没有儿女。娶妾几年，妾也没有怀孕。卞悦之便向观音菩萨祈求继嗣，发愿颂《观音经》一千遍。从此每天念经，将满一千遍时，妾已怀孕，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

相传，古时南京大宁坊有个叫王玉的人，年过四十无子，于友人马公酌家神前，见到一部《白衣观音经》，便专心致志地念起来。以后每天都念，从不懈怠。次年四月十四夜他的岳母刘氏梦见一个白衣人，头戴金冠，抱着一个婴儿，对她说：“我给你送圣奴来。”刘氏接过婴儿，抱在怀里。第二天，她女儿即生下一个儿子，模样和梦中白衣人送来的婴孩一样，于是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圣僧奴”。

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的来历，传说为黄帝所遣之玉女。据《玉女考》和《瑶池记》记载：黄帝建岱岳观时，曾经预先派遣七位女子，云冠羽衣，前往泰山以迎西昆真人，玉女乃七女中的修道得仙者。还有一种传说，碧霞元君为华山玉女。但一般作为泰山女神，为泰山神之女。据明代王之纲《玉女传》：“泰山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黄帝时始见，汉明帝时再见焉。”据《玉女卷》称，碧霞元君是汉明帝时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善士石守道的女儿石玉叶修道成仙，凭灵泰山。

可见汉晋时早有泰山神女的故事。汉代人还在泰山顶上雕刻神女石像，在泰山极顶修建玉女池以奉祀。五代时殿堂倾塌，石像倒地，金童之像漫涣剥蚀，玉女也沦落于山顶玉女池内。宋真宗东封泰山，还回御帐，在玉女池中洗手，一石人浮出水面，此乃玉女。宋真宗于是下令疏浚该池，用白玉重雕玉女神像，命有司建祠并更名为“昭真祠”，遣使致祭，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明朝时，将昭真祠又更名为“灵应宫”，后又扩建，增大规模，为碧霞宫，赐号“碧霞元君”。道教吸收了上述信仰，认为碧霞元君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之神兵天将，并照察人间一切善恶之事。

海神娘娘妈祖

许多与海洋为邻的国家都有海神崇拜，中国也有自己的海神娘娘，这就是天后。妈祖的真名为林默，小名默娘，故又称林默娘。林氏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诞生在莆田县湄洲岛，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逝世，在人世二十八个春秋。因为生前多次拯救遇灾船员，因此受到供奉。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均建有妈祖庙，仅台湾一岛，就有妈祖庙500多座，信仰妈祖的徒众达到1亿人，可见其影响之大。

妈祖传说

林默是个渔家姑娘，因为生在海边，水性极好，她常常去救助海上遇难的客商、渔民；默娘又懂得天象，她对天气的预测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默娘懂得医学，常给人看病疗伤，扶危救难。因此，乡亲们十分爱戴她，称他为“神女”。有一次林默救人时遇难，乡亲们不愿承认“神女”死去，便说她“升仙”了，并诞生了许多林女升仙的故事。莆田百姓修了祠堂来纪念她，成为最早的海神庙。

此后，民间流传很多船只在海上遇险，因默娘“显灵”保佑而得平安的故事。明代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也被认为多次得到“妈祖”的庇护而化险为夷。以上种种“神迹”，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自宋至清，帝王们对妈祖多次进行加封，在近八百年间册封多达四十余次，封号累计竟达五六十字。如“辅国护圣”，“护国庇民”等。林默的地位，也由当初的林姑娘而为夫人、妃、天妃、圣妃，最终升至天后。不仅民间祭祀，朝廷也派大臣礼祭，并载入国家祀典。

妈祖崇拜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海岛人们举办妈祖文化节暨妈祖生日庆典，节庆活动包括祭拜仪式、文娱演出、渔家民俗文化展示等。期间，有规模盛大的献牲、祭祀等春祭仪式，还有舞龙、舞狮、秧歌、民间戏曲、渔家号子等传统民俗节目，生动形象展现出海岛居民对妈祖的虔诚信仰和独具魅力的渔家民俗文化。

正月十五是“海神娘娘渔灯节”，沿袭这一古老遗风，这一天，岛上人民乘船去庙岛，给妈祖送灯，烧香祈拜、许愿，以最高的礼节，以致富感恩的豪情，向妈祖致以最虔诚的谢意。

正月十五闹花灯

正月十五花灯闹，又是一年春宵到。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成为民间盛大的节日。

元宵节张灯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地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

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犹如头上响了一个炸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人们照此去做果然免除了一场灾难。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之盛事

自从元宵张灯之俗形成以后，历朝历代都以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者达30，000多人，奏乐者达18，000多人，戏台有8里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在唐代，元宵灯会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50，000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到了明代，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后，为使京城繁华热闹，又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连张十夜，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灯彩，彩灯上描绘了各种人物，舞姿翩翩，鸟飞花放，龙腾鱼跃，花灯焰火照耀通宵，鼓乐游乐，喧闹达旦。这是我国最长的灯节。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元宵节的其他活动

“猜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戒、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舞龙灯、划旱船等游戏。如今传统元宵节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二月二，龙抬头

民谚：“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这一天，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会组织活动来庆祝春天的来临。这一天对于农民具有非凡了意义，他们告别了年节的清闲，又要开始一年的繁忙劳作了。因为各地流传着不同的传说，以至于各地的习俗在这一天也略微的有些不同，但是不同种却又有着统一。

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

二月二有许多美丽的名字，如龙头节、春龙节或青龙节。普通人家在这一天要吃面条、春饼、爆玉米花、猪头肉等，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吃食，但大都与龙有关，且都会把食品名称加上“龙”的头衔，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眼”。

清末《燕京岁时记》里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这时不仅吃饼吃面条，妇女还不能操作针线活，怕伤害了龙的眼睛。《辽中县志》记载民国时当地二月二的民俗说：“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晨起以竿敲梁，谓之敲龙头，意谓龙蛰起陆，盖时近惊蛰之期。农家成以粗米面作饼及馒首而为早餐。妇女于是日为童孩剃头，盖取龙抬头之意云。”这是辽宁地区的民俗，清晨要用长竿敲击房梁，把龙唤醒，同时也制作一些面食吃。根据各种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

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家家男子剃龙头。春节前剃头理发到了二月二，已经一个多月，正是需要剃头理发的时候。二月二龙抬头，是吉祥如意的日子，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二月二剃头的习俗。“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小孩剃毛头”，为取吉利在剃头中间加“龙”字，叫剃“龙”头，以区别其他时间的剃头，还有些女孩选此日穿耳孔。另外，家长们选此日送孩子们入学读书。

“二月二，家家人家接女儿”。旧时，正月新娘不回门，媳妇不走娘家，正月不空房。同时还有“出嫁的闺女正月不能看娘家的灯，看了娘家的灯死公公”的迷信说法，因而正月出嫁的女儿不准回娘家。一个多月的时间，闺女想娘，娘想闺女，所以到了二月二，不仅已经出了正月，而且又是吉祥如意的日子，所以各家都接女儿回娘家。

“二月二，照房梁，蝎子、娱蛤无处藏”。这天，用过年祭祀剩下来的蜡烛点着，照房梁和墙壁，以驱灭害虫。“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用青灰画粮囤或粮仓，或在门前用青灰画大小不等的圆圈，象征大圆接小圆，祈祷丰收，这又是民间一俗。

二月二，相传是土地公公的生日，称“土地诞”，为给土地公公“暖寿”，有的地方有举办“土地会”的习俗：家家凑钱为土地神祝贺生日，到土地庙烧香祭祀，敲锣鼓，放鞭炮，新中国成立后此俗逐渐淡化。

三月三，遍地歌舞欢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三月三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春风乍起，天气回暖，没有了寒冬的凛冽，有的是春的抚慰。这一日，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赶会，会上热闹非凡，商品琳琅满目，还有传统的赛马、射箭、舞蹈等活动。

三月三的传说

三月三的来历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伏羲氏。伏羲和女娲抟土造人，繁衍后代，豫东一带尊称伏羲为“人祖爷”，在淮阳（伏羲建都地）建起太昊陵古庙，由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为太昊陵庙会，善男信女，南船北马，都云集陵区，朝拜人祖。相传女娲七天之内造出七种动物，按日排列为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为羊日、初四为猪日、初五为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为人日。按干支排序法，初七为地支巳日，所以巳日即人日，因此上巳节也就是人日。纪念人日要吃“七宝羹”和“薰天”，“七宝羹”就是用七种菜做的菜肴，“薰天”是露天作的煎饼。另外还要用五彩丝织品剪成人形或金箔刻成人形挂在屏风帐子上，以求吉利。

传说，三月三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描述蟠桃宫庙会盛况的：“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根据道教传说，每年此日，各路神仙都会赴瑶池献礼祝寿，著名的“麻姑献寿”由此产生。人间百姓同样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三月三这一天。

三月三习俗

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初三，故称三月三。

汉族在这一天除了祭祀之外，后期陆续发展为河畔嬉戏、男女相会、插柳赏花等民俗活动。唐代大诗人杜甫写有“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样的诗句。宋代欧阳修也在词中写道：“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这些都说明三月三的习俗唐宋时期已在盛行。这个节日也是男男女女出游踏青的日子，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女儿节”。

壮族在三月三常常以赶歌圩，搭歌棚，举办歌会来庆祝，青年男女对歌、碰蛋、抛绣球，谈情说爱，因此又称“歌仙节”，又多在三月三来扫墓，蒸五色糯米饭。侗族在这一天多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踩堂等活动，因此又被称为“花炮节”。布依族在节日中要杀猪祭社神、山神，吃黄襦米饭，各寨三四天内不相往来。瑶族把三月三称为“干巴节”，是集体渔猎的节日，并将捕获的野物按户分配，共享收获的欢乐，随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欢度佳节。畲族的三月三是可以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传说是谷米的生日，家家吃乌米饭，户户宰杀牲口，祭祀祖先，许多人家往往选择这一天举办婚礼，夜幕降临时，举行篝火会，跳起舞蹈，竞相对歌。黎族称三月三为“孚念孚”，为预祝“山兰”（山地旱谷）和打猎丰收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日子，人们称它为“谈爱日”。土家族的三月三，也是土家族的情人节，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以山歌为媒，以踩脚定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清明》中的句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也许是老天也在为这种祭祖的节日来渲染氛围，每逢清明节，多为阴雨天气。作为节气，人们从这一天起开始种瓜种豆，植树造林。对逝者的哀伤和对生长的期望同集于一天，有悲惨泪水，也有欢声笑语。

清明节的来源

据历史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母亲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俗了。

清明节的活动

在清明节人们主要的活动就是扫墓。清明扫墓的习俗由来已久，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并不一定在清明的时候，清明扫墓是秦以后的事，唐朝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情况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一些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也做主牌用。

在清明节除了扫墓这个主要的活动外，因为地域的不同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清明前后，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此时春雨也降临人间，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因此有人把清明称之为“植树节”。

清明前后春风和煦，放风筝也成为这个节日中的重要活动。在一些地方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希冀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各家各户都会包粽子或者互送粽子以示祝贺。传说这一天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从此每年的这个日子大家都会往江中投粽子。有条件的地方还进行大规模的龙舟竞赛，场面甚为壮观。

端午节的传说

端午节除了众所周知的为了纪念屈原之外，在江浙一带流传着纪念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的说法。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都被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墓鞭尸，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与越王争霸。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同意了。伍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随后又听信谗言陷害伍子胥，赐伍子胥宝剑自裁。伍子胥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人取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有了端午节纪念伍子胥的习俗。

同时民间还有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的。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找寻不见尸体，当时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并为之立碑使后世纪念。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端午节的活动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活动。相传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其踪迹。从此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屈原，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同时人们在这一天往江中投食粽子，以免江中的鱼啃食屈原。

古人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阴阳争，血气散”，于是有端午避恶去毒的礼俗。这一天，人们挂钟馗像，贴午时符，采集蟾酥和草药，悬挂菖蒲、艾草、石榴花、大头蒜和龙船花。祛除蝎子、毒蛇、壁虎、蛤蟆和蜈蚣五毒，饮用雄黄酒、朱砂酒和菖蒲酒，小儿涂雄黄、佩香囊、挂药包、系五彩丝、沐浴格兰汤。有驱魔疠、止病瘟、强身体的目的。

七月七，牛郎见织女

农历七月初七，对于中国的姑娘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仪式虔诚而隆重，希望能求得自己的美满姻缘。故而人们把这天称为乞巧节、少女节或者女儿节。

牛郎织女的传说

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常受到哥嫂的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了计谋，教他怎样娶织女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惶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织女还给牛郎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老牛要死去的时候，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到急难时披上以求帮助。老牛死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牛埋在山坡上。

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天神趁牛郎不在家的时候，抓走了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着两个孩子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昔日清浅的银河一霎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再也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能隔河相望。

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牛郎织女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都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七夕节习俗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之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独自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为了表达人们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在浙江金华一带，七月七日家家都要杀一只公鸡，意为这夜牛郎织女相会，无公鸡报晓，他们能永远不分开。

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为“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用预先备好的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中国鬼节中元节

在中国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民间有中元法会、拜三官、盂兰盆会、烧法船、祭祖、放河灯、点莲花灯、送面羊等民俗。民间又把这一天叫“鬼节”，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追思。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元节因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的意义是倒悬，人生的痛苦有如倒挂在树头上的蝙蝠，悬挂着苦不堪言。为了使众生免于倒悬之苦，便需要颂经，布绝食物给亡灵。僧、道、俗对这个节日意义的解释各有侧重，佛教徒每遇此节都有盛大的盂兰盆会。

烧包

俗传去世的祖先七月初被阎王释放半月，故有七月初接祖和七月半送祖的习俗。送祖时，纸钱冥财烧得很多，以便“祖先享用”。同时，在写有享用人姓名的纸封中装入纸钱，祭祀时焚烧，称“烧包”。年内过世者烧新包，多大操大办，过世一年以上者烧老包。

放焰

七月十五这一天，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过了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者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是在一阵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开始的，紧接着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真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

大拜拜

七月十五日下午，大家便开始准备黄昏的大拜拜。祭坛上各种牲礼及水果摆上几百盘，杀猪几十条甚或几百条，米谷整卡车，鱼山、肉山耸立着，极尽铺张能事。另请和尚或道士登坛作法诵经，引渡孤魂野鬼，回归天地，有时也上演钟馗捉鬼等民间戏曲。

抢孤

因为七月鬼魂群集，为了怕它们流连忘返，所以有人发明此活动。据说当鬼魂看到一群比自己还要凶猛抢夺祭品的人时，会被吓得逃开。所以在这一天，在普度的广场上搭起高丈余的台子，上面放满各式各样的供品。普度完毕，主持人一声令下，大家就蜂拥而上抢夺，不过这一活动常因为没有秩序易造成伤亡。

月到中秋分外明

谈到中秋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月亮，月亮上住着美丽的嫦娥仙子。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代代的流传下来。这天是中华民族的团圆之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嫦娥奔月

相传，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娶了美丽善良的妻子嫦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娘娘求得一包不死药。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后羿的弟子心术不正的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危急之时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身子立时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月圆人团圆

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辉洒满大地，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八月十五作为亲人团聚的日子，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中秋节反映中国人强调孝道，重视亲情，祈求团圆的文化情愫，宋代苏轼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浩叹。如今，中秋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亲情、团圆仍是这个节日主流的感情。月圆人团圆，人们把喝的酒叫团圆酒，吃的饼叫团圆饼，互相送月饼。中秋月饼承载着团圆、亲情的民族情结。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明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

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皇帝后，传谕旨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九九重阳菊花香

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此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重阳时节诗人身在异乡的孤独心境。关于重阳节民间有着不同的传说。

桓景斗瘟魔

相传很久以前，汝南县（今河南省）汝河两岸忽然流行起瘟疫，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有一个叫桓景的人，为了替乡民除害，桓景打听到东南山中住了一个叫费长房的神仙，他就决定前去拜访。费长房给了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让他练习降妖的法门。

有一天桓景正在练剑，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汝河瘟魔又要出来害人。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叶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父老登高避祸。”说完，就用手招来一只仙鹤，把桓景载回汝南去了。

桓景回到家乡，把费长房的话向大伙儿说了一遍。到了九月九日那天，他就带着全村老少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分给每人，让瘟魔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说是可以避瘟疫。安排妥当后，他就带着降妖青龙剑回到村中，斩杀了瘟魔。

从此汝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受瘟疫的侵袭了。人们就把九月九日登高避祸的习俗，一代代地传到现在。

登高避祸

相传，有个庄户人家住在骊山下，全家人都很勤快，日子过得很好。有一天，这家主人从地里回来，路上遇到一个算卦先生，天快黑了，这位先生还没找到住处。主人家里很窄，只有个草棚房，就在灶房里打了个草铺，让妻子儿女都在草铺上睡，自己陪着算卦先生睡在炕上，凑合着过。

第二天天刚亮，算卦先生要走，庄户人叫醒妻子给先生做了一顿早饭，又给先生装了一袋白蒸馍。算卦先生出了门，看了看庄户人住的地方，叮咛他说：“到九月九，全家高处走。”庄户人想，我平日没做啥怪事，又不想升官，上高处走啥呢？但又一想，人常说算卦先生会看风水精通天文，说不定我住的地方会出什么事情。到了九月九，就到高处走一走吧，全当让全家人看看风景。

到了九月九，庄户人就带着妻子儿女背上花糕香酒，登上骊山高峰去游玩。等他们上山后，半山腰突然冒出一股泉水直冲他家，把他家的草棚房一下子就冲垮了。一会功夫，整个一条山沟都被泡了。庄户人家这才明白算卦先生为什么让他全家九月九登高。

这事传开后，人们就每逢夏历九月九，扶老携幼去登高，相沿成俗，一直流传到今。

重阳节习俗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就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茱萸雅号“辟邪翁”。

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菊是长寿之花，菊花又名“延寿客”。重阳节有赏菊的习俗，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这一天人们还盛行饮菊花酒，吃菊花食品，吃重阳糕。

十月一，烧寒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宗的习俗。十月初一，标志着严冬的到来，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冥衣更是不可缺少。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烧寒衣。因此，十月初一又称为寒衣节、祭祖节。冬季寒衣节与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中国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

寒衣节的传说

民间传说，秦代江南松江府的孟姜女，千里寻找被强行服役、修筑长城的丈夫范杞良。秋去冬来，孟姜女历尽艰辛，来到长城，得知丈夫已经屈死，被埋在城墙之下。孟姜女悲痛欲绝，指天哀号呼喊，感动了上天，哭倒了长城。她找到了丈夫的尸体，用带来的棉衣重新妆殓安葬。

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传到民间，百姓深受感动。此后每到十月初一这天，众人便焚化寒衣，代孟姜女祭奠亡夫。此风日盛，逐渐形成了追悼亡灵的寒衣节。后来人们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上坟烧纸送寒衣

古时，在十月初一的前一天，由家长率领儿孙们到祖坟添土。添土不用筐篓，要用衣服兜着，兜的土越多，族里人丁越兴旺。节日当天，则由族长带领家族中的男姓，抬着食盒、大方桌和丰盛的供品（20至30个大碗），逐个到坟前祭拜，叫“上大坟”。现已改为一家一户携带少量供品（一般是饺子）“上小坟”了。

送寒衣时，讲究在五色纸里夹裹一些棉花，说是为亡者做棉衣、棉被使用。有的还将五色纸分别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甚至还要制作一套纸房舍，瓦柱分明，门窗俱备。这些纸制工艺品除体积缩小之外，看上去比真房院还要精致漂亮。

凡属送给死者的衣物、冥钞诸物，都必须烧焚，人们相信只有烧的干干净净，这些阳世的纸张才能转化为阴曹地府的绸缎布匹、房舍衣衾及金银铜钱。只要有一点没有烧尽，就前功尽弃，亡人就不能使用。所以十月一日烧寒衣，要特别认真细致。这种行为反映了生者对亡人的哀思与崇敬，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民间送寒衣时，还讲究在十字路口焚烧一些五色纸，象征布帛类。用意是救济那些无人祭祀的绝户孤魂野鬼，以免给亲人送去的过冬用物被他们抢去。

焚烧寒衣，有的地方在亡者坟前进行，讲究在太阳出山前上坟。有的地方习惯在门前焚烧祭物。

如今，十月初一上坟烧纸、烧寒衣的习俗已淡化，许多人特别是城里人，只是到坟前默哀或献上一束鲜花，来怀念逝去的亲人。

祭祖烧包袱

“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也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

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有的是大烧纸或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有的是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有的是假银元，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有的是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

冬至到，数九始

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冬至一般处于12月21日与12月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九”，中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活节的来源

依照我国传统的历法，以五日为一候，三候十五日为一节或一气，在一年里又分为十二节与十二气，合称为二十四节气，这就是择日学上所用的节气。择日学上是依农历的节气来选定吉课，而所谓的农历则为阳历与阴历的结合，阳历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把太阳运行的周期分为十二个阶段，再划分二十四个节气，一节一气为一个月），阴历乃为纯粹的月份（按照月亮所行的周期而定），日子都在公历的十二月二十二或二十三两日。因为冬至并没有固定于特定一日，因此和清明一样，被称为“活节”。

冬至大如年

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冬至节。《汉书》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唐宋时期有“冬至大如年”一说，《吴中岁时杂记》记载：“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节。”南宋都城临安冬至节官府要大宴宾客，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这一天也是天子祭祀昊天上帝之日，《周礼》有“祀昊天上帝于园丘”之说，注谓“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淮南子》也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记载。

中国古代人有庆贺冬至的习俗。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古人认为到了冬至，虽然还处在寒冷的季节，但春天已经不远了。这时外出的人都要回家过冬节，表示年终有所归宿。闽台民间认为每年冬至是全家人团聚的节日，因为这一天要祭拜祖先，如果外出不回家，就是不认祖宗的人。

冬至的食俗

相传在江南水乡，共工氏有一个不肖子，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吃狗肉、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冬至吃饺子是中国北方的人的习俗，每年农历冬至这天，不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这一天，中国南方还有吃汤圆的习俗。

喝了腊八粥，年年大丰收

腊八节由来已久，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又称“佛成道节”。

腊八节习俗

农历十二月初八，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我国喝腊八粥的历史，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

中国各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一般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鲜粮食和瓜果煮成，大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许多农家却喜欢吃腊八成粥，粥内除大米、小米、绿豆、豇豆、小豆、花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肉丝、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腊八粥中以北京的最为讲究，搀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总计不下二十种。人们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忙碌起来，洗米、泡果、拨皮、去核、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开始煮，再用微火炖，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更为讲究的人家，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人形、动物等花样，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果狮是用几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作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狮脚，甜杏仁用来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里，活像一头小狮子。如果碗较大，可以摆上双狮或是四头小狮子。更讲究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各种颜色的食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

赤豆打鬼传说

古代人们普遍相信迷信，害怕鬼神，认为大人小孩中风得病、身体不好都是由于疫鬼作祟。这些恶鬼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赤（红）豆，故有“赤豆打鬼”的说法。所以，在腊月初八这一天以红小豆、赤小豆熬粥，以祛疫迎祥。

腊八蒜的由来

腊八蒜的“蒜”字，和“算”字同音，这是各家商号要在这天拢账，把这一年的收支算出来，可以看出盈亏，其中包括外欠和外债，都要在这天算清楚，“腊八算”就是这么回事。腊八这天要债的债主，要到欠他钱的人家送信儿，该准备还钱了。北京城有句民谚：“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后来有欠人家钱的，用“蒜”代替“算”字，以示忌讳，回避这个算账的“算”字，其实欠人家的，终究是要还的。老北京临年关，街巷胡同有卖辣菜的，可没有卖腊八蒜的。因为人们为了避免“蒜”的谐音，所以腊八蒜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动手泡制的。

腊月二十三，欢喜过小年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是开始为过大年（腊月三十）而紧张准备的日子。民间从这一天起，似乎每天都有具体的活动，一直到除夕止。在古代，过小年有“官三民四船五”的传统，官家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百姓家的是腊月二十四，而水上人家则是腊月二十五。

小年祭灶

祭灶是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小年这天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人们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送灶。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大年三十的晚上，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得有“接灶”、“接神”的仪式，等到家家户户烧轿马，洒酒三杯，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

小年扫尘

扫尘又称扫年，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据《拾遗记》记载，此俗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当时它是先民驱疫鬼、祈安康的宗教仪式。因“尘”与“陈”谐音，故扫尘也就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这既指庭院内的陈年积垢，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北方人以腊月二十三为小年，称“扫房”；南方人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称“掸尘”。这一天家家户户黎明即起，扫房擦窗，清洗衣物，刷洗锅瓢，实施干净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小年吃灶糖

“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旧时，每当腊月二十日过后，孩子们就唱起了上面的歌谣，并且盼望着大人们快些买回糖瓜来。

糖瓜是一种用黄米和麦芽熬制成的粘性很大的糖，把它抽为长条型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型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风味。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不厚，很受孩子们的喜爱。

爆竹声声辞旧岁

对于华夏儿女来说，每到除夕是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在这个时候要除旧迎新，因为这一天是农历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每年的这个时候更是孩童们最为欣喜的时刻，不管如何淘气，大人们此时都不能打骂。

除夕的来历

传说，华夏先民曾遭受一种最凶猛的野兽的威胁，这种猛兽叫“年”，它以捕百兽为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匮乏时，它就会闯入村庄，猎取人和牲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和“年”斗争了很多年，人们发现“年”害怕三样东西：红颜色、火光、响声。于是人们就在自家门上挂上红颜色的桃木板，门口烧火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打。有天夜里，“年”闯进村庄，见到家家有红色和火光，又听见震天的响声，吓得跑回深山，再也不敢出来。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大家张灯结彩，饮酒摆宴，庆祝胜利。为了纪念这一天，除夕便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贴门神

早些时候人们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的旁边，后来画成门神人像张贴在门上。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门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贴春联

春联来源于春贴。古人在立春之日多贴“宜春”二字，慢慢发展为春联。春联真正的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很大关联。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的时候，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色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

接神

除夕中的接神被看作新旧年的分野，但接神时间各地并不统一。有的子时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有的到“子正”之时，即午夜零点开始接神；有的则在“子正”之后接神。祭灶后，诸神都回天宫，不理人间俗事，到除夕子时后，即新一年来临时，又来到人间理事。接神的仪式在天地桌前举行，由全家中的最长者主持。因为诸神居住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时来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于接何神，神从何方来，要预先查好“宪书”，然后带领全家举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按方位叩首礼毕后，肃立待香尽，再叩首，最后将香根、神像、元宝锭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备好的钱粮盆内焚烧。焚烧的同时燃松枝、芝麻秸等。接神时鞭炮齐鸣，气氛极为热闹。

放爆竹

当午夜交子正时，新年钟声敲响，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字。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此时，屋内灯光明亮，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最高潮。

傣族新年泼水节

傣族泼水节又名浴佛节，傣语称为“比迈”（意为新年）。泼水节源于印度，是古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后为佛教所吸收，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经缅甸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加深，泼水节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流传下来，至今已数百年。在泼水节流传的过程中，傣族人民逐渐将之与自己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赋予了泼水节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

日子之王的传说

很久以前，天神英达提拉把一年分为旱、雨、冷三季，规定了农时。他派捧玛点达拉乍来掌管节令，适时降温、降雨、降热。但捧玛点达拉乍随心所欲，晴雨无度、季节颠倒、冷热不分，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青年帕雅宛想弄清灾难的根源，用四块木板做翅膀，飞到最大的天神英达提拉那里，诉说人间灾难。然后去朝拜最高一层天上的宝塔，撞倒天门，死在天庭门口。

帕雅宛死后，天神英达提拉装扮成小伙子，去接近捧玛点达拉乍身边七个美丽的姑娘。七个姑娘千方百计打听到捧玛点达拉乍的生死“秘诀”：他不怕火烧、水淹、箭射，只有用他头发作弦的“弓赛宰”才能杀死他。一天，姑娘把捧玛点达拉乍灌醉，悄悄拔下他一根头发作成“弓赛宰”，然后对准他的头，捧玛点达拉乍的头马上落地。可是，他的头冒出火焰，烧毁了村寨、森林，烧焦了土地。为了扑灭邪火，姑娘们把捧玛点达拉乍的头拣回来，每年轮流由一个姑娘抱在怀里。每当轮换时，姑娘们便打来清水泼洒，除去腐烂的污秽。英达提拉又让树鲁巴重新制定风雨冷热法，由帕雅宛的在天之灵带回人间，在傣历六月公布于世。因此，帕雅宛被称为“日子之王”。从此人间冷热分明，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于是傣族人民把六月作为划分旧年和新年的界限，举行隆重的泼水节。

泼水节的活动

泼水节来临时，傣家人便忙着杀猪，杀鸡、酿酒，还要做许多“毫诺索”（年糕）以及用糯米做成的多种粑粑，在节日里食用。泼水节第一天，划龙舟、放高升、举行文艺表演；第二天泼水；第三天，男女青年在一块进行丢包和物资交流。

划龙舟比赛时，一组组披红挂绿的龙舟在锣声中和呼喊声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为节日增添了许多紧张和欢乐的气氛。放高升和孔明灯也是傣族地区特有的活动，人们在节前就搭好高射架，届时将自制的土火箭点燃，让它尖啸着飞上蓝天。高升飞得越高越远的寨子，人们越觉得光彩、吉祥。入夜，人们又在广场空地上将灯烛点燃，放到自制的大“气球”内，利用热空气的浮力，把一盏盏“孔明灯”放飞上天，以此来纪念古代的圣贤孔明（诸葛亮）。此外，放河船、跳象脚鼓舞和孔雀舞、斗鸡等，也是泼水节期间的活动内容。

最热闹有趣的是泼水。刚开始时，傣家姑娘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一边用竹叶、树枝蘸着盆里的水向对方洒过去。人们用铜钵、脸盆，甚至水桶盛水，在大街小巷，嬉戏追逐，尽情地泼，到处充满欢声笑语。一段水的洗礼过后，人们便围成圆圈，在锣鼓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泼水节期间，傣族青年喜欢到林间空地做丢包游戏。花包用漂亮的花布做成，内装棉纸、棉籽等，四角和中心缀以五条花穗，是爱情的信物，青年男女通过丢包、接包，互相结识。等姑娘有意识地让小伙子接不着输了以后，小伙子便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姑娘，双双离开众人到僻静处谈情说爱去了。

东方狂欢夜火把节

远古先民对火焰及其破坏力感到神秘敬畏。后来，人们不但能用火驱兽除害，照明煮饭，而且用火改造生产工具，实行刀耕火种，发展了原始生产力。因而，中华民族都崇拜火，彝族尤视火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物，视锅庄火塘为火神之所在，严禁人畜践踏或跨越，并在火把节杀牲备酒，“以火为祭”。因此，火把节又被称为祭火节。

斗恶魔烧天虫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十大力的恶魔在人间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人们上前质问，但是十大力蛮横地要人与他摔跤，还示威地把一头头壮牛翻倒。他的挑衅惹怒了一位叫包聪的彝族英雄。他走出人群，与十大力扭扯着摔了三天三夜仍旧没有分出胜负。于是人们弹着三弦，吹着短笛，拍手跺脚为包聪助威，终于击败了十大力。恶魔发怒，放出蝗虫等各种害虫来糟蹋人们辛辛苦苦种出的庄稼。于是，人们又集合起来，点燃一支支火把去烧害虫，终于烧死了所有的害虫，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每到这一天，都要杀牛宰羊，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

火把救纳西

有一天，天神子劳阿普在云河边游玩，忽然听到民间有丝竹歌舞之声。人间生活的美好幸福令他十分恼怒，于是便差一名天将到人间，要把大地烧成火海。这位天将变做一个老人到了人间，遇到一个背着大男孩、牵着小男孩的纳西男人。他不解地询问，才知道大男孩是别人家的孤儿，小男孩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于是深受感动，心起怜意，不忍将大地毁灭。他就叫人们家家准备火把，到六月二十五日一齐点燃。这天，子劳阿普到云河边查看，果然见满山遍野都是火光，以为大地真的被烧毁了，方才罢休。纳西人因此躲过了一劫，免受焚族之灾。从此，就有了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的火把节。

火把节的活动

火把节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节日，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彝族、基诺族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纳西族、白族在六月二十五举行，拉祜族在六月二十举行。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腹心地的凉山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火把节庆祝共三天：第一天祭火，人人穿着自己心爱的礼服，高高兴兴。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摆好宴席。夜幕降临时，临近村寨的人们会在老人们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以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然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会从毕摩手里接过用蒿草扎成的火把，游走干田边地角。火把节第二天传火，家家户户都聚集在祭台圣火下，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节日活动。小伙们要效仿传说中的阿体拉巴，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姑娘们则效仿传说中的阿诗玛，身着美丽的衣裳，撑起黄油伞，唱起“朵洛荷”跳起达体舞。在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彝家的选美了。年长的老人们要按照传说中阿体拉巴勤劳勇敢、英武神俊和阿诗玛善良聪慧、美丽大方的标准从小伙、姑娘中选出一年一度的美男和美女。夜幕降临，一对对有情男女，在山间，在溪畔，在黄色的油伞下，拨动月琴，弹响口弦，互诉相思。火把节第三天送火，这一天夜幕降临时，人人都会手持火把，竞相奔走。人们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欢乐的人们会聚在篝火四周尽情地歌唱、舞蹈，场面极其壮观。

蒙古族那达慕盛会

每年农历六月初四，中国蒙古族便迎来了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娱乐、游戏，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鲜艳的民族服装，草原骑手的英姿，美丽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们，构成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那达慕的起源

那达慕的前身是蒙古族的祭敖包，是蒙古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和流传下来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竞技项目和游艺、体育项目。元朝时，那达慕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体育项目。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骑马、射箭这三项基本技能。到了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以苏木（相当于乡）、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此俗沿习至今，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举行那达慕大会。

过去那达慕大会期间要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喇嘛们要焚香点灯，念经颂佛，祈求神灵保佑，消灾消难。现在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投掷、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其中，摔跤、赛马和射箭的竞技赛，被称为“男儿三艺”。

摔跤

摔跤是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大会上必不可少的比赛项目。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独特的服装、规则和方法，因此也叫蒙古式摔跤。摔跤手要身着摔跤服“昭德格”。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驼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镶包，亦称泡钉，以铜或银制作，便于对方抓紧。其足蹬马靴，腰缠一宽皮带或绸腰带，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缀有各色彩条“江嘎”，这是摔跤手在比赛时获奖的标志。

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特点：按蒙古族传统习俗，摔跤运动员不受地区、体重的限制，采用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比赛的摔跤手必须是2的某次乘方数，如8、16、32、64、128、256、512、1024等。比赛前先推一位族中的长者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编排和配对，蒙古长调摔跤手歌唱过3遍之后，摔跤手挥舞双臂、跳着鹰舞入场，向主席台行礼，顺时针旋转一圈，然后由裁判员发令，比赛双方握手致意后比赛开始。

赛马

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能跑善战，耐力极强。自古以来，蒙古人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蒙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马感到自豪！驯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通常把是否善于驯马、赛马、射箭、摔跤作为鉴别一个优秀牧民的标准。

赛马项目包括：快马赛，主要比马的速度，一般为直线赛跑，赛程一般为20、30、40公里，先达终点为胜；走马赛，主要是比赛马步伐的稳健与轻快；颠马赛，是蒙古族特有的马上竞技表演项目。

射箭

射箭是那达慕大会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蒙古族射箭比赛分静射、骑射、远射三种，有25步、50步、100步之分。静射时，射手立地，待裁判发令后，放箭射向箭靶，优者为胜；骑射时，射手骑在马上，在马跑动中发箭，优者为胜。比赛不分男女老少，凡参加者都自备马匹和弓箭，弓箭的样式，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长度和重量均不限。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即每人每轮只许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名。

子鼠咬天

在中国民间有一首传唱很久的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把老鼠说的天真可爱。据说老鼠闻到油壶里的香味，想吃，但进不去，经过反复几次，最后把长尾巴伸进壶嘴里蘸油，终于吃着油了。可见这种动物的聪明可爱之处。

在人们的心目中，鼠虽小但是活泼可爱、喜气洋洋、灵通乖巧，老鼠代表聪明及灵活，应变能力极强，就算遇到灾难或危机，都能很快转身及找到方法应付。因此，老鼠被列为十二生肖之首。

鼠咬天开

在中国民间有“鼠咬天开”的传说。传说在古时，天地一团混沌，其气不开，宇宙未成。这时候，出来一只鼠，在夜半子时出来活动，把混沌一团的天地咬了一个口，天地有了缝隙，其气也畅通了，宇宙遂成。子属鼠，天开于子，鼠有创世之功。这个“鼠咬天开”的传说见于清代广阳子的《广阳杂记》。

鼠咬天地的神话在我国的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有的说，混沌一团的宇宙是一个葫芦或金鼓，也有的说，宇宙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山洞或石洞，是鼠用牙齿把封闭着的葫芦、金鼓、山洞咬破了，人才从里面走出来，才有了今天的世界。

还有一些地方，流传着鼠尝试造人的传说，只不过没有成功，但是老鼠创世的传说却流传下来。

填仓节

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是填仓节，又称天仓节，这是汉族民间一个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节日。相传很久之前，北方曾大旱三年，千里荒芜。统治者却不顾百姓死活，依旧横征暴敛，以至饿殍遍野。一位看守粮仓的官吏于心不忍，开仓救民，然后在正月二十五日放火烧仓，自己也在烈火中结束了生命。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为老百姓献身的无名氏仓官，就在正月二十五这一天，北方家家户户在院里或打谷场用筛过的炊灰，撒出一个个粮囤状的灰圈，内放五谷杂粮，并在其上覆盖瓦片，意即填满粮仓。

填仓节这天，粮商米贩都要祭“仓神”。仓神就是老鼠，号为“大耗星君”。民间这一天的夜晚是不许点灯的，因为填仓节是老鼠嫁女的日子，不能惊了鼠类的好事。老鼠嫁女一向是中国民间年画或剪纸的传统题材，鼠新郎、鼠新娘以及鼠傧相、宾客等等一如人间的场面，虽然无不尖嘴细腿，却都穿红衫着绿裤，摇摇摆摆，结队成行，隆重而滑稽。

与鼠有关的民俗

一些与鼠有关的民俗颇为有趣，如在浙江南部古时流行“打老鼠眼”的风俗，即在元宵节时，人们煮黑豆，然后在室内撒黑豆，撒豆人站在梁下，手抛黑豆至梁上，口中念叨：“西梁上，东梁下，打得老鼠光铎铎（断种之意）。”俗信可除鼠患。

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鼠戏也是五花八门，饶有风趣，如东晋时期，民间就有了“老鼠推磨”、“老鼠荡秋千”的鼠戏表演。到了清代，鼠戏更为盛行。此外，语民间流传着不少与鼠有关的谚语，如“老鼠留不住隔夜粮”、“老鼠看仓，看得精光”、“猫咬猫，老鼠笑”等，语言朴实，却寓意较深，读来颇有韵味。

丑牛耕地

在十二生肖文化流行的中国，特别是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每一年的春天都会有关于牛的话题，因为春天来了，春耕的主力——牛该登场了。古时，民间有“摸春牛”的习俗，人们会摸一下牛的不同部分，寓意带来好运。摸一下牛头，希望儿孙会出头之类，总之讨个吉利。

神牛创世纪

牛在农耕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感谢和自己共同创造文明史的伙伴，因此牛崇拜由来已久，中国很多民族都有神牛创世的神话。

塔吉克人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由一头神牛顶着，人若干坏事，神牛会抖动牛毛或犄角发出警告，于是发生地震之灾。维吾尔族传说大地被一头公牛的一只角支撑着，公牛由一只特大的乌龟驮着，浮在水面上，牛感到劳累时就把大地从一只角换到另一只角上，这时就会发生地震。柯尔克孜人也持此说，他们常常为牛祈祷，愿它永远强壮，少发地震。苗族最大的天神“勾蒿”有两组群体神，一组是19个水牛天神，一组是15个黄牛天神，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土家族传说中的牛王因帮人类多打了粮食，遭到天神的惩罚，被贬到地上终生吃草，帮人耕田种粮，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牛王过生日。布依族的牛王节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各寨举行隆重的祭典，家家用米酒、五色糯米饭敬牛王，喂耕牛。仡佬族的牛王节在农历十月一日，人们要杀鸡备酒敬奉牛王，祈求它保佑耕牛。侗族每年农历六月六以美食供奉牛神，家家牵牛去河边洗牛，用黑糯米饭喂牛，称为洗牛节。

鞭春牛祈丰年

每年的2月4日通常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残冬退去，人们迫不及待地准备迎接春天。古人向来有残冬出土牛送寒气的习俗，到两汉固定为立春之际举行的土牛迎春仪式。

当日清晨，京城百官都着青衣、戴青帽、立青幡，送土牛于城门外，官员执鞭击土牛，以示劝农，各郡县也举行同样的仪式。随后老百姓哄抢碎牛的散土，说是“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争来抢去，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节日，谓之“鞭春”、“鞭牛”。

立春出土牛以祈丰收的习俗，经两汉入唐至两宋，越来越丰富多彩。汉时“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丑的方位在北方偏东，十二生肖配十二地支，牛为丑，故立土牛于丑位为最佳方位。到宋代四门都开，各出土牛，牛身饰彩，鼓乐相迎，由人装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鞭打春牛，地方官行香主礼。一方面宣告包括农事在内的一年劳作开始，一方面祈祷当年的丰收。宫中也行“鞭春”仪式，自然是皇帝主礼。街市上多有泥制小春牛出卖，于是春牛不仅是迎春仪式上的主角，也成了新春之际的吉祥物。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中，牛与春天具有天然的联系。

中国文化中的牛

历来人们对于牛都是一致地赞美和怜惜。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写下“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濡濡”的《耕牛》诗篇；南宋宰相、民族英雄李纲更留下“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赢病卧残阳”的千古名句。在传说故事中，人们将它塑造成乐于助人、有情有义的感人形象，牛郎织女传说中的老牛早已为人知晓。有关牛的成语典故也很多，老牛舐犊，比喻父母疼爱子女的深挚感情；牛刀小试，比喻有本领的人初次任职就已经表现出才干；庖丁解牛，比喻做事得心应手；对牛弹琴，比喻对愚蠢的人讲深刻的道理或说话不看对象无的放矢。

寅虎啸天

中国人对虎的崇拜，距今已有上万年历史。虎文化和龙文化相互交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中国的成语里，都可以寻觅到龙虎的踪影，虎踞龙盘、虎啸龙吟、卧虎藏龙、龙骧虎步、龙骧虎视……老虎比任何动物都能代表中华民族勇猛上进、虎虎生成的民族精神，而虎文化和龙文化互为纽带，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龙腾虎跃”的民族精神。

生肖虎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属相中有狮子，没有老虎。由于狮子太凶残，名声不好，玉皇大帝想把狮子除名，补进天宫的殿前卫士。

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见无人镇管，开始胡作非为，给人间造成了灾难。这事惊动了土地神，土地神连忙上报天庭，请玉帝派统勇天神镇住百兽。玉帝便派老虎下凡，老虎要求每胜一次，便给他记一功。玉帝只求人间安宁，当然满口答应了老虎的要求。

来到人间，老虎了解到狮子、熊、马是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就专门向这三种动物挑战。老虎凭借着勇猛和高超的武艺连续击败了狮子、熊、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荒野。人间欢天喜地，感谢老虎为人世间立了大功。回到天庭，玉帝因老虎连胜，便在它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

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大地一片汪洋。虾兵蟹将作恶人间，老虎又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前额。从此，老虎便为百兽之王，总管百兽。

在狮子的恶名传到天宫后，玉帝便决定除去狮子的属相头衔，补进了兽王虎。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当然，老虎也从玉帝的殿前卫士下凡到人间，永保天下安宁。

中国虎文化

在民间，人们对虎的喜爱已久，且关于虎的习俗也很多。虎的威武和勇猛为人们所羡慕，故常被用来象征和比喻诸多的人和事。如“虎将”喻之英勇善战之士；“虎子”喻为少年雄健奋发；“虎士”、“虎夫”喻为英雄好汉。民间百姓称少年儿女为“虎娃”、“虎妞”，喻其结实粗壮。

民间视虎为神兽，借它的威武和庄严来镇祟辟邪和保佑安宁，由此在民间又创作和制造了大量以虎为主体或借喻虎的艺术品和工艺装饰品。在民间常见的是多把虎的形态制作成如给小儿穿的虎头鞋、戴的虎头帽、睡的虎枕头和众多的虎玩具等。这些制品其形象威武逼真，又笨拙可爱，希冀于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健康活泼。因而人们又将虎视为儿童的保护神，多加崇拜和敬仰，为虎立庙者各地都有。

民间借虎辟邪，是在端午节戴艾虎的习俗。艾虎是用艾叶剪成或艾蒿编成的虎形，戴在头上或挂在门上。端午节在小儿额头上用雄黄酒画“王”字的习俗，其寓意也在于借虎来祛瘟禳毒。

卯兔弄月

兔子善于跳跃，跑得很快，给人可爱的印象。兔子温顺安详，给人以平和吉祥的感受。兔子在与人类长期的亲密相处中，产生了一系列的人文社会属性，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大家比较熟悉的守株待兔、狡兔三窟、惊若逃兔、兔死狐悲、兔死狗烹、兔起鹘落、龟兔赛跑、玉兔捣药等等，不仅反映了兔的自然属性，还赋予了兔以人文的特征。

生肖兔的来历

有一天，玉皇大帝排生肖，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黄牛与兔子约定，鸡叫头遍就起来去天宫争生肖。鸡叫头遍，黄牛起床时，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这生肖的头名也非我莫属，于是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黄牛虽然落后，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就先到了天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之后。由于牛的双角间还蹲了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在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

玉兔捣药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它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它依依不舍地离开妻儿。正当它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星带领天将押着嫦娥从身边走过。兔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旁边一位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她的遭遇后，兔仙觉得嫦娥无辜受罪，很同情她。但是自己力量微薄，能帮什么忙呢？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它立即飞奔回家。

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深深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个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

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含着泪笑了。最终由最小的女儿常年陪伴嫦娥。

戏里白兔

12世纪的江南流行四大南戏，其中与月亮和兔子有关的就有两出：《拜月亭》、《白兔记》。《拜月亭》正是拜月习俗为戏线的爱情故事；《白兔记》则是由一只白兔引出了一个家庭大团圆。《白兔记》剧取材于民间传说：刘知远家贫，外出投军，妻李三娘在嫌贫爱富的娘家受尽歧视和折磨，生下一子托人送往刘知远处抚养。十余年后，刘已显贵，其子射猎，追踪一白兔而得见李三娘，于是苦尽甘来，一家团圆。

挂兔头的习俗

古代汉族有“挂兔头”的岁时习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用面兔头，以竹筒盛雪水，与年幡面具同挂在门额上，以示镇邪驱灾。

汉族有生育忌兔肉的习俗，因为兔子豁嘴，所以孕妇妊娠时禁食兔肉，以免孩子出生时豁嘴。另外还有赠兔画的育儿风俗，画中有六个小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站一手持兔子吉祥图的人，祝受赠的孩子将来生活安宁，步步高升。

辰龙腾云

龙是人们公认的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人对龙的感情非比寻常，一向以“龙的传人”自居。时至今天，龙仍被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逢年过节及各种盛大庆典，中国人都会舞龙庆贺，并把这种习俗带到世界各地。

龙帝的传说

龙帝，即天帝，据说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化身。在远古的时候，有着龙的血缘的黄帝曾四处巡视体察民情。他叫人开采首山的铜，然后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以纪念自己大战蚩尤的胜利。鼎铸好之后，黄帝专门在荆山举行了一个庆功大典。应邀出席典礼的不仅有各路神灵，还有八方百姓，大家都想看黄帝铸的鼎到底是什么样子。时辰一到，黄帝亲自揭幕，只见一只高逾丈三、口大如缸的铜鼎闪着耀眼的金光呈现于面前，众人啧啧称赞，上前细看，鼎身上刻着一条矫健的游龙在一片祥云中穿梭，周围是四方鬼神和各种珍禽异兽，可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正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欣赏巨鼎和上面的图案时，忽然天空中浓云密布，天色很快阴暗下来，大家都以为要下雨，突然一道金光穿透浓云，一条披着金甲的神龙破云而来，它的尾巴和下半身拖在云中，脑袋靠在宝鼎上，长长的龙须顺着鼎足垂到地面。黄帝明白这是天庭派神龙来接他上天了，便纵身一跃，跨上龙背，飞回天庭。人间百姓舍不得放黄帝这样贤良英明的君主回去，大伙儿扯着龙须不放走，结果扯落了很多龙须，黄帝和神龙最终还是走了。据说这龙须落在地上，便生出许多细小修长的小草，人们以后就把这草叫作“龙须草”了。

龙的起源

考古专家认为，早期的龙就是一处头上带角的蛇；有些人则认为，最初的龙，龙头很像猪，龙身则与蛇身相同；还有人指出，龙是由鳄鱼蜕变而成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由蛇与其它多种动物综合形成的，它以蛇身为基础，融入了马的鬃毛，牛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从许多出土的带有有关龙的图形的文物中分析，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河南濮阳出土的蚌龙，距现在已有6000年历史，它一方面体现着仰韶文化的脉络，另一方面又证明了龙的最初形成。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人们终于取得了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

华夏图腾

自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整之“龙”字，迄今已3000余年之久，而出现“龙”之图案与传说便更加早，可上溯至史前文化。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龙乃中华民族发祥及文化肇端之象征。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东方的龙和善、高贵、威武、华美，能上天，能下地，能潜入深渊，变化无穷，在大起大落之中仍能保持一种从容。龙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巳蛇乘雾

盘古、女娲两位创天地、造人类的始祖以及伏羲、炎帝和黄帝这三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形象都为人面蛇身造型，这反映出蛇在远古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先祖们对于蛇的崇拜。

蛇的传说

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那时蛇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蛇好吃懒做，青蛙十分勤快，不但捉虫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人们开始厌恶蛇，喜欢青蛙了。据说巳时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这样蛇便成了巳时的代表动物了。

蛇发现人们讨厌它，开始仇视人，见人就咬，见畜就吃，弄得人间不得安宁。土地神见状，到天庭告状。玉帝将蛇传上天庭，劝它改恶从善，蛇却口出狂言，决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令神兵砍去蛇的四条腿，以免再害人。从此，蛇就失去了四条腿，玉帝又见青蛙有功于人类，便将蛇的四条腿赐给了青蛙。

青蛙有了腿后更为勤快了。蛇知错改过，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并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还跟着龙学治水。蛇死后，也将自己的躯体献给人类，作为药物救治了许多病人。玉帝见蛇知过能改，奋发向上，在册封十二生肖时，让它排在龙的后面，当上了人类的生肖。

蛇当上生肖以后，自然不会主动伤人了，一旦恶念萌发，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蜕下。尽管如此，蛇还是对青蛙拥有它的四条腿怀恨在心。直到今天，蛇还是见到青蛙就咬。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

图腾崇拜

在《山海经》中，人首蛇身的神数量巨大。可见，蛇在远古先民心中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在一切动物崇拜里面，对蛇的崇拜是最广泛的，在大多数原始氏族的宗教信仰中，蛇曾经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发现有蛙、鸟的图像；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还有蛇的图像；从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也看到有人头、鸟兽的图像，这些图像有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传说中的汉族祖先，亦有不少是蛇的化身。

中国人认为蛇有灵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四象（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一的玄武，象征北方的灵兽，就是龟与蛇（或龟蛇）。乡间塑造神像，往往抓小蛇放入泥胎头部或腹内，以显示神性灵验。遇蛇要避，蛇有难要救，忌讳打蛇。这些都有深刻的图腾崇拜性质。

蛇的形象

在中国文化中蛇有正面的象征价值。传说蛇与龙同类，人们认为蛇是神的化身，是吉祥物，蛇主吉运、旺财富，故又称祥蛇、灵蛇、小龙，把蛇当神仙供奉。

蛇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被奉若神明，是智慧的象征、善良和正义的代表。关于蛇的民间传说很多，其中以《白蛇传》最为著名。《白蛇传》中敢爱敢恨的白娘子是一个善良、受人喜爱的蛇精形象，白娘子也成为中国文艺舞台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形象。

午马行空

马在4000年前被人类驯服，晚于狗、猪、羊、牛等其它家畜。在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中，马车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是役力的重要来源。当然，在古代马最显赫的功用是参与了人类的战争，在陕西西安还有着被称为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在中国语言中有许多与马有关的词语，如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千军万马、汗马功劳、车水马龙、金戈铁马、马到成功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肖马有着各种各样的崇信，这些也成为肖马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马的传说

传说一年的大年初一，各种动物从四面八方赶到神仙宫报到，千里马神风也想成为生肖之首，它一阵风似的朝神仙宫跑去。突然，它听见了几声凄凉的哭声，便放慢了脚步，想探个究竟。

原来，一个荒凉的村庄正在闹瘟疫，死了好多人。神风听一位老人说，从村庄出发往东走20里，有一座宝芝山。山上有一个宝芝泉，泉水可医百病，但泉边有一只催眠猫，上山取水时催眠猫会给人催眠，这时千万不能睡，睡了便会被那只猫害死。村里有几个青年去采药都一去不复返。神风向老人要了一个空葫芦挂在脖子上，一阵风似的奔向了宝芝山。

神风来到了宝芝山，小心地向山上走去，突然它闻到了一股花香味，马上开始犯困。它意识到催眠猫来了，闪电一般地飞到催眠猫面前，后脚用力一蹬，催眠猫撞到树上昏了过去。神风跑到宝芝泉边，用葫芦装满了泉水，欣喜万分地朝山下奔去。

到了村庄里，神风把泉水交给了老人，老人把神水掺进了井水中，神风驮着水，挨家挨户送去，人们喝了井水，纷纷病愈。他们想谢谢神风，神风却不见了，它飞快地跑到了神仙宫，遗憾的是它只能排在生肖第七位，可神风还是挺高兴。

改变人类历史的马

在几千年的刀光剑影中，无数匹马和人一起创造着历史。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两大洲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任何动物像马这样深入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而且，骑兵的威慑力一直延续到热兵器时代。

汉武帝刘彻为获取西域的名马，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他派李广利将军远征大宛，所得的战利品只是十几匹“汗血宝马”。此马毛色发红，出的汗在阳光下看似流血，日行千里，因其名贵也称“天马”。

一些名马甚至与名将一起载入史册，这在冷兵器时代屡见不鲜。西楚霸王项羽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过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自杀前却将爱马乌骓托付给亭长，英雄一世，临终时为伴自己攻城拔寨的爱马安排生路，此马因此而名扬千古。三国时代，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吕布“飞将”之名实赖赤兔之快。赤兔归关羽之后，又助关羽屡立战功。张飞的坐骑也十分了得，“人中张飞，马中玉追”。刘备的“的卢”危急时刻跃过檀溪，使追兵瞠目结舌。

民俗文化

中国自古有祭马的民间风俗。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为天驷，是马在天上的星宿；先牧是教人牧马的神；马社是马厩中的土地神；马步是危害马群的灾神。

汉族民间信仰马王爷，即司马之神，四臂三目，相貌狰狞。旧时民间争执，人常以“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相威胁。各民族与马有关联的节日也不少，对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感情颇深。

中国有很多由马而生发的成语和熟语。如“老马识途”比喻有经验的人办事稳妥，“老骥伏枥”激发了多少老年人的豪情，“青梅竹马”诗化了男女儿童间纯真的友情，“塞翁失马”揭示了生活中的辩证法。成语比喻精当，有的富于哲理。

未羊开泰

在中国，驯养羊的历史大约已有8000年。从考古发现的羊骨化石和与羊有关的工艺品来看，华夏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养羊，并且牧羊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对于羊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肖羊文化延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民风民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羊的传说

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没有五谷，人靠蔬菜和野草为生。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发现人类面有菜色，神情萎靡，善心大发，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御田摘下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来到凡间，把种子交给人类，又告诉人类种植五谷的方法后悄悄地回到天宫。

人类播下五谷的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见到五谷的穗很像羊头，又像羊尾，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

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追查得知是神羊把五谷带给人间。玉帝迁怒神羊，命令天宫宰羊于人间，并要人们吃掉羊肉。第二年，在神羊行刑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从此，羊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则出于对羊舍身的感谢，每年都举行祭祀，以示纪念。

当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来做人类生肖并赐为神的时候，一致推举羊作为生肖之一。玉帝难拗众人意见，只好同意羊当上了生肖。

羊的象征

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羊，祥也。”把羊作为民族的图腾并且用来祭祀，正是“羊为吉祥”的真实写照。“美”字也与“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于是有人认为“羊大为美”，先民头戴羊角跳舞或举行仪式，以羊角为装饰从而产生了美，于是有人认为“羊人为美”。

“美”与“善”是相通的，羊也是“善”的化身。羊的群居、跪乳等习性也都被人们视为善良、亲和、有礼、讲求德行的表现。《诗经·国风·羔羊》篇指出，国君让大臣穿上洁白柔顺的羔皮衣服，是希望他们的品德操行如同羔羊那样，节俭正直、表里如一。《诗经·郑风·羔裘》篇也以羔裘朝服为喻，认为君子应该具有正直、刚强的美德，中正平和、刚柔相济。可见，羊在人们心目中是各种美好品德的结合与化身，这也体现了肖羊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民俗文化

古人说“羊致清和”，人们总觉得羊年是清静祥和之年。新春伊始，人们最先想起的吉祥话是“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具象化为吉祥图案，即阳光下的三只羊。这里取“阳”与“羊”的谐音，于是三羊并列就频频地出现在民间年画、剪纸之中，给千家万户再添上几分喜气。

古人有年初在门上悬羊头、鸡头的习俗。鸡与吉一音之转，羊与祥本来相通，悬二物是想祈求吉祥。

申猴无邪

猴是灵长目中的动物，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猴子的形象俏皮玲珑、活泼可爱，人们从骨子里喜欢这个与人类有颇多相似之处的灵长类动物。《西游记》中陪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斗战胜佛孙悟空，似乎成了聪明、机警等的代名词。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这个人相当精明的话，人们总会说“这人猴精猴精的”。人们从猴的习性、动作、表情等中摸索出众多供人们愉悦甚至强身健体的花样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加了猴与人之间的联系，使肖猴文化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猴的神话形象

《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本身就是猴，她似人，而又有猴子那样的“豹尾”和尖尖的“虎牙”，头部有丛毛，“蓬发戴胜”，“善啸”。商朝的女始祖是“有狨氏简狄”，狨就是金丝猴，简狄与夔结婚，夔是一种猿猴，夔和简狄的儿子叫“契”，就是狒狒。在神农架、巫山一带流传着“山鬼”的传说，山鬼实质上就是山中的猿猴。

猴子的吉祥象征

侯是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历代封爵制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大都有“侯爵”一级。作为富贵和尊严的象征，人们无不期望加官封侯，因为“猴”与“侯”谐音，人们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猴子作为“侯”的象征，由此，猴便成了象征升迁的吉祥物，为此人们还创造了许多吉祥图案。

传统的吉祥图案“封侯挂印”由猴子、枫树、蜜蜂、印绶组成，“枫”、“蜂”为“封”，“猴”指“侯爵”。封侯挂印，意为皇帝赐爵授印予臣下，隐喻高升之意。另外，还有“马上封侯”的图案：以猴子骑于马上，“马上”为立刻之意，“马上封侯”意思是说立刻就要受封，做显官登高位，寓意功名富贵指日可待。又有“辈辈封侯”：一老猴坐在松树上，背上背着一个小猴；或小猴骑在老猴脖子之上。“猴”与“侯”，“辈”与“背”谐音，大小猴亦为两辈，寓意代代为显赫权贵。在民间，还有“猿猴托印”的年画：画上，猴子做出托印、捉蜂、摘桃、攀树等各种动作，衬以牡丹花开，象征富贵贤达、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

猴的艺术形象

河南淮阳县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都会举行盛大的传统庙会，祭祀人祖伏羲、女娲。庙会上出售的民间玩具中，最吸引人的是人祖猴。此猴半人半猴，全身长毛，生殖器官清晰可辨，整体造型古拙神秘。据说，伏羲、女娲当初用泥捏出的人类就是这个样子。

在北京过年过节的庙会上，有一种毛猴。此猴是以带绒毛的中药材“辛夷”作猴身，“蝉蜕”作头和四肢而成。传说，清代一家中药店的两个小伙计，常受账房先生欺压，便用这两种中药材粘出人不人猴不猴的玩艺儿来讽刺这个账房先生。传到社会上便成了一种小工艺品，叫做“半寸猢狲”。毛猴的造型千姿百态，反映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猴的拟人化和人的拟猴化体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和幽默感。

《西游记》的很多情节都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的孙悟空形象更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他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酉鸡有吉

鸡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家鸡源出于野生的原鸡，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常常鸡狗并论，且总是鸡在前狗在后，如“鸡犬之声相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外，还有很过与鸡有关的故事，如祖逖闻鸡起舞、周扒皮半夜鸡叫，这两个故事也说明了鸡在过去成为了人们主要的报时工具。在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已经听闻不到早晨的鸡鸣了，但是它却留给了我们许多的故事。

鸡的生肖传说

传说，鸡王比较爱争强好胜，成天惹是生非。玉帝封生肖的时候，考虑了动物对人类有无功劳，鸡王没有封上。

有一天，鸡王看到已被封为生肖的马受到人类的宠爱，金鞍银镫，心中十分羡慕，于是上前询问道：“你有今天的荣誉，靠的是什么？”马回答：“我平时耕田运物，战时冲锋陷阵，给人类立下汗马功劳，当然我应该受到爱戴。要得到人们的爱戴不难，只要你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给人们实实在在地办点事就行了。拿已封生肖的动物来说，牛能耕田，狗能守门，龙可降雨，你天生金嗓子，说不定对人类有帮助呢。”

鸡王听了，决定用自己的金嗓子唤醒沉睡的人们。每天拂晓，鸡王就早早起床，亮开嗓子歌唱，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人们对鸡王的功劳十分感激，决定请玉帝把鸡也做为生肖赐封为神。当时玉帝封生肖的标准只要走兽，不要飞禽，六畜中的马、牛、羊、狗都有份，唯独没有鸡。

一天晚上，鸡王为这事想不通，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缕幽魂直飞天宫，来到玉帝殿前，向玉帝哭诉，自己每天司晨，唤起众生，功劳很大，却不让入选属相，实在想不通。说完后，泪流不止。玉帝一想，鸡王的功劳确实挺大，自己规定的挑生肖标准也有不足，于是摘下一朵殿前花戴在鸡王头上，以示嘉奖。

鸡王醒来后，发现头上真有一朵红花，于是戴红花去见四大天王，四大天王认出这是玉帝的“御炉红花”，知道玉帝看重鸡王，于是破格让鸡王参与生肖竞争。

到了争排生肖的那天，鸡与狗同时起床，相并而进。快到天宫时，鸡怕狗占了先，就连飞带扑地跑到前面去了。狗急起直追，一直没追上，结果排在鸡之后。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鸣就追，直到今天也余气未消，“狗撵鸡飞”的现象至今可见。

五德之禽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头戴冠是文，足搏距是武，敌在面前敢拼是勇，见了食物呼同伴来食是仁，守夜而不是失时是信。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剪鸡，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为鸡日。

酉鸡有吉

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上贡了一种能辟邪的重明鸟。大家都欢迎重明鸟的到来，可是贡使不是年年都来，人们就刻一个木头的重明鸟，或用铜铸重明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画重明鸟，吓退妖魔鬼怪，使它们不敢再来。因重明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

可见，画鸡于门户之上据说还有辟邪的作用。旧时富贵人家喜欢画大鸡于石上，画石上大鸡取“室上大吉”之意。鸡头上有冠，“冠”与“官”音同，将雄鸡与鸡冠花画在一起，便是一幅“官上加官图”，以祝升迁、腾达。画一只雄鸡与五只鸡雏相戏于窠，谓之“五子登科”，暗喻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自是吉祥。

戌狗旺财

狗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无疑对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人们赞美狗忠诚老实可靠，认为狗受了神的委派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帮助人看护棚圈、狩猎、守夜，任劳任怨、毫无怨言。其实，对主人的忠诚是狗的本能。

狗的生肖传说

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动物当属相的时候，动物们在心中都暗自较劲。动物们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已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动物们还都想把自己的位置排在前面，因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猫认为狗吃得太多，成天只知道趴在门口，没什么贡献。狗认为猫成天只吃好的，也没干什么事，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老鼠，也没什么贡献。他们争执不休，于是一同到玉帝面前评理。

玉帝问狗：“你一顿要吃多少？”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每天看门守院，一顿一盆。”玉帝又问猫：“你一顿吃多少？”猫灵机一动，说：“我会念经，抓老鼠，每顿吃一灯盏。”猫只是想巧妙地告诉玉帝自己能自食其力，抓老鼠吃，那么，它的贡献就会比狗大。听了狗和猫的话，玉帝断定，猫吃得少干事多，贡献比狗大，狗一听，气极了，觉得猫用不光彩的谎言战胜了自己，于是就追咬猫。猫自知理亏，一路跑个不停，到了家也不敢露面，东躲西藏，不敢出来。

趁着猫躲避它的时候，狗连忙同鸡一块去天宫排队当上了生肖。躲在暗处的猫很久不见狗的影子，出来后才知道狗抢先排队当属相去了，它连忙飞跑到天宫，结果与生肖无缘。

狗的进化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养狗，《周礼》设犬人官职，专司相犬牵犬以供祭祀。汉代朝廷设狗监，是掌管皇帝猎犬的官员。到了唐代，五场之中有狗坊，是专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署。在人类社会进入畜牧和小农生产时期，狗守户报警，照看畜群，成全了人类的大业。“伏”字便是人类对狗尊卑态度的体现。狗与人的关系始终像“伏”字一样难以割舍，狗永远忠心于它过去的女仆，今天的主人。

黄耳寄书

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狗还可以充当人们的信使。《述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魏晋时代的文人陆机养了一只善解人意的狗，名叫“黄耳”。一次，陆机在京师有要事要通报自己的家人，但事关重大，一时又找不到值得信任的人托付，于是就吩咐黄耳说：“我把这封信给你，你一定要替我带回家去，并且还要拿到回信后方能回来。”说完陆机把信绑在了黄耳的后腿上，黄耳就出发了。

到四十九天的时候，黄耳还没有回来，陆机心急如焚。到了第五十天，黄耳终于面容憔悴地狂奔了回来。陆机连忙从黄耳的腿上取下回信，匆匆阅读。等陆机读完信后，才发觉黄耳因过度劳累力竭而亡了。陆机十分悲痛，替黄耳筑了座坟冢，这就是后来的“黄耳坟”。

瑞狗旺财

狗忠实于主人，更通人性，所以人们普遍喜欢养狗，很多人给自己的狗起个亲昵吉祥的名字：旺财或来福。据说最早把狗叫旺财是在广东香港地区，旺财也是口音“旺旺”的意思。狗年送礼都想讨“口彩”，狗年的礼品都沾上了“旺”字。“天狗守吉祥”和“天狗保平安”成为对联中最常用的话。

亥猪送福

猪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也是最早被用于祭祀的动物。汉族风俗，凡重大祭祀活动，祭品必用猪，并以用猪头为重，俗称“猪头三牲”。人与猪长时期的交往和接触，猪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观念甚至习俗的形成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居无豕，不成家

猪古时称豕，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马、牛、羊、鸡、犬并称六畜。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到近代，猪一直是人们夸耀财富的标志。汉字“家”古时的写法是人字形的屋顶下一个“豕”字，即屋里有豕方可为家。“家”的字形说明了人与猪的关系和生活状态。

人们对猪的崇拜

原始祭祀活动中，猪是最常用的祭祀品。猪能凫水，因此被古人视为“水畜”。祈天求雨或防涝的祭祀活动中，“水畜”应该是沟通人神的最理想的信物了。祈来祈去，难免沾点“仙气”，甚至有了猪为雷电之神的传说，这就和龙神更为接近了。

中国古代民间重视面相，又有崇拜猪的传统，猪的肥头大耳自然成了美好和福气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大耳的名人也着实不少。据说治水的大禹就长着一双特异的耳朵，据说这种面相特征预示着他能够疏导泛滥数十年的大洪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名叫重耳，“重”即“大”，也是大耳的意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刘备更是家喻户晓。可见，以大耳为美、为贵的观念古已有之，并流传至今，现在我们还常常认为耳垂厚大的人有福气。

古籍《客退记谈》曰：“猪入门，百福臻。”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盼望猪能带来财富和好运。所以，肥猪拱门、猪驮聚宝盆成为年画、剪纸和刺绣等民间美术世代因袭的画面。

帝王尊、延及猪

帝王之尊，贵不可言，但贵到极点，也不能自选生肖。于是有些帝王便与猪有了一层摆脱不了的干系，而另一些人虽非生肖属猪，却也与猪有缘。汉武帝刘彻未生时，其父汉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端直下崇芳阁，景帝醒来见红气如霞遮窗蔽户，于是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后来武帝就降生于此殿。若按迷信说法，武帝当为天上赤猪转世，虽然他并不属猪。

元朝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冲击得摇摇欲坠时，元顺帝惊恐万分，从恐朱发展到恐猪。做噩梦梦见大猪，立即下令禁止百姓畜猪。结果禁猪并不能挽救元王朝的命运，及至大兵压临城下，只能且叹且泣，开北门遁逃。于是有人附会说，猪者朱也，此乃上天的明示。

明武宗朱厚照生于1491年，其年干支辛亥，是猪年。他想禁止养猪，一因本命肖猪，二因朱姓谐音，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诏，禁养猪并不准易卖宰杀，违者罪及家小，永远流放边疆。有大臣直谏，武宗置之不理。直到清明祭礼时找不到猪，礼部官员多次进言，朱厚照才不得不废除禁令。

肥猪旺财

猪在传统文化中是财富的象征，是最常用的旺财吉祥灵物。“猪送元宝”吉祥物，一头肥硕健壮、笑容可掬的猪，立于元宝钱堆之上，双手拱送一枚大元宝。寓示着财神护佑，旺财催富，吉祥如意。

在中国文化中，猪还有其它的许多寓意和象征。自从唐代开始，写金榜题名要用红朱（猪）笔写，而蹄与题谐音，所以猪成了金榜题名、步步高升的吉祥物。

跪拜礼

看古装电视剧，经常见到大臣对皇帝行跪拜礼，子女对亲长行跪拜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生活礼节呢？这要从古代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谈起。

席地而坐终成跪拜礼

汉代之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的时候，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人们就坐在席子上，这就是成语“席地而坐”的来历。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需要多铺一重席子，以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只不过所坐的席子要比普通老百姓好的多，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五者所坐的席位，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

不过，古代所谓的“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古人坐的时候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在后脚跟上面，脚掌向后且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如何来行礼

不跪不叫拜一直被古人所信奉。拜，在古代就是行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周礼·春官·大祝》分礼拜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合称九拜。

稽首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祖先的礼仪中。顿首和稽首大致相同，不同于顿首礼拜时必须急叩头，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空首，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

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吉拜时，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凶拜时，先顿首，后空首。奇拜时，一拜即可；褒拜时，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肃拜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行礼的时候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头，到手为止。肃就是手到地的意思，后来在书信来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往往上“谨肃”，妇女行礼也称“端肃”。

到了汉代以后，才渐渐有高座，凳椅先后问世，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因而使原来生活中的“跪坐”起了很大变化。但跪拜礼仍然存在，变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主要广泛运用于官场之中。在民间，如祭祀、祝寿等风俗中，仍世代相传。

尊师之礼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荀子说：“君子隆师而亲友。”关汉卿说：“一日之师，终身为父。”谭嗣同说：“为学莫重于尊师。”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有尊师的传统，尊师礼节至今被我们所传扬，国家规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尊师重教礼仪

古代，人们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敬仰。最早记载我国尊师重教的古籍是《礼记·学记》，书中记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难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此说明尊师是最重要的。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会使人重视学习，重视教育。

中国古代对于尊师有一整套严格的礼数法度。《礼记·曲礼上》载：“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意思是学习之礼，只听说到老师处学习，没听说让老师上门来教的；懂礼的人，只听说别人主动来学，没听说主动去教人的，足见师道之尊。师生相处，尊师的礼数套路严格细致。诸如出行、站立、路遇、谈话、饮食、穿戴等都有详细的条目规定。比如跟老师出行，只能尾随其后，不可越过老师而与旁人答腔说话。在路遇老师，要快步向前，先站正了，再拱手向老师表示敬意；老师问话就答，不问速退一侧。在座谈或筵席之间，面前倘有老师的书籍或琴瑟等，应跪着把它搬开，切不可抬脚跨过。陪老师闲坐，老师问事，要等老师说完才回答；向老师请教时要起立。老师召唤时，答应不能用“诺”，而要用“唯”来回答，并且立即起立，以示恭敬。

中国古代有一整套严格的避讳制度：子孙要避讳父祖之名，百姓要避讳官长之名，臣民要避讳君主之名。可是，严格礼制下也有不必避讳的情况：一是《礼记·曲礼上》载：“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也就是说，除了在被古人看作是头等大事的祭祀时，面对着诸神或祖宗英灵，可以不必避讳外，那就是在诵读《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之时或教师教学之际可以不必避讳了。显然，这也是给予教师的一种“特权”。

周朝“礼崩乐坏”，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一般平民有了可以接受教育的机会，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

程门立雪

北宋才子杨时，中了进士后，放弃做官，继续求学。杨时仰慕当时的大学问家程颢、程颐兄弟的学识，投奔洛阳程颢门下，拜师求学。4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又继续拜程颐为师。这时杨时已经40岁，仍尊师如故，刻苦学习。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杨时碰到疑难问题，便约同学游酢冒着凛冽的寒风一同前往程颐家求教。当他们来到程颐家，见老师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他们不忍打搅，怕影响老师休息，就静静地侍立在门外等候。当程颐一觉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了，身上飘满了雪。程颐忙把两人请进屋去，为他们讲学。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成语，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尊敬。

尊老之礼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尊老传统自古便有之，并一代代地被我们所传承下来。

尊老尚齿的传统

尊老尚齿（意指敬老）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尧舜，发展于夏商，到了周代，已经形成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先秦三代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尊敬老人上是一致的，并且还都拥有一套养老礼制。

《礼记·祭义》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在先秦三代，燕礼、飨礼和食礼是用来款待宾客的不同礼仪，用款待宾客的礼仪来对待老人，足以表明先秦三代尊老尚齿的程度。尊老尚齿不仅有利于吸引人心，更为重要的是还利于安邦定国。先秦时期设有负责养老的官职，如太宰、大司徒、乡大夫。对鳏寡孤独者进行特殊照顾，让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养老事务的重视。

周代的养老敬老爱老的礼仪，对前是集大成者，对后是垂训万世。后世的历代王朝，无不以其为蓝本，有所增益，各成鸿制，尤其是汉朝以及明清，使之更加完备。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汉高祖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汉成帝时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的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并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

汉代时开始设立居养机构，专门收养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521年，梁武帝颁布诏令，决定在京师建康置“孤老院”。隋唐五代也继续设立这类机构，并派官吏专门负责相关事宜。元代设有养济院，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自先秦以来，流行于社会的乡饮酒礼，一直为历代传承。乡饮酒礼由政府出面主持，劝励人们尊敬长老，提倡尊老的风气，这种乡饮酒礼直至清朝光绪年间才被废止。

“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推行孝道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子孝则家齐。天子养老，等于养天下之父亲，以父统子，则天下归心，忠君则天下太平，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思路。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高祖刘邦后的每一位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了一个“孝”字。不仅如此，汉统治者还通过举荐的方式，把民间那些“孝悌力田”者吸收到朝廷做官。

受到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孝”都有相当的重视，逐渐地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流传千年的金玉良言。

二十四孝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以后，又有人刊行《二十四孝图诗》、《女二十四孝图》等，流传甚广。

《二十四孝》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成，包括下面二十四个故事：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涤亲溺器、弃官寻母。

祭天之礼

在古代社会，悠悠苍天，变化万端而又神秘莫测，激发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天神。土地是万物滋生的本源，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人们想象出各种土地神。天神、土地神观念产生之后，祭祀的场所、仪式等文化元素也就相继产生。

古代帝王之祭天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祭天礼俗及无形的对天的信仰。周代制定礼乐，最高等级的六代乐舞用于郊庙祭祀，以《云门》用于祭天、《大咸》用于祭地。在重要的节日中古代的帝王要进行祭天活动，而当遇到天灾人祸之类的大事情的时候同样帝王会以天子之身来替民众祈愿。

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其中最隆重的要数祭天。皇帝每年冬至祭天；皇帝登位也须祭告天地，表示“受命于天”。祭天起源很早，《周礼·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但是采取周制祭天，其实是很晚以后魏晋时期的事。

祭天之礼，至少在周代已经存在。当时已实行“祭天圜丘，祀地方丘”的制度，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春秋时期齐国境内便有了祭祀“八神将”的活动，祭天是其中的活动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亲临泰山进行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活动。汉代以后，儒学与宗教有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姻。这时，儒家典籍被经典化、神圣化。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吸收了战国以来开始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原始儒学进行了一番神学化的改造，构筑了一个融宗教与儒学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并为天子祭天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帝王既然是“天子”，就应该对上天行孝道，认为天子不祭祀上天，就像为人子不侍奉父亲一样，是大逆不道的。同时，汉代人还建立了一整套郊社宗庙制度。这套制度在东汉最终被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来历代国家宗教的基本模式。

天坛：古代祭天建筑群

天坛是中国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总面积为273公顷，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用工14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因立四郊分祀制度，于十三年（1534年）改称天坛。清乾隆、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的郊坛都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嘉靖九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逐渐废而不用。清廷入关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均在乾隆时期改建，并一直留存至今。1998年，根天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目录

司马谈和六家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孔子与六经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正名

仁义

忠恕

知命

孔子的心灵修养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墨家的社会背景

墨子对儒家的批判

兼爱

天志和明鬼

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国家的起源

早期道家与隐者

杨朱的基本思想

杨朱思想举例

老庄著作中的杨朱思想

道家思想的发展

性善说

论儒家与墨家的基本不同点

政治哲学

神秘主义

名家和“辩者”

惠施关于事物相对性的理论

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

惠施和公孙龙学说的意义

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道，无名

自然的不变规律

为人处世

政治理论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得到相对快乐的途径

政治与社会哲学

感情和理性

达到至乐的途径

有限的观点

更高层次的观点

更高层次的知识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

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

关于“辩”的讨论

澄清兼爱说

为“兼爱”辩

对其他学派的批判

六种术数

《洪范》所描述的五行

《月令》

邹衍

历史哲学

“易传”中描述的阴阳原则

人的地位

关于人性的学说

道德的根源

关于礼乐的学说

关于逻辑的理论

论其他学派的谬误

法家的社会背景

韩非子，法家的集大成者

法家的历史哲学

治国之道

法家与道家

法家与儒家

事物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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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和六家

后代史家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首先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卒于公元前一一○年），他是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至前八六？年）的父亲；父子二人著述了中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史记》。在《史记》最后一章，司马迁援引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中，司马谈把在他之前几个世纪中的哲学家分为六家。

首先是阴阳家。它是讲宇宙论的一派，由于它把宇宙的原理归结为阴阳两个主要原则，因此被称为阴阳家。阴是代表女性的原则，阳是代表男性的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心目中所见的宇宙一切现象。

第二个学派是儒家。儒字的本义是读书人（儒生）或思想者。在西方称之为“孔子学派”，这个名字没有指出，它的队伍主要是由学者和思想家所组成。他们讲授古代的经书，因此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孔子无疑是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但这一学派之称为“儒”，还有更广的含义。

第三个学派是墨家。这一学派在墨子领导下，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这一派已经自称是“墨者”，所以，它的名称不像其他某些学派的名称，是司马谈的发明；“墨者”的名称是原来就有的。

第四个学派是名家。这一派的兴趣是分辨名实，究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五个学派是法家。在中文里，“法”的含义是规范或法律。这一学派源自一些政治家不赞成当时一些儒生强调政府要以德治国，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一个成文法典的基础之上。

第六个学派是道德家或称道家。这一派人的形而上学和社会思想都“尚无”，“无”也就是“道”，并认为它是人天生的本性，也就是“德”。“德”是“道”在任何事物内的具体化，成为事物内含的能力，如果把它译成英文，或许译作“能力”较妥。司马谈把这一派称为道德家，后来简称为道家。在第一章里，我曾指出，道家和道教必须加以区别。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第二位历史家是刘歆（约公元前四六年至公元二三年）。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和他的父亲刘向一起，对宫廷所藏图书进行整理，分类编目。这个附有说明的分类编目名为《七略》。后来，另一位汉代历史家班固（公元三二至九二年）便用《七略》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从《艺文志》中可以看出，刘歆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其中六家同于司马谈所列出的六家。另四家为：纵横家，这是当时的外交家；以及杂家，这是当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中派；还有农家和小说家。刘歆在结论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说，小说家不如其他九家重要。

在这个分类中，刘歆并没有比司马谈深入多少，但他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刘歆的理论经后来的学者，特别是章学诚（公元一七三八至一八○一年）、章炳麟（公元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年）予以发展。刘歆的理论主要是说，在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一○四六〕至前二五六年）礼崩乐坏（即社会动乱、政制解体）之前，即周朝前期，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门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因此，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这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私人教师，担任教师的都是政府的官吏。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刘歆这段分析的原文是：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他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

以上是刘歆关于十家来源的陈述。他对于各家意义的阐述并不充分，对有些流派所由来的官职，也有任意牵强之处，例如：关于道家，他只说到老子的思想，对庄子竟全未涉及。尤其是说到名家时，没有注意到它的主张与礼官职司并无相近之处，只不过他们都注意各种名分的区别。

对刘歆理论的修正

刘歆理论的某些细节虽可能有错误，但他从政治和社会环境去探求各家的由来，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上面较多地引述了他的见解，因为他对各家的描述已成为中国史料学在这方面的一种经典式见解。

当代以来，尤其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几年，中国史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对诸子百家的起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我的理论在精神上和刘歆是一致的，但需要换一种方式来说明，这就是说，对这问题要用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公元前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子。在政治社会结构顶端的是国君和周王室，后者是列国的“共主”。在周王室下面是数以百计的小国，分别由这些小国的国君统治。其中有些是周王朝开国时所封给皇族贵胄的；还有一些是由原与周王室争霸的诸侯所统治，这些诸侯后来尊周为“共主”，因而受册封的。

在每一个小国里，国君又把国土分为若干采邑，封给他的家族成员，使这些家族成员成为诸侯。当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不分的。拥有采邑的诸侯，既是土地的领主，成为经济的主人，又是采邑百姓的主人。他们被称为“君子”，意思是“国君之子”，这也成为封建诸侯的共同名称。

另一个社会阶级是“小人”或“庶民”，意思是普通百姓。他们是封建诸侯的农奴，平时为君子（诸侯）种田服劳役，战时为君子作战服兵役。

贵族不仅是政治统治者、地主，而且是唯一有机会受教育的阶级。因此，诸侯的家宅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还是文化的中心；各种各样有专长、有某项知识的人，都要投靠诸侯，指望为诸侯所用。至于普通百姓。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没有文化知识，因此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出现什么学者。这就是刘歆所说西周时期“吏师不分”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这种封建制度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朝建立后被废除。在它被正式废除前几百年间，这种制度已经逐渐瓦解，而两千年后，这种封建制度的残余，还保留在地主阶级的权势之中。

现代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封建制度何以瓦解的原因，迄今没有一致意见。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不可能探讨这些原因，但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即：公元前七世纪到前三世纪——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大转变的时期。

中国早期的政治封建制度，究竟几时开始瓦解，现在还难以断定。但可以说，公元前七世纪时，已经有贵族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技有专长或其他原因，获得诸侯的宠信，成为高官。这是周朝礼崩乐坏的真正意义，不仅周室的政治权力瓦解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瓦解了。

在社会政治瓦解过程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这些人可能自己就是贵族，或者是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在上面援引的刘歆的《艺文志》中，他还援引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先前的贵族官吏，散落民间后，凭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开馆招收生徒，以维持生计。这些传授知识、发挥议论的私人教师，就成为“师”。这是“师”与“吏”分离的开始。

在中文里，“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在有教师以私人身份讲学、发表个人的意见之前，谈不到有思想家。

既然这些教师各有自己的专长，又是各人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有些教师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他们被称为“儒”或“士”；还有些教师精通兵法或武艺，他们被称为“侠”；还有些教师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另有一些人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他们的知识被称为“方术”，这些人被称为“方士”；还有一些人凭对政治的实际知识，献纵横捭阖之策，成为诸侯王公的顾问或官员，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些人，具有学识才干，而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

按照我的理论，从这六种人里面，形成了司马谈所称的六家。套用刘歆的说法，我们可以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孔子与六经

在上一章里我说，中国古代的各派哲学家由于有了私学而兴起。其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大量招收私人学生的第一人，有些学生还陪伴他周游列国。传统的说法里，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人成为大贤。“三千弟子”的说法显然夸大，但他无疑是一位有影响的教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创立私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见于他的言论集《论语》，这是由他的几个学生搜集编纂而成的。

孔子是一个“儒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上一章曾经提到，刘歆论到儒家时说：“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孔子时代的私学，讲授“六艺”，是指儒生应当学习的《诗》《书》《礼》《乐》以及《易》《春秋》这六门功课，它们就构成六经。其中的《诗经》《书经》《礼记》，从书名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内容。另一本《乐经》现已佚失，《春秋》是鲁国编年史，记载了鲁国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四七九年（即孔子卒年）的历史。《易经》原来是一本卜筮之书，后来儒家把它作为形而上学来看待。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六经是孔子所著；另一派认为，孔子著《春秋》，编《诗经》和《书经》，评注《易经》，修订《礼记》和《乐经》。

其实，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孔子所著、所编、所评注或编纂。孔子在有些方面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在礼和乐两方面，他对于背离传统的做法的确进行了纠正，在《论语》中不乏这样的记载。从《论语》中有关孔子的论述看，孔子并不是有意识地写书给后人阅读。当时，私人著述还未兴起。孔子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但他并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述家。私人著述是在孔子之后才兴起的。

早在孔子之前，六经便已经存在了。它们是孔子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周朝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便以六经中的材料作为教育皇族子弟的教材。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没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族成员本人都散落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

孔子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儒生”。在《论语》中，我们所见的孔子的确只是一位教师。他希望经他教导的学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即所谓“成人”，因此，他以经书包含的各种知识教诲学生。作为教师，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解释古代的文化遗产。因此，在《论语》中，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但是，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孔子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例如古礼规定，父母死，儿子要为父母服“三年之丧”，孔子解释这一点时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这是说，孩子出生后，前三年离不开父母的怀抱；因此，儿子为父母守丧，也应有三年，以感父母之恩。再如讲授《诗经》的时候，他强调其中的伦理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些实例都说明，孔子在讲授经书时，注入了新的东西。

孔子的弟子也仿效老师，在传授经书时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样，在历代传授经书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注解和诠释，后来形成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大部分便是对六经的注疏。

这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使他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由于这派学者都是谙习六经的专家，因此他们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不仅对经书予以新的解释，他对个人与社会、人与天、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都有自己的见解。

关于社会，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要的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问老师：“卫国国君期待您去施政治国，您准备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先正名分。）《论语·颜渊》篇还记载，一次，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换句话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它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品质，即“为君之道”。如果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实”（实质），成为名实一致。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具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配不上“君”的名字。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便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

仁义

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用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常用的一个贬词来形容，这是图“利”。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后来的儒家常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循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义务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为父之道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去对待父亲。《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忠恕

《论语·颜渊》篇里记载，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里还记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因此，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并不仅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后来，有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称为“絮矩之道”，意思是说，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礼记》中有一章《大学》，汇集了公元前三世纪到前二世纪，儒家的一些著述，其中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

《礼记》中还有一章《中庸》，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其中第十三节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上述《大学》的段落着重讲的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怎样由人及己，懂得所不当做的方面；引自《中庸》的段落着重讲的则是一个人本着“忠”和“恕”的原则做人时，推己及人，怎样主动去做。无论是哪种情况，用以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都出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

“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就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忠”“恕”行事为人，也就是“仁”的实践。这种实践引导人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就包含了“义”这种为人的品质。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论语》中，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每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絮矩），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实践“仁”的方法就是这样简单。因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要求之外的任何考虑。在《论语·宪问》篇里，一位隐士讥讽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微子》篇中，子路告诉另一位隐士老人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后面将会说到，道家主张“无为”，儒家则教导“为而无所求”。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每人都有应当去做的事情。但他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处身在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代，竭尽己力去改造世界，像苏格拉底那样周游列国，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虽然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他从不气馁，明知不可能成功，却仍然坚持不懈。

《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论到自己时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命”字通常译作“命数”或“命运”或“天意”。就孔子来说，这个字的含义是“天命”或“天意”；换句话说，这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到了后期儒家，“命”的含义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条件和一切在运动的力量。我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成功，都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人所能做的只是：竭尽己力，成败在所不计。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按照孔子的看法，“知命”是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这就是说，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这是说，如果我们做所当做的，遵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义务在道德上便已完成，而不在于从外表看，它是否得到了成功，或遭到了失败。

能够这样做，人就不必拳拳于个人得失，也不怕失败，就能保持快乐。这就是孔子何以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也是因此，他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心灵修养

在道家著作《庄子》一书中，我们看到道家往往嘲笑孔子的眼光只限于仁义道德，只知道德价值，却不知道还有超越道德的价值。从表面看，他们所说是对的，而从深一层看，他们其实是错的。孔子对自己的灵性修养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志于道。”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所说的“道”，含义是“道路”或“真理”。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说懂得了立志学道。现在人们所说的“学”，是指“增长知识”，而“道”则是指悟性的提高。

孔子还说：“立于礼。”（包括礼仪和举止得当。《论语·泰伯》）他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这就是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含义，意思是他到三十岁时，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

他说四十而不惑，从前引《论语·子罕》篇“知者不惑”可以知道，他回顾自己，到四十岁时，懂得了人生的智慧。

直到这时候，孔子所认识到的大概只是道德价值。但是自此以后，到五十、六十岁，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换句话说，这时他进一步懂得了在道德以上的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和苏格拉底有点相像。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是承受了天命来唤醒希腊人；孔子也觉得自己承受了一种神圣的呼召。例如在《论语·子罕》篇里记载，孔子及随从弟子曾在匡这个地方遭到拘禁。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如果天意是要让文明灭亡，后人如我者流就不会有参与文明的机会，既然上天没有要让文明毁灭的意思，匡人就阻挡不住我的工作。）《论语·八佾》篇还记载孔子率弟子过这个地方，会晤了当地小官，这位官员见到孔子之后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天下无道已久，上天是要把夫子当作唤醒大众的警钟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做他的工作时，意识到他是在遵行天命，受到上天的呵护；换句话说，他意识到那比道德更高的价值。

孔子所意识到的比道德更高的价值，和道家所意识到的有所不同。道家并不承认一个有智慧、有目标的上天，他们所寻求的是与浑元真体的神秘结合。因此，道家所主张和经验的超道德价值比通常所说人际关系中的价值观念更为超脱世俗。

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孔子到七十岁时，可以从心所欲，而所做的都合于规范，他的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可以顺乎自然。这表明了圣人在心灵修养上最后阶段的造诣。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西方，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就是孔子。在中国，孔子虽然家喻户晓，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历史说，他生前主要是一位教师，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位；但在去世之后，渐渐被尊为“唯一”的夫子，地位凌驾于所有其他教师之上。到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他的地位又被提高了。当时有些儒家甚至认为，孔子受命于天，继承周朝之后，开辟了一个新朝代，这个朝代没有皇朝，也没有帝王，但孔子成为无冕的“素王”。这个说法如何能与历史相适应呢？按照这批儒家学者的意见，早在《春秋》中便已预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孔子修《春秋》的本意并不是为鲁国修史，而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孔子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当时不少人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间的神祗，他预知在他以后会有一个汉朝（公元前二○六至公元二二○年），而预先悬示一个政治理念，使汉朝有所遵循，把它付诸实现。这种说法盛行于西汉末年，这时的孔子位极尊荣，儒家俨然成了一种宗教。

这个时期并不太长。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初），儒家中崇尚理性的一派渐占上风。自此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一位神祗，但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最崇高的“夫子”。直到十九世纪末，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应当成为帝王的理论又曾盛行一时。此后不久，清朝被推翻，民国成立。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到人师之下。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是承认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不再是唯一的夫子了。

孔子生前已是人们公认的渊博学者。《论语·子罕》篇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说，达巷党这地方有人说，孔子是个伟大人物，学问广博，以至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成就。）从前面引述中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自己继承了古代文明，极力加以复兴；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他。他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重新诠释，取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时代。现在，中国又面临一个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在历史上虽然只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位，但明中叶后尊崇他为“至圣先师”，可以说是不无道理的。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帝王公侯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上，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丧失了权力和爵位。散落全国，只求有人雇佣，得以维持生计。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他们的武士道德。墨学中，有一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道德的延伸。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他们自己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后来，儒生继续来自上层或中层阶级，侠则更多来自下层阶级。在古代，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乐都是贵族专用的，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典制礼乐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没有丝毫用处。墨子和墨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批判传统典制和对它加以粉饰的孔子与儒家。墨家哲学的内容，主要便是这种批判和对游侠道德的辩护。

关于墨子和他的追随者来自游侠，有许多凭证。从《墨子》一书和当时的其他许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墨家的这种组织的首领称为“钜子”(“大师”），对本团体成员，操有生杀大权。墨子就是他的团体的第一位“钜子”。他至少曾有一次，为宋国遭受楚国入侵的威胁而组织防御。

这段故事的情节很有趣。《墨子·公输》篇里记载，当时楚国雇用了一个机械发明家公输般，发明了一种攻城的武器。楚国将使用这种武器进攻宋国。墨子得讯后，前往楚国，劝阻楚王出兵。在楚王面前，公输般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墨子则表演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防御武器。墨子首先解下腰带，用以划出一座城，用小木棍标志武器。公输般采用了九种攻城机械来进攻，都被墨子的防御武器挡住了。最后，公输般的进攻武器都已用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却还有余。公输般不肯认输，说：“我知道怎样击败你，但是我不说。”墨子回答：“我知道你想用的那个办法，我也不说！”

楚王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墨子回答说：“公输般想谋害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用我设计的武器武装起来，在宋国城墙上等候着楚国军队的进攻。我可以被谋杀，但是楚军无法杀尽他们。”楚王听后说：“如此说来，我们就放弃对宋国的进攻。”

如果这段故事属实，它对今日世界倒是一个好榜样，两个敌对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击防御武器都展示出来，不需要走上战场，便可以决定胜负了。

无论这段故事是否属实，它足以说明墨家的军事性质。还可以再看其他史料如《淮南子》，这是公元前二世纪的著作，其中《泰族训》篇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在《墨子》书中，至少有九处论到防御战争的战术和武器。这都足以说明，墨家原来是一个武士的组织。

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他游侠有两点不同：首先，其他游侠只是雇佣兵，谁雇用，便为谁卖命；墨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其次，通常的“侠”只是墨守武士的职业道德；墨子和他的追随者则对武士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因此，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

墨子对儒家的批判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第一，儒者不相信天或鬼，结果是：“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见《墨子·公孟》）在《非儒》篇里，墨子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早在孔子之前，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已经开始放弃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这时，开始兴起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通常总是落后于社会新思潮，墨子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上面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一点，其意义就在于此。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二、三点，也是由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墨子批判儒家的第四点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儒家虽然经常谈到命，其含义却并不是墨子所攻击的宿命论。在上一章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儒家所说的命，是指人力所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因此，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沉静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是儒家所讲的“知命”。

兼爱

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墨子》一书中，墨子经常提到仁义和仁人、义人，但是其含义和儒家略有不同。墨子认为，仁义都是“兼爱”的表现。“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它是墨子所由出身的游侠们的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他们的职业道德是：游侠之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侠客们常说的话）。墨子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把它扩大推广，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在《墨子》书中，有三章都以兼爱为主旨。其中，墨子首先区分他所说的“兼”与“别”。坚持爱有“区分”的人认为，要我把朋友看成如同自己一样，把朋友的父母看成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样，是荒谬的。结果，这样的人对朋友十分冷漠。主张兼爱的人则恰恰相反，认为：我应当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结果是，他为朋友竭尽己力。墨子在例举上述两种情况后问道：这两种原则，谁是谁非？

为了衡量“兼”与“别”以及各种原则孰是孰非，墨子提出了衡量是非的“三表”，即三项准则：第一，人做事是否根据天和神灵的意志，与古代圣王的事业一致，这是事物之本；其次，所做的事应当是百姓能够耳闻目睹、加以验证的事，这是事物之原（验证）；第三，由政府付诸实施，看是否对国家、百姓有利，即所谓事物之用。（见《墨子·非命》上篇、中篇）三表之中，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对国家和民众有利”。

这也是墨子据以论证“兼爱”的主要原则。在《兼爱》下篇里，墨子论证说：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

“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这样，墨子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仁人以利世除害为宗旨，就必须以“兼爱”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如果天下人都能这样做，“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为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这是墨子的理想世界；他认为，唯有实行兼爱，才能创造出这个理想世界。

天志和明鬼

这里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能劝说世人实行彼此相爱？如上所述，墨子认为，实行兼爱是济世利人的唯一道路，人唯有实行兼爱才是一个仁人。但是，人们还会问：“为什么我作为个人，要为世界的利益献身呢？为什么我要追求做一个仁人呢？”墨家会说，世界的利益就包括了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墨子便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这样说来，爱人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自己可以从中得益，或像美国人的口头语所说：“赚了！”(“It pays．”）多数人往往目光短小，看不到长期投资的利益，但这种长期“投资”也可能并不带来回报。

为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除了上述的论辩以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的教诲。在《墨子》书中有《天志》篇、《明鬼》篇，其中讲有神，神爱世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世人彼此相爱。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凡遵行神意的人，神就报以好运。在神之下，还有无数神灵，也同样奖赏实行兼爱之人，惩罚实行交相别的人。

《墨子·公孟》篇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墨子的故事很有趣。其中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哉？’”如果使用现代逻辑学的语言，墨子将会说：人之所以得病，由于神灵惩罚，是一个充分原因，但不是一个必然原因。

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神灵的态度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要献大量祭牲的繁文缛节；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墨家对儒家在这方面的自相矛盾，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墨子·公孟》篇里所记的公孟子是个儒家人士。他说：“‘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其实，儒家和墨家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对鬼神的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仪礼，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自宗教。儒家的这个理论后来经荀子而进一步发展，在本书第十三章将会说到这个问题。因此，对儒家来说，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存在。

墨子的观点其实也没有自相矛盾。他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明鬼》下篇里，墨子认为，世上之所以混乱，源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接下去，他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所以，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如不实行兼爱，则将受上天惩罚。大众持这样的信仰，将有利于在人间建立理想世界，因此墨子采取这样的主张。在丧葬和祭祀中“节用”，也有利于大众，因此墨子也主张这样的方针。墨子的思想从极端功利主义出发，崇奉鬼神，而主张薄葬节礼，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都有利于大众实行兼爱。

国家的起源

照墨子看来，为使民众实行兼爱，不仅要有宗教的规范，还要有政治的规范。《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分上中下三章，其中阐述了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墨子认为，国家的权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民众，另一来自天志。国君的任务应当是监察民众，对实行兼爱的予以奖赏，不实行的则予以惩罚。为有效实行这种监察，国君要有绝对的权威。说到这里，人们会问：人民大众为什么自愿选择这样一个绝对威权来君临统治大众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民大众接受这个权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照他看来，在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大众生活在汤马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之中。《墨子·尚同》上篇中说：在初民社会中，“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据墨子的看法，国君最初是顺应民众的意愿而产生，以免民众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尚同》中篇里，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照这里所说，则国家和君主乃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

无论国君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按墨子的看法，君主一旦建立起来，就向民众发出号令：“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由此引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同上），意思是：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随下面的人。

按照墨子的理论，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这是从他的国家起源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依墨子的说法，国家的职责就是“一同国之义”（同上）。在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是非标准（“义”），这个“义”只能由国家制定。一国之内，不能容忍多重标准，那将导致混乱，使民众又回到“自然状态”中去，结果除混乱外，一无所成。从这种政治理论中可以看到，墨子把“侠”的职业道德发展到政治理论，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政治混乱局面，使许多人倾向中央集权，认为即便专制，也比混乱要好。

这样，墨子主张，必须划一是非的标准（一义）。照墨子的主张，“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别”。墨子指望通过这样的政治规范，再加上宗教的规范，可以使天下之人都实行兼爱。

这便是墨子学说的梗概。从当时各种文献记载看来，墨子自己便是奉行这些原则的范例。

早期道家与隐者

这些隐者是“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是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按《论语·微子》篇第六节所载，其中有一个隐者对孔子的门徒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思是，天下像滔滔洪水泛滥那样，有谁能改变它呢？）这些人远离世俗，遁迹山林，早期道家大概便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

但是，一般隐者既已“远离世俗”“欲洁其身”，也就不再介意社会对他们的评论，不去为自己做什么辩护。早期道家则在遁世之后，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说出一套道理，杨朱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杨朱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大致可以知道，他生活于墨子（约公元前四七九至前三八一年）和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的年代之间，因为在《墨子》一书中，未曾提到过杨朱，而在《孟子》书中，杨朱已经是一位著名人物，像墨子一样。《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说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在道家著作《列子》一书中，有一章《杨朱》篇，历来认为其中反映了杨朱的哲学，但当代学者多半认为《列子》是伪书，《列子》书中杨朱的思想与更早的著作记载的杨朱思想往往不一致，它的论点主要是一种极端享乐主义。而在更早的著作中，我们未曾见到有任何地方称杨朱是享乐主义者。不幸的是，我们只能从其他著述中辑录杨朱的思想言论，却无法把它们贯穿成篇。

杨朱的基本思想

《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二十六节说：“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中《审分览·不二》篇说：“杨生贵己。”公元前三世纪的另一部书《韩非子》中《显学》篇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公元前二世纪《淮南子·汜论训》篇中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上面援引《吕氏春秋》，其中所说“杨生”，据当代学者的考证，就是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应也是指杨朱或他的追随者，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除杨朱一派外，还有什么人持这样的主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杨朱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人为自己”，其二是“轻物重生”。这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正好相反。

《韩非子》书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和《孟子》书中说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两者含义还有所不同，后者正是杨朱“人人为自己”的思想，而前者则是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但两者和杨朱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方面。

杨朱思想举例

从道家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出杨朱上述两方面思想的实例。《庄子》第一章里有一个故事，叙述传说中的圣王尧，想把王位传给一位名为许由的隐士。许由拒不接受，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尧愿把天下白白赠送给许由，许由也不要；当然，如果要许由拔小腿上的一根毛来换天下，他更不情愿。这正是韩非子笔下的杨朱的形象。

《列子》书中以杨朱为题的一篇还有另一个故事，其中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思想中另一方面的一个例证。

在《列子·杨朱》篇中，还记述了据说是杨朱的话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无法断定这话是否确实出白杨朱，但它很好地总结了上述理论的两方面和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

老庄著作中的杨朱思想

从《老子》一书和《庄子》中的若干章，以及《吕氏春秋》中，都可以看到对杨朱思想的评论反思。在《吕氏春秋》书中，有一篇《孟春纪·重己》，其中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这段话解释了人何以应当轻物重生。失去一个帝国，还有机会可以复得，但人若死去，就不可能复活。

在《老子》书中，也有这个思想。例如《道德经》第十三章中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是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行事为人看成比得天下更贵重，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一个人如果珍惜自己甚于贪爱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又如《道德经》第四十四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这些都是轻物重生思想的表现。

《庄子》第三章《养生主》篇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依循杨朱的思想；按早期道家看来，这是全生避害的最佳方法。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败坏到遭受社会的惩罚，当然无法全生。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声誉太好，也不利于全生。《庄子》第四章《人间世》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如果有才能、有用处，则他的命运将和桂树、漆树的命运一样。

因此，在《庄子》书中，我们看到其中称颂“无用之用”。《人间世》里，讲到一棵高大的栎社树，因为木质疏松，没有用处，所以匠人不去砍伐。大树托梦对人说：“长期以来，我致力于只求无用。曾有几次，我都几乎死去，现在才成功达到无用的目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用处。”《人间世》篇末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乃是全生之道。懂得全生之道的人，不仅不能作恶多端，为善也不能过分，他只能处于善恶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正是无用，最终证明他的大用。

道家思想的发展

在这一章里，我们所见到的是先秦道家思想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思想总共有三个阶段。以杨朱为代表的是第一阶段。《老子》书中大部分所代表的是第二阶段。《庄子》书中大部分则是第三，也就是最后的阶段。在这里说“《老子》书中大部分”、“《庄子》书中大部分”，是因为《老子》书中也杂有道家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思想；《庄子》书中也杂有道家第一和第二阶段思想。这两部著作，也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是这一派学说的言论著作的汇编，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作品。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为达到这个目的，杨朱的做法是“逃避”。这是隐士们通常的做法：逃离社会、遁迹山林，指望这样就可以不致沾染人世的罪恶污秽。但是，人间如此复杂，无论个人怎样逃避，也难以完全逃避其中的罪恶污秽，因此，“逃避”并不能达到目的。

《老子》书中大部分论述是试图显示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在这些道家看来，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在各种变化的底层，事物演变的法则并不改变。人如果懂得这些法则，按照这些法则来安排自己的行动，就可以使事物的演变对于自己有利。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便如此，人还是感到生命岌岌可危。无论自然或人类社会的变化中，总有难以预见的因素。因此，无论人怎样保护自己，还是难免受到伤害，这是《老子》书中第十三章喟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由来。这个思想在《庄子》书中加以进一步发挥，成为“齐万物，一死生”的思想。它意味着，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可以超越自己以外的世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它不是从世俗社会逃往山林，而是从这个世界逃往另一个世界。这是古代道家思想的第三阶段。

在《庄子》书中《山木》篇里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几种思想。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

接下去，庄子讲，人浮游于道德，就是浮游于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万物，而不为万物所役，那样，还有什么能拖累他呢？

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是讲杨朱保全生命的理论，第二部分是讲庄子的理论，“材”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为善”，“不材”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为恶”，“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就是《养生主》篇中所说的“缘督以为经”，就是遵循中道。但是，人若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世上事物，则这些方法都不能使他免于灾难。为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世上事物，就要无我。我们可以说，早期道家的思想是从私——即有我——出发的，在后来的发展中，“私”被倒过来，被否定了。

性善说

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十分重视“仁”，并且严格区分“义”和“利”。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行义而不谋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这就是“仁”的实践。孔子虽然十分强调这一点，但并未充分阐述人何以应当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做之中，他发展出使他垂名后世的“人性本善说”。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究竟怎样认识人性——这是中国哲学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孟子在《告子章句上》第三节到第六节里，曾列举当时除他以外还有另外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第二种是认为，人性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种意见似乎意味着认为人性之中有善因，也有恶因）；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恶。在这三种意见中，持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告子，他是与孟子同时的一位哲学家。《孟子》书中记载，他和孟子曾进行很长的讨论，因此我们得以较多了解讨论的具体内容。

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不是认为，人人生下来便是一位孔圣人。他的理论与上述第二种意见的一方面有点相近，承认人的本性中有些因素，本身无所谓善或恶，但如人不加以节制，它就将导致恶。孟子认为，这是人与野兽共同的地方，它们反映了人里面有野兽的本能方面。但严格说来，这不是“人性”。

孟子从多方面论辩以支持他的理论。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载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如果加以充分发展，它们便成长为孔子所强调的“四德”。这些品德，如果不受外力阻碍，会在人内心自然生长，如同树由树种成长为大树，如同花由花苞开放为花一样。告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道德意识只是后来外界施加给人的。这是孟子与告子看法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为什么要去发展德之四端，而不去发展低下的野兽本能呢？《孟子·离娄章句下》第十九节记载，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是说：德之四端乃是人区别于野兽之所在，人只有发展德之四端，才能真正成为人。在这里，孟子回答了孔子未曾遇到的一个问题。

论儒家与墨家的基本不同点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与墨家的不同之处。孟子担当起的一个任务是在《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所说的“言距杨墨”。他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十分明显的一点是，主张仁义的都强调利人，而杨朱所讲的是利己，主张利己，就是反对仁义。问题是墨子讲兼爱，这也是利人，墨子在这方面甚至比孔子讲得更为明确，然则孟子为什么把墨子和杨朱归在一起加以反对呢？

历来对这问题的回答是：按照墨子的学说，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按照儒家的学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在《墨子》书中已指出了两家的差异。有一位巫马子，对墨子说：“我无法实行兼爱。我爱邹（邻国）人胜于越（远邻国家）人，爱鲁（本国）人胜于邹人，爱我乡人胜于鲁人，爱我家人胜于乡人，爱我亲胜于家人，爱我身胜于爱我亲。”

巫马子是儒家，《墨子》书中记他说：“吾爱吾身，胜于爱吾亲。”这有点蹊跷，不符合儒家主张的孝道，大概是墨家对儒家的夸张之词。除这一点之外，巫马子所讲的爱有等级差别是符合儒家主张的。

孟子在《尽心章句上》第四十五节谈到爱有等级时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也是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滕文公章句上》第五节记载，有一位墨家人士夷之与孟子交往的故事。孟子问夷之是否真的相信，人爱邻居的孩子可以和爱自己弟兄的孩子一样，因为人爱自己弟兄的孩子总是自然要比爱邻居的孩子多些。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由此前进一步，人应当把这种爱推广到邻居和社会其他成员。《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七节记载孟子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孟子在同一节里所说的“善推其所为”。这是在“爱有等级”的原则下发展出来的。

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由这一点善端推而广之，就使人自然地爱别人，而且也同样自然地爱父母多于爱众人。

这是儒家的观点。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不管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少爱一点父母，或多爱一点众人，总之，是要消弭儒家主张的有差别之爱。孟子正是有鉴于这一点而责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孟子和在他之后的其他许多思想家都曾清楚指出儒墨两家在爱的理论上的上述分歧。不仅如此，儒墨两家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分歧：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就自然发展出仁的品德；而墨家则认为，兼爱是要靠外力加之于人的。

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墨家则必须回答人何以需要行仁义这个问题。墨子的回答是为了功利的缘故，为此他求助于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这与儒家主张道德必须出于人的自愿，又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把《墨子》书中关于兼爱的三章与《孟子》书中论人性中“德之四端”相比较，这种根本分歧是十分明显的。

政治哲学

前面曾指出，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也是以功利为基础的，这和儒家的理论也是不同的。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四节中，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关系和基于人伦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存在。墨家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用；儒家则认为，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够充分发展。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各种人伦关系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之中才能发展。国家是一种道德体制，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孟子进一步，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他说，在远古时代，圣人尧（传说生活于公元前二十四世纪）是国君。尧年老，选择一位年轻的圣人舜，授以圣王之道，把王位禅让给舜。舜年老时，同样选择了禹，最后把王位禅让给禹。这样，王位由老一代圣人传给年轻一代圣人。孟子认为，这是王位嬗替之道。

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据孟子看法，百姓有一种道德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第八节，孟子认为，国君如果言行举止不配做一个国君，按孔子“正名”的主张，他在道德上就已不再是国君，而变成了一个“独夫”。在《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的影响，直到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其中虽然有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但中国自古以来主张的“革命权利”在民众中间拥有更大的影响。

如果一个圣人成为国君，他的统治便称为“王道”。按照孟子和后来儒家的看法，政治统治有两种：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霸道则是依靠暴力实行统治，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统治。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霸道则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的。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在《公孙丑章句上》第三节里，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以后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都持守这种“王”和“霸”的区别。如果以当代政治学的原理来对照，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便是王道，因为它是人民大众的自由结合；法西斯统治则是霸道，因为它以恐怖和暴力来推行统治。

圣王遵行王道，自然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这就意味着，国家必定要建立在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从来都是农业国家，照孟子看来，遵行王道，最重要的健全经济基础就是在农民中间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他在《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描述他理想中的土地制度是实行“井田制”。中国历来衡量距离以“里”为单位（约相当于三分之一英里），如果把每一平方里划为九个方块，每一方块面积包含一百亩（中国传统的土地丈量单位）。孟子主张把九块方田的中央一块作为“公田”，周围八块田地分给八家农户。他们各自耕种自己的一块田地，又共同耕种中间的“公田”；公田的出产归皇家，私田的出产归农民自己。这个安排的形式，很像中文的“井”字，因此，它被称为“井田制”。

孟子进一步描绘在他理想中的农村，每户人家以五亩土地作为居住的房屋，房屋周围种植桑树，桑叶可以养蚕，这样，每户人家的老人可以穿上丝绸的锦衣。每户人家还要饲养生猪、家禽，这样，老人可以有肉吃。如果实行这个理想，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三节记载：“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还只是“王道之始”，因为照孟子的看法，经济只是更高文化的起步。只有当人人都受到适当教育、懂得人伦之道，这时，王道才能完全实现。

照孟子看来，王道不离人的本性。它是圣王循其“怜悯之心”加以发展的结果。这就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六节所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这里所说“不忍人之心”和怜悯之心，在孟子思想中是一回事。在儒家看来，“仁”乃是怜悯之心的发展结果，怜悯之心要靠实行仁爱才能发展，实行仁爱，就是“推己及人”，而这就是“忠恕之道”。王道乃是君王实行仁爱的结果，也是君王实行“忠恕之道”的结果。

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并没有什么奥秘或困难之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七节里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牛经过堂下，齐宣王问：把牛牵到哪里去？仆人回答说：把牛牵去献祭。宣王说：把牛放了吧，我实在不忍看它颤栗害怕的样子，像是无罪而被处死。仆人问：那么，还要不要献祭呢？宣王说：祭祀怎么可以废除？换上一只羊去献祭吧。孟子听说此事，问齐宣王，是否确有其事。宣王回答，确有其事。孟子说，凭这种善心，推而广之，就可以实行王道了。在《梁惠王章句下》第五节记载，齐宣王向往王道，只是未能实行。孟子问：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齐宣王承认，因为自己太爱财货、女色。孟子告诉宣王，这是天下人的通好。如果国君从自己所爱好而想到天下人都有同好，设法去满足天下人，这就是实行王道了。

孟子对齐宣王所说，无非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实行“忠恕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到，孟子怎样发展孔子的原理，使它更加清楚。孔子对他的原理的解释限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范围，孟子则把它推广到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范围。孔子解释他的原理时，只讲到“内圣”，孟子则把它推广到“外王”的范围。

即便在“内圣”的范围之内，孟子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在《尽心章句上》第一节，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所讲的“心”，便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发展人的本心便是知晓人的本性。在《告子章句上》第十五节里，孟子讲到人的本性，说：“此天之所与我者。”所以，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

神秘主义

孟子和儒家之中他的这一流派认为，宇宙从根本来说，是一个道德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也是流行于宇宙之中的形而上学原理，人性便是这些原理的实证。孟子和他的学派说到“天”时，就是指这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懂得了这个由道德主宰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知道了天道，他便不仅是一个国民，还是孟子在《尽心章句上》第十九节所说的一个“天民”。在《告子章句上》第十六节，孟子还进一步区别所谓“天爵”和“人爵”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照他看来，天爵是指人在精神价值领域中的成就，而人爵则是人间纯物质领域的观念，天民所关心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在《尽心章句上》第四节，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换句话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在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充分发展不忍人之心，就得到了仁，实行忠恕之道便是到达仁的最佳道路。在这样的生活实践之中，人的自我中心和自私将会逐渐减少，使人觉得“人”和“己”之间不再有别，“人”和“天”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这时，个人和宇宙便融合一体，实现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使我们看到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孟子谈“浩然之气”，和他的精神修养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公孙丑章句上》第二节记载，孟子和他的学生公孙丑有一段对话，学生问：“敢问夫子何所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专有用语。后世，孟子的思想影响逐渐上升，使用这个术语的思想家逐渐增多，在先秦，“浩然之气”只见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至于它的含义，连孟子也说：“难言也。”这段对话的上下文是讲两个武士培养勇敢精神的不同方法。从这里，我的推论是：孟子所讲的“气”是由人的“勇气”“士气”而来。这和武士的气概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浩然之气”的“浩然”比武士的勇气更广泛、也更超乎世俗。武士们的气概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仅仅是道德范围的事情；浩然之气则是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超越道德的价值。它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因此孟子说它是“塞于天地之间”。

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分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另一方面是孟子所称的“积义”，即坚持不懈地做“天民”所当做的事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

一个人如果从体验中懂得了道，又长期行义，在他身上自然就有浩然之气；但如果有一点勉强，浩然之气就消逝了。在《公孙丑章句上》的同一段对话中，孟子用宋人“揠苗助长”的故事来告诫人们“无若宋人然”。

人们种植庄稼时，要为庄稼生长做许多事情，但有一样事情万万不能做，就是去拔苗助长。人“养其浩然之气”也像种庄稼一样，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积累善德。孟子在这里虽然说得更多的是“积义”，而不是“积仁”，其实它们的实际内容是一样的，仁是指内涵，义是指外面的表现。一个人如果经常行义，浩然之气便会从他内心自然地涌现出来。

听起来，“浩然之气”似乎有点神妙莫测，但是，孟子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培养浩然之气，因为这无非就是发挥人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是人人都有的。人的本性相同，正如人人都有一个身体，都有五官四肢。在《告子章句上》第七节里，孟子以比喻说：“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草篮）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制鞋匠不必知道天下人人的脚的尺寸，因为人们的脚，共同之处比相异之处要多。依同样的道理，圣人顺其本性，与世上万人都相接近。因此，世人只要充分发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圣人。《告子章句下》第二节记载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孟子的教育思想，此后的儒家都继承了孟子的这个思想。

名家和“辩者”

就逻辑说，先秦中国哲学所讲的“名”与“实”的对立，有点像西方语言中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例如，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或“苏格拉底是一个男人”，“这”和“苏格拉底”是“实”，“桌子”和“男人”则是“名”。让我们进一步具体分析一下，名和实的实质是什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不免把我们带入一些似非而是的矛盾问题，实际上正是进入了哲学的中心问题。

先秦称“名家”为“辩者”。《庄子·秋水》篇里记载，名家的代表性人物公孙龙曾以下面这段话介绍自己：“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些话对名家都是适用的。名家往往说一些似非而是的话，在与人辩论中，往往对别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对别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而著名。司马谈（死于公元前一一〇年）在《论六家要旨》文中便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思想家荀子描述邓析（死于公元前五○一年）和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提到邓析和公孙龙时，也说他们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审应览·离渭·淫辞》）。《庄子·天下》篇列举当时著名的哲学反论（或“悖论”）之后，还举出惠施、桓团、公孙龙的名字。由此可见，这些人是名家最主要的人物。

对于桓团，我们别无所知。对于邓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诉讼专家，他的著述已经佚失，现在流传的《邓析子》乃是伪书。《吕氏春秋·审应览·离渭》篇中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挎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曰变。”

《吕氏春秋》同一篇里还记述了一个故事，洧河水灾，郑国一富人溺死。尸体被一舟子捞起，向死者家属索要巨款，方肯归还尸体。死者家属向邓析求计，邓析说：“不妨等待，因为没有别人会要那具死尸。”死者家属按邓析之策拖延等候。捞起尸体的舟子也去向邓析求计，邓析教他说：“不妨等待，因为死者家属只有来你这里，才能买回死者尸体。”《吕氏春秋》没有记载这个故事的结局。

看来，邓析的手法是利用法律条款的文字，在不同情况下作不同的解释。这是他得以“苟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办法。他撇开法律条文要联系实际情况这个基本原则，专在法律条款上做文字游戏。换句话说，他只讲“名”，而切断“名”与“实”的联系。这便是名家思想主张的实质。

从这里可以看到，“辩者”源自诉讼专家，邓析便是其中最早的人物。但他只是分析“名”“实”问题的一个先驱，在哲学上的贡献不大，真正创立名家哲学的是惠施和公孙龙。

《吕氏春秋》对这两个人物作了以下的简介：“惠子为魏惠王（公元前三七〇至前三一九年在位）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审应览·淫辞》）在同篇里又说：“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之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韩非子·问辩》篇中又说：“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我们在本章下面将会知道，“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韩非子认为公孙龙和惠施的一套论辩时兴起来是破坏了法律。

从上引各书可以知道，惠施和公孙龙与战国时期的法律活动是有联系的。公孙龙对秦、赵两国盟约的解释和邓析的思想是一致的。韩非子认为，惠施和公孙龙关于法律的言论和邓析对法律条款玩弄文字游戏，其与破坏法律并无二致。韩非子自己是一位法家，却对由诉讼专家出身的法家探讨问题持反对态度，岂不令人感到奇怪？在本书第十四章里，我们将会看到，韩非子和其他法家其实是政客，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和公孙龙代表了名家的两种不同倾向，惠施强调现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的绝对性。当我们分析“名”与“实”的关系时，便可看出两人的不同倾向了。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时，“这”是指具体的事物，它是在变动中的，随时可能出现，也随时可以消逝。“桌子”则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名”。据此，可以说“美”是一切美丽的东西的共同名字，但如果说“一个美丽的东西”，它只能是相对的存在。惠施强调现实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

惠施关于事物相对性的理论

惠施（约生活于公元前三五○至前二六○年间），战国时宋国（在今河南）人，曾在魏惠王时任宰相，以学识渊博著名。他的著作不幸已经佚失，其中思想只能见于《庄子·天下》篇中列举的十点。

第一点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称的“分析命题”。它们并未指认任何现实事物，说哪个就是“至大”，哪个就是“至小”。它只是说到“至大”和“至小”这两个抽象概念。为充分了解这两个命题，需要把它和《庄子·秋水》篇中的一个故事进行比较，从中我们将发现，惠施和庄子的思想在一个方面是十分一致的。

这个故事说，秋天来到，黄河河水上涨，河伯（河神的名字）为自己的伟大十分得意。及至随河水入海，才在汪洋大海中发现自己微不足道。河伯对海神北海若说，本来以为自己多么浩瀚，现在和大海相比，才认识到自己多么渺小。北海若回答说，若和天地相比，北海也无非是大谷仓里一颗细小的米粒。因此，只能称自己为“小”，而不能称自己为“大”。河伯又问北海若，如此说来，天地是否可以称作“至大”，而一根头发的毫末则是“至小”？北海若回答说，人所知道的要比他所不知道的少得多，人的生命比他没有存在的时间要短得多，人如何敢说，头发的毫末就是“至小”，天地就是“至大”呢？然后，北海若说，大和小，都因有形，而后才有大小；其实，至小就无形可言，至大就不可能有任何范围。这个故事里关于“至大”和“至小”的解说和惠施的解说十分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事物，秋毫之末是最小的事物，都是就现实而言，因此所论的是“实”，它还未分析到“名”。关于“至大”和“至小”的这两个命题都属于所谓“综合命题”，它们都以现实为基础，它们的真实性都不是必然，而只是或然。在现实经验中，大的东西和小的东西都只是相对而言。正如《庄子·秋水》篇里所说：如果以事物相互比较，“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

人不可能通过现实的经验来决定现实事物之中，哪个是最大，哪个是最小。但如脱出经验的范围，我们可以说：无外的乃是“至大”，无内的乃是“至小”。以这样的方式来界定“至大”和“至小”，它们的定义就成为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概念了。惠施通过对“大一”和“小一”的分析，得出了绝对的、不会改变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认识到现实事物中的“质”和“区别”都是相对的，都是会改变的。

我们只要懂得惠施的这个基本观点，就能理解《庄子·天下》篇中举出惠施的十点主张（“惠施十事”），看似矛盾，在实质上并不然。除去上述的第一点，其他九点都是论证事物的相对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事物相对性的学说。下面让我们逐一考察一下。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说，“大”和“小”都只是相对而言。一个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使它厚起来，就这一点说，它可以被称为“小”。然而，几何学中的平面，它没有任何厚度，却可以很长很宽，就这一点说，它又可以被称为“大”。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是说，高和低也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说，现实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我们说，人都是动物，这是指他们都是人，因此有相似的方面。同时，他们都是动物，因此有动物之间相似的方面。他们作为人的相似性比他们作为动物的共同性大，这是因为：作为人，就意味着是动物；但动物并不一定就是人，除人之外，还有与人不同的其他许多种动物。惠施所说的“小同异”就是指这里的相似性和不同性，每类事物有共同点，这是大同；每类事物中不同种属间又有它们的共同性，这是小同。但是，如果我们把“万有”作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个个体事物看作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有它自身的特性，使它和其他存在物分别开。这种相似性和不同性乃是惠施所说的“大同异”。因此，我们可以说，万物都彼此相似，也可以说，万物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它们的相似性和不同性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论辩在古代中国十分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

“南方无穷而有穷”。当时人们惯说：“南方无垠。”当时中国中原地带的人对南方十分无知，有点像二百年前来到北美的欧洲移民心目中的“西部”。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南方并不像东方，被海所限；也不像西方和北方，被沙漠所限，南方是无限的。惠施所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可能因为他对南方有更多的知识，知道南方也有山海；更可能是他认为，“无穷”和“有穷”也只是相对的一对概念。

“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和“昔”都只是相对的。今天所说的昨天，就是昨天所说的今天；今天所说的“今天”，到明天便成为“昨天”了。这便是时间观念中的“现在”和“过去”的相对性。

“连环可解也。”连环除非被毁，是无法分解的。但是，如果以木匠制作一张桌子来说，从树木看，这是破坏；从桌子看，这是建设。所以，破坏和建设也是相对的，又是相衔接的。因此可以说，连环可以分解而不必毁坏它们。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当时燕国在极北，而越国在极南，居于中原的华夏族认为自己就是在天下的中央，它理所当然是在燕国之南，越国之北。惠施在这里所作的反论，后来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曾经作了很好的诠释说：“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在此之前，惠施论证了万物相对存在于流动不居之中。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隔离。事物都在不停地转化为别的东西。因此，就逻辑来说，万物为一。因此，人应当同样地爱万物。《庄子·德充符》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因此，人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才是。

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

名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公孙龙（活动于公元前二八四至前二五九年间），他以善辩在当时著名。据说，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关隘，守兵说：“马不能在此经过。”公孙龙回答说：“我的马是白马，白马非马。”守兵无言以对，于是，公孙龙牵马过关了。

惠施强调现实中存在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可变的；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这使他达到与柏拉图一样的“理念”或“共相”观念。这种“理念论”在西方哲学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公孙龙的著作《公孙龙子》中有一章题为《白马论》，其中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对此，公孙龙从三方面来加以论证。第一，“马”这个字是表明一种形状，“白”是表明一种颜色。表明一种颜色并不表明一个形象，因此，白马非马。如果用西方逻辑的语言，可以说，这个论辩强调的是“马”、“白”和“白马”三个词的内涵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而且还具有一种颜色。由于这三个词的内涵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第二个论证是：如果有人要一匹马，这时马夫牵过来的可以是一匹黄马或一匹黑马；但如果要的是白马，就不能把黄马或黑马牵出来。……如果有人要马，马夫如有黄马或黑马，都可以应声说有；但如果马夫只有一匹白马，他就不能应声说有。这岂不是白马非马？再者，“马”这个词并不包括、也不排除任何颜色。因此，有人要马时，黄马、白马都可以应命。而“白马”这个词，既包括颜色，又排除颜色，黄马和黑马都因其颜色而被排除，只有一匹白马才能应命，那未被排除的和被排除的当然不一样。因此，“一匹白马不是一匹马”。如用西方逻辑学的语言来说，这个论辩强调的是“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它们是什么颜色。“白马”这个词的外延却只是指“白颜色的马”，其中排斥了其他颜色的马。既然“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第三个论证是：马当然有颜色，因此而有白马。假设有无色的马，那样的话，“马”就只有本质，没有形体。然则，白马又由何而来呢？因此，“白”不是“马”；“白马”的含义是“马”加上“白”，它和“马”已经不是一样的含义，因此，白马非马。在这个论证中，公孙龙似乎强调“马”的共相和“白马”的共相不同。所有的马都具有马的共相，但其中不包含颜色，马的共相与白马的共相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除“马”的共相外，还有“白”的共相，那就是“白色”这个概念。在同一篇里说，白的共相并未说明什么是白。“白马”一词则把“白”界定了，经过界定的“白”和“白”的共相又不是一回事，特定的白是在特定的物体之中显现出来、“定”了下来的。而白的共相是未经任何特定物体加以界定的，它是未经界定的“白”。

《公孙龙子》书中还包括一篇《坚白论》，其主要命题是“离坚白”（坚硬与白色是分离的）。公孙龙从两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其一在下面的对话中表现出来。设想有一块坚硬的白石。是否可以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这段对话从认识论方面论证，坚和白是彼此分离的。用手摸，可以得出“坚硬”的结论；用眼看，可以得出“白”的结论，但没有“坚白石”。这就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的意思。

公孙龙的第二个论证是形而上学性质的。它的意思说，“坚”和“白”作为共相，并未指明，哪个具体事物是坚，哪个具体事物是白。它可以在任何坚硬或纯白的东西中表现出来。即使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坚硬或白的东西，“坚硬”和“白”的概念还存在着，这些概念是不依赖于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坚白”这个概念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只要看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硬而不白，有的东西白而不硬。这足以证明，坚与白并非必然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彼此分离的。

公孙龙用这些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论辩证明“坚”与“白”是分离的。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著名的“离坚白”论。

在《公孙龙子》书中还有一篇《指物论》。公孙龙用“物”来表示具体事物，用“指”来表示抽象的“共相”。“指”字作为名词时，它的本意是“手指”或“指示器”；作为动词时，它的含义是“指示”。为什么公孙龙用“指”来代表“共相”？有两种解释。在名家的哲学词汇中，一个名词是一类具体事物，它们具有那一类事物的共同特性。而一个抽象的语词则指一种属性或共相。由于中国语言和欧洲语言不同，方块字不像拼音文字，没有因格（主动或被动）、性（阴性或阳性）、身（第一身、第三身等）、时（过去、现在、未来）、数（单数或复数），而在词尾做出变化，因此，一个名词（如“指”）和一个抽象语词（如“指”）没有形式上的区别。结果，在西方语词中的一个共同语词，也可以用来指一种共相。中国语言中还没有冠词，因此，“马”、“一匹马”、“这匹马”，都以一个“马”字来表示。于是，“马”字基本是用以表示一个共相，而其他语词如“一匹马”、“这匹马”则是共相的具体应用。因此可以说，在中国语言中，一个共相是由一个名词来表达的，这是公孙龙何以用“指”来表达共相这个意思。

关于公孙龙用“指”来表达共相的含义，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指”字与“旨”字相通。“旨”字常用作“要旨”，含有“观念”和“概念”的意思。按照这种解释，公孙龙用“指”字时，他的意思是指“观念”或“概念”。公孙龙的上述论辩表明，他使用“概念”并不是像柏克莱或休谟哲学中所指的反映主观的概念，而是如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乃是反映客观的一个概念。

在《庄子》一书最末的《天下》篇里，列举了名家的二十一种论辩，并没有说，它们出自名家的何人。其中，明显的是：有些显然以惠施的思想为基础，有些则由公孙龙而来，用惠施的思想或公孙龙的思想，就可以加以解释。过去，这些观点都被看作“反论”，但我们一旦知道了惠施和公孙龙的基本思想，就可以懂得，这些其实并非“反论”。

惠施和公孙龙学说的意义

名家的哲学解析名实，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中国哲学里，对“形象之内”和“形象之外”是加以区别的。“形象之内”是“实”，例如：大与小、方与圆、长与短、白与黑，它们都是指一类形象和属性。人们经验中的任何对象或可能成为经验对象的东西，都有形象和属性，都是在现实世界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形象与属性都是经验的对象，或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

惠施在他的“十事”中，开头和结尾是谈形象之外的世界。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是说处于有限之中的人所能指认的“至大”是怎样一回事。“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是说明至大包含什么。“天地一体”意味着，万有即是一，一即是万有。由于万有即是一，因此，在万有之外，更无他物。既然如此，万有不可能成为人的经验的对象。这是因为一个经验对象必然要处于经验着的人的对面。如果我们说，万有可以成为经验的对象，我们就必须说，在万有对面，必定有一个能经验万有的经验者。这就变成了，在至大无外的大一之外，还有一个东西。这是显然自相矛盾的。

公孙龙也揭示了在形象和属性之外的共相。他讨论到，共相不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人可以看见一件白的什么东西，但是无法看见作为共相的“白”。凡名词指向的共相都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没有形象和属性，其中有些共相甚至没有名字。在那个世界里，“坚硬”就是“坚硬”，“白”就是“白”，如公孙龙所说“独而正”，每个共相都是独立而又真实的。

惠施说：“泛爱万物。”公孙龙也说：“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两人都显然认为，他们的哲学是内圣外王之道。但是，真正把名家所揭示的形象之外的世界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的乃是道家。道家反对名家，然而真正继承名家的却是道家。惠施和庄子两人是好朋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传说老子姓李，名聃。对读中国哲学的人来说，重要的问题有二：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子》这部书是什么时代的书？这两个问题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很可能，老子出生在孔子之前，而《老子》这部书是后人依托之作。这也正是我的看法。这样，历来对老子生平的说法不必全都否定，历来的说法中并没有提老子著有《老子》其书。因此，我倾向于接受传统关于老子生平的说法，而同时把《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放到后来。在我写《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时，曾提出《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大概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前，现在我认为《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比我以前所设想的更晚，应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后。这是因为《老子》书中有不少关于“无名”的讨论，这只能是在人们对“名”的观念有了发展之后。

我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要求我认定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毫无关系。《老子》书中也可能有若干段落是来自老子。我的看法是：《老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产生于孔子之前，或与孔子同时。在下面，为避免卖弄之嫌，在援引《老子》时，我还是援旧例称：老子如何如何说，如同我们今天仍旧用“日出”、“日落”这些词语，虽然我们知道，太阳在太空中并没有出，也没有入。

道，无名

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名家的思想家们揭示出“超乎形象之外”或说“形而上”的存在。大多数人只思考“形而下”的存在，即现实世界。他们觉得，现实世界是可见的，因此，表达它时并无困难；在表达时，虽然使用名字，也不觉得那仅仅是“名”。名家的思想家开始对“名”进行讨论，在思维上乃是一大进步，对“名”的思考乃是对“思考”进行思考，它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思维。

一切“形而下”的事物都有名字，或至少有命名的可能，它们是可以命名的。老子却指出，除了“可以命名的”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也并非都无法命名，例如共相，它们是形而上的，却不是“无法命名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凡“无以命名的”必定是形而上的。道家所说的“道”和“德”便是属于这一类的概念。

在《老子》第一章里，开头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大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第三十二章里又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始制有名。”再看第四十一章：“道隐无名。”在道家思想中，区别“有”和“无”、“有名”和“无名”；其实，这两个区别只是一个区别，只是“有名”和“无名”的区别，“有”和“无”只是“有名”和“无名”的缩称。天地万物都是可以赋予名字的，故此，称天为天，称地为地，万物各从其类，各有其名。有天地万物，就有天地万物之名。因此老子说：“始制有名。”“道”是无从命名的，而万物之名又都是由道而来，这便是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道作为万物本原，无从命名，所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但我们又想要表达它，便不得不用语言来加以形容。称它为“道”，“道”其实不是一个名字。这就是说，我们称道为道，和我们称一张桌子为桌子是不同的。当我们称呼一张桌子为桌子时，它有某些属性，使我们可以称它为“桌子”。但是我们称“道”为“道”时，不是因为它有某些可以名状的属性，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或用中国哲学惯用的词语，称它是“无名之名”。《老子》第二十一章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是万物之所由来。既然物从来自在，道就从来自在，道这个指称也就从来自在。它是一切起源的起源，因此它见到了一切的起源。“道”这个名字既然从来自在，因此它长存；而这在现实之中根本不是一个名字。因此《老子》第一章里说：“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这只是一个形式的命题，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命题。这就是说，它并没有对话题提供任何信息。道家认为，既然有万物，万物必定有它们的由来，于是便把这个“由来”称作“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名字。“道”这个概念也只是一个形式命题，并不是一个积极命题。这就是说，它对万物所由来的这个“由来”，并没有作任何描述。我们所能说的是：“道”既是万物之所由来，它就不是万物之一；如果它是万物之一，它就不是万物之所由来。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道不是一个事物，因此，它没有名字，因此，“道常无名，朴”。

任何事物，自一开始出现就是一个存在物，万有便是由此而来，万有意味着首先必须有存在。这里所用的“首先”，并不是指时间中的某一点，而是指逻辑上的先后。举例来说，我们说，世上必须首先有某种动物，然后才有人。这句话里的“首先有某种动物”，是指时间上的先后。但是如果我们说，有人类之前，先要有动物，这里的“先”，是指逻辑上的先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是对历史事实做了多年观察之后作出的论断。但是，上述“有人类之前，先要有动物”这句话并没有对事实作出任何论断。它只是在逻辑上指出，有人类之前，必先有动物。依同样的道理，万有必须首先有“有”，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含义。

老子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从前曾有一个“无”的时期，后来从“无”之中跳出“有”。它只是说，如果我们分析事物的存在，就会看见，首先需要有“有”，而后才能出现事物。“道”是不可名状的，是“非有”，正由于“非有”的存在，才能出现“有”和“万有”。因此，在出现“有”之前，需要有“非有”，或称“无”，从逻辑说，若没有“无”，便没有“有”和“万有”。这里所说的是本体论，不是宇宙论，它与时间和现实没有关系。在时间和现实之中，没有“有”，有的只是具体的万物。

存在着的事物有千千万万，但只是一个“有”。《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说的“一”，即“有”。说“道生一”，也就是说“有”生于“无”。关于“二”和“三”，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道德经》在这里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就是从“有”产生出万物。有是一，二和三则是“多”的开始。

自然的不变规律

《庄子·天下》篇里说，老子“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这是说，老子的学说以“太一”和“无有为常”作为主旨。太一即道，道生一，因此，道称为“太一”。“常”的含义是永久、永在。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但决定万物变动的法则却是不变的。因此，《老子》书中的“常”字，既是“恒常”，又是“常则”。如《老子》第四十八章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又如第七十九章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在主宰事物变化的法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源自老子的思想，但不是老子的原话。老子的原话见《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和第二十五章所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这是老子归纳的自然法则。因此，《道德经》第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如第二十二章所说：“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三章又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如第四十二章所说：“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所有这些看似反论的话，只要人懂得了自然的根本法则，便知道它们不是反论。只是常人不懂得自然法则，便觉得它们真是难解。因此，老子在第四十一章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人们会问：如果物极必反，那么“极”在哪里呢？任何事物的发展超过了人们认为的极限，那又将如何呢？是否还有一个绝对的限度呢？在《道德经》里，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也没有对它的明确答案。但是，如果当时有人对老子提出这个问题，我估计，老子的回答将是：万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预先划出的绝对限度。就人类的活动来说，人的进化到哪里为止，全在于人的主观感觉和客观情况。以牛顿为例，他自认对宇宙的知识只相当于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对大海的了解。牛顿尽管在物理学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自我感觉是在知识领域里，还远远没有走到极限。但是，如果有一个高中学生，读完了高中物理学教科书，就此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物理学的全部知识，也就不可能在科学知识上再有所进步，而且将会“倒退”。老子在《道德经》第九章告诉人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骄傲就是一个人的进步已到达极限的标志，它是任何人首先要力戒的事情。

任何一种活动的前进极限还要看客观的情况。人如果吃得太多，就会噎食。吃得太多时，本来对人身体有益的食物会倒转来成为对人有害。人在饮食上应当适度；至于多少是“适度”，则要看各人的年龄、健康和食品的质量而定。

这些是左右事物变化的法则，老子称之为“常”。《道德经》第十六章说：“知常曰明。”接下去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说，知道事物变化的常理，人的思想就明智，明智的人就得以避免偏见；没有偏见，人的思想才能全面；思想全面才能胸怀广阔；胸怀广阔的人得见真理；得见真理的人将持续不败，终身也不会跌倒。

为人处世

在《道德经》第十六章里，老子告诫人们：“不知常，妄作，凶。”人应当懂得天地间万事万物流动变化、相反相成的常理，为人处世要合乎自然的常理，这便是老子所说的“知常曰明”。具体如何实践呢？老子以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某件事，他就要把自己放在成就事情的对面；如果他想保持任何事情，就要承认在事情之中已经有了它自身的对立面。如果一个人想要强大，他就首先要看到自己处在一个软弱的地位。如果人们想要保持资本主义，就要首先看到其中已有某种社会主义成分。

因此，在《道德经》第七章里，老子向人们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在第二十二章里，他又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自是、不自伐，这是老子所强调的首要之点。

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里，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二十二章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求全，这是老子所强调的第二点。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请参阅本书第六章末）这里便是老子的回答。他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温和就能保持自己的力量强大。谦虚就能使人不断进步。凡事知足，使人处任何事情，不致过分。如第三十二章告诫人们：“知止所以不殆。”又如第二十九章所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过分）。”

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反者道之动”的原理中引申出来。道家的“无为”，也同样可以从这个总原理中引申出来。道家主张无为，并不是叫人完全不动，或不做任何事情。它的用意是叫人不要以多为胜，“少”就是抓住要害；也意味着，行事为人不要矫揉造作，不要恣肆放荡。

人的活动也如其他东西一样，过多就反而有害。人做一桩事，是想完成那一桩事。如果做得过分，结果可能比不做更糟。中国有“画蛇添足”的故事，叙述两个人比赛画蛇，先完成者获胜。而那个先完成者看另一个人落在后面，就利用自己占先的富余时间，为所画的蛇再添上四只脚。这样一来，他所画的就不是蛇，结果转胜为败。这是告诫人：行事过分，将招来失败。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八章里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也是说，行事不要过分，并不是叫人不要做事。

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是顺其自然的对立面。老子认为，道就是万物之所由来。万物在生成过程之中，都有“道”在其中。在万物之中的“道”就是“德”，“德”的含义是“能力”或“品德”，它可以解释为万物本有的品质，也可以解释为在人伦关系中的德行。因此，“德”就是事物的本性。这就是《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所说的“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是万物的由来，“德”则是万物本性的依据。

按照“无为”的理论，人的活动应限于“必要和顺乎自然”的范围。“必要”是指达到某个具体有限的目标；“顺乎自然”是指按照时势和事物的本性，不强行要求。人行事为人，要力求平易朴实。“朴”是老子和道家的一个重要思想。道就是“朴”之最，因为它连名字也没有（《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称道是“无名之朴”)。其次是“德”，它就是事物天生的本性。人要循德求道，道和德就要求人简朴。

人顺德，就是顺事物的本性行事，这时人的生活就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善恶。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告诉人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因此，老子蔑视儒家道德所主张的仁义，认为那是由于人对万物的由来和万物的本性疏离而产生的。《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是道家和儒家思想冲突的一个事例。

照道家的看法，人失去了原有的德，乃是因为欲望太多，知识太多。人竭力满足欲望，以求快乐。但是，欲壑难填，当人力求满足无穷的欲望时，所达到的适得其反。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因此，《道德经》第四十六章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是老子强调清心寡欲的由来。

和强调寡欲相联，老子还强调，人要弃智。老子看到，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它又引起人的更多欲望，成为人满足欲望、达到目的的帮手。知识既是欲望的主人，又是欲望的仆人。人的知识越多，就越不知足，不知止。因此，《道德经》第十八章说：“智慧出，有大伪。”

政治理论

从上述思想中，老子发展出他的政治理论。道家和儒家相同的一点是：认为在理想国里，国家首脑应当是一个圣人，唯有圣人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圣人也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道家和儒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当为大众多做事情；而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要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应做的事情，以至“无为”。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事情做得过多。《道德经》第五十七章里写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老子认为，圣人治国的第一桩事乃是废除这些事情。如《道德经》第十九章所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如《道德经》第三章所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圣人治国，要除掉世上祸害的根源。继此之后，圣人将实行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世事将自然取得成就。这便是《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道家的另一个看似矛盾的主张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万物之所由来。它不是万物中之一，因此它也不像万物那样不断流动，但万物自然从中生发出来，万物流动不居就是道。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认为，国君就应当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这是“无为”的另一层意思。它经过若干演化，后来成为道家的一个重要主张。

儿童的知识和欲望都比成人少。他们离德不远。因此，《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婴儿的率性纯真是人人都应当极力保持的。正因为儿童的生活最接近人的原初状态，所以圣君期望他的民众都像婴儿。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所说：“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又如《道德经》第六十五章所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这里的“愚”是指质朴纯真。圣人不仅希望他的子民“愚”，也希望自己愚，如《道德经》第二十章所说：“我愚人之心也哉！”在道家思想中，愚并不是一件坏事，倒是一项巨大的美德。

但是，圣人的“愚”和常人、和儿童的“愚”是否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圣人的“愚”是修养得来的。它高于知识，比知识是多一些东西，而不是少了一些东西。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大智若愚”。圣人的愚是大智，而不是常人和儿童的“愚”。常人和儿童的“愚”是自然决定的，圣人的“愚”是心灵经过努力而达到的成就，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后来的道家往往对两者不加区别，在下面讨论庄子的哲学思想时，我们对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庄子与孟子同时，和名家的惠施是好朋友，但我们现在所知的《庄子》一书很可能是公元三世纪注释《庄子》的思想家郭象所编著。现在我们很难断定《庄子》书中，哪些篇章是庄周本人所著。事实上，《庄子》是一部道家思想汇编。其中，有些篇反映了道家第一阶段的思想；有些反映了道家第二阶段的思想；有些则反映了道家第三阶段的思想。这些反映道家第三阶段思想的篇章才称得上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即便这一部分，也难以断定其中哪些篇确是庄周本人的手笔，因为虽说庄子的思想代表了道家的第三阶段，但庄子思想体系可能是到他的弟子的时代才完成。例如《庄子》书中包含了对公孙龙思想的评论，而公孙龙活动的时代是在庄子之后。

得到相对快乐的途径

《庄子》第一章《逍遥游》文字简单，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的思想是说，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其中有不同的层次。自由发展人的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

为达到快乐，第一步便是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为此人要能自由发挥天赋的才能。人的天赋才能便是他的“德”，而“德”则是直接来自“道”。庄子对“道”和“德”的看法和老子相同，例如《庄子·天地》篇中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从中可以看到庄子认为，德是人之所以成为人，或说，“德”是人的本质。当人得以充分并自由地发挥他的天赋才能时，他就感到快乐。

和自由发展自己这个思想相联，庄子把天然和人为做了一个对比。在《庄子·秋水》篇里河神河伯与海神北海若有一段对话，北海若说：“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顺乎天然，乃是一切快乐和善良之所由来，而服从于人为则是痛苦和邪恶的由来。

万物的本性和天赋的能力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当它们充分并自由发挥天赋才能时，便同样感到快乐。《庄子·逍遥游》篇里叙述大鹏和小鸟的故事。大鹏和小鸟的飞翔能力全然不同。大鹏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小鸟甚至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都感到勉强。但是大鹏和小鸟各尽所能地飞翔时，都感到自己非常快乐。这说明，万物本性不是生来一致的，强求一致也并无必要。《庄子·骈拇》篇里还有一处说：“凫胫（脚骨）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人要想戕贼万物本性，强求一致，是徒劳无益的。

政治与社会哲学

上面举出天然和人为的异趣。一切体制、政府、法律、道德，所求达到的便是强求一律和压制差异。这样强求一律的人，其动机或许是可敬的，但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是适得其反。《庄子·至乐》篇讲了一个寓言，从前有一只海鸟飞到内陆，栖息在鲁国京城郊外。“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鲁侯以上宾之礼待鸟，他的动机诚然是好的，而结果却适得其反。政府和社会在法律和道德上强求一律，其结果也就像鲁侯待海鸟一样。

这是庄子何以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其机构实行统治的原因。他认为，最好的治理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庄子·在宥》篇说：“闻在宥（在，自在；宥，宽容）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如果不让大众享受自由，而以政治、法律统治大众，那就如同络马首、穿牛鼻，又如同续鸭胫、断鹤胫一样。本来率性自然的，变成人为的，那就如同《庄子·秋水》篇所说的“以人灭天”，其结果只能是悲惨不幸。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却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所想达到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之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所谈的还只是庄子所说的“相对快乐”。达到相对快乐的途径是让人顺他的天性去生活，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庄子的政治社会哲学正是要为大众谋求这种相对的快乐。政治和社会哲学所能做到的也只止于此。

感情和理性

相对快乐之所以相对，是因为它需要依靠别的东西。一个人能够自由充分地发挥天赋的才能，便感觉到快乐，这是事实。但是，人这样做时，总要遇到许多阻力。举例来说，死亡使得人不再能够活动，还有各种疾病和老年来临，都使人无法充分活动。难怪佛家认为人的老、病、死是“众生皆苦”的三项；另一项“苦”是生命本身。因此，人要自由充分发挥天赋才能却又不得不受到限制，由此所得的快乐也只能是相对的快乐。

在《庄子》书中有不少地方讨论到人生最大的苦难——死亡。人们不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惧怕死的来临和由此而来的忧虑。这种恐惧和忧虑是可以消除的，关键在于人对事物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洞察。《庄子·养生主》篇里有一个关于老子之死的故事说，老子死后，他的朋友秦失前来吊唁，看到其他前来吊唁的人过分悲痛，就加以批评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这是说，人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去增多人的感情，而忘记了从自然已经得到的教诲。这就是违反自然法则所受的惩罚。夫子之来，有他出生的时机，夫子之去，是顺从自然的必由之路。懂得夫子的来去，都是适时、顺势，就不致为悲伤或欢乐所干扰。古人把这样的人看为神人，他们已经得到了解脱。

吊唁死者而悲痛时，人在精神上受苦，是由于自己的感情，感情悲痛越深，受苦也越深。苦楚的根源是期望人不死，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即所谓“遁天之刑”。人对万事万物增加理解，就可以减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例如，天下雨，使人不能外出，成人不会对天发怒，儿童却忍不住会发脾气；其原因是成人比儿童多了解事理，所受到的挫折失望感也就比儿童要少得多。斯宾诺莎曾说过：“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来，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苦楚。”用道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以理化情”。

《庄子·至乐》篇里有一个关于庄子的故事，最足以说明这一点。“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注释《庄子》的西晋大思想家郭象就这个故事评论说：庄子在懵懂无知时，他是悲恸的；及至醒悟以后，他就不再悲恸。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启发重情的人，使他明理而得以排遣感情上的沉重负担（“斯所以诲有情者，将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感情可以通过理性和理解去化解，这是斯宾诺莎的观点，道家的观点也正是如此。

道家认为，圣人洞察事物本性，因此没有感情的冲动，这并不是说圣人便没有对事物的感觉。毋宁说，他不为感情所扰以至失去“心灵的宁静”。斯宾诺莎曾说：“懵懂无知的人不仅由于外界的各种因素而焦躁不安，以至永不得享受心灵的宁静；他还对神和万事都懵懂无知，若不痛苦，便无法生活，真正不痛苦时，也就不存在了。有智慧的人，在他被认为有智慧的范围内，心神泰然，还由于意识到神、万物和自我，因具有某种永远的必然性而时刻存在，由此得以安享心灵的宁静。”(《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第四十二）

圣人洞察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由于世上的各种变化而心中波涛汹涌。他的生命独立于外界事物，因此他的心灵快乐也不受外界所左右。他可以说是达到了“至乐”。这是道家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强调事物有其自身的进程，人只能对它顺服；其中自然不免含有悲观认命的色彩。

达到至乐的途径

道家中还有另一派思想，强调事物的本性便是不停地变动，因而是相对的；人的努力目标是“天人合一”。为做到这一点，人需要对事物有更高一层的理解，由此得到的快乐才是“至乐”，这是庄子在《逍遥游》篇中所发挥的观点。

在《逍遥游》篇中，描述大鹏和小鸟各自都感到快乐之后，庄子说，战国时期郑国的一位思想家列子，能够御风而行；顺应自然而能如此，在世间已不多见。但列子虽不必徒步行路，还要靠风，因此，他的快乐还是相对的。如果有人凭藉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而游于无穷之中，他还需要依赖什么东西呢？在庄子看来，这样的人是至人、神人、圣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在这里描述了在他理想中达到至乐的人，这是完美的人、心灵自由的人、真正的圣人。他能够纯然快乐，因为他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还超越了我与世界、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就是说，他超越了“我”，达到“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道无为而无不为，因为“无为”，所以“无功”；圣人与道合而为一，因此也“无功”。圣人治天下，就是让世人自由自在，自由充分地发挥所有的才能。道“无名”，圣人与道合一，因此也“无名”。

有限的观点

到这里，还剩下的问题是：一般人怎样能够成为完美的人？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读《庄子》的第二篇《齐物论》。在第一篇《逍遥游》里，庄子分析了快乐的两个层次；在《齐物论》里，他又分析了知识的两个层次。让我们先从最初步的层次说起。在讨论名家的一章里，曾说到庄子和惠施之间有某些相似之点。在《齐物论》里，庄子讨论低层次的知识，和“惠施十事”中的反论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

《齐物论》的第一节里描述风吹的时候，发出各种声音，每种声音都有它的特点，这些被称为“地籁”。此外还有“人籁”。“地籁”和“人籁”一起，又组成“天籁”。

“人籁”就是人世间的“言语”。它与“地籁”不同之处就在于言语反映人的思想，其中包含肯定与否定，还有人们从各自的局限性出发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意见既然有局限性，因此就有片面性。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往往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则是错误的。结果是：“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人们各按自己的片面观点争论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结论，也不可能认定某一方就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齐物论》中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

这一段论辩使我们想起名家论辩的风格。但名家的论辩是为了驳倒一般人凭常识而来的观点，《齐物论》的论辩的目的则在于驳倒名家的论点，因为名家认为，事情的是非，就看哪一方能够驳倒对方。

庄子则认为，人们的是非观念是根据他们的局限性观点建立起来的。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相对的，《齐物论》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自然有许多方面。于是对同一个事物，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便已经假定，还有更高一层的看法。如果接受这个假定，我们就不必再论断事情双方的孰是孰非。论辩双方既然都有限、都片面，便已经说明了问题。

更高层次的观点

接受这个前提，就意味着从一个更高的出发点看事物，有如《齐物论》所说“照之于天”，就是超越任何有局限性的观点，比照事物的本能，也就是照之于道。《齐物论》中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换句话说，有“此”就有“彼”，它们之间孰是孰非，往复循环，如同一个圆圈。人若站在道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如同站在圆圈的中心，他看得到圆圈上每一点的运动，而他自己则站在运动以外。这并不是由于他无所作为、逡巡不前，乃是因为他超越了有限，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庄子把囿于有限的观点比作“井底之蛙”，只看到天的一角，便以为那就是天的全体。

从道的观点看事物，每个事物只有那么一点大，如同《齐物论》中所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意思是说，由道而生成万物，事物的名称是人把它叫出来的。“可”有它可的原因，“不可”有它不可的原因；“是”有它是的原因，“不是”有它不是的原因。为什么是？自有它是的道理；为什么不是？自有它不是的道理。为什么“可”？自有它可的道理；为什么“不可”？自有它不可的道理。万物本来都有它们的道理，万物也本来都有它们得以存在的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毫无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存在。所以小草茎和大厅柱、丑陋的女人和美丽的西施，以及一切千奇百怪的东西，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可以相通为一的。

接下去，《齐物论》又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以制造一张桌子为例，从桌子的角度看，这是建造：从树的角度看，这是破坏。叫它建造也好，叫它破坏也好，这都是从有限的角度看它；如果从道的角度看，则建造和破坏都是相对的，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因此无成也无毁。

再如“我”与“非我”，这也是相对的。从道的观点看，“我”与“非我”也是相通的，因此也通而为一。这就是《齐物论》中所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又使我们想到惠施所说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更高层次的知识

上引《齐物论》中的段落，接下去又说：“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这是说，既然万物都通为一，具有同一性，那还需要说什么呢？但是，既已说了一，这不是已经有言了吗？“一”加上“言”，便成了“二”；“二”再加上一，便成了三。即便有一个最善于计数的人，也无法把数目数算到尽头，何况凡人呢？由无到有，已经出现了三，如果是从有到有，还能数到尽头吗？不必再数，就此停住吧。这里，《齐物论》比惠施的思想前进一步，开始讨论更高层次的知识。这更高层次的知识便是“不知之知”。

“一”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无法讨论，而且不可思议。任何人只要开始对“一”进行思想或议论，它立刻变成在这个人之外、已经存在的某种事物。这样，“一”不再是本来包含万物的“一”，它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什么。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惠施这样形容“大一”，可以说，已经尽其所能。但是，惠施没有意识到，大一既是“至大无外”，因此难以设想，无可名状。任何可以设想、可以名状的东西，都必须有在它之外的一个思想或形状。道家则认识到，“一”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这比名家的认识显然前进了一步。

《齐物论》中又说：“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这是说，任何东西，有“是”，便有“不是”；有“然”，便有“不然”。“是”果真是“是”，就和“不是”有区别，这样就不须辩论；“然”果真是“然”，就和“不然”有区别，也不须辩论。忘掉年龄生死，忘掉是非仁义，遨游于无穷的境域，也就是生活在无限的境界之中。

用诗的语言来说，这样的人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这样的人独立于化外，因此，他的快乐是绝对的快乐。

由此可以看到，庄子怎样解决早期道家最初提出的问题，即：怎样全生？怎样避祸？对于真正的圣人来说，这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如《庄子·田子方》篇所说：“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这是说，宇宙中万物本是一体。如果人达到与万物一体，这时，人的肢体无非是尘埃；生死终始，无非是日夜的继续，不足以干扰人内心的宁静；至于世俗的得失、时运好坏，更不足挂齿。这样，庄子解决早期道家根本问题的办法是一笔勾销了这个问题，这正是在哲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哲学对客观事实并不提供任何信息，因此，哲学对现实问题并不试图去具体地解决。举例来说，哲学不能帮助人长生不老，也不能帮助人发财致富。它所能做的是：给人一种观点，使人看到生比死所胜无几，人所失去的也就是他所得到的。从“实际”的观点看，哲学无用，但哲学可以给我们一种有用的观点。在《庄子·外物》篇中，把它称作“无用之用”。

斯宾诺莎曾说，在某种意义上，智慧人是长生不老的。这也是庄子的观点，他认为圣人或称“至人”，与“大一”（即宇宙）是一体，宇宙永在，因此圣人也长生不老。《庄子·大宗师》篇里说：“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人无论把他珍贵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偷，如果他把宇宙藏在宇宙之中，如有想偷的人，即便偷了宇宙，也没有收藏的地方，这是关乎万有的至大真理。因此，圣人在那不可能被偷的东西——宇宙——中遨游，也和宇宙并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认为，圣人是长生不老的。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

圣人为与“大一”一体，就需要超越并忘记事物之间的界限。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弃智”，这正是道家为达到“内圣”所取的途径。在一般人看来，知识的使命便是区别万物。人要知道一项事物，便要能区别它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因此，弃绝知识便是弃绝这些区别。人把万物间的区别统统忘记时，剩下的只有万物还未生成的状况。可以说，圣人拥有的知识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知识，是“无知之知”。

《庄子》书中，有很多地方说到忘却万物区别的方法。《大宗师》篇中写孔子与他心爱的弟子颜回的一段对话：“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段对话表明颜回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在庄子看来，成圣之道需要摒弃知识。摒弃知识的结果，自然便没有知识。但是，“无知之知”和“无知”是两回事。“无知”是人的原初状态，而“无知之知”则是人经过“有知”而后达到的“无知”阶段。人的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的恩赐，而人达到“无知之知”则是心灵（亦即灵性）的成就。

道家中有一派人对这一点有很清楚的体会。他们用“忘”字来概括自己心灵修养的方法和体会，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圣人并不是天真无邪到老未变，圣人也曾追求通常的知识，努力分辨事物和事情人物的是非得失，但后来把这些都“忘”了。圣人和孩童的区别就如同明知艰险而前进和不知艰险而前行，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

但是，在道家之中，包括《庄子》书中有几篇的作者，也有一些人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们爱慕社会和个人的原始状况，把圣人和孩提及愚钝的无知相比。孩提和愚人没有知识，无从分辨不同事物和事情的是非善恶，他们似乎也像“道通为一”所说的那样，但他们不是自觉的。他们是“无知”，而不是“无知之知”；唯有从世俗知识的衡量判断中超脱出来，这才是道家所说的“无知之知”。

在《墨子》书中，有六篇（第四十到第四十五篇）与全书的其他部分不同，它们在逻辑学上有特殊的价值。这六篇中，第四十到第四十一篇标题《经上》、《经下》，内容包含有逻辑、伦理、数学和科学思想的定义；第四十二到第四十三篇标题《经说上》、《经说下》，对前两章中的定义加以解释；第四十四到第四十五篇标题《大取》、《小取》，就字义说是“举例”，其中讨论了几个有逻辑意义的题目。这六篇的中心是以逻辑的方式树立墨子的主张，批判名家的思想，六篇合在一起，就是通常所称的“墨经”。

在前一章里，我们分析了庄子所论述的两个层次的知识。在第一个层次上，他论述了事物的相对性，达到了与惠施一致的结论。在这层次上，庄子同意名家，而从更高的角度批判了常识的观点。在第二个层次上，庄子超越了惠施，并从更高的观点批判了名家的论辩，这样，道家便也批判了名家；而道家的论证，从逻辑观点看，比名家的论证处于更高的层次。道家和名家的论证都否定人们的常识观点；为了解它们，需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另一方面，墨家和儒家中的一部分都站在常识观点的一方。他们两家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是都主张要从实际出发，这是两家的共同之处。为反对名家的论辩，他们几乎是沿着相似的思想路线，从认识论和逻辑的理论来维护常识的观点。这些理论便构成“墨经”的内容，儒家在这方面的思想见于《荀子》的《正名》篇。荀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思想家之一，在后面第十二章里，将对他进行讨论。

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

“墨经”中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它认为，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它是“所以知也，而不必知”(《经说上》）。就是说，人依赖认知能力才得以取得知识，但并不因有认知能力就必定有知识。其原因是，人的认知能力必须与一个知识对象打交道。“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同上）这是说，人以其认知能力和对象接触，得以辨认它的形相，由此构成知识。除去视觉、听觉这些感觉器官，人还需要有一个思维的器官，在中国古代把它称作心。“心也者，以其知论物。”（同上）就是说，人能理解对象要靠心之所知。也就是说，人以其感官把外界事物的印象传达到心，心则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综合，加以解释。

“墨经”也从逻辑上对知识加以分类。以不同的来源而论，把知识分为三类：从个人直接经验而来的知识，从权威而来的知识（即听来的，或从文字中读来的），从推论而来的知识（从已知推到未知）。以知识的不同对象而论，分为四类：对“名”的知识，对“实”的知识，“对应”的知识，以及行动的知识。（见《经上》）

我们都记得，名家特别注意“名”“实”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墨经”里《经说上》对“名”“实”的解释是：“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就是说，“名”是人用以指事物的代号，“实”是人所指的事物。当一个人说“这是一张桌子”时，“桌子”是名，人又藉以指物，这“物”就是“实”。用西方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名”是一个命题的宾语，而“实”则是一个命题的主语。

“墨经”把“名”分为三类：达名、类名、私名。《经说上》称：“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个人的名字），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说，“物”是一般名词，一切“实”（实体）都要归入“物”之中。马是类名，凡马这类实体都必须冠以马的名称。臧是私人的名字，只限用于臧一个人这个“实”。

对应的知识是指：知道哪个“名”与哪个“实”对应。例如，当人说“这是一张桌子”时，他就必须有对应的知识。有这种知识就是《经说上》所说的“名实耦”。

行动的知识是指怎样做一桩具体事情的知识，它相当于美国人常说的“怎么干”的知识（know how)。

关于“辩”的讨论

《小取》篇中的大部分都是关于“辩”的讨论。其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这里所说的是：为分清是非，区别治乱，辨明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似相异之处，考察名实的原理，分析利害，排除疑虑，明辨是十分必要的。它考察一切发生的事情、对各种事情的论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循名求实，指陈命题，以表达思想、论述，提出事物由来之“故”，决定取舍原则。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讲“辩”的目的与作用，后半部分则是讲“辩”的方法。《小取》篇中的另一处说：辩有七种方法，“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在这一段话里，“或”是指特称论断，不能尽然。“假”是假设，它还未成为现实。“效”是摹拟，它意味着摹拟一个模型：如果仿效出来的与模型相同，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仿效出来的与模型不合，它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摹拟法。“辟”是比较法，用一物来解释另一物。“侔”是把两组命题平行地比较下来。“援”是类推法，“如果你是这样，我何以不能这样？”“推”，是从已知求未知、延伸而论的方法。

这一段内“效”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说出故”。这一段内“推”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类取，以类予”。这是两种极其重要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

在进一步阐述这两种方法之前，需要懂得“墨经”中所说的“故”。《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还把“故”分成“大故”和“小故”两种。在《经说上》中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如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来说，“小故”就是事物的必要原因，“大故”就是事物的必要而且充分原因。在现代逻辑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事物中的充分原因，有它，事物就必然，如果没有它，事物或然或不然。墨家的逻辑还未曾指出这一种可能情况。

在现代逻辑思维中，如果要判断一个一般命题是否正确，可以把它与事实印证，或用实验结果来印证。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判断，细菌A是导致疾病B的原因，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公式来做实验，如果细菌A的确导致疾病B，这命题便是正确的，否则，这便是错误的。这是演绎推理，也就是“墨经”中所说的“效”的方法。把一个一般命题作成公式，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模型（模式），根据这个公式进行实验，就是模拟。如果假设的原因产生预期的结果，那么，这原因和它所模拟的结果是一致的；否则，这原因和它所模拟的模型证明了不一致。我们使用这办法可以辨明，假定的原因是否真实，以及它是否是必要原因，或充分原因。

关于推论思维，可以举一句人所共知的话为例：“人不免一死。”我们能够这样说，因为过去的一切人都难逃死亡。现在和将来的人，和过去的人在种类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人不免一死。在这个归纳思维中，我们用的是“推论思维”。过去的人都最终死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今日和将来的人都不免要死，这还未实现，因此是未知的。因此，说“人不免一死”是把已经知道的事实延伸到未死的人身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与过去的人在种类上是一样的。这就是“墨经”所说的“以类取，以类予”。

澄清兼爱说

后期墨家运用“辩”的方法，得以极大地澄清了墨家的哲学思想和立场。

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功利主义思想的传统，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正是因此，在《大取》中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非取害也，取利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由此得出的人类活动准则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墨子和后期墨家都认为“义，利也”。利是义的本质。那么，利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墨子未曾提出这个问题。后期墨家则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作出了回答。《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样，后期墨家为墨家的功利主义哲学提出了一个享乐主义的解释。

后期墨家的这种观点使我们想起十八、十九世纪问英国哲学家杰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至一八三二年）的“功利原理”。他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第一章开宗明义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人的统治之下，这两个主人就是：痛苦和快乐。正是这两位主人指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功利原理承认这种统治关系，并把它作为全部思想体系的基础，目的在于通过理性和法律来织造幸福。”这样，边沁把善恶归结为快乐和痛苦的问题。在他看来，道德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后期墨家所做的也正是如此。他们首先确立“有利”的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品德的含义，在于对人有利。因此，在《经上》篇里说：“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利民”也就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

关于墨子的兼爱学说，后期墨家认为，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兼”，也就是广泛包容。《小取》篇说：“爱人，待（有待于）周（周全包容）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而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要等到所有的马都不骑），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这是说，人要爱一切人，才算爱人；而不爱人，则不需要不爱一切人。这与骑马不同，人不需要骑遍所有的马才算骑马，只要骑过几匹马，就是会骑马了。至于不骑马的人，则必须不曾骑过任何马才算数。这是爱人与骑马不同的地方。爱人待“周”爱世人，乘马则不必待周乘万马。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少数心爱的人。举例来说，人都爱自己的儿女。因此，一个人仅仅爱几个人，不能算是泛爱众人。而从反面来看，一个人如果对某个人加以伤害，那就足以说明他不爱人。这是墨家的观点。

为“兼爱”辩

当时，反对后期墨家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认为，天下之人无数，一个人怎能做到爱天下人？这种反对意见被概括称作“无穷害兼”；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未曾爱某个人，就是未曾爱天下人，那么，杀一个强盗就违反兼爱的宗旨了，这种反对意见称作“杀盗，杀人也”。后期墨家就运用他们的“辩”来驳倒这些反对意见。

《经下》中说：“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意思是说，“无穷”与“兼”可以相容，全看“盈与否”。《经说下》对此解释说：“无（反对一方）：‘南方有穷则可尽（古代中国认为南方无垠），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爱也，悖。’（答）：‘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反对一方的立论是：历来认为南方辽阔无垠，那里的人有多少，也说不清，却说统统都爱，岂非荒谬！“墨经”回答说，如果南方辽阔无垠，人填补不满南方，那么人的数目就是有限的。要一一数尽南方的人，也就不难了。如果无垠的南方能被人填满，那么，南方就不是无垠，因此，把南方的人都包括在内，也就可以做到了。

“杀盗，杀人也”，这是反对墨家的另一个论点，如果杀一个强盗，就说明兼爱一切人是不可能的。《小取》篇对此回答说：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有人名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有人名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

“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矣。”

后期墨家便是使用这样的“辩”来驳倒“杀盗违反兼爱”的论点。

对其他学派的批判

后期墨家使用“辩”术，不仅反驳名家对墨家的批评，还运用“辩”术批判名家。例如“墨经”包含有一些批判名家的论辩。我们记得，惠施曾有“合同异”的论点。他在“十事”中，由“万物毕同”的前提引申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结论。在后期墨家看来，这种引申是谬误的，原因在于“同”字的含义模糊。《经上》说：“同，重、体、合、类。”这是说，同有四种，一是雷同；二是局部与整体的质同；三是同存；四是同源。《经说上》又就此解释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经上》和《经说上》还讨论了“异”，它的含义与“同”正好相反。

“墨经”没有点惠施的名字（不仅没有点惠施的名字，而且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从对“同”的剖析中，惠施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万物毕同”，只表明它们同属于“物”，因此是“类同”。至于说“天地一体”，这是说，天地之间有一种局部和整体的“体同”关系。一个表明“类同”的命题，尽管它是真实的，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另一个“体同”的命题也是真实的，虽然它们都用了“同”这个词。

关于公孙龙的“离坚白”论点，在《经上》和《经说下》里也涉及了。后期墨家从现实自然世界里，石头的坚硬性和它的白色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并存在一块石头之中的事实，得出“坚白，不相外也”(《经上》），“必相盈也”(《经说下》）。

后期墨家还批评了道家。《经下》中说：“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说下》篇解释说：“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尝为无益也，教，悖。”

这个批评是针对《老子》书中第二十章的一句话：“绝学无忧。”后期墨家认为，学与教是相关联的。如果“学”可以弃绝，那么“教”也同样将予弃绝了。有教就有学，“教”如果有用，“学”就不是无用。“绝学无忧”如果是真理，就证明“学”之为用。

《经下》说：“谓辩无胜，必不当，说（事理）在辩。”《经说下》篇解释说：“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说得对的）胜也。”这是说，两人指物言事时，彼此若看法不一，则必然不同意。一人指物说，这是狗，另一人称它为犬，这还是同；若一人指称，那是牛，另一人指称，那是马，这便是异。有异便有辩论，若无人称胜，那不是辩论。“辩”是指：一人说，此物如此，另一人说，不是这样。两人之中，谁说得符合实际，谁就得胜。

《经下》又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说下》篇解释说：“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审。”这是说，认为“一切话语都无是处”，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就证明，并非所有的话都是错的，至少，这句话还是对的。如果确认这人的话不能成立，那么，以这句话为得当的人就错了。

《经下》篇又说：“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说在无以也。”这里指出，把知与不知看为一样，这是荒谬的，就在于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经说下》解释说：“智，论之，非智无以也。”这是说，只要有知识，就有对它的议论，除非没有知识，就没有了议论的根据。

《经下》篇还说：“非诽者悖，说在弗非。”这是说，谴责批评是错误的，理由见“莫怪他人”释。《经说下》解释说：“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这是说，谁谴责批评，这话首先就谴责了他自己。如果不能用这句话谴责自己，则意味着不能谴责批评。

这些都是针对庄子的批评。庄子认为争论是非毫无意义。即便一个人在争论中赢了，也不表明就是对了，输了的一方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错了。而在后期墨家看来，庄子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在与人辩论。如果他赢了，岂不正好证明他的主张是错的吗？《庄子·齐物论》中说“大辩不言”，又说“辩也者，有不见也”（凡争论者，总有见识不到之处），所以“言未始有常（定论）”，各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这都是庄子对其他各家的批评，而如果一切言论都是荒谬的，庄子自己的言论岂不也是荒谬？庄子还主张“弃智”，而庄子自己的言论就形成一种知识，如果真正抛弃一切知识，那么对庄子的主张也就不必讨论。

后期墨家在批评道家时所指出的反论，在西方哲学中也曾出现过。西方近年发展的新逻辑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现代西方逻辑，后期墨家的这种逻辑不再能够成立。虽然如此，后期墨家的缜密思想、富于逻辑头脑，还是令人惊叹的。他们在建立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努力，可以说超过了古代中国的任何其他学派。

六种术数

第一种是天文。《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艺文志》中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艺文志》中说：“其法亦起五德（金木水火土，谓之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的两种占卜方法。后一种方法是在龟甲或平骨上钻一洞，放在火上烤，小洞四周受热后出现裂纹。管占卜的巫史据以判断所问事项吉凶，称作“卜”。前一种方法是由巫史取蓍草，每两株为一份，最后所剩，非奇数即偶数。如是六次，得出每三个一组的组合，再查《易经》卦象、爻象，据以判断所问事项吉凶，称为“筮”。

第五种是杂占，第六种是形法。后者包括相面术和后来所称的“风水”。“风水”所依据的理论是，以人为宇宙的产物，又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住处和死后“阴宅”（墓地）必须与自然环境（风水）谐调。

周朝初年封建制全盛时期，每个贵族都有世袭的术士。贵族有任何重要行动之前，必先问卜。随封建制的逐渐没落，这些贵族世家的术士渐渐失去地位，散落社会，但继续以方术为生。这是“方士”的由来。

术数或法术本是来自迷信，但它们往往是古代科学的萌芽。方术和科学都试图以积极态度解释自然现象，使人得以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方术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它便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而向科学转变。人类最初对自然力量的观念尽管十分原始简单，但它终究是科学的开始。

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阴阳家试图以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代表了一种科学探索的倾向。它总是和事实打交道，就这一点来说，它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在古代中国，人们为理解宇宙的由来和宇宙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其一是以阴阳家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另一是由一些佚名的儒家，以“易传”（注释）的方式，写在《易经》正文的后面。这两种思想似乎各自独立地发展。下面要讲的《洪范》和《月令》，注重五行，而不曾提及阴阳。在“易传”里则相反，谈及阴阳的地方很多，而不提五行。后来，这两条思想路线渐渐融会一起，在司马谈（死于公元前一一○年）的时候已经如此，以致《史记》中，把它们放在一起，统称阴阳家了。

《洪范》所描述的五行

五行在英文里通常译作“Five Elements”，意思是“五种元素”。但如果把它们看作内容固定的五种元素就错了；它们是五种能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在中文里，“行”的意思是“行动”或“作为”，因此，它的本义应当是五种动因、五种活动。在中国古籍里，也称“五德”，意思是“五种能力”。

“五行”这个名词曾出现于《书经》中《夏书·甘誓》，传统的说法，它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文献。但《夏书·甘誓》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即便此篇不是伪书，也无法证明《甘誓》篇中的“五行”与其他问世年代确实可考的典籍中所说“五行”内容是一致的。关于“五行”的可靠记载，见于《书经》中的《洪范》篇。按传统的说法，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这是《洪范》篇的来历。传说夏禹生活于公元前二十二世纪。《洪范》篇的作者引述传说的古代历史，意在表明“五行”说的重要来历。至于写作《洪范》篇的真实年代，据现代学者考订，应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

《洪范》篇中举出“九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然后是“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下面跳到“九畴”中的第八：“庶征（各种象征）：曰雨，曰旸（日晒），曰燠（热），曰寒，曰风。曰时（各有其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顺序来临），庶草蕃庑（作物茂盛）。一极备，凶（五者任一过多，将成灾难）；一极无（五者缺一），凶。曰休征（吉兆）：曰肃，时雨若（国君肃穆，随之有雨）；曰又，时旸若（国君顺时，阳光适度）；曰哲，时燠若（国君明哲，气温适当）；曰谋，时寒若（国君深思熟虑，寒冷适度）；曰圣，时风若（国君明智，和风适时）。曰咎征（国君过失，伴有征象）：曰狂，恒雨若（国君暴狂，伴有大雨）；曰僭，恒旸若（国君粗野，伴有骄阳）；曰豫，恒燠若（国君怠惰，伴有酷热）；曰急，恒寒若（国君急躁，伴有冬寒）；曰蒙，恒风若（国君无知，伴有风灾）。”

在《洪范》中，五行观念还处于粗糙阶段。作者在谈到五行时，所想的还是具体的水、火等，还没有如后来那样，以水、火等代表抽象的力量。作者还让读者看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界的不正常现象。这个理论在后代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对天人感应，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基于目的论的解释，认为国君恶行使天地震怒，天地震怒便造成自然界的不正常现象，以给国君警告。另一种理论则是比较机械式的解释，认为整个宇宙乃是一个机械的整体，其中任何一部分失去平衡，其他部分势必受到牵连。国君的过失必然造成宇宙天地失去平衡，于是就产生不正常的自然现象。这种学说反映了阴阳家中的科学精神，而前面一种学说则更多反映了它来自方术的社会根源。

《月令》

阴阳家的另一部重要文献是《月令》，首见于《吕氏春秋》。这是公元前三世纪末的著述，后来又载入《礼记》。《月令》这部著作的名称是由于它告诉国君和大众，每个月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以求得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在《月令》书中，以阴阳家的观念构筑起宇宙的架构。这个宇宙结构是一个时空架构，就是说，它与空间、时间都有关系。古代中国由于位在北半球，自然热在南方，冷在北方。因此，阴阳家把一年四季和地理上的四个方向组合在一起：夏季和南方结合；冬季和北方结合；春季和东方结合，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秋季和西方结合，那是太阳落下的地方。阴阳家还把一天中的日夜比作一年四季的缩影：早晨代表春季，中午代表夏季，傍晚代表秋季，午夜则代表冬季。这样就把时间和空间完全联结起来了。

南方和夏天之所以热，因为热在南方，就时间说，夏季是炎热季节，火德盛。北方和冬天则冷，因为冷在北方，就时间说，冬季是严寒季节，水德盛，水和冰雪是连在一起的。按照同样的推理，东方是春季，木德为主，因为春天万木茂盛，故此，东方总是和春天联结在一起。金德则代表西方，又和秋季相连，因为金属代表坚硬、严酷，秋季又是肃杀之气盛，万木萧条，走向衰亡。这样，“五德”中的四德和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已经结合，只剩下土德未曾与一个方位和季节相连。按照《月令》书，土德在五德里是居中的，因此，在地理上，土德代表中央，它统治的时间，据说是夏秋之间的一段短暂时间。

阴阳家以这样的一个宇宙论的理论解释了四季的自然现象，还把它和四方连为一体，而且更进一步，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联结起来。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月令》书规定君王每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也就是《月令》书名的由来。

因此，我们从《礼记·月令》书中读到：“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蜇虫始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人的行为应当与自然相应一致，因此，书中又说：在此月，君主“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禁止伐木。毋覆巢，……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如果君王行事违反了《月令》书的规定，就会造成不正常的自然现象，例如：“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暴）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邹衍

邹衍是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家的一个主要人物。按《史记》所载，邹衍是齐国（今山东省中部）人，在孟子之后不久。他“著书十余万言”，均已佚失。幸亏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保存有关邹衍学说的详尽说明。

按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他的兴趣似乎主要在于地理和历史。

关于地理，司马迁写道：邹衍“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至于邹衍的历史观点，司马迁写道：邹衍“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视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是说，由近及远，上溯黄帝，这是学者已共述。他又按历史大事，时代盛衰，记其征兆、体制，一直上溯到远古洪荒，天地未生之时。然后自开天辟地起，历数五德连转，治法虽殊，均与五德相应。

历史哲学

上面引文的末段表明：邹衍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用五德的转移来解释历史，它既是变化的，又是有规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详述邹衍这种学说的内容，但是，《吕氏春秋》书中介绍了这种学说，尽管其中并未提及邹衍的名字。原文如下：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有始览·应同》）

阴阳家认为，五行按照一定顺序，相生相克；还认为，一年四季也按五行相生的顺序嬗替。木盛于春，木生火；火盛于夏，火生土；土盛于中央，土生金；金盛于秋，金生水；水盛于冬，水又生木，木盛于春。

按以上引文看来，朝代的更替也是遵循五行相生的顺序。黄帝以土德王，被以木德王的夏朝所取代；以木德王的夏朝又被以金德王的商朝所取代；以金德王的商朝又被以火德王的周朝所取代。周朝将被以水德王的王朝所取代；以水德王的朝代又将被以土德王的朝代所取代。这样，历朝历代按五行顺序周而复始。

按照《吕氏春秋》的陈述，这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哲学理论。然而，不久之后它便对现实政治产生作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帝（公元前二五九至前二一○年）征服六国，建立起统一中国古代列国的秦帝国。秦继承周朝，始皇帝确信，秦是以水德王。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将黄河改名“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由于严酷寡恩，秦朝不久就被汉朝（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二二○年）所取代。汉代历朝皇帝相信自己也是本五德而王；至于汉朝究竟靠什么“德”而王，仍有不少争论。当时有些人认为，汉朝既然是继承秦朝，应当以土德王；也有人认为，秦朝严酷少恩，不能算作一个正式的朝代，应当认为汉朝是继承周朝。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举出支持自己的祥兆，以示自己一方的主张符合天意。最后，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决定，汉朝是以土德王。但此后，争论并未结果。

汉以后各朝对这个问题，不像汉朝那样激烈争论。但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灭之前的历代皇帝，都称自己是“奉天承运”，所指就是承受“五德”转移的时运。

“易传”中描述的阴阳原则

五行学说的意义在于解说宇宙的结构，但并没有解释世界的来源。阴阳的学说则填补了这个需要。

“阳”这个字的本义是阳光，或任何与阳光相连的事物。“阴”的本义则是指没有阳光的阴影和黑暗。后来，它们的含义逐渐发展成为宇宙中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阳代表男性、主动、热、光明、干燥、坚硬等；阴则代表女性、被动、冷、阴暗、柔软等。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由阴阳两个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这样一种宇宙观念，在公元前八世纪初已经产生。记载中国古代事迹的《国语》一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三世纪之间），其中《周语上》记载公元前七八○年（幽王二年），西周地震，三川壅塞，当时博学的史官伯阳父评论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后来，阴阳的理论主要是和《易经》联系在一起。《易经》原书是为解释“八卦”（正式名称是“八经卦”)。每“卦”包含三个完整或分成两截的直线。如果把任何两“卦”组合在一起，可以发展出六十四个排列组合样式，称为六十四卦（正式名称是“六十四别卦”)。《易经》本文就包含这六十四卦，以及对每一种卦象含义作出的解释。

中国传统认为，八卦是黄帝之前、传说中的中国第一个君王伏羲氏所创立，有的古代学者说，伏羲亲自从八卦演出六十四卦；另一些学者则说，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周文王演化出来的。六十四卦的每一卦象都有解释，称“卦辞”；每卦之中的每一横划也有解释，称“爻辞”。有的古代学者认为，所有卦辞、爻辞，都出自文王；另一些古代学者则认为，卦辞出于文王，爻辞出自其子周公。无论这些学说孰是孰非，它们总的说来都表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极大重要性。

现代学者的看法认为：八卦的前身是商朝（约公元前一七六六〔一○六六〕至前一一二二〔一○四六〕年）盛行的以甲骨受火龟裂的纹路占卜。这种裂纹千变万化，如按固定图像以论天象人事的吉凶自然十分困难。周初渐渐改用蓍草占卜，巫人在一束蓍草中，以两株为一份，分置一旁；最后所剩或为单数，或为双数，便以乾（一横）或坤（一横分成两短横）为记。现代学者认为，八卦或六十四卦便是这种蓍草占卜的结果，然后对照《易经》，以解读卦象所示的吉凶。

这大概是《易经》的起源。这部书被称为《易》（意为“变易”），大概也是由此而来。后来，对《易》的补充解释渐渐增多，有些是关于道德方面的箴言，有些是形而上领域的看法，有些则是对宇宙的看法。这些补充解释直到周朝末期甚至汉朝初年才以“附录”形式写入《易经》后面，称作“十翼”。本章将只限于讨论其中有关宇宙论的部分，其他部分将留待第十五章再讨论。

在“易传”中，除阴阳的观念外，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数”。古代人以占卜来探求宇宙的奥秘，用蓍草占卜又离不开数目的变化。因此，“易传”的无名作者们相信宇宙的奥秘在数字之中，是毫不足怪的。首先，他们把“阳”看为单数，把“阴”看为偶数。因此，“易传”《系辞上》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后来的阴阳家试图用数字把五行与阴阳联系起来，于是称：“天之数，一，生水；地之数，六，成之。地之数，二，生火；天之数，七，成之。天之数，三，生木；地之数，八，成之。地之数，四，生金；天之数，九，成之。天之数，五，生土；地之数，十，成之。”这样，一、二、三、四、五，都是产生五行的数字，六、七、八、九、十，则是完成之数（见《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数八”，郑玄注，孔颖达疏）。这个理论正好用于解释前面《系辞上》的引文：“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则各有合。”这与古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惊人地相似。据古希腊学者戴奥吉尼·莱修斯（Diogenes Laertius）所述，毕达哥拉斯认为，世上万物全由火、水、土、风（空气）四个元素构成，它们又都是由数字演化而来。

用数字把五行和阴阳联系起来，在中国是一个较晚出的学说，在“易传”中，并没有提五行。在“易传”中，每一卦都象征宇宙中的某个事物。《说卦传》中的解释是：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

坤，为地，为母。

震，为雷。

巽，为木，为风。

坎，为水，为月。

离，为火，为日。

艮，为山。

兑，为泽。

在每一卦中，没有中断的一横代表阳，有中断的一横代表阴。乾卦由三个没有中断的三横组成，代表纯阳。坤卦由三个中断的三横组成，代表纯阴。其他六卦则都是乾坤相交而成，因此，乾和坤被认为是父母，其他六卦是子女：

以乾的第一爻（由下端数起），与坤的第二、三爻结合，成为震，称为“长男”。

以坤的第一爻，与乾的第二、三爻结合，成为巽，称为“长女”。

以乾的第二爻，与坤的第一、三爻结合，成为坎，称为“中男”。

以坤的第二爻，与乾的第一、三爻结合，成为离，称为“中女”。

以乾的第三爻，与坤的第一、二爻结合，成为艮，称为“少男”。

以坤的第三爻，与乾的第一、二爻结合，成为兑，称为“少女”。

乾和坤的相交、结合，产生其他六卦，这象征着天地万物都由阴阳相交而成；亦如所有生物都由雌雄两性结合而产生一样，而阴则象征雌性，阳则象征雄性。

《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天和地是阴阳两气的物质表现；“乾”“坤”则是阴阳两气的象征。《系辞上》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生命的起源来自雄性，而生命的完成则在于雌性。天地万物的生成就如同生物界的两性结合一样。

考察中国的原始宗教，可以设想，最初有男性的神和女性的神，他们结合，由此产生世界万物。这种拟人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后来，两性由阴阳两个力量代表，由此导致了论述阴阳两气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宇宙论哲学，这时，雌雄两性转化成为没有人格的自然力量了。

人的地位

荀子以主张“人性恶”而著名。这与孟子所主张的“人性本善”正好相反。表面看来，荀子对人性的评价很低，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荀子的理论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哲学。他的理论主旨是认为，一切良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所创造的。价值来自文化，而文化则是人的创造性成就。因此，在宇宙中，人和天地同等重要。荀子在著名的《天论》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章句上》）因此，在孟子看来，人要成圣，必须“知天”。荀子正相反，认为：“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个力量。它们又各有自己的作用：“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和地的作用。至于人的作用，则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的文化。《天论》中问道：“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这是说，与其颂赞苍天，何若积聚财富、运用得当？他又接着说：“故错（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就是说，如果忽略人所当做的而去“思天”，就不可能懂得万物的情性。人忘记自己的职责去“思天”，就是干犯天的职责。荀子称，这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人与天地合参，就应该恪尽职责，如果人不尽自己的职责，而想与天地合参，那只是空想。

关于人性的学说

按照荀子的看法，人性也应当受到教养，没有教养就不可能成善。在《性恶》篇中，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在《礼论》中，探讨了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关系，他说：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这是说，先天和后天同等重要，在其中实际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正相反，但是他同意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自己也说过：“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有的人由于看到孟子、荀子两人的相同之点，于是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根本的不同；其实，他们之间的不同是不容抹杀的。

按孟子的看法，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善端”，人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可以成圣。而荀子的看法是：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倒相反，生来就有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试图证明，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在《性恶》篇中，荀子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认为涂人皆可以为大禹，是因为人有智性。

道德的根源

由此势必引导到下面的问题：人怎样能够在道德上达到善？如果按荀子所说，人生来就有恶端，那么，善又是从何而来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子提出两个论据。

首先，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若没有在社会组织中的合作和互相支持，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富国》篇中，他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人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这是从个人求生存的角度来说的。荀子还从人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为这两项理由，人需要社会组织。为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需要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而需要有礼（用礼来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待，制定日常生活的共同准则）。儒家一般说来，都重视仪礼，荀子对此更加强调。“礼”是由何而来的呢？荀子在《礼论》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是说，人生而有欲，有欲就有求，求满足欲望而无节制，必定引起竞争，有争就有乱，乱则一事无成。先王制定礼（个人行为准则）义（道德），就是为了杜绝社会和思想的混乱。

在《富国》篇中，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这里，荀子提出人类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所爱和所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喜欢征服别人，而另一个人则喜欢被征服，这两个和睦共处便不成问题。再假如人们所喜爱的东西十分丰富，如同空气那么多，那也就不成问题。或者，人们在生活中隔得很远，互不相干，彼此之间的问题也会简单得多。但是，世间不是那样理想的地方，人们必须住在一起，又无法避免竞争，于是对每个人的欲望都不能不加以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规定应有的节制。凡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违反“礼”的人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这是荀子论述道德和善的起源的一个论点，它的思想基础是功利主义，和墨子的思想很相近。

荀子还使用另一个论据。他在《非相》篇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这里，荀子指出了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或用庄子的词汇说，何为天，何为人。禽兽有父子、有雌雄，这是自然。在人类社会里，有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这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类的精神成就。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这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按照这个论据，人的道德不是自然产生，而是由于人的需要，这个论点和孟子的论点比较接近。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含义十分广泛。它可以意味着仪式、礼节或社会行为准则。“礼”可用以指所有这些内容，但在上面的论述中，“礼”的含义更多是指社会行为的准则。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礼”在人满足欲望时，加以规范。但是在用于礼节、礼仪时，礼有另一种作用，就是文化教养。在这个意义上，礼净化人的感情，使它纯洁、典雅。在这方面，荀子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礼乐的学说

在儒家的仪礼中，最重要的是祭（祭神）祀（祀祖先）。在古代，这些仪礼十分普遍，其中自然搀杂有不少迷信和神话的色彩。在《荀子》和《礼记》中可以看到，儒家对祭祀提出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儒家经典之中，有两部书专谈仪礼。一部是《仪礼》，叙述举行祭祀时的仪式细节。另一部书是《礼记》，内容是对仪礼的解释。据我看，《礼记》中的大部分是荀子门人所作。

人的头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智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感情的作用。当我们的亲人去世时，从智性上我们知道，人死不能复生，而且也没有任何凭证表明灵魂永生不灭。如果纯粹按理性来说，为死者举行葬礼。并无需要。但是，人的头脑还有感情的作用。这使我们在亲人去世时，希望他再生，希望死者有一个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活下去。当我们让这样的幻想在脑中驰骋时，我们把迷信看作真理，而否定了理性的判断。

这样，人的知识和人的追求便分离了。知识是重要的，但人不是只靠知识活着。我们还有感情上的需要，要求满足。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我们需要同时顾及两个方面。儒家所讲的葬礼和祭祀便是为此而设的。前面讲到，这些葬仪、祭礼，最初都不免带有迷信和神话的色彩，经儒家的重新诠释，剔除了那些迷信和神话色彩，宗教的因素转变成为诗了。它们不再是宗教意味的行动，而成为诗意的了。

宗教和诗都是人在幻想的表现，它们都把想象和现实混合在一起。两者的区别在于：宗教把它所说的看为真的，而诗歌知道它所说是虚幻的。诗歌所提供的不是现实，这是诗人自己知道的，因此，诗人在诗的想象中所做的只是欺骗自己。在这样做时，诗人是自觉的，它不符合科学，但并不反对科学。在诗歌中，人们得到了感情的满足，却并不阻碍智性的发展和追求。

按照儒家的说法，当我们举行丧葬和祀祖的仪式时，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却又并未真正被欺骗。据《礼记·檀弓》篇所载，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这就是说，对待死者，既不能完全照着所知道的去做，又不能完全照着所希望的去做。中道则是：既要照着所知道的去做，又要照着所希望的去做，对待已经去世的人就如同对待他们生时那样。

荀子在《礼论》中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故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这是说，葬礼的作用是向生者表明人生和死亡的意义，以悲痛和尊敬来送别死者，是隆重表示人的一生的完成。

荀子在《礼论》中又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荀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在这样的解释之中，葬仪和祭礼已不再有宗教的意味，而完全成为诗意的表现了。

除了祀祖之外，还有其他的祭仪。荀子对它们的解释也出自与此相同的观点。《天论》中有一段话说：“云而雩，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从这里看荀子的思想，为降雨而祈祷，为做重大决定而占卜，是为了表示重视，不是为了求以得之。如果认为向神祈祷，便能感动神明，或卜筮便能知未来，那将成为迷信，造成迷信的后果。

荀子还曾著有《乐论》，其中说：“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由此看来，荀子是把音乐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这是儒家对音乐的一般看法。

关于逻辑的理论

《荀子》书中有《正名》篇，这是儒家哲学的一个老题目，原本是孔子提出来的，《论语·颜渊》篇中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孔子和孟子两位都关注伦理问题，因此，他们对正名的解释也是就其伦理意义来立论的。荀子所生活的时代是名家十分活跃的时代，因此，他关于正名的理论不仅着眼在伦理，还反映了对逻辑的关注。

在《正名》篇里，荀子首先阐述他对于知识的理论看法，与后期墨家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这是说，人所赖以认知的功能称作“知”，人所赖以判断自身的认知与外部世界是否相合的功能称作“智”。人所赖以认知的功能，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荀子所称的“天官”，如耳目；另一部分是心，即头脑。天官接收印象，头脑则对感官的印象作出解释，说明它们的意义。在《正名》篇里，荀子又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这是说，五官可以注意到某些感官收到的印象，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对它们加以分类，如果头脑不能辨认它们，并赋予意义，则只能说，这个人无知。

关于“名”的由来及其运用，《正名》篇里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这是说，“名”的由来，一部分是伦理（即社会）的需要，一部分是由于逻辑思辨的需要。

关于“名”的逻辑功用，荀子在《正名》篇中说：给事物命名，“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这是说，万物各有赋予它们的名字。凡相近的事物，名称也相近；不同的事物，则名称也不同。这样可以使人知道，不同的现实有不同的名字，不致引起混淆。

关于“名”的逻辑分类，荀子说：“万物虽众，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是说，万物虽多不胜数，有时我们想泛指它们的整体，就称之谓“物”。“物”是最最一般性的词语。如果继续泛指外物，势必陷于穷尽。有时，我们想说的是局部，例如，鸟兽。它是分类名词。如果继续这样分类下去，又将陷于穷尽，不得不停止下来。这样，荀子把“名”分为两类：共名、别名。共名是人进行综合思考的产物，别名则是人进行分析思考的产物。

所有的名称都是人的创造。在为万物命名时，何以这样命名，其实都是强加给它们的。称之为“狗”的动物，本来也可以称之为“猫”。但等到一个名字被大众所接受之后，这个“名”和这个“实”的关系便约定俗成了。这便是荀子在《正名》篇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荀子还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这是说，当一个新的王朝兴起，新的君王和他的政府的职责，首先就是制订一套新的名字。荀子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这是说，新的君王藉制订事物名称，推行他的意志；先为大众所知，然后领导大众达到统一。如果另立新名，惑乱人心，就是大奸，其罪如同伪造文件、使用假量器一样。

论其他学派的谬误

荀子认为，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思辨大部分建立在逻辑诡辩上，因而是谬误的。他就运用逻辑上“名”与“实”的关系，把这些谬误分为三类。

第一类谬误是他所称的“惑于用名以乱名”。在这类渗误中，包括后期墨家所称：“杀盗非杀人也。”荀子认为，盗意味着他首先是人，“人”的概念，其外延大于“盗”的概念，而且包括“盗”的概念；因此，称“盗”时，同时就指是一个人，杀盗也就是杀其人。

第二类谬误是荀子所称的“惑于用实以乱名”。在这类谬误中包括“山渊平”的论点，这是根据惠施所说“山与泽平”而来。荀子认为，现实是个别的具体化，名则是抽象的一般范畴。用个别去否定一般，势必以实乱名。如果一座高山上有湖泽，这湖泽实际可能和低地的山处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不能以这个例外的个案而推论说，所有的高山和所有的湖泽都一般高。

第三类谬误是荀子所称的“惑于用名以乱实”。公孙龙曾说“白马非马”。墨辨的“牛马非马”和公孙龙的论辩实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不能相等于马，但如果实际考察被称为“牛马”的动物，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是马。这就是荀子所称的“以名乱实”。

荀子总结这三类谬误所以兴起，乃是由于没有圣王。如果有圣王统治，圣王将会运用他的权威以统一大众的思想，引导大众走上人生的正道，那时就不再需要争论和论辩。

荀子的思想反映了他所处的动乱时代。当时，人们渴望政治统一，结束动乱。这种统一在当时称之为“统一天下”，实际上所指的就是统一中国。

在荀子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是李斯和韩非子两人，他们两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巨大的影响。李斯后来成为秦朝始皇帝手下的宰相。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武力统一了中国。李斯辅佐秦始皇，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企图在政治思想上也实行统一。这项方针的具体贯彻最后导致了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焚书坑儒。荀子的另一个著名学生韩非子，是法家的领袖，他的理论为秦始皇在政治和思想上统一中国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下一章就介绍这一学派的思想。

法家的社会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而运转，因为西周封建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天子、诸侯、大夫之间，有血缘关系和联姻关系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论上，每一个侯国都从属于周天子，在侯国里，小贵族又从属于王侯大贵族。但实际上，大小诸侯从祖先那里继承领土和贵族特权，年代已久，并不觉得周天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因此，周天子只有名义，并无实权，各侯国事实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在这些侯国里的大夫（统率的范围称“家”）也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这些王侯彼此都是亲戚，按照大家的不成文法，保持着私人关系、外交关系，以至商业往来。这种“君子协定”式的关系便是“礼”。

天子、诸侯都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尖上，和庶民大众没有直接的交道，如果需要打交道，也是由下级诸侯、小贵族去做。王公贵族各有自己的封地，由于这些封地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因此，贵族通常可以实行个人统治，靠刑罚来迫使庶民服从。可以看出，在西周封建社会里，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靠个人接触和个人关系来维持的。

这种关系在此后若干世纪里逐渐削弱，西周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变化。公侯君子和庶民小人的社会分野逐渐模糊。孔子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有的贵族失去封地和称号，有才能或运气好的庶民百姓，也有的上升到显贵的地位。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在这形势下，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集中权力。这就使政府的结构和行使职权都日益复杂化了。

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各国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形势，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计妙策。

在谋士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各国君王通常也愿听听他们有什么看法。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国王就待如上宾，甚至委以高位。这些谋士就是被称为“方术之上”的一班人。

他们以此得名，是因为他们为君王公侯出谋划策，告诉统治者怎样统治广大的封地、怎样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一些方术之士，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

因此，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以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走极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就会认为法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一点道理。

韩非子，法家的集大成者

在本章里，便以韩非子作为法家的思想代表。他是韩国（今河南西部）皇室后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子以著书立说见长，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时代，秦国采用了韩非子的主张，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韩非子因而声望日隆，由此遭到秦国宰相、他的旧日同窗李斯嫉妒，被陷害下狱，最终死于秦国狱中，时在公元前二三三年。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慎到和孟子是同时代人，他主张在政治和治国方术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第二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三三七年）为首，强调“术”，即政治权术。第三派以商鞅（又称商君，死于公元前三三八年）为首，强调“法”，即法律和规章制度。

韩非子认为这三者都必不可少。他在《韩非子·八经》篇中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法家的历史哲学

中国人办事往往依循过去惯例，这可能与大多数民众都是农民有关。农民为所耕种的土地所束缚，很少旅行。他们年复一年，按季节变化耕耘作物，凭过去的经验就够用了。因此，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

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

这些哲学家在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退化观。这些哲学家，思想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自古代的“黄金时代”以来，历史是在日渐退化。因此，人的拯救不在于创立新的，而要靠退回到古代去。

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古代的人们比较纯朴，就此而言，或许值得称颂，但那是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并不是说，古代人们的品德就普遍比后代人高尚。韩非子认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认为，由于这些全新的情况产生的新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实的变化，而这类蠢人是的确存在的。韩非子曾说了一个关于蠢人的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同上）

早在韩非子之前，商君便已说过类似的话：“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商君书·开塞》）

在现代人看来，历史不断变化，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古代中国，和当时各派思想家的见解相较，这种看法实在是一种革命的观点。

治国之道

法家为了适应新的政治情况，建议采用新的方法治理国家。照法家看来，这些是颠扑不破的治国方法，首先是制定法律。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法的作用是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法律颁布之后，君王必须监察百姓的行为。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犯王法的人，也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君王这样做，就可顺利统治百姓，无论百姓如何为数众多，都可以统治。

关于这一点，韩非子写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这是说，圣人治国，不是要使人人都自觉行善，而着眼于使大众不能作恶。在一国之中，能自觉行善的，不会超过十个人。但只要民众不作恶，国家就可以保持太平。君王治国，着眼在大多数，至于其他少数，无关宏旨；因此，要着力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

按照这个理论，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他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靠君王的品德和人格影响去感召百姓。

有人可以说，君王采取这样的办法治国，需要有能力制定法律，还要监察为数众多的百姓是否违犯了法律，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法家对此的回答是：君王不用事必躬亲，只要他有驾驭人的权术，就可以物色到适当的人去为统治者办事。

“术”这个概念有什么哲学意义呢？它也是“正名”这个古老学说中的一方面。法家对“正名”的解说是：“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

这里的“实”，按法家的学说是指在政府任职的官吏个人；“名”是指政府职务的名称，是任职官吏应当完成的职责。因此，“循名而责实”意味着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完成他的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个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因此，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这是官吏的事情，不需要君主具体指导。君主所要过问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仅此而已。

这样，人们还会问：君王怎样知道哪个人适合哪项工作呢？对此，法家的回答是：只要靠“术”，就可以知道。在《韩非子·二柄》中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认真实行，赏罚分明，经过几次，无能之辈就不敢承担他们力不能胜的职务，即便给他们，他们也不敢接受。这样，没有能力的人就被淘汰下去，只有能胜任的人在政府职务上任职了。

但是，还有问题：君王怎样能够知道，某个官吏这个“实”和他所担负的“名”是否相称呢？法家的回答是：这在于君王，如果他没有把握，他就去考察结果，如同君王不知道他的厨子是否胜任，就去品尝厨子烧出的菜肴。在监督官员方面，君王也可以委派别人去做。这些监察官员的人，自己也在君王监察之下。

按照法家的说法，治理国家并不是必须选贤任能，君王只需要把赏罚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

掌握赏罚两项大权，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治国“二柄”。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是说，君王治天下，行事要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爱，也有所憎，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赏罚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于是治世之道便已具备了。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深信人性恶。他与荀子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对通过文化教育使人向善，不感兴趣。韩非子和其他法家认为，正因为人性恶，所以法家的治国方针，全从实际出发，并不寄希望于把大众改造成新人。

法家与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君王不应当亲自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应假手别人去做。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换句话说，君王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执政掌权所要办的事情却都办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但是在“无为”这一点上，两个极端倒会合了，就是说，它们两个极端之间具有同一性。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庄子·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在这一段里讲“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在区别“无为”和“有为”之后，又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的存在就是为统治天下。因此，他的作用和职责不在于做任何事情，而在于发号施令，让别人为他做事。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就是：以无为而用天下。另一方面，属下的职责和作用则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换句话说，属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这就是同一段末后所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篇接下去又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统治者就应该如此，因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还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职责本应该想到在他统治下的一切事情。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这样，他便可以无为，而凡事都由别人办好了。

至于君王用天下的具体步骤，《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这些具体步骤的后半，显然和法家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是，《天道》篇接下去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这是道家对法家的批判。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质。

法家与儒家

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变化，先前推行礼治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他们还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保守派了。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来划分社会阶级。孔子和孟子还继续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这个分野，现在变成以道德来划分，而不是以家世来划分了。

本章开始时，我曾指出，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绳，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是革命的。

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但是，法家所做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抛到一边去了。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在第十二章里，我们看到，《易经》本来是一部占卜的书。后来，儒家赋予它以宇宙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并且从宇宙论联系到伦理，进行阐释；这便是现在附于《易经》之后的“易传”。

在第十二章里，已经讨论了“易传”的宇宙论解释。本书第二十三章还将回到儒家赋予《易经》的宇宙论意义这个问题上来，本章的探讨则将限于“易传”和《中庸》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说方面。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章，按照传统的说法，它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事实上，其中大部分是后来的著作。“易传”和《中庸》代表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儒家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公元三、四世纪的新道家把《易经》和《道德经》、《庄子》三部书列为“三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公元五〇二至五四九年在位）亲自为《中庸》写注释。公元十到十一世纪（宋朝）佛教禅宗的僧人也写作这样的注释，由此开启了“新儒家”的时代。

事物之“理”

道是“易传”，也是道家认为最重要的形而上学概念。但是，“易传”中的“道”的观念和道家的“道”的观念是不同的。道家的“道”的观念是无名、不可名状的，而在“易传”的作者们心目中，道是可以名状的，而且严格说来，也只有道是可以名状的。

我们需要把道家所说的“道”和“易传”所说的“道”加以区别。道家所说的“道”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所由产生的那个“一”。“易传”中的道则是“多”，是统辖宇宙万物中每类事物的个别的“理”。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点像西方哲学中的“共相”。我们曾经看到，公孙龙认为“坚”就是使得宇宙间事物坚硬的那个“理”。“易传”的作者们也同样认为，使得物质坚硬的乃是坚硬之道。这个“坚硬之道”可以和个别物质的坚硬性分离出来，成为可以名状的形而上学原理。

像这样的“道”——形而上学原理——可以举出很多，如君王之道、大臣之道、为父之道、为子之道，等等。这是作为君主、大臣、父亲、儿子的规范。它们各有其名，每个人由于社会地位也就此有了自己的称谓名字，而且应当按这种社会地位规定的名字去圆满完成它的内容。这令人想起孔子关于“正名”的古老学说。就孔子来说，这只是他的伦理学说，而在“易传”里，它还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易经》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巫者取一把蓍草，每两根一次，取出放在一旁，最后剩下的或是单数，或是双数，记录下来，这样连续六次，所得结果就构成一卦。《易经》中对这一卦的卦辞就应是神对卜者所求问事项的指示。这些卦辞、爻辞要准备回答各种世俗事务、各种情况下的问题。“易传”的作者们根据这种情况，需要制定各种标准答案，这些卦辞、爻辞就是回答求问事项的各种公式。每一卦都代表一种或几种“道”，也就是事物的普遍性原理。对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释辞就被认为其中包括了宇宙所有的“道”。

这些卦和爻被看作是宇宙之道的图像。这就是“易传”中《系辞下》所说：“易者，象也。”这些象征和现代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所称的“变数”很相近。在这里，变数的作用是作为某类或某些类具体事物的替代物。属于某一类别，并且满足某些条件的一个具体事物，可以纳入某个公式和某个变数，因此也可以纳入某个卦辞和爻辞所说的内容。在这里，卦和爻就是这事物的符号或象征。这个公式便代表着某种道，成为某类对象所应当遵循的指示。从占卜的观点说，如果遵从卦辞、爻辞的指示，卜者就会得到好运，否则就将遭到厄运。从伦理的观点看，遵从这些卦辞和爻辞，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以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来说，它是雄性的代表，也是雄浑、雄劲；以第二卦“坤”来说，它是雌性、温良、驯顺的代表。因此，任何能满足“雄浑”条件的事物，都可以纳入“乾”象；任何能满足雌性、温良条件的事物，都可以纳入“坤”象。乾的卦辞和爻辞都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宇宙万物中雄性事物的“道”；坤的卦辞和爻辞则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宇宙万物中雌性事物的“道”。

因此，“易传”《彖辞》论到坤卦说：“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这是说，如果居先，将迷失道路；如果居后，则将顺利而得常道。“易传”《坤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这是说，阴虽美，却含蓄以事君，不敢居功。这是大地之道，为妻、为臣之道，大地从不居功，只代万物以成其事。

乾卦则正相反。它是天的象征，君王的象征，夫婿的象征。乾的卦辞、爻辞代表天道、君主之道、为夫之道。

因此，如果一个人要想知道为君之道、为夫之道，就应当读“易传”《乾文言》。如果一个人要想知道为臣之道、为妻之道，就应该读坤卦的卦辞、爻辞。这就是“易传”《系辞上》所说：把卦辞“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又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开启物性，助人成就事务），冒（覆盖）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这是说，“易”既意味简易，又意味着变化，又意味着不变。变化是指万物而言，简易不变是指其中之“道”而言。事物常变，但其中的道是不变的。万物是复杂的，但道是简单易明的。

目录

秦汉建筑大观

魏晋南北朝建筑大观

隋唐建筑大观

宋辽夏金元建筑大观

明清建筑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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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建筑大观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到公元220年东汉的覆灭，这五百年间，由于国家统一，国力富强，中国古代建筑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奠定了中国建筑的理性主义基础，这一时期的建筑伦理内容明确，布局铺陈舒展，构图整齐规则，表现出质朴、刚健、清晰、浓重的艺术风格，代表这种风格的主要是都城、宫室、陵墓和礼制建筑。

秦汉时期建造了大规模的都城与大尺度、大体量的宫殿。如秦咸阳城，以渭水贯都，象征河汉，以宫殿象征紫宫，以城市内其他建筑象征星罗棋布的星空。咸阳城中心还建立了祭祀性的极庙。咸阳阿房宫前殿的台座，规模可以容纳万人，其前有一条宽阔的大道，直抵其前的终南山，并将远山之巅，作为这座大殿的门阙，气势非常宏伟。

汉代建筑在秦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宫殿如长安城内的桂宫、光明宫、未央宫和西南郊的建章宫等，均豪华壮丽、门阙巍峨，前无古人。汉长安城，据后人推测，其平面上南像南斗，北像北斗，城市的轮廓呈不规则形，城内大部分都被帝王的宫殿建筑所覆盖。西汉来年还在长安南郊建造了明堂、辟雍。东汉光武帝刘秀依东周都城故址营建了洛阳城及其宫殿。宫殿前设置标志性的高大门阙，将宽阔的驰道与城市、宫殿联系在一起。宫殿内仍然有高台建筑。宫殿的布局形式，还不像后世宫殿那样的层层门殿，有些宫殿呈四出门的格局，很像这一时期文献中提到的明堂建筑的布局形式。

秦汉时代的陵墓规模巨大。相传秦始皇陵内，描绘了天空星象，并用水银象征河川大海。陵周围的兵马俑军阵，表现出极其宏大的气势。

汉代陵墓呈方尖台的形式，有如将埃及的金字塔上端削平的做法。各代王陵沿关中平原一字排开，气势如虹；陵前有石刻的雕像。汉代陵墓的地上部分依旧为夯土台封土，地下部分则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西汉帝王墓室以木构“黄肠题凑”为主，东汉墓室结构则以砖石为主，称为“黄肠石”。

西汉的陵墓除了掘地起坟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凿山为陵”的形制。“凿山为陵”的墓室大多数是横穴式，并且分为耳室、前室和后室等很多部分。而竖穴式的坟则改用砖和石料构建墓室，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宫殿和院落。在这些墓葬里，墙壁上大都绘有彩色的壁画，或者有模印的画像砖，而在石结构的墓葬里则大部是雕刻画像。

西汉时期从高祖开始，各陵都安置了很多陪葬墓，被称为“陪陵”，形成规模宏大的陪葬墓地。陪葬者大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据记载，陪葬长陵的有萧何、曹参、张良等一些开国元勋；陪葬茂陵的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陪葬者的墓地多是皇帝所赐，各自建有陵园、园邑和祠堂。有的还把子孙附葬在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离帝陵越近，封土也较高大。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还列置成对石雕，开创了在神道两侧建置石雕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

秦汉两代，皇家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现，即皇家的离宫别馆与自然山水环境结合起来，其范围大到方圆数百里。秦始皇在陕西渭南建的信宫、阿房宫不仅按天象来布局，而且“弥山跨谷，复道相属”，在终南山顶建阙，以樊川为宫内之水池，气势雄伟、壮观。由于秦始皇曾数次派人去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表达了对仙境的向往。

汉代，在囿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园林形式——苑，苑中养百兽，供帝王射猎取乐，保存了囿的传统。苑中还有宫、有观，成为以建筑组群为主体的建筑宫苑。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地跨五县，周围三百里，“中有苑二十六，宫二十，观三十五”，上林苑苑中既有皇家住所，欣赏自然美景的去处，也有动物园、植物园、狩猎区，甚至还有跑马赛狗的场所，成就了中国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峰。“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形式，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之筑的范例，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秦汉时代一个伟大的建设工程是万里长城。秦代第一次将战国时各诸侯国的长城，连接为一条较为完整的防御结构体系。

西汉末叶，台榭建筑渐次减少，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成熟的标志之一的楼阁建筑开始兴起。从许多壁画、画像石上描绘的礼仪或宴饮图中可以看到当时殿堂室内高度较小，不用门窗，只在柱间悬挂帷幔。西汉宫殿多以辇道中相属，而未央宫西跨城作飞阁通建章宫，可见当时宫殿多为台榭形制，故须以阁道相连属，甚至城内外也以飞阁相往来。东汉中后期的明器中常有高达三四层的方形阁楼，每层用斗拱承托腰檐，其上置平坐，将楼划分为数层，此种在屋檐上加栏杆的方法，战国铜器中已见，汉代运用在木结构上，满足遮阳、避雨和凭栏眺望的要求。各层栏檐和平坐有节奏地挑出和收进，使外观稳定又有变化，并产生虚实明暗的对比，创造出中国阁楼的特殊风格，南北朝盛极一时的木塔就是以此为基础。

通过大量东汉壁画、画像石、陶屋、石祠等可知，当时北方及四川等地建筑多用抬梁式构架，间或用承重的土墙；南方则用穿斗架，斗拱已成为大型建筑挑檐常用的构件。中国古代本构架建筑中常用的抬梁、穿斗、井干三种基本构架形式此时已经成型。木构建筑的斗拱形式，除流行“一斗二升”外，还可以看到“一斗三升”的新形式。汉代建筑组群多为廊院式布局，常以门、回廊衬托最后主体建筑的庄严重要，或以低小的次要房屋，纵横参差的屋顶，以及门窗上的雨搭，衬托中央主要部分，使整个组群呈现有主有从，富于变化的轮廓。

砖的发明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在秦代已有承重用砖，秦始皇陵东侧的俑坑中有砖墙，砖质坚硬。秦咸阳宫殿遗址也发现有大量瓦当、花砖、石雕和青铜构件。砖在汉代建筑更是使用广泛。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砖石拱券结构日益发达，用于墓室、下水道，除并列纵联的砖砌筒壳外，还有穹隆顶和双曲扁壳。

在建筑装饰方面，早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建筑装饰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奔鹿纹、凤鸟纹、豹纹、双獾纹的秦国圆瓦当，其艺术水平比燕、齐等国的半瓦当明显高出一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瓦当图案更加丰富多样，除流行云纹和葵瓣花纹外，还有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及鹿鸟昆虫纹圆瓦当，构图更加饱满，形式愈加华丽。此外，秦代开始出现吉祥文字瓦当，如“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篆文瓦当。

到两汉时期，更流行卷云纹瓦当和吉祥文字瓦当。西汉末年，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瓦当，形象矫健活泼，瓦当中央的半球形图案越来越显著。汉人尤擅长将表意的汉字，变成庄重典雅的装饰艺术品，如栎阳、周至等县出土的“汉并天下”、“长乐未央”文字瓦当，长安汉城遗址还发现“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为内容的十二字瓦脊。

总之，秦汉时期可谓中国建筑的青年时期。建筑特点是：都城区划规则，居住里坊和市场以高墙封闭；宫殿、陵墓都是很大的组群，其主体为高大的团块状的台榭式建筑；重要的单体多为十字轴线对称的纪念型风格，尺度巨大，形象突出；屋顶很大，曲线不显著，但檐端已有了“反宇”；雕刻色彩装饰很多，题材诡谲，造型夸张，色调浓重；重要建筑追求象征含义。

始皇陵

公元前246年，十三岁的秦始皇登基后不久，就任命丞相李斯设计了陵墓。陵墓主要材料都运自四川、湖北等地，被征召修筑骊山陵园的民夫最多时达七十多万人，直到公元前210年他病死时尚未修完，由秦二世又接着修了两年才勉强竣工，前后历时三十九年，工程之浩大，为历史罕见。

秦始皇陵位于今天陕西临潼县城东的骊山北麓，是保存至今的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始皇陵背靠骊山，脚蹬渭河，左有戏水，右有灞河，南产美玉，北出黄金，真乃风水宝地，寄予着秦始皇让子孙万代永享福寿的心愿。

秦始皇陵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布局既继承了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做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陵园呈东西走向，面积近8平方公里，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围墙大门朝东。墓冢位于内城南半部，每边约350米，有如埃及金字塔，呈三层方锥体台级状，现高76米，底基为方形。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墓室一直挖到很深的泉水以后，然后用铜烧铸加固，放上棺椁。墓内修建有宫殿楼阁，里面放满了珍奇异宝。墓内还安装有带有弓矢的弩机，若有人开掘盗墓，触及机关，将会成为殉葬者。墓顶有夜明珠镶成的天文星象，墓室有象征江河大海的水银湖，具有山水九州的地理形势。还有用人鱼膏做成的灯烛，欲求长久不息。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下令始皇宫内没有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为了防止泄密，参加修建墓葬的工匠都被活埋在墓里殉葬。

秦始皇陵园里最壮观、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兵马俑了，共有武士俑约七千个、驷马战车一百多辆、战马一百余匹，以及数千件各式兵器，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象征了秦始皇东征六国的军队和出行的仪仗队，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壮景象。这些兵马俑的制作一般是先按不同的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进行粘合，再仔细雕塑外部，涂上鲜艳的色彩。俑的造型因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的特征和表情，它们的装束服饰也迥然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典范。

秦亡之后，项羽入关，动用了几十万士兵发掘陵墓，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宝物运了一个月还没有运完。传说后来有一个牧羊人寻羊，进入墓室，因为持火照明，引起了地宫失火，延烧三个月都没有熄灭。唐代末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也曾经发掘秦始皇陵。五代时军阀温韬又以筹军饷为名，再次大规模地盗掘秦始皇陵。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在秦始皇陵园地面上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坟丘。

汉高祖长陵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布衣提三尺剑有天下”的皇帝。楚汉战争中，他叱咤风云，“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身负重伤十二次，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汉高祖刘邦长陵，在陕西咸阳窑店乡北的咸阳原上，南面是川流不息的渭水，北面是巍峨壮观的九峻山，秦川故道穿逾原下。长陵居高临下，威武壮观，显示了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的尊严。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即开始营建长陵。陵园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内还建有豪华的寝殿、便殿。寝殿内陈设汉高祖的“衣冠几仗象生之具”，完全像皇帝生前时一样侍奉。

刘邦的陵冢在陵园的偏西处，形状像覆斗，由夯土迭筑而成。陵前立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高祖长陵”石碑一通，陵冢下面是刘邦安寝的地宫。由于汉代有帝后不同陵的制度，所以在长陵东面二百多米的地方，还有覆斗形的吕后合葬陵。

陵园的北面是长陵邑的所在地，在现在咸阳市的韩家湾。陵邑略呈长方形，城墙由夯土筑成，南北长，东西宽。陵邑的南墙部分与陵园边墙重合，东面没有城墙建筑。刘邦生前就迁徙五万多大姓和贵戚之家在陵邑中，让其侍奉陵园。从在长陵陵邑内发现的树木双兽纹半瓦当和大量瓦片堆积、水管道、生产工具等，可以窥见当年陵邑朱檐彩栋、深宫广院、车马人熙的繁华景象。

陵园东部是陪葬墓群所在。唐朝诗人刘彦谦《长陵诗》说：“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累累尽列侯。”在西汉诸陵中，长陵的陪葬墓数量最多，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功臣和贵戚，死后多陪葬在长陵。

西汉灭亡之后，历代帝王曾对长陵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魏明帝诏：“高祖陵四方各百步，不得耕牧樵采”。宋太祖乾德规定：“给守陵五户，长史春秋奉祀。”这使高祖长陵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仍以高大雄伟的姿态，屹立在咸阳原上，给了我们更多缅怀和凭吊的机会。

光武帝原陵

原陵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在河南孟津县白河乡附近。原陵南依山势平缓的邙山，北顾山峦起伏的太行，波涛滚滚的黄河沿陵北侧咆哮东去，可谓是风水宝地。

光武帝的陵冢位于陵园北部，坐北朝南，封土为陵。陵冢上下松柏掩映，陵前有一通穹碑，碑身镌刻“东汉中兴世祖光武皇帝之陵”。其中“中兴世祖”四字尤为明亮。传说过去老百姓多到这里抚碑择吉问凶：人离碑十步，双手平伸，闭目走去，能摸到这四个字就是吉兆。从陵冢到门阚修有神道，神道两侧原排列有石象、石马等石雕和整齐葱茏的柏树，现在只有柏树犹存，其中二十八棵高耸入云，当地百姓称之为“二十八宿”，传说是象征跟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台二十八将”。

秦都咸阳

秦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地位极为重要的朝代。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上沿用至今；它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和使用；它奠定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它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废井田，辟驰道，统一度量衡。秦朝在历史上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但对后世却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此宏伟壮丽的朝代，其都城必然也是充满无限魅力的。秦都咸阳，是现知始建于战国的最大城市。它北依毕塬，南临渭水，咸阳宫东西横贯全城，连成一片，居高临下，气势雄伟。据考古发现，在接近宫殿区中心部位有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一号宫殿”遗址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约6米，利用土塬为基加高夯筑成台，形成二元式的阙形宫殿建筑。它台顶建楼两层，其下各层建围廊和敞厅，使全台外观如同三层，非常壮观。上层正中为主体建筑，周围及下层分别为卧室、过厅、浴室等。下层有回廊，廊下以砖墁地，檐下有卵石散水。室内墙壁皆绘壁画，壁画内容有人物、车马、动物、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色彩有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

西汉长安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距西安城西北约五公里的龙首塬北坡的渭河南岸汉城乡一带。其作为都城的历史近三百五十年，实际使用年代近八百年，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

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营建长乐宫，揭开了长安城建设的序幕。公元前199年，丞相萧何提出“非壮丽无以重威”，营建未央宫，立东闹、北闹、前殿、武库、太仓。惠帝三年、五年筑长安城墙，六年建西市。武帝元朔五年，在城南安门外建太学。元鼎二年修柏梁台。太初元年，在城西上林苑修建章宫，其东修凤阙，高二十余丈；其北开凿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并建神明台、井于楼，高五十余丈。太初四年又在长乐宫北建明光宫。至此，西汉长安城规模初定。平帝元始四年，在长安城南修建明堂辟雍，从而结束了西汉王朝对其都城的营建。王莽篡位后拆除上林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等十余处建筑，将所得材料在城南营建新朝九庙，耗资数百万，卒徒死亡近万人。光武帝刘秀灭莽后建立东汉，把高庙和西汉十一陵，并修长安宫室。

由于长安城是利用原有基础逐步扩建的，而且北面靠近渭水，所以城市布局并不规则，未央宫偏于西南侧，正门向北，形成一条轴线。大臣的甲第区在北厥外；大街东西还分布着九个市场；未央宫东厥外是武库和长乐宫。北侧靠近渭水地势较低处，布置着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及市场和居民的闾里。

汉长安城共有比较大的宫殿三座。位于城东南的是长乐宫，周长9公里，面积5平方公里，占汉长安城面积的六分之一，宫内共有前殿、宣德殿等十四座宫殿台阁。位于城西南的是未央宫，始终是汉代的政治中心，史称西宫，其周长9公里，面积5平方公里，占城面积七分之一，宫内共有四十多个宫殿台阁，十分壮丽雄伟。建章宫是一组宫殿群，周围十余公里，号称“千门万户”。

长安城每面都有三座门，其中东面靠北的宣平门是通往东都洛阳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一带居民稠密。向北经横桥去渭北的横门，正对未央宫正门，又是去渭北各地的咽喉，所以街市特别热闹。

汉长安的另一特点是在东南与北面郊区设置了七座城市——陵邑，所谓“七星伴月”，这些陵邑都是从各地强制迁移富豪之家来此居住，用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长安城的街道有“八街”“九陌”，通向城门的八条主干道即是“八街”，这些街都分成了股道，用排水沟分开，中间为皇帝专用的御道——驰道，其他人即使是太子也不能使用。街两旁植树，街道排水沟通至城门，以涵洞排泄雨水。

汉长安城以其宏大的规模、整齐的布局而载入城市建设发展的史册。

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圆形像辟（辟即璧，为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明堂辟雍建于西汉元始四年（公元前150年左右），按照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位于长安南门外大道东侧。明堂方位正南北，外围方院，四面正中有两层的门楼，院外环绕圆形水沟，院内四角建曲尺形配房，中央的夯土圆形低台上有折角十字形平面夯土高台明堂遗址。

明堂原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的三层台榭式建筑。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夹室，共为“十二堂”，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中层四面每面也各有一堂，即明堂（南）、玄堂（北）、青阳（东）、总章（西）四“堂”；上层台顶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呈井字形构图，为金、木、水、火、土五室，祭祀五位天帝，五室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象。

整群建筑十字对称，气度恢弘，符合它包纳天地的身份。

长城

长城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意大利的比萨斜塔等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战争时代的军事防御工程。

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就开始沿边界修筑烽火台。敌人来时，在台上举烟，通报敌情。春秋战国时，有二十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敌国开始营建长城，随后，齐、燕、魏、赵、秦等国基于相同的目的也开始修筑自己的长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防范北方匈奴的突袭，于公元前213年发起了修筑长城的巨大工程，把秦、燕、赵、魏的原有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建。整个工程共征用民工三十万人，连续花了十多年方告完成，建成了西起甘肃临洮（今岷县），沿着黄河到内蒙古临河，北达阴山，南到山西雁门关，东抵辽东，全长达三千多公里的长城。

汉代除重修秦长城外，又修筑了内蒙古河套南的朔方长城，以及凉州西段长城。凉州西段长城北起内蒙古屠延海（今额济纳旗境内），沿额济河，经甘肃金塔，西到安西、敦煌、玉门关进入新疆。修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黑龙江北岸，覆盖古丝绸之路一半路程，全长近一万公里，历史上最长的长城。整座长城“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构成了一个严整的防御体系。

汉以后的北魏、北齐、隋、金等朝代都对长城进行过部分修建。到了明代，为了防御鞑靼、瓦剌族的侵扰，经过二十次大规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到辽东虎山，全长6350公里的边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长城。整个重修过程前后达一百多年，可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其中，山西以东的长城采用内部夯土，外面用砖石砌筑的方式，山西以西的长城全用夯土筑成。

整座长城在地势险峻的要地又建有很多关城，著名的有嘉峪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其中嘉峪关是现存长城关城中最完整的一处。它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气势雄伟，布局周密，结构严谨，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相传，在修建这座雄关时，不但设计和建造技艺高超，而且连用料的计算也非常精确。在关城建成之后，仅剩了一块砖，这块砖被后人放在重关的小楼上，作为纪念。

长城有时有内外多重，甚至多达二十余重，将所有城墙相加，有14600余里。若将两千年间历代所筑长城加起来，估计总长可以达到十万里，足可围绕地球一圈而有余。长城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防范了北方游牧人的侵袭，保证中原的安宁，使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也促进了边关各民族的和平贸易与交流。

绵延万余里的长城穿越在崇山峻岭、急流、溪谷等险峻的地段之上，城墙多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脊线延伸，常利用山脊外侧为陡崖的地形，山、墙相依，更加险固。那雄伟的关城，坚不可摧的城墙，挺然峭拔的城楼、角楼和敌台，孤绝独出的烽火台，它们所构成的点、线、面结合的神奇构图，都转化成了美的韵律，美的节奏。美学家评论说：长城“宛如神奇的巨笔在北国大地上一笔挥就的气势磅礴的草书。城上的敌楼就是这草书中的顿挫，雄关就是这草书的转折，而亭障、墩、堠则是这草书中错落的散点，形成一幅结构完整的艺术巨作，是真正的大地艺术”。

今天，长城作为军事工事的实用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它的美却长存了下来，长城的美是一种崇高的美，一种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美，以雄伟、刚强、宏大、粗犷为特征，是中国人追求和平并勇于开拓进取精神的体现，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感情。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丰碑和智慧结晶，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相承和民族精神。

长城的重要关塞

万里长城共有二百来个关塞，其中较为著名的莫过于八达岭、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玉门关等等。

八达领位于延庆县，是明代长城保存得较完整的一段，其关城建于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东窄西宽，呈梯形，有东西二门，东名居庸外镇，西名北门锁钥，都是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南北两面各开一豁口，接连关城城墙，台上四周有砖砌垛口。这一段的城墙，依山势修筑，墙身高大坚固，下部为条石台基，上部采用大型城砖砌筑，内填泥土和石块。顶部地面铺墁方砖，嵌缝密实。内侧为字墙，外侧为垛墙，垛墙上方有垛口，下方有射洞。山势陡峭处，砌成梯道，山脊高地、城墙转角或险要处，则筑有堡垒式城台、敌台或墙台。城墙高低宽窄不一，平均高7米余，有些地段高达14米，墙基平均宽6.5米，顶宽5米余，可容五马并驰或十人并进。

居庸关位于昌平县。居庸关的名字，是取“徙居庸徒”的意思。相传秦始皇修筑长城时，把强征来的民夫士卒徙居于此。汉代沿称，三国时代名西关，北齐时改纳款关，唐代有居庸关、蓟门关、军都关等名称。此后各代仍称居庸关口。砌旁群山耸立，翠嶂重叠，中有长达二公里的溪行，俗称关沟。这里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金山岭在河北滦平县巴克什营花楼沟一带，因修筑于燕山第一峰雾灵峰与古北口卧虎岭之间的大、小金山之上，故有此名。此段长城建于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相传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和谭纶修建的，长约三十公里，依山势蜿蜒曲折，高低隐现，气势磅礴。由于这里地势低缓，易攻难守，城墙修筑得十分厚实坚固，烽火台巍峨高大，城关要塞星罗棋布，楼台密集，共有158座之多。这些楼台形式各有不同，楼墩有方形、扁形、圆形等，楼顶有船篷、穹隆、四角和八角钻天等形状，此外还有不多孔眼的望台，以及长城沿线少见的库房楼等。

山海关坐落于河北秦皇岛东北，是中国华北与东北交通必经的关隘。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徐达在此修筑长城，建关城设卫。关城北倚峰峦叠翠的燕山山脉，南临波涛汹涌的渤海湾，因此得名山海关。关城平面呈方形，周长4公里，高14米，厚7米。有城门四座，东门最为壮观，内悬“天下第一关”匾额，西门名迎恩，南门名望洋，北门名威远，各门上都筑城楼，城中心建钟鼓楼，城外有护城河。

嘉峪关位于甘肃戈壁滩上嘉峪关镇西南隅，坐落在祁连山脉文殊山与合黎山脉黑山间的峡谷地带嘉峪塬上，是万里长城西端的终点。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但是早在汉隋两代已建有墩台，由于地势险要，建筑雄伟，自古以来称为“天下雄关”，是扼守河西走廊的第一要隘，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嘉峪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整个建筑由内城、外城、城墙等部分组成“城内有城”，它作为内地与西域、中原与大漠之间纷争与融合的见证，悲壮而辉煌。

玉门关位于甘肃敦煌市北境。汉武帝为抗御匈奴，联络西域各国，隔绝羌、胡，开辟东西交通，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分段修筑障塞烽燧，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由令居（今甘肃永登县）筑塞至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门关。

阿房宫

秦始皇在他即位的第三十五年，“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于是要再造一个宫殿。大臣问造在哪里，秦始皇说：“阿房”。“阿房”并非实际地名，意思是“近旁”、“旁边”。听了始皇的话，大臣们就命工匠在咸阳宫旁边的上林苑建了一个“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庞大宫殿——阿房宫。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规模如此巨大的阿房宫，直到秦始皇死时都未建好，由秦二世继续营建。然而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对阿房宫的无尽幻想。

尽管美轮美奂的阿房宫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中，但我们仍可以以管窥豹。现存的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三桥镇南一带，面积约8平方公里。遗址内有阿房宫前殿、“上天台”、北阙门等夯土台或基址19处。其中前殿遗址的夯土台东西长1320米，南北宽420米，高7—9米，台上发现石础，陶水管道，并散布大量板瓦、筒瓦、瓦当，可谓中国古代最大的夯土建筑台基。这也反映出秦朝的宫苑建筑大抵因势而筑，即随着自然形势来筑造，规模宏伟壮丽，极力标榜帝王的尊严和极权。

上林苑

历代帝王不仅在都城内建有宫苑，在郊外和其他地方也建有离宫别苑。有的朝贺和处理政事的宫殿，也称为行宫。著名的宫苑，汉有上林苑、建章宫，南北朝有华林苑、龙腾苑，隋有西苑，唐有兴庆宫、大明宫和九成宫，北宋有艮岳，明有西苑，清有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等。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在国力强盛之时，开始大造宫苑。把秦的旧苑上林苑，加以扩建形成苑中有宛，苑中有宫，苑中有观，地跨长安、咸宁、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纵横三百里，有霸、产、泾、渭、丰、镐、牢、橘八水出入其中。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汉旧仪》所载看出：“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另《关中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上林苑一方面养百兽供帝王狩猎，完全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苑中又有宫与观（供登高远望的建筑）等园林建筑，并作为苑的主题。

上林苑中共有三十六苑，如宜春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等，各个不同的苑又有不同的用途。如思贤苑是专为招宾客的，实际上是搜罗人才的地方。御宿苑则是汉武帝的禁苑，是他在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上林苑中还有一些各有用途的宫、观建筑，如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橘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园划分成若干景区和空间，使各个景区都有景观主题和特点，后来我国历代皇家园林都师承了汉代苑的活动内容。

上林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景区，如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大一池、郎池等池沼水景。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40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据《三辅故事》记载：“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鱼，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据《史记·平准书》和《关中记》，修昆明池是用来训练水军。在池的东西两岸立牵牛、织女的石像。

建章宫是上林苑中最重要的宫城。建章宫北太液池是组景很好的园林景区，池中有蓬莱、瀛洲、方丈，像海中神山。《两京杂记》记载：“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杉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彩盖，故取为名。”又有彩蛾池，“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鹊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这都说明太液池水景区的水面划分与空间处理，以及水面的意境都很有奇趣。

上林苑中的植物相当丰富，特别是远近群臣各献奇树异果，单是朝臣所献就有二千多种。

上林苑既有优美的自然景物，又有华美的宫室组群分布其中，包罗多种生活内容，是秦汉时期宫苑建筑的典型。在当时的园林布局中，栽树移花、凿池引泉不仅已普遍运用，而且也开始注重石构的艺术，进行叠石造山，这也是通常的造园手法，自然山水，人工为之。苑内除动植物景色外，还充分注意了以动为主的水景处理，学习了自然山水的形式，以期达到坐观静赏、动中有静的景观目的。这种人为的园林山水造景的出现，为以后的山水园林艺术设计与发展开创了先例。

建章宫

汉武帝刘彻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造了建章宫。《三辅黄图》载：“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武帝为了往来方便，从未央宫直至建章宫筑有飞阁辇道。

就建章宫的布局来看，从正门圆阙、玉堂、建章前殿和天梁宫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宫室分布在左右，全部围以阁道。宫城内北部为太液池，筑有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宫城西面为唐中庭、唐中池。中轴线上有多重门、阙，正门曰阊阖，也叫璧门，高25丈，是城关式建筑。后为玉堂，建台上。屋顶上有铜凤，高五尺，饰黄金，下有转枢，可随风转动。在璧门北，起圆阙，高25丈，其左有别凤阙，其右有井干楼。进圆阙门内二百步，最后到达建在高台上的建章前殿，气魄十分雄伟。宫城中还分布众多不同组合的殿堂建筑。璧门之西有神明，台高50丈，为祭金人处，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承接雨露。

建章宫北为太液池。《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太液池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人工湖，因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

太液池畔有石雕装饰。《三辅故事》载：“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龟二枚，各长六尺。”太液池畔有大量植物和禽鸟：“太液池边皆是雕胡（茭白之结实者）、紫择（葭芦）、绿节（茭白）之类……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鹪青、鸿猊，动辄成群。”

太液池三神山浮于大海般的悠悠烟水之上，水光山色，相映成趣；岸边满布水生植物，平沙上禽鸟成群，生意盎然，开后世自然山水宫苑的先河。

汉阙

我国现存的汉阙都为墓阚，在现存三十座汉代石阙中较为完整的一座是位于四川雅安市城东汉碑村的高颐阙。它是东汉益州太守高颐及其弟高实的双墓阙的一部分。东西两阙相距13.6米，东阙现仅存阙身，西阙即高颐阙保存完好。高颐阙由红色硬质长石英砂岩石堆砌而成，为有子阙的重檐四阿式仿木结构建筑，其中上下檐之间相距十分紧密。阙顶部为瓦当状，脊正中雕刻一只展翅欲飞、口含组绶（古代玉佩上系玉用的丝带）的雄鹰。阙身置于石基之上，表面刻有柱子和额坊，柱上置有两层斗拱，支撑着檐壁。檐壁上刻着人物车马、飞禽走兽。

高颐阙经历一千七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和地震危害仍巍然屹立，其造型雄伟，轮廓曲折变化，古朴浑厚，雕刻精湛，充分表现了汉代建筑的端庄秀美。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十二公里，北依邙山，南近洛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府兴建的第一座寺院，被佛门弟子公认为“祖庭”和“释源”，号称“中国第一古刹”。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迄今已历一千九百余年的岁月。

据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位身高六丈，背项发光的神异金人从空中飞行而来。明帝不知此梦是吉是凶，第二天便询问众臣。一位叫傅毅的大臣叩首答道：梦见的金人是天竺圣人。于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派遣蔡谙、秦景、王遵等十多人由洛阳出发，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法。这十多位西行求法者过天山、越葱岭，辗转来到今阿富汗一带的古大月氏国。在那里，他们巧遇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遂同二位高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返回中土。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正西门）外，根据天竺佛寺式样，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寺院。鉴于佛经佛像由白马驮载而来，遂名白马寺。

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整个寺庙布局规整，风格古朴。园内古树成荫，四时落英缤纷，增添了佛国净土的清净气氛。

白马寺山门采用牌坊式的一门三洞的石砌弧券门。“山门”是中国佛寺的正门，一般由三个门组成，象征佛教“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由于中国古代许多寺院建在山村里，故又有“山门”之称。红色的门楣上嵌着“白马寺”的青石题刻，是东汉遗物，为白马寺最早的古迹。山门左右两侧各立一匹青石圆雕马，身高1.75米，长2.20米，作低头负重状。相传这两匹石雕马原在永庆公主（宋太祖赵匡胤之女）驸马、右马将军魏咸信的墓前，后由白马寺的住持德结和尚搬迁至此。

山门西侧有一座《重修西京白马寺记》石碑。这是宋太宗赵光义下令重修白马寺时，由苏易简撰写，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刻碑立于寺内的。碑文分五节，矩形书写，人称“断文碑”。山门东侧有一座高3.50米，宽1.15米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石碑，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两次下诏修建白马寺，由当时白马寺沙门文才和尚撰写的。文才和尚即我国元代著名华严大师，曾被忽必烈敕命为白马寺住持，号“释源宗主”。碑额为篆书，碑文楷书，记述了白马寺的创建和历史沿革，碑文字体潇洒工丽，丰神秀骨，堪称书法艺术优秀之作。

白马寺的第一殿——天王殿系元代建筑，明清两代均重修，为一座单檐歇山式建筑。殿基高0.9米，长20.5米，宽14.5米，是明朝由原山门殿改建而成的。整个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周绕以回廊。屋顶正脊有“风调雨顺”、后脊有“国泰民安”几个大字。殿内两侧泥塑四大天王像。中央佛龛内是明代塑造的弥勒笑像。

在佛教传说中，弥勒菩萨将继承释迦牟尼佛位，成为未来佛。

另一种民间传说是：五代时，浙江一带有位名叫契此的和尚，他经常用一根锡杖肩背布袋来往于热闹的街市，人们称他布袋和尚。这位和尚逢人乞讨，随地睡觉，形似疯癫。他在临死时，说了这样一个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于是人们就把他当做弥勒的化身。

天王殿后是大佛殿，长22.6米，宽16.3米，殿脊前部有“佛光普照”、后部有“法轮常转”各四个字。殿的中央供奉着三尊佛像：中为释迦牟尼，左为摩诃迦叶，右为阿难。这三尊佛像构成了“释迦灵山会说法像”。三佛旁边，还有手拿经卷的文殊和手持如意的普贤两个胁侍菩萨。释迦牟尼佛像背后是观音菩萨像。殿内还有一口引人注目的大钟，高1.65米，重1500公斤，上饰盘龙花纹，刻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并附诗一首：“钟声响彻梵王宫，下通地府震幽冥。西送金马天边去，急催东方玉兔升。”据说，此口钟与当时洛阳城内钟楼上的大钟遥相呼应，每天清晨，寺僧焚香诵经，撞钟报时，洛阳城内的钟声也跟着响起来。

“释迦灵山会说法像”取材于一个佛教禅宗典故。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面对众弟子，闭口不说一字，只是手拈鲜花，面带微笑。众人惘然，只有摩诃迦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释迦牟尼见此，就说：“我有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样，摩诃迦叶就成了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传人，中国佛教禅宗也奉摩诃迦叶为西土第一祖师。

大佛殿之后，是一座悬山式建筑“大雄宝殿”。它长22.8米，宽14.2米，是寺院内最大的殿宇。殿内贴金滩花的大佛龛内塑的是三世佛：中为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左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三尊佛像前，站着执持法器的韦驮、韦力两位护法天将。两侧排列十八尊神态各异、眉目俊朗的罗汉塑像。这十八罗汉都是用漆、麻、丝、绸在泥胎上层层裱裹，然后揭出泥胎，制成塑像，这种“脱胎漆”工艺叫夹干漆工艺，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乃寺中塑像之精品。背后殿壁上还整齐地刻镂着五千余尊微型佛像。

大雄宝殿后为一般寺院所罕见的接引殿，殿长14米，进深10.7米，为双层殿基，是寺内最小建筑。殿内供西方三圣，中为阿弥陀佛立像，左边为持净瓶的观世膏菩萨，右边握牟尼宝珠的是大势至菩萨，均为清代泥塑。

毗卢阁是白马寺内最后一座佛殿，坐落于清凉台上，系一组庭院式建筑。清凉台原是明帝少时读书乘凉之处，后为摄摩腾、竺法兰译经之所，在寺中位置最高，长43米，宽33米，高5米。正面大殿毗卢殿为重檐歇山楼阁式建筑，长15.81米，宽10.6米，初建于唐，元、明、清历代都曾重修。阁内正中有一座砖台座，设一木龛，龛内供奉一尊毗卢佛像，左立文殊，右立普贤，这一佛两菩萨，在佛教中合称“华严三圣”。

寺院外东南约200米处，有一座十三层方形密檐式砖塔，塔边长7.8米，通高35米，玲珑挺拔，古雅秀丽，曰“齐云塔”。每层南边开一拱门可以登临眺望。齐云塔本称释迦舍利塔、金方塔、白马寺塔。据白马寺现存碑刻和某些佛籍载，公元69年，汉明帝敕建佛塔，“芨若岳峙，号曰齐云。”此塔宋代遭毁，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重修，距今有八百年历史。齐云塔是洛阳现存最早的古建筑，也是中原为数不多的金代建筑遗存之一。

寺南还有两座夯筑高士台，台上立着一块“东汉释道焚经台”字样的通碑，这个焚经台记述了佛教徒与中国方士之间的一场角逐，以佛教取胜而告终，汉朝佛教由此兴盛。

寺院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座丘冢，安息着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

魏晋南北朝建筑大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战乱的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公元220年，腐朽的东汉政权被三国鼎立的局面代替，国内暂时安定。司马氏篡魏自立，并于265年统一全国，史称西晋。西晋覆亡后，一批官僚、士族逃往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率部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了公元42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城镇空间艺术的重要阶段，是其逐步定型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魏邺城、北魏洛阳为代表的城镇，直接为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提供了蓝本，奠定了以后城镇空间艺术发展的基础。

由于中原混乱，民族大量南迁，江淮流域及闽粤一带经济得到发展，结合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如：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建康城、大城镇杭州、广陵（扬州）、明州（宁波）等。这时城镇的特点是：权力中心结构、区划分明，布局严谨；城镇道路严整，主干轴丁字交于宫前，把中轴对称布局的手法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及整个城镇空间，把构成轴线的建筑物集中成线型空间，形成景观序列，丰富了城镇空间景观艺术。

北魏洛阳是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的，它综合了古代都城建筑的有益经验，改变了“面朝背市”的束缚，也克服了汉长安、洛阳缺少规划的缺欠，形成城市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都城。洛阳城按不同的功用，明确划区，宫城集中，突出了皇权思想，居住区划和商业区划则严格整齐。这时的高台建筑虽已减少，但宫殿的设计仍继承前代的传统，常是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形成高低错落、复杂而灵巧的外观。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从小城镇群集组合方式发展成大城镇空间整体有机构架的雏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它具体地提出并实践了由秦汉时期向隋唐鼎盛时期过渡的承前启后的封建城镇空间建设的方法和制度，影响了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都城空间建设。

东晋的都城建康则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适应发展的需要和防御目的，并考虑了观赏游览的要求，利用河川湖泊，造成虎踞龙盘的形式。湖泊水面与寺庙多变的空间变化相辉映，使建康城具有园林化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纤，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由于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所以，他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的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崇，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记载：“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园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引来金谷涧的水，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飞禽鸡鸭等，真是优哉游哉。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难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帝王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曹丕。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魏武帝曹操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他在为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不仅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而且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从考古发掘来看，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二、由于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出现了规模较大、布局规整、较豪华的地宫。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三、陵寝建制无一定规律，而是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四、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雅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社会，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掩埋”办法，不起坟，也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逐渐恢复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三、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

早在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的发展更是如破土春笋般迅速，佛教建筑被大量兴建，出现了许多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与壁画。据记载，北魏建有佛寺三万多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南朝都城建康也建有佛寺五百多所。在不少地区还开凿石窟寺，雕造佛像。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重要的石窟寺有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峰峰南响堂山和北响堂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佛教是由印度（天竺）经西域传入内地的，所以，初期佛寺的布局融进了许多印度、西亚的建筑形制与风格，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建于北魏时期（公元516年）的永宁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寺。寺院规制宏大，堪与宫廷建筑相比拟，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永宁寺塔是一座平面方形木结构阁楼式塔，由以郭安兴为首的工匠修建。据称塔高90丈，刹高10丈，共9层，距京城百里都可遥遥望见。塔有四面，每面三门六窗，朱漆扉扇，绣柱金铺。遗憾的是，该塔于北魏末年被焚毁。

这一时期还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将宅第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宅第，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此时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河南登封建于公元523年的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唯一平面十二边形的塔。塔高39.5米，共十五层，形制雄健，而曲线形成的外轮廓又十分秀丽，是古代佛塔中的重要代表。

总体来讲，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结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代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此时期建筑艺术及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方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屋顶方面，正脊与鸱尾衔接成柔和的曲线，出檐深远，给人以庄重而柔丽的浑然一体之感。并以二方连续展示的花纹以卷草、缠枝等为基调，十分高雅、华美，为隋唐装饰风格奠定了基础。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

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瓦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金属材料被用作装饰。在技术方面，大量木塔的建造，显示了木结构技术的提高；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的建造标志着石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石工的雕凿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时已出现少量的琉璃瓦，一般只用于个别重要的宫室屋顶作剪边处理，色彩以绿为主。在装饰方面，一般建筑物是“朱柱素壁”的朴素风格，而重要建筑物则画有彩绘并且常常画有壁画，“图象古昔，以当箴规”。

刘备惠陵

蜀先主昭烈皇帝刘备的惠陵位于四川成都市南郊，由夯土垒筑而成，呈圆形。砖砌成的垣墙环绕陵冢，周长180多米。陵前有乾隆年间刻制的穹碑，碑身镌刻“汉昭烈皇帝之陵”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陵的前方建有寝殿。惠陵西侧原来建有“昭烈庙”和“武侯祠”。据记载，武侯祠始建于公元4世纪，盛唐诗人李商隐游惠陵时，曾写下“武侯祠古柏”一诗。杜甫也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的诗句，可见当时惠陵周围古柏苍郁，气势宏伟。

惠陵苍松环抱，庄典肃穆；武侯祠绿瓦飞檐，雕梁画栋，交相辉映，气象万千。

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文明太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冯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北镇川乡附近，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的方山南部。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17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永园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宋武帝初宁陵

初宁陵是宋武帝刘裕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江苏南京市麒麟门外的麒麟铺。

初宁陵原有规模较大，内有寝殿和陵庙建筑，但是陵园建筑多毁于兵火，陵冢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仅存陵前神道两旁的天禄和麒麟石雕。天禄居东，已经残缺不全，目嗔口张，昂首宽胸，五爪抓地，双角已失，有须子和双翼，翼呈鳞羽和长翎状，卷曲如勾云纹，极富装饰意味。麒麟居西，四足已失，体态与天禄对称，仅头略向后仰，独角尖已残断，双翼的形状与天禄相似。两尊石雕造型凝重、古朴，与汉代石雕刻风格一脉相承。

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修安陵，位于江苏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是南朝时期石雕艺术的珍品。

南朝建康

建康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地带，西临长江，北枕玄武湖，东依钟山，形势险要，向有“虎踞龙盘”之称。南朝都城建康最早为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建的越城，历东晋、宋、齐、梁、陈三百余年，共有六朝建都于此。

建康城周围20里，有12座城门。宫城位于都城北侧，周围8里。官署多沿宫城前中间御街向南延伸；居民多集中于都城以南秦淮河两岸的广阔地区，大臣贵族多居于青溪、潮沟两岸。在宫城南面两侧又各建小城两座，东面是供宰相居住的东府城，西面是扬州刺史所在的西州城。濒临长江的石头城则是保卫建康的重要军垒。

整个建康城按地形布置，形成了不规则的布局，中间的御街砥直向南，可直望城南牛首山，其他道路都是“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可见地形对城市布局起着明显的作用。相比其他新建都城，建康城具有更为丰富的城市轮廓线，更贴近自然山水的人居环境，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城市特色。

此外，南朝佛教极盛，尤其是梁代，故建康城内有几百座佛寺，唐朝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建康还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内有不少外国使者、商人及僧侣，为城市增添了几分活力。

北魏洛阳

北魏洛阳参照西晋洛阳都城宫室而建，一年后规模初具。七年后于京城四面筑居民里坊及外郭。

北魏洛阳的总体城市布局是，京城居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宫城位于京城偏北，官署、太庙和永宁寺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两侧。城南还设有灵台、名堂和太学。市场集中在城东的洛阳小市和城西的洛阳大市两处，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门外四通市。

宫城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与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相对，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居民有十万九千余户，加上皇室、军队、佛寺等，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以上。城郭之间采用里坊制，里坊的规模是一里300步见方，每里开4座门，每门有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里中住户，可见当时对居民控制是很严的。

荟林苑

古都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在洛阳城内北偏东的芸林苑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

据《魏春秋》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崇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

又据《魏略》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掉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苑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

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又有各种动物和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

云冈石窟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亥4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开凿了五个洞窟，共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祖、太宗、世祖、高宗和高祖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窟，也称“昙曜五窟”。

文成帝去世后，献文帝和孝文帝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七、八双窟，第九、十双窟，第一、二双窟，第五、六双窟和第十一、十二、十三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冈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三窟的基础工程，第十六、十七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二十窟以西的个别小窟。

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公元526年）期间，云冈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完整而精妙的佛像造型于2001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最小的佛像2厘米，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

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公元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柱，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

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第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第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士、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

昙曜五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十六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十七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十八窟本尊为身披各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十九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二十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5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

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九至十三窟。这五窟因清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九、十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十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十至十三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十二窟为中心窟。第十一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第十二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十三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

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第一至第四窟，均为塔洞。第一、二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衣纹流畅的一佛二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6.2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二十一至四十五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后的作品。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皱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第三十九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承托出檐，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四十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窟艺术的格调。

纵观群佛，他们的形态神采各异，或居中正坐，或击鼓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又名伊阙），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间（公元494年），后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和北宋数代营造，共有2100多个窟龛，10万尊造像，遗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

龙门石窟以古阳洞和宾阳洞为代表。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它原为天然石灰岩洞，后被加工成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石窟。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各凿三层像龛，龛楣、龛额的图饰设计奇制诡异，细致灵巧，并雕有飞天、佛传故事和礼佛图等。

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后开凿的第二大窟，在北魏龙门石窟中最有代表性。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求冥福而修建的，原计划开凿三座石窟，但耗时23年，动工802366人次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宾阳洞平面呈马蹄形，穹隆顶，尖拱形门，正面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各为一佛二菩萨，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侧壁有佛传故事和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用以宣扬佛法、赞颂佛家的累世善行和炫耀帝后的威仪。

除了古阳洞和宾阳洞二窟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普泰洞和天统洞等。同时，因为佛教的进一步兴盛普及，在龙门石窟洞壁的浮雕上，出现了以多画面来表示一个完整佛教经传故事的艺术手法，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县东南的麦积山上，因其外观“如民间积麦之状”而得名。从北魏至清代，历代有凿窟，共保存了从公元4—19世纪约1500年间的泥塑、石雕7200多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

按照时间，石窟的营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第一阶段，也是石窟开凿的高潮期；隋唐为第二阶段，但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品已不多；宋代是第三阶段，是麦积山石窟兴建的又一个高峰，并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一定的地方色彩。

在十六国和南北朝阶段的开凿初期（约公元384—494年），窟龛多为平面方形、平顶或圆顶，内置三世佛、七佛或千佛。佛像多为方面大耳，头梳高髻，额广平正，眉高目长，硕口微闭，身披偏袒右肩袈裟。菩萨像多为长方面孔，鼻直口方，面含笑容，上身袒露，薄衣贴体。随着民族融合加剧，开窟造像的艺术手法也迅速汉化，且形式日趋多样。部分窟龛内出现十大弟子形象，并绘有佛教壁画。佛像的面相普遍变长，五官缩小，眉如新月，双目半睁，唇薄且翘，略带微笑，身披通肩袈裟，垂于座前。菩萨则面相清秀，满含笑容，身材细长，装束繁褥，衣带飘舞，风姿潇洒。此阶段后期，窟龛的规模和结构趋于宏大，多为崖阁式大窟。窟内造像以七佛为主，造像摆脱了以前秀骨清相的特点，代以敦厚壮实的风格。佛像面相丰满圆润、粗颈宽肩，腹部突出，头梳低平肉髻，衣饰为紧窄通肩大衣或下垂袈裟，周围有弟子、菩萨。

隋唐时期，麦积山的开窟造像活动依旧兴盛，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仅有少量的壁画和雕塑，形象较为拘泥呆板。

至宋代，麦积山石窟的营建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宋代佛像面相略长而丰润，身姿挺拔有力，眉眼多上撩，别具神采。宋代窟龛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罗汉、力士像，虽深沉、激奋，极尽夸张之能事，却自然合理，不失真实。各组塑像中，尽管个体的身份、体量等都不尽相同，却通过手势、动作和神态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这些窟龛中的一些塑像是就前朝塑像加塑而成的，在姿态手印都不改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各部分的协调统一，呈现出宋代雕塑的独特风格，充分显示了宋代工匠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南宋以后，麦积山石窟虽仍有零星兴建，但在艺术上已无新鲜之处了。

由于麦积山岩系红土与砂石构成的砾岩，只能开凿窟龛，不宜造像，所以，这里的塑像都是泥塑，泥塑又分圆塑、高浮雕、粘贴塑、壁塑四种。数以千计的与真人大小相仿的圆塑，从约16米的佛像到10厘米的小塑像，从神圣的佛到天王脚下“金角银蹄”的牛犊，都精巧细腻，栩栩如生。这些塑像把神人格化，极富生活情趣，令人感到亲切。

永宁寺木塔

根据文献记载，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内宫城正门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侧，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寺院整体为南北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

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木塔居于寺院正中，木塔高大巍峨，宏伟壮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是当时体量最大的佛塔。据载，该塔有九层，架木为之。地基夯土约100平方米，在当时地下厚达6米。木塔高22米，内为夯土，周壁包砌青石，四面各设一条漫道。基座38.2平方米，共有5圈124个木柱柱槽或础石组成的柱网。第四圈木柱以内为土坯和木柱等混砌的方形塔心实体，每边长19.8米，残高3.7米，东、南、西三侧壁面各砌出五个弧形内凹的壁龛以供奉佛像的神龛。在塔心实体外侧即第四、五圈木柱之间，为环绕塔心的木塔初层殿堂。每面各有殿堂九间，除四角各一间为两面共用，实际共有三十二间。殿堂之间皆不设隔墙，形成环塔心回廊，以方便人们绕塔礼佛。第五圈柱间设置有前檐墙和门、窗，每面各开三门六窗。

塔刹上有宝瓶，可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悬金铎。刹上引向塔顶四角有铁锁链，链上与九层浮屠四角也都悬有金铎，上下共一百二十铎。每至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该塔位于河南登封县城西北约六公里，太室山南麓的嵩岳寺内，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嵩岳寺塔上下浑砖砌就，层叠布以密檐，外涂白灰，内为楼阁式，外为密檐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多角形密檐式砖塔。总高41米左右，周长33.72米，塔身呈平面等边十二角形，中央塔室为正八角形，塔室宽7.6米，底层砖砌，塔壁厚2.45米，塔室于底层开东、西、南、北四门。这样的十二边形塔在中国现存的数百座砖塔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这种密檐形式在南北朝期间也是少见的，为我国密檐式砖塔之始创。

该塔不仅以其独特的平面形制而闻名，而且还以其优美的体形轮廓而著称于世。从结构上看，它由基台、塔身、密檐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基台高0.85米，出塔身1.60米，平面亦为十二角形，正面有方形月台，后边有角道，均与基台等高，前后对应，布局协调。基台之上，塔身的高度占全塔总高的三分之一。塔身中部以腰檐区分上下两段。下段塔身除拱道外，没有任何装饰，上段则仿木构而建。塔身之上，是层次密集的十五层塔檐。各檐叠砖的数目自下而上逐渐递减，致使十五层密檐层层向上紧缩，形成既刚劲有力又轻快秀丽的抛物线形轮廓。密檐之上是由七十层青砖雕砌而成的塔刹，高3.5米，自上而下，由宝珠、七重相轮、仰莲状受花、宝装莲花式覆钵和刹座组成，极为壮观。整个塔室上下贯通，呈圆筒状。塔室内置佛台佛像，供和尚和香客绕塔做佛事之用。

该塔刚劲雄伟，却是用砖和黄泥粘砌而成，砖塔小而且薄，轻快秀丽，历经千余年风霜雨露侵蚀而依然坚固不坏，至今保存完好，充分表明了我国古代建筑工艺之高妙精巧。

隋唐建筑大观

公元581—907年，隋唐国内民族大统一，又与西域交往频繁，更促进了多民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秦汉以来传统的理性精神中糅入了佛教的和西域的异国风味，以及南北朝以来的浪漫情调，形成了理性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格，把中国古代建筑推到了成熟阶段，并远播影响于朝鲜、日本。其特点是：都城气派宏伟，方整规则；宫殿、坛庙等大组群序列恢弘舒展，空间尺度很大；建筑造型浑厚，轮廓参差，装饰华丽；佛寺、佛塔、石窟寺的规模、形式、色调异常丰富多彩，表现出中外文化密切交汇的新鲜风格。

隋朝虽然是一个不足四十年的短命王朝，但在建筑上颇有作为：它修建了都城大兴城，营造了东都洛阳，经营了长江下游的江都（扬州），开凿了南起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东始江都，西抵长安（西安），长约2500公里的大运河；还动用百万人力，修筑万里长城。炀帝大业年间，名匠李春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

唐代建筑规模宏大，规划严整，中国建筑群的整体规划在这一时期日趋成熟。首都长安与东都洛阳规模巨大，且建筑布局也更加规范合理。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南北8651.7米，东西9721米，城内除了宫城与皇城外，还有108座由坊墙围绕的里坊与东西市，其规划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它甚至影响到渤海国东京城，日本平成京（今奈良市）和后来的平安京（今京都市）。

隋唐时代宫殿的规模很大。如隋代洛阳宫殿中的正殿干阳殿，殿身的高度有170尺。唐长安城内有三座宫城，一座是西内太极宫，一座是东内大明宫，另外一座是南内兴庆宫。即使是规模最小的兴庆宫，也比明清北京紫禁城大许多。东内大明宫极为雄伟，其遗址范围相当于紫禁城总面积的三倍多。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造在龙首原上，通过一个龙尾道到达殿前，两侧有翔鸾与栖凤两座阙楼，形成一个巨大而高耸的“凹”字形平面。含元殿前的门殿丹凤门，距离含元殿六百米，空间气势十分宏伟。武则天时期，她不顾儒臣反对，在洛阳宫拆除正殿建立明堂为国家盛典。明堂方88米，高86米，是唐代所建体量最大的建筑物，也是继汉武帝后兴建的唯一明堂。

唐代还专门订立了建筑法规——《营缮令》，规定哪一等级的官吏可以建什么规模的房屋，使用什么样的装饰，在居宅上表现出尊卑贵贱的关系。隋唐大规模建设也促进其建筑的标准化、模数化。洛阳遗址表明，隋代在规划时已以四坊为一组，每坊方一里，极有规律。隋唐各城市之周长也表明，各类城市的规模按坊数分级。隋洛阳宫、唐大明宫以及唐乾陵遗址都表明，在规划时按50丈的方格为控制网。大明宫、洛阳宫、渤海国上京宫殿，都把主殿建在全地盘的几何中心。

唐代在都城和地方城镇兴建了大量寺塔、道观，并继承前代续凿石窟佛寺，著名的有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南禅寺佛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兴教寺玄奘塔、大理千寻塔，以及敦煌石窟等。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比例较大，柱子较粗壮，多用板门和直柩窗，风格庄重朴实。

隋唐时期，皇家园林趋于华丽精致。隋代的西苑和唐代的禁苑都是山水构架巧妙、建筑结构精美、各类动植物繁多的皇家园林。北宋时期的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提到，唐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造的邸园，总数就有一千多处，足见当时园林发展的盛况。

另外，唐朝文人画家以风雅高洁自居，多自建园林，并将诗情画意融贯于园林之中，使我国的园林从仿写自然美，到掌握自然美，形成写意山水园阶段。如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公元700—760年）知音律，善绘画，爱佛理，他晚年在陕西蓝田县南终南山下作辋川别业。据《唐书》载：“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歌湖，竹里馆，茱萸汴，辛夷坞。”《山中与裴迪书》中有：“北泺玄霸，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网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水，明灭林外。深苍寒犬，吠声如豹。……步厌经，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卷山可望。轻倏出水，白鸥骄翼。”华子冈有：“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等诗句，说明园林建筑建在山岭起伏，树木葱郁的冈峦环抱中的辋川山谷，隐露相合。虽然辋川别业今已不复存，但从题名和诗情来看，辋川别业是有湖水之胜的天然山地园，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精心布置，构成湖光山色与园林相结合的园林胜景，再加上诗人的着力描绘，使得辋川别业处处引人入胜，流连忘返，犹如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淡雅超逸。

一代诗人白居易也像王维一样，营建了庐山草堂。堂前有平地广十丈，中为平台，台前有方池，广二十丈，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种植有白莲，亦养殖白鱼。由台往南，可抵石门涧，夹涧有古松老林，林下多灌丛萝。草堂北五丈，依原来的层崖，堆叠山石嵌空，上有杂木异草，四时一色。草堂东有瀑布，草堂西依北崖用剖竹架空，引崖上泉水，自檐下注，犹如飞泉。阴暗、显晦，晨昏，草堂千变万化各有异景，犹如多变的水墨画。

在陵墓建设方面，隋唐的帝王陵墓多倚山而建，气势更加雄壮异常。唐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共二十一帝，除武氏与高宗合葬，末代的两位皇帝葬在河南、山东外，其余都在陕西渭水北岸，号称“关中十八陵”。宏伟孤耸的陵园主峰，广阔浩大的陵园区域，庞大的皇亲勋臣陪葬墓，威武雄壮的神道石刻，使唐代皇陵和大唐盛世一样，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掀起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二次高潮。唐陵最突出的特点是“因山为陵”，就是利用自然孤山穿石成坟，气势恢弘辽阔，有很强的纪念性。

唐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整个陵区模仿都城，渗透着严格的礼制逻辑，陵区内有很多殿字楼阁组成的地面建筑，以突出皇权的尊严。在陵丘四周建方形围墙，称为内城，四面正中为门，设门楼，四角设角楼；南门朱雀门内建献殿，举行大祭典礼；朱雀门外是长达三四公里的神道，最南端以一对土阙开始，阙后为门，由此向北离朱雀门约数百米至一公里是第二对土阙及第二道门，再由此门通向朱雀门前的第三对土阙。在第一、二重门之间的广大范围分布众多的功臣陪葬，皇亲从葬墓，太宗昭陵的陪葬墓最多，达167座。陵区范围十分宏大，如昭陵和宣宗贞陵的周围达60公里，超过了长安郭城。乾陵周围40公里，相当于长安。

唐陵的陵墓石刻丰富多彩、威武雄壮、富有时代感。在神道两侧列石刻，以乾陵为例，由第二道门向北，自南而北列华表一对、翼马一对、浮雕鸵鸟一对、石马各附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此外，乾陵在石人和第三道阙之间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各一通，在第三道阙和阙北朱雀门前石狮之间左右共列六十一王宾石像。内城东、西、北三门与南门一样，门外也有石狮一对、土阙一对。北门土阙外又加立马三对，号为“六龙”，表明是帝宫的内厩。这些石刻无疑丰富了陵区内容，扩大了陵区控制空间，衬托出陵丘的高大，对于渲染尊严和崇高的气氛起了很大作用。

在建筑技术方面，隋唐也取得很大进展，木构架已经相当正确地运用了材料性能，出现了以“材”为木构架设计的标准，从而使构件的比例形式逐步趋向定型化，并出现了专门负责设计和组织施工的专业建筑师——梓人（都料匠）。唐代的木建筑实现了艺术加工与结构造型的统一，包括斗拱、柱子、房梁等在内的建筑构件均体现了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棂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

隋唐时代的砖石结构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代的佛塔大多采用砖石建造，高达50多米的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和大理千寻塔在内的唐塔均为砖石塔。而隋代由工匠李春建造的赵州安济桥，是完全用石材建造的，总跨度有37米多的大型石拱桥，这座曲线优美、带中心拱券及两侧敞肩券的石拱桥，造型十分典雅。

唐代的瓦有灰瓦、黑瓦和琉璃瓦三种。灰瓦较为疏松，用于一般建筑。黑瓦质地紧密，经过打磨，表面光滑，多使用于宫殿和寺庙上。唐代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如大明宫多使用绿色和蓝色琉璃瓦，并有绿色琉璃砖。还有用木做瓦、外涂油漆和“镂铜为瓦”的。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

唐代建筑的屋顶坡度较缓，屋顶曲线恰到好处，常用叠瓦脊和鸱尾，歇山顶的房屋收山很深，并配有精美的悬鱼；较重要的建筑都用线条鲜明的筒瓦，在屋脊上还常用不同颜色的瓦件“剪边”，更加突出了屋顶的轮廓。以上这些，再加上雄健的斗拱，深远的出檐，素雅的外墙粉饰和带“侧脚”、“生起”的立柱，使大唐建筑高贵富丽。

在色彩使用上，唐朝时期的建筑，一律采用朱红与白色的组合，产生了鲜艳悦目、简洁明快的色彩美。黄色是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

由于隋唐对外交往广泛，西境一度到达帕米尔以西的中亚一带，商业活动远及阿富汗、波斯、大食，并间接与东罗马来往。外来的装饰图案、雕刻手法、色彩组合诸方面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很多外来装饰纹样，经过中国手法表现，已经中国化，如当时盛行的卷草纹、连珠纹、八瓣宝相花等。

总之，隋唐建筑充分吸收这些外来影响，再加上中国传统建筑自身的特色，表现出一个强大、向上、有生命力的建筑体系。

隋文帝泰陵和隋炀帝陵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仅仅有二世，前后不到四十年，文帝和炀帝又都死于非命，所以在陵寝制度上，隋朝虽然恢复了秦汉封土为陵的规则，但是在营建规模上还远远不如秦汉陵寝那样高大宏伟。

隋文帝杨坚是华阴（今天的陕西）人。他建立了隋朝，年号是开皇。此后，他用九年时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持续三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在位一共二十多年，他推行均田制，创立了科举制度，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为以后唐代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称为“开皇之治”。他死后与皇后同坟异穴，合葬泰陵。

隋文帝的泰陵，大约在陕西扶风县城附近。陵冢往南是一座清代石碑，大约高三米，碑上刻着“隋文帝泰陵”五个清晰的大字，是乾隆年间的陕西巡抚毕沅所书。泰陵的陵南和陵东两块高地上，有当年隋文帝庙的遗迹。原祀庙的垣墙建筑早已毁掉，现在只剩残砖碎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设想出当初祀庙的规模是多么宏大。在这些残砖碎瓦中，比较多的是莲花状的方砖，方砖中央是浮雕的莲花图案，角边饰以蔓草，四周刻着连珠纹，非常美观大方。尤其珍贵的是，这里还发现了一枚残破的、以菩萨形象为纹饰的瓦当。它的正面用弦纹和连珠纹组成一个心形，中心端坐着一尊双手合十、结迦跌坐的菩萨。这种直接以菩萨为纹饰的瓦当在国内是非常罕见的。

隋文帝的泰陵，在中国陵寝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为以后唐宋陵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杨广，是杨坚之子。他十三岁就被封为晋王，拜柱国。后来他弑父即位。即位之后他贪图奢靡，开了通济渠，便于自己坐龙舟游玩。他三下扬州，整天杯不离手，纸醉金迷。他的住所甚至用金玉装饰，金碧辉煌。后来宇文化及攻入江都宫，隋炀帝自缢而死。

隋炀帝陵在江苏扬州北雷塘村。雷塘，又称为“雷坡”，相传吴王曾经在这里建造钓鱼台。南朝的时候，这里园林山水，亭台楼榭，是江南胜迹。宋代以后，这里只剩下炀帝孤冢一座。清代的时候曾经重修了炀帝陵。陵墓的前面有阮元所立的碑石，上面清晰地写着“隋炀帝陵”四个大字。隋炀帝在歌舞和美酒中把江山断送了，引起后代文人的感慨赋诗：

帝业兴亡世几重，风流犹自说遗踪。

但求死看扬州月，不原生归架九龙。

唐太宗昭陵

唐太宗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被封为秦王，他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唐王朝跃马征战，屡建战功。后来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用武力逼迫高祖退位，自己当上了皇帝。李世民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帝王，在他当政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生前选定陕西礼泉县的一座海拔1180米的山峰作为自己的陵墓。他想借自然山势，体现大唐君主豪雄非凡的精神气宇。此山“孤耸回绝”有“龙盘凤翁之势”，经著名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使陵墓与山合一。他极力宣扬薄葬，目的是为了使“歼盗息心”，免得像汉朝诸陵一样被偷盗得尸骨无存。但事实上，昭陵的建制非常奢华，整个陵园方圆几十公里，气势壮观雄伟，是以往的帝王陵园所无法比拟的。墓室内部也非常华丽，传说举世闻名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兰亭序》真迹就在其中。

昭陵的玄武门外有一个梯形的祭坛，祭坛陈列着十四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与吐蕃和亲，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太宗死时，突厥阿史那社尔请求殉葬，于是高宗派人打制了这十四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立在昭陵前。可惜它们在清代乾隆以后大多被毁了。

祭坛的东西庑殿中陈列着世界闻名的浮雕石刻六骏。昭陵六骏，是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南征北战所骑的六匹战马：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和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是唯一旁边伴有人像的。传说，李世民在一次作战中与随从失散了，敌方的骑兵一箭射中了飒露紫，丘行恭拼死护驾。李世民后来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就把这段情形刻在了石屏上。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侍立，丘行恭果断拔箭，这种救护之情，实在是人马难分，情感真挚。唐太宗特命阎立本为六匹战马绘写图形，钦选名匠将他们雕刻成六块浮雕。在每块浮雕的右上角，还由当时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上唐太宗自撰的赞词。唐太宗以此既是纪念“六骏”，也是彰扬自己统一天下的赫赫战功。

陵园内昭陵居高临下，一百六十多座功臣贵戚的陪葬墓分布在两侧，其中有魏征、房玄龄、温彦博、李靖、尉迟恭等人的坟墓。

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皇帝李治（公元628—683年）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公元624—705年）的合葬之地，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夫妇皇帝合葬陵，也是唐代帝王在陕西关中地区“十八陵”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

陵地距西安八十公里，坐落于梁山之上。乾陵以山为陵，气势雄伟，规模宏大，曾有诗句这样描写乾陵“千山头角口，万木爪牙深”。乾陵坐拥三峰，风景秀丽，远望宛如一位女性仰卧大地而有“睡美人”之称。主峰海拔1047.9米，如抬首高昂，东西对峙之南峰似其乳，俗谓之奶头山。

乾陵墓道在陵墓的正南方，全部用石条填砌，层叠于墓道口到墓门。石条是交错砌压的，石条之间平面用铁栓板固定，又浇上铁汁。因此，乾陵是唐代十八座帝王陵墓中唯一没被盗掘过的。

陵园周围约四十公里，园内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宫城、皇城、外郭城井然有序。初建时，宫殿祠堂、楼阙亭观，遍布山陵，建筑恢宏，富丽壮观。陵园内现存有华表、翼马、鸵鸟、无字牌、述圣记碑、石狮、六十一蕃臣像等大型石雕刻一百二十多件，整齐有序地排列于朱雀门至奶头山遥遥两华里之余的司马道两侧，气势宏伟，雄浑庄严，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

“无字碑”是武则天为自己而立的。有人说，这是她表示自己“功高盖天”，难以用文字表示。也有人说，武则天遗言，己之功过，由后人评说，因而一字不刻。武则天坚信自己的力量所在，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比起那石刻的文字更坚实永恒，所以无需在碑上为自己刻写什么，这充分反映了武则天的真性情。

武则天进宫后，宫中有一匹暴烈的马，叫狮子骢，没有人能够制服它。武则天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用铁锤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她执政后，就是用制马的办法，驾驭群臣，形成了强有力的统治，保证了国家的巩固与统一。

据历史文献记载，乾陵玄宫内涵十分丰富，随葬着大量的金银器、珠宝玉器、铜铁器、琉璃、陶瓷、丝绸织物、漆木器、石刻、食品、壁画及书画墨宝等稀世珍品。

唐玄宗泰陵

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因为在“韦后之乱”中拥睿宗复位有功，被封为太子。后来逼迫睿宗禅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为了加强皇权，先发制人，杀死太平公主，结束了武则天以来的一连串宫廷政变。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开元盛世”。后期朝政日趋腐败，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公元762年，玄宗死于长安神龙殿，葬在泰陵。

泰陵位于陕西蒲城县东北的金粟山上，因山为陵。陵园建筑大体与乾陵相同，只是规模不如乾陵宏大。陵园神道两侧由南向北排列有石翁仲十对、石马五对、鸵鸟一对、华表一对。陵园玄武门外又有石马五对，以及蕃使像八尊。泰陵石雕体态略小，雕凿粗陋，反映了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经济衰败的情况。

隋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在旧城东南龙首山南面选了一块“川原秀丽，卉物滋阜”的地方建造了新都大兴城。

大兴城的规划大体上仿照汉晋至北魏时所遗留的洛阳城，故其规模尺度、城市轮廓、布局形式、坊市布置都和洛阳很相似。但大兴是新建城市，因此比洛阳更为规整，更为理想化。

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使宫城、官府与民居严格分开，使朝廷与一民居“不复相参”，在布局上把宫城放在居中偏北，南面为皇城，集中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官府衙门，官办作坊和仓库、禁卫部队等，皇城三面用居住里坊包围。

大兴城东西18里又115步，南北15里又175步，城内除中轴线北端的皇城与宫城外，划分109个里坊和2个市，东为都会市（唐东市），西为利人市（唐西市），每个坊部有名称。城内道路宽而直，宫城与皇城间的横街宽200米，皇城前直街宽150米，其他街道最窄的也有25米。全城形成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为了方便都城的物质供应和满足宫苑用水，在城西挖掘永安渠和清明渠，直通宫城与禁苑。又开龙首渠引三产河水至宫苑内，并于开皇四年由大兴城东凿300余里至潼关，引渭水注入渠中，使漕运通黄河而不经渭水，名为广通渠。

唐长安城

长安城的规划继承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平面布局方正规则，每面开三门，皇城左右有祖庙及社稷，与《周礼考工记》中的布局接近，并对其他都城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

唐代基本沿用了隋大兴城的城市布局，但主要宫殿向东北移至大明宫。因此朝臣、权贵都集中到东城，使城市重心偏于一边。

长安城的市集中于东西两市，西市有许多外国“胡商”和各种行店，是国际贸易的集中点。东市则有商店和作坊。

长安城采用严格的里坊制，全城划分为一百零八坊，里坊大小不一：小坊约一里见方，和传统尺度相似；大坊则成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高厚的坊墙，有的坊设二门，有的设四门。坊内有宽约15米的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再以十字小巷将全坊分成十六个地块，由此通向各户。

唐长安城历经几次大规模的修建，人口逐渐增加，总人口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唐洛阳城

唐洛阳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面积约45.3平方公里。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将全城分为洛北、洛南两部分。洛北区西宽东窄，占地较大的皇城、宫城建在西端，恰好西部向南二十里左右可以遥望两山夹水的伊阙，可作对景。坊市建在洛南区和洛北区的东部，形成宫城位于全城西北角、东北角和全城的南半部为坊市的布局。

和长安城相同，皇城在宫城之南，城内集中建中央官署。宫城核心部分“大内”为正方形，东、西、北三面，有东宫、西隔城和陶光园、耀仪城、圆壁城等重城环拥。宫城的正门、正殿、寝殿等都南北相重，形成一条轴线，此轴线向南穿过皇城正门端门后，跨越洛水上的浮桥进入洛南区，直指南面外郭城门定鼎门，形成全城的主轴线。

洛南区在这条主轴线所在的定鼎门街左右划为坊市，街西四行，街东九行，每行由南而北各分六坊，另在沿洛水南岸又顺地势设若干小坊，洛南区有七十五坊，以三坊之地建二市。

在洛北区，皇城宫城之东建有东城和含嘉仓，其东也布置里坊，东西六行，每行由南而北四坊，共二十四坊。这片里坊之南有运河称漕渠，自西面引洛水入渠东行，供东方物资入城之用。在漕渠与洛水之间又建五坊，洛北区共有二十九坊，以一坊为市。

洛阳全城共有大小基本相同的坊一百零三个、三市，南北两区街道虽不全对位，但都是规整的方格网。

洛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城，从规划到建成都不超过两年，在规划中运用模数控制，即在规划中以皇城、宫城之长宽为模数，划全城为若干大的区块，其内再分里坊。

大明宫

大明宫是唐长安城最大的一处皇宫，在陕西西安城北的龙首原上。因位于太极宫东北，又名“东内”。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太宗李世民为供其父李渊避暑，于长安宫城东北角禁苑内修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重加修建，改名蓬莱宫。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又改名含元宫，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复名大明宫。自高宗以后，大明宫成为帝王居住与朝会的主要场所。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光启元年（公元885年）与乾宁三年（公元896年）连遭兵火，遂成废墟。

大明宫宫城平面呈南北向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宽北窄，城垣周长7公里余，面积约3.2平方公里。城垣为夯土版筑，底宽10.5米，墙基宽13.5米。城角处向外加宽2米多，东北城角向内外各加宽2米多。城门和城角内外均砌砖面。共有九个城门，南面正中有丹凤门，西有建福门，东有望仙门；北面正中有玄武门，西有青霄门，东有银汉门；东面一门，名左银台门；西面二门，南为右银台门，北为九仙门。丹凤门前为丁字形大街，向南的丹凤街，宽约176米。

宫城内有三道平行的东西向宫墙，把宫内分为三个区。依据其功能，可分前朝与内廷两部分。前朝包括前二区，南北中轴线上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

含元殿是丹凤门内正殿，称“外朝”，位于龙首原南沿，高于南面平地15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间宽5.3米。东、西、北三面为夯墙。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各有廊道与含元殿相连。两阁前侧各有一处朝堂遗址。殿前有长78米的“龙尾道”，砖石砌筑，阶梯与漫坡相间，三条并列，中间御道宽25.5米，两侧道各宽4.5米。门左右有横贯宫城的隔墙。门前面是一大广场。

含元殿经常举行各种国家仪典。据史载唐王朝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来往，每有外使朝会，皇帝端坐殿上，显示出大唐王朝的威严。

宣政殿在含元殿北约300米，称“中朝”，为皇帝临朝听政处，亦为举行朔望册拜宣制等大典之所。殿基东西长约70米，南北宽40多米。殿前130米处，为三门并列的宣政门。宣政殿前东廊日华门外（东）有门下省、宏文馆、史馆，西廊月华门外（西）有中书省、御史台、殿中内院、殿中外院等宫署建筑。

紫宸殿在宣政殿北约95米处，位于内廷，称“内朝”，是皇帝召大臣议事之所，有时也举行朝会或大典。殿基南北宽近50米。紫宸殿东有浴堂殴、温室殿，西有延英殿、含象殿，东西并列，是皇帝日常活动之所。紫宸殿北有横街，街北即后妃居住的寝殿区，主殿在紫宸殿北，为蓬莱殿，殿后又有含凉殿，北临太液池。蓬莱、含凉二殿之左右又有若干次要殿，与之东西并列，自成院落。南起紫宸门，北至含凉殿，包括东西次要殿宇，四周有宫墙围绕，形成宫中的寝区。

内廷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中心地区有太液池，又名蓬莱池，位于龙首原北坡下低处，分东西二池，总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池东有太和殿、清思殿等，是唐帝游乐之所；池北有大角观、玄元皇帝庙、三清殿等，都是道观，因唐崇道教，故宫中多建道教建筑。

内廷西部有皇帝举行宴会、观看舞乐和接待外国使臣用的麟德殿。麟德殿位于太液池正西高地上，距宫城西墙90米。宫殿的台基夯土筑成，周围砌有砖壁，呈长方形，南北长130余米，东西宽约77米，上下二层，殿堂、廊庑建在上层台基之上。麟德殿由前殿、中殿、后殿组成，中殿为主殿，东西宽九间（两山墙各占一间除外），南北进深五间，殿内有两道隔墙，将殿分成东、中、西三部分，中部五间，两侧各两间，地面铺0.2米厚石板。前殿东西宽亦为九间，两山与中殿齐，前后无墙，两端两间进深四间，当中七间进深三间，地面也铺石板。后殿与中殿仅一墙之隔，两山与中殿对齐，进深三间，地面铺方砖，殿周环以回廊。殿后侧东面为郁仪楼，西面为结邻楼，两楼前为东亭、西亭。楼、亭均建于夯土高台上，楼亭廊庑衬托着三殿，构成一组具有唐代特色的大型建筑组合。整个建筑布局规正严密，左右对称，主从分明，规模十分宏伟。

大明宫各殿都用夯土台基，四周包砌砖石，绕以石栏杆。初期建的含元殿殿身东、北、西三面用夯土承重墙，麟德殿三面各宽一间处用夯土填充，表现出北朝和隋代惯用的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的残迹，以后所建各殿即为全木构架建筑，但房屋之墙仍为土筑，不用砖，表面粉刷红或白色。殿之地面铺砖或石，踏步或坡道铺模压花纹砖。建筑之木构部分以土红色为主，上部斗拱用暖色调彩画，门用朱红色，窗棂用绿色，屋顶用黑色渗炭灰瓦，脊及檐口有时用绿色琉璃。

总而言之，大明宫具有下列特点：

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大明宫如不计太液池以北的内苑地带，相当于明清故宫总面积的三倍多，其中的麟德殿面积约是故宫太和殿的三倍。

二、建筑群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全宫自南端丹凤门起，北达太液池蓬莱山，为长达约1600余米的中轴线，轴线上排列全宫的主要建筑：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轴线两侧采取大体对称的布局。含元殿利用突起的高地（龙首原）作为殿基，加上两侧双阁的陪衬和轴线上空间的变化，造成朝廷所需的威严气氛。

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如麟德殿，由前、中、后三殿组成，面积约5000平方米，采用了面阔十一间，进深十七间的柱网布置。主殿含元殿则用减去中间一列柱子的办法，加大空间，使跨度达到10米，这表明早在唐初宫殿木架结构就已具有与故宫太和殿约略相同的梁架跨度。

四、门窗朴实无华，给人以庄重、大方的印象。

兴庆宫

兴庆宫为唐长安三座皇宫之一，其他两座为大明宫、太极宫。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就唐玄宗旧居五王子宅所在的兴庆坊建成。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毁。

1949年后，经系统勘查发掘，将兴庆宫旧址部分辟为兴庆公园，并重建了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沉香亭等仿唐建筑。

据记载，兴庆宫以一道东西横墙隔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园林区。东面通过夹城与大明宫连通。正殿为兴庆殿，主要建筑还有大同殿、南薰殿、新射殿等。龙首渠横贯宫殿区，在瀛洲门东侧穿越东西横墙注入园林区的龙池。园林区以龙池为中心，东北角有沉香亭。宫的西南方有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是唐玄宗宣布大赦，改元、受降、受贺、接见、宴饮的地方。

整座宫殿没有一条全局的中轴线，呈非对称布局，这在古代宫殿建筑中是罕见的，南部有较大的园林区，具有离宫性质。

西苑

西苑建于公元605年5月，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所建的皇家园林。隋时，又称会通苑，它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奢华的园囿之一。

西苑北至邙山，南抵伊阕，周围二百余里。西苑南部是一个水深数丈，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湖，湖上建有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相隔三百步，山上错落有致的亭台月观，内置机关，或升或降，时隐时现，有若神变。西苑北面是一条蜿蜒盘亘的大水龙，名为龙鳞渠，依地形离低而曲折跌宕，流入湖中，遂与南部连为一体。面渠而建的十六宫院是十六组建筑庭园，各具特色，供嫔妃居住。其内殿堂楼阁，构造精巧，壮观华丽；其外流水潺潺，飞桥静卧其上，过桥百步，即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微风吹过，杨柳轻扬，修竹摇曳，曲折小径，奇花异石，亭台楼榭，隐藏其间。每院临渠开门，在渠上架飞桥相通。各庭院都栽植杨柳修竹，名花异草，秋冬则剪彩缀绫装饰，穷奢极侈。院内还有亭子、鱼池和饲养家畜、种植瓜果蔬菜的园圃。

十六院之外，还有曲水池、曲水殿、冷泉宫、青城宫、凌波宫、积翠官、显仁宫等，以及大片山林，可泛轻舟画舸，作采菱之歌，或登飞桥阁道，奏游春之曲。

公元606年，因启民可汗入朝，隋炀帝欲夸富乐，在西苑的积翠池举行四方散乐大阅演。先是舍利兽跳跃，激水满地，即见鱼鳖、水虫遍覆于地；接着是“黄龙变”的魔术，只见鲸鱼喷雾蔽日，倏忽之间便化作七八丈长的黄龙；此后是二人对舞走绳、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精彩节目。其间为供应演员所穿衣服，长安、洛阳绸缎为之空竭。

唐初，西苑改名为芳华苑；武则天时，洛阳荣升为神都，西苑则随之被定名为神都苑。唐代有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昭宗、哀宗六位皇帝先后移都洛阳，历时长达四十年之久，作为皇家园林的西苑，风光依旧不减当年。

宋元以后，古都洛阳日渐衰落，作为皇家园林的西苑亦不免败落下来。但它在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地位却不容抹杀。西苑以人工湖为中心，湖上建山，湖之北建各样的十六宫院，形成“苑中园”的特色，不像汉代宫苑那样以周阁复道相连，这是从秦汉建筑宫苑转变为山水宫苑的一个转折点，开北宋山水宫苑——艮岳之先河，更成为清代圆明园的滥觞。

辋川别业

中国园林史上最著名的别业当推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的辋川别业。王维在蓝田县利用自然景物，略施建筑点缀，经营了辋川别业，形成既富有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

辋川别业是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位于蓝田县西南十余公里处，今已湮没。根据传世的《辋川集》中王维和同代诗人裴迪所赋绝句，对照后人所摹的《辋川图》，我们可以对辋川别业进行复原：

从山口进，迎面是“孟城坳”，山谷低地残存古城，坳背山冈叫“华子冈”，山势高峻，林木森森，多青松和秋色树。背冈面谷，隐处可居，建有辋口庄。

越过山冈，到了“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回顾”的背岭面湖的胜处，有文杏馆，馆后崇岭高起，岭上多大竹，名“斤竹岭”。这里“一径通山路”，沿溪而筑。

缘溪通往“木兰柴”（木兰花），这里景致幽深，有诗说“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

登上冈岭，至人迹稀少的山中深处，即“鹿柴”，那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鹿柴”山冈下为“北宅”，一面临欹湖，盖有屋宇。北宅的山冈尽处，峭壁陡立，壁下就是湖。从这里到南宅、竹里馆等处，因有水隔，必须舟渡。

欹湖的景色是“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为了充分欣赏湖光山色，建有“临湖亭”。沿湖堤岸上种植柳树，往下，有水流湍急的“栾家濑”，这里“浅浅石溜泻”，“波跳自相溅”，“汛汛凫鸥渡，时时欲近人”。

离水南行复入山，山下谷地就是南宅，从南宅缘溪下行到入湖口处，有“白石滩”，这里“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跋石复临水，弄渡情未极”。沿山溪上行到“竹里馆”，得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此外，还有“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胜处，因多辛夷（即紫玉兰）、漆树、花椒而命名。

辋川别业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因植物和山川泉石所形成的景物题名，使山貌水态林姿的美更加集中地突出表现出来，仅在可歇处、可观处、可借景处，筑宇屋亭馆，建成既富自然之趣，又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园林。

华清宫

华清宫是唐朝所建著名园林之一，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它位于陕西临潼县的骊山之麓，以骊山脚下涌出的温泉得天独厚，和以杨贵妃赐华清池的艳事而闻名于世。

华清宫本身是一宫城，占地2000平方米，其形方整，由宫殿、亭阁、回廊组成。宫殿坐北面南，为高台建筑。华清宫西门是九龙汤，堤上排列着九条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石龙。出九龙汤南小门，东行百余米，有著名的阿房宫遗址和贵妃池。在贵妃池南面不远处，山势陡峻，攀缘而上，可见平地一片。据说，这里曾是唐代长生殿遗址，也即是诗人白居易在著名长诗《长恨歌》里所写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山盟海誓的地方。

华清宫苑中的华清温泉，发现于三千年前的西周。周幽王曾在此修建骊宫，以后更成为秦、汉、唐代帝王游乐沐浴的离宫别苑，其中尤以盛唐时修建的华清宫建筑群规模最大。当年唐太宗利用温泉水建温泉宫，至唐玄宗时改为华清宫，并利用泉水建成华清池。水面有分有聚，以聚为主，则给人以池水漫漫，清澈开朗，深邃莫测之感；以分为主，则产生虚实对比，萦回曲折，无限幽深之意境。

除华清池、长生殿外，还有朝元阁、集灵台、宜春亭、芙蓉园、斗鸡殿等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宫苑，专供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等宫室权贵们奢侈享乐。

华清宫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我国早期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特色，随地势高下曲折而筑，是因地制宜的造园佳例。

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石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五层，最高处达50米。现存洞窟492个，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与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传统的石窟遗像以石雕为主，而敦煌莫高窟因岩质不适雕刻，故造像以泥塑壁画为主。整个洞窟一般前为圆塑，而后逐渐淡化为高塑、影塑、壁塑，最后则以壁画为背景，把塑、画两种艺术融为一体。莫高窟现存石窟492洞，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尊的僧人云游到此，因看到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感悟到这里是佛地，便在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以后经历代修建，至元代基本结束。

隋唐为莫高窟全盛时期，隋代石窟样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为中心佛坛，出现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相”造型，重返“丰硕壮实”之貌。窟中壁画主要是大场面的说法图和简单的经变图。唐代壁画是多种经变图，题材主要有五种：一、佛像画。出现较多的单身佛像和菩萨像，如药师佛、卢舍耶佛、观音、势至、地藏以及密教题材的菩萨像。二、经变画。有阿弥陀、弥勒、东方药师、观无量寿、法华、宝雨、维摩诘、劳度叉斗圣、观音、文殊、普贤、报恩、华严、天清问、思益梵天清问、金光明、金刚、楞伽、密严、报父母恩重、降魔经变等二十余种。隋和唐前期经变种类较少，场面宏大，构图谨严，内容精练，每一壁一铺，后期种类增多，内容丰富，一壁二至三铺，甚至经变画下还增加屏风画，以补充经变的内容。三、佛教史迹画和瑞像画。多为传自西域于阗以及天竺、尼婆罗、犍陀罗等地的佛教传说，如于阗舍利佛毗沙门天王决海、尼婆罗阿耆波尔水火池、中天竺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瑞像，犍陀罗分身瑞像等。四、佛经故事画。隋代逐渐消失，至晚唐复又出现，有善事太子入海等。个别洞窟绘《贤愚经》的故事二十余种。五、供养人画像。形象逐渐增大，晚唐已出现等身大像，形象服饰描绘细致讲究。场面宏大、结构严谨的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及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是重要的历史画卷，其规模极为宏伟，表现出天国的壮丽图景。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电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南禅寺与佛光寺

中国古代建筑受等级约束，宫殿、邸宅与一般民居差别甚严，佛寺也同样有级差。佛光寺是北魏以来的名刹，属领有寺额的正式寺院，故其正殿与宫殿相似，使用殿堂型构架，造庑殿顶。而南禅寺是村落中的小佛寺，相当于村佛堂，是非正式的，至多与贵邸的厅堂近似，故使用厅堂型构架，造低一个等级的歇山屋顶。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一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的大殿，宽34米，深17.66米。它属于木构架中的殿堂型构架，由柱网、铺作层、屋架三层上下叠架而成。柱网和铺作层共同构成屋身部分；铺作层同时还起保持构架稳定和向外挑出屋檐、向内承托室内天花的作用；屋架则构成庑殿形屋顶。

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是一座面阔、进深都是三间的小殿，宽11.75米，深10米，上覆单檐歇山屋顶，内部用两道通进深的梁架，无内柱，室内无天花吊顶，属于木构架中的厅堂型构架。

普救寺莺莺塔

永济西北有普救寺，是唐代文学家元稹写《莺莺传》所指的寺院。此塔本是佛寺中瞻礼建筑，不知何时取名为莺莺塔。此塔创自隋唐，现存的普救寺塔是明代嘉靖年间重修的建筑，但此塔仍保存了唐塔的一些特点和风格。

塔平面呈四方形，底层每边长8.05米，南面辟门，门宽1.28米。内为方室，室内东西与南北的尺度不同，门的位置也不居中。塔后壁有一龛，已无佛像。第一层不设楼梯，室顶砌作八角穹隆，中有一孔，可通上层。塔外壁用砖出檐十三层，塔身七层以下有明显收分，七层以上檐层的距离减少，檐子也密，显然是明代加砌的。

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

石拱桥以巨石砌成拱券通水，南方北方都有，占桥梁的大多数。南方河道较窄，河中行船，桥上运输以肩挑为主，所以拱跨不需太大而拱背特高；北方正好相反，河道较宽而浅，河中常不行船，桥上以车马运输为主，所以拱背不需或不能太高而桥面平缓。由此形成南方拱桥曲柔空灵、北方拱桥平实稳重的风格差异。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单跨石拱桥是安济桥，也称赵州桥，位于河北石家庄东南45公里处的赵县境内，修建于隋代开皇年间（公元581年左右），距今已有1400年历史，被誉为天下第一桥，由著名匠师李春主持建造。

由于赵州桥下的河流平时仅涓涓细流，不通航，而河面较宽，所以桥孔不需太高而应有相当大的跨度，桥面缓平无阶，代表了北方石拱桥的风格。赵州桥大胆地在世界上首创了大跨弓形拱券，拱弧跨度达37.47米，矢高不到弧跨的五分之一，桥顶宽8.51米。全桥纵向有28道并列拱券，各券可逐道建造，模架重复使用，便于施工。为加强各券之间的横向联系，不使向外倾翻，除了用铁件和横向石条加强券间联系外，又使两头桥脚宽度比桥顶宽度宽51厘米到74厘米，使各券自然向内挤紧。为利于洪水来时增加泄水面，在此桥大券和桥面之间，两肩各开二孔，称为敞肩拱。这种做法，也有减轻自重，减少工程量和丰富造型的作用，是中国首创。

整个桥面呈和缓的凸圆弧状，在桥头处弧线反向微微凹曲，全桥曲线非常优美舒展。桥面的圆弧半径较大，桥券的半径较小，一弛一张，弛者在上，张者在下，形成有力的承托对比关系。四个敞肩小拱和桥面大拱的拱背标高由中向外逐渐下移，大、小拱的对比，显出了大拱的真实尺度。小拱的通透使全桥显得空灵轻巧，负重若轻。

赵州桥通体用巨大花岗岩石块组成，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1991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命名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标志着赵州桥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巴拿马运河、埃及金字塔等世界著名景观齐名。

崇圣寺三塔

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北1.5公里处，东对洱海，西靠苍山。崇圣寺又叫三塔寺，是一座建于六诏时的古刹。崇圣寺方圆七里，有八百九十间殿房，一万余尊佛像，到明代还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可惜于清同治年间被毁。只有寺前三塔仍巍然屹立。

三塔包括一座千寻塔和两座小塔，都是用砖砌筑而成的密檐式塔。千寻塔在前，双塔在后，前后相距约三十米，呈鼎足而立。

千寻塔是三塔中最大的塔，位于南北两座小塔前方中间，所以又称中塔。塔的全名为“法界通灵明道乘塔”，建于唐代南诏保和时期（公元824～839年）。塔的底层高约13米，塔高69.13米，一共有十六级，为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属于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塔心中空，在古代有井字形楼梯可以供人攀登。通体自上而下有两重塔基、塔身。塔身每层正面中央开券龛，龛内有白色大理石佛像一尊。两边龛为窗洞，莲花座，庑殿式顶，中嵌梵文刻经。两级窗洞的方向交替错开，解决了塔内的采光通风问题。塔檐越往上间距越小，自第三、四层起逐层向内收束，最后集束于塔顶。因此塔身的外形轮廓不是僵硬地直线向上，而是微凸。

塔身的第一层，高13.45米，是整个塔身中最高的一级。东塔门距基座平面2米，西塔门则在近6米处。塔墙厚达3.3米。第二至十五层结构基本相同，大小相近。第十六层为塔顶。以第二层为例，高约2米，宽约10米，上部砌出叠涩檐。每层挑出0.05～0.07米不等，檐的四角上翘。

塔顶高8米，约为塔身的七分之一。挺拔高耸的塔刹，使人有超出尘寰、划破云天之感。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瓶下为八角形宝盖，四角展翅，安有击风锋；其下为钢骨铜皮的相轮；最下为覆钵，外加莲花座托。塔顶四角各有一只铜铸的金鹏鸟，传说用以镇压洱海中的龙妖水怪。

塔下有黔国公沐氏楷书“山海大观”四个大字，每字纵横4丈，由文石凿成。塔前照壁上镶有大理石镌刻“水镇山川”四字，是明黔国公沐氏的裔孙沐世阶所书，字体苍劲有力。

之所以写“水镇山川”这四个字，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吉时大理地区恶龙作怪，因此要治水就要先治龙，可龙唯独只尊敬塔畏惧大鹏，因此只要塔和大鸦金翅鸟存在，龙就不敢作恶，水患当然也就减少了。另一种说法是，明朝时，地处边疆的大理地区已成为其版图，为了充分表达对这块版图的坚守之意，在屹立不倒的塔基上题字刻碑就再合适不过了。

千寻塔后面的南北两座小塔，它们的建筑时代晚于千寻塔，大约在五代时期。而且都比千寻塔矮，南小塔约高38.25米，北小塔高38.85米，都为八角形十级密檐实心砖塔。每层分别雕券龛、佛像、莲花、瑞云、花瓶等，华贵庄重。塔身外面涂抹一层白色泥皮，塔顶有伞形铜铃和三只铜葫芦。

据《南诏野史》记载：塔上有一万一千多尊铜佛，用铜四万零五百斤。千寻塔顶有纯金观音像、金质释迦牟尼坐像等几百尊，及大量珍珠、玛瑙、水晶、珊瑚、绘画等。

崇圣寺三塔，从修建至今，除经历上千年风吹雨打和日晒之外，还经历过三十余次强地震的考验。其中，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地震，大理古城房屋绝大部分倒塌，千寻塔也折裂如破竹，可十天后竟奇迹般自行复合如初，塔基仍很坚固，塔身也未见倾斜。

开元寺钟楼和须弥塔

开元寺原名净观寺，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隋开皇十年（公元591年）改名解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改今名。因年久失修，寺院废毁，殿堂塌落，今仅存钟楼和须弥塔。

钟楼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阁式建筑，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建筑面积135平方米，单檐歇山顶，上布青瓦，通高14米。其大木结构、柱网、斗拱都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风格，甚至上层木构件还有相当部分保持了唐代原貌。钟楼上挂铜钟一口，高2.9米，口径1.56米，厚15厘米，造型古朴，为唐代遗物。

须弥塔，俗称砖塔、方塔，坐落于钟楼西侧。塔平面为正方形，密檐九级，举高39.5米。塔身建在高约1.5米的正方形砖砌台基上。塔身第一层较高，下部砌石陡板一周，各面两端均浮雕一尊雄劲有力的力士像。石腰线以上全部由青砖砌筑。正面辟石券门，门框刻以花瓶、花卉图案，门循浮雕二龙戏珠。门楣上端镶嵌长方形石匾，上面镌刻“须弥峭立”四个楷书大字。每层砖砌叠涩檐，四角悬挂风锋。塔身宽度自第二层开始收缩，外观清秀挺拔，简朴大方，颇似西安唐代小雁塔，是叠涩出檐塔的典型作品。

塔内星空筒式，内壁垂直，上下贯通。第二层以上的八层，虽然各设一方形小窗，但无台阶攀登。

此塔可能始建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重建。后虽经历代维修但依然保持唐代建筑特点，是我国建筑宝库的珍贵遗产。

布达拉宫

藏语布达拉就是普陀之意，因为在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心中，这座小山犹如观音菩萨居住的普陀山。

布达拉宫位于西藏拉萨西北郊区约两千米处的玛布尔日山（红山）上，是一座融宫殿、寺宇和灵塔于一体，规模浩大的宫堡式神奇建筑。始建于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唐初，松赞干布迎娶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为夸耀后世，在当时的红山上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以供公主居住。据史料记载，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宫殿之间有一道银铜合制的桥相连。当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灭亡之时，布达拉宫的大部分也毁于战火。

明末，五世达赖建立葛丹颇章王朝。公元1645年，开始重建布达拉宫，五世达赖由葛丹章宫移居白宫顶上的日光殿，1690年，在第巴桑杰嘉错的主持下，修改红殿五世达赖灵塔殿，1693年竣工。以后经历代达赖喇嘛的扩建，才达到今日的规模。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主楼高119米，十三层，东西长420米，南北宽300米，房屋近万间。主体建筑分红、白两宫，红宫居中，有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和各类佛堂及经堂；白宫横贯两翼，是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和生活居住的地方。由东平台扶梯直上即为上楼去各殿的松格廊廊道，廊道交错，殿堂杂陈，空间曲折莫测，置身其中，如步入神秘世界。

布达拉宫宫殿外墙厚达2—5米，基础直接埋入岩层。墙身全部用花岗岩砌筑，高达数十米，每隔一段距离，中间灌注铁汁，进行加固，提高了墙体抗震能力。

屋顶和窗檐用木质结构，飞檐外挑，屋角翘起，铜瓦鎏金，用鎏金经幡、宝瓶、摩蝎鱼和金翅鸟做脊饰。闪亮的屋顶采用歇山式和攒尖式，具有汉代建筑风格。屋檐下的墙面装饰有鎏金铜饰，形象都是佛教法器式八宝，有浓重的藏传佛教色彩。柱身和梁枋上布满鲜艳的彩画和华丽的雕饰。廊道内雕梁画栋，满布壁画。

布达拉宫内部绘有大量的壁画，先后参加壁画绘制的有近二百人，用十余年时间。壁画的题材有西藏佛教发展的历史，五世达赖喇嘛生平，文成公主进藏的过程等。

五世达赖的灵塔，坐落在灵塔殿中。塔高14.85米，是宫中最高的灵塔，塔身用黄金包裹，并嵌满各种珠宝玉石，耗费黄金十一万两。其他几座灵塔虽不如达赖喇嘛灵塔高大，其外表同样装饰大量黄金和珠宝，可谓价值连城。

落拉康殿中有大型铜制坛城，坛城是佛教教义中世界构造的立体模型，也是佛居住、说法的讲坛。造型别致，装饰华丽。

萨松郎杰殿中供奉有用藏、汉、满、蒙四种文字书写的康熙皇帝长命牌位和乾隆皇帝画轴，表现了历代达赖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布达拉宫雄伟、辉煌、壮丽、震撼人心，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夸耀于世界的建筑艺术珍品。

拉萨大昭寺

拉萨大昭寺建于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至唐永徽六年（公元650年）之间，经历代增扩，才成为寺院，保存到了今天。

寺大门向西，面临八角街，八角街围绕大昭寺一圈，每天都有信众沿着它右旋（顺时针方向）回行，表示对佛的尊敬。

经过带有门廊的门殿，隔着一座千佛廊院，是大昭寺主殿觉康大殿。觉康大殿平面正方，周围四层，隔成一间间小佛堂，中轴线上一座佛堂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大像，有一间佛堂还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塑像，中央是一个高通三层的大空间，平顶。第四层四面正中各有一座鎏金铜屋顶，形象仿自汉族建筑，四角各有一座平顶角楼。觉康大殿的金顶非常富有特色，沿着大殿整个方形外墙墙头列短檐一周，把全殿统束起来。短檐在四座金顶殿处外伸，使得每个金顶仿佛都是重檐。再加角楼的陪衬，形象特别丰富而华丽。

大昭寺的寺门、千佛廊院和觉康大殿，加上寺门外仿佛起着影壁作用的小围院一起，构成了一条中轴对称的空间系列。

大昭寺周围环绕经堂、佛殿、回廊、院落的整体结构形式，以其不对称的排列，明显区别于汉式寺院的整体结构。虽然大昭寺的主殿位于寺院整体结构的中轴线上，但是其高于汉式寺庙的建筑空间及其空间结构和构造方式，都表明了藏族寺院建筑的特色。而主殿外观中的单檐歇山式绝对对称的屋顶又反映了藏式建筑从一开始就受到汉族建筑传统的影响。

大雁塔与小雁塔

大雁塔位于西安南郊大慈恩寺内，相传是唐僧从印度（古天竺）取经回来后，专门从事译经和藏经之处，因仿印度雁塔样式的修建故名雁塔。由于后来又在长安荐福寺内修建了一座较小的雁塔，为了区别，人们就把慈恩寺塔叫大雁塔，荐福寺塔叫小雁塔。

唐末以后，寺院屡遭战火，殿宇焚毁，只有大雁塔巍然独存。

大雁塔属楼阁式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平面呈方形角锥状，建在一座方约45米，高约5米的台基上。塔七层，底层边长25米，由地面至塔顶离64米。塔身用青砖砌成，磨砖对缝坚因异常。塔内有楼梯，可以盘旋而上。每层四面各有一个拱券门洞，可以凭栏远眺。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传说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塔南门两侧的砖龛内，嵌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石碑。碑侧蔓草花纹，图案优美，造型生动。

小雁塔是唐代著名佛教寺院荐福寺的佛塔。荐福寺建于唐睿宗文明元年，是唐高宗死后百日，宗室皇族为他“献福”而建造的。小雁塔建于唐景龙年间，原为十五级，是密檐式砖构建筑，塔形秀逸出众，是建筑艺术遗产的精华。

兴教寺玄奘塔

兴教寺是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的葬骨地，位于西安韦曲南樊川的少陵原畔。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后，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西明寺翻译佛经。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玄奘圆寂于玉华宫，先葬在长安城东白鹿原上，后迁葬于兴教寺，并修建了这座五层灵塔。

玄奘塔建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砖石为材，采用传统木结构之艺术造型，是现今遗存最古老带有斗拱之砖砌木结构建筑。塔平面正方，全高21公尺，五层，初层每边5.2公尺，塔身无基座承托，由地面直接出土，二层以上为砖表土心，无法登上。经后世维修，塔身外壁无装饰，已改为平素之砖墙，没有倚柱，上有以砖刻“一斗三升”斗拱，南面辟有半圆形拱券门，内设小方室供奉玄奘坐像。第二层至第五层，高度及面积渐次内缩，均以砖砌出八角形倚柱，柱头用普柏枋和栏额，将每层每面划分成三间。各层塔檐以二层菱角牙子和多层平砖叠涩而出，四个檐角悬挂一个铁铃，檐口上部，反叠涩平砖砌成坡顶形式，以承接上层塔身，至第五层塔顶四坡亦不起脊，棱线柔和向内曲。

塔平面亦呈正方，四瓣仰莲托覆钵、莲瓣及宝瓶、宝珠等，外观简单稳重，表现朴实大方的风格。

塔底有拱形券洞，玄奘的泥塑像在龛内供奉。

在玄奘塔左右各有一座相对矮小的砖塔，是玄奘两位著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灵塔。

宋辽夏金元建筑大观

从晚唐开始，中国又进入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更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中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建筑也从唐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但由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布局、建筑技术与艺术，都有不少提高与突破。

宋朝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大转变时期。宋朝建筑的规模尽管一般比唐朝小，但曲线柔和、形态细腻、装饰华丽，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宋代建筑在结构与构造上十分成熟，有了十分完备的体系，掌握了寓装饰与结构为一体的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建筑细部的装修也趋于细密而繁缛。代表建筑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福建泉州清净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和浙江宁波保国寺等。其建筑特征是，屋顶的坡度增大，出檐不如前代深远，重要建筑门窗多采用菱花隔扇，建筑风格渐趋柔和。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管理，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书。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对建筑的功限、料例也作了严密的限定，作为编制预算和施工组织的准绳。这部书的颁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宋代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城市，已经没有了封闭的里坊与市场，也取消了宵禁制度。宋代都城汴梁城（今河南开封）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完全呈现出一座商业城市的面貌，城市街道比较狭窄，有密集的临街商镝。由于人口较多，建筑密度较大，经常失火，因此城内出现了城市消防系统，如专设的望火楼，在街坊中有军巡铺，铺内置有防火、救火的铁铲、铁钩，一旦发生火灾，军巡铺出动救火，不劳百姓。

辽代时曾在今北京城西南建辽南京城，宫殿位于城内的西南部分。金代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城市规模，建立了金中都城，宫城位于城中央，略呈与宋汴梁相似的内外三套方城制度。

宋代的砖石建筑水平不断提高，这时的砖石建筑主要是佛塔和桥梁。浙江杭州灵隐寺塔、河南开封繁塔及河北赵县的永通桥等均是宋代砖石建筑的典范。

在园林建设上，宋代改变了汉唐时期大型真山真水式的园林风格，更加注重意境的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规模也大大缩小，园林内以山水景观与亭台楼榭为主。此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徽宗建造的东京的艮岳是在平地上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优美的范例，也是写意山水园的代表作。艮岳主山寿山，岗连阜属，西延为平夷之岭；有瀑布、溪涧、池沼形成的水系。在这样一个山水兼胜的境域中，树木花草群植成景，亭台楼阁因势布列。汴梁城西侧的皇家园林琼林苑与金明池，苏舜钦的沧浪亭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也是典型之作。

在装修方面，这时期建筑上大量使用可开启的、棂条组合极为丰富的门窗，与唐、辽建筑的板门、直棂窗相比，不仅改变了建筑的外貌，而且改善了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下部的须弥座和佛殿内部的佛座多为石造，构图丰富多彩，雕刻也很精美。柱础的形式与雕刻趋向于多样化。柱子除圆形、方形、八角形外，还出现了瓜楞柱，且大量使用石柱，柱的表面往往镂刻各种花纹。同时，室内空间加大，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

宋代建筑大量使用油漆，由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宋代喜欢稳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是受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社会思想所致。

在陵园建筑上，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唐初的制度，只是改变了汉唐预先营建寿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寝都在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须在七个月内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园规模不如唐代。此外，宋代改变了唐代后妃附葬帝陵不单独起陵的制度，而恢复了汉代的规制，后妃单独起陵园于帝陵的西南隅，但规模较小，除太祖庄怀皇后潘氏有陵号“保泰”外，其他后陵都没有陵号。

位于巩县的宋陵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数目整齐划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层陵台，每门各有石狮一对。由南门向北的神道两侧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种石像。陵园布局和唐陵一样分上宫和下宫，分别为谒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场所，所不同的是唐代下宫建筑在陵墓南面偏西处，而宋代建筑在陵墓北面偏西处。

宋代建造陵墓讲究相风水、堪舆（看风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说法，把姓氏归于古代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丙壬方位（北方偏西的方位）。

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纷争崛起，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同时又以他们新兴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一部分或全部的统治权，其中契丹族建立了“辽”，“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女真族建立了“金”。这些入室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陵寝制度上，吸收了汉族传统文化，同时还保留了许多民族特色和习俗，是中国陵寝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

辽现存的陵园有两处，一是辽祖州城西的辽祖陵，一是辽庆州城北的辽庆陵。辽葬制的主要形式为石棺葬。石棺内的尸体套有铜丝网罩，死者服饰皆为左衽、捍腰、套裤，显示了辽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例如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太祖陵，一道宽约七十米的山口为陵园的天然门户，两旁是悬崖峭壁，入园门便是四面环山的绝谷。谷内林木参天，清泉漫流，景色佳绝。辽太祖陵墓就坐落在山谷西边的高地上。祖陵原地面建筑十分宏丽，但在金代曾经遭受破坏。现在陵园四周散布着砖瓦、碑石块等。地宫墙身遗迹已暴露地面，享殿略有遗存。在丛林涧沟中还有一具石翁仲，其头部和右臂残缺，身穿箭袖窄袍，腰束带，中结双纽，两手交叉，左手握住右腕，背脊拖出一条长辫，表情自然，衣纹流畅，其雕刻艺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显地带有契丹民族的古朴风格。

西夏的陵园坐落在宁夏银川西部贺兰山麓，共有九座帝陵和七十多座贵戚、功臣陪葬墓。由于西夏李氏贵族与唐宋政权交往频繁，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陵园平面仿照宋代大建筑群，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以象征西夏统治权威。陵园还体现了西夏文化独特的葬制，其表现为墓道底部铺设横木，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闭，墓壁建筑有护墙板，以及墓室前有多层宝塔式陵台建筑等。另外，西夏王陵还有一些不同于宋陵的独特风格：宋陵是单城呈正方形，而西夏陵是重城呈长方形；宋陵灵台就是墓室，而西夏陵的灵台位置在墓室前，并非起灵台的封土标志，而是一个高达二十余米的塔式楼阁建筑；西夏陵园内没有附葬的后陵。

西夏王陵每个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都在十万平方米以上。四角建有角楼标志陵园界址，由南往北排列有门阙、碑亭、外城、石像生、内城、献殿和灵台。雕龙栏杆、莲花柱础、琉璃兽石勾头、兽面和花卉滴水、白瓷板瓦等建筑材料的大量使用，反映出西夏王陵陵园建筑的宏伟和华丽。虽然西夏著字院推行篆书，但汉字仍在民间和官府通用，这种情况在陵寝制度中也得到反映。例如仁宗赵仁孝的寿陵碑亭遗址有东西两处，东碑亭为汉文楷书，书法遒劲，刻工娴熟，西碑亭为西夏篆书，两种文字并用，说明中原与西夏在政治、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最初活动在黑龙江境内的阿什河流域，随着金政治、军事势力的南下，在中都（北京）大房山营建山陵，以后金代帝王均葬于此，现存帝陵遗址十七座。金陵陵园规模宏伟，气势非凡，琉璃瓦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汉白玉的石碑以及高大的石像生错落在苍松古柏之中。可惜明代以后，大房山金陵连遭兵毁，清代虽经修缮，但已不复原貌，又被兵匪多次盗掘，现已成为一片废墟。

元代（公元1206—1368年）的中国是一个由蒙古统治者建立的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建筑发展也基本处于凋敝状态。元代建筑一度受到外来工匠的影响，并以北方工匠为主，其建筑结构多大胆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

由于元朝统治者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这时宗教建筑相当发达，从西藏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新手法。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以北京的云台最为著名。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

蒙古人属于游牧部落，主要以移动的帐殿与毡帐为房屋。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他们也开始建造具有定居性质的都城与宫殿。在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曾建有都城哈剌和林。城内的西南部分，是蒙古大汗的宫殿。后来，又建造了位于内蒙古的上都城。随着蒙古统一中国，元统治者在原金中都的东郊离宫万安宫及其山水环境的基础上，营造了元大都城。大都是自唐长安城以来又一个规模巨大、规划完整的都城。明清两朝皇城的规模就是这一时期创建的。元大都将金代离宫中的大面积山水环境括入城市中，滨水营造了宫城与皇城。并以宫殿的中轴线为城市的中轴线，形成了与《周礼·考工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空间格局。在皇城以北，海子（北方对湖的称呼）以东，设立了中心阁与中心台，形成了全城的几何中心，从而确定了大都城的平面格局。

元大都城的宫殿分大内宫殿、供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供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三组宫殿建筑群，围绕着海子与太液池，形成优美的山水宫苑环境。皇城以北仍留有大片水面，与通惠河相连，供南北商船聚集交易。

元代大内宫殿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大明殿，是天子举行登基、正旦等大型礼仪的正殿；后部为延春阁，是天子与后妃起居的后宫。两组建筑均为“工字殿”形的平面格局。殿两旁还有附属的殿堂。宫殿内使用方形石柱，及经过打磨的石地面，并铺有地毯，或挂有壁毯。大内宫殿的后部建有浴池、戏楼等建筑。宫城之后为皇家御苑，西临太液池。

兴圣宫内建有对称格局的园林，以环绕方形水池对称布置成十字脊殿、棕毛殿、畏吾尔殿等，点缀以蒙古人喜欢的白琉璃瓦顶，创造出一种具有异域风格的园林景观。蒙古人尚白，除了在宫殿中使用白琉璃瓦屋顶外，还建造了尺度宏伟的妙应寺白塔，与其东边的宫苑山水相辉映，形成独具特色的元大都城市景观。

另外，元代城市进一步发展了各行各业的作坊、店铺和戏台、酒楼等娱乐性建筑。

总而言之，宋代的建筑风格虽不再有唐代的雄浑、阳刚之美，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合自己时代气质的阴柔之美，建筑造型更加多样。辽早期从唐和五代各国掠走很多汉人工匠，因而其建筑在风格上受唐代建筑影响很深，在细部上则带有五代时期的一些特征，风格雄壮。宋兴起后，辽中晚期的建筑又受到宋代建筑的影响，但与宋代建筑相比，辽代建筑显得古拙而粗犷。西夏建筑则同时受到西域建筑和汉族建筑的影响，别具特色。金代建筑在宋代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更多地继承了北宋建筑繁缛、纤细的特点，装饰上比较精密细腻。如山西应县净土寺藻井，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大殿的殿门，都是十分精密细巧的金代装饰。其宫殿建筑大量使用黄琉璃瓦和红宫墙，创造出一种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对以后各代的同类建筑影响深远。此外，金代木构建筑的移柱、减柱等扩大室内空间的结构变革也愈演愈烈。元代由于领土广阔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等因素影响，产生了一些新的建筑类型，如喇嘛塔、盔形屋顶等。汉族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在元代也有所变化，如在官式木构建筑上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木料等，使元代建筑有一种潦草直率和粗犷豪放的独特风格。

五代陵墓

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五代前后七十多年共有十三个皇帝，死于非命的就有八个。所以，这个时期在陵寝制度上基本没有建树，陵寝建筑也所剩无几。中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较为完整的陵墓群是位于河南新郑县城北郭店的后周皇陵，包括后周太祖郭威的嵩陵、世宗柴荣的庆陵和恭帝柴宗训的懿陵。

后周皇陵是封土的陵冢，三冢并立。嵩陵在郭店南的同家庄，陵园规置简约，有石柱、石人、石兽。据《旧五代史》载：郭威临终前谓柴荣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简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

懿陵在庆陵之侧。因恭帝被宋降封为郑王，死后又由湖北归葬此地，故陵冢较小，仅高4米，周长40米，实际与庆陵为同一陵园。

十国陵墓

与五代的纷乱局面相比，十国中较为偏安的是南唐、前蜀和吴越。南唐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据长江天险，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封建文化化制度较为完备的地方。前蜀建都于位于长江支游的四川成都。吴越以杭州为都。

南唐最重要的是南唐烈祖李界的钦陵和他的儿子李璟的顺陵，位于江苏南一京南郊的牛首山下。这两个陵相互毗邻，东依红山，北靠白山，西临山谷，南面是开阔的山坡地。

钦陵和顺陵均封土为陵，陵冢呈圆形，当地百姓称作“太子墩”。顺陵位于钦陵西北，相距五十余米，其北、西面都与山麓相连，隆起不甚显著。二陵的陵园原地面建筑，今均已无存。近年来，在陵园地面废墟上，曾挖掘出精工雕镂的柱础石，可见当时地面建筑的宏丽。钦陵有前、中、后三室，室顶和四面全用青砖叠砌成穹隆状，各室之间有短过道相连。中室放置棺椁，装饰比较讲究。中室和东西便房柱都用石灰粉饰，上面绘满艳丽的牡丹花纹，四壁涂以朱彩。北面壁顶上还横着双龙夺珠和头戴盔胄、身披细甲、手持长剑、足踏祥云的大型武士浮雕像。今浮雕像还残留有敷金涂彩的痕迹。由此可见，当年地宫建筑十分豪华。顺陵虽与钦陵形制略同，但墓内的结构装饰和绘画艺术已失去南唐初年雄伟富丽的气魄，反映了这位没落君主“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吞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的政治生涯。

前蜀高祖王建永陵，位于四川成都西门外的金河岸边，也就是人们一直所称的“抚琴台”，相传是西汉风流才子司马相如抚琴之处。永陵封土为陵，呈圆形。墓室坐北朝南，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都有木门间隔。中室面积比较大，是全墓的主体部分。王建的石棺床在中室的中央，床上有玉板台阶三层，棺椁停放在台阶之上。石棺床的东、西、南三面有二十多幅石刻画，内容为二十多名乐伎弹、跳、吹、击演奏伴舞的形象，是这一时期灿烂的艺术珍品。永陵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在五代十国的帝王陵墓中是罕见的。

20世纪70年代初，成都某乡的农民修屋时，在离永陵三百多米的地方挖出一尊石人，可能是永陵园之物。石人完好无缺，用整块青石雕琢而成，重达四千多公斤。他头戴素冠，身佩长剑，造型生动，线条古朴粗犷。帝陵前设置如此高大的石像。在五代十国时期极为罕见，反映了前蜀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

吴越钱元鹳墓，在浙江杭州玉皇山下。钱元鹳谥文穆，是十国中吴越第二个君主，好儒学，善为诗。据记载，杭州大火，宫室焚烧殆尽，元鹳惊惧病狂而卒，葬在玉皇山下。钱元鹳墓为石冢。由于坟早年曾经被破坏，随葬的器物出土很少，但是在其墓室后的顶部发现了珍贵的石刻星象图，它比世界公认的南宋年间的苏州石刻星象图早了三百多年，而且图的面积整整大了四倍，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二十八宿星辰的位置。

北宋八陵

巩县在河南郑州、洛阳之间，南望嵩山少室，北临黄河天险，蜿蜒阻隔，东为巍峨挺拔、群山绵延的青龙山，洛水东西横贯全县，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所以在尤其讲究风水的北宋，除徽宗、钦宗皇帝外全部安葬在这里，统称“巩县八陵”。

陵园四周柏树成林，纵横如织，故有“柏城”之称。宋时每陵还设有专门负责培育柏苗、种植柏林的“柏子户”。而今，柏树已不复见。陵园布局统一，正中为高宗的陵台，象征着帝王的丰业和尊严。陵台之下为皇堂，是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全部用条石镶砌。整个布局给人以方正端庄森严的感觉。陵台到神墙南门中间的空地为献殿的遗址，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可惜诸陵献殿建筑全部毁于元朝。据说，嵩山中岳庙大殿前的铺地石，就取之于这里。

从陵台南神门，神道两侧排列有整齐对仗的精湛石雕，由北往南有：一、宫人与内侍石雕各一对。侍立于南神门西侧的为宫人，眉目细长，双肩消瘦，束发簪珥，拱手而立，女性的特征惟妙惟肖。内侍立于陵台左右，体态微胖，神情拘谨，手持体现他们身份的球仗和拂尘。二、四门石狮各一对。其中尤以神宗永裕陵南门石狮雕像最为精美。三、武士雕像一对。为神道两侧立像的排头兵，虽然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但雕像甲胄的纹饰仍然细腻传神。四、文武朝臣雕像各二对。文臣持笏，武臣拄剑，恭立神道两旁，象征着宫廷百官朝仪。五、蕃使雕像各三对。蕃使为参加北宋皇帝葬礼的少数民族政权代表。蕃使刻像于帝陵之前，始见于唐太宗昭陵，是中原王朝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反映。北宋后期，尽管民族矛盾激化，帝陵仍立蕃使像于神道两侧与文武朝臣同列恭候，除了不改帝陵规置的原因外，还象征着各少数民族政权要臣服于大宋皇朝之意。六、石虎、石羊各二对。虎是尊严与高贵的标志。羊个性柔顺，形态淑美。自汉晋以来帝陵之前常置石虎、石羊为辟邪之物。此外，还有仗马与控马官石雕二对，角端石雕一对，瑞禽石刻一对，石象与驯象人石雕一对，望柱一对，望柱类同华表，是意求吉祥的柱型石雕。乳台一对，象征着子孙发达、繁衍万世、吉祥如意。

北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这就给后妃参与政事提供了方便条件。刘皇后临朝听政长达十一年，死后谥“庄宪明肃”，史无前例。在这之后宋代的其他皇后，谥号都由以前的两个字增加到四个字，反映了皇后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礼法上得到了承认。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反映在陵寝制度上，表现为皇后单独起陵。在巩县共有二十一个后陵，建制和帝陵相同，仅仅是规模略逊。

北宋灭亡之后，巩县八陵都遭到了破坏。据传，有一次刘豫从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盘查出是出自于哲宗的永泰陵，于是组织了“河南淘沙队”，就是皇陵的盗掘队。永泰陵被掘开后，珍宝被洗劫一空，尸骨暴露在外。从此不仅北宋诸陵被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冢墓也无一幸免。金灭亡后，元朝控制北宋陵区后，一切地面建筑除石雕外都被“尽犁为墟”，不能不让人心生“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之感慨。

南宋六陵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将北宋亡国之君所建的偏安王朝——南宋的苟且偷安，朝政腐败讽刺得淋漓尽致。

南宋九个皇帝中有六个都葬在绍兴，后人称为“攒宫”。南宋的陵园建筑大体沿袭北宋，但是规模远远不如巩县宋陵，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两侧制作精美的石雕，加上千百年来的破坏，现在陵区已经荒烟蔓草了。原有的诸陵只剩下几个土墩头和明代以后所立的碑石，刻有帝名和陵名。

元世祖的时候，江南释教总摄西僧杨琏真伽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率领部众蜂拥到陵前，陵使竭力抗争，不让他们开陵，允泽拔刀相逼，陵使无奈大哭而去。盗贼们打开理宗的棺盖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理宗安卧如睡，珠光宝气，萦绕其身。棺中的宝物被抢劫一空后，歹徒又把理宗的尸体倒挂，撬走口内含的夜明珠，沥取腹内的水银。据史料记载，他们得到“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等诸多珍宝，使南宋六陵遭到了最大的一次洗劫。

金花公主陵

金花公主是金代的章宗皇帝心爱的女儿。章宗皇帝经常带她到现在的横山游玩，后来，金花公主不幸因病去世，章宗皇帝便把金花公主的墓地选定在这横山上。这里怪石嶙峋，还有各种形状的岩洞，横山下的河水质清澈。古人认为死人的灵魂出来游玩，选在这风景美丽的地方是最恰当的。

为了防止盗墓，金花公主的坟墓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埋葬方法。章宗皇帝命人在盘山之阴，横山左畔，沮河岸边的红石崖上，凿山为墓穴，将金花公主的棺椁，用四个大铜环，悬挂于洞穴之上，再引沮河的水，流经于棺椁之下。现在，这里利用沮河修建了海子水库，金花公主的墓穴在水库的下面，并没有进行挖掘。在水坝的附近，有一个坟丘，它就是金花公主在地面上的墓。

成吉思汗陵

据史料记载，蒙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习俗，死后不起坟，埋葬之后“以马揉之使平”，然后在这片墓地上，当着母骆驼的面，把子骆驼杀死，淋血在地上，再派千骑士兵守护。到来年的春天，草生长茂盛之后，士兵迁帐撤走。如果皇室要祭祀，就拉着那只母骆驼引路，但见母骆驼悲鸣之处，就算是墓地了。由于墓地上无任何标志，也就无法辨认灵柩的真正所在地点了。

成吉思汗的陵园坐落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东南面的敖包上。陵墓呈蒙古包式的大殿，雍容大方，巍峨耸立，分外壮观。成吉思汗陵园，别名“八白室”，顾名思义由八间白色的建筑构成，建筑雄伟，具有浓郁的蒙古民族风格。主要建筑有正殿、东殿、西殿、后殿等，以殿廊将各殿连接。正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最为壮观。殿前有两根穿云旗杆，旗杆中间安放着一尊塔形香炉，上面缀满铜铃，轻风吹过，铃声清脆悦耳，余音袅袅。殿堂坐落在花斑绚丽的花岗岩石基座上，四周围有雕刻精细的玉石栏杆。殿顶呈蒙古包式的穹庐状，上面用蓝、黄两色琉璃瓦砌出浑厚典雅的云勾浪纹，八角飞檐下悬挂着“成吉思汗陵”五个蒙、汉文金色大字竖匾。殿堂内，成吉思汗巨幅画像悬挂正中央。他银须飘胸，目光灼灼，充分表现出当年的英武姿态。画像两侧竖立着银戈红缨长矛，前面是紫檀色的供桌，上面放着相传是成吉思汗使用过的马刀。殿堂四壁雕饰着山水草畜，地面铺着紫红色的地毯，使殿内气氛格外庄严肃穆。

相传，成吉思汗在率兵远征西夏时死于甘肃清水县。他临终前命令秘不发丧，以免涣散军心。诸将于是把他的灵柩运回蒙古安葬，为了不使外界知道他的死讯，诸将在途中“遇人尽杀之”。

为什么成吉思汗的灵柩安放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呢？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西征，路过鄂尔多斯草原的时候，见这里碧草茵茵，一望无际，洁白的羊群像天边的云朵，在草原深处飘浮，不时还有鸟鸣鹿奔。成吉思汗被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情不自禁地赞美说：“这里是衰亡之朝夏兴之方，太平盛邦久居之地，梅花幼鹿成长之所，白发老翁安息之乡。如果我死后就把我葬在这里吧！”说完将手中的马鞭投向草地。于是，成吉思汗死后，灵柩被运到当年所赞美过的伊金霍洛旗，隆重安葬。

蒙古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贡献卓越的大汗，每年都要举行几次隆重的祭祀活动。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举行的“苏鲁锭”活动。“苏鲁锭”蒙语为“长矛”，象征着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武功。相传，有一次成吉思汗在土拉河战斗中被击败，当他跪下给神灵叩头求援时，天上飞来一杆又黑又大的苏鲁锭。他高兴万分正欲伸手去接，可是苏鲁锭却停在半空中，他连忙给神灵许愿，要用一千只绵羊祭奠，苏鲁锭才落下来。以后蒙古人民一直保持了祭奠“苏鲁锭”的风俗。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蒙古人民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祭奠在悠扬的蒙古古典乐曲中开始，先向成吉思汗陵敬酒三巡，高声朗诵赞美成吉思汗的《出征歌》、《苏鲁锭歌》等，然后由主祭人率领大家进入正殿，跪在地毯上，向成吉思汗遗像举行参拜礼。

元大都

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处于通向东北平原的要冲地带。“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准，北控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观。”战国时，这里已形成城市，辽代在此建陪都。金时依辽城向东、向南建造了金中都。元灭金后，至元世祖忽必烈时，以中都东北郊琼岛一带水面（今北海）为核心，建造新的宫殿，随后又建成了大都城。

元大都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布置的。城的轮廓接近于方形，城市的中轴线就是宫城的中轴线。因为地势平坦，又是新建，所以道路系统规整砥直，成方格网。全城道路分为“千道”和“胡同”两类：千道宽约25米，胡同宽6—7米。胡同都是东西向，前后两条胡同间距约为50步，在两胡同间的地段上再划分住宅基地。这种有规律的街巷布置，和唐以前的里坊，形成两种不同的居住区处理方式。

元大部功能布局从《周礼》出发，三重套城、宫城居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形成向心拱卫政治中心的格局。其在空间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有意识地组织全城的空间机理，突破了以往单纯解释礼制、仅重视对政治礼仪轴线进行空间组织的情况。

元大都是自唐长安以后，平地起家新建的最大都城，它继承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优秀传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

艮岳

艮岳是宋代的著名宫苑。艮为地处宫城东北隅之意。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兴工，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竣工，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艮岳，亦号华阳宫。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后被拆毁。

艮岳位于汴京（今河南开封）景龙门内以东，封丘门（安远门）内以西，东华门以北，景龙江以南，周长约6里，面积约为750亩。据记载，苑内峰峦崛起，冈连阜属，众山环列，仅中部为平地。其中东为艮岳，东西二岭有“介亭”、“麓云”、“半山”、“极目”、“箫森”等五亭。南为寿山，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泻入雁池。西为“药寮”、“西庄”，再西为“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艮岳与万松岭间自南往北为濯龙峡。中间平地凿成大方沼，沼水东出为“研池”，西流为“凤池”。此外因境设景，还有“绿萼华堂”、“巢云亭”等，寓意得道飞升的有“祈真磴”、“炼丹亭”、“碧虚洞天”等。苑中叠石、掇山的技巧，以及对于山石的审美趣味都有提高。苑中奇花异石取自南方民间，运输花石的船队称为“花石纲”。

艮岳突破秦汉以来宫苑“一池三山”的规范，把诗情画意移入园林，以典型、概括的山水创作为主题，在中国园林史上是一大转折。

金明池

北宋著名别苑，又名西池、教池，血于宋代东京顺天门外，遗址在今开封市城西的南郑门口村西北、土城村西南和吕庄以东和西蔡屯东南一带。金明池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原供演习水军之用。政和年间，宋徽宗于池内建殿宇，成为皇帝春游和观看水戏的地方。

金明池周长九里又三十步，池形方整，四周有围墙，门多座，西北角为进水口，池北后门外，即汴河西水门。正南门为棂星门，与琼林苑的宝津楼相对，门内彩楼对峙。在其门内自南岸至池中心，有一巨型拱桥——仙桥，长数百步，桥面宽阔，桥有三拱，“朱漆栏盾，下排雁柱”，中央隆起，如飞虹状，称为“骆驼虹”。桥尽处，建有一组殿堂，称为五殿，是皇帝游乐期间的起居处。北岸遥对五殿，建有一“奥屋”，又名龙奥，是停放大龙舟处。仙桥以北近东岸处，有面北的临水殿，是赐宴群臣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开放，允许百姓进入游览。沿岸“垂杨蘸水，烟草铺堤”，东岸临时搭盖彩棚，百姓在此看水戏。西岸环境幽静，游人多临岸垂钓。宋画《金明池夺标图》描绘了皇家园林内的赛船场景。北宋诗人梅尧臣、王安石和司马光等均有咏赞金明池的诗篇。

金明池园林风光明媚，建筑瑰丽，到明代还是“开封八景”之一，称为“金池过雨”。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大水后，池园湮没。

独乐寺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城内西大街，占地10500平方米。始建于唐代，寺内的观音阁和山门重建于辽代，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据说安禄山叛唐，就是在此处誓师，他喜独乐，故以“独乐”二字名寺。该寺由山门、观音阁和东西配殿组成。

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典型唐代风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山门上悬挂的“独乐寺”匾额相传是明代严嵩所题。山门内有两尊辽代彩塑珍品，高大的天王塑像两旁，有俗称“哼”“哈”二将守卫。山门台基之上立着粗大的木柱20根，4根角柱柱头微向内收，柱脚略出向外，是我国古代工匠创造的“侧脚”技法，作用是稳定结构，防止建筑外倾。每根柱头之上，累叠着许多形似“斗”的方木块和样子像长拱的曲木。这一组组木构件叫做“斗拱”。斗拱是我国古建筑所独具的特征，它不仅美化建筑，而且可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之间的“切力”。斗拱之上是横梁，梁头承托着檩子，它们通过榫卯，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负荷建筑物的全部重量，这种框架式木结构，是我国古建筑称道于世的突出成就。山门屋顶作四面坡形，古称庑殿顶，坡面和缓微曲，檐角如翼如飞，造型别致优雅，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又一重要特点。独乐寺山门正脊的鸱尾，长长的尾巴翘转向内，犹如雉鸟飞翔，十分生动，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年代最早的鸱尾实物。

观音阁是全寺的主建筑。阁下檐上高悬“观音之阁”匾额，相传为唐代李白所写。观音阁高23米，木质，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集我国木结构建筑之大成，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它的突出特点是“斗拱”结构。上下檐的斗拱粗大雄伟，排列疏朗，起着承重作用。整个大阁的斗拱种类繁多，因位置和功能的需要不同，共采用了二十四种结构，和其他构件配合，组成一个优美统一的整体。观音阁看似只有两层，实际是三层——在上下层之间还夹着一个用腰檐和平坐栏杆围绕建成的暗层。阁内中央的须弥座上，有一座高达16.27米的观音菩萨像，是辽代泥塑艺术珍品，又是国内最大的观音塑像。观音像慈目低垂，面露微笑，亲近如在人间。为显示观音法力高强，塑造者在观音头顶上又塑出十个小观音，所以又有“十一面观音”之称。观音的两侧侍立着两尊菩萨，面目丰润，姿态优美。

观音阁除了拥有全国现存建筑时间最早的高层木结构楼阁、体量最大的泥塑菩萨像外，阁中还保存着十分珍贵的元代壁画。壁画高3.15米，长45.35米，总面积约140平方米。内容有人物，有山林，有云水。在人物中有罗汉，有天王，也有村镇市民。在世俗人物中，有的还戴着元代普遍使用的斗笠帽。据此，人们推断独乐寺观音阁的壁画初绘于元代，在明代又重新绘制过。保存这么好，面积这么大的元代壁画，在全国极为罕见。在寺院内，还有长方形壁碑二十八块，横竖皆有，全部是清乾隆皇帝手书名家诗。

从辽代重修至今，在这一千多年中，独乐寺经过了无数次狂风暴雨的袭击，也经受了无数次大小地震的考验，依旧安然无恙，令许多古建筑专家都不得不啧啧称赞。

清净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寺院，也叫做清净寺或礼拜寺，我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清净寺。北宋时期，泉州是港口，各国的商人很多，据说穆罕默德有四个得意门徒，其中有两个在泉州一带传教，清净寺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清净寺位于泉州市涂门街，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初名“圣友之寺”。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耶路撒冷人阿哈玛出资重修，以后又历经修建，但仍保留着创建时的风貌。

清净寺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建造的，全部用花岗石筑造，主要建筑有寺门、奉天坛、明善堂等。

寺门向南，高20米，宽4.5米，穹顶尖拱形，门洞有10多米长，上方有一个平台，平台四周砌有回字形的砖垛。早先，这个平台上建有一座望月楼和一座尖塔，后来毁于战火。门外壁最高处，有一列古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石刻。

在寺门的西边是奉天坛，门顶为尖拱形，门楣上刻着古阿拉伯文字。曾经是面积很大的礼拜堂，如今只剩四面的石墙。南边的一面墙开了四个长方形的大窗，各窗之间，有六个尖拱形的壁龛，正中的大壁龛中，刻有七行古阿拉伯文字。两边墙的正中间，还有一个尖拱形的大壁龛，是伊斯兰教的阿訇讲经的讲经台。

奉天坛后为明善堂，是一座两进式中国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大门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天井，左右两边有走廊。

寺内保存有许多碑刻，有些碑文记载了宋代和元代修建这座寺宇的时间和经过，有的碑文还详细记载了当时宗教仪式和教徒的活动情况。

奉国寺

奉国寺有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最古老、最大的大雄宝殿，世界最古老、最大、最精美的彩塑佛像群。建筑学家梁思成称辽代寺院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奉国寺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文物专家杜仙州赞誉“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辽代七佛像高大庄严，权衡匀整，柔逸俊秀，神态慈祥，极为壮丽。梁架上飞天面相丰颐美悦，色调鲜明绚丽，是国内极为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主持过奉国寺维修工程的古建筑高级工程师杨烈，曾评价奉国寺大雄殿为“中国古代辽（宋）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顶木构建筑，建筑规模是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古建筑史学家曹汛说：“大殿九间是佛教建筑顶了天的极限，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全国古刹千百座，独奉国寺大雄殿穷极伟丽。”

奉国寺，俗称大佛寺，坐落于辽宁锦州义县县城内，始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是辽朝自称释迦牟尼转世的圣宗皇帝——耶律隆绪在母亲萧太后（萧绰）故里所建的皇家寺院。

奉国寺始建时规模宏大，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碑刻记载：“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佗郡亦为甲。宝殿崔嵬，俨居七佛，法堂宏敞，可纳千僧。飞楼曜日以离撑，危阁倚云而对峙。旁架长廊二百间，中塑一百贰拾贤圣。可谓天东胜事之甲。”

奉国寺现保存完好的有外山门（重建），内山门，牌坊，东西宫禅院，钟亭，碑亭，无量殿。辽代所建大雄殿是寺院主体建筑，面阔九间，通长55米，进深五间，通宽33米，总高度24米，建筑面积1800多平方米，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遗存最大者。“过去七佛”（毗婆尸、尸弃、毗舍浮、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并列一堂，千年来仍然保存完好。辽代七佛塑像（高度均在9米以上），十四尊胁侍菩萨（高2.5米以上），两尊天王，二十一套石雕供器精美绝伦，殿内更有国内极为罕见的最古老的建筑彩画实例——梁架上的四十二幅辽代彩绘飞天，还有元、明两代所绘的精美壁画——十佛、八菩萨、十一面观音、十八罗汉，明代所塑国内唯一的男像倒坐观音（高3.8米），明代木雕韦驮，金、元、明、清各代所建碑记十七通，清代牌匾数十块，其中清乾隆五年所立：大雄殿（高3.1米，宽1.52米）法轮天地、滋润山河（高2.8米，宽1.78米）是中国最大的透雕牌匾，被誉为中华名匾。

奉国寺集佛教、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于一体，独具绝美天下的古代艺术品，被专家学者称为艺术珍品中的极品。

晋祠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因封地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

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和鱼沼飞梁。此后，又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

中轴线最前端为水镜台，始建于明朝，是当时演戏的舞台。前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除前面的较为宽敞的舞台外，其余三面均有明朗的走廊，建筑式样别致，慈禧太后曾照原样在颐和园也修建了一座。

从水镜台向西，有一条晋水的干渠——“智伯渠”，又名海清北河。相传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为了攻取赵襄子的采地，引汾、晋二水灌晋阳而开凿此渠。后人在旧渠的基础上加以修浚，成为灌溉田地的水渠。

通过智伯渠上的合仙桥，便是金人台。金人台呈正方形，四角各立铁人一尊，每尊高两米有余。其中西南隅的一尊铸造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经历八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迄今仍明亮不锈。

穿过对越坊及钟楼、鼓楼就到了献殿。此殿原为陈设祭品的场所，始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面宽三间，深两间，梁架很有特色，只在四椽袱上放一层平梁，既简单省料，又轻巧坚固。殿的四周除中间前后开门之外，均筑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栅栏，使整个大殿形似凉亭，显得格外利落空敞。

献殿以西，是连接圣母殿的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是晋水的第二泉源。池中立34根小八角形石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着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东西桥面长19.6米，宽5米，高出地面1.3米，西端分别与献殿和圣母殿相连接；南北桥面长19.5米，宽3.3米，两端下斜与地面相平。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鸟，故称飞梁。净土宗信奉的阿弥陀经说佛国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的表征，鱼沼飞梁即取法于此。

在中轴线末端，是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晋水的其他二泉——“难老”和“善利”分列左右。此殿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殿高约19米，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布置几乎成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现存的最早实例。殿周柱子略向内倾，四根角柱显著升高，使殿前檐曲线弧度很大。下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相互映衬，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更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圣母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减柱法”的熟练使用，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斗拱和柱高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过程，而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圣母殿是这个过程的代表作。

圣母殿内共有四十三尊泥塑彩绘人像，除龛内二小像系后补外，其余多为北宋原塑。主像圣母，即唐叔虞和周成王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的女儿——邑姜，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邑姜屈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其余四十二尊或侍奉文印翰墨，或侍奉洒扫梳妆，或奉饮食，或侍起居以至奏乐歌舞等的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龛外两侧，其中宦官像五尊，著男服的女官像四尊，侍女像共三十三尊。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更是精品。这些侍女像身材适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她们的年龄或老或少，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各具特色。这组塑像突破了神庙建筑中以塑造神佛为主的窠臼，真实地表现了被禁镊深宫受尽役使的侍从们的精神面貌。在技巧上，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

晋祠有名的唐碑矗立在“贞观宝翰”亭中，碑文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亲自撰写的，名为《晋祠之铭并序》，全碑共1203字，旨在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以达到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晋祠之铭并序》书法飞逸洒脱，骨骼雄奇，笔力遒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

祠区北侧有唐叔虞祠，分前后两院，颇为宽敞。前院四周有走廊，后院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是唐叔虞，殿宽五间，进深四间，中间神龛内设唐叔虞塑像。神龛两侧有从别处移来的十二个塑像，多为女性，高度与真人相近。她们手持笛、琵琶、三弦、钹等不同乐器，似乎是一个完整的乐队。

整个建筑群虽然是不同时期建起来的，但集中在一起，布局紧凑，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既像庙观的院落，又像皇室的宫苑，并不显得杂乱无章和生拼硬凑，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具匠心。

洛阳桥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位于福建泉州东郊的洛阳江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工程，从北宋皇佑四年（公元1053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七年之久，耗银1400万两，建成了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

桥全系花岗岩石砌筑，初建时桥长360丈，宽1.5丈，有武士造像分立两旁。建桥九百余年以来，先后修复十七次。现桥长731.29米，宽4.5米，高7.3米，有44座船形桥墩，645个扶栏，104只石狮，1座石亭，7座石塔。桥之中亭附近历代碑刻林立，有“万古安澜”等宋代摩崖石刻。桥北有昭惠庙、真身庵遗址。桥南有蔡襄祠，著名的蔡襄《万安桥记》宋碑，立于祠内，被誉为书法、记文、雕刻“三绝”。

洛阳桥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也是中国建筑的国宝。

广济桥

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位于广东潮州镇东，横跨韩江。始建于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潮州知军州事曾汪主持建西桥墩，于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完成。绍兴元年（公元1194年），知军州事沈崇禹主持东桥墩，到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完成。全桥历时57年建成，全长515米，分东西两段，中间一段宽约百米，因水流湍急，未能架桥，只用小船摆渡，当时称济州桥。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重修，并增建五墩，称广济桥。正德年间，又增建一墩，总共24墩。桥墩用花岗石块砌成，中段用18艘梭船联成浮桥，能开能合，当大船、木排通过时，可以将浮桥中的浮船解开。让船只、木排通过，然后再将浮船归回原处，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开关活动式大石桥。广济桥上有望楼，为我国桥梁史上所仅见。

广济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桥，是中国桥梁建筑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是一座联拱石桥。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元、明两代曾经修缮，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重修建。桥全长212.2米，有11孔。各孔的净跨径和矢高均不相等，边孔小、中孔逐渐增大。全桥有10个墩，宽度为5.3米至7.25米不等。桥面两侧筑有石栏，柱高1.4米，各柱头上刻有石狮，或蹲、或伏，或大抚小，或小抱大，共计485头。石柱间嵌石栏板，高85厘米，桥两端各有华表、御碑亭、碑刻等，桥畔两头还各筑有一座正方形的汉白玉碑亭，每根亭柱上的盘龙纹饰雕刻得极为精细。

卢沟桥以其精美的石刻艺术享誉于世，甚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这座桥也有详细的记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本土的七七事变在此发生，卢沟桥更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

佑国寺塔

佑国寺塔坐落在河南开封东北角。因其塔身以褐色的琉璃瓦镶嵌而成，酷似铁色，故而俗称铁塔。铁塔原建于北宋年间的开宝寺内。

由于北宋历代的皇帝常来此游幸，遂以北宋开宝年号命名，故名开宝寺。寺院规模宏伟，殿堂林立，共有280区，设有福胜、上方、永安、能觉等24禅院，并设立礼部贡院，在此考选全国的举子。

铁塔的前身原来是木塔，平面呈八角形，共十三层，高120米，传说是宋代的巨匠喻皓主持建造的。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木塔毁于雷火，皇拓元年（公元1049年）重新修建，即今之铁塔。清朝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泛滥，水灌开封，寺院夷尽，唯有铁塔安然无恙，独存于世。

铁塔用二十八种不同标准的砖制构件拼砌而成。塔身外部砌筑仿木结构的门窗、柱子、斗拱、额坊、塔檐、平座等形式，飞檐翘角，造型秀丽挺拔。塔身的外壁镶嵌有色泽晶莹的琉璃雕砖，内容丰富多彩，有飞天、麒麟、游龙、雄狮、坐佛、立僧、伎乐、花草等五十多种图案，动物和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工艺精巧，是砖雕艺术中的精品。塔内有螺旋式磴道，将塔心柱和外壁紧密地联成一体，形成了坚固的抗震体系。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无数次的地震、水患、兵火，至今仍自岿然不动，称得上是千古杰作。

释迦木塔

释迦木塔位于山西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俗称应县木塔。应县原是辽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近畿。塔是当时崇信佛教的统治者辽兴宗耶律宗真（公元1016—1055年）命令修建的，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落成，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毕。历九百多年的风雨侵蚀、地震战火，至今仍保存完好，除其塔基牢固，结构谨严外，历代不断维修也是重要原因，这座当今世界上保护最完整、结构最奇巧，外形最壮观的高层木塔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建筑技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木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二十四根柱子，内有八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有人计算，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塔身底层南北各开一门。二层以上周设平座栏杆，每层装有木质楼梯。二至五层每层有四门，均设木隔扇，光线充足，可凭栏远眺。塔内各层均塑佛像。第一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六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绘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二层坛座方形，上塑一佛二菩萨和二胁侍。三层坛座八角形，上塑四方佛。四层塑佛和阿难、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毗卢舍那如来佛和八大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塔顶作八角攒尖式，上立铁刹，制作精美，与塔协调，更使木塔宏伟壮观。塔每层檐下装有风铃，微风吹动，叮咚作响，十分悦耳。

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五十四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坊、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

妙应寺白塔

至元八年（公元1271），由当时入住中国的尼泊尔著名建筑师阿尼哥（公元1244—1306年）参与设计，在大都城内阜成门建成了著名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建筑——大圣寿万安寺，作为文武百官演习礼仪、做佛事的地方。寺内设有忽必烈及其子真金的影堂，并建造了一座砖砌喇嘛塔。后来寺院毁于火，只剩下塔。明代重建，改名为妙应寺，塔因外涂白垩，俗称“妙应寺白塔”。

白塔初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在妙应寺的中轴线上，高50.9米，全部砖砌。塔顶是青铜制巨大宝盖，盖上有小铜塔，盖周垂挂流苏状的镂空铜片和铜铃，徐风吹来，叮当作响。塔顶为金色，塔身涂白垩，金白对比，在蓝天下交相辉映，显得崇高圣洁。

妙应寺白塔是中国早期喇嘛塔中最重要的实例，也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最宏伟的藏传佛塔。

明清建筑大观

明清两代距今最近，许多建筑佳作得以保留至今，如京城的宫殿、坛庙，京郊的园林，两朝的帝陵，江南的园林，遍及全国的佛教寺塔、道教宫观、民间住居、城垣建筑等，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又一光辉华章。

在城市建设上，受封建礼教观念深刻影响，经济中心结构城市常借鉴政治中心结构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将它作为理想范本，然而城垣总是在经济最活跃的方位被突破。经济中心结构城市空间设计十分灵活，道路空间随街巷建筑性质不同灵活变化，或开或合、或收或放。城镇主空间围绕该城标志性地段展开，空间开放。一些商业及生活设施以小品形式出现于街头巷尾，成为地段重心，如井台、街亭。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

在陵墓建设方面，随着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的诸皇帝陵墓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推崇皇权，恢复了预造寿陵的制度，并且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陵墓形制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便于雨水下流不致浸润墓穴。所以，这一时期非常讲究棺椁的密封和防腐措施，墓中的尸体一般都保存得比较好。其次，陵园建筑取消了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展了谒拜祭奠的上宫建筑，相应也取消了陵寝中留居宫女以侍奉亡灵起居的制度。这是对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它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陵寝中原始迷信的方式逐渐废止，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仪式。

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在葬制上体现为在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充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清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除末帝溥仪没有设陵外，其他九个皇帝都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和易县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由于两个陵园各距北京市区东、西一百里，故称“清东陵”和“清西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其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东陵和清西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代，所不同的是陵冢上增设了月牙城。另外，明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圣德神功碑”，而清东、西二陵中则有数通。陵园的布局与明代相比也发展到更成熟的阶段，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都由石像生、大牌楼、大小石桥、龙凤门、小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配殿、隆恩殿、琉璃门等大小建筑组成。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附有皇后和嫔妃的园寝。

明、清时期造园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明末出现了吴江人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这一著作是明代江南一带造园艺术的总结。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园林中的空间处理、叠山理水、园林建筑设计、树木花草的配置等许多具体的艺术手法。书中所提“因地制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主张和造园手法，为我国的造园艺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帝王苑囿与私家园林总体布局有的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有的则是靠人工开凿兴建，建筑宏伟浑厚、色彩丰富、豪华富丽，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造园高潮。皇家园林的鼎盛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所以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多与离宫相结合，建于郊外，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处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同时，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明清宫苑，特别是清朝的园林，除继承了历代苑园的特点外，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使用上的多功能，如听政、看戏、居住、休息、游园、读书、受贺、祈祷、念佛以及观赏和狩猎，栽植奇花异木等，如在著名的圆明园中，连做买卖的商业市街之景也设在其中，可以说是包罗了帝王的全部活动。还有一个特点是建造的数量大，特别是清朝，园林艺术装饰豪华、建筑尺度大、庄严，园林的布局多为园中有园。在有山有水的园林总体布局中，非常注重园林建筑起控制和主体作用，也注重景点的题名。

从艺术风格上讲，清代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圆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建筑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乃至园路的铺设都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颐和园堪称清代皇家园林之首，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其真实的自然山水、宏阔的空间构图手法、娴熟的园林艺术技巧，和曲蜿的园林景观设计，成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与艺术的珍贵遗产。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仙境之感受。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一时间，蒙、藏、甘、青等地广建喇嘛庙，仅承德一地就建有十一座。这些庙宇规模宏大，制作精美，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了的装饰手法，从而出现一些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鎏金装饰，或用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一批藏传佛教寺庙为典型代表。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窗户棂条的组合多使用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多种装饰的综合使用，形成了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在装饰手法上，明清建筑在装饰上走向了成熟与程序化。出檐趋缩小，使出檐的深度，比实际出檐感觉略深，从而继续保持中国建筑屋顶部分的飘浮感。房屋的台座十分规范而精美，皇家建筑及寺庙建筑中，多用汉白玉台座与栏杆，辅以精美的雕刻，显得十分华美。屋顶的形式也趋于严谨而程序化，唐宋时期风格飘逸潇洒的厦两头造（类似于清代的歇山式）的屋顶形式，变成了规矩严谨的歇山屋顶，庑殿屋顶的曲线处理也更加柔和，硬山屋的大量建造顶，是明清时代砖石结构大量应用的结果，也丰富了建筑的造型形式。琉璃瓦件的规格与式样趋于程序化。琉璃瓦按规格分为“十样”，与不同的建筑规格与体量相配。在色彩上，除了简单的黄琉璃瓦、绿琉璃瓦外，还出现了黄瓦绿边，或绿瓦黄边，及在黄瓦上配绿心，绿瓦上配黄心等处理手法。还有蓝琉璃瓦、黑琉璃瓦等不同色彩的瓦件，使建筑物在外观上更趋多样。

概括起来说，由于明初立国南京，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也以南方工匠为主，因此明代建筑严谨、工丽、清秀、典雅，顿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官式建筑高度标准化、定型化。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房屋的主体部分，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则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

中国建筑在清朝形成最后一种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的成熟风格，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

明中都皇陵

中都皇陵，是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西南方向。陵冢南有丘陵绵亘数百里，北临淮河滔滔东流去，东西二隅地势逐渐降低。皇陵头枕山峰，足登淮水，犹如仰卧在巨大的躺椅之中。

朱元璋的父母是安徽凤阳人，家境赤贫，没有土地，后来这个地区瘟疫流行，不到二十天，朱元璋的父母相继死去。因家贫没有钱买棺椁，所以朱元璋和他的兄长抬着父母的尸体草葬山莽。传说两人快到山麓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只好放下尸体避雨村寺。第二天拂晓，朱元璋与兄往视，见父母尸骸之上已是土堆高耸。朱元璋称帝的第二年，就在他父母坟墓上修建皇陵，历时十年。

皇陵陵园前的神道石像雕体形高大，雕工精美，都是用巨大的青石细细雕琢而成的。其中的石马是群雕中的佳作，石马背负锦鞍，昂首嘶鸣，鬃毛飘动，形态逼真。据说，南来北往的马匹，远远望去总是挣脱缰绳跑到石马前欢跳，真可以以假乱真！

陵园里的石碑仅剩下“皇陵碑”和“无字碑”两通，都是龙首龟趺，气势壮观。皇陵碑的碑文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叙述了他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以及参加起义军、东渡大江、建立明王朝的峥嵘历程。无字碑寓意朱元璋祖辈功德无量，难以用语词表达。今碑以断为三截。

明中都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其豪华侈丽的规制继续了汉唐两宋的传统，开创了明清时代的风格，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陵园内建筑大部分已经毁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脚下。

明太祖孝陵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陵，位于江苏南京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紫金山巍峨峻秀，从六朝以来就有“虎踞龙盘”之说。玩珠峰下泉壑幽深，紫气蒸腾，云气山色，朝夕多变。朱元璋登基不久，就选中这个风水宝地为陵址。

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冶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五月，孝陵建成。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

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占地长达22.5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七十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十万株，养鹿千头，每头鹿颈间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五千到一万多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往谒陵，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若干。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现存建筑有神烈山碑、禁约碑、下马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圣德碑、石像翁仲、御河桥，陵门、碑亭、孝陵殿、大石桥、宝城、墓及清末所建碑亭、享殿等。

孝陵的入口处即下马坊，是一座二间柱的石牌坊，额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楷书大字，谒陵的文武官员，到此必须下马步行。坊高约9米、中间宽约6米、额坊长约6米、高1.28米、厚约0.32米，曾毁坏成数块，倒置路旁，后来修复。坊旁有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立的禁约碑，重申严格保护孝陵的条例，违者立即处死。

孝陵正门是大金门，然后到四方城，四周围墙形如壁垒。城内有一大石兽，昂首曳尾，宛然若生，背上驮“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正楷，长达2746字，字大如拳，历述了明太祖一生的功德，是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为其父朱元璋所立的。碑通高8.84米，碑身高4.78米，宽2.24米，厚0.83米，是南京地区地面现存最大石碑。

在四方城的西北，过霹雳洞上的御河桥是神道，神道的两侧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狮、獬豸、驼、象、麒麟、马，每种四只，两蹲两立，共十二对，逶迤绵延达一里多地。之后，神道又折向北，有华表一对在前，继而是巨大的石像四个，两武两文，威武雄壮，神态肃穆，线条粗率，简约生动，是明初石刻的重要作品。陵前还有四对石翁仲，体态高大，他们和石兽一起威然列队，长达一公里，象征着朱元璋生前拥有的仪仗和侍卫，有“石马嘶风翁仲立，犹疑子夜点朝班”之势。

孝陵殿位于御碑亭的后面，原来是重檐九楹，左右有庑，另有神宫监和具服殿、宰牲亭、燎炉、水井等设施，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现存的享殿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原址上重建的，但其规模大为缩小、殿中挂有明太祖的遗像。

孝陵的最后一重建筑是明楼，又称“方城”，全部用巨型的条石堆砌而成。明楼的楼顶已塌毁，现仅存四壁。其后为宝城，是一个直径约400米的圆形土丘，上植松柏，下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墓穴。周围筑有高墙，条石基础，砖砌墙身。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县北十公里天寿山南麓，从明成祖朱棣选为陵址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历经二百余年，陵园经过不断修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建筑完美的明代最大的陵墓建筑群。陵区东、西、北三面群山耸立，重峦叠嶂，如拱似屏，南面为蟒山、虎峪山相峙扼守，气势磅礴的大宫门坐落在两山之间，为陵区的门户。整个陵区得天独厚，雄伟壮观，范围约四十多公里。

整个十三陵陵区共用一条神道为引导，以后又在大红门外约1300米处增建气势宏大的石牌坊一座，前推了陵区起点。石牌坊为六柱五间十一楼形式。“楼”就是屋顶，五间上各一座，各间之间及全坊外侧也各一座，大小相间，高低错落，轮廓丰富，通宽达30米，是中国最大的牌坊。

在十三陵中，明成祖朱棣与徐皇后合葬的长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布局合理，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

朱棣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帝王。他曾命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负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写了举世无双的《永乐大典》，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这部举世空前的大部头类书，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的宝库。他还派太监郑和六次下西洋，遍历亚非大小三十余国，促进了明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陵园纵贯南北，由三个院落组成。第一院落从石碑坊到棱恩门。石碑坊位于十三陵神道最南端，为汉白玉雕刻而成，晶莹光洁，六根大柱排空屹立，上系蓝天，下接白云，远远望去犹如天地间浮沉的一朵彩云，又好似神话传说中的南天门。

石碑坊北是大红门，它是陵园的门户，坐北朝南，共三洞，丹壁黄瓦，单檐歇山顶，庄严雄伟，浑厚端庄。黄色的琉璃瓦顶与朱红色的门墙交相辉映，色彩协调，诱人遐想。

大红门北面是长陵碑亭，碑亭虽名为亭，体量却十分巨大，各面达26米，高22米。有一通龙首龟趺石碑，记叙了明成祖一生的经历，都是歌功颂德之词，这也是十三陵中唯一有文字可训的碑亭。碑亭四角各有一个华表，底座和表身浮雕蟠龙纹和流云纹，叫做“望天吼”，又叫“望君归”，意思是希望君王不要贪恋深宫，应该走出去了解了解民情，又盼望君王不要在外面流连忘返，早日归朝，免得国事无人处理。亭北石砌神道长1200米，两旁相向列石柱、石兽、石人共19对。神道北端以并列的三座石棂星门结束，门间有短墙。自此以北，长陵尚有4公里多再无设置，有如面中空白，以虚代实，更加含蓄。

第二院落是棱恩殿，是“藏衣冠几杖，起居荐藏物”的地方，也是十三陵中最雄伟的建筑。大殿全部建筑用珍贵的楠木建造，体量横长，而且都是白台红墙朱柱黄瓦，一派皇家气象，经过五百多年风雨剥蚀，尚未倾斜变形，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在院庭内外满植松柏，气势萧森，有很强的纪念性。

第三院落由内红门与明楼等组成。方城明楼为砖石结构，体量竖高，作城楼形式，与棱恩殿形成鲜明对比。内红门是棱恩殿和宝城之间的一座门楼，因为接近朱棣的陵墓，所以内红门的彩绘色调显得深沉、肃穆，使谒陵的官员走进门内即产生一种诚惶诚恐之感。

长陵建筑雄伟、肃穆幽深，以独特的建筑艺术反映了明代初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侧面。

清初三陵

清远祖的永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以及皇太极的昭陵，统称“清初三陵”。清初三陵既发扬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又有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格。与入关后的清东、西二陵不同，它突出地将陵区的自然风光和封建城堡式的建筑布局相结合，充溢着古朴、肃穆、神秘的气氛。

永陵是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父亲、叔父及其妻子的墓地，在清初三陵中规模最小，因为葬者生前都没有当过皇帝，也没有称过汗，只是祖以子显而已。永陵在辽宁新宾县内，背依启运山，前临苏子河，与烟囱山隔山相望。永陵陵园较小，但景深开阔，风光旖旎，犹如点缀在万山丛翠中的一片红叶。

陵园四周绕以红墙，南门内横排四座碑亭，碑石林立，碑文洋洋数千言，均是为祖先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碑亭往北是启运殿，即祭祀谒拜租先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黄琉璃瓦顶，殿内四壁嵌饰着五彩琉璃蟠龙，殿堂供没暖阁、宝床和神位，殿前还有焚楼。启运殿往北是宝城，城中陵冢环列，均为平地起封，封土下为地宫，其中多为拾骨迁葬，可能还有衣冠葬。

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高皇后的陵墓，又称“东陵”，位于辽宁沈阳东郊的丘陵地上，前临浑河，背依天柱山。万松耸翠，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掩映于松海葱郁、蓝天白云之间，巧妙地将山陵建筑融会于水光山色之中，极为优美和谐。

福陵面积达十九万多平方米。陵园两侧分布着下马碑、石狮、华表和石碑坊。进入陵门，地势逐渐升高，一条一百多级的石阶在苍松之间斗折蛇行，盘山而上，具有“山势峻拔，磴道层折，深邃高耸，幽冥莫测”之感。攀上台阶，穿过石桥，迎面便是碑楼。碑楼内竖立由康熙亲自撰文的“大清福陵圣德碑”。碑楼后是一座古城堡式的方城，为叩拜祭祀之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每年祭祀活动多达三十多次。祭祀分为大祭、旁祭、小祭和特祭四种。大祭在每年的清明、中秋、冬至和立春举行。旁祭是在努尔哈赤和高皇后的忌辰举行。小祭在每月阴历初一和十五举行。特祭是遇国家大典的临时祭祀。祭祀所用物品都有一定规格和数量。顺治年间规定，大祭用牛、羊、猪各一头，献果酒、点香烛、焚烧、祝词、行大礼。清中叶以后，流民起义不断，清朝统治者为了求救于祖先“在天之灵”，进一步扩大了祭祀的规模，大祭祭品增加到牛二头、羊四只、面八百斤、油四百斤。每年仅祭祀福陵就用银五万两。

昭陵是清初三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帝陵，是清皇太极的陵墓。昭陵陵山为人工堆造而成，号称隆业山，占地面积达十八万平方米。

整个陵区可分为三个部分，从下马碑到大红门是第一部分，下马碑在陵区的最前面，碑文用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文字镌刻着“亲王以下各等官员至此下马”，以显示陵区的神圣和庄严。

陵区的第二部分是大红门到方城。大红门上镶有五彩琉璃蟠龙，门里有石雕华表和六对石兽，雕刻非常精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石马“大白”和“小白”，据说是仿照皇太极生前心爱的两匹坐骑雕琢而成，英姿勃发，大可以和唐太宗昭陵六骏相媲美。

陵区第三部分是庞大的方城和后面的宝城，这是陵园全部建筑的主体。方城内的隆恩殿是供奉神牌和祭祀的地方，庄严肃穆。方城的四隅建有角楼，把清初城堡式建筑艺术和中国传统的陵园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宝城的中间有半月形的宝顶，是埋葬皇太极和皇后的地宫，气势壮观宏伟。

清东陵

清东陵在河北遵化县的昌瑞山下，是清朝最大的陵墓区。整个陵区划分为前圈和后龙两部分，前圈是陵园建筑区，后龙是衬托山陵建筑的北隅，范围很广。

据历史记载，这块地方是由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清入关之后，有一次顺治皇帝狩猎，偶然来到昌瑞山下，停辔四顾，惊叹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完就取出玉佩扔向远处，对侍臣说：“落处定为穴。”由此开辟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陵墓区。

清东陵的陵园布局以顺治皇帝的孝陵为中心，东边是康熙皇帝的景陵和同冶皇帝的惠陵，西边是乾隆皇帝的裕陵和咸丰皇帝的定陵。陵园里一共葬有一百五十多人，包括五个皇帝、十五个皇后，还有很多皇贵妃、贵人、常在、答应、格格、阿哥等。

孝陵在昌瑞山的主峰下，是顺治皇帝的陵墓，也是清东陵的主体建筑。陵园前矗立着一座石牌坊，全部由汉白玉制成，上面浮雕着“云龙戏珠”、“双狮滚球”和各种旋子大点金彩绘饰纹，刀法精湛，气势雄伟，堪称清代石雕艺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紧靠石牌坊是大红门。大红门是孝陵也是整个清东陵的门户，红墙迤逦，肃穆典雅，门前有“官员人等到此下马”的石碑。

穿过大红门，迎面是碑楼。碑楼中立有两通高大的“圣德神功碑”，碑上分别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镌刻着皇帝一生的功绩。

神道中间即龙凤门，三门六柱三楼，彩色琉璃瓦盖，龙凤呈祥花纹装饰富丽多彩，显示了神道的悠远和风光的优美。

过龙凤门是七孔桥，它是东陵近百座石桥中最大的一座，也是最有趣的一座。桥身全部用汉白玉石拱砌而成，选料奇特，如果顺栏板敲击，就会听到五种音阶金玉般的声响，人称“五音桥”。

神道北端是巍峨的隆恩殿，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为了推崇皇权，清朝统治者不惜工本，极力装修隆恩殿，金龙环绕，富丽堂皇。

清东陵中的地宫情况，以乾隆的裕陵最有代表性。裕陵地宫为拱券式结构，全部用雕刻或加工过的石块砌成，布满了与佛教有关的各种经文和图饰雕刻，犹如一座地下佛教艺术石雕馆。地官内尽管图文繁多，但是并不杂乱，相反给人一种相互衬托，浑然一体的感觉，充分反映了清代石雕工艺水平的高度发展。

慈禧的定东陵是我国现存规制豪华，体系比较完整的一座皇后陵寝建筑群。定东陵一直修建了十年，但慈禧总觉得不称心，不惜劳民伤财，拆除重建。重建后的隆恩殿气概非凡，金碧辉煌，使人仿佛进入黄金世界。殿内有六十四根金龙盘玉柱，用极为珍贵的黄花梨木构成。金龙用弹簧控制，龙头龙须可随风摇动，金光闪闪，似真龙凌空，扶摇直上。隆恩殿前有龙凤彩石，凤在上龙在下，构成一幅金凤戏龙的景象。

定东陵的地宫比乾隆更为奢华，珍宝不计其数，直到地宫封闭前夕，还不断往里面安放各种稀世珍宝，奢华之极，骇人听闻。其中慈禧口中所含的一颗夜明珠，能分开合拢，分开透明无光，合拢时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

清西陵

清西陵在河北易县的永宁山下，东距北京市一百二十多公里，是清朝的又一处规模较大的陵墓区，也是历代帝王陵园建筑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陵域北起奇峰岭，南到大雁桥，东自梁各庄，西至紫荆关，方圆八百平方公里。

陵区内共有帝陵四座：雍正帝泰陵、嘉庆帝昌陵、道光帝慕陵、光绪帝崇陵。还有不少后陵、妃陵、公主墓等。清西陵还有一座没有建成的帝陵，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陵墓。溥仪去世后，骨灰曾归葬八宝山公墓。1994年，溥仪的骨灰又葬入清西陵。

根据“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制度，雍正本应当随父葬，但雍正却另辟兆域，在距离东陵数百里以外的易县营建泰陵。传说他篡改康熙的遗诏，皇位得之不正，心怀内疚，因而不愿葬在其父之旁。

清西陵的核心部分，规模宏大的是泰陵，其建筑历时八年。泰陵前后有三座高大精美的石牌坊和一条宽达十多米、长五公里的神道，通贯陵区南北。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有石兽三对、文臣一对、武臣一对。石像生采用写意的手法，以浓重粗大的线条，勾画出人物和动物的形象，再用细如绣花的线刻，表现细节花纹，体现了清代石雕艺术独到的雕刻技法。神道北延，是泰陵神道碑亭。碑亭内矗立着一通用满、汉、蒙三种文字镌刻的雍正皇帝谥号的石碑。泰陵的主体建筑是隆恩殿。隆恩殿由东西配殿和正殿组成，东殿是放置祝板的地方，西殿为喇嘛念经的场所。正殿在正中的月台上，巍峨高大，殿内明柱贴金包裹，顶部有旋子彩画，梁坊装饰金线大点金，金碧辉煌。

清西陵中，形制别具一格的是最西的道光皇帝的慕陵。

根据清代规制，帝陵名一般是由唇代皇帝钦定的，但是慕陵的陵名据说是道光皇帝亲自拟定的。他临终前曾说：“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呜呼！其慕与慕也。”而后把谕旨存放在大殿的东暖阁。咸丰即位后，重读遗诏，见“其慕与慕也”一句，心领神会，于是命名为慕陵。

慕陵在清代帝陵中，规制最为简约，没有方城、明楼、地宫和神德神功碑、华表及石像生，但工程质量坚固精细。隆恩殿都是用金丝楠木构造，不施彩绘，以蜡涂搪，精美异常。整个天花板都用香气馥郁的楠木以高浮雕的手法，刻成向下俯视的龙头，众龙吞云喷雾，栩栩如生，使人们走进殿内仿佛置身于“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艺术境界。慕陵的围墙也不挂灰、不涂红，而是磨砖对缝，干摆灌浆，墙顶以黄琉璃瓦覆盖，灰黄相映。随山势起伏，把殿亭、宝顶环抱在陵墙内，显得清明、肃穆。

紫禁城

紫禁城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筹建于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9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规划师吴中具体负责。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这里居住过明代14位皇帝和清代10位皇帝，他们统治中国491年，将近五个世纪。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和独特风格。

故宫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72万多平方米，四周有高10米多的城墙围绕，城墙的外沿周长为3428米，城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是护卫紫禁城的重要设施。

故宫东西南北开有四座城门，南门为午门、北门为神武门，东门为东华门、西门为西华门。城的四角各建有一座角楼。每座角楼各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结构复杂，式样奇特，为古建筑中罕见的杰作。整个故宫的建筑布局严谨规则，主次有序，并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使空间丰富多变。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在城墙墩台上建有一组建筑。正中是宽九间的庑殿预重檐大殿，殿高40米，是故宫的最高建筑。两侧有联檐通脊的殿阁伸展而出，四隅各有一个高大的角亭，这一组建筑称五凤楼，巍峨壮丽、气势浑厚。午门广场呈纵长矩形，午门屹立于广场尽端，平面继承隋唐以来如大明宫含元殿的传统，作向南敞开的凹字形。凹字平面有很强的表现力，当人距午门越来越近时，三面围合的巨大建筑、单调的红色城墙逼面而来，封闭、压抑而紧张的感受也愈来愈强，更显示出皇权的凛然不可侵犯。

进午门，经过一个大庭院，再过金水桥，入太和门，即是外朝的三大殿，太和殿在前，中和殿居中，保和殿在后，依次建筑在一个呈工字形的高大基台上。因为按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念，土居中央，最为尊贵。基台高8.13米，分三层，用汉白玉砌筑而成。每层当中都有石雕御路，边上装饰有栏板、望柱和龙头。据统计，共有透雕栏板1414块，刻有云龙翔凤图案的望柱1460根，龙头1138个。栏板下以及望柱上伸出的龙头口中，都刻有小洞口。每当下雨，水由龙头流出，恰似千龙喷水，蔚为大观。

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发布政令和举行大典的场所。殿高35.05米，宽63.96米，深37.20米，是故宫最大的建筑，也是全国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太和殿用七十三根大木柱支承梁架形成重檐庑殿式屋顶，上檐斗拱出挑单翘三重昂九踩，下檐为单翘重昂七踩。整座建筑庄严雄伟，富丽堂皇。

木构即先在栓础上立木柱，柱上架大梁，梁上立小矮柱（瓜柱），再架上一层较短的梁；自大梁而上可以通过小柱重叠几层梁，逐层加高，每层的梁逐层缩短，形成重檐；在最上层立脊瓜柱，在两组构架之间横搭檩枋；在檩上铺木椽，椽上铺木板（望板），板上苫灰背瓷瓦；由于梁架逐层加高，小梁逐层缩短，从而形成斜坡式的屋面；屋檐出挑则采用斗拱承接，既可承重，又可增添装饰效果，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又一大特色。

太和殿的巨大体量，它和层台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立体构图，以及金黄色琉璃瓦，红墙和白台，使它显得异常庄重和稳定，强调区别君臣尊卑的等级秩序，渲染出天子的权威。建筑家通过本来毫无感情色彩的砖瓦木石，和在本质上不具有指事状物功能的建筑及其组合，既显现了天子的尊严，又体现出天子的“宽仁厚泽”，还通过壮阔和隆重彰示了被皇帝统治的伟大帝国的气概，如此复杂精微的思想意识，抽象地却十分明确地宣示出来，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骄傲。

与外朝的宏伟壮丽、庭院开阔明显不同，作为帝后生活居住区的内廷呈现深邃的特征。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两侧是供嫔妃居住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宫六院”。前院乾清宫大殿最大，中院坤宁宫较小，乾清、坤宁之间是方形平面的交泰殿，三殿共同坐落在一个一层高的工字形石台基上。

乾为阳，为男；坤为阴，为女；交泰则为阴阳和合。后寝三殿的命名包含着中国人关于宇宙的哲学认识。

后寝以后是御花园，虽为花园，但所有建筑、道路、小池甚至花坛和栽植，都规整对称，只在局部有些变化，与中国园林特别强调的自由格局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它是格局严格对称的皇宫内的花园，又位于中轴线上，局部须服从全体，以保持全局格调的完整。但其中古木参天，浓阴匝地，花香袭人，波底藏鱼，富于生活情趣。

御花园以北通过一个小广场为神武门，有高大的城楼，过门经护城河即达景山，是故宫的结束。景山筑于明代，约高50米，中高边低，略作向前环抱之势，清代沿山脊建造了五座亭子，正中万春亭最大，方形三重檐，以黄色为主；两旁二亭较小，八角重檐，黄绿相当；最外二亭最小，圆形重檐，以绿色为主。在体量、体形和色彩上呈现了富有韵律的变化，并分别与庄重的宫殿和宫外活泼的皇家园林在气氛上取得和谐。

整个故宫的布局，以午门至神武门作中轴，呈对称性排列。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天安门，向北延伸至景山，恰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相重合。登上景山，眺望故宫，飞檐重叠，琉璃连片，壮丽辉煌，气象万千，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之瑰宝。

目录

百年屈辱与抵抗

百年专制与斗争

百年志士与英烈

百年政要与将领

历代王朝辉煌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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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屈辱与抵抗

虎门销烟

“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诗句，其中回荡着他坚决禁绝鸦片、主持虎门销烟的壮烈情怀。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西方列强侵害中国人民罪行进行抗争的重要事件，是反对列强鸦片输入的爱国主义行动。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英国商人大量贩运鸦片到中国，引起中国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扰乱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鸦片泛滥严重摧残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害中华民族。从民间到中央，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道光皇帝决定采纳黄爵滋、林则徐禁烟的主张，于1838年10月25日颁布谕旨，“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州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林则徐奔赴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开展禁烟斗争，得到广州群众的积极支持。

限期交出鸦片的通令下达后，英国鸦片商千方百计地抵制。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继而下令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严守商馆，断绝商馆与澳门的交通，撤出中国在商馆中的雇员，迫使英、美烟贩不得不缴烟。从4月12日到5月21日，收缴了2万多箱鸦片，共计237．6万多斤。1839年6月3日，虎门搭起一座礼台，前来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两个十五丈见方的销烟池蓄着卤水。林则徐下令销烟，礼炮轰鸣，工人和士兵们把鸦片切成碎块投入销烟池，撒入石灰搅拌，只见浓烟滚滚冲天而起，鸦片变成废渣，随着潮水从涵洞排入大海。万众欢呼，庆贺中国人民禁烟胜利。林则徐宣布：“我们禁的是害人的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只要遵守我国法纪，互通有无，我们欢迎。”从6月3日到25日，除留下8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从虎门销烟开始，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拉开序幕。

鸦片战争

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折点就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

虎门销烟，本来是中国反对不平等贸易和殖民者罪行的正义行动，而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气势汹汹来到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8月，英舰又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虎视眈眈。道光皇帝竟然罢免林则徐，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英方谈判。然而英方决心动用武力。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广东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调兵赴粤。2月26日，英军海陆军攻破虎门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英勇抗战，壮烈殉国。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奕山在谈判中同意向英方纳银600万元。从1841年8月到1842年3月，英国璞鼎查率坚船利炮北上，攻破福建厦门，进犯浙江定海、镇海（今属宁波）。1842年6月16日，英军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7月21日，英军发起镇江之战，遭到顽强抗击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军进逼南京，索要赎城费300万元。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1840年～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鸦片战争表明，落后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

三元里人民抗英

三元里人民抗英，是鸦片战争中广州北郊的三元里乡人民自发武装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壮举。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到三元里一带抢劫，还对年轻妇女进行侮辱。青年菜农韦绍光忍无可忍，带领几个农民打死几名英军。以此为起点，三元里103乡人民自发组成平英团，展开反侵略的武装斗争。5月30日晨，数千名勇士在英军司令部附近打死英军200多人。随后，各县400多个乡的民众，组成10多万队伍，包围了英军的四方炮台，吓得英军龟缩其内，不敢出来。后来，在英军胁迫下，清朝地方政府出面解散了义军。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记载着屈辱和国耻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先后攻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镇江等地，并霸占香港。1842年8月4日，英军进逼南京，索要赎城费300万元。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只好求和。1842年8月11日至29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等作为谈判代表，与英方谈判。英方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种种要挟，条约由英方一手制定。8月29日，于南京江面上的英国战舰上签署了《江宁条约》，后人习惯称为《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元。4、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5、另订关税则例。清朝政府将以公平的原则颁布一部新的关税则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纳。6、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陆续与法国、美国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战争，性质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相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56年10月23日，英国以中国水师搜查走私船“亚罗”号为借口，派军舰和陆战队闯过虎门，炮轰广州，烧毁民房。第二年，再增派远征军2900余人抵香港。法国也以其传教士从事违法活动被处死为借口出兵，10月，英法组成联军，驶入珠江口，进而攻入广州。1858年5月20日，联军出动炮艇、陆战队，向天津大沽南北炮台进攻，中国官兵奋起还击，使联军舰船和陆战队损失惨重。但由于援兵逃跑，大沽炮台失守。6月下旬，英、法、美、俄公使威逼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该条约除了中国赔款外还有增开十处通商口岸，答应外国公使驻北京等内容。1859年6月17日，联军炮艇再次进犯大沽，僧格林沁率军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遭此惨败的英法侵略者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1860年8月，联合进攻大沽北炮台，守军近千人殉国。24日，联军占据天津。

大沽、天津失守后，为守卫北京，清军3万余人与英法联军展开张家湾、八里桥之战，因得不到增援而失败。咸丰帝逃往热河，联军进入北京后在圆明园等处大肆劫掠焚烧。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相继签订，其中有赔款、割让九龙给英国等条款。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火烧圆明园

“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这一奇迹现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这是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的话，他所愤怒声讨的，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英法侵略者。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从明朝就已经初步建成。清朝期间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5代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体现了古今中外园林艺术成就。名胜林立，经典繁布。此外，还集中了大量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文物，是世界闻名的人类文化宝库，也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抢劫。搬不走的大瓷器和珐琅瓶被打得粉碎。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第一次从10月7日至9日，大火连烧三昼夜，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第二次10月18日和19日，在抢劫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几处属园之后，再次大焚烧，使几处属园的殿阁建筑化为灰烬。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贪婪、疯狂、残暴和野蛮。火烧圆明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惨重损失和奇耻大辱，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上的一场浩劫。

《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是近代史上中俄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英、法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的时候，打着调停的旗号，趁火打劫，又派军队武力威胁驻守东北边境的清军，要求重新签订边界条约，取代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清朝政府在对付英法联军进攻的情况下，无力再对付俄国进攻，被迫谈判，并接受了屈辱条件。1858年5月28日，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今爱辉）签订《瑷珲条约》。主要内容有：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只在瑷珲对岸精奇里江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谴责了沙俄乘人之危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情。

收复新疆

收复新疆是近代史上一次粉碎分裂和反抗外国入侵的一次军事行动。1865年，清朝藩属的浩罕部落首领阿古柏在俄国唆使下，发兵占领了南疆广大地区，又向北疆扩张，占领了乌鲁木齐，宣布建立“哲德沙尔国”，他自任“国王”。他的行动得到英俄两国的支持，俄国还趁机发兵占领了伊犁等地。清朝政府对此事意见不一致，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但遭到左宗棠等爱国将领的坚决反对。左宗棠在奏折中批驳李鸿章的谬论，认为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坚决不能放弃。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左宗棠作了精密部署，在新疆人民的支持下，击败了阿古柏，在两年内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后来，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却又让俄国割走了一部分地区。但左宗棠的爱国行动，使新疆没有被分裂出去。

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派大批传教士，以传播宗教作“外衣”，进行搜集情报、培植恶势力、残害百姓的罪恶活动。这激起了中国各地人民的愤怒，南北各地都发生了许多起反洋教斗争，称为“教案”。1870年，天津陆续发生儿童失踪的事。人们在查找时发现拐骗儿童与法国天主教在天津的望海楼教堂的育婴堂有关。名为“育婴堂”，实为残害儿童的地狱。愤怒的市民们抓住拐骗儿童的人并追查到天主堂指使的人，要求天主堂交出凶手。6月15日，群众与教堂的人讲理，传教士用棍棒、枪支和狼狗相威胁，双方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开枪射击中国官员，打死一名侍从。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打死了他，又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救出被拐骗的150多名儿童。事后，清朝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处”。结果不但赔款，还把一些官员撤职充军，并杀害了马宏亮等20名爱国群众。但是，天津教案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高潮，人们把这件事编成唱本，刻成版画，广为宣传，因为它真实反映出了人民对侵略者的痛恨，更显示了民众的力量。

中法战争

中外战争史上，战争的胜负是由战场上较量的结果所决定的。可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竟然出现了“中国不败而败，侵略者不胜而胜”的奇怪现象，中法战争就是这样一种结局。中法战争是1883年～1885年间中国军民抗击法军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入侵越南。1873年，越南国王请求当时流动到越南的中国黑旗军帮助抗法。黑旗军统领刘永福率部在河内近郊与法军激战，取得重大胜利。1882年法军再次入侵越南，占领河内、南定等地，刘永福又一次率黑旗军抗法，在河内近郊再败法军。8月，法军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并且开始向中国扩张。12月中旬，向驻在越南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由此爆发。

1883年12月14日，法军6000余人由海军少将孤拔率领，大举进攻红河中游的山西，驻守该城的黑旗军和清军迎战3天，伤亡惨重。1884年8月23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远东舰队向中国福建海军发动突袭，中国海军被击沉军舰9艘、其他船只13艘，阵亡770人。清政府于26日被迫对法宣战。10月初，法国远东舰队进犯台湾，守将刘铭传率军抵抗，挫败了法军的进攻；进犯沪尾的法军战败而退回海上。1885年1月，在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指挥下，清军在对法军的镇海之战中获胜。

1884年12月至1885年3月，在越南境内的清军和黑旗军与法军多次交战，战局有利。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更是取得了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大捷，清军乘胜克复谅山，并向南挺进，法军已经明显处于劣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法国茹费理内阁被迫于3月31日辞职。但是，就在中方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软弱的清政府采纳李鸿章等人“乘胜即收”的主张，于4月9日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前线将领被强迫撤兵。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天津签订《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于是，一场获得胜利的战争，以屈辱的结局而告终。中方承认越南是法国保护国，允许法国货物进出中国云南、广西并减轻税收，连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要与法国人商量。

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虽然以签订屈辱的条约而结束，但提起具体的战争过程，尤其是提起老将冯子材和镇南关大捷，人们还是会感到振奋。镇南关大捷是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的重要战役。

1885年2月23日，法军攻占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整个广西震惊，形势非常严峻。67岁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他团结将士，整军备战，联络边民，修筑工事，积极准备收复镇南关。法军受到压力，很快退出镇南关。冯子材和各军将领勘察后，选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准备决战。他命令将士在恰当位置赶修许多炮台座，抢筑石墙深堑，同时亲自安排兵力部署。2月初，清军向法军占据的文渊城主动出击，法军阵脚被打乱。法军2000余人分三路攻击镇南关，进入关后又扑向清军阵地，意图占据有利地形。冯子材指挥苏元春、王孝祺等部奋勇还击。当地壮、瑶、白、彝、汉等族人民纷纷前来助战。经过异常激烈的交战，法军无法攻破石墙，被迫撤离，集结在山谷。翌日，法军再次分三路发起冲击，冯子材身先士卒，众将士深受鼓舞，奋勇杀敌。白刃化的胶着状态延续到一定时间，部署好的大反攻开始，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法军，并且形成围攻。两天鏖战，法军全线崩溃，退逃文渊。群情振奋的中国将士乘胜追击，攻下文渊城，继而连续作战，收复谅山、屯梅、观音。镇南关大战，中国军队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这一年爆发的中日海上大战，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发生于1894年至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1888年北洋海军编成，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袭击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战争之初，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本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9月27日，黄海海战爆发，5个多小时的海上激战，北洋舰队5舰被击沉，4舰被击伤；日本联合舰队伤5舰。10月，在鸭绿江江防之战中，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11月，日军攻占旅顺口，血洗全城，残忍的杀害无数中国民众。日军攻占旅顺后，进攻威海卫，在1895年2月1日，占领威海卫。于是，日军以海军和陆军配合攻击北洋舰队。经过激战，北洋舰队受到重创，提督丁汝昌等自杀殉国。17日，北洋舰队全部覆灭。在辽东战役中，清军6万余人从辽东全线溃退。

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一直在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就已经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深化，人民承受着更加深重的灾难。

黄海大战

1894年9月中旬的黄海海面，风云激荡，战炮轰鸣，一场中日之间激烈的海战在这里发生，为中国近代历史增添了悲壮的一笔。黄海大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次大规模海战。

1894年9月16日，北洋海军“定远”等12艘战舰，在提督丁汝昌率领下护送6000名清军增援平壤，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第二天正准备返航时，发现西南方向驶来一支舰队，舰上悬挂的是美国国旗。但双方距离不远时，那支舰队突然改悬日本国旗，暴露出来者不善的逼人杀气。面对敌舰突袭，丁汝昌下令将舰队排成犄角雁行阵，以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巨舰居中，其他舰船随于侧后两翼。双方相距5000多米时，炮战打响。战斗至中午，北洋舰队略占上风。下午3时左右，北洋舰队受到日本舰队的夹击，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丁汝昌受伤，右翼总兵刘步蟾代为指挥。随后，“定远”舰信号设备被炮火击毁，北洋舰队失去统一指挥。救援“定远”的“致远”舰中弹起火，弹药所剩无几，船体严重倾斜。管带邓世昌下令，以自己的战舰全速撞向猖狂的日舰“吉野”，决意与敌同归于尽。但是，逼近敌舰时不幸中鱼雷而沉没。邓世昌及全舰官兵250余人壮烈殉国。“经远”舰在顽强苦战中，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阵亡，舰被击沉，全舰官兵200余人英勇殉难。“来远”、“靖远”两舰在夹击日舰时受伤。“来远”舰弹药舱爆炸，机舱充满浓烟，无法继续战斗。15时30分，“定远”、“镇远”等舰英勇还击，重创日舰“松岛”，毙伤其100余人，日方被迫将“桥立”舰改为旗舰。“靖远”管带叶祖珪代理舰队指挥，集合各舰。下午6时左右，双方收队。

5个多小时的海战，北洋舰队5舰被击沉，1舰自毁，3舰受重创，伤亡近千人。“济远”、“广甲”两舰在战斗中逃离战场。日本舰队5舰受重创，伤亡约600人。此后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再发挥作用，日本舰队掌握了海上主动权。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之一，是甲午战争中日本以苛刻条件强加给中国、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条约。1895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日本靠这笔“赔款”发达了起来。后来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但中国却又向日本付了3000万两“酬报”银。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随着洋教进入中国，山东外国教会势力极为猖狂，传教士专横跋扈地欺压当地中国人民。山东正逢水旱连年，农民饥寒交迫，一些与白莲教相结合的秘密民间小团体，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开始，聚众设坛，练拳习武，后来被逼开展焚毁教堂、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各种自发、分散、流派杂乱的民间组织，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心和几支力量较强的队伍。大刀会、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红灯照等民间武术团体成为义和团运动的雏形。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的反洋教斗争规模较大，附近各县纷纷响应。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清朝官员对洋教的恶劣行为有所不满，在处理冲突时主张“持平办理”，甚至上奏朝廷，建议将各地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并在奏折中第一次将拳会改称“义和团”。于是，各地拳会纷纷改称义和团。

中日甲午战争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迅速高涨。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和东三省等地相继爆发，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并波及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十几省。义和团将“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1900年6月，义和团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拥入北京，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清军相配合，在廊坊附近给八国联军以顽强阻击，迫使他们败退回天津“租界”。侵略军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然后进犯天津，义和网在天津保卫战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灭敌1000多名。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假宣战，真投降，开始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义和团顽强抗争到1902年。义和团基本上由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水手、脚夫等群众组成，缺乏统一组织和领导，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有自发、分散的特点和封建蒙昧的落后性。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八国联军侵华

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联合出兵侵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耻辱，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罪恶行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引起外国列强的极度恐慌，他们千方百计胁迫清政府进行镇压。1900年5月28日，各列强国家驻华公使举行会议，作出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的决定。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进驻北京东交民巷。随后，天津大沽口外开来各国军舰24艘，天津租界集结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接着，八国联军的铁蹄开始践踏蹂躏中国大地。侵略者以兽性的残暴，在所到之处烧杀奸淫，疯狂掠夺，无恶不作。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曾经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沙皇俄国除积极派兵镇压义和团外，还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罪大恶极，惨绝人寰。沙俄还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煤矿和森林资源。

1900年6月，由天津向北京进攻的八国联军，途中遭到义和团的坚决抵抗。败退天津的途中，又遭到堵截攻击，死伤400人。6月17日，另一支侵略军在大沽登陆，在进犯天津的途中多次受到打击。两股侵略军会合后，向天津城大举进攻。7月6日起，义和团众在紫竹林与侵略军白刃格斗三天三夜，双方死伤严重，直到14日，侵略军攻陷天津。此后，北京西什库的外国教堂及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也受到民众愤怒的自发攻击。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虽然向列强各国“宣战”，但实际上只是迫于民众压力的一种表面文章，暗地里早已向侵略者卑躬屈膝，妥协投降，并且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天津失陷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全权大臣，向外国列强谢罪乞和，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1900年12月，列强各国向清政府提出充满强盗逻辑的《议和大纲》，参与提出大纲的除了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1901年（农历辛丑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蒙受惨重损失和奇耻大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9亿8000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反对“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采用武力胁迫和阴谋手段向中国提出的攫取权益、侵害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反对“二十一条”则是中国人民抵抗这一无理要求进行的斗争。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当面向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内容包括：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利益，准许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的铁路，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并有开矿权，将旅顺、大连租借给日本99年，中国中央政府须聘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日本有九江、南昌路线铁路以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袁世凯表示，除个别地方外，同意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各地爱国团体纷纷集会，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码头一工人罢工，宣布抵制日货。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发生反日运动，成立“爱国对日同志会”等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留日学生也组织了归国请愿团。在中国人民一致反对下，“二十一条”没有实行，无效而终。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发生在1919年。在此之前，近代思想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1915年起发起了追求科学民主和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铺垫了重要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年1月，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等要求，竟遭会议拒绝。4月底，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京的学生率先提出抗议。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还我山东”等，要求严惩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随后，队伍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又到赵家楼曹汝霖家。曹汝霖溜走，章宗祥遭痛打，赵家楼曹宅被愤怒群众烧毁。北洋政府派军警逮捕了学生市民32人。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支持，很快形成全国性的抗议运动。6月以后，上海工人也举行罢工，爱国浪潮在全国150多大中小城市展开。北洋军阀迫于各界压力，只好同意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免去曹、章、陆的职务。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政治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革命历史阶段。

香港海员大罢工

这是近代史上以香港海员为主体的重要罢工斗争，香港的中国海员于1922年1月12日向英国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遭到拒绝。中国共产党人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部署的罢工，正式爆发。罢工人数到1月底就增加到2万～3万人，其中包括积极投入斗争的运输工人。

2月1日，香港英国当局采取镇压手段，查封海员和运输工人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工人群众反而掀起更大的斗争浪潮，并且得到广州周围农民群众的支援。他们组成纠察队，封锁香港，断绝交通。2月27日起，香港其他工会纷纷宣布罢工，邮局和银行职员、仆役、厨役、轿夫等纷纷加入。3月初，罢工人数达10万以上。香港英国当局进行野蛮镇压，工人群众于3月4日起徒步向广州进发，英国军警在九龙沙田地区拦截，开枪射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制造了“沙田惨案”。屠杀激起了工人更大的义愤，他们团结一致，坚持罢工毫不动摇。面对香港物价飞涨、货源中断、百业闭户、市场停滞，港英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3月8日，罢工谈判协约签字，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释放被捕者，抚恤死难者，增加工资15％～30％。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斗争胜利。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由此引来了工人运动的高潮。

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全国性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省港大罢工则是香港和广州工人为支持五卅运动而举行的大罢工。

1925年2月至5月，在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中工作的中国工人为抗议日本厂主的剥削压迫举行罢工，遭到日本人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棉纱厂的日本人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了中国工人和市民的无比愤怒。同时，上海租界当局也对中国商人实行限制，引起中国商人不满，5月30日上午，上海2000多名学生到租界游行，近百人遭逮捕。当天下午，上海近万人在老闸捕房集会，又遭外国警察枪杀，死伤数十人，造成惨案。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动广大群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三罢”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很快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6月19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下，香港25万多工人罢工，其中10几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同时，广州的外商洋行和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和租界。这次反帝罢工坚持了16个月，使香港陷于瘫痪，成为“臭港”，沉重打击了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气焰。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逃离了我的家乡，整日价在关内流浪……”这歌声曾经传遍大江南北，传递着悲愤的呐喊，燃烧着爱国的呼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挑衅事件，也是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

1931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说一个日本大尉失踪，以此为借口，将大批军队调入东北，使驻扎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数量大增。接着再次制造事端，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诬蔑说是中国军队在搞破坏。9月18日夜，日军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炮轰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

由于接到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按兵不动，听任日军于19日占领沈阳。不到5天时间，辽宁、吉林两省已经布满日寇。南京政府竟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称“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无异于引狼入室，日寇于11月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占领锦州，东北军逃跑般退入关内，从未放过一枪。3个多月，整个东北沦陷。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从此开始。

东北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又扶植伪“满洲国”，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这场斗争以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为主要力量。

义勇军是东北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爱国群众在城市乡村、在山冈密林，同敌人展开斗争。后来由东北军领导人黄显声、李杜等人组织成抗日队伍，沉重打击了敌人。但由于过于分散，又缺乏坚强领导，后来相继失败。但义勇军的抗敌事迹，鼓舞了东北和全国人民。《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最初是1933年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到4．5万人。主要领导人有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中与日寇进行了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困苦磨炼，为赶走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靖宇、赵尚志等先后壮烈牺牲。

一·二八抗战

一·二八抗战又称“淞沪抗战”。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接二连三在上海挑衅，焚烧上海三友实业社、打死打伤中国警察、捣毁中国商店，要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1月28日晚，日军向上海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一·二八抗战是一二·八事件后上海军民英勇抗击日军的斗争，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的壮丽篇章。

日军动用铁甲车，大批军队向闸北进攻，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勇抵抗，击溃敌人数次进攻。1月29日凌晨，日军在空中轰炸的配合下又分三路向闸北猛攻，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机构被炸毁。十九路军的抗战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从2月7日凌晨开始激战到14日，几千日军被歼。张治中率第五军援助十九路军，屡次挫败日寇的凶猛进攻。蔡廷锴通电全国，誓死抗战。20日上午7时半，日寇向吴淞、江湾、闸北凶猛进攻，抗日将士浴血奋战，日军5000人被歼，8时30分败退。日军派重兵增援，从29日凌晨1时开始，发动更大规模的全线总攻。中国军队仅78师155旅就死伤过半。但是，血染疆场的抗日将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增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无意抵抗，我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于3月1日撤出第一道防线。

抗日将士血迹未干，耻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已经签订，日寇更加飞扬跋扈。然而，威武雄壮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以3．5万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抗击大批飞机、军舰为掩护、装备精良的十余万日军的进攻，赢得全国人民的敬重，树起了一块历史的丰碑。

华北危机与长城抗战

华北危机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而造成的华北地区的严重局势，实际上也是全国、全民族的危机。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广大地区。1933年元旦夜11时，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爱国将领何柱国率守军奋起反击，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长城再次点燃了抗击侵略者的烽火。通过3个昼夜的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3营将士全部殉国，1月3日山海关失陷。

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察哈尔省一带，承德于3月3日失守。蜿蜒1000多里的长城沿线上，中国守军严阵以待，长城抗战也从此打响。

长城之战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5日开始，日军向长城各关口大举进犯，中国驻军顽强抵抗，形成尖锐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著名的二十九军将士在喜峰口、潘家口御敌，500精兵组成大刀队趁夜色潜入日军阵营，砍杀大量日寇。二十九军将士坚守7天7夜，打退日军无数次强攻，毙敌3000多人，迫使敌军后撤。关麟征所部二十五师和东北军工以哲部在古北口血战3昼夜，商震部黄光华师在冷口与日军浴血搏杀，使阵地失而复得。第二阶段是4月初，日军再次扑向长城各口，4月11日，冷口失守，腹背受敌的喜峰口守军被迫撤退；4月20日至26日，黄杰第二师等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进行了8个昼夜艰苦卓绝的防御战，日军伤亡5000人。

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交涉”，1935年5月31日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不仅丧失东四省，也使华北的门户洞开。

广义的长城抗战并未结束，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收复了长城沿线的康保、定昌、沽源三县城，进而进军多伦，扼守长城，收复察哈尔千里失地。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竟然迫使冯玉祥辞职，杀害吉鸿昌。此后，华北的长城防线及内蒙古东部又被日军控制。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三个多月内整个东北沦陷。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等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正面战场为主，国民党军队中爱国的抗日将士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军事上停留在单纯防御的战略上，因而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提出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表明中华民族动员程度的提高，人民群众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只能盘踞和控制主要交通线和部分城市。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残酷的大扫荡，敌后战场已逐渐成为主要战场。投降日本的汪精卫于1940年3月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蒋介石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其中包括大量歼灭日寇的百团大战，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1944年，华北、华东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国民党军队主要分布在西南一带。美国、苏联等给予中国抗战以很大支持。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春夏季攻势。随着国际反法两斯战争的走向胜利，中国战场局势也明朗了。8月，美军向日本投放两枚原子弹，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中国军民实行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盘踞在北平西南卢沟桥的日本侵略军举行预谋好的军事演习，后谎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蓄谋制造事端的日军悍然向中国驻军攻击，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率领下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全面侵略中国而蓄意挑起的事端，此后中国人民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致使阵地失守，北平也在此后陷于敌手。

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的又一次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时间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历时3个月。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保卫战。

日军对于中国重要工业基地上海早已虎视眈眈，并放言1个月之内占领上海，因而用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以陆、海、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进行“立体投入”，共出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中国守军集结兵力约70余师，舰艇40艘、飞机250架。由冯玉祥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后来由蒋介石直接兼任。兵力分为中央军、左翼军、右翼军，分别由张治中和朱绍良、陈诚、张发奎担任总司令。

淞沪地区既是长江要塞，又是上海门户。1937年8月9日，虹桥机场的中国保安部队击毙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肆意进行武装挑衅的两名官兵，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让中国保安部队撤出上海的无理要求，于8月13日向淞沪铁路的中国守军开枪，并沿宝山路发起武装进攻，被中国守军击退。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8月15日，日本开始大规模进攻。战役之初，中国军队以猛烈攻势将敌军压缩在黄浦江左岸，给予重创，并击落日机47架，炸沉日巡洋舰1艘。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在与敌人白刃格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从8月下旬开始，双方反复争夺阵地。9月5日，日军在30余艘军舰掩护下进攻宝山，守卫宝山的中国军队500名官兵浴血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日军伤亡惨重。11月5日拂晓，日军实施迂回包围，中国右翼军在抽调重兵支援市区的情况下腹背受敌，失去大部分阵地。蒋介石被迫于11月8日下令全线撤退，淞江、上海相继沦陷。这次战役虽然失利，但使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破灭，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

南京大屠杀

直到21世纪，日本仍然有人否定侵华的历史事实，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也采取种种手法进行遮掩，甚至想把血写的历史一笔勾销。这种做法不仅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谴责，连日本本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也坚决反对。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长达6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同时伴随着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包括大肆奸淫妇女，到处疯狂抢劫，到处进行焚烧和破坏。根据并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军民19万余人。此外还有大量血腥的杀害行为，在这些零散的屠杀中死伤无数，仅收埋的尸体就达15万多具。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南京人民总数达30万人以上。铁的证据证明，大屠杀是由日本当局一手策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直接指挥的。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残酷屠杀大批南京人民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有组织、有计划犯下的最残暴、最凶恶、最野蛮的罪行之一。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其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所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七三一部队”

“七三一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建立的一支细菌部队的代号。其实，日本细菌部队不只有“七三一”，还有“一八五五”、“一六四四”、“八六○四”等。而以在东北的“七三一”最为恶行昭著。

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队长叫石井四郎，是个杀人恶魔，从20年代就从事细菌战研究。1933年起，他受命在黑龙江五常县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6年由日本天皇批准，在哈尔滨东南部的平房镇扩建细菌战基地，称“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和他的七三一部队，用中国人作实验品，强迫他们注射毒菌，呼吸细菌战剂；或把他们绑在试验场上，再投放细菌弹，试验杀伤力，还对活人进行活体解剖等等。手段之残忍，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据不完全统计，仅“七三一部队”进行的活体解剖就超过3000例。侵华日军在中国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造成大面积疫病流行，死亡多达20多万。日本法西斯毫无人性，其暴行令人发指。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115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要塞歼灭侵华日军的著名战役，也是全民抗战开始后抗击日寇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

1937年9月底，日军为了攻占太原，做好攻取平型关的兵力部署。地势极为险要的平型关是通向太原的重要门户。誓死保卫平型关，是中国方面的重要战略决策。由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担负阻击和歼敌的任务。战前，指挥员详细查看地形，制定出隐蔽伏击的作战计划。9月25日凌晨，115师将士冒雨夜行军，拂晓前隐蔽进入阵地。早晨7时，日军一部分主力和辎重部队，乘汽车100余辆进入伏击圈内。严阵以待的八路军官兵突然开火，日军乱做一团。115师勇士趁势发起猛攻，日军虽然拼命反扑，但已经被压在峡谷里，被动挨打。日军增援部队也受到痛击。同时，日军6架飞机对于近距离作战无法发挥作用。整个战役毙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重大胜利。

台儿庄之战

台儿庄之战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痛歼日寇的重要战役。台儿庄之战指挥得当，中国抗日官兵奋勇杀敌，同时得到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鲁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有力配合。台儿庄大捷，使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受到极大鼓舞。

山东省峄县的台儿庄镇（今属枣庄市），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以精锐部队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以实现夺取徐州、攻占武汉的战略企图。3月22日，坐镇徐州的国民党将领李宗仁在制定出完备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命令孙连仲部进驻台儿庄，一场大决战开始打响。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向台儿庄疯狂进攻，双方的激战迅速进入近距离搏杀。台儿庄镇被枪炮声和喊杀声所淹没，运河水被血染红。每条街道，每座房屋都要几经拉锯、反复争夺。4月3日，国民党军队第5战区的第20集团军、第2集团军、第3集团军同时进行大举进攻。4月7日，台儿庄内的中国守军向外冲杀，与外围部队形成夹击和呼应，日寇全线崩溃。中国军队经过20多天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战役，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敌后发动的战略性的进攻战役。

1940年夏秋，日本侵略者将主要力量向抗日根据地转移，采取碉堡林立、严密封锁的“囚笼政策”。针对法西斯的严密控制和暴行，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组织指挥下，部署调动105个团约30万兵力，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向日伪军全面出击，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从8月20日开始，八路军百团兵力在华北地区日寇主要交通线发动突然进攻，拆毁铁路、炸掉碉堡、攻破据点，使日军交通瘫痪、联络中断、损兵折将。9月20日至10月初，八路军以攻坚战为主，端掉日军据点，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从10月初开始，日本法西斯开展了大规模的报复性行为，对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八路军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因此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仅在著名的关家垴的歼灭战中，就消灭日寇36师团冈崎大队500多敌人，除80多人逃跑，其余全部被歼。

在3个半月中，八路军作战1824次，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

敌后根据地抗战

敌后根据地，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敌占区中建立的根据地。根据地军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并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光辉业绩。在根据地里，男女老少，人人为战争出力，民兵民兵，既是民又是兵，生产打仗样样行。青年男子抬担架，送弹药，送情报，运粮食并随时准备参战；妇女做衣服鞋袜，看护伤员；儿童团站岗放哨。不仅如此，根据地军民还创造了各种战术，村自为守，人自为战，实行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打得敌人疲于奔命。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是人民战争的生动体现，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中美商约》与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中美商约》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简称，是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1月4日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中曾给予中国很大支援，但战后，它又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实行独裁，把自己放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上。国民党政府为了以美国为靠山，也不惜以国家利益相让。这个条约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居住、旅行、从商、制造、加工、宗教、勘探、开采、租买土地等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和分配使用享有不低于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政府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美国船只可以在中国开放的口岸和领水内自由航行，等等。此后，两国又签订了内容类似的航空、航海、铁路、农业等协定，使美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可以为所欲为。

条约签订后，受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美国在战后加紧武装日本，也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一场反美抗议运动在此后开展起来。

同年12月24日，美军士兵在北平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情发生后，北平学生、市民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示威，并很快发展到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50多万人举行罢课游行，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

百年专制与斗争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反抗清朝统治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将战争损失和对外赔款等等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官吏和地主阶级的盘剥变本加厉，银价上涨，灾害连年，农民痛苦不堪，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1851年1月11日，广西桂平县金田村2万多名群众在洪秀全等人率领下发动起义，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起义力量发展很快，9月在永安（今蒙山县）建立自己的政权，提出“扫除妖孽，廓清中华”的宗旨。除天王洪秀全外，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太平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多次冲破清军的封锁，于1852年4月进入湖南。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3月占领南京，以南京为自己的都城，改名“天京”。建都之后的太平军实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主要包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虽然是无法实现的理想，但平分土地的做法在当时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太平天国否认不平等条约，禁止贩卖鸦片，坚决反对外来侵略。这些政策使太平军得到更多响应，天地会和捻军的起义也形成有力配合。曾国藩湘军配合清政府围剿太平军，被石达开指挥的西征将士大败。清军在天京附近设立的江北、江南两大营，也被太平军拔除。到1856年夏季，从武汉到镇江连成一片，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

但是，此后，农民运动的种种局限性开始暴露，在内乱“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被逼走。面临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相勾结的大规模镇压，太平军进入艰难危机之中。陈玉成、李秀成以及洪仁玕等一批年轻将领受命于危难之中，形成新的领导核心。1858年8月，陈、李联手，粉碎了军府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5月，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也被破除，挥师苏、杭，重现振兴局面。但在1861年9月，安庆失守，天京危急。李秀成率军回援天京，与湘军大战40余天，未能破围。次年5月，陈玉成在寿州战败，被俘后壮烈就义。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在大江南北辗转坚持战斗，直到1868年。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到最终失败，经历14年，纵横18省，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了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发挥了铺垫的作用。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发生在1861年（干支辛酉），是清朝皇室内部权力之争，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一起重要政治事件。

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和一班亲信逃到热河。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死。6岁的载淳即位。8位辅政大臣奉遗诏主持国务。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慈禧提出“垂帘听政”，遭到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辅政大臣的反对，使她未能得逞。1861年10月，奕诉借“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和慈禧商议政变，奕诉回到北京后作好了准备。

返回北京时，慈禧让肃顺护送咸丰灵车，自己和载垣、端华由小路提前4天到北京。11月2日，也就是她刚刚到北京的第二天，发动了政变。她首先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当场逮捕；紧接着派人逮捕肃顺。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关于由8位大臣辅政的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5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慈禧给8位大臣定的第一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从此，慈禧太后开始了47年的统治。

捻军起义

传统老百姓用的油灯，点燃的是灯捻。捻军用小小的灯捻为自己命名，既表明捻军来自农民和平民百姓，又表明他们像“捻子”一样组织起来，分散活动，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二三百人，名称中包含着形象的比喻。捻军是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农民秘密组织，捻军起义是和太平天国几乎同时的农民起义，也是与太平天国配合、相呼应的农民运动。

捻军最早起源于鲁西南以及皖北、苏北地区，饥寒交迫的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半农半兵。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淮河两岸的捻军积极响应。1855年，捻军推举张洛行（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形成几十万人的力量。作为太平军的友军，他们不断打败清军的镇压。1863年，张洛行牺牲，侄子张宗禹领导斗争。1866年秋，捻军分成东捻和西捻，东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为首领，活动于中原；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进军陕西。东捻军遭到曾国藩、李鸿章联合外国势力的镇压，1867年底战败，任化邦被部将杀害；赖文光于1868年初在扬州被俘就义。西捻军粉碎了左宗棠的包围，进入山西，将矛头指向北京，震动了清王朝。1868年8月在李鸿章、左宗棠以及英法联军的联合围剿下全军覆没。张宗禹下落不明。自1853年开始，坚持了16年英勇斗争的捻军起义失败了。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振兴中华民族。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此后，各地维新派人士创办杂志，组织团体，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主张的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人物的影响和舆论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广开言路；编练新军；废除八股，兴办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等等。

新政措施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封建顽固势力的抵制，深感朝不保夕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商议对策，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谭嗣同也和袁世凯秘密交谈，然而，袁世凯的出卖行为使这些努力功亏一篑。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下令追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6人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害。变法维新只进行了103天便惨遭失败，所以历史上也称为“百日维新”。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深刻的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为改变命运而觉醒和奋斗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辛亥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指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进行斗争的全过程。狭义则是指在农历辛亥年（公元1911年）进行的武昌起义所引发的革命。

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号召推翻清朝，振兴中华，从此掀起了辛亥革命序幕。此后，他先后多次筹划武装起义，均因实力悬殊而失败。1905年，他到日本，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光复会等联合，成立了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同盟会又多次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使命。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和消灭封建主义的目的。

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举行的旨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

早在1910年11月，孙中山就与黄兴、赵声等策划起义，会后经过精心准备，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8处，组建了800人的敢死队，从海外筹集了资金、购置了武器，并联络苏、浙、皖、桂4省革命党人配合响应。本来，计划起义的时间是1911年4月13日，后来根据情况变化改为4月27日。当天，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鸣歧翻墙逃走，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一夜，清军增援力量强大，起义军因众寡悬殊而撤退。起义中共有86人牺牲，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收敛72具烈士遗骸，安葬在白云山南麓的黄花岗。于是“黄花岗起义”的名称载入千秋史册。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的一次旨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由此引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

早在1904年7月，武昌就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相继成立，积极活动。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已经在新军中做了深入的工作，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中坚力量。1911年（农历辛亥年）9月24日，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临时总司令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为参谋长，为起义做好组织准备，并制订出起义计划。由于孙武在赶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机密暴露，大批领导人被捕，或被迫逃走，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志士被杀害。

在敌人大肆搜捕的严峻形势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迅速组织联络，决心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7时过后，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全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他的率领下，革命士兵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处士兵群起响应，楚望台聚集了大批起义将士，推举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连长）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11时左右，以工程营为主力的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在黎明前攻下督署，当天攻占武昌全城。起义军乘胜扩展，到12日凌晨占领武汉三镇。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武装行动。

起义者在10月11日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但由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不在国内，缺乏经验的革命党人找来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当湖北军政府总督，起义成果一时落入旧官僚、立宪党人的手中。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称帝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实行封建复辟的一次政治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被清朝政府重新起用。1912年2月，袁世凯耍弄阴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又胁迫国会选他为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又强行收缴议员证书，使国会陷于瘫痪。两个月之后，他干脆下令解散了国会。1914年2月，袁世凯一手炮制取代《临时约法》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自己独揽一切大权，连继承人也要自己推荐，俨然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专制皇帝。为了从名义上也当上皇帝，袁世凯纠集“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提出“推戴书”，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于1915年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终于戴上了“皇冠”。

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护国军”的讨袁战争得到广泛支持，北洋军阀内部也出现反对袁世凯的力量。迫于压力，袁世凯只好宣布取消帝制，在历史上留下了83天的复辟闹剧。全国反袁斗争仍然此起彼伏，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

张勋复辟

中国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曾经有两次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第二次是张勋借清朝宣统皇帝复位的复辟。两次复辟活动虽然都十分短暂，却表明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艰难曲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段祺瑞分别是副总统和总理。段祺瑞受到日本的唆使，以武力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加欧战，被黎元洪免职，但段祺瑞握有兵权，黎元洪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支持自己。1917年6月，早有复辟之心的“辫帅”张勋率军北上，却在路过天津时与段祺瑞结盟，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军队入京之后，立即着手复辟帝制。7月1日凌晨，张勋、康有为等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接入太和殿，宣布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北京城头重新挂上了清黄龙旗，就这样上演了“张勋复辟”的又一次闹剧。

“征讨”张勋复辟的恰恰就是段祺瑞，因为国会的解散和黎元洪的下台，已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7月12日，段祺瑞率军入京，复位12天的溥仪再次退位。

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是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造成的屠杀事件。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兵用武力进行阻挠。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全线罢工，10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同时，武汉工人代表和汀岸工人1万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决定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吴佩孚派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40余人，逮捕60余人，打伤200多人，开除1000多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湖北工团联合会律师施洋等罢工领导人被残忍杀害，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

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许多派系，主要有冯国璋以及后来的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此外，还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军阀，以及割据徐州的张勋等，互相斗争。人们一般认为直系是亲英美的，皖系和奉系是亲日的。但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时有权变。直系与皖系掌握中央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派就为中国参战和不参战而产生矛盾，结果引发了张勋复辟丑剧。此后，段祺瑞掌握了实权，他想通过武力打垮南北各派军阀，统一全国，可他的对手并不示弱。曹锟和吴佩孚利用人们对段祺瑞投靠日本人的行为不满，发动人们倒段，又联合与段有矛盾的东北奉系张作霖，在1920年7月，发动直皖战争，皖军受前后夹击，只好求和，段祺瑞下台。

但是直奉两系又发生利益矛盾。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大败，张作霖退回东北，北京政权归直系掌握。可曹锟在1923年的总统选举中，用高价收买议员，当上了“贿选总统”，引起公愤，反对声此起彼伏。张作霖见有机可乘，发兵25万，与直系开始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也投入兵力20多万，双方都有海空军参战，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此战从1924年9月开始，因不久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以直系失败告终。北洋军阀混战，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也使它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

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发动的一次旨在反内战、求统一的政治事件。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又起战端。吴佩孚极力拉拢冯玉祥，任他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然而在此之前，冯玉祥早已和孙中山有密切的交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冯玉祥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十分不满，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冯玉祥召集部下召开紧急秘密军事会议，郑重宣布政变计划，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会议还决定为了迎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冯玉祥率军刚到北京的北苑，便发出通电提出反战主和，谴责吴佩孚的罪行。随后，国民军攻占天津，解除吴佩孚兵权。一贯痛恨封建帝制的冯玉祥派部下鹿钟麟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逐出皇宫，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改为国立图书馆、博物馆。政变之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南北统一。北京政变不仅实现了辛亥革命“赶走皇帝”的直接目标，保护了珍贵的历史文物，而且导致曹锟、吴佩孚政权的垮台，打击了直系军阀势力，为民主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渴望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军阀的黑暗统治。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两党实现合作。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的纲领。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确定准备北伐。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这是一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队伍，他们英勇善战，敢打敢拼，多次报捷，赢得“铁军”的盛誉。北伐战争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援，西路军解放湖南，攻克武汉；中路军解放江西；东路军解放福建。到1927年初，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北伐军占领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蒋介石集团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形成了新的军阀统治。

四一二政变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不仅使北洋军阀政府朝不保夕，也使帝国主义感到恐慌。它们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看好的就是同民党右派。蒋介石本身对于共产党和全国工农群众极为害怕，不惜公然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勾结起来，向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

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一面在上海召开秘密的清党反共会议，一面将嫡系部队调入上海，并且与青红帮暗中串通。4月12日，流氓分子受蒋介石的指使袭击工人纠察队，而蒋介石的军队打着调解的旗号，实际上解除工人武装，并公然开枪打死打伤工人300余人。为了抗议这一暴行，这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领导总同盟宣布罢工。次日，6万群众到第26军第2师师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和发还枪械，队伍行至宝山路附近时，国民党军开枪扫射，当场血流成河。紧接着，蒋介石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开始对上海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的大搜捕。3天内，即有300多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

四一二政变，直接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使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本质，认识到建立自己武装力量、走武装革命道路的必要。

七一五政变

四一二政变后，原以“左派”自居的汪精卫迅速转变立场，暴露了他勾结帝国主义的本质。1927年5月17日，汪精卫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指挥官在武昌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反共。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的一部分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这标志着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由于中共党内陈独秀采取右倾路线，使汪精卫有了可乘之机。6月19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密谋共同反共。何键、唐生智等开始以武力向共产党发难。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会上作出限制、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活动的决定。14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与汪精卫决裂。7月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同时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七一五政变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立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人民军队新时期的开始。

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向南昌集中，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成立，为起义作出严密部署。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起义，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控制了全城。起义胜利后，前委立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联席会议宣言》，成立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发表《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

国民党急忙调军包围南昌，起义军于8月5日撤出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的围攻，未能实现原来的计划。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北江和海陆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1927年秋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秋，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湖南，组织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和浏阳、平江的农军等共5000余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于9月9日开始，经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向长沙进攻。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起义难以按照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原计划进行。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有效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部队到达片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攻势猛烈，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1000余人。广州外围的农民群众也通过武装暴动与起义相配合。12月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国民党调集大量部队向广州压过来。12月12日，起义领袖张太雷牺牲，经过浴血奋战的起义军被迫于13日撤离广州。

广州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统治，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武装力量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内战。这场内战的交战方是被称为“新军阀”的各集团。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后，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集团发生很深的矛盾。蒋李、蒋冯之间分别发生战争，蒋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分化了对方，占了上风。到1930年3月，冯、阎、李三集团又联合起来，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冯、李为副总司令，通电反蒋。4月，反蒋军开往陇海、平汉、津浦沿线，开始讨蒋战斗。双方在北到山东，南到长沙的千里战线上，投入百万兵力混战。随后，冯阎又联合汪精卫等人倒蒋，在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但是，东北的张学良得到蒋介石的许诺后，决定拥蒋，并发兵入关，占领北平天津，对冯阎形成夹击。11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告终。

土地革命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坚持农村根据地建设，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又称红军。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同时，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新的经验。同时，在南方许多地方和陕西北部也出现了许多革命根据地。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以重兵进攻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大规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1933年2月，蒋介石以4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蒋介石不顾日军侵华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然集中50万人的兵力于9月下旬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红军遭到极为严重的伤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反“围剿”作战虽然英勇顽强，大量歼敌，但损失严重，也都被迫转移。

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并确定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通过东征、西征，扩大了红军队伍，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江两、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范围内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主力红军转移之后，顽强坚持游击战争，在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发展壮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工农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时期，是通过土地改革和苏区建设建立巩固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和社会基础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发展成熟的时期。经过土地革命严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征

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是中国共产党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重要军事行动。长征具有综合的、深远的历史意义，“长征是播种机，是工作队，是宣传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极为壮丽的篇章，也是人类史上的奇迹。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损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但这时的红军仍然在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到湘江以西地区，已损失过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红军强渡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在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权，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然后突然插向云南，抢渡金沙江，将围追堵截的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后面，为实现转移的战略目标赢得了重要机遇。此后，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从8月至9月，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反对、阻挠红军北上，并分裂红军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反复斗争，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1935年10月19日，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与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其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迫使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一二·九运动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青年学生以满腔的青春热血，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己任，于1935年12月9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5年11月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12月9日，5000多名爱国学生拥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的学生走在前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并且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包括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国民党政府代表拒绝接受请愿书，愤怒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更多大学、中学学生踊跃参加，得到市民的热烈拥护。政府出动大批警察进行封锁镇压，用水龙进行喷射、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与军警英勇搏斗，百余人受伤。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举行总罢课。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演讲、演出、报纸、传单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开展。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超过万人。上午11时，在天桥广场举行盛大的聚会，会后游行队伍奔向东交民巷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天津、上海、南京等各大中城市相继爆发学生运动，各地下人也热情支持。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进入新的高潮，一二·九运动之后，有许多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走上革命道路。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一次爱国抗日的行动，是一次重要历史事件。因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所以也叫“双十二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民族危机于不顾，一味发动内战。蒋介石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到陕甘一带，逼着他们进攻红军。但这两支部队的首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对日本侵华切齿痛恨，决心爱国抗战。蒋介石12月4日亲自飞往西安督战，张学良恳切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番“苦谏”遭到蒋介石拒绝。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下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对陈诚等人实行武装囚禁；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西安事变的发动震惊国内外。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杨虎城电报，作出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赴西安。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分析形势，力陈主张。22日，宋美龄、宋子文与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来到西安。通过各方谈判，迫使蒋介石于24日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形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合作，对于挽救民族危亡，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却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杨虎城后被蒋介石监禁、杀害；张学良被长期囚禁。但他们的历史功绩已永远彪炳史册。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1939年，解放区军民既要抗击日寇的疯狂“扫荡”，又要承受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经济上面临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中共中央确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艰苦奋战3年，克服重重困难，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槐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民主政府机关、学校既动手生产，也发展经济，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各级党政干部率先垂范。大生产运动的健康发展，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又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同国民党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为期43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期间连续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一种“和平攻势”，以获得充足的时间准备发动内战。中共中央认为，应当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避免内战。8月28日，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本来并没有和谈诚意的国民党方面没作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谈判期间，蒋介石派重兵向上党解放区发动进攻，对谈判进行拖延、干扰，对中共方面施加种种压力。10月10日，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上阐明了双方的意见，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以及接受日军投降等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1946年6月底，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双十协定》被彻底撕毁了。但重庆谈判对于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立场和反内战求和平有重大意义。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也是一场胜利的人民战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军事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方针。经过8个月战争，迫使国民党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至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已经全面处于被动地位。

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1947年6月10日晚，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把战场向国民党统治区转移。战争迅速朝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被基本消灭。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继而，人民解放军开展向中南、西北、西南的大进军，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解放战争从1946年7月至1950年5月，在3年多时间里，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统治。国民党残余势力被迫逃到台湾，解放战争以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告结束。

三大战役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沈、平津、淮海地区展开的战略大决战。三大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军事战略行动，是在战略反攻阶段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胜利进军，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

解放战争第三年，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国统区人民的各种斗争，进一步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中央决定发起战略反攻的大决战。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至11月2日，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歼敌47万2千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地区歼敌55万多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广大地区。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南下，从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北平、天津地区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北平、天津以至华北地区获得解放。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显示了高超的战略战术和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创造了多种战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战斗，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并推翻蒋介石统治的重要战役。是三大战役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消灭了一半以上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南京政府岌岌可危。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将战线收缩到长江一线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长江天堑挽救危局。人民解放军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领导下，于1949年4月20日晚，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500多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月构筑的“长江防线”毁于一旦。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此后，人民解放军胜利向江南各地进军，继而解放了全中国。

第二条战线

第二条战线，是指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与军事战线的斗争相配合，并有力地支援了军事上的战争，所以被称为“第二条战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各行业人士参加的运动。以“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为主要口号。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在统治区内实行白色恐怖。昆明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运动，先后在7月遭特务暗杀。这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1946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学生们组成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等率领，到南京请愿，遭到镇压，引起了全国震动，民主运动更加高涨。1946年8月，上海3000多摊贩上街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仁，被当局打死打伤多人。上海各界纷纷表示同情，谴责当局暴行，群众运动又起高潮。北平“沈崇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又掀起抗议运动。随之而起的是教师罢教、工人罢工。这些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百年志士与英烈

林则徐（1785年～1850年）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林则徐1811年中了进士，1832年做了江苏巡抚，兴修水利，一心为民，有口皆碑。1837年2月升任湖广总督，主张严禁国人吸食鸦片。1838年底，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之后，为了了解西方世界情况，他专门派人翻译大量外文资料，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通力合作，惩办鸦片走私贩子，迫使英法侵略者交出了鸦片237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同时积极筹备沿海防御，招募水兵。1840年1月任两广总督。6月，英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林则徐和关天培率领爱国官兵，同仇敌忾给英国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英军便北上进犯大沽口，直接威胁清王朝统治中心。清朝道光皇帝惊慌失措，将林则徐革职，想以此来使侵略者停止战争。1841年，英国侵略者继续扩大战争，清政府又把林则徐派到浙江负责筹划海防。1842年软弱的清政府把林则徐流放到新疆伊犁地区。心怀天下，爱国爱民的林则徐，在新疆领导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良田，不辞劳苦，造福一方。1845年林则徐又被皇帝重新起用，先后任代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他还从民间集资开矿，发展民族经济。1849年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回乡养老。1850年，清政府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两镇压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经过广东潮州时，病死在途中。

林则徐是清末卓越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又是最早关注世界形势的先进人物。

魏源（1794年～1875年）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字默深。1822年考中举人，1844年考中了进士，他利用任内阁中书令候补的机会，广泛阅读了各种书籍。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中出谋划策，参与在浙江的抗击英国的斗争。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他便在痛苦和气愤中写出了《圣武记》十四卷，以探求国家兴盛衰败的道理。并且精心的思考筹划海防，以找出对付洋人用军舰侵略中国的对策。后来，受林则徐的嘱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加以扩充为《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主张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抵制外国人的侵略，学习西方，建设、训练、发展军队的经验，改造中国那些战斗力已经衰弱的军队。并且希望中国自己设立工厂，制造轮船和枪炮，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外国的侵略。对清朝统治的某些腐朽黑暗的现象做了深刻的揭露。1853年魏源在高邮做知州，曾与太平军交战，不久就因为他看清了世道混乱而辞退了官职，开始信佛。思想也变得越发的消极了，最后病死在杭州。魏源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既会写诗又会作赋，主要著作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集》、《老子本义》、《诗古微》、《元史新编》。

邓世昌（1849年～1894年）

邓世昌是广东番禺人，原名永昌，字正卿。清朝末年北洋水师的将领，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80年邓世昌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到英国购买新式军舰。曾经担任海东云、镇威、镇北、扬威各军舰的管带。1887年任致远号管带。1888年升任为总兵。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大海战中，他率领全舰官兵，视死如归。他见日本旗舰吉野号肆虐驰骋，给我方舰队以巨大威胁，亲自驾驶致远号加速驶向吉野号，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被鱼雷击中，全舰二百五十名官兵，除数人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邓世昌落水后，拒绝士兵的营救，自己沉入大海，慷慨殉国。实现了他“舰在人在，舰亡人亡”的誓言，就义时只有四十六岁。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民族英雄。

徐骧（1858年～1895年）

徐骧是台湾苗栗人，祖籍广东省。清朝末年台湾抗日义勇军的首领。徐骧秀才出身，喜欢研究阅读兵书，练就一身好武艺，为人正直豪爽，乐于帮助别人。1895年初，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面对日本的侵略，台湾爱国军民义愤填膺。徐骧出于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组织义军奋起抵抗。1895年6月，日本近卫师团进犯新竹，徐骧率义军在新竹争夺战中坚持斗争了一个多月，击毙俘虏日军一百多人。后来因为弹尽粮绝而被迫撤退到新竹城外继续斗争。同年8月他率义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密切配合，在日军刚过大甲溪后便前后夹击狠狠地打击日军，接着又在台中一带，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打败日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由于敌强我弱，徐骧只得向台南撤退。10月他率义军和嘉义守军协同作战，打死了日军近卫师团师团长北川能久亲王中将，10月19日在台湾南部的曾文溪一带与日军拼死激战，壮烈牺牲。徐骧不愧为杰出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

严复（1853年～1921年）

严复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双陵，又号几道，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66年至1871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到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第二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总教习，任职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深受刺激，痛感中国必须维新变法，才能避免亡国的大祸。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等富强中国的办法，反对顽固保守，主张维新变法。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中国不变法，那么迟早会灭亡的。”1895年～1898年间，严复翻译出版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号召人们救亡图存，在当时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宣传变法。戊戌变法后，用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法意》、《名学》、《社会通铨》等著作，第一次把逻辑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思想文化制度及其理论依据传到中国，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思想界具有启蒙作用。在文学方面，严复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却变得越来越保守，晚年提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

康有为（1858年～1927年）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后为保皇派的领袖。康有为青少年时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后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就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编撰维新变法著作。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当即组织进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即“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签和约，迁都再战。他组织强学会、办报纸，发行《中外纪闻》、《强学报》鼓吹改良主义理论，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4月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保国会。变法运动逐渐走上高潮。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变法，16日诏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获得专门上折议事之权。此后，他接连上了10多道维新变法的折子，成为戊戌变法的实际主持人。但变法遭到顽固派的镇压。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后来到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7年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帝制活动，很快失败。其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礼运注》、《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近代著名学者，曾经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人称“康梁”。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编辑《中外纪闻》，担任强学会书记员。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连续发表《变法通论》等论文宣传维新变法，并且编辑《西政丛书》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1898年梁启超到北京，参与“百日维新”，奉命兴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出走日本，开始创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坚持君主立宪保皇思想，受到了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他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又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同时他也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谭嗣同（1865年～1898年）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激进的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出身于官宦人家，少年的时候便接触到了经世致用的学问，非常赞赏龚自珍、魏源。以后十年内往来于祖国的西北、华北、东南各省，结交了社会上许多有名气的人做朋友。中法战争以后，谭嗣同开始广泛阅读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及自然科学的书籍，产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愤慨于中国的衰弱，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起来必须全部套用西方的制度不可，于是在浏阳创办了算学社兴办新式学堂。从1896年到1897年一年时间内他写成了《仁学》。此书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自由、平等学说，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纲常伦理。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到湖南提倡兴办新学，创设了时务学堂。1898年又与唐才常一起创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

1898年8月被举荐到了北京，9月受到光绪帝的亲自诏见，被授予四品卿军机章京，参与机要。曾冒死去见袁世凯，说服他支持变法，然而没有成功。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他拒绝逃走，大义凛然地对来劝他的朋友表示：“各个国家变法，总要有人流血牺牲才能成功，今天中国还没有一个为变法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不昌盛的原因。真的应该有这样的人，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9月23日谭嗣同与其他五位变法义士同时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孙中山（1866年～1925年）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名文，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樵，后即常以中山为名。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苦，十岁入塾读书，勤奋好学。十二岁随母亲到檀香山，在英美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又在广州、香港接受近代西方教育。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遭到了拒绝，这使他很失望。1895年，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总部设在香港。后因策划广州起义的事情泄露，孙中山被迫流亡到过日本、美国、英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并进一步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考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捕，在他的英国老师的援救下才得以脱险。1900年组织惠州起义，失败后继续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联合各个革命团体组成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后被他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此后，他又组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年2月13日被迫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3月他主持制定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想以此限制袁世凯。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孙中山遂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1914年他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推举为总理。1917年为反对段祺瑞，组织护法运动，次年因桂系军阀的排挤而失败。1921年组织“二次护法”运动，因1922年陈炯明叛变而退居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他在绝望中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创办黄埔军校，为革命培养大批革命人才。1924年11月13日应北京政府冯玉祥的邀请，抱病北上，共商国是。1925年在北京病逝。孙中山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尊敬，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

黄兴（1874年～1916年）

黄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他是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家，1902年到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并且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夏天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做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1904年2月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自任会长，随后就策划长沙起义，没有成功，又返回日本。1905年黄兴与孙中山等人创立中国同盟会，成为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领袖，号称“孙黄”。1907年起，先后参与策划、指挥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给腐朽的清王朝以打击，推动全国武装革命形势的发展。武昌起义后，黄兴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国民军与清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以后，黄兴仍在南京留守。1913年7月因为不能容忍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为维护民主共和，黄兴在江苏举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任讨袁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1914年夏天，他离开日本去美国养病。1916年在袁世凯死后回国。同年10月31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宋教仁（1882年～1913年）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民主革命家。学生时代的他就非常关心国事，渐渐萌发反清革命思想。1904年2月，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湖南长沙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曾经参与华兴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在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他和陈天华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同年8月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兼任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民报》发刊后，担任主要撰稿人。1907年宋教仁在东北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筹划起义。1911年7月，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五个总干事之一，筹划长江流域革命。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协助湖北军政府处理外交事务，1912年1月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他热心议会活动，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1912年底至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占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想以多数党资格组建内阁，限制袁世凯。他从湖南至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沿途发表演说，抨击时政，遭到袁世凯的忌恨。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凶手刺伤，于22日逝世。

廖仲恺（1877年～1925年）

廖仲恺是广东惠阳人，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商人之家，1893年回国，1902年又到日本留学，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同年又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会长。辛亥革命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参议，兼管财政工作。曾经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12月30日他任广东省财政司长，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护法斗争，积极筹措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1921年廖仲恺在广州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积极筹措军费，支持北伐。1922年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与了《孙文越飞宣言》的会谈，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重要贡献。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又任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等重要职务。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定地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执行三大政策。1925年8月20日，被右派分子暗杀。

陈天华（1875年～1905年）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从小对民间文化有浓厚兴趣，喜欢模仿写作民间小调歌词。后来又接触西方民主思想，产生了强烈救国愿望。1903年初得到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到日本留学。为抗议俄国霸占东三省，他曾写下血书，并组织抗俄义勇队。不久，他又发表革命著作《猛回头》、《警世钟》，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04年陈天华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策划长沙起义失败以后，又流亡到日本避难。1905年他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并担任书记和《民报》编辑。11月，日本政府无理地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引起留日中国学生的激烈抗议。他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共讲爱国”，坚持斗争不屈服，写下绝命书，于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跳海自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章炳麟（1869年～1936年）

章炳麟是浙江余杭人，字枚叔，号太炎。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章炳麟从小熟读经史，对中国古文化十分精通。甲午战后，他投身于社会维新运动之中，1897年开始为《时务报》写稿。1902年，章炳麟在日本发起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不久又在上海与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第二年，他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透彻地驳斥保皇派的谬论，对于宣传革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年，他因“苏报案”，与邹容一同被监禁。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名声大震，传遍全国。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成为《民报》主编。1911年回国，成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同时他与张謇等组织统一党。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初期，他曾经公开拥护袁世凯。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章炳麟严厉指责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因此在北京被软禁起来。五四运动后，思想渐渐消沉，主要以讲学为业。博学多闻的章炳麟对于中国文学、史学的发展也作出过很大贡献。1936年病逝在苏州。主要著作收入《章氏丛书》。

邹容（1885年～1905年）

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民主革命宣传家。他少年时就具有反封建思想，1902年春天，自费到日本留学，满腔热忱的他便投身到民主革命运动中。第二年4月回到上海，发表了宣传民主革命的名作《革命军》，提出推翻中国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苏报》案发生以后，邹容主动投案，被英租界当局无理判处徒刑二年，与章炳麟一起囚于上海租界监狱。1905年4月邹容因为极度气愤而病死狱中。他短暂的一生，为民主革命作出了不朽贡献。

秋瑾（1875年～1907年）

秋瑾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民主革命女革命家。秋瑾自幼对男女不平等现象不满，渴望像男子一样报效国家。她能诗擅赋，身怀武艺，英姿飒爽，性格耿直，常常扶危济困。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眼看着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可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于是决定献身于救国事业。1904年4月，她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民主革命运动之中。这一年冬天回国，加入光复会，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05年，秋瑾再赴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一年的冬天，为了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回国。190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思想。1907年接替徐锡麟主持绍兴大通学堂，她秘密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浙江两省联合共同起义。7月徐锡麟在安庆仓促举行起义，遭到失败。清政府在搜查过程中发现了安徽、浙江两个省之间的联系，立刻派军队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于14日被捕，第二天早晨，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三岁。她的诗文收入《秋瑾集》。

徐锡麟（1873年～1907年）

徐锡麟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字伯荪，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在青年时代就怀有救国之心。1903年到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时，受到中国留日学生进行的爱国运动的影响，产生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1904年徐锡麟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后来回到浙江积极准备武装革命。1905年，他在绍兴创立了大通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为了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为革命提供便利，于1906年冬捐资成为道员，到安庆任省巡警处会办兼任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策划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在巡警学堂枪杀巡抚恩铭，率领学生们起义，攻占军械所。后来遭到清军的围攻，因寡不敌众被捕，被残忍杀害了。

蔡锷（1882年～1916年）

蔡锷是湖南邵阳人，原名艮寅，字松坡。民主革命家、军事家。他在1898年进入时务学堂学习，拜梁启超为师，后到日本留学。第二年回国后，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失败以后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技术。1904年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担任学堂教官及新军总参谋官等职。1911年被调到云南任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私下里大力帮助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昆明发生起义后，他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后来担任军政府都督。1913年袁世凯害怕他从事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就把他调回北京，表面上是加以笼络，实际上是进行监视。1915年袁世凯准备当皇帝，蔡锷与梁启超秘密商讨准备讨伐袁世凯，并从天津先绕道去日本，再潜回云南，率先发动了护国战争，给袁世凯以沉重的打击。1916年蔡锷担任四川督军同时代理民政长。这一年他因患喉癌到日本求医，11月病逝在日本东京。

杨虎城（1893年～1949年）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他是一位军事家和爱国将领。从青年时代起，他树立了救国志愿，入伍从军，成为能带兵会打仗的著名将领，是冯玉祥国民军中的陕北总指挥。在与北洋军阀的作战中，屡建战功。后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和陕西省政府主席。但在与陕北的红军的作战中，他却遭到失败，并认识到打内战不得人心，应该首先抗击日本侵略。为此，他秘密派人与共产党谈判，决定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1936年12月12日，杨虎城又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著名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放弃错误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下了不朽功勋。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放弃军权，出国“考察”。他在国外仍不忘宣传抗日主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报国心切的杨虎城在11月到达香港，不料刚一下船，就被送到南昌关押，此后被秘密监禁达12年，但他报国的志向从未改变。1949年，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被关在白公馆集中营的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残忍杀害。但他为中国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邓演达（1895年～1931年）

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他是革命家，国民党革命派领袖，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青少年时代，他就萌发了为国献身的理想，加入了同盟会，后又到军校学习，成为品学兼优的青年军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平定军阀陈炯明叛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备受孙中山重用。国共合作后，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和教务长，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贡献很大。孙中山逝世后，邓演达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言行，反对蒋介石排挤共产党的行为。1926年，他出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与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并肩作战，并在攻下武汉后，主持收回了英租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与宋庆龄等一起坚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与之决裂，到国外流亡。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并当选为总干事，从事反蒋救国活动。1931年8月17日，他在上海被逮捕。蒋介石亲自劝降不成，便下令秘密杀害他。

陈独秀（1879年～1942年）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他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青年时代就怀有除旧创新的思想，立志社会改革。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十几年中来往国内外，创办了多种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为此多次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是：①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封建主义，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变革。②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③1919年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民众爱国行动并加以引导。④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筹划创建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⑤积极推动工农运动和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战争的发动和胜利进军。

由于缺少经验和思想认识上的偏差，陈独秀在20年代后期的领导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中失去了主动权，遭到巨大损失。1929年11月，他被开除党籍。1942年，他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于四川江津。

李大钊（1889年～1927年）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学时代，他就接触到新学，萌发改造社会的思想。1913年，他留学日本，又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回国后，担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座右铭，决心为新文化的诞生而奋斗。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批判军阀的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1918年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此后，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新文化、新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主要是：①在中国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7月以后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②组织和领导1919年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信任的导师。③筹划建党，最早与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④领导早期工人运动，在长辛店等地成立最早的工会，并派人指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曾参与领导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⑤参与制定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代表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者的伟大代表，具有渊博的学识、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1927年4月6日，他被军阀逮捕，在狱中历尽磨难，坚强不屈，4月28日，他牺牲在绞刑架下，临刑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邓中夏（1894年～1933年）

邓中夏，又名康，湖南宜章人。他是革命家、早期学牛运动和工人运动领袖。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曾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担任总务干事，后来又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骨干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后来他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邓中夏很早就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1年曾到北京长辛店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亲自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和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3年，他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担任顾问和党团书记，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深受工人群众的拥护。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写了许多有关工运的文章和著作，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邓中夏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大革命失败后，他冒着危险参加地下斗争，还担任过红二军团政委和总指挥，与贺龙等领导红军的武装斗争。在受到错误“批判”后，他仍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工作。1933年，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当局派来的人以他是中共元老而受到排挤为名劝他投降，遭到他的痛斥。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蔡和森（1895年～1931年）

蔡和森，字润寰，湖南湘乡人。他是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1913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等成为好友，共为湖南学界领衲。1919年12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探讨。1921年11月回国后，受命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理论与政策，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1925年5月，他参与策划的领导五卅运动，成为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蔡和森具有很高理论水平。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蔡和森坚决主张建立自己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当党内出现“左”倾错误的时候，他发表了正确的观点，坚决反对盲动主义。1931年6月，他到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被叛徒顾顺童认出，遭到逮捕，并引渡到广州。他宁死不屈，被打得浑身是伤。敌人把他钉在墙上，用刺刀乱刺，残酷地杀害了他。

林祥谦（1892年～1923年）

林祥谦，福建闽侯人。他是早期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林祥谦从小做工，1912年到汉口江岸机务厂当钳工，因能团结工友并敢于斗争，成为当地工人领袖。1922年被选为京汉铁路工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在郑州成立总工会。军阀吴佩孚强令禁止并派军警封闭，2月4日，京汉全线工人总罢工。2月7日，军阀对工人实行大屠杀。林祥谦在斗争中被捕，敌人把他绑在车站站台的灯柱上，向他连砍数刀，逼他下令复工，他临危不惧，说：“头可断，血可流，没有总工会命令，绝不复工！”又痛斥军阀：“可怜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账王八蛋军阀手里！”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英雄为捍卫工人的神圣权利而壮烈牺牲。他不愧为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

瞿秋白（1899年～1935年）

瞿秋白又名瞿双，江苏常州人。他是一位革命家、宣传家和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他青年时代酷爱文学，尤其对俄罗斯文学有浓厚兴趣。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后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于1921年初到俄国，曾写了长篇散文《赤都心史》、《俄乡纪程》，最早以文艺形式介绍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1922年2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主要从事革命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曾先后担任《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主编，发表了许多战斗性很强又有文采的文章。1927年初，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常委。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并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持人。但在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他基于对敌人屠杀革命者的愤怒，犯了冒险主义错误，离开了中央。当1930年夏天，党内又出现冒险主义错误时，他与周恩来等纠正了这一错误，并再次参与主持中央工作。1931年初，他被王明等人排挤出中央。

此后瞿秋白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事业上，写了许多杂文、诗歌和小说，并成为鲁迅的亲密朋友，鲁迅曾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称赞他。1934年，他来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负责教育工作。长征开始后，他被留在根据地，并在1935年2月被俘。国民党许多要员都劝他投降，他断然拒绝，表示“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直到临刑前，他拒绝了最后的劝降，吟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

瞿秋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真诚地剖析了自己，进行自我批评。但后来在“文革”期间，他因此被污蔑为“叛徒”。但历史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革命生涯和高贵品质，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启示。

叶挺（1896年～1946年）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他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将领。青年时代，叶挺怀着救国理想，进入军校学习，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曾担任孙中山总统府卫队营长。在军阀陈炯明叛变时，为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立了大功。1924年国共合作后，他去苏联学习军事，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屡战屡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先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后因受到党内“左”倾领导的责难，一度脱党，并流亡各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众望所归，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领广大将士奋战江南，沉重打击了日寇。但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俘，囚禁达5年之久。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著名的《囚歌》，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在1946年3月4日获释，次日便致电中共中央，申请重新加入共产党，并很快得到批准。不幸，在4月8日从重庆飞往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叶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的敬仰。周恩来在挽联中评价他：“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向警予（1895年～1928年）

向警予，原名俊贤，湖南溆浦人。她是女革命家，早期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在长沙加入新民学会，后与蔡和森等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二人结为夫妇。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在发动和领导广大女工参加革命和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人们敬重，成为女界代表人物。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向警予坚信革命的正义和必胜前途，在武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28年3月，向警予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她宁死不屈，怒斥叛徒。5月1日，在去刑场的途中，仍然高呼口号，作革命宣传，慷慨就义。她是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

彭湃（1896年～1929年）

彭湃，广东海丰人。他是革命家，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对贫困农民充满同情，厌恶靠剥削穷人过寄生生活。1917年赴日本留学，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回国后，在海丰担任教育局长，热情宣传革命和劳动创造世界，引起轰动。后又到农村与贫苦农民共同生活，不久后办起了最早的农会。他把家里分给自己的田产地契当众焚烧，并领导农民开展要求减租免租的斗争。1923年，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为会长。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成为著名的农运领袖，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彭湃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成为广大农民的代表人物。大革命失败后，投入武装斗争，并领导了海陆丰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全国树起了一面旗帜，后又在大南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11月，他奉命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他痛斥敌人，宣传革命，在8月31日英勇就义。

彭湃为早期农民运动和农民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牺牲后，中共中央在文告中说：“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几万万农民都深知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

方志敏（1899年～1935年）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他是革命家，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青年时代，他就是爱国有正义感的人，后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他领导农民运动，造成极大声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农民暴动，建立了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政权，并当选主席。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样，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创造了许多对敌武装斗争的经验，被称为“方志敏式”的革命路线。1934年7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离开根据地，作为先遣团，北上抗日，尽管他的病情十分严重，仍坚持带领部队与敌人周旋。1935年1月24日，他被敌人俘获。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示为革命而死，心甘情愿。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不朽名著《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恨，表示“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革命事业”。这批文稿后被转送到鲁迅手里，成了革命精神的财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刘志丹（1903年～1936年）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他是革命家，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他青年时代胸怀救国大志。1925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后又参加北伐战争，并成为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从此开始了武装斗争。他利用担任保安民团团总的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发展革命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和谢子长等人创建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游击队打击反动武装，保护贫苦百姓，把革命搞得热火朝天。1932年底，游击队改组为红26军，刘志丹任军长，为建立陕甘革命地立下了许多功劳。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一度占上风，刘志丹被错误逮捕关押。不久，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刘志丹平反。刘志丹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受到了重用。1936年初，刘志丹率一部分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根据地并实行抗日。4月，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是深受陕北人民热爱的革命英雄和群众领袖。

吉鸿昌（1895年～1934年）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他是一位爱国军事将领。青年时代投军到冯玉祥部下，参加过北伐战争，以作战勇猛著称。1930年，任国民党第22路军总指挥，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对蒋介石内战政策不满，又感于红军深受百姓拥护，便到根据地进行秘密考察，从此坚定了不打内战的决心。九一八事变后，他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拒绝，被迫出国考察。回国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建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率军与日寇激战，并将其逐出察哈尔。由于蒋介石破坏，同盟军失败，他转入秘密活动，1934年11月在天津被捕。面对敌人，他宁死不屈。24日，他面对枪口，奋笔疾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慷慨就义。吉鸿昌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生前曾以“我是中国人”为自豪，死后也以中国人的胆气教育了一代代中国人。

杨靖宇（1905年～1940年）

杨靖宇，本姓名为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他是革命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青年时代，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发动农民在确山举行秋收起义，进行武装斗争。在斗争中，成长为有勇有谋的群众领袖。1929年，为了支援东北的革命斗争，他先后被派到抚顺、哈尔滨等地开展抗日斗争，曾多次坐牢受刑，磨炼成坚定的革命意志。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在林海雪原、冰天雪地里，他率领抗日将士与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长期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身体，但他和战士们在一起，仍然乐观的生活，坚持着斗争。

1940年，在一次战斗中，他被日寇发现，在树林中与敌人周旋了几天。2月23日那天，在敌人的包围下，他边打边走，打死打伤20多敌人，最后壮烈牺牲。敌人解剖他的尸体，发现他的胃里是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日军头目也不得不惊叹：“杨靖宇，中国的英雄！”杨靖宇是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事迹千秋万代教育着中国人民。

左权（1905年～1942年）

左权，湖南醴陵人。他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青年时代，他怀着报国理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成为黄埔军校的骨干，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成为军事指挥人才。1930年回国后，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十二军、红十五军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建战功。红军长征后，作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他参与指挥了抢渡乌江、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和腊子口、直罗镇等重大战役，立了大功。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直接负责参谋部工作，与朱德、彭德怀一起形成“朱彭左”指挥中心。在历次战役和行动中，总是全面筹划，并身先士卒，并在军事理论的建设上颇有建树。

1942年5月，日军对驻扎在山两辽县麻田镇的八路军总部“扫荡”，6月2日，双方在清漳河边遭遇，左权在掩护总部撤退时中弹牺牲。他是抗战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辽县后改为左权县，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张自忠（1891年～1940年）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他是一位军事家和爱国抗日将领。他出身富家子弟，却从小立志报国。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征战多年，成为得力战将，还担任军官学校校长。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上颇有成绩，爱兵如子，待民如爹娘，深受士兵爱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向长城各关口进犯。担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亲临战阵，坚决抵抗。此后，他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北平市长，与日寇周旋，维护了中国的尊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相继落入敌手。有些人不明真相，把责任归到张自忠身上，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对部下说：我们要积极备战，让事实说话。并下决心死在抗日战场上。一天黑夜，他化装成工人，离开北平，回到自己的部队。

此后，他担任五十九军军长，在多次战役中重创日军，并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之战，获得胜利。1940年春天，日寇向湖北襄樊一带进犯，担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率军阻击，损失惨重。但他决不后退，并安排了自己的后事。5月15日，他冒着炮火与士兵们共同作战，身负重伤，仍然坚持向敌人射击，直到壮烈牺牲。

张自忠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他的爱国壮举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震撼人心。周恩来称赞他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董存瑞（1929年～1948年）

董存瑞，河北怀来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普通战士。抗日战争中，他成为家乡南山堡村的儿童团长，与日寇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机智地掩护八路军干部，后来又当了民兵。1945年抗战胜利，他所在的县大队并入八路军正规军，他成为人民解放军一名战士。因为作战机智又勇敢，很快成为班长，又入了党。1948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反攻，董存瑞英勇作战，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称号。

这年5月，部队攻打隆化城。在攻占敌人据守的隆化中学时，被一个设在干河上的桥头暗堡阻止住，多名爆破手牺牲。董存瑞主动请战，与战友郅顺义一起冲了上去。在暗堡下面，他发现河床离桥头堡一人多高，而且没有安放炸药的地方。此时，离总攻时间很近了，董存瑞为不使大部队造成大的伤亡，毅然用左手托起炸药包，顶在暗堡下面，右手拉了导火索。面对着远处的战友，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随着一声巨响，暗堡被炸毁，董存瑞用生命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他成为受人崇敬的伟大战士。

刘胡兰（1932年～1947年）

刘胡兰，山西文水人。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共产党员。她的家乡云周西村是抗日根据地，她14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女干部，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纺棉织布，护理伤病员。1947年1月，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为了有效打击敌人，主力部队离开了这里，刘胡兰留在当地坚持工作。1月12日，敌人进村抓人，抓走了几个村干部，把人们赶到大庙前。刘胡兰勇敢地走上前去。敌人抓住她，逼她说出谁是共产党和干部。刘胡兰坚决拒绝。敌人把她带到村头广场，当着她和群众的面，用铡刀杀害了石三槐等6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又来威吓刘胡兰。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办不到！我怕死不当共产党！”随后在铡刀下英勇就义。英雄刘胡兰的名字很快传遍了根据地，又传遍了全国，她的事迹教育和鼓舞了无数青少年。毛泽东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百年政要与将领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是清末政坛重要人物，湘军首领。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838年他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历任礼部右侍郎，兵、吏部侍郎等官职。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他在1853年初奉命在湖南办理团练，后来在此基础上扩编成为作战凶猛的湘军。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军在岳州、靖港接连打败湘军陆军和水师，曾国藩又羞愧又心疼，急得投水寻死，被随从从水中捞起，逃回长沙。1855年初，太平军在湖口又打败湘军水师，他几乎丧命，逃回了南昌。1856年曾国藩趁太平天国发生内乱的机会，加紧进攻太平军。1860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第二年又奉命管理调度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1862年春清政府又为他加封协办大学士。曾国藩率领湘军，并且同时调动得到外围侵略者支持的淮军。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对天京进行了屠城，繁华的古城几乎成为废墟。因为剿灭太平天国有功，朝廷封他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此后，在他作两江总督的几年里，江南的经济、文化、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前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因担心与洋人再发生战争而捕杀了反洋教的百姓，惩治了当地官员，因而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9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3月病死于南京。除了从政领兵以外，曾国藩对儒家思想和文学也有一定研究，并较早筹办新式军火工业、是洋各派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1812年～1885年）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是清朝末期政坛要人和军事将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熟读兵书，善于指挥作战，处理事务刚毅果断、公私分明。他1832年考中举人以后就再也没取得过更高的功名。1860年随曾国藩办理军务，镇压太平军。他独自招募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称为“楚军”，这支队伍战斗力很强。1860年10月受曾国藩的推荐，左宗棠率部赴江西、浙江与太平军作战，对太平军造成一定的威胁。1861年他被任命做了浙江巡抚，曾向西方学习新技术，在杭州尝试制造枪炮和轮船。1864年又升任为闽浙总督，继续与太平军的剩余力量作战。1866年7月开办民用工业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发展洋务。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镇压捻军起义后又扑灭了西北回民起义，被清政府授予协办大学士。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的军务。他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放弃新疆的言论，率军平息阿古柏的叛乱，先后收复了天山北路、南路，并准备收复伊犁地区，粉碎了英国和俄国分裂我国新疆的图谋。1878年平定了新疆，并提出在新疆建行省。1881年任军机大臣，又调任两江总督。1884年他奉命督办福建的军务，极力主张出兵抗击法国侵略。1885年死于福州。

李鸿章（1823年～1901年）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清朝末年政坛重要人物和军事将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1853年在原籍办团练，曾经投靠曾国藩幕下作幕府，出谋划策。1861年按照湘军的编制和制军方式编练成淮军，后被曾国藩调到上海附近，在英、法、美侵略者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对太平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后升任为江苏巡抚，又升任两江总督，逐渐成为清王朝的重臣。1866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钦差大臣，按照曾国藩的战略、战术，先后镇压了东、西捻军。1870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着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权倾朝野。这期间，他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借此扩充淮军势力和军力。他还建立起一支自己控制的北洋舰队，进一步增强了他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深受慈禧太后的信赖。清政府与外来列强的战争中因为武器落后，政治腐败，屡屡失败。他主持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底气不足，害怕与外国开战，因而一贯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采取避战求和的方针，先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后又采取亲俄政策，签定了《中俄密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作为清政府全权大臣与列强签定《辛丑条约》。这些卖国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尊严。李鸿章也为此遭到人民的痛恨。

那拉氏（1835年～1908年）

那拉氏是满族正黄旗人、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咸丰帝死后晋封慈禧太后。她是清朝末期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1851年进宫被封为兰贵人。1856年生下儿子载淳后被封为懿妃。第二年升为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病死后，六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改年号为祺祥，便尊封她为“圣母皇太后”，又加封徽号“慈禧”，她住在西宫，所以又被称为西太后。同年11月，慈禧在恭亲王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废除辅政八大臣，改年号同治，开始垂帘听政。从此，她掌握了清朝统治的最高权力。1875年同治帝病死，慈禧又立4岁的载湉做了皇帝，年号光绪。她仍然垂帘听政。1898年，已经还政的她发动了戊戌政变，扼杀维新变法运动，幽禁光绪帝。1900年，为了维护统治，同时发泄对外国侵略者的不满，慈禧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却最终失败，订立了《辛丑条约》。1900年后，在国内外形势的迫使下，她宣布“预备立宪”。在她统治的48年里，她依靠外国侵略者和汉族地主武装的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她统治期间，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慈禧为了维护个人的专制统治，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

刘铭传（1836年～1895年）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他是清朝末年军事将领和政坛人物。1854年在家乡举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协助湘军攻陷六安，朝廷授给他千总的军职。1862年刘铭传带领自己训练的团勇投奔李鸿章，被编为淮军铭字营，在苏浙地区从事镇压太平军的活动。因为他军功卓著连升为都司、总兵。1863年擢升为记名提督。1865年至1868年先后跟随曾国藩、李鸿章围剿捻军，升任直隶提督，加封一等男爵。1868年10月率军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后来因为生病而返回，1880年上疏朝廷，主张向洋人借债来兴修铁路。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奉命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采用灵活机智的战术击退法国舰队对台湾的进攻。1885年台湾设行省，出任台湾首任巡抚。在他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大力开发台湾，加强海防，增筑炮台，整顿吏治，丈田轻赋，兴修铁路，开办煤矿、铁矿及兴办新式学堂，为台湾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891年刘铭传因病辞去了巡抚的职务。

张之洞（1837年～1909年）

张之洞，字孝达，直隶南皮人。他是清朝末年政坛重要人物和洋务派首领。同治年间他考中了进士，1882年任山西巡抚，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时主张对法作战，奏请皇上起用了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击败了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陆续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芦汉铁路等军用民用企业，对促进民族经济和重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1894年11月至1896年1月，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兼代理江宁将军，编练江南自强军，开设各种教授先进知识的新式学堂。1898年4月他发表《劝学篇》一书，宣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维护封建纲常，反对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他主张坚决镇压。1900年朝廷与八国联军开战时，张之洞伙同刘坤一等大官僚与帝国主义搞所谓“东南互保”，使义和团运动无法向江南发展。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后来因为与皇室不和，抑郁而死。

杨儒（？年～1902年）

杨儒，字子通，清朝正红旗汉军人，是清末外交官员。他在同治年间考中举人，因为机智善辩，在1892年，被任命为驻美国兼驻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在此期间，为使在美华工待遇得到改善，与美方进行激烈谈判，使对方同意了中方的一些要求。1896年，任驻俄国和奥匈、荷兰公使。1901年，俄国借镇压义和团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把奉天主权让给俄国。杨儒奉命与俄国交涉，在彼得堡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他坚决拒绝在俄方提出的章程上签字，并一一驳斥。俄方又进行利诱，许给他个人好处，引他签字，也被他严辞拒绝。清朝政府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也同意杨儒不签字的主张。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外交官第一次不在屈辱条约上签字。1902年2月，杨儒病逝在彼得堡。

爱新觉罗·载（1871年～1908年）

载湉，即清朝末年光绪皇帝，1875年到1908年在位。他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又是外甥。1875年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便指定载湉继皇位，年号光绪。实际上是慈禧太后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牢牢地掌握着大权。1887年光绪亲政后，仍受慈禧太后的控制。他希望振兴清王朝，不甘心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对日作战，想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趁机夺权。但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定加重了民族危机。他决心采纳维新派主张，任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积极筹划变法，想通过变法把权力从慈禧手中夺回。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革新。他重用维新派人士，罢免了许多顽固派官僚的职，发布了大量改革的法令。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许多法令没有得到执行。最后，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中失败了。光绪帝被囚禁到南海瀛台，1908年11月14日，于慈禧太后病死前一日被毒死、庙号德宗。

袁世凯（1859年～1916年）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是清朝来年军事将领，又是北洋军阀的头领。1885年，经李鸿章的保荐，他做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895年以一个道员的身份驻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1897年他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然专管训练军队的事务。维新运动兴起时，袁世凯见机参加了强学会。后来他出卖了维新派，取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任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参与“东南互保”活动。1902年被授予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次年又兼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免职回到原籍。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决定起用前年被免职的袁世凯去镇压革命。袁世凯乘机向清政府索要更大权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清王朝的大权实际落入他的手中。袁世凯统兵南下，一面用武力威胁革命派把权力交给他，一面挟迫清帝退位。1912年3月，他在北京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革命果实。接着就开始打击民主势力，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又镇压了“二次革命，”强行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5年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公开进行恢复帝制的活动，1916年，改元“洪宪”，元旦登基，荒唐地成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众叛亲离的他在绝望和骂声中死去。

段祺瑞（1865年～1936年）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他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1889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后来被派往德国学军事。1890年回国，在北洋政府供职。1896年以后，协助袁世凯创立北洋军，又随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起义。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他任军令司正使。1910年又任江北提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第二军军统，带兵前去镇压武昌起义。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作为帮手的他则出任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曾率兵镇压了“二次革命”。后来与袁世凯出现裂痕，1915年辞职。1916年4月北洋军阀分裂后，段祺瑞成为皖系军阀首领，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917年因支持对德宣战，与总统黎元洪发生矛盾。他耍弄政治手腕先怂恿张勋复辟，乘机把黎元洪赶下台。然后他又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再次当权。为了维护个人独裁统治，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向日本大借外债，出卖国家主权。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大败后他逃到天津日本租界。1924年由于奉系军阀与国民军妥协，使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集会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段祺瑞竟指使卫队向人群开枪射击，造成死伤数百人的大惨案，4月被冯玉祥赶下台。1933年移居上海。1935年蒋介石任命其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到职。1936年病死在庐山。

吴佩孚（1874年～1939年）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他是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首领。清朝末年秀才出身的他，1906年在北洋军第三镇曹锟的部队里作管带，1917年升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手中的兵权成为他的政治资本。1922年直奉战争以后，他的地位大长，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和曹锟为了争夺地盘与皖系、奉系军阀进行过多次交战，弄得中原大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1923年，吴佩孚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人，造成了二七惨案。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他的势力受到一定的冲击。1926年，他又和张作霖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就在这年，他的队伍彻底被北伐军打垮。吴佩孚逃到了四川，依附于一个地方军阀，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九一八事变之后，吴佩孚在北京定居，日本人曾邀请他做日伪区的傀儡统治者，但他拒绝为日本人出力，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

张作霖（1875年～1928年）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人。他是北洋军阀中奉系军阀首领。“盗马贼”出身的他，1906年任东北巡防军前路统领，1911年升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给东北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破坏。袁世凯窃国后，他屡屡迁升，曾做过师长、巡按使、督军兼省长等军政要职。1919年，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控制了整个东北，成为奉系军阀首领。1920年，张作霖进入山海关帮助直系军阀打击皖系军阀，成功后与直系军阀共同把持北京政府。不久，直奉两系之间又产生矛盾。1924年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自封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并且发表了宣言“反共讨赤”，于1927年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1928年被蒋介石打败，只好退回关外。因为他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拒绝成为日本的傀儡，而且抵制住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因此遭到日本人的嫉恨，在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冯玉祥（1882年～1948年）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他是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的军事首领，又是一位爱国将领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冯玉祥出身贫寒，12岁就投身行伍，后成为清朝陆军管带，并产生了反封建专制的思想，1911年曾参与发动反清的滦州起义，失败后被抓捕革职。

北洋军阀时期先后任师长、督军等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并把废帝溥仪驱逐出宫，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北伐战争中，1926年9月，他率领所部在五原誓师，经过八个月的苦战，实现了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目标。但在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公开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3年5月，与共产党合作，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亲自担任总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久，在国民党和日伪军的夹击下失败。从此，他遁迹泰山。1931年，为顾全抗日大局，回到南京，为抗战积极奔走。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1946年9月去美国考察。冯玉祥的爱国活动，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围攻，甚至开除了他的党籍。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回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

汪精卫（1883年～1944年）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他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中的主要当权人物之一。青年时代，他到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并任《民报》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曾随孙中山到南洋一带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3月，他和喻培伦等在北京银锭桥刺杀摄政王未遂而被捕，辛亥革命后获释，成为袁世凯的助手。袁世凯死后，他又转而追随孙中山，受到信任，后成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签证人之一。孙中山去世后，他以“左派”领袖自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主持全面工作。但后来因受蒋介石排挤，辞职出国。1927年4月初回到上海，已是北伐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一方面与蒋介石勾结，一方面又与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拉拢关系，从而成为武汉政府的主持人。7月15日，他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此后，他虽与蒋介石多有矛盾和对抗，但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并无实质分歧，并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副总裁的汪精卫从主张对日妥协到暗地与日本谈判投降。1938年12月，他从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又在香港公开投敌，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卖国贼。1944年病死于日本。汪精卫虽然有过革命的经历，但精于钻营，反复无常，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蒋介石（1887年～1975年）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他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当权者。早年，他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1907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回国，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时，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孙中山逝世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开始形成个人独裁。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随后，通过与宋美龄结婚，加强了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关系，成为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这一时期，蒋介石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连续发动“围剿”红军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他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抵抗政策；另一方面，又连续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他发动了与共产党的内战，由于其实行的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很快被人民所抛弃。内战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1月，他被迫引退，但仍在幕后进行操纵。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了统治中国长达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的覆灭。

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于1950年复出，并连续四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为了维护统治，他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共管”、“一中一台”等分裂祖国的行径，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1975年4月，在台北病逝。

李宗仁（1891年～1969年）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他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当权者之一。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军事将领，并成为桂系军阀的首领，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广西统一作出了努力。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国民党政权成立后，他因与蒋介石有矛盾，多次与之发生争战。

抗日战争中，李宗仁先后指挥了台儿庄之战和徐州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战斗，成为抗日名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4月，当选为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代总统。4月，派代表团到北平（今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和谈破裂后，于12月去美国。

1955年8月，美国公开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后，他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两党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大陆。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此以后，李宗仁一直定居在大陆，直到逝世。纵观李宗仁的一生，他是一位爱国将领，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学良（1901年～2001年）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他原是北洋军阀奉系的首领，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当权者之一。张学良青年时代起，在其父张作霖的军队中担任要职。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被日军炸死，他成为东北军首领。但他立志中国的统一，在1928年12月通电全国，改旗易帜，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又帮助蒋介石获胜。九一八事变，由于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亡。1933年3月，热河失守后，代蒋受过，被迫下野，被人们称为“不抵抗将军”，到国外考察。1934年1月回国后，先后被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和西北“剿共”副司令。1936年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无私的精神，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他一去不复返，交由军事法庭判决后，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监管”。1946年11月，经蒋介石策划，张学良被送到台湾继续监禁。他为抗日救国，付出了丧失人身自由的代价。

张学良夫妇于1993年12月15日首次得以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1995年定居夏威夷。晚年，张学良先生一直关心祖国两岸的统一和大陆的建设，曾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等职。2001年，病逝于美国。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1967年）

爱新觉罗·溥仪，字浩然，满族人，生于北京。他是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年号宣统。他3岁即帝位，由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但仍住北京皇宫内，享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给他的优待条件。1917年7月，张勋曾拥戴溥仪复辟，12天后就失败了，上演了一场政治闹剧。1924年冯玉祥等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废了他大清皇帝称号，令他迁出了皇宫。第二年溥仪潜入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日本人挟持去长春，第二年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又改称“皇帝”，实际上就是日本统治东北的工具，“满洲国”是一个卖国傀儡政权。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溥仪被苏军逮捕入狱。1950年他被苏联政府移交中国，监禁于抚顺，接受改造。

1959年12月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人民政府先后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并且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病逝于北京。溥仪的前半生既有当傀儡的无奈，又有充当卖国贼的罪恶，但他后来接受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员，则是罕见的历史奇迹。

历代王朝辉煌盛世

夏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历时470年，传17王。夏朝建立之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被确定为部落联盟首领舜的继承人。舜去世后，他便成了部落联盟首领。禹死后，原准备接替他的伯益，被禹的儿子启赶走，启继承了王位，从此结束了禅让制，开始了世袭制。历史上把禹即位的时间，算作夏朝的开始。禹是夏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国工。

夏朝的疆域不断扩展，禹曾派人丈量土地，把管辖的地方划为九州，并铸九鼎作为权力象征。“九州”后来便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夏朝的疆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并发展到长江流域。由于部落之间常有争斗，夏朝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并实现民族融合的。“华夏”民族从这时候便开始形成。夏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如军队、刑法、监狱等。农业生产已成为人们的主业，青铜器制作的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具也普遍使用，还有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夏历”的说法一直延续下来。

据史书《左传》记载，夏朝曾有一段时间被臣子寒浞夺取，后又由禹的玄孙少康复国，说明当时政局并不稳定。夏朝的第17代国君桀，贪图享乐、欺压百姓、宠幸奸佞，失去了民心。而处于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兴盛起来，其首领汤率军讨伐夏桀。夏桀兵败，逃到南巢并死在那里。夏朝灭亡。

商

由汤创立的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时554年，传31王。商朝建立以后，内部纷争不断，政局不稳，为此多次迁都。直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第20位国王盘庚即位后，迁都到殷（在今河南安阳）以后，商朝才稳定下来。从此，殷成为商朝统治中心，历史上把商朝也称为殷朝。

商朝的奴隶制发达，使用奴隶已很普遍。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已经能生产多种粮食作物，并用粮食酿酒，种桑养蚕缫丝已很发达。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很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制陶业则在广大民众中发展。商代在文化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是甲骨文的使用。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中，记录了不少有关商朝的史料，表明中国文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

商代的奴隶主要来源于被征服的部落和种族，以及战争中的俘虏。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随便杀死为奴隶主殉葬和当祭祀品。而奴隶的反抗也是不断发生的。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在开拓疆域和发展生产上是有功的，但他又是个昏庸的暴君，用酷刑残害百姓和忠良，过着骄奢的生活，致使大批官员和平民、奴隶逃亡。兴起于渭河流域的周国，在姬昌（文王）领导下渐渐强盛起来。公元前1046年，姬昌之子姬发（武王）率军伐纣，占领殷都，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西周

周武王姬发灭商之后，建立了周朝。周朝在历史上按时间顺序和建都位置有西周和东周之分。西周在镐京建都，从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历时275年，传12王。西周初期，在杰出政治家周公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和礼仪规范，使国家的功能开始完善。周王自称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又将全国分成诸侯国，由诸侯管理。朝政则交由大夫管理。周公和成王、康王时期，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政治上比较清明，稳定了局势，使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史称“成康之治”。但此后，国内矛盾逐渐加剧，发生了百姓用胶船计淹死周昭王、平民暴动赶走周厉王的政治事件。

西周的农业生产更加发达，已经发明了牛耕施肥等技术，粮食产量有很大增长。手工业仍以青铜器、陶器、纺织为主，工艺水平比商代更加先进。文字刻在青铜器上，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字体比甲骨文更接近现代文字，记载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已有相当水平，阴阳五行学说，以人为本的学说，以及天文历法的研究，都体现了中国的学术思想特点。

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用“烽火戏诸侯”之举宠幸美女褒姒，结果自食其果。公元前771年，当外敌入侵时，周幽王被杀。其子即位，是周平王。次年，平王迁都东都洛阳。历史上把迁都以前的周朝称为西周，把迁都之后的周朝称为东周。

春秋

东周，即周平王迁都东都洛阳以后的周朝，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历时514年，传25王。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如果把西周、东周合在一起计算，周朝存在近800年。然而东周的500多年中，天子已经名存实亡，社会进入了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历史上把东周划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春秋”的名称源于史书《春秋》。由孔子修订的《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后来史学界就借用《春秋》这个称号，把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历时295年。

春秋时期，周朝分封的一百多个诸侯国势力此起彼伏，互相争夺霸权，引起不断的战争。中原地区先后有齐、宋、晋、秦、楚五国称霸，长江下游也兴起吴、越两国争霸。“春秋无义战”，连年的战争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在争霸战争中，大国强国并吞小国弱国，实现了局部的相对统一和融合，也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到“春秋”结束时，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了。

春秋时期，冶铁业兴起，使铁器广泛使用，代替了青铜器，牛耕、水利建设等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产品的增加、土地私有制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赋税制度的确立。社会面临着重大变革。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及墨子等，军事家孙武等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私学已成为社会风气，改变了教育为贵族专有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也有了迅速发展，天文、数学、地学、农学、医学等都有薪的发明创造。

战国

战国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共254年。战国时期，以战争空前激烈和频繁而得名。经过春秋时期和战国初期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前期，基本上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号称“战国七雄”。当时的强弱吞并和分化非常激烈，韩、赵、魏三国是由原晋国分裂而成的，齐国的国君也由姜氏转为田氏，东周的天子也在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推翻。七国为了富国强兵，由自己统一天下，先后进行变法，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面是废除和削弱贵族的特权，壮大国力，给平民以更多利益。经过变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和自耕农、佃农等。所以，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空前提高，不仅铁制农具和牛耕已成为主体，而且水利建设也大规模开展，出现了都江堰、邺城十二渠、鸿沟、郑国渠等大工程。冶铁、煮盐、纺织、漆器、陶瓷、车舟等实业都形成了很大规模。产品的丰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城、韩国荥阳等，成为商业繁荣的城市，各国都制造了各自的货币。

战国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局面，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学的基础和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继老子、孔子、墨子等之后，成为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这一时期的文学，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留下了千古佳作。史学、天文、农学、医学等也都有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春秋和战国时期虽属政治上的分裂时期，但在思想文化上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这一高峰加快了统一事业的进程，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公元前221年，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取得胜利，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

秦

秦，这里指的是公元前221年以后建立了秦朝。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战国时期的秦国，在嬴政统治时期，迅速壮大起来。他于是发动了统一战争，攻灭了东方六国，统一了中国。秦朝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历时14年，传2帝，首都为咸阳。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基本制度，是在秦朝初步形成的，如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实行中央集权，设立三公九卿等官僚机构，地方上设立郡县，由皇帝直接任免官员。同时，秦朝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等，奠定了统一的社会基础，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秦朝还北修长城，抵挡匈奴入侵，南开灵渠，开发岭南，为壮大国力起了很大作用。秦朝注重实用文化，对农医科技一类书籍予以保护，汉字在这时期进入“小篆”时代。

但是秦朝频繁地征派徭役和兵役，加征赋税，并动用严酷刑罚，强力镇压，同时，对不同的思想观点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消灭”，引起了国内矛盾的加剧。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由刘邦率领的一支起义军攻到咸阳城下，秦王子婴出城投降，秦朝灭亡。

西汉

秦朝灭亡以后，两支起义军的首领：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为争夺天下，进行了长达4年的楚汉之战。刘邦最后战胜项羽，登上皇帝宝座，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王朝——汉朝。

汉朝从时间顺序上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9年，历经211年，传14帝。因为在西汉建立前还有4年的楚汉之战，所以人们有时也把这4年算在西汉之中。

西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繁荣时期。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又通过改革币制，增加了国库收入，出现了经济繁荣局面。虽然汉朝初期，多次发生过地方势力的叛乱，刘吕两姓之争等政治军事斗争，但由于坚持统一的思想和力量占上风，所以叛乱被平定，政局趋于稳定，在出现了“文景之治”后，又迎来了“武帝盛世”。

两汉继承了秦朝中央集权制度并进一步加强，皇权被神化，统一局面得以巩固。农业生产高度发展，水利建设、治理黄河等都取得成绩，手工业和商业日渐发达。在对北方匈奴进行长期抗击后取得胜利的同时，又与西域各民族友好往来，疆域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和睦共处的民族关系，还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两汉时期，儒家学说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文学上的“汉赋”创作达到高潮；史学上出现了不朽之作《史记》。科学技术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西汉后期，宫廷中“外戚”掌握了政权。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但是王莽的“新朝”只存在14年，就在公元23年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此后，又有农民起义拥戴的刘玄的“更始”政权存在（仍用汉朝名义），所以人们也常把这段历史放到西汉末年中讲。

东汉

公元25年，参加反对王莽的起义军将领刘秀称帝。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他建立的王朝仍称汉朝，定都洛阳，历史上称为“东汉”。东汉从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历时195年，传13帝。

东汉在政治上继承了西汉的传统和政策，在短时间内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坚持了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东汉朝廷还下令解放奴婢，减轻赋税，社会重新稳定下来，生产得到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时期，科学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水路运输、整治河渠等都达到很高水平。蔡伦的造纸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天文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华佗等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数学、史学、思想学等也有新的成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使中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民族融合也进一步发展。

东汉末年，因为外戚和宦官专权，造成政治腐败，引发了黄巾军起义，继而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公元220年，魏王曹丕（曹操之子）取代汉献帝，建立魏朝，东汉灭亡。

三国

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势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各占一方，造成割据局面。经过长期战争，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

“三国”之中，由曹丕建立的魏国，定都洛阳，从公元220年至公元265年，历时45年，传5帝。由刘备建立的汉朝，史称蜀国，定都成都，从公元221年至公元263年，历时42年，传2帝。由孙权建立的吴国，定都建业，从公元229年至280年，历时51年，传5帝。三国的历史虽然始于公元220年，但人们一般把公元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作为“三国”的起始，因为赤壁之战是造成“天下三分”的关键一战。

三国时代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这其中很大程度是因为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造成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一方面相互征战，一方面又要对付内部的纷争，政治一直不稳定。但为了壮大自己，三国也在自己的统治区加紧开发，这使得一些边远的地区得以有了发展的机会。

魏国在中原地区兴修水利，使农业得以恢复，冶铁和纺织也有发展。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文学主流有许多优秀作品，马钧发明的指南车已应用了齿轮技术。蜀国则在开发西南边远地区方面有很大成果，熬制井盐和蜀锦等手工业影响很大。吴国加速对长江中下游的开发，使原始面貌得以改变，水稻和桑蚕业发展很快，造船、制瓷、冶铁、海盐等产业也渐发达。吴国还派人到达台湾，加强了海峡两岸的交往。

公元263年，魏国派军队攻灭蜀国。公元265年，掌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氏取代曹氏称帝，建立了晋朝。公元280年，晋攻灭吴国。三国时期从此结束。

西晋

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在历史上按时间顺序分为西晋和东晋。西晋先后定都洛阳和长安，从公元265年至公元316年，历时51年，传4帝，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于公元280年派兵攻灭吴国，重新统一了中国。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之一，虽然是统一的王朝，但内部纷争不断，尤其是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严重削弱了国力，造成后患。到了西晋末年，国内起义接连不断，割据又起，边境一带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也趁虚而入，造成战乱不断。公元311年，匈奴人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到公元316年，匈奴军队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

西晋时期，哲学上的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并与佛教相融合，造成不小影响。文学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有很大成就，辞赋也有较好的成绩。史学、地理学则出现了名家名作。

东晋

西晋灭亡以后，晋朝王室宗亲司马睿逃到南方，重新建立了晋朝，定都建康（即建业），史称东晋。东晋从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历时103年，传11帝。东晋虽然是两晋政治上的延续，但它的统治范围仅限于江南一带。统治者满足于偏安局面，也无心收复北方，只有祖逖、刘琨等少数将领主张北伐，但没有成功。公元383年，北方前秦政权进攻东晋，双方在淝水一带展开了激战，东晋获胜，从此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经济有所发展，文学艺术上则出现了诗人陶渊明、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等大家。化学、医学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东晋时期，士族势力强大，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引发了多次民众起义。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公元404年，大将桓玄率兵打进建康，夺了皇位，改国号为“楚”。将领刘裕又起兵打败桓玄，恢复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仗势废除晋恭帝，自己当了皇帝。东晋灭亡。

十六国

东晋在南方统治时期，中国北方（含四川一带）处于分裂状态，从公元316年至公元439年，延续了120多年。这期间，由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民族和汉人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史称“十六国”。这16个政权是：流民首领李雄建立的成汉；匈奴人刘渊、刘曜建立的汉——前赵；汉人张宜建立的前凉；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鲜卑人慕容皝建立的前燕；氐人苻健建立的前秦，这6个政权又称“前六国”。羌人姚苌建立的后秦；鲜卑人慕容垂建立的后燕；鲜卑人乞伏国仁建立的西秦；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汉人段业、匈奴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鲜卑人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夏；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这10个政权，又称“后十国”，是淝水之战以后建立的。

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给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但其中也有相对稳定和发展阶段，如前秦在苻坚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大进步，实力超过了东晋。可惜苻坚急于攻打东晋，招致淝水之战的失败。另外，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实现大融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南北朝

南北朝，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一般南北对峙并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南朝是东晋灭亡后先后出现的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总称，时间从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历时169年。北朝是北魏及其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各朝代的总称，从公元386年至公元581年，历时195年。

南北朝是中国古代重要发展时期。当时南北双方虽然互有征战，但已不像东晋和十六国之间那样频繁，经济得以发展。南朝以宋的国力最强，在前期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减轻赋税，比较繁荣。由于士族势力逐渐衰弱，庶族地主有所抬头，生产也有了较快发展。南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哲学、天文、数学、文学、史学等各方面都有较高成就，其中范缜的《神灭论》、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就是杰出代表。中国古代社会“北富南贫”的现象，从南朝开始有了变化。

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迁都和改革，向汉化转变，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北朝文化以地理学、农学和石窟艺术成就最大，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公元534年以后，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公元550年，东魏演变为北齐；公元557年，西魏又演变为北周。到公元577年，北周攻灭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取代了北周，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隋朝。北朝从此结束。到公元589年，隋军攻灭南方陈朝，南朝也不复存在。

隋

由杨坚建立的隋朝，定都长安，从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历时37年，传了3帝。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它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分水岭”，封建盛世的基础从此奠定。

隋文帝杨坚是一位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确定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裁减不少官员；创立了科举制度来考核提拔官吏，还制定了简便可行的法律。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减轻百姓租税徭役，在短时间内使生产得以恢复发展，人口增加，粮仓充实。隋文帝带头过俭朴生活，使全国风气为之一变。隋代的纺织、制瓷、造船业发达，赵州桥和长安洛阳宫殿建筑，达到很高水平。雕版印刷从这时开始。开凿大运河的宏大工程，也说明了隋朝国力的充实。

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很多，特别是与西北地区和台湾的来往增加，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互派使臣访问。隋朝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盛的帝国，为后来唐朝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基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隋朝后期，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荒淫暴虐，残酷剥夺百姓，使局势急转直下，引发了大规模起义，隋炀帝在兵变中被勒死。唐国公李渊夺取了大权，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隋朝灭亡。

唐

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王朝。定都长安，从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历时289年，传21帝。唐朝建立初期，用很大精力平定内乱，使局势得以恢复，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又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唐律》，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雄主，颁发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新令，奖励生产，轻徭薄赋，使生产得到恢复，人口增加，唐太宗吸取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广纳忠言，选贤任能，对边地民族采取亲和政策，尤其是文成公主入藏，实现汉藏友好，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又经武则天、唐玄宗的治理，唐朝达到了“开元盛世”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富强繁荣，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东西方许多国家慕名而来，国际交往频繁。朝鲜、日本还派来大批留学生。

唐朝的手工业和文化同样创造了高峰。制陶制瓷、冶炼、造纸、制盐、制茶等十分发达。诗歌、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名家名作层出不穷。天文、数学、医学成就显著。

唐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期。唐玄宗“天宝”年间出现“安史之乱”，使唐朝走向下坡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造成政治动荡，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衰退，引发大规模起义。公元907年，藩镇首领朱温夺取皇位，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再没有重现极盛时期。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分裂时期。唐朝灭亡以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相继出现了5个小朝代的更迭，史称“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从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历时53年。在南方与河东（今山西一带）各地，又几乎同时期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即吴、前蜀、后蜀、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除北汉外，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各地。

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多变又腐败，以争权夺利为目的。五代的每一代，都只存在十几年甚至几年。期间骨肉相残，上下级反目，屡见不鲜。后晋皇帝石敬塘还以出卖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自称“儿皇帝”，换取契丹人的支持。只有后周世宗柴荣有所作为，为后来宋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五代时期的北方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中国古代社会的“北富南贫”现象从此消失。

相比之下，南方各地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战争不多，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很繁荣。南方的富裕程度和人口从此超过了北方。文化上，以南唐、前蜀、后蜀比较发达，诗歌、绘画、戏曲、书法都有成就。火药也开始应用了。

后周在世宗在位时，曾拟定了统一全国的计划，但因世宗突然去世而中止。公元960年，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宋朝后来相继消灭了割据政权。五代十国时期也就结束了。

北宋

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皇位建立的宋朝，按时间发展顺序，分为北宋和南宋。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7年，历时167年，传9帝。

北宋虽然统一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但它的疆域远没有达到隋唐时代的范围，在它的北方，先后有辽、金等国与之对峙，在西部有西夏并存。北宋统治者吸取唐末和五代藩镇势力过大造成政局不稳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军事将领的权力，同时减少宰相的权力，加大皇权。但由此又产生了中强边弱的现象，军队实力下降，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一再失利。北宋的灭亡也与军事不强有直接关系。

北宋统治者对内休养生息，农业有很大发展，北方开始种植水稻。手工业中的采矿、丝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航海等有很多成就。指南针已广泛使用。北宋的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繁荣期，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或完成。宋代的词取得了与唐诗并列的成就。史学中的《资治通鉴》堪称传世之作。

北宋中后期，国内矛盾加剧，虽然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力图改革的举措。但没有成功。宋徽宗当政时期更是昏庸腐败，与辽金战事不断。公元1127年，金军攻到汴梁城下，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双双被俘，后屈辱而死。北宋灭亡。

南宋

北宋灭亡时，宋徽宗的九子、康王赵构因领兵在外，未被金军俘获。他被拥立为皇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279年，历时152年，传9帝。

南宋在政治上更加软弱腐败，统治者无心收复北方，只想偏安南方，倒是宗泽、韩世忠、岳飞等民族英雄抗敌坚决，曾一度取得胜利，但宋高宗赵构重用奸臣秦桧等，杀害了岳飞，断送了抗金大好形势。在与金订下屈辱和约后，南宋维持了几十年和平时期。但不久，蒙古军南下攻宋，宋朝君臣或降或逃，在崖山决战中，小皇帝被迫跳海自杀，南宋灭亡。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软弱的朝代之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业有所发展，水利灌溉系统形成；商业进一步繁荣；思想文化上出现了理学体系；词的创作更趋于成熟，尤其以爱国情绪强烈著称于世。

辽

还在五代十国初期，北方辽河一带出现了一个国家，是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族从北魏时期就生活在那里。唐朝统治时期，曾派官吏去管理，使其获得了汉族的文化和管理经验。唐朝灭亡之后，北方政局混乱。耶律阿保机趁机自立，在公元916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称“大契丹”，定都在临潢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附近）。后来，契丹以取得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帮助石敬塘建立后晋，让他当了“儿皇帝”。公元947年，契丹军又攻入开封，灭了后晋，并把国名改为辽。契丹国与辽国从公元916年至公元1125年，历时209年，传9帝，比北宋存在时间还长。

辽国在政治体制上有自己的特色，设北面官负责内部治理，设南面官负责汉地治理。还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军事上实行军民合一，15岁至50岁男子都要当兵。契丹人以游牧业为主，而汉地人以农业、渔业为主。在建国后曾创制契丹文，后失传。

公元1125年，位于辽国北面的金国大兵进攻辽国，俘虏了辽帝，辽国灭亡。

西夏

西夏是北宋年间在西部地区由党项人建立的一个国家，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时189年，传10帝。党项人早就生活在青海一带，唐朝时封其首领做都督，并赐李姓。党项人在唐末成为割据势力。宋朝建立后，与党项关系很紧张。党项首领李继迁曾依附辽国，受封夏国王。李继迁之孙李元昊继任夏国王后，经济和政治实力空前加强，便在1038年自称皇帝，建都兴庆府，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强盛时，控制着今甘肃、宁夏、青海大部和陕西、内蒙古一部分。有很大影响。

李元吴仿照唐宋两朝，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任命大批官员，还命人创制了西夏文字，并开科举考试。西夏农牧业并重，而以农业更为发达，毛皮业、毛织业、煮盐业也很出名，还修筑了驿道，贯通全国。西夏对中国西北部开发是有积极贡献的。

李元吴曾上书北宋要求承认地位平等，遭拒绝，后双方开战，西夏胜。北宋供给西夏金银，并册封李元昊为夏王。北宋灭亡后，西夏又周旋于南宋与金国之间，得以生存。蒙古国兴起后，几次征伐西夏。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打西夏，西夏人进行顽强抵抗，死伤无数。公元1227年，蒙古军攻灭西夏，把居民全部杀光。从此，西夏灭亡。党项人也几乎绝灭。

金

金是由古代女真人建立的国家，从公元1115年至公元1234年，历时119年，传9帝。女真是中国一个古老民族，以渔猎游牧为主，生活在东北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唐朝灭亡后，女真人依附辽国，到北宋年间，完颜部落强盛起来，统一了女真，并向外扩张，反抗辽国的统治，取得了反辽战争的胜利。1115年，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大金，都城在黑龙江阿城的会宁府。

金国建立后不久，就开始向外扩张，把矛头首先指向辽国。1125年，金军攻灭辽国，又向南进攻北宋，并于1127年攻灭北宋，占领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后来与南宋和西夏成并列局面。此后，女真人不断向中原迁居，并与汉族杂居融合，渐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建筑和医学等成就很高。社会的进步和占据中原的有利地位，使金国一度成为一个强盛的王国。

蒙古国兴起后，因为其祖先受过金国欺压，出于反抗金国和扩张的需要，不断发动与金国的战争，并与南宋联合伐金。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金军防线，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

元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从公元1271年至1368年，历时97年，传10帝。元朝的前身蒙古国是由成吉思汗在1206年创立的。蒙古国曾发动大规模扩张战争，占领了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蒙古国”。中国境内的西夏和金国，都亡于蒙古国。1260年，主持汉地事务的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又削平内乱，把蒙古国政治中心从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迁到中原，并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第二年定大都（今北京）为首都。1279年，元军攻灭南宋。后又把西藏归入版图，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王朝。

元朝统一全国后，用汉法治汉地，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还推广种植棉花。由于元朝与欧亚各地来往密切，贸易往来频繁，商业十分发达，大都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吸引了很多欧亚旅行家。

元朝的文化，在天文、历法上有重大成就，出现了郭守敬等大专家。医学、农学也有名家名著出现，元代文学以杂剧与散曲最著名，造就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等。

元朝统治者在吸取汉族的管理经验和文化的同时，仍然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4个等级政治社会地位逐级下降，因而引起深刻的民族矛盾。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终于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很快占据了南方，并形成割据局面。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明军北上，攻入大都。元顺帝逃往北方，元朝灭亡。

明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从公元1368年至1644年，历时276年，传16帝。先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

明朝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皇帝直接管理各项事务，废宰相、设内阁、加强监察机关、后又设锦衣卫和东西厂特务机关、侦缉官民，统治十分严酷。明朝初年，朱元璋严厉惩治贪污，收到一些效果。但后来，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大都宠信宦官，甚至交付大权，自己不上朝，造成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败，导致最后灭亡。

明朝前期，奖励开荒，兴修水利，使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增产增收，手工业技术也超越了以前。同时在很多行业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农产品也开始商品化，资本主义萌芽已初现出来。

明朝的文化以医学、天文、历法、农学、地理学和实用技术等成就最大，出现了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写的专著。文学以小说和戏剧成就最大。建筑、绘画、书法、音乐、家具等艺术也达到很高水平。明代是中国古文化发展的高峰。

明朝末年，因为政治黑暗腐败，灾荒连年，引起人民不满，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兴起于东北的满族政权清朝也与明朝发生冲突。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而死，明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进入北京，统治了全国。

清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统一的朝代，从1644年至1912年，历时268年，传10帝，定都北京。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满族的先民为女真人，在明朝初年兴盛起来，后分成东海、海西、建州三部分。其中建州女真发展迅速，以爱新觉罗氏为最强。经过多年争战，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后金不断对外扩张，与明朝多次发生战争。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在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称帝，改国号“大清”，又经数年，已占据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灭明朝，明将吴三桂投降清朝，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农民军，进而南下占领北京，清朝从此成为统治全国的王朝。

清朝入关后，遇到各地人民和明朝残余势力的顽强抵抗，经几十年战争后才初步平定。但在清朝统治期间，民族矛盾始终十分尖锐，反清活动一直存在。清朝统治者建立了以满族为主、满汉联合执行的体制，并优待蒙藏各族，征伐与怀柔相结合，使局势得以缓和。在康熙皇帝执政以后，清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直到乾隆年间，史称“康乾盛世”。

清朝实行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发展手工业等政策，使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营经济增长迅速。商业资本增加，对外出口日益扩大。文化上，天文历法和地图绘制都吸收了西方成果。农学、水利学、医学都很有成就。文学继明朝之后，小说和戏剧又呈高峰，出现了《红楼梦》等名著，绘画、书法、瓷器、漆器等精品不断。宫殿和园林建筑达到最高水平。

但是，清朝在社会根本制度上没有变革。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各方面已渐落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统治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爆发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反清武装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初，清帝退位，清朝灭亡。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也告结束。

成康之治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去接待贤能之士，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失掉天下的贤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在摄政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后来曹操的诗中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也是赞颂周公以贤德治天下而取得了良好的政绩。“成康之治”，指的就是中国周朝周公治理时期所出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好的状况。

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以后，过了两年就因病而亡，他的儿子姬诵刚十三岁，就是周成王。天下初定，国君幼小，需要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实际上是代行天子职权。纣王的儿子武庚和管叔、蔡叔串通，与殷商旧贵族和东夷中几个部落发动叛乱。周公重用太公望，由太公望控制东方，自己全力平定武庚的叛乱，经三年取得胜利，武庚被杀。管叔上吊，蔡叔被充军；大批商朝贵族成了俘虏，被迁到洛邑，受到严格监视。周公将洛邑也建成一座都城，于是周朝就有了两座都城，西部是镐京，又叫宗周；东部是洛邑，又叫成周。

周公辅政七年，不仅巩固了周朝统治，而且制订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西周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秩序各方面都显得井然有序。成王亲政后，始终遵从周公教诲治理天下，因而民生安定。成王在位37年，临终嘱咐太子钊继承先王文、武的基业，继续实行周公创建的一套礼制。成王之子姬钊即位后称康王，在他20余载的统治期间，达到国泰民安，四夷不扰。所以，成王和康王两代共50多年，成为西周强盛和统一的鼎盛时期，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宣王中兴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这是历史上的史臣颂扬周宣王业绩的诗句。宣王中兴，是中国周朝周宣王统治下一度出现的周边和社会秩序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昏庸而残暴，加剧了周朝的衰落，为国人所杀。周宣王即位后，重用有能力的大臣`，采取有效措施整顿朝政，为周朝再次复兴奠定了基础。当时，周围的戎、狄和淮夷不断侵扰，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兵败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奉命再次征讨，获得胜利。宣王又亲自与尹吉甫一起讨伐猃狁（即西戎），尹吉甫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猃狁大败而逃向西北。江汉地区屡遭淮夷人的进犯，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淮夷地域的方国慑于周朝的强大，纷纷归顺纳贡。在通过军事力量平定周边的同时，宣王进一步推行文王、武王和周公等采取的分封制、加强了对南方的统治，周朝终于出现中兴的局面。“宣王中兴”的时间并不长，周宣王有个宠妃叫女鸠，看上了英俊的大夫杜伯并引诱他，正直的杜伯拒绝了女鸠。女鸠反而在宣王面前诬告杜伯欺侮她。周宣王轻信谣言处死杜伯。相传无辜的杜伯死后三年，周宣王狩猎时，恍惚中看到杜伯冤魂，受惊吓而死。周朝的国势又开始大幅度下滑。

文景之治

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时提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也就是说将汉朝的文帝、景帝与周朝的成帝、康帝相提并论，都给予肯定。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治理时期，是中国历史相对开明、发展顺利的阶段。

汉朝初年，封侯国的君主只食邑而不理民政，并且和中央闹独立，从刘邦到吕后，都做了消灭异姓功臣的种种努力。但吕后不仅不择手段地杀害功臣，而且以和自己同姓的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还封了吕氏三王，与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矛盾重重，酿成“诸吕之乱”。文帝刘恒是在灭掉吕家势力之后而登基的，汉朝帝业稳定的局面才开始形成。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一共39年的时间，是汉朝政局“正规化”的时期，两帝都采取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扫除繁苛，与民休息”。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制止各种额外征调，不许干扰和影响农民生产。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文帝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有时还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农业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国库盈溢。更新法制，是文、景两帝针对秦朝严刑峻法和酷吏暴政而作出的重大改变，尤其是刑法大为宽松。文、景两帝，重视与匈奴和亲，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使人民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朝政中，他们注意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文帝采纳贾谊“移风易俗”的主张，倡导清明俭朴之风，抑制奢靡腐败之气，把倡俭抑奢作为根本政策长期推行。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列侯回封地就食；裁减官员，解散中枢警卫部队；皇家苑囿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甚至将各种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武帝盛世

中国西汉在汉武帝统治下所达到的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武帝刘彻做太子时就勤奋学习，在骑马、射箭、经学与文学等方面都有很大长进。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正式继承了皇位，虽然年幼，却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治方略：下诏命令全国官吏向中央推荐人才，即著名的“贤良方正”，从推荐考试中发现了大儒董仲舒。虽然武帝的改革措施因自己的奶奶窦氏的反对而失败，但4年之后窦氏去世，他便采用董仲舒的主张，尊崇儒家学说，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豪强势力。武帝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做丞相，颁布《推恩令》，地方王侯只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没有政治特权。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刺史对地方进行监督，有效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官僚制度上完善了“察举制”，并在京城设“太学”，儒士们大量进入政权体系。经济方面，大力推行盐、铁、酒官营，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也就是国家干预市场、调剂物价，保护农民利益，避免奸商囤积居奇。还通过推行“告缗令”而打击商人。武帝多次派遣军队打匈奴，赢得北方局势稳定，保护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实现了经济文化的交流，扩大了疆域，而且开辟了通往中两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增强了与世界的交往。各国商人纷纷东进，来到中国。武帝时期的文化也有很大发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出现繁荣局面。

光武中兴

“见小敌怯，见大敌勇”，这是史家对汉光武帝刘秀的评价，看起来有点矛盾，但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平时提高警惕、谨小慎微，关键时刻由于成竹在胸，所以临危不惧。“光武中兴”，便是指他恢复刘氏汉室帝业，建立东汉政权，改变西汉末年和王莽时期战乱造成的百废待兴的社会状况，并取得明显成就的一段历史。

王莽末年，在连年灾荒情况下，各地义军纷纷起兵。刘秀也举起了反莽义旗。他在平定河北过程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自立为帝，然后又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征战，武力统一了全国。光武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与民更始”的政策，田赋仅仅恢复到西汉时的三十分之一，但对于贪官污吏却实行严刑峻法。他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将国有荒地租借给流民耕种；劝农桑，兴水利，轻赋税。在政治上，全国裁并四百余县，废除都尉，一面精兵简政，一面强化中央军队；进行官制改革，设刺史为州一级地方官，他们可直接上奏皇帝。他善待功臣，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固了自己的统治，也在当时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生产。

贞观之治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年号。唐太宗在位23年，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贞观之治”，表达了史学家对唐太宗政绩和贞观时期的肯定。

胸怀大度，善于用人，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突出的特点。比如重用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集团的魏征，就说明他以才干和德行这两条为根本标准不是虚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魏征的名言成了唐太宗的座右铭。魏征去世后，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不仅重武，而且重文，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皇帝亲自裁定。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得以延续和完善。唐太宗还精简机构。使中央官员从2500人简为640人，唐太宗主持制定《贞观律》，赏罚分明，后来经长孙无忌等人为其作注而成《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法典。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庸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粮食连年丰收，粮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这是他多方面采取民族融合政策的结果，比如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联姻，留下和亲的千古佳话。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开始向唐朝派遣唐使，广泛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在645年（贞观十九年）所进行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模仿唐朝文化。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长安。佛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而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目录

不容忽视的家教

当代中国的素质教育

学会以德育人

教师杂谈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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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家教

家庭教育是一项大政

江西省教育厅委托其所属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举办的覆盖全省的家长函授学校，实践证明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智之举。这所酷似当年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没有围墙的学校，它十多年的办学成就，不仅在于使数百万家长改进了家庭教育、提高了育儿水平，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家庭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出改进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提供了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新鲜经验。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和起点，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以血缘和亲情为基础的亲子关系，使家庭教育有着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可比拟和难以替代的优势，特别是在孩子习惯养成和人格塑造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的实践和研究所证明。当前未成年人身上出现的种种思想道德问题，其中许多与家庭和家长的影响直接相关；重智轻德、过重负担、过高期望等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因素也很多来自家长。学校提高德育工作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的种种努力，如果离开了家庭的理解、认同、支持和配合，将举步维艰，以至于一事无成。重视家庭教育对发展个性、塑造人格的重要作用，加强开展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加强校家结合以德育人，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教育效果。江西省家长函授学校始终抓住转变家长的育人理念，把培养孩子学会做人放在首位，开展各种适合家长的教育活动，这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起点、抓住了关键，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家长、益在未来民族的大事、好事。

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白：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家庭教育已不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而是现代教育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缺少、无法替代的部分，它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支柱”。对此，近些年党和国家许多文件和法规都作了科学的表述和不断强调。试想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开展实践活动，有哪一件离开家庭教育可以独立完成？有些中小学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为无足轻重，把家长当陪衬，学校与家庭功能错位、教育内容主次颠倒，这是建立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必须破除的一大障碍。可以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相得益彰之日，才是素质教育全面实现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重视家庭教育的校长和教师不能算称职的教育者，视家庭教育工作为额外负担，不愿摆上教育工作议程的教育行政长官，也是缺乏教育事业心，社会责任感的不清醒、不成熟的领导者。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现代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当前教育部门的重大任务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教育需求。“望子成龙”是每个家庭的合法权益和正当需求，发展教育、扩大资源、优化供给，自然要提供包含各类社会成员在内的学历教育。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各种教育需求中，不应忽视的一种重要需求是：对教育科学知识的强烈需求。“望子成龙”与“教子无方”的尖锐矛盾，正在困扰千千万万个家庭，不但天天在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在负面影响着两代人以至三代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发展，对民族素质提高和民族复兴伟业构成潜在的威胁，这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的事实吗？花大力气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宣传现代教育理念、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提供科学育儿的途径和方法，才使得这所家长学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好评如潮，在当下林林总总的民办学校中独树一帜，成为今天江西教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品牌。这是江西教育部门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的教育发展观所作出的一大善举、一大贡献。

有关部门早就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担负着“组织和指导”的责任。依托教育部门的机构体系网络，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主体作用和资源优势，利用教育科研部门的人才和信息优势，实行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家长学校的办学实践相结合、学校教育活动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相结合、提高教师专业素养与提高家长育儿水平相结合、家教科学理论指导与成功经验交流相结合，才使江西省家长函授学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得到广大家长的交口称誉。该校一直坚持“自愿受益、以学养学”的办学方针，一个小小的省教科所能办成如此规模的好评如潮的大学校，并且生机蓬勃，方兴未艾，越做越大，原因只有一个：人民群众需要它！

教子不宜跟“风”走

家庭教育的话题久盛不衰。一个时期以来，家教读物和大众媒体上流传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不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成为许多家长的实践指导。家庭教育作为一个亟待研究探索的科学领域，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应予倡导。但由于某些流行观点内涵不清，缺乏科学依据，似是而非，对于望子成龙心切又缺乏教育科学素养的家长极易造成误导。对于家长而言，寻求教子良方应当从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入手，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按规律育人，不宜盲目跟风、人云亦云。

以下是五种需提请家长加以辨析和审慎行事的流行观点：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个观点在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和智能开发的意义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把人生竞争的“起跑线”定位于人生的婴幼儿阶段，并用警告性表述向婴幼儿家长贸然推出“输”“赢”概念，则不但违背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会导致负面效果。儿童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初始阶段，早期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以儿童的生活距离为半径”。只有在这样范围内进行的“教育”、“开发”才是适宜和有效的，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留下隐患。有些家长不顾孩子的发育阶段、生活经验、兴趣爱好，小小年纪就要他们学这学那，就要他们做上千米长跑的决赛冲刺之态，不但断难使孩子“赢”在、倒会“伤”在“起跑线”上。

“智力开发越早越好”

忽视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是错误的；否认儿童在婴幼期甚至在母胎中就已经在开始“学习”，把上学以前的教育统称为“学前教育”，已经受到教育专家的正确批评。但这并不等于说，开发儿童智力的内容和方法可以超越年龄，无限制提前，“越早越好”。教育必须以个性需要和可接受为前提，违背这一规律的“智力开发”并无价值和效果可言。换言之，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并且要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适可而止。对于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生命理想的孩童来说，早早被剥夺应有的生命关怀，不但无益于开发其潜能，而且有违于道德和人性。报上的有些“天才”个案情况复杂，并不能成为普遍性指导原则。

“只要家长教育得法，人人可成天才”

家庭教育是否得法，对于孩子能否成才确实有极为重要和影响深远的作用。但一个人成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不受遗传、环境和多种教育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家长教育“得法”这个因素。古今中外，天才总是少数，并非人人都有此缘。正确的观点应当是：教育得法，有利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和潜能，使每个人都得到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成为社会所需的各种人才。试图以“天才”吊起家长的胃口，导致家长脱离实际地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值攀升，是不合适的。家长必须明白，人的智力、个性是有差异的，有的适合升学深造，有的适合钻研技术；有的适宜文科，有的喜欢理科；有的想做官，有的愿经商。总之各有所长，各有所成，未必一定要求他们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培养目标定位脱离实际，只有徒增烦恼。

“千万别管孩子”

这个观点似乎是针对传统教育观念中家长对孩子管束过多而发，似乎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它与“孩子不能不管”的观点一样，表述都有片面性，是不科学、也是不负责的。家庭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孩子思想、健康、心理、生活和各种行为进行管理，这是家长的优势所在、职责所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不在于“管”还是“不管”，而是怎样解读“管”的内涵，明确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明确应该怎样去管才比较有效。尊重孩子个性不等于不要灌输规则意识、不等于不需要塑造个性使之完善和适应规范，让孩子主动发展不等于可以不要引导、可以放任不管。不少“状元”家长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似乎都说到共同的一点，即“这孩子从小我就没有怎么去管他”。这向我们揭示的经验，是“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孩子成长”，而不是“只有不管孩子才能使孩子成才”。况且个案都是有一定局限的，不能视之为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

“与孩子共同成长”

这个观点也好像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也是经不起分析的。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成长”不属于同一概念，内涵大不一样。如果从“教学相长”的意义上说，家长也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这是正确的，但决不能视之为“成长”。如果把倡导家庭教育中的“民主”“平等”氛围解读为家长和孩子可以不分长幼彼此，处处平起平坐，势必淡化“首任教师”的责任意识和主导作用，影响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和权威。“尊老爱幼”是一个平等的道德概念，二者不能偏废。“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文学语言而非科学定理，是不符合家庭教育实际的。

孩子：“管”还是“不管”

偶逛书店，发现家教指导类的图书骤然多了起来。这既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又显示着商家的眼光，也折射出知识文化人的敏感。

本着“看报看题、读书读皮”的习惯浏览书架，忽而发现一本《千万别管孩子》，不禁暗自钦佩作者起的好书名：前卫、亲切，视觉冲击力强；然而接着又看到另一本，叫做《孩子不能不管》，好像是专门与上一本书打的“笔墨官司”。两本内容似类同、观点不相容的书名，不免令人满腹狐疑。

我没有细读这两本大作。但我相信它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读者——要不然，如何能挤进竞争如此激烈的图书市场？然而从年轻家长的角度去看，可就太难为他们了：他们大多是有些文化但不大懂得家庭教育科学常识的人，一个叫他们“千万别管”，另一个叫他们“不能不管”，究竟该听谁的好呢？

从教育科学的意义上说，这两本书名的立论也许都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千万别管”显然是针对当下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而言。孩子的成长要遵循其身心自由发展的规律，什么都管，不但管不好、管不了，而且管不得。因为对孩子的教育不应是简单的“管”（即约束、制约）；管得过宽、过多、过繁，就会给孩子的成长帮倒忙。这就像给小孩穿衣服一样：不少孩子的容易患感冒，其实不是因为穿得太少，而恰是因为穿得太多。人的肌肤本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外界温度的功能；长期穿衣过多，这种功能就会日益退化，免疫力也就相应降低了。对孩子的过度关爱、过度保护、过度期望，是眼前中国家庭教育中的“常见病”、“多发病”。给这一病症开“药方”，无疑至为必要、十分及时；但何必非要起这么一个容易发生误导的书名呢？须知真理再往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管理”也是教育，教育必须“管理”，这是教育科学的常识。“教导”家长“千万别管孩子”，既违背科学常识，也违背亲子情理。试问有哪个为人父母者，会生下孩子就把他（她）扔在一边不管呢？

起名“孩子不能不管”，如果顺理成章的话（现在书店文不对题的图书并非没有），内容应当是讲对孩子管理的重要性并教以如何科学管理的方法。已如前言，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是绝对必要的，对此学术界并无异议，广大家长似乎也未听说有什么争论。作者如果意在与《千万别管孩子》的作者商榷，自然可以写出很好的学术理论文章；但是否值得写一本书，笔者深表怀疑。作者假若旨在提醒家长千万别上《千万别管孩子》作者的当，必须教育和管理好自己的孩子，完全可以依据家庭教育和孩子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当前家教中普遍或部分存在的误区，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进行科学而可行的指导，何必非要起一个情绪色彩如此强烈的书名，使人觉得家庭教育领域似乎爆发了充满是是非非的“伊拉克战争”。不明真相的读者看到既然连写书的理论家也没有搞清楚是非，也许就索性什么家教读物也不买了，还是按自己的老办法教育孩子吧！——这也许是作者、出版商和书商始料不及的。

其实，对孩子究竟是“管”还是“不管”的道理我以为并不深奥。总的原则应当是有所管有所不管。问题不在于管还是不管，而在于管什么和怎样去管。比方说，家长应当主要管孩子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不应以过多精力去辅导功课和对付考试；孩子想做又于身心有益的事可尽量允许和鼓励孩子去做，不应加以干预和管束；孩子能做或能学着做成的事情，家长可加以指导但不必包办代替，应该放手放胆让孩子去做；对孩子的思想行为重在教育、启发、诱导、鼓励，辅以必要的管束、制约和批评；对孩子的生活健康的关心应该周到细致，但需关爱有度、保护有节、促其自立，不可堕入溺爱等等。家长需要的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方法提示，而不需要过度的广告宣传和商业炒作，更不要危言耸听。

某些大众传媒上“狂轰滥炸”的包医百病的“祖传秘方”、“万应良药”，已经误导了许多消费者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笔者忧虑此种商业行为是否已然侵入了教育这块“净土”。比如，某些缺乏科学依据的“0—3岁方案”、“神童家教揭秘”、“天才教育必读”广为流行，某些似是而非的“与孩子一起成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教育理念”的不胫而走，某些所谓的“家教专家”乱设讲坛信口开河的“讲座”、“培训”，正在迎合家长的心理，盯着家长的钱包，无孔不入地诱导家庭教育消费者。此种社会现象，不但要求教育部门及时教育和提醒家长注意分辨，切莫轻信，以免上当受骗；而且亟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大宅门”的教子误区

央视黄金强档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白家二奶在“百草园”被查封的家道危难之际受命主政，以其惊人的胆识才干，历尽艰险，终使老号“盘回”，雄风复振，可算得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强人”。但白氏在教子方面却一再陷入误区。要不是后来那位独具慧眼的季先生，白家七少爷白景琦很可能就被毁了——据说他后来终成大业。

白氏家教观念的首要误区，是对景琦个性的否定和贬损。景琦天资聪慧、智力超群，但生性倔强，自出娘胎就“不会哭”，“只会笑”；纵然身受杖责、拳脚，也决不哼一声。他在白府以猴王孙悟空自命，蔑视礼法家规，三天两头闹乱子，弄得鸡犬不宁，请了二十位教师上门，都被以他为首的顽童气走轰跑。对于这样一位“逆子”，白氏气恨交加，忧心如焚，叹曰：“咱白家咋出了这么一个种！”其实，景琦的个性之中，蕴涵着十分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坚韧执著、宁折不弯、无所畏惧、一往无前，这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征兆。可惜白二奶视而不见！

其次是白氏的教育观念陈腐不堪。在她看来，只有坐下来读书写字作文才算是学习，季先生要儿子骑马习武、健身练功，她就看不惯了。虽然开初她就允诺季先生：任他怎样教育孩子，她决不干涉。但与丈夫关在房内却嘀咕抱怨，生怕孩子被教坏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白二奶是不赞成素质教育的。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季先生的素质教育是成功的，白二奶眼光短浅，差一点就误了儿子前程！

再是白二奶教子方法粗暴简单，一不顺眼就是训斥威压，甚至大打出手，罚跪，逐出家门。结果呢，她自己气得病倒，儿子却根本无动于衷，居然不皱一下眉，不叫一声苦，不求一声饶。可以说，白二奶在商场官场都是强者，简直所向披靡；但在家教上却是弱者、失败者，一败涂地。

还有，白二奶主观片面、强人所难，不尊重孩子的自尊、人格，不关心孩子的兴趣、爱好，不体察孩子的喜怒哀乐，不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甚至不尊重孩子的基本人权——孩子犯的错误再大，终究是孩子，怎么也不应该关在门外，任其向社会去行乞！

当然，像白二奶那样出身经历、教养的人，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和家庭，在教子观念和行为上存在如此失误，是毫不奇怪的。电视剧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以为也真实可信。问题在于，我们在分析评价人物的时候，应该分清是非，从中引出一些教训和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像白景琦这样的奇才、怪才、偏才、狂才大约不会很多；但像他这样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不为世俗和父母家庭所容，遭遇各种人为的压迫以至于摧残，在缺乏自由和民主的氛围中艰难抗争的孩子，恐怕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大问题。

北大开了“修身”课

中国高等学府的头块牌子——北京大学首开“修身”课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看到这则新闻的感觉是喜忧参半：所喜者青年一代的基础文明素养终于受到教育者的高度重视；所忧者作为国家未来精英的莘莘学子，上到大学竟还得重新学习做人的ABC。

时常听到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抱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贪图安逸、怕苦怕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大学生思想敏锐、知识面宽、富于进取的优势，与品德修养方面的弱势一样令人注目。这种反差，不但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严重影响到大学生作用的充分发挥。因为当代社会的用人标准，不但要看文凭和水平，更要先看道德和人品。《文汇报》正在进行“关于《大学生，你不该这样》读者来信引出的讨论”，呼吁加强对大学生“怎样做人”方面的教育。

我国古代圣贤历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信条，视“修身”为首要之义。关于“做人”与“成才”何者更重要、何者应为先的问题，人们不难作出正确的回答：当然要先学会做人。但实际的情形怎样呢？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很多人仍然把“升学”摆在第一位：校长关心的是“升学率”，家长关心的是“分数”和“名次”。这种误导，使孩子觉得世界上除了读书升学之外，再没有什么更值得关心的东西。至于做人的许多学问，他们并不理解，也并不关心。目前学校所开展的德育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转化了学生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行为，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事实表明，学生的文明素养如何，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的教育和影响。这种影响力，对幼儿和中小学阶段的少年儿童尤为突出。而家长对孩子是否重视并有效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则是导致孩子品德差异的一个关键。有些家长信奉“树大自然直”的说法，对孩子品德上的不良苗头听之任之；有些家长自以为家风并无大问题，孩子也无大毛病，无需在这方面多费心思；更有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孩子读书好，将来怎么都不怕”。此类错误观念如不纠正，势必影响孩子成人成才，甚至可能铸成大错。因为他们忽略了：思想品德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不会自然形成；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往往比正面教育更具诱惑力；不重视教会孩子怎样做人，是难以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的。

从贾政训子说起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其实是一个绝顶聪慧的少年，小小年纪就熟读诗书，才华出众，然而他那位老爷子贾政偏生不喜欢他，对他不是训斥就是挖苦、痛骂、杖责。一部《红楼梦》，从头至尾就没见贾政对宝玉露过一丝笑脸、说过一句赞语；即使是在内心赞许的情况下，贾政也要一脸肃然，好话反说，为的是防止宝玉“不知天高地厚”地“翘尾巴”。

其实贾政何尝真不知道、不欣赏宝玉的才华！他是怕宝玉不按自己祖传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世，恃才傲物，成为大观园的逆子贰臣。然而与贾政的主观愿望相反的是，宝玉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出家当了和尚，而他与贾政的父子矛盾始终也没有化解。

由此想到目前有些家长对待孩子，因为一心要他们成为“龙”“凤”，对于孩子的优点、特长、兴趣、爱好、成绩、进步，凡被认为与“上重点”、“升大学”无关或有悖的，一概视而不见，不愿轻易用赞语。挂在年轻父母嘴边的话，多是批评指责性言辞，诸如“你成绩老是上不去，将来考不上大学谁来养活你？”“你看看别家的孩子多出息！”“你就是知道玩！”等等，真可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怎不叫人心烦、令人生怨！一个再聪明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怎么也难以施展才华、发展个性。不是时常听说有孩子不堪此类压迫离家出走的事吗？金华的中学生徐力在忍无可忍之下竟一榔头砸死了生身母亲。这些家长患了同贾政一样的病症，就是人才观出了问题——他们的成才目标，与时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相违背，也与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事与愿违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育孩子究竟是重在肯定、鼓励、引导，还是重在批评、指责、压抑？两种教育态度，哪一种更符合教育规律，效果更好些？答案是，无论从教育科学理论上讲还是从家教实践中看，前者正确、效果好。舍不得给孩子以赞扬的家长，应当懂得，肯定性的评价能够使孩子建立自信，从成绩和进步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只要鼓励得当，大可不必顾虑孩子会“骄傲”，也不宜把孩子的“骄傲”看得太重。

当然，同“严格”二字表明“严”要有“格”一样，对孩子的“爱”也要有“度”。因为爱而乱用赞语，不恰当地一味去“捧”自己的孩子。滋长其“娇”“骄”之气，也要避免。总之，教育孩子宜多用赞语，但也要善用赞语。

慎言离异

据统计，时下年轻人的离婚率呈上升势头。有人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许不是没有道理，但从教育孩子这一点来说，家庭破裂导致的消极后果显而易见，危害不容低估，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少年犯中出自离异家庭的高比例便是明证。因此，笔者在此真诚奉劝那些并非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的人，那些其实并无根本利害冲突仅仅起因于琐事之争的人，那些离异后注定会后悔的人：在走出离异这一步之前，还是多为孩子想一想。

父母离异使好端端的一个家庭顷刻瓦解，大多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环境条件恶化，人际关系紧张。这对于正需要培育呵护的孩子，不啻是天大的打击，更严重的、易被父母忽视的是造成孩子精神上的巨大伤害。父母失和的家庭，往往时时充满了“战火硝烟”，不论是哪一方的愤怒、怨尤、苦恼、恶语相向或行为粗蛮，都会使孩子感到压抑和惊恐不安。这种生活环境，会使孩子形成抑郁、孤独、自卑的性格，一旦家庭破裂，这种消极性格就会进一步发展，使人格扭曲、自信丧失，加上各种外界诱因，便会产生严重后果。

最近，国外关于人脑的科学研究表明，孩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需要温馨和谐的环境和父母的关爱，其智力也就能正常发展。如果迫使孩子的脑细胞去应付外来的不良刺激以保护自我，那么由于频繁地遭受有害的体验，大脑就会受到损伤，幼小的心灵便种下了以后可能犯罪的种子。父母之间虽或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对于孩子却都有难以改变的骨肉之情，大多均希望其成才有为。那么，走向离异的父母们在作出人生这一重大抉择之前，是绝不可以把孩子的成长因素丢在一旁的。无论从对国家社会负责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伦理亲情和道德规范上讲，都要慎之又慎。

有人说：“我不能因为孩子的前途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但也有为孩子今天和未来负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以为，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固难人人做到，也不必强求人人如此，但片面强调自身“幸福”，不惜牺牲孩子的幸福，也不能算是一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自私的行为。离婚的理由纵有千条万条，但“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硬道理，是应该也可以抵消许多离婚的理由的。

当然，对于那些非离异不可的父母们，应当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和合法权益，衷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只是似乎需要提醒他们，在追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眼下、今后以至于永远，都不要忘记了自己孩子的幸福！

单亲家庭的忧思

笔者日前写了一则短文《慎言离异》，意在奉劝离异前的年轻父母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计三思而行。搁笔沉思，似觉言犹未尽，自忖我的这番“背时”之论，怕未必能够阻挡和减缓许多父母的离异步伐，众多孩子仍将难以避免地失去母爱或父爱，成为单亲家庭的成员。于是，过去所见所闻的由单亲家庭教育不当造成的种种不幸便一齐涌上脑际，不免忧思百结，要执笔成文一吐为快。

研究表明：家庭自然结构的破坏和损伤，会对青少年造成精神和心理上的刺激伤害。生活在父母失和家庭的孩子，有不少人格不够健全。严重的表现为：或性情暴躁、桀骜不驯，或孤独自卑、自暴自弃，或厌世嫉俗、玩世不恭。此类心态所导致的逃学、出走、滋事、犯罪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作为孩子的生身父母特别是监护人一方，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一方面要进行针对性的关爱、安抚和教育，另一方面要避免意气用事，给孩子的成长留下隐患。

对于因父母的原因带给孩子的心灵创伤，单亲家长要以加倍的关怀、爱抚，尽可能减轻孩子的精神压力，保持或恢复其健全的性格和正常的心态，绝不可视若无睹，麻木不仁，更不能把离婚的气恼向孩子发泄。有些单亲家长离异之后，就不停地向孩子宣泄对原配偶的愤懑和仇视，甚至不惜用粗俗不堪的语言和行为侮辱对方人格，以图获得孩子的同情和共鸣。殊不知这种给幼小的心灵撒播仇恨种子的行为，极易伤害孩子的自尊，使孩子幼小的心灵蒙受污染。亲子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大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应当让孩子介入。否则，很可能导致与家长愿望相反的结果。正确的做法是大人“好聚好散”，并教育孩子一如既往地尊敬和热爱自己的生身父母。

为了弥补孩子离开双亲之一方的损失，有些单亲家长变关爱为溺爱，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不当要求，对孩子的缺点过失也娇纵放任，这也是在给孩子成长“帮倒忙”。溺爱导致的后果，孩子不是弱不禁风，就是骄横任性，本欲“爱”之，实则害之。婚变之后，单亲家长必须审时度势，尽力维持正常的家庭环境和气氛，对孩子“严”“爱”有度，才能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

对孩子的成长期望因离异而“翻番”，也是单亲家庭家教中的一种“常见病”。有些离异的家长把家道中兴、个人幸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一个劲地逼迫孩子“发奋读书上重点，出人头地上大学”。这些孩子既已承受了家庭裂变之苦，又要负难以承当的重任，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这些家长名曰“为了孩子的前途”，实际上是企望转嫁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于孩子，为自己“争气”，是很不可取的。须知缺乏正确的成才观念和教育方法，不可能真正激发孩子的上进心，也难以培养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反而会导致消极的后果。

再有，离异后不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也应当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关心孩子的成长，不要用父母之间的恩怨夹杂其间。这于孩子是极为重要的。

隔代教养话短长

随着独生子女的日益普遍，城镇家庭的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抚养的现象日益突出。为生计和工作忙碌的年轻父母不堪家务之累，干脆把在幼儿园或小学的孩子放在老人处，节假日才接回自己身边。即使是三代同堂之家，父母们有赖双亲在堂，也乐得在业余时间外出潇洒，而不愿在教育孩子上花什么心思。

隔代教养的利与弊，教育理论界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愚以为，既然隔代抚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无法加以改变，那么要紧的并不在于作出一个正确的利弊结论，而在于如何存利去弊、扬长补短，使家庭教育走上正确的轨道。

有一种看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即认为隔代抚养成长的孩子必定不如父母抚养的孩子。因为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名人伟人自幼在隔代抚养的环境中长大的例子。中国科大招收的少年班最早的一名江西籍学生宁铂，自幼就得益于其祖母的教养。是祖母那讲不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给了少年宁铂最初的科学启迪和成才志向。老一辈人由于年龄和生活经验等原因，自有其年轻一代所不及的素质和教育优势，比如见多识广、勤劳刻苦、正直善良、办事稳妥、仔细耐心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然而，同父母抚养相比，隔代抚养确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比如，祖辈往往比父辈更疼爱孩子，爱之过甚也就易于娇纵。对孩子百依百顺、处处迁就，会导致孩子唯我独尊，性情骄横。常见孩子在祖辈面前撒起娇来要比在父母面前更加“无法无天”，即是证明。再如，退休在家的老一辈人有的是时间，甘愿充任老保姆，对孩子的衣食住行拉屎撒尿以至于穿衣系带一概承包。长此以往，必然使孩子缺乏劳动习惯和生活自立能力。又如，老一辈人由于文化知识的局限，教养孩子的内容和方法中不够科学的东西显然比年轻人多一些，诸如饭后让孩子大吃水果、鱼刺鲠喉便强用饭团硬咽等等，常使做年轻父母的皱眉。两代人之间对孩子在教育方法上的分歧导致家庭不和以至于酿成悲剧的，也时有所闻。

要克服和避免隔代抚养可能产生的弊端，窃以为关键还在于孩子的父母。父母必须确立自己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和第一任教师的观念，不能以任何理由放弃教育孩子的责任，否则将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隐患。其次，要充分尊重和肯定老人在关心教育孩子方面的辛劳和成绩，并教育孩子尊敬长辈、听从管教，决不可稍不顺眼便指桑骂槐。再则，父母要多向老人传播各种社会信息和科学育儿方面的知识，经常商量教育孩子的问题，使两代人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尽可能协调一致。无论是父母教育的孩子还是隔代抚养的孩子，都可以成才，关键在于教育的思想和方法是否正确。由此可见，学习和掌握家教科学知识，实在是每个家庭的必需。

权衡利弊说“陪读”

“陪读”现象，大概又是一个“中国特色”。大凡城镇的独生子女，在家做功课时，必有一位家长陪侍一旁，耳提面命，甚或越俎代庖。从家长的角度看，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必然难对每个学生尽心尽责；家长亲自作些个别辅导，不论效果，起码自己更放心。家长陪读，用心良苦，对孩子学习也不可谓没有帮助；但从教育的规律来看，家长充当教师角色，却是弊多利少的事。

读书、学习是一件需要勤奋、刻苦精神的事情。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刻苦去掌握知识，又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由家长帮助孩子做功课，势必大大减轻孩子应该付出的劳动强度，不利于培养其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而且容易滋长孩子的依赖心理——此其弊一。

独立思考是掌握一切知识的正确途径。教师布置家庭作业，是要求学生在复习巩固已学知识的同时，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要安排疑点，设置难点，以便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去克服困难，培养能力。如果家长代其完成，无形中就取消了孩子独立思考的亲身实践过程，久而久之，其个性和才能的发展势必受到损害——此其弊二。

学习不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认知过程，而且是一个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智能发展过程。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将各种知识进行有效的分析、比较、归纳、联想，从而掌握知识的内在联系和学习的客观规律，激发起创造思维的火花。家长辅导孩子做功课，往往着眼于“完成作业”这一点，客观上压抑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其弊三。

当代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孩子现在所接受的教育，根本的不在于学到多少知识，而在于“学会学习”，即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规律和方法。如果在幼儿和小学阶段，家长始终“抱着”孩子读书，如何能培养其自学能力？又如何让他将来自立于充满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此其弊四。

那么，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就无所作为了吗？也不是。家长的责任，主要是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督促检查、启发指导的作用；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造精神。

时下，许多地方存在学校和家庭、教师和家长的职责错位现象：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生怎样做家务，家长在家里则充当教师的角色，辅导功课、批改作业等等。这种主次颠倒的做法，是无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素质的。

向工程师进一言

据说，江西省家长函授学校讲师团成员日前到一家大型企业子弟学校给家长学员讲课，听众踊跃，反应热烈，以致课后不少家长围着老师提问而不愿离去。但在学校通知家长学员听课时，有一位工程师却颇不以为然，说道：“我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还用听你家长学校的什么课！”表示拒绝参加。

家长学校的学习与听课，本以自愿为原则，不能强人所难。这位工程师的所言所行，谈不上构成什么错误。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讨论的。

在我国，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数不多，本科毕业获得工程师职称，自然属于较高层次知识分子范围。我们相信这位工程师学有专长、术有专攻。但我们也同时知道，世上每一项事业，每一个工程都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结构。一个人可以精通一门或几门专业，却难以穷通所有的学问。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作为一门学问，在我国的起步不算很早，其知识的社会普及程度尤其低下。学一点家庭教育的知识，不管对于何种文化层次和专业门类的家长，实践证明都大有好处。因为我们虽然常看到教子成才的成功事例，但也听到过专家、学者、教授们因教子不当所酿成的惨痛悲剧。

我们相信这位工程师的家教水平不会很差，孩子也很有出息。但这些成绩，除了学校、社会的教育因素之外，家长的自身素质和他从各种途径学到的家教知识，应该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而这位工程师之所以能成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的工程师，也不应当抹杀他所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的影响。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假如工程师能尽可能多地了解一点当代家庭教育的科学成果，吸收一点更有益的家教经验，他的孩子肯定会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也许将来会更有出息呢！

笔者也是大学本科毕业，列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而且长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两个儿子也都上了重点大学。但本人反思在孩子的少年儿童时代，由于缺乏家教方面的知识，许多教育陷入了误区，给孩子的身心发展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陷。出于对祖国下一代的关心和责任感，本人在此为普及家教科学知识而呼吁，也希望这篇小文，能引起这位知识分子朋友、那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年轻父母以及所有怀疑上家长学校必要性的同志们的一些思考。

“成功者”的反思

——致友人

××同志：

您好！

从来信知道您的孩子上了初中，很是高兴。您要我谈谈教子的经验，并且称我为“教子有方”的“成功者”，使我在不安的同时陷入对往事的沉思之中。

自我的两个儿子先后被重点大学录取以后，祝贺、赞扬、称羡之声便不绝于耳。作为父亲，我自然为孩子的进步而欣慰；但同时，我也为没有完全尽到家长的职责而愧疚。老实说，后一种感情，往往比前一种感情更强烈、更灼人。

我的大儿子生于上海，上小学时才来南昌。由于是外婆的隔代抚养长大，过于宠爱，养成了心眼较小、浮躁、懒惰等不良习惯。小学时代，我常为孩子的这些毛病恼火，对他严厉有加。孩子犯了错误就罚他下跪，甚至动以拳脚。进初中后，由于贪玩，孩子的成绩严重滑坡，有一次竟连成绩单也弄丢了。我在盛怒之下，把他的书包摔在地上，训斥道：“像你这种人，将来干脆去拉板车算了，还读什么鬼书！”孩子惊恐地拾起书包，泪流满脸地央求我：“爸爸，我再也不贪玩了！”那一幕情景，至今仍刺痛我的心。我后悔不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孩子，不该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后来的进步，并不是我实施高压的结果，倒实在是在此后我改变了家教方法，融洽了父子感情，注意了循循善诱的成效。我由此明白了：教育孩子切不可伤害孩子。

小儿子自幼聪明好学。由于在自己身边长大，感情上比老大亲一些，也就易于娇宠。他突出的毛病是大大咧咧，做什么事都粗心大意，丢三落四。我对他的这一缺点历来不以为意，有时爱人批评他时还为孩子说话。孩子的这种习惯逐渐成为自然，接连不断地在学习和生活上造成损失：不是考试漏题不做，就是经常丢失重要物品。在较长时间里，连孩子都认为粗心大意点没什么。孩子的智能发展也受到影响。现在意识到了，改起来却十分艰难。

两个孩子由于学前家教环境不同，智力上各有长短，应因材施教，扬长避短。但我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出发，也强制性地要他们去练过书法学过画，背过唐诗写过诗。这些训练，虽不能说对培养孩子的素质没有一点好处，但因为不符合孩子的特点和爱好，不会有什么成就却是早就注定了的。假如我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在引导他们做有特长、有兴趣的事情上去，对孩子的成长一定会更有作用。比如老大从小心灵手巧，喜欢动手制作小东西，我却从未重视和引导过。老二作文很有思想个性，我也没有坚持不懈地加以培养指导。当我看到眼下不少家长仍在盲目地走我当年没有走通的老路时，不免为之扼腕叹息！

我的上述体会，未必适合您的情况，可能会让您失望。作为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并且是教育理论界的一名专业人员，我自信自己的文化思想素养和家庭教育水平不至于很差，但我深深感觉到家庭教育是一门十分重要又十分深奥的学问。对于这门学问，学得越早、越深、越好，孩子所受的益处便越大。我深悔自己没有早些涉足这门学科，给孩子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要不然孩子的素质会更好，将来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会更大。因为有感于此，我近年来以很多精力研究家庭教育学，并且为普及家教科学知识而忙碌着。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天下父母在望子成“龙”成“凤”之前，先走进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家长学校，学一学家教的ABC。

您的孩子进了初中，必然会面临许多不同于小学的问题，这就要求家庭教育进一步提高水平。我欢迎您随时来信提出问题，咱们共同讨论。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祝您

孩子成才家庭幸福

越人
1995.12.17于南昌

自以为是尝苦果

家长对孩子缺点过错的批评教育，如果不作调查研究，自以为是地主观臆断，是会尝到苦果的。

以下是我所经历的一次教子失败史：

那还是在我的小儿子高三毕业的那一个学期，我为让孩子学习和考试方便，给了他一块当时还有些值钱的手表戴。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我在无意间发现孩子手腕上的表不见了，便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孩子见我发问显得有些不安，半晌不回话。我问他是否丢了？连问几声才听到他一个“嗯”字，并且被迫“招供”已丢失一个多星期了。我一听一下子气从中来，一连串的厉声斥责、质问，真是“乱箭齐发”：“丢了东西为什么不告诉大人？”“小小年纪敢自行其是长大还了得？”“怎能如此不珍惜物品？”“你丢表以后为何不采取一点补救措施？”“你自以为成绩不错，太骄纵了！”旁边爱人还插了一句：“人家现在有钱了，是大款，丢块把手表算什么？”孩子终于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哭开了，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伤心的痛哭，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在哭声中，孩子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学校对高三班学生进行了一次高考模拟考试，考场设在别班教室，单人单桌，孩子考前把手表取下放在课桌左上角，以便掌握时间。不料两个小时的考试一结束，上台交卷后就忘了回座位上取表。待到下午记起来再去找，表已无影无踪。

孩子在承认丢表和未及时将此事告诉父母“是错误的”之后，一反常态，对我和妻的“批判”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申辩和反驳：

“你怎么知道我丢表不心痛呢！我一连几天都心神不定！”

“你怎能断定我无所谓？我一发现就去找那个教室的班主任询问，整个教室都找遍了。还贴了《寻物启事》，问了好多同学。”

“为什么一丢东西你们就把我说得一无是处？把什么事情都联系到一起来就对吗？”

“你们可以去问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会说我是一个骄纵的人。批评怎么能这样武断？”

“我对你们的教育方法早就有很多看法，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我在外面做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好事。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连珠炮似的争辩竟使我和爱人目瞪口呆，一时不知所措。特别令我们难堪的是，孩子竟指责讥讽我们“主观专断，还算是教育工作者！”

我自知理有所亏，便试图缓和气氛，挽回大人的“面子”、“尊严”，换用另一种口吻批评道：“不管怎么说，你是犯有错误。再说，这样对待大人的批评，用这种口吻与大人争辩，也是不对的。”不料孩子反唇相讥道：“反正大人永远是对的，错了也不会承认。我早知道你们会采取这种态度！”一时双方陷入僵局。

这次“交火”后，孩子接连几天不和我们说话，而且特别“勤快”地做起了家务，照样上学，做作业，但脸上不见了往常的笑容。

我和妻商量了几回，觉得这样不行，孩子说的话不无道理，我们的批评确有不当之处，意欲作点自我批评，化解这场冲突。孩子倒也懂事，待我说出“爸妈的批评确实有些过火，请你谅解”这一句话后，孩子就掉下了眼泪，并且动情地说道：“我也说了过头的话，对爸爸妈妈不够礼貌。我是爱爸爸妈妈的。”听了这番发自他肺腑的充满血肉情感的话语，我的眼中满含了泪水，心想：“多懂事的孩子啊！”

从此以后，父子、母子之间不但恢复了原有的亲情，而且因为增加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情愫，使家庭氛围平添了许多的温馨和幸福。

这一次“手表”事件，给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每当忆起和谈起此事，我便生出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深深的感慨：要教育孩子，先得了解孩子！

孩子长到18岁

18岁，可以看作为“未成年”时代的结束。生活拮据的父母眼巴巴地望着孩子终于长到这个岁数，本指望多少可以松下一口气来，殊料得到的是沉重一击：据报载，南京一位18岁的学生因父母无法供养他继续升学，一纸诉状把生身父母告上法庭。

18岁孩子状告父母事件所包含的新闻价值，其实远不如其具有的教育价值。它带给千百万不惜为儿女牺牲一切的家长们的思索，是十分沉重、深刻，而又万分必要和有益的。

在西方，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法律和道德都要求他必须自立，即依靠自身的劳动和努力求得生存发展。家长的继续支持和帮助当然也非完全没有，但主要靠子女自己独立生活。子女成人后以继续依赖家庭、父母为无能和耻辱。而中国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父母对孩子必须包揽一切并且始终如一。两种文化背景的价值取向如此截然不同，自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不宜也不能简单断定此是彼非。但从孩子成长的要求来看，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在观念和实践上都需要认真反思，与时俱进。

从家长方面说，生养和教育孩子的全部目的，应当是促使其尽快成为“社会人”，使其在享受家庭、社会的权利的同时，能够逐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就要求父母在教养态度上，把孩子视为一个人，一个正在发展成长中的人。从蹒跚学步、呀呀学语直到待人接物、为人处世，要坚持不懈地用教育、引导的方式帮助其逐步走向自立自强。如果把孩子视为“宠物”，一味溺爱，使其产生永难摆脱的依赖习惯和心理，则不但难以指望得到其什么亲情回报，而且可能产生对立以至于反目成仇。道理非常简单，任何家长都不可能永远做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你纵有万贯家产，也是欲壑难填。况且当下我国的大多数工薪家庭收入菲薄，孩子上学早已成为一大负担。因此，孩子长到18岁，也就是到了成人的年龄，他能否体会父母的艰辛，能否体谅家庭的苦衷，能否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已然存在的一份责任，其实是家庭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断言，那位被18岁孩子告上法庭的家长，18年来始终未曾注意、至少是未曾有效地进行过责任感方面的教育培养，面对诉状，应当在震惊中猛醒，在痛苦中反思。为人父母者都应该思考：对孩子一味迁就、施予，会导致何等始料不及的后果！

从孩子方面说，状告父母的背后，是责任的缺失，道德的堕落，人格的扭曲。18年关爱呵护、风雨沧桑，竟然没有在他身上孕育出一丝半点报效之念和道德良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他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尊严。渴望升学而交不起学费的学子成千成万，国家政府的关怀无微不至，已经身强力壮的自己完全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或申请贷款、亲友借贷等多种方式实现升学愿望。向父母伸手未遂而起诉，人情、天理、国法都不会容忍。

从社会方面说，重要的还不在于批评、教育类似的以怨报德者，而在于充分重视此类社会现象，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防范。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度关爱、过度给予，正在造就大量不依赖父母家庭便无法生活的儿童少年，有些人上了大学还要父母辞职陪读，去学校所在地租房为之料理生活。如此学子纵然将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难以在社会自立，遑论报效国家社会。而家庭教育失当造成儿童的此种依赖心理如不加以矫正调适，随着其年岁增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社会问题。试想：这一代独生子女如果普遍缺乏独立的意识、能力和精神，将来我们的社会靠什么去发展？能指望他们去开创现代化宏伟大业、去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当代中国的素质教育

知识经济与素质教育

江泽民同志不久前高瞻远瞩地指出：“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作为基础和主要资源的经济。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又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到来，标志着人类历史将进入新的纪元。不论知识经济时代离现实生活还有多远，它正以超过人们预料的速度快步向我们走来则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知识经济的规律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如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无形资产已经受到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传统产业的技术组合、分化日益增强，等等。这些规律，不但将使经济领域发生革命性的飞跃，而且将导致人们诸多社会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必将给当代青少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必须在认识知识经济的基础上，面向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要求，深化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迎接知识经济对教育的挑战，与贯彻教育的“三个面向”，与我们正在实施的素质教育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和未来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出发，建立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而知识经济的到来，则进一步展示了教育发展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素质教育的宗旨在于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而知识经济则对未来社会公民的素质内涵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关注知识经济，认识知识经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持教育的“三个面向”，认识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明确深化教育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从而加快教育改革的力度，加大教育在科教兴国中的贡献力度。

根据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基础教育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要高度重视和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知识创新，它要求教育工作必须肩负起培养一代创造型人才的历史使命。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才的创新素质必须从中小学就开始抓起。应试教育搞满堂灌、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标准答案，压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极为不利。我们必须把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作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培养创造精神主要是充分发展其个性品质，培养其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品质，使他们从小思想解放，敢想敢做，充分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潜力。这就要求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组织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倡导质疑问难、研讨争鸣的学习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拓宽学习和实践的生活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创新素质，是一个应该而且可以面向全体学生的命题，只不过在要求上要因人而异。这已为许多教改实践所证明。

要夯实学生宽厚的知识基础。知识经济需要人才具有多种知识技能、全面的教养、广泛的活动能力；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要求学生具有较为广博丰厚的知识基础。我们必须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负责，对学生一生成长发展负责的高度来看待学生的全面发展问题。要切实改变过早的文理分科和偏科现象，纠正忽视德育和“副课”、忽视劳动和社会实践等倾向，全面打好学生的知识基础。要加速推进“素质+特长”的教育评价机制，引导学校把一切教育活动全面纳入素质教育的轨道。

要注重自学能力的教育和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化、学习化社会，学习将不仅成为生存所必需，而且成为发展所必需，人人都必须学会学习。教师不但要使学生“学会”，更要使学生“会学”；不但要在学生时代“会学”，而且终生“会学”。教会学生读书学习的方法，使用现代化学习工具的方法，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处理、反馈的方法，这些应被视为教师教学工作第一位的任务。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积极推广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普及学习科学的基本知识，扎扎实实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学习能力。

要努力造就学生健全的人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指创新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格也是一种力量，而且，唯有人格的力量，才能使知识的力量获得创新的动力和充分发挥的空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健全人格的灵魂和核心，必须从娃娃抓起。要紧密结合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实际，逐步培养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所必备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如树立民主与法制观念、竞争意识与效率观念；培养责任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前途和未来；学会宽容待人、合作共事、文明礼貌、诚实守信等等。

面对伟大的时代、光荣的使命，教育工作者在科教兴国的伟业中一定可以大展宏图，再立新功。

实施素质教育要真抓实干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中小学来说，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实施素质教育。

近几年来，广大中小学在各级党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已迈出了步子，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至今对实施素质教育心存疑虑，消极等待，被动应付；有的单纯图形式、造声势，热衷于搞花架子；有的一味做“加法”，频繁地搞活动；也有的假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甚至与素质教育的要求对着干。这些倾向，对推进素质教育甚为不利，也引起学校和社会的不满。

实施素质教育是党和国家向基础教育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不但具有行政的指令性，而且具有法律的规定性，这在教育界已形成广泛的共识。任何怀疑、动摇和观望的态度都是错误和不可取的，它要求我们敢于开拓创新，动真格，办实事，求实效，摒弃任何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短视行为。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不但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对人才质量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规律自身的内在要求。只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当前摆在中小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素质教育的内涵和要求，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素质教育推向前进。

真抓实干，就是进一步深入学习素质教育的基本理论，弄清什么是素质教育，为什么要实施素质教育，怎样才是真正实施素质教育。要联系教育工作的实际，使广大教师理解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考试、与个性特长教育、与因材施教、与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的关系，划清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根本区别和界限所在。这样，就不至于把素质教育简单理解为就是开选修课，就是多搞课外活动，就是发展特长。要防止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律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既不能把过去教育工作的正确经验视同应试教育一概加以否定，也不能把今天所搞的一些新东西都当作素质教育来宣扬。缺乏必要的理论武装和理论指导，违背教育规律办事，势必受到历史惩罚。

真抓实干，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定主攻方向。必须指出，应试教育不是对基础教育的概括，而是对基础教育中现实存在的弊端的概括。改革绝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一个地区、一所学校，都应该充分看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应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问题。应当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切入点，以便集中力量，攻克难点，抓出成效。这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要求，也是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

真抓实干，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求真务实之风。素质教育决不能停留在会议、文件、标语、口号上，必须落实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领导者的教育思想和行动上。要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端和一些老大难问题，制定一些硬措施，如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家长择校问题，学校德育地位不高问题，轻视和放弃“副科”问题等等，动真格，排阻力，办实事。领导部门要保证在时间、精力、经费、条件等方面给实施素质教育以足够的投入。改造薄弱学校，培养提高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都需要经费投入和条件保障，应当分别情况一件一件地办好，决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一定要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讲求科学态度和实际效果。

真抓实干，就要强化政府行为，动员社会参与，实行区域推进。政府的认识和行为不到位，素质教育既难以启动，也难以坚持，不会取得实效。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多请示汇报，主动当好参谋，争取政府和部门的重视、支持。要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的社会宣传舆论工作，像宣传《义务教育法》那样，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强化社会舆论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区域推进的原则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强化科学评价和政策导向，一年一个台阶，不断把素质教育推向新水平。

德育首位莫动摇

近几年来，我省各级各类学校遵循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始终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校德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新形势面前，有一些同志对德育是学校工作的首位产生了怀疑。我们认为，当前学校的德育，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德育的首位丝毫不能动摇，不但不应当削弱，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

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必须充分发挥育人的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身体心理等素质，使之成为“四有”人才。而德育在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或者说在德、智、体、美、劳诸育中，相对而言处于首位。因为在人才的全面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人才的成长和服务的方向。这是教育内部的客观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当前以至将来，它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改革开放，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矛盾，同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也不矛盾。我们应当明确，德育首位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的一部分。坚持德育首位，也就是坚持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因此，德育首位丝毫不能动摇。

当然，学校的德育必须主动适应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担当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光荣使命。我们应当研究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才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把培养学生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各种思想观念、精神品质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同时，要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善于识别和抵制市场经济难免带来的某些资本主义腐朽、消极影响，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适应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和行之有效的德育经验，而是要求我们顺应时代的要求，更新某些陈旧的德育观念，充实新的德育内容，拓宽德育的多种渠道，进一步改进德育的方式和方法，把德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便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校德育工作体系。比如：过去传统的教育思想都把“听话”作为“好学生”的重要标准，由于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则必须把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造能力等作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人才观、教育观，注意培养学生敢于求异质疑、勇于探索创造的精神，引导和鼓励学生不迷信盲从、不墨守陈规，善于独立思考、创造进取，并且充分重视和发展学生不同的个性、爱好和特长，使他们逐步具备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进行拼搏的本领。

现有的学校德育内容体系，从总体而言，无论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还是道德伦理教育等方面，大抵是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配套的观念形态。为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对下一代的基本要求的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比如：30年前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种德育活动就要继续坚持。因为雷锋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比如：爱国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传统教育，以至社会公德教育等内容，都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要求。当然，我们又必须看到，原来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观念形态，存在着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的缺陷，应当切实改进。比如，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竞争观念、开拓精神、风险意识、自主能力等内容，我们过去是比较忽视的。在极“左”的思想影响下，德育内容曾经严重脱离学生的实际，滑入“空头政治”的死胡同。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新观念、新事物、新思潮层出不穷，具有强烈求知欲望和创新要求的青少年学生，思想空前活跃，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从学生的需要和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充实和更新富于时代气息的德育内容，努力构建学校德育内容的新体系。

作为德育的主渠道，中小学政治和思品课必须根据当前新形势的要求深化改革，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致力于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学科教学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向学生传授一些商品经济的知识，进行培养商品经济意识的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商品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学校要通过一些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和方式（如知识竞赛、专题讲座、报告会、出墙报等等），积极组织学生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要花力气组织好学生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中，知道商品是怎样生产、怎样流通、怎样交换的，知道一些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和一般规律，知道社会经济发展对个人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异彩纷呈，常常使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眼花缭乱，香臭难辨。在向学生进行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的时候，要多采用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学生懂得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两重性。例如，市场经济都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这一方面会有效地促进企业降低成本、讲求经济效益，培养人们良好的竞争意识和效益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同时也会滋长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把其消极影响降到最小点。总之，我们既要借鉴运用资本主义和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要抵制消极、腐朽的东西。为此，就必须积极探索在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改进和加强德育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总结提高，使之逐步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

素质教育要区域推进

汨罗在一个县级市范围内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历经12年艰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所依赖的，首先是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其次是全社会上下齐心、群策群力，这才使改革方案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汨罗经验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素质教育必须区域推进。

实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全面变革，其复杂性与艰巨性不言而喻。以往的经验表明，一项稍带有整体性质的教育改革，只有把它置于一定的社会区域之内进行，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这是因为，在一个县市范围内，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大致平衡，教育改革的内外环境相差不大；由于有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和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既便于校际之间的交流协作，也有利于统一领导，合理安排部署，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在贯彻执行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时易于步调一致，并有利于统一开展各项教育评估督导，且其结果具有可比性，从而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产生较好的区域效应。因此，素质教育必须由点到面，区域推进。即先从条件具备的县市开始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由县市而至整个地区，然后全省推开。

试点的选择是素质教育区域推进的首要一环。要选择那些党政领导真正重视关心教育，群众支持配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有决心，有信心，教育基础较好的县市先行试点。试点确定后，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迎头赶上。

区域推进的重要一环是选准突破口。汨罗从抓“三个控制”开始，关键是控制住重复教育问题。尽管开始时遇到许多困难和阻力，实践证明，他们这个突破口还是抓准了，牵住了“牛鼻子”。当然，素质教育的主战场还是在课堂，例如，通过抓课堂教学规范化，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育质量，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抓好校长的培养和教师素质的提高，也就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无论从何处入手，必须明确，推行素质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落实“两全”精神，素质教育的要义就是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

实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各级党政和教育行政部门，涉及家庭和社会，同时，对学校校长和教师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如果说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是素质教育区域推进的保证，那么，家庭和社会的理解配合无疑是素质教育区域推进的重要前提。学校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始终和千万个家庭及全社会紧密相连。家长和社会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及相应的教育教学措施。各地要通过舆论宣传，更新群众的教育观念，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以期取得家长及全社会对实行素质教育形成共识，这是顺利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条件。

教育行政部门敢于排除阻力、知难而进是素质教育区域推进的关键。实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归根结蒂还是教育部门自身的事。领导重视与否，群众能不能支持，关键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如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县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既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充分准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要逐步建立一个准确有效能赖以进行刚性管理的运行机制。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升学率，相反，成功的素质教育就一定能更全面反映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特点和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也包括更高的升学率和合格率，以及更高的教育教学质量。汨罗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学校认真组织实施是素质教育区域推进的基础。如何实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能否取得成功，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每一所学校，落实到每一位校长和教师身上。校长的自身素质和领导管理水平如何，教师素质的好坏，将最后决定素质教育的命运。汨罗提倡“两种精神”，即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奉献精神和科学精神。汨罗还专门针对教师指出旨在强化科学精神和提高业务能力的“五百战略”，同时要求每位校长不仅要成为教学管理的行家里手，还要成为课堂教学的能手。这些实实在在的要求，都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需，也是每一位有志于素质教育的校长和教师必须面对的挑战。

实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既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只要我们紧密依靠各级党政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勇于进取，知难而进，坚持从点到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区域推进，素质教育之花就一定能在全省结出丰硕的果实。

学校要与家庭形成共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是整个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为了保证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学校必须与家庭形成共识，才能保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调一致。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转变观念。学校首先必须端正自身的教育思想，同时，对端正家庭教育观念也负有重要的指导责任。家庭教育思想对头，学校教育可以事半功倍；家庭教育思想不正确，则学校教育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学校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引导和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子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要使广大家长懂得：学习和掌握家教科学知识，事关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是为人父母义不容辞的一项职责。提高家教水平，既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最近，国家教委、全国妇联联合颁发了《家长教育行为规范》，对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教育方法等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

要强化素质教育的社会舆论导向。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要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多种形式，使广大家长乃至全社会充分了解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素质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教育教学策略，逐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促使家长自觉改善家庭教育，积极主动地配合学校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该下功夫办好各类家长学校，使家长学校成为沟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桥梁和纽带。

当前，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上，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把教会学生怎样做人放在首位。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当前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着一个不良倾向，只重视孩子的文化知识学习，忽视教会他们怎样做人。结果导致一些中小学生不爱劳动，缺乏社会公德意识，难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等。要使家长懂得，思想品德素质是人才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素质，也是人才成长的必要前提和基础。重才轻德不但不符合社会要求，也会贻误孩子的前程和家庭的幸福。因此，家长必须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二是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教育质量观。要克服那种认为只有考上大学和中专才是成才的传统偏见。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学历不是唯一和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看他对社会能否做出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有了良好的素质，不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可以有所作为。

三是教育广大家长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克服只重智育，轻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不良倾向。素质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思想品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素质诸方面和谐发展，使每个人的个性和才能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家长关心子女的智力开发和科学文化学习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只盯住子女的学习成绩和名次。要重在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提高孩子学会学习的能力。

四是要让广大家长学习和掌握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方法。对孩子的教育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于苛求。要尊重孩子的人格和个性，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讲求教育的艺术和效果。要求要适当，方法要正确，要在民主、平等、和谐的气氛中，让孩子的各项素质获得生动活泼和主动的发展。

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项深刻的改革。基础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招生考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任重道远，困难不少。但是，只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学校、家庭、社会真正取得共识，形成合力，党的教育方针就一定会得到全面贯彻，一代“四有”新人就一定能茁壮成长。

学校要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

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谈话指出：“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要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愿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当务之急是帮助家长端正教育思想，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质量观，使他们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和青少年的思想心理特点，认真反思和改善家庭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这就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用正确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教育部门、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社会各界都有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更是责无旁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教师要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指导。”学校对家教指导的责任，是由学校的教育目的和任务决定的。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学校除了端正自身的办学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外，还要积极争取家庭和全社会的理解、配合和支持，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的。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终身的教师，家长对孩子思想心理、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教育和影响，是学校教育无法替代和绝对不应该被忽视的。因此，凡是教育思想比较端正的地方，学校和教师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想方设法向家长提供教育科学的知识，对家庭教育实践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和富有成效的指导。可以认为，是否重视家庭教育指导，是衡量学校是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标志。少数学校对一些家长不正确的教育观念不闻不问，甚至有意无意地迎合和助长错误倾向，实际上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才培养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形成合力，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少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观念比较陈旧，家教科学知识的普及率不高，学校的正面教育受到家庭教育的消极抵制和严重干扰，家庭对学生实施的“负教育”的危害不可低估。为了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全面实施以加强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各地中小学都要提高认识，作出规划，落实措施，切实加强对学生家庭教育的指导。

江西省教委对家庭教育工作一贯十分重视。1992年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创办家长函授学校以后，省教委连续七次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重视家教工作，办好家长学校。一些地方的家长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成效十分显著。

根据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学校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方面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办好家长学校。家长学校是普及家教知识、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指导家教实践的一种好形式。各类家长学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以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谈话为主要教育内容，加强领导，规范管理，改进教学，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省家长函授学校要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办学思路，并要对各类家长学校发挥指导和示范作用。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学校与学生家庭的联系，积极向家长宣传正确的教育观和教子观。要恢复和完善家访制度，不但班主任要定期家访，科任教师、学校领导也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家访，在沟通情况的同时，入耳入脑地向家长宣传素质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原则要求等，争取家长对教育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此外，还可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通过让家长参与一些学校教育活动的方式，或者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情况，指导家庭教育。

三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开好家长会。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是广大家长普遍重视和乐于参加的，学校要改变只向家长报告孩子分数和名次等应试教育的倾向，全面汇报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情况，汇报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情况，并有计划、有重点地引导家长走出家教误区，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利于在怎样教育培养孩子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学校还可以采用典型引路的方法召开家长会，让教育思想比较端正的家长现身说法，以理服人；也可以适当利用家教不当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例，启示家长引以为戒。

家庭教育指导既是一项工作、一种事业，也是一门科学。希望学校和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切实工作，努力使家庭“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与国家社会对人才的培养目标统一起来，共同去造就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代新人。

营造素质教育的社区氛围

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学生生活的社会区域环境（简称社区）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更具有直接、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实施素质教育是项社会系统工程，单靠学校教育是不能完成的，既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又需要社会为之创设有利的环境，这就需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的良好社区氛围。

应试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人才观、教育观，长期以来造成了一种扼杀学生个性发展、压抑人才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对提高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极为不利。诸如：把大批不能继续升学，直接走上社会的学生视为“失败者”的社会偏见，给中小学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社区教育条件的缺失与滞后，使学生除了困坐课桌埋头课本以外再无别的活动天地；家庭教育的不当，社区教育的不力，社会风气的不良，使学生的正面教育受到“反教育”的冲击和干扰，严重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思想道德面貌；社区文化生活的贫乏与单调，使学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神饥渴，限制了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有的甚至误入歧途难以自拔。

营造有利于素质教育顺利实施的社区氛围，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社区党政领导和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动员社区各种力量，做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

要强化社区的舆论导向。街道、企业、乡镇等社区，要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传播媒体，大力宣传素质教育的要义、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要使每个社会成员懂得：素质教育关系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利益。要把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引导到关心、参与和支持学校实施素质教育这一伟大工程上来。同时，社区要在劳动就业制度上深化改革，不单纯以考分论优劣，而是着眼于劳动者的基础素质和综合素质，广开就业门路，宣传岗位成才的典型，着力转变“上学校就是找饭碗”，“只有升学的是人才”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从而建立有利于素质教育实施的社会导向机制。

要健全社区教育网络。社区要为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培养实践能力创造必要的条件。要关心学生寒暑假等节假日的学习和生活，积极组织文化科技夏令营之类的社会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文化馆、体育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和各类教育基地，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给学生提供方便和优惠，为陶冶青少年思想情操做出应有的贡献。社区的青少年教育组织和群众团体，应根据当地青少年的思想实际，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工作，全面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要优化社区育人环境。社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论对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是文化科学素质、劳动技术素质、身体心理素质，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绿化、美化自然环境，到净化文化市场，优化社区民俗民风，都要从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出发，进行统筹规划，舍得增加投入，做到常抓不懈。对于污染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影视、书刊、游戏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能稍有姑息。

要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学校是学生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但是光在校园学习是不够的，必须走上社会，才能拓宽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随着双休日的实行，学生在社区活动的时间大量增加。社区要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尽可能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如开展各种读书活动、观看具有教育意义的影视，组织业余音乐、美术、书法、电脑、写作等兴趣小组，兴办各种体育竞赛，开展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发展学生的个性爱好和创造才能。有条件的社区，还可以组织一些参观、游览活动，以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思想感情。

大力推进教育创新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师大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重要讲话》），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高瞻远瞩，内涵丰富，思想深刻，闪耀着与时俱进的思想光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讲话通篇贯穿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教育战线如何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方向。它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引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伟大纲领。它是科教兴国的宣言书，是教育创新的动员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高瞻远瞩和坚定决心，向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发出了推进教育创新的伟大动员。

学习和贯彻《重要讲话》，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教育创新的重大意义。我国的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造型人才、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教育创新。教育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向我们提出的历史性要求。要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抓住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这一机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其中的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一代创新人才，必须依靠教育创新来培养，按常规走路是不行的。教育创新，是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和关键性地位所决定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都必须依靠教育创新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教育创新，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要求。我们的教育改革虽已取得许多突出的成绩，但我国教育中传统的积弊十分深厚，又面临社会转型期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根本上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使教育事业更好地适应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求。教育创新，也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总趋势。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顺应世界的潮流，借鉴别人的经验，在教育创新的实践中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学习和贯彻《重要讲话》，必须明确教育创新的内涵和要求。教育创新，就是要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我们要按照《重要讲话》指出的“五点要求”积极进行教育的改革和探索：坚持和发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要在做到“三个坚持”的同时，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思路中更新教育观和人才观；抓住教育体制创新这个关键，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排除障碍，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益，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要求我们在进行各项教育教学改革时，必须以正确的教育观念作指导，尊重教育规律，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全面关怀青少年成长，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充分发展、主动发展；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要求我们加快教育信息化步伐，加强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并关注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坚持教育“三个面向”，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提高我们的教育国际竞争力。

学习和贯彻《重要讲话》，要求我们必须十分明确：“进行教育创新，根本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坚持教育创新这一根本宗旨，就必须在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坚持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师生观，坚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坚持教书育人。任何背离素质教育要求的所谓“创新”，只会违反教育规律，损害学生全面发展。各级教育领导和管理部门应当进一步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身体力行地指导学校总结典型经验，走出素质教育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并把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评价统一起来，切实加大素质教育的实施力度。

学习和贯彻《重要讲话》，要始终抓住教师教育这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总书记对我国广大教师提出的“三点希望”，努力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总书记对教师提出的“三句话，二十四个字”的要求，从教育创新的要求出发，分别从理想信念、师德师风、治教治学三个方面，十分精辟地概括了新时代我国教师的历史责任和努力方向，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指路明灯和广大教师奋发进取、建功立业的努力目标。“志存高远、爱国敬业”，就是要坚持理想信念，忠诚于教育事业，为国培育英才，不懈开拓进取；“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就是要率先垂范，言传身教，育人为本，自觉奉献；“严谨笃学、与时俱进”，就是要加强学习，端正学风，求真实务，勇于创新。

人民教师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也是教育创新的主力军。让我们高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以《重要讲话》为指导，开拓创造，扎实工作，谱写共和国教育的崭新篇章。

学会以德育人

重提“师道尊严”

在我国，教师的地位曾与“天、地、君、亲”同列，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五千年中华文明，铸就了“师道尊严”这熠熠生辉的四个大字。

余生也晚，待到成为师范大学一名学子亦即未来教师的时候，“师道尊严”已被大张挞伐。教师的称号与“臭老九”、“封资修”画了等号，斯文扫地的现象举目皆是。教师似乎成为罪恶的渊薮，个个都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教唆犯”；而起而口诛笔伐的，竟大都是教师的学生。自幼在乡间形成的对教师的崇拜之情被猛然轰毁，心头真个是百般不解，充满了失落与哀伤。

直至拨乱反正，教师才洗清不白之冤，恢复了失落的尊严。其时我已忝列教育工作者队伍，整日与教师为伍，真正体验到了“师道尊严”这一古训的内涵与分量：教师作为人类文明薪火的传递者和创造者，实在是最需要、最应该受到尊重的社会群体；教师的称号，无可争议、难以替代地应该与光荣、崇高、圣洁、伟大等一切美好的词汇相匹配；教师的命运，从来是如此紧密地与社会文明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联。

改革开放潮涌以来，教师的地位不断提升，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与日俱增。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社会日渐强烈的对师德滑坡现象的抱怨和忧虑——有一些教师抵挡不住五光十色的商品诱惑，正在淡忘和失却应有的尊严。“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换言之，新世纪教师应该树立何种新形象？这不但是时代对教师发出的神圣呼唤，也是塑造江西人新形象、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塑造教师新形象，应该是“塑造江西人新形象”的“重中之重”。这是由教师在“科教兴赣”战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教师新形象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既是“新形象”，自然要体现时代精神，举凡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效益观念以及知识结构、心理素质等等，都不可或缺，但也不能缺少传统道德的内容，诸如重义轻利、知书达理、礼仪诚信、敬业爱生等等体现教师职业人格尊严的内容也断乎少不得。因为道德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发展性，若抽去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发展就会失去根基，塑造新形象就无异于沙堆建楼。为此，笔者主张重提、重建“师道尊严”，为塑造江西教师新形象修建坚固的基座。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提出的“师道尊严”，自不免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其中“为师之道须要讲求尊严二字”这一内核，却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是可以超越时空、万代传承并弘扬光大的。自古以来，“教”兴则国兴，“师”尊则国强，难道不是事实么？

重提师道尊严的另一个现实依据，是师德的长堤眼下正遭受商品大潮的严重威胁，不少区段已经险象环生，警报不断，甚至出现“管涌”，急需大声疾呼，严加防修，方不至决堤塌方，酿成祸患。

重建师道尊严，自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最紧要、最有效的，还在于教师自身努力，要用“自尊、自重、自强”这六个字自律自勉。因为“尊严”既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操守、一种信念。尊严的树立和巩固，既不能靠吹、靠捧，更不能靠欺、靠压。作为内在的品质，主要靠自身的锻炼和修养。

修养该从何处入手？关于怎样做优秀教师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堪称典范的优秀园丁也是群星璀璨。但我以为作为一个“人师”应该坚持的基本道德操守，其实说白了也可以简单明了：

首先，是在为人处世上少一点名利之心。教师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清教徒，但自身的利益和欲望，只能靠诚实和辛勤的劳动争取回报，不能作非分之想和额外之求。纵观古今中外的教师，大都清苦自守，以教为乐。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教师职业，也就选择了清贫。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更要有淡泊名利、自觉奉献之心，才能坚挺起“德高为范”的人格脊梁，赢得尊重和信赖。如果在职称、福利、待遇等利益问题上“寸土必争”，在教育业绩上弄虚作假求名图利，利用手中的权力变着手法向学生家长“索、拿、卡、要”，教学不负责任却以大量“补课”求得“津贴”，就会大大玷污教师在学生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其次，是在教书育人上多一点“博爱”之情。有道是“只有不称职的教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有道是“人无全才，人人有才，因材施教，人人成材”。面对不同个性类型、智力差异、素质特点的学生，教师要公平公正、兼爱普施，决不能厚此薄彼，更不可歧视后进。听说有一位语文教师，在点名让一位口吃的学生在课堂上宣读自己的作文时，引起满堂哄笑，使那位学生尴尬羞愧得满脸通红。这位教师不是采用简单的“大家不要笑”、“你大胆地念下去”这样的处理方式，而是宣布“全班同学把头趴到桌上，老师把头转向门外”，然后满怀深情地鼓励那位学生道：“你大胆地念，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念好！”那位学生是满含着泪水念完了自己的作文，从此他的语文成绩和各科成绩扶摇直上。假如教师有了这样一份对学生的爱心，还有什么学生不能教好？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就呢？又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还有，是在待人接物上讲一点“儒雅”之风。教师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交朋结友以至于饮食起居等生活小节，对学生无不起着榜样示范和行为导向的作用。古时的教师大都温文尔雅，谓之“儒雅”。外在形象反映着内在的素养，今天的为师者仍当继承发扬。诸如口出秽言、行为粗俗、衣冠不整、专制武断、骄矜蛮横等等不良习气，与教师的形象似同冰炭。试想教师在无人处随地吐痰、在马路上乱闯红灯、在公众场合目中无人地大声喧哗，还有什么资格和力量去教育学生？

有了以上三个“一点”，我想大抵可以修筑起教师职业道德的“万里长城”，“师道尊严”的古训将能重现光彩！

教育局长，该是啥模样

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之中，教育局长一职，曾经是不怎么起眼的角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科教兴国方略的实施，教育局长的地位日趋凸显——不仅由于权力，而且由于责任。一个县级的教育局长，不但掌管着全县1／5左右的人口，而且掌握着全县一半以至大半的财政。人所共知：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前途，取决于人口的素质状况；而人口素质则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水平。身为一方教育长官肩负的重任，不言而喻。

我们在讨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教书育人这一百年大计时，十分关注校长和教师的素质。这是不错的，因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教师就是一批好学生。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关注校长和教师的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教育局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局长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往往影响和决定着一方教育，影响着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以至于生存方式；换言之，一个好的教育局长，可以造就一批好校长、好教师，从而造就大批栋梁之材。

曾经听到一位省级教育领导对少数不注意自身形象的校长提出的严厉批评：“一头乱发，胡子拉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嘴上叼根香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根。哪里像一个校长！”其实，据笔者的接触，优秀的教育局长虽到处可见，而形象不佳的教育局长亦非绝无仅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醉心于文山会海、送往迎来者有之；热衷于酒池肉林、麻将扑克，以编制和传播荤段子为乐者有之；不读书、不看报，整天东游西逛，信口开河，夸夸其谈者有之；不懂教育、不研究实际问题，却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者有之；不关心师生疾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者有之；忙于请客送礼、蝇营狗苟，以权谋私者亦有之。

如果说，共产党的官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共产党的教育长官，就应该是最优秀、最文明的公仆之一，他们应该是师生员工和人民群众的道德典范、文明楷模。其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他头顶乌纱上的“教育”印记。教育是传播和创造文明、培育和造就人才的圣地，非人中之佼佼者，岂能在此执掌大印？

如果说，普通的党政官员只有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方能获得百姓拥戴；那么，作为教育长官，若无较高的思想文化素养、为国家民族尽忠竭智的胸怀境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就难以赢得良好的口碑。湖南的胡昭程、江西的涂赞珠，便是教育局长中的优秀代表。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多年来接触过不少基层教育局长。其中很多人令我肃然起敬，但实在也有一些人令我不敢恭维，左看右看似乎总不大像一个教育局长。这“像”与“不像”的标准、特征到底何在？细细想之，似乎有以下一些——

一是有无书卷之气。教育局长应当是文化人，虽未必要求他们个个手不释卷、夜夜挑灯苦读，但总该喜欢读书看报，对文化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这才与教书育人的行业相称。但有的局长不读书、不看报，或者“读书读皮，看报看题”，真不知他们滔滔不绝的报告的源头来自何处？难道凭了一纸文凭，就如有百万雄兵在胸，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是有无调研之趣。教育本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精神生产活动，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可了解实情、摸索规律，创新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取得实绩。有的教育局长——恕我直言——其实不很懂得教育，又没有调研的兴趣和习惯，结果自然只有“拍脑袋”，岂有不误事的？

三是有无“忠诚”之心。教师出身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忠诚”二字用得真是精辟！“忠”者，忠实执著也；“诚”者，真心实意、心无旁骛也。教育之行业，惠及子孙，功在国家，利在长远；但一时三刻是不容易看到“政绩”的。忠诚事业，就会真心实意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呕心沥血；心怀二心，就会急功近利，追求“政绩”，搞花架子，嘴上讲着素质教育，心眼却死盯在升学率上。那些“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地方，我看或多或少都有教育局长的身影在“游荡”。

四是有无爱生之情。烘托着教育局长这一宝座的基础，是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身为教育局长，其全部的工作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故对学生应该有天然的血肉之情。但有的教育局长对于眼下还并不更事的众多“孩子娃”，那些承载着父母无限希望的百姓弟子，他们的利益、兴趣、愿望、要求以至于个人权益、人身安全，似乎视若无睹，麻木不仁。有的人不惜以牺牲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换取自己的“政绩”和升迁。说重一点，这简直是“以人血染红顶子”。

五是有无儒雅之风。身为教育局长，在公众面前，总该有“长”者之风、“仁”者之风，“智”者之风。虽不能要求个个温文尔雅，总不应有卑俗粗蛮之相。但有的教育局长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比不上一个普通乡村干部，甚至需进行“五讲四美”的教育补课。

当然，也许还应该有“六是”“七是”……

教育局长的形象特征和素质特点，我以为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这题目，组织人事部门要做，教育部门更要做。

透析“职称论文”现象

每年职称开评前夕，教育报刊编辑部便会收到一些教师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送来的应评职称之需的文章，言辞恳切地要求“予以关照”发表。这些“论文”中，虽不能说没有佳作，但大多属于临时炮制出来的、质量低劣的“敲门砖”之类。其中不乏拼凑之作、“克隆”之作、仿冒之作、即兴之作，甚或抄袭之作和捉刀代笔之作。此种“职称论文”现象，说轻一点，是师德失落的表现，是一种行业不正之风；说重一点呢，与“学术腐败”沾了边，是师魂的堕落。

“职称论文”的作者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或半带羞涩地送上这些“敲门砖”，我以为在其深层意识里面，不无某些“思想”“理论”在支撑。比如有人认为，职称管理部门规定教师晋升职称必须有符合要求的论文发表，是“多此一举”：教师的业绩水平主要反映在教学上，何必要看论文？诚然，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高校）评定教师职称，确实有片面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不注重教学业绩的倾向，但这与把有无论文发表或交流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之一不能画上等号。教师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著名教育家钱伟长最近指出：“不搞科研的教师不可能教好书。”这是完全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实际的真知灼见。教育论文是教育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论文写作水平是教育科研水平的综合反映。规定教师晋升职称必须有相应的论文要求，对于推动教师投身教改和科研、走科研兴教和科研成才之路，无疑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我以为完全正确，十分必要！

有些教师自以为教学水平等均已符合晋升条件，只是不喜欢、不善于写文章而已。他们自忖如果单为缺少论文而使职评不能如愿，未免冤哉枉也。言下之意，教学好的未必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的未必教学水平就高。此论貌似有理，其实也站不住脚。教师虽然不可能个个都成为文章高手，但用文字总结教学经验、探求教学规律、发表教学主张和见解，是每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谁也不应例外。论文水平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教学水平，但却是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以教师教育实践为内容的教育论文，某种意义上不是“写”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没有对教学工作的创造性耕耘和真知灼见，是断乎写不出好文章的。至于时下报刊上并不鲜见的那些内容空泛、并无价值的所谓“论文”，则是教育研究领域浮华不实之风的表现，而其中就包含了某些编辑因难过“人情关”而无奈放行的“职称论文”。

也有些理科类、文体类的教师认为写论文只是政治、历史、语文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事情，自己只要教好书就行，不必去写什么论文。此论亦差矣！理论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各科教师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也是各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共同的重要标志。一本教材、一支粉笔“包打天下”的传统“匠人”型的教师，已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无论文科教师还是理科教师，都必须用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指导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并善于用文字形式把实践经验理性化、条理化。设想一个勇于创新、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的数理教师，一定会自觉学习和运用教育理论，不断写下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心得，而决不会视写作论文为畏途的。当然，自感写作水平低下的教师，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尽快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应当心安理得地处之泰然。

以上所列这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观点，是阻碍教师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拦路虎，是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绊脚石，均当在扫荡之列。一个有志气、有抱负、有作为的教师，一定会用自己的实践和文字，写出教书育人的瑰丽篇章。

莫把“素质”当棍子

“素质”一词，时下正以其高频率见诸文件、报端、影视广播、书刊杂志、会议讲话之中，可见素质教育深入人心。此乃国运兴盛的吉祥之瑞，甚可喜之。在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学校和课堂，自然就更要教育引导学生时时处处事事讲求素质，以利造就高素质的一代共和国公民。但窃以为，为人师者对于素质教育，当重在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躬行之，并不在于是否整天把“素质教育”一词挂在嘴上。至于对待学生，特别是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话，倒要慎用“素质”一词为好。

比如，一位教师对一位没有弄懂题目的学生斥责道：“为什么偏偏又是你听不懂？你的素质也太差了罢？”有位犯了过失的学生，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教师的批评结论是“素质太差”。另有一位学生，因为在上课时发表了与教师和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意见，与教师发生言语冲撞，使教师下不了台。教师当着全班学生宣布矛盾的性质，属于这位学生的“素质”问题。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倡“精神文明用语”，其本质要求是倡导对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学校乃“书香门第”，粗俗卑污的语言不应有其立足之地；而貌似“文明”实为伤人的语言更要提防其堂而皇之地作为“教育用语”登入大雅之堂。如果把“素质”一词当作一根“文明棍”任意挥舞，那么学生的厌恶、抵触、不满和反感是可想而知的。而遭到学生反感的所谓“教育”，除了一时宣泄了教师的不良情绪，有什么正面的教育效果可言呢？

教师应当怎样对待学生？这也许是教师资格考试中最简单不过的一道考题，极少有人会答错；但实际做起来，不及格的怕并非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者只需要理解和记忆，而后者则需要师德和师爱。即以上述三位教师为例，其错谬至少有三：

一谓忘记了为师者的责任。学生学习有困难，正需要教师满腔热情帮助克服之，这是教师的责任所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见后进学生便满脸不高兴、不耐烦，甚或斥之，讥之为“素质太差”，在“棒杀”学生的同时，也必然玷污了教师的自身形象。学生素质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努力缩小这种差异，并使不同素质的学生都尽可能多地得到发展；而不应人为地去强化这种差异，更不应鄙视后进者。

二谓以偏概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学生在某方面有缺失，就应当在某方面进行帮助教育，使之改正；笼统地斥为“素质太差”，不但无助于学生正视自己，反而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或对立情绪，客观上倒可能更助长了其缺点的发展。须知“素质”二字，虽然在教育界议得沸沸扬扬，而在一般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它多少等同于“本质”。说他“本质上”（亦即根本上、整体上）不行，谁接受得了？

三谓“无限上纲”，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上纲上线”是“文革”的流行做法，即对于不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一概先给它上“阶级斗争”这个纲，“路线斗争”这条线，即宣布你为“阶级敌人”，把你“打倒”。有的学生个性较强，喜欢持不同意见，这并非都是缺点，甚至倒是优点。即使有些意见乖谬、荒唐、可笑，也不值得教师上火。教师应该宽容、慈爱，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细心体察，精心保护学生哪怕微不足道的每一点积极性，引导其明辨是非，扬长避短，走向成熟。倘若学生的意见本来并非一无是处，教师仅因其“冲犯”自己而加压，就更不应该了。

以上信笔走马，应属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洪流中一点小小的浪花。因为自认为牵涉到“教师素质”这个大问题，也许并非小题大做。

有感于教师补课费

有位中学班主任告诉我，在他们学校，课任老师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凡是给学生补了课，都要由班主任老师替他们向学生收取“补课费”。这位班主任觉得这个钱不应该收，但是顶不住来自一些课任老师的压力，只得照办。只是免收了自己的那一份钱，不料却因此招来“假正经”一类的讥嘲，他很是为此苦恼。我很同情他的处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作为一个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自己的职责，即使为学生多花了一些劳动，也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事。我们的大多数教师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学生学得不够好，也是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分不开的（当然，有些学生成绩较差，是不能责怪老师的）。教师有弥补教学缺陷的责任，并没有额外索取报酬的权利。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工人造出次品、医生发生医疗事故，不但用不着检查原因，反而可以因此得一笔奖金，那成何体统？

我们的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典范和楷模。补课收钱，教师是增加了一些收入，但学生和家长却增加了不该有的负担，而且对学生的心灵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似乎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的买卖关系。这是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不相容的，也是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不相称的。难道我们值得为那么区区几元钱损害人民教师的声誉、污染学生的心灵吗？

师恩难忘

——献给母校的老师们

岁月如流，离开就读三年的白马湖畔，已过去了整整30个春秋。几十年的风雨沧桑洗去了儿时许多天真的梦幻，却难以泯灭对母校的深情眷恋和怀念。接到“春晖中学7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寄来的《给春晖校友的信》以来，心头便时时涌动着一种激情，一种向亲人倾诉情怀的难以自抑的激情。在母校七秩庆典将临之际，我没有丰硕的成果奉献，愿以这简短的文字，敬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付出过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永远令我尊敬和怀念的春晖老师们。

1961年秋，我被保送进入春晖中学——这所我久已仰慕的学校。春晖中学的悠久历史和崇高声誉，曾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心。当我挑着简单的行李走在百官至白马湖的石板路上，行走在碧波荡漾的湖间小路上（听说那是前辈春晖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成的路，故名曰“春晖马路”），内心的激情是难以言表的。三年的春晖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年月，正是国家经济遭遇暂时困难的时期。春晖的老师们，以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工农子弟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自觉奉献。如果说，春晖的前辈老师们曾经以爱国的情怀、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教艺为春晖赢得了声誉，那么，当新中国的“春晖”普照神州大地以后，春晖的老师们便以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继承弘扬春晖的光荣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春晖的光荣历史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春晖的老师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始终饱满的政治热情教书育人，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子；

春晖的老师们，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师德言传身教，使无数莘莘学子受到革命精神的启迪和优良品德的熏陶；

春晖的老师们，以严肃负责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春晖的老师们，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学生，注重身心的健康发展，以丰富的课余生活和经常的体育活动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和体魄；

春晖的老师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思想，给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了我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恩师永记，师恩难忘！

曾记得，1957年、1958年的政治风雨，使春晖的一些好教师遭到了伤害。那个时期，他们在学生的心目中显得比较严肃、比较沉默，但从他们对教育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中，从他们对学生一往情深的态度里，我们看到了一颗颗忠于党和人民，执著于教育事业的灼热的心。“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使不少老师蒙受冤屈和摧残，但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他们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初衷。我曾从一个受过伤害的老师那里听到他对教育发展的自豪，内心感动不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忠诚、多么正直、多么善良，又是多么令人敬佩！

曾记得，那个年代的春晖老师们，生活是多么清苦！教师的伙食几乎和学生没有两样：一碟素菜，一小钵饭，难得见到鱼肉荤腥。大多数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学校没有家室，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少数有家室的老师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自觉地为国分忧，没有牢骚，没有怨言；有的是对事业的执著，对前途的信心。早晨，起床的钟声响起，老师们率先出现在操场上；白天，老师们一片忙碌，几乎看不到他们轻松的聊天和悠闲的散步；晚上，他们或伏案备课，或巡视教室，或个别辅导。当工字房的灯光熄灭之后，教师窗前的煤油灯光，总要亮到深夜（那时学校是自行发电的，但只发到晚自修课后便结束），那时的我曾经想过：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究竟图的什么？这个道理，我到后来才渐渐明白。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学生倾注了多少爱心。很多同学因家境困难要辍学，是老师们跋山涉水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我的班主任张志南老师曾两次写信给我那不识字的农民父亲，希望他能克服暂时困难，让我继续读书。当我读着那滚烫的字句，热泪突眶而出。不止一位老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钱给我买过饭票。当我在学习中略有成绩时，老师是那样欣喜不已；当我有些课程成绩不尽如人意时，老师又是那样忧心忡忡。作为一个贫农的后代，我正是从老师们身上，具体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激发起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教学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他们备课极为严肃，讲课特别认真，批改作业从不马虎。从难从严、一丝不苟、扎实刻苦，构成了春晖特有的教学风格和特色。为了纠正体育课的一个细小动作，那时年事已高的老教师詹之尧会不顾自己的身体，连做很多个示范动作。

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伟大的，教师对于学生的恩德是学生永远铭记、也是永远难于报答的。春晖的老师们，还有教育过我的其他学校的老师们，也许已不甚记得他的每一个学生，但学生却会永远记住每一位老师所给予的教育和爱心，每当我工作取得成绩时，我就会记起老师的恩情；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记得老师的许多教诲。而这，也许就是最值得教师欣慰和自豪的地方。

物换星移几十秋，春晖的老师们，现在熟识的也许已经不多。但我相信，春晖的校风、春晖的传统、春晖的师德一定会代代相传，一定会在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彩。

衷心祝愿春晖的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生活幸福！

衷心祝愿春晖中学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更加蓬勃兴旺！

师德春晖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地刚进入21世纪，就迎来母校80周年的华诞。负责校庆筹备的经遵义老师多次来函来电并寄来《春晖报》，嘱我写一些纪念母校的文字。身受春晖沐浴之恩的弟子而今又做为教育科研队伍之一员，这本是责无旁贷之事；而竟因种种原因迄今未曾动笔，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实际上，这件事近半年来时时萦绕脑际，令我不敢贸然动笔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白马湖留给我的记忆太多、感念太多，不知道从何写起。

春晖的湖光山色、花草树木、屋宇廊回、石桥曲径，无不留下过我少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幻；而最使我梦萦魂牵、心向往之的，还是那些包括校工职员在内可敬可亲的春晖老师们。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师恩难忘》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春晖老师们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仍想写这个题目，不过从师恩说到了师德。如果说师恩尚局限于个人的感念之情，那么师德则多少可以反映我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些思索。

事实上，春晖老师们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思想品格，在教会我应当怎样做人方面是发生过极为深刻影响的。我在春晖之后的几十年间虽无大的作为，但自问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无愧于母校培育的。当年，我不但从文献资料和师长的叙说中了解过许多春晖先人们的高风亮节，而且切身感受到身处国家困难时期作为春晖教师的那一种可敬可佩的品格，是怎样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影响他们人生的道路。

我高一和高三时的班主任张志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课教师，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青年时期的张老师热情正直，充满理想，富于激情，而且极具人格魅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生动活泼而又富于哲理，是真善美的结合，绝无单调乏味之感。这不但源于他扎实的业务功底和高超的教艺，更在于他的精神和气质。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对祖国和对生活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真理和理想的热烈而执著的追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使科学、真理的力量与思想、情感的力量融为一体，产生了巨大的慑服和感染力。正是张老师的人格和他的政治课，帮我奠定了今后为人处世价值取向的基础。张老师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把他的班集体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张老师与我在白马湖畔朝夕相处，无论在课堂、寝室、田间、操场，真个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他教会我怎样严于律己，怎样关心同学，怎样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怎样争取集体的进步和荣誉，怎样对待困难和挫折。这些都使我走上社会以后获益匪浅。

陈宗秀是我的数学老师，清瘦病弱的身体，陈旧不堪的衣衫。要不是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极易误认为是哪个山村的老农。据说他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当时身处逆境。但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教学上的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殊深。记得有一次上午第四节课后我问他一个数学题目，他竟不厌其烦地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讲解。要知道那是物质和精神都极为贫乏的困难年代啊！每到第2节课后，无论学生和老师都已饥肠如鼓，饿乏难忍。第4节下课钟声响后还能坚持挺住半小时之久，对于他那病弱的身体，需要多大的精神意志力量！从此以后，我怕再见到陈老师期望的眼神，听他的数学课再也不敢轻易走神。一个身处逆境的人能够给学生以如此的认真与关爱，没有高尚的品格是难以做到的。

体育老师詹之尧也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作为一位老教师，他与年轻人一样风里雨里跑掷拉跳、摸爬滚打。人称“黑白牙膏”的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动作步骤丝毫不肯马虎。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小伙子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寒冷和饥饿”，“年轻时不锻炼，不吃点苦，将来怎么为国家服务？”有个冬天我赖床逃避早操被他发现，却谎称身体不舒服，不料遭到他声色俱厉的批评：“年纪轻轻睡懒觉，你还是个学生干部，怎么好意思！”真使我羞愧难当。据说詹老师夫妇都是体育教师，没有生育儿女。他是把我们每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别看他表面严肃，其实是一个极为和善厚道的长者。我想他终生未必得过什么体育金牌，但他的人格在学生心中塑造的丰碑是无价的、永恒的。

还有，当时春晖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和夫人展兰英老师、吕耀永老师，他们在我就学困难时期和离开春晖以后长时期对我政治思想上和经济生活上的种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春晖中学，这样的老师真是难以计数，随处可见。

春晖中学的教育质量历来是有口皆碑的，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我以为在于她源远流长、传承不衰的优良的师德师风。在当今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能否继承、弘扬和光大这种师德师风，实在关系着春晖发展的前景，更关系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未来。

愿春晖的师德长存，愿师德的春晖照耀千秋万代！

学子的怀念与追思

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教育家、母校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刘佛年先生，谢世已经2周年了。捧读《刘佛年教育文选》《刘佛年学述》这两本书，凝视着刘校长那平易宽厚的熟悉的遗容，感受着书中充满睿智而明白如话的思想和文字，心头充满了对前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我是196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师大文史楼后面的二排平房分别为中文系、历史系和教育系办公室。从我所住的第一学生宿舍去图书馆，时常要穿越教育系办公室外的长走廊，可以看到许多老先生坐在屋内埋首文山书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又默默无闻。有一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与我同行至此，指着一位戴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举止持重的老先生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刘佛年校长。一个带着鲁迅故乡的泥土气息新来乍到的青年学子，面对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我当时的兴奋、幸运、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肃然起敬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然而仅隔一年之后的1966年初夏，“文革”风暴骤起，刘校长被视为“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打倒”。第一张欲置刘校长于死地的大字报，我还记得题目是“老虎屁股棍子打”，贴在图书馆大门内的大厅右侧。在我，倒是从大字报提供的材料中初次了解到刘校长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像这样一位忠诚于革命、潜心学术的专家学者竟被列入“黑帮”之伍，当时只是徒增了我对这场运动的困惑和迷茫而已。

在相对正常的“文革”前二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无缘聆听刘校长的讲课，也来不及拜读刘校长的文章著作。心理学既被判为“伪科学”，教育学也被看做“集封资修大成”的、需要“砸烂”的学科，师范大学的学生还能读什么书呢？

在“文革”开始后长达四年的岁月中，刘校长虽然没有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我不时从被侮辱、被亵渎的文字和场面中看到刘校长的名字和身影，心中十分难过。当时的悲凉情绪之中，既有对刘校长等一大批老革命、老教授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包含一个师范学子因人生理想的轰毁所引起的失落与哀伤。在校园和世态一片混沌的1970年，我终于告别母校踏上江西的红土地，在部队锻炼一年后被再分配至省革委教育组，先是编教材，再是搞教研。因为工作需要，这才开始读到刘校长的文章。随着拨乱反正，“文革前17年”的中国教育连同刘校长作为教育家的地位从此逐渐恢复和清晰起来。

1991年，山东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我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方法入门》，我很想请刘校长题个词，苦于相求无门。当时，刘校长的内弟（其实是连襟）、南昌业余大学的凌骥飞先生正在与我共事，我便通过凌先生的介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刘校长府上拜访。出人意料的是，刘校长及师母竟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他并不相识、初次上门的年轻人，师母还亲手制作点心相招待。刘老非常赞赏并热情鼓励我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学素养所作的工作，认为青年老师不投身教学改革、不学习教育科学是难以成就事业的，教导我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并欣然按照我的请求展纸挥毫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内容是鼓励青年老师努力学习教育科学，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立志为培养祖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建功立业。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挂号寄给了山东教育出版社。令人万分心痛遗憾、使我长期愧疚不已的，是这一篇珍贵的墨宝，竟被某印刷厂丢失了，几经查找无果而终；而我当时竟粗心到没有复印一份留存下来！事虽至此，刘校长对一个普通学子的关爱之情，仍使我终生难忘。

80年代以后，我作为江西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有机会多次在全国性的有关学术会议上见到刘校长，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在有些会议上，他是作为普通与会者坐在台下，穿一套极普通的中山装，认真听讲和作笔记。记得一年夏天我在石家庄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刘校长作为学科专家组负责人与会，当时年事已高，会后他自己洗晒衣服，已显得很吃力。我曾主动上门看望，表示愿为刘校长代劳生活琐务，他笑着道：“这样的事我还可以做的。”并一再表示“谢谢”。90年代后期，我获悉刘校长患病住院，逐渐丧失工作能力；直至2001年5月某日，我经过南昌市邮电局门口，适逢凌老先生去拍发给刘师母的唁电，我才确认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已经与世长辞，心中痛惜不已。

刘校长给他的无数学生、给中国教育界留下的财富是十分丰厚和弥足珍贵的。他为创立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所作出的贡献，他为打开长期封闭的中国教育通向世界各国教育的窗口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为探索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所贡献的力量智慧，他的事业理想、人生追求、师德风范、治学态度、品格情操，与他留下的大量思想和文字，将永远与他的学生同在，与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在，将鼓舞和激励、启示后人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为实施科教兴国、推进教育创新，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而奋斗。

魂牵梦萦白马湖

——我与母校春晖中学

“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为我的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留下的瑰丽诗篇。

古人有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中国的教育先哲们热衷于在青山秀水、风光旖旎之处建校办学，不但寄寓着他们的爱国抱负、人文情怀，而且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即重视优美的校园环境对于吸引名师大家、对于完善人格和开启智慧的育人功能。

浙东上虞和余姚交界处有个白马湖，湖畔的春晖中学，是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旨在实践教育新思想的“实验学校”（现为省级重点中学、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一个世纪以来，春晖中学不但以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蜚声海内外，而且云集过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杨贤江、匡互生、朱光潜、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大师任教，吸引过蔡元培、张闻天、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叶圣陶、瞿秋白、王任叔等名人名家前往讲学和考察，可以说集山水文化、名人文化之大成，一时赢得“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白马湖水面辽阔，四周有象山环围，登山视湖，形似白马。另有一说，是相传晋时有一位官员骑一匹白马入湖仙去，白马湖因此得名。春晖中学隐没于湖畔葱翠的林木丛中，只有一条小径穿湖而过与外界相通，是个闹中取静的天然读书佳处。唐大诗人李白游历至此曾留下赞美的诗篇。朱自清的《白马湖一日》、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均为近代脍炙人口的散文精品。无怪乎当年蔡元培前往春晖中学讲学，要以《羡慕春晖的学生》为题，亦无怪乎张闻天当年要不远千里，亲把侄子从上海送至春晖求学。

我是1961年从一所农村初中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春晖中学的，在白马湖度过了难忘的三年高中生活。高中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母校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师长哺育、校园氛围，对于我的人格形成、思想发展，对于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四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未能冲淡我对白马湖岁月的温馨记忆，难以洗去我对母校深切的感念和眷恋之情。

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的经亨颐，是因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受到反动当局的排挤打击，应蔡元培之托，才决意来自马湖办学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他的教育主张，是力创人格教育，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提出“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并明确制定“与时俱进”为春晖中学的校训。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成为春晖中学的办学传统和教育特色，使这所江南名校英才辈出，教育质量始终名列前茅。

我的高中时代处于物质极端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有5—6两杂粮聊以充饥，上两节课后便饥肠如鼓。高一时班上60位同学，到高三时只剩下21人。学校师生员工全部寄宿，老师的定粮基本上与学生相同，但工作负担远重于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名师荟萃，好些优秀老师当时还顶着“右派”、“右倾”帽子，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从校长到每个教师、职员、校工，无一不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没有牢骚怨言，没有敷衍塞责，更没有争名逐利，只有教书育人的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晚自习结束熄灯之后，办公室的煤油灯便次第亮起，直至深夜。当时学生要在夜间轮流护校，我看到身患疾病的方模、陈宗秀等老师房间半夜还亮着灯，心里阵阵发热。春晖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对我教育殊深，让我懂得什么叫做事业和责任，启示我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应当坚持人格和操守。在社会动乱的年月里，尽管我有过困惑和迷惘，但没有过沉沦；虽然也受过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没有失落过人格。我对工作比较负责、投入，不敢含糊敷衍，在为人处世上，始终牢记着母校的教诲。

教育的基础是爱。在白马湖畔含着热泪翻译意大利教育名著《爱的教育》（再版30多次）的“平屋先生”夏丐尊，传留下爱生的许多动人佳话，与众多名师共同铸就了以“师爱”为鲜明标志的春晖师德、师风和师魂。

母校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使我每忆及此便心潮难平。我家境贫苦，之所以能念完高中，全靠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有多位教师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为我慷慨解过囊，给我以衣食之助，并用殷殷的教诲和期待鼓励我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大概是受白马湖文化的熏陶，我对作文有浓厚的兴趣。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作文《雪》在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一天之中竟有十几位教师前来祝贺和鼓励我，让我感动不已。我虽是学校“有影响”的学生干部，但当出现缺点时仍难免受到严厉的批评。数学老师陈宗秀曾当众批评我上课“走神”，体育老师詹之尧曾严厉批语我喜欢睡懒觉，并把我从热被窝拉起来去做操，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对我思想上工作上的要求更是严厉有加。悉心关怀和严格要求所凝结的真诚无私的师爱，日积月累、润物无声地滋养了我的性情和品格，培育了我的忠爱之心，教育我热爱党、祖国和人民，热爱工作和事业，并用真诚的爱心去面对与我相处的人们。我性格中的坦诚、直率、宽容，使我赢得了组织和同事的信赖；虽然有时也要为真诚付出代价，但我始终坚守“严于律己、以宽厚之心待人”的准则，无怨无悔。

春晖中学虽地处“世外桃源”，却富于革命传统，历来关注社会风云和国计民生。上虞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叶天底就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学校曾积极组织师生走向社会，反对军阀统治，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卖国独裁，唤醒民众觉悟。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我在高中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培养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倾注过大量心力。校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多次教育我“当干部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徐槐树校长教导我“社会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相互促进”，团委书记吕耀永、张志南则在如何组织领导社会活动、如何协助老师进行管理、如何关心和帮助同学等方面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上大学后就担任团支书，不久就入了党，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习惯，并且比较成功地领导管理过一些单位，应该说均得益于母校师长的精心培育。

母校老师治学严谨、教艺精湛，也使我受益匪浅。据说当年朱自清给学生讲唐诗宋词，一次说到“饮酒到将醉未醉之时，头脑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快感，脑筋特别活动，所以李杜能做出好诗来。”语毕顿感对学生可能产生误导，随即“认错”，提醒学生“千万不要到湖边小店去试”。其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可见一斑。春晖中学许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但能厚积薄发，讲课惜时如金，很少废话。不论讲什么课，总是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使人得到美的享受。钱钟岳老师讲的语文课神采飞扬，裘华钦老师的俄语课深入浅出，化学老师叶茂康、数学老师吕香虎、生物老师叶一鸣，掌握课堂时间几近分秒无差，令人叹服。高中所学的数学公式、物理概念之类，而今在我已大都荡然无存，独有教师各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似乎已融入了我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如我对生活小节较为粗疏，但对工作之事无论大小，却都较为认真仔细。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文字，不字斟句酌，不愿轻易出手示人。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讲求效率，反对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也是与母校老师们耳濡目染密切相关的。

清醇甘甜的白马湖水，孕育过独具江南灵秀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春晖学子。丰子恺在春晖画出第一幅漫画而终成中国漫画大师，李叔同在春晖谱出传世之作《送别》而载入艺术史册，著名导演谢晋的艺术素养也应该是起源于“白马湖文学流派”（前几年有《白马湖文学丛书》六部出版）的熏染。造就春晖辉煌，使春晖独具魅力和神韵的，我以为是经先生所制定的独具慧眼、充满睿智的校训“与时俱进”，是她的质朴和清新。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崇尚自然、崇尚实际，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才使这所江南名校永葆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名春晖学子，我将牢记“与时俱进”的校训，以不懈的努力和进取报效春晖沐浴之恩。

教师杂谈

说“教”道“育”

教育改革必须以“理念”更新为前提。然而教育理念的更新一则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二则因着传统文化的束缚，显得沉重而艰难。诸多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常常令我们置身其中浑然不觉而又难以摆脱，或许与我们对“教”与“育”这两个字的内涵认识偏颇不无关系。

在中国，最早把“教育”二字用在一起的是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者，三乐也。”词典上说，“教”的含义是“传授”，“上所施下所效也”；“育”的含义是“培植”，“养于使作善也”。可见“教”与“育”这两个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大概是受韩愈《师说》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影响，很多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把教育工作单纯理解为“教”，而忽视了“育”，因而导致诸多见书不见人、教书不育人的现象。这就难免与“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相悖。

细究一下“教”与“育”的区别，我想至少有以下诸点——

在行为方式上，“教”主要靠口传、身授，显声有形；而“育”则丰富得多，不但可以通过口传身授，还可以通过师表作用、道德操守、人格精神等方式影响学生，收到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之功。

在实践时效上，“教”或许可以“立竿见影”，“育”则相对需要较长时日，一时三刻难以彰显成效。这是因为由“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只要讲授得法、训练循序，学生可以靠理解和仿效完成认识过程；而“育”的内容则属于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个性素养发展方面，必须经历从低到高、由浅入深、潜移默化、实践反复的认识过程，决非一日之功。比如“洗手”这两个字几分钟就可以教会，洗手技术也不难掌握，但要学生养成每天饭前自觉洗手的卫生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载体使用上，“教”一般必须有具体的物质凭借，如书本、音像、网络等；“育”的载体则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而且有时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如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学校的办学传统、教风学风以至于校容校貌、校园文化等各式“软件”，都可以而且必须作为“育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这就叫“全方位育人”。

在师生关系上，“教”通常以单向的管道、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出现，就如教师的讲台，总得高出教室课桌若干；而“育”则不尽然，教师与学生往往要处于平等地位，双向互动，教学相长。大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小至个性爱好、行为习惯、心理品质的养成，教师常需通过交流、讨论、引导、鼓励的方式，方能使学生由入耳入脑到心向往之，身体力行，从而使教育目的内化为自觉要求。

在评价模式上，“教”可以比较单一，一张试卷、一场表演，大抵可以使“教”的效果一目了然，优劣自现；而“育”的评价则比较复杂，比较艰难。如政治和思品考试是难以准确考核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操守的，必须综合考核其实际的思想行为表现，包括校内外表现、师生的反映、社会实践的检验、家庭的反馈等方面的因素，兼而顾之。这就使学校教育实效的评价，至今仍是一个需要加以探索的领域。

如此看来，纠正重“教”轻“育”偏向，更新教育理念，很有必要从正确认识“育”字的含义和特点开始，可以说，是否重视和善于“育人”，是一个教师师德状况的根本标志，也是一所学校教育思想是否端正的试金石，一个地方是否真心实意实施素质教育的分水岭。

把书教活

——从思品课“谦让”说起

笔者日前观摩了一节小学思品课“谦让”，内容是讲两只山羊在山谷之间的独木桥中间相遇，各不相让以至于争斗，结果双双掉入深渊。于是由此引出“孔融让梨”、上甘岭战役中“两个苹果的故事”等传统的道德教育教材，最后联系学生实际：在保温桶的龙头面前装饮用水应该相互谦让、乘坐公共汽车要主动让座，等等。

应该说，这节课教材的内容和教师引入的内容都很不错，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属于上乘，现代化教学手段也运用得好，按传统的评价标准应得高分。但我总觉得还是有点缺憾。我想：评价一堂思品课的标准，恐怕不能光看课堂现场的教育效果，更为重要的要看它对学生思想品德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换言之，即要看它在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方面所起的作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传统道德教育内容如何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的问题。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过去要，现在要，将来也不能不要——未来社会总不能建成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魔鬼世界罢！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商品经济的竞争时代，国家间、地区间、部门行业间、单位间、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竞争。而这种竞争，从本质上讲正是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谦让的传统美德是构成民族凝聚力的要素之一，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但毋庸讳言，无原则、无休止的“谦让”，也是近代以来我们屡屡丧权辱国、使朝内奸雄当道、神州民生凋敝的原因之一。割地赔款，投降派得势，导致民贫国弱，最后是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丧失殆尽，回首往事令人扼腕。改革开放使中华重新崛起、使国人升腾起民族复兴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正寄于年轻一代。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传统道德的时候，融入时代精神的要求，突出竞争精神这一主旋律；要求教师既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陶冶学生，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学习传统道德。要向学生讲清：谦让精神是永远需要的，但必须弄清什么是谦让精神的内核？怎样谦让？怎样划清谦让与竞争之间的界限？总之，一切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有意无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引导学生时时、事事、处处作无原则无是非的“谦让”。

其次，是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问题。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创新精神，而竞争意识则是创新素质的基础和前提。谦让和竞争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应该服从哪一种道德准则，必须根据效益原则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社会主义道德的客观标准应当是：在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总前提下，提倡效益优先，鼓励公平竞争；在社会公正原则的指导下，提倡人们在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礼让。以上述二羊相争而论，假如它们在桥的某一侧而不是在中间相遇，在需要保证双方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的情况下，就不只存在一个需要谦让的问题，还有一个谁应该让步才能使双方在总体上获益的问题。在不损害别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我以为应以竞争而不是以谦让为价值取向。

第三，是如何培养学生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以往的德育工作不无成效，但形而上学的东西也不少，不少方面甚至是误导、误人子弟。比方鼓励孩子用稚嫩的身躯去扑灭山火、在危险的场合去为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等等。“谦让”一课似乎对教材也还可以进行一些具体分析。孔融让梨的故事且不去说它。志愿军让苹果的故事固然很生动感人，但若全团因饥渴危及战斗力和生存，苹果给伤员吃固然高尚，但谁能说让团长吃了就一定是错误的呢？也许团长的生存可以拯救一个团的生命，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远比救活一个伤员更有价值呢？再如，几十个学生在短短下课休息十分钟内，在保温桶前你谦我让，结果喝到水的人也许就更少！这种场合应强调的是遵守秩序，而不是相互谦让。总之，社会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以不同的准则去规范，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这就是科学精神。

以上看法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对教材和教师过于苛求。但我以为作为思想品德课，面对一大群心灵纯洁如白纸的学生，必须审慎处理才好。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我们的教材无疑需要不断改革和更新，但怎样使用教材，如何灵活处理教材，关键还是在教师的水平和素质。教师应该把书教活，必须根据时代要求，面向实际生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处理。而这正是实施素质教育、进行教育创新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让课堂充满活力

南昌市西湖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整体改革，在走过几年探索历程之后，把主攻方向投向课堂教学，致力于建立“有指导的自主教学模式”，我以为这是抓住了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应试教育影响下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弊端，他们把调整师生关系作为突破口，吸取、总结国内教学改革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从本区小学教育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能够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和应用的课堂教学模式，取得了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显著效果。这个事实再次证明：课堂教学改革潜力很大，大有可为。

我国传统教育无疑有许多瑰宝，但严重的缺陷是在师生关系认识和处置上存在偏颇。教学活动是“我教你学”，“教”不管“学”，“教”和“学”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否定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必然成为僵化封闭的“炼狱”生涯，毫无生气可言。这种陈旧的教学理念和刻板模式，在充满竞争和开放的社会中，已成为人才成长的桎梏。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要求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充分的尊重，构建为“学”而“教”、学生自主发展、生气勃勃的课堂教学结构，激发学生的全部激情、智慧和才能，使其生存状态充满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只有这样的教学工作，才能够造就面向新世纪的适用人才。

这种完全新型的课堂教学方式，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把教改的着力点放在寻求‘主导’和‘主体’的最佳结合，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这一目标上”。课堂教学自身的素质仍然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教师的政治思想、文化科学业务素养，往往影响其教育理念的选择。教师的“主导”作用如何有效发挥，包括指导的方向原则、内容重点、策略手段、方法艺术以至于教学环境和条件的优化、人际互动氛围的营造等等，无一不需要教师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育人艺术。使人高兴的是，西湖区的这项改革课题，已促使许多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能力，激发起改革和创新的强烈愿望，并且在改革中涌现出一批很有希望的研究型的中青年教学骨干，这是教改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

作为全省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县级教科所，西湖区教科所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党政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域推进素质教育上所作的探索性努力是值得赞许和令人感佩的。教学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只有在把它看做一种研究对象的时候，其面貌和结果才会出现新的气象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科研的含量和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益的高低。一个教师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并躬行实践，将影响其事业的前途。

作为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科学的课题，这项改革自然尚有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课堂教学如何进一步提高信息容量和训练效度？如何在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做到因材施教，使尖子学生崭露头角？如何引导学生面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何创造性地把教材进一步用好用活？如何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课堂效率？如何使教书与育人做到最佳结合？这些问题，有待于科研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携手合作，在艰难的探索道路上继续前行。

近几年来，我有机会参加西湖区素质教育的一些活动，在“建模”课题阶段性成果结集出版之际，主事者要我写几句话，不揣浅薄。因以付之。

“教读法”的启示

南昌二中特级教师潘凤湘的《我的教读法》，于最近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省语文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潘凤湘老师以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创立的语文教读法，使语文教学的面貌和效果为之一新，成为省内外语文界瞩目的一项教改成果，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语文教师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赏。关于教读法本身的教育科学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各方专家和教师已经或还在作出许多中肯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这里，我仅就教读法的成功经验和潘老师的教改历程给人们的启示方面，谈几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教学工作必须立足于改革才会有广阔的前途。从传统观念看，潘老师本来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不倦的探索者和勇敢的改革家。他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教育经验中，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激发起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迷信传统，不满足现状，也不在乎社会的偏见和责难。一旦确定了改革的目标，他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即使披荆斩棘、作出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富于创造，这是一个教师最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任何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教师，都可以从潘老师的足迹中，获得改革的勇气和力量。任何因循守旧、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都是注定不会有远大前途的。

第二，教学改革必须立足未来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教读法与片面追求升学率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是着眼于统考的分数，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培养素质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在语文教学和其他各项课外活动中，潘老师十分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尊重学生的智慧和创造，为学生智能的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教读法与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差，也与有些名为教改，实为追求升学率的所谓“试验”划清了界限。教读法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其指导思想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的要求。

第三，教学改革必须把培养自学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才能获得成功。社会和科技迅猛发展，新知识和新技术层出不穷，培养自学能力因而成为当今各国教学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教读法的最大成功，正在于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任何伟人都不能穷尽知识和真理，再高明的教师也不可能把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传授给学生。未来人才不但应当是知识丰富的人，更必须是善于自学、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的人，教读法所体现的注重学生自学的教育思想，是完全符合教育“三个面向”的要求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教育科研对于教学改革的意义。教读法是教育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的成功范例。潘老师善于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善于结合实际，学习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甚至注意从各门学科中汲取和借鉴科研的理论和方法。这就使他的改革实践能够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理论之上，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而教师一旦把教学工作作为科研活动，必将使教学质量面目一新。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把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也算作生产力的话，我认为教育科研也是第一生产力。换言之，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和技术。没有大面积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没有教育科学的广泛普及，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个真理正在逐步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识。

《我的教读法》一书的出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将鼓舞和推动更多的教师投身到教学改革的行列，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条标语该置何处

“一切为了孩子（学生），为了孩子（学生）的一切！”这条标语，多年来被挂在不少幼儿园和学校公共场所的醒目之处。记得笔者初次看到这条标语时，心头曾涌起一阵对教育工作者的崇敬之情和神圣之感，并由衷地羡慕在新时代阳光下幸福成长的孩子们；然而见得多了，当我注视着校园内生龙活虎的孩子，思考着这一代孩子成长中种种不尽如人意、可忧可虑的现实情形时，便对这条标语的客观效果产生了疑问，总感到它“是否挂错了地方”。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标语的内容绝对正确，无可挑剔。我们的教育工作的全部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学习、成长、前途、幸福。为了孩子，也就是为了祖国，为了未来，这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要为孩子的学习和健康、生活和成长等负完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所在、高尚之处。问题是，标语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载体，作为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要看其内容，更需要顾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这条两个“一切”的标语，内容性质属于教育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宗旨和要求，挂在校长、教师的办公场所，可以对身为人师者产生“毋忘宗旨、牢记职责”的教育警示和诫勉作用；而挂在校园公众注目处让学生看，笔者以为很不得当、很不合适。

当然，不能否认，把人民教育的根本宗旨广而告之，让孩子感受党、祖国和人民的阳光雨露和培育之恩，也是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是，把一条本来指向教育者的标语改为指向被教育者，教育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如要实现上述教育效果，不如改成“祖国哺育我成长”；“生活在党的阳光下”，或者“刻苦努力，建设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更为相宜。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条“二为”标语，对于尚不懂事的孩子心灵，还很可能产生误导，潜移默化地滋长其“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不良意识，产生负面教育效果。既然“一切为了孩子”，那么我的任何要求你都必须无条件满足，那么老师在我的意愿以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既然“为了孩子的一切”，那么我的一切事情，包括穿鞋系带、吃饭睡觉、拉屎拉尿等等，你都得全包，那么我的话你就得字字听从、句句照办。这样一来，许多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地位，不是在学校得到合法化、合理化了吗？我们应该关心孩子、尊重孩子，但首先需要弄清应该着重关心什么，应该尊重孩子的哪些权利。如果去关心本不该关心的东西，去尊重不应该尊重的“权利”，就会给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帮倒忙，于无意间养成其“娇”“骄”二气，本欲爱之，结果害之。

一条内容无错的标语能否导致如此不良的后果，也许有些校长不以为然，甚至以为是小题大做。但笔者以为，孩子的心灵纯洁如白纸，缺乏认识能力和生活经验，对于任何教育的内容都是“先入为主”，从“环境育人”方面考虑，是不能不倍加斟酌的。

不过，笔者也有怀疑，是有些校长并非不知道为“二为”标语的内容指向，之所以要精心设计在校园醒目处，本是为了给家长、领导、各方人士和来宾观赏，意在彰显本校办学方针和理念、管理目标之类，如此有何不可？家长访校、领导检查、来宾参观、同行考察，挂点标语口号无可厚非，但内容必须得体，指向必须明确，形式必须恰当，方可收到表达情感、展示形象、学习先进等意，并不是任何内容无错的标语，都适合挂在想挂的任何地方的。至于个别学校领导人喜欢附庸风雅，搞花架子，照搬以至于乱编一些标语口号任意张贴悬挂，则不在本文所论之列。

主次不应颠倒

不少教师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批改学生作业上，而用于备课的时间却少得可怜。这种反常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业评改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无疑是应当重视的。但是把批改作业看得比备课还重要，就未免失之偏颇。譬如打仗，战后的总结检查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战前准备。战前准备工作不充分，仗是很难打胜的。

造成这种主次颠倒的原因很多。一是有些教师对备课的意义认识不够，或自恃教学多年，驾轻就熟；或以为真功夫得课堂上见，备课好坏无足轻重；甚至以为教书本无须备课者，也不乏其人其例。二是作业布置过多，据说有些学校作业量不是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确定，而是由学校硬性规定的，迫使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去批改。三是作业批改方法不当，书面练习几乎都由教师精批细改。这些原因，大都同学校管理不善有关。如有的领导检查备课情况不注意同课堂教学实际相结合，只看备课笔记的字数和格式；又如把作业布置和批改的数量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态度的标准，作业本上“见红”越多越高兴，等等。

为了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备好课，必须减轻作业负担。所谓“精讲多练”，不是练习越多越好，练习也不一定都得让学生书面完成，更不宜布置大量课外的书面作业。教师应在作业的设计和选择上下功夫，不应片面追求作业的数量和种类。同时，要认真研究和改革作业批改办法，尽可能当堂批改，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动手批改。如果教师能从堆积如山的作业中解放出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业务进修和研究教学，教学质量定能大大提高。

我看“减负”

江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反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我想首先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事关国运兴衰和民族前途，每一个具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人无时不在高度关注。其次是它反映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总书记说了要给学生“减负”，学生们说“共产党真好”，愁肠百结的家长们嘘出一口气，校长教师们也如久旱遇到甘霖，政府的各类官员们则又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均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据统计，建国以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发过近五十个减负文件，近几年则是会议开到中南海，文件发自党中央。但问题好像依然如故，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总书记发表一个谈话，就能解决这几十年来的顽症吗？”心里有此疑虑者我看不在少数，抵触者也不乏其人。

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拖不得，也急不得。我想这件事也是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广大青少年心里只有考试、分数、名牌大学，而思想品德低下，心理素质脆弱，法纪观念淡薄，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还能复兴吗？如此大事，还能再拖下去吗？但是，若简单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一概取消考试、不准补课、不做作业，甚至连书包也不准带回家，快则快矣，但结果也会适得其反的。对于解决这一顽症，正确的态度，我看一要坚定信心，二要实事求是，三要真抓实干。

所谓坚定信心，就是相信我们党能够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共产党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为教育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这就决定了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问题总是暂时的。这不是套话，而是真理。大家都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根本原因是就业门路不广，而就业问题又根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落后是事实，教育、就业的思想观念陈旧落后也是事实。其实我看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减负”问题总可逐步缓解以至于解决，前途是光明的。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研究对策，切不可搞“紧跟”、“照办”一类的形式主义。教育工作搞形式主义是要遭受历史惩罚的，是要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的。前些天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已在对舆论进行正确导向，这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比如有些偏远农村中小学并不存在负担过重问题。减轻过重负担并非不要求刻苦学习，作业和考试不能一概否定，适当的补课也是需要的。具体问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所谓真抓实干，就是党政领导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广大家长这一次一定都要动真格、出实招、办实事，否则减负的口号很可能又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暂时收敛后卷土重来也并非绝无可能。中国有句使用频率极高的话，叫做“关键在于领导”，我看是对的。而领导的关键又在于认识。领导部门能否把对减负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能否把它提高到在政治上是否同党中央自觉地、坚定地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则是关键的关键。

诚然，“减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如果大家相互推诿责任，减负确实可能成为“大众的亲戚——没人打狗”。只有大家对此形成共识，明确职责，付诸实践，形成合力，施以“综合疗法”，方可根治此一顽症。

说到社会，就业门路不广、利益分配不公、政策导向不当、舆论氛围不良，都是导致和加剧学生过重负担的原因。但是“社会”究竟在哪里？现在的情形是：学生责怪社会，家长抱怨社会，校长、教师批评社会，就连不少党政官员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也开口闭口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似乎谁都真理在胸谁也没有责任又谁也无能为力，岂非怪事一桩！其实，社会就是你、我、他，除此，“社会”安在哉！有人对“党政领导”是否属于社会一部分提出疑问，我以为问得好、问得妙！我们有些党政领导把党中央关于教育方针的许多指示当作手电筒——专照向别人，从来就不照自己。他们一边大谈教育改革、素质教育，一边下升学指标，捧“高考状元”，树“名星学校”，一级压一级，最终压到学生身上，迫使徐力一类学生一狠心拿起了鎯头砸向自己的母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难道能够容忍这一类“政绩”吗？所以我以为改善教育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责任，而党政领导则是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国家民族兴旺重托的各级领导人，必须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祖国下一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和政绩为党中央分忧，为老百姓解难。对此怨天尤人，消极观望，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职；助长“应试教育”，摧残年轻一代，无异于“谋财害命”，是对历史的犯罪。（我对此深恶痛绝，故极而言之。）

我在此想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徐力“弑母”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家庭教育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个悲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家教不当所致。设若徐母能懂得一点家庭教育的科学常识，对孩子不采用那样的“高压”手段，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使他们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尽可能采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实在是目前教育工作的一件当务之急。我在总书记谈话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这种殷殷之心和关切之情。但是，这一重大的事情该由谁去做呢？我以为学校和教育部门责无旁贷，政府和社会亦有关心支持之责。十多年前，我和一些同事因有感于学校正面教育不断受到不当的家庭教育（甚至是“反教育”）的严重影响和干扰，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而力主学校和教育部门应担当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并为此奔走呼号，且在家长学校的办学实践和理论探索上付出不少心力。但同时，我也痛感这一件大事，至今关心重视的人还太少，真正办实事的更少。在一些党政领导眼里，家庭教育是“小事一桩”，怎能摆上工作议程？社会各界倒不乏热心之人，但呼吁的多，干事的少。学校和教育部门呢，不少人视之为额外负担，也无暇顾及。现在不少学校教师不搞家访，家长会变成了“分数名次通报会”；学校对于家教的许多误区不但不作正确引导，反在有意无意地助长和纵容。平心而论，学生家长中不乏高文化、高学历者，但作为一个合格家长的要求，我敢说为数不算太多。教授、工程师、领导干部由于家教不当被孩子捅了刀子的事件，不是时有所闻吗？尤为令人不解和可悲的是，有些人作为教师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但作为家长却是不合格者，其中的道理，不令人深思吗？我想，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和青少年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面对家庭教育的严峻现状是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把学生负担过重的板子打在校长、教师身上是不公正的，责怪家长也不近情理。主要责任在社会，大家都要负责任。但话说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总还得由教育部门充当主角，谁叫你吃的是这碗饭呢？我们的校长和教师，总得有社会责任感，总得讲一点职业道德、讲一点社会良知吧，绝不能把责任推向社会、推给家长。社会教育环境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难道要等到尽人意之后再来搞素质教育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促进社会教育环境不断优化的责任吗？难道对于纠正“应试教育”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追求无可厚非，但总不能见利忘义，不去追求“公利”而去制造“公害”吧！有的教师说当年曾为此挨过板子，也用板子打过别人，但到头来这些板子都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了！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我想我们教育工作者就忍痛挨几下板子吧！换个时髦的名词，这叫做改革的“阵痛”，其实是避免不了的。

也要给教师“减负”

现在大家都在呼吁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这无疑是对的。但同样值得呼吁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的过重负担也亟待减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过重负担如果不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是难以减轻的。

据笔者所知，目前相当多的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一个初中语文教师一般除每周十节课外，还兼班主任工作。单是两周批改一次的作文本就有一百几十本（许多初中班学生多达六七十人），其他的作业和课外活动更难计其数。学校规定的政治学习、教研活动、班主任例会等等都是必须参加的，教师往往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才能批改作业和备课。很多教师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本身的业务学习根本没有保障。知识长期难以更新，教学水平就难以提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批改名目繁多的作业上，就谈不上去深入钻研教材教法和了解学生。对外界的教改经验和信息所知甚少，教育理论修养得不到加强，也就难以迈开教改之步。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因袭陈旧落后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只能借助于题海战术、加班加点等加重学生负担的办法去追求所谓的“教学质量”。于是便出现了“教师教得越苦、越累，学生就学得越苦、越累；学生学得越苦、越累，也迫使教师教得越苦、越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针对当前的弊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各种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二是在考核学校工作和教师教学质量时，把是否加重教师、学生的负担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坚决改变单凭以分数论优劣的倾向。三是废止各种烦琐的、束缚教师手脚的、简单化的教学管理办法，把教学的主动权交还给教师，由教师根据实际需要向学生布置适当的作业量，而不是由学校下达“指标”。四是鼓励和提倡教师进行以提高教学效率为目标的教改，在学校造成向教研要效率、向教改要质量的风气。当然，教师也应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的束缚，勇于改革，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重视推广教改经验

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力推广先进的教改经验，扩大已有教改成果的应用面。目前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方面，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的教改成果正在不断涌现，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体系正面临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不少学校和教师仍沿袭陈旧落后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不愿接受先进的教学经验，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教改经验难以推广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的教育思想和习惯所形成的惰性的影响。一些教师自以为教学多年，对教材、教法驾轻就熟，因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其次，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的束缚。不少教师生怕万一出现失误影响升学率，弄得学生吃亏，家长抱怨，领导责难，吃力不讨好。特别是有些学校领导，把升学率和教育质量混为一谈，不懂得应当向教改要质量，热衷于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对教改信息和教改成果缺乏兴趣和热情。第三，对教改经验缺乏系统和科学的总结，宣传推广不力，不少好的教改经验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总结、提高，只好自生自灭。第四，师资队伍文化、业务素质偏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学过教育理论的基础知识，不懂教育的基本规律，难以完成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的飞跃。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部门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教改经验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一是端正教育思想。面对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教育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学校领导首先必须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中摆脱出来，尊重科学，坚持按教育的客观规律办事。

二是普及教育理论基础知识。在抓好教师系统文化知识进修的同时，要重视对教师进行教育基础理论的教育。要紧密结合教学实际，组织教师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和各科教材教法，尽快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为广泛深入地开展教学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是放权“松绑”。领导要信任教师，尊重教师的辛勤劳动和探索精神，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用升学率的绳索去捆住教师的手脚，也不能用一般的教学管理方法去对待教改实践。比如，从事教改的教师在选择教材、确定教学计划和要求、组织课堂教学的方式以及选择作业的批改方法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应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只有切实解除教师的精神负担，才能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使教改结出硕果。

四是要建立一套支持、鼓励教改的规章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应作出一些相应的规定和措施，保护教改者的积极性和保证教改的顺利进行。如成立教改领导小组，对教改试点班教师政治上的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可能的条件下应优先给予解决；对从事教改卓有成效者，应视作科研成果，给予重奖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教师投身教改，造成以教改为荣的好风尚。

走科研成才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以卓越的教学成果引人注目。青年教师成才的途径因人而异，而共同的基本经验之一，我以为是走教育科研之路。

（一）

高超的教育水平必须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丰富的教育经验必须以一定的实践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教育经验与教育年龄并不一定同步增长，这也是俯拾即是的事实。其中的关键，是看教师能否以科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从事教育工作，是否善于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育经验的获得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靠自身积累，二是靠借鉴别人。在教育科学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大多数教师主要是依靠自身长时期的实践体验，“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对教育工作规律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总体而论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但必须指出，它是一条不很经济、不很科学、效益很低的道路。其原因，是它忽视和排斥了教育科学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使教师对实践的认识长时期停留在感性阶段而难以飞跃，经验长时期内在较低的层次上相互重复，教师因此付出了大量效益不高甚至是没有效益的劳动。一个青年教师从20岁左右走上讲台，必须经过二三十年的苦苦摸索，直到鬓发染霜，才能够比较地有经验。而这种经验，大多是前人摸索的成果，鲜有创新和发展。对于教育工作来说，模仿和借鉴别人的经验和做法不可缺少。但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劳动，受到主客观条件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制约影响，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就使任何教育经验都难免带有某种局限性，而学习借鉴别人经验时又极易落入照搬模式的窠臼，所谓易学其形，难得其神。不少教师在学习别人经验时，忽视了自己的具体情况，结果走了弯路。然而，如果能够把教育工作当作科研活动来认识、来处理，无论是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别人成果，面貌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它将大大缩短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过程，促使教师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自觉地优化教育思想和方法，从而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率。魏书生、顾冷沅等优秀教师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断。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生产活动，如果也称为一种生产力的话，则教育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教育质量的提高，当然也要靠投入、靠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宏观微观概莫能外。遗憾的是，这个真理至今尚没有为很多教育工作者所认识。教育科学长期以来不够繁荣，为人们所淡漠，便是证明。这种情况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青年教师具有中老年教师所没有的优势，他们思想敏锐，较少保守思想，接受新事物快。然而要使这些品质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只有借助于教育科研的力量，才有可能。如前所述，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有认识和掌握了规律，才有教育质量和效益可言。因此，青年教师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教育科学，努力实践教育科学，在改革的实践中为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贡献力量。

教育科学在发展教育事业中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要求教师把提高自己的教育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青年教师必须加强学习，不但要刻苦钻研专业文化知识，而且要刻苦钻研教育科学理论，不断增强自己的教育科研能力；对于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财富，都应当有所涉猎，特别是对于现代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应当有所了解，有所研究；对于我国教育科学上的新成果，更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应用。积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实践，在改革实践中应用教育科学、发展教育科学，努力攀登教育科学的高峰，是当代青年教师的神圣使命。

（三）

我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未来人才的素质，而未来人才的素质取决于今天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教师，都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为振兴我国的教育事业建功立业。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各项事业和工作的指路明灯。青年教师想在教育科研上有所建树，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这绝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和空洞的说教，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只有当他在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某一领域有了独到的思想和建树时，才能占领科学的制高点，从而摘取某一项科学的皇冠。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但指明了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且能给科学工作者以巨大的开拓勇气和精神力量，它能激发人们强烈的改革意识，鼓舞人们冲破传统的束缚和世俗的偏见，战胜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人们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树立为科学而献身的坚定志向，是青年教师走上科研之路并获得成功的关键。投身科研不应只是改革大潮下的一时激情和冲动，而应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科学认识的自觉选择，是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下确定的一种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科学不但需要热情，尤其需要为之献身的精神。在教育科学领域，有着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垦。青年教师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确立明确具体、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目标既定，就不能瞻前顾后，东张西望，而应当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坚定不移地前进。

从事教育研究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和作风。科学态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何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急功近利的作风，都与科学的要求不相容。无论是确定研究课题、设计方案、选择方法，还是收集资料、调查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以主观愿望和想像代替客观实际。任何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华而不实的作风，都会使科研走偏方向。

科学的道路充满了艰辛。综观成功者的经验，有三种精神是教育科研者必须具备的：其一是无私奉献精神。教育本身是一项奉献的事业，教育科研要求作出更多的奉献，它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在个人幸福方面作出许多自我牺牲。自然，成功可以给奋斗者以巨大的精神报偿，但不能指望它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其二是一丝不苟的精神。教育科研的第一步，并不是美妙的音符和乐章，而是充满了平凡和琐碎、枯燥和单调。教师要从日常的、表面的、细小的现象和事例中，去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规律。它要求准确、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摈弃粗枝大叶和形式主义。其三是坚忍不拔的精神。教育科研难免有失误，有挫折，有失败。成功者与不幸者的区别，在于能否在挫折和失败中奋起。百折不回的勇气、坚持不懈的毅力、知难而进的精神，是任何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人生感悟

“政策多变”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顺乎民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辩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多变”现象也不无抱怨和困惑。对于一个时期中比较普遍的这种社会反映，既不宜简单给予肯定，也不能笼统加以否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既有政策本身确实存在的缺陷和失误，如内容缺乏连续性以至于前后矛盾、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和政出多门等，也有反映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问题，如对政策理解上的偏颇和“各取所需”，对政策宣传和解释上的片面性等。正确认识人们反映的所谓“政策多变”问题，对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提高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创造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策是在实践中产生和不断完善的

政策是党和政府依据现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客观情况制定的工作方针和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是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和工作的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静止和不变的事物。政策作为人们在实践经验中获得的一种理性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变化是绝对的、正常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不切实际的。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反复，才能逐步接近客观真理。政策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虽然可以反映事物的某些本质属性，但不能不受到当时当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表面性。各级领导的责任，就在于通过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实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政策，不断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50年代党实行农业合作化，是根据建国初期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逐渐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在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又一次获得大解放。

其次，政策的正确与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政策只是认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有待于通过实践完成第二次飞跃，才能上升为理论。由于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不可能只是过去实践的简单重复，而具有进取和创造的特点。政策中的某些内容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便成为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客观真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部分，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适时予以调整，从而使政策渐趋完善。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商品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大批经商的专业户、个体户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但是鼓励致富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有损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助长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从而暴露了原有政策的某些缺陷。因此，党和政府近几年通过加强工商税务工作和立法工作进行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品经济逐渐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各项政策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规范作用，政策制定得相对多一点、变动周期相对短一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教育人们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对政策的要求和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要求一项政策出台之后就完美无缺、一成不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是否变化，而在于怎样变化，在于向正确的方面变，还是往错误的方面变。任何公正和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力求不断适应客观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

二、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在一个时期内，在不少方面的工作中，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确实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例如，在社会主义中国，投机倒把行为历来为国法所不容、为人民所不齿。但在前些年我们的政策模糊了正常经营与投机倒把的界限，许多非法长途贩运被视为“搞活经济”受到鼓励，有的地方甚至给一些不法的“暴发户”披红戴花、入党提干，使一些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再如，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强调德才兼备，新时期党提出的干部“四化”的要求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干部“四化”的政策要求却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一会儿“文凭至上”，没有学历一律不准提干；一会儿又片面强调所谓“实践经验”，似乎干部又无需“知识化”“专业化”了。对于“革命化”“年轻化”的要求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人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虽属偏激之辞，但确实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制定政策的领导部门和领导者，在这方面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应当记取：

第一，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调整，应当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另起炉灶。在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先后制定的政策在基本思路上必须一致，不应当随意和轻易加以否定。即使是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需要调整，也应当是部分的扬弃和更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正确的。各级党和政府、各个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都必须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保持一致，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如果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就会搞乱思想，失信于民，贻误工作。

第二，必须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上面说的“政策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政策变化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一项政策从制定到实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政策必须经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发生作用，也才能显示其正确和错误的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政策变动不宜过于频繁，必须有一定的周期。如果单凭主观愿望，想当然地改变政策，朝令夕改；或者根据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随意制定“土政策”，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产生不安全感。例如，一些农村的养猪政策，就因为变动太多，使农民产生后顾之忧，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

三、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而努力

“政策多变”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的不够成熟和周密，而政策的这种局限往往是同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相联系的。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制定出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但是尽量减少政策的失误，则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应当着重总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而由于主观主义的错误未能避免的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下，党和政府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必须大力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以为要着重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前几年一些重大政策上的失误，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关的。有些政策由于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各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都不能偏离和违背这个总目标。一旦稍有偏离，势必损害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例如，前些年由于片面甚至错误地强调生产力标准，忽视了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一些部门和单位不顾社会效益，“一切向钱看”，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40年来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坚持这一原则的结果，而发生的失误也在于偏离了这个根本原则。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基础落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作为一个以辩证唯物论武装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3．尊重客观规律。人们的思想想要得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性，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和改变规律，只能以积极的实践去认识和掌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各项工作取得成绩、避免和减少失误的根本途径。违背规律是要受到规律的无情惩罚的。但规律并不是不可知的，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认识，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预测。例如，“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摆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农、轻、重”的位置，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条重要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21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和智力状况。因此，能否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这也是可以预测的规律。

4．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的政策不但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判断，而且来源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真心实意地向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情绪，尊重群众的创造和智慧。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论证，充分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贴近和面向实际，为行政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决策部门要善于听取各种批评和建议，建立起依靠科学研究实行科学决策的有效机制，防止决策的主观随意性。江西省委从1989年起委托省社联举办“兴赣《隆中对》”征文，号召知识分子为振兴江西献计献策，便是一件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明之举。

5．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项正确的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并不会一帆风顺，它要受到包括传统习惯势力在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只要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领导者必须以革命的坚定性，为贯彻正确的政策而奋斗，而不为暂时和局部的困难所动摇。另一方面，当某些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时，就应该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向上级机关提出调整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损失。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深信，随着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群众路线的恢复发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一定会更加成熟。

写文章与当领导

关于写文章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也并非再无文章可写。比如写文章与当领导的关系，就是值得一做再做的题目。

古时以文取仕，“道德”和“文章”被视为人才的最高标准，见得文章和写文章者地位之高，堪称“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六十年代，“笔杆子”与“枪杆子”被视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依靠的“两杆子”，文章的身价有升无已。到了信息社会，虽然传媒样式多元化，但无论是介绍经验、部署工作、发布文件、宣传产品、传递信息，还是了解情况、学习文件、掌握科学、调查研究，文章仍然是主要渠道和主要样式，领导干部的工作更是离不开读文章和写文章。然而时下有一些人对写文章这一件事似乎不以为然，特别是有些官员也不大把写文章当作一回事。比如，有些自己不写文章、也写不来文章、以念稿子为主要工作方式的领导人，他们在戏称写文章者为“秀才”的时候，就常常怀着一种不屑和鄙夷的心态，骨子里认为写文章是一件等而下之、不足挂齿的事情。

文章能否救国治国，姑且不去论它；但卓越的领导者大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却是古今中外俯拾皆是的事实。文章高手未必人人适合当领导；但优秀的领导者都必须学会写文章和善于写文章。因为写文章需要理论品质。写一篇文章，不但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而且需要比较深刻、科学和严密的思维过程，需要调动人的综合素质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写文章的水平与其领导工作水平呈正相关。写文章不但需要知识技巧、学识素养，更需要责任感、事业心、理想信念、激情操守、情感胸怀以至于审美素养。现实生活中，那些优秀的领导者，往往酷爱读书，喜欢动笔，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看他们的工作，则往往思路开阔，见解独到，高人一等。而那些从来不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大多政绩平平，也不见得有很大发展前途。照我看来，不会写文章的干部不能算是优秀干部；不会写文章而看不起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往往是短视、昏庸、狭隘、无能的领导者。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有些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常常写文章的人，戴上纱帽之后就扔下笔杆，再也不写文章，哪怕几百字的讲话也要秘书代劳。理由自然是因为“忙”。但据笔者观察，此类人在当官之前也并没有“闲”着，只不过当官前后“忙”的内容有别而已。说白了，他是觉得担当重任之后，领导只须出“意图”，文章可以由别人去写，事必躬亲“像什么样子！”殊不知，领导的许多所谓“意图”，未经周密思考，缺乏理论支持，往往与实际大相径庭，甚至荒谬之至；依靠“秀才”做逻辑推理和注释产生的文章，自然讲的不大会错，却往往不大有用；而此类领导所谓“忙”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恰恰是由于自己扔掉笔杆、不再进行缜密的理论思维，而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怪圈。此种“勤政”产生的“政绩”可想而知。

其实，写文章并非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只要把它当一回事，没有学不会的，何况于领导干部！人生在世，无论做官为民、教书育人、务农经商、知人论世、交朋结友以至于待人接物，某种意义上说都在“写文章”，问题只在于经过思考，使之理性化并形之于文而已。一个脑子经常在想问题的人，必然有写作的需要和冲动，自然会养成写作的习惯和能力，决不会视作文为畏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文章是责任感的产物，是人生追求的文字化，是才能智慧的结晶化，是做人的必然要求。实践“三个代表”的党政官员，如果小看了写文章的价值，不把写文章看作为官的一项基本功，错莫大焉！

人生至乐在探求

——《教苑杂谭》自序

1970年夏，我是怀着对人生前途的困惑和迷茫踏上江西这块红土地的。当时的希望，是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经过一年部队的劳动锻炼，命运把我送到省教育厅（当时称江西省革委政治部教育组）工作，从此一干就是32年。我先后编过教材、搞过教研，直至担任省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应该说命运对我不薄，甚至可以说一帆风顺；而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既没有担任过教育决策者，也没有真正从事过教育的实践、没有当过一天的教师。我的工作，主要扮演着参谋的角色，为教育实际工作者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敲敲边鼓而已。但我却从这一角色中学到了人生，感受到快乐，用一句时下年轻人爱说的话，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自问这几十年中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民族之事，没有浪费江西人民的粮食。

我投身教育的这三十多年，是中国教育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的时期，是教育史上社会对教育关注度最高的历史时期。从教育的十年浩劫到拨乱反正、走向恢复，到迅速发展、全面改革、走向现代化，期间发生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思想、教育探索真是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层出不穷。教育实践者在推进这项千秋伟业之时，急需理论和思想的武器；学传统、学外国虽然重要，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这就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对生活并无过高追求和特别嗜好，但对研究问题却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喜欢观察、思考、研究，凡事有欲知究竟的脾性和探求真谛的愿望。身处省级教育管理部门，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教育信息和教育实践，无疑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课题和材料。我利用工作之便和大量的业余时间读书和调研，用我的文字和言语，在各种教育报刊上、各种教育问题的研讨会上、各种以教师为主要听众的讲堂上，发表我的研究心得和教育主张。每当有论著获奖、收到读者热情褒奖的来信、得到与会者和听众的真诚好评时，我便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看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从而激励我继续去研究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新课题。

我虽毕业于师范大学，但由于“文革”，在校并未系统地学过教育理论，研究教育所运用的教育思想，主要是结合研究内容在研究过程中学习的。我的研究，主要是面对教育实际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实际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较少空泛的理论演绎和纯学术的名词堆砌。我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人云亦云，这使我的论文较少陈词套话，带有较为鲜明的个性色彩，甚至不乏“离经叛道”、不合时宜之论。我的文字，一如我的为人处世，崇尚直率、晓畅、简洁、快人快语，因而较少冗杂艰涩之作和故作高深之论。有道是文如其人，我的性格和文字上的这些特点，也许在本书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中，我自知这些文字未必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作为30多年教育改革的参与和研究者，一个老教育科研工作者留下的这些思考痕迹，多少展示了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教育的历史传承性和发展性要求看，本书对各种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对于今天和今后的改革者、探索者、研究者，也许不无启示和借鉴的价值。所以，编辑出版这本教育论文集，并非只是学人的自我欣赏，是有所寄托和希冀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过：“凡事总需研究才能明白。”教育无论作为一项事业、一种职业、一件工作，都本是极需要研究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缺乏研究的兴趣和素养、缺乏对教育问题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研究，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因为理论品质和研究素养是任何人才必备的品格。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有在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有了科研的参与，这项工作的水平才可能得到提升。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现代教育对科学性的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它不但要求理论工作者，同时也要求实际工作者加强教育科研，探索教育规律，讲求科学的态度和策略。那种用拍脑袋决策的领导方法、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和凭“一支粉笔一本书”的教学方法，已经到了必须终结的时候。我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和钟情教育研究，这也是我出版本书的一个动因。

编入本书的论文共88篇，内容涉及教育各个领域，基本上已发表过，按文体大体上分为教育时评、教学探索、教育随笔、决策参考、课题报告五个部分，每部分依写作和发表时间排序。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对下列同志谨致诚挚的谢意：江西高校出版社许国刚社长为本书选题立项和出版发行给予了热情和大力的支持。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国庆副教授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我进行了资料收集、筛选、分类、编校等工作，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编辑意见。我的大学同窗、爱人、江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刘年珍协助校阅了全部书稿。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社科院院长、现任省科技厅厅长的李国强，他始终热情关注和支持本书的出版，还审阅书稿并亲为作序。

人生苦短，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社会的角色可以改变，探求的精神不应磨灭。对于教育的钟情，我将“从一而终”；对于探求的努力，我将一如既往。

告慰平生有知音

余本会稽一书生，欲立“功”“言”两未成；世海茫茫惟自得，告慰平生有知音。

——题记

2002年春节过后，我决意编辑自选集《教苑杂谭》的初衷，是想把几十年来的文字加以整理，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聊以自慰；并赠予多年来真诚关心帮助过我的领导、师长、同事和朋友们，以志纪念，顺便传递本人“夕阳红”了的信息。文集于今年5月出版并陆续分赠各方以后，得到的反应却远非我所预料。许多朋友纷纷来电、来函、来访，对拙著肯定鼓励有加，有的还自发写出书评、创作诗词，其言、其文、其情，令我感动不已。特别令我感动的，是85岁高龄的前辈凌老骥飞先生，在严重眼疾之下、以颤抖而苍劲的手笔连写两封长信，亲赋长诗，并由82岁高龄的师母刘光年先生（即著名教育家、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已故老校长刘佛年先生胞妹）亲手誉正一份寄来，读来让我寝食难安。资深教授周劭馨先生在一天多时间内一气读完40万言的拙著，次日下午即挥毫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并在数天之内写出两篇七千余言的书评（已分别在《江西日报》和《江西教育科研》杂志发表）。身居南昌市人大领导岗位的姚燕平同志，在亲临抗非一线指挥的繁忙政务中挑灯夜战，写出数千言的书评。杜君克强先生则频频来电祝贺勉励切磋，并字斟句酌、数易其稿，特赋七律一首，先以电脑传递，复以手书抄录，两番徒步亲送敝舍；凡研读拙著发现文字标点之误，即或一字，亦必立即来电指正，已难计其数。朋友们送来的这些深情厚谊、真诚挚爱，对于我是远胜于金牌的奖励，是一份值得我永远珍藏的礼物。

我既非达官显贵，亦非权威名家，对自己的学识水平也有自知之明。以一介书生得到众多朋友如是肯定褒奖，自不免“不虚此生”的欣慰。我平素不善交游，时相过从的，基本上是志趣相投、有过文字交往的学人或“官”“学”两栖型的朋友。我对许多朋友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一向就十分敬重，深以为他们所赠予我的诗文，并不只在于表达同志和朋友的情谊，实际上也是对我半生所躬行的教育探求的一种肯定、一种倡导、一种呼吁。许多文字不但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文学和美学的价值。将这些承载友情和思想的文字珍藏起来时时展赏，自可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激励；但若深藏箧中限于一己受用，未免可惜；不如加以整理汇编，传之友人，相互交流，岂非一件雅事、乐事？这个“创意”在得到几位相知的朋友首肯之后，我就立即付诸行动——这就是这本《杂谭余韵》的由来。

早年相与创作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大学同窗和挚友张兴荣君在收阅拙著之后曾问我：何以不趁出书机会把自己的人生简历写出，也好让读者对作者有更多的了解。我听了怦然心动，似乎确有所憾。有道是知人论文、文如其人，著述既已面世，也应该约略道些作者其人才好。故今趁此补上数笔，也许可以增加朋友们对本人思想、性格的了解。

我于1944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今属绍兴市）一个乡村的贫农家庭。故乡名曰“谭村”，北靠杭州湾，南临曹娥江。鲁迅母亲的出生地“鲁迅镇”，与我的故乡仅为一江之隔，相距不过5公里。我的出身，按过去的说法可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三代贫农，家境穷苦。父亲主要是务农，兼作石匠手艺，农闲时修桥铺路做石坟。父亲早年被抓过两次“壮丁”，阵前没放过一枪却被流弹打掉半个手指，死里逃生，40岁上才结婚生下我一个儿子。母亲也是农家妇，中年丧夫，带着三个子女与我父亲成的家。因为贫穷，我同母的两位姐姐，一位贫病而夭，一位被母亲忍痛丢弃于路边凉亭中（后被人收养，今健在）。我的父亲勤劳正直、乐善好施，但喜烟好酒，不会治家。我在5岁上，家庭分裂，母亲去给人帮佣，同母的哥哥去给人放牛，后来到杭州丝厂当了学徒（今健在）。我离开母亲随父生活，先后被父亲寄养在七八个同样贫苦的亲友家中，并不时随父为生计而东奔西走，因之自幼备尝人世艰辛、寄人篱下和失却母爱呵护之苦。

1952年我9岁时才上了小学，一所村校、一个教师、三个年级，启蒙老师罗祖英因出身不好、家庭变故而弃学从教，但他的学识和为人却成为我道德的楷模，使我这个祖辈没有文化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受到了文明的教养。4～6年级去一里外的中心小学（沥东三小）就读，也是复式班，只是多了几位课任教师。有位语文老师桑金尧，十分赏识我的作文，在五、六年级的语文课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习作《远足》（即春游），使我大受鼓舞，从此喜欢读文学作品，但苦于在乡间难以找到书读，只有到开蒙老师家中借些旧报刊来看。

1958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大跃进”中新办的一所农村初中（上虞十中），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加三位教师。开学时连课桌椅也没有，只有让镇中同学自带；或者在坟堆边上课。那时劳动多，却也学到了数、理、化。三位教师都很敬业爱生，师德、学识均属上乘。初中使我从少不更事到初涉人世，朦胧觉得应该怎样做人。1961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离家60里外的、我所十分仰慕的江南名校——春晖中学，有幸获得一批名师教诲，奠定了我道德和文章的基础。

1964年，我被“推荐加高考”，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才读了两年书，“文革”风暴骤起。我的出身、经历和当时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身份，决定了必然处于“保守派”的地位。我是中文系“老保”的重要头目之一，据说造反派从校党委有关材料中发现我被列入了“接班人”名单，我便被认定为“修正主义的苗子”，遭受到前所未遇的政治压力。好在我“出身好”，人缘也还好，虽然受过一些批判，并未受到什么大冲击。然而，满腔政治热情却一落千丈。此后许多年，我只觉得整个世界的面貌变了形，社会和人生的前途一片迷茫。1970年夏，我怀着骤然丧父之痛，告别混沌的校园和故乡的山水，沿浙赣线进入江西的红土地。

在永新县埠前一个炮团部队营地（名曰“小屋岭”）的一年“锻炼”，除了劳动就是“活学活用”领袖著作。作为学生连的三个党员之一，我被任命为“六班长”，带八位“战士”负责种菜以解决连队吃菜问题。我的劳动和学习表现受到好评，一年后组织上决定把我分配在部队，去吉安师部当政治干事，连级干部待遇。我当时喜出望外。不料林彪事件发生，军委下文不留大学生。“文革”后期党政机关已开始要干部，结果把我分配至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从此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一干就是30多年。

回首以往人生岁月，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一是我对共产党、新社会从小打心眼里感激。土改使我家分到三亩多土地和地主的一张凉床，父亲从此可以安居乐业。政府关心贫苦农民，我读小学时，不但全免学费，连书费都由学校补助。我没有鞋子穿，一年之中有5～6个月要打赤脚；天凉了，老师便会动员同学捐助我一双旧布鞋。冬天无御寒衣服，我家作为村中“困难户”，经常受到政府给予的衣物补助。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享受最高的人民助学金。大学一年级时学校“借”给我的蚊帐和棉被一直用了六年。我从童年就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予的。为了报答党恩，我读书一向比较用功，十分听老师的话，学校评选三好学生或优秀队员、团员等，一次也未拉下过。我还作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代表，参加全县的“少队会”、“团代会”，走进象征着庄严、神圣和光荣的县人民大会堂，感受过“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党和人民的哺育之恩，激发了我的报效之志，驱使我自觉地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同辈人中，我是最早加入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之一。我在小学当过班长、少先队大队长，中学时当过团支书、班长、学生会学习委员和校团委宣传委员，大学时当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我是1965年底入党的）。凡是党要求参加的政治运动，我无一例外是十分投入的。解放初农村政治运动很多，我是学生宣传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怀着一腔热血参加“文革”，前期因“保守”受到冲击，工作以后力图“紧跟”，却也受到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风雨人生，挫折坎坷，似乎并未消解我对国家、民族、社会的那份钟情和执著。我在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始终关注社会问题。留下的文字中，少有风花雪月，却不乏对社会现象的沉思。

三是同我的出身、经历、教养密切相关的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中国农民的勤劳、淳朴、正直、善良陶冶了我的品性，在我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形成了我人生价值的取向。特殊的家庭困苦和童年经历，使我对友爱和亲情有特别的渴求，知恩图报的心态也较一般人为甚。我曾在正月里跟随父母到外乡讨过饭（绍兴乡间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走万富”，意即讨到一万户就能致富）；曾跟随父亲为人打工而四乡闯荡；我还陪着盲人去卖过唱，甚至与信佛食素、终身独居的伯父在村外一个荒凉破败的庵堂中与众多的菩萨生活过好几年。我对民间疾苦、世态炎凉有许多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对于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等社会不公现象嫉恶如仇，而对于身处困境的人们则怀有本能的深切同情。我的生活起点低、易知足，所以万事随遇而安，没有过高的欲望；我不抽烟、不嗜酒，不打牌、不跳舞，业余除了读书作文、有选择地看些电视，唯一的爱好是与一二知己同事神聊或作“电话散步”。

四是对于我的事业和人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个人——

爱人刘年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其父母都是工人，父亲原籍山东，母亲原籍江苏，自幼均生活于上海。故有老同学戏称我俩结合是“工农联盟”。我们是在动乱的大学校园，因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性情品格而走到了一起，并共同来到江西的。几十年中，我们风雨与共，相濡以沫，甘苦备尝。她当过17年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调入江西教育出版社任编辑，虽也入了党，但始终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她为我精心组织家庭生活并充当贤妻良母，没有她对我工作事业所作的支持和自我牺牲，没有她在我思想和工作困顿中提供情感关怀和精神抚慰，我至少写不出现有的文字量。我的文章立意总要得到她的首肯，并接受她作为“第一读者”的文字挑剔和编辑加工。

挚友邹良志君，是我大学同学。但他在教育系，我在中文系，到江西部队农村才相识。我当蔬菜班长，他任炊事班长，因志趣相投，性情相合，遂成知己。他分配至医学院，由从教而从政，一路升迁，直至高校的党委书记。几十年中，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亲密无间。我们初建家庭，他从临川老家购置同样两套桌椅，一家一套。对于社会与人生，他总能以理性和睿智给我以有益的启迪；对于工作和事业，他总会给我提供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对于家庭和生活，他对我的七情六欲，都能感同身受、体察入微、无微不至；对于我的不利遭际和情感困顿，他总是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摆脱阴影，走向振奋。

知交李国强君，系复旦学子，同在一个部队的不同连队锻炼，在教育厅共事16年。他的学识才干、治学态度，他的机敏睿智、坚韧顽强，他的正直无私、奉献精神，他的事业抱负、理想追求，他的宽阔胸襟、人文情怀，数十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人格楷模。他是我们同辈中的佼佼者，是不可多得的领导干才和学术精英，也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在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都有国强以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情怀所提供的鼎力相助。即以编辑出版《杂谭》而言，从提出动议到内容编排、目录分类、体例设计、书名确定以至于封面设计，他无不一一过问，提出具体意见。如我原定收入87篇文章，他问我“此数何意”，我答“无意”，他要我补成88篇以呈“发展”之态。我本来想请人代为设计封面，他则以自己的《镂石集》为例力主必须自作创意。书名原拟有七八个，也是他帮助选定。他的《镂石集》“自序”题为《平生最恋是书香》；我的“自序”则仿其立意和句式，起名为《人生至乐在探求》。他利用国庆休假执笔为我作序，文成后即逐字逐句电告征询意见。所以这本《教苑杂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国强共同合作的成果。我与国强时有文字往来，日前又蒙赠其新作《“官”“学”之间》，尽述其学人情结的形成与发展，更增我对其人格的了解和钦佩，亦给我为人为学以启示和激励。

这本《余韵》，也许可以与朋友们作一次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因为我并非名家，开不成什么“研讨会”，也难以一下子聚集起四面八方的朋友。就让这个小小的文本去承载友情、表达我对朋友们真诚的感谢和祝福罢！

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是：我在将有关文字收入本集子之前，未能一一预告并征得有关朋友的同意，这是需请朋友们谅解的。好在本集只限在少数朋友中传阅，并非正式出版；我的朋友亦大都是有书卷之气和文字之好者，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尽管有些朋友相互并不熟识，但对于同一对象所作的议论，相信会愿意进行文字交流的罢！

收入集子的内容大体分为手迹、诗词、书信、书评、伊人、履痕、附录七部分，大体按作者的年岁排列顺序。书评中，还收入了关于拙著《家庭教育的热门话题》的两篇。邹良志、张兴荣、陈国庆诸君和我高中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初中同窗高志林君、小学同窗罗世安君的文字，是在获悉我编印此集后陆续特为撰写的。不同时期的同窗、老师、朋友的回忆，从不同侧面多少展现了本人彼时彼地的形象风貌、个性特征。“附录”的两篇是我新近撰写的回忆文字，还有两封（1972年和1991年）我给母校领导的信，表示我对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和师长们的感念之情。

本集收录的文字均为“原汁原味”，未作改动，仅对个别明显的笔误作了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