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论　“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

上编　从内职到武选官：第三种官僚的诞生

引言

第一章　新官原从“末世”生

第一节　“诸使”

第二节　“使臣”

第二章　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

第一节　朝廷“内职”原是霸府“家臣”

第二节　“内职”的外任差遣

第三节　尘埃落定：武选官的形成

第三章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第一节　从职位等级到品位等级：武阶的形成

第二节　以牧伯之官为序迁之宠

下编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

引言

第四章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

第一节　四位武选官任职实例的详细解读

第二节　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任职的一般图像

第五章　军壁董戎，维护边防

第一节　都部署体制的形成

第二节　结构、缺陷与终结

第六章　捕盗捉贼，安靖地方

第一节　州都监

第二节　巡检

第七章　最后的“近侍”：中央的武选官

第一节　“诸使类机构”与武选官

第二节　“通进宾赞，导达内外”

第八章　武选官的选任

第一节　权力与机构

第二节　班行补授、呈试出官、磨勘转迁

第三节　差遣注授

余论　分类与隔离

外一章　武选官研究的意义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修宋史，并及晚唐五代，兴趣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著有《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及论文若干，译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内容简介：

从唐后期到北宋，一群掌管宫廷事务的内职近侍、“陛下家臣”，因其“结构性孤立”，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逐渐成长壮大为一个新的官僚群体——武选官。边防军的统兵官、管理基层经济事务的监当官，二者看似毫不相干，却是武选官最具代表性和最大宗的两类职位。武选官的存在，有效地分割了统兵权，而这个群体却被“隔离”在政府行政决策权力之外。宋代的官僚结构、官僚生态因而发生重大而微妙的变化。本书所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与“今生”，是其成长过程与变化机缘，是皇帝、官僚群体与制度互动的生动细节。

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

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赵冬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赵冬梅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

ISBN 978-7-301-17020-5

Ⅰ．文…　Ⅱ．赵…　Ⅲ．官制-研究-中国-北宋　Ⅳ．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857号

书　　　名：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著作责任者：赵冬梅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020-5/K·06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2025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5.5印张　355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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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目录

表1　政和改官名前武阶表

表2　唐宋诸使一览表

表3　太祖朝边将职衔表

表4　太平兴国四年太原攻城战四面行营将领配置

表5　早期的定州都部署

表6　早期的镇州都部署

表7　北宋中期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表8　元丰二年的福州巡检

表9　事务机构的层级结构

表10　大中祥符八年承天节、南郊奏荫子弟恩例

表11　仁宗前期文官奏荫子弟恩例

表12　仁宗前期武官奏荫子弟恩例

表13　庆历三年文官奏荫子弟恩例

表14　庆历三年武官奏荫子弟恩例

农15　元符元年修订军职换授武阶表

表16　咸平五年军职—外任换授例

表17　熙宁六年武举等第授官表

表18　《元丰格》大小使臣呈试三等试格表

表19　《元丰格》武官呈试出官等级表

表20　宣和马军司大小使臣出官武艺试格

序论　“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

这本书的主题是北宋的武选官。那么，武选官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官员呢？仁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至三年四月，范仲淹担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负责经制边防，抵御西夏。这期间，他曾经向朝廷奏荐15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这15个人的名单如下：

第一等：泾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勇武。

知保安军刘拯，〔1〕有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

鄜延路钤辖任守信，能训练，有机智。

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

秦凤路钤辖安俊，勇而有辩，仓卒可使。

环庆路都监张建侯，知书戢下，可当军阵。

鄜延路都监张宗武，精于训练，可备偏裨。〔2〕

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是宋朝为抵御西夏在陕西所划分的四个战区。路分部署、钤辖、都监和巡检使都是边防军将领。部署、钤辖、都监是简称，全称应当在前面加“驻泊兵马”字样，比如泾原路驻泊兵马部署、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秦凤路驻泊兵马都监。环州（治今陕西环县）和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皆是边防战略要地，两处的知州（军）也是边防将领。部署、钤辖、都监、边州知州（军）、缘边巡检等等，构成了北宋王朝赖以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是武选官最重要、最具指标性的职位体系；当然，话又说回来，边防统兵官并非武选官群体职业形象的全部。

能够被范仲淹称许为“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的，是武选官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更多的普通武选官基本无缘进入边防统兵官行列，他们官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3〕的监当类职位上。比如，卒于庆历元年的薛塾，恩荫出身，一生做过的职位如下：“初监曲沃县酒税”，“又监龙门县清涧木税、绛州盐酒税、河中府浮桥”，“知河池县”，继而“奉使走马承受沧州路公事”，历任通利军和陕、蜀二州的兵马都监。〔4〕走马承受于本路人情、军情，“事无巨细，皆得按刺”，是“皇帝特派、身份公开的特务”，可以由宦官担任，也可以由武选官担任。〔5〕州的兵马都监，简称“州都监”，掌本城厢军，“专督州中奸争火盗”，〔6〕地位和重要性与边防诸路的驻泊兵马都监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大多数武选官所担任就是监酒税一类的监当官，以及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

武选官不是禁军将领或者说职业军人，他们用以标志身份的，是一些特殊的阶秩符号序列。范仲淹奏状没有开列诸人的品阶，我们可以试着从其他史料中搜集补充：

（1）庆历二年十月己酉，狄青自鄜延都监、西上门使迁秦州刺史、泾原部署。西上门使与秦州刺史是狄青升迁前后的两个品阶。〔7〕

（2）同样是在庆历二年十月己酉，王信自鄜延钤辖、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迁保州刺史、鄜延部署。〔8〕王信的品阶，前为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后为保州刺史。

（3）庆历元年，种世衡的职位是知青涧城、鄜延都监，品阶是供备库副使；二年春，在范仲淹的极力推荐下，他改任知环州，品阶迁至洛苑副使。在范仲淹奏状中，种世衡的职位是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应当就是在得到奏荐之后，他“转正”成为环庆路钤辖，品阶也迁至东染院使。〔9〕

（4）庆历二年五月庚申，时任环庆路都巡检使的范全由左骐骥副使迁宫苑副使。十月间，已经升任环庆都监的范全赴京，获得仁宗的亲切接见，“迁礼宾使·荣州刺史、环庆钤辖”。〔10〕

（5）周美先以供备库使任延州兵马都监，因功迁文思使、改任知保安军，又改（延州）东路巡检使，庆历二年四月，以功迁右骐骥使，后升任鄜延路都监。范仲淹奏状在列举周美功状之后，还有一行小字，是对周美的迁擢意见：“其人累有功劳，欲乞特加遥郡刺史。”周美因此得加贺州刺史，他的品阶成为右骐骥使·贺州刺史。〔11〕

（6）谭嘉震，庆历二年五月，时任柔远寨主，立大功，品阶由内殿承制迁供备库副使。〔12〕

（7）安俊在秦凤路钤辖任上的官阶是礼宾使。〔13〕

（8）谢云行在秦凤路都监任上的官阶不详。庆历元年，时任右班殿直、西京等处都巡检使的谢云行获得了门祗候的加衔，右班殿直·门祗候是他的品位标志。〔14〕

上面这些品位标志可以分为四类：第一，右班殿直、内殿承制、供备库副使、洛苑副使、东染院使、供备库使、文思使、右骐骥使、礼宾使、西京作坊使、西上门使属于武选官阶，简称“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符号。第二，门祗候，属于“职”，是低级武选官的加衔，一般不“单行”，〔15〕能够带职是一种荣誉和肯定，可以加速升迁。第三，右骐骥使·贺州刺史、礼宾使·荣州刺史、西京作坊使·贵州刺史这一类与武阶伴行的刺史，属于“遥郡”。遥郡以刺史为最低阶，向上有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和节度观察留后，共五阶。遥郡不单行，武选官带遥郡，目的是处资深、增俸禄。第四，“单行”的刺史，比如泾原路部署狄青所带之秦州刺史，鄜延部署王信所带保州刺史，属于“正任”，是武选官向上的攀升梯级。正任六阶，刺史之上，还有团练使、防御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节度使。带遥郡武选官“除蕃阶官”，进入正任武官序列，是身份地位的极大提高。

但是，能不能说“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官员就是武选官”呢？很遗憾，不能。原因很简单，武阶、遥郡、正任这一系列阶秩标志体系，是武臣与宦官“通用”的。〔16〕事实上，范仲淹所奏举的这15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当中，就至少有一人可以认定为宦官——鄜延路钤辖任守信。欧阳修作有“西京左藏库使、内侍省内侍押班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旧鄜延路驻泊兵马钤辖制”，内侍省押班是毫无疑问的宦官职衔。〔17〕宋朝的宦官与武选官在职任和品位标志符号上有许多相似之处。〔18〕在很多场合，如果史料中没有诸如“内侍省押班”这样明确的提示，区分宦官与武选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宦官的品位与职位，需要专门细致的研究，非本书可以承载。本书所能做的，只是提醒读者武阶使用的复杂性，并在必要的时候尽量甄别宦官。甄别的方法，一是查阅《宋史·宦官传》，一是利用电子史料索引的强大功力，力求全面搜集该人履历，寻找明确提示。这是个史料数据化时代的笨办法。将宦官因素考虑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非宦官，就是武选官。

了解了职位特点与品位标志之后，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武选官的入仕途径。让我们再次回到范仲淹奏状所提供的分析样本。15位“边上得力材武将佐”，去掉一个宦官，剩下14名武选官，出身已知者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恩荫出身，比如安俊。他的祖父官至高州团练使，“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补右班殿直，累迁东头供奉官、门祗候，为环州都监”。〔19〕像安俊这样出身武臣勋旧家庭，又与皇帝有“潜邸攀附”之旧的，在武选官中虽是少数，但大多能混至上层。当然，欧阳修笔下那位一生混迹监当、州都监的薛塾也是恩荫出身，以荫“补三班借职，九迁内殿崇班”。〔20〕

第二，禁军军人选拔换授，比如许迁。康定元年（1040），宋夏边境战事正殷，二月乙巳，“诏选殿前诸般材勇者赴陕西极边任使”。三月乙亥，“擢诸班殿直卫士有材武者二十九人，散直都虞候王逵授宫苑使、昌州刺史，东西班指挥使许迁为供备库使”。〔21〕东西班在诸班直中排行第九，是禁军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之一，属于皇帝近卫。〔22〕许迁自“东西班指挥使”改供备库使，其身份和统属关系便从禁军军职系统转换到武选官系统。周美、狄青也是军人出身。〔23〕

第三，武举出身。张建侯是天圣八年的武举第一名，后世俗称“武状元”。天圣八年的武举一共就取了8个人。〔24〕武举的录取规模、“武状元”的风光，都无法与文科举相比。这14人里头能有一名武举出身者，大概只好用“巧合”来形容。

第四，文官换授，比如种世衡。他用叔父种放的荫补将作监主簿，本来是个文官，一直做到卫尉寺丞、签书鄜州判官事，适逢“西边用兵，守备不足”，他建议修筑青涧城，“朝廷从之，命董其役”，青涧城修好了之后，种世衡“迁内殿崇班、知城事”，从文官换到武选官。〔25〕

综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定义武选官：他们是以武阶标志品位的官僚群体，主要分布在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以及监当管库等职位上，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的身份认同。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获得武阶的途径有恩荫入仕、军班换授、武举以及流外入流、文官换授等等。定义所强调的，是武选官的自身特征。那么，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如何？武选官的出现对于宋代官僚群的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武选官的“内职”属性

“武选”之称，见《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未及更。政和二年（1112），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同卷又有：“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于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厘正其序。”据此，在宋人的官制概念中，“武阶”与“武选”基本同义。细忖其别，则“武阶”偏指阶秩本身，“武选”泛指以此阶秩升降黜陟之人与事。本书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将遵循这一界定。

武选官与传统武官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差别，就体现在武阶名称上。武阶分为横班、诸司使副和“使臣”三段，横班、诸司使副均以使、副使为名，每一使都有相对应的副使，“使臣”则包括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供奉官等名目，其细节构成见本章附表。“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26〕而“宋朝武选之称”，用的却是“使”、“副使”、“使臣”这一类看上去与金戈铁马毫不相干的名号。倘若要“顾名思义”的话，染院使、副使理应是管理染坊的，宫苑使、副使应当是皇家宫苑的管理者，礼宾使、副使自当负责礼宾事务，西京作坊使则应在西京洛阳掌管作坊，内殿承制、崇班倒像是在皇帝跟前跑腿传话儿的人，然而，带着这些头衔的人却是实实在在的边防统兵官，是范仲淹所倚重的“边上得力材武将佐”。

宋朝抛弃历代相承的将军、校尉之号，而以上述官名标志武人阶秩，表面看上去纯属名不符实。可是，相当多的宋朝士大夫却不这样认为。宋神宗改革官制，力图恢复《大唐六典》所描绘的官僚制度，孜孜以正名为念，而“元丰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议易将军都校尉之号，竟独依旧不复更”。〔27〕宋徽宗改正使、副使、“使臣”之称为大夫、郎，冠以“武”、“卫”、“忠”、“义”等美名以志其武官身份，自以为名正言顺，却被南宋的王栐批评为“正名不当”：“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28〕王栐批评政和武官新阶“名不正”，主要是反对以“郎”、“大夫”之名处武人。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亦持此论。〔29〕严格说来，这种批评犯有只知隋唐、不论秦汉的错误，其实，汉代的郎官本来就是卫士的名称。但是，王栐、洪迈认为政和以前的武选旧称“非名之不正”，却自有其道理。

《容斋随笔》又说：“政和中……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途辙太殊。”〔30〕“途辙太殊”一语道破了武选官与传统武官的“出身”差异：唐代前期府兵制下的武职事官，自十六卫大将军以下，都是军队的管理者和指挥者。而宋代的武选官，就其“出身”而言，本来就不是军官，而是皇帝的“家臣”，是“内职”。横班及诸司使副的前身是晚唐至宋初的“诸使”，其中包括唐末宦官“内诸司使”。诸使及其下属机构向皇帝和宫廷提供饮食、医药、礼宾通进、宴会张设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使臣”则是皇帝身边的低级武人侍从。诸使和“使臣”都属于一个通称“内职”的官僚群体。

“内职”的得名，盖取“在内廷充职”之意，因此又称“廷臣”。内职“任寄腹心，职居近侍”，〔31〕属于内朝臣僚。当然，诸使和“使臣”并非“内职”的全部。“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32〕晚唐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减弱，中央政府职能萎缩，皇帝试图直接掌握有限的权力，越过旧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决策机制，转而依靠自己身边的谋士和办事人员，直接处理政务军机。这批谋士和办事人员就是内职。诸使和“使臣”在内职中地位最低，其自身职掌无关军国大计，按制度不掌握任何重要的资源和权力。但他们在皇帝身边服务，靠近最高权力，又往往出身于皇帝霸府或者潜邸，深得信任，因此常常受命出外，作为皇权的代表，或传达密命，或监临（进而统领）军队。五代时期，无论是在集合了禁军和藩镇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单位——行营中，还是在为加强地方治安派出的小股军队中，都有诸使与“使臣”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对包括禁军和藩镇在内的职业军人的监督牵制，也可以对临时组成的武装力量加强领导。而频频活跃在各种临时军事行动单位中的诸使和“使臣”，实际上已参与军队的管理，并因此获得了武官的身份认同；但其统属关系和正式职位都在首都，在皇帝身边；他们的差遣名目也不止统兵一类，所以只能算是“业余的”统兵官。诸使和“使臣”的这一特征为武选官所继承。

宋代的官方用语仍然以“内职”指称武选官。太宗朝，赵普罢相出为西京留守，次子六宅使赵承煦奉诏随侍，“不落班行，仍支俸给”，王禹偁代普作《谢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有“童子何知，奉晨昏而兼内职”语。〔33〕田仁朗五代时以父任为西头供奉官，入宋，历染院副使、左藏库使、榷易使、西上门使、东上门使、判四方馆事等官，端拱二年（989）卒，史称：“时内职中咸以仁朗为称首，故死之日人多惜之。”〔34〕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壬寅，“三班借职王逊以父母继没，请终丧制。有司言内职居丧百日，即追出就列。上曰：‘人子念其亲而愿终制，不必夺也。’”〔35〕《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载武选官磨勘制度，同样以“内职”代指武选官：“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南宋，李心传仍以“内职”指称武选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在谈到检校官时，说：“凡内职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遇恩皆带。”〔36〕

武选官的内职“出身”不仅体现在武阶名称上，还体现在朝会仪制上。礼仪所呈现的，通常是旧秩序。那些曾经存在、但在现实中已经或者正在消亡的关系，往往可以在礼仪中找到证据。比如“武臣自殿直以上皆当赴内朝”的制度，在皇祐元年（1049）被再度重申，尽管当时的实际状况，已经是“日至殿中者无几”。〔37〕而“使臣”“日赴垂拱殿起居”的规定，到熙宁四年才正式取消。〔38〕更重要的是，武选官在职任方面也继承了内职的特点——参与统兵，但又不完全是统兵官。首先，按制度，武选官初任，必须经历监当官，通过与统兵风马牛不相及的监当官积累资历，然后才可能进入统兵官的行列。一部《宋史》，几乎所有武选官的列传中都有监当经历。其次，虽然边防统兵官是武选官最具标志性的职位序列，但是武选官最大宗的职位却是监当官。最后，倘若在一个时间点上静态观察武选官的任职分布，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在监当管库。这就是武选官的“内职属性”。

二　武选官与军职合而不融

武选官与军职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宋代的“武官”群体，〔39〕军职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官。北宋的禁军分属于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总称三衙），“禁军者，天子之卫兵也……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戍”。〔40〕御前忠佐专门用于安置、储备闲散军官，皇城司负有宫殿宿卫的责任，骐骥院负责国马饲养，其下属军队性质特殊，故且不论。诸班直以班、直为编制单位；普通禁军则以捧日、天武等嘉名区分军分，下设厢、军、指挥（营）、都等编制单位。〔41〕各级编制皆设有统兵之官，“军职”是其总名，《宋史·职官志》谓：“殿前都校以下，谓之‘军职’”，〔42〕都校是都指挥使的简称。〔43〕“军职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次各有都虞候，次有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第然；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副都指挥使。”〔44〕军职又称员僚、军校、军员。

武选官与军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官员，其差别有三：一、军职是现役军官，隶军籍；而武选官是普通官员，不隶军籍。庆历六年，有诏：“自今引试武艺人，文武臣僚子孙与补班行，若诸军班即听于军籍就迁之。”〔45〕“补班行”即授初级武阶，是成为低级武选官；诸军班本隶军籍，“于军籍就迁”则是在禁军内部迁转；可见“班行”与“军籍”为两途。二、武选官以武阶标志品位；军职则是品位与职位合一，既标志身份，又表示职掌。何冠环先生曾经敏锐地观察到各指挥的指挥使以下军职“一般没有其他官衔或差遣”。〔46〕三、武选官的迁补由三班院、审官西院等选任机关负责；军职的迁补则直接听命于皇帝，由三衙具体负责，枢密院掌其名籍。据《宋史·职官志》载，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副指挥使、都虞候，皆掌本司诸指挥之名籍，总其迁补之政令。〔47〕军职的迁补称为“转员”，转员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其制始于雍熙元年（984年）。其年二月初一，太宗“御崇政殿，亲阅诸军将校”，“自军都指挥使以下、员僚以上，皆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亲阅军校转员，颇费时日。雍熙元年的亲阅，根据《长编》的记载，“凡踰月而毕”，而咸平三年真宗的首次亲阅，“凡十一日而毕”。〔48〕

军职不用武阶标志品位。此点常被忽视，即如李焘之赅博，也不无疏忽，记载有时反而不如《宋史》来得准确。比如，《长编》卷一二三，宝元二年（1039）三月乙卯，仁宗“阅试卫士武技，擢殿前第一班押班副都知王珪为礼宾副使，行门郝质为西头供奉官”。予人的印象，是王、郝二人只是阶秩上得到了升迁，差遣并未移易，进而则使人误以为礼宾副使、西头供奉官是军职的阶秩标志符号。而《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附王珪传》则载：“累迁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礼宾副使、泾州驻泊都监”；卷三四九《郝质传》则载：“少从军，挽强为第一。充殿前行门，换供奉官，为府州驻泊都监，主管麟府军马。”据此，王、郝二人在宝元二年的人事变动，不止是升迁，而且是从禁军军职到武选官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宋人称之为军校“换前班”。再举一个例子，《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1040）七月癸亥，鄜延钤辖张亢上疏言：“又比来诸班、诸军有授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试武艺而得官者。”而据《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张亢上疏的准确记载则是：“又比来禁卫队长，由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白丁试武技，亦命以官。”“禁卫队长”指禁军诸班直的长官，诸司使副、侍禁、殿直属于武选官，从“禁卫队长”到诸司使副、侍禁、殿直，准确的表述方式是“换前班”，而非简单的“授”某官。梁天锡先生《宋枢密院制度》说：“诸军校，改授大、小使臣，谓之换官。换官后，为使臣，非军职也”，〔49〕是非常准确的总结。军校“换前班”有制度可循。转员之际，“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50〕换官即其中一途。

武选官也可以换秩为军职。《宋史》卷二七五《刘谦传》载：刘谦“应募从军，补卫士，稍迁内殿直都知”。太宗为太子（即后来的真宗）增补东宫卫士，“授谦西头供奉官、东宫亲卫都知”。“真宗即位，擢授洛苑使”，而“谦起行伍，不乐禁职，求换秩，改殿前左班指挥使，给诸司使奉料”。〔51〕洛苑使为武选官，月俸25千；殿前左班指挥使为军职，月俸20千。刘谦军人出身，“不乐禁职”，真宗允其回换军职，而以较高的诸司使俸料给之，足见荣宠。就史料所见，从武选官换军职的例子，要远远少于军职换前班的例子。究其原因，是武选官的群体社会地位高于军职。武选官身份的相对尊贵，同样也源于它的“内职”出身——它供职于内廷的“廷臣”地位，以及它作为皇权代表监临、出使的经历。环州蕃部都虞候王延顺“颇知蕃落间事，或有诉讼，辄先诣其居，官吏多询之，然后裁决”，咸平五年（1002），永兴军驻泊副都部署石普等请求授予他“供奉官兼蕃落监押”。真宗不许，理由是：“延顺本部民，一旦擢为廷臣，使与本州抗礼，恐难制也。”最终，王延顺只得到了环州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头衔。〔52〕供奉官属于“廷臣”，是国家命官，可“与本州抗礼”，故真宗不愿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环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听起来很威风，其实只是一个厢军都校，地位相当于胥吏。又，神宗时“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导致军人怨怒。神宗为此感到不安。王安石则大不以为然，说：“如此事，恐未为失。盖朝廷既令为供奉官，即应得禁军控马，如何辄敢不平？”〔53〕

军职与武选官属于不同的迁转序列，彼此间的人员交流，必经换秩而后行，这是二者分立的一面。但是，它们毕竟都是武官，不能将武选官与军职的分立看得过于僵化。

在高层，武选官与军职殊途同归，在品位和职位上都走向一致，共同构成高级武官集团。在品位方面，武选官与军职同以遥郡为加官，以正任为向上攀升的梯级。遥郡属于加官，它必须和武选官或军职结合起来，才能构成迁转梯级。横班和高阶诸司使，资深者均可加遥郡。军校“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54〕加遥郡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加俸禄，其目的是为了安置资深而一时不获提拔的官员，增其廪禄，使安旧职。正任是独立的迁转梯级。武选官转正任，“其横行、诸司使带遥郡防御使者，年劳至深或边功优异，即落遥郡为正任官”。〔55〕军职升迁至军、厢都指挥使后，再向上，如无空阙可补，则脱离军职系统，转为正任，进入边防统兵官序列，所谓“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56〕

就职位而言，军职最上层的“管军将校”和最高级别的边防统兵官，都需要正任资历。换言之，无论武选官，还是军校，只要获得皇帝的宠信，都有可能升至正任，出任“管军”或者边防“大帅”。“管军”指禁军最高级别的11个军职，包括：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和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57〕其中，北宋中期以后，三衙的都指挥使不常除，副都指挥使以下的管军八位，号称“八桄梯”。〔58〕管军的任免属于“事干大计”者，不在定期举行的军职转员范围之内，〔59〕而是由枢密院会同中书商议，皇帝亲自决定人选。〔60〕管军必须有正任以上品位，三衙“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61〕真宗景德二年（1005）底，管军人选变动，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马军都指挥使葛霸因“老疾”解除军职，刘谦被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曹璨被任命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其中，高琼、葛霸、刘谦皆出身军职，而曹璨则出身武选官，以恩荫补供奉官起家。〔62〕同样，边防常设统兵官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武职统兵官，为一路“大帅”之职的都部署、副都部署等职位，〔63〕也要求任职者有正任资历。边防大帅又可以带管军职衔，〔64〕以增俸给，重身份。〔65〕

武选官的底层与禁军诸班直之间，也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联系。就历史渊源而论，“使臣”本来就是皇帝的侍臣，供奉殿廷，以备驱使，其职责与禁军中“最亲近扈从”的殿前诸班直相似。二者甚至有名称相同者，比如，“使臣”有左班殿直、右班殿直，而宋朝的殿前诸班直仍有“内殿直”、“外殿直”。〔66〕或者可以这样说，五代宋初的“使臣”本来就是殿前诸班直当中地位较高、较为亲近的一群，彼此间存在身份差异，但并不绝对隔离。只是当武选官阶形成之后，武选官与军职正式成为两途，二者间的界线方始分明。就现实而言，候补武选官三班差使，按惯例皆“隶殿侍班”，而殿侍属于殿前司诸班，〔67〕时人“以军伍畜之，世禄之家深以为耻”。至神宗熙宁五年（1072），西上门使·端州防御使、新知代州李绶“乞今后应臣僚之家奏荐及诸般出职，合授殿侍、三班差使之人，如愿不带殿侍，只补三班差遣”，得到批准，“人称其便”。〔68〕武选官底层与诸班直间的现实联系又弱了一层。

武选官与军职在高层的殊途同归、武选官底层与禁军诸班直间的现实联系，均指向一个事实——武选官和军职都是武官，它们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宋代武官群体。但是，在群体内部，差异始终存在，不容忽视——武选官与军职合而不融。

军班出身的武选官常常受到普通武选官的排斥。元丰元年（1078），有京东西路第七副将、供备库副使张永昌“赋性轻率，好胜自专，以将官杨珪出自军班，常凌忽之，凡有公事，不务协和”，最终遭到“降一官，与淮南远处监当”的处分。〔69〕即便是在上层，宋人对于武选官出身者和军班出身者的观感也是大不相同的。典型的例子，便是枢密院长贰的人选。军班出身者罕能获此任命，即使获得任命，也会遭到更多猜忌。仁宗时，狄青出身禁军，后换前班，以军功获升彰化军节度使，两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后至正使。史称其“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故其出常有功”，〔70〕堪称一代良将。然而狄青之任枢密使，却遭到了舆论的普遍猜忌，比如翰林学士欧阳修就危言耸听地称之为天下“莫大之患”，〔71〕狄青也最终因此而罢任。表面上看，狄青是以武人任枢密使而遭猜忌的，但是，严格说来，狄青遭到猜忌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行伍出身，他的“起兵伍登帷幄”。〔72〕早在狄青还在陕西守边的时候，就发生过类似事件。狄青因故欲杀董士廉，董大呼，以隐语谓青有谋反意图，“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尝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73〕“起于卒伍”一语，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狄青的心病。曾经遭到与狄青类似命运的，还有王德用，他本来由恩荫起家为武选官，后来换授军职，在军中一步步获得提升，直至桂州观察使、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权马军都指挥使。仁宗用他做同知枢密院事，遭到“人言”的攻讦，被迫去职，“而言者皆尚论公未止也”。〔74〕相对而言，武选官出身者却在枢密院长贰中占有不容忽视的比例，根据《宋史·宰辅年表》粗略统计，太祖朝8位枢密院长贰中，6人出身武选官；太宗朝新任命17位枢密院长贰，有6位是武选官出身；而真宗朝新任命枢密院长贰共20位，有8位出身于武选官。〔75〕

究其原因，军职是“军人”而非“官僚”，军职，特别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军职与禁军之间存在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有着共同的荣辱悲欢，易得禁军爱戴，在军中极具号召力。而宋制，“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76〕其设官立制的本意就是要分隔握兵与调度两种权力。用军职出身者为枢密使，虽然获得任命的人在当时已经调离禁军，但是，人们却有理由担心，他们在军中的号召力会与枢密使的发兵之权结合起来，构成拥兵自重、推翻朝廷的资本。因此，尽管猜疑多属捕风捉影，军职出身的枢密院长贰也不得不罢职，“去权宠”而“辞盛满”。〔77〕相比之下，武选官不隶军籍，不在军中服役，是“官僚”而非“军人”，他们虽然参与统兵，甚至可以位及管军，但与军队的关系相对隔膜。因此，武选官出身者可以出任枢密院长贰，舆论不会苛责，他们本人也不必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三　文武：两途与三途

与武官相对应的概念是文官。“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78〕“军国异容，文武殊用”，〔79〕相与将、文与武的分立由来已久。这种分立可以析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人与武人在才能、气质方面的差异：文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政策水平，长于治国安民；武人长于战斗，从事军旅之事，适于平祸乱、安边境。二是以职位为本位的文武分立。国家设官分职，以理庶政，有些职位主要为应对军事问题而设，有些职位则重在治民，与军事关系不大。以职位为本位的文武区别西周已经出现，〔80〕它产生于管理国家事务的需要，并随国家机器的发展日渐发达。《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云：“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近代以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员，各理所掌。”唐代的职事官明确区分为文职事官和武职事官两类。三省六部及其下属机构的职位均属于文职事官；诸卫大将军以下，诸卫、率、府的统兵官属于武职事官；卫府长史等文职僚佐则仍然被归类为文职事官。三是品位的文武分立，唐代有散官，“不理职务，加官而已”，“贞观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81〕散官明确区分为文散官和武散官两类。但是，唐代的文散官与文职事官、武散官与武职事官之间并未建立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职事官的选任强调的是“随才录用”原则，〔82〕“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旌”，〔83〕“台省军卫，文武参掌”。〔84〕可以说，唐代的文武分立仍然是以职位本位为主的。

晚唐五代，随着藩镇的崛起和募兵制的展开，武人集团的成分发生变化，文武之间的才质差异演变成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互相排斥。唐人明确记录了这种矛盾与冲突：武官瞧不起文官，“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85〕文官轻蔑武人，“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86〕在宋朝士大夫对文武关系的历史回顾中，唐末五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世以来，文武异道，将相异材，为弊于时久矣……谓儒为文，谓卒为武，苟登之为相矣，则不复寄以军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语以武。苟拔之为将矣，则不求以儒术之学，而曰此武夫也，不当责以文。时既择将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术为异。时之所以不得其人，人之所以不尽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87〕“朱梁、后唐以马上为治，文武之柄离而为二，文者专治笔砚，耻言军旅之事；武者狃习戈戟，罕有帷幄之谋；交相是非，坐观成败。”〔88〕

就在文武剧烈冲突的大背景下，文武之间的选任隔离开始形成。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有制云：“入仕之门，兵部最滥，全无根本，颇坏纪纲。近者武官多转入文官，依资除授。宜惩僭幸，以辨品流。自今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改，所冀轮辕各适，秩序区分，其内司不在此限。”〔89〕

到了北宋，文武分立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相对严格的文武分途：“区分文武以官为准，而不以差遣为准”。〔90〕文官和武官不仅在品位上区别为两个群体，带文阶者为文官，冠武秩者为武官，而且在职位上各有分野，一部分职位只能由文官担任，武官必先换文阶方可出任，一部分职位只能由武官担任，文官必换武阶方可出任。如司马光所言，“国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为二涂，其迁次任使，皆不相参涉，有愿相移易者听之”。〔91〕在文武分途的制度背景下，文武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不再像晚唐五代那样紧张，但是却有了无所不在的高下之分。〔92〕

文武之间原则上允许自由换授，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有愿相移易者听之”。文武换授分为两类，一是文官之换武，一是武官之换文。从换授风气的转变，可以察知文官与武官社会地位的升降。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文官换武的情况较为常见。其时，尚武之风犹存，加之烽火未熄，文官要求换武者，多有“男儿何不带吴钩”的慷慨之气。比如雍熙四年（987）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其时，正当宋朝进攻契丹遭遇惨败之后，“时方治兵讲武，急于将帅”，“乃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为内职，授边任。〔93〕柳开等俱是“儒业登科”，自愿要求为国戍边，其情可佩。

北宋前三朝的换秩案例，基本遵循自愿原则，但也有被迫换武的个案。例如，陈舜封的父亲曾经做过教坊的伶官，他本人“举进士及第”，通法律，“宰相以补廷尉属”，为大理评事。淳化五年（994），陈舜封“因奏事，言辞颇捷给，举止类倡优”，太宗“问谁之子”，他实话实说。结果太宗以为“此真杂类，岂得任清望官”，而责令其改秩为殿直。〔94〕再如，吴越钱氏的后裔钱昱，入宋授白州刺史，“昱好学，多聚书”，能著述，求换台省官，“令学士院召试制诰三篇，改秘书监、判尚书都省”。“出知宋州，改工部侍郎，历典寿、泗、宿三州，率无善政。至道中，郊祀（郊祀在二年，996），当进秩，太宗曰：‘昱贵家子，无检操，不宜任丞郎。’以为郢州团练使。”〔95〕陈舜封、钱昱之被迫换武，表明太宗骨子里视武官为杂类渊薮，也透露出文武地位升沉的先机。

至仁宗朝，换授风气发生转向：第一，仍然有文官主动要求换武，但是，其动机却遭到公开质疑。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二月丙申朔，御史中丞刘筠言：‘比岁京朝、幕职、州县官乞换右职，皆以父母年高，规免持服，自今须皆亡者乃听。’从之”。〔96〕庆历三年以前，武官遭父母丧，“例不解官”。〔97〕文官因为担心丁忧守制影响仕途而谋求换武，实属道德沦丧；朝廷因此规定父母双亡者才可以换武，也算是救弊有方，只是无论如何都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天圣四年（1026），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工部尚书李维本来有望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为言者所沮，于是转而寻求换官，得相州观察使。观察使的俸禄与枢密副使同为二百千。左正言刘随就批评他“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98〕

第二，恩荫原则的改变引发了低级武选官的换文高潮。仁宗天圣元年（1023）四月癸丑，诏文武官奏荫子弟者各从本资。〔99〕由此改变了恩荫用官不分文武的传统，确立了文官子弟荫以文资、武官子弟荫以武资的新恩荫原则。新原则颁布之后仅数月，就有下班殿侍张旦的母亲以“家传儒业”为名，为儿子要求换授斋郎。〔100〕“家传儒业”的要换回来，“举人入班行”的也要换回来，“克遵明诏，不堕素风”成了最冠冕堂皇的换文理由。〔101〕为遏制换文风气，朝廷不得不于天圣七年七月下令：“殿直以上，自今不得换文资。”然而，禁换诏令颁布不到一年，便被推翻。天圣八年五月，诏“今后班行委是文资之家骨肉，年二十五以上，特许改授文资”，〔102〕换文重新合法化了。那些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换了武资的文官，同样希望子孙能以文资入仕。于是，天圣七年，有诏“文臣换右职者，听任子弟为文资”。〔103〕世道变了，文官在政治上逐渐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大家都想当文官，包括武臣子弟。这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天圣五年五月，“诏武臣弟侄子孙之习文艺者，听奏文资”。〔104〕宋代武官社会地位的低落已经成为事实。

第三，庆历二年（1042）文官领袖范仲淹之坚辞换武，开启了文官耻于换武的风气。是年四月，朝廷欲“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知秦州韩琦为秦州管内观察使，枢密直学士、右司郎中、知渭州王沿为泾州管内观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管内观察使，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知延州庞籍为鄜州管内观察使”，范仲淹带头、坚决抵制，终复旧官。〔105〕范仲淹的三道《让观察使表》，表达了拒换武资的决绝。第一表所提出的拒换理由冠冕堂皇，所谓“臣倘默然而受，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采，三则发将佐之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到了第三表，则以身体欠佳为托辞，甚至不惜夸大其辞，以示拒换之决心，曰：“况臣懦尪之质，宿患风眩，近加疾毒，复多鼻衄，肤发衰变，精力减竭，岂堪专为武帅，以图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106〕更耐人寻味的，是韩琦的态度。“琦初拜观察使，独不辞，曰：‘吾君方忧边，岂臣子择官之时乎？’及范仲淹等累辞未听，琦奏乞并罢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谓他路辞之为得宜，臣则壮年贪受禄位。’”〔107〕

文人不乐换武的风气自此日盛一日。保静军节度使杨重勋的曾孙杨畋，“出于将家”，进士及第，有着出众的军事才能。庆历七年，湖南徭人起兵，朝议以为“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由太常博士“换东染院使、荆湖南路钤辖”。皇祐元年（1049），“贼平”，杨畋“自陈在岭表捉杀蛮贼，因得瘴雾之疾，愿还文资，知近北一小郡”，得“改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史馆、知随州”。〔108〕以杨畋的家世和才能，尚且不乐武职、必“还文资”，比之晚唐五代武人之飞扬跋扈，可知世道升降真如沧海桑田。

文武换授的双向通道逐渐转变成为单行道，文官对换授武资表现出淡漠甚至鄙夷，文与武之间开始呈现判若云泥的高下之别。及其末流，更有落魄文人以武举为终南捷径，“甫得赐第，多弃其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109〕又有大将以用文资荫子为光荣，朝廷也把许大将以文资荫子作为奖赏。〔110〕晚唐五代以来的文武矛盾最终以文官的大获全胜告终，文官取得了傲视武官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优势，“赳赳武夫”仍然承担着保家卫国、维护政权稳定的责任，但却已经沦为一个次等官僚群。

上面谈到的文武换官，其实只是武选官与文官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文官可以换授武阶，武选官可以换授文阶。军职则只有换前班之制，没有换授文官的制度，文官也没有换授军职的制度。军职与文官完全隔离，互不相通。因此，严格说来，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以文阶标志身份的文官；以武阶标志身份的武选官；职任与品位同一的职业军官——军职。这样一种官僚结构充分体现了分权的精神。

首先，它干脆利落地将职业军人屏蔽在非统兵职位之外。军职之换前班，所授差遣也以统兵为主。军职出身者，纵然换授了武选官，也被传统和舆论排斥在枢密院长贰职位之外。

其次，它建立一个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边防统兵官序列。宋惩晚唐藩镇割据之弊，“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中央禁军成为国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唯一的作战部队。“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111〕禁军以指挥为基本单位轮流出戍，其原有的统属关系被打破。“既然三衙禁军的分驻和更戍是插花式的，故各地不可能按禁军原有的厢、军、指挥等统兵体制，而另外委派‘率臣’，并统当地分属三衙的禁兵各个指挥，负责镇戍、征战等事宜。”〔112〕“率臣”即边防统兵官，它构成了禁军军职之外的另一个统兵官职位体系，其人选主要来自武选官。中国自古不乏以他官监临、统率军队的事例，但是，于军队组织体系之外别设一统兵官体系，则是宋代的独创。“兵权宜分”是宋朝一贯秉承的政治理念。〔113〕中央之兵权，既有分两司为三衙之举，又使枢密院与三衙分掌发兵权与握兵权。地方之驻军，又设武选官以为统率，以分禁军军职的握兵之权，其目的不外是杜绝将领与军队胶结，防止掌兵者威胁中央政权。以防弊而论，真可谓周密之极。

最后，三途分立以对武人集团的“有条件隔离”为前提，实现了文官对于国家主干行政职位的垄断。职业军人的迁转限定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军职体系之内，此不待言。武选官同样受到了隔离，制度赋予武选官的职位类型主要包括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中的州都监和巡检、监当官，以及边防地区的知州、知县等等。路的转运使、普通州县的长官等重要的地方性职位，武选官都无缘进入。在中央政府最高级的宰执阶层，武选官唯一可以指望达到的枢密院长贰，到仁宗朝也基本上对他们关上了大门——武选官完全丧失了分享高层行政权力的可能。当然，这种“隔离”是有条件的，武人集团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待以及朝廷对其子孙的关照。

四　本书结构

武选官不是文官，也不是职业军官——“军职”，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在文官与军职之外的第三种官僚。武选官的出现使得宋代官僚群体的结构从传统的文武两分，细化为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武官群体，一个把大量精力、履历耗费在监当管库上的武官群体。这本书想要呈现的，是北宋武选官群体的“前世”和“今生”。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催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官僚分类制度，从而造就了武选官这样一群非文非武、亦文亦武的特殊官僚？武选官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们与文官、与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宋朝的社会文化又给了这样一个官僚群体怎样的定位？这个群体的存在对北宋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

武选官源于内职，确切地说，是内职中的诸使和“使臣”最终演变成了武阶。演变的脉络大致清楚：晚唐五代，诸使、“使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参与统兵。至宋，诸使逐渐脱离其本来职任，成为空名，与“使臣”一道构成武选官阶。问题是，这一演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若干子问题：第一，诸使、“使臣”的本来职掌如何？设立这些使职的背景如何？第二，诸使与“使臣”参与统兵的传统是在怎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形成的？第三，当诸使脱离其本来职掌、变成空名时，它们原来所掌管的机构是否继续存在？第四，诸使、“使臣”的品位高低顺序是怎样形成的？宋代在接受这些官名作为阶官时有没有进行调整？

与武阶相关的既有研究分为两类：宋史研究者关注的是武阶作为武人迁转梯级的功能，它包括哪些阶次，彼此间以何种关系迁转。在这方面，龚延明、俞宗宪、梅原郁等前辈的研究是本书的基础。〔114〕唐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是构成武阶的诸使及其所掌机构的设置时间、背景和职掌，其代表性成果是唐长孺先生的《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115〕其中提出了内职演变为武选官阶的问题，但并未展开。唐先生的研究提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将晚唐五代的诸使、“使臣”与宋代的武选官看作是一个有机而连续的发展过程，将武选官的出现看作是这一过程的结果。赵雨乐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这一思路的开创性成果，〔116〕他揭示了五代的“使臣”作为“统治者军政家臣”的意义，“使臣”与军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五代诸使的等级关系，对本书具有启发意义。当然，其中也不乏笔者难以苟同的考证与论述，当在具体行文中一一讨教。

本书的前三章将循着唐先生指出的思路，充分吸收前人成果，探讨诸使、“使臣”向武选官演变的过程。第一章“新官原从‘末世’生”，考证诸使与“使臣”的本来职掌，分别考述诸使的设置时间、背景及职掌。第二章“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首先分析五代诸使、“使臣”与皇帝间的特殊关系；进而展现他们作为“陛下家臣”频繁受命差遣出外、参与统兵的状况；最后分析“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转变的关键环节——边防常设统兵官体系设置的过程。宋太宗攻辽失败后，不得不长期在北边屯聚重兵、“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以内职而统禁兵”的模式正好被用来建立边防常设统兵官体系，担任边防统兵官成了内职的常设职位，内职实际上已经离开宫廷，“廷臣”成了有名无实的象征性头衔。第三章“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考察武选官阶建立的过程：诸使间基于职位伦理的等级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这种职位等级又是怎样转变为武选官阶的品位等级的？这是属于诸使—武选官阶的“内在秩序”。此外，武选官阶与其他类型的品位序列（比如由唐代的文职事官发展而来的文阶）之间怎样排比高下？作为官场的一部分，武选官必然会与其他部分发生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用什么样的“通用标尺”衡量高低、排列座次？正任、遥郡为什么会成为武选官与军职共同的品位符号？这都是第三章所要回答的问题。

简而言之，本书前三章所要呈现的，是武选官的“前世”。那么，后五章所要呈现的，便是武选官群体的“今生”——他们在北宋国家机器中所承担的责任与群体生存状态。第四章“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首先详细解读四位武选官的任职实例，然后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任职的一般图像。接下来的三章分门别类，叙述武选官的三类重要职位：第五章“军壁董戎，维护边防”述边防统兵官体系，第六章“捕盗捉贼，安靖地方”述地方治安维持体系，第七章“最后的‘近侍’：中央的武选官”，指门等礼宾通进机构中的职位，这是武选官在中央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第八章“武选官的选任”，内容如题所示，分析了在内职向武选官的演变过程中，选任权力逐渐从皇帝转向机构与制度的过程，考察了武选官的入仕途径、武阶的磨勘以及差遣注授中存在的问题。在本书的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余论”，阐明笔者对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制度的看法。

需要说明，本书所关照的时段，主要是北宋。然而，述武选官之“前生”，必须追溯到晚唐、五代；论三途分立的意义，又偶尔会延伸到南宋。武选官是一个“累积成长”型的制度——晚唐以来大大小小因应时势所产生的变化、调整累积起来，逐渐成长为一种新的官僚制度。制度的变化与调整在内职—武选官演变基本结束之后并未停止。关于南宋的武选官，笔者尚无深入研究，只是明显地感觉到，在经历了两宋之际军事形势的大变动以及军事力量的大调整之后，它的面貌必然会与北宋的武选官有所不同。

表1　政和改官名前武阶表

*　根据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附表13—17改制，《宋代官制辞典》，第689—692页。

注释

〔1〕　原文作“知保安州军”，保安为军，州是衍文。刘拯知保安军，见《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末，第3330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李勇先、王蓉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6—617页。

〔3〕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监当官”，第3983页。

〔4〕　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一《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4—445页。

〔6〕　穆修：《河南穆先生集》卷三《静胜亭记》。

〔7〕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省称《长编》）卷一三八，第3310页。

〔8〕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0页。

〔9〕　《长编》卷一三四，第3188、3191页；《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743页。

〔10〕　《长编》卷一三六，第3265页；卷一三八，第3310—3311页。

〔11〕　《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第10457—10458页。《长编》卷一三五，第3238页。

〔12〕　《长编》卷一三六，第3256页。

〔13〕　《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第10467页。

〔14〕　《长编》卷一三二，第3153页。

〔15〕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丁丑条（第1137页），有麟州知州、门祗候卫居实，壬辰日（第1139页）因功迁供备库使。此门祗候，龚延明先生以为是作为武阶单行者。其实不然，根据《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二月丁卯条（第971页），卫居实自左侍禁·门祗候迁供奉官，按照宋朝迁官的惯例，他应当“依前门祗候”。单独出现不等于单行。龚先生做此判断的依据是《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701页）“迁秩之制”中的“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至东头供奉官转门祗候，门祗候转内殿崇班，崇班转承制……”这一记载非常明确，但显然与史料中所能观察到的迁转实例不符。笔者大胆推测，这条记载倘若无误，则可能是一时之制，并未久行。《长编》卷九〇，天禧元年（1017），向敏中言门祗候“今踰数百而除授未已”，门祗候的泛滥不知是否与《选举志》所载制度有关？真宗随即表示“当渐减省之”，可能《选举志》所载制度就此结束？第2078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590页。

〔16〕　龚延明：《宋代官制总论》，《宋代官制辞典》，第32页。龚先生原文是“武阶为武臣与内侍通用”，此“武阶”概念与本文不同，其范围包括本文所定义的武阶、遥郡和正任。

〔17〕　欧阳修：《文忠集》卷七九。

〔18〕　关于宦官统兵，请参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第249—305页。关于宦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的作用，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19〕　《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第10467页。

〔20〕　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一《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21〕　《长编》卷一二六，第2978、2987页。

〔2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诸班直资次相压”，第4578页。

〔23〕　《宋史》卷三二三《周美传》，第10457页。狄青事迹，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详细考述。

〔2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六。

〔25〕　《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第10742页。

〔26〕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一，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52页。

〔27〕　王得臣：《塵史》卷一“官制”。

〔28〕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39页。

〔29〕　《容斋续笔》卷一一，《容斋随笔》，第353页。

〔30〕　同上。

〔31〕　《宋大诏令集》卷九四《责田仁朗诏》，雍熙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62年，第345页。

〔32〕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总序”，第3769页。《旧五代史·职官志》以“内职”为总名，载录了枢密使、宣徽使、建昌宫使、延资库使、租庸使、三司使以及金銮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等官职的设置情况。《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1994—1998页。

〔33〕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三之一四。

〔34〕　《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81页。

〔35〕　《长编》卷六八，第1526页。

〔36〕　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8页。

〔37〕　《长编》卷一六六，第3981页。

〔38〕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39〕　宋人的“武官”概念有多种指称范围：（1）指唐武职事官，如《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条，带鱼袋之制，“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带”，第589页；（2）指武选官，如《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月辛丑，刘敞建议官员丁忧“武官自诸司使以上，与给全俸”，第4286页；（3）指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如《长编》卷一四〇，庆历三年四月甲辰，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上疏，反对范仲淹等以外任经略使带枢密副使，“恐他时武官援此为例”，第3363页。本书用其范围最广者。又，宋人所使用的概念中，与“武官”类似者有“武臣”，然内涵变化极大，故不用。《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十月丁丑，“诏武臣毋得补富民为教练使、衙内知客、子城使”，第2483页。此武臣指正任，惟正任有奏补教练使等官的特权。《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志十一》“武臣奉给”，所载“武臣”为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自宣武都指挥使以下至厢军牢城副都头，第4117页。卷一七〇《职官志十》载宋初封爵之制：“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有封爵。”此武臣指唐代的武职事官，第4079页。同卷，载元丰七年致仕之制，“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致仕，更不加恩”，此武臣当指武选官，不含现任军职，第4093页。同卷武臣荫补之制所列武臣，以职任论有枢密院长贰，以阶秩论则有正任武官以及武选官，第4097—4098页。

〔40〕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0页。

〔4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1页。

〔42〕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第3769页。

〔43〕　如景德初，葛霸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称其为“马军都校”，第9693页。

〔44〕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29页。

〔45〕　《长编》卷一五八，系于春正月壬申，《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系于同年五月。

〔46〕　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载氏著《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再版，第10页。该文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第3、4期合刊，1986年。

〔47〕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殿前司职掌，第3927页，侍卫马、步军司，第3930页。

〔48〕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8页；《长编》卷二五，第573页。《长编》载太宗亲阅的范围为“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校以《宋史·兵志》，则“都指挥使”之上漏“军”字。

〔49〕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540页。

〔50〕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4886页。

〔51〕　《宋史》卷二七五，第9382页。

〔52〕　《长编》卷五一，第1121页。

〔53〕　《长编》卷二二九，第5580页。

〔54〕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55〕　《文献通考》卷五九，第539页上。

〔56〕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57〕　殿前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侍卫马步军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创于太宗端拱元年，亦属于“管军”之列。参见《长编》卷二九，第657页。

〔58〕　《长编》卷一二九引秦兴宗《官制旧典》，第3061页，“桄梯”原作“披梯”，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五四（第193页）、《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四〇改。桄，指器物上的横木。《长编》一二九卷末“校勘记”22云“宋本、宋撮要本作‘杭梯’”，第3074页，疑此“杭”即“桄”，当校。

〔59〕　转员的上限是厢都指挥使，《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7页。

〔60〕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798页。

〔61〕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27页。

〔62〕　《长编》卷六一，第1377—1378页。

〔6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第228页。

〔64〕　比如，端拱二年（989），高琼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归义军节度使出任并州马步军都部署，《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第9692—9693页。

〔65〕　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续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2—73页。

〔66〕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

〔67〕　殿前司诸班之东西班，“其东第二茶酒及第三、西第四班不带甲，并以诸军员、使臣及没王事者子弟为之”，《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一引《两朝国史志》载，殿前司有差使磨勘案，专掌“殿侍年满出职，使人到阙差入驿殿侍，诸宫院下差抱笏殿侍，并磨勘奏补逐班祗应参班”。

〔68〕　《长编》卷二三七，第5782页。

〔69〕　《长编》卷二八八，第7056页。

〔70〕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21页。

〔71〕　欧阳修：《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第494页。

〔72〕　《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丁亥，左司谏贾黯语，第4153页。

〔73〕　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3页。

〔74〕　王安石：《鲁国公赠太尉中书令王公行状》，《全宋文》卷一四〇九，第33册，第79页。

〔75〕　所谓“新任命”，不包含上一朝曾经获得任命者。太祖朝6人为吴廷祚、李处耘、李崇矩、王仁赡、楚昭辅、曹彬；太宗朝6人为柴禹锡、王显、弥德超、杨守一、张逊、赵镕；真宗朝7人是周莹、王继英、韩崇训、马知节、曹利用、张旻、曹玮。参见《宋史》诸人本传。陈峰先生的《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政策》中有枢密院长贰出身表，按朝代编制，资料采撷更为详细，请参看，《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38页。

〔76〕　范祖禹：《上哲宗论曹诵权马军司有二不可》，《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第709页。

〔77〕　此余靖所作《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对狄青罢枢密使原因的解释，用辞委婉而深得其中委屈。《全宋文》卷五七三，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4册第111页。

〔78〕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79〕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大业八年诏书，第83页。

〔80〕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第七章《西周政府组织》第二节《金文资料中的官职》，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06—222页。

〔81〕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805页。

〔82〕　《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785页。

〔83〕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一，第516页。

〔84〕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刘蕡传》，第5074—5075页。

〔85〕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刘蕡传》，第5075页。

〔86〕　《均文武俸料敕》，《全唐文》卷九四，第426页上。

〔87〕　穆修：《上大名陈观察书》，《全宋文》卷三二二，巴蜀书社，1990年，第8册第414页。

〔88〕　孙何：《上真宗乞参用儒将》，《宋朝诸臣奏议》卷六四，第710页。

〔89〕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第705页。

〔90〕　王曾瑜：《从岳飞及其部将的仕历看南宋前期武官的升迁资序》，收入氏著《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原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91〕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七《苏骐骥墓碣铭》。

〔92〕　有关宋代武人群体的研究，近年以来，成果颇多。比如：何冠环先生的论文集《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初版，2008年再版）汇集了作者对北宋前三朝武将群体的分类研究，以及对曹利用、刘平、杨文广、高俅、种师道、种师中，狄青部将张玉、贾逵，狄青后嗣狄谘、狄等的个案研究。陈峰先生有专著《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方震华先生的博士论文则以晚唐至宋初的文武关系为题（Fang, Cheng-hua, "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 D. 875-1063)", Ph. D. dissertation, Brown Unversity, 2001）。伍伯常先生有《北宋初年的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作风形象为中心》（载《清华学报》第36卷第2期，2006年，第295—344页）与《北宋初年的文武界线——以出身文官家庭及文士背景的武将为例》（载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编：《宋学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43页）。以上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职位与才质差异的层面讨论文武关系与武人群体。在宋代文武关系与武人地位的大节上，笔者与诸位先生并无异议，只是希望通过对武选官制度的实证分析，细节揭示北宋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的实际存在。

〔93〕　《长编》卷二八，第637页。

〔94〕　《长编》卷三五，第774—775页。

〔95〕　《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钱昱》，第13915—13916页。

〔96〕　《长编》卷九九，第2305页。

〔97〕　《长编》卷一〇九，第2535页；卷一四二，第3398页；《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二。

〔98〕　《长编》卷一〇四，第2403页；《宋史》卷二八二《李维传》，第9542页。

〔99〕　《长编》卷一〇〇，第2321页。

〔100〕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七。

〔101〕　《长编》卷一〇〇，第245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八。

〔102〕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八。

〔103〕　《长编》卷一〇七，第2499页。

〔104〕　《长编》卷一〇五，第2440页。

〔105〕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九。

〔10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七《让观察使三表》，宋刻本。又见《全宋文》卷三六九，第9册第439—443页。

〔107〕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3页。

〔108〕　《长编》卷一六〇，正月壬午，第3859页；卷一六六，三月甲午，第3991页。《宋史》卷三〇〇《杨畋传》，第9964页。

〔10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七，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十二日兵部侍郎赵汝述言。

〔110〕　《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第11406页。

〔111〕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两朝国史志》，第1327页。

〔112〕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61页。

〔113〕　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二《兵权》：“天下有二权，兵权宜分不宜专，政权宜专不宜分。政权分则事无统，兵权专则事必变。此善计天下者所宜审处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358页。

〔114〕　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文史》，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相关条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徐光烈：《阶官》，邓广铭、程应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57—160页。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の武阶》，东京：同朋舍，1985年。

〔115〕　这篇论文初作于50年代，1983年12月首次发表，名为《唐代的内诸司使》，说明见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至7辑合刊），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1987年收入中华书局为唐先生出版的论文集《山居存稿》，更名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

〔11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上　编
从内职到武选官：第三种官僚的诞生

引　言

宋徽宗说本朝“武选官称，循沿末世”，〔1〕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武选官与五代诸使、“使臣”的关系，绝不仅是名称上的因循。武选官根本就是从五代“末世”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官僚。作为皇帝内职、“陛下家臣”，诸使与“使臣”（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内职，取其狭义）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是他们与皇帝之间历史与现实的亲密关系，此外别无依傍。这种“结构性孤立”，使内职官僚群获得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从而成为伸张皇权的有力臂助，频繁担任各种差遣，参与统兵。内职外任差遣，特别是统兵差遣的职位化和系统化，使得内职官僚对本职工作的离违成为制度。内职头衔逐渐符号化、品位化了。而皇帝也有意扩大内职符号的发授范围。最终，内职走出内廷，从“陛下家臣”变成了宋帝国一支特殊的官僚队伍——武选官，诸使与“使臣”成了他们的品位符号，而统兵则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差遣。内职之间原有的职位等级被改造利用，成为武选官阶。内职符号的阶官化、内职外任差遣的固定职位化以及武选官阶迁转次序的形成，是并不同步的多个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内职到武选官的演变过程，其中不乏有意的制度改作，但更多的是为了因应形势而出现的种种小大不一的调整变化的累积。历史上并不存在“武选官成立庆典”，本书姑且将内职向武选官演变基本结束的时间定在真宗朝。

第一章　新官原从“末世”生

武选官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内职属性”，因此，想要了解武选官的特殊性，就必须弄清诸使与“使臣”的职任特点。

第一节　“诸使”

唐人使用“诸使”作为官职的类称，含义可以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诸使”指唐代后期在法令所规定的职事官体系之外的诸多新设职位，也就是所谓“唐代的使职差遣”。〔2〕据宁志新先生的统计，唐朝的使职“几乎遍及国家各个职能部门”，“总数当在350个左右”。〔3〕使职与原有的职事官一起，构成新旧杂糅、错综复杂的职位系统，唐人称之为“诸使与诸司、州府”。〔4〕“诸司、州府”概指旧的内、外职事官，“诸使”概指新设使职。狭义的“诸使”特指新设职位中的中央事务机构，宋人对狭义“诸使”与寺监等原有中央事务机构的关系有着明确认识：“唐制，百官职皆九寺三监分典。开元中，始置诸使，其后渐增，由是寺监之（物）［务］，多归诸使。朝廷每有制诏，则云‘诸司诸使’以该之。”〔5〕下文之“诸使”，如非特别指明，均用狭义概念。诸使本来都是因事设官的使职，有使则有司，使为司之正官，副使为司之副贰。〔6〕“诸使”既可指以“某某使”为长官的机构群，亦可指带有此类使额的官僚群。〔7〕

唐代是诸使的发生期，是诸使机构通过对“寺监之务”的侵夺、整合得以建立的时期，也是诸使——特别是由宦官担任的“内诸司使”——作为一个官僚群体初登历史舞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诸使机构群的职权范围基本确立，五代及宋初，虽然具体机构不断有调整乃至置废，但诸使机构群作为中央事务机构的总体形象从未改变。唐人之所以将“诸使”视为一个官职类别，主要是从职掌性质出发。若论人员构成，则唐代“诸使”尚有士人与宦官之别，既有士人使职，也有宦官使职。宦官所任之“诸使”即所谓“内诸司使”，而其中地位最高、与晚唐政局关系最切者是大名鼎鼎的枢密使。主要由士人担任的“诸使”包括闲厩使、宫苑使等等。五代后梁，一方面，士人取代宦官全面接掌“诸使”，打破了“诸使”间由于任职者身份差异造成的壁垒，另一方面，部分“诸司”机构采取了诸使的设官方式，诸使机构群扩大，作为中央事务机构群的同一性也更加突出。

诸使服务于皇帝和宫廷，属于内廷机构，照理与外廷朝政应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照临之下，内廷与外朝间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僵硬固定、一成不变的，在很多时候，内与外的差别往往只是程度问题。根据诸使职掌性质的内廷化程度，可以将其分为三部：一是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二是不单纯服务内廷、职掌包含国家行政事务的机构，三是处内外之间、沟通皇帝与百官的通进宾赞机构。这种职掌性质上的内、外差别，未来将影响宋代武选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的作用与地位。本节的重点是释名，展示各使职的职掌特点，并试图从整体上呈现诸使机构与使额在唐、五代、宋初三个阶段的生灭、增减。

一　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

（1）饮食服务及食料供应：唐设尚食使、御食（厨）使、牛羊使、酒坊使；五代增设翰林茶酒使、法酒库使、供备库使

皇帝和宫廷的饮食以及朝会宴享，在唐代前期，是殿中省六尚局之一的尚食局的职责。尚食局的长官是尚食奉御，掌“供天子之常膳，随四时之禁，适五味之宜”，“凡元正冬至大朝会飨百官，与光禄视其品秩，分其等差而供焉。其赐王公已下及外方宾客，亦如之”。〔8〕

唐代晚期，在尚食奉御之上，出现了由宦官担任的尚食使，监临原有的尚食局机构，成为宫廷饮食服务的实际最高长官。文宗开成二年（837）三月丙寅，因彗星出现，“敕尚食使，自今每一日御食料分为十日”。〔9〕昭宗光化二年（899）《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记载所修内侍省诸司名目，有尚食使。〔10〕五代后唐、后晋、后蜀均有尚食使。〔11〕

与尚食使职掌相近而又长期并存的，还有御食（厨）使。御食使的出现，至晚在懿宗咸通七年（866）以前。〔12〕而天祐元年（904）停罢宦官内诸司使，所留九使之中，又有御厨使。〔13〕御厨、御食应当是一使异名，御厨可能是后起但更通用的名称。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改御食使为司膳使，〔14〕后唐复称御厨使。〔15〕尚食与御食使在唐代后期曾经长期共存，后梁改御食使为司膳使之后，也是以尚食使与司膳使并列为两个使职。〔16〕究其原因，尚食使是以宦官监临尚食局，所掌不止“天子之常膳”，机构庞大，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尚食局下属的主膳尚有840人。〔17〕因此，为安全和便于控制起见，有必要将尚食局的核心职掌——皇帝常膳分割出来，另设机构，由宦官掌管，这就是御食（厨）使。

但御食（厨）使出现之后，却逐渐侵夺尚食局事权，并最终把尚食使也一并架空了。后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四月丁丑，因修永福殿役夫“有就瓦中啖饭，以柿为匕者”，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遭到停职处分，〔18〕可见当时的宫中膳食由御厨使掌管。宋人将本朝御厨使的来历追溯到殿中省的尚食局，说殿中省六尚之局“名别而事存”，“尚食归御厨”，〔19〕也可以为证。

牛羊使掌牧养牛羊杂畜，以供宫廷及京城诸司消费，太和九年（835）以前就已经出现，〔20〕其辖下有牧地在京畿。〔21〕唐末曾经“废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进，所有进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22〕五代复置，后周时，祭祀所用“羊并肉等”由牛羊司供应，“犊子”则由开封府收买。〔23〕

酒坊使掌酿酒，唐代宗（763—779）、德宗（780—805）时期已经出现。〔24〕成书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的《翰林志》载：翰林“凡初迁者……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尚食供馔，酒坊使供美酒，是为敕设”。

至五代，宫廷饮食服务领域又出现了3个新的使职：翰林茶酒使、法酒库使和供备库使。

翰林茶酒使，掌管翰林茶酒司，专以茶、酒供奉乘舆，为宫廷提供饮料服务，其下有翰林茶酒，是皇帝身边专司茶酒供奉的人员。翰林茶酒、翰林茶酒使均始见于五代。开运三年（946），后晋少帝在契丹的胁迫下北迁，随行人员有“御厨七人、茶酒三人”。〔25〕御厨管膳食，茶酒司饮料。逃难之时，尚且相随，足见茶酒已经和膳食一样，成了宫廷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汉隐帝（948—950）的亲信当中，就有翰林茶酒使郭允明。〔26〕

唐后期的翰林院中应该已经出现了专门以茶酒供奉的人员。茶与酒分指两类服务，一是茶道供奉，包括碾茶、煎茶、分茶；一是司酒，包括压酒、温酒、斟酒。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27〕翰林供奉不是朝廷命官，无定员、无品秩，君主可以随个人好恶调整其名目和人数。玄宗开元而后，饮茶之风北渐，德宗（780—805）时，陆羽著《茶经》，“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28〕经陆羽提倡而流行的煎茶法对器具、水质、汤候、汤花都非常讲究，非专习其艺者难以捉摸把握；而宫中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宴会，也需要茶道表演来附庸风雅，在翰林院设置茶道供奉顺理成章。如果说茶道供奉的出现是新风气所催生的新职位，那么酒供奉转入翰林院则是对旧机构中传统事务的新安排。唐前期专掌酒事的部门是光禄寺的良酝署，“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良酝署属下有“奉觯一百二十人”，〔29〕觯是酒具，奉觯的职责应当是提供司酒服务。唐后期，光禄寺的职责逐渐收缩到祭祀等特殊场合，司酒职掌转入翰林院，与茶道供奉整合，为后来形成翰林茶酒司这样一个新的、专以饮料服务宫廷的新机构打下了基础。

作为唐朝皇帝“燕居之所”、结构松散开放的翰林院生发出许多机构，包括以起草诏书为职的翰林学士院、翰林医官院和翰林茶酒司。“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沈括认为“盖相承缺文”。究其原因，很有可能翰林茶酒司是其他派生机构壮大分离之后、翰林院剩下来的、又比较重要的职掌。〔30〕

在食料供应方面，五代还新设了法酒库和供备库两使。后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曲，因立法酒库”。〔31〕供备库所掌管的是包括“米面饴蜜枣豆”〔32〕在内的比较耐储藏的食料。后周已有供备库，李谦溥在显德元年（954）即任供备库副使。〔33〕

（2）宫廷医药供奉：翰林医官使

翰林医官院是晚唐翰林院中的宫廷医药供奉机构。唐代的宫中医药本属殿中省六尚局之一的尚药局，长官为尚药奉御，其下有侍御医，“掌诊候调和”。〔34〕东宫有药藏局，设药藏郎，“掌和剂医药”。〔35〕在翰林医官院供奉的医生称为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无品阶、无定员，借助尚药局和东宫药藏局的职事官来标志身份。德宗时，尚药局、药藏局的部分职事官甚至成了翰林医官的禁脔，“所司不得注拟”。〔36〕宫中的医疗保健机构从殿中省尚药局转到翰林院，仅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即是不难理解的事：殿中省在皇城北部，〔37〕翰林院在禁中，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唐翰林医官院设有“监医官院使”，由宦官担任，武宗时已有，〔38〕亦可省称医官使，〔39〕系以宦官监临翰林医官，重点是“监”。五代及宋的翰林医官使则是翰林医官之长，“居太医首”，〔40〕本身也是医官。举一个后来的例子：神宗时，“诏翰林医官使朱有章治知枢密院事冯京疾有劳，可特与一子翰林医学”，〔41〕朱有章不仅自己是医生，还是以医学世其家的。

（3）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营幕使（五代改名仪銮使）

宋朝有仪鸾司，掌管朝会宴享等大型活动的供仗陈设。宋人将其前身追溯到唐代的营幕使。〔42〕营幕使初见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其《亲谒太庙锡赐宗支庶官制》称：“礼仪、置顿、营幕使各赐物一百段，副使八十段，判官及修定仪注官各减三分之二。”〔43〕此营幕使与礼仪使、置顿使都属于为皇帝亲谒太庙临时设置的官职，非固定设官，恐怕不能看作是仪銮使的直接前身。唐前期“掌铺设帐幕、毡褥、床荐、几席之事”的，是卫尉寺的守宫署。〔44〕代宗广德元年（763），供仗陈设之事仍然是卫尉寺的职掌。〔45〕穆宗兴元元年（784）敕，翰林“凡初迁者……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46〕可能其时营幕使已成为常设官职。

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改同和院使为仪銮使”，〔47〕仪銮使之名始于此。但有关同和院职掌与同和院使活动的记载，均检寻未得，从营幕使到仪鸾使的演变过程，还有待考订。

（4）皇帝服饰供奉：五代设衣库使

后周有内衣库使，〔48〕宋朝的内衣库在天宁门内，〔49〕“掌驾头、服御、伞、扇之名物。凡御殿、大礼前一日，请乘舆衮冕、镇圭、袍服于禁中，以待进御，事已，复还内库”。〔50〕内衣库直接为皇帝提供服装、配饰及相关仪物。这项工作本来是唐代殿中省尚衣局的职责，〔51〕五代转由诸使承担。

（5）奢侈品制造：唐设文思使、内中尚使、染院使，五代增设毡毯使，宋初增设绫锦院使

文思使是文思院的长官；文思院掌“工巧之事”，唐懿宗咸通（860—874）年间已经出现。〔52〕按唐前期制度，负责为皇家制作精美器玩的，本来是少府监的中尚署。“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岁时乘舆器玩，中宫服饰，雕文错彩珍丽之制皆供焉。”〔53〕唐玄宗“开元已来”，又“别置中尚使，以检校进奉杂作”，中尚使又称内中尚使，“多以少府监及诸司高品为之”。〔54〕少府监充任内中尚使，是以寺监长官主抓本寺监最核心的部门，目的是表达重视、加强管理。〔55〕文思使与中尚使之间是否存在“后来居上、取而代之”的替代关系，尚有待考证。

后梁开平元年（907），曾改文思院为乾文院；三年，又复旧称。〔56〕宋初应当是有文思院的。乾德二年（964）十一月甲申，“文思使常岑决杖黥面，配沙门岛，副使宋延思决杖，配隶陈州，坐监主自盗，为部曲所告也”。〔57〕文思使与副使为同案犯，说明他们是在同一机构服务，这个机构应当就是文思院。李焘在《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末载“是岁，初置文思院”，〔58〕说法可能有误。

染院使，职掌如名称所示，负责纺织品的染整。唐敬宗时已有，属于宦官内诸司使。〔59〕

毡毯使是五代新增使职，但其下属单位毡坊和毯坊唐代就已经存在了。毡、毯为动物毛织品，是重要的军用物资，也是朝会宴享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张设物。唐朝有毡坊、毯坊，负责毡、毯制造，分别设使，比如宦官刘渶浰于太和八年（835）五月，领毡坊使。〔60〕五代将毡、毯坊二使“合为一使”，称为毡毯使，比如大将侯益的儿子侯仁矩于“开运（944—946）初，入为毡毯使”。〔61〕

绫锦院使掌织造绫锦，是北宋新增使职。“乾德四年（966），以平蜀所得锦工二百人置内绫（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分东西二院；端拱元年（988），合为一。”〔62〕

（6）皇家园林等不动产的管理运营：唐设园苑使（后改称内园使）、栽接使、洛苑使、庄宅使

园苑使据载为武则天所置，后改称内园使，负责皇家园林的管理。〔63〕按唐前期制度，这本来是司农寺的职权范围。司农寺下属机构有京、都苑总监和上林署。苑总监之下又有禁苑的东、西、南、北四面监，以及东、西内苑和芙蓉苑的苑监，总称苑面监。京、都苑总监分别掌管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禁苑内的宫馆、园池、禽鱼、果木及出入门禁。各苑面监负责具体维护所属苑、面范围内的园林建筑、植被和动物。上林署负责管理皇家的菜园、果园，冬季藏冰，为首都的宫廷和官府提供“菜篮子”的供应。〔64〕“垂拱后”，宗晋卿深得武后信任，“宫苑、闲厩、内外众作无不总，开中岳、造明堂、铸九鼎，有力焉”。〔65〕宗晋卿的职事官衔是司农卿，〔66〕史料中没有提到他带园苑使衔。但他以司农寺长官总理京都诸宫苑、闲厩、内外众作的做法，与少府监充内中尚使如出一辙。

现存史料中的园苑使始见于玄宗朝。天宝十一载《王自尽诏》载其最后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殿中监、闲厩使、陇右群牧监使及天下户口色役、和市和籴、坊作、园苑、长春宫、栽接并京畿及关内采访等［使］”，〔67〕其中有园苑使。王前后所兼累积达二十余使，按《旧唐书》卷一〇五《王传》所载，王于天宝八载“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不久，又加“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68〕并未提到“园苑使”名目。园苑使极有可能是苑内营田和都知总监两项职事的总称。“苑内营田”顾名思义，所掌是苑中的农业生产。“都知总监”当是在苑总监上又加一层领导。

园苑使之外，与园苑有关的使职还有“栽接使”和“总监使”。栽接使，在王的职衔中已经出现过。“栽接”之意，专指花木的栽种嫁接，唐代有专事栽接的工匠，〔69〕栽接使或即管理栽接之人、负责果木栽培的使职。〔70〕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不久，宦官李辅国“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使”，〔71〕则是以总监使领导苑总监。

园苑使“改曰内园”，发生在代宗、德宗时期。按照使职兴替的惯例，此前很可能别有一内园使，或即掌大明宫中之东内苑者，由宦官担任，此时职能扩张，由内以及外，取代园苑使。其职掌包括苑内营田，〔72〕机构规模颇大，穆宗长庆三年（823），“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73〕文宗开成五年（840），全面废止苑总监机构，设立由宦官担任的总监使。〔74〕禁苑的管理从此完全由南衙转入北司，由内园、总监、栽接三使负责。禁苑范围之内，实用价值最高的职掌，当属宫廷菜篮子的管理维护，因此，有以内园使兼任栽接使者，〔75〕并逐渐形成内园栽接使，简称内园使。天祐元年（904），朱全忠杀宦官，将内诸司使额压缩到宣徽等九使，“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76〕内园使可废，而皇室的蔬菜、水果、冰块不能不继续供应，所以委诸河南府。

洛苑使，唐代已有，〔77〕顾名思义，当掌洛阳宫苑，详情待考。

庄宅使的管辖范围，“以庄宅为主，并及碾硙、店铺、车坊、园林等一切种类的官有不动产”。〔78〕庄宅司所管的产业遍布两京和其他州府，“职伙吏繁，禁省之中，号为难理”。〔79〕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因内庄宅使上言，将诸州没官土地“分给所在充军储”。〔80〕穆宗即位，又下令“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81〕庄宅司的财产进一步收缩到两京地区。

宫苑、庄宅、内园诸司所管，皆属皇家私有不动产，在唐代晚期及五代中央权力不伸、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管道不畅的情况下，其收益对于维持宫廷生活至关重要。唐末停罢内诸司使，只留九使，尚有庄宅使。〔82〕

后梁建立后，又恢复了内园栽接使和宫苑使。〔83〕诸使除掌握不动产以营利以外，还影占纳税人户，后周广顺二年（952）诏：“西京庄宅司、内侍省、宫苑司、内园等四司所管诸巡系税户二千五百并还府县。其广德、升平二宫并停废。应行从诸庄园林、亭殿、房舍、什物课利，宜令逐司依旧收管。”〔84〕庄宅、宫苑、内园诸司的职权范围有所收缩。

（7）宫殿的门禁保卫：唐设宫苑使、皇城使

昭宗天复三年（903），朱温统兵入长安诛杀宦官之后，“奏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步骑万人加上宫苑、皇城、金吾街仗三使，朱温便稳稳地控制了长安、控制了皇帝，可以放心地打马东归汴州老巢。〔85〕宫苑使、皇城使与金吾街仗使正是晚唐长安最重要的安保机构。

宫苑使初设于玄宗时，掌大明宫及禁苑门禁。天宝十载（751），又规定“白兽、日华、叡武、南辟仗等门，宜令宫苑通管捉”，〔86〕将宫城的白兽门、日华门，〔87〕兴庆宫的叡武门〔88〕归入宫苑使职权范围。宫苑使通掌长安诸宫、苑门禁，〔89〕地位尊重，多以三品散官、职事官兼任，德宗时宗室李齐连、宪宗时的宗室名臣李晟之子李愬、穆宗时郭子仪的两个孙子、僖宗时李晟之孙李琢都曾任宫苑使。〔90〕肃宗时的宦官李辅国也曾担任这一使职。

宫苑使与禁苑关系密切，我曾因此把它归入负责皇家园林管理运营的诸使一类。〔91〕细思之下，唐代宫苑使职责的重心是保卫而非经营管理，这种归类并不恰当。宫苑使地位之尊崇与长安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当首都迁离长安之后，这一使职控制宫殿门禁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后周广顺二年（952）有诏西京宫苑司“所管诸巡系税户”“并还府县”，〔92〕可能此前宫苑使职能的重心已经从门禁保卫转向了宫苑的管理经营。

皇城使源于唐代后期的皇城留守，〔93〕由士人而非宦官担任。玄宗时有“大唐故大内皇城判官、右卫率、大明长史弘农郡杨公”，其职，“我皇幸东京，留后皆委，兼判大内”。〔94〕“留后”盖与“节度留后”之“留后”相类，皆“留守、殿后”之意。此“大内皇城判官”与后来之皇城留守的职掌应当基本相同，惟“杨公”品阶较低（右卫率，正四品上阶武职事官），〔95〕故以判官为名。“我皇幸东京，留后皆委，兼判大内”，正与胡三省所谓“车驾行幸，则京城置留守”〔96〕之意相合。然大历十四（770）年六月，德宗并无离京记载，而有大内皇城留守张景所，〔97〕当属常设职位。此史料所见较早之皇城留守。

大内皇城留守的职责是管理门禁、维护治安。其职衔中有两个地域范围，一是“百僚廨署列乎其间”〔98〕的皇城；一是大内，即宫城。〔99〕皇城留守——皇城使应当是统有军队的。敬宗在位期间（825—827）的两道赦文和文宗的一道赦文中都提到了皇城司所辖的军队。〔100〕

皇城使起初应当是皇城留守的习称。〔101〕直到乾符二年（875），正式官文书所使用的仍然是皇城留守之名。〔102〕昭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杀皇城使王建勋，代之以亲信胡规，〔103〕此皇城使当确定无疑为正式职名。此王建勋当为宦官。〔104〕宦官取代士人担任皇城使，可见唐代灭亡之前皇城的治安已经落入宦官掌握。而朱温代之以亲信士人，又把治安权抓到自己手中。

（8）皇族的监管：唐设六宅使

六宅使掌监视皇子。隋至唐前期，王府与王宅合一，规模逐渐缩小，分布逐渐向长安东北集中。开元十三年十六宅设立，诸王集中、管制居住。〔105〕六宅盖十六宅的省称。十王宅之设，“以中人押之”，唐长孺先生以为“当即十王宅使”。〔106〕后梁、后晋、后周皆有六宅使之名，〔107〕“宋朝因之”，〔108〕但都属于无实际职掌的诸使之一。

（9）宫中庶务总管：宣徽使、武德使

内诸司使之一的宣徽使，代宗（762—779）时已经出现，所掌“皆琐细之事”。〔109〕大概当时尚不足以独立设使的宫廷内务，多由宣徽使监管，其下有宣徽鹰鹞使、宣徽小马坊使、宣徽含光使，毬工、音声人，宣徽酒坊，“宣徽库家”等，〔110〕贴身为皇帝提供田猎、娱乐、饮酒等服务，并为皇帝掌管着“私房”的金银器皿、钱财布帛。

晚唐宣徽院有宣徽供奉官，为宦官加衔，并无具体职任，然得“出入肘腋，日侍天颜”，〔111〕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112〕资深宦官出任监军使之后，地位已高，还朝理应处以相应高位，比如枢密使等，然而高位数量有限，多数资深宦官不得不担任相对普通的使职，故特设此无名额限制之宣徽供奉官加衔，以示荣宠。作为宣徽供奉官名义上的长官及宫廷内务总管，宣徽使在内诸司使中的序位仅次于枢密使。进入五代之后，宣徽使开始出现“位尊而事简”的发展趋势。〔113〕

宋太宗开始将“使臣”的管理从宣徽使名下剥离出来，设置专官点检三班公事、考校使臣功过，“供奉、殿直则别立三班”，“宣徽一司全同散地”。〔114〕

武德使作为宦官使职，“至迟在中宗神龙中或玄宗开元初就已经设置了”，唐末曾经废罢，五代后唐起复置，后晋、后汉、后周皆然。〔115〕武德使之成为宫中庶务总管，很可能与宣徽使地位的悬高有关。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武德司曾“奉宣索《云韶乐县图》二轴进之”。〔116〕后唐长兴元年（931），“岁尝旱，已而雪”，明宗“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117〕天成四年（929）四月，“武德使上言重修嘉庆殿，请丹漆金碧以莹之”。〔118〕长兴三年（933）正月，“武德使奏内宿殿直张继荣等三人俱失银带”。〔119〕后周显德四年（957），世宗因宫中役夫饮食粗恶，罢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及武德副使卢继升。〔120〕索要图轴、扫雪、粉刷宫殿、物品丢失、役夫饮食，诸如此类的细事，作为宫中庶务总管，武德使都要过问。而“武德杂作”的存在，则表明“武德使还有掌管宫中某些制作事务的职能”。〔121〕当然，像宫廷饮食这样具体的工作，自有其直接责任单位——御厨，武德使所负有的应当是监管责任。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叛，六月乙巳，“延光遣牙将王知新赍表自归，高祖不见，以知新属武德司”，〔122〕那么武德司又是可以用来稽留藩镇使者的。

宋初的武德司有一项突出的职掌——伺察官民，通俗地说就是特务工作。宋初，“勾龙瓒为许州主簿，民因诉田畴，瓒尽公治之，民感其平允，献金爵搔头。后武德司具事闻上”。〔123〕平蜀之后，为防止割据重演，“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124〕因此，宋初多选亲信掌武德司，太祖、太宗的表弟刘知信曾长期掌之，〔125〕其下有“内侍、武德副使窦仁宝”。〔126〕同皇城司相比，武德司地处宫中，〔127〕更便于皇帝控制。太宗的皇位来路不正，因此更加重视和倚仗武德司的特务活动，即位之初，即“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128〕太平兴国六年，遂将武德司与皇城司整合，把皇城司的宿卫功能与武德司主管宫中杂务兼司伺察的功能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皇城司。

二　所掌本非单纯内廷事务诸使

要而言之，内廷机构有两大特征，一是直接向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提供服务，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的附属机构，而非外朝宰相的下属。而某些事务是内廷与外朝共有的，比如马政，皇帝和宫廷的交通、仪仗与安全保卫需要马匹，御马养殖与宫廷车马供奉在内廷机构占有重要地位；军队的骑兵同样也需要马匹，外朝的国马饲养机构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再如军器，维护宫廷安全需要良好的军器保障，维护国家安全也是一样。一般而言，内廷与外朝的同类机构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从唐后期起，“合并同类项”便成为突出现象，内廷与外朝的同类机构发生整合，形成新的诸使机构，由内廷诸使而非外朝臣僚掌管。因此，在诸使机构中，出现了一些不单纯服务内廷、职掌包含国家行政事务的机构。此外，唐代后期宦官势力的膨胀也使得一些原本属于外朝的事务落入内廷掌握，比如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的接待任务。日本学者曾将此类使职称为“中使”，以区别于工作于内廷的“内使”。〔129〕进入五代，诸使官僚群更进一步掌握了国库的管理权。这种现象其实是内廷对传统外朝事务的侵占，换句话说，皇帝借由诸使的手越来越多地直接掌握了一些原本属于外朝的权力。

（1）军器的制造储存：唐设军器使、军器库使、弓箭库使，五代增设作坊使

唐玄宗开元初（713）置军器使，至开元三年，以使为监，〔130〕则军器使是军器监的一时变体。《唐会要》卷六六述军器监设置始末，云：

武德元年（618）置，贞观元年（627）三月十三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131〕天宝六载（747）五月二十八日复置。

据此，无论军器监还是军器使，名异而实同，皆是甲坊、弩坊的领导机构。甲、弩二坊始终存在，变化的只是它们的上层领导机构，或单设军器监／使独立管理，或并入少府监。

开元三年之前的军器使是否由宦官担任不详。肃宗乾元元年（758），“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132〕从此，宦官确定无疑地成了甲、弩二坊的领导者。

军器使所掌是部分兵器——甲、弩的制造，所造军器，“以时纳于武库”。〔133〕东西两京的武库是卫尉卿下属军械仓库，“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134〕所谓“天下之兵仗、器械”即“天下兵器入京师者”。〔135〕“贞元四年（788）二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在）［左］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垣，于是武库遂废，其军式器械，隶于军器使。”〔136〕武库废后，军器使的职能延伸到军械的储存、出纳领域，所管兵器的范围也扩大为“天下兵器入京师者”。此后，兵仗、器械的储藏、保管、出纳成为军器使的最重要责任，军器库成为军器使的工作中心，所以军器使又称军器库使。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甘露之变失败后，“皇城留守郭畋奏以城内诸司所管羽仪法物内枪刀利器等纳入军器使”，〔137〕可为侧证。

“在军器库使之下”，〔138〕又有内弓箭库使，是“宦官显职”，〔139〕天宝末，高力士曾任此职。根据赵雨乐的推断，内弓箭库本来是军器使下属军械仓库之一，“天宝末年，内弓箭库已经从诸库中独立出来，成为专由宦官担任的使职”。〔140〕弓箭库所掌不止于弓箭。宪宗元和十年（815），因宰相武元衡在家门口遭到歹徒刺杀，“敕以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卫，及建福门而退”。至文宗太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失败后，“其所赐两街军器，尽归于弓箭库”。〔141〕此举实则北司对南衙的缴械，弓箭库在内诸司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作坊是宋朝设在首都的武器制造机构，其长官为作坊使。宋人追溯作坊的历史，说“唐有作坊，五代置使，国朝因之”，〔142〕据此，作坊使设于五代。

这里，需要纠正胡三省所犯的一个小小错误。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门告郭淑妃弟敬述阴事。郭敬述的使职，《资治通鉴》正文作“内作坊使”，胡三省注云：“内作坊使，内诸司使之一，掌造内库军器”，显然，他认为内作坊使就是后来掌管军器制造的作坊使。〔143〕其实不然。首先，唐朝设在首城宫中的内作坊的产品不是军器，而是乘舆服御之物，因此，当皇帝要节减“常膳及服御等物”时，才会诏令“诸作坊、造坊并停”。〔144〕其次，《通鉴考异》所引《续宝运录》也提到了郭敬述的使职，却作“内作使”，而非“内作坊使”。〔145〕“内作”和“作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内作”掌营造，是建筑工程单位，〔146〕“作坊”则管制造。如果《续宝运录》所载准确，那么，《资治通鉴》正文中的“内作坊使”的“坊”字就是衍文。最后，唐后期还有一种设在地方、以制造军器为业的作坊，常因“军兴”缺乏武器随宜而设，又因扰民耗资而罢。〔147〕诸州作坊，“只合制造戈兵甲及进献供须”，但也有地方官借以制造“惟务精新”的奢侈品。〔148〕综合起来看，郭敬述的使职恐怕还应当是“内作使”而非“内作坊使”。胡三省以“内作坊使”与“作坊使”为一使的判断疑似有误，而宋人将在京师管理军器制造的作坊使的来源追溯到五代，大致不错。

至迟在五代，京师的作坊已成为军器制造机构，而诸州的作坊则降称“作院”。开运元年（944）十月戊午，晋少帝下“罪己诏”，谈到：“向者造作军器，破用稍多。但取坚刚，不须华楚。今后作坊制器械，不得更用金银装饰。”〔149〕五代的军器工业由京师的作坊与诸道州府的作院共同构成。作院“每月课造军器，逐季搬送京师进纳”。诸州以造兵器为名，“占留系省钱帛”，与中央争利；“于部内广配土产物，征敛数倍”，又“以进贡为名”“私造器甲”，盘剥百姓。广顺二年（952），周太祖“以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属省物用过当，乃令罢之。仍选择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备役使”。所谓“罢之”者，不是罢作院，而是取消诸州长官在罢任或朝觐时“以器械进贡”的旧例。〔150〕经此一变，在京作坊得到诸州优秀作工的充实，生产水准和生产能力必当有所进步。

（2）马政与宫廷车马供奉：唐设闲厩使（宋改称崇仪使）、飞龙使（宋改称骐骥使），五代增设鞍辔库使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置仗内六闲，“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圣历（698—700）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舆辇牛马。自是，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豫”。〔151〕唐前期与车马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太仆寺和殿中省。太仆寺负责国马养殖，马匹数量曾一度达到706000匹，牧监集中在陇右、关内、河东三道。〔152〕同时，太仆寺还与殿中省的尚乘局共同担负宫廷车马供奉的职责。闲厩使整合了太仆寺与殿中省两机构中与宫廷车马供奉有关的职责，“专掌舆辇牛马”，从此太仆寺、殿中省基本不再掌管宫廷车马供奉之事，“宴游供奉，殿中监皆不豫”。

闲厩使的职责是御马供奉，养马以供皇帝及宫廷仪仗、翊卫、田猎所需。田猎是很重要的方面，所以闲厩使又押雕、鹘、鹞、鹰、狗等五坊。诸闲、厩在禁苑中，〔153〕所以宫苑、闲厩二使常联职兼任，称宫苑闲厩使。〔154〕如前所述，宫苑使地位崇重，常以三品散官、职事官兼任，而闲厩使掌握国马之政，手中有马有兵，地位与重要性更在其上。玄宗帮助父亲睿宗复辟之后，曾担任“殿中兼知内外闲厩、检校龙武右军、仍押左右厢万骑”。但“兼知内外闲厩”的权力很快被宋王成器的“闲厩使”取而代之。成器本为长子，又任“闲厩使”，中书令姚崇、侍中宋璟认为这与“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岐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同为威胁玄宗东宫地位的因素，请求睿宗“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155〕可见闲厩使地位的重要性。

垂拱之后二十余年间，“马官乱职”，〔156〕唐的国马养殖业出现滑坡。玄宗为了重振国马养殖，用亲信王毛仲“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157〕又以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张景顺为监牧都副使。至开元十三年，马数恢复到430000匹。玄宗兴奋之余，乃命张说为王毛仲等作陇右监牧颂德碑。〔158〕闲厩使的本职，是宫廷车马供奉。王毛仲以内外闲厩使兼任都监牧使，也并不离开京城，日常工作还是管京城御马的养护，他在国马养殖系统内所负的实际责任，是坐镇京师，遥控马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监牧都副使张景顺。但是无论如何，闲厩使的职责还是从单纯的宫廷车马供奉，扩展到了国马养殖领域，王毛仲的系衔——“内外闲厩使”，“内外”当不止于仗内、仗外，还应包括陇右等京城以外的监牧。王毛仲之后，闲厩使兼任监牧都使成为制度。〔159〕

武则天所置仗内六闲，其一为飞龙厩，“以中官为飞龙使”，〔160〕受闲厩使领导。安史乱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161〕唐朝的国马养殖业从此一蹶不振，“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162〕闲厩使的职责大半偏枯。飞龙使的职权却得以扩张，河东的楼烦监便是“至德后属内飞龙使”。〔163〕唐“中叶以后，闲厩使只是管理旧马牧地，管下并无马匹，京城官马全归飞龙使管理调度”。〔164〕唐后期既丧其主要牧场，马匹来源转而依靠买胡马和括买民间马。〔165〕飞龙使所掌马匹的数量虽然不能与前期的闲厩使所掌相比，但却是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几乎全部马资源。换言之，飞龙使的职责是萎缩了的中央马政。因此，唐代晚期又在宣徽院设宣徽小马坊使，简称小马坊使，专司宫廷车马供奉。〔166〕这个小马坊，很可能就是大明宫东内苑的御马坊。〔167〕

唐末裁减内诸司使，小马坊使与飞龙使都在残存九使之列。后唐长兴元年，“分飞龙院为左右，以小马坊为右飞龙院”。〔168〕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改左右飞龙使为左右天厩使；雍熙三年（986），又改称左右骐骥使。

闲厩使在唐后期已逐渐沦为空名，但继续存在。后梁诸司使有闲厩之名。〔169〕宋太平兴国五年改称崇仪使，领使名者多差遣在外，不理马政。

鞍辔库使又是一个唐代已有机构在五代置使管理的例子，“唐神策军有鞍辔库，五代置使，宋朝因之”。〔170〕宋鞍辔库之职，掌“应奉御马鞍勒，及以鞯辔给赐臣下”，〔171〕五代鞍辔库的职掌应该与此差别不大。

（3）建筑工程的修造：唐有内八作使及内作使，内作使后不存

八作使掌营造，即建筑工程的修造。后唐明宗时已有内八作使。〔172〕“八作曰：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作、砖作、井作”，〔173〕八作按照建筑业内的行当分工划分，八作使统领八作。唐前期负责建筑工程的将作监，“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下属单位有左校、右校、中校、甄官四署。四署按照建筑业内的行当分工划分职掌，左校署“掌供营构梓匠之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中校署“掌供舟车兵仗厩牧杂作器用之事”，甄官署“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从将作监到八作使，首都官营建筑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发生了简化，从“监—署—作”三层转变为“使—作”两层，简化了层级，提高了效率。

在唐代的建筑工程中，还有“内作”与“外作”的区别，“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宫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厩屋宇等，谓之内作。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省、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道桥等，并谓之外作”。〔174〕内作与外作显然是按照政治地理范围划分的，两者在实践中如何体现，是否设有不同的机构加以管理，唐前期的情况并不清楚，后期有“内作使”，可能就是专司“内作”的使职。〔175〕

（4）接待国内诸民族及外国君长、使节：唐设礼宾使

唐玄宗时有礼宾院，天宝十三载（754）定制，“礼宾院自今后宜令鸿胪勾当检校，应缘供拟一物已上，并令鸿胪勾当”，〔176〕则此礼宾院是鸿胪寺的下属机构。代宗永泰（765—766）中，权阉鱼朝恩任判国子监事、兼充鸿胪礼宾使，这是可以确认的最早由宦官担任的鸿胪礼宾使。礼宾院使应当是鸿胪礼宾使的简称。据目前所见史料，在鱼朝恩之后，任鸿胪礼宾使者的有：宪宗元和初的李辅光、敬宗时的刘宏规、文宗时的康约言，最晚的一个是宣宗朝（847—860）的田绍宗。〔177〕

但是，在鱼朝恩之后，由宦官担任的鸿胪礼宾使并未完全取代鸿胪寺卿、少卿，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鸿胪寺又曾恢复对礼宾院的管理权。“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以计简胡客分隶神策两军，其结果“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178〕具体协助李泌整顿鸿胪礼宾事务的，正是鸿胪少卿王锷。〔179〕由此可见，德宗贞元年间鸿胪寺与礼宾院的关系，正与天宝十三载相同，是由鸿胪寺勾当检校礼宾院事务。当然，从总体趋势上看，鸿胪礼宾使最终毕竟夺取了鸿胪寺的大部分职能。随着唐朝走向灭亡，中央政府顾内尚且不暇，根本没有精力过问周边及外国事务；唐对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吸引力、影响力逐渐丧失。鸿胪礼宾使的职能逐渐丧失，趋向闲散。五代时，礼宾使不见于记载。

（5）国库财物的收贮管理：五代设左藏库使，宋设内藏库使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称唐左藏库是“中央总金库”，〔180〕左藏库的国库功能自唐经五代至宋，变化不大。变化较大的是左藏库主管官员的身份，五代开始设立左藏库使，诸使正式接管了国库。

唐前期左藏库的主管机构是太府寺的左藏署，又以御史监库，称“监左藏库使”。〔181〕玄宗利用御史监库制度，置“太府出纳使”，或称“知太府出纳”，任职者带监察御史乃至御史中丞、大夫，然其职责重点已不在监督，而在集中财权、理财兴利。〔182〕太府出纳使兼领左藏、右藏二库，下设出纳判官专知左藏出纳，仍由御史担任。〔183〕太府出纳使、左藏出纳判官，形式上仍然延续了唐前期的御史监库制度，属于南衙使职。文官监理左藏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后晋高祖时，李遐任西京留守判官兼监西京左藏库，遐“少为儒，有节操，历数镇从事，及升朝，累迁尚书库部员外郎”，属于典型的文官，而非诸使。〔184〕

后晋末年，“许王从益据京师，用（王）景崇为宣徽使、监左藏库”，王景崇是以诸使而监左藏库，〔185〕或者此时已有左藏库使，而王景崇资历较深，故以宣徽使监之，不称左藏库使。根据现存史料，后周始见左藏库使之名。显德四年冬十月，“壬戌，左藏库使符令光弃市。时帝再议南征，先期敕令光广造军士袍襦，不即办集，帝怒，命斩之……令光出勋阀之后，历职内庭，以清慎自守，累总繁剧，甚有干廉之誉”，〔186〕是典型的诸使。属于诸使序列的左藏库使的出现，表明国库的管理权已经从文官转移到皇帝的武臣侍从手中。

宋太宗又设立了内藏库使。太平兴国三年（978）十月，分左藏北库置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187〕封桩库、左藏北库构成了内藏库的家底，此后每年的“岁计之余积”〔188〕构成内藏库的常规来源。内藏库的性质与唐代的大盈内库不尽相同。大盈内库所掌“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189〕是人主私房钱，内藏库虽然号称“天子之别藏”，其中财货“不领于有司”，“外庭不得预其事”，〔190〕但其用途却是“以待邦国非常之用”。〔191〕

（6）经营牟利：五代设榷易使，宋设香药库使

五代宋初，还出现了一类新的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诸使类别，它们从国家税收、进贡等渠道获得财物，进行收贮管理，并面向市场、买卖牟利。

香药库使，香药库及香药库使太平兴国二年以前就已经存在，职在收掌香药，“掌出纳外国贡献及市舶香药、宝石之事”。〔192〕“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阇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太平兴国二年，香药库使张逊看到库藏充盈，有利可图，建议“请置榷易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193〕宋朝政府同时下令禁止民间买卖香药、犀角、象牙，全面实行专卖制〔194〕榷易局设立的当年，“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195〕

宋朝诸使当中，还有榷易使。《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曰：“旧有香药榷易院，因置使”，〔196〕将榷易使的设置追溯到太平兴国二年的香药榷易局，其说有误。太平兴国二年设立，以香药专卖为目的的榷易局（署）的主管就是香药库使张逊，到雍熙二年，张逊还因为香药榷易增收而受到加领遥郡刺史的品位提升。〔197〕五代后周已有榷易使，李彦“本以商贾为业，太祖镇邺，置之左右。及即位，历绫锦副使、榷易使”。〔198〕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主藏禁中”的左藏库使田仁朗被宦官诬陷贪污，太祖接受其辩词，“起为榷易使”。〔199〕榷易使所掌机构不见记载，可能就是负责专卖事宜的京师榷货务。〔200〕后周太祖用商人出身的李彦为榷易使，就是要借重他的经营才能。

三　内廷与外朝之间的通进宾赞：唐设枢密使、客省使、门使，五代增设引进使、内客省使，宋初增设四方馆使

以信息通进为职掌的宦官使职，首推枢密使。唐“代宗、德宗时但有宦官掌枢密，无使名，元和始置使”，〔201〕“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202〕其实亦通进之职，因而获得干预政事的机会，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在晚唐“实为北衙之首”。〔203〕枢密使地位上升、渐渐成为皇帝的政事参谋与助手之后，在枢密院内部，接掌其通进职能的是枢密承旨。此外，诸使之中，职司通进但具体分工有所不同的使职还有客省使、判四方馆事和门使。

客省之名在唐代前期已经出现，由宦官担任的客省使则到唐代晚期始见记载。唐前期的客省是专供蕃客入宫觐见皇帝时憩止的地方。〔204〕蕃客在长安的正式宾馆——鸿胪寺典客署下属的鸿胪客馆〔205〕在宫城之外的皇城，〔206〕距离宫中较远；所以当“酋渠首领”入宫朝见皇帝，特别是参加大朝会的时候，需要在宫中稍事休憩，休憩之所即是客省。称“省”而不称“馆”，是因为中国传统习惯以“省”来命名禁署。〔207〕安史乱后，客省的接待对象从“外”宾扩展到“内”、“外”兼收，以“内”为主。同宫外的鸿胪客馆相比，客省在宫中，更便于控制，因此，皇帝和宦官利用它来安顿“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以及“蕃客未报者”，提供食宿、附带监管。〔208〕接待对象的改变，使客省的功能发生变化：一方面对上书言事人以及藩镇使者等进行实际上的软禁，另一方面，则为他们通进表状，是皇帝接触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藩镇向中央派遣进奏官，在客省递进奏状，等待通报，〔209〕又在客省领取皇帝赏赐本镇的物品。〔210〕节日皇帝赏赐在京百官，客省诸道奏事官也在受赏之列。〔211〕

客省院初设于禁中，极可能由宦官管理。王静根据墓志材料揭示，贞元十五年（799）有宦官张明进“奉诏右银台门，监天下进奏事，监守应门，恭勤严肃”。〔212〕文宗太和（827—835）、开成（836—840）间，康约言由鸿胪礼宾使迁内外客省使，〔213〕是现存最早的客省使记载。客省使的职责，除通进之外，还包括蕃客入见时的赞引。〔214〕

五代后梁的客省是中央接触地方人员、信息的重要渠道。诸道进奉物资由客省收取进入，开平元年（907）七月丙寅敕书，加强大内皇城使门禁管理，特别规定，“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讫，勒控鹤官舁抬至内门前，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舁进，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215〕来自诸道的公文报告，从客省与四方馆两个渠道分流，“诸道所有军事申奏，令直至右银台门，委客省使画时引进。寻常公事，依前四方馆收接”，〔216〕客省是军机要事的通进机构。

客省的通进职掌得益于它毗邻右银台门的特殊地理位置，“唐代后期，出入大明宫禁廷的门户当非右银台门莫属”；〔217〕后梁诸道军事申奏的入递路线也是“直至右银台门，委客省使画时引进”。但是，客省与银台终归是两处而非一处，按照晚唐五代诸使机构增长的一般规律，右银台门扼守宫中与外界人员信息交通的门户，地当关津，在此设置专人掌控门禁、管制信息，进而成长壮大为“银台司”，是极有可能的事。后梁末帝时有“客省使、知银台事”，〔218〕就官衔判断，可能当时已有专司通进之银台机构，而以地位较高之客省使兼管。宋初的银台司，隶属于枢密院，“领天下章奏、案牍”等来自地方的文书，〔219〕取代了客省的通进职掌。

唐代有四方馆，在其中供职的是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其职掌有三：一宾赞，“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节”。〔220〕二传宣，传达帝命，〔221〕承旨宣劳。〔222〕三通进，“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223〕

晚唐以降，四方馆的职掌受到诸使的冲击：第一，朝会制度的改变使宾赞职责向门转移。通事舍人实行“赞导”之职的场合是正式朝会，包括常朝以及朔望等大朝会，举行的地点主要是“正衙”宣政殿。〔224〕唐后期至五代，政治中心转向便殿，门使渐渐承担赞引之职，通事舍人在仪式性朝会中的宾赞职能虽然继续保留，〔225〕但实际意义却降低了。第二，所有内职均可代表皇帝出使，传达帝命，大大降低了通事舍人传宣职能的重要性。第三，客省使分割了四方馆的通进职掌，后梁四方馆只负责收接诸道“寻常公事”，“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则由客省“画时引进”。〔226〕

后唐以唐代的正统自居，倡扬“本朝故事”，试图恢复唐前期的常朝、正衙见谢辞等朝会礼仪，四方馆的宾赞职有所恢复。同光二年（924）正月庚申，规定“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文武班三品以上官，可以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以申常礼”，这项规定就是由四方馆提出建议的。〔227〕天成三年（928），中书舍人刘赞主张恢复“通唤”之仪，也是由“中书帖四方馆，令具事例分析申上”，经四方馆建议、获得通过的制度是按照“旧例，节度使新除中谢及罢任赴阙朝见，合得通唤，文班三品已上官、武班二品已上官，新除中谢及使回朝见，亦合得通唤”。〔228〕“通唤”应当是与正衙见谢辞有关的朝仪的一部分，其具体含义则尚待查考。长兴三年（932），又恢复了元日大朝，举人“列在贡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的仪式，“仍缘今岁已晚，贡士未齐，欲具见到人点引，牒送四方馆，至元日，请令通事舍人一员，引伸朝贺，列于贡物之前”。〔229〕后唐所恢复的唐代朝会礼仪故事，至少部分为后代所继承，后周广顺三年（953），重申“应除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副使等”的“正衙辞谢”制度，规定“今后，此色除授，宜令门告报，勒正衙辞谢，如有宣旨放辞谢，门具姓名，分明投御史台、四方馆”。〔230〕总体来看，后唐以后的四方馆在制度上拥有与正衙相关的宾赞职掌，但由于政治中心的内移，业务量是少之又少的，四方馆所掌管的朝仪因为实际意义不大，所以常常被忽略，需要时时振举。

唐代的通事舍人是从六品上阶的文职事官，由士人担任，与宦官内使，有云泥之判。五代之后，一方面，内诸司使转由士人担任，通事舍人也转由皇帝的藩邸旧人、亲近侍从担任，二者间由任职者身份差异造成的壁垒消失，出现了通事舍人在门司供职的情况，后唐有门副使兼任通事舍人者。〔231〕另一方面，由于人员相通、职掌相近，四方馆与客省、门逐渐联成一个互有分工的通进、礼宾机构群。

五代时，应当是为鼓励久任，出现了以其他高品阶职事官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的做法。比如王景崇，后唐时先以司农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馆事，后改鸿胪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馆，又改卫尉卿充引进使。〔232〕这种做法削弱了通事舍人固有品阶的实际意义，拉近了它与诸使的距离。不过，四方馆的设官仍然与诸使有一定差别，其长官称“判四方馆事”，并不以“使”为名。

门使属唐后期宦官内使，掌“赞导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233〕它的出现是唐后期政治中心内移的结果。唐大明宫有宣政殿，为“正衙”殿，殿东西皆有上门，门即侧门。宣政殿后的紫宸殿，是“天子便殿”。〔234〕皇帝常朝，不御正衙而御便殿，群臣须从门进入便殿，谓之“入”。〔235〕唐后期，常朝的地点从正衙移入便殿。五代制度陵夷，“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236〕便殿更成为政治中心。东西上门因而成为大臣朝会出入、信息通进的必由之路。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司空、同平章事于遣人上表，“门以无印引不受”，〔237〕是有关门通进职能的最早记载。

文宗太和八年（834）以前，就已经出现门使。〔238〕而太和四年，舒元舆作《御史台新造中书院记》，却说：“内谒者承旨唤仗入东西门，峨冠曳组者皆趋而进”，〔239〕承担百官朝会赞引职责的，是“掌诸亲命妇朝会”“内宣传”的内侍省内谒者。〔240〕可见其时或尚未有门使，或已有而只承担接收奏状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门使逐渐获得了赞引官员朝见、纠正失仪的权力，所谓“赞文武俾不失威仪，导君臣令无所壅隔”，〔241〕而内谒者监则成了门使借以标志品秩的官衔。

五代新出现了两个负责通进宾赞的使额——引进使和内客省使。引进使始设于后梁，〔242〕后唐时始见内客省使名。〔243〕它们与旧有的门使、判四方馆事、客省使、宣徽使、枢密使一道构成了高级诸使的重要迁转序列：自门使而判四方馆事，而引进使，而客省使，而内客省使，而宣徽使，拾级而上，步步高升，最终可达枢密使。这种迁转既是任职者品级的提升，也是职位的升迁，因此，有时会连串成组地发布。比如天福六年八月丁未，“以客省使、将作监丁知浚为内客省使，引进使、鸿胪卿王景崇为客省使，殿中监、判四方馆事刘政恩为引进使”。〔244〕

引进使掌朝会引班，不宣赞。后晋高祖天福七年（942）五月，因暑热难当，中书门下奏请简化朝会仪制，其中提到引进使：“诸道进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进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进奉’。”〔245〕内客省使的职责大概与客省使相同，只不过任职者的资历地位比客省使要高。

这两个使额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皇帝的通讯员和礼宾官级别不能太低，为了加强通进宾赞力量，只有增设使额；另一方面，增设使额还可以增加迁转梯级，比客省使高的诸使只有宣徽使和枢密使，而宣徽、枢密地位崇重，不便轻除，因此，极有可能为增加高级内职的迁转层次而特置内客省使名。

从使额名称上看，“判四方馆事”始终像一个“异类”。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设置四方馆使，〔246〕以为四方馆之长——使额中的“异类”消失了，使额看上去更为整齐美观。

四　诸使机构群的发展轨迹

自晚唐以至于宋初，诸使机构群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增长。除士人使职外，唐末宦官内诸司使盖有“二十四内司”；〔247〕“唐昭宗天复三年诛宦官，以士人为内诸司使，时所存者九使而已”；后梁增至26使；〔248〕宋人所称“诸使”共计45位，“国朝定内客省使至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宫苑使以上二十名谓之西班”。〔249〕横班包括内客省、客省、引进、四方馆、东上门、西上门诸使。皇城、翰林、尚食、御厨、军器库、仪銮、弓箭库、衣库、东西绫锦院、东西八作、牛羊、香药库、榷易、毡毯、鞍辔库、酒坊、法酒库、翰林医官等二十使称为东班。宫苑、左右骐骥院、内藏库、左藏库、东西作坊、庄宅、六宅、文思、内园、洛苑、如京、崇仪、西京左藏库、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院、供备库等二十使为西班。

晚唐诸使主要产生于治事的需要。催生诸使的动力之一是集中事权、提高办事效率。宫廷饮食服务、食料供应、医药保健、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奢侈品制造、皇家园林等不动产的管理等，是纯粹服务性质的宫廷“杂务”，与朝政基本无关，但在唐前期的中央机构设置中，却分属殿中省与诸寺、监，机构重叠，事权分散。尚食、御厨、牛羊、酒坊、翰林医官、营幕、园苑、庄宅诸使的出现，将原本分属省、寺、监的同类职能抽离、重组，建立职能相对单纯的内廷服务机构，从而便于更加及时、高效地满足宫廷生活的需要。催生诸使的动力之二是政治环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需要。玄宗在平韦后的过程中利用了禁苑与大明宫的特殊地理关系，即位之后随即设立专司大明宫、禁苑门禁的宫苑使。六宅使与皇子的集中居住密不可分。皇城使的出现体现了加强宫禁安全的需要。唐代中后期，皇帝的听政地点逐渐向内廷转移，对外朝信息的控制与需求增强，枢密、门、客省等使应运而生，成为皇帝接触外廷臣僚与信息的关津。

及至五代，诸使官僚群自身的迁转需要成为使额增长的新动力。五代新增诸使13位，其中，因事而设的11使之外，又有内客省使、引进使。内客省使职掌与原有客省使基本相同，而地位在客省使之上，枢密、宣徽使之下；引进使地位在判四方馆事与客省使之间，都是为安置资深诸使而增设的迁转梯级，但自身仍属职位性质。宋初新置西京左藏库使、西京作坊使，〔250〕同样属于为增加诸使迁转梯级而特设之阶级，可能并无具体职掌。比如，郭守文于开宝九年（976）“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251〕所谓“如故”者，指继续担任翰林副使，郭守文自开宝四年就任翰林副使，至此五年，按劳绩理当有所升迁，而翰林司职位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故“改西京作坊使”以提高其地位待遇，同时“翰林职司如故”。同样是为了满足诸使官僚群的迁转需要，许多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被保留下来，比如六宅使。后唐庄宗即位，“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252〕其后又陆续恢复。这些有名无实的使额，自身已经开始阶官化了。

宋初诸使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动向是开始关注制度的美观与整齐，改“判四方馆事”为“四方馆使”，是一个显例。以赞导通进为职的四方馆机构，唐前期已经存在，供职其中者为通事舍人。晚唐五代至宋初，一方面，通事舍人的职掌日益受到客省使、门使等新设使职的冲击，另一方面，四方馆与客省、门逐渐磨合成为一个互有分工的通进、礼宾机构群，出现了通事舍人在门司供职的情况。然而四方馆的长官一直以“判四方馆事”为名，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设置四方馆使，使得四方馆的长官在名称上与其他诸使机构看齐，诸使机构群的设置变得更为整齐划一。另一个足证宋初诸使整齐化倾向的例子，是横班、东班、西班的划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二〇“诸使杂录”载：“国朝定内客省使至门使［谓］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谓之东班，宫苑使以上二十名谓之西班”，〔253〕“定”在这里是一个关键动词，它表明横班、东班、西班的划分是有意为之的制度整理行为。所“定”45使之中，枢密使与宣徽使缺席——前者已经转变为外朝军政首脑，后者也因地位较高不再由武人独擅。诸使与枢密使之间开始渐行渐远，武选官通向政府高层行政职位的道路到北宋中期以后基本淤塞，是晚唐—北宋诸使演变的另一结果，这一结果对武选官群体政治地位的影响，且待本书《余论》分解。

北宋真宗朝以后，诸使机构群继续增长与调整，而使额不复增加。一方面，已有诸使使额基本皆可用为官阶，诸使阶官化大势已定；另一方面，新设中央事务机构的长官不再以“某某使”为名，从而在形式上与原有“诸使”机构有所不同，但其事务仍多由武选官掌管，成为武选官职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机构或可称为“诸使类机构”。横班、东班、西班诸使均发生了阶官化，但最终进入武选官阶序列只有横班、西班与东班中的皇城使。

为方便观察诸使的发展，特制表如下：

表2　唐宋诸使一览表

*　带括号者为旧使新名

第二节　“使臣”

“使臣”是武选官阶的最低阶级，由高到低依次为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东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左侍禁、右侍禁、左班殿直、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借职，共计10阶。这10阶“使臣”，又分为“大使臣”与“三班使臣”两部分。东头供奉官以下至三班借职，由三班院掌其选任，故称“三班使臣”或者“小使臣”；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两阶的选任，在熙宁三年（1070）之前由枢密院掌管，熙宁三年转归审官西院负责，故称“大使臣”——这是狭义的“大使臣”，广义的“大使臣”则包括“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门祗候”，〔254〕即不由三班院管理的常调武选官。10阶之中，有5阶是宋朝的创制：三班借职始设于太宗端拱年间（988—989），初名借职承旨，淳化二年（991）改称三班借职。内殿崇班、左侍禁、右侍禁始设于淳化二年。内殿承制始设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淳化二年，又有“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之举。〔255〕因此，宋朝“国初承旧”、从晚唐五代延续而来的内职名目是如下5阶：东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左班殿直、右班殿直与殿前承旨。〔256〕

“奉朝请，侍廷中，谓之使臣。”〔257〕与诸使不同，“使臣”没有相应的下属机构，其日常工作相对简单，只是充当皇帝仪卫。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之名，或始于唐，或创自五代。

一　供奉官

唐宋供奉官内涵的变化，正所谓“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者。〔258〕供奉官，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官员直接服事、听命于皇帝，所谓“供奉乘舆”，为“陛下侍臣”。唐代前期“供奉官”的概念分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供奉官”兼指中书、门下两省官及御史台官，“供奉官，谓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缺·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259〕狭义的“供奉官”是中书、门下两省官的通称，“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尽名供奉官”。〔260〕狭义的“供奉官”概念，唐代后期以至入宋之后仍然通用。高宗、武则天时期，又有御史、谏官“内供奉”名目，属员外置官，不占正缺，与正员官职事相同，待遇有差。

玄宗朝之后，宦官始可以称“供奉官”，其正式名称为“宣徽供奉官”。宣徽供奉官为加衔，无具体职任，故史料多称“加供奉官”，或以某官“充宣徽供奉官”，以区别于本官、差遣之言“授”言“除”。〔261〕仇士良“八加供奉”，均是以它官兼供奉，元和初，仇士良首加供奉官时的本官为掖庭局宫教博士；至元和十一年（816），仇士良从平卢监军任上征还，则是以内〔常〕侍〔262〕为宣徽供奉官；五年之后，仇已官至右监门卫将军，仍然担任着宣徽供奉官。〔263〕宦官加领供奉官，意味着成为皇帝的亲信，得以“出入肘腋，日侍天颜”。〔264〕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因此，当时权阉皆以“加供奉”为荣，如《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称其“侍娱游，则三领五坊；承顾问，则八加供奉”。《唐故内庄宅使刘公墓志铭》亦云“亲承顾问，莫厚于宣徽；荣耀服章，无加于紫绶”。〔265〕文宗“即位，赐左右军中尉、枢密使、供奉官内官等锦银器有差”，〔266〕供奉官序位紧随“四贵”之后，可见其地位尊重，绝非“宣徽院下之杂务小使”。〔267〕具有宣徽供奉官加衔的宦官经常承担的一项比较具体的差遣，是为皇帝宣传敕命。供奉官衔命而出，拥有道路使用的优先权，甚至遇到宰相驺导，也可以“横绝”而过。〔268〕

在旧有的职事官与新出的内诸司使之外，又增设宣徽供奉官加衔，大幅增加了宦官的迁转梯级。无相应位置可以安置的资深宦官借此得到一定的精神及物质补偿，宦官的调整、调度因而变得相对顺畅。这应该是宣徽供奉官出现的最初原因。与内诸司使不同，宣徽供奉官是象征荣誉的虚衔，可以无限加授。因此，它又被用来安置一些暂时无职可授的宦官，让他们带着宣徽供奉官的衔头，“日侍天颜”，“亲承顾问”，在必要时担任一些临时性差遣。比如，宪宗时，“五坊小使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就是以“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269〕这一类自身没有其他职位的宣徽供奉官，地位自然不如以他官“加供奉”者。而此类宣徽供奉官的增加，必然会降低宣徽供奉官名衔的“含金量”，使有权有势的宦官不再以“加供奉”为荣。

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宣徽供奉官就从标志荣誉的加衔变成了内诸司使之下的一种新设职位。穆宗长庆三年（823）夏四月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胡三省言：“今观穆宗所赐，则宣徽院官员数多矣。”〔270〕会昌四年（844）正月，内侍省所奏“内侍省叙阶长定格”则将供奉官分为“著紫供奉官”、“著绯供奉官”、“著绿供奉官”三等，〔271〕亦可见其人数之伙。这些供奉官应当是专任而非加衔。〔272〕。

五代后梁，供奉官已经成为专有官名，地位在诸使之下，由士人担任，活跃在五代的政治舞台上，经常代表皇帝到地方处理突发事件或出监军旅。比如开平四年（910），后梁太祖“欲兼并镇、定，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督魏军三千人入于深、冀”。〔273〕

二　殿前承旨

这个官名由两部分构成，“殿前”描述地点，“承旨”描述工作性质，承接皇帝的旨意而宣之于下。先说“承旨”。唐代官员考课制度中有“二十七最”，把官员按职能分为二十七类，以不同的标准衡量绩效，“其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274〕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就属于宣纳类官员。宣纳类官员之外，宰相、两省供奉官都有可能“承旨”。这些“承旨”均指行为性质，而非官职名称。晚唐开始出现以“承旨”为名的差遣，比如翰林学士承旨，由“年深德重”的学士担任，因“独承密命”所以得名。〔275〕宦官使职中，亦有各类承旨，比如枢密院承旨，昭宗时，“枢密院承旨六员，必择缜密兢庄、不嚚不扰，不漏禁中语，不徇私结外交，皆以识见端明、文笔敏当膺选”。〔276〕

殿前承旨亦属此类。唐穆宗长庆三年夏四月甲午，“赐宣徽供奉官钱……下至承旨各有差”，〔277〕此承旨排立在宣徽供奉官之后，地位必低于宣徽供奉官，其职掌当与宣徽供奉官类似，供奉殿廷、以备驱使。以统属关系言，大概也可以叫做宣徽院承旨，以服务地点言，则可名殿前承旨。

五代后梁，为避朱温父亲朱诚的讳，“承旨”改称“受旨”，〔278〕同供奉官一样，转由士人担任。后晋发生了一次有趣的正名活动，天福五年（940）四月丙午诏曰：

承旨者，承时君之旨。非近侍重臣，无以禀朕旨，宣予言，是以大朝会宰臣承旨，草制诏学士承旨。若无区别，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为承宣，御史台、三司、阁门、客省所有承旨，并令别定其名。〔279〕

这次正名活动并不成功，这段记载的主要作用反倒是解释了承旨的多层含义。七年之后，后汉伊始，便出现了翰林承旨以外的承旨，〔280〕殿前承旨是否随即恢复，当考。

三　殿直

后晋天福五年四月丙午正承旨之名诏书中，有“殿前承旨宜改为殿直”之语，这句话多多少少搅乱了宋人对于殿直起源的认识。《职官分纪》就认为殿直是殿前承旨的改称，卷四四“左右班殿直”条云：

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晋天福五年诏“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

但是，事实上，殿直的出现要早于后晋，“殿直之官，梁已有之”。〔281〕开平二年（908），即有“诏禁戢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282〕后唐亦有殿直，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后唐清泰元年（935）二月丁酉条载：

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于宋州。

同年四月戊寅条又有王弘贽之子殿直峦，可知殿直的出现肯定早于后晋天福五年。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后晋天福五年的“殿前承旨宜改为殿直”呢？笔者以为，可能的情况是，后晋天福五年改制后的殿直包括了此前的殿前承旨和殿直。殿直，顾名思义，“直于殿廷”，与“殿前承旨”意思相去无几。想来后晋之时，殿前承旨与殿直的人数都不会太多，彼此之间的地位差别亦不甚著，因此可以将现有殿前承旨更名为殿直，与原有的殿直合为一班，或者分为左、右两班。

四　皇帝仪卫

供奉官、殿前承旨和殿直作为诸使之下的低级内职，在五代似乎还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类称，但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群体。

首先，他们的工作性质相同，即在朝会时充当皇帝仪卫。天福七年五月己亥，皇帝垂危，“难于视朝”，借口天气炎蒸，简省百官起居礼仪，规定“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当直及合于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当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点检，常须整齐”。〔283〕此处的“起居”指常起居，每日举行，皇帝接受近臣的朝拜，由此开启一天的公务活动。〔284〕据此反推，正常情况下，供奉官、殿直必须全员参加“起居”，并轮流当直和在殿前排立，充当仪仗。

至宋，“奉朝请、侍廷中”仍然是使臣的职责。太宗朝制度，“垂拱殿起居，则内侍省都知、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门使以下，次三班使臣……如传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医官、待诏等同班入……”〔285〕宋朝“皇帝日御垂拱殿”，垂拱殿起居即常起居。按规定，使臣仍需每日赴垂拱殿起居，充当皇帝的侍臣，供奉殿廷，以备驱使。天圣元年，三班院仍需派出“执银毬仗使臣三十人”，由二十岁以下使臣担任。〔286〕

使臣充当朝会仪卫的规定，到神宗初年才发生改变。使臣演变为武选官阶之后，人数激增、地位下降，“任使不复如往时，而朝请如故，贫者或徒步泥中至禁门，赁公服靴笏而入，富者以钱赂门，不来亦不问，其徒甚以为患”。熙宁四年，乃“罢供奉官至殿直日赴垂拱殿起居，惟朔望及辽使见辞，缀班于紫宸殿下”。〔287〕

其次，这个小群体有着共同的特殊出身，或为“将帅子弟”，或是皇帝霸府地位不高的亲信家臣，或是皇亲国戚。司马光云：“祖宗时，供奉官等皆取将帅子弟为之。”〔288〕宋人甚至这样解释三班使臣的含义：“节度、观察、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内朝起居者。”〔289〕

以“将帅子弟”“奉朝请，侍廷中”的做法，始于五代。后唐庄宗的外孙宋偓，其父于后晋初年战死，“偓以父死事补殿直，迁供奉官”。〔290〕后晋天福中，护国军节度使兼侍中康福之子康延泽“以荫补供奉官”。〔291〕后周太祖郭威在后汉为枢密使，上表为女婿张永德求得“供奉官押班”的位置。〔292〕后周的左右班内殿直，“简军校暨武臣子弟有材勇者立”。〔293〕当然，将帅子弟并非供奉官等的唯一来源。皇帝霸府地位不高的亲信家臣、皇亲国戚也是供奉官的重要来源。〔294〕宋太宗在后周官至“供奉官都知”，〔295〕支持他登上这个位子的，一是其兄赵匡胤的禁军高级将领地位，二是他本人的皇亲身份——其妻符氏的姐姐是周世宗的皇后。〔296〕

最后，这个小群体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随时待命，以备驱使，来应付突发事件，所谓“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进拔”。〔297〕对于皇帝而言，这个小群体是一个人才储备库。比如，后晋开运初，“契丹围大名，少帝幸澶渊”，“欲命使宣慰大名府，时河北契丹骑充斥，遂募军中骁勇士十人从行”，内殿直王彦昇与罗彦环二人备选，完成使命之后，罗彦环“由是补兴顺指挥使”，王彦昇“以功迁护圣指挥使”。〔298〕就殿直、承旨、供奉官的个人前途而言，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奉命出使才是最关键的，否则就只能是“服其勤劳而已”。比如，翟守素后晋“天福初，以荫入仕，补左班殿直，转供奉官”。然而一直未得到皇帝的信任，“自晋至汉，时乱位卑，祗役不暇，故勤虽至而功未立矣”。进入后周，他的好运气终于来了，“洎周高祖以来，奉皇华、将密命，号为称职者，屈指比数，公首与之。世宗初平淮甸，诏公为蕲州兵马监押兼沿江巡检，善修其职，遂改承天军使，自是声绩闻于时矣”。入宋，翟守素又一次抓住了机会，“我太祖神德皇帝乾德中，始议平蜀，用许帅王全斌为主将，且择使臣恭谨者随军任使，而公实从焉。蜀既平，公奉捷书，驰驿骑入奏。太祖嘉之，擢授引进副使”。〔299〕

五代的殿前承旨、殿直、供奉官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从低到高的升迁序列。供奉官的地位一直高于殿前承旨和殿直。前引唐穆宗“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300〕可证供奉官的地位在承旨之上。殿直的地位也低于供奉官，五代后晋，宋偓“以父死事补殿直，迁供奉官”；〔301〕郭守文于后周广顺元年补左班殿直，历周入宋，迁西头供奉官。〔302〕但是，殿直与殿前承旨的相对地位却曾发生变化。后梁开平二年，“诏禁戢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303〕是以承旨居殿直之上。后唐时，王彦昇“初事宦者骠骑大将军孟汉琼，汉琼以其骁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晋天福中，转内殿直”，〔304〕据此，则东班承旨在内殿直之下，这种排位顺序，为宋朝所继承。宋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立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领之”。〔305〕殿前承旨班居于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之下，时人甚至以“贱职”目之。太宗即位之初，以各方镇“豪横奢纵”的“衙内”九十五人“悉补殿前承旨”，史称“以贱职羁縻之”。〔306〕

第二章　从“陛下家臣”到帝国武选官

就本职而言，诸使就好比是皇帝的管家班子，照管皇帝和宫廷的饮食服务、食料供应、医药供奉、朝会宴享的陈设供仗、奢侈品制造，以及皇家园林的管理维护、亭台殿宇的土木工程、宫廷内务管理和安全保卫，充当皇帝与外朝百官之间的传信人与礼宾司。以上种种，都是维持宫廷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服务，而军器的制造储藏、马政、国库管理，不纯是宫廷事务，但在晚唐中央权力坍缩、皇权扩张的历史背景之下，也转归诸使掌握。“使臣”“奉朝请，侍廷中”，〔307〕是皇帝近侍。诸使与“使臣”，“任寄腹心，职居近侍”，〔308〕具有毫无疑问的内廷官性质，属于“内职”，狭义的“内职”即指诸使和“使臣”。“内职”向帝国武选官演变的动力来自“内职”官僚群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关键性的变化则发生在五代。

第一节　朝廷“内职”原是霸府“家臣”

晚唐内职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职掌性质上，就人选而言，则既有士人，也有宦官，宦官使职即所谓“内诸司使”和宣徽供奉官。五代除后唐曾有短期的宦官“复辟”之外，内职基本由士人担任，内职间由于任职者身份造成的壁垒被打破，内职在人选上趋向“同质”，从而整合成为一个独特的官僚群。

皇帝即位以前的“腹心左右”是五代内职官僚群的核心和主体。五代的特点，是藩镇中的“兵强马壮者”〔309〕为天子，“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310〕皇帝换得像走马灯一样快。新皇帝即位，无一例外都要任命自己的使府亲信出任诸使，“藩阀帝王”用“元从心腹”。〔311〕同外朝臣僚相比，内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更为突出，权侵宰相的枢密使、总管内务的宣徽使与掌管信息通道的客省、门使，更是易代之际首先和必须换人的使职。兹举例如下：

后唐庄宗“以中门使郭崇韬、昭义监军使张居翰并为枢密使，以权知幽州军府事李绍宏为宣徽使”。〔312〕郭崇韬初为李克用之弟克脩的“帐下亲信”，“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克脩死后，为李克用“典谒”，“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为中门副使，与孟知祥、李绍宏俱参机要”。“中门之职，参管机要。”中门使孟知祥辞职后，郭崇韬升任中门使，“自是……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甚见亲信”。〔313〕张居翰、李绍宏均是宦官。〔314〕

后唐明宗即位，“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以镇州别驾张延朗为枢密副使，以客将范延光为宣徽使，进奏官冯赟为内客省使”，〔315〕以客将朱弘昭为文思使，〔316〕客将李仁矩“擢居内职”。〔317〕安重诲“自明宗龙潜时得给事左右，及镇邢州，以重诲为中门使，随从征讨凡十余年，委信无间，勤劳亦至，洎邺城之变，佐命之功独居其右”。〔318〕范延光是相州人，明宗做相州节度使时，“收为亲校”，曾冒死出入战阵，为明宗“达机事于庄宗”，不幸“为梁兵所获”，“榜笞数百，威以白刃，终不泄其事”，因此深得信任。〔319〕冯赟与其父璋两代皆为明宗家臣，“璋事明宗为阍者。赟为儿时，以通黠为明宗所爱。明宗为节度使，以赟为进奏官。明宗即位，即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320〕张延朗曾“事梁，以租庸吏为郓州粮料使。明宗克郓州，得延朗，复以为粮料使，后徙镇宣武、成德，以为元从孔目官”。〔321〕张延朗之“事梁”，只是服勤吏事、尽职而已，并未进入朱温的左右亲信圈子，因此，可以顺利地投靠到明宗的麾下，并以自己在钱谷方面的能力得到信任和重用。朱弘昭“事明宗，在藩方为典客。天成元年（926），为文思使，历东川副使，二年余……充内客省使。三年，转宣徽南院使”。〔322〕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镇时客将也。明宗即位，录其趋走之劳，擢居内职，复为安重诲所庇，故数年之间，迁为客省使、左卫大将军”。〔323〕明宗朝诸使之可考者，又有宦官孟汉琼，亦出身藩府，“明宗镇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即位，自诸司使累迁宣徽南院使”。〔324〕

后唐废帝“起于凤翔，与共事者五人：节度判官韩昭胤，掌书记李专美，牙将宋审虔，客将房嵩，孔目官刘延朗”。“帝既立，以昭胤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专美为比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审虔为皇城使，嵩为宣徽北院使，延朗为庄宅使。久之，昭胤、嵩为枢密使，延朗为副使，审虔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325〕

后周“太祖登极之初，务存谦抑，潜龙将佐，未甚进用。其后，郑仁诲、李重进、向训等稍迁要职”。〔326〕李重进是禁军将领，姑置不论。在广顺元年首批发布的任命当中，“元从都押衙”郑仁诲为客省使，“知客押衙”向训为宫苑使。〔327〕但是，很快郑仁诲就被提拔为内客省使，并且于广顺二年（952）三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当年十月，又兼任宣徽北院使。〔328〕广顺二年正月，向训已经是皇城使，三年二月，为客省使，三月，升任内客省使，至世宗初政，他已经是宣徽南院使。〔329〕

朝廷内职与皇帝霸府之间在人员上的共通性，大致可以为定论。问题是，进入内职序列的究竟是霸府的哪些人员？霸府职位与诸使之间又究竟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

根据石云涛的研究，唐代藩镇的文职僚佐，按选任原则可以分为正职与非正职两类，“正职”原则上必须由“有出身人”，即已经取得官员身份者担任。最低级正职为巡官，巡官以下，比如要籍、衙推等，皆非正职。前面涉及的中门使、客将、典客、亲校等等，均不在正职僚佐之列。严格说来，唯正职可称幕府僚佐，自衙推而署巡官，方得“齿于宾席”。〔330〕正职在入幕之前已经从唐中央获得朝廷命官的身份；当其供职幕府之时，与府主于职务为僚属，于礼义为主客，同为天子之臣，彼此间有“平等人格”。正职与府主间“人格平等”的基础是唐天子的威权，在晚唐帝国的斜阳残照中，这种“人格平等”变得脆弱不堪。唐朝灭亡前夕，迫于时势，允许诸强藩“墨制除官”、“承制置吏”，将官员身份的认证权力下放到藩镇，〔331〕除授正职的资格限制因此打破，藩镇自行除授的幕府正职增多。比如敬翔，在唐末“举进士不第”，得到朱温的赏识之后，先“即补右职”，“不喜武职，求补文吏，即署馆驿巡官”，才算有了一官半职。〔332〕像敬翔这样从藩镇获得官员资格的幕府正职，与府主之间不存在“人格平等”，他们从府主得官，对府主既效力又效忠，与那些非正职幕府人员一起，构成了府主的“家臣”。甚至可以说，在“家臣”与府主之间，唐中央是不存在，“家臣”只效忠于府主。

转变为内职的主要是这样一批霸府“家臣”。后梁的崇政院使由具有“家臣”性质的正职僚佐担任，敬翔即其人。后唐的枢密使多用藩镇中门使担任。客省使、门使多由典客、客将担任，藩镇的典客与中央的客省、门属于同类职能部门，皆掌礼宾通进，这类职位对任职者的技能有一定要求，非泛泛可任。“由藩镇客将迁转任朝廷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则是客将升迁的一条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为最多。”〔333〕藩镇使府的低级家臣，如所谓“亲校”、“牙校”、“衙职”、“纲纪”等，在府主荣登大位之后，则通常担任低级诸使及供奉官、殿直等。藩镇军府采用军事编制，所以称“亲校”、“牙校”。但是，所掌不一定是军事事务，府主衙门、家庭内外的诸多服务性工作，可能都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比如，宋太宗任开封府尹时的“亲校”王延德，“专主庖膳，尤被倚信”；“押衙”程德玄则“善医术”。〔334〕这些人在府主即位后，往往会被任命为供奉官、殿直等。比如后周的曹翰，“乾祐初（948），周太祖镇邺，与语奇之，以隶世宗帐下。世宗镇澶渊，署为牙校，入尹开封，留翰在镇。会太祖寝疾，翰不俟召，归见世宗，密谓之曰：‘主上不豫，王为冢嗣，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属翰总决。及世宗即位，补供奉官，从征高平，参豫谋画”。〔335〕周太祖以曹翰隶世宗帐下，颇似以忠心的家奴服事少主；而曹翰对世宗，称得上是竭尽忠心。如果《宋史》记载没有夸大事实，那么，曹翰当属世宗重要的佐命功臣。但是，曹翰本来地位很低，只是普通的“牙校”，故世宗即位之后，仅处曹翰以供奉官之位。

当然，霸府家臣并非内职的唯一来源，皇族、亲贵、将臣子弟也是内职的重要来源。或者说，皇帝的亲信担任内职，必然令内职身价大增，从而吸引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的亲属。同时，皇帝也有意利用内职来羁縻、拉拢藩镇子弟，一方面，作为人质防止其父兄反叛，一方面，倘若双方相安无事，也为藩镇子弟提供了一条在中央发展的道路。比如，后唐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董璋的儿子光业就在朝任宫苑使，后来董璋反叛，“宫苑使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336〕

五代的官员，无论诸使还是文臣，都对内职官僚群的“陛下家臣”性质有着共通的认识。后梁将亡时，敬翔对末帝垂泪剖白心迹，自称“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337〕终朱温之世，敬翔始终未离开崇政院，是朱温亲近、倚重的谋士。末帝即位后，敬翔拜相，离开了实际上的权力枢纽——崇政院。“郎君”是家臣对少主的尊称，“老奴”云者，或一时感激之辞。时人习用之词，为“家臣”，为“私臣”。后梁末帝时，崇政院直学士李愚曾经称崇政使李振是皇帝的“私臣”；〔338〕而后唐明宗怒安重诲之自专，宰相赵凤劝解，则谓“重诲是陛下家臣，其心终不背主”。〔339〕

家臣，本来指的是周代封建等级制下的卿大夫之臣。〔340〕皇帝贵为天子，理应“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家臣”是五代政治格局的特殊产物。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司马光在讨论门祗候人选时，曾经谈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341〕其实，这种传统的真正源头应当上溯到五代。在五代，霸府家臣出身者构成了内职官僚群的核心和主体，而家臣与府主之间的关系则顺理成章地在内职与皇帝之间得到延续，成为内职身份认同的基础，并决定了内职在当时权力结构中作为皇权衍生物的存在价值。

作为“陛下家臣”，内职官僚群是“亲而不尊”的，其权力与地位的基础均来源于皇帝的信任，来源于他们与皇帝之间历史与现实的亲密关系，此外别无依傍。在五代宋初的政治结构中，内职官僚群是“孤立”的——同禁军将领、藩镇首脑相比，他们不掌握兵权；同文臣相比，他们不掌握文化礼仪，也缺乏社会心理上的优势地位。但恰恰是因为这种“结构性孤立”，使内职官僚群获得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从而成为伸张皇权的有力臂助。

机构与官员在政治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可以分为刚性与弹性两种：有制度规定或为传统所认可的职掌，即“职权范围之内”者，为刚性权力；不在职权范围之内者，为弹性权力。在中华帝国，弹性权力最根本的来源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机构和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密近关系是弹性权力滋生的沃土。弹性权力可能成长为新的刚性权力，也可能因制度与传统的遏制而消亡。晚唐之宦官掌握神策军权，又有监军使遍布全国，内诸司使挟此整体之势力，其首脑人物乃干预朝政，甚至参与废立皇帝，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弹性权力。就刚性的职权范围而观，诸使皆具服务性质，为事务机关。但就“陛下家臣”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信任而言，内职具有广阔的弹性权力扩展空间。

内职弹性权力的扩展分为两部分：一，就机构本身而言，不同的职掌，为诸使提供了不同的弹性权力滋生系数：宫廷生活服务诸使、管理皇家园林诸使、马政诸使、理财司库诸使、军器制造管理诸使与皇城使、八作使等，是纯粹事务机关，与国家政务基本拉不上关系，其弹性权力伸展的可能性极其有限。通进宾赞诸使，处“内廷”与“外朝”之间，依傍最高权力，倘若得到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便极有可能由内而外，参与外朝行政决策，甚至转变为外朝政务机关，弹性权力滋生系数极高。五代至北宋中期，枢密使正是藉由通进职权逐渐演变为外廷首脑。〔342〕二，就人的活动而言，内职官僚群作为皇帝的使者和臂助，活跃在五代宋初的政治舞台上，担任着与自身机构、职掌无关的种种外任差遣。

第二节　“内职”的外任差遣

以唐前期官制为参照，内职本来就属于使职差遣。“内职的外任差遣”等于说“差遣的差遣”，听起来很有些拗口，但确是五代官制发展的实情——当使职差遣固定成为常设职位，其任职者又有了新的差遣。五代官制毫无传统顾忌的实用主义特征，由此可见一斑。五代乃至宋初，战争等军事活动是时代的主题，以是否直接参与军事活动为标准，可以将内职的外任差遣分为两类。需要稍做说明的是，本节论述的下限包括宋太祖朝。就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言，宋朝以其“国祚绵长”成为不同于五代的一个重要王朝，因此，在后人的叙述中，宋初的历史也便具备了种种告别乱世、实现长治久安的苗头和伏笔。不可否认，太祖对于宋朝走向兴盛的确具有开基定鼎之功。但是，倘若抛开王朝的隔限，则中原走向治平的历史转向早在五代就已经开启；而宋初君臣的作为，也主要是在战争中求得领土的扩大与国家的安定。就内职外任差遣的发展而言，五代与宋初之间没有截然两分的界限。

一　非军事差遣

内职是皇帝亲而不尊的近侍家臣，一切繁杂细碎的国事、家事，都有可能落到他们肩上，比如“赈恤饥民”、“收藏暴露骸骨”、押药物往军前“赐中伤将校”、“赍敕书晓谕”地方、“监仓”、代表皇帝“设大斋会”“饭僧尼道俗”〔343〕等等，都是内职的任务。

内职比较重要的非军事差遣是出使。就权力来源而言，内职的所有外任差遣都可以笼统地视为“出使”，即作为皇帝的使者出临，宣传诏旨或监督命令的执行情况。这里所说的出使指的是任务性质。这其中，包括不同政权之间的出使，也包括同一政权治下中央与地方、皇帝与藩镇、行营与皇帝之间的信息传递。行营与皇帝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一种方式，我们把它放在后文的军事差遣类。

几乎所有内职都有出使记录。客省、门、四方馆的主要职掌是信息通进，本来就有沟通内外的责任，客省使、门使与通事舍人的人选，又多出自藩镇典客，周旋应对、折冲樽俎的外交能力在诸使中为强，论能力、论职掌，都是皇帝使者的首要人选。比如李严，“涉猎书传，便弓马，有口辩，多游艺，以功名自许。同光中，为客省使，奉使于蜀，及与王衍相见，陈使者之礼，因于笏记中具述庄宗兴复之功……严复声韵清亮，蜀人听之愕然”。〔344〕其余内职，亦多出使差遣。朱温曾派供奉官张汉玫、杜廷隐至夏州宣谕、赐币。〔345〕后梁末帝曾经用供奉官郎公远为契丹欢好使。〔346〕后晋高祖石敬瑭凭借契丹的支持取得帝位之后，频繁遣使契丹，上尊号、问起居、贺生辰、贺端午、贡布、进樱桃、进香药、进茶药、进弓矢，可以说凡有机会输诚表忠者，绝不错过。“至出帝立，使者旁午不绝，不可胜数。”〔347〕其使者之姓名、官职见于记载者，文臣有宰相、谏议大夫、散骑常侍、考功郎中等等，内职则有宣徽使、引进使、判四方馆事、翰林茶酒使、牛羊使、殿直，兹列举如下。

天福三年（938）十月戊子，以右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诸卫大将军、将军等，在唐为武职事官，在五代，非闲官即空阶。诸使多有带武职事官以示阶秩者。比如天福二年三月，“以宣徽南院使杨彦询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依前充宣徽使”。藩镇卸任在首都赋闲，多带诸卫大将军等以奉朝请。马从斌出身内职，后唐明宗时曾为尚食使。〔348〕

天福五年正月甲戌，遣宣徽使杨彦询使于契丹。〔349〕天福六年九月乙亥，杨彦询再使契丹，此时，他的身份是“前邢州节度使”。〔350〕

天福七年三月庚申，遣前齐州防御使宋光邺、翰林茶酒使张言使于契丹。宋光邺（业）亦尝为宣徽北院使。〔351〕

天福七年六月，少帝即位，己卯，遣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右金吾大将军梁言持国信物使于契丹。八年三月辛丑，引进使、太府卿孟承诲使契丹。〔352〕

开运元年（944），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邺都，不得进而复。〔353〕

二　“监军”“董戎”，分掌兵权

五代宋初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单位是行营，内职是行营领导班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举一个例子，晋高祖天福六年十一月，“襄州节度使安从进一军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为副，宣徽南院使张从恩监焉；以护圣左第四军指挥使安怀浦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以奉国右第四军都指挥使杜希远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以护圣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郭金海为先锋使，东京内作坊使陈思让监护焉”。〔354〕各种兵马都监是内职在行营中最主要的存在方式。除此之外，内职还奔波活跃在皇帝与行营之间，充当随军使臣，传递消息。当兵机已萌而未发之际，内职或代表皇帝安抚有谋反苗头的藩镇，或统兵巡检加以威慑，或出任兵马都监以示监督，幸而成功则强藩束手归朝，不幸失败则内职殒命。宋初有一位六宅使陈思诲，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后晋内作坊使陈思让之弟，在建隆元年短短的一年之中，曾经三次出使。第一次是七月，担任成德兵马都监，促使成德节度使郭崇归朝。第二次是八月，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等伪造诏书谋害彰义节度使白重赞，太祖得知，“遽命六宅使陈思诲驰驿赴泾州”，逮捕李玉，平息事端。紧接着是第三次，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谋反，九月戊申，宋太祖决定徙李重进为平卢节度使，然“度重进必增疑惧”，因此在两日之后，“庚戌，又遣六宅使陈思诲赍铁券往赐，以慰安之”。“陈思诲至淮南，李重进即欲治装，随思诲入朝，左右沮之，重进犹豫不决。又自以前朝近亲，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诲，益治反具。”到了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尽室赴火死，陈思诲亦为其党所害”，〔355〕算是为太祖尽了忠节。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差遣类别，主要有兵马都监、巡检、随军使臣等。

1．兵马都监

兵马都监的源起可以上溯到唐代的宦官监军制度。用宦官出任监军，是唐玄宗的创制。监军基本可分为两类，一是“莅戎于征讨”的行营监军，一是“护兵于镇守”的藩镇监军使。〔356〕“安史之乱以前的监军，主要是‘莅戎于征讨’，即出征打仗时，由朝廷派中使随军监察。安史之乱以后，内地方镇林立，监军也普遍设置。这时，不仅出兵征战，朝廷临时必派监军使、都监或都都监，‘贞其师律’，而且在各个方镇遍置常驻监军机关，‘护兵于镇守’。”〔357〕唐末藩镇兵基本上来自招募，以当兵为谋生养家之生路，受藩镇豢养，是藩镇私兵。〔358〕相比之下，唐中央所能直接控制的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在走下坡路，及至达到无兵可用的地步。要想改变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就必须进行全面军事改革，重新将军队掌握在中央手里。然而，这样的改革岂是孱弱的唐中央力所能及？既无力进行全面军事改革，又不得不依靠藩镇兵力来抵御外侮、打击反叛势力，遇有重大战事，还必须集合多家藩镇的军队组成行营，〔359〕唐中央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允许藩镇拥兵，而以宦官监临，希望通过“监护统帅”达到“镇静家邦”的目的。监军“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又是控制其他方镇的工具”。〔360〕

唐朝灭亡前夜，在朱温的主持下，诸藩镇监军使遭到毁灭性打击，〔361〕但是，以内职监临行营和藩镇的做法在五代得以延续。朱温所反对的只是唐代监军制度的人选——宦官，至于监军这样一种以腹心近侍监临军旅的掌控军队的形式，他绝不反感。开平四年（910），朱温“以罗绍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求兼并镇、定，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督魏军三千人入于深、冀”。〔362〕梁末帝“每一发军，即令近臣监护，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363〕唐、晋、汉、周四代，否认梁的正统，一切制度都号称远继李唐，但是，唯后唐庄宗时曾用宦官担任诸道监军使，〔364〕此外多如后梁，以士人为内职“监军旅”而“董戎师”。

五代监军的正式差遣名亦不称“监军”，而称“兵马都监”，监行营兵者称“行营兵马都监”，监藩镇兵者称“某镇兵马都监”，资浅者则称“兵马监押”。“监军”反而成为“兵马都监”的习用别称。比如，曹彬的“从母”是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彬初隶周世宗帐下，世宗即位，“补供奉官，擢河中都监”，节度使王仁镐“以彬帝戚，尤加礼遇。彬执礼益恭”，仁镐感叹：“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365〕

五代的兵马都监也分为行营监军与地方常驻监军两类。各政权在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区，普遍设置常驻兵马都监，以内职出任。比如，后周显德元年（954），世宗征北汉，供备库副使李谦浦从征，以功迁闲厩使，师还，谦浦留为晋州兵马都监。李谦浦任职至显德五年，嗣后，外戚、内职曹彬又曾担任此职。〔366〕除常设地方的兵马都监外，朝廷每派兵出征，皆以内职为都监随军。许多内职的传记中都有监军的履历。比如张鹏，“唐末帝为潞王时，鹏往依焉，及即位，用为供奉官，累监军旅”。又如李彦从，“少习武艺，出行伍间，（后汉）高祖典禁军，以乡里之旧，任为亲信。国初，用为左飞龙使、检校司空。镇州逐敌之际，请兵于朝廷，高祖令彦从率军赴之。乾祐初（948），领恩州刺史。赵晖讨王景崇于岐下，彦从为兵马都监，破川军有功，贼平，授濮州刺史”。〔367〕

2．巡检

巡检是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另一常见差遣。见于史籍的五代巡检主要有两种类型：“备边型”和“捕盗型”。

“备边型”巡检或常设于边境，或有征伐时临时设立。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癸丑，“分命使臣诸州郡巡检，以契丹入寇故也”。〔368〕后周显德三年（956），后周征淮南，有“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369〕其时光、舒、黄州都不在后周治下，三州“招安巡检使”头衔的职责是占领并巩固占领。以上诸巡检，当皆临时设置。后晋开运二年，新建泰州，为定州节度使巡属，“以狼山寨主孙方简为泰州刺史，仍检校尚书右仆射、本州守御都指挥使，充定州东西面都巡检”。〔370〕孙方简（《宋史》卷二五三《孙行友传》做“方谏”）的定州东西面都巡检，应当就是所谓的“天策先锋”——“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号天策先锋”，〔371〕是边防常设巡检。契丹也在接邻后周的关南地区设有“关南巡检使”。〔372〕后晋的泰州、契丹的关南都属于前线地区，直接与敌国接壤，经常受到敌方的军事骚扰，设置常设巡检使，目的就是以积极主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干扰敌人、以巡逻带动防御。后周初，“刘崇僭号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备边，遣（陈）思让率兵诣磁州，控扼泽潞，未几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马巡检”。陈思让“初隶（后唐）庄宗帐下”，即位，“补右班殿直”，历后晋、后汉、后周，入为内职，出为刺史。后周太祖用他来统帅磁州驻军，防御太原的刘崇。他的“北面兵马巡检”也应当是常设巡检。〔373〕

“捕盗型”巡检设于盗贼多发地区。广顺初，“出于伏莽，尤知盗之隐伏”的赵凤为宋、亳、宿三州巡检使，“乃诱致盗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发，无不擒捕，众以为能”。〔374〕赵凤是捕盗型巡检中的能吏，下面这几位的能力和运气就都“弗如远甚”了：广顺元年（951），“敕考城县巡检、供奉官马彦勍处死，以在巡检所停匿赦书杀狱囚故也”。显德元年（954）九月，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检，有群盗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时擒杀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于府门，以其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故也”。〔375〕捕盗、维持地方治安是以上诸“宋、亳、宿三州巡检使”、“考城县巡检”、“宋州巡检”、“叶县巡检”的责任。

正常情况下，捕盗本来是州、县地方政府的责任，州有司法参军，所掌涉及“律令、定罪、盗贼、赃赎”四方面，集逐捕盗贼与量刑定罪于一司，〔376〕县有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377〕晚唐以至五代，烽烟四起，战乱频仍，盗贼横行。“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专司“盗贼斗讼”，“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侵扰了州、县政府的维护地方治安的正常职能。而镇将非国家官吏，只听命于节度使。〔378〕节度使又多“勇夫悍卒”，以武力取位，他们与地方百姓的关系，“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379〕哪有心思整顿地方治安？职此之故，五代朝廷不得不从中央派出巡检使臣，专司捕盗。后周时，巡检使臣已遍布全境，然其成效似乎并不乐观。显德元年十月，就在连续处死了供奉官都知竹奉璘和供奉官郝光庭两位巡检之后，世宗柴荣曾对侍臣感叹“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并表示：“宜悉招还（巡检使臣），专委节镇、州县，责其肃清。”〔380〕可是，巡检使臣的作用并不止于维护地方治安，作为中央派出的统兵官，它还具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重要作用。因此，“招还”云云，不过是世宗的一时气话，当不得真。

“备边”与“捕盗”两类巡检，是后周政治军事结构中不容忽视的环节，世宗即位之初，实行大赦，下令：“诸处有草寇团集，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晓谕恩赦，招唤各令归农”，“应沿边州府接近西川、淮南、契丹、河东界处，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及虏掠人畜，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动，其投来人户，仍仰倍加安抚”。〔381〕巡检使臣已经构成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又一重安保体系：在内地，对“草寇”实施打击、招抚，维护治安；在沿边，率兵巡守，保护边境安全。

除上述“备边”、“捕盗”两类巡检之外，巡检还应用于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比如，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举入寇，少帝亲征，“以前邠州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前晋州节度使周密、前同州节度使李怀忠为东京巡检使”。〔382〕后汉乾祐初，“郢州刺史慕容业治多不法，以（张）晖为缘汉都巡检使，领唐州屯兵，至郢州，即代业”。〔383〕后周广顺三年，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绍基匿丧，擅主军政，“欲邀承袭”；观察判官李彬谏，绍基杀彬，搜捕其妻子骨肉，诬以谋反之罪，上报朝廷。周太祖闻讯，诏令释放李彬家属，“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后朝廷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巡检，绍基乃发丧以闻。”〔384〕张仁谦巡检延州，目的就是要对高绍基造成威慑，迫其接受朝廷号令。

3．随军使臣

内职的差遣当中，有一类随军使臣，遇有行营时设置，随军出征，负责在皇帝和行营之间传递信息，并担任押送战俘等事务，多以“使臣”担任，人数颇众。比如，后唐长兴元年，枢密使安重诲伐蜀，即有“供奉官周务谦、丁延徽、陈审琼、韩玫、符彦伦等，并从重诲西行”。〔385〕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随军使臣更活跃在各大行营之中。“太祖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386〕这些“乘使车、传密命之人”说白了就是一般由低级内职担任的随军使臣。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伐蜀，“两路随军使臣，无虑数百”，〔387〕开宝八年（975）攻打南唐，“军中使臣、内侍凡数十辈”。〔388〕大批负有“使者之才”的内职“往复万里，不逾浃辰，敷奏闲详，动中上旨”，〔389〕获得了积累资历脱颖而出的机会。

三　内职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军事活动的主体当然是军队及其将领，晚唐以来，军队采用募兵制，将领多起自行伍，而后“其家之子孙往往力行父祖业”，〔390〕凭借家世背景与个人能力在战争中建功业。军队由职业军人组成，将领则为具有世袭倾向的职业军官集团，将领与军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于这样一种军队和将领，内职基本上是外人。当然，由于部分内职的父辈或兄长是节度使或禁军将领，因此，同文官与军人集团的关系相比，内职与军人集团在感情上还是有一定亲近度的。尽管如此，内职最本质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是“陛下家仆”，是皇帝的“私臣”，他们日常工作的性质也基本上与军事无关。

那么，以“外人”而参与军事活动，内职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同样是以“外人”而干预军政，唐代的宦官监军使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监护统帅”而“镇静家邦”，换言之，监军对于军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其作用主要是政治性的——监督统帅、确保军事活动的方向符合皇帝和中央的利益。宦官监军之所以不能在军事上有更进一步的作为，受制于两大因素，一是唐中央的孱弱无力，二是宦官特殊的身体特征。这两大因素，在五代都已发生了变化：除个别时段外，五代以降，内职皆士人而非宦官，此不待言。而五代的中央则成功地重建了军事优势——皇帝拥有了强大的中央军队，并逐步恢复了对藩镇军队的调度能力。乱世的逻辑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从藩镇混战中拼杀出来的强藩依靠长枪大马压服群雄，登基称帝，建立政权，又依靠中央政权的合法性集聚力量，壮大中央禁军，重建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391〕

五代中央军事优势重建的表现如下：一、后唐已经有能力派禁军出戍，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比如明宗就曾经担心“如闻禁军戍守，多不禀藩臣之命，缓急如何驱使？”。〔392〕二、五代后期，中央开始干预藩镇牙职的选任。后汉枢密使杨邠主政时期，“以功臣、国戚为方镇者多不闲吏事，乃以三司军将补都押牙、孔目官、内知客，而其人自恃敕补，多专横，节度使不能制”。〔393〕后周太祖郭威即位，为平息藩镇不满，在《即位赦书》中宣称“天下诸侯，皆有亲戚，自可慎择委任，必当克效参裨。朝廷选差，理或未当，宜矫前失，庶叶通规。其先于在京诸司差军将充诸州郡元从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并可停废，仍勒却还旧处职役”，〔394〕表示要停止敕命藩镇牙职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仍在继续。显德三年（956），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彰信军节度使李继勋出镇河阳，世宗“诏署”李处耘为河阳藩镇“右职”，史称“继勋初不为礼”，后来被处耘的箭法所折服，“稍委郡务，俾掌河津”；继勋罢镇之后，世宗又“以处耘隶（时领殿前亲军的宋）太祖帐下，补都押衙”。〔395〕三、抽调藩镇兵力的工作也已在悄悄进行。后周初，“永兴军节度使李洪信，汉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践阼，恒有忧沮之意。而本城军不满千。（枢密使兼宰相王）峻出征至陕州，以救援晋州为辞，抽起数百人，及刘崇北遁，又遣禁兵千余人屯于京兆。洪信惧，遂请入朝。”〔396〕

由于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朝代更替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五代前期多强藩夺权，仰仗的是藩镇兵力；五代后期，中央禁军开始成为抢班夺权的资本。后汉的枢密使郭威便是借着中央禁军的力量篡汉建周的；而宋太祖更是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黄袍加身”，凭借禁军精锐——殿前军的力量篡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大位。在中央的权威与军事优势重建的背景之下，内职作为“陛下家臣”进入了军事领域，他们与军队和将领的关系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同唐代的宦官监军相比又发生了怎么的变化？

首先，内职所统之兵，有接受中央号令的藩镇军队，比如前述后梁开平四年（910），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所监，为“魏博兵三千”，属已经归顺中央的藩镇军队；又有中央禁军，比如后汉隐帝时，枢密使郭威奉命“讨三叛”，以宣徽北院使吴虔裕为河中行营兵马都监，“率护圣诸军五千以往”，〔397〕护圣军为后汉禁军。无论禁军还是藩镇兵，负责其日常训练管理的，都是职业军官。内职与军队的关系，依靠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一般而言，行营兵马都监的职责在战事结束、行营解散之后即宣告解除；地方性常设兵马都监、巡检与军队的关系虽然在时间上一般长于行营兵马都监，但亦仅限于任期之内，并随除、罢诏命生成和解除。因此，从根本上看，统兵内职与其所统之兵的统属关系，具有“临时性”。

其次，具体到每一次军事行动中的内职与军队和职业军官的关系，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备边”和“捕盗”两种类型的巡检，基本上是其所统之兵的最高统帅，具有独立的指挥权，军队原有的组织系统及其军官则作为巡检的下级结构纳入管理。

在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单位——行营中，内职无所不在，其最高级别差遣多以兵马都监为名目。比如前面提到的襄州行营，其领导班子的结构分为三部分：西京留守高行周、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是地位崇高的前任节度使，担任行营主帅和副帅；护圣左第四军指挥使安怀浦、奉国右第四军都指挥使杜希远、护圣左第四军都指挥使郭金海皆现任禁军将领，分别担任行营各兵种（步军、马军）都指挥使及先锋指挥使，是战场指挥官，其属下禁军则构成行营主力；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是整个行营的兵马都监，东京内作坊使陈思让则担任先锋兵马都监。〔398〕在襄州行营，内职显然非军事主官，其责任是配合、协助主帅以及其他军事将领的工作，同时也不排除对军事将领施行监督，以保证职业军人对皇帝的忠诚。襄州行营是非常典型的行营。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内职所担任的行营兵马都监也可以成为实际上的军事将领。乾祐二年四月，赵思绾据永兴作乱，后汉朝廷先任命澶州节度使郭从义为永兴军一行兵马都部署，十二日之后，又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尚洪迁为西南面行营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为西南面行营兵马都监，王峻的职衔又做“永兴城下兵马都监”。〔399〕按常理，郭从义是永兴行营主帅，尚洪迁的职位以维护军纪为主，而王峻则是兵马都监。但事实上，尚洪迁不久战死，王峻和郭从义则是各领一军，各自为战。王峻的头衔虽然是兵马都监，但并不接受郭从义的节度，“王峻为内客省使，永兴赵思绾乱，峻为郭从义兵马都监，从义与峻不协甚，如水火”。郭从义从澶州出发至永兴军前，麾下当以澶州镇兵为主。王峻从首都出发开赴永兴军前，所统以禁军为主，理当比郭从义军队的战斗力更强，因此不肯接受郭从义节度。后汉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得承认郭、王不相统属的事实，在其上另派“重臣监临”。〔400〕抛开郭、王矛盾不谈，王峻的这一次统兵出征，实际上是以“兵马都监”之名行军事主官之实。同唐代的宦官监军使相比，五代的统兵内职在分割职业军人兵权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宦官监军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监护统帅”达到“镇静家邦”的目的，换言之，监军的存在并未改变由骄兵悍将所组成的军事组织与指挥体系，只是在其外增设监督机制，监军与兵权的关系是“外在”和“间接”的。统兵内职则试图直接行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兵官，从而在制度上和结构上更加有效地切割原本由职业军人独占的兵权。当然，五代末期的兵马都监并未解除“监护统帅”的职责，只是向着“直接统兵”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宋太祖时期，又发生了“李处耘事件”。乾德元年（963）春正月，湖南道行营成立，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为兵马都监。慕容延钊以现任节度使、宿将为行营主帅，李处耘以“近臣护军”为都监，是符合五代传统的安排。李处耘是太祖亲信内职中能力很强的一位，此前曾以宣徽北院使担任扬州行营都监，当时的都部署是石守信。扬州平定之后，处耘又受命权知扬州，“勤于抚绥，轻徭薄赋”，“扬州遂安”，颇著功劳，因此很快被提拔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此次担任湖南行营兵马都监，临行，太祖“遂以成算授之”，显然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不料，太祖的信任却成了李处耘的一个包袱，据说，他“临事专断，不顾群议”，与主帅慕容延钊摩擦不断，竟至“大不协，更相论奏”。结果，“上以延钊宿将，赦其过，止罪处耘”，“责授淄州刺史”，“处耘亦恐惧不敢自明”。〔401〕透过对李处耘的处理，太祖传递出的信息颇为耐人寻味。在“陛下家臣”与前朝宿将之间、在护军近臣与行营主帅之间，太祖选择了回护宿将、保护主帅的尊严，这是一个军人对于阶级和纪律的尊重，而这种尊重的基础是太祖对本朝统治的信心。这种处理，等于为行营都监乃至所有统兵内职划定了发展方向，即老老实实地在主帅的领导下担任统兵将领。

内职参与军事活动的实践中蕴涵着许多宝贵因素：第一，它提供了以内职分掌兵权的理念，换言之，即通过非职业军官介入军队的管理以及军事指挥系统，对兵权进行切割、分制，从而保证武装力量对皇帝的忠诚。第二，它为分兵权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首先，以禁军出征、巡检或戍守地方，这是内职统兵得以实现的前提。其次，内职统兵呈现出丰富的管理模式，包括行营兵马都监、地方常设兵马都监、缘边巡检、捕盗巡检、随军使臣等等。最后，内职的统兵差遣与原有的藩镇—州—县地方军政系统分离，基本上不沾染地方行政权力，是相对纯粹的军事设置。

内职统兵的分权理念和制度资源，在宋初得到了广泛应用。“建隆初（960），选诸州募兵之壮勇者部送京师，以备禁卫；余留本城，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乾德三年（965）八月，“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402〕宋朝利用中央的权威，不断削弱地方兵力，壮大中央禁军的力量；对于在统一战争中新入版图的州军，特别是南方诸州，则派禁军出戍，以内职担任兵马都监、巡检，只统兵不理民政，“无得与州县公事”。〔403〕知州只司民政，都监、巡检但管军旅，二者互相制约，避免地方军政权力的再度集中。

军政合一的藩镇（宋人称“正除牧守”）体制仍然在太祖时期的边防统兵体系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但其中也渗透了分权因素。“正除牧守”麾下军队的主体也是中央禁军，比如著名的边将通远军使董遵诲，太祖为“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404〕通远驻军虽然“不复更代”，长期隶属于董遵诲，但其“妻子”却在开封，因此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与董遵诲胶结形成割据。此外，边防军的粮饷仰给于中央，“每岁转运使调发内地钱粟”，〔405〕把握军队的经济命脉的，是中央而非边将。瓶是旧瓶，酒却是新酒，宋初的藩镇已远不同于晚唐的藩镇，但是，名义上仍然是“兵权民政悉付方伯”，终究不如内职统兵、兵政分离来得彻底。太祖时边防压力较轻，太宗之后，随着边防压力的增大，旧的边防统兵体制变得难以为继，内职统兵逐渐取代正除牧守，成为守边御敌的主力。真宗时，不断有臣僚批评现行边防统兵体制的失策，请求在边州恢复正除牧守体制，真宗经过“熟思”，做出如下回答：“屡有人言，缘边州军宜如往制正除牧守，朕谓但得其人，可也。前代兵权民政悉付方伯，利害可见矣。”〔406〕在真宗看来，正除牧守虽然效率可能比较高，但在制度上蕴涵着高度不安全因素——藩镇对中央的忠诚主要依靠的是个人道德，而道德这个东西，没人敢打包票——因此，为王朝的长治久安计，恢复正除牧守是不可取的。真宗的回答结束了有关边防统兵体制的争论，换言之，也就是承认了宋初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内职统兵守边的事实。

内职的统兵实践，对于中央而言，是提供了一条分割兵权的有效途径；对于内职官僚群而言，是获得了参与军事活动、活跃于时代舞台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作为职业军官之外的“统兵官”的身份认证。“禁庭隶职”与“军壁董戎”从而成为内职身份不可分割的硬币两面。〔407〕“禁庭隶职”是内职的本来职任，也是内职获得皇帝亲信的机缘。“军壁董戎”则使内职在客观上远离了禁庭。这种远离，随着内职外任差遣的长期化、固定化，变得越来越普遍，发展到极端，越来越多的内职根本不再担任其本职工作，“内职”头衔符号化、品位化，“禁庭隶职”变成了概念化的描述，“军壁董戎”则成了内职新的核心身份。

第三节　尘埃落定：武选官的形成

朝廷内职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在宋初的四十余年间逐渐实现，促成演变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内职外任差遣，特别是统兵差遣的职位化和系统化，它使得内职官僚对本职工作的离违成为制度，而空间和时间上的离违则使得内职头衔失去了服务禁庭的本意，符号化、品位化了。另一方面，在皇帝的推动下，内职头衔因其“禁庭隶职”、“陛下家臣”的原始含义，被广泛发授，或用来褒奖从戎的文臣，或用来羁縻桀骜的藩镇牙校，或用来安置官僚子弟、落魄举人。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内职官僚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其成分发生改变，“陛下家臣”固然有之，但大多数内职官僚只是顶了个“近臣”的空名，并无服务殿廷的事实。最终，内职走出了内廷，从“陛下家臣”变成了宋帝国一支特殊的官僚队伍——武选官，诸使与三班使臣成了他们的品位符号，而统兵则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差遣。当然，变化是渐次发生的。

一

北宋初期，许多内职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并未脱离本司职任，举几个例子：

（1）田仁朗任左藏库使，“为中官所谗，太祖怒，立召诘之，至殿门，命去冠带。仁朗神色不挠，从容曰：‘臣尝从破蜀，秋毫无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岂复为奸利以自污？’太祖怒释，止停其职”。〔408〕田仁朗为左藏库使，职在“主藏禁中”，可见并未脱离本司职任，太祖虽然接受了田仁朗的解释，但仍然“停其职”，足见左藏库使“主藏”责任重大。

（2）郭守文自开宝四年（971）授翰林副使，至九年，“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409〕既称“如故”，则可以推知，当郭守文任翰林使时，是掌握翰林司职掌的。

（3）魏丕自宋初即授作坊副使，“居八年，乃迁正使”，至雍熙四年（987）升任户部使才离开作坊，“凡典工作十余年，讨泽潞、维扬，下荆、广，收川、峡，征河东，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谕旨，令修创器械，无不精办。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绣衣鹵簿，亦专敕丕裁制”。〔410〕

（4）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411〕土木工程正是八作使的职掌所系。

但是，内职的阶官化却早已开始，其动力一方面来自内职官僚群内部的迁转需求，另一方面则来自皇帝对内职名衔的主动利用。供奉官、殿前承旨、殿直本来就没有无具体职任，因此内职的阶官化主要是诸使的阶官化。

新皇帝即位，把自己“霸府”或“潜邸”“家臣”提拔到内职岗位上来，从而建立皇帝与内职间历史和现实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对内职本质的静态考察。动态地看，内职官僚群的人数和他们对品位待遇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后唐以降，前朝的合法性受到后代的承认，官僚群自身的发展虽然会受到改朝换代的干扰，但并不因此中断，前朝的大多数内职官僚在后代继续供职，内职官僚群的成长——个人资历的积累与总体人数的膨胀——是基本连续的，比如张保绩，至宋初，已“在门前后四十年……历事六朝，未尝有过”。〔412〕资历的连续计算使得资深内职提高地位、待遇的要求不断滋生，而总体人数的膨胀则使待遇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内职的待遇问题是帝国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但是，内职从殿前承旨、殿直、供奉官到诸司副使、正使，全部加起来所能构成的升迁梯级也是有限的，再加上内职人数的不断扩增，升迁空间变得更加有限。通常而言，史料所提供的主要是上层的例子，比如：后汉时，宣徽使出缺，同时有武德使李业、内客省使阎晋卿争位。李业是太后心爱的小弟弟，走的是上层路线，皇帝和太后亲自为他说项。而阎晋卿“乾祐中，历门使、判四方馆……内客省使”，“以职次事望，合当其任”。当时执政的杨邠没有答应太后的请托，得罪了皇帝和太后；而宣徽使的人选也遭到搁置，阎晋卿因为“久稽拜命”，“颇怨执政”。〔413〕内职的下层同样是迁转乏路，宋太祖时，“班行之中，历十年而不迁者，比比皆是”；〔414〕太宗淳化二年（991），“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迁者”；〔415〕也就是说，从五代后期一直沉滞到宋。

沉滞的最主要原因是内职的上层——诸使是职位设置，而且很多岗位都要求任职者熟悉本司的特殊业务。门、客省要求任职者具有宣赞词令的技能以及对朝仪制度的熟悉，就像在门服务了四十年的张保绩，“宣赞词令，听者皆耸，侪辈推其能，累使藩方，不辱君命”。〔416〕一个称职的作坊使则应当像魏丕那样熟悉军器的制作工艺，具有领导兵器改良的能力。正因为诸使是有着特殊技能要求的机构，诸使的久任，以及从本司副使提拔为正使是相当常见的。比如宋太祖在建隆初就任命魏丕担任作坊副使，但过了八年，直到开宝元年，才提拔他做正使。真宗咸平三年（1000），魏丕墓志铭的作者李宗谔已经不能正确理解内职难迁的真正原因，而归结为“太祖慎重名器，未尝轻授，宁多与邑，不妄改官”。〔417〕说“慎重名器”是对的，但说魏丕自副使迁正使是“改官”，视为品位之迁，就错了，而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李宗谔所处的时代，诸使已经品位符号化了。

既然职位有限，又希望诸使久任，就必须有相应的品位待遇。加带检校官、宪衔、勋官等虚衔是一个办法。比如郭守文自后周广顺三年补左班殿直，“且以银印青绶（文散官）崇其阶级，用国子祭酒（检校官）、司宪大夫（宪衔）纪其官氏，上骑都尉（勋官）荣其勋伐，起家之命，有足优者”。世宗即位，郭守文的检校官和勋官又都升了一下，“检校冬官卿，加上柱国”。郭守文比较实质性的升迁是担任本班的都知、押班，“时内职东西两班各置押班之名，又署都知之职，公皆任焉”。与此同时，他的检校官也在升，“显德中，遍历礼部、刑部二尚书”。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套路化的空帽子，实惠不至，所以，郭守文的墓志作者会说：“待之虽优，用之未至，公韬晦而已，但以谨愿闻。”〔418〕内职比较实惠的品位待遇，是加带域外州的长官，遥领其衔以赏劳绩、示荣宠。比如开宝九年，作坊使魏丕“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419〕代州在北汉的控制之下，魏丕的“代州刺史”当然无缘州政，但是却有待遇上的好处。

然而，对于内职而言，使额才是更熟悉、更体面的头衔。因此，从五代起，就出现了为满足内职升迁要求而设置的使额。比如内客省使、引进使，以及宋代的西京诸使等等。内客省使的职掌与客省使基本相同，引进使的职掌则类似门使，唯地位稍高，门使、判四方馆事、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宣徽使、枢密使构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迁转序列。内客省使、引进使的设置使得宣徽使与客省使之间、客省使与判四方馆事之间增加了新的梯级，从而缓解了高级内职的迁转压力。宋初新置西京左藏库使、西京作坊使，〔420〕同样属于为增加诸使迁转梯级而特设之阶级，自身应当并无具体职掌。宋太宗淳化二年（991），为了解决下层内职——三班使臣的沉滞问题，又“始置内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差定其俸给，以次授之”。〔421〕

同样是为了满足诸使官僚群的迁转需要，许多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被保留下来。比如六宅使，唐玄宗设置十六宅，将诸王集中居住，同时设使进行管理、监督。进入五代，诸王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成为活跃因素，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王宅设立，但六宅使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后梁、后晋、后周都有六宅使见于记录。〔422〕宋初的六宅使陈思诲更是相当活跃的一个角色，在短短的建隆元年一年之中，曾经三次出使，最后以身殉国。〔423〕再如地位崇重的闲厩使，在唐末即已无马可管，早已失职，但却同样被保留下来。后晋时，节度使范延光的儿子守图曾任此职，延光叛命的消息传来，守图立即被移送御史台羁押。〔424〕后汉末年，枢密使郭威与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交好，一同遭到隐帝的迫害，弘肇被杀，郭威篡汉建周，即位之后，以弘肇之弟弘福补内职，“累迁闲厩使”。〔425〕后唐庄宗即位，“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426〕其后又陆续恢复，到后周时，“班行之中，有员无职者太半”。〔427〕

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和为增加升迁梯级而设置的使额，丰富了内职的迁转梯级，一方面，内职提高待遇的需求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皇帝也可以利用这些空阶，在不影响职事的情况下对内职进行赏罚劝惩。比如郭守文于开宝四年任翰林副使，到了开宝九年，因功“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428〕所谓“如故”者，指继续承担他在翰林司的职责。郭守文任翰林副使至此五年，又有功劳，理当有所升迁，故“改西京作坊使”以提高其地位待遇。再举一个例子，宋太宗时，内酒坊副使赵镕因为告发“秦王廷美阴事”，立了大功，“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掌翰林司”，〔429〕六宅使没有职司，所以还必须“掌翰林司”。以上两个都是以使额行赏的例子，也有示惩的：太平兴国二年，“八作副使綦廷珪病告满不落籍，及愈不朝参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赡并坐夺一季俸钱，东上门使商凤、西上门使陈从信责授闲厩使、门祗候，余抵罪有差”。〔430〕商凤、陈从信从门使降到闲厩使，估计俸禄待遇必然要降低，但仍然“门祗候”，显然还在门服务的，在没有新任门使出现的情形下，他们应当还在实际行使门使的职责，在这里，闲厩使作为纯粹的品位符号恰当地表达了惩罚的意义。

二

诸使的阶官化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它使得内职队伍的容量变得更有弹性，强藩、高官、禁军将校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弟，投笔从戎的文士，甚至降兵降将，都可以收入内职，内职头衔所蕴涵的“陛下家臣”的亲近意味使得之者感到光荣，皇帝也因此储备了大量人才，同时兼收政治上的好处。

宋初三朝，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将内职作为品位符号使用的制度和习惯。第一，以内职作为恩荫用官，吸收官员子弟入仕。宋“太祖受禅，文武五品以上皆得荫子弟”。大致而言，在宋初三朝，三班使臣曾经是文武官员通用的恩荫起家官。〔431〕将相大臣子弟则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诸使作为起家之阶。端拱元年（988），赵普再度入相，他的次子承煦被特命为六宅使，〔432〕到了淳化元年（990），赵普罢相，出为西京留守，〔433〕承煦奉旨随至西京侍养。赵普的谢表称：“枢密院送到宣头一道，付臣次男某，令随臣赴任西京侍疾，仍不落请受者……许幼子之侍行，不落班行，仍支俸给，实非常例。老夫耄矣，罢相辅而忝居留，童子何知，奉晨昏而兼内职。”〔434〕正因六宅使是空头使额，所以赵承煦才可以带着它所赋予的光荣和实惠到洛阳去照顾父亲。

五代即有吸收强藩与大将子弟担任内职的做法。后唐东川节度使董璋的儿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朝结讬势援，争言璋之善”。后来董璋谋反，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435〕藩镇子弟任内职，相当于“质子”，可以起到羁縻作用。宋太宗充分发挥了内职的羁縻用途。太宗即位，“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来贡，上悉授以试衔及三班”。又，五代以来，“节度使得补子弟为军中牙校，因父兄财力，率豪横奢纵，民间苦之”。太宗“始即位，即诏诸州府籍其名部送阙下，至者凡百人……悉补殿前承旨，以贱职羁縻之”。〔436〕

第二，以三班使臣收录死事将校子弟。比如：宋太祖乾德元年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将校子弟三十人为殿直”。〔437〕

第三，奖励文官之有武略知兵者，这种做法似乎是宋太宗的创新。雍熙四年（987），“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五位文官换授内职的背景，诚如李焘所论，是太宗在雍熙北伐失败后，“治兵讲武，急于将帅”。〔438〕在这里，如京使、崇仪使、西京作坊使是纯粹的品位符号。内职所蕴涵的皇帝“近臣”的意味是纯粹名义上的，但这种名义本身即构成荣宠。所以，柳开自我表白，要说：“开本儒官，于兵家事苦不深会，幸逢圣主擢为近臣。”〔439〕

第四，吸纳落第举人。苏舜钦笔下有一位科举路上的伤心人崔君，太平兴国五年，十八岁参加殿试，“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时罢去”。后来蹭蹬科场，“羁游山东十余年……又两贡御前，不中第。执政怜之，为建言。其辈数十百人，试以补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标置，一旦不偶，返栖屑执笔求为贱役，不亦鄙乎？’乃废卷引去”。〔440〕崔君死于真宗末年，他参加“补武吏”的考试，应当在真宗朝。仁宗庆历二年，也曾从“近放特奏名进士、诸科与官人内”选拔“有武艺知方略者”37人补班行。〔441〕当时，宋与西夏战事吃紧，辽又趁机勒索，试图讨还后晋割让给辽、后周收复的关南地。朝廷试图通过以文人补班行之举，表达重视武事的态度。

三

官僚子弟、从戎文臣、落第举人，各色人等纷纷涌入内职队伍。内职的成分变得复杂起来，内职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逐渐变质。构成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一是历史——朝廷内职源自霸府家臣，二是现实——内职服务殿廷，为“陛下家臣”。随着内职成分的复杂化和内职队伍近乎无限制的膨胀，多数内职不再服务殿廷，就像柳开，虽然标榜“幸逢圣主擢为近臣”，但他与“圣主”的“近”只是一种源自历史的概念化的“近”，毫无现实基础。内职在官僚化，而皇帝也在以实际行动逐渐弱化与内职官僚群体的关系。

潜邸家臣任用的减少是关系弱化的第一个重要指标。新皇帝即位，用潜邸家臣出掌内职的做法在太宗、真宗两朝得到继续。太宗“践阼之五日，陈从信以右知客押衙为西上门使、枢密承旨，程德玄以药院押衙为翰林使，陈赞以弓箭库官为军器库副使，王延德以监厨为御厨副使”。与陈从信同“居典客之任”的商凤，因为“时在病告中”，到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病愈，才被任命为东上门使。不久，商凤、陈从信因职务过失“责授闲厩使、门祗候”。次年三月戊申，“以闲厩使、门祗候陈从信为左卫将军充枢密院承旨，翰林使程德玄为东上门使兼翰林司公事，御厨副使王延德为御厨使，供奉官乔斌副之，军器库副使陈赞为西绫锦使，供奉官张易、阜城王继升并为军器库副使，赵俊为鞍辔库副使，惠延真为弓箭库副使，大名柴禹锡为翰林副使，清池弭德超为酒坊副使。自从信而下皆尝给事藩邸，以旧恩进用也”。〔442〕同样以太宗潜邸旧恩升任内职的还有：（1）张逊，“太宗在晋邸，召隶帐下。太平兴国初，补左班殿直，从征太原还，迁文思副使，再迁香药库使”。〔443〕（2）杨守一，本名守素，“事太宗于晋邸，太宗即位，补右班殿直。太平兴国中，出护登州兵，召还，监仪鸾司，累迁西头供奉官”。〔444〕（3）赵镕，“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补东头供奉官。因使吴越赐国信，及钱俶纳土，遣检校帑廪，转内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阴事，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掌翰林司，擢东上门使”。〔445〕（4）周莹，“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即位，补殿直。领武骑卒巡警泉、福州，卒才数百，捕剧贼千余，迁供奉官……又使绥、银州按边事，还奏称旨，擢鞍辔库副使”。〔446〕（5）王显，“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即位，补殿直，稍迁供奉官。太平兴国三年，授军器库副使，迁尚食使。逾年，与郭昭敏并为东上门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447〕太宗提拔“家臣”的规模和力度之大，不禁令人联想起他可疑的即位。无论太宗的即位是否合法，他的晋王府在聚集人才方面确实很下了一番工夫，除了这批被任命为内职的“趋走之才”外，还有大批以“材勇”著称的武士。〔448〕

相比之下，真宗见于记载的潜邸家臣就要少得多，有：（1）王继英，“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真宗即位，擢为引进使。咸平初，领恩州刺史兼掌门使，迁左神武大将军、枢密都承旨，改客省使”。〔449〕（2）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头供奉官……擢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边，以功迁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军兵马钤辖”。〔450〕（3）杨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真宗即位，迁左侍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终讨王均，崇勋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内殿崇班，累迁西上门使，群牧都监，改副使”。〔451〕（4）夏守恩、守赟兄弟，他们的父亲为宋捐躯，守恩“才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累迁西头供奉官。真宗即位，四迁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守赟“四岁而孤”，随兄入襄王宫，“王为太子，守赟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继迁叛命，使绥、夏，伺边衅，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为驾前走马承受”。〔452〕这五个人后来也都做到了枢密使副。

任命潜邸家臣为内职的做法，在神宗即位之初遭到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批评，这番批评恰好构成了历史追溯：“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内职出身于“霸府家臣”，是“陛下家臣”，其最核心的身份认证也正来源于他们与皇帝历史与现实的亲密关系。以“潜邸”家臣入居内职，是五代以来约定俗成的做法，北宋建国一百年来，从无人置疑。但是，在神宗初年，司马光发难了，认为“自厮役直除班行（指“使臣”）”已属侥幸，要进入门任职则是“小人之心终无厌极”，“以贱隶而叨美职”，“无功受赏”，“不可纵也”。世道真的是变了。从中，可以看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和信心，守护“治道”的坚定操守，对皇帝畜养培植“近习”的高度警惕；也透露出制度的变迁与潜邸家臣地位的演变，“门祗候”变成了“祖宗所以蓄养贤才以待任使之地也”，“譬诸史臣则馆阁之流也”，〔453〕皇帝对潜邸家臣的依赖大大减弱，变得更加“天下化”了。这是好事，但潜邸家臣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则无疑是大大地弱化了。

第二个“弱化”指标是皇帝在处理内职与其他官僚群体关系时所表达的态度。宋太祖时的“李处耘事件”表明了皇帝对内职与资深将领关系的态度。乾德元年，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出任湖南道行营兵马都监，与主帅都部署慕容延钊“大不协，更相论奏”。〔454〕二将不协，又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肯定双方都有责任，太祖偏责一方，责的又是与自己关系更亲近的护军内职，一方面起到了安慰自己在后周的旧同僚的作用，稳定了局面，另一方面，则间接警醒“家臣”，内职虽然“亲”，但地位并不尊贵，切勿恃亲而骄。这是内职相对于高级将领的一次关系定位。

而太宗时对内职监军与文臣知州冲突的处理则表明了皇帝对内职与文臣关系的态度。这一次，皇帝也没有明确回护内职。太平兴国四年（969），平北汉之后，“分命常参官八人知忻、代等州。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其后，汝士与监军不协，一夕，剚刃于腹而死。丙上疏言汝士之死非自杀，愿按其状。上览奏惊骇，遽遣使鞠之，召丙赴阙问状。丙曰：‘汝士在牧守之任，不闻有大罪，何至自杀？若冤死不明，宿直者又不加谴责，则自今书生不复能治边郡矣！’”“宿直者”直指“监军”的内职身份。据说，太宗很同意臧丙的话，“上善其言”。〔455〕马汝士之死究竟“后事如何”，史无明文。臧丙为了给同年申冤，把马汝士与监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书生”与“宿直者”之间的矛盾，而知州与都监的不和，在宋初也确实相当普遍。同样在太宗初年，吏部郎中边翊为广南转运使，“属郡守与护军有怨隙者，但令易地，未尝置之于法”。〔456〕转运使是文官，由他来处理“郡守与护军”之间的“怨隙”，“护军”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皇帝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立场也不难想见。

弱化的第三个指标是内职选任的制度化。内职的升迁本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皇帝本人的“进拔”。翟守素自后晋天福初“补左班殿直，转供奉官。自晋至汉，时乱位卑，祗役不暇。故勤虽至而功未立矣。洎周高祖以来，奉皇华，将密命，号为称职者，屈指必数公首与之。世宗初平淮甸，诏公为蕲州兵马监押兼沿江巡检，善修其职，遂改承天军使，自是声绩闻于时矣”。〔457〕郭守文自后周起便服务禁庭，但直到“素知其名”的宋太祖上台，“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久始归公以用之”，〔458〕才登上升迁的快行道。倘若没有周太祖、世宗、宋太祖的赏识任用，翟守素、郭守文诸人不过是内廷服役之人而已。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进拔”。〔459〕在内职人数较少的情况下，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皇帝的直接关注，不立“程准”、由皇帝自行简拔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人数的增多，大多数内职无缘直接接触皇帝，皇帝也没有精力直接管理内职，“奉使者多诉劳逸不均”，建立选任机构、选任制度已是势在必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始命御厨副使洛阳杨守素等点检三班公事，权以内客省使厅事为局，总其名籍，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焉”，〔460〕使臣的人事管理转由制度而非皇帝个人掌握，内职在官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咸平四年（1001），“诏三班院，使臣应经磨勘已转班行者，改转后七周年再与磨勘，其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职差补班行及四年以上、借职三年以上者，并依例与磨勘”。〔461〕磨勘年限的设定使得三班使臣的选任进一步制度化。明道二年（1033），“诏诸司使至三班使臣并五年一磨勘，带门祗候者四年，诸司使副仍以五资为一转”，〔462〕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品位符号，其迁转年限有了明确的规定，积年可至，不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时候的内职已不再是“禁庭隶职”的皇帝家臣，而是以内职符号来标志官阶的武选官。

曾经由皇帝亲自拔擢的“使臣”不得不在法令条文所规定的条条框框内磨勘序迁、图升擢求发展。甚至掌握法令条文的胥吏都可以对他们上下其手、敲诈勒索。乾兴元年（1022），已闻“三班院胥吏，颇邀滞使臣，丐取财贿。每会课迁改，即阴匿簿书，缘为奸弊”。〔463〕明道二年（1033），又有“三班人吏抑屈使臣，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464〕

逐渐步入和平发展正轨的宋朝皇帝与内职渐行渐远，科举出身的文官在推波助澜，内职终于从皇帝身边的一个不大的陛下家臣群体，发展成为一个与文官、军职并列的人数众多的官僚序列。

第三章　内在秩序与通用标尺

从太宗朝起，诸使和使臣人数激增，到真宗朝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徒有内职之名，却不再服务殿廷，而是或“董兵戎”或“厘事任”，担任各类差遣。外任差遣在诸使与使臣身份定位中的分量超越了其本来职任，诸使与使臣从职位符号向品位符号演变。相应的，真宗朝以后，中央事务机构群继续增长，但其长官不再以“使”为称，诸使类机构与使额分道扬镳，独自发展；与此同时，使臣、诸使的磨勘年限先后设定，内职的选任不再“断自圣心”，而转由机构和制度处理。在宋初的四十余年间，诸使和使臣完成了从内廷向外朝、从“陛下家臣”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武选官有时仍然被称为“内职”、“近臣”，但是，“内”与“近”对于大多数武选官而言，只是历史的流风遗韵。

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御制《武臣七条》，“赐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者”〔465〕“任”字之前为品位标志，之后为职位标志。“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是北宋的边防统兵官职位序列，而有资格充任这一序列中职位的“武臣”，是“牧伯洎诸司使而下”，“牧伯”系正任武官，“诸司使而下”指武选官。那么，武选官是怎样形成的？牧伯又是怎样成为武选官与军职共用的品位符号的呢？

第一节　从职位等级到品位等级：武阶的形成

诸使和使臣演变成了武选官阶，这是变化的最终结果。但是，武阶的最终形态并不是所有诸使使额和使臣名称的简单相加，几乎所有诸使都经历了阶官化的历程，但只有一部分进入了武选官阶。从诸使之间基于职位的等级关系到武选官阶间纯粹的品位等级，中间还有相当的跨度。本节将要追寻的，是变化发生的过程与原因。

武阶的迁转顺序，基本沿用了五代及宋初内职原有的等级秩序。构成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有三：职掌性质，与皇帝的关系和历史因素。以品位符号的标准衡量，内职原有的等级秩序不无缺陷：第一，它不够谨严，诸使间的高下关系并不固定；第二，它是“封闭而自足”的，迁转调度主要在内职内部进行，与其他官僚等级符号系统之间缺乏可比性。使臣与诸使属于使职差遣，未经唐代官僚等级的通用标尺——官品的度量和标定，因此，在以官品为通用标尺的官僚制度中，内职在服色、封赠、恩荫、犯罪当赎等一系列待遇问题上都缺乏现成规定，他们与其他类别的官员之间的地位高下也难以确定。这种缺陷，在内职“服务殿廷”时已经显现，但并不突出，往往可以通过皇帝的特恩得到解决。然而，当内职走出殿廷、成为武选官，同文武官员（带唐文武职事官衔者）一起排班上朝、同僚理事时，问题便突出起来。而武选官阶的迁转顺序、待遇规定，也正是通过与文武职事官的比拟，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获得了通用标尺——官品的标定。

一　“朝廷内使，迁拜有序”

后汉隐帝时，杨邠为枢密使，乾祐三年（950）四月，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出为郑州防御使，宣徽使出缺，“太后弟武德使李业求为宣徽使，隐帝与太后重韪之，私防于邠。邠以朝廷内使，迁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466〕同时冀望这个职位的，还有内客省使阎晋卿，“时宣徽使缺，晋卿以职次事望，合当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晋卿颇怨执政”。〔467〕自武德使而迁宣徽使，是“超居”，须打破惯例，连皇帝和太后也不敢贸然行事，要在私底下去探听枢密使的口风，遭到拒绝也只好作罢。由内客省使升任宣徽使，则“职次事望，合当其任”，是顺理成章的事，过了半年多〔468〕任命还迟迟未下，便有理由心怀怨望。两相对照，足见在五代，诸使内部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迁转顺序，也就是杨邠所说的“朝廷内使，迁拜有序”。

有关朝廷内使迁拜顺序的实例主要集中在高层，从这些实例看，通向诸使最高级——枢密使的道路有两条：或由通进宾赞诸使经宣徽使而至枢密使，或由宫苑使、皇城使等使经宣徽使而达枢密使。“上层宣徽使以下形成了一个樽颈地带。”〔469〕达宣徽则可以望枢密，这就是为什么李业、阎晋卿会对宣徽使头衔如此向往。而事实上，乾祐三年四月调离的宣徽北院使吴虔裕也正是因为觊觎枢密使职位表现露骨才遭到解职处分，“时枢密使杨邠上章乞解机务”，隐帝命中使慰留，吴虔裕却在旁扬言：“机密重地，难以久处，俾后来者迭居，相公辞让是也。”〔470〕

由通进宾赞诸使升进的大致路径如下：门使→判四方馆事→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宣徽（北院→南院）使→枢密使，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后汉的王峻，跟随高祖“历数镇，常为典客。汉祖践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汉为监军，入为内客省使。及赵思绾作乱于永兴，汉隐帝命郭从义讨之，以峻为兵马都监，从义与峻不协甚，如水火，未几，改宣徽北院使。贼平，加检校太傅，转南院使……隐帝萧墙变起，峻亦为群小所构……京师平定，受汉太后令，充枢密使”。〔471〕自潜邸的典客而为客省使，迁内客省使，改宣徽北院使，进宣徽南院使，迁枢密使——这是非常典型的高级内职履历。

由宫苑、皇城、文思等使亦可通往宣徽使。比如，后唐末帝刘后的弟弟刘延皓，曾担任末帝凤翔使府的“元随都校”，“清泰元年（934），除宫苑使”，“俄改宣徽南院使”，“二年，迁枢密使”。〔472〕再如，后周太祖郭威“霸府”的“知客押衙”向训，“周祖即位，授宫苑使。广顺中（951—953），迁皇城使……改内客省使……召拜……宣徽南院使”。〔473〕自文思使而内客省使、宣徽使的例子也有：后唐朱弘昭“事明宗在藩方为典客，天成元年（926），为文思使，历东川副使，二年余，除左卫大将军充内客省使，三年，转宣徽南院使”。〔474〕

诸使地位的高下与其职掌的重要性成正比，而其职掌的重要性则取决于这项职掌与皇帝的关系。通进宾赞诸使服务殿庭，扼守皇帝与外界沟通的信息通道，因而在诸使中占据前列高位。枢密使的原始职掌，本来就是“承受表奏于内进呈”，并将“人主”的“处分”，“宣付中书门下施行”。〔475〕客省使、四方馆负责接收来自地方的信息，后梁“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委客省使画时引进”，而“寻常公事”则由“四方馆收接”。〔476〕门使则负责接收在京文武近臣的表疏、宣达诏敕。通进宾赞诸使是皇帝与宰相百官、藩镇州府之间的桥梁。皇帝通过他们接收外界信息，做出反应，而皇帝的反应又须通过他们向外界传递。作为信息的传递者，通进宾赞诸使具有种种便利，可以对信息进行增减，从而影响决策、甚至参与决策——当然，这种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权力，要视情况而定。此外，通进宾赞诸使对任职者的文化水平、宣赞能力以及周旋应对的水平都有很高要求，其总体素质在内职官僚群中居于上乘。皇帝信任他们，依靠他们获取和传达信息，有时还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必然要给他们较高的地位，通进宾赞诸使因而构成诸使的最上层。皇城使管理宫殿门禁、维护治安，并统有军队；作坊使负责军器制造，前者关系皇帝安危，后者关系国家安全，因此也位列诸使上层。

历史因素在内职等级秩序的形成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所谓历史因素，指的是自内职产生以来由惯例所构成的选任传统。宫苑使和闲厩使在诸使中位列前名，便主要得益于历史因素。这两个使职在唐代多以三品散官、职事官兼任，地位尊重。德宗时宗室李齐连、宗室名臣李晟之子宪宗时的李愬、穆宗时郭子仪的两个孙子、僖宗时李晟之孙李琢，以及肃宗时权倾朝野的大宦官李辅国都曾任宫苑使。睿宗复辟之后，他的长子宋王成器就曾担任闲厩使。在成器之前，闲厩使的权力则由太子李隆基亲自掌管。玄宗时的权臣王则曾经兼宫苑使、闲厩使二职于一身，安禄山也做过闲厩使。〔477〕这些实权人物和皇亲贵戚之所以担任这些使职，是因为其职掌的重要性：宫苑使通掌长安诸宫、苑门禁，闲厩使掌握国马之政，手中有马有兵，都是关系宫廷安全的重要职位。这种职掌性质的重要性，到五代早已不复存在。闲厩使的职掌在安史乱后已是大半偏枯，“只是管理旧马牧地，管下并无马匹，京城官马全归飞龙使管理调度”。〔478〕进入五代，闲厩使更沦为“有员无职”的空衔。唐末迁都之后，首都政治地理结构发生改变，宫苑使与宫廷安全的关系已经不大。比如后唐庄宗的宫苑使王允平在史料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为庄宗“广采宫人，不择良家委巷”，另一次则是奉命营造避暑高楼，〔479〕所掌皆皇帝的家务细事。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宫苑使、闲厩使仍然被视为高级内职，具有向上迁转至宣徽使的可能性。宣徽使仅次于枢密使的崇高地位恐怕也主要是由于历史因素。晚唐宣徽院有宣徽供奉官，为宦官加衔，并无具体职任，然得“出入肘腋，日侍天颜”，〔480〕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宣徽院本身则掌管着一些尚不足以独立设使的宫廷内务。作为宣徽供奉官名义上的长官及宫廷内务总管，宣徽使在宦官内使中居于高位，这种高位被五代诸使的等级秩序所继承。

在构成内职等级秩序的三项基础中，历史因素不过是其他两项因素的积累，与皇帝的关系最为重要，而职掌性质则是基础中的基础。从根本上讲，内职的等级秩序其实是一种职位关系。这种等级秩序，与作为品位等级的武阶的迁转顺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武阶，使臣与诸司副使、诸司正使构成从低到高的顺畅阶梯。横班则自为一格，非“特恩”不迁。诸司使副与横班使副的序迁规则相同：正使普遍高于副使，正常情况下，官员须先在副使的层级上磨勘转迁，到达副使的高阶之后向上进入正使的低阶，然后在正使的层级上进行迁转。以诸司副使、正使为例，若从最低级的供备库副使开始，一路从无战功、循序渐进，则为：

供备库副使→西京左藏库副使→文思副使→左藏库副使→皇城副使

→西京作坊使→内园使→东作坊使→宫苑使→皇城使同样从供备库副使开始，若每一步都有战功，则为：

供备库副使→如京副使→东作坊副使

→供备库使→如京使→东作坊使→宫苑使→皇城使〔481〕

在内职的迁转次序中，副使、正使之间显然并不存在上述区隔。作为职位设置，诸使鼓励官员久任一司，以便熟悉业务，由本司副使转正使是相当正常的情况，比如宋初的魏丕就是在做了八年的作坊副使之后才升任作坊正使。重要使职的副使职位高于普通正使。后梁末帝乾化二年（914），韦坚为客省引进使，至贞明四年（918），已升任宣徽院副使。〔482〕后唐刘处让为客省副使，“累将命称旨”，自客省副使直接迁引进使。〔483〕作为宣徽院副使，韦坚可以在正使离职时暂时代理本司事务。宋太祖时，文思使常岑和副使宋延思“监主自盗，为部曲所告”，正使“决杖黥面，配沙门岛”，副使“决杖，配隶陈州”。〔484〕正使和副使能够共同职务犯罪，正可见此副使是同一机构中正使的副职，二者的差别是职位等级，非品位等级。

内职的职位等级最终演变成了武阶的品位等级，诸司正使普遍高于诸司副使，横班正使高于横班副使，演变的结果十分清晰。这种结果不太可能是自然发生的，而应当出自宋朝政府对官制的主动整理。那么，宋朝政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整理？最根本的原因是诸使官僚群已经扩大化、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需要规范的选任制度，这一点上章已经涉及。下面需要观察的，是这个逐渐膨胀的官僚群体的待遇要求是如何推动了内职职位的武选官阶化。

二　在通用标尺以外

如前所述，在五代，内职内部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迁转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讲是职位等级，它所关注的是职位本身而非任职者的需求。而内职的任职者，同其他官员一样，在俸禄之外，需要服色、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犯罪当赎等特权待遇。在五代沿自唐朝的官僚等级制度中，有一个衡量、确定这些待遇的通用标尺，这就是官品。官品以一至九品为基本名称，以正从、上下为辅助名称。所有唐前期官制中的职位和品位符号，包括文武散官，职事官，职名，本官，勋，爵，内外命妇，内侍官等，都是官品的载体。〔485〕虽然不同载体的同一官品在等级秩序中从来都不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官品的存在却使得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权衡，从而为职位的选任和官员品位待遇的确定提供便利。

唐代中期以后，各种新职位（通称使职差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取代职事官的势头。起初，新职位的任职者大多已经取得官员身份，他们从职事官体系进入新职位体系时，在原有的品位符号之外，还要带职事官衔，以标志、增重身份。因此，唐政府并没有赋予这些新职位官品，这就使得这些新职位游离在旧有的以官品为通用标尺的等级制度以外，需要借用职事官衔（即所谓“正官”）来标志等级。内职就是这些新职位中的一支。

由于历史原因，可供内职借用的职事官种类、数量不多。晚唐诸使“多内侍省官或将军兼充”。〔486〕此时诸使的主体——内诸司使是宦官，唐职事官中的内侍省官是其天然阶梯。自玄宗起，唐代的宦官又开始使用武职事官标志身份。唐前期宦者职事官最高品阶为从四品下阶的内侍，“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487〕诸卫将军、大将军因而成为宦官内使的传统带职。文职事官也曾经成为宦官带职。自肃宗在灵武即位之后，大宦官李辅国的带职自太子家令（从四品上阶）、太子詹事（从三品），而殿中监（从三品）、兵部尚书（正三品），沿着文职事官的路线扶摇直上，李辅国甚至“求为宰臣”。〔488〕以文职事官中的“清望官”为宦官带职，等于承认宦官可以入相，李辅国产生要当宰相的念头也不算太过分。同玄宗以三品将军处宦官相比，肃宗许李辅国带文职“清望官”，更具制度性的破坏力。幸而代宗没有继续这种做法，鱼朝恩虽然“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得“判国子监事”，〔489〕曾经亲临国子监讲学，但是他的带职“以功累加左监门卫大将军”，仍然在玄宗所开创的传统之内。〔490〕由于代宗的清醒，唐代后期宦官内诸司使的带职基本限定在内侍省官与武职事官两类。

五代以后，诸使转由士人担任，当然不方便再借用阉人职事官，可以借用的职事官衔主要是武职事官，即所谓“南班官”。比如开平二年（908）十二月，赵霖“授右羽林统军，改右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墙使”。〔491〕而以武职事官标志诸使阶秩，也存在先天不足。玄宗以“三品将军”授宦官的动机，是要用内侍省职事官所没有的高尚品阶来抬高宦官地位，因此所用武职事官从一开始便局限于“三品将军”以上。在提高品阶以示褒崇的思路引导下，晚唐宦官所带武职事官全部集中在三品以上的高端，包括：诸卫将军（从三品）、大将军（正三品）、统军（从二品）、〔492〕上将军（从二品）。〔493〕喜上不喜下，乃人之常情。内诸司使以高端武职事官标志地位的传统一旦确立，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高端武职事官所能提供的品阶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此外有可能为内职所带的职事官资源还有源自“霸府家臣”带职的文职事官。后梁太祖时，敬翔曾以太府卿勾当宣徽院事。〔494〕张保绩“在门前后四十年”、宣赞出使有功，宋太祖为了表彰他的勤劳，特命保绩为“卫尉卿、判客省门事”。〔495〕但是，内职带文职事官的传统似乎并不坚固。天祐二年（905）三月，朱温奏请以他的旧“牙将”、乐人出身的张廷范为太常卿，遭到宰相裴枢的抵制。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496〕当时，唐的首都已经迁到洛阳，朝政乃至唐朝君臣的性命皆在朱温的手掌之中。裴枢敢持异议，恐怕是以为太常卿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头衔，朱温不会认真计较，因此想为朱温做一点粉饰太平的工作。可惜，朱温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意志能否完全实现。裴枢的造作不免“明珠暗投”，徒令朱温“切齿含怒”，卒有白马之祸。

裴枢抗命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是，霸府家臣—朝廷内职与文职事官之间的联系缺乏必要的历史基础。张廷范曾经是朱温的“内客将”，天复三年（903），朱温把他安插在昭宗身边担任宫苑使。天祐元年（904），唐廷从长安迁往洛阳之后，宫苑使原有的防卫功能由于首都政治地理结构的改变而丧失，张廷范改任金吾将军、街使，负责治安，之后张廷范的职事官衔改为和王傅。到了天祐二年，朱温想让他担任太常卿，这才出现了裴枢抗命之事。〔497〕金吾将军是从三品的武职事官，和王傅是从三品的王府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的文职事官。王府官早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沦为“为众所轻”的“偷安散秩”。〔498〕而金吾将军等武职事官自从玄宗起便成为诸使带职。唯独文职事官，虽然正在经历着阶官化的演变，但仍然保留着一些源自旧时代的尊严和体面。〔499〕而朝廷内职源出霸府家臣，在霸府多本非正职僚佐，并未获得官员身份，虽然因缘时会，鸡犬升天进入朝廷为内职，但与正牌文官相比，在文化水平、社会身份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按照约定俗成的官场文化，他们没有资格带文职事官衔。

内职所带的武职事官衔，居高难下，空间有限；而内职与文职事官之间又存在隔阂。因而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内职并没有带职事官衔，而是以旧有的勋官、散官和晚唐新出的检校官、兼宪衔等品位符号标志身份。进入宋朝以后，内职不带正官更成为制度，宋人叙述诸使沿革，至“国朝”制度，则云：“初，犹有正官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500〕

举一个例子，王禹偁为郭守文所作的《墓志铭》，详细记载郭守文的早期履历如下：

洎（后周太祖）授禅元年，补左班殿直，且以银印青绶崇其阶级，用国子祭酒、司宪大夫纪其官氏，上骑都尉策其勋伐……世宗嗣位，检校冬官卿加上柱国。时内职东西两班各置押班之名，又署都知之职，公皆任焉。显德中，遍历礼部、刑部二尚书……建隆初，迁地官之长，充西头供奉官。三年，改大司马，开宝中授大冢宰……开宝四年……授右仆射、翰林副使……九年二月，迁左揆，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501〕

这一大段不厌其详的履历当中：银印青绶即银青光禄大夫，是从三品文散官。〔502〕上骑都尉—上柱国是勋官。国子祭酒—工部尚书（即“冬官卿”）—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即“地官之长”）—兵部尚书（即“大司马”）—吏部尚书（即“大冢宰”）—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即“左揆”）均是检校官，准确的系衔方式应当在前面加“检校”字样。司宪大夫是宪衔（又称兼官），通称“兼御史大夫”。

这一大堆勋官、文武散官、检校官、宪衔，写来一本正经，读来颇费索解，其实都是空而又空的空名，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503〕当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检校官等也可以作为确定官员相对地位高低的标准，比如“诏诸道节度使未带使相及防御、团练使、刺史班位，据检校官高者为上，如检校官同，以先授者为上，前资在现任之下”。〔504〕诸品位符号的发授，在唐“中叶以后，尤为泛滥”，贬值已极，倘若不与相应的职位相联，根本就是废纸一张：

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钥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它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505〕

在郭守文的履历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只是他在内职系统内部的职位迁转，所以《宋史》卷二五九《郭守文传》干脆删繁就简，直逼主题，将郭守文的早期履历简化如下：

广顺初，补左班殿直，再迁东第二班副都知。宋初，迁西头供奉官……迁翰林副使……改西京作坊使，领翰林司职事。〔506〕

像郭守文这样，不带职事官，只带散官、检校官、宪衔、勋官，在旧有的等级制度中，本来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品位待遇。以犯罪当赎为例，根据《唐律疏议》，职事官、散官、卫官、勋官均可用于当罪，“其有二官，先以高者当，次以勋官当”。二官，“谓职事、散官、卫官计阶等者，既相因而得，故同为一官。其勋官，从勋加授，故别为一官。是为二官”。〔507〕唐亡之后，“内外官当赎之法，梁、唐皆无定制，多示优容，或因时分轻重”，〔508〕可见《唐律疏议》的规定至少在法律上还是有效的，实际上怎么样，未见记载。但是，在“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人奴腰金曳紫”的时代，若果真按法律条文执行起来，会有太多的非官员享受高级官员的特权待遇。

为了在真正的官员和“腰金曳紫”的“人奴”之间划清界限，五代朝廷开始着手从制度上取消勋官、散官等品位符号的特权待遇。但是，这样一来，不带职事官衔的内职的官员待遇甚至官员身份也变得岌岌可危。后晋天福六年（941）五月，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请：“今后凡是散官，不计高低，若犯罪不得当赎，亦不得上请。”〔509〕李象主张散官不得当赎，事实上就是要以职事官的带否为标准，对官僚队伍进行清理。然而，在深得皇帝信任与倚重的内职、禁军军官当中，不带职事官的现象相当普遍。〔510〕这样一种现实，李象应当不至忽略，因此，他的建议中也可能包含着对军人与内职的排斥。详定院对李象的建议进行讨论之后，覆奏〔511〕如下：

（1）应内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从品官法。

（2）无品官有散试官者，应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并请同九品官例。

（3）其京都运巡使及诸道州府衙前职员、内外杂任、镇将等，并请准律，不得上请、当赎。

（4）其巡司、马步司判官，虽有曾历品官者，亦请同流外职。准律，杖罪以下，依决罚例，徒罪以上，仍依当赎法。〔512〕

覆奏（1）中的“品官”当即职事官，换言之，凡带文武职事官衔者，依照职事官品享受犯罪当赎待遇。覆奏（2）、（3）、（4）规定的对象皆是“无品官有散试官者”，其待遇根据职位分为三类，其中，衙前职员、杂任、镇将完全不享受犯罪当赎待遇，巡司、马步司判官部分享有犯罪当赎待遇，唯独“应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与职事官同样享有完全的犯罪当赎特权，“廷臣”主要指内职。

李象的建议与详定院的覆奏透露出多重信息：第一，内职未经官品“驯化”，本身无品阶，其任职者的待遇仍然缺乏制度保障；第二，内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作为官僚的待遇需求应当得到满足；因此，第三，内职待遇的制度化势在必行，所谓“同九品官例”，并不是说一概按九品官待遇，而是仿照职事官的品阶划分内职等级。至后周显德五年（958）七月，新定《刑统》，规定“今后定罪，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副留守，准从五品官例；诸道两使判官、防御·团练副使，准从六品官例；节度掌书记、团练判官、两蕃营田等使判官，准从七品官例；诸道推、巡及军事判官，准从八品官例。诸军将校，内诸司使、副使、供奉、殿直，临时奏听敕旨”。〔513〕内职的犯罪当赎待遇仍然缺乏固定的法律规定，而是处于皇帝厚薄由心的恩泽庇佑之下。然而，无论如何，能够享受犯罪当赎待遇是对内职官僚身份的一种制度性肯定。

三　“比其品数”，定其高下

李象从官僚等级制度的条文出发，对内职的官僚身份提出质疑，未免书生意气。但是，内职职位之未经官品标定，与其他官僚等级符号系统之间缺乏明确的可比性，也确实为内职官僚在官场中的定位带来了麻烦——当内职与职事官在同一场合出现时，他们的相对地位该如何确定？进退揖让之际，该如何行礼？问题非常具体，但并非细事。起初，如果内职与职事官的接触和交往只是个别和临时的，当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内职作为皇帝的使者，往往可以受到超乎寻常的礼遇。但是，当内职群体扩大并逐渐从内廷走向外朝，与职事官同殿朝会、同僚理事，两类官员的接触和交往成为经常甚至制度时，那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定内职与职事官的相对地位。职事官的等级是现成的，因此，最方便的做法当然是以职事官等级为基准，将内职“比其品数”，定其高下。而“朝廷内使，迁拜有序”——内职内部原有的等级秩序，正是通过与职事官等级的比拟，变得相对细致化、固定化、符号化。

内职与外朝职事官的接触场合主要包括“合班杂坐”、“百官相见”等等。涉及内职与职事官的“百官相见仪制”，始于五代。据说，后晋天福、后周显德时期曾经对内外群臣的相见礼仪做过规定，但“未为详悉”，因此，乾德二年（964），宋太祖下令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诏曰：

国家职位肇分，轨仪有序，冀等威之斯辨，在品式之惟明。矧著位之庶官及内司之诸使，以至轩墀引籍，州县命官，凡进见于宰相，或参候于长吏，既为总摄，合异礼容。稽于旧仪，且无定法。或传晋天福、周显德中，以廷臣、内职、宾从、将校，比其品数，著为纲条，载于《刑统》，未为详悉。宜令尚书省集台省官、翰林、秘书、国子司业、太常博士等详定内外群臣相见之仪。〔514〕

现存的乾德二年“百官相见仪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百官道途相遇的礼仪，一是公参之礼。有趣的是，道途相遇礼仪中并未涉及“内司之诸使”。“公参之礼”是官员在公务场合的相见礼仪，它以不同的仪式符号展现官员的地位等级，这些仪式符号包括：由位卑者行之的以“客礼”谒、“列拜”或“趋庭”，由位高者行之的“答”、“不答”或“倨受”。乾德二年的“公参之礼”中有关内职的部分如下：

公参之礼，列拜堂上，位高受参者答焉……内客省使谒宰相、枢密使，以客礼。门使以上列拜，皆答。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诸司使、枢密承旨，不答焉。自枢密使副、宣徽使，皆差降其礼。供奉官、殿直、敎坊使副、辞令宫、伎术官并趋庭，倨受。

诸司副使参大使，通事舍人参门使。

……

又令，诸司使、副使、通事舍人见宰相、枢密使，升阶连姓通名展拜，不答拜；其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以客礼展拜。〔515〕

从公参之礼中得到的等级关系如下：枢密使已进入与宰相比肩而立的外朝首脑地位，宣徽使则享有副宰相级的礼仪待遇，其下的等级秩序为内客省使、门使、客省副使至通事舍人、诸司使、枢密承旨、供奉官、殿直。“公参之礼”主要针对公务场合，它所呈现的官员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与职务有关，通进宾赞诸使（内客省使至枢密承旨）与宰相、枢密使公务接触较多，因此规定相对细致，其余诸司使副则较疏略。相比之下，“合班仪制”对等级的要求更为细致：

乾德二年二月一日，诏重定内外官仪制。有司请令……内客省使视大卿，客省使视大监，引进使视庶子，判四方馆事视少卿，门使视少监，诸司使视郎中，客省·引进·门副使视员外郎，诸司副使视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从本品，供奉官视诸卫率，殿直视副率，枢密承旨视四品朝官，兼南班官诸司使者从本品。副承旨视寺监丞，诸房副承旨视南省都事。凡视朝官者本品下，视京官在其上。〔516〕

合班仪制，是杂坐的准绳，“凡杂坐者，以此为准”，〔517〕宋代门司藏有《杂坐图》，是合班仪制的图解版。〔518〕杂者，不纯也。杂坐，顾名思义，指不同类别的人物共坐一堂，比如男女杂坐，是《礼记》所不许。引文中“杂坐”的对象则指不同类别的官员。乾德二年是宋代第一次出现文官与内职济济一堂的杂坐位序。两年以前，建隆三年（962）三月的合班仪中还不包括内职。由于“杂坐”的需要，自身没有官品的内职通过“视（文职事官）品”获得了“准官品”定位，在与文官的“杂坐”中明确了相对地位，也使得内职内部的等级秩序变得更加清晰和固定化。内客省使至门使视大卿、监，“客省·引进·门副使视员外郎”；“诸司使视郎中”，“诸司副使视太常博士”——同名的正使与副使的关系摆脱了机构职掌的羁绊，正使为一阶级，副使为另一阶级，所有横行正使高于所有横行副使，所有诸司正使高于所有诸司副使，属于武阶等级秩序的重要特征出现，内职在由职位符号向品位符号的转变中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同武阶的最后定稿相比，乾德二年“合班仪制”中所规定的内职等级秩序还很不完整：第一，它只规定了横行正使、横行副使、诸司正使、诸司副使、供奉官、殿直之间的位次高下，以及横行使副的位次细节；但对于诸司正使之间和诸司副使之间的位次细节未予明确规定。第二，诸司使副又分为东班与西班，东班诸司使副除皇城使副以外，最终都脱离了武阶序列，成为伎术官的迁转之阶。这个变化在乾德二年的合班仪制中也没有体现。

到了北宋中期，在“庆历以后合班之制”〔519〕中，首次出现了对诸司正使之间、诸司副使之间位次的细节规定，其“皇城以下诸司使”以下按地位高低载录了诸司正使的名单，其位序与武阶位序相符。但这个名单仍然是东班、西班杂糅通排的，而武选官阶的最后形态中只包括了横班、西班和东班中的皇城使，其余东班诸使转为伎术官专有。〔520〕根据龚延明先生的补正，〔521〕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为示区别，将东班诸使以【】标出）：

【皇城使】宫苑使【翰林使】左骐骥使【尚食使】右骐骥使【御厨使】内藏库使【军器库使】左藏库使【仪鸾使】南作坊使【弓箭库使】北作坊使〔522〕【衣库使】庄宅使　六宅使　文思使【东八作使】内园使【西八作使】洛苑使【牛羊使】如京使【东绫锦院使】【香药库使】崇仪使【榷易使】西京左藏库使【氈毯使】【西绫锦院使】西京作坊使【鞍辔库使】东染院使【酒坊使】西染院使【法酒库使】礼宾使【翰林医官使】供备库使。

非伎术官带东班诸使衔、东西班互为迁转梯级，在北宋前期相当常见。真宗咸平中，益州兵变，有御厨使李惠与洛苑使石普等受命为招安巡检使，领步骑八千前往招讨，〔523〕御厨使即东班诸使。咸平中，焦守节从衣库副使迁宫苑副使，是从东班转西班。〔524〕至北宋中期，文臣换武阶，仍然在使用东班诸使。仁宗天圣元年，有三司盐铁判官、侍御史刘平换衣库使，出知邠州。〔525〕景祐三年，又有审刑院详议官、殿中丞王果换衣库副使。〔526〕

大约从神宗时，翰林以下的东班诸司使副才逐渐退出武选官铨选阶次。《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一三至一四载熙宁五年颁布的《换官法》，其中文官所换武阶中已无东班诸使。《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载“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其“皇城使，转遥郡刺史”下注云：“凡已上使副，除皇城系东班，余并系西班。其东班翰林以下十九司使副，虽有见在官及迁转法，并授伎术官。”〔527〕

东班从武阶系列中剥离出去，成为伎术官迁转之阶，是宋朝清理官制的结果。职责庞杂是诸使的特点之一。诸使主要是由唐代的宦官内诸司使发展而来的，诸司使的职责自然包含许多侍奉皇帝生活起居的内容，东班的翰林、尚食、御厨、仪銮、衣库、鞍辔等司的职责对专业技术要求很高，必须由专业人士充任。五代后唐时，曾经将伎术官与普通内职混一迁转。如伶官史彦琼曾为武德使，“居邺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宋朝中期，士大夫开始深刻反思五代历史，欧阳修作《新五代史·伶官传》，将后唐庄宗的亡国归罪于“伶人用事”。〔528〕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北宋将伎术官排斥在官僚集团之外，东班诸使也因其和伎术官关系密切，逐渐转为伎术官独擅的阶秩标志符号。

东班诸使从武阶中剥离出去之后，宋代武阶的最后形态正式形成。

第二节　以牧伯之官为序迁之宠

刺史、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节度观察留后与节度使构成了宋代武官品位序列的最高层次。武选官在武阶之外加领刺史至节度观察留后，以厚俸禄，是为“遥郡”；落武阶只带刺史以上至节度使，则为“正任”。遥郡与正任是所谓“右列序迁之宠”，〔529〕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品位符号。

正任与遥郡所共用的这套阶秩符号，宋人统称为“牧伯”，“伯者言一州之长，牧者言牧养下民”，〔530〕牧伯是刺史和节度等使在唐代地位的真实写照。唐代地方行政体制为州、县两级制，刺史为一州之长，“掌肃清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531〕唐代中后期，主要是由于军事目的，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职相继出现并常设地方，“关河诸道，多以节度兼领观察，江湖僻远，则以观察而带团练”，此外，又有单行之防御、团练使。节度等使“统属列郡”，辖区从数州到一州不等；“兼牧首州”，例兼首州刺史，〔532〕辖内兵、刑、钱、谷尽在掌握，是晚唐五代地方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那么，这些掌握实权的藩方牧伯是如何蜕变成为武臣迁转的阶秩符号的呢？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作为地方实权职位的牧伯是怎样从职位符号转变为品位符号的？第二，牧伯与内职—武选官的关系如何？服务禁庭的内职与职在“牧养下民”的诸“州长”之间有着怎样的历史联系？而这种历史联系又是如何沉淀成为武选官阶与（作为品位符号的）牧伯名称之间或交叠（是为遥郡）或相压（是为正任）的等级关系？

一

晚唐至宋初的牧伯，按照与所领州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一、实任者，在其位、莅其任而谋其政，本人实际到州任职，并履行该职位所规定的职责；二、兼领者，在其位、谋其政但不莅其任，本人并不实际到州任职，但却承担该职位所规定的职责，“遥控”州政；三、遥领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人另有职任，唯借牧伯头衔以识品位。

实任牧伯构成了晚唐至宋初最重要的地方职位符号体系，这个体系中的各个职位——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之间虽然不必有直接的统属关系，但彼此间具有清晰的等级差异。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临终遗诏云“诸道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等使，及监军、诸州刺史，守寄至重，并不得离任赴哀”，〔533〕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等使之间已有清楚的梯级关系，唯与诸州刺史之间尚隔一监军。究其原因，节度等使虽已常驻地方，然以来源论，则与监军皆是中央派出差遣，而刺史是地方长官。后唐同光二年（924），命令诸牧伯“列第于神州”以表“爱君之诚节”，诏“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宅一区”。〔534〕同光三年所奉行的举丧故事，有“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及僚佐等闻哀后，当日成服，三日改素，十三日除”。〔535〕与懿宗遗诏相比，同光两诏书皆是直接以刺史上承节度等使构成严整的牧伯等级序列。这一等级序列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现实军政秩序的承认，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方镇势力日蹙的境况，节度等使“地盘不断被割裂，管内支郡日益减少”，非复当年跋扈，呈现出沦落为一州之长的趋势。〔536〕后晋时，契丹欲以王威为定州节度使，遭到石敬瑭拒绝。石云：“中国将校自刺史、团练、防御使序迁，方授旌节，请遣威至此任用，渐令升进，乃合中土旧规”，〔537〕则是将刺史、团练、防御使、节度（观察）使作为一个升迁序列。宋人则干脆认为“唐世州郡……其结衔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名称虽有高下，实皆守臣也”，〔538〕相应地，州也被分成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又称军事州）等若干等级，是为州格。

节度等使和刺史间基于职位的等级差异可以被“移用”来标志牧伯官员的品位迁转，其具体做法，比如在州长人选不变的情形下通过抬升州格来提高州长地位。以例言之，建隆元年（960），昭义节度使李筠叛命，“怀州刺史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储偫，以待王师”。太祖欲示褒奖，“亟令授令琮团练使”。而宰相范质言“大军北伐，方藉令琮供亿，不可移他郡”，于是，乃“升怀州为团练，以令琮充使焉”。〔539〕怀州从刺史州升为团练州，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对马令琮的升迁嘉奖。从马令琮与怀州的关系来看，无论是为怀州刺史，还是为怀州团练使，他的职位其实都是怀州的州长，但是他个人在牧伯序列中的地位却得到了提高。再举一个例子，何继筠在后周世宗时即出任棣州刺史，宋太祖“建隆二年，升棣州为团练州，以继筠充使”，乾德四年，继筠又升任本州防御使〔540〕——不变的是何继筠与棣州的关系，变化的是他个人的地位。人情喜升不喜降，久任一职，需要随着资历的增长提高待遇；职位调动，自此徙彼，倘无黜责，则须示升迁。通过州格的异动改变州长地位，来满足任职者对自身待遇的期望，利用实任牧伯职位符号体系所蕴涵的等级差异来实现职位调度的平稳顺滑，是惠而不费的聪明做法。宋太祖显然非常喜爱这一制度工具，仅在建隆元年，州格获得提升的即有：单州、唐州、怀州、洺州、棣州、庆州、宿州、舒州。〔541〕这些州格提升的具体原因，可考者大多与官员待遇有关。州格独立于州政的单独提升使得实任牧伯间的等级差异呈现出某种相对独立的、类似于品位等级的性质。

以上是实任牧伯，以下说兼领牧伯。兼领牧伯的特征是所领州在王朝的有效控制区域内，但州长本人并不到任。“唐时节度使或以亲王、宰相兼领，皆居中遥领，不之任。”〔542〕亲王、宰相兼领节度使皆始于玄宗朝。开元十五年（727）五月“癸酉，以庆王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忠王浚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棣王洽为太原冀北牧、河北诸军节度大使，鄂王涓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荣王滉为京兆牧、陇右节度大使，光王涺为广州都督、五府节度大使，仪王潍为河南牧，颍王沄为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永王泽为荆州大都督，寿王清为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盛王沐为扬州大都督，并不出”，〔543〕此亲王兼领节度。开元十六年，“检校兵部尚书、河西节度、判凉州事萧嵩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萧嵩自河西节度使入相，然“常带河西节度，遥领之”，〔544〕此宰相兼领节度。萧嵩之后，宰相兼领节度者复有李林甫、杨国忠。〔545〕

唐代亲王与宰相兼领藩镇的意义大不相同。玄宗时代的皇子，已经从分散居住的王府进入十王宅，由宦官监管，集中居住，“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546〕因此，诸王之领都督、州牧、节度大使，纯是虚名。而宰相之领节度，则应当是真遥控。比如萧嵩在河西，“以军政委于（牛）仙客”，入朝之后，又以牛仙客知节度留后事，他本人对河西军政应当保有相当的影响力。〔547〕

至五代，“兼领”节镇者多为中央的实权人物——主要是禁军将领。〔548〕后蜀“节度使多领禁兵，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549〕后汉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兼领归德节度使，“领宋州节而掌侍卫，留京师”，他的“亲吏杨乙收属府公利”，“月率钱万缗以输弘肇”。〔550〕由此看来，五代的兼领节度使重在获取经济利益，是皇帝与功臣宿将分肥的一种方式。

五代的兼领节度使与唐代的宰相遥领节度使存在本质区别。唐代宰相遥领节度使者，如萧嵩，与本镇留后牛仙客之间固然关系密切，然二者均为天子之臣，牛仙客并非萧嵩私人，他所效忠和服务的对象是唐朝的皇帝和中央。五代天子威权隳堕，“家臣”关系盛行，为兼领节度使知留务者，是其私臣亲吏，心中不知有天子，只知有府主，故以聚敛钱财取媚府主为能事。而兼领节度使身居首都、遥控州政，本镇权力其实处于真空状态。这种措置，在边防要地则可能削弱战备力量。因此，当后唐明宗发表枢密使安重诲兼领襄州节度使的制书下达之后，“重诲之党”却以为“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帅，无宜兼领”，而安重诲“即自陈退”。〔551〕

宋初，又有兼领防御、团练使和刺史，“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552〕“所部州县莞榷之利悉与之”。〔553〕建隆二年（961），李汉超自控鹤左厢都校、恩州团练使拜齐州刺史、本州防御使，从禁军军职转为地方长官，乾德二年（964），调任关南兵马都监，仍兼齐州防御使。李汉超在关南“远斥堠，审号令，养士如子，戢军无私。威声飙驰，亭障山立，绝窥边之虏，有狭野之众”，而齐州“之大事亦皆听命，千里之内，若指掌焉”。〔554〕关南兵马都监又称关南巡检，麾下兵士虽然只有“三千而已”，却是宋朝防御契丹的前哨尖兵，〔555〕被太祖倚为边塞长城。而关南之地，在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范围之内，周世宗时始收复，长期饱受战乱之苦，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因此，考虑到统兵者的经济利益，从内地拨一州军作其守边的补偿，十分必要。李汉超之兼齐州防御使，“齐州属州城钱七八万贯，悉以给与”。〔556〕

实任、兼领牧伯之外，又有遥领牧伯。遥领牧伯区别于兼领牧伯的最核心特征，是其所领之州不在王朝有效控制区域内，是域外州。唐“至德（756—758）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唯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守北庭、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557〕然而，直到建中二年（780），二人与唐中央才得以互通消息。此前，“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实际上已经脱离唐朝控制，重新成为化外之地。但是，四镇、北廷使额的除授却并未断绝，“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558〕比如马璘，“永泰初（765），拜四镇行营节度兼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残寇。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移镇泾州，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泾原节度，泾州刺史，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复以郑滑二州隶之”。〔559〕马璘辈之遥领北廷、四镇使额，目的应当主要是表明唐廷对陷蕃之地的主权，而不可能与北廷、四镇发生任何实质性关系。〔560〕

实任、兼领和遥领往往交互使用，呈现复杂的情况。举三个例子：

一、荆罕儒在后周“为控鹤、弩手、大剑直都指挥使。从平淮南，领光州刺史，改泰州，为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蕲二州招安巡检使。（显德）四年（954），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盐城两监屯田使”。〔561〕荆罕儒之领光州刺史与初领泰州刺史时，光州、泰州尚在后周版图之外，故属遥领，他的实际身份先是禁军的直都指挥使，后奉调守边，任下蔡守御都指挥使兼舒、蕲二州招安巡检使。显德四年，泰州已入后周版图，荆罕儒亦得“真拜”，实莅泰州刺史之任，出任地方长吏，成为实任牧伯。

二、乾德二年（964），李汉超自实任齐州防御使调任关南兵马都监，仍兼齐州防御使，是为兼领防御使。“太平兴国初（976），迁应州观察使，判齐州，仍为关南巡检。”〔562〕应州在宋朝属于化外州，李汉超之带应州观察使，当然只能是遥领。但观察使地位高于防御使，因此，李汉超自齐州防御使转为应州观察使，由防御使转观察使，属于升迁，而应州在化外，因此还必须“判齐州”，方能不失实惠。

三、建隆初（960），太祖亲征泽潞，以洺州团练使郭进为本州防御使，充西山巡检。西山扼守北汉东下侵犯镇、定，与契丹、北汉相互应援的交通要道，设置西山巡检的意图是切断契丹入援北汉的交通线，孤立北汉。郭进本任洺州团练使，是实任牧伯；调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西山巡检，仍兼领洺州，以处家属、厚俸禄，并将州格自团练使抬升至防御使，以增重身份。太宗即位，为示恩宠，又以郭进“领云州观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检”，〔563〕云州与应州一样不在宋朝域内，因此，在升任观察使的同时，还必须兼判邢州。

在以上的迁转实例当中，从表面上看，三种牧伯之间似乎不分轩轾，依照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的高低顺序统一排列等级，进行升迁调度，比如李汉超之自齐州防御使（实任转兼领）迁应州观察使（遥领），郭进之自洺州团练使（实任）迁洺州防御使（兼领）迁云州观察使（遥领）。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和当时人的观念中，三类牧伯的功能差别是非常清晰的。实任牧伯是地方军政长官；兼领能遥控州政、“处家属”、收“所部州县榷管之利”，因此，宋初只施于守边将领，“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564〕遥领所领州在域外，可以增重身份、增加俸禄，但其人之地位高低则系于职位。

宋初的牧伯之官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职位符号。但是，即使是在实任的情形下，州格也可以独立于州政，获得单独提升，从而使州长的地位得到提升，来满足选任的需要，这就使得实任牧伯间的等级差异呈现出某种相对独立的、类似于品位等级的性质。而遥领牧伯正是借用了实任牧伯间的等级关系来标志阶秩，牧伯遥领的前提是所领之州不在域内，在遥领的情形下，牧伯与所领之州不可能发生任何实质性关系，是纯粹的品位符号。在兼领的情形下，牧伯仍然是本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拥有对本州军政的处置权，但却另有差遣职位。州长本人与所管州在空间上的离违造成了州长与州政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州政转由州长的代理人掌管，州长只能遥控而无法亲临。兼领牧伯因而兼有职位符号与品位符号的双重功能。代理人环节的出现对牧伯的州长职事构成潜在冲击，并最终使牧伯则沦为空阶。当然，这是后话，且待下文分解。

二

五代至宋，遥领牧伯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成为内职与禁军军职增重阶秩的常用品位符号。比如，符彦卿在后唐天成三年（928），为龙武都虞候·吉州刺史。次年，因为攻克定州有功，授耀州团练使。〔565〕吉州、耀州都不在后唐有效控制区域内，皆属遥领。后周有内客省使·恩州团练使郑仁诲，“是时中国无恩州，此即南汉之恩州也，郑仁诲遥领团练使耳。”〔566〕宋初，多以禁军将领遥领境外州。太祖“命典军列校遥领湘南诸郡，不逾岁，果得其地”。乾德元年（963），“复以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夏津马仁瑀等为汉、彭诸州防御使”。〔567〕内职之遥领牧伯者，比如魏丕，自宋初即出掌作坊，历任作坊副使、正使，太祖“讨泽潞、维扬，下荆、广，收川、峡，征河东，平江南，皆先期谕旨，令治兵器，无不精办”，积年久次，立下汗马功劳，开宝九年（975），得“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568〕

军职、内职遥领、兼领牧伯的基础是军职、内职与实任牧伯之间在人选上的共通性。五代至宋初，可与实任牧伯之间实现顺畅的人员流动的职位体系正是禁军军职与内职。禁军军职和内职属于中央职位，实任牧伯则是地方职位，因此，自禁军军职、内职调任牧伯是为“出”，自牧伯调任禁军军职或内职则为“入”。禁军将校与牧伯迭任的例子，比如：

康怀英，朱温麾下猛将，朱温即位之前已任陕州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将大军攻打潞州，严重失利，改授右卫上将军，闲置在京。“三年夏，命为侍卫诸军都指挥使，寻出为陕州节度使兼西路行营副招讨使。”〔569〕

索自通，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五月戊寅，“以左右厢马军都指挥使索自通为忻州刺史”，是为“出”。“岁余召还，复典禁兵，领韶州刺史”，是为“入”，韶州刺史是遥领。索自通后又“出为大同军节度使，累岁，移镇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皆是实任牧伯。〔570〕

内职与牧伯迭任的例子，比如：

朱温的女婿驸马赵霖，开平二年十二月，充大内皇墙使。三年七月，“出为宿州团练使，旋移州刺史。其后累历近职，连典禁军”。〔571〕

翟光邺，后唐明宗时，“累迁至皇城使”，长兴（930—933）中，“出为耀州团练使”，是实任牧伯。“清泰初（934），入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是南班官，属于闲职。“晋天福（936—944）中，历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属于实任牧伯。“开运初（944），授宣徽使”，再次入朝担任高级内职。“青州平，除为防御使，朝廷以兵乱之后，人物凋敝，故命光邺理之”，是实任青州牧伯，且政绩突出。〔572〕

李承福，后晋“高祖家臣，高祖登极，历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将军”，是高级内职，后“出为澶州刺史，迁齐州防御使”，实任牧伯。〔573〕

刘继勋，后晋高祖镇邺都时为客将，从历数镇，“及即位，擢为门使”，“出为淄州刺史，迁澶州防御使，俄改郑州，自宣徽北院使拜华州刺史，岁余，移镇同州”。〔574〕

禁军军职、内职与牧伯在人选上的共通性是一种现实存在，“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郭延鲁传》谓‘刺史皆以军功拜’”。〔575〕“武将”指军人，此不待言。“勋臣”指皇帝即位前的使府僚佐、家仆，是内职的主要来源。〔576〕“武将勋臣”与“方镇节钺”之间的现实联系，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牧伯应当由这些人担任，如范仲淹所论，“廉察刺史之位遂为武官”。〔577〕这种认识迥异于唐前期有关牧伯人选的观念。唐前期，已经出现了“刺史多是武夫、勋人”的现象，但武人为牧伯仍然被认为是不合治道的流弊。〔578〕到了宋初，现实政治的磨砺已经使人们的看法发生逆转，承认了牧伯与武人、武干之间的正当联系。〔579〕事实上，内职的武官身份的认定也恰恰得益于它与牧伯、军职之间的人员共通性。

实任牧伯与禁军军职、内职迭相出入的基础是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五代至宋，经过无休止的战乱，方镇势力每况愈下，能够与中央抗衡的强藩日渐凋零，与此同时，中央禁军的力量不断壮大，赋予了皇帝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重建中央集权的资本。在中央军事优势的支持下，皇帝可以派遣自己亲信的军职、内职出任牧伯，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在政治思想方面，牧伯制度则遭到了根本质疑，被视为与中央集权对立的离心力量。赵普指出“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生民涂炭”的根本原因，主张“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主张被太祖认为是“息天下之兵”、结束唐季以来战乱局面的长治久安之计。〔580〕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在新并州军，宋朝越来越普遍地采用知州制，不设牧伯；另一方面，旧有州军的实任牧伯越来越普遍地离开本州另有公干，由实任转为兼领，而州政则由朝廷派官权知。牧伯与州政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质变，牧伯对本州州政的影响被逐渐排除。开宝七年（974），德州刺史郭贵“权知邢州”，他所兼领的德州则由国子监丞梁梦升权知。按照传统，郭贵的家属在德州安顿，“贵之族人、亲吏，在德州颇为奸利，梦升以法绳之”。郭贵拜托老朋友史珪在太祖面前告御状，说：“梁梦升权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史珪是太祖跟前的红人，而太祖不为所动，却道：“此必刺史所为不法，梦升真清强吏也。”不仅如此，太祖还立即传令中书，以梁梦升为左赞善大夫，仍知德州。〔581〕在这样一种风气之下，兼领牧伯对州政影响力的衰退是可以想见的。

中央集权的加强，观念的变化，以及日渐步入和平发展的首都生活可以想见的诸多优越性，都增强了任职中央的吸引力，离开首都和皇帝、出任牧伯甚至成为一种惩罚性调动。比如在“陈桥兵变”中拥戴有功的禁军将领王彦昇“后为京城巡检，中夜诣王溥第……意在求赂”，“翌日，溥密奏其事。上益恶之。（建隆元年四月）丁丑，出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始改焉”。〔582〕王彦昇此前已是遥领恩州团练使，因此须抬升唐州州格来适应他的身份，但自天子卫兵出牧唐州，已属惩戒。马仁瑀也是因为犯错误而被调离禁军，出任州牧的。禁军将领、外戚王继勋骄横跋扈，“凌蔑将帅”，马仁瑀心不能平。“帝将讲武郊外”，二将“遂欲相图，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准备借机干上一场，以泄私愤。“太祖密知之，诏罢讲武，出仁瑀为密州防御使。”〔583〕

简而言之，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赋予了皇帝整顿中央与地方关系、重建中央集权的力量；对“唐季以来”战乱历史的反思则使牧伯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被视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遭到了新王朝的遗弃。宋太宗末至真宗初，知州取代牧伯成为州级行政长官，知州制取代刺史制成为宋代的州级行政制度。〔584〕世异时移，价值观念悄然转变，出任牧伯的诱惑力已远逊于任职中央，牧伯制向知州制的转移并未遭到有力抵制。知州取代牧伯之后，“凡诸使赴本任或知他州，皆不签书钱谷事”，〔585〕彻底转变为品位符号。实任牧伯制度已经废除，兼任牧伯遂变为虚名，但其地位、待遇仍高于遥领，故以“正任”称之，以示区别。〔586〕正任与遥领的区别，变成了是否带其他品位符号，带则为遥领，除落阶官则为正任。“遥领”的范围从境外州扩大到所有州。除授时，州名的字面含义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如：景德元年冬十月癸未，以引进使、潘州刺史何承矩领英州团练使。初议进秩，上谓宰相曰：“承矩知书好名，以才能自许，宜择州之美名者授之。”〔587〕又景德二年，东上门使孙全照进秩，领英州刺史。“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严毅整众，然性刚使气，专任刑罚。中书初进拟严州，上曰：‘全照深刻，常虑人以严察谤己，今授此州，似涉讥诮。’乃改命焉。”〔588〕

以上是节度等使和刺史的阶官化历程。节度观察留后的情况比较特殊。“观察留后，乃五季藩镇身离官所，以亲信留充后务之称”，〔589〕具有过渡性和临时色彩，非常设性正式职位。节帅去世之后，藩镇权力的实际操盘手往往自称留后，以待朝廷的正式承认，而朝廷多别无选择，因此，在晚唐五代的观念当中，留后的地位只下节度使一等。但直至宋初，留后尚未跻身官方所列的地方长吏之列，乾德四年（966），下诏禁止诸州吏民举留长吏，诏云“自今诸州吏民不得诣京师举留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590〕其中不包括留后。留后正式进入职官序列，是在牧伯阶官化以后。大中祥符六年（1013），授宦官刘承规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左骁卫上将军致仕，真宗为此解释说：“两使留后，非古致仕官……以承规逮事三朝，累著勤效，故优之也。”〔591〕自此，留后进入阶秩序列，北宋中期的杂压仪制，已载有节度观察留后一官，在节度使之下，观察使之上。政和七年，改留后之称为承宣使。

三

遥郡和正任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阶秩标志符号。更准确地说，遥郡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加官；而正任则是武选官、军职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秩序列，正任的地位高于武选官和一般军职，武选官、军职均可向上爬升至正任，或者反过来说，武选官和军职是正任官僚的两大来源。

遥郡具有加官性质，必须和诸使或军职结合起来，才能构成迁转梯级；脱离诸使或军职，即无所谓遥郡。加领遥郡都是为了安置资深而一时不获提拔的官员，增其廪禄，使安旧职。遥郡“资品并止本官叙”，〔592〕领遥郡者的朝仪班位等皆取决于其本官。“朝谒御宴，唯正任预焉”，〔593〕遥郡不得预。庆历八年十一月，宦官景福殿使、梓州观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信军留后。仁宗特旨，允许王守忠“如正任班，他无得援例”。守忠“遂移门，欲缀本品坐宴，门从之”。但却遭到了御史何郯的极力反对，何郯上疏，极论正任、遥郡待遇有别：

臣伏闻门近进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图，入内都知王守忠亦列在杨景宗下预坐。臣访闻得《门仪制》，内外臣僚带刺史至节度观察留后，并系遥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赐与进献颇甚殊绝。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会，坐次方许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带两使留后，便依正官例升殿预宴，即是自今内外臣僚，凡带遥郡，皆合殿上预坐，启僭坏法，莫此之甚。且朝廷仪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轻弃旧章，以生紊乱。

杨景宗是正任官，可以在殿上坐，王守忠是遥郡，“不得正官班列”。虽然皇帝要开特例，门司也为他奏定了座次，但遥郡得正任待遇，其事越礼非法，何郯反对，“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辞而不赴”。〔594〕正任与遥郡的待遇差别，得到了维护。

正任是独立的迁转梯级。军职转员至厢都指挥使兼领遥郡后，再向上，如无空缺可补，则脱离军职系统，转为正任，所谓“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595〕具体而言，“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都监，当留者于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596〕举例言之，真宗咸平五年四月“己巳，以捧日左厢都指挥使朱能为怀州团练使，右厢都指挥使安赟为博州团练使；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元澄为瀛州团练使，右厢都指挥使郑诚为保州团练使；殿前指挥使左班都虞候耿斌为雄州刺史，右班都虞候周绪为滨州刺史，并罢军职”，转为正任官，得到了品位提升。“寻以赟知贝州，能知洺州，澄知莫州，诚知赵州，斌知深州，绪知冀州，悉兼本州部署”，六人获得了新的职位任命，从军职转入外任武职系统。〔597〕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有“捧日左右厢都指挥使蒋信、王瑀等八人，并罢军职，正授诸州团练使。寻命知濮、单、洺、泽、卫、莫、济、唐等州，仍择官通判州事”。〔598〕

武选官升入正任序列的途径有三条：“其宗室国戚”身份特殊，初除为遥郡，“再迁便领正任”。普通官员，一是通过资历的积累，“其横行、诸司使带遥郡防御使者，年劳至深、边功优异，即落遥郡为正任官”。二是调任“管军”臣僚，“外官初除管军，便带正任刺史，或随其人见带遥郡就除之”。〔599〕普通军职的迁补，在职业军人集团内部进行，通过定期举行的转员产生。管军则不必由职业军人担任，它只要求任职者必须具备正任以上资序，“都指挥使以节度使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600〕武选官带遥郡团练使、刺史，虽然不能像带遥郡防御使者那样可以因年劳、边功直“落遥郡为正任”，但是如果调任管军，则可以获得正任品阶，“应管军臣僚，因乞改军职，遂以本官出守、或领副总管，方有带正印者”。〔601〕

十分有趣的是，正任与遥郡虽然“恩数辽绝”，但是迁转之际，并不遵循先在遥郡内部迁转至最高阶而后转入正任最低阶的次序，而常常是“落阶官授正任”，即“直超转本等官”，比如从遥郡防御使直接转为正任防御使，中间超越不止几许。这种状况，应当源于遥领牧伯的军职、内职与实任牧伯之间的相互调动，当时出入之际，只是职位调动，与品位高低关涉不大，在牧伯阶官化以后，便显得有些过分优越，然凡能落阶官为正任者，多是皇帝有意褒奖的亲信、边将和军职，因此并未受到责备。直到北宋灭亡以前的靖康元年，“落阶官授正任”“直超转本等官”才被指责为“奸巧希进躐取”，而改为“应遥郡承宣使有功劳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602〕

武选官与军职对遥郡品位资源的共享，透露出这两个官僚群体之间的历史渊源；正任这一独立的品位序列的存在，则使得武选官与军职在现实社会中合二为一，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与文官并存的武官群体。正任的存在，又使得武选官与军职的差异表现为一种“出身”差异，出身于武选官的正任官僚和出身于军职的正任官僚虽然同为正任武官，但他们在社会观念和官僚生态中的处境却有着有时并非细微的差别，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来自武选官与军职的性格差异。因此，虽然正任可以在形式上将武选官和军职出身者混为一群，但武选官与军职仍然是两个官僚群体——宋代的武官群体是“合”而不“同”的，这正是“兵权宜分”政治理念的深刻之处。

注释

〔1〕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三《改武选官名诏》，第620页。

〔2〕　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第87—103页。

〔3〕　宁志新：《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3—71页。

〔4〕　《通典》卷一八，大历十四年（779）八月，沈既济所上《选举杂议》的用语，第453页。

〔5〕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14页。此《宋朝会要》语，《职官分纪》未注出处，高承《事物纪原》卷六部分引用这段文字，开端则云“《宋朝会要》曰”，可以互证，上海古籍“四库类书丛刊”本，1992年，第920—153页。

〔6〕　李磎：《授内官董全珝等除诸司副使制》称“副贰之重，其来尚矣”，则唐代后期内诸司使已普遍有副使之设；《全唐文》卷八〇三，第4册第3741页上。

〔7〕　相关研究主要有：唐长孺先生的《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载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4—272页）考证了包括枢密使、宣徽使在内的26使。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载《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4号，1992年，第622—669页）也是全面考证唐代内诸司使的文章；赵氏有《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以及《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载《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香港中国史研究会，1994年，第70—96页），均涉及唐代的内诸司使。

唐长孺之后，史料有拓展、考证使额有增加的，首推杜文玉的《唐代内诸司使考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8卷第3期，1999年，第27—35页）。概论五代诸使的文章，尚有李军的《论五代内诸司使的变化》（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西安）》第19卷第4期，2002年，第37—40页）。其余针对单一使职的论著，附注于诸使考据本文。

拙文《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载《国学研究》，第16卷，2005年，第275—327页）是本节的基础，但二者并不雷同。论文中的一些错误，也由本节得以改正。

〔8〕　《大唐六典》卷一一，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日本广池本，1991年，第233页上。

〔9〕　《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68页。

〔10〕　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第43页。

〔11〕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载，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九月，以尚食使马从斌守泽州刺史，第2册第1476页上。《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天福二年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规充葬明宗皇后监护使”，第997页。后蜀之尚食使，见《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尚食使欧阳柔治唐宦官田令孜故第，得令孜所盗唐传国玺，第788页。

〔12〕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引《刘仕补墓志》“御食使登事郎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元勿”为证，载《东洋史研究》50卷4号，第139页。《刘仕补墓志》原载《金石续编》卷一一《唐代墓志汇编》的编号为咸通〇五五，赵雨乐先生使用的是《隋唐石刻拾遗》卷下的版本。

〔13〕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天祐元年四月戊申敕，第780页。

〔14〕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000页，《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

〔15〕　《册府元龟》卷五六《帝王部·节俭》，后唐明宗同光四年四月甲寅诏，《宋本册府元龟》，第74页下。

〔16〕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之“梁朝诸司使名”，第388页。

〔17〕　《唐会要》卷六五，第1128页。

〔18〕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58页。

〔1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二一三。

〔20〕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

〔21〕　《册府元龟》卷七〇七《令长部·黜责》，第9册第8415页下。

〔22〕　《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天祐三年（906）十一月丙子，第808页；《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记载稍详，《宋本册府元龟》，第1928页。

〔23〕　《五代会要》卷一六，“太仆寺”条，第270页。

〔24〕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

〔25〕　《旧五代史》卷八五《晋书·少帝本纪五》，第1126页。

〔26〕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郭允明传》，第1414页；《资治通鉴》卷二八九后汉隐帝三年（950）十一月甲子，第9430页；《新五代史》卷三〇《郭允明传》，第339页。

〔27〕　《梦溪笔谈》卷一。

〔28〕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29〕　《大唐六典》卷一五，第323页。

〔30〕　《梦溪笔谈》卷一。

〔31〕　《文献通考》卷五五注，第500页；《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第920—155页。

〔32〕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50页。

〔33〕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09页。

〔34〕　《大唐六典》卷一一，第235页。

〔35〕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908页。

〔36〕　《唐会要》卷八二，“医术”贞元八年、十二年条，第1525页；卷六五，“殿中省”贞元十五年条，第1127页。

〔37〕　《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东，宫城之南二横街之北，从西一门下外省，次东殿中省。

〔38〕　《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七二《刘遵礼墓志铭》，下册第2435页。《山居存稿》，第264页。

〔39〕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昭宗借口天象有异，要推迟迁都，“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祐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第8630页。此“医官使”名称出宋人手笔，如非误记，则是简称。

〔4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九七。

〔41〕　《长编》卷二九一，第7125页。

〔42〕　《事物纪原》卷六，第154页上。

〔43〕　《唐大诏令集》卷七五，第426页。《全唐文》卷二二，题为《亲谒太庙推恩制》，第1册第106页中。

〔44〕　《通典》卷二五，第701—702页。

〔45〕　《唐会要》卷六五，第1139页。

〔46〕　李肇：《翰林志》，第197册第390页中。

〔47〕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本纪三》，第51页；并校勘记【八】，第57页。

〔48〕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太祖本纪四》广顺三年八月丙辰条，第1498页。

〔49〕　《玉海》卷一八三。此“天宁门”疑为“大宁门”，即宣祐门，“旧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改大宁”，明道元年改宣祐，《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第2098页。

〔5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二。《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第3881—3882页，标点参考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245页。

〔51〕　《大唐六典》卷二三，第236页上。

〔52〕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65页。

〔53〕　《大唐六典》卷二二，第407页下。

〔54〕　《唐会要》卷六六，第1155页。

〔55〕　少府监充使的例子，检索得两条：一、韩愈：《少府监胡公（名珦）神道碑》，“元和十二年（817）……拜少府监兼知内中尚”。二、《授李燧平卢军节度使制》称李燧本来的职位是“检校工部尚书、兼少府监充内中尚使”《文苑英华》卷八九九，第6册第4733页下；卷四五三引《玉堂遗范》，第3册第2297页。

〔56〕　《旧五代史》卷三，第51页；卷五，第80页。

〔57〕　《长编》，第135页。

〔58〕　《长编》卷一九，第439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一同。

〔59〕　《山居存稿》，第257页。

〔60〕　《刘渶浰墓志铭》，《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73页。

〔61〕　《事物纪原》卷六引《宋朝会要》；《宋史》卷二五四《侯益传附子仁矩传》

〔6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八。

〔63〕　《事物纪原》引李吉甫《百司举要》。

〔64〕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第284—285页。

〔65〕　《新唐书》卷一〇九《宗楚客传附弟晋卿传》，第4103页。

〔66〕　《旧唐书》卷二二《礼仪志二》，第868页。

〔67〕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第679页。

〔68〕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传》，第3230页。

〔69〕　《新唐书》卷四六“尚书刑部都官”条有：“乐工、兽医、骗马、调马、群头、栽接之人皆取焉”，第1200页。

〔70〕　据《王文干墓志铭》，宪宗时，宦官王文干任栽接使，“垦园树果，殖地生苗，供亿犹勤，庶事无缺”。见《唐代墓志汇编》，第2238页。

〔71〕　《新唐书》卷二〇八《李辅国传》，第5880页。

〔72〕　德宗初，京兆尹严郢曾以内园植稻为例论营田利害，《唐会要》卷八九，第1619页；《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第6册第5952—5953页；卷五〇三《邦计部·屯田》，第6册第6037页。

〔73〕　《旧唐书》卷一六，第503页。

〔74〕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5页。

〔75〕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大中十年（856），有内园使李敬实（第8062页），而《李敬实墓志》则作“内园栽接使”。

〔76〕　《旧唐书》卷二〇上载。

〔77〕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上。

〔78〕　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1959年，第221页。

〔79〕　《唐故彭城刘公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2435页。

〔80〕　《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59页。

〔81〕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11页。

〔82〕　《旧唐书》卷二〇上，第780页。

〔83〕　《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第388页。

〔84〕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81页。

〔85〕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604页。此处皇城使王殷似当为胡规，考证见本书第42页注2。胡规、王殷都是朱温的人，所以，这一细节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述。

〔86〕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5页。

〔87〕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三年（710）玄宗灭韦氏，出禁苑南门，“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第6645页。白兽门当宫城北面，又白兽即白虎，唐避李虎讳改，白虎属西方，白兽门可能就在玄武门西。

〔88〕　《长安志》卷九。

〔89〕　《旧唐书》卷一八下大中元年（847）正月戊戌朔，宫苑使奏：“皇帝致斋行事，内诸宫苑门共九十四所，并令锁闭，钥匙进内，候车驾还宫，则请领。”从之。第616页。

〔90〕　《旧唐书》卷一三五《李齐连传》，第3730页；卷一三三《李愬传》，第3678页；卷一二〇《郭子仪传附孙传》，第3473页。《新唐书》卷九《僖宗本纪》，第266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6页。

〔91〕　赵冬梅：《唐宋诸使机构职掌考》，第284页。

〔92〕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81页。

〔93〕　佐伯富、程民生有专文论述宋代的皇城司，但对于机构起源都语焉不详。佐伯富著，索介然译：《论宋代的皇城司》，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代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37—369页；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九册，1938年。程民生：《北宋探事机构——皇城司》，《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37—41页。

〔94〕　《大唐故大内皇城判官右卫率大明长史弘农郡杨公始平郡冯夫人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1658页。

〔95〕　后来之皇城留守，有官至从二品之十六卫上将军者，见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二《张奉国墓志铭》。上将军品阶见《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贞元二年九月，第354页。率府率的品阶，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793页。

〔96〕　《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丁未条胡注，第7924页。

〔97〕　《唐会要》卷二三，第445页。

〔98〕　《大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第157页下、第158页上。

〔99〕　《唐会要》卷二三载：大历十四年（779）六月十八日大内皇城留守张景所奏：“得御史台牒，景风、安上等门，每至祠祭日，缘祭官到尚书省授誓戒了赴朝，准旧例合早开。又准《监门式》，皇城门无文早开。”敕旨，自今以后，祠祭受誓戒官，其日既赴尚书省，不须入朝。又同书卷七八载天祐三年（906）闰十二月，皇城使奏：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伏乞准元敕条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近日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再下六军止绝。

〔100〕　《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825）正月南郊赦》，第395页；《全唐文》卷七四《庄陵礼成优劳德音》，第340页中；《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南郊赦文》，第346页下。

〔101〕　元稹：《元氏长庆集》补遗卷四（《文苑英华》卷四〇一同，第3册第2032页下）有《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称：“前皇城留守张奉国……可检校兵部尚书兼左卫上将军，依前充皇城使。”卷五二又有《张奉国墓志铭》，载有张的完整官衔，是“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显然，《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中的“皇城使”是大内皇城留守的异称，或即当时习称，可能是元稹为避免为文重复而采取的小花招，并非正式官名。

〔102〕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第405页。前此记录了皇城留守官名的正式官文书还有，《唐大诏令集》卷七〇《宝历元年（825）正月南郊赦》，第395页；《全唐文》卷七四《庄陵礼成优劳德音》，第340页中；《全唐文》卷七五《文宗南郊赦文》，第346页下；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六《王钊除皇城留守制》等。

〔103〕　《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第778页。据《旧五代史》卷一九《梁书·胡规传》，昭宗迁洛之前的皇城使是胡规，“及东迁，以为御营使；驾至洛，授内园庄宅使”，第264页。《资治通鉴》的记载略有不同，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乙未，“又以汴将……王殷为皇城使”，则是迁洛之前的皇城使已经是王殷，第8604页。《胡规传》记载较为详细，姑从其说。

〔104〕　据《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与“皇城使王建勋”同时被杀的还有“飞龙使陈班、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推测王建勋、王建袭、王建当同属宦官，第778页。

〔105〕　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九卷，2003年，第185—214页。

〔106〕　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存稿》，第265页。

〔107〕　“梁朝六宅使李宾”据薛仁谦家汴梁旧第，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薛仁谦传》，第1687页；《册府元龟》卷八五〇《总录部·器量》，第11册第10108页上。后晋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六宅使王继弘因与人“于崇礼门内喧争”“送义州衙前收管”，六月甲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回，奏范延光叛命”，此二人应当是同时担任六宅使，见《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1001、1003页，及《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三》，第2册第1477页下、1871页上。后周，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绍基“匿丧久之，屡奏边事以要承袭，朝廷初闻其丧，即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廵捡”，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高允权传》，第1647页；《册府元龟》卷九二四《总录部·诈伪》，第12册第10917页。

〔108〕　《事物纪原》卷六，第156页下。

〔109〕　《山居存稿》，第247页。王永平引胡三省说，指出宣徽使在朝会礼宾中的作用：“其大朝贺及圣节上寿，则宣徽使宣答。”有关诸使职掌，胡三省常引宋代制度以言唐事，笔者对此略存保留。《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穆宗长庆三年四月丙申条胡注，第7825页。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73—79页。

〔110〕　王永平：《论唐代宣徽使》。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1期，第46—47、33页。

〔111〕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32—36页。

〔112〕　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63—64页。

〔113〕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一二，第526页。

〔114〕　《长编》卷四三，第924页。

〔115〕　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16〕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一》，第1053页；《唐会要》卷三三“诸乐”。

〔117〕　《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明宗》“论”，第66页。胡三省据此判断“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同光三年，胡注，第8949页。

〔118〕　《册府元龟》卷五六，《宋本册府元龟》，第1册第74页下。嘉庆殿后改名广寿殿。《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本纪六》亦载其事：“重修广寿殿成，有司请以丹漆金碧饰之”，第549页。

〔119〕　《册府元龟》卷五七，《宋本册府元龟》，第83页上。

〔120〕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58页。

〔121〕杜文玉：《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22〕　《新五代史》卷五一《杂传·范延光传》，第579页。

〔123〕　曽慥：《类说》卷一九。

〔124〕　陈师道：《后山集》卷一九。

〔125〕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刘知信传》，第13543页。

〔126〕　《长编》卷二一，第478页。

〔127〕　据《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唐代的武德司属于在内诸司之一，保全《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第43页。杜文玉曾论及此节，《唐代内诸司使考略》，第29页。

〔128〕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第9647页；卷二七六《张观传》，第9400页。

〔129〕　六花谦哉：《唐代における内使·中使その他》，《东洋史研究》6卷2号，第1941年。转引自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4页。

〔130〕　《通典》卷二七，第769页。

〔131〕　《唐会要》卷六六少府少监条可以互证：“开元十一年罢军器监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更置少监一员统之”，第1155页。

〔132〕　《唐会要》卷六六，第1164页。

〔133〕　《大唐六典》卷二二，第412页下。

〔134〕　《大唐六典》卷一六，第329页下。

〔135〕　此《大唐六典》卷一六（第328页下）及《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879页）所载卫尉卿职掌：“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卫尉卿是部门长官，具体负责其事的是武库署。

〔136〕　《大唐六典》卷六六，第1164页。

〔137〕　《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宋本册府元龟》，第447页上。

〔138〕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胡注，第7686页。

〔139〕　《山居存稿》，第252页。

〔140〕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东洋史研究》50卷4号，第125页。

〔141〕　《册府元龟》卷六五《帝王部·发号令四》，第1册第725页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第7922页。

〔142〕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20页上。

〔14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正文、胡注，第8163页。

〔144〕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5页；《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仪凤元年八月庚子，有类似记载，第73页。此外《旧唐书》卷八九《姚璹传附弟珽传》指出“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闱之内”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可为侧证，第2905页。

〔14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考异，第8163页。

〔146〕　《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将作大匠之职”，第421—422页。

〔147〕　《文苑英华》卷四三四，大历七年（772）十一月《减淮南租庸地税制》：杨、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既属岁歉，颇残吾人，征材役工，荐费尤甚。惟务省约，以息困穷，亦宜并停。第3册第2199页下。

〔148〕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875）正月七日南郊赦》，第402页。

〔149〕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本纪三》，第1096—1097页。

〔150〕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三》，第1485页。

〔151〕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页。

〔152〕　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总第5辑，1987年，第55—76页。

〔153〕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殿中省”：“园苑有官马坊，每岁河陇群牧进其良者以供御”，第1217页。

〔154〕　也有以闲厩使兼任苑总监者，比如《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载：“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第5369页。

〔155〕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53页；卷九六《姚崇传》，第3023页。

〔156〕　张说：《张燕公集》卷一一《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157〕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3页。

〔158〕　《张燕公集》卷一一《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159〕　《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载：天宝十三载，任“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第5369页。

〔160〕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17页。

〔161〕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9页。

〔162〕　《唐会要》卷六六“群牧使”条，第1145页。

〔163〕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486页。

〔164〕　《山居存稿》，第251页。

〔165〕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15、120—121页。

〔166〕　康骈：《剧谈录》卷上“续坤蹶马”条可以参看。

〔167〕　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内诸司使の构造——その成立时点と机构の初步的整理》，第629页。

〔168〕　《五代会要》卷一二“马”，第208页。

〔169〕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同光二年正月条胡注，第8912页。

〔170〕　《事物纪原》卷六，第155页上。《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9页下。

〔171〕　《宋史》卷一六四，第3894页。

〔17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二年（927）正月庚午，第9000页。

〔17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七。

〔174〕　《大唐六典》卷二三，第421—422页。

〔17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考异引《续宝运录》，第8163页。

〔176〕　《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第1151页。

〔177〕　《金石萃编》卷一〇六《李辅光碑》；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六《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册第215页）；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金石萃编》卷一一四《敕内庄宅使牒》，碑的时间为大中五年，田绍宗时为内庄宅使兼鸿胪礼宾等使。参赵雨乐所作《唐代的鸿胪礼宾使》表，第160页。

〔178〕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第7493页。

〔179〕　《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第5169页。

〔180〕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181〕　《大唐唐六典》卷二〇，第388页上。

〔182〕　《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引《杨国忠拜相制》衔曰“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等使”，第356页。《旧唐书》卷一〇五《杨慎矜传》，第3226页。

〔183〕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八月癸巳，“杨国忠奏有凤皇见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胡三省以为“杨国忠……盖兼领左藏出纳使而以魏仲犀为判官也”，盖属望文生义。杨国忠于天宝六载接替杨慎矜掌太府出纳，至天宝十一载拜相时，仍兼“两京太府司农出纳”，可见其所领为太府出纳使，而非有所谓左藏出纳使。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一“杨国忠诸使”，第356页；《唐会要》卷五九“出纳使”，第102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庚申条胡注，第6915页；《旧唐书》卷一〇五《杨慎矜传》，第3226页。

〔184〕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本纪二》，第1006页；卷九三《晋书·李遐传》，第1236页。

〔185〕　《新五代史》卷五三《王景崇传》，第603页。

〔186〕　《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世宗本纪四》，第1562页。

〔187〕　《长编》卷一九，第436页。

〔188〕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7页。

〔189〕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德宗建中四年十月丁未条胡注，第7352页。参见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第69页。

〔190〕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69—4370页。《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二月庚寅，诏内藏库专副已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第1182页。

〔191〕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7页。

〔192〕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8页。

〔193〕　《长编》卷一八，第401页。《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2—9223页。

〔19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廖大珂：《宋代市舶税利的抽收、分割与市舶本钱》，《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116页。

〔195〕　《长编》卷一八，第401页。

〔196〕　《事物纪原》卷六，第155页上。

〔197〕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3页。

〔198〕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李彦頵传》，第1700页。

〔199〕　《长编》卷一四，第310页；《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79页。

〔200〕　据《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西，“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第131页），是京师榷货务新辟榷茶业务，榷货务的专卖范围不至于茶。大中祥符二年以后，香药犀牙的专卖也并入了榷货务。

〔201〕　《山居存稿》，第245页。

〔202〕　王明清：《挥塵录·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合因革”，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5页。

〔203〕　《山居存稿》，第247页。

〔204〕　昭宗时翰林学士杨钜所作《翰林学士院旧规》在叙述“蕃客”在各种场合觐见皇帝的规定之后，有双行小注云“憩止并在客（人）［省］院内”，是最直接的证据。洪遵：《翰苑群书》卷五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5〕　鸿胪寺典客署掌“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此“馆”即鸿胪客馆。《大唐六典》卷一八，第362页。

〔206〕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承天门街之西，七横街之北”，“从东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

〔207〕　《汉书》卷七《昭帝纪》后元二年二月长公主“共养省中”，蔡邕及颜师古对“省中”的解释，第218页。又，唐代宗时，“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册府元龟》卷六〇四《学校部·奏议三》，第8册第7252页下。

〔208〕　代宗为政稽缓，“朝多留事”，自永泰（765—766）至于大历末年（779），“或四方奏计未遣者，或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常数百人，于客省给食”，“岁给廪料万二千斛”，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经济负担。德宗即位，“诏罢客省之廪”，“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不再免费供给客省滞留人员的饮食。但客省继续存在。《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第1349页。《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第322页。地处宫中的客省能否长期容纳“数百人”，邓小南先生曾对此提出质疑。由于材料的缺乏，笔者很难给出满意答案，以情理度之，客省由宦官掌管，极有可能由内而外、权力膨胀，侵夺鸿胪寺对客馆的管理权，把部分人士安置在鸿胪客馆。但是，宫中客省的羁押功能则是毫无疑问的。

〔209〕　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之”。见《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第564页。

〔210〕　法藏P.3547号文书《沙州贺正使团进奏状》中有：“巳（已）上赐物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引自王静录文。王静：《朝廷和方镇的联络枢纽——试谈中晚唐的进奏院》，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文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1—263页。

〔211〕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贞元四年九月丙午，第366页；《唐会要》卷二九“追赏”，第541页。

〔212〕　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2004年5月，第104页。所据为《唐故扈从监右银台门进奏使朝议郎守内侍省掖庭局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府君（明进）墓志铭》，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册第20页；又见《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37页。

〔213〕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九“康约言碑”。

〔214〕　《翰苑群书》卷五，引唐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载：“大殿对蕃客……例，如初入，上殿更曲谢，殿上并不蹈舞，先于殿西北隅立，候客省奏某乙等到，殿上云唤，客省使递声云唤，即鞠躬高唱喏，趋至庭前立，即拜，拜即说，承旨致词，又拜，拜讫舞蹈，舞蹈讫又拜。”

〔215〕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四》，第70页。

〔216〕　《五代会要》卷五“杂录”，第82页。《旧五代史》卷四，开平三年八月敕书，内容相近，第71—72页。

〔217〕　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第103—105页。

〔218〕　《旧五代史》卷九《梁书·末帝纪中》：贞明三年二月“癸巳，以权知平卢军军州事、客省使、知银台事元湘为检校司空”，第129页。

〔219〕　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296页。

〔220〕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

〔221〕　《旧唐书》卷六〇《庐江王瑗传》，卷六七《李绩传》，卷一九一《方伎·张果传》都有唐通事舍人传达帝命的例子，第2351、2487、5106页。

〔222〕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省”，第566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

〔223〕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51页。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对唐代四方馆“受理各方上奏表笺”的公文程式有细致考证。《唐研究》第七卷，第311—325页。

〔224〕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20页。

〔225〕　《五代会要》卷五“入仪”（第88页）、卷六“开延英仪”（第91—92页）、“常朝”（第92—94页）等重大礼仪，均有通事舍人行赞导之职，卷六并谓“其通事舍人职司赞导，比者两班进退，皆相其仪”（第94页）。又卷一三“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制书……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余付中书门下，并通事舍人宣示”（第227页）。卷四“皇太子亲王见三师礼”也有通事舍人行赞相之职（第66—68页）。

〔226〕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本纪四》，第72页。

〔227〕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本纪五》，第427页。事又见《五代会要》卷六，第73页。

〔228〕　《五代会要》卷六，第75页。

〔229〕　《五代会要》卷二三，第284页。

〔230〕　《五代会要》卷六，第77页。

〔231〕　《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末帝本纪中》清泰二年（935）八月己卯，以西上门使、行少府少监兼通事舍人苏继颜为司农卿，职如故；卷四八《唐书·末帝本纪下》清泰三年六月己巳，以西上门副使、少府监兼通事舍人刘颀为鸿胪卿，职如故，第652、662页。

〔232〕　《旧五代史》卷四六《唐书·末帝本纪上》、卷四八《唐书·末帝本纪下》，第639、660页。

〔233〕　《山居存稿》，第260页。

〔234〕　《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大明宫”，第21—22页。

〔235〕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第618页）中将“入”解释为：“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胡三省引录了欧阳修的说法，见《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丙戌朔胡注，第9347页。今按，其说恐误，《唐会要》卷二四载：“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玄宗始以朔望陵寝荐食，不听政，其后遂以为常”。据此，朔望日非但不临前殿，而是根本不上朝。元和十年（805）三月朔，因事特召见宰臣，非制度。第466页。

〔236〕　《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第617页；《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一〇之一二，“朝仪”。

〔237〕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第7699页。

〔238〕　据《大唐故夫人赵氏墓志铭》，夫人卒于太和八年，其子已拜门使，《唐代墓志汇编》，第2153页。

〔239〕　《全唐文》卷七二七，第3319页中。

〔240〕　《大唐六典》卷一二，第261页上。

〔241〕　李磎：《授阁门使李全绩中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等制》，《全唐文》卷八〇三，第3740页。李为大中十三年（859）进士，于僖宗、昭宗两朝先后两任翰林学士。

〔242〕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5页下。

〔243〕　《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庄宗本纪》，第433页。

〔244〕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纪》，第1053页。

〔245〕　《旧五代史》卷八〇，第1061页。

〔246〕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6页上。

〔247〕　杜牧：《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第3469页中。

〔248〕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条胡注，第8912页。

〔249〕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上。

〔250〕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下。

〔251〕　《小畜集》卷二八。《宋史》卷二五八《郭守文传》，第8999页。

〔25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甲寅，第8983页。

〔253〕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上。

〔254〕　《职官分纪》卷四四引《元祐令》，第815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大使臣”、“小使臣”诸条，第589、590页。

〔255〕　《长编》卷三二，第710页；卷七一，正月乙丑，第1587页。

〔256〕　《长编》卷三一〇，第7518页。

〔257〕　《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甲辰，第5490页。

〔258〕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第6页。关于供奉官内涵演变的详细考证，请参看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9—67页。

〔259〕　《大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条，第34页。

〔260〕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19页。

〔261〕　如《唐故太原郡王府君墓志之铭》云：“遂拜殿头高品，旋加宣徽供奉官”，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大中一四八，第2367页。又，《唐故内坊典内许遂忠墓志》载：“洎宪宗临御，特加朱绶，迁登仕郎、内府局丞，充宣徽供奉官”，李域铮：《西安东郊出土唐许遂忠墓志》，《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李敬实墓志》载：“旋命充宣徽鹰鹞使，加供奉官……至（大中）十一年正月，加紫绶金章……至冬初，除内园栽接使”，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32—36页。

〔262〕　原文为“内侍”，按，据该《神道碑》，士良元和十年升任内侍省内常侍，太和六年始真拜内侍，此时官职应为内常侍，而非内侍。

〔263〕　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三二，第6册第4903页下—4906页下。

〔264〕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第32—36页。

〔265〕　刘瞻：《唐故内庄宅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之墓志铭并序》，《全唐文》卷七四七，第7742—7744页。

〔266〕　《册府元龟》卷八一《帝王部·庆赐三》，第1册第946页下。

〔267〕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之《自序》，第1—2页。

〔268〕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62页；《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子郑朗传》，第5069—5070页。

〔269〕　《太平御览》卷九二六“羽族部一三·鹰”，第4册第4114页。

〔270〕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25页。

〔271〕　《唐会要》卷八一，第1498页。

〔272〕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一）》引《册府元龟》卷一〇一《帝王部·纳谏》，第2册第1210页下，宪宗元和九年十二月，“初，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令，徒众数百”，认为“宪宗时，宣徽院下之供奉官，其人数必在百数以上”。这个结论恐怕靠不住。上段引文的缘起是，下邽县令裴寰“但据文供馈，使处公馆，杜其侵扰”，为宦官诬告。宪宗欲罪裴寰，御史中丞裴度救之，“帝愈怒曰：‘卿言裴寰无罪，则当决五坊小使，小使无罪，则当决裴寰。’”如果认为“徒众数百”是指“宣徽供奉官”的话，那么就等于承认“宣徽供奉官”就是“五坊小使”。显然与史事不符。看起来，“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令，徒众数百”的记载必然是有些问题的。《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第7册第6554页下也记载了裴寰触怒宪宗的事情，文字如下：“裴度为御史中丞。先是，五坊小使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领数百，或有恃恩恣横。”又查《太平御览》卷九二六，第4册第4114页载：“（《唐书》）又曰宪宗时，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为其使，领徒数百。”这两段记载比《册府元龟》卷一〇一的记载要通畅得多，可以肯定，“数达数百”的不是宣徽院供奉官，而是他领导下的五坊小儿。

〔273〕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书·庄宗本纪一》，第371页；《资治通鉴》卷二六七，第8728页。

〔274〕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第1822页。

〔275〕　同上书，第1853页。

〔276〕　《张居翰墓志》，吴刚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76—179页。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之“枢密使与枢密院”，第98—103页。

〔277〕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25页。

〔278〕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本纪四》，第64页。

〔279〕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本纪五》，第1039—1040页。

〔280〕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聂文进传》：“高祖入汴，授枢密院承旨”，第1413页。

〔281〕　《事物纪原》卷六，第153页。

〔282〕　《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本纪四》，第64页。

〔283〕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本纪六》，第1061页。

〔284〕　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门官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8页。

〔285〕　《宋史》卷一一六《礼志一九》，第2753页。

〔28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一五。

〔287〕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288〕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289〕　《宋史》卷一一六《礼志一九》，第2753页。

〔290〕　《宋史》卷二五五《宋偓传》，第8905页。

〔291〕　《宋史》卷二五五《康延泽传》，第8926页。

〔292〕　《宋史》卷二五〇《张永德传》，第8913页。

〔293〕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4页。

〔294〕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将三班使臣的来源分为五类：皇帝登极以前の亲臣、皇帝と姻戚关系にぁゐ者、皇帝亲臣の缘故者、“死事之臣”の子弟、父荫にょゐ补任者；可以参看。

〔295〕　《宋史》卷四《太宗纪一》，第53页。

〔296〕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太宗懿德符皇后传》，第8609页。

〔297〕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298〕　《宋史》卷二五〇《王彦昇传》，第8828页；同卷《罗彦环传》，第8827页。

〔299〕　《小畜集》卷二九《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

〔300〕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25页。

〔301〕　《宋史》卷二五五《宋偓传》，第8905页。

〔302〕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303〕　《旧五代史》卷四，第64页。

〔304〕　《宋史》卷二五〇《王彦昇传》，第8828页。

〔305〕　《长编》卷三一〇，第7518页。

〔306〕　《长编》卷一八，第401页。

〔307〕　《长编》卷二二五引《司马光日记》，第5490页。

〔308〕　《责田仁朗诏》雍熙二年四月，《宋大诏令集》卷九四《将帅·贬责》，第345页。

〔309〕　《旧五代史》卷九八《晋书·安重荣传》，第1302页。

〔310〕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

〔311〕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42、113—114、144页。

〔312〕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书·庄宗纪三》，第404页。

〔313〕　《旧五代史》卷五七《唐书·郭崇韬传》，第763页；《新五代史》卷二四《唐臣传·郭崇韬传》，第245页。

〔314〕　《旧五代史》卷七二《唐书·张居翰、马绍宏传》，第953、955页，绍宏本姓马，李为赐姓。

〔315〕　《旧五代史》卷三五《唐书·明宗纪一》，第491—492页。

〔316〕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朱弘昭传》，第289页。

〔317〕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仁矩传》，第931页。

〔318〕　《旧五代史》卷六六《唐书·安重诲传》，第873页。

〔319〕　《旧五代史》卷九七《晋书·范延光传》，第1285页；《新五代史》卷五一《杂传·范延光传》，第576页。

〔320〕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朱弘昭传附冯赟传》，第290页。

〔321〕　《旧五代史》卷六九《唐书·张延朗传》，第919页。

〔322〕　《旧五代史》卷六六《唐书·朱弘昭传》，第876页。

〔323〕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仁矩传》，第931页。

〔324〕　《旧五代史》卷七二《唐书·孟汉琼传》，第955页。

〔325〕　《新五代史》卷二七《唐臣传·刘延朗传》，第291、292页。

〔326〕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3页。

〔327〕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一》，第1461页。

〔328〕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三》，第1481、1485页；卷一二三《周书·郑仁诲传》，第1620—1621页。

〔329〕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第1479、1491；卷一一三，第1495页；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14页。

〔330〕　《旧唐书》卷一六九《郑注传》，第4399页；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2页。

〔331〕　《旧五代史》卷六〇《卢汝弼传》，第809页。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2—46页。

〔332〕　《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敬翔传》，第246、247页。

〔333〕　吴丽娱：《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70—74页。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第十章《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以藩镇元从中门使、都押衙类中央枢密使；孔目官、粮料使比三司使；马步都指挥使似天子禁军将领；客将如客省使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2年。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54页注73。

〔334〕　《宋史》卷三〇九《王延德传》，第10153页；同卷《程德玄传》，第10155页。

〔335〕　《宋史》卷二六〇《曹翰传》，第9013页。

〔336〕　《旧五代史》卷六二《唐书·董璋传》，第832页；卷四一《唐书·明宗纪七》，第570页。

〔337〕　《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敬翔传》，第249页。

〔338〕　《旧五代史》卷六七《唐书·李愚传》，第892页。

〔339〕　《旧五代史》卷六七《唐书·赵凤传》，第890页。

〔340〕　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第524页。

〔341〕　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职札子》，《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第766页。

〔342〕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2、26页。

〔343〕　《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守法》，后唐天成三年，“丁延徽为供奉官监仓，与仓官共盗仓米三百五十石”，第1册第654页上；卷五二《帝王部·崇释氏二》，末帝清泰二年（935）“丁卯，遣供奉官李彦骥凤翔法门寺饭僧尼道俗”；“三年，遣供奉官刘处宾往凤翔法门寺，四月八日，设大斋会”，第1册第582页。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十二月，遣承旨刘贞义押风药往军前赐中伤将校”，第2册第1633页下；卷四二《帝王部·仁慈》，“（后晋天福）三年正月诏，命供奉官张殷祚往魏博管内收藏暴露骸骨”，第1册第485页下；卷一〇六《帝王部·惠民二》，出帝天福七年，“十二月丁丑诏遣供奉官马延翰洛京赈恤饥民”第2册第1270页下。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五》，后周广顺元年（951），“河东刘崇憯号，太祖遣供奉官张令权赍勅书晓谕晋绛慈隰诸州军民”，第1册第741页上。

〔344〕　《旧五代史》卷七〇《唐书·李严传》，第929页。

〔345〕　《旧五代史》卷五《梁书·太祖纪五》，第86页。

〔346〕　《新五代史》卷三《梁末帝纪》，第27页。

〔347〕　《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第93页。

〔348〕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998页；卷七七《晋书·高祖纪三》，第1020页；《册府元龟》卷一二〇《帝王部·选将二》，第2册第1437页下。

〔349〕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五》，第1037页；《辽史》卷四《太宗纪下》，同年四月，晋宣徽使杨端、王眺至契丹问起居，第47页。杨端、王眺，检诸新旧五代史及《册府元龟》，俱不获，疑有误记。

〔350〕　《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高祖纪六》，第1053页。

〔351〕　《旧五代史》卷八〇，第1058页；卷七六，天福二年十月壬午，第1008页。

〔352〕　《旧五代史》卷八一《晋书·少帝纪一》，第1068、1076页。

〔353〕　《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纪》，第93页。

〔354〕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1478页上。

〔355〕　《长编》卷一，第19、23、24、28页。

〔356〕　“莅戎于征讨，护兵于镇守”语出《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序》，第8册第7978页下。

〔357〕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35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4—436页。

〔359〕　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4年。

〔360〕　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361〕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601页。

〔362〕　《旧五代史》卷二七《唐书·庄宗纪一》，第371页。

〔363〕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书·庄宗纪三》，第407页。

〔364〕　《旧五代史》卷三七，“初，同光中，符习为青州节度使，宦官杨希望为监军，专制军政”，第509页。

〔365〕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77页。

〔366〕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浦传》，第9337页；《资治通鉴》卷二九四，第9579页。《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第8978页。

〔367〕　《旧五代史》卷一〇六《晋书·李彦从传、张鹏传》，第1397—1398、1400页。

〔368〕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第1084页。

〔369〕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第9546页。

〔370〕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政三》，第2册第1411页下。

〔371〕　《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第3676页。

〔372〕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帝王部·招怀五》，显德六年五月，世宗收复瓦桥关，“伪关南巡检使姚中斌”归顺，第2册第202页下。

〔373〕　《宋史》卷二六一《陈思让传》，第9039页。

〔374〕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赵凤传》，第1704页。

〔375〕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20、1522页。《宋本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册，第299页。

〔376〕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总论州佐”“司法参军”条，第914页。《大唐六典》卷三〇，第526页上。

〔377〕　《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总论县佐·县尉”条，第921页。

〔378〕　《旧五代史》卷五《梁书·太祖纪五》，第83页；《长编》卷三，建隆四年十二月癸巳，第76页。

〔379〕　《新五代史》卷四九《杂传论》，第558页。

〔380〕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9页。

〔381〕　《周世宗即位赦文》，《全唐文》卷一二六，第556—557页。《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一五》，显德元年三月辛巳赦文，第1册第1146页。

〔382〕　《册府元龟》卷一一八《帝王部·亲征三》，第2册第1409页上；《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第1085页。

〔383〕　《宋史》卷二七二《张晖传》，第9318页。

〔384〕　《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高允权传》，第1647页。

〔385〕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页。

〔386〕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387〕　《长编》卷六，第150页。

〔388〕　《长编》卷一六，第354页；《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第8964页。

〔389〕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390〕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九之七，《再与韩洎书》。

〔391〕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前言》，第2—3页。

〔392〕　《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九》，第595页。

〔393〕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第9451页。事又见《宋史》卷二五二《李洪信传》，第8853页。

〔394〕　《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一》，第1460页。《全唐文》卷一二四《周太祖即位赦文》，第547页。

〔395〕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第8960、8961页。

〔396〕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3页。

〔397〕　《宋史》卷二七一《吴虔裕传》，第9286页。

〔398〕　《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第2册第1477—1478页。

〔399〕　《旧五代史》卷一〇一《汉书·隐帝纪上》，第1347、1348页。

〔400〕　《册府元龟》卷四五六《将帅部·不和》，第6册第548页。《资治通鉴》卷二八八，第9396页。

〔401〕　《长编》卷四，第81、82、105页。

〔402〕　《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第4639页；《长编》卷六，第156页。

〔403〕　《长编》卷六，第16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

〔404〕　杨亿撰，李裕民辑校：《杨文公谈苑》“董遵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405〕　《杨文公谈苑》“董遵诲”条，第61页。

〔40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三。《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癸未，第1156—1157页。

〔407〕　宋庠：《元宪集》卷二八《赐乾宁军兵马监押右班殿直赵化明敕书》。

〔408〕　《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79页；事又见《长编》卷一四，第310页。

〔409〕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410〕　《长编》卷一七，第365页；《宋史》卷二七〇《魏丕传》，第9277页；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5—26页。需要说明的是，魏丕改正使的时间，《长编》作“居八年，乃迁”，自建隆元年起八年当为开宝元年；至开宝九年，丕升至遥郡刺史，“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而《魏丕墓志铭》则将迁正使与遥领代州全部系于开宝九年，“开宝九年，江南平……始授作坊使，遥领代州刺史”。按照一般的原则，似当以墓志铭为准。但是，李宗谔对宋初制度显示出相当的生疏，他对魏丕在太宗朝以后的经历省略过多，远不如《宋史·魏丕传》清晰，显然对这位“老世叔”的生平没下太大工夫。而李焘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的叙述也符合常理，必定另有所本，因此，本文在这个细节上舍墓志铭而从《长编》。

〔411〕　《长编》卷二一，第477页。

〔412〕　《长编》卷一，第13页。

〔413〕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杨邠传、阎晋卿传》，第1409、1412页。

〔414〕　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6页。

〔415〕　《长编》卷三二，第710页。

〔416〕　《长编》卷一，第13页。

〔417〕　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6页。

〔418〕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419〕　《长编》卷一七，第365页。

〔420〕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下。

〔421〕　《长编》卷三二，第710页。

〔422〕　“梁朝六宅使李宾”据薛仁谦家汴梁旧第，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薛仁谦传》，第1687页。后晋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六宅使王继弘因与人“于崇礼门内喧争”“送义州衙前收管”，六月甲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回，奏范延光叛命”，此二人应当是同时担任六宅使，见《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1001、1003页。

〔423〕　《长编》卷一，第19、23、24、28页。

〔424〕　《旧五代史》卷七六，第1003页。

〔425〕　《册府元龟》卷九四九《总录部·逃难二》，第12册第11173页上。

〔426〕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83页。

〔427〕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显德四年，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语，第9572页；又见于《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第6册第5689页上。

〔428〕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宋史》卷二五八《郭守文传》，第8999页。

〔429〕　《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第9225页。

〔430〕　《长编》卷一八，第402页。

〔431〕　〔日〕梅原郁：《宋代の恩荫制度》，《东方学报》（京都）第52册，1980年3月，第501—536页。

〔432〕　《长编》卷二九，第653页。

〔433〕　《长编》卷三一，第697页。

〔434〕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三之一四《谢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

〔435〕　《旧五代史》卷六二《唐书·董璋传》，第832页；卷四一《唐书·明宗纪七》，第570页。

〔436〕　《长编》卷一八，第400、401页。

〔437〕　《长编》卷三，第70页；卷四，第97页。

〔438〕　《长编》卷二八，第637页。

〔439〕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之一四《上郭太傅书》。

〔440〕　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一四《处士崔君墓志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213—214页。

〔441〕　《长编》卷一三五，第3236页。

〔442〕　《长编》卷一八，第395、402页；卷一九，第425页。

〔443〕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2页。

〔444〕　《宋史》卷二六八《杨守一传》，第9224页。

〔445〕　《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第9225页。

〔446〕　《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第9226页。

〔447〕　《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第9230页。

〔448〕　《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傅潜、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高琼、葛霸传》，第9471—9493页。

〔449〕　《宋史》卷二六八《王继英传》，第9229页。

〔450〕　《宋史》卷二九〇《张耆传》，第9709—9710页。

〔451〕　《宋史》卷二九〇《杨崇勋传》，第9713页。

〔452〕　《宋史》卷二九〇《夏守恩传、夏守赟传》，第9714、9715页。

〔453〕　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职》，《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第766页。“史臣”，《传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选札子》作“文臣”，更合情理。

〔454〕　《长编》卷四，第81、82、105页。李处耘与幕容彦逢冲突的细节见本书第101页。

〔455〕　《长编》卷二〇，第452页；事又见《宋史》卷二七六《臧丙传》，第9398—9399页。

〔456〕　《长编》卷二一，第477页。

〔457〕　《小畜集》卷二九《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

〔458〕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459〕　《长编》卷二二五，引《司马光日记》，第5490页。

〔460〕　《长编》卷二二，第490页。

〔46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462〕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甲子，第2634页。

〔463〕　《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五月乙未，第2281页。

〔464〕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〇，明道二年十二月二日。

〔465〕　《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志八》，第4008页。

〔466〕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杨邠传》，第1409页。

〔467〕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阎晋卿传》，第1412页。

〔468〕　《旧五代史》卷一〇三《汉书·隐帝纪下》，四月辛巳吴虔裕出守；十一月丙子，在李业、阎晋卿等的煽动下，隐帝诛杀杨邠、史弘肇等人，当时阎晋卿的头衔仍然是内客省使，第1367、1369页。

〔469〕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174、175页。

〔470〕　《旧五代史》卷一〇三《汉书·隐帝纪下》，第1367页；《宋史》卷二七一《吴虔裕传》，第9286页。

〔471〕　《旧五代史》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1页。

〔472〕　《旧五代史》卷六九《唐书·刘延皓传》，第921页。

〔473〕　《宋史》卷二五五《向拱传》，拱本名训，第8908页。

〔474〕　《旧五代史》卷六六《唐书·朱弘昭传》，第876页。

〔475〕　王明清：《挥塵录·后录》卷一，“宰相枢密分合因革”，第65页。

〔476〕　《五代会要》卷五“杂录”，第82页。《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四》载开平三年八月敕书，内容相近，第71—72页。

〔477〕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天宝十一载《王自尽诏》，第679页。《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载：“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第5369页。

〔478〕　唐长孺：《山居存稿》，第251页。

〔479〕　《旧五代史》卷三二《唐书·庄宗纪六》，第447页；卷五七《唐书·郭崇韬传》，第767页。

〔480〕　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第32—36页。

〔481〕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29—4033、4054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541—543页。

〔482〕　《册府元龟》卷一九七《闰位部·纳贡献》，第2册第2381页上；《旧五代史》卷九《梁书·末帝纪中》，第133页。

〔483〕　《旧五代史》卷九四《晋书·刘处让传》，第1250页；《册府元龟》卷六五三《奉使部·称旨》，第8册第7828页上。

〔484〕　《长编》卷五，第135页。

〔485〕　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文史》，第21辑，1983年；赵冬梅：《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第219—231页。

〔486〕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

〔487〕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第4754页。

〔488〕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李辅国传》，第4760页。

〔489〕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鱼朝恩传》，第4764页。

〔490〕　常衮：《授鱼朝恩国子监制》，《全唐文》卷四一二，第1869页。

〔491〕　《旧五代史》卷一四《梁书·赵犨传附次子霖传》，第195页。

〔492〕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第340页；卷四四《职官志三》“六军统军”注，第1905页。

〔493〕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第354页；卷四四《职官志三》“十六卫上将军”注，第1905页。

〔494〕　《旧五代史》卷一八《梁书·敬翔传》，第247页。

〔495〕　《长编》卷一，第13页。

〔496〕　《旧唐书》卷一一三《裴遵度传附裴枢传》，第3357页。

〔497〕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卷二六五，第8371、8604、8631、8641页。

〔498〕　《唐会要》卷六七“王府官”，第1172页。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214页。

〔499〕　赵冬梅：《试述晚唐的两种品位标志与官僚生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65—876页。

〔500〕　《职官分纪》卷四四，“横行东西班大小使臣”，第814页上。

〔501〕　《小畜集》卷二八。

〔502〕　《事物纪原》卷四“银青”，第110页；《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第1792页。

〔503〕　赵雨乐言，宋初三班官兼宪衔，“具有浓厚之监察意味”，误。《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第128页。

〔504〕　《旧五代史》卷四三《唐书·明宗纪九》，第590页。“据”原作“居”，据《册府元龟》卷六一改。

〔505〕　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容斋随笔》，第510页。

〔506〕　《宋史》卷二五九《郭守文传》，第8998—8999页。

〔507〕　《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官当”，第184页。

〔508〕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第1974页。

〔509〕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第1974页。

〔510〕　《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三》，太和二年（828）六月敕：“其诸使诸道将校等，自今后宜依注例，除旧有正官外，并不得兼授正官。”

〔511〕　中华本此处的标点为：李象请：“今后凡是散官，不计高低，若犯罪不得当赎，亦不得上请详定院覆奏。”误，详定院是后晋的礼仪制度审察机构。

〔512〕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第1974页。

〔513〕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刑法志》，第1974页。“副使”原作“使副”，依理改。

〔514〕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百官相见仪制”，第2788页。

〔515〕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十一》，第2789、2790页。

〔516〕　《宋会要辑稿·仪制》三之二；又见《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宾礼三·朝仪班序”，第2782—2783页。

〔517〕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第2782页。

〔518〕　《长编》卷一二五，第2946页。

〔519〕　载《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原题做“建隆以后合班之制”（第3987—3991页），其中甚至包含了皇祐元年始置的观文殿大学士。邓广铭、龚延明二先生均考订为“庆历以后之制”，细节见《宋史职官志补正》，第494页。

〔520〕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54页。

〔521〕　《宋史职官志补正》，第510—511页。

〔522〕　南、北作坊使，熙宁三年改称东、西作坊使。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585页。

〔523〕　《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终传》，第9457页。

〔524〕　《宋史》卷二六一《焦守节传》，第9043—9044页。亦见于《长编》卷五一，第1115页。

〔525〕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七；亦见于《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第10500页。

〔526〕　《长编》卷一一九，第2799页。

〔527〕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31页。

〔528〕　《新五代史》卷三七《伶官传》，第400—401、398页。

〔529〕　《文献通考》卷五九，第539页。

〔530〕　《尚书注疏》卷一六《周书·立政》，孔颖达疏。

〔531〕　《旧唐书》卷四四，第1919页。

〔532〕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本，第7283页。

〔533〕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第684页；《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懿宗遗诏》作：“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监军、诸州刺史，委寄至重，并不得离任赴哀。”第72页。

〔534〕　《册府元龟》卷一四，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敕；《旧五代史》卷三二《唐书·庄宗本纪六》，第439页。

〔535〕　《五代会要》卷八，“服纪”，第97页。

〔536〕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前言》，第2—3页。

〔537〕　《旧五代史》卷八八《晋书·王庭胤传》，第1150页。

〔538〕　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二，“制度·知州”。

〔539〕　《长编》卷一，第14页。

〔540〕　《宋史》卷二七三《何继筠传》，第9326页；《长编》卷七，第178页。

〔541〕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卷八六《地理志二》、卷八七《地理志三》，卷八八《地理志四》、卷八九《地理志五》，第2106、2111、2113、2114，2123、2128、2131，2150、2156，2180、2184、2189、2195、2198，2211、2215页。

〔54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八，“监节度、兼节度”，第972页。

〔543〕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0—191页。

〔544〕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第192页；卷九九《萧嵩传》，第3095页。

〔545〕　《唐会要》卷七八，“宰相遥领节度使”条，第1437页。

〔546〕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第6778页。

〔547〕　《旧唐书》卷一〇三《牛仙客传》，第3196页。

〔548〕　司马光谓“兼者，以本职兼节镇，禄赐优于遥领者”，《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第9507页。此“遥领”指的是遥领域外州镇，即“遥郡”，与唐代宰相、亲王之“遥领”不同。

〔549〕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第9220页。

〔550〕　《资治通鉴》卷二八八，第9403页。

〔551〕　《旧五代史》卷三六《唐书·明宗纪二》，第498页。

〔552〕　《宋史》卷二七五《谭延美传》，第9372页。

〔553〕　《长编》卷一七，第384页。

〔554〕　徐铉：《徐骑省集》卷二五之二—三《大宋李公德政碑文》，四部丛刊本。

〔555〕　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556〕　《宋史》卷二五七《李继和传》，第8972页。

〔557〕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第1647页。

〔558〕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本纪上》，第329页；卷一二〇《郭子仪传附侄郭昕传》，第3474页。

〔559〕　《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第4066页。

〔560〕　检诸史料，晚唐又有京兆万年县人王宗“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财产数百万”，“自军校累至检校司空、金吾大将军、左街使，遥领兴元节度”，“善兴利，乘时贸易，由是富拟王者，仕宦因赀而贵，侯服玉食，僮奴万指”。王宗与兴元的具体关系不详。《旧唐书》卷一八二《王处存传》，王宗为王处存、处直兄弟的父亲，第4699页。

〔561〕　《宋史》卷二七二《荆罕儒传》，第9309页。

〔562〕　《长编》卷五，第139页；《宋史》卷二七三《李汉超传》，第9334页；《徐骑省集》卷二五《大宋李公德政碑文》。

〔563〕　《宋史》卷二七三《郭进传》，第9335页。

〔564〕　《宋史》卷二七五《谭延美传》，第9373页。

〔565〕　《宋史》卷二五一《符彦卿传》，第8837页。

〔566〕　《资治通鉴》卷二九〇，三月戊申，胡注，第9475页。

〔567〕　《长编》卷四，第95—96页。

〔568〕　《长编》卷一七，第365页。

〔569〕　《旧五代史》卷二三《梁书·康怀英传》，第316—317页。

〔570〕　《旧五代史》卷三六《唐书·明宗本纪二》，第498页。《旧五代史》卷六五《唐书·索自通传》，第871页。

〔571〕　《旧五代史》卷一四《梁书·赵犫传附子赵霖传》，第195页。

〔572〕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翟光邺传》，第1698页。

〔573〕　《旧五代史》卷九〇《晋书·李承福传》，第1192页。

〔574〕　《旧五代史》卷九六《晋书·刘继勋传》，第1278页。

〔57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藩郡皆用武人”，第292页。

〔576〕　比如裴枢即称呼朱温的使府“内客将”、曾任昭宗宫苑使、街使的张廷范为“勋臣”，《旧唐书》卷一一三《裴遵度传附裴枢传》，第3357页。

〔577〕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六《让观察使第一表》。

〔578〕　宋人曾论云：“唐室文臣，自员外郎、郎中以上，出为刺史、团练、防御、观察、节度等，皆是养将帅之道，岂尝限以文武？”《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末，直史馆苏绅陈便宜八事，第2952页。但事实上，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马周就曾指出：“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能职，方始出外；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壮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见擢者，十不能一。”开元三年，张九龄也谈到：“而今刺史、县令……至于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于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通典》卷一七《选举五》，第402、412页。

〔579〕　比如宋太祖曾着意选择儒臣之有“武干”者辛仲甫委以统兵之职，并当面许诺他“若公勤不懈，不日当为牧伯也”。《长编》卷一三，第293页。

〔580〕　《长编》卷二，第49页。

〔581〕　《长编》卷一五，第317页。

〔582〕　《宋史》卷二五〇《王彦昇传》，第8829页；《长编》卷一，第11页。唐州自刺史州升团练州事，《王彦昇传》不载，而《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有唐州“建隆元年升为团练”，第2114页，故从《长编》。

〔583〕　《宋史》卷二七三《马仁瑀传》，第9345页。

〔584〕　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第6—7页。

〔58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引《两朝国史志》。

〔586〕　比如，正任以上，本镇公使钱许私用，见《东都事略》卷一一九《李用和传》。

〔587〕　《长编》卷五八，第1273页。

〔588〕　《长编》卷六〇，第1347页。

〔589〕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四《观察留后改为承宣使御笔》，第628页。

〔590〕　《长编》卷七，第173页。

〔591〕　《长编》卷八一，第1839页。

〔592〕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48页；《职官分纪》卷三九，第720页。

〔593〕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48页。

〔594〕　《长编》卷一六五，第3972—3973页。杨景宗为正任，参《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杨景宗传》，第13554页。

〔595〕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596〕　《容斋三笔》卷一五，“禁旅迁补”，第595页。

〔597〕　《长编》卷五一，第1123页。

〔598〕　《长编》卷七一，第1590页。

〔599〕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三，“防御使”之“历代沿革”注引熊克《职略》所抄蔡惇《官制旧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92年，第238页。《文献通考》卷五九《职官考十三》，“团练使”条注亦引，然不如《合璧事类》文字完整，第539页。

〔600〕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第3927页。

〔601〕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三，第238页。

〔602〕　《文献通考》卷五九，“刺史”，第539页上。

下　编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

引　言

前面用了三章的篇幅追寻武选官的成长过程：从晚唐的宦官内诸司使，到五代宋初的诸使和使臣，到真宗朝终于成为一个与文官、军职三分官场有其一的独特的官僚群体——武选官。武选官的主要前身——诸使，掌管着吃喝玩乐等纯粹服务性质的宫廷“杂务”，以及因缘时会落入内廷的军器制造、马政、国库管理等事务，同时在内廷与外朝之间通进宾赞、传递信息。作为“亲而不尊”的“陛下家臣”，内职官僚群的“结构性孤立”使得它获得了皇帝的极大信任，成为日渐伸张的皇权的有力臂助。在五代到宋从战乱走向治平的历史进程中，内职官僚群也在发生巨大变化：第一，内职的首脑、职司通进的枢密使凭借皇帝的信任与支持，逐渐参与外朝行政，由内而外，最终演变为专司军事的外廷首脑；第二，内职官僚群频繁脱离本司职任，参与军事活动，成为派出禁军的实际统兵官，内职本身因而获得了作为职业军官之外的“统兵官”的身份认证，内职的外任差遣、特别是统兵差遣逐渐职位化、系统化；第三，与此同时，内职头衔符号化、品位化，被广泛发授。宋初的内职官僚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武选官，这个官僚群拥有诸使和使臣的头衔，但却不必服务殿廷，对于大多数武选官来说，“任寄腹心、职居近侍”成了遥远的历史。

那么，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换言之，拥有诸使和使臣头衔的这些官员，究竟在担任哪些职位，而这些职位在宋朝现实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如何？这是本书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北宋前期官制，“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1〕以唐代的职事官——“官”来标志品位，以“职”来优待文学之士，说的主要是文官的情况。这种品位与职位分离的状况同样适用于军职以外的武官，他们用武选官阶、加领遥郡，以及正任来标志品位，用职、管军等头衔为“职”来表示优待，而另有一套差遣来治事。差遣基本等同于职位。宋代实行文武分途制度，文与武不仅有明确的品位符号以示区别，而且各自对应着不同的职位系列。职位与品位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的建立，是宋朝文武分途制度的重要特征。根据与品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宋朝的职位可以分为三类：（一）要求任职者必须是文官的差遣，包括大量的中央官和州的通判。（二）参用文武的差遣，如监当管库、知州、提点刑狱等。（三）要求任职者必须是武选官或正任武官，文官须先换武资方可授任的差遣，〔2〕这类差遣可以称之为“武职”。

“武职”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出戍禁军的统兵官。宋朝禁军出戍，打破原有之组织体系，以“指挥”为基本单位“插花式”分布，番号各异、统属关系各不相同的众多“指挥”在驻地重组之后，由武选官、正任武官担任都部署、部署、钤辖、兵马都监、缘边巡检等统兵官，当其“部分总督屯逻之委”。〔3〕这些由军职以外的武官所担任的统兵官构成了北宋的边防统兵官职位体系——“兵官”。武选官统率禁军为国守边，来源于五代的内职统兵传统，而一个由非职业军人担纲的大规模、常设边防统兵官职位体系的存在，则是属于宋朝的“新时代”特征。毫无疑问，统兵赋予了武选官“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的武官认同，兵官的存在也明显具有分兵权以降低武力对皇权威胁的作用。那么，“兵官”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组织结构如何？它与军职和军队之间是怎样结合的？出任“兵官”又赋予了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怎样的地位？

与“兵官”不同，部分中央“武职”——最典型的比如门、客省、四方馆等机构中的职位——仍然直接服务于皇帝，明显带有“旧时代”的流风余韵。能够供职于这些机构的武选官大都出身潜邸、勋贵或外戚，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职务性质又为他们提供了接近皇帝、获得信任的便利。这就使得这一部分武选官在外在特征上非常接近于他们在五代、宋初的内职前辈。那么，宋朝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是否允许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呢？如果不，这意味着什么？

“武职”之中，还有一个负责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巡检序列。它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如何？

要想认识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的作用，“武职”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武职”却并非武选官所能担任的全部职位。在武职之外，武选官还担任着大量的其他职位。这些其他职位在宋朝国家机器中的重要性排名可能要在武职之后。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认识武选官群体在宋代国家机器中的作用而言，其重要性则不下于武职。

第四章　宋代国家机器中的武选官：典型人物与一般图像

停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作静态观察，出任武职的永远都只是一部分武选官，另一部分——可能是数量更大的武选官正在担任着武职以外的其他职位，还有一部分在“守选”，等待任命。那么，他们究竟在担任或者等待着哪些职位？或者说，一般而言，宋朝国家机器中的哪些职位是可能由武选官担任的呢？本章的理想是勾勒带有普遍意义的、有关武选官所任职位的一般图像。

第一节　四位武选官任职实例的详细解读

一般图像须建立在特殊个案的基础之上，方才容易接受。在进入一般性讨论之前，先来看四个武选官任职的实例。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武选官是谢德权。他父亲是南唐的烈士，“拒宋师，战没”，德权因而被录用为南唐的庄宅副使。归宋之后，他“诣登闻检院自荐，补殿前承旨，迁殿直、陕西巡检，以劳就改右侍禁”。〔4〕陕西巡检是谢德权有记载的第一个职位。以谢德权当时的品位——殿直、右侍禁而言，系衔中的“陕西”应当泛指陕西路内，而非一路巡检。谢德权在陕西期间，曾经奉转运使宋太初的命令，主持修复咸阳浮桥。由此看来，谢德权所担任的巡检当非负有守土之责的缘边巡检，而是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检。

咸平二年（1002），广西“宜州溪蛮叛，命陈尧叟往经度之”，为广南东西两路安抚使。〔5〕谢德权“预其行，以单骑入蛮境，谕以朝旨，众咸听命”，贡献突出，因而得到陈尧叟推荐，“加门祗候、广韶英雄连贺六州都巡检使”。〔6〕随陈尧叟经度溪蛮之叛，是谢德权得到的一份临时差遣。这种临时差遣，照宋人的习惯叫做“短使”。与“短使”对举，有固定任期的职位，在宋朝的选任制度中被称为“住程差遣”。“广韶英雄连贺六州都巡检使”才是谢德权的第二个职位。

从广南万里归来，谢德权得到了他官僚生涯中的第三个职位——提点京城仓草场。这是谢德权的第一个在京职位。“仓”即粮仓，开封“城东十二仓贮江、淮所漕米最多，城南惟有米一仓，城西三仓兼贮茶，城北四仓贮畿内赋税及马料”。〔7〕“场”指“草场”。草作为饲料，是重要的军需物资。开封的草场包括皇家御马养殖机构——骐骥院下属的草场和禁军的草场。〔8〕粮仓和草场各有监官负责管理，“提点京城仓草场”的工作是监督诸仓、场的管理。“先是，廥积多患地下湿，德权累甓为台以藉之，遂无败腐”，〔9〕颇著绩效。谢德权在开封任职期间，还曾经奉皇帝的命令担任过一些“短使”，比如拓宽开封街道、参与审查执政与西夏勾结案。

咸平六年，谢德权离开首都，被派往河北前线。他的工作主要是修葺城寨，先筑定州新乐县的城墙，接着疏浚北平寨的寨濠，而后修葺祁州蒲阴县的城墙。在新乐期间，他得“迁供奉官”，成为“供奉官·门祗候”。〔10〕谢德权在新乐、北平寨、蒲阴三地修葺城防的活动是宋朝在咸平五年望都之战失利之后加强北部边防的系列动作之一。景德元年（1004）正月庚戌，“平虏城火，焚庐舍甚众”。谢德权受诏“乘传至宁边军会（西上门使、宁边军部署）孙全照同按其状”。〔11〕

同年，真宗亲征，“及至澶州，德权单马间道赴行在”。〔12〕应当是在真宗回銮之后，谢德权“迁内殿崇班”，并重新回到开封，出任“提辖三司衙司”，〔13〕这是谢德权的第四个职位，具体职掌是负责排定三司下属军队的差使。三司辖下有诸多厢军，比如各草场接受开封府百姓纳草，就有“积草兵士”，〔14〕名目繁多，职任庞杂，苦乐不均。谢德权“为设条制，均其差使”，且能抵制人情请托，真宗“称其有守”。〔15〕

接下来谢德权又得到了他的第五个职位，“提总京城四排岸，领护汴河兼督辇运”。在任期间，他加固堤防，疏浚河道，能力得到进一步展示，“改崇仪副使，兼领东西八作司”。八作司负责土木工程的营造。这个兼职可以算作他的第六个职位。大中祥符元年（1009），真宗开始东封西祀、大兴土木。谢德权的管理能力得到重视，“议东封，命与刘承珪、戚纶同计度发运，迁供备库使。预修玉清昭应宫”。玉清昭应宫是皇帝亲自关怀的项目，刘承珪是深得真宗信任的宦官。谢德权这个出身南唐的降臣，也算是凭借个人能力接近了权力核心。但他偏偏“患其劳役过甚”，〔16〕整日与刘承珪忿争，徒劳无功。真宗对此相当不满，项目开始不足二十日，就下令“修昭应宫，自今八作司不须兼领”。〔17〕修昭应宫是头号重点工程，八作司却被排斥在外，可以想象，谢德权必然会受到来自八作司内部的压力。在这种情势之下，谢德权只好自请罢职，转任提点京城仓草场——这是他的第七个职位。

大中祥符三年，谢德权离开首都，得到了他的第八个职位——知泗州。临行，他向真宗自陈：“臣久领京务，颇虑中外观听，谓臣负谴外迁，愿稍进其秩”，“诏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踰月，卒。”〔18〕

谢德权活了五十八岁，做了三十几年的武选官。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也肯于任事，有责任感，只是出身属于“疏外”，又不肯攀附，所以官只做到西染院使，职也止于知州，只能算作武选官中的中层。他一生历任，除“短使”外，所任固定职位涉及三个类型：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检、首都的事务部门（包括提辖三司衙司、提点京城仓草场、东西八作司）以及知州。

第二位要介绍的武选官姓胥，名不详，字致尧，卒于天圣元年（1023），享年五十有九，墓碑上的官衔是左班殿直，生前做过的最后一任职位是监寿州酒税，仍然在武选官的下层。

胥君“少力学，为文辞”，本来是要通过科举入仕的，考来考去，却总是阴差阳错，差了一点。咸平中，河北战事吃紧，真宗亲临北边，胥君“以草泽应诏，上书理检言兵事”，得与皇帝密谈。据说，真宗“听其说，矍然而悟，将拜某官”。大臣前来打探密谈的内容，胥君“不肯对”，得罪了大臣，结果只得到最低一级的武选官阶——三班借职。“仕也非其志”，胥君当然是不情愿的，可是格于形势，也只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胥君得到的第一个职位是“监温州天富盐监”，负责管理远在温州的盐场。“凡治盐三岁，增其旧二百余万斛。”回京待任之际，得到滑州知州的推荐，赴滑修治黄河堤防。“秋满，有司上君盐最、护河之功，迁（三班）奉职。君意不满，辞不拜。丁母夫人某氏忧，［求］终丧。不许，以监黄州商税，年余，课为最。召还，在道用祀汾阴恩，卒迁（三班）奉职。监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龙山二闸，废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为端州兵马监押，就迁右班殿直。给事中乐黄目举君材任门祗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马监押，期还迁职……今天子（仁宗）即位，迁左班殿直，以疾求监寿州酒税。”〔19〕

胥君任过的职位可以分为两类，监温州天富盐监、监黄州商税、监杭州排岸司、监寿州酒税为一类，属于“监当官”；端州兵马监押、温州兵马监押属于另一类，是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职位。他这一辈子压根儿没有到过边防，没有统过兵。总体而言，胥君的一生颇为不得志，但他的经历却能让我们看到芸芸中下层武选官的影子。

我们要认识的第三位武选官是出身勋贵兼外戚的李惟贤。他的曾祖父是于太祖有佐命之功的李处耘，祖父李继隆战功卓著，姑祖母是太宗的皇后。李惟贤凭借恩荫补三班奉职，“后为门祗候、通事舍人，累迁西上门使”。〔20〕这里的“门祗候”跟谢德权“加门祗候、广韶英雄连贺六州都巡检使”〔21〕的“门祗候”是大不相同的——谢德权的是加官，李惟贤的是实职，它与李惟贤后来升迁所历的门通事舍人、西上门使一样，都在门任职，负责为皇帝赞导宣传。史称“惟贤善宣辞令，习朝仪，仁宗颇爱之”，〔22〕曾亲书“忠信李惟贤”、“李惟贤忠孝勤谨”赐给他。〔23〕

李惟贤任门通事舍人期间，曾经两次奉命出使契丹，一次是在庆历三年（1043），担任契丹国母正旦副使，一次是在皇祐三年（1051），担任契丹生辰副使。〔24〕澶渊之盟以后，出使契丹既没有危险，又能得到一定赏赐，属于美差。宋朝遣使的惯例，是以文臣担任正使，武选官担任副使。

离开门之后，李惟贤“领高州刺史，知莫州”，仍带西上门使作为品位标志，同时加领高州为遥郡刺史以增重品秩，开赴河北前线。边州的知州与其他边防统兵官一起构成了所谓的“边任”。〔25〕宋辽澶渊定盟之后，河北边防基本没什么战事，但曾历“边任”仍然具有加速武选官升迁的作用。李惟贤知莫州，显然有“镀金”的意图。他的授官制书先论家世，言“维尔祖、父，三世秉钺，元勋之门，焯于金石”；既而提到李惟贤在门的出众表现，说“肆尔孝谨忠勤，职予上阁之事，赞相仪矩，间或敢言。戎人奉觞，谕以非礼。兹岂庸庸之所及耶”；最后表明皇帝对他的期望，云“朕思安襟喉之要，故兼以刺符而临遣之。噫，男子有四方之志，则功名富贵非安然而可图也，况尔家传将略之旧！其慷慨北行，以宽予阃外之寄”。〔26〕

从莫州回到京城，李惟贤被任命为“提举诸司库务”。这个职位“掌举察京城储蓄受给、监官能否，及覆验所受三司计度移用之事”，〔27〕对在京的诸司、库、务、场、院、坊、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能。提举司直属皇帝，权力很大。李惟贤能得到这样一个职位，足见皇帝对他的信任。

此后，李惟贤再赴河北，“领荣州团练使，知冀州”，品位从遥郡刺史提升到遥郡团练使。“徙恩州，后迁四方馆使，卒。”“徙恩州”、“迁四方馆使”均属品位提升，即所带遥郡自荣州团练使转为恩州团练使，武选官阶从西上门使提升到四方馆使。照理，李惟贤的前途应当一片光明，品位转入正任、职位做到“管军”，都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很不幸，他的生命到此为止了。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大名鼎鼎的狄青。他“少以骑射为乐”，“弱冠游京师，系名拱圣籍中”。〔28〕“拱圣”是禁军殿前司骑军的番号，〔29〕狄青“系名拱圣籍中”，成为一名职业军人，脸上有了特殊的刺青标记。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争爆发，宋朝“选卫士从边”，〔30〕狄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31〕“散直”是禁军最精锐部队——殿前诸班直之一。〔32〕入选“散直”，表明狄青的骑射能力得到皇帝本人的认可，成了皇帝近卫。“指使”，顾名思义，是在长官帐下听候命令、随时接受差遣的意思。“指使”是低级武选官和禁军诸班直在边防军中服务的一项重要名目。狄青获选“从边”之时，还获得了“未受真命”〔33〕的不入流武阶——三班差使、殿侍。狄青“以散直为延州指使”，名义上仍然是禁军班直，实际上已经在西北前线服役，获得了走向辉煌的机缘。

宝元二年十二月，宋廷“赏保安军守御之功”，“都巡检司指使、散直”狄青“功最多，故超四资授官”，“为右班殿直”，〔34〕正式获得武选官身份。大约就在此时，狄青得到尹洙、范仲淹等人的赏识提拔，调任鄜延路都部署司指使，并在不到一年以后得到再次升迁，为右侍禁·门祗候、泾州都监，开始统率一支小部队。〔35〕到了庆历二年（1042），狄青已经是西上门使、鄜延都监。这年十月，他被提拔为秦州刺史、泾原部署兼本路安抚招讨副使，〔36〕品位自武选官升入正任，职位达到路级统兵将领。〔37〕

庆历四年三月，狄青的职位已经跃升为泾原路的副都部署。〔38〕泾原是当时的陕西四路之一，负责泾、原、仪、渭等州的边防。一路之中，比狄青权力更大的只有右司谏、知渭州、兼管勾泾原路安抚、都部署司事尹洙。〔39〕是否修筑水洛城、通过增加军事据点来巩固边防，是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狄青与韩琦、尹洙一起站在了筑城派的反对方。双方的争论一度相当激烈，争斗的结果，是筑城派取得胜利，“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40〕根据李焘的推测，为了缓和矛盾，狄青也于六月间被调任“权并代部署”。到了八月，狄青返泾原部署任。大约是为了补偿安抚，宋廷对他的品位进行了一次重要提升，“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惠州团练使”，〔41〕狄青自此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管军”的行列。

“元昊称臣”，西北战事平息之后，狄青被调往河北边防，担任真定路都部署，他的“管军”职名和正任品阶也得到提升，“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42〕皇祐三年（1051），狄青“建节”，获得了正任武官的最高阶——节度使，以彰化节度使知延州、兼任鄜延经略使，重返西北前线。〔43〕

皇祐四年六月，狄青入朝，担任枢密副使，“出兵伍为执政”，“起兵伍，登帷幄”，在宋朝的历史上破了天荒。〔44〕他“系名拱圣籍中”时在脸上留下的刺青标志，让职业军人引为自豪，也成为文臣攻击的口实。在远离战争、由文官主导的首都开封，狄青的日子是不会太好过的。当时恰逢侬智高叛乱、侵扰宋朝的南部边疆，朝廷派兵征讨，“师老无功”。狄青于是“上表请行”，要以“战伐”“报国”，〔45〕当年九月，入朝才三月的狄青“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次年四月，狄青得胜还朝，五月，升任枢密使。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罢枢密使，以护国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出判陈州。节度使加平章事，称为“使相”，属于人臣极品，但论其实际职位，则不过一陈州州长耳。二年三月，狄青卒于陈州。〔46〕他任枢密院长贰的时间，包括南征依智高的时间在内，一共只有四年。

狄青“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47〕是行伍出身的武选官的最杰出代表。他以禁军诸班直戍边，从“指使”做起，因战功得授武选官，成为边防军将领，又因战功不断得到提拔，按照余靖为他所做墓志铭的总结：“公历官自三班差使·殿侍迁左右班殿直、侍禁、门祗候、通事舍人、西上门副使，正除秦州刺史，遥领惠州团练、眉州防御使、保大军两使留后，真拜彰化、护国军节度使。职事自指使迁延州西路巡检、鄜延路都监、沿边都巡检、泾原仪渭兵马部署。遂总禁旅，历捧日天武司厢都指挥使，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其为兵马部署，以泾原部署知渭州、真定部署权定州、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州，皆著能政。一拜宣徽使，再践枢密副使，遂总机政，以兼相判陈州。”〔48〕狄青之“建节”、加“管军”、出任边防要地的军政长官，均在宋朝政治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他入掌枢密，则越过了这个范围，因而受到怀疑和指责——就这点而言，狄青的杰出已经超出侪辈太过，不具有典型性了。一般武选官所能冀望达到的，是出任“兵官”，为国守边，积功而进，任职至一路之部署，品阶至正任乃至“建节”，加“管军”衔。

第二节　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任职的一般图像

认识了四位出身、际遇各不相同的武选官之后，让我们把他们所担任过的职位抽离出来，试着建构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像，来展示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的作用。

武选官所能担任的职位种类繁多、布列四方。首先，按职位的任期区分，有“短使”，有“住程”。像谢德权在咸平二年随陈尧叟经度溪蛮之叛，咸平六年到河北前线修葺城寨，胥君在滑州协助修筑黄河堤防，都属于“短使”。“短使”没有固定任期，有事则遣，事已则罢。宋朝调动“外郡兵马”，例由“三班使臣赍宣起发”。〔49〕比如，皇祐四年，狄青奉命赴广南讨伐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朝廷乃“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50〕“宣传圣旨，分干职任”被认为是三班使臣天经地义的责任。〔51〕用武选官出使外邦或者接送外邦使者，是宋朝相当常见的做法。在李惟贤的履历当中，有非常典型的出使的例子——两次担任入契丹的副使。应付突发事件是武选官的一项重要功能，比如前边提到的谢德权因河北边防形势吃紧而到前线巩固城防、受诏调查平虏城的火灾，以及胥君之赴滑州修筑河堤。

“住程”指有固定任期的所有职位，包括监当管库、巡检、都监、边防统兵官、部分知州军以及中央的客省门职位。值得一提的是低级住程差遣——“指使”。治平元年（1064）定制，“应臣僚随行指使，自转借职后，河北等路前两府充安抚使并都总管，四年理为一任；诸路前两府充知州，及学士以下至正任充四路安抚使并都总管，五年理为一任；其余路分知州、总管、钤辖、安抚、都巡检之路，六年理为一任”。〔52〕“指使”是低级武选官和禁军诸班直在边防军中服务的一项重要名目，比如，狄青的履历就开始于以殿前诸班直之一的散直担任“都巡检司指使”，进而被提拔为武选官右班殿直，转任“鄜延路都部署司指使”。

拥有“随行指使”的，不止于边防帅守。有使臣作为“指使”随行，是高级官员的待遇。比如尚书左仆射、保平军节度使文彦博在为母服丧期满、复出任职之后，〔53〕曾经上书提到他的随行指使：“臣随行合差指使三员。臣昨丁母忧，已发遣使臣两员归班。今却差侍禁葛宗望、殿直吕世良充随行指使。所有逐人各系合入亲民差使，欲乞各理为亲民差使，取进止。其葛宗望、吕世良并系充短使、合入亲民差遣人数，乞依例各支与大添支请受。”〔54〕“随行合差指使三员”是文彦博应当享受的待遇。“随行指使”是葛宗望、吕世良所担任的职务，而这两个人按资历应当担任属于“住程”的“亲民差遣”，“指使”的“添支请受”等待遇显然不如“亲民差遣”，所以文彦博要上疏为这两人争取优惠待遇。

其次，武选官所能担任的职位，按供职地点区分，既有任职于中央者，也有任职于地方者。任职于地方者当中，又可分为“边任”与内地职任两类。这一点，“短使”与“住程”概莫能外，这里主要看“住程”。武选官在中央所能取得的职位、前面的例子中已经提到的，有提点京城仓草场、提总京城四排岸、领东西八作司、提辖三司衙司、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以及供职于门司的门祗候、门通事舍人、西上门使。武选官在地方上所能担任的职位，有知州，有包括都部署、缘边巡检、钤辖、寨主在内的各级各类边防统兵官，有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检，以及监温州天富盐监、监黄州商税、监杭州排岸司、监寿州酒税等“监当官”。宋朝的知州并非文官的禁脔，“太祖始削外权，牧伯之阙，只令文官权知莅。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55〕知州，特别是河北、河东、陕西等边疆路分的知州，与广南、四川等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接壤地区的知州，大多由武选官担任，藉其武干，保境安民。

最后，按职能性质，宋朝国家机器为武选官安排的职位，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是“监当管库”。监当、管库都是经济管理领域内的官员，宋人习惯亦以此二者并称为一大类，监当官属于地方官，而管库类官员属于中央官。

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56〕胥君所历“监温州天富盐监、监黄州商税、监杭州排岸司、监寿州酒税”均属于“监当官”。

监当官职位群体的扩大在宋初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淳化二年（991），御史中丞王化基上《澄清略》，指出“监临事务朝官及使臣等”的增加是官僚队伍冗众的重要原因。他对比了“二十年前”与“十年前”州的职位设置的变化：二十年前，他“客游江、淮诸郡，其间扬、楚最曰要冲，水陆两途，咽喉数国，务穰事众，地广民繁，然止设知州一人在衙区分，其余通判、本州推官及州官等，并皆分掌盐酒商税、仓场库务”。仅仅过了十年，当王化基任职扬州时，则“见朝廷添置监临事务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数倍”。〔57〕至道三年（997），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以他的故乡济州为例，谈到州官建制膨胀的问题：“开宝（968—976）中设官至少”，他及第以前，济州曾经“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后增“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976—983）中，他“及第归乡”，当时济州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库各一人，“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58〕到天圣六年（1028），还有河北转运使提议增设监当类职位，“天下场务岁课三千缗以上者，请差使臣监临”。连皇帝都担心增设监临的门槛过低，恐怕会扰民，说：“岁入不多而增官，得无扰乎？”最终，这项建议在提高门槛之后成为国家规定，“诏岁课倍其数乃增使臣”。〔59〕

监当类职位的发达，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宋代以前，古代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和农村，税种以人头税和土地税为主，税收的征管工作由地方行政机关负责，无须设立专掌税收的职位。中唐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茶盐酒的专卖收入及流通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至宋太宗初期，“商税、胄、鞠、末盐四案”就已经成为三司二十四案中“最为繁剧”的部门。〔60〕而真宗为增加财政收入，“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61〕“征榷、山泽之利”与来自土地的两税一起，构成宋朝国家的三大财税来源。〔62〕另一方面，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将地方利权收归中央的结果。唐末及五代，地方税收、仓场库务等主要是由地方长吏派其衙属管理，“自天宝以后……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宋朝建立之后，开始逐步回收利权，太祖在用文臣知州的同时，“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太宗“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63〕增设监当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利权。对此，王化基有鞭辟入里的认识，他说“国家……分设庶官，方之近朝，实倍常数，意欲丰财厚利，尽入牢笼”。〔64〕

监当官在宋朝的“职场”上评价不高，在资序上低于知州、知县、巡检等“亲民官”，大多属于小官下位，常常用来安置遭到贬黜的官员。相比之下，在京城的同类职位则要“吃香”得多，受到官员子弟的青睐。陈执中作宰相，“三司勾当公事及监场务官，权势所引者，皆奏罢之”，〔65〕这些受到“权势”重视的，应当都是在京的“监场务官”。

在首都开封，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事务机构群，包括：为宫廷和官府提供某项服务的“司”，比如“东西八作司”、仪鸾司；负责收贮、出纳各类钱物的“库”，比如左藏库、内藏库、茶库、衣物库、香药库、奉宸库；负责征取税收或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以获利的“务”、“所”、“院”，比如在京商税务（又称都商税务）、店宅务、杂买务、榷货务、太府升斗务、开封府司录司点检所、都盐院；专司制造某类产品以供应宫廷和官府的“院”，比如文思院；以及粮仓和草场。这些事务机构在晚唐五代属于诸使机构，直属皇帝，由武选官的前身、陛下家臣——诸使负责管理。进入宋朝以后，它们大多在名义上成为三司的下属单位，但实际上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由皇帝直接控制。景德二年（1005），因“议者言辇下库务，其数踰百三十，出纳或致因循。三司簿领繁多，不能案视”，特置“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一职，由宦官宫苑使刘承珪和文官龙图阁待制戚纶同任，“掌举察京城储蓄受给、监官能否，及覆验所受三司计度移用之事”。〔66〕从此实行三司与提举诸司库务司（简称“提举司”）对诸场院库务的双重领导。比如李惟贤就曾担任过“提举诸司库务”。

武选官，特别是低级武选官是监当管库类职位的最主要人选。按照宋朝的选任制度，景祐元年（1034）以前，三班使臣“监当一任即为巡检、监押”；从景祐元年起，“更增近地监当一任”，三班使臣需经两任监当方可任巡检、监押。〔67〕因此，大多数武选官的仕途之中都要经历监当官。像胥君这样官运不佳的武选官甚至会长期徘徊监当。

但是，监当管库类职位并不完全由武选官担任。税额较高的监当官多由文官担任，景德二年（1005），“诏诸州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者，令审官院选亲民官监莅，仍给通判添支”。〔68〕诸司库务的职位设置通常包括监官、监门、专副三层。监官负责监督检查本司出纳，职位设置通常为两员或以上，分差文资、武选官和宦官。比如左藏库共计有监官四员，文资与使臣各二员，通管诸库，“日轮一员在金银钱帛库支纳”。熙宁元年（1068），“减一小使臣，添文资朝臣”。〔69〕熙宁元年，因祗候库“遗失官物”，为增强监管力度，三司乃“乞减罢内臣一员，从提举司、三司轮举京朝官、使臣，及令入内内侍省选差曾经库务勾当内臣，各一员”。〔70〕监门多由三班使臣充当，通称“监门使臣”。专副的地位大概介于官与吏之间，可能由最低级的三班使臣担任，也可以由军大将担任。

监当管库很可能是宋朝数量最巨的职类，它虽然并不属于“武职”，但却是大多数普通武选官升迁路上的必由之路，并为大多数中下级武选官提供了“工作机会”。如果从某个时间点上作静止观察，那么，可能一半以上有职可任的武选官都在监当管库类职位上供职，在宋朝国家管理着商税征收、仓库出纳，经营着国有土地和房屋的出租、茶、香药等的官营贸易以及官营手工业，提供建筑维修、宴会布置等服务——当然，服务对象不是大众，而是皇帝和百官。有关宋朝监当管库类职位的研究需要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远未展开，幸好它不是本书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虚晃一枪，描述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绕开，进入武选官的第二类职位。

第二类是常驻地方，以统领戍兵、维护边防为责任的“兵官”，包括都部署、部署、钤辖、兵马都监、缘边巡检。“兵官”是武选官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职位体系，也是最重要的武职。

第三类是负责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州都监和内地巡检的地位一般低于“兵官”，但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职位类型。

第四类是门等礼宾通进机构中的职位。门掌礼宾通进，扼守皇帝与百官之间的信息要路，是直接服务于最高权力的内廷机构。在其中供职的武选官仍然保有“日侍天颜”、“职居近侍”的实质，是武选官中仅存的皇帝近侍。能够在门等机构中供职的，多半都与皇帝有着特殊渊源：或出身潜邸，是皇帝即位前的侍从；或出身勋贵、外戚，“以地胄参近侍”。〔71〕五代的内职正是因为“职居近侍”，才有可能成为伸张皇权的工具，而其自身权力也因皇权的纵容得到扩张，越出本职之外，参预外朝政治。在这方面，枢密使是一个典范。那么，宋朝的门官员——这武选官中最后的近侍，还是否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呢？从权力布局的整体来看，门也许是武选官所掌握的最重要的职务资源。宋朝政治文化所容许的门官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极限，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整个武选官群体的政治权力空间的上限。

第五类是其他职位，比如知州、路的“提点刑狱公事”等等。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刑狱而平其曲直”，简称“提刑”，北宋景德四年—嘉祐五年、元丰元年—靖康元年间，“参用武臣”，以门祗候以上充“同提点”，作为文臣提点刑狱的副贰。武臣提刑称“武宪”。〔72〕

建构武选官任职的一般图像，是本节的任务。按照任期、任职地点和职能性质对武选官所能担任的职位进行分类介绍，是作者的努力，希望这种努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现在，让我们回到宋朝，去想象一位武选官的仕途。

首先，他通过恩荫入仕，但家世并未显赫到出身勋贵、外戚的程度。因此，在入仕之初，他经历了很多“短使”，送信儿跑腿儿，积累资历，等待有官缺（职位）出空。然后，他获得了第一个“住程差遣”，是监当官，监某地的商税务，此君十分勤政，税收得比前任都多，获得嘉奖。再任监当之后，他当上了内地某处的巡检，我们假定他运气不错，擒获了一小股横行年许的盗贼，他的名字“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注意了。这一次，他加上了门祗候的头衔，被派往河北边境担任兵马都监，第一次进入边防统兵官序列。此时边境晏安，他的驻地也不在宋辽使节往来的要道，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事。

从北边回京守选期间，他被派往陕西调查一宗兵官挪用公款的案子，回来据实报告，得罪了朝中的某派势力，结果只得到一个广南的巡检位置。广南烟瘴，他心里极是不情愿，但为了养家糊口，终究还是去了。广南任上，恰逢当地小股蛮人叛乱，而此君竟然很麻利地解决了问题。皇帝的注意力又一次投射到他身上。他被派到边境形势稍微有些紧张的陕西，担任某路的副部署，又是“兵官”了。望着在帐下听令的众多部署司指使，他仿佛看到了年青时的自己，不免感慨万千。从陕西到河北，他在“兵官”任上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终于获得了“正任”品阶、“管军”职衔，成了朝野舆论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开封的禁军“管军”两次出缺，皇帝最终选定的都是外戚，他也并不感到太多的遗憾——那些从门上来的外戚勋贵，他终归不能比。最后，他请求回到内地，得知州，死于任。

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通过恩荫取得了武选官阶，都在任监当；另一个进士前名出身，颇有文名，一任外官回来，经过推荐考试，已经进入馆阁。任武选官的那两个，他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未来——能有自己的际遇就算不错，他给他们祝福；进士出身的那一个前途无量，作执政、作宰相都是可能的——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结束了武选官任职的一般图像的构建之后，接下来的三章要回到“武职”，集中力量介绍必须由武选官担任的三类职位：在边防统兵的“兵官”，负责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内地巡检与中央武职。第五章将考察“兵官”的设置本末，与“兵官”系统在宋代统兵体制中地位的变化。第六章将追寻州都监与内地巡检的设置过程，内地巡检的巡区划分，以及这两种专司捕盗安民的职位与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第七章首先考察武选官在中央所能担任的职位，然后集中力量分析最后的内侍——中央武职。

第五章　军壁董戎，维护边防

以非职业军官的身份参与管理、统率国家武装力量，可以说是武选官在宋代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作用。宋初，为防止藩镇割据的重演，一方面建设了庞大的中央禁军，另一方面极力削弱地方军队，使其战斗力丧失殆尽，“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以号称“天子卫兵”的禁军守天下之地。〔73〕禁军出戍实行更戍法，以指挥为基本单位轮番戍守，“插花式”分布，驻扎在同一地方的禁军可能包括原本属于侍卫马军、侍卫步军和殿前司的多个指挥。这些驻在地方的禁军指挥脱离了原有的禁军组织体系，不论原属何司、是何军号，一律按照守边御敌的需要在驻地被重新组织起来，由“兵官”总其“部分屯逻”之事。〔74〕“兵官”又称“率臣”、“主兵官员”或“将帅之官”，是一个包括都部署、部署、钤辖、都监、缘边巡检在内的职位体系。〔75〕“兵官”由正任武官和武选官担任。兵官的存在将禁军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权一分为二：在首都，禁军分属三衙，由职业军官——“军职”统领；在“边防要郡”，禁军在兵官体系下重组，由正任武官和武选官统领。通过担任兵官，武选官得以统禁军而典边任，官僚群体的“武官”身份得到体现，朝廷因此也获得了分割兵权、防止军事割据的好处。

第一节　都部署体制的形成

禁军更戍而以“兵官”统之，构成了一种新型的边防统兵体制。这种边防统兵体制以都部署为最高级别统兵官，因此可以称为都部署体制。从时间顺序看，都部署体制与之前的节度使体制、之后的经略安抚使体制一道，构成唐宋边防统兵制度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序列。从内在权力结构看，节度使体制的特点是军政合一、兵为将有，统兵官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一切积极因素守边御敌，当然也可以拥兵自重、形成武装割据，具有潜在的分裂可能，其最极端的表现是晚唐的藩镇割据。而都部署体制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分权为最高原则，不仅兵官不管驻地民政，军政分离；而且兵将分离，守边之兵与护军之将分属禁军和武选官—正任两个系统。分权至上的精神在经略安抚使体制中得到延续。那么，都部署体制的产生是否可以解释为宋初统治者对节度使体制的警觉和反动？这种解释思路符合学界对唐宋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事实上宋初君臣在思想上也的确视藩镇为中央集权的威胁因素。但是，具体到边防统兵体制演变的历史细节，这种解释究竟是否合乎实际？

毫无疑问，兵官职位体系的制度来源是内职的统兵实践。五代至宋初，内职作为“陛下家臣”，以其“结构性孤立”得到皇帝信任，活跃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担任各种兵马都监、钤辖、巡检和随军使臣，参与统兵。内职所统之兵，包括中央禁军以及接受中央号令的藩镇军队。军队的日常训练、管理自有职业军官负责。内职与军队的统属关系，仅存在于特定的军事活动期间，依靠皇帝的命令生成与解除，具有临时性。内职统兵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非职业军官介入军队的管理以及军事指挥系统，对兵权进行切割、分制，从而保证武装力量对皇帝的忠诚。此外，非有特殊诏旨，统兵内职不参与驻地行政事务。因此，内职统兵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军政分开、兵将分离。这些特点在都部署体制中得到了深刻贯彻。那么，内职统兵因素又是如何压倒节度使体制、在边防推展开来的？

说到底，都部署体制是边防统兵体制，兵官是边防统兵官，要想了解都部署体制的产生过程，就必须把视线转向宋朝的北部边防，进行细节考察。

一

在宋人的历史记忆当中，太祖时期的边防措置最成功，真正做到了“无西北之忧”。被太祖倚为长城的边将，一共有14名，其中戍守晋州的武守琪事迹不详，李焘也没有考出来，所以，下文将从其余13名边将入手讨论太祖时期边防统兵体制的特点。〔76〕这13人对太祖朝边防的主要贡献如下：

（1）李汉超屯关南。建隆二年（961），自禁军控鹤左厢都校、恩州团练使出为齐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兼关南兵马都监。“太平兴国初（976），迁应州观察使，判齐州，仍为关南巡检。二年八月，卒于屯所。”〔77〕在任14年。关南兵马都监又称关南巡检，宋初已设，由瀛州团练使张藏英兼任，建隆三年，张藏英卒，以棣州团练使何继筠继任，李汉超是第三任。〔78〕

（2）马仁瑀守瀛州。乾德元年，自禁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汉州防御使出为密州防御使，开宝四年，徙瀛州防御使，太平兴国初，移知辽州，在瀛州6年。〔79〕

（3）韩令坤镇常山。后周禁军高级将领，建隆二年，自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罢为成德军节度使，出守镇州（即常山），开宝元年卒于任，“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80〕

（4）贺惟忠守易州。内职出身，后周任供奉官，宋初授仪鸾副使、出知易州，“捍边有功，寻迁正使”。开宝二年，迁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检使。六年，卒于任，“名震契丹，十余年间不敢扰边”。〔81〕

（5）何继筠镇棣州。后周时已任棣州刺史，入宋不改，此后除建隆三年至乾德二年间出任关南兵马都监，以及短暂的入朝、从征活动外，在棣州十余年，直至开宝四年卒。其间，为了提高何继筠的品位，朝廷先后两次抬升棣州的州格，建隆二年升为团练，乾德四年又升为防御。开宝二年，何继筠迁建武节度使、判棣州，这又是一次品位提升：建武节度在广南邕州，此时尚在南汉治下，何继筠之领建武旌节，属于遥领，他的职责仍然是在棣州戍边。〔82〕

（6）郭进控扼西山。后周时任洺州团练使，建隆元年，为防御北汉，特设西山巡检，由郭进兼任，并将洺州的州格抬升为防御以宠之。〔83〕郭进任此职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在任将近20年。

（7）李谦溥守隰州。后周内职，显德元年（954），从世宗征北汉，迁闲厩使，留为晋州兵马都监。〔84〕晋州是建雄节度使驻地，建雄节度使统有晋、慈、隰三州。〔85〕晋州兵马都监是后周朝廷用来监督建雄节度使、监护晋州驻军的职位。李谦溥任此职大约5年，曾经临危受命，短期权知隰州，恭帝即位（959）后改任丹州刺史。建隆四年，李谦溥重返河东前线，“移慈州，兼晋、隰缘边都巡检，行石州事，以兴同寨为治所”，同年，移隰州刺史。开宝三年，内迁为济州团练使。两年之后，他的继任者——隰州团练使兼晋、隰等州沿边都巡检周勋“失律”，李谦溥三出河东，以济州团练使兼任晋、隰缘边都巡检使，直至开宝九年卒。李谦溥前后“在（隰）州十年，敌人不敢犯境”。〔86〕

（8）李继隆镇昭义。后周禁军将领，恭帝时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建隆元年平定昭义节度使李筠的叛乱后，即以李继隆为昭义节度使，镇潞、泽。开宝三年，始移镇大名。〔87〕

（9）赵赞屯延州。赵赞堪称是五代的新出“贵族”，他的祖父赵德钧为后唐卢龙节度使，父亲赵延寿做过后唐的枢密使，后来均投降契丹，母亲是后唐明宗的女儿。赵赞本人在五代已经建节，后汉时入朝任闲官，后周时随世宗出征淮南，“以战功多，授保信军节度”，出镇庐州，时在显德五年。〔88〕宋初，移镇寿州。建隆三年，出镇延州，任彰武节度使，“受密旨许以便宜行事”。乾德六年，移建雄节度使，镇晋州。在延州共6年。〔89〕

（10）姚内斌守庆州。本契丹关西巡检、瓦桥关使，后降周，为汝州、虢州刺史。宋初，“西夏数犯西鄙”，出任庆州刺史兼青、白两池榷盐制置使，直至开宝七年卒。“在郡十数年，西夏畏服，不敢犯塞。”〔90〕

（11）董遵诲屯环州。环州在淳化五年（994）以前为通远军。董遵诲出身禁军军职，乾德六年，自散员都虞候出授通远军使。“太宗即位，兼领灵州路巡检。”“在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一面，夏人悦服。”〔91〕

（12）王彦昇守原州。禁军诸班直出身，宋初，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京城巡检，因中夜至宰相王溥家骚扰，出为唐州团练使。开宝二年冬，调任原州防御使。七年，以病代还。在原州约5年，为政凶残，“西人畏之，不敢犯塞”。〔92〕

（13）冯继业镇灵武。五代末，朔方节度使冯晖病卒，其子冯继业“杀兄代父领镇”，得到后周朝廷的承认，任朔方节度使。宋朝建立之后，冯继业数度来朝，取得太祖信任，开宝二年，内调为静难军（邠州）节度使。在灵州约10年。〔93〕

以上是太祖朝13名边将守边事迹的简单报告。为了更清晰地展示隐藏在边将事迹之下的制度特点，我们把诸将的职衔单抽出来，列为表3：

表3　太祖朝边将职衔表

关于这个表，需要做一些说明：“兼领内地州军”特指“任边郡者，皆令兼领内地一州，处其家属”〔94〕者，比如郭进之领洺州，李汉超之领齐州与李谦溥之领济州。何继筠遥领远在宋朝域外的建武军（邕州）旌节，不在此列。边将对所兼领的内地州，可以遥控州政，比如李汉超以关南兵马都监兼领齐州，他本人在关南守边，而齐州的“郡之大事亦皆听命”。《李汉超德政碑》说他“二职交修”，概属写实，但“千里之内若指掌焉”恐怕就有些夸张。〔95〕边将兼领内地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待遇，“收其莞榷之利”。

“职位”指边将掌管辖区防务的职衔，它规定了将领与防区军政的关系，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同一将领掌管同一地区防务、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职衔的，上表中有3例，情况各不相同：其一，何继筠镇棣州，先后担任棣州刺史、团练使、防御使，最后以建武节度使判棣州，职衔变化所反映的主要是何继筠资历的增长和朝廷对其守边贡献的承认，品位意味大于职位意味，何继筠自始至终都拥有棣州正除牧守的权力，因此，上表将这些职衔做一行处理。其二，贺惟忠守易州，最初是以仪鸾副使知易州；后迁仪鸾正使，仍知易州；三迁为易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检使。贺惟忠自内职出守边防，资历尚浅，不够正除牧守资格，因此带仪鸾副使标志品阶，以知州为差遣名称，自副使迁正使是他在内职诸使序列上的品位迁转，不涉及职位异动。迁易州刺史是对他守边功绩的肯定，具有品位和职位的双重意味，此后贺惟忠从内职正式进入正除牧守序列。易、定、祁等州都巡检使是一个新设职位，这个头衔将贺惟忠对边防所负的责任从易州一州扩大到临近的定、祁等州。因此，上表将贺惟忠的知易州与易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检使分行处理。其三，李谦溥守隰州，其职衔先为慈州刺史兼晋、隰等州都巡检使，行石州事，继而为隰州刺史兼晋、隰等州缘边都巡检使，最后为晋、隰等州缘边都巡检使，表中亦做分行处理。应当说，晋、隰等州缘边都巡检使是李谦溥职位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个职位使他拥有晋、隰等州的巡防权力，从而成为宋朝防御北汉的重要将领。他先以慈州刺史兼任此职，且行石州事，巡防区域似乎应当包括晋、隰、慈、石四州。改任隰州刺史后，巡防区域似有缩小，但更加紧凑。后来他离开河东边防，内迁为济州团练使，但因为继任者隰州团练使兼晋隰等州沿边都巡检周勋守边不利，〔96〕又调回河东，以济州团练使兼任晋、隰缘边巡检。兼领济州，收入肯定高于单任隰州，这一任命体现了朝廷对李谦溥个人利益的照顾。此时的隰州，在周勋免职之后，未见其他正除牧守或知州的任命，因此，李谦溥应当是以巡检护边为主而又兼领隰州州政的。

在13名边将当中，9人仅以防区正除牧守的身份守边，李谦溥、贺惟忠2人兼任正除牧守与缘边巡检，以专任缘边巡检、都监职衔守边的只有李汉超、郭进2人，节度使体制仍占主体。由此可见，太祖时期，宋王朝仍然主要依靠节度使等军政合一的统兵官组织边境防御。

但是，从戍边之兵的构成看，则太祖时期的正除牧守已大不同于晚唐藩镇：第一，无论是正除牧守还是缘边巡检，麾下军队的数量都不多。“姚内斌领庆州，董遵诲领环州，二人所统之兵，才五六千而已。”〔97〕“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98〕第二，出戍禁军、而非由藩镇自行募致的军队是边兵的主体。董遵诲任通远军使，太祖为他“选精甲数千人，隶麾下，不复更代。隔岁以春夏令归营省妻子”。〔99〕董遵诲“所统之兵，才五六千而已”，因此，这“数千”禁军“精甲”应当便是通远驻军的主体。郭进“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100〕第三，边防军装备的精良程度不如禁军。太祖亲征太原，隰州刺史李谦溥率所部参战。太祖观战，“怪其赴援者非精甲，问之，乃谦溥也”。〔101〕以禁军出戍而以藩帅统之，是五代的新出现象，吴廷燮强调宋初藩镇沿用五代（而非唐朝）制度，是很敏锐的观察。〔102〕

缘边巡检是宋朝北边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其特点是以他官（非军职）统率小股禁军常驻边防，以巡逻带动防御，旨在通过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形成较大范围的防务能力。缘边巡检有兼任驻防州的正除牧守者，也有专任巡检、不兼驻地民政者。兼或不兼，恐怕主要是因地制宜，而未必以分权作为主要考虑：第一，缘边巡检纯为军事目的而设，其巡辖区域的划定遵循军事地理原则，往往跨越行政区域界限，或者干脆采用“西山”、“关南”这样行政边界模糊、但在军事上更为便利的地理概念。比如，西山即定州西北部的恒山，〔103〕是北汉东下侵犯镇、定，契丹、北汉相互应援的交通要道，周世宗收复关南之前，曾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捍西山路，“以防北汉救契丹也”。〔104〕第二，缘边巡检巡辖区域的位置往往相对前沿，靠近敌境，更易受到敌方干扰，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当地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有些根本不具备正除牧守的条件。比如，关南之地，周世宗始收复，自五代以来，饱受战乱之苦，人口锐减，经济凋敝，根本无民政可言。李汉超、郭进之专任缘边巡检、都监，不兼驻地州政，应当就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

就实际效果而言，太祖时期的边防措置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边境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基本平安无事；另一方面，边将对中央没有构成威胁。成功的原因，固然有太祖“能推赤心以驭群下”、善于“任将”的因素；〔105〕有其他个别原因，比如冯继业在灵州为政“骄恣”，“羌夷不附”，“又抚士卒少恩”，“虑其为变”，〔106〕到宋初正是处境艰难时，而宋朝中央的支持正好换取了灵州的稳定、边防的安全以及灵州对朝廷的忠诚，可谓一石三鸟。归根结底，太祖朝之能够做到边兵不多而“无西北之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边防压力不大，宋辽关系相对缓和，宋对辽务求和好，辽亦尚无南侵之意，〔107〕而党项尚未崛起，还没有能力威胁宋朝的边境安全。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太祖朝边防统兵体制，所承担的只是日常的边境防御任务，遇有重大战事，宋朝另有一套战争动员机制，调动中央禁军开赴边境，与戍边军队一道、集合成强大的战斗力量，建立行营作为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单位。

二

行营起于唐，“唐代藩镇或禁军调离本境执行军事任务称为‘行营’”，〔108〕“行营”临战而设，有“举兵之名”。〔109〕行营的最高统帅称为都部署。都部署体制正脱胎于行营，欲知都部署体制，必先了解行营。我们以宋太宗北汉行营为例，考察战争动员机制下宋朝行营的兵力构成与领导体系。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宋兴兵伐北汉，五月，北汉灭亡。灭北汉是宋人观念中完成统一的关键性战役，也是太宗武功的标志，记载较为详细。〔110〕灭北汉是御驾亲征，因此战役的总指挥——行营都部署其实是太宗皇帝本人。其下有：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米信为行营马军都指挥使，西上门使郭守文为都监；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田重进为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判四方馆事·顺州团练使梁迥为都监。殿前都虞候崔翰“从征太原，命总侍卫马步诸军，率先攻城”，所任职位似是行营马步军都指挥使。〔111〕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兼制置太原行府，“部分诸将进讨”。〔112〕战役的核心是太原的攻城战，宋军在此动用了洞子、头车等攻城器械，〔113〕“多为地洞以穴其城”。〔114〕攻城战从太原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展开，具体行营设置与将领名衔如表4所示：

表4　太平兴国四年太原攻城战四面行营将领配置

〔4〕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张继能传》：“从征河东，命主城南洞屋，以劳迁高品”，第13620页。

〔5〕　《宋史》卷二六〇《曹翰传》，桂州观察使是遥领，判颍州是其实际职务，第9014—9015页。

太原城“西面直北汉主宫城，尤险恶”，〔115〕因此置有三名洞子监押。此外，应当是为了协调、调度攻城事务，又设有四面濠寨都监、提点洞子头车三员，由八作使郝守濬、西上门使田仁朗、门祗候·供奉官刘绪担任。以上是太原周围的行营。

在太原外围，最关键的行营设置当属太原北边、扼守北汉—契丹联系通道的石岭关，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引进使、汾州防御使田钦祚“护前锋骑兵，屯石岭关以扞契丹”，〔116〕是郭进的兵马都监。此外，见于记载的外围行营设置和战斗行动还有：（1）镇州驻泊，“孟玄喆、刘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总马步军，并驻泊镇州”，崔翰后来随太宗转战，孟玄喆留守镇州。〔117〕镇州马步军都监客省副使齐延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盂县。（2）六宅使何继隆攻沁州。（3）门祗候王巽攻汾州。（4）淄州刺史王贵攻沁州。（5）岚州行营，〔118〕知府州·闲厩使折御卿、监军·供奉官尹宪攻岚州。（6）隆州行营，威胜军使领均州刺史解晖任隆州行营兵马部署，尚食使折彦赟为都监。

北汉行营调动了殿前、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的精锐，见于记载的军号有殿前司骑军的日骑、殿前司步军的天武、侍卫马军司的武骑等。〔119〕行营统兵官的身份构成可考者如下：

一、现役禁军军职8人，其中：“管军”级高级将领3人，包括殿前都虞候崔翰、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米信、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田重进。禁军中级军官5人，包括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云州观察使刘廷翰；〔120〕马步军都军头冯铎、杨进超，马步副都军头冯继邺，马军副都军头朱守节。

二、正除牧守和缘边巡检13人，包括：河阳三城节度使（本镇孟州）崔彦进，彰德节度使（本镇相州）李汉琼，彰信节度使（本镇曹州）刘遇，定武节度使（本镇定州）孟玄喆；桂州观察使、判颍州曹翰，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郢州防御使尹勋，瀛州防御使马仁瑀；冀州刺史牛思进，光州刺史史圭，成州刺史慕容福超，淄州刺史王贵；威胜军使领均州刺史解晖。

三、内职34人，包括：宣徽南院使潘美；引进使·汾州防御使田钦祚，判四方馆事·顺州团练使梁迥，西上门使郭守文、田仁朗，八作使郝守濬、李继昇，翰林使·饶州防御使杜彦圭，闲厩使武再兴、折御卿，六宅使何继隆，尚食使折彦赟，飞龙使白重贵，军器库使刘文裕；客省副使齐延琛，洛苑副使侯美，八作副使张峻；通事舍人王侁，门祗候·供奉官刘绪、董思愿，门祗候王巽；西头供奉官袁继忠，供奉官史彦斌、贺令图、张文正、史彦琼、史延广、尹宪；殿直段珣、刘仁保、王守信、张守能、李睿；殿前承旨习彦斌。

概而言之，军职、内职和正除牧守都属于与“文官”相对而言的武官集团，细而辨之，则禁军军职、内职与正除牧守分属三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职位体系，从而呈现为三个性格各异的官僚群体：军职是职业军官，统兵是其所长；内职是隶职禁庭的“陛下家臣”，亲信是其优势；正除牧守是军政合一的地方长官，而“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121〕正除牧守或由内职出守、或由军职调任，在官僚特质上兼有二者的特点，且多为资深武人，军事经验相对丰富。这三个官僚群体在行营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包括行营都部署（皇帝亲征除外）在内的各级各类大规模军事行动单位的主帅，比如太原石岭关都部署、太原四面的洞子头车濠寨使，一般由正除牧守担任。一般而言，这一类高级领导职位的数量不会太多。

军职所担任的是主帅下属的军事指挥官，比如太原行营的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太原四面洞子头车濠寨的寨主。这些军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役闲职，即各位都军头、副都军头，他们隶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司。御前忠佐是用来安置转迁至厢都指挥使以上、没有相应军职可任的军官的机构，〔122〕相当于禁军中级军官的人才储备库。都、副军头麾下没有军队，不统兵，只备驱使，在战争动员的状态下，他们被派到前线，成为临时性的行营统兵官。另一类是有实职的禁军高中级将领，比如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田重进、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米信、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刘廷翰，他们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跟随皇帝出征，但麾下所统亦未必是其本辖军队。

内职担任的职位，除了宣徽南院使潘美的北路招讨使以外，主要是各种都监、监押、随行濠寨、提点洞子头车等。宣徽使在诸使中序位仅次于枢密使，在宋初已经颇具大臣之体，潘美所担任的招讨使，与都部署同属军事行动单位主帅，而更强调“出师伐罪”的正义性。基本上，各级各类军事行动单位的主帅和军事指挥官之侧，都配有一名都监。都监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晚唐的宦官监军使，本来负有“监护统帅”的责任，但也可以直接统兵。五代后期，随着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都监职掌的重心开始向“直接统兵”倾斜，宋太祖支持了这种变化，宋初，不仅出现了关南兵马都监这样独立统兵的都监，行营中的各种都监也逐渐转化为在主帅领导下的统兵官，当然，不排除他们仍然可能负有监督主帅的任务，但这已经不是其职责的重点。基本上，太原行营的各种都监均可做此类看。监押的职能与都监相类，惟任职者级别较低。随行濠寨、提点洞子头车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应当负有督战和技术指导的双重责任。根据上面的粗略统计，内职在北汉行营领导班子中人数最多，且这只包括了有特定职位的内职。按照惯例，行营之中还应有为数更多的随军使臣，以供主帅随时驱使，因此，行营中的内职总数应当数倍于有特定职位者。换言之，内职是行营统兵官的主体。

太原行营集中体现了战争动员机制下宋朝行营的特点：第一，军队的主体是中央禁军；第二，统兵官与军队之间的统属关系根据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第三，统兵官由正除牧守、禁军将领和内职三部分组成，而以内职为主体。

三

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禁军及其将领、正除牧守和内职集结在一起，构成一个临时的军事行动单位，这就是行营。这个行动单位本应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解散，禁军及其将领归营，正除牧守返镇，内职回到首都继续他们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所谓“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部署）、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123〕边境战事不已，诸将无法“复初”，大批的禁军及其将领、正除牧守和内职长期戍边，临时性的行营遂转变为常设的都部署司。这一转变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之后，成于雍熙、端拱（986—987）之际。促成这一转变的两大因素，一是宋辽边境形势，一是太宗的战略指导方针。

太平兴国四年幽州战后，辽每年秋冬都纵兵南下，侵扰宋朝北边。宋朝不得不常年陈重兵于境上，每当秋季来临，更须增派兵力，加强防守，称为“防秋”，临时性的行营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常设的都部署司转化。但雍熙三年以前，太宗仍然抱持着主动进攻收复幽云的梦想，希望通过一场决战解决领土问题，重建边境平衡。因此，行营仍然与“举兵”联系在一起，行营都部署随着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开始和结束频繁除、罢，并未成为常设职位。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消灭北汉之后，宋太宗满怀豪情，继续麾师北上，试图一鼓作气、收复幽云十六州。七月癸未，宋军在幽州高梁河遭遇惨败，太宗本人“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于乙巳日回到东京。〔124〕攻辽的军队却大部留在了北边。为了防止契丹反攻，太宗在河北的定州、镇州和关南，以及河东的三交口部署了重兵。四处将领可考者如下：

（1）定州七月庚寅，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至九月乙酉，又“命内衣库使张绍勍、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率兵屯定州”，增加了定州的兵力。〔125〕

（2）镇州七月庚寅，命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镇州守将还有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云州观察使刘廷翰和六宅使李继隆。〔126〕

（3）关南七月庚寅，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与西上门副使薛继兴、门祗候李守斌领兵屯关南”。〔127〕

（4）河东八月癸亥，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河东三交口都部署，以捍契丹”。〔128〕十一月癸巳，刚刚从北汉入宋的老将、郑州防御使杨业被派往河东前线，担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加强河东防务。〔129〕值得注意的是，除潘美外，太宗并没有给其他将领都部署的名义：定州驻军的最高将领殿前都虞候崔翰的统兵职衔是“知定州，得以便宜从事，缘边诸军，并受节制，军市租储，得以专用”。〔130〕定州是定武节度使的首州，在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在镇的情况下，另外委派一个“知定州”，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管理当地庞大的驻军。李汉琼在镇州统兵的名义是“镇州兵马钤辖”，〔131〕同在镇州的刘廷翰也带有“镇州驻泊都钤辖”的职衔。〔132〕钤辖的权力重心在于统御、管理所辖军队，而不是指挥作战。崔翰、崔彦进、李汉琼均有“便宜从事”的权力，〔133〕却没有都部署的职衔，归根结底，是因为根据传统属于进攻型军事行动单位的河北行营在名义上已经解散。河东主帅之所以独得都部署之名，倘记载无误，可能是基于如下原因：第一，河东与契丹边界多山，有地势可以凭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攻防单位；第二，河东新复，宋朝在河东的统治还不够稳固，安内与攘外须要并重，因此必须赋予河东主帅更多的自主权力。

太平兴国四年的惨败并未熄灭宋太宗收复燕云的雄心，但对他的军事领导形象确实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损害。太平兴国五年防秋之际，太宗决定亲自“巡北边”，〔134〕以进攻的姿态进行巩固边防、修补声望的工作。十月戊寅，“命莱州刺史杨重进、沂州刺史毛继美率兵屯关南，亳州刺史蔡玉、济州刺史上党陈廷山屯定州，单州刺史卢汉斌屯镇州，备契丹也”。甲午，“命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东上门使郭守斌、弓箭库使李斌、仪鸾副使江钧同护定州屯兵”。〔135〕十一月癸丑，“关南言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即以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兵马都部署”。〔136〕戊午，太宗驻跸大名府，“彰德节度使李汉琼以镇州兵马钤辖见于行在，陈计策，颇合上意。即日，命为沧州都部署，赐战马、金甲、宝剑、戎具以宠之”。〔137〕局部的胜利令太宗感到兴奋，他“因契丹遁去，遂欲进攻幽州”，于十二月戊寅在大名府发布任命，“以保静节度使刘遇充幽州西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睦州团练使田钦祚为都监；威塞节度使曹翰充幽州东路行营壕寨兵马部署，登州防御使赵延溥为都监”；但旋即接受翰林学士李昉等人的劝说，“下诏南归”。〔138〕关南、沧州都部署的任命以及幽州行营的宣告成立，都是为了配合太宗“巡北边”的进攻姿态。姿态表明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幽州行营其实并未成立，关南都部署和沧州都部署也应随着太宗的南归而解除任命。

太平兴国六年，太宗表示“将大举伐契丹”，于七月间遣使联络渤海，十月，“甲申，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定州都部署”，再次建立河北行营。〔139〕但是，此时他已开始着手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准备对秦王廷美下手，其注意力在内争而不在外扩，而当时宋朝的兵力、马政、财政、后勤供应能力恐怕也都还不足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所谓的“将大举伐契丹”只是一种姿态，而关南、定州行营的实际作用只能是防秋而不是进攻。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九月，辽景宗驾崩，辽圣宗即位，太后萧卓掌权，辽对宋的政策趋于求稳，在耶律休哥的组织下加强了南方的防御。忙于解决皇位继承问题的宋太宗当然也不愿意在此际出现边境问题。十月癸亥，太宗下诏缘边州军“无得阑出边关，侵扰帐族及夺略畜产”。十二月辛酉，宋曾向辽派出使者，进行试探性求和。〔140〕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太宗“诏征马军都指挥使、定州都部署米信赴阙”〔141〕——防秋之际，召还主帅，似乎也可以解读为向辽人示好的举动。此后至雍熙二年，未见有关北边行营活动的记载。〔142〕

雍熙三年，太宗再次发动收复幽云的战争，遭遇惨败，此后，其对辽战略转向消极防御，都部署司正式成为边境常设统兵单位。

太宗尽量用行动向契丹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而事实上收复幽云的渴望却在他的内心不断滋长。〔143〕雍熙三年，宋太宗接受“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及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对契丹国内形势的判断，以为“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决定“乘其衅，以取幽蓟”，第二次大规模对辽用兵，复以损兵折将告终。雍熙北伐的失败对宋朝的打击是全面而彻底的。“曹彬及刘廷让等相继败覆，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缘边创痍之卒不满万计，皆无复斗志。河朔震恐，悉料乡民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尝习战阵，但坚壁自固，不敢御敌。敌势益振，长驱入深、祁，陷易州，杀官吏，卤士民，所过郡邑攻不能下者，则俘取村墅子女，纵火大掠，辇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祸。上深哀痛焉”。〔144〕这一败使太宗彻底放弃了收复幽云的梦想，他的北边策略转为消极防御，准备与辽长期僵持敌对。为了守住几乎完全无险可恃的河北边境，就必须屯重兵，“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而要统领如此大规模的屯兵，行营是最现成、最合适的制度，都部署司顺理成章演变为边防常设统兵机构。

作为临时性军事行动单位的行营具有强烈的进攻意图，而常设型都部署司的主要任务则是防守。端拱元年（988），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出任镇州路都部署。陛辞之际，太宗面授机宜，曰：“但戢兵清野……且朝廷以镇、定、高阳三路控扼往来咽喉，若敌无所顾，矜骄而来，则出奇兵掩之，万不失一……敌若敢踰镇、定，汝但勿战，阳为怯势，骑置其事，朕即以驾前精锐，径发格斗。”〔145〕直到此时，太宗仍然宣称他要亲征，但郭守文心中明白如镜，“戢兵清野”，不生事才是太宗任命他做镇州都部署的真实意图。《宋史·郭守文传》准确地把握了这一信息：“先是，将臣戍边者多致寇以邀战功，河朔诸州殆无宁岁，既败歧沟关，乃命守文以内职总兵镇常山以经略之。”〔146〕

端拱二年，户部郎中张洎应诏陈“备边御戎之策”，有云：“臣今伏请悉聚河朔之兵，于缘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鼎据而守焉。仍环旧城，广创新寨，俾士马击戎逐寇，便于出入。然后列烽火，谨晨夕之候，选精骑，为报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视掌内，敌之动静，我必先知……制敌之方，形势斯验，三镇分峙，隐若长城，大军云屯，虎视燕、赵，臣知契丹虽有精兵利甲，终不敢越三十万之众南侵贝、冀矣。”〔147〕张洎所表述的，应当就是太宗正在建设的边防统兵体制。雍熙端拱之际，河北的定州、镇州、高阳关以及河东的都部署有了连续的任职记录。从现存史料中，可以复原出端拱元年至景德元、二年之间河北、河东诸都部署的任职年表。兹举定州、镇州两路为例：

表5　早期的定州都部署

〔1〕　《宋史》卷二七九《王汉忠传》载：端拱二年，以侍卫马军都虞侯、洮州观察使为高阳关副都部署，“淳化初，徙定州”，是为李继隆之副都部署；“五年，迁殿前都虞候”，时李继隆离任，王汉忠迁官，应当同时升任定州都部署，第9477页。

〔2〕　《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甲申，以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第955页。此都部署属于战时统帅，非常设机构。

〔3〕　《宋史》卷六《真宗纪一》，咸平五年六月乙亥，载王超的军职为侍卫马军都虞候，第117页，误，当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宋史》卷二七八《王超传》载“淳化二年，累迁至河西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咸平五年，“以超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镇州行营都部署”，第9464—9465页。又《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二月乙丑，王超的军职已经是“马步军都虞候”，第994页。

表6　早期的镇州都部署

〔4〕　《宋史》卷五《太宗纪二》淳化元年四月丙寅，“命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第85页，不取。刘廷翰之任镇州都部署，是太宗亲自捡定的不二人选（事在《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十一月辛丑，第691页），当不至如此迅速易任。戴兴的军职低于刘廷翰，如果与刘同在镇州，当为副都部署，而非都部署。《宋大诏令集》卷九五，有淳化元年之《戴兴加恩制》云“统我虎貔，卫予宫禁，闻夙夜之无懈，见始终之不渝”，可见戴兴当时并未出帅，第394页；又《长编》卷三三，戴兴淳化三年九月己未仍在开封宿卫，并已升任殿前都指挥使，第739页。而据《宋史》卷二六〇《刘廷翰传》，廷翰于“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节度”，第9025页。综上，笔者以为，戴兴极可能是在淳化三年出为镇州都部署。

〔5〕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七《检校太尉赠侍中正惠马公神道碑》：“（咸平）六年……又移知镇州兼本州兵马都总管。景德元年，契丹入，边民入保城……”马知节此时的官阶是西上门使，其职为知镇州兼镇州驻泊兵马部署，非镇州路都部署。

*　资料来源：《宋史》相关本纪、传；《长编》相应年份卷帙。为避免行文繁复，除非有所考订，不一一加注。

表格明确显示了定州、镇州两路都部署任职记录的连续性与任职者资格的稳定性，都部署司之为常设机构，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交好，河北边防压力减轻，宋朝中央对河北边事的重视程度降低，史料记载也随之减少，如此完整的任职记录反而难以获得。

雍熙端拱之际，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单位——行营转变成为边防常设统兵机构——都部署司，其功能从攻城略地转向守边御敌，都部署体制出现。都部署体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宋辽边境形势的逆转。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对契丹发动的战争具有转折的意味。此前的战争，无论是对李筠、李重进，还是对后蜀、南唐、北汉，皆属宋强敌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结果均以宋朝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而太平兴国四年的战争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它打破了宋辽之间原有的和平局面，但是，宋、辽双方都没有能力彻底打垮对方，结束战争的出路只有通过谈判达成新的妥协，而妥协达成之前，战争只有继续进行。宋辽之间的边境形势由相对平稳转向持续紧张。为了应付巨大的边防压力，宋朝不得不在北边长期、大规模集结重兵，“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由此引发一系列变化：第一，行营取代边镇节度使等正除牧守的军事功能，成为边境防御体系的主体，由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单位变成边防常设统兵单位。第二，都部署以下的行营统兵官由临时差遣变成边防常设统兵官，兵官职位体系出现。第三，大批内职长期在行营统兵，一方面，加剧了内职由职位体系向武选官品位体系的演变，另一方面，则为武选官获得了武官的身份认同。第四，诸多正除牧守离开本镇统兵戍边同样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加剧了牧伯之官由职位向“正任”品位符号的演变，另一方面从侧面加速了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由刺史制向知州制的演变。第五，“管军”职衔出现虚衔化倾向。王曾瑜、朱瑞熙先生指出，神宗以后，管军职衔“有时也可以成为武将虚衔”“并不实际管军”。〔148〕其实，管军职衔的虚衔化进程从都部署体制确立伊始就已经开启。如表5、6所示，6任定州都部署中有5任、8任镇州都部署中有7任带有管军头衔。在这里，管军与都部署实际上构成了地位基本相当的内任与外任，可以迭相出入，出则为都部署而掌边防驻军，入则为管军而掌宿卫。用禁军将领为行营都部署，是五代传统。但是，行营都部署是临时差遣，而在都部署体制下，带有管军头衔的都部署，是长驻边防而非短期出征，其结果必然是大多数带有禁军高级将领头衔的都部署长期无法行使其作为禁军将领的职权，他们所带的禁军将领头衔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荣誉头衔，代表着皇帝的信任，标志着个人的地位，已经出现虚衔化倾向。〔149〕“管军”的这种用法此后一直延续，直至北宋末年，“管军”正式转变为品位标志。〔150〕

行文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都部署体制的产生是否可以解释为宋初统治者对节度使体制的警觉和反动？从边防统兵体制演变的历史细节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简单地说，对边防统兵体制的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边境形势的逆转，而不是统治者的思虑。事实上，太祖时期边镇节度使麾下军队的主体已然是出戍禁军，唐代节度使体制的割据倾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当然，同样符合事实的，是都部署体制之取代节度使体制，确实契合了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隐患的历史大势。

第二节　结构、缺陷与终结

都部署体制充分体现了分权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军队战斗力的致命危害。但几乎无人敢于真正挑战这一精神，时人敢于质疑的，是都部署体制的其他缺陷，比如统属不明。宝元而后，宋夏战起，宋朝军队的无能开启了重新经制边防统兵体系的契机，最终，经略安抚使制度取代都部署体制，开始了文官主导边防的新时代。

一　边防统兵体制的结构及其缺陷

都部署体制下，边防军的结构可以分为四层：第一层是“兵官”，又称“率臣”、“主兵官员”，指都部署、部署、钤辖、都监、缘边巡检等边防统兵官；其下是“使臣”，即军中“指使”，指在军中任职而没有明确职位的低级武选官和差使殿侍等候补武选官，通称“指使使臣”；再下为“军员”，指随队戍边的禁军军官；最下为禁军士兵。

出戍禁军的分布是“插花式”的，驻扎在同一地方的禁军可能包括了原本属于侍卫马军、侍卫步军和殿前司的多个指挥，例如：驻扎在定州的25个指挥的禁军当中，就包括属于侍卫马军司的忠猛、散员、骁武、云翼、厅子、无敌、威边和属于侍卫步军司的振武、招收指挥。〔151〕驻扎在同一地方，分属殿前司、侍卫步军司、侍卫马军司的不同军号的禁军指挥，被重新组织起来，由“兵官”负责训练指挥。“兵官”的设置与分布情况可以反映都部署体制下的边防军组织系统的大致结构，而“指使使臣”与“军员”、士兵的关系则体现了武选官与禁军在最基层的结合状况。

（一）

宋朝的边防分为河北、河东、陕西、四川、荆湖、广南六大区，两种类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属于一种类型，其地邻接强大的异族政权，边境形势直接影响朝廷安危，因此不得不屯重兵，设置最高级别的统兵机构——都部署司。河北、河东以契丹为防御重点，雍熙北伐之后开始设置都部署司，澶渊之盟以后维持不变。陕西以党项为防御重点，在太宗晚期开始设置都部署司。四川、荆湖、广南是另一种类型的边疆，由于特殊地理形势的隔限，当地的少数民族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但又未建立足以与宋相抗衡的政权，“岁时修贡，间侵边境”。〔152〕宋朝政府在这些地方设有路分钤辖司，统兵布防。边防地区以外，内地州军也逐渐有禁军驻防，然其兵官设置最高不过兵马都监。所以，严格说来，对“兵官”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驻外（首都以外）禁军的统兵官，只不过它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边防统兵官。

都部署司是都部署体制下最高级别的边防统兵机构。景德二年（1005）以前，都部署的正式名称是“某某路驻泊行营都部署”。〔153〕“行营”本临战而设，有“举兵之名”；〔154〕“驻泊”一词，宋人习指禁军之在外驻扎。“行营”透露出都部署与战争动员机制的历史渊源，而“驻泊”则表明都部署已常驻地方，“驻泊”冠诸“行营”之前，透露出雍熙北伐失败后，都部署的功能已由“举兵”转向防御。“某某路驻泊行营都部署”又可省称为“都部署”，“驻泊都部署”，或“行营都部署”。〔155〕都部署本来是临战而设的权时差遣，雍熙北伐后在事实上已转变为常设职位，但是，在制度上仍属于“权时差遣”，用“奉使印”。直到咸平五年（1002），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是年六月甲申，“诏诸路部署、副部署、钤辖、都监等有用奉使印者，令少府监各铸本司印赐之”。〔156〕景德元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为减少敌对意味，次年正月，“行营之号悉罢”，取消了都部署前所冠“行营”字号。〔157〕至此，都部署成了名实相副的边防常设统兵职位，其名称也转变为“某某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

诸路都部署司唯置于河北、河东、陕西。河北有镇州、定州、高阳关、天雄军四路，景德二年后，镇、定合为一路，偶尔分置。河东有并代都部署司，它与河北诸路同以契丹为防御对象。河东又曾设石隰州、麟府路两部署司，级别低于诸都部署司。石隰州部署司景德二年改为都巡检司。麟府路设置部署是宋与党项关系紧张的产物，形势稳定后常设麟府路军马司，由并代路分钤辖兼领，其长官的系衔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158〕陕西有邠宁环庆都部署、鄜延都部署、泾原仪渭都部署诸路。

都部署体制下的“兵官”，除都部署外，主要有副都部署、都钤辖、部署、钤辖、兵马都监、缘边巡检等，“兵官”的权力、地位有高低，责任有大小，职掌的性质则基本相同。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御制《武臣七条》，戒谕“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检者”，“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扰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堕勇怯。六曰存卹，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159〕简而言之，都部署及以下“兵官”的最主要职责是以身作则，训习、简阅、存卹、制驭戍边禁军，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景德三年八月庚寅，“诏河北、河东、陕西所屯禁军，令部署、钤辖、都监等常加训习”。逃亡禁兵，也由部署司处置。景德三年六月壬申诏：“诸路部署司禁兵逃亡，捉获及首身，所在州军不得裁遣，并送本司。”〔160〕

有禁军屯戍则必设“兵官”加以监护统领，兵力布防决定着“兵官”的置废调整，而兵力布防则取决于边防形势。因此，同地方行政机构相比，“兵官”的设置情况变动较大，兹略述其制如下。

都部署司设有都部署、副都部署、钤辖及兵马都监。都部署为一路之大帅，任职者资历较浅或辖区范围较小，亦可称部署。

一般而言，副都部署在职务上是都部署的副手，构成都部署之下的晋升阶梯。自副都部署而迁本路都部署者，有葛霸；自副都部署而迁他路都部署者，有范廷召。〔161〕但是，都部署与副都部署不必备员，也有以资历较浅者出掌都部署司，而以副都部署为名者，其实则都部署之职也。比如景德二年，合镇、定两路为一，以殿前都虞候、康州防御使曹璨为镇、定两路副都部署。〔162〕曹璨军职止为殿前都虞候，官阶不过防御使，资历较浅，而两路都部署系河北安危、职权甚重，因此曹璨虽然实际上是镇定两路的最高军事统帅，却只能得到副都部署的名义。

都钤辖，或称钤辖，系于任职者的阶秩，“官高资深称都钤，官卑资浅称钤辖”。〔163〕一般而言，都钤辖是都部署的属官。比如，景德二年，镇定都部署司，在副都部署曹璨之下，设钤辖四员，副都部署曹璨与钤辖二员驻在镇州，二员驻定州，“如定州有军事会议，令璨暂赴之”。〔164〕钤辖是部署司必不可少的职位设置。从历史上看，钤辖起于五代，曾经负有伺察主帅的责任。比如宋太祖就曾经命晋州兵马钤辖伺察建雄节度使杨庭璋。〔165〕在都部署体制下，钤辖的人选包括武选官和宦官。宦官任都钤辖，对都部署，既是下级，又负有监督之责。真宗用宦官参与统兵的最高职位就是都钤辖。〔166〕也有与都部署同为一路主帅之都钤辖，唯其任职者资力较浅、阶秩较低。例如：景德四年，邠宁环庆都部署周莹因稽违诏旨调离，“命西上门使曹玮代莹，为邠宁环庆都钤辖、兼知邠州”。〔167〕曹玮与周莹职任无二，只是曹玮阶秩较低，所以只能得到都钤辖的名义。

钤辖之下的统兵官为本路驻泊兵马都监。《职官分纪》卷五九载，路分都监“掌本路禁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令，以肃清所部”，指的是为一路兵官之首的路分都监，主要设于不设部署、钤辖的内地路分，比如景德三年设置的昇、洪、杭、福逐州驻泊都监。〔168〕

都部署司所在地是屯兵的重镇，但都部署司之兵也有屯戍于其他州军的，比如侍卫马军员僚直的北面两直就是“营贝、冀，隶高阳关都部署”。〔169〕屯戍于诸州的禁军，依屯兵之多少与统兵官阶秩之高下，设有一州部署、钤辖、兵马都监作为直接统领。比如与辽接壤的河北雄州，“地控边塞，常屯重兵”，就曾设有本州兵马部署。〔170〕再如，并代都部署司之下，就曾统率代、泽、潞诸州的戍卒。〔171〕代州设部署，《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五月戊子，代州部署、昭化留后孔守正以“四任雁门，边亭久安”，请求调往东北前线，改任定州副部署。这些一州之部署、钤辖、兵马都监，是部署司的下级单位。

都部署司的兵官究竟有多少？景德二年，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朝“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172〕罢者如此之多，未知其存者几何。康定元年七月癸亥，鄜延路兵马钤辖张亢言：“旧制，诸路部署、钤辖、都监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为一州部署、钤辖，不预本路事”，应当是澶渊之盟以后初期的状况。到康定元年，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路分事”。〔173〕

在都部署司之外，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统兵单位，最突出的是缘边（又作“沿边”）巡检司，〔174〕一般设于宋与辽、西夏直接接壤的“极边”州军，主要有：河北的保州缘边都巡检司、缘边战棹巡检司；河东的石、隰州缘边都巡检司；陕西的原、渭、仪州都巡检司等。缘边巡检继承了太祖时期关南兵马都监、西山巡检的特点，职在“往来巡察”，以巡带守。保州缘边都巡检司的巡守地界包括保州、威虏（景德后改名广信）、静戎（景德后改名安肃）军，其地在“界河以西，狼山以东，不过百余里，最为要害，戎人所入，常在此矣”。〔175〕顾祖禹说“宋人保塞之备，比诸边为尤切”。〔176〕缘边战棹司，又称雄、霸、沧州界河巡检司，其巡守地界，“自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许”，“太宗置寨二十八，铺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177〕石、隰州巡检司，景德元年十二月由石隰州部署改置，统石、隰二州，设缘边都巡检使一人，都监一人，“领驻泊兵，俟河水合，则往来巡检”。〔178〕原、渭、仪州都巡检司，咸平中置，由知镇戎军兼任，镇戎军最当前线，控扼党项南下要路，“为泾、原、仪、渭北面捍蔽”。〔179〕

（二）

景德二年，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朝省罢边兵边将，“省河东部署、钤辖司使臣百余人”，又“令河北部署司各留指挥使、使臣、天文、医官共十员，余悉遣还”，〔180〕整个河北部署司只有几名使臣，似乎不太可能，不然就是一时之制。指使使臣在边防军中一直大量存在，都部署司、部署司、都巡检司等统兵单位都有“指使”。范仲淹曾经在一封奏议中推荐三名“随行指使”：

臣有随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贵，殿前指挥使出职，在边上三年有余；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挥使出职，在边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马，累度随军，出入勾当兵马，须得干办。三班奉职郭庆宗，曾经战斗得功及有心计，缓急使唤得力。上件三人，并堪边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转一资，充沿边寨主、监押，如未有员阙，即自令随行指使，候到边上遇有阙处，即具奏差。取进止。〔181〕

范仲淹提出的擢赏方案，除了提升品位——“各转一资”以外，还有安排职位——“充沿边寨主、监押”，“如未有员阙，即自令随行指使”。

指使使臣之下，是“军员”。由于禁军出戍是以指挥为单位的，因此，一般而言，随赴军前、在边防效力的“军员”多在指挥使以下，属于下级军官。边防军战斗部队的实际组织形式，以“队”为基本单位，“诸处军队，或五十人，或一十五人，或不及二十五人，为一队”。“军员”所统，少则一队，多不过300人。使臣所统，最少为200—300人，最多不过1000人。兵官所统，则在1000人以上。〔182〕

“兵官”与“使臣”不仅在职务关系上构成了上下级，其任职者的品位也属于从高到低的同一序列，都是武选官，而非职业军官。“军员”则是职业军官。这种身份差别明确体现在边防军的赏罚条例中。《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四“制度·赏格”保留了最后形成于北宋中期的“阵获转迁赐物等第”，是一份很有意思的资料，兹节录解释如下：

三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

三获：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以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以上并谓大势得胜者，若有获而奔败，不用此例）。

上、中、下三“阵”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情况所做的战斗分级。上、中、下三“获”是“大势得胜”的战斗的胜利度分级，其依据是消灭敌人的比例与己方战斗减员的比例。“阵”、“获”相参，得到五个“赏等”，兹以表格示之如下：

表7　北宋中期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钤辖已上”等较高级兵官的酬赏需“定阵获上下奏取朝旨”。而“都监巡检及随军使臣”的“赐物临时准阵获上下约数支给”，其“转官”则适用以下规定：

转官：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第二等，三资为第三等，二资为第四等，一资为第五等。右（原文竖排，意为“上述”，下同）转及诸司使副者，即依平转例，以五额为一资。

“军员”与士兵的提升称为“转阶级”。

三转为第一等，两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右厢禁军、蕃落、义军、弓箭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下）［上］用此例。凡军头、十将以下，随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牒，奏乞降宣。其军都指挥使以上，奏取朝旨。

同“兵官”与“使臣”相比，军员的“赐物”规定更加具体细致：

赐物：绢十疋、钱十贯为第一等；绢七疋、钱八贯为第二等；绢五疋、钱五贯为第三等；绢三疋、钱三贯为第四等；绢一疋、钱三贯为第五等。右厢禁军用此例。军都指挥使以上，委诸主将定功大小，约此等优加酬赏，给讫奏闻。

归纳起来看，宋廷对“兵官”、“使臣”的酬赏政策更侧重于“升官”，即品位提升，对军员、士兵的酬赏政策则更偏重于“发财”，即物质奖励。这种差别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对武选官和军员这两类武人的不同定位和预期：武选官是“官”，追求官场升迁；军员是职业军人，追求实实在在的钱财。倘若将文官一并纳入视野，这种观察将更加有意义：在孝道、廉洁度等诸多方面，宋人对文官有着远远高于武官的操守要求。文官始终占据着宋代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制高点，武官则被认为在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上“等而下之”，武官之中，武选官又被认为要高于职业军人。另一方面，这种差别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武选官所转的“官”是阶官，是单纯的品位标志，要多少有多少；而“军员”是品位与职位合一的，“转阶级”转的是品位待遇，也是职位，数量有限。

（三）

都部署体制是由战时的行营体制演变而来，多权宜设置，对制度建设较少整体考虑。演变的过程，又是在太宗消极防御、积极遏止内乱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因循苟且，并未作通盘考量、全局改造。因此，各统兵官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应援机制，彼此关系常常必须依赖皇帝诏旨加以规定。比如：咸平六年五月，定州都部署王超兼任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为河北主帅，“诸将皆受节度”。而高阳关都部署周莹“独贻超书，言本路甲马，非诏旨不可兴发。超虑报以公牒，则失辑睦之义，因表上其事”。王超彬彬有礼地把问题上交皇帝评判，而真宗也只是“嘉超忧边思职，手札褒谕之”，对周莹的做法并无批评。〔183〕这件事透露出两方面的消息，一方面，皇帝对“边防大帅”的最高要求是驯服；另一方面，各都部署之间的关系是由皇帝临时下诏规定的。缘边巡检一般独立统兵，不受本路部署的节制，但同时也未必能够得到部署的支援。例如：咸平五年，李继和为知镇戎军兼原、渭、仪都巡检使，“虑缓急统帅不为应援，累请益师”。真宗也认为“苟缓急，部署不为济师，则或至失援矣”，于是任命继和兼泾原仪渭钤辖，“兼领四州兵”；同时规定“其镇戎戍卒，部署亦总之”。〔184〕原、渭、仪都巡检使的巡防区域在泾原仪渭部署司驻防区域内，但两个统兵机构之间却缺乏必要的应援机制，分权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太宗、真宗“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屯重兵于边地，委之二三大帅，是宋辽边防均势打破之后的不得已之策。究其本心，则唯恐兵权太过集中，必分之而后心安。景德二年之后，宋辽和好，宋与党项的关系也进入暂时的平静期，真宗将戍边军队大批撤往内地，随即在驻地设置兵官，以统戍兵、分兵权。景德四年四月，“分并代禁军屯泽、潞”，因武胜军节度使、驸马都尉吴元扆出知潞州，“析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籍，不复隶并代，委元扆专总焉”。〔185〕《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载潞州“旧领河东路兵马钤辖”。元扆的差遣名目，当即河东路兵马钤辖，却不受河东都部署司的统辖。分权的意图是达到了，但是，统兵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却变得越发混乱。

在此后的和平岁月里，都部署体制的缺陷变得越来越严重。边境无警，部署体制尚能胜任守边之责，一遇战争，问题便暴露无遗。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争爆发，在不断损兵折将的现实教训之中，开始了关于都部署体制的严肃检讨。

首先遭到诟病的，便是高级统兵官之间混乱的统属关系。康定元年（1040），鄜延钤辖张亢指出，诸路部署、钤辖“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路分事，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凡有议论，互执不同”。因为没有明确有效的统属关系，所以边防军数目虽大，实则等同散沙，“镇戎军最近贼境，每探马至，不问贼之多少，部署、钤辖、知军、都监皆出，至边壕则贼已去矣”，这种缺乏有效组织的争先恐后、各自为战当然不会有真正的战果。为什么？“盖权均势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则恐得怯懦之罪。”〔186〕有效统属关系的缺乏被认为是好水川战败的重要原因，庆历元年五月，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兵策十四事”，其三则曰：“用兵之法，当先有部分。部分进退，权于大将旗鼓，旗鼓常在中军。自西陲用兵，每战必败。好水川之战，任福实为大将，而不能指麾统制以为己任，乃自率一队前当剧锋，矢尽势穷而后陷没，忠勇之节，虽可嗟闵，然论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则不能辨，少则不能胜。进无所劝，退无所止，一有纷乱，则其势北矣。”〔187〕同年七月，已升任鄜延都钤辖的张亢又陈“边机军政措置未得其宜者”十事，同样将“节制不立，号令不明”列为“王师每出不利”的首要原因。〔188〕庆历二年十月，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探讨陕西战败的原因，也认为：“又陕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钤辖、都监、巡检之属，军政必相参，谋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也。”〔1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亢本人就与本路部署葛怀敏、许怀德不和。“葛怀敏为鄜延部署，张亢为钤辖，当以偏裨之礼奔走麾下，若犯令即当诛之，乃平牒往来，动皆钧礼。”〔190〕张亢与许怀德的失和，甚至引起了皇帝的关注，仁宗谓辅臣曰：“鄜延都钤辖张亢与本路部署许怀德不能同心协谋，何由了边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谕。若故为此以求内徙，当悉夺官安置极边。”〔191〕

都部署体制的另一个缺陷是武选官与军队的结合方式。康定元年八月，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指出：“缘边部署、钤辖下指挥使臣，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192〕韩琦所批评的只是下层使臣与军人的结合松散，其实兵官设置与禁军更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彼此间的结合只能是临时而松散的。张亢曾经触及这个问题，言“又比来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人马强弱，品配未均”。〔193〕

二　都部署体制的终结

宋夏战争失利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统兵体制的缺陷只是其中之一，但却是最关键和相对容易解决的。冷峻的战争形势迫使宋朝政府接受臣僚建议，大幅度改革、调整边防统兵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都部署体制悄无声息地走向终结。

针对武选官与军队结合不紧密，将不知兵的问题，出现了多种改革方案，比如，皇帝曾经下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这种来自中央的改革方案，被范仲淹讥为“取败之道”。相比之下，前线将领的方案则务实有效得多。张亢建议“请下韩琦、范仲淹分按诸路，以马步军八千以上至万人，择才位兼高者为总领。其下，分为三将，一为前锋，一为策前锋，一为后阵。每将以使臣、忠佐两三人分屯要害之地”。韩琦主张在陕西都部署司辖下精选使臣，“为逐路教押军阵，以士卒所习精粗，重行赏罚”。范仲淹在延州，“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如京使、鄜延都监朱吉第一将，内殿承制、鄜延都监梁绍熙第二将，供备库使、延州都监许迁第三将，供备库使、延州都监周美第四将，内殿崇班、门祗候、延州都监郑从政第五将，西头供奉官、延州都监张建侯第六将”，将既有兵官与既有兵力进行了更为合理的配置，使兵官与所统之兵的结合更为紧密。这种做法效果显著，“贼不敢犯，继而诸路皆取法焉”，〔194〕将不知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在宋夏战争的初期，宋朝中央对兵官统属不明的危害显然还认识不足。康定元年，设置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为陕西战场总指挥，“四路军政，实节制之”。这个职位的设置意图非常简单，就是以更高级别的新设使职将旧有的兵官体系统一领导起来。陕西原有的诸部署司皆应禀命于招讨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应，主众谋于独断，通诸路为一家”〔195〕但是，两任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都没能扭转陕西战局。这两个人作风庸怯、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能力与魄力，〔196〕是一方面的原因。这种庸怯有着不能言说的根由——在“兵权宜分”理念被奉为圭臬的背景之下，太大的军政权力足以使拥有它的人感到芒刺在背，除非像范仲淹那样心怀天下者，否则宁愿无所作为，以图自安。另一方面，则是都部署体制统属不明的痼疾在作怪。庆历二、三年间，为解决缘边统兵官统属不明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重新规范上下级关系，立部分统辖之法。这些举措主要有：

（1）庆历元年十月，罢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始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置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兼本路兵马都部署。〔197〕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198〕此诏旨在确立逐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统兵官的上下级关系。

（2）庆历二年，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兼知庆州范仲淹言“朝廷每有机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缘本司官员数多，难以众议，乞止下经略招讨司，贵不漏洩”，朝廷“从之”。〔199〕此时，陕西各路军政长官的头衔是“本路兵马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其下属有两司：经略招讨司是全新设置；都部署司则早已存在，本由武人任都部署为主导，新设都部署兼经略招讨使之后，武人的最高职位变成了副都部署，兵官成为都部署兼经略招讨使的属下，都部署司则成了兵官系统参与边防决策的唯一机构。机密文字从部署司转移到经略招讨司，实际上是剥夺了“兵官”与知机密、参与谋划的权力。

（3）庆历二年十一月，为统筹安排陕西战守，“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200〕十二月壬戌，“诏韩琦、范仲淹、庞籍已带四路招讨使，其诸路招讨使副并罢”，取消了其他官员所带的招讨使、副使名义。三年正月丙申，又取消了“诸路都部署、副部署”所带的“经略使”、“经略副使”头衔。〔201〕经过这番整理之后，陕西前线指挥格局的上层变成：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为最高统率；其下分设四路，逐路设都部署兼缘边安抚使以为一路长官；再下为副都部署以下的“兵官”。军事指挥权得到极大集中。三年正月辛卯，“诏陕西缘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申覆不及者，皆便宜从事”，〔202〕申明了招讨使的威权。

（4）庆历三年五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奉诏详定帅臣见所部仪制”毕，规定：“自今门祗候及路分都监以上见四路招讨使，厅上公参，供奉官以下者并庭参，其走马承受及非统辖者勿拘此制。”〔203〕礼仪是等级关系的具体表现。在皇帝的亲自关照下，四路招讨使的大帅威仪凛然而具。

在正面的制度建设之外，严惩那些敢于不遵号令者，也有助于建立明确的统属关系。庆历二年十一月乙未，知邠州、东上门使马崇政“坐违经略使范仲淹约束”，贬衡州司马；十二月癸亥，秦凤都监、崇仪副使冯诰又因“师出无功”而被经略司奏“降为礼宾副使”。〔204〕

由韩、范领导的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成功地巩固了陕西边防，预示了边防统兵体制发展的新方向——它的“大帅”人选不再是武臣，而是科举出身的文臣。当然，陕西只设一帅，权力实在过于集中，一旦边防形势缓和，分权是必然的。宋与西夏开始和谈之后，庆历三年四月，韩琦、范仲淹入朝，郑戬代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但其权力大大削弱，“虽名都部署，而诸路自各有将，又大事不令专制，必禀朝廷”，“名统四路，而诸将事无大小，不禀可行”，“都部署是大将，反不得节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帅部将，却得专制一方”。〔205〕

庆历四年二月，“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206〕经略安抚使正式由战时临时设置转为边防常设机构。庆历八年四月，宋廷重新经制河北边防，推广陕西经验，“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领之”，“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207〕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兼都部署从此成为固定常设的一路最高军政长官。近人吴廷燮曾经这样概括经略安抚使体制出现的过程：

宝元而后，元昊发难，契丹责言，河东、陕西初置经抚。庆历之际，又增河北。皇祐侬寇，广南、湖南亦置经抚，皆以一帅控制邻兵，领郡多者或逾二十，唐之方镇有弗及者。〔208〕

经略安抚使以文官直秘阁以上充，“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掌一路兵、民之事”，“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209〕宋朝的边防统兵体制由此进入经略安抚使阶段，都部署体制结束。经略安抚使体制的特点，即元丰八年侍御史刘挚归纳的所谓“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210〕武臣亦间有任帅臣者，如皇祐元年，宣徽北院使、武宁节度使李昭亮为陕西安抚使、判延州。〔211〕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主要以文臣为一路之军政长官。简而言之，即“以文制武”。

在经略安抚使体制下，“兵官”体系整体下移为经略安抚使下属部署司的属官，武人通常所能担任的最高级别边防统兵职位是副都部署（总管）。原则上，经略安抚使出，副部署（总管）理当节制诸将。但是，由于很少出现经略使出外的情形，至熙宁年间，副总管得节制诸将的规定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熙宁六年（1073），熙河路经略使、都总管王韶将兵取河州，副都总管高遵裕留守熙州。催促军须所蔡延庆以牒发张守约所部兵，守约不遵延庆节制，声称事先“与高遵裕商量，却无遵裕牒”。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副总管权限的讨论。《长编》卷二四三详细记录了讨论的内容，兹节录如下：

既而枢密院乞下王韶相度，如经略总管不在本州，合令何人权节制。上曰：“自是蔡延庆不合干预节制，高遵裕当节制分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曰：“朝廷置官，各有职分，今不当旋问王韶。”（枢密副使蔡）挺曰：“经略使出，副总管一面指挥兵马，从来有此例。”安石曰：“只为近年无经略使出外，副总管在内事，然不妨副总管节制得兵官。”挺又言：“臣巡边时，副总管亦不敢行文书。”安石曰：“从来副总管不敢干帅府权柄，又经略使虽出，实无事可施行，故不敢行文书耳。若经略使围闭隔绝，即副总管指挥偏裨会合，孰敢不从？且孰以为越职？”

……

已而蔡延庆自劾：“擅指挥军事，以仓促故，乞上坐臣罪。”佥谓延庆无可罪。安石曰：“延庆终以为都总管不在，故无人可指挥军事，高遵裕亦习见目前事，不谓可以节制诸将。固当分明说与，令知职分。”〔212〕

经略使出外，副总管得节制兵马的制度，皇帝和两府大臣都知道。而蔡延庆却丝毫不知；更有甚者，高遵裕身任其职，也是懵然不晓。足见任副总管者一向循默避事，致使制度隳废。蔡延庆事件促使朝廷下诏，重申副总管职任：“逐路都总管遇出入，本司兵马机速事、申禀不及者，副总管听专行。”〔213〕值得注意的是，副总管可以专行者仍只限于总管司事务，至于经略司事务则非副总管所辖。

那么，总管司和经略司的职责有什么区别呢？熙宁七年六月，诏：

诸州军职事申禀所属：修造城橹、军器，申经略司；军政训练，都总管或钤辖司；合用物料，转运司；外更不禀监司。其事不由逐司，亦不供报。经略等司不提振及措置不当，监司具奏。〔214〕

据此，则总管司所辖只是军政训练之事。总管司的最高长官——总管由经略使兼任，副总管实际负责训练工作，权力相当有限。经略安抚使出现后，不仅部署，其他统兵官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如，缘边巡检司失去了相对独立的治边权，成为经略安抚使的属司。保州缘边巡检司归属定州路经略安抚司，界河巡检司归属高阳关路经略安抚司，“其两司守捍之计，委诸路主将处置。”〔215〕

综上所述，北宋中期，新的统兵体制出现：由文官任经略安抚使，兼部署（总管），为一路帅臣。武官任副部署，受帅臣节制，平时负责军队的训练，战时则统兵出战。神宗时期，在军事制度方面，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是在王安石主持下，推行保甲法；二是在宋神宗主持下，推行将兵法。保甲法的目的，是以“民兵”代替募兵，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唐末五代遗留下来的兵制。将兵法重在改变禁军“更番迭戍”所造成的“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弊端。对于武选官而言，影响较大的是将兵法改革。将兵法是将各地禁军和其他兵种混合编组，设置“将”以专其训练，其目的是在统兵官（将）和所统之兵之间建立固定的统属关系。“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216〕将兵法的推行产生了新的武职：将、副将、部将、队将、押队使臣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千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阵、亲民者充，且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217〕将兵法并未改变“以文制武”的统兵体制，但给了新设统兵官更大的自由度。

第六章　捕盗捉贼，安靖地方

负责捕盗捉贼、维护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各种巡检构成了武职中的第二个大类。换言之，担任州都监、巡检，缉捕盗贼、安靖地方是武选官群体在宋朝国家机器中的另一项重要功能。

第一节　州都监

州都监是州兵马都监的省称，若任职者资历较浅，则称兵马监押。州都监是知州属官，其职，“掌训治兵械、巡察贼盗”，〔218〕所统军队以本城厢军为主。

五代已有由内职担任常驻地方的兵马都监，但诸州遍设都监，则是宋朝新制。宋初，在逐渐以知州取代刺史管理州政的同时，派出内职担任都监、巡检，使其专职统兵而不得干预地方民政。〔219〕最初的州都监尚颇有五代遗风，挟皇帝“内职”之密近，多有欺侮知州者。〔220〕在内职向武选官演变的过程中，州都监的地位也在不断下滑。至真宗初年，甚至出现了知州欺压都监的现象。咸平初，“契丹入寇，游骑至淄、青间，（淄）州人将弃城”，“监淄州兵”张蕴“拔刀遮止于门，力治守备，游骑为之引去”。知州“始谋掠为己功，反陷以罪，蕴受而不校”。〔221〕知州敢陷害都监，而张蕴偏能忍得下这一口气，表明州都监的地位已经远在知州之下。

记载仁宗、英宗两朝制度的《两朝国史志》尚未将兵马都监列入知州属官。〔222〕《神宗正史·职官志》则明确将兵马都监列入知州属官：“知州掌郡国之政令，通判为之贰。凡其属有七……兵马都监，掌训治兵械、巡察贼盗。”〔223〕

作为知州的属官，州都监在知州、通判的领导下，具体掌管本城兵马，“训治兵械、巡察贼盗”。同知州、通判相比，州都监对本城治安负有更为直接的责任。真、仁两朝，各地大修宫观、寺庙，地方官多往致敬，为确保州城安全，仁宗特颁诏书，规定：“诸州军宫观、寺庙在城外当朝拜者，知州、通判、幕职官自今听更往。其兵马都监、监押毋得与。”〔224〕

州都监的职责，“专督州中奸争火盗；洎军籍、库兵、商征、酒榷之事，则皆与守同管署”。〔225〕逐捕盗贼是州都监的主要职责。庆历三年（1043）六月，各地盗贼横行，知谏院欧阳修建议：“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226〕可见，对于本州治安，州都监是知州之下的第一具体责任人。但州都监的管辖范围，限于城内，“贼入而不能捕”，方可贬责都监。州都监出城捕盗，盖属特殊情况，比如景祐元年（1034），因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多盗贼，特下诏，“其诸州军都监、监押，听出城应援巡检掩捕之”。〔227〕

州都监有捕盗之责，而无司法审判的权力。太祖乾德五年二月己巳，诏令：“巡检、监押捕得贼盗及犯盐麴人，并送本属论如律，毋得率意擅断。”〔228〕

州都监还承担一些临时性事务，例如募兵：“凡募兵者，所在设旗给赏，长吏、都监专视之。遣吏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使坐隶诸军。”〔229〕

州都监所掌之兵主要是本城厢军，故州都监又称本城都监。“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置都监、监押以领之。”〔230〕经过宋初两朝旨在“强干弱支”的拣选之后，到真宗朝，州兵的兵员素质和兵员数量都已大幅下滑，毫无战斗力可言，仅能应付州军杂役而已。河北、河东、陕西州军多有禁军驻防，对地方治安虽无直接责任，缓急尚可以相救。此外州军则无此便利。江淮诸州，自入宋以后，“毁城隍，收兵甲，徹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231〕略无武备可言。真宗咸平三年，“濮州有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国家武备不修，故盗贼窃发近辅”，知黄州王禹偁乘机上疏，举滁州、扬州、黄州为例，痛陈江南武备失修的状况，言：

臣比在滁州，值发兵挽漕，关城无人守御，止以白直代主开闭。城池既圮，器仗不完。及迁维扬，称为重镇，乃与滁州无异。尝出铠甲二十副与巡警使臣，彀弩张弓，十损四五。盖不敢擅有修治，又地湿，暴凉为难。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复不及滁、扬。

为使“郡国张御侮之备，长吏免剽略之虞”，王禹偁建议：第一，增置南方各州厢军，“凡江浙荆湖淮南福建等郡，约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许置本城守捉军士，不过三五百人，勿令差出，止城中阅习弓剑”。第二，“渐葺城垒，缮完甲胄”。据说，真宗接受了王禹偁的建议，“疏奏，上嘉纳之”。〔232〕这种嘉纳最多只是一种一时的姿态，强干弱支才是宋朝的基本国策。〔233〕两年之后，真宗在“与辅臣论边事”时，又明确指出：“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须防之于渐。唐自明皇后，藩方逐帅，坐邀旌钺，河朔三镇，终不能制。此可为监戒也。”〔234〕终北宋之世，厢军的定位始终都是给役之兵，基本上没有训练、战斗的责任。

兵既如此，统如此之兵的官——州都监也不免闲冗。咸平元年，知代州柳开上表，言“天下州县官吏不均，或冗长至多，或岁年久缺”，在他所排列的“虚费于禄利”、需要“酌量省减”的职位当中，就有“都监、监押、巡检、监临勾当使臣等”。〔235〕柳开早年以殿中侍御史知贝州时，曾“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236〕此事对柳开影响不小，他之所以提出省减州都监，也许有个人感情因素，但如果州都监不是闲职，他又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虽然闲冗，也有人主张省减，州都监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州级行政机关辖下的一个常设职位。其原因，除了治安管理的需要之外，恐怕也有为武选官队伍提供职位的考虑。因人设官是古代官僚制度演变中的常见现象，因官僚群而增设职位类别，也是极有可能的。

仁宗时，州都监一职的典型特征是“其职位优，其务守简。盖士之阶武而升者，非历劳久十余年不被兹命。凡尸之者，能持谨常，不失局事，巨细笔不关可否，归之州，足为称任”。右侍禁陈永锡为蔡州监押，“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阔达，乐所守无事，惟比旦一过厅，还则拥书自娱，常言：‘吾职甚逸，吾性加疏。’”因而大受同僚称赏。为了营造一个“寄适之地”，陈永锡重修了都监廨宇中的一个旧亭子，他的同僚蔡州文学、著名文士穆修将亭子命名为“静胜亭”，取“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之意，并为之作记。这篇记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

前数十步间，夹树畹蔬蹊果之外，先峙射堋。堋岂徒趣中宜有哉？然于亭甚远，不大与亭害，故亦不废，姑存之。

射堋，是张设箭靶的小土墙。射堋在州都监的廨宇里出现，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在穆修看来，这东西却成了多余而无趣的。穆修欣赏文人化的蔡州监押陈永锡，厌弃射堋，鄙视那些“虽材且无所施，顾或每每好用自扰以招权树威而病其职”的州都监，并在记中预先告诫陈永锡的继任者：

后之縻斯职、据斯亭者，亦复能悦静而思胜乎？苟能，善矣。无为自扰而病其职，以守亭之名、为亭之愧也。〔237〕

宋初曾经跋扈一时、敢于欺压知州的兵马都监彻底消失了。

第二节　巡　检

五代的巡检可以分为“备边型”与“捕盗型”两种。宋朝建立以后，“备边型”巡检被纳入都部署体制之中，成为边防常设的“缘边巡检”，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已经论及；“捕盗型”的巡检则成为宋代地方治安维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本节所要讨论的巡检。

一

捕盗本来是州、县地方政府的责任。晚唐以来，藩镇跋扈，“补署亲随为镇将”，专司“盗贼斗讼”，五代朝廷又从中央派出巡检使臣，地方治安形成州县、节镇、巡检“三家共管”的局面。其实质，是具有割据倾向的藩镇与从中央派出的巡检介入了原属地方行政系统的治安管理领域。这种状况，到宋初始有改观。宋朝建立后，将藩镇所侵夺的权力归还地方政府，取消了镇将逐捕乡村“盗贼”的权力；复置县尉，为捕盗之官，强调县令、县尉对乡村治安的责任；同时，保留巡检，作为州县之外的捕盗专官。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颁布《置县尉诏》，规定“每县置尉一员”，“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238〕诏云：

盗贼斗讼，其狱实繁，逮捕多在于乡闾，听决合行于令佐。顷因兵革，遂委镇员。渐属理平，合还旧制。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如有盗贼，仰县尉躬亲部领收捉送本县；若是群贼，仰画时申本属州府及捉贼使臣，委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画时选差清干人员，将领厅头、小底、兵士管押及使臣根寻捕逐……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兢公事。〔239〕

庚子日，又颁布《捕贼条》，进一步明确县令、尉的捕盗责任与奖惩办法，同时规定：

如令、尉力可捕捉而公然逗留，致有透漏者，勘罪闻奏。力所不任，画时报邻近巡检使臣及州府同共捕捉。合报不报，亦仰勘罪。若巡检使臣及州府闻报，不与借力，许令、尉直申奏，长吏、使臣并当重责。〔240〕

建隆三年的《置县尉诏》与《捕贼条》划定了北宋地方安保体系的基本架构——州县与巡检共管。乡村治安，以县级政府为主要直接责任单位，“应乡闾盗贼”，包括小股的“劫贼、杀人贼”，均由县负责逐捕。县尉是专职的捕盗官，为直接责任人，县令负有次要和领导责任。具有一定规模、危害严重的“群贼”伙盗，县“力所不任”者，则由州府与巡检捉贼使臣共同负责。城镇治安，州城由州都监负责，县城仍责县尉，镇郭则由镇将主其事。

兼有维安捕盗与加强对地方控制双重功能的巡检，从此成为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制度，宋人故谓“今世之法，庇恤民户者，悉赖州县长吏，擒逐寇盗者，悉委巡检、县尉”。〔241〕神宗朝，推行保甲法，巡检作为保甲的训练单位，全面负责乡村治安，“诸县尉通管县事外，惟主捕县城及草市内贼盗，乡村并责巡检管勾”，县尉与巡检开始“分城乡而治”。元丰五年（1082），应提举河北路保甲司请求，恢复了河北路“逼近边界”县份的县尉与巡检共同逐捕“乡村盗贼”的做法，内地县份则仍然保留了县尉与巡检“分城乡而治”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242〕县尉与巡检“分城乡而治”，“乡村并责巡检管勾”，扩大了巡检的巡辖范围，巡检网络在整个捕盗维安系统中的权重得到提升。

二

就捕盗维安而言，同地方行政机构相比，巡检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它功能单一，机构简单。巡检以维安捕盗为职，基本不涉及其他；一个巡检寨的士兵一般不足一百，最多不过三百；巡检一般由低级武选官担任。这样一种简单的制度设置，可以根据治安形势的需要及时进行置废调整，是非常便利的捕盗维安工具。

巡检的设置和调整可以是对治安形势的“应激反应”。比如，景德三年（1006），因“京东诸郡常有群盗，依阻山河，州县苦之，乃令门祗候胡守节与京东转运使张知白等相度所部州军，分为五路”，“各置巡检司”，“令便于警捕也”。〔243〕改变廨宇所在或者重新划分巡区，也是以巡检应对治安形势变化的常见做法。比如，“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为加强广州治安，天禧三年（1019），特徙广、祥、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244〕再如，“河中府，同、解、鄜、延、丹、坊州，并西京、陕、虢、河阳旧为两路巡检”，天圣元年（1023），因“解州盗贼啸聚”，“地远难以分捕”，特于陕、虢、解、同州置巡检使一员。〔245〕

与“应激反应”相对的，是“主动建设”。从总体上看，宋朝政府对于巡检网络的建设是积极主动的，不仅在远离地方行政区划中心、“盗贼”多发的边缘区域多设巡检，而且在汴河、淮河等水路交通要道两岸、国家专控商品产销区、沿海港口以及和平时期开放的边境通道等都设有巡检。史料中也不乏地方官积极利用巡检应对治安问题、增强地方维安体系的例子，比如蔡襄、闾邱孝直等对福州巡检网络的经营。福州是宋朝重要的产盐区，宋朝实行盐的专卖制度，政府垄断盐的生产和销售，稽查私盐、打击“盗贩”是福建巡检的重要任务。北宋前期，“直北四县竞送盐课，贩鬻西走，渊薮萃焉，故警备尤密”，巡检的重点在西北；“其后运额专责三仓，豪黠窃发，复多见于东南”，〔246〕东南、特别是海上成为巡检的主要目标。仁宗后期，开始围绕海防调整福建路沿海州军的巡检布局。皇祐四年（1052），天章阁待制曹颍叔知福州，“奉圣旨”“专切用心经制，应系沿海地分，外寇可来之处，立便擘画，防扼设备，开析闻奏”，〔247〕但实际动作似乎并不多。

嘉祐元年（1056）八月至三年六月，蔡襄衣锦荣归，出知福州，〔248〕开始以防备海上“盗贼”为目标调整沿海巡检布局、建设“海上巡警”能力，一是将海上巡检的数量从2员增加到4员：旧有2员，“福州闽安镇把港及钟门巡检一员，在海上封椿舶船。泉州有同巡检一员，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椿舶船”；调整、新增2员，“漳州管界巡检去城五里，却令兼带招舶，每年出海。兴化军管界巡检移近军城，给与舟船，令往来海上巡警”。此举使得漳、泉、福、兴四州军的海上巡检达到了每州一员。二是修理、增置船只，训练士兵，提高海上巡警能力。〔249〕

蔡襄之后，福建巡检网络的建设继续循沿海防路线发展。嘉祐八年，因“提刑司奏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六县皆边海，盗贼乘船出没，乃添置沿海六县巡检一员，拨兵级三百人，于长溪县置廨宇，仍造刁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上巡检增加到5员。元丰二年，闾邱孝直担任福建提刑，“奏沿海州军控扼地分宜添置巡检，及移置廨宇于卓望去处”，〔250〕对福建沿海镇寨的巡检布局进行大幅调整，形成了更为致密的巡检网络，其布局如表所示：

表8　元丰二年的福州巡检

*　制表依据：《淳熙三山志》卷一九

经过蔡襄、闾邱孝直等人的长期努力，福州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海防型巡检网络，“风帆浪舶往来冲集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地者，莫不置寨巡检，牙钩股附，气势相犄角，一旦有急，合以从事，盖一郡之藩篱也”。〔251〕

无论是“应激反应”型还是“主动建设”型，巡检的巡区划分与调整，所遵循的原则都是地方治安的实际需要，不受州县界至的限制，所谓“或从道路便宜，不限境土”。〔252〕巡检巡区与州县界至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整合，在不打破州、县界至的前提下将盗贼多发、治安形势相关联的邻近州、县整合为一个巡检区。比如，景德三年所置京东五路巡检司，“以应天府、曹、濮州，广济军为一路；济、郓、兖州为一路；淄、齐、青州为一路；登、莱、潍、密州为一路；沂、徐州、淮扬军为一路。”〔253〕北宋的京东路历史上是秦末刘邦起义、唐末黄巢起义的发源地，“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254〕而州县长吏限于管辖范围，避事者不愿出境讨捕，敢任者又唯恐越职之嫌，故使盗贼横行。五路巡检司的分区，是在一路范围内，按照盗贼发生的地域规律以州为单位进行分组、整合，并未打破州界。嘉祐八年在福州长溪县设置的沿海六县巡检也属于整合型。长溪在福州最北边，北邻两浙路的温州和处州，“四向最远，去州城或七八百里，山川险隘，盗贼多窜入温、处等州，而两浙州军盗贼却入长溪县界”。嘉祐八年，经福建提刑司建议，在长溪设置沿海六县巡检，自北向南，将福州的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合为一个巡检区，领“兵级三百人”，“仍造刁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盗。〔255〕

第二种是打破重组。典型的例子，比如皇祐元年所置之韦城、长垣、东明、冤句、南华五县管界巡检，不单打破了州界，还跨越了路的分野：韦城属京西北路的滑州，长垣、东明是开封府属县，冤句、南华属于京东西路的曹州。五县虽分属不同的州，但彼此接邻，“自来多有贼盗”，皇祐元年七月，添置五县管界巡检一员，专管上述地区。〔256〕元丰二年，闾邱孝直在福州永福县境内的辜岭设置巡检，“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257〕则是打破州界，将相邻的两个县合为一个巡区。

第三种是巡辖范围在一县以内的小区巡检。北宋后期至南宋，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一些远离行政中心的边缘地带获得发展机缘，人口密度增加、商业活动频繁，新的治安问题随之产生。以县以下的新兴商业中心——比如“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之镇〔258〕增置巡检，成为应对治安问题的常用策略。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庆元府“奉化县管下地名战埼、袁村，皆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十余年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谓‘小江下’”。其地“去县五六十里，南隔山岭”，而“海滨习俗素悍。富者开团出海，藏纳亡赖，强招客贩；贫者夺攘斗殴，雄霸一方，动致杀伤”，存在较大的治安隐患。嘉定七年（1214），在当地设置鲒埼寨巡检。〔259〕

北宋后期以降，巡检网络发展的趋势，是单个巡检的巡区范围缩小、巡检网络的密度增大。比如，福州长溪县，嘉祐八年设有沿海六县巡检，元丰二年，闾邱孝直调整沿海巡检网络时，就将六县巡检的廨宇迁到更为边海的烽火澳，并将其巡辖范围缩小到“长溪、宁德海岛，兼就近陆路盗贼，兼本澳公事”；同时，在长溪县边海盐栅添置“四县巡盐”，“管长溪、宁德、罗源、连江四县，以专切巡捉私煎贩盐公事为名”。〔260〕北宋后期，一县境内有两员巡检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元丰二年以后，福州的闽、长溪两县境内分别驻有巡检两员。到南宋，更如赵与旹所述，出现了“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261〕的状况。但是，又并非所有县份都有巡检设置。元丰二年，在福州十二个县当中，就有罗源、宁德、怀安、长乐、闽清五县没有巡检驻扎。一直到南宋后期，严州的寿昌县境内始终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则由驻扎在淳安县港口寨的“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262〕宋朝的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以捕盗维安为职业的官员，除巡检外，州有州都监，为知州属官；〔263〕县有县尉。以州、县为单位观察，州都监与县尉的分布，可以说是“均匀”的。相比之下，巡检的分布则是“不均匀”的。

那么，这种“不均匀”是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苗书梅先生曾经谈到，仁宗朝“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县设巡检后，巡检开始与县尉相提并论，其地位也逐渐接近县尉。”〔264〕这种论述予人的印象，似乎巡检从此开始在县一级均匀分布。黄宽重先生将巡检、县尉均视为“县一级军政体系”，当即脱胎于此。〔265〕苗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庆历三年（1043）九月一日，“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266〕然而材料所展示的，只是开封府县的情况，不涉及普遍情况。庆历三年，宋朝的治安形势严峻。六月间，右正言余靖上书，指出“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诚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之不行也”。九月，又有“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的任命。〔267〕因此，庆历三年之置府县巡检，只是一次以增设巡检强化地方治安的行动，而非在县一级普设巡检。

仁宗庆历四年与嘉祐三年，曾经有两次按照路、州的层级关系清理巡检职位员额的行动。庆历四年的调整原则有两点：第一，“逐路留都巡检两员，（余）改为提举捉贼”；〔268〕第二，“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于要害处安置廨宇”。〔269〕调整之前，福建路共有“同巡检五员，都巡检二员”，调整之后，驻扎在泉州惠安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都巡检被保留下来，成为两名路分都巡检之一，“后分置（福州）永福县辜岭”，依地名，通称辜岭都巡检，巡辖范围覆盖福州和兴化军，又称福州兴化都巡检。〔270〕驻扎在福州侯官县甘蔗洲的原漳、泉、福、兴同巡检，改为福州管界同巡检，管福州全境的十二个县，“水陆巡捕”。〔271〕嘉祐三年，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调整，“诏诸路每一州军巡检有至三五员者，又三两州至八九州有都同巡检或驻泊捉贼，员数过多，非惟军马势分，兼遇惊劫，罕能获贼。……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员，数州留都同巡检一员。其沿边、沿海及河、汴、江、潮险僻之地，旧有巡检处，并留之”。〔272〕这两次调整确实有将巡检设置“均匀”化的倾向，特别是庆历四年的“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与嘉祐三年“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人”。但是，调整所针对的是有多员巡检设置的州军，并不等于在全国范围内每州均设巡检一员，更不等于将巡检设置“均匀”化。〔273〕

巡检专司维安捕盗，而“盗贼”等治安破坏性因素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可能是均匀的，因此，巡检的分布不可能也不应当“均匀”。其实，正是这种“不均匀”的特质，使得巡检能够有效覆盖边缘区域，加强地方治安的维护。

三

从官制史料的正面记载来看，巡检不在州、县属官的行列。〔274〕北宋的巡检非一州、一县之属官，此点殆无疑问。巡检的巡区往往超出驻地所在县甚至州，比如：驻在福州闽县方山渡北岸的福州兴化（军）都巡检，负责“巡警贼盗两州军”；驻在福州永福县辜岭的巡检，负责“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275〕但是，即使是巡辖区域“跨州连县”的巡检，驻地也须落实在一州一县境内，比如：徽、严二州都巡检使的驻地在严州淳安县，严、衢、婺三州巡检的驻地在严州桐庐县。〔276〕那么，巡检与驻地所在州、县，与巡区内州、县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景定严州续志》揭示了一条有趣的材料：寿昌县地处交通要道，“应酬日不给而土地狭隘”，设官只有知县、县尉各一员，尉兼主簿之事，境内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由“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三县巡检驻在淳安县的港口寨，而寿昌县的“符移得加焉”。〔277〕以此类推，巡区所在州应当对一州及数州巡检有“行符移”的权力。也就是说，当本州治安形势紧急时，徽、严二州的知州应当可以行“符移”给徽、严二州都巡检使，要求支援。“符”属于“上之所以迨下”的文书形式，“移，谓移事于他司”，“他司”不必为下属，〔278〕而宋朝文献“符移”连用，可指下行文书。〔279〕“行符移”，既表明巡检与巡区州县在维安工作上的相互配合，也透露出南宋州县对巡检渐有领导之权的趋势。

对各级巡检负有“相度”、“体量”责任的，是“路”一级官员，包括提点刑狱、转运使等。仁宗嘉祐六年，“夏，四方州郡山水发溢，至入城郭，漂庐舍，坏栈道”。胡宿因此建议，“宜敕四方州郡长吏，及逐路转运使、提刑等常切谨视盗贼……部内巡检、县尉、捉贼使臣，如有疾病昏昧及弛慢不堪居职者，宜令具姓名体量闻奏，下三［品］班、流内铨选差有材武勤干之人充替”。〔280〕

提点刑狱司是巡检的直接上级，庆历三年，有诏“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281〕元丰二年福建路巡检网络的大规模调整，主其事者是福建提刑闾邱孝直。元丰六年八月庚子，“诏自今强盗应捕者，诸路下提点刑狱司，开封府界下提举贼盗巡检公事司，更不下他司”，〔282〕进一步明确了提点刑狱在捕盗方面的特殊责任。巡检与提点刑狱的直接统属关系在南宋仍然如此。洪迈有一道非常有趣的札子，专门讨论巡检、县尉“迎来送往”的问题，兹摘录如下：

臣窃惟巡、尉之官，专以捕盗贼、督奸猾为职。未尝责其将迎上官、巡视传舍也。而间者以来，惟事趋走，漫不复以职事为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检使所部或连三州，或跨两路，凡监司、守贰之去来，必候之于境上……若所除监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动涉一两月。设部内不虞而有鼠窃狗偷之盗，当以何人捕之？夫居此官者亦岂乐为奔走之役哉！一或不至，则上官以为失礼，因缘捃摭，使不安位，故相承为例，欲罢不能。非有以惩革之，实为未便。

臣愚欲望圣慈行下诸路提刑司，约束所部巡、尉，今后遇监司、知、通初到，许量带兵级出一程防护，若只值出巡，经历而在监司五十里内者，许其送迎，过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习远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差治其罪。〔283〕

根据洪迈的描述，巡检、县尉所“将迎”的“上官”包括路一级的监司和州的“知通”，即知州与通判。“迎来送往”任务最重的莫过于巡辖地域“连三州”、“跨两路”的都巡检使，三州的知通、两路的监司，来来去去，“必候之于境上”。县尉是县的属官，此点殆无问题。那么，巡检与驻地州的关系究竟应当怎么理解呢？笔者认为，“上官”不等于直接的职务隶属关系，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官场的尊卑等级，巡检无论是从职位等级还是任职者的品位等级，均低于知州、通判，从这个意义上，知、通是巡检的上官。此外，大州知州常兼任监司，对巡检负有监察责任；而巡检的补给、巡逻、兵员的补充等活动须仰赖驻地州县，从这个意义上，知、通也可以构成巡检的上官。当然，凿实来讲，对巡检负有职务上的管理责任的首先是诸路的提刑司，洪迈札子请求皇帝“行下诸路提刑司约束所部巡、尉”的原因也在这里。

提刑司之外，北宋还有一种与捕盗有关的路级职位——“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其制，以一州之长官带若干相邻州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或“提辖本路兵甲贼盗公事”，使其得以跨越州境，按照地理形势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捕盗维安工作。元丰元年，知徐州苏轼上书给神宗，自告奋勇，欲“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谓：“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州，得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284〕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提举兵甲巡检公事”非巡检。〔285〕《职官分纪》卷三五，在“都巡检使、巡检使、巡检”之后，单独开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条目，列举诸州之带提举兵甲巡检公事的细目，比如“知兖州提举郓濮等五州军兵甲巡检公事、知青州提举青潍等八州军兵马衣甲巡检公事”，“知杭州提举杭苏一路兵甲巡检公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头衔之带与不带、所带具体职衔均随形势调整变动。

“提举兵甲巡检公事”的地位远高于巡检，是巡检的上级组织，对辖区巡检、县尉等捕盗官负有监督催促、协调领导的责任。庆历三年十月，命“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其下，又分为四个提举司，“陈州提举蔡、许、汴、颍四州；河阳提举郑、滑二州；邓州提举唐、随二州，信阳、光化二军；襄州提举郢、均、房、金四州”。提举官的责任，第一，是对“辖下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捕盗官，以及“管兵使臣、将校”，进行“体量”筛查；第二，监督捕盗官的工作，“每遇部内有贼盗处，催促捉杀”；第三，“如大段惊劫，便仰勾抽兵马，疾速擘画救应，不管走透”。〔286〕知州带“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显示了“路”的权力的扩展，但并未形成稳定制度。

四

巡检在州县之外，而州县亦负有捕盗之责，县尉的责任尤重，当治安破坏性事件发生时，巡检网络与州县之间是如何配合行动的？路级官员又是怎样组织领导捕盗行动的呢？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云：“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说的是捕盗行动中兵员的动员顺序。根据盗贼为患的程度，首先调动的是各级捕盗官下属的地方维安部队，依次为县尉之兵、一县或数县巡检之兵、一州或数州巡检之兵，倘若还不足以荡平，则须调度驻扎在当地的禁军。大规模的捕盗行动，一般由路级官员或者中央临时委派的专官负责，州县与巡检接受调度，相互配合，驻地正规军为后备。

庆历四年八月，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到任之后，“累据北京、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287〕欧阳修积极调度本路巡检、县尉，并借助河北边防军的力量，组织捕盗，有效地维护了地方治安。〔288〕他的《保明张景伯》、《乞许转运司差兵士捉贼》、《奏洺州盗贼事》三篇奏草〔289〕生动揭示了枢密院、路、州县和巡检各方在捕盗动员中的互动过程，原文较长，兹不备录，谨据以复原事件过程如下。

其月六日，“有军贼约二十余人”进入武安县城打劫。知县张景伯率领“守把兵士”三十余人，在县城门楼上“相射”，“贼人中箭出”城，“往城西草市内打劫刘简家财物”；张景伯率人“粘逐前去、值夜捉贼，不获”。

单凭一县之力难以捕获“军贼”，张景伯只好将情况申报到州。武安县属磁州。磁州立即将贼情做了双重处理，一方面，申报枢密院；另一方面，申报转运司，“乞差巡检、县尉会合捉杀，及乞于诸县添差守把兵士，及权差义勇防托”。

九日，武安遭劫三天之后，欧阳修接到磁州的贼情申报。当时，他正“巡历到洺州南”，同时，还有洺州“本州巡检走报，称有军贼十四人打夺临洺界马递铺”。接报之后，欧阳修“寻遍牒都大捉贼徐夔及地分巡检、县尉等分头捉杀；牒磁州差兵士义勇，量支器甲，防守县城”。

之后，欧阳修继续“巡历”，北行到邢州，接到情报，得知另有一伙军贼“见在赵州赞皇县窝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但这时候他能够调动的“本州及侧近地方巡检、县尉并在磁、洺州会合，见捉打劫武安县贼人”，身边“应急别无巡检使臣可差”。而按照当时的规定，转运司不得“差拨”戍边兵士。幸好，河北宣抚使富弼也到了邢州，欧阳修于是“具状，乞差使臣兵士”。富弼乃“权差供奉官武永孚、内殿承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军捉贼”，临时设置捉贼使臣，补充地方治安力量的不足。

十日，欧阳修接到枢密院札子。札子称，奉枢密院之命“监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检等捉杀贼盗”的邢州驻泊都监胡承泽向枢密院报告，认为贼情已经解除，不再需要“监逐收捉”，请求“却归邢州管勾本职公事”。枢密院“奉圣旨，令河北都转运司相度指挥讫奏”。“邢州驻泊都监”是邢州驻泊禁军的统兵官，胡承泽应当是因为贼情紧迫而被“抽调”出来“监督巡检逐捕捉杀盗贼”的。按照制度，转运司不能调度兵官。但是，胡当时的临时差遣是捕盗，因此，朝廷命令欧阳修来处理他的“请调报告”。欧阳修认为，贼情还远未解除；只是胡对自己职责的理解是“奉宣监捉”，不必“躬亲捉杀”，与自己想法不同；而且富弼也增派了捉贼使臣；因此，欧阳修虽然对胡不满，却还是“牒令却归本任”。

欧阳修组织领导的捕盗行动取得了成功，“磁、洺之间别无贼盗”。就在此时，他接到枢密院为武安遭劫事件所降的“宣头”。“宣头”对河北都转运司作了三项具体批示：一、“如是上件贼人曾打劫县城里面人户财物，所有本县官员仰依近降指挥取勘施行”，要予以处分。二、命转运司责成提刑司集合辖区巡检、县尉等共同捕盗，“下提刑司火急指挥应干系地分都同巡检使臣及捕盗官等，仰立便部领兵甲弓手等会合捉杀，须管败获”。三、命令都转运司“疾速相度差拨”兵士防护县城。

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信息的传递速度远远滞后于事态的发展。“宣头”到时，贼寇已经剿灭，武安县城的安全威胁解除，枢密院“宣头”的三项批示有两项已落实，剩余的一项，即对武安县官员的处分问题，欧阳修有不同意见，认为武安知县张景伯率兵士“射中贼人，致其溃散”，为最终剿灭贼盗奠定了基础，“其武安县吏难议更行取勘”，因此上《状》保明张景伯。

五

北宋前期，巡检下属的军队主要是厢军。在强干弱支思想的支配下，宋朝的厢军同禁军相比，身体素质相对低下，并且缺乏训练，基本功能是提供劳役而非战斗。用这样的军队来缉捕盗贼，其中还间杂着“犯罪配军卒景迹百姓”，〔290〕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上书执政，直指用厢军捕盗之弊，云：“诸道巡检所统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当一。而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谷帛之计，其耗万亿。以某观之，自京四向千里之间，或多寇盗，盖创置巡检路分颇多，而卒伍至嬴，掩捕无效”。范仲淹建议，缩减巡检数量，“非要害者宜悉罢之，所存之处资以禁军”，用禁军参与巡检，“训练既精，寇盗如取。况千里之内抽发非难，又使少历星霜，不致骄惰”。〔291〕

从仁宗中期以后福州的情况来看，范仲淹的建议得到了采纳。熙宁二年，有诏“州郡厢军即前代本处镇守之兵，宜料拣强壮，团结教阅，常留在城以备盗贼。今后不得申奏乞差禁军防托”。福州因此将本州厢军的精锐二百人组织为教阅保节指挥，“依威边则例请给，仍分为二番，差往本州界及本路州军巡检下披带，一年一替”。〔292〕这二百厢军绝非福州巡检下士兵的全数。元丰三年七月，福建提刑闾邱孝直就指出，“诸巡检下兵级皆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293〕

闾邱孝直所强调的，是这样一支“杂攒”军队的消极面，“其间多西北人，与本地分不相谙熟，差到年岁、稍能辩认道路山川人物，又迫移替；至于海道，亦不惯习，使之相敌，终无必胜之理”。他建议“请于逐处令招置土兵，以一半招收新人，一半许厢禁军旧人投换。庶几新旧相兼，习熟使唤，仍就整于厢禁军内对行除豁”。当时福建路刚刚经过元丰二年的布局大调整，共计有巡检二十八员，下属兵级三千五百人。其中，都巡检四员，下辖八百人，因巡辖太广，“地分阔远”，仍旧轮差就粮禁军、教阅厢军，比如驻在福州永福县辜岭的福州、兴化军都巡检即按此办理。其余的“二十四处二千七百人，及添续巡检四员三百五十人，共三千五十人，一概招募土兵，仍额定人数一半，许厢禁军中旧人投换，于本路厢禁军内豁除消减，威果八百人，教阅广节一千二百人，并创添招置未到广节一千五十人，除七州军消减外，本州惟广节减一百五十人”。“于是巡检下兵级并易以土兵。”〔294〕

用土兵巡检并非福建一路的特殊做法，而是神宗时开始的一项全国性的改革。元丰七年五月诏明州昌国西监巡检司招土兵百人，于明州崇节指挥除其数。〔295〕绍圣四年二月四日诏，“淮南东西、江南东西路巡检并依旧法，全招土兵”。〔296〕又，元符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枢密院言：“京西路安抚提刑司奏，乞依元丰五年诏，巡检司全置土兵，仍须招有户籍或有主户一名保住者”。〔297〕

土兵的好处，一是本地人，熟悉地形；二是没有更戍任务，专事巡逻；三是待遇相对较低，可以节约开支。但是，任何事物都难免利弊相参，土兵也有土兵的问题，关键看当政者更强调哪一面。元祐二年，“或言招置土兵岁月既久，间多亲戚邻里，故相遮庇，乃以其半复差禁軍，俾半年一替”。到了政和二年，禁军巡检的弊端被再次强调，巡检用兵重返“元丰法”：“臣僚复言，禁军所至，往往一心惟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里，宜依元丰法一概招土兵以代之，仍于禁军指挥内就整豁除，以替回兵充补。”“时本路巡检除四处都巡检及建州、崇安专提举摆铺合差禁军，其余旧置及添置巡检、巡盐寨共三十六处，共三千五百十五人，内一千五百五十三人系土兵外，其一千九百六十二人系差禁军，今并招土兵，替禁军回营，仍于本路禁军二十二指挥计九千三百五十人内就整豁除一千九百六十二人，却以替归禁军充补此额。”〔298〕

概而言之，巡检所统军队，在仁宗以前，多是厢军，范仲淹建议之后，禁、厢军混编；元丰以后，以土军为主，地分阔远者参用禁军。同禁、厢军相比，土军待遇最低，因而使用成本最低。但是，土军的待遇问题也有其消极影响。比如，土军离开驻地去巡检，“自来不给口券”，不能从沿途地方得到补给，只能自带粮食，“止于本寨月粮内零碎并合，令人担夯随行，以充口食”。“既将带不多，则沿路必致饥饿逃窜作过”，带的粮食吃完了，便不得不打道回府，“缘此，巡检虽出，不过旬日便回，多不遍由地界警捕”。为了解决外出巡检土军的给养问题，宣和六年（1124年），中书省定制如下：

欲巡检应管两县以上或都巡检，并于所属州先次出给差带兵人都口券一道，付逐官拘掌。每遇出巡捕盗，即抄上所带的实人兵姓名、月日，于所仓驿，每人每日支借口食本色米豆二升，应付逐日吃用。候回日克纳其券，一年一易，缴赴所属驱磨。〔299〕

可惜，这项制度，北宋已来不及实施。

维安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职责，然而，以“山川形便”划界而治的地方行政区划在维安方面有着先天不足，〔300〕一方面，是按照自然地理单元划分的行政区是造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对地方不得不有所提防；另一方面，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容易滋生“盗贼”，形成治安问题。巡检出现之前，解决地方治安难题的手段是在地方行政制度内部做文章，或增设州、县，或增设县级捕盗官——县尉。有置县者，比如，唐初，“益部新开”，梓、剑、阆三州交界之地，“四境遥遥，人多草寇”，皇甫无逸“遂于当州盐亭县、剑州普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界村置”永泰县。〔301〕有“置州镇压者”，比如，“仙州（今河南叶县）四面，去余州（汝、许、唐、蔡）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唐中央数次“置州镇压”，“武德以来，迭为置废”。〔302〕州县自有其成规，当人口规模不够大时，专为维安而置州、县，张官置吏，可能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五代从中央派巡检使臣参与地方的捕盗维安，既加强了治安，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谓一箭双雕。宋朝在州县之外，建设“不均匀”分布的庞大巡检网络，举凡“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者，莫不置寨巡检”，巡检与地方行政机构形成“牙钩股附”、相为“犄角”的态势，〔303〕有效地增强了国家权力对边缘区域的控制。巡检既为州县之藩篱，又不属州县，有襄助之益，无助长割据之弊，一举两得。

第七章　最后的“近侍”：中央的武选官

从皇帝内职到帝国武选官的演变，在空间上是从“内”向“外”的：诸使与使臣本来是属于内廷的皇帝“家臣”、近侍，掌握中央事务机构，直接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服务，但却因缘时会，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出使、统兵、监当管库等外廷、在外事务当中，这些外任差遣最终发展成为边防统兵官等固定常设的职位序列，任职者的诸使或使臣头衔反倒成了相对空泛的品位符号。本书对武职的叙述起始于“外”：董戎军壁、维护边防的“兵官”，与捕盗捉贼、以维护地方治安为职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从空间上看，遍布全国，特别是边远地区；从权力结构上看，皆远离皇帝、远离政治中心；从武选官发展史的角度看，都是由内职的外任差遣发展而来的。这一章要复归于“内”，回到首都和宫廷，来观察武选官在中央所担任的职位。

诸使所掌握的是中央事务机构。当使额演变成品位符号之后，大部分诸使机构仍然存在，其后，中央事务机构继续发展，有调整、有增加，惟其长官不再以“使”为称——唐宋中央事务机构的“诸使”阶段结束了。为显示区别与历史渊源，此后的中央事务机构或可称为“诸使类机构”。诸使类机构的大部分仍然由武选官“管勾”，或者有武选官参与管理。

真宗朝以后中央事务机构调整演变的大方向，一是统属关系，一是主管官员的身份。五代宋初的诸使机构基本上直属于皇帝，统属关系相对简单。而诸使类机构所面临的背景则相对复杂：与诸使类机构渊源甚深的枢密使已经演变成为外廷军政首脑，与其业务联系紧密的三司使则已成为外廷财政首脑。国家的版图比之五代扩大了许多，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大大增强，部分诸使类机构所掌管的事务与所覆盖的地域扩大。文官群体崛起，成为皇帝赖以治理国家的主要力量，他们对于国家事务机构的管理有着自己的想法。宦官在武选官从内廷走向外朝、失去“结构性孤立”优势的过程中迅速取而代之，成为更得皇帝信任的“家臣”群体。文官试图说服皇帝将部分事干财政、军器制造和马政的诸使类机构更多地置于行政首脑机关的管辖之下。皇帝则力图保留对诸使类机构、特别是事关财政的机构的直接控制，不欢迎行政官僚对这一领域的过多干预。在皇帝的支持下，宦官在诸使类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武选官在诸使类机构中继续存在，但重要性大打折扣。我们曾经按照由内廷到外朝的顺序，将诸使机构分为三部：一是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向皇帝和提供饮食服务及食料供应、医药供奉、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宫殿的门禁保卫、皇家园林等不动产的管理运营等服务；二是不单纯服务内廷，职掌范围具全国性、职掌性质带有行政管理色彩的机构，包括马政与宫廷车马供奉机构、军器的制造储存机构、建筑工程的修造机构、国库财物的收贮管理机构和经营牟利机构。三是处内外之间、沟通皇帝与百官的通进宾赞机构。这种差异在诸使类机构中仍然存在，武选官与这三大类机构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在饮食服务及食料供应、医药供奉、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宫殿的门禁保卫、皇家园林的管理运营等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中，宦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军器制造、马政与建筑修造领域，本来是内廷与外朝共有的事务类别，晚唐以来，内廷与外朝的同类机构发生整合，形成新的诸使机构，由内廷诸使而非外朝臣僚掌管。进入北宋中期，随着事务的生长拓展，同类机构的内廷与外朝之别重新凸出，宦官在内廷的同类机构中占据主导，而文官则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外朝同类机构的管理中。国库财物的收贮，特别是左藏库的管理，在唐代一向是文官的领域，自五代设左藏库使，方才转由内职诸使掌握。宋太宗设置内藏库，加强了皇帝对国库财物的直接控制。真宗以后，宋朝皇帝对国库财物的掌控始终不肯丝毫松手，文官虽然重掌了左藏库，但内藏等库却一直在皇帝家奴——宦官的看管之下。宋初开始设置的经营牟利类诸使，直接参与商品买卖活动而获利，在诸使类机构的继续发展壮大中，宦官与武选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上述机构中，武选官的作用，最多只能做到要么与宦官或者文官“平分秋色”，要么与宦官、文官“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有介于内廷与外朝之间的通进宾赞机构，也就是横行诸司，包括客省、门、四方馆，仍然由武选官独占，这些机构中的职位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武职。也只有在横行诸司供职的武选官，才真正保留了其“内职”前身“日侍天颜”、“职居近侍”的特点，而能够供职于其中者，是一群身份特殊的武选官，“多用国戚世族，号为华要，礼均侍从”。〔304〕

第一节　“诸使类机构”与武选官

宋朝的诸使类机构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真宗景德二年（1005），因“议者言出纳或致因循。三司簿领繁多，不能案视”，特置“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一职，由宦官宫苑使刘承珪和文官龙图阁待制戚纶同任，“掌举察京城储蓄受给、监官能否，及覆验所受三司计度移用之事”。“都大提举诸司库务”所掌的“辇下库务，其数踰百三十”。〔305〕“辇下库务”即“在京诸司库务”，是“在京诸司库务场院坊作”的省称，包括负责收贮、出纳各类钱物的“库”，负责征取税收或直接参与市场运作以获利的“场”、“务”、“所”，以及专司制造某类产品以供应宫廷和官府的“院”和“坊”。景德四年，“三司及提举司上重定在京诸司库务八十二处公人员数请给例”，〔306〕当时诸司库务总数当为82。治平二年《在京诸司库务条式》颁布时，诸司库务共计102处。熙宁三年，又缩减为72处。〔307〕

但是，“在京诸司库务”并非诸使类机构的全部。此外，还有“在京仓草场”，“仓”指粮仓，散在开封城四处，〔308〕“场”即草场，比如隶属于群牧司骐骥院左右天厩、天驷各坊的草场，草场又有“正草场”和“便草场”的区别。〔309〕“提点仓草场所”是专门监管诸粮仓、草场的机构，管辖范围与“提点诸司库务”基本不相重合。〔310〕

那么，“在京诸司库务场院坊作”加上“在京仓草场”是否就是中央事务机构的全部了呢？恐怕还不是。唐前期的中央事务机构是寺、监，“开元中，始置诸使，其后渐增，由是寺监之（物）［务］，多归诸使”。〔311〕“多归”不是“全归”，寺监的架构还在，并零星保留了一些具体事务机构，比如太庙家事库、太府斗秤务、少府祭器库，虽然是“事在本属，各有总统”，〔312〕但同样属于中央事务机构。诸使类机构，其数难知，其事伙而杂，相关材料又十分零碎，一一考证，揭示其统属关系，总体呈现宋朝的中央事务机构，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需要另外写一部书来专工其事。〔313〕这里所能关照的只是宦官、文官与武选官在诸使类机构中的作用。

一　宦官

在诸使从内廷走向外朝，从“皇帝家臣”成长为帝国武选官的过程中，宦官自然而然地填补了他们在皇帝身边的位置。男性生殖器官的丧失断绝了宦官的人伦之念与家累之私，使他们成为皇帝最私密的家奴。对皇帝来说，同外朝官僚相比，宦官是更安全的爪牙。晚唐宦官之得以干预朝政、废立天子，是因为宦官掌握了神策军权，又有监军使遍布全国。对宋朝皇帝而言，这种危险因素至少并不迫切存在，宦官仍然是可以安全使用的家奴。

就现存史料判断，宋太宗应当是第一个有意识用宦官加强对中央事务机构控制的皇帝。太宗朝，军器弓枪库、皇城司、翰林司、仪鸾司、左藏库、内藏库、事材场都有内臣掌管。〔314〕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似乎有意在国库财物的收贮管理方面倚重内臣。吴越钱俶归宋，太宗派宦官李神祐“往按府藏之积”；盘踞福建的“泉帅陈洪进归朝”，太宗派宦官刘承规“疾置封其府库”。派宦官接收战败者的资财，并不始于太宗。南汉刘平，太祖也是派李神祐“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太宗做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当这些财物运回开封之后，他仍然依靠宦官进行管理，并且不断扩大宦官在财物收贮、管理领域的权力。太平兴国三年（978），太宗“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315〕李神祐于太平兴国七年出任“提点左（右）藏库”。刘承规在“雍熙中，勾当内藏库兼皇城司”。〔316〕

真宗继承了太宗用宦官参掌中央事务机构管理的政策。在饮食服务及食料供应、医药供奉、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宫殿的门禁保卫、皇家园林的管理运营等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中，宦官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比如，天禧三年（1018），因“翰林司药童挟刃入本署，杀其同类”，有3名勾当翰林司受到降阶留用处分，3名勾当皇城司受到“罚金”处分。这3名勾当翰林司有1名是宦官，2名是武选官，而3名勾当皇城司都是宦官。〔317〕宋代的皇城司“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318〕负有宫廷保卫的责任；又是皇帝的“耳目之司”，〔319〕有特务功能；此外，还负责“诸处殿庭门户、库务城壁之类”的修葺。〔320〕这样一个与皇帝自身安全直接相关的“繁剧之司”，没有宦官参掌反而是奇怪的。〔321〕

在建筑修造领域，原有的八作司继续存在。太宗朝，因“八作司材木颇有隐蔽”，又根据宦官阎承翰的建议，“于都城西置事材场，治材以给之”，〔322〕专管木材的采购与出纳。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323〕负责建造、维修首都地区各官僚机构的衙署、禁军诸军班的营房廨宇，以及开封的内外城墙、街道、桥梁、水道等等——这些建筑地点皆在宫廷的核心区域以外，按照《大唐六典》的规定，属于“外作”范围。〔324〕宋朝的建筑修造机构也出现了“内作”——宫廷专属的建筑工程单位——“提举修内司”，简称“修内司”，〔325〕专“供皇城内宫省垣宇缮修之事”。修内司由宦官典掌，天禧四年起，“差内侍省使臣二人，入内内侍省使臣一人勾当”，后来改由“中官二人管干”。〔326〕

景德二年（1005）提举诸司库务司〔327〕的设置是宦官在库务管理领域权力扩大的重要标志。设置提举诸司库务的原因是“议者言辇下库务，其数踰百三十，出纳或致因循。三司簿领繁多，不能案视”。提举司“掌举察京城储蓄受给、监官能否，及覆验所受三司计度移用之事”，〔328〕实际上是一个直属于皇帝、与三司基本平级的在京诸司库务监管单位。真宗还赋予了提举司改革库务积弊的权力，“凡三司计度、染练、造作、配买、修补、变转物色，委朝官、使臣往库务与本监官取文帐点检，仍不住经略巡辖。如三司失照管，又积弊公事，并委所司制置以闻。三年内如大有更改利益事，特与酬奖”。〔329〕提举诸司库务司的首任长官——“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一职，由宦官宫苑使刘承规和文官龙图阁待制戚纶联任，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刘承规。刘承规自雍熙中起任勾当内藏库兼皇城司；景德二年出任都大提举诸司库务，“所创局署，多所规制”；〔330〕大中祥符二年（1009），他“上内藏库都帐，凡置库以来，其出纳之数，纤悉具在”。〔331〕三年之后，刘承规病重，“解务还私第”，真宗“仍许皇城常务上印日，内藏库有创制，就取商度”。刘承规是宦官中杰出的库务管理人才，“事三朝，以精力闻，乐较簿领，孜孜无倦。自掌内藏仅三十年，检察精密，动著条式”。〔332〕刘承规的继任者蓝继宗更进一步扩大了提举司的职权。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蓝继宗上言：“准诏，每到库务点检，不便事件、合行条约改更，并与三司同议以闻。自后皆依诏施行。切缘有至不便事，及三司元规画不当，失于拘检官物者，更难与三司议。望许臣等上殿敷奏，若常程不便事，即与三司同议。”〔333〕真宗接受了蓝继宗的建议，从此，举凡与库务相关的“不便事件、合行条约更改”，提举司可以冠冕堂皇地绕过三司，直达皇帝。

真宗朝的宦官还开始参与马政的管理。宋朝的马政机构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经营发展，到真宗咸平三年，形成了以群牧司为首的三级管理体制。群牧司“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334〕是全国官马牧养的最高级主管单位。其下属的第二级单位包括各地的牧马监和首都的骐骥院。“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各置勾当官二人，又有左右厢提点，并以三班为之。”〔335〕左右骐骥院“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国信，给骑军厩置之用”，专门负责首都地区马的牧养和使用。骐骥院下属的畜牧及相关单位构成了第三级马政机构，包括：（1）天驷监、天厩坊，负责养马。（2）牧养上下监，负责医治病马，大中祥符四年置，在京城西开远门外。〔336〕（3）药蜜库，负责掌管兽药，“掌受糖蜜药物以供马医之用”。（4）车营致远务，“掌养饲驴牛以驾车乘”。（5）驼坊，“掌牧养橐驼”。（6）乳酪院，“掌供尚食乳饼酥酪之事”，原本有南北二院，景德四年省南乳酪院。〔337〕（7）皮剥所“掌割剥马牛诸畜之死者”。（8）卖马务，大中祥符元年置，负责收掌、出售不符合宫廷、官府使用标准的马匹，“掌受退马而出市之”。〔338〕此外，设于首都，与马政相关，但级别高于骐骥院一般下属单位的还有：（1）估马司，咸平元年置，在建隆坊，“纳诸州所市马”，〔339〕“掌阅诸州所市马，平其直”。〔340〕宋代马的牧养规模始终有限，甚至不能实现自给自足，“马之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341〕估马司就是负责为这些从边州买来的马估价的。（2）鞍辔库，掌“应奉御马鞍勒，及以鞯辔给赐臣下”。〔342〕

宦官在马政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咸平中，刘承规曾勾当群牧司。〔343〕阎承翰于景德二年“勾当群牧司，多条上马政，遂兼群牧副使”，大中祥符六年（1011），卒于任，任职群牧司长达六年。大中祥符四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勾当估马司赵守伦与阎承翰互相诉讼，事情闹到御史台，“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钱”，“守伦坐违制移估马司”，都应当受到重罚，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诏宽其罚”。这桩官司的涉案双方都是宦官，且都在马政机构供要职。当时任群牧都监的张继能也是宦官，〔344〕宦官在马政机构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真宗在中央事务机构中对宦官的使用，大有“无分内外”的意味，有宦官参掌的机构不止于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也不止于太宗开始用宦官参与掌管的内库，还包括像国家马政这样外朝性质较浓厚的机构。而提举诸司库务司管辖单位之多、权力之大，则大有在三司之外复设一三司的味道。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皇帝要牢牢地掌握能够左右外朝财政的财力。宋朝国库财物的收支分为三司系统与皇帝直属的内藏库系统两条线。皇帝掌握着帑藏丰厚的内藏等库，三司要使用，需要向皇帝告贷，借与不借，权在皇帝，内藏库系统是皇帝握在手中的“左右财政的权力”。〔345〕太宗设置内藏库之初，即规定“外庭不得预其事”，将内库财务置于外朝臣僚的掌控之外。真宗更加强了内库财务的保密措施。咸平六年，“诏内藏库专副已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346〕“大约此后三司即不能掌握内藏库的财赋贮存量了”。〔347〕这一禁令后来又经重申。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诏：“诸司库务金帛缗钱，如有使臣传宣取索，仰依例画时应副，即不得将见在都数、及将不系取索之物妄有比类供报。如有违犯，专副、手分处死，监官除名决配。”〔348〕同年十一月，“诏在京仓草场，如宣旨并三司使取索都管见在数目，即得实封供报。自余官员及提辖使臣取索，不得供报，如违，当行极断”。〔349〕皇帝不希望外朝臣僚洞悉诸司库务、在京仓草场的库存总量，就必须依靠另外的力量来加强对诸司库务等机构的管理，还有什么人比宦官更可靠的呢！而真宗的印象中，宦官之中又不乏勤谨忠实之人。大中祥符九年，真宗在跟臣僚讨论仪鸾司所属陈设什物的保管问题时，曾经感慨道：“且如道场中，凡用锦绣供养，勾当使臣先自取用铺设，往往践履。因思卫绍钦勾当时，一夕闻黄门喧闹，乃绍钦夺取锦褥，尽以紫者代之。至如魏昭裔监厨，内中小底数移换食品，昭裔告之曰‘食味不嘉，即可为笞责当局者；若食品即素定，不敢辄易也。’当官如此执守，亦是不易。”〔350〕

真宗朝所形成的用人格局为后代所继承，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勾当皇城司、监在京榷货务、群牧都监等职位频频出现在此后宦官的传记中，〔351〕宦官在中央事务机构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文官

从宋初起，文官就开始逐渐介入中央事务机构的管理。太祖开宝初年，即有司封员外郎刘保勋监左藏库。〔352〕开宝三年以前，“左藏库制造衣服即自收之”，〔353〕开宝三年置衣库，专掌收贮左藏库制造的衣服，衣库的首任监官是进士出身的赵孚，“开宝中，初置衣库，令孚主之”。〔354〕五代旧制，粮料院“以三司大将为都粮料使”，〔355〕开宝六年，“以著作佐郎陆光范为在京粮料使，太仆寺丞赵巨川为西京粮料使”，“于是改任京官”。〔356〕同样是在开宝六年，有司勋郎中、监在京商税务苏晓受命按察供备库使李守信盗官钱案，“逮捕甚众”，“尽得所盗官钱”，太祖大悦，乃“以晓为右谏议大夫、判大理寺事，寻迁左谏议大夫，复监在京商税务”。〔357〕在京茶库“掌受江、浙、荆、湖、建、剑茶茗以给翰林诸司及赏赉、出鬻”，〔358〕太宗太平兴国六至八年，太子右赞善大夫、前知石州臧丙“监在京茶库”，与他“同事”的，还有殿中丞雷有邻。〔359〕

太祖、太宗在中央事务机构使用文官，看重的主要是这些官员个人的能力，比如按察盗用官钱有功的苏晓。再如，刘保勋的父亲刘处让在后晋做过枢密使、彰德军节度使，保勋担任过父亲的军府衙内都校，父亲去世后补供奉官，只是后来因为献诗得到宰相桑维翰的欣赏，换授文阶。他在后周“历掌郓、宋、楚三州盐、曲、商税”，入宋以后又曾“出掌蕲口榷茶，徙云安监盐制置使”，表现出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360〕所以太祖才会用他监左藏库。臧丙之监在京茶库，则大半出于太宗的特殊照顾。臧丙进士出身，在太宗收复太原之后出知辽州。他的同年、同样任河东知州的马汝士与监军不协，最终“剚刃于腹而死”，臧丙入京，力辩马汝士非自杀，言：“若冤死不明，宿直者又不加谴责，则自今书生不复能治边郡”，〔361〕以此打动太宗。太宗将他留在开封，使监茶库，很可能是担心他在介入马汝士自杀案的调查之后，已经得罪了“宿直者”，不方便再回到西北边州，与“监军”共事，因此有意加以保护。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太祖、太宗朝，文官开始参与到中央事务机构的管理中。在实践中，文官表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证明了这一用人策略的有效性，从而使文官参掌中央事务机构的策略得以延续。从真宗朝起，一方面，某些中央事务机构必以文官参与管理成为制度。左藏库是由“朝臣、使臣两员共干其任”。〔362〕真宗景德二年设置的“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一职，即由宦官宫苑使刘承规和文官龙图阁待制戚纶联任，虽然起初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宦官，但是，无论如何，制度赋予了文臣参与提举司管理的职权。

另一方面，依靠有吏干的文官加强中央事务机构的管理、监督牵制宦官和武选官成为通常做法。英宗治平二年八月，“以近岁京师屋多不至坚固”，为了加强对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管，“因水灾当完理，命选强干之臣置局督察”，将成都府路转运使王举元召回，特设“都大提举在京修造”一职以命之。〔363〕

同样是在建筑修造领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修内司掌管宫省营葺，工地深在禁闱，主管官员皆是宦官，“居常取索无度”，而三司“无由计会”，致使修内司宦官“因缘为弊，耗蠹滋深”。仁宗末年，“后苑曾修龙舡一只，费用不知纪极”，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历时“四年有余，尚未毕工”。同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因此建议，将原有的两个由宦官所担任的勾当修内司职位“减省一员，以武官代之；仍添文官一员，委自三司保举”。〔364〕按照吕诲的设想，修内司主管官员应当由宦官、文官和武选官三分天下，互相牵制。修内司必须加强管理，是毫无疑问的。吕诲的整改思路是对“勾当修内司”职位进行任职者身份的重新配置，但就像很多机构改革一样，最终实现的，却是在既有职位层级之上架设新的、更高级别的职位。治平二年九月，“命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石全育、入内内侍省押班李继和都大提举在内修造”，设置了新的由宦官担任的“都大提举在内修造”职位；同时，“又命同提举诸司库务、刑部郎中张师颜督促修内司官员”，文官开始以“督促”的方式介入修内司的管理。治平四年闰三月，张师颜获得“专切提举在内修造”的职衔。熙宁元年二月，“诏提举在内修造差入内押班张若水，仍今后止以一员为定制”，“止以一员为定制”指的是宦官“提举在内修造”。张师颜一直到熙宁三年仍然在位。熙宁三年，提举在内修造司有两员，一是宦官张茂则，一是张师颜。〔365〕

再举一个例子：仪鸾司负责朝会宴享的场地布置。北宋前期，“仪鸾司勾当官四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其下属三库共设“监门二人，以三班使臣充”，〔366〕由宦官和武选官同掌，文官并未参与管理。熙宁元年十月九日，“诏仪鸾司多不整齐，令提举司举文臣一员同共勾当，却替使臣具员”。〔367〕“具员”指编制所规定的员额，从此，武选官失去了一个勾当仪鸾司的指标，而文官多了一个指标。〔368〕

与宦官不同，文官群体对中央事务机构管理权的分享，所凭借的主要是较高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当然，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有文官参与管理，又可以对武选官、宦官构成监督和牵制。

文官群体对于管库类职位表现出相当有趣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在京城做官，在天子脚下供职，对于大多数文官来说颇具吸引力——中央事务机构中的职位普遍受到官员子弟的青睐。名相李沆的弟弟汉臣在仁宗时做过勾当都茶库，〔369〕范镇的第三子范百嘉在进士中第以前，“以荫为秘书省正字，勾当都茶库”。〔370〕范仲淹就曾经批评“至若在京百司，金谷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据……在京官司有一员阙，则争夺者数人”，〔371〕说的虽然不止是管库职位，但“金谷浩繁”云云，指的应当主要是在京诸司库务。对于某些别有图谋的贪官来说，管库类职位跟金钱物资打交道，吸引力实在太大，让他们心驰神往，必欲得之而后快。仁宗时，有王涣者，垂涎勾当榷货务的职位，但按照制度，“勾当榷货务须是三司副使同罪奏举，方可差除”，而此人曾经两犯“赃罪”，不能获得奏举。他绞尽脑汁，“遂乃作计，先授监左藏库，而后论列称奉内朝班次不便，乞改差勾当榷货务。朝廷不知其累犯赃罪，因而听从”。幸有“包青天”慧眼识破诡计，上疏请求罢王涣的勾当榷货务职位。〔372〕舒服而有“钱途”是管库类职位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文官群体对管库类职位的评价其实并不高。韩琦于仁宗初年进士第二名及第，做了一任淄州通判后，入京“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373〕韩琦带馆职而监左藏库，当时舆论以为“非宜”“滞”留，关键是因为这类职位在常规的升迁快车道之外，升迁潜力较低。综合起来看，在文官看来，管库类职位可能是舒服的、实惠的，但绝不是有前途的。这一点，大大制约了文官对于这类职位的兴趣。

三　武选官

宦官与文官对中央事务机构的介入并未对武选官构成排斥性的影响。武选官仍然在中央事务机构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皇帝在用人政策上所追求的是一种共存，用各类官员的所长，又使其互相牵制。下面举例说明：

（一）先来看内廷性质浓厚的餐饮服务与食料供应机构。宫城里的皇室大家族再加上宫城外的宗室，以及有机会经常参与宫廷宴饮的臣僚，食口众多，饮食供应虽然算不得军国重事，但决非易事、小事，从食料的制造、采办、储存、出纳到宫廷餐桌上的美酒佳肴，需要一系列的机构为之服务。在宋代，这一系列机构包括御厨、翰林司、牛羊司三个平行单位及其下属单位：

御厨负责肴馔的制作供应，兼宫廷饮食总管，“掌供御之膳羞，及给内外飨饩割烹煎和之事”。〔374〕御厨的下属单位包括供备库、外物料库、内酒坊、都曲院、法酒库和油醋库。

供备库与外物料库是食物原料供应单位。供备库，太平兴国中改称内物料库，“掌供尚食及内外膳馐米、面、饴、蜜、枣、豆百品之料”，熙宁五年，废内物料库入御厨。〔375〕外物料库所供食料与内物料库基本相同，惟供应对象是生活在皇城外的宗室，“掌给皇城外诸宫院油盐米面之品”。〔376〕

都曲院、内酒坊、法酒库、油醋库是御厨下属食物原料制造单位。都曲院专司酒曲的制造，“掌造曲以给内酒坊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内酒坊、法酒库皆专司酿酒，“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国之用”。法酒库“掌造供御及祠祭”。油醋库专司调味品制造，“掌造油、醯、胾以供邦国膳馐内外之用”。〔377〕

同样负责食物原料供应，但规模较大、级别较高，不隶御厨的是牛羊司。牛羊司专掌牛羊肉等肉类的供应，“掌畜牧羔羊，栈饲以给烹宰之用”，〔378〕具有牲畜饲养、采购、宰杀的一条龙服务功能。宋初在河东设置牛羊司下属的孳生羊务，负责向民间收购生羊，咸平六年废孳生羊务，改设官营牧场，仍由牛羊司掌管。〔379〕此外，在河北榷场收购契丹羊的工作，也由牛羊司负责。〔380〕牛羊司的宰杀务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官营屠宰场，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宰杀务从牛羊司中“析出”，成立了独立的供庖务，到仁宗嘉祐五年（1060），供庖务“并入牛羊司，其务废罢”。〔381〕

翰林司负责茶、酒、汤等饮料的制作供应，“掌供御酒茗汤果及游幸宴会内外筵设”。〔382〕

武选官、宦官和文官都在餐饮服务与食料供应机构的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御厨“勾当官四人，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及内侍充”。〔383〕御厨的下属单位供备库“监官二人，以三班及内侍充；监门一人，以三班充”；外物料库“监官二人，以三班、内侍充”；内酒坊“监官三人，监门二人，以三班、内侍充”；都曲院“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诸司使副、内侍充”；法酒库“监官二人，以朝臣及三班使臣、内侍充”；油醋库“监官一人，以京朝官充”。牛羊司“监官三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充，监栈圈三人，以三班使臣充”。〔384〕翰林司的监官包括武选官和宦官，比如天禧三年，“翰林司药童挟刃入本署，杀其同类”，3名勾当翰林司受到降级留用处分，其中宦官1名，武选官2名。

（二）再来看外朝性质较强的马政机构。真宗朝形成了以群牧司为首的三级管理体制。群牧司是全国官马牧养的最高级主管单位。其下属的第二级单位包括各地的牧马监和首都的骐骥院。骐骥院下属三级单位有天驷监、天厩坊、牧养上下监、药蜜库、车营致远务、驼坊、乳酪院、皮剥所和卖马务。此外，设于首都，与马政相关，但级别高于骐骥院一般下属单位的还有估马司和鞍辔库。这些机构的官职设置与人选要求如下：

一般而言，最高级别马政机构的长官由文官担任，宦官、武选官担任副手。群牧司在咸平三年初设时的长官为制置群牧使，由枢密直学士陈尧叟担任。同时，“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385〕景德二年，制置群牧使去“制置”之号，改称群牧使；改勾当制置群牧司为群牧副使，以内侍左班副都知阎承翰为之。〔386〕景德四年，为表示对“国马，戎事之本”的重视，在群牧使之上增设群牧制置使，以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兼任，“但署检，其帖牒委使、副、判官印署施行”，同年，又增置群牧判官一员。〔387〕此后，群牧制置使曾有废置，置则“以枢密使副为之”。群牧使“以两省以上官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副使一人，“以门（使）以上及内侍都知充”，都监二人，“以诸司使以上充”，“副使、都监不备置”。〔388〕

第二级马政单位则由武选官和宦官主理。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估马司勾当官三人，“以内侍押班、诸司使副充”。鞍辔库监官二人，“以诸司副使及三班使臣、内侍充”。

第三级马政单位，或者说最基层的养马机构则基本上由武选官掌管。天驷左右四监监官各一人，左右天厩坊监官各一人，牧养上下监监官各一人，驼坊监官二人，皮剥所监官二人，均以三班使臣充任。设在地方的诸牧监“各置勾当官，又有左右厢提点，并以三班为之”。〔389〕车营致远务监官三人，“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充”。药蜜库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充”。〔390〕

（三）最后，再看一看建筑工程修造机构。宋代建筑工程修造机构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机构的扩增与内外之别的重新强调。唐代的建筑工程按照施工地点，有“内作”与“外作”之分，“内作”的施工地点包括大内等更为核心的宫廷区域，此外为“外作”。五代出现的“八作使”则是按照建筑业内的行当分工划分，对施工地点似乎并无限制。至宋，施工地点的内外之分得到了重新强调：八作司成为实际上的“外作”机构，是负责京城内外衙署、营房廨宇、内外城墙、街道、桥梁、水道等建筑的修造单位。北宋前期，皇城司负责“诸处殿庭门户、库务城壁之类”的修葺，〔391〕承担着一部分“内作”的职责。真宗时，出现了“提举修内司”，专“供皇城内宫省垣宇缮修之事”。〔392〕仁宗嘉祐三年，又设置“提举内中修造”，与皇城司分掌禁中修造事宜。〔393〕英宗治平二年，罢皇城司提举修造官，负责皇城内修造事务的机构剩下“修内司”与“提举内中修造”两家，熙宁二年闰十一月，“诏在内修造系宫殿门外者，委提举内中修造所主领；其系皇城司内、宫殿门外者，或令提举在内修造所施行”，划定了两家的职责范围。〔394〕此外，太宗朝还增设了事材场，专门负责建筑材木的采购。增设“内作”机构，以加强宫廷的修造力量，是宋朝建筑工程修造机构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宋朝建筑工程修造机构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建筑工程监理单位——提点修造司的出现，其职，“掌督京城营缮及畿县屯兵营舍修葺之事。太平兴国七年置，淳化三年分左右厢，隶东西八作司。五年，复析置”。〔395〕北宋开封的建设规模相当可观，截止到天禧五年（1021）十二月，“诸处修造文帐，省司点检有二千六百七十八处”，共计有在建工程2678处，其中“四百三十四处已修去破料文帐，二千一百五十四处见修造处”。〔396〕到了天圣元年（1023），仍有“本司修造四百三十余处累年不结绝”，严重拖延工期。〔397〕设置专门的监理单位，“催促”工期，“点检”工程质量与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是万分必要的。即便如此，也未必能照应周全。英宗就感觉到“近岁京师屋多不至坚固”，治平二年八月，“因水灾当完理，命选强干之臣置局督察”，专门召回成都府路转运使王举元，特设“都大提举在京修造”一职以命之，旨在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的监察力度。〔398〕

在建筑工程修造机构中，属于“内作”的修内司与“提举内中修造”，都由宦官典掌。修内司，自天禧四年起，“差内侍省使臣二人，入内内侍省使臣一人勾当”。〔399〕建筑工程监理单位——提点修造司的监官则由宦官与武选官共同担任，“特差门祗候及内臣共二员，专管勾一司公事”。〔400〕

属于“外作”的八作司的监官，本来由武选官和宦官联任，到英宗朝，宦官退出。天圣元年，八作司再度分为东西两司，“每司选差监官三员，内二员诸司使副或门祗应，一员内臣”。〔401〕治平二年二月，三司建议修改勾当八作司任职人选与选任办法，其一是“乞更不差内臣勾当”，其二，原有由非宦官担任的勾当八作司东西各三员，一员资格较高，任职者须是“朝臣”，由三司保举；二员资格稍低，由武选官中的“大使臣”担任，由选任机关差除，“乞依朝臣例由本司保举”。〔402〕英宗接受了三司的建议，此后，宦官退出了八作司的管理。

以上列举了餐饮服务与食料供应、马政和建筑工程修造三类中央事务机构的用人情况，这三类机构的管理都有文官、武选官和宦官的参与。如果将这三类机构按照职掌性质略分层级，事务具全国性、具行政管理意味者为高层，普通中央事务机构为中层，具体办事单位为基层，就会发现三类官员的布局其实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见表9）：

表9　事务机构的层级结构

属于文官的职位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带有一定行政意味的高层机构，比如最高级马政机构——群牧司的长官。文官的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因此，增设文官职位或者用文官取代宦官、武选官占据已有职位，是一项加强管理的重要措施。

宦官在高层机构中充任副职或与其他类别的官员联职，在一些地处禁中、事关禁闱的具体办事机构（比如修内司、提举内中修造）中独当一面，在多数中层事务机构中与文官、武选官联职。宦官的存在通常带有监督他官的意味，比如左藏库的监官共计四员，文资与使臣各二员，通管诸库，“日轮一员在金银钱帛库支纳”。〔403〕此外又有“监秤”内臣，所有进纳纲运，“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之”。〔404〕

武选官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大批的低级武选官——三班使臣担任着最基层的职位，比如诸库的监门，三班使臣监门，所以监门官又称“监门使臣”。在中高层机构中，武选官为文官充当副贰，或者与宦官、文官联职。而能够担任这些中高层职位的武选官，出身可考者大半是外戚勋贵。

天禧三年，“翰林司药童挟刃入本署，杀其同类”，3名勾当翰林司受到降级留用处分，其中宦官1名，武选官2名。两名武选官中，皇城使王遵度为“宫邸攀附者”；崇仪使李昭庆是李继隆长子，后改名昭亮，出身于勋贵外戚家庭。〔405〕天圣八年因“盗御酒及用上方金器”受到除名编管处分的西上门副使、勾当翰林司郭承祐，是五代宋初将领郭从义的曾孙、舒王元偁的女婿、仁宗做皇太子时的东宫僚属。郭承祐后来又当过“勾当骐骥院”和“群牧副使”，并成功地晋身“管军”行列，做到了武官的最高职位。〔406〕庆历八年闰正月，“崇政殿前宿直皇城司亲事官四人殴打人员至死，并劫取库兵，缘上殿屋，惊动御寝”。〔407〕在御史台的坚持下，当时的6名勾当皇城司均受到处分，〔408〕其中宦官和武选官各占一半，不知道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意的规定。三名宦官是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内副都知邓保吉，左藏库副使、通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杨怀敏和供备库使、荣州刺史、带御器械王从善。〔409〕而三名武选官均属于外戚勋贵：建宁军留后杨景宗是真宗杨妃的“从父弟”，〔410〕北作坊使、廉州团练使刘永年是真宗刘后所谓的哥哥刘美的孙子，〔411〕洛苑使、眉州防御使赵从约是赵普的孙子。〔412〕

担任群牧副使、勾当骐骥院的武选官，能够找到的例子也多半是外戚勋贵。比如兼有郭从义曾孙、舒王元偁的女婿、仁宗东宫僚属三重身份的郭承祐就担任过“勾当骐骥院”，之后外任知相州，“入为群牧副使”。〔413〕而曾经“勾当骐骥院、群牧估马司”的曹琮则是曹彬幼子。曹彬是后周外戚、入宋官至枢密使，立有赫赫战功，曹彬次子珝娶秦王女兴平郡主，三子玮是真宗朝最优秀的边防将领之一，五子玘的女儿后来成为仁宗的皇后，主持皇后出嫁大典的正是曹琮。〔414〕

诸使与诸使机构本来是不可分割的硬币两面，当诸使转变为武选官、中央事务机构从诸使阶段进入诸使类机构阶段之后，宦官与文官介入了相对纯粹的内廷服务机构与职掌具有全国性的非单纯内廷服务机构的管理，并且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武选官仍然在这两类机构中继续存在，并担任着几乎全部的基层职位和部分中高层职位，其作用必不可少，但并不控扼要津。而在这些机构中占据中高层职位的，基本上都是外戚勋贵。外戚勋贵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存在，在通进宾赞机构中更加突出。

第二节　“通进宾赞，导达内外”

宋朝的通进宾赞机构，仍然由武选官独占；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武选官保留了其“内职”前身“日侍天颜”、“职居近侍”的特点；能够供职于其中者，是一群身份特殊的武选官，“多用国戚世族，号为华要，礼均侍从”。〔415〕

一　横行诸司

五代及宋相承，横行只有客省、四方馆、门三司，而以礼宾通进为职的诸使却有六使：内客省、客省、引进、四方馆、东上门、西上门。其中，内客省使与引进使都是五代为增加迁转梯级而特设之使额，并无相应机构设置。政和二年（1112），徽宗将门拆分为东上门、西上门两司，并新设引进司分掌原属客省的部分事务，将横行由原来的三司扩增为客省、引进、四方馆、东上门、西上门五司。〔416〕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东上门事韦渊建议遵依“元丰旧制”，“乞并引进司归客省，东、西上门合而为一”，此后，横行复归三司，而高宗“遂命渊同管客省、四方馆、门公事”，〔417〕以一人同管三司，有类三司合一，所以《宋史·职官志》会有“客省、四方馆，建炎初并归东上门，皆知总之”的记载。〔418〕在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横行诸司指的是客省、门、四方馆三个礼宾通进机构。

就三司各自的职掌而言，北宋初年的横行诸司是比较简单的：五代后梁的客省曾经是军机要事的通进机构，是重要的信息渠道，至宋初，位于客省前端、直接接触宫外信息的右银台门已经设置了银台司，专司通进，客省的通进功能基本丧失，职掌主要是为群臣颁赐节日仪物、主持酒食等琐事，“掌四方进奏及四夷朝贡，赐酒馔飨饩，宰相近臣、禁军将校节仪，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419〕四方馆负责“常朝”与朔望正至等大朝会活动的赞引。常朝，在正衙殿举行，源其本义，是皇帝与群臣间经常性的会面制度。然而自唐代后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内移，“常朝”与实际政治运作基本脱节，正衙典礼常付阙如，后唐曾试图振举，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四方馆的实际业务量是非常有限的。横行诸司中，业务量最大的是门。门负责皇帝在视朝等活动中的宣赞与引导。视朝是皇帝每日亲自主持的办公会议，以治事为目的。通过视朝，皇帝与臣僚进行面对面的信息交流。门负责为参与视朝的官员赞引、排班，把握视朝的节奏，控制着视朝中一般官员及时面见皇帝的关键。

就人员的实际使用情况而言，一方面，延续五代传统，横行诸使仍然是皇帝倚重的出使人才和谈判专家，常常被委以出使藩方的重任；另一方面，在横行机构中，人员基本互通，客省使、四方馆使、门使可以互相兼掌，而其供职的核心是门。比如，建隆元年正月丙戌，“以客省使万年张保绩为卫尉卿、判客省门事”。张保绩能够得到这项特殊恩宠的原因，一是他“在门前后四十年，宣赞词令，听者皆耸，侪辈推其能”，在宣赞方面有优异表现；二是他“累使藩方，不辱君命，历事六朝，未尝有过”，在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意图方面有突出贡献。〔420〕客省事简，门事繁。估计张保绩在升任“判客省门事”之后，职务的重心仍然是门宣赞。练熟朝廷仪制、富有宣赞才能、具备一定的外交斡旋能力，是横行诸司对任职者的职务要求，也是横行官员的特长。这项特长未来将发挥重要作用。

景德元年，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和平交往的新时代，宋辽间开始了频繁的使节往来，这就迫使宋朝必需建立相应的外交礼仪，客省、门、四方馆官员的特长得到了发挥。景德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是宋辽订盟之后的第一个承天节（真宗生日），契丹方面派出了专门的“贺承天节使”。十一月戊申（初四日），宋朝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东上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在京接伴契丹贺承天节使”。〔421〕十八日，以四方馆使韩崇训管勾客省公事，“如北使就客省赐酒食，仰崇训伴赐，其客省进目，即令勾当上门使进呈”。〔422〕客省、门、四方馆官员在对外交往活动中特殊地位的获得，一方面得益于他们所具有的特长，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员大多出身于“国戚世族”，〔423〕符合契丹人对高贵社会地位的认知。

景德二年承天节的契丹使节接待活动，成为宋朝建立健全外交接待制度的基础。若仔细分析，客省与四方馆、门参与外交活动的方式是不同的。门、四方馆是以人员介入，而客省则是以机构介入。北使赐酒食，是在客省，由“管勾客省事”陪伴；此外又有“客省进目”，当指契丹所赠承天节仪物的清单，虽然由“勾当上门使”进呈，但其名目仍然是“客省进目”。〔424〕客省作为外事接待机构的形象已然十分清晰。或者说，是客省的礼宾接待功能得到了重新开发和利用。〔425〕

景德二年之后直至政和二年以前，横行诸司的机构与职掌基本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调整，而在现存史料当中，《神宗正史·职官志》对于横行诸司职掌的记载是最为完备和集中的，〔426〕下文将以《神宗正史》的记载为基础，结合前后变化，将客省、四方馆、门的职掌分别梳理、排列如下：

客省“掌四方诸蕃国朝贡之仪物，还则授以赐予、诏书。执政、侍从官、禁卫将校节物，则颁以式；若中散大夫、刺史、东班·横行副使、枢密承旨，及监司、知州、寨主以上还阙，则主其酒食”。〔427〕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外的，即外国使节的接待，接收对方所带来的所谓“朝贡之仪物”，并将宋朝皇帝的礼物和诏书交付给对方。接待四方诸蕃国朝贡，应当是客省最大宗的事务。东京开封有都亭、怀远诸驿，是接待朝贡者的宾馆。清人以为，这些馆驿“所掌仅馆饩支供之事，而一切朝见赏劳乃以客省使总其成”，〔428〕所见的是。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客省奏事，有“本省所辖诸驿”〔429〕之语，可以为证。

客省业务的另一面则是对内的，遇有节庆，向符合规定的官员颁发节物、主持赐酒食。应得节物的官员包括执政、侍从官及禁卫将校。应得赐酒食的官员包括在京的文官中散大夫（元丰改制前为光禄卿至少府监）以上、武官正任刺史以上、横行诸司副使以上、东班官和枢密承旨，以及外任还阙的监司、知州、寨主。东班指皇城、翰林、尚食、御厨、仪銮、衣库、鞍辔库、翰林医官诸使，除皇城使外，北宋前期多为伎术官带衔，也可与西班诸使混同迁转，到神宗朝逐渐演变为翰林医官等伎术官专用的阶秩符号。伎术官、枢密承旨与横行诸司官在宋朝的节日礼仪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比如，庆历四年以前，“自来枢密副都承旨以下至翰林医官等，逐年进奉乾元节物色，进呈后，送宣徽院所属库务，候过节，申枢密院回赐本色物”。庆历四年，经客省陈乞，改“依新授门祗候例，当日取旨回赐给与，本官有香药，依例送宣徽院”。〔430〕

四方馆使之职，“掌通元日、冬至、朔、旦之表章，郊祀则定蕃国、致仕、未升朝官、贡士、道释主首陪祀之服位，大朝会亦如之”。〔431〕其中包括两项内容：一是通表章，二是制定服饰、班位。这两项职掌都是在特定场合针对特定人群的。比如通表章，《神宗正史·职官志》只提到了它特定的场合——“元日、冬至、朔、旦”，根据《两朝国史志》，通表章还有它特定的对象——“诸道”，〔432〕只有来自地方的“外任臣僚进庆贺起居表章”才通过四方馆递进。

根据《两朝国史志》，四方馆又“掌通事舍人分番供奉宣赞之名籍”及“文武官正衙见谢辞”，〔433〕这两项都属于神宗朝业已取消的前期制度。“文武官员正衙见谢辞”，是后唐所恢复的一项唐朝仪制，后周曾经重申，宋朝也确有举行。比如嘉祐三年，“四方馆言，乞下御史台，令文资官自今改转，过正衙，将请受文历同正衙状，前一日先送本馆，方许引赴正衙，过正衙日却收领批讫”。〔434〕宋朝的正衙殿是文德殿，按照唐制，“常朝”在正衙，每日举行。但是正衙常朝每每流于形式，皇帝常常不御正衙，本当押班的宰相也经常因为趁赴不及而缺席，可以想象，“正衙见谢辞”多半也只能是具文而已。熙宁四年（1071）五月，每日举行的正衙常朝取消，改为每月朔在文德殿举行正衙视朝典礼，〔435〕“正衙见谢辞”随之取消。通事舍人本来是四方馆属官，然四方馆事简，门事繁，从北宋初年起，通事舍人在门祗应就越来越普遍，到神宗朝，通事舍人的统属关系已经正式转移到门，所以四方馆原“掌通事舍人分番供奉宣赞之名籍”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门“掌朝会供奉赞相之事。使、副承旨禀命，舍人宣辞令，祗候分佐舍人。应见、谢、辞官，视其秩序各以次为之相导而纠其失；乘舆行幸则从。凡百官赴门，庆礼奉表则诣东，慰礼进名则诣西。月进班簿，岁一易之”。〔436〕

“朝会供奉赞相”是门最核心的职掌。宋朝皇帝与官员最常规的会面制度有“起居”与“视朝”两种，均由门“供奉赞相”，“凡文武官自宰臣、宗室自亲王、外国自契丹使以下朝、见、谢、辞皆掌之，视其品秩以为引班、叙班之次，赞其拜舞之节而纠其违失”。〔437〕“起居”分“百官大起居”和“常起居”。“百官大起居”每五日举行，又称“五日起居”，地点在紫宸殿（旧名崇德）或垂拱殿（旧名长春）。“视朝”每日举行，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完整的视朝活动分为垂拱殿早朝、崇政殿视朝与后殿再坐三个阶段。每天一早，皇帝御垂拱殿，首先接受到场的“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的行礼朝拜，称为“常起居”。〔438〕“常起居”之后，开始“视朝”。“先宰臣升殿奏事，次枢密使，次三司，次开封府，次审刑院，次群臣以次登殿。”〔439〕垂拱殿视朝结束，皇帝“退进食迄，则易服，御崇政殿”，开始第二阶段的视朝。根据太宗的工作日程，“先群臣告谢，次军头引见司奏事于殿下，次三班、审官院、流内铨、刑部及诸司引见官吏”。〔440〕第二阶段结束，皇帝“或延和殿再坐，复有内臣、近职、诸路走马承受奏［事］，或阅馆阁所进新修写书籍、仓库衣粮器物之式，谓之‘后殿再坐’”。〔441〕

“五日起居”与正衙“常朝”类似，都重在行礼如仪，以彰君臣之分，礼仪意义大于实际意义。〔442〕“视朝”则是皇帝每日亲自主持的办公会议，以治事为目的。在视朝等活动中，门司就像是介居于皇帝与臣僚之间的一道门槛，这种特殊的位置成就了门司的礼宾职掌，也蕴涵了它在通进中的关津地位。门司负责排立朝见皇帝官员的班次顺序；还负责提醒皇帝掌握视朝的节奏，“视朝退，殿坐与不坐，取旨。前殿坐日，公与一两件人数不多，取旨坐与不坐。崇政殿引杂公事，遇臣僚奏事退，日高，取旨再引”。〔443〕“视朝”时间有限，皇帝只能接见排在前面的班次，后面的只好隔下。因此，对于不在视朝奏事机构行列的大多数官员来说，门司极有可能成为一道权势的门槛。

“朝会供奉赞相”之外，门还有一项重要职掌，为《神宗正史·职官志》所漏载，那就是书面信息的通进——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444〕皆经由门通进。门对上奏人资格进行初步审核，令其“依常式署状云‘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445〕“见谢辞”官员在上殿面君、“亲承教训”之余，也可以经门投进表奏。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授讫，具表让一人自代，于门投下，方得入谢”。“如让表不到，委门、御史台纠督以闻。”〔446〕大中祥符三年（1011），又定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赴阙，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所经州县访闻善恶，亦许同奏，先于门投进，方得入见”。〔447〕门负责“朝会供奉赞相”之事，为参加朝会的在京官员，以及外任还京的“应见谢辞官”排立班位，组织、引导他们参加朝见仪式，同时接收其书面奏状，这就使得门司的“通达奏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像是其赞导功能的附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神宗正史·职官志》漏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单独开列门的书面信息通进功能。

门的另一项与“朝会供奉赞相”密切相关的责任是参与制定、修改百官朝仪班序。太祖时，每命将出征及征还，皆赐宴于便殿，当直翰林学士等可预坐。开宝中，梁迥为门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将帅，安用此辈？”于是罢学士预宴之制。〔448〕

门还有一项职掌，就是负责向在京官员送达诏敕告身等文书。门位于整个信息下达过程的最前端，直接接触诏敕告身的受付者。仁宗以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辞之累日。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449〕

总结一下：客省主要是外事接待机构，它的对内事务仅限于颁赐节日仪物、主持赐酒食；四方馆负责通进外任官员的节庆例行表章，与郊祀、大朝会时确定特定群体的服饰与位次。这两个机构的共同点是在特定场合下向特定群体提供礼仪服务，日常事务相对简少，属于闲司。门则不同，它要负责为每日举行的视朝提供“赞相”服务，接收在京“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还要负责向在京官员提供诏敕告身的送达服务，是一个相对繁忙的机构。

横行机构的职位设置也体现出其事务的简繁之别，《神宗正史·职官志》规定：“客省使二人，从五品；副使二人，从七品。四方馆使二人，正六品。东上门、西上门使，各三人，正六品；副使各二人，通事舍人十人，并从七品；祗候十有二人，从八品”。〔450〕客省事务稍简，设官4，有使、副使；四方馆事最简，只有正使2人，并无副使之设。门事务最伙，有6员正使，2员副使，10员通事舍人，12员祗候，共计设官30。宋初，通事舍人的地位在三班使臣之上、诸司副使之下，在门祗应（即供职）者称“门通事舍人”，仍须带“门祗候”衔。天禧二年，“《仪制图》内言门通事舍人者，今欲止名通事舍人”，〔451〕通事舍人正式成为门属官，任职者的品位须在诸司副使以上。〔452〕政和六年，改称宣赞舍人。〔453〕

如果说使、副构成机构的长官和副贰，为第一层级，而其下的职位构成属官，为第二层级；那么，客省、四方馆都只有长贰，无属官，整个机构只有单层设置，门有长贰，有属官，为两层设置。然而，门的长贰与属官之间却主要不是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他们共同承担“供奉宣赞”之职，所谓“使、副承旨禀命，舍人宣辞令，祗候分佐舍人”。〔454〕这种简单的层级设置符合客省、门、四方馆作为事务机构的特点。

二　以地胄参近侍

横行机构，分而言之，为客省、门、四方馆三司，各有职守。合而观之，其实则一整体：第一，客省、四方馆与门的长官常常互相兼任。仁宗天圣四年，“东上门使、高州刺史李昭亮言：‘自（来）客省、四方馆缺官，相承以门使、副使名次在上者权行点检，不曾听候朝旨。今客省、四方馆缺官，臣虽准例权行点检，即未受朝廷文字，虑亦非便，欲望特降旨挥差官。’诏昭亮兼权管勾”。〔455〕据此，天圣四年以前，门使副之权行点检客省、四方馆，可以不必听候朝旨，属于约定俗成的惯例。天圣四年，李昭亮虑其“非便”，改变惯例，讨要“朝廷文字”来确认自己管勾客省、四方馆的权威性。李昭亮的请求得到允准，很可能从此便“著为定例”。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诏引进、四方馆使，自今并兼领门事”。〔456〕熙宁六年，“引进使李端慤赴阙”。引进使班在横行，地位在门使之上。按道理，李端慤回来了，此前权管勾客省、四方馆公事的“西上门副使张诚一应罢”，而李端慤“乞令诚一依旧权管勾”，神宗乃“诏在朝横行使副，自今并管勾客省、四方馆公事”。〔457〕“元丰七年，诏客省、四方馆使副领本职外，官最高者一员兼领门事。元祐元年，诏客省、四方馆、门并以横行通领职事。”。〔458〕客省、四方馆和门虽然并未有合并的举动，但是，人员的相互兼任乃至“通领职事”，却使得横行机构在实际运作中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横行三司之中，客省、四方馆事务相对简单，客省只有使、副之设，而四方馆则连副使也没有，正式设官只有一员“光杆”正使。门有正使、副使及通事舍人、门祗候，有长贰，有属官。而门之门祗候、通事舍人通过供奉宣赞积累资历，向上升擢为门副使，〔459〕进入横行序列，然后继续在门、客省、四方馆供职，是皇帝的礼宾官最常规的选拔途径。换言之，门的祗候、通事舍人构成了门使副、四方馆使、客省使副的接班人与梯队。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将客省、四方馆、门视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皇帝的礼宾官”群体的政治地位，考察的核心当然是门官员。

客省、门、四方馆是皇帝的礼宾通进机构，在其中任职的官员是皇帝的礼宾官，“日侍天颜”、“职居近侍”，地位亲近。这些职位属于武选官，但并非所有的武选官都有可能进入横行任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武选官才能进入客省、门、四方馆，成为皇帝的礼宾官呢？

若以客省、门、四方馆的长官而论，拥有横行武阶是必须的资格，“非横行不许知门”的“旧法”到南宋初年仍然有效。〔460〕横行（班）武阶包括内客省、客省、引进、四方馆、门的正使和副使（四方馆无副使）。与其他诸使一样，横行诸使也经历了阶官化，成为武选官的品位符号。但是，横行诸使的阶官化是不彻底的。一方面，在可以作为品位符号带出的同时，客省、门、四方馆使仍然是相应机构的法定长官，横行诸使出掌客省、门、四方馆，并不需要带“知”或者“勾当”客省、门、四方馆这样的头衔。另一方面，带横行诸使头衔者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在客省、门、四方馆任职。简而言之，在政和六年徽宗将客省、门、四方馆的长官名称从“（客省、门、四方馆）使”改为“知（客省、门、四方馆）事”以前，存在两种横行：一种是单纯作为品位符号的横行，另一种则是品位与职位合一、在通进宾赞机构中任职的横行。问题是，究竟哪些横行可以成为客省、门、四方馆的实际任职者呢？“门通事舍人、门祗候二等，谓之‘职’，盖武臣之清选也”，〔461〕司马光尝言，职是“祖宗所以蓄养贤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诸文臣，则馆阁之流也”，〔462〕武选官带职可以示荣宠，速升迁，但不必在门祗应（即供职），那么，究竟哪些通事舍人、门祗候可以在门供职、成为皇帝实际上的“近侍”呢？

“非熟于朝仪不在此选”，〔463〕能够成为皇帝的礼宾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宣赞的技巧、对朝廷仪制的熟悉掌握以及待人接物的能力。王安石为太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之子李端慤作东上门使制辞，称“门置使，官盛地亲，非有嘉绩令名，不能胜其任也。具官某，于朝廷有详练之实，于戚里有茂勉之声，非专为恩以致此位，积功久次，当得右迁”。〔464〕“于朝廷有详练之实”非虚誉，是实写。门的核心职掌是“朝会供奉赞相之事”，门司的所有官员均负有宣赞职责，“使、副承旨禀命，舍人宣辞令，祗候分佐舍人”。〔465〕宣赞是一个“技术活儿”，不具备一定的声音、形体条件，没有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练，是不可能胜任的。直到政和六年以前，门宣赞，“每遇播告”，皆非“直诵其词”，而是需要“吟诵声韵”，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恐怕也难以成诵。〔466〕“通识文字”是皇帝礼宾官的最起码要求。其上，则须“善能宣赞”，“能赞喝、有喉音”。喉音，当指宣赞所用的特殊发声方法，大概如京剧之“小嗓”。〔467〕再上，则须“熟于祗应”，“精习礼容”，“礼容辞气，亦须详闲”。〔468〕

“通识文字，善能宣赞，熟于祗应”，其实都是可以训练培养的，问题是按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拔培养对象。政和七年，因东上门“全缺应奉宣赞舍人，以并不习，喉音不明，引赞生疏。特许勋臣戚里之家、敦武郎以上，能赞喝、有喉音者”报名投考。〔469〕“勋臣戚里之家”的出身是参选宣赞舍人的必要条件。按照宋人的认识，横行有两种：“或以材武膺器使，或以地胄参近侍。”〔470〕“以材武膺器使”者以军事才干见长，多任职边防，唯借横行名目以示宠遇。以“地胄”得位者，入可以“参近侍”，任职于门司等内廷机构，出可以“典边任”，担任边防统兵官；“东西上门，多以处外戚勋贵”，〔471〕指的就是后者。李谦溥与太祖“为布衣交”，太宗又为自己的儿子元僖娶了李谦溥的侄女，李谦溥之子允正以“地胄”得自职而至横行，然而“素病佝偻，以是罕在要近，累典边任”，〔472〕可见外戚勋贵出身的横行武选官不“参近侍”属于特例。

如果说“外戚勋贵”是基于家庭出身的“地胄”，那么，皇帝的潜邸旧人则是基于个人遭际的“地胄”。用即位以前的亲信出任内诸司使，是五代以来的常见做法，并为宋所继承。藩府的知客押衙，掌典客之任，职掌与门基本相通，是门使的不二人选，太宗即位，以晋王府的右知客押衙陈从信为西上门使，又将东上门使的职位预留给同居晋邸典客之任、正值“病告”的商凤。〔473〕此外，他的诸多潜邸旧人都担任过门使。〔474〕真宗也以藩邸导吏兼内知客事王继英掌门事。〔475〕天禧四年二月，杨崇勋“授英州防御使，充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并代州管内马步军副都部署。即日改授客省使，依前英州防御使兼群牧副使，勾当三班院、皇城司，兼管勾门四方馆公事”。杨崇勋的父亲是禁军军官，官位虽然不高，但“事太宗皇帝，亲信甚笃”，他本人十一岁入侍真宗潜邸，兼有两重“地胄”。“真宗皇帝初以兵寄之重，无甚并代，公既受帝命，以潜邸心膂之臣，公实一二焉，故左右侍对，必藉其良。即日故有典客之拜，庶令日侍轩陛，用为腹心。”〔476〕有“地胄”，是皇帝选拔礼宾官最重要的标准。

神宗初即位，“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门祗候”，御史中丞司马光上疏表示反对，但却在无意之中承认，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历史传统：“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477〕

出身“外戚勋贵”、潜邸旧人，为皇帝之“腹心羽翼”，地近而人亲，是“皇帝的礼宾官”的最核心特征。他们“在要近”，靠近最高权力，有机会得到皇帝的青睐与皇权的饲育，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像五代及宋初的内职一样期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呢？

三　礼宾官的政治表现

总体而言，自宋初至仁宗朝，门官员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平淡，没有受到弄权指控。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宫中与外廷之间，他们倾向于宫中；在文武之间，他们倾向于武人；在武选官与军职之间，他们倾向于武选官。

这种倾向在门官员的日常赞引工作中也有流露。仁宗初，出身武选官的枢密使曹利用与宰相王曾争夺班位先后，明明按制度首相当在枢密使之上，而“门不敢裁”，“惶惧莫知所出”，逼得王曾抗声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谢。”〔478〕门官员以畏事表明了对武选官出身者曹利用的支持。明道二年（1033）三月甲午，章献明肃刘太后崩，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同裁制军国事，继续垂帘听政。次日乙未，“既宣遗诏，门趣百官贺（杨）太后于内东门”。一旦百官拜伏在刘太后的遗诰与杨太后的珠帘之下，就是承认太后继续听政的政治格局，必将影响此后政治走向，门官员的立场明显在宫中的太后一边。庆历八年（1048），宦官景福殿使、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信军留后，不解景福殿使而领留后，属于遥郡；却从皇帝那里请得特许，在朝会宴享等仪式上获得正任留后的礼仪待遇。“守忠遂移门，欲缀本品坐宴。”西上门使钱晦表达了反对意见，却“竟为奏定坐图”，〔479〕可见对宫中势力的依违。也是在仁宗朝，章献明肃刘太后掌政时期，群牧判官司马池得罪了“给事太后”的内侍皇甫继明，司马池“除开封推官，敕至门，为继明党所沮罢，乃以屯田员外郎出知耀州”，〔480〕在司马池升迁路上横插一脚的门官员，本身就是宦官的党羽。

神宗朝，门官员在政治上的平淡表现出现例外。门使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侥幸大用，中外侧目”。〔481〕神宗即位之初，即以李评掌门、“兼领西铨”；熙宁三年（1070），又以为枢密都承旨、兼领门职事；熙宁五年七月，李评在王安石的攻击下出知保州。熙宁元年至五年，李评活跃在开封的政治舞台上，主持料简增修弓弩，更定门仪制，建议修撰《蕃夷朝贡录》，改革枢密院吏收补校试赏罚之法，出使陕西按视边防。神宗倚李评为耳目。知邠州张靖言陕西交子法不便，“会李评、张景宪出使延州，因令访利害。评等奏如靖言”，〔482〕神宗遂下令罢陕西交子法。李评“所论事颇多，或见施行”，“多布耳目，采听外事自效以为忠”，〔483〕最终激怒了王安石：

上每以外事问王安石。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得之李评。”安石由是恶评，竟挤而逐之。〔484〕

王安石对李评的嫌恶，政见不同是原因之一；〔485〕但最令王安石感到担心的恐怕还是李评突破制度，从单纯的皇帝耳目跃升为实权人物。李评之以横行武选官出任枢密都承旨，在制度上就是一个突破，“都承旨旧用门使以上或大将军，其后专用枢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复自评始”。神宗“欲除评，问故事如何”，王安石曰：“事果可，不须问故事。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问故事有无，是为物所制。”〔486〕王安石的帝王不必“为物所制”的理论，促使神宗下定决心打破制度，用李评为都承旨。但是王安石很快就发现，受到皇帝支持的李评也开始试探着打破制度束缚，不仅在门和枢密院进行制度改革，而且擅自改动枢密副使蔡挺等人的文字。于是，熙宁五年五月至七月，王安石对李评进行猛烈攻击，直到神宗同意将李评外放。王安石对李评如临大敌，先是故作姿态，请求辞职，引得神宗发问“或是为李评否”。后来又摭引李评在门和枢密院的种种过失，指其为“奸罔小人”，“变诈小人”；甚至说“陛下若令他人作好恶，即恐威福为人所窃”，“陛下若为李评可倚仗，不如便以李评为枢密使”，“陛下方尊宠倚信李评，臣当避位”。〔487〕凡此种种，透露出对李评得君擅权的隐忧。这场斗争夹裹在王安石变法的大风大浪之中，因而人们很少顾及事件背后的制度变迁。

李评之所以令“中外侧目”，并遭到王安石的极力打压，正在于他的“大用”是“侥幸”而非制度，事实上，李评的所谓“大用”是非常有限的，他所达到的职位最高不过枢密都承旨。隐藏在李评事件背后的一大制度变迁，是武选官丧失了出任枢密院长贰的资格。

枢密使在唐末本来就是内诸司使之一，与门使等使职之间只有职掌、地位的差异，并无身份隔离。五代时期，自门使转客省使、内客省使，再转宣徽使，已经成为内诸司使迁转的通例，所谓“朝廷内使，迁拜有序”。〔488〕宣徽使再向上便有望升任枢密使。后汉枢密使杨邠请求解职，隐帝慰留，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却扬言“机要重地，非可久处，俾后来者迭居可也”，〔489〕可见宣徽、枢密二使属于同一递迁序列。北宋初期，枢密院尚不脱“中朝”性质，选任倾向“不在于‘资’而在于‘亲’”，自门司入枢密院的道路仍然畅通。但是，从太宗朝起，枢密院的性质便开始向“外廷首脑”转变，“有意识地以文臣参与典枢密……重用旧部亲随的做法逐渐淡出”，〔490〕这一转变到仁宗朝基本结束。伴随着这一变化，武选官自门司入枢密院的道路越来越窄，最终堵塞，武选官完全丧失了分享高层行政权力的可能，门司成了武选官在中央所占据的最重要的职务资源。

自门司入枢密院选任通道的堵塞是武选官群体政治地位的分水岭：此前，受到皇帝信任的门官员有望入主枢密院，因此，在门司的表现反而可以平淡；此后，武选官受到制度束缚，完全没有渠道施展行政才干、抒发政治抱负，因此，像李评这样“侥幸”得到皇帝信任的门官员也只能打擦边球，靠充当皇帝耳目、通过干预信息来影响朝政。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余论”中继续讨论。

第八章　武选官的选任

武选官以武选官阶（使臣，诸司副使、正使，横行副使、正使）作为基本的品位标志，以兼职示宠遇，以加遥郡处资深；再往上，还可以落武阶、升正任，进入高级武臣行列，外任兵官又有带禁军“管军”头衔以提高身份待遇者——武选官的品位标志系统，大概如此。他们所能担任的职位则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监当管库”；二、常驻地方，以统领戍兵、维护边防为责任的“兵官”，包括都部署、部署、钤辖、兵马都监、缘边巡检等等；三、负责地方治安的州都监和内地巡检；四、皇帝的礼宾官；五、其他职位，包括知州、知县等。那么，武选官的品位是如何获得的、职位是如何任命的？这是属于选任领域的问题，它可以分解为：武选官的入仕途径、武阶的磨勘序迁制度、差遣的除授制度，在具体介绍这些制度之前，还须对武选官的选任机关做一番介绍。

第一节　权力与机构

一　从“断自朕心”到“依格敕注拟”

司马光说：“祖宗时，供奉官等皆取将帅子弟为之，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拔进。”〔491〕事实上，从五代到宋初，不止使臣的拔擢基本上“断自朕心”，〔492〕几乎所有内职的迁转调度都由皇帝直接过问、亲自决定，皇帝的个人意志在内职的迁转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制度性因素也在积累形成之中——诸使间的迁转顺序逐渐固定下来，“朝廷内使，迁拜有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约束力隐然具在，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有所顾忌。自内客省使迁宣徽北院使则为“职次事望，合当其任”，自武德使求之则为“超居”，后汉隐帝想把自己的舅舅从武德使直接提拔为宣徽北院使，恐怕不协物议，要先去跟枢密使杨邠私下商量，遭到拒绝也只好作罢。〔493〕协助皇帝管理诸使和使臣的，是枢密使和宣徽使。“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494〕宣徽使掌“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鞠劾”。〔495〕五代宋初，使臣与诸使“任寄腹心，职居近侍”，〔496〕直接服务于皇帝，且人数较少。由皇帝亲自过问选任，既合乎情理，也便于操作。

从太宗朝起，内职队伍开始膨胀，天子自择使臣的做法变得越来越难以操作。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太宗先趁着“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来贡”之际，将来祝贺即位的衙内们“悉授试衔及三班”；继而下令诸州府将为患民间的“衙内”“籍其名部送至阙下”，得百人，除“五人老病，遣还”外，“九十五人补殿前承旨”。〔497〕太宗对内职头衔目的明确的利用，开启了内职队伍扩大化与内职武选官化的进程。随着使臣人数的增长，制度因素在内职选任中的权重逐渐提高，首先是雍熙四年（987）三班从宣徽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专掌其事的三班院；然后是淳化四年（993）内职“迁秩之制”的颁布实施，“淳化以前，资叙未一，及是，始定迁秩之制”，“其内职，自借职以上皆循资而迁”。〔498〕内职选任，“程准”初立。

如前所述，宋初的使臣虽然隶属于宣徽院，但“未立程准”，供奉官、殿直、承旨的选任主要依靠皇帝的青眼有加、亲自拔擢，宣徽使的工作不过是按簿点名、请销假和弹劾非违而已。太宗即位后，使臣人数激增，地位随之有所下降，皇恩无法普照，宣徽院一方面缺乏选任的制度依凭，另一方面也习惯了无为的管理方式，导致三班“奉使者多诉劳逸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平兴国六年二月，太宗“始命御厨副使洛阳杨守素等点检三班公事，权以内客省使厅事为局，总其名籍，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焉”。〔499〕雍熙四年，“诏即内客省使厅事置三班院，以崇仪副使蔚进知院事”，正式成立三班院，作为三班使臣的管理机构。〔500〕在“内客省使厅事”上建立起来的三班院，一直都是“置局禁中”，直到嘉祐八年才搬出去。〔501〕长期“置局禁中”这一事实，正反映出三班曾经是内职的历史渊源。

关于三班选任管理机制的建立，史料记载颇多令人困惑之处：在太平兴国六年杨守素点检三班公事之后，淳化三年（992）十月，太宗“虑中外官吏清浊混淆，莫能甄别……又命左赞善大夫魏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赵镕、李著同校三班院殿直以上功过”。〔502〕淳化四年十一月，有金部员外郎谢泌“磨勘三班使臣功过”。〔503〕淳化三年至五年间，枢密直学士张鉴“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无沮劝”，太宗“即诏鉴兼磨勘职”。〔504〕太平兴国六年，杨守素已经拥有“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的权力，而淳化中“掌三班”的张鉴却认为“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无沮劝”，太宗也接受了这种批评。如果上述史料均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太宗朝三班使臣的选任制度仍然是相当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的背后，是喜欢揽权而不避细务的太宗还在坚持对三班使臣的选任亲自把关：雍熙元年，宰相宋琪颂扬太宗的勤政，所举的例子便是“近见陛下，自供奉官、殿直、承旨、三司大将、诸州邸吏，咸加选擢，褒奖功勤，振拔淹滞”；〔505〕淳化四年，谢泌“磨勘三班使臣功过，日诣后殿奏事”，〔506〕仍然每天都要向太宗报告情况。

真宗即位之初，即有臣僚指出“吏部铨择官材，亦非帝王躬亲之事”，建议“宜以吏部还有司，依格敕注拟”。〔507〕真宗朝，制度性因素在内职磨勘转迁中的权重继续提高，其表现之一是“基本独立于差遣任期”〔508〕的磨勘年限的确立。“咸平四年（1001）六月，诏三班院：使臣应经磨勘已转班行者，改转后七周年再与磨勘；其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职，若补班行及四年以上，借职三年已上者，并依例与磨勘。所有曾经磨勘转不得者，候住程一次回，起自磨勘日后及三年以上，再与磨勘，后亦依例七周年更与磨勘。所有已经磨勘不转者，及得指挥‘更一次差遣’者，并三年后更与磨勘。若更不转者，即候三年后更与磨勘。所有元得指挥‘依例差遣’者，即七年后更与磨勘。”。〔509〕表现之二是对部分职位的任职资格有了明文规定。咸平“五年正月，诏：自今都巡检差供奉官；或遇少供奉官时，即差历事、有武勇侍禁。内地州府兵马监押、巡检、同巡检，差殿直已上；远地、小处州军监押、巡检、同巡检，并广南小郡知州，差奉职以上。缘边小可城寨监押，如有曾立边功借职，亦差。余依本院旧例施行。其内地小可县镇，及漳、泉、福、建、荆湖、江南、两浙远地州军，元不系屯驻禁军去处，即拣选奉职内有材勇或经历勾当得事堪任监押、巡检差遣者，品量定差”。〔510〕

真宗朝，皇帝内职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正在逐渐完成，头顶诸司使副、三班使臣头衔的，早已不再是皇帝所能亲手拣择拔擢的小群体，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群。仅就三班使臣而言，太宗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511〕从皇帝自择使臣到转而依靠制度，势在必行。制度在建设之中，是真宗朝内职—武选官选任的大方向，但在同时，由于选任的规模仍不甚大，〔512〕真宗本人还是可以对诸使和三班使臣的选任给予较多的直接关注。按照制度，应磨勘差遣官员，在完成相应手续后，需要由选任机关“引见”，面见皇帝，“临时取旨”，由皇帝做最后决定。真宗对“引见”环节十分重视，曾经因为“引见时或不能尽记其人履历，或有劳效岁久当迁者”，下诏要求枢密院“自今诸司使副至门祗候，外任代还，或召赴阙者，先具履历以闻”。〔513〕真宗还特许地位较低的三班使臣直接进状陈述劳绩、乞求差遣，“自今使臣得替及差使回京者，并许坐此宣命，具状陈述出身以来历职次第、勾当去处、差使度数并劳绩、过犯，月日、因依一一开设；及自叙平生所学、在身所能之事，乞朝廷如何任使。实封诣门通进。其状不必繁文，并须直述。内有不识字者，亦许令人依此条贯书写进呈”。他承诺，“朕亲当省奏章，躬较事迹。如显可选擢，必别有指挥”。然而，即便如此，真宗对选任机构和选任制度仍然是信任和支持的。比如，这则特许三班使臣直接进状的诏书，即以回归选任制度结尾：“其已进文状、未有指挥之人，有合该磨勘差遣者，仍且依例施行，不得因此住滞。”〔514〕

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审官院、三班院和流内铨“引见磨勘差遣人”的程序发生变化，由“临时取旨”、“面与处分”改为“前一日进入文字，内中批定指挥”，皇太后／皇帝根据上报文字，直接做出最后决定，“其间虽有功过，有司不敢复有所陈”。庆历四年（1044），权判吏部流内铨王质建议恢复旧制，“更不预进文字，并于引见日，面与处分”。但是，亲政有年的仁宗并未完全接受这项建议，而是“诏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如批降指挥后，有合奏情事，令主判官别取旨”。〔515〕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上述制度变化的细节与相关讨论？刘太后以女性当政，引见磨勘差遣人，终究是隔着一层帘子，看不真切；而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所掌管的，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常程磨勘差遣，一般来说无关大局，“引见”只不过是展示皇帝权威与恩泽的仪式。刘太后将“面与处分”改为“内中批定指挥”，其实不过是将“引见”的仪式性本质实体化而已，仁宗没有完全接受王质建议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早在景祐二年（1035）九月，仁宗亲政未久，就曾下诏，“诸司使副以下，自今毋得辄进状自叙劳绩，求非次转官”。〔516〕仁宗后期，嘉祐二年（1057）三月，又“诏三班院今后更不许自投文字磨勘”。〔517〕

“引见”是仪式，磨勘、差遣主要靠制度，皇帝已很少直接过问三班使臣的选任。仁宗朝，最高权力对武选官转迁的干预走向形式化。武选官的迁转越来越多地依靠日趋复杂的选任条例。与此同时，三班院胥吏因缘为奸、抑屈使臣的现象开始突出，成为三班使臣选任中的顽弊。乾兴元年（1022），有诏云“如闻三班院胥吏，颇邀滞使臣，丐取财贿。每会课迁改，即阴匿簿书，缘为奸弊。自今犯者，重置于法”。〔518〕虽有此诏，情形却并未好转，明道二年（1033），又有臣僚上言，“三班人吏抑屈使臣，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519〕三班院胥吏得以上下其手、邀滞使臣，从侧面反映出三班使臣选任权力的下移。

真、仁之际，选任的主体已经从皇帝变成了“有司”，选任的基础和依据从皇帝的观察判断转向了成文法规，“有条者以条决之，无条者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520〕“条”又称“条法”，“主要是铨选部门遵奉的行政法规。其中既包括相对稳定、抽象，适用面宽泛的令文；又包括格敕，即针对特定情形制订、颁行，比较切合实际的具体规则”。〔521〕“例”是对个案的处理结果。“条”偏重于大的原则和制度，“例”则在细节上对“条”构成补充，二者相辅相成。

同任何朝代一样，宋朝的行政法规处于不断的修改、变化过程中。为了解决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皇帝不断发布命令，或重申旧制，或立定新规，“圣旨、札子、批状，中书颁降者，悉名曰‘敕’；枢密院颁降者，悉名曰‘宣’”。〔522〕宣敕具有法律效力，但单行的一宣一敕“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每隔一段时间，宋朝政府还须对尚有行用必要的宣敕进行整理汇编，颁行为“具有普遍性法律效力”的“编敕”。编敕有普适性的，也有适用于特定机构和部门的。〔523〕景祐二年六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上‘一司一务编勅’、‘在京编勅’并‘目录’四十四卷”，〔524〕其中，包括了三班院适用的内容。八月，知制诰李淑出任“同勾当三班院”，次年五月，李淑上言：“本院应承受宣敕条贯，凡是起请擘画事件，除‘一司编敕’外，合有旨用者，自来虽曾编录，不得齐整，亦虑或有遗落，妨误检会；无勾当官，交易不定，亦恐不曾尽见。欲乞委本院勾当官将前后条贯文字逐一看详。系见今行用者，别置簿册，分明尽底抄上，专差手分主管；庶免散失，得以遵守。”〔525〕李淑建议的核心是将“见今行用”的“前后条贯文字”从山积的宣敕文档中挑选、整理出来，以便遵守。

“例”是对特殊个案的处理结果。“条”偏重于大的原则和制度，“例”则在细节上对“条”构成补充，二者可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例”对“条”，又可以构成冲击和破坏。首先，打破常规始有“例”，其次，“例”很可能是皇帝及当轴大臣头脑发热的产物，事先未经深思熟虑。而“例”一旦形成，便有可能被引为后来选任的依据。比如，庆历七年二月，西上门副使张得一先“引曹佾例求正使”，“枢密使王贻永、副使吴育、庞籍，譬以曹中宫亲，例不可用”。曹佾的“例”不可用，张得一“又引他例非亲者”。王贻永曰：“此边任”，即因“边任”得自副使升正使。于是，张得一“遽请边任”，得为西上门使、知潞州。后来又因为“潞州非契丹使所经行，改贝州”，总算完全吻合了“例”的条件。〔526〕

“例”过多过滥，必然使选任机关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降低选任工作的透明度，使“主判臣僚，卒难详悉；官员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属高下，颇害至公”，〔527〕因此，必须对例进行不定期的整理。仁宗亲政之后，一度出现命令多改“烦而无信”的状况，“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528〕庆历四年二月戊辰日，已有编修枢密院“例策”之举，其中必然包含了有关大使臣选任的“例”；〔529〕丁巳日，范仲淹又建议“选差臣僚，就审官、三班院并铨曹，取索前后条例，与主判官员，同共看详，重行删定，画一闻奏。付中书、枢密院，参酌进呈。别降敕命，各令编成‘例策’施行”。仁宗遂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530〕

庆历年间的删定条贯肯定不是最后一次。相关诏敕不断累积，制度越来越复杂，不要说参选的武选官，就是负责选任的官员也难以详悉，胥吏上下其手的空间越来越大。徽宗政和五、六年间（1115—1116），吏部侍郎韩粹彦主持了北宋最后一次小使臣选任条例的删定：“翻庋阁，掊坌尘，墙隅壁角之隐，获故牍三万二千六百，中得前后制书二千七百七十六缉，联蠧毁，定去复，重编为甲令者，别七千五百二十六；罢令之不当者四百五十；决其眊滞不理者九百有六，吏以符檄私自匿来自觉举者二百九十八。他小簿最尚不在是。凡损益废置合五万四千一百有奇，奏请增置郎一员，以折其务。因取当注之阙，附以格令，大书而揭之门。”〔531〕经韩粹彦修改制定的制度措施就达到54100多，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这种条例纷繁的状况，与宋初的“断自朕心”相比，差别何其之大！

二　选任机构

相关的条与例构成了武官选任制度的基础，而这套制度的实施者是以枢密院为核心的武选官选任机构。以熙宁三年（1070）和元丰改制为界，武官选任机构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熙宁三年以前，三班院负责低级武官的磨勘和常程差遣，枢密院负责中、高级武官的选任，枢密院对三班院的工作负有督导责任。熙宁三年，中高级武官的磨勘和常程差遣从枢密院分离出来，由审官西院专门负责；三班院、审官西院分管武选官的磨勘和常程差遣，枢密院督导二院的工作，并负责武官重要差遣的选授。元丰改制，“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三班院改称吏部侍郎右选，审官西院改称吏部尚书右选，各自职任依旧，然其归属关系发生变化，尚书右选与侍郎右选“凡应注拟、升移、叙复、荫补、封赠、酬赏，随所分隶校勘合格，团甲以上尚书省”，门使以上高级武选官，“则列选叙之状上……枢密院，得画旨，给告身”。〔532〕

宣徽院与武选官也并未完全脱离干系，它承担着类似纪检监察的任务。大中祥符七年，规定外任三班使臣回京，应当在七日内朝参，之后赴三班院“祗候差遣”，以便三班院及时掌握在京使臣人数，遇有“非次急要使臣缺人”，即可“凭入门榜子定名差遣”，“如故有规避者，送宣徽院劾闻”。〔533〕熙宁三年，有西京左藏库副使、卫州兵马都监曾说和扬州管下瓜洲镇沿江巡检、内殿承制张文英二人，“各为本处奏病患，乞差官充替”，审官西院在“差官充替”的同时，又命此二人“到阙体量”，但当时审官西院初建，不知“体量”“合属何处”。神宗因此下诏，命审官西院“申宣徽院依条体量，仍令后有年老病患替使臣准此”。〔534〕

中书门下掌管着部分由武选官担任的重要监当职位的任免权，“奏举大使臣崇班以上内外监当差遣，自来系中书行遣”，这项职权，在熙宁三年转归审官西院。〔535〕一般而言，中书门下不干预武职的任免。仁宗中期，宋夏战争方炽，中书门下兼领枢密院之职。庆历五年，“西夏来庭，防边有序，当还使印，庶协邦规”，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自请罢兼枢密使。仁宗“降诏许之，又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商议施行”。“枢密院请自今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兵马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536〕

（一）三班院、枢密院

三班院“常置籍以总使臣之名，均其出使、厘务，定其任使远近之等级，及考其殿最而上于朝。凡借职以上至供奉官皆隶焉”。〔537〕借职至供奉官的磨勘和常规差遣由三班院负责，这一部分的武选官，因而又被称为“三班使臣”或者“小使臣”。带职者、内殿崇班、内殿承制，再加上诸司正使、副使统称“大使臣”，“大使臣”的磨勘和常规差遣，熙宁四年以前，由枢密院负责；熙宁四年以后，改由审官西院负责。横行、遥郡、正任的迁转，与管军、极边长吏、高级兵官等重要职位的除授，则一直由枢密院掌管。

枢密院是武选的核心机构。对于三班院的工作，枢密院负有监督的权力和责任。“三班院吏授官隔过季限，略不惩戒”，可以成为枢密使遭受弹劾、乃至罢官的原因。〔538〕三班院选任不当，使臣可向枢密院进状申诉。使臣进状，“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罢者”，“则朝廷便有指挥”，枢密院即可拿出具体处理意见；如枢密院“未见根原文字”，或恐三班院“别有条例难便与夺者”，即批送三班院，由三班院处理。庆历三年（1043）以前，对枢密院批送下来的使臣进状，三班院往往“为见批送文字别无与夺，便不施行，号为‘送煞’”。而使臣反复申诉，“不能结绝，转成住滞”，降低了选任工作的效率。庆历三年，经范仲淹建议，规定：对此类文字，三班院主判官必须“子细看详”，“如内有合施行者，即与勘会，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送枢密院“再行相度，别取进止”；如三班院以为“不可施行”，亦须“告谕本人知悉”。〔539〕

三班使臣重要职位的除授，三班院实掌其事，而由枢密院最后把关。比如，咸平四年（1001），有诏“三班院应差使臣知县，选差有行止者，不得以衙前及富饶商贾授班行者充。仍令枢密院更切拣选”。〔540〕三班院的选任工作，如因故需打破常规，必须经枢密院勘会批准。比如，因三班院管下“合入住程差遣使臣数多”，大大超出常规可供除授的职位空缺，为了解决三班使臣的“就业问题”，天禧五年（1021）四月，“诏三班院……差填季缺已尽，即将次季及后来一季缺次供申枢密院勘会，候降下，即仰依季分次第定差，不得隔蓦差使”。〔541〕

枢密院通过文书的批发对三班院所掌武选实行监督、管理。使臣赴三班院，请求磨勘差遣；三班院根据相关条例，对使臣的磨勘、任免形成初步意见后，申“状”报枢密院，请求核准；枢密院勘会核准后，发给使臣“宣”，作为选任凭证；使臣得到枢密院颁发的“宣”后，又须赴三班院“呈宣上历拘管”，选任程序方告完成。“状”是三班院、审官西院申报枢密院的文书，其中包括了选任的细节，比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规定“三班院自今磨勘或非次引见使臣内有与改转者，并于申枢密院状内坐举主职位、姓名兼具举奏年月”。〔542〕“宣”是枢密院下行文书的名称。〔543〕大概言之，元丰改制以前，小使臣的选任，只由枢密院降“宣札”；元丰改制，始给告身；元祐中（1086—1093），又改为“小使臣只降宣札”，元符元年（1098），经吏部陈乞，“自借职而上依元丰法给告”。〔544〕使臣得枢密院授“宣”之后，还须到三班院登记备案，天禧四年（1020），应三班院请求，规定使臣“自今应授住程差遣，才候授宣五日内，须管赴院呈宣上历拘管”。〔545〕

枢密院在武官选任方面的职权，除了对三班院选任工作进行监督以外，还包括：

（1）门祗候以上武选官的磨勘选任，天禧三年，“诏应见勾当事殿直已上至供奉官带门祗候，自今及五周年未转迁者，不以在京及差遣出外，并令枢密院磨勘逐人历任功过，进呈取旨”。〔546〕治平元年（1064），枢密院所管大使臣约1100余员。〔547〕这部分职掌在熙宁四年（1071）转入审官西院。

一定数量的推荐人——“举主”是大使臣磨勘转迁的重要条件之一，举主如有“身亡、致仕、分司、刑犯黜降”，就不能再计入举主数内，从而影响到大使臣的选任。因此，枢密院必须及时掌握举主的异动情况。举主既有文臣、又有武臣，“其文臣两省官已下至京朝官隶御史台、中书门下两省或审官院”，他们的异动情况，枢密院“别无关防，无由得见”；武臣右职的异动，也有不能及时掌握的问题。治平元年，经枢密院请求，规定“御史台、中书门下省或审官院，内有系本局所管官员，仰今后每有事故，承受文字后，限三日内供枢密院；其右职，横行及诸司使副、门祗候已上，即门准此；仍仰逐处，今后有枢密院帖子批问官员存亡事故，限当日内批答赴院”。〔548〕

（2）横行、遥郡、正任的迁转及重要武职的任免。

（3）调整、制订有关武官选任的各项方针和具体制度。以武举制度为例，北宋武举，始设于天圣七年（1029），皇祐元年（1049）停罢，治平元年复置。嘉祐八年（1063），枢密院上言，以为“武举不可废罢甚明”，皇帝于是诏命兵部与两制详议。〔549〕枢密院的建议是治平元年复设武举的契机。有关武举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法、及第授官的规格等具体的规章制度，虽由兵部、两制参与详定，但须由枢密院总结整理、形诸文字而后发布，方始生效；制度如有不完善处，亦由枢密院负责提出建议及修改意见。治平元年六月十五日，枢密院言“近复武举，除已定条约外，有未备事节”。（其下逐一条列“未备事节”，不赘录。）八月十九日，枢密院又就武举的录取原则、录取标准提出建议。〔550〕

（4）负责解释、主持修改有关武官选任的条法。比如“诸司副使兼门通事舍人及十年，迁门副使并中等使额”条，虽然有“经边任及朝廷委寄，显著劳能者方迁”的限定，但仍有诸多模糊之处，“不定边任职局所在，亦不分劳能大小等差，及以何等使额为中等”。熙宁六年，经枢密院建议，废除旧条中“曾经边任及朝廷委寄，显著劳能，并转中等使额”的规定，改为“诸司副使兼门通事舍人，如充职及十年，曾历四路沿边路分都监，或缘边知州军，或安抚都监·副使、同安抚；或自转大使臣后，以劳绩曾迁官者，皇城、宫苑副使并除门副使。虽不历缘边，又无劳绩，但及十二年者，亦迁门副使。其余副使，并据使额迁五资，依旧兼职。若不愿兼职，及迁正使者，并罢兼通事舍人”。经过细化修改的新条明确了“边任及朝廷委寄”、“中等使额”的指向，更便于操作，从而避免了选任中不必要的纠纷扯皮。〔551〕

（二）审官西院

熙宁三年五月，武官选任机构出现重大调整：大使臣的磨勘、常调选任从枢密院中分离出来，设置了专门的选任机关——审官西院，“省枢密院六十有二事归之”。审官西院掌“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以旧太常礼院为廨舍，设知院官、主簿。知院官二员，主簿先为二员，后减为一员。〔552〕熙宁五年十二月六日，右谏议大夫、知审官西院沈立等上新修本院“条贯”十卷，“总领”一卷，审官西院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备。〔553〕

设审官西院诏称：“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翊本兵，任为重矣。而狃于旧制，自右职升朝以上，必兼择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亲有司之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员至众，非张官置吏以总其事，则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砺中外之才矣。宜以审官院为审官东院，别置审官西院，差知院官两员，专管门祗候以上（至）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应有合行事件，并仰知院官条例以闻。俾铨叙有常程，黜陟有常守，官修而纪律振，任专而考察精，庶熙治纲，咸体朕志。”〔554〕根据诏书，设置审官西院的目的有二：一是要将枢密院从烦琐的常规选任事务中解脱出来，让枢密使腾出更多的精力帮助皇帝处理军政大事。二是要使大使臣的磨勘选任得到更有效的管理。

熙宁三年，正当王安石秉政，枢密院长官是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文彦博。因此，当时有“议者”认为，设置审官西院是王安石一党“欲沮彦博，而夺其权”。从《长编》的记述顺序来看，李焘是颇为倾向于这种看法的，他首先摘录了设审官西院诏，接下来追述决策过程：“先是，上论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与韩绛以为不如置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尝与枢密院议也。”〔555〕依笔者看，“议者”的看法所反映的，恐怕更多的还是身处变革环境下的人们对于政治对立的敏感，而不是设置审官西院的真意。审官西院的设置，虽然出自王安石、韩绛的动议，但并非事先“未尝与枢密院议也”。《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四之二载设置审官西院的讨论、决策过程如下：

始，上论大使臣磨勘及常格注授，欲归有司。枢密使文彦博等不欲，曰：“因注差遣，累与使臣相见，尚犹患不知其人。若付之审官，则愈不可知。缓急难为选擢矣。”上曰：“欲知之，不在数见，使臣常程差遣何足与？”王安石曰：“省细务，乃可论大体。”韩缜曰：“此事枢密吏人不便。”彦博曰：“果合如此，亦不论吏便与否。”……于是降诏，卒置之。

由此可见，枢密使文彦博虽然持不同意见，但事先还是参与了有关讨论，而且最终接受了置审官西院的决议。

毫无疑问，审官西院的确分割了枢密院的事权，但是，分割事权的意图，当如设审官西院诏所标榜的，一是为了提高选任效率，改变大使臣差遣“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的状况。〔556〕二是要将枢密使从烦琐的常规选任事务中解脱出来，以大臣之体行大臣之事。宰相大臣应当“务大体”，勿纠缠细务，是神宗的一贯主张。熙宁二年，宰臣曾公亮欲知州皆选于中书，宋神宗就坚决反对，说：“中书数人，所总事已多矣。知州材否，何暇尽详？且中书三公，职事在于论道经邦……冢宰固有冢宰之职。唐陆贽言‘宰相当择百官之长’，知审官是也。今不择知审官人而但堂选知州，所选人不精，徒令中书事更烦冗，非国体也。”〔557〕在宋神宗的坚持之下，元丰四年，堂选之权悉罢。〔558〕熙宁三年，审官西院的设置是神宗“宰相大臣当务大体”方针更早的产物。文彦博反对交出大使臣选举权的理由，是“注差遣”可以让枢密使见到大使臣，获得感性认识，甄别才否，以备缓急驱使。对此，神宗反驳说“欲知之，不在数见，使臣常程差遣何足与”，语气已是相当不客气。根据《长编》，神宗在“使臣常程差遣何足与”之前，还有一句话：“如王庆民事，密院乃当知！”知麟州王庆民“部内城壁不葺，军械不修，弓箭手多是疲小虚名”，然而“数任之间，累为帅府所荐，朝廷迁擢不一”，枢密院负有难以推卸的失察之责。边州知州是否称职，关系国防安全，是大事，乃枢密院所“当知”。“当知”者却不知，选务繁杂是重要原因。〔559〕正是基于对枢密院耽于细务、疏略大事的判断，宋神宗主动提出，将常规选务“归之有司”。只不过，神宗“欲归之三班”，而王安石等人因势利导，建议“不如置西院付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审官西院也分割了中书的部分事权。“奏举大使臣、崇班以上内外监当差遣，自来系中书行遣。”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编修中书条例所奏“欲乞将应用条贯颁下西审官院，今后只批状，本院仰检用前后条贯，移问逐处官司，如别无违碍，即具奏差。仍开坐合行条贯及本官资序，委中书点检施行。仍令本院一面申枢密院，并牒三司。其受纳守给，应合行事件，仰三司检举，依例指挥，中书更不降札子下逐处”。这项事权转移得到了神宗批准。〔560〕这一天，编修中书条例所共上中书“看详合归有司二十二事”。〔561〕神宗精简中枢机构事权、俾其得“务大体”的决心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至少就改制的本意而言，设置审官西院是神宗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步骤，而不是王安石打击政敌的手段。这一点，从审官西院首任知院官的人选上也可以得到印证。首任知院齐恢出身神宗潜邸，司马光曾称赞他是“温厚长者，而不偏倚”；〔562〕首任同知韩缜早在仁宗末年曾任判三班院，〔563〕并曾参与详定“三班编敕”，〔564〕熟悉武选制度。〔565〕

宰相大臣当务大体的精神，枢密院也渐渐有所领会。选举条规定“今后元系路分都监、知州军已上合降差遣，依旧令枢密院量情罪差注”。对此，枢密院认为不妥，于熙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指出“看详立条之意，旧为武臣有久历任使、官序已高，或情理至轻，故令本院差注。然其间却有系小处知州军及物入路分都监、因事冲替、差替到阙，情理稍重，一例与本院差注。比之审官待缺，显属太优，无以惩戒。况文臣职事偶至不职，尚送审官东院差遣”。最后，枢密院提出修改建议：“欲今后大使臣任路分都监、知州军已上合降差遣，除系横行使副以上，及今来降充州钤辖之类，审官无窠名缺次者，并依上项指挥外；其余并量所坐轻重，临时取旨，与本院差遣，或送审官西院。其小使臣特旨责降，亦乞准此。”枢密院的建议，得到神宗批准。〔566〕

说审官西院之设非王安石打击政敌的手段，是“原其立法之意”，就事论事。枢密院与中书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争执，比如地方盗贼的上报，枢密院告诉神宗“为行役法后，所以多盗贼，故中书不令奏”，导致“四方贼盗，朝廷近多不知”，用地方治安危机来警告神宗免役法改革的危害，而王安石的解释是“适会丰年，故少贼盗”。〔567〕枢密院与中书的矛盾和权力斗争是客观存在，不容抹杀的，但那已经超出本书的范围。

三　选任中的地方和部门性因素

以上有关武选官选任权力、选任机构的叙述，立足点都是中央，视野不出开封，下面来看武选中的地方和部门性因素。地方和部门性因素在武选中是自然存在的。选任工作在首都进行，但是，武选官任职的岗位散在各地，他们到任、出缺的情况以及在任的表现，如果没有各地的及时通报，远在开封的选任机关是无法掌握的。向选任机关通报本单位所辖武选官的任职信息，是相关地方和部门的责任。《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载：

（咸平四年）闰十二月，三班院言：“所磨勘使臣功过，内监押、巡检、监当物务者，除系收趁课利场务，一一牒省会问增钱数外；其余捉杀贼盗、及巡捉私茶盐、并场务收到出剩物色功过等，本院自来只以使臣执到逐处批书印纸、解由为凭，照证磨勘。先降宣命，令逐处依印纸抄上劳绩、过犯，别录实封状一本，先具闻奏，送三班院磨勘。其间亦有会问，诸处文字齐足，只是未有奏状者，却下本州军勘会，每有住滞。况所奏文状，亦与批书、印纸一般。乞自今只以使臣执到印纸、解由照证磨勘。”从之。

根据引文，“逐处批书印纸、解由”是三班院磨勘使臣的基本凭证，“逐处”即指使臣原任职位的上级主管单位，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的三司。按照制度，监当管库类官员如果在职期间有显著增收业绩，可以获得破格转迁的奖励。因此，凡使臣磨勘凭证中涉及“收趁课利场务”者，三班院还要“一一牒省会问增钱数”，加以核实。“逐处”通过“批书印纸”和“解由”，实际参与了三班院对使臣的磨勘。“批书印纸”和“解由”是由使臣本人携带到院的，为防止使臣作弊，又增加环节，命“逐处”直接向中央实封进状，报送使臣功过信息。“实封状”环节的设置，必然增加地方和部门性因素在三班使臣磨勘中的作用，因而遭到三班院的反对。三班院认为，这一环节除降低效率外别无用处。在三班院的建议下，“实封状”环节撤销，“逐处”仍然可以通过“批书印纸”和“解由”影响使臣的个人前途。

“批书印纸”和“解由”是官员实际任期结束后由地方、部门向选任机关报送的文书，不涉及官员的到任、离任信息。景祐三年，州级政府又增添了一项责任，向选任机关实时报送官员的到任、离任信息。此前，三班院“每差住程使臣往诸处勾当，其逐州军申奏到任月日文状，并不降付本院元替月分刬替，是致多有差误”，三班院无法准确掌握人员和职位的真实状况，“有授差遣近延一年有余，未见到任；凡是得替使臣，亦有不便赴阙，或妄托事故”。景祐三年，应勾当三班院李淑的请求，规定“今后，应住程使臣到职，委罪州军具到月日申奏外，别具状报本院，专差人吏于‘具员缺簿’内分明书凿，候刬阙之时将此勘会。其得替使臣，亦委逐州军具交割起离月日，先府（附）递实封报院，如经隔时月不到者，候到，委本院取馆券勘会，如涉稽延规避重难差使，即具名闻奏，乞行朝典”。〔568〕

在宋初集权中央的大势之下，中央的人事权力空前扩大，所谓“外则郡将通守，朝士代行；关征榷酤，使者兼掌；下至幕府职掾之微，咸自朝廷选补而授”。〔569〕许多本由地方或部门（主要是三司）长吏任命胥吏管理的事务，转由中央任命官员管理，相当部分的三班使臣差遣便属于这种情况。“用人既广”，不免“推择难精”。在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下，开封的选任机关根本不可能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地方职位的异动情况，“是致多有差误——有授差遣近延一年有余、未见到任，凡是得替使臣，亦有不便赴阙，或妄托事故”。〔570〕灾荒、疾疫、盗贼等突发事件，对官员的能力和水平构成真实考验，只有及时裁汰不称职者，方能应付危机。诸如此类的调整调度，都不是远在京城的枢密院、审官西院和三班院可以遥控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中央不得不下放部分选任权力，地方和部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对中央的人事权不断进行合理侵蚀，结果就是，部分武选官差遣的除授权从中央流向地方和部门。

选任权力的下移主要是通过“体量”发生的，“体量”指具体察访核实官员政绩，与“体量”相关联、通常作为“体量”结果的，包括两方面，一是奏举才能，一是察查不职。〔571〕

真宗时，即要求诸路转运使对部中使臣进行体量，奏举才能。景德四年闰五月，“诏诸路转运司，仰体量应部中使臣，内委实有所能事件者，仰其姓名、勾当所能之事分析，同罪奉举。仰枢密院候奏到，逐旋送三班院。令置簿记名，及于脚色下子细抄上。候差遣时，将此照证品量差遣。所有曾犯入己赃使臣，如经七年，显有劳绩，仰具事状以闻，当议却与依例磨勘差遣；若是经十年，虽无劳绩，别无赃私罪犯者，亦与磨勘引见”。〔572〕对于职司捕盗的巡检，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和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均负有“相度”“体量”的责任。〔573〕在“奏举才能”方面，路、州监督主管部门对中央的选任机构起协助作用，地方、中央与武选官利益基本一致。

“体量”的另一面——“察查不职”则往往会引发武选官与所在地方上级监督主管部门的矛盾。“自来逐处勾当事三班使臣，内有转运使司及本州并总管、钤辖等奏称‘在任为理弛慢，不谙边事或为性懦弱不得力’者，亦有便举使臣乞行冲替。朝廷以逐司皆是委任，又虑彼处别致缺事，皆依奏。差替到阙后，三班院依条与降等差遣及隔住磨勘。”中央和选任机关遵从了监司、地方长吏和率臣对辖下三班使臣的处理意见，问题接踵而至，“日逐不住有使臣进状伸雪，却称‘在任别无罪犯及弛慢纵由，亦无不了事件。或是转运司等别欲荐举人，徇私协情，不明言所犯的实情罪申奏’”。地方上级监督主管部门与三班使臣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出现了分歧：一边是声称要提高行政效率、裁汰不称职使臣的监司、地方长吏和率臣，另一边是三班使臣对监司、地方长吏和率臣的徇私指控，中央面临选择。天圣七年，诏“自今诸路体量得辖下州军勾当事使臣在任为理弛慢的实事件，及不得力缘中（由），并不谙边事思（因）依，须分明指定事件事状，方得以闻；或乞选差人充替，务在责实公当，即不得更似日前卤莽申奏，无致冲替使臣到阙别有诉询”。〔574〕没有制度约束，“责实公当”基本上等于空文，中央实际上默认了监司、率臣和地方长吏等对辖下使臣的部分选任权。地方上级监督主管部门不经中央审批直接撤换三班使臣的现象一直存在。熙宁七年，有诏，“应按察官体量大小使臣老疾、谬懦、不职之类，不经核实冲替、差替者，候到三班院，引赴枢密院覆验”，中央的选任机构对地方的决定进行事后审察，对于被撤换回来的三班使臣，“其堪厘务者，与合入差遣”，对于负责按察体量的地方机构，“体量不当，官司取旨”，〔575〕试图通过对地方监督主管机构的监察，实现行政效率、选任公平与中央权威的一石三鸟。

除通过“体量”外，中央也以“保举”的形式将某些低级差遣的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或部门长吏。地方或部门长吏保举其下属的办事人员，便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也极易造成腐败。在“保举”的问题上，宋朝政府的政策经常摇摆。如开封府诸县的监酒务官，置自天禧四年，本由三司保举；乾兴中罢举官；天圣四年复行保举；天圣七年，又以“诸县课额多亏，盖监临之官皆是保举，多相庇匿不言”，复罢保举之制，“止委审官、三班院差人监当”。〔576〕元丰七年，泾原路经略司言：“自今沿边将官、城寨使臣坐事冲替者，乞再下本司审察，军前得力人量事大小于酬奖折除或展年降官，依旧在任。”所请得准。〔577〕

上面说的是地方监司、长吏等对本辖使臣的任免权。此外，对贯籍或寓居本地的使臣，地方监司、长吏等的管理也十分重要。

五代及宋初，三班使臣作为皇帝的贴身宿卫，“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拔进”，〔578〕升迁有望，前途乐观。三班使臣演变为低级武阶后，逐渐脱离了和皇帝之间的密近关系，地位下降，前途不复乐观。三班院选任“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579〕又有胥吏从中作梗、邀滞使臣；而且在三班使臣差遣中，徒劳无益的“短使”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赴院参班，走常调的路子，不知积累多少年劳才有出头之日。许多使臣因而采取了休长假和居家侍养的办法，根本不赴院参班，借以逃避短使，谋求荐举等更好的出路。

使臣不赴院参选的现象，仁宗时已较为普遍。景祐三年，三班院李淑指出“应使臣自来有请长假或侍养者，本班别无簿籍拘辖，又无所住州县去处，直至本人参假，方始勘会差使”，为加强管理，经李淑建议，对请长假或侍养使臣置簿拘管：“委本院将长假或侍养使臣别置文籍，差人管勾抄上，如内有却出参假者，逐时勾销，其现系长假自来不知所住何处者，委自本院移牒根究，上簿拘管。”〔580〕但是，这种现象并未断绝，反而愈演愈烈。北宋晚期，不赴部使臣增多，崇宁二年（1103），吏部员外郎张康伯札子称：“侍郎右选所管小使臣约及二万人，有经十年未常到部者，几三千人”，占小使臣总数的15％。不赴部的使臣，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加以管理，因此，张康伯建议：“伏乞朝廷指挥，将上件姓名随乡贯分下诸路，令根括逐人不赴部因依，委逐路长吏结罪保明供申，候到，令吏部点对开凿，籍为实数。仍委逐州半年一次，具辖下使臣到任、罢任、寄居、土著、事故、亡殁，逐一开乡贯、姓名、三代，申吏部，如有稽违，并乞从本部奏劾施行。”〔581〕

第二节　班行补授、呈试出官、磨勘转迁

这一节将以品位为线索考察武选官的选任。首先，来看获得武选官阶的途径，其次，讨论武选官呈试出官的问题，最后，考述武阶、遥郡、正任等的迁转制度。

一　班行补授，品流至杂

三班使臣队伍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景德（1004—1007）员数已十倍于初”；“至天禧（1017—1021）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庆历四年（1044），“三班院使臣数千人”；庆历八年，“六千五百余员”；至和二年（1055），三班院“见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员”，与皇祐二年（1050）比较，“四年半之内，自借职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员”，其中，“自皇祐五年终至今年（至和二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员”，“率计一岁常增四百五十员”；元丰三年（1080），“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582〕崇宁二年（1103），小使臣人数甚至达到“一万有余”、“约及二万”。“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583〕宋朝入仕之途，“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584〕武选官的入仕，杂此五途，而以恩荫为大宗，以恩荫、军班换授、武举为正途。武举得人数少，在数量上微不足道；恩荫、军班换授、胥吏出职众途，得人素质低下，范仲淹故有三班使臣“品流至杂”的评语。〔585〕

（一）恩荫补班行

恩荫是武选官最大宗的来源。恩荫补班行，可以追溯到五代以禁军将领、方镇牧伯和高级内职子弟补授内职的做法。宋初，文武官员均可用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荫子，天圣元年（1023）定制，“文武官奏荫亲属从本资”，〔586〕自此，三班使臣成为武官专用的荫子官阶。相对于唐代恩荫只论官品、不分文武的做法，“文武官奏荫亲属从本资”的变化是原则性的，它使得业已存在的文武分途进一步制度化，因此，有必要略费笔墨，述其变化大势。

恩荫用官由“从本品”到“从本资”的转变，是唐宋历史发展中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唐代的恩荫制度遵循“从本品”原则，“凡叙阶之法……有以资荫，谓一品子正七品上叙，从三品子递降一等，四品五品，有正从之差，亦递降一等，从五品子，从八品下叙……”〔587〕官员子弟以资荫入仕，必须首先为国家服役，达到一定期限后，通过简单的考试，才可以正式进入仕途。服役的方式包括充当“三卫”、“斋郎”等。“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588〕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恩荫，无论是充当三卫，还是充当斋郎、品子等，都只区分父祖的官品，而不区分父祖之文武；唯有服役期满，正式进入仕途时，才有了文武之分。所谓“随文、武简入选例”，文简指从吏部入仕，武简指从兵部入仕，“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589〕这里，区分文武的标准是本人的能力，而非父祖的身份。

唐代后期，三卫猥滥，武宗遂罢“文简”，规定卫官悉从“武简”入仕。会昌五年（845）诏：“三卫官中，名本于宿卫，当番就役，其事甚微，每年兵部选，时号为‘文简’，合选之数，全浅于明经、斋郎；注拟之时，争先于诸亲、宗子。其于踰滥，莫甚于斯。入仕之门，此途最弊。自今已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590〕停“文简”之后，凡从卫官入仕者，获得的都是武资，而不论其父祖的官资。这项规定出台的背景，是高官子弟已经纷纷放弃三卫，转从他途入仕；这项规定只不过是因势利导、推波助澜，进一步降低了三卫对高官子弟的吸引力。

晚唐五代，文武官员子弟的入仕方式开始发生显著分化。高级文官利用科举、检校兼试官等制度为子弟营造出一条升迁高速路，其子弟多通过科举入仕；〔591〕而藩镇武官子弟则大多子承父业，从其父祖的牙校干起，先获得实际统兵经验和权力，而后再靠保举获得中央的官衔。藩镇武官子弟的入仕方式，对中央的人事权构成冲击。至五代，中央改变政策，吸收藩镇和禁军将校的子弟担任低级内职，以皇帝家臣的亲密荣宠来吸引统兵者的子弟，笼络其父祖。宋初仍然沿袭五代传统，“供奉官等皆取将帅子弟为之，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拔进”，〔592〕“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内朝起居者”，称为“三班使臣”。〔593〕

作为恩荫用官，三班使臣和唐代的卫官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充当皇帝的武官侍从，通过服役取得入仕资格。但是，三班使臣又不同于卫官：第一，它没有固定的出官年限，使臣只有得到皇帝的赏识，才能获得升迁；否则，就只能默默无闻地充当宿卫，服其勤劳而已。第二，三班使臣的主要吸纳对象是一个特定人群，即包括方镇牧伯、禁军将校和高级内职在内的武官子弟。

入宋之后，用三班使臣荫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文官。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颁布《承天节、南郊奏荫子弟恩例》，明确规定不分文武，概以三班使臣奏荫子弟。〔594〕其制度细节如表10所示：

表10　大中祥符八年承天节、南郊奏荫子弟恩例

*　此行以下恩例仅限于南郊。

三班使臣的价值和吸引力来自它作为皇帝家臣的特殊地位，用三班使臣位置“将帅子弟”，本来是特殊恩典，施之于文官，似乎应当视为恩泽流霈。但是，此时正处于内职向武选官演变的后期，三班使臣与皇帝之间的密近关系正在淡化，内职的光环逐渐散去。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发达，科举出身者正在占领仕途的主流，科举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文官更希望自己的子弟能通过读书应举进入仕途，甚至有见识的武官也对子弟抱有同样的期待。比如，官至参知政事的冯京，字当世，他的父亲冯式“为左侍禁以终”。景祐五年（1038），冯京虚岁十八，冯式“取其所读书，题其后曰：‘将仕郎、守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借绯冯京’”，希望儿子能够读书入仕。而冯京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皇祐元年（1049），“式既没十一年，当世状元及第，为荆南通判。视其所题，无一字差者”。〔595〕

在社会价值取向从“右武”转向“右文”的过程中，恩荫用官实现了文武分离，即由“从本品”到“从本资”的转变。〔596〕天圣元年四月癸丑，“诏文武官奏荫亲属从本资”。〔597〕这项转变的效应逐渐显现。翰林侍讲学士、刑部侍郎孙奭的四个孙子，在改制以前都补了三班使臣，“并是右班殿直”。天圣五年十月，孙奭上疏，请求为他们改官：“窃闻近敕，今后文官只许奏荫文资。臣之四孙虽是条贯以前奏荫，其如尚属幼稚，虚请奉钱，幸处公朝，实不遑息。欲望并与改无料钱京官，所冀克遵明诏，不堕素风。”仁宗诏准。〔598〕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又有诏“文臣换右职者，听任子弟为文资”，〔599〕对“从本资”原则进行了细节补充，保证那些自己换了武资的文臣子弟仍能“不堕素风”。诏书所谓“文臣换右职者”，指的应当是那些换官的高级文官。比如，咸平五年，前任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钱若水，曾经“率众过河，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真宗称他是“儒臣中知兵者也”，诏换邓州观察使。〔600〕就在天圣五年，还有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工部尚书李维因为迁枢密副使不遂，自己请求，换了相州观察使，被言官批评“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虽然不能因此断定李维换官是图财，但也可见正任武官的俸禄相当优厚。〔601〕个人可以换武官，但家门“素风”不能因此改转，应当是“词臣”的心声。

“不堕素风”是文官对子弟的愿望。这个愿望单靠恩荫用文资是无法达到的。科举占据着文官仕途的主流，文官子弟中的佼佼者亦多能从科举入仕，从而实现不堕家声的愿望；而从恩荫入者已入杂流，除非父祖有极高权位，否则难以照拂，照样很难得志。真正由“奏荫从本资”中得到好处的，是武官群体。必须承认，武官群体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于文官，受家风的影响，武官子弟很难在科场上同文官子弟一争高低；“奏荫从本资”则使武官子弟得以轻松入仕。对于国家而言，维持一个具有类似于世袭性质的武官群体，也大有好处：第一，武官子弟虽然无法在科场上争胜，但却可以通过恩荫入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作为一个群体，武官的利益受到了保护，他们对国家的效忠也就更有了保障。第二，武官所担任的职位，如统兵，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而这些技能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家庭的熏陶培养。第三，宋朝承五代之后，是靠武人的支持取得政权的，而宋朝建国之后所执行的路线，却是一条“右文”的路线，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文官，这条路线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言，无疑是对的；但要采取这条路线，就必须对武官做出某些无伤大雅的让步，以换取他们对国家的支持——反观北宋的历史，这样一种让步政策，即使不是当时刻意为之，也是在不自觉地遵循着的。因此，当科举，特别是进士科成为文官入仕的主流，“士君子谓不由进士第者为终身之耻”〔602〕时，恩荫出身却始终在武官选举中保持着主流和正途的地位。

宋初，柳开在《再与韩洎书》中曾经提到：“世有医师、乐夫、武人、匠氏、百工众技、商民贾者之辈，杰杰异其徒者，时必推之，其家之子孙往往力行父祖业，不群类于众，负而自言之，必曰：‘某实某氏之子之孙也！’所学所能能继若祖若父也。”〔603〕柳开把武人归入“所学所能能继若祖若父”者之列，反映的是宋初的情况。北宋中期，苏轼为刘奭作门祗候制，有云：“惟我神考，笃贰将帅。生则厚其宠，死则恤其孤。将使识朝廷之仪，习军旅之事，无忝厥祖，以世其家”，〔604〕仍然把武人看作是能“世其家”的集团。这样看来，北宋的武官群体确实存在着某种类似于世袭的特征。如果我们将目光放远一点，联系到后代，明太祖明确规定文官用科举，武官用世官，而清朝对汉族官僚采取了基本相同的任官政策，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当科举制在文官选任中占有越来越不可动摇的地位时，与之相反，世袭的精神却在武官的选任中逐渐占据上风。明朝的世官制，著于令典；宋朝武官的类世袭特征，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受到政策和制度的保护扶持。

当然，从恩荫入仕的不仅是武官子弟。由于恩荫范围的宽泛，公人、仆隶也有机会从此途入仕。公人、仆隶补班行，出任差遣，难免与其旧主发生公务上的交往，为调整二者的关系，朝廷不得不专文作出规定。天圣六年，御史中丞晏殊曾言：“诸州都监、都巡检门祗候及内殿崇班以上，尝为公人、仆隶者，自今毋得与旧所事官接坐。若职事相关，即移徙他州。其三班使臣以下监临物务者，并听公参。”〔605〕

天圣以后所颁布的奏荫新制，根据“从本资”原则，首先区别文、武，而后再区别官职高低以确定官员所应享受的奏荫待遇，文官奏荫用文阶官，武官奏荫则用三班使臣等武阶官，其细节规定分见表11和表12：〔606〕

表11　仁宗前期文官奏荫子弟恩例

表12　仁宗前期武官奏荫子弟恩例

庆历三年十一月丁亥，为了严格任子之法，颁布了新的任子制度。庆历新制秉承了“文武官奏荫亲属从本资”的原则，仍旧分文武。其细节见表13和表14：〔607〕

表13　庆历三年文官奏荫子弟恩例

*　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悉于郊礼前到任踰一年，乃听荫补。

表14　庆历三年武官奏荫子弟恩例

关于“子”、“期亲”和“尊属”的恩荫用官，庆历新制一概“如旧”，沿袭旧制，并增加了对于“余属”的荫补规定，从而使得亲属的亲疏等差能够明确地体现在恩荫用官中，“使夫冢嗣先录，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608〕其目的，是防止官员以疏为亲，滥用荫恩。此外，庆历新制还规定了恩荫得官者必须通过考试，方能正式出官任职，其考试制度详见后文。

（二）军校“换前班”

禁军军官换授武选官，称为“换前班”、“换外官”或“换官”。军校换前班是武选官的一个重要来源。

武选官的品位和职位是两分的，拥有武阶者不必有实际职任，因此武选官的员数可以大大超过武选官按规定所能授任的职位（“缺”）数量。员多而“缺”少，选任艰难、“住滞”虽然在所难免的，但却是体制所允许的。军职则具有品位与职位合一的特点，“缺”额决定员数，因此，军职所能容纳的官员数目是有限的。景德四年（1007）十月丁未，“枢密院上新置殿前、侍卫司将校具员。诏自今转补收落，令主事即时录其年月，有舛误白知院改正，敢漏落者劾罪以闻”。〔609〕具员簿是现有职位、在任官员的登记簿。〔610〕机构的细微调整是始终在进行的，具员成簿是对前一阶段机构调整结果的总结和“定型”，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调整提供依据。景德四年之“新置将校具员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军职编制的一次重新发布。

品位与职位合一的军职容量有限，但军职的定期迁转却已成制度。宋朝的军职，每三年一次常规迁转，〔611〕“自殿前、侍卫马步军校，每遇大礼后，各以次迁，谓之‘转员’”。〔612〕军职有限，军人的升迁需要必须照顾，禁军从士兵到将校的节级迁转不得不进行，没有合适的职位可以安置的现象难免出现。怎么办？

就高级军职而言，加遥郡再任是一条出路，“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实在无职可迁了，就只有离开军界，另行安置，“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613〕牧伯阶官化完成以前，团练使、刺史可为一州军政长官，可为边防将领兼职，“之本任”即是出镇方面。牧伯阶官化完成之后，“之本任”就变成了转正任，但其所任差遣多半是边防帅守，因此，实质上还是方面之任。比如，真宗曾经“孜孜寻访”，“询军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得八九人，其中，王能“自捧日右厢都指挥使出为济州团练使、知静戎军”，魏能自马步军都军头“真拜黄州刺史”，陈兴自马军都军头、蒙州刺史“真授宪州刺史、知霸州”。〔614〕低级军职，同样在转员之际面临三种可能：“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615〕“迁将校”与“再任”均不改其军职身份。“换官”即换前班，即由军职换授武选官。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无员额限制的武选官、正任武官对军职“溢”员的承接，转员才得以长期举行。转员换授，论品位，级别较低者换武选官阶，级别较高者迁正任，论职位，所任多为武职，故宋人曰：“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其岁满当去者，各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都监。”〔616〕

军校“换前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五代宋初“军职”与“内职”、“牧伯”三个职位序列之间的人员流动。人员流动的需要和客观存在使得不同序列间的职位可以互较高低，彼此“兑换”。当“内职”演变为武选官阶、“牧伯”演变为“正任”后，旧有的职位符号间的“兑换率”，便转而成为军职换前班、迁正任的依据。换前班制度的核心，是军职与武阶间的兑换关系。这种兑换关系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直至神宗元丰年间，才以法令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

真宗初，“殿前诸班、侍卫马步诸军及军头司诸军员，因衰病或以他事出补外职，率皆临事奏裁，殊无定制”。为了解决“无定制”的问题，景德二年（1005），真宗下令“可条其所入职名类例以闻”。大中祥符四年（1011），汾阴大礼转员，真宗有意改革旧制，下诏不必先经枢密院，“应殿前马步军诸班诸军员，并分作甲次，于崇政殿逐人唱名引见，朕自视之。有不任职者，当于不系禁军处优与安排，免转员之际，旋议改易”。〔617〕仁宗庆历四年（1044），诏“捧日、天武选退将校超三资，余超二资，悉补外职”。〔618〕“优与安排”、“超三资”、“超二资”的说法表明军校换前班“应入职名类例”的存在。

神宗朝的《元丰转员令》，是史料所载宋朝第一部有关军员迁补的法令，其中规定“转员换前班人”，“不得过一百二十人”。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曾经修改转员换授的限额，并增有关“比试、家状”的规定，绍圣二年（1095），诏“元祐所限人数、比试、家状指挥勿用”，又恢复了元丰时期的制度。〔619〕绍圣三年，枢密院进呈《转员及行门试武艺、换前班、留住等条例》，元符元年（1098），〔620〕枢密院又对《转员旁通格》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转员旁通格》又作《转员旁通册》，详细规定了各级军职的应换武选官阶，是军班换授的具体依据。表15反映的是元符元年修改之后的情况。〔621〕

表15　元符元年修订军职换授武阶表

军校换前班，是从军职序列转换到武选官序列，其差遣也由禁军军官转为外任兵官。元符元年修改前的《转员旁通格》规定：“换前班差遣，州总管以下，并以五路缘边为优，诸路为次。正团练使，州总管；正刺史，州钤辖；诸司使副，都巡检使、驻泊都监；内殿承制、崇班，巡检、州都监；供奉官至借职，教押军队指使。”元符元年，枢密院提出“诸司使、副以上差遣，见依格施行外，承制以下，欲依今来转员所差遣例”，其元符元年“差遣例”不详。〔622〕

宋代的军职换授制度，在形式上很像解放军的“干部转业”——不宜在军中继续发展的军官转入地方安置，既精简了军队，又充实了地方干部队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了补偿了转业干部为国防所做出的贡献。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军职换授又不同于解放军干部转业。宋朝厉行“兵权宜分”战略，禁军军职与边防军的统兵官是两个分立的职位系统，边防军的统兵官例由武选官和正任武官担任，军校换前班，在改换品位的同时，职位也随之转入武选职位系统，通常是边防统兵官，因此，军职换授也是军事人才的再分配。被“换”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体现了皇帝的重视。咸平五年（1002）四月，六位禁军高级军官同时罢军职出守，他们的原任军职、所改正任、所除差遣状况如表16所示：

表16　咸平五年军职—外任换授例

真宗还就此事对辅臣做过事先说明：“元澄、郑诚、耿斌，人多称之。朕尝召语，观其辞气，若有志操。周绪亦颇知名，止在宿卫，无以见其才，宜授郡符，试之边任，庶尽其所长。朱能、安赟位元澄、郑诚之上，素无能誉，然不欲遽加罢斥，故例与迁擢；如实不堪，退亦未晚，故并命焉。”〔623〕

军校换前班，务从宽恤，待遇优厚。天圣六年（1028），“枢密院请择诸班之识字者以备边吏之缺”，得10人，其中，内殿直都知任宜换授作坊副使，“余皆优擢之”。〔624〕这应该就是康定元年（1040）张亢所批评的，“又比来禁卫队长，由年劳换前班者，或为诸司使副”。〔625〕治平元年（1064），英宗亲阅诸军班将校武艺，对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宝州刺史王秀说：“尔武艺虽不中格，而尝有武功，故以尔为正刺史。”王秀当时的官位是军都指挥使加遥郡刺史，按照“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的规定，他在军都指挥使的职位上至少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员，此时又逢转员，理当“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626〕王秀的武艺考试“不中格”，本应有所惩罚，英宗念其功劳，有意收录，故擢为正任刺史。正刺史是品位，王秀的职位必当另有安排。正因为换前班意味着种种好处，神宗时，“有王明者”趁皇帝亲阅转员之机，“住留叫呼”，扬言“若不得换前班，乞纳命”。禁军管军贾逵“乞重配”，要求严惩，而神宗“亦贷之，但降一等与换外官”。〔627〕

就理想状态看，军校换前班机制的存在，一方面，支持了军职转员的持续有效进行，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军职与武职两个职位系统之间的军事人才再分配，让更多有统兵经验的军职进入边防统兵官系统。但是，就实际而言，北宋军职的平均素质本来就不如文官和武选官，〔628〕而换前班者，又都是曾经沙汰之辈，或武艺稍逊、或年老体弱。将“艺虽不中格”、“素无能誉”的军职换授前班、出补武职，虽然有利于提高军职队伍的素质，但却降低了外任兵官的素质。长此以往，不免使兵官队伍变质为退役军职的优老养闲之所，至南宋，兵官一度演化为闲职，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神宗曾经就军校换官待遇优厚的原因做过解释。熙宁九年（1076），交趾侵宋，神宗“诏逐路共募武勇万人赴广西效用，广东五千人，福建二千人，江西三千人……江西差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马昌，昌仍换文思副使”。转员之际，“其老疾若过失者，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629〕御前忠佐马昌本来是禁军“选退”军职，却得换文思副使，引起了枢密院的不满。“于是，枢密院缘昌换官稍优，因议转员军校换官，有由行伍有功，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枢密院从马昌的例子联系到普遍性的转员换授，认为换得太优厚了。对此，神宗的回答是：“祖宗以来制军自有意，凡隶在京殿前、马步司所统诸指挥，置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责之既严，则遇之不得不优。至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尔，不可比也。”〔630〕

除军校换授前班外，禁军士兵亦可通过年劳、立功或考试武艺出补前班。仁宗朝，有张忠者，初隶龙骑军，因为殴杀军校被发配鼎州，“既遁去为盗，复招出，隶龙猛军”。龙骑，殿前司步军，“建隆间以诸道招致及捕获群寇立”；龙猛，殿前司骑军，“太平兴国中，拣阅龙骑及诸州部送招获群盗，取其材勇者立”。〔631〕先隶龙骑后属龙猛，张忠其人的“反骨”与武勇可见一斑。张忠后“以材武补三班借职、陕西总管司指使。数攻破堡砦，杀剧贼张海、郭邈山。从平恩州，功第一，累迁如京使·资州刺史，历真定府、定州、高阳关、京东西路兵马钤辖”。皇祐四年（1052）六月，侬智高反，张忠被任命为广南东路都监，领英州团练使。七月，张忠战死，临战，谓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儿，以战功为团练使，汝曹勉之。”〔632〕

在禁军士兵中，殿前诸班直身为皇帝宿卫，在出职方面待遇更优于诸军。比如狄青“少以骑射为乐”，“弱冠游京师，系名拱圣籍中”，〔633〕成为禁军殿前司骑军士兵，〔634〕后入选禁军最精锐部队殿前诸班直之一的散直，〔635〕成为皇帝近卫。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争爆发，宋朝“选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636〕宝元二年十二月，宋廷“赏保安军守御之功”，“都巡检司指使、散直”狄青“功最多，故超四资授官”，“为右班殿直”，〔637〕正式获得武选官身份。禁军士兵出补前班其实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转入三班差使、殿侍或者借职等不入流品阶；第二步才是转入武选官阶，属于流外入流。一般而言，禁军士兵直接出仕的并不多。

（三）流外出职

真宗朝以降，皇帝内职逐渐向帝国武选官演化，亲近不再，地位下降。与此同时，科举制度的发达，却使得文官地位日渐上升，文资开始排斥杂流入仕者，比如天圣六年（1028），诏“御书院待诏出职者，自今不得为文资”。〔638〕于是，胥吏出职、进纳买官等等，多补班行，从武选入仕。庆历八年（1048），翰林学士张方平上书论入仕之滥，呼吁“澄源培本”，其中谈到班行补授的种种猥滥情形：

今略数入仕之门……武臣自诸司副使、军职大校以上，至于宫掖嫔御、内臣近职，每岁或遇郊恩，奏荫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职任或致仕、遗表及诸色特恩录用，又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内外胥吏、牙校出职，如计会每岁入官之路，徼幸攀援，日生新例，不可胜数。〔639〕

诸班殿侍、三司军大将、诸州牙校是流外入流武选官的主要来源。诸班殿侍属不入流武官，三司军大将、诸州牙校皆属军队编制，其职能、地位则类似于吏，他们和内外胥吏一样，都可在服务满一定年限后获补班行，从武选入仕。

殿侍又称“东西班殿侍”，隶殿前司，属于殿前诸班，“殿侍凡十二班。东第一、第二班，西第一，弩手班，龙旗班，凡五班，月廪钱千五百，谓之‘带甲’。西第二班、下茶酒新旧班凡二班，月廪钱千；东第三，西第三、第四班，南班，北班，凡七班，月廪七百，谓之‘不带甲’”。〔640〕部分殿侍班对人员出身有着特殊要求，“其东第二、茶酒及第三、西第四班不带甲，并以诸军员、使臣及没王事者子弟为之”。〔641〕殿侍的服务范围很广，有“在官”者，有“权管军籍者”，有“主管官物”者，〔642〕有充“诸皇亲宅前勾当人”者。〔643〕殿侍必须达到一定年限才能领“请给”受“差使”。庆历五年（1045）定制，“殿前司殿侍，非边功及阵亡之家，或蕃官补置，若父兄物故致仕放停录用者，余皆十载以上，方听请给而差使之”。〔644〕殿侍服役达到一定期限，可以送三班院差使，称为三班差使殿侍，其意盖指殿侍在三班听差服役者。三班差使属于“未受真命”的准武选官，“亦有磨勘转官法”，向上可以转三班借职。〔645〕殿侍送三班院差使，虽然尚未入流，但已经成为预备武选官。天圣四年（1026）十月乙未，有“诏三班差使殿侍及诸班差使、散直、外班殿直列命官之下，摄长史、司马之上”。〔646〕

不止殿侍，京城皇亲宅院的其他“勾当人”也有机会从三班差使、借职、奉职这条道路进入仕途。所谓“勾当人”，其实就是家仆。庆历八年以前，“自来诸皇亲宅前勾当人，除郡王宫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余宫院殿侍，及客司、书表、宅案等，别无恩例”。庆历八年，“并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自观察使以下，应缘皇亲宅前殿侍、客司、书表、宅案等，并只勾当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转充借奉职”，由此造成皇祐二年（1050）到至和二年（1055）间短期内三班使臣激增的问题。至和二年，兼三班院欧阳修指出，勾当人送三班差使，是“入仕之源最为侥幸者”。欧阳修提出的修正方案，是让这些“勾当人”按旧例转官但不进入三班院差使，“臣今欲乞应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书表、宅案勾当及五年，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旧例勾当，所有合转殿侍至借职年限，并依庆历八年密院札子指挥。如此，则皇亲勾当人不妨恩泽，只是免得诸宫院送纳三班后续补人数，兼诸宫院若得依旧勾当，并是谙熟委使之人。又三班减得人数，甚为利便”。〔647〕这个方案公私两便，后效如何，未见记载。

诸州牙职又称“牙校”，“牙”或作“衙”。在北宋，牙校是本城厢军的军官。用三班使臣羁縻牙校，是宋太宗的发明。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后，牙校演化为普通胥吏，对官僚子弟已不具吸引力，但牙校服役期满出补三班使臣的制度却保留下来。牙校出补武选官，被视为胥吏出职。

牙校的最高级为诸州军的都知兵马使，牙校迁至都知兵马使，熬够年头，即有望出职。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建议提高都知兵马使的出职难度，在转班行之前增置“摄官”环节，以便澄清流品：“诸州军都知兵马使岁满，敕摄长史、司马，如实廉干，须令知州、通判同罪保举，方与班行。”〔648〕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的建议得到部分实施，“诏诸州军岁满都知兵马使，自今且补摄长吏、司马，三年乃与班行”。〔649〕

牙校出职的数目相当可观，神宗时，“天下州军都知兵马使，年满解发赴阙，授班行至大将者，大约三年有二百余人”。熙宁八年（1075）以前，由于都知兵马使人数众多，这些人的服役期限，“比及解发，无不及四十年者”。熙宁八年，因“近年裁减，人数至少，迁转岁月，计须减半。今在京百司吏，新法皆三十年以上出官，不可使外州军优于省寺”；应三班借职陈景的请求，改为“都知兵马使入仕及三十年方许解发”。〔650〕厢军指挥使也有因功超躐补班行的，比如苏东坡作有“潮州澄海第六指挥使谢皋可三班借职”制，云：“汝自什伍，长积劳累，迁至一旅，极矣。今乃以去恶之功，获补武吏。”〔651〕

三司隶属下负责押送纲运的殿侍、军大将等，也是流外入流武选官的大宗。北宋建都开封，“利漕运而赡师旅”，其“押汴河、江南、荆湖纲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差军大将、殿侍”。〔652〕又，北宋北边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这三路养兵所须，要靠从外地调入，押运也要“选使臣、军大将”。〔653〕

流外入流，靠的是年劳，能力自然要差一些，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曾提出裁减押纲使臣入流人数：“江、淮发运司岁漕六百余纲，省员殿侍，并以岁劳改班行。若国家稍皆用度，则可减纲运。酬奖之人，其押汴纲岁改职者，欲止赏以缗钱。”范仲淹的建议为仁宗所“嘉纳”，〔654〕实施的结果却不见记载。

（四）武举入仕

武举始设于唐，“五代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宋朝的武举初置于天圣七年（1029），皇祐元年（1049）废，治平元年（1064）复置，此后长期举行。〔655〕天圣、治平两次置武举的动机各不相同。

天圣七年置武举诏书称：“应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文武官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并许于尚书兵部投状乞应上件科。”〔656〕将这则诏书与天圣元年恩荫用官由“从本品”向“从本资”的转变联系起来，〔657〕不难看出，置武举的动机，是要为三班使臣和文武官员子弟提供升迁便利，并试图以考试促学习，提高上述人等的素质。皇祐元年的罢武举诏令中，更明白地透露了设置武举的原始动机：“国家采唐室之旧，建立武科，每随方闻之诏，并举勇略之士；条格之设，岁序已深。然而时各有宜，今异于古，今［在］籍之众，既以扳力日奋于行伍之间；武弁之流，又用其韬钤自进于军旅之任，来应兹选，殆稀其人。如闻所肄习者，率逢掖诸生、编户年少，以至舍学业而事筹策，矫温淳而务粗猛，纷然相效，为之愈多。朕方恹隆文风、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罢试于兵谋，俾专由于儒术。”〔658〕武举要吸引的对象是“在籍之众”和“武弁之流”，但这两类人“来应兹选，殆稀其人”，实际上来应举的是“逢掖诸生，编户年少”。武举未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废罢。“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文武官员子弟”是有理由对武举不感兴趣的——武举要问策、还要考试武艺，这同三班使臣“止令读律，写家状”〔659〕的出官考试相比，实在太难；况且朝廷给予武举出身者的待遇也并不值得他们去受苦学习；再说，没有武举，他们也照样出官。

治平元年（1064），复设武举，此后沿袭不废。治平复设武举的动机，与前期相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它不再预设特定目标人群，而是着眼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搜求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景祐元年，富弼曾经批评当时通行的武官选任制度不能产生将帅之才，“自三班至诸军叙补，崇者为步骑都督、殿前帅，以至登枢府，亦自有次第”，然而只是“求武臣”之法，“独于将帅不知术”；已有的两种“选将之道”——制科和武举“皆法度龌龊，必未能致特起之士”。富弼提出了一个新的武学—武举方案：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于学中，纵其讨习”，“亦命杂读史传，令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助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校，三岁大比，当杂问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660〕富弼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大批文官精英的思路，那就是要抛开现有的武官选任制度，培养和选拔新型将帅人才，这种新型的人才应当是“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非备文武，则不可为也”。〔661〕这种呼声在宋夏战争爆发、宋军不断失利之后达到高潮，并最终通过范仲淹、韩琦等儒臣基本成功的守边御敌实践得到证明。

治平武举向几乎所有的宋朝男性开放，“应武举人，不拘食禄子孙，并已仕、未仕人等，内已仕人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未仕人别无负犯，并许奏举”。考试科目分策略与武艺两项，而“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以兵书文字的好坏决定录取与否，“于《（六）韬》、《（三）略》、《孙（子）》、《吴（子）》、《司马（法）》兵法或经史事涉兵机者，取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说解释，义理明畅者为通”，特别强调读书。〔662〕治平武举体现了文官试图为宋朝再造将帅的美好愿望。

然而，无论是以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和文武官员子弟为招徕对象的天圣武举，还是全面开放的治平以后武举，都远没有起到优化武官队伍、培养将帅的目标，武举在宋朝武选中的作用始终有限。

应当承认，宋朝政府在边防兵官与巡检捕盗官的选拔上，都给予了武举出身者优先权力。康定元年（1040），定制“其合格举人，除官后，并免监临，只差沿边任使；如三班差使殿侍以下，即与指使及捉贼差遣”。〔663〕庆历三年（1043），因治安形势严峻，武举所取38人尽“除京东捉贼”。〔664〕熙宁三年（1070）所取26人“并与三路沿边差遣”。〔665〕元丰五年（1082）《选官格》规定“如选巡检捕盗之官，则以武举策义、武学生，或因臣僚以武略荐，或自陈兵略得出身之人”。〔666〕但是，取人少、授官低却使得武举出身者在整个武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与地位始终微不足道。

武举取人，实在太少。北宋武举已知人数的，天圣八年8人；景祐元年12人；庆历二年38人，六年28人；皇祐元年47人，五年61人；治平四年1人；熙宁二年26人，六年24人，九年31人；元丰八年39人；元祐三年15人，六年16人，九年35人；绍圣四年56人。其中，取人最多者为皇祐五年，共取61人，而这个数字，包括了此前所有“曾经秘阁考试”而未及第的武举人，是北宋政府打算彻底停罢武举之前的一次大搜罗。这样的数量规模，即使人人都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也会很快淹没在一般武官群体之中，根本起不到改善群体素质的作用。而事实上，由于考试内容过分重视兵书的记忆，对武艺反而有所忽略，武举出身者中很少人称得上是将帅之才。

武举授官，实在不高。治平以前，未见有关授官的规定，实际上的最高授官是武选官中最低的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两阶，其余都是不入流的三班差使殿侍与介于禁军班直与不入流武官之间的茶酒班殿侍和下班殿侍。治平武举出现了对授官的等级规定：“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与右班殿直”；“策优艺平者为次等，与奉职”；“艺优策平者”又次之，“与借职”；“策艺俱平者为末等，与茶酒班殿侍、三班差使”。〔667〕治平二年是实行新制后的第一次武举，“康修等七人迁左侍禁”，“迁”表明这些人本来已经是有官在身的。如表17所示，如果不算已经有官的人，那么武举的最高授官只是右班殿直，仅能相当于横行诸使之子的恩荫官阶；殿侍三班差使以下根本就不入流，武举授官其实相当卑微。

表17　熙宁六年武举等第授官〔668〕

取人少而授官低的武举，在考试内容上又重兵书而轻武艺，因此，常被那些在文科场上暂时失意的举人用作入仕的终南捷径，于解试落第后“旋看兵法，权习弓兵”，〔669〕以希一第。到南宋，这种状况仍然如此，“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670〕这些根本无心武事、不想当武官的落第文人，凭借比一般习武之人更强的文字功夫，挤占本来就相当狭窄的武举通道，更进一步弱化了武举在武官选任中的作用。因此，宋代的武举虽然在诸多武官入仕途径中号称正途，但作用和影响却始终有限。

恩荫、军员换授、流外入流，使得武选官队伍不断膨胀。班行补授之冗，之滥，是造成冗官现象的重要原因。嘉祐时，陈升之就曾“乞裁冗滥，立条制”。治平二年，翰林学士张方平又指出：“其滥如此，而不云救，何以立宪度，建治功？”〔671〕但是，滥授班行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而是愈演愈烈，至北宋末年，小使臣的数目已达23000余员。〔672〕滥授班行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官员的腐败。庆历二年十月，刚刚发布“今后大臣厮仆不得奏荐班行”的敕旨，“才三四月，已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673〕嘉祐五年，两制、台谏官集议“裁节班行补授之法”，已定，而右司谏·秘阁校理吴及、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沈起两人却受大姓程叔良的贿赂，“乃擅改议草，令买扑兴国军磁湖铁冶，仍旧与班行”。〔674〕腐败是造成班行滥授的原因，但却不是最根本原因。

从根本上看，广授班行是不可避免的：子弟补班行是帝国对外戚勋旧和整个武人集团的特殊恩典，恩荫不可能裁减；军职换授是稳定军职队伍的重要工具，也不能改变；流外入流也许是稍可裁抑的，但在宋朝这样一个高度官僚化的社会里，用做官来鼓励吏人也是必须的——不管怎么说，班行总比文阶来得便宜好用。一句话，广授班行是必须的。或者说，班行这种品位的冗滥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冗滥的班行，政府所能做的，只有限制已授班行者的出官，以及在职位的任命上加以选择。

二　“武臣初出官则有呈试之法”

呈试是拥有武阶者正式除授差遣之前的资格考试。南宋人说本朝制度，“文臣初出官则有铨试之科，武臣初出官则有呈试之法”，〔675〕仿佛呈试与铨试一样源远流长。事实上，武选官必须通过呈试方可出官的制度，直到神宗朝方才正式确立。

北宋前期，武选官的出官考试只有“读律”、“写家状”两项内容，简单潦草。庆历中，曾经增加考试科目和考试难度，但为时不久。庆历三年（1043）新定恩荫之制，规定通过恩荫得官的三班使臣必须参加考试，按成绩、分等第出官。考试科目分弓弩、书算、兵书、策论、武艺五类，可以只选一类，也可以兼考：

（1）弓弩考试，在军头司举行，“试弓七斗力或弩两硕五斗力”，“力及而射有法，为中格”。

（2）书算考试，在三班院举行，包括“书家状”和“算钱谷”两部分，“书家状，误才三字；算钱谷，五事通三，为中格”。

（3）兵书大义，以《孙子》、《吴子》、《六韬》为出题内容，“试义五道，三通为中”。〔676〕

（4）策论，“愿试策者听之，五通三为中格”。

（5）“考兵书大义者或试策论者兼试弓弩及格”，为优等。

（6）“善五般武艺，鞍马精熟，更通书算者，亦为优等”。

（7）“武艺不群，策详而理畅”，为异等。

“不合格者，且令习学”，中格出官，优等“与免短使，边上权外寨监押，或权诸寨巡检”，异等“引见听旨”。〔677〕以上规定旨在通过考试控制出官人数，提高武选官质量，但施行未久。庆历五年六月，又改为使臣参班，“止令读律，写家状”。〔678〕由此一直延续到熙宁中，“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当调官者，虽有法式，尤草略”。〔679〕

王安石变法，试图解决“官冗”问题，先立文官考试出官法，继而改革使臣出官办法。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监察御史蔡确指出：“朝廷患官冗而事不举，其弊在于任官不考其能，故近者补京朝官、选人皆立试法，而独未及使臣，则任官之弊未为尽革。伏望指挥枢密院详议，立法以闻。”神宗于是诏令枢密都承旨曾孝宽“详议试格具奏”。〔680〕八月，由曾孝宽详定的《大小使臣出官三等试格》出台，神宗下诏“大小使臣因恩泽奏授得官，合出官者，并于《三等试条》，各随所习呈试”，〔681〕正式规定了武臣必须通过呈试合格方可出官的制度。此后，宋朝政府又对《试格》进行多次修改补定，于元丰元年颁布《大小使臣呈试弓马武艺出官试格》，提高了考试合格的标准。此格被称为“元丰格”，“元丰格”一直行用至南宋。

根据《试格》，武选官呈试出官的程序大致如下：首先，所有通过“恩泽奏授得官”的“大小使臣”，达到出官年龄以后，根据官阶分别到三班院和审官西院报名。报名者须开列投考科目与家世情况，即“所应事艺”与“家状”。报名截止到每年二月八日。三月，选任机关统计报考人数，申奏皇帝；皇帝特派考官，与选任机关首脑共同考试。接下来就是正式考试，共分三等、八项（具体内容详后），分别举行。武艺部分送武学考试，可能是因为要借用武学的操场、器械和专业人士。考试完毕，考官将考试成绩和弥封的试卷申送枢密院开拆，决定最后的等第及出官者名单。〔682〕

呈试的考试科目，分为弓步射、射亲、弓马射、马上武艺、孙吴大义、时务边防策、律令大义和计算钱谷文书，共计8项。弓步射旨在考察臂力，射亲考察射箭的准确程度，马射考马上射箭，马上武艺考察骑兵的作战能力。对弓马的强调符合冷兵器时代崇尚骑射、崇尚膂力的要求。孙吴大义重在考试对《孙子兵法》和《吴子》这两部古代兵书的记诵。时务边防策，顾名思义，是要求考生对现实的边防问题作出判断和建议。律令大义考试对律令的记诵，律令是统治的规矩，为官者不可以不知。计算钱谷文书则是测试简单的数学计算能力。

考试分三等举行，“上等、中等内七事，下等内八事”。上、中两等考试前七项内容，下等加试“计算钱谷文书”一项，共八项。从上等到下等，同一科目的及格标准依次递降，比如弓步射，上等用1石力弓，中等用8斗力弓，下等用6斗力弓。下表所展示的是“元丰格”三等呈试的细节规定。考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确定报考等第，然后按等考试，按等出官。三等之中，只有下等加试“计算钱谷文书”一项，主要是为根本就没有武艺的武官提供出路，同时也为国家选拔低级经济管理人员。

表18《元丰格》大小使臣呈试三等试格表

呈试合格，即可出官。熙宁五年最初制定的合格标准相对宽松，无论上等还是下等，“有试中一事以上，皆为合格”。〔683〕《元丰格》将合格的最低标准提高到“第二等中一事”、“第三等中二事”，并根据呈试等第与“所中事艺”（即考试合格科目数），将合格出官的武选官分为5级，给予免除短使（任期不确定的临时差遣）、减少监当官任数、缩短候任时间等不同待遇。

表19《元丰格》武官呈试出官等级表

建立呈试出官制度的目的，是要以考试压迫、鼓励和带动武选官提高自身素质。原则上，以恩荫补班行者必须通过呈试方可出官，“其试中者始得放行参选”。〔684〕为了照顾累试不中及有特殊原因者，《试格》格外施恩，规定：“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于出官合格岁数外更增五年；若授官日年已过合格，须授官及五年方得依旧条写家状、读律讫，与出官。”“累试不中”与“不能就试”者，虽然最终也能出官，但仕途的发展要受到限制：“初任仍且与双员处监当，如有举主，方得升入亲民，无举主即更展一任监当；如诸般劳绩升入亲民者，即依旧条。”〔685〕如此规定，用意显然是鼓励应“恩泽奏授得官”的武选官参加呈试、通过呈试出官；而要想在呈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在平时下功夫演练弓马武艺、熟读兵书、兼习诗书文章。对于非“因恩泽奏授得官”的“不该就试人”的自愿应试行为，宋朝政府采取有条件的开放态度，规定：已经出官者，不许参加“计算钱谷”这种相对简单的考试；军班及武艺出职人，不更试武艺弓马；武举使臣更不试策，乞试弓马人仍于元试中上添得斗力，方许依条收试。〔686〕“不该就试人”自愿参加呈试，目的当然不是要出官，而是要获得更为便捷的升迁。“不该就试人”的参与，使得呈试在出官试的意味之外，又增加了类似于唐代“科目选”的选优功能。

呈试的科目与考试难度都有向武举看齐的趋势。首先，就科目（即事艺）看，武举以马步射的弓力、准确度以及驾驭马匹的表现来考察举人的武艺，呈试的武艺考试在步射、射亲、马射之外，又加马上武艺一科；武举的文字部分考《孙子》、《吴子》两部兵书的大义和时务边防策，呈试外加律令大义一项。其次，从考试难度来看，呈试也有向武举看齐的倾向，熙宁六年武举御试的武艺共分两等：第一等，步射1石斗，马射8斗；第二等，步射1石，马射7斗。〔687〕呈试第一等的马、步射弓力与武举第二等相当。《元丰格》在呈试三等试格之上，还设有“材武格”，“校以五事”。“材武”与三等分列，别为一等，非常规呈试考等。大观三年，为了鼓励武选官习学武艺，重开“材武”：“欲依元丰法，如愿试材武者，校以五事。若应格，与免一任监当，注授三路沿边差遣；其次免短使、升名。若挽强不如法，许习学再试。”〔688〕根据《宣和马军司格》，〔689〕“试大小使臣出官”的武艺考试共分四等，见表20：

表20宣和马军司大小使臣出官武艺试格

作为武选官的出官试，呈试制度体现了灵活机动的选官原则，各种类型的人才都可通过这一筛选机制。武选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呈试等级，在每一等中，又有7到8项科目可供选择，最少可选1项。这就为武选官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这种安排，符合宋代武选官差遣多样性的特点。当然，这种安排也有它的缺陷和漏洞。最大的缺陷是按等分配出官名额，高等考生所获得的出官名额较多，但并不侵越低等考生的出官额度，即使高等合格者超过了录取名额，而低等考生合格者不足，也要谨守额限。这就为某些武选官偷懒、不用功开了绿灯。至徽宗朝，呈试之法日益隳败，“殿前司呈试吏部出官使臣，其射法依《元丰格》而事艺多不应法。皆系有官人，止为呈试出官，不复责以技能，而材武之士无以旌别”。〔690〕

《元丰格》一直行用到南宋。孝宗时曾经对呈试制度做过若干改革：首先，改变步射的考校标准，使之更符合实战要求。《元丰格》是将弓力与准确度分开来考校的，第一等“弓步射”1石，发2矢，只是看弓拉不拉得开、箭能不能发出去、箭的射程是否能到达箭垛，至于箭能不能射中靶子、准确度如何，则是“射亲”的考试内容，射亲发10箭，3箭中靶即为合格。孝宗淳熙四年，改为“并令射亲”，专以射箭的准确度来确定成绩，“通以本等弓射，取其中的、中帖、中垛，以箭之分数多寡为应格”，靶上的不同部位代表着不同的分值，“一中的比二中帖，一中帖比二中垛，四中垛比二中帖”。〔691〕其次，“呈试第二等、第三等弓力之人，并令添试断案一场，仍止试一道，问目少立条件，比文臣铨试题一半”。〔692〕呈试第二、第三等弓力之人，膂力、武艺不如“材武”与第一等人，不一定能效命于疆场，但却可以活跃在监当、管库，乃至亲民。添试断案，可以促使他们尽早熟悉法律文书。这项改革蕴涵着对武选官进行分流培养、管理的意图。孝宗的第三项改革是针对录取名额分配的。淳熙四年，规定呈试出官的总额为全年参试总数的十分之五，具体名额按试等分配，“材武并第一等呈试人共取二分半，第二等呈试人共取一分半，如分数不及，与材武并第一等呈试人通取四分，第三等呈试人取一分”。〔693〕淳熙四年的规定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不立定合格箭数”，因此出现了“第一等有数箭中垛而本等分数已足，致取不到；其第三等却只一箭中垛取中者”。淳熙六年，将录取名额的分配标准修订为：“将材武并三等人尽行呈试，以箭数多寡比较，十分取五分”，合格标准为“射亲四箭以上人”。〔694〕

北宋前期，恩荫出身的武选官二十岁可以开始担任“短使”。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诏：“应收补到臣僚弟侄儿孙充班行者，内有年未及二十，虽年二十以上、未任差使者，并未得与差遣，令本院常切体量，候堪任勾当，即依例差使，无令出外勾当不前。”〔695〕二十岁“依例短使”的规定，在天圣元年仍然有效。〔696〕但是，正式除授“住程差遣”的年龄是二十五岁，所谓“任子旧恩，《天圣令》：以荫补出身应授职任者，选满，或遇恩放选，或因奏乞，皆年二十五岁乃许注官”。熙宁五年《大小使臣出官三等试格》出台之后，“凡试中，许年二十注官”。“元祐之初，有摄斋郎行事得免试者，许比试中人二十参选，由是增冗员。”元祐六年，应监察御史徐君平之请，“复天圣故事”，又改为二十五岁出官。〔697〕

三　磨勘转迁

通过出官考试，一个武选官才算正式进入了仕途，在此后的仕宦生涯中，对于他个人而言，有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一是阶秩的迁转，一是职位的除授升迁。对全体武选官进行阶秩管理和职位调度，以此来保证官僚队伍的稳定与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构成了选任机关工作的主体。

有关阶秩迁转的制度，在宋朝被称为“磨勘”。磨勘法的正式形成，是在宋真宗咸平年间。磨勘的对象是官阶，“磨勘法确立之后，依年晋升的，是其寄禄官，而非差遣职任”；磨勘所奉行的原则是“限年校功、循阶进秩”。〔698〕对于武选官而言，上述原则同样适用。

“磨勘”本有考课的含义。淳化年间，张鉴“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无沮劝”，太宗“即诏鉴兼磨勘职”，〔699〕此“磨勘”即“考校殿最”之义。但是，当磨勘法确立之后，磨勘的考校意味日趋淡化，常调武选官的迁转，“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700〕“执干戈典兵马之臣，当以战多勇功受赏于朝”，以这样的标准衡量，“但累岁月、计资考”的磨勘序迁制度，“贤不肖并进”，根本选不出真正的将帅之才，无法满足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对于那些真正有抱负的武人来说，“以此取高位，壮士之耻也”。“然今天下乂安，士无所试其能，故偏裨将帅例以恩进。”〔701〕武选官人数不断扩增，远远超过了可供使用的职位数量，要照顾大多数官员的普遍利益，维护这支队伍的稳定，没有什么比“论资排辈”更为有效和安全的了。由此而牺牲部分行政效率，在所难免，也是值得的——武选官序列的出现本身就有维护官僚集团总体平衡的意图。从宋朝国家的立场来看，磨勘序迁是一种必要的无奈之举。而对于那些真正怀材抱器的武官来说，磨勘序迁是无奈的，却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突破的——武选官的选任制度中还是有很多选优程序，可以让一部分真正“出其类，拔其粹”的官员脱颖而出。一句话，磨勘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制度，它平庸，但是安全。

磨勘包括如下手续：首先，应磨勘使臣执自己的“批书、印纸、解由”赴选任机关——三班院或者枢密院（审官西院）。其次，是“会问”，由选任机关知会有关部门，调查批书、印纸、解由所书是否属实，然后决定是否予以转迁。“所磨勘使臣功过内监押、巡检、监当物务者”，其“收赴课利场务”，需要“一一牒省会问增钱数”。〔702〕最后，整个磨勘过程以“引见”结束。“引见”即皇帝亲自接见磨勘转官使臣，以示恩出自上。“引见”是宋太祖的创制，“太祖以来，始令后殿引见，因为常例”。〔703〕“引见”之际，三班院仍可就某些具体问题，“临时取旨”。仁宗年幼即位，刘太后掌权，不便亲自接见磨勘使臣，改为“皆前一日进入文字，内中批定指挥”，“引见”从此徒具形式，当引见之际，“其间虽有功过，有司不敢复有所陈”。〔704〕或者说，就磨勘的“累岁月，计资考”的本质而言，“引见”本来就是形式，刘太后的做法不过是使得“引进”的形式化本质实体化了。整个磨勘工作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为防止胥吏以“会问”之名，无端邀滞磨勘使臣，天圣七年（1029）定制，磨勘日限由知院官置簿拘管，“依投状名次编录疾速按验；如须会问，所至限一两日回报。自投状至引见，与限半月”。〔705〕武官磨勘日限初为13日，比文官的磨勘日限长，庆历六年（1046），改与文官同为10日。〔706〕

武选官磨勘的原则，前期向“边任”倾斜，神宗朝开始转而向“军功”倾斜。宋朝中期，西夏崛起，陕西、河东边境吃紧，庆历三年七月，陕西宣抚使韩琦、范仲淹言：“陕西、河东沿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例皆五年磨勘，既与内地劳逸不均，故多不愿就边任。以此将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战守之地，责其死节，苟循常规，将何以劝？望令陕西、河东沿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满三年者，并特转一资，如经改官而举留再任者，满日，更与转一资，并不隔磨勘。”韩范的建议得到批准，陕西、河东沿边州军的主兵武官获得了磨勘方面的优惠待遇。“边任”并不指所有缘边任使。熙宁六年（1073），曾下诏将诸司使副兼门通事舍人所历“边任职局”明确定义为“四路沿边路分都监，或缘边知州军，或安抚都监·副使、同安抚”。〔707〕

对“军功”的强调，始于熙宁五年。“旧制，诸司使副有战功者磨勘改官，率用常制转五资”。神宗“谓无以褒劝”，下诏改为“奏荐诸司使副磨勘，历任中尝以战功改官者，转七资，余五资”。〔708〕立有军功者，在磨勘年限的计算也可以获得较为宽容的待遇，绍圣二年（1095），规定：“诸军功补授，因病在假落籍，应叙者未落籍已前年月，其磨勘，听通理。”〔709〕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辽进入和平交往时期。河北边防压力骤减，“边任”却待遇仍旧，并逐渐变质，成为武官“不由勋效，坐取武爵”〔710〕的终南捷径。庆历八年，翰林学士张方平曾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说：“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刺史、防、团、廉察。能饰厨传、熟于人事者，即以为才。”〔711〕边任的变质，使本来就低落的武官素质进一步降低。神宗转而重视“军功”，也算是救弊之一途。

三班使臣、诸司副使·正使、横行副使·正使、遥郡、正任等，并不是简单地构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迁转序列，而是有交叉、有重叠，从而构成几条不同的迁转路径：“武臣诸司使［十］八阶为‘常调’，横行十三阶为‘要官’，遥郡五阶为‘美职’，正任六阶为‘贵品’”；〔712〕“常调”、“要官”、“美职”、“贵品”的迁转制度各不相同，以下将分别述之。

（一）“常调”武选官的磨勘

通常而言，磨勘是和“常调”联系在一起的，“常调”武选官的范围包括三班使臣、诸司副使、诸司正使，即从三班借职到皇城使。

“基本独立于差遣任期”〔713〕的磨勘年限是磨勘法确立的重要标志。真宗咸平四年（1001），武选官的磨勘年限已经确定，其年“六月，诏三班院：使臣应经磨勘已转班行者，改转后七周年再与磨勘；其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职，若补班行及四年以上，借职三年已上者，并依例与磨勘。所有曾经磨勘转不得者，候住程一次回，起自磨勘日后及三年以上，再与磨勘，后亦依例七周年更与磨勘。所有已经磨勘不转者，及得指挥‘更一次差遣’者，并三年后更与磨勘。若更不转者，即候三年后更与磨勘。所有元得指挥‘依例差遣’者，即七年后更与磨勘”。〔714〕明道二年（1033），减诸司使至三班使臣磨勘年限，“九月甲子，诏诸司使至三班使臣并五年一磨勘，带门祗候者四年，诸司使副仍五资为一转”，〔715〕笼统的说，就是“武职五年一迁”。〔716〕

磨勘年限的计时方法，是从上一次常规磨勘转迁到下一次常规磨勘转迁。但是，其间又有因“差遣引见”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得到皇帝特恩，“非次已特与改转”者。“非次改转”的存在，导致了三班院磨勘年限计算上的混乱，有“后来未及元立限”，而三班院“皆便依例再磨勘引见”者。针对这种状况，景德三年（1006）正月，规定“如有似此已经改转者，并须依磨勘已改转例，候年限满日，方再与磨勘”。所谓“依磨勘已改转例”，是将“非次改转”同样视为下一次磨勘年限的计算起点，由此下推七年，方与改转。同年六月，又诏三班院，“磨勘使臣以七年为限，其间有赃污致罪至徒已上者，可令自今经赦后再与理年限磨勘引对”。〔717〕景德四年闰五月，规定“所有曾犯入已赃使臣，如经七年，显有劳绩，仰具事状以闻，当议却与依例磨勘差遣；若是经十年，虽无劳绩，别无赃私罪犯者，亦与磨勘引见”。〔718〕这些补充规定大大方便了选任机关对于磨勘年限的计算。

磨勘年限的规定在实际中被严格遵守。元祐六年（1091）四月，供备库副使赵思复磨勘，应转西京左藏库副使，请求将本人“磨勘所转一官”回授其子三班差使赵希元，转借职。“赵希元系元祐元年八月以差使参选”，按照“武职五年一迁”的规定，“合至六年八月磨勘转借职”。回授转官，将转官时间提前了仅仅四个月，而太皇太后却因此批示：“思复为是赵普之后，特许回授，余人毋得引例。”监察御史安鼎“乞改正”，太后批示“宜依所奏”。结果是，回授的“朝旨未下，思复丁忧，希元未尝受官。其兄思齐复陈赵普勋劳，以申前请，朝廷辄遂与之”。赵希元最终还是提前得到了三班借职。安鼎仍不肯放过，上言“借职虽轻，赏命为重，乞行改正”。太皇太后对此事做了最后的批示：“赵思复不许回授，其希元已授借职特免追改，仍自今年八月后起理磨勘年限。”赵希元的三班借职升迁得以侥幸保留，他的磨勘年限则按照制度规定，自元祐六年八月起计算，根本就没有占到便宜。〔719〕

常调武选官一共52阶，使臣10阶，诸司副使21阶，诸司正使21阶，一阶为一资，共计52资。为方便观察，这里姑且将使臣10阶从低到高标定为S1、S2……S10；将诸司副使的21阶依次标定为F1、F2……F21，F1=S11；将诸司正使的21阶标定为Z1、Z2……Z21，Z1=F22。武选官的迁转并非千篇一律地“拾级而上”，按照《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序迁之制”的记载与龚延明先生的补正，〔720〕常调武选官磨勘转迁的规则大致如下：

使臣10阶，每转1资，循序渐进，不区分有无战功：S1→S2→S3S4→S5→S6→S7→S8→S9→S10。东头供奉官（S8）以下为“小使臣”，内殿崇班（S9）以上为“大使臣”。为防止升迁过快过滥，元祐三年（1088）规定：小使臣磨勘转崇班，今后“每岁不得过八十人，其以功赏特恩迁转，不在此限”。〔721〕

内殿承制（S10）转诸司副使，开始采用“跳转”原则——普通官员“转供备库副使”（F1），有战功转礼宾副使（F2），有“特旨”转西染院副使（F3）、东染院副使（F4），甚至西京作坊副使（F5），一共出现了5种可能的升迁路径：S10→F1，S10→F2，S10→F3，S10→F4，S10→F5。

诸司副使一概采用“跳转”原则，无战功升5资转，有战功升7资转，比如：供备库副使（F1），普通官员转西京左藏库副使（F6）；有战功转如京副使（F8）。其迁转路径如下：无战功，Fn→Fn+5；有战功Fn→Fn+7。

无战功升5资、有战功升7资的迁转规则，在诸司副使向上转正使，以及诸司正使的迁转中继续适用（Zn→Zn+5；Zn→Zn+7），直到西作坊使（Z14）发生改变：无战功转左骐骥使（Z19），升5资；有战功转宫苑使（Z20），只升6资。再向上，东作坊使（Z15），不论战功有无，一概转宫苑使（Z20）；左藏库使（Z16）、内藏库使（Z17）、右骐骥使（Z18）、左骐骥使（Z19）、宫苑使（Z20）5阶，一概转皇城使（Z21）。

按照迁转规则，这52阶可以为常调武选官提供大约5×2^35种迁转路径，这是一个太过可观的数字，理论上，每一个武选官磨勘叙迁的路径都不会雷同。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迁转细则并非“一次成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改积累而成的。景祐元年（1034）诏“副使自今改正使，于本额下五资迁之”。〔722〕所谓“于本额下五资迁之”，是以本司正使为准，向下数5资，打个比方，皇城副使（F21）迁正使，则自皇城使（Z21）向下数五资，当转左藏库使（Z16=F21+15），正好是“一日而迁十五资”。〔723〕治平二年（1065），英宗认为这样迁“太优”，下令改正，于是改为“皇城副使、宫苑副使该磨勘者，各于本班使额从下与升五资改转诸司使”。〔724〕这才是《宋史·职官志》中所记载的诸司副使改正使原则。有战功升7资的原则，则是在熙宁五年（1072）才得以确立。“旧制，诸司使副有战功者磨勘改官，率用常制转五资”。神宗“谓无以褒劝”，下诏改为“奏荐诸司使副磨勘，历任中尝以战功改官者，转七资，余五资”。〔725〕

（二）职与横行的转迁

三班使臣、诸司副使带门祗候、门通事舍人，称为“职”，“盖武臣之清选也”，〔726〕“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诸文臣，则馆阁之流也”。〔727〕门祗候可转门通事舍人，比如，皇祐五年（1053），狄青攻破侬智高以后，朝廷赏功，将狄青之子狄谘自东头供奉官（S8）·门祗候提升为西染院使（Z3，直升26资）兼门通事舍人。〔728〕但是，职的迁转属于特恩，不在磨勘之列。

带职者的磨勘指本阶的迁转。与阶秩相同的常调武官相比，带职者获得的第一项优惠是较短的磨勘年限。天禧三年（1019），当三班使臣皆7年磨勘时，带职三班使臣磨勘年限减为5年，“供奉官以下充门祗候者，自今五年考课”。〔729〕这五年怎么计算，有严格规定，天圣七年（1029）二月诏：“殿直至供奉官充门祗候，乞磨勘者，须勾当及祗候除出假故月日，实及五周年者，方得依例磨勘。并内有年限虽足，曾有赃私过犯、及因事差替、并年劳病患者，未得磨勘，并奏取裁”。〔730〕“勾当”指带职者外任，前引狄谘是一个例子。“祗候”指在门供职，比如仁宗朝的门祗候夏伟，为“勋旧之绪，雅有仪矩，给事左右，十年于兹”，在门供职年深，“宜陟禁阍之秩，益相治朝之政”，迁门通事舍人；其阶先为西染院副使（F3），后因磨勘，“会课有司，序迁位等”，改内园副使（F10），依旧门通事舍人。〔731〕除较短的磨勘年限以外，门通事舍人还有一项磨勘优惠——每转升7资。这项优惠于熙宁五年（1072）废除。神宗认为“而门、两省职事皆左右近习，非勋劳，不可超躐”，因此，在提高有军功者磨勘资级的同时，下令“其门通事舍人、带御器械、两省都知押班、勾当御药院使臣等转七资条例，并除之”。〔732〕

庆历四年（1044）定制，通事舍人专以诸司副使为之，“如未系诸司副使者，与除合入副使；在职系副使者，转五资。候至宫苑、皇城副使，如累经任使、有劳效，并除横行副使；若未大经任使，别无劳绩，除中等使额诸司使，更不兼通事舍人”。〔733〕据此，通事舍人的武阶转至诸司副使的最高阶——皇城、宫苑副使，再往上，便分为两途：一是转为诸司正使，不复带职。一是转为门副使，进入横行的叙迁序列。职转入横行之后，必须循阶而进，庆历四年诏：“门副使须历引进、客省副使方转使，其西上须历东上方转四方馆使。”〔734〕同样在庆历四年，还出台了“皇城使不转门、昭宣使”的规定，〔735〕这就使得职—横行副使—正使成为一条相对独立的迁转路径。从带职的三班使臣到横行副使，再到横行正使，其迁转路径如下：

三班使臣兼门祗候→诸司副使兼门通事舍人（以上为职）→西上门副使→东上门副使→引进副使→客省副使（横行副使）→西上门使→东上门使→四方馆使→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横行使）〔736〕。

带职诸司副使转横行副使的年限为10年，嘉祐二年（1057），诏：“自今门通事舍人经十年无赃私罪者，与除门副使，即毋得陈乞。”〔737〕熙宁六年，改为10年或12年，视其历任、劳绩而定：

今后诸司副使［额］兼门通事舍人，如充职及十年、曾经四路沿边路分都监，或沿边知州军，或安抚都监、副使、同安抚差遣，或自转大使臣后以劳绩曾转官者，皇城、宫苑副使并除门副使；虽不历上项差遣、又无劳绩，但及十二年者，亦与转门副使。其余副使，并于使额上转五资，依旧兼职；若不愿兼职，及转正使者，并罢兼通事舍人。〔738〕

仁宗中期以前，横行诸司“旧无定员”，员额限制似乎并不严格，有两员东上门使并迁四方馆使的情况。〔739〕嘉祐三年八月，“立定横行员数”，“客省、引进、四方馆各置使一员；东、西上门使共二员；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员；门通事舍人共八员”。〔740〕神宗时，横行机构员额有所增加，改为“客省使二人，从五品；副使二人，从七品。四方馆使二人，正六品。东上门、西上门使，各三人，正六品；副使各二人，通事舍人十人，并从七品；祗候十有二人，从八品”。〔741〕

横行员数立定之后，“自客省而下，因职事以建官名，额有定员，遂立积考序迁之法，听其领职居外”。〔742〕嘉祐三年八月，规定横行副使的迁补，“即依诸司副使磨勘条例施行”。“门使以上，等级相比而轻重绝远”，客省副使能否转门使及诸横行正使的迁转，则要视有无员缺而定，有缺则“以次迁补，不拘磨勘年限”；无缺则加遥郡，“内有任东、西上门使或四方馆使及七年无私罪，未有员缺迁补者，与加遥郡”。〔743〕是年十月，又诏“客省、引进、四方馆使，自今遇有缺员，须改官四年以上，方听除授之”。〔744〕

（三）遥郡的转迁

“自节度观察留后至刺史兼领他官者为遥郡。”〔745〕横行诸使年深当迁而无员缺可补，加遥郡；诸司正使迁至皇城使之后，也是靠加遥郡来奖励资深。军职“转员至军都指挥使，又迁则遥领刺史，又迁为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746〕遥郡本身不能独立构成阶秩，它必须和诸司使、横行正使、军职等结合起来，才能构成阶秩。遥郡“资品并止本官叙”。〔747〕

横行加遥郡的制度订立于嘉祐三年，“内有任东、西上门使或四方馆使及七年无私罪，未有员缺迁补者，与加遥郡”。〔748〕皇城使加遥郡的制度出台于英宗朝。庆历四年规定“皇城使不转门、昭宣使”，但并未同时制订加遥郡的细则，导致皇城使磨勘一度失据，“既难其磨勘，又不可例除遥郡”。〔749〕直到英宗治平二年，才规定“其皇城使改官及七年，如曾历边任，有本路监司、总管五人以上共荐者，与除遥郡刺史，至遥郡防御使止”。〔750〕

熙宁三年以前，遥郡的序迁没有一定之规，皇城使等加领遥郡刺史后，仍旧按年序迁，其迁转方式为“改使名”，即从某州遥刺换另一州遥刺，改使名的好处是“增俸钱”；至于何时能从遥刺转为遥郡团练使，何时能从遥郡团练使转为遥郡防御使，并无磨勘之法，而要视个人运气而定。熙宁三年，同知审官西院李寿朋言：

见管皇城使三十余员，多领遥郡，而尚令磨勘，例改遥郡刺史、团练、防御使名，每进一官，增俸钱五十千，又增禄粟杂给，殊为优幸。如令更不磨勘，又缘在后行郎中之下，品秩太卑。臣愚欲乞于皇城使上别置使名二等，并令序转，如迁尽（令）［今］置使名，即依文臣至前行郎中例止，其遥郡刺史，仍限员数，比类少卿监序迁。其遥郡团练、防御使，更不序迁，并从朝廷非次赏功擢任。

李寿朋的建议被部分接受，但朝廷没有再“别置使名”，而是正式规定遥郡刺史、团练、防御使的“三等第迁”之制，“并理十年磨勘”。〔751〕

（四）正任的转迁

正任是武官中的“贵品”。军职转员至厢都指挥使兼领遥郡后，再向上，如无空缺可补，则脱离军职系统，转为正任，所谓“员溢，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752〕武选官升入正任序列的途径有三条：“其宗室国戚”身份特殊，初除为遥郡，“再迁便领正任”。普通官员，一是通过资历的积累，二是调任“管军”臣僚，武选官受到皇帝的信任，调任管军，则同时获得正任资序。

嘉祐三年（1058），定制：“非军职当罢、横行岁满当迁即有战功殊绩，皆不得除正任。当迁，则改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食邑。”所谓“横行岁满当迁”，指：“须授引进使及四年转充团练使；客省使四年转充防御使。”嘉祐定制后，“正任刺史以上绝升进之望”，治平二年，枢密院请求：“今欲因知藩要州郡，或路分总管，如再经改州名或加检校官、勋、封、食邑已及十年者，与迁官，至节度观察留后止。”〔753〕

正任的磨勘年限初为10年，后改为7年。熙宁三年（1070）规定，“自今应正任刺史、团练、防御使以上迁官未满十年者，非有显效，遇非次恩，止与移改州镇”。〔754〕“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仍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1083）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755〕

正任与遥郡虽然“恩数辽绝”，但是迁转之际，并不遵循先在遥郡内部迁转至最高阶而后转入正任最低阶的次序，而常常是一“落阶官授正任”，即“直超转本等官”，比如从遥郡防御使直接转为正任防御使，中间超越不知几许。这种状况，应当源于遥领牧伯的军职、内职与实任牧伯之间的相互调动，当时出入之际，只是职位调动，与品位高低关涉不大；但在牧伯阶官化以后，便显得有些过分优越，然凡能落阶官为正任者，多是皇帝有意褒奖的亲信、边将和军职，因此并未受到责备。直到北宋灭亡以前的靖康元年（1126），“落阶官授正任”“直超转本等官”才被指责为“奸巧希进躐取”，而改为“应遥郡承宣使有功劳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756〕

第三节　差遣注授

这一节分两部分，先述差遣注授的一般程序，次论差遣注授中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　一般程序

本书的第四章第二节曾经建构了一幅武选官任职的一般图像，设想有一位通过恩荫入仕的武选官是如何在宋朝的官场中成就了自己的一生仕途。这里，我们要请他再度出场，串联起武选官差遣注授的全部已知程序，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叫他甲君。

此君在正式做官之前，应当有一段充当皇家仪仗的经历。原则上，通过恩荫得官的三班使臣在正式注授差遣之前，都应当在三班院祗候服役，祗候的内容主要是为皇家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充当仪仗，天圣元年（1023），三班院尚有“执银毬仗使臣三十人祗候引驾”。〔757〕毫无疑问，这是五代宋初内职传统的遗存。随着皇帝内职向帝国武选官的转变，这项传统也在逐渐消逝。那三十个执银毬仗祗候引驾的差事，在天圣元年就遭到了抵制，使臣“多称年已及二十已上，乞免执毬仗，依例短使差遣”。三班院顺应时势，提出“欲自今应执毬仗使臣，祗应及三年、并年及二十已上，乞替者，即与免执，依例短使”，得到皇帝允准。服役三年、年龄达到二十岁，即可免祗候，正式进入授官程序。而事实上，早在天禧三年（1019），就有“年小使臣三百余人自未曾到班”，三班院根本不知其所在，〔758〕许多三班使臣都是在二十岁以后才到三班院报到。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规避祗候，直接进入下一阶段——“短使”。

二十岁上，甲君得到了平生第一个短使。短使没有固定的任期和任所，类似于现代人的短期出差，但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可能会历时数月。短使的内容，包括宣传圣旨、抽押兵士、押送纲运等。宋代军队实行更戍法，以指挥为单位的禁军在首都与戍地之间不断往复奔忙，对在途禁军实行管理的，正是三班使臣。负责管押兵士的使臣需要“常切钤辖兵士依队伍行李”，还要维护纪律，防止兵士“搔扰人户、攘窃物色”，“及每到州府，令指挥使等先具军分、人数、有无衣甲器械，申报州府。自己不得抛离兵士，隔城寨止宿”。〔759〕押送纲运也是“短使”中的大宗。

普通武选官在正式担任“住程差遣”之前，都必须经历短使，获得最初的历练与经验；已经获得“住程差遣”任职资格的低级武选官，在两任住程之间，也须完成一定量的“短使”，才能注授住程差遣。“短使”的次数、时长根据差使的轻重、远近而有所不同，天圣三年十月诏：“三班使臣到班，合短使者，除川［峡］（陕）、广南、福建、荆湖远处抽押兵士，与两次差遣外；其余须将轻重、远近品量差遣三两次，候及半年以上，即依资次与住程差遣。”〔760〕

25岁，经历了若干次短使之后，又通过了简单的“读律”、“写家状”考试，甲君得到了平生第一个住程差遣职位。住程差遣分为“监当”与“亲民”两大类。亲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所有不属于“监当”的职位，其中，最低级的亲民差遣是负责地方治安的监押、巡检。亲民差遣对任职者的资格要求高于监当差遣。按照制度，三班使臣首任住程必须是监当官。朝廷对于三班使臣“初任监当”的业绩考评给予了特别关注，天圣元年六月，诏：“自今初任监当使臣得替到阙（缺），委本院（员）取素印纸勘会，若在任别无赃私过犯不了，即候短使足日，与监押、巡检；如或内有巡辖马递铺一界孳生马驹数少、抛死及二十疋已上，并监场务所收课利亏少三分已上，及诸杂勾当使臣，若因公事但系私罪断道，不拘曾与不曾责罚，候短使足日，与合入远近监当；如再任，依前不了，亦依此施行”。〔761〕使臣一任监当无过犯便入监押巡检差遣的规定，在仁宗前期经历了几次变化。天圣六年正月，诏“自今须两任监当方得差充”，两年以后，又改为“自今后一任监当回、别无遗缺并依旧条，却与监押巡检差遣。所有天圣六年正月敕更不施行”。〔762〕到了景祐元年（1034），复“更增近地监当一任”。〔763〕按照第四章里的设计，甲君做官的年代应当是在景祐以后，他做了两任监当，才当上内地某处的巡检，进入“亲民使臣”的资序。

每一住程差遣任期结束，甲君都要回开封向三班院报到，这叫“公参”或者“参班”。三班院“将使臣得替到班公参月日挨排资次，置簿拘管”；公参的登记顺序决定着短使分派与差遣注授的次序，“或非次急要使臣缺人，即凭入门榜子定差遣”。〔764〕公参的顺序怎么排列，孰先孰后，攸关每个使臣的切身利益。为减少不必要的纠缠，宋朝的选任制度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制订了详细的排列规则。比如，仁宗初年规定：一、到班之后因故请假的使臣，“须是除出假故月日外得及半年、仍经三两次轻重差遣者，即依资次与住程。如得替及新补到院未经短使，便有假故及诸般为事者，不得更叙初到月日，并以后来到院公参月日理为资次”。二、对于在京勾当得替的使臣，则“须候诸处牒送归班，以公文到院月日理为资次，仍与在京及近处州军短使各一次，足日方与住程差遣”。〔765〕公参顺序的排列细则，到神宗初年仍有调整。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二十六日，左侍禁刘玠参班，同年闰十一月九日，供奉官郑馀嘏参班。此后，二人同赴“短使”“押茶纲”，一起归班，同样获得“升一年”名次的奖励。到了熙宁四年六月，终于轮到这两个人注授住程差遣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三班院根据“不理闰月”条款，将刘玠的名次排在郑馀嘏之后。刘玠上诉，最终，神宗下诏“以刘玠在郑馀嘏名次之上；今后到院使臣在闰月者并依此，所有磨勘，即依旧条”。〔766〕

公参之际，除了报到登记以外，甲君还要申明“就业意向”。所有这些信息，都由三班院著录在特定的簿籍——“具员簿”上。根据天圣八年的规定，使臣可以“预先陈乞两路以下去处，即不得指定差遣名目，仍于簿上凿定路分”。〔767〕两路，指在国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河北与河东，两路的特殊战略地位对任职者有更高要求，因此不许陈乞。使臣陈乞差遣的路分一旦凿定，即不得更改，这样就缩小了选注的范围，从而降低了选任机关的工作量。参班登记之后，甲君需要先完成额定的短使，然后等待差遣。“遇有员缺到院”，三班院“即依应降下差遣，检详条贯，依资次从头拣选合入之人，应付定差”。〔768〕

根据甲君自己申明的“就业意向”，以及职位的供应状况，甲君终于得到了他的又一任住程差遣。在三班院注授了差遣，甲君还不能立即上任。他还要等三班院将选任结果呈报枢密院，枢密院批准降宣。从枢密院领受宣命，赴门辞谢之后，使臣才可以离京赴任。天禧四年（1020）以前，制度相对粗疏，使臣从枢密院领了宣命，不必知会三班院便可赴任。天禧四年，应三班院的请求，改为“自今应授住程差遣，才候授宣五日内，须管赴院，呈宣上历拘管”，〔769〕加强了三班院对使臣选任信息的管理。

离京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是辞谢，到门去拜谢皇恩，低级武选官根本见不到皇帝，辞谢只是行礼如仪。按照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开始的制度，“每有差遣使臣”，三班院须将与该类差遣相关的“自来合系条贯、诫励事件尽录出，更粘连白纸、用印”，交付门，等使臣到门辞谢的时候，“仰当面令本人子细看详讫，只于白纸上各令书职位、名姓、差使、勾当去处，及‘具知委，如有违犯，甘当故违之罪’，亲书著字”。此外，门还需要在“辞榜子内开设‘所有诫励事件，已蒙晓示知委书字讫’”。〔770〕甲君拜谢了皇恩，可以上任去了。

二　问题与解决

就本质而言，选任最初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特定的职位寻找适当的人选。在理想状态下，官员的数量取决于可供职位的数量，每年入仕的新人员数，应当以补足并略多于在任官员（因死亡、致仕、罢黜等原因造成）的自然减员额度为宜。但是实际上，王朝赋予选任制度的责任远不止于“为官择人”，还有保持地方士人对中央的向心力，维护国家的稳定等等“附加值”；而官僚群体的自身利益也不容忽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关照。随着王朝统治的稳定延续，官僚队伍不断扩大，并逐渐呈现出不受制于职位数量的非理性膨胀趋势，“员”“缺”比例失调的状况日益加剧，选任机关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来应付官员队伍的膨胀所带来的“次生性”问题，其“原生性”的职责——“为官择人”变得日益艰难。这种情形，唐朝已然，宋朝尤甚。武选官更是其中的一个恶例。武选官制度的“设计意图”之一，是为了安置国初武臣勋旧的后代子孙，而自成一途的武选官又被有意无意地用来收纳杂流，官员队伍的膨胀与“入流之路太滥”近于宿命。如何以合理的制度对庞大的官僚队伍实施相对公平的管理，维持武选官队伍的稳定，成了宋朝武选的一大要务；当然，如何在既冗且滥的芸芸众官中把相对出色的那一部分挑选出来，安置到相应的职位上去，以维持一定的行政效率，仍然是武选不能回避的主题。

（一）　官员冗滥

武选官队伍的膨胀速度堪称惊人，对此宋人不但有敏锐的观察，而且有非常具体的统计数字，谨按史料出现的时间顺序将相关记载胪列如下：

1．庆历六年（1046）夏四月壬子，权御史中丞张方平言：“臣向在翰林为学士，见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已五十余员。及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班簿》京朝官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又尝领三班院，见景祐中（1034—1037）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员。又领吏部流内铨，约在铨选人仅以万计，以此逐处率递用一年半阙，比罢任候差待阙，五六年间未成一任。”〔771〕

2．至和二年（1055），兼判三班院欧阳修言：“本班见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员，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将簿籍根磨增添数目，只自皇祐二年（1050）终至今，实四年半之内，自借职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员；于中近日增添并多，只自皇祐五年终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员，殿侍犹不在数。盖由曲恩滥赏、临时无节，以日计月，所积遂多。率计一岁常增四百五十员”。〔772〕

3．治平二年（1065）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言：“嘉祐五年（1060）谏官陈升之言，三班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余人，乞裁冗滥，立条制。于时定议，事颇酌中。升之始言八千八百余员，及此又已五年，数当增倍，其滥如此，而不云救，何以立宪度，建治功！？乞下两府检会前所奏议，早为裁定颁行，亦振举颓敝之一端。”诏以付枢密院，而计三班使臣六千五百三十四人而已。逐无所更议。〔773〕

4．熙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罢供奉官至殿直日赴垂拱殿起居”，《司马光日记》解释其原因，言其人数“及今八千人，任使不复如往时，而朝请如故……其徒甚以为患”。〔774〕

5．元丰三年（1080），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言：“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1017—1021）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775〕

6．苏辙的《元祐会计录·收支叙》有景德与绍圣两个时代部分阶次武选官的数量相比：景德，诸司使二十七人，副使六十三人，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侍禁三百一十六人；绍圣，诸司使二百六十八人；副使一千一百一十一人；供奉官一千三百二十二人；侍禁二千一百一十七人。〔776〕

7．徽宗政和六年（1116）正月五日，吏部侍郎韩粹彦奏称：“元丰官制初行，小使臣止九千员，今增至二万三千余员。”〔777〕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得到有关小使臣队伍增长的两条曲线，一条是总数的增长曲线：

另一条是小使臣在不同时间段内年均增长速度的变化曲线：

从皇帝家臣到帝国“武选官”的转变，是在宋初的四十余年间逐渐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从太宗朝到景德年间，以25年计，净增2700人，年净增100人。武选官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僚序列固定下来之后，直到北宋末年，1005—1116年间，以每年118人的速度增长。1050—1116年间，年均净增257人，是1005—1116年间平均增幅的两倍多。仁宗晚年的增幅最大，1050—1055年间，4.5年净增2085人，平均每年460多人。如果上引统计数字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英宗时期，小使臣总数出现了首次下降。但是，从1065年起，一直到1116年，小使臣队伍却保持了平均每年净增322人的高速。粗略地看，小使臣队伍，是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膨胀着。

职位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与之匹配，员缺矛盾无法避免。天禧五年（1021），当三班使臣总额为4200有余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缺额供应不足的现象。皇帝不得不诏令三班院，“自今合入住程差遣使臣数多，差填季缺已尽，即将次季及后来一季缺次供申枢密院勘会，候降下，即仰依季分次第定差，不得隔蓦差使”。〔778〕把“次季及后来一季缺次”拿来先用，“寅吃卯粮”，在当时也许还是可以做到“不得隔蓦差使”的。而30年以后，即使是“寅吃卯粮”也无法解决员缺矛盾了。至和元年（1054），“三班使臣待缺都下，率三二岁未能补吏，至于出妻鬻子，嗟怨道途”。〔779〕为了照顾这些在米珠薪桂的首都苦苦候缺的三班使臣，嘉祐七年（1062），诏“三班使臣待缺而愿出外者听，仍限一年者，更不问所欲，直注差遣”。〔780〕员缺矛盾的尖锐已至于此，但是小使臣的数量却在以平均每年322人的速度净增。到徽宗政和三年（1113），小使臣的“缺”额为7123，而同期的小使臣员额则高达23000余，〔781〕折合每3人守一缺，一人在位，另有两人在等待就任，“待次久者，至累世不得出”。〔782〕

（二）　荐举立格

这支庞大的武选官队伍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品流至杂”，“入流之路太滥”。为了防止杂流蠹政，并在芸芸众官中实现相对的选优汰劣，宋朝武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设置呈试出官环节，给武艺出众者以相对优厚的出官待遇；其次，明确规定“衙前及富饶商贾授班行者”等杂流出身者不得担任某些职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行荐举制度，“武臣荐举立格：有枚别职任而举之者，有概名‘材武’而入之铨格者，又其上，则‘谋略胆勇可备统众’、‘谙练兵事可任边寄’之类。惟边要任使隶枢密院，余则审官西院、三班院按格注之。其后，虽时有更易，而荐举之所重轻，选用之所隶属，多规此立制”。〔783〕

所谓“枚别职任而举之者”，指针对特定职位的荐举。比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诏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下七十二人于京朝官及诸司使以下、门祗候以上，举历任无赃罪、堪充大藩及边郡知州各一人”。〔784〕针对重要职位的荐举通常由皇帝发布诏书不定期举行。比如，英宗朝“尝委官荐举升朝使臣材可以知州军及主兵任使者，以姓名注籍，量材拔用”。至熙宁五年（1072），枢密院以“岁月既久”，前朝所荐举者“选任略遍，或已在委寄，或尝试无取，或事故凋丧”，“乞依故事，令文武臣僚各举官两人”。神宗因此下诏，复行保举之制：“诸路安抚及文臣带路分钤辖举官堪知州军、主兵官各一员，转运、提点刑狱举知州军一员；武臣总管、钤辖、安抚举主兵官一员。”〔785〕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特定职位的荐举并非一次性有效，“臣僚同罪奏举使臣差遣，虽不行，而他时或预选擢，其举状却复用”。〔786〕

“‘谋略胆勇可备统众’、‘谙练兵事可任边寄’之类”，是针对具有某种特定才能的官员的荐举。比如，景德四年六月，诏令“吏部尚书张齐贤已下三十人各保举供奉官至殿直谋略武勇知边事二人，具名以闻，当议优加进用”。〔787〕

“概名‘材武’而入之铨格者”，指的是铨选中的“材武格”。神宗元丰五年（1082），吏部设立《选官格》，明文规定“各随所任职事以入仕功状立格”，〔788〕将宋初以来的排斥杂流的差遣注授传统以“格”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当数“材武格”，至徽宗朝，甚至到了“凡有缺出，十中八九，须用材武”的地步。〔789〕

那么，何谓“材武”？“材武”，本指出众的武艺。比如，至道元年（995），太宗“阅禁兵有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者”，遂感叹“今宇内阜安，材武间出，弧矢之妙，亦近代罕有也”。〔790〕又如，熙宁六年，枢密院言：“勇敢、効用，皆以材武应募从军。”〔791〕“材武”与“方略”、“智略”对举，分指军事才能的武艺与谋略两个方面。材武之士与方略之士都是朝廷渴望通过荐举搜求的人才。宝元二年（1039），“五月癸巳，诏近臣举方略、材武之士各二人”。〔792〕庆历四年（1044）五月，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四策，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知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793〕

所谓“材武格”，是以法令的形式将“材武”规定为某些职位的必要任职资格，“吏部尚书右选，掌大使臣以上差注，材武人有格二十一”。〔794〕这里的“材武”不再泛指出众的武艺，而是有着更为具体内容的明文规定。元丰五年，“吏部言：‘立到《选官格》，各随所任职事以入仕功状立格。如选巡检捕盗之官，则以武举、策试武学生，或因臣僚以武略荐，或自陈兵略得出身之人，他仿此。’从之”。〔795〕巡检之官，“皆以材武大小使臣充”，〔796〕由此可见，武举、武学生出身、曾因“武略”得到荐举者以及自陈兵略得官者，均属于“材武”。此外，在呈试中也有“材武”一等，以弓步射、射亲、马射、走马射兼使马枪与弩射“五事”考试出官人，标准高于一般，通过者亦可获得“材武”资质。〔797〕

毫无疑问，设置“材武格”目的是要将那些将帅之才从庸众中选拔出来，并使重要武职得到更为合适的人选。原则上，“材武格”所涉及的职位必须由具备“材武”资格的官员填充，换言之，对于大多数未入“材武”的官员来说，这些职位是封闭的。崇宁元年（1102），“侍郎右选守待差遣使臣见有数百员”，无缺可除。“盖为凡有缺出，十中八九，须用材武。”〔798〕因此，“材武格”的设置，等于在武选官群体内部制造了一个具有差注优先权的阶层。元符二年（1099），兵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黄裳请求降低巡检的任职标准，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仍依材武格，其余“控扼重兵去处，五日非次限满，更限五日，无应格人，即取守城随军被赏免短使及呈试中武艺升半年名次已上，并曾历巡检监押任满无遗阙人”。〔799〕这是在“材武”人数不足的情况，为使“差注稍通”，所做的“降格以求”的努力。解决“材武格”困扰差注工作的另一个策略，是扩大“材武”的范围。“保举沿边重难任使”一项，在《元丰格》属于“材武”，元祐间删去，“自此阻节差注”。崇宁元年，遂有“侍郎右选守待差遣数百员”，缺出而不得除的状况。崇宁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乃“诏保举沿边重难任使，依《元丰格》作材武差注”，扩大了“材武”的范围，解决了暂时性的“差注不行”。到了崇宁三年二月，材武“阻节差注”的问题已不复存在，“诏吏部应注材武格内‘保举沿边重难任使’一项删去，并崇宁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保举沿边重难任使作材武差注’指挥更不施行”。〔800〕“沿边重难任使”两出两入“材武格”，揭示了“材武格”在差遣注授中的“减压阀”作用。

对于被保举者，由选任机关设籍专管，以备任使。真宗朝开始建立常程荐举制度。〔801〕大中祥符三年（1010），规定中央官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诸司使至内殿崇班曾任河北、河东、陕西及川、广钤辖亲民者，地方官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军、通判等必须每年定时定量完成一定的荐举任务。所举文官由中书置籍、使臣由枢密院置籍掌管。籍的格式，“先列被举人名衔，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荐举度数”，一本留中书、枢密院，一本进纳给皇帝。〔802〕庆历六年（1046），规定“凡臣僚应诏敕奏荐使臣，其三班院籍记姓名，候岁终录一本进”。据此，大中祥符三年的被举人包括三班使臣，而由枢密院籍记；庆历六年，奏举名籍转由三班院掌握。〔803〕

保举制是建立在对举主的充分信任基础上，举主本人必须有知人之鉴，且能出以公心，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要求所有举主都能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来约束举主的行为。这主要包括：一、限制举主的资格，大中祥符九年，诏“自今文武官举三班使臣，其同官，及举主未历外任者，不在行用之数”，〔804〕禁止同僚相举，以及自身未历外任者充当举主。“自今见任知州、通判，本路钤辖、都监，诸司使副以上，乃得发奏……其举主见在任即许行用。”〔805〕二、规定举主数目，要求多人而不是一两人同时保举，以便集合众人的识鉴。三、施行连坐法，要求举主对被举人的行为负一定的连带责任。淳化三年（992）定制，“诸司使副及三班供奉官以下今后为人所举者”，举主必须“具诸实劳绩事件”，“所举官将来任使后有犯私罪者，举主连坐”。〔806〕大中祥符九年（1016），诏“自今文武群臣举官犯赃，举主同罪”。〔807〕天禧二年（1018），规定：“凡断命官、使臣犯赃私罪，并检勘举主。窃详条制，盖以因保任而改官，犯赃私则连坐；其保举一任，于所任犯罪亦如之。”〔808〕

除荐举之外，宋朝政府还鼓励使臣自荐。大中祥符三年的举行常程荐举诏书中，即有允许使臣自叙的规定：“使臣在班十年已上，历任无私罪，实有课绩，无人奏举者，亦许经所由司自叙，即令主判官验问材地可否……愿试边事及刑名、时务者亦听。如实有可取，即送……枢密院再加考核取裁。”〔809〕康定元年（1040），又有诏，命三班院晓示使臣，“有武艺谋略者，并许自陈，当试而擢用之”。〔810〕治平元年（1064），诏三班院：“使臣无私罪、有劳绩，及有荐举，差使十年以上者，许经本院叙述，或吏干可以理繁剧，或武略可以擒奸盗，委主判官先验材器可否；如愿试边事时务策者，量试一道，如有可取，即送枢密院考覆取进止，渐与试用。仍每年不得过十人。”〔811〕治平元年诏书所规定的允许自叙条件，比大中祥符三年诏书，增加了“有荐举”类目，是对过往荐举结果的肯定。神宗朝，又出现了三班使臣“乞试兵书”。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试《六韬》、《孙》、《吴》三家兵书义理十道，仍乞射弓。寻试验到义理十道，内二粗、二否、六通，及试验到弓马，并条贯本人脚色。”神宗批示：“免短使，权边寨监押巡检，理监当资序及驿料。一任回，依武举人例差注。”史称“三班使臣乞试兵书自珣始也”，〔812〕但是，相关制度的出台则是在三年多以后。熙宁七年九月，“诏三班院，内外使臣如有能射亲、弓力八斗以上，熟于使马及轮弄器械者，在班人许经本班投状乞试，候及十人，关赴军头引见司考验，当引见；在外使臣经本州军投状，委知州、通判、兵官同式验，如中格，先以闻”。〔813〕

保举是宋代选任制度中常用的一种辅助手段，“凡改秩迁资，必视举任有无以为应否；至其职任优殊，则又随事立目，往往特诏公卿、部刺史、牧守长官，即所部所知，扬其才识而任其能否”。〔814〕保举人称为“举主”；必须有举主方可担任的差遣，称为“举选”缺，相应地，普通差遣则称为“差注”缺。保举的本来目的，是要“不次用人”。最典型的例子，“李继迁叛，诸将数出无功，太宗问彬：‘谁可将者？’彬曰：‘臣少子玮可任。’即召见，以本官同知渭州，时年十九”。〔815〕但是，举主不可能个个都是伯乐，千里马也不常有，因此，宋朝武选官的保举采取了以资序为基础的折衷态度。北宋武选官的保举对被保举人的任数、在任时间都作了限定。如大中祥符九年，规定“所举之人须经两任监押、巡检无遗缺者”。严格的资格限制，使许多使臣失去被保举资格。天禧二年（1018），三班院言：“保举使臣，先准诏须两经监押、巡检各及二年半以上，其中有不因公累、历三四任及八九年者，以每任不及二年半为碍。”三班院请求降低荐举要求：“详观诏意，盖欲更事岁久，即为甄叙，欲望自今但两任以上，不因公事移替、计五年者悉许施行。”〔816〕

（三）　具员废弛　短使乏人

随着员缺矛盾的不断尖锐，选任工作变得日渐繁难。庞大的官员数量使得三班院很难全面掌握使臣的选任信息，一方面，使臣信息的具员登记制度在北宋后期走向废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小使臣开始游离在三班院的管理之外，甚至造成了“短使乏人”的现象。

具员簿是现有职位、在任官员的登记簿。〔817〕编制具员簿以“稽绩用而升秩序”，〔818〕源于唐“贞观故事”，〔819〕唐后期具员簿的编制通常与各种职位的任期规定联系在一起。宋代的具员簿不止一种，〔820〕但其主要功能还是对现任官员的异动信息进行登记和及时更新。在三班使臣的动态管理中，“具员簿”起着重要作用，正所谓“为籍以载一选小使臣等乡贯、三代、出身、年甲、功过、举主、转官、历任，实为选事根本，差注磨勘，晓然可见”。〔821〕利用具员簿对使臣的选任信息进行登记和追踪，是三班院选任工作的基础。

三班院具员簿建设的具体起始时间不详。太平兴国六年（981），太宗“始命御厨副使洛阳杨守素等点检三班公事……总其名籍，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822〕当时已有使臣信息的相关记录。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三班院言：“先准诏，应使臣‘差遣去处、职位、姓名，自今每岁于四季月一日进纳一本’者。自后院司遵行。昨该汾阴改转后，至今例该磨勘，日逐行遣文字甚烦。欲乞依流内铨州县官季帐例，每半年一度具状进纳一本。”〔823〕天圣四年（1026）六月，又有诏，命三班院“供奉官已下至借职，差出及在京监当去处，依职位、名衔、次资，每半年一度，写成策子进纳”。〔824〕据此，三班院需要定期向皇帝进纳有关使臣差遣信息的“季账”。“季账”中所载，是每一季差遣注授的结果，把历次“季账”所载信息分别填充到每一个官员名下，就构成了具员簿中的“转官、历任”信息，但当时是否有具员簿之名则不详。天圣七年（1029），三班院“乞自今依旧将使臣得替到班公参月日，挨排资次，置簿拘管。令逐人预先陈乞两路以下去处，即不得指定差遣名目，仍于簿上凿定路分，遇有员缺到院，即依应降下差遣，检详条贯，依资次从头拣选合入之人，应副定差”。〔825〕此簿是使臣的公参登记簿，上面分别资序载有使臣的到班公参日期和“就业意向”，是除授差遣的凭据。到三班院公参报到，是使臣在两任住程差遣之间必须经历的环节。利用这个环节可以充实、健全具员簿的内容。当然，公参登记簿也非具员簿。

关于三班使臣具员簿的明确记载见于景祐三年（1036）。是年，勾当三班院李淑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外任使臣的到、离任信息，奏请“今后应住程使臣到职，委罪州军具到月日申奏外，别具状报本院，专差人吏于《具员缺簿》内分明书凿，候刬缺之时将此勘会。其得替使臣，亦委逐州军具交割起离月日，先府（附）递实封报院；如经隔时月不到者，候到，委本院取馆券勘会，如涉稽延规避重难差使，即具名闻奏，乞行朝典”。〔826〕“刬”同“铲”，意思是削、减。“刬缺”意思，是将住程使臣的实际到任月日添注在《具员缺簿》相应的记录之后，标明该“缺”已被填补，以便计算该职位下一次可供填补的时间。

可以想见，随着小使臣队伍的膨胀，具员簿的总体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难以掌握。事实上，到徽宗朝，小使臣的具员登记制度已经废弛。徽宗曾三次努力重整具员簿：第一次是在大观二年（1108），由吏部侍郎慕容彦逢主持。第二次是在政和三年（1113），由右选侍郎郑绛主持，“于数月之间，遂先成书”，“计六百五十八策”。〔827〕第三次是在政和五年末到政和七年（1115—1117），由右选侍郎韩粹彦主持。其中，有关韩粹彦主持的重修具员簿工作记载最为详细。

政和五年十二月，韩粹彦提出重整簿书方案，要将“从义郎至校尉脚色家状功过等，逐一重行编排”。〔828〕具体做法是：“凡在选者，毋限内外人，书阀阅一通，有司核而上之天官，天官受而书焉，以作新籍”，〔829〕即通过搜集整理官员个人所掌握的零散信息重建官方选任信息库，而当时的小使臣总数已经高达23000。这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除侍郎右选本选之外，还动员了开封府、各州军地方政府的力量，“除在户部小使臣、校尉本选取会外，在京未到人委开封府，在外委诸州军监，各选差强干官一员，取索脚色，仍各赍真本经所差官点对，限一月保明申部”。其中，陈州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朝散郎、司录向子褒，他一共“取索到从义郎杨直中等四十五员脚色、家状，依限无脱漏，仍各录白逐官应干宣告等真本全文申部，参照尤为详备”，因而获得“减二年磨勘”的奖励。〔830〕

为什么具备登记制度会走向废弛？首先，“吏所本在法，法所恃在籍”，〔831〕簿籍是防止胥吏舞弊、欺蒙使臣的重要依据。具员废弛的最大受益者是胥吏，重整具员的阻力也主要来自胥吏，“非独功力浩大，且胥吏之所不欲也”。〔832〕其次，具员废弛的另一个原因，是小使臣选任管理的核心从“员”向“缺”的转移。大观二年（1108），慕容彦逢在重整具员簿的同时，“奉诏将本部具员名数，依仿旧制，考正差误，编为籍，凡差注、举选，及应用条格等，并随缺注入。今注堪员缺七千余处，已编修成书”。〔833〕这种新的簿籍就是“缺籍”。政和三年（1113），同样是在编修具员簿的过程中，吏部将“小使臣具员重行编立为‘缺籍’，成书计七千一百二十三员缺”。〔834〕“缺籍”，顾名思义，是“缺”的登记簿。它载录了选任机关负责差注的所有职位，并在每个职位之下，标明差注办法。“缺籍”的编订，可以使选任机关全面掌握“缺”的数量、种类以及异动情况，随“缺”注入“应用条格”的做法，更进一步明确了“缺”的注授细则，可以增加选任的透明度，防止胥吏作弊。具员簿的登记重点是官员，缺籍的登记重点是职位。徽宗朝小使臣员缺比例严重失调，“缺”成为选任中的稀缺资源，“缺籍”的出现，是选任管理制度上的一个技术进步，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以“员”为核心的具员登记制度的势不可为。

最后，也是最耐人寻味的具员废弛原因，是小使臣本身的不配合。具员重整工作进行了一年又四个月之后，政和七年四月十九日，韩粹彦向徽宗上奏：“从义郎至校尉脚色、家状、功过，近承朝旨，重行编排。除已供到编排外，访闻使臣多有推避，不肯供申。欲乞特降朝旨，下诸路州军、开封府、宗正司，再限一月取索。如因参部点检却有漏供之人，元保明去处官吏各科杖一百，不以首失赦降去官原减；所有不供使臣、校尉，与落班簿，候及五年，方许参部，仍罚重难纲运一次，了日注授差遣，未出官不候年及格日，亦依此施行。”〔835〕《韩粹彦行状》云：“以武仕者，类不通文法，甘心胥吏，又多窭子寒人，吏得以诋欺，文籍放分，比例驳殊，重轻低昂一出其手，甚则刊灭。旧制宛转迁就，待次久者，至累世不得出……上夙知其弊，命公革之。”〔836〕据此，重建具员簿是恢复铨选制度、防止胥吏欺侮使臣的根本。重整具员簿对于有可能“累世不得出”的小使臣来说，应当是久旱甘霖，求之不得。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访闻使臣多有推避，不肯供申”的状况？

小使臣不愿意出现在具员簿中的主要原因是规避短使。与官员冗滥、具员废弛相表里的选任怪相，便是“短使乏人”。三班使臣实行短使与住程交替差注的原则，即一任住程还，先注短使，短使毕，方依资次与注应入住程差遣。短使的次数，根据差遣性质的轻重远近而有所不同。对于三班使臣而言，短使是苦役。三班使臣对短使多采取规避态度，甚至因此干脆不到三班院报到。真宗时，这种问题就已初露端倪。大中祥符七年（1014），有诏约束：“三班使臣到京，除勾当急速公事外，余并与限七日内朝参，便赴本院祗候差遣。或非次急要使臣缺人，即凭入门榜子定名差遣。如故有规避者，送宣徽院劾闻。”〔837〕延至北宋末年，使臣规避短使、不赴院报到的风气愈演愈烈，致使吏部短使常患乏人。宣和元年（1119），吏部侍郎李森等奏言：“契勘使臣取押竹木并军器纲运等应干短使，系本部以见在部人差拨应副。近年以来，使臣到部数少，纲运短使应副不前。”次年，吏部侍郎王鼎又提到“吏部侍郎右选……所隶小使臣、校尉共二万三千余员，然每有短使，常患乏人，员数充溢而不济任使，其弊最大。盖缘无人参部，差拨不行”。〔838〕

对于那些为了规避短使不肯申报自身信息的三班使臣，韩粹彦的对策是等他们“参部点检”时一旦查实为“漏供”便加严惩。〔839〕由此可见这些人早晚还是要回三班院来报到，重返常规选任制度的，而他们规避期间的经历一般来说仍然可以得到吏部认可。那么，使臣“不到部”的时候到哪里去了呢？笔者大胆推测，他们应当是绕过了中央的选任制度，在地方和部门任职。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持武选官队伍的稳定，也就是维持中央选任机关对武选官的掌控。能够对中央的任官权力构成威胁的，是地方和部门。中央对官员任免权的掌控程度，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力度。宋朝所施行的，是大小官员悉由中央任免的原则。宋朝的特点，是行政不断向深度拓展，职位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新出职位不断向基层延伸，比如，武选官职位中最为大宗的监当官就是散处在各地的中下层经济管理型职位。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职位的出缺、填补信息，以及任职者的日常管理，都有赖于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配合。惟其如此，中央的选任机关才能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做出合理的安排。地方和部门性因素是选任工作中的合理存在。另一方面，面对大量而分散的基层职位，再加上大大超过职位容量的官僚队伍，身处首都的选任机关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鞭长莫及，不得不部分下放选任权力，地方和部门性因素在选任中地位的提高在所难免。处在两种力量当中的武选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逐渐向地方和部门靠拢。武选官的选任因此呈现出“官员冗滥”与“短使乏人”的尴尬对立。

余论　分类与隔离

王明清在《挥塵录》里记载了一桩很有趣的事：

李撰，字子约，毗陵人。曾文肃公在真定，李为教授，家素穷约。夫人尝招其母妻燕集，时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预席。宋妻盛饰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妇所服浣衣不洁清。各携其子俱来：宋之子眉目如画，衣装华焕；李之子蠢甚，然皆弦诵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虽贫，诸郎俱令器，它时未易量。提刑之子虽楚楚其服，但趋走之才耳。”子约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从，二人为郎，弥纶、弥大、弥性、弥逊、弥正也。宋之子浚，止于门祗候，果如夫人之言。〔840〕

曾文肃公就是曾布。按照吴廷燮的考证，曾布守真定有两次，一次在元丰四年（1081），一次在元祐四年一五年（1089—1090），时间都不长。〔841〕李氏兄弟的成就，在李弥大、弥逊兄弟的传和传世文集中清晰可见。〔842〕这个故事是王明清听他的“老亲”说的。“老亲”与王明清所感叹的，自然是曾夫人的智慧。她的目光能够穿透“宋提刑家”眼前的小富贵，看到“李教授家”未来的大前程。“宋提刑家”与“李教授家”正代表了两类官僚——武选官与文官。

州学教授职位、待遇尚低，李撰的祖上估计也无甚积蓄，所以“李教授家”当时经济状况比较差，太太们没有好衣裳，几位公子因为包装差，看上去傻傻的。但是，李家却有着宋代文官家族藉以提高和维持家族地位的法宝利器——会念书、能考试的好儿子。北宋是通过科举出身的文官地位空前高涨的时代。从太宗朝开始，宋朝大开科举入仕之门，“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韨。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科举出身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与实惠，“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说法虽略嫌夸张，但足以表达科举出身者的高度自豪。〔843〕文官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在宋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几乎是可以用“包打天下”来形容，“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844〕政府所有的最高级别职位，包括宰相、枢密使、三司使，都对科举出身者开放。这就是曾夫人看好“李教授家”诸郎的背景。

相比之下，“宋提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不错，太太衣饰华贵，公子眉目如画，想来也是聪明伶俐的。但是，曾夫人却敢断言“提刑之子”“但趋走之才尔”，而这位宋公子果然只做到门祗候——不是曾夫人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而是宋朝制度为武选官集团规定的角色和命运本来就是如此。“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自遥郡而上，本俸皆厚；其使臣本禄虽稍薄，而添支给券皆优。”〔845〕与文官集团相比，武选官集团待遇稍高而地位较低，他们在国家机器中的位置被限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这些领域主要包括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监当管库等等。在中央政府，武选官通向枢密院长贰的道路逐渐淤塞，门等礼宾通进机构成为武选官所能占据的最高职位，武选官整体沦落为文官之下的次等官僚群。在文官所主导的社会观念层面上，武选官也被视为是一个等而下之的群体。但是，不管怎么说，武选官的地位还是高于职业军官。

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将宋代的官僚分成了三个集团，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区别不是简单的分类，他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文官最高，武选官次之，职业军人最低，彼此在品位、职任与社会地位上都存在隔离。这样一种分类与隔离对于宋朝国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丧礼中的武选官

北宋是一个越来越讲究礼制的时代，丁父母忧罢官守制，在文官是起码的孝道要求。武选官获得“解官持服”的权利，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或者说，在很长的时间内，武选官行孝执丧的标准始终低于文官。这种低，可以解释成职位需要他们“移孝为忠”，舍小家为朝廷，但其实际效果，却使得武选官成为礼制的“化外之人”，并使文官获得了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傲视武选官的理由。

武选官遭父母丧不解官的制度，始于五代，“后唐应顺元年（934）敕，内诸司使副带东西班正官，及供奉官、殿直、承旨，卒哭举追”。此后相承至宋，武臣“例不解官，又无给假日限”。〔846〕这种制度甚至被无良文官利用，“乞换右职，皆以父母年高，规免持服”，以至于仁宗初年曾出台文官换右职“须（父母）皆亡者乃听”的荒唐规定。〔847〕天圣八年（1030）正月，“内殿崇班张继恩遭父丧，请给假”。“诏武臣父母丧，卒哭，听朝参”，其实是重申了后唐应顺元年的规定。〔848〕

庆历三年（1043），终于开始了有关武选官遭丧持服的讨论。“言者请臣僚遭丧并持服。下太常礼院议，而言《礼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又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大也，请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听终丧。上以武臣入流者杂，难令尽解官，特裁定之。”最终的决议是这样的：“自今诸司副使以上，非任边寄而遭父丧，并听解官终制，仍以月俸续之。武臣非在边而愿解官者，亦听。”〔849〕自此，诸司副使以上获得了有条件的解官持服权利。数年以后，东头供奉官、门祗候、环庆路驻泊兵马都监郭逵“丁太夫人忧，乞解官。三请乃许。边郡武臣小使臣亦许行服，自公始。服除，复授环庆路驻泊兵马都监。大臣荐之，乃以为泾原路驻泊兵马都监兼知镇戎军”。〔850〕郭逵的哥哥郭遵于康定元年（1040）战死在陕西前线，时任左侍禁、门祗候、延州西路都巡检使，是一员勇将。郭逵因此被录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851〕他能够主动要求解官行服，应当是受了范仲淹的教育和影响。

庆历三年的规定，与郭逵争取来的“边郡武臣小使臣亦许行服”的权利，应当都不是强制行服规定。所以，嘉祐四年（1059），编修三班敕韩缜会认为“武臣遭父母丧，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仁宗乃命“下两制、台谏官详定”。九月十四诏：“带门祗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丧，及嫡孙承重者，并听解官行服。其元系军班出职，及见管军若路分总管、钤辖、都监、极边知州军县、城寨主、都监、同巡检，并给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旧制，愿行服者听。宗室解官给全俸。”〔852〕

针对嘉祐四年武臣行服诏中的例外，元祐六年（1091），监察御史徐君平提出了异议：“又古者父母之恤，无贵贱一也。后世有起复之制，盖缘金革之事。今太平无事，礼义可以下达，而小使臣及大使臣使管军沿边之类，当行服而不请解官者甚众。愿著令使武臣并行解官持服之制。”哲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规定“其大小使臣，除系沿边等职任，并元是军班换授及小使臣非奏补，或武举入官人，并仍旧”。〔853〕

元丰三年（1080），“三班差使王奎父丧，乞解官持服。许之，仍诏兵部，自今有请，如奎比者，宜即施行”。〔854〕解官行服的权利下及候补武选官，基本实现了“武臣并行解官行服之制”。

在所有关于武官行服的讨论中，除郭逵、王奎以外，都是文官在主导。文官那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与文化的优越感十分明显，而武官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则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律的。当然，这毋宁说是武选官沦为次等官僚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他们作为次等官僚的表现。

二　武选官的政治形象

武选官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和标志之一是在北宋中期以后，他们丧失了出任枢密院长贰的资格。“门入西府”之路的淤塞，使得武选官不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分享最高行政权力。门是纯粹的事务机构，“刚性权力”很小。但是，门官员出身“外戚勋旧”，“日侍天颜”，与皇帝有着特殊的密近关系，他们获得“弹性权力”的空间很大。从神宗朝李评的例子看，不排除皇帝愿意赋予某些有能力的门官员以权力。而文官则在一旁虎视眈眈地守护着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文武分途传统。

应当承认，李评事件带有很强的偶然色彩。李评的祖父李遵勖是太祖旧日同僚李崇矩的孙子，祖母是太宗之女、深得仁宗尊崇的魏国大长公主，出身典型的外戚勋旧之家，然而“才能知略见称于时，非专为恩以致显位”，“少涉书传”，“早闻善训，缀学属文，特然有立”，曾经“两提试笔赋翰林”〔855〕，是同类中的佼佼者。神宗提拔李评任枢密都承旨，正是出于对他个人的欣赏与信任，并无打破武选官选任极限的意图。但是，倘若在两宋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观察，李评事件又绝非节外生枝。在这里，有必要扩大观察的视野，把叙述的时间下限向后推。

（一）打不开的“门—西府”通道

南宋孝宗朝，重新打通武选官自门司入枢密院的道路，变成了一项意图明确的政治行为。

孝宗即位之后，首先恢复武选官担任枢密都承旨。枢密都承旨“掌承宣（旨）密命，通领院务。若便殿侍立，阅试禁卫兵校，则随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国入见亦如之。检察主事以下功过及迁补之事”。〔856〕枢密院有承旨、副承旨，始于五代，加“都”字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杨守一为西上门使充枢密都承旨始。〔857〕“承宣密命”本来是枢密使的原初职掌，以理度之，当枢密使逐渐介入政务时，便有可能出现新设承旨一职，掌管事务性工作。五代乱世，重实效而轻名分，而内诸司使本来就不是唐代制度下传统的“官”，因此与“吏”之间并无严格界限，枢密承旨也是内诸司使群体中的一部分。五代有自枢密院小吏经承旨而至枢密使者。〔858〕北宋初期，都承旨“用门使已上，或大将军”。随着枢密院的外廷化，内诸司使的武选官化，官吏之别逐渐判然，真宗以后，都承旨“稍稍遂皆用吏人”，“专用枢密院吏递迁”，〔859〕与武选官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

熙宁三年（1070），神宗用东上门使李评为枢密都承旨，使武选官得以重入枢密院。枢密使文彦博不肯“礼之”，而史院遍检“故事”，也找不到枢密使副与都承旨之间的“接遇仪范”。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规定使用门使见枢密使副的礼仪，并为都承旨“置治所，添给直兵”，以壮声容。〔860〕李评在皇帝的支持下，不仅改革枢密院吏收补校试赏罚之法，而且擅自改动枢密副使蔡挺等人的文字，表现出越职干预枢密院政务的倾向，最后遭到王安石的攻击而去职。李评去职之后，曾孝宽以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文官首次染指这一职位。元丰四年（1081），复用武选官。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这一职位再归文官控制，诏云：“祖宗时，枢密都承旨一员，并差两制。盖以本兵宥密之地，不可不择人，付以承旨之事……可依祖宗朝故事置都承旨一员，其杂压检会《元祐职制令》施行，内未曾任侍从官之人即依权侍郎法。”〔861〕诏书以“祖宗朝故事”为标榜，一笔勾销了武选官任枢密都承旨的历史。

孝宗“乾道初，再用武臣（为枢密都承旨），自张说始”，〔862〕事实上，孝宗在即位之初就表达了拔擢武选官任枢密都承旨的意图。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辰，孝宗受禅的第五日，就下令以自己的两位潜邸旧人、前建王府内知客龙大渊为枢密副都承旨，曾觌为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由于遭到反对，孝宗只好改命龙大渊知门事，曾觌同知门事。〔863〕

重新恢复武选官担任枢密都承旨之后，孝宗又更进一步，试图以武选官出任枢密院长贰。乾道七年（1171）三月己卯，孝宗欲以明州观察使、知门事兼枢密都承旨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说自门入西府，士论鼎沸”，文官集团强烈反对，“举朝以为不可”，“公议不与”。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言说不宜执政。殿中侍御史李处全乞遣张说按行边戍，以息众论。中书舍人范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孝宗无奈，罢张说为安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次年八月癸丑，孝宗复申前命，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从臣因执奏而去者数十人”，“给事中莫济不书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吕与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同时去国，士为《四贤诗》以纪之”。张说在腾腾物议之中就任签书枢密院事。中书舍人李彦颖上疏以为：“此命复出，中外骇然。臣恐六军解体，人心不服。”秘书丞尤袤“率三馆上书谏，且不往见”；秘书省校书郎赵汝愚“不往见，率同列请祠，未报。会祖母讣至，即日归”；太学录袁枢“与学省同僚共论之”；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林光朝“不往贺，遂出为广西提点刑狱”。乾道九年正月，张说改同知枢密院事，十月，迁知枢密院事。淳熙元年（1174）八月罢。〔864〕

文官对张说“自门入西府”的激烈反对，明确表达了他们对武选官突破文武界限，染指文官所控制的中央高层行政职位的忧惧。而文官赖以牵制皇帝、遏制武选官势力的武器是所谓的祖宗之法。〔865〕几十年之后，文官、史家李心传记载这场政治风波时，追溯了武选官与西府之间隔绝传统的形成过程：

仁宗亲政以后，但除夏守斌、王贻永、王德用、狄青数人。英宗朝，郭逵一人而已。元丰改官制，武臣不为二府。政和末，始命童贯签书河西、北面两房事，后遂领院事焉。靖康用兵，乃除种忠宪（师道）。建炎中，复除王襄愍（渊），时苗傅等不平，遂有明受之变。自是武臣不复典枢密矣。绍兴十一年，秦丞相将罢三大将兵柄，乃以枢密使、副授之。盖自童贯后，皆因事用人，非常典也。乾道七年，张说为明州观察使、枢密都承旨。说娶寿圣皇后女弟，上厚眷之。时为政乃除说签书枢密院事。制下，朝论哄然。说辞，不果拜，遂以安庆军节度使还第焉。踰年，复以是命之，说亦不辞……〔866〕

上述仁宗朝的4位武臣枢密，狄青是军卒出身，“起健卒至政府”〔867〕，其余3人都出身于武选官；英宗朝的郭逵也是武选官出身。李心传只上溯到仁宗朝，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一些，自宋朝开国算起。武选官在太祖朝全体枢密院长贰中占75％，在太宗朝新任命枢密院长贰中占35％，在真宗朝新任命枢密院长贰中占40％。〔868〕由此看来，北宋前五朝，自武选官出身而入主枢密院者不乏其人。“自门入西府”，参用武选官为枢密院长贰正是祖宗的做法，是宋代政治史的事实。

然而，自北宋中期以后，西府开始逐渐为文官所垄断，武选官入主枢密院的历史事实遭到有意淡忘，在同样为文官所垄断的主流舆论中，门司与枢密院之间的隔绝成了新的政治传统。文官们坚信，枢密院长贰“或以武臣为之，亦异典也”，〔869〕属“因事用人”，不是正常制度。张说之“自门入西府”，从表面上看，是他本人政治前途的一种抬升，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张说的成功，对于后来的武选官来说，足以构成一个“例”，而“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准法律效用。此后的武选官只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便可以援引张说的例子，顺理成章地担任枢密院长贰。几代文官精心构建的武选官不掌枢密的政治传统便会遭到破坏。有鉴于此，张说之“自门入西府”遭到了文官集团理直气壮、态度坚决的抵制。宰相虞允文态度依违，便有袁枢拿了弹劾张说的奏疏向他示威，说“公不耻与哙等伍邪？”又有张栻旦诣朝堂，当众质责：“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而虞允文也只有“惭甚”、“惭愤不堪”而已。〔870〕

文官集团有理由感到忧惧。孝宗之以张说入主枢密院，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孝宗抬升武选官地位的一个步骤。《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载：

（乾道）八年二月，授允文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手诏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为枢密，曹勋如何？”允文谓勋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

曹勋，靖康初，“为门宣赞舍人、勾当龙德宫”，与徽宗一道做了金人的俘虏。高宗建炎元年逃归，绍兴十一年起逐渐获得高宗的信任，绍兴十一至十五年，任知门事、兼权枢密副都承旨；绍兴二十五至三十年，任知门事兼干办皇城司；三十年以昭信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退闲。〔871〕曹勋既非外戚，又非孝宗潜邸旧人，只是当时武选官中地位较高、资力较深的一位。很显然，孝宗处心积虑要打破不用武臣为枢密的传统，张说只是凑巧被他选中而已。虞允文沉默的原因正在于此。那些过分看重张说的外戚身份，批评孝宗“不当以母后肺腑为人择官”〔872〕的言论，实在是隔靴搔痒。孝宗的理想不仅是要任用几个武臣枢密，而是要提高武选官的整体地位，打破文武分途的僵局，文武并重，从而提高宋朝的国防力量。

孝宗的右武思想由来已久。他在位将近28年，“留意武事”，复行燕射之礼，五次举行“大阅”，还恢复了武臣担任提刑的制度。〔873〕《宋史》卷三九一《留正传》载：

宰相虞允文奇之，荐于上，得对。正言：“国家右文而略武备，祖宗以天下全力用于西夏，承平日久，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孝宗嘉叹，书札中要语下三省施行。

孝宗亲书留正的“札中要语”颁下三省，是因为“文武并用”的论调正中其下怀。为培养武人士气，孝宗在武选官的选任制度上作了多项改革，比如提高武举授官资格，制定武举从军制度，试图以优厚的待遇吸引武选官进入军职领域，逐渐提高统兵将领的素质。用孝宗自己的话来说：“武举本求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擢用。”〔874〕再如，重视门在武选官培养中的作用，严格选任，优与官职。乾道六年（1170），“创置门舍人十员，以待武举之入官者”；“仿儒臣馆之制，召试中书省，然后命之。又许转对如职事官，供职满二年与边郡”。“淳熙间（1174—1189），置看班祗候，令忠训郎以下充。秉义郎以上，始除门祗候。又增重荐举门祗候之制，必廉干有方略、善弓马、两任亲民无遗缺及曾历边任者充。”〔875〕

张说是孝宗右武思想的受益者，也是积极支持者，他曾经“建议郎官、卿监通差武臣”。〔876〕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在文官看来十分荒唐的建议。如果这项建议得以施行，则武选官便可循郎官、卿监以至于执政宰相，总领百僚，掌握国家政治中枢，取得与文官相等的政治地位。〔877〕宋代文武分途的官制格局将被彻底打破。这是文官集团万万不能接受的。当此之际，曾经因“文武并用”言论受到孝宗嘉叹的中书舍人留正便“以为不可”，〔878〕加以制止。

张栻在批评张说之“自门入西府”时，也曾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孝宗的右武思想，说：“文武诚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879〕应当说，“所用乃如此之人”是一个中肯的批评。长期的文武分途，使武选官人才凋零。同文官不可限量的前程相比，武选官被排斥在中央高层行政权力之外，在中央的任职范围被限定在门司等礼宾通进机构当中，升迁余地有限，前程相对黯淡，因而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再加上入仕途径以恩荫、军班换授为主，整体素质受到极大限制。

孝宗开始抬升武举入官资格，试图以经过考试选择、素质较高的武进士改造武选官。但是效果仍不明显：一来武举新制施行时日尚浅，孝宗朝的第一个武状元蔡必胜在孝宗朝“召试门舍人”，在光宗朝出任知门事，“领号亲贵，光宗始用儒”。〔880〕孝宗对蔡必胜非常赏识，蔡必胜“知邵州，论择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计。孝宗尤异之，曰：‘观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881〕话虽如此，武举出身者在武选官中的比例仍然太小，作用也终究有限。二来，宋代社会长期盛行鄙薄武人的社会风气积重难返，即使抬高武举授官资格，也难以吸引一流人才。叶适的学生厉仲方绍熙元年（1190）武举状元及第，后来屡考进士、谋求文官身份，始终未果。仲方死后，叶适为他作墓志铭，扼腕痛惜“君为武人，盖失路误入尔”，甚至在祭文中也忘不了感叹他的“误入歧途”：“三场甚工，一第可蹑……奚其两图，并习孙武；虽其俊科，已失故步！”〔882〕职此之故，孝宗时期的武选官集团仍然是以恩荫入仕、军班换授者为主。在文官眼中，“（门官员）此曹奴隶耳，厚赐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使与闻机事，进退人才，非所以光德业、振纪纲”。〔883〕以这样的武选官集团来与文官“均权”、“并重”，也确实难以“服文吏之心”。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武选官与军职分为两途，武选官本身虽然参与统兵，却非职业军官，与军队始终存在隔膜。孝宗以提拔武选官来表示右武，对于以统兵为业的军职来说，并无激励之效，只怕真像张栻所言，只会适得其反，“反激武臣之怒”。退一步说，即使单就提高武选官地位来看，孝宗拔擢张说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张说本人实现了“自门而入西府”，但他的外戚身份、佞幸形象都使这一突破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后来欲掌枢密的武臣很难援以为例。

（二）终究是佞倖

孝宗打通门—西府通道的努力虽然未告成功，但是，门官员的势力却因此而得到增长，武进士的加入在客观上也必然使门官员的素质有所提高。光宗、宁宗易代之际，门官员演出了宋代政治史上最积极、正面的一幕。淳熙十四年，孝宗禅位给光宗，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光宗的孝养之道极为怠惰，常常不能按制度朝见重华宫。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崩，光宗不能执丧，宰相留正以疾辞去。临安城内外谣言四起，“朝士潜遁者前后数人，私窃以家去者甚众，近幸富民，竞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定策以光宗之子嘉王即位，并最终取得皇室大家长——高宗吴皇后的同意，由吴皇后出面，代表光宗禅位给嘉王（即宁宗），才使宋朝度过了这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知门事蔡必胜、韩侂胄利用“导达中外之言”〔884〕的职务便利，在赵汝愚与吴皇后之间充当传信人角色，对政权的平稳交接贡献良多。《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叶适传》载：

知枢密院赵汝愚忧危不知所出，适告知门事蔡必胜曰：“国事至此，子为近臣，庸坐视乎！”蔡许诺，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计。侂胄，太皇太后甥也。会慈福宫提点张宗尹过侂胄，侂胄觇其意以告必胜。适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请必胜议事，遂遣侂胄因张宗尹、关礼以内禅议奏太皇太后，且请垂帘，许之，计遂定。

危机过后，武进士出身的蔡必胜遭到韩侂胄的排挤，离开门，外放知州。韩侂胄继续担任知门事，十一月，又兼枢密都承旨。曾经团结共事的文官与门官员很快分道扬镳。韩侂胄“自以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以知门事与闻传命，颇有弄权之渐”。朱熹劝赵汝愚要对韩侂胄“以厚赏酬劳，勿使预政”，而汝愚“谓其易制不为虑”，〔885〕拒绝韩侂胄分享政权的要求。鄙薄是文官对待武选官的一贯态度，遏制武选官分享高层行政权力也是三途分立体制的基本精神。“韩侂胄浸谋预政，数诣都堂”，在光宁禅替之际躲到临安城外的宰相留正便“使省吏谕之曰：‘此非知日往来之地。’”〔886〕可是，赵汝愚、留正等人却忽略了一点，门官员背后依凭的是最高权力——皇权，而皇权是“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887〕地近而人亲的门官员一旦得到皇权的纵容，则可以冲破任何制度，弄权干政。这种危险，当时的许多文官，比如朱熹、黄裳、刘光祖都感觉到了，〔888〕而身为文官领袖的赵汝愚却不加理会，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即使赵汝愚感觉到这种危险，他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劝说皇帝疏远韩侂胄，能否奏效还要取决于皇帝的判断。韩侂胄的擅权给宋朝政治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赵汝愚为首的文官集团遭受重创，而韩侂胄本人也被宋人视为佞悻、奸臣，被元人放在《宋史·奸臣传》中。韩侂胄的悲剧从一个极端的角度映射出三途分立体制下武选官的命运，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同文官相比，他们“流品至杂”，整体素质低下，被视为次等官僚，任职空间受到极度限制，被排斥在高层行政权力之外，而这个群体中的门官员又偏偏靠近最高权力，悲剧几乎无法避免。

三　武臣非将帅

从政治权力与文化地位的角度看，武选官确实是文官以下的次等官僚，但是，他们的子孙却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获得和保有官位，其俸禄待遇也相对优厚。而且，制度也并不阻止武选官子孙通过科举改换门庭。真正想要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武选官永远只是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普通武选官来说，三途分立制度大概得算是得大于失。那么，对于宋朝国家而言呢？武选官制度的“设计意图”是分割兵权，以非军职的武选官统领边兵，与禁军出戍制度一起，构成了防止地方军事割据的双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武选官一军职的分立是有效的。但是，归根结底，边防统兵官是用来带兵打仗、抵御外侮的。那么，在这种制度下产生的边防统兵官是否称职呢？

北宋西、北二边毗邻强敌，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太祖、太宗两朝，契丹为北边大患，真宗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后，北边压力骤减。仁宗朝，西夏崛起，战事又起，宋朝疲于应付，“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控要城寨，残荡无几，内属藩落，驱略向尽”。〔889〕将帅人才的匮乏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而这种匮乏正是宋朝武官制度的必然结果。富弼对此有深刻的剖析：“至于求武臣，自三班及诸军叙补，崇者为步骑都督、殿前帅，以至登枢府，亦自有次第。二者颇为得术，而独于将帅不知术焉。岂不谓名武臣者便可为将帅焉？苟如是，卒然委以重兵，托以安危，则丘明所云‘可谓寒心’，贾谊所云‘可谓痛哭’者也！”〔890〕

武臣不能当将帅之任，武选官如此，军职亦然。武选官的“内职属性”决定了他们是“业余的”统兵官。恩荫是武选官最主要的来源，武官子弟通过恩荫入仕，当官有保障，不必费心读书或习武，素质难免江河日下。监当管库是武选官最大宗的职位类型，也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经历的职位。对于国家来说，监当管库固然不可少，但对于统兵官的培养来说，则无异于南辕北辙。“执干戈典兵马之臣，当以战多勇功受赏于朝，而但累岁月、计资考，以此取高位，壮士之耻也。然今天下乂安，士无所试其能，故偏裨将帅例以恩进”，〔891〕最容易获得拔擢的，是出身“外戚勋旧”的门官员，武选官出身的“管军”大半来自这个群体，而他们在门的历练主要是礼宾通进，与统兵无关。

为培养将帅，武选官选任制度对“边任”给予了升迁便利。边任包括河北和陕西、河东三路沿边州军的武职。但是，澶渊之盟以后，河北边任的工作重心从守土转向接待宋辽外交使臣，边任也变了质，成为武官“不由勋效，坐取武爵”〔892〕的终南捷径。任职者多“饰厨传，沽名誉”，希望通过使臣向朝廷传达自己的政绩，以便快速升迁。那些不追趋时好、认真加强边备的武官，却往往因细过受责。庆历二年，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因事受责，知谏院张方平上疏为他鸣不平，并痛斥边任的变质：

臣窃观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其于崇饰厨传，惟序实不足。向来雄州守将，如葛怀敏辈，皆以善承迎得虚誉，误蒙采擢，终败大事……王克基前在沧州以贿闻，顾擢引进使、知定州。张茂则徒以出使道途之劳，自供备库使授东上门使、知瀛州。王克忠无他劳效，近得遥刺、知贝州。〔893〕

庆历八年，张方平再度上疏批评这种现象，说：“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刺史、防、团、廉察。能饰厨传、熟于人事者，即以为才。”〔894〕

荐举制度也被官僚子弟利用，成为那些善于逢迎者的晋身之阶。比如，在定川寨一役中丧师近万的葛怀敏，就“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895〕陈执中“与宾佐论当今名将，共推葛怀敏”；〔896〕当陕西用兵之时，朝廷对葛怀敏寄予莫大期望，他到开封来辞行，“既入对，以曹玮尝所被甲胄赐之”。〔897〕这么一员众口交誉的大将，到头来也只是绣花枕头。

从军职出身的武臣也挑不起将帅重担。军职转员是按年头循序渐进的，那些能够爬到“管军”位置上的，多半与皇帝有潜邸之旧，而且基本上是老成持重之辈。“三年转员”，那些资格已老而军中却无相应职位可以安排者，“即从上罢军职，为正团练使、刺史之本任，或（有）［补］他州总管、钤辖”，〔898〕摇身一变，成了高级边防统兵官。

“奈何将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门第巧于结托，以取虚名；或出军班，昧于韬钤，以致败事。”〔899〕“今河北缘边……主兵者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900〕这就是北宋中期宋夏战争中宋朝方面的边防将帅的实况。用富弼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是武臣，但绝非将帅。

武臣的无能导致了儒将的出现，韩琦、范仲淹等人的成功催生了以文制武的经略安抚使体制。经略安抚使体制在旧有的主要由武选官担任的统兵官体系之上，又设文臣为大帅，以总制一路边防。以文官为帅，优点不是没有，如文人文化水平高，能读兵书等等。但是打仗是一项职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作，以武选官统军员、士兵已经犯了以外行统内行的错误，而文官非武人，其统兵的“业余性”更是毋庸置疑。在“兵权宜分”的理念上，经略安抚使体制与都部署体制一脉相承。儒将的出现加深了宋代社会对武人、武事的鄙薄轻视。国家设置武学，本为培养军事人才，可是竟然“苦未有人习艺”。范仲淹洞察时好，提出折衷方案：“国子监不须别立武学之名，如学生中有好习兵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901〕学习武事竟然要偷偷摸摸的，这是何等的可悲！

归根结底，是武选官与军职的分途导致了将帅乏才。作为边防统兵官的最主要人选，武选官不在军中服役，他们与军队和军人的关系是生疏的。因此，要培养将帅，就必须打破这两者间的壁垒，让武选官更多地融入军队。

在这方面，范仲淹、韩琦等庆历名臣不仅有见识，而且有相当成功的实践。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提出：“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才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902〕担任陕西帅臣之后，范仲淹进一步提出，要在沿边使臣、军校中就地取才、加以教育培养。他设计了人才拣选的标准、教育的方法和锻炼的途径：

宜于沿边及诸处使臣、军员中，搜访智勇之人。如资地至浅，勋劳未著，即使权领职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时进擢，庶可用之才早补将帅之乏。〔903〕

……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所贵边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将略，或因立功，则将来有人可任，即不得虚张，多放人数。〔904〕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中有不少荐举边上武官的例子，如，他曾荐举张信，“送种世衡手下管押军队，分擘与禁军一两指挥，专切教习，独作一队，为奇兵使唤”。官至枢密院长贰的狄青、郭逵都是受范仲淹在陕西前线培养拔擢起来的。

到中央任职后，韩、范还试图建立制度化的选育机制。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韩琦同对崇政殿，“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其三“专于选将”云：

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知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计之，候本路有缺，则从而差授。〔905〕

可惜，范仲淹、韩琦之后，这种切合实际的将才培养实践即告终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紧迫性不如从前，那么，习惯得过且过的宋朝君臣自是乐得放松，“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906〕另一方面，则是韩、范之后，再无人兼有韩、范这样长期戍边的经历和高出侪辈的见识。

130多年以后，宋孝宗重拾了韩、范的理想。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设立武举从军差注格法，希望武进士能够“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擢用”。但是，武进士们对从军并不热情。淳熙八年录取44人，第一名江伯虎以下18人从军。江伯虎等人虽已从军，却请求“先次参部，出给料钱文历，却行从军差遣。其料钱文历乞依不愿从军之人一例封行，及比附不愿从军人历巡尉知寨差遣，从军及六考并许理作关升资序”。〔907〕

那么，不愿从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淳熙十一年，武状元林、绝伦第一人陶天麟等拜谢主考官王蔺。王问他们为何不愿从军。武举新进们回答说：“不堪笞箠之辱。”王蔺于是奏请孝宗申敕三衙及沿将军帅“待以士礼”。绍熙元年（1190），已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王蔺再次为武进士请命，奏请光宗下令，武举从军者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进士“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908〕从军的武进士也“往往自高，不亲戎旅”。究其本心，武进士们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作军人，而是把自己看作文人。虽然已经从军，但仍然保留着文人心态，从心理上排斥武人，认同于文人，并以此自矜，将自己与宋代禁军阶级森严的制度与传统对立起来，与出身将家或行武的军官保持距离。“军中无以容之”，武进士也无心久处军中。孝宗立武举从军法，又下令禁止武进士锁试换文资，希望通过制度规范，让武进士久处军中。但是，诏令阻挡不了武进士换文的决心，几年之后，武举换文重新合法化。〔909〕宋代“重文轻武”的大风气决定了武进士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宋孝宗希望通过武举培养将帅的努力宣告失败。

孝宗应该是南宋最重视武人和武事的皇帝，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败在了长期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所造成的顽固传统与文化面前。在中华帝国官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官员、职位类别在不断分化，比如官吏分途，文武分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分途终伴随着对特殊群体的隔离和道德矮化，比如，在唐朝，“胥吏被视为官与民的对立物，并被认为是一股需要官员严格控制和小心防范的恶势力。胥吏被固定于道德等级的下层，被视为性本恶之小人。这样的看法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安排、设计胥吏管理制度及其相关行政制度的前提。”〔910〕北宋的武选官、军职也是如此。“分途”成就了“分权”，损失了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导致了尚武精神的不断流失。

注释

〔1〕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第3768页。

〔2〕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21页。

〔3〕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三《敕百官举行真宗文武七条诏》，庆历四年十二月丁酉，第709页。

〔4〕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5页。

〔5〕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附兄尧叟传》，第9585页。

〔6〕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5页。

〔7〕　《长编》卷一〇八，第2524页。

〔8〕　《长编》卷二一二，第5146页。

〔9〕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5页。

〔10〕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6页。《长编》卷五五，第1201—1202页。

〔11〕　《长编》卷五六，第1228页。孙全照系衔在《长编》卷五五，第1203页。

〔12〕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6页。

〔13〕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6页。

〔14〕　《长编》卷二一二，第5146页。

〔15〕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6页。

〔16〕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6—10167页

〔17〕　《长编》卷七一，修玉清昭应宫始于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五月丁巳，八作司被排除出外，第1602、1606页。

〔18〕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7页。

〔19〕　欧阳修：《左班殿直胥君墓志铭》，《全宋文》卷七五九，第18册第407页；四库本《文忠集》卷六一。

〔20〕　《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李昭亮传附子惟贤传》，第13564页。

〔21〕　《宋史》卷三〇九《谢德权传》，第10165页。

〔22〕　《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中·李昭亮传附子惟贤传》，第13564页。

〔23〕　《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三。

〔24〕　《长编》卷一四二，第3418页；卷一七一，第4106页。

〔25〕　《长编》卷八三，第1905页。

〔26〕　王珪：《华阳集》卷四〇《西上門使李惟贤可高州刺史知莫州制》。

〔27〕　《长编》卷六一，第1371页。

〔28〕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0页。

〔29〕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6页。

〔30〕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8页。

〔31〕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0页。《宋史》卷二九〇，第9719页。

〔3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

〔33〕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29页注。

〔34〕　《长编》卷一二五，第2945页。

〔35〕　《长编》卷一二九，第3056—3057页。

〔36〕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0页。

〔37〕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载狄青“历官自三班差使、殿侍迁左右班殿直、侍禁、门祗候、通事舍人、西上门副使，正除秦州刺史”，“七迁至秦州刺史、泾原路兵马副部署”，《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0、112—113页。“左右班殿直”之“左”可定为衍文无疑，西上门副使之“副”亦似是衍文，“泾原路兵马副部署”的“副”字之后则漏了“都”字。余靖于嘉祐四年为狄青作墓志铭，而差误竟如此之多，可见时间对信息的磨损。

〔38〕　《长编》卷一四七，第3557页。

〔39〕　尹洙调任泾原在《长编》卷一四二，第3398页。

〔40〕　《宋史》卷二九五《尹洙传》，第9837页。

〔41〕　《长编》卷一五一，第3685页。《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8页。

〔42〕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9页。

〔43〕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9页。

〔44〕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0页。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第202页。《经抚年表》将狄青离开延州擢任枢密副使、施昌言出知延州的时间系于皇祐三年六月丁亥，误。据《长编》卷一七二，其事在皇祐四年六月丁亥，第4153页。《年表》所引《苏魏公集·送施龙图赴延安序》有“皇祐壬辰岁六月，天子用前帅为枢贰”，“壬辰岁”为皇祐四年，亦可为证。

〔45〕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9页。

〔46〕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癸亥、庚午、十月庚辰；卷一七四，皇祐五年四月壬申、五月乙巳；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卷一八五，嘉祐二年三月庚子；第4174、4204、4207、4435、4473—4474页。

〔47〕　《宋史》卷二九〇，传论，第9726页。

〔48〕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2—113页。

〔49〕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〇，苏舜钦言。

〔50〕　《长编》卷一七三，九月丙子，第4175页。

〔51〕　吴及：《上仁宗乞禁止辄宫童幼》，至和元年（1054）上，《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一，第674页。

〔5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

〔53〕　《宋史》卷三一三《文彦博传》，第10261页。

〔54〕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三二《乞差使臣》，四库本。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

〔56〕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83页。

〔57〕　《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九月庚子，第722页。

〔58〕　《长编》卷四二，第897—898页。

〔59〕　《长编》卷一〇六，第2483页。

〔60〕　《长编》卷一九，第437页。

〔61〕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49页。

〔62〕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57页。

〔63〕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47、4348页。

〔64〕　《长编》卷三二，第722页。

〔65〕　《宋史》卷二八五《陈执中传》，第9603页。

〔66〕　《长编》卷六一，第1371页。

〔67〕　《长编》卷一一四，第2678页。

〔68〕　《长编》卷六〇，第1345页。

〔6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

〔70〕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

〔71〕　胡宿：《文恭集》卷一七《王中庸可引进使、王果李中吉可东上门使，并加轻车都尉；靳宗说可西上门使、英州刺史，李珣可东上门使，加上骑都尉制》。

〔72〕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67页。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116页。

〔73〕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引苏轼《应诏策》、《两朝国史志》，第1327、1330页。

〔74〕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43、61页。

〔75〕　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八《乞罢将官状》：“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

〔76〕　《长编》卷一七，第384页。

〔77〕　《长编》卷五，第139页；《宋史》卷二七三《李汉超传》，第9333—9334页；徐铉：《徐骑省集》卷二五《大宋李公德政碑文》，四部丛刊本。

〔78〕　《宋史》卷二七一《张藏英传》，第9291页。

〔79〕　《长编》卷四，第102—103页；卷一二，第266页。《宋史》卷二七三《马仁瑀传》，第9346页。

〔80〕　《长编》卷二，第42页；卷九，第201页。

〔81〕　《长编》卷一四，第304页。《宋史》卷二七三《贺惟忠传》，第9344页。

〔82〕　《长编》卷七，第178页；卷一〇，第230页；卷一二，第269页。

〔83〕　《长编》卷一，第14页。

〔84〕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12、1516页。

〔85〕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第140页。

〔86〕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第9337—9339页。《长编》卷一一，第248页；卷一三，第283页；卷一四，第302页；卷一七，第363页。

〔87〕　《宋史》卷二五四《李继隆传》，第8892—8893页。

〔88〕　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第383页。

〔89〕　《宋史》卷二五四《赵赞传》，第8889—8892页。《长编》卷三，第66页。

〔90〕　《宋史》卷二七三《姚内斌传》，第9341页。

〔91〕　《宋史》卷二七三《董遵诲传》，第9843页。

〔92〕　《宋史》卷二五〇《王彦昇传》，第8828—8829页。《长编》卷一，第11页；卷一〇，第236页。

〔93〕　《宋史》卷二五三《冯继业传》，第8868—8869页。

〔94〕　《宋史》卷二七五《谭延美传》，第9373页。

〔95〕　徐铉：《骑省集》卷二五《李汉超德政碑》。

〔96〕　周勋职衔见《长编》卷一三，第283页。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慈州、隰州都是团练州，周勋就担任了隰州团练使兼晋隰等州沿边都巡检，而现存的李谦溥任职记录却只记载他担任慈州刺史和隰州刺史。如果记载无误，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宋初州格因人而异的变动不止向上抬升一端，还有因任职者资历不够而从低除授的呢？

〔97〕　《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知制诰杨亿上奏，第1098页。

〔98〕　欧阳修著，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99〕　《杨文公谈苑》“董遵诲”条，第61页。

〔100〕　《宋史》卷二七三《郭进传》，第9336页。又见《长编》卷四，第106页。

〔101〕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第9338页。

〔102〕　吴廷燮著，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10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直隶一。

〔104〕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第9595页。

〔105〕　《宋史》卷二七三“传论”，第9347页。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九《任将》也说“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

〔106〕　《宋史》卷二五三《冯继业传》，第8868页。

〔107〕　陶晋生考定，宋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在宋开宝七年（974）。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9—20页。而太祖立国之初，即已对契丹采取友好态度，比如建隆二年十月，禁止边民出塞盗马，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

〔108〕　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载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4年，第191页。

〔109〕　《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末，知开封府钱若水奏备御边寇、翦灭番戎之策，第1000页。

〔110〕　《宋会要辑稿·兵》七之三三、五一九；《长编》卷二〇，第442—453页。此下文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不再单独出注。

〔111〕　《宋史》卷二六〇《崔翰传》，第9026页。

〔112〕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第8993页。

〔113〕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〇有洞子、头车的图和文字解释。此外，《宋史》卷二六〇《李汉琼传》云“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进，谓之洞子”，第9020页。

〔114〕　《小畜集》卷二八《郭守文墓志铭》。

〔115〕　《长编》卷二〇，第443页。

〔116〕　《宋史》卷二七四《田钦祚传》，第9360页。

〔117〕　《宋史》卷四《太宗纪一》，第61页。

〔118〕　《宋史》卷四《太宗纪一》，第61页。

〔119〕　《长编》卷二〇，第448、449页；《宋史》卷二七五《孔守正传》，第9370页。

〔120〕　《宋史》卷二六〇《刘廷翰传》，第9025页。

〔12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藩郡皆用武人”，第292页。

〔12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601、4877页。

〔123〕　英宗朝以后，部署改称总管。此乾道四年中书舍人洪迈对“祖宗”军制的总结，此论施之于宋初行营的军事动员机制，甚为恰当；然迈续云“二百年之间，累圣相承，皆用此术以制军诘禁”，则为不确。《容斋五笔》卷三，《容斋随笔》，第864页。

〔124〕　《辽史》卷九《景宗本纪二》，第102页；《长编》卷二〇，第458页。

〔125〕　《长编》卷二〇，第461页。

〔126〕　《长编》卷二〇，第458页。

〔127〕　《宋史》卷二五九《崔彦进传》，第9007页。

〔128〕　《长编》卷二〇，第460页。

〔129〕　《长编》卷二〇，第464页。

〔130〕　《宋史》卷二六〇《崔翰传》，第9027页。

〔131〕　《长编》卷二二，第494页。《宋史》卷二六〇《李汉琼传》，第9021页。

〔132〕　《长编》卷二〇，第462页。

〔133〕　《长编》卷二〇，第458页。

〔134〕　关于太宗此次北上的意图，李焘的认识显然比《宋史》本纪的作者更接近事实。《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载，十一月己酉，“帝伐契丹”，第65页；而《长编》卷二一，十一月己酉条则作“诏巡北边”，第481页；又十月己丑条，亦载“上将巡北边，己丑，诏自京师至雄州发民除道修顿”，第480页。“伐契丹”盖想象中事，“巡北边”才是实录。

〔135〕　《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第65页；《长编》卷二一，第480页。

〔136〕　《长编》卷二一，第481页。

〔137〕　《长编》卷二二，第494页。

〔138〕　《长编》卷二一，第482页。

〔139〕　《长编》卷二二，第493、503页。

〔140〕　《长编》卷二三，第528页。《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第108页。

〔141〕　《长编》卷二四，第554页。

〔142〕　《宋史》卷五《太宗纪二》载：雍熙二年四月“戊寅，遣忠武军节度使潘美复屯三交口”，用“复”字，表明潘美曾经离开三交口返回忠武军本镇许州，第75页。

〔143〕　《长编》卷二四，第556卷二六，第594—595页。

〔144〕　《长编》卷二八，第631页。

〔145〕　《长编》卷二九，第656页。

〔146〕　《宋史》卷二五九《郭守文传》，第9000页。

〔147〕　《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第668页。

〔148〕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7页；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2页。

〔149〕　赵冬梅：《北宋前期边防统兵体制研究》，《文史》，第68辑，2004年，第42—43页。

〔150〕　范学辉：《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7—113页。

〔151〕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43、61页。

〔152〕　《武经总要》前集卷二〇“边防”，“荆湖两路”。

〔153〕　咸平二年（999），右司谏孙何《上真宗论御戎画一利害》称：“臣伏见驻泊行营都部（管）［署］，即古之大将军大总管之任也”，孙何使用的应当是都部署的全称，《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〇，第1431页。具体的例子，比如《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六月“乙亥，以［王］超为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第1137页。

〔154〕　《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末，钱若水奏，第1000页。

〔155〕　例如：至道三年（997）范廷召任定州都部署，《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作“以范廷召为定州驻泊都部署”，第105页；卷二八九《范廷召传》则作：“三年，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河西节度，为定州行营都部署”，第9698页。同一时间的同一任命，一冠“驻泊”，一冠“行营”，可见在宋人眼中这两个简称是等效的。

〔156〕　《长编》卷五二，第1138页。关于“奉使印”与“权时差遣”的对应关系，又可参见《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癸酉条，第5353页。

〔157〕　《长编》卷五九，第1307页。

〔158〕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第2135页。《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第10488页。

〔159〕　《长编》卷七二，第1641页。《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一，第701页。

〔160〕　《长编》卷六三，第1405页。

〔161〕　《宋史》卷二八九《范廷召传》、《葛霸传》，第9698、9699页。

〔162〕　《长编》卷五九，第1309页。

〔16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〇七，引《两朝国史志》。

〔164〕　《长编》卷五九，第1309页。

〔165〕　《长编》卷一，第25页。

〔166〕　关于宦官在北宋前三朝统兵体系中的作用，柳立言先生有精彩的分析。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宋史座谈会编辑《宋史研究集》第26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7年，第249—305页。

〔167〕　《长编》卷六五，第1463页。

〔16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

〔169〕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90页。

〔170〕　《宋史》卷二七五《刘福传》，第9368页。

〔171〕　《宋史》卷二五七《吴廷祚传附子元扆传》载：“初，并、代、泽、潞皆分辖戍卒，后并于太原”，直至景德四年，第8951页。

〔172〕　《长编》卷五九，第1309页。

〔173〕　《长编》卷一二八，第3025页。

〔174〕　《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惟保州沿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自国朝以来，于诸边最号强劲，今有未所隶”，第3948页。

〔175〕　《长编》卷五〇，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吴淑言，第1087页。

〔176〕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又见《宋史》卷二六〇《杨信传附弟嗣传》，第9017页，卷二七二《杨业传附子延朗传》，第9307—9308页；《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四月乙巳，第1056页。

〔177〕　《长编》卷四四，第946页。

〔178〕　《长编》卷五八，第1301页。

〔179〕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子继和传》，第8970页。

〔180〕　《长编》卷五九，第1312、1313页。

〔181〕　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下。

〔182〕　尹洙：《河南集》卷二二《军制·获首级例》，四部丛刊初编本。

〔183〕　《长编》卷五四，第1192页。

〔184〕　《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子继和传》，第8970页。《长编》卷五一，第1124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〇七。

〔185〕　《长编》卷六五，第1452页。

〔186〕　《长编》卷一二八，第3025页。

〔187〕　《长编》卷一三二，第3132页。

〔188〕　《长编》卷一三二，第3146页。

〔189〕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7页。

〔190〕　《长编》卷一三二，第3132页。

〔191〕　《长编》卷一三二，第3146页。

〔192〕　《长编》卷一二八，第3032页。

〔193〕　《长编》卷一二八，第3026页。

〔194〕　《长编》卷一二八，第3026、3032、3036页。

〔195〕　《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二月丁亥，夏守赟换宣徽南院使、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等使；壬辰，又兼缘边招讨等使，第2971、2973页；卷一三三，第3170—3171页。

〔196〕　第一任夏守赟“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宋史》卷二九〇《夏守赟传》，第9716页。第二任夏竦“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翻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廷祗候”，《长编》卷一三二，第3148页；《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第9572页。

〔197〕　《长编》卷一三四，第3190、3191页。

〔198〕　《长编》卷一三五，第3213页。

〔199〕　《长编》卷一三五，第3214页。

〔200〕　《长编》卷一三八，第3322页。

〔201〕　《长编》卷一三九，第3345页。

〔202〕　《长编》卷一三九，第3342页。

〔203〕　《长编》卷一四一，第3381页。

〔204〕　《长编》卷一三八，第3326、3329页。

〔205〕　《长编》卷一四〇，第3363页；卷一四六，第3543—3544页。

〔206〕　《长编》卷一四六，第3542页。

〔207〕　《长编》卷一六四，第3947—3948页。

〔208〕　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序》，第3页。

〔209〕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七》，第3960、3961页。

〔210〕　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武大帅用意深远》，《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五，第724页。

〔211〕　《长编》卷一六六，第3996页。

〔212〕　《长编》卷二四三，第5914—5916页。

〔213〕　《长编》卷二四三，第5916页。

〔214〕　《长编》卷二五四，第6209页。

〔215〕　《长编》卷一六一，第3885页。《长编》在保州、界河司归属经略安抚司的时间上有差误，庆历七年八月既载归属诏令，八年四月又载贾昌朝建议：“惟保州缘边巡检并雄、霸、沧州界河二司兵马，自国朝以来，于诸边最号强劲，今未有所隶，请以沿边巡检司隶定州路，界河司隶高阳关路。”（卷164，第3984页。）二者必有一误，待考。

〔216〕　《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27页。

〔217〕　《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第4628页。

〔21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二。

〔219〕　比如，太祖乾德三年十二月诏令：“西川管内监军、巡检使不得与州县公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之一；《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二月己亥，第161页。

〔220〕　《长编》卷二〇，第452页；《宋史》卷二七六《臧丙传》，第9398—9399页。《长编》卷二一，第477页。

〔221〕　《宋史》卷三三三《张掞传》，张蕴是张掞之父，第10699页。

〔22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

〔22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二。

〔224〕　《长编》卷一一九，第2812页。

〔225〕　穆修：《河南穆先生集》卷三《静胜亭记》。

〔226〕　《长编》卷一四一，第3388—3389页。

〔227〕　《长编》卷一一四，第2668页。

〔228〕　《长编》卷八，第189页。

〔229〕　《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26页中。

〔230〕　《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第1356页上。

〔231〕　《长编》卷四七，第1037页。

〔232〕　《长编》卷四七，第1037—1038页。

〔233〕　事实上，直到仁宗嘉祐年间，福州仍然是“四围城墙只高三五尺，可以遮闭牛羊，至于私商小儿，皆可踰越”，蔡襄：《端明集》卷二一《乞相度开修城池》。

〔234〕　《长编》卷五二，第1132页。

〔235〕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一〇之八；《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末，第925页。文官柳开只列了“通判”。有趣。

〔236〕　《长编》卷二八，第637页。

〔237〕　穆修：《河南穆先生集》卷三《静胜亭记》。

〔238〕　《长编》卷三，第76页。

〔239〕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〇，第604页。

〔240〕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二。

〔241〕　蔡襄：《端明集》卷二一《论失贼官僚乞行罚》，台北：世界书局，1986年，影印摛文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73册第620页。

〔242〕　《长编》卷三二四，第7810页。曾我部静雄：《宋代政経史の研究》，第152、203页。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第46页。

〔24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三，景德三年五月十日；《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辛亥，第1401页。

〔24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六。

〔245〕　《长编》卷一〇〇，天圣元年秋七月戊辰，第2325页。

〔246〕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明崇祯刻本，“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938页。

〔247〕　蔡襄：《端明集》卷二一《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第621页。

〔248〕　吴廷燮撰，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卷四，第334页。

〔249〕　蔡襄：《端明集》卷二一《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第621、622页。

〔250〕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1页。

〔251〕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252〕　《职官分纪》卷三五，第664页。

〔253〕　《职官分纪》卷三五，第664页。

〔254〕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758页。

〔255〕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1页。

〔25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第3519页下。

〔257〕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页。

〔258〕　《事物纪原》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四库类书丛刊”，第184页。

〔259〕　《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80页。丛刊本无“以”字，据文渊阁四库本加。

〔260〕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7942页。

〔261〕　赵与旹：《宾退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册第35页。

〔262〕　《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清光绪《渐西村舍汇刊》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392、4410页。

〔263〕　州都监兼在城巡检，掌“训治兵械、巡察贼盗”，“专督州中奸争火盗”，管辖范围限于州城以内。《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一至一二，第3423—3424页。穆修：《河南集》卷三《静胜亭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24册第361页。《长编》卷一四一，第3388页；《长编》卷一一四，第2668页。

〔264〕　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第46页。

〔265〕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5页。

〔266〕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

〔267〕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八，第6946页下。

〔268〕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

〔269〕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270〕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卷一九，第7940页。

〔271〕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2页。

〔27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第3519页下。又见《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十二月丁巳，第4538页。“都同巡检”《长编》作“都监、同巡检”，“监”字当属衍文。

〔273〕　此外，庆历四年的调整很可能是庆历三年职田改革的次生结果。庆历三年十一月规定了地方官员的职田标准，诸路都同巡检、提举捉贼为一等；州的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为一等；巡辖马递铺为一等。在明确了职位的待遇等级之后，极有可能对原本随意性较大的巡检员额进行调整。《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第3510页。

〔274〕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53、3972—3979页。《职官分纪》巡检在卷三五，州官在卷四一、县官在卷四二，目目录第22、26—27页。

〔275〕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一九，第7932、7940页。

〔276〕　《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七，第4392、4397页。

〔277〕　《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一〇，第4392、4410页。

〔278〕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17页。

〔279〕　比如《长编》卷三〇言寇准为县令，“每期会赋役，未尝出符移”，第680页。

〔280〕　胡宿：《文恭集》卷七《论换巡尉》。

〔281〕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第6947页上。

〔282〕　《长编》卷三三八，第8156页。

〔283〕　洪迈：《乞禁戢巡、尉迎送札子》，《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五，第630页。

〔284〕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苏轼文集》，第2册第760页。

〔285〕　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将“提举诸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混同为巡检，盖误，第46页。

〔286〕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至二〇。

〔287〕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七《奏洺州盗贼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四部备要，第74册第616页。

〔288〕　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时间，见《长编》卷一五一、一五七，第3684、3798页。

〔289〕　《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七《乞许转运司差兵士捉贼》，第615—616页；《奏洺州盗贼事》，第616页；《保明张景伯》，第617—618页。以下不具注。

〔29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六，天禧三年，“令诸路巡检不得以犯罪配军卒景迹百姓于地内缉贼”。

〔291〕　《范文正公集》卷八之八至九。

〔292〕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0页。

〔293〕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294〕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7939页。

〔295〕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一〇。

〔296〕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一一。

〔297〕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一一。

〔298〕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9页。

〔299〕　《宋会要辑稿·兵》一之一三一一四。

〔300〕　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周振鹤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3页。

〔301〕　《旧唐书》卷六二《皇甫无逸传》，第2385页；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册第1654页。

〔302〕　《唐会要》卷七〇，第1252页。

〔303〕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304〕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知门事”，第531页下。

〔305〕　《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十月庚寅，第1371页。

〔306〕　《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五月辛酉，第1457页。

〔307〕　《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丁卯，第5147页。

〔308〕　“城东十二仓贮江、淮所漕米最多，城南惟有米一仓，城西三仓兼贮茶，城北四仓贮畿内赋税及马料。”《长编》卷一〇八，天圣七年十月甲午，第2524页。

〔309〕　《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丙寅，第5146页。

〔310〕　提点仓草场所，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三。仓草场曾设都大提点，但为时甚短，大中祥符八年正月设，由西上门使夏守赟担任，九年六月，夏改任都大提举诸司库务，都大提点仓草场随之而罢。《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五。大中祥符八年七月，提举库务官蓝继宗等言：“都盐院见系提举库务、都大提点仓场所提辖，欲乞就归一处。”诏只令提举库务司提辖。《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三。蓝继宗讨论都盐院归属问题的时候，正是夏守赟担任都大提点仓草场期间，可能都大提点仓草场比提点仓草场所权限有所扩张。

〔311〕　《职官分纪》卷四四。

〔31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一。

〔313〕　雷家圣先生的博士论文《宋代监当官体系之研究》第三章《宋代中央的监当机构》即专论中央事务机构，按事务性质分为军器的制造与管理机构、服务皇室与中央官署之监当机构、仓储出纳管理机构、税务与官营商业机构、其他专门性事务之管理机构（包括牧监）五节，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97—158页。

〔314〕　王继恩于太平兴国三年以后，掌军器弓枪库，淳化五年，勾当皇城司；《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王继恩传》，第13602页；李神福于太平兴国六年出任勾当翰林司，淳化四年，勾当皇城司，《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李神福传》，第13605页；李神祐于太平兴国七年提点左右藏库，《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李神祐传》，第13607页；刘承规于“雍熙中，勾当内藏库兼皇城司”，《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刘承规传》，第13608页；阎承翰是事材场的创办人，《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阎承翰传》，第13610页。

〔315〕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第4370页。又见《长编》卷一九，第436页。

〔316〕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李神祐、刘承规传》，第13606、13607页。

〔317〕　《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七月壬戌，第2160页。

〔318〕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4页。

〔31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三。

〔32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嘉祐三年九月五日条。

〔32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三。

〔322〕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阎承翰传》，第13610页。

〔323〕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19页。

〔324〕　《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将作大匠之职”，第421—422页。

〔325〕　始设时间不详，根据目前史料，大中祥符五年已经存在，《长编》卷七七，第1761页。

〔32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

〔327〕　李伟国：《论北宋的提举诸司库务司》，李伟国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61页。原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28〕　《长编》卷六一，第1371页。

〔32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一。

〔330〕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刘承规传》，第13608页。

〔331〕　《长编》卷七一，第1602页。

〔332〕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刘承规传》，第13609页。

〔33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三。

〔33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三之五。《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九月庚寅。

〔335〕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第1389页。

〔336〕　《玉海》卷一四九，“祥符牧养监”。

〔337〕　《长编》卷六七，第1504页。

〔338〕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第1389页。

〔339〕　《玉海》卷一四九，“祥符牧养监”。

〔340〕　《文献通考》卷五六；《长编》卷一〇四，第2421页。

〔341〕　《长编》卷一〇四，第2421页。

〔342〕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3894页。

〔343〕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刘承规传》，第13608页。

〔344〕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一·阎承翰传》，第13611页；《长编》卷七六，第1729页。

〔345〕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602页。

〔346〕　《长编》卷五四，第1182页。

〔347〕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603页。

〔348〕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三。事又载《长编》卷八五，第1936页。

〔34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五。

〔350〕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七。

〔351〕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蓝继宗、张惟吉、张若水、李宪诸人传》，第13633—13636、13639页。

〔352〕　《宋史》卷二七六《刘保勋传》，第9385—9386页。

〔353〕　《长编》卷一一，第246页。

〔354〕　《宋史》卷二八七《赵安仁传附父孚传》，第9655页。

〔355〕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一二。

〔356〕　《长编》卷一四，第297页。

〔357〕　《长编》卷一四，第300—301页。

〔358〕　《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第3908页。

〔359〕　《小畜集》卷二八《谏议大夫臧公墓志铭》。据《墓志》，臧丙太平兴国四年知辽州，其后，因同年、知石州马汝士自杀案，受命还朝协助调查，太宗乃命其留监在京茶库，随后“遇郊禋，加著作郎”，在任期间，适逢“真定王（赵普）再入中书，权贵德望熏灼天下”，太平兴国八年出知许州。考赵普再入相在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同年十一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长编》卷二二，第500、505页），因此，可以断定，臧丙监在京茶库在太平兴国六年至八年期间。

〔360〕　《宋史》卷二七六《刘保勋传》，第9385—9386页。

〔361〕　《长编》卷二〇，第452页。

〔362〕　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六《请罢王涣榷货务》。

〔36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六。

〔364〕　吕诲：《上英宗论修内司乞添文臣一员》，《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八，第1412—1413页。

〔36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二。《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二·张茂则传》，第13641页。

〔366〕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0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五至六。

〔367〕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二。《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八亦载此条，唯“具员”作“一员”。

〔368〕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五“仪鸾司”序云“勾当官五员，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及内侍充”，“五员”若非“四员”之误，可能武选官勾当仪鸾司的指标可能后来又有恢复。

〔369〕　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七《虞部郎中李君墓志铭》。汉臣是这位李君的字，其名不详。

〔370〕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承事郎范君墓志铭》。

〔371〕　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72〕　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六《论罢王涣榷货务》。

〔373〕　《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第10221页。

〔374〕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

〔375〕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00页。《长编》卷二二九，第5565页。

〔376〕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00页。

〔377〕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500页。

〔378〕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〇。

〔37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〇。

〔380〕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二。

〔381〕　《长编》卷一九二，第4657页。

〔38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八。

〔383〕　《宋会要辑稿·方域》四之一。《文献通考》卷五五载勾当官人数为五人，第500页。

〔384〕　《文献通考》卷五五，第499页。

〔385〕　《长编》卷四七，第1025页。

〔386〕　《长编》卷六〇，第1349页。

〔387〕　《长编》卷六六，第1479页。

〔388〕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第3894—3895页。

〔389〕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第1389页。

〔390〕　《文献通考》卷五六，第506页。

〔39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嘉祐三年九月五日条。

〔392〕　始设时间不详，根据目前史料，大中祥符五年已经存在。《长编》卷七七，第1761页。

〔393〕　“都大提举内中修造”始设于嘉祐三年六月，由入内内侍省内侍都知史志聪、副都知任守忠担任。史志聪、任守忠言“内中并系宫禁，所掌提举，其诸处殿庭门户、库务城壁之类，从来修葺，自系皇城司管辖”，指出“都大提举内中修造”与皇城司在职掌上的重叠。经“省司相度”，最后规定：提举内中修造管理“大内自紫宸、垂拱、集英殿以北，崇政殿以南，连接后苑，以至延福、广圣宫，龙图、天章、宝文阁，并接近宫省”地域的修造事宜，皇城司掌管“东华门以南，并宣祐门东直北至拱宸门东，及右银台门北至广圣宫南诸处”的修造事宜。《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

〔39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二。

〔39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六。

〔39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六。

〔39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九。

〔39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六。

〔39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

〔40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六。

〔40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〇。《长编》卷一〇〇，第2323页。

〔40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〇之一四。《长编》卷二〇四，第4946页。

〔403〕　熙宁元年，“减一小使臣，添文资朝臣”。《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

〔404〕　《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第10221页。

〔405〕　《长编》卷九四，第2160页。

〔406〕　《长编》卷一〇九，第2547页。《宋史》卷二五二《郭承祐传》，第8851页。

〔407〕　何郯等：《上仁宗论卫士之变乞黜责皇城司及当直臣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二，第1337页。

〔408〕　《长编》卷一六二，第3909—3911页。

〔409〕　胡宿：《文恭集》卷一八《王从善可西京左藏库使依前充果州团练使制》称其“勋阀绪余、近庭陟恪，蹈世忠而济美，服王务以宣劳。向者资素性之谨良，委禁垣之提警，虽宿卫无状，俾出领于兵钤，而畴昔有劳，用稍迁于使局，示旧勤之匪弃，尚褒典之是承”。“禁垣提警”“宿卫无状”当即指庆历八年勾当皇城司事。又《长编》卷一七九，至和二年三月丙子，“一日之中，内臣无名改转者凡五六人”就包括这个王从善，第4323页。

〔410〕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杨景宗传》，第13553页。

〔411〕　《宋史》卷四六三《外戚上·刘美传附孙永年传》，第13551页。

〔412〕　《长编》卷一六一，第3887页。

〔413〕　《宋史》卷二五二《郭从义传附曾孙承祐传》，第8851页。

〔414〕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子曹琮传》，第8989页。

〔415〕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知门事”，第531页下。

〔41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五一一〇对徽宗的横行五司的职掌分别有详细记载。

〔41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1册，第202页。关于这次省并，《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〇的记载为“将西上门、引进司、四方馆并归门、客省”，则四方馆也在省并之列。然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韦渊之后，复多有以“同管客省、四方馆、门公事”系衔者，比如卷四〇建炎四年十二月甲申条蓝公佐，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条高士瞳。故今从《要录》。

〔418〕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6页。

〔419〕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5页下。

〔420〕　《长编》卷一，第13页。

〔421〕　《长编》卷六一，第1374页。

〔42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宋史》卷二五〇《韩重赟传附子崇训传》，第8825页。

〔423〕　《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知门事”，第531页下。

〔42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宋史》卷二五〇《韩重赟传附子崇训传》，第8825页。

〔425〕　关于唐代客省的礼宾接待职能，参本书第61—63页。

〔42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四。

〔42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28〕　《历代职官表》卷一一，第209页。

〔42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之四。

〔43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二。

〔43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3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引《两朝国史志》。

〔43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一引《两朝国史志》。

〔43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35〕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三〇；《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乙酉朔，第5416页。

〔43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37〕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6页。

〔438〕　宋敏求著，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页。

〔439〕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

〔440〕　《宋史》卷一一六《礼志十九》，第2755页。

〔441〕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

〔442〕　神宗时同知谏院唐坰对王安石心怀不满，“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上令谕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在御座前大声宣读王安石罪证凡六十条，细节略）……门纠其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神宗之所以“谕以他日”，门之所以“纠其渎乱朝仪”，都说明五日起居重在礼仪而非政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附《唐坰传》，第10552页。

〔44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八。

〔44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

〔445〕　《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第495页。

〔446〕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六》，第3741页；《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第1050页。

〔447〕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六》，第3742页。

〔448〕　《长编》卷三四，第759页。

〔449〕　《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第10542页。

〔45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5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二。

〔45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

〔45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四。

〔45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5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二。

〔456〕　《长编》卷一四五，第3496页。《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末，又有“诏引进使、四方馆使并兼门事”，疑似重出，第3723页。

〔45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四。

〔458〕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7页。

〔459〕　嘉祐二年十月，以内园使、门通事舍人夏佺为西上门副使。仍诏，“通事舍人自今十年无赃私罪者，除门副使，即不得陈乞。”《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

〔460〕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7页。

〔461〕　《文献通考》卷五八，第532页上。

〔462〕　司马光：《传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选札子（治平四年上）》。这道札子又见《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第766页，文稍不同。“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奏议》本作“其与班序差遣事体不同”，“譬诸文臣”《奏议》本作“譬诸史臣”，今从《传家集》。

〔463〕　《文献通考》卷五八，第532页上。

〔464〕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五三《李端慤东上门使制》。

〔46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46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四。

〔467〕　对“喉音”的解释承李锡厚先生赐示，时在1998年夏，笔者博士论文答辩会，李先生为答辩委员。

〔46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景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年八月；三四之四，政和七年七月七日。

〔46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四，政和六年八月二日，政和七年七月七日两条。

〔470〕　胡宿：《文恭集》卷一七《王中庸可引進使、王果李中吉可东上门使，并加轻车都尉；靳宗说可西上门使、英州刺史，李珣可东上门使、加上骑都尉制》。

〔471〕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7页。

〔472〕　《宋史》卷二七三《李谦溥传附子允正传》，第9341页。

〔473〕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癸酉，第395页。

〔474〕　比如“事太宗于晋邸”的杨守一；“以刀笔事太宗于晋邸”的赵镕；“太宗潜邸时”，“得给事左右”的周莹；“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的王显；“太宗在晋邸，令典财用”的陈从信；“事太宗藩邸殆二十年”的安忠，《宋史》卷二六八、二七六诸人本传，第9224、9225、9226、9230页；第9403、9411页。当然，这些门使是“典边任”与“参近侍”参掌的。

〔475〕　《宋史》卷二六八《王继英传》，第9229页。

〔476〕　宋祁：《杨太尉行状》，《全宋文》卷五二四，第13册第60页。

〔477〕　司马光：《传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选札子（治平四年上）》。

〔478〕　《宋史》卷二九〇《曹利用传》，第9707页。

〔479〕　《长编》卷一六五，第3972—3973页；《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子晦传》，第10342页；卷三二二《何剡传》，第10440页。

〔480〕　《长编》卷一〇七，第2505页；《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第9904页。

〔481〕　《长编》卷二三三，第5658页。

〔482〕　《长编》卷二二二，第5402页。

〔483〕　《宋史》卷四六四《李评传》，第13572页。

〔484〕　《长编》卷二五三，第6196页。

〔485〕　李评曾经“极言助役法以为不可”，见《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壬辰，第5658页。

〔486〕　《长编》卷二一四，神宗熙宁三年八月己卯，第5218页。

〔487〕　《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壬辰；卷二三四，六月己未、丁卯；卷二三五，七月戊戌，第5658、5675—5677、5682—5683、5712—5715页。

〔488〕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杨邠传》，第1409页。

〔489〕　《宋史》卷二七一《吴虔裕传》，第9286页。

〔490〕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2、26页。

〔491〕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49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二五。此建隆四年太祖亲选朝臣知县诏中语，姑用其意。

〔493〕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杨邠传》，第1409页；卷一〇七《汉书·阎晋卿传》，第1412页。

〔494〕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铨法上”，第3693页。

〔495〕　徐度：《却扫编》卷下，汲古阁藏津逮秘书本，第28a—29a页。《石林燕语》卷三，第37页。《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一二，考525下。

〔496〕　《责田仁朗诏》雍熙二年四月，《宋大诏令集》卷九四《将帅·贬责》，第345页。

〔497〕　《长编》卷一八，第400、401页；《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九四。

〔498〕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699、3701页。

〔499〕　《长编》卷二二，第490页。

〔500〕　《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秋七月，第638页；又见《玉海》卷一一七。《文献通考》卷五二《职官六》引《实录》，将此条系于淳化三年，盖误。

〔50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第4637页。

〔502〕　《长编》卷三三，淳化三年十月壬午，第740页。《宋史》卷三〇七《魏廷式传》，第10125页。魏廷式等考校使臣殿最事，《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系于咸平二年（999）十一月，误。淳化四年，赵镕已迁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见《长编》卷三四，十月辛未，第755页。

〔503〕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二，第1841页下。

〔504〕　《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第9416页。

〔505〕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第590—591页。

〔506〕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二，第1841页下。

〔507〕　《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上疏言五事，第898—899页。太宗崩在三月，王禹偁上疏在五月十八日。

〔508〕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173页。

〔50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51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511〕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直龙图阁、勾当三班院曾巩言，第7518页。

〔51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载：“景德四年八月，诏三班院，自今后磨勘不得过三人，差遣不得过十人，如非次特令磨勘引见并急速差遣，不拘此限。”每日引见磨勘以3人为限、差遣以10人为限，可见当时三班院选任的规模终归有限。

〔513〕　《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七月癸巳，第1477—1478页。

〔51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景德二年。

〔515〕　《长编》卷一四六，第3530页。

〔516〕　《长编》卷一一七，第2757页。“诸司使副”原文做“三司使副”，与理不合，径改。

〔51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第4636页。

〔518〕　《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1022）五月乙未诏，第2281页。

〔519〕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〇。

〔520〕　《宋会要辑稿·职官》八之二〇，绍兴四年六月二十日，吏部侍郎胡交修语。

〔52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45页。

〔522〕　《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壬午条考异，第6995页。

〔523〕　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第15、25、28页。

〔524〕　《玉海》卷六六，“景祐编敕”。

〔52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李淑的任命在《长编》卷一一七，第2752页。

〔526〕　《长编》卷一六〇，第3864页。

〔527〕　《长编》卷一四六，第3550页。

〔528〕　《长编》卷一四三，第3443、3455页。

〔529〕　《长编》卷一四六，第3535页。

〔530〕　《长编》卷一四六，第3550页。

〔531〕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韩粹彦行状》。

〔532〕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693—3694页。

〔53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53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四至五。

〔53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五。

〔536〕　《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月庚辰、十一月癸未，第3805页。

〔53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538〕　《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殿中侍御史吕诲弹劾枢密使宋庠章中语，庠因此罢官，第4651页。

〔539〕　《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己未，第3484页。

〔54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54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54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543〕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797页。

〔544〕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第3833页。

〔54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54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547〕　《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六月辛亥，第4891页。

〔548〕　《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六月辛亥，第4891页。

〔54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九。

〔55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〇至一一。

〔551〕　《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癸亥，第6015页。

〔55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四。

〔55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五。

〔55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四；《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丁巳，第5138页。

〔555〕　《长编》卷二一一，第5139页。

〔556〕　《长编》卷二一一，第5139页。

〔55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一八。

〔558〕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36页。

〔559〕　《长编》卷二一一，第5138、5139页。

〔560〕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五。

〔561〕　《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甲申，第5225—5226页。

〔562〕　《宋史》卷三二二《齐恢传》，第10488页；《长编》卷二二六引《司马光日记》，第5504页。

〔563〕　《长编》卷一九〇，第4592页。

〔56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

〔565〕　《宋史》卷三一五《韩绛传》，第10304页；《韩缜传》，第10310页。

〔56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五。

〔567〕　《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丙戌，第5809页。

〔56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七。

〔569〕　《长编》卷四二，第882页。

〔57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七。

〔571〕　关于“体量”，本文取其最普遍的意义。参见邓小南：《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151页。

〔57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

〔573〕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至二〇；胡宿：《文恭集》卷七《论换巡尉》；《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

〔57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至六。

〔575〕　《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六月戊寅，第6209页。

〔576〕　《长编》卷一〇八，第2529—2530页。

〔57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

〔578〕　《长编》卷二二五，引《司马光日记》，第5490页。

〔579〕　《长编》卷一二五，第2951—2952页。

〔58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

〔58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582〕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第3924页；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第7518页。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九《论使臣差遣札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583〕　《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第7518页；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上《奏乞两府兼判》；《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584〕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第3693页。

〔585〕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乞两府兼判》。

〔586〕　《宋史》卷九《仁宗纪一》，第178页。

〔587〕　《大唐六典》卷二，第32页上。

〔588〕　《旧唐书》卷四二，第1804页。

〔589〕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第1174页。

〔590〕　《全唐文》卷七八，《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第357页中；《文苑英华》卷四二九，题作《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第3册第2174页下。

〔591〕　赵冬梅：《试述晚唐的两种品位标志与官僚生态》，第865—876页。

〔592〕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593〕　《宋史》卷一一六，《礼志一九》注，第2753页。

〔594〕　《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己丑，第1911—1912页。

〔595〕　范镇：《东斋记事》卷五，第39页。《宋史》卷三一七《冯京传》，第10340页。《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三月癸丑，第3997页。

〔596〕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597〕　《宋史》卷九《仁宗纪一》，第178页。《长编》卷一〇〇，第2321页。

〔598〕　《长编》卷一〇五，第2455页。

〔599〕　《长编》卷一〇七，第2499页。

〔600〕　《长编》卷五一，第1124页。

〔601〕　《长编》卷一〇四，天圣五年三月戊寅，第2402页。

〔602〕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〇之一五《送翟骧序》。

〔603〕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九之七《再与韩洎书》。

〔604〕　苏轼：《刘奭门祗候制》，《东坡全集·外制集·卷上》，下册，第597页。

〔605〕　《长编》卷一〇六，第2486页。

〔606〕　《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丁亥诏书是对旧有恩荫制度的修订，其旧有恩荫之法，各“从本资”，当即天圣元年以后制度，未知具体颁布时间，故统以“仁宗前期”名之，第3503—3505页。

〔607〕　《长编》卷一四五，第3503—3505页。

〔608〕　《长编》卷一四五，第3503、3505页。

〔609〕　《长编》卷六六，第1499页。

〔610〕　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82页。史睿：《唐代前期铨选制度的演进》，《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4页。

〔611〕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4页载：神宗熙宁八年转员；“九年，将转员，枢密院奏：‘换官稍优’”，误。九年无转员事，枢密院奏换官稍优的起因是为了抗击交趾，宋派“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马昌赴江西招募武勇，并许他换文思副使，见《长编》卷二七三，第6678页。

〔612〕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613〕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614〕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3879页；卷二七九《王能传》、《魏能传》、《陈兴传》，第9478、9481、9483页。

〔615〕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4886页。

〔616〕　《容斋三笔》卷一五，《容斋随笔》，第595页。

〔617〕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9页。

〔618〕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1页。

〔619〕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6页。

〔620〕　元符元年即绍圣五年，六月朔改元，《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二》，第350页。

〔621〕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7—4890页。

〔622〕　《宋史》卷一九六，第4888页。

〔623〕　《长编》卷五一，第1123页。

〔624〕　《长编》卷一〇六，第2473页。

〔625〕　《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第10485页；《长编》卷一二八，第3028页。

〔626〕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7页。《长编》卷二〇三，第4911页。《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2页载王秀转员事，王秀官职作“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不书“宝州刺史”，与《长编》不合，且不符制度，不取。

〔627〕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7页。

〔628〕　北宋选拔军职，“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太宗语，《长编》卷二五，第573页），务要忠诚听话，对素质要求较低。禁军大校，甚至有既“无统御才”，又“不能治民”；既当不了兵马总管，又当不了地方长官，但却仍可担任闲散军职的。（《长编》卷三三，第739页）

〔629〕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77页。

〔630〕　《长编》卷二七三，第6678页。

〔631〕　龙猛、龙骑见《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6、4589页。

〔632〕　《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六月辛巳，第4148页。

〔633〕　余靖：《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全宋文》卷五七三，第14册第110页。

〔634〕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6页。

〔635〕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

〔636〕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第9718页。

〔637〕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第2945页。

〔638〕　《长编》卷一〇六，第2482页。

〔639〕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第3924页。

〔640〕　《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月丙辰，第2759页。

〔641〕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5页注。

〔642〕　《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月丙辰，第2759页。

〔643〕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九《论使臣差遣札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644〕　《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壬辰，第3745页。

〔645〕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注，第4029页。

〔646〕　《长编》卷一〇四，第2425页。

〔647〕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九《论使臣差遣札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648〕　《长编》卷一一二，第2626页。

〔649〕　《长编》卷一一四，第2661页。

〔650〕　《长编》卷一七一，第6652页。

〔651〕　苏轼：《东坡外制集》卷上《潮州澄海第六指挥使谢皋可三班借职》，《东坡全集》，第下册第597页。

〔652〕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第4254页。

〔653〕　《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上三》，第4256页。

〔654〕　《长编》卷一一二，第2626页。此处“省员”文义不通，负责押纲的有“军员”，未知“省员”是否“军员”之误，姑存此疑，以俟史料。

〔655〕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第44页。

〔656〕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五。

〔657〕　《宋史》卷九《仁宗纪一》，第178页。

〔65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八。

〔65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

〔660〕　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二，第892页。

〔661〕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第3932页。

〔66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〇。

〔663〕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七。

〔664〕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八。

〔66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二。

〔666〕　《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癸卯，第7907页。

〔66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一。

〔66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五。

〔66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六。

〔67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七。

〔671〕　《长编》卷二〇八，第5061页。

〔67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三。

〔673〕　《长编》卷一四三，第3445页。

〔674〕　《长编》卷一九一，第4621页。

〔67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九。

〔676〕　此据《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一《任子诏》，第613页。《长编》卷一四五作“试义十而通五为中格”。按熙宁八年武举省试“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六。以理度之，呈试的难度似应低于武举；且《任子诏》下又云“如愿试策，亦试五道”，可见大义与策题目数量相等；故本书舍《长编》而从《任子诏》。

〔677〕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一《任子诏》，第613页。《长编》卷一四五，第3505页。

〔67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

〔679〕　《长编》卷二四七，第6021页。

〔680〕　《长编》卷二三六，第5736页。

〔681〕　《长编》卷二三七，第5770页。

〔68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68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68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九。

〔68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68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68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七之一五。

〔68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689〕　《吏部条法》差注门五，刘笃才、黄时鉴点校：《吏部条法·通制条格》，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2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8—139页。

〔69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69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一〇。

〔69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一一。

〔69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一〇。

〔69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六之一二。

〔69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69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五。

〔697〕　《长编》卷四五八，第10957—10958页。

〔698〕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170、173页。

〔699〕　《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第9416页。

〔700〕　《长编》卷一二五，第2951—2952页。

〔701〕　刘敞：《西京左藏库使、忠州刺史、高阳关路驻泊兵马钤辖时明可文思使制》，《宋文鉴》卷三七。

〔70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703〕　《长编》卷四二，第898—899页。

〔704〕　《长编》卷一四六，第3530页。

〔70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〇。

〔70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四。

〔707〕　《长编》卷二四七，第6015页。

〔708〕　《长编》卷二四〇，第5867页。

〔70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二四。

〔710〕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6页。

〔711〕　《长编》卷一六三，第3926页。

〔712〕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第11927页。

〔713〕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173页。

〔71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第4633页上。

〔715〕　《长编》卷一一三，第2634页。

〔716〕　《长编》卷一四三，第3431页。

〔71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

〔71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

〔719〕　《长编》卷四五七，第10936页；卷四五八，第10961、10969页。

〔720〕　《宋史》卷一六九，第4029—4031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541—543页。

〔721〕　《长编》卷四一九，第10148页。

〔722〕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33页。

〔723〕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

〔72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二四；《长编》卷二〇五，第4962页。

〔725〕　《长编》卷二四〇，第5867页。

〔726〕　《文献通考》卷五八，第532页上。

〔727〕　司马光：《传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选札子（治平四年上）》。

〔728〕　《长编》卷一七四，第4199页；王珪：《华阳集》卷三四《狄青男谘门谘候可门通事舍人制》。

〔729〕　《长编》卷九四，第2171页。

〔73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

〔731〕　《华阳集》卷三四《门祗候夏伟可门通事舍人制》；《临川文集》卷五三《西染院副使兼门通事舍人夏伟内园副使依旧门通事舍人制》。

〔732〕　《长编》卷二四〇，第5867页。

〔73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二。

〔734〕　《长编》卷一四八，第3593页。

〔735〕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

〔736〕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九》，第4032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543页。

〔737〕　《长编》卷一八六，第4492页。

〔73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三。

〔739〕　《元宪集》卷二〇《东上门使·梧州刺史魏昭昞，东上门使·运州刺史王克明并可四方馆使制》。

〔740〕　《长编》卷一八七，第4520页。《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将横行立定员额事系于庆历四年，第4033页。

〔74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引《神宗正史·职官志》。

〔74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五之三。

〔743〕　《长编》卷一八七，第4520—4521页。

〔744〕　《长编》卷一八八，第4530页。

〔745〕　《职官分纪》卷三九，第720页。

〔746〕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747〕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48页；《职官分纪》卷三九，第720页。

〔748〕　《长编》卷一八七，第4520—4521页。

〔749〕　《职官分纪》卷四四，第814页。

〔750〕　《长编》卷二〇五，第4962页。

〔751〕　《长编》卷二一六，第5265—5266页。

〔752〕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753〕　《长编》卷二〇五，第4962页。

〔754〕　《长编》卷二一一，第5131页。

〔755〕　《燕翼诒谋录》卷四，第35页。

〔756〕　《文献通考》卷五九，“刺史”，第539页上。

〔75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75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75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76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

〔76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76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六。

〔763〕　《长编》卷一一四，第2678页。

〔76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76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

〔76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

〔76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六。

〔76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六。

〔76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77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二—三。

〔771〕　《长编》卷一五八，第3824页。

〔772〕　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九《论使臣差遣札子》。

〔77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

〔774〕　《长编》卷二二五，第5490页。

〔775〕　《长编》卷三一〇，第7518页。

〔776〕　《栾城集·后集》卷一五。

〔777〕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三。

〔77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779〕　吴及：《上仁宗乞禁止辄宫童幼》，《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一，第674页。

〔78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

〔78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一三。

〔782〕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韩粹彦行状》。

〔783〕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六》，第3749页。

〔78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八。

〔785〕　《长编》卷二三六，第5754页。

〔78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

〔78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九。

〔788〕　《长编》卷三二八，第7907页。

〔78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一。

〔790〕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2页。

〔791〕　《宋史》卷一九〇《兵志四》，第4724页。

〔792〕　《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二》，第205页。

〔793〕　《长编》卷一四九，第3602页。

〔794〕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第3834页。

〔79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一；《长编》卷三二八，第7907页。

〔796〕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82页。

〔797〕　见本书第325页。

〔79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799〕　《长编》卷五一六，第12284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一。

〔80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80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125—126页。

〔802〕　《长编》卷七三，第1664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一。此诏书又见《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五，第632页，题为《令翰林学士以下举官诏》，而文字略有差误。

〔80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长编》卷一五八，第3831页。

〔804〕　《长编》卷八六，第1981页。

〔80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一五。

〔80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七之五。

〔807〕　《长编》卷八六，第1979—1980页。

〔808〕　《长编》卷九一，第2097页。

〔809〕　《长编》卷七三，第1665页。

〔81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八。

〔811〕　《长编》卷二〇一，第4865页。

〔81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九；《长编》卷二一八，第5303页。

〔813〕　《长编》卷二五六，第6266页；《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〇。

〔814〕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六》，第3739页。

〔815〕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附子曹玮传》，第8984页。

〔816〕　《长编》卷九一，第2099—2100页。

〔817〕　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第82页。史睿：《唐代前期铨选制度的演进》，《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4页。

〔818〕　元稹：《元氏长庆集》补遗卷四，《授薛昌朝绛王傅制》。

〔819〕　《唐会要》卷五四“中书省”，建中三年（782）闰正月十八日条载：“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以上，每有除拜，中书门下皆立簿书，谓之‘具员’，取其年课，以为迁授，此国之大经也。”

〔820〕　真宗末年，欲罢寇准相位，与翰林学士钱惟演讨论所加恩例，“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则此一“具员册”所载似非现任官员，而是勋封爵邑的规定。《长编》卷九五，第2197页。元丰六年七月壬午，“上批：吏部尚书李清臣依先面谕，编进本部见隶籍承务郎已上乡贯、出身、历任及所历差遣、功过，目为《备选具员》，凡十册，于朝廷官使人材，实亦有助。宜令依本录上中书省照用”。此一“具员”也不一定是现任官，故加“备选”字样，以示区别。《长编》卷三三八，第8142页。

〔82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

〔822〕　《长编》卷二二，第490页。

〔82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四。

〔82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五。

〔82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六。

〔82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六—七。

〔82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第4639页。

〔82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第4639页。

〔829〕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韩粹彦行状》。

〔830〕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五。

〔831〕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韩粹彦行状》。

〔83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

〔83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二。

〔83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四。

〔835〕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五。

〔836〕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

〔83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三。

〔838〕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六。

〔83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五。

〔840〕　王明清：《挥塵后录》卷七，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编辑《挥塵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6页。

〔841〕　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第159页。

〔842〕　《宋史》卷三八二《李弥逊传、附弟弥大传》，第11774—11778页；弥大于弥逊为兄，《宋史》误。李弥逊有《筠溪集》传世。李纲《梁溪集》中也有很多涉及李弥大的资料。

〔843〕　田况：《儒林公议》，尹洙语。

〔844〕　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治平元年上，《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八，第1695页。

〔845〕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张演论》。

〔846〕　《长编》卷一〇九，第2535页。

〔847〕　《长编》卷九九，第2305页。

〔848〕　《长编》卷一〇九，第2535页。

〔849〕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二，《长编》卷一四二，第3398页。“诸司副使”，两处俱作“三司副使”，不通，依理改。

〔850〕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〇《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逵）墓志铭》。

〔851〕　《长编》卷一二六，第2986页。《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第9722页。

〔852〕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二，“内殿崇班”后“以上”字，据《宋史》卷三一五《韩缜传》加，第10310页。

〔853〕　《长编》卷四五八，第10957—10958页。

〔854〕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二。

〔855〕　《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勖传附孙李评传》，第13568、13571页。强至：《祠部集》卷三《依韵和李评文思》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三《四方馆使、荣州刺史李评可特授引进使，依旧荣州刺史制》；蔡襄《端明集》卷一一《供备库副使李评可朝散大夫、殿中丞，秘书丞宋敏脩可太常博士，守监簿杨慥可太祝奉礼郎制》。

〔856〕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801页。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56页。

〔857〕　《职官分纪》卷一二，第293页下。

〔858〕　《宋史》卷二四九《魏仁浦传》，第8802—8803页。

〔859〕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第129页；《长编》卷二一四，第5218页。

〔860〕　《长编》卷二一五，第5243页。

〔861〕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一〇。

〔862〕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第3801页。

〔863〕　《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一》，第618、622、624页，卷三四《孝宗本纪二》，第639、647页；卷四七〇《佞幸曾觌、龙大渊传》，第13688—13692页。

〔864〕　《宋史》卷三八四《梁克家传》、卷三八六《李彦颖传》《范成大传》、卷三八八《王希吕传》、卷三八九《尤袤传》《袁枢传》、卷三九〇《李衡传》、卷三九一《周必大传》、卷三九二《赵汝愚传》，第11813、11865、11868—11869、11900、11924、11934、11948、111967页；卷四三三《儒林三·林光朝传》，第12862页。

〔865〕　参邓小南：《试论宋代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

〔86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〇《枢密参用文武（张说本末）》，第203—204页。

〔867〕　《宋史》卷二九〇传论，第9726页。

〔868〕　请参见本书第18页注〔1〕。

〔869〕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枢密院”，第3801页。

〔870〕　《宋史》卷三八九《袁枢传》，第11934页；卷四二九《道学三·张栻传》，第12773页。

〔871〕　《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第11700—11701页。

〔872〕　《宋史》卷三九〇《李衡传》，第11948页。

〔87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乾道、淳熙五大阅”，下册第574—576页；甲集卷三“大阅”、“燕射”，上册第95、96页；《宋史》卷一二一《礼志二十四》军礼“阅武”，第2832—2836。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第97—101页。

〔874〕　《文献通考》卷三四《选举七》，第323页中。

〔875〕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8页。

〔876〕　《宋史》卷四七〇《佞倖·张说传》，第13693页。

〔877〕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50页。

〔878〕　《宋史》卷四七〇《佞倖·张说传》，第13693页。

〔879〕　《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张栻传》，第12773页。

〔880〕　叶适：《水心文集》卷七《吉州刺史蔡直之挽词二首》，叶适撰，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第89页。

〔881〕　叶适：《水心文集》卷一七《蔡知阁墓志铭》，《叶适集》，第317页。

〔882〕　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二《厉领卫墓志铭》，卷二八《祭厉约父文》，《叶适集》，第422、576页。

〔883〕　《宋史》卷三八六《刘珙传》，第11851页。

〔884〕　《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第13777页。

〔885〕　《宋史》卷三九三《赵汝愚传》，第11987页；卷三九五《楼钥传》，第12047页。

〔886〕　《宋史》卷三九一《留正传》，第11976页。

〔887〕　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11页。

〔888〕　《宋史》卷三九三《黄裳传》载：宁宗即位，奏：“……夫以万机之众，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何所不至！”……又奏言：“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除授之际，大臣多有不知，臣闻之忧甚而病剧。”盖是时韩侂胄已潜弄威柄，而宰相赵汝愚未之觉，故裳先事言之。第12004—12005页。卷三九七《刘光祖传》载：进起居舍人。论：“政令当出中书，陛下审而行之，人主操柄，无要于此。”知门事韩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第12100页。

〔889〕　《长编》卷一三三，知谏院张方平语，第3170页。

〔890〕　富弼：《上仁宗论武举武学》，《宋朝诸臣奏议》卷八二，第892页。

〔891〕　刘敞：《公是集》卷三〇《西京左藏库使、忠州刺史、高阳关路驻泊兵马钤辖时明可文思使》。又见《全宋文》卷一二七八，第30册，第35—36页。

〔892〕　《长编》卷一三八，第3316页。

〔893〕　《长编》卷一三八，第3327页。

〔894〕　《长编》卷一六三，第3926页。

〔895〕　《宋史》卷二八九《葛怀敏传》，第9703页；《长编》卷一三八，第3314—3315页。

〔896〕　《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第9723页。

〔897〕　《宋史》卷二八九《葛怀敏传》，第9701页。

〔898〕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迁补之制”，第4877页。

〔899〕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之一一，《答安抚王内翰书》。

〔900〕　《长编》卷一六六，第3992页。

〔901〕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之二三，《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司讲说兵书》。

〔902〕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之一二，《上执政书》。

〔903〕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之一一，《答安抚王内翰书》。

〔904〕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之二三。

〔905〕　《长编》卷一四九，第3602页。

〔906〕　《长编》卷一五〇，第3640页。

〔907〕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六。

〔908〕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第44—45页。

〔909〕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八之一〇。

〔910〕　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外一章　武选官研究的意义

2009年10月，我强制自己结束旷日持久的修改，把稿子交给北大出版社。一个月之后，第二次“青年史学论坛”开讲，〔1〕我的报告题目就是这本书的标题，参加者是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闭门造了十三年的车，终于有了一个展示性能的机会。

这场讨论给我印象最深刻、同时也是启发最大的，是吴小安教授和牛大勇老师对于“意义”的追问。武选官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老实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些大和笼统。长期以来对于细节近乎迷恋的追索，让我对此类问题多少有些捉襟见肘、措手不及。幸好阎步克老师及时解围，从官僚等级制度作为国家“安排”的角度回答了小安的问题。接下来，在阎老师、张帆老师、叶炜与我的问答讨论之中，“意义”的形象逐渐明朗起来。具体的说，第一，宋代的军职不带武阶，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官员身份？第二，武选官这种非文非武、亦文亦武的官僚类型的存在是否宋代独有的现象？其他朝代是否存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官僚分类？

这正是我现在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我过去所做的工作是提示和呈现复杂性。宋朝的官僚制度向来号称复杂，但这复杂原本主要体现在文官方面，我的研究则让武官的情形也变得复杂起来。我尽可能呈现了细节，而细节是容易添“乱”的，弄不好还会湮没轮廓。因此，我有责任在细节呈现的基础上重新勾画大的轮廓。

首先，在回答有关意义的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重新概括宋朝武官的结构。在将武选官因素考虑在内之后，宋朝武官的结构可以由以下四点得到说明：

（一）宋代的武官分为高级武官和中下级武官两部分。

（二）高级武官即所谓“正任武官”，其核心品位标志是“正任”，必须由正任武官担任的职位包括：1、禁军军职中最高级别的“管军”职位；2、最高级别边防统兵官——都部署、副都部署等。

（三）中下级武官又可以分为武选官和“管军”以外的普通军职两部分：武选官用武阶标志身份，所对应的职位类型主要有閤门官员、边防统兵官、内地巡检、州都监以及“监当管库”。普通军职品位与职位合一，不用武阶标志身份。武阶是武选官独占的品位符号。

（四）资深高级武选官与普通军职中最高的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两级均采用“遥郡”作为辅助性品位符号，带遥郡的武选官与带遥郡的军职都有可能向上升迁，成为正任武官，此后，他们之间的差别体现为出身差异。

第二，有关普通军职的官员身份，这是“意义”问题的一个侧面。按照常规，每隔三年，皇帝都要亲阅禁军转补。天恩普降，利益均沾，大多数人都会得到升迁。常规迁转是有“止境”的，最高不过厢都指挥使。过此以上，即属“管军”，非循序渐进、熬年头者可以觊望。厢都指挥使以及仅次于它的军都指挥使两级开始拥有“遥郡”，用来抚慰那些到了年头应当升迁却没有位子的军中将校，“遥郡”只是辅助性的品位符号，而普通军职不带武阶。因此，基本上可以断言，“管军”之外的普通军职不拥有一般官员所拥有的品位符号。换句话说，普通军职没有获得至少是完全意义上的官员身份，宋代的普通军职与通常意义上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身份隔离。那么，为什么？

答案可以从下面这个简易的“禁军迁转示意图”中求得。理论上，禁军的转迁，应当呈现为这样一种“折尺形”的上升轨迹：

关于这个图，需要略加解释：（一）横坐标中的下军、中军、上军，是普通禁军的军额等级分类。军额，类似现代军队的番号，当然，它不是用数字而是用能够宣示军心的汉字嘉名来表示的，比如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勇捷、威武、忠捷。殿前司的诸班直地位在普通禁军之上，也可以说一种特殊的高级军额。所有的军额——不管它分属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中的哪一衙——都被统一列队，分排高下。细抠起来，每个军额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都有高下之分，这就是所谓的“资次相压”，有“诸班直资次相压”和“诸军资次相压”。〔2〕笼统地说，军额又可以分为诸班直、上军、中军、下军四个大的等级，诸班直为第一等，“诸禁军名额系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为上军，五百文已上料钱见钱为中军，不满五百文料钱见钱……为下军”。〔3〕

（二）纵座标中的“都”、“指挥”、“军”、“厢”，是普通禁军的编制单位。一般而言，百人为“都”，马军设军使、副兵马使，步军设都头、副都头，其下有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军使、都头以下至押官总称“节级”。五都为一“指挥”，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军”设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厢”设厢都指挥使。〔4〕“军”、“厢”两级的设置情况与兵力配置视军额而不同。比如，真宗末年，上四军（殿前司的捧日、天武、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军各左右厢”、“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步军司的虎翼也分左右厢，但是，厢“各五军，军十指挥”；而马军司的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没有厢的设置。〔5〕

（三）横、纵座标结合处的星号表示禁军内部包括士兵与普通军职在内的各个阶级，军额的等级分类与编制单位级别、职位高低结合起来，构成了复杂的等级关系和迁转梯级，发挥着类似官员品阶的功能。星号之间的箭头标明升迁关系，高等军额中的同级同类职位高于低等军额中的同级同类职位并构成后者的升迁梯级，这叫做“衮同转补”。比如，大中祥符六年十月定制，“所有副兵马使、副都头员缺，仍取捧日、龙卫、神勇十将充填”。〔6〕

上面的图示已经让人感到梯级林立，升迁之途险阻漫长，而这还只是一个没有将殿前诸班直考虑在内的简易示意图，实际的军额等级分类以及迁转路径要比这复杂细致得多。和平年代，无数禁军就在这漫长的升迁梯级上慢慢爬升。这乌压压的一群，面目模糊，透着一股子暮气、腐气，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横刀立马的战士，而像是混吃等老的庸官冗吏。但是，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与官僚等级结构中，普通军职却并未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官员身份。关于这一点，“示意图”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这答案最核心的内容是禁军内部的升迁梯级是从士兵到普通军职连续进行的，“奋自行伍，迁至戎校”是普通军职的典型履历。〔7〕而在募兵制之下，士兵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贱民，脸上所刺的军号、手上所刺的姓名决定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回归平民社会。〔8〕所以，士兵出身的禁军军官也不可能真正进入普通官僚集团。军人与平民、军职与官僚之间始终存在着身份隔离。

这种身份隔离是唐五代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唐代中期，府兵制瓦解之后，兵民一体的局面结束。募兵及其将领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在五代飞扬跋扈，出尽了历史的风头。宋代以前，脸上的刺青固然不美观，但并不妨碍“兵强马壮者”得天下、取高位。后周太祖郭威“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郭威实际控制后汉政权之后、称帝之前，为了松懈占据太原的后汉宗室刘崇的警惕，指着自己的脖子对刘崇的使者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据说，刘崇竟然就信了。“郭雀儿”后来做了后周的开国皇帝，刘崇自己也在太原称帝。而这位刘崇“少无赖，嗜酒好博，尝黥为卒”，也是位“雕青天子”。〔9〕“谁知一代生灵主，元是雕青郭雀儿！”〔10〕有“雕青天子”，相信“面涅”大将更当不在少数。只不过，这时候，“雕青”、“面涅”并不意味着屈辱和卑贱，它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随着北宋统治的巩固，特别是统一战争的结束，在逐渐稳定的和平生活中，在皇帝的大力扶植之下，文官的地位上升，他们重新建构了社会秩序。在这个新的和平秩序当中，“面涅”变得刺眼，它的屈辱性凸显出来。而士兵与普通军职仍然是一体升迁的。这个包括士兵与中下级军职在内的职业军人群体，是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行伍”是他们的共同本色，或者可以称之为“行伍集团”。“行伍集团”遭受了制度隔离，这种制度隔离，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宋朝政治的有意安排——至少，宋朝的政治家选择了接受这种历史遗留，而这对于宋朝的统治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

第三，武选官是特殊现象还是普遍存在？这是意义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作为一个足与文官、军职鼎足而立的官僚类型，武选官具有以下特点：（一）拥有一套独立的品位符号系统——武阶，有专属于自己的排他的职位系统，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功能定位明确。（二）就职位而言，武选官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身份，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在从事着与军事并无直接关系的监当管库类工作，而许多武选官的履历之中会交错出现统兵与非统兵两类毫不相干的职位，另外一些人一生都无缘统兵。（三）人数众多，仅最低级的三班使臣就可以达到数千甚至一两万人。（四）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武选官与文官之间存在换授通道，军职与武选官之间也存在换授通道，但是，军职与文官之间基本隔离。换句话说，武选官隔开了传统的文官与武将，它介居于二者之间。

就上述特点来看，武选官在中国古代的官僚发展史上是非常特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汉代的郎官可能是与武选官最为接近的一种，但是，郎官不具备独立的品位符号系统和具有排他性的职位系统。唐代的卫官虽然在品位符号上是自成一格的，但它是官僚预备队，卫官服役期满通过吏、兵部主持的文武选，担任文武职事官，此后，才成为正式官员，而卫官则变成了他们的出身，所以，卫官不是一个独立的官僚序列。元代的怯薛与武选官的前身——“内职”更像，是皇帝的侍从，管家事的同时可以出任各种差遣。乍看、粗看死水一潭、茫茫一片，仔细观察、深入体味却是波澜起伏、别有洞天，这正是历史的趣味所在。

本书前三章的内容和线索在于讨论武选官这样一种特殊的官僚类型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官僚类型在宋代国家机器中种种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则在后五章中得到一一呈现。而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所造成的实际效果，我在“余论”中也有充分的阐述。这里都无须赘言。

难得出书，最后，我还想就“意义”多说两句。作为一个“细节控”，我坚信，制度是累积形成的，那些人为有意的改制，如果不是对此前累积渐变的总结、引导，那么就必须经历制度实体艰难的消化、吸收、改造，才能变成它自身的一部分。但是，我同时也坚信，对古代制度的回顾，必须有宏观的视野、概括性的观察，否则细节将变得琐碎不堪。

就武选官与三途分立的意义而言，“勋赏”也许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狭义的勋赏指的是国家对立功武人的酬赏，其核心是军功入仕问题，即是否允许武人用功勋来换取职事官位的问题”。〔11〕朝代更替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方式，而战争则是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天下太平之后，国家该怎样处理它与武人之间的关系？通常说来，武人不是行政官员的适当人选，但他们对新王朝有拥立之功，战争中封的官、许的愿都应一一兑现。进一步说，可以载舟的也可以覆舟，武人可以是抵御外侮的长城、稳定社会的砥柱，弄不好也能成为动摇甚至颠覆政权的力量。而在官僚制下，还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官职更能满足人的欲望呢？在行政效率与社会稳定之间，新政权面临权衡。

北魏曾经试图“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结果主其事者惨遭军人恶意报复，转而实行“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12〕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换取了武人与政权之间的暂时相安无事，“停年格”可以称为是“魏式”的勋赏问题解决方案。相信“军国异容，文武殊用”，主张“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实行“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13〕是“隋式”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吝惜勋赏”最终成为隋朝灭亡原因之一端。同“魏式”、“隋式”两种解决方案相比，“宋式”可能是最“经济”的。它将普通军职与募兵一体处置，将行伍集团与平民社会、官僚集团隔离开来，但又给了职业军人一定的经济待遇和上升空间。在“行伍集团”的地位屈辱化之后，武选官、正任武官的存在，不仅体面地安置了国初勋贵，而且可以保证他们子孙后代有官可做、有俸可领。而所有的武官都被成功地排斥在核心行政职位之外了！

“宋式”方案合理规避了武人蠹政与武人走向政权对立面的双重风险。以至于我曾经认为，宋代“最终解决”了勋赏问题。〔14〕现在看起来，这只是一个错觉。虽然朝代更替的方式往往是类似的，同样问题看上去在不断重复；但是，可惜，古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会算制度的经济帐；因此，除非像隋唐这样间隔紧密的两个朝代，历史教训基本很难吸取。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开国皇帝、立国背景等等各不相同的历史际遇，因而对勋赏问题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

注释

〔1〕　“青年史学论坛”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为本系年轻同仁开辟的一个发表、交流、讨论的园地，自2009年10月起不定期举行，由李隆国老师主持。截至2009年底，已举行三次，第一次由叶炜报告“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官吏分途”，第三次由黄春高报告“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

〔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8—4579页。

〔3〕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9页。

〔4〕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84页。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411—413页。

〔5〕　《长编》卷九九，第2295页。

〔6〕　《宋史》卷一九六《兵志十》，第4881页。

〔7〕　吕陶：《虎翼左第二军第一指挥军都指挥使、成州刺史贾真可右领军卫将军致仕制》，《全宋文》卷一五八九，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37册第95页。“第一指挥军”从制度上看可能是衍文，存疑待考。

〔8〕　朱瑞熙：《刺字、文身和簪花》，朱瑞熙、张邦炜等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十二章，第383—384页。

〔9〕　《新五代史》卷七〇《东汉世家》，第863、864页。

〔10〕　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一〇《咏史诗·周太祖》。

〔11〕　赵冬梅：《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国学研究》第10卷，第75页。

〔12〕　《资治通鉴》卷一四九，4642—4643页。

〔13〕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3页；《资治通鉴》卷一七九，第5571页。

〔14〕　赵冬梅：《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国学研究》第10卷，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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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的博士论文。从1996年年中动笔到现在，尔来十有三年矣！写了这么久，本来是希望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搞清楚，完整地细节呈现北宋武选官的历史形象。结果却是问题越搞越多，而我也终于明白，未知的范围原来取决于已知的边界。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哪怕是暂时的，也须告一段落。历史学的世界里，有趣的东西太多，在一个题目里扎下去是无限，跳出来举目四望，同样是无边的好景。我需要转换，去接触新的领域。选择到这里结束，还因为2010年年初是我的恩师祝总斌先生的八十寿辰。这样一本小书也当不得寿礼，我只是想让祝先生知道，我一直都在努力以他老人家为楷模。先生对生活极宽容，对学问极严肃。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愿先生和师母健康！

我喜欢看历史中的人。对我来说，官僚制度是官员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当然不是全部），它划分类别、标志等级、限制范围、规定关系，决定了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与活动空间，而个人及群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选择又反过来改造制度，促使它发生变化，甚至繁衍变异出新的制度。武选官的“前世”与“今生”，是制度与群体互动的极佳例证。好看的是细节。

唐后期至宋，官职符号的演变令人眼花缭乱，先是职事官的阶官化，接着是各种差遣（比如诸使与牧伯）的阶官化，甚至高级军职——“管军”也出现了虚衔化的倾向。宋朝官制看上去的“乱”，在很大程度上便缘于这种名实变幻。我简单采用了阎步克老师的“品位”与“职位”概念，借以直接揭示各种符号的本质。阎老师的官僚等级制度研究，赋予了官制研究新的更宏大的意义。我有幸被阎老师的队伍收容，可惜只学得一点表面功夫，所以说是“简单采用”。邓小南老师的《北宋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器局廓大，论述绵密，阐释透彻，曾经刺激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让我感到“选任”部分的难写。惭愧的是，直到现在，我对本书最不满意的一章仍然是选任——希望将来可以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在官制研究方面，我还要向龚延明先生致敬。《宋代官制辞典》的价值，王曾瑜先生早有定评。宋朝官制的“乱”也许只是表象，它的复杂却是铁样的事实。我只接触了武选官一种官僚，然而直到最后定稿阶段，仍能捡出不少令人手心冒汗的错误，这时候再想想龚先生以一人之力，遍研各种制度，成就这样一部将近一百八十万字的巨著，能不由衷佩服？！

虽然我觉得官制其实是很有趣的，但好像别人很少这么认为。所以，凡能认真阅读我的稿子并给出意见的，都是我的恩人。最先要感恩的当然是祝先生，然后是我的答辩委员，王曾瑜先生、李锡厚先生、吴宗国先生、张希清先生、阎步克先生和邓小南先生。本书最长、最“考据”的“诸使”一节，在《国学研究》发表之前，曾经蒙邓小南、王小甫两位老师提出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邓老师应该是我历史最悠久的批评者了，我每有文章请邓老师提意见，她总能很快、很仔细地看完，所给的意见也总能恰好打中最薄弱的那个地方。2004年在牛津，我在J. Rawson教授的讨论课上讲过一次武选官，教授在写作方法上给了我非常有益的指点。2007年夏天，浙江大学包伟民先生在莫干山主办“宋史青年学术研讨会”，我发表了本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期间邓老师的博士生周佳曾经就个中细节与我讨论。2008年昆明宋史年会，我有幸结识台湾的雷家圣兄，会后电邮往还，雷兄与我就本书的部分观点和论述进行了往复问难，益我良多。林珊、丁义珏两位同学通读了全书的初稿，发现了很多问题。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编辑张晗细致而具有建设性的工作。

我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在北大成长了二十一年，从小女孩变成中年妇女。北大给了我成长所需的一切养分，对历史系的每一位师长，我都怀着深切的感激。我要特别感谢张希清先生、吴宗国先生和张衍田先生。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给了我起跑的勇气和坚持下去的信心。张希清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是带我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人。在北大成长的好处，是你可以经常有幸接触到领域内的优秀学者，得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邓广铭先生所开创的宋史领域尤其如此。王曾瑜先生多年来一直勉励、鞭策、提携着我，只是我鲁钝，常常不能达到王先生的期待，但愿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稍减我的愧意。黄宽重先生曾给我极大肯定；陈学霖先生曾寄我书文，指导我读书。点滴之意，我心铭感。

当然，我终究不是植物——幸好不是。在北大以外，我也见过别处的好风景。2004年，我得到太古公司的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度过了快乐的一年。太古在北京和伦敦的朋友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在牛津的北大学弟学妹们慷慨地让我分享了他们年轻而多彩的生活。2006年，我有幸到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了一学期的书。在那里，宋史前辈Kuhn教授教了我很多东西，维堡同事们的热情让我感到像在北大历史系一样自在和温暖。这些暖色的时光将永远留在我的生命记忆里。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父母把退休之后的时间几乎全部给了我，替我照顾儿子、丈夫，照顾我，让我有时间教书、写作、锻炼甚至出国。我的妹妹寒梅，实践证明她比我能干，更懂得生活的智慧，同在北京，我“沾光”多矣。感谢父母给了我一个妹妹。最近这两年，我新添了一样毛病，看书爱看“致谢”、看“后记”。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一位女学者对孩子们说的：宝贝，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泱泱，这就是妈妈在做的事，但不是全部。终于做完了，我们去玩一会儿吧，然后做作业！

2009年10月11日凌晨，魏公村

2010年1月28日改定，北大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