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巴黎隐士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者：倪安宇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版次：2012年4月第一版

ISBN：978-7-5447-2225-4

制作信息：一校：stuck；二校：Jasmin；排版：stuck

他的头脑已成了传奇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的卡尔维诺，因为脑溢血而逝世，享年仅六十二岁。

卡尔维诺的逝世，使他成为近代文学的一则传奇。而他的传奇里最主要的乃是那些总是不断创造惊奇的脑细胞。将卡尔维诺的作品引进美国，并与之成为挚友的美国作家维达尔（Gore Vidal），后来在追念文章里如此写道：

第一次脑内出血后，曾进行了一次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手术，他从昏迷中醒来。……当时，那位脑神经外科医师对他的病情十分乐观。他告诉新闻界，从未看过一个人的脑内构造像卡尔维诺那么纤细复杂。……他说他也是卡尔维诺的读者，还曾经为了他的书和子女们辩论。这一颗使他觉得扑朔迷离的头脑，就为了它的稀罕，他也必须让它继续活下来。

卡尔维诺的头脑是近代文学最大的传奇，这或许正是他的文学生涯仿佛高峰连绵，永远看不见尽头的原因。他的文学风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驻，每次都带给人们不可思议的惊喜。他的文学跨越了写实和奇幻的传统边界，将小说拉高到了语言哲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层次。而后期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及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独白小说《帕洛马尔》，更将文学提到形而上学并驾齐驱的高度。卡尔维诺的不可思议，乃是他几乎开创出直到如今的全部新叙述形式和话题。他的想象奔驰在大到宇宙生成，小到波浪及砂粒的观察之间。他的《烟云》是文学探讨环境的最先驱作品；他以文学探讨记忆、欲望和感觉，也都是先河实验。当然更不能忘了他在诸如《如果冬夜，一个旅人》，以及短篇作品《基督山伯爵》等里对后设小说所作的开创了。

卡尔维诺的脑细胞纤细复杂，不可揣度。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研究发展部，不断在为文学的知觉范围、文体的类型，甚至语言文字本身，进行着新边界的探索。而六十二岁即告逝世，无疑是太早了一些，如果他继续活着，不知道他还会创造出多少的惊奇。但也正因他一直看着未来，因而疏忽了过去，当他猝逝，后来的人遂看不到一本差堪安慰的传记。我们只能在他的作品里想象，而不能借着传记和他接近。

其实，卡尔维诺并非全无传记，多年以来，我就始终将《帕洛马尔》视为他的心灵传记。这本独白式的小说里，帕洛马尔是卡尔维诺自己。它叙述他观察事物的方法，观察后的联想，最后则将这两者连结并拉高到理念的层次。心灵的独自和自我诘问，他留下了许多让人得以理解他的轨迹。但心灵传记终究还不是传记。

然而，这个缺憾却在卡尔维诺逝世之后逐渐补齐。他逝世之后，他那位高雅多才、娇小、满头红发的妻子齐姬塔（Chichita Calvino）不断整理遗著，不但将尚未集辑的残篇先后出版，更将具有自传、传记、访谈性质的文章汇整。于是，遂有了《圣乔凡尼之路》和《巴黎隐士》这两本具有传记性质的专书。前者是卡尔维诺的早年回忆，而《巴黎隐士》则是他大半生的成长痕迹。尽管这些仍然不是自传或传记，但它毕竟已填补了那一片空白。由他的作品，以及这些有传记义涵的生命记录，我们已经可以更加靠近卡尔维诺了。

《巴黎隐士》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但毫无疑问的，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二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他计划怎么处理，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

《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他后来在《帕洛马尔》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可以拿来参证：

在一个每个人都抢着发表意见和要做出判断的时代与国度，帕洛马尔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逢想要提出什么主张时，就先咬舌头三次。当他咬过舌头后仍觉得对自己的主张能够信服，他才说出来。……能够提出正确的见解，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就统计上的意义而言，当各种疯狂、混乱和庸俗的观念袭上心来，不可避免的也会伴随着某些精彩、甚至还是天才的想法。但他会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别人身上。

一个对政治事务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已是对政治最有洞识的人，而有了洞识，也就必然走到了政治的上方，而不可能继续在政治中淌流荡漾。卡尔维诺的这种态度不但显示在作品和评论里，也同样显示在许多次的访谈中。他是那种众生平等，端视万事万物，并能出入自得的人。也正因这样的廓然心境，他遂能很细致的去观察和解读，并赋予事物各种多角度的意义。他一九五九至六零年间第一次到美国，行程上的所见所思，尽管信手拈来，但吉光片羽，多见犀利的锋芒，卡尔维诺的确是那么的不同，所以始能不同的站在当代作家群里而那么的头角峥嵘。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他的各种文论与评论也都斐然可观。他早年的《文学之用论文集》，以及逝世后结集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都是例证。

不过，卡尔维诺是文学家，一切的讨论最后终究要落实到他的作品和创作世界中。在《巴黎隐士》里，他一九七八年接受意大利中生代杰出作家朱迪契的访问；一九八五年接受意大利文论家玛丽亚·寇尔提的访问，这两篇访谈录都是一流的问话，一流的答复。尤其是他答复朱迪契的那篇最有文学上的参考价值。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今年五十岁，他小了卡尔维诺整整两个世代，已被认为是卡尔维诺的文学继承者，因而他的访问最能掌握住卡尔维诺文学作品的核心。其中有一段答复很可以作为理解卡尔维诺的基本参考点：

……而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纵使就科学角度而言。那只是无关个人意识，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性，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点的一个境域。在这升空过程中，我既无惊惶失措的快感，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股对宇宙万物的使命感。我们是以亚原子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我深信不移的是，承先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组合，亦即我的作品，感受到的是这个。

对于卡尔维诺的文学，我曾对它的分期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作过扼要的论列。对于这一部分，在此不拟重复。不过，所有的分期都是一种为了记忆的方便而作的权宜设计，而在分期里，真实的卡尔维诺仍是那一个不变的实体，只是可能换上不同的衣服。

也正因此，尽管卡尔维诺的文学，从他《通向蜘蛛巢的小路》里那个在蜘蛛洞口张望的小孤儿开始，虽然历经寓言、法国新小说、博尔赫斯的魔幻隐喻，一直到“后现代”与“后结构”，它只有很少的时候有点玩兴过浓，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那种表面轻盈的文学里，所承载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更大的重量。他后期的文学早已与渲染式的叙述诀别，而成为一种文学低限主义表现形态下的自我诘问与辩难。那是一种“独我主义”（Solipsism）式的重新开始，他要透过这样的质问，借着否定和扬弃而寻找《帕洛马尔》里不断出现的那个“合一”（The One）。他从早期开始，就有好多故事到最后都让主角去面对大海或草地。他们的背后是一片被解构掉的荒芜，而前面则是未可知的憧憬。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和矛盾，而人在两者之间，很有一种天地悠悠，谓我何求的孤绝况味。

卡尔维诺的文学有好多个不同层次的阅读，它的叙述方法仿佛万花筒般的瑰丽。它观察事务或意义，都会将它正读与反读并施，解开它的归属位置，而后重新放在一个与它相对立或相反的关系里，让虚假因此而被抛出，使意义从此而成为一种等待。卡尔维诺毕生的文学事业，即是在于不断的抛出，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空旷，但空旷的虚，却又是好大的沉重。每当展读卡尔维诺的作品，在尝尽它智巧、锋利、通达、豁然的况味后，我最后总是会在恍惚的太息中掩卷，油然而生古今混同的苍茫之感，并觉得自己似乎也变成了那个静观万务的巴黎隐士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的著作里，我最喜欢的是那本《帕洛马尔》，一方面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独白与冥思，也是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在他赠书给至交时题曰：“这是我对自然的最后思考。”这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对比的两个人，一个是伽利略，另一人则是隔着屏风而沉睡或者在冥想的女士。封面的这种对比似乎很有暗指的意义，科学家根据观察而测度世界，而小说家则用想象来描述及捕捉真实。他把自己提到与伽利略等高的地位。而卡尔维诺也以他自己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让我们来喜欢卡尔维诺！

南方朔

1. [1] 即本书的编纂者埃斯特·卡尔维诺，齐姬塔是她自己的姓。（编辑注）

前言

此书中收录了卡尔维诺已经发表、散见各书的十二篇文章，未发表的一篇《美国日记》，还有一篇在意大利未发表过、瑞士卢卡诺区限量出版的《巴黎隐士》。

一九八五年八月，距出发去哈佛大学一个月，卡尔维诺既累又烦。他本想在去美国前结束手边正在准备的六篇演讲稿，但未能如愿。他也许会修改、调整、“剪贴”，继而一切，几乎一切如旧。他毫无进展。

我当时想，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说服他转移注意力，把精神集中到他众多计划中的一个。对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干脆丢开演讲去把《圣乔凡尼之路》写完呢？”他说：“因为那是我的传记，而我的传记还没有……”话没说完。他是要说“还没结束”抑或想的是“那还不是我完整的自传”？

多年后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标题是“自传作品”，包括他的弟子已做好初版说明的一系列文章。所以说，是有另外一个，与《圣乔凡尼之路》书中所勾勒的完全不同的自传计划。不能说不可能，但很难猜出卡尔维诺想以什么方式呈现这些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文章。毫无疑问谈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意图是要阐明他在政治、文学、存在上的选择，让大家知道这些选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何时格外重要：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的作者注中，卡尔维诺写道：“关于我所表达的信念（第二篇），如同这本合集的任何一篇文章，只是我对事物当时——仅止当时——看法的见证。”

卡尔维诺为此书所准备的材料只到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按作者意愿，十四篇文章中三篇以时间为序刊出两个版本。我加入了最后五篇，因为那些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作品，也因为我觉得其余作品会因之更完备。

将这些文章摆在一起，我发现其中几篇缺少那种自传作品应有的直接性。当然不纯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到要把《美国日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收进来，是因为那次旅行在他一生中的重要性，卡尔维诺于不同场合都曾提到或写过。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不出版由这次旅行写就的《一个乐天派在美国》，虽然当时已在二校。对此临阵反悔，在他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卢卡·巴拉内利（Luca Baranelli）的信中有所解释：“……我决定不出版该书，因为校对时重看，我觉得就文学作品而言太过小品，就新闻报道而言缺乏新意。我做得对吗？天知道！当时倘若出版，这本书毕竟是对那个时代，我的某一段心路历程的一个记录……”

反之，《美国日记》不过是他定期寄给埃伊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朋友达尼埃莱·彭克罗利（Daniele Ponchiroli）的一组信扎，这些信也是为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员，甚至像卡尔维诺所言的，任何一个想知道他的美国印象及经验的人所写的。

作为自传资料——而非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作为自画像，最发自内心也最直接的文字。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可以是：将读者与作者之间关系拉得更近，透过这些文章深入这层关系。卡尔维诺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之为我们，深化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关系之所以存在的爱加上转换的意志力之总和。”

埃斯特尔·卡尔维诺

我要感谢卢卡·巴拉内利极其珍贵的多方协助，还有他同样可贵的友谊。

埃斯特尔·卡尔维诺

异乡人在都灵

以都灵为第二故乡的人——在文学界——我想并不多见。我认识的以米兰为第二故乡的人很多——这不奇怪：几乎所有米兰的文人都不是米兰本地人！以罗马为第二故乡的人数不断在上升；以佛罗伦萨为第二故乡的人，比以前少，但是还有；都灵呢，则相反，说起来其实应该生于斯，或在最后汇入波河的涓流自然推动下，由皮埃蒙特省各个山谷涌进都灵来。对我而言，都灵却不折不扣是选择的结果。我的出生地，利古里亚省，其文学传统只是碎片或灰烬，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幸运啊！——揭示或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传统；我的土地不是什么盛名远播的文学首府，所以利古里亚文人——小鸟几只，说真的——也只好是候鸟了。

都灵吸引我的，是与我的乡亲及我所偏好相去不远的某些精神：不编织无谓的浪漫情怀，对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天性害羞的不信任，积极参与广阔世界游走其中不故步自封的坚定，嘲讽的人生观，清澄和理性的智慧。所以说都灵吸引我的是它的精神文明，而非文学。这就是那个城市三十年前由另一位“后天”的都灵人，原籍撒丁岛的葛兰西认出、激发出，由土生土长的都灵人戈贝提记录下来，直到今天仍振奋人心的魅力。战后初期革命工人即组成领导阶级的那个都灵，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坚不妥协的那个都灵。那样的都灵还在吗？在今日意大利现实中还听得到它的声音吗？我相信它的潜力蛰伏有如灰烬下的余火，虽然不显但继续燃烧。我的文学都灵跟某个人是分不开的，我有幸曾与他如此亲近，他却太早离我而去：如今关于他的文章很多，但往往愈描愈看不清。光凭他的作品确不足以勾勒出他完整的轮廓，因为重要的是他表现在工作上的风范，看一位文人的修养加上诗人的敏锐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供他人开发的有价物，使理念组织化及流通化，转化为结合所有科技及现代文化文明的实践与教学。

我说的是切萨雷·帕维塞。对我，还有其他认识他与他熟识的人而言，都灵教给我们的与帕维塞教给我们的大同小异。他的影子填满了我的都灵生活；我写的每一页他都是第一位读者；是他带我进入那直到今天使都灵仍保有国际间文化重镇地位的出版业；也是他，街道、丘陵散步中教我观看他的城市，品尝那细致之美。

照理说应该要改变一下话题，谈谈一个像我这样的异乡人如何融入这片景致，我过得好不好，岩岸的鱼和丛林中的鸟如何迁徙到这个拱门之城，呼吸着雾气和阿尔卑斯山麓的凛冽寒风。可是那得长篇大论。还应该试着找出那将这些方整道路组成的几何体与我家乡那些灰泥墙组成的几何体连接起来的神秘顽皮动机。还有，都灵大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特殊关系：像街道上树叶的新绿，波河上的粼光一闪，丘陵亲切的相望。只要对着那未被遗忘的山水重新打开心扉，重新让人与辽阔的自然世界面对面，重新赋予——简而言之——生之滋味。

1. [1] 《靠岸》《L'Approdo）季刊，II，1，一九五三年一至三月。

2. [2] 切萨雷·帕维塞（Cesare Pavese,1908-1950），作家。意大利三十年代文化过渡到大战后新民主文化阶段文人投入政治、社会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对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中挣扎。一九五零年自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中坚分子。（译者注）

3. [3] 即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一九三三年成立，创办人朱利欧·埃伊纳乌迪（Giulio Finaudi,1912-1999）。出版社的合作对象皆为当时文化界左派新血如雷翁内·金芝柏（Leone Ginzburg），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切萨雷·帕维塞，很快便将出版重心放在文学、哲学及历史研究方面。大战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成为意大利各类文化的实验中心，在当时文化界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译者注）

作家与城市

如果我们接受作家会受写作环境、周遭事物影响的说法，那么我们得承认都灵是从事写作的最佳城市。我不知道待在一个当代影像过于强势、霸道、不留一点空间和安宁的城市中要如何写作。在都灵能够写作是因为过去与未来比现代更清晰，过去的顽强与对未来的期待使审慎、有秩序的今日之貌实际且具意义。都灵是一个要求纪律，连贯，有风格的城市。要求逻辑，然后借由逻辑向疯狂招手。

1. [1] 都灵印象，未发表，一九六零年。

一九五六年访答录
伊塔洛·卡尔维诺回答《咖啡馆》杂志访问

个人资料

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村镇出生的。我父亲，利古里亚省圣雷莫人，农学家，在那里主持一个农业实验中心，至于我母亲，撒丁岛人，植物学家，是他的助手。很遗憾，我对古巴不复记忆，因为一九二五年我已经回到意大利圣雷莫了，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国一起主持一个园艺实验中心。关于我的远洋诞生，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个很难书写的出生地名，一些家庭回忆，和一个灵感来自海外移民对自己家园守护神的虔诚，但在祖国听起来却太过响亮有卡尔杜齐味道的教名。一直到二十岁我都与双亲同住在圣雷莫，生活在一个满植热带奇花异草的花园里，和我父亲那不知疲倦的老猎人一起徜徉在内地树林中。等到了念大学的年龄，基于家庭传统而非志趣，我选择了农学系，其实我对文学已经向往。同时德军占领了意大利中、北部，一股古老情操促使我与加里波第军并肩在少年时我父亲即教我认识的树林中作战。解放后我改念文学，还是都灵，稍嫌匆忙，于一九四七年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康拉德。我进入文学圈是一九四五年底左右的事，进到维多里尼主持，登了我早期一个短篇的《综合科技》杂志。当时我真正的第一个短篇已由帕维塞看过，推荐给穆谢塔（Carlo Muscetta）的《阿瑞杜莎》杂志刊登。我作家性格的形成，要感谢帕维塞，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我与他朝夕相处颇受熏陶。四五年起我定居都灵，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周围打转，先为他们兜售分期付款书，然后在编辑室工作直到今天。这十年间我只写了我想写的一小部分，只出版了我写完的一小部分，付梓的共有四册。

最赞赏您的批评家是哪一位？最不以为然的呢？

从一开始，大家对我的书都太过奖了，不论是知名人士（很高兴能在这里提到得·罗伯提斯[Giuseppe De Robertis]，他跟踪着我从第一本书到现在，以及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撰文的艾密利欧·切基[Emilio Cecchi]，和波[Carlo Bo]、波契利[Arnaldo Bocelli]、庞帕龙尼[Geno Pampaloni]、法奎[Enrico Falqui]，还有我的第一位书评作者，已故的卡裕密[Arrigo Cajumi]，或与我同一代的年轻人。少数持负面意见的批评家反倒更吸引我，更教我期待：但是一个严谨深入、让我有所受益的负面批评，我还没看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出版时有一篇恩佐·加奇诺（Enzo Giachino）的文章，对该书大加抨击，说得一无是处，教人汗颜，极尽嘲讽之能事，或许是所有关于我作品的评论文章中最美的一篇，偶尔重读还看得津津有味的文章之一，但要说有用，连它对我亦无任何助益：它只触及我作品的表面问题，我独力亦能超越。

您可以简短说明您的美学标准吗？

我对文学的大致看法，部分已在去年二月的一场会议上解释过了（《狮心》），不久前发表在一本杂志上。现阶段我不打算多加补充。不过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敢奢言能实现我所宣扬的那一套。写我所能写的，伺机而动。

哪些环境、人物和情境会吸引您从中汲取题材？

我还不完全清楚，或许这是我常换领域的原因。但几乎所有我比较成功的作品都离不开利古里亚海岸，所以说多跟童年及青少年世界有关。就忠于个人题材这个角度来看，离开童年和世代栖居的那片土地，教我顿失一向不虞匮乏的滋养，但由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你身在其中时又说不出所以然来。都灵，基于许多深层理由是我的第二故乡，长久以来我试着要写它老写不好。或许我得走开，才写得出来。至于不同社会阶层中，我很难说自己钟情于其中一个。之前我描写游击队，觉得得心应手：关于游击队我懂得不少，藉此我还探知了许多其他道路，包括社会边缘面。劳工，我也很感兴趣，但还不知道如何下笔。感兴趣是一回事，使其跃然纸上是另一回事。不是泄自己的气，我可以学，迟早问题。至于我所属的阶层，算是资产阶级，我并不觉得怎么亲，因为我的家庭一向不曲意逢迎，视潮流及传统为无物；说实在的，资产阶级作为论战议题也引不起我多大兴趣。我之所以大发议论是为了回答问题，可不是有什么教我寝食难安的困惑。我喜欢说的故事都是人类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后透过实质及精神上的同时考验，超越被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我想我作品中值得探讨的是创作与精神上统一性的问题。

您最欣赏的意大利当代作家是哪位？年轻作家中较引起您注意的有谁？

我认为帕维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复杂、最丰富的意大利作家。任何问题一经提出，都不可能不溯及他这位文人、作家。一开始维多里尼的论述对我亦有重要影响。我说一开始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半途而废的论述，有待延续。之后，着魔于语言新实验的阶段过后，我偏爱的是莫拉维亚，他是意大利唯一一个就某个角度来说我愿称之为“风俗”派作家：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时光流转间对道德所下的不同定义，与风俗、社会变动、大众思想指标息息相关。因为对司汤达的倾心，我对托比诺（Mario Tobino）颇有好感，但他自恃乡下人而且是托斯卡纳省的乡下人这一点。我不能谅解。我与卡尔洛·莱维（Carlo Levi）的知心及对他有所偏爱首在于他的反浪漫，还有，他的非虚构叙事文学，我认为是社会、问题文学中最严肃的作品，虽然我并不同意他认为这类作品应取代小说的看法，我觉得小说要为其他东西服务。

我们来看年轻作家。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少数几位作家中，卡索拉（Carlo Cassola）和巴萨尼（Giorgio Bassani）探讨的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良心挣扎，他们的短篇是今天可读性最高的小说；不过我对卡索拉处理人际关系的连锁反应，巴萨尼矫揉造作的朦胧主义手法有意见。更年轻一辈的，开始研究冷硬派小说，生动、鄙俗，走在最前头的是雷亚（Domenico Rea）。现在还有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于同辈中属于最早出头的那一批。写诗写小说，他写了一本我对其“创作观”诸多保留，不过再三咀嚼后愈觉耐人寻味的小说，是成功之作。

您最欣赏的外国当代小说家是哪一位？

大约一年前我曾写到海明威在我创作生涯初期的意义。当海明威不再足以满足我时，我不能说有另一位当代作家取代了他的位子。这五六年来我也在啃我的托马斯·曼，愈读愈着迷于其内涵之丰富。不过，我一直在想，今天该用另一种方式写作。我与过去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更自由，我让自己一头栽进去毫无保留；我十八、十九世纪的老师及朋友不计其数，跟他们的友谊是天长地久的。

您的书在国外反应如何？

现在还言之过早。《分成两半的子爵》现在要在法国出版，接下来是德国。英国春天要出《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半年后会出《乌鸦最晚到》。

您在准备哪一部作品？

我不说没有定数的事。

您认为文人应该参与政治吗？如何参与？您的政治倾向为何？

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参与政治。文人亦然。我认为公民及道德意识对人理当有所影响，迟早对作家也会有影响。长路迢迢，没有他途。我认为作家应该保持一个开放、不可能拒政治于门外的论述空间。我在共产党近十二年，始终忠于这些原则，我许多朋友因为共产意识与作家意识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备受煎熬，让他们以为必须二选一，这在我身上从未发生。凡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一部分的必是负面的。我参与政治和文学的方式依能力而异，但两者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话题，我皆感兴趣。

1. [1] 《咖啡馆》，VI，1，一九五六年一月，在“新文学”专栏中推介卡尔维诺，刊登他一则短篇作品（《与母牛同游》，后收入《马可瓦多》）。文前有他接受强巴提斯塔·魏卡利（Giambattista Vicari）的访问。同文稍作修订后收入专书《专访画像》，艾里欧·菲利浦·阿克罗卡（Elio Filippo Accrocca）编，书社，威尼斯，一九六零年。（作者按）

2. [2] 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1835-1907），诗人，文学批评家。保皇派，被尊为皇家诗人。强调文人的市民责任，贬抑后浪漫主义的情感诉求。意大利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注）

3. [3]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1908-1966），作家。一九三八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积极投入文化活动。战后曾任《统一报》（Unità）米兰版总编辑，办杂志《综合科技》（Il Politecnico）（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样书》（Il Menabò）（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七年，与卡尔维诺合作）。（译者注）

专访画像

我是科学家之子：我父亲是农学家，我母亲是植物学家，两人都在大学执教。在我们家唯有从事科学研究才算光彩，我一个舅舅是化学家，大学教授，娶了一位女化学家（其实我有两个化学家舅舅，娶了两个化学家舅妈）；我弟弟是地质学家，大学教授。我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我父亲是利古里亚人，家族在圣雷莫历史悠久；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我父亲在墨西哥待过二十多年，是一所农业实验中心的负责人，之后又去了古巴；在古巴我母亲是他的助理，他们因交换研究论文而认识，在一次意大利短程旅行途中结婚；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哈瓦那附近一个叫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的小村镇出生的。很遗憾，我对古巴不复记忆，因为两岁不到我人已经回到意大利圣雷莫了，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国一起主持一个园艺实验中心。关于我的远洋诞生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一个很复杂的出生地名（在篇幅有限的个人资料中我都用那个更真实的代替：圣雷莫），一些家庭回忆，以及我母亲预见我将在异国成长，为了不让我忘记故土所取的一个在意大利听起来很像国家主义好战分子的教名。一直到二十岁我都与双亲同住在圣雷莫，生活在一个满植奇花异草的花园里，和我父亲那不知疲倦的老猎人一起徜徉在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区的树林中。高中毕业后曾尝试承继家里的科学传统，但其实我心里向往的是文学，结果中途辍学。同时德军占领了意大利中、北部，由于我青少年期所受薰陶，自然而然加入加里波第军与游击队并肩作战。游击战就在少年时我父亲带我认识的树林中进行，在那片景色中我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和对人类痛苦世界的初步发现。

因为那次经验，几个月后，那是一九四五年秋天，我第一批短篇小说诞生。第一篇寄给了一个当时在罗马的朋友，帕维塞觉得不错，交给穆谢塔的《阿瑞杜莎》杂志发表。那一期的《阿瑞杜莎》出刊甚晚，拖到隔年。其间维多里尼看了我另一个短篇，登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综合科技》杂志上。

我改念文学系，还是都灵，因为特别照顾由战场回来的士兵，我直接插班三年级。一九四六年一年中考完所有四年该考的试，有些科目分数还不错。四七年以研究康拉德全部作品为论文毕业。我大学念得太匆忙，后悔莫及，可是当时我心另有所属：我积极投入政治，对此并不后悔；新闻工作，为《统一报》就各式题材写稿；还有文学创作，那几年我写了为数惊人的短篇，一个长篇（二十天写完，那是四六年十二月），书名是《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就这样筑起那个创作天地，之后起起落落我不曾远离。四五年起，主要是四六年帕维塞回到都灵后，我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最早是去兜售分期付款书，一九四七年成为编辑，一直到今天。不过从我与《综合科技》杂志合作以来，米兰和维多里尼对我亦频频召唤。我跟罗马的关系是争辩加上吸引力，那里有卡尔洛·莱维，和其他批评家如莫拉维亚、艾尔莎·莫兰黛、娜塔利亚·金芝柏。

我在铁幕两边的一些欧洲国家旅行过，不过这些旅行不值一提。

工作方面需要潜心研究、做文献整理的是《意大利童话》（一九五六年）；花了两年时间，我乐在其中；但后来未再继续研究工作，我最关心的还是当一个作家，这已经够我忙的了。

1. [1] 艾尔莎·莫兰黛（Elsa Morante，1912-1985），作家。以象征-幻想手法描写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焦虑。娜塔莉亚·金芝柏（Natalia Ginzburg，1916-1991），作家。多以家庭情感、回忆及日常生活为写作题材。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中坚分子。其夫雷翁内·金芝柏于一九四四年死于纳粹监狱。（译者注）

美国日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

船上，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亲爱的丹尼耶雷，亲爱的朋友们：

无趣，是我对这次横渡大西洋的印象。我干嘛不搭飞机呢？可以在大手笔交易和强权政治世界的律动中到达美国。而今我抵达时已经被沉疴的美国单调、垂垂老矣和衰竭的生命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在经过令人绝望无聊的四晚后，我只需在轮船上打发最后一晚。搭船横渡大西洋那属于“美丽新时代”的情趣再也激不起任何想象的火花。你在蒙特卡罗或圣培雷葛林诺还能重温往日时光的些许回忆，在这里找不到，因为这艘大西洋游轮是新玩意，是今日为夸耀而造的过时物，船上尽是陈腐、老迈、丑陋的人。将此无趣视为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清楚知道这以外的世界运转自如而你被隔离开来的那种感觉，是它唯一尚能吸引人之处。大西洋渡轮的单调无趣，与雷卡纳提镇堪与《三姐妹》一书媲美的无趣不分轩轾。

社会主义万岁。

飞行万岁。

1. [1] 未发表。卡尔维诺在寄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信中叙述他的美国之旅。

2. [2] 丹尼耶雷（Daniele Ponchiroli，1924-1979），当时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总编辑。

我的旅伴（年轻作家）

他们一共三个人。因为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没有通过体检，而由于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入境美国必须有健康的肺，他只好放弃。

还有第四个，因为自费带妻子和小儿子同行，坐的是经济舱（三等舱），所以我们只见过他一次。他是阿尔弗雷德·汤姆林生（ALFRED TOMLINSON），英国诗人，典型的英国学院派。三十二岁，活像五十二岁。

另外三个是：

克劳德·奥利埃（CLAUDE OLLIER），法国人，三十七岁，新小说派，直到现在只写过一本书，他本想利用这趟旅行好好读一读普鲁斯特，可是大西洋渡轮上的图书馆没有比克罗宁之类更深奥的书。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西班牙人，二十七岁，小个子，娃娃脸，落腮胡加刘海，定居法国多年。他写了几出没有人想搬上舞台的剧本以及一本由Julliard出版社出的小说。生活拮据。一个西班牙作家也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喜欢，因为他们要他加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路线，写讨伐佛朗哥的东西，他拒绝了，他根本不知道佛朗哥是谁，可是在西班牙你要不反对佛朗哥就别想出书，也休想赢得任何文学奖，因为操纵全局的是戈义提索罗（Juan Goytisolo），他非要大家都走社会写实路线不可，也就是海明威加上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而海明威和帕索斯的作品他从来没读过，也没读过戈义提索罗，因为社会写实主义的东西他看不下去，除了尤涅斯科及庞德外他喜欢的不多。他侵略性很强，爱开玩笑到令人心烦和伤心的地步，而且不厌其烦地追问我怎么会对政治有兴趣，还有如何与女人周旋。他的论战课题有两个：政治与性。他跟那些他充当其代言人的叛逆小子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对政治及性感兴趣。他只喜欢电影（尤其是宽银幕电影、彩色电影及黑社会电影），还有电动迷你撞球台。从神学院出来（在西班牙时就读耶稣教会学校）至今没有过性经验，大概包括跟他妻子也未越界（他结婚三年了），而且始终没动过念头，跟对政治的态度一样。他说现在新冒出头的小鬼比他还要敬政治而远之。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用法文写作。

胡戈·克劳斯（HUGO CLAUS），比利时佛兰芒人，三十二岁，十九岁开始出书，从此产量惊人，是使用佛兰芒-荷兰语最有名的新生代作家、剧作家及诗人。很多作品照他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价值，包括那本被美国和法国翻译出版的小说，不过他可一点也不笨，也不讨人厌，金发大个子，有一位美艳动人为杂志做纸上演员的妻子（启航前她来跟他告别时我认出来的），而且是这三个人当中唯一读了不少书、言谈让人信服的。苏联第一枚人造卫星发射后四个小时他已经就此事做好一首诗，立即就登在比利时某报的头版。

我的新地址，应该只要我人在纽约，也就是说一直到一月五号左右的地址是：

Grosvenor Hotel, 35 Fifth Avenue, New York.

1. [1] 克劳德·奥利埃著有《导演》，子夜出版社，巴黎，一九五八年。

2. [2] 克罗宁（Archibald Joseph Cronin，1896-1981），英国作家。其小说灵感多来自他的行医经验。（译者注）

3. [3] 多斯·帕索斯（John Roderigo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作家。作品公开声讨社会不公及剥削，以新闻、电影手法进行创作。（译者注）

初抵纽约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九日

抵达

旅程的无趣因为抵达纽约的激动大大得到了补偿。地球上所能看到最壮观的景象。摩天大楼阴郁地矗立在微明的天空中，看起来像荒置了三千年的丑恶纽约废墟。然后你慢慢分辨出那颜色与之前你所以为的不同，还有复杂至极的设计造型。一片沉寂荒芜，然后开始看到汽车奔驰。阴沉、巨大的世纪末建筑让纽约，像奥利埃说的，有德国城市的味道。

雷特尼奇

一心想省钱，IIE（为原籍杜布洛夫尼克-拉古萨的一个家族所拥有）艺术部门负责人马提欧·雷特尼奇不让我叫小弟搬行李。他帮我们找的范·伦斯勒（Van Rensselaer）旅馆肮脏、破烂、臭气冲天、摇摇欲坠。他要是建议某家餐厅一定是那一区最糟的。他对几个代表团随行的苏联翻译一副忧心忡忡、惊惶失措的样子，我真怀念在莫斯科陪伴我们青年劳工和雇农代表团那位出身贵族后裔官员的坦荡。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殷勤宠坏了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福特基金会上亿金额局促的害羞，颇不自在。不过这里没有团体行动，少数仪式草草结束后就可以单独行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不用看到马提欧了。他其实是一位没被搬上过舞台的前卫喜剧作家。

旅馆

第二天我开始在格林尼治村打转找旅馆，结果所有的旅馆都一样：老旧、肮脏、臭哄哄的，磨得见底的地毯，不过没有哪一间有像我在范·伦斯勒的房间那样，在面对阳光永远照不到的狭长中庭的窗户前面有一条锈迹斑斑、脏兮兮的小铁梯，教人痛不欲生的视野。我搬去的格罗夫纳（Grosvenor）在格林尼治村属于典雅的旅馆，老旧但干净；我拥有一间美丽至极、完全亨利·詹姆斯风格的房间（距华盛顿广场一步之遥，多维持古色古香之貌），一天七块美金，得保证住两个月且预付一个月的租金。

纽约还不是美国

我在所有关于纽约的书上读到的这句话，大家每天会复诵十遍给你听，而且千真万确。但又何妨？这是纽约，既不完全美国也不完全欧洲，让你感受到的是无穷的充沛活力，你立刻觉得掌握自如，好像在这里已经活了一辈子似的。有些时候在非商业区，你尤其能感受到办公大楼和成衣工厂的大众生活猛然迎头扑下，仿佛要把你压扁。不用说，一个刚在这里落脚的人，才不想离开呢。

格林尼治村

或许我留在格林尼治村做错了。这里一点也不纽约，尽管它位居纽约市中心。这里太像巴黎了，不过究其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相似并非出自本愿，是之后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份真心诚意的。村内有三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正统中产阶级，尤其是住在少不了也耸立在这里的新大厦的那些人；面对艺术家大批涌入（本世纪最初十年开始的，因为这里消费较低）采取排斥态度并常常互殴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发生在春天的争执加上警方逮捕了不少人，对星期天来自其他住宅区的纽约观光人潮颇有影响），其实他们正是靠波希米亚人和这种狂放不羁的气氛得以经营他们的商店谋生；如今被大家通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niks）的波希米亚人，有男有女，比起巴黎的同行更邋遢孤僻。另外，这一区的景观受到房地产炒作的威协，不能免俗地也盖起摩天大楼了。我在第六街街角收集拯救格林尼治村签名的一个行动派小女生的请愿书上也签下了我的名字。格林尼治村的人对这个社区的向心力很强。我们还有两份专属的报纸：《格林尼治村报》和《格林尼治村之声》。

世界真小

猎户座（Orion）出版社就在对面，米斯卡住在过去的那个街廊，一转过街角就是格罗夫（Grove）出版社，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的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大楼。

汽车

到达此地后，让你觉得最好玩的，是看到美国的汽车全部都硕大无比，没有大小之分，有时候它们大到让人觉得好笑，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游览车的，是正常尺寸，就连出租车也有长得惊人的车尾。朋友中唯一一个开小汽车的纽约人是巴尼·罗赛德（Barney Rosset），始终坚持不随波逐流，他有一辆那种火柴盒小汽车，红色的伊赛达（Isetta）。

我立即跃跃欲试想租一辆巨无霸大车，即便不去开它，只是为了那支配全城的心理需求。不过如果把车停在马路边得在七点钟下楼去改停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因为禁止停车的车道换边了。车库要天价。

夜间纽约最美的一景

洛克菲勒中心底边有一条溜冰道，少男少女就在夜晚的纽约市中心，在百老汇和第五街之间溜冰。

唐人街

来自穷国家百姓自成天地的社区挺令人沮丧的，意大利区尤其诡异。不过唐人街不同，虽然唐人街也有各式观光剥削，但洋溢着富足文明勤奋和在纽约其他“独树一格”的社区所见不到的欢欣气氛。波波餐厅的中国菜顶呱呱。

我的第一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尽管我早已读过也听说过，但是到报摊去看着一捆得出力才夹得住，仅仅二十五分钱的报纸交到自己肘臂下，还是让你一阵晕眩。在各类专刊和增刊中我找到了我们习惯视为一份独立杂志的《书评周刊》（Book Review），它不过是周末附的许许多多增刊之一。

奖助金同伴

在纽约我们再度遇到那位坐经济舱的英国诗人，他打算立即启程，因为他不适应纽约宁愿待在乡间；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梅哲德，政治兼宗教学者、评论家，也是没被翻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一本小说的作者，很严肃的一个人，有点孤芳自赏，不是很讨人喜欢：我不是很了解他，我想也不会再看到他了，因为他也要去待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替补君特·格拉斯（可怜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肺结核，为申请签证做体检时才发现，现住在疗养院中）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另一个法国人，那个在Fiston出书的罗贝尔·吕哲（他刚写完另一本小说）。

记者招待会

IIE为我们六个人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发给与会者的个人资料上我最显眼的一点是我是由盖塔妮公主所推荐，而且她对我赞誉有加。这场记者招待会跟那些民众参与的民主制度一样不专业且生硬，同一批人，天真烂漫的女孩，同样的白痴问题。阿拉巴尔不懂英语，回答时声微如丝，弄得大家意兴阑珊。你们想跟哪些美国作家碰面？他说：艾森豪威尔，但他说得极慢，做翻译的雷特尼奇吓坏了，不愿意重复。奥利埃直截了当承认（关于我们是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者的问题）他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说我相信历史，反对只要顺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听到这些话IIE的主席从主席台站起来，离开会场再也没有回来。

酒鬼

短时间之内我就可以变成酒鬼。如果我从早上十一点就开始喝一直到晚上两点的话。在纽约待上这几天，得格外注意节省自己的精力。

我的书有没有陈列在书店里、橱窗或架上？

没有，不见影子，在书店没看到半本。

兰登书屋

问题出在总编辑希兰·海登（Hiram Haydn）争取到《树上的男爵》后离开兰登另创了Atheneum，而兰登的创办人兼老板克勒弗（Klopfer）先生不相信我的书有市场行销性，跟我说了一番契拉提跟欧提耶洛·欧提叶利（Ottiero Ottieri）说的话。每家书店都收到四五本我的书，卖出去与否，反正都不能退书，出版商能干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幻想文学，有书评赞扬自然再好不过（在星期六书评专栏就有一篇很棒的书评），书商看了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好不容易逼他允诺送契拉提去跟书商谈，不过我没什么信心。无论如何，星期四我会跟他吃中饭。后来我才从一些小姐（我对她们始终很满意；就编辑部门而言兰登是最严谨的出版社之一）处得知，兰登发行部刚刚才引进IBM电脑，发书时出了纰漏：有两台电脑故障，结果内布拉斯加州的小书店接到了十来本《树上的男爵》，而第五街的重要书店一本都没有。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这本书的广告预算只有五百美金，等于没有：想推出一本书你要是不花上五十万美金，就等于什么都没做。事实是当一本书是畅销书时，这些大型商业出版社绝不会出错，但若要推出的是有幸才获青睐的作品时他们就无所谓了。现在他们有三本畅销书：福克纳的新书，潘·华伦的新书，还有一个职业作家叫，书名是《夏威夷》，他们就买这几本。

猎户座出版社

就两个小房间。这个格林菲尔德是个有钱的好男孩，不过不晓得他们想做什么。反正，由于出的书少，就商业角度来说他们挺花心思的，跟做公关一样，《意大利童话》之所以四处可见主要也是因为它被归为童书，虽然他们并未刻意经营让它归于童书类。星期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有一篇评论，对此书意大利文版极为推许，无私地对翻译大加批评。

霍许女士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能干的女士，了不起的老太太，和蔼而且热情。她不愿意把《分成两半的子爵》交给如今又想要它的兰登，我也同意把书交给较小、在文学界富有声望的出版社。结果是她打算将书交给Atheneum，准备近期推出，这将是出版界一大盛事，因为携手合作的是三大名编：一是原来主掌兰登的海登，另一个是哈泼的麦可·贝西埃（Michael Bessie），第三个则是柯纳普夫（Knopf）的儿子。我惹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麻烦，因为我已经答应把书交给紧追不舍的格罗夫出版社，格罗夫的书倒是四处可见，而且是前卫圈子里行情最俏的。格罗夫早先跟霍许有口头之约，而她如今决定给海登，我也相信Atheneum的地位将会举足轻重。

十一月十日

罗塞德

在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德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是截至目前为止调剂我生活的各式酒会中最有趣、宾客最多彩多姿的一次。我们在法兰克福对罗塞德下的评语在这里得到肯定，品味卓然的前卫主义者但缺乏历史及道德中心理念。得在格林尼治村看罗塞德（还有他的合作伙伴狄克·席佛[Dick Seaver]，法兰克福那次他也在，与他的法国妻子住在曼哈顿一间小棚屋里，不过室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典雅）对他才会有进一步认识，以格林尼治知识分子永恒（无结论）的反动精神对抗更为不朽的美国随波逐流精神。

垮掉的一代（La beat generation）

在罗塞德的酒会上有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把恶心的大胡子，双排扣西装下套一件白色T恤，球鞋。跟他一起出现的全是满脸胡子更为脏乱的“垮掉的一代”。他们几乎全部从旧金山迁到纽约了，包括今天晚上没来的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阿拉巴尔历险记

“垮掉的一代”那批人理所当然随即跟阿拉巴尔称兄道弟起来，因为他也留胡子（巴黎式的络腮胡，“垮掉的一代”则是未经修葺的大胡子）。他们邀他去家里听咏诗。艾伦·金斯堡夫妻跟另一个大胡子住在一起，他们想要阿拉巴尔加入他们的胡子杂交。阿拉巴尔回到旅馆时，因为他们企图勾引他而大惊失色且骇异不已。这位到美国来想要耸人听闻的叛逆小子被他与美国前卫的第一次接触吓得手足无措，毫无准备下露出了直到几年前还在神学院念书的那胆怯西班牙男孩的一面。

他说“垮掉的一代”家里其实很干净，漂亮的家中有冰箱和电视，过的是祥和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出门时才换上脏衣服。

百老汇首演

克劳斯去看了一出查耶夫斯基（Paddy Chayefski）新喜剧的首演。他说表演结束后他到所有演员和剧场界人士吃晚饭的沙第（Sardi's）去吃晚餐。大家都紧张兮兮地等着出报，因为表演落幕后一个小时，一点左右，有剧评的《纽约时报》和《前锋论坛报》就出报了。（当场写的，不是针对彩排。）报纸到了，其中一名演员在一片寂静中朗读剧评。一听到剧评家对演出给予好评，大家便鼓掌、拥抱、开香槟，这出戏可以在舞台上待两年；万一评价不佳，几天以后海报就会被换掉。剧院经理、经纪人蜂拥而至，戏剧版权被卖到全世界，所有人冲向电话，在短短一小时内，这出戏几年内的命运都被定了下来，一眨眼是上百万的生意。

犹太人

百分之七十五的出版业在犹太人手上。戏院有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的。纽约最大的工业也就是成衣业，除了犹太人以外谁也进不去。至于银行则完全封锁犹太人，大学也一样。为数稀少的犹太籍医生被视为最优秀的医生，因为犹太人进大学拿到医学院文凭所必须通过的考试是高难度，非得是精英不可。

女人

很迷人的少之又少。多是小资产阶级。转啊，转啊，都灵。

十一月十一日

意大利人探险记

一个意大利人为了融入这个大都会，一个酒会接着一个酒会，跟陌生人到更陌生的人家里去消磨夜晚。最后跟一个十分幽默、慧黠的女演员去到一位美丽非凡的电视女歌星家，周围都是些铜臭味很重的剧场界人士、剧院经理等等。遇见一位做空中少爷，一个星期中一半待在罗马一半待在纽约的意大利年轻人。当他正准备送那位女演员回家时，空中少爷提议何不以四个人结束该晚。说服女演员找来了一个挺可爱，当电影演员的女孩。女孩没多久就放松戒心，两个意大利人已经得意地搓着手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中，只须达成协议看谁跟谁一对了。可是到了女演员家话题落在文化、政治、改革上，显见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这两个女孩一点也不笨，虽然好莱坞的那个看起来不过是一般小明星。后来发现她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并且都是犹太人。最后两个意大利人走了而那个好菜坞女孩则留宿在她女朋友家，这才恍然大悟她们是同性恋。两个意大利人清晨五点走在纽约下着毛毛雨的寂寞街道上。

现况

我是如此急于要发现某样新的、可勾勒出冷战结束后美国轮廓的东西，但找不到任何线索。好像除了提出新政的那些人外没有其他团体出现，就气氛来看——虽然大家都认为气氛显著好转——在领导阶级内不像有更替的迹象。富裕景象不变，情势的缓和有助于维持现况。

贪污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题都集中在美国的贪污问题，据说，报社、机关主管贪污和搞钱的风气从未如此猖獗过。报纸的热门消息，范·德伦电视丑闻，说明了扯谎乃家常便饭。某些圈子（如剧场界）为范·德伦辩护说他不过是现代通病的代罪羔羊罢了。

第三性

比罗马还要普及。尤其是在格林尼治村。不知情的观光客随意进到一家小店吃早餐，愕然发现在那里的所有人，顾客、服务生、厨师，毫无疑问的全是那种人。

世界真小

一个欧洲人因为交上了第一个美国女友满心欢喜。不会有比这个更好、更欢愉、热情、没有心眼的女孩了。不过他最满意的是她如此的美国，跟欧洲没有任何瓜葛。只在许多年前在欧洲待了几个星期。几天幸福美满的日子过去，发现她在欧洲时曾是他朋友X的女朋友，而X的前任女友Z也曾经是他的女友。

米斯卡

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他家里有小孩感冒，约在外面吃午餐。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常碰面。他是谈及美国能发智慧之语而且给予珍贵指引的人。伊莉莎白则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她没再写作了，说要等朱利欧先写。现在我们得研究研究怎么组织工作。

贾桂琳

顶尖人物。我昨晚跟她在一起，不过跟她相处有点困难，因为她极端的神经质带给人一种不安（我看出闲谈中她渐渐放松）而且也没什么帮助，我挖不出任何出版业（她的敏锐既不属于文学也不属于出版业）或社会方面（像她这样悲观、孤僻的人，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的东西。这是美国的另一面，负面且教人心痛。纵然如此，她仍是不可少的线索，正因为她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美国女士中唯一没办法迅速建立起自然亲切关系者。

兰登如何运作

编辑部门。每一位主编（不论年长或年轻）以私人身份与作者保持联系。作家如福克纳，有他固定处理所有编辑事务的主编。（与行政人员无关，行政人员要应付的是作家的经纪人和出版社的法律部门。）主编就书与作者进行讨论，他让作者改书改到他满意为止是稀松平常的事。当作者是新人，基本上主编是那个争取出书的人；如果是出版社的老作家，那么主编是跟作家长年往来、知道如何伺候服帖的人。主编还是那个要注意在第一章主角是黑发，第十章不要变成金发的人，他们这么告诉我，其实这些小事是在主编手下工作的编辑要做的，捧着草稿一读再读找出需要更正之处。不是校对，校对属于印刷厂，与出版社无关。（兰登没有自己的印刷厂。）负责处理出书、工作天数等等的，海登在的时候称之为总编，而今厄斯金（Albrecht Erskine）称之为执行编辑。（厄斯金也是福克纳的主编。）

美编部门。负责封面、装订、插图。

生产部门。技术单位。

宣传部门。（别跟广告部门，也就是花钱做广告的单位相混淆；兰登没有这个部门，因为它跟一家广告公司签了约，根据出版社为每一本书编列的预算来做广告，也负责写广告文案，直接交给出版社审核通过。）宣传部门只负责报纸，跟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有余力时也包括广播和电视），全是在做公关，应酬吃饭，所以都是年轻女孩。就连小出版社如猎户座，也在这方面集中火力。

促销部门。在报纸上刊登附印花的广告，并依书之种类往不同地址寄订单，是邮购部门。十分重要的一个单位，有十多名工作人员。

发行部门。负责出书，机器作业，我之前已向你们描述过我的书的下场。

青少年读物部门。兰登是出版青少年读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有它自己的编辑室。

中学教科书部门。专出中学用教科书。现代丛书原属教科书部门，现改属编辑部了。

法律部门。负责法规问题。

据我所知，除了大学用书独占鳌头和单位名称不同外，麦克米伦的行政划分大同小异。（像促销部门他们就不知道是什么；邮购书是营业部门的职责之一。）

最重要的美国年轻作家

昨天在猎户座的安排下我跟《前锋论坛报》的书评家佟皮耶做了一次午餐访谈。根据他的看法，新生代作家中，也是他认为表现杰出的一代中，最重要的几个是（按顺序）

彼得·费博曼（Peter Fiebelman）《没有曙光的地方》）

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

威廉·韩福瑞（William Humphrey）

伯纳多·马拉末（Bernard Malamud）

格雷斯·培利（Grace Paley）

H.E.休姆斯（H.E.Humes）

赫伯特·戈德（Herbert Gold）

哈维·思沃德斯（Harvey Swados）

有计划的出版工作

当然我还没能开始。这个星期我跟出版界的约会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妥善安排我的每一天，以找到时间阅读及理清思路。此刻我只能把我笔记本上的几点抄下来给你们。

听说詹姆斯·叶夫（James Yaffe）也不错，他已经出了四本书，其中一本叫《何为大事？》，小布朗出版。

听说有一本英国小说不错（海涅曼出版），作者是艾利斯（A.E.Ellis），书名《毁灭》。

我不记得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意大利是不是已经小有名气。兰登三月将出版他的一本新书《火烧这座房子》。

格罗夫很重视一位已经介绍给我认识、即将在春天推出的新的小说家：亚历山大·特鲁奇（Alexander Trucchi），《该隐之书》。

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为小朋友写的非常美丽的抽象书：作者李奥·雷翁尼（Leo Lionni）,《小蓝与小黄》（麦克道威尔[McDowell]出版的Astor丛书）。

兰登有一系列童书非常成功，是署名苏斯（Seuss）博士，专为五至六岁的小孩所写的书，只用三百个词汇。

说明书

丹尼耶雷，这等于是给意大利朋友看的一份报纸。埃伊纳乌迪会接到一份他专属的，这一份则是公开的，那些跟编辑工作有关的，你可以剪下来交给佛厄，其他的你就收到一份档案夹里，供所有同事还有想看的朋友及访客去看，要让它流传可是得留意别弄丢了，以便我所累积的经验之萃成为全国的财产。

远离故乡者的心愿

远离故乡的人需要有人给他写信，让他跟出生地紧密相连，否则他的通讯将日渐稀少，有一天终会忘记他的母语。他还未接到任何邮件，包括他母亲都不见来信，没有所爱女子的只字片语，也没有出国前才订的《新闻报》（La Stampa）艾可的消息。每当他经过市中心都会到时代广场去买几份《新闻报》好看看天气预报图、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和退休老人瓦斯中毒的报道。但这些不够。

一场噩梦

在纽约待了四天以后，我梦到自己火速赶回了意大利。不记得回意大利的动机了：一件什么小事我突然想到要回来，只一眨眼，我就回到了意大利，而我不知道自己回来干什么。我感到急需要尽快赶回美国。对我去过美国这件事意大利这里没有人在乎，对我回来也视若无睹。我因不在美国而陷入发狂的绝望中，苦闷至极，对美国的渴望并没有跟任何特殊影像有关，但宛如我被人从生命中拔起。从未有过这样绝对的绝望感受，我全身发抖地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仍在到达美国后第一家旅馆空荡荡的房间里，仿佛回到自己家。

十一月十二日

出版业者云集的昨天

我到新美国文库的韦布莱特先生家里去了，他是法兰克福的旧识。他向我推荐了两本即将出版的小说：

特文·华利士（Twing Wallace），《商贾报告》，将先由西蒙舒斯特，后由新美国文库出版，而且已经以三十万美金将电影版权卖给了柴纳克-福斯公司。故事很滑稽：一群大学教授在名流绅士进出的俱乐部里进行一个类似金赛报告的调查，结果引发一连串的麻烦。

彼得·齐尔曼（Peter Zilman，还是Tilman？），《美国短篇小说》（韦氏写的字我看不太懂），科沃德·麦克卡恩-新美国文库出版；电影版权：哥伦比亚。他说很像埃尔斯·沃（Else Waugh）的畅销书《阳光岛屿》。

不知道韦氏的建议能听多少。Signet丛书文学系列多已落伍（他还没决定要不要《树上的男爵》！），但他十分热情要我从非小说的Mentor丛书中任选我们需要的。我觉得好像比较有趣的我们都看过了。等候指示。

在克纳普夫家：我在法兰克福认识的皮克先生对我还在观察中，但要定了巴萨尼的下一本长篇小说；我改天再来侦察考施兰先生。克纳普夫跟圈子里都很熟。等候指示。

参加Pantheon出版社沙伯特先生家里办的酒会的，全是出版业者。沙伯特是在维也纳认识埃伊纳乌迪的，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不过出《日瓦戈医生》和《山猫》的这家出版社快要变成GG的分社了。我下个礼拜会见到他。等候指示。在场的还有老克纳普夫、ND的莱夫林。Atheneum的海登今天晚上跟我有饭局，《出版家周报》的范·德伦女士也是丑闻案主角的姑妈。

这个星期谈的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书《自我宣传》（普特南出版），包括随笔、自传和未完成的小说片段。

彩色电视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会儿彩色电视。培利·科莫的节目间或被一家食品公司广告打断，整整十分钟只见一盘盘的通心面还有一只手浇上各色调味酱，一盘盘的肉和沙拉，然后解释如何准备所有一切。很漂亮，应该赶快引进未开发国家。

我是跟一位要在培利·科莫节目中穿插表演几场舞蹈的前卫舞者的几位朋友在一起。结果舞蹈惨不忍睹。过了一会儿他们打电话给她，她已经回到家了，绝望、哭泣，在节目播送完毕之前她就从摄影棚跑出来了，她想自杀，以抗议电视对她的艺术所施的强暴。

十一月二十日

联合国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在鲁杰洛·奥兰多（Ruggero Orlando）的陪同下去参观联合国组织，他从知道我到纽约后就一直邀我到这个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熟悉的世界来。我认为就建筑和室内装潢而言，联合国大厦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里程碑，就连一间间会议室也美轮美奂，安理会会议厅除外。还有在联合国大厦感受到的气氛亦如此雄伟，那联合国精神的生气蓬勃在美国和欧洲都再也找不到了，这一点柯比意（Le Corbusier）自然功不可没，因为环境也很重要，不容忽视。昨天晚上我旁听了原子试爆表决案，看到法国孤军奋战（还有阿富汗）。其他人都说Yes，只有拉丁美洲的代表们说Si，大概是反美主义情绪的关系。后来，我到摩洛哥代表团办的一个酒会去，遇到了：因为我说《意大利童话》在美国及苏联同时出版（不赖的巧合）向我表示恭贺之意说我真是左右逢源的索伯列夫；因我有两位美丽小姐作陪向我表示钦羡之意的阿里·克罕（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外交部长（以观察身份出席；他们对在短时间内谈判的可能性抱持悲观态度），我为出版社向他请教了一本书；唯一的女性代表团团长（瑞典）是一位美丽诙谐的女士；现任联合国主席是老教授贝劳恩德，秘鲁人，为了让我高兴向我表达了他对佛卡扎洛（Antonio Fogazzaro）、阿达·内格莉（Ada Negri）及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的景仰之意；从不错过一场酒会的欧托那；跟我解释说他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提案太弱的阿富汗代表；为对抗南非种族歧视奋战不懈，以观察人士身份出席（南非将他驱逐出境）的rev；还有出版一份联合国文件简报的美国合作运动组织的梅兹里克先生。只是现在伊斯曼参议员上反美行动委员会告他，说他“印发共产党手册”（简报刊登所有的发言，包括苏俄的），所以他的麻烦来了（财务上的，他得请一位名律师为自己辩护等等）。事实是伊斯曼是南方人，其目的是要打击梅兹里克身为有色人种解放联盟成员的妻子。

乡村周末

上个星期天我第一次到乡间去，布朗克斯区北方，壮观的高速公路边未经开垦的蓊郁山陵；也是头一次到这几天一直陪着我的那位太太的亲戚家，硕果仅存的一栋十八世纪木造别墅去吃饭。整个家族都是银行家，拥有这一区所有的不动产。气氛雅致，由于是星期天，没有仆人，不过一切有条不紊，让人无以察觉。后来又应强卡尔洛·梅诺提之邀到克斯寇山去；他住在（跟巴勃[Samuel Barber]一起，可是他人不在）森林中一间美得出奇的小木屋中，品味纯属个人，真正的缺点是缺乏对美丑之间的辨别力：印有女子相片的磁盘、魔术灯笼，集丑恶之大成。他抱怨说在斯坡雷托（Spoleto）关于他的流言有碍他向美国的基金会寻求资助。美国森林的日落如此不写实。纽约夜晚的天空亦然。

十一月十九日

华尔街

我第一个想看的自然是华尔街和证券交易所，也就是纽约的股票市场。我想办法安排参观了梅里尔-林奇这间最大的证券公司。有导游小姐带领访客及有兴趣的投资人参观各个部门，并向他们解释所有功能。巨细靡遗为我解说的是一位可爱的小姐。我是一窍不通，尽管如此，我仍然满心敬仰同时又难抑焦虑，因为我觉得纽约股市是第一个比我还大而我无法操控的东西。梅里尔—林奇公司全部电脑作业。与证券交易所连线，所以每一间办公室都有一条不间断显示指数的带状显示器，接收从美国各地甚至欧洲分公司通过电话和电子终端机下的买卖单，另外有电子计算机每秒钟算出股息、公债、期货和成交量并传到证券交易所，还有为市场交易所做的计算也繁复之至。而这栋庞大的梅里尔—林奇大楼各个办公室和单位的数据全都汇集到有七零五型IBM的顶楼去。这台机器一分钟内可以做五十万四千条加法或减法，七万五千条乘法，三万三千条除法及做出一百七十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个合乎逻辑的裁决，还可以在三分钟读完《飘》并将其复制到一条只有小拇指宽的带子上，一切都在那上面，用条码显示，每一尺容纳五百四十三个字母。我还看到七零五的记忆体像是一条条细丝束成的尘拂般的一种织品。我乜到证券交易所去了，其壮观自不在话下，只是因电影之故对它并不陌生。至于这个梅里尔—林奇则是让我觉得遗憾自己已经太老的一个地方，否则应该在那里待一阵子学学这门技艺（有一间宽敞的研究办公室），你们应该先把小孩送来这里有个几年实务经验，然后再学哲学、音乐和所有其他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能操控华尔街。他们为了吸引投资还做了一缸子广告，有秉持着钱滚钱理念的小册子，有伟大哲学家关于金钱的格言，这种金钱热的宣传在美国乐此不疲，要是哪一天兴起一代不再鼓吹金钱至上，美国就毁了。

不过我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认识了跟费米曾经同为原子弹研究小组成员的工程师兼数学家马里欧·萨瓦多利，顶尖人物，他说那个七零五还不算什么，他会带我去看看什么才叫电脑。

1. [1] 杜布洛夫尼克（Dubrovnik），南斯拉夫境内主要的观光都市，临亚得里亚海，意大利人为该城取名为“拉古萨”。（译者注）

2. [2] 米斯卡（Mischa），即Ugo Stille，《晚邮报》驻纽约特派员。卡尔维诺及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朋友。

3. [3] 契拉提（Cerati），埃伊纳乌迪出版社营业部主管。

4. [4] 打字稿缺漏。

5. [5] 伊莉莎白是Ugo Stille的妻子；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社长。

6. [6] 佛厄（Luciano Foà），出版社秘书负责人，没多久便离开埃伊纳乌迪另创阿德菲（Adelphi）出版社。

7. [7] 《山猫》（Gattopardo），背景是波旁王朝过渡到统一的意大利时期的西西里。作者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1896-1957），贵族后裔。《山猫》于他死后始出版印行，后拍成电影《浩气盖山河》。（译者注）

8. [8] Giangiacomo Feltrinelli。（译者注：一九五五年在米兰创办Feltrinelli出版社，主要出版作品为意大利和外国文学及政治-意识形态讨论方面的书。）

9. [9] New Directions.

10. [10] 打字稿缺漏。

11. [11] 强卡尔洛·梅诺提（Giancarlo Menotti，1911-2007），作曲家。一九三零年定居美国。（译者注）

纽约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女子学院

昨天我应马尔克·斯洛尼姆（Marc Slonim）（美国最有名的苏俄文学专家，同时也是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学者，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之邀到布朗克斯区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去，他在那里教比较文学。莎拉·劳伦斯学院是一所别出心裁的女子学院，任选自己想修的课程，没有上课只有讨论，没有考试，总而言之，在愉悦的各式文化论题间游走。女孩们长裤、长袜加上各色毛衣，就跟那些以大学为背景的电影一样，在教室和宿舍各大楼中穿梭。午餐少得可怜，反正那些女生要保持身材（至于饿得半死的教授们则起而抗议）。在咖啡馆里等我的是读意大利文的女学生：二十五个，其中美丽动人的至少有两个。女老师告诉我她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为我唱一首歌。她们其中一个抱着吉他，我原以为是老套的那不勒斯或收音机播放的民谣，结果她们唱的是《在绿色波河上》。我出乎她们意料之外的诧异（后来才知道摩米亚诺夫妇带到美国去的一张唱片流到那里去了）。女老师说那首歌对学动词很有帮助。女孩们就她们熟读的我的文章对我提问题。后来我去了比较文学讲座：今天讨论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学生们发表她们对该书的看法，然后斯洛尼姆介入引导大家发问并让讨论有其中心意旨，就教育的角度来说极为雅致及有效，不过当然这些小女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隔宛如距离月亮这么远。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俄的宗教及改革观念在这群西彻斯特豪门世家女弟子中轻盈滑翔，给人一种错愕感和无国界的激动。后来我到意大利文课去，今天学生们应该要带《菲耶索莱之夜》，她们以旁若无人的自信翻译邓南遮的诗文。也谈到圣芳济。老师请我念《造物赞美诗》。我念我翻我评圣芳济给贝丝、维吉妮亚、琼安等人听。由于那位女老师暗示了她对邓南遮的偏爱，我突然滔滔不绝地推赞圣芳济为诗人之最，我发现这是我到美国来第一次解释某样东西或支持某项见解。不过事关圣芳济，绝对正确。

古根海姆美术馆

这几个星期所有纽约人的热门话题是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为古根海姆的艺术收藏所设计刚刚落成的新美术馆。大家都有意见，我则是狂热的支持者，不过几乎都在孤军奋战。那是一座回旋上升的塔，一条无止境没有阶梯的斜坡，玻璃圆屋顶。一面攀升一面探头看到的是永远不同但完美的比例，有凸出的半圆修饰螺旋体，下方有一小片椭圆的花坛，一排玻璃门窗和一弯花园，而这些组合，每一更换所在的高度就有所不同，代表了律动建筑的精准度和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大家都说建筑物抢了绘画的风头，这倒是真的（好像莱特不怎么喜欢那些画家），但又何妨：你去那里第一件事是看建筑，然后每一幅画都受到均匀照明，这也很重要。问题在于斜倾的地板构成了如何挂画的难题。他们以墙面伸出指向画作中心点的铁杆来支撑而不将画挂在墙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古根海姆的收藏不至于教人叹为观止，除了我们已经在罗马看过的康定斯基的收藏外，有很多是二流的作品（不像占地不大的现代美术馆，全是让人屏气凝神的珍品，或者大都会博物馆中精彩绝伦，可惜被一幅不忍目睹而大家排队争看的达利作品给破坏了的现代画室）。所有人又异口同声地对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外观不满，但我连这个也喜欢：那是一种螺丝钉或车床轴轮，与室内美妙地协调一致。

嘲笑死亡

常听人说美国人对死亡无动于衷。那天晚上在哈莱姆区，一家演奏爵士乐叫三角钢琴的夜总会里，一位十分著名的黑人喜剧演员表演时在一片爆笑声中拿美国演员弗林的死开玩笑，又拿此为话题讲了一个黄色笑话之后，在哄堂大笑中大谈丧礼。这个黑人喜剧演员另一个嘲讽惹笑的话题是种族问题，跟种族分离主义者斗嘴。

奥利维提

雅得里亚诺·奥利维提这几天到纽约来买下了亏损经年的Underwood，之后奥利维提将以Underwood之名在美国生产，不再受关税约束。Underwood的股票并没有上市，不过好像近日又将回到交易所的行情表上。那个白痴塞尼在这里开记者会时，一名美国记者问他对奥利维提进入Underwood股份公司的看法，他说：“像这种大型企业不至于会怕我们小小的奥利维提吧！”

普雷佐里尼家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到以烹饪及殷勤待客闻名且已被再三传颂，高居十六楼的普雷佐里尼家吃晚饭。我人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邀过我。同桌的还有古德喜女士，是培雷格林诺侯爵遗孀，法勒·施特劳斯（Farrar Strauss）副总裁，天主教徒，还有一位匈牙利伯爵，我要没听错的话他是叫阿拉迪，写了一本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传记。在连续几天遇到的不外是犹太人之后，跟摆明了是天主教保守分子的人相处倒是一件赏心乐事。这位向往十九世纪伦巴第稳健贵族政治，身为开明天主教徒，跟普雷佐里尼往来密切的匈牙利伯爵，自然让我觉得志同道合。匈牙利伯爵极其引人入胜的谈话中指出庇护十一世到约翰二十三世之间一脉相传的关系，而后者之所以还不能出头是因为庇护十二世那一派的势力仍然强大。大家齐声挞伐美国的爱尔兰教士和史培门，不过我发现反对的理由与平日耳闻对神职人员自命不凡态度不满的评语正相反：这里批评的是他们视形式为无物，他们肤浅的“民主”以及不识拉丁文。让大家同声表示愤怒的，还有他们在派翠克街设了一个玻璃柜，里面摆了一尊庇护十二世真人大小的彩色蜡像，头发等一应俱全，就跟图桑夫人蜡像馆里的那些一样；他们不懂为什么对此显而易见是史培门为了污蔑约翰二十三世而采取的渎神之举，罗马还不出面加以干涉。他们对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十分推崇，认为他摧毁了美国民主神话。然后匈牙利伯爵又对卡尔·克劳斯同样赞赏不已（后者颇为契撒雷·卡瑟斯[Cesare Cases]所推许，正如门肯被视为全美国左派宗师）。给予《山猫》极高评价（毫不犹豫将它与曼佐尼相提并论），而这全都是由保守角度着眼，他们向我重申这本书对此刻西方意识形态之消长有其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当然绝大部分的话题都是因为有我在场而起，其中自然也有我略施小计引发的论战，跟这些公开的保守分子在一起我觉得十分自在，我跟普雷佐里尼以“你”相称，至于伯爵及侯爵夫人（下一次饭局我还会再见到她）跟我的共通点则是都对波迪盖拉镇（Bordighera）及当地的社交圈很熟。

附注。对普迪，尤其是《马科姆》（Malcolm）一书的评价在法勒·施特劳斯这边也不好。关于普迪（我这几天会遇到他）我还没听到任何正面评语；但昨天晚上大家倒是异口同声夸赞马拉末说他是杰出的新生代作家，颇堪玩味的天主教徒意见。所以今年的计划我看还是把重心放在马拉末身上吧。

大书店如何运作

（整理自与Brentano's书店女店长的谈话。）美国书店比我们要复杂多了，因为出版品多到没有任何负责销售方面的人有十足把握。Brentano's组织得很好，偌大一家书店里有各个台面展示新出版的小说、历史研究、诗集等等，还有只卖平装书（书店一般不卖平装书，只有杂货店、报摊或专卖店才有）、期刊和任何一家书店都少不了的青少年读物部门。没有每十三本送一本这回事：书商有百分之四十的折扣，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出版社才每十本送一本。出版社的督导每个月来取一次订单，这跟我们是一样的。书店店员跟领带店店员没什么不同，无须奢望他认识所有的书。大众不懂逛书店，假设有一位母亲看到书评介绍一本育婴的事，她会打电话或写信问出版社如何才能买到该书，就是没有上书店的习惯。总而言之没有什么新鲜的，跟我们完全一样。如今书店里摆满了复制的小型雕像，古典的，或现代出名的，应该是继复制画之后（也就是说这已经落伍了）艺术品大量复制的新纪元。千篇一律都是些丑陋的东西。

后车灯

想要研究美国精神，主要可以去观察汽车硕大无比的车尾和后车灯千变万化、赏心悦目的造型，仿若在述说美国社会的种种神话。除了我们也有的、让人想起警匪追逐的大圆车灯外，还有飞弹造型的，摩天大楼尖顶造型的，像偶像女明星的大眼睛的，还有最完整的全套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

纽约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

这一次我不写太多。一整个星期我过的是半退隐生活，写演讲稿。无聊到极点，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一无所知，你得从零开始解释老掉牙的东西，谈的是道德-政治-文学这些在意大利连做梦都想不到会再谈到的话题，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什么都不懂，因为对意大利感兴趣的总是比较鲁钝，不过看到我们官方的文化推广组织的不足，觉得是应该要尽点力来补救补救。这次巡回各大学的演讲，如果没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无聊以致中途放弃的话，也许将是我这趟旅行还算有意义的事，因为至少有人转了美国一圈解释谁是葛兰西、蒙塔莱、帕维塞、丹尼洛·多奇、加达和莱奥帕尔第。所以我的日记没往下写，也是因为值得说的事愈来愈少，纽约不再是一个陌生城市，如果说之前我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观察的焦点，如今人群不过是平常的纽约人群，日复一日的约会排出已预知的行程表。但无论如何我累积了不少观察心得供我一点一点地消化，现在我写完了演讲稿交给人家翻译，便又重新投入世俗生活。我还得找时间看书，只是这个计划尚待实现，而五斗柜上的那一堵书墙已经盖过镜子，我根本来不及拆卸。

总之，现阶段只有一些出版工作笔记。

富卢特洛：我买了现代文库的恐怖小说选集明天寄出去（星期六和星期天邮局关门）。你穿几号的皮鞋？

詹姆斯·普迪（James Purdy）

我去见了普迪，他住在布鲁克林区挺高级的地段。他在他与一位教授分租的房间招待我。厨房加上双人房全在一大间里。普迪在那里住了一年了，把工作丢下，靠古根海姆基会的奖助金完成了一本小说《外甥》，今天刚交给出版社，比较接近短篇小说，不像《马科姆》。普迪这个人假假的，胖胖壮壮的中年人，性情温和，金发，面色红润光滑无须，打扮严肃，是不歇斯底里的、温柔的卡达。要说他是同性恋，也是谨慎、伤感的那种。在他的床脚边有举重哑铃，床上方有一张十九世纪拳击手的、一张鲁奥（Georges Rouault）十字架的复制画。四周，零零散散的，都是神学方面的书。我们很低调地谈起美国文学，受制于商业需求。要是写的东西不合纽约人的口味就没办法出版。普迪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英国被西特韦尔发掘，之后法勒·施特劳斯才帮他出书，他连古德喜女士都不认识，对评论一窍不通，不过书尽管销得很慢总是在卖。没有杂志登载他的小说，未加入作家团体，或起码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他给了我一份作品不俗的作家名单，但几乎都是未出版的小说，找不到出版社。在美国好的文学作品都不为人知，在不起眼的作者的抽屉里，纯靠机运才有人打破商业作业成规，得见天日。我本想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是普迪肯定听不懂，这里没有人知道或想过社会主义存在与否，资本主义席卷了一切，它的对句是孤零零、怯生生，既没有轮廓也没有前景的空洞辩驳；与苏联社会不同的是，那个社会的极权、统一建基在敌人、对立面的持续觉悟上，这里我们则是在一个属于中世纪的极权制度里，奠基在不存在任何对立面，也不存在任何假设的对立面的觉悟之上，所谓觉悟，至多只是个人主义者的逃避罢了。再说大家日子过得不错，还有基金会这类机构存在。

我逢人就问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大家也遇到我就谈这位中生代作者中最重要，而今已不再写作的作家的伤心事。他被送进了一间精神病院，最后的作品是为纽约人所写的短篇小说，有点像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发生在这个世纪中的例子。我想我们应该尽早出版塞林格的另一本书，《九个故事》（小布朗出版，现代文库重印）。塞林格对美国而言已可归于经典作家了。

什么人都可以说他要写一本书然后弄到一笔奖助金，在家里窝一年。

奖助金

对大学教授而言真是救星，因为通常一个人不会连续教两年以上的书，之后总得要想办法找到一笔一年或两年的奖助金，也不用跟谁做报告，只是你若想再申请下一笔奖助金，那么这书不管是好是坏你都非写不可，所以才有这些或许一无是处但终归是书的学术著作四处泛滥。至于我们呢，为升等检定而写的出版著作毫无用处，连书也不是，而且还不能藉以维生。

史威兹

亲爱的拉尼耶罗，我写信给史威兹要约他见面，他则让李奥·胡博曼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现在人在康奈尔大学，几天后会到他在乡间的房子去（这里圣诞节大家全都销声匿迹），叫我写信给他。要写信给他的话，当然最好是你写，这样你可以详细解释你的计划，如果之后他要通过我回信，我很乐意效劳。不过你要记得我在纽约待到一月初就出发去加州，要三月中才回纽约。

斯泰隆

我拿到斯泰隆新小说的草稿了，就我看过的前几页我认为不错。我找不找得到时间看书？我不知道（脑袋里老想着比看书好玩的事），我衡量一下，要是没时间看书的话，再往前我会寄去给你们。

演讲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馆做了一场演讲，虽然时值圣诞假期，听众还不少。就这样，我开始了抵美后觉得有必要扮演的意大利在野文化大使之职，尽管待在那里解释什么是抗战文学以及战后直至今日的文化，还得把所有碰不得的名字安排到一场演讲中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可是这些东西这里从来没有人谈过，我相信至少就意大利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层面上，我达到了初步效果，就说所有那些普雷佐里尼不希望提到的东西好了，还有让多宁尼（他负责大使馆的意大利文学会，是安博罗久的弟弟，差不多跟他哥哥一样循规蹈矩但方向相反，人并不笨，只是胆小又处处受限，加上有一位哥哥是受勋者的阴影）看看他该做的是什么。他们倒是都默然接受，普雷佐里尼不仅没有反驳，反而说他对很多事的看法都与我一致，并且大家全都就演讲中提到卢多维克·阿里奥斯托的那一段向我致贺（其实是最后为了让会场气氛轻松一点，我谈到我自己，并以公开表明对阿里奥斯托的忠贞做结语），倒不是为了别的。在那个场合里为数不多的干干净净的意大利人觉得受到了点鼓舞，至于对美国人有什么影响我就不知道了，那些崇拜意大利的都不是什么有志之士。事实是意大利文化乏善可陈，尤其是今日，即便在一个对此无动于衷的世界。

圣诞节

我就省下这个城市圣诞节魔幻般景象不说给你们听了，反正这方面的描述你们已看过十万遍，我只能保证比想象中的还要精彩，从未见过一个节庆如此深入一个城市的生活；这不再是城市，是圣诞节。消费文明中的圣诞节变成了大肆庆祝消费的节庆。至于无所不在的圣克劳斯（圣诞老人）你可以看到活生活的他手持摇铃站在每一家商店门口，出现在每一张海报、每一个橱窗、每一扇门上，是不计代价硬将快乐和幸福塞给你无从逃避的消费之神。

展望大选

被知识分子圈奉为圣人崇拜的史蒂文生看样子连这次在大众选民中仍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由他上一次曾经落选的情况来看，史蒂文生说不定党内初选都出不了线，所以民主党候选人很可能是天主教徒，肯尼迪，所有报纸都对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的可能性议论纷纷。但由于共和党几乎胜算在握，所以决定性的选择在于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之争。对洛克菲勒的评语我听到的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像马克斯·阿思克利，一直是务实政治的拥护者，我想他是决定要支持洛克菲勒了，他贬斥尼克松说他是个见风转舵，连对最对立的政策也不拒绝的机会主义者。其他人跟我谈到洛克菲勒则说他是权力欲望很强、不择手段的人。事实是，美国跟政治团体一样，毫无新意。

最新的美国笑话

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的差别：

乐观者在学俄文；悲观者在学中文。

纽约一九六零年一月二日

所有都灵的朋友，新年快乐！

有二十多天没人回信给我，可以说完全没有生命迹象，除了一份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记录。我知道在寒冬中工作格外艰辛需要轻松一下，可是这样缺少对话（说起来只有我最初几封信有过一次反应）我觉得很遗憾。出版社的工作向来很难遥控，你们大家的任何意见建议刺激，都可以帮助我不至于困坐在一个个人主义旅行者因为与那生产进程及发展中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立中。这一点，在纽约陷入圣诞狂热，参观出版社的安排全都暂停（其实也没有多少好看了）的这几个星期中我尤其深有体会。十二号左右我会离开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然后旧金山、洛杉矶再往南方，所以接下来两个月我的信将只是旅行日记，我希望再加上我看完的书的摘要，因为我会带着走，希望有机会看。

在纽约街头骑马

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马。星期天在中央公园。但是马厩在中央公园西面尚有一小段距离，所以我初上马鞍就得走一段长长的第八十九街并穿过几个街口，高高在上傲视被迫放慢速度跟随马匹步伐前进的车群。中央公园清整的地上有些泥泞，我试了小跑步和快跑，后者反而比较容易。四周，在纽约美好的宁静天空中（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城市有如此清澈的空气及美丽的天空）是一簇簇摩天大楼。在公园草地上窜来窜去的是不值大惊小怪的松鼠。伴我前来的女士，轻盈地跨在她的坐骑上，向我高声喊着我听不懂的技术指令。我前所未有地感到握纽约于股掌间，建议所有到纽约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骑马转一圈。这位女士，是一位作家的妻子，是我昨天以贵宾身份参加的一个酒会上（在场的还有雷马克及他夫人高黛，她与《摩登时代》相比年华已老，然而眼波流转，谈笑风生依旧，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至于她先生则惹人反感）认识的。这位年轻女士是犹太人，但热爱大自然，谈到《树上的男爵》时，她说她很喜欢骑马但从来不骑，因为她先生不带她去，而我一定马术精湛啰。我告诉她我这辈子都没骑过马，于是我们定下了第二天早上的约会，他们还借了我一双墨西哥马靴。显然这是接近美国的正确途径，因为得先顺着历史的脚步走过交通工具的全程演变，最后再到达凯迪拉克。

演员工作坊

我星期二或星期五早上常常到港口区一间类似违建的演员工作坊去，那里总是有很多演员，不乏名演员，及围坐一旁的导演，其中有李·斯特拉斯伯格，还有每次演一出短剧或独幕剧的演员，藉此研究问题所在，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表演上遇到的问题，而其他人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斯特拉斯伯格也说出他的，然后便真枪实弹上一堂课。当然这全是免费的，是演员们的讨论及实验中心。还有斯特拉斯伯格发明的、叫隐私时刻的练习，亦即一名演员在没有任何剧本的情况下演出他的个人问题，你会看到一个人在床上，慢吞吞地下了床，陷入绝望，诅咒，试着再入睡，起身站到窗前，茫然失措，放上一张唱片，比较不那么绝望了等等，然后大家进行讨论之类的活动。挺滑稽的，这个斯特拉斯伯格（他是三十年代有奥德兹和bella剧团的那批剧场人之一）固执地认定内在真相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演员要有感觉，我觉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每演一幕戏的标准问题是：“那一刻你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表演的问题？”因为将个人的心理问题与呈现出来的问题合而为一被认为是表演的极致。总而言之再一次证明了美国思想的弱势，不过那是一个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心追求完美的地方，也是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代表美国纽约精神的地方：苏俄精神成分（我指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由犹太人引进，与弗洛伊德的内在真相相融合，在老式新教徒公开悔罪的精神上生根，这一切又与坚不可摧，认为一切都可以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教育观相结合。在演员工作坊中有两名美国演员是夫妇，在斯坡雷托看过我那出剧，我生平所写唯一一出，他们征求我同意想在那里演出，我们一起翻译完毕，几个星期后就会搬上舞台，不过那时候我人已经在加州了。演员工作坊里还有一个编剧组，但我从未去过。关于演员工作坊的书一本也没有。

电脑

我跟最重要的电子计算机工厂IBM的主管单位联络上了。公关一流，他们拿我当总统招待，整家公司供我使唤。知道我要去华盛顿，为我安排到接收先锋者号及其他火箭所有数据和做所有计算的太空电脑中心去参观。我得意万分，以为要去看什么机密基地，结果这个太空电脑中心是华盛顿市中心纯为展示用的一个橱窗，运作如仪，至于万一有卡车操作失控冲进橱窗导致所有太空资料毁于一旦的危险性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卡纳维拉尔角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中心。无论如何还是很壮观：各式各样的火箭与卫星，只要开启某些开关它们应该就会启动，只是开关始终处于故障中。年轻的数学家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太空电脑键盘上敲打。二十三号那天他们提供我一辆有司机的凯迪拉克，在一位都灵的工程师陪同下，把我从纽约送到北边西彻斯特在波基普西的IBM的工厂。那是一间有上万员工宛如一座中世纪筑有防御碉堡的城市，前方宽敞的空地可停放四千辆汽车（这些离开纽约市就会看到的无边无际停放着蓝色和灰色汽车的停车场，是最能代表美国的景观之一）。负责接待我的是一批主管，首先向我解释该公司的行政组织，开门见山的说明之一就是：没有工会。我当然会问原因，“不需要。”他们回答说。的确，他们的薪资比任何地方都高，很清楚的家长式管理，沃森先生的彩色肖像随处可见；稍后我还听说沃森先生生日那天所有员工都会被邀请参加宴会，印刷好的邀请函上说明赴宴若有交通问题，主管部门会提供一辆汽车在某个时间去接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如果妻子没有晚礼服，主管部门也可以提供，还有保证当天晚上有保姆，他们被安排在某某桌位子是某某号，当沃森先生进场时他们要站起来唱一首主旋律众所皆知的小曲等等，然后是歌词。这些都是题外话，总之我参观了工厂，他们跟我解释了关于储存记忆的磁心存储器的一切，于是我知道如何透过磁心存储器的正、负电就可以轻而易举表示任何数字与字母，还有制造那些微小电晶体的方式，然后我还看到了随机存取存储器，它负责处理偶然输入，也就是说未按设定程式输入的数据。壮观的机器和它一泄千里、美丽绝伦的缤纷彩线，有伟大抽象画的效果。我跟几位主管及研究人员一起进餐，没有酒，因为沃森先生禁止在公司内饮酒。我也参观了实验中心，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比奥利维提好，隔间墙全是活动的，可以按需要调整空间。研究单位不比一般，独立于生产之外。整体来说，这家企业首重实用功能，不过当他们在黑板上用图表向我说明公司结构时，沃森先生上方的线条仍不断往上攀升，他们说：上帝。你们知道吗，他们还跟困得半死的我解释了所有绝缘体的情况。我也参观了学校，非常漂亮。至于员工分为两种：的确教人心惊胆跳的管理人员和我们可以说属于奥利维提型的员工。自然我没搞懂这两个类型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有那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他们挂着绿色黑板的小房间里是值得一看的奇景。工人当然都技艺高超，工作节奏很平和；女工很多都胖嘟嘟的，姿色平庸（就连这里也跟意大利的城市一样，漂亮女性被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每一个工作台上都摆满了糕饼盒，圣诞节的关系；电脑与电脑间是装饰品和圣诞贺语；许多部门都筹办了小型圣诞晚会；播音器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工人传送由IBM上级提供的圣诞歌曲。

怀念纽约

我不跟你们报告华盛顿，因为它跟一个人透过书本所能想象到的华盛顿如出一辙，矫揉造作，高不可攀。其实说起来我还满喜欢的，不希望它有所不同。只是还没待上三天，已经忍不住对纽约的怀念就马上又跑回来了。

电影

我自然没上电影院，因为晚上我更喜欢看人，而让我惊讶的是都没有人上电影院，也从来遇不到去过电影院或聊电影的人。这自然是纽约曼哈顿的特色，绕上美国一圈我当会发现另一面，不过这块岛屿就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而言，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所以电影不算什么，只是对来自意大利的人实在不可思议。不仅对纽约，尤其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曼哈顿不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它就是城市（出版社新闻戏剧经纪人和整个庞大的广告及公关界，再加上教育与研究，和总是跟作者版权问题形影不离的律师等等），那里至多谈谈每天在现代美术馆放的早期默片或柏格曼的电影。但像《海滩上》（On the Beach）（是我唯一去看的一部片子，因为我对其政治影射感兴趣，虽然拍得不好）就从没遇到有人看过。

1. [1] 雅得里亚诺·奥利维提（Adriano Olivetti），一九零八年以制造打字机起家的意大利企业，在家族第二代雅得里亚诺的带领下，生产项目扩及计算机、收银机，电脑。今天是欧洲资讯方面最大的企业之一。（译者注）

2. [2] 塞尼（Antonio Segni，1891-1972），政治家。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一九六二年当选总统。（译者注）

3. [3] 普雷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1882-1967），意大利作家。文学杂志《雷欧纳尔多》（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七）及《声音》（一九零八至一九一六）的创办人。（译者注）

4. [4] 史培门（Francis Joseph Spellman，1889-1967），美国天主教会大主教，纽约大主教，红衣主教。（译者注）

5. [5]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译者注）

6. [6] 富卢特洛（Carlo Fruttero），是当时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编辑。

7. [7] 史威兹（Paul Malor Sweezy，1910-2004），美国经济学家。著重马克思理论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译者注）

8. [8] 拉尼耶罗（Raniero Panzieri，1921-1964），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编辑，主要负责政治与社会学方面的书。

9. [9] 斯泰隆（William Styron，1925-2006），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描写一八三一年美国黑奴起义的长篇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获一九六八年普利策小说奖。（译者注）

10. [10] 即Set this House on Fire，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于一九六四年以《火烧这座房子》为名出版。

11. [11] 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1900-1965），民主党党员，曾为一九五二年间春季大选候选人。

12. [12]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纳粹执政后作品遭查禁，流亡美国。作品有《西线无战事》等。高黛《Paulette Goddard，1910-1990），美国女演员。演出电影有《摩登时代》，《独裁者》等。卓别林前妻。（译者注）

13. [13] 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1901-1982），美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代表，戏剧导演、教师及演员。表演工作坊培养出的演员有马龙·白兰度、詹姆斯·狄恩、达斯汀·霍夫曼等等。（译者注）

14. [14] 卡尔维诺成于一九五五年的短篇《长凳》由作者亲自改编为剧本，作曲家Sergio Liberovici谱曲，一九五六年搬上舞台。《长凳》后改为《长凳上的假期》收入《马可瓦多》一书。（译者注）

中西美日记

芝加哥，一月二十一日

我在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待了十几天，而短短几天内我对美国的认识远超过我在纽约待的两个月。更认识美国的意思是不断冲口而出：这才是美国。

美国城市最典型的景观是道路两旁的二手车卖场，宽广的空地上，七彩小旗结成的彩带下成排成列的是纯白、天蓝或浅绿的汽车，看板上的数字不是在告诉你价钱，而是价钱多么低廉（用一百美金甚至五十美金就可以买一辆车），有时这样的卖场绵延数公里，一副马市气象。

城市在哪里？

说真的，你可以开上几个小时的车都找不到一处吻合市中心的地方；在像克利夫兰这样的地方，城市渐渐消失，在像我们的一个省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上流散。还有一个商业区勉强可算是市中心，但也只是办公室集中地。中产阶级都住在林荫道路旁，千篇一律两层楼，门前数尺绿地，加上依家庭成人人数可停放三或四辆汽车的车库，各有千秋的小洋屋里。完全靠汽车代步，因为没有汽车哪里都别想去。每隔几条林荫大道的一个路口就有一家购物中心，是大家买东西的地方，中产阶级从不离开那里一步，小孩在对家家户户与自己家行动完全一致，年年换车因为万一开的是去年的旧车会在邻居面前丢脸的那个世界之外的一无所知中成长。男人每天早上去工作，五点回家就换上拖鞋看电视。

贫民区也完全一样，小洋房并无二致，只是里面住的不是一家人，而是两家或三家。至于房子一般来说都是木造的。短短几年内就枯朽。那些四五年前的高级住宅区如今转入黑人资产阶级手中。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的贫民区。因为今天在克利夫兰的犹太人差不多全是有钱人，而他们留下的房子就成了黑人贫民窟。教堂还留着，我是指建筑物，不再是犹太区的犹太教堂，变成了黑人的洗礼堂，不过彩绘玻璃门窗上和拱门上缘还保留了枝形大烛台做装饰。在这些超级大城，各个国籍的人不停地从这个住宅区迁到另一个住宅区：原来住意大利人的现在是匈牙利人，以此类推。波多黎各人还没到中西部来，全都集中在纽约，不过这里最近每天有大批的墨西哥移民潮。比较特别的是，今天移民的最新阶级是内来移民，弗吉尼亚州的贫民白天到这北方的工厂来工作，由于他们最后到，所以地位比黑人还不如，于是他们的种族歧视和对美国北方人反对种族隔离者的怨恨更为激化。

戈德一家人

在克利夫兰我是戈德家的客人，他们是典型的中西部犹太家庭。赫伯特（Herbert Gold）的父亲年轻时从苏俄过来，做过泥水匠和蔬果小贩，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变成克利夫兰最富有的旅馆业老板，但仍朴实地住在他的小洋房里，捐给他差不多每年都会回去的以色列一大笔钱，已经完全世俗化和美国化，但跟许多犹太家庭一样以家中出了一位文化界名人为傲并对其生活行径百般容忍。娶的太太是美籍犹太人，是这片土地上的重要原则，她的犹太菜一级棒，有四个孩子的这个家庭洋溢着不可思议的祥和气氛，因为来到人世心满意足，她还是以色列国家认定的杰出女性。小孩中最小的当律师，在旅馆里有他的事务所（理所当然的税务顾问），最大的则帮助父亲经营旅馆业，除了赫伯特外还有另外一个想当作家，西德尼，是家中异类。直到不多久前还是工人，在底特律的福特车厂也工作过，但老是原地踏步，半个共产党，也想摇笔杆，目前养他的（他三十五岁）是他父亲，因为知道有作家儿子可抬高他在同族之中的地位。可是西德尼不如赫伯特机灵，人不积极又虎头蛇尾，一个注定要失败，教人怜悯的家伙，想象力丰富，激进。

汽车旅馆

我也住过几家汽车旅馆（其中一家在克利夫兰，是戈德家的最新财产），如今不再是木造小房间，而是水泥隔墙，一大片停车用的停车场，四边围着隔成众多房间的楼房，大多是两层楼。每个房间都有白天变成沙发的双人床、电视、附闹钟功能的收音机、淋浴设备、厨房、冰箱，所有布置提供了最起码的服务，是推销员及情人幽会的天堂，比任何像样的旅馆都便宜。

选举

在文艺人士家中谈的不外选举，比纽约更甚。我为在波士顿看到的美国天主教面目所震慑，在那里圣母不断进逼清教徒的原始发源地（波士顿百分之七十五是天主教徒，根本已被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垄断），所以我做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反肯尼迪宣传战，一般来说犹太籍教授家是不错的战场，但通常对他们而言尼克松才是危机所在。往往一听到有人认为直到昨天仍代表穷人和工人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士有民主概念，但不懂得扮演史培门的美国-爱尔兰教会在国际天主教内部所扮演的反动角色时，就失去理智。还有激进的民主党人，像一位支持汉佛烈、但如果肯尼迪赢得党内提名随时可以倒戈拥护的国会议员的妻子，甚至气到把我们赶出她家。（跟这里的中产阶级交往，常常会遇到某些人，而且是聪明人，觉得有重申一切没问题，美国文化名列前茅的必要——他们举出跟苏联不相上下的大学、剧场、图书馆数字——仿佛在说服别人之前要先说服自己。而且，也只有这里，才有对美国社会及生活最透彻、严谨和掌握史料的评论家。）

妓女

我到这里两个半月了，从来没在街上看到过妓女，这对一个欧洲人而言很不可思议。只在几个黑人区我才发现西欧所有城市习以为常的景象：流莺。某些白人区也有，但都在几个固定的咖啡馆里，而且少之又少。纽约最教人惊奇的是——既因清教教义，也是女子放荡的结果——偌大的城市里你看不到一名妓女。外地城市才有。

种族主义者间的大家长作风

Karamu是克利夫兰三十多年前为推动白人及有色人种一次集体文化活动所创建的一座活动中心。就建筑角度来看十分精彩，有剧场，黑人艺术家、手工艺匠的展览场地，非洲文化美术馆，全都是一流的品味，我还看到晚上有黑人全神贯注在上化学及生物课的教室。我仿佛置身苏联。我应剧场导演之邀，观赏明天要上演的一出话剧的总排，他是犹太白人，将黑人和白人（有业余的，也有不取分文的专业人士，他是喜欢在小地方工作、向该中心支薪的专业人员）的作品搬上舞台。我们看了话剧，是一出以种族为题材（作者是黑人）叫人落泪感化人心的温情社会剧，属于教会典型的教育剧，或应该说跟我九年前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先锋之家共青团小剧场看到的一出戏神似，不过至少那里的伪善是另一类型的，不是温情，然后又遮遮掩掩向我揭露这个体制的伪善。我还翻阅了一本关于一系列政治演讲的小册子：是政府文宣。在陪导演妻子回家的路上，我把我对话剧的看法告诉她（我觉得她是一位十分聪慧大方和幸福的女子），但她衷心认为这出戏很好，跟许多小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困于一种相对的价值等级，轻信平庸。

思绪不由自主又飘向奥利维提。不断质疑这个企业的理念之酝酿及运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开明资本主义”一定范围内纯凭摸索累积而来的经验。可以说，奥利维提比他的前辈有格调，大致说来，相较于意大利（政府）提供给合作伙伴的，他拥有更佳的资源。只是这里的家长式文化主动性格局太小，因为文化事业全部集中在纽约，那里吸收精英分子后用另一种方式使他们堕落，这里事情比较自暴其短。（往往我在这里比较能够跟美国人——某些美国人——说奥利维提的好，用正面角度介绍它，它是少数几个美国能懂得并赞扬的意大利奇迹之一，同时提供他们一个闻所未闻的“另一个意大利”概念。我当然也会谈陶利亚蒂，谈的都是他的好——怎么可能跟一个美国人长篇大论让他们了解某些奇观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及正统性之后又告诉他们负面的东西——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头雾水。）

美术馆

中西部的所有工业机构中都有令人咋舌的美术收藏，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和法国印象画派的作品，琳琅满目精彩绝伦的艺术品，还有许多中等但绝不是次等的作品，偶尔也有你绝对料想不到的名作（Corallo丛书封面）。很遗憾没能在托雷多停留，小小的钢铁城里他们说有最完备的美术馆。不乏硬体方面的新科技：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展览大厅内没有人看守，挂在天花板上的电子监视器转来转去对着参观者录影，所以只需一名警卫待在他的电子监看室里就可以看管整个美术馆。在底特律美术馆花二十五分，就可以租一个戴在耳上有传送器的小纸盒：每一间展览室都有一个传送站用碟片解释厅内的每一幅画。

一位激进派人士之死

克利夫兰的自由党人士和犹太人一片哀悼之声，因为欧文·史宾塞（Irwin Spencer）死了，老牌自由党记者，为一家虽是保守党孤立主义人士所有但让他自由发挥的地方报社担任专栏作家。我读了他最后一篇文章，讨论德国纳粹党徽，他是地方上老一辈的热情民主演说家。赫伯特去参加了丧礼。欧文是教友派的教徒，不过所有新教教会的牧师和犹太教拉比都到场，而且每个人都说了一番话，在场的还有黑人知识分子及脸色绛紫的酗酒者。欧文以前也酗酒，戒掉以后出任匿名戒酒中心负责人之一，那是社会各阶层酗酒者的一个互助组织。

咖啡馆

在等赫伯特参加丧礼时，我坐在一间我在纽约想看看不到、属于美国另一面的气氛十分火爆的咖啡馆里。那些像电影里最好少惹的家伙是克利夫兰汽车厂的工人，看起来像妓女的女人八成也是贫苦的女工。自动点唱机（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跟一个老女人跳舞，然后一同离去），其实是我们称之为flippers的宾果电玩（在纽约只有时代广场上的一间咖啡馆才看得到），电子射靶。总而言之，意大利的美国化走的是外地、无产阶级美国的路线。在厕所我以为找到了来美国后的第一句脏话，结果不然，是骂黑人的，而且骨子里还挺悲观的（赶走黑人以后谁当老大？蟑螂）。来这家咖啡馆的都是由南方迁来，在工厂里工作的穷苦白人。

在底特律我去过一些形迹可疑的弹子房，围坐桌子玩扑克牌的赌徒瞪着陌生人看怕是警察。一幅尼尔森·阿尔格伦笔下不得志的小黑帮调调（我真希望有阿尔格伦在他的芝加哥为我做向导，但我们错过了，因为我在那里的那几天他不在，所以我未能一睹芝加哥黑社会风云）。

电视晚餐

参观过每个城市都有的大型百货公司Sears后发现，连消费文化都在小地方比较吃香。这里什么都卖，包括小型摩托车（比汽车还贵）及汽艇（湖滨城市此刻正是为夏季促销新款汽艇的季节）。这家百货公司当年以它的目录让即便最偏远地区的农夫在联络不易的那个年代都能邮购而闻名。超市目前最轰动的新产品是电视晚餐，为那些正在看电视连暂停十分钟去煮饭吃都不愿意的人准备好的一盘盘套餐。这些电视晚餐种类繁多，每一个餐盘的盖上子都有一张显示菜色的彩色照片，只要把它从冰箱拿出来，眼睛不用离开电视就可以吃饭了。

犹太礼拜堂

赫伯特·戈德在克利夫兰高地的一座礼拜堂里做了一场关于嬉皮及“垮掉的一代”的演讲。是他父亲坚持的，因为这是儿子第一次以文化人士之姿在出生地现身，也是对他，近几年才刚成为教会要人之一的撒母耳·戈德声望的一项认可。这间礼拜堂既不是克利夫兰高地行正统礼的十二犹太堂之一，也不属于行新礼的礼拜堂之列（一种犹太新教教会，仪式十分简单，是为了让犹太教与美式生活得以协调），它行的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保守”礼，保留了大部分的正统仪式并大公无私地加以混合，像耶稣会。我陪着欢欣鼓舞的戈德一家人去做礼拜，连最抱持怀疑态度的孩子们都感染到父母的开怀。我跟其他教徒一样戴了一顶小黑帽。唱诗班很出色，不论声音或手势的庄严。为他们伴奏的是管风琴，与正教冲突的革新。牧师（看起来公正严明，没有胡子）吟念一小段赞美诗，教徒齐声回应另一小段，他们埋首于一本小书中诵念，我也不例外。在那本小书的赞美诗中还有《美国》，著名的爱国赞歌。跟所有美国教堂一样，圣坛旁边有美国国旗，告解室亦然（但告解室另一边有以色列国旗）。讲台上还有穿着祭服的小男孩和着散步服的小女孩与牧师和唱诗班交替朗诵赞美诗。做礼拜中途，牧师在纪念完本周该教区的死者及记者欧文·史宾塞后，宣布赫伯特的演讲。为了让这场演讲有其宗教性，宣布的讲题是《嬉皮、垮掉的一代与信仰》，可是赫伯特没谈信仰，说的是由于缺乏具革命性的政治理念，导致“垮掉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冷感、漠然。看来，没有人对这作为美国文化特色已不复存在的政治请愿有所非议，好像只有几名教徒向牧师抗议说做爱和通奸字眼的使用过频。演讲结束后礼拜继续进行，戈德爸爸被召去揭约柜的布幔。

我第一次开车

是一辆美国车，在底特律的路上开了一段。自动排挡让开车变得再容易不过，只要习惯找不到离合器踩就好了。高速公路上的时速限制很严格，驾驶都格外谨慎。奇怪的是没有超车方面的规定，从右或从左超随你高兴。而且几乎从来不打方向灯。

仙境

另外一个典型美国才有的场所，高速公路站。我在男厕看到的惊奇新发现。有一台帮你放松的设备，为开车过久双腿麻痹的人所设：你踩上踏脚板，投一枚五分镍币，机器便启动让你抖上五分钟，跟跳sanvito舞差不多。还有刷子呈圆筒状的自动擦鞋机。许多男厕中的擦手巾已改为热风烘手机了。

美国贫穷

有其独特颜色，我已学会辨认，是砖屋的红，或贫民窟的木头房子的无色。在纽约，贫穷好像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问题，有点像过渡期；如果随便一个波多黎各人一登陆就发大财仿佛是一件不对的事。工业大城市里看得出大众的贫穷是制度下必然的产物，往往还看到欧洲贫穷的影子，黑人住的房子比茅屋好不到哪里去，老人推着手推车，里头装的是从快要倒塌的贫民窟捡来的木板。不过，往富裕阶梯上爬的各阶层的交替轮换虽然缓慢但不间断，新来的总能找到安身之地。然而这美国的活力来源，流动多变，更迭不辍却在日渐消失中。五八年的经济萧条对底特律是一大打击，福特自那时起实施半年轮休，呈永久的半失业状态；比较年长的工人，那些上了一定岁数的，比其他人有优先权重新被录用，也就是说他们的位子有保障，这对通常缺乏稳定性，无产阶级向来以打临时工维生的美国生活来说是一件新鲜事。

计划案

计划案是取代现有贫民窟，由市政府或国家兴建的国民住宅，往往比原有的贫民窟还要令人伤心，这些国民住宅所有的不过是一种生命和欢愉的腐朽滋味。即便那些于新政时期，在纽约、克利夫兰、底特律盖起来的国民住宅，都是一种砖牢，不论高矮，总是太过平庸，矗立在光秃秃的空地上。人行道旁的小店铺不见了，每一个住宅区都到它的购物中心办货。不过在底特律，原先为贫民窟的一区，如今立起密斯·凡·得·罗斯（Mies Van der Rohe）第一批名声大噪的住宅区，大块大块垂直量体和绿地上有其他水平量体的那个。我去参观过，现在有装潢好的公寓展示给买者或租屋者看。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用买的，没有人租。房价挺贵的。房租：一间公寓月租二百二十美金。那是为中高收入、专业人士、主管阶级设计的住宅，不是贫民窟的解决办法。被赶出来的贫民窟居民得去别的地方寻找别的贫民窟，购屋者之中也不乏黑人。

典型美国照片

摆在商店橱窗里典型美国黑人浸信教会的照片并不特别引人入胜，因为在黑人贫民窟转一圈，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色。穷苦黑人的浸信教会因内部分歧造成为数众多的分会，任何一个擅演宗教喜剧又有钱租下场地的黑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教会在那里大声嚷嚷。信条不外乎至灵复活、现场显灵或现身。有人摇身一变成了名人和百万富翁像Father Divine，反之则像这几天刚过世的那个。

在芝加哥令人伤感但并不贫穷的黑人区路边，我看到一幅巨大的可口可乐风格的广告，而那美丽优雅无瑕的男孩、女孩不再是白人，是黑人。我坐车经过时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广告什么，另一天我又经过那里，这回留神细看：是一家殡仪馆的广告（提供您绝对的舒适）。（殡仪馆的广告在黑人区十分常见。）

穷人店

在这个消费国家里，为了能尽快买进新东西，什么东西都得丢，然后发现在商品生产标准化的这个国家，有一个谁也想不到在美国还有人会买卖的货品的地下市场。像芝加哥的意大利区就有一些卖过时存货的大型百货公司，它的商品是商业区的翻版，只是品质差到即便是全新的时候也教人觉得泄气。还有犹太贫民区壮观的二手货市集，我原以为是纽约欧撤街的专利，结果发现它四处可见。在美国有一方天地，那里是什么都不丢的，芝加哥有一个去年属于意大利人今年换手给墨西哥人的住宅区，墨西哥商店老板连店带货一起买下来，继续把意大利存货混在墨西哥货里卖。还有穷人书店，卖的是二手平装书和杂志，都是小型书商的产物，以移民语为主，西班牙文、希腊文、匈牙利文（没有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移民通常看不懂书写的意大利文）。迷信成了文化根源。底特律有一家卖香烛的店，橱窗里有适用于不同宗教的香烛，包括巫术邪教仪式所需设备，天主教的宗教图片、经书、魔术、扑克牌，及色情刊物。西德尼·戈德告诉我说有一次店老板看到他探头探脑，把他从店里赶了出去，说不定店后头为黑人、意大利、墨西哥顾客准备有春药或其他妖术。芝加哥的墨西哥区也有一家吉普赛女人开的手相算命店。

包我利街

这并不是纽约所特有，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专为醉汉、人渣保留的街。那里有价钱极为低廉的房间，破破烂烂的小店，醉汉手上有几文就能饱餐的饭馆。他们都先去买一张只要几分钱就可以吃一顿，点数固定的餐券，确知自己接下来几天有饭吃，剩下的钱就拿去喝个痛快。当然在这些地方救世军的单位及各色宗教团体林立，可以去那里取暖。我记得一间圣托马斯·阿奎诺阅览室，在底特律，挤满了假装去看书的游民：一个由寒冽街道可以透过大窗子望进去的地方。会议室都得上锁——UE的一个工会人士跟我说，他的办公室附近醉汉成群——否则会有游民跑进去睡觉。美国离家弃职沦为醉汉和流浪汉的现象很普遍，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一种不知名的自我毁灭仪式。

放轻松

今晚在底特律招待我的主人，原本是哲学教授，现在在广播电台当DJ（介绍唱片，空档时间说点俏皮话），赚很多钱而且很受欢迎，也自己作曲自己唱，还灌录反潮流（不太过分）的一些小曲子。

钢铁危机

已经开始了。大罢工的起因是钢铁工业为了维持高价位，导致存货量一直上升。说不定年内，选举过后，美国经济将面临严重衰竭。听某些左派工会人士的说法（芝加哥我主要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美国经济在信用赊贷和强迫消费的恶性循环下，看起来实在很脆弱，危在旦夕。

芝加哥

实实在在的美国大城市，生产性的、血腥的、跋扈鄙俗的。这里的各社会阶级像敌军一般对峙，有钱人住在风光绮丽的一排排湖滨豪华大厦中，稍往下走几步就是一望无际地狱般的贫民区。在这里可以嗅到人行道上的喋血气味，Haymarket事件牺牲者的血（无政府主义的德国人，关于他们有一本十分精美附有插图的老书，是当时警察头子的作品），一砖一瓦建起芝加哥工业、在工作中殉职者的血，黑社会人士的血。我停留的这几天爆发了轰动的警察受贿案，我想意大利报纸也有报道。我很想在这不论其美丑都值得去了解的芝加哥多留一阵子，但是这里的冷很不舒服，我当地的朋友言语乏味且庸俗（跟芝加哥是绝配），我决定飞往加州。

1. [1] 陶利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政治家。一九二六年葛兰西被捕后接任意共总书记一职，推动党内新气象，走群众路线，奠定意共民间基础，塑造意共新形象。（译者注）

2. [2] 卡尔维诺这里指的是埃伊纳乌迪出版社Corallo丛书以现代画家名作所设计的封面。

3. [3] 尼尔森·阿尔格伦（Nelson Algren，1909-1981），美国作家，题材多取自城市下层社会生活。（译者注）

旧金山日记

一九六零年二月五日

你们都知道旧金山是怎么回事，整个在山丘上，陡峭的上坡路，行经某些路段、古老颇具特色的有轨电车和路面轨道的金属刮擦声，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像纽约则是下水道排出的暖气轻烟。我住中国城附近，这个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人群居区现正爆竹连天地在庆祝这几天的中国春节（今年是鼠年）。中国商店卖的东西几乎全是日本制的。旧金山的日本侨民也很多，黄白杂居的这个都市景观将是五十年、一百年后全世界各地的都市景观。黑人中为数最多的是墨西哥印地安人。意大利人原本在中国城附近有一个意大利区，北滩，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搬走了，如今还有一些意大利餐厅和商店，成了嬉皮区，招牌上的名字和句子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你们知道旧金山的意大利人都是利古里亚省、托斯卡纳省或意大利北方人，老一辈的还懂意大利文，纽约的意大利人则不同，他们既不懂意大利文也从来不学英文，就这么辞不达意过了几个世纪。这里的意大利姓氏跟今日意大利的姓氏相吻合，至于纽约意大利人的姓，在意大利连听都没听过，他们属于那不曾在意大利史上露脸的意大利。还有，旧金山的意大利人长得跟我们一样，纽约的意大利人只像他们自己。这种住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和嬉皮士的拉丁区到了晚上满街都是人，这在美国很反常；有一家咖啡馆居然还在人行道上摆出桌椅，教人错以为身在巴黎或罗马。不过后来我发现这种热闹景象只有星期五、六、日晚上才得见，至于其他时候则荒凉无生气。

码头工人工会

头一件事自然是去拜访哈利·布立基，他是美国左派唯一一个势力强大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ILWU的秘书长，因为跟赫鲁晓夫会过面名声大噪（ILWU是西岸的工会，纽约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众所皆知是在黑社会手里；请参考Waterfront）。我不觉得布立基有什么特别魅力，他的几个同僚反而十分风趣。旧金山码头工人拜他们工会的战斗力之赐变成一种蓝领贵族。他们月薪在五百美金上下，就一个不需特殊技能就能胜任的工作而言这份酬劳过于优渥。在一间不漂亮但挺别致的现代建筑中，进行的是有名的补给动作，应船只要求安排工人白天或晚上来装卸货物。我目睹了晚班工作。装卸工人陆续来到，多是黑人，还有斯堪的那维亚人。下工之后工人要跟工会报告他做的工时，这样工会随时都有按工时多寡排出的工人名单，当业主要人的时候，工会便优先选择工时较低的人，年底大家的工时就差不多一样。这些数字是用一块灯光告示板显示，很像赛马场的计时分表，也像股市。在旧金山，当码头装卸工就跟在圣雷莫坐赌场收银台一样，是最教大家羡慕的一个行业。今年工会收到了一万多份的入会申请，只挑选了七百人，即便在贫穷这个字眼不存在的加州，这个数字仍说明了什么叫做美国的富裕劳工。当然筛选的标准是要看体力及年龄，大部分的码头工人都是魁梧巨人。这个成果来自不懈的奋战精神，工会颇引以为自豪，确实也值得欧洲工会检讨。有天晚上一位工会激进派老将语气很冲地对着我大加抨击法国和意大利工会的缺乏战斗力，他说意、法工会分子空有美国劳工所没有的政治意识，却从来没能经由罢工争取到美国工会所争取到的东西（我们还可以说，甚至连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都做不到）。

俱乐部

旧金山的秘密难道在于它是一个贵族城市吗？一位研究地方历史的老作家带我到波希米亚俱乐部吃午饭，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第一家英式俱乐部。一切的一切，包括木面装潢的墙壁、游乐室、世纪初风格的绘画、名人肖像、图书馆都跟伦敦最保守的俱乐部一模一样。如同每次在这个各方面离英国说有多远就有多远的国家中嗅到一丝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气息那样，我深受感动。由俱乐部的名字可知八十年前是艺术家、作家聚集地，满室手稿、珍品皆出自杰克·伦敦、比尔斯（Ambrose Bierce）、诺里斯（Frank Norris）及曾住过旧金山的史蒂文生和吉卜林之手。前者于此长住过，后者则只停留了短短几个月。还有马克·吐温，当时他还是一个名叫撒母耳·克雷门斯的记者。如今俱乐部会员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英国派头，或许是旧金山硕果仅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么说来旧金山是群雄交会地了？旧金山的出版业者出版的书种寥寥可数，加州书会出的是像Tallone那一类的古典丛书，将内战期间加州人书信手迹复制结集出版，这种以附有精确复制文件推出历史书的方式果然新颖、诱人。旧金山主要是为纽约的出版业做印刷。这里的意大利人跟美国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侨民比起来也多了一分优越感。虽然我在这些祖籍意大利的美国人开的俱乐部“晚宴”进餐时，并没有感觉到相较于纽约类似的圈子有什么层级上的明显差别。

泽尔巴赫（Zellerbach）

我旅馆附近有一栋很神气的泽尔巴赫家族的造纸厂新大楼。泽家是淘金热之前就进驻旧金山的少数犹太家族之一（一八四九年始终被视为加州史前史及正史的分水岭），这些犹太家族并未跟后来自中东大批涌进的意第绪语系犹太人融合（再说后者在加州人数不多），可以算是自成一格的贵族。

佛令格提（Lawrence Ferlinghetti）

佛令格提（你们知道的，他原名叫佛令，之所以加上那个词尾是表示对意大利人、黑人及其他生气盎然、原始民族的敬仰）是“垮掉的一代”诗人中最聪颖的（也是唯一有幽默感的，他的诗作有普雷韦尔之风），而且并未舍弃旧金山而趋就纽约。不过他现在人在智利旅行，所以我少了一个对旧金山了若指掌的权威导游，就像在芝加哥没找到阿尔格伦一样。佛令格提有一家全旧金山最棒的前卫书店“城市之光”，跟哥伦布街上另一家文学书店一样几乎纯卖平装书。不过这些平装书的价格相去甚远：在只要三十五分到五角不折不扣的大众书（通常纯以营利为目的）旁边有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伟大的书名涵盖了各式趣味与智慧）的文化丛书，有售价一块半、一块七毛五甚至两块美金的软皮书，说起来跟定价三块左右的精装硬皮书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大家宁可卖昂贵的平装书也不卖精装书。

乡村

这里的生活与纽约并没什么不同，正如城市的社会组合亦大同小异。不过此地的小团体间弥漫着某种典型的乡间气氛。这里的流言蜚语可不是纽约那种流言蜚语，有其乡村式的震撼效果。这点在柏克莱教授们的那个人造乐园小世界中尤其明显。每个人都守着自己在丘陵上成排而立的小巧华宅。侨民圈子亦然。我们在太平洋滨。

传奇真人真事

我看了七八家后才选定这家旅馆，就价钱、清洁和地点都是最合理的。没有人介绍，两天以后我发现同一批奖助金的另外三个人奥利埃、克劳斯、梅杰德，不同时间抵达，也住在那里。四个人不约而同在有成千上百家同类旅馆的这一区选上同一家。

古迹

我始终避开风景、古迹和城市观光旅游不提。不过这回得破例。在金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逛，猛抬头发现一片巨大的新古典建筑，一排列柱，映照在一小汪湖水上，比例大得惊人；已成废墟，花草蔓生，从废墟中看出当年精雕细琢。视觉效果很超现实，像噩梦情境，就连博尔赫斯也想象不出类似场景。原是美术馆，为一九一五年一次美洲艺术展所建。无视其诡异今貌，观光手册硬派它是全美洲最精彩的新古典建筑，或许不假。在此建筑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九一五年富裕美国的文化梦，而从建筑现况却让人联想到，我不记得是谁说的，美国由蛮荒一脚就跨入了衰亡。如今不忍见此楼化为尘土的圣芳济教会决定以石材重建，于陶立克柱头上方的方形砖面饰以大理石。加州政府负责五百万，市政府及商会再各出五百万，另外五百万将由民间募款。

绪尔沙利特湖

海湾及附近的海水即便在夏天也是冷的，撇开纬度和林木生态（有蓝桉及亦称为红木的巨杉）不谈，旧金山一带令人神往的海景与山林不带一丝地中海气息，永远乌云密布飘着小雨的天空和无时不在的雾，使这片景色比利古里亚的圣玛格丽特及斯堪的那维亚峡湾还要忧郁。其忧郁也更甚于绪尔沙利特湖。该湖在众多观光村和游艇港口中最具文艺色彩，精品店林立，住在那里的都是作家、画家和同性恋者，跟瑞士的阿斯寇纳一样。

哲学教授

不能免俗，马克·哈里斯（Mark Haris）（我们月前曾看过并放弃的幽默小说《傻子，醒醒》的作者）跟绝大多数的年轻作家一样在大学里开写作课，旧金山州立大学。他真正的专业其实是棒球，他写了三本以棒球为题材的小说。关于美国文学，在一个富裕、问题尚未浮显的社会里创作所面临的难题，他谈起来头头是道。不过他对欧洲文学一无所知，对大西洋彼岸曾经发生及正在发生的事毫无概念，并不是说他没兴趣：他目瞪口呆地听着每件大事纪。他不知道西班牙打过内战（一定读过海明威，但就跟我们读南海婆罗州首长之争一样）。我未曾谋面，但与梅杰德有过几面之缘的一位在哈里斯同一所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只知道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黑格尔不过是一位玄学家，不值得研究，海德格尔及萨特则是散文家而非哲学家。

巴比特

马里欧·斯帕格纳（Spagna发音Spagh-na斯帕格纳，大家叫他斯帕格）祖籍意大利伊伏雷亚附近（不过他不懂意大利文，只会几句皮埃蒙特方言），开车载我四处游览，是他邻居马克·哈里斯介绍我们认识的。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五十岁便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修身养性。他也摇笔杆：主要是写信给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报，剪下跟地方众议员有关的消息，然后对他们表示支持和提意见。他还有一篇文章被登出来过：《照照镜子》，呼唤年轻人不应出自虚荣照镜子，应审视自己的良心。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一个和平与美之殿堂的设计案，计划要盖在提摩派斯山坡上，有一天将成为联合国全球政府所在地。

Do it yourself

我的笔记中至今未提及美国生活，他们活跃的社交生活，都是在没有人服务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有美国的房子，绝大多数品味出众的房子的墙壁粉刷、楼梯、诸多木工都是屋主自己动手从容完成的。因为这类工作要不根本找不到工人，要不就是索价过高。柏克莱的一位教授汤尼·欧的房子，漂亮典雅，从砌墙到木工，从地基到屋顶，全是他一手做起来的，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大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白手起家正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双手盖房子。

欧洲

女作家N.M.是无人不晓的英国三姐妹中的老三，那个时代她是公认的美女。三姐妹其中之一是希特勒的情人，另外一个是纳粹首领奥斯华·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妻子。她则信奉共产主义，是张伯伦死在对抗西班牙共和党人战场上的儿子之妻，后来到了美国，活跃于民主党及反种族歧视各团体间。

公关

公关C先生给我的那本关于他们企业的简介，直到我人在开往月亮谷（纪念杰克·伦敦）的公车上才开始看。他邀我到他在那里的葡萄园度周末，你们猜另一位应邀的宾客是谁，活见鬼了：与我合照的那一位是红衣主教史培门，C先生的好友，再三恭喜他受国务院之托拯救巴西免于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任务完成（在C先生的公关运作下仅一年时间巴西局势改观，变成反共国家）。此外，简介上对公关的诠释是（C的工作小组接受不同团体的委托，偶尔也接受国务院的案子）：“公共关系可以制造子虚乌有的消息并公布于世，也可以反过来预防及减低不利消息所带来的影响。”于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习性中最浮夸的一面，在其公开的宣言中跟苏联口号式文宣同等的天真。我原以为那个下午将在无聊的政治讨论中度过，结果不然。私底下C先生人很敏锐，通情达理且周到，他的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墨西哥摆设，葡萄园没有请人照顾（那一区的葡萄种植者少之又少，美国已经没有农夫这一行是众所皆知的事，南方除外。很奢侈地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酿酒厂的邻居的修树工人是从法国请来的）。霏霏细雨中鹿群一口一口饮啜着葡萄。他给我看的一本关于墨西哥的书中，除了惯常美国媒体的反共语调外，还有对墨西哥教会所做的严谨分析评论，见解精辟。至于欧洲及美国政治方面的话题始终维持着适可而止的天马行空。C也为天主教的跋扈担忧（“那么你的朋友红衣主教史培门呢？”“他呀，是个好人，不过其他神父……”）。关于共产主义（所有美国中产阶级少不了要问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问题）却一笔掠过；做公关的特点就是见风转舵和圆滑。他和他太太（建筑师）直接在火上烹调出的菜肴是我旅程中所吃到最美味的一餐。

“垮掉的一代”的派对

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垮掉的一代”的派对。由于这几天警方出动大批人马围剿大麻交易，所以门口始终有人站岗看有没有警察来抄。（广场上还曾有“垮掉的一代”聚集抗议此类“法西斯制度”，并要求开放麻醉品使用。）这里，不知道是谁家，只有酒喝，而且难喝死了，没有椅子，没得跳舞，有黑人鼓师但没有空地，漂亮女孩有一些，不过最漂亮的那几个照例是同性恋，没有共通话题，无法交谈，不可或缺的吸毒者在纽约派对里通常打扮得体、干干净净，这里的却脏兮兮、面容憔悴地兜售一管管的海洛因或安非他命。结论是，宁可参加“资产阶级”的派对，起码酒比较好（忘记跟你们说当天的派对还有格林，他现在也住旧金山，不过我们根本没见着对方）。

肯尼思·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

他肯定是我在美国所见过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我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名（他出了二十多本诗集，为数可观的评论文集及不少日本古典文学、诗的翻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这个人。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工会分子，担任过许多年工会的组织工作。没有一个人他看得顺眼，不时爆出嘲讽的哄笑，他的头号敌人是前共产党员、前游击队评论杂志的托洛茨基分子、惊悚小说等等，是个魁梧帅气的老男人，唇上两撇白胡，年轻时还当过拳击手，跟我见面时身穿一件牛仔衬衫和军用背心。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活动，没有科技发展等等，终会到达新境界，就算希特勒称霸，所有反法西斯分子丧命，所有书本被焚，历史也会从头开始，一切都会重建，只是时间问题。哪些团体、哪些方面、哪些力量、哪些新潮流可以让我们预见明日美国？这是我逢人就问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他，我也不例外。年轻人，他说，在他去朗读诗的大学里他看到了新的一代，还未定型，但满怀热忱和改革冲动。“垮掉的一代”对麦迪生街而言算是叛逆，其实很肤浅。真正的青年在大学，还有南方的黑人运动，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黑人领袖目前人在加纳（此地黑人运动和非洲国家之间现阶段的关系很微妙）。其实这样的说法我在纽约已经听过，而直至今日我仍未见到这名闻遐迩的大学新青年有任何振奋人心之举。雷克罗斯还跟我提到一些（肃然起敬）无政府主义天主教团体，像我在纽约就听过桃乐丝·黛发起的运动，她还发行一份类似基督徒见证的刊物。参与这个团体的还有我们的作家J.F.鲍威尔斯以及我觉得差不多是杜罗朵神父那一类的Brother Antoninus。雷克罗斯正在写他的长河式自传，他说可以翻译到欧洲去，因为他做遍了所有欧洲人认为一个美国人会做的事。现在他为旧金山电台担任文学评论（旧金山有一家很好的独立电台，尺度自由，提供绝佳的国际资讯服务，是唯一的资讯来源，因为旧金山报业水准奇低，《纽约时报》要晚三天才到。法国危机被所有新闻媒体撇开不谈是我亲身经验，除了地方报有精简摘要外，全都集中报道Finch案。）

中国新年

引颈期盼着有舞龙表演的盛大节庆——中国新年（二月五日，昨天晚上），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海军阅兵，当地政治人物乘豪华大轿车游街，跟意大利黑社会及所有弱势民族一样。最后舞龙登场，长而炫目，可是完全感受不到大众自动自发的参与感，相反地，弥漫一股“帝国主义”气氛，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式法西斯，这倒是旅行中头一次遇到。（又有其他声音告诉我中国城的另一面：通常只放台湾和香港出品的中国话电影的剧院，将在美国人还没来得及察觉以前，连放两个月的共产主义统治的中国大陆的电影。）

旧金山结语

我对旧金山寄望很高，大家告诉我关于旧金山的也不少，如今我在这里待了十五天（包括跟同伴研究怎样跟他们其中几个开车一起走的时间），好，现在我要离开了，凭良心讲我没办法说我知道的比以前多，也不能说我真的比较了解它，或许我兴致不高。这几天的生活毫无新意，没认识什么超凡人物（除了雷克罗斯），没人理睬我（倒不是城市本身吝于与我分享它的快乐，只是，结果如此，也许我的行情正在走下坡）。从我离开纽约就老听到纽约的坏话，多少跟我们批评罗马的心态相仿（当然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说的没错，不过纽约大概是美国仅有的让人觉得身在世界中心而非荒郊野外、边缘的地方，所以我宁择其陋、择其特有的、优于一切的、本位主义但互不冲突的对自由的忠贞，而不趋就那超俗之美。

1. [1] 巴比特（Babbitt），美国小说家刘易士同名小说中主人公，指自满、守旧的中产阶级分子。（译者注）

2. [2] 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

3. [3]  杜罗朵（David Maria Turoldo, 1916-1992），意大利诗人、剧作家，积极参与世俗活动。（译者注）

加州日记

洛杉矶二月二十日

驾驶人回忆录

我跟奥利埃、品哲、克劳斯和他太太于二月七日离开旧金山，我们租了一辆福特，洛杉矶还车，大家轮流开。开车并不难，但是辛苦，因为车子性能有点问题。平行车道系统比我们踩左侧超车要好也较不危险。当然遇到像我们那里的狭窄路段，每个行车方向只有双线道时，基本上也是跟意大利一样左侧超车。重要的是保持固定车道，要换“线”也就是换车道时，得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车速限制严格必须随时留意，沿途都有警车或摩托车以雷达测速。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时速规定是三十五或二十五英里，加州一般时限是六十五英里。我们的车不是自排（自排车较贵），在高速公路上顺利无比，到了洛杉矶车流不息加上接二连三的红绿灯，才知道对无须换挡的驾驶人而言是何等清闲。在洛杉矶停车是大问题。我们一到才把车留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几分钟，回头已经不见了，警察转眼就用一辆有拖吊设备的小卡车把它拖走了，我们只好花上半天时间到一个专停违规车的车库去领回来。所有纾解交通的服务效率之高令人咋舌：有一晚在旧金山跟一个朋友参加完派对回家，两个人微醺把车开出马路陷入泥浆，下着雨，我们跑去打公用电话讨救兵，还没回到出事现场已经有吊车在那里一截一截地把车提上来了。

其实不然

大家老说开车横越美国是游览美国的唯一方式，其实不然。第一是在于它无边无际的大，再者无聊得要命。只须走一小段高速公路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平均说来是由小型及超小型城镇构成的美国轮廓，路旁郊区绵延千里，令人气馁的凄凉。全是低矮建筑、加油站和其他类似的店铺，还有招牌、霓虹灯的七彩颜色，于是你知道美国百分之九十五是一个丑陋、教人喘不过气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国家，总之，无可救药的平淡。你还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越过荒无人烟之地，正如我们在加州森林及海岸边的漫游，自然你也会见到世间奇景，不过少了某种味道，或许因为那不属于人的尺度。开车旅行最无趣的要属在不知名的小镇上过夜，没有任何活动可打发时间，只印证了美国小镇的单调乏味果真名不虚传，且较耳闻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数十年如一日：咖啡馆四壁饰以狩猎战利品，麋鹿、驯鹿；顶着牛仔帽的农人在店铺的里间玩扑克牌，胖妓女勾引推销员，醉鬼故意找碴挑衅。这样的凄凉景象不为小乡镇所专有，包括较有生气的度假中心如蒙特利、卡美尔也不例外。像现在是淡季，连找一家餐厅吃个晚饭都难。

这些人间乐园

那些美国作家生活的地方，我是宁死也不住。除了与酒为伴外无事可做。一个年轻作家叫丹尼斯·墨菲什么的，写了一本畅销书《陆军中士》，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排在梅杜莎丛书翻译出版——样书刚到他就拿来给我看，还以为蒙达多利是个小出版社——那天早上他来找我时双手伤痕累累，因为前一天晚上烂醉如泥的他挥拳击碎了住屋的落地窗玻璃。住在Big Sur这里的亨利·米勒我们已听说他不见客。正埋首写作。刚与一位十九岁妙龄女子走上红地毯，另一端的这位七十岁老作家投注所有余力在写作上，以期在有生之年能完成计划中的作品。

老人旅馆

朋友们老以为汽车旅馆贵（大错特错），结果总选择投宿在阴森、跳蚤聚生的小旅馆里。这些旅馆的常客是住在那里守着电视屏幕消磨一天又一天的老人。加州是美国独身老人的避难所，他们来到这四季如春之地择一小旅馆，将积蓄一点点掏空度余年。不过纽约旅馆也是老人居多，尤以老太太为主。

太平洋

非岩岸的土质峭壁，高耸木栅栏围成港口，太平洋展现其与众不同的风貌，包括海洋植物也截然不同：被浪花抛上沙滩的海藻质密柔韧，加上小而硬的尖头，可当三四尺长鞭来使。这样长且结实的海藻简直可以上演皮鞭大对决。海底及海滨既不是沙土亦非岩层，而是群生、多孔、会呼吸的海中生物。

海底其实是活的：一层软体动物像眼睛那样时张时关。还有，即便阳光普照的日子，海面上始终笼罩一层薄雾、蒸烟袅袅。

洛杉矶

自我抵美以来，所有人都跟我说洛杉矶很可怕，旧金山我会很喜欢，但洛杉矶肯定教我倒胃口，于是我知道洛杉矶跟我一定气味相投。果然，我一到洛杉矶即被深深吸引住：这才是美国城市，这样一个超乎想象看不到尽头的城市，正是在大都市才觉得自在的我所需要的。其长大约是从米兰到都灵，其宽则上自科莫下至维切利。神奇的是一个社区和另一个社区（也称市，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华宅及小别墅）之间，有荒漠的高山峻岭横亘，为到城市彼端还得翻山越岭，其间不乏鹿群及山猫出没，为到彼岸，则得越过世界上最美的半岛及沙滩。此外洛杉矶是一个庸俗、单调、不矫揉做作兴建纪念性建筑或观光点的城市——不像旧金山，是美国唯一一个有欧洲所谓“个性”的城市，爱上旧金山理所当然，一切完美——洛杉矶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影像，这里不论是超高水准或一般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摆出超然世外的姿态，是属于大型工业城组织化的生活。不过几天下来我察觉洛杉矶之居不易，比美国任何一处都麻烦，对短期访客来说（本来他们通常较当地居民更能乐在其中）简直教人气馁。社交生活在遥远的距离阻隔下成为空谈，比利佛山庄只做内部交流，圣摩尼卡、帕斯登那等亦然。等于过的是乡间生活，大红烫金的乡间生活。要不然你得开上四十分钟、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车，像我就只好依赖有人开车来接我，我若开朋友的车也觉得疲倦且无聊；公共运输工具除屈指可数的几班公车外别无选择；计程车少而且索价惊人。城市缺乏轮廓如同缺乏魂魄，甚至我原先期待见到的像芝加哥那样莽撞的活力也没有。说实在的那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窝淘金者，身手矫捷但六亲不认。皮欧维内对洛杉矶做过深入观察，我不在此赘言，请参阅他的传神描述。

郊区

看到这些教授在此人间天堂是怎么过日子的，且不论他们资质杰出或平庸，看到大学对研究工作提供的优渥资源，忍不住要说这一切是用灵魂换来的，在这个地方就连最大无畏的灵魂也注定要萎谢。分隔为上千个郊区，洛杉矶是世界边缘，从各个角度来看皆如此，即便是在这里“被拍出来”而不是“拍出来”的电影里亦然。不管去到何处都有住在市中心怪癖的我，在这里也找了一个位居闹区的旅馆，然而此闹区是办公室集中地，不住人，于是加大意大利语系的朋友们劝我搬到Westwood的一家汽车旅馆去，这样离他们比较近。我跟汽车旅馆一拍即合，可以在此度一生也不倦。这还是一家摩门教旅馆，对面是一间荒谬巨大，只开放给教会老先生、老太太的摩门教堂，距井然有序的日本人（以为邻近社区小洋房修剪屋前草坪为生）及墨西哥社区不远。可是我就此与洛杉矶其他地区失去了联络，我也提不起什么劲去找那些我有地址的人或拿着介绍信去看谁（打电话也非易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电话簿，其他社区的电话簿找不到；大部分的电话跟打长途电话一样得通过接线生），所以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没有汲汲于与当地人士联络，却在那些活在自己小世界里的意大利教授的晨昏作息中随遇而安。

如此这般的电影圈我无可奉告

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亚瑟·米勒还在这里，现在他离开了，是他的秘书写信告诉我的，于是我错过了与全美国最受瞩目的名女人碰面的机会（我还是希望能在纽约遇到他们），至于跟电影圈的接触除了安排参观迪斯尼片厂、福克斯公司那一丝不苟重建的百年如一日的西部小镇外景现场以外，就没有了。这几个月对好莱坞来说（我说的好莱坞是欧洲习称的好莱坞；你们知道的，好莱坞如今餐厅、剧场、娱乐场所云集，类似百老汇，可是跟电影制作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制片厂都在别处，在外地）是淡季，因为加州四月申报所得税，税务局的会来盘点拍好的胶卷上税。所以制片公司这几个月尽量少拍片，拍好的胶卷也送到亚利桑那州去，等查完税再运回来。这个伎俩大家都知道，但就法律来说是合法的。此刻福克斯公司只有一部片在拍，是科幻片。唯一有趣，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技术人员中有一个家伙，牛仔打扮，子弹带匣中都是小石子，枪袋则插着一支弹弓。他的工作是射石头惊吓鸭群（背景自然是热带雨林的一条河岸边），依导演需要让鸭群朝特定方向飞去。

总而言之，我说这么多是为了告诉你们没有人邀请我参加任何名女星、导演、制片人接踵摩肩的晚宴，我为你们感到遗憾。这里跟纽约不同，因为平日大家各据一方，重要的聚会两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再加上，卓别林夫妇离开后，景况今不如昔。

树屋

到马戏团舞星绮葵塔在马利布的别墅去游泳。她丈夫在电影中专演打手。他们在树上盖了一个随风摇曳的小屋。先听建造原理，然后参观并拍照。后来我发现这并非马戏团成员独有的巧思：隔天我去拜访的一位心理医生家中也有一个。树屋在加州实属平常。

我没去墨西哥

计划中要从这里跟基金会赞助的其他作家一起出发去墨西哥，结果未能成行。我发现我的签证是单次出入，也就是说我要是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其他人的签证则是无限制多次出入，所以他们可以去。我只有等我离开美国回意大利时再去了，如果那时候我的兴头还没有冷却的话。

加州最美最大的农场

我终于参观了纽霍农场。一望无际的柳橙及核桃园。标准的美国农业，不靠工人，全靠机器，包括核桃的采收。至于柳橙的采收工作则委托一个由墨西哥老手组成的工会负责。我在那里还看到了牛仔，在无垠的一格格牛棚间忙碌穿梭，牛群百般无聊地反刍那由输送带运来的精心研磨过的合成草料。不管牛或牛仔，终其一生都见不着一片大草原。

行人的悲哀

“在此地用脚走路者将立即被逮捕”，进入洛杉矶时的笑谈，洛杉矶没有行人。真的，有一天我尝试在克佛市走上一小段，刚过几个街口，一名骑摩托车的警察把我拦了下来。我过马路时闯了红灯——不见人迹的一条小路。为了躲罚单——the ticket——我跟他解释说我是外国人，在大学教书、有点心不在焉等等，但那个没有幽默感的家伙跟我啰嗦了半天，因为我没带护照（就我的经验——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无须带证件），再三盘问。他没开罚单，不过缠了我一刻钟之久。行人总是可疑的，但仍受法律保障，一个人在任何地方穿越马路，所有车都会停下来，不像我们只发生在有斑马线的地方。既然行人跟红番一样稀有，大家都试着将他们保存下来。

够了吧

你们总不至于要我跟你们描述日落大道上名女星的别墅、中国戏院前水泥地上的手印、少不了得去的迪斯尼乐园及海洋公园吧（不过后者的确壮观，参与马戏团表演的不止海豹及海豚，还有巨型鲸鱼）。这篇日记我写得有点意兴阑珊，此刻我已告别观光客身份，还有，脱队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喜欢集体行动；唯独当我只身一人及同伴不停换人的情况下我才觉得在旅行），我始终拿不定主意是隔天就离开或者继续停留，只放任自己在这城市毫无保留慨然允诺的风流韵事中遐想，然而这些在接下来几天已无法带给我张力，我呢是不持续处在紧张状态中就感受不到旅游乐趣的人。还有就是，我一直在该继续看完该看的和尽早回到让我如沐春风的纽约这两者之间摇摆。

总之，我会分乘飞机、灰狗巴士及火车穿越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州。月底到三月初之间我会在：

c/o IIE

1300 Main Steet

Houston 2，Texas

不然，纽约的通讯地址始终有效：

c/o F.J.Horch Ass.

325 East 57 St.

New York 22，NY.

1. [1] 蒙达多利出版社（Mondadori），一九零七年创办，一九二三年择米兰为据点，是今日意大利最大的出版社。（译者注）

2. [2] 皮欧维内（Guido Piovene，1907-1974），意大利作家、记者。小说背景多设在威尼托省，尤善于描写女性在传统宗教束缚下的内心挣扎。游记作品有：《美国》（一九五三）、《意大利之旅》（一九五七）、《贵妇法国》（一九六七）。（译者注）

西南日记

拉斯维加斯

我是坐飞机星期五晚抵达拉斯维加斯的。全城的饭店和汽车旅馆都客满。由于有连续三天的假（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早在一个月以前所有房间就都被预订一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不止洛杉矶，因为到这赌场大本营一游就跟去麦加朝圣一样，没有一个美国人能例外。大家都知道拉斯维加斯是怎么回事，坐落于内华达州最荒芜的沙漠中，原是淘金者聚居处，今日其范围并未向外扩张多少，其实就是两条路，原有的主要道路两边全是最有名的赌场，还有一条狭长的新路，在荒漠中闪着比百老汇还要耀眼的霓虹灯，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汽车旅馆、赌场，推出全世界最有名的全裸女郎歌舞秀的剧院，富丽夜、丽都等等，还有所有百老汇最红的歌星及演员，只是在百老汇绝不会有超过五六场的精彩表演同时上演，而这里有二十多家剧院，想要的话可以一个晚上赶三场，因为表演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结束。至于赌场则是二十四小时不歇业，应该说全城皆然，因为凡是公共场所都设有赌场而全城不外乎公共场所。这些地方摆出的不是轮盘或扑克牌桌，而是一列列闻名全球、拓荒者首创的手摇吃角子老虎。放眼望去只见忧心忡忡的人们呼吸急促地排排站在吃角子老虎前面，与工厂内工人上工神情如出一辙（皮欧维内的描写实在传神）。你们知道的，内华达州是唯一一个赌博、卖淫皆合法的地方，在这里居留满六周后即可申请离婚，只要宣誓未婚，随时可以结婚。我到的时候，跟一位来自华盛顿的先生共乘一辆计程车，他服役海军，也是秀迷。计程车司机一丝不苟地带我们找遍了所有汽车旅馆，但每一间都打出客满灯号，结果他只好把他家的一个房间租给我们，一间朴素的小洋房，我跟那位华盛顿海军分租，很高兴有这般难得的机会能就近观察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海军十分严肃、自制，下注时出手颇紧且谨慎，处理异性的事也小心翼翼，再说这里简直是天价。他最大的期望是尽可能多看秀场表演，是他坐飞机来此的目的，他根本整整三天没睡觉，一晚连赶三场，明知像富丽夜这类表演十分无趣，还从每一家夜总会寄节目表（此地的习惯是由夜总会付钱，你可以像寄明信片一样将节目表寄出）给朋友及同事，以炫耀他所度过的美好时光。计程车司机也是个好人，正派家庭，妻子在主日学校上课，他在计程车上第一件事就跟我们解释娼妓合法化的好处（“我支持娼妓合法化”）。这个拉斯维加斯并未教人失望：一切都跟读到的文字描述一样，夹在赌场和夜总会之间的结婚礼堂打出快速结婚的广告招牌（比我想象的还要草率：这些小教堂根本就是貌似饼干盒的棚子，前面摆尊丘比特像罢了；取的名字大多接近明星婚姻礼堂这一类的，广告招牌则是好莱坞式的新郎新娘亲吻近景）。真实的是那一股伟大真诚的生命力，川流不息的人群荷包满满地来来去去。说实在的，我喜欢拉斯维加斯，我真的喜欢。欧洲的赌城截然不同，应该说与拉斯维加斯的平民化、西部风格完全相反，跟皮卡雷这种地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看到的是生理上的健康，是一个兢兢业业、该下地狱的、庸俗的社会，却正因为如此，教人乐不思蜀。在熙来攘往的飞机班次中，你真能体会到先民、淘金者赋予了这片荒谬的沙漠赌城一个存在的意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俗气得可怕，但我正在一个俗气的国家旅行，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法来体验它、思索它。（至于所有的西部酒吧、拓荒者、淘金者还有再过去一点的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是怎样被彻底应用到观光，被挂在嘴边、被分解为让人想到就反胃的纪念品专卖店中的商品，我就不在此多费口舌了。）

有问题

我之前说的，在美国旅行，开车是唯一办法，其实大有问题。试试像我这样搭灰狗巴士穿越内华达、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保证错过所有的观光点，除非你每站都停然后费心安排有导游解说的游览参观或诸如此类的活动，而这些会浪费你好几天的时间，因为所有“不可错过”的风景区绝不会在公路沿线。其实这些“名胜古迹”（几乎都是大自然景观：大峡谷、石林等等）并没有什么慑人之处，我发现美国的大自然不能带给我冲击：不过是去验证电影里看过的东西，所以我毫不眷恋地放弃了死亡谷（至多是比我这几天所看到的荒漠更死寂的另一个荒漠）和大峡谷（不过就是相较其他峡谷略胜一筹的一个），只一趟我就看遍了亚利桑那渐层起伏的沙漠和浪漫的西部荒芜小镇，正式进入新墨西哥州。

萧瑟城市

巴士进入新墨西哥州，天色已暗，停车的第一个小镇上供应快餐的寻常小吃店已风貌迥异：无形的贫穷气氛（在加州我已忘得一干二净）笼罩一切，放眼看去大多是印地安打扮的印地安人，带着小孩等车的贫困妇人，醉鬼，乞丐，一幅似曾相识、难以界定的落后国家景象。新墨西哥州，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享受异国情调、逃避现实、缅怀劳伦斯的重镇（但更多人喜欢更有劲、纯朴、实实在在的墨西哥，已然是文化国度假的半强迫选择，也是寻找室内装潢摆设品的宝库，纽约文化人士的家几乎都足以跟一间小型墨西哥文物博物馆媲美；墨西哥之于美国就如同希腊之于欧洲），严格来说——就文明的角度——很贫乏（古西班牙遗迹量少质劣，新西班牙文物的真品不知所终，赝品充斥。好莱坞的片厂我根本没去！阿布奎克不值一提，圣达菲很漂亮，不过抽丝剥茧后会发现主要是包装），但让人对落后地区有所了解——很难想象比这还要落后的——而这个落后地区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二月二十五日

今天我去了道奇城，我非常喜欢，山景赏心悦目，作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来说也有它的价值，印地安部落很逼真，文化人士很和善，不是只有商人，文学记忆——D.H.劳伦斯——萦绕不去，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还活着，精彩的印地安和新西班牙（自我鞭笞苦行教派在这里至今尚有遗民）文物收藏，还有不远处有两个滑雪站：总而言之我倒挺愿意待下来的。今天晚上我应一位出生在佛罗伦萨的法裔美国建筑及室内设计师之邀到他家去，他家摆满了墨西哥民俗艺术品，简直妙不可言，出人意料，生平所未见，今晚是圣达菲的重大节日，因为在剧院有一年一度的表演活动：蒙地卡罗的苏俄芭蕾舞团！我不去，有人要转卖绝无仅有的一张票时我放弃了——难得理智想省钱——不过我照样受到这自我放逐的小族群欢愉气氛的感染，我喜欢在不寻常的日子里去到乡间，看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满意足。我之前谈到落后：此地处处荒园，所谓农庄仅生产供当地需要的一些蔬果，工厂寥寥可数，然而印地安人却在新政颁布的优惠待遇及美国人的作贼心虚中自得其乐，他们有失业救济金领，无须缴税，拥有被列入渔猎保护区的一片山林（他们活在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秩序中，无视当局宣导企业自由经营好处的苦口婆心），医疗费用全免，登记就业排第一顺位（当然也是国家藉以招徕观光客的首要剥削对象）。要说明的是，穷归穷，但比较一下这里和地理条件好太多的意大利巴希利卡达省（Basilicata），我们那里的居民连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大智若愚的印地安人或许是这片荒土上唯一不以传宗接代为先的民族，但他们一度减缩的人口，最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

村落

我一踏进阿布奎克附近的圣多明尼哥就觉得景象并不陌生，根本是罗马郊区的翻版，分毫不差。印地安人低矮的房子就跟皮耶特拉拉塔或者提布廷诺那里的一样，只是这里盖房子用的是夯砖（印地安人从西班牙人处学来的一种晒干的泥砖，也是整个新墨西哥州的主要建材），然后在外面敷上一层石灰，所以看起来一样。不变的还有裹着棉被御寒的人们的神情，在泥巴里玩耍的小孩（不过他们比较干净）过来（教人讶异！）伸手乞讨（或者应该说：叫卖老掉牙的彩石）。（在这个村落有一间保存着让人目瞪口呆的印地安绘画的教堂。曾受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区的印地安人同时遵奉天主教及异教仪式。得星期天来才看得到这些声名远播的聚会，反正我又不是来美国研究原始民俗学的。）在道奇城有比较大的村落，有些地方，低矮的房子就这么堆叠在另外一些房子上，使整个村落让人有置身阿尔及利亚的错觉（但这里房子的颜色是土色而非白色），再加上这几天寒冷飘雪的气候，印地安人像包粽子似的裹着五彩毛毯更助长了这种伊斯兰气氛。其他的则跟阿贝罗贝洛（Alberobello）大同小异：就连室内也跟普亚省的圆椎顶建筑一模一样。印地安人也有汽车，但在老一辈的要求下村落里没有电，也没有其他取暖及照明设备，家中只有壁炉，路旁则设了灶。自然他们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不用说印地安人不看未来，所有话题都围绕着他们的命运打转，有人坚持无论如何得保存传统，有人则提倡同化，其实印地安人少有离开他们荒土的，尤其坚拒同化；可是年轻一辈在中学念书，已经开始美国化了。总之，这里是美国唯一关于被殖民者还有辩证性——不知到什么程度？——的地方。我朋友欧利尔——前摩洛哥殖民官——的看法很公允，美国是不再有被殖民者特色、矛盾、活力，殖民地对它也不再有任何意义的一个货真价实的殖民国家。）

地方传统

令人钦佩的是，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今天的美国人拯救了地方传统（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不过据我所知，只限这一区）。这些博物馆，举个例子像印地安拿佛和民族俗画，就有美国对文化惯有的关心及经费支持，对待所有的古西班牙文化及习俗亦然，像古西班牙-墨西哥建筑就由今日的建筑师继续其传承工作。真正原籍西班牙的当地人反而对保存自己的文化遗产毫不在意。新教建筑师盖起一座座美轮美奂以夯砖砌成的西班牙-墨西哥形式的教堂，在里面陈列一尊尊民间宗教硕果仅存的伟大木雕，然后天主教神父再硬将廉价的现代宗教圣像一股脑也塞进去。

劳伦斯

当然，道奇城那一带我去拜访了安杰里诺·拉瓦伊（Angelino Ravagli），三年前过世的佛蕾达·劳伦斯的丈夫，一般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中狩猎管理员一角的灵感即来自他。我们之间用里古利亚方言交谈，他是斯坡托诺（Spotorno）人（原籍罗马涅省），因将斯坡托诺的别墅租给劳伦斯夫妇得以结识，之后就跟着他们浪迹天涯，最后在道奇城落脚（这个山庄是一位今日尚在人世的女性仰慕者当年送给D.H.劳伦斯的礼物，佛蕾达一度想赠以《儿子与情人》手稿酬谢。如今佛蕾达将山庄捐给墨西哥大学，供青年作家每年夏天来此写作），D.H.死后，安杰里诺就娶了佛蕾达。他是佛蕾达的遗嘱执行人，也是D.H.作品版权的共同拥有人（少数几本版权仍归私人所有的作品），其他人是佛蕾达与第一任德国丈夫生的孩子。他耿耿于怀的是，若在今天的美国，《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知道可以赚进多少钱，如今一毛钱也没有，但或许还有补救办法，如果经纪人如此这般的话。这个问题不需要在这里向你们解释。（至于劳伦斯的海外版权问题他一点都不懂。）他把劳伦斯死后他搬去跟佛蕾达住的那个房子卖掉了，一个人在道奇城无所事事打算回意大利，他在家乡还有一位意大利法律认定有婚姻关系的妻子和好几个学有专精的儿子，其中一个是农学博士在都灵工作，他还把地址给了我。安杰里诺天性纯良，并非劳伦斯夫妇以为的庸俗之辈，是小资产阶级（官至狙击部队上尉；对马拉葛蒂的政策很关心；卧房挂着一幅艾森豪威尔像，是他自己画的，他现在也画画），但其实，套句俗话，他是个宅心仁厚的好人，不寻常的一生波折不断。安杰里诺在道奇城很受欢迎，很多人来此定居只为了离劳伦斯近一些。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斯帕德·强生还办了一份道奇地方报，名字引人遐想：《黄昏报》。圣诞节小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妻子及哥哥朱利安是在这里跟安杰里诺一起过的；赫胥黎透过他嫂嫂在都灵的娘家于斯坡托诺附近的海塔买了一间房子。

原子弹

被诅咒的土地。在这片荒漠中，偷偷摸摸地发明原子弹然后孜孜不倦地制造它是再适合不过了。于是一股强大力量将从这里被释放出来摧毁地球这一区特有的印地安传说得以应验。偏巧又是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铀矿，早先还不那么重要，但如今铀矿正逐渐成为该区致富的唯一希望。当然那些实验室（还有实验室专门研究太空飞行中人类的耐力和辐射线对动、植物的影响）我只得以远观。这几天我未能认识任何科学家有点遗憾，或许这样也好，因为走马看花下来我的感觉是科学家是美国唯一能引进某些新事物的人，他们之中不少人正致力于使先进的人及思想与最先进的科技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是仅有的握有权力、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这个想法，我很担心由于进一步的接触宣告破灭，文化圈与科学界的往来并不多，我四处探问，大家说大概吧，像我说的那种人说不定是存在的。不过此地谈起原子弹，跟印地安传说中一样，始终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当地一位先生正经八百地指着一处矮树丛给我看，说以前情报人员都在那里会合交换原子弹的秘密，但后来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了。

这一带的人

没有开车的好处是不论我到什么地方都迫使当地人为配合我全体动员，当然几个月下来也没什么新鲜的了。上一站的老太太把我委托给在这里经营一家印地安古董店还是书店之类文化生意的另一位老太太。但是说真的，如今我认识到美国平淡得可怕的生活后，对搬来这里住的人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也较能理解他们教我恼火的、对意大利的崇拜。

得州

要怎样才能认识得州呢？这几个月我反复自问，深信若如计划中蜻蜓点水的稍作停留，其实对这样一个精神和经济活动皆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是雾里看花，选择去大城市，看到的将是诸多大城市中的一个而非“得州”，反之去乡间又挂一漏万。总之，当我决定在全美（前）最大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顿停留时，并未期待任何刻骨铭心的缤纷印象。岂料我到达时正逢牲畜大展，与此同时举办全美国年度最盛大的骑术技艺赛。所以我到的时候休斯顿挤满了来自全得州的牛仔和来自全国的牛、马，即便不是牛仔的老人、妇人、小孩也都做牛仔打扮，完全的得州精神如此大张旗鼓将这片土地明目张胆，几近炫耀地凸显于其他各州之外。无须明察暗访，得州的自治主张无人不晓，许多汽车上都有标语：建设得州全靠得州人，飘扬全城的旗海中，得州州旗明显地压过了星条旗。乍看之下全城穿起了制服，这些同仇敌忾、昂首阔步的资产阶级阖家大小头戴宽边帽身穿流苏皮衣，他们对自己讲求实际和反智性的标榜已经到了将之神化、盲目狂热、令人担心的挑衅程度了。好在这个神话离不开工作、生产及生意：这次规模超乎寻常的牲畜展，我是夹在从巴基斯坦到此学习农业的上百名学生中参观的。所以说即使有人表示得州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向苏俄宣战，事情还是有转圜余地，毕竟农业经济思维中闭关自守仍是占了上风的（你们知道，得州早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前就已向德国宣战了，用加拿大军机运了一队志愿军过去）。

骑术竞赛

在大到像Vel d'Hiv的室内体育场内举行的骑术技艺大赛也是务实与神话的结合。大部分考验牛仔身手的竞赛项目其实是他们平日的工作内容：有鞍或无鞍骑马；在短短几分钟内捆绑一头小牛犊或公牛。比赛中间休息时间穿插的是西部神话中最惺惺作态的表演活动：电视牛仔歌星，在群众的欢腾喝彩中登场。不过一名身手矫健的牛仔的技巧确实精彩：骑马追捕小牛，套以绳套，扑身上去将小牛翻一个四脚朝天，坐骑紧紧拽着绳套的同时把小牛五花大绑。

我们当真进入南部了

有违得州精神，陪我在市区观光的先生（市区乏善可陈：又是小洋房和草地，大而无当别无新意的城市；黑人区可见南方贫穷景象）开车时系着安全带，因为统计数字显示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这位优秀的股市营业员是民主党人，这在此地已是特例，更有甚者，他还是为黑人拥有投票权四处奔走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之一。关于这一点等我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或南部那几州时再跟你们说。今晚我出发去新奥尔良，正值狂欢节最高潮。

1. [1] 马拉葛蒂（Giovanni Malagodi，1904-1991），意大利政治家，自由党人士，曾任议会主席。

南方日记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三月六日

新奥尔良

不顾大家劝阻，我没有预订旅馆就到新奥尔良来了，二十九日星期一，正好碰上狂欢节的疯狂星期二（Mardi gras在美国——应该说在新奥尔良，美国唯一庆祝狂欢节的地方——是Carnevale的引申词；carnival通常指的是游乐场的杂耍表演台）。我清晨抵达，旅馆自然是全部客满，我开始在老城闲逛，跟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所有建筑物都有一个小阳台和铸铁围成的拱廊。已经习惯美国少得可怜、又因宣传及怀旧情结被渲染及造假的“古老”，新奥尔良倒是保持了原样，颓圮、腐烂、发臭，但生气勃勃。至于新奥尔良是受到法国还是西班牙风格影响较多见仁见智；目前的老城风貌是统治当地六十年的西班牙人留下来的，于一八零三年还给法国人，几个月之后又由塔莱朗卖给了杰佛逊。今天佛朗哥送给新奥尔良市一批绘有西班牙统治时期街道名称的彩瓷路标，如此一来，原本在市区内招摇的法国精神（拿破仑在不少家庭中的地位仍高居不坠，由室内装潢可得证）一个接着一个屋角被换掉。最后我在皇家大道上一间尘土飞扬的公寓式旅馆里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房间，贵得离谱。于是我从住习惯了的汽车旅馆那个消过毒、完美的世界，一头栽进田纳西·威廉的世界，一切因年久、污秽显得破烂不堪；夹在我房间和拱廊之间的储藏室里整日关着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戈顿区则风貌迥异，这是十九世纪法国人的住宅区（而老城则变成了黑人区，直到十多年前发现老城是南方观光重点才又成为古董店、旅馆和夜总会集中地），全是豪华别墅，其中不少堪为殖民建筑代表作，有列柱式的，应有尽有。新奥尔良自矜其法国贵族派头，结果变成全美最穷最落后的城市，内战后遗症更加快了其摧枯拉朽之速。如今因为产石油兼南美矿石及水果的进口港，前景看好。港务全在意大利人手中，是意大利人在美国所打下的最古老的地盘之一，他们来自西西里岛和利帕里岛，老一辈的从没说过一句方言之外的意大利文，对自己的原籍也不感兴趣。我是冲着狂欢节而来，其实在十八世纪装饰风格烘托下，城市本身就是狂欢节之城，威尼斯亦然。就连这里的静物也戴着一张面具：一望无际的公园中，槐树和榕树枝桠上覆着一层西班牙青苔，那是一种像垂柳般的软长寄生植物。狂欢节会持续一个星期，整个城市因之瘫痪，花车队伍比起意大利维雅雷久和法国尼斯毫无新意，因为其花车和面具正是从意大利买来的，维雅雷久前年狂欢节的花车，那里有人专做这种转卖出口的生意。连黑人花车，我原以为会是最精彩的，也无可观之处。拥挤的人群中是有一些黑人，花车上有黑人乐师，路旁有人即兴起舞，但是比例不高。高举巨型火把的黑人队伍是夜间游行黑人表演节目中难得的重头戏，他们的动作不时强调该仪式的原始象征意义。其实黑人有自己的狂欢节，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庆祝，没有人愿意带我去，都担心黑人醉汉太多危险性高。可是我听说常有白人旅客组织深入黑人区的探险圈，以就近观察黑人狂欢节（不用说是不下车的），走的路线都是没人去过的。加上我没找到伴，总之，第一天晚上挺无趣的，最后我一家换一家，在乌烟瘴气的酒吧喝那难以下咽的威士忌，试着跟歌舞女郎讨论她们工会的情况，她们则一心怂恿我请她们喝酒……。不过第二天，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全城加上来自外地的五十万人将疯狂二十四小时，相较于欧洲模式，这里的狂欢节更为重要，且别具一格。因为主角是在创作面具、在生命中展现无限想象力的大众。一场不俗的大众表演：有梦幻、欢乐、肉欲、平庸及理所当然的乌合大众精神，用一波波平民精神引燃周遭颓废气氛的一切。十八世纪的威尼斯应该相去不远，如我接受这里地方电台访问时所说。天气严寒，但几近一丝不挂的人却不少；遗憾的是漂亮女孩都是同性恋者装扮的：新奥尔良是异装癖者的夜总会大本营，全美的同性恋者都在此聚集，狂欢节正好是一展他们乔装巧思的绝佳时机。这里大家都喝一种饮料叫hurricanes，高高的玻璃杯里是兰姆酒加果汁，丢弃在路边的啤酒罐和游行中抛掷出来，挂着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标签的一串串小珍珠项链——很奇特的发泄方式——提早宣布了圣灰日的凄凉。这个新奥尔良的确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腐朽之城，你得懂得让各类腐朽，也就是所有古董商、室内设计师等各司其职，才能在这里存活下来。忘记告诉你们，导游叙述关于新奥尔良各历史建筑内发生的故事，大多是福克纳虚构的，福克纳年轻时在这里做过几年观光解说员，所有他描述的故事都是他瞎编的，可是大受欢迎，于是其他导游只好也来讲述它们，如今这些故事已成为路易斯安那州史的一部分。我也应上流社会之邀到他们的别墅作客。全美国我到过的别墅中要论最豪华、最具贵族气势的非此莫属（几年前新建完成的仿殖民建筑，所有装饰皆为真品），屋主是一位女士，我带着介绍信上门，她因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邀了五六个企业董事长作陪，因此我得以听到这趟旅行中最保守、最教人沮丧的谈话。美国的领导阶级除了强权政治外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有多少问题待解决，苏俄提出了解答他们却束手无策，这些人漠不关心。讨论到尼克松这个热门话题，支持和反对他的翻来覆去不出那几句话，一位投资保险业主支持尼克松的理由是在这个时刻，正需要一个冷面无情的家伙。反正你可以想象这些南方佬光说不练。我离开时，同一班机场专车上有几位先生看来是参加民主党地方大会开幕典礼结束正打道回府。你们猜他们谈些什么？指责北部和东部人说他们让黑人安家立业，是因为他们那里黑人少，倒要看看他们若住在这里，黑人是四十比一的时候……，一贯南方白人挂在嘴边的话题。比较有教养有幽默感的人谈的也不外这些，只是语带嘲讽，倾向反种族隔离。那些反种族隔离人士要不过着潦倒、惶惶然、与世隔绝的美国进步党人士生活（关于他们，他们的放逐生涯，应该要写一篇专文），倘若属于富裕或物权阶层，就闭关自守谁也不见说话只说三分，像写了二十二本美学专论的哲学家詹姆斯·菲博勒曼（James Fiebleman，意大利哲学家尼可拉·阿巴尼亚诺的朋友），他有一栋摩登华宅摆满了雕像：四件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一件马利尼（Marino Marini），一件芒祖（Giacomo Manzù）。至于唯一的消遣；像在此地大学意大利语系任教的契科提，年纪很轻，其文学地位我不知道，不过听他讲话是个保守分子（“我不会送我的小孩跟黑人小孩上同一所学校，这不是种族问题，您要知道，而是社会问题。黑人都属于低下阶层”），他从事的是住在美国仅有的智性活动：玩股票。早上到当地的梅里尔-林奇证券公司好跟踪纽约证券中心的走势及电子板上的变化，研究买卖的最佳时机，参考大厅内提供最新资料的电子显示带决定下一步行动，注意美国所有大型企业的生态，阅读刚送到的《华尔街日报》，在资本主义大国这是不消极度日的唯一方法，这才是美国的民主诉求，因为尽管它对投机市场之外的走向不具任何影响力，然而让你浸浴在那最先进、最活跃的机制中，要求你投注极大的注意力——置身于这样一个骇人听闻，只顾己利的国家——在整个体制上。在美国这个凡关心、操控政党及国会政策的人大多是本位主义利益发言人，而且不例外是保守分子，凡听从工会动员的劳工对他那个阶层小范围经济成长以外的事物绝不费心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可以断言，这一群——而且为数众多——拥有小额股份的股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股市中的小投机者，是典型的现代国民。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三月六日

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一天。我看到了种族主义，集体种族主义，如同基本法则为社会所接受。我亲眼目睹了南方黑人群起抗争的最初几次冲突事件，无功而返。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经过十多年的全面高压封锁，却正是在这里，种族隔离分子势力最嚣张的一州，黑人开始走上街头，有几次甚至凯旋归来。领导人是马丁·路德·金，浸信教会牧师，提倡非暴力。我是为此而来，前天到的，没想到正好遇到这抗争运动的关键时刻。

今天事件现场是亚拉巴马州大会堂（美国南北分裂头几个月，尚未迁都到利奇蒙前的第一个南部邦联国会所在），一栋像华盛顿国会那类的白色建筑物，坐落在宽敞的上坡路，德克斯路上。黑人学生（黑人大学的学生）声称将在大会堂阶梯上举行一次和平示威，抗议上周有九名黑人学生因试图进入州立法院法庭内的白人专属咖啡厅而遭退学一事。一点半学生在大会堂边的浸信教会集合（金原是此教堂的牧师，如今他人在亚特兰大指挥整个运动的组织工作——不过这几天金也在这里——所以现在该教堂由另一位地方领袖负责）。大会堂四周已站满了握着短棍的警察，是公路警察，牛仔帽，深蓝夹克黄褐长靴。人行道上则挤满了白人，大多是穷人，也是种族主义分子中的凶神恶煞，随时准备开打。有集体行动的小混混（三K党的半地下组织），也有一般老百姓，全家带着小孩，都在那里观望或对着被堵在教堂里的黑人高声谩骂，疯言疯语，当然还有十多位摄影爱好者在记录那个不寻常的周末。群众的态度不一，有的嘲弄，仿佛眼前在争取民权的是一群猴子（是万万没想到黑人居然会思考这类问题的人发自内心的嘲弄），有的敌对、挑衅，还有小混混哑声怪叫，人行道上也零星有小撮黑人，有男有女，穿着假日盛装，站在一边不为所动，不发一言地看着，神情庄重。等待中气氛愈趋紧张，黑人应该已经做完弥撒就要出来了。警察挡在大会堂阶梯前面，人行道为愤怒高喊着“黑鬼滚出来”的白人所占据。黑人出现在他们教堂的台阶上开始咏唱一首宗教歌曲，于是白人一阵嘘声叫骂恶言相向。消防队员也带着消防龙头加入，严阵以待；警察下达疏散命令，也就是说通知白人如果再不离开倒霉的是他们，结果硬被驱逐出场的是那几撮黑人。一阵马蹄声，随即现场涌入一批臂带上写着CD，民防字样（Civil Defense）的牛仔，是当地维持公共秩序的志愿民兵组织，佩带长棍和左轮手枪。警察和民兵的任务是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并驱散黑人，但白人占着人行道不走，黑人则留在教堂里唱圣歌，警察赶得走的只有比较和平的白人，其他仗势欺人的白人则愈来愈面目狰狞，至于想留下来看事情怎么收尾的我（自然是只身一人，支持黑人的那少数几个白人不能在这种场合露面，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们）环顾四周，只见凶煞嘴脸，但也有带着看戏心理来凑热闹的青少年。（后来才知道——不过我没有看见——有一位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是全蒙哥马利唯一敢挺身支持黑人的白人，所以他家及他执事的教堂已被三K党捣毁过好几次，总之，这位牧师在教堂前面组织他的白人信徒用车将黑人从教堂门口载到安全地方。不过我再说一次，我并没有看见，在我眼前是两个种族的全面宣战，没有转圜余地。）然后我看到了最教人痛心的一幕：黑人三三两两从教堂出来，有些走的是侧面一条我看不到的路，好像是警察清出来的，但也有几批朝德克斯路走，人行道上白人恶霸结集，而黑人在一片讥笑辱骂、恐吓猥亵的手势中昂首静静走过。每一次有人咒骂或喊出一句诨话，其他白人，男男女女就一阵哄笑，有时几近歇斯底里地长笑不止，有时却一团和气，后者尤其让我毛骨悚然，一团和气中问心无愧的种族歧视。最教人敬佩的是黑人少女，三两结伴走来，那些无赖朝她们脚边吐口水，挡在人行道中央迫使她们绕道而行，尖声怪叫并伸脚绊她们，而黑人少女谈笑自若，闪避时不露痕迹，不因看见有人挡路而改道，仿佛她们自襁褓就已习惯于这种场面。

不习惯这种场面的是白人，因为黑人从来不敢有类似举动，可想而知只能归咎于共产党渗入。导火线是公车事件，发生在去年。意外事件（一名黑人女孩执意要坐白人保留座而遭逮捕）后的抵制公车是第一次黑人群众运动且大获全胜。之后他们循法律途径争取开放白人公园，于是市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公园，全市过了一个没有公园的夏季直到今天，接下来轮到游泳池等。这些抗争活动是由一位年轻的黑人政治领袖领导（跟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他的正职是浸信会牧师），路德·金，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理念，只要求黑人拥有同等权利。虽然一旦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将比其他人都更保守是无庸置疑的，正如之前同样可怜的其他少数民族，爱尔兰人及意大利人，然而这种奋战精神是今日美国所仅见，而且连平日自认已功成名就只希望麻烦不要上身的黑人大学生也采取行动实具意义。这一次法院餐厅事件，上个星期全市陷入内战警戒状态，三K党在几户人家安装了炸弹（我拜访了其中几位），几天前还用棒球棍击中一名黑人妇女头部，而法官无视证人、照片等仍宣判被告的三K党人无罪。对一个欧洲人而言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四分之三人口都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国家，而且其他地方对此漠不关心。不过这里的州自治正意味着华盛顿当局或纽约舆论的鞭长莫及，好像这里是中东。不管是金，或比他更左、主张（很合理）关键点在于争取投票权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可能（或无能为力？）为此地的黑人运动找到援军。金目前的盟友都是殖民国家，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不久前他去了加纳、埃及、印度，也接到苏俄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因为……。总之，我是在情势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到的，星期五晚上得知金也在这里，我马上央人带我去找他。金头脑清楚且灵活，长得有点像布尔吉巴，留小胡子，其牧师身份与相貌并不搭调（金的接班人兼副手，阿尔加拉迪，高高壮壮的小伙子留着一撇小胡子，简直像爵士乐手），他们这批政治人物仅有的武器是布道台，非暴力主张不具任何神秘色彩：是这场一触即发的争战唯一可循的模式，而他们施展出在最无情的环境中学到的内敛的政治手腕予以善用。这些黑人领袖——这些天我接触到好几个，派系不同——都很清醒且果决，没有黑人自怜自艾心理，不友善，不怎么有礼貌（不过我只是在他们悲痛情绪中东探西问的一个外国陌生客）。种族纠纷实在要命：整个南方一百年来，不论保守或进步人士，谈的想的不外是这一个问题。有人带我到阿尔加拉迪教堂的圣器室去，那里有路德·金及另一位黑人牧师领袖，所以我参与了决定之前跟你们描述的周日行动的战事会议，然后到另一间教堂去，向在那里集合的学生宣布这项指令，而我便成为参加这场悲怆感人集会三千名黑人中绝无仅有的白人，或许也是南方有史以来第一个。无可避免，我来到此地少不了要持介绍信去拜访几位超级保守、极端种族主义者的上流社会女士，所以我得使出瞒天过海本领分配我那几天时间，以免有人怀疑我卧底（再说法律规定禁止白人出入黑人住家或与之共乘汽车）。从浸信会出来，我弯到市立剧院去，那里因为芝加哥芭蕾舞团首演名流云集，我是应地方报一位出入上层社会的专栏女作家之邀请前去，她是多米尼加独裁者杜鲁依洛的好朋友。今天，离开大会堂后默思了十分钟让自己从震惊中平静下来，然后一位女士来接我去参加他们的醋腌小黄瓜工厂，她只不经意地提了一下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路德·金当天制造的混乱。南方人名不虚传的自恃权贵实在愚不可及。企图重振邦联政府光荣，即使在一世纪之后仍坚守对邦联的一片痴心，仿佛谈的是他们少年的梦，认为你跟他们同样热血沸腾的自信语调，不只荒谬，更教人无法忍受。

六零年三月八日

三月七日星期一，我乘巴士横越了亚拉巴马州及佐治亚州，经过贫苦乡间，黑人住的简陋木屋，荒凉小镇。这些景象不幸地证实了美国经济对解决落后地区问题的无能为力，所有建设都是新政时期留下来的，之后一切停摆。南方经济萧条于此一览无遗，百年来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以重建毁于南北战争的南方，而他们谈起内战宛若昨日之事，令我不齿。

南方给我的印象原该是一片惨淡，好在我发现了萨凡娜（Savannah）。

萨凡娜

我在佐治亚州的萨凡娜停了一天，一方面为了休息，一方面为其典雅地名及几段历史、文学、音乐轶事所吸引。单纯只想看一看，没有人，全美国没有半个人教我到这里来。然而这是全美最令人惊艳的城市。美中翘楚，无可比拟。不知道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敦怎么样，那里比较有名，我明天会去。此地根本没人来（尽管它拥有一流的观光设备，而且懂得以别处欠缺的雅致，介绍令人神往的历史、城市之美。或许其魅力所在，正是因为美国华而不实的观光业未尝染指之故）。这个小城基本上还维持着十九世纪初南方繁华一时的风貌，棉花田时期；是美国少数按都市计划建设而成的城镇之一，更是唯一谨守绝对理性规律同时千变万化互不抵触的地方：每隔两个交叉路口就有一个植有绿树的小广场，在自殖民时代到内战时期各建筑物的韵味衬托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在此停留了一天，踏过一条条小路，欣然忘记去感受城市，一个述说文明的城市，唯如此观看萨凡娜，才能了解南方文明。自然城市无趣之至，死气沉沉，然而是自有其格调的无趣，属于理性、新教徒、英国的无趣。平淡无味，吹毛求疵的城市，旅馆房间的告示牌上巨细靡遗地列出听到空袭警报时应遵循的步骤；在此地出生的首要名人是女童军创办人；我去拜访的一户人家（我自然而然兴起了想要认识当地居民的念头）招待我喝茶，没有威士忌，没有酒，只有茶，是我到美国来第一遭。整个南方如此，这里的老太太也不例外，话题不离陈年往事，但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何谓南方优雅，不像蒙哥马利富裕——相对于整个南方来说——但其粗鄙教人目瞪口呆，萨凡娜贫穷但有尊严（小城其实靠海港维生，是我所见第一个带有早年美国色彩的港口），对黑人的态度是温情的大家长作风。明天再告诉你们查尔斯敦是什么样子。

六零年三月九日

查尔斯敦

四处可见Ante Bellum（南北战争前）时期建筑，也有十八世纪的，只是脏兮兮，摇摇欲坠。就城市而言也比不上萨凡娜。

现在呢？

我可以去北卡罗莱纳州，那里有

Chape Hill大学邀我前往。

还是回头往西走，在

科罗拉多，有不同邀约在等我

从那里飞去怀俄明，有人

邀我去一处农场。

再由那里飞往东北，华盛顿州的

西雅图。跳过美国东北

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回程在芝加哥停留，我在那里

待过几天，那个城市显然

还有话要说。

不过我也很乐意回到

加州两大城

继续东奔西跑

环游全美，像

最近这两个月也不错。

结果，

决定回纽约去度过剩下的两个月

然后返欧的时间就到了，因为

纽约，无根的城市，是唯一让我

觉得有根的地方，两个月的旅行

说起来也够了，纽约是仅有的

我可以伪装存在的地方。

两个月其实转眼即逝

因为我有一堆邀约

每一个要三到四天

我已经答应并订下

日期：

一所女子贵族学校

在本宁顿，佛蒙特州

耶鲁大学

再访哈佛

重回华盛顿。

所以我现在满心焦虑

弹指之间纽约生活将尽

唯一的遗憾是

未能在这个城市久待

两个月来我听尽它的坏话

所有听到关于它的坏我却

乐在其中。

1. [1] 塔莱朗（Charles-Mauric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政治家，曾于拿破仑王朝大展外交天才。（译者注）

2. [2] 圣灰日（Ashes Wednesday），封斋期前一日。（译者注）

3. [3] 哈比卜·布尔吉巴（1903-2000），突尼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分成两半的共产党员

在圣雷莫与卡尔维诺见面。是一种夏宴，极短：从不超过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正好是我们沉默不语时间的总和。不过，这一次，沿袭多年的规矩失效，而且理由充足。首先是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祖先》合集，依序是《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还有他的美国之旅。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反正明确的想法是要让卡尔维诺跟我们的读者聊一聊。然而，当我在心中想以简单几笔勾勒出这位利古里亚作家轮廓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帕维塞。就某个观点来说在这里停下来是必需的，是寻根探究卡尔维诺的一个办法，或者应该说，是将那些自然（所有可以联想到他的利古里亚省的）及智性因素，说不定还有其他东西，融会调和的一个办法。我得提出一个日期，让我们找到借口为我们历史上一个漫长时期划上句号。距离帕维塞的死十年了，这个月二十七号正好满十年。回忆那段日子的伤痛与惊愕，我想就之后发生的事做个总整理，我们的改变，个人及家庭方面。所以我找到要问卡尔维诺的第一个问题了。接下来再谈他的工作，美国之旅及政治理念。这一刻我们谈对帕维塞的怀念，其实说明的是他与我们密不可分的关系。

帕维塞过世十年了，你对他的作品的看法是什么？随着时间得以浮显和遗忘的，又是什么？还有，你可有承袭自他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是哪方面？

几个星期前有罗马的朋友来都灵拍摄一部关于帕维塞故乡的纪录片。我带他们四处去看以前我们一起去的地方：波河、小吃店、丘陵。当然，十年间世事变化之大，超乎我的想象。早已有所谓“帕维塞时期”，是三零年到五零年间那二十年，自有其明确轮廓，但直到今天才在我们眼前以统一的面貌出现，包括战争、街景、对客体的描写、女人的神情、风俗民情、心理氛围及理想。这些在过去已使帕维塞遥不可及，但同时说明了之前我们并未深入理解的那个境界的价值所在：做别人所未做，他将那个时代鲜活地记录了下来，是为九本中篇小说，仿佛一出紧凑完整的“人间喜剧”。有多少他所独有，当年教人不得亲近如今几近谜语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满载诗意魅力！何处再见那昼夜漫漫，不知道做什么去哪里，因为纯真，因为外在世界的空洞所以苦闷的惨绿少年。不像今天饱食终日，内心虚空。阅读帕维塞，是那么真实、切身，个中伤痛是那么折磨人！这份孤独，是怎么回事？一切是这样清晰、沉痛、遥远，一如莱奥帕尔迪的清晰、沉痛、遥远。

帕维塞的九本小说风格统一，主题一致，却又千姿百态，我认为《丘陵小屋》和《女子悄悄话》最美，各有千秋。不过最近我重读了《丘陵上的恶魔》，我记得帕维塞给我看的是手稿，是他作品中我最觉晦涩的一本。如今我发现那是一本有多种阅读层面的书，也许是他最丰富的一本著作，有繁复生动的哲学对话（不过争论太多了一些），至于理论家帕维塞（写日记及评论的帕维塞）的精华，在这本紧凑、浓郁的文学佳作中俯拾皆是。

帕维塞那条路在意大利文学中没有得到延续。不论其语言，在写实客观描述中萃取抒情张力的独特手法，甚或那份绝望，原以为最具感染力的绝望。（就连内心煎熬也有其淡季旺季，今天有谁喜欢受苦？）帕维塞再度成为“意大利诗坛最孤独的声音”，正如他的诗集《辛勤工作》早期一个版本封面上所写，我想是他自己说的。

像我，被认为是他的弟子，我够资格吗？我与帕维塞的共同点是我们对创作风格及道德观的品味，还有，大家是这么说的，我们对许多受欢迎的作家的轻蔑：这是近五年朝夕相处从他那里承袭而来的，不算少。但在创作方面，这十年间，帕维塞是我写的任何东西的第一个读者兼评审的日子已经远离。天晓得他今天会说什么！某些评论硬要移花接木说我的奇幻小说源自帕维塞“虚构”的观念，怎么会呢？帕维塞自己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强调说不应将创作观（他用的字是“虚构观”）强加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意象上，他所指控的正是在他死后不到一年我无意中走上的那条文学道路。其实我们的工作态度截然不同；我不考虑创作方法论，不顾一切踏上危机四伏之路，总指望“自然”的力量能助我过关。帕维塞则不，对他来说创作没有“自然”可言，全都是有意志的严谨自我建设，在文学上，他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若对生命也抱持同样态度该多好！

既然话题引到这里，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作为一位作家，这一阵子你倾向表现事实的映照面及孕育事实的理念，抛弃了直接、即时的语调。

我在《我们的祖先》一书序中也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收录了我三篇抒情-史诗-滑稽故事：《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如今这套组曲已经谱成，结束，它在那里，看谁想要研究或消遣，都与我无关。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我还不知道，如我之前所说，我从不以创作方法论为起点，我不会说：“现在我要写一篇客观写实小说，或心理描写的，或寓言。”重要的是我们之为我们，深化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是关系之所以存在的爱加上转换的意志力之总和。然后才拿起笔开始写作，找一个角度使浮显出来之符号有其意义，再看写出什么。（但也常常丢进垃圾筒。）

我听说你准备写一本关于美国之旅的书，你认为旅行在今天对文字创作者有帮助吗？对你而言，美国之旅所带来的正面及负面影响是什么？

出发去美国前，包括旅行当中，我一直做违心之论说我不会去写一本以美国为题材的书（已经太多了！）。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游记是一种有益，不起眼但完整的文学。这类书很实用，虽然世界日新月异，但正因为如此，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保留的是其多变本质，而且传达出的不止是对眼见实景的描述，而是你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一种认识的过程。

这是我不久前才厘清的，直到昨天我还认为就我的工作性质而言，旅行只有间接影响力。这是因为我的授业导师帕维塞，是旅行的头号反对者，一首诗可以在心里酝酿几年，说不定一辈子，他说，大概意思是这样，蜻蜓点水这里那里停几天或几个星期。对这如此缓慢隐密的成熟过程有何价值可言？当然，旅行是生活体验，如同所有其他体验，是可以使我们的某些东西改变、成熟的，我原本这么想，旅行对写作有益，因为让你对人生有所了解。去印度旅行后回到家重新提笔，写……，回想第一天上学，会写得更顺吧。总而言之，我素来喜欢旅行，与创作无关。以同样态度我完成了最近这趟美国之旅：因为我对美国好奇，想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并不是，怎么说呢，“文学朝圣”或为了“找灵感”。

没想到到了美国，我生出一股强烈的要去认识，完全掌握多样复杂事实及“另一半的我”的欲望，这是全新的经验，有点像谈恋爱。恋人，大家都知道，花很多时间吵嘴，即使今天我已经回来了，偶尔还意外发现我内心深处仍在跟美国抬杠。我昏了头继续满脑子美国，每当听到或读到任何与那个国家有关，而我自认唯有我才能了解的东西时便满怀妒意扑身上去。既然我已经“走火入魔”，干脆像你说的，快一点把它诉诸笔墨。

旅行的负面影响？大家知道，心思不再能集中于组成个人创作世界的特定客体上，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全心全意带点着魔的专注这个条件（条件之一）也受到动摇。但话说回来，就算这些销匿无踪那又何妨？以人的角度看，出门旅行要比留在家里好。生活第一，然后才谈哲学和写作。趋近世界，也就是说朝发掘更多真相努力，是写作者的基本生活态度，那显现于纸上的不管是什么，无须怀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归乡又代表什么，你对利古里亚的记忆价值何在？

利古里亚人分两种：那些像帽贝黏附在礁石上拔也拔不下来、对自己那块土地恋恋不舍的人，和那些天地是我家的人。即便是后者，像我或者也包括你，仍定期回家，对那块土地并不比其他人少一份眷念。我的利古里亚西部沿海十五年来变化之大，已教人认不出来了，说不定正因为如此，在水泥阵中辨出记忆里利古里亚的一鳞半爪，是较恋爱中的焦虑更令人回味的故乡“礼赞”。仿佛由占支配地位的商业化思维模式中，不经意挖掘出我们家庭昔日的中心精神，对你来说，亲爱的波，应该是不乏冉森教派影子的天主教，对我而言则是一致主张“行动”的世俗、马志尼、共济会传统。将我与我的故乡，主要是圣雷莫北边那个乡镇连接在一起的，是我对我父亲敬重之心与日俱增的怀念。他的个性及一生，既是最异乎寻常、同时也是最能代表复兴运动后那一代，今天已经不存在的那块土地上的最后一个地道的利古里亚人（当然他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海洋彼岸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这些都是情感因素，而理性来说，我看事情的角度总是尽量从最先进的生产世界，人类历史团体生活中的关键部分出发，不管是工业化欧洲、美国或苏俄。我年轻时这个矛盾困扰我至深：既然明知我刚才说的那些才重要，为什么创作上还要紧紧抓着那依赖观光事业富裕假象和大多是未开发土地的农业这类附属经济维生的利古里亚呢？然而以利古里亚沿海为背景的故事影像于我笔下成形时格外清晰、明确，当我改以工业文明为主题时一切却失焦、黯淡。因为说得漂亮的故事是我们抛诸脑后、盖棺论定的故事（然后发现其实仍悬而未决）。

必须从事实出发。采社会学角度的批评家，与其继续笼统打转，不如做点比较实际的工作：以其观点阐释每一位作家的真实本质，揭开他们或许与外表相冲突的真正社会背景。说不定抽丝剥茧后会发现，我骨子里是个农村小地主，个人主义，对工作吹毛求疵，吝啬，跟国家、税制唱反调，为因应无利可图的农业经济、平抚将土地留给了佃农的懊悔，提出全球通用，可助其脱离困境的办法，如共产主义或工业文化，或视天下为一家的知识分子离乡背井的生活，或聊胜于无的寄情纸笔以期重拾迷失在现实中的本性与和谐。

如果要就你的政治经验说一个小故事，你会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哪些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过提携之情？对你影响较深的是理念，还是人？

几个月前，我刚从美国回来，都灵正好在办一系列关于法西斯及反法西斯的演讲。每一次阿弗烈剧院都人山人海，人群中我与反法西斯那个伟大小世界里的脸孔重逢，参加抗战的人，不管今天从事什么行业，重又齐聚一堂，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加入，那，是一种美。我们不曾离开，我们举足轻重，由这里，多少看出些端倪。

人永远先于理念。对我来说理念始终有眼、有鼻、有嘴、有手、有腿。我的政治生涯无宁是一则人的故事。在意大利，当你放弃希望时，反而会发现其实好人并不少。

我那一代是气宇轩昂的一代，即便未竟全功。没错，对我们，多少年来政治扮演了极为重要甚至夸张的角色，而生命是多面的。这种世俗的投入为我们的文化养成提供了一个骨架，如果说我们诸事关心，这是原因。还有，环顾四周，且不管欧洲或美国，我们这一代跟年轻一辈比起来，我得说我们是比较杰出的。在意大利，最近几年继我们之后形成气候的年轻人之中优秀的，比我们知道得多，可是都偏向理论，他们拥护的意识形态全由书本而来；我们则热中实践，这并不表示比较肤浅，正好相反。

你应该看出我企图勾画的图样是整体的，强调当我还是某个政治团体中一分子及今天是“游击队”之间的延续性。因为能够传承下去，懂得在每一个事实中找到积极面，才有意义。我今天的政治理念？我没有什么时事观念，不过我自认为建立在以美苏达成协议为基础上的那个世界的理想公民。自然，这表示说期盼美苏在各方面能有所改进，也就是说对双方正在成熟的新一代有信心。那么中国呢？如果美苏能一起解决落后国家的种种问题，应可避免杀伤力过大的手段。伤口已经太多了。至于意大利？欧洲呢？如果我们能用放眼世界而非以国界自限的字汇来思考（在这个星际时代，是起码的要求），我们或可摆脱被动的卒子之姿成为如假包换的未来“创造者”。

1. [1] 卡尔洛·波（Garlo Bo）访问卡尔维诺，《欧洲》（L’Europeo）杂志，XVI，35，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青年政治家回忆录

一、法西斯治下的童年

1.一九三九年我十六岁，所以要回答关于战前的“理念背景”问题，我得由那些懵懵懂懂、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审视自己，试着重织一张由影像和激动而不是理念构成的网。

以政治为轴书写自传体回忆录的危险在于夸大政治在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真正的分量。我可以用这生记得的第一件事，法西斯行动队棒打一名社会党员开始。相信在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鲜有人能记得，因为这个回忆可能得上溯到一九二六年，有人行刺墨索里尼未遂后，行动队最后一次使用短棍。挨打的是卡斯巴勒·阿摩雷提教授，教拉丁文（他儿子是“新秩序”在执行第三国际某次任务时于日本殉职的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他是我们圣雷莫别墅一间附属“翼屋”的房客。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老教授扭曲着一张血流不止的脸，领结也被扯掉了，进来求救。

不过自这第一个童年印象后，生活中一切感受、见闻，就都是文学诱因了。童年，与青少年对未来的展望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及想法毫无逻辑地一个接一个蹦出来。就算成长环境中表达自由、资讯发达，但一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仍需要时间。

从小听家中大人们的议论，我一直有意大利已走上穷途末路的强烈感觉。青少年阶段，我跟学校同学几乎一致憎恨法西斯，不过这并不表示说我注定将走上反法西斯之路。那时候距离我使用政治术语观望局势还过早，更不用说争取某样东西以对抗另一样，或是为自己在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中找到定位。眼见政治是众人唾骂、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对象，一个年轻人本能的反应是认定政治无可救药地是死路一条，应该要寻找别种生命价值。当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恶，与投入政治对抗法西斯之间的鸿沟，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接下来我原该从书写自传体回忆录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或毛病来看我自己：试着就个人经验披上某一代、某一个环境的整体经验“中间值”的外衣，凸显共通点，将比较特别及个人的那一面隐藏起来。不过跟前几次不同，这回我想公开于世的将稍稍偏离这个意大利“中间值”，因为我深信由例外着手，会比经由正规挖掘出更多事实。

我是在一个早年比起意大利任何一处地方都颇为不同的城市长大的：圣雷莫。我小时候，那里全都是老一辈英国人，俄国皇族，人们来自全世界，无奇不有。我们家当时不仅在圣雷莫引人注目，就是在整个意大利也属异常：我父母并不年轻，科学家，爱好大自然，自由思想家，两个人个性有所出入，但对国家走向皆不以为然这点上又很一致。我父亲是圣雷莫人，出身于一个信奉马志尼、共和制、反教权的共济会家庭，年轻时是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是改革派社会主义者，长年住在南美，没有经历过大战；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无宗教信仰，生长环境教导她奉俗世义务及科学为圭臬，一九一五年加入主战社会主义行列，但和平信念不曾动摇，旅居国外多年返回意大利时，正值法西斯在巩固其势力，在我的双亲眼前的是一个改头换面、难以辨认的意大利。我父亲希望能以己力及清廉为他的国家服务，四处碰壁；以他经历过的墨西哥革命为度量衡及利古里亚传统改革主义随机应变的务实精神来看待法西斯，成效不彰。我母亲，有一位联名签署克罗齐宣言的大学教授哥哥，她自己则是反法西斯强硬分子。两个人既因爱好也因阅历，视世界为一家，都在战前社会主义呼吁革新的泛泛口号中长大，他们不止追求自由民主，更对所有不寻常的改革运动都有好感，包括：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甘地、布尔什维克党人。法西斯也加入此一行列，仿佛众多改革声音之一，但是为无知、腐败小人所领导，是一个错误的路线。我们家对法西斯的不满除了暴力、无能、贪婪、压抑评论自由、对外侵略政策外，主要是针对它的两大罪过：与保皇党同一阵线及与梵蒂冈的和解。

青少年性喜随群，所以发现自己来自一个看起来不一样的家庭，会产生一种与环境之间心理上的紧张关系。我父母最惹眼的招议之举是对宗教课的不妥协态度。他们要求让我免上宗教课，不参加弥撒或其他宗教礼拜活动。这在我就读瓦尔多教派办的小学或寄读英国学校时并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在那里信奉新教、天主教、犹太教或俄国东正教的学生以不同方式混合编班。圣雷莫当时有各个教派的教堂及神父，包括风行一时鲁道夫·史德耐轮回净化论这种秘密团体，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是周围各种声音的代表之一。可是等我进入公立高中后，不上宗教课，在那普通随波逐流的气氛中（法西斯当政已迈入第二十个年头）我陷入孤立状态，有时我被迫在同学和老师面前自闭于一种被动、沉默的反抗。有时宗教课夹在两堂课之间，我就站在走廊上等，引起经过的老师和工友的误会，以为我被罚站。因为我的姓氏，新同学每每以为我是新教徒，我否认，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信什么？”“自由思想家”由一个少年口中说出徒惹人发笑，“无神论者”在当时太冲了。我只好不回答。

我母亲尽可能拖延我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锋队的时间，第一，她不希望我学会使用武器，还有，星期天早上举行的集会（后来又有周六法西斯教育日）主要活动根本就是让少年先锋队到教堂望弥撒。当我应学校规定加入后，我母亲又要求准许我免做弥撒，以纪律为由被否决，但她还是想办法知会了神父及指挥官，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在教室内请勿要求我有任何宗教行为。

一言以蔽之，我老是跟别人不一样，稀有动物般被人瞪着看。我不认为这对我有负面影响：面对他人对你个人习惯的敌意，为正当理由而被孤立，忍受随之而来的不便，为维护未获共识的立场摸索出一个合理准则，慢慢地你对这一切就习以为常了。反而长大后，我对他人意见总抱持宽容态度，尤其是宗教方面，因为忘不掉没有随俗信教被人捉弄是多么不愉快的一件事。同样地，我也完全没有在神父堆中长大的人常有的反教权倾向。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起这些往事，是因为我看到我许多非教徒朋友“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碍”，“为了不让小孩觉得与众不同”，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认为此举缺乏勇气，就教育角度来说绝对有害无益。难道一名青少年不应该开始学习面对小小不便以忠于某个信念？还有，谁说年轻人不应该有心理障碍？心理障碍来自于与周遭环境的正常摩擦，一个人有了心理障碍会试着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个人心理障碍的胜利，没有它就无法养成其人格、个性。

自然，我不需要夸大事实。我的童年经验一点也不赚人眼泪，我的生长环境富裕、平静。五彩缤纷，是我对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断，但并未意识到什么激烈冲突。我没有贫穷观念，我唯一听说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于利古里亚小自耕农的问题，我父亲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时亦挺身而出：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过在方丈之间，却饱受税务、化肥价钱、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贫民不是没有，由意大利其他省份开始往利古里亚迁移，来自阿布鲁佐省和威尼托省的雇农在我家农场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队到我父亲的研究所领取按天计酬的工资。可是他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我根本想象不出贫穷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跟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融洽，我父母对穷人表现出的熟稔和亲切常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对世间进行中的抗争运动毫无所知，只有一些传自外地的影像，像马赛克那样齐齐排列。圣雷莫当时主要看的报纸既非来自热那亚亦非米兰，而是尼斯。《侦察报》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佛朗哥；《小尼斯报》偏共和党，后来他们就不让进了。我们家看的是热那亚的《劳动报》，直到停刊为止，这是法西斯如日中天时，硕果仅存的一份由一名改革派老社会党员朱塞佩·卡内帕（Giuseppe Canepa）办的报纸，他是我父亲老友，记得他来我们家吃过几次饭。这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因为我父母亲对一系列抨击希特勒的短评赞誉有加，短评人署名“黑星”，那是乔凡尼·安萨多（Giovanni Ansaldo）。有一次飞过一艘满载纳粹褐衫军的飞艇，我同桌波兰籍犹太裔的同学艾毛努埃·罗斯皮契兹说：“最好掉下来统统摔死。”我那时就读一所瓦尔多教会小学四年级。应该是一九三三年。在我家进进出出的年轻人什么国籍都有——土耳其、荷兰、印度——是靠奖学金在我父亲主持的研究所念书的学生，曾有两个德国学生争执不下，一个纳粹党员一个犹太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瑞士人，她常去法国，并参加在培雷耶厅举行的和平兼反法西斯国际示威活动：这点她并没有跟我们明说（我们后来才知道），可是会告诉我们一些“口号”。当法国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主政时，我母亲在点心时间便教我们立正站好面向东方，说：“为面包，为和平，为自由。”

当然，同一时间，我也参加集训和少年先锋射击队以及之后的青年先锋队的游行阅兵：没有任何乐趣可言，只把它当成学校生活众多枯燥乏味的规定之一接受它。在逃课，不参加集训或征召日来穿制服被勒令退学中获得快感，是中学的事了，不过那至多是少年轻狂的叛逆举动。至于如何在法西斯游行中偷安度日，我已经在我三篇以一九四零年夏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尝试描述过，无须在此赘言。

总之，直到二次大战爆发前，世界在我看来是由不同层级的道德观及习俗搭起的一座拱门，平排并列互不抵触。一端是反法西斯或法西斯前素朴的严峻，以我母亲一丝不苟的道德、非宗教、科学、人性、反战、保护动物态度为代表（我父亲是特例：落单的行者，待在树林里与狗为伍的时间多过跟人相处的时间：狩猎季节到了就打猎，其他几个月则埋头找草菇或蜗牛），然后经过渐进的宽容、放纵，往人性弱点、得过且过、贪污腐化移动，接下来是教人眼花缭乱、愈趋委靡、放任的宗教、好战分子、迎合屈膝——资产阶级的种种狂妄虚浮，再到另一个端点，那绝对的鲁莽、无知、自吹自擂、高唱胜利的法西斯，肆无忌惮，自以为是。

今天看来，你不得不在其中做明确抉择，其实不然：那时候一个年轻人看到的是开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父母那个世界视为与现实无关的十九世纪石棺予以拒绝，选择那看来更坚固、生气勃勃的法西斯。像我弟弟在十三到十六岁间就说自己是法西斯党员，其实是为了跟家里作对（德军入侵后，这场造反随即平息，全家又一起投入游击战）。我跟他同一年纪后——正值西班牙内战，似乎我父母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在这场战争中落居下风——却全盘接受父母们的价值观，不仅视其为理所当然，更是抵御法西斯蛮横的屏障。只是我察觉自己变成了悲观论者，嬉笑怒骂、孤芳自赏的批评家，袖手旁观，因为进步是痴心妄想，世上恶人当道。

2.我开始享受青春、团体、异性、书本，是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张伯伦、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会谈告终。利古里亚西部沿海的“美好岁月”结束了。接下来是教人心焦的一年，马奇诺之役，法国沦陷，意大利参战，哀伤混乱的阴郁年代。我想我这里的回忆与出身小康、非法西斯家庭的同年龄少年的普遍印象相去不远：既非对战事的惴惴不安，亦非那个年纪的课外读物或争执。

我要谈的是我周遭环境的改变及其后果。因为战争，圣雷莫弃守了长达一世纪作为各国人种聚居地的地位（永远弃守。战后的圣雷莫变成了米兰-都灵的郊区），重振雄风的是利古里亚省一个古老城镇的原始风貌。不知不觉中，眼界亦随之改变。我一点也不吃力便融入这种乡土精神，对父亲那一辈几乎全部出身古老中产市民阶级、学有专精、若非反法西斯也至少是非法西斯的我及我同年的朋友来说，这如同一道抵御外在世界，已然为坠落、疯狂所掌控的世界的屏障。在我们家，除了早先的海外经验外，如今对我别具意义的是父系古老方言，于所在土地上、特性上扎根。那是一种地方伦理，我们依此为准做选择、交友，对凡是在我们鄙俗、挖苦的语言及唐突的正义感以外的一切持怀疑、轻蔑的优越态度。

一九四一年我注册大学，选读农学系，对文学的痴想即便跟挚友也瞒住不说，差点还瞒过了我自己。耐着性子听课，待在都灵短短几个月，让我误以为城里人除了为两个足球队或两个电台乐团加油助阵外无事可做，更坚定了我将自己封闭在乡村天地中的决心。

于是事情发展成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我们对个性的崇拜，以为那是我们所独有，蔑视大都会里被我们视为缺乏生气的盲从之流的年轻人。我们是来自外地的“硬汉”，猎人，撞球好手，大言不惭，自傲于我们属于知识分子的粗鲁，对爱国或军事空话嗤之以鼻，讲起话来神情凝重，进出声色场所，鄙夷任何儿女之情，又因身边没有女伴颓丧绝望。如今我知道我当时是在搭筑一个小屋，试图藉此隔绝世上所有的败德，好在我悲观认定将永远受法西斯及纳粹掌控的世界中苟生。心理上的桀骜不驯与简化是为了找一条生路，甘冒可能得付出极高代价的危险：放弃参与历史进程，错过几个大观念的辩论，拱手将以为已经无可挽回的领土送到敌人手上。所以我们接受法西斯套在我们身上的外在形式，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经验不足，只为了少惹麻烦。同样要归咎那令人恼火的不合群，明知省府附近就有“大学法西斯小组”在办一些政治讨论活动，但我从未趋近过。（我错了，因为藉由那个环境，我原可以提早接触到当时已加入法西斯组织的年轻人，就不至于面对抗战时毫无准备。）

不过这种封闭心态（我们今天可称之为“政治冷感”，与战后发生在对方阵线的情况雷同）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很快我就跟酝酿中的气氛有所冲突。其实那划地自限的与外隔绝本来就不是绝对的。举例来说，我中学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罗马的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那时候艾乌哲尼欧在罗马念大学，假日回圣雷莫：可以说跟他的讨论是我们“政治”生涯的起点。他原是“大学法西斯小组”反对派成员，后被“大学法西斯小组”除名又摇身一变为几个意识形态模糊的团体幕后策划人。有一次他还写信给我，要我参加一个仍在筹备阶段的党，暂名为“贵族社会党”。就这样，日积月累，借着与艾乌哲尼欧通信及夏日长谈，我无法不注意到反法西斯的秘密崛起，并对看些什么书有了一个方向：胡伊京戛、蒙塔雷（Eugenio Montale）、维多里尼、皮斯卡内（Carlo Piscane）；那些年出版的新书标示着我们没有章法的伦理文学教育的不同阶段。

当时也热衷讨论科学、宇宙学及认知基本原理：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普朗克（Max Planck）、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乡间出现了一些奇特单一的文化案例：一个醉心英、美文化的圣雷莫青年，在战事最激烈时以认识论、心理分析及爵士乐成为当时的文化传奇人物，我们听得如此专注仿佛聆听神谕。夏日某一天，艾乌哲尼欧和我凭空建立了一整套的哲学系统：生命冲动哲学。第二天我们发现这套思想柏格森（Henri Bergson）早就提出了。

我那时候也写一些略带政治、无政府主义及悲观色彩的极短篇或寓言故事，寄去给艾乌哲尼欧，他让其中一篇在“大学法西斯小组”报上发表，好像给他惹了一点麻烦。没有人知道我是谁。那时我的政治理念和创作都倾向于一个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为前导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跟斯卡法利和其他朋友，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夏天，我们一致通过的党纲是称自己为“自由人士”（依据主要是得·鲁杰洛[De Ruggiero]的《自由主义史》），跟我的无政府主义一样不着边际。围坐在离我家农场不远的溪流中一块平坦大石上，我们成立了Mul（大学生自由运动）。政治还是游戏，不过只是早晚问题。那几天是日后被称为“四十五天”的激昂时刻，被强制迁往别区的共产党人回来了，我们一拥而上围着他们问个没完，讨论，提出异议。

九月八日，艾乌哲尼欧返回罗马。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地下共产党组织。

3.七月二十五日，我既失望又懊恼，像法西斯这样一个历史惨案竟然以政务委员会一纸平常的行政命令宣告落幕。我一心期待的是革命，在战斗中意大利获得重生。而九月八日之后，当这飘渺的梦想成真：我这才懂得，当梦幻成为事实，要能胜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选择共产主义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支持。我觉得有必要从一张“白纸”出发，所以我始终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苏联我有一肚子的疑问及意见，这在当时很普遍，但又丢不开我父母一直坚守苏联路线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行动，而共产党正是最活跃、最有组织的力量。当我得知我们这一区的游击队队长费里契·卡休内，年轻医生，共产党人，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阿投山区与德军交战时阵亡，我跟一个共产党朋友说我要入党。

立刻就有工人同志跟我接触，我的任务是组织青年学生阵线，而且油印了一篇我的作品私下流传。（那是我写的许多诙谐寓言故事之一，我其实可以写下去。是由无政府主义角度出发——这对我接受共产主义不无制约作用——写就的异议文章：未来世界中军队、警察、官僚制度的苟延残喘。很遗憾我没有保存下来，总希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位将那油印稿留起来的昔日老战友。）

意大利抗战战区中我们最为偏远，缺乏天然资源、盟军支持和权威的政治领导，却也是那二十个月内起义各地中战况最激烈、惨痛，阵亡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一直不知道如何以第一人称叙述游击战往事。我可以循不同、又不与事实相违背的叙事风格来做这件事：回忆面对失去所爱、危险、不安、决心、死亡的激动，或相反地锁定那描写一个毫无政治准备，完全没有生活历练，一直活在家庭呵护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不确定、老出错、慌乱、卷入不幸的喜剧英雄方向。

在这里我不能省略不提（也是因为该角色已呼之欲出）我母亲在她视为与自然法则和家庭伦理同等地位的那一场抗战中面临的处境，她激励她的两个儿子加入武装抗争，在纳粹保安队及德军面前沉着庄重，不慌不乱，在作为人质遭长期监禁期间，我父亲在她眼前三次被黑衫军假枪决，而她表现出无比的刚毅与勇气。有母亲们参与的历史事件，有大自然现象的伟大及所向无敌。

现在我得专心来看一下抗战时期我的政治理念。我想将属于我的，及我身边现实环境的两种心态分开来：其一认为抗战是绝对合法的，是为了对抗法西斯的颠覆与暴力所采取的行动；另一则视抗战为革命，为推翻，热血沸腾地认同终年被压迫及法外偷生者的起义。我则在这两种心态中摇摆，视我身处的环境及战况，还有在我身边的人而定：我熟稔的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人士或者另一个全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劳工，后者是我对人类的新发现，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反法西斯是文化精英取向，不属于穷人。

看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依我当时的心理状况而定。无意中读到油印传单上陶里亚蒂的讲话，他提出的意共合法、统一路线，有时我觉得那是在全面极端主义中唯一清醒冷静的谈话，有时又觉得不解和遥远，与我们满腔热血及愤慨的事实不符。

光复之后，我读的第一篇马克思思想论文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既然“国家恶质化”之不可避免，所以在共产意识形态中加入我原先的无政府主义、反国营、反中央集权思想乃理所当然之事。到这里我的政治理念史前史告一段落，开始有意识时期，投入对我来说主要活动范围是都灵劳工运动的战后政治活动，另外同时平行发展的则是我的文学生涯。至于我尚未谈及的后续经历（主要是一些发表的文章及党的公开活动）我是想再深谈，但时间、空间都不允许。继续这个话题或从头开始的机会不怕没有。随着时间，回顾过去会看得更清楚。

4.为了厘清我年轻时的想法，我用了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前者希望生活的真实面能彻底发挥其极限，不受制于体制。后者的目的则是世界资源不为滥用，且按现在及未来人类之利益所需，经过组织使其开花结果。

第一个名词同时意味着随时准备打破长久以来僵化和带着不公平戳印的价值观，从零开始。第二个名词则意味甘冒动用武力与权力的风险，也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一个理性阶段。

这两个名词，或者说这两种需求及风险，以不同比重同时出现在我对政治理念与行动的考量中，当我是共产党成员时如此，入党前退党后亦如此。把重心放在这两者其中之一，或两个名词的两个定义其中之一，是我这些年记取历史教训的方法。

今天我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名词的正面意义，即我在第一段提到的，如何在只需付出第二个诠释中的最小代价就付诸实现。我认为这是今天困扰全世界的问题症结所在。

二、艰苦岁月中的一代

1.2.对一个大战爆发时十六岁，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二十岁的人来说，回答第一及第二个问题并不是清晰理念的展现，只是在筛选对政治意识形成有潜在影响力的青少年点滴回忆。我发表在《悖论》第二十三、二十四期的答复正是如此。然而我愈想，愈对这篇我的“史前史”抒情说教形式的报告不满意。真正的政治意识形成是当你有意志，懂得取舍，理性思考、行动时才开始的，根本是成人世界才会有的进程。所以，乘这个专题收集成册，我认为就我在杂志上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仅起了头的回答做进一步的论述更有意义；至于第一及第二个问题，我则将先前的答复做一整理。

战前，与其说是理念背景，不如说是一种制约——家庭的、地理的、社会的，还有心理的——使我毫无犹豫便站在反法西斯、反纳粹、反佛朗哥、反战和反种族歧视的论点那一边。但光是这些制约或论点尚不足以使我投入政治抗争。在给予法西斯负面评价与积极加入反法西斯行动之间曾经有过的鸿沟或许今天我们已无法评断。看到政治为精英分子所唾弃且不屑，一个年轻人的本能反应是认定政治是无可救药的死路一条，应该保持距离，寻求别种生命价值。

此时，有另一个制约介入：历史制约。不多久，战争成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背景，我们思考唯一的主题。我们发现自己在政治中，不，在历史中载沉载浮，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选择。那场血洗欧洲的全面冲突的结束，对未来世界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在那比起个人意愿要惊天动地许多的事件中该如何自处？个人在历史中的定位是什么？历史，有意义吗？“进化”这个观念还重要吗？

这些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质疑：自此，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根深蒂固，视每一个问题为历史问题，要不就总想找出所有问题的历史因素。如果说“世代”这个名词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特性应该是，看历史犹如个人经验，高度敏感。这尤以意大利最为普遍，当然，曾因战争或对德抗战而分裂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现象。我们的历史经验与上一代不同，且与他们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处在论战状态。而此论战其来有自：如果说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将父执辈送上被告席，那是我们。何等幸运。那其实并非全面绝裂：我们必须在我们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够再次坚持、重新出发的，某些他们无能为力或来不及实现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并不是虚无、反传统或愤怒的青年的一代，相反地，历史延续观念早已深植我们脑中，使得一个真正的革命分子成为唯一可能的“保守者”，在听由生理反应摆布的人间灾难中懂得选择那应被拯救、保护、传衍和开花结果的种种。

在思考我们参与历史这个问题的同时，另一个我想提出的是我们经历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评估历史——亦即我们自身——的方法。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小便排斥法西斯思想，也就是自摒于武器及暴力之外，所以，加入武装游击战首先意味着超越我们底层的重重心结。我的成长环境更有助于让我变为反心灵论者而非游击队员，我却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最残酷的战役中。不过——正如第一个为我们对当时政治社会问题倾向下定义，也率先为此付出生命的那个人所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时间建构内心悲剧：他们找到了一出建构完全的外在悲剧。”意大利的惨况与敌人的凶残愈增，算总账的那天就愈近。抗战与我们的生命冲动同出一源。

也可能，因为反作用，走向极端主义，因为看来众多折磨、苦难将永远无法得到报偿；或者，为了控制住这情绪化的鼓动，落入政治化、冷漠的法治主义。

不过在所有这些融化为单一生命热量的成分中，游击队精神最为亮眼。游击队精神是一举克服困难突破障碍，一种属于战士的自傲及对此自傲的自我解嘲，企图建立起实质合法的威望又对所在处境极尽揶揄，有时带点自吹自擂、唬人的调调，不过永远不失慷慨，急于对每件事表现出豁然大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说，若想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环境中行动自如，这个精神，让游击队做出那些不凡之举的精神，在今天仍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态度。

3.在抗战的推波助澜下，意大利光复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埋首政治中。“曾为游戏队一分子”对我及许多其他年轻人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非暂时的制约像“服兵役”。自那一刻起，我们的平民生活是游击队的延续，武器不同；法西斯的军事挫败不过是个假设；我们誓死捍卫的意大利尚在蛰伏期，得将其潜力转化为事实应用在各个层面。任何我们在日常生活及生产世界中意欲从事的活动，只因参与政治才见完整，才有其意义，这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

抗战期间，我加入意共的主要动机是能以较积极、较有组织的力量参战，对抗德军及法西斯，加上它的政治路线较具说服力，所以光复后我确认了我的共产党员身份。

当年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我始终居中摇摆（说起来这点倒是没变）的两极政治引力。一端是对那个促成法西斯的社会的排拒，法西斯曾让我们对革命满怀憧憬，一场始于零，不假外力便搭起政府所需基础架构，超越每一次革命都免不了犯错和走上极端的痛楚，最后建设起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社会的革命（我们脑海里的革命属于十月革命，是起点而非终点）。另一端我们梦想的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来看都是最现代、最先进、最完备的文明，有一个高度胜任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说文化在政治领导及生产领导各个层面均占一席之地。（抑或这个意象到一九四五年之后才成形，此刻我的回溯是自说自话？不，这些在当时确已存在，可感受到的除了某种西方进步气氛外——罗斯福的新政，英国的“费边主义社会”——亦不乏来自苏维埃世界的新气象。）

不过我们入党时，共产主义不单集政治抱负之大成，我们的文化及文学抱负亦与之气味相投。我还记得，四月二十五日之后我们镇上收到最初几份《统一报》。打开米兰发行的《统一报》，副主编是维多里尼，打开都灵发行的《统一报》，文化版上是帕维塞的文章。这么凑巧，两位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直到当时为止我只读了几本他们的书及他们所翻译的作品，而我发现他们也在我选择的同一阵营内：我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这样我发现画家古图索（Renato Guttuso）是共产党！毕加索也是！文化与政治斗争携手并进的理想在那个时候仿佛是既成事实。（其实不然：为了厘清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绞尽脑汁长达十五年，至今尚无定论。）

我搬去都灵，对我来说它是——当时也的确是——一个在劳工运动及思想风潮助阵下，优良传统及美好未来兼容的城市。都灵既是“新秩序”的资深劳工参谋总部，也是在意大利文化中坚守精神、文明路线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在这两者周围活动的都是刚经历过抗战的年轻人，兴致勃勃、精力充沛。我则是两头并进：一方面我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往来密切，圈子里都是意识形态、性情迥异，但面对历史问题全心投入的人，无所不谈，时时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及创作动态；同时我亦参与党的生活——曾为《统一报》撰稿，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所以认识不少“前辈”，那些曾经在葛兰西身边的人（我永远记得卡蜜拉·拉维拉[Camilla Ravera]，从容爽朗，严肃中不失亲切，是我们在矛盾的艰难现实中亟欲提倡、见其重生的政治文化知性与人性的典范；还有劳工领袖代表巴蒂斯塔·桑提亚[Battista Santhià]，驯于纪律及善等待的叛逆人物）。

我无意粉饰我政治意识养成期的最初几年，假装斯大林主义酿成的悲剧我们当时并未察觉。我正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一事引起众说纷纭，斯大林铲除党内异己，名噪一时的莫斯科大审“自白”疑云，苏德条约签订的那段时间成为共产党员的。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之前，但仍是我们和左派非共产党的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以“不可避免”为由说服自己接受其中一部分，有些我先“搁置”，期待能给自己较合理的解释，有些我则相信只是暂时现象，非意识形态所能辩解，所以注定在不远的将来被提出再讨论（这个看法后来——起码基本上——被证实无误）。

我对所发生的事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些事件的涵义倒未必完全知晓。四五到四六年我之所以“入伍”左派青年主要是一股行动的欲望；那些步上我们后尘的——算五到十年之后吧——则是因为知的欲望：他们熟读所有的经典之作及报纸文选，但在积极投入政治生涯上不如我们钟情。

那个时候，种种矛盾吓不倒我们，正好相反：意共那个庞杂组织的不同面向、语言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诱因；“新的党派”、“劳工阶级专政”的口号销声匿迹，继续听到的是过时的意大利人民党的激进声音，一般策略上的勇于妥协为针对国际策略所喊出的冰冷口号所压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出一个各派系间清楚的辩证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意志松懈、人云亦云，我们有讨论不完的特定问题，往往欲罢不能，牵涉层面愈广，只是我们有时候倾向“工运”，是严谨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有时候倾向当策士，为自由主义助阵，视情况而定。

同样地，意共领袖中两位重要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互有高低：马里欧·蒙塔尼亚那（Mario Montagnana）及契勒斯特·内卡维勒（Celeste Negarville），今天都已辞世。二人皆出身劳工，有坎坷但可引以为荣的十二年逃亡、牢狱、流放经历。蒙塔尼亚那及内卡维勒在思维、处事上的差异之大代表的几乎是共产主义两个相对立的精神。我与党的关系正是在他们两个人轮流的荫庇下日渐密切起来的，我对他们的感情亦有所不同，曾经不无遗憾地，我也跟他们一一起过冲突：怀念他们之余我发现自己尚与他们如此贴近，我想在这里纪念他们两个人。

马里欧·蒙塔尼亚那代表的是圣保罗镇传统劳工社区的革命精神，始终信守——常与党的官方态度起冲突——以接近清教徒无可置喙的道德主义为基柱的强硬“工运”路线。是我为都灵《统一报》工作时的主编。年轻时即由工厂进入新闻界，加入葛兰西的编辑阵容，成天脑中想的都是由工人、为工人而办的报纸，可反映出劳工对诸事意见来自各单位、工厂的新闻。那个时候，工厂及大众生活中许多东西跟他初入党那几年已相去甚远，他咬紧牙根接受，但不与阶级敌人妥协，不懈地努力将每一个状况、每一种问题重新导向当时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境界，无论大小抗争皆坚持到底，不畏牺牲，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克己以求尊严与荣耀，需求尚在其次。

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般紧张，或许正因为我们对彼此怀有父与子的敬与爱，而这一点却变为不满，他的恼恨在于看到我与他所期待的不同，我的懊恼在于让他大失所望。他不是新派人物，但在对我们施以费尽心血保留下来的革命教育时，注入一股道德热情，对人生价值的真实情感，使他的严峻作风避开了墨守成规的冷漠。

契勒斯特·内卡维勒跟他差十多岁（光复时他四十岁），已经代表了另一个时代。这位革命无产阶级人士对那伟大的政治游戏有他的贡献，而且其从容不迫完全是最专业、最熟练的领导阶级架式。据说罗马光复那天，这位劳工出身、造过反、坐过牢、晋身为部长的英雄，以出人意料的绅士之姿出现，睿智、优雅、热爱生命，还有他与群众的关系，是他力量的来源。当我开始跟在他身边，也就是说当他回到都灵时，他的辉煌时光已告落幕，随之落幕的还有结合反法西斯力量发展国家民主的希望。冷战期间，在这样一个采取强硬、对外隔绝政策的劳工都市中，他那公正不阿、开放的马基雅维利原则，高高在上地使役群众于股掌间，从不担心平等、人民群众问题，常遭我们年轻一辈的指责，说他犬儒、耍手段，没有照顾到特定问题，缺少对真理及基础司法的渴望。慢慢地我们才认识到他的政治观点其实更广，有远见且现代，我们也开始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在苦闷外表，逐年加剧的疑神疑鬼，扮演放肆俗气的反派角色，不愿意接受年华老去的艾怨之外的那份敏锐。我们并未意识到党内的派系斗争，只凭道德和精神准则来评断人，一般党员皆然：我们对个中奥妙所知有限，但我们转而试图了解现实中的人及常规之外的状况，对培养观察力和鉴赏力所做的这项努力并非徒然。

斯大林死后，内卡维勒重新出击，拿出深埋心底的那份率真，那份面对多年来国际上共产党起伏更迭始终保持清醒、批判的良知以示大众。在那几年的纷扰争论中，他是最坚持苏共二十大开放改革路线的人之一，那时候我们才看清原先他让我们颇为不满的犬儒态度其实是为了维护道德情感及个人价值观客观性的存在，同时不违党内政治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当派系间关系不利于所属路线时，保持静默耐心等待。

蒙塔尼亚那则相反，当我们意识到党内的改革声音渐渐成熟时，他却一直是新理念最死硬的反对者，无论政治或工会方面。我那时只有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才见得到他，他愈来愈让我觉得是一个开倒车、一意孤行的人。一九五六年的论战中，他为斯大林主义方法论及拥斯大林派的严辞辩解看起来几近愤世嫉俗，但同时我认出了他深层那被激怒的道德观，导致他与所有悲剧性、教人痛心的强硬态度相认同。那个道德观不仅为他那一代的国际共产积极分子所接受，且不计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或良知，欲付诸实现。

我发现内卡维勒早先的“玩世不恭”——无论道德良知或历史自觉——较蒙塔尼亚那几近“信仰”的态度更具生命力。自然，内卡维勒也为他无法接受、没办法合理化的事物备受煎熬，但他紧抓变成支持制度中非人性的那个理念，全心全意，毫无保留。

今天这两位已故的共产党员形象以其功过在我的回忆和评断中重新调和：在那每一个真理都得以许多谎言作为代价的时代，他们两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忠于他们正如那几年的历史一般矛盾、饱受摧残的真理。

我发现，我虽以光复时的年轻故事起头，却用老一辈的故事收尾。不过要想界定我们这一代——或许不止我们这一代——不能不先对上一代的经历有深刻认识。

4.我退出共产党好几年了，也未再加入其他党派。我现在看政治比较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比较不觉得有所牵绊，也无须分担责任。是好是坏？许多先前不懂的东西如今都懂了，不再那么依赖直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知道唯有亲身经历过，孜孜不倦日复一日操作过，才能有深层的认识。苏联和美国是我关心也同时担心的焦点，因为我由这两处影像编织我的未来。在苏联事情进行得不如预期的好我倒不那么懊恼，也是因为那里发生的事较少；美国做错事我就气愤难消，因为它一犯再犯。至于欧洲，我期待的不是政治解答而是意识形态的整合，但迟迟不见动静。总而言之，整体政治情况改变不少，而我相信的“价值观顺位”深究起来并无大变动。

一步步走来，我曾经相信，且今天仍深信不移的至少有两件事，在此记录下来。一是向往整体文化。打破各专业间的隔阂，保持整体文化的生气，包括不同的认知及实践，而其中各个专业研究的多样论述还有生产加起来，是我们要学会掌握并依人性发展的人类历史。（文学正应该介入不同语言中负起居中沟通的工作。）

我的另一个向往是政治斗争及文化（还有文学）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或单就只是一个阶级，如果阶级纯指有阶级意识，如马克思所说。）我的一切努力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为了：看到新的领导阶级成形，为它得以留下标记、足迹尽一份心力。

1. [1] 本文的第一部分刊载于《悖论》（II Paradosso），第五卷，23-24，九月至十二月，一九六零年。第二部分则收在《艰苦岁月中的一代》合集，拉特尔扎（Laterza）出版社，巴里印行，一九六二年。一九六零年，米兰发行的青少年文化刊物《悖论》对那些在法西斯治下度过青少年期的政界及文学人士进行专访，让年轻一辈分享上一代的经验。专访题目“艰苦岁月中的一代”共分四个主题，本文即依此分为四段。l.您成长阶段直至战时的理念背景。2.战争对您人格养成的影响；这个影响导致理念的崩塌、修正，抑或肯定。3.什么时候，或为什么，决定积极投入政治；哪些偶发因素促使您做此决定。4.如果可能，请列出当时您价值观的顺位，及时至今日，此顺位的演变。这个专访后来由拉特尔扎出版社于一九六二年以同标题收为合集，由发起者（艾托雷·亚伯统尼、艾兹欧·安东尼尼及雷纳多·帕密尔黎）主编。为此书出版我全文重写，或者应该说我由杂志专访中断的那一点延续我未完的自传。现在我依序发表速两篇文章。关于我在第二篇所表达的信念，如同这本合集的任何一篇，只是我对事物当时——仅止当时——看法的见证。（作者按）大标题（《青年政治家回忆录》）及第一篇的标题（《法西斯治下的童年》）为卡尔维诺所订。

2. [2] 原亲法西斯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于一九二五年发表《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与法西斯关系断裂。（译者注）

3. [3] 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1924-），记者，创办《快讯》（L'Espresso）时事周刊《共和国报》（La Repubbica）。（译者注）

4. [4] 由于军方倒戈及法西斯政权声望日衰，原支持法西斯的企业、保皇党、保守势力策动政务委员会以行政命令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宣告法西斯政府倒台。同年九月八日，意大利宣布休战。反法西斯团体与复员军人联合迎战不断在意境内扩张占领土地的德军。（译者注）

5. [5] 《统一报》（L'Unita），意共党报。（译者注）

一封信的两个版本

1

亲爱的李奇，这是我的简历。我是一九二三年正值光芒四射的太阳及阴郁的土星晋入性好和谐的天秤星座上作为嘉宾时出生的。我人生最初二十五年，在当时绿草如茵，集四海为家者、特立独行者所带来的种种以及当地质朴、实事求是、性情乖张的封闭为一处的圣雷莫那块土地上度过，此二者在我生命中皆留下痕迹。之后我搬到活跃、理性的都灵去，那里失控发狂的几率（像尼采）并不比别的地方低。我到都灵的时候因为鲜有车辆，荒凉的道路绵延无止尽，为缩短脚程我由一个街角斜斜长切过一条又一条笔直马路到另一个街角——这在今天，不仅不可能，简直难以想象——就这样在灰扑扑的直角间前行，牵曳出看不见的斜边。太平洋及大西洋上我认识的其他大都会屈指可数，但全都一见钟情，有些我还自认为深得其昧，了如指掌，有些则始终难以亲近，陌生疏离。曾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得了地理精神官能症：无法在任何城市或地方连续停留三天以上。最后我选定了新娘并迁居巴黎。巴黎为森林、鹅耳枥木及白桦所包围，是我和我女儿阿毕盖尔散步的地方；被围起来的还有国立图书馆，我去那里借阅珍本书，利用那张编号二五一六的阅览证。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于最好愈来愈难满足，我在提前品尝年华老去的无比喜悦，就此停笔。

你最诚挚的卡尔维诺

2

亲爱的李奇，这是我的简历。我是一九二三年正值光芒四射的太阳及阴郁的土星晋入性好和谐的天秤星座上作为嘉宾时出生的。我人生最初二十五年是在当时绿草如茵的圣雷莫度过的，那里有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四海为家和特立独行的人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直来直往、质朴的世界，两者在我生命中皆留下痕迹。之后我搬到都灵，活跃而理性的都市，那里失控发狂的机率并不比别的地方低。我到都灵的时候汽车还是稀有珍品，笔直的马路在我这个行人眼前光秃秃、无止尽地延伸开来。为了缩短脚程我由一个直角出发，在一条又一条灰扑扑的道路间斜行，牵曳出看不见的斜边。这种走法今天不再可能，简直难以想象。没有特定目标，我也走过其他著名的大都会，濒海、沿河、面向大洋、位控航道、湖边、峡湾旁，我全都一见钟情，自信对有些深得其昧，了如指掌，有些则始终难以亲近，陌生疏离。曾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得了地理精神官能症：无法在任何地方停留超过三天以上。才说完，我就跟一位外国女士结了婚，包括住的地方也选在外国，而且当然选的是那唯一一个会让所有人觉得陌生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亲爱的李奇，你会常在奥利飞机场碰到某人。

至于我的书，遗憾的是不能每出一本书就换一个笔名：若能每一次重新开始，我会觉得更自由。正如我试着在做的。

挚友

1. [1] 选自《塔罗纸牌》（Tarocchi），F.M.李奇（FM.Ricci）出版社，帕尔马（Parma）印行，一九六九年。编入“人迹”系列的该书结尾出现这样一篇以书信体方式写给出版社李奇社长的作者传略。

2. [2] 选自《塔罗纸牌》，F.M.李奇出版社，帕尔马印行，一九七四年。法文写成，无意大利文版。法朗克·马利亚·李奇嘱我亲用法文写一篇书信体传略，我决定全部重写。（作者按）

旁观代传

卡尔维诺的父亲是出生在圣雷莫的农学家，曾长年待在墨西哥及其他热带国家，与帕维亚大学一位植物学系助教结婚，她是撒丁岛人，婚后随夫婿四处旅行：第一个小孩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于父母整装回意前夕在哈瓦那郊区出生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一生前二十五年可以说不曾离开过圣雷莫的梅莉狄亚娜山庄，当时他父亲主持的园艺实验中心亦设于此，至于圣乔凡尼·巴蒂斯塔那片祖传农地则种有柚子及鳄梨。身为自由思想家的父母没让小孩上宗教课。卡尔维诺在圣雷莫接受了正规教育：圣乔治幼稚园，小学上的是瓦尔多教会小学，初、高中上“G.D.卡西尼”中学。拿到文科中学文凭后注册都灵大学农学系（他父亲在该系教授热带农业），不过考过头几科考试后，学业便告暂停。

在德军占领的那二十个月中，卡尔维诺经历过同年龄青年相同的波折遭遇后成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逃兵，加入叛军和游击队行列，曾入“加里波第”军在战事最惨烈的阿尔卑斯山沿海地区作战数月。父母为德军虏为人质数月。

光复后，卡尔维诺随即积极投入共产党在因佩里亚及都灵学生间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是在抗战期间入党的）。同时开始以战时生活为背景尝试文字创作，与米兰（维多里尼的《综合科技》杂志）及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文化圈有了初步接触。

他写的第一个短篇经切萨雷·帕维塞过目后交给穆谢塔在罗马主持的杂志发表（《阿瑞社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接下来维多里尼在《综合科技》上刊登了他另外一篇作品（卡尔维诺还曾为该杂志撰文讨论利古里亚省的社会问题）。强西洛·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也为米兰的《统一报》向他邀稿。那个时候报纸只有一版，不过开始一周有两次印行四版：卡尔维诺除了替热那亚《统一报》第三版撰稿（还赢了一个奖，与马契洛·文图理同获首奖）外，还有都灵的《统一报》（编辑阵容中曾经有阿冯索·卡托[Alfonso Gatto]）。

此外，学生卡尔维诺转系了，转到都灵大学文学系，因为特别照顾老战士——直接注册三年级。在都灵他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埋首摇笔，每写完一个短篇就拿去给重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编辑室的娜塔莉亚·金芝柏及帕维塞看。为了摆脱纠缠，帕维塞建议他写个长篇，给他同样建议的还有米兰的强西洛·费拉塔，是蒙达多利出版社为战后新作家未发表新作所举办的小说奖评审之一。卡尔维诺刚好赶在截止日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的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未获费拉塔及维多里尼青睐，也未进入得奖名单（米雷娜·米拉尼、欧雷斯特·德·布翁诺、路易吉·桑图奇）。卡尔维诺把小说拿给帕维塞，不置可否，帕维塞将该小说推荐给朱利欧·埃伊纳乌迪，这位都灵出版社社长兴致勃勃，甚至还教人张贴海报以配合该书上市。卖出了六千本：在那个年头，算小有成就。

他的第一本书问世的同一时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获文学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康拉德）。不过可以说他的养成教育是在大学课堂外，意大利光复后到一九五零年之间百废待兴声中，经由讨论、发掘新的朋友与老师，接受临时、短时工完成的。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广告和新闻部门工作，这个工作接下来几年成为他的固定职业。

埃伊纳乌迪在文人、作家中囊括了最优秀的史学家、哲学家，支持不同政治、意识派系的争论未曾稍歇。这对青年卡尔维诺的塑形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一点一点地吸取比他略长的那一代的经验，这些人在文化及政治论战圈子里活动已有十或十五年时间，参加过行动党或天主教左派阵营或共产党的反法西斯行列。举足轻重的还有一段友谊（虽然与卡尔维诺的无宗教信仰有所抵触），深受共产党人天主教哲学家菲利契·巴博（Felice Balbo）的生动口才及精神影响。

为都灵《统一报》担任文化版编辑一年后（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卡尔维诺认清自己不适合做记者，也无法专职政治。继续不定期为《统一报》写稿数年，文学作品外主要是工会报道文学，关于工、农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故事。寄情于政治及工会的实际组织问题（还有与他同辈的同志们间的情谊）而非意识形态及文化论战，帮助他度过了曾经知心，视为朋友的党及文艺团体（一九四七年的维多里尼与《综合科技》杂志；一九五零年的菲利契·巴博与《文化与现实》杂志）对他交相指责并疏远的危机。

最让他不确定的是文学这条路：第一本小说出版后，卡尔维诺几年来试着延续之前写实-社会-顽童历险路线写出其他小说，但不是被他的老师及顾问毫不留情地大加挞伐，就是丢到垃圾桶里。厌倦于耕耘后的挫败感，纯凭一股说故事的冲动，挥笔写出《分成两半的子爵》。既然只是一篇“娱乐文章”，无须小题大作，本想在杂志上发表不打算出书，但维多里尼坚持要收入他的“筹码”丛书中出版，并出乎意料获得一致好评，艾密利欧·契科亦撰文赞许，这意味着卡尔维诺登堂入殿（登榜新科）进入意大利“官方”文坛。意共则爆发了一场对这类“现实主义”的小小论战，亦不乏权威人士的正面评价居中持平。

由那次的肯定，卡尔维诺“寓言家”（这个头衔在他的第一本小说书评中已经出现）以司汤达嘲讽笔法重现当代经验的系列作品大放异彩。维多里尼为解释这次的交替，率先喊出“寓言色彩的现实主义”和“风格写实的寓言”是为幸运程式。卡尔维诺也试着就理论角度结合他的知识与创作元素：一九五五年佛罗伦萨一次会议中提出的正是他研究中组织最严谨的部分（《狮心》，《比拟》杂志，VI，66）。

卡尔维诺于五十年代奠定了他在意大利文坛的地位，当时的气氛与他在理念上始终难以割舍的四十年代末相去甚远。五十年代的文学中心在罗马，即便公开宣称自己是“都灵人”的卡尔维诺，大多时间也都待在罗马，享受那座无忧城，以及平易近人的卡尔洛·莱维为首，数不清的朋友与食友。

那几年，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委托他的寓言作家由民间传说整理出一套《意大利童话》，卡尔维诺负责从收集到的已发表及未发表的十九世纪民间故事中筛选，并自方言翻译为意大利文。同时也是一份学术工作（请参阅其研究、前言及注释），一度唤醒了卡尔维诺已然淡去的研究兴趣。

另一方面，政治大论战的时机成熟，使共产世界坚实一体的表象受到打击。一九五四年到五五年，意共知识分子派系斗争似乎暂告一段落，卡尔维诺与沙林纳利、特隆巴朵利在罗马合办的《当代》周刊开始密切合作。同一时间与米兰黑格尔-马克思流派的切萨雷·卡瑟斯（Cesare Cases），尤其是与雷纳多·索密（Renato Solmi）的对话别具意义，而在这两人背后是法朗克·佛提尼（Franco Fortini），不论之前或未来都是卡尔维诺最难应付的对手。一九五六年卡尔维诺投入党内斗争（并为罗马《不设防城市》杂志写稿），一九五七年退党。曾经（一九五八至五九年）加入新左派社会党的论战，为安东尼奥·焦利蒂（Antonio Giolitti）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及《明日意大利》写稿。

一九五九年维多里尼创办一份以当时文学主流相关论文及文评为主的专刊《样书》（Il Menabò），邀卡尔维诺与他同列主编。在《样书》上卡尔维诺发表了几篇关于世界文学概况的杂文：《客观性之无限》（《样书》，2，一九五九年）、《挑战迷宫》（《样书》，5，一九六二年），还有一篇试图勾勒意识形态整体轮廊的文章《劳工反证》（《样书》，7，一九六四年）。朋友们对最后那一篇的意见促使他决定彻底放弃理论研究。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间，卡尔维诺在美国待了六个月。接下来十年他待在国外的次数日增。一九六四年结婚，妻子是阿根廷人，原籍苏俄，从事英文翻译，住在巴黎。一九六五年得一女。

最近几年可以为卡尔维诺作传的资料愈来愈少：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渐少，较少露面，不为报纸写稿，不因赞成或反对惹人讨厌。关于他所做的旅行所知不多，因为他是少数几位既不写游记也不写传真报道的意大利作家之一。他远离文坛，于一九六八年拒领三百万里拉奖金得到印证。

《树上的男爵》一书作者似乎下定决心要与外界保持距离。他已达到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境界？认识他的，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世界的复杂，以至于在滚滚涌至的期盼及焦虑中张口无言。

1. [1] 一九七零年依埃伊纳乌迪出版社“鸵鸟”丛书设定标准为《困难的爱》一书写成的简传。（作者按）

2. [2] 早年报纸文化版皆排在第三版，故今天仍沿用“第三版”之名称文化版。（译者注）

巴黎隐士

这几年我在巴黎有一个家，每年会来住一阵子，不过直到今天这个城市从未出现在我笔下。或许要写巴黎我得离开远远的：如果说写作是因为想念、需要的话。或许得更投入，那么我应该从年轻时就住在这里：如果说赋予我们想象世界形体的是我们人生最初那几年，而非成熟期。我来解释清楚一点：一个场所必须变成内在场景，让想象开始在此定居，是为剧场。今天，巴黎在世界文学的许多篇幅中，和我们大家都读过，在我们生命中曾占一席之地的许多书本中都当过内在场景。与其说它是真实世界中的一个城市，巴黎，对我和上百万全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通过书本得知的虚幻城市，一个经由阅读而熟识的城市。从小读《三个火枪手》，然后是《悲惨世界》，同时，或随即，巴黎变成了历史之城，法国革命之城；稍晚，在青少年读物中，巴黎又变成波德莱尔，流传上百年的伟大诗篇、绘画、不朽的小说之城，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

以前我以过客身份来此，巴黎是我参观的那个城市，是已为人所熟知我亦认得的意象，无须赘述的意象。如今人生际遇带我到巴黎来，有自己的房子，一个家；其实可以说我仍是一个过客，因为我的事业，我的工作范围始终不离意大利，但毕竟居住方式不同了，受制于家庭生活上百成千繁琐的实际问题。说不定，将它融入我的个人经历、日常生活，抛开文学、文化在它意象上所加的那圈光晕，巴黎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内在城市，那么我就可以写它了。不再是故事说尽的城市，而是我栖居的一个平凡无奇、没有名字的城市。

有几次我出自本能地将虚构故事背景安排在纽约，而我一生中在这个城市只住过短短几个月，谁知道为什么，大概因为纽约最单纯，至少对我来说，最简明扼要，一种城市原型：就其地形、眼睛所见及社会而言。巴黎却十分浓浊，很多东西、很多涵意深藏不露。或许它让我有一种归属感：我说的是巴黎的意象，不是城市本身。然而又是城市让你一落脚立即感到亲切。

仔细想想，我从来没将任何一个作品的背景安排在罗马过，明明我在罗马住的时间长过在纽约，或许也多过在巴黎。另一个我说不出口的城市，罗马，另一个被写尽了的城市。不过，所写关于罗马的相较于关于巴黎的实在相形见绌：唯一的共同点是，无论罗马或巴黎都很难找到新鲜不至于重复的话题；至于新事物呢，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立时有一群评注者蜂拥而至。

许是我不具备与场所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总是有点半吊子，欲走还留。我的书桌仿佛一个岛：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再说今天城市与城市正合而为一，原来用以分示彼此的歧异消失不见，成为绵亘一片的城市。之所以有《看不见的城市》这个灵感，是鉴于我们之中甚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有人不断由一个机场换到另一个机场，过的是他在任何城市所过的雷同的生活。我常说，重复太多次都有点不想说了，我在巴黎的家是一栋乡间小屋，我的意思是从事写作，我的部分工作可以在孤独中进行，哪里不重要，可以是一栋与世隔绝的乡间小屋，可以在岛上，而我的这栋乡间小屋在巴黎市区。所以，在意大利主要是与工作相关的生活，来巴黎是当我能够或需要独处的时候，巴黎比较有此可能。

意大利，至少都灵和米兰，距巴黎只一个小时的航程。我住的地方上高速公路很近，所以去奥利机场很方便。当城内因堵车路上寸步难行时，我去意大利，举个例子，还比到香榭丽舍大街快。我也可以“通勤”，可能喔，说起来住在欧洲如同住在一个城市的日子不远了。

同样地，一个城市不再被视为一个城市的日子也不远了：短距离移动比长途旅行需要的时间还更多。当我人在巴黎时可以说从不离开这间书房，不变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去圣日耳曼德普雷买意大利报纸，来回都乘地铁，所以我不是闲荡人，像波德莱尔笔下神化的那位在巴黎街头瞎晃的传奇人物。你看，不论国际旅行或城市间往来都不再是走过各式场所的一次探险，纯然只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之间的距离是一片空茫，不连续性。坐飞机旅行，是一段云中插曲，市区内移动，是一则地下插曲。

从我年轻时第一次到巴黎发现了地铁这个简便、全城就在我脚下的交通工具后，我就一直很信赖它。猜想我跟地铁之间的这种关系还与地下世界的魅力有关：凡尔纳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黑色印度群岛》和《地心之旅》。也可能吸引我的是那份匿名的快感：我可以夹在人群中观察大家，保持绝对隐形。

昨天地铁里有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既不是流浪汉亦非嬉皮，跟我及大多数人没有两样，戴着一副眼镜在看报纸，看起来像大学教授，典型的心不在焉忘了穿袜穿鞋的教授。那天下着雨，而他赤脚走路，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好奇，隐形的梦想成真……。当我所在环境让我自以为是隐形人时，我觉得无比自在。

上电视的感觉完全相反，摄影机对着我，把我钉死在看得见的我，我的脸上。我认为作者一旦曝光，损失不小。以前真正受欢迎的作家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只是书皮上的一个名字，而这一点使他们拥有非比寻常的魅力。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继续这个使巴黎神话在上百万人中流传的作家话题）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作家，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还有一些更知名的作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教名，只有开头字母。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整个画面。像莎士比亚，关于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让我们窥其相貌，也没有任何史料能真正说明他的二三事迹。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疱，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愈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得两败俱伤。

有一个匿名盲点，那才是写作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要界定我提笔写作的地方与环绕其外的世界的关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在旅馆房间内可以写得很顺，那里，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白纸，别无选择，没有退路。也许这个条件在年纪较轻时更理想，世界就在那里，在门外，密密麻麻的讯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般浓郁，我只需稍离一步就可以下笔。如今某些东西变了，只在属于我的地方我才有办法安心写作，身边还得有书，仿佛随时得参考一些不知道什么资料。或许不在于书本身，而是书所建构的一种内在空间，宛如将我自己视为一间我理想中的图书馆。

然而，我始终没能拥有一间完整的图书馆，我的书总是散落各处，每次我人在巴黎想查一本书，那本书在意大利，而每次我在意大利想要查一本书，那本书又在巴黎。这边写边查书的习惯差不多有十来年了，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写的东西，一切都来自记忆，一切都属于活过的经验。包括每一个文化方面的引述都应该原本就在我内心，属于我，否则就有违游戏规则，我就不能拿它当作素材诉诸纸上。现在完全相反：就连世界也成为我偶尔参考的对象，而在这个书架及外面的世界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道鸿沟。

所以我可以说，巴黎到底是什么呢，巴黎是一本巨大的参考书，是一个被像百科全书一样来查阅的城市：打开这本书，它给你一连串的信息，包罗万象为别的城市望尘莫及。我们来看商店，它提供一个城市所能有的最开放、最具号召力的话题：我们难道不一直是沿着商店在阅读一个城市、一条街和一段人行道。有些商店是一篇论文的几个章节，有些是百科全书上的词条，有些则是几页报纸。在巴黎有乳酪店陈列着上百种不同的乳酪，各自标着名字，有外头裹了一层灰的乳酪，有核桃乳酪：是一种博物馆，乳酪卢浮官。由这些乳酪看出一个文明的多样性，让为数可观的相异形式存活下来，使产品就经济角度来说得以营利，同时维持其不同风貌，只要前提是提供选择，不违乳酪体系、乳酪语言。不过主要还是分类学、命名学的天下。如果哪一天我想写乳酪，可以出门去参阅巴黎，当它是乳酪百科全书。或者去某几间杂货铺，那里找得到属于上个世纪的异国情调，殖民主义初期商业气息浓厚的异国情调，我们可以说来自万国博览会。

在某一种商店内你会感受到这就是让人面对文化，即博物馆时心领神会的城市，博物馆反之又赋予日常生活形形色色以意义，使得卢浮宫各厅与商店橱窗连成一气。我们大可说街头种种随时能收入博物馆，或博物馆随时可将街头种种纳进来。所以我最喜欢的博物馆是题献给巴黎生活及历史的卡尔纳瓦莱博物馆并非偶然。

视城市为百科全书、集体记忆其来有自：想想看哥特式教堂的每一个建筑细部与装饰，每一处空间与元素都牵涉到全方位学问的认识，表示在其他涵构可以找到相对应之处。同样地，我们可以“阅读”城市如同一本参考书，例如“阅读”圣母院（透过维奥尔·勒-迪克的维修），一个柱头看完再看一个，一束拱筋看完再看一束。同时，我们可以像阅读集体无意识那样阅读城市：集体无意识是一本厚重目录，一本厚重的动物寓言故事；我们可以将巴黎诠释为一本梦之书，一本收藏我们无意识的相簿，一本妖魔大全。所以身为稚龄女儿玩伴的我这个父亲的行进路线上，巴黎可供查阅的有植物园里的寓言动物，鬣蜥和变色蜥蜴悠哉悠哉的蛇园和爬虫区，史前动物，以及我们的文明摆脱不掉的龙窟。

我们身外有形的无意识妖魔与幽灵是这个曾为超现实主义首都的城市的固有特色。因为巴黎，早在布雷东《André Breton）之前就吸纳了所有后来变成超现实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全城无处不见超现实主义留下的足迹、曳痕，那正是强调影像魅力的一种方法，像在某些超现实风格的书店里，或在某些规模不大，例如冥河，专放恐怖片的电影院里。

巴黎的电影院也是博物馆，或供查阅的百科全书，我指的不光是电影资料馆浩瀚的影片，还有拉丁区里密密麻麻的所有电影放映室。在这些窄小、臭哄哄的放映室里，你可以看到巴西或波兰新导演刚拍完的片子，也可以看到默片或二次大战时期的老片。稍微留点神加上运气，每个观众都能将电影史一片片拼凑起来。像我最迷三十年代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电影对我而言就是全部的世界。在这里我可以获得成就感，我是说寻找失去的时光，重看我少年时期的电影或补上当年失之交臂，我以为再也看不到的电影。在巴黎你永远有希望找回你以为失去的，找回过去，重归己有。另外一个看巴黎的方法是：一间偌大的失物招领室，有点像《愤怒的奥兰多》里的月亮，收集世间所有遗失的东西。

我们现在谈的是癖好收集者的辽阔无垠的巴黎，这个城市引诱你收集所有东西，囤积分类重新分配，像在考古现场一般在这里寻寻觅觅。属于收集者的城市，同时可以是一次存在的冒险，借物研究自己，勘测世界并且自我实现。不过我不算具备收集者精神，或许应该说只有像老电影画面、回忆、黑白幻影这类触摸不着的东西我才有收集的欲望。

我得到的结论是，我的巴黎是成熟期的城市，我是说我不再以青少年冒险犯难发现新大陆的眼光来看它。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由探索改为咨询，也就是说世界是所有资料的总和，独立于我之外，这些资料，我可以比对、组合、传送，也许，偶尔有节制地享受一下，但自始至终保持外人身份。我家下面有一条老旧的环城铁路，巴黎环城线，几近停摆，但一天两次，还是有一列小火车会经过，让我想起拉福格（Jules Laforgue）的诗：

我永远不会有奇遇；

大自然中，多么渺小，

巴黎环城铁路！

1. [1] 本文是瓦雷里欧·利瓦（Valerio Riva）于一九七四年为瑞士意大利语区电视台所做的一次访问。同年限量由庞塔雷（Pantarei）出版社于户卡诺（Lugano）限量出版，内附有四张朱塞佩·阿伊蒙内的插画。（作者按）

我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那天有过一场森林大火：我记得长长一列游击队员从烧焦的松树林中走下来，鞋底踩的是滚烫的灰烬，入夜后树根仍旧赤热。

那次行进与其他几次我们在树林中夜间持续移防不一样。我们终于接到命令下山进城，到圣雷莫；我们知道德军正由海岸线撤离，但不知道哪些据点还在他们手上。那几天一切都在变，我们每隔一个小时接一次命令。这里我尽量只谈一脚长脓一跛一跛跟着分队走的我这个加里波第军人的回忆（当严寒使我大皮靴的皮革硬化扭曲后，我的脚就再也没好过）。德国气势已尽，这回大概八九不离十，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做过太多次梦也失望过太多次，所以宁愿静观其变。

离我们最近的战场——法国边界——没有动静，八个月来，也就是法国收复以后，西方前线隆隆炮声不断；八个月来，自由距我们仅数公里之遥，而沿海阿尔卑斯山上的游击队境况却每况愈下，固为位居前线正后方，我们这一区对德军而言有如命脉，无论如何也要维持道路的畅通无阻，所以始终没给过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对他们亦不假颜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区阵亡士兵的比例偏高。

纵然那几个星期已可嗅出春天的气息（不过那个四月极冷）和胜利在望的气氛，多少个月来盘踞生活中的那份不确定感萦绕不去。就在最后那几天德军还发动突袭造成我们的人员伤亡。几天前我巡逻的时候便差一点中了他们的埋伏。

我们分队最后一个驻扎营地，如果没记错，是在蒙塔尔托和八达路口之间。整个冬天待在意味饥饿的栗树区，而今下到橄榄区标示着新气象的来临，除了对游击队的生存是好是坏之外，我们已不懂用其他标准来思考了，好像这个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绿叶和灌木林重新覆盖山谷，表示说在敌人炮火下有了较多的掩护，像那丛榛木就救了我跟我弟弟一命，那是二十多天的事，结束奇利安纳路上的交锋后。同样地，只要我们的生命仍系于一发，去想不再有扫射、搜索、害怕被俘严刑拷打的日子何时会来全无意义。即便后来，和平来临，让头脑重新习惯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也需要时间。

记得那晚我们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一次睡在地上。我还在想明天将有一场血拼以夺回奥乌雷利亚的路权，我脑子里转的是战事前夕会有念头，不是光复在望。只有当第二天早上看到我们一口气往下走，才知道海岸线已经通行，我们直接往圣雷莫前进（后卫部队与老百姓组成的爱国行动组织成员几次交手后，德军及法西斯往热那亚方向撤退）。

不过那个早晨，圣雷莫湖面上盟军军舰照旧出现，展开他们例行的海对地炮轰行动。民间的国家光复委员会在炮击下上台执政，以政府名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女皇大道的墙壁上用白漆写上大大的“自由地区”，希望军舰上看得到。由波久镇那里，开始有人潮在路边观望并欢迎经过的游击队。我记得最早看到的是两位戴着帽子的老先生边聊边走过来，仿佛平常节日；不过有一个直到前一天都还不可能的特别现象：他们衣服扣洞上别着红色的康乃馨，接下来几天我们会看到不计其数的人胸前别着红色康乃馨，不过是由他们发轫的。

我可以一点也不犹豫地说，对我而言那是平民生活第一个自由影像，不再有生命威协的自由，这样不声不响地出现，似乎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一件事。

我们愈趋近城市，人潮、徽章、鲜花、少女就愈多，但离家渐近，我脑中想的是被纳粹保安队捉去做人质的父母，不知他们是生是死，他们也对自己孩子的生死一无所知。

我发现回忆光复日的结果是光复“之前”多过“之后”。但留在脑海中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都太专注于我们活过的，至于未来尚面目模糊，我们怎样也想象不出一个会让这些回忆慢慢褪色（如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的未来。

1. [1] 《晚邮报》，一九七五年四月。纪念光复三十周年增刊，以《那个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为题共二十八篇见证。（作者按）

方言

1.2.3.只要限定在市镇文化、绝对地方性的范围内，方言文化有其完全的影响力，确保一个城市、地域、流域身份的认同，与附近其他城市、地域、流域区隔开来。当方言开始发展以省为范围、即一种跨地方言时，其功能则变为纯粹防御性，那就注定要没落了。“皮埃蒙特”方言、“伦巴第”方言、“威尼托”方言，相对来说是变了质的新产物，与大批人口流动有关，是外来移民和当地居民还未超越各自的地域性融为一个新文化，又不复从前地方文化间必然对峙时因应而生的产物。

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意大利方言的情况跟今天不同，市镇的身份认同极为鲜明且自足。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亦即社交圈子使用的都是纯正意大利语时，方言在同年龄小孩中是用来分辨——举个例子——我们圣雷莫人，他们芬提米亚人或毛里兹欧港人的工具，提供我们闲来无事互相取笑的机会；更不用说山区各村落间方言的强烈差异，像拜伊亚多和特里欧拉，与其完全不同的社会学形态相吻合，很容易就变成我们沿海居民的笑料。在这个世界上（说实在并不大）方言是界定自己会说话，赋予地方习俗形式，总而言之，存在的方式。我并不想怀乡式地将那个如此狭隘的文化视野神话化，只想证明当年方言在表达上有其生动之处，那是一种独特性与精确性，在方言变得平淡、呆滞，像“帕索里尼”时期视方言为民间活力渣滓时，消失不见。

词汇（除了表达）的丰富是（曾经是）方言的主要力量之一。当方言具备意大利语缺乏的字词时，方言是比意大利语要高一等。但这点在当年专业术语（农业、手工业、烹饪、家务）创自方言、限于方言而意大利语力不从心时才成立。今天，就词汇上来说是方言在向意大利语臣服进贡：将方言词尾提供给由技术用语衍生的名词使用。还有，专业术语之外的罕见词汇慢慢被遗弃、消失。

我记得圣雷莫的老人家知道的方言词汇有如一座无可取代的宝库。例如：chintagna，是说盖在梯田间的房子后面留下的大片空地，利古里亚省的特有景观，也用来表示床与墙之间的空隙。相信意大利语没有相应的字，不过这个字今天在方言中也已不存在了。谁还知道，谁还用它呢？词汇的贫乏和单一化是一个语言死亡的第一个征兆。

4.我的方言是圣雷莫方言（今天说sanremese，其实古时候是说sanremasco），是利古里亚省众多方言之一，就其声调和语音，跟热那亚（包括萨伏纳）区截然不同。我一生前二十五年几乎不曾离开过圣雷莫，那时候的居民，本地人占大多数。我生长的农业环境中方言是主要语言，我父亲（跟我年纪相差几乎半个世纪，一八七五年出生在圣雷莫一个古老家庭）说的方言比我同年龄者所说的方言要更为华丽、精确且生动。我是在方言中耳濡目染长大的，却从没学会说方言，因为关于我的教育问题，掌有主权的是我母亲，她反对方言，是纯正意大利语的虔诚支持者。（我得说明我始终没能学会流利使用任何一种方言，也要归因于我素来寡言：我很早就专注于书写语言以解决表述及沟通需要。）

当我开始从事写作，很留意意大利语背后方言的转借。看清大部分写作者使用语言的虚浮后，我唯一能做的，担保语言真实性的，是趋向民间口语。在我头几本书中可以察觉到这样的企图，然后愈来愈淡。圣雷莫一位细心、熟知方言的读者（是一位律师，索达提有一本小说曾以他为模特儿）在我后来的作品中也认出方言的影子，并给予正面评价，如今他已经过世，我想再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了。

一个人远离地方，远离日常对话后，方言对他的影响很快就会褪色。战后我搬去都灵，那时的都灵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使用方言，再怎么努力坚持，但不同的语言环境，加上源出一致都属于高卢-古意大利语系，原方言自然而然便退隐下来。

今天在家里，我妻子跟我说普拉塔湾一带的西班牙语，我女儿说的是巴黎一般学生的法语，我写作使用的语言跟讲的任何语言都无关，唯有借助记忆。

1. [1] 回答华特·德拉·摩尼卡（Walter della Monica）的访问，部分曾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的“文学博览会”（Fiera Letterana）上发表。题目是1.认识及使用方言对当代文化而言价值何在？重新重视方言是否能构成一种新文化？2.方言还有值得意大利文借鉴的地方吗？3.您有自己的方言吗？对您作品的文字是否有影响？（作者按）

一九七八

“伟大的秘密在于自我掩饰，逃避，混淆视听。”这是在你称为美丽新时代的六十年代对阿尔巴希诺（Alberto Arbasino）说的一句话。你成功了。以至于今天我们要问：卡尔维诺，你跟阿马尔构一样，在月亮上吗？

月亮是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地球的一个很好的观测站。如何参与，但保持超然的适当距离正是《树上的男爵》的问题。二十年过去了，我愈来愈不知道要把自己摆在主流思想行为网络上什么地方，别处又都难令人满意，找不到落脚处。不过无论如何，我拒绝人云亦云，宁愿继续自己的“论述”，等待重新回到岗位上，如同一切有立场的事物。

“论述”，是你自己提出来的。现在你得解释一下。

或许只是一定数字的“是”、“否”及很多的“但是”。没错，我是相信某个以社会蓝图为依归的文学蓝图的最后一代。这两者皆失败了。我一生都在追认先前我认为“否”的论点的正当性。基本价值愈遭否决愈发恒久。

那个社会蓝图，你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蓝图已经被炸毁了，同一双手又绘了一幅新的。这新蓝图你赞成吗？

对我而言劳工运动是工作及生产的一种伦理学，最近这十年被蒙上阴影。今天第一顺位是存在主义的动因：人生在世皆有权利享受。这个上帝创造人类灵魂说我并不同意，我爱人，不是因为他们活着这么简单。生存的权利需要争取，要让这个权利站得住脚还得看你为他人付出了什么。正因如此，我对今天结合了天主教民主党救济态度与青年抗议活动的那个“背景”保持距离。

你之前说到别处的不足。你的别处是什么？

对许多作者来说，他们的主观性是自给自足的。唯有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才有意义。连一个别处都不是，单纯的活过就是整个世界。想想亨利·米勒。我很讨厌浪费，所以很羡幕那些绝不浪费、善用一切的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弗里斯（Max Frisch），周而复始的生活就是写作不绝的灵感。我是觉得我的事别人不会有兴趣。甚至面对我自己时，我都必须用非个人的东西赋予作品一个合理价值。或许因为我来自一个无宗教信仰旦凡事讲求科学的家庭，在那里文明的体现是人与植物的共生。逃避那个道德约束，未尽小农资产阶级本分，曾让我有罪恶感。我的幻想世界还没重要到可以自我合理化。一个整体蓝图是必要的。我年轻时曾有多年在让文学和共产主义逻辑共存这个无解里想破脑袋，并非无病呻吟。那是一个人为的问题。但总比没有问题好，因为唯有面对一个待解的问题时，写作才有意义。

你是想要某个让你可以重新说“是”及“否”的东西吗？回到开头，你是想要计划吗？

每次我着手写一本书，一定得用一个计划、一个方案来为它正名。而我立即看到限制。于是我又在它旁边加上另一个计划，许多计划，最后我就卡住了。每一次我得为待写的书捏造一个作家来写它，一个跟我，也跟其他我一眼就看出其局限性的作家不一样的作家……

倘若被时代淘汰掉的也包括这个计划观念吗？如果说由旧计划到新计划之间不是过渡，而是一个范畴的死亡呢？

你的假设很合理，很可能对预测的需求减少了，进入了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在那里计划这个观念是不存在的。不过写作的好处是过程中的喜悦，完成的满足。如果这个喜悦能取代计划的唯意志论，我发誓，别无奢求。

你写作生涯初期一声炮响，将梅达尔多子爵二分为好与坏。就当时的你来说（一九五一年），可能的分法则有很多：主体／客体，理性／虚构，维多里尼对政治的呼吁“走上街头”及往内心发展，为都灵《统一报》撰稿的卡尔维诺和那个已经走向中世纪想象世界的卡尔维诺。你一开始就失去的和谐，你找到了吗？

没错，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或许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内心挣扎。而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纵使就科学角度而言。那只是无关个人意识，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性，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点的一个境域。在这升空过程中，我既无惊惶失措的快感，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股对宇宙万物的使命感。我们是以亚原子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我深信不移的是，承先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组合，亦即我的作品，感受到的是这个。

为了寻找和谐，你锁定了伟大的理性，几何隐喻的数学（《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结构的组合计算（像《命运交叉的城堡》，和《看不见的城市》），始终无懈可击，愈来愈上“一层楼”。但到了最高峰，不将是一片岑寂吗？

是的，我在这个临界点已有数年之久，而且不知道是否会找到出路。包括计算、几何，都是因为需要某种非个人的东西。我说过单只存在，我的经历，我脑中的灵光一现，并不能让我提笔写作。而奇幻对我来说恰好是武断的反面：是通往那虚构重现的宇宙的一条路。我得凭空造出符合非人理性、自身存在的物体，就像水晶。为了成果的“浑然天成”我又求助于高度技巧，而因为技巧上力有未逮，完成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些武断、不精确的东西，未尽如人意。

对你的五十年代，激进年代，你说：“现役军人”（在政治上）；六十年代，则是“美丽新时代”。你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快要告一段落了，你要给它什么名字？

可以说：无以名之。这些年风起云涌，我不带色彩静观其变，但始终有所保留。在《命运交叉的城堡》结尾我拿隐士与屠龙骑士相比，可以说六十年代我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隐士。远观，又不至于太远。圣吉罗拉莫和圣安东尼奥的画像里，城市往往就在他们身后。画面中我认出自己。不过《命运交叉的城堡》同一章里平地风波，异军突起：我摇身一变为耍戏法的，塔罗纸牌中的街头卖艺人。这是我最后一招。这个大摇大摆以老千之姿现身的魔术师、江湖骗子，说起来还是比较诚实的。

街头卖艺，变戏法的：是今日知识分子手上唯一一张牌吗？

你知道我的作风，是绝不会孤注一掷的。所以我对这个世纪的文化英雄人物敬而远之。《命运交叉的城堡》中最后三张牌是三个可行的变通办法及组合。不过假使卖艺人占上风，我会有揭穿他把戏的欲望。

巴黎，“我长年隐居的大都会”。卡尔维诺，你在逃避什么？巴黎足以称为逃亡吗？

隐士身后有一座城市，对我来说那座城市永远是意大利。要说巴黎是别处，不如说是别处的象征。再说我真的住在巴黎吗？关于在巴黎的我，我始终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常说与其乡间小屋，我宁可在异域城市里有一个家，在那里没有职责，无须扮演任何角色。

结果你选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巴黎，遥望意大利。你在玩什么障眼法？

《看不见的城市》中，有一个城市建筑在桩架上，居民居高临下看着自己的不在场。或许为了了解我自己，得观察一个本该有我而我不在的地方。就像一名老摄影师在镜头前摆好姿势以后跑去按快门，拍下少了他的先前那个地方。说不定这正是死者看活人世界的方法，糅合好奇与不理解。不过这是我情绪低落时的看法。心情好的时候我则想，那个我留下的空白可以由另一个我填补，做我原本该做但不知如何着手的事。一个只可能来自那片空白的我自己。

绝对的不在或绝对的存在，一位公众人物要赌的是两者其中之一。像汤玛索·郎多尔菲（Tommaso Landolfi），以神秘取胜。你是以隐逸取胜？

我自然不能跟郎多尔菲的表里如一相提并论。这几年我甚至还为《晚邮报》写社论，就说明一部分的我，那个语调沉重，佛提尼称之为“年高德劭”的发声体，始终不想退隐。我并不以此为傲，倒宁愿这位年高德劭的老者早日退休，用心经营其他形象。或者，还是佛提尼语，做一个他早期嘲讽短诗所说的“愤世嫉俗的小孩”。

卡在内心挣扎与和谐一致中间的，正是这个愤世嫉俗的小孩。我倒宁愿玩世不恭。你的玩世不恭扮演了什么角色：防卫、攻击、使不可能成真？

玩世不恭提醒说看我写的东西要带点怀疑，放轻松。有时我会用上其他语调，不过只有那些语带嘲讽的才算数。

这是外在的玩世不恭。我们来看看内在吧。

对内心挣扎来说，玩世不恭预告可能的和谐一致；对和谐一致来说，玩世不恭是对真实内心挣扎的认知。玩世不恭彰显的永远是事情的反面。

是那丢不掉的。你最新的短篇《受欢迎的垃圾桶》想传达的也有这一点？在你的知性旅程中哪些被丢进垃圾桶，哪些被保留下来？

有时候我以为什么都没丢，有时候又觉得一直在丢。得在每一次经验中找出有营养的东西，加以保存。“贵”在去芜存菁。

随着时间，手下功夫要不日渐僵硬，要不更见灵巧。你相较于十五年前有何不同？

我学会了在有人委托、要求我为某个特定、即使微不足道的目的写作时享受个中乐趣。至少我有把握所写的对某些人有所助益。我觉得更自由，不再有把连我都不确定的主观性强加予他人的感觉。我完全相信写作绝对及必要的个人主义，但必须将它夹带进入那否定它或与之对立的环境中，此个人主义才能发挥作用。

卡尔维诺，我不问你在写什么，但要问你不会再写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的不再写是指我已经写过的，深究起来我并未背弃我作品中的任何东西。当然，有些路径封掉了，留下门户大开的是生龙活虎、开创性高、集故事及评论于一身、最具省思力的虚构小说。

1. [1] 一九七八年一月七日，《国家晚报》（Paese Sera），接受丹尼耶雷·得尔·朱迪契[丹尼耶雷·得尔·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1949- ），意大利中生代作家。借笔下人物对当代文化中平常秩序不断质疑，讨论科学与文学的关系，试着赋予欧洲新面貌。以《影子离地飞翔》一书赢得维亚雷久文学奖。（译者注）]访问。（作者按）卡尔维诺在原稿上注明“未经修订”。

2. [2] “……两则故事实为一则，同一个人的一生、青春、壮年、老去与死亡……”（译者注）

3. [3] 即骑士、隐士、街头卖艺人。（译者注）

我也曾是斯大林主义者？

我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因为意共与斯大林划清界线脚步太慢而退党的人其中之一。至于当斯大林还在世，或斯大林路线被意共奉为圭臬时我说了什么？当年我不也曾是斯大林主义者吗？我多希望能回答说：“我不是”或“我是，但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或者，“我以为我是，其实根本不是”。这些回答没有一句与事实完全吻合，又各有其真实性。我若想搞懂也让别人搞懂我当时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么多年了，一个人会变，连带他的回忆，对自己当年的回忆，也会跟着改变），最好先说：“是的，我曾经是斯大林主义者”，然后再试着厘清这句话的涵义。

先撇开这个问题的主观前提（在战乱中一个既无政治经验亦无政治概念的意大利年轻人是怎么忽然发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和客观前提（提到斯大林就想到斯大林格勒，扭转希特勒节节推进的一面倒形势，使铁与火的暴风雪落向柏林的苏俄）不谈，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就算它是不言而喻吧，直接切入重点：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斯大林是谁？（我最好先用单数人称，再看看接下来由我的个人记忆中是否能找出一些适用于集体的考量。）一九四五年到五三年之间由盟军大胜及冷战中重整旗鼓的西方世界眼中的斯大林是谁？本人几乎从不露面而官方肖像一成不变，不时飘然降下如神谕般的讲话，然后万籁俱寂中一片歌颂、赞美上帝之声扬起，不绝于耳，要如何建构他的面目？

相隔千山万水（幸好隔了千山万水，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了解）所能勾勒出的斯大林不止一个：对许多“忠贞”、仍在等待革命号角吹响的共产党员来说，斯大林是这场革命势在必行的保证人（事实正好相反，斯大林其实倾向于防堵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任何革命）。还有一个斯大林，说无产阶级应该拾起资产阶级弃之不顾的民主自由旗帜，这也正是陶利亚蒂领导下的意共引为依恃的斯大林策略，看起来倒是跟对抗轴心国的三强（或五强）结盟中受到肯定，同时肩负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延续责任的形象相符……。这是我眼中的斯大林吗？但又如何解释所有那些明摆着与之唱反调的形势呢？我们来试述第一个推论：即便结构紧密，斯大林主义对西方共产党人士而言在一定范围内有标准相当分歧的政治、文化、行动可能。斯大林主义者有很多种，游戏规则是主张某一路线者不能视此路线为其他路线的替代方案。

对我来说，斯大林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自他与罗斯福、丘吉尔坐在雅尔塔的藤椅上合照那一刻才开始的。之前种种，斗争托洛茨基，大规模肃反，都是“前朝事”，我不觉得与我有直接关联。当然，在步步进逼的悲观情势中，莫斯科大审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白无异又罩下一层阴霾（布达佩斯及布拉格审判期间同样故事又重演，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在大战的炽烈火焰照耀下，其他火光显得如此渺小，为大熔炉所吞没。连投入政治斗争在我们之前的人——一九三九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受重创，也在接下来那几年的历史中得以平抚（只要不深究细节，反正意大利对此所知不多）。那段历史始于对称霸欧洲的纳粹-法西斯不满的反对运动，是我亟欲融入的历史，还有在过去提早透露此历史之将至的种种，也是我认同的对象。斯大林似乎代表了共产主义成为洪流的那一刻，与原先湍急、毫无章法的窜流大不相同，一条汇集历史潮流的大河。所以我可以这样界定我的立场：我的亲斯大林与反斯大林皆源自同一价值中心。正因为如此，对我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反斯大林意识之崛起并不是一个转变，而是个人信念的实现。

并不是说对我而言另一个历史不存在，不愿接受那个形象。我宁愿被视为马基雅维利论最愤世嫉俗的鼓吹者，也不愿被看作那些说“斯大林的罪行？谁不知道？我一点也不存疑”的人。没错，屠杀涉及层面之广无人存疑（直至今日，每一次新的受害人统计数据出来，都会推翻前一次太过乐观的调查结果），也没有人知道政治审判中的荒诞自白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一种微妙的革命心理，基于此一心理，失宠、永无翻身之日的领导人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自我污蔑，即便寇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关于该论题曾写过一本很精彩的书，但依然犯了太乐观的毛病），不过有助于了解某些事——至少有助于了解许多尚不明所以之处——的线索并不是没有。列入考虑或放弃都在你：这跟相信不相信不同。举个例子，我是法朗克·文图理（Franco Venturi）的朋友，他对发生在苏俄那边的事知道得不少，以哲学家的挖苦语气描述给我听。我不相信他吗？我当然相信他。只是我这么想，身为共产党员，应该用不同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不以好或坏来下评断。还有，除了导致我脱离行动行列，脱离组织、群众，失去参与当时我最关心的某件事的机会之外，经验的无法传承，或者我们说经验传承的成效不彰，始终是历史及社会体制中最教人灰心的事实之一，面对蒙蔽双眼的一代无能为力，历史进程的推动取决于不完全受意志操控的力量、未厘清及有所偏颇的信念、未经筛选的抉择及不必要的需求。

现在我可以试着阐明我的裁决：斯大林主义凭恃需求起家，一切已经注定。历史半点不留情。只有当我理解到即便是最无可置喙的需求也有选择的空间，而斯大林的选择大多祸及无辜时，所有斯大林主义的辩解都不攻自破。

斯大林主义有一个领域的消极性是我无法坐视不管的，那是我直接面对的工作领域。苏维埃文学及艺术——自革命告一段落后——贫乏阴郁，由粗糙、专横的指示可知其官方美学。由于我不清楚苏维埃领导制度的运作，所以并不能直接归咎斯大林（由他“签署”的讲话中看来，斯大林比他的信徒还要开放）。我当时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几年在苏联，共产党领导进驻文化与团体生活中，某些领域在确实具备共产主义创造力的领导人带领下获益，其他领域——像文学、艺术——在几次喧腾一时的自杀、死亡事件后，为不学无术的钻营小人所把持。总之，有些事我弄清楚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正是文化界中的斯大林制度使得不学无术之徒占尽优势，那是一个君主专制制度而非集体领导。

我以为要将那些无耻之徒挡在文化权力之外，得在自己的领域内完成一件由政治角度来看无懈可击，并可作为新社会价值模式的实务及理论工作。为此，必须从个人视界中删去许多东西：共产主义是一个窄口漏斗，得穿过它到另一边去，发现无垠宇宙。所以我可以为我之前提出的“需求假设”加上这个附注：斯大林主义有大手笔简化的魄力与限制。看世界考虑的视点十分狭隘及粗略，为了彰显自己的选择，提出其他的可能及分歧，这么一来许多原以为已被剔除的价值又起死回生。

在这背后我看到的是知识分子求实创造精神与无产阶级要求革新之间不寻常的一致，俄国革命奇迹正是因为这个模式而奏效。然而这个一致性（说不定是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传统天性，倒未必是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推动的成果）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然后斯大林剥夺了所有劳工要求的权利，让知识分子在惊惧中度日，这我后来才知道。我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较适用整体的假设：斯大林主义以整个社会体制将由知识分子治理的先觉计划实现者之姿出现。其实是该计划最无可挽回（或许不可避免）的败笔。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要插一句话：我的乌托邦是建构一个非意识形态的世界。那几年文艺圈内的意识形态气氛自然比今天和缓，但是我的活动范围内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我老觉得每次斯大林一说话，那些理论家就傻眼。这一点让我得意万分。我以为斯大林一直是以常识在与意识形态相抗衡。我这个态度当年及后来都很为朋友所不谅解，却有助于我在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固定辩友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错了，至少对斯大林的看法是错的。因为斯大林并未超越意识形态，因为我的肤浅使我与最糟的思想体系认同，因为一国之君想法的公正不倚不算数，他是王，除了他以外又有谁能做到。所以我的一系列结论还要加上这个：斯大林主义表面上是想依意识形态准则肯定实务的优先地位，实则是在强化意识形态，使恃强权而治的一切都意识形态化。

今天我才开始理解怎么回事，我是说我和斯大林，我和共产主义之间怎么回事。革命的壮烈，红色十月，列宁，对我始终是遥远的幽灵，昙花一现，唤不回也不会重演。我是在斯大林时期才因为意大利的历史背景进入共产主义这个论题的，又经过努力才将苏联纳入我的世界。关于人民民主，我早就知道那是一个牵强、人工、由外及由上强制执行的一个过渡阶段。原以为苏联会不同，以为共产主义通过最艰巨的那几年考验后，会达到一种自然状态，自发、平和、明智成熟。我将我对政治粗浅简约的观念投射到事实上，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在承受所有的歪曲、不公、迫害之后，超越历史，超越阶级斗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臻自然、平衡境界。

所以一九五二年我发表在《统一报》的《苏联旅记》中，几乎只记载了对日常生活最细微的观察，安心，踏实，无关时间，无关政治。不以崇高雄伟的角度来介绍苏联，我以为是创新。而我所犯的斯大林主义错误正是这个：为保护我自己免受不认识、隐隐约约意识到但不愿为之正名的事实的伤害，我以非官方语言为表面上宁静、笑容可掬，实际残忍、紧绷、暴虐的官方虚伪做了帮凶。斯大林主义是一张甜美、良善的面具，掩饰进行中的历史悲剧。

一九五六年平地一声雷，所有假面及掩护撤去。许多那一刻认清事实的人日后重与共产主义革命根源会合。其他人则选择较实际的路，认清现况试图就现况进行改革，当中有人理性乐观，有人画地自限，做最坏的打算，对结果的相对性有心理准备。我既不属于前者亦非后者：要论革命分子，我资质、信仰皆不足；至于改革派（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稳扎稳打的作风，我又觉得不足以让我由差一点坠入深渊的晕眩中恢复。所以，我依然是这两条不同道路上许多人的朋友，但我渐行渐远，政治在我内心世界占据的空间愈来愈小。（政治于外在世界所占空间反而日益扩大。）

我的政治经验或许始终就是那样不上不下：觉得势在必行，又在残酷世界中对多样性及相异性寻寻觅觅。所以我的结语是：如果我曾经是（就我自己的标准）斯大林主义者，并非偶然。我身上是有一些那个时代的特质：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乎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就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如果有人觉得我这种思考模式是斯大林式的思考模式，好吧，我也不避讳承认，就这方面来说，我仍是有点斯大林主义的。

1. [1]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斯大林出生百周年纪念专辑。（作者按）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

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夏天高潮迭起，生机勃勃。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大结束，赫鲁晓夫宛如国际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勇士，那是察觉冰霜消解的第一批迹象。我们这些顽强的共产党人士，本就对那次批判之大势所趋，不日将至有十足把握。二十四年过去了，阅历不可谓不丰，今天回想起来，我清楚知道历史不是一出简单、喜剧收场的轻歌剧，而是一段崎岖难行、走不快的路，常常缺少明确方向或意义。

言归正传。那几天我的感受自然不是这些。当我得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罪行时，初时的震惊过后随之而起的是一种解脱感。这是当时我所有同志的反应。你问我说我们中间，在党内，是否有人感到挫折或屈辱，没有，就我所知，没有。我试着尽量精确描述我当时的感觉，跟其他人应该相去无几：对我来说莫斯科批判斯大林，为史实作见证，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多年来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连看在我们眼里都死气沉沉，行高压政策，严苛不知变通，酷虐，不讲人性，这些账都算在“戒严”、革命斗争的头上。而当赫鲁晓夫先在中央委员会，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揭发斯大林时，我们想的是：和平将至，现在社会主义要开花结果了，我们原先心里的一股闷气，那深藏心底的焦虑，顿时无影无踪。

波兰的斯大林派系被取而代之，哥穆尔卡重获自由。在匈牙利，党的革新更完全且彻底。坐在先前斯大林老一辈拥护者位子上的是曾经尝过牢狱之苦、被解除一切职务的共产党员。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肯定了我们的希望，是切实革新、是历史成果的转捩点。

我当时以为，在那次重生与重建之后，各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将更为坚定。至于意大利，我想曾经因为我们所参与的那个制度凶残、悲烈的天性而对共产党敬而远之的人将会走近，将与我们并肩作战，分享我们对人类、对平等所怀有的理想。

我当时是都灵联合委员会的一员，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我在都灵、米兰、罗马来往的都是意共知识分子。那几个月的激昂开创气氛中，领导阶层及知识分子与基层党员的会面情况之热烈可以说自抗战、光复以来所未见。无止境的讨论，通宵达旦开会、辩论。意气风发的政治热情。

那年夏天卢卡奇来访意大利。他在匈牙利不仅是民族的荣光，且重新成为民族的旗帜。我跟切萨雷·卡瑟斯去拜望他，这次意大利之旅由卡瑟斯作陪。卢卡奇肯定了我们对重生的共产主义的寄望。差不多就在那几天，对我们意共党员来说更重要的另一个肯定是：《新论题》杂志上陶利亚蒂的访谈。我还清楚记得在《统一报》第一版读到这篇访问时的感受，以知识分子的求实，外交官的机敏，还有，总算露面的真诚，他说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那天早上我人在罗马。我跟保罗·斯皮里亚诺（Paolo Spriano）约在博格瑟山庄碰面。我们沿着公园里的小路信步走去，一直走到马纽利亚大道边的池塘附近，遇到隆哥（Luigi Longo）。他把木头小艇的绳索交给跟他一起的一个小孩，我们三个人热血澎湃地谈论发生的事。我记得隆哥跟我们叙述许多年前，当他以意共青年党书记身份访问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他说那里死气沉沉，不仅是一般老百姓，就连党员也没有任何自由。简而言之，他也觉得心里的一块巨石落了地。

你问我：既然大家，包括知识分子、领导阶层及党员，心口都压着一块石头，为什么之前就没有人想到过要将之除掉呢？为什么要等莫斯科，等赫鲁晓夫，等中央委员会的信号呢？又为什么，在大好的情势下，就在一九五六那一年，会有那样的结局呢？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强卡尔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恰好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你当时问他的问题与你现在问我的大同小异。他回答你说在革命与事实之间，一个革命分子会先选择革命。我个人并不相信事情如他所说，也不认为那个答案是合理的，不过那个时候，二十四年前，我们的观点接近如此。当时的意共都是精神分裂病患者。没错，就是这个字眼。我们一半已经是，或希望是事实的见证人，是为弱者及被欺压者伸张正义的复仇者，对抗一切强暴，维护正义；另一半以信仰之名，振振有辞为所犯错误、横行逆施、党暴政、斯大林辩解，精神分裂，双重人格。我清楚记得那几次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我浑身不自在，格格不入，如芒刺在背；当火车载我回到意大利，越过边境时我又自问：在这里，在意大利，这个意大利，除了献身共产党外，我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紧张情势稍缓及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让我们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因为我们的道德形象，我们分裂的人格，终于可以重组，革命与事实终于协调一致。这在当时，是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与希望。

维多里尼那段时间也重回党怀抱。他早已退党，转而支持激进党，自由社会党，而当时他重新向共产党靠拢。他还计划要去布达佩斯，想为修正、为革新贡献己力。都灵的革新派人士契勒斯特·内卡维勒已被冷冻好一段时间，联合委员会是由一名老斯大林党员安东尼奥·罗阿西欧主持。不过我们想，他让位的时间也到了。新闻满天飞。我们日复一日等待，等待百花齐放的那一天。

那几个月中，我为《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写了短篇《安的列斯群岛风雨后的宁静》。这几天我又找出重读，我认为它仍饶富意义，至少记录了当时的一种心境，以及一个失之交臂的良机。那些事件使我疏远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政治在我心中所盘踞的空间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时起，我再也不认为政治是全面的，同时开始质疑。今天，我认为政治对社会透过其他管道所透露的讯息反应太慢，而且政治常常会有违法及欺瞒之举。

我们将革新的希望都寄托在焦尔焦·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身上。他继彼得·赛可亚（Pietro Secchia）接下党组织的领导棒子。他说，赛可亚被解除职务的那天就是我们的二十大。我以为阿门多拉是意共理想人选，结果令人失望。或许我对阿门多拉这个人并不了解，不过他绝不是懂得诠释我们当时想法的新意共。对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的那份内心煎熬，对他而言是自然现象。阿门多拉本人作风严谨，但同时又有政治人物的狡诈。那一刻，狡诈占了上风。

那天晚上，当红军入侵匈牙利，红军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的消息传来时，我人在都灵，跟阿门多拉在负责都灵《统一报》的卢奇亚诺·巴尔卡（Luciano Barca）家吃晚饭。阿门多拉在他的一本书中也提到这件事。他到都灵来看我和其他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朋友，为了“安抚我们”，因为他察觉到反对声音正在逼近，而我们的表现也极度不耐。对我来说那是决定性的一晚。阿门多拉正在讲话，当时《统一报》的总编强尼·罗卡（Gianni Rocca）打电话给巴尔卡。他声音哽咽，跟我们说：红军正向布达佩斯推进，城内已打起巷战。我看着阿门多拉，我们三个人呆若木鸡。阿门多拉喃喃道：“陶利亚蒂说过，历史上某些时刻必须选择，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共产主义跟宗教一样，要等上几个世纪才会有所改变。再说匈牙利正走向险境……”于是我知道，意共百花齐放的日子还早，早得很……

一个月之后意共召开八大。安东尼奥·焦利蒂发表演说，抨击匈共的封闭作风。在冰冷静默中，他的声音喑哑。陶利亚蒂坐在主席台旁边刻意摆出在处理信件的样子。焦利蒂宣布退党，跟他同进退的人不少。我不愿意在那特别的艰难时刻离党，不过心意已定。我是五七年夏天悄悄离开的。许多同志跟我一样，任凭党证过期，有些人则被开除党籍。托马索·克亚雷提（Tommaso Chiaretti）负责的《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工作小组遭集体除名。被除名的还有布鲁诺·科尔比（Bruno Corbi）。退党的包括富里欧·迪亚兹（Furio Diaz）、法毕利兹欧·欧诺佛利（Fabrizio Onofri）、纳塔里诺·撒培纽（Natalino Sapegno）。

如果五六年意共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合法性”早在二十四年前就会被承认。意大利的历史不知将有多大的变化？自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意大利历史肯定大为不同。但当时没有任何领导人有勇气这么做。这一点，陶利亚蒂要负绝大部分责任。他自“萨雷诺转向”以来，始终紧抓两个原则不放：意共以改革为重的政策，以及效忠苏联。那份忠诚与他的改革方案并行不悖。若当时与苏联决裂，意共的政策很可能，或者说应该在内政上更有分量。将会面临谁来取代左派的难题。显然意共领导阶层不愿意走上那条路。

而那一次就这么收尾了。十二年后，面对红军入侵布拉格，立场有所改变，意共指责入侵行为，但仍未与苏联决裂。今天面对波兰危机，我认为意共又向前跨了一步，而且这一次立场正确。这个长征走了二十四年。坦白说我不知道那班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迷途的公车是否还能走回正路。

1. [1] 接受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访问（《卡尔维诺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共和国报》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2. [2] 陶利亚蒂一九四四年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雷诺（Salemo）发表公开演说，说明意共的全国统一政策，号召所有意大利人共同为反法西斯奋斗，移转了当时意大利对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热烈辩论。主张以民主途径夺取政权，并将意共变为一个群众政党。（译者注）

领袖像

可以说在我这一生前二十年，墨索里尼的脸如影随形，学校每一间教室都挂有他的肖像，所有办公室及公共场所自不例外。所以我只需借由留在我脑海中的不同官方肖像就可以撰写一段墨索里尼像的进化史。

我是一九二九年进小学的，对当时的墨索里尼像印象深刻，仍旧平民打扮，浆硬的领尖上镶着绲边，是那个年代有身份的人时兴的穿法（不过接下来几年这个穿法渐渐过时）。我记得的是他挂在教室墙上的小幅彩色肖像（挂在侧面墙上；那时讲坛上方还是国王像的地盘）和一张夹在破旧拼音表最后几页间的黑白照片（拼音表附在本文之外，应该是后来加进去的）。

总而言之，那几年历久不衰的是墨索里尼掌权后想要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以凸显他这位秩序重建者的某种威信以及承先启后性。肖像下限不低于领带，不过这位总理穿的外套好像是一件tight（这个字在意大利——只限意大利——指的是黑色的长尾西装），是他出席官方仪典时惯穿的礼服。

在那几幅肖像中，墨索里尼额头还有黑发，也或许（我不确定）黑发是在秃额的头顶上。就一位内阁而言，他的装扮显得特别年轻，因为那正是影像应该要传达的新气象（六岁的我不可能知道），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上任时年仅四十岁的总理。在意大利也从来没见过不留胡子的总理，既无胡又无髭，这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象征。当时光着下巴已经很普遍，不过大战期间及战后较有身份的政治人物仍全都留胡或蓄髭。这一点在全世界，可以说（我并未翻书或查百科求证）只有美国总统例外。就连向罗马进军的为首四人也都留了胡子，其中两个还是一把大胡子。

（好像没有历史学家就不同时代的毛发造型这个角度做过研究，其实当中不乏有其深意的信息，尤其在过渡时期。）

总之，墨索里尼像要传达的是现代、精力无穷、令人安心的承先启后形象，这一切都在他独裁严肃表情中。这自然跟他之前一个会令人联想到法西斯行动队的影像成对比。我记忆中还有一幅肖像，我想是属于那个暴力时期的（尽管我稍后才看到），一张很有戏剧效果的黑白照片，日后名噪一时的签名M可看出过人的意志力。略侧的脸由黑暗中浮出，那黑可能是一件黑衬衫，也可能是一片深色布景，像代表新纪元开始的——灌输到我们脑袋里的观念——“圣瑟波可洛广场上的贼窝”那句话令人想起的幽阴。

法西斯行动队的暴戾横行也收录在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中（起码它的最后几次突袭行动其中之一，时为一九二六年）。不过我开始上学后，世界看来风平浪静。偶有内战迹象，但这对领袖官方肖像即是铁的纪律的那个年代的小男孩或青少年来说，有其影响魅力。

这位独裁者初期官方肖像的另一重要特色是沉思神情，摆出心事重重表情的一张脸。逗弄一两岁的孩童时，那个年头习惯说：“做个墨索里尼的脸。”小孩马上皱起眉头，嘟起一张气呼呼的嘴。毕竟，我那一辈的意大利人在学会由墙上认得墨索里尼像之前，墨索里尼像已深植他们心中，由这一点也看出那个影像中，（还）有其童心未泯的一面，那种小娃娃会有的并不代表说正在凝思的聚精会神。

我写这篇文章为自己订下的原则是，只谈法西斯统治那二十年我看到的肖像和照片，至于法西斯之后将近四十年来得见的大批档案资料则略去不谈。所以我仅限于讨论那些流通的官方影像：肖像、雕像、“光明”影片（当年的电影新闻片）和画报。画报主要有两份：最畅销的《周日邮报》及《意大利画报》，后者是铜版纸印刷的半月刊，读者群为上流社会人士。

墨索里尼戴着高顶礼帽去签署拉特兰公约那张名闻遐迩的照片，我当时就看过，而且直到稍后法西斯政权喧哗一时地废除了资产阶级跟不上时代脚步象征的“烟囱”（高顶礼帽的俗称）时，我仍铭记于心。对历史的辩证性懵懂无知，当时我只觉得此举矛盾无解。

不知道那是不是墨索里尼最后一次戴高顶礼帽，极有可能，因为在教会的首肯下，他大可以让全意大利都穿上制服。法西斯风格的转变（即便偏远地区亦有所感）可溯自法西斯革命十周年纪念，一九三二年。那个周年纪念在记忆中与我小学四年级长达十五天的假期及一组纪念邮票密不可分。

那个时候，墨索里尼肖像学往凯撒式崇拜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纪念邮票中真有一张灵感来自维洛基奥（Verrocchio）作品中民族英雄科雷欧尼像的墨索里尼骑马像，背景是波隆尼亚体育场，下方还有一句口号“我前进时跟我来”（这句箴言还有下半段：“我撤退时杀了我”，时机到时果然应验）。得说明的是那是少数几张有墨索里尼像的邮票之一（此刻我想不起还有没有别的）；票面价值与继续宣告君主主权，没有身材只有头，看起来高大魁梧的维多里欧·艾马努埃莱三世肖像邮票不相上下。

墨索里尼骑马像取的是侧面。这是另一个重要转变，由正面转至自此大量采用的侧面，凸显出完美浑圆的头颅（少了它，将独裁者改造为设计客体这项巨大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坚实的颌骨（因为七十五度角更为明显），颈背与衣领浑然一体，诸此种种，全然的古罗马气势。

小学最后几年，对于加入法西斯少年先锋队这件事我没办法再推托了，因为即便在我就读的私立小学，也已经变为强迫性质。还记得买制服时少年先锋队之家仓库里布料的霉味，战时受伤残废的老管理员。不过这里我想追忆的是用来固定蓝色领巾的法西斯领袖侧面像徽章（蓝色代表的是达尔马提亚，他们这么说的，至于理由，现在已被遗忘了）。这个侧面像我记得有戴钢盔，可是钢盔应该是我此刻正试着追述的那段记忆稍后几年的事才对，所以说，要不是蓝领巾一开始是用打结而非用徽章固定，就是徽章的早期版本是光着脑袋的。我想找出墨索里尼变成徽章上宛如罗马皇帝（侵犯到保留给帝王的钱币地盘）侧面像的日期，可惜我没有足够的资料。

我们还在一九三三到三四年。也是在那个时期我看过一幅“立体主义”的墨索里尼像（或雕像），以几何线条构成的立方体。摆在市立小学合办的一场设计展会场里，我去那里参加初中入学考。那个立方体，附有“领袖欣赏的领袖像”字样，陈列在那里作为小朋友设计的范本。这个印象为我开启了表面平整、呈方块形状的一种现代“法西斯风格”存在的观念，此风格后来居上，而且常被视为那几年已经普及，甚至扩及乡间的“二十世纪风格”之一。

DVX这个字也出自同一风格，看起来像罗马数字，站在半身像或列柱的底座上，往往与类似的REX并列。（其实国王与墨索里尼像多是成对出现，要少的话，也不会少墨索里尼。）比较接近新古典、线条较柔和的“二十世纪风格”，是雕刻家魏特（Adolfo Wildt）的半身像，桂冠、长袍、空洞的眼神：跟袭用的形象截然不同，但也符合所有官方标准，因为印在《文稿与演讲稿》一书的扉页上。

借此我要提一下另外一个所有读物上都看得到的图像：墨索里尼的家乡培雷达皮欧。学校还发给小学生描摹，这倒无可厚非，因为那确是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典型的意大利农舍，有户外楼梯，一楼挑高，墙面稀稀落落几扇窗子。

墨索里尼的典范造型已成气候，且注定在他独裁极盛期不会有任何更动（即三十年代大半时间）。收音机和电影不仅是推广这个形象，也是促成这个形象的主要管道。我从未参加过墨索里尼亲临现场的“人海集合”，因为我跟我的乡下是寸步不离，而他对乡下既不感兴趣也不来走动，不过我认为领袖形象在电影院里，要比从阳台下的人群中直接看到他本人更具效力，反正声音总是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说起来视听设备是墨索里尼凯撒式偶像崇拜必不可少的要件之一。

另一个不可少的要件自然是严禁一切批评及嘲讽。我记得墨索里尼最初几次讲话的题目之一是“书与枪，完美的法西斯党员”，末了，领袖从窗台下拿出一本书和一把枪高高举起，戏剧效果绝佳。印象中，我是先在家里听一个在电影院看到这场演讲的反法西斯叔叔说过。（如果不是那场，也是那几年，一九三零年之后不久的另一场，可以查证档案影片。）我还记得我叔叔怎么描述手势，双手握拳叉腰，然后突然用手擤了一把鼻涕。忘不了一位婶婶感慨地说：“你能怎样？他是泥水匠出身嘛！”几天后我也看到“光明”新闻片播的那场讲话，认出叔叔说的那些怪相，还有冷不防擤鼻子那一幕。我对墨索里尼的印象是由大人（某些大人）挖苦的言谈间得来的，与我同时听到的齐声赞扬相矛盾。不过齐声赞扬是对外，至于保留态度则限于私下闲谈，不破坏法西斯政权要求的表面统一。

摄影机毫不留情记录一切丑相及无意识动作这一点，墨索里尼稍假时日就明白了，我相信按时间先后看他演讲的新闻片，会发现他对手势、停顿、演说节奏加快的控制，实用功能日渐彰显。然而他的表演风格却与初时无二。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老片子中的墨索里尼觉得好笑，不懂为什么会有无以计数的群众崇拜他。尽管如此，墨索里尼模式直到今日在全世界还继续有人模仿，同中求变，尤其那些打着民粹主义或第三世界招牌的人，紧抓着落伍的同样伎俩不放。

在时机大好，可以摆布大众并善加利用以巩固个人权力的那个年代，墨索里尼是塑造出完全符合这个目标的人物形象的先驱之一。最易为他那个时代的大众接受的所有标志建立起来的人民领袖形象（精力充沛，专横，好勇斗狠，古罗马指挥官的派头，以及截至当时为止跟所有国家元首形象相左的鲁莽的自傲），透过他个人外貌特征得以远播，军人装扮，全是“箴言”式短语、顿挫分明的演说，声如洪钟，贯彻一致的咬字（像意大亚、意大亚人，他那艾米利亚-罗马涅省的咬字加重了肯定语气）。国家元首应该要具备出众形象，且像他那样独树一格的观念一旦被认可，不具那类形象就不具首领资格变成理所当然的事。

对外貌与墨索里尼大相径庭的希特勒来说，在他以墨索里尼为模范的那个时候这个问题确实严重（心思细腻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独裁者》片中的卓别林）。不过希特勒成功地超越了他形象上的障碍，全力往意大利那位独裁者的相反方向努力，强调自己外貌神经质的抖动（脸、胡子、头发）或声音，树立起一种属于他的手势系统和足以释放狂热歇斯底里能量的雄辩风格。在服装方面，“元首”尽量避免招摇，选择朴素制服（相反地，他的继承人戈林的华丽军服一套又一套，炫耀肥胖身躯）。

我是依我少年时的回忆来描述那个年代，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来自报上最能激发我幻想的图片。回想起来，当时世界动态中的名人，就视觉形象而言最与众不同的自然是甘地。纵然他也是主要笑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传闻不一而足，但他的形象予人的感觉是，尽管那片土地遥不可及，那里发生的一切严肃且真实。

一九三四年（这个日期是依我的记忆为座标，如果有错请指正）意大利皇家军队换下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保留至那时的军服。对现役军人众多（原本征兵服役时间就不短，还随时会被“征召”回去）的意大利来说，这些新制服（扁帽、领口敞开露出领带的夹克，军官散步用长裤）标示一个转折点，但也同时宣告十年战事的开端。

制服以外还换了钢盔：原先让人想起战壕里可怜战士的一次大战钢盔，换成了德国味低垂的大圆壳，属于新纪元的工业设计产品（“流线型”汽车也是在那几年出现的，不过时间和汽车种类我还得查证）。就墨索里尼肖像学来看，那是伟大的一刻：其传统造型加上钢盔，仿佛光滑头颅上延伸出一片金属罩。

头盔下惹眼的是颌骨，由于头的上半部消失不见（包括眼睛），颌骨有决定性的地位。嘴唇因为保持上扬（不自然但表示意志坚强的嘴形），颌骨向上耸起的同时也往两边鼓出。领袖的头部自那一刻起改由头盔及颌骨组成，两者就体积互相抗衡，相抗衡的还有日渐凸显的腹部线条。身上的制服是军中侍卫长的军服。至于在头盔下略显扁缩的侧面在官方摄影肖像中出现，仅露四分之三眼睛，让人恰恰瞄到头盔边缘的炯炯目光。头盔覆盖下不得不放弃的是沉思的额头，墨索里尼二十年代的标帜。所以说他的角色的确做了修正，指挥官领袖取代了沉思者领袖。

这可以视为墨索里尼经典的肖像，我在校内、校外、从军前等等大多时间，眼前都少不了它。与这张墨索里尼像差堪比拟的是国王像，侧面，钢盔，小胡子及尖下巴一应俱全。国王维多里欧的头自然比墨索里尼小得多，不过肖像经过加长放大处理后，得以与他举世无双的总理的那块立方体同大。我记得好像两个人在脖子上都戴着跟邓南遮一式的领扣，是一条与领结同高处有个锁片的金链子。

不用说，也有领袖不戴帽子的肖像。或许从艾利克·冯·施特罗海姆处得到灵感，墨索里尼懂得将秃头这个外貌缺陷（生发液广告词中的“治疗前”）逆转为男子气概的象征。我们仍在三十年代，他突发奇想，把两太阳穴及后颈仅存的头发给剃了。像只红冠大公鸡头戴圆筒无边帽也是常见的墨索里尼像造型，帽上别的是侍卫长的官阶；或穿黑色党服，无边帽上的老鹰翅膀棱角分明。骑马像也不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朝天挥舞着“伊斯兰之剑”的那一张。

仅有几张穿便服留下的照片，可看出他在式样选择上比以前要不拘小节。一年夏天他校阅大规模演习时，头戴一顶白色的游艇驾驶帽，骑师的马裤及马靴，还有一件我想是天蓝色的夹克。（我的印象可能来自《周日邮报》贝尔特拉美绘的彩色插图：领袖帮助炮手将一尊大炮拖上斜坡。）此外，还有著名的“小麦之战”：领袖穿着背心也或许是打赤膊站在电动打麦机上，头戴松紧帽，脸上是摩托车骑士的挡风眼罩，夹在农民中间抱起一捆捆的麦穗。（是农民？还是出勤的警察？流传一则笑话说墨索里尼对大家的表现很满意：“麦子打得不错！我要怎样奖励您的辛劳呢？”“请把我从罗马警察局调到巴勒莫警察局，领袖！”）

攻下埃塞俄比亚之后，领袖崇拜有神化趋势。仪式性的欢呼词由“领袖好！”变成又臭又长的“向帝国之父领袖致敬！”。有笑话说史塔拉齐白痴到连这句欢呼词都记不住（句子还是他想出来的），每一次都得偷看写好的纸条。

那是史塔拉齐和他反资产阶级的“服装革命”时代，主要是推陈出新，不断为法西斯党魁设计新装：无翻领粗呢外套，黑色、土色、白色的猎装……言归正传，这个时期领袖的外表是党内各级争相仿效的对象：将头发剃光假装是雄赳赳的秃头，扬起下巴，耸起颈背。也有人继续做发油的忠实信徒，像卡雷阿佐·齐阿诺，不过他也刻意模仿他岳父的演说家派头。只是齐阿诺不上相，其不受欢迎的程度只有史塔拉齐略胜一筹。

战争脚步进逼。我进入青少年期，似乎那几年的视觉记忆比起孩童时期当影像是我与外界接触的主要管道的接收能力为弱；脑袋里开始模模糊糊地为意见、推论、价值观所盘踞，不再是人与周遭事物外在表象的天下。

一九三八年两位独裁者在慕尼黑最后一次造型比赛，以他们的酷（这个字眼，今天稀松平常，若用在当时倒是恰如其分）与穿燕尾服、衣领浆硬、伞不离身、形容憔悴的古板怪人张伯伦较劲。不过那个时候老百姓由张伯伦的伞得到的启发是和平；这位英国首相到意大利访问时受到热烈欢迎，连当时以和平救星之姿出现的墨索里尼，也有群众发自内心地报以最后掌声。

随后是战争。墨索里尼改穿意大利皇家军服（戴船形帽穿长靴的野战服），挂上帝国元帅的超级军阶。遥远的前线开始有比我略长几岁的年轻人死去（那些一九一五年左右出生的，战事爆发后首当其冲）。墨索里尼不久前尚嫌饱满的体态开始消瘦、掏空、紧绷。胃酸随着必然的乱事增多。尤其惨不忍睹的是他跟元首会面的照片，他已在希特勒股掌间，没有发言机会。墨索里尼那时的服装是一件大衣、一顶帽子，帽沿接近德军式样。

面对军事挫败的事实，之前受蒙骗的老百姓由做戏的阅兵也看清了墨索里尼的华而不实。阿拉曼之役后传说（消息在意大利传播飞快）沙漠中撤退的意大利军队中有一匹白马，是墨索里尼要求备好作为他凯旋进入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坐骑，自此，古罗马指挥官形象学破灭。

挂在墙上的领袖复制像面临由象征秩序的安稳宝座跌下，并在骚动的混乱中曝露街头、广场的命运。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或者更精确一点，隔了一两天之后），失去控制的人群冲进法西斯之家将被罢免的独裁者像丢出窗口；有人对这严父像谩骂、吐口水，有人将英姿焕发的肖像送上火刑台，有人将石膏像或铜像拖上石板路，那颗硕大头颅转眼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狂欢节遗骸。

我说的故事到此该结束了吧？还没有，一个半月后，又见头顶破帽子，身穿黑色军大衣，满脸胡楂幽灵般的墨索里尼照片，他在意大利南部皇帝营被德国伞兵救出，运过意奥边境的布雷内洛，送还给元首。最后一幕开演，对意大利人而言最残酷的一幕。墨索里尼是自己的幽灵，除了在轰炸、枪林弹雨中继续那疲软的形象外无计可施。

自然，社会共和国又推出新的领袖官方肖像，新制服，脸庞清瘦，但人无法由那段太过昂扬、紊乱的时期记忆中将它整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平民生涯告终，与影像世界脱离。听人说才知道“光明”有一则电影新闻片记录了他死前几个月最后一次于奠定他一呼百诺形象的米兰，在出人意料的“人海集合”中发表的一场“抒情”演说。

四月初盟军飞机空抛给游击队的一份小报中（从天而降少有的礼物）有一张英国最有名的漫画家（很抱歉我不记得名字了；我可以找出来，因为不久前报上还因为他过世谈起他，可是我得遵守只凭记忆的原则，不想在最后破戒）以墨索里尼为对象所绘漫画（应该是我生平所见第一张）。漫画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正在试穿女装以便潜逃去阿根廷。

结果并非如此。曾是许多没有画面的屠杀的根源的最后影像是他的死于非命。不忍目睹也不值记忆。然而我希望所有在任的独裁者或觎觊其位者，无论“进步人士”或保守分子，把这几张画面框起来摆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看个仔细。

1. [1] 《共和国报》，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十一日。原标题为《由高顶礼帽谈起》。此文中“领袖”一词原文为Duce，本义为首领、领袖。法西斯统治时期，这个词成为墨索里尼专有的称呼。一如德文的Führer（领袖）一词成为希特勒专有的称呼（元首）。（编辑注）

2. [2] 一九二二年十月墨索里尼向在任政府示威，组成四人执政团，先策动法西斯党员在那不勒斯大集合，后又组织向首都罗马推进，虽被军队挡在罗马郊区，但此举已迫使原在位总理辞职，新提名总理婉拒提名，之后墨索里尼即由国王艾马努埃莱三世任命组阁。十月二十八日“向罗马进军”被视为“法西斯纪元”之始。（译者注）

3. [3] 法西斯政权与教廷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在拉特兰宫签署的协定，文中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并尊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意方代表为代艾马努埃莱三世出席的墨索里尼，梵蒂冈方面则是戛斯帕里红衣主教。（译者注）

4. [4] 达尔马提亚，前属南斯拉夫，今为克罗地亚领土。依一九二零年签订的拉帕罗协定，意大利拥有扎拉及瓜拉诺群岛，一九四一年整区由德意联军占领，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为南斯拉夫收复。（译者注）

5. [5] DVX为Duce（法西斯领袖）拉丁文。REX为Re（国王）拉丁文。（译者注）

6. [6] 艾利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 von Stroheim，1885-1957），原籍奥地利的美国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因其残酷及写实手法，是好莱坞影评攻击对象。（译者注）

7. [7] 史塔拉齐（Achille Starace,，1889-1945），意大利政治人物，法西斯党秘书长，推动全面的“法西斯化”。（译者注）

8. [8] 阿拉曼（El Alamein），埃及亚历山大城东一百二十公里处，临地中海。一九四二年盟军在英将蒙哥马利率领下打败由隆美尔指挥的意德联军。（译者注）

9. [9] 墨索里尼一九四三年在德国扶持下于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建立“意大利法西斯社会共和国”，首都萨洛（Salo），史称萨洛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瓦解。（译者注）

成功背后

我少年即开始写作，但那时对文学只有笼统印象：我父母在圣雷莫研究的是异国植物移栽、花卉、果树栽培及繁殖。在我们家走动的都是农业及农学方面的科学或技术人员。我父母二人个性极为鲜明，我父亲代表实践的生命力，我母亲是严谨学者，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佼佼者，这一点使我始终对他们敬畏有加，同时形成一种心理障碍，为此我没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半点东西，至今引为憾事。所以说我多借儿童画报、收音机播放的喜剧和电影院解闷：总之，我培养出一种对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如果环境在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懂得更早加以利用的话，原可发展为文学志趣。或许我应该早点发现我的志向，与世界建立较良好的关系，可是我稍嫌慢了一点，尤其是认识我自己。

两次大战间的圣雷莫跟意大利社会平均比起来，算是挺反常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圣雷莫外国人很多，从小我感受到的是这种世界一家的气氛；此外它是道地的乡间，与那些年的意大利文化圈天各一方（不过即便最活跃的地区那几年也很封闭）。总而言之，我与文学的初步接触来自学校。

我小学和初中成绩平平，只有意大利文，这门学科我读来轻而易举，加上学校要求严格。当然，从学校我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清楚认识我自己，预知我的一生，这句话谁都会说。文学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当年我分辨不出。这原意味着大学注册文学系，可是我对那个系的认识只限于选择它的人将来要当高中老师，激不起我一点兴趣。挺吸引我的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新闻工作”，可是当年的报纸又全对法西斯政权唯唯诺诺（或许事实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我并不完全知道）：我就先天个性及后天环境来说都不属于法西斯，但这并不能排除我趋炎附势变成法西斯的可能，即便如此，我还是得先克服我的本性，反正我对自己实在莫可奈何就对了。

我之所以巨细靡遗描述那份犹豫，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志向的犹豫不决、踟蹰在后来也有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未下决心要“当作家”。如果当年我决定提笔写作，用文学形式表达我自己，我知道我一定会让这项伺机而动的活动依附在别的东西上，一个或许在他人眼中或我父母眼中看来有用、实际、稳定的专业上。

以至中学毕业后我做了一个看起来，或许确实如此，讨好家里的选择，我注册了都灵大学农学系，而我父亲直到几年前还在那里开有“热带植物栽种”及“树木栽植学”两门课（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的想法是，对我来说写作是让我得以接触事实、环游全世界，就像让我父亲在中美洲待上近二十年，历经过墨西哥革命的一门“严肃”专业外的次要活动。

希望与家族传统重新契合的努力并未奏效，不过说实在的主意并不坏：我若能坚守在务实专业之余书写生活经验的决心，时机一到我还是会变成作家，而且收获更多。

光复后的新气象引导我走向报纸和文学。于是我放弃农学系改念文学，不过老实说我不常上课，因为太急于投入文化及政治生活了。正是那个阶段，在我的众多可能性中一个新的因素——政治——起了决定性作用，且在我生命中占优势地位达十多年之久。外界情势大幅改变，但我内心想法未变，我还是不确定我的志向及成为作家的可能，试着把这个志趣当作次目录排在是为责任的总体及主导目录之下：加入让意大利由战后及独裁废墟中站起来的革新行列。

抗战期间，因为是游击队员，得以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光复后，意共在我看来又是完成眼前任务最务实最有效率的组织。我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在法西斯政权治下，我唯一清楚的念头是对其专制及宣传的厌恶；我念了一些克罗齐和德·鲁杰洛的书，一度自认为是自由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传统向来是人道社会主义，更早则信奉马志尼。战争的惨状，思考国际问题以服务大众社会，反法西斯运动中意共扮演的角色诸此种种都促使我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光复后建设基层民主架构的实务活动，为君主立宪四处奔走已经把我掏空，那个时候深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可能在我看来是浪费时间。

与这段基层党员生涯同一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所居的乡间），我开始为党报写稿：写调查报导、评论、小说，先跟热那亚的《统一报》合作，之后转与都灵合作（《统一报》当年有四个版本，独立运作）。跟都灵版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后来定居都灵，有一段时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间）还担任过文化版编辑。即便后来，最艰辛的五十年代，偶尔《统一报》还会派我到各工厂去采访暴动、工人占厂、危难时刻。所以我目睹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工人占领菲亚特车厂，镇压工会势力及维切利农田罢工等事件。

我的新闻工作与少年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得做一些就新闻从业人员角度看是不入流的新手在做的事情，例如：每次有会议或抗议活动时就要“渲染”一下。是各报当时，且直到今天在一定范围继续维持的习惯，只是今天比较公允，而那个年代与其说是新闻工作，不如说是恶质文学。我记得刚进《统一报》时，“渲染”工作落到我的好友兼良师，诗人阿冯索·卡托头上，他倒也有办法自得其乐，打个比方：边写边看意大利自行车大赛。

不过政治新闻记者这一段毕竟是我新手生涯的次要部分。一九四五年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旁边打转。我那时候还住在圣雷莫，常去米兰找维多里尼及《综合科技》的朋友；在都灵，脾气古怪的帕维塞在注定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立刻接纳了我，他的友谊对我实在弥足珍贵。是决定性的还有我跟朱利欧，埃伊纳乌迪长达四十年的友谊，我们四五年年底在米兰相识，他要我随即走马上任。当时朱利欧认为我具备行动、组织能力、经济头脑，总之，属于他期望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且朱利欧天生有让别人做出他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的才能。

早在对我而言有如重生的光复后那段时间，我已经帮埃伊纳乌迪打一些零工，主要是写广告词，分送各地方报预告新书出版的文章，安排外文书或意大利手稿的看稿进度。就在那时，我理解到能在出版社，一家前卫的出版社，在政治理念不同时有争执、但全是好朋友的人群中工作，夫复何求。我告诉我自己：我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当不当作家不重要。我一直在务实专业和文学之间寻找的平衡，在离文学不远又并不是文学的那一点上找到了，就像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也出文学类书，但首重历史、政治、经济、科学，让我觉得身处多彩世界的中心。

在米兰和都灵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定居都灵，变成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及其他跟朱利欧一起工作，比我年长者的好友及伙伴：有切萨雷·帕维塞、娜塔莉亚·金芝柏、菲利契·巴博、马西莫·米拉、法朗克·文图理、保罗·瑟里尼，以及全意大利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社工作的人，当然还有跟我一样，开始为该出版社效力的新生代。

就这样，我一生中做了十五年出版社编辑，期间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远超过自己的书。我成功地在我和我的写作志趣之间隔上一道屏障，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占尽优势。

我的第一本书《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出版，是一本以游击战经验为题材的小说。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第一部作品来说，在当时可以算是很成功：短短时间内卖出了三千本，随即又加印了两千。那个时候意大利文学作品根本没人看，但埃伊纳乌迪对我的书有信心且极力促销。他还分送书店一张有我走路时手插在口袋里的照片的海报，这在当时可是创举。总而言之，我旋即取得“成功”，可是对此没什么概念，因为没有人用这些字眼看事情，没有这类术语。再说基于个性，我本不是一个会得意忘形的人；第一本书我写完了，还教人看得下去，谁知道我写不写得出第二本。我仍然认定真正的作家是别人，我呢，天知道。

第二本小说我果然写了好几年都不成，带给朋友看的试验结果大家都不满意。一九四九年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一千五百本。刚够批评家及当时注意意大利文坛新人的小众的需要。

我头几本书即获一致好评，其中不乏权威人士青睐，可以说我是一帆风顺。只是我虽然不用打卡，但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想写作得请假，假单倒是不至于被驳回，这已经万幸了。

奠定我突出形象的作品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一本百来页，维多里尼于一九五一年排在实验类丛书“筹码”出版的一本中篇小说，印刷量几乎仅限“同仁”，评论界反应良好，连艾密利欧·契科，我们文学界当时的教主也谈及。自此我的文学道路明确，可以称之为奇幻文学，与我朝不同方向写成的，我们说比较写实的其他作品交替出现。

一九五七年《树上的男爵》出版，紧接着（还是之前，我不记得了）出了《意大利童话》，是出版社委托下完成的一大工程。一九五八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收录所有截至当时为止我所写的短篇，总之，我已具备出版一本书名就叫《短篇小说集》的资格了。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个“专职”作家了吗？距我出版第一本书已经十年了，其间规律地持续出书，十年，我认为是考验一个作家站不站得住脚的必要时间。至此，“我是或不是作家”的问题不再存在，因为其他人已经为我冠上这个头衔了。还有作者版税，尽管尚不足以维生，但开始成为我微薄收入中的可观项目，甚至能够在四十岁左右辞掉出版社的全职工作，仅继续担任顾问一职。

为阻止自己将写作视为首要工作，当初在我身边筑起的屏障正在崩塌中。我说过我对编辑工作仍感兴趣，但参与方式较为独立自主；政治方面亦然：不是说我对政治不再关心，只是慢慢地，我终于（迟做总比不做好）能以自主的判断与意识形态思考模式及党的集体制约相抗衡。经过一九五六年的争执、辩论后，一九五七年我以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党。

我入党之初，是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将我与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我始终对“苏联模式”及“人民民主”走上的路线等所有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提出异议“以免落入敌人陷阱”的议题有所质疑。当期待已久的辩论在莫斯科展开，华沙和布达佩斯揭竿而起，我是那些相信揭露事实真相时刻已到的人其中之一，我试着跟朋友们投入席卷了国际间左派，包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那场辩战。我可不愿再看到新的冰河期。

那是一次没有留下伤口的断裂，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左派大整合期间，每个人当时一心只想确认自己的信仰，找到更明确的身份。至于我在这场变动中的身份问题，此刻我还整理不出头绪来；或许直到那个时节我才开始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之前，当我还是党员时，着重的是眼前问题，然后顺带关心一下整体问题。就在那时候，在对官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看见自称为“改革派”和“左派”立场的成形，是意大利及全世界社会冲突加剧的征兆。当时，我未向任何一边靠拢：改革主张在我看来倾向于关心参与政治事务及行政等必要，但我个人没有兴趣的琐碎实务（所以，安东尼奥·焦利蒂脱离意共及早期几次创新的文化活动我曾跟随他左右以外，我并未跟他到社会党去）；至于走强硬或革命路线（工运分子或亲第三世界人士等等），虽然我认出其中的理想张力，但是我反教条、反漠视、反信仰主义，反灾变说、反“越糟越好”的异议原则，使我甚至与我在学识上敬佩有加的朋友之间也划上清楚界限。

于是在意大利左派这片天然栖息地中，我发现自己处在孤立状态，政治上的“无家可归”随着时间成为定局，且使我在听到膨胀话语及言谈时默不作声的本性变本加厉。

相反地，我更坚定了我长久以来的信念：重要的是由实际层面多样发展，由劳动生产结果、执行上的技术形式、经验、认识、道德，透过实务工作厘清的价值看到的一个文明的全面性。一言以蔽之，我的理想一直是参与建设符合现代意大利需要的一个文化环境，让文学储备革新力量并保有最深刻的理性。以此为基础，我重申并坚实我与维多里尼的友谊，我们合办了《样书》，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间一年出版两本，留意或预告意大利文学理论或实务方面的变革。

维多里尼终其一生，都在役使自己的作品为寻找意大利文化及属于整体文化蓝图的文学之基本原则而战；为这场战役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该写而未写的书。他是一个对一点一滴累积拥抱的理念坚信不移且战斗力旺盛的人，这一点正为我所欠缺，所以一九六六年维多里尼死后，这类活动与我从此无缘。然而这位作家如此与众不同的强制性道德于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我每写一本书都得辩明说这本书确能在更开阔的涵构中负起新的文化任务。

于是我再一次找到让写作寄生于某样别的东西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当代文化背景中有其革新意义，最好从未尝试过，呈现文学表达的可能发展。多希望我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而且借助自己的作品一生汲汲于此的作家。我希望，但我不是；我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且有争议性，我思考每一件事必有正、反面，而且每一次都得建构起一个十分繁复的蓝图。这是为什么我甚至隔上好几年也写不出一本书，在一一陷入危机的计划旁边兜圈子。

你看，就成功这个题目来访问我有点像敲错了门，因为那些对自己、自己所说、脑中所想笃信不疑，笔直向前走他的路确信全世界会跟在他身后的，才是成功的作家。我则始终觉得我写作，将从脑袋里挖出的连我都半信半疑又不满意的东西硬塞给别人这件事，有申辩的必要。我不是在做道德划分：对个人真理有十足把握的作家，也可以是就道德角度而言令人钦佩、甚至跻身英雄之列的人物；唯独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气不断迎合大众期待，才令人不齿。这一点我从没做过，明知会引起我读者的不安，而且半路上可能会丢掉他们之中一部分。

如今六十岁的我，已看清楚作家的任务就是做他能力所及之事：对文学创作者而言就是描述、呈现、虚构。多年来我已不再设定写作方针，鼓吹一种或另一种文学有何意义，万一结果你想写的东西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意图并不重要，那得以实现的才重要。于是这份文学工作变成研究自己、理解我是谁的工作。

我发觉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怎么谈写作的乐趣：要是一个人不能稍微乐在其中，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让我引以为乐的是尝试新奇事物。写作本身是一个单调、孤独的工作，一旦重复，更教人万分沮丧。自然，要说明的是即便那看来一挥而就的片段，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通常在作品完成以后才有成就感及欣慰。不过重要的是看我的书的人能乐在其中，不是我。

我想可以说尽管我一直在翻新，至少有一部分的受众始终跟着我，我教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的实验配方满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样我就觉得不好玩。

我的书都不是那种一出版就卖出多少万本，然后隔年即被遗忘的畅销书。我的成就感在于看到我的书每年重印，有些每次印一万到一万五千本。

到目前为止我只限于谈意大利，但这个访问的题目还涉及一名意大利作家怎么会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作家形象会因地而变，因为在国内观察一个人是把他跟他的种种活动结合在一起，放在一个由许多东西、许多识别标记组成的文化背景中来看他，在国外，翻译成当地语言的书就这么孤零零如陨石般从天而降，评论及大众只能透过它来猜测原星球的模样。我的书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被翻译到几个重要国家去；那个时候或许各地的翻译风气都较今日为盛，因为对未来抱有较多憧憬。不过有人翻译你的书并不代表真有人去读。那是一种常规，在国外，一本翻译书印上寥寥几千本，报上刊出措辞典雅的书评，书在书店里待上几个星期，然后消失不见，重新出现时已在清仓对折书店中，最后送入浸纸槽。所谓登上国际舞台大多是这么回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例外。在国外正式以作者身份“存在”，是近十年的事，主要在两个国家：法国及美国。

当我的书以“袖珍本”出版，且接下来在不同出版社的平装书系列中出现时，我才开始在法国名副其实地“存在”。突然我开始遇到读过我的书的法国人，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虽然知道我名字的大有人在。今天我所有的书都常常再版，而且有不少以袖珍版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说在法国，我的伯乐是不为人知的读者而非书评家。

在美国则反其道而行：我的名字首先由几位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例如戈尔·维达，可以说是他为我打出知名度的）所肯定，还有就是那本算是最不顺应美国文学潮流的《看不见的城市》。现今在美国，我主要还是《看不见的城市》的作者，这本书似乎深受诗人、建筑师及大学生所喜爱。我所有的书都在“trade paperbacks”系列重印，是中等品质的平装版，读者包括广大学生群。不过当《意大利童话》完整英译本问世时（距意大利版二十五年），可以说出人意料地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事已至此，我可以开始向自己提出新的问题，研究一下我在国际文学界的定位了吧。不过说真的，我向来认为文学界要比国界更辽阔，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就像身为一个绝不墨守成规、与外国人预期的意大利人相反的意大利作家，我从不觉得有必要解释我怎么及为什么是个道道地地的意大利人。总之，或许在此余年，是到了该接受我自己和写我想写的东西的时候了，或停笔不写，如果发现已无话可说。

1. [1] 接受菲利契·佛罗伊欧（Felice Froio）访问。《成功背后。几位当代名人的回忆与见证：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苏轧尔可（Sugarco）出版社，米兰，一九八四年。

我愿是默库肖

我愿是默库肖。他的德行中，我最钦羡的是在暴力世界中他的轻盈、梦幻般的想象力——麦柏女王的诗人——及其智慧，仿佛是盲目互相仇视的卡普列和蒙塔古家族之间的理性之声。或许只为风范，以生命为价，坚守古老骑士律则，同时又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人，多疑、幽默，一个清楚知道何为梦、何为事实并坦然接受的堂吉诃德。

1. [1]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LXXXIX，49，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访问名人，他们希望是小说或非小说中的哪一个角色及理由。卡尔维诺做如是回答。默摩肖（Mercuzio）为莎士比亚《罗密欧与茱丽叶》剧中罗密欧之友，挺身维护罗密欧的名誉，死于剑下。（译者注）

我的家乡是纽约

您跟美国文化的初次接触，尤其美国文学，由海明威到福克纳的小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成熟的？

在我养成教育期间，那是四十年代，我第一次以纯读者身份接触到美国文学，就当时意大利来说，实是开了眼界。所以我年轻时，美国文学别具意义，而且可想而知，凡是进到意大利的美国小说我全读了。一开始，我是个乡巴佬，住在圣雷莫，读的又是农学系，缺乏文学修养。然后我变成了帕维塞和维多里尼的朋友，可惜未及认识战时身亡的品托（Giaime Pintor）。我是战后才走出户外的homo novus（新鲜人）。

海明威确是我早期的典范之一，或许就风格模式而言他最简单，福克纳就复杂多了。还有，我早期写的东西是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我还曾去史特雷沙一间饭店找过他，好像是一九四八年吧，我们划船在湖面上钓鱼。

面对您那些如此广博、多样的文学作品，要找出且厘清您受到哪些作家的可能影响或实质的渊源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美国文学来说，您最欣赏和最爱的文学大家是谁？

我其实更属于短篇而非长篇小说家，所以说对我有所影响，而且可以上溯至孩童时期的，无疑是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今天，倘若不限美国，要说对我影响至深无出其右的作家，我还是会说爱伦坡，因为他是一个在短篇种种限制下游刃有余的作家，在短短篇幅内无所不能；再说他在我心目中是文学英雄、文化英雄的一个神话形象，是后来发展成形的各类叙事体之父。

故而由此类推，还可以推出其他会联想到爱伦坡的人，例如博尔赫斯、卡夫卡，可以一直说下去没完没了。即便像乔尔乔·芒戛内利（Giorgio Manganelli）——这样一位独特的作家——无疑也是晚近最有声望的意大利作家之一——包括芒戛内利，与爱伦坡截然不同，也以译者身份去会他，与爱伦坡建立起一种实质关系。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爱伦坡有其绝对不坠的地位。不离美国文学大家这个话题，我还可以提出几个名字，像霍桑，或马克·吐温，后者不用说，是我觉得很知己的一个作家，尤其是，我们这么说吧，他率性和“不安于室”的那一面。

我们可以继续谈一谈关于您跟那曾经激励三四十年代，但开始改变，向新的道路、新的经验开放的社会、文学关系的演变。

自然美国文学在五十年代左右，帕维塞死后，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在四十年代末已经可以感受到这种转变。我记得当帕维塞，还有维多里尼，看到战后进来的新书时——包括索尔·贝娄的第一本小说《摇摆的人》（Dangling Man）——他说：“这些跟欧洲作家一样嘛，偏向智性，我们不感兴趣。”

美国文学走上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一九五九年，我成年后第一次去美国，那个神话，大战后第一批所谓失落的一代的作家，已经退出跑道了。那个年代像亨利·米勒要比不再有人关心的海明威重要多了。所以说，改变不可谓不大：今天值得留意的是我那一代的意大利和美国作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做个比较。打个比方，意大利的诺曼·梅勒是谁？就煽情角度看，或许有帕索里尼，虽然说梅勒其实更接近海明威，属于同类型作家。

我们来谈谈现况。今天已不可能再用未开化这类字眼来看美国，或美国作家，说他们粗糙、生吞活剥，经常无意识在诠释事实。

这尚有待商榷：自然，那野蛮、充满生命力的美国意象已经不存在了。美国作家，与意大利今天，或者说过去的情况不同——意大利也正走向同一方向——在大学教书，小说就以校园生活为背景，写大学教授的花边新闻，世界并不大，不怎么刺激，但生活就那么回事：美国社会生活正是如此。

您认为美国现代文坛的多彩风貌中哪些是最具意义的，哪几位是佼佼者？

今日美国文坛中，有时我会羡慕那些在小说中懂得立即反映现代生活，侃侃而谈，满腹嘲讽的作家，像索尔·贝娄，那一类作品非我所擅长。美国有的小说家可以一年写一本长篇，而且成功呈显时代精神，我很嫉妒他们。

在同辈作家中，我可以说眼见一位文采翩翩的作家被发掘，我说的是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他初登文坛即是重量级小说家。只是后来他也稍嫌多产了一点，不变的是他的聪慧及才华洋溢，不过有时候你会察觉今日美国作家下笔如飞。如果要说近几年我最喜欢，且多少对我有所影响的作者，那是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伟大的俄籍英语作家，自创一种异常华丽的英语。实在是天才，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我最予以认同的人之一。可以想象他非比一般的愤世嫉俗，是个冷酷得可怕的人，但确实伟大。

由您最新作品的走向看来——《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尤其是《帕洛马尔》,——有人会认为您和所谓后现代发起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我自然跟那可称为美国新前卫主义的也有关：我是一个偶尔会到美国去开那些创作课的人，也是以一本美不胜收的小说《道路尽头》起家的约翰·巴思（John Barth）的朋友。从这第一本我们可以说属于“存在主义”的作品之后，巴思以较造作的架构朝复杂化经营；虽然只读英语作品，他有点像与欧洲新文学相呼应的美国大使。巴思、唐纳·巴特梅（Donald Barthelme）及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外，我也很注意其他作家的动态，且保持往来。

最后我想请问您和美国这个实体接触的个人感受。由城市看美国，除了小说外，也是许多电影的主题，还有真实城市，美国今日象征。

文学方面我有点是靠自修，很晚才开始，所以多年来我都在看电影，早年一天放两部，都是美国片的时候。以观众身份我跟美国电影一度关系如胶似漆，直到今天我说起电影，主要指的都是美国电影。

跟美国实质接触确是一次很棒的经验：纽约是我的家乡之一，实际上，正是六十年代，《宇宙奇趣》以及《时间零》书中一些短篇的背景就设在纽约。在大西洋彼岸，我觉得自己属于那些离乡背井去美国义无反顾的大多数——多达上百万——而不属于留在意大利的少数，或许是因为我年仅一岁时，就跟我父母去过美国，那是第一次。成年后再度回到美国，是因为有福特基金会的奖助金，让我得以畅游美国，无须尽任何义务，不用说我当然转了美国一圈，去了南方，还有加州，但我自觉是纽约人：我的家乡是纽约。

1. [1]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巴勒莫接受乌哥·鲁贝欧（Ugo Rubeo）录音访问，后收入《美国之恶——由神话到事实》，李乌尼提（Riuniti）出版社，罗马，一九八七年。标题不是卡尔维诺所拟。

2. [2]  品托（Giaime Pintor, 1919-1943），意大利作家、评论家及政治家，研究德国文学。企图穿越战线加入反法西斯游击队时阵亡。（译者注）

3. [3] 乔尔乔·芒戛内利（Giorgio Manganelli, 1922-1990）。意大利作家，以其散文之心理张力及布局，结构繁复著称，译有爱伦坡、艾略特等人作品。（译者注）

玛丽亚·寇尔提的访问

在你作家性格成形过程中，对你别具意义的作家是哪几位？你纯阅读的作品之间是否有共通点，某样统一的东西？

我得先说几本青少年时读过，之后在我创作中看出其影响力的书。第一本是伊波利托·尼耶佛（Ippolito Nievo）的《八十告白》，唯一一部堪与当时外国文学汩汩泉涌的小说魅惑力相比拟的十九世纪意大利小说。我第一本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其中一段灵感正来自小卡尔洛与斯卡帕夫摩的相遇相识。《分成两半的子爵》教人想起佛雷塔堡。《树上的男爵》仿尼耶佛小说，主角的一生也是十八到十九世纪间的同一个历史时期及社会背景，更有甚者，女主角脱胎自皮萨娜。

我开始写作时，是一个文学底子有限的年轻人，若想编一套“文谱”，意味着三两下就回到童年故事书：每一份清单我想都得由《木偶奇遇记》开始，我认为那是叙事文学的典范，每一个主题的出现及回溯都有足为范例的节奏及明快，每一段插曲在坎坷遭遇这个主旋律中都有其作用和必要性，人物个性鲜明；表达方式独树一格。如果说我作家性格成形的第一阶段——六岁到二十三岁——有一个可辨的连续性，那是由《木偶奇遇记》到卡夫卡的《亚美利加》——另一本在我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书，我一直认为它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或许不限于此——的杰出小说。至于其共通性，可以这么说：迷失在无垠世界中的某个人的冒险与孤独，寻找启发和内心自我建设。

其实左右建构创作世界的因素很多，可以在某些青少年读物中一一找出它们的明确出处。不久前重看《慈善骑士圣朱利安传奇》（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l'Hôpitalier）打猎一段，我实实在在地又重回到在《乌鸦最晚到》及其他同期作品中哥特兽形风格于我心中成形的刹那。

你作品的创作路线从不见重复，是十分有建设性的做法。就这方面来说，你的创作历程中，是偏向惯性发展的演进，偏向随性，或更恰当地说，因为每一个阶段都已触及、贴切表达了你认为的本质所在，所以更换航向呢？还是，第三个可能性，你也属于那些认为自己一生其实只写了一本书的作家？

我倾向第二种假设：我更换航向，以说出用先前的程式说不出的东西。这并不表示我觉得先前的研究方向已经疲乏，也可能即便我关心的已然不同，仍经年累月继续计划其他东西以加入已经写好的作品中；在我尚未赋予一个可以说明确的意义、结构之前，我不会宣布任务完成。

几乎我写的东西收入“宏观小说”中都很完美，这是玛丽亚·寇尔提研究马可瓦多故事的方法。包括我认为“结束”的马可瓦多组曲，我也可以继续往下写，将那个叙事结构放到接下来几年城市面临的科技和社会变迁中；可是不用多久，像你也发现了，特定种类写作的自发性会慢慢淡掉。所以有很多系列作品我起了头后，又丢在一旁没有收尾。

《房地产炒作》、《监票员的一天》和我只写了几页的《骇人的夏季》，是差不多同在一九五五年构思的《五十年代新闻档案》三部曲，以知识分子面对消极事实的反应为主题。可是等我写完《监票员的一天》已经太迟，我们已经进入六十年代了，我有一股寻找新形式的欲望，结果那个系列作品就半途而废了。

其间我还写了《烟云》，当时我以为是一篇不一样的小说，因为是以另一种经验转换准则写成的，其实它大可作为计划中三部曲中的第三篇。后来我找到了十年前写的《阿根廷蚂蚁》，与《烟云》结构、观念如此相近，仿佛古罗马双叶记事板那样相呼应。

蒙塔莱说过，一个艺术家的语言是“历史化的语言，一种报告，因为与其他语言相对立或相异而显其价值。”就这个角度而言，你对你的语言身份有什么话要说？

这个问题应该要反问你们写评论的。我只能说我试着与脑袋的怠惰对抗，因为看到这一点造成许多小说家朋友在语言使用上毫无新意且呆滞。我认为散文需要丰富的文字做后盾，跟诗一样：词汇的选择要敏捷、精准，使用时及策略上要考虑如何安排、多重涵义及创新性，句子的锐气、流动性及张力，语调、节奏变换时的灵巧及延展性。比方说使用过于直接或多余或强烈的形容词，只为了做出一个若非如此就得不到某个效果的作家，有些情况下可以说他是率真，有的情况下却居心叵测，总之，是不能够信赖的人。

这个说完，我要补充的是我也不赞成一个句子里摆进太多的企图、暗示、造作、颜色、朦胧、混杂、原地打转。我同意是要把目标定在取得最好的成果，不过也得想一下，即便无法以最精简的方式达此目标，至少不能太离谱。

我开始思考如何写作这个问题时，也就是四十年代初，存在一个道德理念，认为应给予风格一个形式，而这大概是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在事隔多年后，最让我铭记于心的。如果要举个例子说明我的理想写作，我手边有一本收录四十年代作品但刚刚才出版的书（一九八四年）：乔尔乔·卡泼隆尼（Giorgio Caproni）的《迷宫》。我想选的是第十七页的这一段：

“我们在格拉蒙德光秃秃的山肩上露天过夜。然而天空哭丧着脸，东方狠狠刮来一阵狂风骤雨，尚未生茧、因为第一次强行军而炙烫的双脚终于得以呼吸的欣喜，压过了我把帐篷搭起一溜进去的强烈欲望。可还是有一个莽撞小子，困倦中，居然有力气轻佻地作起怪来：他大剌剌站上山顶，就在法军正前方，不像其他人在几公尺下方，依地掩护。倒不是勇气，是无知。当他活该被一个军官臭骂，说他曝身危险时，我才懂得，应该说我才意识到真的人在前线了，交锋是时间问题，或许再过个几分钟。”

我把两个类似的问题合起来问。你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会经过不同阶段的再加工吗？有人说你极为重视虚构中“不可能”的世界，也就是说很重视在你所选择的、实际放到作品里的和不得不排除在外但并没有忘记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往往一个灵感，我会摆在心里好多年后才决定诉诸纸上，很多次在等待中就任它自生自灭了。灵感早晚会死，甚至在我决定提笔时：那一刻起，存在的只有想要完成它的企图，趑趄摸索，与我的表达方式做拉锯战。不管每次动笔写什么东西，我都需要坚强的毅力，因为我知道等着我的是疲劳、一试再试、修改、重写的不满意。

自发性也会介入：有时候在开头——那通常维持不了多久——有时候像往前跑着跑着，迸出来的爆发力，有时候则是最后冲刺。到底这自发性有没有价值？对写作的人来说自然有，因为工作时比较不那么费力，不会每一分钟都活在危机中，不过并不代表说对作品就一定有利。重要的是自发性是作品传达出的一种感觉，但可没说使用自发性为写作工具就会有此成绩：大多数情况是耐心着墨加工后得到的较为圆满，表面上看来“自发”的结果。

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方法。有些书是删减出来的：首先累积一大堆资料，我是说写好的文稿，然后开始筛拣，慢慢想通可以放哪些东西到那个蓝图、计划中，而哪些东西得留在外面。《帕洛马尔》就是这类工作来来回回的结果，“丢掉”比“放进去”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你待过的自然及文化环境，都灵、罗马、巴黎，都合你脾性对你有所启发，还是在其中某个地方你保有了你绝大的孤独？

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更让我觉得回到家的城市是纽约。甚至一度，这是学司汤达的，我还写说在我的墓碑上要刻“纽约人”。这是一九六零年的事。想法并没有改变，虽然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纵使离开也只是一下子。或许，要是能选择的话，是我老死的地方。可是我每次去纽约，都觉得它比以前更漂亮，更接近理想城市。大概因为它是一个几何、透明、没有厚度、没有深度、从外表看没有秘密的城市，所以是不会教你心生畏惧，可以骗自己说能用思想宰制它、瞬间即踏遍的城市。

尽管如此，什么时候看到纽约在我写的故事中出现过？少之又少。或许只有《时间零》的两个短篇，零零星星另外几篇（我来找一下《命运交叉的城堡》：第八十页）。巴黎呢？也不会多多少。事实是我的小说背景大多在不可辨识的地方。或许就因为如此，我回答这个问题倍感吃力：对我来说，想象过程所走的路线不总与生命中的相吻合。

至于自然环境，最无法拒绝或隐藏的是故乡和老家的景象、圣雷莫不断出现在我书中，不同比例缩小，透视，常常是鸟瞰，常常出现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当然我说的圣雷莫是三十年前或三十五年前，主要是五十年或六十年前我小时候的圣雷莫。所有研究不能不从那个提供影像、心理、语言的中心点出发；这个坚持就像青少年时的向心力那么强烈，但很快发现没有退路，因为转眼间那些场景化为乌有。

战后我急于要与那世代相传风貌的一成不变对抗，对大城市满心向往。在米兰和都灵摇摆了一阵子后，我在都灵找到工作，还有充分理由（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解释以都灵为定点是一个文化抉择。所以说当时我是想在米兰／都灵的对立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可能吧，然而又有一股强烈欲望要将两个点衔接起来。在我可以说定居都灵的那些年（可不算少，十五年），我尽可能地来往于一百二十七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两端，对奢望能同居两处的人构成心理-地形学障碍，互不相容的一个方城及一个圆城之间，仿佛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

战后初期，普遍的文化生产热忱在两地呈显不同风貌，米兰欢愉、外向，都灵有条不紊、谨言慎行，将意大利文学磁场引向北方，这相对于两次大战间文化首都一直是佛罗伦萨不啻为一则新闻。不过当时若要说那是与之前的“佛罗伦萨”路线对峙的“北方”路线就嫌勉强了，原因很简单，两边的人其实是（时间不同但不曾中断）同一批。

所以后来也很难替为数众多，来自不同地方、流派的写作者聚居罗马找到一个通用的名称说那是“罗马路线”，以与任何其他路线相抗衡。总之，我认为今天的意大利文学地图完全独立于地理地图之外，至于这是好是坏，我留给他人来评断。

至于我，只有当我不需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时便一切都好，通常在一个文化结构丰富且繁复，相关文献书目多到足以教还想继续写的人气馁的城市，这种问题是可以撇开不谈的。打个比方，近两个世纪以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作家没有任何特殊理由非待在罗马不可，却择罗马而居，他们之中有人是好奇，与罗马气味相投的探险家（以果戈理为翘楚），其他人则是想利用身处异乡的优势。

跟其他作家不同，你的创作活动从未影响到你对理论、后设叙事及后设创作的思考。举个例子，就看最近刊登在《符号学学报·档案》Ⅵ，51，一九八四年（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符号-语言学研究小组”）的一篇《我的一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还有记号学家及文学理论家也不断由你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看来又像是出自无心。你怎么解释这么一个显眼的亲密关系？

我受到时下观念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有时适逢其时，有时迟误。重要的是提前思考某些之后对他人亦有用处的东西，当我在从事意大利寓言故事研究时，还没有人关心过它们奥秘的结构，而这使我对十多年后引起普遍关注的结构主义议题一见如故。我并不认为自己对理论真有使命感。实验一种思考方式乐在其中，跟精巧小玩意严格繁复的安排一样，可以与心底的不可知论及经验论共存；诗人及艺术家的思考方式我相信终归是八九不离十。另一个就是在理论方面或一个方法论（例如哲学方面或意识形态）上投注所有的期待，寻求真相。我向来景仰哲学及科学的严谨，但多少保持远观。

以文学人来看今天的意大利文学，看到什么？你在与我们最切身的这个时代歌舞升平的背后有没有看出什么别的东西？还有，你认为今天不止一份刊物提出的“文学意义”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要了解今日的意大利文学——然后在其光彩照耀下重绘本世纪的文学史——得先弄清楚几件事。在我还是新鲜人的四十年前如此，今天又重新浮出台面，真实性不容怀疑：（1）散文家及小说家各展所长亟欲达到的共同目标，是成为价值表征的诗的领导地位；（2）叙事文学中与长篇相比，占主流地位的短篇及其他类型的虚构作品成功之作不多，但皆属上品；（3）不按牌理出牌，特立独行，自成一派的作家反而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人物。

看清楚这一点，重新以正、负价值对我所做、所说、所想做过整体评估，我的结论是，我跟意大利文学如此投契融洽，少了它做背景，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想象我自己。

1. [1] 玛丽亚·寇尔提（Maria Corti，1915-2002），意大利作家、评论家。是意大利首批以记号学方式分析文学作品的学者之一。（译者注）

2. [2] 《手稿》（Autografo）杂志，Ⅱ，一九八五年十月六日。

3. [3] 伊波利托·尼耶佛（lppolito Nievo，1831-1861），一八六七年始出版的《八十告白》（原书名《一个意大利人的告白》）以自传体叙述书中主角卡尔洛·阿托维提的一生，及道德、政治观，他对表妹皮萨娜的爱慕之情，忠实记录下意大利一七七五年到一八五六年的一段历史。书中几段心理描述堪为现代心理小说先驱。卡尔维诺该段所提人名、地名皆出自《八十告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