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五百年

——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英]马克·马佐尔 著

刘会梁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巴尔干年表

地图

引言 名称的由来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注释

进阶阅读指南

巴尔干年表

（请注意，若干年份为大约或推测）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堡建立。

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

6世纪至7世纪 斯拉夫人入侵和定居。

865年 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

1071年 曼齐克特（Manzikert）战役：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安那托利亚。

1204年 君士坦丁堡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遭洗劫。

1243年 蒙古人击败塞尔柱土耳其人。

1352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夺下加利波利（Gallipoli）。

1402年 埃迪尔内（旧称亚德里亚堡）成为奥斯曼帝国新首都。

145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

1463年 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

1476年 瓦拉几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512年 摩尔达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526年 莫哈赤（Mohacs）战役：奥斯曼击败匈牙利人，夺得布达。

1571年 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战役中战败。

1573年 威尼斯人割让塞浦路斯给奥斯曼帝国。

1669年 奥斯曼由威尼斯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

1683年 奥斯曼进攻维也纳失败。

1699年 签订卡洛维兹（Karlowitz）条约。

1711年至1715年 法纳尔贵族（Phanariot princes）开始统治多瑙河各公国。

1718年 签订帕萨洛维茨（Passarowitz）条约。

1736年至1739年 俄、奥对土耳其战争。

1768年至1774年 俄土战争。

1770年 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

1774年 签订库斯丘克—开纳吉（Kutschuk-Kainardji）条约。

1787年至1792年 俄、奥对土耳其战争。

1797年 威尼斯共和国灭亡。

1804年 塞尔维亚人第一次起义。

1815年 塞尔维亚人第二次起义。

1821年 希腊独立战争开始。

1827年 纳瓦里诺战役。

1830年 希腊独立。

1839年 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

1859年 多瑙河诸公国统一（成为罗马尼亚）。

1870年 创立保加利亚东正教地方主教职位。

1877年至1878年 俄土战争。

1878年 《柏林和约》取代《圣斯特法诺和约》；

保加利亚宣布自治；

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

英国占领塞浦路斯；

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893年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成立。

1903年 伊林顿起义。

1908年 青年土耳其党起义；

波斯尼亚兼并危机。

1912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阿尔巴尼亚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国界至1921年才确定）。

1913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建立。

1919年至1922年 安那托利亚发生希土战争。

1923年 希腊与土耳其签订洛桑和约并交换人口；

意大利轰炸科孚。

1939年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1940年 罗马尼亚被迫割让领土给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意大利入侵希腊。

1941年 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1941年至1944年 轴心国占领时期：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

1944年至1945年 德军由巴尔干半岛撤退。

1946年至1949年 希腊内战。

1948年 铁托和斯大林意见不和。

1967年至1974年 希腊实行独裁政治。

1980年 铁托逝世。

1989年 东欧剧变。

1990年至1991年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发生战争。

1992年至1995年 波黑战争。

1999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发生战争。

2004年 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

斯洛文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007年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

2008年 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获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

2009年 希腊陷入财政危机。

2013年 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2015年 叙利亚内战升级，大量难民涌入巴尔干半岛。

地图

巴尔干半岛：地形图

奥斯曼帝国，155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87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1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3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195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2000年左右

巴尔干半岛：地形图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egean Sea 爱琴海

Athens 雅典

Balkan MTS. 巴尔干山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rgas 布尔加斯

Carpathian MTS. 卡尔巴阡山

Constanta 康斯坦察

Cyclades 基克拉泽斯群岛

Danube 多瑙河

Dinaric Alps 迪纳拉阿尔卑斯山

Dniester 德涅斯特河

Drava 德拉瓦河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Edirne 埃迪尔内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Iron Gate 铁门峡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ssy 雅西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orava 摩拉瓦河

Nish 尼什

Patras 帕特雷

Pindus MTS. 品都斯山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Pruth 普鲁特河

Rhodope MTS. 罗多彼山脉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va 萨瓦河

Shipka Pass 锡普卡山隘

Siret 锡雷特河

Skopje 斯科普里

Split 斯普利特

Tirana 地拉那

Tisza 蒂萨河

Transylvanian Alps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

Trieste 的里雅思特

Valona 发罗拉

Varna 瓦尔纳

Vienna 维也纳

Zagreb 萨格勒布

奥斯曼帝国，1550年左右

Aden 亚丁

Alexadria 亚历山大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Arabia 阿拉伯

Baghdad 巴格达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Cairo 开罗

Caspian Sea 里海

Chios 希俄斯岛

Crete 克里特岛

Cyprus 塞浦路斯

Cyrenaica 昔兰尼加

Dalmatian Coast 达尔马提亚海岸

Danube 多瑙河

Dnieper 第聂伯河

Don 顿河

Egypt 埃及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Fessan 费森

France 法国

Genoa 热那亚

Hejaz 汗志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Jerusalem 耶路撒冷

Khanate of the Cremea 克里米亚汗国

Lepanto 勒班陀

Malta 马耳他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cca 麦加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odon 默登

Mohacs 莫哈赤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nemvasia 摩尼瓦西亚

Morocco 摩洛哥

Naples 那不勒斯

Nauplia 诺普利亚

Naxos 纳克索斯岛

Nile 尼罗河

Persian Gulf 波斯湾

Portugal 葡萄牙

Red Sea 红海

Rhode 罗德岛

Rome 罗马

Rumeli 鲁米利

Sahara Desert 撒哈拉沙漠

Sharifate of Mecca 麦加领地

Sicly 西西里

Spain 西班牙

Syria 叙利亚

The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Tigris 底格里斯河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

Tunisia 突尼斯

Venice 威尼斯

Vienna 维也纳

Volga 伏尔加河

Wallachia 瓦拉几亚

Yemen 也门

巴尔干半岛，1870年左右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nkara 安卡拉

Athens 雅典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rsa 布尔萨

Crimea 克里米亚

Crete 克里特岛

Crotia-Slavonia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Cyprus 塞浦路斯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răgăşani 德拉加沙尼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Edirne 埃迪尔内

Greece 希腊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ail 伊兹梅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nnina 约阿尼纳

Larissa 拉里萨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

Monastir 莫纳斯提尔

Montenegro 黑山

Naples 那不勒斯

Navarino 纳瓦里诺

Novi-Sad 诺维萨德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hode 罗德岛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e 鲁塞

Russia 俄国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rajevo 萨拉热窝

Serbia 塞尔维亚

Shkoder 斯库台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rikkala 特里卡拉

Varna 瓦尔纳

Venice 威尼斯

Wallachia 瓦拉几亚

Zadar 扎达尔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10年左右

Aleksinac 阿列克西纳奇

Ankara 安卡拉

Athens 雅典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lack Sea 黑海

Bosnia-Herc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rsa 布尔萨

Crimea 克里米亚

Cyprus 塞浦路斯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Greece 希腊

Ionian Islands 伊奥尼亚群岛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ail 伊兹梅尔

Izmir 伊兹密尔

Jannina 约阿尼纳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 黑山

Naples 那不勒斯

Nokopol 诺科玻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atras 帕特雷

Pleven 普列文

Plizren 普利兹伦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e 鲁塞

Russia 俄国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rajevo 萨拉热窝

Serbia 塞尔维亚

Sheinovo 希诺佛

Skopje 斯科普里

Silistra 锡利斯特拉

Sofia 索非亚

Thrace 色雷斯

Varna 瓦尔纳

Veliko Türnovo 大特尔诺沃

Venice 威尼斯

Yeşilköy 雅西尔科伊

Zadar 扎达尔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30年左右

Albani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nat 巴纳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Bosnia 波斯尼亚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rete 克里特岛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obruja 多布罗加

Dodecanese Is. 多德喀尼群岛

Eastern Thrace 东色雷斯

Edirne 埃迪尔内

Fiume 阜姆

Greece 希腊

Hercegovina 黑塞哥维那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ir（Smyrna）伊兹密尔（士麦那）

Jassy 雅西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enegro 黑山

Nish 尼什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Salonika 萨洛尼卡

Scutari 斯库台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irana 地拉那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rieste 的里雅思特

Turkey 土耳其

U.S.S.R. 苏联

Valona 发罗拉

Vienna 维也纳

Voivodina 伏伊伏丁那

Wallachia 瓦拉几亚

Western Thrace 西色雷斯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巴尔干半岛，1950年左右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nat 巴纳特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osnia 波斯尼亚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rete 克里特岛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obruja 多布罗加

Dodecanese Is. 多德喀尼群岛

Edirne 埃迪尔内

Greece 希腊

Hercegovina 黑塞哥维那

Hungary 匈牙利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Izmir（Smyrna）伊兹密尔（士麦那）

Kavalla 卡瓦拉

Larissa 拉里萨

Macedonia 马其顿

Montenegro 黑山

Nish 尼什

Plovdiv 普洛夫迪夫

Romania 罗马尼亚

Salonika 萨洛尼卡

Scutari 斯库台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Skopje 斯科普里

Sofia 索非亚

Tirana 地拉那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urkey 土耳其

U.S.S.R. 苏联

Valona 发罗拉

Vienna 维也纳

Voivodina 伏伊伏丁那

Wallachia 瓦拉几亚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Zara 扎拉

巴尔干半岛，2000年左右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thens 雅典

Austria 奥地利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Belarus 白俄罗斯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Berlin 柏林

Black Sea 黑海

Bosnia-Herc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Budapest 布达佩斯

Bulgaria 保加利亚

Chisinau 基希讷乌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Croatia 克罗地亚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Denmark 丹麦

Germany 德国

Greece 希腊

Hungary 匈牙利

Ionian Sea 伊奥尼亚海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taly 意大利

Kos. 科索沃

Kiev 基辅

Latvia 拉脱维亚

Lithuania 立陶宛

Ljubljana 布鲁尔雅那

Macedonia 马其顿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insk 明斯克

Mont. 黑山

Moldova 摩尔多瓦

Prague 布拉格

Romania 罗马尼亚

Rome 罗马

Russia 俄罗斯

Sarajevo 萨拉热窝

Skopje 斯科普里

Slov. 斯洛文尼亚

Slovakia 斯洛伐克

Sofia 索非亚

Sweden 瑞典

Tirana 地拉那

Turkey 土耳其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Ukraine 乌克兰

Vienna 维也纳

Vilnius 维尔纽斯

Warsaw 华沙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Zagreb 萨格勒布

引言
名称的由来

一桩事物的名声、名称和外貌，常用的尺度和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起初几乎常有错误和武断……仅仅因为人们相信，这样的错误便一代一代流传扩张，直到渐渐成为这桩事物的一部分，变成它的本体。起初的外貌到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本质。

——尼采[1]

在20世纪末叶，人们谈起巴尔干半岛各国，仿佛它们早已长久存在。但两百年前，它们都尚未成形。那时它不被称为巴尔干，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鲁米利亚”，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苏丹治下受过教育的东正教臣民都称自己为“罗马人”，或只称作“基督徒”。对于熟悉马其顿、伊底鲁斯[1]、达契亚[2]和莫西亚[3]等传统地理名词的西方人而言，“巴尔干”一词几乎未能传达任何意义。一位旅人于1854年写道：“听说我们将要越过一个巴尔干国家，我兴起了许多期盼；但是我不久就发现，这个十分响亮的称号仅意味着一个分开水道的山脊，或一个山隘，并不一定有雄伟或浪漫的景色。”[2]

“巴尔干”一词起初是用来指称“古代赫默斯”山脉。受过传统训练的西方旅人非常熟悉这座“古代赫默斯”，他们由中欧到君士坦丁堡途中都会经过此处。19世纪早期，像阿尔比马尔伯爵这样的军官都勘探过山脉中尚不知名的山坡。一位普鲁士的外交官曾于1833年越过那里，他写道：“巴尔干的内部几乎没有被勘探过，它的高度也只经过少数几次准确的测量。”20年后，当约默斯中将的《巴尔干或赫默斯山脉旅行笔记》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被朗读时，这样的情况仍毫无改变。俄国军队于1829年及1877年向君士坦丁堡挺进时，也曾越过这些山脉。撰写1877年土俄通俗战史的一位作者写道：“横越巴尔干一定得看作这次战争中最了不得的一项成就。”[3]

到了这时，一些地理学家扩展巴尔干这个词的意义，用来指整个半岛区域。这大多是基于错误的假定，以为巴尔干山脉正好横越欧洲东南部的这个半岛，就像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的顶端一分为二。在18世纪，人们对于土耳其疆域的地理知识非常模糊。即使到了1802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平克顿也表示：“这块区域晚近的地图仍旧非常不完备。”大多数学者，包括这地区最早从事研究的希腊作家，都沿用更普遍的“欧洲的土耳其”一词，而且19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提及“巴尔干”。例如，大学者埃米·博伊的著作中就毫无记载，事实上，他对这整个区域有详细的勘探，记录在他1840年出版的《欧洲的土耳其人》，其正确和详尽程度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4]

19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少有人提到“巴尔干”民族。东正教的信徒包括希腊人与斯拉夫人，这些信徒中的人种差异和政治分歧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出来。1797年，希腊革命的煽动者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示，预言奥斯曼帝国必将败亡，同时宣布需要成立一个“希腊共和国”，鲁米利亚、小亚细亚、多岛海[4]、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所有居民都将是此共和国里的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在里卡斯这个未来的庞大共和国中，希腊文不仅是学习的语言，也是官方语言。晚至19世纪50年代，见闻广博的评论家仍旧嘲笑“那些肤浅的观察家，他们视斯拉夫人为‘希腊人’，只因为绝大多数的斯拉夫人信奉‘希腊’的宗教”。甚至有德国学者卡尔·李特尔提议，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区域称为“希腊半岛”。英国历史学家佛里曼于1877年写道：“直到最近，信奉东正教的土耳其臣民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仍像是希腊人。”[5]

斯拉夫民族主义明显地兴起之后，人们难以确认哪种形态的国家和民族秩序会继承土耳其帝国。有些评论家猜想，在奥斯曼帝国绝对宗主权的统治下，会出现众多自治的基督教政治组织；也有评论家预期，这个区域将分裂成一个希腊国家与一个南部斯拉夫联邦。几乎没有人正确预见实际的分裂过程。一位法国作家于1864年写道：“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还常听到人们问及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属于哪一国，俄罗斯、奥地利，还是法兰西？有些梦想家回答‘这些人属于他们自己’。这样的乌托邦思想真是何等有趣、何等可怜。”[6]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土耳其”是巴尔干最受欢迎的地理称呼；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一称谓显然余日无多。19世纪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等国家相继崛起，列强则瓜分剩下的部分。1878年到1908年之间，欧洲外交会议屡次削减奥斯曼帝国的疆土，并将剩下的版图交给强权国家看管。西方的旅人、记者和宣传人士纷纷涌到这个区域，使“巴尔干”这个词大为流行，获得新的、更加广泛的使用。到了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时，巴尔干已成了通用的词汇。讲究用语纯正的人因此甚感不安。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怒气冲冲地谈到“东南部的欧洲——或者像人们时常说的、那个错了半个世纪的名词——巴尔干半岛”。一位保加利亚的专家对于“这个区域……（被）误称为巴尔干半岛”也不平地抱怨。但这样的腐论抵挡不住潮流。不到半个世纪，新的地理概念已在日常用语中扎根，而这主要起因于军事和外交上的突变。1917年，在有关“东方问题”的标准历史记载中已经描述“那片土地被上一代地理学家称为‘欧洲的土耳其’，但政治变迁让我们必须为它寻找新的名称。常见的名字是‘巴尔干半岛’，或只称作‘巴尔干’”。[7]

一开始，巴尔干就不只是个地理概念。这个名词像它的许多前身一样充满了负面含意，如暴力、野蛮、原始，我们很难找到与其匹敌的词汇。“为什么要称作‘野蛮的欧洲’呢？”新闻记者哈利·德温特在他1907年写的同名书中问道，“因为……这个词生动地形容了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一些荆莽未开、无法无天的国家。”叛乱和报复在此地已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更在1900年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展开炸弹攻击，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被刺杀，以及巴尔干两次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之后达到了高潮。因为这样的历史形势，所以欧洲才很快地将这个区域跟暴力和流血联想在一起。战祸又起为时十年，1922年希腊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击败，有差不多两百万难民被迫背井离乡，但是情势仍无改变。没错，巴尔干的人民现在是自行统治了，一如许多为他们仗义执言的西方人士所愿。但结果如何呢？不能自给自足的、互相敌对的、内部冲突不断的小国家遍地林立。这种情形看起来简直像“小邦”，正是反对民族国家无限制出现的人所畏惧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一个分裂又不稳定的现实世界很难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自决理想。在像德意志和意大利这样的新国家里，19世纪的民族主义使原本的古代小邦能够结合成较合乎经济理性的大单位，但在巴尔干，结果却恰恰相反。[8]

在战争更迭之间，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将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舞台，上演着贪污腐败、动辄杀人、随手犯罪等异国情节。在安伯勒写的《狄米崔厄斯的面具》中，巴尔干象征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本身的道德败坏。在阿嘉莎·克莉斯蒂1925年写的《烟囱的秘密》中，巴尔干则为穷凶极恶的波里斯·安立科夫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他来自“巴尔干的一个国家……主要的河流，不为人知。主要的山脉，也不为人知。首都，伊卡瑞斯特。人口，大部分是盗贼。嗜好，刺杀君王和发动革命”。英国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在游记《黑羔羊与灰猎鹰》的开头写道：“暴力就是我对巴尔干所知的一切！我对南部斯拉夫人所知的一切！”雅克·特纳1942年执导的黑色影片《豹女》甚至更加过火，透过影片中备受煎熬的塞尔维亚女主角，将巴尔干变成了“古老的罪”的温床；这种罪恶将人类变成了杀人劫色的掠夺者，威胁要摧毁普通美国人“正常、快乐的生活”。[9]

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陈腔滥调已变得比较没有力量。冷战期间，“巴尔干”从西方人意识中消失，“铁幕”贯穿了东南欧，将希腊和它的共产主义邻邦隔开。阿尔巴尼亚让外人根本难以参透；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受到美国决策者和欧洲新左翼的偶像崇拜；南斯拉夫国内的国际不结盟和工人自我管理的口号，反而在国外更受关注。一般人知道的是，希腊成了“西方世界”的边缘，其他巴尔干国家则是共产主义东欧世界最少被研究的部分。大众旅游将数以万计的人带到了巴尔干的海滩和滑雪坡，将农民文化转变成餐后的余兴。明媚景色取代了暴力，大多数游客想象中最麻烦的问题不过是差劲的道路和匪夷所思的盥洗设备。

这些都是随着冷战而来的长期和平给欧洲的裨益。对今天许多人而言，这些和平景象看起来不但遥不可及，而且如梦似幻；也像个裂口，巴尔干各国的真正性格透过它若隐若现。自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倒台后，我们比较容易将东南欧再度视为一个单纯的实体，但是它那根深蒂固的贬损含意却也重新出现。的确，南斯拉夫分裂而促成的战争大概已使这些含意较以往更深植于人民的想象中：现在受到西方谴责的不仅有专制主义，还有种族差异，以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长期历史鸿沟。要想找到人对巴尔干美言几句实在很难，想要不计善恶来讨论它更是难如登天。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挑战，正在于能否以新的角度来看巴尔干，而不是透过我们长久习惯的有色眼镜看到一个扭曲的“巴尔干”。

* * *

西方人对巴尔干的刻板印象应该发展了不止一个世纪，否则这些印象为何仍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就委实难以解释。这个名词虽然近来才产生，却是奠基于西方深层思想之上。其中一种刻板印象来自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紧张对立，形成于十字军1204年劫掠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时。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那道互相不了解的鸿沟。这两个世界为了在欧洲争夺疆土和信徒，已缠斗了超过千年——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末叶仍不止息。

第一次“圣战”[5]将穆斯林文化拓展到一片广袤的区域，西至西班牙（和大部分非洲），东到印度和中国边境。“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展开了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收复南部意大利的运动，以及最为首要的“十字军东征”。借用历史学者埃立克·克理斯琴森的话，“地中海的神圣战争终究是时间、金钱和人命的可悲浪费”。话说回来，基督教对抗撒拉森人[6]两个世纪，虽未能重夺耶路撒冷，却加强了基督教欧洲对异端人士和异教徒在军事上不宽容的传统，尤其是不能容忍穆斯林。伊斯兰国家仍接受非穆斯林为臣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非穆斯林常是多数人口），反倒是基督教国家驱逐穆斯林（而且从中世纪起便严格控制犹太人小社群的居住地），视他们为威胁。[10]

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国家的第二次军事行动是以中亚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为前锋。11世纪到17世纪之间，土耳其人民逐渐侵蚀并击败拜占庭帝国，征服了基督徒在爱琴海东边的殖民地，占领黑海周边，最后他们经由匈牙利，挺进到中欧的日耳曼心脏地带。奥斯曼的军队还两度包围维也纳。基督徒认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证明了东正教已经衰亡，拜占庭的帝国体制走向毁灭，这是神对世人所犯罪恶的惩罚。当土耳其的船舰在意大利外海巡弋的时候，虔敬的天主教徒都听从教会指示要“祈祷伊斯兰教毁灭”。奥斯曼王朝也许将自己视为罗马和拜占庭普世帝国体制的继承者，是“神在地上的影子”。但对许多基督教徒而言，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理查德·诺尔斯，它是伊斯兰教威胁的最新化身，是“世人当前的恐惧”。[11]

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宗教上互相憎恶，16世纪的欧洲人仍很敬畏土耳其人的势力、领土和效率。“Gran Signore”（大人），即普为人知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视为或许是当时已知世界中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代的观察家形容他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皇帝们的继承者，与基督教军队毫无军纪的状态对比鲜明。1525年，法兰西国王兼“教会的长子”费朗索瓦一世寻求与苏莱曼大帝[7]结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让基督教国家原本摇摇欲坠的联合阵线终于崩塌。这次“百合花与新月亵渎神明的结合”正是天主教法兰西和土耳其人长期联合的开端。威尼斯人也对奥斯曼帝国似乎无垠的疆土和无限的人力印象深刻，这帝国机器为战争而建。他们的大使马可·密尼欧在1521年已经警告：“大人”已掌握通往所有基督教国家之钥。[12]

英国作家富勒在1639年写道，苏丹的帝国是“太阳之下最庞大、最固若金汤的帝国。将大海和陆地加在一起……由西方的布达到东方的陶瑞斯，它延伸之地大约有3000英里……它位于世界的中心，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向他所有的边境居民挑衅，并掌握着欧洲、亚洲和非洲最富饶的国家”。它的两个大都会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规模之大，让访客敬畏不已，也使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如小巫见大巫。它的壮丽让邻近纷闹的基督教国家黯然失色。它的权势吸引欧洲人，也令他们退避三舍。针对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亨利·布朗特爵士曾评论说：“看见那么多人离开我们而投入他们，而他们只有那么少人归向我们，仿佛目睹对面有一场兴盛的运动，吸引人们共襄盛举。”[13]

后来，这种对奥斯曼政权的尊敬论调开始渐渐消失。从17世纪的下半叶，远在孟德斯鸠论及专政体制的著作出现之前，奥斯曼的统治便日益被描述成“暴政”或“专制”。早先对它宗教宽容的描述减少了，人们愈来愈强调它缺乏合法性，它严重的贪污、苛捐杂税、司法不公，并预言它终究要灭亡。

这样的观点转变，正当土耳其人及其对手之间的权力均衡发生明显的变动之时，此时奥斯曼的军事扩张仿佛已到了极限。由于贸易和帝国组织横越了大西洋，商业资本主义兴起，而且三十年战争后新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愈来愈强盛。尤其是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崛起后，奥斯曼饱受军事威胁，因而基本上改变了东欧和黑海区域的权力均衡。1683年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围攻维也纳失利，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从此时开始式微：哈布斯堡的军队攻下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及其附近地区，让基督徒大量移居至此，构成了军事前哨区。奥斯曼内部国力也愈来愈虚弱，帝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中枢对于行省的控制日益无力。悲悼16世纪的黄金时代成了奥斯曼政治文学中的惯用主题。帝国大部分地方，当然也包括巴尔干，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14]

价值观的大幅度变动，伴随着这些政治和经济进程。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兴起为欧洲带来了新的政教分离主义，并统合了精英文化，使奥斯曼的政治—宗教结构似乎显得过时。也是从此时，西方开始谴责过分自负的宗教势力，包括腐败的东正教教士与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并延续至今。在旅人、博学者和哲人的著作中，出现了强力的、新的两极论，例如文明的西方和野蛮的东方、爱好自由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欲望的、缓慢的、梦幻的——对于关心自己的西方游客而言，东方的一切都像镜中之花。[15]

巴尔干本身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过渡文化区——位于欧洲却又不属于欧洲。19世纪的旅人比前人有更敏锐、更注重价值的辨别力：他们一踏上奥斯曼的土地，便意识到自己已离开欧洲来到亚洲。1875年，年轻的伊文斯[8]站在哈布斯堡王朝克罗地亚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尼亚的界河萨瓦河岸边，开始“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新世界里。波斯尼亚人说萨瓦河的另一边是‘欧洲’，他们说对了：事实上，五分钟的航程就能将你载到亚洲。见识过土耳其辖下叙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及等行省的旅人，当他们来到波斯尼亚，都会立刻惊讶地发现这个欧洲土耳其行省有熟悉的亚洲和非洲景色”。西方人士还注意到，私人财物在这里并不安全，奥斯曼法律奥秘难测，而且统治者与臣民信奉的宗教有极鲜明的区别。总之，当地给西方人留下的美学的，乃至戏剧性的印象，让西方人大为惊艳——那些出人意料的颜色、气味，混杂的民族。1812年，年轻的亨利·荷南在伊奥尼亚群岛对面的普勒维扎登陆，他写道：“进入这些区域，景色突然一变，你看到眼前有新的生物，带着富有东方意象的所有华丽装饰，它们长久以来就在我们对东方故事的想象里，乐趣横生。由于宗教等背景环境，土耳其人有全然一致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景色变化在你可能进入的第一个土耳其城镇，跟那些更远离欧洲边境的土耳其城镇一样，几乎同样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后，一位年轻的俄罗斯记者，即后来成名的托洛茨基，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夕乘火车由布达佩斯前往贝尔格莱德，他由车窗望出去，不禁高兴得大喊：“东方！东方！一个有不同面孔、服装、种族和文化水平的混合物，多么奇妙！”[16]

这种令人惊惶的欧亚之间或东西之间的文化互相渗透，在现代对巴尔干的多数描述中都有体现。欧洲被看作一股文明的力量，在消极的东方文化中埋下一颗震撼弹。旅人惯常对“欧洲式”的生活迹象发表高见，例如有玻璃窗的房子、金属餐具、夜总会，或有台球室的大饭店。巴尔干的城市则都被形容成有欧洲的门面，门后却是东方的现实景象——意味着景色如画，但是肮脏不洁、臭味四溢、没有生气、缺乏规划。铁路是欧洲的，但马车道不是；科技铁定是欧洲的，宗教仪式却不然。社会结构几乎总是被分成现代化的表面和传统的本体。东方的种种现实，如宗教的势力、普遍的农业贫困等，都被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不曾改变。由许多记述中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叶，西方旅人实际上已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看待巴尔干——他们接触的都是文学中东方醉人的欢愉和感官的享乐，就像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描写的那样。

在外交方面，尽管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有联系，它长久以来仍不被视为欧洲强权集体行动的一分子。例如，它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中没有代表权，也被国际法的评论人士排除在“基督教国际大家庭”之外。是现实政治[9]——奥斯曼帝国明显的衰亡，与令人担忧的俄罗斯的崛起——将奥斯曼带上国际舞台。欧洲列强帮助土耳其打赢了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终于在1856年宣布“允许‘高门’[10]参与欧洲的公法与制度”。但高门也被要求推行财产、司法与宗教平等的改革，信奉基督教的列强坚持这些制度是现代文明国家必需的。[17]

土耳其人本身却从来没有被欧洲人接纳。在19世纪日益种族化的词汇中，土耳其人是统治“欧洲文明诞生之地”的“亚洲人”、“游牧民族”和“野蛮人”。约翰·罗素勋爵[11]于1828年写道：“土耳其人显然在各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其余的民族。”甚至连莱瑟姆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头脑最清楚的民族志学者都表示：“若不严格来看，土耳其人就是欧洲人，就像新英格兰人是美国人一样。”莱瑟姆完全不认同土耳其人是“欧洲的新来者”或“亚洲人”，大肆嘲笑这类的观点，同时觉得土耳其人的宗教使得他们成了“欧洲体系中难以对付的成员”。穆斯林普遍被西方人误认为比基督教臣民更“好战”。一位美国外交官于1842年写道：“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战争像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战争那样狂暴和残忍。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能够长期缄默，冷眼旁观它的暴行，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尽管有作家反驳，如乔治·芬利曾写作《希腊独立战争史》，不遗余力地抨击双方的“灭种战”，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暴力只会来自战争双方中的一方。格莱斯顿[12]公开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13]时，便曾有效地利用这种单方暴行的观点，这也证明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基督徒也从事暴行，或屡次故意挑起暴行，保持此观点的人却完全不为所动。伊迪丝·杜韩[14]如此总结西方人的态度：“当穆斯林杀穆斯林，那不算一回事。当基督徒杀穆斯林，是正义的行为。当基督徒杀基督徒，那是判断失误，最好不要谈论。只有当穆斯林杀基督徒时，我们才认为是十足的残暴。”[18]

基督教欧洲对于穆斯林受害者视而不见，因此忽略了奥斯曼帝国衰亡所引发的巨大人口迁移。奥地利地质学家埃米·博伊于1854年写道：“在西方，人们时常谈到要将所有的土耳其人（即穆斯林）迁到亚洲去，以便让欧洲土耳其变成一个独尊的基督教的帝国。这就如同以不人道的命令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或将新教徒逐出法兰西一样，而且事实上几乎行不通，因为欧洲人常常忘了，在欧洲土耳其，穆斯林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或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权利，跟其他基督教同胞的权利一样由来已久。”根据一项估计，在1821年之后一个世纪内，大约有5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在巴尔干和黑海区域的土地上被赶走；光是在巴尔干，就有170万到200万之间的穆斯林于1878年至1913年自愿或非自愿迁往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所在地。土耳其语因此衰退成区域性的语言，殖民城市被信奉基督教的新来者接收，奥斯曼的建筑都遭到恣意破坏或任其坍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清真寺和其他建筑杰作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遭到炸毁，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极端去伊斯兰化的延续。[19]

1912年到1913年间，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崩溃，许多西方人士都将此视为“亚洲的”强权终于被逐出欧洲的标志，是基督教国家的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的胜利。当时的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报道，亚洲土耳其人强行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统治其欧洲的臣民，摧毁他们的意志。土耳其人设法让欧洲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增强自己的种族势力，却终究无法胜过自己统治之下的欧洲人种。现在，“‘土耳其人’将循许多世纪前他们来时的路返回亚洲，与欧洲人的来往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质。他们对欧洲人的印象仍停留在中古时期欧洲的野蛮，欧洲的美丽和污秽，欧洲轻率的信仰”。至于未来，摩尔预测土耳其帝国以前的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谨慎地预测，这些已扩大的巴尔干国家会沿着现代路线快速发展，因为我们已见到它们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至少部分实现了采取欧洲文明制度的热望”。[20]

摩尔的预测完全符合一般自由派的期望，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人民的文明能力有高下之别。不少欧洲人士因为相信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应自奥斯曼统治中解放，而在欧洲其余地方奔走游说：摩尔的说法则揭示了支持这些说客的观念。但正是这种论调导致了随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望。早在1836年，在巴尔干民族主义首次得胜之后，一位前往希腊的法兰西旅人记录下他情绪上的变迁。他写道：“成为土耳其人奴隶的希腊人是受人怜悯的。希腊人一旦获得自由却使人恐惧。他们的生活是一连串的偷窃和袭击，纵火和暗杀成了他们的消遣。”于是，自由派的乐观主义在1912年被迅速甚至是粗暴地粉碎了。刚刚才打败奥斯曼军队的几个巴尔干国家立即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彼此兵戎相见。不时传出的新闻透露，他们的正规军以残暴的方式对付平民，尤其是在马其顿、科索沃和黑山。托洛茨基曾报道说：“当你靠近看它，会看到这一切。肉正在腐烂，人肉和牛肉都一样；村庄变成了群立的火柱；人们要杀光‘12岁以上的人’；每个人都变成了野兽，失去了人性。”[21]

然后，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被信奉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卜刺杀身亡。20世纪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浴血惨剧，终于摧毁了欧洲的旧秩序。就因为这样，巴尔干从此在欧洲人意识中受到诅咒。只有那些对这些小国怀抱最热烈希望的人才继续力争，说它们值得援助。愿意主张不把欧洲的文化设想强加给巴尔干，从其自身理解巴尔干的人就更少了。

* * *

若想对巴尔干半岛有更真实、较少偏见的了解，一定得设法解开人们对这个区域看法的形成方式；这些看法不但受到当地事件的影响，也受到欧洲自我认同和文明发展的宏观叙述的影响。基本的史学挑战是如何将奥斯曼统治时期的巴尔干纳入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对许多著名的欧洲学者来说，答案一直很明显。约翰·马里奥特爵士在谈及东方问题的严肃历史论述中，一开始便明确地断言：“这个问题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是异族本质的存在，那个异族便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问题深植在欧洲人的血肉之躯内。”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断绝了巴尔干与欧陆其余国家的联系，并且为这个区域带来了新的黑暗时代；借用波兰历史学家奥斯卡·哈勒基的话，这是因为“在欧洲历史过程中，欧洲实际上等同于基督教世界”。在土耳其人出现以前，巴尔干只是受蔑视程度稍轻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小部分，这项事实更加强了上述看待东方问题的方式。[22]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欧洲等同于基督教世界的笼统说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尼古拉·伊欧加两人都主张，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才是拜占庭东正教“普世之国”的继承者，其实这正是延续征服者穆罕默德[15]的看法。伊欧加特别提出，曾有一个“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在苏丹们的统治下存活了下来。但是这种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绑在一起的亲密论不被大部分人接受。更多的学者，大概是一伙持通俗之见的人，追随的是哈勒基的想法。哈勒基坚称：“由欧洲观点来看，我们必然会注意到，在血统、传统和宗教上完全不同于其欧洲臣民的奥斯曼帝国，并不能以新形态的文化统合境内的欧洲人，反而带来落后的异族统治，使这些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的参与中断了大约400年。”

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国家就是顺着这种逻辑，回头向中古或古典时期寻找民族的根，并且鼓励历史学家尽可能快速地略过奥斯曼统治时期，仿佛那些岁月中不会冒出什么美好的事物。日夫科夫[16]在1981年宣称：“当保加利亚在14世纪末落入奥斯曼帝国统治，它历史发展的自然路线便中断而且倒退。”日夫科夫的这般看法产生于他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并且延续至该政权倒下之后。塞尔维亚关于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传说，[17]反映出对于历史遗绪的同样迷恋。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古迹维护人士更倾向钻研古代、拜占庭或现代的历史，而较少研究奥斯曼时期。英国历史学家并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国家有多少传承自盎格鲁—撒克逊、诺曼或汉诺威王朝，但巴尔干就无法逃避有关持续、断绝和历史遗绪的问题，因为哈勒基所称的“欧洲视角”已经在巴尔干的学者和舆论中制造了先入之见。这并不表示巴尔干人民容易在时间的迷雾中迷失自己，而是既为欧洲人，就要否定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法性。帮助民族主义者奋斗，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正是欧洲俱乐部的成员觉得有必要去做的受人尊敬之事。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和焦虑，表现出他们为了承接欧洲历史渊源所做的努力。[23]

巴尔干在欧洲长久以来恶名昭彰，若干学者因此总想挖掘出这个区域的优点。巴尔干国家的近代史呈现为民族国家相对其敌人不可避免、理所当然的胜利。不过最近，由于对民族主义感到幻灭，许多人开始缅怀帝国的盛世：新的奥斯曼史学趋势是强调苏丹治下的种族共存和宗教共存，将这个帝国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乐园——虽然彼时这一理念尚未诞生。但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虽然对旧的负面观点做出了修正，却没有多大改进。真相是，虽然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比多数基督教国家更能接受宗教共存，但这跟宗教平等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巴尔干没有种族冲突，并不是因为“容忍”，而是因为苏丹的臣民没有民族的概念，以及因为基督教强调“信徒的同心”而非种族的团结。[24]

规范性的历史是将某个历史演进形态设为标准，然后解释该历史形态以外的偏差。19世纪的人认为历史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它描述的乃是某个社会由落后和野蛮迈向文明的进步路途上的成败情形。20世纪学者谈论的是由传统到现代的途径，他们虽然改变了术语，但仍保留了相当多同样线性的看法。他们利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一般假设模式，去了解巴尔干的国家和社会何以依然贫穷不安定，不曾达到它们应当达到的境界。然而东南欧的相对贫穷或种族暴行是否真能解释成落后的标记，仍是疑问。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混合在许多世纪里都相当稳定，在绝大多数时间中，根本没有种族冲突，那为什么就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中，这里的种族秩序在政治上变得骚动不安呢？当代事件如大众政治、城市化与工业化生活、新国家结构的兴起，以及识字率普及和科技传播，都对巴尔干半岛产生影响，且重要性不逊于长久以来认定的宗教派别、农民安土重迁意识和种族裂痕。然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口中的历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推翻任何的欧洲优越论。因为欧洲不但给予巴尔干各国定义其民族的方式，也给予它们意识形态上的武器——主要是现代浪漫的民族主义——来毁灭它们自身。换句话说，要了解巴尔干就必须去注视历史本身，历史并不是一面让我们掩饰过去、自照美德的镜子。

[1] 伊底鲁斯（Epiros），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交接地带。——译者注

[2] 达契亚（Dacia），古代多瑙河以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罗马尼亚。——译者注

[3] 莫西亚（Moesia），在今天的保加利亚。——译者注

[4] 多岛海（Archipelago），爱琴海的旧称。——译者注

[5] 圣战（jihad），阿拉伯语意为“斗争”。——译者注

[6] 撒拉森人（Saracen），中世纪欧洲对横亘东方的伊斯兰世界的称呼，含有贬义。——译者注

[7] 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Great），即苏莱曼一世（1495？—1566），奥斯曼帝国苏丹（1520—1566），在位时对外进行战争，扩张领土，对内改革行政制度，颁布法律，使奥斯曼帝国达到极盛。——译者注

[8] 伊文斯（Arthur Evans，1851—1941），英国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发现“迈诺斯文明”。——译者注

[9] 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或外交政策，视维护国家利益为制定国际政策的主要依据。——译者注

[10] 高门（Porte），指1923年以前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政令皆由此出。——译者注

[11] 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英国政治家，曾两次担任首相。——译者注

[12] 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任首相，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出兵侵占埃及。——译者注

[13] 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奥斯曼帝国于1876年镇压保加利亚人民的暴动，格莱斯顿以此名称显示其血腥程度。——译者注

[14] 伊迪丝·杜韩（Edith Durham，1863—1944），英国人，中年时因身体因素而移居阿尔巴尼亚，并爱上了这块土地，撰有阿尔巴尼亚的游记。——译者注

[15] 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1432—1481），奥斯曼帝国苏丹（1451—1481），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吞并了塞尔维亚大部、希腊全境和几乎全部的爱琴海岛屿。——译者注

[16] 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保加利亚领袖，1956年执政，在位长达35年。——译者注

[17] 科索沃境内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两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历经数个世纪。自1389年塞尔维亚传奇领袖拉萨尔因抵抗土耳其军队在科索沃被杀后，此地就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圣殿。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科索沃大批塞尔维亚人遭屠杀或被迫离境，阿尔巴尼亚人则大量移入。——译者注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先考虑山脉。

——布罗代尔[1]

数百万年以来，地球的地壳板块移动着，在沿着欧亚两洲之间地层边界的地中海推挤出一连串山脉。它们由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延伸到东边的东南欧山脉，最终连上小亚细亚和中亚的山系。在它们北边，从加莱[1]至乌拉尔山之间，有大片绵延不断的欧亚低地。那里降雨丰沛，耕地众多，还有无数可供航行的河流联络内陆和海洋。在它们南边，景象则完全不同：沃野良田少见，土地支离破碎，雨量也很稀少。

巴尔干山脉不像盘踞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颈部的山脉，它未能提供防御的屏障，以致这个区域门户大开，易受东、北两方的攻击。另一方面，巴尔干山脉不规则的地形妨碍人们在山谷间移动。与半岛外面的来往常较半岛之内的联系更方便，因此像杜布罗夫尼克[2]，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与威尼斯的联系就比贝尔格莱德来得密切。于是，山脉使得此区域内的经商成本高昂，也使政治统一过程变得复杂。

由天上到海上，每个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山脉的影响。雨影[3]使巴尔干半岛无法享受欧洲大陆性气候区所享有的充足湿气。黑山的科拉辛，每年平均降雨量为2600毫米，但它东边一点的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每年平均降雨量却只有46毫米。由达尔马提亚迤逦往希腊西部的狭长海岸带，享有足够的雨量能抵挡地中海的酷热夏日。科孚岛[4]上的植物很繁盛；对比之下，基克拉泽斯群岛[5]则燥热干枯。前者能够自给自足，后者却要仰赖进口粮食维生（由战时人民的饥馑状态得知）。一般来说，巴尔干山脉以东每年的降雨量至少比西边少250到500毫米，甚至导致肥沃的平原会一再发生干旱。在19世纪中叶一位勇敢的英国妇女的眼中，瓦尔达尔河谷是“干燥又多沙的平地。这片原野上几英里内都看不到任何树木”[2]。

在地中海型气候区，水道会在夏季干涸，留下满是岩石的河床和峡谷。丘陵上水源短缺，土地干枯龟裂，不宜人类居住，只宜耐旱植物。亚瑟·伊文斯于1875年走过黑塞哥维那的喀斯特地形时，他表示：“我逐渐痛苦地领悟到这片山脉的奇怪特征。”他继续描述：“没有水源，景象苍凉……到处升起低矮的山，都仅是一堆堆碎裂的石灰岩，寸草不生……恰可比石化的冰河或月球表面。”在夏雨充沛的地方，山林茂盛——大多是榉树、橡树和西洋栗——显示了流水常年不绝。尽管如此，巴尔干半岛仍比欧洲其他地方（除了西班牙南部和马耳他岛）遭受更多的干旱。晚至1917年时，黑山境内还有人因缺水而死亡。[3]

巴尔干半岛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干燥。在洛多皮山脉，[6]河水常年流淌；阿尔巴尼亚的丘陵地会让旅人想起阿尔卑斯山的草原。往东一点看，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北部都享有接近中欧的气象形态。漫漫寒冬和大雨滋生出人类无法通行的橡树密林，它一度覆盖着塞尔维亚低地的大部分地区。金雷克在他写的《日升之处》一书中，描述他1834年骑马前往君士坦丁堡：“两边有一望无际的高大橡树林包围着我们。要通过这片密林，得走上超过100英里的路。” [4]

在巴尔干东方，多瑙河入海口与南边大草原和黑海拥有共同的气候特色，但因它位于喀尔巴阡山的雨影区，仍受缺乏降雨之苦。山脉使得地中海气候区和北部与东部气候区之间有异常鲜明的对比，由达尔马提亚海岸的科托翻山越岭到黑山的旧都策廷耶的路上，任何人都能感觉出气候的变化。一位旅人曾越过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境内的巴尔干山脉，他写道：“天气突然改变了。暖和的空气围绕着我们。从赫默斯山的南坡开始，整片欧洲土耳其都徜徉在令人愉快的气候中；有热带的所有魅力，也有稍高纬度的活力，却不必承受这两种气候的不快。” [5]对这位鲜少晒到阳光的北方人而言，只要离地中海愈来愈近，即使是瘟疫也不足以夺去他的温暖幸福之感。

河流是繁荣与否的关键因素，因为在现代以前，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容易且成本较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有很多联结海洋与内陆的通行河道造就了“欧洲奇迹”。但类似西欧的莱茵河、罗讷河河流系统，或东欧的维斯瓦河—第聂伯河贸易航道，却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巴尔干的河流在冬季会形成凶猛的急流，而且有的下切得太快不利航行，有的缓慢蜿蜒，从最近的出海口曲折地流走。重要的河流，例如萨瓦河、瓦尔达尔河和阿里亚克门河，因此在贸易与交通用途上都很有限。1867年亨利·托铎由瓦尔达尔河南下旅游，他描述：“这条内陆交通大动脉的沿岸完全没有城镇，没有什么比这更惊人了……河流本身若只是在一道河流中奔驰，景色非常之美，但是……使它有利于航行的工作现在却成了困难的任务。” [6]甚至连多瑙河对巴尔干的贡献也不如预期，因为它被山脉阻断，到不了地中海，只能往黑海北行——从商人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方向。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水位较浅的多瑙河每年结冰达两三个月之久。而19世纪早期之前，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争夺着多瑙河，当时它几乎根本无法供作商业用途；来往于巴尔干和中欧的贸易商旅都是走陆路，前往奥斯曼帝国都城的旅人和外交人士则是只在多瑙河走了一半，再借由陆路完成旅程。

阻碍河流入海的山脉同样使人们无法建设运河。英法两国的运河却在18世纪使两国的商业繁荣昌盛。山脉也让铁路建设变得复杂。铁路缓慢、渐进地由欧洲大陆西、北两方铺向东南，就像拓荒城镇从木造改建为砖造一样。德国基本的铁路网到了1870年已经完成，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末延伸至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领地，但多瑙河以南的铁路干道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以后才铺设。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当局都决心将它们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现代化，但是政治、战略和地形上的种种因素干扰了铁路建设。即使铁路能让货物由海岸地区运至内陆市场，也无法帮忙建立更统一或协调的区域经济。巴尔干半岛的铁路网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以西的欧洲来得稀疏：20世纪20年代的希腊每1000平方公里只有21.9公里的铁路，战前的旧罗马尼亚王国只有31.5公里，而法国有97公里，德国有123公里，比利时有370公里。[7]

奥斯曼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在各区域间铺设的广大道路网，并借由客栈、商旅客店和驿站发展出有效的邮政服务，让中亚突厥政府信使必要时能每隔几个钟头就找到替换的新马和住宿之所。不过，这个系统到了18世纪面临瓦解：邮递时有延迟，马匹并不足够，虽然仍有旅人在1841年认为它发挥得不错：“或许是这个国家中唯一有合理组织的公众服务。”到了19世纪中叶，道路路况变得很差，有人因此怀疑土耳其当局是故意使公路失修。有一位作家断言：“所有野蛮的王侯都自觉欣喜，认为道路情况不良可以加强他们领土版图的自然防御力量。”山里的村民对不良的道路也有自己的打算——它们使政府难以前来征收赋税。差劲的路况当然也增加了贸易成本。肥沃的莫纳斯提尔平原在19世纪中叶出口极少，有人判断便是因为“在这个地区以外就没有公路，使得出口近乎不可能”。同时期的保加利亚的道路都处于“自然状态”，据说“在夏天还相当管用”。20世纪30年代，比萨拉比亚[8]的道路在欧洲恶名最著。在塞尔维亚亲王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下令修补之前，由贝尔格莱德到克拉古耶瓦茨的100公里路程竟然要花上一星期。

从19世纪中叶起，巴尔干半岛上都在进行道路修补计划。不过，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总督所做的修补在其调任之后常被轻易中断。例如，19世纪60年代塞瑞斯附近铺设的一条新公路因为缺少维护，五年以后就无法让有轮的车辆通行。19世纪末成立的萨洛尼卡[9]自行车俱乐部无法到城外旅游，便是因为路况实在太坏。铁路的兴起虽然曾受到奥斯曼政府关注且着手建设，但由于货物和商业都转给火车运输，使地方公路的状况甚至变得更差。[8]

如果说维护良好的公路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形态并非必要，那主要是因为帝国境内的驮兽比与帝国竞争的地方更为优良，例如水牛、骡、驴，还有最重要的特别武器——骆驼，后者的新奇和重要性让同时代的人大感惊讶。1684年，即土耳其人在维也纳被击退后一年，约翰·克里斯多夫·瓦格纳在他对奥斯曼版图的彻底调查报告中对这种“奇妙有用”的动物有长篇的称颂，他说骆驼“名声显赫”，是“上帝最好的创造物”。蒙塔古夫人[10]于1717年写信给她的朋友说：“我该告诉你什么呢？你一生从未见过骆驼，或许你对它的描述会感到陌生。”每当奥斯曼大军在军事攻势季节之初，要由埃迪尔内或君士坦丁堡快速挺进时，都特别依赖这种性情沉稳的动物：它们能够背负重担走过泥泞道路，毫不在乎烂泥，比马匹更不觉得累或渴。康斯坦丁·米海诺维奇在15世纪末见识过奥斯曼军队的后勤状况，他表示：“有300只骆驼载运武器。加上因为没有车辆，所以他们行军作战时不会受到拖累。”在奥吉尔·德布斯贝克[11]敏锐的眼里，“依我之见，土耳其人由两件东西得到最大的好处和利益，那就是五谷中的米和驮兽中的骆驼，两者都很适合他们从事路途遥远的征战……骆驼能够背负极大的重担，忍饥挨饿，只需要极少的照料”。在英雄时代远去了之后，巴尔干区域仍然继续使用骆驼。1884年，阿格尼丝·史密斯发现德尔菲附近有农夫还在使用——它们或许是60年前希腊独立战争之际，革命人士由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部队所抢来的骆驼的后代。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骆驼已成了吸引好奇游客的景观[9]。

对比之下，商人在由马其顿前往维也纳的50天旅程中所使用的马匹，应付粗糙步道与不平整石地的表现就很糟，19世纪都还有约1000个这样的商旅车队由巴尔干到中欧。保加利亚多瑙河南岸的拉斯切克所产的马，因能忍受岩石地形而受到重视，在19世纪早期是特别饲养供军中骑兵使用，但喂养、给水和照料马匹均所费不赀。在平原上，水牛和牛都用来拖车、耕种，甚至拉客车；在山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骡子仍是主要的驮兽。当时有千百只骡子组成的辎重队携带德制和英制武器，于战时穿越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山岭，骡夫流利地操着现已消失的行话。

于是，在欧洲这块边境区，想施行威权的代价会因为地形本身的特性而大幅提高。社会不安全是此区长久以来的特色，也妨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1997年夏天，阿尔巴尼亚南部发生暴动后，武装帮派会拦截越过希腊边境的汽车，人们在夜间行动非常不安全，对当地警察来说也一样。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老故事的新发展：一个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同样也无法保证旅人在天黑之后的安全。当然，在有些地区，帝国即使在白天也无法提供保护。冯·蒂兹于1836年写道：“关心我们安全的帕夏[12]，不聆听我们讲述从休姆拉越过巴尔干的情形，那里的抢劫和暗杀层出不穷。他们只建议我们改道特尔诺沃，虽然比较不便，但是比较安全。”在海上，旅人则面对着海盗的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对立与动荡，使海盗船和海盗得以从15世纪猖獗至19世纪早期。海盗在爱琴海一直都是威胁，直到1839年才被奥斯曼和希腊联合扑灭。[10]

奥斯曼帝国向来能应付这类事情。面对那些太强大或狡猾而无法惩罚和消灭的不法之徒、叛徒和盗贼，它惯于与对方谈判，且常予以赦免和招安授予官职。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兴起（依定义，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一方面坚持保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一方面有野心控制人民），奥斯曼才开始搜捕和追剿这些挑战官方威望的组织。1925年一伙盗贼抢劫萨摩斯岛并占据岛上的首府长达数天，雅典的报纸都大声地谴责。有一家报纸写道：“我们应不惜任何牺牲，采用任何方法，以彻底消灭这些暴行制造者。他们的行为羞辱了这个国家，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国家不但有责任，而且有至高的利益去阻止这些不幸，不做最小的拖延……同时表明它的权力高于每个人和每件事。”现代的治安措施、官僚政治和公路建设让中央政府的权力更有优势，因此盗匪和海盗行径在20世纪已不再危害商业和旅游。仅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短暂而敏感的不稳定时期，人们才稍微想起曾经存在的长期性社会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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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历史上的人口数字，你会很快产生种种猜测，但是得不到事实。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口绝对数目，在18世纪以前大多是猜测臆断。即使到了19世纪，保加利亚人口的估计还有50万到800万的高低误差。巴尔干半岛的统计数字长久以来因为政治目的而受到操纵，另外，奥斯曼的官方数字都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设。不过，巴尔干的长期人口统计趋势仍十分明显。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欧洲这块东南之地是片荒野，有大量未曾开垦的土地以及稀疏的人口，在低地尤其如此。人口减少大概源自于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时期中的长期政治动荡，而且显然没有因为奥斯曼努力迁移游牧的土耳其殖民者过来而重新增加。1600年奥斯曼国势兴隆时，巴尔干的人口密度虽然远高于奥斯曼亚洲版图的人口密度，但仍只有法兰西或意大利的一半，是低地国家[13]的三分之一。维也纳派往高门的大使本尼迪托·兰伯提曾说：“由拉古萨[14]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几英里的区域大多未经开垦且很恐怖，那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于居民的疏忽，以致遍布危险的森林和可怕的悬崖，盗贼横行而不安全，食宿设备残破不堪。”威廉·利思戈[15]也在1632年写道：“在奥斯曼境内，到处是参天密林、荒凉乡野，人口稀少而不宜居住。” [12]

尽管如此，17世纪以前半岛上的人口仍随着欧洲平均人口趋势而快速增减。奥斯曼帝国在15世纪的征服没有中断这种趋势，16世纪则显然是巴尔干人口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当地研究得出的证据显示，即使基督徒曾因逃避土耳其人侵略而离开，后来还是从威尼斯共和国归来，要求收回财产。[13]

真正的危机于17世纪到来。欧洲各地生活都很艰苦，在欧洲东南部，由于政治动荡、战争不断，时有瘟疫和饥馑，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瘟疫，可以将一个城市的人口削减过半，巴尔干半岛又偏偏位在由近东至西欧的疫病传播路线上，极易招来灾祸，有些城市几乎每年中标。托马斯·罗爵士[16]1625年逃离君士坦丁堡时说：“疾病猖獗，仿佛要将城市人口赶尽杀绝。”他估计死亡人数高峰时每天超过千人，总共则“接近20万人”。1781年至1783年的几次瘟疫中，萨洛尼卡一天死亡超过300人（驻威尼斯领事说那里“几乎变成了沙漠”），萨拉热窝则死了1.6万人。瘟疫所造成的受害者数目，在巴尔干就像在欧洲其余地方一样，各地差距很大，并非全是悲惨的结果。伦敦和马赛在17世纪也被瘟疫拖垮，马赛在1720年可能就失去半数居民。死亡率的变化来自18世纪开始时，西欧与中欧大多数城市已做好严格有效的检疫措施（常针对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旅人）。确实如此，所以传染病的控制和管理才能刺激现代官僚国家的崛起。相反，在黎凡特[17]，瘟疫在往后的一个半世纪仍反复发生，最后一次严重的瘟疫晚至1835年至1838年。[14]

人口的整体数字虽不可信，趋势却很清楚。一直要到19世纪初，巴尔干的人口才再度接近16世纪晚期的水准，并且开始持续增加。奥斯曼帝国于1831年做第一次人口调查时，巴尔干人口大概是1000万；若包括塞尔维亚和未来的克罗地亚及罗马尼亚在内，则是接近2000万。当巴尔干各国赢得独立之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人口不足的老问题，已被前所未见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新压力所取代。巴尔干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大约为4250万，且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增长更快。根据1940年的一份报告：“主要的事实是，‘巴尔干各国’都从事农耕、人口过多而且贫穷。” [15]

人口施于土地的压力可说是史无前例。19世纪方始，一位前往瓦拉几亚的游客深感当地“土壤肥沃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长及他的肘部，杂草高与人齐——并且注意到“瓦拉几亚的一点点人口（大约100万）还不及土地能够供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随着各国独立，人口密度快速增加：塞尔维亚从1834年每平方公里18.1位居民增加到1905年的55.7人，摩尔达维亚则从1803年的11.8人增加到1859年的36.1人。聚落和土地使用的形态因此有了大幅的变动。[16]

人口数目像火箭般上升之际，绵羊的数目却减少了，牧羊业开始衰退。于是，（19世纪的）沦为盗贼与（20世纪的）背井离乡成了这个人口难题的两种回应。两位英国旅人于1910至1911年来到马其顿西部，他们写道：“居民靠农业维生，荒年时则沦为盗贼，后来青壮男人开始移民到美洲。”离开乡下去城镇寻找工作，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政府扑灭了（或试图扑灭）盗贼，美国削减了移民人数，经济萧条更使得经济作物无利可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快速的经济成长、移民重新恢复以及工业化，才解决了巴尔干半岛的不充分就业问题。1960年之后，除了最贫穷的地区之外，经济繁荣使半岛上的出生率降到欧洲的平均水准。换句话说，巴尔干都市人口的崛起达到了接近欧洲平均水准，加上其小家庭、高消费、工业和服务业等的形态，完全是最近五六个世代的演变结果。在20世纪前半，农民都还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城镇生活的人少之又少，住在其中的那些少数人都和土地缺乏密切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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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游客注视着农民穿着他们别具一格的服装，都被农民坚持其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打动。1921年，在马其顿的两位英国学生写道：“自圣经时代以来，当地人似乎在很多方面就鲜有改变。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观察现代马其顿人就等于在研究圣保罗旅行和传道时代的那群人。”他们的观点——“当地农民的原始性格是他们最显著的特色”，也是旅游作家以及战后主张现代化的理论家与社会人类学家共同持有的观点。民族志学者着迷于19世纪视农民为民族传统宝库的浪漫看法，他们描绘出自认的农民信仰、装饰和习惯的异教来源。例如美国的古典学者，就从塞尔维亚的古斯勒琴演奏者的口述史诗中，听出他们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嫡传后代。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现代性观念中，人们的时间感是匆促前进的，因此对照出且助长了将巴尔干看成“时间静止”之地的看法。[18]

确实，许多农耕和食品制作技术几乎未随时间改变。17世纪后期，罗伯特·德卓尔在塞瑞斯看到的保加利亚农舍，是在编好的树枝上覆上树叶而盖成，几乎与1000年前的茅屋没有分别。19世纪罗马尼亚农民的小屋更是简单，一位旅人描述：“肮脏、破败到极点，那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勉强撑起一片屋顶——屋顶铺的很少是稻草，通常是草皮。”农具如木制的犁和车轮、石杵，都比欧洲其他地方进步得慢，仿佛人们衡量时间不是用分钟和小时，而是凭太阳的起落和圣徒的纪念日。东正教徒不能接受天主教徒采用新的格列高利历[18]。巴尔干引进公用大钟晚于欧陆其余地方，直至1868年，黑山都还没有钟表。[19]

然而这永远不变的原始农民形象却是西方的浪漫想象。尽管与西欧商业性的农耕有巨大且一直扩大的鸿沟，巴尔干的农民仍有快速的适应、行动和改变能力。他们的历史并非停滞不前，而是经常改良和实验新作物（如玉米、烟草、柑橘、马铃薯和番茄）。当19世纪中叶官方的服装规范失掉了合法性，城镇居民首先穿起新的“法兰克”装束时，农民还未放弃古老的特色服装，但他们后来也改变了，伞具、缝纫机和黑色长袜传至最偏僻山区的速度，比传至奥斯曼帝国的宪兵那里还要快。

从事农耕的男女没有停留在当地，反而时常外迁到距离遥远的地方，不是到牧场从事畜牧，便是去寻找季节性的差事，如客栈伙计、筑路工或石匠、木匠。20世纪20年代，保加利亚务农的男性会带着够吃两星期的自制面包，到中欧的麦田收割。维也纳富翁席纳男爵是瓦拉基人[19]的后裔，瓦拉基人来自品都斯山区，他们的村庄北迁是为了政治、经济或环境因素。边境的改变，天灾如干旱，或谷物价格剧烈波动，等等，都足以促成集体迁移。聚落可能移到山坡地，避开来自海上或陆上的危险，等到生活安定后才又搬下山。有些基本的农民组织如斯拉夫人的“杂住盖”[20]，被早期学者认为源远流长（或许他们倾向认定家庭制度在乡村社会中很少改变），但其实是新近才出现。简而言之，小农成为巴尔干世界的支柱超过了1000年，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寿命还长，但他们并非停滞不前。讽刺的是，当西方人200年前发现这群活化石时，农民正在努力求变以迎合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生产。[20]

土耳其人的到来常被视作带来新的黑暗时代，且巴尔干的基督徒从未完全复原。事实上，奥斯曼的统治对农民很有裨益。有200多年的时间里，拜占庭世界晚期的政治不安定，以及领主和雇主的内讧，都令农民饱受折磨。基督徒地主——希腊人、斯拉夫人、法兰西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以日益严苛的手段统治他们，而奥斯曼帝国赶走的正是这一作威作福的阶级。只有在多瑙河各公国（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由于奥斯曼的统治比较间接，当地的地主阶级才存活下来，也因此，到了20世纪，那里的农民竟是东南欧受到最多剥削的农民。除此地之外，巴尔干的农民都发觉（因为土耳其人的到来）旧的迫害者走了，并且（由于山脉阻隔）自己获得了普鲁士、匈牙利和俄罗斯农奴都没有的行动自由。几个世纪之后，巴尔干各国赢得独立，建立了没有贵族阶级的“农民民主政体”，跟欧洲其他的民主政体基本上完全不同。[21]

当然，新的主子取代了旧的主子。奥斯曼士兵（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被赏以地产，拜占庭以往的劳动职务有些也仍旧维持着。希腊和塞尔维亚有声望的家族改信伊斯兰教，跻身奥斯曼精英，部分家族则还掌握手中的产业一段时间，没有改信教。与过去最重要的差别是在法律层面：在新的帝国政权之下，几乎所有可耕种土地都属于统治者。奥斯曼文献记载：“农民（reaya）在帝国征服前所掌握的土地，产权归穆斯林社群所有，并托付给当地居民管理。”[22]

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模式里，中央政府通过宫廷和官僚，监视和规范农民与雇主的关系。因为新的地产所有者无法轻易将财产传给继承人，所以永远无法形成贵族阶级来威胁统治者的权力。他们压迫底下的农民，但是从来无法占有这些人，他们拥有的只是征收农产品的权利。而且，他们像农民一样被国家无情而有效地登记在案。农民的整体税赋大概不会比奥斯曼统治之前来得高。农民能够对自身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比欧洲大多数地方来得好。在14世纪蹂躏巴尔干各地的连绵战祸终于消失，因为有组织的帝国政府谨慎地实施增加人口的计划，带来了稳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内，土地开垦增加了。所谓有“政治敏感性的作物”在半岛上散布开来，例如柑橘、番茄、桑葚和后来的棉花及杏树（都需要投资昂贵的灌溉设备），显示出这块土地上的局势已经稳定。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小城市）的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健全的农业经济，同样也证明了社会稳定。[23]

不过，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两到三个世纪之后，开始遭遇新的困难。它在扩张时面对更顽强的武力反抗，而且越来越难征税以应付不断的战争支出。和欧洲其他强权相比，如法兰西、西班牙，甚至威尼斯，奥斯曼的租税包收制度其实是阻碍而非帮助扩张。西欧的经济正发展出新商业银行制度、殖民地贸易，并推广财产私有制、推动制造业成长。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精英中也出现一些私人企业家，但是旧的指令经济体系仍主导着大多数重要商品的贸易和生产，并且阻碍了私人投资。对这个步履蹒跚的政治巨物而言，巴尔干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提供了帝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税收，而这些税收绝大部分来自农民。

在18世纪奥斯曼官员萨里·穆罕默德·帕夏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官僚政治力主善待农民和留意地方士绅的传统论调。他说：“我们不要压迫贫苦的农民，也不要让他们在每年习惯缴纳的赋税之外，又为了新税而烦恼。诸圣先贤都指出，向农民索取超过他们能忍受的不必要的金钱支出，就好像取走一栋大厦的基石来盖它的屋顶……果真如此，贫苦的农民就不会为任何不当的改革而苦恼了。”[24]

然而，巴尔干的土地上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地方精英正在崛起，他们大多数是穆斯林，还有一些有名的基督徒。精英们拥有村庄和田地，并将这些财产传给下一代。奥斯曼政权正在消逝，被新的政权取代，新政权中，私有产业侵犯了原有的公地，还霸占农民财产。这些世袭地产兴起的原因，它们的性质和范围，是奥斯曼帝国史学中争议最烈的议题。不论世袭地产是否归因于（如一度被认为的）国际经济中商业机会的增加，或者（现在看来似乎更有可能）是专事剥削的包税地主的政治权力提升，结果都是农民遭殃。[25]

不过，巴尔干农民仍比中欧和东欧平原的农奴来得幸运。许多乡村在乡绅领导下保持着自治，这些乡绅负责征税，但不会让农民有太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若负担太重，会有愈来愈多的农民由平原逃往城镇，逃往村庄以外的土地，甚至是逃到山上。然后，选择留下来的人会发现自己仍要帮离开的人缴税，最后也不得不逃离，听任村子荒芜。另一方面，历史学者麦克内尔发现，玉米耕种的引进和迅速散布对于山区有革命性的影响，因为它让山上的村庄能养活更多人口。而家族式的农耕方式保证了有足够的人手可以开辟山林和耕种小片的丘陵地。女性虽然只有带着嫁妆才能嫁出去，但也能提供相当于一头驴子一半的载货量，从而被视为便宜的驮运劳力。她们的身体时常反映出她们艰困的社会地位。伊迪丝·杜韩表示：“妇女在很年轻时就筋疲力竭。尤其在黑山，男人和女人的身高差别非常大。我发现妇女通常都比我（160厘米）矮，男人身高超过180厘米却很常见。”[26]

山上的人们不受海盗、疟疾、瘟疫、税吏和行劫民兵的侵扰，能和帝国政府谈判出较有利的赋税条件。在偏远的地区例如“阿格拉法”（Agrafa，即“未曾登记的土地”）、阿尔巴尼亚山区与黑山，自治的（事实上是很自由的）农民社群多多少少能够不理会他们名义上的雇主。迪米屈厄斯·坎特米尔[21]曾描写18世纪早期苏西亚瓦附近的摩尔达维亚山中“共和国”：“他们每年纳贡。如果王侯决定严厉地对付他们，他们就不浪费时间谈判，会全体拒绝纳贡，并且退避到更难进入的山区。因此，王侯从来不敢要求过多的贡金。”有些乡村则因为同意当对付盗贼的“关隘防卫者”，保证行路通关的安全，而争取到了税赋豁免权。1715年8月，土耳其人在伯罗奔尼撒成功击败威尼斯人之后，大维齐尔[22]阿里·帕夏就曾跟来自多山的曼尼地区的希腊代表谈判税收问题；根据这次军事行动的史官所载，那些希腊人的村庄“形成了一种共和国”。[27]

然而政治上的自治是为了谋生而不断奋斗挣来的。19世纪时，山中的社群开始首次面对人口过剩的问题。他们的基本饮食都很健康，人们的平均身高高于平原人口。但干旱贫瘠的山区无法生产足够一整年的粮食——在梅索佛，当地的收成仅够用一两个月——逼得居民去寻找其他生计来补充。森林提供了浆果和蘑菇可供采摘（这是现正消逝的另一项觅食技术），还有木炭和木材以供销售。山民们也将雪卖到低地。晚至20世纪20年代，在冷藏技术普及之前，阿尼纳[23]仍有人在卖雪。尽管雪有65%会融化，这项买卖依然有利可图。村民需要卖出一些货品才能在山下买到盐，只要有盐这些缺乏食物的社群就能维持下去。

沦为盗贼另外提供了一种有“英雄气概的”赚钱方式。根据一位历史学者描述，19世纪中叶的典型盗贼是“年纪在二三十岁之间或更年轻的山地人，而且常是流浪的牧羊人”。他们常因自己的暴行而变成不法之徒，总想设法弄到大赦，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在政府中搞个一官半职，例如地方上的巡逻员。另一方面，他们谈起话来语气强硬，使自己尽可能看来盛气凌人。“你们的咖啡是我们的，你们的钱是我们的，你们的血是我们的，”一名阿尔巴尼亚的盗贼恐吓被他逮住的英国肥羊，“每个人都欠着强盗的。我在这里便是苏丹，我在这里便是英国国王”。[28]

强盗与偷羊贼是18世纪和19世纪日益严重的问题。随着奥斯曼帝国版图萎缩与瓦解，边疆地区激增，于是盗贼流窜其中，逃避追捕者，还时常享受邻国的政治庇护，自称是爱国人士。实际上，他们可能鱼肉贫苦的基督徒农民和穆斯林，并且自私和自以为是地认为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基督徒不会比土耳其人善良多少。19世纪30年代到阿索斯山[24]旅行的勇敢的大卫·厄克特[25]说：“各地对强盗都非常惊恐。他们犯下可怕的暴行，多次攻击农民，因而使人们很反感。”这些盗贼不是劫富济贫的侠盗，也不是民族英雄，而是高度贫穷的象征与设法摆脱这种贫穷的方式。他们发展出高度的荣誉感，抢劫牛羊比传统固定的谋生方式更像英雄行径。然而除去了神秘的面纱，盗贼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帮希腊盗贼曾抓过大卫·厄克特，他们的首领设法为自己辩白：“看看那些人，他们有的光脚，衣服粗陋不堪，烟袋里空空如也，肚子也空空如也。是什么让他们过那样的生活？他们像在田里被人驱赶的牛，像山里被人追猎的熊，你又能限制他们什么呢？”[29]

忍受盗贼的肆虐、深受其害的是牧羊人，有时他们也加入盗贼一伙。牧羊人的生活方式得益于平原农耕制度的崩溃。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巴尔干半岛上畜牧经济的黄金时代。根据1609年鲁米利亚[26]的文件记载，军人接收了被遗弃的地产，用来安置奴隶，并将这些地变成家畜牧场。牧羊人带着大批大批的羊群，于圣狄米崔斯日（10月26日）到山谷中过冬，再于圣乔治日（4月23日）拔营到山中牧地度夏，在这过程中时常跋涉数百英里。他们必须用现金付税，于是逐渐熟悉货币经济的运作。他们在乡村市场或年度大集市卖出家畜、羊皮、羊毛制品和乳酪，这些集市直到20世纪早期都还是巴尔干的商业活力来源。渐渐地有些人定居下来成了商人，像在品都斯山脉中的小山城梅索佛，由于经营商业，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累积出令人惊讶的财富。[30]

山中聚落偶尔能同时享有隐秘、水源和原料的优点，得以出现经济学家所谓的早期工业化。利克写道：“土壤一点都不肥沃的乡村，却有棉花和羊毛的制造资源……一般认为有三分之一的阿格拉法居民靠纺织维生，也有许多采金挖银的矿工。在斯卡提纳，则有制作刀剑、炮管和手枪枪机的组织。”希腊，以及尤见于保加利亚山上聚落的小型工厂的纺织生产，在此区赢得独立之前的几十年间散布开来。但是到了19世纪早期，它们遇到西方进口货激烈竞争的严重打击，原先繁荣的山间制造商如安贝拉奇亚开始不景气。此后这些生产活动便由山间移到城镇去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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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对城镇居民的冲击也许大过对农民的冲击。在征服时期，高门通常禁止洗劫不战而降的城镇，只是首都以下的许多拜占庭城镇仍受到征服者的毁坏和蹂躏。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知道城镇对于帝国的行政至为重要，征服者穆罕默德就认为，城镇的振兴与军事上的胜利相比，前者才是“最庞大的战争”，而后者是“规模较小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强迫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迁移聚落，在重要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迅速地重新增添人口。15世纪末期，巴耶塞特二世苏丹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欢迎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南部被驱逐出来的赛法地犹太人[27]。赛法地犹太人社群于是在帝国的城镇中生根。[32]

到了15世纪末期，高门已经决定要努力恢复都市生活。宫廷高官们被鼓励资助公共建筑群的建设，例如商队旅馆、有棚的市场、公共澡堂、清真寺和学校、医院、沟渠，以提供都市居民使用。许多拜占庭的旧城市都恢复了元气，不少新聚落也冒了出来，包括波斯尼亚境内的波斯纳塞拉（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和摩斯塔、地拉那（后来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以及艾巴申和雅尼沙等小城镇。这些城镇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乡村人口则主要是基督徒。根据1520年至1530年税收登记簿上的记载，巴尔干有80%以上的居民是基督徒，但在巴尔干的主要都市聚落，穆斯林的人数都超过基督徒的人数。[33]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断裂还是持续呢？历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不过有件事是很明显的：城市生活并没有全盘衰退。因为苏丹们的统治，贝尔格莱德等城堡才得以发展为较大的商业及行政中心，周围还有广大的郊区。主要的都市计划，例如大清真寺，依当时欧洲标准来看都是迅速完成的，由此证明了帝国甚至在小城镇如塞瑞斯和普利兹伦都能有效地动用劳力。整体而言，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加深了都市化，同时，沿海的贸易城市如萨洛尼卡和杜布罗夫尼克（实际上是奥斯曼的附庸）也繁荣了起来。到了1600年，君士坦丁堡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即使我们采信较低的居民估计值25万人，也比伦敦（约20万人）、巴黎（约22万人）和罗马（约10.5万人）多。柏林（约2.5万人）、马德里和维也纳（约5万人）则是不起眼的中型城镇。另一方面，根据利思戈的比较，开罗甚至比帝国首都还要大——“地球上人们所见最令人佩服和最伟大的城市”。至于帝国宫廷的临时所在地埃迪尔内，蒙塔古夫人曾于1717年去过，她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倒是进入过“365家商店，它们都备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出售，物品齐备完全就像伦敦的新证券交易所。人行道保持得更加干净，所有商店十分清洁，看来像刚上过新的油漆。各类有闲之人在这里散心漫步，或者喝点咖啡和果汁奶冻来消遣”。在这些事物移入西欧城市之前，它们就已是奥斯曼都市生活中的主要部分。[34]

城镇备受宠爱，是因为帝国政府无法缺少它们。它们是行政中心，国家通过它们收税、监督贸易，并从盐类等重要商品的专卖权来榨取钱财。城镇生存在君士坦丁堡的阴影中，通过粮食购买配额和储备制度，它们喂养着这个位于奥斯曼帝国心脏地带的都城。即使当奥斯曼中央政府在17世纪变弱之后，人们想要依照西欧模式来累积私人资本仍有很高的障碍。贸易与资本渐渐由穆斯林和犹太人转移到基督徒商人手中，后者构成了早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基督徒商人深知他们在帝国中其实很脆弱，因此会在帝国势力以外之地建立会员组织，例如维也纳、敖德萨或马赛，让资金可以安全移往那里。城市本身仍是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它们很容易受到瘟疫的袭击，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平均十几年就出现一次历史学者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罕有的时疫”。另外，砖石造屋的技术很慢才由北欧传到东南欧，因此巴尔干的房子大部分仍是木造的，迟至20世纪初期，还常发生大火烧毁城镇的事。[35]

到了19世纪早期，西方游客很惊讶土耳其城镇竟仍如此静谧——看不到教堂的大钟，也见不着装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和马蹄铁。这一切都证实了当地没有铁匠、金属加工者和机械。英国画家威廉·泰纳于1812年写道：“在欧洲人印象深刻的新奇事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么大一个都城中弥漫的静谧更令人感到惊讶。”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没有让城镇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其原因必定跟帝国中少有商业性农业的进展相同：公路交通欠缺维修与保护，官僚政治阻挠，印刷媒体和科学知识的散布遭到宗教反对，社会失序随着针对马其顿的政治斗争而日益加剧。乡村人口缺乏安全感长久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托马斯·罗爵士于1622年说：“大苏丹的所有领土上人口减少，是因为缺少正义，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极端的压迫。”这个问题后来并没有消失。19世纪40年代的罗马尼亚有“幅员辽阔的地产，但几乎没有居民”。一位英国游客曾听希腊农民说他们如何受到土耳其政府虐待，才了解他们怎样防卫自己。“我们发现狗都很难缠。”贝斯特船长于1842年写道，“居民们受到那样的对待，怪不得他们要养那么凶猛的狗。”但狗却无法对付税吏。某个当地人写道：“一位希腊主教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由于农民容易受到谷价波动的影响，面对武力时又求助无门，包税者和放贷者便利用这些来剥削他们。一位观察罗马尼亚乡土的人写道：“瓦拉几亚人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辛劳的成果会被别人以什一税的名义勒索走，根本享受不到。”随之而来的人口减少导致土地废弃、农业粗放，以及可耕地被用作牧地。由于山上人口压力提高，森林遭到滥伐，因此加快了土壤的流失、泥沙淤积在冲积山谷，以及疟疾的蔓延。[36]

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景象。在摩拉瓦河谷，“玉米田丰收……经过良好的耕作……肥沃的田野一望无际”。18世纪和19世纪时，那些开始累积土地的大地主包括了一些“逐渐开明的”地方统治者和乡绅。阿尼纳的阿里·帕夏[28]将蚕、桑和稻米耕种引进他的领土内。在他被苏丹推翻前，他“以极严厉的手段”对付骚扰他土地的大群强盗，而且“由于开放通商、保障商人与货物的安全，不但增加了他自己的岁收，还改善了他臣民的生活”。18世纪阿尔巴尼亚另一个著名的家族布夏利斯则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稻米和棉花，将它们输往意大利。在塞瑞斯附近，棉花种植也散布得非常快。有些改革派的奥斯曼公仆也设法将乡下和城镇现代化。米德哈·帕夏大概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中最伟大的公仆，土耳其人认为他偏袒基督徒而称他为“邪教徒[29]帕夏”。他在保加利亚境内增加了税收和农业生产。但米德哈·帕夏在位并不长久，他因政局不稳而垮台，伟业也因此未竟。

即使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从未经历像西欧和中欧地主改革的全面冲击，它们也无法逃避西方资本主义的逐步逼近，尤其当贸易联结起该帝国与中欧、法兰西和更远地方的市场之后。其实18世纪早期以来，改革也曾断断续续进行，但要当奥斯曼政府眼前的危机愈来愈大时，高门显然才觉得有必要立即改革。几乎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苏丹王室的权力因为无力控制新军（the janissaries）而衰退。禁卫新军本是构成奥斯曼征服机器的重要部分，随着时间演进，由精英的、忠心的军事队伍变成了待遇恶劣、独立且难以驾驭的利益团体，有时甚至会推翻苏丹。到了18世纪，他们对自身特权的维护已经威胁到帝国居民，而且还大于对敌军的威胁。新军的基督徒邻居惧怕他们，因为他们会在街上攻击基督徒而不受惩罚；穆斯林居民，甚至高门也都惧怕他们。在拿破仑战败，以及主张分裂的穆罕默德·阿里于埃及崛起之后，奥斯曼中央政府重申它的权威，企图将军队现代化并恢复它的威望：首都的禁卫新军在1826年遭到屠杀，被职业军人取代。不久，英国政府逼使高门将贸易自由化并承诺帝国所有的臣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19世纪50年代时，买卖土地终于成为可能，至少理论上如此（应当注意的是，这项改变不会比匈牙利乡下开始土地买卖晚太多）。这一切意味着干扰经济、规范经济旧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商业性农业——棉花和烟草、塞尔维亚的猪和罗马尼亚的小麦——得以在国际市场中拓展。外国资本、货物和投资者于是接踵而至。

大多数农民仍维持着自给自足，不信任货币。理由很充分：他们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更贫困。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政府设法更有效地征税、给予地主更多合法的权力，并削减农民对土地和农产品惯有的权利。资本主义正在逼着奥斯曼帝国变革。变革的解决办法会消解传统上的公正观念，而这一观念支持着巴尔干农民心中的自然秩序。于是，这导致农民渐渐采取斯托亚诺维克所谓的“要求废除地主、同时废除那些拒绝废除地主的政府的策略”。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及奥斯曼政府的现代化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如同在奥匈帝国和帝制俄国，在土耳其帝国中，货币经济与现代政府组织瓦解了旧的社会关系，并为政治变革铺好了路。[37]

只有先理解这种戏剧性的经济和社会崩溃，我们才能了解19世纪巴尔干半岛上集体民族主义如何崛起。民族主义是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牵涉农民，然而就农民而言，重要的不是民族或其他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他们对于土地、生计和公平税赋的权利。当农业改以货币交易，传统缴税方式也换成用现金缴纳的时候，乡下的阶级冲突便开始加剧了。1875年触发奥斯曼势力在巴尔干崩溃的黑塞哥维那叛乱，便是由于谷物歉收，以及随后士兵和包税者恶待农民而挑起来的。法国驻萨拉热窝的领事写道，叛乱始于“各宗教的臣民抗议严苛的赋税”。另一位目击者说得更清楚：“它主要是一场土地的战争……它的起源与土地有关，而不是政治。”阶级对立和民族主义是一同崛起的。[38]

农民基本上是对的：政治独立能创造生活的平静和财产的安全，因此对他们有利。独立并未结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没有让盗贼绝迹，事实上，这两个难题仍然阴魂不散，缠着独立后的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常使这些新国家的领袖无颜面对人民。但是它的确立即增加了大多数基督徒的安全保障。布朗基1841年时曾正确地预言：“当保加利亚享有一个安稳的政权时，今日任由山羊破坏的广大区域和差劲牧地都将被人开垦。”有一位同情土耳其的旅人曾在1853年由奥斯曼领土进入半独立的塞尔维亚，他惊讶地发现：“我们似乎来到一个新的地区：整个山谷作物繁茂，公路细心筑好……每样事物都显示出勤奋和舒适，这一切均来自充分的安全保障。”而真正独立之后，山上的居民又再搬到平原，人口增长快速，未曾开垦的土地也很快地消失了。[39]

重新获得自由的农民，仿佛陷入了“永不满足的追求土地的欲望”，开始砍伐古老的森林，拓展自己的土地。一位于1900年到罗马尼亚的德国游客写道：“在过去十年间，一大片林地被完全清除。”塞尔维亚橡树密林在几十年内消失无踪。随着牧地开垦，政府划分土地给小农，过去300年繁荣的畜牧经济陷入了危机。20世纪2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改革，以及1945年之后的第二波土地改革，将大片土地分配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人，并剥夺了传统的绵羊冬季牧地。新的政治边界切断了夏季牧地和冬季牧地，随着季节移动的牧羊人正在绝迹，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便很少见，现今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在1964年写道：“1922年以前，一个人拥有2000头羊是很常见的，现在500头羊就很可观了。”[40]

因此独立给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困难。一位研究农民生活的克罗地亚学者于1935年表示：“土地正在变成商品。”农民们无法避免且常常是不情愿地被拉进现金交易网络，但交易条件却让他们愈来愈难以避免负债。他们将土地划成块分给继承人，以致几个世代之后，耕地愈分愈细，耕作也没有效率。人口高度成长更加速了这种不能独立发展的小块土地的形成。更糟的是，旧式集体农耕（斯拉夫人特别盛行）开始消失，集体生活组织“杂住盖”也因成员家庭自立门户而瓦解。土地细分使得农人愈来愈无法自立，要更依赖农耕来赚钱。但几乎没有农作物能让农民家庭兴旺超过一两个世代。出口商品像是烟草或醋栗、塞尔维亚的李子和猪，都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独立的罗马尼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成为世界谷物主要出口国，但极端贫困的佃农与犹太商人互相对立，造成了社会上的紧张，农民在1907年终于爆发了起义。这场巴尔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农民起义后来被罗马尼亚的军队镇压，但也赔上了大概1.1万条人命。罗马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土地分配最不平均的地方：1%的地主拥有近50%的耕地和牧地，而85%的农民仅能勉强甚至无法温饱。高生育率和土地碎化的压力同样也发生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使农人日益贫困。[41]

集体迁徙，尤其是移民海外，表明新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很难让农民愿意继续农业生活。在纽约市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里，游客可以看到许多黑山、克罗地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犹太乡下人的画像，证明了当初由巴尔干前往美国的移民潮有多巨大。移民潮于奥斯曼帝国最后几十年开始加速，而且此后一直进行着。到了1912年，已有25万希腊人前往美国，几乎是希腊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希腊也是1900年以后移民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乡村完全依赖海外的汇款，有些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遭到劳工短缺之苦，然后是美国的移民限制，切断了这种人口外流。20世纪50年代，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农民又开始一波移民，这次是前往澳洲和德国：因为土地已无法承受极高的生育率。

农民们设法抗拒现代事物的侵袭。他们对待旅人慷慨亲切（常内化成习惯），但同时又对邻居、邻村居民，当然也包括地主疑心重重。山上与谷地的居民彼此仇恨，远近都知名。17世纪早期，达尔马提亚低地的世故女孩们这么嘲笑来到市集的高地牧羊人：“我宁可嫁给土耳其人，也不要身着黑衣、戴着头巾逛来逛去。”黑山人吉拉斯[30]写道：“平原一直都属于山居人眼中的异族；山居人渴望着面包和土地，厌倦了家乡寸草不生但很美丽的险崖。”吉拉斯在回忆录中鲜明地传达出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相互的嫉恨：“如果从前身为农民的镇民轻视农民，农民便会反过来恨他们……农民看不起镇民，觉得他们懒散、狡猾、爱扯谎，食量很小，只吃烹调精致的羹汤、牛肚和糕饼，在潮湿拥挤的小房间里日渐消瘦。”[42]

许多世纪以来，村庄是主要的政治、行政、财政及军事单位，负责管理巴尔干乡村居民的集体生活。乡村居民认为乡村是他们的“故土”，乡村的代表们负责在国家的达官要人和其他闯入者面前为乡民代言。19世纪时，这种孤立的集体生活开始以乡民难以理解的方式改变。农民早已习惯了城镇是土耳其人、外国商人和店家居住的行政兼贸易中心，认为自己才是民族的精神核心。卡拉杰[31]在19世纪初说过：“塞尔维亚民族没有成员而只有农民。”金钱意味着剥削，商店和商业则暗示堕落。有些农民抱怨年轻人受到引诱“从他们的家中偷取食物，以便去商店购买无用、廉价的货物”。[43]

但他们现在发现，独立并没有让他们躲开这些邪恶。他们赶走了土耳其的地主和官吏，只换来拥有新的致富手段和野心的新管理阶级。一位年轻的英国外交人员曾这样评论19世纪末的塞尔维亚：“在分析他们的民族性格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你要探讨——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穿着大衣、长裤和靴子；其次是农民，他们喜欢穿夹克、衬裙和凉鞋。”[44]专横又贪婪的奥斯曼包税者下台了，现在台上的是受薪的现代化官僚，他们急于以单一通货取代旧的“混乱货币体系”，并派遣宪兵、教师、测量员和人口调查员去做土地分类、登记、绘图，并教育那些土地上的劳动者。这一切听来像是更多的干预和剥削，而不是更少。无疑，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国家比奥斯曼帝国政府更多地闯入了农人的生活；巴尔干的人均公务员比起德国或英国人都还要多。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听到马其顿一位农民说：“土耳其的子弹也好过希腊的笔。”这句话无疑是该农民在巴尔干独立时代的祖先的肺腑之言。

然而，农民无力改善这种情形，他们在新国会中表达出的不平很少有成效。他们因为没有政治组织能力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尽管有压倒性的人数，却在政治上受到忽视。其他的团体通过主顾关系的网络拉拢他们，国家则动用宪兵、教师和税吏监视乡村。结果独立成了巴尔干农民的最后胜利。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改革或许可说是一次农民的成功，它反映出巴尔干政客们的恐惧：若不收买农民，可能就无法防止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颠覆社会。只是单单凭土地改革不能保证农民的生计。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土地较以前更四分五裂，土地持有形式更没有效率。农民在政治上的胜利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一败涂地。逃离家乡是很无情，但能阻挡他们的也只有难行的泥路和茫茫的前途。

更深沉的问题是，当这些新巴尔干国家面对人口和经济困境时，农民的价值观却无法提供任何解决之道。小农地根本无法创造足够的财富来满足崇尚消费的新社会，即使在丰年也一样。乡村缺乏电影院、镜子、留声机以及其他迷惑年轻人心智的娱乐设备。20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农村少女们“叽叽喳喳谈论着化妆、新奇的皮鞋和高跟鞋”。她们告诉游客说宁可要更美的衣裳，不要更好的食物，因为“没有人能看见我吃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说得出我穿什么衣服”。但经济萧条使她们得不到新衣，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乎所有农作物价格下跌，农民陷入了负债。当时的经济学家估计，在接近3000万的乡村劳动人口中，有600万到800万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原因是“人口压力、贫穷与缺乏工业的恶性循环”。[45]

在战争岁月中，农民终于能报复镇民：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段时间，粮食生产者再度掌控了经济活动。但当和平重返，政治活动和创造财富的场所又回到了城市。1974年，历史学家斯蒂芬·朗西曼曾悲叹，巴尔干的现代“特大都会”为他在半世纪前初次造访的寂静小城带来了公寓高楼、交通阻塞和空气污染。山上不再像两个世纪前一样提供一种公众生活的选择，森林被摧毁后已无法再生。品都斯山上的乡村人口由19世纪的数千人减少到今天的几百人。这些地方只能依靠观光事业和移民汇款来继续生存。以前人们由山上搬到平原，现在更进一步搬进城镇。50年内，保加利亚土地上的劳动人口由80%降到37%，南斯拉夫则由78%降到29%，罗马尼亚从77%减为29%。所以，现在面对巴尔干半岛，我们不再讨论它的农民社会了，而是讨论后来的新社会形态。[46]

[1] 加莱（Calais），法国海港，濒临多佛海峡。——译者注

[2] 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克罗地亚最大旅游中心和疗养胜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半岛上。——译者注

[3] 雨影（rain shadow），山脊背风面的少雨区。——译者注

[4] 科孚岛（Corfu），希腊西海岸爱奥尼亚群岛北端的岛屿。——译者注

[5] 基克拉泽斯群岛（the Cyclades），在爱琴海南部，属希腊。——译者注

[6] 洛多皮山脉（Rhodope），绵亘于保加利亚西南和希腊东北的山脉，是保加利亚中部与爱琴海地区之间的主要气候分界线。——译者注

[7]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的旧称。——译者注

[8]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苏联靠近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大部分属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土耳其和俄国曾长期争夺此地。——译者注

[9] 萨洛尼卡（Salonika），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区首府和海港，希腊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10] 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英国女作家，曾随身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丈夫于1716年到东方殖民地任职，开当时女性旅游风气之先。——译者注

[11] 奥吉尔·德布斯贝克（Ogier de Busbecq，1522—1592），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一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将中东许多植物引进欧洲。——译者注

[12] 帕夏（Pasha），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置于姓名后。——译者注

[13]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译者注

[14] 拉古萨（Ragusa），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之旧称。——译者注

[15] 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1582—1645），英国旅人，宣称其一生徒步走过36000英里，著有多部游记。——译者注

[16] 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1581—1644），英国外交官，1621年被派往奥斯曼任大使。——译者注

[17] 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岸希腊以西至埃及沿海地域的旧称。——译者注

[18] 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即现行的公历。——译者注

[19] 瓦拉基人（Vlach），巴尔干一带零散分布、讲罗曼土语的民族。——译者注

[20] 杂住盖（Zadruga），家长制家庭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译者注

[21] 迪米屈厄斯·坎特米尔（Dimitrius Cantemir，1673—1723），摩尔达维亚亲王、学者，逃离土耳其领主而奔往俄罗斯，撰有关于摩尔达维亚之著作。——译者注

[22] 维齐尔（Vezir/Vizier），阿拉伯语“辅助”之意，大维齐尔即指首相。——译者注

[23] 阿尼纳（Jannina），约位于今天的希腊西北部。——译者注

[24] 阿索斯山（Mount Athos），位于希腊东北部，建有许多独立的修道院，是希腊东正教的圣地。——译者注

[25] 大卫·厄克特（David Urquhart，1805—1877），英国外交官、作家，曾帮助希腊进行独立战争。——译者注

[26] 鲁米利亚（Rumelia），曾是奥斯曼一省，位于巴尔干山与洛多皮山之间。——译者注

[27] 赛法地犹太人（Sefardic Jews），犹太人的一系，原居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于1492年被驱逐，逃往非洲北部、土耳其和意大利，后又迁移到北欧和美洲。他们保持自己的礼仪、习俗、方言（拉迪诺语）和希伯来语的发音。——译者注

[28] 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Jannina，1741—1822），曾任奥斯曼鲁米利亚省总督，后于阿尼纳自立为王，人称“阿尼纳之狮”。——译者注

[29] 邪教徒（giaour），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特别是基督徒的贬称。——译者注

[30] 吉拉斯（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政治家、作家，生于黑山。他是铁托的终身挚友，曾直率批评当时南斯拉夫奉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被罢官入狱。著有《新阶级》《与斯大林的谈话》。——译者注

[31] 卡拉杰（Vuk Karadzic，1787—1864），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塞尔维亚语的主要改革者。——译者注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这些堕落区域的教会地理学当然只能丢给收古董的人，因为它无法阐明历史，更不能交代地形。

——约翰·平克顿《现代地理》（1802），
第二册，第450页

我们教会是神圣的，但我们的神职人员都是贼。

——拜伦[1]的仆人

20世纪初，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爱国人士争夺着奥斯曼马其顿基督徒农民的忠诚，结果出乎意料地困难。一位希腊的参与者写道：“我到达萨洛尼卡时，希腊农民和人们搞不太清楚正教和保加利亚主张教会分裂者之间的实际差异。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只要我问他们究竟是Romaioi（指希腊人）还是Voulgaroi（即保加利亚人）时，他们便茫然地看着我。他们互相询问我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我：‘嗯，我们都是基督徒——你说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是什么意思呢？’”[1]

同样地，被英国同伴描述为“出身于城镇的现代爱国人士”的亲保加利亚的达尼尔，他对于“乡村民众的冷漠感到很烦恼”。在普利斯帕湖区一带，他设法对乡民解释，说他们被迫用希腊语做礼拜，而不是用自己的斯拉夫语，简直是被反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利用。“但他们却大口吃着生菜，配着乳香酒吞下去，说那样并没有关系。他们许多人都说希腊语。神职人员舔了一点酒，也持同样见解。他自己为了普通的目的说当地的斯拉夫方言，却是用希腊语来学成所有的礼拜仪式。礼拜做得很好，难道还会有什么关系？达尼尔感到不自在，跟我说他们非常无知。他们都是保加利亚人，应当有保加利亚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却不知道。就我所见，他们也不在意。” [2]

苏丹治下的基督徒臣民对于民族界线漠不关心，反映了他们对于宗教社群的归属感。在那样的社群中，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语言上的差别，没有他们对于东正教的共同信仰来得重要。这也显示了在这个时刻，具有现代种族政治思想的人已来到乡下，遇上的是民族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东南欧民族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样状况，至少早至斯拉夫人入侵时就已经存在。不过，种族在政治上一直不是重要的因素。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政体。许多世纪以来，只要肯改变信仰、适应文化，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展开精英生涯。

由于巴尔干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上述的民族主义爱国人士的后裔所写，他们设法启蒙的农民又没有足够坚定的发言力量，于是农民很少被写入历史。但即使到了晚近，我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早在种族政治得势以前就已长存的农民思想状态。英国记者布雷斯福德于1905年写道：“我询问奥克瑞达附近一个遥远山村的男孩们，那里没有老师也没有牧师，没有任何居民看得懂书。我是想知道他们拥有多少传统知识。我将他们带到保加利亚皇帝城堡的废墟，它位于一个圆丘顶上，可以一览湖泊和平原。我问他们：‘这个地方是谁建立的？’答案很有意思——‘自由人’。‘他们是谁呢？’‘我们的祖父。’‘好的，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呢？’‘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他们是基督徒。’由此似乎可看出他们的知识程度。” [3]

他们是否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对于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农民孩子而言几乎没有意义，正如穆斯林鲜少关心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在伊斯兰教内，从来没有分离主义的活动，不管是有关民族还是教义的。”1912年，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因为见到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的新奇而惊讶地表示：“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什叶派或逊尼派，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库尔德族，在户籍簿上全登记为‘穆斯林’。”大多数苏丹臣民的意识不是由学校或军队塑造成的，而这两个主要机构却正是现代国家宣扬民族认同的工具。奥斯曼政府是以宗教而非语言为基础来对待臣民，因此，后者并不必然遭遇布雷斯福德那些问话中所隐含的新鲜的人种分类，尽管他们的子孙视其为理所当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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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回顾遥远的历史，就能够看出人口迁移如何塑造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与文化。单单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由一个国家搬迁或被搬迁到另一个国家去。在战后时期，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工人为了寻找工作，到澳洲、美国和西欧定居；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为了寻找工作或逃避战火而有新的迁徙，构成了这数千年来不断迁徙的历程中的最新一章。不过，尽管人口经常来去，巴尔干半岛上基本的种族结构早在公元7世纪便已建立。在那之前，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各行省因遭到日耳曼民族和匈奴人的侵略而分裂。尽管这些入侵很频繁，具有毁灭性，但都为时短暂，通常随着侵略者迁往他处而告终。而斯拉夫人带来的冲击则非常不同：在大约两百年之内，他们大批地在巴尔干半岛永久定居，开垦田地，放牧牛羊，远至南边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古代世界的结束，并且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罗马帝国东西两半之间凿出了裂痕，最后促成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5]

这个地区原有的居民和新来者争地也争权。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山里找到藏身之地，在主要说斯拉夫语的聚落中将自己独特的语言保存了下来。希腊人——称自己为“罗马人”而不是以前说的“希腊人”（此时已转指“异教徒”）——被赶入孤立的地区，如岛屿或有城墙的城镇和人口稀少的城市，在那里保存着帝国的希腊-罗马市民文化。在多瑙河下游的汗国，统治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亚人原本是说突厥语，但正像英格兰、诺曼底和俄罗斯瓦兰吉人的[2]统治精英一样，他们最后也采用了被统治者的语言。直到20世纪早期，说斯拉夫语的乡村和说希腊语的城镇还是马其顿人口分布的基本形态。

起初，希腊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语言界线等同于宗教界线。但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斯拉夫人像之前的希腊人一样改信了基督教。完成这项宣教使命的两兄弟——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都来自萨洛尼卡，他们在那里无疑和说斯拉夫语的当地农民有过接触。在那个大部分东欧和北欧地区仍信奉旧神的时期，两兄弟和他们的继承者发展出斯拉夫字母和祈祷文，将斯拉夫人带入基督教的势力之下。教会为这种成功而付出的代价，是在崛起中的东正教巴尔干境内牺牲希腊语的特权地位。东正教会的这种态度与罗马教廷日益坚持使用拉丁语的立场大相径庭。语言众多，但教会只有一个，这正是拜占庭东正教的秘密。

巴尔干半岛群山起伏，地形支离破碎，防卫性脆弱，以致在宗教或语言上不易统一。想方设法保护山地文化的不只是阿尔巴尼亚人。从事牧羊的瓦拉基人虽处于大多数说希腊语和斯拉夫语的社群之间，但他们直到这个世纪仍保存着自己的罗曼语[3]；萨拉卡萨尼人是人数更少的游牧民族。东正教占据优势，但没有普及四方。克罗地亚的国王有斯拉夫人的背景，却奉行拉丁仪式、信奉天主教；在波斯尼亚，第三个波斯尼亚基督教会曾于土耳其人统治之前普及又消失；一位保加利亚皇帝在1204年接受罗马教皇加冕。天主教与后来的新教传教士都积极劝人皈依真正的信仰，但却在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岛屿以外的地方鲜有收获。巴尔干半岛上也有犹太人的小社群。

希腊语是拜占庭时期的统治语言，也是奥斯曼时期的福音书、基督教文化和古典学术的语言，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年轻瓦拉基人或斯拉夫人，就像后来人们想通过学威尼斯语、德语和法语未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一样。根据奥斯曼一位官员的回忆录，晚至19世纪60年代，“所有高贵的罗马尼亚人”仍然熟悉希腊语，奥斯曼与罗马尼亚的显贵会面时也都用希腊语而不用土耳其语。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犹太社群就以希腊语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连西欧人都可以变成希腊人。1833年，有数百名巴伐利亚的佣兵随同奥托国王[4]前往雅典；一个世纪后，纳粹党卫军官员在欧洲四处搜寻珍贵的日耳曼血统时，发现这些人的曾孙辈还生活于他们位在阿提卡[5]的农庄。大多数人都已经忘了德语，只说希腊语并信奉东正教。当然，希腊化有它的极限。在旧的伊格那莎大道[6]的北边，说斯拉夫语的乡村极少有人使用希腊语。在阿尔巴尼亚北部和多瑙河各行省中，希腊语的使用也仍旧限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在后来纳入希腊的地区，许多农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用阿尔巴尼亚语。不过一般而言，在拜占庭帝国期间，通晓希腊语仍是通往学术、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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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化对巴尔干基督徒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拜占庭帝国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崩溃而结束。它只是随着一支新民族的到达而转化，而且在一个后来延续了5个世纪的帝国里，巴尔干的政治和经济得到了统一，实现统一的新民族是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他们击败了东南欧众多基督教势力，包括拜占庭、塞尔维亚、热那亚、匈牙利、威尼斯等王朝。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之前在这个区域就很活跃，是各基督教势力的盟友和附庸，之后，他们继续使用基督徒士兵，尤其是在安那托利亚和中东的军事行动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因此是基于许多世代的互动，他们彼此征服与合作的形态比较像英国对印度的占领，而不像德国对波兰的侵略。

甚至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一些基督徒就因种种理由而皈依了伊斯兰教。15世纪的一位希腊大主教曾表示，厌恶那些“渴望获取财富、成为显贵、生活豪奢”而自愿改变信仰的人。到了16世纪初，可能已有数十万人改信伊斯兰教。波斯尼亚和拜占庭的贵族，其中包括一些帕雷奥洛格皇室成员，都在苏丹朝廷中以基督徒或愈来愈多是以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身份而担任高官。当奥斯曼的大维齐尔马哈木·帕夏·安杰洛维奇于1457年和塞尔维亚宫廷的军队总督迈克尔·安杰洛维奇谈判时，事实上是跟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打交道。后来，他也和表兄弟、拜占庭的哲学家乔治·阿米洛齐兹一起商谈过特拉比松帝国[7]的投降事宜。信基督教的阿米洛齐兹随后在奥斯曼宫廷里寻得庇护，受到苏丹的宠信，他两个儿子都改信伊斯兰教，当上了朝廷的高官。出身名门的马哈木·帕夏有塞尔维亚和拜占庭的背景，穆罕默德二世[8]任内的其他大维齐尔则是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这些人有许多是基督徒贵族的子女，在宫廷受过训练；其他人则是因征收儿童税而来，出身于卑微的巴尔干基督徒农民家庭。[7]

在17世纪早期以前，奥斯曼宫廷主要依赖招募而来的奴工。穆斯塔法·阿里于17世纪写道：“在罗马土地[9]上，大多数居民的身世都很复杂。回溯名人的家世，几乎都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记录，他们的母系或父系常是邪恶的异教徒，尽管名人本身已成长为正直又杰出的穆斯林。”欧洲人赞赏帝国的统治精英具有真才实干，观察家也惊讶地表示大多数的资深官员都出自寒门。奥斯曼并没有世袭的贵族——“没有贵族血统”。乔治·桑兹[10]于1610年谈道：“土耳其人有如凤毛麟角，这通常是责备之辞。”的确，若将奥斯曼视为土耳其人的帝国，与实情完全不符。19世纪时，“没有穆斯林会自称为土耳其人，这样称呼他简直就是侮辱他”（土耳其人这个词通常指安那托利亚的农民）。在高门，由于改信者人数众多，以致有一段时间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同时成了宫廷语言。威廉·利思戈观察道：“上流人士使用斯拉夫语。平民说的土耳其语原本是鞑靼语，他们由波斯人那里借用讨论国家大事的字眼，由阿拉伯人那里借用谈论宗教的语言，由希腊人那里借用谈论战争的词汇，由意大利人那里借用航海术语和职称。”蒙塔古夫人则发现，在首都，“他们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斯拉夫语、瓦拉几亚语、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更乱的是，光在我的家中就用了其中十种语言”。[8]

即使改变信仰是个人在政府中晋升和发展事业的先决条件，但也只有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才观察得到集体伊斯兰化的情形。在奥斯曼初期征服的行省（色雷斯和马其顿）境内，安那托利亚的村民被重新安置于此，与基督徒居民混居。但这项安置行动并不是最重要的促成伊斯兰化的力量。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在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和克里特岛，基督徒农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数都相当多，有时还是集体改信。保加利亚的文献记载有“一个乡村中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奥斯曼的一项宗教裁决描述：“一个大村子里的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渐渐改信伊斯兰教。”因此，该裁决下令建造新的清真寺来服务信徒。萨格勒布[11]的主教于1536年11月惊惶地写道：“超过四万人放弃了基督教。愈来愈多民众也这样做，以图在余生能享受到更和平的岁月。” [9]

集体改信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在阿尔巴尼亚，基督徒于18世纪信奉伊斯兰教。15世纪中叶的一位旅人观察到，在德里纳河河谷一带，多数罗马天主教的村民“近年来受到严重的迫害，所以很多人都变成了穆斯林[10]”。

改信伊斯兰教的一个较有力的论据是：在奥斯曼世界里，非穆斯林只具有二等身份。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视为“圣经的子民”而获得容忍，但也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而受到歧视和虐待。他们不可以骑马，不能穿着绿色的服装或建造超过某个高度的教堂。在奥斯曼宫廷中，他们的话不如穆斯林的话有分量。他们还担负比较重的税，据称是因为他们不服兵役的缘故。不过，尽管有这些难处，巴尔干半岛仍保留着基督教和非土耳其语系的特性，与奥斯曼在安那托利亚的版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塞尔柱人统治安那托利亚以来，土耳其语和伊斯兰教已普及了许多世纪。[11]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主要的人口（大概是总数的80%）仍然是基督徒。即使在被伊斯兰教侵入的乡下地区，人们也很少讲土耳其语：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仍说当地的斯拉夫语；阿尼纳的阿里·帕夏说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不说土耳其语；克里特岛的穆斯林农民说希腊语，并且像基督徒一样欣赏这个岛上的史诗《情爱宝典》，毕竟他们多数是这些基督徒的后裔。在埃迪尔内核心地带之外，土耳其语仍是限于巴尔干都市中心所使用的行政通用语。在主要是基督徒的土地上，帝国统治下信伊斯兰教和说土耳其语的波斯纳塞拉、斯科普里和索非亚[12]等城市就像大海中的岛屿——正如同时期的德语城市处于说斯拉夫语的东欧之中。[12]

如果巴尔干没有成为另一个伊斯兰土地，原因之一是苏丹没有兴趣让这件事发生。基督徒比其他人缴纳更高的赋税，因此他们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会使帝国变穷。17世纪的旅人说：“非常多的（希腊人）无法再忍受这种残酷的暴政，希望变成土耳其人，但许多人都被驳回了，因为（他们的领主说），接纳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所缴的贡金就会大大减少。”跟物质层面较无关的一些因素也有影响。高门曾两次（1517年及1647年）认真地考虑强迫巴尔干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但都遭到基于《古兰经》立场的宗教意见的反对。一般而言，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有驱逐不信者和异教徒的冲动。相反，伊斯兰法律明确规定容忍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徒。它禁止穆斯林改信其他的宗教，但并不要求他教的信徒改信。事实上，许多改信者都很感激地现身说法，表明信奉这种真正信仰不是出于物质或卑劣的动机。

因此，对东正教而言，伊斯兰教的统治远不如天主教那样具有伤害性。天主教的军队在1204年和1444年的十字军东征中，为巴尔干的基督徒带来了大浩劫；威尼斯人在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严苛且频施镇压。1694年，威尼斯人短暂占领希俄斯岛之后，岛民都说：“被土耳其人统治还比较好过。”一位东正教僧侣在1641年告诉一位天主教的传教士：“我宁可变成土耳其人，也不要变成你们拉丁人，因为你们痛恨又迫害我们。”事实上，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在帝国之内常比帝国之外来得和谐。例如，在17世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天主教人口很少，天主教和东正教居民时常参加彼此的礼拜，教堂也建在一起。到了1749年，东正教主教甚至曾训斥西夫诺斯岛和米科诺斯岛的居民未能认清两教仪式的差别。不过整体说来，尽管耶稣会会员和其他传教士在巴尔干半岛从事传教活动，但由东正教改信天主教的农民寥寥可数。土耳其人的统治使东正教主教和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均衡倒向前者，但这倒不是因为前者是高门的仆人。[13]

18世纪中叶，因安条克[13]地区主教的任命而引起的争端，使东正教宗主教突然间明白了忽视帝国内天主教的活动的危险。于是在高门致力行政改革同一时间，宗主教加强了对信徒的控制，替中央集权式教会制度［后来为人所知的“御谷”（millet）制度］奠定了基础。不过，广义而言，东正教教会其实早就被纳入了奥斯曼政府体系，至少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为他的基督徒“羊群”建立新的管理方针时就已开始。基督徒，像犹太人一样，都被认可为“被保护的庶民”（zimmi）。只要他们保持忠诚、缴纳赋税，就被容许按自己的信仰习惯行事。东正教的主教——最尊贵的即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在这两方面都算是保证人，并且在后来被视为“异教徒团体”的首长。他们得到授权，可以为了公共目的向东正教教徒收税，也能通过宗教法庭为基督徒主持正义。他们的代表享有官方的特权，譬如派遣土耳其士兵陪他们去收税。苏丹借此赋予教会组织一个新角色：除了在拜占庭世界原有的宗教功能之外，教会现在还渐渐融入政治和行政功能，作为帝国东正教臣民的喉舌。[14]

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种怀柔征服的方式（而不是摧毁东正教），为它带来了许多益处，而主教及其敌人和对手也都明白这一点。在经过拜占庭最后四分五裂的混乱阶段之后，教会现在终于能在巴尔干半岛和安那托利亚恢复并拓展它的权力。由于土耳其人的缘故，东正教教会大体上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带来的天主教威胁。许多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首次实际统一了巴尔干半岛。16世纪晚期，奥斯曼首都有官员报告，那里的基督徒“宁可让土耳其人统治，不想被其他人宰治”。当土耳其部队于1715年重新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希腊的农民都很欢迎并支持他们。[15]

奥斯曼的统治带给巴尔干基督徒的不只是宗教自治，还有日益繁荣的经济。从一开始，基督教在若干税收上的节制便让少数人能聚集起庞大的财富。15世纪时，据说大富豪米夏尔·坎塔库齐诺斯与帕夏们及大臣们来往频繁，并且受到他们的尊敬，他拥立与废黜了多位宗主教。后来，东正教商人利用贸易对手（如威尼斯）的崩溃，以及中欧和俄罗斯南部新市场的兴起，通过贸易建立了财富基业，组织起相当大的船队。君士坦丁堡受过西方教育的有钱的希腊家族——即法纳尔人，因居住于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而得名——成了奥斯曼行政高层的中间人，并且开始在宗主教的俗人职司中占据主导。在17世纪中叶奥斯曼和威尼斯人谈判交出克里特岛时，以及在1698年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希腊的翻译都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在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杰出的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就随侍在主谈判者雷米·穆罕默德·埃芬迪一旁。马伏罗科达托的儿子还曾被任命为多瑙河自治省的侯王，是首位在18世纪将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变成希腊学术及文化中心的希腊诸侯，这两地也是奥斯曼、俄罗斯、意大利和中欧等文化的重要交会处。法纳尔人出身希腊基督徒，对奥斯曼忠诚，他们由于自身利益，（借用他们一位杰出人物的话来说）“尽可能做个希腊人”。他们认为当希腊人意味着从服侍苏丹中获得声望、财富与荣耀。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写道：“我们遵守《福音书》的指示，‘将恺撒的归给恺撒’。身为基督徒，我们绝不会将短暂、易腐败的事物跟神圣、永恒的事物混为一谈。”[16]

有关贪污腐败，法纳尔人可说经验丰富。他们的崛起跟宗主教教区内部日益严重的财政和道德问题时间相同。在1495年之后的100年中，宗主教经历了19次的更换；在接下来的那100年，却有61次更动。由于教会最高职司可以通过向奥斯曼官员的高额贿赂来买卖，腐败的教会于是臭名远扬。教会职司的候选人常向有钱的法纳尔人借贷，他们要还钱只能凭借教会向基督徒农民抽税。宗主教之下中央集权程度愈来愈高，增加了教会资源，可能也让这个问题更加恶化。一位英国旅人描述：“希腊农民常说，乡下的劳工受到三种诅咒，即牧师、当地基督教显贵（cogia bashis）和土耳其人，人祸总是依此顺序而来。”在19世纪的波斯尼亚，“希腊宗主教会确保当地的主教职位只由法纳尔人担任，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波斯尼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东正教基督徒，被血统、语言和性情都不同于他们的牧师所管辖。这些牧师和土耳其官员联手压迫他们，树立了更坏的道德堕落的典范”。理由很明白：“他们每年必须送巨额的贿赂给上面。”如此这般的勒索和贪污事件终于让旧的东正教普世教会主义成为历史，也导致基督教会和教徒彼此怨怼，挑起非希腊语系农民被“希腊的”教会剥削的感觉——正是这种感受为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铺好了道路。[17]

然而，正当贪污腐败侵蚀教会组织时，巴尔干东正教的世界却仍旧兴盛了起来，范围由地中海扩展到黑海，从意大利北部延伸至俄罗斯。我们可以从约西波·莫西俄戴克斯的生涯和旅游中，看出在这个东正教巴尔干境内，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可能拥有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此人是杰出的教师兼学者，为瓦拉基人，来自今日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南岸。他生于1725年，在萨洛尼卡（即今之塞萨洛尼基）、士麦那和阿索斯山的学校接受教育、学习希腊文化，到帕多瓦做研究，然后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文化中心——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贵族学院执教。他也曾到威尼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旅游，声称看到了“所有的希腊移民社群”。康士坦丁·达彭提斯与他同一时代，在斯科佩罗岛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广泛游历奥斯曼帝国。1757年，达彭提斯带着他修道院的真十字架，开始越过巴尔干半岛，旅程长达八年。他由阿索斯扬帆出发，越过未来保加利亚的土地，抵达多瑙河和摩尔达维亚，然后南行回到君士坦丁堡——根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将这个城市自瘟疫中拯救出来——于1765年荣归圣山。[14]

达彭提斯的游历是在他的“故乡”——他故土岛屿的世界中发生的。对他而言，“希腊”这个词没有政治或领土的含义。东南欧，并不是由民族国家而是由东正教界定出来的区域。这里的时间遵循着东正教教会的韵律，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历史概念。日常生活到处都有属于神和超自然的事物。当然，巴尔干东正教也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报酬：萨摩斯岛和塞浦路斯的甜酒，阿勒坡的开心果，士麦那的无花果，摩尔达维亚的苹果和瓦拉几亚的乳酪。当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问及为什么拜占庭帝国未能在它的欧洲领土上巩固文化与宗教方面的控制（如西方的罗马教廷一般），他搞错了。拜占庭文化其实仍在东正教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不断演进。它在苏丹首都内的希腊法纳尔人夸张的著作中存活发展。法纳尔人虽然一会儿对高门忠诚，一会儿又对拜占庭帝国的重生怀着希望，但他们始终是东正教和希腊文化的虔诚支持者。拜占庭文化也在尤金奥斯·伏加里斯这样的教会知识分子手中演进。他可能是18世纪晚期东正教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被威尼斯人统治的家乡科孚、在土耳其的阿尼纳以及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然后将他的学识带到阿索斯、君士坦丁堡，最后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他游说女王，声称新的天主教进入东欧会带来种种危险。[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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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却与政治体制平行的宗教机构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是很重要的。苏丹的臣民都根据信仰分成不同的社群，主要由他们自己的教会组织来管理，拉比[15]、主教和卡迪[16]主持各自的法庭、监督公共事务，并负责向教徒收税、协调经济事务。但是，当宗教如此区分，甚至分割出各自的群体和个人时，同时也建构起对生命难题和困境的共同看法。特别的是，这是在一个宗教容忍程度远大于欧洲其他地方的统治制度之下——借用利思戈的话：“在他所有的领土上，信仰自由无处不在，各种宗教都有。” [19]

宗教权力是各种宗教信徒都惧怕、尊敬和求助的共同资源。基督徒懂得利用穆斯林的智慧，从清真寺或圣殿搜集护身符或圣土。在某位基督教殉教者的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穆斯林妇女如何被宗主教治好病痛。主教最初拒绝治疗，理由是“接纳那些对我们信仰陌生的人是不妥的”。可是，他终于动了怜悯之心，说：“到我面前来的，我一定不会将之抛弃。”穆斯林会拜访基督教牧师，基督徒也会拜访犹太教的拉比。例如，有文献记载，16世纪伊斯坦布尔有一个人在发烧陷入险境时，发誓说如果他恢复健康，就会放弃对男童的爱好。等到病治好了，他却改变主意，但仍犹豫是否要毁誓。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17]劝告他，说他无法挣脱誓言。于是他便向萨洛尼卡的犹太教拉比们请益，看他们是否能找到教规漏洞（他们建议他试试女人）[20]。

有的人需要面对特别危险，如海员，时常会表现出一种普遍的虔敬。德布斯贝克表示：“当（土耳其人）做好航行准备时，他们会去找希腊人，问海洋是否已得到赐福。如果希腊人说没有，土耳其人就延后航海；如果已举行过祝福仪式，他们就登船，扬帆起航。”各种信仰的水手——尤其是海盗——都尊崇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曾有一位法国人在海上遭到了暴风雨，土耳其的水手劝他向圣母祈祷，因为这位水手在维也纳被囚时曾听说她能助人脱困。在这个世界上，人需要来自各方的帮助：不虔敬远比属于不同的信仰来得严重。土耳其战舰上的一个英国奴隶述说：“在他们首次上船时，被问到信什么宗教。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于是有人温和地劝他们放弃原有信仰，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但因为他们坚定地拒绝，结果土耳其人说，由于他们拒绝接受真正的信仰，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服侍上帝，求得次佳的救赎机会。他们立刻被分配到一间小舱，被要求打点成小礼拜堂，不得不每天定时地祈祷。”[21]

瘟疫、干旱、洪水、地震、海盗、战争和火灾，这些都是奥斯曼时代巴尔干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凶险，它们强迫不分宗教领域的人们尊敬天上的力量及神学家的智慧和知识。例如，圣徒由于保护特定城市而知名，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样承认这些圣徒有阻挡危险的能力。当美特索文的圣尼古拉的遗骨减轻了崔卡拉镇的瘟疫、避开了蝗灾时，“基督徒和土耳其人都欣喜若狂”。塞浦路斯也曾有一次蝗灾，“像黑云蔽天，阳光几乎无法穿过”，后来被圣米迦勒的右手击败，人人感到欣慰。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承认东正教殉道者遭到处刑时会发生神迹——尸身发出“无法描述的”甜美芬芳、不属于尘世的焕发容光、尸体不会腐烂。宗教也无力阻挡吸血鬼侵袭城镇所带来的惊惶，例如在亚加，有人看到吸血鬼“手提大灯笼四处滑翔”。1872年在亚德里亚堡，穆斯林霍加[18]和基督教牧师都无法将镇上的吸血鬼赶走，后来召来土耳其的术士，经过适当的作法，才减轻人们的惊恐。[22]

奥斯曼的巴尔干半岛因此是看不见的恶灵和善灵密集的世界。有些家族很令人惧怕，因为人们认为其成员是具有人形的吸血鬼。甚至传闻说有些人会将尾巴藏在内衣里面。各个宗教的信徒都会用符咒来抵御邪恶，其他还有大蒜、有绳结的绳子、野猪獠牙之类的兽角以及某些浆果。牧师忙着回应信徒的要求，在护身符上书写经文。若基督徒发现自己的护身符没有作用，会去借用穆斯林的。许多这样的信仰仍存留到今天，只不过人们因为害怕被嘲笑而很少说出来。[23]

然而，正是嘲笑吸引了许多非信徒，他们注视着信徒们充满迷信的无知行为，同时也有迷惑、兴味、超然和恐惧。天主教的观察家厌恶东正教的乡村神职人员对教徒的严密钳制，特别想强调这些牧师的无知。1762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耶稣会学者鲁吉洛·朱西普·博斯柯维奇（出生于拥有斯拉夫及意大利文化的杜布罗夫尼克）被跟他交谈的保加利亚乡村牧师吓倒，他说：“他以及这些贫苦民众的无知真令人无法置信。除了禁食和节日、十字架记号、对某个形象的崇拜和基督徒的名字以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那个晚上我居然发现……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天父，也不知道使徒信条和基本教义。”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瓦陵顿·史密斯旅行经过瓦拉几亚，他也发出类似的哀叹：“人们普遍极端无知……牧师的智识几乎不高过村夫俗子，我们可见到教区的主教身穿兽皮，像他最卑微的教徒一样跟在犁后面工作。”[24]

这些对乡村牧师的描述用在他的教徒身上更为真切。森治的天主教主教于1615年谈到他的新加入的教徒：“他们信奉神圣罗马教会，却完全不懂教义。”三个世纪之后，一位希腊民族志学者表示：“农人都很虔诚，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信服基督教根本教义，而是因为恐惧。”根据圣人会如何惩罚蔑视他们的人，巴尔干的农民将圣人分成“重量级”和“轻量级”两种。塞尔维亚人普罗塔·马提雅·尼纳多维奇曾在18世纪晚期接受乡村牧师的入门训练，他回想起：“某些老妇人，甚至有些男人会对我母亲说：‘我的姊妹，你可真有福气，家里有这样一位有学问的儿子，他能够为你说出圣人的名字，让你在不应当工作时便不用工作。’”[25]

然而，这种对教义无知的强调，通常阐明了旁观者——西方的游客、学者、寻找教义谬误的资深神职人员、专业的异端追猎者——对于基督教（以及宗教本身）所持的特定概念，而未必是表露巴尔干普通民众和牧师的宗教观。20世纪早期，一位法国学者认为，农民似乎没有受到“很多启蒙”。这样的评论是假设宗教也应该是“启蒙”的一环，且要以清晰的教义为前提。但其实，这对识字的都市精英比对不识字的东正教乡民来得更有意义：对于乡民而言，实践远比教条来得重要。该法国学者的评论也假设宗教是私人良心的反省，是神学的而不是集体信仰和实践的问题；宗教与科学世界划清界限，也跟魔法和超自然事物泾渭分明。如果说东正教的神职人员比天主教少受文化训练，也不够懂得神学的微妙之处，那是因为在巴尔干半岛上，虔诚和道德方针不如适宜的仪式来得重要。[26]

另一个研究巴尔干民间宗教的途径是对那里的农民采取比较同情的立场：信教是为了避免生命危机，以及去解释困难和悲剧的成因，如果可能的话更要预先阻止。换句话说，民间宗教是农民的一种理性观点：用大蒜来隔开邪眼；以适当方式搜集圣土和圣骨，并在牧师或霍加说出某个家人的名字时集中在一起，就可以留作那位家人生病或出意外时救急之用。对这种民间宗教更极端的解释是，它其实是一种保险。它的优点是肯定农民本身坦然承认的事，也就是教义上的差异对他们而言通常不重要。在有教会的贫穷乡下地区，这种情形甚至导致外来者（包括奥斯曼政府）认为不同宗教的差异性正大幅下降。20世纪初，阿尔巴尼亚的一位土耳其电报员说：“这里的伊斯兰信徒并不是真正的伊斯兰信徒，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同蒙塔古夫人所言：“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中间生活的人们并不擅长处理争议，他们说自己实在无法判断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宗教。但为了确定不会背弃真理，他们极慎重地服从两教的旨意，在星期五上清真寺，也在星期六到教堂做礼拜。”如果被问到信哪种宗教，马其顿西部小心翼翼的农民会在他们胸前画十字，说：“我们是穆斯林，但是，是服侍圣母玛利亚的穆斯林。”几个世纪之前，德布斯贝克曾在利姆诺斯岛见到土耳其人参加希腊仪式并感到吃惊，他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如果你问他们为何这样做，他们会回答许多风俗由来已久，长期经验证明了它们很有用。他们说，古人比他们懂得也能够见到更多，因此他们认可的风俗不应当任意打乱。”[27]

在这个共享的世界里，虔诚的仪式超越了神学的分水岭，不仅在超自然事物的领域中，也在奥斯曼世界的日常世俗生活中。例如，伊斯兰教的法庭和土耳其的行政当局，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可以接触。非穆斯林可以将它们当作上诉法庭，有时也借此绕过他们自己的宗教当局或习惯法庭。因此穆斯林官员能依照伊斯兰教的法律，帮助基督徒和犹太人处理税赋、商业和土地事务。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各省总督有时甚至会插手处理基督徒社群中关于任命主教的争执。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行会的成员，他们利用拜占庭的行会制度，让自己能受到圣徒、教长或圣人的保护。即使没有涉及穆斯林，东正教的男女信徒有时也利用伊斯兰教的教法法庭。有个塞浦路斯基督徒农民在一位伊斯兰法官面前陈情：“我缺钱。他故意拖延不还。根据伊斯兰教教法，我要他还钱。”[28]

个人生活最私密的部分都受到这种宗教并存的影响。例如在婚姻方面，基督教教会的态度便遭遇了始料未及的竞争。依照伊斯兰教，一夫多妻和各种暂时性婚姻的契约都是可行的，离婚很容易（妇女尤其容易）。哪一种宗教拥有更佳的吸引力因此是毫无疑问的。基督教会的管理阶层看来一直未容许一夫多妻制（无论如何，一夫多妻在巴尔干穆斯林中也不常见）；但暂时性的婚姻另当别论。1600年，威廉·比达夫曾注意到，以一些金钱包下与一位妇女在某期间内的关系，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自然的吸引力。最后，教会被迫默许这种到了18世纪已十分流行的做法。在有些地区，这种做法变成了赚取嫁妆的手段，一种合法化的人肉买卖。“假如有个陌生人期望与一位年轻未婚女性欢爱”，基克拉泽斯的沙勒蒙勋爵表示：

他会立即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父母身上，要求和这位少女结婚。这项交易马上成交，这对新人被带到地方行政官面前。他们在那里宣誓，两人在新郎居住岛上的期间互相忠实对待，新郎并保证在离去时付一大笔金钱，以及目前的预付款……这笔钱留作少女的财产，在她的配偶离去时，她会立刻用这些钱在同胞中为自己找一个真正的丈夫。此人一点也不因为她前面的婚姻关系而不尊重她，事实上把她视为寡妇。

这是基督徒岛民为了自己方便而采纳的伊斯兰做派，并且得到了土耳其官员的准许以及乡下牧师的容忍[29]。

撇开这种特定的制度不谈，在奥斯曼统治期间，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男人和基督徒女人一直有互通婚姻：结果许多穆斯林的母亲是基督徒，因此私下很熟悉母亲的宗教，有时还心向往之。塞尔维亚的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于1435年将女儿玛拉嫁给苏丹穆拉德二世，大概是想获得后者的青睐，可惜没有成功。阿尼纳的阿里·帕夏有个信基督教的希腊妻子，他曾因替她盖了间小礼拜堂而出名。后来，阿尔巴尼亚出生的奥斯曼官员伊斯梅尔·凯末尔·贝想娶一名希腊妇女，为了克服她继母的阻挠，在她的同意下将她诱拐走。在精英阶层之下，也有无数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关系的例子。[30]

改变信仰为陷在不愉快婚姻的基督徒妇女提供了特别的好处。借着改信伊斯兰教，她们的婚姻便自动无效，除非她们的配偶也改信。这有个特别的模式。一个伊斯兰教教会法庭（或卡迪法庭）听人陈述：“卡蔻（Cako）当着穆斯林的面表示信奉伊斯兰教，并且取名为法玛（Farma）。她丈夫也有机会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他婉拒了。”在另一个类似的例子中，阿布杜拉的女儿法玛（Farma bint Abdullah）登记她改信伊斯兰教，据称“我的丈夫、曼诺雅的儿子杨诺（Yanno bin Manolya）受邀信奉伊斯兰教，但他并没有成为穆斯林”。他承认他不再拥有法玛。引人注意的是，只要有任何一点背教的蛛丝马迹，穆斯林的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影响。18世纪伊斯兰法律概要便提及：

问：齐德（Zeyd）和他的妻子辛德（Hind）去上教堂，并赞成异教徒的某些行为。齐德和辛德必须重新入教和重新结婚吗？

答：是的。[31]

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3年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看到一场“文明的冲突”，并且认为巴尔干半岛位于这场冲突的一条全球断层线上。不论以这种方式来看巴尔干的未来有哪些优点，很明显，它并无法解释过去。奥斯曼政府及其宗教领袖在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划下明确的区别，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区别并没有那么显著。在这个欧亚权力均衡的游离区域中，许多潜在的摩擦——不论是固有的或由外人带进来的——都被当地共有的风俗减弱或消除掉了。

随时间演进的风俗提供了超越宗教的安全和保险。在兄弟结拜的仪式中，来自不同家族、甚至不同宗教的年轻人会宣誓忠于彼此。在利夫诺的边界地区——也就是威尼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的权力冲突的地方——流传着一篇土耳其人对17世纪中叶一场战争的记载，当时许多基督徒在战后成了阶下囚。当胜利的帕夏依习惯下令处决他的战俘时，他手下一个士兵求他饶过一名战俘的命。帕夏问原因，该士兵解释：“作战时，我让这个异教徒接受我的宗教，我也接受了他的。我们互称兄弟。如果您将他处死，他就会带着我的宗教上天堂，那对可怜的我来说，真是情何以堪。”这位被弄糊涂的帕夏请教其他部队的意见，他们为他澄清了这项习俗：

若我们的一位在前线的辅助兵被异教徒俘虏，当他们一起吃饭、饮酒时，某位异教徒也许会发誓将他救出牢笼；而这位穆斯林辅助兵也会承诺，若对方被我们俘虏，会将他自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他们立了个约，说：“你的宗教就是我的宗教，我的宗教就是你的宗教。”他们互舔对方的血，异教徒和穆斯林便成了“同一宗教的弟兄”……当然，在穆斯林或异教徒的经书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但这种异端之说在前线地区非常普遍。

感到厌恶的帕夏于是将两人（士兵与俘虏）都放了。[32]

三大一神教信仰的界线变得模糊，是17—18世纪巴尔干成长最快速的一项宗教运动的特色之一。此宗教运动即是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贝克塔西教”。贝克塔西教义与逊尼派伊斯兰教相反，主张“圣徒属于全世界”。19世纪晚期一本小册子记载：“贝克塔西教信奉天父，信奉真圣徒如穆罕默德·阿里、卡迪杰、法蒂玛、哈山和胡珊……他们也信奉所有古代和现代的圣徒，因为他们信奉善、崇拜善。他们这些信奉与爱戴令他们也信摩西、米利暗姆、耶稣及其仆人。”贝克塔西教徒改建基督教圣徒的圣殿，依自己的圣徒之名来重新为它们命名；基督徒也前往贝克塔西教徒建立的圣殿，当作他们自己圣徒的圣殿。在这样的环境里，宗教界线很轻易地消失。一位英国旅人在一间贝克塔西圣殿问神职人员：“我以为你们这里全是穆斯林。”他们告诉她：“我们是啊。但我们也庆祝圣乔治日。”许多世纪以来，贝克塔西教和奥斯曼宫廷中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颇有关联，随着该帝国的拓展而传遍东南欧，流行于阿尔巴尼亚南部大部分地方，即使在当代，它在那里仍根深蒂固。[33]

由宗教来看，阿尔巴尼亚或许是个特别的案例。一位显贵告诉伊迪丝·杜韩：“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有很独特的观念。我们信奉任何让我们自由持枪的宗教。因此，我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19世纪的许多人都很熟悉“阿尔巴尼亚人对待宗教的轻松方式”，为了“真正的信仰”而脱离“异教的无知世界”在现代人眼里是很重要或突然的举动，但对奥斯曼世界里很多人而言却非如此。现代人提到改信，总会唤起叛教、苦恼以及背叛个人和民族的形象。投入新的宗教通常是将新信仰添入旧信仰，而不是放弃旧的、只拥抱新的。的确，改信者时常留下旧的宗教仪式和习惯，只是必须保密，以免别人怀疑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爱慕不是真心诚意（他们仍在复活节涂红蛋），而由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土耳其语称为Donmeh）据说仍在家里偷偷维持旧的宗教仪式。[34]

保密也见于取双名的风俗——苏莱曼（Suleiman）变成了康斯坦丁（Constantine），侯赛因（Hussein）变成了乔吉（Giorgi）。双名可以让人周旋于官方的敏感类别之间，也可以用来隐藏真正的姓名。阿尔巴尼亚的方济会修士遇到受监护者坚持不用基督教教名、要用穆斯林假名自称时，都感到惊恐莫名，但他们也劝不了这么做的年轻人放弃用假名。年轻人强烈地为自己辩护：为了防止女巫对人施咒，还有什么方法比隐藏真名更好呢？不论是对付巫术、包税者，或威尼斯宗教法庭的调查官员，多重姓名都是弱者抵抗强者、个人抵抗宗教和世俗强权的一大武器。因此，透露自己的真名真姓就表明了此人决定在面对强权时仍坚持做自己。圣伊莱亚斯的生平里有一段他在殉道前的重要对话。据说这位圣徒因为想逃避重税而改信伊斯兰教。别人问他：“你难道不是穆斯塔法·阿都瑞斯吗？”他回答：“是，那是我。但我并非穆斯塔法，而是伊莱亚斯，东正教基督徒。”[35]

* * *

不过，宗教之间的界线并非能完全渗透，共存也不表示容忍。19世纪晚期，主流宗教的信徒便时常在日常言论中轻蔑“异教徒狗辈”。旅人们对各式各样的侮辱词汇都印象深刻。

基督徒则无法随便抱怨。他们许多教堂都改成清真寺，显示了他们是二等身份。他们很少获准兴建新的教堂，有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样的地区，他们不能敲钟，只能用响板击打木板来召唤信徒。一位从黎凡特返回的法国旅人在1836年提到：“在塞尔维亚，基督教完全没有在黎凡特那样的限制。我们听到长久以来未曾听到的钟声，又惊又喜。”但敲钟有时也被认为是挑衅性的“不信神”的行为而遭到禁止。[36]

在乡下，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不是什么禁忌。两个社群毗邻而居，他们日常的互动也不总是剑拔弩张。一位保加利亚人回想起他19世纪70年代的生活：

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相处甚欢。与土耳其人住家为邻的保加利亚村妇，和土耳其妇女密切愉快地来往。保加利亚小孩把土耳其小孩当成玩伴玩在一起。土耳其妇女和儿童的保加利亚语都说得不错，保加利亚成人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努力学土耳其语，结果形成了一种混种的土话。在保加利亚人家里工作的土耳其人都被视为亲近的朋友……我们很习惯土耳其人。当然，我们保加利亚人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服装、自己的习俗并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不同的习俗和服饰，他们的信仰也不同。但我们习以为常、各得其所。[37]

在城市里，穆斯林人多势众，人们互动的模式就很不一样。非穆斯林总是被谣言所扰，被描述成盲目信仰和暴行者。在19世纪早期之前，君士坦丁堡对非穆斯林一直都是危险的地方，在伊斯兰斋月[19]，谨慎的非穆斯林会避开街道。17世纪和18世纪时，土耳其禁卫军常常攻击基督徒和犹太人而能安然无事。禁卫军被取缔后，这种威胁减退了，现代化带来了共享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再度超越了宗教的界线。都市的聚落形态首次是以阶级而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在自由化的坦吉马改革[20]之前，富裕的基督徒常故意把房子外表弄得不吸引人，到了19世纪后几十年内才愈来愈宏伟豪华。在萨洛尼卡的工会、行会和中产阶级俱乐部里，都同时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足迹。阶级区别或许不曾消除宗教的类别，但创造出了另一种合作和利益关系。

其实，如果帝国更稳定，这种合作关系可能早已形成。社群之间的关系跟时间和空间都有关。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兴起后，为奥斯曼内部各宗教带来了新的紧张关系。东正教与天主教会的关系自18世纪中叶起显著地恶化，在那之前，它们其实有很真诚、密切的合作。到了19世纪，希腊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更让奥斯曼帝国对于东正教的态度有所动摇。于是，这段帝国宪法表面上趋向自由主义的时期，也是穆斯林感受基督教敌意而日益不安之时。数十万激愤的鞑靼和索卡西亚[21]的难民，在俄罗斯朝黑海挺进途中逃亡，抵达奥斯曼的国土，并在多布罗加[22]和保加利亚定居下来。

在阿布杜·哈米德自1876年起的统治时期内，奥斯曼开始反抗西方国家干预帝国事务。1876年制定的宪法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民间与官方对于强权干预愈来愈愤怒，导致了群众暴动，最后在1895年爆发了对亚美尼亚人以及次年对克里特岛上希腊基督徒的大屠杀。如近代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奥斯曼面对西方要求“宗教自由”时，有意地防卫自己的宗教以免被基督教侮蔑。奥斯曼权力的衰退也加强了穆斯林在这个新的基督教世界中的防御性意识。于是，在帝国统治最后阶段，现代化加深了社群之间的宗教分化，并赋予他们新的政治武器[38]。

那正消逝的旧有宗教态度，可从17世纪拉里萨主教殉道的故事中看出。据说他“心地和行为都很邪恶，被某些欧洲人的言语和承诺所骗，和魔鬼合作，聚集了足够的群众，向当时统治的土耳其人宣战……不久他被捕了，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应付的代价，被土耳其人在上帝的应许下将他处死。他做了与他教会职务不相称的事”。[39]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反叛的基督教主教和无情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不过，在（信奉基督教的）说故事者的眼里，这位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并不是英雄（跟后来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看法不同），而是被魔鬼引入歧途的人。土耳其人或许残忍，但他们是遵照神的意旨杀害这位主教。这个故事并不是描述一个没有冲突或宗教敌对的社会。它描写的是充满暴力、动荡不安的世界，也是一个基督徒对伊斯兰政府效忠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中，人的行为仍以宗教而非民族的观点来理解。

* * *

基督徒农民的信仰、兴趣和仪式也许深受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仍保留着有关基督教帝国重生的民歌和传奇。自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那个不幸的星期二陷落以来，相关的预测、怀古和预言就已在他们之中流传。塞尔维亚的东正教主教们和曼尼欧特的酋长们经常跟威尼斯和奥地利的外交人员密谋反叛土耳其人。1657年，有一位主教因为轻率地预测伊斯兰衰亡和基督教恢复统治，而被处以绞刑。俄罗斯崛起成为欧洲第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强权后，曾引发了新的预言：一支来自北方的金发战士部族会将穆斯林逐出君士坦丁堡。1776年，有个人自称是沙皇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女皇不幸死去的丈夫），他在黑山现身，带领氏族的联军抵抗土耳其人。这位冒充者的活动使叶卡捷琳娜女皇亲派特使前往那里，宣布支持这场将会反攻到“君士坦丁堡，古希腊帝国之都”的起义。黑山人当然没有兴趣夺回君士坦丁堡，但叶卡捷琳娜女皇确实有兴趣，她派宠臣奥洛夫伯爵去煽动东正教信徒反叛高门。希腊当地1770年起义的策划者也提供了帮助，虽然他们把奥洛夫看作“想象力来自阅读古代历史和神话故事”的人。[40]

奥洛夫宣布俄国有意“扶助和解放……整个希腊民族”。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的基督徒农民回应很热烈，但这场叛乱终究被奥斯曼军队轻易地平定。1770年，有4万人被杀、变成奴隶或逃走。这是一场原始民族主义的叛乱吗？可能是。东正教修道院院长瓦伦便曾写信给女皇，说她的成功“无疑将让我们期望甚殷的完全解放时刻提早到来”。但在1779年，希腊的酋长们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军队合作，并跟法纳尔人尼古拉·马佛鲁叶尼协商，镇压一直在该区域劫掠的阿尔巴尼亚非正规部队。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许多基督徒（特别是精英阶层）将俄罗斯的失败视为警告，尤其是因为它证明广为人相信的苏丹必败的预测属于无稽之谈。康士坦丁·达彭提斯写道：如果上帝——希望他原谅我胆敢这样说——考虑到我们的罪，制止神谕断定的那件事在指定的时间发生。

如果，我说，上帝认为那么多天文学家、学者和圣徒的预言都是徒劳；如果他认定不能把帝国乃至生命本身托付给不值得的人，那罗马帝国又怎么可能复苏呢……既然如此，希腊人和俄罗斯人都不可能统治这座城市，直到世界末日。愿慈悲的上帝怜悯我们，将天国赐给我们，而永远不要管地上的国。[41]

说来奇怪，达彭提斯本人正是那些将欧洲启蒙运动的观念传入巴尔干的东正教知识分子之一，他们为后奥斯曼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语汇。起初，他们的贡献根本与民族主义无关。他们受过中欧的新人文主义学识的训练，渴望将这些学识与东正教结合，宣扬科学知识、古典学识和哲学的优点，并批评他们自身文化的落后和野蛮。随着印刷文化的普及，希腊人的著作快速增加：是18世纪末希腊人印的希腊文书籍数量的7倍。几乎所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由教会培植出来，成为神职人员而获得学识。不过，他们因为热衷科学理性主义，加上采取世俗历史观而非圣经历史观，因此不自觉地掏空了宗教当局的传统基础。[42]

当奥斯曼绝大多数基督徒仍停留在原来的精神世界时，这一小撮有学识的精英开始钻研关于民族和种族的新语言。历史学家派夏里斯·奇卓米里德曾描述，他们的目的是整合“欧洲周边被遗忘的民族，纳入欧洲大陆共同的历史命运”。巴尔干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用世俗的新民族史观取代东正教的基督教时间观，来为现代民族主义铺路。18世纪初，法纳尔人亚历山大·马伏罗科达托曾将上帝创世之初到耶稣再临之间的历史分成六段时期，接着是“在永恒的华厦中长眠”的第七个时期。正是这种《圣经》的时间观——一般相信历史纪元的划分与一星期各天吻合——被文明和文化的新进展所淘汰。古希腊和拜占庭成了最先被重新认识的历史阶段（前者在18世纪被重新认识，后者在19世纪），并通过政治运作而改写。历史获得了新方向。

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知识分子梦想着有位开明的专制君主前来拯救人民、实现政治解放（正如伏尔泰的想法）：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国王，一个进行现代化的人物，或许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或约瑟夫二世[23]一样。俄罗斯人仍旧是潜在的助力，尤其在1806年至1812年俄土战争之际，俄军抵达多瑙河南岸，仿佛“伊凡祖父”真的将解放巴尔干的土地。不过，直到法国大革命，人们才首次发现解放可能将通过群众本身的行动而到来。法国君主政治被推翻、拿破仑崛起，尤其是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奥斯曼治下的埃及，让巴尔干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日益激昂。[43]

在新的政治煽动者中，有一位是里卡斯·维勒斯丁里斯，他自维也纳印行希腊文宣传品，呼吁推翻奥斯曼王朝，建立以人权为基础的新共和政体。里卡斯所著的《鲁米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及多瑙河各公国居民之新政体》（1797）是一个新“希腊共和国”的蓝图：人民独立自主，不论语言或宗教。习惯现代人种区分方式的现代人，会惊异于里卡斯认为新国家将以希腊文为官方语言的想法。但更让同时代的人吃惊的是，此书根本没有提到教会。里卡斯认为，为了支持仍然定义不明的“民族”，奥斯曼王朝和东正教教会都应当被清除。[44]

由于主张无神论和平等主义，这样的激进主义将许多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都吓坏了。奥斯曼官员同声谴责“几年前法国爆发的邪恶与煽动的革命之火，朝四面散布灾祸和动乱的火花”。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当局也不见得更高兴，他们逮捕了里卡斯，将他交给奥斯曼土耳其人，后者于1798年将他处决。东正教教会也很担忧。许多主教认为，政治自由的概念是魔鬼授意的，引诱信徒不对苏丹尽忠职守。在里卡斯死亡那一年，宗主教发表的《父亲的告诫》严厉谴责“虚夸的自由制度……那是魔鬼的陷阱，是致命的毒药”，并且提醒基督徒上帝如何“从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取代背离了东正教信仰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他让这个帝国的地位高于任何王国，表明它的出现无疑系出于神的意旨”。大约在同时，一篇用希腊文写的反知识分子的讽刺文章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它嘲笑亲法分子是“浪漫的青年，文明的显贵，口里说着‘我已经启蒙，我说法语，我穿着欧式服装’”。换句话说，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都反对新知识的政治派别[45]。

随着强调农民语言的文化价值的浪漫民族主义传入巴尔干，希腊文（有如西方的拉丁文）是通往学识的途径的旧有假定正慢慢受到质疑。19世纪早期，（常在希腊学校受教育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首次开始以文化社群来界定自己。他们对于希腊文化的独霸情形感到愤怒，公开怀疑希腊语是否是他们的语言或者“希腊”是否是他们的祖国。佩西·希南达斯基在他写的《斯拉沃尼亚—保加利亚史》中说：“有些人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民族，反而学外国生活方式和外国语言。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保加利亚语言，反而努力去读、去说希腊语，羞于自称保加利亚人。” [46]

但希南达斯基的目标读者中，会阅读保加利亚文的人有如凤毛麟角。政治与文化的新关系需要时间，慢慢由知识分子、书籍和城市传到小市镇和不识字的乡民，由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雅西和敖德萨的移民社群传入苏丹版图的心脏地带。大多数人仍不识字，对于书籍和书里的新学说一无所知，生活在深受限制的乡村世界。例如，1810年时，（未来塞尔维亚中心的）贝尔格莱德的帕沙利克区只有两所小学，而且教学语言都是希腊语；黑山在1834年才开办第一所小学；罗马尼亚化起因于当地贵族期望摆脱希腊王侯，却让农民感到心寒；至于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中叶纯保加利亚语学校开办以后的事[47]。

随着民族主义开始吸走信徒，东正教宗主教努力想回应。其传统的立场是接受不同基督教团体的差异，并坚持他们要有共同的宗教忠诚。依那爵宗主教如此说明这种立场：

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基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各自有其语言。不过，所有这些人民，和那些居住东方的人民，被他们的信仰和教会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团体和一个以希腊人或罗马人为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政府通称它的东正教臣民为罗马人，宗主教则是罗马人的宗主教[48]。

但是，“罗马人的宗主教”的地位却正遭到来自各方力量的推翻。希腊的知识分子视宗主教为卖国贼，对他口诛笔伐，因为“他不是笨蛋便是由牧羊人变成的狼”。愈来愈多斯拉夫人认为他是希腊人。土耳其人也不信任他，认为他是高门的不忠仆人。1821年，尽管宗主教格列高利奥斯五世已发公文将希腊革命分子逐出教会，但他自己仍被处死。[49]

巴尔干各民族国家在1830年之后崛起，更进一步削弱了宗主教的权力。自治的东南欧民族无法像17世纪的俄罗斯一样再忍受奥斯曼官员掌握他们的最高宗教权威。“自拜占庭时代以来，各地的东正教教会就与官府密不可分，一直臣属于君主。”此话出自一位新东正教教会的坚定信徒。1833年，新东正教教会于雅典成立，但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认可。其他的教会纷起效尤：保加利亚人为了争取能用斯拉夫语做礼拜的神职人员，与宗主教经过长期争吵，1870年终于成立了自己的教会（甚至在建立独立国家之前）——就是所谓的“地方主教”。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教会则于次年成立。设立土耳其东正教教会的法律草案在1921年提交给安卡拉的国民大会——这是此波新教会的高峰。阿尔巴尼亚随后于1929年也有了自己的教会。只有塞尔维亚人根据教规在1879年得到宗主教授权，成立自己的教会。这些新教会最终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决裂，宗主教的信徒日渐减少，也不得不向新的政治现实低头。在正好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宗主教的信徒从巴尔干和安那托利亚的全部人口大幅萎缩到只有几万，多数都住在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里最有权力、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基督教组织，实际上被基督教民族国家的兴起所摧毁了。[50]

不过，巴尔干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如其所愿。拥抱民族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许抨击过教会以支持民族的形成，但实际起义、创造新民族国家的是农民，他们仍坚定地依附着教会。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成功吸走巴尔干的东正教农民，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20年代花25万美元印了100多万张宣传单，教育了数十名小孩，却只有三个人改宗。18世纪，巴尔干许多知识分子的无神论得不到民众回响，这几乎不令人吃惊。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东正教（和其他宗教）仍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政治因素，但它的本质改变了。宗教以过去不为人知的方式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因此跟邻近宗教的差距变得更大。它变成了小说家乔治·西奥托卡所谓的“民族宗教”，因此，在西欧和意大利跟天主教抗争的反教会世俗主义并没有机会在巴尔干出现。今天，天主教教皇仍旧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势力却日薄西山，只对土耳其稀少的东正教居民有管辖权。在东南欧，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不超过两百年的政体——已经完全战胜了东正教的旧价值观。[51]

[1] 拜伦（George Byron，1788—1824），英国诗人，出身落魄贵族家庭，反抗专制压迫，追求民主自由，在投身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中病逝。——译者注

[2] 瓦兰吉人（Varangian），9世纪至10世纪左右进入俄罗斯建国的北欧人。——译者注

[3] 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等都是。——译者注

[4] 奥托国王（King Otto，1816—1867），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之子，1832年，伦敦会议把希腊的世袭主权交给他，让希腊在英国、俄国与法国的保护下成为“君主政体与独立”国家，1862年退位。——译者注

[5] 阿提卡（Attica），希腊中部突出于东南方的半岛，雅典即位于此。——译者注

[6] 伊格那莎大道（Via Egnatia），古罗马大道，连接亚得里亚海港口与君士坦丁堡。——译者注

[7] 特拉比松帝国（Trebizond，1204—1461），位于现今土耳其黑海海滨，1461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译者注

[8]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即征服者穆罕默德。——译者注

[9] 罗马土地（land of Rum），指原来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译者注

[10] 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1578—1664），英国旅行家、诗人，写有关于中东的游记。——译者注

[11] 萨格勒布（Zagreb），即现今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12] 斯科普里和索非亚分别为今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首都。——译者注

[13] 安条克（Antioch），土耳其南部一城市，靠近叙利亚边界，古叙利亚首都，也是早期基督教中心。——译者注

[14] 圣山（Holy Mountain），即阿索斯山。——译者注

[15] 拉比（rabbi），犹太教律法专家。——译者注

[16] 卡迪（Kadi），照伊斯兰教教法进行宗教审判的法官。——译者注

[17] 乌理玛（ulema），伊斯兰教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或教法学家。——译者注

[18] 霍加（hodja），穆斯林学校的教师。——译者注

[19] 斋月（Ramadan），指伊斯兰教历书上的九月，斋月内教徒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食。——译者注

[20] 坦吉马（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革新”，是1839年至1876年奥斯曼帝国改革时期的称谓。——译者注

[21] 索卡西亚（Circassia），位于高加索地区，索卡西亚山脉以北，临黑海。——译者注

[22] 多布罗加（Dobruja），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译者注

[23]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以其现代化计划被誉为“革命的皇帝”。——译者注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全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展开

黄金岁月重返

……天堂微笑，信仰和帝国闪耀

像消逝梦境的残骸

——雪莱[1]

如果我们探讨土耳其帝国内部衰败的原因，观察它们最普遍的征候，我们一定会知道，这是因为帝国在抗拒势力比它庞大到无法衡量的另一个世界。那另一个世界能在刹那间将它粉碎。它为了自身不为人知的理由而忍辱负重地生存，却也对另一个世界发挥了不可见的间接影响。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2]

从法国大革命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经过了漫长的19世纪，巴尔干的现代政治地图终于浮现。奠基于民族主义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取代了那个自封为罗马人继承者、“上帝的奴仆和世人的苏丹”的人，和他的历时长达500年的帝国。民族主义的胜利有部分是由于巴尔干人民本身的努力，经由起义和抵抗而摆脱奥斯曼的统治，但他们的努力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也是徒劳无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巴尔干解放运动抗拒欧洲国家制度的高峰。

外国为了结束土耳其人对巴尔干的统治而拟定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直到基督教国家开始攻击高门，计划才变得可行。奥地利在1699年之后征服了匈牙利—克罗地亚。俄国势力抵达了黑海，于1774年击溃土耳其海军，在签订条约后，有权干预奥斯曼政府事务以确保多瑙河各公国的安定，并成为高门治下基督徒的保护者。不过在18世纪末成为奥地利和俄国这两个强权（以及普鲁士）的受害者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兰（一个无心的后果是，民族国家在东南欧的崛起比在东欧其他地方崛起要早上好几个世代）。只是波兰被瓜分并无法满足这些强国君主的胃口。[3]

在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割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中，奥地利将接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山，俄国则控制其余的地方。女皇的孙子——故意取名为君士坦丁——最后将登上在伊斯坦布尔重建之拜占庭帝国的宝座。1787年，奥地利和俄国的君王共同出巡俄国刚赢得的黑海领土，穿过刻有“往拜占庭之路”的凯旋门。但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希腊的大计”从来就不曾实现，因为太多其他的强国有意拦阻，最后她只能兼并克里米亚半岛。[4]

这些开明的专制君主根本不想支持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而是打算建立基督徒帝国来取代穆斯林帝国。不过，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许多想法。希腊战士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1]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我的判断，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作为开启了世人的眼界。这些民族以前什么都不知道，人们认为君王是地上的神，对君王的一言一行只能称赞。经过现在这种变迁，统治人民就比较困难了。”的确，当俄国人继续支持东正教徒抵抗土耳其人时，哈布斯堡王朝却日益保守，自梅特涅[2]时代以来，便不喜欢斯拉夫人在家门前进行解放抗争。法国和英国则犹豫不决，不知是支持被压迫的基督徒抵抗穆斯林的专制政治，还是为了维护奥斯曼而对抗俄国。巴尔干半岛对自治的渴望因此遭到强权利益冲突的抑制。俄国外交部长聂索洛得[3]于1829年写道：“对土耳其帝国灭亡这个庞大的问题想得愈多，便会愈陷入困难和纠葛的迷宫。”国际上对这种奥斯曼衰退和民族叛乱的不可预测过程的处理，成了所谓的“东方问题”。[5]

尽管奥斯曼正在衰败，但巴尔干的基督徒仍太软弱，没有外来支援便无法争取到自由。他们缺少组织、领导力与意志去战胜土耳其强权。在拿破仑时代，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构成最严重的内部挑战的不是无武装的异教徒，而是现在大多被人遗忘的穆斯林精英——波斯尼亚的诸侯、黑塞哥维那的镇守使、阿尔巴尼亚的总督、北边维丁境内的军阀。18世纪中叶，波斯尼亚常有叛乱，导致苏丹商讨要“重新征服”该省，但情况愈来愈糟。1803年6月，一位英国人写道：“苏丹手下的帕夏（总督）比封建基督教王国的君主手下的贵族更为独立。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几乎是可怕的混乱、暴动和野蛮。” [6]

当苏丹努力想控制维丁的军阀时，在哈布斯堡领土对岸的贝尔格莱德省的附近，不服指挥的穆斯林新军军官也正为自己夺取领地。兰克写道：“在帝国所有的新军当中，没有谁比贝尔格莱德的新军更反对苏丹。”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杀害苏丹的代表——贝尔格莱德的维齐尔——只因他亲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屠杀支持他的基督徒亲王。后者以苏丹之名执戈反抗，也就是说，起初他们挺身而出的动机是自卫，不是追求独立的梦想。但是苏丹犹豫着是否要接受他们的支援。帮基督徒武装对抗穆斯林的念头总是让高门不太放心，不论前者有多么忠心，后者又多么叛逆。[7]

于是，塞尔维亚的亲王们于1806年向俄国人求助，将原属地方的叛乱变成了解放抗争。俄国人很重视东正教信徒的忠诚，但他们不想使奥斯曼帝国分裂、落入拿破仑之手。况且，一旦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人分身乏术，土耳其的军队便会重新控制贝尔格莱德周边土地。因此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以失败收场，主要就是列强在欧洲斗争的结果。但奥斯曼帝国为了对抗武装不足、组织散漫的基督徒农民和商人，却花了九年时间来铲平那小小的边境战争。这不是个好兆头，它加强了伊斯坦布尔主张现代化的人士要求奥斯曼政府全盘改革的论调。更糟的还在后面。

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像叛党领袖卡拉乔治[4]一样逃往海外。有个叛乱者决定留在家乡，听命于奥斯曼的官员，他如此推断：“若领土荒芜，苏丹能有什么好处？若塞尔维亚人都被屠杀，塞尔维亚又有什么价值呢？”狡猾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也留下来为苏丹效力，被任命为大亲王以便平定该区。但两年后，他又领导第二次起义。1815年春天，他首次将他的穆斯林结拜兄弟阿斯钦·贝带到安全之所，然后宣布开启新的“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开战的讯息传遍塞尔维亚：居民应当杀掉他们遇到的任何穿绿衣服的人——那种衣着正是穆斯林的标志。[8]

塞尔维亚人这次起义的时机比上次好：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让俄国人得以照顾他们在巴尔干的附庸，在俄国的压力下，土耳其人被迫对塞尔维亚人让步。一支土耳其的驻军留在贝尔格莱德，但是穆斯林被限制在帕夏管辖的城镇活动。为了确保米洛斯重新对苏丹效忠，苏丹让他成为塞尔维亚的实际统治者。他就像帕夏一样管理塞尔维亚人，还抓住他的政敌卡拉乔治送交苏丹，暗杀质疑他的权威的其他政敌，吊死叛乱的农民。对高门而言，这种安排倒是为这小小的省份带来了安宁。因为此时奥斯曼帝国正遭到伊底鲁斯和波斯尼亚更严重的挑战，那里武装精良的诸侯都在质疑苏丹的权威。当希腊发生叛乱，米洛斯谨慎地袖手旁观，以表示仍忠于高门。他的报酬于1828至1829年来到，当时另一次俄土战争导致奥斯曼帝国再行让步：他被承认为塞尔维亚的世袭亲王，内政完全自治。从此时开始，塞尔维亚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在1878年于柏林会议上赢得正式独立之前，塞尔维亚比较像是土耳其帝国内的自治基督教公国——正如多瑙河各公国或是新建立的萨摩斯公国一样，各有不同的自治方式。民族国家的最后胜利仍有一段路要走。[9]

19世纪早期，苏丹治下不顺服的总督中最顽强的或许要算阿里·帕夏。他是个面容庄严却残忍无情的阿尔巴尼亚人，势力范围从他在阿尼纳的基地往东延伸至瓦尔达尔河，往南则至科林斯湾。在与高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和英、法两国外交人员复杂欺骗的交涉中，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利用希腊人。他知道敖德萨、维也纳等地的希腊革命圈子长期策划着解放抗争，而且半秘密的友谊社正在阴谋叛乱。阿里·帕夏说希腊语，有位信奉东正教的妻子，他雇用一群希腊顾问，他们劝他皈依基督教，他则鼓励他们恢复“罗马人的帝国”。他的都城阿尼纳是重要的基督教学术和教育中心，希腊语文学校非常兴盛。[10]

1821年，高门为了粉碎阿里·帕夏的势力，派部队去阿尼纳征讨他。同一时间，希腊有两处相隔几百英里的地方都发生了起义事件。第一桩起义比较不成功，发生在多瑙河各公国，靠近黑海周围的繁荣希腊世界。领袖是法纳尔人、前俄国军官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提斯。俄国已是希腊人获得支援的主要来源——希腊人是高层外交圈中一个财富、阴谋与同情的汇集之所。伊普西兰提斯曾是俄国将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而后来成为独立希腊第一任总统的爱奥尼斯·卡波迪斯特里亚拒绝领导叛乱，他是当时俄国外交圈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道：

（希腊人如何）印制宣言书，很快散布到各处——据说里面提到希腊的凤凰将自灰烬中升起，土耳其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还有一个强权认可了这项有气魄的壮举！希腊人已成群聚集在三种旗帜下。其中一支旗帜是三色旗；另一支招展着用月桂枝叶缠绕的十字架，上面的文字是“靠此记号征服”（上帝对君士坦丁大帝的应许）；第三支旗帜描绘自灰烬中升起的凤凰。[11]

倘若俄国如伊普西兰提斯期望的给予支援，多瑙河流域的起义就可能带来法纳尔人梦想的拜占庭帝国的复兴，但事实上沙皇急于保持欧洲的和平。卡波迪斯特里亚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皇帝很不赞同伊普西兰提斯亲王希望用来解放希腊的那些（手段）。当欧洲各地受到革命的威胁时，有谁会认不出这两个公国的革命的同样颠覆模式会造成一样的后果，有引起战争灾难的同样阴谋……有煽动性的专制政治的最可怕祸害。”当罗马尼亚的农民也拒绝对叛军的支援后，叛军便被土耳其军队轻易地剿平了。罗马尼亚的叛乱领袖都铎·瓦拉迪米里斯楚说：“我并不准备让罗马尼亚人为希腊人流血。”这次失败主要的后果是，法纳尔人完全丧失在多瑙河以北的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也因此消失。[12]

一个月后，春天揭开了新的战斗季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遥远南端发生了希腊人的第二次叛乱。那里的农民多数说希腊语，因为俄国人的唆使，早在1170年就有过一次重大叛乱，并以流血收场。这次起义比伊普西兰提斯的起义成功，而且该事件意味着当希腊人真的建立新国家时，它并无法成为横跨欧洲和安那托利亚的新拜占庭帝国，而只是一个小王国，首都位于雅典这个奥斯曼小市镇。而此次起义仍谈不上完全成功。

起初，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高门与北方狡猾的阿里·帕夏之间的斗争。在帕特拉斯[5]，希腊人仍期望阿里·帕夏会“打胜仗”，将他们从奥斯曼的统治中“解放”。事实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斯曼官员在为同样的事担忧。他们为了先制伏阿里·帕夏的基督徒支持者而囚禁当地的显贵，无意中触发了希腊人的叛乱。许多希腊人面对被捕或反叛的抉择时，都选了后者，开始攻击穆斯林的聚落。“长年遍布在西天的黑云，现在似乎开始在这个地方投下它荒凉和恐怖的阴影。”一位英国人在马其顿听到叛乱消息时说，“这种争取独立的革命精神似乎也在希腊其他地区风起云涌。”最初几个月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4万名穆斯林居民大约有1.5万人遭叛党杀害，幸存者都逃往城镇和要塞避难。当年夏天，希腊军队围攻、最后洗劫了省都特里波利斯。一个希腊人回忆：“大伙进城拼命砍杀，将男人和妇孺由星期五一直杀到星期天。据称有3.2万人被杀……另有约百名希腊人被杀。后来终于结束，有告示出来说屠杀必须停止。”[13]

1821年年底，希腊的叛乱领袖聚在一起，宣布新宪法并向欧洲求助。他们的同情者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是“文明政府的永久耻辱”。但希腊人像早先的塞尔维亚人一样漫无组织、争吵不休，他们彼此攻打，浪费了曾赢得的战役。1825年以后，组织严明的土耳其—埃及部队联手蹂躏伯罗奔尼撒。若不是欧洲前来施救，巴尔干历史上恐怕又有一次叛乱失败的记录。英国首相坎宁担心易卜拉欣·帕夏的军队会奴役伯罗奔尼撒的基督徒，便提出警告，表示他“不会准许实行让人口减少的制度”。他告诉易卜拉欣“要拒绝或正式放弃……将那里的人运往亚洲和非洲，再将亚洲和非洲的人运来，使摩里亚[6]变成巴巴利国家[7]”。奥斯曼帝国三年前在希俄斯岛的报复使数千希腊人丧命，更多人被卖为奴隶，已使欧洲自由派的良知大为震撼。这次列强为了监视状况，便派了一支小舰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毁了土耳其的海军。埃及军队随后在法国远征军的监视下撤退了。多亏这样的外在干预，希腊终于在1830年成为独立的国家。两年后，列强选上一位17岁的基督徒、年轻的巴伐利亚亲王奥托担任希腊的国王。[14]

历史学家常要解释为何已经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在巴尔干民族国家兴起这个案例中，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成功必须归因于商人移民社群的出现，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但若非奥斯曼帝国军事和行政的软弱无力——尤其在帝国边缘地区——以及国际权力均衡的变动，这些原因全不值得一述。塞尔维亚人于1810年军事失利，希腊人则在1827年被击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争取到了建国地位。有位学者写道：“如果没有一个或更多强国的全力支持，塞尔维亚人能否从奥斯曼手中争取到独立，实在值得怀疑。”就希腊人而言也是如此。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的结局是换来微小且不安定的政体，远不及那曾激励巴尔干革命分子的梦想中的伟大帝国。

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强权仍是奥斯曼帝国。丢掉希腊（和埃及）之后，高门终于废除碍事的新军，将军队现代化并进行一连串的改革。阿里·帕夏于1822年被杀，波斯尼亚的诸侯在1831年兵败，奥斯曼帝国得以实行中央集权。诸多改革减轻了地方诸侯压迫巴尔干基督徒的专横情况。1837年，一位奥斯曼官员谴责地主强迫农民在星期天干活：“非穆斯林农民迄今备尝艰辛。苏丹之意是他们应受到保护，让他们全心信奉自己的宗教。”[15]

“欧洲的病夫”仍旧生气蓬勃：晚至1897年，土耳其仍能打败希腊的军队。其在经济上也很有活力：许多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仍是奥斯曼公民，一点也不想迁入他们新的“母国”，反而是有些人为了逃避新希腊王国的高税率和灰暗前景，搬到奥斯曼的安那托利亚或黑海港口。帝国的市集持续吸引基督徒商人，东正教信徒还是为高门效力，担任大使和顾问。[16]

这两个新国家都是贫困的农村国家。借用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的话，塞尔维亚是“一片林海”，国内的牛比人还多。哈布斯堡领土内的塞尔维亚人的学识发展远比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先进。住在新希腊王国的希腊人可能有80万，但仍为高门臣民的却超过200万。希腊的都市都比不上奥斯曼城市如士麦那、萨洛尼卡及首都本身的结构与财富。当然，对那些心系复兴的人而言，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征兆。例如在雅典、帕特拉斯、特里波利斯等地，都有依现代格局而建筑的新城镇，它们快速扩张，取代了奥斯曼的旧聚落；另外还有新政府所委托兴建的新古典宅第和公共建筑。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布朗基于1841年写道：“依我们自己模式而建的一些军营、一间医院和一所监狱，都宣示了一个新兴文明的存在。”事实上，类似的城镇计划与欧洲建筑的趋势也正在改造奥斯曼城市。[17]

新国家的居民在和平时期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彼此凶恶地划分界线。在塞尔维亚，卡拉乔治派和奥布瑞诺维奇派的拥护者互相争权，当地人与所谓的“日耳曼人”（来自哈布斯堡领土的塞尔维亚移民）相争，亲土耳其者对抗亲俄人士。在希腊也是一样，区域派系之间、外国列强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间，都有数不清的斗争。这些分裂一开始就制造了政治上的怨恨。新国家虽摆脱穆斯林统治而拥有自由，但它们刚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所带来的自尊，却在面对列强时转为强烈的自卑。它们的胜利也不表示巴尔干人民立即开始以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相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830年时还不过是一撮知识分子和行动派所倡导的观念，“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也尚未成形。在东南欧，并没有“民族”自立为独立国家（如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新国家的领袖必须由沉浸在奥斯曼世界观的农民社会中创造出“民族”。布朗基表示：“塞尔维亚应当感谢米洛斯为它找到穿过森林的首批路线，财政秩序得以重建，塞尔维亚民族得以确立。”[18]

* * *

多瑙河的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合为未来的罗马尼亚——是极贫苦的说罗马尼亚语农民的家乡。他们被土生土长的地主波雅尔[8]支配，也受到向苏丹效忠的希腊亲王统治。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公国被土耳其和俄国争来夺去的处境，显示了那些自治省在完全并入帝国和赢得独立之间不断挣扎。希腊人于1821年起义失败后，法纳尔人权力衰退，让各省的亲王能自罗马尼亚波雅尔阶级中脱颖而出，形成各地的统治精英。在俄国的刺激下，高门不得不在1826年接受这种转变。1829年一场军事行动之后，俄国军队已抵达离君士坦丁堡三天行程的距离之内，于是强行推行军事统治，但有些行省（如塞尔维亚）名义上仍属苏丹。根据《亚德里亚堡和约》第五条，所有公国都将“享有它们的敬拜仪式、完善的安全防卫、独立的国民政府与充分的商业自由”。[19]

然而，民族独立的承诺却无法抵挡俄国军事占领的现实。进行现代化的俄国官员受到同时代英国和法国农地改革理论的影响，常干预各省内政，且远比土耳其人或法纳尔人频繁。教会受到政府的管辖，就像在俄国一样。城市规划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房屋都编上门牌号码，街道有了名称（正好比柏林晚20年），路上添了街灯，也有新的下水道。如同巴伐利亚人奥托管理的希腊王国，俄国人以开明的保守官僚作为他们改革的基础。他们利用1832年的“组织法规”将现金经济引入不动产，推动谷物生产，合法化波雅尔的土地所有权，却也让农村的阶级冲突日益恶化。[20]

不久，罗马尼亚人的新主子就像旧主子一样失去人心。在1848年这个革命年份，俄国和土耳其军队联手镇压了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起义。俄国人跟之前的希腊人一样逐渐失去影响力，罗马尼亚人开始接纳拉丁语系，尤其是他们的拉丁“姊妹国”法兰西的文化。在时尚圈里，法语取代了希腊语，正式公报也使用法文。有些人梦想着将瓦拉几亚的都城布加勒斯特变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21]

俄国于克里米亚战败后，法国人就鼓吹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个公国合并，以便抵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法国的支持加上罗马尼亚当地精英的巧妙运作，让这个想法得以实现。1859年，两个省议会都选出同一人当统治者——亚历山大·库扎，“一位宁要牙买加朗姆而不想插手公众事务的牌戏好手”——而且也都赞成统一。罗马尼亚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诞生了（但要到1878年才获得国际正式承认）。库扎像巴尔干新国家的多数统治者一样在位非常短暂，不过他至少逃过了暗杀之祸。他因为推行土地改革而与许多地主为敌，在1866年被推下权力宝座。如同早先的希腊，罗马尼亚的地方精英无法接受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元首，只好从国外搬个王室回来。普鲁士国王的表亲、霍亨索伦王室[9]的西格马林的查理亲王在被选为罗马尼亚的国王之前，据说从未听说这个国家，不过他跟同时代的希腊国王乔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他是一个“好孩子，才华不出众的平凡青年”——一样长期在位，安享太平，直到1914年驾崩。

* * *

保加利亚的独立比较晚——在1877年俄国最后一次入侵奥斯曼的欧洲领土之后——而且有高度的争议性。尽管19世纪时已有少数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形式的文化和经济复兴，但因为接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和大主教比较容易控制保加利亚斯拉夫人。1841年的一场农民起义被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快速无情地镇压，许多保加利亚人向北逃往多瑙河各公国、俄国，后来更逃往塞尔维亚。小型革命的密谋只发生在布加勒斯特和布莱拉[10]的咖啡店和客栈里。奥斯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越过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武装部队打得溃不成军。保加利亚的显贵大多在文化上亲希腊，并且忠于苏丹。当罗塞尼亚[11]学者尤里·维内林1830年到保加利亚，为他对保加利亚民族的历史及种族的开创性研究搜集资料时，他发现他们对他的询问很冷漠，没有什么回应。称呼一个人是保加利亚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22]

由于农民和商人缺乏爱国情绪，以及武装起义终究失败，保加利亚的革命人士都感到理想幻灭，转而采取非军事策略，希望建立一个自治的东正教联盟，和苏丹分享权力。匈牙利于1867年成功脱离哈布斯堡帝国掌控，共同建立起二元君主制[12]，示范了和平抗争的好处。有一阵子，高门底下似乎也能进行改革：许多保加利亚人生活在改革派米德哈·帕夏管理的多瑙河省，此人对基督徒和穆斯林一视同仁——至少在理论上——给予他们立足点平等的官员地位。但这些基督徒事实上多为波兰、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移民，不是保加利亚人，而米德哈本人也在三年后被撤换，成了奥斯曼长久不稳定的官僚政治的牺牲者。[23]

宗教变迁比爱国的行动主义更成功地塑造保加利亚意识。美国的新教传教士曾将《新约圣经》译成保加利亚农民能了解的文字，借此开始渗透希腊文化独霸的圈子。尽管如此，传教士发现很少有农夫能读自己的文字，因此认真思考印制用斯拉夫字母写的土耳其语圣经！1849年，由于君士坦丁堡众多的保加利亚行会施加压力，著名的萨摩斯亲王斯蒂芬·波哥里迪的家乡建起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波哥里迪也是苏丹的顾问，有部分保加利亚血统。后来又有人反对希腊人对宗主教职位的独霸以及希腊大主教在乡间的横征暴敛，导致1870年另外新建了一座保加利亚教堂。然而此后很久一段时间内，仍有许多说保加利亚语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希腊人，在马其顿尤其明显。这种心态不表示他们支持南方的希腊王国的扩张计划，而是说他们要在宗主教主持的教堂里做礼拜。说保加利亚语等于保加利亚人的意识是后来才慢慢形成的。[24]

1876年，保加利亚一系列叛乱中的最后一次并没有争取到农民或城镇居民的支持。杰拉维奇写道：“四月起义后来虽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但它是一个完全失败的革命。”欧洲人并不十分在意叛军杀死了100多名土耳其平民。但当苏丹得知接近帝国中心之地竟发生动乱，不免感到心惊，于是下旨进行迅速残暴的镇压。奥斯曼非正规军犯下“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大概有1.2万至1.5万名基督徒遇害）的消息终于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甚至成为英国大选的焦点。当苏丹拒绝欧洲人要求他进行国内改革后，俄国于1877年入侵巴尔干。起初俄国遭到土耳其令人讶异的顽抗，后来终于攻向君士坦丁堡。那一年列强向土耳其人提出的和约帮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取得了独立，也标示出奥斯曼丧失了已拥有数世纪的欧洲领土。不过，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另一项和约，它产生了一个国土广大、自治的新保加利亚国，往西到斯科普里和瓦尔达尔河流域，往南则到萨洛尼卡和爱琴海。这就是所谓的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13]，即得名于《圣斯特法诺和约》[25]。

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只存活了几个月。列强，特别是英国认为它是俄国势力向巴尔干延伸的结果，令人无法接受。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坚持新保加利亚国的版图必须削减到小于原先的一半。马其顿交还给奥斯曼统治。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缓冲国——东鲁米利亚。这个新行省不久就并入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仅用了30年就从向苏丹进贡的自治公国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但保加利亚人从来没有忘记俄国人原先承诺给他们的国家，马其顿的“失土”更成了他们扩张梦想的标的。

* * *

建国的过程占据了整个巴尔干19世纪的历史。那是一段实验性质浓厚的漫长历程，而且此区的许多“小民族”仍是列强的臣民，隶属于奥斯曼（如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或哈布斯堡王朝。况且，自治并没有像奥斯曼帝国内外的许多联邦主义者所希望的是达到民族全面独立的另一种选择，反而是它的预备程序：由自治迈向独立的过程，多瑙河诸公国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花了几十年，希腊则只用不到三年。曾在帝国内争取到自治的克里特岛和萨摩斯岛，则在一次大战前成了希腊的领土。

欧洲列强强力干涉新国家的内政。它们从欧洲王侯之家的失业后裔中挑人来当新国家的国王，草拟新的宪法，并组织军事和文职顾问。例如，巴伐利亚人于19世纪40年代在奥托国王底下管理希腊，俄国人则于19世纪80年代治理保加利亚（包括军队和作战部）。列强在外交会议上划定边界、调整领土，并通过炮舰外交和经济威胁，强迫与会各方接受其要求。然而，它们对于新国家的控制并不是很成功，俄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均是如此。列强已经对民族主义的力量退让，帮助建立独立的国家，但此后它们便力图保住奥斯曼帝国的其余部分。而阻碍列强力量的是它们亲手造就的这些国家的扩张野心，扩张也是那些新国家中普遍的政治焦点。巴尔干半岛上的新局势并不安定，便是起因于此。

巴尔干政治的使命感是由扩张领土的梦想所驱动的。所有巴尔干国家都希望取回在列强划下疆界之外的“未收复的”兄弟或故土。例如，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14]的罗马尼亚人，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和奥斯曼土地上的塞尔维亚人，在被哄骗而瓦解的圣斯特法诺土地上的保加利亚人。沉湎于新拜占庭帝国“伟大构想”的希腊人则企图在奥斯曼帝国中救回希腊文化。这些民间的光复主义激起了舆论的响应，资助非正规军越过边界入侵，且时常迫使毫无意愿的巴尔干君主们不顾列强劝告而冒进。米兰·奥布瑞诺维奇[15]在1876年被迫违背自己意愿而对土耳其宣战，支持在波斯尼亚起事的东正教信徒，又在1885年入侵保加利亚。但塞尔维亚这两次行动都不成功，而且仅因列强干预才免于再受羞辱。1854年至1897年，希腊人对奥斯曼领土发动了一连串入侵，但也都失败，1922年进军小亚细亚是这一系列失策的军事远征的最后一次，希腊人最后归咎于缺乏列强的支持。[26]

如果说巴尔干国家是过分高估自己恢复领土的能力，列强则是未能认真地看待这整件事。列强瞧不起自己的新创造物，常视这些国家为傀儡。1873年，奥地利的外长安德拉西曾说，奥地利的近东邻国全是“野蛮的印第安人，只能待之如未驯服的马，我们应该一手喂以玉米，另一手执鞭作势要打他们”。斐迪南大公则描述塞尔维亚是个“窃贼、杀人犯和盗匪出没，只有少数李树”的地方。哈布斯堡的军队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之后，与塞尔维亚只隔着一条很长的边境。此时维也纳的外交圈都相信他们已经抑制住塞尔维亚的扩张，并将腐败的奥布瑞诺维奇家族收为己有。但巴尔干民众痛恨对列强卑躬屈膝，行为太像强邻傀儡的君主都难免落得如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16]的下场。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在1903年遭到塞尔维亚的陆军军官杀害，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对头——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亲奥地利的彼得国王。[17]

俄国也相信自己牢牢掌握着斯拉夫人的忠诚。尽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确实感激俄国帮忙建国，但两国仍很快就开始痛恨这个北方强邻的干预。俄国过度的自信也许在1912年表现得最明白：俄国外交人员鼓励巴尔干国家结为巴尔干同盟[18]，对奥匈帝国施压。事实上，该同盟后来对付的是土耳其，将它逐出了欧洲——这是俄国始料未及的事——后来更因内讧而分裂。斯拉夫人或东正教的团结从不曾如此有力地影响巴尔干与俄国的关系，并让紧张的西方人非常担心。

如果1878年是列强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高峰期，那么随后30年就是此控制力的瓦解。只要奥地利和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欧洲便能确保安定。德国在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担任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斡旋者。而这三个强国的结盟使得巴尔干的政客不可能利用它们之间的敌对而得利。当俾斯麦1890年下台后，他在柏林的继任者都愈来愈反俄。当其他列强瓜分非洲、在海外扩张帝国版图时，奥地利则是觊觎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尽管如此，奥地利和俄国仍于1897年达成协议，以“消除在巴尔干骚动土地上破坏欧洲和平的敌对危险状态”。接着，俄国的外交政策转向远东而非巴尔干半岛。直到1905年日俄之战被打败后，俄国才回到东南欧，与奥匈帝国的冲突开始加剧。冲突点则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心脏——马其顿。

* * *

马其顿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的区域，甚至不是奥斯曼帝国内的行政实体。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四周是新建立的国家——在南边有希腊，北边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19世纪结束时，马其顿成了这些新国家扩张野心的焦点。但它的人种结构对大多数热切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构成了挑战：自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以来，人种结构已经大幅改变而不易辨识。马其顿的农民主要是东正教教徒，而且大多数是斯拉夫人；说希腊语的人都住在沿海地区和城镇里。马其顿的都城萨洛尼卡，一个“令人垂涎的城市”，是奥斯曼帝国内能使用数种语言的典型港口，连街头擦鞋童都会说六种语言。萨洛尼卡还有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在它的种族万花筒中，最大的族群不是希腊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或斯拉夫人，而是赛法地犹太人。在这个城市的里里外外，没有哪个族群能占到优势。于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民族主义只能靠着极端暴力和许多的一厢情愿提供统治的基础。

英国外交家查理·艾略特爵士于1900年写道：“就某种意义而言，马其顿境内的一支种族就只是一个政党。”为了争取斯拉夫东正教农民的忠诚，亲希腊和亲保加利亚的党派之间发生不少斗争。双方都设立学校宣传自己的民族理想，建立忠于自己“主教”的教堂，制作地图及民族志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有理，还资助爱国者组成军队——有些是当地人，有些是外地人支持——期望能获得农民的认同：在马其顿，和平的方法不保证有成效。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为自己宣传，只是不那么积极。希腊人花了一段时间组织自己，保加利亚人则因自身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而力量削弱：一派人要为“大保加利亚”而战；另一派人则属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想为马其顿争取自治。土耳其当局通常选择旁观这些基督徒的争战情况，只有在事态似乎快不可收拾时，才会调来阿尔巴尼亚的非正规军进行干预。[27]

民族性是这种动荡局势下的结果，也是原因。革命暴行制造出民族联系，民族联系也反过来制造出革命暴行。不幸的农民更关心生活重新安定，不愿意为民族主义牺牲生命。有一个人自白：“我们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人提到保加利亚人。若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那自然再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做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当保加利亚人比较好。”夹在强硬派革命分子和天威难测的奥斯曼政府之间，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保加利亚、希腊、中欧，或者越过大西洋。留下来的人成了政府斗争的工具，斗争双方都为了抓紧他们的忠诚而日益依赖暴行。[28]

当亲保加利亚的革命分子在朱马雅筹划起事，当地村民的反应是漠不关心，但换来的结果却是他们的房子被奥斯曼政府烧掉，牲畜也被卖掉。次年春天，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在萨洛尼卡制造炸弹袭击，又在秋天发动伊林顿叛乱[19]，触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和另一次土耳其人的报复。他们的目的跟之前与之后的许多叛乱分子一样，是想将列强拖下水，支持他们对自治的要求。但他们并未得逞：俄国沙皇尼古拉[20]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最后一次达成协议，在这个奥斯曼行省实行改革计划。[29]

“莫兹泰格改革”是这两个涉入巴尔干事务的强权最后一次真正的合作。塞尔维亚在亲奥的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国王遇害之后开始独断独行，令奥地利感到震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曾于1905年建立秘密的关税同盟，但奥地利逼使他们解散。次年，塞尔维亚人向法国而不向哈布斯堡购买武器，双方因此又起争执。在“猪只贸易战”中，奥地利人再度设法胁迫塞尔维亚人，不过这一次是通过经济制裁。因为塞尔维亚有80%至90%的货物要经由奥匈帝国出口，所以奥地利人预期塞尔维亚人可能会屈服。但塞尔维亚人却改道南方进行贸易，更贴近俄国。奥地利人开始担忧——借用索雷尔[21]的话——“当东方问题看起来已经解决时，欧洲将不可避免面对奥地利的问题。”19世纪中叶，独立小国皮埃蒙特借由占领奥匈帝国的部分意大利行省而逐步建立了意大利；现在，维也纳当局担心塞尔维亚人会如法炮制，利用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而建国。

1908年，马其顿的改革派军官因为对于奥斯曼的懦弱无能和西方的持续干预而气愤难平，率领部队反抗高门。当苏丹阿布杜·哈米德宣布，他正在恢复1876年的宪法，兴奋的浪潮横扫马其顿行省。奥斯曼帝国此时看来很有可能在革命的带领下转化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人人享受宗教平等和民权。马其顿因此庆祝了一阵子。7月有一个城镇报道：“毛拉[22]在做祷告，希腊主教与团结暨进步联盟的代表发表演说。”7月23日，一位英国外交人员在叛乱的中心萨洛尼卡报道：“军官和平民在政府大楼的台阶上一直向群众热烈演说。他们主张支持自由和代议政治，说宪法已经正式公布。”[30]

但也有些人有理由不欢迎奥斯曼帝国得到拯救。奥斯曼政府担心改革更可能失去穆斯林人口的支持，而不是得到基督徒的支持。当阿布杜·哈米德首次乘火车旅行时，旁观的穆斯林的反应都很刻薄：“土耳其皇帝（Padishah）已经变成了邪教徒。”宪政就像铁路一样，代表了基督教价值观突兀地闯入奥斯曼的伊斯兰阶级世界。与此同时，奥地利也对这种宪政改革感到同样的恐惧，并于1878年占领奥斯曼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行省。维也纳当局因为担忧青年土耳其党[23]会设法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投票权，于是很快地将该省吞并。[31]

至少有一位哈布斯堡帝国的南斯拉夫专家看出其中的麻烦。1908年时，许多波斯尼亚农民认为哈布斯堡的皇帝仍旧是“我们的老父亲”（stari otac），但是这种对于帝国当局的顺从正在消退。奥地利人在刚吞并的新行省里建设公路、铁路和学校，却反倒帮助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波斯尼亚东正教的社群中散布。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又和土地问题有关联。当时，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农民已是自由之身，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五分之四的农民仍等待解放，他们生活于被奥地利人保存的奥斯曼封建秩序之下。“显然没有人曾停下来思考，当人民知道在德里纳河和萨瓦河的对岸并没有次级将官会为士绅或地主剥削农民三分之一的年收成，他们会怎么想……”因此，哈布斯堡王朝虽努力灌输一种波斯尼亚的民族意识，却终归失败。[32]

让哈布斯堡帝国挽救波斯尼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将南部斯拉夫人世界的中心安置在奥地利之内”。在整个19世纪，匈牙利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统治愈来愈专制，促使了南部斯拉夫人合作运动的兴起。维也纳两院制议会[24]议员斯特罗斯梅耶主教曾与其他人设法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并通过南斯拉夫学院和萨格勒布大学等机构，为以后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底下争取权利的运动奠下基础。但是，甚至在帝国之内，这个政策也遭到匈牙利人坚决反对，因为他们不希望和南部斯拉夫人分享权力。

在帝国之外，塞尔维亚人将自己视为巴尔干半岛上负有使命的皮埃蒙特，要将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自奴役中解放。他们认为，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是故意对付他们的动作。俄国人也反对此举，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奥地利人想要建一条往南通到爱琴海的铁路。一位英国外交人员评论：“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斗争现在显然已经开始。”俄国和塞尔维亚都要求奥地利人赔偿，但两者都未如愿。塞尔维亚人盼望俄国支援，甚至不惜向奥地利宣战。奥地利的（外交）部长由贝尔格莱德回电说：“所有人都想要复仇，而这复仇只有在俄国人的协助下才能完成。”但是德国人警告会动员兵力帮助奥地利，俄国人只好打退堂鼓。俄国外长通知塞尔维亚人：“俄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直到1914年，塞尔维亚人才得到俄国人不同的回答。[25][33]

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境内，许多秘密会社因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迅速崛起；其中之一是“死亡会社”，涉及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击事件。1913年10月，一位亲塞尔维亚的奥国观察员在波斯尼亚境内报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成功将“一年前仅仅属于希望的事”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运动”。奥匈帝国愈来愈进退维谷。一位分析家说：“我们一定得消灭塞尔维亚，如果我们办不到，就必须学着去爱它。”斐迪南大公被人刺杀，使奥地利政府采取第一个选择，展开了与1908年吞并时几乎同样的军事动作。不过，1914年时，俄国人觉得自己不能再打一次退堂鼓。于是，欧洲的第二次波斯尼亚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4]

但那时巴尔干的版图已经有了剧烈变动，因为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乎快崩溃了。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并未能使巴尔干的臣民甘心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瓦解。民族主义挣开了旧帝国的束缚，哈布斯堡王朝自己也将发现这一点。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革命分子期望将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基础，到头来却只让基督徒添增仇视。到了1911年，已经有两百支以上的游击队在马其顿活动，巴尔干的前途看来比许多年前更严峻。

尤其严重的是，奥斯曼政府为了将帝国现代化而做的努力，使得传统上忠于其政权的一支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愈来愈疏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曾为苏丹效力，担任非正规军和侍卫，由于高门愿意让他们持有现代武器并自治，因此他们甚为忠心。伊迪丝·杜韩描述村庄的男丁“应召服兵役时……时常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应免役，后来又用枪驱逐那些去收兵役税的人，理由是自己是穆斯林，不用付那种税”。1910年阿尔巴尼亚北部发生起义事件，奥斯曼帝国出动了两万兵力才剿平。次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在利比亚交战，并打算入侵阿尔巴尼亚——一次规模更大的叛乱发生了，叛军首次呼吁各界承认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并要求实际的自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在迪布拉[26]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开始考虑在户口名簿上将阿尔巴尼亚人登记为‘阿尔巴尼亚人’，而不是依‘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来区分，这一点特别有意义。组成委员会的显贵本身显然是穆斯林，他们会考虑接纳人民对民族地位而非宗教地位的要求，这真是值得注意的全新发展。”[35]

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预示了巴尔干的权力均衡将发生激烈变化。它显示出武装对付土耳其政府是能成功的，因此引发巴尔干各国纷纷要求拿回属于它们的奥斯曼领土。它也表明了有组织且好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已经崛起。塞尔维亚和希腊都对此感到惊惶，因为它们声称拥有广大的阿尔巴尼亚语人口所居领土的权利。使巴尔干各国更惊恐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叛乱鼓励了奥地利和意大利梦想在东南欧得到新的立足点。

因此，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协议“团结起来捍卫它们的独立和完整，并且反抗列强入侵奥斯曼巴尔干领土的企图”。希腊和黑山很快就加入塞、保两国的阵营。俄国外交人士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但是他们直到巴尔干同盟攻击土耳其时才幡然醒悟。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俄国想踩刹车，但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她。”另一位法国外交官表示：“在东方问题的历史中，小国首次获得列强那样独立的地位。它们觉得完全没有列强也能行动，甚至控制列强。”[36]

在1912年至1913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在欧洲的势力几周之内就烟消云散。塞尔维亚和希腊是主要的胜利者，都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保加利亚赢得的领土小得多，而且因为它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对昔日盟友宣战，落败之后被削去更多领土。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得到了列强的承认，对抗着它虎视耽耽的邻国。从许多方面来看，最大的输家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就数奥匈帝国了，它现在面对着成功独立且实行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奥地利试图让阿尔巴尼亚成为平衡的力量，却阻止不了科索沃等附近地区被划给塞尔维亚与黑山。[27]

话说回来，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已经没有能力应付第三次。但在1914年夏天的维也纳，主战派人士相信一次消灭塞尔维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知道自己有德国人撑腰。此外，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人坚决支持塞尔维亚，因为他们不想丢第二次脸。于是，列强注定要发生冲突。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刺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对奥地利人的要求几乎全部让步，但这还不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奥地利便发动了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一个星期之内，在欧洲各盟国的复杂牵连下，所有列强都卷入了这场纠纷，冲突的规模扩大至全欧洲大陆。

单独来看，奥俄协约在1878年破裂后，几十年过去，两国仍然会兵戎相见，实在是毫无道理。奥地利与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本来互不相容，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两个强国也自觉势力日渐下滑。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成长，以及奥斯曼帝国衰落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使奥俄两国难以巩固它们的重要利益——南部斯拉夫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顺服；在俄国一方则是对黑海及往地中海的通路的控制。奥俄两国需要巴尔干的盟友和代理人，于是被拖入当地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更糟的是，它们缺少判断力，时常低估这些盟友的军事及外交技巧。巴尔干各国在这种“摇摆政治”中已驾轻就熟。1914年，这些巴尔干小国终于逼使列强开战，而我们知道，这种以小撼大的状况不会是最后一次。

* * *

黑盗客、希腊游击队员、希腊民兵和土匪是巴尔干民族群英会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了传奇和口述史诗。但实情并不那么传奇，常规的陆军和海军其实更能决定政治局势。1877年俄国发动16万兵力渡过多瑙河，他们比任何黑盗客或游击队员更能为巴尔干基督徒争取自由。直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1999年干预科索沃，最近两个世纪内，正规军总是胜过非正规部队，后者只有在获得更强军力支持时才发挥作用。1912年至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显示，巴尔干的军队已经符合了现代战争的种种要求。巴尔干各国的武力竞赛一直进行到1914年。奥斯曼军队也依西方列强的意见而整编，并由波兰、匈牙利的流亡将领以及英、美、德的佣兵所率领。例如，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他是奥斯曼在柏林会议的代表，原来是普鲁士士兵，改信伊斯兰教之后成了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巴尔干的军队也引进西方知识和武器，对这些新成立的穷国而言，实在所费不赀。

正规军在随后的战斗中首当其冲。1914年，塞尔维亚的武装部队人数达到惊人的45万，但到了1916年已不到15万，阵亡者就有10万。虽然塞尔维亚曾成功抵御哈布斯堡王朝两次非同寻常的入侵，但两军实力悬殊，在坚强的抵抗后，终于还是被逼退到海上，放弃了领土。土耳其加入了战争，站在德国这一方。巴尔干其他国家则看到了保加利亚外长斯丹科·托多罗夫所说的“勒索”机会：加入战争，以便能够在日后的和平调停中要求以领土为报酬。保加利亚选择站在同盟国[28]这边，希望能获取塞尔维亚和希腊领土的保证。保加利亚最终共动员了80万人。

希腊和罗马尼亚都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决定支持后来的获胜者。罗马尼亚政府在1916年夏天加入协约国[29]，却迅速对同盟国投降。一位俄国的指挥官抱怨：“让罗马尼亚的军队打现代战争，等于是叫驴子跳小步舞曲。”罗马尼亚擅长讨价还价，不擅长战斗。几个月之内，罗马尼亚的军队就宣告瓦解，布加勒斯特还被安插了一个亲德国的政府。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斯通说：“罗马尼亚的搅局使德国能将这场战争拖到1918年。”但罗马尼亚人的运气很好，因为其他协约国更优良的军队打了胜仗，让他们能从巴黎和会捞到不少好处。[37]

至于希腊，赞成参战和反对参战者在国内造成了分裂，后来是由总理维尼泽罗斯领导的前者得势。希腊、塞尔维亚、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谓的“萨洛尼卡园丁”——占据了马其顿前线，和同盟国对抗。1918年秋天，协约国成功的攻势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事实上，保加利亚在9月底的崩溃更让德国军事领袖断定战局已经大势已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痛切地评论道：“遗憾的是，就好像有许多人无法想象巴尔干半岛上的事件能够引发世界大战，也有很多人不肯相信那般偏僻地区的事件能结束一场大战。”[38]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虽于1918年结束，东南欧的战事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比欧洲其他多种族帝国更早开始瓦解，但它最后的崩溃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30]都走下王座之后。希腊军队1919年在小亚细亚登陆，在士麦那附近建立了桥头堡，也得到列强的支持，维尼泽罗斯发现，这正是实现领土恢复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的拜占庭帝国的大好机会。但是，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冒险终以灾难收场：土耳其军队逼使希腊人退回地中海岸，最后全部离开陆地，安那托利亚的大批东正教信徒被迫逃亡。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就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塔图克”（土耳其之父）——的领导下，于1921年至1922年的战事后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英国战舰逃离君士坦丁堡，1926年逝世于圣里摩[31]；他因为负债累累，债权人拖了两个星期才让他得以入土为安。另一方面，阿塔图克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艰巨任务：将从前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变成土耳其民族国家[39]。

1915年6月，英国外相说：“同盟国希望这场战争能让巴尔干的政治均衡建立在更宽广、更有民族性的基础上。”不过最后的实际结果并非万事如意。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的强制人口交换——穆斯林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安那托利亚人则“返回”希腊——增加了这两国的种族同质性。也因为这样，1914年以前不到希腊—马其顿地区半数人口的希腊人，此时已占了将近90%。犹太人的萨洛尼卡变成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从小亚细亚来的数千难民落脚于此。另一方面，罗马尼亚获得以前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大片土地，也得到新的少数民族。至1922年，罗马尼亚的土地较战前大上三分之一，却只有三分之二人口算是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均为数众多。[40]

最重要的是，战后出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这是个在凡尔赛宫创立的国家，后来以南斯拉夫[32]之名而广为人知。战争方起时，协约国当中没有国家意图分割奥匈帝国以创造一个“新欧洲”，也很少有南部斯拉夫人期望这种事。但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和来自意大利的威胁（意大利要求在达尔马提亚拥有领土）使得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别无选择，只有加入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王朝领导下的南部斯拉夫人联盟。但猜疑一开始就蠢蠢欲动：人们怀疑他们得到的不是联邦制度，而是来自贝尔格莱德、服膺大塞尔维亚主义[33]的中央集权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袖在战时讨论中就数次爆发冲突，1918年之后，由克罗地亚到黑山的农民也都曾武装反对并入新国家。1921年的宪法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塞尔维亚的文武官员此后控制了新的南斯拉夫国。[41]

东方问题至1923年告终。十年来的战争终于摧毁曾统治巴尔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达数世纪的几个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带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期望的和平。新兴国家以民族主义之名，宣称拥有邻国土地的主权：光复主义继续存在，巴尔干的边界鲜少没有争议。更甚者，民族主义带来了两种影响。第一，所有新国家内都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存在削弱了各国以民族之名进行统治的主张。第二，1918年以后，欧洲列强没能成功弥合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它们在一战中大打出手，战后它们之间的对抗反而因为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兴起而更加尖锐和剧烈。因此，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巴尔干由于区域性争执和强权竞争，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意识形态的时代初见端倪，民族主义则跨越了两个时代。

[1] 西奥多·柯洛柯特罗尼斯（Theodore Kolokotronis，1770—1843），希腊独立战争领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中担任总司令，后因谋反入狱，终获赦，恢复将军军阶。——译者注

[2]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代表奥皇参加维也纳会议（1814—1815），参与组织神圣同盟，镇压奥、德的民主运动，被1848年革命推翻，逃亡英国。——译者注

[3] 聂索洛得（Count Karl Robert Nesselrode），代表俄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是神圣同盟最活跃的外交家之一。他支配俄国外交政策达30年。他制定的巴尔干政策试图抑制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因而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4] 卡拉乔治（Karageorge，1766—1817），塞尔维亚独立运动领袖，领导反土耳其人民起义，1808年任总督，苏丹承认他是塞尔维亚亲王。1813年土耳其重新侵入塞尔维亚，他逃亡国外，回国途中被政敌米洛斯·奥布瑞诺维奇派人杀害。——译者注

[5] 帕特拉斯（Patras），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港市。——译者注

[6] 摩里亚（Morea），即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注

[7] 巴巴利国家（Barbary State），指16世纪至19世纪埃及除外的北非伊斯兰教国家。——译者注

[8] 波雅尔阶级（boyar class），罗马尼亚旧时贵族。——译者注

[9]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室（1415—1918）。——译者注

[10] 布莱拉（Braila），多瑙河三角洲上一河港，与布加勒斯特一样是现今罗马尼亚城市。——译者注

[11] 罗塞尼亚（Ruthenia），乌克兰西部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一地区。——译者注

[12] 这种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y）标志着奥匈帝国的开始。——译者注

[13] 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San Stefano Bulgaria），又称“大保加利亚”（Greater Bulgaria）。——译者注

[14] 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东欧一地区，原为罗马尼亚北部、中部旧省。喀尔巴阡山脉将特兰西瓦尼亚分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初为公国，后并入奥匈帝国。1918年划归罗马尼亚。二次大战时部分地区被希特勒划归匈牙利。——译者注

[15] 米兰·奥布瑞诺维奇（Milan Obrenovic，1854—1901），塞尔维亚国王（1882—1889）。——译者注

[16] 亚历山大·奥布瑞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c，1876—1903），塞尔维亚国王（1889—1903），米兰·奥布瑞诺维奇的儿子。——译者注

[17] 彼得·卡拉齐欧杰维奇（Peter Karageorgevich，1844—1921），改革塞尔维亚的宪法、军队与教育制度，是后来南斯拉夫王国的第一任国王。——译者注

[18] 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译者注

[19] 伊林顿（Ilinden），保加利亚语，意指希伯来的先知以利亚（Elijah）。此次叛乱因发生在圣以利亚日而得名。——译者注

[20]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末代皇帝（1894—1917），二月革命中退位，十月革命后被枪决。——译者注

[21] 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记者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译者注

[22]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徒对神学家的敬称。——译者注

[23] 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正式名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20世纪初力促奥斯曼帝国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革者，1908年起义反抗苏丹阿布杜·哈米德，1909年夺取政权。——译者注

[24] 两院制议会（Reichsrat），奥匈帝国时期（1867—1918）奥地利的议会。——译者注

[25]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刺，触发了战争。同年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至30日，俄国全国动员支援塞尔维亚。8月1日，德对俄宣战，8月3日，德又对法宣战，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6] 迪布拉（Dibra），阿尔巴尼亚长久以来对抗外族占领的基地。——译者注

[27]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1913年《伦敦条约》的协定结果。——译者注

[28] 同盟国（Central Powers），1914年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结为同盟国。——译者注

[29] 协约国（Entente），指联合起来与同盟国对抗的英、法、俄诸国。——译者注

[30] 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s，1613—1917），俄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退位和1918年7月被处决而告终。——译者注

[31] 圣里摩（San Remo），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界的港市，1920年一次大战中的同盟国曾在此召开会议。——译者注

[32]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承认并确定该王国的主权和边界，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Yugoslavia）王国。——译者注

[33] 大塞尔维亚（Greater Serbia），联合所有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塞尔维亚民族国家”。——译者注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我们像鹰一样振翅高飞在云端，现在却掉到尘土中、泥沼中打滚……如果这是自由人所过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自由是徒托空言。我们播种玫瑰，长出来的却是荆棘。

——米卡拉奇·乔吉夫[1]

“根据民族来建立新国家的主张，是所有乌托邦计划中最危险的。”奥地利的外交部长于1853年如此警告，“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要与历史断绝关系。将它在欧洲任何地区实行，则会动摇坚固有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基础，将颠覆和搅乱欧洲大陆。”巴尔干的新民族国家在半个世纪内就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到了1918年也烟消云散。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国家秩序，已经被凡尔赛会议所建立的取代。但如同匈牙利的历史学家奥斯卡·贾西1925年的文章《民族观念的无法抗拒性》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因为民族自决无法在每一个民族内成为政治现实。的确，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证明了另一种国家形式仍继续存在。在巴尔干这个种族万花筒中，民族主义更成了炮制暴行的秘方。[2]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而言，基督教在东南欧胜利的影响长久以来都很明显。哈布斯堡王朝于17世纪末征服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后，那里的穆斯林生活和遗址都破坏殆尽。1826年，针对希腊，列强一致认为：“希腊人应当买下土耳其人的产业，为了让这两个民族的个体之间能完全隔离，并防止长久以来的竞争所必然造成的冲突。”1830年，土耳其人被勒令撤出塞尔维亚乡村，移居至有驻军的城镇。30年后，另一项协议规定，所有不住在这些城镇的土耳其人将被驱逐出境，他们的地产则会被卖掉。[3]

1876年至1878年，尼什附近的战事导致塞尔维亚领土扩张，使一批新的难民越过了奥斯曼—塞尔维亚边境逃回土耳其。俄国军队1877年入侵保加利亚时，有数以万计的穆斯林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走，其他人则都遭到俄国军队与基督徒农民屠杀。色萨利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在1881年被希腊兼并时约有45000名穆斯林居民，到了1911年只剩下3000人。在克里特岛，穆斯林人口由1881年的73000人降至1911年的27850人。有些人为了躲避战火而逃亡，其他人则是为了躲避强盗或平民的迫害，或单纯不想在基督徒军官底下服役而受辱。有组织的官方人口交换是20世纪巴尔干政治的特点，但当时还没有出现。1878年奥斯曼政府曾提议交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人口，就被打了回票。[4]

但是民族问题远比巴尔干穆斯林跌入低谷的命运还更深刻。民族国家的自由概念是要使多数种族的统治与个人权利的保证并行不悖。这两个因素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罗马尼亚宪法诞生过程中非常明显：当时宪法因为明确排除犹太人的公民权，而招来列强的愤慨。理论上说，少数应该会受到多数的同化，最后导致人口的均质化。但此理论完全不符后帝国时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实：族群之间充满紧张、仇恨和猜疑。[5]

1912年至1922年这十年中的战事说明了这个民族问题有多严重。在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团体的冲突中有不少受害者，但其人数还远少于巴尔干战争期间正规军冲突的死伤平民数目。1912年，巴尔干历史上首次有现代国家想利用军事冲突来达到长期的人口目标。在前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地区，胜利的塞尔维亚军队杀死了大概上千的平民。尽管有些塞尔维亚军官曾不经意谈到要“消灭”阿尔巴尼亚人，但这多半是因为报复心，而非有意的种族灭绝。不过射杀的惨状仍然吓坏了目击者和调查人员。“土耳其人在基督徒面前逃亡，保加利亚人在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面前逃亡，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人面前逃亡，阿尔巴尼亚人在塞尔维亚人面前逃亡。”1914年，卡内基委员会调查后表示，“希腊人对付保加利亚人的手段，土耳其人对付斯拉夫人的手段，以及塞尔维亚人对付阿尔巴尼亚人的手段，都不再是灭种或移民，而是用改信和同化来间接达到同样的目的。”强迫改信、集体处决和数万难民的逃亡，都导因于根据民族主义对奥斯曼的残余欧洲行省所进行的清算。[6]

巴尔干平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受到军方的猜疑。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科索沃的斗争漫无休止。保加利亚人占领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极尽残暴之能事，随时可能引发起义。但被牵连的不只是巴尔干的民族，帝国列强也比过去更强力地镇压。例如，奥地利的政治家约瑟夫·雷德利克在他1914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匈牙利记者约瑟夫·戴纳—丹斯的来访。这位记者描述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南部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战争”：“数百个塞尔维亚人遭到拘禁，许多人都是无辜的。”一个多月后，戴纳—丹斯带给雷德利克更多消息：“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边境的斯雷姆，有一万名塞尔维亚人被当作卖国贼杀掉，边境地区的人口都已经减少。”雷德利克把这情形解释为“有计划的灭种政策已经颁布，用来对付塞尔维亚人”。[7]

这种用语预示了德国纳粹党将来的术语，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镇压的规模，比不上30年后希特勒的国防军在同一地区的毁灭行动。话说回来，集体处决、集中营和放逐塞尔维亚精英这些手段，其实都曾被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军队用来在占据的领土上维持秩序。在安那托利亚，一战爆发时，奥斯曼政府也曾将数千名希腊人由小亚细亚海岸驱逐到内陆。然后，1915年至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一次有组织的计划性屠杀中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一些人是遭到处决，其他人则是在强行军中饿死。希特勒在1939年提出的著名问题——“现在谁记得亚美尼亚人呢？”——指的便是数年前的这些事件。犹太作家魏菲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反纳粹寓言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也同样提到过那场大屠杀。

另有些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比较不那么极端。其中有一项政策被专家宽厚地称为“人口转移”。此政策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希腊和土耳其于1923年协议的强迫性双边人口交换，当时旧的奥斯曼世界已确定告终，100万以上的希腊东正教徒由小亚细亚迁至希腊，38万穆斯林则离开希腊到土耳其。事实上，如果算入黑海沿岸和东色雷斯的希腊难民，以及曾由巴尔干其他地方逃走的许多穆斯林，难民总数大概接近200万。没有迁走的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社群，与在西色雷斯的穆斯林。于是，希、土两国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口（希腊至少有五分之一）都如此经历了放逐、流亡和贫困，而政府则必须解决由此牵扯出来的社会救济、公共卫生、重新安顿和经济失序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的主宰人物——凯末尔和韦尼泽洛斯——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为，人口交换是至为重要的，可帮助他们建立种族同质化的民族国家：希腊的马其顿省有大多数人是希腊人（1912年时还只占43%，1923年已占了89%），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沿岸则几乎全是穆斯林人口，以前因为基督教人口众多而被称为“异教徒的”伊兹密尔，也从一个没有生气的土耳其港口复苏起来。

虽然希、土两国的人口交换常常被国际权力掮客视为增进国际和平的理性手段，它也的确帮助改善这两国在1930年后的关系，但在两次大战的中间期，人口交换却没有持续实施。相反，巴尔干各国被列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逼迫签订少数民族权利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超出了昔日19世纪对个人的保护，进一步纳入了集体权利；后者的重要性已由战争的结果凸显出来。1918年，罗马尼亚不但获得广大的新领土，也接纳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德国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族群；全国人口中只有72%是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即南斯拉夫王国）有接近15%的人口完全不属于这三个族群。保加利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是保加利亚人。总人口正好超过600万的希腊辛苦地安置100多万的难民，它拥有的少数民族包括斯拉夫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甚至境内只有少数希腊族群的阿尔巴尼亚，也被纳入了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新体制。[8]

不过，这新制度既不能满足少数民族，也未能满足多数民族。少数民族发现他们的抗议被忽视，而原因是国际联盟没有可供调度的有效执行机构。多数民族则因为其他国家可以干预其内政事务而感到气愤。在经济发生危机、政治又不安定的时期，巴尔干各国必须解决重建和发展的巨大难题，因此不可避免会憎恨任何提醒它们自身弱点的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迫使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少数希腊族群建立自己的学校时，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个满足少数民族权利的制度是如何不符期望。[9]

事实上，巴尔干各国能够按自己的期望来自由对待少数民族。迅速的领土扩张意味着这些国家时常以殖民强权来施展威权，派遣宪兵、教师、屯垦农人和税务官前往说不同语言的人民所住的偏僻行省。希腊人在他们的“新土地”，罗马尼亚人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塞尔维亚人在他们的“新南方区域”以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都是在对自己根本不友善的族群当中，建设新的国家。波兰在两次大战之间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对抗时，曾焚烧村庄和派遣军队，前述这些国家固然不如波兰激进，却同样采取了系统的镇压。少数民族在地产争执中常受到歧视，他们也被迫要公开使用新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则只能躲在家里说。亨利·波齐1935年写道：“所有马其顿人必须将姓名塞尔维亚化，字尾必须是‘itch’而不是‘off’。”在希腊，人名的字尾则是用“os”或“is”。[10]

正如新统治者所猜疑的，少数民族中都有许多人有修正主义历史的想法：他们曾见过巴尔干边界在1912到1922年间迅速和戏剧性的改变，现在希望重新改变它们。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移民组织密谋推翻《凡尔赛和约》的调停结果，并与抱有同样想法的强国密切合作，如奉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马其顿的自治论者实际上控制着保加利亚西部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封地，割据扰乱了保加利亚政局，直到军队介入才得以平息。匈牙利境内，还有特别是德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被人视作潜伏的“第五纵队”[1]——纳粹曾在海外利用纯种的日耳曼人进行外交工作，证明这种猜疑不无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南欧的地图上可以见到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计划的实现轨迹：南斯拉夫再度消失，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罗马尼亚和希腊获得更多领土。

然而，种族压迫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探讨它时，必须同时考虑20世纪巴尔干精英分子更广泛的统治理念。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倾向支持对少数民族采取容忍最少的政策。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制定国家现代化的政策，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中央权力会通过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将国家慢慢带入20世纪。毕竟，从所有指标来看，如识字率、谷物产量或寿命长短，巴尔干都落在欧洲各地之后，进行现代化的任务因此非常艰巨。他们反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学校，以免制造文化分裂，但赞成建立更多国立学校，让少数民族能学习多数民族的语言。他们猜疑的对象不只是少数民族，可能脱离掌控的群体都是他们的目标，不管这些群体是自治的少数民族、基督教会、盗贼还是可能叛乱的工人或农民。他们也赞成工业化、农业改革和进入海外金融市场，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如此，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有具备都市技能和语言的人参与，如德国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换句话说，自由派的国家建立计划虽不在乎少数民族的意愿，但也并不完全排外。镇压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非最终目的。

此处所述与纳粹根据人种优劣论来界定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巴尔干并没有太多这样的事迹。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在希腊的瓦拉基人和斯拉夫人，在罗马尼亚的乌克兰人和马其顿人，都可能借由学习语言或修改名字而同化；犹太人和穆斯林等宗教上的外来者，如果改变信仰也可以同化。只有罗马尼亚的反犹政府纵容集体屠杀和抵制，并限制犹太人进入大学。极端主义的反犹运动，如民基党和铁卫队[2]，在罗马尼亚都得到相当大的支持。1940年年底，在铁卫队进入政府之后，暴行终于演变成了一连串屠杀，几千人因此死亡。不过在其他地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犹主义仍只是基督教大众文化里的一个方面，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一般而言，巴尔干的国家并不特别在法律上界定少数民族，更少有国家会禁止种族互动，并非像1933年后的纳粹那样隔离少数民族、没收他们的土地或驱逐他们。这些措施必然要以对科学的信仰和官僚政治为前提，而在东南欧管理不善的贫困乡村社会中，根本不会有这些前提。[11]

然而，1941年后，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让种族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浮上台面，同时也给了少数民族扭转局势的机会。现代的克罗地亚首次争取到独立，成了轴心国的傀儡国，并且由战前没有赢得太多支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乌斯塔沙党统治。该政府禁止使用西里尔字母[3]，迫害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它还建立一党国家，目的是“确保只有克罗地亚人永远统治着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克罗地亚民族的定义很模糊（具有雅利安人血统，且从其行为可证明他没有从事反对克罗地亚人解放的活动），比较不强硬的文官在判定种族时还是可以钻漏洞。但是，行人道监督之责的天主教会鞭长莫及，使得这个政权可以毫不含糊地放手滥杀无辜，大多数是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这种做法导致数十万人遭到监禁和杀害，在雅瑟诺瓦集中营尤其惨绝人寰，这些暴行大大助长了游击队的抵抗行动。[12]

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触发了范围更广的种族内战。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4]谈到他们意图“清除波斯尼亚境内一切非塞尔维亚之物”，杀害了数万非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军队吞并了希腊色雷斯一部分地区，杀死数千平民，禁止使用希腊文，还试图将保加利亚人移来定居。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也推行过同样的政策。不过这两个战时的殖民行动都失败了。游击队的报复和战争生活的艰苦远超过自由土地和财产的吸引力。边境的土地重划在和平时期就很少成功（两次大战之间南斯拉夫在马其顿以及20世纪50年代希腊在北部边界都实施过，但几乎留不住农民，农民常迁往能提供安全和财富的城市），在战争期间会失败当然不足为奇了。重要的是，土地重划确实进行过，它显示对某些巴尔干国家而言，就像对纳粹德国本身一样，战争不仅关乎军事胜利，也跟新领土上的长期人口变化有关。[13]

种族内战也没有随着德国人撤军而告终。阿尔巴尼亚人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在科索沃的战争长达数月，在若干地区甚至历时数年。纯种日耳曼人被逐出沃伊沃迪那和罗马尼亚，他们的土地也被重划。1944年至1945年，阿尔巴尼亚人被逐出希腊西北部。从1946年持续至1949年的希腊内战则部分成了雅典政府和北部说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少数民族希望争取到某种形式的自治，也可能想跟在边境崛起的国家搭上关系。[14]

到了1950年，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结构已经有了大幅变动。它的犹太人口在1930年大约有85.6万人，此时减至不足5万人。数十万纯种日耳曼人被赶出南斯拉夫或从罗马尼亚逃走。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逃离希腊北部，塞尔维亚人逃离科索沃。因为20世纪上半叶充斥着总体战[5]、种族灭绝及大批难民迁移，增加了巴尔干各国的种族同质性。但是，各国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如在保加利亚、希腊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以及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

在南斯拉夫，铁托试图以共产主义下的多民族统治，取代塞尔维亚人和卡拉乔治王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统治体系，以此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试图利用共产主义联邦的概念来领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个梦想后来随着南斯拉夫和莫斯科于1948年夏天决裂而告终，但联邦主义仍是铁托处理南斯拉夫境内民族的策略。南斯拉夫的“手足团结”也许没有实现，但它可不只是口号：甚至在铁托与斯大林的关系破裂后，莫斯科在东欧的霸权统治保证了少数民族问题和光复主义不会破坏巴尔干各国的关系。巴尔干在1940年之前深受这些问题困扰，之后问题的隐患也始终存在。冲突没有从此消失，在东欧共产主义运动解体后又重新浮现。[15]

* * *

20世纪前半叶，巴尔干土地是由多数民族耕作的，外交人员垂涎这块土地，军队也争来夺去。巴尔干各国都渴望欧洲其他的土地，相信自己有扩张的需要——不论是要解救未被救赎的“兄弟”，或要重新获得它们自称有历史权利[6]的省份，或只是想显示该民族在达尔文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该有的活力。在1914年之后的十年内，希腊的领土和人口都增加了几乎四分之一；罗马尼亚的土地由13.9万平方公里增加到31.7万平方公里，人口由750万增加到1760万人。失去领土的保加利亚梦想重建曾在1878年被承诺的圣斯特法诺大国；阿尔巴尼亚的国界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过正式协议，却也指望从希腊和南斯拉夫找回“失地”。[7]

然而十年战争之后，这些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都是如何使这块土地能喂饱土地上的人民。1912年之前，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已经显示出这项任务有多困难：数百万农民因为对贫困的农耕生活感到绝望，由东南欧——从斯洛文尼亚到伯罗奔尼撒半岛——逃往美国。1921年之后，随着战前的移民路线关闭，东南欧的新国家必须开始展现它们该有的健全经济的功能。

战争教会了每个人自给自足的必要性，但它也使自给自足变得异常复杂。除了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救济难题之外（近东基金会、国际联盟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被请求施予援助），还有更深层的结构问题。1918年，进行战争的开销已导致战前货币制度的崩溃。因此战后国家的优先事务是稳定通货与改革银行，然后才能自海外货币市场举债。但还债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减少消费。

从某一方面来看，农民因战争终结而受益匪浅：各国政府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俄国散布到东欧，所以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从政者创造出小农阶级，希望能借此换来社会平静，防止革命。因此小农的增加让本来就在巴尔干处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群体更为庞大，大地主的数量相应地缩减。但这一措施产生的政治利益却被经济成本抵销了：土地细分迫使农民种植现金作物、更依赖市场力量，最终掉入负债的火坑。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农民的负债已成了土地改革者肩上的重担，乡村现代化看来也遥不可及。农民的收入随着世界谷物价格直线滑落而减少，但他们却继续背负着国家大部分税务，因为巴尔干所有国家的税收几乎都来自对消费品课间接税。1923年罗马尼亚税法的前言提出了警告：“当乡村的大地产都消失时，如果一个国家还容许少数人从贸易和工业累积财富，却同时让大众处于昔日农奴的地位，那么这个国家便不能称为民主。”[16]

为什么农民不利用他们手中的民主权利来选择亲农民的政党担任官职呢？这有部分原因是：巴尔干议会制度外表开明，实际上却是腐败又专制，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官集团和都市精英的手中。农民政治的孱弱是两次大战间欧洲的一项明显特色。今天谁还记得将欧洲农民团结起来的“绿色国际”呢？理论上，一个大型的农民社会应当有能回应农民需求的议会政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仍不会读写、行动缓慢、安土重迁的农民很难为政治动员起来。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农民团体确实曾崛起，却被其他力量压制住了。例如，保加利亚农业联盟，它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后在一次政变中被赶下台。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掌权有两年之久，直到它的党魁马纽在与国王争执后辞职。颇孚民望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在两次战争间的大多数时期被一群塞尔维亚精英边缘化。在希腊，各个农业团体处于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两极政治生态中，大多显得无关紧要。[17]

更重要的是，农民团体对于自己国家面对的经济难题都提不出真正的解答。减轻农民的税务以及鼓励信用合作社的普及，无法解决巴尔干各国人口过剩和工业落后的结构性危机。小农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也无法撤退到19世纪和仰赖自给自足，因为他们还要偿付债务，喂养快速增多的家人。尽管都市的知识分子和政府新成立的旅游局都在提倡理想的农民生活，但很显然，乡村里找不到成长和繁荣之道。农民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量涌入城市，但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工作。

在20世纪20年代乐观主义盛行的短暂时间内（介于战后重建结束和华尔街崩盘之间），巴尔干多数国家都选择重新加入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来重建。它们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加入金本位制度，并设法通过紧缩预算、还清债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者。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金都涌入这个区域。但是，国际资本主义可是个严格的教师。1930年之后，巴尔干的出口呈现枯竭，债务危机逐渐逼近。英国或法国政府都限制了巴尔干国家的进口数量货物，让后者赚不到外汇。于是到了1932年，各国普遍无法还债，外汇交易暂停，1918年后煞费苦心重建的开放国际经济也随之瓦解。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巴尔干的经济又被打回原形，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聊以为继。各国政府抬高关税壁垒，配给外汇，被迫采取更直接的干预方式：首次打算有计划地分配资源，为了保护农民而买进全部收成并一笔勾销农民的债务。巴尔干的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有几年恢复了成长，但其市场体制崩溃后却只跟第三帝国[8]维持易货贸易。此外，通过定期巴尔干会议来协调区域贸易政策的成效十分有限。有些政治人物试图推动巴尔干联盟，也几乎毫无进展。[18]

经济危机也侵蚀了议会政体的脆弱基础。即使在1930年以前，两次大战之间成立的民主制度都未能争取到合法性。希腊苦于无止息的军事政变和阴谋。1921年南斯拉夫宪法争执暴露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主要政党之间的裂痕。克罗地亚农民党党魁雷迪克在国会席上被刺之后，这条裂痕不可避免地更为扩大。在保加利亚，身为农业联盟成员的总理史丹波利斯基在一次政变后惨遭刺杀。在阿尔巴尼亚，阿默德·贝·索古于1924年率佣兵入侵，宣布自己是第一任总统，后来竟登基为国王，建立起永久的统治。共产党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得到广大支持，短暂地威胁政府，后来在大多数国家都遭到禁止。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的主要威胁，毋宁说来自右翼。

1929年之后，右翼独裁在巴尔干各地取代了民主制度，但这种独裁不是法西斯主义——即群众政党[9]经由民主程序取得统治权力——而是由国王及其亲自挑选的大臣所组成的独裁政府。东南欧群众政治的弱点从以下这个事实最能显露出来：左翼，甚至流行的法西斯运动（如罗马尼亚的铁卫队）都轻易地被政府击溃和压制。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解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议会，然后通过个人独裁统治着这个重新命名为南斯拉夫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国王在1935年如法炮制，将议会变成了咨商团体，并在警察严密监督下进行选举。希腊的乔治国王于1936年废除议会。罗马尼亚不受欢迎的卡罗国王逮捕并枪决了颇孚民望的法西斯领袖科德雷亚努，然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民族党（被当时人认为“完全失败”），主持民族团结政府。[19]

于是，尽管巴尔干早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左翼和右翼的群众政党却都无法存活下来。至20世纪30年代末，曾对议会制度和政党寄予厚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失去了兴致。几乎没有人哀悼它们的消逝。不过，皇室独裁者和他们的亲信也不确知自己的使命，几乎得不到爱戴。很显然，他们是主要秩序的捍卫者，对于彻底的社会经济变迁毫无准备，而想要使巴尔干国家走出农业人口就业不足的死胡同，这些变迁都势在必行。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和之后保守分子的作为都感到幻灭，才使得1945年后左翼的经济复兴计划在苏联协助下出现。

* * *

20世纪40年代，总体战及其劫后余波完全扫除了战前的政治精英。纳粹对巴尔干的占领清楚地暴露出各国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免于暴行、营养不良和贫困之苦。希腊政府无法控制食物供应，使国内遭到严重的饥荒；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平民遭到报复性劫掠，国内陷入内战和社会失序，使得几十万人死亡。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都走上流亡之途，和自己的臣民日渐疏远。到了1943年至1944年，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抵抗运动似乎已准备在德国人撤军后立即接掌政权。

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针对战后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希腊将受英国和美国管治，其余国家则都交给苏联。不过，希腊的共产党拒绝承认国土已遭瓜分，他们在长期内战之后才被击败。内战在1949年结束，人民遇害、下狱和无家可归者远比德国占领期间更多。希腊的这次危机延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来是靠着英、美两国在军事和财务上大力支持反共武装才得以消弭。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很快就取得政权。虽然红军[10]曾穿过南斯拉夫追击撤退的德军，但铁托能上台纯属国内事务，是因为他的游击队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等对手都在一年内被他剿灭。

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战争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战后余波来得大。这两个国家都站在轴心国一边，虽然逃过了邻国的悲惨经历，但德国的战败却导致昔日的统治精英垮台和丧失名誉。两国都被苏联部队占领，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保加利亚，昔日的国家行政组织尤其遭到严厉的整肃，战时的通敌者和战前旧政治阶级都作为敌人遭到处死、监禁或流放。在罗马尼亚，政府也向过去的种族敌人——显然是德国人——算账。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数都在战后急遽增加，例如保加利亚，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之间，由1.4万人增加到42.2万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不曾在战时反纳粹过程中扩张。原因很显然：两国都属于轴心国。

战火至1950年熄灭，巴尔干半岛转变成了西方世界和苏联社会制度展开竞争的实验室，双方都想带领该地的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必须工业化，为迅速成长的人口创造工作，所有的巴尔干国家也都需要追上欧洲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准。铁幕两边的对比使得同时代的观察家为之着迷。经验丰富的英国观察家伊丽莎白·巴克问道：“普通的男人或女人，我指的不是政治动物或经济动物，而是身为人类的普通男人或女人，他们会觉得在边境的东面还是西面生活更好呢？”巴克留意到，希腊的政策混乱和希腊北方国家的严格管控之间有明显的对比，“一边是牺牲人类自由来确保最低程度的社会安全，另一边是个人受社会寄生虫摆布而失去社会安全”，这两者间也有很大的不同。[20]

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共产党对巴尔干有正确的经济策略。他们不见得钦佩共产党的方法，而是觉得这些政策不仅让巴尔干走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萧条，也可能使巴尔干经济结构有永久的改变。历史学家休·西顿—沃森1954年写道：“这些影响深远的计划激起了想象。即使是外国人也一定会被规划者的热诚和乐观所感动。而且确定的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公共设施和农业机械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剩和贫穷的良方，同时可以改善东欧一向缺乏制造品的状况。”[21]

他继续写道：“希腊比任何东欧国家更需要有计划的工业化方案。”他警告希腊在不久的未来会依赖外国援助。虽然工业化方案没有实现，他的后一项预测倒是很准确：1947年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11]之后，希腊成了世界上个人平均获得美国最多赠予的受惠国——至1963年，它收到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超过了30亿美元。之后，希腊与共同市场[12]签订的联合协议让它可以进入西欧市场贸易。在有外国资金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希腊的经济成长率可说很高，但并不惊人，而且是建立在纺织品出口、在西德工作的数千希腊人的汇款之上，后来则有大众观光的兴起。1974年，希腊一年已有200万游客，1980年更有600万。工业投资少于房地产、消费品和服务业的投资。希腊政府在经济方面扮演主角，建筑公路和改善通讯，但对制造业或其他产业几乎没有作为。

铁幕另一边的经济成长起初远胜希腊。共产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着重在重工业进行投资。它们控制消费，加上不像希腊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于是将国内的可用资金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它们采行较不极端的苏联模式，设法将农场集体化（只是成就有限），并以各种方式征用民间劳力。它们努力宣扬“乡间的阶级斗争”，却在20世纪50年代初遭到农民坚决的反抗。尽管如此，快速的电气化、新的机械工业以及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延伸，都显示了共产党决心完成他们前辈的未竟之业，使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经济能够自立并现代化。1939年，保加利亚有24%的国民所得来自工业，56%来自农业；到了1952年则分别是47%和34%。罗马尼亚有76%的战前劳动力是用在土地上，只有11%用于工业；到了1968年，分别成为28%和45%。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与苏联，而是跟西欧进行贸易，它们的成长或许还会更快。[22]

在几年之内，铁幕两边的社会变迁有很明显的革命性发展。经济增长率之高史无前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萧条似乎远去，农村社会已经跃进为现代都市生活。“全部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快。”时代生活图书公司1966年一本谈论“巴尔干”的书说，“昔日的巴尔干——那个热情的、有近乎神秘的民族主义与极高民族忠诚的世界——将不会延续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的偏僻山区也是如此。西方的科技像饥饿的植物一样将它的卷须伸到各处。辛勤不倦的工人们用炸药炸出山隘……牵引机和圆耙开辟出集体农场……牧人每天早晨被卡车载到牧场。在黑海沿岸，政府观光信托机构用玻璃幕墙和混凝土预制板建造度假饭店。”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1947年到1974年间多次造访希腊，他更直率地写道：“如果将满足人类欲求和期望当作进步的标准，那么过去30年希腊的发展就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成功故事。对于数百万的希腊人而言，1945年似乎不可能的事真的都实现了。”[23]

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拓展：1960年到1991年，雅典人口由190万上升到300万，布加勒斯特的人口由140万增加为220万，贝尔格莱德的人口从58.5万上升到110万。小城市（如塞萨洛尼基、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的人口更增加了一倍以上。从布加勒斯特到拉里萨，高楼大厦将19世纪的老旧市中心围了起来，甚至在乡间，小城镇也变成混凝土森林，有钢筋和玻璃的办公大楼，柏油马路上的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乡村开始变成空地，丘陵上人去村空。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最遥远的贫穷地区之外，就已再难看到农民穿着传统服装。农民从乡下搬走，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发展出消费和休闲的新概念，赚取足够的钱以便到黑海、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海边去度假。

另一方面，农民即使搬入城镇和改变生活形态，仍对乡村和土壤保持着依恋。宗教情感时常胜过无神论。或许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供应新鲜食物、猪肉和水果，比官方的配给配销和零售制度来得可靠和低廉。乡村或家庭的社会网络移植到了政府、军队和经济体中。换句话说，都市化时常意味着乡村被带入城市，或者说乡村以某种方式接管了城市：个人的互动、赠礼和帮忙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能发生润滑作用，是对于现代政府不讲人情的机制所起的自然回应，但可能被不知个中奥秘的人误解为“贪污”。

在某些方面，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没有原来想象的重要。各自的增长形态不同，但增长率都一样。希腊的收入分布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不平均，但它的平均收入比较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乡村工人和都市工人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已普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如大众教育和大学教育、医院和农业合作社。战后的罗马尼亚有26500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至1957年则达到15.7万人。同时，巴尔干的乡村经济已被城市经济取代，文盲绝迹，新的公路消除了农民的隔离，乡村停止自我复制。

铁幕之后有许多人都在讨论一党国家中实施经济改革的种种后果。在南斯拉夫，改革派共产党员力图调和中央计划经济和供需定律，（借用他们的话）来创造“现代的、有高生产力的、稳定和理性的市场经济”。但这几乎无法实现。物价像失业率一样急剧上升，经济增长率则下滑。私人企业的规模受限，对于竞争性产业缺乏管理经验则阻碍了国营企业的现代化和效率提升。南斯拉夫经济权力下放和放松管制之后，工人特别痛恨有钱有势的党员，掀起新一波民族主义。相较之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很少，对公开反对的压制也十分严峻。[24]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希腊和社会主义的北方国家有更明显的对比。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萎缩迫使各地进行改变。曾大力建立重工业以自给自足的共产党政权虽成功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难题，现在发现问题已经变了。20世纪末，由国家政府保护的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与海外的资本主义对手竞争。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也无法拯救它们。只有极端的压迫才能偿付日益增长的外债。齐奥塞斯库使用秘密警察——其庞大体制与复杂特务网络令盖世太保都相形见绌——牺牲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来偿付罗马尼亚的债权人，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太弱小以致无法这么做。保加利亚政府则强过南斯拉夫政府，它在战前就有集中资源的经验，它向外国举债也比较少，部分是由于苏联曾慷慨援助。[25]

至于希腊，政府虽然长期积弱不振，但由于三点原因而不致经济衰退：私有经济运作有弹性，拥有丰富经验的个人知道如何不让自己的钱流入政府手中，此外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而获取不少资源。上校政权（1967—1974）垮台后，重新引进的民主政治容许人民有表示不满的空间，不过不会威胁整体政治制度。1974年后，希腊享有稳定的两党民主制度，由社会党和保守党轮流掌权。相比之下，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续的挑战。

这些挑战在南斯拉夫发生最为严重的后果。铁托在1980年的去世已使南斯拉夫联邦走向崩溃。国际货币基金（IMF）对南斯拉夫政府伸出援手，但只是暂时的：“稳定”还是需要政府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冻结薪资让工人不满，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精英尤其抗拒压榨。因此，经济危机削弱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的力量，使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区域和联邦政府层级进行斗争，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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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无法与民族主义调和，”列宁一度主张，“为了取代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国际主义，合并所有民族而达到高度的团结。”但事实上，战后的共产党政权很快就发现，不论它们喜欢与否，都必须向巴尔干半岛上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势力让步。共产党政权并没有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家所希望的让民族国家纳入一个更大的联邦。1918年之后，巴尔干国家大体上都各自保持完整。[26]

少数民族势力大多萎缩。罗马尼亚对待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人时就偏离了1922年宪法中明白昭示的自由主义。1922年宪法承诺成立匈牙利自治区，但几年后施行的却是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同时共产党也采取了更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宣扬民族孤立主义的行为”。

保加利亚数次压迫国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使数千人于1950年以及1968年逃往海外。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穆斯林村民被迫交出旧身份证，还要公开感谢官员给予他们新的保加利亚姓名。1984年的同化运动抨击“斋月”期间的禁食行为是“破坏性的迷信”。斯丹科·托多罗夫于1985年评论道：“洛多皮地区的保加利亚人已经摆脱他们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将自己由保守主义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并加强他们对保加利亚的爱国意识。”托多罗夫认为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其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1989年，保加利亚在东欧剧变之际触发了另一次集体大流亡——30万穆斯林逃往土耳其。不过保加利亚军队在1990年遏止了这种人口外流，有将近13万人返回。同年，新政府同意让穆斯林恢复原来姓名，并且逮捕了日夫科夫，在他众多罪行中就包括“煽动民族敌对和仇视”。[27]

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崩溃的后果截然不同，它非但没有改善少数民族所处的困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维系这个联邦共和国的两股力量是政党的权力和铁托本人。在铁托的领导下，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是在国家及党机构的联邦层次上得到解决。即使在1980年铁托去世之前，因为共产党干部内部兴起了民族主义，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两地的情势仍然都很紧张。波斯尼亚的政党是当时各共和国中立场最强硬的，在支持联邦政府对付民众的离心趋势上有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然而铁托去世之后，被长期经济危机所拖累的联邦政府已无力协调不同民族的要求。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联邦体制开始崩溃。

铁托的政权是建立在由法定民族所构成的高度详尽体系之上的，它甚至创造出几个“新”民族。早在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承认马其顿是单独的共和国，并宣布它的居民属于“马其顿”民族。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也在1971年首次被承认是单独的民族。南斯拉夫是最后几个仍保留昔日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国民”（nation）和“民族”（nationality）区别的国家之一。民族人数最多的当数阿尔巴尼亚人，大多数聚居在自治的科索沃省。阿尔巴尼亚人人数渐渐超过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族群，大概占科索沃全部人口的85%，或毗邻的马其顿共和国人口的20%。

甚至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前，米洛舍维奇[13]已开始在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14]重申塞尔维亚人的权力。他的政策原本是要助长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力。但当各共和国纷纷脱离，大家才发现原来米洛舍维奇不是为南斯拉夫奋斗，而是要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使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能继续是政治社群的一分子，就像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一样。1991年之后，国际上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独立的支持最终导致这项政策宣告失败：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逐出克拉吉纳，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被逼放弃自治并接受他们是波斯尼亚的一员。20世纪90年代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派兵与塞尔维亚作战，这使得米洛舍维奇遭到进一步挫折。到了1999年，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国界几乎退回跟1878年米兰·奥布瑞诺维奇统治时代一样。米洛舍维奇失败了，他唯一的成功是他仍在贝尔格莱德掌权。

用集体驱逐的方式保证永久的种族独霸，这曾是1992年之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的政策目标，6年后，也有人担心它会是塞尔维亚对付科索沃的政策。历史学家回顾欧洲过去的历史，常可见到那样的政策。政治学家担心它们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但是，南斯拉夫的数次战争是否（像许多人预见的那样）确实预示了新的“种族民族主义”[15]的兴起，这是值得怀疑的。在黑暗中，事物很容易被夸大。最可能令局势不稳的，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境内的战争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紧张情势升高，只是黑山对米洛舍维奇的猜疑以及真正独立的梦想总是被冲淡，因为那里的人不确知一个小小的黑山国（南边有阿尔巴尼亚，北边有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会带来何种生活。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科索沃终于脱离塞尔维亚——这种事似乎极有可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稳定会受到什么影响。阿尔巴尼亚人怀有的光复主义似乎比东南欧多数民族更坚定，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很久了。

不过，在其他地方，过去的扩张主义似乎已经消失。只有在美国、澳洲或加拿大的少数海外民族主义分子，还梦想为一个大希腊或圣斯特法诺保加利亚而奋斗。巴尔干几乎没有人实际怀着那样的期望。巴尔干对土地和领土扩张的态度就像战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已经改变了。而且，乡村社会至都市社会的变迁已经转化了少数民族的角色和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人们由乡村搬到城镇意味着离开军事敏感的边境地区，来到更不具特色和较不敏感的政治空间。巴尔干的国家不是已加入欧洲的组织，便是期望加入，这些组织都要求成员国能保障一定的人权及赋予少数民族权利。此外，经济增长表明以前是劳动力出口的国家现在正变成劳动力进口国：希腊是第一个发现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的新移民社群正将它变成多文化社会（不管它愿不愿意）的巴尔干国家。

于是，就像欧洲其余地方，巴尔干各国看到民族主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议题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变成了边境、治安与都市共存的问题。为建立民族国家而从事的长期斗争——南斯拉夫战争可看作最后的阶段——已在整个20世纪延续。讽刺的是，当这场斗争结束时，国际上经济及政治的变迁却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出现了疑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显示了“纯以国内政策来进行社会、经济转化的旧观念”碰到了最戏剧性的危机。虽然希腊（和未来可能有意愿的巴尔干国家）以比较低调和间接的方式进入欧洲联盟，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撤消关税、保护国家产业以及遭遇全球竞争，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巴尔干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受到昔日帝国的威胁，甚至不会受到邻国的敌对和仇视。它的主要威胁现在来自国际经济。

[1]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原指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城市里做内应的人，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译者注

[2] 铁卫队（Iron Guard），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政党，二次大战后解体。——译者注

[3] 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被认为由神学家圣西里尔创造的一种字母，是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字母的来源。——译者注

[4] 切特尼克（Chetnik），塞尔维亚民族独立运动游击队员。——译者注

[5] 总体战（total war），指不同于有限战争的军事冲突，双方为了获得完全胜利，都愿在人力和其他资源上做出一切牺牲。——译者注

[6] 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法令制定之前约定俗成取得的权利。——译者注

[7] 受他国统治的失地（irredenta），指根据居民的种族应属某国而受他国统治的土地。——译者注

[8] 第三帝国（Third Reich），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译者注

[9] 群众政党（mass party），由一般党员组成，最大特色在于发展出上下层级组织，借此组织争取支持者、教育党员，进而伸张主张、影响政治。不同于骨干政党经费常有工商企业或私人捐助，群众政党经费多半仰赖党费收入，因此发展组织与经费需要密切关系。——译者注

[10] 红军（Red Army），苏联陆军。是打败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支陆军。——译者注

[11] 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向受到共产党威胁的国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译者注

[12] 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间之贸易取消关税限制，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管理政策，此处是指欧洲共同市场。——译者注

[13]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南斯拉夫前总统及塞尔维亚社会党领袖。——译者注

[14] 科索沃和沃伊沃迪那，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内的两个自治省。——译者注

[15] 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要让种族从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文化实体进一步变为政治实体。——译者注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当我在欧洲旅行时，到处都有我并不特别喜爱的事物。嗯，我不是说“那样子不好”，我只是想知道事物为什么会是那样子。

——1848年奥斯曼官员与法国神职人员的谈话[1]

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让巴尔干重新成为欧洲地图的焦点，并唤起了人们对一次大战的不安回忆。当欧陆其他地方正在应付集体移民、新的区域差异与“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委婉的名词）的议题时，东南欧仿佛退回到早期有关领土战争与种族同质化的历史逻辑。这是欧洲的过去，还是它的未来呢？

那些反对西方国家干预巴尔干半岛的人较少责备米洛舍维奇，他们怪罪的是行为模式背后的长期文化因素。他们认为在巴尔干这个有数个主要宗教交会之处，种族差异才是当地冲突的长期来源。他们并未将种族净化看作建立民族国家的欧洲式逻辑的一部分，而是一连串屠杀和反屠杀的最新形式；巴尔干的历史正是由这些屠杀构成的。英国前首相梅杰于1993年说：“波斯尼亚境内的冲突是无关个人的、不可避免的力量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控制。”这段话并不陌生。一个世纪以前，法国外长阿诺托就同样将安那托利亚境内的反亚美尼亚人屠杀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数千次斗争中的一桩”。[2]

然而如同本书所说，许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上的生活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充斥更多暴力，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较大多数国家更能容纳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曾目击奥斯曼末日的汤因比而言，冲突的来源显然在这个区域之外。他于1922年写道：“在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结果是造成屠杀……那样的屠杀其实只是相互依存的邻邦被致命西方观念煽动而进行的极端民族斗争。”“种族净化”——不论是发生在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1921年至1922年的安那托利亚，或者1991年至1995年的前南斯拉夫——不是原始仇恨的自发性爆发，而是宪兵和军队故意以有组织的暴力对付平民。它代表着民族主义分子为了打破社会结构所必需的极端力量，若是没有这一力量社会本可以忽视阶级和种族的裂痕。[3]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持这种看法。有位奥地利读者看过我在1994年写的《希特勒统治下的希腊内幕》，说我对于德军20世纪40年代在巴尔干的行径下了过于严厉的断言。依他之见，最近的冲突事件再度证明了巴尔干人民有特殊的暴力倾向。而我认为，从茂特豪森[1]的战时奴隶劳动营即可看出，奥地利人跟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没有差距太远。但我们真正争论的与其说是暴行，不如说是残忍；与行为有关，而与人数无关。毕竟，产生古拉格[2]、灭种集中营或恐怖主义的人既不是巴尔干人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纳粹国防军——尚且不必提其他纳粹情报机构——在巴尔干杀死的人民远胜过被巴尔干人民所杀的德军人数。而写信给我的那位读者反对的，是巴尔干游击队的杀戮方式。[3]

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意识形态也将“必要的”、无关个人的暴行与残忍或病态的行为区别开来，只有情绪或行动失控的人才会做出后面这些行为。1943年，慕尼黑的党卫军法庭审讯一位军官时，便将有条理及合宜的杀害跟被告的“过度残忍”、“病态”和“恶毒野蛮”的行径拿来比较。这样的态度是西方长久以来为了界定文明战争的规则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的理想形式。纳粹党人就像其他秉持这种传统思考的人一样，在巴尔干半岛看到了原始、东方的残忍好杀习性。[4]

我们可以回头谈一谈蒙田讨论残忍的文章。他严厉批评当时拿别人受罪取乐的人，同时描写他因为人们和动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时所感到的忧伤：

若非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世人居然能够如此铁石心肠、野蛮成性，仅仅为了乐趣就杀害他人，切、割、砍成碎块，并竭尽思虑去发明未曾使用的酷刑和未曾听说的折磨……我也从不忍心看到那些可怜、无知的野兽被追逐杀害。[5]

痛苦和惩罚这种朝“人道的”概念的转变，与人们对人性看法的改变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渐进发展而来。但接着突然间，1820年到1860年，西欧死刑犯人数锐减，一些古老的刑罚如肢刑、火刑和斩首都遭到废除，同时现代监狱出现，不再以公共场所作为国家处刑的主要地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于1836年写道：“对于痛苦的景象，甚至痛苦的观念，那些充分享受高度文明利益的人愈来愈无法忍受。”由于“高度文明才得以实现的完美的机械安排”，对他人施加痛苦的事可以假手于“法官、士兵、外科医生、屠夫和刽子手”。密尔继续写道：“为了避免实际的痛苦，同时也为了避免任何冒犯或不愉快的想法，人们才会有那许多文雅的行为。”[6]

几年之后，这样的想法打动了一位英国旅人威京逊爵士，他力图干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与黑山之间的边境战争。由于双方都有砍下敌人头颅来示众的习惯，他感到非常不安，写信给黑山的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4]，力称“震惊人们的”习惯会激起复仇的欲望，实际上会使仇恨没完没了。他试图解释“文明战争引发的情绪和复仇形式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如我们所知，加图街阴谋分子[5]才刚于1820年在伦敦被公开斩首示众。[7]

19世纪中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都已减少公开处决的次数，反映出新的“文明的情感”和新工业设备的兴起，也显示政府担心不守秩序的群众和他们易被挑起的激情。东南欧的农民社会则是一个道德观、机械观和政治观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奥斯曼当局并不担心暴民，会进行公开惩罚，他们认为欧洲人使用人体做外科实验和解剖才是亵渎神明和不道德的。因此，因为亲人被土耳其人杀害而刚刚决定报仇的黑山国王彼得二世，当然认为威京逊的提议不可行而礼貌地拒绝。[8]

针对农民的艰难生活和社交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一位年长的黑山妇女最近对访谈者说：“我们也许贫穷，但是我们拥有荣誉。”西方人肯定个人自我控制的价值，非西方人则比较关注家庭荣誉的维护。自从拜占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巴尔干农民社群便依集体责任和赏罚的精神来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准则。处罚，甚至包括由政府国家执行的刑罚，长久以来反映着一般人的观点：家庭应当对个别成员的不当行径负责。例如，19世纪塞尔维亚的农民提议将罪犯及其家人一起流放到特别的受刑区域，以根绝日益猖獗的罪行。防治盗贼法时常将盗贼和他们的亲人共同驱逐出境或课以罚款。[9]

然而，现代化的政治人物都被节制暴力的新规范所吸引，也就是个别的、私密的和非人格的规范，不再采取集体的、家族的和公开的规范。建立新国家（在巴尔干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意味着从所有无公权的人手中夺取暴力、刑罚和地方立法的权力，集中让公职人员管理。借用20世纪20年代一位希腊记者的话来说，国家有“责任表明它凌驾于每个人和每件事”。正规军取代了自行武装的团体，司法和刑事官僚取代了农村法院和习惯法，政府追捕盗贼。在黑山，部落法本来有无上权力，但是彼得二世的继任者达尼娄在1851年强行颁布新的法律规范——时间距威京逊首次建言不到十年——并且阻止斩首的行为。他也将世族血仇定为非法，因为世仇使得各部落不可能团结为一体。[10]

新价值观并无法立即或完全地普及。二战时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屠杀（尤其是在雅瑟诺瓦死亡集中营），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于1940年至1941年进行的大屠杀，正是新旧形式的心态与技术的一种混杂。1947年希腊内战期间，气愤的《每日镜报》曾在头版刊出一张武装保皇人士骑马校阅希腊叛军头颅的照片。它的标题是“头不值钱”，凸显正规军警手段的“残忍和凶暴”。事实上，英国政府早已颁令禁止展示被砍下来的脑袋，并建议以照片来指认已死的游击队员。私底下，英国官员对于“凶暴”这个字眼的使用都感到遗憾。他们指出：“并不只有希腊会展示罪犯的尸首。即使在太平时代，为了使惊恐的人民深信恶名昭彰的杀人犯已经就地正法，也会这么做。”在治安不良的社会，砍头能证明犯人已死，并且肯定处决者的胆识或国家的权力。运送全尸是很笨重的工作，摄影机又所费不赀，连美国的赏金猎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头绝非不值钱，事实上还很有价值，悬赏的价码早就定好了。[11]

那么，巴尔干半岛上是否真有喜好残忍的倾向而且残留至现代？或许答案视残忍的定义而定。毕竟每个人说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样。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期间暴民动用私刑的种族暴行，或者劳工抗议在各地所引起的阶级暴行，在巴尔干半岛都找不到类似的事例。西欧自有一种关于革命暴力的神话（始于索雷尔[6]）。此神话在西欧的影响力远远大过在东南欧。革命暴力一般被视为英雄行为而非野蛮行径。1930年和1960年之间，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暴行（从左翼到右翼）并不会比其他地方严重。不论我们比较战后保加利亚的监狱和苏联的监狱，或比较希腊和西班牙各自内战后的俘虏营，结果都一样。

在政治领域以外，巴尔干国家也不曾较其他国家杀害或监禁更多平民。美国有1100万嫌疑犯和200万囚犯，苏联有庞大的在囚人数，相较之下，当代的东南欧看起来人道多了。1994年，美国每10万人中身陷囹圄的有554人，罗马尼亚为195人，马其顿为63人，希腊则为16人。后面这些国家的囚犯都不会面对司法处决，而美国每年却让数十名囚犯坐上电椅或被注射致命毒剂。如果我们很难证明现在的巴尔干国家比其他国家残忍，我们同样也很难对他们的社会作相同的指控：他们的犯罪率并未超出欧洲水准，暴力犯罪更是欧洲最低的。酗酒和种族仇恨都没有像在新教欧洲一样在巴尔干引发人身攻击。[12]

但在寻找巴尔干凶残嗜杀的证据时，西方人却时常将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编织出来的神话误作真理。欧洲——由爱尔兰到波兰——的幻想家梦想着复活、牺牲，以及为了国家前途而溅洒热血。以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山间花环》为例，它赞扬了传闻中一个半世纪之前穆斯林在黑山被灭绝的事，但它其实是主教国王彼得二世的想象诗作，并非史实。穆斯林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慢慢离开黑山，这篇史诗却将这段不怎么血腥的事实赞美成颇有英雄式的残暴。科索沃传奇在20世纪的出现也同样会误导人，它显示了现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偏见。这两个例子都是描述巴尔干流血冲突和民族团结的史诗，而它们的兴起并非偶然；它们都发生在巴尔干19世纪以来建国过程遭到特别压力的时候。这一点，而非过往的历史，才是这股种族偏见的根源。[13]

此外，海湾战争中首次证明了西方愈来愈将战争本身视为一种奇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时，动用了不用人员且能在远方操控的科技，为的是向西方大众保证现在的军事行动可将交战双方的死伤减到最少。或许，战争本身正以这种方式失去了个人化的特色，就像早先的社会暴行一样。将巴尔干的暴行轻易地描述成原始和非现代，已成了西方与它保持适当距离的一种方式。然而，事实上种族净化不是特定的巴尔干现象。在希特勒进行战争时及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欧和东欧很多地方都曾发生“种族净化”：20世纪40年代有超过50次的强迫性人口迁移，使数百万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死亡或变成移民。种族净化凶残的根源并不是巴尔干人民的心态，而是利用现代科技资源的内战的本质。不同于民族战争，内战无法团结社会，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帮助英国社会走向团结。相反，内战恶化了潜在的紧张和差异，社会和政府机构在战时会统统瓦解。[14]

如果暴行的外衣能够暂时卸除，巴尔干看起来会是怎样呢？当然，东南欧所遭遇的威胁仍然存在，或许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因为争夺塞浦路斯而结怨更深）需要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才能改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科索沃的轰炸虽然解决了一个难题（即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迫害），却又制造出其他难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对塞尔维亚人的迫害，以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新关系）。正因为巴尔干各国的建国历史较短，过程较仓促，因此民族主义仍比其他地方强势，民间传统比其他地方脆弱。不过，虽然南斯拉夫于20世纪90年代因为自身的缘由陷入战争，巴尔干其他国家却沿着和平的路途前进。希腊偶尔对于“伊底鲁斯北部”（即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提及，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梦想，罗马尼亚对于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的乡愁，今日已经式微且失去了意义，尽管这些议题曾在一个世纪以前挑起战争和侵略。巴尔干各国的政治已经停止绕着扩张主义和民族荣耀打转。或许只有某些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仍未放弃这种梦想吧。

冷战期间，一场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转变了巴尔干半岛。朝向都市化、工业化——现在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使得日常生活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改变，并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带来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让巴尔干得以参与一个不同的欧洲，此时欧洲的价值观显现在它举足轻重的跨国机构，如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冷战的结束也改变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巴尔干现在位于一个大肆扩张的市场的中心，市场广及黑海、苏联和中亚，远大于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东南欧的问题和前途已今非昔比，他们现在面对的困境跟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如何调和旧式的社会福利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如何提供能源而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如何阻止乡村生活方式全面衰退，以及如何建立繁荣的经济，减少组织性犯罪，让民主制度昌盛。或许，了解巴尔干的历史就能进一步扫清眼前障碍，发现未来的种种机会。

[1] 茂特豪森（Mauthausen），过去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曾有10万人在那里丧生。——译者注

[2] 古拉格（Gulag），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该局对政治犯进行强迫劳动以作为惩罚。——译者注

[3] 二次大战时纳粹占领南斯拉夫，残忍地压制人民的抗争。当时的规矩是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害，就要枪毙10名南斯拉夫人偿命，数十万人丧命在侵略者的枪口下。——译者注

[4] 主教国王彼得·尼哥希（Vladika Petar Njegos），亦即彼得二世（1830—1851），也是有名的诗人。——译者注

[5] 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由西斯尔伍德（A. Thistlewood）带头，欲谋杀所有英国国会议员、推翻英国政府的一项计划。——译者注

[6] 索雷尔在他著名的《暴力论》中提到，经过算计、危险且报复心强的暴力是令人厌恶的。倒是自发性的暴力、自然产生的暴力，举例来说，某一阶级为追求正义公理而发动造反，这种暴力则是纯粹且受到祝福的。——译者注

注释

引言 名称的由来

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cited in Stanko Todorov,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p.19.

2. Warrington W.Smyth, A Year with the Turks (New York, 1854), p.169.

3. Earl of Albermarle (George Kepp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cross the Balcan (London, 1831); M.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Constantinople and Napoli di Romania in 1833 and 1834(New York, 1836 ed.), p.91; Lt-Gen.A.Jochmus, “Notes on a Journey into the Balkan, or Mount Haemus in 1847”,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4 (1854), pp.36-86; E.Ollier, Cassell’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usso-Turkish War (London, n.d.), vol.2, p.15.

4. P. Vidal de la Blache and L.Gallois, Geographie Universelle, vol.7, no.2 (Paris, 1934), pp.395-396; J.Pinkerton, Modern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s, Kingdoms, States and Colonies, with the Oceans, Seas Isl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2 vols. (London, 1802), vol.1, p.461; Jochmus, “Notes”, p.64.The earliest indigenous account is probably D.Filippides and G.Konstantas’s 1791 Geografia neoteriki:see the edition edited by A.Koumarianou (Athens, 1988).

5. Rhigas in R.Clogg, ed.,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London, 1976), pp.157-163.E.A.Freeman, ‘Race and Language’, Contemporary Review, 29 (1877), pp.711-741.

6. Cf.Ami Boue, Recueil d’itineraires dans la Turquie d’Europe (Vienna, 1854), vol.2, pp.327-332; H.F.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London, 1869), vol.2, pp.393-397; Saint-Marc Girardin cited in T.G.Djuvara, Cent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aris, 1914), p.496.

7. F.Crousse, La Péninsule greco-slave(Brussels, 1876); T. Fischer, Mittelmeerbilder (Leipzig, 1906), p.44; D. M. Brancoff (Dimitur Mishev), La Macédoine et sa population chrétienne (Paris, 1905), p.3; J.R.Mariott,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 (Oxford, 1917), p.21.

8. Harry de Windt, Through Savage Europe (London, 1907), p.15; M.Todorova, Imagining the Balkans (New York, 1997), p.122.

9. R. West,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London, 1943), vol.1, p.23.

10. E. Christiansen, The Northern Crusaders (London, 1997), .p.2; on the two phases of Muslim Holy War against Europe, see B.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New York, 1982), pp.20-28; K.M.Setton, Prophecies of Turkish Doom (Philadelphia, 1992), p.4.

11. K. M.Setton, op. cit., and Europe and the Levan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London, 1974); Knolles cited in Lewis,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p.32; on Muslim and Turk as synonyms, N.Matar,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Cambridge, 1998), p.21.

12. L. Valensi, Venezia e la Sublima Porta: La nascita del despota (Bologna, 1989), pp.41, 44; L.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1965), pp.74-75.

13. N. Matar, op.cit., 14, p.22.

14. See A. Pippidi, “La Decadence de l’empire ottoman comme concept historique,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Revue des Etudes Sudest Européennes, xxxv, 1-2 (1997), pp.5-19.

15. 如同A.Pippidi说的, 同时代的欧洲社会中也有反潮流、亲土耳其的批评人士(但较弱势), 孟德斯鸠是其中之一: A.Pippidi, op.cit., pp.18-19。

16.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the Hercegovina on Foot (London, 1877), p.89; H. Holland, Travels in the Ionian Islands, Albania, Thessaly, Macedonia etc.during the Years 1812 and 1813 (London, 1815), pp.69-70; The War Correspondence of Leon Trotsky: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New York, 1981), pp.58-59.

17. E. A. Freeman, Ottoman Power in Europe (London, 1877), p.1; A.Oakes and R.B.Mowat, eds., The Great European Trea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18), p.177; N.Sousa, The Capitulatory Regime of Turkey (Baltimore, 1933), p.162.See also J.C.Hurewitz, “Ottoman Diplomacy and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Middle East Journal, 15 (1961), pp.141-152.

18. Anon.(Lord J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1828), p.27; R.G.Latham, The Ethnology of Europe(London, 1852), p.6; The Nationalities of Europe (London, 1863) vol.2 , p.69; E.Joy Morris, Notes of a Tour through Turkey, Greece, Egypt, Arabia Petraea to the Holy Land (Philadelphia, 1842), vol.2, p.48; Edith Durham, 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05), p.104.

19. Ami Boue, op. cit. p.331; on the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Balkan states, see A. Toumarkine, Les Migration des Populations Musulimanes Balkaniques en Anatolie (1876-1913) (Istabul, 1995), a useful source to set against the less balanced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Princeton, 1995); on shrinking of Turkish usage, see B.Lory, “Parler le turc dans les Balkans ottomans au XIXe sièicle”, in F. Georgeon and P.Dumont, eds., Vivre dans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97), pp.237-245; on destruction of monuments, see M.Kiel, Studies i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1990).

20. F.Moore, “the Changing Map of the Balkan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February, 1913), pp.199-226.

21. J. V. de la Roiere, Voyage en Orient (Paris, 1836), p.23; Trotsky, op.cit., p.272.

22. O.Halecki, 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1962), pp.47, 77-78; Marriott, Eastern Question, p.3.

23. T. Zhivkov cited in M.Kiel, Art and Society of Bulgaria in the Turkish Period (Maastricht, 1985), p.34 n.1.

24. 笔者感谢狄米垂·利凡尼奥(Dimitri Livanios)协助拟订这些议题。

第一章 土地和其居民

1.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1972), vol. 1, pp. 25-53.

2. M. Newbigi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 (London, 1924), p. 46; M. Adelaide Walker, Through Macedonia to the Albanian Lakes (London, 1864), p. 87.

3.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the Hercegovina on Foot (London, 1877), p. 359; M. 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An Autobiography of His Youth (New York, 1958), p. 79.

4. A. Kinglake, Eothen (Oxford, 1982), p. 22.

5. M. 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Constaninople and Napoli di Romania in 1833 and 1834 (New York, 1836), p. 96.

6. H. F. 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vol. 1 (London, 1869), p. 382.

7. T. Stoianovich, Balkan Worlds:The First and Last Europe (New York, 1994), p. 107.

8. M. Zdraveva, “The Menzil Service in Macedonia, Particularly around Bitolj, in the Period of Turkish Domination”, Etudes Balkaniques 2 (1995), pp. 82-88; J. A.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endant l’année 1844 (Paris, 1845), pp. 102-103; Kinneir cited by H. F. Tozer, Researches, vol. 1, p. 150; Walker, Through Macedonia, p. 131; D. Warriner, ed. , Contrasts in Emerging Societies:Reading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astern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5), p. 242; J. Baker, Turkey (New York, 1877), p. 389; the best study is B. Gounaris, Steam over Macedonia, 1870-1912: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the Railway Factor (Boulder, Co. , 1993), esp. pp. 71-74.

9. J. C. Wagner, Delineatio Provinciarum Pannoniae et Imperii Turcici in Oriente (Augsburg, 1684), pp. 119-120; R. Halsband ed. ,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vol 1:1708-1720 (Oxford, 1965), p. 340; K. Mihailovic (translated by B. Stulz), Memoirs of a Janissary (Univ.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75), p. 163; E. S. Forster, ed. , The Turkish Letters of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Oxford, 1927), p. 108.

10. M. von Tietz, op. cit. ; J. K. Vasdravellis, Klephts, Armatoles and Pirates in Macedonia during the Rule of the Turks (1627-1821) (Thessaloniki, 1975), pp. 98-100.

11. Messager d’Athènes, June 9, 1925.

12. K. Karpat, Ottoman Population, 1830-1914 (Wisconsin, 1985), pp. 4-5, 22-23; J. Lampe and M.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1550-1950 (Bloomington, Ind. , 1982), p. 281; B. Ramberti, in L. Villari, The Republic of Ragusa:an Episode of the Turkish Conquest (London, 1904); W.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and Painefull Peregrinations (London, 1928 ed. , original ed. 1632), p. 105.

13. On returning Christians, H. Lowry, “The Island of Limnos:a Care Study on the Continuity of Byzantine Forms under Ottoman Rule”, in Lowry, Studies in Defterology (Istanbul, 1992), pp. 181-209.

14. The Negotiations of Sir Thomas Roe in His Embassy to the Ottoman Porte from the Year 1621 to 1628 Inclusive. . . (London, 1740), p. 427; K. Kostis, Ston kairo tis panolis (Heraklion, 1995); D. Panzac, La peste dans l’empire ottoman, 1700-1850 (Louvain, 1985), esp. pp. 64-66.

15. The best account is M. Todorova, “Les Balkans” in J. -P. Bardet and J. Dopaquier, ed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l’Europe, vol. 2 (Paris, 1998), pp. 465-487; long-run population figures in C. McEvedy and R. Jones,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London, 1978), pp. 19, 95-99, 110-115. On Balkan populations see also M. Palairet (for 19th century), The Balkans Economies, c. 1800-1914:Evolution without Development (Cambridge, 1997), pp. 6-14; H. Inalcik and D. Quataert, eds.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Empire, 1300-1914 (Cambridge, 1994), p. 652;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outheastern Europe (London, 1940), p. 85.

16. Warriner, Contrasts, p. 142; K. Hitchins, The Romanians, 1774-1866 (Oxford, 1996), p. 173.

17. A. Wace and M. Thompson, The Nomads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14), p. 33.

18. A. Goff and H. A. Fawcett, Macedonia:A Plea for the Primitive, xiv-xv, p. 8.

19. My thanks to Heath Lowry for information about Ottoman clocks; also Stoianovich, Balkans Worlds, pp. 248-249; on Wallachian hovels, von Tietz, St Petersburg, p. 78.

20. T. Stoianovich, “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 in his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Balk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s (New Rochelle, 1992)vol. 1, pp. 1-15; on Bulgarian huts, see H. Pernot, ed. , Voyage en Turquie et en Grece de Robert de Dreux (Paris, 1925), p. 95.

21. P. Sugar, “The Least Affected Social Group in the Ottoman Balkans:the Peasantry”, in S. Vryonis, ed. , Byzantine Studies: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Eleven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pp. 77-87.

22. B. McGowan, Economic Life in Ottoman Europe:Taxation, Trade and the Struggle for Land, 1600-1800 (Cambridge, 1981), pp. 54-55.

23. S. Vryonis, “Byzantium and Islam:Seventh-Seventeenth Century”, IX:pp. 234-235, for Ottoman continuation of Byzantine land taxes; Inalcik and Quataert, ed. ,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59.

24. Cited by S. Fisher-Galati, ed. ,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1970), p. 73.

25. See G. Veinstein, “On the Ciftlik Debate”, in C. Keydar and F. Tabak, eds. , Landholding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East (SUNY, New York, 1991), pp. 35-57; Stoianovich, “Balkan Peasants, Landlords and Ottoman State”, op. cit. pp. 15-39; Inalcik and Quataert, op. cit. , p. 45; for a Greek Christian case, see G. Veinstein, “Le patrimoine foncier de Panayote Benakis, Kocabasi de Kalamata”, in his Etat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XVIe-XVIIIe siècles (Variorum, 1994), III, pp. 211-233.

26. J. R.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1992), pp. 89-90; M. E.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28), p. 273.

27. B. Brue, Journal de la Campagne que le Grand Vezir Ali Pacha a faite en 1715 pour la Conquête de la Morée (Paris, 1870), p. 38; Cantemir quoted in Warriner, ed. , Contrasts, p. 128.

28. J.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Oxford, 1987), p. 239; 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Illustrated in a Journal of Travels through Roumeli during an Eventful Period (London, 1838), vol. 2, p. 150.

29. D. Urquhart, The Spirit of the East, ii, pp. 157, 162-163.

30. McGowan, Economic Life, p. 65; F. Adanir, “Tradition and Rural Change in Southeastern Europe during Ottoman Rule”, in D. Chirot (ed. ), 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1989), p. 135.

31. Leake cited in Inalcik and Quataer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689.

32. H. Lowry, “‘From Lesser Wars to the Mightiest War’:the Ottoman Conques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yzantine Urban Center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Lowry, Studies in Defterology (Istanbul, 1992), pp. 47-65.

33. S. Vryonis, “Religiou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Balkans and Anatolia from 14th through the 17th Century”, in Vryonis. ed. , Isla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Middle Ages (Wiesbaden, 1975), pp. 130-132.

34. Cf. M. Kiel, Studies on the Ottoman Architecture of the Balkans (Variorum, 1990), introduction, and S. Curcic and E. Hadjitryphonos, eds. , Secular Medieval Architecture in the Balkans, 1300-1500 and Its Preservation (Thessaloniki, 1997). For population figures, see“Istanbul”,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 4, pp. 226-246; other cities from J. de Vries,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1984), pp. 270-287;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p. 179; R. Halsband, ed. The Complete Letters, vol 1. 1 p. 354.

35. T. Stoianovich, “Model and Mirror of the Premodern Balkan City”in his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Balkan and Mediterranean Worlds, vol. 2,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New Rochelle, 1992), p. 108; see also his“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in ibid. , pp. 1-77.

36. T. Stoianovich, Balkan Worlds, p. 75; The Negotiations of Sir Thomas Roe in His Embassy to the Ottoman Porte from the Year 1621 to 1628 Inclusive (London, 1740), p. 67; von Tietz, St Petersburgh, p. 79; J. J. Best, Excursions in Albania (London, 1842), p. 188; Warriner, ed. , Contrasts, p. 146; H. Andorov,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Skopje, 1968), I, p. 287.

37. T. Stoianovich, “Balkan peasants and landlords”, p. 30.

38. Ibid, p. 38 n. 80; Evans, Through Bosnia, pp. 334-336.

39. Blanqui in Warriner, Contrasts, pp. 216, 244; Smyth, Year with the Turk, p. 224.

40. J. K. Campbell, Honour, Family and Patronage (Oxford, 1964), p. 15.

41. R. Bicanic, How the People Live:Life in the Passive Regions (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 of Mass, Amherst, Sept. 1981), p. 52; Lampe and Jackson, Balkan Economic History, pp. 193-194; H. L. Roberts, Rumania: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 (New York, 1969 ed. ), pp. 3-9.

42. C.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driatic (Ithaca N. Y. , 1992), p. 31; 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 pp. 142, 201.

43. Warriner, Contrasts, p. 298; Palairet, Balkan Economies, p. 122; on the village, see N. Iorga, Etudes Byzantines (Bucharest, 1939), vol. 1 , p. 172.

44. A. Hulme Beaman, Twent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London, 1898), p. 121.

45. Bicanic, How the People Live, pp. 121-123; K. Mandelbaum,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Backward Areas (Oxford, 1945), p. 2.

46. S. Runciman, “Balkan Cities-Yesterday and Today”, in D. W. Hoover and J. Koumoulides, eds. , Cities in History (Muncie, Indiana, 1977), pp. 1-13.

第二章 民族兴起之前

1. M. Avgerinos, Makedonika Apomnimonevmata (Athens, 1914), p. 10.

2. E. Durham, The Burden of the Balkans (London, 1905), pp. 143-144.

3. H. N. Brailsford, Macedonia:Its races and their Future (London, 1906), pp. 99-100.

4. H. Lowther to E. Grey, 2 October, 1912, in B. Destani, ed. , Albania and Kosovo:Politic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1867-1946 (London, 1999), p. 292.

5. P. Charanis, “Ethnic Changes in Seventh Century Byzantium”reprinted in his Studies o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ollected Studies (London, 1972), pp. 36-38.

6. D. Zakythinos, “Byzance et les peuples de l’Europe du Sud-Est:La synthèse Byzantine”, in his Byzance:Etat-Société-Economie (London, 1973), vol. 6, p. 13; on Greek in Romania, S. Story, ed. , Memoirs of Ismail Kemal Bey (London, 1920), p. 21; A. Smith, Glimpses of Greek Life and Scenery; A. Ducellier, Oi Alvanoi stin Ellda (130s-150s aion. ) (Athens, 1994).

7. See T. Stavrides, “The Ottoman Grand Vezir Mahmud Pasha Angelovic, 1453-1474”, Harvard University, D. Phil. dissertation, 1996.

8. Symeon in M. Balivet, “Aux origines del, Islamisation des Balkans Ottomans”,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66:4 (1992), p. 13; C. H.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in the Ottoman Empire:the Historian Mustafa Ali (1541-1600) (Princeton, 1986), pp. 158-159; Sandys in S. Purchas, ed. , Purchas, his Pilgrime, vol. 8 (Glasgow, 1905), p. 123; H. C. Barkley, Bulgaria before the War (London, 1877), p. 179; W. Lithgowm, Rare Adventures, p. 101; Halsband, Complete Letters, p. 390.

9. R. Gradeva, “Ottoman Policy Towards Christian Church Buildings”, Etudes balkaniques, 4 (1994), pp. 14-36; A. Handzic, Population of Bosnia in the Ottoman Period (Istanbul, 1994), p. 21.

10. H. F. Tozer, Researches in the Highlands of Turkey, vol. 1 (London, 1869), p. 202; on Crete, see now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Princeton, 2000).

11. S. Vryonis, “Religiou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Balkans and Anatolia from the Fourteenth through Sixteenth Century”, in S. Vryonis, ed. , Islam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Middle Ages (Wiesbaden, 1975), pp. 127-141; P. Sugar, “The least affected social group in the Ottoman Balkans:the peasantry”, in S. Vryonis, ed. , Byzantine Studies:Essays on the Slavic World and the 11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pp. 77-87; N. Sousa, The Capitulatory Regime of Turkey:Its History , Origin and Nature (Baltimore, 1993), pp. 36 ff. ; R.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Ottoman Cyprus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1571-1640 (New York, 1933), p. 143.

12. N. Filipovic,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Islamicisation in the Balkans under Ottoman Rule”, in Ottoman Rule in Middle Europe and Balkan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Prague, 1978), pp. 305-359; N. Todorov,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the Balkan Peninsula (late 15th-early 16th century)”, in Todorov, Society,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the Balkans, 15th-19th Centuries (Variorum, 1998), VI.

13. On Catholic-Orthodox interaction see L. Hadrovics, Le Peuple Serbe et son eglise, esp. p. 25; K. T. Ware, “Orthodox and Catholics in the 17th Century:Schism or Intercommunion?”in D. Baker, ed. , Schism, Heresy and Religious Protest (Cambridge, 1972), pp. 259-276; G. Hoffmann, Vescovadi Cattolici della Grecia, vol. 2-5 (Rome, 1937-1941).

14. T. H. Papadopoullos, Studies and Documents, pp. 10-26; Hadrovics, Le Peuple Serb, pp. 95-96. For an important reassessment of the millet system, see P. Konortas, “From Ta’ife to Millet:Ottoman Terms for the Ottoman Greek Orthodox Community”, in D. Gondicas and C. Issawi, eds. , Orthodox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rinceton, 1999), pp. 169-181 and B. Braude and B. Lewis, eds. ,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5. Crusius cited by S. Runciman, The Great Church in Captivity (Cambridge, 1968), p. 180;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181.

16. P. Mansel, Constantinople, p. 148; R. Abou-el-Haj, “Ottoman Diplomacy at Karlowi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7:4 (1967), pp. 498-512; C. Mango, “The Phanariots and the Byzantine Tradition”in R,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1973), p. 51.

17. Runciman, Great Church, p. 391;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225; A. J.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Foot, pp. 267-268.

18. P. Kitromilides, “Cultural Change and Social Criticism:the Case of Iossipos Mosiodax”,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IV:p. 671, and his“‘Balkan Mentality’:History, Legend, Imagina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1996), pp. 163-191; C. Dawson, The Making of Europe (London, 1946), p. 147; S. Batalden, Catherine II’s Greek Prelate:Eugenios Voulgaris in Russia, 1771-1806 (Columbia, 1982); C. Mango, “The Phanariots and the Byzantine Tradition”, in R.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London, 1973), pp. 41-67.

19. Lithgow, Rare Adventures, p. 76.

20. New Martyrs of the Turkish Yoke (Seattle, Washington, 1985), p. 321; Fleischer, Bureaucrat and Intellectual, pp. 62-63.

21. Foster, Busbecq, p. 136; Dreux, 62; W. B. Standford and E. J. Finopoulos, eds. , The Travels of Lord Charlemont in Greece and Turkey, 1749 (London, 1984), p. 39.

22. New Martyrs, pp. 185-187 (on Nikolaos of Metsovo); Jennings, pp. 179-181 on Cyprus; Tozer, Researches, vol. 2, p. 80; S. Lane Poole, The People of Turkey, vol. 2 (London, 1878), p. 225.

23. M. E.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pp. 244-261.

24. Boscovich cited in L.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1994), p. 175; W. Smyth, A Year with the Turks (New York, 1854), p. 22.

25. D. Loukopoulos, Georgika tis Roumelis (Athens, 1938), pp. 163-164; Bracewell, Uskoks, pp. 158-159, n. 12; Tozer, Researches, vol. 1, pp. 206-207; L. Edwards, The Memoirs of Prota Matija Nenadovic (Oxford, 1969), p. 17.

26. G. Rouillard, La vie rurale dans l’Empire Byzantine (Paris, 1953), p. 199; cf. for useful methodological remarks, V. Shevzov, “Chapels and the Ecclesial World of Prerevolutionary Peasants”, Slavic Review, 55, no 3 (Fall 1996), pp. 584-613, and C. Chulos, “Myths of the Pious or Pagan Peasant in Post-emancipation Central Russia (Voronezh province)”, Russian History, 22, no 2 (Summer, 1995), pp. 181-216. My thanks to Laura Engelstein for these references.

27. Cited in Balivet, “Aux origins”, p. 18; see the work of W. Christian, esp. Local Relig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Spain (Princeton, 1981). My thanks to Ken Mills for this reference. Foster, ed. , Busbecq, pp. 136-137.

28. A“shared world”is the title of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Princeton, 2000); N. Todorov, “Traditions et transformations dans les villes balkaniques avec l’instauration de l’Empire Ottoman”in his Society,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the Balkans, 15th-19th Centuries (Variorum, 1998), vol. 3, p. 99;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pp. 134, 142.

29. B. F. Musallam, Sex and Society in Islam (Cambridge, 1983); S.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es vol. 8 (Glasgow, 1905), p. 276; N. Pantazopoulos, “Church and Law in the Balkan Peninsula during Ottoman Rule”, Epistimoniki epeterida:Anticharisma ston Nikolao I. Pantazopoulo, vol. 3 (Thessaloniki, 1986), pp. 327-329; Stanford and Finopoulos, Lord Charlemont, pp. 48-49. The practice of kepinion is also described in the 17th century accounts of Thevenot and Rycaut ［History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Greek and Armenian Churches］.

30. F.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1978), pp. 16-18; Memoirs of Ismail Kemal Pasha, p. 38.

31. Jenning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p. 29; Greene, A Shared World; C. Imber, “‘Involuntary’ Annulment of Marriage and Its Solutions in Ottoman Law”in Imber, Studies in Ottoman History and Law (Istanbul, 1996), p. 226.

32. R. Dankoff［translator］, The Intimate Life of an Ottoman Statesman Melek Ahmed Pasha (1588-1662), as portrayed in Evliya Celebi’s Book of Travels ［Seyahat-name］ (Albany, New York, 1991), pp. 249-250; see also,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181-182.

33. F. W. Hasluck, Christianity and Islam under the Sultans (Oxford, 1929), ii, p. 554; Durham, Burden of the Balkans, p. 356.

34. Durham, Burden of the Balkans, p. 51.

35. New Martyrs, p. 39; Durham, Some Tribal Origins, pp. 290-291.

36. R. Gradeva, “Ottoman Policy towards Christian Church Buildings”, pp. 14-35; J. V. de la Roiere, Voyage en Orient (Paris, 1836), p. 273.

37. D. Warriner, ed. , Contrasts in Emerging Societies, p. 234.

38. S. Deringil,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76-1909 (London, 1999), p. 115.

39. New Martyrs (Martyrdom of Holy New Hieromartyr, Serafim, Bishop of Phanarion), p. 361.

40. F. Venturi, The End of Old Regime in Europe, 1768-1776 (Princeton, 1989), pp. 10-29.

41. G. Finlay, The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Ottoman and Venetian Domination (London, 1861), pp. 323-324; Varlaam cited by T.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kalb, Illinois, 1994), p. 6; T. Blancard, Les Mavroyeni, vol. 3 (Paris, 1909), pp. 84-85; Dapontes in Mango, “Phanariots and Byzantine tradition”, p. 55.

42. Numbers of books in print cited by C. Koumarianou,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 towards the Greek Independence Movement, 1798-1821”, in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p. 70.

43. P. Kitromilides, “The Enlightenment East and Wes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alkan Political Traditions”,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pp. 51-70; Clogg, “Aspects of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in Clogg, ed. , The Struggle for Greek Independence, p. 26.

44. Text in Clogg, ed. , The Movement for Greek Independence, 1770-1821, pp. 157-163.

45. Clogg, “Aspects”, pp. 25-29; Clogg, Movement, pp. 58-61, 89-90.

46. Paisii cited by Clogg, “Aspects of the Movement”in Clogg, ed. , Struggle, p. 21; On the Romanian enlightenment, see K. Hitchens, The Roma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ransylvania, 1780-1849 (Cambridge, Mass. 1969).

47. P. Sugar and I. Lederer, eds. ,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Seattle, 1969), pp. 105-106, 373-379, 401-402.

48. P. Kitromilides,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Balkans”, in his Enlightenment, Nationalism, Orthodoxy, XI:p. 158.

49. C. Frazee,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Independent Greece, 1821-1852 (Cambridge, 1969), p. 31.

50. Frazee, Orthodox Church, p. 188; P. Ramet, ed. , Eastern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1988), pp. 10-11.

51. On missionaries, J. Clarke,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Bulgaria (New York, 1971-reprint of 1939 thesis), pp. 233-234; Runciman, Great Church, p. 396.

第三章 成问题的东方

1. Percy Bysshe Shelley, Hellas.

2. L. von Ranke, The History of Servia and the Servian Revolution (London, 1853), p. 365.

3. T. G. Djuvara, Cents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aris, 1914).

4. Djuvara, Cents projets de partage de la Turquie, pp. 278-305.

5. Kolokotronis cited by Stavrianos, Balkans since 1453, p. 212; H. Temperley, England and the Near East:The Crimea (London, 1936), p. 57.

6. A. Suceska, “The 18th Century Austro-Ottoman Wars’ Economic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Bosnia”, in G. Rothernberg et al. , eds. , East Central European Society and War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18th Century (Col. UP, 1982), pp. 339-348;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8), p. 180.

7. Ranke, History of Servia, p. 66.

8. L. Edwards, ed. , The Memoirs of Prota Matija Nenadovic (Oxford, 1969), p. 192.

9. Ranke, History of Servia, pp. 188-199; W. Vucinich, ed. , The First Serbian Uprising, 1804-1813 (New York, 1982).

10. D. Skiotis, “The Greek Revolution:Ali Pacha’s Last Gamble”, in N. Diamandourous, ed. , Hellenism and the First Greek War of Liberation (Thessaloniki, 1976), pp. 97-109; K. Fleming, The Muslim Bonaparte:Diplomacy and Orientalism in Ali Pasha’s Greece (Princeton, 1999).

11. Cited in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pp. 139-140.

12. B. Jelavich, 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 1806-1914 (Cambridge, 1993), pp. 49-75.

13. (Translated by H. A. Lidderdale), Makiryannis:The Memoirs of General Maliryannis, 1797-1864 (Oxford, 1966), p. 14;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9), p. 221; T. Kolokotronis, Memoirs from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33 (London, 1892), p. 157.

14. Prousis, p. 51; Marriott, Eastern Question, p. 214.

15. H. Andonov-Poljanski, ed. ,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I (Skopje, 1969), p. 264.

16. Vucinich, The First Serb Uprising, p. 251.

17.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 67; on urban planning in the Ottoman Balkans, see A. Karadimou-Gerolympou, I anoikodomisi tis Thessalonkis meta tin pyrkaia tou 1917 (Thessaloniki, 1995).

18. Blanqui, Voyage en Bulgarie, p. 93.

19. B. Jelavich, 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 1806-1914 (Cambridge, 1993), pp. 75-90; B.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I (Cambridge, 1983), p. 265.

20. K. Hitchins, The Romanians, 1781-1866, pp. 161-166; C. Giurecsu, History of Bucharest (Bucharest, 1976), pp. 48-51.

21. F. Kellogg, The Road to Romanian Independence (Purdue UP, W. Lafayette, Ind. , 1995), p. 5.

22. M.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1:2 (May, 1975), pp. 103-146; Odysseus (Sir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 (London, 1900), p. 347; M. Macdermott, A History of Bulgaria, 1393-1885 (London, 1962), p. 124.

23.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vol. 1, pp. 340-341.

24. J. F. Clarke, Bible Societies,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Bulgaria (New York, 1971, reprint of original PhD 1937); Macdermott, History of Bulgaria, pp. 194-195.

25.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I , p. 347.

26. On the political pressure exerted by irredentists, see J. Koliopoulos, Brigands with a Cause: Brigandage and Irredentism in Modern Greece, 1821-1912 (Oxford, 1987).

27. Sir Charles Eliot, Turkey in Europe, p. 271.

28. D. Livanios, “‘Conquering the Souls’:Nationalism and Greek Guerilla Warfare in Ottoman Macedonia, 1904-1908”, 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3 (1999), pp. 195-221.

29. A. Rappoport, Au Pays des Martyrs:Notes et souvenirs d’un ancien consul général d’Autriche-Hongrie en Macedoine (1904-1909) (Paris, 1927), p. 18.

30.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B, vol. 19 (USA Public, 1985), pp. 500-507.

31. H. C. Barkley, Bulgaria before the War (London, 1877), p. 272.

32. J. Baernreither, Fragments of a Political Diary (London, 1930), pp. 22-27, 51, 136.

33. B. Schmitt, The Annexation of Bosnia, 1908-1909 (Cambridge, 1937).

34. V.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London, 1966); J. Baernreither, Fragments of a Political Diary, pp. 244-246.

35. Lowther-Grey, 2 Oct. 1912, in B. Destani, ed. , Albania and Kosovo:Politic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1867-1946 (London, 1999), p. 292.

36. L.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London, 2000 new ed. ), p. 535.

37. 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London, 1975), pp. 71, 264, 277; R. W. Seton-Watson, A History of the Romanians (Cambridge, 1934), ch. 16.

38.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ii (London, n. d. ).

39. Mansel, Constaninople, p. 408.

40. K. Calder,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Europe, 1914-1918 (Cambridge, 1976), p. 16.

41. I.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Ithaca, 1984).

第四章 建立民族国家

1. Cited in J. D. Bell, Peasants in Power:Alexander Stamboliski and the Bulgarian Agrarian National Union 1899-1923 (Princeton, UP, 1977), p. 4.

2. V. Dedijer, The Road to Sarajevo (London, 1966), p. 73; O. Jaszi, “The Irresistibility of the National Idea”, in his Homage to Danubia (Lanham, Md. , 1994).

3. M. S. Anderson, The Greek Powers and the Near East, 1774-1923 (London, 1970), p. 32;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Yugoslavia, ii (n. p. , 1944), pp. 104-107.

4. A. Toumarkine, Les migrations des populations muslmanes Balkaniques en Anatolie (1876-1913) (Istabul, 1995), pp. 27-50.

5. On the Romanian constitution, K. Hitchins, Rumania, 1866-1947 (Oxford, 1994), pp. 16-17; P. Michelson, Conflict and Crisis:Roman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61-1871 (New York, 1987).

6.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 (Washington, DC, 1914), pp. 154-155.

7. F. Fellner, ed. , 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 I (Vienna, 1953), vol. 1,pp. 280, 289; HMSO, The Yugoslav Movement (London, 1920), pp. 21-23.

8. M. Mazower, “Minoriti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Interwar Europe”, Daedalus, 126:2 (Spring, 1997), pp. 47-65.

9. For Greek documents on this dispute, see B. Kondis and E. Manda, eds. , The Greek Minority in Albania:A Documentary Record (1921-1993) (Thessaloniki, 1994).

10. H. Pozzi, Black Hand over Europe (London, 1935), p. 181.

11. O. Janowsky, People at Bay:The Jewish Problem in East-Central Europe (Oxford, 1938).

12. R. Lemkin,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Washington, D. C. 1944), pp. 612, 626-627; A. Djilas, The Contested Country:Yugoslav Unity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1919-1953 (Harvard, 1991), ch. 4.

13. On Chetniks, see I. Banac, “Bosnian Muslims:from Religious Community to Socialist Nationhood and Post-Communist Statehood, 1918-1922”, in M. Pinson, ed. , The Muslims of Bosnia Hercegovina (Harvard, 1994), pp. 142-143.

14. N. Malcolm, Kosovo: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98), p. 312; J. Koliopoulos, Plundering of Loyalties:World War II and Civil War in Greek West Macedonia (New York, 1999).

15. R. King, Minorities under Communism:Nationalities as a Source of Tension among Balkan Communist States (Cambridge, 1973); P. Shoup, Communism and the Yugoslav National Question (New York, 1968).

16.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Chapel Hill, NC, 1951), p. 118.

17. H. Tilman, Peasant Europe (London, 1937).

18. For a case study, see M. Mazower, Greece and the Interwar Economic Crisis (Oxford, 1991).

19. Hoare to Halifax, 5 July 1940,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vol. 21, 23:5 (Bethesda, Ma. , 1998), ch. 5 no. 55. I am indebted to Kate Thiroff for this reference.

20. E. Barker, Truce in the Balkans (London, 1948), p. 255.

21. E. Barker, Truce in the Balkans (London, 1948), p. 255; H. Seton-Watso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London, 1954), pp. 254-255, 335, 388.

22. R. L. Wolff, The Balkans in Our Time (New York, 1978), ch. 14; M. E. Fischer,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Romania”, in G. Augustinos, ed. , Diverse Path to Mondern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91), p. 149.

23. E. Stillman, The Balkans (New York, 1966), p. 146; W. H. McNeill, The Metamorphosis of Greece since World War II (Oxford, 1978), p. 247.

24. F. Fejto,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Harmondsworth, 1974), pp. 376-377.

25. J. Lampe, “Belated Modernization in Comparison:Development in Yugoslavia and Bulgaria to 1948”, in Augustinos, ed. , Diverse Paths to Mondern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91), pp. 32-45.

26. Cited in R. King, Minorities under Communism:Nationalities as a Source of Tension among Balkan Communist States (Harvard, 1973), p. 21.

27. G. Stokes,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1991), pp. 232-233; H. Poulton, The Balkans:Minorities and States in Conflict (London, 1991), pp. 112-113, 126, 131, 153-165.

后记 关于暴力的反思

1. An Ottoman official cited in J. Mislin, Les Saints Lieux:Pelerinage a Jerusalem, 3 vols. (Paris, 1876), vol. 1, p. 72.

2. Both quotes from Mark Levene“Introduction”to Levene and P. Roberts, eds. , The Massacre in History (New York, 1999), pp. 1-2.

3. A. J. Toynbee, 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 (London, 1922), pp. 17-18.

4. “Verdict against SS-Untersturmfuehrer Max Taeubner, 24 May 1943”, E. Klee, W. Dressen and V. Riess, eds. , “Those Were the Days”:The Holocaust as Seen by the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London, 1991), pp. 196-207; on rules of war, G. Best, Humanity in Warfare (Oxford, 1980); o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classic work is N. Elias, The Civilising Process (Oxford, 1978).

5. Montaigne (translated by John Florio), “Of Crueltie” in The Essayes of Michael Lord of Montaigne (Oxford, 1906), ii:134.

6. V.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1770-1868 (Oxford, 1994), p. 598; also T. Hask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2-3 (April/June, 1985), pp. 339-361 and 547-566. My thanks to Liz Lunbeck for this reference.

7. J. Gardner Wilkinson, Dalmatia and Montenegro (London, 1848), ii, pp. 80-82.

8. P. P. Njegos, The Mountain Wreath (translated by V. Mihailovich) (Irving, Ca. , 1986), and also M. Sells, The Bridge Betrayed:Religion and Genocide in Bosnia (UCLA, 1996), pp. 40-42. The Vladika’s brother and cousins had been decapitated by Turks in 1836 before suitably avenged four years later:M. Aubin, Vision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dans l’Oeuvre Poetique de P. P. Njegos (Paris, 1972), pp. 175-178; on Turkish attitudes to dissection, see the memoirs of an American surgeon in Ottoman service, J. O. Noyes, Rumania:the Borderland of the Christian and the Turk (New York, 1857), p. 263.

9. Z. Milich, A Stranger’s Supper:An Oral History of Centenarian Woman in Montenegro (New York, 1995), p. 47; G. Stokes, Politics as Development: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Serbia (Durham, NC, 1990), p. 147.

10. See also C. Boehm, Blood Revenge:The Anthropology of Feuding in Montenegro and Other Tribal Societies (Kansas, 1984).

11. Daily Mirror, 10 November 1947; correspondence in PRO, FO 371/67011, R 15110, Norton-London, 12 November 1947; R 15227, Norton-London, 15 November 1947.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Polymeris Voglis for this information. J. Axtell and W. C. Sturtevant, “The Unkindest Cut, or Who Invented Scalping?”,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7:3 (July, 1980), pp. 451-472.

12. Figures from United Nations (G. Newman, ed. ), Global Report on Crime and Justice (New York, 1999); R. Hood, The Death Penalty:A World-Wide Perspective (Oxford, 1996), p. 74.

13. On Njegos, Aubin, Visions Historiques, pp. 232-235.

14. My thanks to Polymeris Voglis for this point. See also M. Ignatieff, Virtual War (London, 2000); on the Second War as a civil war, and forms of violence, see C. Pavone, 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ulla moralita nella resistenza (Turin, 1991).

进阶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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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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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urkish letters of Mary Wortley Montagu, and 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 as well as the writings of the great Victorian travelers, among whom may be mentioned Edith Durham, the Misses Mackenzie and Irby, Colonel W. M. Leake and the Reverend Henry To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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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干五百年 : 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 ( 英)马克·马佐尔著 ; 刘会梁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 The Balkans: From the End of Byzantium to the Present Day

ISBN 978-7-5086-7018-8

Ⅰ . ①巴… Ⅱ . ①马… ②刘… Ⅲ . ①巴尔干半岛－历史 Ⅳ . ①K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 第279953号

巴尔干五百年: 从拜占庭帝国灭亡到21世纪

著者：［英］马克·马佐尔

译者：刘会梁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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