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
Author: 雷蒙德·钱德勒
Date: 2008-03-15 07:08:14.704000+00:00
Keywords: 雷蒙德·钱德勒; 推理; 美国; 钱德勒; 侦探小说; 小说; 午夜文库; 侦探
Description: 马洛受雇于堪萨斯州来的小妹妹奎斯特小姐，寻找她失踪的哥哥奥林。 根据小妹妹提供的地址，马洛开始调查。令人胆寒的是，马洛走到哪里，哪就有被碎冰锥扎死的人等着了。 好不容易查到奥林受雇于斯蒂尔格瑞夫医生。但毫不例外的是，医生马上就被人谋害了。最后奥林终于现身时，又死在了马洛的眼皮底下。 谁是这出戏的导演呢？小妹妹吗？聪明的马洛或许知道。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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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上，有几个斑驳的黑漆字：“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这扇颓败的门立在一条同样颓败的走廊尽头。这幢建筑在以瓷砖浴室为文明代表的年代里还算是新的。门是锁着的，但旁边写了同样几个字的那扇可没上锁。请进——这里除了我和一只绿头大苍蝇以外，什么都没有。不过，如果你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曼哈顿，那就别进来了。

这是个晴朗明亮的夏日早晨，就像加州初春时节大雾未起之前的天气。雨已经停了，群山仍旧一片青碧，从好莱坞山丘的谷地里，可以看到高山上的白雪。毛皮店在为他们的年度甩卖大肆宣传；专门提供十六岁处女的电话妓院生意兴隆；贝弗利山上的兰花则含苞欲放。

我已经盯了那只绿头大苍蝇五分钟之久，等着它落下来。它可不想停下，它只想哼着《丑角》(1)的前奏翩翩起舞。我手中的苍蝇拍停在半空，随时准备拍过去。一道阳光落在书桌的角上，留下一块光斑，我知道这只绿头苍蝇迟早会在那里落脚。但它落下时，我居然没有立刻注意到。嗡嗡声停了，它就落在那儿。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的左手慢慢地、很有耐性地、一英寸一英寸地移向电话。我缓缓拿起话筒，轻声说：“请等一下。”

我把话筒轻轻放在棕色的便条簿上。那只苍蝇还在那里，发出青绿色的光，充满罪恶。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拍下去。它的残躯飞过半个房间，落到地毯上。我走过去，拎着那只还完整的翅膀，把它丢进废纸篓。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对着话筒说。

“你是侦探马洛先生吗？”对方声音细小，有点儿急促，腔调像个小女孩儿似的。我回答说我是私家侦探马洛先生。

“你怎么收费的，马洛先生？”

“你是要什么样的服务？”

声音更尖了：“这我不能在电话上说。这——这是机密。我得先了解一下，免得去你办公室浪费时间——”

“一天四十块，外加其他开销。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

“真是太贵了。”细小的声音说道，“天哪，我可能得花好几百块，但我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再说——”

“你现在在哪儿？”

“哦，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就在你的办公大楼的隔壁。”

“你完全可以把打电话的钱省下来，电梯不收费。”

“你——你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你就上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我补充道，“如果你的麻烦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我就可以给你出个好主意——”

“我得先对你有点了解，”小嗓门儿语气非常坚定，“这件事情非常微妙，也很隐秘，我得小心处理，不能随便跟人说。”

“如果这么棘手的话，”我说，“也许你得找个女侦探。”

“老天，我不知道还有女侦探。”片刻停顿，“不过我想女侦探恐怕完全没法子应付。你知道，奥林住的地方龙蛇混杂，马洛先生，至少我是这么觉得。那家旅馆的经理实在讨厌得要命，满身酒臭。你喝酒吗，马洛先生？”

“呃，既然你都提到了——”

“我可不想雇个喝酒的侦探，管他喝多喝少。我甚至连抽烟都不赞成。”

“请问我剥个橙子可以吗？”

电话那一头远远传来尖厉的吸气声。“你说话至少该有点儿绅士风度。”她说。

“那你应该到大学俱乐部试试，”我告诉她，“听说那儿还剩几个绅士，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肯听你的摆布。”我挂断电话。

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可惜做得不够彻底。我本该把门锁上，躲到桌子底下去。

【注释】

(1)《丑角》是意大利作曲家莱翁卡瓦洛（Ruggero Leoncavallo）创作的一部包含序曲的两幕歌剧。

2

五分钟后，我用来当接待室的那半边办公室的门铃响起。接着我听到门又被关上，然后便寂静无声了。将我的办公室和接待室隔开的那扇门半开着。我仔细听了听，断定是有人找错了地方，于是没进门就走了。接着响起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然后是那种用来代替敲门的咳嗽声。我把脚从书桌上拿下来，站起来向外看去。她就在那儿。不用开口我就知道她是谁。要说有谁长得最不像麦克白夫人(1)，那就是她了。她身材娇小匀称，模样拘谨矜持，戴了一副无框眼镜，平滑的棕发梳得一丝不乱。身上的棕色衣服是定做的，肩上垂挂下来的方形皮包看起来显得非常蠢——让人联想到背着急救箱的修女。平滑的棕发上是一顶过早就从母亲那里拿来的绒帽。她没化妆，没擦口红，没戴珠宝。无框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图书管理员。

“哪有像你这样跟人通电话的，”她尖声说，“真不害臊。”

“我的自尊心太强，表现不出害臊的样子。”我说，“进来吧。”我帮她拉着门，然后又帮她拉过一张椅子。

她在椅子边上约两英寸的地方坐了下来。“如果我像那样跟朱格史密斯医生的病人说话，”她说，“一定会丢了饭碗。他特别讲究我跟病人说话的态度——连对待那种难缠的病人我都得客客气气的。”

“那老兄现在怎么样？自从我那次从车库顶上摔下来之后，就没再见过他。”

她看起来颇为惊讶，神情相当严肃。“哦，你不可能认识朱格史密斯医生。”她稍显贫血的舌尖伸出唇外，像是悄悄地在找什么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认识一位叫乔治·朱格史密斯的医生，”我说，“他住在圣罗莎市(2)。”

“噢，不，我说的是艾尔弗雷德·朱格史密斯医生，在曼哈顿开业。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你知道，不是纽约的曼哈顿。”

“肯定不是同一个朱格史密斯医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要告诉你。”

“只是想看看橱窗，不想买货是吧？”

“你不妨这么说。如果非得把家里的事说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听，我至少有权利先问清楚，他是不是一个我能信任的人。”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是个可爱而狡猾的小东西？”

无框眼镜后头的眼睛发出亮光。“我希望没有。”

我伸手取过烟斗，开始装烟丝。“‘希望’这个词不太准确。”我说，“把那顶帽子扔了，去换一副彩色镜框的时髦眼镜，你知道，那种斜框的、带有东方色彩的——”

“朱格史密斯医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很快地说道，然后又问，“你真的这么想吗？”说完，她的脸微微红了那么一点点。

我点上烟斗，在桌子后面吞云吐雾起来，她往后缩了缩。

“如果你雇用我，”我说，“那算是找对人了。没错，我就是现在这副样子。你要是想找个门外汉来办这件事的话，那你就错了。我挂了你的电话，你还是跑来了，看来你确实需要帮助。你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烦心事儿？”

她只是瞪着我看。

“听着，”我说，“你从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过来，上回我背《世界年鉴》时，那地方只是个离托皮卡(3)不远的小镇，人口一万两千左右。你帮艾尔弗雷德·朱格史密斯医生做事，现在你要找一个叫奥林的人。曼哈顿是个小镇，肯定是。堪萨斯只有五六个地方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对你的了解已经够我查出你的祖宗八代了。”

“但是为什么你想查这个呢？”她有些紧张地问。

“我？”我说，“我才没兴趣呢。我就是听够了别人跟我絮叨过去的事儿。我坐在这儿只是因为我没别的地方可去。我不想工作，我什么也不想要。”

“你话太多了。”

“对，”我说，“我的话是太多。寂寞的人就爱说话。不是话太多，就是一声不吭。我们该开始谈正事了吧？你不像会找私家侦探的人，尤其是找你不认识的私家侦探。”

“这我知道，”她平静地说，“奥林知道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妈妈也会发火的。我是从电话簿上挑了你的名字——”

“根据什么原则？”我问，“是睁着眼挑的还是闭着眼瞎撞上的？”

她瞪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我是个怪物似的。“七跟十三。”她镇静地说。

“怎么说？”

“马洛有七个字母(4)，”她解释道，“菲利普·马洛有十三个字母(5)，七跟十三配在一起——”

“你叫什么名字？”我几乎咆哮起来。

“欧法梅·奎斯特。”她眯着眼睛，好像快要哭了。她把名字拼出来给我听。“我跟我妈妈住，”她继续说下去，越说越快，好像生怕占用我的时间会要她付钱一样，“我爸爸四年前过世了，他是医生。我哥哥奥林原来也想当外科医生，可他学了两年医就改学工程了。一年前，离家到湾城(6)的西加州飞机制造公司工作。他其实没有必要那样做，他在威其塔(7)有个很好的工作。我想他大概只是想来加州见识见识，很多人都这样。”

“几乎人人都想，”我说，“如果你打算继续戴着这副无框眼镜的话，至少应该表现得与它相配。”

她格格地笑起来，指尖沿着书桌画了条线，眼皮垂着。“你刚才是说，斜框眼镜戴上看着像东方人？”

“嗯哼。现在来谈奥林吧。我们说到他来加州，也说到他去了湾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

她想了一下，皱起眉头。然后她仔细打量我的脸，好像正在下个什么决心。接着她冷不丁地说：“奥林一向定期写信回家，可是他最近六个月只写了两封给妈妈，还有三封给我，而且最后一封还是几个月前收到的。妈妈和我开始担心起来。我现在休假，所以就过来找他。他以前从没离开过堪萨斯。”她停了下来。

“你不打算做个笔记吗？”她问。

我哼了一声。

“我还以为侦探都会拿出小记事本做笔记的。”

“笑话由我负责讲，”我说，“你把故事讲好就行。你趁休假的时候过来看他，之后呢？”

“我写信告诉奥林我要来，可是没收到回音。到盐湖城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他，他也没回。所以我只好亲自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路途遥远，我是坐大巴去的。在湾城，爱达荷街四四九号。”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了一遍地址，但我还是没有写下来。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她的眼镜、她平滑的金发、那蠢笨的小帽子、她没抹口红的嘴巴，以及在她的苍白双唇之间出没的舌尖。

“你大概不熟悉湾城，马洛先生。”

“哈，”我说，“我对湾城唯一的了解是，每回去那儿我都得换个新脑筋。要不要我帮你把故事讲完？”

“什——么？”她的眼睛瞪得老大，透过镜片看去，活像从深海鱼缸里看到的那种鱼眼。

“他已经搬家了，”我说，“你不知道他搬到哪儿了。你担心他已经堕落到住在丽晶大酒店顶层的豪华套房，正跟一个穿着长貂皮大衣、喷了古怪香水的什么人同居吧。”

“哦，我的天哪！”

“我用词太粗俗了吗？”我问。

“请别这样说，马洛先生，”最后她说，“奥林绝不会那样做的。如果奥林听到这话，肯定不会放过你，他发起脾气来可是凶得要命。不过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是一家便宜的寄宿旅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个经理，他真是个可怕的人。他说奥林几个星期以前搬走了，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他也不在乎，还说他只想来杯他妈的杜松子酒。我真不明白奥林为什么会住到那种地方去。”

“你刚才说只想来杯他妈的杜松子酒？”

她脸红了。“是那个经理说的话，我只是学他而已。”

“噢，”我说，“继续说下去。”

“呃，我打电话到他工作的地方，西加州公司，你知道。他们说他已经跟其他很多人一样被解雇了，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又到邮局问奥林有没有留下转信地址，但接待的人说按规定，这种资料是不能透露的。于是我就把我的情况跟他说清楚，那人说，好吧，如果我是他的妹妹，他就可以帮忙查查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没有，奥林没有留下转信地址。所以我就开始害怕起来。他可能出了什么意外。”

“你有没有想过找警察帮忙？”

“我不敢找警察。如果我这样做，奥林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这个人，就算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不容易相处。我们家——”她犹豫了一下，眼睛里似乎泛起一些东西，但她极力掩饰着，她吸了口气说，“我们家不是那种——”

“听着，”我疲惫地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偷了别人的钱包什么的，我是怕他出了车祸失去记忆，或者伤得太重不能说话。”

她直着眼看我，看不出有敬佩的意思。“如果发生那种事情，我们会接到信儿的，”她说，“谁都会在衣袋里放上身份证明。”

“有时候他们除了衣袋什么也没剩下。”

“你是想吓唬我吗，马洛先生？”

“就算是，显然也没有奏效。我想问问，你到底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纤长的食指按着嘴唇，然后小心地用舌尖舔了舔手指头。“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就不必到这儿找你了。你要收多少钱才能帮我找到他？”

我好一阵子没答话，然后说：“你要我单干，不告诉别人？”

“对，我就是要你单独去查，不要告诉任何人。”

“嗯。那就得看情况而定，我刚才跟你说过我的收费标准。”

她两手握在一起，捏成一团，放在桌沿上使劲往下压。她的手势是我见过的最单调乏味的。“我以为你是侦探，一定可以马上找到他，”她说，“我出的钱不可能超过二十块，我在这儿得买三餐，得付旅馆的钱，还有回家的火车票钱，而且你知道旅馆都贵得要死，火车上的食物又——”

“你住在哪家旅馆？”

“我——我还是不说的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为什么？”

“我不想说。我害怕奥林的脾气。而且，嗯，反正我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你，对吗？”

“嗯。不过你到底在怕什么——除了奥林的火暴脾气以外——奎斯特小姐？”烟斗已经熄灭了，我划根火柴，一边点烟一边盯着她。

“抽烟不是很坏的习惯吗？”她问。

“或许，”我说，“不过要我戒掉恐怕不是二十块就能办到的，而且请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不许这样跟我讲话。”她非常恼火，“抽烟是坏习惯，我妈从来不准爸爸在家里抽烟，他中风以后那最后两年也一样。他有时候习惯嘴里衔个空烟斗，一个人坐着，不过她其实连那样也不喜欢。我们欠了很多钱，她说她没闲钱让他买像烟草这种没用的东西。教堂比他更需要钱用。”

“我开始有点儿懂了，”我慢悠悠地说，“像你们那样的家庭，总得有个人当害群之马。”

她霍地站起来，把那急救箱的背带往肩上一扯。“我不喜欢你，”她说，“我想我是不会雇你了。如果你是在暗示奥林做了什么错事的话，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家的害群之马不是奥林。”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一下子转过身，大步往门口走去，把手按在门把手上，然后又忽然转身大步走回来，突然开始哭了。我就像吃饱了的鱼看到断了线的鱼饵一样无动于衷。她抽出小手帕，轻按眼角。

“现在我猜你是打算打电话给警——警察了，”她哽着声音说，“然后曼哈顿的报——报纸听到这个消息，就会登我们的坏——坏话。”

“别乱猜。好了，别再搅乱我的情绪，让我瞧瞧他的照片。”

她匆匆收起手帕，从包里掏出另一样东西，然后隔着书桌递给我。那是一个信封，很薄，里头可能是几张照片。我没打开看。

“把你印象中的他说给我听听。”我说。

她凝神细想，这可给了她的眉毛展露风情的机会。“他今年三月满二十八岁，头发是浅棕色的，比我的还浅，眼睛是淡蓝色，很淡，头发习惯往后梳。他个子很高，有六英尺多，不过体重只有大概一百四十磅，算得上骨瘦如柴。以前他习惯留小八字胡，可是妈妈硬要他剪掉，她说——”

“不说我也知道，教堂的牧师需要胡子来填椅垫。”

“不许你这样说我妈妈。”她尖声说道，气得脸色发白。

“少装模作样了。你是有很多事情我不清楚，不过请你不用再假装自己是什么复活节的百合花。奥林身上有什么特殊标记没有，譬如痣或者疤？胸部有没有《诗篇》(8)第二十三篇的刺青？你不用浪费时间脸红。”

“你犯不着对我大吼大叫的，你干吗不直接看照片？”

“他也许穿了衣服。毕竟你是他的妹妹，你应该什么都知道。”

“他没什么标记，”她的声音紧绷，“只是左手有个小疤，是切除粉瘤后留下来的。”

“他的习惯呢？他有些什么兴趣爱好——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跟女孩约会以外？”

“怎么——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妈告诉我的。”

她微笑起来。但我却怀疑那个笑容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她的牙齿很白，而且不会刻意把嘴咧得很大，这点可不容易。

“你说话可真逗。”她说，“他兴趣很广，有一架很贵的相机，喜欢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给人拍照，这有时候会得罪人，不过奥林说大家都应该看看自己的真实面目。”

“我们只有祷告他别看到他自己。”我说，“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相机？”

“那种有很高级镜头的小型相机，几乎在什么光线下都能拍。是莱卡牌的。”

我把信封打开，拿出两张小照片，影像非常清晰。“这肯定不是用那种相机拍的。”我说。

“噢，不，这几张是菲利普拍的，菲利普·安德森，我跟他约会过一段时间。”她停顿一下，叹了口气，“我来这儿真正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个，马洛先生。就因为你也叫菲利普。”

我只“嗯”了一声，但心里模模糊糊的还真有点儿受感动。“菲利普·安德森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在谈奥林——”

“我知道，”我打断她，“菲利普·安德森后来怎么样了？”

“他还在曼哈顿。”把目光移开，“妈妈不太喜欢他，我想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我说，“我知道。你想哭就尽管哭好了，我不会看不起你的。我的心肠其实也很软。”

我看着那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一个人在低着头往下看，没多大帮助；另一张拍的是个瘦瘦的高个子，他两眼之间的距离很近，嘴唇薄薄的，下巴很尖。他的表情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如果你忘了把鞋子上的泥擦掉，他会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人。

我放下照片，看着欧法梅·奎斯特，想在她的脸上找出一些他的影子。但是找不到，半点儿所谓的“血缘相像”都没有。当然，这种说法本来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从来都是如此。

“好吧，”我说，“我会去那儿看看。不过你应该可以猜得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跑到陌生的城市，赚了一笔钱，也许比他这辈子赚过的加起来还要多。他接触到了他从没接触过的人，而湾城可不是像堪萨斯的曼哈顿那样的小镇——相信我的话，我知道这个城市。于是他干脆放弃正业不干，但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以后他会回头的。”

她没说话，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对，奥林不会那么做事的，马洛先生。”

“每个人都可能这么做，”我说，“尤其是奥林那种人。他是那种小镇里自以为虔诚的家伙，从小到大都让妈妈搂着脖子，让牧师牵着手。离开家来到这里他觉得很寂寞。他赚了些钱，他想买点儿甜蜜和温暖，但不是映在教堂窗户上的那种甜蜜和温暖。我并不是对教堂有成见，我是说那个他已经有过很多了，不是吗？”

她默默地点点头。

“所以他就开始浪荡，”我继续说，“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浪荡也是需要经验的。他在荡妇身上和烈酒里找到满足，他觉得自己好像偷了主教的裤子。毕竟，这小子也快二十九岁了，如果他愿意在烂泥里打滚，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我很不愿意相信你的话，马洛先生，”她缓缓地说，“我很不希望妈妈——”

“刚才你说过二十块。”我插嘴道。

她似乎大吃一惊：“我现在就得付吗？”

“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是怎么付的？”

“曼哈顿没有私家侦探，我们只有警察。至少，我认为没有。”

她又在她的工具包里摸索起来，掏出一只红色的小钱包，从那里头翻出几张纸币——全都整整齐齐地分开折好，三张五块和五张一块，除此之外钱包里好像所剩无几了。她把钱包敞开着，让我看到钱包里已经是空荡荡的了，然后把纸币平摊在书桌上，一张张地叠起来，很慢，很悲伤，仿佛她正在淹死一只心爱的小猫。

“我会开收据给你。”我说。

“我不需要收据，马洛先生。”

“我需要。你不肯给我你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需要一张留有你名字的单据。”

“为什么？”

“表示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把收据簿拿出来，开了张收据，然后让她在副本上签名。开始她不愿意。但过一会儿她还是很不情愿地拿起铅笔来，以工整的秘书体在副本上横着写下“欧法梅·奎斯特”。

“还是没有地址？”我问。

“不太想写。”

“你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家里的电话在电话簿上找得到，布里斯托尔公寓，四二八号房间。”

“我不太可能登门拜访。”她冷冷地说。

“我也还没邀请你呢。”我说，“如果你愿意，四点左右打电话给我。我可能会有什么消息，不过也可能没有。”

她站起来。“希望妈妈不会怪我，”她一边说，一边用苍白的指甲捏着嘴唇，“我是说我到你这儿来。”

“请你不要再告诉我你的妈妈不喜欢什么了，”我说，“你忘了这些吧。”

“哦，真是的!”

“也不要再说‘哦，真是的’了。”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讨厌。”她说。

“不，不对。你觉得我很风趣，而我觉得你是个很可爱的小骗子。你该不会以为谁出二十块我都会帮忙的吧？”

她盯着我，眼神突然变得很冷淡。“那请问又是为了什么呢？”看我没搭腔她又补了一句，“因为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吗？”

我还是没回答。她有点儿脸红，然后格格地笑起来。

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只是因为无所事事、闲得慌罢了。或许跟春天也有些关系。还有，因为她的眼睛里有比堪萨斯州的曼哈顿更加古老的东西。

“我觉得你人很好——真的。”她柔声说，然后便急速转身，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出了我的办公室。外头走廊里传来她清脆细碎的脚步声，就像爸爸想吃第二块苹果馅饼时，妈妈敲桌沿儿的声音。而他已经没钱了，一无所有，只能坐在堪萨斯州曼哈顿老家门廊上的一张摇椅里，嘴上挂着一个空空的烟斗。他在门廊上摇晃着，很慢、很悠闲——因为中风以后你干什么都得慢慢来——同时等着下一次发作。他嘴里衔着空烟斗，没有烟草，除了等待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我把欧法梅·奎斯特那二十块辛苦钱放进一个信封，写下她的名字，然后扔进书桌抽屉里。我可不想身怀“巨款”四处乱跑。

【注释】

(1)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女主角。麦克白夫人唆使其夫弑君篡位。

(2)圣罗莎市（Santa Ros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3)托皮卡（Topeka），美国堪萨斯州首府。

(4)马洛的英文是Marlowe。

(5)菲利普·马洛的英文是Philip Marlowe。

(6)湾城（Bay City），指旧金山的一个区域。

(7)威其塔（Wichita），美国堪萨斯州南部城市。

(8)《圣经·旧约》中的一卷，收录圣诗、圣歌、祷词共一百五十篇。

3

熟悉湾城的人很可能不了解爱达荷街，了解爱达荷街的人也很可能不知道四四九号。四四九号门前的街道早已破败不堪，街对面开裂的人行道边，有一道弯弯扭扭的篱笆，里面是个木材场。往前走半个街区，一道废弃的旧铁轨一直延伸进两扇用铁链锁起来的大木门里——这两扇门看起来似乎二十年没有开启过了。小孩子们拿着粉笔在木门及篱笆上不知道写了多少字，画过多少画。

四四九号的门廊不深，没有上过漆。门廊上散发着一股海风的潮气，上面凌乱地放着五把用铁丝跟藤条和木头缠成的椅子。矮窗上的绿色帘子往下拉了三分之二，上面千疮百孔。前门旁边有个很大的告示牌，用印刷体写着“客满”。牌子应该挂了有些年头了，颜色已经褪去，而且沾满了苍蝇屎。开门进去是一道长廊，往里走到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楼梯。楼梯的右边有一个窄架，侧面用链子挂了一支油性铅笔。窄架上有个按钮，还有一张用三枚完全各异的图钉钉着的黄黑色的纸，上面写着“经理”两个字。对面墙上有一部公用电话。

我按了门铃，铃声在不远处的某个地方响起，但毫无动静。我又按了一次，还是没有反应。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另一扇门前，门上挂着一块黑白相间金属牌子，上头写着“经理”。我敲了敲，又踢了两下，就算这样，好像还是没人理会。

我折回头走出房子，来到侧面一条窄小的水泥道上，沿着它向员工入口走去。此处看来好像应该是经理公寓。这房子的其他部分应该都是出租客房。小门廊上有个很脏的水桶和一只装满酒瓶的木箱。房子的后门开着，一扇纱门将房间与室外隔开。门里头漆黑一片。我把脸贴在纱门上，往里张望着。员工通道旁边有一扇门，我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直背椅，上面挂了件男式外套，椅子上坐着的男人穿着衬衫，戴了顶帽子，个子矮小。我看不清他在干什么，不过他似乎是坐在那张固定在墙角的餐桌旁。

“砰砰砰！”我使劲敲着纱门的边框，那人根本不理。我又敲了几下，这次更响了。他终于把椅子往后挪了挪，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嘴里叼着一根香烟。

“什么事儿？”他低声吼道。

“找经理。”

“他不在，伙计。”

“你是谁？”

“这关你什么事？”

“我想要个房间。”

“没有房间了，伙计。写那么大的字你看不到吗？”

“可我听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说。

“哦？”他没把香烟从他那干瘪难看的小嘴巴里拿出来，只是用指尖把烟灰弹掉，“去你的。”

他又把椅子挪回去，继续忙自己的事了。

我走下门廊时故意发出很响的噼啪声，然后又蹑手蹑脚地走了回来。我小心翼翼地摸摸纱门，是钩住的。我用一把小刀抬起钩子，缓缓把它拉出钩眼，发出了一点细微的声音，但那头厨房传来的声音更大。

我穿过员工通道，进入厨房，那个小个子的男人在忙着，没有注意到我。厨房里有个煤气灶，上面有三个炉头，几个架子上堆着满是油渍的盘子，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冰箱和一张餐桌。桌上放了许多钱，大部分是纸币，也有硬币，各种币值的都有。小个子男人正在数那堆钱，把一个个数字登记到小本子里。他不时地舔舔那支铅笔，却没有拿下叼在嘴里的烟。

那张桌子上至少有几百块钱。

“今天收房租？”我和气地搭讪。

小个子男人猛地转过身来。他只是笑了笑，没说话，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他把嘴里的烟蒂拿开，扔到地板上用脚踩了踩，然后伸手从衬衫里掏出一根新的，塞进他脸上的同一个“洞”里，接着开始找火柴。

“你进来得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他愉快地说。

因为找不到火柴，他便不经意似的转过上身，同时把手伸进了外衣口袋。有样重物在木椅子上撞了一下，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他不由得向后倒去，外套口袋便向着我露了出来，我把椅子从他的身下一把抽开。

他重重地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头撞到了餐桌的边。不过就算这样，他也没忘记朝我的鼠蹊部踢过来。我拽住他的外套往后一拉，从他刚才掏的口袋里抽出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

“别坐在地上发呆。”我说。

他缓缓起身，假装浑身无力的样子，一只手在领子后头摸索着。当他的手臂猛然朝我挥过来时，只见银光一闪，好个斗不败的小公鸡。

我用他的枪从侧面扫过他的下颌，他又坐到了地板上。我一脚踩住他握刀的那只手，他的脸痛得拧起来，但一声也没吭。我把刀踢到屋角。那把刀又细又长，看来非常尖利。

“你真不害臊，”我说，“我只是来找房子，你就舞刀弄枪。虽说世风日下，但你也太过分了。”

他把受伤的手夹在膝间使劲压着，然后开始咬着牙吸气。下颌那一下子看来没有伤着他。

“好吧，”他说，“我是有点儿小毛病。拿着钱赶紧滚吧，不过可别以为我们会轻易放过你！”

我看着桌上那堆面额不等的纸钞和硬币。“看你带那么多武器，一定是生意不好做。”我对他说。我穿过厨房走向另一扇门，试了试，没上锁。我又转身走回来。

“我会把你的枪放到信箱里，”我说，“下次看清对手再攻击。”

他还在咬着牙轻轻吸气，捏着他那只受伤的手。他眯起双眼，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然后把钱扫进一只破旧的公事包里，咔的一声合上。他又脱下帽子，把它弄平整，满不在乎地戴在后脑勺上，然后利索地冲我一笑。

“那把枪你就别费心了，”他说，“城里到处都可以找到手枪。不过你可以把刀子放在克劳森那儿，这把刀我下了不少工夫才磨成这样的。”

“也在别人身上磨过？”

“大概吧。”他得意地对我晃了晃一根指头，“没准我们很快会再碰面，那时候我的旁边会多个朋友。”

“要他穿件干净的衬衫，”我说，“也借给你一件。”

“啧啧，”小个子男人不满地说，“刚戴上警徽就神气起来了。”

他轻轻走过我的身边，经后门廊走下木头台阶。他的脚步声在街上渐渐远去，听起来很像欧法梅的鞋跟咔咔咔地走在我那办公大楼的走廊上。

不知怎么的我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好像刚刚出错了我手中的王牌。其实没什么具体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小个子男人死性不改的样子——没有哀求，没有恫吓，就那么微笑着，从牙缝里吹着口哨，还有那轻快的语调和能让你记住一辈子的眼神。

我走过去捡起那把刀。刀身又长又圆又薄，就像磨得非常平滑的鼠尾锉刀。刀柄是用质地很轻的塑料制成的，和刀刃连成一体。我握住刀柄，刷地向餐桌甩去，刀锋插入木头中，刀身轻轻颤抖着。

我深吸一口气，手握刀柄晃了两晃，用力把刀子拔了出来。这把刀很古怪，设计制作和用途都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不安。

我打开厨房另一头的门，拿着手枪和刀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客厅，靠墙有一张可折叠的床。床打开着，上面凌乱不堪。有张堆满东西的椅子，扶手上烧了个洞。一张高大的橡木书桌靠墙放在正面窗户旁边，书桌上的斜拉门看上去活像老式的地窖门。旁边有一张长沙发，上面躺着个男人，脚搭在沙发扶手上，灰色的袜子上疙疙瘩瘩的。他的头离枕头足有两英尺远，看那枕套的颜色，也许头还是不枕上去为妙。他上身穿一件褪色的衬衫和脱了线的灰毛衣，嘴巴大张着，脸上布满亮晶晶的汗珠，呼吸声听起来像是引擎垫圈漏了气的老福特轿车一样。旁边的茶几上放一个堆满烟蒂的碟子，其中几个烟卷看起来像是自己手工卷的。地板上放了一瓶几乎没喝过的杜松子酒，有个杯子好像曾经盛过咖啡，但绝不是最近。房间里弥漫着杜松子酒味和一股闷臭味，隐隐约约还闻得到大麻味。

我打开一扇窗户观赏街景，前额抵住纱窗想往肺里吸点儿干净些的空气。两个小孩儿沿着木材场的篱笆骑着自行车，偶尔停下来研究木篱上的“厕所文化”。除此之外这附近完全是一片死寂，连只狗也没有。街角处尘土飞扬，似乎有车刚刚经过那里。

我走到书桌前。里头有本住宿登记簿，我一页页翻过去，直到看见“奥林·奎斯特”这个名字，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二一四这个号码是另一个人用铅笔加上去的，不过可说不上工整和一丝不苟了。我一直翻到最后，没人再登记入住过二一四号房。有个叫乔治·W.希克斯的人住在二一五号房。我把登记簿扔进书桌，往沙发走去。那人的鼾声停止了，嘴巴也不再冒泡，他的右臂一甩，放在胸膛上，似乎想发表演说。我俯身用拇指和食指捏紧他的鼻子，然后抓起他毛衣的一角，塞进他的嘴里。他停止打鼾，使劲睁开眼睛。他两眼呆滞，布满血丝，奋力想挣脱我的手。等我确定他已经完全清醒时，就放开了他，捡起地板上的那瓶杜松子酒，往瓶子旁边的杯子里倒了点儿。我拿着杯子对他晃了晃。

他的手赶忙伸过来，急切的程度不亚于母亲找回走丢了的孩子。

我把杯子移到他伸手够不着的距离。我说：“你是经理？”

他无可奈何地舔舔嘴唇说：“给——给——”

他想抓住杯子。我把酒杯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两手小心翼翼地捧住它，一口灌进脸上的那个“洞”里，然后放声大笑，举起杯子向我扔来。我好不容易一把接住，把它倒放在桌上。那人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努力想装出严厉的表情，但没成功。

“怎么了？”他沙哑着说，语气很不高兴。

“你是经理吗？”

他点点头，差点儿从沙发上摔下来。“我肯定是醉了，”他说，“稍微有点儿醉。”

“还算好，”我说，“还能喘气。”

他把脚放到地上，撑直身子。他突然乐得哈哈大笑，摇摇晃晃地走了三步，然后双膝跪下，两手撑地，想咬椅子腿。

我拖着他站起来，把他安置在堆满东西、扶手烧了个洞的椅子上，又给他倒了一杯灵丹妙药。他喝下去后浑身发抖，接着两眼倏地变得精明狡黠。他这种醉鬼，一旦喝到某个地步就会恢复神志。不过鬼才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能持续多久。

“你他妈的是谁？”他咆哮道。

“我在找一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

“嗯？”

我又说了一次。他举起脏手抹了把脸，简短地答道：“搬了。”

“什么时候搬的？”

他摆摆手，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然后又往反方向挥挥手，以恢复平衡。“给我一杯。”他说。

我又倒了杯杜松子酒，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

“给我，”那人急切地说，“我烦着呢。”

“我只想知道奥林·奎斯特现在的住址。”

“要求不高嘛。”他狡黠地说，挥舞着手想拿到我手中的杯子。

我把杯子放到地板上，抽出一张名片给他。“这也许可以让你集中点儿精神。”我对他说。

他眯着眼仔细瞧着名片，冷笑一声把它对折，然后又对折，然后把它放在手掌上，吐了口口水，往肩后一扔。

我把杜松子酒递给他，他干杯祝我身体健康，庄严地点点头，把酒杯朝肩后一扔，杯子沿着地板滚动。他居然很快地站了起来，吓了我一跳。他用拇指指向天花板，四指握拳，用牙齿和舌头发出一阵尖厉的哨声。

“滚蛋，”他说，“我也是有朋友的人。”他看着墙上的电话，然后狡黠地瞟我一眼。“有好几个可以对付你的。”他冷笑着说。我没说话。“不信，嗯？”他吼道，突然大发脾气。我摇摇头。

他走向电话，把话筒摘下挂钩，拨了五个数字。我盯着他。一——三——五——七——二。

拨这个号码耗尽了他目前仅有的力气，他任由话筒掉下来撞在墙上。然后他在旁边坐下，把话筒凑近耳朵对着墙壁大吼：“我要跟医生讲话。”我默默听着。

“文斯! 医生!”他大吼道，接着猛摇话筒，然后用力扔掉。他把两手放在地上，开始绕着圈子爬。他看到我时，一脸的诧异和不快。之后他摇摇晃晃地又站起来，伸出手说：“给我一杯。”

我把摔在地上的杯子捡起来，倒上杜松子酒。他像个醉醺醺的贵妇，很有尊严地接过去，挺气派地一饮而尽，然后安安静静地走回沙发躺下，把杯子放在脑后当枕头，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把话筒放回挂钩，探头看了一眼厨房，然后仔细搜了搜那个男人的身上，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几把钥匙，其中一把是万能钥匙。通往走廊的门装的是弹簧锁，我在上面动了点儿手脚，以便待会儿还能进来。从走廊楼梯上二楼时，我停下来拿了个信封写下“文斯医生，13572”，也许这是个线索。

我继续往上走，屋里悄然无声。

4

我用经理那把精巧的万能钥匙开启二一四号房的门锁时，没发出任何声响。我把门推开，里面有人。一个个子很大、很结实的男人正弯着腰整理床上的一只行李箱，他背对着门。衬衫、短袜和内衣摊在床罩上，他一边悠闲仔细地把它们叠起收好，一边吹着单调的口哨。

门链咔嚓一声，他立刻挺直身体，一只手飞快地往枕头底下摸去。

“打扰了，抱歉，”我说，“经理告诉我这房间没人住。”

他的脑袋光光的，像一颗葡萄，身穿一条深灰色的法兰绒长裤，蓝衬衫上有两条透明的塑料吊裤带。他的手从枕头下抽出，举到头上，又放下来。然后他转过身，现在能看到他的头发了。

那是一头棕色的假发，但看起来跟真头发一样自然平滑，没有分发线。他假发下的两只眼睛看着我。

“你应该敲敲门的。”他说。

他的声音浑浊，宽阔的脸上带着戒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有这必要吗？经理说了这房间没人。”

他点点头，满意了，眼神也平静下来。

我没等他邀请便走进去。一本翻开的色情杂志面朝下放床上的行李箱旁边，绿色玻璃烟灰缸里的雪茄还在冒着烟。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就整个旅馆来说，它算干净的。

“他一定是以为你已经搬走了。”我说，想表现出我的善意和我解读真相的一点小聪明。

“过半小时就走了。”那人说。

“你不介意我四下看看吧？”

他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笑。“刚来城里，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问？”

“初来乍到，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问？”

“喜欢这旅馆和周围的环境吗？”

“不是很喜欢，”我说，“不过这房间看起来倒还不错。”

他咧嘴笑笑，露出的一颗烤瓷的假牙，很明显地比其他牙齿亮白得多。“你找房子找了多久了？”

“刚开始，”我说，“问这些问题干吗？”

“我看着你觉得很好笑，”那人答道，但并没有笑，“这里的人都不看房间的，大家都是没看就抢着要的。这鬼地方到处都挤满了人，现在我只要告诉人家这儿有空房，马上就能到手十块钱。”

“实在太糟糕了，”我说，“有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跟我提到这个房间，这十块钱是没你的份了。”

“哦？”他眼睛眨都没眨，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我就像是在跟乌龟说话一样。

“识趣点，别惹我，”那人说，“惹我的没一个有好下场。”

他拿起绿色玻璃烟灰缸里的雪茄，喷出烟雾，灰色的眼睛隔着烟雾冷冷地看着我。我掏出一根香烟，用它搓了搓下巴。

“惹你会有什么下场？”我问他，“你让他帮你拿着假发？”

“不准提我的假发。”他恶狠狠地说。

“真对不起。”我说。

“外头的告示牌上写了‘客满’，”那人说，“你到底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找房间？”

“你没听清楚我说的那个名字吗？”我说，“奥林·奎斯特。”我把名字拼给他听，但他还是很不高兴。一阵死一般的寂静。

他霍地转身，把一叠手帕放进行李箱。我稍稍移向他。他扭过头时，脸上挂着应该说是戒备的表情。不过其实一开始那张脸就是那样。

“你的朋友？”他漫不经心地问。

“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我说。

“那是个安静的家伙，”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以前常跟他一块儿消磨时间。在西加州公司做事，对吗？”

“以前是。”我说。

“哦，他辞了？”

“被解雇的。”

我们继续互相瞪着，但都没什么结果。我这辈子都在干这个，不会再期待有奇迹发生。

那人把雪茄放回嘴里，坐在床上打开着的行李箱旁边。我瞄瞄那箱子里，看到一条皱巴巴的内裤下露出一把自动手枪的枪柄。

“奎斯特已经搬走十天了，”那人沉吟道，“可他还以为这房间是空的，嗯？”

“登记簿上说是空的。”我说。

他哼了一声。“楼下那个醉鬼八成一个月都没看过登记簿了。呃——等等。”他的眼神又锐利起来，一只手不经意地移到打开着的行李箱上，然后在手枪旁边摸索了一下。等手移开时，已经看不到枪了。

“我整个早上都有点恍恍惚惚的，要不我早该猜到，”他说，“你是侦探。”

“好吧，就算我是。”

“有何贵干？”

“没什么贵干，只是纳闷你为什么住这房间。”

“我是从对面的二一五号房搬过来的，这间房间比较好。就这么简单，满意了吧？”

“不错。”我说，同时看着他那只手。只要他愿意，那只手随时都可以拿起那把枪。

“什么样的侦探？警察局的？给我看看证件。”

我什么也没说。

“我不信你没带证件。”

“如果拿给你看，你这种人一定会说那是假的。看来你就是希克斯。”

他看起来很惊讶。

“G.W.希克斯，”我说,“登记簿里有，二一五号房。你刚才跟我说你从二一五号房搬过来的。”我四下张望，“如果这儿有个黑板的话，我可以写给你看。”

“严格说来，我们没必要相互嚷嚷，”他说，“当然我就是希克斯，很高兴认识你。你的名字是——”

他伸出手来。我跟他握手，不过我让他觉得我在期待着这一刻来临。

“我叫马洛，”我说，“菲利普·马洛。”

“你知道吗，”希克斯礼貌地说，“你是个他妈的大骗子。”

我冲着他笑。

“你嬉皮笑脸地对我可行不通，老弟。你有何贵干？”

我抽出钱包，递一张名片给他。他若有所思地看看，用名片的边缘轻轻敲着他的那颗烤瓷牙。

“他上哪儿了没讲，跟我。”他沉思道。

“你的语法，”我说，“好像跟你的假发一样奇怪。”

“知道好歹的话，就别再提我的假发！”他扯着嗓门叫。

“我又不会吃了它，”我说，“还没饿到那个地步。”

他朝我迈进一步，右肩垂了下来，一抹怒意把他的嘴角向下扯去。

“不要打我，我有保险。”我告诉他。

“妈的，又是一个神经病。”他耸耸肩，嘴角又拉回原位，“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奥林·奎斯特的人。”我说。

“为什么？”

我没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不说也罢。我也很小心，所以才想搬出去。”

“也许你是不喜欢大麻的味道。”

“没错，”他的声音空洞，“还有别的事情。奎斯特搬走的原因也一样。洁身自爱。跟我一样。我想是有人恐吓过他。”

“原来如此，”我说，“所以他才没留下转信地址。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恐吓他？”

“你刚才提到大麻，不是吗？他那种人是会报警的，对吧？”

“在湾城？”我说，“他有必要这样做吗？总之谢谢你了，希克斯先生。你要出远门吗？”

“不远，”他说，“不，不算太远。不过也不近。”

“你是干什么勾当的？”我问他。

“勾当？”这话刺伤了他。

“是啊，你是靠哪门生意过活的？你的不义之财是怎么赚到手的？”

“你误会了，老兄，我是退休的验光师。”

“那你为什么会有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我指指行李箱。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虎着脸说，“这枪跟着我好多年了。”他低头再看看名片。“私家侦探，嗯？”他沉吟道，“你都接些什么样的活儿？”

“算得上正当的活儿都接。”我说。

他点点头。“‘算得上’这个词的定义很宽泛，‘正当’也一样。”

我斜睨了他一眼。“你说得太对了，”我表示赞同，“我们找个安静的下午，好好讨论一下它们的定义吧。”我伸手把名片从他的指间抽出，放回我的口袋。“谢谢你拨冗指教。”我说。

我走出去，关上门，然后贴在门上侧耳倾听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我指望能听到什么，反正，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有个感觉，他似乎站在原地，正在朝门这边看。我沿着走廊向前走，故意发出很响的脚步声，然后在楼梯口站住。

一辆车从屋前驶过。不知哪里有门关上的声音。我悄悄走回二一五号房，拿出万能钥匙打开走了进去。我静静地关上门、锁好，然后在里面等着。

5

两分钟不到，乔治·希克斯先生就上路了。他出门几乎没有任何声响，要不是我一直在这里静候着，根本不会知道他已经悄悄出门了。我听到门把手转动时发出的轻微的金属声，还有缓慢的脚步声。接着有轻轻的关门声，脚步声渐渐远去。远处传来楼梯轻轻的咿呀声，然后便沉寂下来。我等着开前门的声音，但那声音没传来。我打开二一五号的房门出来，沿着走廊再走到楼梯口。下面传来一扇门被小心翼翼打开的声音。我俯身看到希克斯走进经理室，门在他的身后关上。我等着听到说话声。但是没有。

我耸耸肩，回到二一五号房。

看得出房里有人住。床头柜上有个小收音机，没整理过的床下摆着鞋子，破旧的绿色窗帘已经拉下，上头还挂了一件旧睡衣，以挡住刺眼的阳光。

我把整个房间看过一遍，仿佛能找到什么信息似的，然后退回走廊，重新把门锁上。然后我又踏入二一四号房探寻，房门现在没锁。我很有耐性地仔细搜查了房间，找不到跟奥林·奎斯特有半点关系的东西。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估计不会找到什么，不过总得看看。

我走下楼，站在经理室的门外倾听，什么也没听到。我走进去，穿过房间把万能钥匙放回书桌上。莱斯特·克劳森侧身躺在沙发上，脸朝墙壁，一动不动。我搜查书桌，找到一本旧账簿，里头只登记了收到的房租及花费，其他什么也没有。我又瞄瞄住宿登记簿。很久没有登记了，不过只要看看沙发上躺着的那个人，就知道为什么了。奥林·奎斯特已经搬走，别的人住进了他的房间，房间登记的是希克斯的名字。在厨房数钱的小个子男人是典型的当地人，他携带刀枪的癖好，在爱达荷街上司空见惯。

我伸手拿起挂在书桌旁的湾城电话簿。我很清楚要查出登记为“医生”或者“文斯”，而且电话号码是一三五七二的人应该不难。我又从头翻阅一遍住宿登记簿，早就该这么做的。记有奥林·奎斯特的那页已经被撕掉了。好个谨慎的家伙，乔治·希克斯先生。非常谨慎。

我合上登记簿，再瞟一眼莱斯特·克劳森，房间里空气浑浊、杜松子酒恶心的甜味以及某种奇怪的感觉让我不由地皱起鼻子。迈步走向门口，到了门边，我忽然想到，克劳森这样的醉鬼通常都鼾声如雷，而且应该是屏息喷气各种声音交替。可他半点动静也没有，一条棕色的军毯盖住他的肩膀和下半边脸。他看起来非常舒适，非常平和。我俯身看他，军毯和他的颈后之间有个不太自然的突起。我动了动它。莱斯特·克劳森的颈后插了一个正方形的黄色木柄，木柄的侧面印着“克拉姆瑟五金公司敬赠”，木柄的位置就在枕骨突起处的正下方。

这是一把冰锥的木柄。

我以三十五英里的时速离开了那里。到了城市边缘，我跳下汽车，我把自己关进公共电话亭里，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湾城警察局，有话请讲。”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我说：“爱达荷街四四九号，经理室。他的名字是克劳森。”

“嗯？”那声音说，“要我们做什么？”

“不知道，”我说，“我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的名字叫莱斯特·克劳森。听清楚了没有？”

“有什么大事吗？”沙哑的声音毫无警觉。

“法医来了就知道了。”我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6

我开车回到好莱坞，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湾城的电话簿。我只用十五分钟便查到电话号码是一三五七二的人名叫文森特·拉加蒂，自称是神经外科专家，居住和办公都在怀俄明街。从我的地图上来看这一带不能算是最高档的住宅区，但也不差。我把湾城电话簿锁进书桌，到楼下街角处的小杂货店叫了份三明治和咖啡，然后用公共电话打给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接电话的是个女人，费了一番口舌之后总算接通了他本人。他的声音颇不耐烦，说他很忙，正在为病人做检查。我知道的医生个个都忙。他会认识莱斯特·克劳森吗？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询问目的何在呢？

“克劳森先生今天早上想打电话给你，”我说，“只是他醉得话都说不清楚。”

“我不认识克劳森先生。”医生冷静的声音答道。他现在好像没那么着急了。

“其实也没什么，”我说,“只是想确认一下。有人在他的颈后插了一把冰锥。”

一阵短暂的沉默。拉加蒂医生的声音现在礼貌得可以说是在献殷勤:“这事报警了没有？”

“当然，”我说，“不过你大可不必费心——除非冰锥是你的。”

他假装没听到。“请问你是哪位？”他温和地询问。

“我姓希克斯，”我说，“乔治·希克斯。我刚从那儿搬出来。我可不想跟那种事情有什么牵连。克劳森打电话给你——当然，是在他死之前，这你知道——我想到你也许会有兴趣。”

“抱歉，希克斯先生，”拉加蒂医生说，“不过我不认识克劳森先生。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没跟他有过任何接触，我记名字从来不会错的。”

“哦，那好，”我说，“你跟他是不可能再见面了，不过可能有人会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除非我忘了透露这个消息。”

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拉加蒂医生说：“对此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说：“我也一样。我可能会再打电话给你。但你别误会，拉加蒂医生，这可不是什么勒索。我只是个受到惊吓的小可怜，需要个朋友而已。我只是觉得医生——就跟牧师一样——”

“我会竭诚为你服务，”拉加蒂医生说，“欢迎光临。”

“谢谢你，医生，”我热切地说，“实在太谢谢你了。”

我挂上电话。如果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没说假话的话，他现在应该会打电话到湾城警察局告诉他们这件事。如果他没报警，就表示他没有对我说实话。查清这点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

7

四点整，我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你找到奥林没有，马洛先生？”

“还没有。你在哪儿？”

“噢，我在这附近的小杂货店——”

“直接上来吧，别弄得像玛塔·哈瑞(1)一样。”我说。

“你从来都不会对我客气点儿吗？”她厉声说。

我挂上电话，灌了一大口威士忌，以便勇敢地应付即将来临的面谈。我正喝着，听到她轻快的脚步声沿着走廊走来。我走过去打开门。

“从这儿走，别让人看见了。”我说。

她端庄地坐下，等着我开口。

“我只查到，”我告诉她，“爱达荷街那家破旅馆里兜售大麻烟。”

“哦，太可怕了。”她说。

“我们活在世上，好事坏事都会遇到，”我说，“奥林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威胁说要报警。”

“你是说，”她摆出一副小姑娘的模样说，“他们可能会伤害他？”

“呃，按说他们通常会先吓唬吓唬他。”

“噢，他们吓唬不了奥林的，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有人想吓住他，他会发脾气的。”

“哦，”我说，“不过我说的跟你说的是两回事。谁都可以被吓着——只要方法得当。”

她固执地抿抿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住奥林的。”

“好吧，”我说，“就算他们吓不住他吧。假设他们只是砍掉他的一条腿，然后用这条腿猛打他的头，他下一步会怎么做——写信给投诉专栏？”

“你在取笑我，”她礼貌地说，声音跟寄宿学校的汤一样，又冷又淡，“你一整天就做了这些吗？只发现奥林已经搬走，还有那一带的环境很差？这我自己去看看也就知道了，马洛先生。我原以为你是个侦探，应该——”她话没说完，不过意思很明确。

“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些别的，”我说，“我拿杜松子酒给房东喝，翻过住宿登记簿，跟一个叫希克斯的人谈过话。乔治·希克斯。他戴了一顶假发。我想也许你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该说住过，奥林的房间。所以我想也许——”现在轮到我故意不把话说完了。

她那双被镜片放大了的淡蓝色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她的嘴很小、很强硬、闭得很紧，她双手交握着，放在书桌上她面前的那个方形大皮包上，整个身体僵直、呆板、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付了你二十块，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一天的工钱。但我认为你似乎并没有做满一天。”

“不错，是没有，”我说，“不过今天还没完。而且那二十块你也不用担心，要的话你可以拿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打开书桌抽屉，拿出她的钱，把钱从书桌上推过去。她只是看着，没有碰。她缓缓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已经尽力而为了，马洛先生。”

“就我掌握的资料而言是这样的。”

“可是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我可不这么想。”我说。

“当然你爱怎么想我可管不着，”她尖刻地说道，“何况，如果我想知道的事已经全都知道了的话，我就不必跑到这儿请你帮忙了，对不对？”

“我没说你想知道的已经全都知道了，”我答道，“问题是我想知道的我不是全都知道，所以就没办法帮你办事。再说，你跟我说的话又有漏洞。”

“什么漏洞？我跟你说的全是事实。我是奥林的妹妹，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很清楚。”

“他在西加州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跟你说过，他大概一年前来的加州。来了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工作，是因为他离家前就是干这行的。”

“他多久写一次信回家？我指在中断之前。”

“每个星期。有时候更频繁。他总是轮流写给妈妈和我。当然信都是给我们两人的。”

“说些什么？”

“你是说他信里说什么？”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哎，你用不着对我大呼小叫的。他谈到他的工作、公司，还有那边的人，有时候提到他看过的表演。另外也说到加州，还提过教堂。”

“没提起什么女孩？”

“我看奥林对女孩没多大兴趣。”

“一直都住在同一个地方？”

她点点头，一脸疑惑。

“他多久没写信了？”

这需要仔细想想。她紧抿着嘴唇，一个指尖直推下唇正中。“三四个月了吧。”她终于说。

“他最后一封信的日期呢？”

“我——我恐怕没办法告诉你正确日期，不过就像我说的，三四——”

我朝她摆摆手。“信里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有没有提到什么特别的事，或者有什么他应该提的事却没提？”

“什么？没有，看起来跟其他的信一样。”

“这儿你们真的什么亲戚朋友都没有吗？”

她奇怪地瞪我一眼，好像要说什么，然后又用力甩甩头：“没有。”

“好，现在我要告诉你哪里不对。你不告诉我你住在哪里，我也就算了，因为你有可能只是担心我会夹着瓶烈性酒来登门性骚扰。”

“你的话真粗。”她说。

“我讲的话没一句不粗，我是粗人。照你的标准，身上没带三本以上祈祷书的就是粗人。我就是喜欢问问题。但奇怪的是，你没有被吓着，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妈妈，按理说你们应该吓得魂飞魄散。”

她细小的手指紧紧抓着皮包，放在胸前。“你是说他出事了？”她声音越来越小，像是在悲伤地自言自语，更像殡仪馆的人在向死者家属要定金。

“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事。不过照你所说的——你知道奥林的个性，他先是定期写信回家然后突然没有了音讯——我不明白你怎么还能等到夏天休假才跑来这儿打听情况。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报警，他们有专找失踪人口的部门，反而找个自己从没听说过的私家侦探帮你大海捞针。我也不明白你亲爱的妈妈怎么能定定心心地坐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一天又一天地帮牧师补袜子。奥林不再写信，没他的消息，可她就只是叹口气，再去补另一条裤子。”

她霍地一下站起来。“你说话实在是太可怕了，令人恶心，”她怒气冲冲，“每句话都那么恶毒。你居然说我和妈妈漠不关心，简直太不像话了！”

我把二十块现金往她那边又推了推。“你的担心值二十块，小姐，”我说，“但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担心什么。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想知道。只请你把这一大沓钞票放回你的包里，就当我们从没见过面。明天你也许会想把这钱借给别的私家侦探。”

她愤怒地把钱塞进皮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这么恶劣的态度，”她咬牙切齿地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过话。”

我站起来，在书桌边踱着。“别总这么想，也许你慢慢会喜欢我这一套。”

我往前探过身，一把扯下她的眼镜。她倒退半步，差点摔倒，我本能地伸出手臂揽住她。她睁大眼睛，两手抵着我的胸部往外推。那力量简直和一只猫差不多。

“没了眼镜，你这双眼睛可真是了不得。”我赞叹道。

她放松下来，头往后仰，朱唇微启：“你对所有的客户大概都来这套吧。”她柔声说。她的手现在已经垂到体侧，皮包重重撞到我的腿上，她整个身体都靠在我的手臂上。如果她是想要我放开她的话，那她表达的信息可是完全相反。

“我只是怕你摔倒。”我说。

“我就知道你是很体贴的人。”她更放松了，头往后仰，眼皮下垂，眼睛眨巴了几下，嘴唇又张开了一点点，唇上浮现的那抹似有若无的挑逗性笑容似乎天生就会。“我看你大概以为我是故意的。”她说。

“什么是故意的？”

“绊倒，差一点。”

“嗯，这个嘛——”

她忽然搂住我的脖子，把我往她身上拉。于是我吻了她，或者说是重重地碰了她一下。她的嘴唇贴着我的久久不放，然后便很安静很舒服地在我的怀里扭着，接着便靠在我身上了。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你这样做是有可能被抓起来的。”她说。

“如果天下还有公理的话，我出现在那儿就会坐牢。”我说。

她格格地笑了起来，用一个指尖在我鼻子上点了一下。“我猜你更喜欢随便一些的女孩子，”她侧着头看着我说，“至少你不用擦掉口红了，也许下次我得抹上点。”

“我们最好坐到地板上去，”我说，“我的胳膊都酸了。”

她又格格地笑，姿态优雅地离开我的怀抱。“我看你大概以为经常有人吻我。”

“哪个女孩不是？”

她点点头，垂着头瞟了我一眼，睫毛盖住了半个眼睛。“连教会办的活动都有接吻游戏。”她说。

“要不教会就办不成什么活动了。”我说。

我们彼此看着对方，脸上没有特殊表情。

“呃——”她终于开口了。我把眼镜还给她。她戴上去，又打开皮包，照照小镜子，在皮包里摸索一阵子，握着拳头伸出来。

“抱歉，我刚才太小气了。”她说着往我书桌上的便条簿下塞了一样东西。接着又抛给我一个若有似无的笑容，迈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她亲昵地说，然后往外走，脚步声沿着走廊越来越远了。

我走过去掀起便条簿，把那底下皱巴巴的纸钞抚平。那个吻是没什么，不过看来我又要为这二十块钱去奔波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始担心莱斯特·克劳森先生，电话就响了。我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接。对方的声音很急促，而且浑浊沉闷，好像嘴里塞了窗帘布还是什么人一把长长的白胡子。

“马洛吗？”那声音说。

“我就是。”

“你有保险箱吗，马洛？”

我整个下午都在彬彬有礼，实在是受够了。“废话少说，有屁快放。”我答道。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马洛。”

“我不回答，”我说，“就这么简单。”我伸手按住挂机按钮，一边摸索着找香烟。我知道他马上会再打来，这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就是这样，最后非得说句狠话占了上风才甘心。铃又响时，我单刀直入。

“想谈生意就直说。而且没给钱之前，要叫本人‘先生’。”

“老兄，你犯不着这么使性子。我有麻烦了，得把个东西放在安全的地方。只放几天，不是太久。你可以很快赚一笔小钱。”

“多小？”我问，“多快？”

“一张百元大钞，就在这儿等着，我帮你热乎乎地捏着呢。”

“我听到它在沙沙作响，”我说，“就在哪儿等着？”那声音我听过两次，一次是他说的时候，一次是在我的脑中回响时。

“凡努斯旅馆三三二号房。敲门时两声长两声短，别敲得太响。我等不及了，你多快能——”

“你要我保管的东西是什么？”

“等你来了就知道，我说了我很急。”

“你叫什么名字？”

“找三三二号房就行了。”

“谢谢你来电话，”我说，“再见。”

“喂，等等，笨蛋。不是你想的什么赃物，不是毒品，不是翡翠耳环。只不过对我很有价值——对别人可一文不值。”

“旅馆有保险箱啊。”

“你想穷死吗，马洛？”

“有何不可？洛克菲勒都是穷死的。再见。”

声音变了，不再浑浊沉闷，而是变得尖锐起来，且语速飞快：“湾城的那些小事怎么样了？”

我没说话，只是等着。电话里传来轻笑声：“就知道你会有兴趣的，马洛。三三二号房，别忘了。快点，老兄，别磨蹭。”

电话在我耳边咔嗒响了一下。我放下话筒。一支铅笔莫名其妙地滚下书桌，笔尖撞到桌脚上，断了。我捡起笔，把笔小心仔细地塞进固定在窗框边缘的波士顿削笔器里，慢慢转动着，让它削得均匀光滑。我把笔放在桌上的文件盘里，然后拍掉手上的笔屑。我有的是时间。我望着窗外。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然后，更加莫名其妙地，我看到欧法梅·奎斯特没戴眼镜的脸。很有光泽，化了妆，金色头发高高盘在前额上，一条发辫盘在中央，一双眼睛水波荡漾。这些人都有水波荡漾的眼睛。我开始想象出一个特写镜头：这张脸被罗曼奥夫酒吧里一个强壮的大汉啃着咬着。

我二十九分钟后抵达凡努斯旅馆。

【注释】

(1)玛塔·哈瑞（Marta Hari，1876—1917），是一名荷兰脱衣舞娘，“一战”期间被指控为德国和法国双重间谍，1917年被法国处死。

8

从前，很久以前，这家旅馆一定很雅致。但现在已面目全非。雪茄的气息还残留在大厅里，就像天花板上金色的油漆一样显得陈旧污浊，长皮椅里的弹簧已经松了。柜台的大理石因为年代久远，已成了棕黄色。但地毯是新的，看上去硬邦邦的，就像柜台职员的脸。我从他面前经过，慢腾腾地踱到角落的香烟柜台，拿出两毛五买一包骆驼牌香烟。柜台后的女孩长着稻草色的头发，长长的脖子，眼睛疲倦。她把香烟放到我面前，又加了盒火柴，然后把找我的零钱扔进标有“社区募捐箱，谢谢你”字样的投币盒里。

“你会让我这么做的，对吧？”她温和地笑着，“你会愿意把你的零钱捐给那些可怜的瘸腿孩子，不是吗？”

“如果我不想呢？”我说。

“我会把那七分钱掏出来，”女孩说，“不过会很麻烦。”她声音低沉，说话时音拉得很长，有一种湿润的感觉，像一块潮浴巾。我又丢进去两毛五，她这回笑开了花，半天合不拢嘴。

“你是个好人，”她说，“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很多男的到这儿来是找女孩调情。想想看，只要七分钱，就可以调情。”

“这儿现在谁值班？”我问她，没接她的话头。

“有两个。”她一只手伸向脑后，动作缓慢优美，在这过程里，好像不只是要展示她那五个血红色的指甲，“哈迪先生晚上值班，弗拉克先生白天值班。现在是白天，所以应该是弗拉克先生。”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她倾身向前，让我闻到她的头发，半英寸长的指甲指向电梯间。“沿着那条走廊下去，就在门房的旁边。门房很显眼，它的门只有一半，上面用金字写着‘门房’二字。只不过那个半门有点往后折，所以我想也许你会看不到。”

“我会看到的，”我说，“就算用脖子看我也能找到。这个弗拉克长什么样？”

“呃，”她说，“他有点矮矮胖胖的，留着八字胡。结实粗壮，不过个子不高。”她的手指沿着柜台慢慢地移动，最后停在我不用跳起来就能碰到的地方。“他这人很无趣，”她说，“你找他干吗？”

“公事。”我说，趁她还没扳住我的脖子，赶紧走掉了。

我走到电梯那儿，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盯着我，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门房在通往水泉街入口的那条走廊的中间，它隔壁的门虚掩着，我在门边向四处张望一下，然后走进去，把门关上。

有个男人坐在一张满是灰尘的小书桌旁，桌上除了一个很大的烟灰缸，就没什么别的东西了。他个子不高，身材粗壮。鼻子下面一撮黑乎乎的毛大概有一英寸长。我在他的对面坐下，把一张名片放在书桌上。

他面无表情地拿起名片，看了看，又翻到背面，又看了看。背面根本一个字都没有。他从烟灰缸里拿起吸了一半的雪茄，点火时几乎烧到鼻子。

“有什么麻烦？”他冲我大声喊道。

“没什么麻烦。你是弗拉克？”

他懒得回答我，只是死盯着我看，也许他是想隐藏自己的想法，也许不是——要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想问问你们一个客人的情况。”我说。

“什么名字？”弗拉克冷冷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在这儿用的是什么名字，但他住三三二号房。”

“他来这儿以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弗拉克问。

“这个我也不知道。”

“嗯，那他长什么样？”弗拉克现在起疑了，他又看了看我的名片，不过也无济于事。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他。”

弗拉克说：“我一定是太累了，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接到他的电话，”我说，“他要见我。”

“我挡着你了吗？”

“听着，弗拉克。干我这行的有时候会跟人结怨，这点你应该知道。这人要我帮忙，叫我过来，忘了留下名字就挂了电话。我上楼前想先查一下。”

弗拉克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耐心地说：“我精神不济，还是听不懂。我什么都不明白。”

我靠在书桌上，一字一句很清楚地告诉他：“他很可能只是想把我引进旅馆房间，干掉我，然后一声不响地退房溜掉。你可不希望你们旅馆发生这种事吧，弗拉克？”

“就算我很在意，”他说，“你觉得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你抽那种烟是因为你喜欢，还是因为觉得衔着看起来有派头？”

“一个星期四十五块，”弗拉克说，“我还能抽什么好的？”他定定地瞅着我。

“又没要你付钱，”我说，“我们不做买卖。”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疲惫地站起来，走出房间，我点了根烟等着。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往书桌上扔了张登记卡。“G.W.汉布尔顿医生，加州埃尔森特罗城”，卡片上的钢笔字沉稳圆实。柜台登记员在上头还写了别的，包括房间号码和每日租价。弗拉克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卡片。那指甲该剪了，即使不剪，也需要好好洗洗。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来的，”他说，“今天，我是说。账单上没别的，就一天的租金，没打电话，没叫吃的，什么也没有。满意了吗？”

“他长什么样？”我问。

“我没见过他。你以为他们登记住宿的时候，我就站在柜台旁边一个个给他们拍照吗？”

“谢谢了。”我说，“汉布尔顿医生，埃尔森特罗城。非常感谢。”我把登记卡交还给他。

“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我出门时弗拉克说，“别忘了我在哪儿讨生活，如果这也叫生活的话。”

我点点头，走了出去。总是有这样的日子，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神经病，于是你会开始照镜子，暗自纳闷。

9

三三二号房在大楼后部，靠近安全出口。通向那房间的走廊有股旧地毯和家具油漆混合起来的怪味，还有一种无数个人曾来过这里留下的阴暗气氛。救火水龙下面的沙桶里塞满烟蒂和雪茄头，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一扇开着的气窗里传来收音机震天响的音乐，另一扇气窗送进来的是一伙人的狂笑声。走廊尽头的三三二号房则安静得多。

我按照约定两声长两声短地敲了门，但没反应。我有一种衰老无力的感觉，好像这辈子都在廉价旅馆里敲着一扇扇没人应答的门。我又敲了一次。然后扭动门把手走进去，里面的锁孔挂着一把有红色标签的钥匙。

屋里有个短短的过道，右边是浴室。站在过道里可以看到一张床的床头部分，一个男人穿着衬衫和长裤躺在上面。

我说：“汉布尔顿医生？”

那男人没答话。我经过浴室的门朝他走去。一股香水味扑鼻而来，我立刻转身，但还是慢了一步。一个躲在浴室里的女人已经站在了我的后头，她的下半边脸用毛巾遮住，毛巾上露出一副墨镜。阔边草帽的帽檐是翠雀花的那种蓝色，帽子底下露出蓬松的浅黄色头发。蓝色的圆耳环在阴影中若隐若现。墨镜框是白的，眼镜腿宽而平，呈蝴蝶结形状。她的衣服和帽子同色，绣花的丝质外套敞开着。她戴了副长手套，右手拿着自动手枪，白色的骨制枪柄，看起来像是点三二口径的。

“转过去，手放后面。”她透过毛巾说。毛巾捂住的声音对我来说，就跟墨镜一样没有意义。那不是电话上跟我说话的声音。我没动。

“不要以为我是说着玩的，”她说，“我只给你三秒钟，乖乖照我的话做！”

“一分钟行吗？我喜欢看你。”

她拿着小枪威胁似的晃了晃。“转过去，”她厉声道，“快！”

“我也喜欢你说话的声音。”

“好吧，”她说，音调紧绷而带着威胁，“你想玩，我就陪你玩。”

“别忘了你是个女人。”我说，然后转过身把两手举到肩上。枪口抵住我的颈后，呼吸搔弄得我有点痒。香水味很高雅，很清淡。顶着我脖子的枪移开了，我的余光看见一道白色的光闪过。我哼了一声，扑倒在地，手往后猛地一抓，碰到了一条尼龙丝袜包住的腿，但又滑开了，似乎很可惜。那腿摸起来感觉不错。这时头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疼痛把我的快乐赶跑了，我发出狼狈的咿呀声，瘫倒在地板上。

门开了。钥匙咔嗒响了一声。接着门又关上。钥匙转了一下。然后就静了下来。

我爬起来，走进浴室，从架子上拿过一条毛巾，浸过冷水后擦了擦头。我摸了摸伤口，感觉好像是被鞋跟踢的，肯定不是枪柄。有点血，但不多。我把毛巾拧干，轻拍伤处，心里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没叫喊着去追她。我愣愣地看着水槽上方打开的药柜。一罐爽身粉被撬开了，散得架子上到处都是。一管牙膏被切开。有人在找东西。

我回到过道，试了试房门，从外头锁上了。我弯下腰，从钥匙孔看出去。但这是一把里外分成上下两层的锁，外匙孔和内匙孔不在同一平面。戴白框墨镜的女孩显然对旅馆不熟。我转转弹簧锁，外锁应声而开。我开了门看看空荡荡的走廊，又把门关上。

然后我走向床上的男人。这段时间里他一动也没动，原因似乎不言而喻。

从过道进入这间卧室，房间开阔起来，墙上有两扇窗户，一束阳光穿过玻璃，照在床上，落在那个男人的颈下。阳光照着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的蓝白色的东西，闪闪发光。他侧着头，舒适地躺在那里，两手垂在体侧，脚上没穿鞋子。他的脸贴在枕上，看起来似乎很放松。他戴了假发。上回我跟他谈话时，他的名字叫乔治·W.希克斯。现在是叫G.W.汉布尔顿，名字的缩写相同(1)。但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再也不会跟他说话了。没有血，一滴也没有。用冰锥杀人就有这个优点。

我摸摸他的脖子，还是温的。我这样做时，那束阳光已经从冰锥的圆柄移到了他的左耳处。我转过身，开始审视房间。电话机的铃盒已经被拆开了，没有合上。旅馆的《圣经》扔在一角。书桌被搜过。我走到衣橱前查看，里头摆着衣服以及我上次见到过的行李箱，没有什么看似重要的东西。我从地上捡起一顶翻檐帽，放到桌上，然后走回浴室。目前我想知道的是：用冰锥刺死汉布尔顿医生的人有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很短。

我仔细搜查浴室。我把马桶水箱盖打开，然后冲水，里头没有东西。我顺着水管向下看，没发现绑着小东西的丝线挂在里头。我搜查了书桌，除了一个旧信封，什么也没看到。我把纱窗推开，摸摸外头窗棂底下。我捡起地板上的《圣经》翻了翻，又看了墙上三张画的反面，还察看了地毯的边缘。地毯是用大头钉钉在墙根的，大头钉下的凹陷处聚了一撮撮的灰尘。我跪在地板上检查床底，还是一无所获。我站在椅子上，查看灯罩内部，里头有灰尘和死蛾。我又仔细看了看床——铺得很专业，而且没有动过。我摸摸死者头下的枕头，然后从衣橱拿出备用枕头检查缝边，什么也没有。

汉布尔顿医生的外套挂在椅背上，我上下摸摸，知道这是最不可能找到东西的地方。有人用刀割开了衬里和垫肩。我找到了火柴、几根香烟、一副墨镜、一条没用过的廉价手帕、一张湾城电影院的票根、一把小梳子和一盒没拆封的香烟。我把香烟盒拿到光线下细看，没有被折过的痕迹，于是我决定打开它。我把盖子撕开，整个掏空，里面除了香烟什么也没有。

现在只剩汉布尔顿医生本人。我轻轻把他扳正，手伸进他的长裤口袋。里面有一些零钱、一条手帕、一小管牙线、几根火柴、一串钥匙、一张折起来的汽车时刻表。一只猪皮钱包里放着几张邮票和一把梳子（这人可真会照顾他的假发），还有三小包白色粉末，七张名片——上面印着“G.W.汉布尔顿，加州埃尔森特罗城塔斯廷大楼，门诊时间：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其他时间需电话预约，电话号码：埃尔森特罗城五零四零六。”里面没有驾驶执照，没有社会安全证，没有保险卡，没有半点能够真正证明其身份的东西。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元现款。我把钱包放回原处。

我拿起书桌上汉布尔顿医生的帽子，检查缝边和缎带，缎带结已被人用刀尖挑开，带子垂着。缎带结里没藏东西，看不出有拆掉再缝上的痕迹。

答案就在这里：如果凶手知道他们找的是什么，那东西应该是可以藏进一本书，或电话铃盒子，或牙膏管，或帽边缎带。我再回到浴室检查我的头，还是有点血渗流出来。我又用冷水洗了洗，用卫生纸把伤口擦干，然后将纸扔进马桶冲掉。我走回房间，站在那里低头看了汉布尔顿医生一会儿，心想他到底哪里出了错。上回见面他显得很机警。这时阳光已经移到房间另一头，远远离开了床铺，照在那个积满灰尘的阴暗角落里。

我突然咧嘴笑了，迅速弯下腰——脸上还挂着那不合时宜的笑容——一把拉下汉布尔顿医生的假发，然后翻过来察看。就这么简单，假发的衬里上用胶带贴着一张橘色的纸，外头还包了一层玻璃纸保护着。我把橘色的纸扯下翻过来，发现这是张写了号码的取货单——湾城照相馆。我把纸条放进钱包，小心翼翼地把假发戴回那个光秃秃的脑袋上。

我离开时没把房间锁上，因为我没法锁。

走廊的气窗里仍然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对面还有人醉酒后发出的狂笑声。

【注释】

(1)乔治·W.希克斯（George W.Hicks）和G.W.汉布尔顿（G.W.Hambleton）的缩写都是G.W.H.。

10

湾城照相馆的那个男人在电话里说：“是的，希克斯先生，你的底片已经洗出来了，六张放大的上光照片。”

“你们什么时候下班？”我问。

“哦，大概再过五分钟。我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明天早上去取，谢谢。”

我挂上电话，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投币孔，摸到一枚别人投进去的硬币。我走到餐台，用这钱买了一杯咖啡，坐在那儿啜饮，一边听着外头街上汽车喇叭抱怨的声音。是回家的时间了。路上喇叭乱响，车辆飞驰，老旧的刹车发出刺耳的声音，人行道上传来单调沉闷的脚步声。现在刚过五点半。我喝完咖啡，装好烟斗，悠闲地走过半个街区，来到凡努斯旅馆。我走进写字间，把橘色的照相馆取货单折起放进旅馆专用纸袋，在信封上写了我自己的名字和地址。我贴上快递邮票，把信丢进电梯旁边的邮件信箱里。然后我又走进弗拉克的办公室。

我再次关上他的门，坐在他对面。弗拉克好像连半英寸都没移动。他沉着脸，叼着同样的雪茄蒂，眼里还是一片空洞。

我在他的桌侧划了根火柴重新点上我的烟斗。他皱皱眉。

“汉布尔顿医生没有应门。”我说。

“嗯？”弗拉克茫然地看着我。

“三三二号房的那位，记得吗？他没应门。”

“你要我怎么样，大惊失色？”弗拉克问。

“我敲了几次，”我说，“没反应。我想他大概在洗澡什么的，不过我可什么也没听到。我走开一会儿，又去试一次，还是没反应。”

弗拉克从他的背心里掏出一只花形怀表看一看。“我七点下班，”他说，“老天，还有整整一个多钟头。我已经快饿死了。”

“工作这么卖力，”我说，“肚子不饿才怪。你得保持体力才行。说了半天，三三二号房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你说他不在，”弗拉克没好气地说，“那又怎么样？他不在啊。”

“我没说他不在,我是说他没应门。”

弗拉克上身前倾,慢吞吞地把雪茄烟蒂掏出嘴巴，放进玻璃烟灰缸。“说下去，我有点兴趣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也许你想上楼看看，”我说，“也许你从没见过一流的冰锥谋杀。”

弗拉克双手放在他椅子的扶手上，死命压着那两截木头。“哦，”他痛苦地说，“哦。”他起身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把黑色大手枪，咔的一声打开枪膛，看看子弹，又眯着眼斜看枪管内部，刷的一下把弹匣归回原位。他解开背心纽扣，把枪往下塞进腰带。紧急状况下他或许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事。他把帽子稳稳地戴上，然后跷起大拇指，指了指门口。

我们默默走上三楼，穿过走廊。一切都是老样子，噪音既没有变大，也没有减小。弗拉克快步走向三三二，抬手习惯性地敲了敲门，然后又去推，他撇着嘴角回头看我。

“你说门没锁。”他抱怨道。

“我可不是这样说的，不过刚才确实可以打开。”

“现在不可以了。”弗拉克说着，从一大串钥匙里挑出一把。他打开锁，向走廊两边张望了一下，接着慢慢转动门把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将门轻轻推开几英寸。

他竖起耳朵听，里头没传出任何声音。弗拉克倒退几步，从腰带抽出手枪，又从门上拔出钥匙，猛地踢开房门，然后稳稳地把枪端起，活像警匪片里的盗贼。“进！”他从嘴角挤出这个字。

越过他的肩膀我可以看到汉布尔顿医生跟原先一模一样地躺在那里，但从门口没法看到冰锥的柄。弗拉克侧身前倾，小心翼翼地往那个方向推进。到了浴室门口，他把眼睛凑上门缝，然后猛地一推，门撞上浴缸。他进去又出来，一步步走进卧室，很有警觉性，神经绷得紧紧的，决不给对手可乘之机。

他试试衣橱，把枪举平，霍地一下拉开橱门，衣橱里没有可疑人物。

“查查床底。”我说。

弗拉克轻巧地弯身查看床底。

“看看地毯底下。”我说。

“你开我玩笑？”弗拉克恶声恶气地说。

“我喜欢看你工作的样子。”

他倾身俯视死人颈上的冰锥。

“有人把那门锁上了，”他冷笑道，“而你说没锁，除非你是在撒谎。”

我没吭声。

“我看大概是警察，”他缓缓地说道，“这回遮不住了。”

“不是你的错，”我告诉他，“这种事连高级旅馆也避免不了。”

11

一个红发实习医生填好死亡表格，把圆珠笔夹回他白色外套的口袋上。啪地合起本子，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依我看，是刺在枕骨正下方的脊椎骨上，”他轻描淡写地说，“不堪一击的部位，当然如果你们能找准的话，我想你们可以。”

警探克里斯蒂·弗伦奇咕哝一声：“你以为这是我头一回见吗？”

“不，应该不是吧。”实习医生答道。他迅速看了死者最后一眼，转身走出了房间。“我会打电话给法医。”他扭过头来说。门在他的身后关上了。

“这些家伙看到尸体，就像我看到一盘热腾腾的圆白菜一样。”克里斯蒂·弗伦奇对着关上的门恼火地说。他的伙伴，一个名叫弗雷德·贝福斯的警察，正单膝跪在电话盒子旁边。他已经在上头撒了粉采集指纹，然后把多余的粉末吹掉。他拿个小型放大镜盯着一点污渍看了半天。他摇了摇头，从那盒子的螺丝钉上取下了一样东西，然后站了起来。

“灰色棉线做的殡仪馆手套，”他嫌恶地说，“批发价大概四分钱一双。这上面有很多指纹。他们在电话盒里找东西，嗯？”

“显然是可以藏在那里头的东西，”弗伦奇说，“我可不指望靠指纹来解决问题。这种冰锥命案干得很专业，一会儿得请专家来看。我们现在只是大概了解一下情况。”

他把死者的口袋掏空，里头的东西全摊在床上，放在那具蜡像般的尸身旁边。弗拉克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愁眉苦脸地看着窗外。旅馆经理助理上来过，忧心忡忡的，一句话没说又走了。我斜倚着浴室的墙壁，掰自己的手指玩。

弗拉克突然开口：“我看冰锥杀人是娘儿们干的把戏。锥子到处都买得到，而且又便宜。方便起见，可以把冰锥藏在长袜里，用吊袜带吊着。”

克里斯蒂·弗伦奇很快地瞟了他一眼，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贝福斯说：“你都跟什么样的娘儿们混啊，宝贝？现在长丝袜多贵，我说娘儿们宁可在短袜里塞把锯子。”

“这我倒是没想到。”弗拉克说。

贝福斯说：“费脑子的事就归我们吧，亲爱的，这可是需要素养的。”

“没必要挖苦人嘛。”弗拉克说。

贝福斯摘下帽子鞠了个躬。“请你不要剥夺我们这么点小小的乐趣，弗拉克先生。”

克里斯蒂·弗伦奇说：“再说，女人会一刺再刺。她们甚至连该刺几下都搞不清楚，没经验的人都这样。这次不管是谁干的，一定是高手，他一下就刺中了脊椎。还有一点——必须在对方很安静时才能动手，否则不会这么准，那就表示干的人不止一个，要不他当时被下了迷药，或者凶手是他的朋友也说不定。”

我说：“如果是他打电话给我的，他怎么可能被下了迷药？”

弗伦奇和贝福斯一起看着我，两张脸上都挂着同样无奈和厌烦的表情。“如果，”弗伦奇说，“你不认识这人——按你所说——应该就有可能分辨不出他的声音。我说的应该没有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吧？”

“不知道，”我说，“我还没读过你的崇拜者给你写的信。”

弗伦奇咧嘴笑笑。

“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贝福斯对弗伦奇说，“留着到‘星期五早晨俱乐部’演讲用吧。她们那几个鼻子发光的老女人，特别会欣赏对谋杀的高明分析。”

弗伦奇卷了根烟，在椅背上擦着一根火柴点上。他叹了口气。

“这种技巧起源于布鲁克林，”他解释道，“桑尼·莫·斯坦的手下是专家，不过他们做得太过火了，就没有一块他们没有涉足过的干净空地。然后他们就上这儿来了，真搞不懂是为什么。”

“八成是因为我们这儿空地比较多。”贝福斯说。

“不过说来奇怪，”弗伦奇说，仿佛梦呓一般，“威皮·莫耶今年二月找人在富兰克林大道上干掉斯坦时，杀手用的是枪，斯坦一定很不痛快。”

“怪不得呢，他们把他的血冲掉以后，看到他脸上很失望的表情。”贝福斯说。

“威皮·莫耶是谁？”弗拉克问。

“是他们组织地位排在斯坦之下的第二号人物。”弗伦奇告诉他，“那很可能是他的杰作，不过不一定是他自己下的手。”

“为什么？”弗拉克恶声问。

“你们这些人都不看报纸的吗？莫耶现在可是绅士呢，他认识的都是上流人士，还另外取了个名字。再说桑尼·莫·斯坦被害时，我们刚好因为莫耶在赌场作弊把他弄进了牢里，我们没查到证据，不过倒是给了他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总之他现在是绅士了，我刚才说过，绅士是不会拿着冰锥四处扎人的，他们雇人干。”

“你们有没有找到莫耶什么把柄？”我问。

弗伦奇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怎么？”

“我只是刚好有个想法，不过还没什么证据。”我说。

弗伦奇的视线没离开我。“就当我们是关着门在闺房里说悄悄话，”他说，“我们连抓到的人是不是莫耶都没法证明，不过请别对外广播。知道这消息的只有他和他的律师、地方检察官、巡警、市议会，以及其他两三百个人。”

他拿着死者的空钱包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斜靠着尸体的腿，点了根烟，拿烟指着我们。

“耍嘴皮子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言归正传，弗雷德。首先，躺床上的这位先生有点蠢。他用的是G.W.汉布尔顿医生的名字，名片上印了埃尔森特罗城的地址和电话，只消两分钟就可以查出没有这样的地址和电话，聪明人不会这么快就露出马脚的。其次，这家伙显然是个穷光蛋，他只有十四张一美元的钞票，叠得整整齐齐的，外加两块钱的硬币。他的钥匙圈上没有汽车钥匙、保险箱钥匙和住宅钥匙，就只有一把行李箱钥匙和七把耶尔万能钥匙，而且是最近才打造的，我想他是在动旅馆的脑筋。你看这些钥匙在你们的破旅馆是不是用得上，弗拉克？”

弗拉克走过去，瞪着钥匙。“有两把大小一样，”他说，“光这样看可说不准。我要用万能钥匙，都得跟办公室拿。我的身上只有普通钥匙，客人出门时我才能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挂在一条长链上的钥匙，比对着看看。他摇摇头。“不加工的话用不上，”他说，“得矬掉不少。”

弗伦奇把烟灰弹到手掌上，然后吹掉。弗拉克回到窗旁的那把椅子上。

“还有一点，”克里斯蒂·弗伦奇宣布说，“他没有驾驶执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他的外衣全都不是在埃尔森特罗城买的。他可能是个骗子，但看他这身打扮，不像有本事能开空头支票的。”

“那是你没看到他最有能耐的时候。”贝福斯插嘴说。

“而且这家破旅馆也没什么搞头，”弗伦奇继续说，“这儿名声已经够臭的了。”

“你等等!”弗拉克开口。

弗伦奇摆摆手想打断他。“我们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家旅馆我都清楚，弗拉克。把这搞清楚是我的工作。只要五十块，我就能在这里任何一个房间里开上一小时的脱衣舞晚会，外加法国进口的声光效果。当我是傻瓜吗？你过你的日子，我尽我的本分，就是别把我当傻瓜。好了，说正事。这家伙有样东西不敢放在身边，这就表示他知道有人会上门来抢。所以他愿意付马洛一百块替他保管，不过他身上没那么多钱，所以他一定是打算让马洛跟他一起赌。看来那东西就不是赃物，应该是个半合法的东西。对吧，马洛？”

“这个‘半’字你可以省掉。”我说。

弗伦奇微微一笑。“总之他那玩意儿是可以摊平或者卷起来——放进电话盒、帽边缎带、《圣经》、爽身粉罐子。我们不知道东西有没有被找到，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时间不多，不到半个钟头。”

“问题是，刚才那个电话究竟是不是汉布尔顿？”我说，“刚刚怀疑这一点的人可是你。”

“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了。凶手不会急着让人很快找到他，他们怎么可能请人到他的房间来？”他转身看弗拉克，“能查出他的访客身份吗？”

弗拉克垂头丧气地摇摇头。“上电梯都不用经过服务台。”

贝福斯说：“也许这就是他来这儿住的一个原因吧，另外就是因为这儿有家的感觉喽。”

“好吧，”弗伦奇说，“不管杀他的人是谁，都可以来去自如，不会有人怀疑，他只要知道他的房间号码就行了。目前我们只知道这一点，对吧，弗雷德？”

贝福斯点点头。

我说：“应该不止。那假发不赖，不过终究只是假发而已。”

弗伦奇和贝福斯一起迅速转过身。弗伦奇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取下死者的头发，然后吹了声口哨。“我刚才还在纳闷他妈的那个实习医生在笑什么哩，”他说，“那狗杂种连提都没提。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弗雷德？”

“我只看到一个没头发的家伙。”贝福斯答道。

“也许你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他是麦尔威·马斯顿，以前专门给埃斯·德沃尔跑腿的。”

“哟，还真是他呢，”贝福斯笑道，他俯身轻轻拍了拍死者光秃秃的脑袋，“这一向还好吧，麦尔威？好久不见我都把你忘了，不过你应该知道我，老兄。一朝是笨蛋，就永远都是笨蛋。”

床上的男人没了假发，看起来衰老、僵硬和萎缩。死亡的黄色假面已经开始使他脸上的线条愈发成僵直了。

弗伦奇平静地说：“好，这会儿我心里的石头可放下了。从此不用再为这小子没日没夜地奔波了，让他见鬼去吧。”他把假发盖在死者的一只眼睛上，然后从床上站起来。“为儿没你们俩的事了。”他对弗拉克和我说。

弗拉克站起来。

“谢谢贵旅馆提供的谋杀，亲爱的，”贝福斯对他说，“以后还有的话，别忘了我们——服务虽然不是很好，不过保证很快。”

弗拉克走进过道，把前门拉开。我跟着他出去。走向电梯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话，下电梯时也一样。我陪他走到他的小办公室，跟着他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他好像非常惊讶。

他坐在他的书桌旁，伸手要去拿电话。“我得跟经理助理报告情况，”他说，“你有什么事吗？”

我把一根香烟在手指间卷了卷，然后用火柴点着，烟雾轻轻飘过书桌。“一百五十块。”我说。

弗拉克的脸霎时变得毫无表情，一双呆滞的小眼睛变成了两个圆窟窿。“这可不是你说笑的地方。”他说。

“刚领教过楼上那两个喜剧演员的表演，我说个笑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现在可不是在说笑。”我用手指在桌沿上敲打着，等着。

弗拉克的小胡子上冒出细小的汗珠。“我有事情要办，”他说，这回声音更沙哑了，“不送。”

“挺厉害的嘛，”我说，“我搜身的时候汉布尔顿医生的钱包里有一百六十四块。他答应给我一百块佣金，记得吧？现在那个钱包里只有十四块。而且我头一回离开他的房间时，门真的没锁上。另外有人锁了门，就是你，弗拉克。”

弗拉克使劲抓着椅子的扶手，他的声音就像从枯井深处传来的：“你他妈的什么证据都没有。”

“要我试试吗？”

他把手枪从腰间拔出，放在面前的桌上。他低头盯着枪，却没看出什么东西。他再次抬起头来看着我：“一人一半怎么样？”他的声音都变了。

一阵沉默。他抽出自己破旧的钱包，在里头掏着，然后拿出一把钞票，都摊在桌上，分成两堆，把其中的一堆推向我。

我说：“一百五我全要。”

他缩头缩脑地坐在椅子上，瞪着书桌的一角。过了半天，他叹了口气，把两堆钞票拢在一起，推了过来——推到我的这边。

“钱对他反正也没用了，”弗拉克说，“这钱你拿了滚吧。我会记得你的，老兄。你们这种人我看到就想吐。我怎么知道你没掏走他五百？”

“要拿我会全拿，凶手也一样，留十四块干吗？”

“我干吗留十四块？”弗拉克问道，声音疲惫，手指顺着桌边无聊地来回画着。我拿起钱数了数，然后扔回给他。

“因为干你这行的一眼就把他看穿了，你知道他至少会带了房租，还有几块钱零花钱。警察也会这样想。拿去，这钱我不要，我要点别的。”

他嘴巴张得大大地看着我。

“把钱收起来吧。”我说。

他拿了钱胡乱往钱包里塞着。“你要什么？”他小小的眼睛若有所思，舌头把下唇顶得凸了出来，“依我看，你好像没什么讲价的资格。”

“这你可就看错了。如果我回到楼上告诉克里斯蒂·弗伦奇和贝福斯，我先前上去搜过身，没错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不过他们会知道我瞒着不说不是肚子里有鬼，而是为了保护客户的权益。我是得领教他们尖酸的刻薄话，不过你要领教的可就不同了。”我打住话头，看着他的前额上开始渗出的晶亮水珠。他费劲地咽了一口口水，眼睛空洞无神。

“少说风凉话，想谈什么生意就明说，”他说，忽然咧开嘴笑了，那是一种狰狞的笑，“来晚了一步没法保护她了，对不对？”他那种冷笑又回来了，很慢，不过很得意。

我把香烟捻熄，再掏一根，开始那套挽回面子的慢动作：点烟、扔掉火柴、缓缓侧着脸吐口烟、深深吸口气，就好像那间小小的破办公室是俯视万顷碧波的山顶——干我这行的那整套老掉牙的做作表演。

“好吧，”我说，“我承认是个女人，我承认那家伙死的时候她在那房间里——如果你坚持这样认为的话。不过我想她应该是因为受了惊吓才逃走的。”

“哦，当然，”弗拉克不怀好意地说，不屑的冷笑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或许是因为她一个月没拿冰锥扎人，技艺有些生疏了。”

“可她为什么要拿走他的钥匙呢？”我故意自说自话，“而且又为什么要把它留在柜台上？为什么不干脆走掉，什么也不拿？就算她觉得她非得锁上那扇门，她为什么不把钥匙扔进沙桶埋起来？要不也可以带到外头扔掉吧？为什么要让人家因为这把钥匙而把她扯进案子里？”我眼睛斜睨过去，镇定地瞪着弗拉克，“当然除非是有人看到她拿着那把钥匙离开房间，然后又跟踪到旅馆外头。”

“为什么会有人要跟踪她呢？”

“因为看到她的那个人可以马上进那房间，他有钥匙。”

弗拉克的眼睛忽地抬起看了我一眼，又垂了下去。

“所以他一定跟踪了她，”我说，“他一定看到了她把钥匙留在柜台，然后走出旅馆，他至少跟踪到了旅馆外。”

弗拉克讥讽地说：“你的手上又有什么王牌？”

我弯下腰，把电话拿过来。“我最好打给克里斯蒂说清楚，”我说，“这事情我可是越想越害怕，也许她真的杀了他，我可不能掩护杀人凶手。”

我摘下话筒，弗拉克潮乎乎的爪子忽的一下按住我的手，电话在桌上跳了一下。“够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哭，“我跟踪她到一辆停在街上的车前，记下车牌号。天哪，老兄，你饶了我行不行？”他在口袋里拼命翻找，“知道我干这行能赚多少？除去香烟和雪茄钱，就剩不下几个子儿了。等等，我想——”他低下头，把几个脏信封在手上翻来翻去，最后总算选了一个扔给我。“车牌号码，”他疲惫地说，“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连这号码都不记得。”

我看了看信封，那上头潦草地写了个车牌号码，笔迹歪歪扭扭，颜色很淡，像是手里拿着纸片匆匆在街上写下的：6N333，加州1947。

“满意了吧？”这是弗拉克的声音，正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我把号码撕下，将信封扔还给他。

“4P327，”我说，盯着他的眼睛，那里头没有闪光，没有讥嘲或者隐瞒的迹象，“不过我怎么知道这不是别人的车牌号码？”

“你也只有相信我了。”

“那车什么样？”我说。

“卡迪拉克敞篷车，不新，车篷翻起，大概是1942年的车型，灰蓝色吧。”

“那女人什么样？”

“你那些钞票想买不少东西啊，大侦探。”

“汉布尔顿医生的钞票。”

他缩了缩。“好吧。金发。白色外套，上面有绣花。戴蓝色阔边草帽，墨镜。约莫五英尺二英寸高，长得像高级时装模特儿。”

“再看到时你能不能认出她来，即使她没戴眼镜？”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假装在思考的样子，然后摇摇头——认不出。

“车牌号码是什么来着，亲爱的弗拉克？”我冷不防问他。

“哪个车牌？”

我向书桌对面斜过身子，在他的枪上弹了点烟灰。我往他的眼里又瞪了一会儿，看得出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他自己似乎也知道。他伸手拿起枪，把烟灰吹掉，然后放进书桌抽屉。

“走吧，快滚，”他咬牙切齿地说，“去告诉警察，说我搜了尸体拿了钱，那又怎么样？也许我会被炒鱿鱼，也许我会被扔到牢里去，那又怎么样呢？出来了我又是好汉一条，我弗拉克可不用担心咖啡和油煎饼没着落。别以为戴个墨镜就骗得过我弗拉克，我看的电影可多了，当然认得出那只性感小猫。照我看，那小宝贝以后混的日子还长着哪，她的前途很光明——而且嘛，谁知道——”他得意地瞟我一眼——“她以后没准还需要个保镖跟在旁边，打点料理，保护她不遇到麻烦。得找个熟门熟路的，价码也合理的……怎么了？”

我的头歪向一边，上身前倾，我在听。“我好像听到什么教堂的钟声。”我说。

“这儿没有教堂，”他不屑地说，“是你的脑壳儿裂缝了吧。”

“只有一口，”我说，“敲得很慢，我想是丧钟。”

弗拉克跟我一起听。“我什么也没听到。”他尖声说。

“哦，你是听不到的，”我说，“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听不到。”

他坐在那里瞪着我，邪恶的小眼睛眯缝着，凶狠的小胡子闪着亮光。他的一只手搁在书桌上不断地扭着，完全是无意识的动作。

我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苦想。他的想法应该会跟他这个人一样，渺小、丑陋、惊恐不安。

12

那套公寓在多希尼大道上，从斯特里普街顺着山坡往下走就到了。确切地说，这是两幢建筑，一前一后，中间是一个铺着石板的庭院，庭院中有个喷泉，入口处的拱门上还盖了一间房。人造大理石铺成的前厅有信箱和门铃，十六个当中有三个没写名字。那些名字没有一个是我知道的，又试试前门，锁上了。看来得想想办法。

外头停了两辆卡迪拉克，两辆的颜色跟车牌都不对。街对面有个穿马裤的家伙两腿叉开，懒洋洋地靠着一辆蓝旗亚(1)的车门，他抽着烟，仰望着高空中跟好莱坞保持距离的惨淡群星。我走上陡峭的山路，来到大道上，然后往东走过一个街口，钻进一个热锅似的电话亭里头。我拨了一个名叫皮奥里亚·史密斯的人的电话，他得了这名字是因为口吃——这个谜团我暂时还抽不出时间来解开。

“梅维斯·韦尔德，”我说，“电话号码。我是马洛。”

“当——当——当然，”他说，“梅——梅——梅维斯·韦尔德啊？你要她——她——她的电——电——电话号码？”

“多少钱？”

“十——十——十块钱。”他说。

“当我没打吧。”我说。

“等——等——等等！她们这些宝——宝——宝贝的电话我是不该给的，我只是个跑龙套的，这么做可冒险了呢。”

我等着，把自己呼出的气又吸回来。

“地址当然也跟电话号码一起给。”皮奥里亚抱怨道，忘了口吃。

“五块钱，”我说，“我已经有地址了。别想讨价还价，你要是以为你们这行里只有你这个混混在兜售没登记的电话号码——”

“别挂。”他疲惫地说，忙着去拿他的小红本子。这位老兄口吃的毛病跟人家相反，只有在不兴奋的时候才口吃。他回到电话线上跟我说了，当然是豪华住宅区的电话。在好莱坞，如果用的不是豪华住宅区的电话号码，你就一文不值。

我打开这个钢和玻璃做的笼子，放点新鲜空气进来，一边拨了个号码。响了两声后，一个慢条斯理的嗲嗲的声音答话了。我把门拉上。

“喂——”那声音很柔媚。

“请找韦尔德小姐。”

“请问是谁找韦尔德小姐啊？”

“我有几张宣传照，维尔蒂要我今晚转交给她。”

“维尔蒂？维尔蒂又是谁啊，阿米哥(2)？”

“是摄影棚里的头号摄影师，”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告诉我是哪间公寓，我自己上去。我离你们那儿就两个街区。”

“韦尔德小姐在洗澡。”她笑起来，我猜在她那边听起来是一定像银铃，我这边听起来却像是有人在收拾碗碟，“不过当然要请你上来，我想她一定等不及要看照片的。公寓号码是十四。”

“你也会在那儿吗？”

“当然，还用说吗？可是你干吗问啊？”

我挂上电话，腿脚发软地走进新鲜空气里。我下了山坡，穿马裤的家伙还在蓝旗亚车的旁边晃荡，不过有辆卡迪拉克已经开走，另有两辆别克敞篷车停在了前头。我按了十四号的门铃，然后穿过庭院。庭院中的聚光灯照着鲜红的中国金银花，另一盏灯高高俯照在一方巨型的装饰水池上，水池里是肥肥的金鱼和静静的荷叶。在这样的晚上，荷花蜷缩得紧紧的。另外还散置着几张石椅，还有一架秋千。这地方看起来不是非常昂贵，只不过那年月什么都贵。公寓在二楼，宽敞的楼梯口对面有两扇门，十四号便是其中之一。

门铃叮当响起，一个穿着马裤，身材高挑，皮肤黝黑的女孩打开门。“性感”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她。她的马裤像她的头发一样，是乌黑的，身穿一件白色丝质衬衫，猩红色的丝巾松松地围在脖子上，但丝巾的颜色不如她的嘴唇生动。她用一把金色的小镊子夹了根棕色的长香烟，捏着镊子的手指珠光宝气。她的黑发在中间分开，头皮上雪白的中分线一直延伸至她的头顶，到脑后就不见了。她乌亮的头发扎成两道粗辫子垂在她细长的古铜色的脖子两边，辫上各结了个小小的猩红色蝴蝶结，不过她早就不是一个小女孩了。

她低头看了看我空空的两手，目光锐利。口袋里通常装不下宣传照。

我说：“请找韦尔德小姐。”

“照片可以交给我。”声音冷静，音调拉得很长，傲慢无礼，但眼睛可完全不一样了。要对付这女子看来跟梳理头发差不多容易。

“抱歉，得亲手交给韦尔德小姐。”

“我说了她在洗澡。”

“我可以等。”

“你确实有照片吗，阿米哥？”

“是啊，怎么？”

“你的名字是——”她的声音停在最后一个字上，好像风中忽然停下的羽毛，旋转着飘升起来又缓缓落下；无声的微笑微微拉动她的嘴角，那是在邀请人，很慢，像个想捡起雪花的孩童。

“你新拍的电影棒极了，冈萨雷斯小姐。”

微笑如闪电般闪过，她的整张脸都变了，而且身体挺直，高兴地颤动着。“哎，讨厌，”她满脸发光，“真是讨厌，你这张小嘴真甜，你明明知道那片子差劲透了。”

“你演的片子对我来说没一部差劲的，冈萨雷斯小姐。”

她站到门边，招手要我进去。“我们该喝杯酒，”她说，“他妈的好好干一杯。我最爱听奉承话了，不管是真是假。”

我走进去，此刻要是有把枪抵在我的腰上，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她站在那里，我还真得把她的乳房推开才能进门。她身上的味道就像月光下的泰姬陵一样柔美。她关上门，一路扭动着走向小吧台。

“苏格兰威士忌？还是要我调酒？我会调一种非常难喝的马丁尼。”她说。

“威士忌，谢谢。”

她把酒倒在两只可以插进小雨伞的玻璃杯里。我坐在印花棉布椅子上四下环顾。这房间是老式的，大理石的假壁炉里放着接上瓦斯的假木头，墙上的粉刷有几处剥落了，挂了两张色彩鲜艳、一文不值的图画。还有一架老旧的黑色斯坦威钢琴，上头总算没恶俗地摆上一条西班牙方巾。很多封面鲜亮、看上去很新的书散落在各处。角落里放着一把枪托雕工非常精致的双管猎枪，枪管上绑了一个白缎子蝴蝶结。好莱坞式的幽默。

穿马裤的黑发女郎递给我一只杯子，轻巧地坐在我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上。“你愿意的话，可以叫我多洛雷丝。”她说着，端起手里的大杯子，舒服地喝了一大口。

“谢谢。”

“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我咧嘴笑笑。

“当然，”她说，“我非常清楚，你是个精明的大骗子，你的口袋里根本没有照片。不过别误会，我无意窥探你的隐私。”

“哦？”我喝了一口，杯里的酒下去了足足几英寸，“韦尔德小姐洗的到底是什么澡？老式搽肥皂的还是加了阿拉伯香料的玩意儿？”

她晃晃金色小镊子上夹着的吸剩的香烟。“也许你想帮她洗，浴室就在那儿——穿过拱门往右转。门很可能没上闩。”

“这么容易的事我可不干。”我说。

“哟，”她又丢给我一个明媚的笑容，“很有挑战性啊。我可要记得摆摆架子，你说是不是？”她优雅地从我椅子的扶手上挪开，捻熄了香烟，腰弯得我可以看出她的臀部的曲线。

“别费事了，冈萨雷斯小姐，我是来办正经事的，我没有要强奸任何人的意思。”

“没有吗？”笑容变得轻软、慵懒而且——如果想不到更好的字眼的话——富于挑逗性。

“不过我他妈的好像正在产生这种念头。”我说。

“你这杂种可真逗。”她耸耸肩，穿过拱门，捧着她那半夸脱兑了水的威士忌。我听到她轻轻拍门说：“亲爱的，来了个男的，说他拿来几张宣传照。他是这么说的。”然后用西班牙语说，“长得不错，人也不错，还拿着相机。”

一个我之前听到过的声音尖叫道：“住嘴，你这小贱货。我马上出去。”

冈萨雷斯哼着歌穿过拱门走回来。她的杯子空了，她又走到吧台。“哎，你没喝嘛。”她看着我的杯子叫道。

“我吃过晚餐，我的胃只容得下两夸脱。西班牙文我可懂一点哟。”

她甩甩头。“你被吓着了？”她的眼珠转动，肩膀像跳扇子舞一样动了动。

“要吓我可不容易。”

“不过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老天爷在上，我可真抱歉。”

“我可是听懂了哦。”我说。

她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是啊，我很抱歉，”她叹了口气，“我是说，真的非常抱歉。有时候我太较真，有时候又他妈的根本无所谓。我自己都糊涂了。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口无遮拦。看来我真的把你吓坏了，对不对？”她又回到我椅子的扶手上。

“不是这样的。不过如果我想吓你的话，我知道该怎么办。”她慵懒地把杯子放到背后，倾身向我靠近。

“不过我不住这儿，”她说，“我住在贝尔西别墅。”

“一个人？”

她手一挥轻轻扫过我的鼻尖，我刚回过神来，发现她已经倒在我的怀里想咬我的舌头。“你这狗杂种可真是甜滋滋的。”她说。她的嘴是火热的，无人能比，两片嘴唇烫得像干冰。她的舌头拼命抵住我的牙齿，她的眼珠看起来很大、很黑，周围露出眼白。

“我很累，”她在我的嘴里低语，“很疲倦，筋疲力尽。”

我感觉到她的手伸到我的前胸口袋里。我用力把她推开，但我的钱包已经在她的手上了。她笑着跳开了，啪的一下打开钱包，小蛇一样的手指在里面掏着。

“真高兴你们不用我介绍了。”旁边传来冷冷的声音，梅维斯·韦尔德站在拱门下。

她的头发随意披散着，也没化妆，只穿了一件睡衣。双腿露着，脚上穿了一双小小的绿色丝质拖鞋。她的眼神空洞，嘴角不屑地撇着。但她的确是旅馆里的那个女孩，只是现在没戴墨镜。

冈萨雷斯飞快地斜睨她一眼，合上我的钱包抛过来，我伸手接住，收起来。她慢慢地走到桌旁，拿起一只肩带很长的黑色皮包，挂在肩上，向门口走去。

梅维斯·韦尔德没动，也没看她。她在看着我，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冈萨雷斯打开门看看外面，掩上门又转过身来。

“他叫菲利普·马洛，”她对梅维斯·韦尔德说，“挺不错的，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还会费事问这些人的名字，”梅维斯·韦尔德说，“你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通常都很短。”

“噢，我知道，”冈萨雷斯不愠不火地答道，她转身对我淡淡一笑，“以这种方式骂别人是妓女倒挺高明的，你说是吗？”

梅维斯·韦尔德没说话，还是面无表情。

“至少，”冈萨雷斯再次把门拉开时，平静地说道，“最近我都没跟杀手睡过觉。”

“你确定自己没记错吗？”梅维斯·韦尔德说话的语气和刚才一模一样，“开门吧，亲爱的，今天是我们丢垃圾的日子。”

冈萨雷斯回过头来缓缓地、定定地注视她，眼里仿佛有把刀。然后她唇齿间发出一点声响，接着忽的一下拽开门，房门在她的身后砰地关上了。这声巨响丝毫没有影响到梅维斯·韦尔德，她眼睛都没眨一下，深蓝色的眼珠继续盯着我。

“现在也请你出去——不过声音轻点。”她说。

我抽出手帕，擦掉脸上的口红，那颜色看起来和鲜血的颜色完全一样。“这事谁都有可能撞上，”我说，“我没亲她，是她主动吻我。”

她迈步走到门口，用力打开门。“走吧，宝贝儿。两腿别闲着。”

“我上这儿是有正经事，韦尔德小姐。”

“对，我可以想象得出。出去，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而且就算我想，你来的日子和时间都不对。”

“良辰美景佳人，三者不可兼得。”我说

“什么？”她翘起下巴想做出赶我出门的架势，但演技不好，动作没做到家。

“勃朗宁。我指的是那位诗人，不是自动手枪。不过我知道你比较喜欢自动手枪。”

“听着，小子，你是要我找经来理把你像篮球一样踢下楼吗？”

我走过去，把门推上。她还不肯放弃最后一搏。她虽没真的踢我，不过可以看出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有这样做。我试图不动声色地让她慢慢从门边移开，可她一动不动，站得稳稳的，一只手伸出去抓住门把，两眼喷出深蓝色的怒火。

“如果你想离我这么近的话，”我说，“也许该多穿点衣服。”

她的手缩回去，用力一挥，这一记耳光跟冈萨雷斯小姐摔门的音效非常接近，不过会让人有刺痛感，而且让我想起我脑后的一个痛处。

“我弄疼你了吗？”她柔声问。

我点点头。

“很好。”她扬起手又给了我一个，这次更用力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吻我。”她呼吸厚重，眼睛明亮、清澈、动人。我不经意地朝下一瞥，她的右手正非常内行地握成拳头，如果抡起来揍人也足够了。

“相信我，”我说，“我不吻你，原因只有一个，否则就算你随身携带着一支小黑手枪，或者在床头柜上放着一副铜手铐也挡不住我。”

她礼貌地微笑着。

“我可能要为你工作，”我说，“而且我不是一看到大腿就紧追不舍的。”我低头看着她的大腿，看得很清楚——连同尽头的内裤。她把睡衣拢了拢，转身摇晃着走向小吧台。

“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今年二十一，”她说，“什么招数我都见过——我想是吧。如果我吓不倒你、制不住你，也勾引不了你，我他妈的还能用什么办法让你乖乖听话？”

“嗯——”

“不用告诉我，”她厉声说道，捧着杯子转过身，喝一口酒，甩甩蓬散的头发，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钱，当然。我他妈的真是猪脑袋才会忘了这玩意儿。”

“钱是会有帮助。”我说。

她讥讽地撇撇嘴，但声音里似乎带着几分亲切。“多少？”

“哦，开始一百块应该够了。”

“你真是廉价，好个廉价的小杂种，不是吗？一百块吗？一百块在你的圈子里就算得上是钱吗，亲爱的？”

“那就两百好了，到手我就可以退休了。”

“还是廉价。当然是按周付，要装在一个干净的信封里吗？”

“信封就免了，我会把它弄脏的。”

“不过付这钱我到底能换到什么呢，我迷人的小侦探？我很清楚你是做什么的，当然。”

“你能换到一张收据。谁告诉你我是侦探的？”

她瞪了我几秒钟，马上又戴回演戏的面具。“应该是那股臭味吧。”她啜着酒，从酒杯上面瞪着我，鄙夷地淡淡一笑。

“我开始怀疑你的台词是你自己写的，”我说，“本来我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我闪到一边，有几滴酒溅到我身上，玻璃杯在我身后的墙上哐啷摔得粉碎，碎片无声地掉落。

“这招使出来，”她说，异常镇静，“我想我应该是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女人魅力了。”

我走过去，拿起我的帽子。“我可从没疑心过他是你杀的，”我说，“不过要我闭口不提当时你人在那里，总得有个理由。给我足够的聘用费让我站稳立场，会有点帮助。另外再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这钱收得心安理得就更妙了。”

她从一个烟盒里掏了根烟往空中一扔，轻而易举地张开嘴接住，然后不知从哪儿变出根火柴点上。

“老天爷，难道我真的杀了人吗？”她问。我手中还握着帽子，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帽子戴上，向门口走去。

“我看你应该有回家的车钱吧。”鄙夷的声音从我的身后响起。

我没回答，只是继续往前走，等我准备开门时，她说：“我看冈萨雷斯小姐应该给了你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吧，从她的身上你什么都可以得到——包括钱，我听说。”

我松开门把手，转身快步向房间里走来。她稳稳地站着不动，唇上的微笑也没有任何变化。

“听着，”我说，“你也许会觉得很难以置信。不过我来这儿是因为突发奇想，以为你需要帮助，又四处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我本想你到那家旅馆是要付什么勒索金之类的。你自己一个人去，冒着被人认出的危险——而且也真的让他们的服务员认出来了，那家伙的道德水准可能比一张蜘蛛网还不可靠。我根据这种种情形判断，你大概是被扯进了你们演艺圈专爱闹的什么丑闻，随时都得准备鞠躬下台。不过你似乎好得很，把所有在你演过——如果‘演’这个字没用错的话——的三流B级片里用上的三流姿势通通又在我眼前又重演了一次。”

“闭嘴，”她咬牙切齿地说，“闭嘴，你这个鼠头鼠脑、专想敲诈的偷窥狂。”

“你不需要我，”我说，“你不需要任何人。你他妈的聪明得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你自己从保险箱里救出来。讲吧，讲烂你的舌头来拯救自己吧。我不会阻止你的，只是别想说给我听。想到你这种外表柔弱的小女孩居然有这么多心眼，我就想哭。你可让我开了眼界了，亲爱的，就跟看到玛格丽特·奥布赖恩(3)一样。”

我走向门口，伸手去开门时，她没动、也没吭气，门打开后还是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看来我的即兴演讲不够精彩。

我走下楼梯，穿过庭院，踏出前门，差点撞上一个站在那儿点烟的黑眼睛的小个子。

“抱歉，”他静静地说道，“我挡了你的路。”

我正要绕过他，却注意到他抬起的右手攥了把钥匙。我不知怎的伸手一把从他的手里夺下钥匙。我看看上头的号码，是十四号，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我把它扔到树丛后。

“这个你用不着，”我说，“门没锁。”

“当然，”他说，脸上露出怪异的笑容，“我真笨。”

“哦，”我说，“我们都很笨，跟那贱货周旋的人都很笨。”

“这倒不一定。”他静静地答道，悲伤的小眼睛注视着我，没什么特殊的表情。

“你不必这样，”我说，“这话是我说的。对不起，钥匙我来捡。”我跑到树丛后，捡起钥匙递给他。

“非常感谢，”他说，“哦，我在想——”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我希望我没有打断什么有趣的谈话，”他说，“我最恨扫人的兴了。我没有吧？”他微微一笑。“好，既然我们都认识韦尔德小姐，就让我自我介绍好了，我叫斯蒂尔格雷夫。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吧？”

“没有，你从来没在哪儿见过我，斯蒂尔格雷夫先生，”我说，“我的名字叫马洛，菲利普·马洛。我们根本不可能见过面，而且怪的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不过我他妈的也不稀罕——就算你的名字叫威皮·莫耶也无所谓。”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说。这名字会脱口而出的唯一原因是我曾听人提过。他非常镇定，安静的黑眼睛里闪现了一丝诡异的神采。他从他的嘴里拿出香烟，看看烟头，弹掉一点烟灰——虽然上头其实没烟灰可弹——他开口时眼睛向下垂着：“威皮·莫耶？怪名字。我想我没听说过，这人我应该知道吗？”

“除非你特别喜爱冰锥。”我说，然后便离开了。我走下阶梯，穿过马路走向我的车，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嘴上叼着香烟。从那个距离，我看不出他的脸上有没有表情。在我回望时，他没移动也没做任何手势，只是站在那里。我钻进汽车，疾驰而去。

【注释】

(1)菲亚特公司生产的一种颇具贵族气质的轿车。

(2)西班牙语amigo的音译，意思是“朋友”。

(3)玛格丽特·奥布赖恩（Margaret O’Brien，1937— ），美国女演员。

13

我沿着日落大道往东开，但没有回家。在拉布雷亚街向北转，然后折向高地公路，接着穿过卡胡恩加关口往下开到凡杜拉大道，一路经过影视城、谢尔曼—奥克斯城和恩西诺城。旅程一点也不寂寞，这条路永远热闹。公子哥儿们开着福特敞篷车，在车流里钻来钻去，几乎就要撞上别人的挡泥板，但却总能幸免。满脸倦容的男人们开着满是灰尘的小汽车或轿车，紧抓着方向盘左闪右躲，往北往西赶回家里吃晚餐，等着他们的是这样一个夜晚——读读体育版、听听收音机里乱糟糟的广播，孩子们的哭闹，还有妻子的唠叨。我路过一片五光十色、艳俗无比的霓虹灯以及它们后面经过装饰的门脸——灯光下的汉堡店像宫殿一般耀眼夺目，环形的汽车餐馆和马戏团一样热火朝天——忙得团团转的服务员两眼无神，柜台光彩夺目，厨房里弥漫的汗臭、油腻味简直可以毒死蛤蟆。巨型双层卡车隆隆地从威明顿和圣佩德罗驶来，开上塞普尔韦达大道，然后开上山脊路，在红绿灯处停下，接着以最低挡爬坡，发出动物园里狮子般的吼叫。

恩西诺城的背后，偶尔会从群山密林中闪出一团亮光，那是电影明星们的私宅。银幕之星？哼！都是从无数张床上征战过来的情场老手。慢点儿，马洛，你今晚有些不通人情。

空气越发凉爽。公路渐行渐窄，路上车辆稀少，连车灯都让我觉得刺眼。沿路的粉墙边上长着上好的玫瑰，随着海面不断吹来的微风在夜空下摇曳生姿。

我在橡木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吃了晚餐，饭菜很差劲，但是上得很快，而且喂饱了马上就被赶了出来，生意太忙了。您坐那儿再喝杯咖啡我们可招待不了，先生。您多坐一分钟我们就少赚一分钟的钱。看见那帮站在围绳后头的人没有？他们等着吃饭呢。反正他们是非吃不可。天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吃。在家开罐头也比来这儿强。他们其实是静不下心来，就像您。他们非得把车开到外面去转转。只好让那帮经营黑店餐厅的混混来喂他们。又来了，你今晚有些不通人情，马洛。

我付了账，开车停到一家酒吧旁边，往我胃里的纽约排骨上浇了一杯白兰地。干吗要叫纽约排骨？我寻思着，洛杉矶懂切割的可也大有人在。我走进夜晚的空气中，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夜晚该做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外跑。

我抄近道开往奥克斯纳德，又沿着海岸往回开。庞大的八轮和十六轮卡车往北川流不息，上头全闪着橘色灯光。右边宽广浩瀚的太平洋拍打着海岸，如同拖着脚步的清洁女工回家一样流向岸边。没有月亮，没有骚乱，几乎没有半点涛浪的声响。没有味道，没有大海那种粗犷狂野的味道。加州的海洋。加州，百货公司之州，什么东西都最多，但没一样是好的。又来了。你今晚没有人情味，马洛。

好吧。可我干吗要有人情味呢？我好端端地坐在办公室里玩一只死苍蝇，忽然一下跑来这么个堪萨斯州曼哈顿的土里土气的小地方，要我替她找她哥哥，还把我的身价贬到只值二十块的破钞票。听起来他似乎是个无赖，但她要把他找到。所以我就紧紧捏着那一小笔钱，一路跌跌撞撞开到湾城，在那儿耍了一通老把戏，最后累得我站着都可以睡着。我遇到一些不错的人——有的脖子上插了把冰锥，有的没有。我黯然离开，带着身心的创伤离开。然后她走进来，把那二十块从我的身上拿走，给我一个吻后又把钞票还给我，因为我还没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然后我跑去找汉布尔顿医生——来自埃尔森特罗城的退休验光师，结果又碰上那种最新流行的颈部装饰。我没跟警察讲。我只是搜了搜那家伙的假发，然后登台演戏。为什么？这回我又是为谁拼了老命？有性感眼睛和很多房门钥匙的金发女郎？堪萨斯州曼哈顿来的小姑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哪里有点不对劲，我觉得自己疲惫衰老，但永远可靠的第六感告诉我：照大家现在手上的牌打下去，一定有人要输冤枉钱。这和我有关吗？和我有关的又该是什么事？我知道吗？或者我曾经知道过吗？还是别说这个了。你今晚没有人情味，马洛。也许我从来没有过人情味，以后也不会有。也许我是灵媒唤来的阴魂，拿了执照在阳界开业。也许到头来我们都会变成这样，因为在这半明半暗的无情世界里，没一件事情是对的。

马里布。更多的电影明星。更多粉红色和蓝色的浴缸。更多有穗饰的大软床。更多的肥皂剧频道。更多林肯和卡迪拉克。更多的鬈发和墨镜，更多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的高贵声音和更加堕落的道德。慢着，等一下，演艺圈也有很多好人啊。你的态度有问题，马洛，今晚你没有人情味。

我还没到洛杉矶就闻到它的味道了，闻起来像关闭了太久的客厅一样，陈腐老旧。但五颜六色的灯光会骗人。这些灯光可真神奇。该为霓虹灯的发明者立一座纪念碑，十五层楼高，材料是坚固的大理石。这家伙还真是会无中生有。

于是我便去看了场电影，而里头当然少不了梅维斯·韦尔德。在这类演豪门巨富的电影里，每个人都笑得太多、说得太多，而且也都心里有数。里面的女人一定得爬上长长的回旋梯去换衣服，男人一定得从昂贵的盒子里掏出印了他的名字起首字母的香烟，啪的一下用昂贵的打火机互相为对方点烟。侍者肩膀圆实，是因为他得扛着放了酒的托盘，穿过阳台可以走到几乎跟休伦湖一样大但要清澈得多的游泳池。

男主角是个和蔼可亲的三流演员，魅力十足，只是有点过时了。大明星是个脾气暴躁的黑发女郎，目中无人，有几个特写镜头很糟糕，看得出她在拼命地把自己从四十五岁往回拉，力气大得足以折断手腕。梅维斯·韦尔德演第二女主角，穿着衣服演的。演得不错，但她的表现还可以好上十倍。不过如果真的好十倍，她有一半的戏就得被剪掉，来维护大明星。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走钢索表演，不过从现在开始，她要走的不会是钢索了，而是琴弦。那根琴弦很高，而且下面不会有保护网。

14

我回办公室是有原因的，一封装有橘色取货单的快递信现在应该已经寄到了。大楼的多数窗户都是黑的，也有几扇里有灯光，除了干我这行的，其他也有人在晚上工作。电梯员从他喉咙里发出“你好”两个字，然后开动电梯将我载上去。走廊上有几扇门开着，里面有灯光。几个清洁女工在打扫虚度一天留下的残渣。我绕过转角，从吸尘器发出的嗡嗡声中走过，踏进我漆黑的办公室，把窗户打开。我坐在桌旁什么也没做，甚至什么也没想。没有快递信。大楼所有的噪声，除了吸尘器的声音，好像都已经往外流到了街上，混入无尽的车流之中。外面走廊的某处，有个男人开始用口哨吹起《莉莉·玛莲》这首歌，吹得优雅纯熟。我知道那是谁。值夜班的人在查门。我拧亮桌上的台灯，他经过时没查我的房门，脚步声渐渐远去，随后又有不同的声音响起来，这回是拖着步子。我另一间没锁的办公室的电铃响起，应该是快递。我起身过去拿，但不是。

一个穿着天蓝色长裤的胖子正在关门，那动作优雅闲适，唯有胖子才能表现出来。他不是单独来的，但我先打量着他。他体形庞大宽阔，不年轻也不英俊，但看起来经得起岁月的磨砺。天蓝色的斜纹混纺裤子上是件双色休闲外套，活像长颈鹿身上的斑纹。金丝雀黄的T恤领口开得很大，这是因为他的脖子得从里头伸出来。他没戴帽子，大大的脑袋上装饰着数量尚属合理的淡鲑鱼色头发。他的鼻梁曾经给人打断过，但补得很好，只不过那玩意儿原本就不是什么上等货色。

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家伙看起来笨手笨脚，眼睛通红，不停地吸着鼻子，年纪二十上下，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瘦得像根扫把杆。他的鼻子在抽动，嘴巴在抽动，两手在抽动。他看起来非常抑郁。

大胖子笑得很和气。“想必是马洛先生吧？”

我说：“还会是谁？”

“现在来谈公事是嫌晚了点，”大胖子说，他摊开两手，几乎遮住了半间办公室，“希望你不介意。你手头上的生意该不会已经排满了吧？”

“少开玩笑，我现在神经衰弱，”我说，“这条毒虫跑来干吗？”

“来吧，艾尔弗雷德，”大胖子对他的同伴说，“不要那么扭扭捏捏的。”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对他说。

大胖子平静地扭头看着我。“这帮小流氓怎么就净爱说这话？不好笑，不幽默，什么意思也没有。是个大问题，这个艾尔弗雷德。我刚帮他戒了毒，你知道，至少暂时戒了。跟马洛先生说‘你好’，艾尔弗雷德。”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说。

大胖子叹了口气。“我叫托德，”他说，“约瑟夫·P.托德。”

我什么也没说。

“想笑就笑吧(1)，”大胖子说，“我已经习惯了。这名字跟了我一辈子了。”他伸出手朝我走来，我握住。大胖子愉悦地看着我的眼睛。“好了，艾尔弗雷德。”他说的时候没回头。

艾尔弗雷德稍稍动了一下，看似没什么，结果只见一把重型自动手枪指着我。

“小心，艾尔弗雷德，”大胖子说，握我手的力道可以折断树枝，“还不行。”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说。枪指着我的胸膛，他的一根手指在扳机上收紧，我看着它越扣越紧。我知道紧到什么程度，撞针就会松开。我似乎也无所谓，就好像这是哪个三流电影里的情节，并不是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自动手枪的撞针咔啦空响了一声，艾尔弗雷德恼怒地嘟囔了一声，把手枪放回去了。他又开始抽动了，但他拿枪的动作一点也不紧张,真不知道他戒的是哪种毒。

大胖子松开我的手，和善的笑容还浮在他宽大健康的脸上。

他拍了拍口袋。“弹匣在我的身上，”他说，“艾尔弗雷德近来不太可靠，这小杂种有可能宰了你。”

艾尔弗雷德坐在一张椅子上，往后翘起将椅子斜抵着墙，嘴里在喘着气。

我的脚跟再度落到地板上。

“我敢说他把你吓坏了。”约瑟夫·P.托德说。

我感觉到了自己舌头上的咸味。

“你也没多强悍嘛。”托德说，肥肥的手指戳戳我的肚子。

我避开那根手指，看着他的眼睛。

“什么价钱？”他的语气几乎是柔和的。

“到我的会客室来吧。”我说。

我背过身，穿过隔门走进另一间办公室。是很困难，但我做到了。我一直在冒汗。我绕到书桌后头，站在那儿等。托德先生平静地跟着我进来，毒虫抽扭着身子跟在他后头。

“你这儿没笑话书吧？”托德问，“可以让他安静点。”

“请坐，”我说，“我找找。”

他的手伸向椅子扶手。我拉开抽屉，一手握住我那把鲁格枪的枪柄。我缓缓举起枪来，看着艾尔弗雷德，艾尔弗雷德根本没看我，他正在研究天花板的一个角落，尽量不看自己的嘴。

“我逗笑的本事就只有这个了。”我说。

“你用不着那把枪的。”大胖子说，语气和善。

“用不着就好，”我说，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远远地在一面墙的后头，我很费劲才能听到自己在说什么，“如果用得着的话，我手上就有，而且这把上了子弹。要我证明给你看吗？”

大胖子看起来是真的很紧张了。“刚才是误会，”他说，“我已经太习惯艾尔弗雷德了，有时候都忘了他跟在旁边。也许你有道理，也许我该管管他。”

“是啊，”我说，“今天下午你来这儿以前就该管了，现在已经太晚了。”

“何必呢，马洛先生。”他的手伸向我，我拿鲁格枪狠狠击过去。他迅速往回缩，但还是慢了一步，我枪上的瞄准器砸破了他的手背。他抓起手吸吮伤口。“喂，别这样!艾尔弗雷德是我的外甥，我姐姐的孩子，我算是在照顾他。他连苍蝇都不敢打，真的。”

“下次你来，我准备一只苍蝇招待他。”我说。

“没有必要这样嘛，先生，请你不要这样，我有个很好的小小的提议——”

“闭嘴。”我说。我慢慢坐下。我的脸在发烧，我连把话讲清楚都困难。我还觉得有点醉意。我缓缓地、含糊地开口道：“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类似的事情。说是有个人跟我一样也坐在书桌旁，他有把枪，就跟我一样，书桌另一端有两个男的，就跟你和艾尔弗雷德一样。在我这边的那个人开始发火了，他没办法控制自己，开始发抖，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他只是手里有把枪。所以他一个字也没说，就从书桌底下开了两枪，打在你的肚子上。”

大胖子脸都绿了，想要起身，但又改变了主意，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血红色的手帕抹抹脸。“这你是在电影里看到的。”他说。

“没错，”我说，“不过拍那部片子的人告诉了我他是从哪儿得来的点子，那可不是什么电影里的。”我把鲁格枪放到书桌上我的正前方，用比较自然的声音说：“用武器你得小心点，托德先生。拿把军用手枪指着人，天知道会让人多紧张——尤其这个人又不知道枪里有没有子弹。我刚才就被足足吓了一分钟，我从午餐时间到现在都还没打过吗啡呢。”

托德眯着眼仔细研究我。毒虫站起来，走到另一张椅子前，用脚踢了踢，然后坐下来，油腻腻的头往后抵住墙。但他的鼻子和两手还是不停地抽动。

“我听说你是条硬汉。”托德缓缓地说道，他的眼睛冷静机警。

“你听错了，我很敏感，什么事都没有，我都会被吓得腿软。”

“哦，我明白了，”他瞪着我很久没说话，“也许我们这步走错了。我把手放进口袋你不介意吧？我没带枪。”

“请便，”我说，“看你拔枪，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皱皱眉，然后慢腾腾地掏出一个扁扁的猪皮钱包，从里头抽出一张簇新的百元大钞。他把钱放在玻璃桌面上，又抽出另一张一样的，然后又添上三张。他把钞票小心翼翼地排整齐。艾尔弗雷德让他的椅子落回到地板上，嘴巴直抖，瞪着钱看。

“五张百元大钞，”大胖子说，他把钱包折好收起来，我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只要你乖乖地什么都不做，怎么样？”

我只是看着他。

“你没在找人，”大胖子说，“你什么人都找不着。你没时间帮人工作。你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你只要乖乖的，就可以赚到五百块，行吗？”

办公室里除了艾尔弗雷德在吸鼻子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大胖子半扭过头。“安静!艾尔弗雷德，走前我给你打一针，”大胖子告诉他，“要有礼貌。”他又吮一次他手背上的伤口。

“有你当榜样应该不难。”

“操他娘的。”艾尔弗雷德说。

“词汇有限，”大胖子告诉我，“非常有限，懂了吗，老兄？”他指指钱。我抚弄着鲁格枪的枪柄。他稍稍往前倾。“放松点好吗？很简单，这算是聘用费，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赚到手。你只要什么都不做就行。如果你保持一段时间一直不做事，以后还会给你这么多钱。简单之至，不是吗？”

“我这样什么都不做，是为谁服务呢？”我问。

“我，约瑟夫·P.托德。”

“你又是干哪个行当的？”

“业务代理，你可以这样称呼我。”

“除了我自己都能想出来的之外，我还能怎么称呼你呢？”

“你也可以说，我是想帮一个不想给人惹麻烦的人。”

“那我又该怎样称呼这个大善人呢？”

约瑟夫·P.托德把五张百元大钞收拢起来，叠整齐，从书桌上推了过来。“你可以称呼他是想破财免灾的绅士，”他说，“不过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不会介意见点血。”

“他冰锥玩得怎么样？”我问，“看得出他点四五玩得很差劲。”

大胖子咬了咬下唇，然后食指跟大拇指一起把下唇往外拉，轻啃唇内，就像奶牛反刍一样。“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冰锥，”他终于说，“我们是在想办法要你别出错，别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如果你一个错也不出，保证你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那金发女郎是谁？”我问。

他歪着头想一想，点点头。“也许你已经陷得太深了，”他叹了口气，“也许现在谈生意已经太迟了。”

一会儿之后，他倾身向前轻轻说道：“好吧，我再跟我的老板商量商量，看他下一步想怎么办，也许我们还是有生意可谈。在我没跟你联络前，不要轻举妄动，怎么样？”

我没搭腔。

他把手按在书桌上，慢慢站起来，看我在记事本上拨弄着枪。

“钞票你可以留着，”他说，“走吧，艾尔弗雷德。”他转身迈着大步离开办公室。

艾尔弗雷德贼眉贼眼地斜睨着他，然后转头瞪着桌上的钱。自动手枪又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他瘦骨嶙峋的右手上，他泥鳅似的滑溜到桌旁，手枪一直指着我，一边伸出左手拿钱。钱消失在他的口袋里，他咧嘴抛给我一抹冷淡空洞的笑容，点点头移开，显然完全没发现我也握着一把枪。

“走吧，艾尔弗雷德。”大胖子在门外吼着，艾尔弗雷德溜出门外不见了。

外面的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沿着走廊响起，然后一片静寂。我坐在那里回想这一切，不知道这到底是出闹剧，还是恐吓人的新点子。

五分钟后电话铃声响起。

一个厚重愉悦的声音说：“噢，对了，马洛先生，你应该知道谢里·巴娄吧？”

“不知道。”

“谢里·巴娄，有限公司，那个红透了的经纪人。你应该抽个时间去拜访他一下。”

我握着话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是她的经纪人吗？”

“有可能，”约瑟夫·P.托德说，顿一下，“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只是跑腿的，马洛先生。没错，就是跑腿的。有人想打探你的底细，这办法好像最简单。好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我没回答。他挂上电话，差不多就在同时，铃声又响了。

一个轻佻的声音说道：“你不是那么喜欢我对不对，阿米哥？”

“我当然喜欢，只是别见到我就咬。”

“我在贝尔西别墅的家里，我很寂寞。”

“打电话给应召公司吧。”

“哦，别这样，怎么这样说话？这事很重要呢。”

“我相信，不过不是我的事。”

“那个小贱货——她说了我什么？”她嘘声说道。

“没说什么。哦，对了，她好像说什么你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墨西哥骚货，你介意吗？”

这话把她逗乐了，银铃似的格格笑了一阵。“老爱开玩笑啊，是不是？不过你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你是侦探，否则我就不会那样了。”

我本想说她完全弄错了。但我只是说：“冈萨雷斯小姐，你刚才说有事，什么样的事？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的话。”

“你想不想赚他一大笔？很大的一笔？”

“你是说不用挨枪子儿，就能赚钱？”我问。

我听到她倒抽一口气。“是的，”她意味深长地说，“这点的确也得考虑到。不过你是那么勇敢，那么强壮，那么——”

“我早上九点会在办公室，冈萨雷斯小姐，那个时候我会勇敢许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有约会？她漂亮吗？比我漂亮？”

“天哪，”我说，“你脑子里成天只想着一件事吗？”

“去你的，宝贝儿。”她说完便“咔嗒”一声挂了电话。

我熄灯走出去。在走廊的一半处我看到一个男人在查看门牌，他的手里有封快递。于是我只好再走回办公室，把信放进保险箱，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我让它响着。今天我已经够了，我什么都不在乎。有可能是示巴女王(2)穿着她的玻璃纸睡衣——或者没穿，我已经累得没心情管了。我的脑袋好像一桶湿漉漉的沙子，散乱而沉重。

我走到门口时，电话还在响。不行，我非回头不可。直觉比疲累更准确。我拿起话筒。

欧法梅·奎斯特激动细小的声音说：“哦，马洛先生，我这辈子找人从没这么艰难过。我的心情很坏，我——”

“早上再打，”我说，“我下班了。”

“求求你了，马洛先生——就因为我不小心发了点脾气——”

“早上。”

“可我非得见你不可，”她提高了声音，但还不是在嘶吼，“重要极了。”

“嗯哼。”

她吸吸鼻子。“你——你吻了我。”

“我后来还吻了别人呢，而且功夫更好。”我说。去他的，去他的所有女人。

“奥林跟我联络了。”她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你这个小骗子，”我说，“再见。”

“我是说真的，他打电话给我，打到我住的地方。”

“很好，”我说，“那你就根本不需要找侦探了。而且就算需要，你自己家里就有个现成的比我还厉害，我连你住在哪里都查不到。”

一阵短暂的停顿，她想方设法把我留在电话线上。我没挂她的电话，我至少得给她这么点面子。

“我写信跟他说过我会住在哪里。”她终于说。

“嗯哼。只是他搬了家又没留下转信地址，所以没收到你的信，记得吗？等我没这么累时，你再打来吧。再见，奎斯特小姐。而且你也不用告诉我你现在住在哪里，我不为你办事了。”

“很好，马洛先生，我现在要报警，不过我想你不会喜欢的，我想你一定不会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事关谋杀，马洛先生。”

“上来吧，”我说，“我等你。”

我挂上电话。我把威士忌拿出来。我把酒灌下喉咙的速度绝对不能用慢来形容。

【注释】

(1)托德的英文为Toad，意思是蛤蟆，所以让人发笑。

(2)公元前非洲东部示巴古国的女王，示巴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埃塞俄比亚。

15

她这回来得够快的，动作轻盈、迅速、果断。她的脸上挂着那种灿烂明快的笑容。她沉稳地放下皮包，端坐在顾客椅上，仍然在微笑着。

“你肯等我真好，”她说，“我敢说你也还没吃晚餐吧。”

“错，”我说，“我已经吃过晚餐了。我现在在喝威士忌，你不赞同别人喝威士忌对吧？”

“没错。”

“那太好了，”我说，“我就是希望你还没改变主意。”我把酒瓶放在桌上，又倒了一大杯。我喝下一点，越过杯口得意地斜瞟她一眼。

“如果你再这样喝下去，我要说的话你根本没法听。”她气鼓鼓地说。

“你说的谋杀，”我说，“是我认识的人吗？看得出你没还被杀掉。”

“请你没事不要乱吓唬人好吗？电话上你硬是不相信我，把我急死了。奥林真的打了电话给我,不过他不肯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在做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要你自己慢慢发现，”我说，“他在磨炼你。”

“这话一点也不好笑，连俏皮都谈不上。”

“但你必须承认这是挺吓人的，”我说，“谁被杀了？这该不会也是秘密吧？”

她玩弄了一会儿她的皮包——没掩饰住她的不好意思，因为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不过倒是逼得我又灌下一杯酒。

“出租公寓里那个可怕的男人给杀了。克——克——我忘了他的名字。”

“我们一起把这名字忘了吧，”我说，“我们就合作一次吧。”我把威士忌酒瓶扔进书桌抽屉，站起来。“听着，欧法梅，我不是要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想问奥林是怎么知道的，或者他到底知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他了，你当初雇我就是因为这个，或者该说他已经找到你，反正都一样。”

“不一样，”她叫道，“我还没真的找到他，他不肯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如果这是他最后的住处，倒也不用怪他。”

她的嘴唇紧绷，脸上表现出厌恶。“他其实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只说了谋杀案，”我说，“类似这样的小事。”

她忽然大笑起来。“我那样说只是要吓你，我不是真的要说有谁被杀了，马洛先生。你在电话上很冷淡，我以为你不想再帮我的忙了，所以——呃，我只好撒个谎。”

我深吸几口气，低头看着我的两手。我慢慢把手指伸直，然后起身，什么也没说。

“你生我的气了吗？”她怯怯地问，指尖在桌上画着小圆圈。

“我真想撕破你的脸，”我说，“不必再装出一脸无辜了，要不我撕破的可能不只是你的脸。”

她倒吸一口气。“怎么，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你的这句台词，”我说，“未免也用得太多了。闭嘴，滚！你以为我想为你服务吗？哦——这你拿去。”我猛地拉开一只抽屉拿出她的二十块，丢在她面前，“这钱你带走，捐给医院或者研究基金吧，放在这儿让我神经紧张。”

她的手机械化地伸出去拿，眼镜后头的眼睛讶异地瞪得滚圆。“老天，”她说，收拾皮包的模样还挺高雅的，“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么容易被吓住，本以为你很有胆量呢。”

“那只是装的，”我咕哝道，绕过桌子，她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避开我，“我只有对你这样指甲不留得太长的小女孩才很凶，我骨子里其实是软趴趴的。”我揪住她的手臂，把她的身子扭直，她的头往后仰，嘴唇张开。我这一天可真是艳福不浅。

“但是你会帮我找奥林的，对不对？”她耳语道，“全是谎话，我跟你说的全是谎话，他没打电话给我，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香水，”我吸着鼻子说，“怎么，我的小宝贝儿，你的耳朵后头擦香水啦——是为了我吧！”

她的小下巴点了点，她的眼睛摄人心魄：“拿掉我的眼镜，”她耳语道，“菲利普。你偶尔喝点威士忌我不介意，真的不介意。”

我们的脸大概相隔六英寸。我不太敢拿下她的眼镜，我怕我会打断她的鼻子。

“对，”我说话的声音像嘴里塞满饼干的奥森·威尔斯(1)，“我会帮你找到他，宝贝儿，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而且免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菲利普？”她轻柔地问道，嘴唇又张开了一点。

“你们家的害群之马到底是谁？”

她瞟我一眼，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挣脱了我。她板起脸瞪着我。

“你说过奥林不是你家的害群之马，记得吗？还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呢。而且一提到你的姐姐利拉，你马上就岔到别的话题上，好像很不屑。”

“我——我不记得我说过。”她说得很慢。

“所以我就开始纳闷，”我说，“你的姐姐利拉演戏时用什么艺名？”

“戏？”她语音模糊，“噢，你是说电影？怎么，我从没说过她演电影啊，我从没那样说过啊。”

我龇牙咧嘴地抛给她一个友善的笑容，她突然大发脾气。

“我姐姐利拉的事你少管，”她气鼓鼓地对我说，“你的脏话不要沾到我姐姐利拉。”

“什么脏话？”我问，“还是你要我猜？”

“你满脑子只有酒跟女人，”她尖声喊道，“我恨你！”她冲到门口猛地一下打开门出去。她是跑着穿过走廊的。

我绕回书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很奇怪的小姑娘，真是非常奇怪。没多久后电话铃又响了，这是意料中的事。响第四下时，我手支着头摸索过去，胡乱抓了话筒凑到耳朵上。

“十八层地狱殡仪馆。”我说。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什——什——么？”然后纵声大笑。这笑话一九二一年时在警察休息室博得不少喝彩。这话太尖刻了，像蜂鸟的嘴。我熄了灯回家去。

【注释】

(1)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1915—1985），美国著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

16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我把车停在离湾城照相馆两个门面的地方。此刻我已吃了早餐、心情愉悦，鼻子上架了副太阳镜在浏览本地报纸。我已经看了《洛杉矶日报》，可奇怪的是报上没有刊载凡努斯或者其他任何旅馆的冰锥案，连“城中旅馆神秘死亡”之类的标题都没有。《湾城日报》倒还没忙到没时间报道谋杀案的地步，他们把这新闻放在头版，就在肉价的旁边。

本地男子被刺于爱达荷街出租公寓

警方于昨天稍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随即赶至爱达荷街某处，西曼斯—兰辛公司的木材场的对面。警方发现四十五岁的莱斯特·克劳森——该出租公寓的经理——死在自己公寓的沙发上，房门未锁。克劳森的脖子上插了一把冰锥。经初步检查，法医弗兰克·L.克劳迪宣布，克劳森酗酒过量，死时可能已失去知觉。警方未发现任何挣扎迹象。

警探摩西·马格拉尚立刻采取行动，对下班回来的房客逐个进行了询问，但到目前为止，对案情的了解仍毫无帮助。法医克劳迪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克劳森有可能是死于自杀，但伤口的位置已排除这一可能。警方查看过出租公寓的住宿登记簿后，发现其中一页最近被人撕掉。马格拉尚警探在详细询问过各个房客后表示，一名粗壮的中年褐发男子曾经几次出现在出租公寓的走廊上，但房客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和职业。马格拉尚仔细检查过所有房间后还指出，有一名房客最近搬走，而且非常仓促。然而由于住宿登记簿遭损、此一地段恶名昭彰，再加上无人能准确描述这名失踪男子的外貌，侦办此案自然困难重重。

“目前还不知道克劳森被害的原因，”马格拉尚昨天深夜宣称，“但我之前已经密切观察过他一段时间，他的许多同伴我都知道。这个案子扑朔迷离，但我们一定能够侦破。”

报道写得好，而且文中四次提到马格拉尚的名字，还有两次在照片说明里。第三版上有一张他手握冰锥的照片，只见他蹙着眉头若有所思地瞪着它。另外还刊登了一张爱达荷街四四九号的照片——有美化的嫌疑——和一张覆了床单、躺在沙发上的尸体的照片，马格拉尚警探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旁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还有一张市长坐在他办公室书桌前的特写，十足的官僚嘴脸，旁边附上一篇他就战后社会犯罪发表的谈话——典型的市长讲话，里面引用了一些胡佛(1)的演讲内容，只是多了些语法错误。

九点差三分时，湾城照相馆开门了，一个年迈的黑人开始把人行道上的灰尘扫进水沟。九点整，一位装扮整齐、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打开大门的锁，我拿着G.W.汉布尔顿医生粘在他假发内侧的橘色取货单走进去，领到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张小底片和六张上光照片——放大成底片的八倍。外表整洁的年轻人把照片交给我时怀疑地瞥了我一眼。他什么也没说，但从他看我的神情可以猜出来，他记得我不是当初给他底片的人。

我走出去，回到车里仔细研究到手的猎物。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名金发女郎坐在一家餐厅圆形的雅座里，桌上摆了食物。他们同时抬头，好像是突然发现情况有异，但在相机快门按下以前还没时间作出别的反应。从光效来看，当时显然没有用闪光灯。

女郎是梅维斯·韦尔德。男人个头颇小，肤色黝黑，面无表情，我认不出他是谁。也没有理由能认得出。厚厚的皮椅子上印着一对对的跳舞者,这是这家餐厅的注册商标——舞者。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为没得到经理的同意，擅自在里头按快门的人，肯定会被狠狠地踢出门，让他一路滚到好莱坞大道跟葡萄树街的交叉口。我猜想这是偷偷拍的，就像露丝·辛德(2)在电椅上的照片一样。那人一定是在大衣领子内用带子吊了一个小相机，镜头刚好能从他敞开的衣领子里露出来，另外再在口袋里放个快门遥控钮。要我猜这照片是谁拍的一点也不难。奥林·P.奎斯特先生的动作一定又快又稳，还能若无其事地离开那里。

我把照片放进背心口袋，指头碰到一张皱巴巴的纸片。我拿出来一看，“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湾城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这是早先我给他打过电话的文森特，也可能是莱斯特·克劳森想打电话联络的人。

一名年迈的警察沿着停车线踱着步子，用黄色粉笔标出轮胎位置。他告诉我怀俄明街在哪里，于是我开车过去。这是一条横跨城市两端的大街，离商业区很远，和两条以数字为名称的街道平行。九六五号是一幢灰白色的木结构房屋，坐落在街角。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森特·拉加蒂，医学博士，门诊时间：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和下午两点半到四点”。

房子看起来很安静，也还体面。有个女人带着一个顽皮的小男孩走上阶梯。她看看牌子，瞄瞄别在她衣领上的挂表，犹豫不决地咬咬嘴唇。小男孩小心环顾四周，然后在她的脚踝上踢了一脚。她缩了一下，但声音仍然很有耐性：“乖，约翰尼，不要踢弗恩阿姨哟。”语气柔和。

她打开门，把小男孩拖进去。十字路口的斜对角是幢很大的白色殖民时期建筑，门廊上有顶棚，但小得和房子不成比例。前院的草坪安装了泛光灯反射镜，门前的一条小路上玫瑰盛开。门廊上方挂了个大型的黑底银字的牌子：“花圈安乐屋”。我在想，拉加蒂医生由窗口往外看到斜对门的殡仪馆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会因此而行事更加小心。

我拐过十字路口，开车返回洛杉矶，到办公室查看信件，并且把我从湾城照相馆拿到的猎物放进老旧的绿色保险箱——除了其中的一张。我坐到桌前，拿起放大镜研究起那张照片。虽然照片经过放大，而且得用放大镜看，细节部分倒还清楚。坐在梅维斯·韦尔德旁边的是个黑瘦、面无表情的男子，他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一份《新闻纪事报》，我可以看到头条标题：“轻重量级拳击选手比赛中受伤身亡”。只有中午以后出刊的体育版才会采用这种头条标题。我把电话拿过来，正要拨号，铃声响了起来。

“马洛吗？我是洛杉矶警局的克里斯蒂·弗伦奇，今天早上有什么消息吗？”

“如果你的电报打字机没出错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我刚看了份湾城的报纸。”

“唉，我们是知道了，”他漫不经心地说，“听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对吧？同样的凶器，同样的作案手法，时间好像也对得上。我真的要求求老天，别又是桑尼·莫·斯坦那帮人开始重操旧业。”

“要真的是他们，技艺可改进了，”我说，“我昨天翻阅了他们的资料。斯坦那帮人以前都把人戳得全身是洞，有个受害者身上有一百多道伤口。”

“他们大概学乖了。”弗伦奇有点避重就轻地说，好像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似的，“我打电话是要问你弗拉克的事情，昨天下午以后你有没有再看到他？”

“没有。”

“他溜了。没回去工作。旅馆打给他的房东太太，说是他昨晚打包走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

“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说。

“我们那死人身上只有十四块钱，你难道不觉得有点蹊跷？”

“是有点，不过你自己说了原因。”

“我只是随口说说罢了。弗拉克不是被吓跑了，就是因为有了笔意外之财开溜了。他知道了什么内幕，拿了别人一笔钱走了，要不就是他贪了死人的钱，留下十四块钱放着好看。”

我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搞不好两种情况可以同时成立。不管是谁，那样搜房间，他的目的应该不是钱。”

“为什么？”

“因为这位汉布尔顿医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提议要他把东西存在旅馆保险箱，但他没兴趣。”

“那种人本来就不会雇你帮他保管钱，”弗伦奇说，“他不会雇你帮他保管任何东西。他是要找人保护自己，要不就是需要合伙人——或者只是个跑腿的。”

“抱歉，”我说，“我只是把他跟我说的话复述一遍罢了。”

“你到那儿时他已经死了，”弗伦奇拖长声音，轻描淡写的味道稍嫌过火，“所以应该不太可能给他名片吧？”

我紧握话筒，迅速回想我跟希克斯在爱达荷街那家出租公寓的谈话。我想起他两指夹着我的名片，低头看着，然后我看到我自己一把从他的手里抢回名片——趁他还没抓牢以前。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

“不太可能，”我说，“请你不要这样装神弄鬼地吓人。”

“他有一张，老兄，折了两折放在他裤子的表袋里。我们上回看漏了。”

“我倒是给了弗拉克一张。”我说，嘴唇僵硬。

沉默。我可以听到周遭的人声以及打字机的噼啪声。弗伦奇终于板着声音说：“我懂了。再见。”他突然挂了电话。

我很慢很慢地把话筒放回筒架，舒展我抽筋的手指。我俯身瞪着桌上我正前方的照片。我只看得出上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认识，他们正在舞者餐厅吃饭。照片中桌上的报纸应该能告诉我那天的日期——天哪——或许。

我打电话到《新闻纪事报》，请他们给转到体育版。五分钟后，我在便条簿上写着：“里奇·贝洛，广受欢迎的年轻的轻量级选手，二月十八日晚上在好莱坞军团体育馆的主赛场受伤送医，于十九日午夜前死于修女医院。《新闻纪事报》二月二十日的午间体育快报以头条刊出。”

同一个号码我又拨一次，让转给市区版的肯尼·阿斯特，他以前负责采访犯罪新闻，我们认识多年了。闲聊一会儿后我问他：“桑尼·莫·斯坦被杀，是谁帮你跑的新闻？”

“陶德·巴罗。他已经跳槽到《洛杉矶邮报》了。怎么啦？”

“查得到的话，我想知道细节。”

他说他可以请资料室的人查查，然后再打给我。十分钟后电话响了。“他头部中了两枪，当时在他的车里，离富兰克林大道的贝尔西别墅大概有两个街区。时间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

“日期是二月二十日，”我说，“对不对？”

“对极了。没有目击证人，没有逮捕人，只讯问过警方按惯例常会查的赌客、失业的拳击手和一帮惯犯。有什么不对？”

“那时候他是不是有个帮里的兄弟也在城里？”

“资料上没提。叫什么名字？”

“威皮·莫耶。我的一个警察朋友说有个好莱坞的阔佬当时涉案在押，然后又因为证据不足被放了。”

肯尼说：“等一下。我想到一件事——嗯，那家伙叫斯蒂尔格雷夫，是舞者餐厅的老板，赌徒之类的人。人不错，我跟他碰过面。那回还闹了笑话。”

“怎么说？”

“有个捣蛋鬼向警察密报说他是威皮·莫耶，他们把他关了十天，等着克利夫兰的回音。克城警察局没答理。斯坦被杀跟他肯定没关系，那一整个星期斯蒂尔格雷夫都在牢里，一点关系也搭不上。你的警察朋友三流小说看得太多了。”

“他们全都一样，”我说，“所以说话一个比一个强硬。谢谢你，肯尼。”

我们互道再见，挂上电话，我斜靠椅背看着我那张照片。一会儿之后，我拿剪刀剪下印有报纸头条标题的那部分。我把剪开的两张分装在不同的信封，连同便条簿上的那张纸一起放进口袋。

我拨了梅维斯·韦尔德小姐高级住宅区的号码。响了几下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那声音显得很遥远、很正式，我可能听过，也可能没有。那声音说：“喂？”

“我是菲利普·马洛，韦尔德小姐在家吗？”

“韦尔德小姐今晚很晚才会回来。你要留话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她？”

“抱歉，我不知道。”

“她的经纪人会知道吗？”

“有可能。”

“你确定你不是韦尔德小姐吗？”

“韦尔德小姐不在。”她挂上电话。

我坐在那儿听着那声音。起初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不是。我想得越久就越不确定。我下楼到停车场开车上路。

【注释】

(1)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1924—1972年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2)露丝·辛德（Ruth Snyder，1895—1928），美国人，因被指控谋杀其丈夫而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时，摄影师汤姆·霍华德偷偷带着相机进入行刑室，拍下一张辛德在电椅上的照片。

17

舞者餐厅的露台上有几个早到的顾客已经在准备喝午餐酒了，二楼临街的那一面是玻璃，撑出一顶遮阳篷。我继续向前开，拐过前头的弯道直下斯特里普街，然后停在街边，对面是一幢两层楼的玫瑰红砖造房子。那房子有几扇小小的白色铅制老虎窗，希腊式门廊，前门好像装了个古色古香的合金门把手。门的上方是一个扇形窗户，上面嵌着几个黑色的木刻字：“谢里·巴娄有限公司”。我锁上车门，向街对面走去。那门是白色的，很高很宽，钥匙孔大得老鼠都钻得进去。钥匙孔里头才是真正的锁。我想拉起门环叩一下，但他们也已经想到这一层，门环跟门是连成一体的，只是个装饰品。

我拍拍廊上一根修长的有凹槽的白色柱子，然后将门打开，直接走进了占据这幢建筑整个前半部的接待室。此处摆的全是古色古香的深色家具，还有很多椅子以及铺了类似印花棉布软垫的靠背长椅。窗上挂着花边窗帘，窗户旁是和有印花棉布装饰的家具搭配的印花棉布箱子。房间里铺了条花色地毯，有一群要见巴娄先生的人等在那里。

他们有些看似聪明、愉悦而且充满希望，有些看似已经在此守候多日。有个娇小的褐色皮肤的女子在角落里捧着手帕抽泣，没有人注意她。我从不同的角度好好欣赏了她几眼后，这伙人才判定我既不是登门采购也不是在此工作的。

一个外表冷酷的红发女郎慵懒地坐在一张橡木书桌旁，对着一个纯白色的电话在讲话。我走过去，她的蓝眼睛朝我冷冷地瞥了一下，然后抬眼瞪着环绕着天花板的飞檐。

“不行，”她对着话筒说，“不行，实在抱歉。恐怕没用。实在太——太忙了。”她挂上电话，在一张单子上画掉了个什么，眼睛又往我的身上射来几道冷光。

“早。我想见巴娄先生。”我说，并我把那张素净的名片放到她的书桌上。她捏着名片的一角，颇觉好笑地瞥了一眼。

“今天？”她友善地询问，“这个星期？”

“通常得等多久？”

“有等过六个月的，”她愉悦地说，“不能找别人帮忙吗？”

“不能。”

“很抱歉，没办法。改天再来好吗？感恩节前后。”她穿了条白色毛料裙，酒红色的丝质衬衫上罩了件短袖的黑色天鹅绒外衣。她的头发是炽热的夕阳那样的颜色。她戴着黄宝石手镯、黄宝石耳环以及盾形黄宝石戒指，指甲和衬衫颜色完全一样。她看起来好像是花了几个星期才打扮妥当。

“我得见他。”我说。

她又看一次我的名片，嫣然一笑。“大家都一样，”她说，“呃——马洛先生，你瞧这儿可是有一大群绅士淑女啊，他们全都是两小时前开门时就在这儿等着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

“当然。请问是怎么个重要法？”

“我想兜售点小东西。”

她从一个水晶盒子里掏了一根烟出来，用水晶打火机点上。“兜售？你是说要卖钱——在好莱坞？”

“或许。”

“什么样的小东西？放心，我不会被吓住的。”

“有点不雅，呃——”我扭过头想看看她桌上摆的名签。

“海伦·格雷迪，”她说，“呃，一点小小的、有教养的不雅倒也无妨，你说对不对？”

“我没说有教养。”

她小心地往后靠，喷了一口烟到我的脸上。

“噢，是想勒索，”她叹了口气，“你他妈的给我滚蛋，老兄，慢了的话小心我往你的身上丢几个胖警察。”

我坐上她书桌的一角，在空中抓两把她喷出的烟，再吹进她的头发里，她气冲冲地闪开。“滚出去，蠢蛋。”她的声音尖得可以刮掉油漆。

“哎哎，娇滴滴的声音跑哪儿去了？”

她头也没回，扯着嗓子说：“范恩小姐。”

一个高挑优雅、眉毛挑得很高、皮肤黝黑的女孩抬起眼睛。她从一道装饰成彩绘玻璃窗的暗门里走出来。这女孩走过来，格雷迪小姐把我的名片递给她说：“斯平克。”

范恩小姐拿着名片穿过彩绘玻璃门进去了。

“坐下歇歇吧，老兄，”格雷迪小姐说，“你搞不好要在这儿待上一个星期。”

我在一把印花棉布扶手椅上坐下，那椅背比我的头还高出八英寸，我顿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格雷迪小姐又抛给我一个微笑——笑得有些不怀好意——然后又俯身去接电话了。

我四下张望。角落里的女子已经停止哭泣，换上一脸的平静和漠然。一个身材很高、一副大人物模样的男士优雅地抬起手臂瞪着他精致的腕表，然后不疾不徐地站起来。他把头上那顶珍珠灰的窄边毡帽斜推了个俏皮的角度，检视一下他的黄色小羊皮手套和银质包头拐杖，然后慢悠悠地踱向红发接待小姐。“巴娄先生已经让我等了两个钟头，”他冷冷地发出很富于磁性的甜腻声音——是严格训练的结果，“任凭谁都没有权利要我等两个钟头。”

“真抱歉，福蒂斯丘先生。巴娄先生今天早上太忙，没法见你。”

“可惜我没法开张支票给他，”优雅的高个子男士语气不屑中带着疲惫，“他大概只对这个有兴趣。既然我没法给支票——”

“等一下，宝贝，”红发女郎拿起电话，“喂？除了戈尔德温还有谁这样说？你就不能找个没发疯的人问吗？那就再试试看吧。”

“既然我没法给支票，”他像没给打断过一样，继续说，“我想留个短短的口信给他。”

“请说，”格雷迪小姐告诉他，“我会想办法为你转达。”

“请代我向他致敬，告诉他，他是只不要脸的臭猫。”

“换成臭鼬好了，亲爱的，”她说，“他不知道臭猫是什么。”

“换成臭上加臭的臭鼬好了，”福蒂斯丘告诉她，“另外再加一点硫黄味还有最最廉价的妓院的香水味。”他整整帽子，往镜子里瞟瞟自己的侧影。“我这就告辞，去他妈的谢里·巴娄公司。”

高个子演员优雅地迈着大步走出去，用他的手杖开门。

“他是怎么了？”我问。

她满脸同情地看我一眼。“比利·福蒂斯丘吗？他没怎么啊。没人找他演戏，所以他每天都上这儿表演一回。他是希望有星探看到他，欣赏他的演技。”

我慢慢把嘴合上。在好莱坞就算住得再久，也不一定能亲眼看到电影里的演员。

范恩小姐从里门出来了，朝我努努下巴。我经过她身边往里走。“一直走，右边第二间。”她看着我走进通道，来到第二扇门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把门关上。

一个胖嘟嘟的白发犹太人坐在书桌后面，朝我温和地笑着。“你好啊，”他说，“我叫莫斯·斯平克。有何贵干，老兄？放松一下，抽支烟？”他打开一个像行李箱样的东西，递给我一根足有一英尺长的香烟——套在玻璃管里。

“不了，谢谢，”我说，“我抽烟丝。”

他叹了口气，“好吧。呃，我想想，你叫马洛，嗯？马洛。我听说过有谁叫马洛的吗？”

“可能没有，”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叫斯平克。我要见的人是巴娄，听起来像斯平克吗？我要找的人不叫斯平克。有句话你知我知就好——滚他妈的斯平克。”

“你反犹太吗？”斯平克说。他不记仇地摆摆手，手上的金丝雀黄钻戒看起来像是黄色交通信号灯。“不要这样嘛，”他说，“坐下来消消气吧。你不认识我，你不想认识我。好吧，我没发火。在影视圈里，就是不能发火。”

“巴娄。”我说。

“讲点理嘛，老兄。谢里·巴娄是个大忙人，他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都还排不下日程。何不坐下来跟小斯平克好好谈谈呢？”

“你在这儿是干吗的？”我问他。

“负责他的安全，老兄。我得保护他。谢里这样的人不可能什么人都见，我帮他见人。我跟他是一样的——在某个范围以内，你知道。”

“我可能已经超出你的范围了。”我说。

“可能。”斯平克好性情地表示赞同。他把铝制包装雪茄上的厚胶带撕下来，轻柔地拿起雪茄，仔细端详着。“我不否认。示范一下吧，给我一点概念。你从一进门就只是说空话，我们这儿这种人太多了，已经行不通啦。”

我看着他敲敲那支看起来很昂贵的雪茄，点上火。“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他？”我狡猾地问。

斯平克的小眼睛眨了眨，我不确定里头是不是泛了眼泪。“我出卖谢里·巴娄？”他问道，压低了声音，嗓子都破了，就像在参加六百块钱包办的葬礼，“我？我宁可出卖我自己的妈妈。”

“这话对我可是行不通，”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你的妈妈。”

斯平克把雪茄放在大小如小鸟饮水盆一样的烟灰缸里。他挥舞着双臂，悲伤至极。“噢，老兄，你在说什么啊!”他悲叹道，“我爱谢里·巴娄就像爱我自己的父亲，甚至更爱。我的父亲——唉，还是别提了吧。求求你了，老兄，有点人情味吧。给点小小的信任和友情吧，跟小斯平克讲吧，如何？”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书桌上扔给他。他从里头抽出照片，面色凝重地瞪眼看着。他把照片放到桌上，抬头看看我，低头看看照片，又抬头看我。“嗯，”他呆板地说，声音里头突然没有了他刚刚提到的信任和友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我跟你说这女的是谁吗？”

“这男的是谁？”斯平克突然问。

我没答话。

“我问你这男的是谁，”斯平克差点没吼起来，“说，浑蛋。说！”

我还是没说话。斯平克的手缓缓移向电话，锐利的眼神一直没离开我。

“打吧，打给他们啊，”我说，“打到洛杉矶警局，找刑事组的警探克里斯蒂·弗伦奇，你跟他可有得聊的。”

斯平克的手移开电话，他慢慢站起来，拿着照片走出去。我等着。外头日落大道的车声听起来遥远、单调，时间好像一分一秒地静静落入井中。斯平克的雪茄冒出的烟雾在空中缭绕，然后就被空调设备的通风口吸了出去。我看着墙上数不尽的签名照片，都是签给谢里·巴娄的，致上她们永恒的爱。照片既然在斯平克的办公室，想来她们都已是明日黄花。

18

过了一会儿，斯平克回来了，跟我打了个手势，我尾随他沿着通道走过一扇双开门，到了一间坐着两个秘书的接待室。经过她们身边，又穿过一扇扇装有黑色厚玻璃、镂刻着银色孔雀的双开门。每当我们靠近，那些门全都自动打开。

我们走下三级铺了地毯的石阶，踏入一间办公室，这里除了游泳池外，真是应有尽有。办公室有两层楼高，四壁环绕着层层书架，角落里有架演奏用的斯坦威钢琴，还有许多玻璃和白木制成的家具，一张跟羽毛球场差不多大小的书桌，还有椅子、沙发、桌子以及一个男人——没穿外套，衬衫敞开，围了条好像随时有可能咕噜咕噜叫的毛皮围巾。他的眼睛和额头上覆了条白色毛巾，身边一个灵巧的金发女孩正从一个装了冰水的银盆里将另一条毛巾拧干。

那人高大英挺，一头波浪式的深色头发，白色毛巾底下是一张结实的棕色面孔。他的一只手臂垂向地毯，一根香烟吊在两指之间，冒出一缕细细的白烟。

金发女孩利落地换了毛巾，沙发上的男人呻吟了一声。斯平克说：“人在这里，谢里。叫马洛。”

沙发上的男人又呻吟一声。“他想干吗？”

斯平克说：“屁都不放一个。”

沙发上的男人说：“那你带他进来干吗？我很累。”

斯平克说：“哎，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谢里，有时候你得自己来。”

沙发上的男人说：“你说他叫什么好听的名字来着？”

斯平克转身向我：“你想怎么样就现在说吧，要快，马洛。”

我没说话。

一会儿之后，沙发上的男人慢慢抬起他那只夹着香烟的手，懒洋洋地把香烟放进嘴里。他吸那口烟时显得异常疲累，就像一个破败的城堡里的没落贵族一样。

“我在跟你说话，伙计。”斯平克粗声道。金发女孩又换了一次毛巾，目不斜视。房间里静默的气氛就像香烟喷出的烟雾一样让人觉得不自在。“有屁快放，浑球，别磨蹭。”

我把我的骆驼牌拿出来，点上一根，挑张椅子坐下。我伸出我的手细看着，大拇指每隔几秒就慢慢地抽动一下。

斯平克愤怒的声音冒了出来：“谢里可没一整天的时间陪你玩，小子。”

“今天剩下的时间他打算怎么过？”我听到我自己在问，“坐到白色缎面沙发上，让人往他的脚指甲上镀金吗？”

金发女孩陡地扭头瞪着我看。斯平克的嘴巴撇开，他眨眨眼。沙发上的男人缓缓把手举到他眼睛上的毛巾的一角，他稍稍移开毛巾，露出他海豹棕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又把毛巾轻轻盖回去。

“这儿由不得你撒野。”斯平克扯着喉咙说。

我站起来。我说：“我忘了带祈祷书来，我这还是头一回发现上帝也有索求。”

有一会儿没人讲话。金发女孩再换一次毛巾。

男人平静的声音从那底下传来：“通通给我滚，亲爱的，除了我们这位新朋友。”

斯平克眯着眼恨恨地看了我一眼，金发女孩默默走开。

斯平克说：“我把这狗娘养的扔出去不就行了？”

毛巾下那疲惫的声音说：“他妈的这问题我已经想得太久了，现在没有半点兴趣了。出去。”

“是，老板。”斯平克说。他很不情愿地退开出去，在门口又停下，龇牙咧嘴地朝我怒视了一眼，然后消失了。

沙发上的男人听着门关上的声音，然后说：“要多少？”

“你不会想买的。”

他把毛巾推开，朝旁边一扔，然后缓缓坐起。他套上地毯上的那双卵石纹路翻毛皮鞋，一手搭在额头上。他看起来很累，但还没有垮掉。他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根香烟点上，阴郁地透过烟雾瞪着地板。

“说下去。”他说。

“我不明白你干吗要浪费精力，跟我装模作样，”我说，“我想你不至于那么笨，应该知道你什么都买不到，但不买又不行。”

巴娄拿起斯平克放在他身旁一张长矮桌上的照片，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剪掉的那一角想必就是精华。”他说。

我把信封掏出口袋，交给他剪下的那一角，看着他把两部分凑在一起。“头条标题用放大镜可以看得到。”我说。

“我的书桌上有一个，帮个忙吧。”

我走过去，替他拿了放大镜。“你很习惯什么都有人伺候是吧，巴娄先生？”

“用钱换来的。”他透过放大镜细看那张照片，然后叹了口气，“我好像看过那场拳击赛，他们真的应该好好照顾这些孩子的。”

“就像你照顾你的客户一样。”我说。

他放下放大镜，往后靠，冷静的眼睛盯着我看。

“这家伙是舞者餐厅的老板，叫斯蒂尔格雷夫。女的是我的一个客户，当然，”他指了指一张椅子，我坐下去，“你开价多少，马洛先生？”

“什么东西？”

“所有的照片跟那张底片——你要卖的货。”

“一万。”我看着他的嘴巴说道。那嘴巴带着笑，很愉快的样子。

“得附上一点说明，对不对？我看到的只是两个在公共场合进餐的人，对我客户的声誉没有半点威胁性——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对吧？”

我咧嘴笑笑。“你什么也买不到，巴娄先生。我可以拿洗出的照片再做一张底片，如果这张照片真的是什么证物的话。你永远都无法确定你已经毁掉证据。”

“这种勒索方法能要到钱吗？”他说，还是带着笑。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付钱给勒索者。其实什么也买不到，可他们还是照样付钱，有时候甚至一付再付，到头来还不是白搭。”

“眼前的恐惧，”他说，“永远大过将来的恐惧。就像看戏的人，感情永远会战胜理智。如果你在银幕上看到大明星处境危险，你会用你心智的某一部分——感性的那部分——为她担心，虽然你的理性告诉你：她是这部电影里的大明星，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如果悬疑和紧张胜不了理智的话，恐怕拍戏的就没饭吃了。”

我说：“有道理。”然后把我的骆驼牌香烟的烟雾往周围喷了几下。

他的眼睛微微眯起。“至于说到真的能买到什么——如果我付了你一笔不小的钱却又没有得到回报，你就有苦头吃了，我会让人把你打成肉酱。等你出院以后，如果你还有精力没用完的话，可以报警抓我。”

“这种事我遇到过，”我说，“我是私家侦探，我知道你的意思。跟我说这些干吗？”

他笑起来，他的笑声响亮、愉悦、轻松。“我是经纪人，伙计，按照我的经验，卖主手上总少不了有一张王牌。不过我们不谈什么一万，她没这个钱。她现在一个星期只赚一千，不过我承认她离金矿已经不远了。”

“这可会让她心里凉半截哪，”我指着照片说，“金矿没有了，有水底灯光的游泳池没有了，上等貂皮大衣没有了，霓虹灯招牌打出来的名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全像尘土一样给吹跑了。”

他不屑地笑起来。

“如果我拿给城中的警察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说。

他止住笑，眼睛眯起来然后不动声色地问：“他们为什么会有兴趣？”

我站起来。“我看我们是没办法做生意了，巴娄先生。你很忙，我自己会出去。”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六英尺二英寸的身子全部舒展开来。他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他走过来，紧靠着我站着，海豹棕的眼睛闪着亮光。“让我瞧瞧你是哪种角色，伙计。”

他摊开手掌，我把我打开的钱包放上去。他瞄瞄我的执照，从钱包里抽出几样东西翻看，然后把钱包还给我。

“如果你把这张小照片交给警察的话，又会怎么样？”

“首先我会把照片跟他们目前办的案子联系到一块儿——昨天下午在凡努斯旅馆发生的命案。这当中女孩是关键——她不肯跟我谈——所以我才跑来找你谈。”

“她昨晚跟我说过这件事。”他叹了口气。

“说了多少？”我问。

“她说一个叫马洛的私家侦探想逼她雇他，因为有人看到她出现在城中一家旅馆里的一桩命案发生地点的附近。”

“多近？”我问。

“她没说。”

“鬼才相信她没说。”

他从我的身旁走向角落里一个高高的圆柱形玻璃筒，从里头数目甚多的马六甲棕榈杖中挑出一根来。他开始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手杖轻巧地在他的右脚边挥动。

我又坐下来，捻熄香烟，深吸一口气。“只有在好莱坞才看得到。”我嘟哝道。

他轻巧地向后转身看着我。“你说什么？”

“明明正常的人偏要拿着根猴杖耍，游街似的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他点点头。“这毛病是米高梅和一个制片人传染给我的。很迷人的家伙，据说。”他停住脚步，手杖指着我，“你真他妈的太逗了，马洛。你很容易看穿。你把我当成一把铲子，可以帮你铲掉麻烦？”

“这话也不是完全不对。不过我的麻烦比起你的客户有可能惹上的麻烦——假设我没做那件让我惹上麻烦的事——相比，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他纹丝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甩开手杖，走到酒柜前打开柜门，往两只大肚杯里倒了点东西，捧着其中一只走向我，然后踱步回去拿了他的那杯坐到沙发上。

“雅文邑白兰地，”他说，“如果你了解我的话，就应该知道我很看得起你。这酒是珍品，德国佬搜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归我们的美国大兵。我敬你。”

他举起杯子，闻一闻后啜了一小口。我把我那杯猛灌下肚，味道像上好的法国白兰地。

巴娄看起来一脸惊吓。“天哪，这玩意你得啜，不能整杯吞下去。”

“我习惯整杯吞下去，”我说，“抱歉。她跟你说过了吧——如果不找人堵住我的嘴，她就完了。”

他点点头。

“她有没有提议该怎么堵我的嘴？”

“我记得她是希望下手狠一些。所以我就威胁和贿赂双管齐下。我们这条街上有家店，专门负责保护影视圈的人士，显然他们没有吓住你，贿赂的钱也不够多。”

“他们吓着我了，”我说，“我他妈的差点就抽出我的鲁格枪毙了他们。那条毒虫拿把点四五狠狠地比划了两下。至于说钱不够多嘛，其实主要是送上门的方式不对。”

他又啜了点雅文邑，然后指着他面前那两片拼在一起的照片。

“我们刚才说你要把照片交给警察，然后呢？”

“我看我们还没谈到那么远，我们只说到这事她为什么只跟你讲，没跟她的男友提。昨天我离开的时候他刚好到那里，手里拿着她的钥匙。”

“她就是不想说啊。”他皱皱眉，低头看着他的雅文邑。

“很好，”我说，“如果那家伙没有她公寓钥匙的话，就更好了。”

他忧愁地抬起眼来。“我也有同感。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不过演艺圈就是这么回事——不管什么样的演和艺。如果这些人的日子不能过得紧张刺激和混乱，如果他们的情绪不能保持亢奋——呃，他们就没办法把稍纵即逝的情绪录到几英尺长的胶片上，或者反映到水银灯下。”

“我讲的不是她的恋爱生活，”我说，“她有必要跟通缉犯混在一起吗？”

“说这话你没有证据，马洛。”

我指指照片。“拍下这个的人已经失踪，没法找到。他可能死了。另外两个住过同一个地址的人也死了，其中一个死前不久还想兜售这些照片。她亲自到他住的旅馆拿货，杀他的人也是。她没拿到，凶手也没有。他们不知道该搜哪里。”

“而你知道？”

“我比较走运，我见过他没戴假发的模样。这些或许都算不上证据，你要提出一套反驳也可以，不过何必呢？有两个人给杀了，也许三个。她冒了很大的风险，为什么？她想要那张照片，照片值得她冒很大的险。原因何在？那上头只不过拍了两个人在某天共进午餐。那天桑尼·莫·斯坦在富兰克林大道上被杀。那天一个叫斯蒂尔格雷夫的家伙被关进牢里——因为警方接获密报说他是克利夫兰通缉的威皮·莫耶，官方记录是这么写的，不过照片指出他已经出狱。这张拿来勒索的照片不但指出他不在牢里，而且还指明了日期，这就等于明说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一点她很清楚，而他现在还有她的钥匙。”

我停了下来，我们对视了一会儿。

我说：“你总不会真的让警察拿到照片吧？不管是输是赢或者平手，他们都会断了她的后路。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她都是死路一条；不管斯蒂尔格雷夫到底是不是莫耶，或者莫耶到底有没有杀掉斯坦，或者找人把他杀掉，或者只是在他被杀的那天刚好溜出监狱。如果他逃过了这一劫，总是会有人怀疑其中有诈。她绝对逃不过这个劫数的。如果真的搞到那个地步，她在公众的眼里就是歹徒的女友，以后也别想再在演艺圈里混饭吃了。”

巴娄沉默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瞪着我。“你到这儿来的目的何在？”他轻声问道。

“这就要看你了，巴娄先生。”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

“我一直想跟她要，可又要不到的东西。我有权为她服务——在我认为适度的范围之内，当然。”

“方式是隐瞒证据？”他绷着声音问。

“如果那算是证据的话。由警察调查，韦尔德小姐一定会名誉受损，也许我可以想点办法。他们根本懒得去查，他们不在乎，而我在乎。”

“为什么？”

“这么说好了，这是我谋生的基本原则。我也许有其他动机，但这个理由应该够了。”

“你的价码是多少？”

“你昨晚派人送给我，当时我不肯拿，现在我愿意接受。另外请你附张签名信函——雇我调查你的客户被人勒索的案子。”

我起身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我弯腰时，听到轻微的咝咝声。我绕到书桌后头，啪的一下拉开抽屉，一台钢丝录音机从里头的架子上滑出来，马达在跑，钢丝正稳稳地从一个线轴移向另一个。我看看坐在对面的巴娄。

“你可以关上机器，把录音带拿走，”他说，“我出此下策你不能怪我。”

我按下回转钮，钢丝倒回去，转速很快，我根本看不清钢丝，只听到尖细的仿佛在痛哭的声音，就像娘儿们在为一条丝巾大吵大闹。钢丝到底，机器停下，我把线轴取下，丢进口袋。

“你也许还有一卷，”我说，“我只有冒这个险了。”

“对你自己很有信心啊，马洛？”

“希望如此。”

“按一下抽屉左边的钮，好吗？”

我按下去，黑色玻璃门打开，一个褐色皮肤女孩拿着速记本走进来。

巴娄看都没看她一眼就开始口述：“给菲利普·马洛先生的信，写上他的地址。亲爱的马洛先生：本经纪公司自即日起雇用你调查本公司一名客户遭人勒索的案件，细节已口头告知。你的费用是一天一百元，外加五百元聘用费，请在本信函复印件上签收。就这样，艾琳，请你马上办。”

我把我的地址告诉女孩后，她走了出去。

我从口袋里掏出钢丝轴，放回抽屉里。

巴娄跷起二郎腿，晃动着他的脚，眼睛盯着他那只鞋的鞋尖。他伸手摸摸他的深色鬈发。

“总有一天，”他说，“我会犯下干我这一行最怕犯的错误。我会眼睁睁看着我自己跟一个我能信任的人做生意，但我又他妈的太精明了，知道不能信任他。嗯，这个你最好留着。”他拿出那张剪成两片的照片。

五分钟后我离开那里，很多的玻璃门在我离它们三英尺远的时候自动开启。我经过那两名秘书身边，走进通道，走过斯平克办公室敞开的门——里头没有半点声音，但我可以闻到他雪茄的味道。接待室里好像还是同一批人坐在印花棉布椅上。海伦·格雷迪小姐朝我抛了个媚劲十足的微笑，范恩小姐也对我展开笑靥。

我在老板那儿待了四十分钟，所以我变得跟推拿师墙上的人体解剖图一样艳光四射。

19

电影厂的警卫坐在那个有半圆形玻璃防护罩书桌前，他放下电话，在便条簿上草草写下几个字，然后把那张纸撕下，从桌子与玻璃之间不足四分之三英寸宽的小缝隙中塞了出来。他的声音通过玻璃罩上的传话器传来，有刺耳的金属声。

“一直走到走廊尽头，”他说，“你会看到在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泉式饮水龙头，乔治·威尔逊会在那里接待你。”

我说：“谢谢。这玻璃是防弹的吗？”

“当然。怎么了？”

“只是有点纳闷，”我说，“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会拿着枪一路杀进摄影棚。”

有人在我的后面窃笑。我一扭头，看到一个穿着长裤、耳后插着一朵红色康乃馨的女孩，她正咧嘴笑着。

“噢，老兄，如果枪能解决问题就好办了。”

我走到一扇没有门把手的橄榄绿的门前，门发出嗡嗡声，我一推就开了。进去是一条橄榄绿的走廊，两边的墙壁空空的，尽头有一扇门。这像个捕鼠器。如果你走到这里发现情况有异，他们还是可以挡住你。走廊尽头的门发出同样的嗡嗡声。不明白警卫是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门边的，我抬起头，就看到他的眼睛在一面倾斜的镜子里瞪着我。我的手碰上门时，镜子里便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想得很周全。

外面的小院子里，鲜花在正午的烈日下绽放，院子里有几条铺了石板的小径，中间有个水池，还有大理石椅子，饮水龙头就在石椅旁边。一位衣着光鲜的老人悠闲地坐在大理石椅子上，看着三只棕色的斗拳(1)狗把海棠花连根拔起。他眼神专注，面色安详，我走过去时他眼睛都没抬。有一条狗——最大的那条——往他那儿走去，在他裤腿旁的石椅上撒尿。他弯下腰，拍拍那条狗长着短毛的、硬邦邦的头。

“你是威尔逊先生吗？”我问。

他抬起头，有点茫然地看着我。那只中号的狗一摇一摆地走过来嗅嗅，也跟着撒了泡尿。

“威尔逊？”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显得有些拖沓，“噢，不，我不叫威尔逊。应该叫威尔逊吗？”

“抱歉。”我走到饮水龙头前，按出一道水流冲了冲脸。我拿手帕擦脸时，最小的那条狗也在石椅上尽了它的责任。

不叫威尔逊的那人爱怜地说：“每回都按照顺序来，真是不可思议。”

“按照顺序干吗？”我问。

“小便，”他说，“好像是年龄问题，长幼有序。先是梅西，它是妈妈。然后是迈克，比弟弟乔克大一岁。永远是同一个顺序，在我的办公室里也一样。”

“你的办公室？”我说，没人说话的样子会比我现在更蠢了。

他对我扬扬他花白的眉毛，从嘴里拿出一支棕色的雪茄，把尾端咬掉吐进池里。

“鱼一定不喜欢。”

他抬眼看了看我。“我养斗拳狗，去他妈的鱼。”

我想好莱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点根烟，坐到椅子上。“在你的办公室，”我说，“呃，每天都有新花样，对不对？”

“在桌脚上，每次都一样，把我所有的秘书都气疯了。会渗进地毯里，她们说。这年头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无所谓，反倒挺喜欢的。爱狗的话，你连他们小便都爱看。”

有一只狗把一株长得非常茂盛的海棠拖到他脚边的石板路中间，他捡起来，扔进池里。

“园丁会不高兴的，我想，”他坐下时说，“反正嘛，他们如果不痛快的话随时可以——”他打住话头，盯着一个穿黄色长裤的纤瘦女邮差——她刻意绕路走过天井，斜睨着迅速瞄了他一眼，摇摆着臀部走开了。

“你知道我们这一行是哪里出了毛病？”他问我。

“谁都不知道。”我说。

“性泛滥，”他说，“时间和地点合适的话倒也没什么，不过我们这儿性交多得卡车都装不下，四处泛滥，都淹到脖子了，跟苍蝇纸一样黏糊糊的。”他站起来，“我们这儿苍蝇也很多。很高兴认识你，呃——”

“马洛，”我说，“你大概不认得我。”

“谁都不认得，”他说，“记忆有问题，见了太多的人。我叫奥本海默。”

“朱里斯·奥本海默？”

他点点头。“对。来支雪茄。”他拿出一支雪茄给我。我给他看看我的香烟，他把雪茄丢进水池里，然后皱起眉头。“记忆有问题，”他悲伤地说，“浪费了五毛钱，不该丢的。”

“这个制片厂是你的？”我说。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该省下那支雪茄的。省五毛等于多了多少？”

“五毛。”我说，不知道他的脑子在想什么。

“干这行可不是这样的，省五毛意味着得多花五块钱记账。”他停了一下，朝那三只狗打了个手势，它们便停下挖掘工作看着他。“要是只管赚钞票进来，”他说，“那可容易得很。来吧，孩子们，我们要回妓院啰。”他叹了口气，“一千五百家戏院。”他补充道。

我大概又现出一副蠢相了。他朝院子四周摆摆手。“只要一千五百家戏院就够了，他妈的比养纯种狗容易多了。全天下大概只有搞电影这一行可以犯尽所有的错误还能赚钱。”

“全天下一定只有这一行才能让三只狗在办公室里撒尿。”我说。

“得先有一千五百家戏院才行。”

“所以开头是会有点困难。”我说。

他面露得意之色。“对，难就难在这里。”他的眼神越过修剪齐整的绿色草坪停留在竖立于院子中一幢的四层建筑。“那边所有的办公室，”他说，“我从来不去，总是装潢，他们那些人在套房里摆的鬼玩意儿我看了就反胃。全世界最贵的人才，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多少钱随他们开口。为什么？一点道理也没有，就是习惯。他们做什么、怎么做，其实都他妈的根本不重要，只是手里得有一千五百家戏院。”

“这话不能引述对不对，奥本海默先生？”

“你是记者？”

“不是。”

“真可惜，我还真希望有人把这个基本生活常识登到报上。”他顿一下，撇撇嘴，“没人登。不敢哪。来吧，孩子们！”

大号的梅西跑过来站在他的旁边，中号那只放下它正在摧残的海棠蹿到梅西的身边，最小的乔克照顺序排好队，然后突然灵感大发，抬起一只后腿对准奥本海默的裤脚，梅西不经意似的挡住了它。

“看到没有？”奥本海默眉开眼笑，“乔克想插队，梅西不允许。”他弯下腰，拍拍梅西的头，它抬眼仰慕地看着他。

“自己养的狗的眼睛，”奥本海默沉思道，“全世界最动人的就是这个。”

他踱步沿着石板小路走向行政大楼，三只狗静静地跟着他迈步同行。

“马洛先生？”

我一转身，这才发现一个黄棕色头发的高个子已经悄悄来到我的身后，他的鼻子像活乘客在公共汽车上的拉着吊带环的胳膊肘。

“你好，我是乔治·威尔逊。看来你认识奥本海默先生。”

“刚跟他聊了会儿，他告诉我该怎么做电影生意，好像说只要有一千五百家戏院就万事无忧了。”

“我在这儿干了五年，还没跟他说过半句话呢。”

“因为贵人的狗没在你的身上撒尿。”

“或许吧。有什么我能效劳的，马洛先生？”

“我想见梅维斯·韦尔德。”

“她正在摄影棚里拍电影。”

“我能到棚里跟她说句话吗？”

他看起来不太确定。“他们给了你什么样的通行证？”

“一般的通行证吧，我想。”我把那张纸递给他，他看了一眼。

“巴娄让你来的。他是她的经纪人，那应该没问题。十二号摄影棚，要现在过去吗？”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是公关人员，这种事就是我的工作。”我们沿着石板小路走向角落的两幢建筑，一条水泥道穿行其间，引向外景场地跟摄影棚。

“你到过巴娄的办公室？”威尔逊问。

“刚从那儿过来。”

“很豪华的，听说。我想过要干他们那一行，我们这儿太辛苦了。”

我们经过几个穿了制服的警卫，然后转进一条夹在两个摄影棚中间的窄巷。巷子中间飘着一面红色的信号旗，一扇标明“12”的门上亮着红灯，灯上面的铃铛在不断地响着。威尔逊在门边停下，一个警卫让椅背斜抵着墙坐着，朝他点点头，看着我的表情是死灰的，就像池面冒出的浮渣一样。

铃声和旗语同时停下，红灯也关上了，威尔逊推开一扇大门，我从他身旁经过走进去。里面还有一扇门。从阳光下走进那儿，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然后我看到远远一角有光线集中。这个摄影棚的其他地方好像都是空的。

我们往那光线走去。快靠近时，地板上好像铺满了粗粗的黑色电缆线。可以看到一排排折叠椅，还有挤成一堆的移动化妆间，上面写了名字。我们不是从正门走进棚里的，所以此刻只能看到木板搭的背面，两边各有一个大银幕，两台立在幕后的背景放映机在咝咝作响。

有个声音叫道：“开拍。”顿时铃声大作，两个银幕上出现拍击的海浪。另一个比较平静的声音说：“请注意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不想移动背景放映机。好，开始。”

威尔逊停住脚步，碰碰我的手臂。演员的声音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既不响亮也不清晰，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喃喃声。

有个银幕突然变成空白的。那个平静声音的语气没变，说：“停。”

铃声又响起，可以听到一阵移动声。威尔逊和我继续前行，他在我的耳边低语：“如果内德·甘蒙午饭前拍不好这场戏的话，托兰斯的鼻子准要遭殃。”

“哦，托兰斯在演？”迪克·托兰斯是一个二流明星——这种角色盛产于好莱坞，没人真的想要，但到头来总因为好的缺货，只能将就着用了。

“想再上场试试吗，迪克？”平静的声音问道，此时我们已绕过一角，看到了场景的真面目——一艘游艇的尾端甲板。场上有二女三男。其中一个男的是中年人，身穿运动服，斜靠在躺椅上。另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衣服，红发，看来像是船长。第三个是业余游艇驾驶员，戴了一顶俊俏的鸭舌帽，蓝外套上有一排金色纽扣，白鞋白裤，散发出盛气凌人的魅力，这是托兰斯。女的有一个是褐色皮肤的美女，实际年龄比她的打扮年轻，她是苏珊·克劳立。另一个是梅维斯·韦尔德，她穿了一件湿漉漉的白鲨皮泳衣，显然刚刚才上船，一个化妆师正在往她的脸部、手臂和金发边缘喷水。

托兰斯没回答。他突然转身瞪着摄影机。“你以为我记不得台词吗？”

一名灰发灰衣的男子从模糊的背景走入强光中，他的黑眼睛像要喷火，但声音里没有火气。

“那就是你自己故意要改台词。”他说，定定地看着托兰斯。

“也有可能是你那台背景放映机老在一幕没拍完的时候就没有了底片，我不习惯啊。”

“你这抱怨有道理，”内德·甘蒙说，“问题是他只有两百一十二英尺长的底片，错其实在我。这场戏你最好能再拍快一点——”

“哼。”托兰斯不屑地哼了一声，“如果我快点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说得动韦尔德小姐，把爬上游艇的时间缩短到比制造游艇快一点。”

梅维斯·韦尔德鄙夷地瞥了他一眼。

“韦尔德时间算得刚好，”甘蒙说，“表演也可圈可点。”

苏珊·克劳立优雅地耸耸肩。“我觉得她好像应该再加快点速度，内德。她的表演好是好，不过应该可以更好。”

“如果再好些的话，亲爱的，”梅维斯·韦尔德慢条斯理地说，“有人也许会说我这才叫演戏。你总不至于希望你的片子发生这种事吧，嗯？”

托兰斯笑起来，苏珊·克劳立转头生气地看着他。“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十三号先生？”

托兰斯的脸冻成结了冰的面具。“你说什么？”他几乎是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的。

“老天，你是说你不知道？”苏珊·克劳立一脸惊诧，“他们叫你十三号先生是因为你不管演什么角色，之前一定已经有十二个人推掉过了。”

“原来如此，”托兰斯冷冷说道，然后忍不住放声大笑，他转向内德·甘蒙，“好了，内德，现在大伙儿体内的怨气已经通通发泄掉了，也许可以开始达到你的要求啦。”

内德·甘蒙点点头。“总要有一点火暴味来打打精神。好了，开始吧。”

他回到摄影机旁。助理叫一声“开拍”后，整场戏一气呵成，没出半点差错。

“停，”甘蒙说，“洗出毛片。大家休息吃午餐吧。”

演员们陆续走下一段粗木楼梯，跟威尔逊点点头。梅维斯·韦尔德最后下来，她已经披上一件浴袍，套了双沙滩鞋。她看到我时猛地停下脚步。威尔逊走上前。

“嘿，乔治，”梅维斯·韦尔德瞪着我说，“有事吗？”

“马洛先生想跟你讲几句话，行吗？”

“马洛先生？”

威尔逊机警地瞟我一眼。“从巴娄的办公室过来的。我以为你认得他。”

“也许见过吧。”她还在瞪我，“什么事？”

我没说话。

一会儿之后她说：“谢谢你，乔治。最好到我的化妆室来谈，马洛先生。”

她转身，绕到离场景较远的那一边。一间绿白色的化妆室依墙而立，门上的名字是“韦尔德小姐”。她在门口扭头四下张望，然后她美丽的蓝眼睛就定定地看着我。

“说吧，马洛先生。”

“你记得我吧？”

“应该。”

“我们是接着上回没讲完的话头呢——还是重新洗牌，从头再来？”

“有人让你进来这儿，是谁？为什么？我需要点解释。”

“我在替你办事，巴娄已经付了我聘用费，收据在他那里。”

“真是考虑周到。如果我不想要你帮我呢？不管阁下做的是哪门子工作。”

“好吧，随你。”我说。我把舞者餐厅的照片掏出口袋，递到她面前。她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垂下眼睛，然后看着那张照了她和斯蒂尔格雷夫在雅座的照片。她面色凝重地看着，一动不动，然后很慢很慢地抬起手，碰碰她鬓角的一绺湿发。她微微打着哆嗦，几乎难以察觉。她的手伸出来，拿走照片，瞪着它看，眼睛再度抬起，很慢，很慢。

“什么意思？”她问。

“底片在我这儿，外加其他几张照片。这些原该在你手上的——如果你当初时间够充裕，而且知道应该在哪儿搜的话；要不就是他还留着条小命可以把照片卖给你的话。”

“我有点冷，”她说，“而且我得吃点午餐。”她把照片递还给我。

“你是有点冷，而且你是得吃点午餐。”我说。

我觉得她的脖子上有个脉搏在跳动，但光线不是很好。她淡淡一笑。贵族化的疲惫。

“我不懂这里头藏了什么玄机。”她说。

“你在游艇上待得太久了。你的意思是：就算我认识你，也认识斯蒂尔格雷夫，不过这张照片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会让人愿意往我的脖子上套个钻石狗圈？”

“好吧，”她说，“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如果得查出来才能让你甩掉你这副公爵夫人的冷酷模样的话，我是愿意全力以赴的。不过在这同时，你还是有点冷，而且你还是得吃点午餐。”

“而且你已经等得太久了，”她静静地说，“你没有东西可卖，也许除了你的一条命。”

“我的命可以贱卖，就因为我爱上了一副墨镜、一顶翠雀花蓝的帽子和一道让高跟鞋打的头部的伤口。”

她的嘴抽动一下仿佛要笑，但她的眼里没有丝毫笑意。

“更别提那三个耳光了，”她说，“再见，马洛先生。你来得太晚了，太，太晚了。”

“对我来说——还是对你？”她转身打开化妆室的门。

“我想是对我们两个。”她快步走进去，门没关。

“进来把门关上。”她的声音从化妆室里传来。

我走进去关上门。这可不是什么美轮美奂、定做出来的明星化妆室，纯粹只是能用而已。有一张破沙发、一把安乐椅、一个嵌了镜子和两盏灯的小化妆台，那前头摆了张直背椅。一个托盘上放着咖啡。

梅维斯·韦尔德手伸下去，把圆形电暖器插上电，然后抓起毛巾，使劲搓她湿漉漉的头发。我坐在沙发上等着。

“给我支烟。”她把毛巾扔到一边。我帮她点烟时，她的眼睛凑近我的脸。“我们在游艇上的即兴表演你觉得怎么样？”

“恶毒到家。”

“我们都很恶毒。有些人笑得比别人开心，如此而已。演艺圈嘛。干这一行的难免低俗，一直都是这样。有过一段时间演员得从后门进来，现在其实还有一大半的人应该还是这样。压力大，时间紧，你争我夺，随时会出现小小的火暴场面，说的话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

“重点在于张牙舞爪。”

她抬起手，指尖沿着我的脸颊滑下去，感觉像热熨斗溜过。“你赚多少，马洛？”

“一天四十，外加花费。这是开价。我实际上只收二十五，更少的也有。”我想到了欧法梅的二十块钱破钞票。

她的指尖又来了，我还是没有一把搂住她。她从我的身旁移开坐到椅子上，拢起衣袍。电暖器烘得小小的房间热了起来。

“一天二十五。”她面带疑惑地说，“一张张孤单的、小小的一元钞票。”

“它们孤单吗？”

“和灯塔一样孤单。”

她跷起腿。在灯光的照射下，她的皮肤泛出的微光好像溢满了整个房间。

“问我问题吧。”她说，无意遮住她的大腿。

“斯蒂尔格雷夫是什么人？”

“我们认识多年，我喜欢他。他很富有，开了几家餐厅。至于他是哪里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跟他很熟。”

“为什么不干脆问我有没有跟他睡觉？”

“我不问这种问题。”

她笑起来，弹掉烟灰。“冈萨雷斯小姐应该会很乐意告诉你。”

“她美丽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我说，“而且跟邮筒一样来者不拒。去他的冈萨雷斯小姐，回头说斯蒂尔格雷夫——他有没有惹过麻烦？”

“谁没惹过？”

“跟警察。”

她的眼睛睁得稍嫌天真了点，她的笑声听起来稍嫌清脆了些。“别笑死人了，他的身价值好几百万。”

“他怎么弄到手的？”

“我怎么知道？”

“好吧，你不知道。烟要烧到你的指头了。”我靠过去，把烟屁股从她的手里拿开。她的手摊在她裸露的腿上，我伸出指尖碰触她的手掌，她抽身移开，握紧拳头。

“不要这样。”她厉声说。

“为什么？小时候我常跟女孩子玩这个。”

“我知道。”她的呼吸有点急促，“这样子碰我，会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天真可爱的小时候，可是我已经不再天真也不小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的底细喽？”

“我真的希望你能下定决心，到底是要逼供还是要跟我求爱。”

“我从不打这种主意。”我说。

沉默一会儿后她说：“我真的得吃点东西，马洛。我今天下午还得演戏，你总不会希望我昏倒在片场上吧？”

“只有大明星才来那一套。”我站起来，“好吧，我这就走。别忘了我在为你工作。如果我怀疑是你杀的人，我不可能帮你。不过当时你的确在那里，你冒了很大的风险是因为有样东西你非拿到手不可。”

她又从我的手里抽走照片，咬着嘴唇瞪眼看了看，然后眼睛抬起，但头部没动。

“不太可能是这个。”

“这玩意他可是藏得好到没人发现。不过它到底有什么用？你跟一个叫斯蒂尔格雷夫的人坐在舞者餐厅的雅座里，实在没什么。”

“什么也没有。”她说。

“所以应该是斯蒂尔格雷夫的什么事情——或者是日期。”

她垂下头又看一眼照片。“从照片上看不出日期，”她急急地说，“假设日期是个关键。除非剪掉的那边——”

“哦，这儿，”我把剪下的那边递给她，“不过得用放大镜。给斯蒂尔格雷夫瞧瞧，问他这是不是关键。或者问巴娄。”

我开始走向化妆间的门口。“你别一厢情愿地以为日期可以动手脚，”我回过头说，“斯蒂尔格雷夫可不会这样认为。”

“你手上的东西根本就是废物，马洛。”

“真的吗？”我回头看着她，没笑，“你真的这么想？哈，你才不会呢。你去了那里，那人遇害，而你的手上有枪。他是个有名的骗子。而且我在那儿发现了个抢手货，因为那玩意引发的事情多得可以跟海里的盐相比。只要警察找不到，我的执照就还保得住。只要某某人找不到，我的颈部就可以少把冰锥。你现在还会说我这一行赚钱太多吗？”

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一只手搭在膝盖骨上紧紧捏着，另一只手在椅子扶手上不安地移动着，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移动。

我只消转动门把手出去就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以做到。

【注释】

(1)一种德国种的短毛狗，因开始争斗时举起强壮的前爪似拳击而得名，凶猛好斗，适用于做警犬。

20

我办公室外的走廊还是和平时一样人来人往，我开门走进我那小小的接待室时，还是和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掉进了干涸二十年的枯井，永远无法再见天日。陈年灰尘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和足球比赛的采访一样陈腐乏味。

我打开里门，里头是同样沉闷的空气，同样的灰尘积在胶合板上，触目所及是同样破碎的美梦。我打开窗户，扭开收音机，轰的一下声音如潮涌来，等我把音量转回正常时，电话听起来仿佛已响过一阵。我移开盖在那上头的帽子，拿起话筒。

也该是她跟我联络的时候了。她冷静的声音说道：“这回我是说真的。”

“说下去。”

“你不相信我，我可以从你的声音听出来。”

“你从我的声音可是什么也听不出来，我是侦探。他跟你联络了？”

“从湾城打电话来的。”

“等一下。”我把话筒搁到有棕色污渍的便条簿上，然后点上烟斗。不急，谎言永远是有耐性的。我再度拿起话筒。

“这一套我们已经玩过了，”我说，“你这种年龄不应该这么健忘，我想朱格史密斯医生恐怕会有意见。”

“请你别逗我了，我是说正经的。他搬家以后去邮局要过他的信，所以我后来写的信他也收到了。他知道我打算待在哪儿，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到的，所以他就打电话来了。他现在待在湾城一个他认识的医生那里，帮他做事。我告诉过你，他念过两年医科。”

“医生有名字吗？”

“嗯，文森特·拉加蒂。”

“你等等，门口有人。”

我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仿佛它很脆弱，是玻璃丝做的。我掏出手帕，抹抹手掌——刚才握着话筒的那只。我起身走到嵌在墙里的衣橱前，看着有裂痕的镜子里面的自己。是我没错，我看起来肌肉紧绷——生活太紧张。

文森特·拉加蒂医生，怀俄明街九六五号，花圈安乐屋的斜对面，拐角上的木结构房子。安静而优雅的环境。已故克劳森的朋友，也许。他不承认，但还是有可能。

我拿起话筒，掩饰我声音里的紧张。“名字怎么拼？”

她拼了出来——很轻松，也很准确。“那就没事了，不是吗？”我说，“虚惊一场——你们乡下来的听过这个说法吧？”

“不要老开我的玩笑。奥林麻烦大了，有——”她的声音有点儿抖，气息有点急促，“有歹徒要找他。”

“别傻了，欧法梅，湾城没有歹徒，歹徒全在电影里。拉加蒂医生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她说了号码。没错。我不敢说拼图已经开始拼凑成形，不过至少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图形里的拼板。我要求的、我得到的，其实一向也仅此而已。

“请你到那儿看看，帮他个忙，他不敢离开那房子。毕竟我给了你钱。”

“我退还给你了。”

“可我又拿给你了。”

“你给我的，好像是我不很想要的别的东西。”

沉默。

“好吧，”我说，“好吧，如果我能混到那么久不出事的话。我现在可是自身难保。”

“为什么？”

“光说谎话，不说真话。到头来我一定得付出代价，这是经验之谈。我没有某些人那么幸运。”

“可是我没撒谎啊，菲利普。我句句实话，我很坦白。”

“深呼吸一次，再坦白一次给我听听。”

“他们搞不好会杀了他。”她静静说道。

“请问文森特·拉加蒂医生不管事吗？”

“他什么都不知道，当然。求求你，求求你快点去。我这儿有地址，你等一下。”

然后那个小铃铛响了——走廊尽头的那个小铃铛——声音不大，但你最好听得到。不管另外还有什么噪音，你最好听得到。

“电话簿里应该有，”我说，“说来巧极了，我有本湾城电话簿。四点左右打给我，或者五点。最好五点。”

我咔嗒挂上电话，起身关掉收音机，广播里放的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到。我关上窗户，打开书桌抽屉，拿出鲁格枪配在身上，再把帽子扣在头上。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中自己的脸。

我看起来像是下定了决心要开车跳崖。

21

花圈安乐屋刚办完一个丧礼。一辆灰色的大灵车等在边门处。街道两旁挤满了车子，三辆黑色轿车在文森特·拉加蒂医生诊所的旁边排成一列，一群人正安静肃穆地从安乐屋前的小道走到路口上车。我停在不远处观望。那车都没有移动。接着有三个人扶着一个罩着厚重面纱的女人走出来，都是一身黑色打扮。他们把她送上一辆大轿车。安乐屋的老板穿梭其间，高雅的小手势和小动作和肖邦音乐的尾声一样优美流畅，那张灰脸长得可以在他的脖子上围两圈。

临时请来抬棺者从边门扛出棺材，然后由专业抬棺人接手。他们轻而易举地将棺材推送到灵车后部，就像托着一盘奶油小面包一样轻松。鲜花开始像小山一样往上堆。玻璃门关上了，这个路段的汽车纷纷开始发动。

没多久后，只剩街对面的一辆轿车没开走。安乐屋的老板一路嗅着玫瑰回去清点他的收获，他灿烂地笑着隐入他那有殖民风格的雅致门廊里。剩下的那辆轿车还是没动。我开到路口，转到那辆车的后面，司机穿件蓝色斜纹西装，戴了一顶软鸭舌帽，帽檐发光。他正在做晨报上的填字游戏。我往鼻梁上架了一副那种所谓的半透明墨镜，慢慢驶过他旁边，朝拉加蒂医生的诊所开去，他没抬头。等我开到他前头几码处，我把墨镜摘下，假装用手帕擦拭，我从其中一个镜片中看到他，他还是没抬头。只是个在做填字游戏的人。我把墨镜架回鼻梁上，然后开到拉加蒂医生的前门处。

门上的牌子写着：“按铃后请进”。我按了铃，但门不让我进去。我等着。我又按一次铃。我又等着。里头静悄悄的。然后门缓缓开了个缝，一张瘦削的没有表情的脸露在白色制服上往外看着我。

“抱歉，医生今天不看病。”她对着我的墨镜猛眨眼，她不喜欢墨镜。她的舌头在她的嘴唇里不安地嚅动。

“我要找一位奎斯特先生，奥林·P.奎斯特。”

“谁？”她的眼睛后头反射出微微的惊吓。

“奎斯特，Q是Quintessential里的Q，U是Uninhibited里的U，E是Extrasensory里的E，S是Subliminal里的S，T是Toots里的T。(1)五个字母凑在一起看，就是奎斯特。”

她看我的表情，好像我刚从海底夹了条淹死的美人鱼爬上来。

“对不起，拉加蒂医生不看——”

她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开，一个黑黑瘦瘦、面色忧郁的男人站在半开的门口。

“我是拉加蒂医生，请问有什么事？”

我给他一张名片，他瞥一眼后，瞟瞟我。他的脸部抽紧泛白，是等着大难临头的表情。

“我们在电话上谈过——”我说，“一个叫克劳森的人。”

“请进，”他很快地说，“我不记得了，不过请进。”

我走进去。房间阴暗，窗帘是拉上的，窗户紧闭。阴暗，而且寒冷。

护士退开，坐到一张小书桌后头。这是间很普通的客厅，刷着浅色油漆，不过照屋子的年头来看，原本漆的应该是深色。餐厅和客厅中间隔了一道方形拱门。有几张安乐椅和一张摆了几本杂志的桌子。表里合一，的确是一家用私人住宅营业的诊所。

护士桌上的电话响起，她愣了一下，手伸出去又停住。她瞪着电话，一会儿后，铃声停了。

“你刚才说的名字是？”拉加蒂医生轻声问。

“奥林·奎斯特。他的妹妹告诉我他在帮你做事，我已经找了他好几天。昨晚他打了电话给她。从这儿打的，她说。”

“这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拉加蒂医生礼貌地说，“从来没有过。”

“你不认识他？”

“从来没听说过。”

“那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会那样跟他的妹妹说。”

护士偷偷地按按她的眼睛。她桌上的电话丁零丁零地又响起来，她又是一愣。“不要接。”拉加蒂医生头也没回就说。

铃响时我们等着。电话响时每个人都习惯等着。一会儿之后铃声止住。

“你回家吧，沃森小姐。这儿已经没你的事了。”

“谢谢，医生。”她坐着没动，低头看着书桌，用力闭上眼睛，又睁开来。她摇摇头，好像很绝望似的。

拉加蒂医生扭头看着我。“到我的办公室吧。”

我们穿过一扇通往走廊的门，我小心翼翼，像是走在鸡蛋上。这房子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气氛里。他打开一扇门，领我走进一间以前一定是卧室，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卧室痕迹的房间。这是间五脏俱全的小型诊疗室，透过一扇打开的门，可以看到检验室的一部分，角落里有个消毒器正在使用着，里头煮着一大堆针头。

“针头可真多。”我说，我一向心直口快。

“坐吧，马洛先生。”

他走到书桌后头坐下，拿起一把细长的裁信刀。

他忧伤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不，我不认识什么叫做奥林·奎斯特的人，马洛先生。我掏空脑子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叫这名字的人会说他在我的房子里。”

“躲人。”我说。

他耸起眉毛。“躲谁？”

“可能有人想在他的颈后插把冰锥。就怪他拿着他的那架小相机胡来，人家想要保存隐私而他偏把人家拍下。要不也许是别的事，譬如贩了毒又想洗手不干。我没有在打哑谜吧？”

“把警察引到这儿的就是你。”他冷冷地说道。

我没说话。

“打电话来说克劳森死了的就是你。”

这话我已经说过。

“打电话问我认不认识克劳森的就是你。我说了我不认识。”

“你没说实话。”

“我没有义务透露任何消息给你，马洛先生。”

我点点头，拿出一根香烟点上。拉加蒂医生瞄瞄手表，然后在椅子上扭过身，把消毒器关上。我看着针头。很多针头。我以前跟一个在湾城煮针头的家伙有过麻烦。

“这个地点好在哪里？”我问他，“游艇码头吗？”他拿起那把有裸女形状的银柄、面目妖邪的裁信刀，戳一下他拇指上的肉球，手指上渗出一滴暗红色的血。他把血滴凑上嘴边舔掉。“我喜欢血的味道。”他轻声说。

远远传来似乎是前门开合的声音，我们都竖着耳朵听，屋前石阶上传来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我们听得很用心。

“沃森小姐已经回家了，”拉加蒂医生说，“屋里现在只剩下我们。”说完这话他又琢磨了一下，然后又舔一下拇指。他谨慎地把刀放在书桌上的便条簿上。“噢，你提到游艇港，”他说，“你一定是想到跟墨西哥很近，大麻可以很容易就——”

“我想的已经不是大麻了。”我再次瞪视针头，他顺着我的视线望去，耸耸肩。

我说：“怎么这么多？”

“关你什么事吗？”

“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可你好像等着要我回答你的问题。”

“只是聊聊，打发时间，”我说，“我在等着一件事情发生。这屋里是要发生什么事——角落里有个什么在虎视眈眈。”

拉加蒂医生又从他的拇指上舔掉一滴血。

我仔细审视他，但看不到他的灵魂。他安静、阴郁、封闭，生命所有的不幸都在他的眼里，但他仍然温文有礼。

“我来跟你讲个针头的故事。”我说。

“请。”他又拿起那把细长的刀。

“放下，”我尖声说，“看得我发麻，就像看着人摸蛇一样。”

他缓缓把刀放下，微微一笑。“我们好像在绕圈子。”他说。

“会说到重点的。针头的故事。几年前，我处理的一个案子把我引到这里，结识了一个叫阿尔莫的医生，他住在牵牛星街。他行医的方式非常奇怪：晚上带着一大箱皮下注射器出门——全要分发出去——装得满满的。他的这种疗法很特别。酒鬼，有钱的毒虫——这种人可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多了，生活过于刺激、无法放松的人，失眠的人——所有无法冷静下来的神经衰弱患者，大家都少不了那些小小的药片和手臂上一针针的注射，得靠这种方法度过低潮，没多久，他们的生活就全是低潮。医生生意兴隆。阿尔莫是他们的救星。现在说这话没关系，他约莫一年前死了，死因是他自己的药。”

“你认为我可能在继续他的工作？”

“总得有人干。只要有病人，就不愁没医生。”

他看起来比先前又委靡了许多：“我只能说你是头笨驴，朋友。我不认识阿尔莫医生，我也不干你说的他干过的那种勾当。至于针头——得跟你说清楚这件小事——现在做医生的可少不了它，类似维生素注射之类的无害的治疗常常需要用到。而且针头会钝，一钝就会刺痛病人。所以一天下来，有可能用到一打以上，而且没有一针是毒品。”

他缓缓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里露出鄙夷的神情。

“我有可能弄错了，”我说，“昨天在克劳森的住处闻到大麻味，又看到他拨你的号码，直呼你的名字，所以我有可能下了错误的结论。”

“我是治疗过毒瘾，”他说，“哪个医生没有？根本就是白费力气。”

“有些是能治好的。”

“是可以断绝他们的毒品来源。等受尽折磨以后，他们最终是可以戒掉。不过那不叫治好，朋友，那可治不好当初让他们染上毒瘾的神经衰弱或者感情创伤。戒毒只是让他们变得消沉，整天坐在太阳底下看手指，然后无聊空虚地死去。”

“这说法太草率了，医生。”

“话题是你扯开的，我已经说完了。现在我要另外找个话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我这屋子气氛诡异，空气紧张——就算你还戴着那副愚蠢的墨镜。现在你可以拿下了，你戴着也不会像加里·格兰特(2)。”

我摘下墨镜，我已经把这玩意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警察来过这里，马洛先生。一个叫马格拉尚的警探，他在调查克劳森的死因。他会很想跟你碰面的。要我打电话给他吗？我打赌他会再来。”

“请便，打给他吧，”我说，“我来这儿只不过是把自杀延迟一些罢了。”

他的手往电话移去，但又被裁信刀的磁力吸回来。他再度拿起刀子。忍不住，好像。

“这玩意可以杀人。”我说。

“很容易。”他微微一笑。

“刺进颈后一英寸半，正对着枕骨突出的下方。”

“冰锥的效果更好，”他说，“尤其短的那种，磨得尖利，不会弯。要是你没戳中脊椎，伤害不会很大。”

“那需要一点医学知识喽？”我掏出一包骆驼牌香烟，剥掉玻璃纸抽出一根。

他只是不断地笑着。微微的、悲伤的笑，不是担惊受怕的人会有的那种笑。“那是会有帮助，”他轻声说，“不过这种技术，随便哪个手巧的人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学会。”

“奥林·奎斯特学过两年医。”我说。

“我说过我不认识有谁叫这个名字。”

“对，我知道你说了。我不相信。”

他耸耸肩，但他的视线又移到刀上。

“我们就像老夫老妻一样，”我说，“就只会坐在这儿隔着桌子话家常，好像没有半点烦恼，因为我们两个天黑前都要坐牢。”

他又扬起眉毛。

我继续说：“你，是因为克劳森跟你很熟，而且你也许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我，是因为触犯了私家侦探所有的禁忌：隐藏证据，隐瞒资料，发现尸体却没有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向那些清廉可敬的湾城警察报案。反正，我是完了，彻彻底底地完了。今天下午空气里有放肆的香水味。我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也许我是爱上谁了。我反正什么也不在乎了。”

“你喝了酒。”他慢慢地说道。

“只是夏奈尔香水和几个吻，还有诱人的美腿，还有深蓝色眼睛发出的挑逗，类似这样无害的小东西。”

他看起来更悲伤了。“女人真的是祸水，对吗？”他说。

“克劳森。”

“无药可救的酒鬼。你应该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喝、喝，不吃东西，然后慢慢地因为缺乏维生素产生种种幻象。要帮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他扭头看着消毒器，“除了针头，还是针头。我觉得自己很龌龊。我是堂堂巴黎大学的毕业生，可是我却在一个龌龊的小城为一帮龌龊的家伙治疗。”

“为什么？”

“因为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在另一个城里。不要问我太多，马洛先生。”

“他直呼你的名字。”

“某些阶层的人有这种习惯，尤其是当过演员的，还有无赖。”

“噢，”我说，“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

“所以警察来这儿查问，你担心的不是克劳森，你只是害怕很久以前在别处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会曝光。也许跟爱有关吧。”

“爱？”这个字他慢慢由舌尖吐出，仔细品尝它的味道。讲完后，一抹隐隐的苦笑还迟迟不去，就像开枪后空中迟迟不散的火药味。他耸耸肩，把一盒雪茄从文件盘后头推到我这边的书桌上。

“那就不是爱了，”我说，“我只是想读出你的心事。你有巴黎大学的文凭，却在一个龌龊的小城开了这么个小小的龌龊诊所，我很清楚这种事情。你到底在这儿干吗？你怎么会跟克劳森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当初是怎么回事，医生？毒品、堕胎？还是因为你帮东岸哪个城市的黑帮当过专职医生？”

“譬如哪个城市？”他撇着嘴笑。

“譬如克利夫兰。”

“差得太远了，朋友。”他的声音现在像冰块一样。

“跟他妈的地狱一样远，”我说，“不过像我这样脑细胞有限的人，习惯把手头的资料拼凑起来。常常出错，但这是职业病。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说下去。”

“我在听。”他又拿起刀子，轻戳他书桌上的便条簿的纸。

“你认识克劳森，克劳森是被冰锥高手刺死的，当时我就在他的屋子里，在楼上跟一个叫希克斯的骗子说话。希克斯撕掉了住宿登记簿中的一页——写了奥林·奎斯特名字的那页——然后立刻搬走。那天将近傍晚时，希克斯在洛杉矶被冰锥刺死，他的房间被人搜过。有个女人到过那儿，要跟他买东西，但没拿到手。我搜查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拿到手了。我们可以假设：克劳森和希克斯是同一个人杀的，但不一定是为了同一个原因。希克斯遇害是因为他想独自吞掉别人的好处。克劳森酒后喜欢胡言乱语，而他又有可能知道是谁会把希克斯干掉。故事到现在为止还行吧？”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拉加蒂医生说。

“不过你在听，完全是因为礼貌，我想。没关系。我拿到手的到底是什么？一张照片，上头是某电影皇后跟一个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子，日期也许是特定的某一天——那天按道理这位前克利夫兰黑帮头子应该在牢里；也刚好就在那天，这个头子以前的同伙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遭人枪杀。他怎么会入狱？因为有人密报他的真实身份。不管你说洛城警察名声有多差，他们可是憋足了劲要把东部来的黑帮头子赶出城去。密报的是谁？正是坐牢的那位老兄。因为他以前的同伙找他麻烦，非做掉不可，坐牢可是最好的不在场证明。”

“一派胡言，”拉加蒂医生疲惫地微笑，“简直是天方夜谭。”

“是啊。后面的更糟，警察无法证明他以前是黑帮头子。克利夫兰的警察没兴趣，洛城警察就把他放了。不过如果他们看过那张照片的话，可不会放人。所以照片成了勒索的最佳工具，首先可以敲诈黑帮头子一笔——如果他真的是那个角色；其次可以敲诈电影皇后一笔，因为有人看到她跟黑帮头子在公共场合同座。好人可以靠那张照片发笔小财，希克斯不够好。下一段，还有一种假设：奥林·奎斯特——我一直在找的家伙——拍下那张照片，用康泰克斯或者莱卡牌相机拍的，没用闪光灯，当事人不知情。奎斯特有台莱卡，而且专门喜欢干这类事情。当然这回他有商业目的。问题是：他怎么会有机会拍照？答案是：电影皇后是他的妹妹，她不会防着不让他靠近。他失业了，需要钱用，她很有可能给了他一些，条件是他不再烦她。她可不想跟她的家人牵扯不清。还觉得是天方夜谭吗，医生？”

他阴郁地瞪着我。“不知道，”他缓缓地说道，“好像开始有点道理了。不过你跟我讲这个危险的故事目的何在？”

他从盒里抽出一根烟，又随手丢了根给我。我伸手接住，仔细看看。埃及烟，粗壮的椭圆形，对我的血液稍嫌浓烈了一些。我没点，只是夹在指间，看着他不快乐的深色眼睛。他为自己点上烟，神情不安地猛抽起来。

“我现在就要把你连上去，”我说，“你认识克劳森，你说是职业上的接触。事实上，那天我刚说了我是侦探，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你，只是当时他醉得没法跟你讲话。我记下那号码，后来通知你他已经死了，如果你的心里没鬼的话，你应该会报警。你没有，为什么？你认识克劳森，你也有可能认识他的一些房客，不过我没证据。第三种假设：你认识希克斯或者奥林·奎斯特，或者两个都认识。洛城警察无法证明前克城黑帮头子的真实身份——我们用他新取的名字称呼他好了，叫他斯蒂尔格雷夫。不过总有人需要确定那张照片是不是重要到足以为之杀人灭口。你有没有在克利夫兰开过业，医生？”

“当然没有。”他的声音好像从远方传来，眼睛也显得很遥远。他的嘴唇张得只能容纳香烟的大小。他纹丝不动。

我说：“电话局有一整个房间的电话簿，全国的都有，我去查过你的。”

“在克城闹市区的一幢办公大楼里有间套房，”我说，“现在却沦落到这个地步——在一个海边小城偷偷摸摸地营业。你一定想过要改名换姓——不过为了保住执照你没办法。这桩买卖总得有人主使，医生。克劳森是无赖，希克斯是笨蛋，奥林·奎斯特是专打歪主意的浑球，不过可以利用他们。你不能直接联系斯蒂尔格雷夫，要不你连活到下一次刷牙都有问题。你得借助卒子——死不足惜的卒子。怎么样，开始有点意思了吧？”

他淡淡一笑，叹了口气往后靠到椅背上。“第四种假设，马洛先生，”他几近耳语道，“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白痴。”

我咧嘴笑笑，摸根火柴点上那根粗壮的埃及烟。

“更何况，”我说，“奥林的妹妹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你这里。我的很多话分开来看好像说服力都不够强，这我承认，不过合起来好像箭头全指向你。”我悠闲地吞云吐雾。

他盯着我，他的脸好像在摇晃，变得模糊起来，移向远处又移回来。我觉得胸口一阵紧缩，我的脑子开始慢得像蜗牛赛跑。

“这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自己咕哝道。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想撑着站起来。“我很傻，是不是？”我说，香烟还在嘴里，我还在吸。傻字不足以形容，得发明个新词才行。

我离开椅子，两脚像陷在两桶水泥里。我说话时，声音好像是透过棉花传出去的。

我放开扶手，伸手想拿下烟，一连几次都没抓到，然后才勉强碰到。摸起来不像香烟，像大象的后腿，趾甲尖利，刺进我的手。我摆摆手，大象移开它的腿。

我的眼前有个模糊但非常高的人形在晃，一头驴子踢到我的胸部，我坐倒在地板上。

“一点点氰化钾，”一个声音从越洋电话里传来，“不会致命，连危险都谈不上，只是让他放松一下……”

我想从地板上站起来。你什么时候也可以试试，不过得先找人把地板钉牢才行。我底下的这块一个劲地绕圈子，一会儿之后才稍稍稳住。我选好四十五度角的方向站定后，开始朝一个目标迈进。地平线上有个东西看起来有可能是拿破仑的陵墓，这个目标就行，我朝那里走。我的心跳又急又重，肺部发生严重故障，就像踢完一场惊心动魄的足球以后，你觉得你的呼吸永远不会回来。永远，永远，永远。

然后才发现那已经不再是拿破仑的陵墓，那是狂涛上的小舟，上头有个人。我在哪儿见过他，人挺好，我们处得不错。我朝他走去，肩膀撞到墙，撞得我直打旋。我开始伸出手想抓住什么，结果只有地毯。我怎么会趴在这上面？问也没用，这是秘密。每次你问个问题，他们就往你的脸上推一块地板。好吧，我开始沿着地毯往前爬,我用的是我以前的手跟膝盖，现在感觉起来一点也不像。我爬向一面深色的木墙——也可能是黑色的大理石墙。拿破仑的陵墓又回来了。我跟拿破仑有过什么关系吗？他干吗一直要我看他的陵墓？

“得喝杯水。”我说。

我等着回音。没有回音。没人说话。也许我没有说出口。也许我只是脑子里想想，觉得不说也罢。氰化钾。手脚并用爬进隧道时，想到这个名词真的有点恼人。不会致命，他说。好吧，只是好玩。所谓的半致命吧。菲利普·马洛，三十八岁，有执照的私家侦探，名声可疑，昨晚背着个大钢琴爬过巴隆纳排水管时，被警察逮捕。在大学城警局接受审讯时，马洛宣称他是要把大钢琴送给某位印度王公。问到他为什么鞭子上有马刺时，马洛宣称客户的秘密是神圣不可泄漏的。马洛目前仍在扣押审讯中。拉巴探长表示警方目前无可奉告。被问到钢琴有没有走音时，拉巴探长宣称他在三十五秒之内弹了一首华尔兹舞曲，但就他所知，钢琴内并无琴弦。他暗示说，里头另有他物。提供给新闻界的完整报告将于十二小时之内公布，拉巴探长出其不意地说。谣传马洛是想掩埋一具尸体。

黑暗中有张脸向我游来，我改变方向，往那张脸爬去。但此时已近黄昏，太阳正在西下。天色很快就变黑了，没有脸了。没有墙，没有书桌。然后没有地板。什么都没有了。

连我都不在那里了。

【注释】

(1)这五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分别是“精粹的”、“不受约束的”、“超感觉的”、“下意识的”、“亲密人的”，而QUEST（奎斯特）意为“寻求”。

(2)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1904—1986），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好莱坞当红小生。

22

一头有只大黑爪的黑色大猩猩把它的大黑爪放到我的脸上，想把爪子推到我的颈后。我推了回去。在相持中我总是输家。然后我才意识到，它是想阻止我睁开眼睛。

我决定还是要把眼睛睁开。有人做到了，我为什么不行？我鼓足劲，然后慢慢地，保持背脊挺直，伸伸腿膝，把手臂当绳子用。然后我抬起我万斤重的眼皮。

我仰面躺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我的职业有时会把我变成这样。我转动头部。我的肺部僵硬，嘴唇干裂。这房间只是拉加蒂医生的诊疗室，同样的椅子，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壁跟窗户。有种密闭下的安静气氛悬在空中。

我一屁股坐起来，把我自己稳在地板上，甩甩头。我的头开始使劲摇，摇了大概五千英尺以后，我把头停下放正。我眨眨眼，同样的地板，同样的书桌，同样的墙，但没有拉加蒂医生。

我舔舔嘴唇，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没引起半个人的注意。我站起来，但晕头转向，跟坏掉的洗衣机一样有气无力，跟乌龟一样缩着脑袋，跟小山雀一样羞怯，跟装了义肢的芭蕾舞演员一样一筹莫展。

我摸索着走到书桌后头，跌坐在拉加蒂的椅子上，开始双手抖动着翻动他的用具，希望能找到一瓶类似解药的东西。没有结果。我又站起来。跟一头死象一样不怎么能站住。我在房间里跌跌撞撞，找到一个发出亮光的白漆柜子，那里头有别人撞破了头想要的玩意。最后，感觉似乎是跟一群土匪在道上混了四年以后，我的手终于抓住了大约六盎司的酒精。我打开瓶盖嗅一嗅，酒精，正是标签上所说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杯子和一些水，这个小小的要求应该不难满足。我开始穿过门走向检验室，空气里仍然充溢着熟过头的桃子发出的香味。我穿过门时，撞到两边的门柱，得停下来仔细看看。

此时我意识到有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我疲倦地靠在墙上细听。

脚步缓慢，在拖着走，步伐之间的停顿很长，起先听起来像在偷偷潜行。然后就好像只是很累，很累如同一个老人费力地想在死前走到沙发前。简直跟我一样。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欧法梅留在家乡堪萨斯曼哈顿的老父亲，他在前廊上缓缓走向他的摇椅，凉凉的烟斗握在手里，想坐下来欣赏草坪，抽一口不需要火柴不需要烟草而且不会把客厅地毯弄脏的空烟斗。我帮他扶好椅子，在门廊尽头盛开的九重葛的阴影底下我扶着他坐下。他抬起头，没瘫的那边脸对着我，向我道谢。他往后靠坐时，指甲刮过扶手。

指甲刮到了什么东西，但并不是扶手。真的有那种声音，就在附近，从检验室通到走廊的那道门的外侧。细细小小的刮擦声，可能是哪只小猫想要进来。好吧，马洛，你最疼小动物，过去把小猫放进来吧。我抬起脚，借助尾端有拉环、挂着干净毛巾的检验床移动。刮声停了。可怜的小猫咪，关在外面想进来。我的眼里泛起一颗泪珠，往下流过我起皱的脸颊。我放开检验床，一路滑向门口，有四码远。心脏在我的体内扑通扑通直跳，肺脏还是有那种几年没用的感觉。我深吸一口气，抓住门把手想开门。就在最后这一刻，我突然想到应该拿把枪。我想到了，可是没做到，我这人就喜欢把一个想法反复研究琢磨。要拿枪就得松开门把手，但这似乎像移山一样困难。我扭了扭门把手，没想到门却开了。

他像四根白蜡一样的手指钩住门框，那人的眼睛有八分之一英寸深，淡淡的灰蓝色，睁得大大地看着我，可是并没有看到我。我们的脸隔了几英寸远，我们的呼吸在空中交汇，我的快而重浊，他的仿佛是远处传来的耳语——但还没变成死前的喉鸣。血从他的嘴巴里汩汩地冒出来，流过他的下巴。有个什么东西将我的目光引到下面。血缓缓从他的裤脚内侧流到鞋子上，然后毫不迟疑地从鞋子上流到地板上。已经是一大摊了。

我看不出他是哪里中了枪。他的牙齿咯咯打战，我以为他要说话，或者是想尝试说话，不过那是他发出的唯一的声音。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下颌开始松落。然后死前的声音开始了，那根本不是喉鸣声，当然。完全不像。

橡胶鞋跟在地毯和门槛之间的油布上磨得嘎吱作响，泛白的手指从门框上滑开。那人的身体开始在腿上扭动，两腿支撑不住，于是他倒下了，躯干在空中打转，就像在浪里游泳一样，接着便扑到我的身上。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臂——一直没露出的那只——如通了电般地扬起，向我扫了过来，好像完全不是人力控制的。它打到我的左肩胛骨上。除了我握着的那瓶酒精外，还有个什么东西也重重摔到地板上，砰地撞到墙角。

我咬紧牙关叉开双腿，托住他的胳肢窝，他仿佛有五个人那么重。我后退一步，想把他撑起来，感觉像是要支起倒下的树。我跟着他一起倒下。他的头撞到地板上，我帮不上忙，我的一部分身体不听使唤。我把他稍微扳直，然后推开他。我双膝着地爬起来，弯着腰仔细听。死前的怪声已经停止。长长的一段沉寂。然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声，静静的，懒洋洋的，很从容。又一段沉寂。又一声更慢的叹息，悠长、平和，如同吹过摇曳玫瑰的夏日微风。

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开始产生变化——在这永远神秘莫测的一刻会产生的那种无以名状的变化：皱褶展平了，心灵越过这一生回到童真时代。那脸现在浮起一丝若有似无的会心微笑，嘴角像是顽皮地撇了撇。这一切实在太可笑了，因为我他妈再清楚不过了：奥林·P.奎斯特从来不是那样的小孩。

远处警笛悲鸣，我保持跪姿听着。警笛呼啸了一阵后远去了。我站起来，走到侧窗前往外看，花圈安乐屋的前方又来了一个追悼的队伍，街上又停满了车。人们沿着小道慢慢走过一丛丛的玫瑰，很慢很慢，男人们早在抵达那小小的殖民风格门廊前就已经把帽子摘下。

我放下窗帘，走过去捡起酒精瓶，用手帕擦干净，将它放在一旁。我对酒精已经没有兴趣。我再一次弯腰，两片肩胛骨中间的蜂蜇一样的感觉提醒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得捡起来。一个有圆形的白色木柄的东西，抵在护壁板上，那锉得很利的冰锥不到三英寸长。我把它拿到灯下，仔细研究那针一样锋利的钻尖。上头也许模模糊糊有一丝我的血渍，也许没有。我轻轻地把手指按在钻尖旁，没有血，钻尖非常锋利。

我用手帕擦了擦，然后弯下腰把冰锥塞进他的右手。那只手放在晦暗的地毯上，白得像蜡一样。这姿势看起来过于刻意，于是我甩甩他的手臂，让冰锥从他的手里滚到地板上。我想到要搜他的口袋，但也许有一双无情的手已经搜过。

突然一阵恐慌袭来，我摸摸自己的口袋。东西都没有丢，连我配在腋窝处的鲁格枪也还在。我把枪掏出来闻闻，没开过火，其实不用看就该知道，被鲁格枪打中后不可能再走多少路。

我走向门槛边那摊暗红色的血，沿着走廊看过去。这屋子仍旧一片死寂，像在等待着什么。血迹一路把我引到一个布置得非常舒适的小窝，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和一张书桌，有几本书和医学杂志，一口烟灰缸里头搁了五个椭圆形的烟蒂。沙发脚的旁边闪着金属的光芒，原来是个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射出的弹壳。我在书桌底下找到了另外一枚。我把它们放进口袋。

我跨出门上楼，上面有两间卧室，都有人住。其中一间的衣服已经被清理得一件不剩，还有一个放着拉加蒂医生的椭圆形烟蒂的烟灰缸。另一间卧室里可以看到奥林·奎斯特少得可怜的衣服。他多出的一套西装和一件长外套整齐地挂在衣橱里，他的衬衫、短袜和内衣裤也整整齐齐地叠在五斗柜的抽屉里。我在抽屉底的衬衫下发现一台有F2镜头的莱卡相机。

这些东西我全都没动，径直下楼走到死人躺着的房间。世间万事他已漠不关心。我又擦净几个门把手（纯粹是惯性使然），对着前厅的电话犹豫不决，终究还是没碰就离开了。我还能四处走动，显然好心的拉加蒂医生没有杀人。

街对面仍有人沿着小道走进安乐屋那小得不成比例的殖民风格的门廊，里头有架风琴在哀吟。

我绕过屋角，上车离开。我开得很慢，从我的肺底深深吸气，但好像还是得不到充分的氧气。

湾城的边界离海洋有四英里，我停在最后一家小杂货店的前面，又到了再打一个匿名电话的时候了。来收尸吧，各位。我是谁？只是个吉星高照，不断帮你们找到死尸的家伙罢了，而且很谦虚，连名字都不肯报上。

我看着那杂货店，透过店前的大片玻璃看进去，有个戴着一副斜框眼镜的女孩在翻阅杂志，她看起来有点像欧法梅·奎斯特。此时有个什么东西好像在收紧我的喉咙。

我松开离合器，继续往前开。她有权第一个知道——不管法律怎么说。更何况，我早已是法外之徒。

23

我停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钥匙。然后无声无息地走到另一扇门前——从来不锁的那扇——站在那儿竖着耳朵听。她也许已经在里头等着，眼睛在斜框眼镜后头闪闪发亮，小巧湿润的嘴唇等着人亲吻。我得告诉她一个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噩耗，一会儿之后她会走掉，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

我什么声音也没听到。我回头打开另一扇门，捡起地上的信，进门甩到桌上。没有一封信能让我觉得长半点气势。我撇下信，径直穿过房间扭开另一扇门的弹簧锁，过了很久，我才把门打开往外张望。寂静空荡。我的脚边躺着一张折起的纸，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我捡起来摊开。

“请你打电话到我的公寓，非常紧急，我得见你。”签名是D。

我拨了贝尔西别墅的号码，请对方找冈萨雷斯小姐。请问哪里找？请等一下，马洛先生。

“喂？”

“今天下午说话嗓门有点粗啊？”

“哦，是你，阿米哥。我在你那间奇怪的小办公室等了好久。你能不能来这儿跟我谈谈？”

“不行，我在等一个电话。”

“呃，那我能过去吗？”

“什么事？”

“电话上不能讲的事，阿米哥。”

“那就来吧。”

我坐在那里等着电话响。但毫无动静。我望着窗外，大马路上人声骚动，隔壁咖啡店厨房的排风管送出当天特餐的味道。时间过去了，我呆坐着，趴在桌上，下巴窝在手里，瞪视着对面漆成芥末黄的墙壁，看到一个将死男人模糊的影子，手里攥着一把短冰锥，感觉到冰锥尖刺在我两肩中间的蜇痛。好莱坞改变无名小卒的功夫实在了得。它可以让注定得为卡车司机烫衬衫的邋遢乡下姑娘变成光芒四射的皇后；让原本得带着饭盒上班、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变成眼睛发亮、笑容灿烂、浑身散发着男性魅力的英雄人物；大字不识几个的得州女侍者，好莱坞可以把她变成国际知名的高等娼妓——结婚六次，嫁给六个百万富翁，人生最后堕落乏味到她活着的最大乐趣就是勾引一个臭汗淋漓的搬家工人。

它还能遥控一个像奥林·奎斯特这样来自小镇的混混，让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摇身变成冰锥杀手，把他原本单纯的劣根性变成连环杀手必备的虐待狂气质。

她花了十多分钟才到，我听到了房门开了又关。我走到接待室，她就在那里——典型的美国栀子花。她盯着我，眼睛又深又暗，没有笑意。

她全身着黑，就像前一天晚上一样，但这回是定做的衣服。宽大的黑色草帽歪戴着，显出一股媚态，白色丝质衬衫的领子盖在外衣领上，配上她丰润的褐色脖颈和如同崭新的消防栓般火红的嘴巴。

“我等了很久，”她说，“连午餐都没有吃。”

“我吃了，”我说，“氰化物，非常可口，我脸色发青，刚刚才褪去。”

“我今天上午可没有心情逗你玩，阿米哥。”

“你用不着逗我玩，”我说，“我会逗着自己玩，我刚刚演完一出好戏。我们里面谈吧。”

我们走进我常在那闭门思考的房间，坐下来。

“你只穿黑色吗？”我问。

“没错，这样我脱衣服的时候才更加刺激啊。”

“你说话非得跟妓女一样吗？”

“你对妓女实在了解不多，阿米哥，她们最会摆出一副贞洁相了。当然，很廉价的那种除外。”

“是啊，”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你到底急着要跟我说什么？跟你上床可不是什么紧急大事，随便哪天都可以。”

“你的心情很糟糕。”

“对，我的心情很糟糕。”

她从她的包里拿出一根褐色的长香烟，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好。她在等我帮她点烟，我没动手，她只得用一个金色打火机自己点上。

她戴着黑色长手套的手握着这玩意，无底的黑色眼睛毫无笑意地瞪着我。

“你想跟我上床吗？”

“任谁大概都会想，不过这会儿我们还是只谈生意的好。”

“上床跟谈生意对我可没有多大区别，”她的声音平稳，“而且你也羞辱不了我。上床是我用来钓男人的钩子，这些男人有的我能派上用场而且人又慷慨，只是偶尔会碰上危险人物。”

她沉吟着顿了顿。

我说：“我看你是在等着我透露，我知道某某人的真实身份——好吧，我是知道。”

“你能证明吗？”

“也许不能。警察就是根本没办法。”

“警察——”她鄙夷地说，“知道的事可不会每件都说，能证明的事也不会每件都去证明。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今年二月坐了十天牢。”

“嗯。”

“你有没有想到没人保他出来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罪名逮捕他的。如果有人证的话——”

“你以为他没有办法把罪名改成可以保释的吗——如果他真的想的话？”

“这我没多想，”我撒谎道，“我不认识他。”

“你没跟他说过话？”她若无其事地问道，似乎太轻松了点。

我没回答。

她笑了一阵。“昨晚，阿米哥，在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外头，我就坐在街对面的车里。”

“我也许不小心撞见过他，那家伙就是他吗？”

“你可一点也骗不了我。”

“好吧，梅维斯·韦尔德小姐没给我好脸色看，我出门的时候很不痛快。然后我就撞上了这么个意大利佬，手里拿着她的公寓钥匙。我一把夺过钥匙丢到草堆里，然后我又道歉帮他捡回来。他看起来好像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她拖长声音说，“他以前是我的男朋友。”

我咕哝一声。

“说起来好像很奇怪，本人对你的恋爱生活他妈的实在没有多大兴趣，冈萨雷斯小姐。不过你的战场大概很大——从斯坦一路杀到斯蒂尔格雷夫。”

“斯坦？”她轻声问，“斯坦是谁？”

“今年二月在你的公寓大楼附近遇害的前克利夫兰黑帮头子。他在那儿也有间公寓，我还以为你跟他打过照面呢。”

她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阿米哥，还是有我不认识的男人的，就算在贝尔西公寓也一样。”

“据报道他是在两个街区外的地方被杀的，”我说，“如果发生在正前方的话，就更妙了。你当时正好在看窗外，可以目睹谋杀经过，还可以看到凶手逃走，而且他刚好在一盏路灯底下回头，脸被照得清清楚楚，嗬，那不就是老小子斯蒂尔格雷夫吗？你看到了他的小丑鼻，还有顶着几只鸽子的大礼帽。”

她没笑。

“依你看，那样的话就更妙了？”她娇声道。

“那样我们就可以捞到更多钱。”

“不过斯蒂尔格雷夫当时人在牢里，”她微笑道，“而且就算他不在牢里——就算，比方说，我刚好跟郡监狱的医生查默颇有交情，而他私底下告诉我，他开了证明给斯蒂尔格雷夫外出看牙医，得由警卫陪同，当然，不过这个警卫刚好非常知趣，而且斯坦就是在那天被杀的。就算这些都是真的，拿这种消息去勒索斯蒂尔格雷夫不也嫌太幼稚了点吗？”

“我一向不爱说大话，”我说，“不过我可不怕斯蒂尔格雷夫——像他那样的人来一打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我怕啊，阿米哥。在这个国家里，目击黑帮内斗的人很危险啊。不行，我们不能勒索斯蒂尔格雷夫，而且也不能提斯坦——不管我认不认识他。梅维斯·韦尔德是知名歹徒的红粉知己，而且有人看到他们在公共场合一起出现，光抓到这个把柄就够我们吃喝很久了。”

“我们还得先证明他是知名歹徒才行。”我说。

“难道做不到吗？”

“怎么做？”

她做出失望的嘴型。“我敢打赌这几天你一直在忙这个。”

“你怎么这么有兴趣？”

“我有我的理由。”

“不说出来的话，对我而言等于没有。”

她把褐色的烟屁股丢进我的烟灰缸。我俯过身，用笔头摁熄了火。她伸出根指头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她的笑容绝不是打算要勾我的魂。她往后靠。跷起腿，两眼开始闪现点点亮光。可真是很久没调情了——对她而言。

“爱这个字实在够乏味的，”她沉吟道，“我真的搞不懂，我们的英文里有过那么多伟大的情诗，怎么还用这么个苍白无力的字眼来表示爱情。这个字没有生命，没有力量，老让我想到穿着绉纱裙的小女孩，露出可爱甜蜜的笑容，还有甜蜜害羞的声音，搞不好还穿了不合身的内衣。”

我没说话。她很轻松地换了个口气又开始谈起公事来。

“梅维斯从现在开始每部片子可以拿到七万五，以后还能加到十五万。她已经开始往上爬，什么也挡不了——除了爆出丑闻。”

“那就应该找个人告诉她斯蒂尔格雷夫是谁喽，”我说，“要不你去跟她说？哦，对了，要是我们手头真的有这些证据可以要挟梅维斯，斯蒂尔格雷夫难道只会站在一边看好戏？”

“他非知道不可吗？照我看她是不会告诉他的。而且我敢说她以后会跟他一刀两断，不过那跟我们无关——如果我们手头有证据的话，而且她得知道我们有。”

她裹着黑色长手套的手移向她的黑皮包，停下来，在桌沿上轻敲着。她没有看皮包，我也没有。

我站起来。“我有可能刚好得对韦尔德小姐负点责任。没想到吗？”

她只是微笑。

“要是这样的话，”我说，“难道你不觉得现在你该他妈的给我滚出我的办公室吗？”

她把手放在扶手上，开始起身，还在微笑。我在她还没来得及转身以前，忽地揪下她的皮包，她啐了一声，眼睛冒出怒火。

我打开皮包摸摸，发现一个看起来有点眼熟的白色信封。我从里头抖出那张在舞者餐厅拍下的照片——两边合在一起，粘在另一张纸上。

我把皮包合上，把照片摔过去给她。

她已经站起来，龇牙咧嘴，但没说话。

“有趣，”我说，伸出指头点点那张上光照片，“如果这不是伪造的话。这是斯蒂尔格雷夫吗？”

银铃般的笑声又蹦了出来。“真的让人笑死了，阿米哥。说真的，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你这种人呢。”

“战前的存货，”我说，“我们这种人一天比一天稀少。这是哪儿来的？”

“从梅维斯·韦尔德的化妆间里弄来的，从梅维斯·韦尔德的皮包里拿来的，她拍戏的时候。”

“她知道？”

“她不知道。”

“我很奇怪她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你那儿。”

“胡说八道，”我的眉毛挑了几英寸高，“我又能从哪儿弄到手？”

她戴着长手套的手越过书桌伸过来。她的声音很冷：“请还给我。”

“我会还给梅维斯·韦尔德的。还有，我本来是不太想说的，冈萨雷斯小姐，不过要我勒索别人我一定办不成，我没有你那种迷死人的气质。”

“还给我!”她厉声说，“如果你不——”

她停住了，我等着她讲完。她迷人的五官呈现出一种卑鄙的神情。

“也罢，”她说，“算我看错人了。本以为你很精明，现在我知道你只不过是个傻瓜侦探。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她戴着黑手套的手晃了晃，“还有你在这儿过的鬼日子——真的该有人告诉我你是个大白痴。”

“确实。”我说。

她慢慢转身，走向门口。我绕过书桌，她让我帮她把门打开。

她慢慢走出去，那种样子应该不是念商业学校的时候学的。

她沿着走廊走下去，没有回头，摇曳生姿。

门撞到空气制动关门器，然后轻轻地咔啦合上，这好像花了很长时间。我站在那儿定定地看着，就像这辈子从没见过一样。然后我转身走向书桌，这时电话响起。

我拿起话筒喂一声，是克里斯蒂·弗伦奇。“马洛吗？我们想请你来警局一趟。”

“马上？”

“越快越好。”他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我从便条簿底下抽出那张粘好的照片，把它和其他几张一起放进保险箱。我戴上帽子关好窗户。没什么好等的。我看着表上秒针的绿色针尖，离五点还有好一会儿。秒针像挨家挨户兜售的推销员一样不停地绕着圈子跑。指针指着四点十分，本以为她至少现在应该打来了。我脱下外套，解下肩带枪套，将它跟鲁格枪一起锁到书桌抽屉里。警察可不欢迎你插把枪踏上他们的地盘——就算你有权利带枪。他们希望你能恭恭敬敬走进去，帽子拿在手里，说话小声而有礼，两眼空洞无神。

我再看一次表。竖起耳朵听，大楼里今天下午好像挺安静的、再过一会儿就会一片死寂，然后灰拖把小姐就要拖着脚步走进走廊，挨户试着转动每个门把手。

我又把外套穿上，锁了里门，关掉电铃，出门站到走廊上。这时电话响起，我冲回去时，差点没把门上的铰链扯断。不错，是她的声音，但那语气我从没听过。冷静平稳的声音，不是平淡、空洞或者死气沉沉。只是个我不认识但又的确认识的女孩的声音。她才开口说了几个字，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打给你是因为你要我打，”她说，“不过你什么都不用告诉我，我自己去了那里。”

我两手握着话筒。

“你去了那里，”我说，“嗯，我听到了，然后呢？”

“我——借了辆车，”她说，“停在街对面。那儿车子多得你绝对不可能注意到我，那里有家殡仪馆。我可不是跟踪你去的。你出来以后我本来要跟上去的，不过我对那里的街道一点也不熟，我跟丢了。所以我又开回去。”

“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不清楚。你走出那房子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起来有点怪，也许只是我胡思乱想，因为他是我的哥哥。总之我又回去按了电铃，没人应门。我觉得那也很奇怪，也许我是神经过敏还是怎么的，反正我突然就是觉得非进去不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我就是得进去。”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我说。声音是我的，但好像有人在用我的舌头当砂纸。

“我报警说我听到了枪声，”她说，“他们到了以后，有一个先跳窗进去，开门让另一个进去。过了一会儿也让我进去。然后他们就不肯放我走了。我得统统告诉他们，他是谁，还有枪声是我撒的谎，我只是担心奥林可能出事。而且我也得提到你。”

“没关系，”我说，“我也是打算一找到机会跟你说，然后就要报警。”

“你的处境挺尴尬的，是不是？”

“嗯。”

“他们会不会逮捕你？”

“有可能。”

“他死在地板上，你没管，你是不得已的，我想。”

“我有我的理由，”我说，“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不过我有我的理由。反正管不管已经无所谓了。”

“噢，你是有你的理由没错，”她说，“你真聪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理由。好吧，我想你总得告诉警察你的理由吧。”

“不一定。”

“噢，会的，你会说的，”那声音说，里头有一丝我无法解释的愉悦，“你当然会说。他们会要你说的。”

“不争论这个，”我说，“干我这一行，我们得尽力保护客户，有时候还得稍稍越界。我今天就这么做了，这样一来他们要折腾我就容易了。不过我倒也不全是为了你。”

“他死在地板上你没管，”她说，“警察怎么对付你我都不在乎。要是他们把你关到牢里，我想我会很高兴。我敢说你一定会咬着牙忍到底。”

“当然，”我说，“脸上永远挂着愉快的笑容。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手里握着什么？”

“他的手里什么也没有。”

“呃，在他的手的附近。”

“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样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没有就好。那就再见了，我现在要去警察局，他们想见我。祝你好运，如果后会无期的话。”

“好运你最好抓着别放，”她说，“你有可能用得到，我可不想要。”

“我为你尽了全力，”我说，“要是你一开始多给我点资料——”

我还在说着，她就挂断了。

我轻轻地放回话筒，像把婴儿放回摇篮一样，然后掏出一条手帕抹抹手掌，又走到水槽边洗净我的手和脸。我往脸上猛冲冷水，用力擦干，再看看镜子里的脸。

“这下你是真的跳崖了。”我对那张脸说。

24

房间正中央是一张黄色橡木长桌，桌沿坑坑洼洼的全是香烟烫出的洞。桌子后头是一扇罩着铁丝网的彩绘窗户，窗前坐着警探弗雷德·贝福斯，他的面前乱糟糟地摊了一堆文件。桌子尾端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他坐在椅子上向后仰着，两条椅子腿跷了起来。他的长相跟我之前在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到的一张脸有几分相像，下巴像公园板凳，两排牙齿中间夹了根铅笔头。看起来他似乎是醒着的，而且在呼吸，但除此之外一动不动。

桌子另一端有两张桌面可以翻起的书桌，还有另一扇窗户。其中一张书桌倚墙而立，一个橘色头发的女人正在那书桌旁的打字台前打一份报告。另一张书桌正对着窗户，克里斯蒂·弗伦奇坐在一张往后倾斜的旋转椅里，两脚搁在桌角上。他看着窗外，打开的窗户面对的是壮观的警察局停车场和一块布告板的背面。

“坐这儿。”贝福斯说，伸手指指。

我坐在他对面一张没有扶手的直背橡木椅上。椅子一点也不新，就算新的时候想必也没好看过。

“这是湾城警局的摩西·马格拉尚警官，”贝福斯说，“他跟我们一样不喜欢你。”

摩西·马格拉尚警官从他的嘴里掏出铅笔，看着那八角形笔头上的齿痕，然后看着我。他的眼睛扫过我的全身上下，缓缓地打量我，像在对我进行分析归类。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把铅笔放回他的嘴里。

贝福斯说：“就算我是他妈的同性恋，我也对你没有‘性’趣。”他半侧过身，对在角落里打字的女人说，“米莉。”

她从打字机那里转身到来速记簿前。“名字是菲利普·马洛，”贝福斯说，“末尾有一个‘e’，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执照号码是多少？”

他回头看我，我告诉了他，橘发皇后头也没抬地写着。说她的脸会叫时钟停止，对她可能是个侮辱，那脸能叫脱缰的野马停住。

“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贝福斯告诉我，“你可以从头说起，把你昨天没说的统统说出来。不用费事整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顺其自然。我们资料充足，你边说我们可以边查证。”

“你要录我的口供？”

“非常完整的口供，”贝福斯说，“很好玩，嗯？”

“这份口供是自愿提供的，你们不会胁迫？”

“对啊，录口供全是这样的啊。”贝福斯咧嘴笑笑。

马格拉尚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橘发皇后又回头打字去了，现在还没有她的事。她有三十年的经验，对时间把握已经得很准。

马格拉尚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笨重、破烂的猪皮手套，戴在右手上，活动了一下指头。

“这是干吗？”贝福斯问他。

“我有时候爱咬指甲，”马格拉尚说，“好笑，只咬右手的指甲。”他抬起冷漠的眼睛瞪着我。“有些人比其他人容易自愿，”他心不在焉地说，“跟肾脏有关，据说。我知道有些不那么自愿的家伙，他们变得自愿以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每隔十五分就要小便一次，好像没办法憋尿。”

“真的想不到。”贝福斯一脸惊诧。

“还有些家伙讲话只能咿咿呀呀地耳语，”马格拉尚继续说，“跟专爱用脖子接招的拳击手的下场一样。”

马格拉尚看着我。看来轮到我了。

“然后还有那种根本不小便的家伙，”我说，“他们太卖力了，一连三十个钟头坐在像这样的椅子上，然后他们就倒了下来，脾脏破裂，或者是膀胱。他们太能合作了，第二天早上审讯完毕，牢房里空空的，你会发现他们死在阴暗的角落里。也许早应该让医生看看的，不过你们总不能什么算计到是吧，警官？”

“我们在湾城差不多什么都可以算计到，”他说，“如果我们有可以算计的资料。”

他的下巴鼓出一块块僵硬的肌肉，眼睛里面闪出红色光焰。

“我跟你可以谈一场很棒的生意，”他瞪着我说，“非常棒。”

“我敢说你可以，警官。我在湾城过得非常痛快——在我清醒的时候。”

“我会让你清醒很久的，宝贝。这一点我会强调，这一点我会亲自督导。”

克里斯蒂·弗伦奇缓缓转过头，打了个呵欠。“你们湾城警察怎么这么强硬？”他问。

贝福斯伸出舌头，露出舌尖在嘴唇上舔了一圈。

“我们一向都很强硬，”马格拉尚说，没看他，“我们喜欢强硬。尤其看到他这种家伙，我们最来劲。”他朝我转过身。“搞了半天你就是打电话报克劳森案的那个宝贝。公用电话你用得可真的是熟门熟路了，是不是，宝贝？”

我什么也没说。

“我在跟你讲话，宝贝，”马格拉尚说，“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宝贝。我问了个问题，我就得有个答案，懂吗，宝贝？”

“再说下去你就要把答案说出来了，”克里斯蒂·弗伦奇说，“而且也许你不会喜欢那个答案，也许你会强硬到拿起手套打昏你自己，就为了证明你有多强硬。”

马格拉尚挺起身子，两颊红红的。

“我来这儿是要取得合作，”他缓缓地告诉弗伦奇，“要讽刺，我的家里多得很，我的老婆最会这一套。到你们这儿我可不需要喜剧演员在我的身上下工夫。”

“你会取得合作的，”弗伦奇说，“不过别想用你那套三十年代的电影对白出风头。”他把椅子一转，看着我。“刚才说的一笔勾销，我们就当调查现在才开始吧。我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证据，不过我无法判断对错。问题是你到底打算老老实实说清楚呢，还是以目击者的身份被扣押在此？”

“问问题吧，”我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答案，你可以扣押我。如果你扣押我，我有权打个电话。”

“没错，”弗伦奇说，“如果我们扣押你的话。不过我们没必要，我们可以陪着你耗时间，也许要花好几天。”

“得吃罐头碎牛肉。”贝福斯愉悦地插嘴道。

“严格说起来，这样做不合法，”弗伦奇说，“不过我们一向这么办，就像你干了几件不该干的事，也许。你敢说你做的事都合法吗？”

“不敢。”

马格拉尚发出一声深沉的喉音：“哈!”

我看着对面的橘发皇后，她已经回到她的速记簿上，不言不语，非常冷漠。

“你有个客户得保护。”弗伦奇说。

“也许。”

“你是说你的确有个客户。她把你卖了。”

我没说话。

“名字叫欧法梅·奎斯特。”弗伦奇说，盯着我看。

“问问题吧。”我说。

“爱达荷街是怎么回事？”

“我去那儿找她的哥哥。他已经搬走了，她说，而她是专程来加州找他的。她很担心。那边的经理克劳森醉得连话都说不清楚。我查过住宿登记簿，还看到有个男的已经搬到奎斯特原来住的房间。我跟这个人谈过，他说的话对我没有半点帮助。”

弗伦奇四处摸摸，从桌上拿了支铅笔轻敲他的牙齿。“后来还见过这个人吗？”

“嗯。我跟他说了我是谁。我下楼回去时，克劳森已经死了，而且有人从登记簿中撕下了一页——写有奎斯特名字的那页。我报了警。”

“但是你没留在那里？”

“对克劳森的死我一无所知。”

“但是你没留在那里。”弗伦奇又说一次。马格拉尚的喉咙发出野兽般的嘶声，他狠狠把铅笔向房间的另一边扔去。我看着笔撞到墙上、落到地板上，然后躺着不动了。

“没错。”我说。

“在湾城，”马格拉尚说，“我们可以拿这个理由把你宰了。”

“在湾城你们可以因为我系条蓝色领带就把我宰了。”我说。

他开始起身，贝福斯斜瞟了他一眼说：“让克里斯蒂接手吧，总得换个人表演一下。”

“我们可以以这个理由吊销你的执照。”弗伦奇语调平板。

“就当我已经没有执照吧，”我说，“反正我本来就不爱干这一行。”

“于是你回到你的办公室，然后呢？”

“我跟我的客户报告了情况。然后有个人打电话要我到凡努斯旅馆，他就是跟我在爱达荷街交谈过的房客，不过名字换了。”

“你当初应该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吧？”

“说了这个，我就得统统都说出来，那就违反了干我这一行的信条。”

弗伦奇点点头，敲敲铅笔。他缓缓说道：“谋杀案的重要性大过这种信条，两桩谋杀案就更不用说了。两桩手法一样的谋杀案，接着又有了第三桩。你的前途不妙啊，马洛，非常不妙。”

“经过今天的事之后，”我说，“连我的客户都这么说了。”

“今天怎么了？”

“她告诉我她的哥哥从一个叫拉加蒂的医生的家里打电话给她，说他有危险。我得赶过去帮他的忙。我马上赶了过去，拉加蒂医生和他的护士把诊所关了，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警察去过那里。”我看着马格拉尚。

“又是这家伙干的好事。”马格拉尚咆哮道。

“这回报警的不是我。”我说。

“好吧，讲下去。”停了一会儿后弗伦奇说。

“拉加蒂否认他认识奥林·奎斯特。他要他的护士先回家，然后给我一根下了药的香烟。我昏迷了一阵子，等我醒来时，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奥林·奎斯特——或者该说他仅剩的一口气——不断地在挠门，我一打开门，他就倒在地上死了，死前他还想用最后那点力气拿冰锥刺我。”我晃晃肩膀，两肩之间有点僵硬酸痛的感觉，没别的。

弗伦奇死死地盯着马格拉尚看，马格拉尚摇摇头，但弗伦奇还是看着他。贝福斯开始轻轻吹起口哨，起先我听不出是哪支歌，然后才恍然大悟，是《老摩西已死》。

弗伦奇转过头慢慢说道：“在尸体旁边没有看到冰锥。”

“冰锥掉下以后我动都没动。”

马格拉尚说：“看来我得再戴上手套啰。”他把手套拉一拉，“这儿有人睁眼说瞎话，不过不是我。”

“好了，”弗伦奇说，“好了，省省你这套吧。要是那小子手里真的握了把冰锥，也不见得冰锥就是他的。”

“锉利锉短了，”我说，“很短，从柄到尖只有三英寸，五金店里买的可不是这个样子。”

“他又为什么要戳你？”贝福斯脸上挂着他惯常的讽刺微笑说，“你跟他是一起的，你到那儿就是要帮他的妹妹照顾他啊。”

“我只是他眼前的一件东西，”我说，“会动，有可能是个人，有可能是个会伤害他的人。他奄奄一息，就要死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就算他以前见过我，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发展出一段美丽的友谊，”贝福斯叹口气说，“当然，冰锥是个障碍。”

“他手拿冰锥想刺我，有可能是个线索。”

“譬如？”

“那种状况下的人，行动往往出于直觉。他不会发明新技巧。他正好刺到我的两片肩胛骨中间，有一点酸痛，这是将死的人最后微弱的一击。如果他的身体没问题的话，也许会刺到不同的部位，而且深得多。”

马格拉尚说：“我们还得跟这只猴子耗多久？你们当他是人啊？该照我的方式跟他谈了。”

“组长不允许。”弗伦奇若无其事地说。

“滚他妈的组长。”

“组长不喜欢小城警察说滚他妈的组长。”弗伦奇说。

马格拉尚咬紧牙关，下巴的线条绷得发白，眯起的眼睛闪着亮光。他用鼻子深深吸进一口气。

“谢谢你们的合作，”他说着站了起来，“我这就走。”他绕过桌角停在我的身后，伸出左手抬起我的下巴。

“再见，宝贝。在我的城里见。”

他手套的腕口横扫过去，在我的脸上抽了两下，上面扣子扎得人生疼。我抬手搓搓下唇。

弗伦奇说：“老天，马格拉尚，你就乖乖坐下让他说话吧，手安分点。”

马格拉尚回头瞪着他说：“你以为你管得了我？”

弗伦奇只是耸耸肩。一会儿之后马格拉尚用他的大手在嘴上抹了抹，然后踱回他的椅子。

弗伦奇说：“你有什么意见就尽管发表吧，马洛。”

“克劳森除了别的勾当外，可能还卖毒品，”我说，“我在他的公寓里闻到大麻味。我到的时候，有个家伙在厨房数钱，他带了把枪和一把磨利了的圆锉刀，两样他都想用到我的身上，不过都被我夺下了。然后他就走了，他应该是个跑腿的。但克劳森那时候已经烂醉到谁也不可能信任的地步，帮派组织就是容不下这种人。跑腿的那个以为我是警察，那些人可不希望克劳森被逮住，要逼他的口供太容易了。他们只要闻到警察的味道，克劳森就只有死路一条。”

弗伦奇看看马格拉尚：“你认为有道理吗？”

“有可能。”马格拉尚不甘愿地说。

弗伦奇说：“就算是这样好了，奥林·奎斯特又是怎么扯进去的？”

“谁都有可能吸大麻，”我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寂寞沮丧，又没有工作，大麻的吸引力可就大了。不过要是真的吸了的话，你会精神错乱，感情麻痹。而且大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人会变得粗野，有的人会不顾死活，也许奎斯特是想谁勒索什么人，威胁要报警。可能三宗谋杀都跟贩毒集团有关系。”

“照你这么讲，奎斯特有把锉短了的冰锥就说不通了。”贝福斯说。

我说：“照这位马格拉尚警官的说法，他的手上没有冰锥，所以我大概是看错了。反正他也有可能只是顺手捡到而已，冰锥搞不好是拉加蒂诊所的必备用具。有没有查到他什么？”

他摇摇头。“目前还没有。”

“他没杀我，也许也没有杀别人，”我说，“奎斯特告诉他的妹妹——据她说——他在帮拉加蒂做事，不过有歹徒想找他的麻烦。”

“这个拉加蒂，”弗伦奇说，边拿笔头戳戳便条簿，“你知道些什么？”

“他以前在克利夫兰开业，诊所在闹市区，规模很大。他躲到湾城一定有什么原因。”

“克利夫兰，嗯？”弗伦奇拖长声音，看着天花板的一角。贝福斯低头看着他的报告。马格拉尚说：“搞不好是帮人堕胎，我已经盯了他好一阵子。”

“哪只眼睛盯的？”贝福斯友善地问。

马格拉尚满脸通红。

弗伦奇说：“可能是他没用来盯爱达荷街的那只。”

马格拉尚霍地站起来。“你们他妈的自以为什么都知道是吧？你知不知道，我们只是小城警察，人手不多，偶尔总得兼点其他组的工作。随你们怎么说，我是赞成从毒品角度切入，搞不好可以减轻我一堆的工作量。我现在就去查。”

他迈开大步走出门。弗伦奇看着他走，贝福斯也一样。门关上后，他们两个对看一眼。

“我赌一块钱，他们今晚就要来个突击检查。”贝福斯说。

弗伦奇点点头。

贝福斯说：“一家洗衣店楼上的公寓。他们会先到海滩抓三四个流浪汉藏到公寓里，突击完毕以后，他们会要那几个冤大头排队站着让记者拍照。”

弗伦奇说：“你话太多了，弗雷德。”

贝福斯咧嘴笑笑，没吭声。弗伦奇对我说：“要你猜的话，你说他们在凡努斯旅馆是想找什么？”

“毒品箱的领货单。”

“不错，”弗伦奇说，“再猜猜领货单放在哪里吧。”

“这我想过。我在湾城碰到希克斯时，他没有戴假发，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用戴。不过在凡努斯旅馆的床上，他倒戴着，也许不是他自己戴的。”

弗伦奇说：“然后呢？”

我说：“在那里头塞张领货单倒是不错。”

弗伦奇说：“嗯，可以用胶带粘上。有你的。”

一段沉默。橘发皇后回到打字机前。我看着我的指甲，应该再干净点的。

过了一会儿，弗伦奇缓缓地说道：“别以为你已经洗脱嫌疑了，马洛。再想一想，你说拉加蒂医生为什么会跟你提到克利夫兰？”

“我花了点时间查他的背景。当医生的如果想继续开业，就不能改名换姓。冰锥马上让人联想到威皮·莫耶。威皮·莫耶在克利夫兰出没，桑尼·莫·斯坦也在克利夫兰出没。没错，这儿用的冰锥杀人技巧的确不一样，不过是冰锥总错不了，你自己说过这伙人可能学乖了，你也知道这些帮派总少不了有个医生帮忙。”

“太离谱了，”弗伦奇说，“这关系拉得实在够牵强的。”

“我再拉得牢靠些，对我会有好处吗？”

“你能吗？”

“我可以试试看。”

弗伦奇叹了口气。“那个奎斯特小女孩没问题，”他说，“我跟她堪萨斯的妈妈谈过，她的确是到这儿找她的哥哥的，也的确雇了你帮忙，还说了你的好话——某种程度上的好话。她的确是怀疑她的哥哥扯进了不良帮派。你办这案子有钱赚吗？”

“不多，”我说，“我把钱还给她了。她根本没几块钱。”

“这一来，你就不用付那笔钱的所得税了。”贝福斯说。

弗伦奇说：“我们算是告一段落了。下一步得由地方检察官决定。我很清楚恩迪科特，要他决定这牌怎么玩，还得等到下星期二。”他朝门口打个手势。

我站起来。“我待在城里不走可以吗？”

他们懒得回答这问题。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我两肩之间的冰锥伤口干涩刺痛，伤口旁边的肌肉僵硬；半边脸和嘴因为被马格拉尚的猪皮手套扫过，感觉又麻又辣。我现在像是掉进茫茫大海，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嘴里有股咸味。

他们只是坐在那里扭头看我。橘发皇后还在噼里啪啦地打字。她听警察问话，就像舞蹈团编导看大腿一样无动于衷。他们健康、平静的脸上写满了他们经历过的沧桑。他们的眼睛老是一个样，阴沉沉灰蒙蒙的像在结冰的水。抿得紧紧的嘴，眼角细细的皱纹，瞪着人的空洞严肃的眼神——谈不上冷酷，但离慈悲有十万八千里，成衣店里买来的衣服，没什么格调；生活清苦但又以权力为自豪，时时刻刻要别人感觉到他们的权力，把权力推给你，摊给你看，狞笑看着你满地打滚，无情但没有恶意，残酷但偶发善心。你又希望他们怎么样？文明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整天看到的就是文明里的失败、灰烬、渣滓、无序以及混乱。

“你站在那儿干什么？”贝福斯尖声问我，“要我们狠狠吻你一下，吐你一脸口水？没有俏皮话回嘴了吗？太不幸了。”他的声音降低成模糊的嗡嗡声。他皱起眉头，拿起书桌上的一支铅笔，手指灵活地一用力，就把笔折成两段，他把那两段铅笔放在摊开的手掌上。

“我们给你的时间就这么多，”他尖着嗓子说，笑容全部撤走，“你现在就出去，把事情统统弄清楚。他妈的你以为我们放你走是为了什么？马格拉尚帮你找了个台阶下，好好利用吧。”

我抬起手搓搓嘴唇。我的嘴里牙齿太多。

贝福斯垂下眼睛看着桌子，拿起一份报告开始读。克里斯蒂·弗伦奇把椅子转回去，两脚跷在书桌上，透过打开的窗户看着外头的停车场。橘发皇后停止打字。屋子里突然充满了沉重的寂静，就像一块下坠的蛋糕。

我走出去，离开这寂静，如同逆水而行。

25

办公室又是空的，没有黑发长腿美女，没有戴斜框眼镜的小女孩，没有长了双歹徒眼睛、打扮齐整的褐色皮肤男子。

我坐在书桌后，看着光线变暗。路人回家的声音已经远去，外头的霓虹灯招牌开始隔着马路彼此较劲。有事情要办，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不管什么事，反正也是徒劳无功。我整理书桌，听着走廊上水桶拖过瓷砖的刺耳声音。我把文件收进抽屉，把笔筒摆正，拿出鸡毛掸子掸了掸窗户和电话，电话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中看起来幽暗光滑。今晚它不会响，没人会再打给我。现在不会，今晚不会，也许永远不会。

我把掸子连同里头的灰尘一起收起来，靠着椅背静静坐着，没有抽烟，也没有思考。我是一片空白。我没有面孔，没有思想，没有个性，连个名字也没有。我不想吃，不想喝。我是日历上昨天撕下的一页，揉皱了躺在垃圾桶底。

然后我把电话拖过来，拨了梅维斯·韦尔德的号码。铃响了又响。响了九次，够多的了，马洛。我猜没人在家。没人因为你而在家。我挂上电话。你现在又要打给谁？你哪里有个朋友可能会想听听你的声音？没有。没有人。

让电话响响吧，求求你们。总得有个人打来，把我接回地球做人类的一员吧。警察可以。马格拉尚也行。不需要有人喜欢我，我只是想逃离这颗寒气逼人的孤星。

电话响起。

“阿米哥，”她的声音在说，“有麻烦了，大麻烦。她想见你。她欣赏你，觉得你很诚实。”

“上哪儿？”我问。其实这不是个问题，只是我发的几个音。我猛吸凉凉的烟斗，头支在手上，对着电话沉思。毕竟是个可以交谈的声音。

“你会来？”

“要我熬夜伺候一只喉咙发炎的鹦鹉我都干。上哪儿去？”

“我去接你，十五分钟内到你的大楼下面。那地方要去可不容易。”

“回程呢？”我问，“还回得来吧？”

不过她已经挂断了。

坐在楼下小杂货店的餐台前时，我还有点时间吞下两杯咖啡，吃掉一块奶酪已经化掉的三明治——里头夹了两片劣等熏肉，就像枯水池中淤泥里的死鱼。

我疯了。真是好极了。

26

这是一辆黑色福特敞篷车，轻巧的车篷拉上了。我探头往车里看时，多洛雷丝·冈萨雷斯顺着皮椅向我这边靠过来。

“你来开吧，阿米哥，我一向不爱开车。”

杂货店的灯光照到她的脸上，她又换了衣服，不过还是一身黑，只是里面的衬衫是火红色的，外面是长裤配上一件颇像男式休闲夹克的宽松外套。

我斜靠在车门上。“她怎么没打电话给我？”

“她没有办法，她没有你的号码，而且时间不够。”

“怎么说？”

“她只能趁那人离开房间时偷偷打给我。”

“她从哪儿打的？”

“我不知道街道名，不过我找得到房子，所以我才得来接你。上车吧，得赶路。”

“好吧，”我说，“不过也有可能不好。年纪大又得了风湿，我现在凡事都很小心。”

“老爱耍嘴皮。”她说。

“能耍的时候我就耍，”我说，“我只是顶着一个脑袋瓜的普通人——这脑袋瓜有时候会惨遭不测。所谓的有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开头的。”

“今晚我们上床好吗？”她柔声说。

“这问题也是没有固定答案的。也许不行。”

“保证你不会浪费时间。我不是那种皮肤假得你可以在上头擦火柴的金发娃娃，像那种干过粗活的妞们一个个手脚粗大，膝盖突出，至于胸部嘛，啧啧，真是不提也罢。”

“就半个钟头，”我说，“我们先把上床的事放一边。这玩意儿很棒，跟巧克力圣代一样，不过有时候我是宁可撞墙也不上床。我看我现在就想撞墙了。”

我绕过车头，坐到方向盘后，发动引擎。

“往西走，”她说，“穿过贝弗利山，然后开下去。”

我松开离合器，滑绕过转角，往南开向日落大道。多洛雷丝又掏出她的褐色长香烟。

“你带枪了吗？”她问。

“没有。带枪干吗？”我的左臂内侧紧压到套在肩带上的鲁格枪。

“或许最好不要。”她用那把金色小镊子夹住香烟，然后掏出金色打火机点火，亮在她脸上的火光好像被她无底的黑色眼睛吞没了。

我转向西，开上日落大道，陷身于三条像是赛车场的车道间，一个个驾员仿佛漫无目的地开着他们的坐骑一路狂奔。

“韦尔德小姐有什么麻烦？”

“我不知道。她只说出了事，她很害怕，需要你在旁边。”

“你不会编个像样一点的故事吗？”

她没搭腔。我停在红灯前，扭头看她，她在黑暗里啜泣。

“我连梅维斯的一根头发都不会伤害，”她说，“我本来也没指望你会相信我。”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说，“你不编故事可能会更有帮助。”

她开始沿着坐椅靠向我这边。

“安分点，”我说，“我还得开这玩意儿。”

“你不要我把头搁在你的肩上？”

“这种路况还是不要。”

我停在费尔法克斯路的绿灯前，让别人左转，后头一个个喇叭按得震天响。我发动以后，紧接在我后头的车子马上岔转出来跟我平行，一个穿着汗衫的胖子扯着喉咙叫道：“买个吊床在马路上睡觉好了!”

他往前开，猛地一下钻到我的前头，我只好赶紧刹车。

“以前我还挺喜欢这里的，”我说，说说话总比生闷气好一点，“很久以前，威尔榭大道沿路都是树，贝弗利山是淳朴的小镇，西木区都是山丘和空地，地价便宜得离谱，可连半个买主也没有。好莱坞是一大片盖在城与城之间的木屋子。洛杉矶天气干燥晴朗，房子虽然难看、没有格调，不过大家日子都过得轻松惬意。洛杉矶那时的天气棒透了，现在只有聊着过过瘾的份。想当年大家都习惯睡在外头的前廊上，还有一小撮自封为知识分子的人说这儿是美国的雅典呢。臭美，不过那时候这儿至少不是到处闪着霓虹灯的贫民窟。”

我们开过拉谢纳加大道，开上斯特里普街。舞者餐厅一片亮光，露台上塞满了人，停车场像个爬满了蚂蚁的烂水果。

“现在我们有了像斯蒂尔格雷夫这样的角色当餐厅老板，有了像刚才那样对我破口大骂的街头疯子。我们有大把钞票，有神枪手，有抽佣金的，有一掷千金的阔佬，有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来的混混——还有克利夫兰。我们有这帮人经营的时髦餐厅和夜总会，有他们开的旅馆和出租公寓，还有一帮住在里面的骗子和女劫匪。这里跟所有无情的大城市一样，一点个性也没有，就像一次性的纸杯。有各种奢侈品，也有街头无赖，当然也少不了男同性恋装潢师和女同性恋服装设计师。在时髦的郊区里，亲爱的老父亲脱了鞋子坐在观景窗前看着体育版，自以为有个三车位的车库就是高级绅士；老母亲坐在公主梳妆台前想把鼓突突的眼袋用脂粉遮住；小男孩抱着电话，打给一个又一个高中女生，她们的英文都很蹩脚，化妆盒里统统摆了避孕药。”

“所有的大城市都一样啊，阿米哥。”

“真正的城市总有点别的，粪便底下总还有个独特的骨架。洛杉矶有好莱坞——可又恨它，但它真的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少了好莱坞，洛杉矶就只是个邮购城市，商品目录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在别处买到更好的。”

“你今晚可真够愤世嫉俗的，阿米哥。”

“我招来一堆麻烦，我现在会开车跟你上路是因为我的麻烦已经多到再添一点就像添糖霜一样。”

“你犯了什么错吗？”她问道，靠近我坐着。

“呃，只是四处收集尸体罢了，”我说，“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警察不喜欢我们业余的插手，他们有他们自己提供的服务。”

“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可能把我赶出城去，不过我才不在乎。不要硬挤过来好不好？我要用这只手臂换挡。”

她气鼓鼓地移开。“你这子人实在很别扭，”她说，“在洛斯特峡谷路右转。”

一会儿之后我们开过了洛杉矶大学。城里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如同一大片发光的地毯从坡地向南延伸，直到仿佛无穷的远处。空中一架飞机嗡嗡作响，两盏信号灯一眨一眨的。我在洛斯特峡谷路右转，绕过通往贝莱尔的大门，道路开始弯弯曲曲地上升。车子太多，车头灯沿着弯曲的白色水泥路闪着，发出刺眼的光。微风吹过隘口，可以闻到野鼠尾草的芳香、桉树的刺鼻味，以及淡淡的尘土味道。窗户在山坡上发出亮光。我们经过一个很大的白色两层楼住家，看起来价值一定不下七万元，房前的标志在灯光的映照下非常清晰：凯恩·泰瑞斯。

“下个路口右转。”多洛雷丝说。

我转过去，路开始变陡变窄，墙壁及灌木丛后面都是住家，但什么也看不清。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有辆亮着红色车灯的警车停在那里，岔路口右边有两部成直角停着的车子，有个手电筒在上下晃动。我放慢车速，停在和警车并排的地方。警车里头坐着两个警察在抽烟，他们没动。

“怎么回事？”

“阿米哥，我一点也不知道。”她声音沙哑退缩，也许有点害怕，但我不知道她在怕什么。

一个拿着手电筒的高个子绕到车旁，往我的身上一照，然后放下手电筒。

“今晚这条路不能走，”他说，“你们要去哪里？”

我拉起刹车，伸手接过多洛雷丝从手套箱里拿出的手电筒。我啪的一下打开开关，照着高个子。他穿着一条看起来颇为昂贵的裤子，运动衫的口袋上绣有姓名的起首字母，脖子上扎了条带圆点的围巾，戴了一副角质框架的眼镜，波浪形的黑发富有光泽。浑身他妈的好莱坞味道。

我说：“为什么不能走？难道你们立了新法？”

“法律就坐在警车里——如果你想跟他们谈谈。”他的声音有鄙夷的味道，“我们只是住在这附近的居民，这里是住宅区，我们可不希望它变质。”

有个扛着猎枪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站在高个子旁边。他把枪搁在左臂弯里，枪口朝下，但他看起来不像只是拿枪做做样子而已。

“这我没意见，”我说，“我对这个地方反正也没有什么伟大的计划。我们只是想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高个子冷静地问。

我转向多洛雷丝：“什么地方？”

“山上的一幢白屋，很高。”她说。

“你们打算到那上头干吗？”高个子问道。

“那房子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她冷冷地说。

他往她的脸上照了照。“你看起来棒极了，”他说，“不过我们不喜欢你的朋友。我们不喜欢在这种住家环境里开赌场的浑蛋。”

“我不知道有什么赌场。”多洛雷丝厉声说。

“警察也不知道，”高个子说，“他们连查都懒得查。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不关你的事。”多洛雷丝朝他啐了一口。

“回家织袜子去吧，亲爱的。”高个子说。他转向我。

“这条路今晚不能走，”他说，“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你以为你说的就算数吗？”我问他。

“要改变我们的计划光靠你可不行。你应该看看我们缴的税。当我们要求法律得到实施时，巡逻车里的那两只猴崽子——市政厅里还有一堆跟他们一个样的——就只会坐着发呆。”

我拧开门锁把车门打开，他退后几步让我出来。我走到巡逻车前，里头那两个警察懒洋洋地往后靠坐着，他们扩音器的音量已经调小，只能听到咕哝声，其中一个正在颇有节奏地嚼着口香糖。

“让出这条路让我们过去怎么样？”我问他。

“上头没下令，朋友。我们到这儿只是要维护安宁，有人想闹事，我们才插手。”

“他们说从那边上去有家赌场。”

“他们是这么说的。”警察回答道。

“你不相信他们？”

“连这种打算都没有，朋友。”他说着，往我身边吐了口口水。

“我们有急事得到那上头去。”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打着哈欠。

“多谢了，朋友。”我说。

我回到车里拿钱包，递了张名片给高个子，他往那上头照照，说：“怎样？”

他关掉手电筒，默默站着，他的脸开始在黑暗渐渐显出苍白的轮廓。

“这是公事，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过去，也许你明天就用不着到这儿来挡路了。”

“你可真会说大话，朋友。”

“你看我像是有钱得可以上私人赌场下赌注的吗？”

“她有可能，”他朝多洛雷丝瞟了一眼，“她可能是带了你来当保镖。”

他转向拿着猎枪的男人：“你觉得呢？”

“碰个运气吧。他们只有两个人，又都没醉。”

高个子又打开手电筒，来回晃了几下，有个引擎发动了，一辆挡路的车倒退到路边上。我回到车里，发动引擎，穿过空隙，从后视镜里看着挡路的车回到原位打开远光灯。

“这是唯一出入的路吗？”

“他们以为是，阿米哥。另外有条路，不过要穿过私人庄园，得绕过山谷走。”

“我们差点过不来，”我告诉她，“不过还不算太糟糕。”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阿米哥。”

“有恶臭味，”我不悦地说，“不会是野紫丁香。”

“真多疑。你连吻我都不想吗？”

“你这套功夫刚才在路口应该使点出来。高个子看起来很寂寞，你应该把他拖到灌木丛里。”

她用手背扇了我一个嘴巴。“你这婊子养的，”她不经意地说道，“前面路口左转，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爬了个坡，道路忽然到了尽头。前面是一个围了一圈白洗石的黑色大圆环，正前方是铁丝网，中间有一扇宽大的门，上头有个告示：“私人道路，不得闯入。”大门开着，门柱上一条铁链的尾端吊了把挂锁。我开车绕过一丛白色夹竹桃，到了一幢长形白色低矮住家前的停车场，屋顶铺瓦，角落处有一个四车位的车库，那上头是阳台。两扇车库的大门都是关着的。屋里没有灯光。高空中的月亮照在白色的灰泥墙上，发出蓝色的光。几扇矮窗拉上了帘子，阶梯底下四只装满垃圾的箱子排成一列。有个大垃圾桶横倒着，里头空无一物。还有两只旧铁桶，里面有些废纸。

屋子里没有半点声音，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我停下车，关掉车灯和引擎，静静地坐着。多洛雷丝移坐到角落里。车座好像在摇晃，我伸手过去碰她。她在发抖。

“怎么了？”

“出——出去，求求你。”她的牙齿好像在咯咯打战。

“你呢？”

她打开她那边的车门，跳出去。我从我这边下车，没关车门，钥匙留在锁孔里。她绕过车后，在她快靠近我但还没碰到我时，我几乎就可以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她使劲贴到我的身上，大腿抵着我的大腿，乳房紧贴上来，两臂环住我的脖子。

“我实在太傻了，”她轻声说，“他会因为这个杀了我的——就像他杀斯坦一样。吻我。”

我吻了她，她的嘴唇又热又干。“他在里头吗？”

“对。”

“还有谁？”

“没有别人了——除了梅维斯。他也会把她杀了。”

“听着——”

“再吻我一次，我没多久好活了，阿米哥。出卖那样的人——肯定不得好死。”

我推开她，但没用力。

她倒退几步，迅速抬起右手，手里现在握了把枪。

我看着那枪，高空中的月亮照着它发出黯淡的光。她平举着枪，手已经不再发抖。

“如果我扣下扳机的话，他可能就会对我推心置腹。”她说。

“他们在下面会听到枪声的。”

她摇摇头。“不会，中间隔了座小山。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听到，阿米哥。”

我在想，她扣扳机时，枪应该会跳起来，如果我在恰当的那一刻倒地——

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说话，我的舌头好像在嘴里胀大。

她慢慢地继续说，声音柔和而疲惫：“斯坦那次我根本无所谓，本来我就想自己动手宰了他的，痛痛快快地宰掉。那只猪猡。死没什么，杀人也没什么，不过把人引上死路——”她顿一下，好像是哽住了，“阿米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你。我应该已经过了那种糊涂的年龄。梅维斯把他从我的身边抢走，但我并没有想让他杀她，这个世界多的是腰包鼓鼓的男人。”

“他看起来很不错。”我说，还在看着握住那把枪的手，手现在稳稳的，一点也不抖。

她不屑地大笑起来。“当然，这种角色才厉害。你以为你够狠的了，阿米哥，比起斯蒂尔格雷夫，你只是个软柿子。”她放低手枪，现在我该扑上去了，但我没有把握。

“他杀的人已经有一打了，”她说，“每回他都笑眯眯的。我认识他很久了，在克利夫兰就认识。”

“是用冰锥吗？”我问。

“如果我把枪给你的话，你能帮我杀他吗？”

“如果我答应的话，你会相信吗？”

“会。”山下什么地方传来车声，但听起来像来自火星一样遥远，跟巴西丛林里的猴叫声一样没有意义，跟我没有关系。

“必要的话，我会杀他。”我舔舔嘴唇说。

我上身前倾一点点，膝盖弯曲，随时准备扑过去。

“晚安，阿米哥。我穿一身黑是因为我美丽狠毒——而且茫然。”

她把枪递给我，我接过来。我只是站在那里握着枪。静静地，好一会儿我们都没动。然后她微微一笑，甩甩头，跳进车里，发动引擎，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她让引擎空转，坐在那里朝外看着我，她的脸上现在有一抹笑容。

“刚才我表演得不错吧？”她轻声说。

然后车子刷的一下倒退，轮胎嘎吱一声猛地擦过沥青路面。车灯跳亮起来。车子绕了个弯，开过夹竹桃，车灯打向左边，开上那条私人道路。车灯在树木间慢慢远去，车声在树蛙拖长的欢叫声中逐渐淡去。然后声音没有了，有一会儿周遭一片死寂。除了疲倦的月亮以外，没有一丝光亮。

我拉开弹匣检查，里头有七颗子弹，后膛里还有一颗。少了两颗。我闻闻枪口，上回清理后开过火。开过两次，也许。

我把弹匣推回原位，让枪贴住手掌。是白色枪柄，点三二口径。

奥林·奎斯特身上中了两枪。我在那房间的地板上捡到的弹壳是点三二口径的。

而昨天下午在凡努斯旅馆三三二号房，用毛巾遮住脸孔的金发女孩正是拿着把白柄的点三二口径指着我。

这种事情你有时候会想得太多，也有可能想得不够多。

27

我蹑手蹑脚地走向车库，想打开那两扇大门中的一扇。门上没有把手，看来应该是用开关操作的。我用铅笔型的小手电筒在门框上照照，没看到开关。

我只得作罢，改道潜行到垃圾桶旁。木台阶引向一扇侧门，我想它总不会特地为了我而没锁。门廊下有另一道门，没锁，里头一片漆黑，飘出刺鼻的桉木味道。我进去后把门关上，又打开小手电筒。在角落里可以看到楼梯，那旁边有个像是轻型运货升降机的东西。机器大概看到我是人，不肯发动。我抬脚走上楼梯。

远远的某处发出嗡嗡声，我停住脚，嗡嗡声停住了。我再度起步，嗡嗡声没有跟进。我往上走到一扇没有门把手的门前——紧紧关着。又一个机关。

不过我找到了这门的开关，是设在门框内的一个活动的椭圆形金属片，太多的脏手碰过它了。我按下开关，弹簧锁咔嗒一声开了。我推开门，动作轻柔得像年轻的实习医生头一回接生一样。

里头是个门厅。月光穿过拉下帘子的窗户照亮了一个炉子的一角，以及在那上头的一个镀铬的浅锅。这厨房大得可以上舞蹈课。一道拱门引向餐具室，那里的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有一个水槽，一台大冰箱背靠着墙壁，还有许多调酒用的电动用具。选好你要的酒后按个按钮，四天后醒来，你已经在康复中心的橡皮床上了。

餐具室过去是一道回旋门。再往前是一间黑漆漆的餐厅，那里有个开口通往一间四壁都是玻璃的休息室，月光像水坝泄洪一样倾泻入内。

一条铺了地毯的走廊引向别处，从另一道拱门可以看到楼梯往上延伸进了一个更加黑暗的地方，但又好像伸入一个玻璃砖与不锈钢组合而成的地方一样，闪着微光。

最后我走到一个应该是客厅的地方。窗帘拉上了，非常幽暗，但感觉空间很大。这里的黑暗给人沉重的压迫感，我的鼻子抽动，因为不久前有人在此留下的味道仍久久不散。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黑暗中可能有头老虎在瞪着我；或许是个扛着大枪的家伙，两脚钉在地上，张着嘴巴轻轻呼吸；或许没有野兽也没有人，只是在不恰当的地方有着太多的想象。

我侧身走到墙边，胡乱摸索着想找电灯开关。总会有个电灯开关。家家都有电灯开关，通常在进门的右手边。你走进黑咕隆咚的房间，需要光线。顺手应该就可以碰到那个设在正常位置、正常高度的开关。这房间可不适用这一套。这房子打破常规，他们处理门和光的方式非常古怪。这回的机关或许玄之又玄，譬如得用高八度的音调唱歌，或是踩动地毯下某个扁平按钮，或是只要开口说“让这里有光”，麦克风便会接收信息，把音波震动变成低能量的电波，等电压达到一定的伏特，便会经由变压器触发一个水银按钮。

那天晚上我就像通灵的人。我置身黑暗，愿意不惜代价换取同伴。腋下的鲁格枪加上手里的点三二，让我顿时觉得自己是条硬汉。氰化物峡谷来的双枪侠，马洛小子。

我扯平唇上的皱褶，大声说道：“喂喂喂，这里有人需要侦探吗？”

没有回答，甚至连个回音都没有。我的声音落在寂静中，就像疲惫的头倒在天鹅绒枕头上。

然后琥珀色的亮光开始闪现在环绕这间巨室的飞檐后头，那光缓缓由暗变明，仿佛是由剧院里的电阻器控制的。厚重的杏色布幔遮住了窗户。

墙壁也是杏色的。远远那端有个吧台偏在一边，略略斜伸到餐具室旁的一方空间。有间凹室摆了些小桌子和有坐垫的椅子。几盏落地灯，几张软椅子，几张双人沙发，以及一般客厅会有的用具。地板正中有几张长桌子，用布盖住。

拦住我们上山的那些人的确不是睁眼说瞎话，不过赌场已经倒闭。这房间的生命已经掏空。它几乎是空的，但不完全是空的。

有个穿着淡可可色毛皮外套的金发女郎斜靠在一张老爷椅上，她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头发乱蓬蓬的，她的脸看起来不苍白，那是因为灯光不是白色的。

“喂喂喂，”她的声音死气沉沉，“我还是觉得你晚了一步。”

“晚了一步干什么？”

我走向她。这个动作我百做不腻，就算是在那时候，就算是在这幢死寂的房子里。

“你挺可爱的，”她说，“我本来不觉得你可爱。你找到办法进来，你——”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我得喝一杯，”一阵停顿之后她说，“否则我可能会倒下来。”

“这件外套挺好看的。”我说。我现在已经走到她的身边。我伸手触碰外套，她没动。她的嘴一动一动的，在颤抖。

“是石貂，”她低语道，“四万元，租来拍片用的。”

“这里是电影里的一幕吗？”我指着这个房间。

“这是我所有电影的最后一幕。我——我需要一杯。如果我抬脚走路的话——”清晰的声音淡隐成无声。她的眼皮上下乱跳。

“尽管晕倒吧，”我说，“你只要一晃，我就会接住。”

一抹笑容挣扎着想出现在她脸上。她紧闭双唇，费劲地想站稳。

“怎么说我晚了一步？”我问，“晚了一步干什么？”

“晚了一步让人宰。”

“呸！我整晚就在等这个。冈萨雷斯小姐带我来的。”

“我知道。”

我伸手碰了碰毛皮外套。四万元的东西摸起来真过瘾，就算是租来的。

“多洛雷丝会失望至极。”她说，唇线泛白。

“不会。”

“她想把你送上死路——跟她以前对付斯坦一样。”

“她原本也许有这打算，不过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她笑起来，是那种厌倦乏力的微笑，就像小孩子在游戏室的茶会里想表现得高人一等，不屑与众人为伍。

“你对女孩子可真有一套，”她低语道，“你他妈的是怎么办到的，白马王子？下了迷药的香烟？不可能是你的穿着、你的钱或者你的个性。你一样也没有。你既不年轻也不英俊，你的巅峰时代已经过了，而——”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就像调速器坏了的马达。到后来她只是连珠炮似的呓语不断。等她停下时，一声元气耗尽的叹息滑过，她双膝一软，往前直直倒在我的怀里。

如果是演戏，这一场实在太精彩了。我就算身上九个口袋统统有枪，现在也只有像生日蛋糕上九支粉红色的小蜡烛一样——只是摆设罢了。

但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凶狠的角色拿着自动手枪窥视我，没有斯蒂尔格雷夫挂着杀手冷漠的微笑找上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脚步声从我的身后来吓唬我。

她靠在我的臂弯上，柔软无力得如同一条湿毛巾，比奥林·奎斯特要轻，也没有那么僵死，但也重得足以让我膝关节隐隐作痛。我把她的头从我胸前推开时，她的眼睛闭着。她的呼吸微弱无声，微启的双唇略略泛青。

我右手放在她的膝下，把她抱到一张金色沙发上，让她瘫卧在上头。我直起身，走向吧台。

吧台的一角有个电话，但我找不到入口拿酒，于是我只好翻过台面跳进去。我拿到一瓶看上去还行的酒，上头贴了蓝银色的标签，印有五颗星，瓶塞已经松开。我把刺鼻的深色白兰地随手倒进非白兰地专用的酒杯，再翻过吧台，连酒瓶一起拿了过来。

她躺着的姿势没变，但眼睛已经睁开。

“你能握住杯子吗？”

她可以，只是需要一点帮助。她喝下白兰地，杯口紧紧抵住嘴唇，好像想止住哆嗦。我看着她往杯里呼气，杯壁一片水汽。她的嘴角缓缓浮现一抹笑容。

“今晚很冷。”她说。

她双腿移过沙发边缘，两脚放在地板上。

“还要，”她说，伸出杯子。我往里头倒酒，“你的呢？”

“我不喝。就算没酒，我的神经都已经受够了刺激。”

第二杯喝过后她颤了一下，但她嘴巴的青色已经消退，唇色也不再像红灯一样发出火光，眼角小皱纹也舒展了许多。

“谁让你受刺激了？”

“哦，很多女人忙着揽住我的脖子，晕倒在我的怀里，抢着吻我等等。像我这种没有游艇又穷困潦倒的家伙，这两天真的是享尽了艳福。”

“没有游艇，”她说，“那可不行。我向来就是娇生惯养的。”

“是哟，”我说，“你一出生就有卡迪拉克开。而且我猜得出是在哪里。”

她的眼睛眯起来。“真的？”

“你早就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对不对？”

“我——我——”她接不下去，打了个无助的手势，“我今晚想不出半句台词。”

“这部片子是大制作，”我说，“你吓坏了。”

“我们俩真就像一对疯子在讲话。”

“我们可以恢复正常。斯蒂尔格雷夫在哪里？”

她只是看着我。她递过空杯子，我接住随手一放，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她的也没离开我，感觉好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分钟。

“他本来在这儿，”她终于说，很慢很慢，仿佛每个字她都得自己发明，“给我一根烟好吗？”

“烟鬼。”我说。我掏出两根放进嘴里点上，然后上身前倾，往她的两片朱唇中间塞一根。

“你这动作真的是俗套至极，”她说，“也许除了蝴蝶之吻以外。”

“做爱的滋味很棒，”我说，“如果不用回答任何问题的话。”

她慵懒地吸了口烟，眨眨眼，然后抬起手来调整香烟。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法把香烟放到女人想要的位置。

她甩甩头，让松散柔软的头发飞覆颊上，然后睨眼看看这一招有没有击中我的要害。她脸上所有的苍白都已消失，双颊微微泛红，但她的眼里有某种神色，像是在等待。

“你人很不错，”她见我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便说，“以你们这一类人的标准来看。”

这一招对我也没效。

“不过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你是哪一类人，对吧？”她霍地笑起来，一滴眼泪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流下她的脸颊。

“你的表现也许不管用哪一类人的标准来看都很好。”

她懒懒地取下香烟，把手放嘴里，轻咬着。“我是怎么搞的？喝醉了吗？”

“你在拖延时间，”我说，“不过我还不能确定你拖时间是为了等人来，还是放人跑。不过也有可能只是受惊过度以后又灌了白兰地。你是个小女孩，只想躲进妈妈的围裙放声大哭。”

“不会是我的妈妈，”她说，“那和躲进接雨水的桶里没两样。”

“这话我不予置评。说了半天，斯蒂尔格雷夫在哪儿？”

“不管他在哪儿，你都应该感到高兴。他打定主意要杀你——本来。”

“是你要我来这儿的，对不对？你那么喜欢他吗？”

她把烟灰从伸平的手背上吹开，有一丝飘进我的眼睛，我眨了一下。

“应该是的，”她说，“曾经。”她把一只手搁在膝上，手指伸直，细看着指甲。她的眼睛慢慢抬起，头没动。“想想好像是一千年前，我碰到这么个安静和善的小个子，他很有绅士风度，而且不会四处到酒馆摆阔。对，我喜欢过他，非常喜欢。”

她把手凑到嘴上，咬着指关节，然后又把同一只手插进貂皮外套的口袋，掏出一支白柄的自动手枪，和我身上那把是一对。

“到最后我用这个表示我的爱。”她说。

我走上前从她的手里接过枪。我嗅嗅枪口。没错，这两把枪都开过火。

“你不用条手帕包起来吗，跟电影里一样？”

我只是把枪扔进我的另一个口袋，好让它沾点烟草，外加几粒只长在贝弗利市政厅东南方斜坡上的种子，也许可以让警方的化验人员好好忙一场。

28

我咬着唇角看了她一会儿。她也在看我，我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然后我就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搜寻起来。我掀开长桌上的防尘布，那底下是赌轮盘的格局，但没有旋转盘。桌底下也空无一物。

“试试上头有木兰花的椅子。”她说。

她没用眼神示意，所以我只好自己找。还真的花了不少时间。那是一张高背安乐椅，有印花棉布套，是那种很早以前你会生堆炭火缩在上头避风寒的椅子。

椅子背对着我。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椅子几乎面对着墙，虽说如此，我原先从吧台过来时没发现他也真的是可笑之至。他的头往后仰，斜坐在椅子的一角，翻领上的红白康乃馨看起来新鲜得就像卖花女刚刚帮他别上去一样。他的眼睛半睁着，这种死法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两眼瞪着天花板一角的某个点。子弹穿过他对襟夹克外面的口袋,开枪的人知道心脏在哪里。

我碰碰他的脸颊，还是温的。我抬起他的手，然后松开，手臂落下时绵软无力，感觉没有半点生命力。我伸手轻触他的颈部大动脉，没有血液在流动了，夹克上的血迹也很少。我用手帕擦净我的手，默默站着俯视他安静的脸。所有我做过的或没做过的，所有错的跟对的——全是浪费。

我走回去，坐在她的近旁，揉着自己的膝盖骨。

“我能有什么选择？”她问道，“他杀了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犯不着杀他。”

“总得有人动手——而且要快。”

她的眼睛陡然睁大。

我说：“难道你都没有想过，为什么斯蒂尔格雷夫一直没找我的麻烦，昨天他又为什么让你跑到凡努斯旅馆，而不亲自上阵？难道你都没有想过，像他那样有办法有经验的人，为什么没有想尽办法把那些照片抢过来？”

她没回答。

“照片的事你知道有多久了？”我问。

“几个星期，将近两个月。我们共进午餐后几天，我——我就收到一张照片。”

“是斯坦死后？”

“嗯，当然。”她说。

“你想到是斯蒂尔格雷夫杀了斯坦吗？”

“没有。为什么会想到？今晚我才知道。”

“你收到照片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哥哥奥林打电话给我，说他失业了，身无分文。他需要钱。他没提照片，用不着。我知道照片是谁拍的。”

“他怎么有你的号码的？”

“你说电话吗？你又是怎么得到的？”

“花钱买的。”

“呃——”她微微摆了下手，“还是报警把这件事了了吧。”

“等等。然后呢？寄来更多照片？”

“一个星期一张。我把照片拿给他看过，”她指指印刷花棉布椅，“他很不高兴。我没跟他提奥林。”

“他应该知道。他有本事查得到。”

“大概吧。”

“不过没查到奥林藏身的地方，”我说，“要不然他也不会等那么久。你是什么时候告诉斯蒂尔格雷夫的？”

她把视线移开，手指头揉着手臂。“今天。”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

“为什么选今天？”

她吸了一口气。“求求你了，”她说，“不要问我一堆没用的问题，不要折磨我。你帮不了什么忙。我本来以为你可以——所以才打电话给多洛雷丝。现在事情已经有了变化。”

我说：“好吧。有件事你好像不太了解。斯蒂尔格雷夫知道不管拍照的是谁，他要的是钱——很多钱，他知道勒索的家伙迟早非露面不可，斯蒂尔格雷夫等的就是这个。他根本不在乎照片，他为的只是你。”

“他还真的证明了呢。”她疲惫地说。

“以他的方式。”我说。

她冰冷、平静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他杀了我的哥哥，他自己告诉我的。坏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在好莱坞你什么稀奇古怪的人都会碰到，对吗——包括我？”

“你以前喜欢过他。”我不客气地说。

红晕飞上她的脸颊。

“我不喜欢任何人，”她说，“我喜欢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她瞟一眼高背椅。“我昨晚就不再喜欢他。他向我问到你，问你是什么人之类的。我告诉他，我不得不承认那人死在床上时我在凡努斯旅馆。”

“你本来打算要告诉警方？”

“我本来打算要告诉朱里斯·奥本海默，他会知道怎么处理。”

“就算他不行，他总有只狗可以。”

她没笑，我也没有。

“要是奥本海默没办法，我的明星梦就算完了，”她漠然地补充道，“现在我是什么都完了。”

我掏根香烟点上。我递给她一根，她不要。我不急，时间对我好像已经失去意义，其他的一切也一样，我已经疲惫至极。

“你说得太快，我跟不上，”一会儿之后，我说，“你到凡努斯旅馆的时候，不知道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

“对。”

“那你去那里干吗？”

“买回那些照片。”

“这可说不通，照片当时对你没有半点意义，那上头就只有你跟他在一起吃午饭。”

她瞪着我，又紧紧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得大大的。“我不想大叫，”她说，“我说了我不知道。不过他那时候在坐牢，我总猜得出来有什么事他瞒着不想跟我说。我知道他做过一些事，大概吧，可是没想到会扯上杀人。”

我说：“嗯。”我站起来，再度绕过高背椅。她的视线缓缓游动，盯着我。我俯身向着死掉的斯蒂尔格雷夫，摸摸他左侧的腋下，那儿有把枪插在套子里，我没碰。我走回去，坐回到她的对面。

“摆平这个可得花大钱。”我说。

这是她头一回笑，略微一笑，不过肯定是笑。“我没有大钱，”她说，“所以不必谈了。”

“奥本海默有。你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是百万身价。”

“他不会冒这个险。电影这一行有太多的人拿着刀子想切蛋糕，他会乖乖认栽，六个月以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你才说了你想找他帮忙。”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一脚踩进粪坑，可是没做什么坏事的话，我会找他。不过我现在已经做了。”

“巴娄呢？你也是他的摇钱树。”

“现在我不管对谁都是一文不值了。算了吧，马洛，你是好意，不过我很清楚那些人。”

“那就得由我负责了，”我说，“你找我来真的是找对了。”

“太棒了，”她说，“你来摆平，亲爱的，免费提供服务。”她的声音又变得细薄脆弱。

我起身，跟她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我抓着她的手臂，把她的手从毛皮外套的口袋里拉出来，然后握住那手——摸起来几乎是冰的，虽然刚才还窝在毛皮里。

她扭过头，直直地看着我，轻轻摇一下头。“相信我，亲爱的，我不配——连上床都不配。”

我把那手翻过来，想扳开手指。她的手指僵硬，想要抗拒。我一根一根掰开来，把她的手掌抚平。

“告诉我你为什么身上有枪。”

“枪？”

“不要花时间想，告诉我就行。真的是你打死他的吗？”

“怎么不是，亲爱的？我本以为他还把我当回事。是虚荣心作祟吧，他真的把我骗住了。斯蒂尔格雷夫那种人根本谁都不当回事，所以梅维斯·韦尔德这种人也不再把任何人当回事了。”

她从我的身边挣开，微微一笑。“真的不应该给你那把枪的，如果杀了你，搞不好我就可以脱身呢。”

我掏出枪，伸手递给她。她接过去，猛地站起来，枪口指着我，微微的、疲累的笑容再度牵动她的嘴唇。她的手指稳稳地搁在扳机上。

“射高点，”我说，“我穿了防弹衣。”

她握枪的手垂下来，有一会儿她只是站在那里瞪着我。然后她就把枪扔到沙发上。

“我不太喜欢这个脚本，”她说，“台词我不喜欢，不像我——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她笑起来，低头看着地板，她的鞋尖在地毯上前后移动。“跟你聊得很过瘾，亲爱的。电话在吧台那头。”

“谢谢，你记得多洛雷丝的号码吗？”

“干吗找多洛雷丝？”

她见我没答话，便把号码给了我。我走向吧台一角拨号，跟以前一样的程序。晚上好，贝尔西别墅，请问是哪位找冈萨雷斯小姐。请等一下，嘟——嘟，然后一个黏腻的声音说：“喂？”

“我是马洛，你是真的想跟我过不去啊？”

我好像听到她抽了一口气。应该不会，电话上其实听不到。有时候你会以为你听得到。

“阿米哥，我可很高兴听到你声音哟，”她说，“我真是太太高兴了。”

“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我不知道。也许吧，很遗憾。我非常喜欢你。”

“我这儿有点小麻烦。”

“他是不是——”停顿了很久。用公寓电话，她谨慎地问，“他在那儿吗？”

“呃，可以这么说。他在，可是也不算在。”

我这回真的听到她的吸气声了，长长地往里抽口气，听起来像在吹口哨。

“还有谁在那儿？”

“没别人，只有我跟我的家庭作业。我想问你一件事，生死攸关的事。说实话，今晚你给我的那玩意是从哪儿弄来的？”

“怎么，从他那儿啊。他给我的。”

“什么时候？”

“今晚早些时候吧。有什么不对？”

“多早？”

“六点吧，我想。”

“他为什么把枪给你？”

“他要我保管。他随时都佩着枪。”

“要你保管，为什么？”

“他没说，阿米哥。他那人和行事风格就是那样，不会经常为自己解释。”

“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他给你的东西？”

“怎么——没有，我没注意到。”

“不对，你注意到了，你注意到那枪已经开过火，闻得出火药味。”

“可是我明明没——”

“不对，你注意到了，我知道。你很纳闷。你不想保管。你没有保管，把枪还给了他。你本来就不爱带枪。”

久久没有声音。她终于开口道：“当然，事情就是那样。不过他为什么要给我枪？我是说，如果他真的给了我的话。”

“他没有告诉你原因。他只是想找个人藏把枪，可是你不肯，记得吧？”

“我得这样说吗？”

“对。”

“这样做我安全吗？”

“你什么时候顾虑过安全啊？”

她轻声笑笑。“阿米哥，你太了解我啦。”

“晚安。”我说。

“等等，你还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连电话都没打过给你。”

我挂上电话，转过身。

梅维斯·韦尔德站在地板正中注视着我。

“你的车在这儿？”我问。

“对。”

“走吧。”

“走了干吗？”

“回家，就这样。”

“你解决不了的。”她柔声说。

“你是我的客户。”

“我不能让你收拾烂摊子。我杀了他，凭什么让你中蹚浑水？”

“别拖了。离开的时候走后门，不要走多洛雷丝带我进来的那条路。”

她直直看进我的眼里，绷着声音重复道：“是我杀了他。”

“你说的我一个字也没听到。”

她的牙齿咬住下嘴唇，狠狠地咬住。她好像无法呼吸，僵立着不动。我凑到她的旁边，伸出一根指尖点到她的脸颊上，然后用力按下去，又看着白点转红。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动机，”我说，“这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是我欠警察的。这场游戏里，我在牌上做了手脚。他们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发狂。”

“说得好像他们真的要等人提供机会哩。”她说，然后猛地转身走开。我看着她走向拱门，等着她回望。她一直走下去，没回头。过了很久，我听到呼哧声，然后是某个重物哐啷作响——车库门拉起。有辆车在远处发动，然后引擎转动，停顿一下后，呼哧声又响起来了。

等这一切结束后，车声已经非常遥远。我现在什么都听不到了。这房子的寂静厚厚地将我层层包住，就像裹在梅维斯·韦尔德肩头的貂皮外套。

我把杯子跟白兰地酒瓶拿回吧台，然后翻爬过去，在小水槽里洗净杯子，把酒瓶放回架上。这回我找到了暗藏的开关，啪哒一声打开设在吧台尾端电话那头的门。我走回斯蒂尔格雷夫身边。

我拿出多洛雷丝给我的枪擦干净，让他无力的手握住枪柄，然后放开，枪闷声落到地毯上，位置看起来挺自然的。这么做倒不是为了指纹，他应该老早就学到不能在枪上留下指纹。

这下我就还剩三把枪。他枪套里的那把我掏了出来，放到吧台底下的架子上——用毛巾包好。鲁格枪我没碰。另一把白柄自动手枪在我的手上。我得决定他中的弹是从离他多远的地方射过去的。应该超过烧焦皮肤的距离，但或许只是超过一点点。我站在离他约莫三英尺远的地方，射出两颗子弹，子弹越过他平和地嵌进墙壁。我把他坐的那张椅子拖过来，让它面向房间， 然后把小型自动手枪放在轮盘桌上盖的防尘布上。我碰碰他的颈侧肌肉——通常这是首先变硬的。我说不出到底硬了没有，不过他的皮肤的确是比原先要凉。

没有他妈的多少时间能让我东摸西摸了。

我走向电话，打到洛杉矶警察局。我请警方接线员转接克里斯蒂·弗伦奇，刑事组传来一个声音说，他已经回家了，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我说是他在等的一件私事。他们给了我他家里的号码，很不情愿，倒不是因为他们在乎，而是因为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喜欢给任何人任何东西。

我拨号过去，一个女人接了，尖声叫他的名字。他听起来显得平和安适。

“我是马洛。你在干吗？”

“念笑话给孩子听，他该睡觉了。什么事？”

“记得昨天在凡努斯旅馆你说过，如果有人能抓到威皮·莫耶的把柄，就算交到你这个朋友？”

“是啊。”

“我需要朋友。”

他听起来没什么兴趣。“你逮着他什么了？”

“我是假设他有别的身份，斯蒂尔格雷夫。”

“太多假设了，伙计。我们就是起了这念头，才把他关进牢里，结果可没有挖到金矿。”

“有人跟你密报，背后其实就是他在主使。这样一来，斯坦给人干掉的那个晚上，他就会关在你知道的地方。”

“这全是你瞎编的——难道你有证据？”他的声音里少了那么一点轻松。

“要是有人从牢里的医生那儿要到外出证，你能查得到吗？”

一阵沉默。我听到小孩的抱怨声，以及女人在跟小孩讲话的声音。

“这种事发生过，”弗伦奇语气沉重，“不知道。想要到外出证可不容易，而且他们会派警卫看住他。难道他连警卫那一关也打通了？”

“这是我的理论。”

“最好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我在斯蒂尔伍德高地。房子很大，有人打算聚赌，附近的居民抗议。”

“这事我知道。斯蒂尔格雷夫在那儿吗？”

“他在这里。就我们两个。”

又是一阵沉默。小孩扯着嗓门叫，我想我听到了一声耳光。小孩叫得更响了，弗伦奇在跟某人大叫。

“要他来听电话。”弗伦奇终于说。

“你今晚脑袋不太灵光，克里斯蒂，你以为我打电话给你干吗？”

“哦，”他说，“猪脑袋。告诉我那边的地址。”

“我不知道。不过地方是在斯蒂尔伍德高地塔台路的尽头，电话是哈尔达尔九一五○三三。我会等你。”

他重复了一次号码，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这回你等着别走，嗯？”

“总得有这么一次。”

电话咔的一声，我挂断了。

我在屋内穿行，找到有灯的地方统统打开，然后从后门出去，站在台阶顶端。停车场有灯。我捻亮了，然后拾级而下，一路走向夹竹桃丛。私人入口的门和刚才一样是敞开的，我砰的一下关上，把链子钩好，把挂锁锁上。我转身回去，脚步缓慢，抬头看着月亮，闻闻夜晚的空气，倾听树蛙和蟋蟀的鸣声。我步入屋内，找到前门，把那里的灯也打开。前面有个很大的停车位，还有种了玫瑰的圆形草坪。但要离开的话，得溜到屋子后头才行。

这地方是个死角——只除了穿过邻地的车道。不知道是谁住在那里。远远地透过林木，我可以看到一幢大房子的灯光。或许是某个好莱坞的大人物——专门演满脸口水的香吻和经过处理的床戏。

我走进屋里，摸摸我才发射过的那把枪，够凉了。而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也开始现出决意不再醒来的死相。

没有警笛的嘶鸣声。但终于可以听到有车开上山来，我出门迎接，我跟我美丽的梦。

29

他们一副平日里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强硬冷静，眼露亮光，带着警惕和怀疑。

“好地方，”弗伦奇说，“客人在哪儿？”

“那里头。”贝福斯没等我答话就抢着说。

他们不慌不忙地往里走去，站在斯蒂尔格雷夫前面一脸严肃地低头看着。

“死了，你说是吧？”贝福斯说，好戏开锣了。

弗伦奇弯下腰，拇指和食指夹住扳机护环，捡起地上那把枪。他的眼睛瞥向侧面，努努下巴，贝福斯把一支铅笔插入枪管，把桌上那把白柄手枪挑了起来。

“指纹全在该在的地方，希望，”贝福斯说，他嗅了嗅，“嗯，没错，这宝贝是用过。你的呢，克里斯蒂？”

“开过火，”弗伦奇说，他又嗅一下，“不过不是刚才。”他摸出个夹在口袋上的手电筒，往枪管里照照。“几小时以前。”

“在湾城，怀俄明街的一幢房子里。”我说。

他俩的头不约而同地转向我这边。

“猜的？”弗伦奇缓缓问道。

“对。”

他走到盖了布的桌前，把枪搁在离另一把不远的地方。“最好立刻写上标签，弗雷德。这两把是双胞胎，标签上我俩都得签字。”

贝福斯点点头，在口袋里掏掏弄弄，然后拿出两张绑线标签。这种东西警察一向随身携带。

弗伦奇回头看我。“猜谜大赛结束，我想听听你知道的部分。”

“一个我认识的女孩今晚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一个客户在这里，处境危险——因为他。”我抬抬下巴指向椅子上的死人，“那个女孩跟我一起开车上来，我们好不容易才通过路障，有几个人看到我们。她让我在屋后下车，然后回家了。”

“她有名字吧？”弗伦奇问。

“多洛雷丝·冈萨雷斯，贝尔西别墅，在富兰克林大道。她是拍电影的。”

“嗬。”贝福斯骨碌碌转着眼睛说。

“你的客户是谁？以前提过的那个？”

“不是，另外一个。”

“有名字吧？”

“还没有。”

他们瞪着我，硬邦邦的脸上闪着机警。弗伦奇的下巴动的时候好像在跳，肌肉疙瘩出现在他的下巴两侧。

“新规则，嗯？”他轻声说。

我说：“对外能发表什么总得有个协议，地方检察官应该会同意这一点的。”

贝福斯说：“你太不了解我们的地方检察官了，马洛。对外发表什么他是全权决定，就像我全权决定晚餐要吃几颗嫩青豆。”

弗伦奇说：“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她没有名字。”我说。

“要查出来我们少说有一打办法，小子，”贝福斯说，“何苦来这一套，搞得大家统统不好过？”

“不能对外公布，”我说，“除非已经正式宣布罪名。”

“你是自讨苦吃，马洛。”

“该死的，”我说，“这家伙杀了奥林·奎斯特。你把那枪拿到局里，看看跟奎斯特身上的弹孔合不合。在你把我逼上绝路以前，至少能先通融我这么一点吧？”

“我连个屁都不想通融你。”弗伦奇说。

我没吭声。他看着我，眼里闪着冷冷的恨意。他的嘴唇缓缓嚅动，声音重浊：“他拿着这把枪时，你在这儿？”

“不在。”

“谁在？”

“他在。”我说，看着对面死掉的斯蒂尔格雷夫。

“还有谁在？”

“我不会跟你撒谎，”我说，“可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不想说的事情——除非照我开的条件。我不知道他手上拿着枪时，谁在这里。”

“你到的时候，谁在这里？”

我没回答。他慢慢转过头去，对贝福斯说：“上铐，反手。”

贝福斯犹豫了一下，然后从他的左边屁股口袋里抽出一副钢制手铐，朝我走来。“把手背在后头。”他的声音不太自在。

我照做了，他咔嚓上了手铐。弗伦奇慢步踱过来，站在我的前面，他的眼睛半闭，眼圈疲惫得发灰。

“我要发表一段小小的演讲，”他说，“你肯定不会喜欢。”

我什么也没说。

弗伦奇说：“情况是这样的，宝贝，我们是警察，所以人见人厌，现在雪上加霜，我们还得应付你。难道我们还没被欺负够吗？地检处那帮人，还有市政厅的，外加日班主管、夜班主管、商会的家伙，还有尊贵的市长大人——他的一间镶了壁板的办公室，面积是我们刑事组所有人工作的三个烂房间加起来的四倍大。知不知道我们去年得应付一百一十四件谋杀案，那三个房间里的椅子还不够值班的警员坐？我们的生命都耗费在翻捡一堆堆肮脏的内衣裤，闻人家的一口大烂牙上。我们得爬上黑咕隆咚的楼梯，突袭恶毒的流氓地痞，而且有时候我们还爬不到楼梯口。我们的老婆只有忍着饿等我们吃晚饭，一晚、两晚，还有其他数不尽的晚上。到后来我们根本没法回家。有时候就算回到了家，我们已经他妈的累得吃不下，睡不着，也看不进报上印的那堆骂我们的胡话。我们住的是三流街道的三流房子，晚上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外头净是一些酒鬼浑叫厮闹，搞了半天好不容易就要睡着，闹钟偏偏又响起来，我们只有起床从头再来一次。我们做的没一样是对的，从来没有。如果我们拿到犯人口供，我们就是严刑逼供，他们说。还有律师在法庭上说我们是盖世太保，我们的语法稍有疏漏就在旁边挤眉弄眼讥笑个不停。如果我们办案出了错，那就得被罚穿上制服到贫民窟巡逻，他妈的凉快的夏天晚上还得从排水沟里拉出醉汉，得听妓女破口大骂，得从穿着佐特西装(1)的混混手上抢刀子。不过老天好像还嫌我们这样不够痛快，我们还得有你。”

他停了下来，吸进一口气。他的脸好像因为流汗的原因，有点发亮。他的屁股抬高，上身前倾。

“我们还得对付你，”他重复道，“我们还得看着拿了执照开业的浑球跟我们捉迷藏，隐瞒资料，踢出满天灰尘让我们呛半天。我们还得对付你这家伙隐藏证据、伪造现场、设下连白痴都不会上当的计谋。我给你个封号叫他妈的下流的吃里爬外的偷窥狂，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宝贝？”

“你希望我介意吗？”我问他。

他挺直腰。“我是希望，”他说，“希望你他妈个头。”

“你说的有一部分对，”我说，“不是全部。每个私家侦探都得跟警察玩游戏，有时候还真的有点搞不清到底游戏规则是谁在定，有时候他没法信任警方——而且不无道理,有时候他只是不小心踩进粪坑，还得照着手上的牌打下去。其实他真的希望能重新发牌从头来过。他只希望能继续混碗饭吃。”

“你的执照宣告无效，”弗伦奇说，“从现在开始，所以你已经可以不用为这个问题伤脑筋了。”

“对不起，得当初发执照给我的委员会说无效才算无效。”

贝福斯静静地说道：“该办正事了，克里斯蒂，这些话以后再说也不迟。”

“我是在办正事，”弗伦奇说，“用我自己的方法。这小子还没明白过来呢，我在等他说个俏皮话来解解闷。可别告诉我你一肚子笑话已经统统用光了，马洛。”

“请问你是要我说什么？”我问他。

“猜猜看。”他说。

“你今晚是想吃人肉，”我说，“你想把我劈成两半，不过你得找个借口。你要我给你提供个借口？”

“也许会有帮助。”他咬牙切齿地说。

“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做？”我问他。

“我可不敢想象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他舔舔上嘴唇，右手松松垮垮地垂在体侧。他的拳头握紧了又放松——不自觉地。

“慢慢来，克里斯蒂，”贝福斯说，“放轻松点。”

弗伦奇没动。贝福斯走过来，挡在我俩中间。弗伦奇说：“站一边去，弗雷德。”

“不要。”

弗伦奇抡起拳头，狠狠朝他的下巴尖击过去。贝福斯往后踉跄两步，把我撞出去。他的膝盖发软，弯着腰猛烈地咳嗽。他慢慢摇着头，腰还是弯着，过一会儿才咕哝一声直起身子。他扭头看我，咧嘴笑着。

“这是最新式的拷问法，”他说，“两个警察打得死去活来，嫌犯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精神崩溃。”

他的手举起来，摸摸下巴——已经看得出肿了。他的嘴在笑，可是眼神还有点涣散。弗伦奇像生了根似的静静站着不动。

贝福斯拿出一包烟，抖出一根，然后把香烟包凑到弗伦奇的面前。弗伦奇看看香烟，看看贝福斯。

“干这行干了十七年，”他说，“连我老婆都恨我。”

他举起张开的手掌，轻轻地在贝福斯的脸上扇了一下。贝福斯还在笑。

弗伦奇说：“我刚才揍的是你吗，弗雷德？”

贝福斯说：“没人揍我，克里斯蒂，我可不记得。”

弗伦奇说：“拿掉他的手铐，带他到外头的车子上。他得坐牢。必要的话，把他铐到车上的铁栏杆上。”

“好。”贝福斯绕到我的身后，手铐松开。“来吧，宝贝。”贝福斯说。

我死死瞪着弗伦奇。他瞧我的样子好像我是壁纸，他的眼睛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我。

我穿过拱门走出这幢房子。

【注释】

(1)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种上衣肩宽而长、裤子高腰裤口狭窄的男子套装。

30

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作为警察来说他实在太矮太瘦了，但他确实是个警察，一是因为他人在那里，再则是因为他探过身到桌面去拿牌时，我可以看到他腋下的枪套，和一把警用点三八口径的枪柄底部。

他没怎么说话，不过他开口时声音悦耳，柔和得像流水。他的笑容带来满室的温暖。

“好牌。”我说，隔着摊在桌上的牌看着他。

我们在玩双人接龙。或者该说他在玩，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他，盯着他非常干净、非常灵巧的小手伸过桌面摸张牌，然后轻巧地把牌翻个面，摆到别的地方。他做这动作时，嘴唇稍稍撅起，吹出无调的口哨——低柔的口哨声，就像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多大把握的新的引擎。

他微微一笑，在一张黑十上摆一张红九。

“你闲暇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我问他。

“弹钢琴，”他说，“我有架七英尺长的斯坦威。最爱弹莫扎特和巴赫。我有点老派，很多人都觉得他俩的东西枯燥，我不这样认为。”

“好牌。”我说，抽张牌放在某处。

“莫扎特有些曲子的难度会把你吓一跳，”他说，“弹得好的话，听起来好像简单之至。”

“有谁弹得好？”我问。

“施纳贝尔。”

“鲁宾斯坦呢？”

他摇摇头：“太沉重，太情绪化。莫扎特只是音乐，不需要演奏家多加诠释。”

“我敢说很多跟你谈过的人一定都会认罪，”我说，“喜欢这个工作？”

他移动另一张牌，略略弹一下手指。他的指甲发亮，但很短。可以看得出他这人喜欢移动双手，用手做些微小细致、不很明显的、没有特殊意义的动作，但平滑、流畅、轻盈如同天鹅的绒毛。他的手代表他的人，细致地处理细致的事情，但不是软弱。莫扎特，没错。看得出来。

约莫五点半，纱窗外头的天空开始露出曙光。角落里书桌的活动桌面已经合上。房间还是我前一天下午待过的房间。桌子另一头躺着方方正正的木匠用铅笔——湾城的马格拉尚警官把它掷向墙壁后，有人捡起来放在那里一直没动。克里斯蒂·弗伦奇坐过的扁平书桌上头全是烟灰。一个先前的烟屁股攀附在玻璃烟灰缸的边缘。一只飞蛾绕着头顶那盏有垂绳开关的电灯直转——灯上覆着的绿白色玻璃灯罩现在还可以在乡间旅馆看到。

“累了？”他问。

“累垮了。”

“你犯不着把自己扯进这笔纠缠不清的糊涂账里头，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没有必要拿枪杀人？”

他的笑容很温暖：“你没有杀人。”

“你怎么知道？”

“常识——加上在这儿陪很多人坐过的丰富经验。”

“我想你一定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说。

“这是夜班，白天我就可以练琴。我已经做了十二年，见识过不少怪人。”

他及时抽了一张A摆出来。这牌已经快成死局了。

“很多人跟你认罪？”

“我不听人认罪，”他说，“我只负责营造气氛。”

“为什么要放弃精彩部分？”

他的身体往后一靠，用手中的牌沿儿轻敲桌沿儿，笑容又回来了。“我什么也没放弃。我们早就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

“那他们抓了我来到底用意何在？”

这问题他不愿意回答。他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我想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了。”他站起来，走向门口，把门打开一半，跟门外的人轻声说话。然后他又走回来，坐上原位，看着我们现有的牌。

“没救了，”他说，“再摊三张就是死局。重新来过怎么样？”

“一开始我就没想玩。打牌我没兴趣，爱下棋。”

他猛地抬眼看我。“怎么不早说？我也是比较喜欢下棋。”

“不过现在我真正想要的是一杯跟犯罪一样苦涩的滚烫的黑咖啡。”

“随时会来。不过我可不敢保证这咖啡符合你的标准。”

“啐，随便什么我都喝。呃，如果我没杀他，那又是谁？”

“他们就是为这个在伤脑筋吧，我想。”

“他被干掉他们应该高兴才对。”

“高兴大概没错，”他说，“不过他们不喜欢他那种死法。”

“以我个人来说，我倒觉得那种死法干净利落。”

他默默看着我。他两手揽了牌堆成一堆，把牌全部翻向正面，顺好牌对齐，然后熟练至极地把牌分两路叠起，牌像流水一样涌出他的手，快得叫人眼花。

“如果你的枪法也这么快的话——”我开口道。

牌流止住。没看到什么明显的动作，只见一把枪已经取而代之。他把枪轻轻握在右手中，瞄准房内远远一角。子弹射出，牌流又开始外涌。

“你在这儿是糟蹋人才，”我说，“你应该到拉斯维加斯的。”

他拾掇起其中一叠牌，轻松迅速地洗一洗后，切了牌，然后发了副黑桃同花大顺给我。

“我还是跟斯坦威在一起比较保险。”他说。

门打开了，一个穿制服的人捧着托盘走进来。

我们吃的是罐装碎牛肉，喝的咖啡够热但是不浓。此时已是大白天了。

八点一刻，克里斯蒂·弗伦奇走进来。他站着不动，帽子往上推到脑后，眼睛下面一抹青黑。

我的视线从他的身上移向桌子对面的小个子，但他已经不在那里了。牌也不见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只除了一张椅子整齐地推入桌子下面，还有我们吃过东西的盘子叠在托盘上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背脊处一阵飕飕的凉。

然后只见克里斯蒂·弗伦奇绕过桌子，一把拉开椅子坐下，手托着下巴。他脱掉帽子，拨弄一下头发，瞪着我的眼神凝重阴郁。我又回到了警察国度。

31

“地方检察官九点要见你，”他说，“之后我想你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他没找你的茬的话。抱歉整晚让你坐在那张椅子上。”

“没关系，”我说，“那样运动一下也好。”

“是哟，又有心情说笑了？”他说，阴着脸瞪着托盘上的碟子。

“找到拉加蒂没有？”我问他。

“没有。不过他倒真的是医生，”他的眼睛移向我的眼睛，“他在克利夫兰开过业。”

我说：“这么巧，我看有问题。”

“怎么说？”

“小奎斯特打算跟斯蒂尔格雷夫勒索，而他无巧不成书地就正好在湾城碰上那么个可以证实斯蒂尔格雷夫真实身份的人，实在巧得过头了。”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吧？”

“我累得连我的名字都要忘了。什么事？”

“我也是，”弗伦奇说，“总得有人告诉他斯蒂尔格雷夫是谁。那张照片拍下的时候，莫·斯坦可还没有被除掉，这样说来，除非有人知道斯蒂尔格雷夫是谁，要不然那张照片能有什么用？”

“我想韦尔德小姐应该知道，”我说，“而奎斯特是她的哥哥。”

“你的话没多大道理，老兄。”他挤了个疲累的笑容，“她会帮着她的哥哥敲诈她自己和她的男友吗？”

“我放弃。也许照片只是误打误撞。他的另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客户——说他喜欢趁人不备偷偷拍照，越是人家不注意的时候他越喜欢拍。如果他活得够久，你一定可以逮到他闯祸。”

“逮到他杀人。”弗伦奇漠然地说道。

“哦？”

“马格拉尚确实找到了那把冰锥，他只是不想承认你说得对。”

“理由应该不止这个。”

“没错，不过不必再提了。克劳森跟麦尔威·马斯顿都有前科。奎斯特已经死了，他的家人很要面子，他有点劣根性，又交上坏朋友，没必要为了证明警方可以破案而去毁掉他家的名声。”

“你们真的是体贴民意。斯蒂尔格雷夫呢？”

“那不归我管。”他开始起身，“黑道分子死于非命，通常后续调查会有多久？”

“直到这个新闻下了头条，”我说，“不过这案子还得考虑到斯蒂尔格雷夫的身份问题。”

“不用。”

我瞪着他。“你是什么意思，不用？”

“就是不用。我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已经站起来了，伸开手指梳头，整整领带跟帽子，从嘴角低低吐出几句话，“这话只能私下讲——我们一直都很确定，只是没有证据。”

“谢谢，”我说，“我不会露半点口风。那些枪呢？”

他停住手，低头盯着桌子，然后眼睛缓缓抬起看着我。“两把都是斯蒂尔格雷夫的。而且他还领有携枪许可证，是其他郡的郡长办公室发的。不要问我为什么。其中一把——”他顿一下，抬眼看着我头上的墙壁，“其中一把杀了奎斯特，杀掉斯坦的也是同一把。”

“哪一把？”

他微微一笑。“弹道组的人如果把两把搞混，那就有得瞧了。”他说。

他等着我说话，我无话可说。他打了个手势。

“好吧，那就再见了。这跟私人恩怨无关，你知道，不过我可真的希望地方检察官剥了你的皮——细细长长地一条条剥下。”

他转身离开。

我也可以离开，不过我只是坐在那里，越过桌子看着对面的墙壁，就好像我已经忘了该怎么起身。一会儿之后门打开了，橘发皇后走进来，她把她活动桌面书桌的锁打开，从她那头绝妙的头发上摘下帽子，然后把外套挂在空无一物的墙上的一个钩子上。她打开她近旁的那扇窗户，掀开打字机上的罩子，把纸放进去，然后看看坐在对面的我。“等人？”

“我在这儿过夜，”我说，“待了整个晚上。”

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你昨天下午在这儿，我记得。”

她转向打字机，手指开始在上面飞舞。从她背后那扇打开的窗户外传来蜂拥到停车场的嘈杂的车声。天空一片白亮，烟雾不多，会是很热的一天。

橘发皇后桌上的电话响起。她对着话筒喃喃低语，然后挂断。她又往我这边看过来。

“恩迪科特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她说，“知道怎么走吗？”

“我以前在那儿工作过，不过不是为他。我被炒了鱿鱼。”

她看我的眼神跟市政厅那帮人一样。有个声音好像从她的嘴巴以外的地方传来。

“用湿手套给他的脸上狠狠来一下。”

我走到她的旁边，站着低头看她的那窝橘发，发根几乎全是灰色。

“刚才那话是谁说的？”

“是墙壁，”她说，“墙壁会说话。是路过这儿下地狱的人发出的声音。”

我轻手轻脚走出去，无声无息地把门带上。

32

进来的人先得穿过两道旋转门。这两道门里有个大楼电话内线系统和服务台，那里坐了个你在全球各市府办公室都可以看到的那种永远不变的女性。她们从未年轻过，也永远不会老去。她们没有美貌，没有魅力，没有风格。她们不用取悦别人。她们非常安全。她们彬彬有礼，虽然博闻聪慧，但对外界毫无兴趣。她们只是活着，但没有生命；她们只要求后半辈子的保障，没有雄心大志。

越过服务台可以看到玻璃隔间的小房间一字排开，外头的空间是等候室，一长溜硬椅子面向小房间排得整整齐齐。

大约有一半的椅子坐了人在等，他们的脸上是已经苦候多时的表情，而且预计得再苦熬一阵。这些人大都衣着寒酸。有一个是牢里来的，穿着一身斜纹粗棉布服，有警卫陪同。有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细瘦如同竹竿，病恹恹的眼睛空洞无神。

小房间的后面有扇门，上头写着“地方检察官休厄尔·恩迪科特”。我敲敲门，走进一间位于角落里的办公室，这间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摆设不错，老式的黑色皮垫椅，墙上挂着历任地方检察官及州长的照片。微风吹着四扇窗户上的纱帘，一台立在高架子上的风扇发出嗡嗡声，无精打采地缓缓旋转着。

休厄尔·恩迪科特坐在暗色书桌后面，看我走进来，他指指他对面的椅子，我坐下来。他高瘦黝黑，黑发蓬松，手指纤长。

“你是马洛？”他的声音有南方人软腻的味道。

我看他不是真的需要答案。我只是等着。

“你又惹事儿了，马洛，前途暗淡哪。你隐瞒谋杀案的证据，阻挠警方破案，要吃牢饭的。”

“隐瞒什么证据？”我问。

他拿起他的书桌上的一张照片，皱着眉头看。我把视线移到房间里另外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并肩坐在椅子上。其中一个是梅维斯·韦尔德。她戴着那副有白色蝴蝶结的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不过我觉得她正在看我。她没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她的旁边坐了个男的，穿着一身有天使气质的淡灰色法兰绒西装，翻领上别的康乃馨跟大丽花一样大。他在抽一根印有字母的香烟，烟灰挥到地板上，对他手边的烟灰缸视而不见。我以前在报上看过他的照片——李·法瑞尔，美国炙手可热的名牌律师。一头白发，但年轻的眼睛炯炯有神，棕褐色的皮肤是晒太阳的结果。想要跟此人握手，看来少说得花上一千块。

恩迪科特往后靠坐，纤长的手指轻敲着扶手。他彬彬有礼地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你跟斯蒂尔格雷夫交情如何，韦尔德小姐？”

“很熟。他有些地方很讨人喜欢。我真不敢相信——”她话没讲完，耸了耸肩。

“你愿意出庭作证，说明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跟地点吗？”他把照片翻转过去给她看。

法瑞尔漠然地说：“等等，那就是你所谓的马洛隐瞒的证据吗？”

“我只问问题。”恩迪科特尖声道。

法瑞尔微微一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张照片就不能当作证据。”

恩迪科特轻声说：“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好吗，韦尔德小姐？”

她静静地从容答道：“不，恩迪科特先生，我无法出庭说明那张照片拍摄的地点跟时间，我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拍。”

“你只要看看照片就可以知道。”恩迪科特提醒她说。

“我只能告诉你从照片上能看到什么。”她说。

我咧嘴笑笑。法瑞尔眨巴着眼睛瞥我一眼。恩迪科特从眼角瞄到我的笑容。“有什么逗趣的事说来听听啊。”他厉声对我说。

“我整晚没睡，脸皮好像在往下滑。”我说。

他狠狠瞪我一眼，又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请你说清楚点，韦尔德小姐。”

“我被偷拍的次数太多了，恩迪科特先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跟很多不同的人。我不只跟斯蒂尔格雷夫先生，也跟其他很多男人到过舞者餐厅，而且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说什么。”

法瑞尔平缓地说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是希望韦尔德小姐当你的证人，用这张照片把前因后果连上。敢问阁下是要以什么罪名起诉呢？”

“不关你的事，”恩迪科特粗声说，“昨晚有人枪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有可能是女人干的，甚至可能就是韦尔德小姐。说这话我很抱歉，不过我有根据。”

梅维斯·韦尔德低头看着她的两手，指间揉搓着一只白色手套。

“呃，那我们就假设有这么个审判好了，”法瑞尔说，“你把这张照片列为物证——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可惜的是你办不到，因为韦尔德小姐不会帮你办到。她只能告诉你她在照片上能看到什么——跟所有人看到的都一样。这照片你想派上用场的话，就只有找到人证在庭上宣誓说照片是何时何地偷拍的，否则我会提出抗议——如果我刚好是辩方律师的话。我甚至可以请来专家，发誓说这张照片有人动过手脚。”

“我有把握你可以。”恩迪科特冷淡地说。

“唯一能帮你作证的就是拍照的那个人，”法瑞尔从容平和地继续说道，“我知道他已经死了，我看原因或许就是这张照片。”

恩迪科特说：“这张照片清楚地指明，斯蒂尔格雷夫某日某时不在牢里，因此斯坦谋杀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法瑞尔说：“别这么说，恩迪科特，这张照片你根本就没法当物证使用。不用我来跟你说明法律，你心里很清楚。忘了这张照片吧，它什么也证明不了。没有一家报纸敢登，没有一个法官会认可它是物证，因为也不可能找到人来指证。而且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马洛隐瞒的证据，从法律观点来说他根本就没有隐瞒证据。”

“我可没打算控告斯蒂尔格雷夫谋杀，”恩迪科特冷淡地说，“不过我是有点好奇杀他的是谁。说来很奇怪，警方竟然也有兴趣。我希望我们共同的兴趣没有冒犯你。”

法瑞尔说：“什么事都冒犯不了我，所以我才有今天的地位。你确定斯蒂尔格雷夫是被人谋杀的？”

恩迪科特只是瞪着他看。法瑞尔不当回事地说：“就我所知，在现场找到两把枪，都是斯蒂尔格雷夫的财产。”

“谁告诉你的？”恩迪科特尖声说，他皱着眉往前靠。

法瑞尔把香烟丢进烟灰缸，耸了耸肩。“怎么，这种事传得很快啊。其中一把杀了奎斯特和斯坦，另一把杀了斯蒂尔格雷夫，而且是近距离射击。我承认这帮人通常不会寻短见，不过有时候也是有可能的。”

恩迪科特严肃地说：“毋庸置疑。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回可能是错误的。”

法瑞尔淡淡一笑，没说话。恩迪科特缓缓转向梅维斯·韦尔德。

“韦尔德小姐，本办公室——至少目前负责的人——绝不愿意罔顾某些人的前途，随便发布消息。我有责任决定将什么人以谋杀罪名起诉，而且如果证据充足的话，一定会致力于将他定罪。但我绝不会因为你运气不好，看人不准，结交了一个曾经在黑道混过的男人——虽然他从来没被定罪或者起诉过——而把你的前途毁掉。照片的事你并没有对我开诚布公，但目前我还不会发布这个消息。我当然不会笨到问你有没有杀掉斯蒂尔格雷夫，但我必须问你知不知道有谁可能——有一丁点儿可能——是杀他的凶手。”

法瑞尔抢过话头说道：“注意，梅维斯小姐——这不仅仅是怀疑而已。”

她正视着恩迪科特的眼睛：“不知道。”

他起身鞠个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两位抽空过来。”

法瑞尔和梅维斯·韦尔德也站起来，我没动。法瑞尔说：“你要召开记者会吗？”

“这事我看交给你好了，法瑞尔先生，你应付新闻界一向都是得心应手。”

法瑞尔点点头，把门打开，他们一起走了。她出门时好像没有看我，但有个什么东西轻轻拂过我的颈后。或许是无意的。她的袖子。

恩迪科特看着那门阖上，然后隔着书桌看着我。“法瑞尔也是你的律师吗？忘了问他。”

“我请不起，所以只有任人宰割。”

他浅浅一笑。“我让他们占尽便宜，然后在你的身上扳回点面子，嗯？”

“我是任你摆布。”

“你对你办事的方式总不至于很自豪吧，马洛？”

“我起步就错了，后果也只能自己承担。”

“难道你不觉得你对法律多少该有点敬意？”

“我会的——如果法律跟你一样的话。”

他苍白细长的手指顺了顺他蓬乱的黑发。

“这话我有很多答案，”他说，“不过听起来大同小异。民众就是法律，我们美国人好像都还没有想通这一点。我们把法律当成敌人，我们全国都恨警察。”

“要改变这一点得花很多心力，”我说，“两边都一样。”

他倾身按铃。“嗯，”他静静说道，“没错，不过总得有人开个头。谢谢你来。”

我出去时，有个秘书手里捧着厚厚的文件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33

刮完胡子，吃完第二份早餐，我总算觉得自己不像是憋在猫窝里那么难受了。我上楼到办公室，开了门锁，浑浊空气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我打开一扇窗户，吸了几口隔壁咖啡店的香气。我又坐到书桌前，手指摸了摸上面积聚的灰尘，然后把烟斗装满烟草点上。我往后一靠，四下环顾。

“喂。”我说。

我说话的对象是办公室设备——三个绿色档案盒、脱线的地毯、对面那张客户专用椅，还有天花板上那盏灯里起码死了六个月的三只飞蛾。我说话的对象是那面鹅卵石花纹的玻璃门和满是污垢的木制品，是书桌上搁着的钢笔和疲惫的电话。我说话的对象是鳄鱼身上的鳞片，这条鳄鱼名叫马洛，是我们这个新兴小社区的私家侦探。不是最有头脑的人物，不过非常廉价。他起家时廉价，最终会更廉价。

我的手往下伸，摸出那瓶老福瑞斯特摆在书桌上。瓶里的酒还剩下三分之一。老福瑞斯特。这又是谁给你的，老兄？这种威士忌可是一等一的好货，你压根配不上。一定是我的一个客户送的。我有过客户。

这下我开始想到她了，或许原本就在潜意识里呼之欲出。电话响起，那个可爱的拘谨的好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她第一次打给我一样。

“我在电话亭里，”她说，“如果你那儿没有别人，我这会儿上去。”

“嗯。”

“我猜你在生我的气。”她说。

“我谁的气也没生，只是很累。”

“噢，你一定在生气，”她发紧的可爱的声音说道，“不过我还是要上去，你生气我也不在乎。”

她挂断电话。我拔出那瓶老福瑞斯特的塞子，凑上去闻一闻，我打了个哆嗦。这就没事了。如果我闻威士忌不打哆嗦的话，我就完了。

我把瓶子收起来，起身打开隔门上的锁。然后我听到她沿着走廊走来，那细碎轻快的脚步声不管在哪里我都听得出来。我打开门，她走向我，害羞地看着我。

全不见了。斜框眼镜、新发型和时髦的小帽子和香水和她精心的装扮。假珠宝、口红，还有所有的东西。全不见了。她又回到她第一天早晨来时的模样。同样棕色定做的衣服，同样的方形皮包，同样的无框眼镜，同样拘泥的小家子气笑容。

“是我，”她说，“我要回家了。”

她跟着我走进我的思考室，扭扭捏捏地坐下来。我跟往常一样一屁股坐下，瞪眼看她。

“回到曼哈顿，”我说，“想不到他们肯放你回去。”

“我也许得再来这儿。”

“你负担得起吗？”

她迅速抛来一个可爱的、半羞赧的笑容。“不会花我半分钱，”她说，抬手碰碰无框眼镜。“这副现在感觉很怪，”她说，“我喜欢另外那副。不过朱格史密斯医生一定不喜欢。”她把皮包放在桌子上，指尖沿着桌子画线。这也跟第一次一样。

“我想不起来我有没有把你的二十块钱还你，”我说，“那堆钞票我们推来推去，搞得我都记不清了。”

“噢，你给我了，”她说，“谢谢。”

“确定？”

“钱的事我从来不会弄错。你还好吗？他们没伤到你吧？”

“警察吗？没有。对付我他们可是吃足了苦头。”

她看起来一脸天真的惊讶状，然后她的眼睛亮起来。“你一定非常勇敢。”她说。

“完全是运气。”我说。我拿起一支铅笔，轻触笔尖。够尖了——如果谁要写字的话。我不用写字。我伸出手，用笔钩住皮包的带子，拉到我这边。

“不许碰我的皮包。”她立刻说道，伸手要拿。

我咧嘴笑笑，把皮包拉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好吧。不过这皮包真的是又小又可爱，跟你很像。”

她往后一靠，眼睛里头隐隐现出不安，但她在笑。“你觉得我很可爱——菲利普？我其实很普通啊。”

“我可不这样认为。”

“真的？”

“还用说吗，我觉得你是我碰到过的最特别的女孩。”我挑着带子拉起皮包放在桌角上，她的目光立刻跟了过去，但她还是舔舔嘴唇继续对着我笑。

“我敢打赌你认识的女人一定多得数不清，”她说，“为什么——”她又低头在书桌上画线——“为什么你一直不结婚？”

我想到了所有可能的回答，我想到了所有我喜欢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女人。不，不是全部，只是其中某一些。

“我大概知道答案吧，”我说，“不过说出来就俗气了。我想娶的——呃，我不符合她们的条件。其他的根本不用娶，只要勾引一下就行了——如果她们没先来勾引我的话。”

她的脸红到了毛茸茸的发根。

“你像这样说话的时候很可怕。”

“就算好女孩也一样，不是你所认为的好女孩，而是我认为的，”我说，“像你就不难钓上。”

“求你别这样说!”

“对不对？”

她低头看着桌子。“希望你能告诉我，”她缓缓说道，“奥林到底怎么了。我都搞糊涂了。”

“我跟你说过他可能已经混进黑道了，那是你头一次来的时候，记得吧？”

她慢慢点点头，还在脸红。

“家庭生活不正常，”我说，“太压抑，又自以为很了不起，从你给我的那张照片上看得出来。我不想跟你搬弄心理学，不过我看他就是那种会发狂的人——如果他开始不对劲的话。而且你家的人又一个个视钱如命——只有一个人例外。”

她现在对着我笑起来。如果她以为我指的是她，我也无所谓。“有个问题我想问你，”我说，“你的父亲以前结过婚吗？”

她点点头：“是的。”

“怪不得。利拉和你是同父异母，这样就说得通了。再多透露一点吧，毕竟我帮你做了不少事，而且连一分钱也没拿到。”

“你拿了钱了，”她尖着嗓子说，“很多钱，利拉给的。别想让我叫她梅维斯·韦尔德，我才不。”

“你原本不知道我可以拿到钱。”

“呃——”停顿很久，在这期间她的视线又移向皮包——“反正你拿到了钱。”

“好吧，不说这个。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谁？”

“我感到耻辱，妈妈和我都觉得这是耻辱。”

“奥林可没有同感，他高兴都来不及。”

“奥林？”一阵沉默，她又看了皮包一眼。我开始对那皮包好奇起来。“不过他已经在这儿住过一阵子，我想他是习惯了。”

“拍电影应该没那么糟吧。”

“不只是因为那样。”她迅即说道，牙齿咬往下嘴唇，眼睛忽然亮起来，接着亮光又慢慢淡退下去。我再划一根火柴点燃烟斗。我已经累得没法露出任何感情——即使我有的话。

“我知道原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不过斯蒂尔格雷夫的事连警察都不知道，奥林又是怎么知道的？”

“我——我不知道，”她缓缓说道，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吐出来，就像猫在篱笆上踱步一样，“会不会是那个医生？”

“噢，当然，”我说，脸上露出一个温暖的微笑，“他跟奥林搞不好成了朋友，都对锋利的锥子有兴趣。”

她往后靠坐着，小小的脸蛋现在看起来瘦瘦的，有棱有角，眼睛进入戒备状态。

“你又开始讨人厌了，”她说，“你隔一阵子就非得来这么一下不可。”

“真遗憾，”我说，“要是没有招惹人的话，我一定人见人爱。不错的皮包。”我手伸过去，把它拉到我的前面打开来。

她从椅子站起身，呼吸急促。

“不许碰我的皮包!”

我直视她无框眼镜后面的眼睛。“你想回你堪萨斯曼哈顿的家，对不对？今天吧？车票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

她的嘴唇嚅动一下，慢慢又坐了回去。

“好吧，”我说，“我不为难你，我只是想知道这趟生意你捞到多少好处。”

她开始哭起来。我打开皮包往里摸，等碰到里层一个拉链口袋时才有了收获。我扯开拉链，把手伸进去，里头是一扎扁平的崭新的钞票。我掏出钱来啪啪数了数，十张百元大钞，全是新的，非常养眼。一千块钱亮花花的美元，用作交通费绰绰有余。

我往后一靠，轻弹桌上那叠钞票的边缘。她现在只是默默坐着，泪汪汪的眼睛瞪着我看。我从她的皮包里抽出一条手帕隔着桌子扔给她。她按按眼睛，眼睛越过手帕观察我，每隔一下就从喉咙发出媚劲十足的抽泣声。

“钱是利拉给的。”她轻声说。

“你用的凿子有多大？”

她只是张开嘴巴，一颗眼泪滑下她的脸颊流进嘴里。

“省了这一套吧，”我说，我把那扎钞票丢回皮包，咔嗒一声合上，从书桌上推到她的前面，“我看你跟奥林是同一种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说服自己没做错。他勒索自己的妹妹，后来又因为几个混混识破他的诡计，把照片从他的手里抢走，他就拿把冰锥偷偷把他们干掉,也许晚上还是照样呼呼大睡呢。你也有这种本领。给你钱的不是利拉，是斯蒂尔格雷夫，原因呢？”

“你血口喷人，”她说，“你卑鄙无耻。你胆敢跟我讲这种话？”

“是谁密报警方拉加蒂医生认识克劳森？拉加蒂以为是我。我没有，所以应该是你。为什么？要引出没分你一份好处的哥哥——因为当时他已经给人识破，躲着不敢露面。我还真的想看看他写回家的那些信，我敢打赌内容一定非常丰富。我可以想象他打着如意算盘，死盯着你姐姐，一心想要逮到机会拍下她宝贵的镜头。好好医生拉加蒂嘛，就静静等在幕后准备分红。你当初为什么要雇我？”

“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她语调平稳，擦擦眼睛后把手帕收进皮包，稳住了情绪准备离开，“奥林从来没提过任何名字。我连奥林弄丢了照片都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拍了照片，很值钱的照片。我来这儿就是要确定一下。”

“确定什么？”

“确定奥林不会亏待我。他有时候很恶劣，他有可能想独吞那笔钱。”

“他前天晚上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他吓坏了。拉加蒂医生在生他的气。他丢了照片，被人拿走了，奥林不知道是谁。总之他吓坏了。”

“照片是我拿走了，还在我这里，”我说，“锁在那个保险箱里。”

她很慢很慢地扭头去看那只保险箱。她面带疑惑，指尖划过嘴唇，然后扭过头来。

“我不信。”她说，看我的眼神就像猫在窥探老鼠洞。

“那一千块我们两人分怎么样？照片给你。”

她考虑了一下。“照片本来就不是你的，凭什么要我付钱给你？”她笑着说，“请把照片拿来。求求你，菲利普，应该还给利拉。”

“你想要她多少钱？”

她皱起眉头，一副受伤的模样。

“她现在是我的客户，”我说，“不过出卖她倒不至于违背我的原则——如果价钱合理的话。”

“我不相信你真的有。”

“好吧。”我起身走向保险箱，没一会儿我就拿了信封回到椅子上。我把照片跟底片倒在桌上——靠我这边。她低头看看，伸手要拿。

我拾掇起照片，把它们收拢起来，只抽出一张让她细看。她的手伸过来时，我移开照片。

“太远了我看不清。”她抱怨道。

“凑近看得付钱。”

“真的没想到你是个无赖。”她一脸严肃地说。

我什么也没说，再点上烟斗。

“我报警说你有这照片的话，你就非交给他们不可。”她说。

“请便。”

她突然快声说道：“我手上的钱实在没法给你，真的不行。我们——呃，我妈跟我因为我爸的关系欠了债，房子贷款也还没付清，而且——”

“这一千块你是怎么从斯蒂尔格雷夫手上赚到的？”

她的嘴巴塌开，看起来非常丑恶。她闭上嘴唇，紧紧抿住，我看到的是一张绷得硬硬的小脸。

“你只有一样东西能卖，”我说，“你知道奥林躲在哪里，对斯蒂尔格雷夫来说，这个消息绝对值得上一千块，因为事关他的生死。不过你不会懂的。斯蒂尔格雷夫去那儿把他宰了，他花了钱跟你买到地址。”

“是利拉告诉他的。”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

“利拉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必要的话，利拉会昭告全世界，就像她会昭告全世界是她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一样——如果万不得已的话。利拉是典型的好莱坞影星：任性，没什么道德感。不过说到为家人两肋插刀，她可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而且她不爱耍冰锥，也不爱赚带血的钱。”

她脸上的血色消失，苍白得像冰块。她的嘴巴在打战，然后紧紧拧成一个结。她把椅子往后一推，倾身就要站起。

“带血的钱，”我静静说道，“你自己的哥哥。你设计把他害死。一千块的带血的钱,祝你赚得心安理得。”

她站开椅子，倒退几步，然后突然格格地笑起来。

“谁能证明？”她半尖着嗓子说，“有谁还可以活着证明呢？你吗？你又是谁？不讲道德的下流侦探，无名小卒。”她纵声尖笑，“怎么，我才花二十块钱就把你买下了。”

我的手里还握着那叠照片。我擦根火柴，把底片丢进烟灰缸里，看着它起火燃烧。

她猛地停住，一脸惊怖。我开始把照片撕成碎片，咧嘴对她笑笑。

“不讲道德的下流侦探，”我说，“你说我还能怎么样？我没有半个兄弟姐妹可以出卖，所以我只有出卖我的客户。”

她站在那里，绷着身子对我怒目而视。我撕完以后，把碎片放进烟灰缸里点燃。

“有件事我很遗憾，”我说，“没办法看到你回到堪萨斯曼哈顿跟你亲爱的妈妈团聚，看不到你们为那一千块钱大打出手的场面，我敢说一定非常壮观。”

我拿铅笔拨弄碎片，让它们继续燃烧。她慢慢走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书桌旁，死死看着那堆撕碎了的照片冒烟燃烧。

“我可以报警，”她低语道，“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情，他们会相信我的。”

“我可以告诉他们是谁杀了斯蒂尔格雷夫，”我说，“因为我知道谁没有杀，他们有可能相信我。”

小小的脑袋猛地一扬，镜片上反射出亮光，我看不清那后面的眼睛。

“别担心，”我说，“我没有这打算。说了对我不会有大碍，可是有个人恐怕会完蛋。”

电话响起，她跳了一英尺远。我转身拿起话筒，贴上耳朵说：“喂。”

“阿米哥，你还好吗？”

隐隐传来什么声音，我抬头看看四周，看到门咔啦关上了。现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人。

“你还好吗，阿米哥？”

“我很累，整晚没睡。而且——”

“小东西打电话给你了吗？”

“你是说小妹妹？她刚刚还在这里。她现在拿着不义之财要回曼哈顿去了。”

“不义之财？”

“她出卖她的哥哥，从斯蒂尔格雷夫手里赚到了一笔零用钱。”

一段沉默，然后她严肃地说：“这你不可能知道，阿米哥。”

“我就是知道，就像我知道我靠着书桌坐在这儿贴着话筒，就像我知道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另外有件事不是那么肯定，不过也是八九不离十,我知道是谁杀了斯蒂尔格雷夫。”

“跟我说这话你也太大意了，阿米哥,我可不是圣人，你不能什么话都跟我讲哟。”

“别的话我不知道，不过这话跟你讲，我确定是百分之百没关系。我已经烧掉了所有的照片，本来我是想卖给欧法梅的，不过她出的价码不够高。”

“当然你只是在开玩笑喽，阿米哥。”

“我吗？开谁的玩笑？”

她把她银铃般的笑声从电话线上传来：“你想不想带我去吃午餐？”

“再说吧。你在家吗？”

“在。”

“我马上过去。”

“太好了。”

我挂上电话。

戏演完了。我坐在空荡荡的戏院里，大幕已经拉下，我可以看到上头模模糊糊映着影像，但有些演员的面孔已经开始模糊，尤其是小妹妹。再过几天我会忘掉她的长相，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她是如此不真实。我想象着她一路回到堪萨斯的曼哈顿，回到亲爱的妈妈身边，皮包里塞着那扎一千元的崭新的钞票。有几个人死了，她才拿到那钱，不过我想她不会为这个烦心很久。我想到了她早上去上班——那人叫什么名字？噢，对，朱格史密斯医生——在他抵达诊所前抹掉他桌上的灰，把等候室的杂志整理好。她会戴上她无框的眼镜，穿上她朴实的衣服，脸上不化妆，对病人的态度无懈可击。

“朱格史密斯医生现在可以见你了，乌希斯太太。”

她会带着一抹微笑打开房门，乌希斯太太会走过她的身边，朱格史密斯医生会坐在他的桌子后面，穿件白色外套，脖子上挂个听诊器，非常职业化。他的眼前会摆一份病历表，他的笔记本和处方簿会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朱格史密斯医生无所不知，任谁也别想骗他，他什么都精通。看病的时候，他问病人的每个问题他都已经有了标准答案，问只是形式。

他看着他的接待员欧法梅·奎斯特小姐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个乖巧安静的年轻女士，穿着得体，没涂蔻丹，没有浓妆艳抹，没有老式顾客可以挑剔的地方。是个理想的接待员，奎斯特小姐。

朱格史密斯医生，我们假设他如果会想到她的话，他一定非常自得。她成为现在这样得归功于他。她正是这位医生定制的产品，完全合乎规格。

很可能他没对她献殷勤，也许在那种小镇里他们不来这一套。哈哈！我就是在那种小镇里长大的。

我换个坐姿，看看手表，最终还是把那瓶老福瑞斯特从抽屉里拿出来。我闻一闻，味道真棒。我狠狠倒了一大杯，朝着光源举起杯子。

“呃，朱格史密斯医生，”我朗声说道，就像他正坐在我的桌子对面，手里也捧着酒，“我不太认识你，你呢，是根本不认识我，通常我是不会给陌生人建议的，不过我跟欧法梅·奎斯特小姐上过短期强化班，所以现在我打算破个例。要是那个小女孩想跟你要什么东西，你得赶紧双手捧上，不要拖时间，或是唠叨什么你的所得税和各项支出。要记得摆出笑脸，把东西双手奉上。那样东西究竟属于谁就不要提了，务必侍候得那个小女孩高高兴兴，这点最要紧。祝你好运，医生，诊所里头可千万别放鱼叉，记住了。”

我喝掉一半酒，等着身体发热。热度一起，我把剩下的喝光，把酒瓶收好。

我把烟斗里冷掉的烟灰敲掉，从皮制保湿器里拿出烟草再装上去。这保湿器是我的一个仰慕者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巧的是他的名字跟我的一样。

我塞好烟草，小心翼翼地把火点上，一点也不急躁，然后出门走下走廊，轻松自在有如猎虎归来的英国绅士。

34

贝尔西别墅虽然老旧，但经过整修。大厅看起来像该配上长毛绒一样的印度橡胶树，不过装饰的却是玻璃砖、飞檐灯、三脚玻璃桌，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装潢师八成来自疯人院。整个色彩主题是由胆汁绿、亚麻仁药膏的棕、人行道的灰跟猴屁股的红组合而成。像被撕裂的嘴唇一样令人不安。

小小的柜台空无一人，但那后头的镜子有可能是透明的，所以我没敢偷偷溜上楼。我按了铃，有个松松垮垮的大胖子从一面墙后头冒了出来，对我笑了笑，他嘴唇湿软，牙齿青白，眼睛贼亮。

“找冈萨雷斯小姐，”我说，“我叫马洛，她在等我。”

“怎么，是啊，当然，”他说，手摆了摆，“是啊，当然，我这就通知她。”他的声音也在摆动。他拿起话筒，往里头咕噜了几声，然后放下。

“好，马洛先生，冈萨雷斯小姐要你直接上去。四一二号公寓。”他格格地笑起来，“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

“现在是知道了，”我说，“对了，你今年二月在这儿吗？”

“今年二月？今年二月？噢，对，我今年二月是在这儿。”他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记得斯坦在这前头被杀的那个晚上吗？”

笑容一下子从那张胖脸上消失了。“你是警察吗？”他的声音现在又细又弱。

“不是。不过我得说你裤子的拉链没拉。”

他仓皇低头，抖着手把拉链拉上。

“噢，谢谢你啊，”他说，“谢谢。”他上身俯过矮矮的接待台，“不是发生在这前面，”他说，“不是，差不多快到下一个转角的地方。”

“当时他住在这儿，对吗？”

“我还是不谈那个的好，真的还是不谈的好，”他停住口，小指沿着下唇滑过，“问这干吗？”

“好让你不断地说话啊。你实在应该注意点，伙计，我闻得出来哟。”

他的整张脸泛起一片粉红，直到颈部。“如果你是在暗示我喝了——”

“只是茶而已，”我说，“而且没用杯子。”

我转过身，他没开口。走到电梯前时，我回头望去，他的两手平放在接待台上站着，用力扭过头盯着我看。虽然隔了一段距离，看得出他好像还在打战。

电梯是自动的。四楼漆成冷灰色，地毯很厚。四一二号公寓旁装了个小按钮，里头传来轻柔的叮当声，门马上开了，美丽深沉的暗色眼睛对着我看，红艳鲜亮的嘴唇对着我笑。黑色长裤跟火红色的衬衫，跟前一天晚上完全一样。

“阿米哥。”她柔声说道，摊开两臂。我抓住她的手腕合上，让她两掌相抵，跟她玩了一阵手拍手。她的眼神慵懒而又火辣辣。

我放开她的手腕，提肘关上房门，滑过她的身边，就跟第一回一样。

“这两个玩意你该买保险才对。”我碰了碰它说道。它非常真实，乳头跟红宝石一样坚硬。

她仰头大笑。我继续往里走，四下张望。房间颜色是浅灰跟灰蓝的组合，不像属于她的颜色，不过挺别致的。有个假壁炉里头摆了通瓦斯木头，椅子桌子跟台灯看起来不多也不少，角落里立了个雅致的小酒橱。

“你还喜欢我的小公寓吧，阿米哥？”

“不要说小公寓，听起来像妓女。”

我没看她。我不想看她。我坐在长沙发上，一手只搁在额头上摩挲着。

“睡了四小时，喝了两杯酒，”我说，“我又有办法跟你耗了。现在我没什么精力谈正事，不过我非谈不可。”

她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我摇摇头。“坐那边，真的是有正事要谈。”

她坐在对面，严肃的暗色眼睛盯着我看。“噢，当然，阿米哥，一切照你的意思。我是你的人——至少我希望是。”

“当初在克利夫兰你住在哪里？”

“克利夫兰？”她的声音非常细柔，就像是喁喁谈情，“我说过我在克利夫兰住过吗？”

“你说过你是在那儿认识他的。”

她回想一下，然后点点头。“我当时结了婚，阿米哥。有什么不对？”

“那你在克利夫兰住过喽？”

“嗯。”她柔声说。

“你怎么认识斯蒂尔格雷夫的？”

“那个年头，认识黑道人物大家都觉得很有面子。算是另一种势利眼吧，我想。大家一窝蜂涌到据说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要是运气好的话，也许哪天晚上——”

“你让他钓上你？”

她亮着眼点点头。“应该说是我钓他。小个子，人很好。真的很好。”

“丈夫呢？你的丈夫。还是你已经忘了？”

她微微一笑。“抛弃丈夫不管的事遍地都是。”她说。

“这话真是太对了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人，湾城也不例外。”

这话没引来预期效果。她礼貌地耸耸肩。“毋庸置疑。”

“搞不好还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生，搞不好是在哪个小城闲散地行医。在等待在期望。这种巧合最对我的胃口，有诗的味道。”

礼貌的笑容还停留在她亮丽的脸上。

“我俩已经分开太久，”我怪腔怪调地说，“太久太久。有缘重逢，我们至少应该相亲相爱一阵子。”

我低头看着我的手指，我的头很疼。我连我该表现出来的百分之四十都做不到。她递了只水晶香烟盒过来，我抽出一根。她用金色小镊子为她自己夹上一根——是另一只盒子里的。

“我想试试你抽的这种。”我说。

“不过墨西哥烟草很多人都受不了。”

“只要是烟草就行，”我看着她说，我已经下定决心，“好吧，你说得没错，我不会喜欢的。”

“你，”她小心翼翼地问，“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楼下接待台的人吸大麻。”

她缓缓点头。“我警告过他，”她说，“好几次。”

“阿米哥。”我说。

“什么？”

“你不经常说西班牙文对不对？搞不好你说得很差。阿米哥这三个字已经让你用烂了。”

“我们不要又来昨天下午的那一套吧。”她缓缓说道。

“放心好了，不会。你的墨西哥味道，靠的就只是几个字和你讲话时那种小心翼翼的模样——只是要让人误以为你讲的不是你的母语，譬如刻意说‘do not’而不说‘don’t’，诸如此类伎俩。”

她没回答。她只是悠闲地吞云吐雾，微微笑着。

“我今天在局里吃了苦头，”我继续说，“显然韦尔德小姐很明智地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的老板朱里斯·奥本海默，他想通了，找来李·法瑞尔帮她辩护。依我看，他们不相信是她杀了斯蒂尔格雷夫，不过他们认为我知道真凶是谁，所以我现在已经没人爱了。”

“你真的知道吗，阿米哥？”

“在电话上我已经跟你说过我知道。”

她定定地看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在那里，”她的声音总算有那么一点严肃的味道了。

“事情的经过实在非常奇怪，小妹妹想看看私人赌场，她从来没见过那种场面，报纸上又登了——”

“她一直都待在这儿——和你？”

“不在我的公寓里，阿米哥，我帮她在这儿租了个房间。”

“怪不得她硬是不肯告诉我，”我说，“我看你大概是腾不出时间调教她。”

她微微皱起眉头，指间棕色的香烟划过空中。我看着袅袅烟雾在安静的空气里写着天书。

“少说风凉话。我刚才说了，她想去那房子看看，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他要我直接过去。我们到的时候，他醉醺醺的。我以前从没见他醉过。他笑呵呵地环住小欧法梅，告诉她那笔酬金她受之无愧。他说他要给她一样东西，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布裹好的钱包交给她。她拆开一看，发现钱包正中有个洞，洞上沾了血迹。”

“真没风度，”我说，“我看他不是那种人啊。”

“你跟他不熟。”

“的确。继续。”

“小欧法梅拿了钱包瞪半天，然后瞪着他看，她白白的小脸蛋异常安静。然后她就跟他道谢，打开她的皮包要把钱包放进去，我当时就想——气氛真的有点不对——”

“哇，故事要进入高潮了，”我说，“我得准备晕倒。”

“——想不到她是从皮包里掏出手枪。是他给梅维斯的那把，我想，看起来一模——”

“我很清楚它的长相，”我说，“我玩过一会儿。”

“她转过身，一枪就把他打死。非常戏剧化。”

她把棕色香烟放回嘴里，冲着我笑，诡异而又非常遥远的那种笑容，仿佛她在思考什么离地球几万光年的事情。

“你逼她向梅维斯·韦尔德认罪？”我说。

她点点头。“你知道梅维斯不会相信你的话，是吧？”“我可不想自讨没趣。”

“那一千块钱应该不会是你给欧法梅的吧，亲爱的？要她说出地址？那个小女孩为了一千块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问题我不屑于回答。”她颇有尊严地说。

“当然。所以昨晚你一个劲儿地要我开车到那里，其实当时你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你那一大堆关于手枪的话全是编的。”

“我向来不爱扮演上帝，”她轻声说，“不过当时出了事，我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帮梅维斯解决难题，没别的人能做到。梅维斯下定决心要背这黑锅。”

“我最好来一杯，”我说，“我快撑不住了。”

她跳起身走到小酒橱前，拿了两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水。她递一杯给我，越过她的杯口看着我尝酒。味道棒极了，我又啜了一些。她坐回她的椅子，伸手拿起金色小镊子。

“我把她赶出了那房子，”我终于开口说，“我是说梅维斯。她告诉我她杀了他。枪在她的手上，跟你给我的那把一样。你可能没注意到你那把开过火。”

“我对枪知道得很少。”她轻声说。

“当然。我数过里头的子弹——假设原先装满了的话，应该发射出两枚。奎斯特是被点三二口径自动手枪射中两次。同样的口径。我在那里捡到了空弹壳。”

“那里是哪里，阿米哥？”

开始变得很刺耳了，太多“阿米哥”了，多得受不了。

“当然我没法确定是同一把枪，不过值得试试看，反正只会混淆一下视听，而且可以让梅维斯喘口气。所以我就把斯蒂尔格雷夫身上的枪掉了包，把他的枪放在吧台后面。他的那把是黑色的点三八口径，比较像他会带的枪——如果他真的携枪的话。连格子纹路的枪柄都会留下指纹，象牙白的枪柄就更不用说了。斯蒂尔格雷夫不会带那种枪。”

她的眼睛滚圆、空洞、迷惑。“我好像听不太懂。”

“再说如果他要杀人，他会把对方杀死而且确定他已经死掉。这家伙爬起来走了几步路。”

有个什么东西闪过她的眼睛，又消失了。

“我真的想说他还讲了点话，”我继续说，“不过他没有。他的肺部全是血。他死在我的脚边，在那里。”

“可是你说的是哪里？你还没有告诉我这是发生在——”

“用得着我讲吗？”

她啜啜她杯里的酒，微微一笑，然后放下杯子。我说：“小欧法梅告诉他地址的时候，你也在场。”

“噢，对，当然。”恢复得很好，又快又利落。不过她的微笑看起来有点倦意。

“只是他没去。”我说。

她的香烟停在半空中。就这样，没有别的。香烟慢慢朝她的嘴唇移去，她优雅地吞云吐雾。

“问题一直就在这里，”我说，“我硬是不肯相信这个最最简单的事实。斯蒂尔格雷夫就是威皮·莫耶，这点毫无问题，对吗？”

“再对也不过，而且可以证明。”

“斯蒂尔格雷夫改邪归正，表现不错。然后这个斯坦跑来骚扰他，想分点好处。我只是猜测，不过这种推测说得通。好，斯坦得除掉。斯蒂尔格雷夫可不想扯上谋杀——而且他从没被指控过杀人罪。克利夫兰警察不愿到这儿来抓他。他没有卷入任何诉讼案件。内情一点也不神秘——只除了他曾经跟黑道有过瓜葛。总之，他得把斯坦解决掉。所以他就故意让自己进监狱，然后贿赂牢里的医生放他出去，杀了斯坦以后他马上回牢里。杀人案曝光以后，不管放他出狱的是谁，非得溜之大吉而且毁掉所有可以证明他出过狱的记录不可，因为警察会登门查问。”

“当然了，阿米哥。”

我等着她说两句笑话解解闷，不过看来时候未到。

“说到现在还没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了这家伙。他为什么要让警察把他关上十天？答案一，给他自己一个不在场证明。答案二，因为他知道迟早会有人传开他就是莫耶，所以何不现在去坐个牢一了百了？这样一来，不管哪个黑道分子在这一带被人干掉，他们就不会把斯蒂尔格雷夫扯进去，往他的头上乱加罪名。”

“你喜欢答案二，阿米哥？”

“对。这样看吧，他为什么要在他偷溜出监狱把斯坦干掉的那天到公共场合露面？而且就算他这么笨，奎斯特那小子为什么又会刚好晃到那里拍下那张照片？当时斯坦还活得好好的，所以照片根本没有价值。有人走运我很高兴，不过那也未免走得太过离奇。再说，就算斯蒂尔格雷夫不知道他被偷拍了照片，他至少知道奎斯特是哪种角色。一定知道。奎斯特自从失业后，搞不好还在那之前，就一直缠着他的妹妹要生活费。斯蒂尔格雷夫有她的公寓钥匙，他一定知道她这个哥哥的一些事情。所以结论是，斯蒂尔格雷夫要杀斯坦哪天都行，就是不会选那个晚上——就算他原本有这种打算。”

“现在轮到我来问你是谁杀的。”她礼貌地说。

“这个人认识斯坦而且跟他走得很近。这人已经知道那张照片被偷拍了下来，知道斯蒂尔格雷夫是谁，知道梅维斯·韦尔德马上就要大红大紫，知道她跟斯蒂尔格雷夫的关系会是她的污点，知道如果设计把斯坦的死栽到斯蒂尔格雷夫身上的话，污点就会变成致命伤。这人认识奎斯特，去过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而且在那儿碰到他，使出浑身解数对付他，而他又是吃过那种甜头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乡下小子。这人知道那两把有白骨枪柄的点三二都登记在斯蒂尔格雷夫的名下——虽然他只是买来送给两个女人，而且如果他自己随身带枪的话，也会是没登记过，不会追查到他身上的。此外——”

“够了!”她的声音刀子似的戳进我的耳膜，不过不是惊吓，连生气也不是，“不要再说下去了，求求你!我一分钟也听不下了。你走!”

我站起来。她往后靠，喉咙上的动脉跳了一下。这个女人高雅、艳黑、致命，什么也碰不了她——包括法律。

“你为什么杀掉奎斯特？”我问她。

她站起来，走近我，又是一脸的笑。“有两个原因，阿米哥。他不只是有点疯，而且到头来他会要了我的命。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做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绝对没有一件——是为了钱，我为的是爱。”

我有一肚子讥笑的话要倒出来，不过没有。她一脸严肃。真是天下奇观。

“一个女人不管有多少爱人，”她柔声说，“总有一个是她不甘心让人抢走的，斯蒂尔格雷夫就是那一个。”

我看进她动人的深色眼睛。“这话我信。”我终于说。

“吻我，阿米哥。”

“老天爷!”

“我少不了男人，阿米哥。可是我喜欢的男人已经死了，我杀了他。那个男人我必须独占。”

“你等了很久。”

“耐心我是有的——只要还有希望。”

“哦，你疯了。”

她的脸上露出直率的、美丽的、极度自然的微笑。“可你也他妈的拿我没办法，亲爱的，除非你想把梅维斯·韦尔德毁得一根骨头也不剩。”

“昨晚她证明了她可以不惜牺牲自己。”

“如果她不是演戏的话，”她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笑了起来，“这话伤到你了，对不对？你爱她。”

我缓缓说道：“我还没那么傻吧？我可以跟她坐在黑暗里握着手，不过又会有多久呢？再过一阵子，她就要飘进光明世界，穿金戴银，活在泡沫样的虚幻王国，成天跟人虚情假意。她不会再是有血有肉的人，只是音轨传来的声音，银幕上的一张脸。我可不要。”

我朝门口移去，但没有背对着她，倒不是怕她狠狠踢来一脚，我觉得她一直都很喜欢我冷酷的样子——而且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开门时我回望一眼。窈窕、艳黑、迷人，而且面露微笑。浑身上下都很性感。完全无视这个或是我能想象的任何世界的道德和法律。

生来就是要判终身监禁的女人。我静静走出去。关上门时，她异常轻柔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亲爱的——我很喜欢你，真是可惜了。”

我关上门。

电梯门在大厅打开时，有个男人站在那儿等着，他又高又瘦，帽檐压得低低的盖过眼睛。这一天很暖和，但他穿了件薄薄的大衣，领子翻起。他的下巴垂得很低。

“拉加蒂医生。”我轻声说。

他瞄我一眼，一副不认识的样子。他走入电梯，电梯上升。

我走向接待台，拼命按铃。松泡泡的大胖子走出来，肥厚的嘴上挂着痛苦的笑容站在那里。他的眼睛比刚才迟钝了些。

“给我电话。”

他的手伸下去，把电话放上接待台。我拨了麦迪逊七九一一。声音传来：“警察局。”这是紧急事件。

“贝尔西别墅，好莱坞富兰克林大道和吉拉德大道交叉口。刑事组的弗伦奇跟贝福斯警官想要传唤审讯的文森特·拉加蒂医生刚上楼到四一二号公寓。我是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富兰克林跟吉拉德的交叉口。请等在那里。你有武器吗？”

“有。”

“他想走的话，拖住他。”

我挂上电话，抹抹嘴。松软的大胖子靠在接待台上，眼睛周围一片死白。

他们来得很快——不过不够快。也许我应该阻止他的。也许我有预感他打算干什么，而且故意让他放手去干。我的心情太差的时候，我会找理由解释。不过实在太复杂了。这整件混账案子就是这样。每次我想采取显然应该采取的行动时，我都得停下来，绞尽脑汁考虑这样会不会影响到那个我欠了人情的人。

他们破门而入时，他坐在沙发上把她抱在胸前。他的目光暗淡，嘴唇上冒出血泡。他咬了舌头。

她的左乳下方深深地插进火红衬衫的是我以前见过的那把银柄刀，刀柄刻成裸女形状。多洛雷丝·冈萨雷斯小姐的眼睛半睁开着，嘴唇上淡淡浮起一抹挑逗的笑容。

“希波克拉底(1)的笑，”救护车上的实习医生说，然后叹了口气，“在她的脸上看起来不坏。”

他瞟了一眼对面的拉加蒂医生，从他的面孔来判断，他是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又是一个破碎的美梦，我猜。”实习医生说，他弯下腰把她的眼睛合上。

【注释】

(1)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名医，欧洲医学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