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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的秘密

升学指标分配真相

双轨制溯源

为何暗箱操作

奥数班复燃

孩子们的未来

择校热下孩子何去何从？

“牛校”如何造就？

“拼孩子”变相考试令法律失效

治理择校堵不如疏

教育改革需要新的思路

各种类型学校应区别对待

政府管理待打破特权

海外择校模式考

日本：学区内公平与选择并存

美国：多元择校，允许跨区

中国香港：有教无类，放开民营

“小升初”的秘密

文 / 任波 杨佳秋

从2006年中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起，初中招生录取已全面废除考试。根据法律规定的“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各地应按户籍和居住地将学生分别划归对应学区，学区内小学生都可参与教育部门组织的片区所属公立中学学位的电脑派位（也称大派位），根据学生所填志愿随机分配录取名额，这也是多地政府认可的主流招录模式。

但是，上述力图实现教育公平的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变形。

6月底，北京市“小升初”正式电脑派位前，财新记者拨打北京市多所初中的招生电话，均被告知，招生早已经完成。

“已经结束了，都定完了。”6月28日，财新记者拨通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顶级中学之一，下称人大附中）的招生办电话，询问“小升初”招生名额分配进展，对方如是回答。

为何派位还没开始，“小升初”招生就已闭幕？

答案很简单：对于学生和学校而言，看似公开透明的按学区进行电脑派位，不再是初中入学招生模式的真正主流。

此前的5月28日，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研讨会，并发布《北京市“小升初”教育信息公开情况调查报告》指出，在2012年海淀区等四区18所重点中学及19所重点小学中，从唯一一所公示“小升初”划片派位结果的东城区灯市口小学所了解的信息看，这所位于王府井附近、具有百年历史、在学区排名靠前的小学中，当年毕业生参加学区派位的比例不足50%，其中仅有1人被派到市重点中学，绝大部分参与派位的学生升入普通中学。

不参与派位的学生，主要是通过各种“择校”渠道先行获得北京市各级各类重点中学入学名额。“等派位是最差的选择。”参与上述调研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题组成员郭君对财新记者说。

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2013年，全区“小升初”学生人数共2万出头，最终参加大派位的学生人数仅占33%-40%。

北京市教育培训机构清华园集团副总裁闻风对财新记者确认，这一比例“不能说百分之百精确，但每年相差不大，符合实情”。

北京“小升初”信息公开披露相当有限。闻风多年研究北京市“小升初”政策变化，依据从海淀区教委获得的各校信息和从海淀区各所学校逐一了解获得的数据，加以历年经验数据修正，得到了前述比例。这与财新记者从北京市多所重点中学和培训机构了解到的信息相符。另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大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北京市东城区约为44%、西城区约为33%、海淀区约为40%，均不足半数。

“小升初”绕过学区大派位的学生不在少数。其中，绝大多数学生均须通过或明或暗的书面考试方能获得招录资格。据上述数据计算，这一比例高达学生总数的58%左右。这些书面考试最核心的内容，无一不是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近年屡屡喊禁的“奥数”（“奥林匹克数学考试”的简称，由国际数学教育专家命题，出题范围超出所有国家的义务教育水平，难度甚至超过大学入学考试——编者注）。

教育部此前宣布，2013年6月中旬起，向全国派出十个检查组严查奥数班、占坑班（即部分公立学校的培训机构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合办的小学生学科培训班，从中选拔优秀小学生升入本校初中）和择校。北京市教委早在2012年8月即掀起新一轮“禁奥”风暴，声称将推进“小升初”入学办法改革，严禁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

但严禁的口号之下，奥数考试仍然暗流汹涌。2013年6月30日，一场奥数考试低调进行。仅通过小规模的熟人口耳相传和论坛发帖，就引来数千急迫的家长和学生涌入考场。参加考试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将在2014年小升初的五年级小学生。发起考试的，是设于海淀区、被公认为北京市重点中学的101中学的占坑班，目的是为这所中学次年的初中入学选拔优质生源进行最后一次扩招。

北京市101中学这样提前一年的招生并不算早。同样位于北京海淀区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下称清华附中），占坑班早在今年三四月起就率先悄然启动针对本届五年级学生的两轮奥数考试；据多家培训机构消息，至五年级课程结束前，清华附中已确定提前一年招录160名“优才班”新生的名单。

2013年“小升初”工作尚未结束，北京2014年的“小升初”生源争夺战已经提前打响。学生一旦被占坑班录取，还要经过多轮补习培训和高比例的淘汰，最终能被录取者为数寥寥。即便如此，2012年曾短暂停课的“名校”占坑班或早已悄然复课，或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禁奥”成为教育部门一个不能兑现的承诺。

北京市的窘境并非孤例。闻风说，北京如此，全国更是如此。在广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大城市，“小升初”择校乱象大同小异，各自疯狂，更向中小城市蔓延。个别地区痛下决心遏制择校的努力，并未形成全局性的影响。

北京市是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入学乱象的一个最典型的样本。乱象的真正推手，恰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公平，所剩多少？

升学指标分配真相

除推优、特长生、民办校招生和寄宿校招生指标额度为公开信息外，其余升学渠道的指标分配各校比例不同，外界难以确知。

随着北京市学区房价格继续飙升，每平方米10万元已经不是神话。但即便坐拥高价学区房产权，孩子也仍然很难就近升入学区内的优质中学。越是受市场追捧的公立中学，真正拿出来参加法定的学区派位的指标就越少，某些地位优越的“重点校”、“名校”，并不参与大派位。

虽然对择校“禁”字当头，但北京市乃至全国普遍运行的是一套初中入学学位双轨制分配模式。北京市“小升初”除了电脑派位，教育部门还允许，或默许学校采取其他多种入学招生渠道。经过多年演化，现有主要名目至少达八种，均提前于大派位进行招录。

——推优。即小学向优质中学推选优秀学生。一般要求学业水平、身体素质等指标的综合评估排名靠前。因为指标有限，一般只有获得级别较高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称号或在五年级、六年级获得过教育部门承认的竞赛奖项或各科成绩全“A”者才具备资格。推优也叫小派位，获得资格并不意味着顺利入选，具备资格的学生需要填报志愿，再将个人信息汇总到教委考试中心进行电脑摇号。由于部分优质中学名额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推优学生面临落选，即推优轮空，如仍想上优质中学，则须转投其他途径。

——点招。这可以理解为“点名招生”。让优质中学对学生产生“点名”的兴趣，一般有三个途径。一是针对“市重点”中学，需要获得在优质中学占坑班学习的资格，并在历次以奥数为主的选拔淘汰中“屹立不倒”；二是针对“区重点”中学，其并无合法占坑班，一般通过“海选”招生，即通过各种培训班、论坛等地下途径吸引学生家长投递简历，选拔招考；三是成为“牛孩”，斩获各种高级别证书或在奥数几大杯赛中名次靠前，吸引“名校”青睐或赢得小学老师推荐进入“名校”占坑班的机会。

——特长生。中学可按各自需求，招录具有某些专业特长的学生。特长项目、不同学校名目各异，有的偏好体育运动，有的偏好吹拉弹唱，有的偏好科技竞赛，不一而足。按北京市规定，一般只有在小学五年级、六年级获得各区教委认可的比赛名次，才算具备特长生资格，可参与各校专门的选拔考试。

——共建生。这是指中学特招共建单位的生源。所谓共建单位，是对学校有资助或支持关系的单位，有关中学每年给予其员工子女一定的入学指标。

——条子生。这是递条子招录的学生，特指通过某种特权关系绕过正常招生渠道入学的学生。

——直升校。北京市允许一些学校可以直接招收来自对口区域或者单位的学生。如某些由开发商资助建立的中学，仅招录开发商所建楼盘内的学生；或者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等管辖关系附属于大学等单位的中学，允许教职工子女不经任何选拔过程直接升学。

此外，还有民办校招生和公办寄宿校招生两条途径。前者指北京市兴起的若干民办中学，招生方式不受“就近免试入学”原则的制约，可以公开考试招生；后者指公办学校允许跨区域招收部分寄宿学生，也可通过考试进行选拔。

据财新记者了解，除推优、特长生、民办校招生和寄宿校招生指标为公开信息外，其余升学渠道的指标分配各校比例不同，外界难以确知，操纵空间很大。

2013年，海淀区“重点”中学中，仅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八一中学、中关村中学参加大派位，著名的人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本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下称北大附中）、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基本只参加小派位，且指标有限，或仅象征性拿出少许大派位指标。其中最“牛”的学校，甚至有权超脱学区限制。

闻风告诉财新记者，其他渠道完成招录，剩下的指标才会用于大派位，越是受追捧的中学用于其他渠道的招生指标就越多，因此参与大派位的学生多数只能去普通校即所谓的“差校”。

对此，海淀区教委有关人员答复财新记者电话咨询时称：“重点中学就像一个杯子，好学生录得多了，留给派位生的就少了。”

一位北京市西城区小学毕业生的家长，为了孩子今年升入理想的初中，跑遍意向中的重点中学，方知这些学校“自动派位率都只有15%上下”，他告诉财新记者，“只能走其他途径”。

北京四中是西城区的“名校”。招办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学校今年招收10个班的学生，大派位名额有20多名，特长生招收30余名，推优生招收约四五个班，此外每年投简历海选式招收也有一批，但“共建生（名额）不清楚”。

“重点”小学中关村二小对应的划片学区被视为优质学区，位于北京市北四环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地带，学区房价高达每平方米七八万元。2013年，按照海淀区教委的学区划分规则，中关村二小本部的毕业生参加大派位可对应四所中学，分别是八一中学、中关村中学、101中学初中部（原双榆树中学）、知春里中学。拥有两所“重点中学”，这个学区的含金量看似不低。但八一中学真正参与派位的学位指标往年仅有十余个。原本在学区内招生名额较多的中关村中学，随着近年来声誉的提高也设法增加特长生等其他指标的招录额度。这意味着，如果学生参加大派位，进入后两个普通校的几率显然更高。

闻风测算了海淀、西城等区的指标分配额度。以海淀区为例，2013年全区“小升初”毕业生2万多人，除大派位外，其中点招录取学生约4000人，民办校录取学生2994人，共建生和条子生约2000人，全区被招录的特长生共1715人，其中“重点校”招录895人，推优生计划招录1945人，实招1362人，公办寄宿生招录1150人，直升校直接招生800人。也就是说，共有多达14000名左右的学生未经大派位便获得升学机会。

他也指出，上述数据一部分来自教委，一部分是自己的蹲点调研，不能保证绝对精确。除还有外区学生被海淀收录等因素，更因为点招和条子生等招录方式并不为教委所公开认可，额度需要参照他从各种渠道所获历年经验数值并根据各校其他类目招生量倒推。

财新记者致电海淀区考试中心有关工作人员进行咨询，对方确认称，海淀区只有约一半的学生走大派位，但他同时表示：“派位的具体比例不定，每年都是等其他招生方法走完了才知道有多少派位的。”

双轨制溯源

裂变为双轨运行的现有“小升初”入学制度，尚未找到公平与效率这对两难抉择之间的兼容之道。

“小升初”复杂的双轨制并非一日铸成。中国初中入学招录制度也曾经历过规则单纯的岁月，但面对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急切的渴望，政策制定总在教育公平和个体自由选择权两个目标间摇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初中升学实行统一考试制度，重点学校根据考分选拔优秀生源。直到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前，即便对于应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的义务教育，稀缺的资源也是向培养优秀人才倾斜，办好重点学校的思路一以贯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除了诸如北京的景山学校、北海中学这些学校可为特权人群子女开辟通道，当时除了考分几乎没有择校的余地。

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学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此后，“就近入学”、“学区”的概念引入，在学区择校的基础上，入学选拔仍主要以考试为准。为了竞争重点校，小学生课业负担日益加重。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风气渐起，政府着手严控择校。

中国初中入学政策开始明确“禁止择校”。国务院办公厅1996年下发文件，规定：“不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招收‘择校生’，坚持就近入学原则。一定要把‘择校生’高收费问题坚决遏制住，重点是大中城市”，“要坚决制止各种形式以权择校的‘条子生’和‘关系生’”。这一阶段，为了给学生减负，北京市取消了毕业统考，改由各小学自行出题，优秀生源由学校推荐，但要求严格控制在3%-5%之内。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明确了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考试也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以对口入学或电脑派位的方法取而代之。期间政府对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的行为一再明令禁止。北京市早在1998年便实行电脑派位，高度强化派位的公平性，要求公立学校取消“市级三好学生”保送升学制度，“三好”荣誉称号不再与升学挂钩；特长生的数量严控在小学毕业生总数的2%以内，并在次年进一步要求压缩至1%以下。

择校需求却并未被真正抑制。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为了弥补公立教育资源的不足，中国政府允许开办民办学校，择校风向民办学校转移。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施行，时任教育部长周济提出：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名校办民校。在教育部门首肯下，不少公立学校也纷纷改制为民办校，或者办起了校中校。如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先后办起民办公助类分校。其中清华附中的分校——清华实验中学更是和清华附中水乳交融，不但共用师资，甚至分享同一个校园。通过民办校择校或收取择校费成为合法模式。

在海淀区北京第十一中学担任科研副校长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表示，这一办法虽然也难以避免民办校产权不明晰等制度原罪，但是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选择性需求。

此后各地教育部门的政策更加摇摆不定，参差错杂。在从中央到地方反复重申的“严打择校”口号中，择校的尺度事实上被放大。2002年后，北京市将入学政策制定权下放各区县，特长生等择校方式的招生比例也交各区县自行拟定。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刘胡权分析，放权之举进一步推动“小升初”入学渠道的多样化。大派位以外的招生比例逐渐上升，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复杂格局。

择校的兴起，不外是出于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市场本能。曾晓东指出，之所以“严禁择校”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是因它违逆了人的本能。给家长留有一定的选择权，是任何一个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应有的制度安排。“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优势环境。”

储朝晖则认为，“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

如何两全？裂变为双轨运行的现有“小升初”入学制度，尚未找到公平与效率这对两难抉择之间的兼容之道。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谁能够享受优质教育、怎样才能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为何暗箱操作

“教育公平”这面旗帜之下，制度默许的择校安排和政策倾斜难见阳光，有关学校和监管者之间心照不宣，态度暧昧。

面对入学双轨制，教育部门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尴尬。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他曾公开表示，教育公平是国家的基本教育国策；教育公平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

登录教育部网站，可以查询到，自2008年起，“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就被明确写入教育部的职责范畴。2013年1月23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全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将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与上述承诺有关，教育部始终强调推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支持教育“薄弱地区”和“薄弱校”。由来已久的重点校制度，早已被公开废除。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前一年，教育部专门发文，要求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并逐步缩小校际办学条件差距，保证辖区内薄弱学校逐年减少，并制定基本办学条件“最低保障线”，使不能达标的学校尽快达标。

2006年，教育部再度发文，叫停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校、重点班。这份名为《关于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规定：“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抓紧制订或完善本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利用公共教育资源集中建设或支持少数窗口学校、示范学校。要积极推动学区内各学校优秀课程、优秀教师、实验设备、图书资料、体育场馆等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文件还明确：“教育部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编班，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不能以各种名义在校内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上述思路，此后多年至今一再被教育部以不同形式反复重申，取缔重点校、重点班成为政府明确的立场。

但教育部门还有另外一张面孔。虽然身份只是监管者，但在强劲的市场需求推动下，各地教育部门并未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对于优质教学资源的追求和扶持，更何况，提升教学质量也是教育部门的职责内容。

储朝晖指出，“重点校”的存在，是易于展现的教育政绩，也是权势阶层便于享用的“近水楼台”，还有助聚合人力资源，拉动地方经济，是政府部门乐见其成的。

名义上，中国各地已不再划分重点学校。杨东平认为，这一要求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他指出，中国长期实行的仍是一套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一些优质公立学校在招生、教育经费、师资等各方面都有优惠政策，人为地制造和拉大了学校差距，这是择校热的根源。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3年5月28日举办的研讨会上，杨东平指出，北京公立学校来自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拨款如生均经费为数相差不大，算得上是均衡的。但是，“重点学校”在此之外仍可得到另外两笔普通学校没有的经费，一笔是来自政府的专项建设经费，另一笔是择校费。比如，学校一旦争取到诸如科技示范校、体育示范校等此类项目落地，就可以得到大笔相应的特别拨款。他说：“据我们了解，有些重点学校政府拨款1/3，专项经费占1/3，学生择校费占1/3，普通学校比这样的学校要少2/3的收入，教师待遇差别非常巨大。”

除了拨款的差别，“重点校”原有师资、硬件、人际关系基础就和其他学校相去甚远，起点已经更高。储朝晖强调，在此基础上，“重点校”挟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具备了较高的博弈能力，吸纳权、钱资源的能力非同一般。

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的李壑在教委工作多年，有五六年的时间专门督导北京义务教育均衡问题。他认为，教育部门的确在均衡教育资源方面做出了不少制度安排，硬件资源已经相当均衡，教师的学历也大体一致。但他也确认，差别主要在于“有名气的教师分布还不太均衡”。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生源的教育资源并没有纳入我们的监控”。

生源分配的高度不均衡，恰恰是通过教育部门主导的双轨制招生实现的。

“通过择校把所谓最牛的孩子弄到一个地方，这个学生叫‘牛孩’，这个学校就叫‘牛校’。”杨东平说。在他看来，打造“牛校”的最大秘诀，就是走争夺优质生源这条捷径。

“重点中学不收‘牛孩’，不招好生源，升学率必然会下来。”闻风表示，在以升学率论英雄的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中，越是“牛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博弈而增加自主招生指标的空间也越大。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各地教委在割裂的政策价值取向下作出的现实选择，以此来概括并不为过。“教育公平”这面旗帜之下，制度默许的择校安排和政策倾斜难见阳光，有关学校和监管者之间心照不宣，态度暧昧。

北京市2010年即规定，所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学都必须承担“小升初”划片就近入学的任务，取消重点学校不接受电脑派位生的“特权”，并且强调“名校招收的派位生必须平均分班，不能单独编班”。但是，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研究，近几年北京市各区教委并未公开其招生比例和编班情况。

不仅各教委未对“小升初”录取结果进行公开，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四区的18所重点中学和19所重点小学中，除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在校门口公示栏中张贴了六年级学生划片派位结果和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外，其余均未在其网站上对当年“小升初”的招生录取结果进行公示。

杨东平说，学生的来源构成、划片，学校教师的结构，财务状况等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是国家机密，从不公开”。事实上，数年前北京中关村三小原校长和数名员工曾因上亿元择校费涉腐败问题被诉，但最后案件亦未公开审理。杨东平担心，阴影之下，金钱和权力的渗透把校园变成寻租场。

奥数班复燃

“拼不了爹就遛孩子。”

明面上推进教育公平的政策仍在深化，暗箱操作的择校竞争暗流汹涌。

2013年6月30日下午，北京体育大学教学楼前挤满送孩子前来参加101中学占坑班扩招考试的家长。考试很低调，只在教学楼玻璃大门边贴一张不大的白纸，打印着“小学生综合素质测试”等字样。一位结束考试的五年级小学生低声告诉财新记者，所考内容全是奥数题，平时并没有学过，“大概能得20分”。

闻风透露，海淀区的“重点学校”的点招一般在“小升初”前一年的8月已经开始，基本都在12月就完成第一轮考试，今年亦不会例外。一些“牛校”的动作甚至还要更早一些。考试的内容几乎均以奥数为主。“没有‘市重点’不考奥数的。” 闻风说。

但就在不到一年前，北京市教委已对奥数竞赛和培训进行了一场被本地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封杀。2012年8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一则全面声讨奥数培训的报道，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重视，随即决定采取措施。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四项措施，重申严禁将奥数成绩作为“小升初”条件，禁止学校涉奥考试和招生以及公办学校与培训机构相关联的涉奥培训，并查处将奥数竞赛和培训挂钩的入学行为。8月28日，北京市教委又即日叫停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

叫停奥数并非首次。早在2005年，北京市教委就封杀了人气颇旺的奥数竞赛“迎春杯”，2011年又取缔了“希望杯”。2003年至2011年，先后三次表态要切断奥数与升学的关联。

与往年相比，2012年的措施格外严厉。北京市城六区共有30所学校负责人承诺不以奥数成绩评价学生，严控课程难度。此后，以海淀区为例，各小学展开了新一轮减负行动，不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一些学校的奥数班也纷纷关闭。开办多年、注重以奥数培训选拔学生的人大附中占坑班“仁华学校”、101中学占坑班“101培训部”等先后停课。

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就在“禁奥”风暴之后一个月左右，不少培训班又开门迎客。一位小学生告诉财新记者：“政府不让上奥数，现在学的是‘趣味数学’、‘思维训练’，内容和以前一样。” “101培训部”、“仁华学校”也分别于2012年9月和10月经海淀区教委批准更换了校名，从形式上与101中学和人大附中脱钩，更在内部发出复课通知。前者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金帆教育培训中心，后者的举办者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培训中心变更为北京英才时代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校名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仁才培训中心。清华附中的龙校、西城区“老教协”（西城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三色帆”（三色帆培训中心）等资历深厚的奥数坑班也相继复课。

据财新记者从多家培训机构处了解，根据学校受欢迎程度，海淀区的中学自动分为三个梯队。按往年节奏，以人大附中为首的第一梯队早在小学生五年级阶段就招生完毕；暑假和六年级上学期为第二梯队招生时间；到了按教委时间表开放招生的六年级下学期，以较为优质的民办校为首形成的第三梯队此时方才进场招生，各梯队的拾遗补缺和特长生等名额分配也基本在此阶段完成。在“禁奥”风暴猛烈的火力震慑下，部分学校的招生时间不过是略有推迟。

奥数为何屡禁不绝？闻风认为，凭考试进入理想的中学，是大多数既无权也无钱的家长唯一能够把握的途径；对所谓“牛校”来说，奥数正是一种符合中国应试教育要求的“完美”选拔标准。

闻风分析，大派位以外多种升学渠道中，只有以奥数考试为主的点招途径是不需要“拼爹”，全凭孩子和家长“努力奋斗”的——“拼不了爹就遛孩子”。

他表示，即便是看似透明公开的“推优”，选拔制度也备受诟病。在北京，小学毕业生五六年级课内统测成绩平均每门不达90分以上，一般便失去资格，已属于变相考试。但资格的获取并不完全依靠考分，还需获得市、区“三好学生”或“优秀班干部”等称号获得加分。

在前述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讨会上，一位从三年级以来已获几十份教委认可竞赛全市一等奖证书的“牛孩”母亲说：“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不公平。基本80%到90%的孩子学业成绩都能达到满分，所以拉不开档次。”她表示，关键性的“三好生”、“优秀班干部”名额完全由孩子自主推选，为了维护公正，教委规定不允许班主任发表倾向性意见，但这又在另一个方向助长了儿童中的选举寻租。她的孩子最终在“区三好”选举中落选。这位母亲正带领十岁的孩子冲刺英语FCE证书，难度相当于雅思考试5.0至6.5分的水平。

“我很支持点招，有本事就考，没本事就把嘴闭上。但我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人家说一定要看奥数成绩，我的孩子不可能再有精力学奥数。特长考试水太深了。就我这样的孩子，都不敢保证有学校会要。”这位“牛孩”的母亲说。

财新记者以学生家长的名义，拨通了一个名为“思维学校”的“小升初”培训班电话进行咨询。一位自称“王老师”的工作人员介绍，该校提供名校占坑班考试机会，主攻特长生，所掌握的清华附中美术特长生名额多达12个。学生需要在该校交费补习文化课，目标校的文化课选拔考试过关，可以给“运作”特长生招录。特长能过的话，关系费还需要2万-3万元，文化课没过的话，关系费要交5万-6万元。这位王老师保证，由于该培训班负责人和多所中学关系密切，所以对考生最重要的不是特长考试的水平，而是文化课的程度。

闻风解释，即便是共建、条子生等以“拼爹”为主的招录方式，近年考试淘汰的比率也大大增加，因为“重点校”入学需求实在太旺盛。“共建分为大共建、中共建和小共建。小共建是比较容易入学的，主要针对重要的国家机关单位子弟，基本一对一；大共建对象是普通赞助单位，近年都要考试，且数学占绝对的分值。”特长生渠道，因而也更注重考试成绩，学校时有用特长生、共建生指标来安排文化课高分而点招等指标不足以安排的学生，一些学校所谓的寄宿生招录，据悉也无非利用寄宿指标来考试选拔。作为招生方式改革的内容，今年北京海淀区减少了各校特长生指标。闻风认为，此举并不代表双轨制下其他入学渠道指标整体的削减，仅是为学校提供了点招等其他入学方式指标增加的空间。这无疑意味着奥数考试的地位将更加难以动摇。

孩子们的未来

有权的找关系，有钱的出国买教育，没钱的苦读奥数，只有没钱没权更没精力的等待最后派位。家长的心态变了，孩子的心态也变了。

6月中旬，就在北京2013年这轮真刀实枪的“小升初”竞争进入尾声之际，全国瞩目的高考成绩恰到好处地出台了。媒体进入新一轮高考“状元”比较的热潮中。

北京的文理科“状元”，分别花落两所名校——北京四中和清华附中。作为“牛校”中顶尖者的人大附中，在去年将两个“状元”名号悉数收入囊中，虽然今年未有斩获，但风光仍然无二。

6月20日，中国“神舟十号”航天飞船宇航员太空授课在全国唯一的地面课堂，即设在人大附中。

这所学校，在历次高考和难以计数的奥数竞赛中，收获了人们的鲜花和掌声，如今更是承载各种择校狂热的终极殿堂。

人大附中招生办工作人员答复财新记者致电咨询时确认：人大附中今年招生达十多个班，不接受派位，招生途径只有推优和特长。招生总额和各种招录途径具体人数，一概不予透露。

据财新记者从海淀教委获得的数据，人大附中今年推优名额80人，特长生招录共156人。按15个班级估算，每班规定班额40人，共招录初中生600人。减去公开招录的236人，还有364个名额。这300多个名额并不出现在教委公开披露的指标中，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除了名额不详的共建生、条子生和少量人大附中教工子弟，大部分的名额分配给点招生，这在业界已是公开的秘密。闻风说，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不抓生源，都收关系生，没两年学校就完了”，所以还得依靠奥数选拔的点招考试；关系生即便招收了，也会区别对待，一般不会分到实验班，甚至有些不计入正式学籍，以免拖升学率的后腿。

人大附中点招的载体，在“禁奥”风暴前，是名为北京仁华学校的培训机构。这所学校前身是中科院华罗庚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人大附中1989年联合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当时是人大附中的超常数学教育实验基地，后在2004年更名。仁华学校非等闲之辈可以进入。曾晓东介绍，此类学校并不公开招生，入学主要有两个途径。自小学三年级起，一是周边“重点小学”定点推荐数学成绩拔尖的学生，二是每年举办的各种奥数竞赛，都有小学生崭露头角，被占坑班相中。此外，普通孩子可通过人大附中网校报名参加选拔考试，但若非经过专门奥数培训，入选机会极低。至今，人大附中在保留大量自主点招名额基础上，还拥有教育部门特许的“早培班”选拔“超常儿童”专门教育。在人大附中，则约300个入学名额仍由学校自行分配。

北京市虽然措辞严厉地叫停了奥数培训和升学的挂钩，但入学指标的分配模式并没有给出替代性选择。以收集和发布各种“小升初“信息为服务主旨的“小升初网”创始人王涛指出，这反而让家长和学生无所适从。

在一场夜间借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课堂举办的“小升初“规划讲座中，主讲人透露，在2012年的“禁奥”风暴中，一些坚信奥数大势已去的家长带着学生退出奥数培训，但当他们发现今年的招生仍然是奥数的天下时，已无力回天。

北京市西城区一位应届小学毕业生的父亲告诉财新记者，因为没有准备奥数和其他特长，又缺乏“关系”，虽然提前准备了印刷和措辞精美的简历，但为了上一个好中学，孩子仍只剩下参考民办学校招生考试一条路，被录取后要支付高额学费。为了分到升学率更高的实验班，孩子早已进入分班考试的备战状态，“每天做三张卷子，晚上11点半睡觉”。另一位身为过来人的孩子家长对财新记者说：“只要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公平，就值得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还有少数收入不菲的家长选择另一条路，即让孩子就读私立的国际中学，完全避开“小升初”的炼狱。曾晓东认为，此类国际中学按照国际化的教学和评估体系来培养孩子，不以单一应试标准否定孩子多样化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对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而言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但这是一条不归路。国内高考是一个建立在封闭应试体系上的考核标准，也正是因为教育监管者对应试和升学率的要求，才倒逼学校将压力前移，转移给了小学生。国际中学的教育模式与之毫不兼容，一旦走上这条路，最终的目标就只有出国一种选择。

曾于2001-2009年担任北大附中校长的康健对财新记者表示，择校困境的产生，并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而是过于集中，现有政策将资源都向少数超级学校聚拢，使得“差校”更差，形成马太效应。他透露，据他在业内了解，一些普通校并非自暴自弃，而是“稍微有点起色，稍微培养出几个好老师，马上就被那些学校挖走了”。同时，他认为，现有公立学校大一统的体制下，社会给予学生们的选择机会又实在太少。

有权的可以找关系，有钱的可以出国买教育，没钱的苦读奥数，只有少数没钱没权更没精力的家长在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派位。这个社会的心态变了，孩子们的心态也变了。

上述西城区毕业生父亲对财新记者说：“是爸爸弄进去的，还是考试考进去的，或者是派位入学的，孩子心里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一些提供“小升初”信息的有关网站上，财新记者找到了大量各“重点中学”暑期分班考试的日期等信息。各种真题培训班又开始招募新一期学员。那些饱尝考试之苦的小学毕业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将要在奥数学习中度过他们小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

择校热下孩子何去何从？

文/任波 杨佳秋

北京市虽然措辞严厉地叫停了奥数培训和升学挂钩，但入学指标的分配模式并没有给出替代性选择。以收集和发布各种“小升初”信息为服务主旨的“小升初网”创始人王涛指出，这反而让家长和学生无所适从。

2013年6月底，一场夜间借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课堂举办的“小升初”规划讲座中，主讲人透露，在去年的禁奥风暴中，一些坚信奥数大势已去的家长带着学生退出了奥数培训。但当他们发现今年的招生仍然是奥数的天下时已无力回天。

北京西城区一位应届小学毕业生的父亲告诉财新记者，因为没有准备奥数和其他特长，又缺乏“关系”，虽然提前准备了印刷和措辞精美的简历，但为了上一个好中学，孩子仍只剩下参考民办学校招生考试一条路，被录取后要支付高额学费。为了分到升学率更高的实验班，孩子早已经进入分班考试的备战状态，“每天做三张卷子，晚上十一点半睡觉”。

另一位身为过来人的孩子家长则对财新记者说：“只要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公平，就值得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但这百分之五十的公平代价不菲。

在一些提供“小升初”信息的有关网站上，财新记者找到了大量各“重点中学”暑期分班考试的日期等信息。各种真题培训班又开始招募新一期学员。那些饱尝考试之苦的小学毕业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将要在奥数学习中度过他们小学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

还有少数收入不菲的家长选择另一条路，即让孩子就读私立的国际中学，完全避开“小升初”的炼狱。曾晓东认为，此类国际中学按照国际化的教学和评估体系来培养孩子，不以单一应试标准否定孩子多样化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对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而言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但这却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国内高考是一个建立在封闭应试体系上的考核标准，也正是因为教育监管者对应试和升学率的要求，才倒逼学校将压力前移，转移给了小学生。国际中学的教育模式与之毫不兼容，一旦走上这条路，最终的目标就只有出国一种选择。

有权的可以找关系，有钱的可以出国买教育，没钱的苦读奥数，只有少数没钱没权更没精力的家长在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派位。这个社会的心态变了，孩子们的心态也变了。上述西城区毕业生父亲对财新记者说：“是爸爸弄进去的，还是考试考进去的，或者是派位入学的，孩子心里的感受完全不同。”

曾在2001-2009年担任北大附中校长的康健对财新记者表示，择校困境的产生，并非因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而是过于集中。现有政策将资源都向少数超级学校聚拢，使得差校更差，形成马太效应。他透露，据他在业内了解，一些“普通校”并非自暴自弃，校长们非常努力，但是“稍微有点起色，稍微培养出几个好老师，马上就被那些学校挖走了”。而同时，他认为现有公立学校大一统的体制下，社会给予学生们正常的选择机会又实在是太少。

“牛校”如何造就？

文/任波 杨佳秋

在以升学率论英雄的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中，越是“牛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博弈增加自主招生指标的空间也越大。

6月中旬，就在2013年北京这轮真刀实枪的“小升初”竞争进入尾声之际，全国瞩目的高考成绩也恰到好处地出台了。媒体进入了新一轮高考状元比拼的热潮中。

北京的文理科状元，分别花落两个名校，北京四中和清华附中。作为‘牛校’中顶尖者的人大附中，则在去年将两个状元名号悉数收入囊中，虽然今年未有斩获，但风光仍然无二。6月20日，中国神舟十号航天飞船宇航员太空授课在全国唯一的地面课堂，即设在人大附中。这所学校在历次高考和难以计数的奥数竞赛中收获了人们的鲜花和掌声，如今更是承载各种择校狂热的终极殿堂。

人大附中招生办工作人员答复财新记者致电咨询时确认：该校今年招生达十几个班，不接受派位，招生途径只有推优和特长。招生总额和各种招录途径具体人数则一概不予透露。

财新记者从海淀教委获得数据看，人大附中今年推优名额共80人，特长生招录名额共131人。若按招生班级15个估算，每班规定班额40人，一共招录初中生600人。减去公开招录的211人，还有389个名额。这至少300多个名额并不出现在教委公开披露的指标中，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除了名额不详的共建生、条子生和少量人大附中教工子弟，大部分的名额分配给点招生，这在业界已是公开的秘密。教育培训机构清华园教育副总裁闻风说，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不抓生源，都收关系生，没两年学校就完了”，所以还得依靠奥数选拔的点招考试；关系生即便招收了，也会区别对待，一般不会分到实验班，甚至有些不计入正式学籍，以免拖升学率的后腿。

人大附中点招的载体，在禁奥风暴前，是名为北京仁华学校的培训机构。该校前身是中科院华罗庚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人大附中1989年联合创办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当时是人大附中的超常数学教育实验基地，后在2004年更名。仁华学校并非等闲之辈可以进入。曾晓东介绍，此类学校并不公开招生，入学主要有两个途径，自小学三年级起，一是周边“重点小学”定点向仁华学校推荐数学成绩拔尖的学生，二是通过每年举办的各种奥数竞赛，都有小学生崭露头角，被占坑班相中。此外普通孩子可以通过人大附中网校报名参加选拔考试，但若非经过专门的奥数培训，入选机会极低。至今，人大附中在保留大量自主点招名额的基础上，还拥有教育部门特别许可的“早培班”来选拔“超常儿童”进行专门教育。在人大附中，约300个入学名额仍由学校自行分配。

教育公平这面旗帜之下，制度默许的择校安排和政策倾斜难见阳光。上述这类指标分配信息，教育部门和学校均态度暧昧，秘而不宣。

北京市2010年即规定所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学都必须承担“小升初”划片就近入学的任务，取消重点学校不接受电脑派位生的“特权”，并且强调“名校招收的派位生必须平均分班，不能单独编班”。但是，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研究，近几年北京市各区教委并未公开这一其招生比例和编班情况。

不仅各教委未对“小升初”录取结果进行公开，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四区的18所重点中学和19所重点小学中，除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在校门口公示栏中张贴了六年级学生划片派位结果和学校教育收费公示，其余均未在其网站上对当年“小升初”的招生录取结果进行公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学生的来源构成、划片、学校教师的结构，财务状况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是国家机密，从不公开”。事实上，数年前北京中关村三小原校长和数名员工曾因涉择校费腐败问题被诉，但最后案件亦未公开审理。杨东平担心，阴影之下，金钱和权力的渗透把校园变成寻租场。

“拼孩子”变相考试令法律失效

文/任波 杨佳秋

对于学生和学校而言，看似公开透明的按学区进行电脑派位已不再是初中入学招生模式的真正主流。

自2006年中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起，“小升初”招生录取已经全面废除了考试。根据法律规定的“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各地按户籍和居住地将学生分别划归对应的学区，学区内的小学生都可以参与教育部门组织的片区所属公立中学学位的电脑派位，也称大派位，根据学生所填志愿随机分配录取名额，这也是多地政府认可的主流招录模式。北京市每年的初中入学计算机统一分配在7月初进行。但至今年6月底，财新记者拨打多所学校的招生电话，均被告知，招生早已经完成。

这说明，虽然对择校“禁”字当头，但北京乃至全国普遍运行的是一套初中入学学位双轨制分配模式。北京“小升初”除了电脑派位即大派位之外，教育部门允许或默认学校采取其他多种入学招生渠道，经过多年演化，现有主要名目多达八种，均提前于大派位进行招录。

据财新记者了解，除推优、特长生、民办校招生和寄宿校招生指标额度为公开信息，其余升学渠道的指标分配各校比例不同，外界难以确知。

教育培训机构清华园教育副总裁闻风分析，在大派位以外的多种升学渠道中，只有以奥数考试为主的点招途径是不需要“拼爹”，全凭孩子和家长“努力奋斗”的——“拼不了爹就遛孩子”。

如今，“遛孩子”的竞争正在不断升级。闻风表示，即便是看似透明公开的“推优”，选拔制度也备受诟病。在北京，小学毕业生五六年级课内统测成绩平均每门达不到全A，一般便没有推优资格，已经属于变相考试。

但推优资格的获取并不完全依靠考分，还需要获得 市、区“三好学生”或“优秀班干部”等称号获得加分。在前述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讨会上，一位自三年级以来已获得几十份教委认可竞赛全市一等奖证书的牛孩母亲说：“我觉得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不公平。基本80%到90%的孩子学业成绩都能够达到满分，所以拉不开档次。”她表示，关键性的“三好生”、“优秀班干部”名额完全由孩子自主推选，为了维护公正，教委规定不允许班主任发表倾向性意见，但这又在另一个方向助长了儿童中的选举寻租，她的孩子最终在“区三好”选举中落选。这位母亲正带领10岁的孩子冲刺英语FCE证书，而这一测试与成人雅思考试5.0-6.5分的难度相当。

“我其实很支持点招，有本事就考，没有本事就把嘴闭上。但我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人家说一定要看奥数成绩，我的孩子不可能再有精力去学奥数。特长考试我觉得这个水太深了，就我这样的孩子都不敢保证学校会要。”这位“牛孩”母亲说。

财新记者以家长的名义拨通了一个名为“思维学校”的“小升初”培训班电话进行咨询。一位自称王老师的工作人员介绍，该校提供名校坑班考试的机会，主攻特长生方向，所掌握的清华附中美术特长生名额多达12个。具体而言，学生需要在该校交费补习文化课，目标校的文化课选拔考试过关，可以给“运作”特长生招录。特长能过的话，关系费还需要2-3万元，文化课没过的话，关系费则要交5-6万元。这位王老师保证，由于该培训班负责人和多所中学关系密切，所以对考生最重要的不是特长考试的水平，而是文化课的程度。

闻风解释说，即便是共建、条子生等以“拼爹”为主的招录方式，近年来通过考试淘汰的比率也大大增加，根源在于“重点校”入学的需求实在太旺盛。“共建分为大共建、中共建和小共建，小共建是比较容易入学的，因为主要针对重要的国家机关单位子弟，基本一对一，大共建的对象是普通赞助单位，今年入学都要考试，且数学占到绝对的分值。”

正常的特长生渠道，因而也更注重考试成绩，学校时有用特长生、共建生等指标来安排文化课高分而点招等指标不足以安排的学生，一些学校所谓的寄宿生招录，据悉也无非是利用寄宿的指标开放考试选拔。

作为招生方式改革的一项内容，今年北京市海淀区调整招生政策，减少了各校的特长生指标。闻风认为，从现有指标变化的情况看，此举并不代表双轨制下其他入学渠道指标整体的削减，仅是为学校提供了点招等其他入学方式指标增加的空间。而这，无疑意味着奥数考试的地位将更加难以动摇。

治理择校堵不如疏

文/曾晓东

又是一年招生季。高考成绩刚揭晓，社会批判应试教育的余波还未散去，北京市“小升初”派位名单也即将公布，“择校”之弊又触动了大众神经。“就近入学”这个原则为什么如此难以执行？治理择校为什么效果总不尽如人意？最重要的是，未来是否有解决之道？

教育改革需要新的思路

按照目前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治理择校的思路，“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配置的基本原则，“择校”在理论上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机械的教育公平是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实在想择校，只有去私立学校，这就是教育部反复提及的“择校找私立”路线。但这个看似完美、绝对正确的制度，有很多前提：第一是家长完全按规定程序做，没有讨价还价和投机行为，不过，这有悖于人类的本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基本上不可能；第二是有足可以替代优质公立学校的私立学校存在，目前这个前提也不成立。

在教育界，大家公认的教育体制改革是1985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但是，这两个改革也都局限在扩大公立学校办学自主权和保证公立教育经费投入的讨论上。尽管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领域，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公有制社会事业单位的改组改制，等等，但并没有切实的探索和实验。随着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配置越来越严格，公立学校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非标准化的教育需求被统一要求“裁剪”的特征就会越来越明显。

多年来，政府治理择校的实践一直强化教育机会平等，但政策的执行成本很高，社会对教育机会分配的满意度也没有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逃离中国的教育体系。

由此，另一条治理之路——通过发展民办机构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应当提上日程。在中国香港，60%的学校都不是公立学校。如果在保障教育公平权的同时，能够通过非营利机构的办学体制多样化去分化市场的择校偏好，建立优质公立学校的替代校，将治理择校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统筹考虑，这是疏解择校热的有效路径。

各种类型学校应区别对待

一个健康的教育体制应该有哪些必要的组成呢？简单地说，有四个主体：公立学校、公立改革校、民办非营利学校、民办营利性学校。各有各的逻辑，各有各的动机，各行其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道路铺好，把游戏规则定好，而不是在游戏规则不清晰或规则过于单一的情况下，到处围追堵截。

对现代社会来说，社会偏好的高度一致可能是一个“灾难”。就治理择校而言，分离社会偏好也应该体现在制度设计中。

公立学校应绝大多数按照“就近入学”来招生，家长愿意到某个学校上学，就必须购买“学区房”。好的学校所在区域的房价非常高，这是普遍的规律。公立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它要严格执行公立学校的招生规则，任何有悖于招生规则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管理制度的约束。

公立改革校可以借鉴美国的特许学校等，可以因改革而申请使用不同于一般公立学校的招生程序和标准，但要通过“特许”的立法保障实施。而且，这种程序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教学改革目的的纯选拔性招生是不被允许的。

对于民办非营利学校，美国私立学校的主体或者在中国香港地区被称为津贴学校，是以产权不清晰为基本特征的，混合了公共投入、家长学费投入和社会捐赠，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教育为使命，是社会良心的反映。法律为它设置的游戏规则是享有充分自由，但是，要向社会披露信息，要履行社会责任，以换取社会的信任。它可以为了筹资招收捐助百万的富家子弟入学，但要得到理事会的批准；它也被要求招收贫穷但是优秀的子弟用奖学金方式入学，以体现教育的精神。

民办营利性学校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为数极少，它把教育作为生意来做，必须交税，除非政府因产业政策需要给予免税和优待。它仅适用于那些对特殊需要有极高要求的群体。如对寄宿、对特殊课程、对师生关系和学习方式等有特殊偏好的人群。

政府管理待打破特权

目前中国政府对所有公立学校的管理仅是对一般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中国现有的优质学校，大多数难以适应这种一般的管理方法，于是，他们就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招生考试替代方法。其实，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精英教育体系，体制改革应该给这些学校以选择权，允许他们申请招生考试权，但是必须说明招生考试的设计思想和改革间的关系，必须保证精英的筛选标准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也许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最后进入这些精英学校的还是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学生，但是，从机会上说，所有的学生都应有相同机会的可能性。

在私立学校群体中，中国现有法律意义上的民办非营利学校，本质上属于民办营利性学校。混淆制度界限的结果是，将社会责任与学校自主权平衡得较好的真正的非营利学校，反而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土壤。实际上，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转制”学校，以及现在各名校举办的“国际部”，在产权性质上都符合民办非营利的制度特征，如果能够规范其行为，帮助它们不断清除身上的“逐利性”，这些学校能够很好地利用改革的自由权，向社会展示，当去掉了权力的干预和市场的利诱后，社会办的教育机构可以办成人类理想的承载地。

中国现有的私立学校大多产权不清晰，它们具有以教育创新和办学为使命的特征，但是，又希望用中国特色混淆制度，不交税、拿政府优惠待遇，同时，又有民办的优势，这才会出现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过程中，煞有介事地讨论是否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问题。

应该说，不管是现有民办还是公办学校，由于制度界限不清，游戏规则不明，各类机构在办学过程中，都有“浑水摸鱼”的现象。对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好的制度可以让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说，中国政府对于公立学校的管理正在逐步完善，对私立学校的管理也正在走向正确的道路，但是，对于中间路线，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希望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能够启动深化体制的改革，用改革分离社会偏好，用阳光透明换得社会的平静和有序选择。

培育好一个丰富多样的教育市场，除了深化体制改革，还一件事必须要做，就是让学区房成为真正的学区划片入学。实际上，中国也算是模仿学区模式，但是总有特权阶层绕过公开的制度。我们要治理的是透明，要引入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新理念。凡是在北京具有高的社会声誉的学校，应该建立社会监察会或是理事会。要用到民主开放的社会管理要素，不能指望用行政体系内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行政体系内部总有寻租的空间，还是要引入社会力量才能打破教育的权力绝对主义，不让学校成为权力的奴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海外择校模式考

文/杨佳秋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多遵循就近原则。政府极力促进公立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稳定，以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放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在一些国家，择校制度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推行。若以和学校分区相关性为根据，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择校模式可大致分为严格的学校分区、一定程度学校分区和自由择校等几种模式。这些分别以日本、美国、英国等国为代表。中国香港特区放开民营学校敞开择校渠道促进分配公平的模式，也深为业界推崇。

日本：学区内公平与选择并存

“二战”后，日本迅速立法确立了义务教育无偿制原则。其后数十年，日本一直遵循严格的“通学区域制度”，即学生就读的公立中小学必须为学生所在学区内的学校，跨区就学所受限制极高。

上世纪80年代，“教育选择的自由权”理念被提出。1997年，文部省发布《关于通学区域制度弹性运用的通知》，开始逐步接纳择校的弹性化。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谭振华撰文指出，目前日本公立学校的择校形式主要有“自由选择制”、“街区制”“、邻接区域选择制”、“特认校制”、“特定地域选择制”等，基本与学区挂钩。

东京品川区2000年开始“街区制”择校，由市区町村教育委员会把该区分为几个街区，每个包括原来的若干通学区域。小学生入学可在所在街区的小学中自由选择，中学生可在区内公立初中任选。当学校入学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先保证学区内原来的学生入学，再根据抽签决定剩下的学生能否入学。

日本的改革提供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权，但政府未放弃维护教育公平的举措。政府保证充足的经费以实现各校教学条件、设施的规范化，并实行从教师到校长的轮换制，保证了各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的相对均衡。

目前按照严格的学校分区入学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其中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

美国：多元择校，允许跨区

美国义务教育主要以学区为单位就近入学。美国教育为联邦、州、学区三级管理，学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管理单位，是州立法机关许可的准法人团体。

地方学区具有较高独立性，既有权民选教育委员会及管理学区公共教育事务，也有权对学区居民征收财产税，为学校筹集教育经费并分配。美国学区不仅不完全依行政区划划分，还具多种类型，一个州通常不只存在一种学区类型，各州还能自行决定学区的大小和数量。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择校制度初步形成。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为公民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中择校提供更多的便利和选择的自由。

公立学校择校，主要通过建立特殊学校实现，分为“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和“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磁石学校”是最早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择校形式之一，主要针对儿童的特殊兴趣开设特色课程，提供多种课程和教学方案，自愿入学，且无学区限制。“特许学校”主要面向社会下层，一般规模较小，不收费、面向所有学生、无入学考试、经费接受政府拨给。但在人员聘用、课程设置、经费使用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此外，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有些州实行“开放入学”，规定只要对方学区和学校有容纳空间且有相关反歧视法律，就应允许家长跨学区择校。

私立学校的择校由来已久，包括多种形式如教会学校、私人或团体开办的学校、家庭学校等。政府并不干涉个人选择私立学校的自由，同时通过发放教育券、进行教育税减免等形式支持家庭选择私立学校。

在保证家长自由选择权的同时，联邦和州政府也通过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尽可能维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包括实行教育改革，推行“优胜劣汰”的拨款方式等。

中国香港：有教无类，放开民营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在义务教育择校制度上最具示范性的，是实行派位制的香港地区。

香港的派位制分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自行派位占30%，可按家长和学生意愿自行报名；统一派位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最大程度地排除根据学生成绩排名分配学校和学校的标签化。

自行派位阶段，家长申请的学校不得多于两所参加派位的中学，且不受地区限制；学校根据招生准则及比重自行录取学生，可设面试，但不允许笔试。扣除重读生及自行分配学位后，学校将所剩学位用于统一派位，其中有10%名额不受学校网限制，剩下的90%名额按照学生所属校网由学生家长进行选择。

在派位过程中，电脑将学生成绩分为三组别，但每一组别中的学生编号为随机产生；同时，此组别中的学生成绩排名不予公开，政府也不将留存记录。这意味着每所学校都会包含三个组别的学生。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已经录取的学生的录取结果，与统一派位结果一并公布，不允许提前告知家长。

目前香港的义务教育学校最多为津贴学校，数目占72%，它是由社会团体或组织承办和管理由政府资助的学校。在香港，学校的种类包括官立学校、津贴学校、直资学校、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等多种类型，其中津贴学校和官立学校占78%，均接受全额财政补贴，收生完全按照政府派位机制；其他学校的资金来源、收生情况和教师聘任待遇视学校性质而定。

此外，香港规定，财政应保证所有学校均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和合格的师资，对学生和学校的投入不应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拨款标准按照学生人数或者班级规模统一拨付。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