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志

作品卷

周闻道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志：作品卷／周闻道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6

（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

ISBN 978-7-218-09364-2

Ⅰ．①家…　Ⅱ．①周…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786号

Jiayuan zhi zuopin juan

家园志·作品卷

周闻道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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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人：曾　莹

责任编辑：肖风华　古海阳

排　　版：科新电脑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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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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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ISBN 978-7-218-09364-2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90千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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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共有9本。顾名思义，冠以“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至少表明两点：其一，这是一套与在场主义有关的书；其二，这是一套与在场主义散文奖有关的书。

关于在场主义

相信关注文学，关注散文的朋友已不陌生。简单说，在场主义是汉语写作中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

这个判断大致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第一”。这是针对散文流变史而言的。散文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可以说，从说话开始，散文式的自由表达就已存在。后来经历了几千年曲折，散文一路走来，既从容不迫，又尴尬委琐。从容自不待说，散文至今仍是各文学类型中，作者最多，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品种之一；尴尬指的是身份和地位。几千年来，文学“四分法”出现之前还是之后，散文在各文学类型中，是唯一身份不明，界限不清，地位尴尬的，以致许多人写散文，读散文，谈论散文，而不知散文为何物。这在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在场主义的“第一”，就是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散文的身份问题，其核心标志，就是“散文性”的提出和确认。它不仅让散文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本质规定性标尺，而且让散文写作者、研究者有了正确的界域和方向。“命名即是创世，说出就是照亮”，正是基于此。

二是“自觉”。无论从哲学本体论、文体本体论，还是创作方法论角度，自发与自觉，都是一个质的界限划分。与这种划分相连的，还有感性与理性、量变与质变、稚气与成熟等哲学对子。在场主义的“自觉”表明，它既尊重历史，又清醒自己的定位。在场主义是散文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

自散文产生以来，人们对散文规律的探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间也不乏闪光的思想。除了前面谈到的外，如与古代的骈、散、韵文相对应的散体文；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中庸为准则，提倡“礼”与“仁”、“文”与“质”、“美”与“善”的结合；两汉时期的“文”与“学”之分；曹丕《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文章点评中的散文观念；《文心雕龙·总术》中的“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思想及佛门中“散文”、“偈文”之分；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散文概念的提出；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求趣求真”思想；郁达夫、周作人对中国白话散文的影响与遮蔽，“先秦散文”说和“广义散文”说的谬种流传；20世纪60年代以降“形散神不散”的影响、90年代“新散文”运动的兴起等。特别是“新散文”运动以来，散文思想空前活跃，如“大散文”、“原散文”、“原生态散文”、“文化散文”、“诗性散文”、“审美散文”、“审智散文”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但是，无论古代也好，现当代也罢，繁若星辰的散文观念，大都是随兴而发，自发而为，零散碎片的，反映的是散文成长中的非成熟性和探索性。在场主义同仁通过对三千年散文史的深入研究，发现了整个散文存在的问题；同时，对当下散文写作表面繁荣，实则苍白僵化的现实，表达了深深的质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散文性和在场精神的观念。2008年3月8日，周闻道、周伦佑等18位散文写作者，联名在“天涯社区”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将在场主义的主张昭示天下。

在场主义的出现，散文性的确立，散文身份的科学界定，将散文的探索推向自觉成熟的阶段，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开端性事件。

三是“流派”。衡量一个文学现象是否具备流派特质，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是理论构建，是否拥有鲜明的文学观念和较系统完善的理论。二是创作呼应，即是否有与文学观念相呼应的作家队伍和作品。三是文化影响。综观散文流变史，众多散文现象，其理论要么盲人摸象，顾此失彼，缺乏科学性；要么随意而为，零散杂碎，缺乏系统性；要么浅尝辄止，偏执一词，缺乏学理性；要么理论性强，作品式微，或反之。真正较好地具备上述特质的，唯有在场主义。

从理论构建看，在场主义以在场性的在场，作为散文的哲学本体论；以散文性的在场，作为散文的文体本体论：以介入——然后在场，作为散文的创作方法论；将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作为流派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了自己独立完整鲜明的理论体系。散文性指向散文的纯粹性或纯粹的散文，是散文的身份识别标志；“散文性”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在场精神包括“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现性”和“自由性”五个维度。在场主义强调散文的纯粹性，强调作家介入现实，关注当下，勇于担当，体察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疾苦，揭示存在的真相和终极价值，并以之作为自己坚守的存在底线。追求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把这种融合视为散文作家追求的艺术高线。目前，围绕在场主义的各类理论构建及相关争鸣，已超过百万字，我们选择了其中一部分编入本套丛书的理论卷——《颠覆城堡》中，既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自信。

从创作呼应看，我们在提出文学观念，构建理论体系，致力理论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创作的呼应和文本实验，并通过设奖、出版年选和丛书、书系、成果展示等，引导这种实验。凡经数年之劳，连同本次，业已推出30余部，800余万字。包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流派热身体验文本《镜像的妖娆》，花城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在场主义散文年选5部——《从天空打开缺口》《从灵魂的方向看》《九十九极》《稻草人的信仰》《黄金版图》，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在场主义散文丛书”6人6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的“在场散文书系”10人10部，以及本次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手之举。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届评选，我们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尺度，评选出了19部散文专着，50篇散文，共计约600万字。以上合计，已是逾千万字之巨了。虽然选入这些年选、丛书、书系或获奖作品作家，不一定就是在场主义成员，甚至不一定完全认同在场主义主张，但是，我们在努力，按照自己对散文的理解和价值尺度评判作品，创作和引导创作，唤醒更多更自觉的散文意识，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文化影响看，在场主义已超越本身的界域，成为影响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新锐元素。从在场主义观念出发，一些中学在语文教研中，提出了教育在场观，即所谓“在场——一种语文教育的存在论立场”。有的金融机构在员工培训中，根据对在场主义的认识，引申出“银行服务的第三只眼”话题，主张通过银行服务过程中的在场第三方视角，管理好银行的每一个员工的每天“现场直播”机会。有的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空间在场主义”理念，主张应站在住户立场，从人性化的情感贴近出发，设计布局、住屋、空间。在广播领域，有人利用在场性原理，探讨广播有声语言“虚境化”下表达的美学特征，认为“在场性”和“不在场性”的美学特征是在虚境化广播语境要求下，对有声语言时间和空间意义的提升。在行政诉讼中，有人提出行政参与的“在场性”要求，认为正式听证与“陈述及申辩”权平等的“在场性”，是行政公平的核心保障，当事人只有拥有在场“被听取意见的权利”，才能获得公平维权。2012年10月17日，深圳市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的20多名公务员，更是放下桌面工作，以“在场主义散文的力量”为主题，学习如何欣赏散文，提升文化，享受散文所带来的愉悦。可以预见，这并不是终止，而只是开始。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奖

有了在场主义的创立，有了散文性和在场精神的价值认同，有了企业家由“挣钱”到“挣文化”的价值转换和文化关怀，再加上彼此了解、信任与缘分，文学与经济的结盟就成为必然。面对在场主义，周闻道和新生代企业家李玉祥一拍即合，于2010年5月5日在北京宣告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

关于在场主义散文奖，有三点是不可回避的：一是评奖目的。评奖章程开宗明义称，评奖目的是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推动散文创作，引领21世纪散文发展趋向。二是价值尺度。章程旗帜鲜明地标榜，该奖以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作为评判作品的价值尺度，因而也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文学界唯一以鲜明文学观念作为评奖标准的文学奖项。三是奖项高度，既指奖额，又指审美标准，都是目前汉语散文年度最高成就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坚守“四性”的基本立场。“民间性、独立性”不仅是形式，不仅表明这个奖的组织者、出资人和运作模式，没有任何官方色彩和体制背景，更表明评选的基本立场和姿态，表明对作品的评判和取向。同样，“权威性、公正性”也不仅是一种自我标榜，而且是一种价值尺度和审美高线，最终体现为社会公信力。这是一次挑战极限的历险，许多类似奖项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时刻保持着清醒。五年磨砺，稍感欣慰。这得益于两点：一是德艺双馨的高水平评审团队；二是科学规范的评审规则，主要是评选“三不”原则的提出和坚守，即坚持评委之间互不集中讨论、互不沟通商量、互不干预影响，其核心是确保各评委的独立阅审。在目前评奖生态下，后者似乎更难。

在场主义散文奖每年评选一次，至少连续评选15年，不排除长期评选的可能。奖项分三类：在场主义散文奖，每年评选1部（篇）（可并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每年评选2—3部；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每年评选10篇。以上均为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有机融合的优秀之作。到目前为止，已成功评选五届，林贤治《旷代的忧伤》、齐邦媛《巨流河》、高尔泰《寻找家园》、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和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6部散文专着，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龙应台《目送》、周晓枫《雕花马鞍》、张承志《匈奴的谶歌》、李娟《阿勒泰的角落》、筱敏《成年礼》、夏榆《黑暗的声音》、冯秋子《朝向流水》、资中筠《不尽之思》、刘亮程《在新疆》、章诒和《伶人往事》、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塞壬《匿名者》等13部散文专着，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蒋方舟、马小淘、野夫、郑小琼等49位作家的单篇散文，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

关于这套书

这套书既是在场主义前行的一个脚印，也是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鸟儿从天空飞过，没有留下翅膀，却留下了记忆。记忆是对过去存在的保留，也是对未来存在昭示。如果这种保留与昭示，能成为一种在场式的存在——显现出某种对散文、对文学、对社会积极的意义，就幸莫大焉。

按文字性质和作品体裁，这套书大致可分为作品、理论两类，共9本，逾220万字。

作品7部。可分为书选和文选：书选以评奖届别为单元，一届一部，分别为《大忧伤》（第一届）、《时光河》（第二届）、《黑暗记》（第三届）、《家园志》（第四届）、《个人史》（第五届）。这些集子，结集了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及其提名奖的作家作品，并配发评委会的授奖词和获奖作家答谢词，形成互动呼应。文选《星空肖像》和《阳光不老》，集中呈现了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作家作品的风采，可谓群星灿烂，色彩纷呈。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书选还是文选，既立足于获奖作品，又不囿于此，看重的是品质。通过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有机融合的文本展示，力求呈现这个阶段汉语散文的最优成果。透过这些作品，不仅可以窥见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审美本位和价值指向，也可洞悉在场主义的审美标尺和创作追求，昭示了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正如宣言所说：“文本所负载的意义和价值，从其根本上审视，都与终极存在有着某种关联——任何严肃的写作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指向终极存在；我们在散文写作中对散文纯粹性的寻求，便是向终极价值的趋近。”

理论2部。可分为理论和对话：理论卷《颠覆城堡》，选入包括了在场主义纲领性的文献——《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及其基本理论构建，全国20多所大学文学院及学界围绕在场主义核心观念开展的讨论、争鸣、研究成果等。对话卷《空谷传响》入选的文章，包括了在场主义同仁在《美文》开辟的专栏对话，以及每届评奖中媒体对获奖作家、评委和奖项发起人的深度采访等。争鸣和对话，既是固本，许多新的发现又是思想的对撞生成。这不仅体现了在场主义的包容与宽广胸怀，也为在场主义增添了鲜活之气。

我们非常清醒，阶段性成果虽是成果，但只代表阶段，不代表未来和全部。在散文宽阔的大道上，在场主义只开辟了一条认识真理的道路，而没有穷尽真理。在场主义刚出发，我们正在路上。后现代主义有句名言：相信自己永远没有获得全部答案，以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

在场主义正是这样。

周闻道

2014年6月6日

目录

编者的话

高尔泰作品

《寻找家园》授奖词

高尔泰答谢词

荒山夕照

幸福的符号

梦里家山

祖母的摇篮曲

大刀会

儿时偶像

淳溪河上的星星

跨越地平线

没有地址的信

金雁作品

《倒转“红轮”》授奖词

金雁答谢词

从陇西插队到考研

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刘亮程作品

《在新疆》授奖词

刘亮程答谢词

半路上的库车（节选）

章诒和作品

《伶人往事》授奖词

章诒和答谢词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马连良往事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

阎连科作品

《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授奖词

阎连科答谢词

农具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我的菜园

菜园外的菜蔬们

迎春

路野草族的生存权

草秋悲喜

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

柳树的义情与语言

蝴蝶的舞殇

麻雀的欢歌笑语与悲伤

无名湖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高尔泰作品

高尔泰，著名美学家、画家、作家，旅美学。1935年生于江苏高淳。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划为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劳动改造。1962—1989年，先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任职，现居美国。着有《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等专着。散文集《寻找家园》简体版200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1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繁体版、英文版于2009年分别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出版。2007年获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当代汉语贡献奖”。2013年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寻找家园》授奖词

（2013年5月）

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文集，写成于他漂泊之中，但这不是一本漂泊的书，而是一部生命之书。它不是漂泊中的见闻，甚至不是“拣尽寒枝”的人生感慨。贯穿其中的是对生命自由矢志不渝的执着追求。正是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让他举重若轻，坦然直面惨淡的现实，踏平了所有的崎岖和坎坷，坚定地开辟出一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生命征程。

这些文章在家国沧桑和世态炎凉上用笔，却在生命的磨难和砥砺上用力。他从《梦里家山》起笔，历历在目地展现出从孩提时代到隐居地球另一边的遭遇，比较完整地映现了作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数十载家国，几十年前尘往事，一路血雨腥风，步步惊心动魄。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面前的现实，好像是一架强悍的机器，开足了马力要规范和清除一切异己。他选择了用身体介入残酷的现实，用头颅迎向桎梏的硬墙。他与现实生存空间的冲撞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匹夫之勇，尽管他天性倔强，而是源于他对人性和生命本质的理性思考，凭借的是对生命自由的信仰。高尔泰曾经为中国思想界和美学界贡献了开创性的新思想——“美是自由的象征”。他的基本观点就是，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沉思与追寻，竟成了他人生苦难的根源，当然也是他固执坚守的崇高理念，哪怕失欢于众，获罪于邦，他也不会折腰。炼狱般的人生之路，傲然挺立的是生命意志的顽强。炼狱在后，信仰在前，非常人能够承受的生命之重，更能折射出人性的伟大和生命的光芒。高尔泰用自己的人生、用遍体的伤痕实践和论证了“美是自由的象征”。

高尔泰答谢词‖

（2013年5月）

获授大奖，至为铭谢，倍感荣幸。

倍感荣幸的理由是：

其一，这是一个民间的奖项，代表着一种独立的人文精神，和鲜明的道义立场。它的权威性和含金量，象征着在重重压力和干扰下，民间力量不可阻挡的成长。我把我的获奖，视为是来自历史旋涡中心的、对于边缘的关注和期望。

其二，“在场”而成为“主义”，是一种开放的美学，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思维空间和精神维度的导航。这个“在场”之“场”，不仅是力学的、语义的，也是行动的。它把写作视为参与，视为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

其三，特别是在一个国际奖项所造成的价值错乱，导致不少写手远离现场，迎合西方趣味的今天，展示出如此清醒的认知，不仅是对于文学写作，也是对于一切形式的社会关注和历史使命感的鼓励。

其四，过去颁奖的记录，表明抢救真实（包括被尘封的记忆和被涂改的现状），是“在场”行动的第一选项。许多消失中的现场，将因此定格在新的历史之中。在这乖巧文学盛行的时代，我自豪能被认可，参与了这前赴后继的拓荒。

其五，我对金雁女士及秦晖先生的写作早有敬意。能和金雁女士并列获奖，也是我难得的荣幸。

深深致敬，深深感谢，深深鞠躬。

荒山夕照

一

从敦煌出发，往北是伊吾、笈笈台子、阿克塞。往东是玉门、酒泉、嘉峪关。往南渡过疏勒河，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往西通往楼兰、轮台、白龙堆。再过去就是罗布泊了。如果骑骆驼走，其间皆是七八天的沙漠行程。一路上荒无人烟，流沙砾石无边。

世界著名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就在这无边大漠中的一个小小绿洲里面。绿洲很小，不到一平方公里。除了一个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别的单位。除了所内家属，没有别的居民。研究所一共四十九个人，“文革”中牛棚里进进出出，高峰期时关到二十几个。剩下的分成两派，不共戴天。后来说是联合了，所内要办一个“五七农场”。1968年冬天，他们派我们进山开荒。

带着很高的定额，冲着北方的严寒，到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去，当然是苦差事。但我们被派的七个人暗暗地全都非常高兴。我们已经被斗争会、训话、请罪仪式、监督劳动和深夜里“学习会”上的互相撕扯，弄得精疲力竭。进山去，就有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起码可以暂时摆脱不安的感觉，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是的，牛棚里的其他人，已经向我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七个人中，有一个不识字、没心眼的园林工人，叫吴性善。解放前是千佛洞的道士，自然算“牛鬼蛇神”。还有一个炊事员周德雄，不识字，精明能干，厨艺一级棒。因为从前开过饭馆，和“资”字沾了边。另外五个都是研究部的业务人员。霍熙亮先生专门研究石窟寺考古，是考古组组长。史苇湘先生治瓜、沙地方史，也精通西域文化，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书法也好，经体，有魏晋风。段文杰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揪出来以前是研究部副主任、美术组组长，揪出来以后是“揪斗人员”组长。“文革”以后，取代常书鸿当了研究所所长。他们三个打解放前跟随常书鸿来到敦煌，就一直不曾离开，在敦煌学方面的知识，都够得上做我的老师。李贞伯先生原是中央美院教师，到这里也有十多年了。那年我三十一岁，1962年才来，是这一群中年龄最小、资格最浅的。

我们这些人，平时很少往来。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几乎从不照面。揪出来后，虽然白天一同接受专政，夜里挤睡在同一个大铺上，心灵也并不相通。相反地，由于日夜密切接触，每个人都害怕不知不觉又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紧了。一个个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连睡觉也不得安心。我就是这样，总怕夜里说梦话自己出卖了自己。

一张炕铺上睡十几个人。我左边是常书鸿，右边是史苇湘。史苇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羡慕。但后来我发现，他并没睡着。假装打鼾是为了表示心里没有隐忧没有抵触情绪。也确实能造成这么个印象。我想学，发现这很难。第一是很吃力；第二没听到过自己的鼾声，不知道学得像不像；第三是不能任意停止，除非装作又醒了；第四这样做时，是假定有人在暗中考察我，事实上未必有，全是白费，反成负担。我试了两三次，其难无比，其苦也无比，只得放弃努力。有一次我和他，还有孙儒涧三个人半夜里被叫出去卸煤。回来时听到段文杰说梦话，说“毛主席万岁”颇纳闷。第二天劳动时，老段变着法儿试探我们的反应，才知道他是装的。这就更难了。不过我们也坏，不约而同，都说没听见。

现在要进山了，大家都很高兴。

带队的叫范华，五十来岁，从小家里很穷苦，在我们所当勤杂工人三十多年了，一贯老实，勤勤恳恳服务，从不多说一句话。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他作为贫农出身的工人阶级，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五年前闹饥荒时，他看到一只被牧羊人遗弃的丑陋土狗饿得快死了，喂了它几次。没想到它从此跟定他不走了。那时人都没饭吃，哪养得起狗。大家劝他宰了吃掉，增加一点儿营养。他下不了手，一面叫苦一面养着它，被大家笑话了一阵子。

派他押队，纯属偶然。因为差事太苦，别人都不愿意去。这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莫大的幸运。因为只有他不会虐待我们，只有他能够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也只有他敢以平等身份同我们相处。当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出发时，我们都服从得起劲而高兴，很快就把开荒要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自己的东西无须准备，我们的房间都被查封了，身边只有一副碗筷和铺盖卷。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

二

千佛洞之所以成为大沙漠中的小绿洲，是因为有一股地下水冒出来，流经此地又没入地下。这股地下水的源头，在南面的丛山之中。山是祁连山的余脉，在戈壁沙碛中颠连起伏，直到消失在无边的瀚海。我们的任务，就是上溯到水的源头，在那里开荒，为所里的“五七农场”打下基础。

王杰三开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八个送到山口。然后我们从车上卸下洋镐、铁锨、斧头、锯子、粮食、炊具、八个铺盖卷和一辆架子车。装载完毕，就进山了。我拉车，他们帮推。踩着一色灰黄的碎石，沿着一色灰黄的山沟，我们朝前走。天大地大，显得人很渺小。坡度和缓，不觉得是在上山。只是偶尔回头，才知地势已经升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下的石头被踩得直响。还有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在说：好……了呀！好……了呀！……

晚上打开铺盖，在苦口泉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进入一个比较宽广的河谷。在错杂着灰黄色、铁棕色和淡咖啡色的，精赤的山岩下面，开始出现一些有泥土的、长满芦草的丘陵。愈走愈开阔，愈走，山岩愈少丘陵愈多。傍晚时分，我们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大泉。

大泉，是乱山深处一个荒凉的河滩，平旷空阔。河滩上长满了红柳，红柳墩一个接一个连成大片，迂回在许多簇拥着金黄色芦草的丘陵之间，茫无涯际。如果在夏天，远望上去就像希什金笔下蓝色的林海。秋天花开，却是一片粉红。现在是冬天，花和叶子都凋落了，它那细长、柔韧而又繁密的枝干，被夕阳一照，银灰里掺杂着金红，轻柔模煳如同烟云，渐远渐淡，和丘陵、雾霭结为一体，变成了一片紫色的微茫。而在微茫的上方，悬浮着连绵不断的雪山的峰峦，在晚霞中闪着琥珀色的光芒。

许多地下水从河滩上冒出来，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池沼和湖泊，在红柳丛中闪着天光。因为地气暖，这些池水不结冰，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上，长满了天鹅绒一般绿油油的水苔。成群的野凫在水面嬉戏，不时一阵阵惊飞起来，发出嘎嘎的叫声。

池边的山岩上，有一所窳败的小土屋。没有门板，也没有窗棂。里面空荡荡的，左半边是一个大炕，右半边除角落里有一个倾圮的灶台外，什么也没有。这屋子，从前是骆驼客的驿站，因为别处修筑了汽车路，多年来已被抛弃和遗忘了。

我们把车停在山下，一样一样把东西搬到山上屋里，将就过了一夜。第二天修好灶台，支起案板，清除了炕洞里的积灰，补好了墙上和屋顶上的洞孔，就分头去打柴和搜集干骆驼粪。窗洞上没格子，吴性善干脆用泥石把它封了。门洞上没门板，范华用麻包给它做了一个门帘。只留下屋顶上一个天窗，透亮透气，兼出烟。屋顶下吊油灯盏的麻绳子腐朽了，周德雄从麻包上拆下来麻线，搓了一根新的换上。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盏也擦得晶亮……到晚上，小屋里竟然有了一种整齐舒适之感。我们生起火塘，吹灭油灯，默默地围着火烤了一阵子，居然没有向毛主席请罪，径自就上炕睡觉了。

从第三天开始，在附近的处女地上拓荒。这片土地是从前历次山洪暴发时留下的冲积层，平坦松软，不难开垦。只要刨掉红柳墩，顺着地势打上埂子，略为平整一下，然后挑开一道渠，把池水引入灌溉，就算是开垦出了一片荒地，开春后就可以在这里下犁播种了。据范华传达，“他们”说这片土地，将成为所里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第一批成果。

有范华带队，段文杰就不管事了，在所里每天严格执行的那一整套仪式制度，也就没人提起了。白天我们努力干，晚上黑咕隆咚的，大家围着火塘默默地烤一会儿，便上炕睡觉了。炕是干骆驼粪煨热了的，温暖舒适。早了睡不着，就躺着想想心事，或者抽一抽自制的香烟。段文杰不再说梦话，史苇湘也不再装打鼾。“此时无声胜有声”，说明我们的确是解放了。这样躺着，想到没有自我检查互相揭发的学习会，想到不会有人半夜里叫醒我们去卸煤，想到不必天不亮起来排着队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就十分的开心，像过节一样了。尤其是当屋上风声凄切，提醒我们外面是无边的寒冷和暗夜时，蜷缩在暖和干燥的被窝里，就不由得要感激命运。

唯一的问题是粮食不够吃。在外面定量低，还可以有个菜蔬补充。山里没菜，肉更甭想。带来几个萝卜，金贵得不得了，只敢切成细丝撒一点在汤面里当调味品。二十八斤定量硬碰硬，着实难挨。不过（不知道范华是怎么想的），像我们这种人，不挨这个就得挨那个，哪有白享的快乐？屈辱换饥饿，也算值了。

三

过去星期日照常出工，现在星期日我们休息。洗补衣、被、鞋、袜，或者闭着眼睛袖着手，靠在外面南墙上晒太阳。范华带来一套理发工具，用白布包着，那天打开来，挨个儿给我们理发。吴性善一早就出去，到山那边挖来一背箩锁阳，给大家“改善生活”。锁阳是一种块根植物，学名苁蓉，状若男根，晒干了可入药。活血、利尿、健肾、壮阳。在外面稀少贵重，这里却要多少有多少。周德雄把它洗净煮烂，揉进包谷面里，做成一种略带甜味的饼子，让大家吃了一顿饱饭。

饭后围着火塘，我们席地而坐，各想各的心事，享受饱的感觉。天还不太晚，但屋里已经很黑。没人说话，只偶尔有谁咳嗽一下。火塘里的柴枝时不时“噼啵”一响，爆出一把火花。周德雄“噗夫”、“噗夫”的吧唧他的烟斗。

“乌鲁木齐真是富得很哪！”

范华没来由冒出这么一句。

没人答话。闪动的火光，映照出八张忽明忽暗的、梦幻似的面孔。过了许久，李贞伯问：“你到过乌鲁木齐吗？”

“到过一次，”范华说，“六二年开专家会，李承仙派我去买吃的，到了那里，什么都有……”

“新疆是少数民族，当然要照顾些啦。”吴性善说。

“到了乌鲁木齐，就像到了外国，啥子都异样着，”范华继续说，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房子也异样着，有尖顶的、有圆顶的、有平顶的，有四边有栏杆的，有带穹隆的。人也异样，高鼻子凹眼睛。有一字胡子的，有大络腮胡子的，有山羊胡子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上翘的，有胡子两头尖角往下撇的，也有三绺胡子、五绺胡子像关公的。街上人挤人，西瓜这么大！葡萄这么大！到处都有小火盆在烤羊肉串，一角钱两串，拿在手里吱啦吱啦直冒油。”说着他停下来，拨了拨火，火光明灭，八张忽明忽暗的脸上，徘徊着忧郁的阴影。

“满街的人，穿戴都不一样，各种光鲜的颜色，在一起好亮堂。”范华继续说，声调梦幻似的，仿佛也染上了忧郁，“有戴花帽子穿马靴的，有戴白帽子穿长袍的。袍子有的一身全黑，有的一身全白，也怪。姑娘们有的穿着绣白花的绿坎肩，有的穿着绣银花的紫红坎肩，有的穿着绣着金花的黑坎肩。配各色裙子，有淡黄的，有杏黄的，有大红的，有天蓝色的，都很短，光腿穿马靴，精神得很。嘴里哼哼哼的，满街是歌声……”

“悄悄！”周德雄急促地说，食指放在嘴上。

大家竖起耳朵。百静中，好像有些叮当叮当的声音，隐隐约约。

“这是驼铃，”吴性善说，“骆驼队来了！”

我们到门外观望，什么也看不见。落日苍茫，云山万重，天地间一派金红。无数雪山的峰顶，像一连串镶嵌在天空的宝石，璀璨辉煌。从乌黑浑浊的小屋里出来，突然面对这份庄严肃穆雄浑莽苍，我们都愕然悚然，一时没了言语。

铃声越来越清晰，随之暝色里影子似的出现了七只骆驼，在岩石下池边跪成一纵列。有两个人从驼背上下来，把一件一件很大的东西从驼背上卸下。然后一个人吆喝着骆驼起来饮水，一个人抱着皮大衣朝山上走来。周德雄迎上去，接过大衣，把他让进屋里。

这是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独眼，缺了一颗门牙，笑起来很滑稽。可是声音洪亮，精力充沛，说话有股子丹田之气。那饱经风霜、皱纹深刻的小脸，拥在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大胡子和皮帽子之间，发出健康的红光，那只独眼炯炯有神，熘来熘去的什么都注意到了。

“妈的！真冷得够戗！”他一面在火塘前坐下，一面说。同时卷起帽檐，抹掉胡子和眉毛上的冰花。周德雄燃起灶火，开始烧水。一个高大雄健、剽悍阴沉的小伙子，提着一口袋面粉进来，不看人，砰的一声掷在案板上，向老汉问道：“咋吃？”“急什么。”老汉说，“人家烧水哩。”“给你们烧的。”周德雄巴结地说，“洗脸洗脚做饭都有了。”此人开过饭店，很会应酬。在我们所里当炊事员，干净利落，饭菜好吃，很受欢迎。不过我们被揪斗以后，他常克扣欺侮我们，还要问我们是不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后来他自己被揪斗，又变好了。此刻他一面烧水，一面向那小伙子说：“你去烤火，我来替你做饭。你们有菜吗？”

“没有。”小伙子说。“我们还有两个萝卜，给你们炒个菜吧。”范华说，一面拿了两个玉米饼子递给他们，“你们先吃这个，掺了锁阳在里面。”“不要客气。”老汉说，显然感动了，“我们有羊肉呢!”“在下面。”小伙子说。“取去。”小伙子出去了。周德雄一面揉面，一面问道：“哪来的羊？”“打的野羊——黄羊。”“怎么打到的？”周德雄停止了揉面，认真地问。“夹铙夹的。”

“什么夹铙？”

“没见过吗？”老汉说着，站起来揭开门帘，向山下大声叫道，“喂，捎一个夹铙来！”

他们是安西的农民，到这里来给生产队打柴。正要送柴回去，去了还要再来。范华说你们那边搞得不错吧，老汉说不一样，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队还可以。说着小伙子进来，扛着一只剥了皮、冻得铁硬的黄羊，提着一个黑煳煳三角形的钢夹。

老汉接过钢夹，打开，成菱形放在地上，用脚把当中的弹簧踩住，对旁边的吴性善说：“扳那个——鼓劲!”吴性善用力扳开弓形板，弓形板张开成了圆形。老汉用钩机把它钩住，然后小心地放开脚，十起一根拇指般粗细的柴枝，轻轻地点了它一下。钢夹突然吧嗒一声凶猛地跳起来，把柴夹断了。大家齐齐吃了一惊，不约而同都后退了一步。

饭后上了炕，他把油灯拿下来放在炕沿上，和周德雄两个就着灯火烧烟锅，讲他打黄羊的故事、打黄羊的方法、黄羊的习性和这一带的地形……直到不知什么时候。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留下一个夹铙和一只羊脚。是周德雄出面向他们借的。约定他们回来时还，同时给他们一只黄羊。

四

捉黄羊这事得两个人干。其一非我莫属，因为我最年轻。学者专家们跑不动，范要管事周要做饭，大家商量决定，吴性善同我去。

我们住地附近，因为有人迹，羊群不来问津。据老汉说这一带另外还有四股泉。我们找到其中最近的一股，把夹铙下在水边羊脚印最多的地方。用细枝长草轻轻盖好，撒上沙土，扫平。再用那只羊脚像盖章一样，盖上许多羊脚印，使和周围的羊脚印混成一片。然后退着扫除自己的脚印，并在扫过的地方也盖上羊脚印，兴致勃勃地干完这阴险恶毒的勾当，我们就回来了。以后每天去远望一次，一连几天毫无动静。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操作程序不合格。

不觉又是星期日了。大家休息，我和老吴一大早就起来，到山那边去看情况。发现夹铙没有了，下夹处留下一个空坑。估摸是被夹住的羊把它带走了。为了在满滩满谷的羊脚印中寻找“那只羊”的脚印（它该会特殊些吧），我们弯腰低头找了又找，腰都酸了。几乎绝望时，终于在百米以外的斜坡上，发现了一处像铲子铲了一下的痕迹。

可以想象，夹铙只夹住了黄羊的一只脚，黄羊提起那只脚，以三只脚逃跑，所以地面上没有留下特殊痕迹。后来那只脚越来越承受不了夹铙的重量，拖了下来，夹铙便砸在地下留下这么个痕迹。顺着痕迹所显示的方向找过去，果然在不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同样的痕迹，越往前越密，越宽。表示夹铙拧过来横着了。最后竟连成了一片，在沙地上刮出一条小路！路上还有血迹。我们不看前面，只看地下，顺着这条小路在乱山中转来转去，爬上爬下。不知跑了多远，终于在一处山腰上看见了那个带鲜血的钢夹和被夹着的一只断下来的羊脚。这个野东西用三只脚逃跑了。

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如果猎人从上风接近中计的狐狸，狐狸就会立刻咬断被夹住的脚，用三只脚逃之夭夭。据说这种“三脚狐狸”比别的狐狸更残忍，更狡猾。据说一切食肉兽都有这种本事。我想，黄羊因为没有尖牙利爪，直到等腿被拖断才能摆脱夹铙，多吃了多少苦头！也曾在另一本书上看到，黄羊时速一百一十公里，比马（八十公里）还快，仅次于猎豹（一百二十公里），而耐久力超过猎豹，现在既然跑了，哪怕只有三只脚，我想我们也无法追到。于是提议回去。吴性善满头大汗，坐在石头上喘气，连连说：“哎呀可惜呀!哎呀可惜呀！”大红脸比平时更红了。

这一带地势很高，可以望见千山万壑，像波浪一样奔涌；可以望见山那边淡紫色的大戈壁上，蓝色的云影追逐賓士，一望无垠的朔风吹拂着银色的凤尾草。我望了一会儿，背起夹铙催促吴性善往回走。夹铙很重，拿起它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个野东西拖着它翻越了这么多的山岭，是一场何等惨烈的挣扎！

由于地势高，这一带的山谷里不长芦草，全是褐色的岩石。每条山谷都一样，分不清这条那条。在这样的山谷里行走是令人沮丧的。走着，吴性善说：“等等，去把那只羊脚十来。”回头又往山上爬。我坐着等他。他回来时手里拿着那只血淋淋的羊脚，说，“叫他们看看，多大的一只羊呀！”我没吭气，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哎呀，可惜呀！”

下午回到大泉宿舍。大家听了吴性善的讲述，无不叹息。那只羊脚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人人都看了又看，都说太可惜了。精干的周德雄一面揉面替我们做饭，一面盘问吴性善各种细节。案板在他的压力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这只羊能捉到！”他忽然说，口气斩钉截铁。大家一下子都坐直了，齐齐朝他望去。他头也不抬，边干边说：“老头儿说过，有些特别大的羊能把夹铙甩掉。可甩掉以后就没有力气了，就会在附近的一个什么角落里卧下。如果发现有人追它，还会起来再跑一阵，第二次卧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你们吃，吃饱了再去，一定能追到！”

说着面已经下在锅里了。

大家兴奋起来，七嘴八舌一阵热闹，都说是一定能追到。都叫我们吃饱、休息好，“鼓足干劲”，把羊捉来。霍熙亮以洪亮的山东腔嚷道：“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史苇湘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接上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李贞伯说北京话，联句似的也来了句毛诗：“万水千山只等闲！”段文杰摆了摆手，教他们放心，说这事没问题，“若要识英雄，先到艰难处（这是胡乔木的诗）嘛。”说着转过身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说对吧？这下子就全看你的了。”

范华给进门就往炕上一躺的吴性善盖上一件老羊皮大衣，说：“出了汗，不能着凉。”又给坐在火边的我披上一件棉袄，然后坐下来，听大家七嘴八舌，一言不发。等我们快吃完饭时，他说：“你们要吃大苦了，还跑得动吗？”

吴性善应声说：“我真的是一丁点儿也跑不动了！”

“跑不动就别去了。”范华说，“忽忽天就要黑了。这么大的山，谁晓得里头有些啥子东西！别遭遇上个什么，就不好了。”

“你息一息，我去！”周德雄一面向吴性善说，一面快速利索地用带子把裤脚管缚紧，腰上缠上几股粗麻绳，拿了一根杠子，一把电工刀，坐在我旁边，等我吃完。

我们爬山越岭，又来到发现夹铙和羊脚的山腰上，在石头丛中辨识踪迹，一直跟踪到低处，在泥沙和芦草的峡谷里，发现它混合到无数的羊脚印之中去了。

这真是一只精力充沛的羊！于是又开始了一场磨人意志的寻找。在转了无数灰心失望的圈子以后，我们终于发现一条像细棍子刮过似的新鲜痕迹，可以断定就是那只黄羊的断腿骨刮的。顺着方向找过去，不远处又有一条。越跑，这细线拖得越长，也划得越重，在下到有红柳的河谷里以后，竟连成一条不间断的长线了。

这不是一条直线。它抖动着，弯弯曲曲，弯曲的幅度很大。有时甚至绕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在有一个地方，甚至连续出现了两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这根抖动、弯曲有时绕成圆圈的线条，生动地刻画出那个受伤的野兽是何等的痛苦和焦虑。特别是那些圆圈，分明是它简单的脑子里刹那间闪过的绝望留下的痕迹。

有几个地方有血迹，说明精疲力竭的黄羊，曾经在那里停留，窥望和倾听我们的动静，然后又打起精神，挣扎着向前逃跑。

我顺着线奔跑，阅读着这生命力运行的轨迹，灵府为之震动。不知不觉已经把周德雄丢在后面老远了。突然，在前方一座巨石的后面，跳出一只毛色像狼的驴子，向我冲来，我勐吃一惊，站住了。那东西也站住了。两物对视，相距不到百尺，各自惊恐。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后面远处，周德雄一声大叫：“黄羊！”

叫声惊醒了那只失措的动物，它掉头就跑。我立刻跟上去追。又开始了一场殊死的角逐。它跳过石头，我也跳过石头。它穿过红柳，我也穿过红柳。等我上了山，它已经下到山谷。等我到山谷里，它已经到了涧那边。但是它的速度越来越慢，我也越来越接近它了。后来它几乎没有速度了，我走近了它。

它被夹断的那只后腿，已经在地上拖得稀烂了。另一只后腿，经过这番奔跑，也被伤口牵拉得拖到了地上。我看着它的后半身渐渐瘫了，终于全部拖在了地上。但它还用两只前脚，一步一步拖着后半身走。不，不是走，是一种艰难、缓慢的移动，但它绝不停止。毛血模煳的后腿、臀部和下腹部在沙石上拖着摩擦，血泥里露出的肌肉和白骨，就像肉铺里的商品一模一样。——但是它，还在一步一步，向前移动。

我慢慢跟着它走。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唯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爬到一个石级跟前，上不去，停了下来。突然前肢弯曲，跪地跌倒，怎么也起不来了。全身躺在地上，血不断渗入沙土。后半身血肉狼藉，可前半身毛色清洁明亮，闪着绸缎一般的光泽。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合。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勐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

一道斜阳穿过山峡，把河谷照成金黄色。一时间不但黄羊，近处的岩石、红柳、芦草，我脚下的每一颗石子全都像镀了金。一道蓝色的阴影，摇晃着伸展到了我的脚下：周德雄到了。他也勐烈地喘着气，脸色发白，满头是汗，嘴唇一抖一抖的。

“黄羊呢？”他问。

我用下巴指了指地上。

他顿时满脸放光，叫道：“哈呀，这么大！”扑上去把黄羊按住。羊挣扎着，发出一种奇怪而悲惨的叫声。周德雄用膝头抵住它，从腰上解下麻绳，把黄羊的四条腿，不管好的伤的，全部绑在一起，把杠子穿了进去，站起来扑了扑身上的土，说道：“要是那条腿不坏，有三条腿，就可以牵着赶回去了，现在只好抬了。”

我没说话。他找了块石头坐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抽支烟吧。”

我摇了摇头。他一面点烟，一面又说：“真他妈的把人跑炸了！——总算没有白跑，这下子省了不少粮了！冬天的羊肥得很，膘这么厚！——这张皮也不错，可惜后面磨烂了。”

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五

峡谷已完全淹没在阴影中。只有古铜色的晚霞还在精赤的山岩高头燃烧。我们抬起羊，要回去了。可是羊勐烈地扭动着，发出奇怪而悲惨的叫声。我放下我这头的杠子，要周德雄把羊宰了再抬。他一定不肯，说是宰了就冻硬了；硬了再化开，就不好吃了，而且皮也剥不下来了。

“它痛得很呢！”我说。

“痛什么？它是个菜嘛。”他说，“你要是害怕，你来抬前面。”

我们换了个头儿。抬起来走了不远，羊在绳子上跳和叫了一阵，自己死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仿佛自己没有罪了，仿佛生活又变得轻快了。加快了脚步，往回赶路。

霞光犹在徘徊，月亮却已经上来了。很大很红，凄厉狰狞，把犷悍的大荒映照得格外神秘。往东望暗影浮动，往西望日月交辉，刹那间有如太极两仪。

“老高，你别东张西望的好不好？”周德雄在后面叫道，“这东西血腥味儿大得很，要是招来了个狼呀、熊呀什么的，就麻达了。”

在黑沉沉的山影里，我们没命地走。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到“家”了。那些人早已睡熟。我们一到，全都飞快地起来了。个个欢天喜地，燃起火塘，点亮三盏油灯。灯光映着火光，更加热烈辉煌。火星欢快地飞舞，浓烟起劲地翻滚，就像头上有个颠倒的黄河。大家剥羊的剥羊，提水的提水，烧灶的烧灶，和面的和面……我和周德雄什么事也不做，只坐着烤火，像客人一样。一忽儿有人端来洗脚水，一忽儿有人送来刚泡好的茶。茶刚喝了几口就有人来添满。周德雄兴奋地讲述着追捕的经过，完全忘记了疲劳。大家一面忙一面起劲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什么细节都不放过。

后半夜，羊肉烧好了，切成很大的块，用面盆盛着，放在炕的中央。八个人盘膝围坐，用手拿着吃。灯火通明，锅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预告着肉还很多。个个吃得半个脸都是油，眉飞色舞地话也多了。

霍熙亮感慨地说，可惜没酒。

李贞伯说他抗战期间在山西喝过一种酒，叫“女儿酒”。当地风俗，谁家生了女儿，亲戚邻居就送一些米作为贺礼，主人用送来的米做成酒，埋在地下，直到女儿长大出嫁时，才挖出来请客。“这样的酒你哪里也买不到。”他说：“我喝过一次，通红透明，像胶一样稠，用筷子挑起来，丝拉得很长，有这么长。”

由各地风俗，说到本地风俗。史苇湘说，从前这一带，过年都要“打铁花”。大年夜人们把烧红的铁放在铁砧上打，比赛看谁打的火花最多最亮最高最远。老人小孩姑娘们都围着看，气氛热烈得很。他说他怀疑李白的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就是写这个。“李白是西域人，该熟悉这一带。”他说他曾在唐代壁画里找印证，没找到。

段文杰说，这种打铁花的风俗，直到解放前还保存着，他都看到过。他说这一带过年都吃饺子油饼花卷，西北人重主食不重副食，一种小麦面粉可以做出十几种食品，但副食没几样。南方相反，越到南方，副食花样越多，你看广东人，蛇、蛤蟆、生猴脑、活驴肉，都吃，连虫子都吃，蛆都炸了吃，北方人就不。霍熙亮反驳说：“咋不？我们山东人，还有河北人，都吃蚂蚱，炸了吃。谁丢了饭碗，人家就说，油条蚂蚱，家里吃去，这是歇后语。”

互不交谈的传统习惯突然打破了！人人都说东道西，高谈阔论起来。直到塘火渐渐小下去，罩上一层白色的寒灰，冷起来了，才一一钻进被窝睡觉。天窗里，已透进银蓝银蓝的曙光。

我们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

从此我们常去捉羊。都是我同吴性善去。我的狩猎经验愈来愈丰富，心也逐渐地变冷变硬，成了事实上的食肉野兽。然而生活却好起来了。变成野兽以后，生活就好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恶意也减少了，相处也容易得多了。

兽性的东西居然生产出人性的东西，也大奇。

六

两个月的时间快满了，到时候王杰三要到山口来接我们，一天也不能拖。范华说，回去了他要提出建议，把另外几片河滩也开垦出来。“这样我们还可以再来。”大家一致支持。估计他的建议会被采纳。第一我们开荒愈多，他们功劳愈大；第二他们认为山里很苦，而我们应当吃苦；第三所里没有那么多重活可干，我们的存在是个麻烦。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但谁都心里有数。周德雄已经在计算着，下次来要带些什么：酱油、醋、生姜、大蒜、茴香、桂皮、花椒、八角、乾红辣椒、料酒……最好还有烧酒，这些东西伙房里才有，还得靠范华的人缘。

那天吃过晚饭，在屋里烤火的时候，范华对大家说：“捉黄羊的事，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就麻达了！我回去了不提这事，你们回去了也别提起来。”吴性善眼睛越瞪越大，应声说：“咋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可不得了呀!——反正我不会说。”

没人吭气。

这几句一个老实人不假思索说出来的体己话，在我们中间突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就像无意中丢下了一颗精神炸弹。硝烟过后，一切改观。真的，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知道呢？难道可以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吗？何况都是些什么人！周德雄说只要别人不说他就不说，这就是说他估计别人会说。单凭这一点，他就可能抢先说，争取主动。这话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事先声明。声明的人可怕，但是不作任何声明的人更可怕！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出工以前，同我们一样进山以后从未摸过“毛选”的段文杰，拿着本“毛选”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大家的神经一下子绷得更紧了。那种用肢体语言发布的“独立宣言”，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远地超出了捉黄羊的是非。但黄羊问题仍是大家首先必须面对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责任。谈话中一有机会就把话题扯过来，暗示自己与捉黄羊的事无关。毫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一言半语，听起来随随便便，一琢磨意味深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人智慧的深度都呈现出来了。

吴性善没有自卫能力，但他每次都不愿意去，是大家鼓动他去的，所以他的危险不大。只有两个人无法推卸责任，一个是范华，一个是我。他是押队的，责任大。但他是革命群众，而且有工人阶级的身份，有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相反的我是“右派”、“黑帮”，没事都会来事。我这样做，不但可以说是抗拒改造，抗拒劳动，而且可以说是“破坏生产”，破坏“五七指示”。不是可以，而是一定会这样说！首先我周围这些人就会这样说。形势突然恶化了。我环顾四周，都是冷冷的眼睛，段文杰那淡眉毛下的三角眼睛，周德雄那浓眉毛下深眼窝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霍熙亮那拥在肉里的小眼睛，史苇湘那白净面孔上眼圈微微发紫的大眼睛，甚至李贞伯那被打掉了眼镜的近视眼睛，也都似乎在幽幽地发光。

我一直在想：怎么办？

一天，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起打猎也是一种生产，并且建议，回去时给所里捎一只黄羊去，“让大家都改善一下生活”。

吴性善听了一愣，说：“那怎么行？！”

范华感到自己被我出卖了，但还是说：“知道了对大家都不好。”

我回答说：“我们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觉改造自己，一举一动都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捉黄羊是小事，不是个政治问题，可如果相约保密，倒反而会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问题了。”

没有人说话。

范华抬起眼睛来望了我一下。我也望了他一下。四目对视，刹那间我觉得，在他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光，就像那只黄羊。

我吃了一惊。心里一阵难过。很想说点儿什么，来缩短一下我们之间这个痛苦的距离。但我立刻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样做就是发疯。告诉他我说的不是真心话吗？告诉他我心里很难过吗？告诉他我同他一样想法一样心情吗？告诉他我喜欢他敬重他感激他吗？这样奇怪的表白不但是危险的，也是对方根本无法理解的。

不知何故，那老汉和小伙子没再来打柴，而我们已经不得不走了。

山岩上那座阅尽沧桑的小屋，又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无边的荒山大漠之中。当我回头望它的时候，它那被封住的窗子就像两只塞满困惑和迷惘的眼睛，先是愕然地，后又漠然地望着我们，冉冉沉入了茫茫梦境。

回程是下坡路，比较好走，而且粮食吃完，车子也轻了许多。但大家的脚步，好像更沉重了。

同来的时候一样，踩着灰黄色的碎石，沿着灰黄色的山沟，我们默默地走。碎石在脚下作响，车轱辘发出有节奏的、尖细悠长的声音，好像是说：“哪里去呀？……哪里去呀？……”

幸福的符号

夹边沟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幸福的符号：一种举世无双的笑和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

创造的潜力是长年累月地发生和积累起来的，创造活动的展开却始于一个偶然：有一个什么参观团要来。

场部让我们连夜赶建了篮球场，组织了篮球队、舞蹈队、歌咏队、曲艺组、墙报编辑部。参观团来的前一天，提前收工，让我们打扫卫生，理发刮胡子……不过，管教干部们都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活跃工地气氛，表现出幸福感”。

参观团来去匆匆，没到我们工地。我们白吃了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青菜炒肉，量也比平时多，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些篮球队曲艺组什么的，都没派上用场，后来也就散了。但是四个大队出的四面大墙报，仍然留在墙上争妍斗艳。只有看了这些墙报，你才会知道，夹边沟小地方是多么人才济济。编排、设计无不具有专业水平。抄写的文字同时也是地道的书法，柳体、颜体、汉碑、魏碑、瘦金体都有。第一大队用刘禹锡诗做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斗大的字朴拙老辣，就像金农的手笔。这样的好字，不是在夹边沟你就看不到。

文章大都是评论。观点鲜明，情辞恳切。诗更热烈，记得有一首《啊！夹边沟!我新生命的摇篮！》，题目就用了三个叹号。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驳“劳教不如劳改”的谬论》，说有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因为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劳改是对敌人的专政，劳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对我们的宽大。不设刑期，是为了有利于我们改造。改造不好，出去了会再犯错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正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不知感恩，还要抱怨，真是丧尽天良云云。

没有人能分得清这是严肃还是幽默。我相信，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不，根本就没人想到要作这种区分。这种“无分别心”（用佛家的话说）是一种自然，混沌中一切的问题都自动地解决了，不必认真。一认真，事情就复杂化了，麻烦就来了，什么都别别扭扭疙疙瘩瘩，就像机器的零件都错了位。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说来话长。

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队归王干事管。王干事刚从军队转业过来，还穿着旧军服。没什么文化，人却厚道。吧唧着一管竹子烟斗，在工地上东转转西走走，很少说话。那天，他在我们小队的工段上蹲了很久，看了看表，说，休息一下吧，都累了。大家极需休息，但又要表现积极，都说不累不累，继续干。

王干事微微张开了嘴巴，一股子诧异和困惑的神色。前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王笑良停止挖掘，一手在后面按着腰，一手扶着锹把，吃力地慢慢直起身，巴结地说，领导落后于群众啦，哈哈！这是“大跃进”中领导用来发动群众的套话，当时报上屡见。

不料王干事却认了真，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没搭腔。低着头用芨芨草秆子通他的烟斗，边通边敲，在鞋底上敲得梆梆响。完了他站起来，头也没回，拍拍屁股就走了。留了一股子莫合烟的气味。

大家更尴尬，觉得没趣，也很不安。本来是要讨好，反而得罪了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别扭！好复杂！幸而王干事不久就被调走了，换了个韩干事，刁钻凶狠，一脸的阴森，从不正眼看人。劳动和学习都抓得很紧，关系也就理顺了。复杂别扭也就改变成了单纯自然。

准备参观团来的那阵子，我们已归韩干事管。他抓活跃工地气氛，从打击抵触情绪入手。白天加强互相监督，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谁谁谁抬箩筐一步三摇：你是耍给谁看？……这样互相揭来揭去，批来批去，终于大家都取得了共识：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好，我们都多少有些抵触情绪，身在福中不知福。每个人都作了检讨，保证改正，请大家监督。

工地气氛很快就改变了。在所有的大、中、小队里，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笑，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吆号子。起先是按跑步的节奏吆：嗨——嗨，嗨——嗨。不久就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同调的吆歌。吆歌是两个人对吆，抬后面的人吆一句歌词，抬前面的人吆一句嗨嗨作答。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比方说抬着筐跑过大队长陈治邦身边时，吆的是：

陈治邦哪——嗨，嗨！

好领导哪——嗨，嗨！

经过劳动不好的张元勤身边时，吆的是：

张元勤哪——嗨，嗨！

电线杆哪——嗨，嗨！

时值1958年，外面正在“大跃进”，人民群众赛诗赛画赛民歌热火朝天。不知道是什么风把热烈的分子吹过辽远荒漠，吹到了我们这个封闭的大墙之内，夹边沟人也自发地赛起吆歌来了。

不过，对于我们互相磨砺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感觉来说，歌词往往都禁不起分析。比方说，当天就有人指出，大队长也是劳教人员，称领导不妥。此句遂改为好榜样哪嗨嗨。又有人说既然他没被释放就说明他还没改造好，不能作为榜样。遂又改为干劲大哪嗨嗨，似乎可以了，但陈治邦本人已经琢磨过来，说突出个人不妥，叫不要这样喊了。由于难度大风险高，一度高涨的创作热情逐渐冷落，又都恢复了单纯自然的嗨嗨声。这样也很好，整个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笑着嗨嗨地跑，已足以表现出我们的幸福感了。

但是我们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还是不一样。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乐。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气。为了做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条件下笑和跑，我们每个人都同自己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和持久的斗争。眼睛眯缝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这有点儿费劲。要持久地维持这笑容，就得费更大的劲。笑容由于呈现出这费劲的努力，又有点儿像哭。

跑更难，它要求后蹬弹跳前摆高抬，以致有瞬间两脚同时离地，步伐和速度都增大。我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放下前脚才有可能提起后脚，这就和走没有区别了。为了避免像走，我们都尽量弯曲两腿，然后一下子伸直，如同弹跳，这样一伸一伸，人也一耸一耸，看起来像跑。如此跑法比走慢一点，比走吃力一点。但是既然不允许走，又无力真跑，它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参观团来的事早已被忘掉，但这种笑容和跑姿，却一直保持下来。因为互相监督的机制和生存竞争的需要，都迫使我们“坚持进步不许倒退”，久之成了习惯，要再改回去也难。成千人的工地上，所有那些瞪得大大的茫然的眼睛全都眯上了。我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有时会神经错乱一下：突然觉得周围这些老相识都变成了陌生的怪物。我自己也是。

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我刚把第一筐土抬到沟外边新堆起来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贴着长长的直直的地平线，暗红的太阳又大又圆，好像并不发光。但我们这个荒凉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层，却出现了许多浅蓝色的阴影。我望见在一条细长的阴影里，一群灰暗的小生物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挖着贫瘠的地表，一耸一耸地来来去去，徐徐移动，渐远渐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错愕。

我想假如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想单是那无数凝固不动的怪异笑容，就足以把他吓得头发竖竖的。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和姿势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也许他们会猜测，这是某个非理性教派的神秘仪式；也许他们会想象，这是蛮荒绝域某个已灭绝的人种的生态特征或者文化隐喻，就像玛雅人扁平的头骨，或者新几内亚岛上诡谲的面具那样……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

梦里家山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541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333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只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两旁店铺系明清建筑群，楼宇式双层砖木结构，挑檐、斗拱、垛墙、横桁矮窗。油漆剥落几尽，裸露着灰色的木头。在街上走，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还有一条“半边街”，另一边是水市，是这一带历来盛产的大米、鱼虾、竹木、桐油、土布、野禽、羽扇、茶叶、烟叶、芝麻等的集散地，每天晌午前后，都有一阵子热闹。正如我父亲高竹园先生在一首诗中所说，“水陆两楹市声喧”。到傍晚时分，复又归于寂寥。

淳溪镇位于小南湖西岸，没有城墙，但有城门。出东门就是湖，越过苇岸边大片大片的野菱菰蒲白芦红蓼，可以望见湖上帆影点点。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望见湖那边隐隐约约的一发青山。这里那里，时不时地，会有成群的野鸭、茭鸡或者水鸽子突然飞起又很快落下。南面是一条河，叫淳溪河。沿河绿杨如烟，烟树中白墙青瓦的老式民居夹杂着银灰色的草屋，凄迷沉静。

河上有一座七孔石桥，叫襟湖桥，桥栏上的石狮很生动。桥头有一寺塔，叫聚星阁，第一层石头门楼，第二第三层皆六角形木结构，飞檐十二，凌空欲去，更生动。二者都是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的古建筑，保存完好。解放后，襟湖桥已改造为汽车可以通行的公路桥，聚星阁也已拆除。那铁铸的宝瓶形塔顶有乌篷船那么粗，落地后无法运走，一直横在那里。“大跃进”时砸碎，喂土高炉喂了很久。

位于淳溪镇东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后期的地层断裂，小南湖东岸的原始湖岸线几成一条直线（它现在已被围湖造田弄弯了）。直线那边，平行地但不均匀地分布着马鞍山和十里长山的山脉，这些山脉到湖边就断了，成为悬岩峭壁。主峰大游山由砂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组成，海拔一百八十七米，林深石黑。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淳溪镇，我们全家逃难，就躲在大游山中。

所有这些山脉，全都被森林覆盖。山上几乎全是松树，山下则是毛竹和杂树，主要是橡树、枫树、枣树、棠梨树和毛栗子树。棠梨极酸，没法吃。橡子极涩，也没法吃，但是很好玩。各棵树上刚落下的橡子，形状花纹都不同，帽盖也迥异，有的像栗子，有的像包紧的松球，有的像打开的松球，有的像很小的倒毛鸡。剥出来光彩润泽，不亚于泉水里的雨花石。有一阵子，姐姐们爱收集各种橡子，我也跟着捡，拣了还要给取名字，大头、海头、阿扁、阿细、羊羊、马公之类。可惜放在匣子里面，很快会干枯褪色，几天后再打开时，全都变成了晦暗的土黄色。

好在树林里有趣的东西很多。即使灌木的丛莽，也都是无尽藏的宝库，那里面有覆盆子、浆果、草莓、甜心草……我喜欢一种淡紫色的小花叫蜜糖罐，摘下一朵，花托处会渗出一滴乳白色的汁液。你吸一下，小苦微甜，有股子清香。野生动物很多，有时闻得见狐狸或者野狗的气味，知道它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见。我能看得见的，都是些小家伙，野鸡雏儿之类，一个个绒球一般，叽叽叫着跑得很快，一会儿就不见了……有些山里的孩子，捉得到麂子、獐子、獾，我捉不到，但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感觉到野风拂拂，生活更加有趣。

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在圩乡，由于围湖造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儿变成了田野。由于人口爆炸，淳溪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十倍，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一排排五六层整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院横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宽阔，河被两边夹紧，变得很狭。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运输繁忙。河上机动船团团冒烟突突作响。下水道很多，河水浓稠腥臭，漂浮着油污垃圾。河上已经有两座公路桥了，从桥上望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难得看到一点儿绿色。固城湖湖管会和江苏省渔业厅投放的三十多个网箱里，频频有鱼儿全部死光的记录。

山乡的变化更大。“大跃进”全民炼钢时，树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秃。水土流失严重，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1979年开始重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许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原有的村庄迅勐膨胀，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从因竞相开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村连村店连店，厂矿企业处处冒烟，一派城郊景象。特别是新住屋都用红砖砌成的，望上去特别扎眼。纵横交错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以及因水质污染而浑浊不堪的河道上，卡车、小型拖拉机、三轮摩托和机动船拥挤吵闹，卷起阵阵黄埃，喷出团团黑烟。

回到故乡，极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儿时家山，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

祖母的摇篮曲

抗日战争爆发，高淳沦陷时，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湖阳，后又转移到了山乡，在大游山脚下一栋孤零零的茅屋里住下了。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这次转移的路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里睡着我的妹妹，父亲挑着我们急速地走。后面跟着母亲和姐姐，背着包包，踏着影子，头上是高高的月亮，一片脚步的声响。

屋是土墙，茅檐极低，遮住了木棂小窗的一半。里面很黑，但是冬暖夏凉，黑暗中有股温馨，我喜欢。屋在斜坡上，后面是山，前面可以望得很远，直到蓝色的天边，我喜欢。山上郁郁森森，稍有风雨，连山的松涛就像潮水一样，我喜欢。山下的杂木林中，有不少栗子树，还有一棵银杏，据说有一千多年了。栗子白果拣不尽吃不完，我喜欢。

屋是本地一户农民丢下的，他们搬到下面的村庄里去了。年久失修，屋顶上都长满了杂草。几个村上的人，帮我们翻盖了屋顶，加固了墙壁，刈除了四周的草莽，平整了室内的地面。母亲、祖母带着两个姐姐，开垦出一片菜畦，种上了各色蔬菜。父亲在附近砍竹，砍得手上都是血泡，用四堵竹子篱笆，围成了一个院子。抱来一只小狗，养了猪、羊、鸡、鹅，又买了五亩半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山里人家。

山下有许多池塘和村庄，相隔或三里五里，或十里八里，中间水田旱田相错，洒出去一望无际。最近的村叫儒童寺，约百来户人家，下行三华里可到。后来父亲把地租出去，在村上开办了一所小学，叫儒童寺小学，招收了二十来个学生，在公堂屋里上课。消息传出去，四方远村的孩子都来上学，人数增加得很快。公堂屋挤不下了，搬到祠堂里面，大姐和二姐都去帮忙，教小孩子识字。后来三个人忙不过来，又聘请两个教师。一个叫高志良，瘦小文雅，善珠算，兼管总务。一个叫赵剑宝，懂诗词，还谙武术。带来一对石锁，课余常常抛弄，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深孔。

分了高级班低级班，课程都是三门，国语、算学、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自然。教材都是父亲自编的。父亲常说，要是没有战前办学的经验，这个书他还真教不下来。

姐姐们回到家里，除了批改学生作业，还要编草鞋、耙柴、十蘑菇、挑野菜、拣地木耳、割猪草、采桑叶……到时候还得帮着母亲和祖母经纱织布，缫丝煮茧……我呢，就放个羊。我家原有十来只羊，因为招狼，后来不养了，只留下一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叫阿来。我每天放学回家，带着阿狮（狗叫阿狮），牵它到山坡上放一阵。它吃草，我躺着望远，编故事，做白日梦。夕阳晚风里，听松涛喧响。

回家吃过晚饭，等碗筷撤走，桌子擦净，姐姐们就把一摞一摞学生的作业本搬上来了。我也要做作业了。大姐、二姐、我，各占一面，还有一面是父亲。妹妹不做事，专门捣蛋。一盏油灯，四个人共享。菜籽油灯用两根灯心草，黄豆油灯用三根灯心草，棉籽油灯用四根灯心草。棉籽油点灯火焰最小，即使用四根灯心草，也还是不亮。但不能再多了，再多就烧起来了。

灯火的阴影里，坐着母亲和祖母。夏天里用蒲扇给我们赶蚊子，冬天里母亲缝衣服或做鞋子，像有夜眼似的。祖母把陶制的手炉用砻糠煨着，放在腿上烘火。祖父死得早，祖母一生辛苦，那放在炉上的双手，枯硬粗糙如同树根。炉灰里埋着栗子，或者白果。里面噗噗一响，她就会说，平平一个，福福一个，别人没有。平平是妹妹，福福是我。

别人也不是没有。姐姐们常在灶膛灰里埋一些各色坚果，还有山药红薯之类，我和妹妹常去掏吃。有时我去掏已经没有东西了只留下一股子香气，就发痞。如不接受安抚，母亲就会对姐姐们说，别理他，同他缠不清，平平过来，别学坏。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晾着，感觉很不好。这时祖母就会过来解围，给一点儿吃的叫我去做作业。当然，晚上还得再做。

如果天气特别冷，做完作业，母亲会做一点儿小吃，酒酿呀藕粉呀汤圆呀什么的，热气腾腾。我们稀熘稀熘地喝着，立即就暖和了。祖母睡得少，等大家睡下以后，还要把灯挑到只剩一根灯心草，纺一会儿棉纱。徐缓转动的纺车，薄暗中望过去像一朵模煳的花。那柔和的呜呜声，就成了为我们大家催眠的摇篮曲。松声如潮，高一阵低一阵，像是在为它伴奏似的。我想，如果我当时能预知祖母逝世以后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在这柔和的复调音乐里面，听出一种凄厉的调子吧？

父亲在学校上课，常说日本侵略中国，就像蚕吃桑叶。在家里他也常说，我们是因为不愿意做亡国奴，才逃到这里来的。只有逃跑，他感到惭愧。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李狄门，抛下家小到大后方抗战去了，那才是有种的汉子。我们听了，都有几分遗憾，因为父亲不是英雄。但同时，也有几分庆幸。他要是做英雄去了，我们都怎么办哪？

没见过鬼子，没见过血腥，没见过烽火，每天享受着森林的清香、泉水的甘洌和无尽藏的山果野味，在一尘不染的沙路上踏着松花去上学，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有时不免要想，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们是过分地幸运了，后来的遭遇，就算是一种补课吧？

大刀会

儒童寺小学门临大路，大路通向五里以外的沛布里奇城。沛布里奇城濒临沛桥河，两江三湖的船只，都在那里停留。因此沛桥的茶馆，成了这一带的新闻中心。村上天天有人上沛桥，挑着青豆芝麻山黄鳝地木耳之类去卖，少不了泡泡茶馆。回来时带点儿新闻。新闻零碎，且不及时，但是数量一多，也可以拼出点儿大致的图形。

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但他们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高淳县城和几个较大的市镇据点，有时从那里出来一下，“扫荡”，抢粮，烧杀一阵就缩回去。尤其山乡一带，从不久留。在山乡，平行地存在着两个中国人的政府。下坝的东皇庙有一个“江南行署”，是国民党政府。靠近溧水县的洪蓝埠一带，有个“苏南行署”，是共产党政府。两党也各有一个“高淳县委”，分别设在青圭塘和曹塘。属下的“工委”、“特委”、“兵站”、“工作站”、“办事处”等，和他们的武装“新四军”、“挺进队”、“四十师”、“游击大队”、“忠义救国军”等，这里那里流动不息，弄不清谁是谁。可以听到他们与鬼子“驳火”的消息，也可以听到他们互相“驳火”的消息。

村上的人们，什么消息都一听了之，照样昼出耘田夜绩麻。无为而治。有个公堂屋，没人管，塞满了各家的斛桶水车织布机摇篮甚至棺材。村上的许多人家，中堂屋里都放着一口或两口棺材，是屋主为自己和老伴身后准备的。生前也不是空着，可以装粮食干货，或者被褥蚊帐，盖头上蓑衣笠帽随便放。这不是因为他们很禅意很老庄，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风俗习惯如此。有些人家东西多，家里放不下，就放到公堂屋里来了。外来的人到村上办事，如果走进公堂屋，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凡是有陌生人进村，大抵都是来要粮的。谁撞上了，就任意把他们领到某一个长辈老人那里，老人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各家摊一点儿，集中起来，派个人用手推车推到某个指定的地点，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些难题，他们解决不了。比方秋收前，日伪军、挺进军、新四军三方都来要粮，只准给自己不准给其他两方，他们就没辙了。

处理这类问题的，是村上几个“秀”字号的人物。“秀”是“秀才”的简称，泛指读过书能识字的人。高淳的方言，山乡圩乡不同。都无“先生”二字，“秀”字代之，“张秀”、“李秀”、“王秀”，都是尊称。村上有个光棍汉，酒瘾很大，常醉卧墙根。爱吃狗肉，常屠狗。一字不识，但插秧插得特好，快，直，行距株距均匀，成活率高，众所不及，人称“秧秀”。我父亲教书，人称“高秀”，但他是难民，村上的事没人找他。“秧秀”呢，也没人找。找得最多的是“方秀”。

方秀是个矮子，很矮，大家背后叫他方矮子。他有两个老婆，在村前头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供应村上的日常所需：火柴、盐巴、茶叶、针线、草纸、明矾、卤碱、灯心草、黄烟、水烟、白酒、酱油、蚊香、奇楠线香、仁丹、冥钱、做冥钱用的锡纸……应有尽有。小老婆站柜台，大老婆打杂。门外摆着桌凳，可以坐下喝点儿。备有五香肚丝、臭豆腐、干拌花生米，给你下酒。但是村上的人买东西，还是喜欢上沛桥。说沛桥的东西便宜，酒也酽些。

方秀谈判的结果，村上人也不一定接受。有一次，他答应给日伪军交粮，没人肯出，收不起来。他扬言不管了，东坝据点的日伪军扬言来“收”，大家无法可想，风声鹤唳，也只有听天由命。唯一的反应，是大刀会集合，操练了一次，似乎也给人些许安慰。好在后来，日伪军没来。

从理论上来说，大刀会是一种会道门，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农民武装。村上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薄，玉皇大帝、佛菩萨、狐仙、马甲、关公、姜子牙……都信，等于都不信，实际上是无所谓信不信，就同他们在家里放口棺材，无关于生死观一样。参加大刀会，是因为大刀会传到了这个地方。就像山阳邢村人参加红枪会，是因为红枪会传到了那个地方。

村上大刀会的老大叫方庆，矮、瘦、龟背、猿肩，胸部微凹，脖子细长，又爱剃个光头，越发显得弱小。但却力大无比，舞动他那把据说是六六三十六斤重的大刀，飕飑地都是风声。他那把刀别人只能拿着看看，能舞的也舞不了几下。据说他的看家本事还不是刀术，而是扁担花和板凳花。扁担花是用扁担作武器的功夫，板凳花是用长板凳作武器的功夫。长板凳舞起来，四条腿就像千百条腿，使人眼花缭乱。教大家用这些日常用品自卫，也是大刀会的传统会务。

不过大刀会的主要武器还是大刀。大刀有长柄有短柄。保城圩一带是短柄，儒童寺一带是长柄。带着红缨，就像京戏里关云长使的那种。几乎每家都有一把，平时不磨也不练，同钉耙锄头锹一起靠在墙角落里，老是碍手碍脚。直到有人吹起号子，才被迅速拿起。号子有牛角的，有锡皮的，有铜皮的。村上的是后者，颇似军号，声音急切悲壮，百静中突然响起，惊心动魄。

村上的青壮年汉子，几乎全是大刀会员。他们轮流保管号子，拿到号子就是派到放哨任务，上山下地都得带着它，以便发现情况就吹。人们一听到号子就拿起大刀，到公堂屋门前的打谷场上集合。集合后有个仪式，我没见过，估计就是发功。他们说完了就愤怒异常，只想冲杀敌人，而且比平时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过后就不行了。这话不假，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出发，全都光着上身，头缠杏黄布，手持红缨刀，一个个眼露凶光脸色铁青，盯着前方直冲。队形散乱而方向一致，虎虎生风。我从门缝里看着，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后来他们没遇到敌人回来了，一个个又都变成了我所熟悉的随和农民。

这里面有一份神秘，我弄不清。父亲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研究一下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的资料，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工作，我一直未做。我只是知道，并因此感到遗憾，那份神秘的力量，仍然敌不过现代枪炮。大刀会每次攻打日军都失利，伤亡惨重。1949年后更被镇压，早在五十年代就消失了。

儿时偶像

一天，父亲带了一个晒得很黑、满脸皱纹，高大但有点儿驼背的汉子到家里来，住了好几个月。

他叫俞同榜，原籍苏北，祖先逃荒到了江南，就在富庶的鱼米之乡淳溪镇定居下来，至今已经好几代了。在淳溪镇上，这种人家很多，全都世世代代以船为家，主要以捕鱼、打野鸭、卖酒酿和刀伤膏药为生。有时也耍耍杂技，弄弄枪棒和气功。一般都懂武术，谙水性，衣着随便，江湖落气，同斯文小心、整洁规矩的本地人对比鲜明。本地人瞧不起他们，同他们不往来，世世代代互不通婚。他们始终保持着江北原籍的语言和风俗，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被统称之为“扬州佬”，他们的家，则叫做“扬州佬船”，似乎地位微贱，俨然二等公民。

我们家临河，大门外隔着几株杨柳树，就是“扬州佬船”聚泊处（他们归舟晚泊，都有定点），所以同他们很熟，同紧靠园门的那几条船更熟。每年春节，镇上人家都要做糖，船上没有大锅灶，不做糖。母亲和祖母做糖时，总要给船上也做几份，不外是麻条、欢团、花生糖、黄豆糖之类，他们用鱼、虾答谢，青鱼、刀鱼、鳜鱼、蝙鱼，都很鲜活。父亲常说，这些人性格豪爽，不像我们淳溪镇人，心里头小菩萨很多。他一直想要教船上的孩子识字。但他们不想学。据说，船上的孩子刚生出来就先当头浇一瓢冷水，即使冬天也不例外，说是从此就不怕水了，说怕水的过不了这一关，养大了也是个麻烦。

俞同榜的船，并不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风雨之夜，他们家翻了船，夫妻俩救起了三个孩子，翻正了船，打干了舱，摸起了沉在水底的锅碗盆勺，还追回了漂走的舢板……雨过天亮时，居然损失不大，照样出湖打鱼去了。大姐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那天她起来的时候，满院子阳光，晾着很多湿淋淋的被褥，直往下淌水，一股子怪气味，就是俞同榜家的。父亲说，生存能力之强。高淳人没法子想象。

淳溪镇沦陷的时候，俞同榜没有逃跑，侥幸也没有遇难，目睹了日军的烧杀奸淫。在日伪统治下卖鱼卖虾，老实本分无声无息地过了好几年。一天，他正摇着舢板准备回家，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要他靠岸，叫把他们送到某处。到了湖口，他把船踩得掀起来，用桨拐头（荡桨的支架）一下一个，打死两个，另一个拖入水底淹死。伪军搜捕得紧，他辗转逃到了大游山下儒童寺村上，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到芜湖去了，他说那里有他几个老乡的船。

他有点儿口吃，很少说话，零零碎碎地，我们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些老家的事情。日本人如何放狗把人咬死，如何把婴儿抛到空中又用刺刀去接，如何在沿河一带放火烧掉没被炸毁的房子。父亲的私立淳南农业仓库和私立淳南实验小学全部付之一炬，我们家五间房子被烧掉三间，满楼藏书灰烬无存，园墙倒坍，园中花木凋零，只有一架忍冬十分茂盛，一年一度开满鲜花。

俞同榜走后，我们很想念他。他教会了姐姐们编织渔网，并替她们用竹片削了够用几年的网梭；他还引导我跨进了武术的门槛，教会了我一些初步的功法，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宗恩惠。五十年后，我在监狱里面对狱霸的铁拳时，正是这宗恩惠，帮我解脱了困境。

抗战胜利以后，他曾到淳溪镇来看望过父亲一次。当他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因为，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淳溪河上的星星

从山乡到圩乡，从自治区到沦陷区，不过一湖一山之隔，景观大不相同。

战后的淳溪镇，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较完整的住屋，集中在昔日的老街，从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区域。街上依然热闹，新开了几家专卖轻工业产品的商店，那时叫广货店，玻璃柜台特别醒目。日本人在城东头筑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油库，一条通南京的汽车路，这些是以前没有的。

老街上也有不少被炸毁的住屋，裸露着大片空墙，墙上涂满仁丹广告和“创建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墙下的瓦砾堆上，排列着农民和渔民挑到城里来卖的各色蔬菜和鱼虾野鸭、茭鸡水鸽、菱角藕茨菰荸荠之类，都很新鲜。大斗小秤讨价还价，市声鼎沸。没有人注意到标语的存在，更没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涂掉。标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原本是水中的芦苇，也摇曳在当年的人家，覆盖得看不到一片砖瓦。无数苔藓侵浸爬满藤蔓的断墙残垣，嵌装在烧焦熏黑粗细不等的梁柱之间，有的带门有的带窗，有的还带着当年悬挂相片框子或者粘贴年画的痕迹。白天蜂蝶纷飞，夜晚鼬狸出没，虫声连成一片。进去捉蟋蟀的孩子们，或者重建家园的人们挖开瓦砾，有时可以发现一个黑色的带着绿色铜铃的银环，那是婴儿的项圈。或者一个绿锈斑驳如同头盔的铜罐，盖头上有镂空的花纹，那是老人的脚炉。骷髅朽骨，亦时或一见。

逃离的人们络绎归来。有时早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有几个大人小孩在扒拉瓦砾的地方，晚上放学回来时，已经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有些窝棚逐渐地变成了住屋。月夜里望出去阴森可怖的废墟地带，逐渐地有了愈来愈多的灯光。有些窝棚里不管多么拥挤杂乱，还供奉着死者的牌位，牌位前一灯长明，象征着生者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就是悲伤，并不孕育出思想。像俞同榜那种敢于在沦陷区击杀日军的平民英雄，回来了没人敬也没人谢，人们各忙各的，对他都冷冷淡淡。

我们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只有院子里堆放杂物的两间老屋没有完全倒塌，墙虽洞豁，梁柱还支撑着屋顶。父亲用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砖石垒起四堵墙，里面用芦扉隔出四个房间，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倒也温暖舒适。我和妹妹在城区中心小学上学，二姐在那里教书。父亲清理废墟，工程如山。前后屋基上的瓦砾清除以后，母亲都撒上了油菜子，花开时一片金黄。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鸭子，每天放到河上。

战前，父亲有一个“私立淳南农业仓库”，一个“私立淳南实验小学”。用前者赚得的钱养后者，试行他的教学法，发表了一些实验报告，想走出一条路来，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战后归来，二者皆已荡然无存。实验小学所在的药师庙，主体建筑是木结构，飞檐斗拱、雕梁画栋，一炬成灰。唯余半段长廊，供老僧截廊而居。父亲失业在家，常到他那里喝茶。那时父亲写了一些诗，记得其中的一首是：“紫藤铺绿上纱板，暑夏风廊昼曲肱，往事追寻陈迹杳，无言默对旧时僧。”

淳溪河连接固城、丹阳两湖，河面宽缓，水中荇藻丰茂，鱼虾成群。沿河一带的人家，家家都养了大群的鸭子，为防黄鼠狼偷袭，关鸭的篱笆一直插到水中。我们家也是。鸭们无须喂食，每天放到河上，一直要吃到湖口，吃得不知道回家。于是一到黄昏，各家的主妇都要到河边唤鸭。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圈，朝着暮霭沉沉的河面上湖口的方向，发出“伊豆伊豆伊豆豆豆豆豆……”的声音，有的柔和有的急切，远远近近重叠呼应。须臾河面上出现了庞大的鸭群，嘎嘎地叫着，愈近愈吵闹。次第分成小股，各回各的家去了。

每天我放学回来，晚饭以后，爱跟母亲一起，到河上唤鸭。那时的河，特别好看。水面铺着斜阳，橘汁般一片金红。渐渐地金红变成了瑰红，又变成了紫罗兰色。鸭子刚一归笼，鱼儿就开始跳跃，泼拉拉直蹿，显得特别欢欣。激起的波纹上闪动着灰蓝的天光。这时，母亲会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

跨越地平线

小时候。我常坐在山坡上，望着天地交界处那一发似有似无的蓝色发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越过那蓝色的边界，踏上未知与未来的起点。我想象那跨越将不是跨越，而是飞翔，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越过了它。

那年我十四岁，要到苏州美专上学。先坐轮船后坐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初出远门，家里的一切都是为我上路做准备。父亲筹钱，母亲打点行装：裁衣服、做鞋子、缝被子、熏鱼、晒虾、腌菜、泡蒜、炒米花、做芝麻糖、花生糖和各种蜜饯……边做边给我说各种事情：天冷了要自己知道多穿衣服，热了要知道脱；下雨天出门，要穿胶鞋，别穿布鞋，布鞋泡了水，几天都晒不干，你就没鞋穿；睡觉要直着睡，别横着睡，把别人踢醒了，要挨骂；别忘了剃头洗澡，衣服脏了就要换，换下来的衣服要马上洗，洗衣服要先抹上肥皂，泡一会儿再搓，要挨着搓，别东搓一把西搓一把……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不知道还说了些什么。

准备的东西，多得没法拿，母亲一股劲儿往包包里塞，塞得我背不动了，又往外拿，拿掉一些，掂掂分量，又拿掉一些。让我一次一次试背，总觉得东西太少包包太重。

后来父亲对她说，行了，让他吃点苦锻炼锻炼也好。又对我说，只怪我们穷，有钱我送你去了。

上轮船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出了轮船码头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路怎么办，下了火车如果是半夜里怎么办……这样的十几条，都是讲过了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在码头上，他们拜托一个同船去当涂的熟人陈师傅照顾我，叫我要服他管。母亲给他说，这孩子海得很，别让他在船帮子上乱跑。又给我说。船上风大得很，别到舱外面去，窗子里一样看景。又对陈师傅说，这孩子爱看景，你就带他坐在窗边吧。

汽笛响了，跳板撤了，母亲隔着水喊：多写点信来，一到那边就写个信来。我也想大喊一声知道了，但好像泪水已涌上了眼睛，一喊就会掉下来似的，只能点点头。船员来赶乘客进舱，下到里面，从舷窗再伸出头来望时，码头已隔得很远，但还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向我挥手。不知不觉，泪水又涌上了眼睛。船在马达声中抖动，河岸缓缓后退。不久，平时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都过去了。风物依旧，新世界不新，好像旧世界的延伸，只是没有了家。

黄昏时分，船在石臼湖上航行。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来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彼此漂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没有地址的信

一

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

我希望你能，但又怕，你不能。

记得吗？你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深夜，我抱着你，到沙漠边缘她的新坟上探望。我们等了很久，她没来。

我了解她，相信她只要地下有灵，一定会来。她没来只能证明，人死如灯灭。没有阴魂，没有轮回，物质的运动和熵潮的涨落就是一切。

因此我怕。

那时，你只有三岁。眼睛里含着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忧郁。我至今记得你那眼神。我相信，你也一定记得，那清冷清冷的月光，和虚含在月光中的、无边无际的荒凉。

那时我在酒泉搞展览，匆匆赶来。办完丧事，就得回去。我们搭便车，从敦煌出发，经安西、玉门、嘉峪关回到酒泉。路上都是戈壁，川原一望萧索。车子颠簸得厉害，你被震得头疼，晕车、呕吐、不吃不喝，又睡不安稳。夜里醒来，直哭。

在展筹处熬过了一段乱哄哄的日子，我们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大人们接受思想改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你没有玩伴，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好吃的东西，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每天屁颠儿屁颠儿跟着我们跑。我们出工，你跟到地边玩沙子和石头，灰头土脸像个泥人。我们开会你在会议室里钻来钻去，呼吸浓稠的二手烟……就像生长在铁皮屋顶上的一叶小草。

开饭时你跟着我们进食堂，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次肉菜。有时菜里肉少，我把我碗里的肉往你碗里夹，每次你都要说：“别，爸爸，你也吃。”旁边的人听了，都要夸你懂事。

西北常刮大风，黄埃漫天。你不能同我们一起下地，自个儿在寸草不生的大院里东站站西转转。天黑下来，就到路边等我。收工路上，我老远就望见你垂着手朝队伍的方向眺望，小小的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一动不动。近了就跑过来，仰起脸，张开手，要我抱。

一次，我抱起你时，发现你嘴里含着一块肉。以为那是十来的，不问情由大发雷霆。说你不怕脏吗不怕病吗不怕丢脸吗……恶狠狠吼叫一通，喝令你立即吐掉。你一直静静地看着我，吐掉以后你说，肉是中午我给你吃的，最后一块，含着吮吮滋味，玩玩嘛。

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你哭了。哭得那么委屈那么伤心，嘴唇都乌了。我一手抱着你，一手握拳在自己头上擂，说，爸爸坏！打爸爸！你哭着连连遮挡，说别打别打，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想，我真是个浑蛋！

二

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无法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的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

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的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熘熘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裸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象，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的，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三

你是1967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似乎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是祝福，也是判断。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会留下怎样的意象？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回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我却没好好想过。

四

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千辛万苦，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你的病大都好了。能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大风大雨都不怕。

那年回高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座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回家来浑身湿透冻得直抖，坚决不许你再骑，你还是要骑。

我和祖母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

我嘴上没说，心里是高兴的。更为你骄傲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总在班上名列前茅。

祖母逝世后，你跟着我东奔西跑，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进度快于一般学校，中途插班，你都能很快赶上，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五

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桥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1985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的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如何。“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十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部长王昆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六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煳。

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我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离婚官司一打几年，生活一团糟，让你也跟着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都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纽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着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心里十分感动。但是竟然没有想到，起码应该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瞒着我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七

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1987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小雨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阅历浅，但直觉非常好，评论我的朋友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宝姑姑，你就说这个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说没有寒衣，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没有寒衣，只好穿她母亲的衣服。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小雨要来，你也非常高兴。那天我车站接她，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热烈而欢乐。我意外惊喜，小雨高兴得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十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意象，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而淡化而失去深邃，成了一个个模煳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记。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移，中止期越来越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说起来终觉隔着一层。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空白。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我们调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八

1989年以后，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

后来重回四川暂住，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那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出国之前，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放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到那边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九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38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3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那段街没店铺，住屋路面一色灰不熘秋坑坑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说但愿是那样吧。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我说是。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似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你说：“我等着。”“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1992年6月28日。

十

7月11日深夜，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香港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十几天后，我们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朱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度假村暂住。还是不能写信。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内地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一年，你二十五岁，和你母亲同年。

十一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之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仅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救赎。“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苟能如此，我们已感激命运。我想，倘大家地下有知，也都会比较放心。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所谓“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在现代物理学所描述的多维度宏观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至少，我们可以，存着这个希望。

金雁作品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1977—1981年就读兰州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1982年任教于陕西师大，1994年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兼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2006年以来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着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合着）、《新饿乡纪程》、《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合着）、《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思想变迁》、《从“东欧”到“新欧洲”》、《倒转“红轮”》等，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倒转“红轮”》授奖词‖

（2013年5月）

金雁女士以其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几十年来的执着、迷恋与研究，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梳理之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直观效果的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图景：一个个伟大作家灵魂深处的高尚与委琐、正直与扭曲、常态与变态，都在作者缜密而严谨的史实发掘中遁形，都在作者无情而锋利的手术刀下被一一解剖。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历史的聚光灯下，采用了“用长时段‘三維’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这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正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近百年来俄苏文学和文化的沉重铁门，其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才是此书最可贵的亮点和看点。

不仅如此，流畅，甚而有时华丽的语言，为此书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效果和可读性，一针见血的评析，气势如虹的描述与论证，往往创建在痛快淋漓的语言表达之中，拂去了当下散文随笔拿腔拿调与矫揉造作的浮华，在洗尽铅华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文学纯真元素，其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天然地流淌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这才是文学的天籁！

阅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从俄苏文学这面镜子中的知识分子面影中，看到了百年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倒影；更是在长歌当哭的严酷历史中，读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应该何为的真谛！深刻地启迪后来者透过历史的雾霭，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去为人为文。这就是历史和艺术所要抵达的思想彼岸——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社会良知的精确定位与登陆。

《倒转“红轮”》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实至名归，它应该是这个奖项的荣誉，也是知识分子书写的胜利！

金雁答谢词‖

（2013年5月）

非常感谢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给了《倒转“红轮”》。这本书的获奖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我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感到意外。在这本书交付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就说，它不会有太广的阅读面，这是一本小众和慢阅读的书，不能指望它会成为畅销书，尤其是在微博文化盛行的今天。有人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有耐心阅读超过两百字的句子，而这本七百页的书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显得太沉重了，所以我当时的心理预期只要出版社不赔钱就好。

把俄罗斯知识群体的发展形成衰亡过程告诉中国读者，真实地反映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我的职责。我希望人们在走近真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时，少一些个人情感的臆想判断，多一些经得起追问的历史推敲，多一些历史感悟，多一些历史透视。把它放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的背景中去考察，才会感知到这些鲜活的思想产生的路径。

我想向源头讲起，讲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把隔代遗传相互关系交待清楚，知识阶层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取得相互谅解，每一个阶段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是思想史上的教训，但至今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想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跷跷板现象作一个长时段的审视，厘清俄国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谬误，破除“列宁主义神话”，找到“红色专制”的源头，弄明白当初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会发生蜕变。我希望它像一面镜子能够反馈出我们的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我们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大家既是参与者，也是探险者。但是毫无疑问，别国已有的经验是中国的未来向良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作为深爱这片土地的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希望中国少走弯路，少付出一些代价。如果这本书能为中国思想界和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价值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谢谢大家。

从陇西插队到考研

一、在陇西的日子

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西北局决定把一批“长期从事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工作”的干部带薪下放到西部五省的基层生产队去，父亲亦在此名单上，妈妈决定携全家人与父亲同往，就这样我们家搬到了干旱少雨的甘肃省定西地区陇西县。在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问世以来，这个“苦甲天下”的地方被很多人熟知。其实当时我所在陇师附小的班上就有定西福利院分来的孤儿，只不过我在班上待的时间短，很快升入初中后就与她们失去了联系。到了陇西生活就得“入乡随俗”，我需要很快地学会如何生活。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后三项可以略去，陇西人不吃酱油，也没有酱油卖，醋是凭购物本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二两，多了也不用想，“茶”在大人看来是奢侈品，能弄到一二两“陕青”末子喝喝就已经很享受了，而我们小孩对此不热心。但是前四项理应该加上“水”，定西地区严重缺水，坊间里都有“一碗油换不出一碗水”的说法，可见水宝贵到什么程度，所以对我来说，是开门五件事，我已经写过关于水的故事，这里就不赘述。这几年也是我对生活最贴近、最理解、感触最深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活的艰辛，对“过日子”这几个字有了切实的感受，懂得了社会底层期盼的幸福意味着什么，也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主义时期整天劳作的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

弄“烧的”

开门五件事里的“油和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地方，只能节省着用，油是凭粮本供应，每月每人二两，实在不够的话，可以偷偷私底下买些“黑市”油，如果叫城管（那时不叫“城管”，叫“纠察”）看见了不但东西会被没收，买卖双方都要被叫去办“学习班”。盐的供应要好一些，只记得有一阵子没有精盐卖，我们买来粗糙的大盐粒子需要自己捣碎了用。

开门头一桩是“柴”，在现在的孩子们身上几乎毫无意识，打开煤气做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举手之劳。而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作为城镇居民每月有定量供应的煤炭，所谓煤炭，全凭当时的运气，有时是煤末，有时是煤砖，赶上好的话还能碰到煤块。那时大人们不是在学习班里，就是在劳改工地上或者在五七干校里，反正从此后我们就全凭自己能力“自然天成”了，长成啥样算啥样。从父亲成为“黑帮”开始，我们兄妹三人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拉煤对于有男孩子的人家来说并不是难事，反正家里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养着，我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跟着哥哥弟弟混在一帮男孩堆里分不出彼此，应付这类体力活也不在话下。而且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一桩快乐大于劳累的游戏，是一次欢快的郊游。每次买煤去的时候，我和哥哥轮流拉着其余两人快跑，如果再有其他去买煤的伙伴，就更有意思了，十足的车马大战，几架狂奔的板车，载着几位半大小子，装煤的麻袋是盾牌，板车上的挡板是武器，绳子绑上土块是流星锤，一路上打打闹闹甚至还来不及尽兴就到了煤场。过磅装车后回去的路上就没有来时那么轻松，哥哥驾辕是主拉，我或者在旁边套一根绳子当“副驾驶”，或者和弟弟在后边推，遇到上坡路就几个人先推一辆车，再推另一辆。等回到家里，个个都成了唱包公的大花脸。

如果拉回来的是煤块，下来的事比较简单，就是砸煤块，把大块的煤用榔头砸成合适的块状堆码整齐就算完事。如果是煤末就还要脱煤坯，按照水、煤、土一定的比例用铁锨反复搅拌均匀了，抹平晾晒，两三天后煤坯发硬以后，再立起来竖着晾几天，再掰成小煤块就可以使用了。仅有煤，只是“柴”的意义上的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了做饭的，但是还无法保证取暖。我们那时睡的都是老乡家里的土炕，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要烧炕，否则它就会很潮。我们刚到陇西时，也买一些柴火来烧，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柴火燎得很快，但是灰烬少保暖性差。走访了解本地人才发现，人家一般都用马粪、草根、麦根、枯树叶掺杂着煤末一起烧，这样既能保证温度不会很快冷却又不至于太浪费。

可这些东西街上没有买的，都是各家的孩子“十柴”十回来的。就是有卖的我们也买不起了，那时父亲在随“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改造，工资被“冻结”了，母亲在五七干校劳动，她的那点工资要五处花费（寄给姥姥一份、寄给奶奶一份、爸爸妈妈各拿一点，剩下到我们手里已所剩无几了）。而“十柴火”这类轻巧活在当地铁定了是女孩子干的事，男孩子不屑于参加。于是我也就跟着巷子里、院子里一群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们，背起背篓加入“十柴火”的队伍。我们拔麦根、铲草皮、割野草、剥麻秆、扫树叶、十马粪……只要是能烧的，全都不放过。整个夏天如果勤奋的话，是可以保证一个大土炕的用项。有一次我们在城墙根下的麻地旁边搂草，就听到麻地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微弱的婴儿啼哭声，有的说这是狼在学小孩哭，有的说是野猫叫，一个大点的孩子说，可能是谁家大姑娘生的“私孩子”，我们相互望了望，没有人敢去一探究竟。回到家我仔细想了想，那是从一个定点方向传来的声音，就不可能是一个移动物，也就是说，可以排除狼啊、野猫这类动物。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我们几个相互壮胆，一个拽着一个衣襟地穿过茂密阴森的麻地，走到前一天发出声音的地方，在那里看见一个散落的襁褓，上面还带有动物爪子的血印，显然原来襁褓里的婴儿已不知给什么动物叼走了。不知为什么，一整天我心里都沉沉的、感觉很堵。

最让人高兴的是“剥麻秆”。陇西种植亚麻，亚麻长成割下来以后，先要在池塘里沤几天，等纤维与茎秆剥离以后就可以“剥麻”了，因为供销社的收购时间是定时定点的，季节性很强，短时间内必须要赶剥出来，于是到那几天，家家户户都点着汽灯、支起场子等着人上门来帮工，一般的规则是：剥麻的人付出劳动，麻秆作为酬劳可以拿走。麻秆是上好的引火材料，又直又白又好烧，烧炕引火都缺不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这时女孩子的走街串巷是大受鼓励的，也成为“主家”考察众多女子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也是我后来长大点才知道的，当时十二至十三岁又是“外地人”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剥麻”劳动背后的“社交”内容，只是觉得不知为什么这帮平时土头土脸的女孩都打扮得光鲜起来，而且叽叽喳喳地很兴奋。我跟着一堆女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看见亮着灯的人家就进，进去后每个人拉开一点距离（因为麻秆很高，人挨得近了容易相互干扰）站那就手工剥麻，我因为年龄小又不太会讲本地话，一看就是“新手”，麻的纤维剥出来不如别人长，这样会影响到卖麻的品级，时常会遭到“主家”的挤兑和奚落。这时候带我去的姑娘们就会一起帮我说话，“你家要是不要她，我们就一起去别家了”，或者“威胁”说，“明年我们就不来了！”尤其是“主家”对某位姑娘有点“意思”的情况下，她说话就更管用了。也许因为“剥麻”本身的意义倒在其次，我这个“新手”就被看在众人的面子上勉强接纳了。在干活过程中有时同去的女友也会帮我一把，使我不至于剥得太少，但大多数情况下，到剥麻结束时，一般都是别人扛着一大捆麻秆、我扛着一小捆麻秆回家了。

学做饭

开门第二件事的“米”，在这种不产米的苦寒地区平常是吃不到的，适逢过年的时候有时粮站会供应两斤又陈又碎的籼米，我们一般都留下来作“病号饭”时熬粥用的。那时候我们作为“城镇居民”每个月有定量，学生是28．5斤，职工是30斤，掺和点南瓜土豆之类的东西勉强够吃，实在不够的话，可以每月月底提前向粮站“借粮”，也就是提前把自己定量买出来。这样每一个月提前几天，累计下来总会有一段“亏空”，我们也只能偷偷地像做贼似的和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作“黑市交易”。

我天然地成了家里的“杨排风”火头军，自然首先要会做饭。当地最常见也最经济实惠的“吃食”是面条，那就得先学会擀面条，所以家家户户哪怕再穷，都有一个近两米长的大案板和一根长长的擀面棍，据说面条擀得好坏直接决定一个女人“能干”程度。新媳妇过门以后，一家老小都要等着吃“试手面”，擀成的面皮要大、圆、薄、匀，不能破边，切好的面条要长、细、顺、宽窄一致，下到锅里如银线落下，开锅之后一筷子挑起来折叠着捞在碗里正好一碗，吃在嘴里要筋道、滑熘、不粘牙、立汤立水、没有断头，如果这一碗面吃过之后得到赞许，新媳妇在这家里的地位就算是立住了，否则将会很没有面子。对我而言，当时的考验还不是什么“试手面”的程度，而是把面粉弄成条就不错了。在相邻的姑娘们的指导下，我蹬着小板凳已经可以操作了，逐渐掌握了水的温度、和面的软硬度、醒面的时间、擀面的力度，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水平一天天提高，等到插队的时候，我已经能腾腾地掷地有声的擀出比两臂伸直了还要大的够五六个大小伙子吃的一张面来了。当然在学习擀面的过程中也少不了“交学费”，有时面和软了吃煳涂面、面和硬了吃断头面、面煮过头了吃烂面糊的时候，哥哥弟弟知道不能把我和母亲一样要求，只能给什么吃什么，顶多小声地咕叨几句。

但比面条难做的是剩下的材料，因为每个月五成的陈玉米面、五成的发霉的芽麦面，擀面条用去了大半的白面，剩下的只能做玉米面的发糕，要烫面发酵，再上锅蒸。后来发现邻居家小孩做的玉米面的贴饼子远比我做的发糕好吃，就依样画葫芦照着做。贴饼子要烧柴火灶，我一个人一会儿蹬着小板凳把头伸在大锅里撅着屁股忙着贴饼子，一会儿赶快从板凳上下来在灶下往里添柴，常常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最后不是饼子熘到锅底，就是里生外焦，即便如此，家里两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忙得我常常供应不及，一大笸箩煳饼子一两天就见底了。后来慢慢地我也开始像当地的孩子们一样能干了，会十柴、会腌咸菜、会做浆水（当地的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会做搅团、会补衣服、会补鞋、能挑两大桶水，正应了当时家喻户晓“红灯记”里的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事后想来这一阶段的锻炼对我今后的插队生活作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铺垫，街上的孩子再也不跟在后面叫我“洋婆娘”和“二胰子”（意思指不男不女的人，因为我当时头发剪得很短）了，我已经与当地的孩子融为一体，讲一口熘熘的当地方言，凡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该做的我会做，男孩子该做的我也会做了，甚至比当地的孩子还能吃苦。

青黄不接“借粮”难

1971年我插队到陇西靠近岷县的南部二阴山区的菜子公社。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和原来没有插队时一样按月从镇上的粮站买面回来，因为强体力劳动每个月都差几天的粮食，但是东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几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紧紧巴巴地凑合了。我们是女生轮流做饭，这个广义的做饭包括挑水、捣盐、砍柴十柴、腌咸菜之类的一系列家务，出工的人把这一天的工分均给在家做饭的人。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手脚麻利的做完了一应活计，擀好了面晾在案板上，等着下工的人回来再切面下面，我拿着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一边望着山下，等到看见有人扛着锄头往山上走的时候，赶紧回身到厨房里，一看就傻了眼了，没想到房东家的猪拱开厨房的门，鸡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张面给几只鸡糟蹋得不像样子，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鸡吃剩下的面先藏起来，重新和面擀面，上工的人进门看见我才做饭，都发牢骚问，早干什么了，为什么现在才做饭？我忙不迭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还把我留着来“例假”时冲的红糖给大家拿出来泡水喝，并声称今天的工分还给大家，我不要了，就这样勉强煳弄过去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个月粮食的缺口会更大。

我们的粮食供应到六月底，这时川里的小麦可以收割了，节俭一点的人家能勉强接上茬。可我们山里小麦才刚泛黄，离开镰还差着天数，等我们扫完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煳煳就断顿了，大家倒也不慌张，心想生产队再不济，倒腾倒腾口袋也够我们几人渡难关了。吃完这最后的晚餐，我们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生产队长知道来意后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们，队里实在是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了，五保户田大爷已断顿两天，都是由队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我们这个十九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强能接上新粮，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缺粮，队里还曾经有人提议向我们知青借粮呢。看来，生产队是没指望了，地里的粮食没有个把星期又进不了嘴里，偶尔地揪几穗没熟透的麦穗也不能顶饭吃，我们既不能喝风，又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只能寄希望于大队了。生产队长给大队开了张条子，递给我们时还不忘补一句：“估计大队所属的几个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知青有面子，实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看到整生产队连一顿都匀不出来，我们这才傻眼慌神得相互埋怨，平时为何不节约，我心虚地不敢吱声，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到有同学的知青点上混几天，有人则主张回家等到麦收分粮食再返回，但觉得都不是上策，吵吵了半夜没有定论，最后决定还是先借粮要紧。

第二天，没吃早饭我们就拉着板车拿着口袋赶到大队，大队长与书记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阳老高才见到大队书记，果然不出生产队长所料，还真让队长给说着了，大队也没粮，大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生产队长的条子上加盖了一公章，让我们去公社借粮。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毫无精气神，还是书记催我们：“娃娃们快走，到镇上还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们就啥事也办不了了。”我们只好顶着大太阳匆匆赶路。还好，赶在中午下班以前来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了一批从国际市场上买的饲料粮，主管救济的公社水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我们一百二十斤原粮玉米，指定到粮站提粮。到粮站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我们几人又累又饿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坐在粮站的屋檐下等着“公家人午休”。粮站食堂中午饭是臊子面，出进的职工端着碗阵阵饭香飘过来，馋得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一位上年纪老职工端着碗蹲在我们身边，一边筷子挑得高高的哧熘哧熘的吸着机器压的细面条，一边不经意地冲着我问：“娃娃们吃了吗？”看着他碗里绿的葱花、红白相间的肉丁、油泼辣子红橙橙油汪汪的臊子汁，我双手紧攥拳头忍住哌哌叫的肚子小声地说“吃了”。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公家人”和我们“庄户人”之间的天壤之别。人家是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顿顿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红（指生产队的年底发钱），我们风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个工值一角三分钱计再扣除其他费用年终能分到十来块钱就不错了。

是我们“趴废”吗？

终于等到下午两点粮站的“公家人”上班，称给了我们一百二十斤从加拿大进口的九分钱一斤的饲料玉米。我们讨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几粒外国喂马的干玉米扔进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几人默默地走了十五里山路轮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队上时，太阳已快落山，我们已一整天没吃没喝，心空得前胸贴后心，腿软得戳不起摊来，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动了。但我们明白，如果不抓紧时间赶在点灯前把这原料玉米弄回我们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没吃的。

于是我们几人分头行动，男生去磨坊，女生运粮。要是平时这一百二十斤粮食分倒在两个背篓里背上山是极容易的事，可这会儿腿肚子像棉花一样，连人都挪不动、空背篓都拿不动，更别提背粮了。我们女生只好去队里牲口棚里借驴，因其他牲畜出工还没有回来，只剩下一匹新买来的白马因为口生没人敢用，无奈之下只好请饲养员牵出帮我们运粮。粮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既不敢牵新来不断尥蹶子的马，又抬不动粮食，十四至十五岁的小饲养员折腾的满头是汗也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气得他冲着我们撒气，“你们知青真是一摊‘趴废’（当地损人的土话），吃的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真是癞蛤蟆扶不上树，还怎么活人。也就是你们知青是人，公社书记才给你们批粮食，我们饿死了都没人管。”我们又好气又无奈地还击他，“不是趴废的帮我们把粮运回去”。后来还是叫来了队里的放羊娃帮忙，我们才七手八脚地把粮运回去。倒出来饲料玉米一看，里面净是沙粒小石头，还不能直接去磨，还需要晾晒簸干净，看样子当天无论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这样从昨天晚上一碗煳煳一直顶了二十四小时，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到队上其他人家拿玉米换一顿的吃喝，但看见别人没吱声，心里发软得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好喝凉水嚼马料玉米粒当作晚餐，心想我们连外国的牲口都不如。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第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经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饿死了都没有人管”，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是一年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乡嘴里“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张仲良(1)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姑娘媳妇有多少人走了“陕西”。这是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吗？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林彪反党集团材料”里那份《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我陷入了困惑。

二、“黄埔一期”考研记

2012年是我们七八级研究生毕业三十周年。想起当年被社会上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考试，与现在已经很完善的规模化考试有很大的不同。从恢复高考以后的三十年，考试制度也在与时俱进地电脑化、统一化、标准化。但是每个人个体化的经历背后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下面就把我在1978年考研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学俄语的人教英语

1977年，我工农兵学员俄语专业毕业以后，本着“哪来回哪”的原则我又回到了甘肃省陇西县，被分配在北门外的城关中学当老师。这是一所刚从“戴帽子中学”升格上来的完全中学，地处城乡结合部，教学人员尚不齐备，校长看了看我报到单上写的专业，说“什么俄语英语，反正都是外语，你就教英语吧”。我惊愕得不知该怎么回答，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学俄语的人怎么能教英语呢？教导主任在一旁解释说，学校初中刚刚开设了英语课，师资一时还不齐备，你就先教着吧。我回家熟悉了一下课本，好在是从头开始，整个一学期都处在“This is ……”，“What is……”的简单句式，词汇量也不大，我头天晚上现学了第二天再去教也能应付。于是就开始了我的外语教学生涯，我一共带初一的五个平行班，因为是同义重复，没有什么难度，但就是一周二十个课时的工作量，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而且英语是教改中刚刚增加的新科目，学生没有基础，兴趣也不大，况且通过应试选拔人才的渠道早已堵塞，“读书无用论”弥漫着整个社会，这些刚刚十二至十三岁的孩子又正是淘气的时候，每个班上都几个难管的“刺头”学生，维持课堂纪律着实让人费力。

1977年正是变革的前夜，在省会兰州已经明显感觉到“文革”事态已成强弩之末，虽然政治气候在邓小平的复出与打倒之间来回折腾，但社会主体的不满已经浮现出来。重新回到这个西北一隅的小县城，我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这里的“文革”空气依然很浓厚，那些以管制方式训导社会的干部仍充斥在各个岗位，一付我的“一亩三分地里我说了算”的霸道劲头，在他们眼里恨不能所有的人都是“四类分子”和“黑五类”。我报到晚了两天，教育局的人就以工资名单已送往地区为由，说今年这两个月没有我的工资，接着又把我填写的“家庭成分”这一栏里的“干部”，统统改为“地主”，说我们这里只有“地主、贫农”这样的成分，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你当然也是“地主”。我问他：“照这样下去，地主不会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蛮横地答道：“你少给我整这些道理，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其实我父亲革命资历远超过当地的“县太爷”，只是当年在西北局党校教国际共运史时不同意“九评”的一些提法，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流放陇西，说起来后来我学苏联史还和这一“家学”有关。但是父亲蒙难后就不能填“革干”了，填“干部”也不被允许，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就成了“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尽歧视。从“文革”前下放到陇西，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十三年了，当时已有一些平反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去，父母也期盼着能重返工作岗位。

重新招生对社会的震动

在学校里，虽然我与一帮年轻女教师关系都不错，但真正能与我交谈沟通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老大学生L老师，他英语非常棒，“文革”前就曾有译作发表，听我们对外的英语广播一点都不在话下。L老师是四川人，属于那种书呆子痴迷型的人物，只要是和英语有关的话题他都极为兴奋，而其他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则少得可怜。因为在这小县城里没有选择，他娶了某一级带“长”制家的千金，确切地说，是该千金“娶”了他，他倒插门进了女方家。他经常带着伤痕来上课，听同学们说，他老婆是骄横的“河东狮子吼式”的人物，嫌自己男人窝囊、没出息，三天两头的吵闹，不给饭吃。有一次我改作业很晚回家，看见他仍在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老婆出门了，把面柜子锁起来了。我就叫他到我们家吃饭。我妈妈知道他是南方人喜欢米食，就把一个月两斤米的定量拿出来，蒸了点米饭。做饭的功夫，我把弟弟收藏的老版的英文书拿出来给他看。饭做好了，我又翻出来一些涪陵榨菜让他下饭。没想到，L老师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一辈子，有米饭和榨菜吃，有英语书看，此生足矣。我想，L老师什么样的水平，就在这里教教“A、B、C”，让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实在有些不甘心。

这时大学重新招生的消息已经广为传播，积压了十年中学毕业生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分外振奋，大家奔走相告，县城了到处遇到的都是借课本的往届的老学生。一时间“洛阳纸贵”，中学课本成为稀缺物，我就曾经为在外地的同学张罗着四处借课本、寄复习资料忙碌了一阵子。很多人都在为大家都不读书的时候放弃了“自我修炼、自我提升”的机会而懊悔，我听到不止有一个人说，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数理化书籍都烧掉，还以为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们了。过去被批斗的老师家里门庭若市，学校的纪律一下子好了起来。招生制度导致的整个社会风向改变带来的“蝴蝶效应”，一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们才深切体会到。

如果说，“重起高考”成为一桩“全民大事”有点夸张的话，它至少是上千万的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中的“大事”，它不知牵动了多少家庭。我哥哥和弟弟也准备在工作之余加紧备考。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因为我们工农兵学员在校三年，“学工、学农、学军”，搞大批判，“批林批孔”、“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正经上课的时间连百分之五十都无法保障。更何况中苏边界的紧张关系趋缓以后，正常的交流又没有恢复，俄语的需用性很低，所有的中学早都不开设俄语课程。等于说除了我自己掌握了一门半吊子语言工具以外，在这个社会上毫无用处。我真想再进一次学校，重学一门运用学科，我试着在县教育局探了探口风，看我们这样的人能不能再报考一次大学，答复是“不行”，机会本来就有限，像我这样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回馈报答社会，又要惦记着分享资源是不应许的。不知道这是被讯问人是个人的理解还是文件规定。反正我知道学校里也绝不会答应我再次报考本科生的请求，于是就死了这份心。要不是怯火L老师的老婆，我打算跟L老师学英语。

机会降临

就在这时，突然转来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消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同等学力者都可以报考，像我这样工农兵学员也能报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我就决定了“我要报考研究生”！“不管怎样也要一试”，“大不了一搏”。我自认为多少还是有点基础的。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的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作品。“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七十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布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

下来马上转入行动——选专业。1978年的时候研究生设置的专业很单调，抛去理工科不说，文科里面没有我所喜欢的苏俄文学，看来看去，还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苏俄历史专业比较靠谱。一来兰大是我的母校，由我们俄语专业的老师来出外语题，我自信还有几分把握。二来，兰州离陇西不远，真要有什么不解的问题，西去兰州也还比较方便。第三，文史不分家，我很小就对外国文学、世界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专业方向目的性明确。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紧迫，剩下也就是百天之余了。我几乎没有时间复习。教导主任早就打招呼了，凡是以考学为理由的事假一律不准，借故托病的病假也不准，这样就把我请假的念头打消了。我们学校所有想考学的人都是奔着“本科”去的，只有我一人是“考研”的。我们校长不知是为了打击我的自信心，还是根本就不看好我，跟我说，“考研究生，像你这样的，复习五年还差不多”。我想他也许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工农兵学员”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表示不屑。我心里憋着一口气，这次非要考上不行。

百天冲刺

我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四节课，再加上要改近三百份作业，只好挤压休息时间了。为了节省来回路途的时间，我吃住都在学校。我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表”，规定每天必须看多少页书，真到进入状态，才发现越学越没底，越补越缺，越深入越煳涂，我的那点“业余爱好”几乎和这个专业毫不搭界，对两门基础课——中国史和世界史——所涉猎的内容我几乎是个门外汉。连着一个月的夜战，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每天闹钟要上十几下才能闹醒我，有时闹钟吵得不行，我睡煳涂了，把闹钟压在枕头下面或抱在怀里继续睡。不得已为了警示自己，第二天再多上几下，结果闹钟不停地响，邻居的老师们都提意见，早上起来问我，你的闹钟是给我们上的还是给你上的？搞得比上课铃声还要响。

体力的问题还是内在可以克服的，关键我缺少外援，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问题、不惑之解不知道该向何人请教。父亲在理论方面是高手，但对于世界史还是比较隔膜，尤其是他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了很多年，也早已不摸书本了。我决定上兰州找老师请教。我星期六下了课，从县城赶到火车站，再坐夜车到兰州，车程七个小时正好可以坐在车上打个盹，这样星期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了。当天再坐夜车回去，两边都不用住宿，也不耽误星期一上课。也仗着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这样连轴转竟然也扛下来了。

可有一次买不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从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票，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在凌晨六点钟到陇西，坐第一趟班车回去，恰好赶上上课的点。只好买了晚上八点钟火车，凌晨三四点下了火车，火车站所在的文锋镇到县城有二十里路，我本来可以等到天亮再回去。我想了想反正也不困，可以走回去，天上正好有下弦月，顺着公路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节省四角钱的车费，路上还可以叨咕叨咕我不熟悉的题目，但是心里还有些胆怯，主要是怕路上有坏人，稍迟疑了几分钟，又自己给自己打气壮胆说“走！”豁出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急忙上路了，偶尔有赶早的司机开过去以后还惊奇地喊叫说：“嗨，是个女的！”我想好了，即便有司机让我搭顺路车，我也绝不搭车。就是有一段水洼绕不过去，只好硬了过去。搞得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湿透了。走到县城天刚蒙蒙亮，我没有回家，直径去了学校，早上八点钟，第一节课打铃的时候我已经站到讲台上了。也许由于一夜的高度紧张，到了学校感觉安全了，我反而迷煳起来，整整两节课我讲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人完全是处在一种恍惚状态。

就这样几下兰州，解决了不少问题，所要考试的科目逐渐在脑子里清晰起来。

考场虚惊

因为临考试前，我的课多且正好那两天又来例假，就让妈妈替我参加的考前告知会议，并去踩点认一下教室。因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多大岁数的人都有，所以妈妈坐在教室里并不显得怪诞，妈妈也没向人家解释是替女儿来的。没想到这一下给我考试那天带来不小的麻烦。我记得大约是5月份考试，一共考两天四场，和现在高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文革”期间外语停学了十年，大家都忘得差不多了，允许带字典。考场设在陇西师范，同时期正好也有小学教师的师资考试，我梳着两个弯弯的毛刷子小辫儿，抱着刘泽荣俄语大字典，硬是叫人给支到师范考场，坐下来以后才发现走错了考场，赶忙找到我们的考场，监考的老师就是不相信，说前一天来的是个年纪大的人，怎么换成小孩了呢？还说我是“替考”的。让他看了我的“准考证”，又解释说，前一天来的人是我妈妈，并强调说：“只有年纪大帮年纪小的‘替考’，没有年纪小帮年纪大的人‘替考’。”这好一通费劲的解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做题了，才发给我考卷。虚惊一场，总算没把我拒之门外。

因为我们每个人考题都是由报考学校自己命题寄到考生所在地，在当地考完以后密封即往学校批改，这是当时比较人性化的设计，考虑到考生们的路途遥远和食宿的不便，那时由于考试人数较少，这样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易行。不像现在必须千里迢迢要到报考学校去考试。

我由于找教室验证身份耽误了些时间，生怕考试时间不够用，心里直打鼓，手直发抖，连装考卷的信封都撕不破。我们的考场是一堆放旧课桌的地方临时清理出来的，所有的桌子都有些毛病，我又来晚了，只能坐在最后一个坑坑洼洼的旧课桌旁，桌子没有一块平整处，一写字笔就把纸戳破了，字写得难看极了，于是不停地写写移移，最后趴在桌子边沿方才解决了问题，下午我找了一张旧报纸垫在课桌上，感觉才好一些。

反正我们十几个人，考的都是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也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监考的人闲得没事，好奇地一份份挨个看我们的考题，也许他看不懂理科的考题，一个经站在我旁边抻着脖子看我做题，边看边摇头说，“看不懂，做不了”，搞得我心烦得要命。考试下来的四门科目，外语的感觉比较好，说到底我刚毕业了一年，虽说这一年里再没有看过课本，但是比起老大学生已经放了很多年的外语来说，我还算“现蒸现卖”的，做起来比较顺畅，携带的刘泽荣俄语大辞典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富裕，翻字典更会耗去时间。我考得最差的是政治，考前父亲就告诉我应该复习什么，应该注重时事，可能那些天我忙的脑子短路了，父亲的话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打开信封一看，果真是父亲说的那种题型，但恰巧这成为我的一大误區。是什么题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只能临场发挥了。考完政治我就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了。两门基础课考得马马虎虎，世界史因为向兰大历史系的老师请教和以前自学的基础，自我感觉还可以，中国史稍微差一点。不知道其他考生的水平，没有比较尺度，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考完后我就大病了一场。我有一个习惯，在高度紧张、高负荷运转的时候，从来都不得病，一松弛下来后，积压已久的疲劳释放出来就会得病。考完试以后，我满嘴的大燎泡去上课，学生们都心疼我说，“老师，你不要领读了，我们自己念课文”。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我的学生蛮可爱的。也许是我的备考劲头对他们有所触动，也许是1977年后重起高考的示范效应，放假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显感觉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起来。分数出来以后与我原来预料的差不多，俄语：89．5分，世界史：70多分，中国史：60多分，政治40多分，确切的分数已经记不清楚了，大约记得平均分数是64—65分，好像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复试通知没有下来以前，兰大的老师已经告诉我，我达到了复试线。全县有十七人报考，有两个人接到复试通知，我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复试还要刷人下来，我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离目标近了一步。

“我考上了！”

6月到兰大去复试，看见前来的复试的“准研究生们”，我还是吃惊地咋舌。几乎全都是历史系本科毕业的老大学生，最大的有五八级的大学生，想想人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的中班呢，差距不能说不大，这里面既有“文革”期间“红三司”的“理论家”，也有专门替领导起草文件的“笔杆子”，还有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老师。只有一个人资历比我差点，就是后来成为我小师兄、再后来成为我丈夫的秦晖，但据当时兰大历史系最著名的史学权威赵俪生先生说，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历史狂”、“历史癖”，还没有复试，听那口气，赵先生已经打算收入麾下了。这样的阵势不能使我心里不忐忑。

我是第一回经历“口试”这种模式，像我这样一个从没有学过历史的人，“文革”时期刚刚小学毕业即所谓“六九级初中生”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表达是否准确、是否标准。抽签打开一看，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应该说题签上的三道大题，有一道是“一战前的国际格局”，另一道是“有关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第三道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反正都没有超过我在插队的时候自学的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内容，我隐约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帮助我。进去面对三位考试的老师陈述自己的看法，在一轮提问后再补充回答。我虽然紧张的手心出汗，但并不慌张，因为我尽力了，就这么大的能力了，如果录取的人都比我水平高，我也心服口服了。事后参加口试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可以录取”。我考上了！同时我心里也很清楚，我这个所谓的“同等学历者”，距离真正的历史本科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课需要补。

那一年我考上研究生，哥哥和弟弟考上大学，我们一门三人同时“中举”（当时坊间里的说法），成为陇西县轰动一时的新闻。L老师无不羡慕地对我说，你可算如愿以偿了，我还要在这苦海里熬着。以后听说L老师被调到了县重点中学，再后来又听说，他回四川老家去了。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对我们俄语专业的女生是个很大的鼓舞，接下来两年我们俄语七三、七四级三个班的十四位女生中有四个人考上了研究生。

三、难忘导师赵俪生

“魅力导师”

在1978年我成为研究生时，兰州大学历史系老教授赵俪生先生在“狭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他的嫡传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那“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时传为名言），但是当时我们世界史方向的四个研究生都选过他的课，因此从“广义”上我也可以算作赵先生的学生。

赵先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在我们还没有进校时就已有耳闻。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文革”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被“贬谪”西北就任兰大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的评价是，“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当时历史系只有赵先生一人可以开出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的“大通史”。诸如此类的“段子”在同学们中间早就传开了，于是为得以见“真神”，跟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学都选了赵先生的课。所以每次先生上课都要提前去占座位，否则堂堂爆棚的教室是进不去的。赵先生风度极佳，洒脱俊朗，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个头，年轻的时候准是一“美男子”，而老年时的满头银发更透着风采，尤其是上课时的“台风”真是没得说，干净的白衬衣系在银灰色西装裤里面既简洁明快又十分郑重，也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十分出镜”，而且讲课时声如洪钟，山东味的普通话幽默诙谐，生僻的古文献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合辙押韵，最重要的是内容“抓”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的知识都相当贫乏，无非也就读过范文瀾、郭沫若几个人各自主编的几部“中国通史”，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过是死记硬背了一些不能有机组合的“碎片”而已。唯独赵先生上课不同，他讲的事件是以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三維和可感觉的东西，而且不拿什么讲义，似乎一切都烂熟在心。听着先生纵横几千年的演讲，逻辑关系紧密、史论结合、环环相扣，听到入神处经常忘了记笔记，常常是一节课没感觉就听到了下课铃声。先生上课时极投入，常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课下来整个背部都被汗湿透了，你会感到他深深陶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听众。听他的课时我脑子总会闪过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很像京剧舞台上的“威武大将军”。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说，“听了赵先生的课我会爱上赵先生、爱上中国史的。”我们私下里都称先生为“最有魅力的导师”，我认为这是我这一辈子听过的最精彩的课。

“五绝”教授

后来我们总结了赵先生上课有“五绝”：一绝是板书，二绝是文献，三绝是外语，四绝是理论，五绝是博而通。这几大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驰骋史域如入无人之境。

先说“板书”，赵先生上课时的板书量很大，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献、历史地理地形图，甚至有些人物肖像，讲到写到，常常是话音刚落粉笔头落地，几乎是同时完成，又快又好，有图有画有重点，每一块黑板都是一件艺术品，先生的书法在史学界是颇有名气的，找他求字的不在少数。试想我们一堂课要看几黑板的“书法作品”那是什么样的享受。这也就是我们这头一届有此眼福。以后先开始是他那“七只九斤黄”中一人上去替先生擦黑板，后来就改为先生在前面站着讲，几大弟子轮流上去板书。这可是个很考验人的硬功夫，凡内容涉及的需要板书的必须跟着先生的思维走，功底好的师兄把能替赵先生板书作为一种荣耀，这种课煞是好看，先生讲得精彩，弟子板书如行云流水，有点像将军指挥作战参谋布沙盘一样。而赵先生上课旁征博引，又常常没有讲义，中国史上的名词生僻的字又多，有些助教都未必跟得上。记得有一次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先生在前面闭着眼睛讲得完全进入了角色，却感到下面有不停的骚动，回头一看，负责板书的助教写了错别字，擦了写又错再擦了写还不对，最后还是一“嫡系弟子”赶快跳上去救了场。

二绝是征引文献，凡是在历史系上过史料学和古文献课的人都知道，古文献可以称作“中文里的外文”，它的断句、诵读、解释里面学问大老鼻子了，在我们这些学世界史的学生看来甚至比外语还难，我实在惊讶先生何以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大珠小珠落玉盘，不打半点喀巴。后来从先生那里得知，他的真功夫一是得自于“家学渊源”，其父当过秀才的赵老先生自他幼年就为他编写《集腋成裘》，要求达到倒背如流。二是得自于在清华大学读外语系期间听了闻一多先生开的四门课：《诗经》《楚辞》《唐诗》《中国古代神话》和杨树达先生的《训诂学》，从此踏上文献学的门径。三是在当“右派”期间在资料室整理卡片时的学养积累。有此三得，多少文献早已烂熟于心，所以脱口而出并不是什么难事。现在想来老辈们“童子功”我等望尘莫及，在“快餐文化”流行的当下以后怕也少有这样的大师了。

三绝是外语，我是从外语系“弃农经商”考入历史系的，外语系里外语好的人有的是，按理说不该有什么大惊小怪。可是在历史系就不同了，即使搞世界史的老师，多年不用外语，在“文革”刚结束的当时也没有和外界的交流，口语好的人实在是不多。全校研究生的英语教学还徘徊在《许国璋英语》第二册，大家几乎都是哑巴英语，而一个中国史的老先生，不但时常有英文板书，而且动辄就来几句标准的很绅士的伦敦英语，不像现在的“海龟”为了显摆成心地汉语夹着英语说，赵先生常是恰到好处提示一下，在七十年代末这可真是领了风气之先，叫我们大开眼界。其实我也知道先生在清华读的就是英语，还有译著发表，这点随口的标注不过是小菜一碟，先生在课堂上还提到受雷海宗先生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雷海宗。当时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搞中国史外语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学世界史的。

四绝是理论，我选先生的两门课分别是《中国古代史讲座》和《土地制度史》，尤其是后一门课激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没有读过高中，初中的三年全是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中度过的，后来虽然自学了世界史也读过一些马恩列宁的书，但父亲的“修正主义”帽子，也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和自我约束，纵然心里有很多为什么也不敢有自己的思考，比起同龄人也就是多记住了一些词句和事件。先生一直是左翼人士，又是民国时期那一代的马列主义新史学家，那时的马列主义还绝对是“新学”而绝不是“官学”，可以说是富有活力的。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主要开辟的五个领域：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问题，赵先生被公认是其中两朵（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的创始人。学术含量的最大创建在于创建体系上的史学范式，当时的史学仍然没有脱掉阶级分析的框架，但是不死板、不背教条、不畏惧权威，郭沫若、范文瀾这些史学界最高权威的观点经赵先生一剖析也会发现漏同百出，而且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并且对和马列这些“老祖宗”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都有比较，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卢森堡等等各自的观点，使我感觉自己的视野一下就有了一个飞跃。这门课最大的特点是“问题意识”非常突出。一个问题套着一个问题，使人总在“为什么”里遨游，调动你高度紧张的思考，然后从逻辑关系上一层层地推开，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有了把原来的“死知识点”贯通整体的意识，甚至有了与先生不同的看法，这让我非常兴奋，有了争论的冲动。因为我在我们这一届研究生里年龄最小，资历最浅，没有自信敢与师兄们论理，但又心有不甘，以至于室友说我晚上做梦说梦话都在跟人辩论。可以说是赵先生的这种传道授业方式把我领入史学领域的，后来我搞俄国农村公社就是受赵先生讲“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谈到俄国公社的启发。

五绝是博而通。先生上课大气磅礴，严谨缜密的逻辑推理和形象生动地浪漫描述相辅相成，纵向的中国几千年，横向的世界中世纪、近现代全部在于胸中，背景越大所讲的那段历史反而越清晰，我记得讲“井田制”的时候就涉及了罗马的军事隶农、西欧的马尔克、采邑、俄国的村社。这种“大历史”的高屋建瓴有一种大师对历史的驾驭感，“进得去，出得来”，全然不像一般中学的历史课，扣着课本贴着每堂课的那一段叙述，没有长时段的历史感，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孤零零如同嚼蜡般的讲“原因”、“意义”、“过程”，这种把整个世界历史都融会于心中的比较方法后来一直成为我治史的追求。先生的涉猎领域博大精深，文学、哲学、史学、民族学、经学样样精通，用他自己的话说，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生的另一特点是很有当代意识，那些古代难懂的制度安排和官名在他的课堂上全部都替换成了语言诙谐幽默，妙语连珠的现代对应关系，现在卖得很火的李亚平写的《帝国政界往事》、吴思写的《潜规则》里常见的比喻法，赵先生七十年代末的讲课时候就不断在使用，只不过先生的文章还是按照传统的手法写作。据先生说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从解析几何训练过程中得出的“万斯通”办法，希望学生成为“通才”而不是“匠人”，虽大但绝不空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题目越做越小，小题目越做越大”。二十多年过去了，不但我们早已带了研究生、我们的学生也都带了研究生，林林总总下来的徒子徒孙队伍怕有百十号人了，当博导、当大学校长、学科带头人、教授的比比皆是，很多人在专业领域早就是“一方诸侯”，有的能言善辩、有的板书写得行云流水、有的史料倒背如流，但就上课“综合指数”和“讲台风度”上没有一人能达到赵先生的水平，用先生常用的打分标准比喻，先生可以达八十分，我辈中最好的也就是六十分上下吧。

率真个性

先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人处世的圆滑和环境的钳制，率真和透明的近乎于孩子，绝对具有梁山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性格，因为他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都会站出来抱打不平，性急之处撸起袖子干仗都时有发生。他最见不得以权势压人的“学霸”、“学阀”，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建国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物质暴力”和“心理暴力”的双重控制下（别尔嘉耶夫语）语言、思维、考虑问题的方式早已被“四S哲学”（Submit顺从、Sustain承受、Survive幸存、Succumb屈服）改造得可以，往往自己不自觉地自我约束。先生却是一个很少的例外，当年他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大，后来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看不惯郭沫若和于立群对待副院长吴佑、陶孟和的颐指气使，屡发牢骚而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又离开科学院，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左的赵先生又因发表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被打成“右派”，从山东大学被发配到兰州。但是多年以来先生“不接受教训”，一直保持着想说就说的“自我本性”和棱角鲜明的个性自由。但是先生自己说，他比年轻时候狡猾了许多，文章的风格也表现为胆怯，凡事想说又不敢说，又不甘心于不说，文风就表现得曲折了。

先生的率真还表现在从来就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挫折，对自己的经历既谈过五关斩六将也提走麦城，对别人的批评、对学术观点的争论都毫无掩饰，他在不断地更新自我中对自己过去的评价都十分犀利。先生不但是老教授，也算是老革命了，“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学联骨干，曾与姚依林、郑天翔、王瑶四人发起“抬棺游行”，抗战爆发后他与北平一批革命学生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装，担任营教导员。建国后一般人说起这种经历都会津津乐道以为荣耀，如果在其中栽了跟斗则会引以为憾乃至引以为耻，但赵先生谈起当年事只是作为有趣的经历，一副平常心，无所隐讳也并不夸耀。说起在中条山打游击，他坦言自己很胆小，枪一响吓得腿肚子发抖，不是沙场建功的料。到了延安又回到西安，则是因为先天具有“自由主义性格”，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纪律，在延安待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先生至今保持左派思想，并不认为当年投身革命是错了，但也决不遗憾自己重归学林是不对。“投笔从戎乃血性，卸甲读书为率真，平生不务趋时举，我行我素一凡人。”他评论自己“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这些年来，“受客观与主观的限制充其量是史学园地的一朵寒葩”。先生作为老左派，在国民党时期作为反对派并不奇怪，而在“左派”得势时他更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女儿惨死，自己“失业”，九死一生，几乎魂断夹边沟。到了改革时期，先生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谓否极泰来，达于事业的高峰，可是他照样愤世嫉俗，痛恨时弊，可谓永远的批判者。不能说他的批判都是对的，但这种批判精神，在我们这个除了“奉旨批判”几无异端之容的国度，实在难能可贵。“学宗马列为求真，岂料违时竟渎神，而今诸神皆粪土，犹有深山问道人。”

快人快语

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刻。其一是当时全校闻名的“研究生答辩风波”。1978年先生复出后带的第一届研究生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基础课、选修课讲授辅导全由先生一人包揽，一幅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的架势，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正是因为倾注了全部心血，赵先生对膝下的“七只九斤黄”，十足地像“护犊子”的农村老太太，看着他们眉里眼里都是笑，对他们的进步和特长更是充满了鼓励赞赏，先生的口才好，语言又形象，直率的夸奖却引来了一些教师心中的不快和妒忌。

我们第一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最大的重头戏，基本上从一进校开始大家就着手毕业论文的准备，到论文答辩时个个都拿出了如同专着一般的长篇大作。但是听说那一年有一个规定，硕士授予率只能达到毕业研究生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甭管论文多么优秀还是有一批会被无情地挡在门外。这项规定成了那些憋足了劲要找赵先生“九斤黄”好看的教师手中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恰好这次担任中国史研究生答辩主席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著名学者（田昌五——维一注），我们都知道赵先生在“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上与这位先生有分歧。对赵先生请这样一位学术见解与自己相左的人来主持答辩，在佩服先生的坦荡胸襟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当已经有了默契，既然能请他来，先生一辈之间的学术论争应当不会殃及学生。但没想到心无芥蒂的赵先生根本没有与这位客人做什么沟通，而本系参加答辩委员会的某些教师却极力迎合这位客人的学术偏好，并顺着这些偏好给那几位师兄设计“绊子”。就在中国史师兄们信心十足准备答辩的同时，准备着实“卡”这几位赵门弟子一把的教师也在“磨刀霍霍”，我在资料室就看见参加答辩的某教师手捧着师兄的论文逐一核对史料寻找纰漏。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家都不知道论文答辩是个什么阵势，答辩的时候挤满了各级的研究生和七七级本科生，以至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听众，上场的师兄刚开始还胸有成竹地宣布“科学的入口就像是地狱的入口”，但后来就架不住几个答辩教师一番番地唇枪舌剑轰炸，一个个用放大镜去挑瑕疵，顿时大汗淋漓，空气极为紧张。赵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们嘀咕说，这哪里是答辩学生，导师也同样站在了被告席上，看样子真的要把我们送进地狱的入口了。最后可想而知，这位师兄的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赵先生很是愤怒，但他罕见地没有发作，而是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后续的答辩。结果那位客人一连等了两个星期硬是不见下文，只好悻悻而返。这次赵先生的“七只九斤黄”只有三个拿到了硕士学位。虽然当时初次授学位普遍比较严，但这么低的授予率仍很罕见，从那几位师兄的资历（都是“文革”前老大学生）、当时的论文水准（应该说不亚于现在一般的博士论文）和后来他们的学术成就看，如此苛刻显然有失公平。事后谈起，大家觉得赵先生未免太天真，请来自己的论敌又无任何私交，就让他“裁判员”自己的得意弟子，显然是相信他会公正持平。不料信人太过，而有人也存心挑剔，导致如此意外结果。赵先生伤心之余，从此一连数年拒绝再招研究生！而那几位师兄也有幸成为先生仅有的嫡传弟子了。

还有一次我给赵先生去送一篇文章，正碰上有一位年轻的教师也在赵先生家，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谈到了一些先生不喜欢的人，先生误认为这位教师与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用山东土话跳着脚地骂起来，火气之大差点能把房顶掀起来，谁劝也劝不下来。我可算真正领教了赵先生的脾气。但事后赵先生知道冤枉了这位年轻教师，又是写信道歉又是当面检讨。赵先生就是这样，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对人不留情面，不考虑“关系”更不会搞小动作；对己也不饰非，责己严于律人。不相知者谓先生脾气大，深知者谓先生有童性而无心计，其实可爱可敬。现在的社会人人老于世故城府高深，像赵先生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附记：主事者要我说说自己的苏东研究，一是因为仓促，没时间坐下来梳理；二是因为研究还在进行着，作为学人的一生还有时间，索性留在以后再述吧。

（2013年6月17日于清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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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仲良，“大跃进”时代的甘肃省委书记，当时甘肃“放卫星”刮“五风”上“引洮工程”导致饿殍盈野，妇女“走陕西”与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对张十分痛恨。

倒转“红轮”

——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一、从《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二十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使他1970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1973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十卷（十六册）《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嬉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概，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古拉格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苏联内战史》与《红轮》做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苏联内战史》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1960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1914年8月》和第二卷《1916年10月》分别于1971和1984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1)第三卷《1917年3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1986年也在巴黎由YMCA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两卷问世，(2)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2000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十卷十六册的计划虽然早经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三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2007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汹如潮。

于是，《苏联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1917与1991：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而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3)。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1970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4)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的1917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二十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2007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是“西化”的——变革）除弊，“革命”的幽灵就仍在徘徊。

在这篇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西化”影响下毁灭俄罗斯传统的一丘之貉，前者几乎与后者同样激进，并且直接导致了后者。联系他的其他论述，我们看到他实际上给出了打破“左右”和“主义”界限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东正教—斯拉夫派—普京的“俄罗斯道路”和赫尔岑—列宁—叶利钦的“西化”道路。导致创建苏联的1917年革命是“西化”之祸，埋葬苏联的叶利钦改革也是“西化”之祸。那么被1917年否定的晚期沙俄和被叶利钦否定的晚期苏联岂不都成了“俄罗斯传统”的象征？而叶利钦与普京这前后相承的两人如果截然分属“两条路线”，又何怪列宁与斯大林也有区别：前者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西化”派，而后者如今似乎暧昧地具有了某种“斯拉夫特点”。(5)这种论点与十年前笔者提到的剧变后俄罗斯褒奖斯托雷平的言论一脉相承，也与我国近年来把“五四”、启蒙和1949年乃至“文革”串起来一并予以否定的保守主义很相似。

俄国历史进程的“断裂”

然而这个看法与苏联时期把二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固然冲突，但也与后苏联时期自由知识界主流否定十月革命、却自认为是“二月民主”继承者的态度大异。如果说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此说在当时文禁初开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影响，那么在普京与自由民主派矛盾日深的今天，在普京与索尔仁尼琴互相赞赏而共倡“保守”的情况下，这种说法似有逐渐成为主流与官方话语之势，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把“二月”与“十月”一锅端地予以否定，既不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俄共所接受，也受到“二月民主”继承者今天俄国的自由民主派的反驳。作为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就指出：1917年二月，俄国的专制君主制由于不能适应进步而崩溃，在不经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人民选择了民主，开始创建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宪政国家。尽管后来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灭了她，但二月民主的精神到1990年代再造辉煌，这不是普京政府所能逆转的。让我们庆祝二月自由的节日，决不放弃“二月主义”的旗帜。

而支持普京的“以俄罗斯的名义团结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则反驳说：“1917年二月不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它在短短几天内毁灭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而是此后一切不幸的根源。至于维护“十月革命”的俄共主张，由于无新意影响渐小。倒是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既不满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解释也不满亚夫林斯基的自由主义解释。如谢尔盖·舍林就认为索尔仁尼琴与亚夫林斯基双方都出于精英立场，夸大知识阶级的作用。而他认为1917年俄国的命运是普罗福斯决定的。(6)但是，舍林同样没有对“二月”与“十月”作出区分。

显然，如果说在1990年时对1917年革命的争论焦点在“十月”，那么时过境迁，今天“1917年”问题的焦点已经是“二月”。不管是二月、十月都肯定的左派，还是二月、十月都否定的保守主义观点，在看到“二月”与“十月”的连续性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而像亚夫林斯基那样区分两者、肯定“二月”否定“十月”的观点，的确面临解释的困难。笔者十年前的文章已经指出：1917年二月的剧变直接原因虽是战争引起的危机，深层原因却是“专制主义市场化”的斯托雷平改革积累的民怨。剧变很快变成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和恢复“公社世界”的浪潮，这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但是，二月以后俄国的发展就完全是连续的而没有“断裂”吗？如果像索尔仁尼琴所说，包括二月、十月在内的1917年革命就是一场急剧的“西化”而且并未逆转，那么几十年后叶利钦再来一次“西化”的根据何在？如果列宁是“西化”的罪魁，彻底否定了列宁的叶利钦为什么就不是“传统”的救星呢？其实索尔仁尼琴的叙述已经暗示列宁以后俄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而且尽管索尔仁尼琴本人并未明说，但那些把沙俄、苏联都看作“伟大国家”（列宁与叶利钦则都是瓦解“伟大国家”的罪人）的保守主义者都理解为变化似乎发生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由此才引申出所谓索氏“悔过”之说）。但是这种说法虽然与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官方观点有点类似（只是赫鲁晓夫褒列贬斯，而今天的保守主义者褒斯贬列），却没有什么根据。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

如果断裂不在二月、十月间，也不在列、斯之间，那么它在哪里？这是总结1917年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把“文革”与“五四”、1911年与1949年一锅煮的问题，存在以所谓传统和“西化”来解释历史的文化决定论史观。1917年的历史应能提供一个借鉴。

九十年后回头看，1917年的“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7)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二、“向后看的反专制”：索尔仁尼琴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分裂派”传统

索尔仁尼琴如此指责“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

不过，索尔仁尼琴毕竟以激烈批判极权制度而不是批判“西方民主”闻名。因此他的政治保守主义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相比并不算典型。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他所谓的物资主义、世俗化、消费欲、追求经济增长、城市化等等，即主要是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唯物主义”的斯大林专政也是“西化”的祸害。这在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其实不算稀奇，著名的捷克民主派代表人物哈维尔也有过所谓“东方的官僚与西方的经理是一丘之貉”的说法。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

当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一篇大骂资本家的演讲。他宣称苏联尽管人民贫困，但镇压异见者的手段是世界一流，而这正是“利欲熏心”的美国资本家向苏联输出“警察技术”的结果。他激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而在缓和的烟幕下苏联正在迅速扩张地盘。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提到：列宁的一生大半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他对西方的了解甚于了解俄国。当年他就料到资本家会这样因唯利是图而鼠目寸光、自掘坟墓。而这种“资本家的劣根性”由来已久，不仅对苏联是如此。当年对希特勒他们也是先一味绥靖，纵容其坐大，等到羽翼丰满的纳粹大举进攻，“资本家”们却束手无策。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许多民主国家和一个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然而，如果当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且不足以战胜德意日，必须要联合极权的苏联，那么今天怎么办？他的问题是：1930年代时极权主义只统治了世界很小的地方，但现在极权主义（苏联阵营）统治了半个世界。当年极权国家统治很小地方的时候，世界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尚不能打败它，需要“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那么，现在极权国家控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三四十年代，民主国家又应该何以对付呢？

索尔仁尼琴因此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他宣称要“干涉美国的内政”，呼吁美国工人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8)

但是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当然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这番话其实不过是反映他与美国工会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保守主义共鸣”。众所周知，在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当年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被我们这边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微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沃尓沃，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党和二十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索翁与三K党这样的恐怖组织扯上什么瓜葛。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翁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回顾“索—萨论战”

但是索尔仁尼琴当然也远远不是麦卡锡这类人可比。他在美国工会面前大骂美国资本家，但他对西方的批评其实不限于一个“阶级”；早在此前两年，他就宣告“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索尔仁尼琴在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尤其是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在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除了指责苏联当局中了“西方文明”的毒（请注意：他这里并不是指责赫鲁晓夫之类“修正主义者”接受西方的“和平演变”，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指“大半生在西欧而非在俄国度过”的列宁们把西方的“革命”祸害引进了俄国）外，索尔仁尼琴指出国家的第二个大危险是与中国冲突。他认为“崩溃”中的西方已不足虑，而中国才是俄罗斯的头号劲敌。在他看来，苏联在与中国争意识形态正统方面太强硬，而在领土这类实际利益冲突中太软弱。

西方在堕落，中国是威胁，那么俄国人有什么可学的呢？索尔仁尼琴认为某些“听取警告”而拒绝走“西方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是可学的：他们保留手工业，不追求“西方技术”，他们不追求“不断增长”，不搞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但是显然，索尔仁尼琴认为最应该学的还是俄国过去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列宁以来的传统，甚至似乎也不是1917年以前沙俄时代的传统——因为1917年以前俄国人已经“西化”得很厉害了。索尔仁尼琴指的是东正教，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正教，那是特指“古老的、具有700年历史的谢尔盖·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9)。

这样的东正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拉多涅斯基、索拉斯基都是十四世纪的隐修士，号称“最受尊崇的罗斯农民神甫”，他们“既勤奋，又能吃苦”，不仅精通宗教典籍，而且“自己做饭，亲自动手做蜡烛”，乃至从事“普通农民的劳动、生产和经营”，他们带领门徒开发并定居在“祖国最北方”远离尘嚣的净土，于是有了后来旧教的“北方崇拜”。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似乎都与权势，包括主流东正教会的权势不睦，他们“果断拒绝了罗斯东正教最高权威授予的加封和赏赐”，并因此“威信和荣誉迅速提高”。(10)那么，索尔仁尼琴借助这一传统资源究竟主张什么？

第一，他要求俄国人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如果不能回到农村，至少应该限于“分散的小型工业”和“很少有两层以上高楼”的小城市。城市里不应该禁止马车，但应该禁止汽车；不应该修地铁，而应该建林阴道与街心花园。

第二，他要求俄国放弃“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主张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但应该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说要以东正教取代马列主义成为“国教”并取缔异端，他明确地说并不要求政府支持宗教，而只是要求政府不要镇压它。

第三，取消列宁式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把苏联体制仅仅归咎于斯大林）全面专政，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要求民主。他从1917年“二月民主”只存在了八个月出发，认为民主“也许”不适合于俄罗斯，俄国人也没有这种要求。他说俄国“也许”只能实行专制制度，但应该是“爱”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专制；是“道德”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专制。他并不一概拒绝民主，但他并不欣赏“西方民主”，而认为应该从“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中继承俄国式的“民主传统”。而他认可的“好专制主义”非但不是苏联式的，甚至也不是尼康和彼得大帝以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沙俄专制主义，而是更早以前、贵族时代的分权的专制主义。他认为从“莫斯科末期和整个彼得堡时期”（即沙俄开始中央集权化）以后，尽管大帝国的扩张日益强劲，“专制制度”却衰落和趋于灭亡了。然而，俄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斗争了一百多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更残酷的专政）。因此俄国也别再搞什么民主了，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还根本不知西欧为何物的时代那种含有“俄式民主”成分的“好专制主义”就不错。

第四，他要求俄国放弃“世界革命”的企图，关心“发展国内，而不是国外”。俄国应该实行孤立主义，放弃军备竞赛，停止争夺霸权，不再控制东欧并支持别国的左派势力。甚至在国内，索尔仁尼琴也反感“西化”了的欧俄发达地区，而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作为俄国发展的未来中心。按照索尔仁尼琴“西方的堕落、中国的威胁”的世界图景，他并不担心西方会侵略俄国，因为“腐败”了的西方自顾不暇正处在“崩溃”过程中，应该防止的是不要让那种“腐败”继续传染俄国（据说苏联时期其实已经被传染得够呛，但似乎还有点“传统”可以挽救），按照他的设想，俄国不需要与西方争斗，但要尽量远离西方，最好能大量移民西伯利亚。但不是以苏联时期那种工业化和城市开发的方式，而是以传统的哥萨克与村社移民的方式，把人口由西向东转移。俄国人都跑到西伯利亚，一方面避免了传染上“西方的堕落”，另一方面又可以抵制中国可能借人口优势向西伯利亚扩张。岂不一举两得？

与他对西方的担忧主要是“文化腐蚀”不同，他认为俄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中国。而对中国，他的态度是“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11)。

先知的光荣与愤怒：从“索萨论战”到“回归之旅”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主张乍看上去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乌托邦，因此不仅苏联当局不能容忍，当时苏联的左右两派异见人士也为之一片哗然。自由主义者萨哈罗夫、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反驳他。但是索尔仁尼琴自从不久以后流亡西方以来三十多年，实际上一直坚持类似的思想，并且终其余生几十年来一直在用《红轮》这部大书来使之系统化。而在美国，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曲高和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主流思想界都很少有人支持，然而他声誉既高，创作也很顺利。这当然主要是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东西（包括别国已经是古董而他们听来很新鲜的东西），事实上自有俄国流亡者以来，自由主义者如米留可夫、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唐恩等人一直就不如大骂西方“物质崇拜”的现代性批判家如别尔嘉耶夫等人来得吃香。但是，索尔仁尼琴那种在军事上俄国应该以中国而非以西方为敌的说法的确也无碍于乃至有利于西方在冷战时期的利益，尽管这种说法是以批判西方的口吻说出。

然而星移斗转，到了三十多年后索翁衣锦荣归时，他当年的预言几乎都与现实相反：西方并没有“崩溃”，而苏联倒是“崩溃”了。中国倒是“崛起”很快，但并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在“文革”式意识形态氛围下，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与向世界（首先当然是向西方）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崛起”也并未导致索翁当年预言的中苏战争，相反，倒是“剧变”先消除了中俄对峙，然后在普京时代随着俄西冲突的重现，中俄反而渐行渐近。苏联崩溃后的俄国转向民主宪政，并非像他所说的“二月民主”那样仅能维持八个月，而是至今已延续了十七年。当然其中的确充满艰难坎坷，而且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普京倒退”，但却不是退向他当年设想的“彼得大帝以前的贵族传统”，而恰恰是更像彼得大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民主”成分（如多党制）。倒是“贵族传统”在索翁指责的叶利钦时代有所萌芽，但普京时代却被“总统全权代表”、“联邦区”之类的中央官僚制完全淹没。……

而年已八十多岁的索翁依然故我。1994年索尔仁尼琴高调举行了隆重的“回归之旅”，他远道从海参崴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沿途一路宣讲他当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提出、二十多年来又在《红轮》中不断强调的那些观点。

在这次“布道”中他对苏联极权制度的抨击仍然如故，并没有一些人所说的什么“悔过”。相反，他在途中最轰动的一次活动是在西伯利亚向当年“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的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致敬。但是索翁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也进行了勐烈的抨击。这样的回归之旅使各方都很尴尬：左派不满他大捧高尔察克，右派不满他没有肯定民主变革。

最终在到达莫斯科时，索尔仁尼琴向人群发表了从来不以他为然的麦德维杰夫认为是唯一一次“掷地有声的致词”：“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谁都没想到，摆脱共产主义的出路竟充满如此之多的痛苦……”然而按麦德维杰夫的说法，没有一家报纸全文刊登了整篇讲话。“甚至连以上内容，都是我在数十份报纸——从《共青团真理报》到《自鸣钟报》，从《真理报》到《苏维埃俄罗斯报》中寻章摘句整理而成的。”(12)

俄罗斯的“新儒家”？

显然，索尔仁尼琴并不仅仅是个“伟大作家”，他甚至主要并不是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也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在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几乎与在官方社会中一样孤独。尽管由于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坚持抗争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即便是着文批评索尔仁尼琴乌托邦的萨哈罗夫与麦德维杰夫等人，也是在承认他杰出贡献的前提下与他争论，但是到了极权制度结束以后，人们对他仍然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几乎“一切人”就越来越不耐烦。但是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身上的“俄国知识分子”特征，乃至他的精神谱系，如我们下面将要归纳的那样，又是他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因而是带有共性的现象。甚至不仅仅是他们，索尔仁尼琴极力谴责的“西化派”乃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还没有变成官僚之前，也都多少具有这种特点。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主张不仅是乌托邦，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荒唐的乌托邦。但是索尔仁尼琴既不是个胡思乱想的狂人，也并非独修得道的先知，他实际上是俄罗斯知识之树上的一只硕果，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其来有自，他的伟大与他的缺陷也都与这棵大树有关。

从文化传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以索尔仁尼琴一类人和我国的“新儒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梁漱溟先生那类人，不是借儒家经典做敲门砖谋取权势和利益者）相比较。他们既不认同“左”的极权主义，也对“西方”的自由社会多有批评。他们甚至持有很难说“左右”的现代性批判观念，对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经济增长、物质消费等等轻则不以为然，重则厉声申斥。他们以本土、本民族文化安身立命，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强势的所谓“西方文化”多少持有反感。但是他们也不是“本土”的东西就一概拥护。实际上对于“本土”的文化演变本身他们也持一种形式上似乎很“复古倒退”的立场。

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是尼康以前的“旧教”，尼康乃至彼得大帝以后俄国似乎就不断在堕落。儒家的精神家园则是“三代盛世”，三代以下就已经礼坏乐崩、世风日下。尽管实际上正是尼康以后俄国才在不断强化专制集权的条件下出现了霸权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但索尔仁尼琴并不喜欢这种妨碍“精神自由”的极权帝国（当然同时他也嫌西方的“物质自由”妨碍“精神自由”）。类似的，尽管秦皇汉武以后中国也在法家的专制集权下创建了强大帝国，但儒家反感这样以“霸道”取代“王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3)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有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

俄罗斯在尼康以前、中国在秦以前是个什么时代？何以后来的“知识分子”那么怀念那个时代并视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那时当然没有近代的自由民主文明，但是那时也还没有中国的“暴秦”、俄国的伊凡“雷帝”那样的大一统集权专制。那是个众多贵族各自“保护”着（当然也可以说是“奴役”着）各自的附庸，犹如“家长”各自保护着（也可以说是统治着）“子弟”的时代。中国古话叫做“封建”（不是后来所谓“地主向佃户收租”那个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俄罗斯叫做“波雅尔”（自治贵族）。孟子所谓“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就是这种社会的特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状态的一大问题就是帝国整合困难。古今强大的霸权国家既有皇权专制的，也有自由民主的，但极少有贵族林立的。然而醉心于高尚精神的“旧教”信徒与讨厌“霸道”的古儒君子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贵族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都没有自由平等，但是贵族与附庸构成的通常是个稳定的熟人社会乃至亲缘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和“信息对称”、“重复博弈”的行为规则使“父父子子”式的和谐相对容易维持。而大帝国是个陌生人群体，天高皇帝远，“君臣”难以产生“父子”式的温情。理论上一切人都是皇帝的附庸，附庸与附庸之间似乎比贵族与附庸间要“平等”，然而附庸也有受宠与否之别，而统治庞大陌生人社会的皇帝不像管理小采邑的贵族，通常都不能直接理民，而必须通过受宠的奴才（官僚）来控制不受宠的奴才。然而人之常情是：受宠的奴才虐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虐待奴才更厉害，因为前者有狐假虎威之暴，却无损及己物之惜。

所以尽管功利主义的历史进步论通常认为皇权官僚制帝国要比贵族社会“进步”，但是生活在皇权官僚制下的人们怀念贵族时代的温情（如古儒所谓的“三代盛世”），其实并不难理解。这还是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如果从“精神自由”的角度看那就更是如此。中国先秦、古代希腊与印度列国时代这些从“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轴心文明”都是贵族时代的事，到了皇权帝国就要“罢黜百家”了。因此索尔仁尼琴指斥尼康的官方东正教枯燥无味与古儒谴责焚书坑儒一样是很自然的。

至于自由民主时代固然没有专制的暴虐，但“理性异化”形成的“冷冰冰的关系”也会使道德家们怀念温情脉脉的时代。民主时代固然不会“罢黜百家”，但世俗化氛围也会让人怀念旧时的宗教激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复古的理想主义”都有存在的土壤。

俄国“新儒家”的特点

然而两相比较，俄罗斯的“旧教”要比中国的“新儒家”势头大得多。这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形成有几大不同：

首先是叔孙通、董仲舒以皇权专制下的“官方儒学”来改造古儒已经两千多年，而尼康在皇权专制下搞“官方东正教”取代“旧教”只是17世纪的事。仅此一点就使俄国旧教的遗存力量（所谓分裂教派）大于中国的古儒（“反法之儒”）。

其次，尽管儒是否宗教一直有争论，但即便主张有“儒教”者也承认儒家比“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要世俗化一些。而东正教则是基督教各分支中最少世俗化的。宗教热情（贬义地也可以说是偏执）要比儒家强烈许多。儒家面对逆境只求“穷则独善其身”，而俄国分裂教派的拼死抗争可以说是惨烈惊人。

再次更重要的是：导致中国“罢黜百家”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所谓周秦之变）完全是个华夏文化本土内生的过程，而导致尼康宗教改革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其几轮大潮都起于外来影响：先是蒙古征服带来的“鞑靼化”，莫斯科大公统一罗斯诸国起初完全是作为蒙古金帐汗代理人狐假虎威的结果，继之尼康统一教权又是打着引进拜占庭希腊礼仪（乃至引进希腊僧侣）排斥本土“旧礼仪”的旗号，最后彼得大帝改革更是一场所谓的“西（欧）化”运动。这样的一种专制集权过程显然容易使民族情绪成为本土反对派的精神动力。索尔仁尼琴可以把反抗极权看成反“西化”保“传统”的事业，然而在中国，从来没人说“秦制”是夷狄强加的，而“西化”似乎只与自由民主有关。

这样，如果说在中国毛泽东所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有些夸大其辞，实际上董仲舒以后制度上的“反法之儒”与言论上的“反儒之法”都几乎隐没，而法家化的官方儒学（所谓儒表法里之学）几近“独尊”，那么俄罗斯的“儒法斗争”——分裂教派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运动则不折不扣地持续了几百年，它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近代化进程，影响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并产生了一种“天生反对派”传统——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如今英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但在俄语中该词的本意与英语有所不同。按别尔嘉耶夫的说法，“知识分子”就是指那种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坚执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结的一群人。(14)俄国农民学开创者A．佛图那托夫甚至说：俄国的“农学家”首先是献身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甚至不一定要受大学教育，只要完成高中学业便足够了。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比高等教育更为重要。(15)这些说法都表明俄国所谓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包括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专家，它几乎就是指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个概念，正是在三百年的分裂教派运动中形成的。

三、“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创建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帐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它信仰的也是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帐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也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创建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十七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许多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煳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五，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分裂运动的二百五十年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十八世纪的反教会潮流、十九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16)。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于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17)，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18)赫尔岑也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19)

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创建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槳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工商业者中更高达百分之六十五。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在最近的文章中曾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百分之六十五的人都是这些人，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20)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干的，还有博物馆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五万之多。1905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高尔基控制着分裂教徒大量资金，由他的夫人来执行。其实《真理报》在地下状态时，都是由分裂教徒的钱来资助，才能够这样延续下来。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以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创建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的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第二卷中，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的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的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离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21)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八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的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古拉格”。(22)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十二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十七世纪为三百五十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六百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的特质。在1994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这次长途长时间的旅行，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每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回归之旅”中的“北方崇拜”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是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是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军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创建的“流亡议会”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为这些民主派在索翁看来太过“西化”，也太过“现代”。他们颠覆了传统的俄罗斯。如前所述，索翁认为“二月”与“十月”是一回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月民主”要负很大责任。而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民主派不仅自己软弱无力，还从背后给了高尔察克这样的“英雄”一击。在索翁看来，充满贵族气质的高尔察克将军并不是暴君，二月革命后他曾是第一个向民主派临时政府宣布效忠的旧俄高级将领。他说：“我不是为这种或那种政体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1917年6月，临时政府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职务，他也服从了。只是在布尔什维克1918年1月发动政变废除宪政后，他才起兵反抗。也正是高尔察克接纳了“流亡议会”。但这些民主派议员们在内战的关头却还热衷于辩论，“互相争吵”，给“英雄”添乱，因此索翁认为高尔察克解散他们是正当的。

而且，人们知道高尔察克在战前曾经是俄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北极英雄”，作为海军军官和北冰洋航线开拓者，他在极地探险与科学考察方面成就卓著。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卷入政治悲剧，他本来可以作为“天才的北极科学家”传世。而对于具有“北方崇拜”传统的分裂教派而言，高尔察克这种经历就更了不起。因此索翁对他景仰有加是不难理解的。

相形之下，索翁对民主派就很不客气。在“回归之旅”中他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和“民主派”进行了勐烈的抨击。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1994年俄罗斯正处于转型危机的深渊，当局备受抨击也并不稀奇。但索翁的抨击还是特别“深刻”：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当时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的灾难始于1917年2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然后便从1917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抨击并没有改变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与苏联时代“爱国者”对他的态度（索翁也无意博取他们的好感），但却使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阿克谢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23)

从利哈乔夫到索尔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弘扬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承接这一趋势，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德·谢·利哈乔夫教授的“俄罗斯真理”。(24)利哈乔夫也是着重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家园”。

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的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样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的“斯拉夫自由主义”实际上认为灾祸来自“东方专制”。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鞑靼化”。他虽然对彼得大帝直到列宁以“西化”方式搞中央集权专制毁灭“俄罗斯的”本土自由传统不满，但对于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古典文化，利哈乔夫还是强调其与西边、而非东边的联系。

在罗斯文明起源问题上，利哈乔夫是“诺曼说”的支持者。此说认为北欧海盗（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创建了最早的罗斯国家，即基辅罗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时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倾向这种说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学和后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正统史学都反对“诺曼说”，认为北欧海盗只是斯拉夫王公的雇佣军，对“我们的”罗斯文明没影响，甚至把诺曼说指斥为西方人贬低斯拉夫的“阴谋”。而利哈乔夫恰恰力主诺曼说。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罗斯文明具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色彩，甚至发明了“斯堪的纳斯拉夫”这个术语。

利哈乔夫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鞑靼化”的意义。他与索尔仁尼琴同样推崇诺夫哥罗德，为她被莫斯科的暴君毁灭而痛惜，但索翁主要基于“旧教”立场，利哈乔夫则主要基于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类似，而与莫斯科不同的非专制政体。他曾把诺夫哥罗德的文化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认为其中富含自由的种子。利哈乔夫明确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反对那种把俄罗斯视为“欧—亚文明”、“东—西文明”的主张。显然，利哈乔夫反对专制的“西化”（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所引进的），但对于来自西边的非专制的东西（如过去的诺曼文化，今天的自由民主），他并不认为有损于“我们的”“俄罗斯真理”。

然而到了普京执政中期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利哈乔夫这时已经去世，“俄罗斯传统”需要一个新偶像。其次，普京时代的“反西化”与“民主倒退”走得更远，文化保守主义更需要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罗斯小邦时代的贵族“自由”变得不那么浪漫，而中央集权化时代的东正教更能“古为今用”。普京本人无论对彼得大帝还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这一点他与索翁不一样。但是普京毕竟还需要继承1991年国家—社会转型的遗产，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与如今几乎是其唯一成气候的真正反对派的俄共仍在对峙，不可能对1917年以后说太多的好话，而过分抬举罗曼诺夫王朝来与自称推翻了该王朝的“革命传统”继承者俄共对抗，也不是一直强调全国团结、并不想过分刺激俄共的普京所愿。

于是，既反对1917年以后，也批判罗曼诺夫王朝中央集权，同时又具有强烈“反西化”的俄罗斯国粹派色彩的索尔仁尼琴便成了他倡导弘扬民族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象征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虽与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也是个很少见的可以为各方面接受的伟人：民主派记得他当年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论解释为已经“悔改”；而索翁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尼康—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西化”，而不是反对集权。似乎索翁是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的最后两年他已经不能再多说什么，而风烛之际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时代，是一个国运比叶利钦“转型危机”年代大为好转、俄共被压得日薄西山、东正教红白教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罗斯思想”也成为时髦的状态。至于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维茨殉道者”还是更像镇压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经无力分辨。当了一辈子“永恒的反对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气、归于涅了。

这就是索翁最后两三年里他与普京“互相捧场”的来由。于是他的驾鹤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调追思和当局的尽心操办下显得十分风光，但是与他1970年代为之被驱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现实是辉煌还是尴尬？只有问他的在天之灵了。

分裂教派的“分裂”

显然，像分裂教派这种“向后看的反专制”蕴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他们理想中的贵族政治尽管在反专制时代能够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毕竟与现代民主价值相去太远。即便在传统时代它也无法克服国家整合方面的困难。如前所述，世界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唯独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尽管好像很温情脉脉，但的确很难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点上讲，普京“利用”了索翁，实际上却与他主张的不是一回事，这恐怕也是势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会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转型成果，但如果要回到“尼康以前”，不仅普京不会干，俄共不会干，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于说要抵制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作为一种绿色思想资源应当有价值，但作为现实政策无疑也不可能。

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国的儒家是否也类似？古儒反对“秦制”的思想资源在摆脱专制的近代化过程中应当起作用，但摆脱专制当然不是要回到“周制”，因此索翁面临的悖论或许并非仅仅是俄国现象。

当然，分裂教派的内在“分裂”还有许多：分裂教派本来是抵制尼康的“希腊化”与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义旗帜的。但是在现代，反对专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于是分裂教派式的“向后看的反专制”、“反西化的反专制”在现实中就难免尴尬。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张的是极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实际上极大地支持了俄国革命，但索尔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作是“西化”的罪恶。这就如当年大富翁莫罗佐夫把遗产都给了革命党，但这场革命恰恰是冲着他的家族而来。事实上，俄国革命中分裂教派运动曾出现小高潮，诸如“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分裂教会都活跃一时，从所谓“第四国际”的称呼可以看出它与革命中的世俗激进派存在着互相影响，并且都敌视沙俄官方教会。但是很快，到了苏俄时期新的“专政”就落到他们头上，由于旧教不仅反对无神论，而且反对中央集权，它受到了比只反无神论却不反中央集权的正统东正教更严厉的镇压。如果说在苏俄时代正统东正教会虽被压制，但还可以存在，那么自尼康以来顶着官方长期迫害延续了数百年的分裂教派，则在布尔什维克更残酷的镇压下几乎被消灭了。

从社会方面看，当年分裂派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传统的大贵族波雅尔，也包括赤贫的流浪汉。而中央集权培育的俄国式“中间等级”军功贵族（实际上的官僚）则是分裂教派最严厉的镇压者。这在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的名作《女贵族莫罗佐娃》(25)中就表现得很清楚。莫罗佐娃是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代的大波雅尔，少时守寡，拥有农奴八千人，以道德高尚、信仰虔诚、关心附庸、乐善好施而深得人心。她是狂热的旧教徒，激烈反对沙皇的宗教改革，被沙皇亲自下令逮捕，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边疆，但她仍然不屈，又被关入地牢，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苏里科夫把她视为圣徒，描绘她乘坐雪橇被押解赴流放地途经莫斯科时激动人心的情景：大群旧教信徒赶来送行，有人掩面悲泣，有人被她激励。画家尤其特别描绘了两位赤贫追随者，一位老妪和一个乞丐。那乞丐举两个手指与莫罗佐娃共勉，（新教用三指划十字，旧教用两指，这手势表明坚守旧教的决心）。悲哀者中也有身穿传统袍子的大波雅尔贵族。而画面左上角有一组喜笑颜开的新贵，他们是支持官方教会的军功贵族。这幅名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旧教徒社会构成的两极化。

但是这样尖锐反差的两极化“基础”不也意味着严重的矛盾吗？实际上，与官方教会的“统一”相反，分裂教派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也是“分裂”的。这也正是如今它的许多同情者不把它视为与“新教”呈二元对立的“旧教”、而宁愿沿用过去官方带贬义的“分裂派”来总称这一系列“异端”的原因。尤其是1905年开始“立宪”后沙俄逐渐接受了现代宗教宽容原则，不再严厉镇压旧教，同时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传统危机、“世风日下”也使官方信仰变得五花八门，民间巫师式的“妖僧”拉斯普京居然得到沙皇宠幸，而感到西方“革命”思想威胁的一些权贵也开始对旧教“保守”传统反对“西化”的特点产生好感，一些开明的教会还允许在讲坛上宣传旧教神学。这都使沙皇末期官方宗教与“旧教”的界限变得模煳。

在另一方面，1905年后旧教中的工商业者很多参加了斯托雷平时代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的商界政党进步党，另一些前激进知识分子对1905年革命的“过激”表示反思，他们组成“路标”派，热衷于重光“传统”、振兴“国学”，很多人成为东正教神学家，号称“寻神派”，其中许多人也宣传分裂教派思想。政界的进步党与思想界的“寻神派”都坚持非官方立场，但他们也拒绝当时的“西化”、“革命”乃至世俗化、现代性等潮流，后来流变为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为代表的白俄“现代性批判”思想家。

而同时，分裂教派过去发起拉辛、普加乔夫式造反的传统又被另一些派别继承，如前述的“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他们积极参与了“革命”并且热衷于暴力。

于是，近代的分裂教派便成了个各种异端思想的大杂烩，其中许多异端之间的对立甚至超过其与官方宗教的对立：比布尔什维克还“革命”的“圣灵第四国际”与比正统官僚还“反动”的御用“妖僧”拉斯普京的差别，岂是“新教旧教之别”所能比拟？这就无怪乎分裂教派中一些分支的同情者对另一些分支不但缺少同情，反而可能对镇压后者的人有更多的理解。

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这一点在苏里科夫的另一幅经典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看得很清楚：这幅历史画中的近卫军与莫罗佐娃一样是画家心目中的殉道圣徒，当时彼得大帝搞移风易俗、全盘西化，厉行集权，穷兵黩武，虽然开始了“大国崛起”，但百姓苦于苛敛，传统贵族与旧教徒的“民族自尊”更难忍受。于是当1698年彼得大帝秘密出访时，他的普遍信仰旧教、来自民间、同情百姓疾苦的近卫军与一些贵族联手趁机谋反。彼得大帝闻讯立即回国进行残酷镇压，以在红场上当众斩首的方式，把这支他一手扶植的“亲兵”队伍几乎全部杀光（1000人中杀了800多人），并且株连蔓引，在全国展开了对不满者的大清洗。苏里科夫以主要画幅来表现临刑的近卫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们的代表、一个红胡子近卫军怒视彼得大帝，其余人则与亲属悲壮诀别。他们的妻子、母亲与儿女们悲痛欲绝，围观群众对殉道者的同情与对镇压的不满也溢于言表，苏里科夫还把自己女儿的形象——一个戴红头巾的可爱小女孩也画在其中，其对近卫军的同情极为鲜明。而前来监刑的彼得一世则偏在画幅一侧，在一群外国使节和军人的簇拥下，显示画家对他“崇洋媚外”的不满。

但另一方面，画家笔下的这个彼得也气宇轩昂，骑在马上颇有俄国传统中“三勇士”的气概，一副真理在胸、充满自信的“进步”改革家形象。他转头迎着红胡子近卫军的目光，两人炯炯对视，都是“正面人物”的样子。显然，苏里科夫作为俄国启蒙时代的“进步”画家也深知“传统”的弊病和变革的必要，他不可能赞成“近卫军”的所有主张。看来画家的立场很尴尬：他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而这，也未尝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尴尬。甚至不仅是索尔仁尼琴，可以说，如果斯大林主义是当代的“尼康新教”，那么当时苏联的所有异端知识分子，包括索翁与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等人在内，都可以说是“分裂教派”的传人。但是他们之间有如此大的不同，而就索尔仁尼琴自己来说其思想中也有如此多的矛盾。在俄罗斯一波三折坎坷崎岖的转轨之路上，可以说他们都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索尔仁尼琴是“近卫军”的传统传人，他不满彼得的“西化”，但他对据说同样是“西化”的世俗民主同样不感冒。如果“彼得”放弃“新教”，转而带领“近卫军”去讨伐苏里科夫笔下的“外国使节”，他还会反对吗？而萨哈罗夫是“近卫军”反对派精神的传人，但他是欢迎、至少不认为需要以斯拉夫主义来反对“西化”的，这方面他却与“彼得”精神相通，如果彼得的“西化”不是以查理大帝式的专制粉碎“俄罗斯传统”的波雅尔自治，而是以自由民主来取代“俄罗斯传统”的独裁（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萨哈罗夫还会去当“近卫军”吗？

同样，索翁与萨哈罗夫等人的差别体现了“分裂教派多元性”在当代的延续。在面对“尼康新教”独尊的时代，这种多元性并不妨碍他们持有大致相同的“近卫军”立场。但是在这种独尊已不存在之后，他们的差异便凸显出来，以至于发展到“近卫军”与“彼得”那种对立的程度也不是没有可能！索尔仁尼琴已经去世了，他本人已不会再卷入其中，但这种对立的滥觞不能说与他无关。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但是，三十多年前与他论战的另外两位当时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后评价，在今天看来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当时麦德维杰夫说：“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这样不寻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学中并不是少见的例外。”(26)

而萨哈罗夫的评价是：“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27)

（本文为金雁与秦晖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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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эел.1，Август четымадцатого．Paris：YMCA Press，1971．1983年YMCA出版社又将该卷收入索尔仁尼琴全集第十一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Том11．Paris：YMCA Press，1983）英文首版： Aleksandr Solzhenitsyn，Red Wheel．Vol．1：August 1914．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89．

第二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эел．2，Октябр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М：Воэнное издателство，1993。此前YMCA已于1984年先把该卷分为两册收入上述全集，是为十三、十四卷。

(2)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уэел．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э，Том15-16．Paris：YMCA Press，1986．

(3)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见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786653；《为什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见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4)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第194—240页。

(5) 所谓索尔仁尼琴“悔过”之说夸张太甚，实际上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暴政的谴责没有任何变化，这从他的一系列言论可见。参见德国《明镜》周刊专访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5日。但是从“文化”上讲，似乎就有点“复杂”了。

(6) Sergei Roy，From Autocracy to Anarchy: Reflections on the February Revolution．http://www.theliberal.co.uk/issue_10/politics/russia_roy_10.html．

(7) 参见金雁：《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二十一世纪》（香港）2007年10月号（总103期）。

(8) A．Solzhenitsyn，Warning to the West．Bodley Head Ltd．1976．pp．6-51．

(9)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第224页。

(10) T．C．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6—78页。

(11)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第194—229页。

(12) 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译文见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50945。

(13) 谭嗣同：《仁学》。

(14) 参见H．A．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一章。

(15) 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6)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7) 参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7页。

(18)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5页。

(19)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5页。

(20) 金雁：《20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书屋》2009年第1期，第4—12页。

(21) 叶·巴尔索夫：《17—18世纪俄罗斯旧礼仪派历史的新材料》，1890年，第122页。

(22) Г·Г·弗鲁缅科夫：《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囚徒：17—19世纪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政治犯》，阿尔汉戈尔斯克1963年版。

(23) 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译文见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50945。

(24) 参见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

(25) 此画与下文所述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均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契雅科夫美术馆。

(26)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第247页。

(27)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第240页。

刘亮程作品

刘亮程，新疆人，着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刘亮程散文》（上下卷），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多篇散文选入全国中学及大学语文课本。《寒风吹彻》选入香港高中中国语文教材。《凿空》入选《亚洲周刊》2010年度亚洲十大长篇小说。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在新疆》授奖词‖

（2013年5月）

刘亮程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根据他“文学是梦学”的原则，展示了梦幻式的写实，开拓了一种诗化与哲理交织的风格。他虚构了只有一个人的村庄，让孤独的个体生命在不受社会干扰的境界中，与荒漠自然对话，显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因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个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在最近出版的《在新疆》中，他坚定地遵循着自己的梦学原则，把目光从自然转向与人的关系，不拘于亲情和友情，而是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把记忆作为梦，时而以人，时而以植物，时而以家畜的视角，渗透着充满农民天真如童话、深沉如哲学的想象。如让狗叫和庄稼丰歉建构因果，以驴的“心理”想象青年男女钻庄稼地的刹那的秘密，等等。这使得他的想象超越了一般散文家的边界日常生活，因而富有了审美的、幽默的情趣。

他观察人生，强调记忆和现实的错位，在个体中，在看似狭窄的记忆中，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想象中自由地作逻辑的推演，概括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无奈。他把亲人分化为自身的过去和未来。在前辈的生命历程中，想象生命从幼稚到死亡的必然。以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消失和重建，为亲人和自我确定不同的性质。过去是记忆的变异，未来虽是记忆的空白，而空白恰恰显示出生命的局限，从而在审美的诗化中焕发出审智的异彩。西北农村的现实和生命，在他朴素的口语和没有复合句的语言中，建构起浑然一体的和谐诗意，而生命的哲理则以一种宁静致远的风度渗透其间。

在刘亮程的笔下，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实在，一切都由经验和记忆定性。“这个世界是人想出来的，我们有时活在自己想的事情里，有时活在别人想的事情里。”

这就是他的艺术纲领，也是他的思想纲领。

刘亮程答谢词‖

（2013年5月）

感谢各位评委，感谢读者朋友。向一同获奖的诸位表示祝贺。

我来自新疆，一个远离海洋的地方，那里干燥空旷、少雨多风，什么东西都长得慢，我的写作更慢，《在新疆》这部散文集，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十年可以收割十茬麦子，可以长成一棵树，甚至长老一代人，但却不一定能写好一部书。一部书有自己的生长期。尤其一部散文著作，她是有年轮的。心灵的年轮印在文字里。那可是一年都不能少，少一年都长不成。

《在新疆》之前，我写过另一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也花了十年时间。其实，《一个人的村庄》已经完成了我的散文写作。我用一本书就完成了自己。完成得如此完美。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早早干完一辈子的活，待在家里”。我从来没想过再写一部书去超越她。我超越自己干什么。

《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闲了一些年，我在书里塑造的那个闲人，就是我自己。《在新疆》就是这个闲时间里写的。我从村里出来，开始在新疆大地上行走，仍然是游手好闲的走，全是闲散文字。可是，走着走着我发现，我跟新疆这个地方相遇了。

《在新疆》是我跟新疆的一场相遇。

谢谢。

半路上的库车（节选）

一切都没有过去

我对库车的兴趣缘于许多年前的一次南疆之行。那时我刚从新疆北部一个偏僻小村庄走出，天山以南的南疆对我还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我对迎面而来的更广阔无边的戈壁荒漠惊叹不已。那是一次漫长而紧促的行旅，几千公里的路途，几乎没有在哪儿停顿过，沿途一阵风一样穿过的那些维吾尔人居住的村落城镇，就像曾经的梦境般熟悉亲切。低矮破旧的土房子、深陷沙漠的小块田地、环屋绕树的袅袅炊烟，以及赶驴车下地的农人——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个人，又永远地置身其外。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飘忽，一阵风一样没有着落。也许为弥补那次行旅的紧促，梦中我又沿那条长路走过无数次。

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周五黄昏到达库车老城，满街的毛驴车正在散去。那是老城每周一次的巴扎（集市）日。我们停车在库车河边，在写有“龟兹古渡”桥头旁的一家维吾尔饭馆吃晚饭，街上一片零乱，没卖掉的农具、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十起来，装上毛驴车。赶集的人渐渐走散，消失在夕阳尘土里，临街的门窗悄然关闭，仿佛库车的热闹到此为止。只有街对面，一位蒙面的维吾尔族妇女，依旧端坐在那里。她的褐色面纱一直垂到膝盖，卖剩的半筐馕摆在面前，街上离散的人群似乎跟她没有关系。

那时我对库车的历史知之甚少，现在仍不会知道更多。除了史书上有关库车——古龟兹国的一些片断文字，以及残存在这块土地上让人吃惊的千佛洞窟和古城遗址，库车的历史从来就没被谁清晰地看见过。

而比历史更近的，坐在街边卖馕的那个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在我看来，她的蒙面褐纱并不比两千年的历史帷幕单薄。她从哪里来，她叫什么名字，在这座老城的低矮土巷里，她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她的红柳条筐是千年前的模样，她卖剩的馕仿佛放了几个世纪。还有，她的面纱后面，我永远看不见的容颜，一双怎样的眼睛透过褐色面纱在看着我们，看着这个黄昏人世。

我禁不住走过去，向她买一个馕。多少钱一个？我想听听面纱背后的声音，却没有，她只微微抬臂，伸出一个指头。我递给她一块钱。

那块馕上肯定落了一天的尘土，我看不见。馕是麦黄色的。她递给我时用手拍打了两下，我接过来，也学她的样子拍打两下，又对着嘴吹了几口，也不见有土吹打下来，只有昏黄的暮色落在上面。

我转过身，街上已经空荡荡了，临街的几家饭馆亮起了灯。我们原打算在库车住一夜，吃了一大盘抓饭后，都有了精神，便又决定继续赶路，库车城就这样埋在身后的长夜里。

那时我想，我或许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紧赶慢赶，赶在了一个黄昏末世。我喜欢的那些延续久远的东西正在消失，而那些新东西，过多少年才会被我熟悉和认识。我不一定会喜欢未来，我渴望在一种人们过旧的年月里安置心灵和身体。如果可能，我宁愿把未来送给别人，只留下过去，给自己。

库车老城是一处难得的昔年旧址。我想象中的古老生活，似乎就在那些土街土巷里完整地保存着。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卖馕的维吾尔族妇女，她面纱后面的一双眼睛，她永远卖不完，剩下一个等着谁的麦黄圆馕。想起摆在老城街边的手工农具、铜器，那一切，会不会在我偶然途经的那个黄昏，永远消失？

直到这次，我再来到库车，看到多年前我一晃而过的老城还在那里。穿城而过的库车河，龟兹古渡、清真寺、满街的毛驴车，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住，一切都没有过去，只有我的年华在流失。

随着中年来临，我正一点点地接近那些古老事物。我和它们就像曾经沧海的一对老人一样一见如故。我走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书，思考了那么多事情，到头来我的想法和那个坐在街边打盹的老人一模一样。你看他一动不动，就到达了我一辈子要到达的地方。而我，还在半路上呢。

最后的铁匠

铁匠比那些城外的农民们，更早地闻到麦香。在库车，麦芒初黄，铁匠们便打好一把把镰刀，等待赶集的农民来买。铁匠赶着季节做铁活儿，春耕前打犁铧、铲子、刨锄子和各种农机具零件。麦收前打镰刀。当农民们顶着烈日割麦时，铁匠已转手打制他们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

铁匠们知道，这些东西打早了没用。打晚了，就卖不出去，只有挂在墙上等待明年。

吐尔洪·吐迪是这个祖传十三代的铁匠家庭中最年轻的小铁匠。他十三岁跟父亲学打铁，今年二十四岁。成家一年多了，有个不到一岁的儿子。吐尔洪说，他的孩子长大后说啥也不让他打铁了，教他好好上学，出来干别的去。吐尔洪说他当时就不愿学打铁，父亲却硬逼着他学。打铁太累人，又挣不上钱。他们家打了十几代铁了，还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他结婚时都没钱盖一间新房子。

吐尔洪的父亲吐迪·艾则孜也是十二三岁学打铁。他父亲是库车城里有名的铁匠，一年四季，来订做铁器的人络绎不绝。那时的家境比现在稍好一些，妇女们头戴面纱，在家做饭看管孩子，从不到铁匠炉前去干活。父亲的一把锤子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吐迪也是不愿跟父亲学打铁，没干几天就跑掉了。他嫌打铁锤太重，累死累活挥半天才挣几块钱，他想出去做买卖。父亲给了他一点钱，他买了一车西瓜，卸在街边叫卖。结果，西瓜一半是生的，卖不出去。生意做赔了，才又垂头丧气回到父亲的打铁炉旁。

父亲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祖宗给我们选了打铁这一行都快一千年了，多少朝代灭掉了，我们虽没挣到多少钱，却也活得好好的。只要一代一代把手艺传下去，就会有一口饭吃。我们不干这个干啥去。

吐迪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了下来，从父亲手里学会了打制各种农具。父亲去世后，他又把手艺传给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又接着往下一辈传。如今在库车老城，他们家族共有十几个打铁的。吐迪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跟他同在沙依巴克街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打铁，一人一个铁炉，紧挨着。吐迪和儿子吐尔洪的炉子在最里边，两个弟弟和侄子的炉安在巷口，一天到晚炉火不断，铁锤丁丁当当。吐迪的妹妹在另一条街上开铁匠铺，是城里有名的女铁匠，善做一些小农具，活儿做得精巧细致。

吐迪说他儿子吐尔洪坎土曼打得可以，打镰刀还不行，欠点儿功夫。铁匠家有自己的规矩，每样铁活都必须学到师傅满意了，才可以另立铁炉去做活。不然学个半吊子手艺，打的镰刀割不下麦子，那会败坏家族的荣誉。吐迪是这个家族中最年长者，无论说话还是教儿子打镰刀，都一脸严肃。他今年五十六岁，看上去还很壮实。他正把自己的手艺一样一样地传给儿子吐尔洪·吐迪。从打最简单的马黄钉，到打坎土曼、镰刀，但吐迪·艾则孜知道，有些很微妙的东西，是无法准确地传给下一代的。铁匠活儿就这样，锤打到最后越来越没力气。每一代间都在失传一些东西。比如手的感觉，一把镰刀打到什么程度刚好。尽管手把手地教，一双手终究无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

还有，一把镰刀面对的广阔田野，各种各样的人。每一把镰刀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一只用镰刀的手不一样，每只手的习惯不一样。打镰刀的人，靠一双手，给千万只不一样的手打制如意家什。想到远近田野里埋头劳作的那些人，劲儿大的、劲儿小的，女人、男人、未成年的孩子……铁匠的每一把镰刀，都针对他想到的某一个人。从一块废铁烧红，落下第一锤，到打成成品，铁匠心中首先成形的是用这把镰刀的那个人。在飞溅的火星和丁丁当当的锤声里，那个人逐渐清晰，从远远的麦田中直起身，一步步走近。这时候铁匠手中的镰刀还是一弯扁铁，但已经有了雏形，像一个幼芽刚从土里长出来。铁匠知道它会长成怎样的一把大弯镰，铁匠的锤从那一刻起，变得干脆有力。

这片田野上，男人大多喜欢用大弯镰，一下搂一大片麦子，嚓的一声割倒。大开大合的干法。这种镰刀呈抛物型，镰刀从把手伸出，朝后弯一定幅度，像铅球运动员向后倾身用力，然后朝前直伸而去，刀刃一直伸到用镰者性情与气力的极端处。每把大镰刀又都有微小的差异。也有怜惜气力的人，用一把半大镰刀，游刃有余。还有人喜欢蹲着干活儿，镰刀小巧，一下搂一小把麦子，几乎能数清自家地里长了多少棵麦子。还有那些妇女们，用耳环一样弯弯的镰刀，搂过来的每株麦穗都不会撒失。

打镰刀的人，要给每一只不同的手准备镰刀，还要想到左撇子、反手握镰的人。一把镰刀用五年就不行了，坎土曼用七八年。五年前在这买过镰刀的那些人，今年又该来了，还有那个短胳膊买买提，五年前订做过一只长把镰刀，也该用坏了。也许就这一两天，他正筹备一把镰刀的钱呢。这两年棉花价不稳定，农民一年比一年穷。麦子一公斤才卖几毛钱。割麦子的镰刀自然卖不上好价。七八块钱出手，就算不错。已经好几年，一把镰刀卖不到十块钱。什么东西都不值钱，杏子一公斤四五毛钱。卖两筐杏子的钱，才够买一把镰刀。因为缺钱，一把该扔掉的破镰刀也许又留在手里，磨一磨再用一个夏季。

不论什么情况，打镰刀的人都会将这把镰刀打好，挂在墙上等着。不管这个人来与不来。铁匠活儿不会放坏。一把镰刀只适合某一个人，别人不会买它。打镰刀的人，每年都剩下几把镰刀，等不到买主。它们在铁匠铺黑黑的墙壁上，挂到明年，挂到后年，有的一挂多年。铁匠从不轻易把他打的镰刀毁掉重打，他相信走远的人还会回来。不管过去多少年，他曾经想到的那个人，终究会在茫茫田野中抬起头来，一步一步向这把镰刀走近。在铁匠家族近一千年的打铁历史中，还没有一把百年前的镰刀剩到今天。

只有一回，吐迪的太爷撑锤时，给一个左撇子打过一把歪把大弯镰。那人交了两块钱定金，便一去不回。吐迪的太爷打好镰刀，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太爷下世，吐迪的爷爷撑锤，他父亲跟着学徒时，终于等来一个左撇子，他一眼看上那把镰刀，二话没说就买走了。这把镰刀等了整整六十七年，用它的人终于又出现了。

在那六十七年里，铁匠每年都取下那把镰刀敲打几下。打铁的人认为，他们的敲打声能提醒远近村落里买镰刀的人。他们时常取下找不到买主的镰刀敲打几下，每次都能看出一把镰刀的欠缺处：这个地方少打了两锤，那个地方敲偏了。手工活就是这样，永远都不能说完成，打成了还可打得更精细。随着人的手艺进步和对使用者的认识理解不同，一把镰刀可以永远地敲打下去。那些锤点，落在多少年前的锤点上。丁丁当当的锤声，在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流传，后一声追赶着前一声。后一声仿佛前一声的回音。一声比一声遥远、空洞。仿佛每一锤都是多年前那一锤的回声，一声声地传回来，沿我们看不见的一条古老胡同。

吐迪·艾则孜打镰刀时眼皮低垂，眯成细细弯镰的眼睛里，只有一把逐渐成形的镰刀。儿子吐尔洪就没这么专注了，手里打着镰刀，心里不知道想着啥事情，眼睛东张西望。铁匠炉旁一天到晚围着人，有来买镰刀的，有闲的没事看打镰刀的。天冷了还是烤火的好地方，无家可归的人，冻极了挨近铁匠炉，手伸进炉火里燎两下，又赶紧塞回袖筒赶路去了。

麦收前常有来修镰刀的乡下人，一坐大半天。一把卖掉的镰刀，三五年后又回到铁匠炉前，用的豁豁牙牙，木把也松动了。铁匠举起镰刀，扫一眼就能认出这把是不是自己打的。旧镰刀扔进炉中，烧红、修刃、淬火，看上去又跟新的一样。修一把旧镰刀一两块钱，也有耍赖皮不给钱的，丢下一句好话就走了，三五年不见面，直到镰刀再次用坏。一把镰刀顶多修两次，铁匠就再不会修了。修好一把旧镰刀，就等于少卖一把新的。

吐迪家的每一把镰刀上，都留有自己的记痕。过去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两百年，他们都能认出自己家族打制的镰刀。那些记痕留在不易磨损的镰刀臂弯处，像两排月牙形的指甲印，千年以来他们就这样传递记忆。每一代的印记都有所不同，一样的月牙形指甲印，在家族的每一个铁匠手里排出不同的形式。没有具体的图谱记载每一代祖先打出的印记是怎样的形式。这种简单的变化，过去几代人数百年后，肯定会有一个后代打在镰刀弯臂上的印记与某个祖先的完全一致，冥冥中他们叠合在一起。那把千年前的镰刀，又神秘地、不被觉察地握在某个人手里。他用它割麦子、割草、芟树枝、削锨把儿和鞭杆……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永远不变的事情在磨损着一把又一把镰刀。

打镰刀的人把自己的年年月月打进黑铁里，铁块烧红、变冷、再烧红，锤子落下、挥起、再落下。这些看似简单，千年不变的手工活，也许一旦失传便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再不会找回它。那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架一个打铁炉，掌握火候，把一块铁打成镰刀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更重要的是打铁人长年累月，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那种心理。通过一把镰刀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与认识，到头来真正失传的是这些东西。

吐尔洪·吐迪家的铁匠铺，还会一年一年敲打下去。打到他跟父亲一样的年岁还有几十年时间呢，到那时不知生活变成什么样子。他是否会像父亲一样，虽然自己当初不愿学打铁，却又硬逼着儿子去学这门累人的笨重手艺。在这段漫长的铁匠生涯中，一个人的想法或许会渐渐地变得跟祖先一样古老。不管过去多少年，社会怎样变革，我们总会在一生的某个时期，跟远在时光那头的祖先们，想到一起。

吐尔洪会从父亲吐迪那里，学会打铁的所有手艺，他是否再往下传，就是他自己的事了。那片田野还会一年一年地生长麦子，每家每户的一小畦麦地，还要用镰刀去收割。那些从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永不会沉落。

生　意

只是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仅仅是这样。生意做到如今已没什么利润。

在龟兹古渡西边，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房子里，从新疆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买买提，在做着不挣钱的剃头生意。他毕业三年了，找不到工作。头两年四处奔波，参加各种招工应聘考试。后来就死心了，开了这间理发店。他上了三年大学，花掉了母亲一生的积蓄，还欠了不少钱。他不想再回到库车河边那帮游手好闲的青年中去。他上了大学，原想能走出库车，跟他们不一样。现在，其实他又变得跟他们一样了，在这条老街的尘土中混日子。

这条不长的街道上开着九家理发店。一个人长长胡子要十天，长长头发要一个多月。那么多剃头刮胡刀等着他们。剃一个头一块钱，刮脸一块五。好多脸一辈子不刮一次。维吾尔族男人喜欢留胡子，有剃阴毛的习惯，大多自己在洗澡堂剃。

买买提的剃刀常常闲得生锈。房租一年一千二百块，工商税每月二十块，税务税二十块，水、电费三十五块。买买提一天到晚挣五块十块钱，几乎在白干，但是没这件活儿人就闲住了。他的师傅牙生对他说，人得有件事情在手上，大事小事都行。没钱花穷一点可以过去，没肉吃啃干馕嘛，没事情做这一天可咋过去。买买提才二十五岁，活到跟他师傅牙生一般大，还有四五十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打发这么多年月得有一件日久天长的大事，可大事在哪呢。靠个小理发店打发这么长的一辈子他真不愿意，但他的师傅牙生就是靠剃头活了一辈子。十五岁学徒，现在七十五岁，带着几个徒弟，很多老顾客的头，还是他亲自剃。他剃过的头有一半已经不在人世。另一半，从黑发剃到白头。师傅对人头脑里的想法，比买买提知道得多。许多躺在椅子上让他剃头的人，情愿把脑子里的想法说给他听。只要他的剃刀挨近头皮，那些人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往事。你看，我哪儿都没去过，守一件剃头的小生意，却知道库车城里的许多事。那些管历史的人都没我知道得多，我只是不说出去，那些来剃头的人都愿把埋了好多年的话说给我听，他们知道我不会说出去。我一天到晚都在理发店，不会闲得没事跑到街上传闲话，这都是我的收获呀。钱嘛，算啥。师傅牙生经常对买买提说，你要有件事情在手上，牢牢守住。

你看那个收旧货的玉素甫，每天一大早，把毛驴车停在巷子口，车上放几个旧录音机、破木箱子，自己躺在一边睡觉。他从不乱跑，不满巷子吆喝。他的毛驴车在巷子口停了许多年了。全库车的人都知道这个巷子口有个收旧货的老头，有卖的旧东西他们会自己搬过来，或者说一声让他赶驴车去拉。他把那块地方守住了。毛驴车和车上的几件旧货是他永远不变的招牌。

库车老城里有卖不完的旧东西。从两千年前的汉代马钱、龟兹古币，到明清时期的瓷器，以及伊斯兰风格的各种铜器，还有现代电器、废铁烂桌椅，玉素甫见什么收什么。他知道谁家有哪些东西，哪些东西已经用旧，该换新的了。那些人家的新电视机从巷子口抬进去的时候，玉素甫就知道，这件东西迟早是他的。别看他们几千块钱买来，过不了十年，他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就收购了。他有的是时间等那些东西变旧、变坏。还有他们舍不得卖的老古董，祖传的金银铜器，这需要更长久的耐心等待它们。他从不上门吆喝，他的毛驴车一天到晚停在巷口。家中有旧货的人，从毛驴车旁过来过去，总有耐不住诱惑的，把存藏多年的旧东西抱出来。玉素甫眯缝着眼睛，一直等这个人走近，喊一声，他还不起来，直到人家把东西放下，蹬一脚毛驴车，他才慢腾腾地坐起，睁一睁眼睛。

买买提的理发店斜对面，龟兹古渡桥头，是每个巴扎日的鸡市、鸽子市。买买提经常看见一个长胡子老汉，怀里抱一只鸡，从早坐到晚，还没卖出去。买买提有时替那个老人着急，真想把那只鸡买回来。可是，买买提一天的收入，顶多够买半只鸡。巴扎日也是剃头生意最好的日子，远近村庄的农民，把头发胡子留着，到巴扎上来剃。卖点农产品，吃一碗抓饭，再刮净脸、剃光头，换个人一样地坐毛驴车回去。

一次，买买提问一个来剃头的买卖人。那个长胡子老汉的鸡嘛，他大概是不想卖，一开口要价四十块钱。买卖人说，这个价格是不想出手，他在靠那只鸡熬日子，家里大概就一只鸡。一大早把鸡卖了，剩下一整天他干啥去。晌午把鸡卖了，下午干啥去。这个巴扎日把鸡卖了，下个巴扎日他又干啥去。反正，鸡抱在怀里，又飞不掉。只要坐在那里，总会有人过来跟他说这只鸡的事。有时会有几十个人围着他，讨价还价。有的是真买，有的只是讨讨价，磨磨嘴皮子。就像他怀里有一只压根不卖的鸡，那些人的脑子里，也仅有一个买鸡的想法。无论价杀到多少，都不会掏出钱来。

长胡子老汉兜儿里装着苞谷豆，不时捏出几粒，塞到鸡嘴里。鸡在怀里长肉呢，还是只红花母鸡。说不定熬到下午，下一个蛋，四毛钱又回来了。

桥头除了卖乡下土鸡的，还有卖斗鸡的，装在麻袋或笼子里，样子很凶，见别的鸡就想扑过去。斗鸡售价很高。在库车河边几个隐秘处，每个巴扎都有玩斗鸡的，多带赌博。玩者往鸡身上押注，在一阵鸡毛乱飞的叼斗中获得输赢。

生意最火的是买卖鸽子。库车维吾尔人喜欢养鸽、玩鸽。肉鸽五块钱八块钱一只，信鸽和玩赏鸽就无价了。卖鸽的人将鸽子藏在袖筒里，露一个鸽头，其余的全在他的话语里：这只鸽子嘛，飞到天上，翻几个跟头，直直栽下来，快碰到地了嘛，一抬头，直直地又上去了，鹞子都追不上。卖鸽人不会把鸽子放到天上做这些动作，所有鸽子都靠卖鸽人的嘴，在想象的天空飞舞。还有帮腔的，以更坚定的口吻证明这些话的真实。鸽子只是转动着一对小眼睛，看看人，又看看别的鸽子。人的大话可能进不到它的小耳朵里。炒一只鸽子，就像炒一只股，炒起来就能卖掉，跌到谁手里谁倒霉。

买买提以前跟几个朋友在鸽市上混过，知道那些卖鸽人的把戏。一只鸽子早晨在阿不都的袖筒里，不到中午又到了米吉提的袖筒，下午，它不知又在谁的袖筒里咕咕叫呢。也可能天黑前，又回到阿不都手里。这个过程中有人赚了五块十块，有人赔了两三块，有人不赔不赚。

这种买卖虽有趣好玩，但总觉得不踏实，不是件正经事。那些钱票子，就像鸽子身上掉下的毛，不知啥时会落到自己手里，到手了也还会飘去。鸽市上的人五花八门，有的是小偷、吸白面的，弄不好就把自己栽进去。

买买提就是在一个赔了几十块钱的巴扎日下午，离开鸽市走进牙生的小理发店，剃完头，刮过脸，然后就做了牙生的徒弟。那是他大学毕业的第二年秋天。现在，买买提也收了一个小徒弟，十四五岁，小巴朗（男孩）聪明能干，很快就能单独剃头了。一般的活儿，买买提就让徒弟干了，自己靠在背椅上看书，跟顾客聊天。他很少碰到师傅牙生说的“把满脑子想法说给自己听的”那种人，找他理发的人大多沉默寡语，他问一句，人家答一句，不问便没话了。他的小理发店一天到晚静静的，他和小徒弟也很少说话，没活儿干时两个人就面朝窗口看着街，看停在门口待客的毛驴车，有时驴叫声会让他稍稍兴奋。

买买提还没想好该怎样度过一辈子，不能像师傅教导他一样教导自己的徒弟。师傅的所有意图是让他安下心来，把一件事做到底。做到底又能怎么样呢，会不会像师傅牙生一样，握把小剃刀忙了一辈子，没挣上啥钱，只装了一脑子生活道理。这些道理说不上有多好，也说不上有啥不好。那种生活，适合人慢慢地去过。只是买买提还年轻，有许多梦没有醒。俗话说，腿好的时候多走路，牙好的时候多吃肉。买买提腿和牙都好得很，可是，路和肉在哪里。

买买提知道师傅所说的，是老城人都在过的一种最后的生活——当你在外面实在没啥奔头了，回到这条老街的尘土中，做一件小事情，一直到老。况且，人不会一直不停忙地上的俗事，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听到真主的召唤。那时，身边手边的事就不重要了，再大的事都成了小事。

木塔里甫的割礼

木塔里甫是我在库车认识的第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在县电视台工作，汉语讲得很好。一起混熟了，有时喝点酒不免谈到男人女人，谈生活的快乐与满足，也谈到死亡，只是随口说几句。我和木塔里甫都年轻，有一大堆无聊时光需要那些无聊却轻松的话题去打发。男女是这种场合永谈不厌的主题，而且谈着谈着，总会落到具体的某个地方。

一次我问木塔里甫，割过礼的男人跟没割礼的男人是不是真的不一样。以前我听说男人割礼后那东西会长得长而壮实。我在乌鲁木齐大澡堂洗澡时，经常遇到割过礼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男子，有意偷看几眼，那地方，除了毛多一些，也看不出有多长多壮实。木塔里甫却认为绝对不一样。没割礼前，木塔里甫说，那地方静悄悄的，好像一直在睡觉。割礼后没几天，就有动静了，活了，像只小兔子一样往前窜了。我被木塔里甫的讲述吸引了，执意让他说说自己割礼时的情景。

是个秋天，木塔里甫说，门口的大桑树已经落掉一半叶子，早晨一醒来我就感觉到家里要有大事情了。院子里有洒水的声音，接着是父亲的说话声和他用那把大芨芨扫帚扫地的声音。昨晚上也许刮风了，桑叶葡萄叶又落了金黄的一地。母亲推门进来，穿着一身过节才穿的漂亮衣服，她给我也换了一身新衣服，帮我洗净脸，戴上小花帽，然后拍着我的脸蛋说，孩子，你已经七岁了，该给你割礼了。

这之前我也知道一点关于割礼的事，老师讲没讲过记不清了。在班上经常有男同学请假，说是“割礼”了。我们似懂非懂的。因为割礼一般在五至八岁期间，有的同学早割了，有的会晚一些。待割礼的同学回来，我们总要想办法让他掏出来看看，到底割成啥样了。问他疼不疼，怎么割的。从那时我就知道自己迟早也会有这一天。

家里逐渐来了许多人，连几十里外的乡下亲戚也来了。父亲宰了一只羊，正忙着煮肉做抓饭，母亲进进出出招呼客人。还请了三个唱木卡姆的艺人，在葡萄架下的大炕上放声弹唱。他们的歌声把葡萄叶子都震落了。架上垂挂的几大串葡萄分外引人注目。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为给我过割礼，特意留的几串又大又红的葡萄。一般在这个季节葡萄早摘完该下秧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把我领到里屋，炕上坐着几个老年人，都笑眯眯地望着我。有一个长胡子阿訇，端坐在中间，母亲把我带到他面前，行过礼。阿訇摸摸我的头，很轻松地说笑两句，让我脱掉裤子。我有点害羞，忸怩几下，还是脱了。阿訇一手托起我的小东西，捋了几下，浇水清洗了一番，嘴里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其他人都静悄悄的。阿訇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磨得发亮的小铜钱，把捋得细长的包皮从铜钱中间的方孔穿过去，又捏住捻和捋，那地方木木的，都快没感觉了。这时有人从外面提进一只砍士曼，上面是烧得发烫的干净细沙。父亲蹲在旁边剥一只煮熟的鸡蛋皮。母亲不知到哪去了，我转过头找母亲，见房子里只剩下男人。我紧张地盯着阿訇的手，腿也有点颤。就听阿訇说，小东西还没长熟，今天不割了。我心里一轻松，阿訇又说，快看，天上飞过一只老鹰。我一仰头，只觉下身一阵生疼，低头看时，铜钱已落在地上，我的小东西上全是血，我哇的一声，嘴刚张大，还没哭出声，父亲的熟鸡蛋已塞到我嘴里。阿訇往我的伤口处敷棉花灰，然后洒上烧烫的细沙，血渐渐就不流了，我嘴里的熟鸡蛋也嚼咽下去了一半。这时外面的弹唱突然高亢起来，他们已在院子里跳起买西来甫。

我看着阿訇把割下来一圈包皮套在一根木棍儿头上，让我父亲拿出去插在墙上。阿訇让我到远远的地方去撒尿，我不知道啥意思，还是去了，一直走到库车河边，对着河水撒了一泡尿。回来时抓饭和煮羊肉都已端上桌子。木卡姆弹唱还在继续，我知道吃喝过后，人们还会跳更加疯狂的买西来甫。这都是因为我，我割掉一小块包皮，给人们带来这么多快乐。

以后一段时间，我天天看着插在墙上的那根木棍。套在上面的一小圈包皮渐渐变了颜色，终于有一天，那一小圈包皮不见了，或许让鸟吃了，或许被风吹走了。只有木棍插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我经过时还会抬头看一眼那根插在墙上的木棍。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消炎措施落后，割礼后最怕龟头发炎。所以割下来的包皮不能扔到肮脏处，连撒尿也要到远远的没有人的地方去。这是讲究。还有，割礼时母亲不能看见，不然以后儿媳妇会经常和婆婆吵架。木塔里甫说。

那个秋天的早晨之后，木塔里甫跟我就不一样了。他被割了一下，就像板在僵土中的一棵幼芽，被人松了一下土。按他的说法，那长势就跟“兔子一样往前窜”了，但我仍旧不清楚不一样到什么程度。他以后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种我无法体验的快乐与幸福。真想和木塔里甫比一比，却又说不出口。要是小时候就认识，肯定会掏出来比一比的。我小的时候——木塔里甫割礼的那个秋天我在干什么呢，我一样长大了。没被“松土”也一样长长长壮实了。可是，我和木塔里甫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

木塔里甫与我同龄，四十岁的样子，正是享受人生快乐的大好时期。我也是。我们的快乐与幸福应该是一样的吧，我想，不会因为我少“割”了一下就会少一些快乐吧。等到六十岁或七十岁时，我再跟木塔里甫好好地谈谈人生，男人、女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谈谈死亡。那时我们俩都离死亡不远了。死后我入坟墓，他进麻扎，必定埋不到一块地方，但必定埋在同一片大地上。我们的子孙还会在埋葬我们的土地上面对我们曾经面对的一切。无论他们怎样生活，我和木塔里甫的区别，会在最后时刻显得绝对而彻底。事实就这样简单，那个遥远秋天的早晨一过，我们的生和死，都完全的不一样了。

五千个买买提

巴扎日，站在库车河大桥上喊一声买买提，至少有五千个人答应。

维吾尔人重名多。无论走到南疆哪座城镇、哪个乡村，都有许多叫库尔班、司马义、玉素甫这些名字的人。

叫买买提的人就更多了。

库车老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就有几十个做生意的买买提。这么多买买提怎么区分呢。我的维语翻译库尔班·买买提是县政府退休干部，他父亲就叫买买提。维吾尔人的起名习惯是把父亲的名字缀在后面。库尔班在库车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他认识的买买提就有上千个。一天我们转累了，在老城街边的“买买提饭馆”吃烤包子，然后就听他讲起有关买买提的故事。

这家饭馆的老板就叫买买提，你看，脖子上搭块毛巾，又黑又壮的那个，人们叫他“喀拉买买提”，意思是“黑买买提”。那个倒茶的伙计，白白胖胖的，都叫他“阿克买买提”（白买买提）。

街对面那两个卖馕的买买提，一大一小，大的叫“琼买买提”（大买买提），小的叫“克齐克买买提”（小买买提）。大家都这样叫，他们也就接受了。要不然没办法，叫一个买买提，过来一群。

还有按职业来区分的。街南边，那个小巷子里打铁的买买提叫“铁匠买买提”。整天穿着制服，在街上收税的买买提叫“工商局的买买提”。斜对过的市场里，一排坐着五个鞋匠，其中有两个买买提。如果都叫“鞋匠买买提”，便又分不清了。正好一个从轮台来的，轮台的补鞋生意全叫内地来的鞋匠抢了，他只好跑到库车。库车老城的鞋匠全是维吾尔族人，他们牢牢占据着墙根街角的有利位置，靠一毛钱两毛钱的小生意维持生计。人们叫他“买买提比古勒”（轮台的买买提）。

更多的是以外号来区分，这条街上几乎每个人都有外号。

街那头，拐过去那条小巷子里，有个做驴拥子的买买提，有名的酒鬼，做一个驴拥子，能喝掉两瓶酒。他的驴拥子顶多能换回酒钱。所以，做了大半辈子皮活儿，还是个穷光蛋。

他做驴拥子时，酒瓶子酒碗放在身边，缝几针，喝一口。一长的大铁针，穿上鞋带一般粗的皮条线，针用得发烫了就伸进酒碗里蘸一下。买他的驴拥子根本不用看，鼻子凑上去闻一下，一股酒香气，压过皮子的膻臊味。这样的拥子驴也爱戴，人自然喜欢买。有趣的是，买买提酒喝得越多，皮活儿做得越细。两瓶酒下肚，身子不晃，手不抖，针脚走得又匀又细，驴拥子上的酒香味也更足。人们给他的外号叫“肖旁”（酿酒房）——买买提肖旁。

还有一个买买提，整天没事干，在街上闲转，看哪家饭馆哪个烤肉摊上有认识的人，就凑上去白吃白喝。人们都叫他“哈勒达”（口袋）。

另外一个爱混饭吃的买买提，混了一个“波劳”（抓饭）的外号。他的真名都没人叫了。

早几年，街上有个卖烤肉的买买提，每逢巴扎日，他的烤肉摊前便摆满卖衣服杂货的地摊。他发现有个卖“卡拉西”（套鞋）的，生意特好，他卖十串烤羊肉，人家就卖两三双套鞋，他过去一打问，人家卖一双套鞋挣的钱，比他卖十串烤肉的利润还高。买买提一下子动心了，烤肉炉子停掉，租了辆卡车，从乌鲁木齐贩了一车“卡拉西”，堆在烤肉炉子旁叫卖。

当地的维吾尔人喜欢在鞋或靴子外套一双鞋，主要为了保护皮靴子。套鞋多用橡胶制作，一种圆头的叫“玉德克卡拉西”，套在马靴或皮鞋外面穿。一种尖头的叫“买赛卡拉西”，套在较体面的软底皮靴上，多为老年人和阿訇穿。伊斯兰教徒到清真寺做礼拜，要脱鞋才能进大殿。如果穿高儿皮鞋，外面套套鞋，只需脱掉套鞋便可进入，没穿套鞋的则要全部脱掉。

到维吾尔人家做客，有穿鞋上炕的习惯，光脚上炕被认为是不礼貌。炕上铺地毯或花毡，穿鞋上去很容易弄脏。所以，有了套鞋便方便了，上炕只需脱掉套鞋就可以了。

那些土巷土路上行走的维吾尔人，雨天泥，晴天土，幸亏有一双套鞋护着鞋子。维吾尔人爱惜自己的鞋子，一双好皮靴穿半辈子，套鞋磨破一双又一双，皮靴的底还好好的，跟新的一样。

买买提的那一车套鞋却把自己套了进去，他进价太高，没人要。嗓子都叫哑了，也没卖掉几双。全库车人都知道这条街上有个卖烤肉的买买提，卸了一大车卡拉西在卖，却没人过来买一双，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卡拉西”（套鞋）。尽管他现在早不卖套鞋，又架起炉子卖烤肉了，人们还这样叫他，恐怕要叫一辈子。

还有一些买买提，名字后面缀上自己妻子的名字，就像买买提·阿依古丽，买买提·热依汗。都是些没名气的买买提，一没特长，二没缺陷，不好区别。妻子的名声都比他大，只好把妻子的名字带上，不然就混到千万个买买提中找不见了。

女人的重名更多。库车四十万人，二十万女人，大概有十万个“古丽”（花朵）。要区分起来，比买买提更复杂，也更有意思。好在我们一辈子认识不了多少个古丽，那些千姿百态争芳斗妍的古丽，见一面就能记住，有多少也不会忘记。

尘　土

那些一有动静、一只驴蹄子就能踩起来的尘土是买买提、阿不拉江、卡斯木，他们在这条老街上还有一二十年的年轻日子。从街这头窜到那头，一会儿工夫，像小毛驴一样有朝气。他们喝酒、打架、玩女人、做骗人生意，在这条街上，他们的青春多么陈旧，早就有人像他们一样生活过，那些不再新鲜的快乐，依旧吸引着下一代人。男人们，年轻的时候吃喝玩乐，无所事事。过了四十岁，戒酒，戒烟，改掉不良习气，清真寺成了每日的去处。腿走不动时想到了回家。身体变老时就会操劳心灵的事。半个子生命扔给喧闹尘世，半个子留给上天真主。

那颗落定不动，不管刮多大风，过去多少头毛驴都不会飘起的尘土，是库尔班大叔。他此刻就坐在尘土飞扬的街边，看街上行人，看耗掉他一生的短短街道，看他再也无力追求的漂亮女人们。

十二岁时他在这条街南头帮别人卖馕，十七岁到乡下帮人种了两年麦子，十九岁回到老城，在库车河边那群游手好闲的青年中混日子。喝酒，抽麻烟，偷鸽子，勾引女孩。二十三岁结婚，那时他想有件正经事干了，找到一家饭馆做帮厨，炒菜、拉面、烤薄皮包子。三十岁时开始自己做生意，骑一辆破摩托车，到乡下收皮子，驮到街上倒卖。也收一些古董，汉代钱币，明清瓷器，更多是伊斯兰风格的铜器和地毯。四十岁时他已经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

现在他七十八岁，牙已经掉了九颗。孩子全长大了，最大的儿子已经五十多岁。他们分了家自己生活。库尔班又变成一个人，坐在老街的尘土里。他时常一动不动，除了清真寺的喊唤，一天五次，引领他的身心朝西跪拜，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唤动他的身体。他说，他还想娶一个洋岗子（媳妇），啥都有，房子、床、果树、力气，就是没钱了。全花光了。

老街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老人。他们或蹲或坐，或缓缓行走。胡大（真主）有意让这些穷人们在没多少财富的世间待长些日子。馕、酽茶、拉面，这些简单的食物能让他们吃到一百多岁，只剩下半颗牙。一天三顿饭，有时不知哪顿在哪里吃，一日五次的乃玛孜（礼拜），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耽误，简单铺一块布，面朝西，就地做起。

生命如此漫长，除了青春短促，年轻人在迅速老去，女人的青春像一阵风飘向远处。那些美丽的女孩子：阿依古丽、左克拉布古丽、热孜古丽……她们的美丽终生只能看见一次，一朵一朵的花儿开败在巷子深处。独享花容的男人们，早晨出去，卖一张羊皮回来，妻子就老掉了，母羊下了两只羔子。男人们到七十岁还不老，卡瓦提八十二岁又娶了一个三十岁的央岗子。一茬一茬的美貌女子，都让他们赶上了。

通往田野的小巷

顺着一条巷子往前走，经过铁匠铺、馕坑、烧土陶的作坊，不知不觉地便进入一片果园或苞谷地。八九月份，白色、红色的桑葚斑斑点点熟落在地。鸟在头顶的枝叶间鸣叫，巷子里的人家静悄悄的。很久，听见一辆毛驴车的声音，驴蹄嘀嗒嘀嗒地点踏过来，毛驴小小的，黑色，白眼圈，宽长的车排上铺着红毡子，上搭红布凉棚。赶车的多为小孩和老人，坐车的多是些丰满漂亮的女人，服饰艳丽，爱用浓郁香水，一路过去，留香数里，把鸟的头都熏晕了。如果不是巴扎日，老城的热闹仅在龟兹古渡两旁，饭馆、商店、清真寺、手工作坊，以及桥上桥下的各种民间交易。这一块是库车老城跳动不息的古老心脏，它的头是昼夜高昂的清真大寺，它的手臂背在身后，双腿埋在千年尘土里，不再迈动半步。

库车城外的田野更像田野，田地间野草果树杂生。不像其他地方的田野，是纯粹的庄稼世界。

在城郊乌恰乡的麦田里，芦苇和种类繁多的野草，长得跟麦子一样旺势。高大的桑树杏树耸在麦田中间。白杨树挨挨挤挤围拢四周，简直像一个植物乐园。桑树、杏树虽高大繁茂，却不欺麦子。它的根直扎下去，不与麦子争夺地表层的养分。在它的庞大树冠下，麦子一片油绿。

有人说，南疆农民懒惰，地里长满了草。我倒觉得，这跟懒没关系，而是一种生存态度。在许多地方，人们已经过于勤快，把大地改变得只适合人自己居住。他们忙忙碌碌，从来不会为一只飞过头顶的鸟想一想，它会在哪儿落脚？它的食物和水在哪里？还有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处的野草，全铲除干净，虫子消灭光。在那里，除了人吃的粮食，土地再没有生长万物的权利。

库车农民的生活就像他们的民歌一样缓慢悠长。那些毛驴，一步三个蹄印地走在千年乡道上，驴车上的人悠悠然然，再长的路，再要紧的事也是这种走法。不管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又什么时候落山。田地里的杂草，就在他们的缓慢与悠然间，生长出来，长到跟麦子一样高，一样结饱籽粒。

在这片田野里，一棵草可以放心地长到老而不必担心被人铲除。一棵树也无须担忧自己长错位置，只要长出来，就会生长下去。人的粮食和毛驴爱吃的杂草长在同一块地里。鸟在树枝上做窠，在树下的麦田捉虫子吃，有时也啄食半黄的麦粒，人睁一眼闭一眼。库车的麦田里没有麦草人，鸟连真人都不怕，敢落到人帽上。敢把窝筑在一伸手就够到的矮树枝上。

一年四季，田野的气息从那些弯曲的小巷吹进老城。杏花开败了，麦穗扬花。桑子熟了时，葡萄下架。靠农业养活，以手工谋生的库车老城，它的每一条巷子都通往果园和麦地。沿着它的每一条土路都走回到过去。毛驴车，这种古老可爱的交通工具，悠悠晃晃，载着人们，在这块绿洲上，一年年地原地打转。永远跑不快，跑不了多远。也永远不需要跑多快多远。

不远的绿洲之外，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

龟兹驴志

库车四十万人口，四万头驴。每辆驴车载十人，四万驴车一次拉走全县人，这对驴车来说不算太超重。民国33年（1944年）全县人口十万，驴二点五万头，平均四人一驴。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商旅负贩图，画有一人一驴，驴驮载着丝绸之类的货物，这幅一千多年前的壁画是否在说明那时的人驴比例：一人一驴。

文献记载，公元三世纪，库车驴已作为运输工具奔走在古丝绸道上。库车驴最远走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解放初期，解放军调集南疆数十万头毛驴，负粮载物紧急援藏，大部分是和田喀什驴，库车毛驴征去多少无从查实。数十万头驴几乎全部冻死在翻越莽莽昆仑的冰天雪地。库车驴的另一次灾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政府嫌库车驴矮小，引进关中驴交配改良。结果，改良后的驴徒有高大躯体，却不能适应南疆干旱炎热的气候，更不能适应库车田野的粗杂草料，改良因此中止。库车驴这个古老品种有幸保留下来。

在库车数千年历史中，曾有好几种动物与驴争宠。马、牛、骆驼，都曾被人重用，而最终毛驴站稳了脚跟。其他动物几乎只剩下名字，连蹄印都难以找到了。这是人的选择，还是毛驴的智谋？

《大唐西域记》记载，库车城北山中有大龙池，池中的龙善于变化，常变成马，“交合牝马，遂生龙驹，乖戾难驭”，所以龟兹以盛产骏马闻名西域。那时当是马的世界，骆驼亦显赫其中。毛驴躲在阴暗角落，默默无闻，等待出头之日。龟兹城中无水井，妇女们要到龙池边汲水，那条交合过牝马的龙又变成男人，与女人交合。结果生出的全是龙种，能像马一样跑得飞快，个个恃武好强，不受国王管束。国王无奈，只好“引构突厥，杀此城人”，龙驹也受牵连，剥皮宰肉，剩下乖巧听说的小黑毛驴。这条好色之龙，又幻化成驴形，与母驴交合，公驴不愿意，遂四处鸣叫，召集千万头，屁股对着龙池放草屁。池水被熏臭，龙招架不住，沉入池底，千余年未露头。驴的贞操被保住，其乖巧天性得以代代相传。

如今的库车已是全疆有名的毛驴大县。每逢巴扎日，千万辆驴车拥街挤巷，前后不见首尾，没有哪种牲畜在人世间活出这般壮景。羊跟人进了城便变成肉和皮子；牛牵到巴扎上也是被宰卖；鸡、鸽子，大都有去无回。只有驴，跟人一起上街，又一起回到家。虽然也有驴市买卖，只是换个主人。维吾尔人禁吃驴肉，也不用驴皮做皮具，驴可以放心大胆活到老。驴越老，就越能体会到自己比其他动物活得都好。

库车看上去就像一辆大驴车，被千万头毛驴拉着。除了毛驴，似乎没有哪种机器可以拉动这架千年老车。

在阿斯坦街紧靠麻扎的一间小铁匠房里，九十五岁的老铁匠尕依提，打了七十多年的驴掌，多少代驴在他的锤声里老死。尕依提的眼睛好多年前就花了，他戴一副几乎不透光的厚黑墨镜，闭着眼也能把驴掌打好，在驴背上摸一把，便知道这头驴长什么样的蹄子，用多大号的掌。

他的两个儿子在隔壁一间大铁匠房里打驴掌，兄弟二人又雇了两个帮工的，一天到晚生意不断。大儿子一结婚便跟父亲分了家，接着二儿子学成手艺单干，剩老父亲一人在那间低暗的小作坊里摸黑打铁。只有他们俩知道，父亲的眼睛早看不见东西了，当他戴着厚黑墨镜，给那些老顾客的毛驴钉掌时，他们几乎看不出尕依提的眼睛瞎了。两个儿子也从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让人知道了，老父亲就没生意了。

尕依提对毛驴的了解，已经达到了多么深奥的程度，他让我这个自以为“通驴性的人”望尘莫及。他见过的驴，比我见过的人还多呢。

早年，库车老城街巷全是土路时，一副驴掌能用两三个月，跟人穿破一双布鞋的时间差不多。现在街道上铺了石子和柏油，一副驴掌顶多用二十天便磨坏了。驴的费用勐增了许多。钉副驴掌七八块钱，马掌十二块钱。驴车拉一个人挣五毛，拉十五个人，驴才勉强把自己的掌钱挣回来。还有草料钱，套具钱，这些挣够了才是赶驴车人的饭钱。可能毛驴早就知道，它辛辛苦苦也是在给自己挣钱。赶车人只挣了个赶车钱，车的本钱还不知道找谁算呢。

尤其老城里的驴车户，草料都得买，一公斤苞谷八毛钱，贵的时候一块多。湿草一车十几块，干草一车二三十块。苜蓿要贵一些，论捆子卖。不知道驴会不会算账。赶驴车的人得掰着指头算清楚，今年挣了多少，花了多少。老城大桥下的宽阔河滩是每个巴扎日的柴草集市，上千辆驴车摆在库车河道里。有卖干梭梭柴的，有卖筐和芨芨扫帚的，再就是卖草料的。买方卖方都赶着驴车，有时一辆车上的东西跑到另一辆车上，买卖就算做成了。空车来的实车回去。也有卖不掉的，一车湿草晒一天变成焉草，又拉回去。

驴跟着人屁股在集市上转，驴看上的好草人不一定会买，驴在草市上主要看驴。上个巴扎日看见的那头白肚皮母驴，今天怎么没来，可能在大桥那边，堆着大堆筐子的地方。驴忍不住昂叫一声，那头母驴听见了，就会应答。有时一头驴一叫，满河滩的驴全起哄乱叫，那阵势可就大了，人的啥声音都听不见了，耳朵里全是驴声，吵得买卖都谈不成。人只好各管各的牲口，驴嘴上敲一棒，瞪驴一眼，驴就住嘴了。驴眼睛是所有动物中最色的，驴一年四季都发情。人骂好色男人跟毛驴子一样。驴性情活泛，跟人一样，是懂得享乐的好动物。

驴在集市上看见人和人讨价还价，自己跟别的驴交头接耳。拉了一年车，驴在心里大概也会清楚人挣了多少，会花多少给自己买草料，花多少给老婆孩子买衣服吃食。人有时自己花超了，钱不够了，会拍拍驴背：哎，阿达西（朋友），钱没有了，苜蓿嘛就算了，拉一车干麦草回去过日子吧。驴看见人转了一天，也没吃上抓饭、拌面，只啃了一块干馕，也就不计较什么了。

毛驴从一岁多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老死，毛驴从不会像人一样老到卧榻不起要别人照顾。驴老得不行时，眼皮会耷拉下来，没力气看东西了，却还能挪动蹄子，拉小半车东西，跑不快，像瞌睡了。走路迟迟缓缓，还摇晃着，人也再不催赶它，由着驴性子走，走到实在走不动，驴便一下卧倒在地，像一架草棚塌了似的。驴一卧倒，便再起不来，顶多一两天，就断气了。

驴的尸体被人拉去埋了，埋在庄稼地或果树下面，这片庄稼或这棵果树便长势非凡，一头驴在下面使劲呢。尽管驴没有坟墓，但人在好多年后都会记得这块地下埋了一头驴。

四万头毛驴，四万辆驴车的库车，几乎每条街每个巷子都有钉驴掌的铁匠铺。做驴拥子、套具的皮匠铺在巷子深处。皮匠活儿臭，尤其熟皮子时气味更难闻，要躲开街市。牛皮套具依旧是库车车户的抢手货，价格比胶皮腈纶套具都贵。尽管后者好看，也同样结实。一条纯牛皮袢二十块、二十五块钱。胶皮车袢顶多卖十五块。

在老城，传统的手工制品仍享有很高地位。工厂制造的不锈钢饭勺，三块钱一把，老城人还是喜欢买五六块钱一把的铜饭勺。这些手工制品，又厚又笨，却经久耐用。维吾尔人对铜有特别的喜好，他们信赖铜这种金属。手工打制的铜壶，八十元、一百元一只，比铝制壶贵多了，他们仍喜欢买。尽管工厂制造的肥皂，换了无数代了，库车老城的自制土肥皂，扁圆的一坨，三块钱一块，满街堆卖的都是。让它们退出街市，还要多少年工夫，可能多久也不会退出，就像他们用惯的小黑毛驴。即使整个世界的交通工具都用四个轮子了，他们仍会用这种四只小蹄的可爱动物。

在新疆，哈萨克斯坦人选择了马，汉族人选择了牛，而维吾尔人选择了驴。一个民族的个性与命运，或许跟他们选择的动物有直接关系。

如果不为了奔跑速度，不为征战、耕耘、负重，仅作为生活帮手，库车小毛驴或许是最适合的，它体格小，前腿腾空立起来比人高不了多少，对人没有压力。常见一些高大男人，骑一头比自己还小的黑毛驴，嘚嘚嘚从一个巷子出来，驴屁股上还搭着两褡裢（布袋）货物，真替驴的小腰身担忧，驴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驴骑一辈子也不会成罗圈腿，它的小腰身夹在人的两腿间大小正合适。不像马，骑着舒服，跑起来也快。但骑久了人的双腿就顺着马肚子长成括号形了。

库车驴最好养活，能跟穷人一起过日子。一把粗杂饲草喂饱肚子，极少生病，跟沙漠里的梭梭柴一样耐干旱。

在南疆，常见一人一驴车，行走在茫茫沙漠戈壁。前后不见村子，一条模煳的沙石小路，撇开柏油大道，径直地伸向荒漠深处。不知那里面有啥好去处，有什么好东西吸引驴和人，走那么远的荒凉路。有时碰见他们从沙漠出来，依旧一人一驴车，车上放几根梭梭柴和半麻袋疙疙瘩瘩的什么东西。

一走进村子便是驴的世界，家家有驴。每棵树下拴着驴，每条路上都有驴的身影和踪迹。尤其一早一晚，下地收工的驴车一长串，前吆后喝，你追我赶，一副人驴共世的美好景观。

相比之下，北疆的驴便孤单了。一个村子顶多几头驴，各干各的活儿，很难遇到一起撒欢子。发情季节要奔过田野荒滩，到别的村子找配偶，往往几个季节轮空了。在北疆的乡村路上很难遇见驴，偶尔遇见一头，神色忧郁，垂头丧气的样子，眼睛中满是末世忧患，似乎驴心头上的事儿，比肩背上的要沉多少倍。

库车小毛驴保留着驴的古老天性，它们看上去是快乐的。撒欢子，尥尕子，无所顾忌地鸣叫，人驴已经默契到好友同伴的地步。幽默的库车人给他们朝夕相处的小毛驴总结了五个好处：一、不用花钱。二、嘴严。跟它一起干了啥事它都不说出去。三、没有传染病。四、干多久活它都没意见。五、你干累了它还把你驮回家去。

在库车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小黑毛驴驮过佛经，驮过古兰经。我们不知道驴最终会信仰什么。骑在毛驴背上的库车人，自公元前三四世纪起信仰佛教，广建佛寺，遍凿佛窟。当时龟兹国三万人口，竟有五千佛僧，佛塔庙千所，乃丝绸北道有名的佛教中心。葱岭以东的王族妇女都远道至龟兹的尼寺内修行。毛驴是那时的重要交通工具，驮佛经又驮佛僧，还驮远远近近的拜佛人。相传高僧鸠摩罗什常骑一头脚心长白毛的小黑毛驴，手捧佛经，往来于西域各国。驴的悠长鸣叫跟诵经声很接近，不知谁受了谁的影响。无论佛寺的诵唱，还是清真寺的喊唤，都接近这种生命的叫声。这种声音神秘而神圣，能让人亢奋，肃然回首，能将散乱的人群召唤到一处。在西域历史上，佛教与伊斯兰教，制造了两次生命与精神的大集合。过了一千多年，曾经笃信佛教的库车人改信伊斯兰教。杀佛僧，毁佛庙，建清真寺，毛驴依旧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常见阿訇手捧《古兰经》，骑一头小黑毛驴，往返于清真寺之间，样子跟当年的鸠摩罗什没啥区别。那头小黑毛驴没变，驴上的人没变，只是手里的经变了。不知毛驴懂不懂得这些人世变故。

无论佛寺还是清真寺，都在召唤人们到一个神圣去处，不管这个去处在哪儿，人需要这种召唤。散乱的人群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灵居所，无论它是上天的神圣呼唤，还是一头小黑毛驴的天真鸣叫。人听到了，都会前往，全身心的奔赴。

托包克游戏

吐尼亚孜给我讲过一种他年轻时玩的游戏——托包克。游戏流传久远而广泛，不但青年人玩，中年人、老年人也在玩。因为游戏的期限短则两三年，长则几十年，一旦玩起来，就无法再停住。有人一辈子被一场游戏追逐，到老都不能脱身。

托包克游戏的道具是羊腿关节处的一块骨头，叫羊髀矢，像色子一样有六个不同的面，常见的玩法是打髀矢，两人、多人都可玩。两人玩时，你把髀矢立在地上，我抛髀矢去打，打出去三脚远这块髀便归我。打不上或没打出三脚，我就把髀矢立在地上让你打，轮回往复。从童年到青年，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过一书包各式各样的羊髀矢，染成红色或蓝色，刻上字。到后来又都输得精光，或丢得一个不剩。

另一种玩法跟掷色子差不多。一个或几个髀矢同时撒出去，看落地的面和组合，髀矢主要的四个面分为窝窝、背背、香九、臭九，组合好的一方赢。早先好赌的人牵着羊去赌髀矢，围一圈人，每人手里牵着根绳子，羊跟在屁股后面，也伸进头去看。几块羊腿上的骨头，在场子里抛来滚去，一会儿工夫，有人输了，手里的羊成了别人的。

托包克的玩法就像打髀矢的某个瞬间被无限延长、放慢，一块抛出去的羊髀矢，在时间岁月中飞行，一会儿窝窝背背，一会儿臭九香九，那些变幻人很难看清。

吐尼亚孜说他玩托包克，输掉了五十多只羊。在他们约定的四十年时间里，那个跟他玩托包克的人，只给了他一小块羊骨头，便从他手里牵走了五十多只羊。

真是小心翼翼、紧张却有趣的四十年。一块别人的羊髀矢，藏在自己腰包里，要藏好了，不能丢失，不能放到别处。给你髀矢的人一直暗暗盯着你，稍一疏忽，那个人就会突然站在你面前，伸出手：拿出我的羊髀矢。你若拿不出来，你的一只羊就成了他的。若从身上摸出来，你就赢他的一只羊。

托包克的玩法其实就这样简单。一般两人玩，请一个证人，商量好，我的一块羊髀矢，刻上记号交给你。在约定的时间内，我什么时候要，你都得赶快从身上拿出来，拿不出来，你就输，拿出来，我就输。

关键是游戏的时间。有的定两三年，有的定一二十年，还有定五六十年的。在这段漫长的相当于一个人半生甚至一生的时间里，托包克游戏可以没完没了地玩下去。

吐尼亚孜说他遇到真正玩托包克的高手了，要不输不了这么多。

第一只羊是他们定好协议的第三天输掉的，他下到库车河洗澡，那个人游到河中间，伸出手要他的羊髀矢。

输第二只羊是他去草湖割苇子。那时他已有了经验，在髀矢上系根皮条，拴在脚脖上。一来迷惑对方，使他看不见髀矢时，贸然地伸手来要，二来下河游泳也不会离身。去草湖割苇子要四五天，吐尼亚孜担心髀矢丢掉，便解下来放在房子里，天没亮就赶着驴车去草湖了。回来的时候，他计算好到天黑再进城，应该没有问题。可是，第三天中午，那个人骑着毛驴，在一人多深的苇丛里找到了他，问他要那块羊髀矢。

第三只羊咋输的他已记不清了。输了几只之后，他就想方设法要赢回来，故意露些破绽，让对方上当。他也赢过那人两只羊，当那人伸手时，他很快拿出了羊髀矢。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吐尼亚孜从青年步入中年。有时他想停止这个游戏，又心疼输掉的那些羊，老想着扳本儿。况且，没有对方的同意，你根本就无法擅自终止，除非你再拿出几只羊来，承认你输了。有时吐尼亚孜也不再把年轻时随便玩的这场游戏当回事儿了，甚至一段时间，那块羊髀矢放哪了他都想不起来。结果，在连续输掉几只肥羊后，他又在家里的某角落找到了那块羊髀矢，并且钻了个孔，用一根细铁链牢牢拴在裤腰带上。吐尼亚孜从那时才清楚地认识到，那个人可是认认真真在跟他玩托包克。尽管两个人的青年已过去，中年又快过去，那个人可从没半点儿跟他开玩笑的意思。

有一段时间，那个人好像装得不当回事儿了。见了吐尼亚孜再不提托包克的事，有意把话扯得很远，似乎他已忘了曾经给过吐尼亚孜一块羊髀矢。吐尼亚孜知道那人又在耍诡计，麻痹自己。他也将计就计，髀矢藏在身上的隐秘处，见了那人若无其事。有时还故意装得心虚紧张的样子，就等那人伸出手来，向他要羊髀矢。

那人似乎真的遗忘了，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都没向他提过羊髀矢的事，吐尼亚孜都有点绝望了。要是那人一直沉默下去，他输掉的几十只羊，就再没机会赢回来了。

那时库车城里已不太兴托包克游戏。不知道小一辈人在玩什么，他们手上很少看见羊髀矢，宰羊时也不见有人围着抢要那块腿骨，它和羊的其他骨头一样随手扔到该扔的地方。扑克牌和汉族人的麻将成了一些人的热手爱好，打拖拉机、跑得快、诈金花，看不吃自摸和。托包克成了一种不登场面的隐秘游戏。只有在已成年或正老去的一两代人中，这种古老的玩法还在继续。磨得发亮的羊髀矢在一些人身上隐藏不露。在更偏远的农牧区，靠近塔里木河边的那些小村落里，还有一些孩子在玩这种游戏，一玩一辈子，那种快乐我们无法知道。

随着年老体弱，吐尼亚孜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过，儿子长大了，没地方去挣钱，还跟没长大一样需要他养活。而他自己，除了有时被人请去唱一天木卡姆和花一礼拜时间打一只铜壶，也快没挣钱的地方了。

这时他就常想起输掉的那几十只羊，要是不输掉，养到现在，也一大群了。想起跟他玩托包克的那个人，因为赢去的那些羊，他已经过上好日子，整天穿戴整齐，出入上层场所，已经很少走进这些老街区，来看以前的穷朋友了。

有时吐尼亚孜真想去找到那个人，向他说，求求你了，快向我要你的羊髀矢吧，但又觉得不合时宜。人家也许真的把这件早年游戏忘记了，而吐尼亚孜又不舍得丢掉那块羊髀矢，他总幻想着那人还会向他伸出手来。

吐尼亚孜和那个人长达四十年的托包克游戏，在一年前的一个秋天终于到期了。那个人带着他们当时的证人，一个已经胡子花白的老汉来到他家里，那是他们少年时的同伴，为他们作证时还是嘴上没毛，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三个人回忆了一番当年的往事，证人说了几句公证话，这场游戏嘛就算吐尼亚孜输了。不过，玩嘛，不要当回事，想再玩还可以再定规矩重新开始。

吐尼亚孜也觉得无所谓了。玩嘛，什么东西玩几十年也要花些钱，没有白玩儿的事情。那人要回自己的羊髀矢，吐尼亚孜从腰带上解下来，那块羊髀矢已经被他玩磨得像玉石一样光泽。他都有点舍不得给他，但还是给了。那人请他们吃了一顿抓饭烤包子，算是对这场游戏圆满结束的庆祝。

为啥没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吐尼亚孜说，他考虑到这个人就在老城里，年轻时很穷，现在是个有头面的人物，光羊就有几百只，雇人在塔里木河边的草湖放牧。而且，他还在玩着托包克游戏，同时跟好几个人玩。在他童年结束，刚进入青年的那会儿，他将五六块刻有自己名字的羊髀矢，给了城里的五六个人，他同时还接收了别人的两块羊髀矢。游戏的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定了六十年，到现在才玩到一半。对于那个人，吐尼亚孜说，每块羊髀矢都是他放出去的一群羊，它们迟早会全归到自己的羊圈里。

在这座老城，某个人和某个人，还在玩着这种漫长古老的游戏，别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衣裤的小口袋里，藏着一块有年有月的羊髀矢。在他们年轻不太懂事的年龄，凭着一时半会儿的冲动，随便捡一块羊髀矢，刻上名字，就交给了别人。或者不当回事地接收了别人的一块髀矢，一场游戏便开始了，谁都不知道游戏会玩到什么程度。青年结束了，游戏还在继续。中年结束了，游戏还在继续。

生活把一同长大的人们分开，各奔东西，做着完全不同的事。一些早年的伙伴，早忘了名字相貌。青年过去，中年过去，生活被一段一段地埋在遗忘里。直到有一天，一个人从远处回来，找到你，要一块刻有他名字的羊髀矢，你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提到的证人几年前便已去世。他说的几十年前那个秋天，你们在大桑树下的约定仿佛是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你在记忆中找不到那个秋天，找不到那棵大桑树，也找不到眼前这个人的影子，你对他提出的给一只羊的事更是坚决不答应。那个人只好起身走了。离开前给你留了一句话：哎，朋友，你是个赖皮，亲口说过的事情都不承认。

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白天心神不宁，晚上睡不着觉，整夜整夜地回忆往事。过去的岁月多么辽阔啊，你差不多把一生都过掉了，它们埋在黑暗中，你很少走回来看看。你带走太阳，让自己的过去陷入黑暗，好在回忆能将这一切照亮。你一步步返回的时候，那里的生活一片片地复活了。终于，有一个时刻，你看见那棵大桑树，看见你们三个人，十几岁的样子，看见一块羊髀矢，被你接在手里。一切都清清楚楚了。你为自己的遗忘羞愧、无脸见人。

第二天，你早早地起来，牵一只羊，给那个人送过去。可是，那人已经走了。他生活在他乡远地，他对库车的全部怀念和记忆，或许都系在一块童年的羊髀矢上，你把他一生的念想全丢掉了。

还有什么被遗忘在成长中了，在我们不断扔掉的那些东西上，带着谁的念想，和比一只羊更贵重的誓言承诺。生活太漫长，托包克游戏在考验着人们日渐衰退的记忆。现在，这种游戏本身也快被人遗忘了。

阿格村夜晚

阿格村的空气布满浓浓的木头味道，仿佛那些白杨树晒了整天的太阳后打出一连串饱嗝。我们进村时天已经黑了一阵，村子里没电。在汽车的灯光里看见路边摆着剥了皮的白杨木，一摞一摞的，紧靠着林带。不时看见几个维吾尔族男孩坐在木头上，车灯扫过后他们原回到夜色中。看见一个穿红衣裙的女孩，跑过马路捡一样东西，又借着车灯跑回来。细细的腰身，半高个子，扭头朝汽车望一眼，脸圆圆的，眼睛黑黑，似乎这个晚上一过，她就会长大。我们再不会见到她。一朵暗处的花朵，她的美丽向更暗处开放，直至凋谢。还有那些在木头上玩耍的孩子，说着我们不明白的话语，暗暗地成长。我们不了解他们今天的晚上，就不会知道他们的明天。村子里没一点儿光明，夜浓得跟酽茶一样。头顶远远的星光照着他们，在白杨树哗哗的响声里，模煳、喑哑，看不清彼此，相互隐匿又心明无误。前半夜里说着后半生的事情，后半夜全是自己记不清的梦。我们只是偶然路经，在车灯的一晃中看见那些异族的童年身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聚在那里，又会在什么时候，悄然地散去。

再次看见他们是在另一天下午。他们或躺或坐在路边的白杨树下，满脸胡须，手里拿着镰刀。我们站在另一排白杨树下，隔着白热的阳光，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麦子长在身后的田野里，眼看要黄熟了，又好像还得些日子。他们手握镰刀，一天天地坐在那里等。对面是乡政府办公室。他们说着话，眼睛斜视着乡政府大门。我们进去办事，喝几杯茶出来他们还在那里。书记的小车出去上一趟县城又回来他们还在那里。这一任乡长下台后一任上台他们还坐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一人一亩地的麦子，对这些维吾尔族壮汉来说显然不是件大事。毛驴的草和孩子的衣食也似乎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尽管地里的收成刚刚够吃饱肚子。除了老婆孩子和一头听话的毛驴，其余全部家产就只是房前屋后的白杨树了。那是另一层天空，白天绿阴覆盖，夜晚撑高月色，让哗哗的树叶声，带着一两句突兀的驴鸣狗吠，荡远又回来。就是那样的夜晚使我们之间变得遥远、陌生。白天我们有时走过去，跟他们一一握手，生疏地问答几句，用我们或他们的语言。我们想接近时，就会感受到那些不可交换的言辞与言辞之间，手与手、眼睛与眼睛、呼呼与呼吸之间，横隔着无数个我们看不清的遥远夜晚。在那些长夜里，他们坐在白杨树下，村子里没有灯光，偶尔的驴叫声打破暗夜的宁静。在更暗的夜里他们聚在树梢上面的高远星空，东一片西一片，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微弱光明。我们再不会走过去，伸出手。那是一种永远的远，对于我们。

热斯坦巷早晨

不是我，是他们，在热斯坦巷的早晨醒来。穿过麻扎的阳光斜照进巷子，照在那些踮起脚尖便能望见的低矮房顶。拉客的毛驴车摇着响铃走过。最早迎着暗红曙色开门的阿依大妈，看见巷子里多少年不变的土路上，站着一个陌生汉人。她扶着门框，探头朝外看一眼，又缩回身去把门关住。

一连两个早晨，天刚亮我便起身，跑到热斯坦街的那条小巷子里。我不知道我想看见什么，只是有一种隐隐的冲动，想赶在他们醒来之前，一个人静悄悄地走过那条巷子，一直走到麻扎那头，再回过身。

每次我都晚来一阵。我在路上听见清真寺的喊唤，那是在召唤人们做一天的早礼拜，巷子里突然变得安宁。出去的男人悄然回来，跪在一块方布上，朝西念拜。女人扫净院子，探身朝街上看一眼。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朝我不知道的一个方向推开窗户，他们享受着我看不见的阳光雨露。

热斯坦巷的早晨就这样开始。洒过水的地上尘土不起，男人做完一天的早礼拜，神情释然，着手忙尘间俗事：给毛驴添草、清扫驴圈、烧炉打铁、烤馕、戴帽子上街。

我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已经好些年，我不知道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结束。我有时睡到上午十点，有时躺到十二点起床。没有谁喊我醒来，醒来了也不知要做什么。这样的生活，我说不出它的不好。已经好些年，我仰起头，看见的仅仅是烈日、尘土和无精打采的闲云。偶然有一只鸟飞过，就让我十分高兴了。

热斯坦巷的男人们，高捧双手，仰目西天时看见的肯定比我更多。他们不告诉我。

告诉我了，我真会相信吗？

我只是一个过客，偶尔短暂地看见热斯坦巷的早晨，看见他们的一天，竟然这样开始。只是看看，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我依旧会在自己的早晨沉睡不起，睡过上午、中午。在我没彻底睡醒之前，我并不希望被谁唤醒，不论它是鸡鸣狗吠，还是上天的声音。

在另一个夜晚，我和小兰走进热斯坦巷的昏黄月光。我让出租车停在路边，车灯熄了，我独自走到那片大麻扎旁，静静伫立。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一天最后的晚礼拜也做过了。热斯坦巷沉睡在月色里，高低起伏的麻扎和旁边的低矮住屋连在一起。

我又来晚一步，没有看见这一巷子人怎样睡去。我没听见清真寺做晚礼拜的喊唤。那个时刻，他们被什么声音召唤，全部的，跪入黑暗，身影一起一伏，口中的默念声振荡着空气。月亮东升，照着那些永远看不清的黑色背影。然后，整条巷子，几乎挨着地的窗户，窗户里的灯光一个个熄灭掉。我站在他们留给我的黑暗中，静静站立。月光厚厚地铺在地上，涂在残缺的拱北（墓）上，一片昏黄。好像起风了，插满在麻扎上的树枝轻轻摇晃，或许是我的身体在摇晃，觉得脚下空空的，像要飘走似的。

回到新城宾馆时，街上、大院里，依旧灯火通明。月亮高挂在天空，像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件东西，它的辉光，已经照不到这块地上。

那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看见从没见过的人们，一群一群，围坐在那里，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他们从不抬头看我，我也看不见自己。不知道看见这些的那双眼睛，藏在哪个黑暗角落。头顶是一弯银白新月，我在那样洁净的月光中，仍旧找不到“看见”新月的那个我——他不在那里。

或许，这就是我的库车之行。我并不在那里。一切都像一场风，一场梦。它们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

但是，在我依旧不会被谁唤醒的长梦中，我会反复经历我正短暂经过的一切。我会回到偶尔途经的那棵红桑树下，一年一年地，过我未曾过过的漫长日子。我会早早醒来，千百次地走进那座新月高悬的清真寺，跪在我不认识的人中间，一遍遍地默念我从未念想过的陌生真主。

我在那样的尘土中会有孩子，会有完整的属于身体和心灵的早晨夜晚，会有信仰和对神灵的虔诚敬畏。

如果我真的失去过什么，那就是我正看见却从未经历的一切。

一口枯井和两棵榆树

克孜尕哈千佛洞仅有的两棵榆树生虫子了，一种细长的毛毛虫，把一棵树的叶子吃光，往另一棵树上爬。守佛窟的阿木提急坏了，从家里抱来一只花母鸡，放在树杈上，想让鸡帮忙把虫子吃了。可是，鸡好像被满树的虫子和这个光秃秃的山谷吓坏了，窝在树杈上一动不动。阿木提把它的嘴按在虫子上它都不叨一下。哪来的虫子啊，这个寸草不生的干谷，怎么会有虫子，方园几公里都是光秃秃的石头滩，虫子咋知道这个山沟里有两棵榆树呢。阿木提说，虫子可能是乘着拉水的车从村子里带来的，也可能趴在人的嵴背上来的，反正虫子突然就爬满树。他的儿子阿不都热和曼到县城买农药去了，再不把虫子杀死，两棵树就完蛋了。

这个干得土都冒烟的荒山沟里，到处是佛窟遗址，沟里两间小砖房，是看守人住的。分布在半山腰的佛窟都按了木门，每个门上吊两把锁，守佛窟的阿木提管一把，县文管所的人管一把。有来观看佛窟的游客，文管所的人从县上过来，和阿木提一起打开佛窟的门。平常时候沟里只有阿木提一个人。阿木提对这些佛窟和壁画一点都不稀奇，早年，佛窟没保护的时候，附近村里的人只是把它们当成有画的山洞，阿木提小时候经常到佛窟里玩，有的洞窟还被当成羊圈。

阿木提守护克孜尕哈千佛洞已经有十七年了，他刚来时，这两棵榆树还没有一人高，是一个叫托乎提牙加甫的守窟人栽的，这个人可能在山沟里待急了，想不出排遣寂寞的好办法，就从村子里扛来两棵小树苗，像在村子里栽树一样，挖一个浇水渠沟，间隔两米，把树苗栽进去。可是，这可把麻烦栽下了，山沟里没有一滴水，人喝的水和浇树的水，都要到七八里外的村子去拉。那个托乎提牙加甫没看到树苗长高就离开佛窟，后来又从村子找了几个看守佛窟的人，都是没干几个月，耐不住寂寞，不干了。但这几个守佛窟的人都没让小榆树旱死，有人喝的水，就有树喝的水。到阿木提看守佛窟时，两棵榆树已经扎稳了根，但还是小小的。让阿木提想不到的是，他在佛窟的十七年间，除了偶尔来游客了招呼一下，其余最主要的工作竟是照顾这两棵榆树。现在榆树已经有房子高了。阿木提说，我养个儿子，到了十七岁也能自己生活了。可是这两棵树，越大越依赖人，这么多年，为了给树浇水，一家人的精力都耗进去了。早些年用毛驴车拉水，三四天拉一趟，那时树小，喝水也不多。后来家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树也长大了，一周拉一次，二百八十公斤的大桶，装三桶水，勉强够人和树用一周。

我们现在害怕这两棵树了，阿木提说，它要再长大，我们就养活不起了。早年，树小小的时候，我们盼着它快长，长大了好乘凉。山沟里的土贫瘠，我从家里拉来羊粪，给树施肥。可是，树一年年长大，用的水也一年年增多，我们不敢让它长了。有好几年，再没给它施肥。只是每周按时浇一次水，保证不让它旱死，我们养活了它十几年，就跟我们的家人一样了。

为了给树浇水他们还挖了一口井。那是在1993年11月，父子俩准备好绳索工具，开始在僵硬的干土中挖井，挖到第二年3月，挖了二十七米深，挖出来的依旧是干土，没有一点有水的意思。父子俩不死心，还要往下挖，这时候，新来的一个汉族主任阻止了他们，说再挖下去太危险，万一塌方出了人命，谁承担。阿木提说，以前管佛窟的阿不拉主任很支持他们。要是阿不拉主任还在，不下台，他们计划挖到八十米深，提土的绳子都是按这个深度买的。挖到八十米再不出水，他们就彻底死心了。

现在，这口没挖出水的枯井，也成了克孜尕哈千佛洞的文物，来看佛窟的人，都要到井口探望一番。为防有人掉下去，井口钉了木板，封了。我和阿木提就蹲在井口的木板上，说着井和那两棵树的事。阿木提捡一个小石头，从木板缝扔下去，好久，石子落到井底的声音才传上来。阿木提不懂汉语，他看我拿着本子和笔，就知道我要问树和井的事。以前来的记者已经问过无数次，也在媒体上报道过。阿木提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古丽花好长时间才给我翻译完。我又问了两句有关佛窟的事，阿木提望了望我，可能他觉得，佛窟的事，应该文管所的人说。他只知道树和井的事。我说，你知道这些洞是谁挖的。以前的人。阿木提说。以前你们的祖先也信过佛，你知道吗。那是蒙古人逼着我们信的。阿木提说。

看来佛窟的事阿木提确实说不清楚。他只知道看护好佛窟。早先文管所每月给他发四百三十二块钱，现在涨到六百块。至于这两棵树的费用，全由阿木提一家无偿承担，树不是文物，也不会有护养费。它的成长与死活只有阿木提一家人操心了，树不可能在几十米厚的干土层中，找到水分。它们长得越大，耗水越多。这是永远要靠人养活的两棵树，阿木提一家每年从两棵树上的收获仅仅是，秋天树叶黄落了，阿木提把叶子扫起来，装大半袋子，扔到拉水的拖拉机上，捎回家喂羊。有时风把落叶刮到荒山坡，树下剩稀稀拉拉的几片，阿木提也就不扫了。阿木提一家也不富裕，能把这两棵树养到啥时候，也不知道，也许过几年我再来，树死了。也许没死，还长高了一截子。反正，我看这两棵树，迟早要县财政拨一点款，和佛窟一起把它们养起来。佛和这两棵植于干土中的树一样，都需要人养。佛在库车被供养了一千多年，人们不再供养它的时候，佛死了，剩下山体上千疮百孔的佛窟。树也一样，你把它植在不适合生长的干土中，你就得去养。养到养烦、养不起、没人养了，也就死掉了。

但愿克孜尕哈千佛洞的两棵榆树不会死掉。

两个古币商

在沙依巴克街一条小巷子里，年轻阿訇肉孜，做着一般人看不懂的古币生意，从一扇不起眼的小木门进去，里面一间套一间迷宫般的小房子。在肉孜家里可以看到库车两千多年来各时期的钱币，自汉代以来中原各朝代的铜币，以及从古丝绸之路上过往商人留下的许多国家和王朝的金币银币。肉孜不做收藏，只是倒卖。暂时卖不掉的留在家里，日积月累，他留下的古币已经成箱成柜，其数量种类早已超过专门的收藏者。

肉孜阿訇很少离开库车，不大知道一枚龟兹铜钱在广州、北京的钱市上是什么价。他只是廉价收来，能赚一个自己满意的数目，就出手了。他主要的买主是新城里的小兰姑娘。小兰做了十几年古币生意，知道外面行情。她也很少打问肉孜多少钱从别人手里收来这些东西。常常是肉孜说一个价，小兰觉得有赚头便成交了。

肉孜早先做旧地毯生意，是小兰把他引入经营古币这一行当的，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时肉孜在乡下收购旧地毯，顺便捡了半袋子铜钱，回来后也没当回事，见锈迹斑斑的，便倒在石灰盆中浸泡。这事不知怎么让小兰打问到了，以五毛钱一枚的价格全部买了去。

聪明的肉孜阿訇不久后便打问清楚了，小兰从他手中买走的铜钱，是新疆制的“建中大历”，当时全国仅发现两枚，每枚市价五千到一万元。小兰一下购得三百枚，成了钱币界一件大事。这批古钱富了小兰也使肉孜阿訇从此改行，专营起钱币生意。他的生活，也从那时起一年年好转起来，一开始骑毛驴、坐驴车下去找钱，后来改骑摩托车。房子也由早先的一间扩到现在的许多间。他和小兰，成了库车钱币行的一对好搭档。

肉孜汉语说得不好，只会简单几句，无法到外地做钱币生意。小兰也只懂简单的几句维语，很少亲自到下面的村子里收购钱币。他们自然而然地做起联手生意：一个跑乡下，一个守城里。库车远远近近的村子，以及和田、阿克苏、喀什的大小村镇，都经常能看见肉孜和他那辆红色摩托车的影子。那些大户人家的宅院、没落贵族后裔的破房子里、废品收购站，以及铜匠铺中，都有可能出现好东西。肉孜见什么收什么，只要他认为的好东西：古钱、旧铜器、金银元宝、首饰、羊皮书……统统弄回家。小兰则坐守城中，从肉孜弄回的大堆破烂中找寻自己需要的东西。有些古币肉孜不认识，很便宜就让小兰买走了。好在肉孜聪明好学，吃一次亏就长一次见识。他除了向同行请教，还专门学习汉字，翻阅钱币书籍，渐渐地也懂得了一些钱币的知识和价值。他和小兰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两个钱币内行的交易。

两个古币商，多少年来就这样倒腾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钱币，从汉、魏晋时期的和田马钱、龟兹“汉龟二体钱”（钱币中铸有汉文、龟兹文两种文字）、察合台汗国钱、十七世纪后期的准噶尔“普尔钱”，以及贵霜、波斯、拜占庭等古老王朝的钱币，都在他们手中汇聚，然后“流通”到各地。

一枚库车出土的古钱，一般经过这样几个环节到达广州、北京的钱市。先是一个农民翻地挖柴（或偷偷到古城址遗挖掘）时，一坎土曼刨出来，有时一枚，有时数枚或一堆。接着是听到消息的肉孜阿訇，连夜骑摩托车下去，找到挖坎土曼的人。往往去晚了钱币已经到另一个钱贩子手里，也可能一夜之间转了三次手，从一个村庄倒卖到另一个村庄，价钱也翻了几个跟头，肉孜只好多花钱买回来。不管多贵买来，肉孜都会再加上一个自己满意的数字，卖给别人，这部分是利润，他一般不让人。

然后是小兰。她一般每星期去一趟肉孜家，肉孜有了新货也会及时打电话给她。小兰看过钱币的种类、品相后，马上打电话给在广州做事的丈夫，丈夫报给她那边的价位。小兰一般不跟肉孜讨价，他们合作了十几年，早熟悉对方的脾气，她觉得价格合适就立马成交。顶多五天后，这些古币便通过邮政快件，到达广州钱市。

这个过程中赚得最少的是那个挖坎土曼的人，虽然他只投入了一点儿力气，还是意外之财，但这一坎土曼刨出来的，或许是他一生惟一的好运气。若卖到几千块钱，就足以改变他一家人的生活。可是，他仅卖了几十块钱，够买一只羊腿，只改善了一家人一天的生活。不过这已经让他非常满意了。

赚得最多的，要算最终拥有这些钱币的那个人。一枚钱经过无数人的手，价格肯定高得不能再高。他买回来，再往上标一个更高的价，摆在自己的珍藏柜里。他加的这部分或许已经超过所有经手者赚的钱数总和。这样的钱，不是孤品也是世存无几，定多高的价都由拥有者说了算。最好的绝品最后都是有价无市，不管有没有人要，能否卖出去，拥有者都会把他增加的那部分算进自己的利润财产中。这是真正的懂钱人，要的只是一个有无限扩张可能的钱数，而不是可以拿在手中的一叠纸币。到了这时，一枚古钱又跟它未出土时一样——深埋在一个人手里。

许多年前——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新疆红钱在东南亚、港台卖到天价时，在南疆库车这样的老城镇上，它仅作为破铜烂铁被废品站收购，大部分被维吾尔敲工当原料，烧熔敲打成铜勺、铜盆、铜壶。那些如今早已少见的和田马钱、骆驼钱，唐代库车制币局打造的元字钱、清代的突其施钱……成批成批倒进炉中熔了，当人们知道它的价值时，已经很难找到。十几年前还在孩子手中当玩具乱扔的古铜币，像一个季节的杏子一样，落得干干净净，说没有就没有了。

一段时间，挖寻古币似乎成了库车农民的一项收入。那些郊外种地的农民，翻地挖渠时都比以往更加仔细，眼睛盯着翻过去的每一锨土。秋天收土豆和胡萝卜时，也比以前挖得更深，在没有果实的毛根下面，有时真的躺着一枚锈迹斑斑的古币，成了地里意外的收获，它的价钱，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几百元。当然，他们不会卖到这么高。他们从不会知道一枚古钱的真正价值，值几百几千元的一枚钱，在他们手里，卖几十、上百元就不错了，剩下的利润是倒卖者挣的。一块地若发现了古币，这块地就遭殃了，被人翻几遍，挖得大坑小坑，把深层的沙石都挖上来。有专门靠找古币谋生的人，腰系绳子，扛一把坎土曼，从一座古城走向另二座古城。这片大地上荒弃了多少座古城谁也说不清楚，有的留有残垣断壁，有的埋在黄沙白土中不为人知，一场一场的风掀动沙土，埋掉一些东西又显露一些东西。找钱币的人，等到大风过后踏上荒野，风吹开一枚古钱上的累累沙土，露出不认识的半圈文字，吹露一只土陶的鲜丽彩图。有时风在茫茫沙海中刮出一座古城的清晰轮廓，人们寻找多年，从史书中走失的一座城池，奇迹般地出现了，成堆成堆的财宝埋在沙子里，这只是一代又一代寻宝人的梦。每一个寻宝人都想通过散落的一枚钱，找到一个王国的金库。

听说会找钱币的人，夜晚躺在荒野上，耳朵贴地，能听见钱在地下走动、翻身的声音。在深厚的沙土里，它们一个碰响另一个，像两个寂寞的孩子相互逗趣儿。

懂钱的人，能够看出钱的寂寞。一块钱和一个亿，同样孤独。人在钱上的良苦用心，并不能消解钱本身的孤独。一枚贫穷时代的钱、一枚强盛王朝的钱、一枚短命朝代的钱……一个个时代的钱最后全扔到土里，用过它们的手早已成灰，梦想它们的人依旧年轻。

钱会一枚枚被找到，埋藏再深的钱也会被找到。这座老城将越来越穷，它积攒几千年的钱，正被人倒腾光。不知道这些古钱当时买走了库车的什么东西。如今，它们成为最后的商品被卖掉。倒卖它们的两个古币商，并没有真正富裕。肉孜阿訇不断地把古币换成人民币，又用它买更多的古币，他家一间套一间的迷宫房子成了真正的古物仓库。

而小兰姑娘，一开始只想靠倒卖古币挣点钱，做着做着却喜欢上那些古钱币，每次都把差的卖掉，品相好的留在手里，她开始做很系统的收藏。十几年来她的收入几乎全投到买古币上，有时为买一枚稀有古币还向别人借钱。她由一个古币商贩变成真正的收藏家，她收藏的新疆红钱，据说是全国最多最全的。许多新疆古钱的珍品、孤品，据说都在她的收藏柜里，那些东西，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再贵都不会卖掉。

逛巴扎

库车的万人巴扎（集市）许多年前便在全疆闻名。每逢周五，千万辆毛驴车从远近村镇拥向老城。田地里没人了，村子里空掉了，全库车的人和物产集中到老城街道上。街上盛不下，拥到河滩上。库车河水早被挤到河床边一条小渠沟里，人成了汹涌澎湃的潮水，每个巴扎日都把宽阔的河滩挤满。

库车四万头毛驴，有三万头在老城巴扎上，一万头奔走在赶巴扎的路上。一辆驴车就是一个家、一个货摊子。男人坐在辕上赶车，女人、孩子、货物，全在车厢上。车挨车、车挤车，驴头碰驴头，买卖都在车上做。

库车县每星期有七个大巴扎。周五老城巴扎，周六东河塘巴扎，周日牙哈乡巴扎，周一玉奇乌斯坦巴扎，周二阿拉哈格巴扎，周三齐满乡巴扎，周四哈尼哈塘木巴扎，周五又转回老城。

库车的物产，大多半就装在那些毛驴车上，不停地在全县转。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从一个巴扎到另一个巴扎，把驴蹄子都跑短了。

一筐半生西红柿，转遍七个巴扎回来，就彻底红透了。价格却由原先每斤一块掉到七毛。

半麻袋黄瓜，转上三个巴扎卖不完，剩下的只能喂驴了。

熟透的杏子，一两个巴扎卖不出去，就全烂在筐里。一大早摘的无花果，卖到中午便不能看了。越鲜美的东西就越难留住。

最经卖的是那些干货：葡萄干、杏干、无花果干，还有麦子、苞米、枣、巴坦木。能从一个巴扎到另一个巴扎，无限期地卖下去。今年的新杏干已经上货，去年前年的旧杏干，还剩在谁手里，摊开、收起、再摊开。

在老城的贫穷日子里，总有一些食物富余到来年卖不出去。想吃它的人没钱，把一口食欲压抑到明年。有钱的人早吃够了。去年冬天，谁的嘴没嚼上一口酸甜杏干，今年夏天他是不是补上了。

那些各种各样的干果，在轮回的转卖中，在库车特有的烈日和尘土下，渐渐有了一种古旧的色泽，它更耐看了。只是，它的甜不知还在不在里面。一年年的尘土落在上面，却看不见。仿佛那些尘土被它吸收，成了它的一部分。在老城那些世代相传的买卖人手里，有没有半筐一千年前的杏干，一直卖到今天。

我有幸一次次地走进老城巴扎。我不买什么东西，也没啥要卖的。我和那些喜欢逛巴扎的维吾尔人一样，只是逛一种闲情。看哪儿人多，热闹，就凑过去。

并不是每个人上巴扎都做生意。

每个巴扎都是一个盛大节日。

女人在巴扎上主要为了展示自己的服饰和美丽，买东西只是个小小的借口。女人买东西，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挑，从街这头到那头，穿过整个巴扎，再转回来，手里才拿着一点点东西。

年轻小伙上巴扎主要看漂亮女人。

没事干的男人，希望在巴扎上碰到一个熟人，握握手，停下来聊半天。再往前走，又遇到一个熟人，再聊半天，一天就过去了。聊高兴时说不定被拉到酒馆里，吃喝一顿。

我到巴扎上什么都看，什么声音都听，遇到新鲜事情就蹲下来仔细打问。我觉得，我比那些在巴扎上收税的戴大盖帽的税务员，更了解这些做小买卖的。一次，我看见几个税务员，从一位卖奥斯曼草的妇女手里，强收了三块钱的工商税。最后，那个妇女收十起卖剩的几小束奥斯曼草，哭着回家去了。

我不知道那个妇女的家庭情况，不知道那三块钱对她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那些卖奥斯曼草的妇女，一天都挣不了三块钱。

当然，巴扎上更多的是热闹，是有意思的事情，我随便写了几件，有兴趣你就看看。就像公驴上巴扎主要不为拉车而是为了看年轻母驴，谁在巴扎上都有自己的兴趣，别人并不十分清楚。

最小的生意

早晨，我走过沙依巴克街时，看见一位维吾尔妇女，面前摆着几小把奥斯曼在卖，几个年轻女人围着挑选，已经卖出去一把，收回来五毛钱。我数了数，她总共有七小把奥斯曼，全卖完能收入三块五毛钱，其中的本钱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她自己种的，或许是两三毛钱一把从别处批发的，守一天卖掉，挣一块多钱。

这还不是最小的生意。离她不远，另一位蒙面妇女，面前摆着拇指粗细的七八把香菜，一把卖两毛钱，菜叶上洒了水，绿莹莹的。看装束是城里妇女，或许从赶集的农民那里，四毛钱买来一把香菜，再分成更小的七八把，摆在街上卖。

下午我转过来时，见她面前还摆两小把香菜，叶子已经蔫了，看样子卖不掉了。街上人已经不多，她挪动着身子，像有收十回家的意思，又抱着一点点希望，等着朝这边走来的几个人。

我大概算了算，她这笔买卖，除掉本钱，最多挣八毛钱，还赚了两小把香菜，够晚上做羊肉揪片子用了。

还有一个卖针线的小女孩，几十根不同大小的针，插在一顶小花帽上，每根针上穿一截不同颜色的线。一根针卖几分钱，一根一根地卖。

我离开巴扎时，看见那个抱了一只歪葫芦，卖一天没卖掉的老汉还坐在墙根。他看上去表情安静，目光平和地望着街上渐渐散去的人，又像望着更远处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他的歪葫芦在夕阳下发着红色艾得兰斯绸的光泽。我知道这种老式葫芦，已经很少见了，知道它香甜味道的人也可能不多了。

明天后天，这只葫芦和这个老汉，还会出现在周边乡镇的巴扎上。下一个礼拜五，说不定他又转回来，坐在这个墙根，还抱着那只歪葫芦。

我没上前去问那只葫芦的价格。我知道不会太贵，三块两块，就买来了。

老式瓜菜

在沙依巴克街的瓜菜市场上，老式的西红柿、甜瓜、土毛桃，矮小的芹菜、萝卜，一筐一筐摆在那里。几十年前我们吃过的那些未经“改良”的瓜菜，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我看到一位农民，筐里放着几个又小又难看的甜瓜。我觉得眼熟，问名字，“克克奇”。我小时自家的菜园里就种过这种叫克克奇的小甜瓜，秧扯的不长，瓜也小小的，一棵秧上结三四个。奇甜，还有一种很浓郁的特殊香味。

那时候，在一些人家的小菜园里，总有几样别人家没有的稀罕瓜菜。都是些古老品种，靠主人一年年地传种下来。我们家的克克奇，就是母亲每年拣最甜最饱满的瓜留下种子，在窗台上晾干，来年再种，可是后来就再见不到了。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年忘记种了。那种特殊的浓郁香甜味，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竟都没有被察觉。

库车这块土地上是否还遗留着一座人类古老的菜园子，我们喜爱的那些在别处早已绝迹的老式瓜果蔬菜全长在那里。

但我知道，那些珍贵的种子，只保存在个别一些农人手里。他们喜爱那些土瓜果，每年在自家菜园种几棵，产量不高，果实也不大，卖不了几个钱。只是自己喜欢那种味道，就一年年地种了下来。如果有一年他们忘记种了，或者，他们仅有的几颗种子叫老鼠偷吃了，一种作物便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我们培育改良的又大又好看的瓜果长满大地。它们高产，生长期短，适合卖钱，却不适合人吃，它把人最喜爱那些味道弄丢掉了。“改良”的结果是，人最终会厌恶土地，它再也长不出人爱吃的东西。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改良成功一种物种，老品种便消失了。没有谁负责为那些老品种留下样种，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人类最初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改良错了，路走绝了，我们从哪里重新开始。

当年政府用高大的关中驴改良库车小毛驴时，就是因为有许多驴户抵制，许多母驴自发反抗，跑到庄稼地和草湖躲藏起来，才会有古老可爱的库车毛驴保留到今天。

但作物不会躲藏，它们只有消失，永远消失。

坎土曼的卖法

那些摆在街边待卖的坎土曼，就像维吾尔人的脸，刃部跟他们的下巴一样尖长。每一只一个样子，整整齐齐摆着。这只被买走了，那只依旧静静待着。它们似乎早就知道自己最终在哪块地里挖卷刃子，所以一点不着急。

卖坎土曼的老人也早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更不着急。坐在摆放整齐的坎土曼后面，双眼微眯。他不吆喝，也不还价。大坎土曼十八块小的十五块，就这个价钱这个货，没啥好商量的。卖掉一只算一只，卖不掉的，傍晚收回家去，第二天又摆在这块地方。他从不挪窝，错过的人有的是时间再回头。钱不够的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把钱凑够。他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等。等到坎土曼生锈，落满沙土。等到那些挑剔的人，转遍全库车的铁器摊铺再回来。等到库车河边的引水大渠，被泥沙淤死。又要新开一条百里长渠了，全县一半劳力投入挖渠，坎土曼又一次派上大用处，供不应求。

他的坎土曼按大、中、小三排，在地上摆成整齐的梯形，卖掉一只，他会从铁匠铺进一只补上，卖得再多梯形也不会残缺。这是他的牌子，几十年不变。那些低头转街的人，只要路过这儿，看见坎土曼摆成的梯形，就知道是他的摊子，价格、货都不用问，想买的挑选一只，钱一付就走，不会有任何变动。

那些卖坎土曼的，没有招牌，没有铺子，就街边一小块空地，东西就地一摆，但每个人都摆卖出一种样子，绝不会有重复。

你看那个大热天戴皮帽子的老汉，他的坎土曼沿街边摆成一长熘子，从小往大排过去，他蹲在尽头，像一只最大号的坎土曼。买货的人从那头挑选过来，好一阵才能走到这头。

那个光头巴郎（男孩）的坎土曼，一只一只插在地上，好像每一只都正在挖土，远远看去有上百只坎土曼在挖那块地。

而另一位白胡子老汉的坎土曼，也是立在地上卖，却全部刃口向上，仿佛干完了活，全都白刃朝天晒太阳呢。

还有的坎土曼挂在墙上卖，像一张张维吾尔人的铁青脸谱。

只要这条街道不变，卖坎土曼人的摊位就不变，每个摊子上坎土曼的摆法更不会变。一个一个巴扎，一年又一年地摆卖下去，就成了这条老街上的名牌摊铺，全库车人都会知道。远在塔里木河边草湖乡的农民，活儿干累了靠在埂子上，边抽莫合烟边摆弄自己的坎土曼：我这把嘛，是在老城“一长熘子”上买的，快得很，一点点泥巴都不沾。我的坎土曼嘛，另一个说，是在“梯形”那里买的，钢硬得很，挖柴火时当镢头一样用，从来不卷刃子。

能变成钱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吃食，冒着香味儿等候那些嘴和肚子。有钱人吃的抓饭、拌面、缸缸肉，没钱人吃的馕、羊杂碎。在以抓饭闻名的乌恰市场，我看见几个妇女卖煮熟的洋芋蛋，两毛钱一个，四毛钱、六毛钱就吃饱肚子——老城的穷人给从乡下来的更穷的人们备下简单实在的廉价食物。

赶一天巴扎不能空着手空着肚子回去。

有数的两筐杏子，一麻袋青菜，价格卖好了能吃一盘素抓饭、两个烤包子，卖不好就只有啃自带的干馕子。收成是可以想到的，一年里只有几样东西变成钱：不多的几棵树上的杏子、一小畦没种好的辣子和西红柿。地里的麦子刚够自己吃，埂子上的几行苞谷，早掰掉煮青棒子吃了。屋后的白杨，长粗还得几年。几只土鸡的蛋，一个个收起来，够不够换茶叶和盐。儿子眼看就长大了，要盖房子娶媳妇。对于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意外的收入。只有可以想到的一些损失：那些杏树中的一两棵，杏花被大风吹远，白长一年。不坐果的杏树，密密麻麻长满叶子，遮阳光、挡风雨，秋天落下来，喂羊喂驴。还有那几亩麦子，种不好了一半是草，种再好也不会有剩余的，总要损一些养活鸟和老鼠，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一年一年，几袋麦子一两只羊，陪伴一家人的日子。父亲老掉了，儿女莫名其妙长大，不会有更多的快乐幸福，但也不会再少。县上的统计报表中，有这些贫困村庄的人均收入，少得不能再少。有没有一份报表，统计这些人的笑声。他们一年能笑多少回，今年和去年的笑声，是否一样多，哪一年人们的笑声减少了。有没有人去问问那些忧郁沉默的人，你怎么不笑，怎么好长时间听不见你的笑声了。有没有人去问那些快乐欢笑的人，你高兴什么呢，有什么高兴事让你一年四季笑个不停。

眉毛的粮食

有一种叫奥斯曼的草，维吾尔人称它为“眉毛的粮食”，据说有生眉养眉的功效。在库车农村，几乎每家房前屋后都种一些，女人们用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久而久之，眉毛便像吸足了养分的庄稼一样，变得乌黑发亮。

这种“眉毛的粮食”学名叫菘蓝，株秆粉红，叶子深绿，种在庭院里既可当花欣赏，又随时随地可采叶描眉。一位妇女，只需种三五株就够一年用了，用不完的拿到巴扎去卖。扎成小束，一束卖五毛钱。城里妇女们的眉毛比乡下妇女更饥渴，她们有的在花盆里种几株，解燃眉之急，更多的要到巴扎去买。老城巴扎的奥斯曼生意经久不衰，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做这种无风险的小生意，靠别人的眉毛挣钱过日子。

冬天眉毛“吃”什么呢。维吾尔妇女在春天花红叶绿之时，便采集大量的奥斯曼鲜叶，用挤压出的叶汁拌以适当羊油，制成不腐不烂的眉膏，以备冬天之用。另一种储存方式是像烟叶一样晒干存放，但涂眉效果不如前者。

在巴扎上，还能买到一种特殊的头油，是用沙枣树的树胶制成的。据说用这种头油抹出的头发又黑又亮，还有股沙枣花的浓香。

维吾尔女子最引人注目的美是那双眼睛，而使眼睛熠熠生辉的则是那两弯令人惊异的浓黑眉毛。眉是五官最上一官，美容先美眉，维吾尔妇女似乎天生就知道这个道理。在库车小巷，常看到三两个维吾尔女人迎面走来，还看不清五官容颜时，便已被她们的浓黑眉毛吸引。待走到跟前，眉毛下又黑又深又大的眼睛，笔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那样的容貌，让人很难移开眼睛，移开了也还会再一次追望上去。

按维吾尔人的古老传说，女孩双眉间距离，决定了日后婚嫁的远近。两条眉毛隔得远的女孩子，一定会嫁到很远的地方。母亲总是希望女儿留在身旁，所以女儿一出生，母亲便用奥斯曼叶汁涂抹她的眉毛，稍大一些，女孩便学会自己用奥斯曼涂抹眉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大的女儿两弯秀眉紧紧相连，嫁去的地方喊一声就能听见。

如今，这种眉毛的粮食已被制成眉笔、眉膏，价格很贵。库车老城的女人们，仍旧喜欢用新鲜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那些自然的东西，机器一加工便变质了。

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我说不出有四个孩子那户人家的穷。他们垒在库车河边的矮小房子，萎缩地挤在同样低矮的一片民舍中间。家里除了土炕上半片烂毡，和炉子上一只黑黑的铁皮茶壶，再什么都没有。没有地、没有果园、没有生意。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几岁，都待在家里。母亲病恹恹的样子，父亲偶尔出去打一阵零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快中午了，那座冷冷的炉子上会做出怎样一顿饭食，他们的粮食在哪里。

我同样说不出坐在街边那个老人的孤独，他叫阿不利孜，是亚哈乡农民。他说自己是挖坎土曼的人，挖了一辈子，现在没劲了。村里把他当“五保户”，每月给一点口粮，也够吃了，但他不愿待在家等死，每个巴扎日他都上老城来。他在老城里有几个“关系户”，隔些日子他便去那些人家走一趟，他们好赖都会给他一些东西：一个馕、几毛钱、一件旧衣服。更多时候他坐在街边，一坐大半天，看街上赶巴扎的人，听他们吆喝、讨价还价。看着看着他瞌睡了，头一歪睡着。他对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不知道，死亡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在动，你不动了。你还能看见他们在动，一直地走动，却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喊醒你。

这个老人把死亡都说出来了，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只有不停地走动。在我没去过的每条街每个巷子里走动。我不认识一个人，又好似全都认识。那些叫阿不都拉、买买提、古丽的人，我不会在另外的地方遇见。他们属于这座老城的陈旧街巷。他们低矮的都快碰头的房子、没打直的土墙、在尘土中慢慢长大却永远高不过尘土的孩子。我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些时，的确心疼着在这种不变的生活中耗掉一生的人们。我知道我比他们生活得要好一些，我的家景看上去比他们富裕。我的孩子穿着漂亮干净的衣服在学校学习，我的妻子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体面工作，她不用为家人的吃穿发愁。

可是，当我坐在街边，啃着买来的一个馕、喝着矿泉水，眼望走动的人群时，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尘土一样多地落在我身上。我什么都不想，有一点饥饿，半个馕就满足了。有些瞌睡，打个盹儿又醒了。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我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在老城的缓慢光阴中老去。我的孩子一样会光着脚，在厚厚的尘土中奔来跳去，她的欢笑一点儿不会比现在少。

我能让这个时刻一直地延长下去吗？

这一刻里我另外的一生仿佛已经开始。我清楚地看见另一种生活中的我自己：眼神忧郁，满脸胡须，背有点驼。名字叫亚生，或者买买提，是个木工，打馕师傅，或者是铁匠，会一门不好不坏的手艺。年轻时靠力气，老了靠技艺。我打的镰刀把多少个夏天的麦子割掉了，可我，每年挣的钱刚够吃饱肚子。

我没有钱让我的女儿上学，没有钱给她买漂亮合身的衣服。她的幸福在哪里我不知道，她长大，我长老。等她长大了还要在这条老街上寻食觅吃，等我长老了我依旧一无所有。

你看，我的腿都跑坏了还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归宿，我的手指都变僵硬了还没挣下一点儿养老的粮食。

我会把手艺传给女儿，教她学打铁，像吐迪家的女铁匠一样，打各种精巧耐用的铁器，挂在墙上等人来买。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这种丁丁当当的生活，不喜欢又能去做什么。如果我什么手艺都没有，我就教她最简单简朴的生活，像巴扎上那些做小买卖的妇女，纱巾蒙面，买一把香菜，分成更小的七八把，一毛钱一把地卖，挣几毛钱算几毛。重要的是我想教会她快乐。我留下贫穷，让她继承；留下苦难，让她承担。我没留下快乐，她要学会自己寻找，在最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快乐，把自己漫长的一生度过。

我不知道这种日子的尽头是什么。我的孩子，没人教她自己学会舞蹈，快乐的舞蹈、忧伤的舞蹈。在土街土巷里跳，在果园葡萄架下跳。没有红地毯也要跳，没有弹拨儿伴奏也要跳。学会唱歌，把快乐唱出来，把忧伤唱出来，唱出祖祖辈辈的梦想。如果我们的幸福不在今生，那它一定会在来世。我会教导我的孩子去信仰。我什么都没留下，如果再不留给她信仰，她靠什么去支撑漫长一生的向往。

如果我死了——不会有什么大事，只是一点小病，我没钱去医治，一直地拖着，小病成大病，早早地把一生结束了。那时我的女儿才有十几岁，像我在果园小巷遇到那个叫古丽莎的女孩一样，她十二岁没有了父亲，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她从那时起辍学打工，学钉箱子。开始每月挣几十块钱，后来挣一百多块，现在她十七岁了，已经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制箱师傅，一家人靠她每月二百五十元到三百元的收入维持生活。

古丽莎长得清秀好看，一双水灵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她这个年龄女孩子少有的忧郁。那个下午，我坐在她身旁，看她熟练地把铜皮包在木箱上，又敲打出各种好看的图案。我听她说家里的事：母亲身体不好，一直待在家，妹妹也辍学了，给人家当保姆。我问一句，古丽莎说一句，我不问她便低着头默默干活，有时抬头看我一眼。我不敢看她的眼睛，那时刻，我就像她早已过世的父亲，羞愧地低着头，看着她一天到晚地干活，小小年纪就累弯了腰，细细的手指变得粗糙。我在心里深深地心疼着她，又面含微笑，像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真的死了，像《古兰经》中说的那样，我会坐在一颗闪亮的星宿上，远远地望着我生活过的地方，望着我在尘土中劳忙的亲人。那时，我应该什么都可以说出来，一切都能够说清楚。可是，那些来自天上的声音，又是多么的遥远模煳。

暮世旧城

一座暮世旧城。

那个九十七岁的老父亲阿不都拉·斯麻依，活到儿子死了，第五个老伴归西，祖传的一小片果园荒在河滩上，枝老根枯，树梢稀疏的一些果子，早熟了，他已没有伸手的力气。他或许在等一阵风，我不知道他等待的那阵风里，他和那些熟透的果子，谁先被摇落。我坐在这个老人身旁，原想听他讲讲身世，后来却突然地沉默了——他的一生全摆在这里。一个人的全部时光都到齐了，他不用再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用问，就像坐在晚年的自己身旁，心里清清楚楚的，对着一张多年后自己也会长成的沧桑老脸，无悲无喜。

那个八十九岁的老母亲吐拉汗，她在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丈夫早早地去世了，五个孩子都没成年便夭折，剩下她一个人。早年身体好的时候，帮人家打馕，洗衣服，挣点饭钱。她原是库车老城人，1963年被下放到乡下，回来便啥也没有了：户口、房子、工作。她只好在别人的屋檐下生活，这儿住半年，那儿呆一个冬天。前几年民政部门给了她一间小房子，还给了一块毡子和一个铁炉，这几年就啥也没有了，她只有靠乞讨过日子。吐拉汗穿一身旧衣服，收十得整齐干净，苍白平和的面容上依旧能看出年轻时的端庄美丽。当她说她在世上已没有一个亲人时，我突然感到人世的荒凉与陌生。

在老城阿斯坦街的大麻扎（墓地）旁，我遇到五六个年近百岁的孤寡老人。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们早早地坐在路边，等候上麻扎的人们。这是伊斯兰教民拜念亡人的日子，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便会听见毛驴车的声音，前往拜祭的人们源源不断地走向麻扎。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家人。毛驴车停在路边，阿斯坦街的路边放着许多木头，供坐人和拴毛驴车。上麻扎的人拿着铁锨和食物，给亲人的麻扎上松松土，撒一些食物喂鸟。每个星期四五，远远近近的鸟集合到麻扎地。麻扎旁有几棵筑满鸟窠的高大榆树，麻扎地没树的地方插着高高的树杆树枝供鸟落脚。鸟是往来于天地间的信使，把生者的祈祷带上天国，又把逝者的祝福捎回大地。

守候在麻扎旁的这些乞丐、穷人们，他们守着生死之间那条黄土路，眼睛盯着通向老城的巷子，在对死者的祈祷中等候前来的生者。死者的遗产中有一半是留给穷人的，麻扎是这些穷人的庄稼地。只要有人上麻扎，他们总会有所收获：一碗抓饭、几个包子、半块馕，幸运时还会得到一些散钱。

不断有人埋进麻扎，城南的大麻扎已经拥挤不堪，墓挨着墓，几乎看不见一小块空地，却还是有死者不断地挤进去。

在阿斯坦巷的大麻扎旁，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和那几个老乞丐坐在一起，她不是来乞讨的，她在守丈夫的墓。她和丈夫住在邻近的新河县，一个月前，丈夫得病去世，在新河找不到合适的墓地。正好她的母亲住在库车老城，便把丈夫埋进这片麻扎里。可是，老城人不愿意，非要让她把死者迁出去。都入土一个多月了，他们还让她迁出去。她不放心，每个星期四五到麻扎旁看守，有时，她也能和那几个老人一样得到一点儿施舍。

我也和他们一样得到过一次施舍。

有几个礼拜五，我跑到麻扎旁，跟那几个年老的乞丐坐在一起。他们都认识我了，挪挪身腾出点儿地方，让我坐在木头上。我的朋友塔尤木给我做翻译，我跟他们谈家长，问身世。有时啥也不说，一人递一支烟，边抽边看路上行人，看上麻扎的人在那里用锨松土，撒麦子喂鸟。鸟一群一群，在麻扎上起起落落。除了鸟叫，整个麻扎一片肃静。跪着叩拜祈祷的人肃寂无声，拴在路旁的毛驴一声不响。那些乞丐更是默不做声，每人面前铺一块手帕，用土块压住四个角，等候过往的好心人往上面放钱和食物。

有一次，一位看上去很富贵的中年妇女，上完麻扎挨个儿地给那些老人施舍，一人五角钱，到我面前时，也递给我一张，我赶紧双手接住，心里涌动着说不出的感激。

守在麻扎旁那些年愈百岁的老人们知道，库车城又该亡哪一茬人了。麦子割掉了，又该掰苞谷。一茬人与一茬人之间，似乎有一段空闲日子。趁着苞谷还青，死神在收割过的广袤田野十捡麦穗，总有十不干净的，总有漏割的，一撮两撮，隐没在田地尽头，地老天荒地一直活到儿子死了，孙子辈开始下世，活到世上再没有一个亲人。

一茬人死到高潮时，会接二连三地有人离去，阿訇们忙不过来。清真寺一天五次的礼拜声叫唤着人的魂灵。不时有戴白帽、缠白腰布的人走在巷子（类似汉族人披麻戴孝）。清真寺前的塔吾提（灵架）摆成一排，上盖白布，等待阿訇念经致悼词。

听说同一天去清真寺举行葬礼的死者越多便越吉利。我不太明白，只是站在清真寺对面的库车河桥头，静静观望。维吾尔族人的婚礼汉族人可以参加，他们的葬礼，非同教人绝对不可介入。你可以分享他们的幸福快乐，而他们的死亡，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秘密去向。

我的翻译库尔班说，阿訇正念的这位死者，刚四十岁，阿訇在介绍他的生平功绩，并乞求真主保佑，祝愿死者安息。葬礼结束后，死者将被亲人抬到热斯坦街大麻扎入葬。墓坑早挖好了，缠裹白布的遗体放入洞穴，头西脚东，面朝“克尔白天房”。然后用土块堵死洞穴口，再埋土填坑，一个人在俗世的行程就算到头了，奔赴真主的道路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就是那些乞丐们盼望的好日子——人死后的第三天、第七天、第四十天和周年举行的乃孜尔，一个灵魂升天了，留在地上的人们做些悼念的事。

库车城开始死四十岁的人了。我心里一惊，我也四十岁了。我生活的那座城市，人们活得忘掉了死亡。没有隆重的葬礼，看不见坟墓。谁家死了人，来一些亲戚朋友，静悄悄地拉到火葬场烧了。不管三天、七天、四十天，都无坟可上。死亡的迹象消失了，生与死成了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

库车老城的生死是连为一体的。清真寺里时常有死者的葬礼，每一位死者都会被抬到清真寺，由阿訇做最后的祷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又去了。死的人越多，在真主那里，我们的人就越多。他们也像我们悼念他们一样，念记着还在世间的我们。

住在热斯坦大麻扎旁的人们，夜里听见死者侧身的声音，听见骨节脱落的声音，听见墓穴的土塌落，已经无惊无奇。只要一睡下，便能感到与世世代代的先人们躺在一起，什么叫活，什么叫死呀。

跟那些老人坐在一起，我仿佛有了跟他们一样的心境与身世。仿佛我坐在自己的老年岁月里，突然地，知道人生是这样一种结局。自己的这一天在我还没走到暮年时，已经开始。

我看见从热斯坦铺满尘土的巷子走来的抱着婴儿的妇女神情忧郁，走在她身旁的女孩也一样忧郁的眼神，仿佛快乐在千百年前就已消尽，仿佛欢笑是前世花朵。她们刚从巴扎上回来，走过我身边时目不斜视，沉默无语，抱在妇女怀中的婴儿像一个小小玩具。她们穿过几摞木头堆集的巷子，穿过麻扎旁一棵古榆的浓黑树阴，走过我买过一包雪莲烟的小商店，再经过麻扎中间那条土路，然后走出老城。麻扎尽头是一个低矮的只看见白杨树梢的村子，她的家或许就在那个村庄里。她的孩子在这样来回的穿行中长大，她渐渐老去，活到她的儿子老去，走在她身边的女孩离开人世，活到她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到那时她的钱和精力早已耗尽，她会坐到麻扎旁那些孤独的老人中间。

也许不会。她的孩子在树丛和麻扎旁玩耍着长大，学一门打铁或铜匠手艺，丁丁当当敲打一辈子。或者赶一辆驴车，在这些尘土小巷子里，来来去去地走完一生。那将很漫长。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和贫穷痛苦，会在那样漫长的时光里，一点点地到来，到齐。

我一直看着她们消失在麻扎那边，我接着和那几个老人聊天。也许，坐在路旁的这几个老年人，让那些打铁的、赶毛驴车走路的人们，早早看见了人生暮年的光景。他们是终点，是歪斜在人生尽头的枯树桩子。从那个年轻妇女怀中的婴儿开始，不论跑多快、多远，最后都到达这里。

一半是麻扎，一半是民居的龟兹老城，死者生者，在同一块珍贵土地上，互不相让又相融如一。时间就是这样往前推移，过去的一百年，一城人离去，另一城人入住其中。

一代人一过，天上会落一层土，把该埋的埋掉一些。下一茬人在尘土上过生活，不必知道脚下踩着什么。树往高长，果实结在枝头。一百年里落下的土，有三尺厚，够麦子扎根，够让土豆和胡萝卜埋牢果实。除了埋人，人不轻易往更深处挖土，那是老城死去的部分，已经成为根。

章诒和作品

章诒和，安徽桐城人，生于重庆，居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已退休。2002年至今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样事和谁细讲》《刘氏女》《杨氏女》等作品。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伶人往事》授奖词‖

（2013年5月）

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写了八位京剧大师的前尘往事。作者用感性饱满的笔触和近似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戏剧大师们也难以把握的戏剧人生；通过他们的坎坷遭遇、独守正直与良善的高贵品格，渲染了一幅幅美丽悲情的时代云烟。作品文字诗意辞达，在尖锐愤懑中，又不失优柔善意，展现了作者强大的历史洞察力、语言表现力和积极介入姿态。这是一部关于现代京剧史、社会人文史，以及思想政治史的切肤记忆，是在场批判的范例。

章诒和答谢词‖

（2013年5月）

作品从来是由时间评判的。任何奖项都是一时的，甚至是瞬间的。何况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没有满意过。但我对在场主义散文奖的组委会，评委和广大读者，心存感激。“休嫌一片瓦，珍重值千金。”

手书言谢，益觉抱惭，再谢！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

——马连良往事

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故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况且，耳目声色之消闲愉悦，是阅读思辨所不可替代的、另一个美的世界。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请多栽培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内地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待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1951年10月1日，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1952年7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马连良。那么善于表演的大角儿，见了总理竟非常紧张。握手以后，就连忙说：“我非常抱歉，回来晚了一点儿。”

周恩来说：“不晚，不晚，早晚一样。你既然回来了，我们是欢迎的。”

“这次回来，还得请总理栽培！”这句话把周恩来逗笑了。

“你是个艺术家嘛，已经有了成就，我怎么栽培你呢？”周恩来看出他的局促，便说：“你们随便跳跳舞，愿意唱，就唱唱。”

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马连良可啥也没听出来，站在一边的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干脆把话挑明了：“总理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兴趣表演一段。”

马连良唱了一段《八大锤》。接着，齐燕铭对跟随他的琴师李慕良说：“总理希望你单独拉一段《夜深沉》，看你同意不同意？”

李慕良说：“我当然同意，就是没人击鼓。”

马连良说：“我来！我来打鼓！”

整个晚上，深感荣幸的马连良比谁都高兴。

马连良的戏，真的很好看

梨园这一行的人，都以科班为荣耀。不入科班的，甚至不能算门里出身。其重要性，好比仕途的科甲、和尚的受戒。科班的长处有三：一是管理严格，二是学的东西多，三是有名师亲授。现在常用“文武昆乱不挡”称赞一个好演员，其实只有科班出身的人才能如此。马连良是“富连成”科班第二科的学生，八岁进科班，十五岁满科，后又效力两年。十七岁组班赴福州，十八岁返京，再被“富连成”邀请回班演出。他在科班学习的时间，恐怕是最久的了。据说十岁那年，忽患惊风的病症，马的父亲西园先生赶到科班，准备接儿子回家。班主叶春善先生不许，说：“孩子患病，科班有责，当由我们请医看病。再说把个孩子搬来搬去也不相宜。”马连良的两位老师萧长华、蔡荣贵也在旁劝说。马西园只好回家，不久儿子的病很快治愈。对此马连良是永志不忘的，且与“富连成”有着一种乳燕怀巢的感情。(1)

马连良父亲原是个推车叫卖的小商贩，卖的都是北京风味的回民小吃，比如酱牛肉、黄麺切糕。他干净整洁，一身平整的裤褂，腰扎白布围裙，脚上穿白色布袜和一双皂鞋。人们对所卖吃食也放心。加之为人和蔼，公平交易。虽说是小本利微，却也能维持一家人的清苦生活。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马连良。一家人住在西单辟柴胡同里的几间土坯房。父亲看出儿子将来必有出息，便对他说：“你要是好儿子，就长志气好好学戏。如果将来成个角儿，就能挣大钱。到那时我也没旁的指望，只是指望你把咱家对门儿的那所状元府买过来。能办到这件事，也算你小子给咱家光宗耀祖了。”

马连良一句话没说，但把父亲心愿牢牢记下。打这时起他暗自使劲儿，终于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出科不久即独自挑班，果然一举成名，红遍全国。后来，他真的实现了父亲的心愿，买下那所状元府。说起这所状元府，那是挺讲究的。一个三套院还带后花园。马连良把老人安顿在后院正房，自己住中院正房，东屋是饭厅，西厢房是个过厅。四周的其他房间供厨师、女佣、听差们住。

他是好学的一个艺人。一次，他向文人薛观澜先生问一字。薛先生正告之，他即向薛观澜下跪，说：“自恨幼年失学，倒仓时期又不利用其时补充学识，后悔莫及！”其实，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陈彦衡先生曾这样评说他的嗓子：“现在的老生，论嗓子都不如他。如余叔岩的嗓子干，（言）菊朋窄，（谭）富英的嗓子宽亮，但用气方法不如连良。”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他演熟戏，也是每戏必排；上场前，连龙套的服装也严加检视，务使一台无二戏，做到人人尽职，处处妥当。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妆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有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2)

我曾和父亲在怀仁堂一起看过马连良的《游龙戏凤》。同行说，别人扮演的永乐帝像流氓，他扮演的永乐才像皇帝。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马连良还在《胭脂宝褶》《遇龙封官》等剧里扮演朱棣。为演好这些明代的皇上，单在服饰上，马连良就下足了功夫。他参照明陵中出土的帝王画像的服装加以美化、提炼，设计出一种叫“箭衣蟒”的新型服装，借以突显皇帝的气质和风度。他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在传统服饰上有所创新的造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曾用剧照制成一幅一米多高的银质彩绘画像。画像里的永乐帝二目侧视，右手理髯，左手扶剑，身姿挺拔，气质华贵。它一直陈设在马连良家中。马连良在戏曲人物服饰上所取得的成就，真是来之不易。他自己掏钱在北京珠市口草市胡同兴建了“长顺兴”戏衣庄。这个戏衣作坊成了改革戏曲服装的试验场所。马连良的戏衣多是自己选料、自己定色、自己出样，再经反复印染、绣制，由“长顺兴”出品。这样的戏装能不好看吗？

1930年，在北平第一舞台有一次为江西水灾义演，这是名伶大合作戏。已不大登台的余叔岩提出和杨小楼合演《阳平关》。于是，主办人请马连良在前面唱《定军山》。两出都是谭派代表剧目，戏里都要动刀动枪。当时的马连良三十来岁，从未与须生泰斗余叔岩同过台。自己能否唱好？他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为此，那天晚上他特地到离剧场较近的一个同行家里睡足了觉，然后去剧场。这场演出，北平所有的老生演员几乎都到齐了。他们有的在台下看，有的后台看，还有的干脆站在台上看。演出轰动了古都，人们说：“以前，光看到余先生漂亮，没想到马先生也这么漂亮！”

后来，有一次余叔岩偕学生路过庆乐（戏）园，指着门口的马连良的广告牌说：“你们将来谁也胜不过他。”可见，马连良的表演是被观众和业内所一致公认。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没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在“扶风社”里供职，他还要求所有人员着装整洁——冬天穿黑色长袍，夏季浅灰色大褂，秋天换成蓝色的，春季穿紫缎长袍，一律露白色袖口。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实时签下合同。一次在北京演《一捧雪》，剧中有个老旦的角色，戏虽不多，但马连良要请名老旦李多奎。那时因李多奎不在马连良的班社，故单请他要花上四十大洋，且由私人开支。马连良坚持这样做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

饮　食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夜宵。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如有演出，与他同台的演员和乐师在散戏之后，也必受邀到马连良家里吃夜宵。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聊。说说当晚演出的情况，议议第二天演出的戏码。所以，像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艺人，演出后的宵夜是吃饭，可又不仅仅是吃饭。

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1963年，北京京剧团到香港演出，因为他是回民，饮食也格外讲究，彭真特别批准他带着自己的厨子一同赴港。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跶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盅鲍鱼汤。

来我家做客

马连良来我家做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冲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作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柏枝。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吗用的？”

“烤鸭。”

用果木烤，再用柏枝熏。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嵴、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马连良还好金石颖拓，常以朱砂书篆字赠人。他也能画两笔，多以淡墨写兰蕙、芭蕉。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炧，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

仁义礼智信，是他的道德信条，也是他的行为准则。对苦心培养自己的师长，马连良即使成了名，也始终惦念在心。民国22年（1933年），他正在湖北演出。当听到叶春善因患中风而导致半身不遂的消息后焦急万分，特地买了一根价格昂贵的硬木拐杖，请人刻上“百寿图”。返回京城，他就坐着自己的小卧车去探望。车还没到胡同口，马连良就让司机把车停下，一手提着营养食品，一手拿着拐杖，徒步而行。临近家门，又叮嘱司机：“不论我什么时候出来，你都在这儿等着，千万别按喇叭。虽说师傅知道我有了车，可我说什么也不能在叶家门口摆谱儿呀。”

叶春善见了马连良特别高兴，颤颤巍巍地起身，请他坐下。见此情状，马连良急忙走过来搀扶着叶春善，说：“您快请坐，在您面前可没我的座儿。我跟您说话儿，还是习惯站着呀。”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邻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宝荣到中国大戏院给马连良送信。

“你是马连良的弟弟。”那警察问。

他点点头。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3)，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1937年尚小云到上海，一次演出《乾坤福寿镜》，饰梅俊的李宝魁因事来不了。为了救急，管事的就让宋遇春顶替，可当时他不会。而同住一个饭店的马连良恰好来到后台，他对宋说：“不要紧，这梅俊是我第一个傍尚老板唱的。来，我给你说说，就凭你，一学就会。”戏演下来，尚小云既夸奖宋遇春，更感谢马连良。(4)

马连良的生日是在农历正月十日。1950年，他在香港过五十岁生日。其后便迁居铜锣湾摩顿台，每月房租港币一千元。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开支。这年的夏秋之交，杨宝森来港学出。马连良特地在跑马地颜同俱乐部设筵三席，欢晏杨宝忠、杨宝森昆仲。那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他说：“礼不可废！”

小翠花是花旦，与四大名旦齐名而独树一帜，擅长表演风流泼辣的角色，自九岁登场，四十年没离开过舞台。1949年后，废除跷功，他的一部分戏不能上演。文化部宣布一批禁戏，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剧目。戏改中的清规戒律，更使他胆战心寒。觉得演这个是丑化了工农，唱那个是侮辱了妇女。于是，什么戏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戏班——永和班。后深居简出，索性连功也不练了。1956年，上边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戏曲界开始挖掘整理传统戏，像《四郎探母》等禁戏也开始恢复演出。小翠花先后演了《一匹布》等几个小戏，大受欢迎。他兴奋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现在还能演的大戏有十来个，小戏近二十个。这样，他希望重新组班，再现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请求。文化局则要他先造个组班的册子。没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处。他也不能“挖角”。这个情况被马连良得知后，立即邀请他参加北京京剧团。当然，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事情也就没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里明白“没有下文”的责任不在马团长。他已经很感激这份情谊了。

1958年，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四十五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调到剧团，他对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才，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煳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这么好听的名字。是干吗的？”

“是唱京戏的。”

“太好啦！”我不禁欢呼起来，遂又问：“她为什么来咱们家？”

“找你父亲。”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洪秘书说：“当然是有事才来。”

“什么事？”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主客二人从大客厅出来。父亲对那罗女士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人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直乐。

短　处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听说这类事后，很奇怪，问母亲：“听说抽大烟能上瘾。什么叫‘瘾’呀？”

母亲说：“鸦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吗啡。吗啡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一旦占据了人脑，就能产生轻松解放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一生都无法忘记。所以，有了瘾，就有了病，终身不愈。”

“戒得掉吗？”

“戒不掉。”

“为什么？”

母亲犹豫片刻，说：“从医学角度看，现在还没有答案。”母亲还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但收效不大。

毒品是情绪的润滑剂。无论你有多大压力，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管体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抽上两口或扎上一针，一切都消失了。刚才还无精打采，瞬间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戏班里“抽”的演员也怂恿他前往，思前想后还是去了。除了他以外，也有其他伶人去东北唱戏，但谁也没有马老板的名气大。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铆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包袱，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

1953年10月，贺龙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八个分团，四千多个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尽在其内。很想投入新政权的马连良闻讯后，主动要求赴朝慰问演出。齐燕铭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马连良第一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

一天，他们在朝鲜战地的露天剧场演出。秋末黄昏来得总是很快，太阳早就落进了西山。裹着浓重凉意的山岚，渐渐地和夜色混合在一起。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在营房外面散步，一阵胡琴声音清晰可辨。他俩寻声而去，操琴的竟是两个炊事兵，一个姓牟，一个姓王。短暂的宁静、熟悉的旋律与士兵的悠然，激发了他们在大自然怀抱里清歌的热情，也许他们今后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奇异场景和奇特感受了。很快，临时组织了一个清唱晚会，由这两个部队炊事员操琴。马连良最积极，唱了两段，先唱《马鞍山》，后唱《三娘教子》。周信芳唱《四进士》，老舍唱《钓金龟》，高元钧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最后是梅兰芳的《玉堂春》。听者，忘了自己是战士；歌者，忘了自己是演员。后来，他们又在平壤牡丹峰的露天广场演出。所有的演员里面穿着行头，外面披着棉大衣，坐在戏箱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出场。那一个晚上，连演七出戏。它们依次是：袁金凯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牛》、黄元庆的《狮子楼》、周信芳的《追韩信》、程砚秋的《刺汤》、马连良的《借东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后来，梅兰芳曾把这次演出的几张剧照，送给父亲。照片的质量不大好，但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马连良没有能懂得“赴朝慰问”的伟大政治意义，在回国后慰问解放军的演出中，竟要求每场一千零七十万（旧币，折今一千零七十元）的报酬。

在“讨价还价”中，有人提醒地说：“这是慰问演出。”于是，他和剧团答应每场减七十万（旧币，折今七十元）。

又有人再次提醒地说：“别的剧团只收演出费。”于是，他和剧团决定每场再减五十万（旧币，折今五十元）。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马连良是按照梨园夙习、戏班规矩行事。是呀，即使给皇上唱，那也得“赏”下来，而且“赏”得不少。但“你给最可爱的人演出还要钱？！”这一下引起了震怒和众怒。一个外国人讲：“艺人要比一般人懂得少。”而对于中国的政治，马连良恐怕比与之同行的梅兰芳、周信芳懂得更少。当时的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有工资，还另有演出收入。周信芳是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马连良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按说，有所开支的民间剧团收取酬劳，都应视为合理。但是上边与革命群众不能容忍的是马连良索要与自己名声相匹配的价格！价格的背后是态度。价格越高，态度就越差。什么人敢把个人和艺术摆放在革命政府、正义事业、神圣战争之上？错的当然是马连良。他先是在剧团做检查，后在《戏剧报》发表了自我检讨性质的文章(5)，公开向解放军同志表示歉意，并向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艺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等人都成为代表。马连良为什么没有当选，他心里清楚，父亲心里也明白。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马连良通过与父亲、吴晗的往来，开始接触民盟。那时的吴晗是有职有权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这在民主人士中也是少有的。一天晚上，吴晗来我家谈民盟的事情，父亲对吴晗说：“马连良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盟员？以盟员身份在北京市政协担任委员。你要不要找彭真谈谈？”吴晗点了点头，并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马连良的政治表现成为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汇报内容，并不止一次地层层汇报上去。彭真终于忍不住了，在1955年1月23日举行的中共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就专门讲了马连良。他说：“快过年了，大家要看戏，再讲讲看戏。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九百多万元（旧币，折今币900元）不干，非要一千多万（旧币，折今币1000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据说已经六十多岁了，大概也不是少年队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对马连良有点意见的大概是戏迷，对他有兴趣，这是一；第二马连良戏唱得好，卖座，群众多花几个钱，也愿意看他的戏，我们管这个干什么。我看宣传部的参考材料里，大可不必把马连良演戏要钱要得多的例子写在里面。这样做就是因为没有了解实际。这些人在旧社会生活很特殊，现在解放才几年，思想就能那样共产主义化么？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我在北京市文代会上就讲过，宣传部管戏剧就是管思想，只要思想上不反动，没有害就准演。至于说无利，打扑克有什么利？只要娱乐就有利了。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人家演来演去只好演那几个戏，人家就不满意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有好多人不按实际办事。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这有点兴趣主义，抓到哪里就搞到哪里。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

戏班要国营

五十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变化是体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和艺人的命运。

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间职业剧团，它是由从前的业主班转换而成的共和班，其性质仍属民营。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也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的都拿上了工资。瞅着这番既光荣又实惠的景致，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于是，纷纷要求剧团改“国营”。很快，要求变成了呼声。“国营”二字简直成了可羡慕的归属，可炫耀的身份。

浪漫的艺人台下又都很现实。别说是跑龙套的想“国营”，角儿们也跟着动心。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

谁承想随便一句问话，正好捅到心窝子。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煳煳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

人家到底是角儿，事情应付了过去。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那时，官方也希望民间职业剧团改为国营。一份由北京市文化行政机关草拟的建议把民间剧团改为国营的陈述报告里把原因归纳为两条。一是出于政治因素，认为“戏曲和其他文学事业一样，不应成为私人营业性事业，它是一种思想武器。戏曲过去在人民中起过移风易俗、影响人民思想意识的作用，今后还会发生这种作用，特别由于戏曲艺术具有受人民喜爱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因而宣传的力量很大。专业戏曲团体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的国家剧团，使它更好的成为教育人民的工具”。另一个原因，则是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如果将一部分有保障的剧团改为国营，剧团本身即可以供给管理干部的开支，即可解决干部编制问题。”别看只有一句话，它可是太重要了。用演员养干部多方便呀！况且，一个名演员能养这么许多干部，也真是太管用了。

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成了风，就变得可怕。在一片“国营”浪潮中，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大小角儿们，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发出了“热烈响应”与“强烈要求”的政治呼声。尚小云剧团和燕鸣京剧团递上要求“国营”的申请书；新兴京剧团清点了物资，准备移交；鸣华京剧团梁益鸣把自己的戏箱捐给剧团，静待“国营”；几个评剧团及天桥地摊儿联合，急切要求合并。艺人们既是兴奋也是不安地等候上边发出“国营”的指示。一个擅演“粉戏”的女演员，激动地说：“我们要求国营不是向国家要钱，而是希望政府派人帮助我们办好剧团，加强政治学习，有机会参加一些运动，如‘三反’、‘肃反’，以更快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意识。”

在这样一个革命形势下，北京市文化部门的领导认为第一步“需要走合作道路”。这样，在“剧团自愿原则下”，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协助马连良剧团和市京剧二团（谭富英、裘盛戎）合并，成立了北京京剧团。”文化官员还告诉艺人，特别是告诉马连良这样的角儿：将来即使“国营”，也并不等于全盘包下来，依然是自给自足，按劳取酬，对艺人私有财产会采取定息的办法，也暂不改变原有的各项制度和工资份额——显然，采取这些做法是力图避免让松散自由惯了艺人感到“国营”以后处处不方便。当然，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是很现实的。

戏曲要改革

这一年的春夏，官方宣布实施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它不仅被民主党派认为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被艺人们视为最美的季节。前者叫好，是因为觉得当局在广开言路，因为说话是文人的本能。后者叫好，是认为官方要拓宽戏路，开放剧目。唱戏是艺人的饭碗，也是他们唯一的赖以生存的资源。戏路的宽与窄，剧目的多与少，意味着他们生存资源的厚与薄。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戏曲剧目的管理，始终紧紧围绕着戏曲改革运动（简称“戏改”）而上起下伏，左摇右晃。

三月，刘少奇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上说“戏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又说：“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改编……改得不要过分，不要过早地改。”他还特别关照京剧改革，说：“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要轻视，不能乱改。”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那时，戏剧界的形势十分严重。戏曲剧目贫乏，上座率低，剧场经营困难，演员生活无法保障。以北京市为例，原有的京（剧）评（剧）传统剧目据粗略统计就有一千二百多出。但1955年经常上演的京剧只有七十四出，评剧五十八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北京市文化部门专门开会研究戏曲剧目少、上座率低的情况及原因。会后提交上级的报告这样写道：“狭隘要求戏曲剧目的人民性和教育意义，致使剧团演员为了怕批评、而不得不演几出‘保险’戏。我们的戏改（指戏曲改革）干部也受了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支持了这些不正确看法，对上演剧目轻易予以否定，也是造成剧目贫乏的原因之一。例如，裘盛戎曾排演过《铡包勉》，当时文化处戏曲科的科长杨毓珉认为舞台上当场开铡，形象恶劣，于是这出戏以后就没再演过。新兴剧团演过《苏秦》，戏曲科的一个干部认为这出戏歌颂苏秦这一知识分子的向上爬思想，在《新民报》上写了一篇标题为‘《苏秦》是一出坏戏’的文章，剧团看后即刻停演。”

6月1日—1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六十多个代表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改编工作。大会选择了《四郎探母》《连环套》《一捧雪》《大登殿》《乌盆记》《宁武关》六个剧目进行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文化部门的工作干部对戏曲事业必须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去领导，要积极树立自由创造的艺术空气，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6月27日，文化部负责人就丰富戏曲上演剧目问题向新华社发表谈话，以“清官”和“鬼魂”为例，认为“包公、况钟都是可以肯定的正面人物”；而“焦桂英、李慧娘完全可以在今天的舞台上出现”。为配合会议，北京市文化局组织内部观摩，演出了《祥梅寺》《打樱桃》等许久不曾演出的剧目。搞这样的演出，张伯驹是最积极的一个。演出即示范，人们眼界大开，并意识到现在的演出剧目，真的很贫乏。一位业内人士撰文直呼“应该反对那些清规戒律；反对各种明的、暗的‘艺人自动’式的禁演办法；反对因一肢而废全身的粗暴否定的态度，要大力发展剧目生产，发掘各剧种的固有剧目”(6)。

7月，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为丰富上演剧目，又选择了一批内容虽有缺点，但艺术性较强的剧目，先后举办了六场试演晚会。其中的剧目有：《王宝钏》《连环套》《一捧雪》《四郎探母》《恶虎村》《落马湖》《战宛城》《青石山》《一匹布》《走雪山》《梅龙镇》等共十八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有：马连良、张君秋、小翠花、杨宝森、侯喜瑞、孙毓坤、马富禄、李万春、奚啸伯等。

社会在发出扩大戏曲剧目呼声的同时，也发出了关心艺人生活的呼吁。比如，史学家翦伯赞随全国人大视察小组到湖南视察。在省里召集的座谈会上，他谈到湖南地方戏艺人情况，激动地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翦伯赞认为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这三个矛盾都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翦伯赞的讲话，引起了上边的重视。《戏剧报》刊登了《关心艺人的生活，尊重艺人的劳动》的专论以及“保护女艺人和她们的孩子”、“认真抢救遗产”等文章。内中，透露了戏曲艺人生活和民间职业剧团的处境。不仅各地方的文化机关可以随便指挥他们，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粮食机关以至民兵都可以白看戏或随便来干涉剧团和艺人。如果剧团稍微做得不周到，马上就要横祸飞来。

田汉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地方视察后，发表了《关心艺人生活》一文，社会反响强烈。周恩来特批五百万救济金，并免娱乐税两年。田汉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了戏曲工作方面和有关戏曲艺人生活福利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决定创办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同时，创办“剧人之家”。

北京市为了更好地关心艺人，专门开了一个会。会上，确立了文化局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其中，京剧演员十八名。他们是：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尚小云、荀慧生、吴素秋、赵燕侠、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孙毓坤、姜妙香、裘盛戎、侯喜瑞、马富禄、李多奎、孙甫亭、郝寿臣。

这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京剧彩色电影《群英会》《借东风》。演员有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等。

这一年的年底（1956年12月25日），马连良向民盟北京市委递交了入盟的申请表。两天后，即被批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一九五七·鸣放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中，人们进入了1957年。像田汉、翦伯赞这样的大人物都在为戏曲打抱不平了，像《戏剧报》这样的刊物都在为自己说话了，业内人士怎能不兴奋？那些肚子里有玩意儿的名演员，就不只是兴奋，他们从心底生发出一股冲动——诉说的冲动，表达的冲动，登台的冲动。农历春节前，这些角儿们为筹备福利基金会，救济贫苦同业，举行联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场，其中有马连良、张君秋、萧长华、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马富禄合演的《一匹布》，李万春等合演的《八蜡庙》。

为了保存住戏曲宝贵遗产，马连良、郝寿臣、刘砚芳、程玉菁、小翠花、李万春、赵桐珊、王连平、毛世来等京剧艺人还把所藏之秘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从二月份开始，北京戏曲编导委员会根据这些藏本，着手编辑《京剧汇编》，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1962年4月，共出版了九十四集。

3月，马连良率领北京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经父亲给湖北民盟省委负责人马哲民打招呼，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邀集了高百岁、陈鹤峰等一百余人，举行座谈会，欢迎来自北京的马连良、马富禄。民盟举办的座谈会，场面大，规格高，发言的水平也高。不仅有同行出席，还有知识界和政界人士，这给马连良挣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马连良一打听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钧的关照，他特地登门道谢。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与会者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会议用了三天半的时间进行大会发言。共有六十一个人登台讲话。其中，曲艺界的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意见。李万春反映在戏曲剧团工作上，存在“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现象。他说：“国家剧团收罗大批人才，编演新戏是他们的专利品，但优秀演员一年到头不演戏。对国营剧团补助多、宣传多。庞大的开支是靠国家养着。”李万春还觉得政府对民间职业剧团重视不够，舆论界也不怎么介绍。“小剧团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和劳动，才凑出一笔广告费。结果，广告往往被放在‘寻人’或‘启事’栏内。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责也受得多。所以，演员每演一出戏，都要捏着一把汗。”发言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我的意思决不是把大剧团（国家剧团）和小剧团（民间职业剧团）对立起来。我主张在组织上可以分大小，在艺术活动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剧团可以互相往来，互相支持。”——李万春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会议的主办者和与会者，一致认为李万春的发言很好。《北京日报》在4月18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题目就叫《重大轻小、重公轻私》。会议的最后，彭真到会讲话，他说：“怕放、怕鸣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台下听众两千八百名，个个热血沸腾。

4月10日至24日，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闭幕式上讲话，他指出：“对人民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准有美，不准有丑是不合辩证法规律的，没有丑，哪里有美？”他着重分析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的祸害，并反对禁戏。

5月11日，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叶盛兰、叶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京剧界座谈会上，揭露中国京剧院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干预艺术创造，机构庞大，演员“窝工”等现象。

5月17日，文化部开放全部禁演剧目，属于京剧的，有十七出。(7)随即小翠花公演了他的拿手戏《马思远》，吴素秋演出了《纺棉花》。同日，《戏剧报》邀集了中国京剧院一部分演员举行座谈会。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没有戏演的苦闷。武旦演员李金鸿说：“其实，我对完全废除踩跷是有意见的，就是不敢讲。”黄玉华说：“京剧院三个团有一百七十个演员，可是行政干部却有几百个，多出演员两倍，这样就是把演员累死了，也企业化不了。”

也就在这个5月，父亲、黄琪翔和李伯球三个人商量好，决定在北京市的医药卫生、工程技术、文教、农业、文艺方面，后来又加了京剧界，共六个方面召开农工民主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京剧界座谈会是以三叶三李（即叶恭绰、叶盛兰、叶盛长，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的名义邀请的。先后于6月5日、13日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和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积极的母亲一再动员大家要敢于提意见。说：“不要怕打击报复，民主党派可以给你们撑腰。”热情的父亲则主动叫司机用自己的小轿车去接送名演员。座谈会开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饭店请客。那日父亲牙痛，便先去北京医院看牙，紧接着赶到饭店。他不敢喝酒，只喝了些汤，可那也高兴。原本父亲对中央统战部规定农工民主党只能在医药卫生界发展成员的限制，就有所不满。这次趁着大鸣大放大发展的机会，能有一点突破，他颇为得意。

……

偶然的会晤

在这个时期，父亲和马连良有一次偶然的会晤。大概是1959年年初，一场大雪过后，人行道上的残雪和沙尘混在一起，被踩成坚实的硬块。马路两旁堆着累累的积雪。由于气温回升，有些雪堆变成了灰色，变得松软。街道泥泞，从四合院灰色屋顶上的融雪开始滴落下来。天空是蔚蓝的，高挂着金黄的太阳，没有一丝云影，空气寒冷却清快。

父亲忽然来了踏雪的雅兴，说：“我想去公园转转。”

母亲说：“小愚陪你去吧。”

我高兴得大喊：“万岁！”因为父亲好久没出去玩了。

父亲看看表，见已是上午十点，便说：“去颐和园是不行了，我们去中山公园吧！”

“好，”母亲说，“你们顺便到‘来今雨轩’看看，有没有冬菜包卖。”

没用多大工夫，老别克车把我们父女带到了中山公园的西门。

我挽着父亲，一路走，一路看。父亲不时还做深呼吸，见一块空旷之地的雪既厚且白，便弯下腰双手捧起一团雪，说：“好干净的雪，可以捧回家煮茗。”

我笑着，把他手上的雪打落在地，说：“你觉得干净，妈妈一定说它脏呢！”

父亲也不争辩，只是笑。父亲高兴，我就高兴。公园松柏参天，人迹稀少，幽雅中也带着一点悲戚。我们走了一段，忽见远处，隐约有一人影，径直而来。他行止温雅，风度翩然。

父亲停下脚步，眯缝着眼，一看再看，说：“这个人好像是马连良。”

天哪，真的是马连良！马连良亦判别出我们，遂加快了脚步。

“章部长，身体可好？”他行至面前，挺腰敛胸，握手鞠躬，稳重又飘洒。

“好，好。”父亲惊喜得连声答道：“我要是身体不好，能到这儿赏雪景吗？”

他俩一问一答，拉起了家常。话题又扯到1957年事，父亲说：“反右的时候，你在剧团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的关系，给你带来许多的压力吧？”

“还好，还好，他们也就说我是火线入盟。”他告诉父亲，多亏彭（真）市长的保护，最后才平安无事。而李万春就未能过关。

我站在一旁直直地看着他——觉得马连良在台下，其姿态神情也是很可欣赏的：说话不疾不徐，目不他瞬，脸上泛着笑意。他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极自然，又极艺术。有一种做人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的感觉。这并非是应酬的纯熟流利，而是一股渗透于性情、弥漫于眉宇的宁和之气。

谈到演戏，父亲问：“马先生还经常演出吗？”

“演，每月有个十来场。”

“有好戏吗？”

“还是《审头》《甘露寺》《借东风》那些老戏。不过，剧团可能会排演《赵氏孤儿》。如果排好了，到时候我请您看戏。”

父亲说：“一定去看，我自己买票。”

笑谈中，马连良忽道：“过了两三年了，我可还记得在您家喝茶、吃饭的情形呢！”

本是一句闲话，父亲听来却心潮难平。回到家中，把马连良的这句话，说了又说，提了再提。是呀，“反右”前在我家做客的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喝了多少杯茶，吃了多少顿饭。现已无人说及，提及，念及。而这个艺人说得，提得，也念得。

下午，雪又飘飘洒洒地下起来。父亲怅望窗外，自语道：“春风、夏日、秋雨、冬雪，幸有苍苍者不解势利。”

第二天，父亲便把《史记》和“古本戏曲丛刊”翻出来，叫我熟悉赵氏孤儿的历史和剧本。父亲还说，歌德也写过仿真其后半部情节的一个剧本（即《埃耳泊诺》）。《赵氏孤儿》这个戏，是由一个叫纪君祥的文人在八百年前写就的，他为此而传名至今。《赵氏孤儿》取材于历史记载加以虚构发展而成：春秋晋国奸臣屠岸贾诬陷赵盾，致使赵家三百余口被诛杀。为保护赵氏根苗和晋国同龄幼婴，草医程婴献出亲生骨肉，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抛却身家性命，守门将军拔剑自刎……他们心存正义，扑向死亡，换得赵氏孤儿的安全。十五年后，程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赵氏孤儿。孤儿把复仇之剑刺向了义父屠岸贾。——元代文人描绘的一幅幅憷目惊心的场景，张扬着我们这个民族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元蒙统治时期科举制度废除，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只比乞丐高一等的地位。这些修养颇高的文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到勾栏瓦肆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这些奔波于闾巷村坊的书生，也因此对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与感受。于是，他们借助历史故事的铺陈，刻写心灵的剧痛。演这个戏，虽说是四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同台演出。但，马连良扮演的大智大勇的程婴，是戏胆。

1959年的夏秋，《赵氏孤儿》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我们一家人都去了。

老程婴提笔泪难忍，

千头万绪涌在心。

十五年冤屈俱受尽，

佯装笑脸对奸臣。

晋国中上下人谈论，

知道我老程婴“贪图富贵与赏金，卖友求荣，害死孤儿，是一个不义之人”。

谁知我献出了亲儿性命，亲儿性命，

我的儿呀！

抚养着赵家后代根……

这是马连良扮演的程婴在绘制“雪冤图”时的一段咏叹。他边画边唱，老泪纵横。其唱腔一改过去华丽圆润，尽显苍茫气韵。舞台上的垂暮老人，外表平静，却心如江涛。台下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心如江涛，而外表平静呢！通过熟悉的唱腔和反复的歌咏，能表达出那么多的人间情谊和亘古长存的感喟，父亲对戏曲艺人的表演技艺，佩服得五体投地。

《赵氏孤儿》后来到香港演出，亦大获成功。有人认为它可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媲美。香港电影界还主动提出愿意与内地合作，将该剧拍成彩色戏曲电影艺术片。当剧团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投入拍摄的时候，文化部接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江青的谈话。她反对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理由是：“《赵氏孤儿》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戏。但是，抚的是何人之孤？报的是何人之仇？”(8)文化部连忙歇手叫停。

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刚过，剧团便下放到北京电子管厂劳动。马连良的劳动表现还算好，每天准时到厂。当谭富英被选为全市文教群英会代表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无波动，并说：“从新旧社会对比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几次大的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代表选不选我没关系。选上谁都是我们的光荣！我没选上，想必是我有缺点，不够条件。我决不泄气，过年争取当英雄。我已递了入党申请书。我有缺点，政治差，即使党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

废除“角儿制”

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虽逾中年，但在台上却仍是花裹朝露，清丽绝尘。他们是角儿，是大角！更是戏班的台柱，京剧之栋梁。但是自1949年以后，中国戏曲的舞台建制从角儿制变为导演制以后，极端强调的是整体性艺术。官方也一直灌输“职务（角色）无大小，仅仅是革命分工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可你一旦进了剧场，仍然会发现：戏曲的光彩，还是落在角儿的身上。角儿倒了，再好的班底也撑不住。

到了六十年代初——在梅兰芳、程砚秋已逝，尚小云、荀慧生已老的情况下，一个彻底改造传统戏曲角儿制的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首当其冲的是梅剧团。1960年梅兰芳剧团“国营”不久，便把中国京剧院三团的人员补充进来，演出阵容有了很大的充实。原梅剧团的人都认为“这是体现党对梅派的重视”。但到了舞台上，才发现梅剧团的人和补充进来的人终归是两套人马，谁的心情都不够舒畅，还多了一个流派之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加上，那时的梅氏子女不常演戏，梅剧团的旗子，靠着不是梅派的演员挑着。于是，有人说：“这是月盛斋的牌子卖凉货。”对于程派剧团，其做法是把程派弟子赵荣琛留下，并由上级做主把李元春兄妹私人办的北京青年京剧团改为国营。在剧团方针上制定了“文武并举、李赵并重”的原则，但这个方针却无法解决他们的舞台合作问题。程派演员认为既是程派剧团，就该以程派剧目为主，甚至对不叫程派剧团都有意见。而李氏兄妹则认为自己的武戏得不到发展，要求离去。结果是全台演员都卖了气力，观众并不买账，一个好儿也落不下。至于荀慧生剧团，由于荀先生年岁已老，再演花旦，形象不怎么好看。为培养自己的女儿，他提出改制。经批准上级同意把荀剧团改为集体所有制。可是所有制的变更却不能解决“荀派与非荀派”的流派矛盾。尚小云在1959年便去了西安，所以尚剧团是名存实亡。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对这四个剧团现状作了研究。他们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到了秋季，以人员安排为内容的整顿，基本完成。荀慧生安排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任所长。符合退休规定的人，退休。流派名演员与合作多年的老艺人，一部分调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如姚玉芙、王少亭、郎富润等），一部分安排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从事教学（如刘连荣、叶盛章等）。一般的演职人员有的调到本市其他表演艺术单位。业务发展条件不大的，经动员转业到其他单位工作。算来，一共有七种安排办法来处理这些艺术人才。原属四个剧团的不动产，如中和排练场、吉祥剧场、中山公园音乐堂、圆恩寺影剧院，或做新单位的宿舍、或划归北京市属、或由新剧团使用。原属四个剧团的全部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新剧团需要或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而这个新剧团，就是准备筹建的北京市京剧二团。

再来说说尚小云。也就在这年，已调至西安的尚小云却在九月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省政协和省文化局的领导辞行。领导表示希望他在国庆观礼、电影（即尚小云电影艺术片）扫尾等工作完毕后回陕，商量成立京剧院的事。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尚家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家内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都安装了电灯。二、尚先生来京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得和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他回北京，就是回家。结果是令人意外的——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十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1959年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那种自由职业者浪迹天涯、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也只剩下了记忆。“文革”中，尚小云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这时，幸亏有个吴素秋——这个昔日在尚剧团挑梁唱戏的女演员，二话不说，自掏腰包把尚小云夫妇接回北京、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或多或少带着一点虚骄与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毕竟你爸爸对不起人家”

大概是1962年的夏季，李万春带着内蒙古京剧团进京汇报演出。父母从报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便叫我去登门拜望。父亲叮嘱：“你替我们送去问候。不要久坐。也可能人家会很冷淡地对你，懂吗？毕竟你的爸爸五七年对不起人家。”

出乎意外！李万春夫妇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沏茶续水，忙个不停。他把儿子李小春也叫了出来。

李万春对儿子说：“你今儿晚上，不是演《闹天宫》吗？赶紧去拿点票来，请章小姐赏光。”

李小春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戏票。没等我伸手，李万春便接了过去，看了一眼，说：“楼下五排，挺好的票，您可一定去呀，看完了，给我们小春提提（意见）。”

我笑了，也很不好意思。说：“您弄错了，往后是请小春给我讲戏。”

一说开了，话就长了。我问李砚秀（李万春夫人）在内蒙古的生活怎么样，是否习惯。

李砚秀手指着摞着的几个大皮箱，长叹一口气。说：“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甭管穷和富，祖宗三代的东西都得留着。你瞧，这些箱子里面没一样值钱的，可走哪儿，你也都得带着。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像西方人那样生活就好了。”

我问：“西方人是哪样生活呀？”

李砚秀说：“夫妻分手，各提一个皮箱就走。”

我大笑，觉得她是个能干聪明人。我俩聊得很久。后来，她还找出几本旧相册给我看。在她找的时候，我有空隙来打量李万春的临时住所。有两样东西，显得很特别。一是冰箱，那时的冰箱是稀罕之物。二是许多空酒瓶，多半是白兰地酒瓶。遂问李砚秀。

她说：“鸣举（李万春的字），几乎是一天一瓶酒。最喜欢的喝法是白兰地加冰块。”

我非常吃惊于他的洋派生活方式。又问：“李先生是不是在‘反右’以后才这样的呢？”

李万春立即插话：“我才不管什么左呀，右呀。我这辈子就是一唱戏，二喝酒；唱好戏，喝好酒。”

这个人生目标是很低的，但这样的低，又有几人可以做到？

告辞的时候，一家人把我送到大门口。李万春握着我的手说：“回去给令尊大人问好，给令堂大人问好，再替我问候黄（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

这四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级的四大右派，被统战部圈定为农工党的“章黄李（李）反党集团”。我想，李万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与发配内蒙古，皆源于此。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勐地伏在李万春的肩上抽泣。天地间，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李万春被我的举止，搞得不知所措。李砚秀一旁劝慰道：“别难过，戏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讲的就是互不嫌弃。”

“互不嫌弃”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谁能做到互不嫌弃呢？恰恰不是你的骨肉、至亲或最爱，而是那些萍水相逢的人。

当晚我在前门外的庆乐剧场，看了李小春的《闹天宫》。剧场简陋，天气闷热，看得我大汗淋漓。李万春的这个儿子英俊又出息，观众为他而来，为他喝彩。我一向不去后台看热闹或凑热闹。但《闹天宫》演完，我对身边的男同学说：“李小春太漂亮了！我得到后台看一眼。你陪我去吧。”

男同学说：“我要不陪呢？”

“那我就自己去。”说罢，就转了身。

见到李小春，我吓一大跳：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耷拉脑袋，脸色惨白。全身如水洗，从头发尖到脚后跟寸寸湿透。他只朝我点点头，连招呼的气力也没了……从这一刻起，我知道了什么叫血汗钱。

李小春，多么出色的一个青年演员，也跟着父亲发配至内蒙古。戏剧界朋友闻讯都非常惋惜，说：“小春本该留在北京，在北京他也是一流！”后来，惋惜成了遗憾：他比他父亲还早地离开了人世。

“从小就要让观众知道他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马连良继郝寿臣之后，经彭真的批准担任了北京市戏曲学校的校长。他选了几个学生来教，教的第一出戏是《白蟒台》。与郝寿臣的直接传授不同，他先请校长助理迟（金声）先生负责讲课。等学得差不多了，他再来做指点。采取这样的做法，大概与他频繁的演出活动有关。但马连良常来学校看孩子们排课，脸上挂着笑容，眼睛眯眯的，极有风度。见马校长坐在一旁，学生们就格外起劲。

担任校长期间，马连良提出学生们演戏要在报上登名字。他说:“从小就要让观众知道他们。”在此以前，戏校学生演出是只登戏名，不登姓名的。此后，学生的姓名就开始见报了，登与不登，效果着实不同。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广和剧场演《宇宙锋》，平素不大往来的亲友看到报上的姓名，纷纷买票进了剧场。演出完了，还跑到后台祝贺。这情景让孩子激动万分，也记了一辈子。

马连良对戏曲艺术的教育方法和流派的承传方式，也有着很深的思考的。他坚持认为，戏曲艺术要继承发展，就必须有师，有徒。他的《论师徒》一文里说：戏曲过去培养接班人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科班教育，一是老师收徒。前者，是打基础，而后者，是细加工。在今天的条件比过去优越的前提下，如果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就必然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可惜呀，我们根本没把艺人的话当话听。科班教育连根拔掉了，师徒关系也名存实亡。基础打得不好，更谈不上细加工了。结果呢，半个世纪里，咱社会主义的艺术学校没培养出一个大角儿来。

现代戏如泰山压顶

1964年始，京剧进入大演现代戏的时期。北京京剧团紧锣密鼓地排练《芦荡火种》《杜鹃山》。切莫以为就是个更换“戏码”的事。现代戏像一只巨大章鱼，其触角伸向艺人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

现代戏的排练和演出都是在强烈的政治挂帅气氛里进行的。剧团为加强领导，成立了党、团临时小组。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展开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学习。全体演职员工觉悟提高，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在北京京剧团四月送交上级的一份情况汇报里，明确提出“反对单纯艺术观点，要推社会主义之新，使现代的英雄人物占领舞台阵地。……通过动员会，大家都下保证，一定遵守制度，服从分配，树立部队三八作风，克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并开始铲除雇佣观点和捧角思想”。典型的例子是赵燕侠带头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每天提前十五分钟进排练场，再次主动提出降低工资。原本帝辇之下，京畿之地，生活是一向较别处丰裕自由。人们对艺术、对各种玩意儿，也有较宽阔的理解。但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同行生存之道的更改，特别是某些演员有了很现实的、同时又很功利的政治上进的要求，马连良这样的艺人便深感于自己觅得的一点点自由感的有限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缩小。成名于旧时代的艺人们再也不能沉溺于小情趣，而淡漠现实政治了。似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的政治风云与时代脉跳都使人生沉重。而唯一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这沉重有人来得早些，有人来得晚些罢了。

现代戏如泰山压顶，马连良及时表态，说“非把《杜鹃山》演好（他在剧中饰农民郑老万）”。谭富英和马富禄强烈要求排演现代戏中的一个老年角色。张君秋为争取扮演柯湘（《杜鹃山》女主角）还闹了些情绪，说“我连试试都不行”。言外之意是觉得组织上只培养赵燕侠，不培养自己。面对这样的思想起伏和情绪波动，基层党组织不但以书面形式汇报，并及时利用它，为艺术人员的分类分档做好准备。他们在7月31日上交的一份现代戏汇演的总结提纲里，首先从剧团演职员里确立了一批“先进骨干力量”，而“这批力量是以中级演员为主”。他们的分析是这些人“对京戏不演现代戏，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必然逐步走向死亡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艺术包袱小，革命起来负担不大”。而对老演员、名演员，这份总结提纲是这样写的：“传统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有千丝万缕的感情和联系。革命起来负担较为沉重……马连良在《杜鹃山》里只演了一个群众角色，这和一九五八年剧团排练现代戏时明白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的情况相比就不同了。但真正从思想认识上要求，也还有待进一步考验。”

是的，政治形势、革命意识、福斯审美对传统京剧一点一滴的渗透，已满足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眼下对于艺术的要求同于革命的要求，故必须快捷、迅勐、干净、彻底地改造京剧，进行一场京剧革命。而这个改造和革命，令马连良想不到的是，它居然首先来自演艺界内部、来自舞台建制的拆解和戏班传统人际关系的崩溃。赵燕侠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她说：“京剧革命要出自每个人的本心。这是方向，我们一定要牢记。只要党说话，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赵燕侠有言，有行。再次提出不拿保留工资（即高工资）。这一切，深深刺激着像马连良、裘盛戎这样一批老派艺人。他们已然意识到：眼下的京剧革命不光是个舞台面貌或剧目选择问题，它要从日常琐细开始扩张、侵袭、蔓延，一直深入到生活的最隐蔽处、心灵的最深幽处以及情感的最细微处。这方面，剧团领导的头脑自然十分清醒。他们是这样向上级汇报的：“经过不断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批评自我批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排演不论老演员、新演员和一般演员，都在导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名演员按时进入排练场（赵燕侠提前十分钟入场，带了头），服从导演指挥，排练场上发扬民主，人人提意见，不断修改。一个演员说：‘排现代戏创建了导演制度，我敢给名演员提意见，老戏我就不敢。’足见，通过这种有领导有民主同志式的合作进行工作，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老演员们也改变了不少过去的坏习气，如上场前缓锣鼓，台上随便驱使人，后台那种嬉笑逗闹、自由散漫的景象在现代戏的革命声中，已销声匿迹了……归根到底，要解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永远记住要政治第一，政治挂帅。艺术为政治服务，永远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党不但要领导政治，而且还要领导艺术！”的确，艺人要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于异质文化的魅影。面对现代戏——这种革命文化咄咄逼人的势头，包括马连良在内的所有艺人，别无良策。不能招架，更无力还手，故不能不变通、退让、妥协和投降。他们是优雅的群体，也是萎落的优雅，并终将带着惶恐、悲怆、软弱的殉道姿态，结束优雅。

打从这个时候起，马连良就觉得晦气，闷气，憋气，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别扭以及道不明的委屈。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倾泻的小小缝隙，终于爆发了。

6月27日上午，天气炎热，骄阳似火。北京京剧团在前门大街的广和剧场排练《杜鹃山》。戏里有个不怎么重要的角色叫杜小山，是由谭孝曾（谭门之后）扮演。排练时决定给这个人物新增加的一段唱腔，不唱了。

马连良问谭孝曾：“怎么不唱了？你是词儿不熟？还是腔儿不熟？”

谭孝曾答：“是腔儿不熟。”

马连良当即找来《杜鹃山》的唱腔设计李慕良，说：“腔儿不熟，你给他说说，还是让他唱吧。”

因为忙于准备排练，又由于导演已决定不唱，李慕良便说：“不用唱了。”

此言一出，马连良勃然大怒，道：“李慕良，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哪一位呀，也敢来驳我？我马连良不是你李慕良培养出来的。我唱《借东风》《甘露寺》，不是你李慕良帮助我成了马连良的。”

全体愕然，鸦雀无声。似乎难堪的沉寂，比喧闹的锣鼓还能烘托出气势来。在这样的气势下，马连良难抑多日来、多月来，甚至是多年来的闷气、憋气、怨气和怒气，绝非逞一时之快的他又喊道：“我马连良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你拍拍良心想想，我把你养活了。怎么？《芦荡火种》演好了（李慕良是该剧音乐设计），你就全对啦？对你的骄傲，我耳朵里都装满了，不信你问问乐队。现在，你到家里连师娘（即马连良夫人）都不叫，你太难了。谁给你撑腰哪！敢对我这样，周总理见我都客客气气的。”这是一般人绝对不会说的，也绝对不会对一般人说的话。

排练暂停、终止。

回到家中，马连良发现自己手和腿都在哆嗦。个性不光是造就了马连良的台风，还是他的力量源泉。他自觉不自觉都在保护自己的个性。你很难改变他。况且，他是个有名望的艺人。有学者把形形色色的名望，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天名望，如一个人占据着一定的位置，或拥有一定的财富及头衔以及血统等等。这些带来名望的东西，都独立于个人之外。一类是个人的名望完全是由自己来体现，靠长年累月积累而成。马连良属于后者。这样的人并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但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对他都是驯服的，甚至能产生出一种让人神魂颠倒的魔幻般的力量，心甘情愿地模仿他或为其服务。但眼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对活了半辈子、也红了半辈子的马连良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忍无可忍的。所以，他要骂上几句，明知其后果及影响，也要骂上几句。“马连良骂人问题”，以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快速反映上去。上边也迅速作出决定，指示剧团党组织要对“职业是艺人、身份是国家干部”的马连良进行“开会批评”。

6月29日下午三时半，在广和剧场以“《杜鹃山》工作检讨会”的名义，对马连良、李慕良的问题进行批评。共有十八人参加，其中有薛恩厚、栗金池、肖甲、赵燕侠、马富禄、裘盛戎、马长礼、谭元寿、任志秋、刘雪涛、周和桐。

会前，剧团党组织负责人薛恩厚找到马连良，说：“咱们现在要开个小组会。”

马连良一听就急了，说：“我今儿有病，不能参加。”说罢，拿起拐杖往外走。但被薛书记拦住，并请进会议室。

马连良知道领导意图后，压下去的火气又窜了上来。他第一个发言，激动地说：“李慕良是我养活大的。他现在骄傲得不得了。党不管他，我要管他。他在我家叫师娘的时候，都不站起来了。我吊嗓子，请他，他才来。有一次，彭（真）市长坐在哪儿，他也往沙发上一坐。我看了都不顺眼。入党以后就更骄傲了。只听你们仨（即剧团党总支成员薛恩厚、栗金池、肖甲），可你们仨不认识他，他是白眼狼。”

延安干部肖甲说：“你没学过社会发展史，你们（指马连良和李慕良）还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

把问题提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吓得在座艺人心惊肉跳。

听到这句话，李慕良理直气壮地说：“你骂我是损害人权，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呀！”

不懂政治却知利害的马连良，这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我骂的是李慕良，不是骂党员。”

接着，一些跟他接近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徒弟和同行相继发言。

……

马连良已然心平气和，表示接受意见。说：“我思想里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日后，我决心把旧的一套删了去，新立一本账。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一定要把《杜鹃山》排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第二天上午，在排练以前，马连良对剧团全体成员说：“我犯错误了，不该在排演场大吵大闹，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同志们说的都是金玉良言。我脑子煳涂，若不帮助我，说不定还会犯什么错误呢！”所有人都给他鼓了掌。其实，无论是先头的骂人，还是后面的检讨，马连良其实都是在力图维护一种体面。艺人是最讲究体面的。体面关心的是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是一种通过他人的肯定方可获得的自我评价。体面注重的是环境反应，注重的是社会眼光，所以，体面的里面包藏着自尊。社会地位卑贱的艺人可吃苦，能受罪，但对体面式的尊严具有特别的敏感。梅兰芳的猝死，不就是为了保持体面、病重坚持独自如厕吗？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一点在成了“角儿”的艺人身上是很突出的。

第二天，剧团党支部按上级要求，对马连良的检讨做出了书面汇报与总结。他们有以下三点估计。一，组织上对马连良的批评始终贯彻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原则。二，马连良的封建思想在剧团具有很大代表性，直到今天他还把李慕良当成他的奴隶。今后还必须帮助他提高认识。三，从揭发材料来看，马连良对现代戏是反对的，并有很大的不满情绪。骂李慕良不过是指桑骂槐而已，问题的实质是对领导不满——其中，第三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致命的。它预示着马连良的未来，不祥的未来。

这一年的夏天，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江青正式登台亮相。高层权力的参与和拨弄，使中国艺术迅速滑向了一条非艺术化的道路。从此，京剧演不演现代戏，被提到革不革命的高度。马连良积极参加观摩团的所有活动。在观摩座谈会上，没有谁在认真研究艺术问题，大家争先恐后地表白自己如何做个革命者。马连良也及时表态，说：“在乱七八糟的时代，就演乱七八糟的戏。我自己演了几十年死人，现在我说我活了。我们要演革命的现代戏，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无更改！我非把现代戏演好不可，到了那时，再叫我唱《游龙戏凤》《乌龙院》，我也不演了。”

张君秋更是激动，说：“要革命化，不演现代戏不行，请让我参加革命！”

说到传统戏，一些中年演员认为：“老戏根本就没有积极意义了。高盛鳞的《长坂坡》连内行也看不出怎么好，这样的艺术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并预言：“将来历史戏慢慢要被淘汰。”

赵燕侠又再次提到自己的薪金太多，和社会主义不协调。童葆苓也要求领导取消自己的保留工资，并说：“多一分钱，就想多吃多喝。享受惯了，当然就不想革命了。高薪问题不解决，还提什么革命化！”

平素讲究吃喝与穿戴的演员，哪一个不想多挣多花。怎么一下子说变就变了？我想，这种渴望“脱胎换骨”又唯恐不得的痛苦要求，对老于世故的艺人来说，未尝不可看作是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警戒和自我保护。要想平静地生活吗？就必须顺从、顺势。形势比人强，有几个不随波逐流？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权利只给那些受到官方认可与赞许的人。谁顺从得好，谁就会受到重用。舞台就是名利场，哪个演员不想被重用？于是，大家玩着相互亵渎、自我作践的游戏。

汇演结束，马连良觉得自己有责任对现代戏说几句心里话。他请吴晓铃先生代笔，发表了题为《挂席应教集众功》的文章。其大意是说：艺术从来就是一种极缓、极慢的东西，像石钟乳一般地一点一滴而成。即使演现代戏，戏曲演员也要重视基本功和艺术技巧。在表演上由于失去了髯口、水袖、帽翅等辅助性手段，演员表演现代人物可能更需要过硬技术和全面功夫。一个戏曲演员写文章，已属不易。谁知引来的，是上边更多的不满。剧团党支部以书信方式向北京市宣传部做了汇报和分析。他们认为马连良“绝口不谈深入生活，改造人生观和思想感情……也没有把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前提说上。这，本来也是马（连良）的真貌。我们大家都是早有察觉的。在《杜鹃山》排练之初，我们组织全体创作人员选读讲解几篇毛选上的有关文章，那时，他就说过：‘谁的主意？读这些干吗？念多少（毛选），演不好戏，还是演不好！’以后在小会上他也明白地说：‘有基本功才能演好现代戏。’他这种观点，当然是有代表性的。张君秋、裘盛戎也都是这种看法的。不管他们嘴里说得多么漂亮，我们是有根有据才这样断定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发表出去，批不批？驳不驳？应该明确。至于吴晓铃这位先生，为人代笔，却寻隙觅缝，表现自己。舞文弄墨之余，却也暴露了自己的观点。如此闲逸、帮衬，却不以党的文艺方针为要、为纲。只图表现自己，却人不露身影……实在风格不高。更重要的是观点不对，一派旧文风。值此改造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之际，这些现象实在应该引起重视”。——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以及吴晓铃先生，当然是看不到这封信的。其实，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以及吴晓铃无非是想通过个人的力量，显示并维护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但在特殊时期，艺人文人对文学艺术的忠贞，会被误认为是对革命政治的消极抵抗。

是的，马连良力求上进，但他的上进却总不与政治沟通，倒和舞台表演联系在一起。他与张君秋合排一出小型现代戏叫《年年有余》，领导给他一个老汉的角色。马连良极其认真地准备，一招一式，反复琢磨。老汉抽旱烟，他真的就去弄了一根旱烟袋，整天在家摆弄“找感觉”，夫人直摇头，说他是“又附了体”。到了排练场，把在家里琢磨好的身段走出来就是，导演不会再提意见，也提不出意见，因为马连良的设计谁都挑不出毛病。所以，任何导演排他的戏都特别省劲。

这一年的11月，马连良要求退出中国民主同盟。

永远不能把自己揉进眼下的这个时代

艰难悲世路，憔悴感年华。1966年6月4日，北京京剧团在一所学校演出现代戏《年年有余》。张君秋扮演一个农村妇女队队长。马连良化好装后，一般都要“衣——”“啊——”地吊吊嗓子。这次，他不吊了。却连喊了两三声“完啦！完啦！”这让站在一旁的程派演员王吟秋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道：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京剧《海瑞上疏》（由周信芳主演）是“大毒草”的批判文章。心细如发的马连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联想到自己主演的京剧《海瑞罢官》，预感到厄运的来临。果然上得台去，他就表现出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二天上午，北京京剧团就有人在中和剧场给马连良贴出大字报。6月4日的演出，从此成为绝响。

他很快病倒，住进医院。痊愈后，人就拄上了拐杖。这也应了梨园行的那句老话：人演戏不老，不演戏才老。

提起《海瑞罢官》这个戏，要追溯到1959年的春季。毛泽东针对“浮夸风”，在一次会议上，讲要提倡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胡乔木找了吴晗，认为他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该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发表。那时的吴晗是有名的左派，他也是愿意做这样的配合。于是，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介绍文章，以为呼应。一批人紧跟潮流，顿时成了一股热潮。这时马连良正在给自己找好剧本，对海瑞也动了心。一者他与海瑞同是回族，二者年轻时演过一出叫《五彩舆》的戏。戏里，他扮演海瑞。1958年，马连良重排此剧，更名为《大红袍》。足见其对海瑞的爱戴。马连良读了论述海瑞的文章，便打算请吴副市长专门给自己写个海瑞戏。

没过两天，民盟开会，两人碰到一起。马连良对吴晗说：“您是大史学家，熟悉中国古代历史，能不能给我们团写一出历史戏？我自己也正缺剧本哪！”

吴晗很高兴，说：“我倒是想搞一个海瑞的戏。不过，我是个门外汉，从来也没有写过戏，怕写不好。”

吴晗想写海瑞？马连良大喜过望：“您就大胆写吧！您写好了，我演。您没写过戏，不要紧，您是大文学家，还写不了剧本？真有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来改。”(9)

很快，吴晗拿出了剧本初稿，剧团领导认为不错。为了搞得更好，开了几次专家座谈会。梅兰芳也被请了出来。一片赞扬之后，又提出修改意见。有霸气的吴晗表现得非常谦虚和认真。七易其稿，于1960年年底剧本定稿，进入排练。

马连良的创造性表演，使演出大获成功。喜形于色的吴晗在报纸上撰文，称自己这个戏剧门外汉终于“破门而入”了。只懂演戏、不懂政治的马连良和不懂演戏、却懂政治的吴晗，哪里知道正是这个《海瑞罢官》给自己惹了灭门亡命之祸。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人性本不完美，善与恶的距离，也只隔一步。难怪有个西方人讲：“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10)

啼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唯独不见了人。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着马连良回到他的卧室，躺下。四下里踅摸，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尖风急雨，残杯冷炙。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定自在样子的马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一块的他，永远不能把自己揉进眼下的这个时代。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唱腔是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在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传统社会里的做人，是一大学问。马连良也因娴熟于人际交往，而见出儒雅风流。但此刻的他，已然明白：今后无须做人，因为自己连个人的样子都没有了。不仅他是这样，所有的名艺人也都是这样（除了八个样板戏的演员），灰飞烟灭般地销声匿迹。“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艺术，被政治收十得干干净净。

父亲很快知道了马连良被抄家和患病的情形，痛惜又担心。他认为一个艺人难有强韧的承受能力。

盛夏的北京，赤日当顶，流火满天。望着双飞的燕，纷落的花，马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着。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

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话语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伤。

“牛棚”里的马连良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的。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他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这个手势的含义，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马连良一再道谢。看着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两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11)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把全部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种“托”是托以终身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象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他们可以像做戏一样摆出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扔掉。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精致，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优越感，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艺人就是这样于不经意间把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并联系着自己的生命热情、情感体验和心理支撑。这时，人的生活琐屑就不再属于吃喝玩乐，而是有了特殊价值的审美的精神的内容。艺人们平素是细细地咂摸品味这些东西的，一旦踏上红氍毹，走到聚光灯下，锣鼓的敲击、丝弦的牵动则很快转化为艺术激情、即兴灵感和表演渴欲。恐怕连艺人自己也不清楚，生活情趣怎么能成为艺术力量？其实，生活的文化姿态是不能直接搬上舞台的，但它是舞台文化表达的巨大创作心理背景。因此，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12)。但是，事情到了1949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官方提倡的思想改造和戏曲改革，正是从生活的文化姿态和艺术的文化表达两个方面，一齐动手，可谓双管齐下，左右开弓。艺人没有哲人式的高远，既难以像文人那样做到对现实人生的精神超越，也无法像农民那样守着一份审慎安分的卑微心态。一旦觉着生活里没了乐趣，舞台上没了位置，啥念头都能生出来。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私下里都羡慕梅兰芳——羡慕他能迅速地离开人世。梅兰芳的死，是那么的安静、清扬、潇邈。如果从前还是在悲悼一个艺术生命的过早结束，那么现在则是赞赏，甚至是庆幸一个生命艺术的提前完成。

一片秋冬的黄叶，悠悠然坠落

冬天来了。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临终前，他曾伤心地说：“他们说话怎么不算数啊……”这句话飘散在一个庄严的承诺当中。

马连良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在1972年2月合葬于梅家墓地——西郊碧云寺万华山青松林下。马连良所服戏衣计七十二件，由其后人捐于公家。(13)如《甘露寺》之蟒，《临潼山》之靠，《胭脂宝褶》之箭，孔明所服之八卦衣、鹤氅等。这些舞台服饰，件件都是宝！

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精粹，断绝了艺术流延的一脉香烟。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属于个人化、个性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高。

如不是遭遇一次次的不幸，他本当福寿双全。我前面说，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是：“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

迷惑不解的陈慧琏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

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这令我陡然领悟了什么，识透一切世间相。对我们这些辛苦而无望的人来说，时与空、生与死，本无多少差别和意义。

1979年3月27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

1995年，官方决定举行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盛大纪念活动。文化部挑选九人拨款十余万给纪念会撰写两篇讲话稿。一篇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一篇是文化部部长的报告。我是九分之一分子。

今春，我请章乃器少公子章立凡陪我到福田公墓。墓园没有八宝山那样彪炳青史的政治人物。亡者骨灰无政治规格限定，也不按等级排列安置。这里面安息着王国维、钱玄同、傅增湘、俞平伯、汪曾祺、钱三强、余叔岩、杨宝森、裘盛戎、康同璧母女这样一些难以给出级别的亡灵。我给亡夫（马克郁）和自己购置一方冢穴，请人制石两块，石粗粝无光，像文人的命。一块立于空，刻着：“我没有丰功伟绩，但一世清白……”（丈夫临终自白）一块卧于地，写着：“往事并不如烟。”我一生受外力控制和摆布，唯丧亡之事自己竟能作主。已是清明节后，墓地清冷，来者皆似我，心怀悲苦。事毕，章立凡陪我去坐落于西单民族饭店对面的一个饭馆，为的是看看这昔日的马（连良）家庭院。这座特色餐厅虽经改修，却基本保留了旧时格局。四周皆为高耸之楼群，唯它是一所小四合院，孤独又精巧。尽管布置典雅，但怎么看似乎都含着一缕凄怆，令人联想到北京秋日里不肯隐去的如血残阳。两人小心翼翼地吃，一直吃到只剩我们两人。咽下去的是美味，浮上来的是伤感。服务生在收十桌椅，面前依然是满杯满盏。已近午后三时，可不想离开。我在等，等着天国里的父母和马连良，希望他们能远远地瞧见我们。

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了老宅深院里的绸衣窸窣声，走在地板上的拖鞋踢踏声，透过绿色窗帏飘散出的烟香，还有那“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的歌咏。其实，“永远”二字乃是一种虚幻罢了，世间“永远”的事情并不多。昔日的飞红流翠、丝裘革羽都已远逝。而真正的歌唱，在板尽处依然缭绕。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杜宇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虽啼血，却深知那东风，是再也唤不回的。

2004年5—8月于北京守愚斋

2006年4—6月修订

2012年4月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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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苇窗：《第一科班富连成》，《明报月刊》（香港）1970年2月号。

(2) 丁秉燧：《马连良剧艺评介》，《传记文学》（台湾）第31卷第6期。

(3) 李宝荣：《我当了大半辈子警察》，《传记文学》（台湾）第59卷第5期。

(4) 刘嵩昆：《梨园轶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5) 马连良：《以实际行动补偿我的过失》，《戏剧报》1954年第7期。

(6) 张真：《关于扩大戏曲上演剧目》，《戏剧报》1956年第8期。

(7) 十七出禁演京剧剧目为：《杀子报》《九更天》《滑油山》《海慧寺》《双钉记》《双沙河》《大香山》《铁公鸡》《关公显圣》《活捉三郎》《引狼入室》《大噼棺》《钟馗》《薛礼征东》《八月十五杀鞑子》《奇冤报》《探阴山》。

(8) 田耕：《“文革”浩劫的导火线——与〈海瑞罢官〉导演王雁谈创作背景》，《明报月刊》（香港）2004年第9期。

(9) 张永和：《马连良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10)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福斯心理研究·导言》，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 王吟秋：《回忆马连良之死》，《传记文学》（台湾）第56卷第2期。

(12) 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13) 见《中国京剧论坛》2001年7月11日。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尚小云往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全家从香港迁居北京不久，母亲便带我去戏院看戏。

记得那是个日场。刚入座，母亲便指着戏单（即演出说明书，上有剧名、演员名字）说：“今天的好角儿（梨园行对优秀演员的习称）是尚小云，他演的是拿手戏《昭君出塞》。”

等呀，等呀，终于好角儿上场了。从头至尾，只见这个叫尚小云的又唱又做，载歌载舞，身披大红斗篷满场飞，手掏翎子（将两根野鸡尾毛插在头盔上的一种美饰），露出雪白的双臂，太美了！美得像只展翅翱翔的仙鹤，盘旋而来，飘然而去。

戏散了。出了剧场，我就高高举起自己的双臂，对母亲说：“小愚什么时候也能有小云那样的胳臂就好了。”

母亲笑道：“你的胳臂要像他就糟糕了。”

“为什么？”

“他是个男的，演的是女人。这叫男旦。”

“我喜欢男旦！”我大叫，身边的人转过身看着我……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父亲名元照，汉军籍旗人，充任那（彦图）王府的大管家。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不想一场“义和拳”，家业毁损殆尽。父亲悲愤不能自解，一年后病故，全家生活便很难支撑了。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他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典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看在那王的份儿上，只好依从习武生。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勐。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个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子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二十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钟。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愈唱愈亮，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民国7年（1918年），杨小楼新排《楚汉争》，杨小楼自饰项羽，约尚小云加入，扮演虞姬，英雄美人，称绝一时。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重排此剧，遂更名为《霸王别姬》。

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的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青筋暴涨，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完瓜子，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小吃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完全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溜跶溜跶，三点钟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自己还把腿毛剃光。最后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呢。每次借用，尚小云都得派人到寿材店雇四个杠夫把它抬到戏院。演完后，再抬回吴宅。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传　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1984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是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毫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俩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1937年初夏开始筹办，到1938年春天，学生已有二百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厉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种，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

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作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1942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的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对于办学的认识，尚小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做了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他写道：“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材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过这种生活，又比唱戏难上十倍。在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做事的勇气，被环境支配更觉热血沸腾。所以，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或许也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文章结尾处，他这样说：“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我再看着荣春社学生，每天过着快乐兴趣生活，自然，我也生发出无限兴趣……”

月亮无声自圆缺。遗憾的是，尚小云办学没能“苦干到底”，因为时势变了。1948年，解放军进驻北京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愤愤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

白皮鞋

他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原配李淑清）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他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哈哈找上门，识与不识凡有请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二块钱，三十五块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的称呼。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后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他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非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他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重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名利心切”？这叫“名利心切”？

国　营

1960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1963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1963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他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九月份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十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眼下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

三只碗　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

常与尚小云一起接受批斗的，还有西安市戏曲学校的副校长、著名京剧演员徐碧云（男旦）。徐碧云的身体很虚弱，经不住四个大汉的脚踢。每逢这样的时刻，先上了车的尚小云都要回过身来，伸手拉他一把。红卫兵造反派看到了，立即大声呵斥。尚小云不管，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照样伸出手来。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殁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飘蓬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哪儿，半天没动弹。

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进去就抢救。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送出病房，送入太平间的一路，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需难过。

魂归故里

1980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

“八音盒”

尚小云四十寿辰的时候，在北平沦陷的背景下，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时慧宝、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姜妙香、马连良等分作书画十二帧合为条屏作为祝寿。另有一位先生送了个进口“八音盒”。要知道这玩意儿在那年月，可是个稀罕物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的毛家湾住所做了一次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展览其“叛党叛国”的罪行。尚小云的秘书张先生在参观时，突然发现陈列品中有只“八音盒”。他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尚家的东西。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取出细观。果然，那上面写着“绮霞（尚小云字）先生四十寿诞纪念”。自然，那主办者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绮霞就是尚小云。在我看来，今人也未必知道尚小云。

真个是“桃花开了杏花开，旧人去了新人来”。与时俱进吧，我们需要知道和记住的是成龙、章子怡以及大红大紫却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超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继室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票友（非职业性京剧演员、乐师之统称）南铁生先生的议论。他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内地、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2005年6—12月于北京守愚斋

阎连科作品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出生于河南嵩县，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二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二十余次。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授奖词‖

（2013年5月）

阎连科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是一本特别的书，也是一曲现代都市人返璞归真、梦想破灭的挽歌与悲曲。作家以生态主义的立场、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在场叙事的姿态，真实记录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田园梦。作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植物、花草、林木、菜蔬、鸟类、动物、农具，以及秋天的落叶、冬天的湖泊等自然景象，都融入了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对大自然的“介入”与“倾听”，有生活的经验和生命的温润。作品观察细致入微，描写体贴在场，文笔摇曳多姿，处处闪烁着想象的光芒，散发出本真、心灵愉悦与现实痛感相交织的复杂信息。这既是向瓦尔登湖的致敬，更是放松精神、净化人心、提升灵魂的“疼痛写作”。

阎连科答谢词‖

（2013年5月）

把这个在中国因为评奖过程的独立和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散文奖给我——尽管是一个提名奖，也让我深深的感动。

中国有许多文学奖，但那评奖的过程和结果，总是让人诟病和喧哗。而在场主义散文奖却有其自己的评奖标准和原则，尤其它对人、文学、文化和世界，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在场主义”的评奖，对“在场写作”的推动，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在对抗着中国汉语言文学的“轻与绕”和“巧与逃”，更是对那一片片把写作的椅子搬到文学的大道上、蘸着领导口水写作的人；对在写作中键盘旁放着文件的人；对左脑写作、右脑想着读者口袋的人，给予了君子般平静的理解和宽容；你们从那密集写作的人群的缝隙，费力地走自己的路，直自己的腰，终于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在人群和奖群中站了起来。

感佩。感激。也感动和感叹。

尊敬的评委：《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写了失去的花草、树木、昆虫、动物、鸟雀、白云和水流，还写了作家“在场”时，面对现实和权力的软弱与逃避，及软弱与逃避中的无奈和无处之逃遁。你们不把大奖给它是一次正确的选择。《倒转“红轮”》和《寻找家园》的那些作家们，更应该赢得这份荣誉！

农具

土地的出生问世，大约就是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野荒的生命。树木、河流、草芥、昆虫，都是它的后代子女。二是为了人的耕种。耕种使人类存活，土地升华，让土地的意义从自然到被赋予和强加。人类从来不管土地需不需要那些意义，因为人类需要，就赋予它那些疲劳的使命和空洞的赞歌。人类和土地的联系，最初是居住和耕作，可现在，还有附加了挖掘后的无限开采与无尽污染。土地孕育了人，可人又反过来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这就是儿子做了母亲的皇帝，还要娶她为妻，奸于妾室。世界如此，时间从来没有能力修正这伦理的颠倒。

而人类和土地最为恒久的联系，是从耕作开始，也必将在某一天终于耕作。耕作的桥梁——农具，这个给人类带来文明、温饱和丰衣足食的物体，被人类创造出来，不断更新、复制；再更新、再复制，最终被抛弃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出生、成长、疾病、康复、劳动、思考、闲待；再疾病、医治，直至衰老、死亡过程的一个写照。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和科技时代，农具的生命，当今天可用计算机和数据操纵左右时，其血脉气势，看似到了最为旺盛的时候，其实也正是人的生命从如日中天滑向夕阳陨落的开始。

农具被从房檐下和田头的锈蚀中尊敬出来，被那些读书人和考古学家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时，它的悲剧就已经开始。锄、锨、镐头和镰刀，从被封闭在博物馆大厅或侧室的木架上和玻璃框中后，它的呼吸已经停止。样貌还在，生命已去。我们看到的那些都已不再是有生命的农具，而是农具的尸体，是农具千百年来的木乃伊。这是人类对农具创造后对其人类自身记忆的保存，并不是为了农具本身生命的挽留。一张锄的方头被厚土砂石及草根磨损成为圆头后，终于有了三个自己的归宿：一是被扔在田头化为黄土；二是被领提回家里，取下木柄，让木柄继续服役和新的锄头成家立业，而那不再是农具的废铁，就再次走入了炼铁的火炉；三是被偶然间发现送到博物馆中。表面看，对于农具，第三种去处是最好的命运，而实则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衰老的农具被丢弃在田头的土里，被风化，被雨淋，而最终被遗落在无人之处化为黄土，这一过程虽然忧伤，但却是寿终正寝最为宁静的归宿，一如人在年老之后，归为墓室的宁静。第二种去处是回炉化铁，成为新的农具或他物，这一过程残忍激烈，如同成千上万精子在跑道上奔向卵子的无奈，但新生的希望，会如黎明举着卵子样散发着爱情的光芒。第三归宿是走向博物馆的富贵，这貌似通向神灵的座位，其实是一条最为悲哀的路途与去处。因为在那儿，它们将再也不是自己，再也没有安宁，再也没有新生的可能。它们成了人类自傲的记忆，成为人类向时间的炫耀和历史法庭上的物证，成为时间中历史的死尸，而被那些无知的人引以为豪和浮夸。

农具的命运，如果和土地与回炉新生被人为所割断，就成为跳崖、跃楼死亡的人在崖头、楼顶那瞬间的站立。博物馆是农具的囚室，是农具之木乃伊齐整排列的库房，是人类以文明的名誉，给农具的最为虚伪无情的残忍。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在711号园，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耕种便像睡醒后记忆犹新的梦，翩翩地舞着，走进了我的新生。

我开始了耕种。耕种如奢靡的生活需要钱币样需要农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超大繁华的城市里，有钱可以信手买到尊严、爱情、别墅、汽车等等一切现代生活的标签，但不一定可以买到种地的农具。那些开阔、宽敞如沃尔玛、欧尚和等外资超市和中国的所有传统、现代的商店里，货架齐整，物品丰饶，但没有给千百年来供养人们吃穿的农具留下一席之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所谓莘莘学子，在被十几亿双目光的尊崇中，分不出韭菜与小麦的差别是一种体面的荣誉。农具一词已经非常古老，在城市里说出农具二字，颇有了唐诗宋词的味道，而和日常间的种地、穿衣没有什么关系。倘若把农具摆在超市出售，无人问津是一种必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农具占据了货架的空间，还为超市的主人挣来了拙于经营和脑子注水的骂名。我跑了许多大店小铺，问有没有卖农具时，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说着同一句话：

“你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吗？”

但是，有一天我在北五环外远郊的“绿色家园”中看到了农具。那家专卖地板、瓷砖、灯具、炊具的家装商场中，明亮灯光下一角的货柜上，摆着涂了绿漆的铁锨，上了油彩的锄头，还有包着油纸的十字镐、农家剪、斧子、锤子、镰刀和专供盆景使用的抓勾和枝剪。这些生来就是为了与土地、草木结为亲友的农具现在被人们割断了它与土地的血缘，被当做工艺品涂漆包纸，摆放在那儿与火炉和烤漆等现代工艺加工过的木质地板邻居着。人们从它身边走来走去，一掠而过的目光，都如寻找金币时看到了路边的冥钱样，使人沮丧而略带着晦气的好奇。

农具成为工艺品被摆在都市的商店，这是人类文明的异化。它在那被誉为“家园”的商场里出现，全部的意义，就是证明这家商场的应有尽有。我欣喜地朝那些农具走去，多少如同看到了我丢失的儿女样意外和惊喜。然而掏钱购买时，售货员才发现那些农具在明码标价的商场里，竟然没有商品的价签贴在它的包装盒和包装油纸上。农具踏着乡村的古道，千里迢迢地从某个村头欲塌未倒的铁匠炉里走出来，没有走进乡镇传统的农具商店，而被作为工艺品摆在了大都市的商场一角。走入商场而又不被视为商品，只是摆在那儿作为应有尽有的商业物证，这是现代社会给农具的一条新的出路：让它失去自我、失去价值、失去农具的心灵和力量，成为躯壳的标本，如蝴蝶标本样被夹在供人欣赏的书页里。我们无法知道农具作为生命从铁匠千辛万苦的锤下孕生后，而从来没有让它和土地与农作物见上一面，这是否还应该称它为农具让它存留在这个被市场左右的世界上？但它既不是商品，也不是农具，它又是什么呢？

因为是农具而且是从出生开始，就让它失去与土地的联系；是商品摆在那儿，三年两年，又不赋予它价格、价签，只是供客人偶然新奇的一瞥，以引起那些人对土地和农作物甜蜜或厌烦的回忆。除此，农具在都市和都市人那儿完全失去了记忆、意义和存在的理由。终于明白，人们以追求和创造文明为借口，一代代从农村奋斗到都市的命运之跌宕、感伤和欣喜，其实最根本的目的，不是人们惯常说的事业、爱情和荣誉，而是为了对农具最彻底的摆脱，让农具的记忆，在根本上从头脑中剔除。要相信，今天的都市人，那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后来到这个社会的孩子们，对农具的陌生，如同他们没有见过的课本上的方程序。这不知道是他们的幸运还是哀伤，一如被摆在货架上又没有商品价签，上自经理、下至售货员，都不知该给一张锄确定多少价格、给一把镰刀和铁锨准确估计它命运的实用价值样。关于农具的命运和价值，在中国的都市和数亿从农村奔向都市的人口中，已经失去了存在和谈论的意义。

对农具失去记忆和情感，是现代人最精确的标志。为了表达把农具摆在货架上又忘记它是商品的歉疚，“绿色家园”的一个部门经理，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他的电脑屏上正显示着“种菜养禽”的游戏图边，给我泡了一杯上好的绿茶，说了一句关于农具最为经典难忘的语录：

“你买农具啊，你的生活太奢侈了！”

我的菜园

北京二环内的东北向，距故宫不远的四合老院区，那些来自明清遗留的建筑里，谁家如今可以独自拥有一个四合院，那将是他家地位的象征和对荣誉的宣誓了。如果有能力和机遇去那些被改建却还依然明清的建筑里走一走，你将会看到那些曾经掌握过这个国家命运的老人们，在那些院落里浇花、看报和听人念文件。古旧的青砖，高高的门楼，房檐上挂响的风铃与在门口站直的哨兵，这简单古板的表面，无时无刻不都在证实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这个家族的应有尽有。

可是，这个家族最具象征意义的四合院里，一应俱全，却又有一样东西，任你权贵天下，黄金铺地，在这个新世纪的国度里，你都无法在你的那个最富贵的院里拥有那一样——菜园子。

我有菜园子。

我的菜园大约二分地，在我房子西端和另一户人家相邻的空间里。二分地，在乡村是一个孩子的小型游乐场，在都市却是一处社区的广场了。我在那菜园里种黄瓜、番茄、芹菜、韭菜、荆芥、什香、白萝卜、红萝卜、豆角、花生、菠菜、苋菜、香菜、向日葵、大白菜。凡此种种，北京常见的食用蔬菜，在那菜园里，在我家的围栏下边和墙后与房前，都可以找到和见到。三月到来的时候，北京的城内，因为高楼林立的玻璃带来的温度，强权一般赶走了还在犹豫中没有准备好上路行囊的冬天。眨眼间，温暖中含着燥味的春天，就被某一种力量牵着鼻子拖进了城。一切都那么突然，在猝不及防中，春天到来了，冬天走去了。如同近些年来从不下雪的南方常常暴雪成灾样，季节的时法条文，被这个疯狂的世界撕得零碎破烂。人们无可遏制的意志，改写着季节到来的法定条律。但在711号园子里，季节还在为严守传统而努力地遵守着祖先为它们规定到来的脚步和时日。在长安街上树木过早地泛绿时，这儿一园的林地，上百种树木，都还在努力维护着冬季的尊严。当北京城里到处都如生过孩子的母亲失去少女的纯真而难掩春天成熟的裸绿时，园子里的柳树、杨树等，才会羞羞答答地吐出少女点点滴滴的绿色来。

一年四季，同在一个都城内，711号园的温度总比别处低上三四度，这是这个园子的法律和骄傲。我在冬末春初它们交替轮班、柳杨含羞的时候开始翻地，先把秋天扫集在田头的树叶、草枝散在田面上，将柴棒硬枝用火烧成泛白的灰烬，将那些易腐易化的纸片和树叶，直接撒在田畦里，然后脱下毛衣，卷起袖子，开始把冬眠了几个月的沙土翻上来，把那些叶灰压下去。一到两天的劳作，二分地里出现了将近二十来个菜畦儿，把在瓦盆中育好的番茄苗儿端过来，小心地移栽进菜园里；把要种的黑芝麻似的菠菜种子放在一个大碗里，拌上适当的碎土，以免撒种时种子过密与过实。当然，还有顽固懒惰的荆芥种，别的在三朝五日、最迟一周，都会吐出点滴的嫩芽，可荆芥种子却要在半月之后，还懒得让你看到一丝绿色。它的这种欺骗性的懒惰与冥顽，骗得了我许多的不安与惶恐，使我不得不更为勤勉地给它浇水与施肥；不得不把它耕种在最有阳光和风流的高贵处；不得不在耐不住性子时，怀疑荆芥种子的劣质和十几里外菜种市场上的骗局，只好托人从河南老家把新的种子买过来，连三赶四地再下一遍种。还要在新下过种子的畦地里，脱下鞋子，光着脚丫，在那地里排着脚印踩一遍，预防细风吹进土里，风干了温暖和水分养胀的粒种。可是，在你下第二遍菜种时，你却无意间发现，第一次落下的种子，在那地里嘲笑着你的无知，开始悠然地钻出地面，如同野草的绿芽，可却是你最渴望的荆苗，它就那样在对你性格浮躁的戏弄中，招招摇摇地钻出地面了。

总之，荆芥就这么迟缓、傲慢地向这个世界报告了它的到来，以此证明着它的鲜美与那些招之即来的萝卜、白菜的不同。

当荆芥苗碧绿绿地铺在畦里时，四月的温暖已经在711号园内无处不在了。丁香开花了，女人般的香味在园子里铺天盖地。那可是花粉过敏的人的一段大灾期。纵使你从未到过711号园，可你因为什么，开着汽车，坐着公交，无意间路过了园子二里外的某个地方，被风带去的园子里浅白深紫的丁香味，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以她浓郁的香馨，已经开始使你的皮肤泛红起痒了。而那些没有花香过敏症的人，这可是他们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倘若你可以踏着闲适、追着花香，到711号园里走一走，你将无法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一个神妙的去处，尤其在这个以经济澎湃为荣的国度。你将无法相信，在丁香的山漫水围中，我家菜园的绿色声势浩大了。你会发现，初出地面的菠菜叶，并不是一种蔬菜或植物，而是用蒸馏水滴制成的透嫩、滑润、纸薄的菜玻璃。番茄的叶上，带着茸茸的毛白，刚出土就用它的藤蔓去寻找着可以搭起它未来岁月的棍架。黄瓜这种更名为青瓜更为恰切的一年生的蔓生性攀缘草本，对藤架的渴望，远远比番茄更为强烈，从出土到有叶形和绳秧的物状，一周时间，你不给它如同拐杖般的行走的支持，它就在菜地里胡乱地爬行，去扰乱着别菜的成长与出落。可你只要给它搭起它满意的瓜架，它会在一夜之间，向上爬出让你惊异的长度，宛若你无法相信，一个总是恹恹状态的病人，可以出现在爬山登高的队伍里。

到了五月，菜园里已经看不到地面有黄土的存在，就连专门留下供人行走的地埂，也被各种蔬菜的绿叶遮蔽起来了。每一次落脚，都需要以商量求情的语气和动作，它们才会给你让出一处落脚之地。反之，你若蛮横强行地推开那些菜叶与菜棵，它们会用自残的方法，折断自己的手臂和腰身，以抵抗你的大意、傲慢和对它们不够尊重的手脚。

小白菜三天不吃，它就会把碧绿的嫩叶变为黑青色。

青花菜也长了起来了。

花椰菜也长了起来了。

苋菜的出生，不让你过问操心，只要把闪着亮光的黑色粒种，撒在土里，适时地落雨浇水，让地面保持湿润，一周内它就齐毕齐毕地从土里钻出了带着粉色的红芽。而且肥料也可以少些，只要保持不要让它口干舌燥，它就会在四月间报答你一片浓密如花的卵状椭圆披针形的叶菜，那叶面上红色、黄色、紫色和难以分辨的蓝绿，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把它看做是一畦蔬菜，而是一池艳美的花束。

原来，种菜不仅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真正富贵的方式。放下那对名利的贪苛，对地位难求的失落，和对金钱无止境的欲望，设法到哪儿求得一片土地，开荒播种，浇水施肥，只要一个人可以把对名利、地位的欲望转生为对蔬菜生长好坏的担心，人生就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煮上米饭时，发现厨房、冰箱里没有一根青菜，而你不用着急，悠闲地放下手中阅读的小说，或者少看一眼电视节目，到房前屋后，随便兜一圈，一把、一捆、一篮的各种蔬菜，滴落着生长的汁液，就分门别类地摆在了米饭还没煮开的案板上。你是北方人，酷爱面食，就是面条在锅里已经煮沸，才想起到菜园里掐菜淘洗，煮进面汤，也都还刚好来得及，只要你的脚下不要懒到懒得跑步就行了。总之，你家的菜园，在五月间丰饶如塞满的巨大冰箱，而你家通往菜园那粗疏的门扉，就是阔大无比的冰箱大门。

每天清晨，都有鸟雀在菜园的果架上啁啾不停。

每天正午，都有成群的蜜蜂在菜园的花叶上翻飞起舞，酝酿它们美好的未来。而这个时候，那些蜜蜂的主人，正在711号园的围墙外边的某棵树下，不是听着老式的收音机、摇着新式的扇子午歇，就是席地而坐，在树下喝着啤酒，哼唱着他会唱的歌曲和唱了数千遍的戏曲名段。

到了傍晚，鸟归巢了，蜜蜂回窝酿蜜去了，园子的静谧，其全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反衬北京喧嚣的轰鸣。菜园那儿，在一天的温暖之后，凉爽里有一团团蚊子在半空飞舞。这是令人不悦的事情，但不知菜园和那些蚊子有什么契约规定，当蚊子起舞鸣叫时，菜园里的各种蔬菜都沉寂不语，保持缄默。当蚊子在月亮升空时，便从菜园去了林地和水边，而把月光和透彻的宁静还给了菜园子。这时候，蔬菜们借着月光的奇静和偌大北京最终远去的噪音，开始了它们叽叽生长的私语和从土地下面向空中抢夺地盘的战争。如果在这样一夜，你可以和我一样，脱掉鞋子，如有臆病在身，光脚爬到菜园的田头，安静下来，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你就可以听到苋菜根在浅表的地下为了水分养分，你争我夺的声响；可以听到菊科类的散叶莴苣、莴笋和结球莴苣把根须朝土地深处扎去时，那坚韧的声音，正为六月、七月它们的成熟，准备着向地心的跋涉。还有，番茄把根须越过地畦的界标，伸到了青椒的畦地国度，而青椒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下财产，正在准备把番茄的根须赶走或者以牙还牙地也把自己的根须侵入番茄的国度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地下战争。而在地面之上，它们为了自己的命运，为了争夺阳光、丽风和生长的空间，都已甩开了肩膀，高昂着头颅，把根、茎、脉管中的血液胀满、流通和清理了影响吸收的阻断，开始借着月光的明亮，舒展着自己的筋骨，以疯狂生长的速度为武器，掠夺着同类的上空，也侵扰着异类留下的空间。你，只要可以在夜间的十点之后，甘愿和我一道守在菜园边上，你就可以听到那场到明晨日出方才结束的蔬菜成长的交响乐和为争夺养分、水分、空间而在交响乐背后隐藏着的那场残酷而不失优美、儒雅的战争暗夺的声响。

当然，在这种凝耳静听中，你也听到了临近周末的朋友的脚步，他们将在周六或者周日间相约而来，到我家屋里丢下各自小巧的行囊，狂欢着朝我的菜园奔去，开始一场真正的无可阻挡的对菜园的掠夺和哄抢。

菜园外的菜蔬们

711号，原本就是一个丰饶的野菜园。

三月柳绿，四月槐白的时候，并不证明着春天真正地到来，甚至雁阵的叫声，也并不说明春天就真正到了711号园子里。

我以为，春天真正的来到，必须要有人们和它呼应的脚步在野外的走动，去赶脚寻找美味的野菜和相应新鲜的空气和景光，那才是春天到来的人证和物证。否则，就是路边有了小草挑衅的微笑，远处呼啸的铁路下边，沿着铁丝网盛开的别名为金腰带的迎春花黄灿灿如金子铺地般，也不能说春天就到了711号园。

因为，在那上千亩的园子内，可食蔬野在春天一股脑儿地泛绿，如果没有周边居民和园内敏感的主人去采摘欣赏，那到来的不是春天，而是从冬天走来的鲜艳的寂寞。野外没有人们欣喜的脚步和孩子们采摘野花的狂喜，其实说春天到来，就缺少了有力的人证。

柳树在湖边率先感应了地下的温暖对冻土的解封，泛出了触目的褐黄，枝条上均匀地排满了急要吐芽的醒目小苞。以为那是一个季节更替到来的最早的喜讯，可走到湖边靠东最为朝阳的一棵柳树边，竟就豁然明朗地发现，那棵柳树并不是这个园子里成百上千株柳树的先行人员。所有的柳树的枝条上，都挂满碧绿发亮的惊心动魄的幼芽。连它旁边的毛白杨，也不甘落后地在粗糙的树皮上透出了光滑如绸的春白。

柳树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借了三朝两日的暖意，争先恐后地发芽吐绿了。不在这个初春时候去捋几袋透黄的柳芽，一半存入冰箱，一半拿来沸水焯熟，清水漂洗后凉拌或者直接冲洗后拌面笼蒸，那就辜负了春天和无数垂柳最先泛绿到来的美意。

柳芽是所有园内最先踏上餐桌报到的野味的排头兵。随着它的到来，槐树开花了。榆树没有发芽却先把榆花一沓沓钱币样推在了枝头。一吊吊黄白相间的榆钱儿花，开得不卑不亢，既不像杏白桃红样招人诱人，带着挑逗的脂粉气，又不像槐花那样带有美丽却又含着乡野个性的狂放。它在天空中安静而又自信，散发着浓烈的甜味甜香，和槐花雪水般纯净的香味，混合着在这园里漫荡飘散，如同湖水般，池窑在园子的围墙以内，直到那堤岸似的围墙圈不住了它们堆积如山的香润，才会越过石砌的高墙，到北京丰台区的街巷和马路的上空自由挥洒。

半月的时光，在榆钱和槐花将要老去时，冰箱里冷冻的植物野蔬也要结束间，恰在这时，园子里的蒲公英在空地和树木稀疏的草野中，亭亭玉立地站直起来了。在它的黄花没有到来前，其嫩株替代了柳芽槐花和榆钱花在餐桌上的空缺。马齿苋也肥墩墩地铺在了地面上，而且它从四月第一次走上饭桌，直到十一月都是随叫随到、取之不竭的菜篮子。连翘是中药的一种，长江以北的所有山坡，都是它可以择居的故乡。然在四五月间，它在园里为我们提供的嫩叶，却又是汆烫后的一盘很好的凉拌和炝炒。

桔梗在园子里并不多见，但对知道它的根、苗都是美味的人，找到它也并非一件难事。

接骨草在民间传说中有神奇的疗效，可在711号园里，你一旦和它相识，它们就会一把、一捆地去你家里探望做客，把芽、叶的清香开窗风样吹在餐厅里边。但你必须明白，因为它过度纯味的清香，也才需要人们对它适可而止，吃多了带来的腹泻是和你开的最轻的玩笑。

千针草又名为青刺蓟和刺儿菜，它不像接骨草样对人的胃口诱惑又限制，它的大度、大方与无私，是许多野菜的楷模和榜样。

还有在仲春才肯出土的野菊棵、旱莲草、泥胡菜、多头苦荬菜、豨莶（别名猪田菜）、苦菜花、黄鹌菜、垂盆草和遍及全国各地都有的白花玉容菜及除却东三省，余地皆有的柴牡丹菜。凡此种种，约有一百二十余种，不用走出711号园，就可在园内的土包山、湖边上和铁路旁与林地间找到和相遇。只要你有时间和心情，就可以汇编出一本711号园的野菜词典来。然而，有没有人印刷和购买，那就是另外一桩事情了。为了躲避人们的皮鞋和车轮，有许多野菜躲到了林里、坡地和树林那边的铁路下，只留那些固执、坚韧的野草和苋齿菜们在路边坚守和抵抗。但对那些可以找到它们并能慧眼识珠的人，它们总是报以开怀的嫩绿和鲜艳透彻的各色各样的花。它们通过你的采摘和赠予的无票旅行，到餐桌上的命运，并不是一种宿命的轮回，而是一种生命更新的替代。关于这个生命轮回的哲学命题，野菜们的实践，要比我们空洞的思考和议论更为深刻和实在。所以，任何走上厨房和餐桌的野菜，既是赴汤蹈火，也没有对我们存有任何的恶意和仇嫉，反而会以更为旺茂的生命回报以我们对它们的识珠慧眼和采摘。

它们比我们更明白，伟大的生命必然是最有价值的轮回。

盛夏到来的时候，野菜蔬们就不得不告别我们的肠胃和盘筷，集中精力储蓄它准备越冬种子的饱胀了。只有那些在夏秋中丰满的粒种和膨胀结实的根茎，才会在下一年获得新的生命，这是所有植物——包括野菜都在生命的时间中千百次证明的无可违背的律法。于是，餐桌库源的房匙不得不重新归还给自己种植的菜园和北京并非到处都有的菜市场和菜商店。脚步无趣的辛劳已经在所难免。即便菜园的新鲜和菜市场的丰富，常常让你因为蔬菜的繁多而不知哪一种更好，但坐在满桌菜盘的餐厅里，你还是要不断勾想起对真正绿色无害的野菜的回忆。好在，这个野菜隐退的时间不用多久，下了一场雨，又下了一场雨。当在三朝五日的阴雨后，太阳勐地从东四环CBD那儿林立的高楼中挤出来的时候，你踏着园里的草地，走过一片浅矮的紫丁林，到一片既有老杨，又有古槐，还有松柏的林地里，你发现那些大树上的各种菌菜忽然勃胀起来了。老柳树和古柏树以及倒在地上不知多少年、什么木的枯树身上的猴头菌、角质木耳、黑胶耳、裸口蘑、帽盖光柄菇、美粒毛盘菌、笑顶羊肚菌和晶粒鬼伞以及在北京少见的样貌端庄如少女举伞的红黄鹅膏，都在那一片林地和铁路边上出现了。由于只可以在商店和礼品盒中才可以见到的各种干野菌菇菜，从来都没人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亲手去采摘，所以，见到那些雨后生长的满林满棵的菌菇时，你有些猝不及防，如同你还不知道那个透水美丽的少女的名姓，她就向你微笑、向你示爱，这让你辞之蠢愚，采之喜忧，而她动人心魄的美丽，无论如何在这一瞬间，使你在过分喜出望外的时刻里，你最终忘记了住在711号园里的一切烦恼和房贷借款的巨压。仅仅因为这有意无意在雨后菌野的发现，你就坚信，你是北京这个超大城市的两千多万常住人口中最最幸运、幸福和奢华的一个。于是，你明白了无数人可以讲说而无法真正体验的人生。也就在这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在周边空寂无人的林地里，望着在阳光下、树梢上发亮的雨滴水珠和树腰、树桩与倒下多年无人问津的遗落在时光缝隙中的枯木上各种有名无名的野菌菇，嗅着那种温暖的腐白菌木味，你忽然想在那片树林中跪下来。向大自然的恩赐跪下来。向这片北京仅存的被疏漏和遗忘保护起来的大自然的心脏地带跪下来。

我是真的（似乎做作）在那片林地里悄然跪下了。跪下时后背倚着一棵长满菌菇的老树，两行脆弱的泪水淌下时，我明白这块土地和大自然的菜蔬、菌菇、林木、花草、空气和躲开了噪音挤压的711号园中的寂静，让我洞明理解了我的生命中和写作命运中的那点屈辱、跌宕和烦恼，面对大自然归还给我的拥抱和开怀的赐予，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从我眼中流下的泪，在他人看来，虽然夸张和难以让人相信其中有没有矫情和秀演，但对于我自己，能在寂静的林地跪下来，向大自然屈膝跪下来，那是多么难得的人情温美和心灵的愉悦！

迎春

迎春花都开在森林外边的铁路下。

随着柳树的泛色、枝条挂绿时，那不定时的火车来往，轰隆隆、轰隆隆，把黄色的迎春花载进二月，撒在了铁路沿岸，使那从带着油黑的铁路基石堆砌的缝隙中钻出来的迎春的枝条，不意间接过了那株孤梅盛开的时任，早早地顶着寒冷，在刚刚感受到春天的一丝信息时，就把一串串的花色连接成一片一片黄灿灿的长长坡堤，覆盖了铁路基石肮脏的污垢，让那车轨下的堤坡上，布满了迎春花开怀大笑的烂漫。没有可以越冬的蝴蝶，也没有可以从冬眠中早早醒来的蜜蜂，连一世界的野草都还在逃避冬天的席卷，可迎春花却不顾寒流的眷顾与守持，只是从深处的土层感受了一点温暖的消息，或者，因为火车来往的奔腾，留下来燃气机尾气的热量，于是，它就大胆地、无所保留地开放起来了。

那些馨香的花朵，迎来的是不知在哪儿躲过寒冬的苍蝇，它们借着午时的阳光，飞过来冒充着蝴蝶和蜜蜂，落在迎春花上，享受着它并不能理喻的美和花朵的香味。也有鸟雀及时地飞来并落下，可那飞来的多是飞累了的乌鸦和在冬天感到漫长寂寞与食物不足的麻雀。它们的到来，只是为了从迎春花这儿感受和探取春天离这个世界和711号园子到底还有多远的路程；春天里鲜嫩丰足的美食，离它们的口腔还有多远的距离，小飞蛾和别的昆虫，会不会因为迎春花的盛开就误以为春天到了，也从哪儿钻出来落在迎春花的枝条上？

迎春花并不管火车隆隆的噪音，也不管柴油机留下的油垢和尾气，还有并不懂得美和艳丽香味的苍蝇、麻雀和乌鸦。它在二月的到来，并不是因为它们可能的喜爱，而是因为大自然的法律，规定了它必须赶在春天到来之前，开放在大自然中的一个冬末空荒的月份，筹备迎接一个新的季节，就像迎接一个新的公主的来到。落实自己必须遵从的法文，自然界的任何植物，都是人类的楷模。而迎春花在铁路下污垢碎石中的开放，则在证明着它是自然法规最好的执行者。正是因为迎春的榜样之力，随后在初春跟来的百花千草，才有了自己在季节中遵从时律的秩序，才有了千百年来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宪法条文。

迎春，是为一个崭新的季节现行开道的最为称职的不穿制服的仪仗队，是一群不为喝彩而独自演出的演员，当它们从一个季节先行一步来到园子时，那个人见人爱的盛美的时节，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

路野草族的生存权

其实，人类真正有愧的是对路边的那些野草们。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那些野草视为一种生命，随意地践踏，随意地拔除，视它们为皮肤上赘疣，多余在脸上的青春物。除非是人工栽在路边的草坪，可以得到美容师移植脸皮的呵护，其余出生在路野家族中的野茼蒿、蒲公英、艾棵、白蒿、抓地龙和茅草、蓑草之类的生命，都被我们视为一种大自然的贱物。我们没有想过每当我们的脚步踏上去时，它们脑浆崩裂、腰断骨折那撕心裂肺的伤痛；没有想过，我们对它们的羞辱和诅咒，总是那样地伤害它们的身心和灵魂。为什么把它们连根拔除了，它们还会原地更加旺盛地生长？为什么几吨、几十吨的载重汽车从它们身上倾轧而过后，明明是绿血遍地，在太阳下枯萎已死，可在第二天的清晨，经过了一夜自身接骨输血的疗治和抢救，就又把自己的生命重新展现在了行人的脚下和汽车轮子开辟的辽阔的刑场？

这展现在路边族群的草野生命，让人类看见的是一种顽强，可让我们忽视的，是它们以人头落地和株连九族为武器对人类世世代代不屈的抵抗。为什么野草总是要和蔬菜、庄稼争夺地盘和自己的生存权？为什么它们野火不尽，春风再生，而且在新一次的生命轮回中，变得更加清丽、美姿，或者更为狂野而无教养似的疯癫和粗横？这，也许都是为人类对它们生存权的漠视的抗议与反扑。我们允许一片韭菜收割不断地一茬一茬地连续生长，而不允许一棵野草在路边的死而复生。这最简单的因由，就是韭菜是我们餐桌的亲戚，而路边的野草，则是我们目光和手脚的敌人，不会给我们人类肠胃以任何贿赂和填充。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一年中任何一日嗅到新鲜空气的那一刻，想到过路边的野草为我们做过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想过，它作为人类的组成，同样是命运多舛，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生死的风雨和消亡的危险。

在711号园，我所能做的，就是绝不动手去把路边的野草、蒿棵主动地折断和拔下。除非它过分放肆地横在路中央，如同中国公路上无处不在的收费站，不是去拉人的裤子，就是试图把自己的手指，伸到行人的口袋。到了这时，我才会终于动手，把那些伸到路之中央的野草藤蔓，扯捆到路的相反方向——一般不会像外科医生样，动辄就给人施行手术，折胳膊锯腿。

始于四月，盛于五月，直到十月秋临，整整半年的时间，路野草族们都生活在园里的天堂路边乃至路中央许多肥沃的缝裂。蒿草的味道里，有一种不招人爱的暖腐的气息，可也恰恰是那种腐白的味道，率先在五月就毫不吝惜地散播了大自然中植物草族的混合美味，让人感到可以借此忘记一个大都会的人流和繁华对人的呼吸的挤压。

接下来，艾棵长起来了。早年乡居村舍的人们，都以它草干的绳火来驱赶蚊虫的骚扰。而今，电蚊香取代了它的尊宠地位，使它在荒草中显得寂寞而失落。曾经有过的历史上的饥饿岁月，因为把它的叶尖掐下来水焯后可以拌食，也因此使一个民族中饿死的人数减去了许多。可是现在，这个民族的富裕如勃发的面包，人们也都忘记了它那浓烈的恩义，以为可以让它在路边活着，已经是对它最大的恩赐。

在路边草族中，最为温文尔雅的还是黄花草。它们默默地出生，静静地开花。艾棵可以把它遮在身下，蒿草可以把它的身子推弯挤倒，乃至于让它退出一些相对空阔肥沃的地盘，完全退到最易被脚踩轮轧的刑场边上。可是，它也就任由着同类的脾性，自己移到最为贫困、危险的地区，四月把头伸出来，五月间就把它铜钱般的小花，开满了路边和各种杂草为它留下的仅存的空间。因为它的大度和顺从，其余别的小草小花，也都不再为地盘争吵和征战。随着季节时日和地盘地势的分配与供给，也都在五六月间盛开不败了。无论你是开车，还是徒步行走，到园子里那条岁月老路上，最先迎接你的就是这种密密麻麻、云集在路边的草族野花，虽然众生浅贱，可却依旧生命不屈，一路凌乱无序地表达着春夏季节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展示着与那些官邸豪宅、高档小区完全不同的自然风景。而对那些有天然悟道的人来说，这种荒野的自然，则更为靠近着大地和人类的历史。更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人类原生的意义。更可以解答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的哲学命题。不管抓地龙草是否在自己的身下偷窃吞食着黄花草的地盘和水养，也不管茅草无孔不入的根须，竟可以从地下一尺的深度里，横刀搶斷来自大地深处分配给它的水分和肥养，黄花草都那么默默地开放，努力地不败不谢，把一种灿然的不被人们关注的美，如同空气样奉赠到路上和园内。

世界是终于被春天占有了。所有路野家族的草花们，都在借着时节的力量，为自己生存的权利展现着日夜不停地努力与歌唱。蚂蚱们再次获得了新一年的乐园，它们在那些草丛中蹦来蹦去。而我们人类，直至消失都无法明白它们那些蹦跳的意义。别的昆虫也在草地找到了自己短暂生命的乐土，每日的聚会和晚间夕阳去时的歇息，如同一幕戏与另一幕戏间转换的切场，而那几乎是绵延不断、一片连着一片的小黄花，和后来随之放开的紫花、白花、红花和粉淡浅褐混合而成的说不出名儿的花朵们，它们一律地熘着地面，组成了昆虫们歌舞演出的幕布、舞台和千变万化的布景。就是到了深夜奇静时，露水在洗着它们一天忙碌的尘埃，它们也不会忘记，把千草百花混合的香味，铺散在园里的路上和空中，回报给这园里宽容了它们生存权的人们。

五月到了。六月来了。

随着六月的如期而至，七月又按部就班地紧随期后。到了八月，炎热在北京拥有了至高的权力，就是那些从明清王朝留下的高大红墙，也无力抵挡炎热和炎热的络绎不绝。长达半月四十度左右的高温，有人把鸡蛋磕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下，转眼间，那鸡蛋也就烫熟了。整个大地，整个几乎都被水泥、沥青硬化了的北京城，都成为蒸笼和炒锅时，人民医院、阜外医院的心脏专家们，都忙得懊悔自己学生时代选错了专业和理想——因天气而成批复发的心脏病人们，这时对医院病床的贪恋，正如了我们园子里那些明悟自然人道的房客在整个季节都对路野草族的宽爱。

园子的整个夏天，都要比北京城内的温度低上几度。仅仅因为这个温度，就让我重新去思考人生的享乐意义了。为什么东方所有宗教寺庙地点都在好山好木的风水宝地里？怕那些大道高僧们，其实通过虔诚的心灵，早就感悟到了人生真正的欢乐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可他们又明白中国人口众多与风水好地稀缺的巨大矛盾，所以在布道传教中，只说让人静心寡念，而不谈自然环境与人的欲念多少的暗道联系。总之，我是先人一步有了这可以清除许多欲念的自然草木，当每年高温到四十度以上的天气到来时，我坐在书房，推开窗子，让丁香树枝从外边伸到室内，既不装空调，也不开电扇，舒适地写着小说，读着闲书，在这个时候，你不在小说中自鸣得意地讽刺那些为权力、金钱和虚假的情爱及乱麻般的人际关系，那就实在对不起这个园子了。

草秋悲喜

又见一群大雁从园子的上空由北向南飞去了。它们的迁徙，在宣告着一个季节的结束，弹拨着万物花开的一个时代的结束曲。好像也才十月尾声，夏天的炎热在午时候还霸权着这个世界，可到了临近黄昏之时，来自西边或北边的夕阳碎风，毕竟在爽快中夹裹了让人感叹的凉意。

桐树在四月间不见绿叶，就把满树粉淡的喇叭花吹响在了天空。而寂静，则是桐树花最密集强烈的号音。可到了十月，也明明都还满园秀绿花开，而那蒲扇似的大桐叶，竟无缘由地从天空飘了下来。从路边或停在树下的前车玻璃上，捡起一枚小锅盖似的桐叶，细心察看，会发现桐叶居然还是一片墨绿，可那大叶伞状的叶筋上，却是有了缺水的干意。而那叶柄的根部，也还是在不自觉中泛出了疲惫的黄色来。

在天空，夏天是被最敏慧的大雁带走的。

在地上，秋天是被最不起眼的泡桐叶的柄根带来的。

湖边长成乔木的月季树，在十一月似乎是为了一年中最后的艳丽，月季花开得彤红火绕，可在落下一地的花瓣中，倘是你能找到最新落下的花瓣儿，或刚好伸手接到落下的一瓣诱人的淫红，你就能看到花瓣收缩变小的一端，有了萎枯的皱褶。

那打败了人类而在最不易生长的混凝土地面摆开了阅兵阵容的白蒿，也借着秋天，在地下根须的库房里，尽快地蓄存着养分，以备下年在初春间，就生出无数密集的棵苗，和厌恶它们的人类开始一场新的生存权的战争。

人们都还忙碌着，出行或回家，上班和下班，为可以用名利二字概括的事业奔波和喘息。傍晚时分，奔向饭局的车轮，因为拥堵不得不如脚心被刀割了血口样在任何的道路上颤抖与踏步，而北京城里所有路边的树木和草坪，借着人口密集和高楼大厦上无穷无尽的玻璃增高的温度，也都还显著盛夏的浓妆，连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相信自己的美若不展示出来就是浪费的美女们，也都在奔向各种饭局和约会的路道上，展示着自己的短裙与裸露时，她们不知道举在天空最高处路边的箭杨，已经从高楼砌成的胡同中吹来的晚风里，感知了从郊外和711号园内过来的秋天的初寒，正在传递着秋天在711号歇脚之后，就将向北京全面奔袭的讯息。

园里的路边、湖边，山坡上的草地，是依次有序地泛出了黄白和褪色后的浅绿。可那成熟的小果子，则透着快活的红色和橘黄，在草棵、荆棵间摇着它在坠落前的铃响，宣告着它自己将要落地为种的一个伟大的时刻。在浓重暖意的草香里，不起眼的草种子，如狗尾巴草上毛刷状的绒绒间，艾棵的顶穗和在这个月份开始干焦的车轮菊，它们双手供奉着捧给大地的种盘儿，都在张开库种的门扉，等待风来的一个时机，借助风势来一个运动员最后冲刺的飘飞，期冀把自己播散到更为适宜生长的奶与蜜的迦南美地里。当然，如果没有准确地判断出风力和风吹的时间的长短，它们就不得不落到理想的中途或者被不停息的风吹过了那理想的迦南，错过生命的佳地。这一次借着秋风的种子们的迁徙，其实也正是它们命运的赌博，只有少数可以侥幸落到肥沃而同类稀少的地方，而多数，则需要鸟类的饥饿和人们的扫把，来完成它们再生的梦想。可一只鸟和一个退休老人的扫把，其实并不关心种子们的渴望与命运，一如一个军营的长官，并不关心一个士兵退役后的去向，只是冥冥中的偶然，在掌握着芸芸粒种的未来。然而，尽管如此，在秋天的草地中充满了它们命运的不安和变量，可它们延续生命的概率，还是超过了围墙以外北京任何的街巷和角落，仅仅这一点，它们就开始了在秋阳熙风中命运的欢庆，一天到晚的歌唱，和在歌唱中送别的祝福，就是到了深夜，也还没有停下它们不知疲倦的嗓门和语音。

我是它们冥冥命运的一个知音，就像偶然把我带到了这园里的居住，我总是在写作的空当出来散步时，以我的偶然，去改变和实现它们的命运和梦想。一边迎风走着凉爽的脚步，一边斜视着路边草地中那些最渴望顺风飞翔的草种们——我看谁在草群中总是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勾着穗头渴望等到一股恰到好处的风势，我就过去把它的种子捋下来，以我的恻隐之心，判断它渴望的去向，把它们散落在我以为草稀地肥的流着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有几次，借着园里黄昏的寂静，躲着人们可能说我神经的议论，在没人的时候，我到湖边的一片草地里，把那儿几乎全部都成熟探头的草种捋下来，把它们带到湖水对面的空地上。我知道，它们探头张望的去处，正是湖水对岸——有阳光和水分它们难以飞越的海洋的那边。也知道，它们在年年的这个季节，为了飞越这片湖水的海洋，曾经做过无数世代的努力。带它们远行的秋风，其实都是难以登上月球的火箭飞行，多半在中途因为不可知的内力和外因的结果，它们不是脱轨转向，坠落毁灭，最后随着风的命运而改变了自己存蓄在来年春分后的梦想，不得不飘失在水面腐烂和死亡。如此，年复一年地发生着搭错车的草种迁徙的悲剧，可又每年都在这个月份上演着上一年同样的哀伤，这正如宗教的信徒们，就是死在路途也要到巴勒斯坦的哭墙下朝圣一样。我作为这个园子一小部分土地暂时的主人，没有理由不向这些不被人类尊重的草贱的粒种世代宗教般的努力，向它们无惧死亡的朝圣般的迁徙，表现出一种敬重和应有的义务。

我连续几天在没人的时候，都到这草地把干熟的粒种捋下来，用一张报纸运载到湖水的对岸去播撒。我相信我这不愿被人看到的举动，正是神的一种暗谕——让一个可以漂洋过海的大船，在帮助一个被歧视的种族，迁徙移民到一个新的大陆去。而我和作为大船的报纸和与用衣襟提起的兜袋，正是挪亚和那打制的方舟的运行。想起这些为人不齿的壮举，我都为自己有过这样可笑的愚行骄傲和欣慰。在后来年年看到湖水这边空地上也有了一片野草的家族时，我都对我曾为一个新国度、新民族的创建出过力气感到无法言说的得意和窃喜，而且会经常在梦中踏着湖边的草地散步时，露出不知何故的微笑来。

也有更大的悲剧在那新国度的草地秋天悄然发生着。当目睹了这一幕可以制止而没有制止的悲剧时，你的内心将留下长久无法抹去的内疚和壑沟。

在下一年秋天的同一时间，我在新大陆的国度、民族中以闲散享受着一个国王或酋长的悠然自得时，看到了残忍而合乎自然法规的一幕戏最为高潮的演出。在一片新生的艾蒿的深处，我发现一蓬鸟窝因为秋风落叶而在草林中裸露出来。而那鸟窝中的两颗褐色花斑的鸟蛋，在它的双亲父母都不在的短暂片刻，有一条同样带着浑身花斑的将近一米的长蛇，正把它的舌芯子伸进鸟蛋里美食和畅饮。看到这一刻的瞬间，我不知道是对蛇的惊惧而朝后退了一步，还是对这一幕戏的残忍上演，因为不知所措而僵在了两米开外。而花斑蛇对我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如我对它的发现那样的惊恐与愕然。它只是因为某种突然在草地中加大的响动，而悄悄让自己来自舌芯美味的吮吸和传递，停滞了片刻，就又开始了那种盛宴的饕餮。

这一残酷的弱肉强食和恶人贼劫的场景，是一般只能在《动物世界》中看到的一幕，当我在真实的711号园湖边草地亲眼目睹时，我的呼吸几乎停止而窒息。好在那条花斑蛇并不是多么强悍、歹毒和对人们无所畏惧的勇敢与妄为，我脚下的响动还是让它忧虑到了自己命运的未来与偷劫廉耻的不安。于是，在我的眨眼之间，它就掉头沿着它的来路熘失在了草地里。接下来的事情，当我过去摸了摸那两个斑点鸟蛋的重量后，我知道那条栖息在草地的花蛇，它吮吸的不是两颗鸟蛋的蛋黄，而是两只即将孵出的一对细小的生命——蛋壳的裂缝中，还有一丝血迹的渗出。

我知道，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大自然组成的必然。可在由我播撒创建的草族王国中，上演如此血腥的实情剧，还是让我觉得与我有脱不开的干系。不知道那死在生命的黎明之前的一对雏鸟的父母，这一时刻飞往了哪，给隐藏埋伏在这儿的毒蛇有了可乘之机。或者，让一条路过此地的花蛇有了一场饕餮的幸运。可等黄昏降临之后，那对觅食归来的夫妻，将会在落日中怎样哀鸣和哭泣。

为了见到那对悲伤的夫妻，我离开这片草地到别处走了许久，才又重新悄悄地走了回来。这次小心探询的脚步，在那儿惊飞了一对秃尾的灰黑鹌鹑。我过去再次摸摸胎死腹中的鸟蛋，发现蛋壳上温暖的体温，如午日阳光的暖适，这才明白那对作为父母、样子有些像早年来自日本而在中国落户的日本鹌鹑，还不知道它们的儿女早已停止了生命的呼吸，还在用它们最无私的体温，等待着儿女的出生。我们无法知道早已过了六、七月孵卵期的夏候鸟类，还会在十月生蛋孵仔，而紧随其后的十一月，当这对鹌鹑没有如石鸡那样留在北方过冬食草的本领，它就该随着大雁的叫声，迁徙往南方去了。然而这个时候，这对夫妻还在北京的一小片荒野中等待儿女的降生。倘是三朝五日之后，那对新生命真的破壳而出，它们如何能把儿女育大飞行？如何能把它们的子女带向温暖的长江以南？更何况它们的身下，暖孵的是一对被舌芯吮吸过的一对死胎的蛋壳。

第二天，在午时阳光充足、孵蛋鸟会在这时短暂离开去觅食饮水时，我又去那块草地行动了更为残忍无奈的举止。我用木棍彻底敲碎了那两个死胎鸟蛋，让归来的育儿鹌鹑在绝望中可以趁早离开这潜伏有蛇的草地，早早地横下心来，迁徙飞去。这桩惨剧的结果，是那天下午直到傍晚落日，我都听到来自那片草地悲绝的“嘎——嘎——”的叫声。然在第二天到来以后，那儿的叫声没有了，迟孵子女的鹌鹑也不在那片新大陆的草野国度了。

我相信，它们终于是奋起翅膀、抛却哀伤，随着同类的邀约，离开711号朝遥远的长江对岸那边飞行了。

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秋天是按部就班地走进了园子。各家种菜的人们，都把菜园中的果秧收割下来，搭在栅栏的木条上。黄瓜种子因为肥胖而到了丑态的地步，可那庸俗的体态，也正是主人们的理想，知道在它的肥胖中，正孕育着下一年无数新生命的碧绿。挂在竹棵上的丝瓜，也被人们站在凳上剪了下来，等待着风干后用瓜丝刷锅洗碗。而那短圆并有相反两个平面的种子，被装在信封中，保存在一个通风的橱柜里，在新一年的三月间，将会被埋入土地，开始新的生命的旅程。在园子的各个地方，铁道边、林子里，山坡上和那不算太大、说浩瀚就是夸张的湖边上，草野家族们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总是让我不能忘记的东边邻居院内疯生的蒿草，这时被它开着轿车走来的主人，用火机点燃成了旺火，噼噼剥剥的声响，把一只灰黄的野兔，从那蒿地赶了出来，跳过一户人家的篱笆，进了另外一块荒野时，客居这儿的主人们，惊喜过后，灵醒到了被野兔证实了的园子的荒野——尤其冬天的到来，各家房里都没有北京人骄傲的统一供暖。他们也都将如同候鸟迁徙样离开这儿，到城里另外的套房里，猫冬等待下一年的返回。于是，秋天的烧荒，似乎是一种决绝的离去，更像一种和园子告别的仪式。

毕竟，秋天烧荒是为了冬天防火，是这园子深得人心的一项保护措施。

可就在放荒烧火的几天之后，那些在这儿住了春、夏、秋三季的人们，纷纷地开着汽车，拉着行囊和几乎家家都有的大狗小狗、宠物和笼鸟，都离开园子，回到了彼此都不知对方在哪的原有的家里。而我，像种在这园子的树一样，守在园里，享受着最为清寂的时季。如冬留鸟样栖息在这满目疮痍的711号，终于更为难得的宁静——在别人看来几乎等同的孤寂，像秋末冬初晨时不散的雾霭，弥漫在园里和我的家中。于是，我终于有机会发现，在这个季节的晨昏，最为吵闹的麻雀，不是春夏两季在房檐枝头的狂欢合唱，而是对在草地失去栖居权和草籽食粮的不满。它们原本可以在冬天的某一处避风的蓬草之间，窝居下来，取暖越冬，饿了觅食周围的草籽草茎。可这一场放荒，烧掉了它们美好的家园，烧掉了它们的粮场库房，这就不得不从草地搬家到住户的檐洞和各户人家在墙上留下的空调的洞眼。最为重要的是，足可对付一冬的粮草被火烧掉之后，这又怎能不让它们不为未来岁月中的饥饿担忧和争吵？

还发现，有一只只可以在动物园中见到的国家二级保护条例爱戴的雉鸡，羽色艳丽，身长有八十公分，放火烧荒的第二天，在西边林地旁的草灰里孑然独立，绝望的目光望着那一片不知去了哪儿的野草灰地，仿佛它是有几日出门在外，回来时候家园的房舍被大火洗劫一空样。它不知道是谁在何时，烧了它的家园和欢乐中可以四处走动的草原故乡，也不知道人们放火烧荒的意义和给它带来的伤悲。而站在黑灰地面的一块石头上，“叩——叩——”的叫声，还在表达着它的不解和向它同类报哀的惊呼。随后在它的“叩——”声还未及停下时，就又从树林中飞来了三只同类和一对同样为冬天要在原地留下守候的灰胸竹鸡。书籍告诉我说，雉鸡和灰胸竹鸡喜欢群居生活，集体行动，一般是成对地在开阔的山区、林地、草原安家扎营，一年四季都在那儿觅食植物的茎、叶、果实、种子及昆虫等。而居住在711号的园内，丢失了大片的野荒草地，这就意味着整整一年的寒冬，它们都必须艰辛地为食物操劳和寻找。也许在一场巨大的冬雪之后，饥饿的灾难会从它们的面前席卷而来。而我面对它们，急需要做的，是尽快地把它们驱赶到森林以内，不让管理园子的年轻人们，发现林地里有冬留鸟们的出没，从而让刀、锅、酒和他们的胃，有新的期待和梦想。

好在，一场秋雨适时地赶来了，它清理了地面烧荒的黑灰，让草野的肥养都浸到了地下。转眼间，又把清新留给了这个园子。而更为令人意外的是，这年秋天的深时里，又突然有了几日倒秋暖，太阳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都充满着对夏天的依恋和召唤。抬头看看天空透亮的阳光，低头瞅一眼路边放荒光洁的地面上，你的目光便如看到了满地黄金一样僵直了，有些目瞪口呆了。

你看见那些放荒烧过的草地里，因为秋雨和雨后的倒秋暖，那些火烧过的地方，全都又生出了一层软黄的草芽，如年初春天到来时，这园里突然间草绿花开的初景般。丁香树梢最后的几片枯黄又翻出了薄薄的老绿。柳树叶的一片黄色中，确实还又夹杂了片片的绿叶和鸟在枝头惊呼的叫声和歌唱。

尤其在十月之后，已经开得有些疲劳的路边的菊花们，无论是人工种植的大棵菊，还是野生在路边、草地的小野菊，也因着秋天的到来，几乎是在人所不知的同一天里，缩下了它的花瓣，萎下了它那轮形的花盘。它们竟又意外地鲜花开放了，虽然不多，几棵中才有一朵两盘，可这软黄的花瓣，点缀在十一月的深秋，和着到处都有的坚韧不谢的月季的暗红，还是让人感到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感到草野生命韧拔得美丽。尤其在人走园空后的偌大的时间和空间中，嗅着再生野草的馨香，望着那又绿的树色和重开的菊花，独自占有享受着这一千多亩大自然的存留和怀抱，我是真的觉到了幸福的奢侈和难以让人相信的开怀，坚信自己真正成了生活的皇帝。

那时候，走在空旷清晰的园里，我最想对着天空狂唤的一句话是——命运啊，我谢谢你！然在这句话没有唤出口的瞬间，我的头脑如同命令样跟我说了那样的话——为荒野的草地唱首歌吧，为711号写本书吧，它的名字就叫《711号园》。

也许，这本书将会成为一个都市最后的纪念。

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

因为被贪于宽敞、享受的内心所左右，就决定在三大间房前再盖出一个书房来，而且把那书房的西窗要正对着窗前的一棵死去的槐。槐树粗矮，枯枝横生，虽然没有一棵活树那样鲜艳和生动，四季之变都在树上有着演绎和发生。可也许，一棵枯树刚好直立在书房的窗前，种些藤蔓从地面攀爬而上，让枯枝上挂下点线之绿，再有一只两只乌鸦、麻雀，借着落日夕阳，单腿立于枝头，哌哌地言叫几声，也就不失为一种老树枯藤和昏鸦寂静的美学追求。

自己不是诗人，却总有诗意不识相地到来。

不是画家，却总有构图的设想欲念。

从来没有一张真正的摄影作品，也总是在园里拿着相机，把镜头向东向西，将树木、林地、花草、鸟鱼们的瞬间，留在一个现代科技夹缝的暗角。这就是我奢侈生活中生多余六指的嗜学追求。如果有朋友真正了解我在711号的一些行为，他不称我为神经质或精神病患者，那他自己一定有了麻木不仁的精神病，成了被迟钝围就起来的套中人。

对盖房的工人，再三交代，把书房的砖墙刚好砌在树下几寸之远，让我可以推开窗子就行。然而，离开园子到学校做了一天讲座，回来时书房的西墙已经拔地而起，而那棵一围粗的老槐，也被锯成几段扔在了院子里边。

“有碍施工，又是一棵死树。”

工人的解释合情合理，可却让我如把苍蝇当成了肉吃样。从此，对那些施工的匠人怀怨在心，缘于和谐的国策，无非总在脸上装出笑容罢了。居住园内，不懂得一棵枯树之美，不懂得一棵小草也有命运的跌宕起伏，不明白昆虫的忙碌和休闲，只知这园里林密树多，空气甚好，正如北京的街巷、公司、机关那些穿着假名牌的先生、小姐，和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目的也就是告诉人说，我穿了名牌衣服，背了名牌皮包，至于那名牌的做工精细、色泽纯正、样貌个性，乃至于连一款名包里的一个小袋口儿都是人工锁边，对他们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被锯下的老槐树身首分离，枝丫和树根被扔在院外林里任由风吹雨淋，连它作为柴火对火盆渴望的机会都没有。

但对于被截为一米一段的槐树身，命运就不太一样了。我把它们摆在院里的通风处，总是在闲暇之余，站在它身边凝望和感叹，总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拿一本书去和它相陪相伴在一起。偶尔也把落在它身上的麻雀当成诗和灵感写在相机里。当然，有一次还坐在它身上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

来自其他领域的风，

降到这没有名字没有边际的大地，

带来天上的雨丝，

于是丰饶的祭坛上的神，

送回了花朵和生命。

我曾经把这灵感之作，拿出来炫耀示人，朗诵给他们听，如同在每年三月请最好的朋友，品味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中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春茶。

那些有些不够厚道、仁义的朋友，一边喝着中国的第一缕春茶，一边惊异地问我：

“这诗你什么时候写的？”

我笑着：“好吗？”

他严肃：“当然。”

“前几天坐在院里的枯槐树上，忽然来了灵感。”说着我又给他的春茶杯里续着水。

他仔细地品尝着那冰雪嫩芽的春茶绿水，想了很长时间，说了令我十分讨厌的两句话：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几句诗是你在引用聂鲁达的那首《植物》吧。”

我愕然。在惊异中去书架上翻找聂鲁达的诗集，居然从那首《植物》中一字不差地读到了那样的诗句。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讨厌那位朋友，也讨厌躺在院里的两段枯槐。我经常坐在那枯槐上冥想和构思，灵感有时喷发如泉，有时似朝阳日出，可现在我怀疑那些灵感中的诗句和小说情节的奇妙脱俗，其实都是对别人的抄袭和对大家小说情节的翻版。我猜想，情况的实质有两种可能，一是我写作的江郎才尽，二是那段枯槐在风雨中因为没有材尽其用而对我的愚弄和报复，才让我在灵感中得到诗句，其结果却完全是对别人诗歌的抄袭。次年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果然也有了这样的议论。于是，我就怀疑那段枯槐给我灵感的真伪，决定把它从院里搬进室内，实行怀柔政策，不仅让它轮回再生，物尽其用，而且求它，可以不赐我灵感写作，但万万不可给我以假情伪意，让我误以为自己有了不凡的作品。怀着兔死狐悲的目的，把院里的两段槐干分为四段，长短不一，高矮有错，其中一段摆在入门的厅里，做电壶烧水的专有坐骑，另三段落错靠墙，在那上边依次摆放旧的报纸、杂志，让它充作文化时尚的形象大使。如此这般，果不其然，后来写出的诗歌、散文、小说，再也没有人说我是模仿、抄袭和受了某某启发，就是真的把别人的诗句镶在我的诗中，竟也没人看得出来，并予以无情指正。就是我的小说情节中，明明有伟大作家们的启悟和感召，那些我的朋友读者，也都睁眼闭眼，不再在公众场合明指暗示。

这一切都归功于枯槐对我的真诚。也归功于我对枯槐的真诚。没有能在窗前留下它们，让其再生为老树枯藤昏鸦的真实杰作，也终于让它们和书房有了联系，做了书房的常客和大使，它们自然就会无欺于我的灵感和源源喷薄的写作了。

柳树的义情与语言

从来都没有人考虑过植物有没有感情、语言和它们受到刺激后的生理反应与心灵的伤害。人类遭到了战争的杀戮，我们会惊恐、惧怕与反思，面对屠刀显出了理性的力量和人性光辉的照耀。尽管战争还没有最终从我们中间消失和去除，但我们对此的情感已经成为人和人类的灵魂永存下来了。然而，当我们举起锯和斧头面对植物的生命时，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它们的疼痛、哭泣和情感的伤悲、灵魂的震颤及面对屠刀、死亡而无力反抗，尤其没有让人类听懂的语言表达的那种无奈。

我们可以体会动物情感的欢乐与伤悲，但我们不相信植物也有这种情感存在它们的生命。

一只狗的眼泪和一头牛的老迈，可以让我们沉默良久、黯然神伤，乃至于最终把它们的死亡，和我们的生命等同去看待。可一株草的干旱、一棵树在风中的摇摆，却几乎不给我们带来任何情感的变化和忧虑。

天旱了，看到满地干枯时，我们皱起双眉和望着骄阳的感叹，那不是为了植物的生命而叹息，而是为了自己明天可能的饥饿而担忧。

一棵大树在锯和斧的杀戮中轰然而倒下，那震耳发聩的声音，不会让我们以为那是一种巨大植物生命的最后向人类发出的最后怒吼，而以为那是一种重量的力量和另一种重量力量碰撞的结果。

一切的科学，都是为了解释人类在地球和大自然中最大利益的合理性。而被忽略，也从来不被认为存在的植物的情感，是人性权力挥发的依据和人在杀戮植物的生命时，可以借此忘却人对植物侵占、伤害、霸有的罪恶，也是我们不需要为一棵草、一棵树、一枝藤蔓死亡赎罪的借口和理由。可是，在2009年夏天柳树的一幕场景中，它们彼此间的义情，改变了我对植物没有情感、没有语言的认识，也证明了许多年那些植物学家对植物存在情感、语言的判断和猜测。

那年夏天，任何来到北京的人，都可以看到大街小巷中环卫工人在用喷洒车向路边的树木、花草高举着配注了药物杀虫剂的水枪，以对抗扑面而来的蠋和毛虫的蚀害。蠋蚀虫害使那年夏天北京乃至京外的天津、河南、陕西、山西等省份的植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袭击，因为天旱吊在各种树上的虫包儿和躲到另一片树阴下的大青虫、小青虫、灰毛虫，多得像沙尘暴后地上的沙粒样。

全国到处都在发动一场消灭虫害的植物保卫战。

711号内也有工人每天给路边的花草喷洒农药和说着诅咒它们的话。可那些高大的、离路边较远的树木，就不在这场保卫战的庇护之中了。我是给我家院里的所有花草树木都喷洒了农药的。没有忘记的一件事，就是三年前在我家农具室中的一根没有彻底除皮干净的柳木锄把在下一年的春天发芽了。恻隐之心让我把柳把从锄头上取下来，将去过皮的一段锯下后，将那带皮发芽的锄把很用心地插到了园子里的湖边上。意外之外的收获是，这段柳木锄把发芽了，而且借着路边的风、湖边的水，它用三年时间长得如小碗那么粗，主干高有三米多。更为奇妙的是，因为我一时的粗心，那段锄把被插得颠倒了，微粗的一端朝着天，较细的一端插在了地里边。这种粗心所造成的结果是，那株三米高的柳树发芽后，长成了枝条下垂的“倒栽柳”，其明嫩光滑的枝条，每年都从半空垂下来，一直落到地面和湖面上，成了一道人工特意的风景。因为这株柳是我的一次创作和实践，我就去给垂柳在虫害肆掠时候打农药。那柳树最为惊人伤感的一幕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演的。在我的垂柳边上是两棵树皮粗糙、树干多有疙瘩凹坑、而枝丫叶条也没有多么顺畅的柳科属的怪柳种，它们在热带、亚热带如澳大利亚、拉美地区和我国的海南是常见的树，但在北京就属稀见罕物了。我不知道它们在这园里生长了多少年。水桶粗、楼屋高的身材，夹在比它们更高的常柳、常杨中，没有人去探究它们的来历和生长史，就如上海、开封、东北自宋朝之后迁徙而来的犹太人，也都忘了他们的祖先是犹太族，古老的家园在中东的以色列。

这一天，我给我的垂柳喷洒完了农药后，为了躲到相邻的怪柳荫下歇一会儿，在我刚到它的身下片刻间，从怪柳树上哗哗地落下了几秒钟的毛毛雨，使我的脸上、手上有了一阵冷凉感，衣服上也有了一片小雨滴的水痕儿。原以为那是虫屎和知了小便在那一时的开闸与放水，可待我抬起头，才发现我的垂柳上挂满了虫包儿，爬满了大青虫和毛白虫，而那两株怪柳上，却几乎没有虫害和飞蛾，而且连一天到晚都颇烦嘶鸣的知了都没有。

我不知道那一瞬间的毛毛雨是从哪儿落下的。

又三天，我再去给我的垂柳树上举着农药枪管喷射农药后，再到那怪树下歇着时，又从那怪柳树上洒下了一瞬间冰凉凉的毛毛雨。

再过四五天，我第三次去给我的垂柳喷农药，这样的惊奇再次发生了。这一次我没有如往日一样站到怪柳的树荫下，而是洒完农药后站到了路边上，盯着那洒过两次细雨的怪柳看，而且就在我眨眼的瞬间，从那棵怪柳上洒下的细雨比上两次都要密集和持久，哗哗啦啦的响声最少五六秒，连地面的沙地都有一层微薄湿润了。

我惊愕地站在那儿，接下来发生的奇异让我目瞪口呆，问心有愧，仿佛我做了一场嫁祸于人的事。随着一阵从南向北的风，我看见我那棵垂柳的低处被农药毒死的青虫、毛虫从树上纷纷掉下来，而树顶梢上农药喷洒不到的蠋幼如蛾子、俗蝶和只嗅到农药的信息还没有真正深受其害的虫子们，都从垂柳上借着风势飘飞到了相邻的怪柳上。这景况持续了一分钟，差不多那阵来自南边的午风歇息后，两棵柳树的半空就有了无数条在日光中发光的吊虫搬家的丝绸之路和蛾幼飞动的吱吱吱的响。接下来，那些嫁祸于怪柳上的虫害们，就在转瞬间消失在了茂密的怪柳叶间和那树叶生产的浓阴里，宛若一批盗贼消失在了黑夜里。

再后来，悲剧而动人的一幕在我每天对柳树的悉心观察中发生了。我的垂柳半月后根深叶茂，每一片原来被虫害侵扰的柳叶都又复原伤口，几乎每片叶子都又长到了圆全和饱满。而二十天前几乎没有丝毫虫害的怪柳上，这时候布满了无休止繁殖的虫蠋和吊在半空、爬上爬下的虫包儿。原来那些茂密的正面碧绿、背面泛白的柳叶，迅速地泛黄、飘落和被虫蛀得伤痕累累、残缺不全，许多叶都只留一支叶筋干焦在了日光下。而尤其令我不解忧伤的是只要我路过这两棵怪柳树，只要在它面前站上半刻或片刻，就会有哗哗润润的雨滴落在我的脸上、身上和地下，只不过随着其他树的越来越少，和因为虫蛀的愈加枯干，那雨滴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稀疏。

终于在一个月后的一天正午间，我去园子门口取了快递信件，回来站在我的浓密垂柳的树下边，朝湖里望着一群野鸭的游动时，在丝毫没有风吹的情况里，听到了垂柳在我头顶有如鼓掌欢呼那样的笑语时，有一种本能试探的实验，使我抬头朝垂柳的枝条上空望了望，抬手把枝条在我脸上亲昵感谢的抚摸推到一边去，跨了几步站到了相邻的怪柳下，几秒钟后那奇异惊人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从怪柳的枝上又朝我洒下了一阵毛毛雨。而且这阵毛毛雨有的雨滴颗粒如豆粒一样大，虽然仍旧只持续了转瞬即逝的两三秒，然而那哗哗的声音，却大到珠落玉盘一样响，似乎是它倾其力量朝我洒下并借此要告诉我什么话。就在这一刻，我坚信，我明彻了植物是有情感的，是有语言的，是可以除了它们自己和自己的交流，也可以和人有所交流的。明彻坚信了垂柳刚在我头顶无风而窸的碎响是它死复生的笑声和对我感激的语言表达，而怪柳刚才和以往反复在我身上、面前洒下的雨滴，是我将蠋害从我的垂柳嫁祸于它后伤感的眼泪和急于求救于我的植物语言和我终于听懂了的怪柳说话声。

为了补救我从垂柳把虫害赶到怪柳上的不义，我用二十元人民币、十瓶听装啤酒和三包香烟的贿赂，让那些专给园子路边花草喷洒农药的工人搬来梯子，爬到怪柳上大剂量地给怪柳的枝叶打了厚厚一层敌敌畏。

工人们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时，我朝他们笑了笑。

问我到底为了什么时，我把除了原来谈判商定中的十听啤酒和三包烟的款项外，又增加给他们二十元钱，请他们到大街上买些下酒菜。这一切也就谈妥了。以赎罪的方式在下午四时为怪柳喷洒农药的过程中，我当场看到满树的虫蛾死后从怪柳的枝叶间冬天落的冰粒球样掉下来。悬在半空的虫包儿，在它的窝里嗅到敌敌畏的毒气袭击后，就从吊窝爬出来，沿着它的丝路朝着上空逃，可爬到中途就因为窒息而亡垂在半空了。

这一场消消灭虫害的“人道主义革命”中，我以知己的身份站到了植物这一边。可当我看到被拯救的怪柳毗邻的另外一棵怪柳却没有一个虫害时，我以一个无知学生的谦虚，去问那在园里度过半生、头发花白，永远都有草叶顶在头上的老迈的园艺工，他给了我一句似乎可笑、却又千真万确的回答：

“这种柳树会说话你知道吗？这一棵身上有了害虫，它会通知另一棵，让它小心，及早预防，发出一种害虫不愿闻的气味，这些虫蛾就不朝它身上去落了。”

这位老园艺工人半开玩笑的话，和我心里的猜测不谋而合。这让我不得不去图书馆中寻找文字对这猜测的明言和证据，使我那段时间，把我刚刚开头的一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的写作丢在了一边。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馆终于找到了一本从来无人借阅的《探索植物》的书。在那本书的第304页，找到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位生态学家奥律斯和罗兹亲切的记叙，说他们在1983年研究受到虫害袭击的树木时发现，植物会在空中传播化学物质对周围临近的树木送去警惕预防的信息。并说某种柳树的叶子遭到蠋害和毛虫的骚扰，就会导致该柳改换吸收其他的滋养物，发出挥发性的化合物而使其他柳树感知虫害的到来，提早做好预防的准备——即发出一种蠋和毛虫不愿嗅闻的气息，使它们打消到自己身上寄养的不劳而获的生存与发展的梦念。

如果我有机会见到这两个美国的生态学家就好了。我可以以一个业余植物学家的身份，向他们提供许多我在711号园的观察和探索。我可以无偿地把我对一些植物的实验过程和数据全部和盘端给他们而分文不取，还请他们到我家品茶、吃饭、喝大酒。饭后我还会冒充西方人的文明礼仪，给他们冲上一杯咖啡。我将在他们端起咖啡时，滔滔不绝地叙述那共有458页的探索植物的书使我多么的痴迷和感悟。它让我不务正业，丢掉创作，在我家房里的阁楼上和我的书房里，进行了整整半年的荒唐实验，而又不敢把我的实验让除了我家人以外的任何人知道和获取任何的信息。倘是他们知道了，那就会成为文坛的笑话和所有恨我的人最有力量的笑柄。

为了证明植物的确是有感情并有语言、能发出“声音”的，我用我的物理常识和860元钱，外加三次到中关村大街电子城的恳求与谦逊，把测量电的仪表改装成了一台记录测量仪，然后把一棵菠菜拔下来，趁它最为鲜嫩、生动、青春年少时，把菠菜和测量仪的正负电极相连接，然后把火柴点燃后，在菠菜的上空晃了晃，我发现测量仪的指针有轻微的摆动感。我完全把火柴烧在那棵菠菜的叶尖上，那指针的晃动就明显而迅速。这一有趣的实验发现，让我惊奇而兴奋，于是，我把测量仪完全搬到厨房内，又拔来了一棵充满青春活力的大菠菜，将一片叶子连着测量仪，把对面那片叶子丢在烧成沸水的锅里煮。这时候，记录测量仪上暗红的表针摇摆不止，而且振幅极高，频率极快，完全如一个人受到了惊吓或恐吓的紧张和不安，直到那棵菠菜最终在沸水里死亡，那针摆都还没有停下来。这表明，菠菜的恐惧在一片菜叶煮死后，即便它无法再用生命给别的菜叶传递被开水煮沸的酷刑的疼痛，而那惊惧的心理还留在绿色鲜活的菠菜生理中。

为了证明植物不仅有惊惧、兴奋、欢乐，而且还有“语言”的传递和交流，我又把连着菠菜的测量仪边上端来一盆水，把几只活虾放进去，当活虾在盆里游来游去时，那测量仪的表针是静止不动的，可当我在虾盆下面点上火，盆里的水由热到沸，那河虾在水里先是翻滚跳跃，而最终被沸水煮死时，连接着菠菜的表针就又一次疯狂地摆动跳跃了，并且从那棵菠菜叶上发出了明显哀伤的“吱吱吱”的哭泣声——这表明，河虾在死前有过自己语言的“惊叫”，而菠菜听到这种“惊叫”，担心煮虾的沸水下一步等待的就是自己到那水里的刑煎，于是也在某种“惊叫声中”而惊恐不安地悲鸣了。

那年夏天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沉耽于证明植物是有情感和语言的试验中。这一发现让我对写作几乎失去了兴趣，甚至连有一天到人大文学院上课都忘得一干二净，害得学生们在教室苦等了二十五分钟，就把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在我愣了片刻后，我只好撒谎对他们说，我的汽车出交通事故了，现在正被交警照相处理，希望同学们先离开教室谅解我。之后，我又把测量仪接到黄瓜上，接在四季豆棵上，还把那线源接到一棵楝树发出的小芽上，然后把锯、斧子和绳子全都拿出来，做出要把楝树伐倒的样。在不见测量仪的表针有什么摆动后，就把我的上衣脱下来，在手上“呸呸”吐两下，接着把斧子举在半空中，装出立马就要砍下斧子的举动来。这时候我看那表盘，就见那表针左右晃动，摇个不停，直到我朝那楝树笑一下，把锯和斧头送回到屋里，针摆也才歇下来。

不仅要证明植物有惊惧、恐慌和忧伤，还为了证明它们有欢乐、微笑和歌唱，我依照养鸡、养鸭的人要在禽圈不停地播放音乐，使鸡、鸭生蛋频率加快的成功试验，在我刚刚下种出苗的两棵长豆角东边的秧子下，放一个我家过时淘汰的录放机，有事没事就在那棵豆秧下播放欢快的流行歌曲和民乐中的《百鸟朝凤》等。还把一个收音机接上电源后，盖上雨布，摆在秧棵下，调到北京广播电台的BJ 90．0兆赫的音乐台，让它一个通宵不停地响，结果半月后，那常听欢快音乐的豆角秧长有一米三多高，早就爬在了豆架上，而离它三米远的豆秧只有三十公分高，风一吹就会从架上摔下来。

院里的白玉兰和红玉兰的两棵树坑里，我因为好事贪婪，在那两个坑里各栽了几棵茄子苗，到六月茄子开出紫花时，我把那永远都开在音乐台的收音机放在一个树坑内，结果这棵树坑的茄子花开得比玉兰都漂亮，结出的茄子暗红粉嫩，大如香瓜，压得每棵茄子必须用木棍撑起来，或把茄子棵捆绑在玉兰树身上。而那没有听音乐的茄子，都长得家常普通，棵也矮小，用它自己的棵秆，足可以支撑起它那一世轮回中的几圆几长的紫茄果。

回到我说的垂柳和那两棵路与湖之间的怪柳上来。那一夜发生的事情将成为这一章关于植物的情感与语言的美妙尾声，它将再次证明，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辨别“他”和“己”的判断力，形成了认识好歹的是非观，一如植物在生殖过程中能够接受合适它的花粉而受孕，排除其他花粉性骚扰的纷繁，把爱情专注在自己的缘分和天撮之合上。

那一年，无论是北京还是北京以外的植物们，几乎没有不遭到蠋害和毛虫的侵蚀的，有大量的柳树因为虫害，不到秋天就叶落净尽了。园子里占三分有二的丁香刚到盛夏九月就叶落枝枯了。几乎所有的树叶，被虫蛀后都成了网罩状的透明翼，如变宽变圆的蜻蜓翅膀满挂在高高的枝丫上，而被我从虫害中拯救的三棵柳——一棵我自己用锄把栽的倒垂柳，两棵不知有多大树龄的老怪柳，它们免于虫害，那年柳叶碧绿，生机盎然，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到那树下片刻，都可以听到一阵密集的“噼啪！噼啪！”的鼓掌欢迎声。有两次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带着我儿子去见证这种植物有恩必报的掌声时，把他惊喜得哑口无言，仿佛听到了天外来客的节目预报单。在无数次地被他人视为无聊的实验中，我发现有些植物的声音会随着房间中光线的明暗而变化，比如大多养在室内的巴西木和亚热带地区的橡皮树，它们在黑暗中突然受到强光时，会发出惊讶微细的“咿哟——”声；当天气阴沉、暴雨和雷鸣闪电到来时，园里的楝树、桑葚会发出低沉、可怕和混乱的惊咋声音来。在阳光明媚、又不缺雨短风的天气里，你到园子的一些林里去，能听到不知从什么植物身上发出欢快“咯咯”的微笑来。在旱天就可以听到植物如同口干般的“嘎嘎”的叫和笛箫样的悲鸣声。

当我在夏天证明了植物是有语言和情感时，我就最终决定在某一天里，一定要把我所有的创作、阅读停下来，以这个园子为蓝本，冒着被批评家和读者骂我无趣、神经、装神弄鬼的风险，以尽可能的翔实为基调，来写一本关于植物的纪实文学了。我知道，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那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法体验的一种新真实。

蝴蝶的舞殇

世界上如果没有蝴蝶，也许人类对美的赏识，就失去了对应的界标。没有蝴蝶，臭斑虫的意义就不会那么险恶和令人生厌了。住在711号园子里，如果不去买一本《中国蝴蝶志》或者到处可见的《常见蝴蝶野外识别手册》之类的插图书籍，以此对应着在园内分别辨识一下上百种蝴蝶的不同与美丽，那么，你就有愧了大自然在园内对你的宝贵馈赠了。就说明春天的到来，除了让你脱去冬日的衣服，其余别的，实在都是可有可无的多余。

委实说，果真这样，你一定是个机械而又无趣的人。

春天到来时，你以为是小草、花木和枝头上的泛绿，提前禀告了你一个新季节的如期而至和寒冷冬季的即将结束。其实，这是一个常识的误会。真正首先感知冬天将去、春日将至的不是地面上的任何草本植物，更不是在寒冬中躲在屋里和窝里的人与动物们，而是被深埋地下的植物之根和昆虫的蛹。

蛹在大地复苏时，借着从地下回升的温暖，慢慢变为成虫，就有蛾子和蝴蝶要在春天诞生了。蛾和蝶在仲春之后，翻飞于草木之间，又在草木中恋爱产卵，生出幼虫，幼虫化蛹，由蛹而蝶，如此这般，一个蝴蝶世界就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循环往复地延展开来，斑斓繁飞着。

仲春之后的五月间，在花繁似锦的园子里，草木的清纯和花朵的香味毫不吝啬地挥发着。有一群蜜蜂从园外飞来了。院内的肥蛹在地里、草间或者树干上听到了蜜蜂歌唱的嗡鸣，如同大提琴在它家门口的演奏，它便慌忙从慵懒中灵醒过来，加快了化蝶的生长。有一天，你看见一只花蛾在草间繁飞起舞，也有蚂蚱在那春草中跳来跳去，以为这只是昆虫在春天演出的一场预排，似乎离真正的开场大戏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

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暖热，正午时近乎夏天。这时候你想起北京的春天和夏天是没有距离的，仿佛两户邻家推翻那院落的隔墙，只要夏天它愿意，三脚两步就跳到春天家里把人家的时间地盘占有了。春天是个温顺善良的乖巧女，禀赋了中国传统嫁鸡随鸡、逆来顺受的无意识，既然夏天像莽汉一样占有了她，她就把自己的一切牺牲、奉献给夏天了。三朝两日就花开烂漫过了青春期，成熟为一个少妇的娴美和过分大方的俗。但蛹们在这时候就不得不加速自己的生成进化了，迅速成为蛾子和小蝶在园内预演它们一年间的歌舞大戏了。

又三天，或者是五天，在园里的人们都未觉察中，它们的预演彩排也就结束了，真正的演出在蜜蜂、蟋蟀和蝈蝈这些世代相传的音乐家们的伴奏下，百蛾千蝶便轮番登台舞起来。

凤蝶科的蝴蝶多都阔大倩丽，美轮美奂。金斑噱凤蝶展开翅膀有81—92毫米，翼为亮黑色，点缀着金绿的粒粒斑点，在阳光中如翅膀上镶了点点的钻石。而它后翅花开，又有大块对称的角形黄斑块。它们一般多起居舞蹈于海南、广东等地，在北方很难碰到与捉到。可却在711号园，五月至十月，却总有这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列为一级保护的罕有大蝶。当这皇后般的金斑噱凤蝶在园里的草地、湖边飞着时，你跟着就可以看到满目虎纹的中华虎凤蝶，偏于暗黄、后翅有着七个新月形红斑的麝凤蝶，周身漆黑的美凤蝶和碧凤蝶，还有玉带凤蝶、柑橘凤蝶和达摩凤蝶。加之绢蝶科的量为少数、但却让人过目难忘，一如你对一个少女的一见钟情的小红珠绢蝶。它们都是翅为白色，稍有淡黄，后翅前翅均有红黄斑点，如同少男少女手里捧着的几粒相思的红豆。当然，最为常见的是粉蝶科的蝴蝶们，花园中、菜地里、树林间和路边上，它们的无处不在，构成了蝴蝶世界的福斯群体，几乎是没有它们的繁殖和昌盛，蝶族蛾类就无法称其为国度或海洋，一如一个民族里，没有人民和百姓，只有达官和贵人，那个民族就不称其为民族般。浅白色的粉蝶、爱好迁移的迁粉蝶，以黄色为主、带有灰边的斑缘豆粉蝶和橙黄豆粉蝶，及其翅有黄尖的黄尖襟粉蝶，满身金黄、翅含四点的金黄粉蝶。还有环蝶科、眼蝶科、蛱蝶科、蚬蝶科、珍蝶科、灰蝶科、弄蝶科。单是蝶科类的蝴蝶就有三十余种，灰蝶科有二十八种蝶，蛱蝶科中有五十九种蝶。这些蝶科蝶类的蝴蝶们，虽不是每一科类都可以在园里找到翻飞和样标，但从五月它们每天日出时分的连本大戏开始时，你只要舍得提上一壶茶叶水，拿一张旧报纸和几本有关昆虫或纯粹有关蝴蝶的辨识书，每天都抽点时间去，耐心地坐在一块无人的草地上，你就能看到或找到你想看的北方蝶和往常只有南方才有、而今北方虽少可见的金斑噱凤蝶。

尤其到了仲夏的六月里，正午时蝶舞大戏进入到了高潮期，各种蝴蝶都在这时纷纷登场，美艳异常，连天空的舞台都有些拥挤和狭小。虎凤蝶的独舞、金凤蝶的双人舞、粉蝶科类的群舞和大型集体舞，它们皆因对舞剧艺术的投入，忘记了彼此群舞的搭配和协调，各自为政，只以自己的节拍为中心，于是一场乱中有序的舞蹈剧成了蝶舞之美的大比拼。

蝈蝈和蟋蟀作为提琴手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它们不再像清晨刚刚演出时那样卖力地演奏和伴唱。这时候，它们躲在草间歇息和观演，偶尔想起自己的职责时，才会弹奏几下自己的世家乐器并咯咯咯地说上几句话。而这偶尔的伴奏和说话声，也是它们作为观众和评委对蝶舞演出的议论和评判。甚或是它们因为嫉妒而不再那么伴奏了，准备蓄下力气，待黄昏之后蝴蝶们因为疲劳卸妆下台休息后，它们便借着月光，占领着自然的舞台，不舞不蹈，开始属于它们自己的大合唱，开始自己歌剧的演出和比赛。

可现在，演出的舞台和时段是属于蝴蝶的。自然之神这么分配了昆虫们各自的出演节目表，谁是观众，谁是演员，谁是演奏员，你在哪个时段登台演出，全都写入了你命运的节目单和时刻表。这是自然法定的安排，没有谁有权力更改和变化。

太阳在园里妩媚而妖艳，光亮在花草间透出蝶翅斑似的钻石点。有浓烈花草的郁香在路道两边挥发着。天空中的蝴蝶舞，因为翻飞一片，表面的无序中倒有了壮丽的美。在这撩人心魄的艳舞中，让人不敢相信这一蝶世之出演，是在北京的四环边。不敢相信越过一道围墙就是世界公园熙攘的人群和汗味，就是地铁口郭公庄站来往不息的脚步和尘土，还有马路上拥堵的汽车、尾气和司机焦急中的谩骂与急按喇叭的毫无意义的叫。

世界就这样在短暂中被隔离开来了，分为了我世和他世。蝶群大舞的连本出演从日出开始，到日落才结束。第二天只要不是阴雨天气，上百种蝴蝶就又按时登台，重新起舞，节目像连续剧样延续着昨天的情节和韵律。乐队也像昨天样，重新伴奏到疲劳歇息，才会慢慢收起各自的家传之乐器，做起了蝶舞的观众和评委。而在这时候，蟋蟀的胡音没有那么延续嘹亮了。蝈蝈也有一腔而没有一腔了。但天空枝头的知了，居高临下，完全被蝴蝶的群舞所感染，它们不作为蝴蝶的乐队去伴奏，而是把自己当做歌唱演员乃至歌唱家，其冀以自己嘹亮到刺耳的歌声把蝶舞的绝美比下去。可结果，自以为是的盲目，把它们的歌声变成了单调和聒噪，人们厌烦了，便更关注于蝴蝶美极的静谧和不事张扬的翻飞中，有着只为艺术、而不为喝彩的纯粹感。而知了那只为喝彩不为艺术的盲目与焦叫，最终也成为蝶舞之静到惊心动魄之美的陪衬与注脚。

终于演出到了九月间，秋天最为高峰的华彩大舞的节目单刚刚开始第一进行曲，盛夏的悲剧在热辣辣中不期而至地降临了。柳树预报了蠋虫之害对北京树木植物的侵扰与天灾。在蠋害毛虫对植物的侵袭的大敌当前时，蝴蝶们因为对舞台艺术的过度忘我，而没有停下它们飞舞的翅膀，警觉地落在园里园外的哪儿，感受一下一场灾难到来的前兆。它们因为多以花蜜、树汁、腐烂的水果，乃至于粪便、尿迹和昆虫、动物们的尸体为食物，而以树汁为食的蝴蝶们，那一年就集体、大面积地食物中毒了，还有为防止蠋害，园艺工人在花草、树木上打下的过多的农药，也成为蝴蝶、丽蛾们的谋杀者。

一场凶险的灾难，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着蝴蝶舞的自然大舞台。而那些执着美丽的演员们，对此悄无所知，还每天都依着节目单的时间表，出演着它们华彩的舞剧。可它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的某场演出中，它们的舞蹈将会成为自己生命最后的绝唱，将会为它们写下真正无人喝彩和关注的悲剧之尾声。就连我这位业余的植物学家，对昆虫学虽然浅薄，但对其情感的浓厚，却丝毫不亚于那些真正的昆虫学家，甚至是单纯的农业大学的蝴蝶学教授们的一个写作者，也无法知道这一年蠋害对蝴蝶的灾难，是从哪天开始的，是从哪一科的哪一种和哪一类的哪只蝴蝶首先下了黑手的。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又去观赏蝴蝶舞剧时，在落日的红色幕布映衬下，看见有两只翅面黑蓝相间、呈着条纹的蓝凤蝶飞着飞着无力地往下坠，像翅膀折了样，下落时不断地翻滚着空中的趔趄，如同被击伤翅膀的滑翔机，最终半栽半跌地落在草地上，甚至连我过去捧起它们助其一臂之力时，它们都没有能力再次飞起来。后来还有碧凤蝶、绿带翠凤蝶、小型虎斑蝶和热爱访花近水、多在亚热带生存、极少出现在北方、北京的金黄迁粉蝶，它们都在正午间日光平南时，演出还没有结束，就从半空的舞台上退场下来，再也没有力气登上空中舞台把节目演下去。且在落下之后，都浑身瑟抖，仿佛寒冷使它们要不停歇地打摆子。

那天黄昏前，我在湖边的草地上捡了二十几只各样的蝶，用一张报纸托着它们回到家里，放在开了窗的窗台上，期望第二天日出时分，它们可以从窗口飞出去。然在第二天清晨沿着凉爽的道路到来时，那些蝴蝶都玉殒在了我家窗台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可以在草地、路边捡到几十只濒临病危的蝶。看到死亡在它们美丽的身躯上肆无忌惮地笼罩着。看到那些前几天或是十几天前，死在草地被风干了身子的蝶，成为没有重量的标本，风把它们如一片枯叶样吹在路面上，让它们与柴草为伍，成为垃圾的一部分。那华丽的衣着和装饰，如同年轻女子玉殇后的寿衣和冥饰。

那一年，我连续半月都不断地在完成我每天法定的写作任务后，去草地、林间捡十那些天灾玉殒的死蝶做标本。除了北方最常见的彩粉蝶，还有横眉线蛱蝶，黄豹盛蛱蝶，波蚬蝶和红秃尾蚬蝶，亮灰蝶和毛眼灰蝶，乃至于北方罕见的国家一级保护的金斑喙凤蝶。我把它们胶贴在我家室内客厅高达九米、面积有五十平方米的一面山墙上，让这些标本组成一个飘逸的“舞”字，其行为与艺术虽然有些俗常，可也让每一个到我家去的人，推门而入，抬头一望，都不得不愕然而惊叹。还有我家的卧室里、书房里、卫生间镜框的四角上和楼梯侧壁的墙面上，无处不在地都有着蝴蝶的标本和灿然。几乎在那段时间里，所有去我家的客人们，离开时，除了那些罕见的大多数只能在新疆高原地区才有的清雅绢蝶与乃至广东、福建、台湾都已少有的金斑噱凤蝶，我都让他们随意挑选几只回去夹在书页、放置书架的窗内或贴挂在穿衣镜的边角上。

我向他们吹嘘我整个夏天的写作之余，都在这园里捕蝶的虚构经历，吹嘘我对昆虫——尤其是蝴蝶的深入研究，还把书架上十几本关于昆虫和蝴蝶满是彩色插页的书籍取出来给他们看，以证明我是一个称职的业余昆虫学家、蝴蝶标本家的虚荣和满足感。使几乎每一个朋友都知道，我那年写作小说和捕捉蝴蝶的经历，是我人生中轻佻而华彩的一章。可只有个别的至亲好友，我才会对他们说起在园子里那年的蝴蝶在飞舞中成群的死亡和蠋害的关系。说起蝴蝶至死都在舞蹈的一生，哪怕最后是躺倒在地上的死亡之颤抖，都是一种舞姿和对舞蹈艺术最后的诠释与探索。

我不愿对人说起这蝴蝶真实悲惨的死亡，是因为在我的小说《四书》中，女主人公“音乐”的人生命运与死亡之疼，完全受启于那年蝴蝶大批的亡故，受启于对一只金裳凤蝶标本百看不厌的观赏和爱，不愿让熟悉我的读者和批评家们知道我的小说人物、情节的来历，而让他们在阅读与研究中，盛赞我脱离现实生活之后的想象力和“神实主义”之笔法。

麻雀的欢歌笑语与悲伤

有三十余种鸟雀一年四季都生活在711号园，还有近十种鸟雀是春来秋回，迁徙在南方的气候和水边。仅有这四十多种的鸟类，当然还不能把这个园子夸大为它是鸟类的世纪公园和栖息所。但你把这放在中国的北方——而不是气候温宜的中国南方去考查——尤其把它放在有三千万常住人口和流动的寸土寸金、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压扁的人头、高楼和汽车的首都北京去科考，那么说，这个园子就不仅是鸟类的栖息所，而且还是鸟类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天堂乐园了。

在所有自然随笔和散文作家的笔端下，麻雀都是一首诗的标点和符号，是配角，是大自然中的省略号。作为鸟类中最大家族的麻雀来说，这是一种不公和成千上万年的误会与轻藐。之所以造成如此长久而阔大的偏见，皆缘于它的普通、普遍和福斯；由于它罕见的生存力和繁殖力，麻雀是鸟类中的蚂蚁和最为底层的老百姓，是人口众多的小人物。无论是到欧洲、北美、澳洲或遥远南美的智利、阿根廷和更难达到的乌拉圭和圭亚那及尼加拉瓜，麻雀作为物种的遍布与大同小异，都已令人们失去了好奇的兴趣及热情。非洲的麻雀和中国的几乎一模一样，大小、体型与生存的习性，很难让人找出差异来，叫声也没有外文和中文可区分。欧洲的麻雀也和南美洲的麻雀一个样，浅灰色，比婴拳小一些或蓬开羽毛时稍稍大一些。在澳大利亚菲利普岛看到的企鹅小到令人痛心，不免让人担心小企鹅因为弱小而消失融化在澳大利亚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但是，你丝毫不用担心无处不在的麻雀会突然变大或慢慢变小，最终因为异化而消失。

711号园几乎就是每天麻雀相聚开会的自然大会堂和它们赶庙会的集市场，最不济也是它们讨论生活的菜市场。住在这个园子里，你首先要适应的是从人口喧闹的北京城内忽然被置于因为过分安静而被无限放大的麻雀的吵闹声。一年十二个月，每天晨时最早醒来的不是风声、雨声和月光来去的流动声，这些都还在清寂中享受着黎明的静谧时，麻雀们就开始在各家的窗口、檐下讨论它们新一天的生活计划了。你不能像一眼认出蜂王那样认出一群麻雀的首领来，甚至你倾其一生，都无法判明它们中谁是族群的元首和部落领导人，无法知道谁是它们清晨醒来欢叫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但在它们中，很可能有一位是它们遵从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每天唤大家起床、回窝和都到每棵树上进行大合唱的欢歌或者讨论某一个总是争论不休的公共老话题。民主和言论自由，在麻雀中是它们最为看重的权利和誓死捍卫的群族文化与秩序。而其组织者因为真正做到了自己是福斯的公仆、福斯中的一员，不享受任何特权而使我们无法把它认出来。也许，这种为公众服务的公仆，在麻雀中不是绝对的终身制，定期选举和轮流坐庄是它们族群的议会制度与民主选举权。许多时候，麻雀在一棵树上、一面房坡上的集会，不是歌唱，而是讨论、评议现行执政者的功过和重新推举领导人的倡议与选举后的欢庆及歌舞。

我不知经过多少次有意无意地观察和分析，从它们看似凌乱的叫声中，真正辨别出麻雀语言的差别是在2010年的4月间。那一天，有一只极其普通的麻雀落在我家院落里，叽喳的叫声中有些急切和不安，仿佛一个赶车的旅客错过了时间，而列车则毫不客气地开走了。我从书房被那叫声招出来，看见那只麻雀断了一只腿，而且左翅上也还有些伤。我不知道它的灾难是来自一个孩子的弹弓，还是一个枪法很好的成年人的气枪口。我依照一个人应该做的就去做的那原则，给这只麻雀的伤口上撒了云南白药和消炎药，又把它的断腿包起来，把它关在一个纸箱里，并在那纸箱中放了一把绿豆和半碗水。我用一周时间养好了这只麻雀的伤，最后把这只麻雀放回到大自然里时，它就像脱离弹弓中的一粒石子射在天空里。

而令我奇异的事情发生在这天的黄昏前，我在屋里正看着一张《南方周末》时，听到了一群麻雀在我家房檐下、院落里叫得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每一声、每一阵的叫声中，都带着惊喜的发现和对别的麻雀的召唤与显摆。我走到窗户前，惊异的事情就在我眼前的窗玻外。窗台上，落着的麻雀正是我替它养好伤的那只丝毫没有特色的野麻雀，临走时我在它腿上贴的创可贴都还粉红在它的左腿上。我明白，正是它的召唤，把其他的麻雀都领到了我家院落里。出于某种好奇，我抓了两把绿豆撒到了院里地砖上，这绿豆只把麻雀惊飞了片刻，便又把它们召唤回来了。这次回来啄食绿豆的麻雀们，让我听出它们凌乱的叫声中，有一种温暖隐含在嗓子里，如一股泉水是流在夏天而不是冬天样。而且那只裹有创可贴的麻雀，在窗台上边叫边跳，嗓子嘹亮童润，完全如一个孩子证明和兑现了他的许诺样，一边鼓掌、一边咯咯地大笑，又一边在人多的地上让双腿不断地蹦起来。

那一夜，这一群麻雀就住在了我家房檐下和院里稠密的树枝间，还有我在墙上留下的几个未及使用的空调眼。

后来它们就常居我家檐下和稠密的树枝之间了。尤其那棵枝叶乌黑的柏树上，成了它们黄昏时最为争夺的野外旅馆和高级招待所。而证明今天这群麻雀应该还是昨天那一群的典型证据，就是清晨我总可以隔着窗玻看到有创可贴的麻雀不是落在窗台上，就是在院里的地面上；而黄昏它不是跳在树枝上，就是落在院落的木栏柱子上。

终于，我从这应该是大体不变的一群麻雀中，分辨出了早晨它们招呼着起床，讨论一天事物的叫声里，听出了它们都有睡醒并恢复了体力的欢快和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欢乐到来的急切。而到午间阳光的炎热到来后，它们的叫声里，有些沉闷和懒洋洋。所以，午间里有许多麻雀都要在枝叶间的树阴里小憩一会儿，睡个小午觉。而黄昏时麻雀归来的叫，除了疲惫和争吵外，还时有不愉快的愤怒和不甚明了的辱骂在其中。这是因为有的麻雀占有了别的麻雀已经习惯的夜枝而不肯让出来，被侵占了领地的麻雀就不得不在气恼中说明这一切，还要找到邻居的同仁来声明和证明，直到黄昏将去，夜幕降落，都才在满意与不满意中栖息下来闭上眼。

麻雀高兴欢快的叫声中，有一种水流声。

它们烦闷疲劳的叫声中，有一种被关在狭小、封闭空间微嗡吱吱的声。

而有了伤痛或自己的窝巢和栖枝被同类占去的叫声，则短促、快捷，有很高的频率和急迫感。

饥饿和口干无水时，它们的叫声嘶哑、悲凉，犹如我们在用刀噼着从坟墓中挖出的腐木棺材板的声。

可以分辨麻雀叫声的差别，让我和那群麻雀友好相处了大半年，直到我家房檐下的麻雀，在夏天孵蛋产出一窝窝的小麻雀。那年夏天，在小麻雀试飞时，有一只落在地上被一只野猫残忍地生吞在了肚子里。黄昏后，已为父母的几对麻雀衔着蚂蚱虫子回来后，发现它们另外的儿女也被野猫沿着树枝和我无意间靠在墙上的梯子血淋淋地偷吃后，它们丢下嘴里的食物，在树枝和房坡上悲痛、捷快、简短而急迫的叫，如同落在棺木上密集的雨点，急急地敲着叫了二十几分钟，而那吃饱肚子的野猫，大摇大摆地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毫无愧疚地在院落散着步，望了望失去子女的麻雀们和那些为失去子女的同类都在共同声讨、诅咒的其他麻雀的叫，它竟得寸进尺，丝毫不管不顾他类伤痛死活地跳上晚间总是成为麻雀族群的野外旅馆的那棵碗粗半高的柏树枝，肆无忌惮地卧下来。而那鸟类中最为百姓底层的麻雀群，如同农民对任何强权都无力反抗样，不得不在八月的黄昏，悲鸣而痛苦地叫着去栖息他处了。

从此，我家就很少有久住长居的麻雀群，除了墙壁的绝崖之处那空调洞眼里的几窝麻雀外，再也很少有麻雀族群在我家安营扎寨地住下来。而那只左腿上有着创可贴的雀，被风雨、时间、树枝这些护士们，把它腿伤后的胶贴揭下去，我们彼此就失去联系了。只有它知道我在哪，每天都在干什么，而我却无法把它从一群中认出来，只能让它消失在它们的百姓族群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墙壁和柏树上与树下麻雀们留的白色粪便纪念物，也被时间一点一滴地提货领走了，而且连给我打一张收条都没有。

无名湖

人，最终最终都是自私的——我是最好的例证。

这不仅表现在请客吃饭时，我总希望自己不花钱或者少花钱，甚至在饭店会计那儿算账时，我还希望会计算错账，给我少算些——可他们总是算错账，总是希望我会多掏钱。我是那种爱收藏却又有了珍物也不愿拿出来给人看的大自然的记忆收藏家。生怕别人看了那记忆会走入他的大脑而再也不回到我的记忆里。所以我写我家庭院时，要放到一本书的后半部，还把它故意写得没有那么美，以避免有一天哪个路人会把我家庭院偷走装进自己口袋里。

这711号园中的湖，我在这本书中不断提到它，可却尽力不去呈现描述它，目的也是怕我把湖泊呈现出来了，有人会把这湖移到他家楼下、院内和他家的某个后花园。怕北京养鱼的人来这湖里把水舀到他家鱼缸里。

可现在，我不能不写了。因为它在今年最终干涸了。是谁偷走了那偌大的湖水，没人知道，也没人去追问。法律和警察，从来不追问大地上那些盗走新鲜空气和清澈湖水的人。而且有时候，还把他们作为经济的英雄推广、树立在社会的广众面前，让人们模仿他们，学习他们，都去做一个盗窃地表水、地下水的贼。

几年前，我第一次踏进园子就决计以高价租下住屋居住时，一是因为这园里的树，二是因为这园里的水——湖。上百亩的水面，在南方、在有无数河流、湿地和湖泊的地方，这百亩水面就是雨后的一塘水。然而在北京，哪块居住区里有了一片水，那居民就会认为自己家是面向大海，碧水连天了。中南海也是一个不大的湖。北海和后海都是一片可绕岸散步的水，可它们因为水面比这园里的水面稍稍大一些，多出了一碗半桶水，它们就不叫湖，而傲然地称为是海了。

二月到来时，这湖水也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了。春暖融化着酷冰结下的青白色的水面，从大地深处升上来的温暖，让一冬天都可以在冰面上滑冰的孩子有了危险的存在。细微碎脆的“咔咔”的冰裂声，会在夜深人静时，由湖的中心传过来。第二天，你站在岸上就可以看到原来一整块的冰面上有了云丝裂，如宫廷青瓷上的釉裂纹。到了二月中旬或三月初的一天正午时，那湖冰就从湖的中心融化出一个洞，显出了湖水对天空的渴望，宛若一只巨大的蓝色眼睛朝着白云和蓝天眨动着。有了这湖面的冰裂纹和湖心融化的水面洞，我们就更没理由说春天的到来是最早发芽的杨柳和泛绿在铁道边的迎春花的枝条最先感知的。因为这时候，园子里的一切植物都还是光光秃秃、枯灰和单调，只有潮水露出了绿蓝的混合来。

待春天果真到来时，园子里万物花开，勃勃的生机如健美爱好者的胸脯，到处都是鼓凸的春天的肌肉。湖水已经对春天见喜不喜、见奇不奇了。一种回来的永恒的恬静，统治着水面，也统治着这个园子，如同这湖水大于园子，它不是园子的一部分，而园子中的植物、树木、客居者和一切跳动、爬行、飞舞的生灵，都是这湖的一部分。是湖的静美的陪衬和烘托。蝴蝶在水面上滑行着飞翔，还在湖面的半空恋爱和亲吻。蜻蜓有能力借助一片树叶或草棒，落在水面上，仿佛纤细的舞蹈演员在舰船上唱歌与跳舞，繁育其后代。而那真正水中草族的子女们，如水藻和莲蓬，这时候完全把自己生长成准备出阁的少女，青春绽放、鲜嫩欲滴，又在水的中央拒人于千里之外，透着挑逗，也显著拒绝，让人在那湖边目光流连，又不知该如何是好，惋惜和垂涎欲滴的口馋总难免在失态的时候，写在脸上，成为周围植物、昆虫和飞鸟们的笑柄，而使自己在道德伦理上感到丝丝的内疚。

这个园子里，我是最为清静闲散的人。也许会被了解我的人在背地称为最是酸熘熘、假惺惺的大自然的诗人和爱好者。今天，在中国的社会里，凡是热爱动物、热爱自然者，都会被更多的对立者视为另类和精神病患者。“以人为本”的口号，被实用主义者践踏、蹂躏成了妓女的身躯。当一个中国北方可以管辖万顷草原、千万牛羊的省长面对因缺水而渴死的羊群回答人们的质疑时——就那么一点水我是应该先给人喝还是应该先给牛羊喝？——的反问，如同一块砖头把质疑者的大脑拍懵了。没有人再去追问原来草原上的河流去哪了，均匀的雨水去哪了，肥沃的土地为何都成了沙漠了。“人得着先活着”的理由成为我们毁灭自然的合理的城墙，抵御了中国人关于大自然的思考和追问。于是，这园里的湖水，不再是大地的眼睛和北京人的滴眼液，而成了所有人欲望的矿泉。爱不爱自然成为两个阵营的敌我分水岭。是两种势力、两种权力，乃至于两种道德观的对抗和争斗。面对更多那些以发展、活着、生存和富裕的名誉而集合起来的庞大的人群，谁贪婪树木、湖泊、花草这种大自然的馈赠，其实是一种寂寞的孤立者，人们没有把你真正送到精神病院，已经是一种进步和文明。基于这样的实在、文化与心理，我在711号园内居住常常有一种内疚感，乃至于瞬间的罪恶感。因为，毕竟成千上万的人，在家里推开窗子，除了尾气、污染，连一片树叶都还看不到。早晨醒来时，推窗让鸟叫的声音传进卧室，让新鲜空气流进去，让第一眼的目光看到的是一棵树，一团、几片的绿叶和一片清旺的草地，而不是高楼的墙壁、车流和立交桥，这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是一种痴人的梦想。可是我，却可以到湖边散步，可以躲在树林里钓鱼和看书，还可以把午餐在没人时候提到湖边最密集的树林后，在石头或草地上铺上报纸，坐在那儿悠闲地吃饭，和湖水对话和谈天。饭后躺在湖边的树阴下小憩和午休。这让我自己都觉得我背叛了这个国家的现实、人民的生活和成千上万人的情感。我成了所有人情感的敌人，皆源于我拥有这片园子和这百亩青碧如洗的湖。可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宣称过，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写作的叛徒、现实的敌人。当一个人选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生活的背叛者和现实世界的敌人时，那么，他成了人群中的孤儿，北京繁闹的遗弃者，那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香蒲草在湖边的浅水中生长起来了。这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是在中国的长江以南建家造舍、代代相传的祖居者，北方人只可以从南方运来的蒲编扇子和可以用来止血晒干的蒲穗绒中想象它在南方的水边、河岸、沼泽中的美仪和姿容。而现在，北方的湖边、河边也有香蒲生长了。气候变暖使许多花草、植物都在追着暖流由南向北迁移着。到了八月间，蒲穗从狭长的蒲叶中举起来，渐次着由青变红，到末了就成了北京街头到处都是模仿西方用烤炉烘制的棕红色的香肠了。

芦苇也荡长起来了。湖水在五月以后都成了阻隔目光的芦苇荡。鱼、虾、蟹会从芦苇中得意地跳出水面，和阳光交流和密语。螃蟹在湖边爬上岸，在太阳下稍稍熘达一圈就又回到了湖水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敢于那么大胆妄为地爬上来，因为连我这样的人，见到了一只、几只爬在水边亮出壳的婴掌蟹，也会有那盗贼见了钱包的恶念，想要把它捡回到油锅和餐桌上。因为芦苇、水面和树木森林的缘故，几乎整个夏天的清晨，湖面和湖的周围，都是柔润丝连的雾岚。那时候你从白色稠密的雾岚中走过去，大滴的雾珠从树上滴下来，碰巧有几滴落在你脸上，流进了嘴里去，沁人心脾的甜味会从唇边渗到你身子的各个部位里。倘是你再可以冒着雾岚洗脸湿衣的风险，到湖边近距离地去观察蒲草和芦苇，你就能发现蒲草穗在晨岚中，像一个男孩懵懂初开时在他两腿间有了生理反应的小小红润而坚挺的茎，大片的芦苇在那水中像少女初情时秀发散开的对男孩纯美的召唤。而雾岚的弥漫，是它们各自幻想中婚姻的床纱和帐布。虽然是一场被夏夜酝酿的姐弟恋，待九点左右的日出到来后，它们都会羞涩地各自回到原有的角色里，雾岚会收之高阁的床纱消失在天空下的魔幻巨箱中。可毕竟，它们的恋情已在，来日的夏夜和晨时，彼此间还会有这样一场幻恋性爱的出演。而你，在湖边，静心地站着或坐着，就可以听到芦苇、蒲草和雾岚情切意美的私语、诗话了。

我不断借助园里的人都上班离开时，坐着自制的木筏划到湖水的中心去。木筏是用六根晒干的柳木、杨木棍子组成的，帮助我完成这项工作的铁丝、钉子、锤子和刀锯。第一次坐着木筏走进湖水时，我周身都是青年时代第一次与情人约会那体验。神秘与激动，差一点让我从筏上翻下来。可当芦苇撩拨着我的手脸，水珠如珠子跳出水面，落到筏上，落到我的手上。装进我的口袋时，我还是有些按捺不住高潮样的快感，不得不停下划动，把木筏的撑杆收在筏面上，仰躺在木筏上，呼吸着湿润的空气，半闭着被阳光挑逗的眼睛，想着这种在北京新世纪的2009年发生的短暂的鲁滨逊的故事。我怀疑有一天我把它写出来，有谁可以相信它是真实的，就发生在南四环外有个叫阎连科的人身上。为了证明这种真实的存在，我就必须带人坐筏到这芦苇荡中走一趟。可我若真带人坐着木筏进去了，那后果必然是一发不可收十的——一传十、十传百——这芦苇、湖水都会成为园子中所有住户和他们亲友的绝景旅游点，而很快消失在人流践踏的奇谈里。我曾经带着我儿子坐着木筏走进芦苇荡中吃过一次午餐，并在那芦苇中荡漾了许久才出来。他最后对这种神秘生活的结论有两点：一是芦苇中蚊子太多了；二是最好别让人知道这湖和芦苇可以坐筏划进去，如果那样，谁家的小孩坐筏进去了，掉进水里溺死我是负一定法律责任的。我儿子是学法律专业的。他后来再没有坐筏进去过。他认为每次进去，都要弄湿衣服、并受蚊虫叮咬之苦，倒不如在现实生活中去和朋友约会，在酒吧间里坐一坐。可我却认为在芦苇中蚊虫偶尔的叮咬是人与其他生物的一次亲吻和亲密，就是芦苇的叶子偶尔把你身上哪儿划破流了血，也是下次对你再来的诚挚邀请，而不是拒绝和推托。

我总是每周和半月都选定一个日子，坐着木筏，带上简单的食物和书籍，到那湖心的芦苇中去看书，去构思，去捕捉未来的写作灵感和小说故事中有些想象、梦幻的情节和意念。一种不真实的真实生活，让我想起了“神实主义”四个字，我由此在湖水中重新阅读和思考，梳理清楚了我在写这部《711号园》之前写完的《发现小说》那本十万字的所谓文学理论书。也许那本小册子对读者、批评家和作家同仁没有那么必要和重要，可在我，它的意义就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人生的，是人生在世对活着和怎样活着的。

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夏天我不知有多少次站在筏头划进芦苇荡，坐在筏头的一个草编小墩草凳上，读书、冥想和无所事事地享受习风、阳光、蓝天、芳香、芦苇和湖面清润的纯湿气。这种不真实的生活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秘密，让我过得愉快而轻松。每次和朋友们相聚在饭局的桌子上，他们都说你气色很好啊，有了情人吧？我都笑而不答，守着芦苇中的生活，如同保守着一个私密约会的情感根据地。在那两年的芦苇和湖水的出入中，除了我儿子和重又从哪儿飞回到湖面上少量的白鹤外，没有人知道我的现实中有不现实的存在，真实中有梦境生活的体味。直到2010年夏末，芦苇都还带着青绿，刚刚开始为秋天准备成熟的棵秆和枝叶，我以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和作家节的名誉，到欧洲晃荡了半个月，回来以后那湖水忽然就浅到了让许多的苇根露出来，湖面也小了三分有一，仿佛是谁在我走后把湖水抽走了，使我总是藏在湖边芦苇中的木筏都晾晒在了湖的干滩上。

我愕然。

愕然像一堆粪便拉在我梦境洁净的床单上。

我预感将会有灭顶之灾降落在这园里的湖里边。我知道中国和北京疯狂到癫痫病样的经济发展，将成为这湖水枯干的罪魁和祸首。可经济上的丰功伟绩，又会忽略这一片湖水的消失，就像一个富翁顺手丢掉一瓶他不再需要的明目滴眼液。虽然，去年夏末我还是又抓紧时日登筏朝芦苇荡中享受了十几次恬静、超凡的鲁滨逊的体验，可最终，秋天一到，那湖水就提前浅干了。冬天的冰面比去年小了四五成，只是在大雪的覆盖中，园里的人们没有谁去注意这一点。2011年，春天到来，芦苇再次丛生时，也没有人注意那湖水的浅滩，没有人看见我的木筏在岸边，仿佛一段死去的生活中的棺材板，发出焦虑无奈的叹息后，最终告别了湖水——是湖水告别了它和我，朝着我所不知的一个方向走去了，再也不愿、也不会回头了。不会与我的生活相遇在北京南四环外的711号园。

我所记下的这段文字，除了是一段关于无名湖和大自然的记忆外，有一天它会成为人们对湖水怀恋而从道德和法律上追究水的消失的责任的一种物证吗？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李玉祥

有缘千里来相会。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相聚北京，共同启动和见证一项神圣的事业，为中国文学和散文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那么多德学双馨的著名学者、作家担任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委，为我们的评奖把脉守关。首先，我代表奖项发起人和组委会，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和闻道先生的想法，在场主义散文奖应长期办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限。我公司正为此筹设一个专门的社会公益基金，第一步的计划是赞助一千余万元，本奖项至少连续举办十五年，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提高，打造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权威的民间文学奖项。很多人关心，作为一个以市场为主体的企业，赞助设立一项文学奖的目的是什么？在外人看来，也许这是个费猜想、耐解读的问题，但对我而言，却很简单：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

领时地产集团系一家民营企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高档酒店的投资，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青岛及海南地区，公司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迅速发展。但是，在我们的商业发展计划中，没有文学和散文，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纯粹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赞助，而不是投资，没有任何商业动机和功利色彩。我想，作为一种以商业动机为目的的投资行为，至少对我和我的公司，无论如何是不会选择散文的。因此，我们多次明确承诺，不以任何形式为奖项冠名，不干预专家们的具体评审活动；我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专家们为我们把好关，为文学把好关，评出不负众望的好作品。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缘于我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我从小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虽然后来阴差阳错，走上了从商之路，但文化始终是我一个难解的情结。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和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无论是教学的，从政的，还是经商的，最高境界都是文化的融合和相会。因此，我们赞助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并不是因为我的企业的钱多了，找不着地方花。事实上，我们公司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当今的社会，比我们公司资金雄厚的企业多的是。我们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这样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抛砖引玉地带个头，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来更多企业和有识之士关心文学，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振兴的同时，文化也得到振兴，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以振兴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选自李玉祥在“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编者的话

目录

高尔泰作品

《寻找家园》授奖词

高尔泰答谢词

荒山夕照

幸福的符号

梦里家山

祖母的摇篮曲

大刀会

儿时偶像

淳溪河上的星星

跨越地平线

没有地址的信

金雁作品

《倒转“红轮”》授奖词

金雁答谢词

从陇西插队到考研

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刘亮程作品

《在新疆》授奖词

刘亮程答谢词

半路上的库车（节选）

章诒和作品

《伶人往事》授奖词

章诒和答谢词

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马连良往事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尚小云往事

阎连科作品

《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授奖词

阎连科答谢词

农具

农具在超市的尴尬

我的菜园

菜园外的菜蔬们

迎春

路野草族的生存权

草秋悲喜

对一棵失去的槐树的追忆

柳树的义情与语言

蝴蝶的舞殇

麻雀的欢歌笑语与悲伤

无名湖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