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独自向上，成为更负责任的自己

人类反重力运动的极限

一个活得非常极致的版本

月华拱壁

个人苦境

拉斯维加斯的爱与惧

环游世界的人

三连攀

速度纪录

阿拉斯加与光明之路

菲茨罗伊峰

超 越

作者附识

译者对谈

译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身绝壁 / (美)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美) 大卫·罗

伯茨 著；乔菁，李赞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7.7

书名原文：Alone On The Wall

ISBN 978-7-5086-7500-8

Ⅰ. ①孤… Ⅱ. ①亚… ②大… ③乔… ④李… Ⅲ.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Ⅳ.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857号

Alone on the Wall

Copyright © 2016 by Alex Honnold and David Rober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Babel (Beijing) Culture Media Co. , Ltd .(Babel Book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孤身绝壁

著　　者：[美]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　[美] 大卫·罗伯茨

译　　者：乔　菁　李　赞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7-305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7500-8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我能猜出自己这是在做什么，看起来我玩得挺开心。

有趣的裂缝攀爬。

这是我在《受虐狂欢2》中登顶“眼镜蛇岩”的照片。吓人的是，我们旅程结束后不久，这座塔岩便倒塌了。软砂岩就是如此无法长久存在的岩壁。

我爬上拱形岩壁的背面探索了一下，想要超过另外两位攀岩者登顶。但是我不得不返身倒攀下来，因为岩石质量很差，状况太可怕了。

在史密斯岩攀爬，中途小憩一下。

在阿曼进行无保护深水攀岩。我们会在任何看起来有意思的地方停下，开辟新的线路。那是最好的勘探性的攀爬，而那里的浮潜甚至比攀岩还要好。

我的房车——在有橱柜之前的样子。甜蜜的家。

在优胜美地无保护独攀凤凰岩，下方溪流水声轰鸣。这是我强度比较大的无保护独攀之一。刚刚开始攀爬，我就处在暴露感非常强并且难度很高的区域了。

献给我的家人

他们一直支持我行走于这条

不同寻常的道路

译者序

独自向上，成为更负责任的自己

在脱落就意味着死亡的风险中独自向上。

本书主人公、作者之一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便是这样一个人，也正是在这种频繁直面死神的风险中，他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自己。

他是美国攀岩圈的传奇人物，人生几乎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攀岩这一件事情上，并因为从事着形式最危险的无保护独攀运动而名动全球，常常徒手攀爬高达几百米的天然岩壁。

19岁时，他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猝死，亚历克斯随后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辍学，买来一辆二手房车，开始了四处攀岩的生活。他一路刷新了各国著名岩壁线路的首次无保护独攀纪录、连攀速度纪录等等，改写了攀岩这项运动的极限。关于他的影片在世界各大户外电影节中斩获了种种大奖，《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他作为封面，CBS为他录制了专访。而这位当之无愧的大师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才不过29岁。

攀登不仅仅为年轻的亚历克斯带来了名利和争议，还为他建构了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次非洲乍得的攀爬之旅，让他目睹了贫穷对当地人生命选择的限制，开始反思自己应该为他人做些什么。于是，他用自己的收入成立了汉诺尔德基金，用以帮助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改善生活条件，致力于支持一些既有益环保又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比如新能源在贫困地区的使用。与低调地进行跨时代的伟大攀爬不同，亚历克斯选择将自己在公益和环保方面的理念和事业宣讲于众——他希望激励更多人做更多这样的好事，希望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帮助不如自己幸运的他人。声名鹊起会让有些人迷失于荣誉，开始追逐特权，而亚历克斯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所追逐的一直就是简单的“更好”——更好的攀爬，更好的时间，更好的世界。

本书几乎包含了你需要了解的关于攀岩的所有知识。但这仅仅是它众多主题中的一个。随着攀岩进入奥运会，这项运动也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而其中没有保护员、绳索和安全带的攀爬，便是本书中所讲述的攀岩方式——无保护独攀。很明显，在无保护独攀中，风险是致命的 —— 一个最最微小的失误，甚至是一阵风、一块落石，或者一只突然出现的虫子，都有可能导致攀爬者失去平衡，从几百米的高处跌落身亡。

为何亚历克斯要从事如此危险的活动？有人甘愿为名利碌碌终日，有人舍得为信仰献祭灵魂，而对于亚历克斯来说，人生中没有什么事有攀爬一半有趣，而这件事又带领他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面对更深沉的课题，学习成为更负责任的自己。

因为这种危险性，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一路走来所获得的评价一直都不算“寻常”。有人说他的攀登是自私的、无用的，说他藐视生命；而有人却认为他鼓舞人心，是在真正地尊重生命。有人觉得他伟大，有人却认为他自大——想来每一个曾经走在时代最前端的人，都会招致各种非议和歌颂。而读完本书后，相信你会因为你的生活、你的过往、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对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逻辑体系有自己的评判。

我们常常追问自己：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从最现实的维度而言，你生命的意义往往就是你把最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其中的事。汲汲营营于生存和物质，被生活中的问题和框架推着前进，非我所欲也；可完全不功利不媚俗，硬下心肠去从事内心真正想做的事，又常常非我所能也。

更有甚者，人们常常只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却并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反之，在每一个领域最出众的人，常常都具备一种能力——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内心的需求，并追随其召唤，全心全意。显然，亚历克斯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强者。

除了亚历克斯的自述部分，本书另外一半内容则出自大卫·罗伯茨的手笔。曾出版多本登山类书籍的罗伯茨在书中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论述了汉诺尔德的攀爬成就、人生经历以及个性特点，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现了这位当代杰出攀岩运动员的攀爬与生活，详实地记录了他最为惊人的一些无保护独攀以及其他形式的攀爬。这部分与亚历克斯生动有趣的心理独白互为补充，使得本书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极限运动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会真正接触到的，但即使是从未也不会接触此类运动的人，在阅读本书时，也一定会有感同身受之处——你是否有过恐惧的时刻？你是否因为放弃和选择而纠结过？你是否曾经为了爱情忐忑不安？你是否有过难以支撑现实生活的理想？你是否考虑过你能够接受哪种死去的方式？你是否真正地感受过——你正在活着？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你一定会在这本书中看到你想要说而没有说出的话。

作为恋人、儿子或朋友，亚历克斯无疑是令人担心的。但当剥除所有与他人和外物的关系，只将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谈论时，他无疑令人尊敬。当你成为一名旁观亚历克斯的读者，也同时剥除了你与外界的关系——把生活放在身后，把自己放在面前，你所面对的仅仅是这本书中的世界和你的内心，此时此刻，相信你一定能够真正地体会，你正在活着，以及，你想要怎样地活着。

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推荐序

人类反重力运动的极限

33年来，在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分享的成百上千个探险故事当中，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同其他共同追求将人类的极限，扩张到想象力所能企及之处的探险者们一起，为探险精神带来无数不同版本的诠释。亚历克斯的探险要承担百分之五十非生即死的概率，从这点来说，他绝对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标杆。

但凡是有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出现的影片，观众常看得手心冒汗，惊呼连连，叹为观止。从他23岁那年在愚人节完成月华拱壁的无保护攀登起，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名字就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刷新着人类反重力运动的极限。

要了解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故事，必须先关注一些关于美国攀岩史的背景知识。

20世纪50年代，攀岩运动兴起于美国，在肯道尔展映的影片《峡谷攀升》（Valley Uprising）中，关于为什么要攀岩，攀岩者们的回答非常风趣又真实：

“因为他们疯了！”

“对我来说，攀岩的美好就在于你无法定义它，它并不假装是什么有用的事。”

“我们之中有些人需要向上，去未知之中接受锤炼。”

“你全身心地去感受和经历，那种移动的冥想。你的感官意识被打开了，你觉得自己就像能够永远向上一样。”

而从二战结束之后追逐稳定安康的主流生活方式中挣脱出来的攀岩者，与生俱来地带着自由和反抗的标签：

“这是一群疯狂的人，做着一些疯狂的事。想要留下他们的印记，树立新的标杆。”

“推动极限，不屑规则，游走于社会生活边缘，奇怪、蛮横、难搞的家伙们。”

“探索者，空想家，怪咖。生活于窘境，躲藏于法律，但精力旺盛地追逐着梦想！”

几十年来，这些标签放在亚历克斯·汉诺尔德身上仍然适用。他选择从大学退学，住在一辆房车里，四处攀岩，专注于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除了攀岩之外最爱的就是看书，这种非同常人的极简生活方式本身就能带来很大冲击，何况他将无保护攀登的极限拓展到如此不可复制的程度。

因此对于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出了一本自传这件事情，相信所有关注探险和自由的人们，都是喜闻乐见，迫不及待想要拜读的。想要从他的视角，知道他如何完成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其中一定有着许多对生命和生活充满思辨的看法。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和分享探险故事的平台，从肯道尔的角度看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有更多发人深省的感受。

如果亚历克斯是只专注于攀岩这一件事情的人，或许我们的惊叹程度只会停留在他对自身的能力、风险以及恐惧的控制上面；然而年轻的亚历克斯因为攀岩行走四方，慢慢地走出了小我，而将视角投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他用自己的一些赞助收益专门成立了“汉诺尔德基金”，为一些可替换能源项目提供资金，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用上电。这是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亚历克斯为外在世界带来的温暖和美好示范。毕竟归根结底，这个世界的唯一希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勇于尝试新领域的亚历克斯·汉诺尔德。2015年，一部名为《穿越天际》（A Line Cross the Sky）的影片在肯道尔电影节的展映中也大受欢迎，讲述的是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和他的亲密朋友及搭档汤米·考德威尔连穿位于巴塔哥尼亚的菲茨罗伊峰群峰的故事。他们这次攀登最终获得了当年金冰镐奖的肯定。影片中亚历克斯耿直地讲述了自己对雪山攀登的不适应以及积极适应，尽管亚历克斯在开始攀登的时候还犯了带错冰爪的低级错误，但我们看到了他和搭档将精良的攀岩技术应用在登山领域的惊人表现，由此更体现出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勇于探索的性格特质。

当然了，人性的一个特点是会因为太过于关注一个事件中令人惊奇的部分，而选择性地跳过太多事实。因此，我们也希望特别强调以下三点事实：

1. 亚历克斯19岁那年，父亲在机场疾步奔跑赶飞机的时候心脏病突发猝死。这样突然的离开让亚历克斯开始思考人生和生活方式这种复杂的问题。此外，父亲的人身保险有他一份，他拿去投资了债券，每个月保证有几百美金的收入，才得以退学，住在房车里，四处攀岩。

2. 2016年亚历克斯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扫描，医生发现他脑内的扁桃体异常。脑内扁桃体的作用是对恐惧做出反应和控制，不管是因为常年徒手独攀而导致异常，还是因为异常才能完成徒手独攀，总之这件事说明：亚历克斯对害怕的理解和控制能力和大部分人不一样。

3. 亚历克斯的攀登生涯中，一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都是绑好了绳子有保障地攀登的，只有很少的时间在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才会玩徒手，那个时候线路上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的确很享受过程中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但他肯定不是个亡命之徒。

因此，假使有人因为看了亚历克斯的故事而产生“亚历克斯·汉诺尔德能做到，那我也可以试试！”的想法，请劝他们一定要慎重，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太多浪漫和超现实主义的说走就走，说徒手就徒手。即使是大神，也时刻考虑着风险和对自己及身边人负责。

买一本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自传来了解他的故事，只是了解探险世界的第一步，而每个热爱探索和自由的人更应该做的，是亲临岩壁下，河流中、高山上，在户外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杨向阳序

（杨向阳，中国著名风险投资人）

一个活得非常极致的版本

当朋友委托我给《孤身绝壁》中文版写序时，我根本不知道亚历克斯是谁。对攀岩的认知也仅限于在某个攀岩馆看孩子们爬来爬去，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去做无保护的独攀。

碍于友情，也出于好奇，我看了几段亚历克斯的视频，并听朋友讲了一些亚历克斯的故事，说实话，我被惊着了，事实上是被惊吓住了。在近乎垂直的大岩壁上，不使用任何辅助工具，无任何保护，只凭自己的身体和技术攀爬上千米直到登顶，我只想问：这是人类吗？我的好奇心越发强烈，我想知道这个和我们身体结构一样的人类会不会恐惧？他是如何具备这种超人的能力的？他为什么要做这种随时会丧命并且看上去没有什么用的事？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又是什么样的？

带着这些好奇，我反复将手中的《孤身绝壁》试读本看了好几遍。

生活中的亚历克斯呆萌，搞怪，有些神经质。他长年住在一辆房车里，生活简单到再无可减。同样，他做的无保护独攀也是这样，只需要带上攀岩鞋和粉袋，走到岩壁下开始往上爬就好。没有什么仪式，也不需要向人证明什么，甚至在他出名之前很多次的创纪录独攀都是事后才告诉朋友。所幸的是，纯粹的人有纯粹人的圈子，这个圈子没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完成了这些无保护独攀，有的只是惊叹、膜拜、崇敬、关心与担心。这点真令人羡慕，互相真诚与信任，是现世的乌托邦所在。

毫无疑问，无保护独攀的危险性太大，不容许有任何一点点失误。除了严格控制好自身的动作之外，客观方面还有不可控制的岩石湿滑断裂、虫鸟干扰等因素，可以说这是岩石上最极限的冒险，哪怕最轻微的失误，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亚历克斯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你不怕死吗？人们不能自抑地会去关心：这家伙挂了吗？没有，这家伙没挂，活得好好的，并且还在计划去挑战更难的路线。

和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相比，亚历克斯在攀岩这件事情上的天赋是超凡的。超凡的能力是上苍赋予极少数人的礼物，它是一个综合的事物，除了一颗坚定的心，出色的体能，还包含了大智慧与独立的态度。亚历克斯对待无保护独攀可能带来的危险是极其重视的，挑战任何一次攀爬之前，他都会耐心地规划、练习与等待，将一个大的挑战性攀爬目标分解成多个小目标，每一个绳段、每一个抓点都仔细研究，反复演练，以致闭上眼睛都可以将线路的每一个细节重现，并且在身体条件、天气条件、环境条件等任何一条不成熟时绝不开始，但他一旦开始便不再踌躇，一往直前。

我想亚历克斯的攀爬故事，绝不是一锅鸡汤，它不会像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大嘴贩卖成功学一样去告诉你如何可以用极少的力气去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告诉你的反而是，他的成就是超凡的天赋加无限的努力得来的，就像泰戈尔的诗句：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引向曲调绝对的单纯。

我们生活在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时代，一切生活方式的选择似乎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

但亚历克斯将特立独行贯彻得十分彻底，他很坦然，自己当然会怕死，怕得要命。但是，他只是在做他热爱的事情。考上伯克利，但是学习不能使他快乐，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于是退学去追寻自己热爱的并终其一生都会去做的事情——攀岩。

生命只有一次，亚历克斯示范了一个活得非常极致的版本。正好这两天有个朋友和我讨论他孩子的问题，孩子现在十来岁了，就是不爱上学，一上学就条件反射般的肩膀疼。但是不代表孩子不爱学习，从三岁起她就开始画画、作诗、讲故事，请她妈妈用文字给她记录下来。在妈妈的教育下，她学会了很多知识，并且勤于阅读，自问自答，能写很好很棒的文章。我想问，这孩子有“问题”吗？她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去“上学”吗？

我不想去推测这样的孩子的将来，我只想说，这个世界的精彩，就是因为多样性。

说回亚历克斯，如果他仅仅是不停地在无保护独攀去创造新的纪录，那他只是攀岩届的大神而已。在去南非乍得攀岩的途中，他见识了当地人极其艰苦而贫困的生活，回来之后他有了新目标，要去帮助这个世界上更贫困的人。虽然名气与赞助给他带来的收入已经让他进入社会中的那1%阶层，但是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生活在原来那辆房车中，过着极简的日子，成立了汉诺尔德基金会，把自己在攀登中建立的财富与名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如他自己所言，他希望去做的是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帮助弱势的人们改善生活，去支持一些既保护地球环境，又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他从一个纯粹的攀登界的大神，变成了一个更可爱、更高贵的人。

恰巧在读这本关于亚历克斯的书时，我又决定再一次创业了。其实对这次创业内心是蛮纠结的。首先，“高龄”是创业的大敌，再者，这次创业挑战的是一件蛮难的事，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辛苦倒在其次，万一失败，前面多年积累的“薄名”也将随风而去。现在，心里反倒坦然了。既然人生只有一次，何不追随自己的内心，坚决做自己，活到极致。

我想序到此应该结束了，否则出版商一定会不高兴了，因为书价已经定了，多一个字都是成本。能给亚历克斯大神的传写序，将是我一生的荣幸之一。

月华拱壁

耳边有微风吹过，我感觉自己踏入了空中，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我百分之一百地确定，我不会脱落，正是那种确定感让我不会脱落。

天刚破晓，我便开始了攀爬。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正确的起步位置，因为这些起步处的路段我已经有两三年没爬过了。这条线路开始有点儿凌乱模糊：有斜坡，有横断，还有可以做手点[a]的向右的裂缝。但它不像岩壁上方三分之二的部分那样难。

我还是很紧张，甚至有点儿坐立不安。前一天不停地在下雨，现在岩石比我希望的潮多了，都是沙子，又湿又黏。也许我本该多等一天再开始这条线路，但我太兴奋了。我无法忍受在房车里坐着再待一整天，然后去想那些在脑中已经循环了48个小时的想法。我得趁热打铁。

月华拱壁（Moonlight Buttress）地处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是一座接近垂直的砂岩悬崖，有1200英尺高（约366米）。在锡安的几千条线路中，这一条也许是最完美的：它最纯粹，也最经典。它也是世界上最具难度的长裂缝攀爬线路之一。

月华拱壁的首攀是在1971年10月完成的，开线人是美国攀岩界的两位传奇人物——杰夫·罗威（Jeff Lowe）和麦克·韦斯（Mike Weis）。他们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其间还在岩壁中部突出的部分露营了一夜。他们使用了很多辅助装备，借用膨胀螺栓和岩钉把自己拉上去或挂在岩壁上。

差不多21年之后，在1992年4月，皮特·克罗夫特（Peter Croft）和约翰尼·伍德沃德（Johnny Woodward）完成了这条线路的首次自由攀，就是说他们在线路上不借力于任何辅助，而是找出了不需要挂在装备上便能完攀的一系列动作。他们分为九个绳段[b]完成了这条线路，但是将它标为了非常困难的5.13a（现在降档为了5.12d）。[c]在1992年，这已经接近全世界自由攀的难度上限。克罗夫特和伍德沃德完成的这一壮举十分辉煌。

皮特·克罗夫特早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因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将无保护独攀（完全不使用绳索和装备的攀爬）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限。当时他曾经无保护独攀的很多线路，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都未曾再被以同样方式完攀过。

但据我所知，甚至没有人想过要去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而这正是我想要在2008年4月1日完成的事。

在潜意识里，我一直为那个被称作“阻隔板”（Rocker Blocker）的地方忧心不已。那是第三个绳段顶部突出的一处宽阔石块，大约双人床的一半大小。因为它不结实，便有人用两个螺栓做了一处保护点把它拴在原地，但实际上在距离地面400英尺高（约122米）的地方，它能帮人停在一个好位置。

并非是那处石块引发了我的焦虑。从“阻隔板”那里，踮起脚向上，你刚好能够到一处关键的手点。从这处石块再向上，你面对的就是一个5.12c难度的抱石动作了。其实你并不需要跳就能完成那一步，它更像是向上窜一小步。当我在爬下方简单的绳段时，那一步总在我脑中隐约出现。我比较确定自己如果身体脱落是可以站到那处石块上的，但我当然不想有机会去验证。

那之前的一天，我坐在雨中的房车里，谨慎地想象了在攀爬中可能发生的所有事。包括手点断掉，或是没抓住，然后脱落。我看到自己在下方的石块上弹了起来，然后一路从山上滚下去，最后摔到地上。那样的话，我所有的骨头都会断掉，甚至会在山脚下失血而亡。

前一晚我睡得不太好。所以我按照计划很早就开始攀爬了，希望能在太阳照过来之前爬完，趁凉爽的时候爬线。四月初，河水冰冷刺骨，要到达月华拱壁的下面，必须蹚过维珍河（Virgin River），所以我光脚蹚过了溪流。湍急的水流冲到了我的膝盖上面，我的脚很快就麻木了，整个身体快没知觉了。再加上我必须注意保持平衡，小心地踩在水下光滑鹅卵石中的缝隙里。

在我快到月华拱壁山脚下的时候，我把接近鞋[d]和单日背包藏了起来。我已经决定空身上线，不带食物、水或者备用的衣服。我扣上粉袋，换上攀岩鞋。我只穿了短裤和T恤，脚还是很冷，但没有完全麻木，脚趾还是有感觉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戴上了耳机，打开苹果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着自己最喜欢的25首歌曲，大多数是朋克和现代摇滚。

我没戴手表，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扯，但我确定我会打破月华拱壁的攀爬速度纪录。我想了一下，用每首歌的时长计算攀爬所用的确切分钟也不错。音乐也是一种帮你集中注意力的方法，虽然如今我更倾向不带音乐播放器攀岩，因为我认为它算是一种依赖。

对我来说，无保护独攀大岩壁最主要的就是做准备。实际上，在攀爬前的日子里，我已经完成了攀爬月华拱壁需要做的功课。当我一旦开始攀爬，所要做的仅仅是执行而已。

在这之前我仅仅完整地攀爬过一次这条路线，是和一位叫比尔·拉姆齐（Bill Ramsey）的哲学教授一起。他45岁左右，仍然攀爬得很不错。他一直在研究自由攀爬月华拱壁。他招募我和他一起攀爬这座岩壁，为他的自由攀尝试做准备。我们交替领攀[e]了整条路线。那天很棒，我们都没有脱落地完成了攀爬路线。

但那已经是两三年前了。在我尝试无保护独攀之前的几天，一直在想路线上方的800英尺（约244米）部分该如何攀爬。沿着一条铺砌小道走现成的徒步路线，便可以到达月华拱壁的顶端。所以我吊起来了600英尺（约183米）长的绳子，沿绳下降，使用顶绳[f]练习了那些动作。我使用一种叫作单向制动滑轮的装置进行自我保护，攀爬中它可以在向下拉时夹住绳子，向上时则会毫不费力地让绳子滑动。如果我脱落或是要休息，单向制动滑轮会将我紧紧拉住。

在顶绳保护下，月华拱壁上部的600英尺我爬了两遍。整条路线关键的部分是一段180英尺长（约55米）的夹角，岩壁非常平整。想要继续向上，成败在此一举。这是路线上九个绳段中的第四个，也是为何攀爬这个岩壁被定为5.12d的原因。这里非常难爬，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当到达顶部时你的胳膊会非常胀。

每次顶绳演练高处600英尺的那部分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攀爬中我觉得很踏实，因为全程都没有脱落，甚至没有任何地方觉得吃力。但之后我意识到，这条600英尺长的绳子到不了第三个绳段距上某处5.11c难度向右横切的关键位置。所以第二天我带着800英尺长的绳子回到岩壁顶，再次下降，演练了横切上的动作，直到把它们也连贯地做下来。

在我练习的时候，遇到了几位攀岩者。我甚至还解救了一位器械攀爬[g]的家伙，她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自己当下的危险情况，她在领攀的时候被困在了岩壁上。我冲她喊：“嘿，抓住这根绳子！”然后把我固定的绳索的尾端扔给她，这样她就可以从被困住的地方解脱出来。她很感谢我。可并不是每天都会有人在线路上像我这样从天而降的。

那之后是两个雨天。我待在史普林戴尔（Springdale）的一家电影院停车场里，从挡风玻璃向外望去，坐在房车中思考。

我先看了场电影打发时间，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坐在房车里，从晚上几乎一直思考到第二天，我没有其他工作可做，除了思考我没有任何事要做。思考的内容就是这次攀爬。

我坐在那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想。想象每一步动作，每件可能会发生的事。当你面临一个挑战，就像我要尝试的这个一样时，你的思想就会绕着这件事打转。

这就是我所说的准备。现在我要看看自己是否准备得足够充分，是否能够就那样执行我想的一切：沿着长路线上的每个手点和脚点，直到岩壁顶端。

△　△　△

[h]2008年3月末，在朋友的小圈子之外，亚历克斯·汉诺尔德（Alex Honnold）还没有什么知名度。7年之后，30岁之际，他也许已经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攀爬者。这并不是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攀爬者。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爬得最好”这回事。因为这项运动已经被细分为很多种类，从喜马拉雅式登山到室内岩馆的抱石，等等。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声名鹊起的原因，在于他推动了最为极限和危险的攀爬形式，使其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想象中的极限运动认知。无保护独攀意味着不使用绳索，没有搭档，也没有任何“硬件”（岩钉、岩塞、机械塞）把人连在岩壁上。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无论是谁看到这一幕，也会明白这项活动的高风险度：如果你脱落，就死定了。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所做的，就是去爬那些前人认为不可能徒手攀爬的路线，它们要么太长，要么难度过大。到目前为止，他都没出什么大问题，虽然他最亲近的一些朋友都害怕他会害死自己。

无保护独攀远不只是个噱头。它相当于将攀岩精简为最本质的挑战：仅仅穿着攀岩鞋，外加为了更好地抓点在指尖抹些镁粉，这样的一个男人（或女人），与悬崖进行对抗。这是完全纯粹的攀爬。

这不是亚历克斯·汉诺尔德进行的唯一一种攀爬形式。他的快速连攀（就是计时连爬两座或三座大岩壁）已经改写了优胜美地的攀爬规则。而从2013年开始，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了登山，并取得了他人没能做到的成就。

简而言之，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是一位攀登界的先行者，是那种一个时代中也许只会出现一次的人。同时他还聪明有趣，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毫不自大的人。他希望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为了那些不像他一样受眷顾或有天赋的人们。几乎所有认识或仅仅看到过亚历克斯的人都喜欢他，正如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所说：“他绝对真诚，一点儿都不虚伪。”

不论什么时候，当亚历克斯在公共场合讲话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提问两个相同的问题，不论是小孩还是老人。的确，这是关于他在岩壁上所做行为的基本问题：

你不怕自己会死吗？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在马洛里（Mallory）1923年随口给出的答案中可见一斑：无数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答道：“因为山在那里。”（虽然看起来像是受够了这问题的人的烦躁回应，但马洛里的俏皮话已经变成了登山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引语。）

对于这些无法避免的问题，亚历克斯也想出了自己的俏皮话来回答。关于脱落致死：“那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四秒钟。”还有：“我确定有一半人会说：‘至少他死的时候正在做他挚爱的事。’而其他人会说：‘这人傻吧！’”

亚历克斯当然是一个有原动力和胜负心的家伙。然而他很谦虚，生来有些害羞，这都赋予他的成就一种极度的轻描淡写，几乎像是自嘲了（就像上面的打趣一样） 。在他最亲近的攀岩伙伴中，他的外号叫作亚历克斯·“没什么大不了”·汉诺尔德。

在过去的40年里，只有少数的攀登者将无保护独攀推向了风险的边缘。他们中半数人都死了。那些无保护独攀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则在这种数十年深渊之上的舞蹈中存活了下来。包括皮特·克罗夫特等人。而在1970年往返于世界各地的亨利·巴伯（Henry Barber）则令当地的攀岩者大吃一惊，从威尔士到澳大利亚，他都横扫了那里最难的路线。

其他人则因为发生过的某一个错误而遇难了。在这些人中有从英国移民来美国的德里克·赫西（Derek Hersey），1993年他在优胜美地的斯泰克-萨拉（Steck-Salathé）路线脱落致死，有可能是因为暴雨后手点变滑。丹·奥斯曼（Dan Osman）、查理·福勒（Charlie Fowler）以及迈克尔·里尔登（Michael Reardon）也在追求悬崖或山的极限探索中发生事故致死。最令攀登界震惊的则是约翰·巴沙尔（John Bachar）的死亡。他和皮特·克罗夫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杰出的两名无保护独攀者。经历过35年一条路线接着一条路线的没有绳索的攀爬后，巴沙尔在一条他之前完成过很多次的很短的攀爬中脱落了。那是2009年7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家附近的马麦斯湖（Mammoth Lakes）。

亚历克斯指出，这些精英攀爬者中，没有人是在推动自己无保护独攀的极限时身亡的。赫西和巴沙尔脱落的路线是他们能力之内能够很轻松攀爬的。（有种猜测说可能是巴沙尔当时刚发生不久的一场车祸引起的脊柱问题，造成了他的右臂和肩膀忽然无力，导致了他致命的脱落。）里尔登则是因为在无保护独攀下到爱尔兰一处海岸悬崖底时，被巨浪扫到而致死。福勒在尝试一座中国西部的未登峰时遇到雪崩身亡。奥斯曼的生命终结于一项实际上由他发明的运动，当时他正尝试挑战新的纪录。这种运动叫绳跳，就是主动从悬崖上跳下，然后被身上绑着的绳索拉住。已经创造了从超过1000英尺（约305米）高处跳下的纪录的奥斯曼，在从优胜美地的斜塔岩（Leaning Tower）俯冲时由于绳索断裂而死亡。

这五名极限无保护独攀者死亡之时，仍然是在探险的最前沿。奥斯曼实际上探索了绳跳的界限，并在试验中付出了他的生命。虽然亨利·巴伯健康平安地活到了62岁，但他仍然差一点儿就因为脱落而死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时他在英国的一条海岸悬崖路线上为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制无保护独攀。由于旁边一位摄影师的突然移动，巴伯因此分心而失去了平衡。就像他之后描述那个时刻时说的：

那让我犯了错……我那时整个身体都在移动，用双手在推凹槽的边。我推得太用力了，左肩撞在了岩壁上，差点儿要脱落了。肾上腺素从脚趾飙升到大脑。我马上就要脱离岩壁掉下去了。但到达那点之前一直持续的平衡和动作的流畅帮助我渡过了难关，让我待在了岩壁上，继续移动。

拥有敏锐才智的亚历克斯倾向于超级理性地对待生命。他坚持宣称：“我不喜欢冒险。我不喜欢越过双黄线。我不喜欢赌。”他对后果和风险加以严格区分。很显然，无保护独攀时脱落的后果是致命的。但亚历克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冒着致命的风险。他是这样说的：“我总是把风险称为实际上脱落的可能性，而后果则是如果你做某事之后一定将会发生的，所以我试着让我的无保护独攀保持低风险——也就是说，我不太可能脱落，如果我脱落，则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同样理性的是亚历克斯的亲密好友们对他所做冒险的一些争论。比亚历克斯大8岁的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曾经是他马拉松连攀和登山探险的搭档。考德威尔是世界上最好的攀岩者之一，也是亚历克斯最钦佩的楷模之一，他在2011年说：“我从未尝试过无保护独攀真正的大岩壁。我曾经许多次完全意外地脱落，也许有十几次，就在相对容易的地形上，有时是手点断了，有时是我鞋底的橡胶层开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我那时是在无保护独攀，我就已经死了。我很喜欢亚历克斯。我不希望他死。”

到目前为止，亚历克斯获得的观众远远超出了铁杆攀爬者的数量。比如他作为“那个劳拉·罗根（Lara Logan） [i]在《60分钟时事杂志》上采访的孩子”而广为人知，或者“《国家地理》杂志封面那张令人惊叹的照片里的家伙”。但对于不攀岩的人，想要完全明白亚历克斯到底在做什么，提前阅读一本对于技术、装备和难度评级的简明读物是有必要的。

常见的攀岩中，两名攀爬者通常被长约60米的尼龙绳连在一起。一名被安全地固定在岩壁上的攀爬者，会保护在上方攀爬的领攀者。为了让脱落的后果最小化，领攀者会在攀爬过程中设置保护点。

在攀岩的整个历史中，领攀者大多会把岩钉打入岩石表面的天然裂缝中。岩钉也就是不同形状的金属钉中的任意一种，开始是铁质的，但现在改善为铬钼钢合金。一旦岩钉被结实地打入，领攀者便在岩钉的环中扣上一把铁锁——有一个弹簧门的椭圆环，然后把绳索扣入锁内。这样，如果他冲坠[j]，比如说，在岩钉上方5英尺（约1.5米）的地方，在绳索另一端的保护者便可以在只比10英尺多一点的冲坠距离后制止他继续脱落。额外的长度则取决于尼龙绳的延展性，这种延展性也可以缓冲震荡。

到了20世纪80年代，除了在大型登山中，岩钉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因为它们被打入岩壁后又会被撬松，导致需要反复地进行捶打，这对岩石有损害，会留下丑陋的钉子疤痕。于是攀爬者们开始使用岩塞——形状各异的金属块取而代之。它们可以塞入岩石的裂缝或褶皱中，这样就可以在被向下拉的时候卡紧。通常来说，岩塞的安全性没有岩钉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雷·贾丁（Ray Jardine）发明了一种巧妙的装置，他称之为“老友”塞（现在通常被称为“机械塞”）。它们是一种由两部分相对的半圆金属板构成的弹簧装置，你拉动一头让金属板向中缩回的机关，把机械塞塞入岩塞不能放进去的岩缝中，然后松开机关。弹簧会让金属板在岩缝边缘处卡紧，放置得当的机械塞能够承受数千磅的重量（1000磅=453.59公斤）。自不必说，机械塞彻底改革了攀岩运动。

从最早的时候起，攀岩者通过使用他们的保护点做人工手点，克服了其他不可攀爬的岩壁。这叫作“直接器械攀登”或者就叫“器械攀登”。所有器械攀登的绳段可以用绳梯或辅助梯协调——即有三四个脚环的尼龙吊索做成的软梯。器械攀爬者在一个岩钉、岩塞或机械塞上挂一把辅助梯，然后攀爬尼龙梯，而不是岩石本身。

最终，膨胀螺栓扩大了技术装备库。在全无裂缝的平整岩石上，攀爬者用铁锤或钻机钻出空心的洞。之后他向那个洞中锤入柱形螺栓，这种螺栓通常由不锈钢制成。螺栓的头上连着一个挂片[k]，类似于岩钉的孔。然后攀爬者将一把铁锁扣入挂片，再将绳索扣入铁锁。一颗好的螺栓和最好的岩钉一样牢靠。

自由攀登，与无保护独攀相反，意味着领攀者会使用保护点，仅为了保护冲坠。他不放置岩塞或机械塞拉着它们往上走。只用自己的手和脚攀爬岩石，但如果他在有效的保护点下冲坠，则不会受伤。

在美国，自由攀爬的岩石线路由难度值分级，叫作优胜美地难度系统（Yosemite Decimal System ，YDS），目前的范围是从5.1～5.15。这种古怪的编号是因为，美国的专业人士在很长时间内都相信，比5.9更难的攀爬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极限已经被超越了。于是分级员们觉得，除了创造5.10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个系统本质上是较为保守的，因此如5.13的较高等级，又被内部细分为四个等级，范围从5.13a到5.13d。一流的攀爬者意识到，在5.13b和5.13c之间的难度差是不逊于5.8到5.9的。

现如今，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那些最难的攀爬，被标记的难度是5.15c。

在过去的20年间，膨胀螺栓引起了运动攀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传统攀相区别，在这种攀爬中，攀爬者放置并移动岩塞和机械塞作为保护点。在运动攀的线路上，永久螺栓会相隔6或8英尺放置，通常在尝试线路前通过下降打入，这让攀爬者可以在非常难的自由攀线路上不带机械塞或岩塞上线，并获得几乎绝对可靠的安全。领攀者只需要在攀爬时扣入一颗接一颗的螺栓。对保护者来说，拉住冲坠的领攀者则是很平常的。

运动攀的流行度在近些年突然飞涨。现如今已经有青少年高手可以攀爬5.14难度的运动攀线路，但是从未领攀过传统攀的一个绳段，并且对如何去做也没有任何头绪。

因为优胜美地难度系统的5.1～5.15仅仅衡量最难动作的难度本身，世界上几乎所有难度最高的攀爬项目都是在接近性很强的岩壁上，都是很短的运动攀线路。要完成一条5.15的线路，像克里斯·沙马（Chris Sharma）和阿丹·翁达（Adam Ondra）这样的高手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地“磕”动作，不受伤地脱落几百次，之后才能一次性完成整条路线并且不脱落。由于如此专攻式的攀爬，世界上如翁达一样的人几乎不再训练任何其他的技术了。

然而讽刺的是，传统攀比运动攀的运动性要更强——而且更大胆，也更危险。

但无保护独攀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游戏了。当亚历克斯·汉诺尔德进行他的一次长线路无保护独攀时，他是不使用任何绳索的，也没有伙伴在他脱落时拉住他，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保护点作为人工手点或为脱落做保护（不论是螺栓、岩钉、岩塞或是机械塞）。因为即使是在5.11或5.12难度的攀爬中，脱落的可能性都是相当大的，只有很少的实践者才敢在超过5.11的难度中进行无保护独攀，但那常常是在较短的线路上，且仅仅是对线路进行多次排练之后。即在使用绳索和有搭档的情况下攀爬线路很多次，以便记住每一个点和顺序。（就此而言，当你不使用绳索进行攀爬时，如果一个手点或脚点松动的话，你可能会在5.4难度的线路上脱落致死。）

故此，无保护独攀是人们能够想到的运动性最强、最纯粹的一种攀岩形式。这是岩石上最极限的冒险：如果你犯最轻微的错误，也将会带来最极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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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问我是如何开始无保护独攀的。但我觉得当我如实回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很相信我。真相就是当我开始在室外攀岩的时候，我太害羞了，不敢在岩场走上前询问陌生人是否愿意给我打保护。

我10岁的时候开始攀岩，最初是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一个室内岩馆。在19岁之前，我很少去户外攀爬。我不善社交又有些畏缩，其实很怕和陌生人讲话。虽然我已经在爬5.13了，我从未能鼓起勇气去接近岩场上的其他人，问能否与他们结组攀爬，比如在靠近太浩湖（Lake Tahoe）的情人峡（Lover's Leap）那边。

所以我就开始无保护独攀了。我爬的第一条线路是在情人峡，一条5.5难度的、角度很小的平板，名字叫作背包裂缝（Knapsack Crack）。然后我搞定了一条陡峭得多的三绳段路线，叫作波纹角（Corrugation Corner），难度标注为5.7。我在线上抓点抓得太紧了，因为我很害怕，爬得很糟。

但我很快就进步了。我一直都有纪录事情的强迫症。从最开始，我就准备了一个硬皮本，在上面纪录我完成的每一次攀爬，每一条都有简短的标记。我把它叫作我的“攀岩圣经”，这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在2005年和2006年，我在约苏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爬了无数的线路，就在洛杉矶东部沙漠里的花岗岩岩石和尖塔上。我变得如饥似渴地想要无保护独攀，每天要爬50个绳段那么多，大多数是5.10以下难度的短线路。这是我的“圣经”里一条纪录的例子：

2005年7月10日

18个绳段——今天状态不太好

5.7到5.10b

我没办法在佩奥特掌岩缝（Peyote Crack）的左边起步。真怪。

我很快发现自己在无保护独攀时感觉非常自在。我发现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天赋，那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在本来会很有压力的情况下保持专心的能力。到了2007年，我已经无保护独攀了一些5.12a的线路。我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在下一步做点大动作了。

那时候我仍然没想过成为一名职业攀岩运动员，甚至没想过会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引起任何关注。在2007年9月，我去了优胜美地。我关注的是两条传奇线路——讲坛岩（Rostrum）的北面路线，难度为5.11c的一条800英尺长的花岗岩柱子；以及华盛顿石柱峰（Washington Column）上的宇航员岩（Astroman），一条同样是5.11c难度的线路，1100英尺长（约335米）。这是更难一些的试炼。

很久之前的1987年，皮特·克罗夫特已经在单日之内无保护独攀了这两条线路，震惊了攀岩界。20年中，没有人重复过这一壮举。在这两条线路的攀爬中，宇航员岩要难得多，也更严峻。并且它更费力，也更不安全。只有另外一个人徒手攀爬过宇航员岩，是迪恩·波特（Dean Potter）在2000年做到的。波特在43岁的时候仍努力攀爬，他近年专门研究将难线路攀爬和翼装跳伞[l]结合起来。他是另一个我作为榜样看待的有影响力的无保护独攀者。

9月10日，我无保护独攀了宇航员岩以及讲坛岩两座岩壁。我在之前已经和搭档一起结组攀爬过这两条线路，但哪一条我都不能说自己可以连贯地完成。我很高兴在那天看到两条线都没有别人爬。我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尝试的事。我就那样去了那里，完成了那项事情。这事进行得很不错——在这两条线路上，我从始至终都感觉自己掌控着局面。在我的“圣经”里，我只标注了：

2007年9月19日

宇航员岩—— 5.11c——无保护独攀

讲坛岩—— 5.11c——同上

我在宇航员岩后面加了一个笑脸，但没有别的评语了。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应该是克里斯·韦德纳（Chris Weidner），告诉他我那天做了什么。这件事因此而传了出去。我得承认，这两次无保护独攀在峡谷里（攀岩的人们把优胜美地叫作峡谷）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只是在当地的死忠粉中。在我心里，我在一天之内完成了两条路线这件事，就像皮特·克罗夫特已经做过的一样，并不是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有意义的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完成它们。而攀爬的成功给了我自信，去开始想象更大型的无保护独攀。

5个月之后，2008年2月，我开车去了犹他州南部的印第安溪岩场（Indian Creek）。那里是一处温盖特（Wingate）砂岩圣地，结实的砂岩上有很多又短又漂亮的裂缝线路。我在那里状态非常好，和不同的搭档结组攀爬。我没有事先演练便完成了最难的线路，第一次尝试就无脱落地爬到了顶。攀爬的线路难度到达了5.13b或c。我爬了那么多次，导致我左边的手肘得了严重的肌腱炎。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我以为自己单纯是因为过度使用而伤了肱二头肌。但在印第安溪岩场，仅仅两三个绳段之后，疼痛就非常剧烈了，我只好停下。爬一天，休息两天。我会和我的朋友锡达·怀特（Cedar Wright）去山地骑行，尝试着两件事轮流来做。在不能想爬就爬的情况下，我快被搞疯了。

奇怪的是，让我一直担心的肌腱炎却对攀爬月华拱壁有好处。它激发了我去攀爬大型线路的渴望。在印第安溪岩场，我状态超棒，爬得很好，但我非常渴望爬得更多，因为我不得不限制我在岩壁上的天数，那比我期望的要少很多。

而自从比尔·拉姆齐和我几年前爬过它之后，月华拱壁已经是我梦想了很多年的一个计划。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08年3月30日和31日待在锡安国家公园的原因，那两个下雨天我整日都坐在自己的房车里，设想着第二天在那条令人惊叹的线路上有可能会发生的所有事。

过去的几年中，我所完成的无保护独攀教会了我做准备的意义。但我从未为了一次无保护独攀而这样勤奋地做准备，像我为月华拱壁所做的一样。我花了两天时间顶绳演练所有动作，直到所有的顺序都印在了我的记忆中，这是很关键的。但那些仅仅坐着思考的日子也同样重要。想象在这险峻的线路一路向上时，每只手每只脚要放的所有位置。设想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在做准备的那些天里，我已经完成了这次无保护独攀中需要做的苦功。而我一旦开始攀爬，所要做的仅仅是执行而已。

这面岩壁低处部分不仅潮湿还有沙子，爬的过程中我有些懵，甚至我有点儿困惑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线路上爬。当然，我并不是真的很担心——只是犹豫和不确定。回想起来，当我坐在房车里用两天时间设想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整个过程中的焦虑感，直至攀爬开始。现在驱动我向上攀的则是纯粹的兴奋，但不免有一些对这次攀爬的焦虑情绪。

第二个绳段是边缘平整的一段裂缝，而当我一爬到那里，就知道自己是在线路上的。通往顶峰的路线其实只有一条。而在第二个绳段之后，岩石变得干燥了，沙子差不多都没有了。当我爬得越来越高时，便浑身充满了力量，信心十足。我有条不紊地完成了第三个绳段中那段5.11c难度的向右横移。等我爬到“阻隔板”的时候，那就像是“游戏开始了”，感觉自己把所有的动作都执行得分毫不差。

当我从“阻隔板”的石块向那个棘手的抱石问题出发时，脱落之后想在石块上站住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仍在很高效地移动着，当我一完成那个向上抢一小步的动作并抓住那个关键的手点时，我知道我不会脱落了，信心大涨。

在“阻隔板”上方，我开始攀爬那段180英尺长的5.12d难度的夹角线路，那是整条路线的难点。此种严苛的等级评估并非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单一难度动作，而是由整条线路艰苦的连续难度而来。而这就是我的准备工作派上用场的地方。我撑着夹角的两边开始往上爬，把双脚小心地放在中间裂缝两边的砂岩细小的褶皱上，然后平稳地向上，从一个点到下一个。此处的岩壁是完全垂直的，因此你必须精确地判定那些岩点位置。但因为用顶绳预演过，我记得每一个点。并且，正如我期望的，这里的岩壁因为最上方有一块凸出的地方而没有淋到雨，完全是干燥的。

一开始撑着夹角两侧的岩壁向上的这80英尺（约24米），我可以在小的岩点上随处休息。但之后我不得不将对撑向上改为侧拉向上。现在我用双手抓住裂缝边，向左后方靠，双脚在对面的岩壁上向上走，直到我的鞋底只比我下面的手低两英尺。侧拉感觉有点儿费劲，由双手的外拉对抗双脚的内推，会产生一种稳定的状态，这就是向上移动的所有关键所在。你的状态差不多就像是坐在一只赛艇里使劲拉船桨。你一点点地沿着裂缝向上攀爬，依照次序交替移动手和双脚。是的，这很费力，但到位的侧拉会让人感到稳固和安全。虽然如果裂缝的边缘不很明显或向外张开，或你双脚踩着的岩壁太过光滑，侧拉就会非常吓人。你觉得你会突然抓不住，不由自主地向后翻过去，跌进下方的空中。但是如果双脚放得不够高，你将会滑下去，你抓着裂缝的双手也就不起作用了。不管是哪样，你都会掉下去。

这段夹角线路最后100英尺（约30米）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不能让你自己的手臂太胀。你不可能一直侧拉下去，因为你手臂的负担会持续地累加。如果你的手臂太胀的话，是无法再坚持更长时间的。如果我使用绳索进行攀爬，或者仅仅是安全带或别的什么装备，是可以把自己扣在什么东西上，挂上一会儿，恢复手臂的力量。这种方式当然不好，但比掉下去强。但是无保护独攀时，我没有选择，只能在手臂太胀之前爬到夹角的顶端。

到现在我已经是火力全开的模式了，所以我在夹角部分迅速向上爬，像我在顶绳练习中做得一样好，甚至没有什么勉强完成的部分。我没有任何绳索和装备地在上面攀爬，对于这种微妙处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两次顶绳预演时上脚更高些。那意味着手臂会更胀，但是会感觉更安全。

在这关键部分上方三个绳段的难度是5.12a、5.12a和5.12b——相当难，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事实上，那些绳段上延续着一条恰好可以放进手指的裂缝。这一令人惊喜的发现，让我明白了无保护独攀真正的美。我把第一指节伸进岩缝，将它们稍微支起，恰好在裂缝中锁住，我感觉绝对安全。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只有很少部分的皮肤在岩缝里面——差不多只有两根手指的前半截——并且我的脚趾并不在岩点上，而只是贴在岩壁上。所以其实我身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接触着岩壁。耳边有微风吹过，我感觉自己踏入了空中，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我百分之一百地确定，我不会脱落，正是那种确定感让我不会脱落。

而在这里，虽然我没有停下来去环顾四周的景色，但我完全感受到了锡安的美景。放眼望去，整个峡谷满是红与绿——红色的是岩石，绿色的是森林。维珍河在下方很远处蜿蜒。在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平和与宁静。

通往顶峰的最后一个绳段是5.10d，本身是挺难爬的，但是我攀爬得很流畅，就像之前的绳段一样。刚开始时的疑虑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几乎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站在悬崖的顶端了。我用音乐播放器算了一下自己所用的时间，1小时23分钟。这是新的速度纪录，也是首次无保护独攀纪录。

站在那里，解开自己的鞋子，我非常兴奋。虽然我仍然需要赤脚徒步下山（攀岩鞋太紧了，穿着它们爬山令人难以忍受），然后绕回去，再趟过河水，取回我的接近鞋和包（完成大事，仍有琐事），我仍然喜不自胜。在那1个小时23分钟之内，我的攀爬达到了人生中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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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4月1日，没有人亲眼见证亚历克斯攀爬月华拱壁。在宇航员岩和讲坛岩也是一样，亚历克斯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计划做什么。虽然他曾向克里斯·韦德纳吐露过，可能改天会很乐意无保护独攀这些地方。而现在，这次攀爬之后，他打电话给克里斯·韦德纳，告诉了他自己这光辉的一天。韦德纳告诉了别的人，这个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播开去。

因为这次攀爬发生在愚人节，许多攀岩行家一开始都想知道整件事是否是个玩笑，或者是个骗局。但是短短几天内，舆论的风向已经转而相信亚历克斯说的是真事。

在超级拓扑网（Supertopo.com）这个网站上，明白这次攀爬量级的攀岩者们留下了评论：“我的天哪，啊啊！”“太不真实了，”另一个人在博客中说，“光是想想就让我打寒战了。”也有评论者向这次攀爬致敬，认为它鼓舞人心：“令人惊叹的成就，亚历克斯。如果没有读到这个消息而受到激励，我不会像今天一样更加努力地逼迫自己。”而那些已经知道亚历克斯在之前徒手攀爬过讲坛岩和宇航员岩的人，则脱帽致敬：“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本来要说不可能，但鉴于这里提到的人是亚历克斯……就只能说太疯狂了。”还有：“送上贺词……继续加油！”

4月6号，杰夫·罗威在超级拓扑网上发表了评论，回溯到1971年，他曾经和麦克·韦斯一起完成月华拱壁首攀。他说道，他一直就知道那条线路最终会被自由完攀，并且在皮特·克罗夫特和约翰尼·伍德沃德超越他成功之前，他便曾尝试自由攀爬它。“但我从未在水晶球中看到那么远，”罗威还说，“远到可以预言亚历克斯放胆去做到这鼓舞人心的飞跃……做得好，亚历克斯。要一直保重，我知道你会的。”

伴随着这位美国一流攀爬先驱的赞扬，包括森德影业（Sender Films）的导演们在内的更广范围的媒体们开始第一次突然注意到了：一名杰出的人才已经出现在了攀岩世界的舞台。

而年仅22岁的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才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a 手点，指攀岩时手可以抓住或放置在其上以保持平衡或借力的部分。——编者注

b 绳段，指一个完整的攀登段落，一条攀登线路通常由一个或多个绳段组成。——译者注

c 5.13a和5.12d均为攀岩线路难度，前者比后者的难度高一个级别。——译者注

d 介于徒步鞋和攀岩鞋之间的户外鞋类。——译者注

e 与领攀相对的是跟攀，两者的区别在于攀爬的先后顺序和保护的安全程度等。——译者注

f 一种使用绳索进行保护的攀岩方式，安全度比较高。——译者注

g 在攀爬过程中借助辅助装备向上，而不仅是用来确保安全。——译者注

h 为与本书第一作者叙述区别，以下字体内容为第二作者大卫·罗伯茨所述。——编者注

i 劳拉·罗根，1972年生于南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60分钟时事杂志》是CBS的王牌节目。——编者注

j 领攀者脱落称为冲坠。——译者注

k 线路上一种用作扣入铁锁、快挂等攀爬装备的金属片。——译者注

l 又称翼装飞行，指穿着特殊的极限跳伞装备从岩壁或高楼等处跳下的人体飞行运动项目。——译者注

个人苦境

对于恐惧我思考过很多。对我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无所畏惧地攀爬——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当它侵入你的神经末端之时，要如何处理这种情绪。

当我告诉克里斯·韦德纳关于月华拱壁的事情时，就早该知道这事会很快传开。毕竟他住在博尔德市，就在攀岩圈的中心。

不过我并未预期到，网络上关于这次攀爬的帖子的爆发。我上线去查看了一下，第一反应是惊讶：哇哦，我的名字在上面！很酷啊。甚至有人翻出了我在攀岩的一张照片，那是我的照片！我向自己炫耀道。

当然，也有一拨发帖的人很想知道，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这件事是否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但是关于攀岩圈有一点我一直很欣赏，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我有如此多的攀爬是没有被影片、照片或旁观者证实的情况下，人们总是信任我的话。在2008年4月，网上没有人指控我是在欺骗大家。也许本会有人说月华拱壁的无保护独攀是假的，是发帖者在说谎——愚弄轻信这消息的超级拓扑网的网友。

我仍然完全无法想象成为一名被赞助的专业攀爬者。如果我有了点名气，也只是想着也许会有什么装备公司给我一双免费的攀岩鞋。

左肘的肌腱炎并没有好转，因为在我多次预演月华拱壁以及之后的无保护独攀下，情况可能变得更糟了。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中止攀岩一阵子，好让肘部恢复。所以我就在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的高地度过了夏天，在大山上走“进化穿越”（Evolution Traverse）那样的长线或环线徒步。这项运动包括很多攀升，但鉴于我穿着网球鞋也能完成它们，因此我觉得这不算真正的攀爬。与此同时，我的身材开始变得很不错。

最近一个记者问我是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攀岩。“当然了。”我答道。

“你是说你可以比如……一个月不攀岩？”他问。

“当然不行！”我脱口而出，“一个月不行！我以为你是说三天呢。”

那就是攀岩之于我的情形。很多年来，不论我将注意力转向别的任何事，但都没有什么像攀岩一样有趣。我不能没有它，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连续攀爬了将近二十年。

在高山中的那一整个夏天，想要无保护独攀半穹顶（Half Dome）西北壁的想法都萦绕在我的脑中。它是如此具有标志性的存在。纵观全北美，它是最令人惊叹的纯花岗岩岩壁之一。而我一直都很爱它主宰着这个峡谷整个东部的样子。

到了2008年，优胜美地（Yosemite）已经成为我在世界上最喜爱的攀岩区域。有些攀爬者被塔岩和锥形岩壁吸引，而另一些人则喜欢复杂的岩脊。我喜欢的则是巨大、平整的岩石面。而比起优胜美地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拥有更好的这类岩壁——尤其是酋长岩（El Capitan）和半穹顶。站在酋长岩的脚下，向上看那2700英尺高（约823米）的峭壁，你会只剩惊叹：“哇！”

花岗岩也是我最喜欢的岩石类型，而优胜美地就是由它们构成的。那是比起北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平整、连绵的花岗岩岩壁。

常规的西北壁线路是从接近垂直的岩壁左手边的一条路线向上。那个夏天，当我在高山地区进行环线和穿越、练好了体型时，半穹顶成为了我的缪斯。当我在一座接一座的山脊上漫步时，它随时会飘进我的思绪中，给我动力。尝试无保护独攀这条线路的想法令人生畏，但同时又不可抗拒。就其峻峭宏伟而言，这对我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一个甚至比月华拱壁还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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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西北壁线路是在1957年开辟的，由当时美国杰出的攀岩者罗耶尔·罗宾斯（Royal Robbins）和两位搭档杰瑞·高沃斯（Jerry Gallwas）和迈克·谢里克（Mike Sherrick）完成。那之前的两次尝试，包括罗宾斯的一次，都没能超过这块2000英尺（约610米）的岩壁四分之一处高的位置。这块所有绳段平均角度达到85度的岩石面，是极度令人生畏的。正如史蒂夫·罗佩尔（Steve Roper）在《四号营地》（Camp Four）中描写优胜美地早年攀爬正史时所写道的：“（从山脚下）向上看会是压倒性的景观。感觉人类是不可能用正常的手法爬上这巨大的悬崖的。”——比如使用绳索、岩钉和螺栓。

1957年的三人小组用了5天时间，使出浑身解数完成了首攀：使用他们新发明的铬钼岩钉和膨胀螺栓用于器械辅助；把罗宾斯放低50英尺（约15米），这样他便可以从一块空白花岗岩岩壁的一边摆荡过去，踩到一处烟囱状岩石群；并且他们用吊索和箍筋挂住自己，连着露营四晚。高沃斯领攀的关键绳段非常艰苦，他用岩钉和螺栓辅助完成，到达了一处窄得令人不安的平台，那平台在岩面上横向伸展出去，距上方的顶峰仅仅200英尺（约61米）。“感谢上帝平台”（Thank God Ledge）现如今已经是美国所有岩壁中最为著名的地方之一了。

优胜美地难度系统中的5.1到5.15，权衡的仅仅是纯粹的难度，而不考量危险性。还有是另外一种分级，像优胜美地系统一样作出评级，但却指出了在大岩壁或山上的长线路整体的难度、危险性以及需要的投入度——简而言之，就是一次重要攀爬的“严肃性”。直到最近，这个系统的范围都只从 I 级到 VI 级。过去的十年中，少数里程碑式的攀爬被暂定为 VII 级——其中几乎所有攀爬都是在偏僻的山脉中。但大体来说这一评级的上限仍是 VI 级。

在美国，有史以来被完攀的第一条VI级线路，便是在1957年由罗宾斯、高沃斯和谢里克完成的半穹顶西北壁常规线路的攀爬。在那时，只有欧洲的少数路线能够与之相比。

在罗宾斯的队伍攀爬这座岩壁19年之后，1976年，科罗拉多攀爬者亚特·希格比（Art Higbee）和吉姆·埃里克森（Jim Erickson）完成了常规西北壁线路的首次自由攀，去除了几乎所有的器械攀登动作（那是埃里克森第十次尝试自由攀这条线路）。这两个人结组在每个绳段进行保护，使用岩钉、岩塞和螺栓做保护点。他们进行了34个小时的极限攀爬，在距离顶峰仅仅100英尺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头疼的事——他们不得不采取器械攀登以越过最后的障碍。在希格比和埃里克森的眼中，那一偏差致使那次行动成为一场“华丽的失败”。但随后的攀爬者们仍被这一成就打动，并将他们视为首次自由攀完成者。希格比和埃里克森评定这条线路为很硬的5.12级别[a]，那已接近当时全世界能够完成的最高水平的技术难度。他们不得不采用器械攀登的那一处，结果也成为了亚历克斯2008年攀爬中戏剧性的难点所在。

到2008年时，还没有任何人尝试过无保护进行 VI 级的攀爬，更别说成功完成一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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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9月，我的肘部好像痊愈了。而由于在高山的那些活动，我的身体处在最佳的状态。几个月来老是想着半穹顶，那种精神状态让我感到自己必须去做这件事。也许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去想它，现在则必须将它从自己脑海中清除出去。

之前我已经和不同的搭档攀爬过这条线路五六次，但是我只自由攀过所有动作两次，就是使用绳索和下降保护点以防止脱落。这些攀爬都是在我和布拉德·巴腊吉（Brad Barlage）上去那边之后，在我无保护独攀尝试之前，主要是在最近两天。线路上有三处完全空白的区域，罗宾斯的队伍是通过器械攀登解决的，他们在无处可爬的地方打进螺栓当梯子。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用这些螺栓梯攀爬。它们保险，用来器械攀爬也相对容易。但是换做自由攀的人也解决了怎么绕开那些空白区域，那就是为什么整条线路都可以被自由攀爬了，正如希格比和埃里克森（几乎）做到的那样，虽然他们使用了绳索和下降保护点。

9月4号和布拉德爬过了那条线路之后，第二天一整天我都用来休息。我在房车里自己坐着，思考线路，心里仍然有些矛盾要不要独自上去：我真的想要这样做吗？我已经订好了计划，几天之后和不同的朋友在峡谷里攀爬，所以我感到有些压力，要在他们来之前完成我的无保护独攀。最后我决定第二天仍旧上去。我告诉自己：如果觉得不想做，那就可以徒步下来。我曾经那样做过几次，甚至在上线后又折回去。2006年，我在峡谷中攀爬一条叫作“皇家拱门露台”（Royal Arches Terrace）的线路，这条线路挺长但技术上挺简单。我在线路起始处向上爬了半个绳段的摩擦光板，然后我意识到自己不在状态。我倒攀下来，徒步走回马路，搭车离开了优胜美地。那个攀爬季我就都没有再爬。

不过，这一次，当我走到半穹顶山脚的那一刻，我便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撤的。

我不想大张旗鼓地进行我的计划，所以我只告诉了布拉德和克里斯·韦德纳两个人。布拉德说：“你他妈的说什么？”但是又接着说，“好吧，注意安全。完成后给我发信息。”好兄弟就是他这个样子啊。

克里斯想要说服我别去这么做，“哥们儿，这太疯狂了，”他说，“你应该在无保护独攀它之前顶绳练习一下这玩意儿。”

“不了，”我答道，“我想要让它好玩点儿。”

“你疯了吗？”

当我回头想起那些对话，听起来好像我没什么礼貌或有点儿自大。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只是不想让那次尝试显得小题大做——尤其是说不定我会很快从线上撤回来。在没开始攀爬之前就吹嘘它是很糟糕的，而且我不想让我的好兄弟们过于担忧——那样我也许就会开始担心他们在担心我了！我想我只是试着让他们安心：嘿，兄弟们，我可以掌控这个。我会安全完成的。

同时我也开始有了一些别的想法。尽管我强调有条不紊地准备，但我也开始觉得我把月华拱壁上的动作练习得太过充分，以至于实际上我去除掉了一些攀爬中的挑战。半穹顶比月华拱壁大太多，要是想把它所有的动作都连贯地练下来，那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永远”。我决定不做那么多准备工作便上岩壁——那就是我所说的“让它好玩点儿”。

后来发现，也许有点儿玩过头了……

9月的峡谷仍旧很热。这意味着基本不会有别的攀爬者在岩壁上，这也是我希望的。而因为岩壁面朝西北，在9月它一整天都背阴，这意味着我攀爬时不会很多汗，也不会很缺水。出汗的双手会让平稳的攀爬也变得很危险，不论你抹多少镁粉；而缺水不仅会消耗你的体力，还会妨碍你的判断。

因此，在9月6号，我便独自又来到了那条线路的脚下。我比两天前和布拉德一起来时少带了很多东西，快接近岩壁的徒步时间了，但是一路上我都觉得那岩壁赫然耸立在我面前。我试着不要总去想着它。天空呈现晴朗的蓝色，清晨阳光明媚，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待在山脚下，感觉自己完全超脱了峡谷里的其他存在。在我的下方，所有事物在清晨的阳光中发着光。正如我希望的，我独占着整个岩壁。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都会以独特的方式孤身一人，锁定在一个高赌注的孤独游戏中。

在无保护独攀时穿过结组攀爬的队伍不怎么麻烦——我以前做过，以后还会再那样做。但是在岩壁上与其他人相遇，尤其是如果他们表达出对你不用绳索攀爬的难以置信，这会让你有些难为情。而那会打扰你完成一次大型无保护独攀所需要的绝对专注。在这样的一次攀爬之前，我的精神状态必须完全准备好。而我一旦离开地面，我的心神就要完全专注于此。我要做这件事，这就是当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不是那种可以和随便什么陌生人分享的精神状态。

我只穿了短裤和一件长袖T恤，脚上穿着我的缪拉（Miura）攀岩鞋，粉袋挂在背上。但我没有使用安全带，甚至连一把铁锁也没用。在一个口袋里，我放了一些克里夫（Clif）儿童能量棒，那是我多段攀爬时最喜欢的零食。我还在可折叠的瓶子中装了大约三分之一公升的水，我把它放在另一个口袋里，虽然它把我的短裤向下拉了一点儿。但是我知道自己需要花几个小时去攀爬这条路线，因为不想等自己爬到高处有难度的绳段时觉得口渴。背个包是不可能的，一部分是因为线路中间部分的那些“烟囱岩”（背着包几乎不可能穿过烟囱岩），但主要还是因为攀爬本身已经很难了，我不想身上有任何多余的负重。

终于没有什么其他事需要我去做了，我只需要不再拖延，开始攀爬。我上线开始了第一个绳段。

很多年来，优胜美地伟大的先驱者们对我来说都是英雄。20世纪60年代“黄金时代”的家伙们有罗耶尔·罗宾斯（Royal Robbins）、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伊冯·乔伊纳德（Yvon Chouinard）、汤姆·弗罗斯特（Tom Frost）、查克·普拉特（Chuck Pratt）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要去欣赏这些人，对我来说历史有些太过遥远，虽然我读过关于他们值得纪念的有趣行为的故事。但我最仰慕的，是1970年到1980年的下一代人——攀岩大师（Stonemasters）：约翰·郎（John Long）、吉姆·布里德维尔（Jim Bridwell）、比利·韦斯特贝（Billy Westbay）、托宾·索伦森（Tobin Sorenson），还有他们的伙伴们……但约翰·巴沙尔和皮特·克罗夫特令我尤位钦佩，因为他们达到了最高水准的无保护独攀和自由攀。还有琳恩·希尔（Lynn Hill），她在1993年成为了完全自由攀爬酋长岩诺斯线路（Nose）的第一人。一年后，她又在单日内自由完攀了那条线路。希尔的成功仍然是攀爬史中最伟大的壮举中的两个。我对约翰·“亚波”·亚布隆斯基（John “Yabo” Yablonski）也很着迷，他身上有很多野性又疯狂的故事——关于他无保护独攀时脱落，然后仅靠抓住一个树枝救了自己；关于他裸爬“北部悬垂”（North Overhang）；关于他风评不好的长距离冲坠中减小冲击力的装置，当他使用绳索攀爬脱落上百公尺长时，会被神奇的保护装置拽住。亚波的心灵显然备受折磨，因为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自杀身亡。

很多攀岩大师都嗑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吹嘘关于自己吸食迷幻药之后，大脑断篇时在优胜美地攀爬难线路的事。他们的风格是当时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但我就是无法与之共鸣。我从来不嗑药，虽然我尝试过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完过一整杯。我甚至不喝咖啡，曾有一次喝过一小杯——那就像喝酸水一样，然后我整个早上都在拉肚子。有一次我闻了闻苏格兰威士忌，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用来清洗我的水槽。这不是什么道德上的反对——我只是对迷幻药、酒和咖啡因没兴趣。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长大。我的父母都在美国和海外的教学机构中教授非母语英语课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后来他们去了萨克拉门托的美国河流大学（American River College）做较稳定长期的工作。我的妈妈迪尔达·沃罗尼克（Dierdre Wolownick）在那所学校里教授非母语英语课程、西班牙语和法语。现在她为那所学校构建了整个法语系。她是天分很高的语言学家，精通三门外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并且能够使用德语、波兰语、日语和一些美国手语。

我的父亲查尔斯·汉诺尔德（Charles Honnold），在我母亲之前便在美国河流大学得到了一份全职教授非母语英语课程的工作。所以我在一种智慧而学术的氛围中长大——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影响我的。

我母亲喜欢告诉别人，说我出生的那天，1985年8月17号，我就可以抓着她的手指站起来。就像她讲得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一样，我还是觉得那是她编出来的——或者至少言过其实了许多。她曾经告诉记者们从我两岁起，她就知道我会成为一名攀岩者。她还会讲一个故事，是她带只有五岁大的我去攀岩馆时发生的。据母亲说，她正在跟管理人员说话，转过身，就发现我在仅仅一分钟或两分钟之内已经爬到30英尺高（约9米）。她说她吓死了，觉得我要把自己害死了。

我的姐姐丝黛莎（Stasia）比我早出生两年。从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起，母亲就只对我们说法语。她是想让我们通晓两种语言。在我们回家看她时她仍然只对我们说法语。但是丝黛莎和我从一开始就反抗了——我们会用英语回答她。虽然如此，我蛮流利的法语还是不得不归功于母亲。我对这门语言的掌握在多次去法国和三次去南美洲的旅程中派上了用场。

母亲说我是个不受控制的、亢奋的小怪物，这也许是对的。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头一回摔断了自己的胳膊。那时觉得从我最喜欢的餐厅卡乐星（Carl's Jr.）的滑梯上跑下来应该挺好玩的，然后我就从边上摔了下来。医生们说那是青枝骨折，谁知道那是什么呢。

在七八岁的时候，我第二次摔断了自己的胳膊。那真是一次很可怜的事故——实际上，很难描述我是怎么搞砸的。在我家的后院有一条很大的绳子，是玩具架的一部分。它本来是一条绳索秋千，但我将它当作用来行走的绳索，然后躺在上面，就像它是个吊床一样。我摔了下来，摔断了自己的胳膊。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了当地的攀岩馆。那只是随机尝试的另一种娱乐，但从第一天起，我就“相中”了它。那之后的很多年，父亲都会开车带我去攀岩馆，花整个下午的时间给我打保护，他自己对攀岩没什么兴趣。后来他甚至开车带我去加利福尼亚的其他攀岩馆去参加比赛。

父亲是个话很少的男人。我们会开几小时的车都不交谈，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他来说不太舒服，但是他会使用自己的方式毫不厌倦地为我当保护者，开车送我去全国各地，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

从小时候起，有件事就是显而易见的。我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们并不公开吵架——那更像是一种冷淡的沉默，充斥在家中。为了丝黛莎和我着想，他们一直等到我高中毕业才离婚。但我们都知道他们将要分手，因为我们偶然读到了母亲的电子邮件。庆幸的一点是他们在离婚之后要快乐得多，而且他们仍旧是朋友。

我确信过去的事实被很严重地缩水了，记住自己童年的细节对我来说很费劲。在2011年，当亚历克斯·劳瑟（Alex Lowther）为《登山家》（Alpinist）杂志的简介采访我的时候，他开始询问我早年间的事。我告诉他我的记忆是模糊的，并不可靠。“去问本这些事情吧。”我说。本·斯莫里（Ben Smalley）和我从一年级起就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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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瑟正如亚历克斯建议的那样做了。他联络了斯莫里。在2011年，斯莫里已经成为了一名空军中尉。斯莫里描述了亚历克斯的孩童和少年时期，把他说成是笨拙又不合群的人，听起来就和亚历克斯心中看待自己的想法一样。甚至他开始在攀岩圈引起注意之后，仍是如此。斯莫里是这样告诉劳瑟的：

亚历克斯会穿运动裤去学校，每天都是。他有一条灰色的，还有一条蓝色的。他会穿比自己号码大两号的T恤，和别人谈论这种话题：“我在大峡谷徒步了”“去黄石公园”或者“怎么识别鹿的足迹”。他很擅长“夺旗”游戏，做防守方[b]。他能跟你讲一个小时1812年的战争。不能说他有多害羞，因为他也没想着要去试。就是说，如果你跟他讲话，他就会跟你说话。他在班里穿帽衫，永远把帽子戴起来。他会就那样坐在那里。但是如果老师点到他，他总是知道答案。他有时候有点儿像霍尔顿·考尔菲德[c]，总在那里警惕着被骗什么的。

当我们给亚历克斯朗读那篇文章的时候，他承认道：“本太了解我了。”所有关于他青少年时期形象的细节，亚历克斯都确认了。那篇文章还唤起了其他的记忆。“我还是喜欢运动裤，”他说，“我从来不穿牛仔裤。”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件T恤，是班夫（Banff）或者贾斯珀（Jasper） [d]的，上面有一只熊的图案，但是那只熊长着角。上面写着：‘我不是一只熊’。那是某种‘不要喂熊’运动的文化衫。”

“关于1812年的战争——我父亲给了我一本关于历史中重大战役的书。汉普顿锚地海战，还有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一类的。我爱历史，不是说我讨厌学校——只是我是个不怎么酷的小孩。那时跟陌生人讲话对我来说很费劲。”

在劳瑟的介绍里，斯莫里接着写道：

他父母的婚姻并不快乐。大多数晚上他的父亲会坐在沙发上，读书读到睡着。我想说实际上到了高中后（亚历克斯的）情况更严重了。他更离群了。午餐时他会在数学教室跟玩宠物小精灵（Pokemon）的孩子们一起玩。在高二那年，亚历克斯有了第一个女朋友。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托马斯（Elizabeth Thomas），简称E.T.。这应该能让你对她所在的社交圈有所感觉了。我只是觉得亚历克斯认为典型的高中生那些事不适合他。他更多地把自己看作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而亚历克斯说：“E.T.很酷，本不喜欢她。她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日本血统。她是个很友好的女孩，非常聪明。我们在一起大概有三年吧。”

在高中，亚历克斯的分数一直很高，最后以4.8分的加权平均分数结束学业。但他仍不完全确定自己想要上大学。在最后时刻，他只申请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所分校——戴维斯（Davis）和伯克利（Berkeley）。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选择了伯克利。

在这更高等教育的精英堡垒中度过了唯一一年，亚历克斯现在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我大致计划把工程学作为专业，”他说，“但是我在伯克利没有交到任何朋友，甚至没法回想起来一个同学或一名教授。我应该住在宿舍里的，而不是我家的一个朋友转租给我的一间两卧公寓。我基本是在孤寂中度过了一年。”

“我有一份保安人员的工作。一小时挣14美元，我要整夜独自一人四处走动。我有一台警用电台。有时候我会护送女孩子们回到她们的宿舍。

“第二个学期，我不再去上课了。我会买条面包和一个苹果，然后外出去印第安巨岩（Indian Rock）来回攀爬线路”—— 一座在伯克利郊区小山中的小型峭壁——“我就是没办法好好上大学。”那个暑假，就像大多数新生一样，他回家和母亲待在一起。

亚历克斯父母最终在他大一那年的3月份离婚了。几个月之后，7月18日，他的父亲由于心脏病发作猝死，那时他正快速通过凤凰城机场，想要抓紧时间转机。亚历克斯在一段长途徒步结束后，回到家才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是这样向亚历克斯·劳瑟回忆这件事的：

家门开着，所有的窗户都开着，但是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很暗；没有人在家里。然后我就叫道，“妈妈？”——“妈妈？”然后我走过去，发现妈妈坐在外面的游泳池边。她坐在那儿，腿伸在游泳池里，就坐在那里哭泣。然后她就说，“你爸爸死了。”我不记得她怎么说的了，但大概就是，“你爸爸死了，”然后她就去睡了。

我不记得自己有表示不相信她的话。但就我所知道的全部来说，他是仍旧活着的啊，我从来没有看到遗体，也没有一场真正的葬礼。某一天那一小罐骨灰出现了，然后人们就说他死了。我读了所有关于他的悼念文章。有一阵子我会在自行车道上看到什么人，长得像爸爸一样的人，大胡子，体型也大，我就会说，“噢！”然后又会想到，“哦，那不是他。”

本·斯莫里告诉劳瑟，“我差不多是为这事冲他吼了。‘为什么你不难过？’我觉得亚历克斯在心底从来没有为此哀恸过。”

“你哀悼过吗？”劳瑟问亚历克斯。

“我太年轻了，太焦虑。”他回答道，“我太过愤怒了。”

亚历克斯澄清道：“并不是说母亲告诉我父亲死了的时候我不相信她，只是我的家庭不举行葬礼。父亲在凤凰城被火葬了，在太浩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我想，‘啊，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并没有一场告别的仪式。”

查尔斯·汉诺尔德去世时55岁，那时亚历克斯19岁。这件事让亚历克斯从伯克利退学的决定变得明确。他使用父亲人寿保险债券的利息维持生活，从母亲那里“借来”了小型货车，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州不同的峭壁，开始了背包攀爬客的生活。2007年，他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伊克诺莱恩（Econoline）箱型货车，并把它改造成了舒适的房车。8年后，经过了许多家居改善，虽然他开始声名在外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亚历克斯仍然住在伊克诺莱恩房车里。他的默认住所是他母亲在萨克拉门托的房子，他每年在那里待几周。

不论他是否真的为父亲的死感到哀恸，这一损失都对亚历克斯看人生的观点有极大的影响。他母亲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丝黛莎和亚历克斯都会在周日去教堂。其影响就是把亚历克斯变成了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他2012年在YouTube视频中如此讽刺道，“我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觉得教堂有什么意思，总觉得那就是一堆老年人吃着不怎么新鲜的华夫饼……”

他父亲的去世让他深刻意识到“活在当下”的劝告，要把仅有的这一次生命活到极致。在2012年为《国家地理》历险频道所做的问答中，亚历克斯提出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比喻。他被问道：“如果你不相信有上帝或来世，难道这不会让这一生更加珍贵吗？”

亚历克斯回答道，“我想是这样。但仅仅因为某件事很珍贵，并不意味着你就必须去小心呵护它。”就好像住在城郊的中产阶层有了一辆新得发亮的SUV，却害怕弄出凹痕一样。拥有一辆很棒的车，但如果你怕去开它，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在试着开我的车去没去过的有趣地方，并且我在尽最大努力不撞车，但至少我开它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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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穹顶传统的西北壁路线由一段5.10c难度的指缝开始，那恰巧是整段攀爬中我最喜欢的绳段，接下来的两个绳段只有5.9和5.8。这对于我上方2000英尺的攀爬是个很好的热身。

但是接下来，在通常情况下的第四个绳段上，我碰到了第一个螺栓梯。在那片空白区域的两边，有两种绕过它的不同线路。我在这条线路的两次顶绳自由攀中，曾经攀爬过第一种，后来又爬了第二种。在左边是两绳段长的“希格比两面角”（Higbee Hedral），评级是很难的5.12a，最初由亚特·希格比在1976年与吉姆·埃里克森自由完攀。在右边是“胡贝尔两面角”（Huber Hedral），以德国攀爬者亚历克斯·胡贝尔（Alex Huber）命名，是段不折不扣的5.11d（两面角是指由两个平面构成的夹角，是在岩石中一段垂直的内角。感谢亚特和亚历克斯的姓氏都有好用的头韵）。[e]

虽然胡贝尔那边的线路要简单一个级别，但它的安全性更低。你必须要在一块光滑得像是抛光玻璃一样的岩壁上横切过去。我想了一下那会是什么感觉，然后告诉我自己：“算了吧！”转而选择了“希格比两面角”。

这段5.12a的难点是紧接着一小段抱石动作的，从一个很大很舒服的平台出发。我觉得这确保了无保护独攀的安全。因为如果我不能将动作连续做下去，我想我可以跳下来，落在那个平台上。但那些是整条线路中最难的动作，我必须将精力从向上寻觅好玩的裂缝转移到真正地从小的手点出发。我把自己的鞋系得格外紧，然后一口气通过那六步抱石动作，没有任何犹豫。

那个绳段剩下的部分非常脏。半穹顶的海拔比峡谷中的其他岩壁都高很多，以至于它有一点儿高海拔山峰的感觉。而在山上，你会碰到松了的手点，所以你必须在拉动它们之前测试一下（在无保护独攀中，很明显，把一个手点拉松掉，就是生死之差）。你也会在裂缝中弄得满身尘土或植物。因为这些自由变异路线很少被爬到，它们没有被攀爬者们用对待常规绳段的方式“耕耘”过。待在“本应”适合攀爬的岩壁上是件恐怖的事，你只有手指勉强插在湿土中，或是脚趾踩在苔藓丛上、稀疏的小灌木上。但我跟着两天前布拉德和我留下的模糊的镁粉痕迹攀爬，想办法避开了大部分植被和泥土。当我重新回到正常线路上后，我变得放松，并把精神重新转回到了探索模式。在到达下一个困难的绳段之前，我还要向上攀爬大约1000英尺。我想要爬得慢一些、稳一些，这样便不会太累。我想要缓慢地行进，而不是冲刺上去。

我的苹果音乐播放器上有头戴式的耳机，这样我便可以在攀爬时听歌。当攀爬的难度变高的时候，我会摘掉耳机中的一只。如果是真得很难的路段，我会把两只都摘掉，这样便不会分心。然后头带便会挂在我的脖子上摇摆。那天我在循环播放埃米纳姆（Eminem）的一些歌，尤其是《迷失自我》（Lose Yourself）。

美好的天气一直保持着，但我没有时间去瞭望四周和欣赏风景。风景是用来让你在传统的绳索攀爬中给搭档打保护时享受的。当我在无保护独攀时，即使是在相对容易的绳段，我的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我的面前。整个宇宙缩小为我自己和这块岩壁。你不能想当然地对待任何一处岩点。

在我攀爬的时候，我才彻底领会到了这座岩壁的宏大。我意识到这个项目远远比月华拱壁更重大，虽然两条线路都被评级为5.12。

很快我就爬到了线路的一半高，离底部有1000英尺远。正如1957年首攀时那样，这条线路到这里突然向右横切，进入了一大块烟囱状岩壁。到达烟囱岩之前，这片空白岩壁的最后一部分通常是使用一段50英尺高的螺栓梯完成。之前那一次我已经自由完攀了这条路线，在通过一段5.12c的绳段处避开了螺栓梯攀爬，我将螺栓作为保护点使用，而非器械攀。但是现在，当我接近那段梯子的时候，却对无保护独攀它有些畏缩不前。这个绳段极度地不安全：都是向下倾斜的小手点，向内凹的勺形手点，还有用扁平手指很难抓得住的很浅的凹陷。并且你必须用脚在岩壁上用力“抹”，绷紧脚踝，这样你的鞋底便可以在岩点上有尽可能大的摩擦力。这些动作接下来是一处向下弯的斗篷状平台。这是很微妙的一个动作，就像低下身探出桌面，将双手向下伸，手掌握紧平台的边缘。平衡就是一切，而想要低下头看该把双脚放在哪里是很困难的。你的双脚必须在花岗岩上找到一处狭窄的凸起，踩在上面，直到你可以离开斗篷状平台继续攀爬。

希格比和埃里克森在1976年定出的自选分岔路线在距离那段螺栓梯一个绳段处突然向左，环绕了岩壁的这一整片区域，于再向上一绳段处与线路重新汇合。我从未攀爬过它，并且听说上面岩点松动，还有很多泥土，但是突然间感觉充满冒险的5.10感觉比不安全的5.12c好玩太多了。这条分岔路线是非常曲折的一条线路，你会向上攀爬一条很长的5.9难度的岩沟，然后是一段向右蜿蜒的5.10b的爬行线路，在那之后你要倒攀100英尺5.10的线路去进入那段烟囱状岩壁。

我随意地在一个点终止了攀爬常规线路，开始向上漫游，想要找到那段5.10的分岔线路。但是在移动时，我开始对线路感到困惑。我攀爬时穿越的灌木让我暂停下来，这里并没有人来过的真正迹象——没有之前的攀爬者留下的镁粉痕迹，没有固定的岩钉，甚至没有岩钉曾经打入又被清除的痕迹。我开始担心自己完全搞错了。说真的，我正在半穹顶的中心，离地面1000英尺，有可能脱离了线路，爬到了泥土上。

我对自己说：天啊！这下难搞了。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回去的路。我感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恐慌——只是一种不太舒服的焦虑。如果我之前曾经攀爬过这条分岔线路的话，会有很大帮助。但我想，这就是我在告诉克里斯·韦德纳自己想要让这次挑战“好玩点儿”的时候指望出现的吧。

恐惧。这是在先锋探索的攀岩中最原始的元素，或者实际上，在任何种类的探险中都是这样。甚至当不攀岩的人观看我无保护独攀的镜头时，他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从他们口中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你不害怕……”（他们不需要说完那个句子——“不害怕你会死掉吗？”）

对于恐惧我思考过很多。对我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无所畏惧地攀爬—— 那是不可能的—— 而是当它侵入你的神经末端之时，要如何处理这种情绪。

在后来被森德影业采访的时候，我在峡谷中的哥们儿尼克·马提诺（Nick Martino）断言：“汉诺尔德和任何别的人都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就好像他感受不到恐惧或者任何别人能感受到的正常情绪。他有这种能力，就那样封闭自己的大脑，然后去做那些有史以来最疯狂可怕的攀爬。”

谢了，尼克，但那并不是真的。我像旁人一样会感到恐惧，如果附近有条短吻鳄要把我吃掉，我会感到非常不安。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在生命中有过的两次最糟糕的恐惧经历都不是在我无保护独攀的时候——两次都是源于看起来很小的失误，导致了极严重的事故。如果说我从那两次搞砸了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事，那就是永远不要想当然，即使是对待一次野外的休闲郊游。

那是2004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19岁。我的父亲在5个月之前去世了，因此我决定去一座小山徒步，那是我们俩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在太浩湖附近的塔拉克山（Mount Tallac）。它比海平面要高9739英尺（约2968米），但它从山脚下拔地而起了3250英尺（约991米）。我已经攀爬它许多次了，但从来没有在冬天来过。事实上在上个夏天，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们曾经在顶峰上撒过一些他的骨灰。

在父亲的储藏室里，我找到了一双旧雪鞋。我以前从没穿过雪鞋——甚至从来没在雪上做过什么活动。后来我发现，这双鞋？对这种类型的远足并不怎么合适——它们的网下没有附上冰爪。但我什么都不懂。

后来我还发现，大概一个月之前就下了雪，后来变干了。雪变成了很硬的冰层。

我不想去走那条比较慢的路线，那是条需要绕行的常规小道，有上有下。因此我就从一条雪沟直接往上走。我在雪地上跋涉，但脚下的地面真的很糟糕。而且那天还刮着大风。快把雪沟走完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情况太差了。我试着转身下去，然后我就滑坠了。

我记得自己从山上滑了下去，不受控制地快速下坠。我下滑了至少几百英尺。那让我有时间去想：我的天啊，我要摔死了！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岩石上。我之前昏了过去，不知道是几秒钟还是更久，我不记得了。我想自己一定是双脚撞在了岩石上，然后翻了过来，脸压在了地上。我有一只手断了，并且我以为自己有条腿也断了，但后来发现其实它只是严重地摔伤了。我的脸上窦腔穿刺了，还有几颗牙磕坏了。我戴了手套，但两个大拇指还是都撕裂了——我肯定是想试着用手制动住自己。大拇指上的皮肤看起来像生肉一样，就好像它们被胡萝卜去皮器削过似的。

母亲在圣诞节的时候送了我一部手机。我把它拿出来，试着打给她。我不记得这个了，但后来母亲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吗？”母亲打了911[f]。

正常的救援直升机没办法到达我掉下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开了一辆加州高速公路巡逻直升机，那花了一段时间，很快我便恢复了意识。我能看到远处认识的湖泊，但我还是在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当时一定是极度震惊。顺着冰坡滑下来的那几秒种，占据我脑海的全都是恐惧，是那种纯粹的惊恐，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但现在我感到了一种更深的惧怕和担忧：我伤得多重？我能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吗？

那时有一家印第安人穿着雪鞋从山下走了过来，是两个25岁的魁梧小伙子，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帮忙把我运上了直升机。感觉只用了几分钟，我便已经在里诺（Reno）的一间急救室里了。后来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彻底康复，但因为在康复时，我用断了的手继续攀岩。到现在，我右手大拇指皮肤被撕开的地方仍然有伤疤。

这至今仍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真正的事故。这次彻底的失败经验，完全是因为我对于雪况和雪鞋的无知。如果是现在发生这件事，我会感到羞愧不堪的。但我也会自我评估，之后再独自去徒步，不得不被直升飞机救援是很尴尬的。当我今天再讲到这个故事，鉴于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如此多严肃的攀爬，唯一看待它的方式就是把它看成一场喜剧。也许是一场闹剧。

在那之前的一个月我已经开始纪录我的攀爬“圣经”。那一天，因为我弄断了右手，所以便用左手写字，我纪录道：

塔拉克

滑坠，手断了……被空运出来。

应该更冷静，然后离开。太没种了。

我攀岩时经历过最害怕的一次，是在我的雪鞋事故之后的两三年，在我21岁的时候。那时我和第二任认真相处的女友曼迪·芬格（Mandi Finger）在一起（曼迪是阿曼达的简称）。她是一名能够攀爬很硬的5.13线路的攀岩者，我在监狱岩（Jailhouse Rock）遇到了她，那是在索诺拉（Sonora）附近的一处运动攀岩壁。她比我大五六岁，但是我们很合得来。我们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和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红石峡谷（Red Rocks）一起攀岩。我们甚至讨论要去欧洲。

总之，有那么一天，我们决定去爬一条三绳段的5.12线路，名字叫作鹦鹉螺（Nautilus），就在科恩河（Kern River）附近的一处花岗岩山脉尼德尔斯（Needles）中。那里的路线是偶尔有螺栓做保护点的传统攀线路。整体而言尼德尔斯是令人生畏的，这令它声名在外。

鹦鹉螺路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叫作女巫岩（the Witch）的东壁上。到那里的路又长又不好走，还要从别的岩石塔峰之间和边上绕行，然后爬上山脚，才能到达线路开始的地方。

我一路领攀。第一绳段是经典的5.12b。我爬得很顺利，一边想着，“啊，挺不错啊！”根据拓扑图，或我带在身上的路书一路攀爬着，下一绳段是11+，然后是5.10难度的结束。在第二个绳段中我没有任何大问题，但在顶部，我看到螺栓保护点离我有点儿距离，在右边的空白岩壁上，而非我正攀爬的裂缝这一块。看起来那需要攀爬一段5.11的横切，才能到达保护点，扣上铁锁进行保护。

所以我想，算了吧。我要这样继续爬，把第三个绳段和第二段合起来，合成一段长距离的领攀吧。我的绳索有230英尺长（约70米），所以我认为它够用了。

但我不知道的是，最后一个绳段上满是很松的冰箱大小的石块，你必须斜拉着岩壁越过它们。攀岩者们称它们为“死亡石块”。我们在阴面，很冷，而且由于绳索的弯折角度，我现在拖拽绳索非常费力，因为它被连在上一绳段我放置的一处保护点上。情况就是那样，我做着费力的斜拉，试着不要让任何死亡石块掉出来，而绳索的拖拽让向上拉松一点儿都变得非常困难。在那部分的顶端，我没办法得到任何保护，因为我已经在第三绳段上用掉了大部分的装备，现在就只剩一个黑色异形凸轮——那是所有厂商生产出的最小的机械塞——外加几个岩石塞，还有三把铁锁。

那段攀爬真是感觉太难了。它不可能是5.10，后来我发现另一本路书上把最后一个绳段标注为11+。我基本上已经开始过度抓点，就是由于恐惧和不安而过分用力地紧抓手点。

曼迪已经在我下面很远处，悬挂在她的保护站上大概一个小时了。现在她向上面大声喊着：“我好冷！我害怕！我们能下去吗？”

如果我能挂进一个保护点进行下降，也许我已经下去了。因为不能，我便继续努力向上爬。在最后40或50英尺处，我没有放置任何保护点。如果我在那里脱落了，我会有很长距离的严重冲坠，还要担心那些大石块被拉松或者切割绳索。忧虑在累加，我真是害怕了。

最后的绳段以一个盖住了整条线路的小屋檐结束。我抵达了那处屋檐的正下方，但是发现这里的岩石长满了地衣，非常脏。绳索拖拽得很费力，最后我需要完成一个动态动作以翻过那处屋檐，但我没想出应该向哪边做动作。最后我找到了一处裂缝，把黑色异形凸轮放了进去，然后就突然发力翻上了顶。我做了非常费力的一个动作，指节压在非常小的手点边沿上，完成了一个标准的十字支撑。

那情况太糟糕了。当我坐在顶上保护曼迪的时候，我只剩4英尺（约1米）的绳索了，因为已经用尽了其余的226英尺（约69米），用来连接最后的两段绳长。而且我往上几乎拉不动绳子，拖拽真的太严重了。

那是我攀岩遇到的最可怕的经历，而它并不是在无保护独攀的时候，而是在传统的绳索攀爬中。那全都是因为一个略过螺栓保护点的冲动决定，以及对顶端绳段到底是什么难度的无知。

如今我会把整件事情处理得更好，现在我的工具箱里已经有了更多的工具。也许我可以倒攀下来，或者在第二个绳段少放置一些保护点，这样在最后一段我就会剩下更多。

但当我坐在那里，精疲力竭，拖着连在曼迪身上的沉重绳索时，我觉得自己还是就此放弃攀岩算了。也许我应该回去上大学，去完成我的学业，我对自己说。

当然了，到了第二天，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我并不打算放弃攀岩，我想只要确认避免陷入像在鹦鹉螺最后绳段上这样的绝境就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008年9月6号，在半穹顶常规西北壁路线1000英尺的高度，当我在满是泥土、植被的裂缝中奋力攀爬时，我感受到了另一次绝境的威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偏离了希格比-埃里克森自由攀的变异路线。我的焦虑没有上升到真正害怕的程度，但它分散了我一部分注意力。因此我努力集中精神，深呼吸了一下，思索我能做的选择。

我告诉自己情况还没到命悬一线的程度。虽然倒攀几乎总是比向上攀爬更困难，但我仍旧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会儿我还是可以倒攀整条线路的上千英尺。或者说，如果我陷入了真的非常险恶的困境，我也可以坐下来等待，甚至等上一天或两天，直到其他攀爬者爬上来，就请求把自己连接到他们的绳子上，作为不速之客跟他们一起完成路线。我叫它“搭车攀爬”。优胜美地曾有攀登者选择这种方式去逃脱困境，甚至还有被直升机救下来的。但谢天谢地，我从未使用过上面任何一种脱困方式。除了我在塔拉克山丢人的直升机救援之外，但那并不是在攀岩的时候。在半穹顶，“搭车攀爬”是很丢脸的，而直升飞机救援则比这还糟糕。

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向上爬得太高，向右横切太晚。就我所知，我的横移成为了希格比-埃里克森变异路线的新变化，开拓了一点儿新领地。原本的变异路线应该是在倒攀一段5.10的100英尺长的指缝后结束，实际上我倒攀了有150英尺（约45.7米）。尽管如此，最终我发现了岩钉上挂着一些旧尼龙绳套，那增强了我的信心。但是接着我就发现，我很难把自己的粗手指伸进那条5.10的裂缝中。我只能把第一指节塞入裂缝，而其他的攀岩者则可以把每个手指上的整个三指节全塞进去，比如琳恩·希尔。因此那段倒攀“悬”得令人担忧，要比5.10难，而且那个绳段让我爬了很久。总之，那段变异路线花去了我许多时间——事实上有可能只有15分钟，虽然它感觉像是永无尽头——还让我有很大压力，因此当我终于回到干净、常有人爬的路线上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放松。

我重新戴上了头戴式音乐播放器，在接下来的500英尺（约153米）烟囱岩攀爬中切换回了自动攀爬模式。在干净又安全的烟囱岩中攀爬感觉棒极了，只需令人愉快地完成例行程序：挪动我的背，撑住双脚，然后推掌，就这样重复几百英尺。我很慢很稳地向上，沉浸于攀爬的愉悦之中。这段爬完我便到了大沙台（Big Sandy），一个在岩壁1600英尺（约488米）高处的巨大突出平台。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吃任何食物，也没有喝水。大沙台并不是路线上唯一一处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但它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平台，足够你和朋友们在上面烧烤（首先，你要能把他们弄上去）。我在那里脱掉鞋子，休息了几分钟。到这里我已经爬了大概两小时，现在我需要喘口气缓一缓。我吃掉了能量棒，喝完水，这样在接下来的困难绳段我便不需要携带额外的负重。有些攀爬者会把喝空的塑料瓶扔掉，但我一直都主张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因此我把它塞回了口袋里。很快，我便重新绑紧鞋带，把音乐播放器设成循环模式播放埃米纳姆，然后再次开始了攀爬。

气温开始变热了，即使我还在背阴处。在某个时刻我脱掉了T恤，将它缠在腰上，用袖子上下系了个结。短暂的休息并没有真正让我放松下来，因为我知道最难攀爬的部分仍然在我上方。当我坐在大沙台上的整个休息过程中，心中一直盘算着那个最后的挑战，为即将到来的难点集中注意力，并调动紧张感。

休息有时是把双刃剑。当你在无保护独攀时，双脚的疼痛和你的疲劳感觉就像消失了。当你休息的时候，那些烦恼就回来了，这时必须快速从中抽离并且重新打起精神。

在大沙台上面的三个绳段叫作“大之字”（Zig-Zags），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沿着一条之字弯曲的裂缝/内角系统向上。它们被评级为5.11d、5.10b以及5.11c，对我来说它们总感觉要更难一些。也许是因为我不巧有着很粗的手指，而这些位于陡峭、光滑内角里的细缝感觉更像是5.12。从审美角度看，大之字是优胜美地独特地貌的最佳代表，是暴露感超强的极其平整的内角。但是当我小心翼翼地侧拉向上，攀爬费力的第一绳段时，我无暇欣赏这峡谷壮美的景色。

我几乎在放空的状态下攀爬。我知道要做什么，我只是试着不要去想太多。我不去想上方接下来的困难路段。我也没有去想大之字上方的那个绳段——顶部5.11+的大光板。我只是沿着陡峭的内角双手交替锁指，向上很稳地攀爬着。大之字第一段的难点感觉比两天前攀爬时简单很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将动作连起来做过了。每次抓握都干脆而完美，我的手也反拉得非常用力。

我疯狂地将手涨入岩缝，大力地侧拉，大之字的第二个绳段就这样飞快地爬完了。这段攀爬非常安全，我可以放轻松，享受其中。在裂缝的每次转弯处，我都会发现自己的双手涨入[g]在巨大的突出石块中，岩壁根部差不多在我下方2000英尺处，峡谷的底部则在4000英尺（约1219米）的下方。和上下裂缝过于狭窄的侧拉比起来，这个绳段轻松愉快。

涨手是攀岩者的另一个基本手法，而令人意外的是花了好几十年它才被发明出来。宽约2到5英寸（1英寸约2.54厘米）的垂直裂缝，即使里面没有棱角可抓握，你仍然可以使用它作为手点。你可以把整个手掌塞进去，然后收缩手掌卡住裂缝——握拳或伸直手指并拱起手背。你的手就仿佛楔子一样，这样便可以承受人的全部体重。涨手时指关节的压力非常大，那些打算爬一整天裂缝路线的攀岩者会在手上缠胶带，以将损害降到最低。不过我从来没有缠过胶带，主要是因为我的皮肤天生粗硬、不易受伤——我不会被其他攀岩者常见的小割伤、擦伤折磨。

在大之字最后一段的下方，我又休息了一下。我感觉很好，而且我也确定我没有上气不接下气。如果是用绳子结组攀爬，每个绳段上打保护时，你会不得不休息至少15分钟。但是当你无保护独攀时，你从来不需要停下来。因此我强迫自己时不时停下来放松一下，只是想确保自己没有太过急进。在两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我向上出发，开始攀爬一段反抠侧拉的部分，是原有的器械攀路线上的一点儿小变化。这段反抠稍微会让手臂变胀，但只有5.11c，比起原本路线上估计有5.12+的拐角（虽然我从来没有试过它），不算超级困难。这段变化路线上真正的难点是在张口的裂缝中盲塞保护点。但是由于我不用放置岩塞，因此我是把这段路线爬简单了。

但它仍然又是一段不安全的侧拉，要把双脚抵在光滑的花岗岩壁上，手指塞进开口的裂缝里。同样地，跟路线的剩余部分一样，这个绳段上的难点裂缝也超级窄。我知道每一步动作，快速通过了这一段。刚刚完成的近2000英尺攀爬开始造成了影响，我发现越来越难完全集中注意力，内心有个声音催促我赶快爬完路线。

爬完大之字，很快我就走在“感谢上帝平台”上了。这是一段令人惊叹的银色岩石，在“遮阳板岩”（the Visor）的下面，横跨整个岩壁，离顶峰只有200英尺。我能听到上方人们的喧闹声，知道应该会有许多人在顶上享受这个夏末的完美上午。从半穹顶另一侧上来的简单的“钢缆线路”（Cable Route）是峡谷里最流行的徒步路线之一。到达山顶要走过一段55°的光板，公园管理处在上面架设了一组钢缆作为扶手。像今天这么暖和的艳阳天，络绎不绝的徒步者会像机场里等出租车的人一样沿着钢缆排队上去。

我能听到顶上游客的交谈，但是没有人在平台边上探头看。我很庆幸没人在看着。

由于关乎尊严，我用双脚走过“感谢上帝平台”。在那之前，我曾用双脚走过这段35英尺长（约11米）的平台，但是也爬过去过，或用手搭在上面横移过。它最窄的地方宽度不到1英尺（约30厘米），那上方的岩壁还有一处微微向外鼓起。但因为我不想让这次无保护独攀有瑕疵，我需要不取巧地完成这一段（顺便说一下，其实无保护走过“感谢上帝平台”比系着安全带，带着绳子、装备，或背后坠着背包过去要容易得多。身体平衡会更自然）。前几步我完全按照正常姿势行走，就像在空中走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但是当平台变窄之后，我必须一点点向前挪，面朝外，身子紧贴岩壁，拖着脚挪动，一边维持微妙的姿势。这时如果向下看，几乎能看到1800英尺（约549米）之下路线底部我的背包，但那也有可能让我头朝下掉下去。平台过后是一段短的烟囱岩，需要将身子挤上去，以抵达接下来的顶峰之前最后的大光板。

我在90英尺（约27米）的光板下方停了一会儿，看看上面是否有人在看（还是没人），然后就开始了攀爬。前几个动作非常简单，手点很好抓，还有好的脚点。当你继续向上后，手点会越来越少，脚点也越来越小。两天之前，我会认为这两段是难点。第一段有一步要踩在一个极小的摩擦点上，在30英尺之后的第二段，有几个动作的脚点和手点也很差。接着才是一个圆形把手点，那是一个很大的向外突出的点，我可以用手指包住它。这个点标志着困难攀登的结束，再有60英尺（约18米）便是顶峰。

我也知道，正是这个光板曾使希格比和埃里克森自由完攀整条路线的努力功亏一篑。虽然顶峰近在咫尺，他们也不得不使用器械攀爬通过最后这段障碍。或许这些就够让我停下来一会儿了。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第一个难点。我流畅地通过了那一段，自我感觉非常好。一个螺栓上挂着20英尺（约6米）的细辅绳。我有一瞬间考虑用拇指穿过那个辅绳，不借助它承力，而是以防万一。但是这感觉有点儿像在作弊。

当爬到上方的困难路段时，我对自己规矩的攀爬感觉不错，然后我停顿了下来。我本来预期能发现一些与两天前不同的岩点或动作，因为两天前我攀爬这一段时非常费力，可能是动作错了或点没有找对。这一次，以相同的姿势停在同样的点上，我意识到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迟疑了片刻……也可能是恐慌，很难说到底是哪种情绪。虽然一年前另外两次攀爬中我也自由完攀了这一段，但是已经完全记不清动作或点，也许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点。

一把巨大的旧O型锁挂在一个螺栓上，螺栓下方两英尺的岩石上有一处几乎没用的波纹，也就是我的右手点。我反复换手，双手交替掏粉，在一个小摩擦点上换脚以放松小腿。想要够到那个圆形把手点，必须经过最后一个变态的右脚摩擦点，但我没办法让自己迈出这一步。我也许是在整条线路上最不稳定的位置停滞不前。我考虑过抓一下铁锁，只需要拉一把，我就能上去，完成路线。

游客们对此毫无察觉，欢笑声从山顶边缘传来，顶上有一大堆人，我却身处一个只属于个人的苦境。

我摸了几次铁锁，一直跟自己想抓铁锁的欲望作斗争。但是又在想，如果死在光板上那有多愚蠢。我本可以轻易救自己一命，却要脱落滑坠2000英尺摔死。我的小腿慢慢变得酸胀起来。我知道自己要尽快做些什么，因为停滞不前只会让我筋疲力尽。我从没考虑过倒攀，无论如何我都要往上爬（只不过不知道能爬多高）。但是现在，真正的恐惧向我袭来。再一次，我深吸了一口气，研究面前的岩点，努力理性地思考自己必须要做的事。

虽然我本来就很不愿意来到这个光板上，但是我必须在这次攀爬成功的前提下完成它。最后，我采取了折中方案。我把手放在那个小得可怜的岩石波纹上，但是伸直了右手的食指，指尖的最前端一点刚刚能够搭在锁的底部。我的想法是，如果脚滑了，我可以用一只手指立刻勾住铁锁，止住掉落。

我把脚压在点上，站起来，抓住了那个圆形手点。没有问题，我得救了，从站了足足五分钟的小牢笼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我也没有抓那把铁锁作弊。

通向顶峰的最后那段5.7的大光板我几乎是跑着上去的。二十多个徒步者坐在悬崖的边上，见证了我最后的冲刺，但没有人说什么。没有人叫嚷什么，没有人拍照，什么都没有。也许他们以为我是一个迷路的徒步者。也许他们想不出来我是从哪里过来的，也许他们就是完全不在乎而已。当我翻上了真正的顶峰后，见到了一大堆人，有上百号人或站着、或坐在顶峰平台的各个地方。游客在我旁边吃着午餐，他们接吻、拍风景。到处都是人。

感觉太奇妙了。就像从越南空降到了一个美国的大商场。

我上身赤裸，气喘吁吁，兴奋得有些昏头，心中五味杂陈。光板上的恐惧感令我有点儿尴尬。但是最终完成几个月来一直想做的事情，这令我激动得难以言表。我有点儿惭愧自己比预想的玩过了点儿。但是我仍然为自己感到骄傲。

在顶峰上，我内心有一部分希望有人会注意到我刚完成了这样值得关注的大事，任何人都行。虽然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可能对我是更好的。我该如何描述过去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呢？我自己知道就足够了。

我没出声，脱掉鞋子开始沿着钢缆向下走。这时才有人注意到我，“噢，天啊！”一个哥们儿突然喊道，“你竟然赤脚徒步！真是太强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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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以“慢跑”而非“冲刺”的速度攀登，亚历克斯仍然只用短到不可思议的2小时50分钟就完成了这条路线。要知道这条路线的长度是2000英尺，如果使用绳索攀爬会有23个绳段。那之后，直到现在的七年间，再没有人认真设想过要无保护独攀半穹顶的西北壁常规路线，更不要说尝试了。

除了超级拓扑网这类网站上源源不断的难以置信和大呼小叫的赞美之外，最能够理解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重大量级的同行们也给予了最高的赞美。约翰·郎是亚历克斯从小时候起就仰慕的偶像，原先的攀岩大师之一。他评论说，“这次攀登需要的专注程度和时长高于我能想到的任何事情，只要犯一丁点儿的错误，结果就是必死无疑。”

森德影业联系到了亚历克斯，提议制作一部22分钟的影片，主要是重现月华拱壁和半穹顶这两次无保护独攀。《孤身绝壁》（Alone on the Wall ）这部影片获得了北美和欧洲所有山地节的大奖，把亚历克斯从一个攀登奇才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然而，这些全都没有引起亚历克斯的关心。“半穹顶之后的那些天里，”他回忆道，“我并没有获得什么巨大的满足感，只感觉自己把这次攀爬搞得有点糟。我侥幸成功了，但那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表现。”

在他的攀登“圣经”中，他写下了例行的简洁日记，纪录了这次开拓性的无保护独攀。即使是在纪录这次攀爬时，他仍没有把这条路线看得那么重：

2008年9月6号

西北壁常规路线—— 5.11d? 无保护独攀 耗时2小时50分钟

希格比[h]，5.10的绕路路线。凑合完成了大光板[i]。

亚历克斯在这些文字的最后加了一个悲伤脸的表情符号，以及对自己的提问：“能否做得更好？”

a 攀岩线路定级中，同一级别的线路也有“软”“硬”之分，取决于定级是否苛刻。——译者注

b 夺旗游戏是一种欧美传统运动。两队人马互相前往对方的基地夺旗以取得胜利。——译者注

c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d 两者均是加拿大国家公园的名字。—— 译者注

e 二人的姓氏和两面角的英文单词均以H打头。——译者注

f 美国报警服务电话。——译者注

g 涨入，是指在攀爬过程中，手由伸掌变为握拳，使手的厚度增加，这样就能卡在岩缝中不会滑脱。——编者注

h 希格比，是前文提到的变异路线名称。——译者注

i 大光板，指一种岩壁地形，像光板一样，手脚点都很小，非常考验平衡。——译者注

拉斯维加斯的爱与惧

峡谷在我面前渐渐拉长，午后的热气越加向我施压，周围看起来远没有我走进来时漂亮……风不停地呼啸，太阳的热浪让人崩溃，还有饥饿、口渴和心理上的疲惫，这些都让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

亚历克斯因其大胆的无保护独攀而逐渐赢得了一些名气，开始得到赞助的奖励。通过亚历克斯攀爬好友布拉德·巴腊吉（Brad Barlage）的支持，黑钻（Black Diamond）成为第一个跟他签约的品牌。它是一家生产高技术攀登装备以及雪具和其他户外配件的公司，总部位于犹他州。接下来的几年内，亚历克斯陆续签约了拉思珀蒂瓦（La Sportiva）、克里夫能量棒（Clif Bar）、新英格兰绳索（New England Ropes），以及最重要的北面公司（The North Face）。北面的“梦之队”（官方名称是全球运动员团队）收编了一流的攀岩运动员和登山运动员，是世界上所有年轻的优秀攀岩者梦寐以求的荣誉。

2014年，腕表价格高达2500美元的波尔手表公司（Ball）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了一整页广告，是一张亚历克斯站在半穹顶“感谢上帝平台”上的特写照片，配的台词是，“没有绳索和保护装备，所以就没有犯错的空间。这就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如波尔腕表一样可靠的计时装备如此重要的原因。”亚历克斯用精练的句子为产品背书：“酷炫的手表”。虽然他在攀岩时从来不在手腕上戴任何手表。

2008年，总部位于博尔德的森德影业公司注意到了亚历克斯。森德影业由皮特·莫蒂默（Peter Mortimer）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独立制作视频的小公司。那时，森德正在出品国内及国际业界一流的高品质真实探险影片。莫蒂默回忆道，“那时我们经常待在优胜美地。我们关注到了亚历克斯在讲坛岩和宇航员岩的无保护独攀，并一直在密切留意，希望能够找到下一个给力的年轻攀登者。之后当他无保护独攀了月华拱壁，就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莫蒂默还说，“行业里的其他公司都在制作关于抱石和运动攀的影片。我对那些没有太大兴趣。我想要拍摄的是‘有危险的攀岩’——大岩壁、高海拔的顶尖路线，当然还有无保护独攀。”为了拍摄一部名为《开路先锋》（The Sharp End）的新片，莫蒂默和搭档尼克·罗森（Nick Rosen）召集了一群强悍的美国年轻攀岩者，前往由陡峭的砂岩尖塔组成的山脉阿达尔帕克（Adr pach）。它地处捷克境内，靠近德国边界，在那里与传奇的易北河砂岩山脉（Elbsandsteingebirge）连在了一起。（“sharp end”是一个攀爬术语，意指先锋领攀时处于绳索第一位的位置，作为领攀者一般要承受所有的严重风险。）

《开路先锋》这部片子是由欧美探险者出演的荒野探险的丰富大杂锦。其中的片段包括了传统攀爬博尔德附近埃尔多拉多峡谷（Eldorado Canyon）里的“死亡路线”（保护点极差）；优胜美地长而粗犷的器械攀登；阿式攀登印度沙发特堡垒（Shafat Fortress）的未登塔尖；瑞士悬崖上的翼装低空跳伞，以及无保护独攀，虽然片中的主角不是亚历克斯而是斯蒂芙·戴维斯（Steph Davis）。她完攀了科罗拉多朗斯峰（Longs Peak）钻石岩（the Diamond）上的“非常避难所”路线（Pervertical Sanctuary），难度5.10+。亚历克斯在片中的角色更像是个配角，但却戏剧性地预示着他将要成为一名明星。事实上，森德选择了亚历克斯领攀一处非常吓人的路段的照片作为影片封面。

阿达尔帕克和易北河砂岩山脉在易北河（Elbe）沿岸的森林中拔地而起，靠近德累斯顿（Dresden），身处在犬牙交错的深灰色尖峰之中。在那里，20世纪初的20年间，一波强悍的精英攀登者在这里开辟了世界上最难的攀岩路线，甚至与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同仁相比，他们的攀登文化也是完全隔绝的。由于这种做法，他们发展出了由牢不可破的“伦理”约束的当地风格，与其他地方都不同。

美国和西欧的攀岩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发现德累斯顿这个岩场的存在，而当一些最好的外来攀岩者试探性地前往那里试爬时，他们都被震撼到了，甚至被吓到了。到了40年后的2008年，东德和捷克当地人的简约主义仍旧统治着这片岩壁。在易北河砂岩山脉，钻在路线上相隔极远（足有20~30米）的大环形螺栓构成了仅有的固定锚点和保护点，岩钉、岩塞和机械塞都不允许使用。攀岩者唯一可以放置其上的可移除保护点是打结的尼龙绳套——可以把这些绳套塞进裂缝中。美国、法国和瑞士的攀岩者对这种用法完全不了解，更可怕的或更简约的是，在手指上抹镁粉也是不允许的。德累斯顿的攀岩者们没有像样的攀岩鞋，他们开辟的许多最难的路线都是赤脚完成的。

莫蒂默和罗森召集的队伍里都是美国攀岩明星，包括锡达·怀特、瑞南·奥兹图克（Renan Ozturk）、马特·西格尔（Matt Segal）、托弗·多纳赫（Topher Donahue）和海蒂·威尔茨（Heidi Wirtz）。亚历克斯以有潜力的新手身份亮相于该影片。为拍摄影片，导演们邀请到了61岁的贝恩德·阿诺尔德（Bernd Arnold）为这帮心怀敬畏的美国人做指导。贝恩德·阿诺尔德是易北河砂岩山脉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攀岩大师。影片中，虽然阿诺尔德几乎不说英语，但他欢乐地向他带的人展示线路（正如过去一样），鼓励这些美国人脱掉鞋子，赤脚攀爬适应那里奇怪的岩石。阿诺尔德的同伴们用黑色幽默快活地强调了路线的严肃性。就像其中一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的，“如果脱落，你就只能永垂不朽了。”

影片《开路先锋》中这一段的高潮出现在美国人完成一些经典路线之后。他们希望留下自己的印记，以挽回一些荣誉。他们聚集在一个尖而陡的刃脊下方，那是一条当地人都觉得太危险的路线。他们的交谈充满了不祥和恐惧。亚历克斯穿着一件卫衣，就像本·斯莫里回忆里他高中时期不爱交际的书呆子一样，几乎一言不发。但是随后他忽然平静地抢话了，“我们在这已经待了一小时，不停讨论它有多难，多危险。我们应该直接去爬它。”

于是亚历克斯先锋[a]了这条路线。他在这个令人恐惧的尖塔向上移动的画面拍出来非常震撼，旁白是他的同伴即时的评论。锡达·怀特说道，“他在那里停了10分钟，在看下面90英尺的冲坠。”影片中，你能听到亚历克斯短促的大口喘气声。但是流畅、精准的动作犹如艺术，同伴对于他的安全的担忧变成了夸奖。“观看亚历克斯攀爬，令人备受鼓舞”，一个人说道，“因为他控制得太好了。”另一个说：“亚历克斯属于另一个层面——他有保持平静、不让手臂酸胀一直爬到顶的能力。”亚历克斯完成路线之后，另一个说道：“我可不想先锋这条路线。”锡达·怀特说道：“我真的有点儿嫉妒他。”

亚历克斯站在塔尖顶上，没说一句话，露齿而笑。

亚历克斯在2008年无保护独攀半穹顶之后，莫蒂默和罗森决定拍摄一部完整的影片，纪录这个天才的非凡成就。但是没有人见证亚历克斯在月华拱壁和半穹顶上的攀爬。解决方法显而易见：联系亚历克斯，问他是否愿意在镜头前再次攀爬两条路线上的一些路段。

莫蒂默回忆道，“他完全没犹豫，对这件事兴致勃勃。‘好啊’，他告诉我们，‘在这些岩壁上拍点儿镜头，这个主意不错。’”

然而拍摄这些素材需要应对的后勤问题则异常庞大。2009年春天，森德准备在月华拱壁上拍摄时，路线上已经有几支队伍，在使用旧式风格攀爬，包括使用大量的器械攀登。幸运的是，这些队伍仍然在比较低的位置行进攀爬。莫蒂默和剧照摄影师赛林·瑟尔博（Celin Serbo）决定从山顶下降400英尺，悬挂平行的绳子以录制和拍摄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路线靠上部分的特写，并避开器械攀爬的队伍进入镜头。亚历克斯也是下降400英尺，然后解开安全带，向上开始无保护独攀。

莫蒂默对自己让亚历克斯所做的事情深感担忧。他暗自沉思：如果仅仅为了拍摄我们的影片，他摔死了，那该怎么办？我不敢想象那样的事情自己要如何面对。他的拍摄团队同样不安。“重新攀爬的前一晚，在史普林戴尔集合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在一个比萨店里，等到亚历克斯去洗手间时，我们就相互沟通，“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该做这件事。”

“亚历克斯回来后，我就问他，‘亚历克斯，你确定要——’”

“他脱口而出，‘你们太磨叽了！你们的意思是要我打电话找其他人来拍这个吗？’”

亚历克斯为拍摄而无保护独攀的那一段是180英尺内角难点之上的5.12绳段。这是一段极佳的指缝，他可以锁入第一指关节，这也是上一年4月份他第一次自由攀爬这条路线时让他异常高兴的一段。莫蒂默说：“天很冷，风很大。月华拱壁顶部那个位置的暴露感非常可怕，站在那里的感觉跟在酋长岩上一样令人眩晕。我们拍摄的时候离亚历克斯只有几英尺的距离，非常小心地尽量不移动一英尺，以防干扰他。你不想弄掉一个镜头盖，或把哪怕最小的石块碰松。”

即便如此，莫蒂默和他的摄影团队还是心惊肉跳。肢体末端似乎成为了亚历克斯跟这个世界仅有的关联：锁入指缝的关节，和抵住平坦光滑岩壁的双脚。他的下面是延伸800英尺深的空间。如果脱落，他会直接摔到岩壁底部的地面，中途不会撞到任何东西。在那一刻，亚历克斯转向镜头说，“那么，你们想让我表现出路线对我来说很难的样子吗？”而莫蒂默认为，“亚历克斯实际上在想，‘哦，这些家伙一定觉得无聊透了。’”又过了一会儿，亚历克斯把膝盖塞进一个裂缝中，然后突然松开双手。“看这个空手锁膝，亲！”他欢呼道。

几个月之后，一个成员略有不同的团队聚在一起，拍摄亚历克斯无保护重爬半穹顶常规西北壁部分路段，其中包括了莫蒂默的制片搭档尼克·罗森和摄像师蒂姆·肯博（Tim Kemple）。在那期间，美国最好的登山者中的两名，强尼·科普（Johnny Copp）和米卡·达什（Micah Dash）在中国西部的爱德加峰（Mount Edgar）上失踪。两人都曾出演影片《开路先锋》，因为他们曾前往印度沙发特堡垒和法国霞慕尼（Chamonix）尖峰探险攀爬。同时失踪的还有摄影师韦德·强森（Wade Johnson），他也为《开路先锋》的拍摄工作过。三人都生活在博尔德，都是森德影业全体成员的好朋友。不仅如此，森德也在制作一部他们尝试攀登爱德加峰东南壁的影片。东南壁高耸壮大，至今无人成功登顶。

直到发现三人没有搭乘从成都出发的返程航班，救援行动才启动。来自博尔德和其他地区的顶尖攀岩者，包括尼克·罗森在内，立即飞到中国开展搜寻，中国军方协助了他们。2009年6月7日，科普的尸体在岩壁底部被发现，强森的尸体在第二天被找到。很显然，混杂着岩石、雪和冰的巨大雪崩从山壁上冲刷而下，吞没了攀岩者。达什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令人注意的是，强森拍摄的大部分素材完好无损地在营地被重新找到。莫蒂默和罗森把这些素材整合在一起，制作了一部影片，以向他们的朋友致敬。《不归路》（Point of No Return）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不朽之作。知道悲剧的命运在前方等着三位年轻的攀岩者，再看着他们在机场跟女朋友挥泪告别，在营地热闹搞怪，你会感觉越来越揪心。但是你也会看到山上石头和冰几乎不停地密集下落，这种危险极其恐怖，使三人甚至在设法尝试前就决定放弃路线。

几天之前他们把装备存到了营地上方的一个位置，知道他们最后的任务就是爬上去把装备取回来，这太令人痛苦了。看着他们走向死亡，你会想对着屏幕尖叫，快回家去！别管那些该死的装备了！

紧随这场震动了美国整个攀岩界的灾难之后，莫蒂默和罗森带着低沉，甚至伤痛的情绪跟亚历克斯一起前往半穹顶。莫蒂默说，“我们完全没有兴致去做任何疯狂或在危险边缘的事情。我们打算把拍摄限制在路线低处容易的路段，然后从顶峰下降几百英尺拍摄亚历克斯完成大之字，以及横移通过‘感谢上帝平台’。”

尽管电影制作者满怀悲伤与担心，《孤身绝壁》这部影片给人的印象却是对攀登的无忧歌颂，某些片段甚至轻松愉快。影片成为一部小有名气的杰作，即使是看过四五次，再次观看影片中亚历克斯在垂直岩壁上不用绳子表演岩壁芭蕾时，也没有人能做到手掌不出汗。影片不停地引发人们对于无保护独攀伦理道德的热烈争论，无论攀岩者还是非攀岩者都加入其中（一些非攀岩者简直受不了观看这部影片）。

大多数观影者并未意识到他们观看的是重爬的视频，这也是莫蒂默和罗森电影技术的证明。影片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部纪录片，纪录了21世纪攀岩史上最大胆的两次壮举。为了加入有意思的相应话题，影片在月华拱壁和半穹顶之外插入了一些片段。其中有亚历克斯展示他的伊克诺莱恩房车，他以车为家（解说员罗森问道：“你会经常让女孩子来这里面吗？”亚历克斯哈哈大笑，“我看起来像经常有女孩子来这里的样子吗？”）。以及拜访亚历克斯妈妈位于萨克拉门托的房子，那是他小时候的家。他妈妈骄傲地炫耀儿子做封面的所有杂志，而亚历克斯则尴尬地缩在一旁。影片的结尾也充满了欢乐，亚历克斯拿着代替餐具的树枝从一个碗里夹东西吃，即兴发挥说自己就像是使用工具的黑猩猩一样，正在用木棍把蚂蚁挖出来。“这就是人之为人的原因啊！”他咧嘴笑道。

当然，《孤身绝壁》的核心是亚历克斯在两座大岩壁上摄人心魄的攀爬片段。穿插在攀爬片段中的是亚历克斯同伴们的声音片段。锡达·怀特是亚历克斯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片中说道，“第一次看到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你可能会想，‘哈，这家伙就是个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的古怪傻瓜。’但是一爬上岩壁，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变成一个沉着、优雅、思考精确的牛人。”约翰·郎是曾经的攀岩大师，也是1975年单日首攀酋长岩诺斯路线的成员之一。他也表达了对于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半穹顶的惊叹：“能想到去做这件事需要一些眼光，而真正去做这件事则真他妈需要点儿胆量。”攀岩搭档尼克·马蒂诺（Nick Martino）则宣称，“在我看来，牛逼的汉诺尔德就像在月球漫步一样。”

随着视频中实际攀爬片段的播放，旁白中亚历克斯评论道：“你需要考虑的都是一些细微的东西，比如左右方向，和你要如何做动作，但是我实际上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只是在爬。”还有：“我喜欢无保护独攀的简单。在无保护独攀时你的攀爬表现是最好的。”以及：“疑虑是无保护独攀时最大的危险。只要犹豫，你就完蛋了。”但即使亚历克斯似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他攀爬成就重要性的人，站在月华拱壁的山顶，他也快乐地咧嘴而笑，说道：“一想到这件事，我真觉得它太赞了！”

影片的高潮是戏剧性地展现了亚历克斯在半穹顶顶部下方150英尺处的停滞，那让亚历克斯感觉自己有5分钟身处“无人知晓的个人苦境”。但是莫蒂默和罗森并没打算要求亚历克斯重复那令人胆颤心惊的一系列“死亡摩擦”动作，那动作就发生在“感谢上帝平台”之上的5.12光板处。2008年9月6日，他在那个地方曾遭遇真正可能脱落2000英尺摔死的风险。在影片中，“感谢上帝平台”本身却反而成为让人吓坏了的地方。当亚历克斯沿着狭窄的平台小心地侧身而行，背对岩壁面朝外，向摄像机的反方向移动时，他停了一会儿。在旁白中，他叙述道，“实际上，在我无保护独攀的时候，我通常好像有一个精神盔甲。你可以说我是处在超常状态。那种状态让我的脑子不去想太多。而由于某些原因，”他嘲笑那段回忆道，“在半穹顶上我什么盔甲都用光了……故障原因使我稍微有点儿紧张。”

没有在影片中现身的摄影师蒂姆·肯博告诉亚历克斯，如果他不喜欢这个困境的感觉，可以横移回到安全地带。但是亚历克斯继续走了过去——走过了事实上对他来说相当容易的路段。然后，很快地，他跃上了顶峰，独自身处于自己的喜悦之中。

仅仅6年，影片片段中“感谢上帝平台”的那个时刻已经成为攀岩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森德影业在那一系列画面中截取了一张静止的照片用作他们合集《首攀》（First Ascent）的封面。这部合集除了《孤身绝壁》和《不归路》之外还包括其他4部影片。几年之后，《国家地理》有一篇优胜美地年轻一代攀岩高手的专题，摄影师吉米·金（Jimmy Chin）为此复制了这张照片。它成为了那一期杂志的封面。在2014年波尔手表的广告中，亚历克斯站在感谢上帝平台上的画面又有了另一版本，作为“真正恶劣环境”下“世界的探险家”的配图。

在过去的一年半间，这幅图片又激起了一波模仿狂潮，被叫作“汉诺尔德范儿”，就是攀岩者在他们自己找的（离地面近很多的）平台上摆出姿势——背靠岩壁、双脚并在一起，手臂僵在身旁，面无表情。当然也有许多恶搞，在图中要摆出同样的姿势，但却是站在马桶水箱上、冰箱上、梯子上，或者类似的地方。近年来唯一能与之比肩的现象是“蒂博范儿”的流行：跪地祈祷，一只膝盖跪在地上，手肘支在另一只膝盖上，手握拳顶住低下的前额——以此来向这个重回赛场的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四分卫致敬。但鉴于蒂姆·蒂博（Tim Tebow）已经不再打橄榄球了，这股热潮很快消退了。

关于亚历克斯在“感谢上帝平台”上那幅最初的照片，莫蒂默说道，“比传统的攀岩照片做得更好的是，这个姿势中的某些点让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到，专业攀岩者是如何攀爬大岩壁的。它完全抓住了大岩壁攀爬的脆弱性，看起来就好似亚历克斯站在那里，正面对着上帝，非常脆弱。”

《孤身绝壁》迅速赢得了许多电影节的大奖，从科罗拉多的特柳赖德（Telluride）到意大利的特伦托（Trento）和英国的肯道尔（Kendal）。它也许也是当年磐石巡演（Reel Rock Tour） [b]上最非凡的影片。2009年秋天，这部影片在美国各地的很多场馆播放了。那时磐石已经有了一批忠实观众。不再仅仅是类似超级拓扑网上关于亚历克斯探险蜂拥的评论，甚至超过了《户外》杂志（Outside）的特稿和《国家地理》封面照的影响，这部影片将亚历克斯带入了拥有更广阔领域的地图上，而不再只是封闭的铁杆攀岩者的圈子（最近几年很难找到类似案例，一个年轻极限运动员短短两年时间就从无名之辈蜕变到名声大噪）。这部影片也是让CBS新闻频道《60分钟》为亚历克斯录制专访的主要原因。这期专访在2011年10月2日播出了，播出时间是很多人看电视的黄金段。而亚历克斯才仅仅26岁。

过去的几年间，亚历克斯一直有脸书（Facebook）主页。而现在，由于媒体曝光的爆炸式增长，他的主页被来自陌生人的问候和咨询淹没了。就像亚历克斯2010年所说的，“我必须关掉脸书账户，太疯狂了，每天有20个人请求加我好友。有些小孩还会问，‘嗨，我该买哪种粉袋呢？’你不去理会他，但是，你会感觉……能说什么呢？” 2009年9月，亚历克斯关掉脸书账户之前，图森（Tucson）的一名24岁女生去看了磐石在当地的巡演展映。她叫史黛西·皮尔森（Stacey Pearson），在地区医院做护士，也是一个长跑爱好者，完成了四次马拉松，取得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25分。

皮尔森在2010年回忆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一个朋友邀请我去磐石，但是我差点儿就没去。我们到得很晚，亚历克斯只是那些电影中的众多演员之一，但是我当时认为，‘那个家伙太酷了’”

“我回到家里，用谷歌搜索了他。我发现我能在脸书上找到他，就留言给他：‘我在电影巡演上看到了你。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是我认为你做的事情很令人尊敬，还很酷。’”

皮尔森好几天都没收到回复，因为亚历克斯正在西伯利亚参加国际攀岩集会。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复了几句话。“然后我就问他能否加他为好友，他接受了。”皮尔森说，“他看了我的照片，以及我做的事情，比如我的自我介绍，我称自己是‘未来的超级马拉松长跑者’。”他问道，“你真的喜欢超级马拉松吗？”

“我们开始隔三差五地写邮件，”皮尔森回忆道，“告诉对方自己的所有事情。亚历克斯那时在西班牙，然后到了中国，在那里用不了脸书。我们的邮件写得越来越长，最后我们视频聊天了，真是太紧张了。我很紧张，能看出他也是。他穿着帽衫，帽子盖在头上。‘嗨，’他说，‘过得怎么样？’”

那时亚历克斯没有稳定的女朋友。他之前偶尔有一些短暂的交往，包括与凯蒂·布朗（Katie Brown）的一次闪电恋爱。凯蒂十年前就是一名震惊了攀岩界的青少年奇才，年仅14岁就赢得了魁北克站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三周的狂野虐恋，”亚历克斯后来这样描述他跟布朗的那段恋情，“我当时过于热切，不够潇洒。”

“亚历克斯会在（2009年）12月4日回家，”皮尔森回忆道，“他提到两天后会去参加在萨克拉门托举办的加州国际马拉松，测测他的跑步能力。那看上去是我们终于可以见面的完美理由，因此我试着报名参加那场马拉松，但是很不幸名额已经没了。我决定不管怎样还是要去加州。”

“我有点儿紧张，但是也很兴奋——因为我将要做一件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我正在奥克兰机场的路边等他。亚历克斯打电话说他晚点了15分钟，最后他终于开着他的房车停在了我面前。我们可能拥抱了，当时我穿着一件斑马纹的毛衫，感觉有点儿尴尬。好几个月之后，亚历克斯告诉我，那天我的衣着正符合他心中‘火辣女孩’的标准！”

“也许有所帮助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亚历克斯的所有家人都在，他的妈妈迪尔达和他的姐姐丝黛莎，那让相处变得更容易了一些。见面的第一晚，亚历克斯在圣罗莎（Santa Rosa）的一个比萨店为一小群人做了幻灯片展示。我见到了他的一些朋友，其中一个说，‘亚历克斯这家伙很棒，’我回答，‘没错，我跟他认识才一天。’”

“我在马拉松的中点位置等他。亚历克斯跑过来的时候，喘着气说他快饿死了。我们一起跑了一会儿，当我们经过一个带了些食物的人时，亚历克斯问他能否吃点儿他手中的香蕉，那个家伙非常乐意地给了他一根。后来我们又路过了一个提供一些食品的小补给站。当亚历克斯看到有一碗M&M豆，顿时眼睛一亮，抓了一把塞进了嘴里。我就是那样发现了他最大的弱点的，他爱吃甜食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皮尔森后来回了图森，两周之后亚历克斯过去待了一段时间。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相互了解了对方。然而圣诞节后，由于厌倦了她当时的工作，史黛西换了一份在达拉斯（Dallas）做护士的工作。从此她开始了为期2年的旅行护士生涯，每隔几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辗转于美国各地的医院。

同时，亚历克斯则在优胜美地攀岩。两人分别了一个半月后，亚历克斯来到达拉斯，两人又长聚了一段时间。

“我那时很想念亚历克斯，”史黛西回忆道，“虽然我毫不困难地在达拉斯认识了新的朋友。他过来找我时，我带着他过城市生活，比如去博物馆，在好的饭店吃大餐。我们还一起跑步、骑自行车。在达拉斯，我们相爱了，但是说出‘我爱你’是件大事。我让亚历克斯先说了出来。”

2015年，史黛西29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淡棕色的头发，灰蓝色的动人眼眸，以及有感染力的笑容。她身材修长健美，一开始看起来好像非常安静温和，但是进一步了解之后，她便会展露出机敏的才智和倔强的意志，跟亚历克斯不相上下。

在2010年初，即使两人相爱了，有些冲突和不协调仍旧出现了。“睡在他的房车里我感觉不舒服，”史黛西回忆说，“我一直适应不了。我觉得里面又脏又挤、环境恶劣。”两人开始因为生活方式而争吵。史黛西有时会喝点儿酒，亚历克斯则滴酒不沾。她喜欢和朋友们经常社交，而亚历克斯在这些场合仍旧觉得不自在。反过来，亚历克斯觉得史黛西不够爱好户外，还担心她投身于护士工作可能跟他四处流动的生活方式无法协调。他们开始在邮件里你来我往地开玩笑，这种调侃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对话。这些玩笑的主题都是像亚历克斯很多朋友害怕的那样，他有可能会因为无保护独攀害死自己。

据史黛西说，“我会说，‘如果你哪天死了，我就能飞去欧洲寻找我梦中的欧洲男友了。’亚历克斯则还击道，‘如果你被巴士撞了，我就能去跟法国妞约会了。’”

接下来的5年，史黛西和亚历克斯保持着恋爱关系。他们讨论过结婚生子，但都没付诸实施。这一路他们有过争吵，甚至有过几次分手，让两人都觉得那可能是关系的终点。

第一次困难时期是在2010年4月，也是两人“蜜月期”快结束的时候，史黛西后来回忆时认为，上一年12月在萨克拉门托最终相见后的三个月是两人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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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黛西待在达拉斯，但是她护士工作的合同在之前已经终止了。因此她打算搬到洛杉矶。我们没有真正分手，但我怀疑她喜欢上了达拉斯的另一个家伙。在优胜美地，我本打算爬一些厉害的路线，但是天气太糟糕，每天都下雨，到处都是湿的。同时我知道拉斯维加斯的天气很理想，因此我想该去红石碰碰运气，红石是位于拉斯维加斯西部几英里的一个砂岩峭壁林立的山脉。

史黛西和我大致计划过，等她开车从达拉斯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就在图森碰面。因此对我来说，前往拉斯维加斯也算是走向我们的会合地图森，并且，我希望也是走向对我们关系的挽回。

由于天气原因，我在峡谷里没能去爬特别刺激的路线，所以我只是在抱石[c]。如果抱石太多，你手指上的皮肤会磨薄、变脆弱，长时间攀爬时简直没法用。因此我陷入了一种心烦意乱的情绪中，这也是由于我在为史黛西而心烦。

我是读着马克·德怀特（Mark Twight）写的攀登故事长大的，他也被叫作毁灭博士，沉湎于痛苦、心碎和不幸，并以此刺激自己完成越来越多的疯狂线路，他因此而闻名。这不是说他在自杀，事实上他把攀岩称为“阻止自杀的工具”。包括我在内的整个年轻一代攀岩者都深受他的文章的鼓舞。这些文章收录于他的回忆录：《爱或死：一个连环攀登者的自白》（Kiss or Kill: Confessions of a Serial Climber）（如果我今天重新阅读这本书，我猜想自己能够看到毁灭博士精心构造的人物角色背后的矫饰）。但是德怀特还写了《极限登山》（Extreme Alpinism），这是一本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新型轻装、快速、全力突破攀岩的宣言。

尽管如此，登山文学中以黑暗思想和暴躁情绪促成开拓性攀登的攀登者大有人在，尤其是无保护独攀。怒气就像发动机。我认为《攀岩》（Climbing）杂志之前一期中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详细写出了恋人间的分手是如何促成一次疯狂的无保护独攀的。那都是些令人伤神的故事，关于精神崩溃的男人如何押上身家性命，努力梳理他们的情绪。

那并不一定就是想自杀。只是一个男人突然失去生命中的挚爱，变得对危险不再那么在意，因此终于去做一些他一直藏在心底的事情。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想自杀，但是努力挽救我和史黛西关系的那个4月让我受尽折磨，那确实是我生命中的一段黑暗时光。

不管怎样，起初我的预期是在红石稍微停一下，在干爽、温暖的环境中无保护独攀几条好爬的路线，然后再去图森，去做这趟路程我真正想要完成的事。但是我也在考虑一条伟大的经典路线，彩虹墙（Rainbow Wall）上的初始路线（Original Route）。实际上，它被认为是红石几千条路线中最好的一条。路线位于杜松峡谷（Juniper Canyon）谷口，处在这个巨大凹陷如圆形剧场似的岩壁上，是14段持续不断的攀登绳段，其中很多都是小点，难度达到5.12b。而难点位于很高的地方，在路线的第10段。

路线在1973年被首攀，用了大量的器械攀登，定级为5.9 A2。（YDS系统中的传统器械攀岩的定级从最容易的A0，一直到A5。）首次自由攀登是由列奥·汉森（Leo Henson）和丹·麦克奎德（Dan McQuade）在1997年完成的。三四年前，我跟乔什·麦肯伊（Josh McCoy）搭档，首次攀爬就直接完成了这条路线，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爬这条路线，我肯定没有完全记熟动作。

在去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我给所有能想到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去爬彩虹墙，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在忙其他事情。一怒之下我当即决定：去他妈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去爬它。

从优胜美地到内华达的整个路程中，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史黛西。但是在我再次看到那条路线的第一眼，即使在攀爬它之前，彩虹墙也开始在我的脑中萦绕不去。无保护独攀初始线路是我多年的梦想。

因此，在4月28号那天，我就来到了松溪谷（Pine Creek）的停车场。岩壁就耸立在我面前，内心百感交集。风在吹，而且还不小，虽然这没有增加我的信心，但是内心的理性的部分仍很感激，因为这意味着我的皮肤在攀岩时会保持干燥凉爽。恰恰这时，史黛西打来了电话。我们的交谈虽然简短，但非常愉快。她再次确认了我们在图森见面的计划。转眼之间，这个沙漠的早晨变得格外美好，我几乎认为自己看见了一道彩虹。

即使那时我知道，也许为一个姑娘而如此欢欣，不是正常状态。但是我欣然接受这种情绪，并加以引导帮助我实现目标，欢快而坚定地开始徒步接近路线。我独自一人身处山谷，聆听着树林中百鸟欢叫和淙淙流水冲刷鹅卵石的声音。突然间所有那些微小的事物看起来都更有意义了，我心中充满感激，可以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我想我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变得很情绪化，有些失常。但是我又想尽可能保持这种兴奋状态，甚至最好能持续到完成路线时。我想专注地攀岩，自己是多么渴望这次挑战，整个区域是多么美丽。这些感官愉悦的背后鼓荡着真正的欢欣，而这欢欣可能来自于——仅仅是可能——史黛西还真正关心我，我们可能和好如初。心绪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叠加，而我猜想核心部分是深深的忧伤，担心我们可能就此分手。

我在喜忧参半的状态下走到了岩壁底部。一到那里，我的思绪开始转向了实际。最后我终于能够驯服内心，只专注于攀登。我知道在攀登中我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平静存在于棘手的11+夹角对抗中，存在于12a的侧拉攀爬中。像往常一样，我爬了几个绳段才找到最佳状态。但是只要开始攀爬，我就会感觉到平静。我流畅地爬过一段段完整的夹角，时不时出现一些格外平整的岩石边缘，很快我就到了岩壁上令人目眩的高度。

我仅仅在几年前顶绳攀爬过这条路线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无保护独攀，这和我一年多之前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时那种准备超级充分的做法相比，可以说是完全相反。某种意义上，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彩虹墙上在做些什么，有些人认为这很疯狂。我偏向于认为它挺牛的，因为它绝对放大了探险。这一次，我感觉自己又要未经演练直接完成线路了，差别仅仅在于没有使用绳索。我会时不时记起一些零散的动作，但大部分时间都是重新探索之后的动作。然而毫无疑问，我在彩虹墙上的冲动之举跟自己与史黛西之间发生的事情大有关系。

路线大约一半的位置，是连着几个容易的绳段，从5.4到5.8。路线先向上，然后向右穿过斜坡到达一个舒适的休息处，是在叫作“飞越彩虹”的平台上。到这里时，我的思绪转回到了现实生活，从优胜美地出来就伴随我的焦虑又回来了，但幸运的是，消极的插曲转瞬即逝。很快，我就来到了第10段的难点前。

我此时距离地面大约750英尺（约229米），手脚对撑着，在爬一个内角，脚点都是砂岩上非常小的波纹。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了难点要怎么爬。你需要把脚尽量上高，而后跳起来去抓一个把手点。一个真正的“动态”动作，但是如果系着绳子，在近旁放好牢固的保护点，这不会是个大问题。可能这也是我之前没有记起这个动作的原因。但是现在我已经爬到那里，看着够不到的大把手，想象着跳起来去抓它，然后我对自己说：见鬼，不要！

我仍然能够倒攀回“飞越彩虹平台”，向右横切，然后沿稍曲折的斯文博变异路线（Swainbow Variation）完成攀爬，那里的难度只有5.10。但是鉴于我当下的情绪，我仍想完成自己原本预计想做的事。我踩上那些波纹点四五次，检查上面的状况，又爬下去。完全不再考虑跳起来去抓那个把手点。如果没抓住那个手点，你会脱落掉下去……死掉。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慢慢浮上我心头。站在波纹点上，我刚刚好能够摸到一处很小的凹陷，是岩石上本来就有的锈蚀形成的洞。我可以把左手食指第一关节的三分之一放进凹陷处，然后把中指和拇指叠在上面。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手指点，我确定之前没有人使用过这处凹陷。最后，我把所有的体重压在自己塞进凹陷的指尖上，右脚顶在另一侧的岩石上，然后拉起。塞进洞里的手指支撑住了，用另一只手，我抓住了那个把手点。非常奇怪的是，做这个动作，我感受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完全的平静。

接下来一段是5.12的侧拉。我本来认为它会比上一段容易很多，但是它本身也很难搞。我当时想，等等，这一段不应该这么难的。而现在我已经无法再选择倒攀，因为使用那处凹陷做手指点倒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坚持了下来，完成了侧拉路段。

飞快爬过去的最后两段的记忆有些不甚清楚。我终于感觉到身体完全热了起来，不费力地攀爬着。但当我一爬出顶峰，大风差点儿把我吹倒。我在岩壁上攀爬时，狂风被挡住了，但是在这里，我就完全暴露在大风的压力之下了。当然了，当你无保护独攀的时候，你无法选择在路线上绳降，因为你没有绳索。所以我蜷缩在一个洞里，把岩鞋脱掉换上了接近鞋。攀爬时我带了一个小背包，里面放了接近鞋、一些食物和水。

月华拱壁和半穹顶的下撤非常常规，是每天被大量徒步爱好者行走的下山小路，赤脚走下去也毫无压力。与之不同的是，彩虹墙的下撤非常艰辛，是一系列需要有技巧地攀爬的砂岩光板，一直回到红石西侧石灰岩质的几座山中，就到了橡树溪峡谷（Oak Creek Canyon）的上游。然后沿着橡树溪一路向下，绕着北壁就是彩虹墙的山峰走。整个下撤需要一些忍耐，还很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

然后，我沿着平坦的沙漠徒步回到房车。我感觉自己像在死亡行军，没有食物和水，只是不停地走。

而现在，顷刻之间，带动我向上攀爬的平静感消失不见。离开了岩壁上的宁静，我的心灵开始失去平和。我对自己无保护独攀了这座岩壁感到欣喜，但突然间又对自己的“真实”生活感到不那么乐观。一路匆忙向下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真的挽救我和史黛西的关系，甚至这是否值得努力。峡谷在我面前渐渐拉长，午后的热气越加向我施压，周围看起来远没有我走进来时漂亮。当我走到平坦沙漠后开始绕回自己的房车时，我已经不那么满意自己的表现，并且相当确信自己很快便会单身。我的情绪之前有多高涨现在便有多失落，而我对它无力控制。整个攀爬过程给我留下了一些擦伤。风不停地呼啸，太阳的热浪让人崩溃，还有饥饿、口渴和心理上的疲惫，这些都让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

我一回到房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检查手机，看看史黛西是否来过电话。我认为我们有过不算明确的约定，会稍后通话聊天。我希望她发来短信，但是发现她并没有。不出所料，没有电话，这让我觉得史黛西已经不太在意我们的关系了。

我做的三明治帮忙平复了一点儿失望。我计划下午再无保护独攀一条路线，这样我就能在一天内做完在红石的所有事，然后继续开车，去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图森。

我对自己无保护独攀了彩虹墙感到满意。也许我本应该就此收工，但是之前我已经决定想要多爬一些。我的计划是从“黑暗王子”（Prince of Darkness）线路无保护独攀上去。那是一条七绳段长的5.10路线，在黑天鹅绒墙（Black Velvet Wall）看起来非常光的一个面上纵穿而过。然后我会从另一条5.10的路线倒攀下来，它的名字叫“野火鸡之梦”（Dream of Wild Turkeys），在离地面650英尺（约198米）的高度跟“黑暗王子”会合。

我在停车场跟其他几个攀岩者聊了一会儿，开着优胜美地恶劣天气的玩笑，然后开车前往通向黑天鹅绒峡谷的路口。但是现在我的那股兴奋劲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昏昏欲睡，疲劳至极。我之前一直将“黑暗王子”当作一个巨大的挑战——关于如何应对点非常小的、光滑垂直的岩壁上的暴露感。我从没想到过要放弃，但是在去往路线底部的路上，我发觉自己并不怎么真的在乎。我已经对无休止的风感到厌烦，脚也因为徒步和踩点而开始疼。岩壁不再让我兴奋。

由于我已经热身完毕，处于无保护独攀的精神状态下，我预想攀爬会变得平稳而轻松，但是实际上我却感到脚步缓慢且并不流畅。我过度用力抓握砂岩手指点，担心会踩断脚点，因而浪费了很多力气。我并不想在那里。我并没有享受整个待在岩壁上的攀爬过程，反而只想尽快结束攀登。我想回到自己的房车里，躲开大风。

虽然一直没有舒服的感觉，我还是继续艰难地向上爬。我的脚越来越疼，但一直没有遇到足够好的地方，可以让我停下来调整鞋子。当我到达路线顶部的时候，也就是“黑暗王子”和“野火鸡之梦”交汇的大平台处，我感到厌恶攀岩，厌恶大风，我想要回家。在平台上，我脱掉鞋子歇了一会儿，想要让一些血液能流回脚趾。我没有去看峡谷周围的景色，也没有欣赏沙漠上渐渐拉长的山影。我只是看着自己的脚，等着开始下降。

我沿着“野火鸡之梦”倒攀，结果发现这是一条相当有趣的路线，或者至少说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它将会非常有趣。下降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偶尔会享受其中。然后风力就会突然大增，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享受了大风暂缓的时间。但是我也推测可能是大风和疲劳结合起来钝化了其他所有情绪，我不再关心太多。跟“真实”生活有关的所有事情，包括史黛西，都显得不再那么关键。真正必要的是在有遮蔽的地方坐下来，吃点儿东西，也许还要睡上一觉。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拉斯维加斯见面，一起吃了顿饭。在餐厅的洗手间里，这是我一天来第一次洗了手，发现自己左手食指上有个血泡，因为我把食指塞进了岩钉洞，又把拇指和中指叠上去，然后完成我首创的那个动作，抓住了把手点。回到餐桌上，我把指尖的血泡展示给朋友们。它就像是一块代表勇气的徽章。

在红石，我的情绪起起落落，度过了马拉松般的漫长一天，像整个一生的浓缩。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我并没有在图森等待会合。第二天，我飞到了达拉斯，表面上是帮她打包行李搬去洛杉矶，其实我真的想把她争取回来。我几乎是再次向她求爱，这也起了作用……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两个月之后，我们分手了——我们的第一次分手。

a 先锋，此处指领攀此条线路且无人跟攀。——译者注

b 磐石巡演一年一度，由森德影业和总部位于纽约的向上制片公司（Big Up Productions）联合发起。——原注

c 抱石，是指攀登者在无绳索保护的状态下，只靠攀登者自身力量完成攀登。——编者注

环游世界的人

这趟旅途让人难忘的不是攀登，而是在一处彻底的异域土地上完成一场探险，并见证我之前无法想象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乍得，我第一次目睹了极度的贫穷。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整个人生除了沙子再摸不到其他东西的生活。我们见到的是完全活在石器时代的人。

亚历克斯在红石完成三条线路的大手笔，其风格跟他在月华拱壁和半穹顶上采用的一模一样，都纯粹而低调。没有人见证他在彩虹墙、“黑暗王子”或“野火鸡之梦”上的攀爬。只有那天午时在路口跟他聊天的人可能知道，他要去做些特别的事情，但是消息扩散得很快。在超级拓扑网站上，优胜美地资深攀岩者皮特·哈恩（Peter Haan）报道了亚历克斯2010年5月12日在红石的成就。距离那天亚历克斯在狂风呼啸的砂岩岩壁上跟内心恶魔作斗争，这篇报道在仅仅14天后便发表了。皮特·哈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其对经典路线的首次自由完攀和绳索独攀（使用复杂的自我保护系统）的方式而令同行拜服。

人们仍旧是反应不一，有不可置信，有惊奇，有祝贺，也有冗长的劝诫——请求亚历克斯不要如此傲慢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你在捉弄我们吗，皮特？”峡谷里的另一个老手回复道，使人想起某些人曾有过的那种怀疑——他们不理会月华拱壁的事，把那看作是愚人节捉弄人的把戏。但是另一个相信这件事的人发帖道，“这个家伙应该试试水上漂。”另一个资深攀岩者参与评论道：“我攀爬过那3条路线，这真让我浑身不舒服。”

很多回应者表达了简单的崇拜。“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万岁！”一个人欢呼。“超级好的哥们儿，又一次惊人的攀爬！”在影片《孤身绝壁》里出镜见证了亚历克斯才华的攀岩大师约翰·郎的评论简短直接，“伟大的亚历山大”a。

而提醒注意安全的评论则更像长辈的关切。“我希望亚历克斯注意安全，他是那么好的孩子，”一个网友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看起来亚历克斯把攀岩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靠的只是大幅度地削减安全系数。如果他无保护独攀的都是裂缝，而不是除了小手点以外都很光滑的岩壁，我会感觉稍微舒服点。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的胆量令人难以置信。”

截至亚历克斯目前的职业生涯，为他赢得最热烈称赞的攀登都发生在偶数年份：2008年的月华拱壁和半穹顶，2010年的彩虹墙，以及2012年和2014年其他的巨大突破。亚历克斯深知这种模式，把奇数年作为“巩固”期。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模式也掩盖了亚历克斯总在不断追求各式攀爬中技术进步的事实。

例如，在2009年4月，亚历克斯加入了一支去攀登基纳巴卢山（Kinabalu）的队伍。那是婆罗洲（Borneo）b的最高峰，有13435英尺高（约4102米）。基纳巴卢山最简单的路线是游客云集的步行山道，但是这座山事实上是一座巨大的花岗岩独峰，耸立于茂密的雨林之上。一些最早期的探索者在寻找通往山峰的路时，甚至会在丛林中迷路。即使今天，基纳巴卢山仍有一些未被尝试的岩壁，那是对最优秀的登山者的挑战。

那次攀登是马克·辛诺特（Mark Synnot）的主意。39岁的辛诺特是一位资深登山者，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大胆的首攀纪录。到2009年，他已经能够把杂志约稿和企业赞助（通常是北面公司）极好地结合起来，组织一些美国顶级的攀登明星去世界上遥远的角落进行异域探险。为了《男士期刊》（Men's Journal）和婆罗洲，他召集了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1999年在珠峰上发现马洛里尸体的人）、摄影师吉米·金、电影制片人瑞南·奥兹图克和凯文·陶（Kevin Thaw），这四个人都是完成过其他突破性攀登的老手。安克是北面公司运动员队伍的队长，那时他刚刚让北面公司赞助了这位完成月华拱壁和半穹顶的神童。

现在安克又试着说服辛诺特把23岁的汉诺尔德加进婆罗洲攀登队。辛诺特回忆道，“我那时挺担心的。我从没有见过亚历克斯。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跟素未相识的人去登山，会有很大风险发生个性的冲突，而且亚历克斯从来没有登过山。”

队伍的目标是山体北面一个未被攀登过的、近乎垂直的岩壁。岩壁耸立于一条令人畏惧的深谷之上，深谷名为洛氏谷（Low's Gully）。这个地方因1994年的一次大灾难而恶名远扬，一个10人的英国军队本来计划在那里进行为期6天的训练任务，结果却陷入了一场31天的求生考验。那次灾难被生动地纪录在记者理查德·康诺顿（Richard Connaughton）所著的《陷入混乱》（Descent into Chaos）一书中。

辛诺特的疑虑还有另一处来源。因为知道亚历克斯一直在做无保护独攀，他担心这个年轻的高手“会搞什么疯狂的事情出来”“会给我施加什么压力”。然而结果是两人在婆罗洲相处得很好。“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辛诺特回忆道，“亚历克斯个性开朗坦率。他跟人相处得很好，从不假装，毫不虚伪。”

当然，仍有一些“难以预料的小事”在指挥者和新手之间引起了小的争端。“说到他的装备，”辛诺特说道，“他挂所有机械塞都是按照在印第安溪谷（Indian Creek）攀岩的方式。”（印第安溪谷是南犹他州的一个岩场，以短而陡峭的裂缝路线出名）这意味着亚历克斯不能让铁锁空出来，为登山需要的多种不同用途作备用。“所以我需要让他把保护装备分开放置。”辛诺特补充道。

“你在干什么？”亚历克斯问我。

“小伙子，在这里不能这么用。”

据辛诺特说，亚历克斯不使用肩挎扁带——那是一段长尼龙绳环，用来在竖直排列不整齐的保护点间引导绳索，以减小拖拽。

“你怎么处理绳索拖拽？”辛诺特问他。

“我会跳过一些保护点，”亚历克斯回答（换句话说，他在领攀时保护点之间的距离比正常情况下大得多，一旦冲坠，下落的距离也大得多）。

“亚历克斯不喜欢用小号塞子。”（作为保护点使用的较小形状的岩塞）“他说，‘我不需要这玩意儿。’”然后当他爬到一个地方，发现只有非常小的裂缝时，他会说：“哇哦，别的东西放不进去。”

“亚历克斯一直生活在优胜美地这个封闭的小地方里，在那里你不需要学习所有的登山技术。”

除了这些难以预料的小事之外，辛诺特赞赏地承认，关于基纳巴卢，“亚历克斯做的一些事情非常厉害”——他使用最少的保护点完成了技术高超的长距离领攀。

辛诺特为2010年3月的《男士期刊》写了一篇生动有趣的文章，开篇就是岩壁底部发生的一幕—— 一场妙趣横生的对答，会让人想起“小地方优胜美地”：

“你的头盔在哪儿？”

“啊，我没有。”他回答，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没有一点儿歉意。

“这是什么意思？你把它忘在营地了吗？”

还没有问完之前我就知道了答案。

“哦，不，我的意思是我这次出来没带头盔。”

“有意没带？”

“算是吧。”

但是当亚历克斯领攀这条长路线上吓人的、几乎没有保护的难点绳段时，辛诺特又对这个奇才赞不绝口。这段攀登之后，他们俩就在一个悬空的大平台上安顿扎营了：

2个小时后，他到了我上面150英尺处的一个小屋檐下方。毫无疑问，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领攀之一……

安克是对的，我会从汉诺尔德身上学到东西。他给这次攀登带来了我们其他人都没有预期到的东西。每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攀爬前冲，每一个非人类的下拉动作，甚至每一个新手会犯的错误，这些都让我们重新燃起在他那个年纪曾经拥有的火焰。至少这让我看到，那火焰仍未熄灭。后来，等我们钻进了大平台的睡袋中，汉诺尔德有些话想要一吐为快。“你知道吗，我感觉自己有点儿娘炮。”他向我坦白。“怎么会？”我回答，“你刚完成了我见过最厉害的领攀。”“我知道，”他说，“但它吓到了我。我不该变得那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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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安克是我最早的导师之一。我一直很钦佩这个家伙。不仅因为他厉害的攀登，比如加瓦尔喜马拉雅（Garhwal Himalaya）梅鲁峰（Mount Meru）上的鲨鱼鳍路线（the Shark's Fin）以及跟亚历克斯·洛 （Alex Lowe）在南极毛德皇后地（Queen Maud Land）上乱象横生的塔峰的一系列首攀，更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康拉德说自己是一名佛教徒，他不断地向其他人传教，同时在生活中友善地待人，做一些有益于这个星球的事。几年前他在昆布谷（Khumbu Valley）开办了一所学校，训练夏尔巴人c学习技术攀登，这是他无私地为他人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

另外，也是康拉德说服北面公司赞助我，这真的让我的攀爬机会增加了很多。因此即使我几乎完全不了解婆罗洲，能得到马克·辛诺特的邀请同去基纳巴卢攀登我仍然非常兴奋。

我们六个人在整个旅途中相处得都很好，马克和我一开始就很合得来也是事实。但是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攀登征程——从2009年4月2日到5月1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习惯用快得多的时间把事情做完——比如在优胜美地用一天完成大岩壁攀爬。旅程中有好几次，我们缓慢的进度几乎让我发疯。我们在洛氏谷待了5天，连岩壁都没有上去。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我和马克之间“难以预料的小事情”不仅跟我们的年龄差异有关，也跟我们的攀岩风格有关。比如马克想要分开我装备里的塞子和铁锁，那真是让我有点儿生气。我还是觉得我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塞子和铁锁。

至于略过保护点，而不是用扁带做延长，我一直都这么做，那只取决于地形是否危险。而马克关于小塞子“我早就告诉过你”的版本，和我记得的不一样。在整条路线上，我怀疑自己有没有放过一个岩塞，因为岩壁上是一段接一段的突出花岗岩。就我的口味来说，他只是有点儿太老套。

比如，马克领攀了一段岩壁状况很糟糕的绳段——到处都是易碎的石头、松动的手点。大约5.7的难度，但是马克攀爬时使用了器械辅助，甚至打了一个螺栓。他领攀那绳段的速度慢得像永远爬不完。我跟他说，“大哥，这只有5.7。你为什么不直接爬呢？只要你踩得轻一点儿，不会真有什么危险的。”但他却说，“哦，兄弟，这太不安全了！”他建好保护站之后，我跟攀上去大概只用了3分半钟。

马克后来交给我的一个任务让我觉得有点儿尴尬，他想让吉米·金拍摄一些视频，要我在里面谈谈有康拉德这样一位导师的感觉。我没有做，马克认为这表示我不喜欢接受队友的“教育”。但是那时对我来说，在镜头面前表现要比现在难得多，特别是所有人都还站在附近，包括康拉德。那感觉就像，“好，亚历克斯，聊聊这个吧。跳支舞，猴子！”然后我就要开始跳舞。

作为一支队伍，我们之间的氛围稍微有点儿奇怪。开始这行程时我就知道队伍里其他人的攀岩水平都没我好。但是他们都是厉害的登山者，我认为自己会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但行程过半后，我会觉得，这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攀岩方式。

基纳巴卢最大的问题是雨水多。我们在岩壁很低的部分耗了一周才开始全力突击，离开大本营。但是在向前推进的第二天，一场巨大的暴风就从山北面袭来，马克和我待在吊帐中，康拉德尝试继续向上开拓路线。在他写给《男士期刊》的文章中，马克将此描绘成一段命悬一线的场景，这也是杂志想要的：

此刻巨大的水流瀑布般从峭壁上倾泻而下，在下面的峡谷传回巨大的咆哮声，变成了汹涌湍急的河流。即使我们想下撤，也没有路，只能继续向上爬。我听到上面传来了含混的呼喊声，紧接着就是数量惊人的落石。安克正在我们上方某个位置从乱境中突围。

但事实上基纳巴卢的攀登并没有那么难。我当时觉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从路线上下降。并且在2009年，洛氏谷已经不像15年前迷困英国部队那会儿一样，是一个地狱般的深渊了。但是，我们仍然在吊帐里被雨水泡了24小时。由于吉米·金和马克占据了吊账内的所有空间，作为一个新人我只能待在比较差的地方。我不得不用绳套在吊帐下面栓一张吊床，悬在它的角落，这让我的身体姿势非常怪异。雨水从吊帐底滴落到我的吊床和睡袋上，我像在水坑里一样坐了一天一夜。只要我不动、不把水抖下来，情况就还稍好些。那时我在读《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很适合当时郁闷的心情。我将平装本的书撕成两半，把第一部分给马克阅读。环境很糟，但我想那有利于培养性格。

第二天天气放晴了许多，我们得以完成路线，最后几绳段实际上非常简单。山顶上简短的庆祝之后，我们就带着背包绳降了下去，然后拖着背包从洛氏谷的另一侧走出来。这挺考验人的，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就是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拖上山顶。我们把东西留在半山腰，然后再一口气把它弄回地面。

在《男士期刊》的文章中，马克写了一些关于赞美我的事，即使那仍然带有一些家长作风的味道：

跟汉诺尔德结组攀岩时，我经常想起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样子。我禁不住拿他跟当时的自己作比较。我的天赋远不及他，也没有他的胆量，但是我那时确实也有年轻人特有的渴求，对风险的容忍度也很苛刻。汉诺尔德再次提醒了我，没有风险的攀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攀岩。

他还用顶峰上的小花絮作为文章的结尾：

看着汉诺尔德，我禁不住猜想，跟我们一群老家伙一起爬完一次，他是否更好地理解了我们作为攀登者都要经历的曲线轨迹；他是否理解了他将不得不最终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他想一辈子像现在这样竭力攀岩，并活到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将需要一点儿运气。现在，在完成像这次一样的攀岩之后，我有孩子等着我回家。而确实有一条我再也不会跨过去的界线。问题是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能找到那条线在哪里。汉诺尔德是我见过的最聪明、最有天赋的攀岩者之一。如果没有其他收获，我想他也知道了攀岩是一项可以帮你理出头绪的运动，无论通过何种方式。

其他家伙认为这条路线需要旧派攀岩方式，虽然我对这种方式不耐烦，但是攀岩结束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从马克那里学到很多。在婆罗洲，我意识到这种偏远山区的攀岩确实需要所有类型的技术，很多技术都是我在半穹顶或酋长岩上不需要学习的。

马克确实拓宽了我的攀岩经历。他做的所有事情——探索、到世界各地旅行、去偏远的地方探险——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令我兴奋。

因为在这一切经历之后，我们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所以马克邀请我参加他下一次媒体和赞助商支持的出游，一个探索味道十足的攀岩之旅：去往非洲乍得（Chad）东北地区无人踏足的沙漠，一个满是奇怪尖塔和石拱的区域。行程安排在2010年11月。没有一秒钟的犹豫，我立刻答应了。

马克是通过仔细观察卫星照片发现恩内迪沙漠（the Ennedi Desert）的。之前去喀麦隆（Cameroon）的一次攀登中，他就开始思考在乍得攀岩的可能性。乍得的东北部跟喀麦隆接壤。苏丹的内战加剧了乍得的难民危机，使它变成一个对前去游览的西方人不太友好的国家。但是马克喜欢这种挑战，他知道乍得北部边境附近提贝斯提山脉（Tibesti Mountains）的攀登比较活跃，而偏远得多的恩内迪似乎从来没有攀登者到访过。卫星图片清晰地显示那里的岩石构造相当壮观。

马克为他的队伍召集了两个3人组。被他称为“媒体组”的人主要负责录像和拍摄工作（虽然三人都是优秀的攀岩者），包括吉米·金、瑞南·奥兹图克和蒂姆·肯博。“攀岩组”包括马克、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earson）和我。詹姆斯是一个英国人，在英国本土的粗砂岩岩壁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便开始在国外进行攀岩活动。他跟我年龄相仿。我曾在英国跟詹姆斯一起爬过一两天，但我不是太了解他。然而我感觉到他对攀登的看法跟我比较一致，比跟我一起去婆罗洲的更偏老派的登山者合拍得多。2010年时，他和我一样，都由北面公司赞助。

现如今的恩内迪只有零散的居民，但它之前一度是半游牧民族的繁荣家园。他们放牧各种动物，有山羊、牛和骆驼。该区域生动形象的岩画在1930年首度被发现。画中的颜色有红色、白色、棕色、黑色，画的是拿着弓箭围成弧形跳舞的人像。今天，人类学家已经能够用这些岩画为一系列文化界定时间和定性，这些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

我们在11月中旬来到乍得首都恩贾梅纳（N'Djamena）。马克很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安排好后勤事宜，为了我们的出行，他征募了一位66岁的意大利移民皮耶罗·拉瓦（Piero Rava）。皮耶罗·拉瓦经营着一家徒步公司，带领外国人去类似恩内迪这样的区域。他们的旅行通常都是为了拍摄照片。皮耶罗自己也是一名登山老手，参加了1970年一支大胆远征巴塔哥尼亚托雷峰（Cerro Torre）的意大利队伍。托雷峰是一座令人震撼的花岗岩塔尖，顶部覆盖着冰，一度拥有“世界上最难的山峰”之称。另外一名意大利人切萨雷·马埃斯特里（Cesare Maestri）曾宣称自己在1959年登顶了该峰。但是他的奥地利搭档托尼·埃格（Toni Egger）却在下撤时不幸身亡——他在下降时遭遇雪崩，从绳索末端脱出而丧生。其他攀登者质疑这次登顶，并且现在普遍认为这次攀登就是欺骗，马埃斯特里和埃格根本没有到达顶峰附近。

1970年的意大利队伍到达了顶峰下方200米以内。如果他们成功，那么就拿下了真正的首登，但最后是被皮耶罗1970年的队友卡西米罗·法拉利（Casimiro Ferrari）在4年后带领一支队伍完成了首登。有一个爬过托雷峰的老手带我们攀登是很酷的，而更酷的是皮耶罗已经有15年的恩内迪带队经历。他已经考察过岩拱和塔尖上的路线，但是没有攀爬过任何一条，也向我们确认没有其他攀登者触摸过那里的岩石。

皮耶罗几乎不说英语，但法语非常流利，所以我最后成为了吉普车里的翻译。整个过程挺有趣的。

婆罗洲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在真正的第三世界探险的滋味，但是乍得给我的感觉更强烈。在非洲的那三周时间以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们搭乘一辆路虎和两辆丰田陆地巡洋舰从恩贾梅纳出发。恩内迪和我们的直线距离是625英里（约1006公里），但我们实际的旅程要比那远了很多。在马克后来写的关于这次旅程的文章里，他纪录了我们驾车过程中的离奇感受：

我们只在乍得唯一铺有路面的道路上开了不到一个小时，皮耶罗就突然拐进了沙地中。我以为我们要停下来，但是皮耶罗只是把车头朝着东北方向继续开——就这样接着开了四天。

有时我们会沿着沙地上车辙的痕迹开，但剩余时间我们驶过的地方似乎从来没有车通行过。在稍软的沙地中，我们能够直行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60英里（约9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车身摇摇欲坠地掠过地面，几乎要失去控制。晚上停下来露营时，我们的乍得技师要整修车辆，清理空气过滤器，有时还要更换或维修不同的发动机零件。

我们在车里度过了几个漫长而折磨人的日子，有时候从日出到日落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只有平坦的沙地。关键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多地待在皮耶罗的打头车辆里，因为跟着的车完全笼罩在尘土中，尘土会想方设法钻进你身体的每个毛孔中。当时正是乍得的初冬，白天温度徘徊在90华氏度（约32摄氏度）。皮耶罗解释说夏天的温度会高达140华氏度（约60摄氏度）。

其他家伙都在发呆或者试着入睡，来度过这个无止境的单调旅途，但是我一路目不转睛。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睁大眼睛盯着荒原，去看地平线上会出现的任何变化。在沙地的第二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路人，后来这让我有了小小的顿悟。

突然，我看到前方沙漠中有两个骑着骆驼的人。皮耶罗在他们身后将车慢下来，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后来骑着，我好奇他为什么会停下来，到底只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客户想要给这种情景拍照片，还是他真的出于礼貌想停下来跟他们交流，就像徒步者在野外的做法一样。无论如何，我们一窝蜂地下了吉普车，走近那两名游牧人。其中的一位从骆驼上下来，给我们倒了一大碗骆驼奶。皮耶罗解释说：“游牧人总是会出于善意赠送别人一些东西，即使他们自己的物资也很匮乏。”我们婉拒了他的馈赠，只拍了一些照片。皮耶罗给了两人一些我们早餐剩下的食品，并向我们解释，对于他们来说不吃东西行走几天是常事。他们骑上骆驼，继续向沙漠深处走去。

后来我问皮耶罗那些游牧人是如何在沙漠中精确导航的，尤其是他们迷路的后果还那么严重——方位上很轻微的失误也将意味着错过下一口水井，然后因为缺水死在偏僻的无名之地。皮耶罗解释说：“他们会利用太阳和风向导航，冬季的风向是不变的。”我反驳说：“应对这么生死攸关的问题，似乎不能只依赖于太阳和风。”皮耶罗用攀登打比方说：“有时你发现自己处于脱落就意味着死亡的境地，你便不会脱落。”这帮我理解了这件事——游牧民就是不犯错误。

当我们偶尔路过一些小片绿洲的时候，会碰见当地的人——住在土屋或茅草房里的一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是图布人（Toubous）d，很不习惯看见陌生人，特别是白皮肤的西方人。皮耶罗警告过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或给他们拍照。

不过，我仍旧着迷地盯着这些半游牧沙漠定居者。而在这里，我经历了又一次更为持久的顿悟。旅程结束后，留在我记忆中最突出的并不是攀登，而是驾车来往恩内迪穿越沙漠的时光。长久留在我回忆里的印象，是孩子们抽打驴子好让它们更快地拉水，或者骑着骆驼的人在偏僻的无名之地走过，还有一些人整天干活，把泥制成土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看到了一种过去不曾见过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那种气候下生存，只拥有一间土屋和一些家禽，此外别无他物——乍得人生活之简单令我震惊。

并且这让我意识到，可能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跟这些不发达社会的人相比，我的生活是多么便利。几年之后，这种看法将会引导我把目标转移到攀登之外的事情上。充分理解这些事情花了我一些时间，但那确实是出于这次顿悟。

到了第4天傍晚，我们发现远处有一些岩壁。自从离开恩贾梅纳之后，我们一直没看到这么多岩石，那看起来几乎是座小山了。我们的期望变得很高，都在想，这些岩壁会不错吗？当我们靠得够近后，便蜂拥下车，几乎是跑到最近的岩壁前。

我们从皮耶罗那里得知，这些塔尖和石拱是由砂岩构成的。但它到底是内华达锋利平整的砂岩，还是跟犹他州渔夫塔峰（Fisher Tower）一样很脆的那种？

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发现恩内迪的砂岩岩壁要么就是难得没法爬，要么就是差得爬不了。然而无论如何，恩内迪却是摄影师和摄像师的乐园，“媒体组”拍摄的影像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都难以见到。

我们的首个主要目标是一处200英尺高的尖塔岩，我们称之为城堡岩（Citadel）。就像马克对它的描述，这个尖塔“形状就像一个竖着放的巨大货车车厢，四个边的形状非常清楚，其中一个似乎有比较好的手点，底部之上凸起一段破碎的仰角岩壁，但是上面裂开的一条岩缝看起来可以攀爬”。

詹姆斯·皮尔森对领攀这条路线很兴奋（我觉得它看起来像一条死亡路线。）他系上绳子开始攀爬，马克打保护。“媒体组”专注地进行着拍摄。我不想只是坐在旁边看其他人爬。跨越半个地球之后又在沙漠中穿行了四天，那不是为了来旁观的，因此我四处溜达，随便找了附近的一个尖塔开始无保护独攀。

这次旅程之前，蒂姆、吉米和瑞南都曾或多或少见过我在牢固岩石上无保护独攀，但是马克和詹姆斯完全没有看过。我想我当时做的有点儿吓到他们了。

△　△　△

在辛诺特关于乍得旅行的文章中，他有一段典型的汉诺尔德式的轻描淡写:

我听到背后发出一点儿声响，扭头看见汉诺尔德就在旁边的一个尖塔上。他正在攀爬一个烟囱地形，离地面40英尺高（约12米），没用绳索。他的正上方是一个仰角的拳头宽窄的裂缝，他几次伸手进去涨拳e，然后把脚荡出烟囱。他像蛇一样窜上岩壁，很快来到仰角边缘撑了上去。他堆了一个小石堆，然后从一个外悬的岩石面上无保护倒攀了下来。在倒攀的过程中，他弄断了几个手点和脚点，我几乎不敢去看。他后来承认，倒攀比他预想的麻烦一点儿。

据辛诺特说，在皮尔森勇猛地攀爬登顶城堡岩的那段时间内，亚历克斯完成了大概六次无保护独攀的首攀，六条路线都是无人触碰过的。

队伍从乍得返回之后的采访中，吉米·金回忆道，“当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的时候，那让我们不敢去看，另外我们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在观看。因为我们不想给他额外的刺激去进一步攀爬。”

城堡岩攀登的几天后，亚历克斯系上了绳子，开始高效地顶绳攀爬一个美丽的砂岩石拱。在辛诺特的文章中，他把这次攀爬调侃为滑稽的恶搞：

有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坐在一个100英尺高的石拱下面，一条180°的彩虹状大裂缝把石拱背部一分为二。我对攀爬这条糟糕裂缝的兴趣值为零，但是汉诺尔德很兴奋……

在离地10英尺的位置，汉诺尔德窜起来去抓一个篮球大小的手点，但是它立即炸开，崩了他满脸，那让他脱落到石拱下方来回摆荡。从路线上脱落之后，你能看到汉诺尔德脸上写着 “游戏开始了”。

他跳回路线上，用了一个多小时从一侧爬上宽缝，横穿过去，然后在大裂缝的另一侧爬下来。他把脚涨进裂缝，头朝下吊在岩壁上，小步地挪着爬过了大裂缝的水平部分。汉诺尔德大口喘着气，声称：“这是我这辈子最恶心的路线。”他身上满是尘土和蝙蝠的粪便，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那是我在整个旅途中看到的他最开心的一刻。

然而4年之后，辛诺特回头看亚历克斯在乍得的无保护独攀时，仍有难以释怀的不安，对此事极不赞同。他说，“在乍得，亚历克斯对风险满不在乎，过于自信。在第一座塔峰上，他做的事情简直令人抓狂。在他倒攀的时候，他4个手脚点中的3个都断掉了，于是他就用一只胳膊吊着自己。”

“你在搞什么？”他下来之后我问他。他没有回答。他就是不承认。

“但要我说，在恩内迪，亚历克斯差一点儿就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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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听到过那些朋友的评论，但都是从别处听到的转述。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点儿被吓到，可能是由于他们是这样设想的：如果你要无保护独攀，那么你应该爬那些曾经爬过的路线，甚至是认真演练过的路线，那样你就不会遇到不希望有的意外。就像我爬月华拱壁那样。去无保护独攀从没摸过的岩壁有点儿太冒险了，何况很多岩石不牢固。

但是我在乍得无保护独攀的路线并不难，可能只有5.7。至于倒攀第一座塔岩时弄断岩点，是马克搞错了。是的，那确实是一个仰角岩壁，我确实是挂在两个5.5难度的泥土把手点上，两个脚点都断掉了，但是吊在上面并不费力，我当时肯定不是用一只胳膊吊着。

在优胜美地一条名为“皇家拱门”的路线上，在无保护独攀5.5难度的一个绳段时，我曾经拉断一个巨大的手点。我的身体向后倾倒，但在倒的过程中我还是又抓住了手点，把自己拉回去恢复了平衡。那非常吓人，但是也很神奇。在5.5的路线上，这种神奇的事很容易发生，但在5.11的路线上，就不会有那么神奇了。

我们在恩内迪爬了10天。由于砂岩的质量很差，螺栓以及我们的任何保护装备都不牢靠，这也给这次攀岩带来了更多的冒险意味。有一个绳段上，马克和詹姆斯真的很担心会拉掉包括保护站在内的所有保护点。我发现自己撤退的次数几乎跟完成路线的次数一样多，虽然这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在无保护独攀的时候，想要撤下来会更容易一些。

正如我提到过的——最后，这趟旅途让人难忘的不是攀登，而是在一处彻底的异域土地上完成一场探险，并见证我之前无法想象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乍得，我第一次目睹了极度的贫穷。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整个人生除了沙子再摸不到其他东西的生活。我们见到的是完全活在石器时代的人。

在这趟旅途的时间段，恰好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了——那得益于赞助和公众的认可。现在我做一个两天的商业拍摄，挣得钱就会比乍得的人们一辈子挣的都要多。这太扯了。这种差异最终使得我开始检视，我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我能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做些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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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亚历克斯去乍得的时候，他和史黛西已经重归于好。但在那之后，他们又分开了几次。2014年回头看，亚历克斯这样总结道，“我发现很难看到未来半年的生活，更不要说一年甚至更久了。史黛西抱怨说那让我们很难规划未来一起的生活。她想知道我们会在哪里生活，她是否要继续做护士的工作，或者只是跟我一起在路上。”

“我们谈过要孩子。我半开玩笑地说过将来我还想要孙子孙女。但是养育婴儿的想法让人觉得头大。这可能跟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但是我不想真的去想那些。”

“我会拿死亡开玩笑，这让史黛西很烦恼。我有时会这么说，‘你最好现在多多欣赏我，因为我可能不会活得很长。’我只是随口开玩笑而已，但是史黛西讨厌我这样。我知道她相信我不会在无保护独攀时摔死，她信任我的能力和判断。”

“有几次分手是因我而起，有时我感觉自己需要一个人生活，恋爱关系会妨碍我的攀岩。当我告诉她这个想法的时候，她真的非常生气。她毫不客气地告诉我，‘行了，我们俩结束了。不要跟我讲话，也别想要联系我。’”

“然后几周或几个月过去，我意识到自己很想史黛西。我会变得乖顺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她。我会说，‘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联系你，但是我们不能见面说说话吗？也许一起吃个晚饭？’她会妥协，因为我会坚持说我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已经意识到史黛西对我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并且毕竟我们真的爱着对方。”

不久前，亚历克斯一不留神承认道，“我认为是史黛西让我变得更有人情味了。”这是因为在2010年，本书作者（David Roberts）曾为《户外》杂志对他进行特稿采访，当他2014年再看到自己在采访中给出的评论后，便有了他承认的那种见解。

举一个例子。2010年，亚历克斯提到自己要去北卡罗来纳州参加北面公司见面会，他把它称为闹哄哄的“作秀”。他还补充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眼里都是媒体的破事。” 在那时即将到来的班夫电影节中，他还会作为主讲嘉宾登台，他说那则是“彻头彻尾的无聊玩意儿。我的意思是它还行，但那段时间我不能攀岩了。”

“你希望这些话刊登出来吗？”我问道。

“为什么不呢？”

“班夫主办方读到这些评论会是什么反应呢？”

亚历克斯耸耸肩。“我只是说了我的感觉，也许某一天我会为它付出代价，那么到那时候我就不再接受采访了。”

在2010年，他的其他言论听起来则像毫不在乎的吹牛。“是的，”亚历克斯说，“我高中的时候超级牛。有次我参加了一个测试，他们说我是个天才。”

而有些话听起来则像不留情面的贬低，比如亚历克斯评价一名美国精英女攀岩者为“胆小的小猫咪”，因为她在跟攀一段吓人的横切路段时要求同伴给予过度的保护。对于这名高调的攀登者，亚历克斯不屑地补充道，“她爬的路线没有一条是我不能完成的。”

2010年，亚历克斯最好的朋友之一克里斯·韦德纳抱怨说，“我们刚开始一起攀岩的时候，他很有礼貌，非常关注安全。现在他有点儿爱揶揄人了。大概一年前，我在试着领攀一个绳段，不停地脱落。亚历克斯说，‘哥们儿，你在搞什么鬼啊？它只有5.13啊。’他可能只是在逗我，但是我很受伤。他现在的那种态度好像在说，除非你是一个世界级的攀岩者，否则你就逊毙了。”

“我最后还是说了，‘喂，让我休息一下，我已经尽力了。’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伤害了我的感情，但就是不愿承认。”

2014年，当我重提旧事时，亚历克斯感到很羞愧。“我现在不再那样了，”他强调，“回头想想我那时太爱挑衅了，总想去证明自己。”

到了2015年，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明显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但是他攀爬的强度丝毫没有削减的迹象。某些东西仍在驱使他追逐岩石上的完美表现，在他最近涉足的冰雪上亦是如此——要去超越之前最勇敢的前辈们建立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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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风格和方法是否相同，是老派还是新派，是登山者还是攀岩者，马克和我一直相处得很好。现在我把他看作我的导师之一，同时也是我最感激的队友之一。在乍得行之后，我又加入了辛诺特的另一支探险队，队伍由北面公司和《男士期刊》赞助。这一次是在2011年7月，我们出发前往纽芬兰南海岸的恶魔湾（Devil's Bay），那里的巨大花岗岩岩壁就矗立于海面之上。我们希望在那里开辟一些有质量的新路线，并用摄影机和摄像机纪录下来。

我们那帮人中的詹姆斯·皮尔森和蒂姆·肯博也是从乍得之旅一同回来的两名队友。能够跟他们在加拿大续写我们的友谊，那真的很棒。其他三人是吉姆·瑟特（Jim Surette）、马特·欧文（Matt Irving）和黑兹尔·芬得利（Hazel Findlay）。我跟黑兹尔和马特在其他不同地方一起攀岩过几次，但从来没有见过吉姆，不过马克对他的评价很高。黑兹尔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英国女孩，以前是从室内岩馆开始攀岩的。她获得过6次英国青少年室内攀岩锦标赛冠军，后来成长为一位非常牛的传统领攀者，擅长危险的超长路线，这对于女性攀岩者来说非常少见。森德影业后来制作了一部关于她的影片，名叫《攀岩辣妹》（Spice Girl）。我后来跟她再次一起去南美攀爬，拍摄了另外一部影片《非洲狂欢》（Africa Fusion），2015年发布。

纽芬兰之行唯一的问题是天气不理想。最后，雨大得让活动无法进行，很是糟糕。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简单写下了一些纪录，就像写日记一样。节选如下：

雨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10天，在我的小帐篷里，所有东西都有点儿潮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是此行中幸运的那个——在昨晚反常的强风暴中，队伍里其他人的帐篷都破掉或毁掉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爬了一条路线，然后便坐在帐篷里郁闷地发呆。其实坦白说，只是我在发呆，其他所有人都喝了很多酒，让自己过得挺惬意。

这次出行之前，我觉得自己的状态非常好，完成了自己第一条8b+（5.14a）的传统攀路线，以及几条困难的运动攀路线。我刚刚在优胜美地度过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岩季，无保护独攀了一些令自己感到骄傲的路线……对我来说，到这里本该会很棒，然而当我只能在潮湿的帐篷中发霉时，我的全部想法就是——自己的体能在慢慢流失，自己在虚度光阴。我本可以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每天攀爬着。事实上我却在这里，待在雨中的帐篷里，精神沮丧。

我努力充分利用时间，出去徒步，不去管下个不停的雨，因为景色真的非常漂亮。但是后来几天，浓雾降临，出现了乳白天空f，远离营地四处漫游变得过于危险。我只能困在自己的帐篷中读书、做俯卧撑，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待在公共的军用大帐篷中讲故事、说笑。但雨下了一个星期后，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讲了，但是马克讲故事的方式总是特别好玩，即使这些故事我之前至少全都听过两次。在很多方面，我们的纽芬兰旅程都跟做普通工作的人放假时干的事情一样：跟一群朋友去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每天在一起玩，吃吃喝喝。

几年之后，回头看我们纽芬兰的那次旅程，马克坚持认为它是成功的。他认为我们以“雨”为主题，制作了一部非常好的短片。短片的名字是《恶魔湾的帐篷牢笼》（Tent Bound in Devil's Bay）。

马克告诉别人，在队伍里的其他伙伴之间，一直流传着关于我的一个笑话：到大帐篷里面以后，我就只会坐下来，口中咕哝，“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马克甚至说我和黛比·唐纳（Debbie Downer） g差不多，几乎一直在发牢骚。他认为我破坏了队伍的士气。他还觉得队伍自由完攀的一条路线“棒极了”，路线名为“利维坦”（Leviathan）。

好吧，抱歉了，马克，那可不是我回忆中的恶魔湾。“帐篷牢笼”是部可怕的小电影——因为大家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没有故事发生。詹姆斯·皮尔森和我自由完攀了一条名为“路西法灯塔”（Lucifer Lighthouse）的路线——那是岩壁上最难的一条路线。但是整个旅程非常糟糕，不仅是下雨的缘故。如果是在巴塔哥尼亚，待在那里等天气变好是值得的——因为可以有机会去爬世界上最壮观的一些山峰。但是我刚刚从优胜美地过来，体能在一天天流失，而这个地方非常差劲。潮湿的花岗岩岩壁光板没有特色，也不太高……比图奥勒米（Tuolumne）的岩石还要差。我在图奥勒米就可以爬同样的路线，每天下午还能吃上比萨。纽芬兰就是不怎么样，那里不会出现划时代的攀登。

至于我被当作黛比·唐纳——好吧，我觉得不怎么公平。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感到烦躁无聊。我去徒步了几次，但是后来出现了乳白天空，连徒步也不可能了。大雾会让你迷路，找到离营地100英尺的厕所都很困难。

我承认我是整支队伍里最爱唠叨的那个，很早就说，“我们离开好了。”

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些而反对马克。每次跟他出去，对我都是回味终生的经历，总能学到一些东西。

去乍得和纽芬兰之间的那段时间——2010年～2011年冬天，我开始了一个攀爬项目。我半开玩笑地称其为为古文明运动攀岩之旅。我从非洲直接去了以色列，接着是约旦、土耳其，然后是希腊。在以色列和约旦，我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到了土耳其和希腊，史黛西过来陪我。

那不是一次真正的游玩之旅。我完成了以色列最难的那些路线，以及土耳其格伊克巴依小镇（Geyikbayiri）的所有困难路线。在希腊的卡里姆诺斯（Kalymnos），线路非常棒，但是由于降雨太多导致石灰岩壁渗水，我不得不停下来。

由于来到了古文明之地，我便阅读了一些自己前去攀爬国家的历史书籍，了解了所有关于文化的人事物，真正好好品味了一番，看到了许多古老的东西，许多衣着奇特的人。

像那样的旅行填补了两次真正的探险攀登之间的间隔。我旅行、攀爬、尝试新事物、学习新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些大计划。2011年跟2009一样，是被我称为巩固年的时期。

亚历克斯·劳瑟在《登山家》杂志上做了一个关于我的专题，他写到了让我不断更进一步的外界压力。公众对我大型无保护独攀的反应被他总结为两句话：“接下来是什么？我想看更厉害的！”他又提到，期望可能会很危险，当你出名是由于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那么期望只会让你置身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如果他不小心，我们的崇拜会置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于死地。”

这种担心很合理，但自从公众开始注意到我做的事情，直到现在，我并不是没有应对过这种压力。只有当那些期望与我本来就想完成的计划有关时，它才会推动我。事实上，作为一种动力来说，任何媒体的关注可能连站在岩壁下的一个漂亮姑娘都比不上——虽然她可能连5.10和5.13的区别都不清楚，但我还是能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不管这个姑娘多漂亮，如果我站在酋长岩下面，她鼓动我去无保护独攀上面的路线，我的回答也将会是“不行”。

这些年来说不清有多少人劝我喝酒。在聚会时，某些人会逗我，“亚历克斯，尝尝这个啤酒吧，喝一小口你又不会受伤。”我从来没有妥协过。我就是对酒不感兴趣。

迄今为止，媒体对我的关注大多集中在无保护独攀上。但那并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攀岩类型。在本书里提过，我尝试的大岩壁连攀也同样很酷，特别是在优胜美地。2012年会是我的另一个分水岭之年，因为我打算去做北美最传奇的一些大岩壁路线的速攀和连攀，有与搭档一起的，也有无保护独攀的。

a 亚历克斯-Alex，亚历山大-Alexander，前者为后者的简称。——译者注

b 即加里曼丹岛。——译者注

c 居住在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以为珠穆朗玛峰攀登者做向导和背夫著称。——译者注

d 游牧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图布人是游牧民族，人们认为，他们是非洲最早的民族。——译者注

e 涨拳，一种攀岩技巧，即将手伸入岩缝，握拳或拱起手掌，在岩石中形成固定的平点。——译者注

f 一种天气现象，含义如字面，由低温和冷空气相互作用而形成。——译者注

g 《周末夜现场》中的虚拟人物，性格消极，总是散布负面消息。——译者注

三连攀

在夜晚攀爬比白天更安静，更孤独。某种意义上，也不存在暴露感。你就像身处一个头灯的光圈可以照亮的大气泡中。15英尺的光束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我现在已经牢记动作，因此也不存在爬偏路线的危险。然而，你仍能感觉到下方是一片虚空，就在那片黑暗中的深处。那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你意识到在自己的下方是无底的深渊。

对我来说，婆罗洲、乍得、甚至纽芬兰都是新奇的体验，但是纵观我相对仍然短暂的攀登生涯，当我想突破自己极限的时候，我仍会回到优胜美地峡谷里。优胜美地拥有干净的花岗岩岩壁，高耸庞大、攀登难度高，为当今最好的攀岩者提供了几乎没有限制的挑战。我敢肯定，对下一代的攀爬明星而言，它也仍将是如此。比如，至今还没有人尝试过无保护独攀酋长岩上的任何一条路线。

优胜美地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事件是在1975年，当时三位攀岩大师吉姆·布里德维尔、约翰·郎和比利·韦斯特贝实现了诺斯路线的首次单日完攀。诺斯是酋长岩上被攀爬的第一条路线，是在1958年由传奇人物沃伦·哈丁和一群队友采用蛮力方式开辟的。漫长的攀爬持续了47天之久。

布里德维尔、郎和韦斯特贝用了大约16个小时迅速攀上路线，大部分都是自由攀登。他们三人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那次攀登之后在酋长岩下面的草地上拍的。为了把攀岩者和酋长岩都拍进去，摄影师几乎蹲在他们膝盖的高度进行拍摄。由于这种拍摄角度，他们看起来趾高气扬，好似神在俯视芸芸众生的模样。香烟挂在布里德维尔和郎的嘴边，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背心和T恤，就像嬉皮士一般。可能有人也会把他们看作地狱天使[a]。

当我第一次前往优胜美地的时候，几乎是在那次历史性攀登的30年之后了。但是单日完攀诺斯仍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就能完成的事。2010年，跟乌里·斯特克（Ueli Steck）搭档，我设法完成了三次。我们还讨论过要去尝试打破汉斯·弗洛伦（Hans Florine）和平山裕司（Yuji Hirayama）保持的速攀纪录。他们的纪录非常惊人，只用了2小时37分5秒。但是我们后来没有成行。

取而代之，2010年6月初，我单日独攀了诺斯，自己突破了一大步。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过无保护独攀酋长岩上的任何一条路线。但是也有没那么极端的其他类型的独攀线路。在非攀岩者看起来，这之间的区别可能很小，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攻大岩壁的攀岩者来说，它们的区别是巨大的。

绳索独攀是一种进行自我保护的攀爬方式，通常是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保护点上，另一端系在你的安全带上，然后基本按照惯常的领攀方式攀爬，一路上通过放置保护点或扣进固定保护点来保护自己。一旦脱落，那些不同装置中的某一个会代替保护员的作用，通过它将可能的冲坠减至最小。我一般使用一种特定的自锁式保护器（grigri），这也是我在野外运动攀或在岩馆时用来保护朋友的自锁保护装置，只是现在我用它来保护自己。

绳索独攀的麻烦之处在于极其烦琐冗长。要通过一个绳段，你必须上下三次：使用保护点先锋领攀一次，下降一次清除（收回）保护点，然后再“上升”回去（使用上升器攀爬已经固定的绳索。上升器是一种向下能够卡紧绳子，但可以向上顺畅滑动的金属器械）。回溯至1971年，皮特·哈恩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以绳索独攀的方式用6天时间完成了酋长岩上的塞拉瑟路线（Salathé）。那是与诺斯路线并列的最传奇的两条路线之一。哈恩结合使用了普鲁士抓结和鸠玛尔（Jumar）上升器（是当时最流行的上升器）来保护自己。非常神奇的是，他之前从未攀爬过大岩壁。我不认识哈恩，但是我非常欣赏他能在那个时代完成如此酷的攀爬。

2010年，当我无保护独攀诺斯时，我在背包里带了一根197英尺长（约60米）的细绳——因为知道有几段我必须使用绳索独攀的方式攀爬。其中包括“大秋千”（King Swing），那是让你在“靴形石片”（Boot Flake）尽头绝处逢生的一个巨大钟摆。为了使摆荡的距离更大，我在保护站上把自己向下放了100英尺，移动着去摸索穿过空白花岗岩的岔路。最终，我得以抓住左边很远处一条裂缝的边缘——它能通往路线后续的裂缝系统。完成这个独攀的摆荡动作令人胆颤心惊。“大秋千”差不多是攀岩领域最大的钟摆，至少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

那条60米的绳子在路线上只使用了几次，我却需要全程承受它的负重——这对我来说是不得已的妥协，因为没有它我觉得自己无法完成路线。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使用菊绳进行独攀。

菊绳是尼龙扁带做成的绳环链，比一个臂展略长，由一打[b]左右间距相等的小环缝合而成。你可以将它的一端牢固地连接在安全带上，然后把合适长度处的那个小环挂进放置好的塞子、已有的岩钉或螺栓中。然后你便可以安全地吊在给予辅助的保护装备上，或者把它用作手点完成一个棘手的动作。我带了两根菊绳，这样就能交替挂进绳环，并且不会影响我稳定安全地挂在有效保护点上的状态。在诺斯最困难的器械攀登绳段上，比如大屋檐（the Great Roof）这样巨大仰角的难点（难度5.13d），我会把菊绳挂在自己放置的塞子或固定装置中。有些固定保护点待在那里有些年头了，几乎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但是，除了最难的几个路段，诺斯路线的大部分都完全是在无保护独攀。从菊绳独攀到无保护独攀的转换非常吓人。我必须不停地提醒自己，现在我安全了，现在我不安全——这让人的精神饱受折磨。但是你一定不能忘记，当你实际上没有连在任何东西上时，你绝不能认为自己扣进了保护点。你必须深切意识到，在那些没有保护的时间段内，只有手和脚找到正确的支点，你才不会脱落掉下。

截至2010年，即使我已经无保护独攀了半穹顶和月华拱壁，在攀岩这项运动上小有成就，但对我来说，这种在诺斯路线上的菊绳独攀仍是一件大事。我对自己的攀爬效率也很自豪，整个攀爬过程只用了5小时50分钟。

即使如此，那个岩季我在优胜美地仍有更大的目标。

当我年轻一些，还主要是在萨克拉门托的岩馆里攀岩的时候，就看过一部影片《攀岩大师5》（Masters of Stone 5）。其中有一段情节，是关于迪恩·波特采用菊绳独攀的方式，在一天之内连爬酋长岩诺斯路线和半穹岩常规路线。波特花费的时间是23小时23分钟。我当时想，“这太他妈酷了”，一天之内攀爬两座大岩壁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后来迪恩变成了我的朋友——但是当年他曾是我的榜样和偶像：因为他的速攀，还有他大胆无畏的无保护独攀。他比我大13岁。我们在一起抱石过几次，但从没有爬过什么大路线。不幸的是，媒体总是要把我们描述为对手：他作为年长的宗师，被我这样的年轻新星挑战。

总之，跟乌里·斯特克在2010年5月和6月爬过诺斯之后，我已经把动作记得很熟。并且我觉得，如果在很难的部分使用菊绳保护自己，比如两年前无保护独攀时把我吓得半死的困难路段，那么半穹顶的常规西北壁路线应该比较容易。

6月21日傍晚，我沿着漫长的接近路线走到半穹顶的底部，打算在那里露营一晚，第二天一早出发。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算错了日出时间。凌晨4点45醒来之后，我不得不坐着等到天亮。我带了最精简的装备和30英尺的绳子（平时我都用它拖车），我预想罗宾斯横切（the Robbins Traverse）那段会用到绳子，那也是我估计唯一需要用到绳子的路段。

第一缕日光照过来之后，我爬上岩壁底部巨大的锥状雪堆。因为之前那个冬季非比寻常的降雪量，雪堆在6月份仍然没化。在第一个绳段的中间，我换上了攀岩鞋，脱掉外衣，摘下头灯，切换成攀岩模式。我随身带了一个小背包，里面有鞋子、食物和水：因为这一天会非常漫长，我觉得保持营养充沛和充足的补水将非常重要。

攀爬本身很平静、顺利。跟两年前的无保护独攀相比，这次的感觉基本都很平稳。特别是由于使用了螺栓梯，我便可以在那一段不做无保护独攀。2008年，为了确保我的无保护独攀是纯粹的，我不得不绕开那段螺栓梯。上到更高处后，我把背包用菊绳挂在身后，爬过了烟囱岩部分。我唯一需要真正注意的地方是“大之字”，所有困难的部分我都是把菊绳挂在两个保护点上攀爬的。结果我并没有用到那段30英尺的拖拽绳。

最后的光板在两年前无保护独攀时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现在爬起来却感觉非常随意。不用靠摩擦几乎看不到的脚点来完成不安全的移动，我只需要拉住螺栓，在需要的时候挂在菊绳上荡到另一个螺栓上。这是完全不同的攀爬体验。

我登顶的时候，那里有一些徒步者。那是早上7点钟左右，顶峰仍然非常宁静，和平时人潮汹涌的景象不同，令人非常愉快。我停下来，边吃东西边回味刚刚的攀登。几分钟之后，我开始下山。

我完成攀登的时间是2小时9分钟，是这条路线新的独攀速度纪录。那挺好玩的，但是我更相信，追求纪录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比如，在“感谢上帝平台”上，我试图“缴获”某些人最近被卡在裂缝中的崭新4号机械塞（Camalot），这浪费了我10分钟。就在这一天之前，我刚刚学会了一种窍门，用特殊的方法逐个捅塞子的凸轮让它松动。我想用这招取出岩塞，但是尝试了一会儿就放弃了。据我所知，那个机械塞现在还在那里。

从半穹顶上下来时，我停下来观察两只神奇的小鸟。我讨厌急匆匆的状态。我曾经在媒体上讲过，自己并不怎么在意计时之类的事。

那么，如果那都是真的，我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的攀登计时呢？为什么不论是那天的攀登，还是在以后的许多次攀登中，追求速攀纪录对我来说都会很重要呢？我想这都归因于纯粹主义。大岩壁上的速攀纪录是一种终极验证，证明我的攀爬效率达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最高值。这也是我一贯的生活哲学——我强调简化、减少无关的东西。我也喜欢速攀纪录，因为它是继续进步的基准。知道自己能在一条线路上获得提高是很不错的，发现自己可以爬得更快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从半穹顶，我快速地下到镜湖（Mirror Lake）。我在那里藏了一辆自行车。然后我便骑上车回到房车里。上午10点左右，到达酋长岩草坪后，我在那儿花了些时间，重新整理了装备，吃了些食物、喝了点儿水。我不太清楚自己在诺斯路线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因此带的装备偏多一些：差不多有两套机械塞。我带了一根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细绳，大概8.5毫米粗。我想它对我应该够用了，我并不打算过多地依靠绳子。

总的来说，装备的重量要比我愿意携带的重得多。我之前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独攀的问题就在于你要全程背着所有的东西。跟搭档一起爬时，攀爬过程中会一点点用掉装备，所以最后一个绳段的时候你只剩下了少量装备。相反地，绳索在绳段开始的时候几乎不会产生负重。但是当你用菊绳独攀的时候，你要全程负担所有的重量。

在诺斯底部，来自不同方向的几伙人汇集在一起。几个法国人正在拖拽包裹，几个只想爬“镰刀台”（Sickle Ledge）（只有4个绳段）的俄罗斯人正在观察路线，几个美国人说他们正把大量啤酒往上运。我对整个场面感到有点儿不自在，便立马开始了我的攀爬。开始无保护独攀一条裂缝时，我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人们都在排队等待使用器械攀爬这条裂缝。

从底部抬头看诺斯，想到自己将要一个人攀爬整条路线，这让人感觉有点儿不真实。我有充足的食物和水，以及一个头灯。我为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不过我计划使用的攀爬方式跟攀爬半穹岩一样：无保护独攀所有能无保护独攀的、菊绳独攀困难的路段。我也为一些钟摆路段准备了绳子，包括“大秋千”和“大屋檐”。

前3个绳段非常顺畅，比我预想的简单。我在第四段上遇到了惊喜——在通往“镰刀台”的两个棘手钟摆上，有人已经固定了极其牢固的路线绳。我能看到绳子固定在“镰刀台”的螺栓上，然后又连接到了它下垂方向的6个保护点上，因此我开心地交替双手拉着绳爬了上去，节省了很多绳索操作。我觉得要是能发现像这样有用的东西，便可以弥补另外的那些时间：比如你爬上一个绳段之后，发现所有的固定装备都没有了，或者本该在某处的关键点被弄掉了。那可能是因为有人在脱落时把它拉了出去，或者被人有意地清理掉了。而有些时候你的运气会不错，能发现正好有根绳子留在那里。

10个绳段之后的“呆瓜塔”（Dolt Tower），是我第一次真正停下来的地方，也是再次补充营养和水分的时间。我看了下自己的计时，显示大约是1小时15分钟，是相当不错的速度。我意识到自己最终是用不到头灯的了，所以把它扔到了下方的草地上，因为知道我的朋友汤姆·埃文斯（Tom Evans）可能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我。而我并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朋友也在附近。那之后我去小便了——不知他们是否也会看到这个。我意识到如果他们能从草地上看到所有事，那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用绳索独攀了“靴形石片”那处短的器械攀登路段，然后我解除保护，无保护独攀了真正意义上的“靴”部。对我而言，不需要处理绳索会更简单，尤其是在那种安全性高的手点上。但是，在酋长岩上解除掉自身的保护，那还是挺刺激的。

到达“大屋檐”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在我的计划中，“大屋檐”是唯一一段需要全部进行传统绳索独攀的路段。我甚至为这段准备了一个上升器，这也是我首次真正进行绳索独攀的路段，但它进行得非常顺利。拉着上升器向上爬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有多疲劳，因此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做任何绳索独攀。从那里开始，我要使用菊绳独攀到顶，即使这会花更多时间。我忍受不了上上下下去拆绳段上的装备。

在“烤饼石片”（Pancake Flake）的底部，我把绳子塞进背包中。那也是一整天中比较值得回忆的时刻。当我把菊绳从保护站上摘掉，开始攀爬上面简单的侧拉路段时，我觉得自己超级英勇。下方23个绳段的空间带来的巨大暴露感让我异常兴奋。这个季节我花去了很多时间，为几个不同项目在各种路线上摆姿势拍照。而此时此刻，我完全独自一人，在完成人生中暴露感最强的攀爬，真是太爽了。

最后6段几乎全是手缝，因此我大多都是无保护独攀通过的。但是我觉得越来越疲劳，抓固定点的次数多了一些——我们嘲讽地把这种方式叫作“法式自由攀”（French Freeing）。这命名来自于阿尔卑斯地区一种传统的攀岩方式。爬过“交变角”（Changing Corners）之后便是阴凉处，这让我又重新恢复了活力。整个下午都在大太阳下攀爬，那让我有点儿蔫，脚也被又热又紧的攀岩鞋挤得很疼。然后，在最后两个绳段上，我终于追上了在岩壁底部看到的队伍。我停在一个保护站上吃了点儿东西，跟一个可爱的保护员闲聊了一会儿。但是尽管我很喜欢待在凉爽的阴凉里闲聊，我仍然要去登顶。因此我超过了领攀者——当然，这是在经过了对方的同意之后。然后我便没有再做停留，直到爬上顶峰。

登顶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我的计时读数是5小时50分钟，但因为我是在第一个绳段顶端才开始计时的，因此我取整算为6小时。在路线底部的时候，那一大群人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以至于我忘了开始计时。

现在，我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完成这个连攀，而且只用了大概半天的时间。很久以来，我都怀着敬畏之心看待它，真正完成它倒让我觉得有点儿不真实。

说老实话，我不记得徒步下山时发生的任何事情，也不记得我回到地面上做了什么。也许是因为对我来说，跟真正的攀爬相比，这些事情都并不重要。不可思议的是，我能记起自己在“怒目点”（Glowering Spot）上用过的每处装备，但是却不记得自己是在哪里或跟谁吃的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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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连攀半穹顶和诺斯路线只用了11个小时多一点，这还包括从半穹顶上走下来，骑车、开车，然后徒步前往酋长岩山脚下的时间。这个时间比2002年迪恩·波特菊绳独攀连爬两条路线用时的一半还要短——也正是迪恩独攀的壮举鼓舞了亚历克斯“搞大事”（Go Big，他最喜爱的座右铭）。当然，在优胜美地，就经典路线的速攀来说，10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单位。比如在1991年到2002年，诺斯路线的速攀纪录从6小时1分钟降至2小时49分钟。这样的攀爬纪录是由结组绳队同时攀爬，或无保护地同时移动创造的。

但是，亚力克斯仍然有理由为自己骄傲，因为在2010年6月马拉松般的那天，他不仅在两条路线上创造了独攀的速度纪录，也创造了两条路线连攀的速度纪录——不论是有搭档还是独攀。但是这项成就虽然令人惊叹，却并没有像当初人们致意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和半穹顶一样，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攀登杂志都向他中肯地表达了敬意：《登山家》杂志向亚历克斯约到了一篇稿——那被编辑调侃为是“一封典型的不把这当回事的电子邮件”。亚历克斯在其中总结了他在优胜美地那不俗的一天。攀岩圈中的评论家斯图尔特·格林（Stewart Green）也表达了敬意：“很难描述我们对亚历克斯惊人攀登的感想，没有语言能够描述这些攀爬的难度和危险性，那就是完完全全的率性而为。我们要面对现实——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无所顾忌。爬得高些吧，亚历克斯，注意安全。”

在优胜美地，亚历克斯有一个绰号——亚历克斯·“没什么大不了”·汉诺尔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对自己开拓性的连攀没有太多的反应。那次攀爬的几周后，在他写给自己的赞助商之一 ——黑钻公司的叙述中，很少有大惊小怪的形容，文中的表述大多是“非常顺利”，“比想象的容易”，以及“随意得很”。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令亚历克斯有点儿好笑的是，公众对他的无保护独攀非常狂热，而似乎对他速攀、连攀大岩壁的大型攀登有些轻视。当然，对于不攀岩的大众来说，无保护独攀具有“脱落就是死亡”这种显而易见的直接性，这在几秒钟的视频片段中就能立马展示出来。观众很难理解菊绳独攀的严谨性，特别是以亚历克斯使用的那种方式而言。就像他所说的，“现在我安全了”，“现在我不安全”，这种持续的转换犹如折磨人的精神芭蕾。关于亚历克斯大胆的菊绳独攀，普通大众的心里有个错误的认识：因为在所有困难的部分，他都能把菊绳扣进固定保护点或他自己放的塞子中，因此最极限的挑战就不复存在了。没有什么比这个错得更离谱了。虽然他会说“我讨厌急匆匆的状态”，亚历克斯也仍在努力追求大岩壁的速攀，即使他不得不精明地计算哪一段要无保护独攀，哪一段要使用菊绳爬得随意一些。就此而言，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一个岩钉上甚至都是一种赌博，而一些多年前放置的保护点一直被风吹雨淋，可能早就不能再承受一个攀岩者的体重，更别说一次领攀冲坠了。

同时打破两项纪录后，亚历克斯的连攀之路并没有结束。他知道终极大奖是优胜美地的三连攀，即连续攀登酋长岩、半穹顶和沃特金斯峰（Mount Watkins）的南壁。这三面岩壁是矗立在峡谷内最大的三个，连攀它们不仅需要完美的技术，更需要世界级长跑运动员般的耐力。

再一次为亚历克斯指明了道路的榜样是迪恩·波特。2001年，他跟蒂米·奥尼尔（Timmy O'Neill）搭档，在一天内依次攀爬了三座岩壁。在他们的连攀中，波特和奥尼尔混合使用了自由攀登和法式自由攀，也就是在最困难的路段上借助保护点发力以完成攀登。那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将2001年人们心中认定的可能性的界限再度向前推进（即使今天，权威网站超级拓扑网列出的“正常”攀爬时间也还分别是：沃特金斯南壁：2到3天；半穹顶常规西北壁：3天；酋长岩诺斯路线：5天）。

2012年春天，亚历克斯回到了优胜美地。这一次，他要跟自己的另一个榜样汤米·考德威尔结伴攀爬。尽管考德威尔比亚历克斯年长7岁，两人仍会很快组成一对注定创造攀岩历史的搭档，这种搭档非常少见，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二人组莱昂内尔·泰雷（Lionel Terray）和路易斯·拉什纳尔（Louis Lachenal），以及1990年～2000年的德国兄弟亚历克斯·胡贝尔（Alex Huber）和托马斯·胡贝尔（Thomas Huber）：一个人能激发出另一个人最好的一面，相互补充彼此作为攀岩者的特殊强项。当他们在一起相处，那就像好朋友的欢聚游玩，即使身处最严肃的攀岩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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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拉门托，我才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汤米·考德威尔在大岩壁攀爬领域的杰出纪录。他似乎专攻酋长岩上路线的自由式首攀，这包括“双面墙”（Dihedral Wall）和“魔法蘑菇”（Magic Mushroom），两条路线的难度都达到了5.14a。当然他还是卓越的运动攀岩者，完成了一条名为“弗莱卢瑟”（Flex Luthor)的短路线，路线位于科罗拉多的“孤独堡垒”岩壁（Fortress of Solitude），难度的定级似乎有5.15a。在我童年时期，它一直是美国最难的单段路线。而在2006年，汤米首次前往巴塔哥尼亚，便和两个搭档完成了菲茨罗伊峰（Fitz Roy）上一条美丽路线的首次自由完攀，路线名为“优雅之路”（Linea de Eleganza）（首登由意大利人的队伍完成，使用了大量的器械攀登和固定路绳，耗费了9天的时间。汤米的队伍在没有任何路线资料和练习的情况下直接完攀了每一个绳段，只用2天就登顶了）。

我认为汤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非凡的工作准则。他会花4个小时徒步接近一条路线，然后花8个小时在雨中攀爬它。他会拖着很沉的负重到达酋长岩顶峰，然后绳降下去查实某个潜在的攀爬项目。从2007年起，汤米一直在尝试去完成酋长岩上“黎明墙”（the Dawn Wall）的首次自由攀登，这将无疑成为世界上最难的大岩壁自由攀登。连续7年间的几乎每个季节都花费在这一条路线上，我只能去想象这需要花费的那种坚韧和驱动力。我不认为自己有耐心完成这种长期的挑战。

汤米也有一些经历，是那种你不会希望降临到任何人身上的。2000年，在他23岁的时候，他跟当时的女朋友贝丝·婼邓（Beth Rodden）（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以及其他两个攀岩伙伴在一起。汤米被迫从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处大岩壁上离开，因为恐怖分子向他们一千多英尺高的吊帐射击。下降到地面上后，四个人被关押起来，然后被迫连日跋涉和隐藏，因为那些绑匪要避开正在搜寻他们的士兵。有一个不幸的士兵也被抓获为人质，随后就被在他们露营地外正好看不到的地方处死了。汤米、贝丝和其他两个队友觉得他们自己也会被处死。一天晚上，汤米把看守他们的那个恐怖分子推下了悬崖，他们才得以成功逃脱（神奇的是，这个家伙没有死，但是后来被却军队抓获，宣判死刑后被关了起来）。之后这四个年轻的攀岩者便跑向政府的前线，差一点儿被射击误杀掉。整个疯狂的探险都被纪录在格雷格·蔡尔德（Creg Child）戏剧性的著作《越界》（Cver the Edge）中。

就在第二年，2001年，汤米用台锯时不小心锯掉了自己的左手食指。那种不幸的事故很可能会结束掉一个攀岩者的职业生涯。汤米缝合了断指，但是因为它只会妨碍他的攀岩，他又把它割掉了。尽管断掉了一节手指，现在37岁的他仍然像以前爬得一样好。

一直以来我都远远地欣赏着汤米，但是自从我们开始一起爬，我却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善、慷慨无私、毫不自大的人，真是让人高兴。与某些职业运动员不同，汤米从来不自吹自擂，因此我感觉他的成就、所获得的关注比应得的要少得多。

在2012年5月，汤米关于优胜美地三连攀的想法是要自由完攀三条线路的每一条，而不是去简单地在一天内完成连攀。三连攀是指：沃特金斯的南壁；酋长岩上一条名为“搭车人”（Freerider）的路线，这条路线跟标准的塞拉瑟路线不时分合交叠；以及半穹顶的常规西北壁。我知道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有这样一位强壮、动力十足的搭档，我很兴奋能去尝试一把。

我们在5月18日下午4点45分开始攀爬沃特金斯。峡谷内的天气已经很热，因此我们把日程最大化地安排在相对凉爽的时间。现在我们速攀大岩壁使用的技术被称为同时攀爬，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人携带装备持续领攀，不只领攀一个绳段，而是领攀800英尺、甚至1000英尺的距离。他不停下来进行保护。当跟攀者身前的绳子变紧时，他便也开始向上攀爬。两个人在同一时间都进行攀爬，因此是同时攀爬。领攀者不停地放置岩塞、凸轮，或扣进固定保护点中，因此无论哪一个人脱落，就像悠悠球两端的效果一样，他们之间的绳子都会变紧，保护装备都能吊住他们。同时攀爬中你可能会经历可怕的脱落抽拽，但是只要保护点没问题，你就不会受伤。

比较讽刺的是，同时攀爬中最危险的情况是跟攀者脱落。如果领攀者脱落，连接跟攀者的绳子变紧后就会止住他下落，跟攀者无意中变成了一个保护点。但是如果跟攀者脱落，他就会把领攀者拉掉。两个人同时掉落不是件好事情，不管保护点有多牢固。

但是汤米和我可以进行三连攀是因为使用了一些装置，比如一种超轻上升器（Kong Duck）或另一种迷你滑轮（Petzl Micro Traxion）——这是一种单向的滑轮，只允许绳子向一个方向滑动，另一个方向却不行。通过有策略地放置这些装备，跟攀者就能攀爬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感觉过于困难的地形——它们太容易脱落。汤米和我因此便能攀爬非常长的绳段，有时一次会超过1000英尺，因为这些装置让跟攀者可以安全地攀爬5.12难度的路段。

汤米和我攀爬的方式被我们称为“段落攀爬”，一个大段落包括了12或13个差不多80英尺（约24米）到150英尺的传统绳段。当领攀者放置保护点时，他会不可避免地在某一点用完装备。那一点就是两个人交换的时刻——把装备交出去，让另一个人领攀。我们事先计划好了交换领攀的点，在那里我们的攀爬大段落会预先结束。那都是在需要摆荡、倒攀或其他非正常操作发生的平台上。这些位置也是与正常同时攀爬相比，你需要更加留心管理绳索的位置。

我们只用了很短的2小时40分钟就爬完了沃特金斯。尽管路线的难度达到了5.13a，我们两个一次都没有脱落。然后，经过一系列徒步、开车、吃东西、喝水，我们在10点45分来到了“搭车人”底部。就像我们计划的那样，我们想要在夜间去爬完酋长岩的整个部分。它没有看起来那么难，只要你对路线的动作足够熟悉，头灯就会照亮所有动作的位置，而你也不会偏离路线。

某种意义上，酋长岩的“搭车人”是我们整个探险的高潮。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时刻发生在黎明时分。汤米正在领攀一个比较难的夹角。当他离开保护站时，他说道，“我太累了，没办法侧拉通过它，我要对撑完成这一段。”然后他就嗖嗖地搞定了整段路线。我根本没想到能这样爬！当时正值深夜，在黑暗中很难看见自己的脚。他戴了头灯，但他是站在灯光下根本看不到的非常小的脚点上，而他还进行了对撑：两只脚各在一个光板上，去信任那些微小的支点。

汤米是那方面的技术怪才。他真的非常擅长爬花岗岩，亲眼见证他现场如何运用技术，并且取得成功，这真的很酷。

5点刚过，我们就与破晓的第一束光一起，登顶了酋长岩。完成“搭车人”只用了6小时15分钟，也是一个超级好的速度。汤米在岩石面攀爬的难点上脱落了两次，但是没有受伤，因为我当时在给他做保护，而不是同时攀爬。我做到了完全不脱落。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疲劳，在半穹顶上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连续攀爬21个小时后，你还需要在岩壁上自由攀爬5.12+的难度，这确实让人筋疲力尽。那真的很难，会失败的念头一直徘徊不去。常规西北壁5.12c的变异路线耗尽了我们所有的能量。

三条路线中的每一条都有一个特定的难点。当我们到达难点之时，都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这些难点都还过得去。真正的磨炼在于整体的、累积的考验。脚越来越疼，你变得越来越累。连攀岩都变得没那么好玩。当爬了12小时或14小时的时候，你不会是这样想，“啊，我们现在玩得真嗨！”你本来觉得那挺酷的，直到它变得不再好玩了。

5月19日下午2点，我们登顶了半穹顶，总时间是21小时15分钟。不仅是一个新的速攀纪录，也是优胜美地三大岩壁的首次自由攀登连爬。

我非常高兴自己在攀爬这7000英尺（约2134米）陡峭花岗岩的过程中没有脱落——70段标准长度的绳段中一次都没脱落。我同样感到欣慰的是，截至2015年，没有人重复过我们的自由连攀，不管他们花多少时间尝试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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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克斯与考德威尔一起摘取了优胜美地三连攀桂冠的重要成就，但是亚历克斯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把它当作一次热身。好几个月以来，他的目标都是尝试三大岩壁的独攀，不是自由完攀每个绳段，而是绳索独攀和菊绳独攀。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知道，与汤米一起攀爬三座岩壁在生理上实际上比菊绳独攀要困难。毕竟在疲劳的时候攀爬5.12+，比法式自由攀爬同一绳段难多了。通过跟汤米一起自由完攀它，我了解到当独攀连爬时，自己到达半穹顶时将有多累。”

在影片《孤身绝壁》成功之后，皮特·莫蒂默和森德影业一直跟亚历克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为了拍摄一部新的影片（将被命名为《汉诺尔德3.0》），制片人提出在亚历克斯尝试独攀三大岩壁时进行拍摄。对于莫蒂默和同伴来说，这将是一种新的挑战。在拍摄他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和半穹顶时，他们是在亚历克斯特意重新攀爬时进行拍摄，而这次是在“真正的攀爬时间”抓拍，也就是在他尝试用漫长的一天一夜时间连攀的过程中进行。那将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没有预演。如果镜头漏掉了一些关键动作，那将是非常糟糕的。

在后勤保障方面，这样的一次拍摄制造了非常麻烦的挑战。摄影师需要在亚历克斯到达前从三座岩壁上绳降到指定位置，然后就挂在那里等他到来。为了确保让亚历克斯感觉足够自在，莫蒂默选择的摄影师不仅是顶尖的攀登者，也都是已经成为亚历克斯好友的人。这些摄影师包括本·迪多（Ben Ditto）、切恩·蓝珀（Cheyne Lempe）、米奇·谢弗（Mikey Schaefer）、肖恩·里瑞（Sean Leary）和莫蒂默他本人。

但是从莫蒂默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样一个拍摄项目的压力要比《孤身绝壁》小。就像他如今所回忆的，“我自己有清晰的道德底线。最糟糕情况的设想是：如果亚历克斯想爬什么路线，然后脱落致死，那毕竟是他的选择。但是如果他在为了拍摄重现攀爬的时候死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会觉得是我害死了亚历克斯。我得接受这件事。”

即使如此，每次拍摄亚历克斯仍然会让制片人精神受创。2011年6月，为了给《60分钟》对亚历克斯的采访提供素材，莫蒂默再一次答应拍摄他在优胜美地的无保护独攀。大秀前一天，作为编外项目，亚历克斯选择去爬“凤凰”（the Phoenix），一条130英尺（约40米）高的单段路线，但难度是很高的5.13a。爬这条线需要绳降到起点，因为它悬空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峭壁上，峭壁距山谷地面高达500英尺。

莫蒂默有他的忧虑。就像他回忆的，“我当时几乎要去告诉亚历克斯，‘别再在镜头前重现攀爬过程了。’但是他说，‘我明天早上不管怎样都得去爬‘凤凰’，你要来吗？’”

“你想要我在场吗？”

“当然了。”

第二天，莫蒂默进入拍摄位置。“我对着他拉近镜头，”他回忆道，“我看到的画面让我终于意识到了他抓着的到底是什么点，那里完全就是光秃秃的。岩壁是仰角，他的脚没踩任何东西。旁边瀑布的水好像溅到了岩壁上，花岗岩看起来很光滑。他只有三个指尖塞在很浅的裂缝里。”

“我快吓死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我不敢再近距离看下去，因此我不得不把镜头拉远。”

亚历克斯只用了8分钟就爬完了“凤凰”。这是优胜美地第一条被无保护独攀的5.13的路线。

莫蒂默又讲了另一个故事：“布雷特带了一台非常好的新相机。他已经完全就位。亚历克斯向上朝他爬，然后就在离相机几英尺远的地方，他从一个锁指裂缝上脱身，移动到了一个陡峭的光板上。通常来说这对亚历克斯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弄错了接下来的动作。他爬上去，倒攀下来，然后又爬回去。”这一次是关于摄影师布雷特·洛厄尔（Brett Lowell）拍摄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自由顶”（Liberty Cap）上的一条路线。“自由顶”也是峡谷里的一个穹顶。那次拍摄是为了森德的新片《峡谷攀升》（Valley Uprising）。

“布雷特几乎吓坏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拍到这个家伙摔死的过程了。他当时面如死灰。亚历克斯注意到了布雷特的不安，然后在思考动作的间隙说道，‘嘿，这不是什么大事，这在攀岩的时候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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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于森德的伙计们来说，拍摄我独攀三大岩壁的后勤保障是件超级复杂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参与让我感到更加轻松和愉快了。菊绳独攀需要的投入度远小于无保护独攀，因此对我来说，是否有人在旁边没有太大影响，因为我有安全带和绳子，我可以吊在岩壁上。而在无保护独攀的时候，如果我的旁边有摄影师，集中注意力就更难一些。但是晚上攀爬的时候有朋友在身边，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

同时，摄影团队也让我的后勤工作变得轻松了许多。如果我是一个人，就需要解决攀爬路线之间的车辆往返，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但是有拍摄人员在，我就会有安排好的接送车辆。他们还能在顶峰上给我食物和水。如果一个人做这些，我就需要提前在沿路的不同地方储存好食物和水。

2012年6月5日下午4点，我从沃特金斯的南壁开始攀爬。因为前一天下雨了，所以头几段有点儿潮湿，还有虫子。但我感觉还是很顺利。2小时20分，我登顶了这个岩壁，比两个星期前汤米和我一起爬的时候快了20分钟。

开车前往酋长岩底部的过程有点儿混乱。房车的地板上堆满了东西：拍摄人员的派力肯（Pelican）箱子，还有我自己理好的装备——因为爬酋长岩我要用另外一套器材。而我自己则试着吃点儿东西、喝些水。那时天已经黑了。9点30分，我开始爬诺斯。爬了150英尺后，我发现自己忘了带粉袋。它肯定是落在了房车地板上的杂物里。哦，糟糕啊，我对自己说。我考虑过爬下去取粉袋，但是那时车已经开走了。因此我就不用粉继续爬，低处的路段很潮湿，我感觉有点儿困难，不太习惯。

在夜晚攀爬比白天更安静，更孤独。某种意义上，也不存在暴露感。你就像身处一个头灯的光圈可以照亮的大气泡中。15英尺的光束就是整个世界。因为我现在已经牢记动作，因此也不存在爬偏路线的危险。然而，你仍能感觉到下方是一片虚空，就在那片黑暗中的深处。那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你意识到在自己的下方是无底的深渊。

爬到“呆瓜塔”时，大概1000英尺高处，我遇到了两支队伍，一队是正在露营的两个人，另外一队的两个人正在煮饭。我们相互寒暄致意，然后我有点儿害羞地问道，“你们有多余的粉袋可以借给我吗？”一个叫史蒂夫·丹尼（Steve Denny）的哥们儿毫不犹豫地递来了他的粉袋。那是一个新的毡布袋，满满地装了一袋粉。把手放进粉袋让我感到心满意足。我谢了史蒂夫，告诉他我会把粉袋挂到顶峰的树上，这样他就能随后拿回它。然后我就开始继续攀爬。

在夜里攀岩有件奇怪的事，所有的小生物都会冒出来：生活在裂缝里的虫子、老鼠、蝙蝠，甚至青蛙。还有那种长得像蜈蚣一样的大个昆虫。我总是担心自己踩到一只然后滑下去。接着，突然之间，我听到了巨大的一声“呼！”和一声尖叫。我差点儿吓得尿在裤子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那肯定是一个低空跳伞的人。事实上，那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低空跳伞在公园内是不合法的——所以他才在夜里跳伞。

在“大屋檐”，我遇见了史丹利（Stanley）。肖恩·里瑞是他的真名，但是所有人都叫他史丹利。在屋檐上拍完我之后，他陪我爬完了诺斯剩下的部分。在我菊绳独攀的时候，他在我旁边用上升器沿绳上升。事实上，我们聊了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诺斯的速攀纪录——这是他一直渴望追逐的。我不需要太专注，除了偶尔有些地方我会说，“稍等，我需要集中一下注意力。”

凌晨3点半，我爬完了诺斯，周围仍旧漆黑一片。我用6个小时爬完了这条路线，比我和汤米爬“搭车人”快了15分钟。

事实上，整个连攀的心理难点在于去往半穹顶途中折磨人的徒步，我在那里开始感到身心俱疲。我感觉走路的速度很慢，令人苦恼，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已经在冲刺阶段了。接近顶峰时，我遇到了迈克·高蒂尔（Mike Gauthier）。他是当时公园的工作人员主管。和其他景区管理员不同，他还是一名很好的攀岩者（长期以来，优胜美地的景区管理员和攀岩者的关系一直很僵）。他正跟一个来自准入基金会（Access Fund）[c]的人一起结组攀岩。我们差不多并排一起爬了几段。我之前没有见过迈克，但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家伙。我认为这挺酷的——一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大人物、严肃的攀岩者，还有一个准入基金会的搭档什么的。然后我便继续向上爬。

上午10点55分，我登顶了半穹顶，看到了成群的徒步者。我真的很累，也感觉场面让人不太自在，有点儿失控。我的总用时是18小时55分钟。这是一项新的速度纪录，但更主要的则仅仅是——我对自己能够完成它感到很兴奋。

4天后，史蒂夫·丹尼登顶的时候，重新拿到了他的粉袋。我把它系在了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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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尔德 3.0》被森德影业跟其他4部影片一起，打包放入了2012年发行的《磐石7》的选集中。这部影片跟《孤身绝壁》一样，非常有技术含量，打动人心。优胜美地三大岩壁的独攀只占了内容的一半多，但它无疑是影片的高潮。紧接着上一个画面结束的部分，影片接下去便是亚历克斯在《60分钟》节目中的出场，以及他在花旗银行一次很有意思的商业活动中的露面。在那次活动中，他在犹他州一座砂岩塔峰上为凯蒂·布朗做保护（亚历克斯之前曾对她倾心一时）。影片提出了一个问题：名声是否会毒害亚历克斯，或将他置于险地？就像他的好朋友锡达 怀特说的一样，“当它变成一个公众演出时，你要如何做呢？”

展现三大岩壁独攀的镜头流畅地切换，时而配有特写中朋友的发言，时而是亚历克斯自己的旁白。在预测这次连爬时，怀特说道，“如果他完成了，那将会是优胜美地历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独攀。”

在沃特金斯上，镜头有力地展现了从菊绳独攀转成无保护独攀时极其恐怖的切换，特别是在螺栓分隔距离较远的时候，亚历克斯需要解掉菊绳，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爬一段，然后才能重新扣进螺栓中。“现在我安全；现在我不安全”的变化显露无遗。亚历克斯在旁白中说道，“我想我应该就此发表一份声明，因为事实上你不应该去做这件事，即使我喜爱它并且觉得很有趣。”他对这种矛盾咧嘴一笑。

在南壁上1000英尺的高度，影片中有一个时刻跟《孤身绝壁》里“感谢上帝平台”上吓坏观众的场景一样出名。亚历克斯当时正在无保护独攀，朝不到12英尺（约4米）远的镜头横移。那里有个螺栓，他希望扣进去。画面中你看不到亚历克斯的脚，也看不到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正扣住头上方的一个坡状平台。他松开左手，伸出去够螺栓，来测量螺栓有多远。他的手指只能够到离螺栓一两英寸的地方，但是他知道用一个菊绳便可以挂进去。他小心地把手收回到安全带上，抓住菊绳，把菊绳环的中间部分咬在嘴中，然后又向下伸手去拿铁锁。

突然之间，亚历克斯的整个身体猛地向下掉了几英寸。很明显，他的脚从岩点上滑脱了。当时他与岩壁的连接只有右手抓握的坡状平台，是在画面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他是如何让自己没有脱出岩壁的呢？他离所有人都担心的、会在某一天来到的那致命脱落有多近？

在这一刻，观众会不约而同地倒抽一口气，甚至大声尖叫出来。但是影片中，亚历克斯的面部表情毫无变化。他重新伸手向下抓，抓住铁锁扣进螺栓中，然后把身体吊在菊绳上摆荡了过去。“现在我安全了。”

当被问及亚历克斯如何看待这非常吓人、差点脱落的时刻，莫蒂默后来告诉大家，“他甚至不记得它了。但是后来，他为此向我表示不开心。他说，为什么你在三连攀上拍摄到了那么多精彩镜头，却把那一段放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了呢？”

据亚历克斯说，“那一刻我完全没有要脱落。我有一个很好的手点，滑掉的那只脚并没有在承重点上。我不想猛地起跳去够螺栓，那在镜头里不好看。”

但是在影片中，沃特金斯上那次滑脚之后，亚历克斯随之响起的旁白似乎承认了自己刚刚侥幸脱险。“有些小事出错了，”他说，“但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这种小事情会让你动摇一秒钟，但之后就会继续攀爬。”

由于摄影师在三个岩壁上的位置分布很远，因此影片必然不能展现连攀的所有亮点。因为没有办法用影片的方式重现忘记带粉袋这段故事，森德便直接忽略了它，虽然片中有亚历克斯去往酋长岩时的镜头——那时他在黑暗中准备着装备和绳索。

一些最好的镜头中纪录了亚历克斯在黑暗里攀爬诺斯。在他的周围只有头灯的锥形光束。光束照亮了手点和脚点，形成了一个微观世界——墨黑的虚空深渊包围着他。而录影机很偶然地在“大屋檐”捕捉到了“呼！”的声音和低空跳伞者兴奋的呼叫。“大屋檐”处关于难点动作的旁白极好地补充了画面。“固定岩塞只剩一半挂在岩壁上，”亚历克斯评论道，“它们向下耷拉着，似乎随时都会掉出来，一直都有流水从裂缝中渗出来，那确实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位置。”

肖恩·里瑞不仅陪伴亚历克斯到达了酋长岩的山顶，也一路跟着他走完通往半穹顶山脚下“死亡光板”的费力的上行路，所以他拍摄到了亚历克斯准备攀爬最后一面岩壁之前极度疲惫、无精打采的状态。他抱怨着寒冷，看起来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去睡觉。旁白中，亚历克斯承认路线的前半段爬得有些“艰难”，完全不在状态。然后，他的好状态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最后几百英尺的攀爬看起来毫不费力，非常成功。

影片以顶峰上的热闹场面结束。那里有几十名知道他快到顶的徒步者，都趴在悬崖边张望。“他过来了。”一个声音喊道，另一个说道，“太吓人了。”

就在亚历克斯疲惫地坐在顶峰平坦的岩床上时，徒步者过来请求跟他合影、握手。他觉得这画面让他不太自在，但也并没有表现出来。他都礼貌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跟他们握手，跟四个惊叹不已的少女一起摆拍。

最后的旁白十分吸引人。“我想起了所有从我儿时就激励我的人，”亚历克斯回想道，“我意识到他们也都是常人。我只是在过我的正常生活，如果人们被我所做的事激励，那么我很高兴他们能够从中各有所得。”

就在短暂的5月和6月之间，2012年已经变成亚历克斯突破性的一年。但是即使在那个岩季摘取了三大岩壁连续独攀的桂冠，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个项目，就在优胜美地。登顶半穹顶后不到两个星期，亚历克斯就加入了峡谷内最激烈的竞赛中——诺斯路线的速攀新纪录之争。

a 美国一个摩托飞车的组织。——译者注

b 一打有12个。——译者注

c 准入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保护美国攀登区域的访问权。——原注

速度纪录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乍得的经历带给我一种十分确定的感觉，那就是我有义务为其他人做些事情。那些人没有很多生活选择，也很少有途径去做出这些选择。

诺斯的单日首攀是由吉姆·布里德维尔、约翰·郎和比利·韦斯特贝在1975年完成的，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攀岩界。他们的攀登时间比15个小时略短，将那之前一年的时间纪录惊人地缩短了20个小时。

而终将会有人出现，以更快的速度攀爬诺斯，超过传奇的攀岩大师三人组，这是不可避免的。1979年，一个法国攀岩奇才蒂埃里·雷诺（Thierry Renault）来到峡谷里，用不到13个小时就飙上了路线顶端。由于不习惯严峻的裂缝攀登，也或者因为他们就是被陡峭而连绵的花岗岩岩壁吓到了，大多数欧洲攀岩者首次到访优胜美地的表现都非常差，在这样的背景下，蒂埃里的攀登尤为引人瞩目。雷诺对他的这次攀登几乎没有宣传，以至于他的攀登搭档似乎被历史遗忘了（速度纪录的说明只是标注了“蒂埃里·‘涡轮’·雷诺以及其他人”）。

5年过去后，雷诺的纪录再次被打破。新的纪录再次由外国攀岩者创造。在1984年的夏至，英国人邓肯·克里奇利（Duncan Critchley）和瑞士人罗曼·福格勒（Romain Vogler）以9个半小时的非凡速度完成了路线。

然后汉斯·弗洛伦出现了。

弗洛伦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大学时曾是一名全美撑杆跳高运动员。他在19岁的时候开始攀爬。他几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长处是速度攀登。刚开始的时候，弗洛伦几乎赢得了他参加的所有人工岩壁上的速攀比赛，包括极限运动大赛（X Games）的3块金牌。很自然地，弗洛伦把注意力转向了诺斯。

1990年，25岁的汉斯和史蒂夫·施耐德（Steve Schneider）搭档，把克里奇利-福格勒的纪录缩短了一个半小时。他们从底到顶爬完酋长岩的时间是8小时6分钟。但是新的纪录没有保持太长时间，皮特·克罗夫特和戴夫·舒茨（Dave Schultz）很快把它压缩到6小时40分钟。

就像前面章节里提到的，皮特·克罗夫特是亚历克斯从小就非常仰慕的攀登者之一，因为他用自己的独攀把攀登提高到一个巅峰状态。2007年，亚历克斯一天之内无保护独攀了宇航员岩和讲坛岩，这让他在峡谷内第一次为众人所知，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里，没有人敢尝试重复克罗夫特的辉煌成就。克罗夫特比弗洛伦年长6岁，当创造诺斯的新纪录时，他已经是沧桑的32岁了。

由此，竞赛开始了。时间现在要精确到分钟，而不是更加随意的“比X个小时略短”。他的许多同龄人会尝试把他们生活中的竞争最小化，弗洛伦则不同。他总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享受一对一的较量。1991年，弗洛伦跟安德烈斯·帕弗（Andres Puhvel）搭档以6小时1分钟夺回了纪录的皇冠。这个纪录又促使克罗夫特跟舒茨回来，把纪录减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小时48分钟。

然而这个比赛一直是友好的，因此这两名高手结合在一起去创造更快的纪录是很自然的。1992年，克罗夫特和弗洛伦搭档，把纪录提高到了4小时22分钟。

这个纪录在之后保持了9年。也许是峡谷里没人能想象再去提高这样一个耀眼的成绩，或者是速攀纪录过时了。直到迪恩·波特加入到比赛中，才让克罗夫特和弗洛伦看到了，他们的纪录开始受到挑战。2001年10月，波特同蒂米·奥尼尔结组，突破了4个小时的门槛——勉强打破，他们官方纪录的时间是3小时59分钟35秒。历史上第一次，诺斯的速攀时间开始以秒计数，而不仅仅是用分钟。同样地，竞赛规则也首次被确定下来。计时开始于第一个攀登者离开第一绳段底部的三角形平台，路线最顶部的保护站上方40英尺处有一棵树，这是官方的终点，当跟攀者摸到树时，计时停止。

2001年，43岁的皮特·克罗夫特不再热衷于竞争诺斯的速攀纪录。相反，他转向了登山，在高脊山脉（High Sierra）大刀阔斧地开辟了很多险峻的多峰连爬的新技术路线。但是弗洛伦仍感到如芒在背。就在波特创造突破的同一个月，弗洛伦跟吉姆·赫森（Jim Herson）搭档，又把波特的纪录提高了2分8秒。那时弗洛伦已经37岁了，但是好像状态比以往都要好。波特没有被这纪录吓住，他跟奥尼尔搭档，在11月回来把纪录大幅提高到3小时24分20秒。

弗洛伦等待着时机，8个月后，在2002年9月，他跟一个速攀牛人——日本攀岩者平山裕司搭档，成功打破了波特的纪录。两个人不仅突破了三小时的时间槛——他们的时间是2小时48分55秒，而且超出波特和奥尼尔的纪录34.5分钟。

比赛变成了一场激战。感觉毫无征兆地，德国兄弟亚历克斯·胡贝尔和托马斯·胡贝尔突然加入了比赛。2007年10月，他们把时间降到了2小时48分30秒，仅仅把弗洛伦-平山裕司的分水岭纪录提高了25秒。仅仅4天之后，胡贝尔兄弟又把自己的纪录提高了2分45秒。

所有这些竞争纪录都更加刺激了弗洛伦的好胜心。2008年7月，他跟平山再次搭档，又把胡贝尔兄弟的纪录提高到2小时43分33秒。3个月之后，两人又再次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时间降至2小时37分5秒。

此时，汉斯·弗洛伦已经44岁，7次夺得诺斯的速攀纪录，5次失去后再次夺回它，并且最终以超过自己最好时间6分钟的成绩保持着惊人的战绩。这纪录就是能够达到的最终极限吗？迪恩·波特不这么认为。

而在此时，森德影业决定拍摄一部影片纪录整个争夺过程。他们制作的22分钟的电影《诺斯之争》（Race for the Nose）作为2011年磐石巡展的一部影片呈现。影片生动地描绘了顶尖竞争者们不同寻常的个性，镜头捕捉的画面令人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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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第一次看森德的《诺斯之争》时就非常喜欢它，里面有很多的动作特写，生动地描绘了速攀时的同时攀爬有多么危险。影片把汉斯·弗洛伦和迪恩·波特这两名伟大的攀登者设计成竞争对手，他们彼此针锋相对——经典的一对一决斗。他们的个性差异非常大，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增加了剧情的戏剧性。

迪恩喜欢坚持说他不热衷于竞争，而是为了获得完善技艺带来的精神愉悦。然而汉斯说得很直白。影片用了他的声明之一作宣传：“我喜欢竞争，对此毫不掩饰。如果这是能够让我爬得更好的事，如果它能让我做到自己的极限，那么我就认为它是一件好事情。”

迪恩在影片中承认，挑战汉斯的速攀纪录激发了他藏在心底的好胜心，这得益于森德的努力。“他就像一只蹭我腿的小狗，”聊起汉斯时，迪恩这样说，“因此他也把我内心的小狗引出来了。”典型的迪恩风格！

影片聚焦在迪恩跟肖恩·里瑞搭档的时候，纪录他们在2010年6月11日打破纪录的尝试。那时候，汉斯和裕司2小时37分5秒的纪录已经保持了一年半。踏上路线之前，迪恩宣布，“我认为大幅提高分数是可能的。”但是当肖恩跟攀上来摸到顶峰的那棵树时，秒表停留在2小时36分45秒上。他们打破了纪录，但只提高了20秒。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顶峰上热烈庆祝的心情。

迪恩和肖恩把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当作一次练习，因此他们的速度是很惊人的。他们还未将路线攀爬至自己真正的极限，但是在那之前，冬天的暴风雪降临了峡谷，终结了攀登季。

观看影片时，我就想对纪录做出自己的尝试。并且我认为，如果能够跟老辈攀岩大师汉斯一起尝试，那将会非常酷。2012年，我在峡谷攀爬季感觉棒极了，跟汤米·考德威尔合作爬了三连攀，然后又独攀了它。在岩季结束的时候，我的身体状态很好，感觉自己应该去尝试速攀诺斯。那时候，汉斯已经47岁了，但是我知道他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身体状态。并且我知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从迪恩那里夺回纪录更让他开心了。

汉斯对每个人都超级直率。就像他说喜欢竞争一样，总是没有丝毫掩饰。对我来说，他是成功的老辈攀登者的代表。到2012年的时候，他有了一位非常恩爱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是他心中的火仍旧燃烧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他住在旧金山湾区，因此不用对优胜美地的环境做任何适应。他像周末锻炼一样直接过来，进行攀爬挑战。

森德在《诺斯之争》里可能过分强调了一点，就是竞争的残酷无情。对诺斯速攀感兴趣的所有攀登者都是我的朋友，相互之间也是朋友。在肖恩和迪恩去尝试打破汉斯和裕司的纪录之前，我甚至给了肖恩一些资料，一些路线选择的建议。一些攀登者对速攀纪录有很多偏见，就他们的想法而言，他们甚至指责我们破坏了攀登的纯粹性。我的答案很简单：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充满乐趣。

我认为速攀整件事开始于“单日诺斯”这个说法（缩写为NIAD，Nose-in-a-day）。对于很多攀登者来说，那仍然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所谓“一天时间”这件事是随意定的。“24小时”是一个任意指定的时间单位。如果我独攀三大岩壁花了25个小时，我仍然会感到很满意。

追求诺斯的速攀纪录是件好玩的事情，整件事就是一场游戏。

汉斯和我在2012年6月17日开始我们的攀爬计时，这一天是他48岁生日的前一天。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的攀爬效率几乎是能做到的最快速度。我们的合作很完美。唯一的停顿（如果你要这么称呼它的话）发生在“炉腿柱”（Stove Legs），是在第八、第九个绳段处，汉斯稍微慢了一点儿。当汉斯拍到终点线上的那棵树时，我们的秒表的读数是2小时23分46秒。非常酷，我俩都这么认为。我们把迪恩和肖恩的纪录压缩了13分钟。汉斯喜不自胜，我自己也是特别满意。

攀爬结束之后，我们从酋长岩的后面徒步下来时，我问汉斯，“嘿，‘炉腿柱’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就是喘口气。”“喘口气是什么意思？”我揶揄他，“我们可是在争取速攀纪录呢！”

现在距我和汉斯创造纪录已经3年多了，没有人能够爬得比我们更快。当然，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再尝试过。我们等着看呢，看需要多久才会出现某个人，有足够的动力去追逐打破这个纪录。

我仍然希望，自己有一天会去尝试突破两小时的时间槛。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它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门槛，就像两小时内完成马拉松一样，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人能做到。要是你的攀爬效率不能超过汉斯和我在2012年6月时的效率——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更快完成诺斯的唯一方式就是变得更强壮。路线的上半部分非常陡峭，胳膊容易酸胀。当你爬得很快的时候，前臂会变得非常酸胀，灼烧感非常强烈。如果你变得强壮，在那些路段你就会爬得更快。

虽然这么说，尽管我对创造记录也非常满意，但我仍然不把速攀诺斯当作像独攀三大岩壁那样的大成就。它的规模要小得多，更轻量，任何2小时30分钟的攀登都不能跟大岩壁连攀所要求的心理和生理耐力相比，也不能跟无保护独攀相比。

2012年的春季和初夏，是我在优胜美地有过的最好的攀爬季。我不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虽然在我的攀登训练日志里有一大串“要做”的项目。2013年又会是一个巩固年吗？它跟我预期的可能有点儿不一样……

2010年，我们在乍得沙漠里漫长的自驾过程中，我第一次获得了一种顿悟。这种顿悟就是，跟我看到的整天和泥制坯的人，还有那些鞭打驴子让它们更快运水的孩子相比，我的生活太轻松了。这顿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最终的问题是，它应该怎样指引我的生活，特别是有赞助让我的生活更加轻松之后。

一种答案跟生活方式相关。自从2007年之后，我一直居住在福特的伊克诺莱恩房车里，这是我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一辆用了5年的二手车。2010年时，它仍然非常简陋，但是一个朋友已经给它安装了工业地毯、侧板、修牢的隔离层等。我用双头的科勒曼（Coleman）炉子做饭，用一个抱石垫做床垫，睡在睡袋里，阅读就用头灯。

2012年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可以租一套公寓来住，但是我决定继续住在房车里。主要原因是它可以给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当我随着季节的变化开车从一个岩场去另一个时，它可以作为旅行的大本营。永久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那感觉像一个令人烦恼的锚点。住在房车里也反映了我对于简洁、朴素和效率的追求。

我决定翻修我的老伊克诺莱恩，而不是换一辆更出色的新型号。现在它是一辆状况很好的车，虽然已经跑了180000英里（约288000公里）。2013年的两个攀岩旅程之间，我把房车留给了一位70岁的朋友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他生活在萨克拉门托，已经退休，他帮忙为我的房车做了所有升级。在我的厨房区域，他装了一个5加仑的水槽，做饭可以不再使用科勒曼的双头炉子，而是用一个连接丙烷气罐的内置炉灶。所有的设备都安排在定做的小橱柜里。

车厢后部是我睡觉的地方，因为我的身高比房车宽度长一点儿，所以我需要稍微斜着躺。我还装了一幅可滑动的窗帘，一是为了隐私，二是为了停在光线明亮的停车场时可以遮光用。我换掉了工业地毯，现在铺的是油布地板，它是家得宝（Home Depot）店里最好的那种。

侧门是向内开的，会开到原来后座的位置，我把这里叫作我的休闲厅。我在这里换鞋。那儿也是我的厕所，我在这里用一个瓶子小便。

约翰在床板底下安了一个可以滑动的大储物抽屉，大小跟我的抱石垫一样。我用它来放置所有的攀爬装备。侧面的隔间用来存放其他物品。我甚至一直载着我的棒球手套到处走，以防某些人想玩一局接球，那是一种很好的舒展肩膀的方式。

一家赞助我的太阳能公司光伏零（Goal Zero）非常慷慨地在房车顶部安装了两块60瓦的太阳能面板。面板会把能量转存在内部的电池里，我用这电池来给手机和电脑充电，它也为车顶的LED灯和一氧化碳探测器供电。约翰坚持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他说，“如果要我做，就一定要符合规则！”

伊克诺莱恩是辆全尺寸的房车，但是发动机是福特最小号的4.2排量的V6。可能马力不是太大，但它运转得非常好。坦白说，我一点儿都不了解车。我把自己的车当作一间可以移动的小房子。

当然，住在房车中也有一些不便。其中之一便是会被保安找麻烦。几年之前在红石攀爬时，我把车停在拉斯维加斯凯撒宫殿的停车场中，然后便睡着了。睡得正香时，我被车窗上猛烈的敲击惊醒了。我都不知道是几点钟。我把前门开了一条缝，跟外面的那个家伙讲话。

“你不能在这里像这样扎营！”他愤怒地说，就像我伤害了他一样。“哦，不好意思，”我说，“我以为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昨晚我去了赌场。”

“你必须离开。”他继续说。他的语气中充满了鄙视，我可以听出他对亵渎他那宫殿般圣地的人的愤怒。

我坐上驾驶座开车离开了，又愤怒又头脑昏沉。那肯定不是我第一次像那样被找麻烦，也不是最后一次。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总是想起那次对话，让我心生烦闷。因为我能感觉到他有多么看不起我，他对生活在房车里的人感到多么恶心。回头去看时，我希望自己当时反驳他，质问像他这样一个骑着闪光自行车每周在停车场转悠40小时的人，有什么资格鄙视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那次的拉斯维加斯之行中，我会使用全食超市（Whole Foods）停车场的上网服务。它们的免费无线信号非常强，能够覆盖到周边的区域，因此我把车停在离它们的超市尽可能近的地方，然后窝在房车的后车舱收发电子邮件。事实上，我每天至少用一次全食超市的洗手间，不过我也买了它们大量的有机食品，因此我觉得这样就扯平了。

拉斯维加斯周边没有便利的露营地（红石的露营地贵得离谱，条件也不怎么样），所以我是在其他几个地方度过夜晚的，包括几个酒店的停车场、24小时便利店和几个朋友住的街区。每条大街都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的声音很大。被保安叫醒、让我离开，那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在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地方待了一个多月之后，再搬到犹他印第安溪谷会让人感觉有点儿欣喜，那里的露营环境是另一番境地。

拉斯维加斯充满令人烦恼的光亮和吵闹，而那溪谷中则几乎全是令人压抑的黑暗，有时会让人感到孤独。夜空布满星星，仅有的声响都是动物发出的（偶尔也会有喝醉的攀岩者）。安静这个词不足以来形容夜里笼罩沙漠的那种深沉、平和的宁静。露营没有人管，因此你可以直接去找一块自己喜欢的空地，然后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在溪谷里待过几周，每天都惊叹于景色的壮美，从来不会厌倦。

会令人厌倦的是没法洗澡，没有手机信号，没有食物。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去露营”很兴奋。他们会认为与自然亲密接触、毫无羁绊是件很酷的事情。但是我的想法是，露营只对于不经常去的人才有特殊的吸引力。我喜欢洗澡，喜欢出去吃饭，喜欢能够跟朋友通话，喜欢看我的邮箱。即使在像溪谷这样漂亮、浪漫的地方，我也会最终厌倦露营，即使是在房车里露营。

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权衡。但是截至2015年，我仍然没有在任何地方购买或租一套房子的计划。我的房车已经重新装修过，有太阳能电板以及其他所有设备，我相当满意。

当然，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乍得的经历带给我一种十分确定的感觉，那就是我有义务为其他人做些事情。那些人没有很多生活选择，也很少有途径去做出这些选择。2012年的时候，由于赞助和商业活动，除了满足舒适的生活之外，我挣的钱还有所剩余。因此，我创办了汉诺尔德基金。它的宣言是“简简单单，帮助人们过得更好”。我为网站写的愿景陈述是，汉诺尔德基金追求以简单、可持续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人们改善生活水平。简单是核心；环保的、更好的生活是目标。”

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刚刚运行三年。但是我们已经资助了一些令我非常兴奋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是支持太阳能援助机构（SolarAid）。那是一家英国的非营利机构，它们的项目之一是为四个非洲国家——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赞比亚提供太阳能电灯，来替代几乎无处不在的煤油灯。这种煤油灯既费油，也有毒害。太阳能援助的最终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废除非洲的煤油灯。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的幻想，但却确实值得努力让它实现。

我们支持的另外一个非营利项目名为“电网替代”（Grid Alternatives），目标是为美国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太阳能电源。目前项目只在加州和科罗拉多进行。2014年春天，我们进入纳瓦霍保留地的凯恩塔（Kayenta）区域，为当地纳瓦霍家庭安装太阳能。对于纳瓦霍族的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几乎一生中都用不到电，甚至自来水。

几年之前，我读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些人写的驳斥宗教和来世的启示录。在那个时期，我有时认为自己是“转世无神论者。”

最近，我集中进行的阅读和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清洁能源方面。我深深地担忧世界未来的气候变化、化石燃料的无休止使用等问题。也正是这种热情，指引了我建立汉诺尔德基金。

阿拉斯加与光明之路

当我们爬到岩壁中间的位置时，一支墨西哥流浪乐队开始在岩壁下方的路旁大声歌唱。沙漠之夜的平静就这样被响亮的号角和手风琴声打破。我们禁不住大笑。

2010年，我为《户外》杂志采访亚历克斯时，他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是他永远不会接触登山，因为攀岩将是他终其一生从事的户外运动。“每一期《登山家》我都会一页不落地读，”他自嘲说，“但是我会跳过所有带雪的图片。”

然而，他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有时会促使他去探索登山的魅力。他回忆道，在去英国的一次长途旅行中，“我读了所有经典的英国攀登书籍，但是读完之后，我从来不记得其中的内容。内容几乎都一样，只是章节的划分稍有不同，山峰有模糊的区别。”当答到这个问题，亚历克斯有轻微的犹豫。“当然，如果有一次免费去珠峰的机会，我肯定会接受，”他承认，“谁不想免费登上世界之巅呢？”还说，“也许当我的人生再没有什么期待的时候，我会去爬真正的山。我能够想象自己到75岁时，潜居在小木屋里，出去爬山，跟孙子孙女们一起玩耍。”

因此，在2013年春季，当获知弗雷迪·威尔金森（Freddie Wilkinson）和瑞南·奥兹图克说服亚历克斯加入了他们的阿拉斯加远征时，我感到非常意外。弗雷迪·威尔金森和瑞南·奥兹图克是美国年轻一代最优秀的高山攀登者。他们的目标是德纳里（Denali）[a]东南方向鲁斯（Ruth）冰川大峡谷（the Great Gorge）——那令人震撼的廊道布满平滑的冰，被陡峭的花岗岩岩壁包围，从底部到山顶的海拔落差达到了5000英尺（约1524米）。

5月下旬和6月上旬，这三个人在巴瑞乐山、布雷德利山和迪基山（Mounts Barrille、Bradley、Dickey）上开辟了三条大路线。我对他们的进展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攀爬的迪基山上的路线是艾德·沃德（Ed Ward）、盖伦·罗威尔（Galen Rowell）和我在1974年首攀的。事实上，我们的路线是鲁斯冰川大峡谷内第一条被完成的大岩壁路线。

说服亚历克斯加入队伍的是瑞南。他们是老朋友了，都由北面公司赞助。他们不仅一起攀爬过，瑞南还参与拍摄了亚历克斯的一些无保护独攀。就像亚历克斯回忆的，“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当时是单身，又无事可做，两个好朋友愿意教我他们擅长的东西。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之前一年，在2012年5月，瑞南和弗雷迪已经完成了“尖牙横穿”（the Tooth Traverse），它被认为是阿拉斯加登山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他们用5天时间沿着刀刃般的山脊连攀了5座野蛮的塔尖，最后以登顶鹿齿峰（Mooses Tooth）结束。鹿齿峰是一座巨大的花岗岩巨峰，上面覆盖着冰，像哨兵一样守卫着鲁斯冰川大峡谷的东北角。横穿需要露营三次——露营点都是暴露感极强的位置，最后再用连续38个小时去冲击鹿齿峰。

尽管完成了一个藏在心中4年已久的梦想，瑞南和弗雷迪仍被鲁斯冰川大峡谷深深吸引着。2013年，他们决定探索冰川走廊的西侧，并且，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已经被其他人爬过的路线上，而不是像“尖牙横穿”那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路线。他们决定使用纯粹、快速的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以测试他们精湛的技术，跟前辈们比试一下。“我们决定追随经典，”弗雷迪说，“而不是选择像横穿那种耗费大量时间的路线。亚历克斯是我们请的外援。他是我们认识的领攀大段岩石路线最快的人。”

“我们不是想在每段路线上创造速攀纪录，但我们给自己定了目标，那就是每条路线都在一天内完成。亚历克斯刚刚在优胜美地完成的每条大岩壁路线几乎都是在24小时内。”

巴瑞乐山只有7650英尺（约2332米），跟邻峰相比像个矮人，比如鹿齿峰有10335英尺（约3150米），迪基山有9545英尺（约2909米）。但是它的东壁和南壁上都有非常险峻的冰岩混合路线，路线长度都达到2500英尺（约762米）。2013年5月末，弗雷迪和亚历克斯攀爬了巴瑞乐的“眼镜蛇之柱”（the Cobra Pillar）。为了感冒能尽快好，瑞南选择在营地休整——2009年他曾爬过这条线。这条路线由两位美国传奇登山者吉姆·多尼尼（Jim Donini）和杰克·泰克（Jack Tackle）在1991年开辟。首攀花费了5天时间，其中两天半他们都被阿拉斯加常见的暴风雪困在露营地里。现在亚历克斯和弗雷迪两人只用了19个小时就搞定了路线，他们的攀爬相对更连续、直接。

接下来，三人尝试了布雷德利山上一条更加严肃、更长的路线。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雷德利山高9104英尺（约2775米），就坐落在迪基山的南部。“珍珠”（the Pearl）路线位于山体的南壁，是一条很长的、蜿蜒曲折的、需要投入度很高的路线，在1995年由三位奥地利人赫尔姆特·内斯瓦（Helmut Neswadba）、亚瑟·乌思彻（Arthur Wutscher）、安迪·奥格乐（Andi Orgler）开辟。这次阿式攀登耗时5天时间完成。

弗雷迪、瑞南和亚历克斯来回只花费了40个小时，就完成了珍珠路线的这第二次攀登，包括从它的西南山脊复杂的下撤。在器械攀登路段A3这一难点，亚历克斯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弗雷迪说，“路线上有一些固定好的铜头岩石塞（岩塞被锤进去，而不是卡进去的）。亚历克斯站在两三个都不是很牢靠的铜头塞上。我们当时已经来到路线的中部，由于是向下横切，撤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亚历克斯脱落，他的脚踝肯定会摔断。”

亚历克斯说，“站在整个绳段仅有的保护点——前人留下的两个铜头塞上，我做了几个11+、12-的动作，非常恐怖的几个动作，然后到达了一处更加连续的岩缝。因此虽然只是一小段困难的自由攀登，但是却非常需要胆量。如果我没有准备好自由攀登，我们就完蛋了。从那儿绳降下去就太可怕了。”

如果亚历克斯是被请来解决岩石难题的外援，那么在冰川大峡谷，他就是冰雪地形上的门外汉。弗雷迪说，“瑞南和我给他好好补了阿尔卑斯式登山的课。他有点儿不信任冰镐，我认为直到最后，他在穿上冰爪时还是感到很不舒服。”亚历克斯表示认同：“穿雪板、穿冰爪我都感到不舒服，即使在营地周围溜达也觉得不习惯。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由于从小在温暖的加州长大，亚历克斯接触冰雪的时间实在太少，陡然上到冰川上，从脚的下方直到底部岩石中间是看不见的4000英尺深的冰，这很新奇，有时让他感觉像来到了游乐场。据弗雷迪说，“我们在大本营的雪地中建了一间厨房。亚历克斯几乎不停地在铲雪，他挖出了椅子、灶台和其他一些物件。他有极大的练习热情。瑞南和我非常高兴地看着他用铲雪释放热情。那真像《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场景。”

然而，在他们攀爬过布雷德利之后被暴风雪困住的5天中，亚历克斯急切的不耐烦开始涌现。弗雷迪说，“那是阿拉斯加典型的天气，一天接着一天，云层都很低。亚历克斯就受不了了。他不停地说，‘我们今天干什么呢？’他就像一只大金毛，我们需要给他找事做。因而我会告诉他，今天我们要躺在睡袋里，你的任务是读书。他最后消停下来了。从头到尾地阅读了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所著的《代价》（the Prize），这是一本900多页的关于石油和电能的书。”

“基本上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弗雷迪说，“但是在那些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亚历克斯变得有点儿消沉。他总是拿所有的东西跟优胜美地比。他会说，天哪，我现在可能正穿着短裤在‘监狱岩’爬运动路线呢。”（监狱岩岩场靠近加州的索诺拉，是亚历克斯最喜欢的岩场之一）

最后，天终于放晴了，在他们的阿拉斯加假期仅剩的几天里，三人组把目光锁定在了迪基山的东南壁上。

1974年，艾德·沃德、盖伦·罗威尔和我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座5000英尺的岩壁，那也是阿拉斯加山脉最早的阿式攀登之一，我们都以此为傲。30年后，第二次、第三次攀登也花费了几支擅长爬裂缝的攀登队3天的时间。亚历克斯、瑞南和弗雷迪将尝试完成第四次攀登。

在迪基山上，瑞南领攀了第一根柱子，在岩质很好的陡峭花岗岩上进行漂亮的攀爬。然后，在面对巨大陡壁的位置处，他换上了队伍外援亚力克斯领攀。在我们的路线上，暗中潜在的危险在于岩面向上五分之二处。在那里，花岗岩变成了可怕的“棕糖”岩。在我们攀登的第二天，由于天气开始变差，我们已经向上推进到了那处有可能是死胡同的位置，完全不确定假如我们陷入僵局，是否会有足够的装备去绳降。

我们的难点在第32个绳段，在那里，盖伦攀爬得十分率性狂野，在没有裂缝的“棕糖岩”里硬是直接打进了几颗很小的岩钉，然后在吃不住力的岩石里钻进了一个没有把握的螺栓——那是我们在路线上放置的唯一一个螺栓。很明显，攀爬这螺栓上方的黑色悬崖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我们把艾德放低，他摆荡到了右边。盖伦和我在视野内看不到我们的搭档，便只能焦急地等待着。最后艾德大喊，“这样可以！”他又找到了很好的花岗岩，那是在一片烟囱岩和裂缝之中，也是我们逃离此处继续向上的关键。

2013年6月6日，亚历克斯领攀冲上岩壁，快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固定好路绳，以便让瑞南和弗雷迪使用上升器跟攀。亚历克斯攀爬时穿着攀岩鞋，他的同伴们跟攀穿着高山靴。据弗雷迪说，几个小时后亚历克斯说，“真不敢相信路线这么容易，可是为什么我这么累呢？”

弗雷迪回忆道，“岩壁中段的岩石质量会吓退大多数攀登者。但是亚历克斯对质量差的岩石经验丰富，比如在乍得那种地方。”

第二、第三支队伍在路线中部都曾经认为他们偏离了路线，直到他们碰到盖伦的螺栓。就像我们一样，他们用这个螺栓放下一个人，这个人再摆荡到右侧够到完整的烟囱系统。但是亚历克斯认为这个39年前打进去的螺栓看起来“太恐怖了”。就像他回忆的，“我没有下降、摆荡，然后辅助攀爬上烟囱岩。我侧向攀登了一段，穿过岩石，便成功地略过了那一处。”

亚历克斯、弗雷迪、瑞南自由完攀了路线中的大部分器械攀登路段。我们对路线的定级是5.9 A3；他们的定级是5.10C A0，这意味着他们只使用了最低程度的器械攀登，只是偶尔抓一抓保护点。大部分5.10的自由攀登对亚历克斯来说像玩游戏，但对于1974年的我们则是能力范围之外的。

据亚历克斯说，“我一口气领攀了30段，中间几乎没有停下来过。我不停地想，再爬一段，我就把领攀交给弗雷迪。但是每做完一个保护站之后向上看，我就决定交出领攀之前至少再爬一段。”

“弗雷迪领攀了最后500英尺令人心惊胆战的混合地形，他真是我们的冰壁武士！”

三人的总用时是19小时，与之相比，我们1974年用掉的3天真是不堪一提。另一方面，他们三个攀爬迪基山时的天气极好：无风、艳阳高照，是几周以来最好的天气。1974年，我们是在暴风雪中完成的路线，每小时40英里的风夹杂着暴风雪——我们很开心能够完成攀登并活下来。

他们攀登的几周后，我给亚历克斯发了一封邮件表示祝贺。他的回复是豁达的典范。“你们在迪基山上开辟的路线棒极了，”他写道，“在那么久之前开辟那么大的一条大岩壁路线，难以想象那是多么疯狂。我是在单日独攀更大型的连攀之后才去爬它的，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它一定非常宏大。”

在跟他的朋友吉米·金的问答中，亚历克斯被问及，在阿拉斯加之旅期间，什么事情最让他大开眼界。“我学到许多小知识，”亚历克斯回答说，“比如如何穿冰爪，如何挥镐，但是总体而言仍然是攀爬。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岩石、雪和冰都不停地从岩壁上掉下来。登山真是太危险了！”

即使在鲁斯冰川大峡谷的攀登后，亚历克斯仍然坚持他不想变成一名登山者。“攀登像阿玛达布郎峰（Ama Dablam）[b]那样的山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他说。另外一方面，攀完迪基山后，在他给我的一封邮件里，亚历克斯坦白道，“不管怎样，假如某一天能够回到鲁斯冰川大峡谷，我还是会很兴奋的——那么雄伟的岩壁。但是我要努力不让自己陷入登山之中不能自拔。”

到了2013年底，亚历克斯又把自己的狂热注意力转向了一个与阿拉斯加大岩壁完全相反的目标。那是一条位于墨西哥新莱昂州的石灰岩路线。到2013年的时候，锡达·怀特跟亚历克斯已经成为好朋友，并且经常搭档一起攀爬——即使锡达·怀特比亚历克斯年长11岁。2006年，他们偶然在酋长岩相遇，那是在亚历克斯一天内无保护独攀宇航员岩和讲坛岩成名之前。锡达记得，他当时对这个害羞的年轻攀登者一上岩壁就沉浸在自我中的状态印象深刻。“这个孩子是谁呀？”他暗自惊奇。

2008年，森德拍摄经典影片《开路先锋》时，两人一同去了捷克。后来，亚历克斯获得北面公司的赞助后，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们很合得来，”锡达回忆道，“我们都带点儿讽刺感的幽默。”并且锡达在亚历克斯有些时候“霸道”的外表下发现了他谦逊的内心。“亚历克斯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爬一条路线时会出现麻烦。”他说。

锡达在往摄影师这个职业方向发展，就像瑞南·奥兹图克也在做的一样。因此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三人会在一个大项目上合作。一切都集合在了“小牧场”岩壁（El Potrero Chico）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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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之前，除了月华拱壁之外，我所有的大型无保护独攀几乎都是在优胜美地的花岗岩岩壁上。但是2009年第一次攀爬“小牧场”时，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对攀爬技术要求极高的灰色石灰岩。这可能是墨西哥最好的岩场，肯定也是最出名的。这个地方的氛围非常友善。有一个专门宣传它的网站，上面写道，“一生也爬不完的多段运动攀登路线，难度从5.7到5.14，最长路线达23段绳段，螺栓精心设置。路线接近性很好，从大部分营地到路线底部只需要5分钟简单的徒步，完全没有坐车的必要。生活成本很低，简直棒极了。”听起来像旅游宣传，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恰恰验证了那些描述。

“小牧场”所有的路线中，最好的是岩壁中央直上的一条15段的路线，名字是“光明之路”（El Sendero Luminoso，the Shining Path）。首攀是由杰夫·杰克逊（Jeff Jackson）、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和库尔特·史密斯（Kurt Smith）在1992年完成的。两年之后，杰克逊、史密斯和彼特·皮科克（Pete Peacock）自由完攀了这条1750英尺（约533米）的路线，他们的定级是5.12d。这条路线的攀爬十分连贯：是11段的5.12和4段的5.11。杰夫是《岩与冰》（Rock and Ice）的编辑，我们过去有过很多通信，我曾经为这本杂志以及它的网站提供过稿件。

2009年第一次攀爬“光明之路”时，我马上产生了独攀它的想法，并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但是2013年到2014年冬天，当我重新回到这条路线时，我感觉顺利地独攀它需要全神贯注。“光明之路”所在的北壁上有很多植被，因为路线太难，爬的人不是太多，因此保持着原生态，需要大量的清理工作。点上全是泥土和植被，即使我能绕过这些点，特别是那些刺人的荆棘，但是如果心里一直在猜测是否有更简单的路线，你就会很难集中注意力。“小牧场”的糟糕岩质也是臭名昭著的，但是我认为这有点儿夸大。是的，岩壁上有很多松散的石块，但是你只要不去抓它们或踩它们，岩壁石灰岩的光滑质地事实上非常理想。

对我来说，“光明之路”的魅力在于它复杂的技术特性。“小牧场”是由灰色的光板石灰岩形成的，被流水冲刷得很严重，上面有很多小点和水溶的口袋点。地形看起来很不好爬。所有的支点几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你要保持微妙的身体姿势，并且需要很高的精准度。它简直太特别了，是一条经典的攀爬线。

当然，石灰岩比花岗岩的孔更多，支点更容易意外断掉，比花岗岩更不可预测。支点有点儿像是粘在岩壁上的。你需要去相信，当你抓住这个支点的时候，不会是它正好从山体上断掉的时候。

我在那个冬天的计划是，如果我决定无保护独攀“光明之路”，锡达和瑞南会一起来到墨西哥拍摄一部短片。几乎是立刻，我开始对这个项目感到有点儿不安。自从我在乍得“顿悟”后，就非常苦恼自己的攀登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们三人飞到墨西哥将会有大量的碳排放，更不要提在岩壁上操作机器拍摄素材的其他工作人员。燃烧那么多航空油，使用昂贵的高端机器，只为了拍摄我在“小牧场”上几个小时的表演，我这么做应该吗？万一所有人都到达那个地方，准备好了拍摄，可是我却因为对无绳攀爬这个岩壁感到不那么自信，因而退缩了，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心里，2011年我们的纽芬兰活动就是典型的浪费。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自然资源。我们都飞到了纽芬兰，开车到恶魔湾，然后租了条船在峡湾里巡游，却没有爬任何东西。我们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却没做成任何事。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去无保护独攀这条路线。我已经有了其他关注的目标，比如著名的加州尼德尔斯区域的“浪漫武士”（Romantic Warrior）。那是一条陡峭的花岗岩裂缝路线，9段5.12b的难度。我已经反复练习过，计划过，然后撤了下来。6月份天气太热，鞋子感觉不太舒服，接下来几天已经订好的其他约会也让时间有点儿赶，因此我意识到我还没有准备好完成它。事实上，我还有很多想要做的独攀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关注自己的感觉和判断，排除外界压力的干扰。因此，在2014年，我把锡达、瑞南和其他家伙拖去“小牧场”，却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是很有可能的。

1月9日开始，锡达和我花费了四天时间（中间下雨的时候休息了一天）攀爬，固定装备，清理路线，使用绳索和保护去完美地演习动作，并在清理时使用自锁保护器让自己停在固定的地方。为了把裂缝里的尘土、树枝、杂草和灌木清理干净，我们用刷点的刷子尽力刷了个遍。它们有点儿像毛特别硬的牙刷。如果我们更细心一些的话，则将会使用更好用的东西，比如大的洗刷器。

每一天，我们都从日出工作到日落。我们在靠上的绳段清理掉的植被越多，落在下面绳段上的土就会越多。我们从路线上清理的大植被越多，无故冒出来的小植被就越多。我们开始之后就停不下来，直到看见一块石灰岩光板被彻底清理干净。一些植被特别难拔掉，已经跟岩壁融为了一体。到这里一周后，我的手掌上起了茧子。但是杰夫·杰克逊还发邮件“鼓励”我：“每次你拔掉一根龙舌兰，上帝都会微笑。”

纯粹主义者或非攀岩者可能会觉得，移除岩壁上的自然植被会改变甚至污染这个地方的环境。对于这些指责我不会感到太烦恼。锡达和我都知道，“小牧场”上的植被会迅速长出来，甚至整个岩壁最后都会变成一座悬空的花园。我们被吊在岩壁上拔除杂草、擦拭支点时并不担心对环境的冲击。我只是因为一件很纯粹、简单的事情变得如此复杂而隐约感到不舒服。

但是到了第四天结束的时候，当我们下降的岩壁终于变得光滑、干净时，我已经兴奋得坐不住了。在某个时刻，我的心理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的“也许我最后会独攀它”变成“太兴奋了！必须要马上独攀它！”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心理发生了那么大的转变，不过在支点没有尘土植被的遮掩之后，路线确实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无论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知道如果条件允许，第二天早上我就会独攀这条路线。

这就是无保护独攀给人的奇怪矛盾感，至少对我是这样。令人烦躁的是攀爬前的等待。你的心中会一直摇摆：“我该做吗？”而当我最后投入进去时，压力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到路线去攀爬，事实上是一种很大的解脱。

1月14日清晨，天气晴朗。我不打算再拖延了。我想单独走到路线跟前，这也是无保护独攀的一部分。我追寻的是个人探险，摄影师们都清楚，任何干扰都会极大地改变这种体验。瑞南在沙漠中远远地待着，从底部捕捉远镜头。锡达花了几个小时带领几位无人机驾驶员爬到公牛峰顶（El Toro），这样他们便能够在山顶跟我会合，拍摄一些登顶素材。

我感到自己是全然地独自一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其他人在什么位置，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看着。我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可以再回到路线上，拍完视频，所以就开始爬了。

博尔德的一家影视公司把一部高端设备带来了墨西哥，公司名字叫作“天空视界”（Skysight）。这架无人机是架非常小的八爪直升机，也许只有半个咖啡桌的大小，下面有一个非常贵的万向接头，稳稳地装着一台红外相机。有了高端的无人机和顶级相机，再加上“天空视界”的工作人员都是行业内最顶级的，因此我们坚信能够拍摄一些震撼的片子。一名无人机驾驶员使用一个巨大的控制器遥控着无人机，有点儿像遥控玩具汽车。相机由无人机驾驶员的弟弟操作。他们还把自己的妹妹带来做助手，帮忙运输设备，并确保在无人机着陆时抓住它。

瑞南为4号营地集团（Camp 4 Collective）拍摄，北面公司聘请这家公司来为这次攀登制作一部视频。4号营地也有一台红外相机，瑞南用它拍了好多年。瑞南也把他的女朋友带来做助手，因此摄影团队总共有5个人。我和锡达是攀爬者。

攀爬的那天早上，没有人多说什么，他们都担心不经意间打扰到我。虽然早些时候所有人都安慰我说，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什么时候爬，如果我改变主意，他们可以拍摄其他容易的路线。但是，一点儿都不去在乎外界压力是很难的。

我们租了一座山顶小屋，在那里能俯瞰到许多露营区域，能看到这片区域的全景。那天早上，我懒懒地睁开眼睛，头枕着几件外套做成的枕头，透过破旧、褪色的窗帘看见阳光照到了山顶上。尽管有点儿压力，但是我睡得很好。我的睡眠一直很好，即使是马上要进行大的无保护独攀。从我当床睡的沙发上可以轻松地看见“光明之路”在岩壁上蜿蜒而上。没有退路。我像每个平常的日子一样，把谷物加进酸奶杯里，看看手机上的新闻。但是我很有耐心地逗留了一会儿，等着让早晨的湿气散去。我假装关注手机，用它来忽略周围人的相机和问题，但是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光明之路”，阳光开始照射在它上面。

最后，我穿过荆棘丛生的灌木，爬上一处松碎的碎石坡，花费15分钟走到了岩壁底部。背包很轻，爬坡的过程中我感觉很轻松。鞋子、粉袋、能量棒和水，这跟几天前我们背的600英尺的绳子和全套装备相比，几乎没有重量。

无保护独攀令我喜爱的一个方面是——疼痛的感觉会消失。之前四天长时间的清理和攀爬让我的手指和脚趾很疼，但是现在，当我抓握头几个支点的时候，我完全感觉不到酸痛。每处石棱看起来都非常完美、清爽，每次锁指都感觉像保护站一样牢靠，涨脚也是非常稳固，跟前一天下午极其疼痛的感觉完全不同。一个点接着一个点，我动作流畅地在岩壁上向上移动着。

路线的难点在第二段的顶端，大约离地面250英尺高（约76米）的地方。标准的爬法是，你要在非常小而滑的脚点上做一个双手对拉的动作，但是我发现侧边的一处小的双指洞感觉更牢固。向上爬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儿紧张，或许只是兴奋，也或许是精神在变得高涨。我很难梳理清楚不同的情绪，但是我十分确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我知道这是我在路线上唯一必须用尽全力的时刻。我也是这么做的——准确完成了需要完成的动作。

当我从过度用力抓点中平静下来一些之后，我知道我会完成路线，即使还有13个绳段要爬。

第二个难点在第五段，大概离地面600英尺高的位置。这个绳段的结束处是个大平台，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过难点时，我跟岩壁的连接只有头顶一个很小的尖利的石灰岩反抠点。依靠左脚的一点儿摩擦，我把右脚抬到腰部的位置，然后把重心推过去，伸出左手抓住远处一个把手点。

那绝不是路线上最难的动作，但是那个动作简单干脆的特性令我回味了很久。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无保护独攀的极致状态：几乎跟岩壁没有连接，你会感受到周围的空气流动。那种动作的纯粹性在使用绳子和保护装备的情况下是感觉不到的。虽然我喜爱那种简单，找到这样的动作却并不简单。此时在“光明之路”上，所有的东西都相加到一起——挑战和美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路线沿着山体上最大的岩壁直上而行，需要持续的力量输出。

从那里到山顶，我爬得很放松，每一步都更加信任自己的双脚。在某些绳段上，我采用了新的动作——去通过这片看起来一片空白的石灰岩之海，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最容易的方法去攀登。在中间的平台上，我脱掉了鞋子，在五个绳段后又脱掉了一次，只是为了在几百英尺的技术光板攀爬之后放松一下脚趾。总而言之，我找到了一直寻觅的那种体验：我只是这片雄伟壮阔的岩壁上的一个小点，但是在那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得以体会到了完美。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重现攀爬过程，重拍了几个绳段，在爬完之后又回到路线上摆拍。这削减了我高亢的情绪，成功感在这些后续事务中也消失不见。但是当我在不同的平台上穿脱安全带，去拍摄攀爬不同的路段，然后扣进中间的保护站时，我努力提醒自己，只有付出一些代价才有机会攀爬这样美的一条路线，还有，至少跟朋友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从行程的开始，锡达就想红点“光明之路”[c]。问题是我们预订了第二天早上的返程机票。因此我们决定在1月16日晚上夜爬这条路线。

他开始攀爬第一段时，满月挂在空中，皎白的月光照亮整片岩壁。月光给人奇异的平静感。我把头灯关上，在黑暗中送着绳子，思考着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值得这么干吗？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前五段，锡达的进展很顺利，沉默偶尔被“我挂好自己了，绳子固定好了！”打断，我就会尽快推着上升器爬上他刚固定好的绳子。通过这种方式，锡达可以节省能量，不然他就需要保护我上去。我尽量在4分钟内用上升器爬完每一段。

然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的小“项目”的伦理困境开始困扰我。去乍得那种地方旅行，那经历使我对自己的行为带给周围世界的冲击特别敏感。首先，我猜想自己的碳排放远小于普通的美国人，因为我住在房车中，没有很多财产。但是当我阅读更多这方面的课题，才意识到，由于我乘坐飞机的出行量，使得我的碳排放对环境的冲击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接下来，我的想法是购买碳补偿，直到我开始研究这件事，才发现那并不是我希望的有效方法。一些发达国家付钱让人种树，那远不如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供清洁能源，虽然两者都会补偿碳排放。第一种方法基本上就是付钱给富人，然而第二种不仅会减少石化燃料的使用，也会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它会节省人们的花费，也会减少为得到燃料进行燃烧带来的健康问题。

我曾经试图采用与攀登中相同的方式去施行环境保护：通过一步步设定小的、具体的目标进行。这也是起初我发起汉诺尔德基金的初衷。我也着手做了很小的项目，比如给妈妈的房子装上太阳能板，为尽量选择食物链低端的食物而放弃肉类。某些情况下，做出这些努力甚至看起来很傻，因为我们的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远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行动所能改变的。但是，一些岩壁看起来也是非常大而高不可攀的，攀爬这些岩壁的努力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攀爬的美感总是来自于过程本身的回馈。

当锡达在需要复杂技术动作的光板上奋力向上的时候，我禁不住怀疑着，攀爬带来的一系列东西是否跟我想遵守的环保法则冲突。无线电遥控直升机进行拍摄，那是否符合最小化主义？为了享受一次3个小时的攀爬，我让整个团队飞到了墨西哥，这样造成的影响值得吗？这次攀爬能变得利大于弊吗？我从攀爬中获取的回报能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担心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我想，无论怎样，最后都要达到一种平衡，找到对环境影响最小的行为方式，同时又把生活质量维持在自己可接受的水准。但是这个水准根据什么来判定呢？我甚至不知道幸福生活真正需要什么。我需要一直旅行下去吗？或一直无保护独攀下去吗？锡达的头灯灯光慢慢飘远，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月光下沉浸于自己的问题之中。

当我们爬到岩壁中间的位置时，一支墨西哥流浪乐队开始在岩壁下方的路旁大声歌唱。沙漠之夜的平静就这样被响亮的号角和手风琴声打破。我们禁不住大笑。我对锡达说他们在为他欢呼。在我跟着现场音乐推上升器的时候，月亮慢慢下沉至天际。到了保护站之后，我拉低了兜帽来抵御夜晚的凉气。几百英尺之上的顶峰隐约可见，在星空的黑暗中显现出它的轮廓。虽然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是除了继续向上，我们别无他路。黑夜里，锡达继续踮着脚尖攀爬，享受着他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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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南·奥兹图克供职的 4号营地集团影视工作室为亚历克斯在“光明之路”制作了一部视频。虽然影片只有6分20秒长，但却是一部短篇佳作。影片中没有对亚历克斯成就疯狂热烈的祝贺，以及房车或营地里幽默的插曲，但在展现亚历克斯动作的优雅方面，它是做得最好的。影片的镜头控制得很好：流畅地拉近拉远，或者悬在空中（得益于天空视界的无人机），描绘了诗一般的画面，展现了亚历克斯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时的心境和身体状态。

影片中的某些片段以一种新的角度描写了无保护独攀的严肃性，比如在攀登之前，锡达在帮忙清理路线的时候说，“帮助你的朋友做一件可能害死他的事，这有点儿诡异”，镜头此时扫过了伊达尔戈（Hidalgo）附近的一片墓地。但是在影片的结束部分，镜头捕捉到亚历克斯站在一个形同没有的支点上，双手自由地垂在身边，脸上慢慢浮现出了微笑。

这次攀登后不久，国家地理历险频道网站的玛丽·安妮·波茨（Mary Anne Potts）采访了亚历克斯。她问道，“在岩壁上的那一刻，你为什么会笑呢？”

亚历克斯用他惯有的风格回答，“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过那部片子。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很高兴吧。”为了强调这一点，他附加了一个快乐的笑脸。

公牛峰的顶峰有一本简易的签到簿，亚历克斯用一个铅笔头潦草地写了几句话，后来的一个到访者把内容拍了下来。上面写道：

1/14/14

独攀！！

两小时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

美好的一天！！[d]

4号营地的影片是以一句简单的声明结束的：“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的无绳攀登。”之后的近两年间，无人站出来挑战这句断言，除了亚历克斯自己。在瑞南拍摄的攀爬花絮中，亚历克斯坚持认为：“那不像是我的体能极限。感觉不是我能无保护独攀的最难路线。完全在我的舒适区内。”（“没什么大不了”·汉诺尔德仍旧面无表情！）

其他人的赞美则比较直白。在超级拓扑网站上，网友表达了他们的敬意。一个说，“这哥们儿太厉害了……对他做的事情你只能好奇又惊讶地摇头。”另一个说：“克服恐惧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而他非常擅长这件事。他表现得如此好，是因为他一点儿都感觉不到恐惧吗？”然而另一个却惊讶地说：“真不敢相信他是地球人。”

《岩与冰》的编辑——1994年首次使用绳索自由完攀“光明之路”的杰夫·杰克逊写道：“我怎么想？好吧，坦白说我努力不去想这件事……无保护独攀‘光明之路’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个想法太疯狂，我怀疑汉诺尔德是否还会再次得到这种好运。”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当年那个时代最强的攀岩者之一，当杰克逊把自己在路线上的经历跟亚历克斯的攀爬做比较，来分析这项成就时，他这样写道：

据我所知，没有人无保护独攀过如此高技术难度的大岩壁——11段5.12a以上难度的绳段。绳段很长，前5段都是50米以上，没有大的突出地形可以停下来歇歇脚。岩壁就是光板，大部分都是垂直的。如果你爬过困难的光板，你就知道这种类型的攀爬多么考验心理。对我来说，攀爬一个5.12的光板就像是玩魔术，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在发挥作用。虽然离我攀爬这条路线有20年了，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红点第二个绳段之后的喜悦感。攀爬这一段时，我就像是穿着攀岩鞋滑冰一样，一直小声咒骂着……

汉诺尔德却无保护独攀了那个绳段！还无保护独攀了其他所有绳段！饶了我吧！那怎么可能做到呢？

亚历克斯没有躺在自己的成绩单上休息。在墨西哥取得成功后，不到一个月，他又出发前往另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去尝试一种他从没尝试过的攀爬类型。

a 即麦金利山。——译者注

b 阿玛达布郎峰是坐落在珠峰附近昆布谷里的一座22349英尺（约6812米）高的非常雄伟的山。——原注

c “红点”路线就是在使用绳索保护的情况下先锋自由完攀它，中途不脱落。——原注

d 两小时攀爬15段的路线，再一个小时爬到公牛峰山顶。——原注

菲茨罗伊峰

一方面我仍然是个孩子，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追逐梦想中的遥远巅峰。但我也是个父亲，这意味着我不能随便死亡。

菲茨横穿是汤米·考德威尔的主意。当他对我提起时，我马上说道，“听起来太酷了，我们去做吧！”我立即赞同了，即使我从来没有去过巴塔哥尼亚。我甚至不了解巴塔哥尼亚的任何事情。

在位于智利和阿根廷边境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南部，有一片非常密集壮观的花岗岩塔峰，其中的菲茨罗伊峰只有11168英尺高（约3404米），但却是这片山区中最高的，它是为纪念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而命名的。罗伯特是19世纪30年代航行中著名的贝格尔（the Beagle）号[a]的船长，这次航行让查尔斯·达尔文首次开始思考进化论的问题。首攀由伟大的法国登山者莱昂内尔·泰雷和吉多·马格南（Guido Magnone）在1952年完成，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难的大型技术路线。

那片茂密的山峰包括托雷峰、托雷-艾格峰（Torre Egger）、阿古加-波色诺峰（Aguja Poincenot）和其他针形山峰，可能是世界上陡峭、高耸、壮美山峰的集中地。那里花岗岩的质量跟优胜美地的一样好，但是巴塔哥尼亚的恶劣天气、持续数周呼啸的狂风同样知名，至于那近乎垂直的光板和裂缝上挂着的巨大霜冰蘑菇，则更是威名远扬。

汤米首次到巴塔哥尼亚攀登是在2006年。即使他之前的主要经历都是攀岩，那个季节他还是完成了一些很难的攀登路线。前面第5章提到过，汤米跟托弗·多纳赫和埃里克·罗伊德（Erik Roed）一起自由完攀了菲茨罗伊峰的“优雅之路”。汤米和托弗还尝试了菲茨罗伊峰东壁上的另一条大路线“同花顺”（Royal Flush）。那年2月，岩壁非常潮湿，其他攀登者都放弃了，认为没有希望完成它，但是汤米在相同的环境中去了那条路线，在没有任何资料和演练的情况下，几乎要完攀那条路线，直到最后他和托弗不得不下撤。

2014年的时候，菲茨罗伊峰已经深深走进汤米的心中，前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时，他们为他取名为菲茨。

菲茨罗伊峰本身是一座令人敬畏的山峰，但它并不是一座单独矗立着的山峰，它是七座相连的塔峰中最高的一座。这七座塔峰从最北端的阿古加-纪尧姆峰（Aguja Guillaumet）开始，一直到最南端的阿古加-S针峰（Aguja de l' S）。一个非常亮眼的挑战便是通过连续的山脊把它们串联起来，也就是菲茨横穿。

2008年，弗雷迪·威尔金森和德纳·德拉蒙德（Dana Drummond）完成了横穿的第一部分，连接了纪尧姆峰、 梦莫斯峰（Mermoz）、瓦尔柏斯峰（Val Biois）和菲茨罗伊峰，弗雷迪在5年后鲁斯冰川大峡谷的活动中是我的搭档。他们称自己这次完成一半的横穿为“爱心小熊横穿”，他们被困在云中很长时间，相互开起了这样的玩笑，“我打赌其他所有攀岩者都在想，那些美国傻子这会儿正在云里呢！”[b]

弗雷迪和德纳的横穿用时三天，包括两个晚上的露营。2008年，“爱心小熊”被重复了无数次，但没有人超过菲茨罗伊峰。所有队伍的问题都是由于第二个人用上升器爬得太多了。当他们登顶菲茨罗伊峰后，他们的绳子都因跟岩石摩擦过多而出现了严重磨损。

在2014年2月1日，汤米和我到达了查尔腾镇（El Chaltén）。它是攀登菲茨罗伊区域山峰的门户之镇。前九天，山上的天气极差，我们就在下面做了一些攀登练习，在一些小岩壁上抱石、运动攀。查尔腾镇周边有很多不错的路线。“不错啊！”我想，“我会变强壮的！”但是我也在想，“哇哦，这些山真挺吓人的，我不确定如果天气一直不好转，我会不会真的很在意。”

我们每天都出去爬，然后晚上回到查尔腾镇，在外面吃饭。那是非常惬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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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后来为2014年《登山家》的冬季刊写了一篇关于这次巴塔哥尼亚探险的文章。在这篇很有思想深度的文章中，他谈论了成为一个父亲之后，再投入全身心去进行攀爬会有多难。“我有一个浪漫的想法，就是带着我的家人随我一起去攀爬旅行。因此他们就跟我从科罗拉多来到阿根廷。然后，在查尔腾镇一起度过幸福的两周后，风停下来，我就打包进山。”

跟贝卡（Becca）告别后，他就开始前去菲茨横穿。汤米会把风险控制到最小。“别担心，宝贝儿，我们会小心的，”他告诉她，“就是一条攀岩路线。”

但是他内心在想，“我记得当时最想要的，就是能活到老去。”

在同一篇文章中，汤米回忆了2012年跟亚历克斯在山谷中的相遇。他对亚历克斯的淡定感到震惊。“任何人都可以菊绳独攀半穹顶的常规路线，”亚历克斯宣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自己不会在5.11的路线上脱落。”

汤米不仅被亚历克斯的技术和随和吸引，也因为他这位朋友对危险毫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困惑：

亚历克斯谈论他的攀爬的时候怎么会那么无畏呢？……他描述自己无保护独攀类似半穹顶的常规西北壁路线，就像描述一次在风景秀丽的公园里的徒步。他从不会聊到死亡、爱或者内在美这些话题。他好像认为一件事情要么刺激得要死，要么无聊至极。我那时这么想。也许这就是他如此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原因。我发现，亚历克斯看上去对风险漫不经心，那态度既刺激又恐怖。在科技时代，他让我想起一种消失的本能。一位猎人或一位武士。

无论汤米疑虑什么，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和亚历克斯组成了一个超级二人组。在他们2012年的三大岩壁连攀中，亚历克斯被汤米午夜时分在酋长岩“搭车人”上的表现震撼到了，黑暗中汤米对撑完成了一个亚历克斯正常情况下会侧拉的绳段。但是汤米同样对亚历克斯的胆量和沉着印象深刻：

他几乎不会停下来放岩塞，一个绳段只放了几个保护点。无论怎样，那种勇敢、那种相信自己不会脱落的自信令人激动不已……

我们同时攀爬，亚历克斯在前面领攀，慢慢离开我的视线，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在我上面，绳子在一个发暗的宽缝上形成一个弧形，没有扣什么东西。我的手臂累得发抖，我的头因缺水而怦怦跳。我多么希望他放了一些岩塞。但是现在最好不要想太多。

即使他们的同时攀爬达到了几近完美的水平，但是汤米和亚历克斯对无保护独攀仍然产生了一场友好的争论。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汤米经常宣称：“我曾经许多次完全意外地脱落，大概十几次，就在相对来讲很容易的地方，当某个手点断掉的时候，或者我鞋底的胶掉了的时候，或者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我是在无保护独攀，我就已经死了。”

汤米还说，“亚历克斯跟我在技术攀岩领域见到的其他人一样值得信赖。但是我担心他。我从没尝试说服他不去无保护独攀，我只是表达了我的疑虑。但是他转过头来，试图说服我进行无保护独攀。”

“有一次我们一起攀爬红石的‘天鹅绒舌头’（Velvet Tongue），当然用了绳索保护。在领攀一个5.12+的难点时，亚历克斯滑脱了。但是他用一根手指把自己挂住了。换成其他任何人都会脱落。我说，‘哇哦，太惊人了！’但是我那时候当然是在想，“如果他独攀时发生这种情况，结果会怎么样呢？”

在写给《登山家》的文章中，考德威尔解释过，在跟亚历克斯完成三连攀时，自己是如何产生了和他一起搭档尝试菲茨横穿的想法的。用21个小时爬了80多段后，在半穹顶的顶峰上，他想：

我本来期望三连攀会是对人类意志和耐力的一种考验。我本来想着会把那地方看作重获新生——我们会在那里发现人类的能力几乎没有极限，我们的世界仍然充满神秘。但是亚历克斯实在太强了。大岩壁好像缩小了一半……我很好奇，如果我们把这些技术用在巴塔哥尼亚的攀爬中，会完成什么样的成绩。巴塔哥尼亚的暴风雪非常严酷，山体更大，快速的攀爬方式是必需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很酷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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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在2月12日最终放晴，天气预报说接下来的几天会一直是好天气，汤米和我便出发了。与之前尝试的队伍相比，我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会去同时攀爬几乎每一段，而不是让第二个人推上升器。那也意味着绳子的磨损大大降低。

就像我们在三连攀上一样，我们每人每次领攀一大段，大概800英尺。跟汤米一起攀爬很爽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交替领攀，虽然在横穿中他会连攀所有的攀冰和混合攀登路段——因为他在那些地形上的经验更丰富。我们把第一个塔峰阿古加-纪尧姆峰只分成了两个长绳段去爬，只花了2小时30分钟就攀爬了上千英尺的布伦纳-莫斯基奥尼（Brenner-Moschioni）路线。

我们发现罗罗（Rolo）——罗兰多·加里波第（Rolando Garibotti）和科林·哈雷（Colin Haley）那时也在尝试菲茨横穿。当提到巴塔哥尼亚时，罗罗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这片区域的勤劳纪录者，在这片区域攀爬的路线也比任何人都要多。他也变成了这片山域的守护者：改善道路，制作路书。我们跟他们在纪尧姆峰顶相遇，因为他们爬了另外一条路线。罗罗前一年做了一个臀部手术，当时他的臀部又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只好不情愿地放弃了攀爬。罗罗大方地把他的铝质绑爪借给了我，这对后面的横穿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们带的东西非常少——速度意味着安全。我们的全套保护装备包括17个机械塞，一把岩塞和14条扁带，没有岩钉。我们指望能够找到固定保护站，甚至想沿路找到固定的装备，在领攀过程中作为我们放置的保护点的补充。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其他队伍留下的下降保护站，从而能够在山脊线上完成大部分下降。

我们只有一条60米的攀登绳，和一条非常细的80米的拖拽绳。这条细绳不用于攀登，只用于下降。把两条绳子连在一起，然后穿过保护站的绳套，我们就能在双绳上一次下降60米，然后把绳子抽下来进行下一段的下降。对于冰雪地形，我们只有一个冰锥和一个小冰镐——黑钻牌的眼镜蛇（Cobra）系列。它是一把短冰镐，有弯曲的柄和锋利的带齿的尖。

大部分路段我们都是穿着接近鞋或网球鞋完成的，攀岩鞋只用于最难的部分，没有高山靴。我们把冰爪绑在网球鞋上——不是非常牢固，因为网球鞋的鞋底和鞋边太软、太容易变形。

我们两人只有一条睡袋、一件厚外套（羽绒服）、一个炉头和三个气罐。我们本打算不带帐篷，但是在一次恶劣天气下的“训练”中，我们在黑钻公司提供的晨光帐篷（First Light）中睡了一晚，发现太舒适了。它能提供非常好的遮蔽，而且只有一磅重（约454克）。最后一刻，我们决定带上它，后来发现它真是一件好东西。

我们带的东西非常少，包括装备、炉具、燃料和食物在内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两个小包里，一个重15磅（领攀者背），一个重25磅（跟攀者背）。对于一次多日高海拔连穿来说，那真是不能再轻了！

后来，一些毫不知情的记者问，是否有一个摄影团队跟着我们。确实很像！不过其实只是汤米拿了一台非常轻的相机，因此我们在攀爬时尝试相互拍了一些视频，这些素材最终可能会剪成一部片子。我们随身带有苹果手机来拍照。事实上，苹果手机是我最重要的装备之一，因为我下载了60多条不同塔峰上的各种路线。

从纪尧姆的顶峰，我们通过山脊在下午5点横切到了阿古加-梦莫斯峰。4个小时后，我们在山脊顶部扎下了帐篷，开始了我们第一晚的露营。那天晚上我盖着一件厚外套，感觉很暖和，睡得非常好。几天之后汤米告诉我说，那一晚他基本上都在打颤。事实上，我霸占了厚外套三个晚上，自认为作为一个加州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比科罗拉多的硬汉更需要它。最后，汤米不情愿地承认他非常冷，我才停止了我的自私行为，把厚外套让给了他。

2月13日，我们在早上8点30分时出发。翻越阿古加-瓦尔柏斯峰，沿卡萨罗托（Casarotto）路线爬上戈雷塔岩柱（Goretta Pillar），整整花了一天。在那天的攀爬中，我们发现了整个横穿里最好的岩石路线，自由攀爬 的难度达到了5.11d。那一段是我领攀的，也是我们在整个横穿过程中仅有的几次换上攀岩鞋的时候。我们尽可能采用法式自由攀的方法，抓、拉固定保护点，或者放进一个岩塞或机械塞抓着发力。但是我们在攀爬过程中只用了很少的器械攀，那里最难的部分不超过A1。

直到下午7点45分，我们才到达菲茨罗伊北柱最后一个斗壁的底部。由于进行了连续11个小时的攀爬，我们已经非常疲惫。但是这里没有扎营的地点，因此我们决定翻过斗壁，在山顶上扎营。同时我们认为夜晚的峰壁更硬，比等到早上再爬更加安全。早上的时候，太阳照过来，岩壁上会掉落各种东西。。

我们马上发现，斗壁上的冰雪比预期的多很多，这是由于最近几年夏天降水比较多。这一段轮到汤米领攀，他在一堆混乱的冰雪、岩石中向上跋涉，我们也在这一段遇到了整个横穿过程中的难点，那段攀爬也变得十分恐怖。

斗壁覆盖着霜冰，有很大的难度，攀爬需要使用一对小冰镐、几把冰锥以及一双卡有冰爪的高山靴，对于汤米来说，爬这一段几乎是噩梦，因为他只有一把冰锥、一把冰镐和绑在网球鞋上还会晃动的冰爪。当他爬到霜冰里去时，他向下喊道，“我从来没爬过这种冰。”他很少会这样。

我努力鼓励他。“哥们儿，你能搞定它，”我向上喊道，“你完全掌控着局面。”但我暗自有些怀疑和恐惧。

瀑布从冰里流出来，就像汤米描述的：“山开出一个洞，就像一条龙张着嘴。”后来他在《登山家》的文章中重现了他不可思议的勇敢领攀：

我挥动仅有的冰镐，使它穿透流水接触到下面的冰层。冰镐尖在上面滑动了一会儿，然后勾住了一个小槽。我必须要移动了。再过30分钟，那个小瀑布会冻住，然后会在流过的所有东西上覆盖一层冰壳。我们的几个塞子会滑动，不起作用，然后掉出裂缝，绑在网球鞋上的冰爪也会变得更像溜冰鞋。我的手颤抖着……

我进入了瀑布，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冰冷的流水流进了我身上所有能钻进去的地方。我把冰镐卡进裂缝中，拉起来放了一个岩石塞……向下看，干爽的平台像岛屿一样在我下方慢慢远去。一股寒流涌上心头，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移动。我曾经希望我们的攀爬中会出现点儿惊险的经历，但是这有点儿过于惊险了。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汤米四处挥动冰镐，正如他描述的，“就像在激流里上钩的鱼”。最后把冰镐斜着打到旁边，把一个小塞子浅浅地塞进裂缝中。他不确定它是否能够承重，但是他用双手抓住塞子，荡了过去。由于浑身湿透，他全身颤抖，几乎要冻僵了，但是他终于来到了干爽的岩石上。

太阳已经下山了，汤米打开头灯，沿裂缝器械攀上升。后来他脱掉冰爪，自由攀登剩下的部分。就像他之后写的：

粗糙的岩石把我的皮肤磨破了，石头上留下丝丝血迹。衣服冻硬了。每动一下，冰壳就会从衣服上剥落下来，向下掉落。绳子硬得像钢缆。我加快攀爬，努力让身体暖和起来……某些情况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敲掉挡在路线上的霜冰。碎块下雨般落在亚历克斯的头上。大块砸到他的背和肩膀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你还好吗？”我向下喊道。

“还好，哥们儿，你爬得很好。”亚历克斯说道，声音中透着一丝无奈。

这整个过程中，我穿着我俩的外套：汤米的薄外套、外加那件厚外套。他领攀时则只穿着兜帽和硬壳衣。非常神奇的是，由于湿透了之后，他又向上爬了一会儿，最后把衣服暖干了，感觉又暖和了。而由于整整45分钟的时间内，我除了保护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倒感觉有点儿冷了。在那么低的温度下，汤米竟然能安全搞定这一段，真是不可思议。绝对的硬汉。

斗壁的坡度最终变缓了。到现在为止，汤米已经在黑暗中领攀了600英尺的冰雪和混合地形。那就是手脚并用的爬，不过是在雪坡上。由于我们只有一把冰镐，汤米正在拿着它领攀，所以我只有穿着冰爪、不带冰镐地同时跟攀。上方的绳子消失在黑夜中，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放了保护点，我只能沿着汤米留下的冰镐痕迹跟攀。总体上来说，就是用手抓着山体，那有点儿吓人。

直到凌晨两点，我们才接近顶峰。就在顶峰下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檐形成的小窝，这给了我们一个搭帐篷的小空间。“多么不寻常的一天啊！”汤米说。

我们钻进帐篷，两个人盖上那条共用的睡袋。由于我独占厚外套，汤米再一次颤抖着过了一夜，却没有任何抱怨。

我必须承认，我在斗壁上远远离开了舒适区。那天是我最艰苦的攀爬之一。

断断续续地睡了3个小时后，我们就收拾好帐篷，徒步到菲茨罗伊峰山顶。我们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拍了几张照，整个人还不是完全清醒。但是从那个点之后，我们就开始超越了弗雷迪·威尔金森和德纳·德拉蒙德在2008年开辟的“爱心小熊”横穿。

从菲茨罗伊顶峰下到它和阿古加-卡基托峰（Aguja Kakito）之间的垭口，我们沿着弗兰科-阿根廷（Franco-Argentine）路线下降了20段。整条路线就像一条瀑布。三天的好天气融化掉了南壁上可以看见的所有东西。绳子像海绵，我们全身都湿透了，但那不是大问题，因为太阳很大，天气很好。我们的一个熟人惠特·马尔戈（Whit Margo）刚刚把一位客户从菲茨另一侧的冰壁路线成功带上顶峰，我们跟他在顶峰附近相遇了。他给了我们很多信息，关于如何找到下降保护站，那些信息非常有帮助。但是那时，就在我们从山壁上下降时，他客户的冰镐像战斧一般，以每小时百万英里的速度向我们的脸上砸下来。他不小心弄掉了它，它一路沿着山体掉下来，有点儿怪异地与我们擦面而过。

从菲茨和卡基托峰之间的垭口向上，我们大都是在陌生的地形上。不管怎样，我们成功登顶，绕过卡基托的几座利剑一般的顶峰。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阿古加-波色诺峰北壁的底部，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条很长的岩石路线。我们选择的路线是迪恩·波特和斯蒂芙·戴维斯在2001年开辟的路线。这是一条危险的、长1000英尺的路线，一些绳段的岩石质量很差，保护点也不牢靠。迪恩和斯蒂芙把它定级为5.11d C1。

连续三天不间断的攀爬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汤米的手指皮肤开始变得非常疼，皮几乎全被磨掉，露出肉来。我领攀了波色诺峰的整条路线，但是为了保护手指，汤米跟攀时没有同时攀爬，而是推上升器。我尽可能多地进行短固定，为了给他省些力气，短固定就是在绳子的中间建一个保护站，因此他可以推上升器，而我可以独攀向上。

我在那一段换上了攀岩鞋，这是整个横穿中次数不多的一次换鞋。然后我便设法在3小时15分钟内领攀了整条1000英尺的路线。我就那样一直领攀了下去。只有在顶峰附近，有一段岩石的状况真的很差，但是却很容易。底部有几处几乎没有保护的岩面攀爬，那感觉也有点儿刺激。但路线基本上是沿着非常好的整齐裂缝行进，所以我只是跟着爬就行了。感觉像回到了优胜美地，那是非常舒适的攀爬。

登顶波色诺峰时，我们几乎废掉了，但是我们仍然合作得很好，攀爬依旧极其高效。在整个横穿过程中，我们会拿着汤米的相机，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拍点儿视频素材，然后在旁白中加入对这些经历的评论。例如，在某一点汤米会说，“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风景。”在菲茨罗伊顶峰，我看到在我们下方大约500英尺的位置，有几个攀登者在爬另一条路线，禁不住喊道，“下面有人啊！我们该下去拥抱他们！”现在，随着相机的转动，汤米说道，“告诉我，我们在哪里。”我尽职地回答道，“我们在波色诺顶峰！”也许没有任何新意，但谁知道一个好的视频编辑者会怎么处理这些呢？

我们在波色诺顶峰的南侧扎下帐篷，试图睡上几个小时。那晚，在我做饭的时候，汤米尝试在乱石中修一处平台搭帐篷，让我们可以睡在稍微平的地方。但是他干了一半就放弃了，因为很难办到。我们所在的平台石头太多，并且形状都不规则。因此我们最后的状态是，腿悬空着，背部顶着几块凸起的石头。帐篷里的状况乱七八糟。但是我们睡得很好，疲劳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不过我仍然认为那次露营是横穿中最惨的经历。

到那时，我们都变得很憔悴。我们吃的东西不足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食物也所剩无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用汤米坏掉的太阳镜吃玉米糊，因为我们都找不到自己的勺子了。然而我们的水分补充很充足，我们带了吸管，这样就能沿路吸石槽里的积水。打保护的时候，我们也会吃一些雪。

我们的装备磨损很严重，衣服全是洞。鞋底几乎要掉了，帐篷也被锋利的石头戳得全是洞。裤子也都是裂口和撕破的洞。我们还成功地把睡袋烧出一个洞。背包由于在烟囱岩里拖拽，也变得破烂不堪。在路线上的某个位置，汤米丢失了他的一只攀岩鞋，我们甚至没有看见它掉进深渊，就是忽然间找不到了。在菲茨横穿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整个装备线都做了产品测验。

从波色诺峰3000英尺（约914米）的南壁上下去，这成为了整个横穿中的第二个难点。那面山壁很少有人爬，但是我们又必须找到前人留下的固定保护站，才能继续我们的横穿。如果我们不能找到那些保护站，就会迅速耗光我们的装备。然后，如果我们能下到底的话，也将必须放弃，徒步出山。从之前没有看过的一面岩壁上下降，同时寻找那些稀少的岩钉，这是件非常吓人的事。我下了50米，开始思考，哥们儿，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保护站。我们尽可能地倒攀，但是大部分路段我们都必须绳降。在某一点，汤米捡起一块石头，然后把它卡进一条4英寸的裂缝中作为保护站。我问道，“哇哦，你之前这么干过吗？”汤米安慰我说：“它们很结实。”

最后，我们一点儿都没有偏离路线，很顺利地搞定了那个下降。

到那时，我们有点儿进入自动攀爬状态了。汤米在《登山家》的文章中生动描述了我们当时的状态：

有时，一种共同的兴奋像雷电电子一样释放了。大脑释放了化学物质：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内啡肽。我们的注意力缩小、集中。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像一个人般地思考。第六感发生了作用，彼此警告松散的石头，或藏着的暗冰。每一步都是确定而准确的，处境之谬反而让我们情绪高涨。

我们开始认为自己很可能完成这次横穿。只剩三座塔峰了，并且没有一座像波色诺峰那么高，或那么险峻。到了阿古加-拉斐华雷峰（Aguja Rafael Juarez），我们走的是皮奥拉-安克（Piola-Anker）路线。那也是一条1000英尺的路线，被1989年的首攀团队定级为5.11a C1，但是岩石的质量大多很不错。我穿上了攀岩鞋领攀，而汤米交替使用了推上升器和同时跟攀的方式。快登顶的时候，我遇到了一条150英尺长、5.10b的裂缝，那条裂缝只能用4号机械塞。裂缝某处的一边覆盖着一层冰，因此我把一个3号的塞子用力往里推，然后拉着它往上爬。由于太小，它向外移动了一点儿，齿盘几乎没有咬住裂缝的边。它肯定承受不住一次冲坠，但是至少在这次攀爬中没有失效。那也意味着，在巴塔哥尼亚这么一处国际登山圣地，你永远搞不清某个定级的难度确切意味着什么。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用了两大绳段就完成了皮奥拉-安克路线，只花了2小时45分钟。又过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穿过陡峭的山脊，爬了两长段到达了阿古加-圣埃克苏佩里（Aguja Saint-Exupéry）的顶峰。

然而在那时，我们的攀登绳已经变得很糟了，因为绳子一直跟粗糙的花岗岩不停地摩擦。其中的一段因为磨损得太严重，我们最终不得不把它割掉，最后只剩38米可用的绳子，我们背着另外的22米，用来剪成小段，做成绳套用于搭建下降保护站。但是这也意味着，当使用剩下的绳子时，我们每次只能下降很短的距离，最多也只有可怜的19米。如果不是风太大，我们本可以用80米的拖拽绳下得稍微长点。我们试过使用它，但是它经常搅缠在一起，解开它几乎把我们搞疯了。因此我们把它盘起来，塞进背包里，只用剩下完好的38米攀登绳，去进行更短但更安全的下降。

汤米先下去了，找到了一个能站住的地方，然后喊道，“我解开绳子了！”我会回答，“知道了，我能看见你就在我正下方”——距我仅仅60英尺的地方。在我们搭建的一系列保护站上，汤米下降后，我会移除一些保护点以节约保护装备。因此我会从一个机械塞或岩塞上下降，这有点儿冒险（如果保护点松了，你就死定了）。我在一些地方，随机这么做过几次。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节约装备。

在拉斐华雷峰和圣埃克苏佩里之间的山脊上，我们用22米的那段攀登绳同时攀爬（我们努力省着用那段长的攀登绳，而22米的绳子也足够用做山脊攀登）。我在前面领攀，爬上一个18英尺高（约5米）的小塔尖。由于没有任何保护点了，因此我告诉汤米停下一会儿，这样我可以翻越塔尖，从另一侧下去，利用他的体重作为我的保护站。然后，当他登顶塔尖时，他会把绳子往岩角上一绕，然后从另一端下降。因此我们是每人系在绳子的一端，利用各自的体重下降。没有真正的保护点，只有一个绳子缠绕的天然岩角。当我们都下降完了，我们就把绳抖松，它就会掉下来。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做法。我们临时使用了很多类似这样的简易方法。这也是提高攀爬速度的方法。

圣埃克苏佩里南侧的下降路线是面巨大的岩壁。我们在这里的运气不错。几年前，这面岩壁上曾发生一起严重的事故，因此岩壁上留下了大规模救援留下的垃圾——保护站、固定路绳，到处都是杂物。19米一段的下降感觉无穷无尽，我们也感到极其疲惫，那就像一场噩梦，但是我们成功下来了。

那时已经是深夜。在最后一座塔峰阿古加S针峰下面的垭口，我们第四次扎下了帐篷。这一晚，汤米终于用上了厚外套，因此他感觉暖和了。我感觉也还行，因为我们所处的海拔相对较低。那一晚，我们睡了6个小时的踏实觉。但是早上起来，我们感觉身体一点儿都没恢复过来。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到这里，我们真的已经累坏了。

第五天，我们见识到了巴塔哥尼亚著名的强风。强烈的西风在我们背后呼啸着。在我们攀登阿古加S针峰时，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只能利用强风刮过的间隙攀爬。风大得好像要把我们从山上吹下去。但是我们还是在10点的时候翻越了阿古加S针峰，下到了冰川上。如释重负。剩下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徒步出去。唯一的麻烦是，我的视线变得有点儿模糊。很明显，我出现了轻微的雪盲症状。

走回查尔腾镇的5个小时也是一场考验，我们要从齐膝深的冰冷刺骨的冰河中穿过冰川。离开冰川之后，我们马上脱掉了所有湿衣服。虽然很疲惫，但却高兴得要死。后来，其他攀岩者庆祝说我们的菲茨横穿是“划时代的登山成就”。不爱说话、自身攀爬水平很高的罗罗· 加里波第书面表达了对我们的祝贺：“敬意、敬意，更多的是敬意。”

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极致。汤米的情绪一直很好，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就像跟一个好朋友去了一场非常有趣的五天野营一样。我非常骄傲的是，在整个3.5英里的横穿过程中，海拔上升和下降总计超过13000英尺（约3962米），地形包括挑战攀登技术的恶劣条件——岩石、雪和冰，而我们两人一次都没有脱落。

在查尔腾镇，见到我们的第一个攀岩者说，“伙计们，我们都开始担心你们了。”回到镇子之后，我们才得到消息，这期间出现了一起事故。就在两天之前，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美国攀岩者，42岁的查德·凯洛格（Chad Kellogg）在完成“超级快行道”（Supercanaleta）路线后，从菲茨罗伊上下撤时遇难了。下降时，他拉松了一块巨大石头，石头正好砸中了他的头部。他当场毙命，同伴延斯·霍尔斯滕（Jens Holsten）就在他的身旁。霍尔斯滕后来只能独自完成了漫长的下降。

汤米比我跟查德的关系要好。事实上，我只是见过他。悲剧给了汤米很大的打击。就像后来他在《登山家》中写的：

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已经把风险控制到最小了。我们会选择那些相对能够确保自己会活下来的目标。亚历克斯能在无绳攀爬时精确计算每一个动作。我选择使用绳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攀爬当作一系列竞技目标，或作为一种启蒙的诉求。但是真相是，这种事故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在查尔腾镇接下来的几个早上，沉默笼罩着我们这一小群攀岩者。人们在街上游荡着，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聚集在小店“旗帜”（La Senyera）破旧的桌子旁，在昏暗的灯光下喝点儿红酒。慢慢地，笑声又回来了。但是当讨论我们的攀爬时，我们低垂着头，声音也很低。夜晚似乎压迫着窗户，而风摇动着大门。

凯洛格的死让汤米再次重新考虑极限攀登。他已经35岁，在整个横穿过程中，他经常想起等着他回家的贝卡和一岁的菲茨。就像他在《登山家》的文章中总结的：

一方面我仍然是个孩子，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追逐梦想中的遥远巅峰。但我也是个父亲，这意味着我不能随便死亡。

a 又译为小猎犬号。——译者注

b 在儿童动画片《爱心小熊》（Care Bears）中，熊族的英雄都住在云层中的巢穴里。——原注

超 越

我确定，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被认为是轻松平常的。某一天，攀岩者会认为5.12是极其随意的路线。他们会在5.14a的路线上热身。我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和半穹顶的这类攀岩将会走进历史书中，对那时的他们来说，这会很有趣，但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汤米·考德威尔的父亲迈克本身也是一名严肃的攀岩者，在汤米小的时候教给了他很多攀岩方面的技巧（汤米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攀岩）。几年前，汤米告诉我，他的父亲说自己曾25次死里逃生。现在，在他30多岁的年龄，汤米亲身尝到了朋友死在山里或岩壁上带来的苦涩。并且他自己也在吉尔吉斯斯坦被叛乱分子绑架过，在大山里乱窜，时刻面临着被处决的威胁，那简直像一场噩梦。

最后是汤米把看押他和三个同伴的叛乱分子推下山崖（同伴中包括贝丝·婼邓，他的女朋友，也是后来他的第一任妻子），四人才得以逃命。那个举动让他的良心深感不安，为了减轻他的罪责，其他三人达成一致意见，不告诉外人是谁推下了叛乱分子，但是汤米自己的内心过不了这一关。甚至在四人到达政府营地脱离危险之前，他就坚持自己为犯罪行为负责。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吉尔吉斯斯坦叛军很神奇地没有摔死，但这个消息也只是稍微减轻了汤米的自责，因为他们也了解到，那个人已经被政府军逮捕。如果那个可怜的家伙仍然活着——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也会在监狱中煎熬一生。

与之相反的是，当时28岁的我相对来说几乎没有经历过攀登同伴死于事故的悲剧。到那时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死亡是我父亲的亡故，在我19岁的时候，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某种意义上，我那时仍然没有完全理解、面对他的离去。

然而，从巴塔哥尼亚回家后大约一个月，锡安国家公园发生了一场悲剧。传出的消息沉重打击了每个在乎的人，而我们有很多人都在乎。

我跟肖恩·里瑞在优胜美地搭档完成过几次难忘的攀岩，包括在2010年一天内连攀三大岩壁。他也曾经帮森德在诺斯的“大屋檐”上为我拍摄，然后一路推着上升器陪我到酋长岩顶峰，然后又跟我一起徒步到半穹顶，跟拍了整个过程。我们之间在争夺诺斯的速攀纪录上有一场友好的竞争，肖恩和迪恩·波特搭档创造了速攀的新纪录，而我和汉斯·弗洛伦搭档夺回了它。

每个人都喊他为“史丹利”，他首攀酋长岩上的星座墙（Zodiac Wall）路线时使用的是史丹利牌的锤子，因此后来人们给他起了这个绰号。那种锤子在五金用品店里就可以买到，用来做木工活。虽然他没有合适的攀岩专用锤子，但是他的热情很高。

到2014年时，除了是世界级的攀岩者，史丹利也已经成为一名伟大的低空跳伞者。3月13日，他独自徒步到锡安公园西圣殿（West Temple）区域的一个大岩壁顶部。由于在国家公园内跳伞是非法的，因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计划，并且他决定在夜晚利用满月的月光进行这次跳伞。他使用了翼装，可以多少控制一点儿下降的路线。

史丹利38岁，跟米卡（Mieka）的婚姻很幸福。米卡已经怀孕七个月。史丹利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消息。米卡只是以为他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区域。但是等到该为一家影视公司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出现，那时才有人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然后一个唯一了解他计划的朋友告知了他的行踪。锡安公园的管理人员以及几个最好的朋友开始搜寻，去到他们认为他可能跳下的岩壁下的山坡。他们想到了所有可怕的情形，最坏的情况是史丹利受伤失去行动能力后，在偏僻的地方一个人慢慢死去。

史丹利跳伞的十天后，迪恩·波特和其他几个人终于发现了他的尸体。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遭受强烈撞击，他是当场死亡的，没有经历任何痛苦。如果是在白天，史丹利可以轻松地完成那条飞行路线，但是当同样是一名顶级低空跳伞者的迪恩重现事故时，他发现了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史丹利本计划从山壁下方两个小山脊之间飞过一个V形槽。当他接近沟槽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进入了岩壁的阴影中。这时候他就看不到岩石了，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来纠正路线，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撞到了岩壁，结果没能进入沟槽。如果他只是擦到一面岩壁，那么还有生还的可能，但是如果冲击力太大，使他失去高度不能进入沟槽，那将是致命的。

我跟史丹利的关系不是非常亲密，但我们是朋友。他的死对我来说也是悲剧性的，特别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将要出生（费恩·史丹利·里瑞出生于事故的两个月后）。同时，或许我是在将这件事理性化，但我认为史丹利那样的事故跟我作为一名攀爬者经受的风险没有任何关系。每个人都认为无保护独攀非常危险，但我认为低空跳伞要危险得多。

2010年我首次尝试了高空跳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背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来。后来我也承认，自己也对低空跳伞充满好奇。我认为，那也许是一项提高连攀大岩壁效率的好方法。我做过8次或10次高空跳伞，但是完全不喜欢它的过程——在轰鸣的飞机上升过程中，我会有点儿晕机，要跟其他跳伞者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狭小的机舱内，还要呼吸着呛人的浓烟。另外，我发现从飞机上跳下去非常恐怖。但重要的是，我不多的几次跳下去的经历足以让我明白——自己需要跳多少次才会感到舒服、安全。那需要的经验和技术比我预期的多很多，由于我不太享受那个学习过程，所以我认为自己不太适合低空跳伞。

我一直都被问及风险的问题。通常的问题是“你害怕吗？你感到过恐惧吗？你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我真的厌烦了一遍遍去回答这些问题。坦白说，到目前为止，在攀爬过程中，我从没遇到过真正危险到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情况，除了2004年我在太浩湖那次荒唐的踏雪板事故。开车的危险比在攀岩中遇到的还要多，比如有一次，在加州中央山谷的浓雾中，由于能见度不好，我没有提前看到路标，开进一个十字路口时，我踩死了刹车，车便横着滑过了路口。另外一次，也是在中央山谷，一个连环追尾事故让我急刹车，差一点儿撞到前车上。

我对风险和攀岩的看法让很多人吃惊。我不认为让人丧生的是超级难的路线，甚至无保护独攀。我认为很多中等难度的攀岩反而可能会致命。约翰·巴沙尔在52岁死亡，原因不是他在无保护独攀一条超出自己能力极限的路线。相反，他是在一条远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路线上掉下来摔死的，那是马麦斯湖他家附近的一条他经常爬的路线。无论2009年那天出了什么问题，可能跟车祸后的背部损伤减弱了他的肩膀力量有关，也可能他在平时能做好的一个动作上滑脱了，也可能是一个手点断了，但最终令他丧生的原因，可能是35年的独攀堆积起来的结果。

1886年出生的奥地利人保罗·普罗伊斯（Paul Preuss）可能是第一个伟大的无保护独攀者。他的理想主义太纯粹，以至于都吓到了同时代的攀岩者。他主张，“使用人工的器械攀岩措施，你就把大山转变成了机械玩物，”并且他坚持，使用绳子攀爬一条路线是作弊。事实上，他认为独攀比使用绳索攀岩更安全。鉴于当时原始的装备和技术，这一点可能是对的。那时候，脱落的攀岩者经常拉着自己的同伴一块送死。

普罗伊斯死于1913年，时年27岁，那时他正在无保护独攀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曼德克格（Mandlkogel）峰上的一条新路线。没有人看到他上千英尺的掉落过程，尸体一周后才被发现，因为新雪盖住了他。但是其他攀岩者后来发现，在他掉落的山脊顶部留着一把打开的军刀，这让他们想到一个荒唐但是恐怖的场景。我能想象出发生了什么。普罗伊斯停下来吃午餐，他拿出刀子，可能为了切一个苹果或一块奶酪。刀子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脱，他急忙冲出去捡起来，却忘记自己所在的位置。从悬崖边掉下去之后，他试图抓东西却没有抓到。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四秒钟！

关于恐惧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厌烦，虽然我知道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马克·辛诺特最近告诉我一则有趣的故事。那是在马克、吉米·金和我为《国家地理》的现场系列活动做完一次演讲之后。当时这个活动是全国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NGS）在华盛顿特区总部的探索者大厅举办的。观众排成三个队伍，分别找我们三人领签名海报。排在马克那个队伍的一个人是神经生物学家。他凑近马克后认真地说，“那个年轻人的杏仁核不工作了。”

杏仁核，是在危险来临时，大脑中激发人体做出应激反应的部分。很明显，在基因层面，杏仁核很难受到破坏。这方面比较著名的一个病例被称作“没有恐惧心的女人”。医生用各种恐怖的东西，比如蜘蛛、蛇、恐怖电影吓唬她，都不起任何作用。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在44岁的时候，她已经参与过各种各样的非常危险的活动，并且活了下来。

但对我而言，那位神经生物学家弄错了。我跟其他人一样，会感觉到害怕。危险令我恐惧。我的回答还是和过去一样，如果我有什么天赋的话，那就是，在不容许出错的情境面前，我能够不自乱阵脚。我莫名地就知道，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2008年在半穹顶“感谢上帝平台”上方的那些动作卡壳时，我该如何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从容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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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攀岩者、其他运动员或名人像亚历克斯2008年之后那样突然成名，经常会遭到一些质疑。这些质疑有些来自对手，他们认为需要打压这些新星，以防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有些来自一些怀疑者，这些人喜欢给新晋名人挑刺。然而，在亚历克斯这里，质疑声很少，而且出现得很慢。

这一部分要归因于亚历克斯的真诚。一个又一个的观察者都为亚历克斯处理名声的优雅而震惊。同时亚历克斯还非常谦逊，有时甚至让人感觉过于谦逊。但是“没什么大不了”不是故意做作。亚历克斯真的认为，攀岩界有很多比他优秀的攀岩者，比如能爬5.15c的克里斯·沙马们和阿丹·翁达们；以及投入很多耐心和精力，在一条线上死磕数月、甚至数年的汤米·考德威尔们。并且他认为，他目前所做的事情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

然而，这种“没什么大不了”令人震惊，甚至包括亚历克斯的崇拜者们，即使不觉得这是装模作样，也会认为他自我贬低到有点儿神经质的程度。2014年8月，北面公司在博尔德举办了一次名为“风险的相对性”的讨论会。森德影业的导演尼克·罗森评论道，“亚历克斯唯一做得比无保护独攀好的事情，就是轻描淡写。如果这是一项运动，那么他就能去参加奥运会了。”场下欢呼一片，亚历克斯害羞地笑了。

不仅是他的忠诚粉丝，那些批评者也受到了刺激。他们等着他某一天出错，表露出自大（或至少是对公众曝光的追逐）。他们认为这种自大一定隐藏在他展露的对谄媚漠不关心的表象下。2013年4月，在反应敏感的批评者眼中，亚历克斯就在疏忽中流露了自大，或者说看起来如此。在拉思珀蒂瓦的网站上，他写到了最近一次成功的无保护独攀。编辑把文章的题目设为“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多么不凡的一天！”，这也丝毫没有起到作用。他开头写道：“3月14日，我在12小时内无保护独攀了锡安的三条经典路线。这是我完成的最难的无保护独攀。”

三条无保护独攀分别是：月华拱壁的重攀，然后是“猴子手指”（Monkey Finger）（9段，难度达到5.12b），以舒恩拱璧（Shune's Buttress）（8段，难度达到5.11+）圆满结束。亚历克斯说这些是“锡安最经典的三条路线”。2008年，亚历克斯首次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那将他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现在5年之后，这条路线仅仅是他一天马拉松的三分之一，没有人梦想过在锡安做类似的事情。亚历克斯总结说，“用数字总结一下，我爬了30段的路线，最高难度达到5.12+，其中有7段的5.12，8段的5.11。但是最让我崩溃的是20英里的徒步，大部分都是慢跑下山。”

这是客观的评估。但是疏忽出现在亚历克斯的第二段里：

关于这一天我可以写几篇不同的文章，它让我产生了很多思考。其中的一篇是关于媒体竟然没有报道这件事，而且还没人关心这件事，这多么搞笑。2007年无保护独攀宇航员岩和讲坛岩激发了很多新闻和视频点击。这次锡安连攀要比那次无保护独攀难很多、极限很多，却没有被提及。这就是我无保护独攀那么多所获得的。

亚历克斯的反对者抓住这些话，把它们解读为一位超级明星任性的抱怨——他假装不关心媒体的掌声，现在却索要更多。拉思珀蒂瓦网站上的评论者对这次壮举不吝赞美之词。一个写道，“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个反对说，“虽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展现运动技能和耐力的成就，但非常不好的是，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你对媒体报道不如你所愿的失望，以及没有看到攀爬社区夹道欢迎的失落。”另一个评论者疑惑道，“其他人不觉得这很讨厌、傲慢、牢骚满腹吗？”

亚历克斯被这些反应刺痛了。虽然他没有书面反对这些牢骚，但他私下认为自己被误解了。“我不是在抱怨媒体没有关注，”他后来说，“我想做的是指出媒体有多么浮躁。他们选择赞扬什么、忽略什么似乎都是随机的。如果某人在我的一次无保护独攀过程中拍摄了视频，它就变成了一个媒体热点。如果我只是前去无保护独攀一些路线，甚至没人会问起它。对我来说这没什么。说实话，媒体那一套东西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锡达·怀特证实了这种说法。“亚历克斯做了太多的惊人之举，都是没让别人知道的。”

伴随着名气和赞助的到来，亚历克斯现身品牌活动、参加电视节目、在活动节目中演讲的时间迅速增加。2010年，由于他把所有这些事务鄙视为“媒体的无聊玩意儿”，而被人称作“粗鲁”，但是他的那种偏激想法渐渐被冲淡了。因为他意识到，粉丝的呼喊是他要为自己的名气付出的代价，而正是这种名气，让他得以过上最符合内心所想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2010年，就算他对参加北面公司的推广活动或班夫山地电影节持保留态度，但是面对粉丝时，他仍然不失礼貌。他从没拒绝过任何一个索要签名的少年，也积极配合任何一个想跟自己的偶像在餐厅或营地合影自拍的成年人。

如果说有某一个媒体事件把亚历克斯的名气从相对闭塞的攀登圈扩展到普通公众的视线中，那一定是他在2011年10月参加的《60分钟》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频道看过森德影业的《孤身绝壁》后，就开始关注亚历克斯。他们邀请了美丽（有时又很花痴）的劳拉·罗根采访这位26岁的攀登者，以获得更加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节目剪辑了13分钟的视频，精彩而有趣地展示了亚历克斯的成就，虽然很短，但足以震撼到不进行攀爬的普通观众。

罗根以一个充满悬疑的命题开场：“我们不时会听说，有人能够做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今天这个人，他似乎可以对抗地心引力。”节目不仅使用了《孤身绝壁》中的素材，而且组织安排亚历克斯进行了一次新的无保护独攀：优胜美地哨兵岩（Sentinel Rock）北壁1500英尺（约457米）长的周纳德-赫伯特（Chouinard-Herbert）路线，难度为5.11c。在森德团队的帮助下，制片人安排了14个不同机位，来纪录亚历克斯的这次攀爬。

像《孤身绝壁》一样，《60分钟》从亚历克斯“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的古怪傻瓜”（锡达·怀特在森德的影片中这样评价道）的形象切换到他上了岩壁，在那里他变身成了一名天才。亚历克斯幼时的一张照片跃上屏幕，罗根评论道：“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有着一双大耳朵的、害羞瘦弱的孩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片名定为“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攀爬”，巧妙地在攀爬素材中穿插一些面对面的问答，其中有些问题相当直白。罗根问：“你会感到肾上腺素飙升吗？”亚历克斯回答：“没有什么肾上腺素飙升。如果我的肾上腺素飙升了，那意味着出了可怕的大问题。”影片还邀请约翰·郎进行访谈，他是作为优胜美地的老前辈和代言人出镜的。罗根问郎，他认为亚历克斯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郎回答说，“那就是他仍然活着。”

影片中有一段极其有趣的插曲，罗根问起亚历克斯非比寻常的大手。“是的，我的手指头确实很粗，”亚历克斯承认说，“因此他们很难塞进狭窄的裂缝中。”“给我看，”罗根充满风情地要求道。亚历克斯伸出手，掌心向上。罗根把他的手握在手中，几乎是在爱抚它们。“开始攀岩之前就这样吗？”她娇滴滴地问道。亚历克斯似乎完全没觉察到她在调戏他。

在《60分钟》看来，亚历克斯的生活方式似乎太过简朴。罗根称赞亚历克斯“没有借着名气发大财”，而且为他每个月消费不到1000美元而感到震惊。在去哨兵岩拍摄的前一天，亚历克斯冲动地去尝试了无保护独攀凤凰岩。那是一条5.13a的超级负角度路线，位于一处离峡谷地面至少500英尺高的峭壁上。罗根说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平复“紧张的情绪”，但任何了解亚历克斯的人都知道，他只是不耐烦了，急切地想要完成另一个挑战。

就像他今天回忆的，“我一直在磕凤凰岩，它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目标。我想在进入拍摄模式之前搞定它，在花费四五天时间摆拍、访谈、闲晃之前，去完成一些真正有难度的事情。”

只有皮特·莫蒂默一个人上去纪录了凤凰岩的攀爬。之前在镜头面前跟罗根面对面交流时，亚历克斯说他不想要一群人跟着，去围观这条短但非常极限的无保护独攀。“感觉很奇怪，”他说。罗根问道：“奇怪？为什么呢？”亚历克斯笑着说，“不知道，会吓着你。我的姿势会有点儿离谱。”很明显，罗根没能理解。

影片的高潮出现在哨兵岩的攀爬过程中，劳拉·罗根和约翰·郎待在下面的草地上，透过望远镜和视频监视器实时观察亚历克斯的攀爬。郎在一旁进行详尽的评论。郎说起了“再没有回头机会的点”，以及靠近路线顶部、50英尺高处整条线路的难点，罗根感到很不安。当亚历克斯爬到路线上一道流水沟时，即使郎都被吓到了，他看到亚历克斯努力在另一只脚踝上擦干鞋底。当亚历克斯爬到关键的屋檐时，郎评论说脚点很差：“他需要把脚抵在那里，希望那些点能坚持住。”后来亚历克斯承认，鞋子弄湿之后，那确实有一点儿吓人。

影片中对攀岩的特写虽然短，但是非常成功，并且没有丝毫做戏的成分。亚历克斯在哨兵岩上的动作具有跟《孤身绝壁》和《汉诺尔德3.0》中同样的魔力，能够让资深攀岩者手掌出汗。

罗根设法从亚历克斯口中问出了一个新观点，她很好奇——像这种水平的无保护独攀，亚历克斯能够坚持多久。“我不会一直这样无保护独攀，”亚历克斯回答道，“但我不会因为风险而停止，我只会因为不再喜爱它而停止。”

在拍摄过程中，罗根、制片人杰夫·钮顿（Jeff Newton）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团队的其他人都被亚历克斯的专用语言和不稳定的行为搞得既着迷，又迷惑。为此他们制作了一个加长版的《60分钟》花絮，名字叫作“哥们儿：亚历克斯·汉诺尔德的奇妙世界。”副标题为：“对于《60分钟》的制作者杰夫·钮顿而言，拍摄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与死亡零距离接触的攀岩，那只是挑战的一部分。杰夫和他的团队还要学习亚历克斯的讲话方式，从他口中讲出的任何事情好像都是‘带感’的。”在这段有趣的剪辑中，被重点关注的是亚历克斯过度使用的他那时候最喜欢的四个单词：哥们儿、带感（动词、形容词都有）、可恶、还行。当罗根和亚历克斯一起开着他的房车时，她表情疑惑地插话道，“你是喊了我‘哥们儿’吗？”亚历克斯笑了，答道：“是的，你得习惯这个。”据钮顿讲，在亚历克斯的世界中，“每件事都很‘带感’。”因此罗根问道，“你感觉什么很带感？你能带感多久？”

镜头跟着亚历克斯，走进了萨克拉门托他妈妈的家中。他忽然消失了。拍摄团队在后屋中找到了他，他正在打开北面公司寄过来的赞助物品。罗根暗想那就像圣诞节。如果是在录制过程中，这些“消失”可能会让拍摄团队手忙脚乱，但是现在，它们是欢乐的来源。“拍摄空档中，他一直在做引体向上。”钮顿惊叹道。欢迎来到亚历克斯的奇妙世界。

当亚历克斯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攀岩者时，曾梦想引起赞助商的关注，从而获得一双免费的攀岩鞋。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彻底的职业运动员。他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出自篮球传奇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成为职业运动员，那意味着去做你喜欢做的这项运动，即使是在你不喜欢它的日子里。”

虽然这么说，但是在任何一个星期天，相对于签名，亚历克斯还是更愿意去攀岩。2014年春天，他答应在特兰托（Trento） 电影节（意大利）做评委。当他看到活动日程安排时，他才意识到他让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天知道为什么，”他向几个要好的朋友吐槽道，“现在我要坐下来看30个小时关于珠峰的影片。真是太讨厌了。”

现在，无论亚历克斯出现在哪里，活动结束时总有一大串仰慕者等着，希望跟他说上一两句话，或找他在纪念品上签个名——通常是在海报上。亚历克斯半开玩笑地说，“我默认的签名是我的名字，再加上‘搞大事’”（他签名的时候写得很快，唯一能看清的字母是他名字中的H和d，但是亚历克斯在他的招牌名言上不惜笔墨，会加上三个感叹号。）“我猜想自己也可以写一些‘祝你今天爬得愉快’之类的句子，但是字太多了。‘搞大事’只有三个字。感叹号则很好写。”

“在某一次活动中，一个大胸美女让我在她的胸上签名。‘你是认真的吗？’我问她。‘当然了。’她回答说，然后撩起了自己的上衣，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她没有穿内衣。因此我用记号笔在她的左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当我退后欣赏自己的书法时，我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然后又上前在她的右胸上加了一句‘搞大事！！’，好让左右对称。”

2014年11月，一个超级大事件震动了美国攀岩界。森德影业制作完成了影片《峡谷攀升》，接近90分钟的电影混编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素材和新镜头，讲述了优胜美地疯狂的攀岩历史。实际上，这部影片是森德到那时为止的代表作，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并在首次参选的八大电影节中都赢得了大奖。不用说，亚历克斯的无保护独攀占了很大篇幅，同样还有迪恩·波特的高空扁带以及低空跳伞——就是从仰角悬垂的岩壁上落下，打开降落伞作为一种安全措施。

9月11日，影片在博尔德一处老房子前首映。从那之后，影片在美国和欧洲许多会场上进行了展映。但是11月初，亚历克斯以及其他顶尖攀岩者的主要赞助商克里夫能量棒公司突然宣布，停止支持它的5个明星：迪恩·波特、斯蒂芙·戴维斯、锡达·怀特，蒂米·奥尼尔和亚历克斯。9月18日，公司的主要高层在离总部不远的伯克利观看了《峡谷攀升》，他们显然是不太高兴。但非常搞笑的是，克里夫能量棒公司是影片的主要赞助商。但是公司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做出行动。

在一篇精心构思的声明中，克里夫能量棒公司解释了为什么跟它最顶级的签约运动员解约：“我们认为这些形式的运动正在把极限和风险推向某一高处，而我们作为一个公司不愿再继续前往。”

五名攀岩者都感到非常吃惊。亚历克斯说，“我正在峡谷的缪尔墙（Muir Wall）上完成一条四天的路线，突然在苹果手机上收到了这些信息。我先是从我妈妈那儿听说了相关的消息。她写道，‘你知道你刚被克里夫能量棒解雇了吗？’”

攀岩界对此充满了疑问和鄙视。难道克里夫能量棒的执行官不清楚他们赞助的攀岩者做什么事情吗？难道他们看了《峡谷攀升》之后才了解他们的运动员吗？毕竟品牌已经赞助了亚历克斯4年，而迪恩·波特则是超过了10年。

《纽约时报》在它们周日的运动版面上针对这项争论做了头条。森德拍摄的一张亚历克斯在优胜美地无保护独攀的照片占据了半幅页面。记者约翰·布兰奇（John Branch）努力客观地报道故事，但是批评的矛头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克里夫能量棒。迪恩·波特尖锐地指出，“它们的形为是龌龊的商业行为……克里夫能量棒一面使用亚历克斯和我的一些最好的攀岩活动作为市场宣传的手段，另一面却把我们解雇，这太不地道了。”锡达·怀特抱怨道，“这表明它们不理解这项运动，不尊重帮助它们塑造品牌形象的运动员。”就像许多观察者指出的，克里夫能量棒把一幅攀岩者的剪影印在它们每一件产品上。

亚历克斯受邀为《纽约时报》就此争议写一篇稿件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文章发表在11月20日的那期报纸上，距之前约翰·布兰奇的新闻报道有4天时间。文章中，亚历克斯的观点温和而富有哲理。他写道：

当然，被赞助商解雇令我失望，尤其是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克里夫能量棒的产品，非常尊重这家公司的环保理念。奇怪的是，克里夫能量棒的某些高层突然间觉醒，并意识到不使用绳子攀爬2000英尺高的垂直岩壁是危险的。

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们的态度。

亚历克斯引用了克里夫能量棒声明中的另外一句话：“我们并非在为这项运动画一条线，或者限制运动员追求他们的热爱。我们只是为自己画了条线。”然后他解释说：“本质上，那跟我无保护独攀时的感觉是相同的。我为自己画线，赞助商并不会影响我的选择或我对风险的评估。”

亚历克斯的文章结尾重申，冒险精神存在于所有探险者的内心中：

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承受风险的极限，如果克里夫能量棒想从最前沿撤回去，那是一个正常的决定。但是我们会继续按照自己觉得最具启发性的方式攀爬，无论是使用绳子、降落伞，还是什么都不用。无论是否得到赞助，大山都在召唤，而我们必须要去攀爬。

对克里夫能量棒的举动发表评论的绝大多数人，即使是非攀岩者，都认为这家公司搞砸了，让自己出了很大的丑。许多人建议联合抵制这个品牌。一位知名的博主这样说，“我再也不买克里夫能量棒了，因为它太蠢了。”然而大家都慎重回应了亚历克斯的文章，他的克制与大度广受好评。他在这场争论中没有受到影响。

2012年底，亚历克斯和皮特·莫蒂默开始筹划拍摄一部攀爬高楼的影片。就像莫蒂默后来在《户外》杂志中说的，“我们想，难道那不是又一件疯狂的事情吗？”亚历克斯表示同意。

无保护独攀摩天大楼并不是一个新主意。十多年以来，法国攀爬者阿兰·罗伯特（Alain Robert）已经把无保护独攀高楼和标志性建筑物当成了职业。他攀爬的建筑包括埃菲尔铁塔、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a]和迪拜的国家银行。由于大多数国家禁止攀爬摩天大楼，因此罗伯特经常爬到一半就被逮捕，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虽然他的勇敢事迹在法国非常有名，但是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

美国人德纳·古德温（Dana Goodwin）绰号“蜘蛛侠”，20世纪80年代，他因为无保护独攀诸如西尔斯大厦这样的摩天大楼成名，但是到2012年时，他的成就几乎已经全被遗忘了。

为了使项目看上去更加新颖，莫蒂默建议实时现场拍摄亚历克斯的攀爬。实时观看一名运动员随时可能摔死，这带来的紧张刺激是获得国家地理电视台赞助的关键。接下来就是寻找合适的摩天大楼。很明显的是，攀爬不但需要被许可，而且需要权威机构的积极配合，这就把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建筑排除了。另外据亚历克斯说，“找到足够引起人攀爬欲望的建筑物出奇得难。我们是要找到那种有漂亮的天际线且值得攀爬的建筑物。”

亚历克斯和皮特首先考察了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迪拜2717英尺（约828米）的哈利法塔。“考察本身就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亚历克斯告诉《户外》杂志。但是他决定放弃尝试，因为他认为，“哈利法塔对我来说太难了，它就是建筑里的酋长岩。”

详细说明他的考察时，他补充道，“建筑物上夹角构成的裂缝很少，我的手指一点儿都塞不进去。相反，我需要捏住那些窗户框的两边，这些窗户框相距可能有6英尺（约2米），而且非常滑，因此攀爬起来会非常没底。这栋大楼的一切都太超标了——它的规模、它的难度。它的窗户是电镀玻璃的，因此攀爬的时候你可以像看镜子一样看到自己和身后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就在自己下方延伸，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听说迪拜有60多座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高楼，看着它们像玩具一样出现在下方感觉非常奇怪，另外也能看见自己紧张的脸，上面都是汗水，在几英寸的近处看着自己也让人不太舒服。

“那个楼很难，也许有一天吧……”

从迪拜离开，亚历克斯和皮特飞到了中国台湾，去考察台北101大厦。它有1667英尺高（约508米），是世界第二高楼。（2012年之后，两座更高的大楼建了起来，是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皇家钟楼饭店和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此外中国也在建造另外两座高楼。）台北101大厦似乎满足条件。但是由于后勤和官僚体制问题，计划中的实时电视直播耽搁了一年，直播计划一直被莫蒂默和《国家地理》奉为机密。

同时，在2013年6月，尼克·瓦伦达（Nik Wallenda）在亚利桑那州小科罗拉多河峡谷走了一次高空钢丝。这次活动在探索频道进行了实时直播。为了预防活动出现严重变故，直播有十秒的延迟。这次活动是媒体领域的巨大成功，1300万观众观看了电视直播，打破了该电视频道十三年来的收视纪录。亚历克斯攀爬摩天大楼将会同样刺激、精彩。计划正常进行，国家地理电视台预报了直播消息。

2013年12月，《户外》杂志针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活动做了一个专题。格雷森·谢弗（Grayson Shaffer）的报道比较审慎，但是主标题和副标题都旨在制造轰动性的新闻效应，主标题是“亚历克斯·汉诺尔德不惧摩天大楼”，副标题是“攀爬界的大腕儿追求国际名声，将电视直播生死冒险”。拍摄的宣传海报中，亚历克斯被打扮成大萧条时期的钢铁工人，穿着破旧的工装，赤裸的上身挂着吊带裤的背带，头上戴着小檐帽，身旁放着午餐盒，他坐在一根离地面看起来有数百英尺的大梁上。这幅照片是向著名的黑白照片“摩天大楼上的午餐”致敬。照片经常被认为来自于刘易斯·海恩（Lewis Hine），但实际上是由查尔斯·C.埃贝茨（Charles C.Ebbetts）拍摄的。它描绘的是1932年洛克菲勒中心建造过程中的场景，11名表情默然的工人坐在大梁上，排成一排吃午饭。汉诺尔德的这种戏仿看起来可能很有创意，或有点儿装。亚历克斯自己认为照片有点儿装，但是他补充道，“我当时认为那挺有趣的，打扮成另外一种形象，然后假装是名演员。”

谢弗询问亚历克斯，完成这项表演《国家地理》会付多少钱给他。他报道说，“亚历克斯没有给出具体数字，但是他承认那个项目将给他带来的薪酬‘远远超出自己曾在攀岩领域获得的任何报酬’。”

人们对《户外》的报道反应不一。除了一贯的欢呼（“大时代的目标，亚历克斯，勇敢的家伙。”），还有一些人表示失望。也许觉得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卖身”。一位《户外》评论者写道，“最伟大的攀岩者现在竟然为了挣钱去爬大楼，这太恶心了！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新闻可能会觉得有趣，但是对于攀岩者来说我觉得这是背叛。”另一个说：“为了挣钱去爬高楼没有问题，但是别试图说服我，说你是因为有灵感而去干这件事。”

2014年初，《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邀请我写一篇文章，围绕摩天大楼是否是汉诺尔德卖身的证据问题发表观点，他也是后来安排亚历克斯就克里夫能量棒纠纷写文章的那名记者。我拒绝了。当我给亚历克斯发邮件，告诉他事态的发展时，他回应道，“我并不在意你是否写这篇文章。我认为这种类型的项目带来一些批评是正常的。我想你是错的，进行一场思想讨论并不伤感情。”跟后来他对克里夫能量棒争议的态度一样，亚历克斯对“关于台北101是否象征着他的价值观堕落了，或者攀爬群体堕落了”的争论毫不反感。

最后，整个争论变得没有意义。《国家地理》开始被制作成本吓退了。2014年春季，恰逢机构人员周期性的调整，新的高层对摩天大楼的攀爬并不感兴趣，因此退出了支持。即使在那之前，亚历克斯也已经开始质疑一些合同条件。“他们想要我带上降落伞，那太搞笑了，”他说，“我努力说服他们，如果我脱落了，降落伞并没有丝毫用处，因为在打开伞之前，我会撞上突出的阳台，但是他们并不理解。他们对风险太担心了。他们不想让我在电视直播中死掉。”

但是皮特·莫蒂默不打算放弃。他设想着在2015年或2016年的某个时间，能够拍摄亚历克斯无保护独攀台北101大厦，不是直播，而是做成类似《孤身绝壁》那样的影片。亚历克斯仍然对这个挑战充满热情。“我认为这种攀爬不是很难，”他说，“攀爬大楼很像在岩馆训练，重复一些仅需体能的动作，没有太多技术动作。但是爬上这么高的一栋楼仍是很酷的事。另外，某些情况下那里的景色甚至比大山里更好，因为城市里正在上演很多事情。”

2014年前两个月，亚历克斯已经完成了他攀岩生涯最伟大的两项挑战：无保护独攀“光明之路”和菲茨横穿。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安排那么大型的攀爬，但是他想尽可能地爬得更多。那种渴望仍然存在。

3月，亚历克斯和锡达·怀特在科罗拉多的大章克申（Grand Junction）会合，开始尝试他们所谓的《受虐狂欢2》。《受虐狂欢1》在2013年6月拍摄于加州，亚历克斯和锡达攀爬了加州15座超过14000英尺的山（约4267米），从北部的沙斯塔山（Mount Shasta）到南部的兰利山（Mount Langley）。山与山之间他们骑行通过，而不是使用任何其他机动交通工具。这个活动额外的挑战在于，两人基本上都是骑行新手。如果由一位更严肃的制片人来拍，那么这个经历将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马拉松，但是锡达的想法是把这趟旅行表现为一次荒谬的拉练，“受虐”自身就是影片想要表现的欢快内容。

两人最终完成了挑战，用22天的时间骑行了大约700英里（约1126公里），徒步100英里（约161公里），然后攀爬的海拔高度总计约100000英尺（约30000米）。14000英尺（约4267米）以上的山峰的攀爬大多数都是非常规路线，而且全是无保护独攀，难度达到5.10c。在这个过程中，亚历克斯和锡达的身体几乎累坏了。攀爬白山（White Mountain）时，两个人来回骑行了90英里（约145公里），爬升、下降了11000英尺（约3353米）的海拔高度。就像锡达在接受《攀登》杂志采访时说的，“太残忍了，当时就连汉诺尔德都想放弃了。”

影片把这两位勇士调侃为身处异域的无知者，努力想搞清楚怎么骑好自行车，但有时骑在内华达山脉崎岖不平的山谷、山脊和道路上时，两人还是摇摇晃晃。影片的基调疯癫而好玩，但也没有忽略这个受虐历程的严肃性。锡达在《攀岩》杂志的文章中反思道：

我认为它是我攀岩生涯最大的成就之一。跟汉诺尔德一起分享更是非常棒的经历。他是我的好朋友，也在生活中给我很多激励。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受虐吃苦，但是欣赏着内华达山脉壮丽的景色时，偶尔会感觉到有一刻触及内心的欣喜。这是彻头彻尾的一次受虐，但我相信，几周之后回头看这段经历时，会觉得它很有趣。

对于《受虐狂欢2》，锡达制作的这部影片是围绕另一个滑稽、自我耐力的挑战进行的：计划是在3周之内尝试攀登科罗拉多、犹他、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的45座沙漠塔峰，塔峰之间的交通工具仍然是自行车。他和亚历克斯骑行了超过800英里（约1287公里）的距离，路况包括齐整的高速公路，人烟稀少的土路和无人走过的野路。

为了拍摄电影，锡达聘请了一个小组的机器安装人员和摄影师，其中包括海登·肯尼迪（Hayden Kennedy）——亚历克斯同辈中最好的登山者和攀岩者之一。但是拍摄中从来没有重演和摆拍，摄像组的工作是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实时抓拍。

在内华达山脉的嘻哈之旅结束9个月之后，锡达和亚历克斯制作出了一部相似的自黑狂欢剧。片中他们不停地在西南部的沙漠塔峰中骑车穿梭、攀岩。但是这一次，这趟旅程、这部影片是以亚历克斯筹措的一个慈善项目结束的，项目属于汉诺尔德基金。在他们受虐之旅的结尾，锡达和亚历克斯跟随一家名为雄鹰能源（Eagle Energy）的公司，前往亚利桑那的纳瓦霍保留地，为村民的房子和木屋安装太阳能板，给许多当地原住民带来了能量和光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用过电，也没有饮用过自来水。

这部影片和这次探险旅程的基调显示在了标题屏上：“34场破碎攀爬和五段可怕的人生经历。”网上爱开玩笑的人以相同的调调总结了这部影片：“任何馊主意都值得重复……特别是像亚历克斯·汉诺尔德和锡达那样，有过一次糟糕的经历，并似乎记得上次的受虐也不是太虐的情况下。”看到两人遭遇时速60英里的大风、破碎的岩石，并且不知道如何保证安全的场景时，观众会禁不住向这“傻瓜二人组”致敬。亚历克斯出现在屏幕上，预测说，“我本以为这次旅程会很有趣……不，它肯定会很糟糕的。”接下来锡达说道，“上帝啊，我们竟然没有从上次旅程中吸取丝毫教训？”

锡达和亚历克斯开心地完成一座沙漠塔峰的首登，以此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次受虐之旅，这座被首登的塔峰叫作“独立纪念碑”（Independence Monument），是科罗拉多大章克申附近一座450英尺（137米）高的塔尖。这座塔峰上发生过一个很离奇的故事。1911年的时候，有一名叫作约翰·奥托（John Otto）的疯狂的男人，他在这种质地松软的岩石上凿刻了许多支点，然后造出了一架人工梯子，征服了这座塔尖。7月4日，他在顶峰上展开了美国国旗。这种传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每当攀岩者在独立日完攀这座塔峰时，他们总会在顶峰上展示美国国旗。奥托后来变成了科罗拉多国家纪念碑的看护员，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每月都是只领1美元的薪资。

亚历克斯和锡达轻松地完成了独立纪念碑上的奥托路线，把它定级为很硬的5.9。石壁上当年被凿出的洞和阶梯仍然清晰可见。就像亚历克斯后来所说的，“我认为它是一条很好的路线，充满了历史沧桑感和乐趣。”

他们骑着混合动力车进入犹他州时，在去往渔夫（Fisher）塔群时迷路了。影片的喜剧内容都是围绕“傻瓜二人组”作为骑行初学者的自行车技术展开的。

渔夫塔群是“糟糕”这个词的化身。亚历克斯和锡达把目标锁定在泰坦峰（Titan）上，它是几座塔尖中最高的。事实上，它是美国最高的独立高塔。他们选择的路线名为“命运的手指” （Finger of Fate）。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它由传奇攀岩者莱顿·韩（Layton Kor）首攀，定级为5.8 A2。它是美国西南部的经典路线之一，但是几乎没有被自由完攀过，因为它的自由攀登难度只有5.12d。

影片中，亚历克斯仰望着泰坦峰说道，“‘糟糕’就像是一个描述攀岩中所有不好的东西的通用词。”锡达补充说：“那像是疯狂融化的蜡，又像是石化的蜡烛。”亚历克斯接着说，“看起来确实非常好看，但是爬起来极其吓人。”攀爬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从没有见过的老旧螺栓，并用镁粉标记了下来，以向后人说明它古老的历史。

后来大风开始抽打岩壁，春季在西南部攀登徒步时几乎必然会遇到这种坏天气。两人需要声嘶力竭地大吼才能进行沟通。他们身后的绳子被大风吹得横着飘在空中。在顶峰上，亚历克斯双眼直直地盯着摄像机说道，“就像世界末日，我们周围的世界要完蛋了，我们，”他想了一会儿词，然后说，“被吓呆了。”

锡达精妙的视频制作技术在这些场景上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些受苦受难本来很容易被描绘成励志传奇故事，却在他的镜头中变得滑稽有趣。所有事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在他们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两人也始终都在玩闹互嘲。

但在半年之后，再回顾这趟旅程时，亚历克斯记得，当他和锡达夜里骑行时，情绪其实很凝重。《受虐狂欢2》进行到第三天时，他们获悉肖恩·史丹利·里瑞在锡安低空跳伞时发生事故死亡。史丹利曾是亚历克斯搭档多次的伙伴，也是他的好友。但是史丹利跟锡达的关系更近，事实上，他是锡达攀岩的启蒙导师。

亚历克斯说，“从‘命运的手指’绳降下来后，我们收到了他的死讯。在我们攀爬时，拍摄团队隐瞒着消息。所以当我们从泰坦峰上下来，准备抽绳子的时候，海登·肯尼迪过来，告诉了我们在锡安发生的事情。锡达非常悲恸，他四处扔东西，咒骂老天的不公。我比锡达沉默许多，但是内心同样很悲伤。”

“我们一起徒步出山，路上谈论了很多生与死的问题。我们决定继续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继续进行受虐这个项目，而不是放弃前行、去往锡安，加入到哀悼队伍和搜寻尸体的队伍中。因此我们在营地吃了点儿晚餐，讨论了我们的感受和计划。然后，锡达和我骑上自行车，向西骑行15英里（约24公里）来到了卡斯尔顿塔峰（Castleton Tower）。路上很冷、很黑，只有我们两个在星光下骑行，四周的沙漠死寂漆黑。我们一整天都在跟寒冷和恐惧斗争，因此觉得自己非常脆弱。所以，那感觉很有分量——当两人一起在黑暗中探索前行，反思史丹利本该如何做，而那又会意味着什么。”

“沙漠是容易让人自省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去沙漠中做严肃的思考。孤独、黑暗、荒芜，很自然地就会引发对于死亡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我们并不是得出了很深奥的结论，而只是想到，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史丹利会像我们一样继续攀登。并且我们也想到，要是他没有去做一个低空跳伞者该有多好。”

锡达和亚历克斯攀登了卡斯尔顿塔峰，然后骑行到纪念碑盆地（Monument Basin），攀爬了一个倾斜角度非常奇怪的、名为鲨鱼鳍（Shark's Fin）的塔峰。攀爬这座塔峰就像是被沙袋疯狂袭击了一番。一个叫罗伯·皮塞姆（Rob Pizem）的朋友推荐了这条路线。就像锡达在影片中抱怨的，“他说的是：你们一定得爬这条路线，超级有趣，并且很简单。而事实上他应该说：很多都是困难的仰角动作，你们可能会死翘翘。”亚历克斯说，“下次见到他，我们要迎面给他一拳。”对于大部分塔峰，亚历克斯和锡达都是1小时左右完成的，而鲨鱼鳍用了6个小时。

一连好几天，风力丝毫没有减弱。两个人骑车穿越沙尘暴，然后被风吹倒在地，努力揉眼中的沙子，这些都被纪录在镜头中，构成了最好的一部分素材。“春季能来沙漠里走走，谁还需要去巴塔哥尼亚？”锡达夸张地问道。[b]到现在为止，这趟探险已经变成了身心疲惫的体验之旅，亚历克斯和锡达相互请求放一天假。当然，三周内完成45座塔峰是一个随性的目标，但是24小时内的三连攀同样如此。因此两人坚持依照计划行动。

在夜晚骑行时，亚历克斯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右臀大面积擦伤，这又提供了很多喜剧镜头。两人继续向西骑，攀爬了印第安溪谷附近的六发子弹枪（Sixshooter）双子峰，并在布里杰·杰克·梅萨峰（Bridger Jack Mesa）上享受了极好的裂缝攀登。最终，苦尽甘来，质量好的岩石终于代替了了状况很差的岩石，但是最恐怖的一个绳段也出现了。那是在北六发子弹枪峰的顶峰附近，亚历克斯领攀时遇到了一段烟囱岩，容得下整个身体。“非常刺激。”亚历克斯说。锡达也印证道，它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难”。

进入新墨西哥州后，他们攀登了位置偏僻的火山岩塔尖“轮船岩”（Shiprock），纳瓦霍人把它奉为图腾。就在锡达停下来走到路边小便时，他在沟里发现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黑狗。那是一只典型的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狗。这只肥嘟嘟的小家伙变成了整只队伍的吉祥物，跟随大家完成了剩下的旅程，并有了一个绰号：受虐狗狗。锡达手中抱着这条呆萌的小狗，摇晃着它的小腿，叫道，“我是一只熊！我是一只熊！”大家用纸箱子做成一个小窝，放在摄影组的车上带着它前行。

就像前一年一样，亚历克斯和锡达完成了他们自己设定的挑战：21天完成45座塔峰。但是影片的轻松愉快有时似乎掩盖了攀岩的严肃性。在《受虐狂欢2》中，两人几乎没有做任何无保护独攀。在岩石质量差的路线上，没人会无保护独攀，尽管在乍得，亚历克斯的冲动战胜了理性。最后攀爬的几座塔峰中的一座叫作鲸鱼岩（the Whale）。它的岩石质地真是差到了极点。亚历克斯领攀时，砸掉了许多大块的砂岩。镜头跟拍下坠的石块，看着它们撞到平台上炸开，然后带着更多的碎石继续下落。“这是我爬过的最吓人的路线之一。”亚历克斯对这条路线评论道。

跟《受虐狂欢1》不一样的是，影片现在转而进入了它更加严肃的理念阐述部分，就像亚历克斯预先做的铺垫，“跟许多人的生活相比，我们的旅程可能反而更容易些。”

他们的攀岩结束了。现在旅途的目的转向了公共服务。亚历克斯和锡达前往纪念碑山谷附近的纳瓦霍保留地，开展他们的太阳能项目。他们跟雄鹰能源合作，这是非营利机构大象能源（Elephant Energy）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大象能源的主要项目都是在纳米比亚（由于亚利桑那州没有大象，因此公司使用鹰来命名他们西南部的项目）。其他的支持来自光伏零公司、北面公司、克里夫能量棒和亚历克斯自己的汉诺尔德基金。

2013年，雄鹰能源通过当地企业为图巴城（Tuba City）附近的居民安装了小规模的太阳能系统。图巴城也位于这个保留地内。此外，项目还加入了教育的元素，雄鹰能源会教授孩子们太阳能方面的知识。2014年3月，亚历克斯和锡达所做的工作是到年老、贫困的纳瓦霍人家里，免费给他们的房屋通上电，这也是向社区展示太阳能有用的方式。影片中，两个攀岩者爬上屋顶安装电板，然后点亮房屋里的电灯，居民的脸上散发着好奇和吃惊的表情。

保留地里的工作与亚历克斯更广的环保主义者的想法相契合。就像他说的，“你可以小步地迈向大目标。像我们在纳瓦霍项目上的小努力，就可以慢慢实现转型，成为低碳世界里帮助人们脱贫的大目标。看向整个问题时，它可能显得不可思议且困难，但是当你开始一点点着手解决时，它会变得越来越可解。”

在他们的漫游结束的7个月后，锡达26分钟的影片《受虐狂欢2》在著名的班夫山地电影节上获得了观众选择大奖。这部影片也是为了致敬肖恩·史丹利·里瑞——“我们受虐精神的鼻祖”。锡达非常高兴获得这份荣耀，他也感觉到，这个奖使他在制作影片时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证明，因而异常兴奋。

《受虐狂欢2》确实是件精品。观看影片时，观众们的掌声、欢笑声没有间断。当它结束时，他们甚至不愿离去。重要的是，影片是两人友谊的鲜活证明。出发时的好朋友关系在逆境、不确定性、风险中变得更密切、更牢固，当然这其中有点儿荒诞的是——还要一起荣耀地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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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南部的骑行攀岩马拉松之行后的第4个月，戴夫·奥尔弗里（Dave Allfrey）和我一起搭档，在优胜美地尝试了“7天7条”的挑战。这个主意是戴夫的，或者至少说是几个朋友向他建议的，就是在7天之内尝试攀爬酋长岩上的7条不同路线。无论是对我们同时攀爬和推上升器的能力，还是对我们的耐力，这都会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戴夫提出这个主意的时候，我马上加入了。

戴夫跟我同岁，但是在登山和高海拔攀登这方面，他比我的经验多很多。他的器械攀登能力也比我好很多，在我们“7天7条”的奋战中这将非常关键。他喜欢提醒我说，他在酋长岩上创造的速攀纪录要比我多，这都归功于他攀爬了许多困难的器械攀登路线。事实上，我的器械攀登技术非常差。我在人生中只打过三颗岩钉，都是在2014年春天攀爬糟糕的沙漠塔峰时打的，并且我也不知道如何放置铜头塞。

2014年之前，戴夫和我一起在优胜美地爬过一些路线。在酋长岩上，我们曾一起创造了3条路线的速攀纪录——神剑路线（Excalibur）、月蚀路线（Lunar Eclipse）和西拱璧路线（West Buttress）。

2014年7月2日，我们开始合攀第一条路线，“新泽西高速路”（New Jersey Turnpike）。这是7条中最难的一条，难度为5.10 A4。不幸的是，那段时间峡谷被热浪袭击，每天温度高达95华氏度（约35摄氏度），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在“新泽西高速路”上，我们发挥各自的优势：我领攀所有的自由以及自由器械攀登混合部分，而戴夫器械攀登所有的辅助部分。我们没有选择正常的起步点，而是选择了“厄尔尼诺”（El Nino）这条变异路线，上面有一些难度高达5.13b的光板攀登。之所以选择这条变异线路的起点，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法式自由攀爬13b的速度会比戴夫攀爬标准起点上A4的器械攀爬快一些。并且似乎更加有趣。结果我们发现，它非常消耗人的时间和体力。在第一个困难绳段上，我发生了一次30英尺的大冲坠，但是冲坠之后我成功爬过了那一段——虽然很勉强。

难点出现在路线上比较高的位置，那时戴夫正在糟糕的黑色闪长岩上领攀连续的几段A4路段。器械攀登的难度从低到高是A0到A5，所以A4是非常难的。它意味着你的保护装备很不牢靠，如果你在一个装备上脱落了，很有可能会扯掉所有保护点。最坏的情况是，你冲坠很长一段距离，需要依靠搭档的保护和保护站来拉住你。

戴夫在这里发挥了他的特长，他缓慢地在松动的石块、锋利的岩片、差劲的铆钉上移动，铆钉是像螺栓一样的便宜货，只能很浅地打进岩石承受人的体重。前人的旧铜头塞仍然留在原处。每一段都要花费戴夫45分钟的时间去领攀。过了那一段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酋长岩更典型的浅橙色花岗岩上。我领攀了剩下的部分，包括一段臭名昭著的、保护点极差的5.9绳段。它在1977年由罗恩·考克（Ron Kauk）完成首攀。我们花费12小时28分钟完成了整条路线，比之前的最快纪录快了一个半小时。

为了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我们每天清晨4点就开始攀爬。即使我们每晚努力在7点30分之前上床睡觉，我们仍然觉得睡眠不足。7月3日早上，我们仍然没有从前一天攀爬的疲劳中恢复过来。

我们的第二条路线是“橘子行”（Tangerine Trip），那是酋长岩南壁上一条稍短的路线。它不是很难，只有5.8 A2。我感觉自己正在进入状态，快速地领攀自由和混合路段。我们用9小时28分钟完成了“橘子行”路线，那也是一项新的速攀纪录。第三天，我们用7小时56分钟完成了“雄鹰路”（Eagle Way），那是连续的第三个速攀纪录。

“7天7条”之所以虐人的部分原因是，每次登顶之后，我们都要从“东石崖”（East Ledges）上走下来，需要徒步下降3000英尺才能回到山谷里，然后骑自行车回到停车的地方。“雄鹰路”结束的那一晚，戴夫很痛苦。就像他后来写给《登山家》的文字，“晚上醒来时，我感觉手指麻木，左手和肘关节很疼，疼得我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失去了宝贵的睡眠时间。幸运的是，冰敷之后，疼痛消退了很多。”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早上，戴夫仍然可以继续我们的挑战。7月5日，攀爬的第四天，我们选择了诺斯。当然我们无心追逐速攀纪录，毕竟2012年我和汉斯·弗洛伦曾快速突击，创造了2小时23分46秒的纪录。戴夫和我攀爬得很不错，用5小时15分钟完成了诺斯。由于那是我们爬得最快的一条路线，因而我们奢侈地享受了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回到山谷中后，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吃东西、喝水、在美熹德河（Merced River）中冰敷浸泡手脚。然后回到我们的老朋友肯·耶格尔（Ken Yager）在埃尔波特尔（El Portal）的房子里洗澡、吃晚餐，最后进入短暂的睡眠时间。

“恐惧潜藏”（Lurking Fear）和星座墙是我们接下来的两个目标，跟之前的路线相比，爬它们似乎简单愉快了许多。两条路线我们都在5小时5分钟内完成了。就像戴夫写给《攀岩》杂志的，“我们就是连续不断地去搞定目标路线，然后下到山谷中，走进河里冰敷手和脚，吃东西、喝水。然后第二天早起，再重复同样的事情。”

7月8日要爬7条路线中的最后一条，“三方直上”（the Triple Direct），难度是5.9 A1，不是太难，但是很长——3200英尺（约975米）的路线，按传统方式攀爬的话需要35段。虽然很累，但是我们仍想创造它的速攀纪录。最后我们做到了，用了5小时15分钟成功登顶。我确定这条路线可以用更短的时间搞定，但戴夫说7天完成173个绳段之后，我们仍然有耐力和拼劲去提高最好成绩，他已经很满足了。

即使“7天7条”不是优胜美地攀爬马拉松的终极挑战，我们仍然感到很高兴能够完成这项成就。我们的合作已经磨合到接近完美。就像戴夫在后来写给《登山家》的文章中所说的：

我认为，最后我们找到了一直追寻的——酋长岩上的大冒险，一项身体和心理耐力的挑战。我们想把单日攀爬连接起来，然后达到难度上的一个新台阶。我们想检验自己的大岩壁技术和攀爬效率是否能够实现这种想法。所以我们很骄傲能够在这一周中坚持到底，能够完成它也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岩与冰》报道我们的“7天7条”时，克里斯·帕克（Chris Parker）问我，我们是否能提高这个领域的大岩壁攀爬成就。我回答说，“我不确定我们具体要如何去做。当然，未来我想做更难的事情，但是我绝不会去做类似‘7天10条’这种事情。那会有点儿无聊。”

目前来说，我觉得我的体验够了。“这件事很有趣，”我告诉帕克，“但是现在，我们的酋长岩任务结束了，我要重新去爬运动攀了。”

几天之后，锡达·怀特打电话找我做一个北面网站的采访。他问了一些很直接的问题，比如跟戴夫一起搭档的感觉如何。我回答说，“棒极了，一直被激励，一直情绪高昂。并且最重要的，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器械攀登者之一。我认为，换做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锡达非常了解速攀，但是作为一名尽职的报道者，他又问我为什么喜欢速度攀爬。我回答说，“我认为最吸引我的是：速攀中的一切都太流畅了。速攀强迫你清除系统中的所有没用的东西，让整个过程更加顺畅。所以攀爬起来很流畅，这种感觉非常好。”

接着，锡达的问题更加尖锐。“你们两个为什么不爬更难的路线呢？”他面无表情地发问。我知道他在试图让我愤怒，但是我非常直接地回答了他：“我们原本想以一个困难的器械攀爬路线结束，也许是一条从来没有被单日完攀的路线。但是最终，以‘三方直上’结束这项任务似乎更加有趣，而且还有时间下到草地上来一顿野餐。”

锡达仍然很执着地想揶揄我。他又问道，“你在欧洲那会儿把你的车借给了我，我把违禁品存在了你车里，你发现了吗？”

这个采访可是要放到通常都很坦诚严肃的北面官网上去的！所以我针锋相对地回答他道，“除了你留下的那些超级恶心的靠枕，我认为没有什么违禁品在车上。”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29岁生日已经过去了4个月。一些人问我是否已经到达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毕竟，在职业运动中，许多运动员的巅峰状态都是在25～28岁之间。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在38岁仍然能够赢得网球巡回赛冠军，这被认为是一项奇迹。许多棒球队老板认为，跟一名超过30岁的投手或游击手签长期合同是一种错误。这是残酷的现实，但是一些数据似乎验证着这种悲观的评价。

有可能只需要与年轻新星的一次邂逅，你就会突然感到自己老了。2010年秋天，我在俄勒冈的史密斯岩（Smith Rock）攀岩时，正好碰到一群法国顶尖攀岩高手。他们之中的天才是15岁的小家伙恩佐·欧杜欧（Enzo Oddo）。他已经在法国获得很大的名气。前一年他完成了7条5.14d的路线。因为太年轻，他不能开车，只能由他妈妈开车带他出去爬，给他做保护。他像一个无忧无虑地在操场玩耍的少年。但是在史密斯岩，他的攀爬果断而优美。

我那时已经25岁。“恩佐太不可思议了。”我欢喜地告诉我的朋友。看着他攀岩，我突然感觉自己老了。我还记得自己仍是一名努力向上的年轻小伙子的时候。

我知道，包括朋友和粉丝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我的无保护独攀就是一场冒险。皮特·莫蒂默非常了解我，我们也一起合作完成了很多作品。他谈论过是否继续拍摄我无保护独攀的疑虑。去年，他告诉一位作者，“许多人都强烈表达过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观看亚历克斯的无保护独攀让他们感到心里不舒服。即使他的一些搭档，也认为他很有可能因此害死自己。”

史黛西和我初次约会时，我教她如何攀岩，她一直说她不担心我会害死自己。“我感觉那都在亚历克斯的掌控之内。”2010年她告诉一位作者。但是后来的某一天，我试图在没有资料和演练的情况下无保护独攀一个5.12a的对撑夹角时，她一直在看着我。为找出正确的过法，我反复几次爬上去又下来。旁边的人看着当然很恐怖，而在那种情况下，爬的人也会感觉很恐怖。从那之后，史黛西决定她再也不想看那种攀岩了。

奇怪的是，观看无保护独攀会比去做更难。

2011年，我给波士顿的哈佛旅行者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那次活动主要是为了放映《孤身绝壁》这部影片。我坐在观众席里，身边的女士问了一个从没有人问及的问题。“我知道你无保护独攀时自己不会紧张，”她说，“但是坐在下面看屏幕上的自己爬是什么感受呢？”

“看得我手心出汗。”我不得不承认。

也有一些人，包括几位作者发表过疑问，他们疑惑为什么我的赞助商和媒体会推动我不停地拿生命去冒险。我认为他们错了。没有人对我这样说，“嘿，亚历克斯，你能去无保护独攀更难的路线吗？”没有人想要我去无保护独攀，除了我自己。

我可能不能客观地判断，说29岁的自己是否已经达到或者过了黄金年龄。如果你告诉一名棒球或足球运动员，说32岁已经过了黄金年龄，那么他可能会气得脸色发紫，想要证明他并没有。但是现在，我确实感觉自己正在进入最好的状态。我认为最好的攀岩仍然在前面等着我，我还没有把自己推至极限。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仍然怀有越来越强烈的攀岩欲望。全世界的岩壁或山峰上仍然有许多伟大的挑战，我的感觉仍然像19岁那年从伯克利辍学时一样，生命中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有攀爬一半有趣。

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激发我去攀岩的挑战是什么呢？许多年来，每个人都在谈论酋长岩的首次无保护独攀。我自己也思考了许多年。在我的日记中，早在2009年就出现了类似“看看‘搭车人’”、“看看‘黄金大门’（Golden Gate）”这样的纪录。无保护独攀酋长岩的问题是它太大了，甚至比半穹顶都要大很多，并且上面没有任何一条可以完全自由攀的路线难度比5.12d低。到目前为止，甚至没有人尝试过无保护独攀酋长岩，这丝毫不奇怪。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必须真正地准备好。你必须非常想完成它，不过最难的事是从地面出发，等真正到了那儿时，攀爬将会非常棒。

有段时间，媒体挑拨迪恩·波特和我去竞争酋长岩的第一次无保护独攀。我没有理会那种说法，但它却有点儿惹怒了迪恩。“我们还是等它发生之后再谈论这件事，”2010年他告诉《户外》杂志，“杂志想要挑起一场竞赛。但是它将远不止运动层面的成就。对我来说，这将是我精神状态的最高水平。”

现在，由于峡谷里认识我的人太多，磕线——即为无保护独攀做准备，带着绳子和搭档反复演练动作——几乎不可能不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如果“亚历克斯正在演练‘搭车人’，他要试着无保护独攀它了”这样的消息传开，将会严重分散我的注意力。2008年那会儿，当我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和半穹顶时，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演练这些路线的时候，我的运气也非常好，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运气更好的是，攀爬时路线上没有其他的人。

即使如此，酋长岩也不会是无保护独攀的最高成就。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脉有一群塔峰名为川口塔群（Trango Towers），其中有一座叫作未名塔（Nameless Tower），它上面有一条传奇路线叫作“永恒的火焰”（Eternal Flame）。它跟酋长岩一样巨大，路线起点在17000英尺（约5182米）的高度。这条路线是由4个非常强壮的德国人在1989年开辟的，这个攀岩队包括沃尔夫冈·古力齐（Wolfgang Gullich）和库尔特·阿尔伯特（Kurt Albert）。在许多其他攀岩者尝试并失败后，亚历克斯和托马斯·胡贝尔在2009年完成了它的首次自由完攀。他们把它定级为5.13a。他们说自己很幸运地遇上了好天气，岩缝中几乎没有冰，胡贝尔兄弟称它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自由攀岩路线。”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公认的“留给下一代”的挑战的话，那么将会是无保护独攀“永恒的火焰”。

我猜想大多数媒体对我的关注只是为了我的无保护独攀，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对自己的速度攀登和连攀同样感到骄傲。即使它们跟无保护独攀相比没有那么刺激，不能同样勾起公众的想象，但它们却代表着跟无保护独攀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尽可能简单地爬完大段的路线。它们都是因渴望攀爬更多而存在的。

几年前翻阅《登山家》时，我会跳过里面所有带雪的照片，我发誓自己决不会去登山。但是现在，我已经参与了两次大型山脉的探险。2013年，我去了阿拉斯加的鲁斯冰川大峡谷，2014年我去了巴塔哥尼亚的菲茨罗伊山脉。汤米·考德威尔和我在菲茨横穿中爬得很愉快，以至于我们开始策划在2015年2月去尝试巴塔哥尼亚的另外一个大连穿。我们想尝试托雷横穿，去连爬四座陡峻的塔峰，最后以托雷峰结束。托雷峰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山峰。”这并不是首登——罗罗· 加里波第和科林·哈雷在2008年搞定了横穿。但在托雷横穿上，我们会遇到的冰要比在菲茨横穿中多很多，特别是托雷峰上还有一个极其吓人的霜冰蘑菇盖。汤米和我都不是攀冰行家。

罗罗和科林完成横穿用了4天时间，上升、下降海拔高度接近7000英尺，地形都是陡峭的岩石和接近垂直的霜冰。在他们这场马拉松般的攀爬中，最吓人的部分出现在攀爬托雷峰的“方舟”（El Arca）路线上。就像罗罗后来写给《美国阿式攀登期刊》（American Alpine journal）的文章中提到的：

然后，天气突然变得太暖和了。我们的周围都在落冰，冰砸到岩壁上，传来阵阵响声。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缩着脖子尽可能快地攀爬。直到我们发现了一块凸出来的岩石。我们在它下面躲了起来。虽然那时是下午5点，但是我们决定停下来露营。

第二天早上，在更冷的天气条件下，他们爬完了“方舟”路线，并完成了横穿。

去看看汤米和我能否重复托雷横穿会很酷，不管要花费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完成，那将是我们两人攀岩生涯中值得铭记的一项成就，主要是因为，它跟我们通常所做的事相差非常大。

但是随后，在2015年1月14日，汤米和凯文·乔治森（Kevin Jorgeson）终于完成了酋长岩上黎明墙路线的首次自由完攀。在登上顶峰之前，他们在岩壁上连续花费了19天时间，睡在吊帐里，费力地死磕31个绳段的每一段，包括第15段和第16个绳段上5.14d的难点。我除了不停地为他们加油呐喊，还推着上升器沿固定路绳上去跟他们聊天，给他们送零食。

这次攀岩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好几天的封面文章都报道了这次攀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公开表达了赞叹。汤米和凯文开辟了世界上最难的大岩壁自由攀爬，没有人质疑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对汤米的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家伙是位不可思议的硬汉——36岁时，他仍然爬得越来越好。

攀登黎明墙引发了媒体追逐的狂潮。一些机构围住汤米，想要他写一本攀岩纪录，一些制片人希望拍一部电影讲述他的故事，他不得不退出了巴塔哥尼亚的攀岩计划。我仍然决定继续进行，希望找一个搭档尝试托雷横穿。

在前一年2月中长达3个星期的暴风雪期间，我曾经跟科林·哈雷搭档过。他也准备好了，要跟我一起重复他已经完成过的托雷横穿。天气不是很配合，虽然我们爬了几条不错的路线。其中包括阿式快速攀登托雷-艾格峰。科林不仅在2008年跟罗罗·加里波第搭档完成了首次托雷横穿，他还反穿过一次。因此，他是为了我才愿意第三次爬这条路线的。我们在一起的几周里，他和我有一大串的目标。我建议尝试在24小时内快速搞定托雷横穿。（科林的前两次攀登都花费了4天时间。）我们一致认为那将是最令人兴奋的项目。

尽管遇到了大雾、风、石头上的流水以及差劲的冰况，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斯坦德哈特（Standhardt）、蓬塔-埃龙（Punta Herron）和托雷-艾格峰。晚上7点30分的时候，我们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中开始攀爬托雷峰。爬到一半的时候，天变得非常黑，我们打开头灯继续攀爬。在离顶峰只有两个绳段的时候，暴风雪降临了。

我们在一个狭窄的角落里躲了两个小时，身体一半的重量是靠安全带挂住。我们等着黎明第一束光线的到来，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暴风雪有多强。黑暗中，我们只能了解到风很大，看不到星星，感觉要下雪。据天气预报称，暴风雪要到24个小时后才会到来，但是事实上，它大大提前了。

最终，我们决定下撤。科林认为，在那种条件下从复杂而暴露的北壁上绳降太过危险，因此我们从西壁上紧急下撤返回。然后我们又极其崩溃地徒步穿越了帕索-马可尼（Paso Marconi）。整个探险持续了53个小时，期间我们没有使用炉子和露营装备，回到查尔腾镇之前的最后20个小时中，我们没有吃任何东西。

就像科林第二天写的，“很不幸我们没有真正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我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如果天气没有变坏，我们能够轻松地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它。尽管失败了，但这一天可能是我在这些山中完成的最好攀登，它肯定是我在这里所获得的最传奇的经历。”

如果要说有哪个没去过的大山脉很吸引我，那就是喀喇昆仑。我可以想象自己去尝试川口塔群的大岩壁。我喜欢把优胜美地的单日攀登技术应用到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岩壁上。迄今为止，我到过的最高海拔只有19341英尺（约5895米），是在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的顶峰。它只是长途徒步的终点。我很希望看看，在20000英尺（约6096米）以上的海拔高度，自己能否仍然表现得很好。

媒体喜欢讨论探险的“终极极限”。我稍微关注过其他的运动项目，比如在巨浪中冲浪，或在巨大落差的瀑布上皮划艇下降，或者疯狂的山地自行车骑行。那些家伙在那些领域做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很难想象他们所做的还能如何提高。

但是我相信，探险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极限的。每一代运动员都会把它向上推进一个台阶，然后再一个台阶。毕竟，在1958年沃伦·哈丁和他的一帮同伴围攻登顶诺斯之前，酋长岩一度被认为是无法攀爬的。现在57年过去了，诺斯已经被自由完攀过（琳恩·希尔），单日自由完攀过（还是琳恩，还有汤米·考德威尔），也在2小时23分46秒内被登顶过（汉斯·弗洛伦和我的速攀纪录）。

我确定，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被认为是轻松平常的。某一天，攀岩者会认为5.12是极其随意的路线。他们会在5.14a的路线上热身。我无保护独攀月华拱壁和半穹顶的这类攀岩将会走进历史书中，对那时的他们来说，这会很有趣，但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有时会听到一些关于攀岩的批评，说攀岩是自私的。毕竟，开辟一条新路线对改善人类的境况没有任何帮助。然而就如我看到的，某种悖论是确实存在的。自2008年以来，观众对于我所做的这种攀岩的关注为我带来了赞助、商业宣传和媒体报道，而这些又反过来让我得以投入资金和拥有动力，去尝试改善地球上一些非常不幸的人的生活，比如非洲和我们国家原住民保留地里那些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

是因为攀岩——开始于2010年我们去乍得的攀岩之旅——让我意识到那些贫穷人民的困境，而作为一名高调的攀岩者挣来的钱让我可以试着去为此做一些事情。在我创办汉诺尔德基金很久之前，当有人问我：非攀岩者中我最崇拜谁时，我列出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亿万富翁在用他们的财富解决环境恶化、收入不平等这些问题，为生活贫困的人提供教育机会。现在我会把艾隆·马斯克（Elon Musk）加入这个名单——这个商业天才、工程师正重塑着这个世界。

通过我的汉诺尔德基金，我希望去做的，是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帮助世界上最弱势的人民改善生活条件，去支持一些既帮助地球，又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

我觉得有义务做这些方面的事情，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幸运能够拥有现在的生活。但是我也希望公开做这件事，以期望激励更多人做更多这样的好事。无论以何种方式，我都会捐献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这样我在夜里可以睡得更加安稳。通过基金公开做这些事的另一原因是，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或至少更多地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并且从一种更加自利式的角度看，培养一个爱好是一件好事，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纯粹的攀岩将会越来越少地主导我的生活。开展一项副业，学习新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事情。

跟“攀岩是自私的”这种批评相伴的，还有“攀岩是无用的”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通过精进我们在岩石上（或冰雪上）的技术，那会从其他方面提高我们。我完全相信，自己在攀岩中所学的会转化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找出如何克制无保护独攀时的恐惧的方法，已经帮助我在其他时候克制恐惧——比如公开演讲。它确实帮忙治愈了我的羞涩——如果你相信我儿时好友本·斯莫里的话，我的羞涩曾几乎发展到病态的程度。还有，如果我做的攀岩能够激励其他人，去突破自己的极限，这不是一件坏事。

同时，我从不打算让自己变成一名“励志演讲者”。我的天性不擅长把自己的经历变成街头演说，然后向其他人布道如何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一些攀岩者在那方面可以做得很好。比如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第一个完成14座8000米高峰以及第一个无氧独攀珠峰的人。他在1996年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移动的高山：领导力和生活中的功课》（Moving Mountains: Lessons on Life and Leadership） 。每一章的结尾都有非常教导式的建议，分列在“应用”和“行动”这些标题下。举个例子：“制订一个合理的风险管理计划”或“从事需要你最佳品质特点的行动方案”。

你可以按照这一整套励志的建议行事。偶尔我会听到一些人这样说，他们认为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我是一个坏榜样。这个观点的思路貌似是这样的：一些少年看了类似《孤身绝壁》这样的影片，然后会决定他也想尝试无保护独攀，而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知晓如何保证安全。最坏的情形是，这些孩子攀爬了一些超出他极限的路线，头脑失去冷静，然后摔下来了。

好吧……我质疑这种引用个例给出的批评，说某个年轻人因为想要模仿我而引发了一起攀岩事故。事情并不会像那样发生。如果之前从没无保护独攀过，你可能爬了12英尺高后就会被吓坏，然后下撤。

向前推动自己去参与“运动”的极限——这样的攀岩者都是自我驱动的。他们被挑战自身所驱动，而不是为了模仿某些无法无天的英雄。就此而论，1492年航行穿越大西洋曾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一些学者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参加任何一次从欧洲到新大陆的旅行，你都有三分之一的死亡概率。但是我怀疑在西班牙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指责哥伦布是少年儿童的坏榜样。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也许除了汤米外），他们应该去尝试无保护独攀，或速攀需要同时攀爬的连攀以及菊绳独攀。我甚至做了相反的事情，比如在《汉诺尔德3.0》的影片中，我加了一小段免责声明。我是这样写的，“别在家尝试这个”——虽然那有点儿像是玩笑。

如果我做的事情激励了其他人，这很好。但那不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无论赞助商或媒体给我施加多少压力，让我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而一般来说，他们不会施加这种压力），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我手中。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从一条路线上走开，只是因为觉得情况不是太理想。这是一种很主观的决定，结合了自己的情绪、那地方的氛围和天气。我没有办法准确量化各种变量，而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感觉某些日子不是合适的那一天。

当30岁这个里程碑一般的年龄槛快速接近时，我曾长时间认真思考自己的个人生活。最终我是否想要“安定下来”，搬进公寓中，不再生活在房车里，而是结婚生子，然后不可避免地降低自己的野心？如果要这样，何时呢？多久之后？

无论关于运动员30岁便不再是黄金期的理论依据如何，在攀岩领域都有许多杰出的反例。汤米·考德威尔虽然已经37岁，但爬得仍然跟以前一样好。无论小菲茨的出生是否让他减少了自己的冒险活动——目前来看，并没有这样的迹象——我仍然为他的成就、决心和天赋感到惊讶。皮特·克罗夫特是我深深崇拜的另一位攀岩者。他在57岁时攀爬的路线难度仍然接近他不到30岁时的水平。那时的他曾经在一天之内无保护独攀了宇航员岩和讲坛岩。在欧文斯河峡谷（Owens River Gorge），他每周都会爬几条5.13的运动攀路线。他的身体仍然是惊人的强壮。当我还是一名努力进取的年轻攀岩者时，皮特看起来就像是岩石上的神一样，他是“大哥”。现在我不仅把他当作英雄，更因他的整个攀岩生涯而敬重他。他仍然非常有激情，但是他只攀爬他喜欢的路线。我希望自己到那个年龄的时候，能像他一样。

2014年秋天，史黛西和我又出现了一次周期性的分手。同样的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婚姻、孩子以及在哪里生活的问题。她非常想在护士这个职业上有所发展，而不只是跟着我从一个岩场转到另一个岩场，或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的争吵基本上都是围绕承诺的问题。她希望我这一方能对两人的关系有更多投入，而我仍然喜欢自由地游荡，去看哪里有吸引我的事情。

因此我坐下来，为2015年制订了两份独立的计划。一个是旅行攀岩项目，中间穿插一些跟史黛西在一起的时间。另一个计划是纯粹的攀岩项目。

12月，史黛西最终还是决定彻底分开，这是为了我们俩好。不过我们好几个星期都在谈论这些问题，她的决定一点儿都不意外。去年夏天，她完成了一门关于护理的研究所课程，现在搬到了盐湖城，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而这一次，当她说我们结束了的时候，终于，那感觉跟以前完全不再一样。

幸运的是，我们是和平分手。我们没有和对方大吵，一切还算平静。我们之所以分开，是因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各自想要的生活跟对方的计划不协调。我们还将会是朋友，终究会是的。

我们双方都感到非常难过。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几年来，我觉得自己一直想跟史黛西长久地在一起，她是那个我可以想象到在未来一起生儿育女的女人。我跟哪个女朋友相处都没有跟她在一起时一半的认真。她仍然会是我喜爱、尊重的一个人。

同时，我也意外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解放感，眼前浮现着一整年的伟大探险和新路线——巴塔哥尼亚、奥地利，或许还有巴基斯坦。我过去经常说，自己很难计划6个月以外的事情，更不要说5年了。现在第一次，我能看到未来5年的事情。至少未来5年内，我能够投入到自己最高水准的攀岩和探险中，也许更久。

一些人可能会指责我拒绝长大，总是想活在童年里。但是往好的方面说，童年都是跟探险联系在一起的。爬得最好、爬得最久一直是童年的梦想，不论你是否快要30岁了。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攀岩仍然要全心投入。我仍然在学一些新技术，从直接器械攀爬到大山脉上的冰岩混合攀岩。我仍然在探索我的极限。我可能会谈论无保护独攀酋长岩意味着什么，在我脑海中也有一份计划表，上面纪录着我可能会去攀爬的项目任务列表。但我通常不太愿意公开分享这些，不是因为我扭捏，也不是因为我害怕其他人会抢先完成它们，而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制造期望。我不想让自己感觉有义务去爬任何路线，我担心提前制造期望会增加外界的压力。

让我保持激情的是难以满足的渴望和好奇。可以借用我写给《纽约时报》专栏稿件的结束语做最好的总结：

群山在召唤，我必前往之。

a 现名威利斯大厦。——译者注

b 巴塔哥尼亚常有狂风。——译者注

作者附识

2015年5月16日，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迪恩·波特和他的搭档格拉汉姆·亨特（Graham Hunt）在优胜美地死于一场低空跳伞事故。

虽然我们从来不是亲近的朋友，但迪恩身亡的消息仍深刻地震动了我。尤其是当我更年轻些时，迪恩还对我的攀岩有巨大的影响，我那时将他视为楷模。我一直都觉得他会活到很老的年纪，因为且不论他的行为给旁人的观感，实际上，他是相当保守的。但是事故就是会发生，尤其是在低空跳伞中。虽然我很震惊，但我并不能说自己十分惊讶。

迪恩最令人惊叹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所做运动的极致追求：攀岩、低空跳伞，以及高空扁带[a]。他致力于个人技术的完美，在每个方面都用无限的激情去追求。他从不是跟随大众的人。迪恩一直都走在前面，开辟新的道路。他的视野使得攀岩运动进入了全新的方向——从20世纪90年代的速度独攀到十年之后穿着降落伞的无保护独攀。他绝不墨守成规，只投身于自己的技术之中，对那是否合法以及他人的观点毫不关心。

通过我们这些被他鼓舞的人，迪恩·波特将会继续存在。

致谢

亚历克斯·汉诺尔德

我最感谢的一定是大卫·罗伯茨。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他完成了所有繁重的任务，将我的攀岩行程规划成了可读的篇章。我不会信任其他任何人来做这项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这让我非常感激。

在编辑过程中，我的姐姐丝黛莎·汉诺尔德也帮了我很多。我非常幸运，能有一个如此了解我的姐姐，并且她总是乐于帮我。而最重要的是，她总会鼓舞我试着去过更好的人生。

如果没有我整个家族的支持，本书中的攀岩和旅行都将是不可能的。我非常感恩——每个人都对我不寻常的旅程抱以鼓励，没有人质疑我选择与他人不同道路的决定。

感谢我的赞助商（The North Face、Goal Zero、Black Diamond、La Sportiva和Maxim Ropes）。它们让我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地去提高自己的攀岩水平。如果没有赞助，我将只会是一个住在房车里、一无所有、四处攀岩的家伙。哦，等等……

森德影业（Sender Films）和向上制片公司（Big UP Productions）的伙伴们很好地纪录了我的攀岩，我非常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讲述，我将不会走在如今这条道路上。

此外，我当然还要感谢这些年来所有的攀岩搭档。不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令我不安，因为这些年来和那么多人搭档攀岩时，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东西。但是有几名搭档塑造了我的攀岩方式：

·乔什·麦肯伊（Josh McCoy），他教会了我如何传统攀，并且至今都会在有机会的任何时候和我一起去攀岩。

·克里斯·韦德纳（Chris Weidner），我们有过许多很棒的攀岩旅程，并且他总是会给我提供一个住所。

·锡达·怀特（Cedar Wright）和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他们参与了我人生中数次最大型的攀岩，而且一直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整个攀岩群体，因为他们，才让我的这种生活有可能实现。作为这个十分包容的大家庭的一员，我很感恩。

大卫·罗伯茨

我想要感谢许多人，他们都为《孤身绝壁》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在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Starling Lawrence）不仅立即看出了本书潜在的吸引力，在从立项到完成文本的全过程中，他还用惯常的机敏博学以及诙谐的评论巧妙地应对了种种波折。这是亚历克斯和斯塔林合作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和他的第三本。我对我们的团队合作满意至极，对他作为编辑的智慧有十足的信心。斯塔林的助手瑞恩·哈林顿（Ryan Harrington）深入参与了本书的酝酿过程，并且做了大量工作去清除完成本书潜在的障碍，那比大多数书籍都来得更多。瑞恩，谢谢你冷静而机智的工作。我们的文字编辑凯瑟琳·布兰德斯（Kathleen Brandes）聪明而又仔细，找出了我们文本中的那些错别字、冗余、矛盾及遗漏之处。

我们对一些摄影师十分感谢，他们出色的照片让本书有了非常棒的插图。这些照片以文字常常无法做到的方式展现了亚历克斯的天赋。这些摄影师包括吉米·金（Jimmy Chin）、本·穆恩（Ben Moon）、安德鲁·布尔（Andrew Burr）、森德影业的皮特·莫蒂默（Peter Mortimer）和尼克·罗森（Nick Rosen）、瑞南·奥兹图克（Renan Ozturk）、汤米·考德威尔、锡达·怀特、罗兰多·加里波第（Rolando Garibotti）、以及亚历克斯的母亲迪尔达·沃罗尼克（Dierdre Wolownick）。

本书中以我的口吻书写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人的评论。是这些人的见解指出了亚历克斯的不凡之处，我要向他们致意：克里斯·韦德纳、汤米·考德威尔、锡达·怀特、瑞南·奥兹图克、亚历克斯·劳瑟（Alex Lowther）、皮特·莫蒂默、马克·辛诺特、吉米·金、弗雷迪·威尔金森（Freddie Wilkinson），以及史黛西·皮尔森（Stacey Pearson）。

我们的著作代理人斯图尔特·克利切夫斯基（Stuart Krichevsky）贡献了大量的鉴定、会谈甚至斡旋工作，得以使这本书变得更好。斯图尔特作为专业人士的生活非常忙碌，他能够慷慨地给予某一个项目如此多的关注和偏爱，这几乎是一种奢侈。这是我与斯图尔特合作的第14本书，这种感觉不仅历久弥新，还让我常常因为过于感激而怀疑自己是否身在美梦中，因为我能够和一位关系如此牢固的经理人和代理者进行合作。我同样感谢斯图尔特不知疲倦的同事们——莎娜·科恩（Shana Cohen）和罗斯·哈里斯（Ross Harris）。他们总是很好相处和沟通。

几位读过这本书手稿的朋友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为此，我由衷感谢比尔·布里格斯（Bill Briggs）、艾德·沃德（Ed Ward）、莫莉·比恩鲍姆（Molly Birnbaum）以及马特·黑尔（Matt Hale，他们在照片挑选和获取过程中帮我非常多）。

最后，我对亚历克斯·汉诺尔德本人所欠的情和感激是最多的。当我在2010年第一次和他一起在史密斯岩（Smith Rock）攀岩时，是在为《户外》杂志的专访做调查工作。我当时立刻就被亚历克斯的大胆和执着追求惊住了，并且很喜欢他的睿智、聪明和同情心。对一名专题作家来说，钦慕他写作对象的成就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毕竟作家的一部分工作是要给写作对象挑点儿刺。但我就是被亚历克斯的攀岩倾倒了。

从那最初一起度过的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友谊开始了。那有时让人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而且事实上我最好的攀爬已经只能在后视镜中向几十年之前回溯了，而亚历克斯的则仍在他的前方，透过挡风玻璃闪闪发光。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互相揶揄取笑的友情，这增进了我们的关系。

亚历克斯是一名好的作者——足够好，正如我在2014年早春告诉他的，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完这本书。但是他坦白说，写作对他来说又慢又痛苦，并且他害怕那会占用他攀岩的时间。当他同意一起写《孤身绝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荣幸。不论我们的这本书好在哪里，那都直接源自于亚历克斯的性格——不仅仅是作为一名攀岩者，也是作为一个人而言。

a 扁带运动，即行走于固定在两点之间的扁带上，保持身体平衡，甚至完成各种技巧动作的新运动。——编者注

译者对谈

星火之间

两位译者曾是山鹰社登山队的队友，二人不约而同地被《孤身绝壁》吸引，并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同时翻译了这本书。翻译过程结束之后，两人偶然间聊起，发现这个世上竟然还有另一个人像自己一样了解这本书的字字句句！遂决定笔谈一下。想来通过两位译者的不同关注点、不同视角的诠释和碰撞，读者或许能够更容易和更全面地靠近亚历克斯。

李赞问乔菁：你肯定已经对这本书烂熟于心了，在你看来亚历克斯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乔菁：在我看来亚历克斯最突出的特点是坦诚。他总是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逻辑，不论那些言论是否“政治正确”“讨好”或者“得体”。比如，他虽然不碰毒品和酒精，但原因只是“酒喝起来像苦水，闻起来应该是用来清洗水槽的东西”；他会说一些商业活动是喧闹的“作秀”，但也承认那些赞助可以帮助他为世界做一些贡献；他对自己的攀爬导师并不一味逢迎，而是客观地陈述对方与自己的分歧；他甚至会对女朋友说，觉得两人的关系妨碍了他的攀爬……当然，在最后一点上，相信亚历克斯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会在坦诚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表达自己了——虽然事实上，恋爱和家庭是一定会影响攀爬者的职业生涯的，他说的是实话……

乔菁问李赞：你自己也登山和攀岩，翻译这本书对你关于风险的看法有影响吗？

李赞：攀登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没有风险的攀登也称不上真正的攀登，无论登山还是攀岩。同样的攀登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风险级别不同。没有任何保护独自攀登上千米的垂直岩壁，其风险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但亚历克斯却从这样的风险中存活下来，并觉得这样的攀登“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因为他不仅有出色的攀登技术，更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对攀岩纯粹的、不可抑制的爱。爱使他精进技艺，爱让他选择最纯粹的攀岩方式，爱给他面对终极风险的勇气。如果我们还没有去攀登想爬的山峰，不是因为它的风险太大，只是因为你不够爱它。

李赞问乔菁：你认为亚历克斯最伟大的攀登成就是哪一次攀登?

乔菁：我认为是菲茨罗伊峰横穿。虽然这不属于亚历克斯的专长——无保护独攀，甚至也不是攀岩。但我认为，对职业运动员而言，突破舒适区反而是最伟大的事。至于亚历克斯的所有无保护独攀，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比较高低的，因为在每一次的无保护独攀中，对他而言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他认为那线路在他的能力范围和状态允许之内；第二，他有攀爬的欲望；第三，他在攀爬过程中都是全心全意；第四，一旦脱落，他的风险都是一样的——死亡。因此，我认为，他的每一次无保护独攀的分量都一样重，不论是月华拱壁这种大项目，还是恩内迪沙漠中无名的短线路。

乔菁问李赞：书中你印象最深的情节或者段落是哪里？

李赞：还是他在乍得攀登之旅中对贫困、环境这样的全球问题的认知以及后来为之做出的努力。攀岩是一项有点自我的运动，很难想到对攀岩如此热爱的一个人能够跳出自己的圈子去关心人类的大问题。

李赞问乔菁：亚历克斯哪种品质或做事风格对你影响最大？

乔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亚历克斯简化生活的能力和倾向。生活中会有很多的问题，你会被种种预料之外的琐事和杂事打扰，也会被种种看似“有用”和“难得”的机会诱惑，而在种种事情之中，能够始终守住自己的内心，简化自己的生活，做好每一次平衡，这是我最羡慕也一直在向他学习的。

乔菁问李赞：翻译之前和之后，你对亚历克斯的感觉和印象有变化吗？

李赞：他对攀岩的热爱程度是让我最意外的，没有想到他对攀岩的热爱达到了如呼吸般不可缺少的程度，简单来说就是“不攀岩不如去死”。攀岩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三天，为了随时攀岩住在房车里，为了保持攀登的运动性onsight无保护独攀[a]一些路线，这种热爱无人可比，也让他的攀岩水平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

李赞问乔菁：听说你把这本书拿给你爸爸看了，他对你继续攀岩的态度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乔菁：还没有拿给我爸看，但出版之后一定会的。说实话，无知者无畏，所以我从来没有给父母看过任何一张岩壁的照片……我想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总要有一个出口，那我觉得对于户外运动的分歧算是一个不错的出口，比别的一些出口要好。可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还会希望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做的事呢？大概是因为被在乎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感觉太好了，所以还是奢求他们不仅爱我，也能懂我。所以还是会继续努力给他们洗脑的。

乔菁问李赞：如果今后见到亚历克斯，想对他说什么？

李赞：谢谢他，感谢他扩张了、并继续扩张人类的想象空间；感谢他写了这本书，让更多人了解他真实的一面，并被他激励，让自己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好。

李赞问乔菁：亚历克斯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对于环境问题的担忧以及他为此做的一些改变，这些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乔菁：第一，我开始把爬山和去野外时喝完的矿泉水瓶带下山；第二，我开始随身携带水杯，尽量少买矿泉水；第三，双面打印翻译稿；第四，（尽量）少吃肉；第五，缩短洗澡的时间。我不敢说我变成了环保主义者，但我正在向亚历克斯学习，试图寻找一种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保证可以接受的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

乔菁问李赞：除了这本书，还有哪本其他户外类书籍，你会愿意推荐给大家？

李赞：优胜美地是亚历克斯成长并铸就辉煌的地方，也是攀岩运动的天堂。了解优胜美地大岩壁的攀登历史能帮助读者理解亚历克斯的伟大，所以推荐一本描写优胜美地黄金年代的一本书《Camp4》。

李赞问乔菁：书中描写的攀登几乎都有视频呈现，你会建议读者观看哪几部影片，以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乔菁：《受虐狂欢2》《峡谷攀升》《孤身绝壁》《穿越天际》。

乔菁问李赞：亚历克斯最让你欣赏的是什么？

李赞：他的直率，毫无保留，无论是对于攀登的热爱，还是跟其他人的沟通。

李赞问乔菁：试着用几个简单的词描述一下你心中的亚历克斯吧?

乔菁：赤诚，走心，有趣，智慧，忠于自己，热爱生命。

李赞问乔菁：亚历克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单身，但现在已经有了女朋友，以你对书中亚历克斯的了解，你认为他的理想伴侣会有哪些特点?

乔菁：要聪明有趣，接得住亚历克斯信手拈来、无穷无尽的梗；要内心强大，尊重亚历克斯不同寻常、不违内心的选择；最关键的是三观契合吧。毕竟世界这么大，有千万种人，如果三观不契合却想要相伴而行，无疑会有很多矛盾和痛苦。而亚历克斯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想要做的事，想要看的风景，想要攀爬的岩壁，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的理想伴侣应该是可以真正欣赏、理解、支持他的人。

a onsight无保护独攀，是指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首次攀爬便完成线路。——译者注

译后记

乔菁

正如亚历克斯的家人对他的理解与支持一样，我也有最棒的父母。但他们也常常会出于担心忍不住嘟囔几句：“为什么偏偏喜欢这种运动呢……”“身为女孩子，还是要少做些户外活动……”我不喜欢“身为女孩子”这种开头的句子，但我也不是一个逞强的人。我所做的事并不是为了标榜什么、反驳什么，或证明什么，而仅仅是因为我喜欢。

我想，那是和亚历克斯喜欢无保护独攀一样的心情。

第一次知道亚历克斯是在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和伙伴们一起翻译了书中提到的《峡谷攀升》《受虐狂欢2》等等，当看到《受虐狂欢2》的结尾处，亚历克斯表情认真地为纳瓦霍族老人昏暗的房屋拧上灯泡时，那盏灯好像同时在我的心里也点亮了。于是我自然便去看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彼时尚不知道将来它的中文版译者栏上会是自己的名字。生而为人二十几年，全情投入的事不过几件。而翻译这本书一定是其中之一。

翻译本书的过程里，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和事故，但好在时间过去，事故也变成了故事。而我仍记得自己带着电脑穿越整个北京城，在各种奇怪的地点和人群中翻译着这些文字，不合时宜而又专心致志。乃至于现在当我读到任何一段的时候，都会出现彼时的场景。作为读者读原版书的初始感受，作为译者细细揣摩微言大义的感受以及完成译本之后重读中文版的感受。当这些全部交织于内心，我已经很难再去追溯这些文字在我心中的原貌。但不论我是第一次还是第十次读到书中的某些文字，我仍然同样地热血沸腾。

除了亚历克斯，我最喜欢的另一位攀爬者是书中提到过的汤米·考德威尔。与亚历克斯相比，汤米鼓舞人心的方式则完全不同。他是我所知的将攀爬理想与家庭平衡结合得最好的人。他会带着家人一起前往自己的攀爬之旅，也曾说过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比与家人分享自己最爱的景致更令人兴奋。没错，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人一起，前往一个少有人知甚至没人去过的地方，一起看壮美的景色，在苍穹之下荒野之上共处，爬山攀岩徒步露营，不被时间和外物所困，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而作为一名译者，对此的共情点则在于，从书中找到自己心中的澎湃所在和安宁所在，并能够有机会与你们分享我最爱的文字，我很难想出比这更美好的事了。走过文字铺就的遥远路途，将此生所见最美的景色带到你面前，这种感受，大概就是作为译者最大的幸福。

感谢在每一个节点带我靠近这本书的兰姐（李兰）、高山师兄、刘洋师兄；感谢在攀登术语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的何川老师；感谢编辑姜珊无比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感谢Kyle Obermann（欧阳凯）在本书翻译全程中给予的帮助，那使得译本得以避免出现令人遗憾的跨文化错误，也由衷希望你在中国环保和摄影领域的梦想能够实现。当然还要感谢本书的另一位译者李赞，翻译本来是件孤独的事，有了战友就多了十分底气，更何况这位战友本身也是一位很棒的攀登者。感谢其他所有为我解惑的专业人士、老师和朋友，不辜负你们的帮助和期待是我全情以对的一大动力。

我希望藉由翻译这本书靠近两个愿景：一、让中国的每一种“小众”变得平常；二、让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有标准答案。这听起来简直像在灌鸡汤喊口号了，但我接受并深深认同亚历克斯的这种逻辑——不论一个目标看起来多么宏大，当你把它分解为一个个小目标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变得可行。也许这本书只能是一个起步，几十年之内我的两个愿景都仍然会是空想，但诚如本书所说，最难的便是离开地面——我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的，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而我也有个小小的私心：希望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最亲爱的父母能够明白，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偏偏”喜欢了“这种运动”。

李赞

翻译完这本书，获得完成一项重要工作的满足感的同时，也有一种看完一部好的电视剧最后一集时怅然若失的感觉。虽然翻译是个艰苦的工作，但感谢亚历克斯与大卫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亚历克斯有趣而不凡的经历，整个过程是愉快而受启发的。

翻译这本书也像在跟主角聊天，就像另一位译者乔菁说的，虽然跟亚历克斯从未接触过，但翻译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之一。听他谈自己的攀登，听他说自己的爱情，听他聊自己的人生，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只是有些事情虽然在他看来稀松平常，但是于我们看来却是命悬一线，遥不可及。半穹顶，月华拱壁，闪亮之墙，菲次连攀，哪一项拿出来几乎都是每一个攀登者毕生追求的梦想。虽然有神一样的心脏，亚历克斯仍然是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会忐忑不安地等待恋人的电话。

亚历克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首先对无保护独攀的态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无保护独攀，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它不容许有一点点失误，并且除了严格控制我们自身之外，客观方面还有不可控的岩石断裂、虫鸟干扰等因素。在这本书中，亚历克斯不停地诉说他无保护独攀的故事，给出了他开始无保护独攀的理由，以及如何去准备无保护独攀，让你对无保护独攀的看法发生一些改变。由原来的绝对不可能，变成了也许某一天要去尝试下。

其次就是他的生活态度。虽然名气与赞助给他带来的收入已经让他进入社会中的那1%阶层，但是他仍然像以前一样生活在原来那辆房车中，过着极简的生活。这种极简的生活也让他可以摆脱物质与琐事的羁绊，专注于自己的攀登，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也可以看出亚历克斯对于攀岩的爱是真诚的、纯粹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简单地爱着一件事情，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就是简单的极致统一体。

最后，是亚历克斯的公益心。攀登几乎没有产出，是个极其自我的运动，作为这项运动最出色的人之一，亚历克斯却展现出极强的公益心，把自己在攀登中建立的财富与名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这种反差让人吃惊。除了建立自己的公益基金，他甚至还会考虑自己旅行产生的碳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过着极简的生活，以减少物质的需求与浪费。正像他所倡导的一样，环保整体上看上去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从一点点小事情做起，可能会慢慢得到解决。每个人从小善做起，我们的地球会变得更好，因为亚历克斯，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最后引用亚历克斯的一句话，“如果我的故事能够激励其他人，那我将非常开心”，愿这本书能给大家带来欢乐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