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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城市的秘密

城市：自治与信赖

和一个城市相处形同和一个家相处

好城市因为有趣的人

承孝相：都市化中的城市留白

疏远是文明的一种版本

此时此地的他者

中国故事

好城市的秘密

文/陈冠中

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体

不同年龄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

复杂多元的用途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

也表示了不同阶层、族群、职业和

消费倾向的人能生活在共同空间并做出互补和分享

是有利社会资本和阶层凝聚的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1961年的经典著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扼要地列出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就是：用途要混杂，街区要小、路网要密，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

一、用途要混杂：城市生活有很多需求，要交叉混杂在同一地区，才能优化效应、才能每天大部分时间有人气。用途管制最初是为了把不能兼容的活动如污染工业搬出市区，后来许多规划者误以为土地用途的界定代表了科学的现代化城市规划，病变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做法，认为总体城市生活不单可以而且应该以功能来分区，如分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商业区，结果扼杀了城市活力、制造了生活不便，出现了各市中心晚间成为死城甚至犯罪黑点，并因分区而制造了无法解决的交通拥挤。现在，规划师大都理解了过度用途分隔所造成的后遗症，只是政府和市民不见得有这样的认知，易为好大喜功的主政者和为谋求利益极大化的发展商影响而做出大盘的功能分区的决定。

二、街区小，街道自然就比较密，就是说一条纵向的路很快就碰到横向的巷或十字路口，如果两旁都是混合用途的建筑，人行道的使用率就比较高，商店就会存活下去，不容易出现雅各布斯所说的沉闷地带或其他学者说的模糊地带和失落空间。街区小，街道路网密，给汽车用的马路就可以相应较窄，鼓励了步行，如果配以公共交通工具，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

三、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包括标志性建筑，包括有历史或美学价值的建筑，更包括所谓普通建筑——普通建筑是我这里要强调的。为什么呢？因为商业和政府行为自然会偏重标志性建筑，较聪明的市政府也知道保护历史美学上有价值的建筑，可是对居民来说，他们工作居住的普通建筑也是值得珍惜的。以我为例，我现在每次回香港，就住在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地方，是一幢外貌很丑很不“现代”的普通大厦，有四十多年历史，我不单对它有感情，还坚信如果拆掉这样的大厦将是香港的损失。比我年轻的人则可能对只有三十、二十或十年的建筑有感情。可是，把构成一个城市特色的不同年龄的建筑物整片地拆掉，变成全新，往往正是商业利益所在，往往正是城市理念被误导的政府所为——往往还用上市区更新和美化的名义。

我不是说城市建筑不许变，其实城市是要变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城市成为活博物馆仅供外人欣赏，除了不可替代的建筑应尽力资助保留外，旧建筑要不断维修和局部更新，我们甚至应该欢迎新建筑的出现，但都应是逐一渐变而不是大规模突变，不要因为是所谓普通建筑而滥拆。我称之为附加法，新的附加在旧的之间，如有机耕种般讲究不同的植物混杂的精耕，关爱的对象不光是历史文物式建筑，也包括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那些不起眼但与所在地居民共同成长和他们感情所归属沉淀的普通建筑。

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体。

不同年龄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也表示了不同阶层、族群、职业和消费倾向的人能生活在共同空间并做出互补和分享，是有利社会资本和阶层凝聚的。

四、高密度不等于过分拥挤，后者是贫民窟特点，很多人挤住一个小空间，没有隐私，这是叫过分拥挤，但如果是一种单层的简屋，地区密度可以很低。

20世纪好一阵子城市规划者误把高密度老城看作贫民窟，不思逐步改进老区条件，念念不忘大规模拆迁，以便让光亮明日之城的一步到位地突起，并以把低收入者集中到公费补贴高楼和把中产者搬去郊野低密度住宅区为己任，成功地一举谋杀了不少大城市和郊区。

城市密度一低，行人稀落，街上商店难以为继，出现一种市区内的“亚市区”现象——地区用途分隔、公共交通工具失去经济效益而无以为继、私人汽车代步、高速路割裂市区、卧室睡眠小区住着同质性很高的居民、商店归总在大型商场、模糊地带失落空间蔓延。这样，比较复杂多元的城市生活就为较单调寡头的亚市区(郊区)生活所代替。

现代主义城市观的误区

因为喜欢城市生活，并在1976年办了一本城市杂志，对有关城市的论述也就比较注意，加上生活的体验，慢慢察觉自己以前的现代化城市想象，有很大的误区，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乌托邦主义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包括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反大城市的“明日花园城”(田园城)，法兰克·洛伊·莱特(Frank Llyod Wright)的每户一顷“广顷城”，和其中最邪恶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建筑师可以是很糟糕的城市设计师。

勒·柯布西耶以进步和未来为名的“光亮城”(光辉城)，是霍华德花园城和莱特广顷城的高楼版，崇尚机器化的想象，把城市当成“制造交通的工厂”，主张在互相隔离的绿地中伫立独幢的现代主义钢筋玻璃巨型高楼，只是霍华德推崇步行和公共交通，勒·柯布西耶和菜特则要消灭行人，以车代步，如勒·柯布西耶说的“我们一定要杀死街道”，代之以纯供汽车使用的高速宽路。不论是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的集中主义，或莱特的分散主义，口头上皆说是反亚市区的，可是他们的主张无可避免助长了亚市区的想象，如勒·柯布西耶自鸣得意说的“我将住在我办公室30英里外的一个方向，在一棵松树下；我的秘书将住在它30英里外的另一个方向，在另一棵松树下。我们俩都有自己的汽车”。勒·柯布西耶在1925年曾狂妄提议拆掉巴黎市中心区以实现他个人的狂想，幸好不得逞。今天如还有人介绍“大师”勒·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城市谬论而不加批判，就如推介斯大林式计划经济而不提它的人道代价。

这些“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的论调影响了20世纪不少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遗害包括不必要的大片破坏老城区以实现所谓市区更新、大面积功能分区使珍贵市区地段在晚上和周末变成没救的死城、功能区之间出现模糊地段、市区的亚市区化、大型公共或炫耀性建筑分隔独处而四周是中看不中用的景观化无人无用地带、城市街道两旁建筑与马路等距所形成的连绵性“街墙”被破坏、内向型同质居民小区把城市分割、消灭行人也即赶绝面向马路的商店亦即城市生活的终结、私人汽车主导了交通系统从而进一步割裂城市布局并后患无穷、人口分散主义的蛙跃式区域规划、没有就业安排也没有高速公共轨道交通连接的卫星城、只有汽车才能到而四周是停车场的独伫商场或办公园区、沥青边缘城市和低密度亚市区无限蔓延侵占切碎了郊区、真正公共郊野和农地消失等等。

20世纪受害最深的是美国，然而全球不少城市曾经、甚至仍在步其后尘。现在部分城市规划者、市政府和市民已有所反省，包括老建筑保护、并由关注个别建筑进展到整片街区甚至整个城市核心区的保育、城市边界限制以增加市区紧凑密度和保护郊野、城市与都会周边区域整体协调、可持续聪明增长、重点考虑公共交通和善用密路网而不是让高速路和私人汽车在城市布局中有绝对优先权、精耕式分区管制如局部地区建筑限高、奖励式重新利用失落空间、尊重本地文化特色、市区内停止整片重建和大盘批地给发展商、给低收入者的公费住房分散融入市区其他住宅群内以减歧视、渐进的老区改善和“士绅化”(或更理想而且是可为的、是维修改善老区同时保持原来的居民阶层组合，如巴黎古老的马海区，甚至仿效阿姆斯特丹的结合公费住屋与老建筑保护)，以至于“新市区主义”(New Urbanism)——虽然后者往往反讽地只是把新的亚市区小区建成小镇模样而无力改变亚市区蔓延的大局。

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更多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对大多数人来说除高密度城市外别无选择。发展低密度亚市区(大陆媒体一般误称之为郊区)将是中国大地的灾难。

柏兰芝（台大城乡所、柏克莱，现任教北大）曾撰文指出北京这样的城市发展“郊区”（亚市区）低密度住宅的问题：

“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以及肥沃的农田——想象一下今日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

高密度的城市是唯一选择，一方面要优化现存核心城市范围内的失落空间，另一方面要建环绕核心城市的高密度卫星城，或叫新城。然而，不管叫卫星城或新城，虽然都尽量想做到有相对的就地就业配套，但事实上不可能自给自足，必然是要依赖核心城市的，故此，两者之间的地面高速集体运输系统是关键性的必需配备，重要性在公路的增加和扩宽之上，否则，卫星城的持续景气以及都会区交通将出现大问题。至于市区内，也是以公共交通为优先，包括地下和地面的轨道交通工具，以及各种功能的公共汽车和货运车。中国城市与都会区域的规划不应优先考虑私人汽车——这也是世界先进做法，可参考伦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和香港。

【陈冠中，香港学者、作家，知名出版人。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在台湾居住，现居北京。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与美国波士顿大学。《号外》杂志创办人，著有《我们这一代香港人》等。】

城市：自治与信赖

文/薛涌

自治这个理念，几乎与城市一样古老，而且是借城市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自治保证了市民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居住地的面目，是城市文化独立的根基。

城市的自治形态，在西方古典时代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希波战争中，希腊联盟一方的领袖是雅典，一个地道的城市国家。在那里，市民投票决定自己这个城邦的事务；大家要定时到露天剧场看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不停地在街头与人论辩——由此形成了城市的公共精神。波斯则是一个农业帝国，对这样的城市公共精神缺乏基本的理解。波斯王听说希腊人跑到城市中心的神庙中一起宣誓互相信任、绝不欺骗，并且竟依靠这样的口头誓言彼此做起买卖来，还真以为别人不会骗自己。

在波斯王看来，这样的人老实得简直是愚不可及，很好糊弄，很好征服。但是，想不到这些看似头脑简单的希腊市民打起仗来竟以一当十，一举击败了人数多出十几倍的波斯远征大军。

在许多现代人的脑子里，城市是个赌场、冒险家的乐园。城市是个“背对背”的陌生人社会，人们容易彼此欺诈；乡下人则生活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里，邻里几代知根知底，没有欺骗的空间，大家都淳朴诚实。但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城市常常代表着信赖。正是这种信赖，才使得远距离的贸易成为可能，使得世界走到一起。

在中世纪的西欧，分散着许多工商业都市。在这些城市中，贸易全被行会垄断。你不加入行会，就没有做生意的可能。这些行会有严格的规矩，约束自己的成员在生意场上的行为。比如，一个威尼斯的商人到亚洲和阿拉伯商人做生意。他如果欠钱不还，阿拉伯商人就会到威尼斯投诉。威尼斯的行会马上会逼着这个商人还钱，否则绝无再做生意的权利。如果威尼斯不采取行动，以后阿拉伯商人就不再和任何来自威尼斯的商人打交道，威尼斯的信誉就没有了，生路也就断了。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城市在中世纪的商业网络中，就是这个跑不了的庙。当时没有现代的国际法、商业法以及警察系统，通过什么履行商业契约？在一些东方社会靠家族网络，在西欧就靠城市的这种信誉。怪不得一些阿拉伯商人爱威尼斯胜过自己的家乡。

要维持这样的信誉，就得靠自治。中世纪各国的国王之所以给这些城市以自治权，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征服，而是必须靠这些城市激活贸易，使四面八方的物品流进自己的王国。对商人而言，城市比国王可靠。国王常常说话不算数，而且有兵有枪，他违约你也没有办法。城市则镶嵌在市场网络之中，不遵守规则，就等于把自己除名。一个自治的城市，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做到诚信无欺，必须自我约束，不能只求眼前利益，破坏了自己长期的信誉。威尼斯长期垄断东方贸易，特别是从阿拉伯人手里倒卖香料，买卖一做就是几个世纪，成为欧洲最富的城市。即使到葡萄牙发现了好望角、绕开威尼斯垄断的商路、直接到印度洋的香料产地进货、掠夺后，威尼斯基本还能够保证一半的贸易垄断。因为这种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诚信，使他们和阿拉伯商业之间形成了牢固的纽带。

工业革命冲破了这一中世纪的城市景观。伦敦这样的百万人口的都市，成为喧闹、污浊、五方杂处的冒险家的乐园。城市的金融集团，控制了国家经济。美国的建国之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佛逊看到欧洲大城市的景观、看到贫富的分化、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被一些他们完全一无所知的财阀所控制，生出了对城市及其工商业集团的憎恶，尽管他自己对巴黎的文化如醉如痴。这也是代表自耕农利益的杰佛逊主义的一大来源。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城市精神之精髓。英国经过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君主立宪的一个根本，就是王室在财政上要听国会支配。王室想打仗可以听便。但打仗就得有军费；筹集军费就得征税；没有国会的批准，谁也无权征税。这就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可是，也正是因为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才有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其他权大无边的国王，却只能坐视自己的王朝的没落。这里的奥秘，还是一个信誉的问题。

首先，英国的国会里，渗入了许多伦敦金融集团的势力。这些投资者一旦发现自己在帝国的财政上有发言权，国王不能为所欲为，就放心把钱投到英国来。更何况，这些金融势力和土地贵族合流，国王要征农业税，他们先起来反对，保护了英国的农业利益。而在其他国家，国王没有钱就征税，一征税农民就破产，国家就伤了元气。其实中国明清两代，也无不如此。一有军事危机，农民就倒霉。

英王无法随意征税，打仗怎么办？只有借贷。这就得靠城市的金融势力了。英国在18世纪中期赢得了“七年战争”，即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战争，压倒欧洲列强，北美、印度、非洲的经济利益全在其控制之下，并且从此确立了海上霸权，给英国的经济扩张大开方便之门。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并且知道自己的投进来的钱是有制度保障的，金融集团才敢于大量往英国投资，买政府的债券，哪怕看到王室债台高筑。17、18世纪欧洲列强争霸不休，战争连年不断，连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白银的西班牙帝国都破产了，唯有英国挺了下来，成为世界帝国。这里的理由之一，就是英国政府的信誉好，有人肯借钱，打得起持久战。

后来美国工业的崛起，同样靠的是这一点。大财阀摩根的历史功绩，就是把资本从伦敦吸引到纽约。他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就在于他能够事必躬亲地保证投资人的利益，绝不失信于人。没有这样的基本价值，当今的华尔街也就无从谈起。

应该说，中国的城市缺乏这样的传统和精神。过去的城市，如韦伯所说，是政府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是国家权力的中心。宋代以后，出现一些市镇，但远没有欧洲那样独立的行会，谈不上城市的公共品格。主宰这些市镇的，常常是一些外来的大商人，和当地有政治背景的地主、乡绅。普通居民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也不靠自己居住地的牌子吃饭。市镇中，欺行霸市之徒横行，衙门也管不过来。如今，借经济改革之机，各种新兴市镇又纷纷兴起。但是，我们只听说过哪里卖假药、造假货出名的，却很少听说哪里以诚信无欺获得自己的声望。

以笔者看来，中国的城市需要自治。有了自治，才会有公共精神，才会有市民的责任，大家才会把居住地的声望当成自己的利益，一个城市才会有诚信。在中世纪的欧洲，你不会为从一个威尼斯商人手里买香料而感到不放心。人家的名声在那里摆着。如果中国的城市能够自治，小城镇会逐渐创出自己的信誉；即使像北京那样的大城市，也会有信誉街、信誉商城等等。地方的力量，在获得了治理自己的居住地的权利后，就会一起建立一个信赖共同体。

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公共精神为基础。而这种公共精神，必须根植于市民的权利。

【薛涌，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赴美就读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任教。2013年，创立薛涌留美预科。】

和一个城市相处形同和一个家相处

文/欧阳应霁

固然没有人会抗拒宽敞故意闭锁

但欣然接受条件限制才更会有弹性的发挥想象

这是这一批混乱但风流的图像给你我的启示

什么都爱听的他大概有上千张CD吧，也许不只，都放在Nike球鞋盒里，新的旧的，十个鞋盒叠在一起，如人高。

旁边的算是书柜吧，不必去算柜里有多少书、多少杂志、多少文件、多少废纸可供循环再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要找什么数据，他会直接伸手到对的位置，他会找得到。

桌上有零钱，隐形眼镜药水，空的香烟包，录音机，钥匙扣，卫生纸，间尺，开瓶器……

换一个空间，窗旁边有一铺床，床其实是一个柜。人睡在柜里，床下格贮物，衣服啊鞋袜啊诸如此类，床上格是书柜，几千本书吧，地震的话人肯定会被压死，被真知与谬论压死。

一面墙是一片墙报版，贴满钉满了生活照、明信片、涂鸦手绘、杂志广告、友人来信、车票戏票、裸女海报、外国纸币、干花、旧唱片封套……墙角堆满了玻璃啤酒瓶，空的和未开瓶的，还有球鞋、爬山鞋、购物纸袋、一面镜、两盆仙人掌。

再走进另一个房间，拥挤的厨房角落里有一辆自行车，窗帘是用绳子穿扣起的二三十块包装鸡蛋的纸皮壳，显然没打算有衣柜的男住客把衣服用衣架都挂在墙边的画线上，层叠膨胀如彩色的山。

邻居的住户有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因此小房间里堆满玩具：史诺比和花生家族、Hello Kitty、宫崎峻的龙猫、德国布熊、芭比娃娃、铁皮车、音乐盒、机器人、宇宙飞船，其实玩具都不是小孩的，都是那对三十未出头的父母的。

看起来太熟悉，都像你我曾经或者正在居住的房间。虽然我们都在什么潮流生活建筑设计杂志上看过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超酷超锐超简约的居家，但我们在欣赏之余同时告诉自己，难得难得，对不起，我的生活本来就很混乱，居家更乱，这才温暖这才真实。

这大抵不是懒惰收拾的借口，也不代表住在这些空间里的人不爱干净。当生活在混乱其中的人习惯如常自得其乐，一切样品屋示范单位一样的所谓设计所谓流行风格就显得多余。尤其你会发觉如此混乱的同好着实占社会人口比例大多数，从台北到香港到东京……

新宿歌舞伎町某条简陋后巷一家中国内地移民开的小食堂里，刚认识不久的日本朋友都筑响一在一口气喝光一整杯麒麟生啤酒之后，从背包里掏出一本手掌大的厚厚小书送我，他的其中一本畅销作品TOKYO : acertain style，1997年以英文版本全球发行，销量已高达近十万册，翻开四百五十页拍摄的记述的都是东京人家室内，房间都小都混乱，但看来都自在。得到心仪作家的亲笔签名赠书当然高兴，但其实这本书在几年前刚出版的时候我已经第一时间买来拜读，还多买了几册送赠同好——真的吗？他眯着眼微笑着问，还不只呢，你在1990年的第一本出版物，同样是拍摄东京都市居住空间环境的Tokyo Style我也有好好地收藏——我兴奋地告诉他。

实不相瞒，我这个长期忠实读者，对面前这位偶像作家都筑响一实在格外尊敬。早年作为日本流行生活刊物Brutus的资深编辑，长期对日本都市社会文化做观察报道，都筑响一有他一种独特的庶民观点和角度，在一般媒体都乐于报道以至于“制造”东京都会文化的精致漂亮一面，都筑却尝试贴近生活的更真实一面。外国人眼中的日本传统美学中的空渺净寂，其实与一般市民的日常起居作息越来越有距离。离群出世远遁深山也许还是很多人心底里的有朝一日期盼实现的梦，但大家也因为太爱这个超级都市的安全和方便，宁愿花很贵很贵的租金找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就住在都会中心，在混乱当中快乐地一起混乱。

因为一切唾手“可得”，房子隔壁的小公园就像自家后花园，街角便利店是自家的食物架杂货柜和冰柜，再过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书店是自家书房，唱片铺是客厅，公共浴池是泡汤休息的场地。你接受了，你习惯了，那一个租来的小房间也就是一铺白天夜里都可以自己睡觉可以跟人聊天可以一起做爱的床，床也是多功能的吧，更何况传统和室中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床的概念。

从当编辑的时代有一大群摄影师可供差使，都筑响一过去十多年就开始了自己拍摄自己访问笔录的工作模式，整个创作就更灵活更个人，从业余到专业，身份更丰富多元。20世纪90年初的Tokyo Style一书是处女作，当中还是有不少“漂亮”的“设计”的室内空间，还是那种看起来收拾了几天插了花、喷了空气清新剂的处理手法，但自此越走越轻松放肆的，就如1997年这本刻意乱作一团的Tokyo——acertain style真实家居造像，以至于最近把在东京时尚文化杂志《流行通讯》刊登了近四年的专栏‘Happy Victims’做了一个总结展览并结集出版——同样拍的写的也是东京居家室内，但都筑这回要求受访的朋友都现身，并且把他们她们收藏的心爱物都一一搬出来“示众”，因此我们面前有女主人的摆满一地的二三十个LV大小手袋提包，有几年下来每一季必买的Vivien Tam斑斓连身裙十多套，有一整床黑白灰的法国A.P.C.品牌，当然有一屋的唱片和乐器，一地的黑皮鞋，一衣柜的超过三十套名牌西装，大多还是穿得着的，当中更明显的是，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台或一台以上的计算机。

都筑笑着翻开最新一期的《流行通讯》，给我看他替自家自拍的作为完结篇的一张通版照片。胖胖熊一样个子的他，坐在室内小阁楼，向大家展示他至爱的日常穿着的三四十件图案T恤以及一整墙一大叠至爱的书籍杂志。对很多人来说，活着并不需要活出一种什么风格，所谓风格都是好事的人说来吓唬人用来炫耀用的，只要身边有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穿的看的听的闻的，最好还是可以吃的，那就心满意足了。

不要误会这样“爱”家的都筑响一，是个住家男人，其实他的世界大得很。生于东京受学于东京的他固然爱透这个失序的超级都市，但他也野心勃勃地企图走遍天下。前些年他跟艺术家友人大竹伸朗开车走了一圈日本国道，把公路两旁的搞怪旅馆和建筑做了一次主题专访，（这也是家外有家的一种呈现形式吧！）过去两年也定期在美国穿州过省，做的也是相同的题目，他自嘲说是为了骗点稿费和旅费就离家出走豁出去，叫身旁的我好生羡慕妒忌。

还记得都筑在他的小书里特意刊印了一小幅他至爱的江户时代的水墨画，一对农家夫妇和小儿傍晚时分在家门外葫芦瓜棚下，坐着一小方草席在乘凉消夏。他也在内文中引了一句佛家语：“草席半张坐一张眠。”固然没有人会抗拒宽敞故意闭锁，但欣然接受条件限制才更会有弹性的发挥想象，这是这一批混乱但风流的图像给你我的启示。

【欧阳应霁，一个不甘心因此也不容易被标签定位的创作人。自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获取荣誉学士及哲学硕士以来，长期对现代家居生活及建筑设计潮流观察研究，并对饮食文化吃吃喝喝深入体验，大量撰写相关评论推荐文章，发表于中港台报章杂志。始终迷恋文字和图像，愿意在两者的微妙关系中纠缠成长，矢志做个贪心的、快活的、认真的跨媒体导游。】

好城市因为有趣的人

文/李楠

城市化会使城市的地盘四处蔓延，所有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和城市发生关系，只是不知道，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何时能把城市当成一个故乡，如鱼入水，心神相通。

把城市当成一个故乡

“城市化”是当下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在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文献和城市样貌中读出这个时代对于城市化的渴望以及作为。据说，未来50年里，将有6亿人从农村走进城市，变成城市人。

小说家们往往爱以个体生活和命运来展现一个时代，其实，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大进程中，个人往往是被忽略的，时代已经狂飙突进，人群的行止却还迟滞在过去的惯性里，比如，高楼大厦昼夜不停地生长，城市的边界一再延伸，我们在一个处处显示着城市地表特征的空间里生活，却可能始终遵循着一个农民的生活逻辑。

建设城市相对建设人来说要容易很多，就像形似比神似要容易很多，这就是未见过多铺陈的城市性问题。一个建筑师在某次沙龙中这样表述城市化和城市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建一座威尼斯城，这就是城市化，但城里住着的人每天夜里都关在家里打麻将，那这个城就不是威尼斯，这就是城市性。相反，农村的一个妇女因为男人的离去而成为寡妇，并由此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生活的独立，那么她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城市性。所以，城市化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过程，而城市性的形成却可能更为漫长，一个人融入一个城市，也并非是在城市里拥有一套房子那么简单。

城市化就像是历史车轮上的一根车轴，一定会随着车轮一路向前，一些人在不停地从乡村奔往城市，却永远不会去享受城市的某些资源、执行城市的某些规范，一些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转战迁徙，来到一个城市，以婚姻，以物业，以工作，以友情，以各种牵扯与这个城市发生关系并在这里耗掉所有时间，却始终在心里与这个城市相互独立。

好城市因为有趣的人

美国的芝加哥城市学派在研究美国大城市从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大规模迁向郊区居住到90年代及21世纪初大城市圈又出现新的回归转机时，提出一种比较新的理论——城市舒适论(urban amenity theory)。它的核心就在于，当前城市复兴运动的焦点已经从薪水、就业等经济问题转向人文环境多样性与生活方式开放性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一个城市的繁荣发展其实不在于它集中了多少企业，而在于它是否能吸引那些有创造性阶层的人群，所谓创造性阶层是那些把生活情趣看得比经济利益更重的人，我们不妨称为“有趣的人”。一个城市对有趣的人的吸引更多来自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画廊，剧院，街头酒吧和餐厅，有气质的咖啡馆，历史建筑，等等；而不是宽马路、大广场和大草坪。这一理论认为，高舒适性城市会因为这些有趣的人带来的生产力而迅速发展，而低舒适性城市会因为失去创造性的人力资本而衰落。这一有趣的人群可能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他们都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个阶层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

由此说来，一个有气质的咖啡馆对一个城市的意义就远不止一杯咖啡那么简单了，它们和其他更多的有趣空间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活力，因为有趣的人和有趣的生活方式要放到有趣的空间里，有趣的空间吸引更多有趣的人，而这些人，是城市生命所在。

这些有趣的空间被定义为家庭空间和工作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

其实我们可以有这样个人化的表达，有很多好的第三空间的社区是好的社区，有很多好的第三空间的城市是好的城市，有很多好的第三空间的生活是丰富的生活，在物理和精神上都能拥有美好的第三空间的人生，是很惬意的人生。

城市化会使城市的地盘四处蔓延，所有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和城市发生关系，只是不知道，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何时能把城市当成一个故乡，如鱼入水，心神相通。

承孝相：都市化中的城市留白

文/承孝相

我们要为正向我们走来的未来做好准备

而我要做的，就是以建筑的形式

想象并且实现这一切

纽约所遭到的9·11恐怖袭击，是史无前例的，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此后，恐怖主义把我们带到一个疯狂的时代，对恐怖主义的恐慌，包围了整个世界。

作为建筑师，我注意到了为什么恐怖分子把世贸大楼作为袭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因为那座建筑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纽约城，或者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象征西方文化。对于恐怖分子，摧毁这座象征性的建筑，等同于信仰的胜利。但是，世贸大楼的象征意义来自哪里呢？来自它的高度。

“摩天大楼”这个词，其实显得非常傲慢。它是人类长久以来追求技术的成果——人类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久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直立，对抵消重力的影响。人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才终于能够直立于大地。你也许听说过巴别塔的故事。经历了大洪水，靠诺亚方舟幸存下来的人们，为了远离大地，曾试图造一座高塔。但上帝对人竟敢侵入他的领地非常生气。乘着蜡做的翅膀飞翔的伊卡鲁斯兴奋得昏了头，忘记了他父亲切勿飞得太高靠近太阳的忠告，落入大海，溺水身亡。所有这些传说，都反映了重力对于人类企图对抗自然规律的报复。

但尽管如此，在哥特时代，人类还是实现了飞得更高的梦想。人类创造了万能的扶壁和飞梁，扫清了高度的障碍。我的另一个担心，是人自以为无限的能力，终于，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产生了。那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在巴洛克风格中，总有一个人处于建筑的中心。人，代表统治中世纪强权体制的征服者。于是，城市和建筑变成为某一个强权者的体系。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城市的中心和城市最高的建筑，即是权力的象征。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崛起。其中大多数，体现了乌托邦式的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者的意愿。它们所依据的，是似乎无所不能的所谓“规划”，这种规划以城市发展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讲究恰当的密度、顺畅的交通和充足的阳光。

然而在万能只不过是假象，它掩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根据规划，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土地用红、蓝或别的什么颜色标记出各自区块的功能。各个区域被划分为市中心，次中心和郊区。在这些新的城市里，生活也变得尊卑有序，于是冲突和隔膜深入到日常生活，如今，社区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城市真的无所不能吗？

现在，我们对曾经建造城市的方法产生了疑虑。问题在于，我们的理性是带给我们美好生活的唯一保证吗？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评论，现在，为城市树立一个新的完美典范的时候到了。

我认为，许多西方文人都曾试图在东方的传统积淀中找到答案，让它们经过改造后作为新时代的新思想重放光彩。这样的一些假设形成一股热潮，很快大行其道，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必须扫清理性，以神秘而深奥的东方思想取而代之。但这是倒退。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生活全靠机缘巧合，同样，我也不相信人的理性无所不能。那种神秘主义是错误的，只不过在制造幻象而已，正如乔治·卢卡斯所称，那是“欺骗”和“欺诈”。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理性的局限性，并看到理性决策所造成的矛盾。

基于对理性的怀疑而产生的建筑学，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框架，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过去那个纪念碑式的建筑盛行的时代断开，那种建筑是我们对自己的理性过分自信并盲目服从的结果。在此我引用西班牙建筑师布鲁（Eduard Bru）的话：“在今天的城市里，自由空间通常就是剩余空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那也并不是自由空间，不过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空间而已。其产生的根源，是有些紧张的关系尚未解决，所以这些空间才不得已而空出来。这样一来，把现代自由空间的意义，转换成了城市里的空白，其含义要从制造了这一空白的紧张中去寻求。”(Three on the Site，1997年出版)。

如果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就会意识到，在我们的建筑中制造张力是很重要的。但那是什么样的张力呢？比如说，极简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瑟拉(Richard Serra)把空间看成物质。他的大量钢制雕塑便是把空荡荡的空间物质化了。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特殊的空间，让我们体会到重力感和重量感。他对空间的利用和构造，使不起眼的景观，也呈现出特别的意义。在重力曾经存在的空间里制造出浓重的张力，造成完全不同的关系和体系。

蕾切尔·怀特瑞德(Rachel Whiteread)以更加实质的方式强调空间的物质性。她甚至把我们看不见的非物质也物质化了，她的方法是去掉建筑的外壳，甚至在建筑内部模制空间。她宣称，空间不是剩下来的那一块，而是刻意预谋并且本来存在的。

日本龙安寺的庭院，经常被许多西方建筑师引为空白的物质表现，或许与怀特瑞德对空间的定义倒是殊途同归。但这个空间虽然是空的，却没有任何物质可以进入，里面的一切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变换位置。这个庭院似乎充满了透明的冰，非常清楚地表现了空间的物质性。这些空间让我们触摸到了沉睡在无比安宁中的空寂之美。

但对我而言，这种空白是僵硬的、事先设定好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死的，因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与此相对比，韩国的古庭院（韩语叫“马当”）则是生动的、鲜活的。尽管其形状与功能都未确定，但它们创造了张力，并让我们有一种创新的特别体验。我相信，这才是都市空白的内在品质。

在一些伊斯兰城市，如摩洛哥的Marrakesh或Fez，路网纵横交错如同迷宫，四四方方的民房合在一起，看起来像蜂房。道路之间没有分出像主干道或地铁这类的级别来。当然，更没有西方式中心、次中心之类的划分。没有广场，没有公园，也没有区分什么商业区或居住区。城市的每个部分看起来都很相似，并且平等。然而，只要走进一条小巷，你会被里面形形色色的形态所震撼。不规则的小巷，有些还很昏暗凄凉，不仅用作通道，还是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公共活动进行的地方。正是这些城市里的空白，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活力。尤其是，如果我们走进任何一个小户人家，都可以看到洒满阳光的庭院。这些空白，是城市本身的精华和脉搏。我们不需要为了了解这个城市而去了解它的每个部分。换句话讲，城市的部分比整体更重要。无疑，那里并不要求那个万能的规划。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创造空白。这就是其存在本身。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庭院和建筑中刻意空出来的空间才叫“空白”。我想，建筑之间那些没被占据的空间，是更加重要的。自然，主要建筑物与城市本身之间，或各个区域之间的空间，也很重要。比如，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我们体验，并看到了原本塞满汽车的道路，改成了供城市节日欢乐的地方。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城市空间是多变的。但是，“城市空白”所涵盖的范围，比这更宽泛。即使在一个小房间里，“城市空白”——即带有城市特色的空白之处——也可以存在，甚至在墙面上和建筑材料里，也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我们要懂得，在这些新的空白之处里制造新的张力，并用这样的张力制造新的物质感，才是要紧的事情。建筑实现我们的生存体系和我们生活的基础，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是，许多已经实现的部分还不为人知，这可以说是不幸的，也可以说是幸运的；它仍然存在于想象的世界中。我们明确了解的只有现在——此时，此地。所以，我们要为正向我们走来的未来做好准备。而我要做的，就是以建筑的形式，想象并且实现这一切。

【承孝相（韩国），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

疏远是文明的一种版本

文/Richard Sennett

“城市文明”是指不同的人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能力

是指人们尽管种族各异、阶层有别、信仰不同

却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不需要时刻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都需要警察来插手

所有进入我们视野的所谓“城市时代”的城市，都是些大城市。其中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和墨西哥城，正以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度发展；另有一些城市，比如伦敦和纽约，已经发展成熟，但仍未停止成长；而像柏林这样的城市，则面临着衰落的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地方，可以彼此借鉴些什么？

我想探究一个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的问题，就是关于文明。说到“文明”，我指的不是言语举止上的彬彬有礼；这个词在更深的层次上，是指不同的人在一起共存的能力。更进一步讲，是指人们尽管种族各异、阶层有别、信仰不同，却可以深入地生活在一起，而不需要时刻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都需要警察来插手。这是城市生活的希望所在：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应该成为力量和关爱的源泉，而不应导致相互疏远和呆板苦涩。

要让这个理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里变得有意义，那我们对“差异”这个词的理解需要有些改变。在欧洲和北美，我们曾经强调身份的差异——比如说德国人在文化上区别于土耳其人，或者美国人区别于墨西哥人。在中国、印度或墨西哥的城市里，文化上的差异，远不如财富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显得重要：分布在拉美、南亚和热带非洲大片土地上的简陋棚屋，就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最好证据。为了理解这种阶层差异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也许可以看一下墨西哥城。据联合国预计，墨西哥城现有的一千八百万人口中，有42％的公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或刚刚在贫困线上。而在上海，这个创造增长神话的东方城市，预计其现有人口的35％也处于同样的状态。

在这样贫富悬殊的情况下，“文明”还有现实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关于文化认同的不同经历中学习如何把经济差异“文明”化。各个时期的城市中，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文明中，犹太人是既受蔑视又让人畏惧的群体，欧洲人把他们叫作“其他人”。犹太人在城市中的存在有三种形式——这些形式都预示着过着与别人不同的生活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世界上城市的“其他人”们，面临的也正是这类问题。

犹太人作为外人在城市中生活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他们在犹太人聚居区里封闭地生活着。这个城市不能缺少犹太人，他们不仅是商人，也是医生和抄录员；当时行医是非常危险、报酬又低的职业，基督徒都不愿意从事。大多数犹太商人都会用多种语言讨价还价，但这种技能得到的报酬也很少。这些不可或缺的陌生人，居住在自我封闭的三座岛屿，之间由吊桥相连。白天，犹太人在城里工作，日暮时分便回到小岛，拉起吊桥。整个夜里，没有人可以进到这些岛屿来，警察的巡逻船在岛屿外面巡视。

导致这种极度隔离的原因，是由于威尼斯缺乏基本的文明。犹太人曾被当作杀害基督徒的凶手而受到攻击；遇有瘟疫发生，他们又被怀疑在井里投了毒，还是受到攻击。对犹太人的偏见实在太深了，他们只能在警察国家的保护下离群索居。巡逻船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挡住外面的威尼斯人，也是为了把犹太人关在里面。这就是在没有文明的背景下，城市差异的一种模式。国家承担起了平民社会无法承担的维护治安的职责。

犹太人城市生存的第二种模式是18世纪末期的柏林。只要犹太人在公共场合不显示出任何与别人不同的地方，社会就能容忍他们。尽管他们不能参军，也不能上大学，犹太人可以居住在柏林的各个地方，享受到了威尼斯时期的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些权利。富裕的犹太人享受着和贫穷的德国下层公民同等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有代价的。无论什么时候，一旦犹太人公开显露出自己的独特之处，便会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在实际生活中，这就意味着犹太人只能在自己的教堂里祈祷。每逢宗教节日，如果他们在外面立起神龛，就会遭到攻击。18世纪柏林的犹太教，是关门闭窗的宗教，不是可以拿到大街上的宗教。

这种文明模式，是以抹杀自己的文化来争取融入主流社会。这样的互换，和今天法国学校里争论穆斯林女子是否应戴头巾的情形相似。市民社会和公民身份要求具有自身的统一标志，不可能既保持和别人不同，又想融入主流社会。启蒙运动时的柏林，正如今天的法国学校，主流文化成为天下一统的标准。

20世纪初期伦敦东区的犹太人生活，体现了犹太人城市生活的第三种方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是穷人。一般我们印象中的典型犹太人都是些精明能干的成功人士，但实际上也有很多犹太穷人。20世纪初伦敦东区的砖石巷附近生活的犹太人就大多是穷人。现在这个地区住的是同样贫穷的孟加拉移民。这里不是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一样的受监视的犹太社区，也不是像18世纪的柏林一样的秘密犹太人世界，而是一个被主流文化抛弃了的空间。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莱斯利·斯蒂芬曾这样描述犹太社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主流文化也没有过多地去干扰他们。这就是第三种模式的秘密：这是以相互漠然为基础的文明。伦敦东部犹太人拥有了他们先辈所没有的自由；是漠然给他们带来了这种福气。但这种宽容的结果，是双方对彼此一无所知。长期住在这个“不可理解的伦敦”的居民，不参与任何社会上的集体生活。柏林模式为了大众公民权压抑了身份认同，而伦敦模式则以这种特殊的文明形式压抑了城市公民身份。

那么，对于今天的经济鸿沟十分突出的城市，这三种文化模式又喻示着什么呢？这三种模式中，威尼斯的犹太人区，是富人用以保护自身对穷人严加防备的方式，这是历史的讽刺。在今天，每当一个大门紧闭，围墙高耸的高档社区建起来，就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威尼斯时代的犹太孤岛；每当一个富庶的社区由公园环绕，或由无法穿越的高速公路作为屏障分割开来，一个软性的犹太孤岛也就产生了，其功能就是保护其内部。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现代犹太区应对犯罪的有效性有多高？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新旧，这种隔离式的人类定居方式是彻底放弃了文明，认为差异需要用武力来维持。

柏林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理想的。它认为，今天那些贫困的痕迹，和当年的犹太人特征一样，总是可以隐藏或者淡化的。如果你觉得这一说法荒唐，我可以提醒你，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谈来往，不用揣测和你交谈的人有多富或多穷。这也正是伊斯兰势力对统一的理想，它赋予了今天许多穆斯林城市以活力：这是一种忽视物质上的差异的统一的文化。但是，柏林犹太人的经历也暴露了其中的问题：统一可能带来压制性。为了在另一种背景下说明这一点，我引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一个城市规划师的故事：在带领一个参观团从一个标准化的建筑区到另一个标准化的建筑区转了一圈后，规划师说：“看见了吧，我们的现代化进行得多么彻底！”统一主义可以成为掩盖不平等的烟幕，就好像这些不平等并不重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大量穷人来说，这些不平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就剩下第三种模式即伦敦模式了，实际上，我不得不说，也许这就是未来城市的模式。疏远是文明的一种版本，分割是自由的一种形式。这是一种社会的折中，尽管它和共享公民权的理想背道而驰。从一架飞过开罗、墨西哥城，或洛杉矶上空的直升机往下看，就能明显看出这已经成为现实。许多城市的规划战略，都在无意中走进了这个死胡同，把新开发项目往外推，而不是向内集中，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城市人口的密度。当我们把公共服务设施都放在一个社区的中心地带，而不是放在社区与其他异类社区的交界地带，伦敦模式就会出现了。

城市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这是老生常谈了。但如果各种差异之间没有交往，那么复杂性就没有生命力了。

城市怎么布局，公共场所怎么组织，交通体系怎么设计，住宅怎么交织在城市的纤维之中——所有这些规划活动都将改变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经验。如果我能够把文明这个抽象的社会问题以形象的方式说出来，我要说，它在于要找到一种办法，把城市编织成为一个整体，而又不失多样性。但现在规划者所采用的许多方式，如功能混合的开发项目，在实践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文化差异不能等同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当城市中的文明程度很好的时候，人们能获得多重身份认同。许多纽约的犹太人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纽约的非洲裔加勒比人、朝鲜人、印度人也是一样，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之外，他们工作中的身份，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已经显得比种族、宗教和民族更重要。当城市中的文明很差的时候，身份始终是单一的，而不是多重的。很容易就被定型的人，比具有更多重社会身份的人更容易受到歧视。

经济上的“文明”不是多重认同的问题，不是中产阶级同情穷人。城市的冷漠——我说的第三种模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诸如圣保罗或孟买等大城市的特征，这些城市将会急速扩张，正如处于同等经济条件下的19世纪的欧洲城市，这种城市的冷漠是不可持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经济，我们从文化上学到了——宽容不是目的，积极的社会融入才是目的。

【Richard Sennett，社会批评家，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

此时此地的他者

文/姜

他的城市是一个基于信任的关系网，而我的城市则是一个基于服务和被服务的程序。

我坐在离开C市的豪华大巴上，前方是一座巨型仿古牌坊，跨过8车道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坊顶的广告牌上写着：“欢迎再来C市”；三天前，同一辆大巴带着我和一个50人的旅行团通过同一个收费站进入C市，看到它的另一面是“欢迎来到C市”，几个硕大的粗体隶书下是一幅巨幅的城市背景：C市最摩天的建筑、最醒目的城雕和最秀美的景点被喷绘到一起。三天的行程中，我们无一遗漏地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我们的身影。此刻大家正在数码相机中翻阅着C市：我们站在山顶公园的花坛前，C市就在我们脚下；我们站在游艇的船头，C市就在我们身后；你问我C市怎样，我会告诉你我喜欢和不喜欢C市的种种见解，但你若问我是否融入了C市：这怎么可能？我只是个游客，C市对于我们只是一堆拼贴的景点，就像我们身后的广告牌和相机中的旅游留影，我们来过了，到此一游，仅此而已。

我住在北方的B市CBD中央的国际公寓中，其中A座38F朝西南的那间150M^2的套房刚刚成为我的新家，窗外可以俯瞰整个CBD，所以楼书上主打的广告词是“一切尽在掌握”。我用225万的现金买下了这套房，为此售楼处为我们一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在我成为B市市民之前，我有40多年时间生活在L市，那里的地下埋藏着两样可以令人暴发的东西：文物和煤，它们制造了很多亿万富豪，我也是其中一个，但我做的不是文物而是煤。做文物的大多去了国外，做煤的则大都像我一样来到了B市。房子买了，但我也不会常住，它是为我儿子买的，这里有最好的贵族学校，毕业后直接送往国外深造。毕竟靠资源谋生的人和城市都不能持久，我不希望他走我的老路，最好尽快地融入B市的生活。

整个社区的住户中有75％的外国人，他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和混血长相的孩子们在社区花园中玩耍，似乎比我更像本地人。但我们只是在电梯间、或者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业主联谊会上有机会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另外，在联谊会上我认识了开发商P，10多年前，他在南方的H市炒地炒楼，并且在那场泡沫经济破灭前淘到第一桶金，随后他来到B市发展并成功地成为这里最有实力的开发商。他说，当年去H市的淘金族中，凡是要把H市当作第二故乡的理想主义者都失败了，而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选择做一个投机的游客，来到H市只是为了参加一场豪赌，见好就收。这场豪赌唯一的意义在于：垄断性的国有资本被融解成了合法的私有资本，并由此造就了一批有责任地进行投资的企业家。H市是一个牺牲品，它换来的是包括B、S和G市在内的其他城市的繁荣。那些在H市发家的人，在B、S、G市找到了他们的家。P说，去年他回了一趟H市，他经手的几块楼盘已是锈迹斑斑的烂尾楼，而10多年前的一家叫作“不回头”的餐厅居然还在。那一刹那他像是回到了从前，感觉自己有一部分似乎还在H市，从来就没有离开。

大楼共有6部电梯，有一部叫作装修电梯，其他5部电梯中锃亮的镜面不锈钢在这里被粗糙的甲板维护起来，上面粘着装修的粉尘、泥土和碎末。它将业主雇用的装修工人和业主本人隔离开来。我雇用的装修队包工头W来自内地的F1村，那里因为要兴建一个大型水库而整体搬迁，他和他的老乡们被作为移民迁徙到了更高的F2村，但由于失去了耕地，他们不得不来到B市从事建筑和装修谋生。W说，做建筑很辛苦，常年要住在工棚，那是为建一栋楼而专门为建它的人搭的一栋楼，临时性的，楼一建好就拆，然后运到下一个工地再建；做装修就不像做建筑那样居无定所，而且装饰材料比建筑结构更加亲和，尤其在装修的后期，看着整个空间逐渐“豪华”起来，不属于自己，却至少可以从精神上有所幻想。目前，W和他的老乡们在B市的郊区建起了F3村，村里住着建筑装修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在这里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和习惯交流，政府还为自己的子女专门建立了小学。W说，以前他们在B市很受排挤，经常有身无分文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有了F3村，就像把内地的家搬来了B市，感觉上就有了归属；后来人们索性把他们住的地方叫作B-F3，或者“城中村”：F3村和它的村民们在B市的立足之地。

我站在南方G市一座五星级酒店28层的行政客房的落地窗前，这里可以看到楼下的另一种城中村，比B-F3更高，而且更密集。每次来到G市我都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间客房，每次我都会在窗前看到这个村子，陆续已经有8年了，8年前这个村子还是1～2层楼，现在全部长成6～8层的方形筒楼，以不到1米的间距挤在一起。和B-F3不同，这里房东是本地农民，房客则大都是外地农民；他们都失去了耕地，结果却截然不同。我在G市的朋友Z就曾经在这里住过，他说那里的4层以下全是廉价的出租屋，每间房都有好几个人挤在一块，楼上几层则住着房东，靠收租就能活得很好，每天没事出门喝茶、回家打麻将。Z是做皮包生意的，这个村里很多房客都做皮包生意，因为附近有个南方最大的皮包批发市场。Z还说G市每个城中村因为位置不同，内容都不大一样，靠近海关的叫走私村，靠近货柜码头的叫二奶村，其他还有布料村、二手村等等。后来Z做大了，从这个村子搬到了G市的新城区，在那里结了婚，成了本地人。但是他还是会经常回来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他的朋友，和那些继续要经过这里进入城市的人们。

我经过城中村进入酒店，自动门无声开启，中央空调的凉意扑面而来，门童说“欢迎光临”时那笑容可掬的样子让我想起了C市入口处的广告牌：每家星级酒店都有这样一对门童，就像每个旅游城市都有这么一个广告牌。8年来，我在G市的这家酒店的这间客房已经比我的家更像家，他们的定时卫生清理让我的房间每天保持着更新，一次性的牙具和一尘不染的床褥不断地抹去我昨天的痕迹；尽管左邻右舍的房客每天都可能是新的陌生人，但“宾至如归”的服务准则让酒店的每个员工都成为我的家人。这里有个服务员很像我在B-F3村见到的一个女孩，但她脸上更多的是职业化的微笑，而不是那个女孩的羞涩和胆怯。昨天在酒店餐厅用早餐时听到邻座另一对陌生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人：如果你的上亿资产一夜之间全没了，怎么办？另一个人回答说：我找我十个朋友一人借一千万重来。我很羡慕这个人有这样的十个朋友，而我有的更多的是像这个女孩这样的下属；他的城市是一个基于信任的关系网，而我的城市则是一个基于服务和被服务的程序。

在东部的S市我住在另一家酒店的另一间客房。这里看不到城中村，下面是S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昨天在卫星电视一个海外频道看到的都市言情剧里有几幕就是在这条街上拍的。那边有一座天桥，片中的男主角是个摄影师，在天桥上摄影时拍到下面的一个开敞篷车的女孩并爱上了她。他通过照片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她，两个人相恋了。在接下来的罗曼史中，摄影师和这个女孩驱车在S市的大街小巷上漫游和狂奔，留下了无数以女孩做前景的城市影像。在初恋的热情冷却之后，女孩移情别恋；没有了敞篷车的摄影师，发现他再次拍到的城市失去了速度，变得陌生；他发现这个城市与那个女孩一道和自己分手了。我看着下面被霓虹灯和广告牌淹没的天桥和车辆想象着剧中庸俗的情节，想象着一辆开着敞篷车的女孩是如何迷人、如何丝丝入扣地进入这个城市的高速系统和夜生活，想象着那个男孩撕碎他在敞篷车上拍到的照片时的失意，想象一个城市在一个人心中如何因为另一个人而崩溃。

2012年底，L市的煤终于挖完了，我关闭了在L市的厂矿回到B市。我们的国际公寓在CBD中已被更高的摩天楼埋没。原先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正在逐渐迁出，房子被重新租售给本地人，业主联谊会早已自行解散，开发商P在2008年就已离开B市去往内地发展。此时的B市正进入高潮过后的经济平缓期，整个CBD都在裁员，看到那些潦倒的失业者，总让我想起那个摄影师：失业就像失恋，裁员就像分手。我的儿子此时也结束了他在国外的留学，从地球那边的N市回到B市，加入了“海归＋海待”的队伍。回来的头几天，我每天都开车带他在城里漫游，一起看看在他没回来这几年B市的变化：CBD周围建起了若干个西洋风格的楼盘，其中有一个模拟了N市建筑风格的楼盘叫作B-N村；而W在郊区居住的B-F3村因为城市的扩张已不复存在，我们在原址上看到的是一片绿地，干净得就像酒店里更新过后的床单。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又去了G市和S市，G市那座酒店被卖给了一家更大的跨国集团，我的熟人都被换掉了，因为酒店要求所有员工都要会熟练的英文。楼下的城中村还在，但已被改造成了街道，容纳着固定的住户。S市的天桥已被拆掉，因为那条商业街已被作为特色街道改造成了步行街，机动车禁行，街上只有一种用玻璃钢制成的旅游敞篷车。

儿子说，以前在国际公寓长大的日子就像在国外，而去到国外住在唐人街就像在国内，现在重新回到国内，又像个游客；那么那些属于这个城市的人，是不是就是他们的导游？多年之后，我们举家搬到了X市。这是一个没有本地人的移民城市。儿子用我当年挖煤的钱在这里成立了一家叫作“此时此地”的旅游公司，经营着全国最大的主题公园、城市漫游和相关的房地产项目，记忆中B市的B-F3村、H市的烂尾楼、G市的城中村和N市的唐人街，在X市全部被复原成旅游景点。儿子还承包了登月旅游计划，我和一个由外地人和外国人组成的旅游团，作为第一批游客登上了月球，并作为第一批房客入住了这里的“他者酒店”。儿子把我所在的客房设计成当年G市那家酒店的样式，这让我在进入房间那一刹那像是回到了从前。站在落地窗前可以看到对面的地球，黄昏时，太阳的影子自东向西覆上地球表面，阴影中渐次迸发出一个璀璨的人工光星系，点缀出一切有城市的地方；就是那一个个挤作一团的微小的温暖中心，将我和其他人像旅游团一样捆绑在一起，其中有些是一次性的游客，另一些则是有着更久有效期的导游，有些被动，有些主动，大家都在这个人工光星系中流动。“欢迎光临！”儿子出现在窗边的可视电话中，他的身后是X市的无数工作人员和游客，在对面的星球上向我挥手。

【姜：设计师与评论家，长期以各种方式从事城市研究和实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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