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秤星座
Author: （美）唐•德里罗
Date: 2013-03-15 08:18:29+00:00
Keywords: 唐·德里罗; 文学; 美国; 美国文学;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政治小说; 外国文学; 天秤; 小说
Description: 肯尼迪遇刺谜案的完整演绎，文学大师呈现的后现代悬疑推理。李•奥斯瓦尔德，生于1939年10月18日，一个天秤星座的男人，全世界都知道他开了枪，但真的是他杀了肯尼迪吗？记录改变美国20世纪命运、造就德里罗小说世界的重大事件 ★美国全国图书奖、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决选入围作品 ★《天秤星座》获得《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 ★《时代》“1923年以来英语小说TOP100” ★入选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名著清单 ★译林2013德里罗作品集独家引进英国知名设计师Noma Bar设计的封面，本版设计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精装奢华打造文学经典收藏。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约翰•F.肯尼迪，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在行进的车队中被枪击身亡。 两天之后，被警方指控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转移去更安全的监狱途中遭遇枪杀。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刺杀案背后的真相只留给了揣测、改写和无止境的猜测。 在小说《天秤星座》里，唐•德里罗探寻了一桩阴谋，它在7秒钟之内改变了美国世纪。 —————————————————————— 我觉得我的书都不可能在肯尼迪遇刺之前的世界里写成，而且我觉得我书中的那些黑暗也直接来自达拉斯那一刻产生的迷惑、心灵的混乱，以及对无常的知觉。可以说，正是这造就了我这个作家——不论好坏。 ——唐•德里罗 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有四个，他们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秤星座/(美)德里罗（DeLillo,D.）著；韩忠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

（德里罗作品）

书名原文：Libra

ISBN 978-7-5447-3167-6

Ⅰ.①天… Ⅱ.①德… ②韩…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787号

Libra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 1988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licensed by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8—037号

书　名 天秤星座

作　者 ［美国］唐·德里罗

译　者 韩忠华

责任编辑 田　智

责任编辑 王　维　王延庆

原文出版 Penguin, 198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361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7-6

目录

献词

暗杀之气

1

2

3

4

5

第一部分

布朗克斯区

4月17日

新奥尔良

日本厚木

5月20日

沃思堡

6月19日

莫斯科

7月2日

明斯克

第二部分

7月15日

沃思堡

8月12日

达拉斯

9月6日

新奥尔良

9月25日

墨西哥城

10月4日

达拉斯

11月22日

达拉斯

11月25日

作者声明

献词

谨　献　给

607的小伙子：

托尼、迪克、罗恩

暗杀之气

唐·德里罗

1

有些故事从未终结。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实景历史表演的观众视线里，在从胶片或录像带中寻回的瞬间里，依然有故事在等待着完结，等待周详的解析和反复的推敲。这些故事中的某些，也在经历着某种凝结过程，它们渗入日常生活的纹理，与寻常一天的成千上万种微小刺激混杂起来，难以区分，这一天充满视觉和听觉的静电干扰，由麻木的消费者大脑进行处理。

有一种电子游戏，你在玩的时候，假定自己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身份，站在他的位置，居高临下守望总统车队驶过迪利广场。这款游戏是在暗杀事件四十一周年时由苏格兰的一家公司发布的。它要你尝试再现从奥斯瓦尔德上班的教科书仓库六楼窗口向总统座驾开的三枪。若能把握好弹道和时机，比其他玩家打得更准，你便可赢得十万美金。但若不巧打中了第一夫人，你就会被扣分。

还有一种T恤衫，上面印着奥斯瓦尔德的照片图像，他受到杰克·鲁迪的致命重创，两眼紧闭，扭曲地张着嘴，一幅身罹剧痛的人的肖像，只不过此处是纯粹的摇滚式痛苦。鲁迪挥舞的是一把吉他，而不是左轮枪。画面另一端的警探，那个一身泛白西装配斯泰森阔边帽的人，也挎了一把吉他。而舞台中央的便是奥斯瓦尔德神话般的形象，正对着手中的话筒吼出他悲伤破碎的爱情。

2

多年以来，人们由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演绎出许多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各种各样的剧情转折、复杂动机、傻瓜理论、外国因素、国内情报机构、犯罪组织、司法部门和一种密谋操控历史的感觉。

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处在隐显的边缘？某些能被确证的事实，能够证实当日在迪利广场，当车队沿埃尔姆大街驶来时，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持枪者，抑或有另一名枪手存在。

这个疑问引入了最终的主题，那就是现代技术。

技术往往代表着向着未来的飞进，它不断地承诺更加精微的系统和网络，以及对我们生活和思想方式更深入的探究。技术代表我们取得未来。它也有能力再造过往——在此便是要再造那被困在一段旧录音带纹路里的某个隐蔽的时刻。

数十年来，人们使用了图像解析、弹道学分析以及形形色色的法医学调查。今天，又有一种数字扫描仪正在研制中，它最终也许会对至今仍在那部血迹斑斑的豪华轿车上方盘旋不去一个核心问题作出解答。这个设备将能分别定位那段由警用摩托车上一只开着的麦克风偶然录到的声音，据说录到的正是开枪的时刻。这些声音瞬时被传导至达拉斯警察总局的监控室，在那里，所有的无线电通讯照例都要被录下来。

这是那段重大时刻已知的唯一声音记录。许多年后，磁带才被发现并交给声学专家进行研究。两项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些发现分别在1979年和1982年公布。如今又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人们的期望也更高了。科学家们相信，一旦扫描仪投入使用，他们就能给出从老录音中截取的那段声音的清晰数字图像。他们将把枪声从无关的噪声和远处传来的其他声音中分离出来，然后，也许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有三声枪响，那就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干的。如果有四声，那说明还有一个枪手。

他就在《天秤星座》中，那另一个枪手，他有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和一种国籍。失落的历史就是这样变成了自由编写的故事。他站在小草山上的栅栏后面，手握武器，注视着豪华轿车驶来的路。他并非那些调查人员、科学家、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和其他数不清的人几十年来苦苦追问的答案。他只是一个人，站在空白处。

3

数年前，我收到一位报社编辑写给我的信，他问我有无兴趣写一篇关于美国暗杀的文章。信里也提到了奥斯瓦尔德，不过将他的名字误写成了“利”[1]。我对着这封信低头凝视了片刻，体会着这种冲击。这个错误使一切都变了。我想象着这位老兄的形象，利·奥斯瓦尔德，清瘦而健康——头发喷了定型剂，以得到持久光泽和全天养护。他想做个演员或模特。他搬到纽约，进入演艺圈，做餐桌侍者的工作，交房租，并能让他偶尔去布鲁明戴尔百货店挥霍一下。历史由一个拼错的名字展开。

它也以表演艺术的形式反复再现。蚂蚁农场，一个反文化团体，1975年夏天在达拉斯重演了总统车队驶过的场面。这个团体的两个成员扮演肯尼迪夫妇，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扮女装。他们一天内将豪华轿车沿埃尔姆大街驶来的景象重演了二十遍，大量游客前来围观，人越来越多。该团体有他们自己的电影和视频技术人员，而游客们也带着自己的傻瓜相机。他们没有模仿枪声，也没有安排一个奥斯瓦尔德的角色。但当假扮的总统突然歪倒在汽车后座，承受着想象的死亡之痛时，有些人边看边流泪。蚂蚁农场再现的是一个媒体事件，而不是枪杀。从效果上看，他们是在重演泽普路德的录像，那段记录这次枪杀的家庭影像。他们这个版本名为《永恒的画面》，是一种诡异的、毫无感情色彩的超现实主义表演，其意义由这段记录收集在一只充满暗杀之气的巨大塑料袋之中。

4

历史极具摧残性的力量，有时是偶然性的，但大多数时候毫无逻辑、含糊不清，它会产生一部虚构作品，这作品从效果看仰赖于结构和体裁，有赖于详尽地揭秘一些由来已久的困惑或焦虑，揭秘一些经久不散的迷惑，它们在彼处徘徊，在整个三维空间，那里的血粘稠而真实，但那枪声却可被忽略。

然而有一天，当这篇作品已经写就，但也许未及出版，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粒子物理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数字扫描仪的研发，正准备从那个名为10号录音带的物体的不对称纹理中析取信号。

然后，或许，那一阵枪声便有了一个数字。

是三还是四——或者会不会是五？这个最新数字是2001年一项声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会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吗？

鉴于其辉煌的未来性，技术天生带有超越的意志，它要超越一年前，一周前，甚至一分钟前的进步。波形分析，共聚焦显微镜，数字模拟。一种技术催生另一种技术的速度有多快？其中的真相究竟在何处？1963年的一天分散在熙熙攘攘的户外背景中的几声噪声能够从一段老旧破损的录音带中，从其75微米宽、5微米深的纹理中还原出来吗？还原，复制，解码。我们想相信他们可以做到。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主张事实是脆弱的。他认为，当他坐下来思考过去的时候，过去仍在变化中。但我们想相信我们应对的是科学，而非玄学。当然，我们也在应对人类，应对一个潜伏在史诗性事件的暗影中的人物，这事件造成了激烈的论战、互相矛盾的科学发现和支持这一版或那一版真相的人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在枪声问题上的努力最终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明确的解答会引起一系列激烈的反对，它们或者理由充分，或者似是而非，或者出自极至的混乱。

一如既往，反对观点也会得到明确的说明，不仅从关系此事件的政治学的角度，也在被认为是更为严格的科学研究范畴内。

目睹真相并认识它，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5

当代一个胸怀大志的演员，不是利，也许是哈维，他从纽约迁回达拉斯，不久便做起了服务生，在老教科书仓库为企业老总提供饮品。他们在顶层，比狙击手守望的地方高一层。这便是七楼现在的情景，那里已是一个艺术和摄影的画廊。在此用简餐二十美元，开宴会两百美元。顾客可以到下面的六楼逛逛，看看那个11月22日的现场实物的陈列。几年前，在一场沃霍尔的杰奎琳·肯尼迪丝网版画展上，博物馆长说：“沃霍尔是不是伟大的艺术家？这幅作品是否属于这里？问这些问题，就像问那天射向肯尼迪的究竟是三枪还是四枪。它们都是重大问题。”

2004年夏，在纽约，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木偶剧院上演了一部叫作《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与时代》的作品。等我得知此事，演出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经年谜案的，是三枪还是四枪，抑或五枪，在那充满被丝线操控的关节木偶的非条件反射的世界。

唐·德里罗

2005年5月

胡晓平 译

【注释】

[1] 误写为“Leigh”，应为“李”（Lee）。

第一部分

幸福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自身基础上的东西。它并非是拥有一个小家，也并非是攫取和获得。幸福是投身于斗争，在斗争中不存在个人世界与众人世界之间的界线。

——李·H.奥斯瓦尔德致哥哥的信

布朗克斯区

这一年，他常常乘地铁去这个城市的边缘地段，车轮在路轨上要滚两百英里。他喜欢站在第一节车厢的前端，双手贴在窗玻璃上。列车在黑暗中疾驰。站台上等车的人们目光茫然，这是一种多年来形成的目光。当他一闪而过的时候，心想不知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列车行驶在速度最快的那些路段上时，他的身体摇晃起来。有时速度如此之快，他觉得列车快要失去控制了。行车的噪声高得使人头痛，他把这作为对自己忍受力的一种考验。又是一个发疯似的弧形转弯。这些弧形转弯产生的噪声里充满了金属声，连他嘴里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如同人们孩提时把玩具放在口中的感觉一样。

养路工们拎着提灯在邻近的路轨上巡查。他注意观察有没有老鼠从下水道钻出来。有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足以看清楚一样东西了。接下来是快车站、吱吱嘎嘎的制动闸、一群群难民似的候车乘客。他们踉踉跄跄地挤进车门，砰的一声靠在门上的橡皮边上，然后一点一点地往里挤，很快就挤在乘客群中间，目光越过附近的头顶，习惯地茫然望着外面。

这一切与他并不相干。他乘地铁只是想兜风罢了。

第一百四十九街住的是波多黎各人，第一百二十五街住的则是黑人。列车经过一个弧形转弯，发出一阵刺耳的噪声，到达第四十二街车站。在这个车站上来的乘客最多，满眼是公文箱、购物袋、书包、盲人、扒手、醉汉。地铁中引人入胜的东西比地面上这座著名的城市里的还要多，这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在这样一个大白天的下午，地面上那些重要的东西他都能在街道下面的这个隧道里看到，而且看得更清楚。

母子俩在地下室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为他们这台摩托罗拉牌的黑白电视机购置了一张有色滤光屏。屏面上端三分之一是不变的蓝色，中间三分之一是浅红色，底下三分之一则是不稳定的绿色。儿子告诉母亲，他又逃学了，乘地铁去了布鲁克林区。在那儿他看到一个男人穿着一件缺了一只袖子的上衣，那儿的人把逃学叫作“开溜”。玛格丽特认为，偶尔缺一天课并不怎么可怕。别的孩子总爱捉弄他，他学习也难跟上。他心里烦躁，情绪不稳。这是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通病，人们都能理解。例如，有一次他曾向约翰·爱德华的新娘挥舞一把小刀。玛格丽特认为，跟她儿媳不值得冲突结怨。她并不是个素质好的人，争吵不过是为了削木头的小事：他把木屑削在了她公寓的地板上。他们那时正住在她的公寓里，试图仍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母子俩已经不再受欢迎，于是搬到了布朗克斯区一个地下室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既作厨房，又作卧室，派一切用处；电视机荧光屏上蓝色的脑袋不停地对他们说着话。

当天气转冷，他们就敲打暖气管让房屋管理员知道。享有像样的暖气是他们的权利。

她坐着倾听这个孩子的抱怨。她无法在他想吃炸牛排的时候就为他做一盘，但让他去外面吃午饭的那点钱还是有的，甚至还能多给他一点，让他买一本滑稽连环画册或乘地铁去兜兜风。她一辈子都得应付这些对她的不公平的抱怨。当她怀上约翰·爱德华的时候，老爱德华就离开了她，因为他不想抚养孩子。在新奥尔良市阿尔瓦街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第二个丈夫老罗伯特又突然暴卒，这时她正怀着李。丈夫的死使她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后来，她家里来了笑眯眯的埃克德尔先生，年龄比她大一些，是个工程师，每月挣将近一千美元。看来他是一位最理想的丈夫，也是她唯一的希望。但他与别的女人通奸，手段狡猾，后来终于被她抓住了。那次她雇了一个孩子送一份假电报去，门一开就发现他屋里有一个女人，穿着薄薄的睡袍。这并没有阻止他通过阴险手段搞离婚，骗去了她一处像样的住房。她的生活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搬进便宜住所的破落史。

李曾看到《每日新闻报》上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几个希腊人在闹市区从桥墩上跳下水去打捞某个神圣的十字架。[1]希腊的牧师都留着胡子。

“我不知道自己还留在这儿干什么。”

“我整天忙里忙外，脚不点地。”她说道。

“我是你的累赘吧。”

“我从来没这样说过。”

“我想我要自己做晚饭吃了。”

“我干活，干活。难道我不在干活吗？”

“可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我不是那种只会坐着哭泣的女人。”

星期四的晚上，他观看描写犯罪的电视剧，如《反诈骗小组》、《法网恢恢》，诸如此类。在装有铁栅栏的窗外，街灯照亮了斜着飘落的雪花。北方的天气又冷又湿。她这时回到家里，告诉他又要搬家了。她已在靠近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第一百零几街找到了一套三间的住房，对一个喜欢动物的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那里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Natures倒过来拼就行了。[2]”电视里的广告这样说。

这是一幢五层红砖楼里的一间车厢式简陋公寓，坐落在一条乱糟糟的街上。一个与李年龄相仿的男孩一瘸一拐地闲逛，手里拿着一只从意大利市场偷来的活螃蟹，在比他小的孩子们面前晃动着吓唬他们。这是一种常有的现象。打石仗是司空见惯的，佩着在工艺课上自制的土手枪的大男孩也越来越常见了。一天晚上，他从家中的窗户里看到两个男孩把杂货铺的一只猫装在麻袋里，然后朝路灯柱子上甩打。他心里在琢磨，根据街上的情况，什么时候到街上去最合适。中午至一点、下午三点至五点，这两段时间不能去街上。要熟悉小巷，要利用晚间。白天他则乘地铁兜风，去动物园消磨时光。

一些年长的男人在门阶上坐下之前，非得小心翼翼地在灰色石阶上铺一块手帕。

他的母亲又矮又瘦，头发开始有一点灰白。她喜欢开玩笑称自己是个“小女人”，不过她真是这样想的。母子俩相互看着对方吃饭。他在餐桌上照着一本书学下棋。没有人知道他阅读有多困难。她给他买小塑像和小玩意儿，向他谈自己的生活。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听见她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

“学校又来了一张通知，”玛格丽特说，“校方威胁说要举行一次听证会。这些事你是不是一直瞒着我？他们要开一次关于你逃学的听证会，说这是最后一次通知。通知上说，自从我们搬来之后，你就没上过学，一天也没有。我不懂为什么非得让我从公函中得知这些事。这对我是当头一棒，对我的健康是一大打击。”

“我为什么非得去上学？学校不想要我，我也不想去学校。这样正好。”

“校方打算采取强硬措施了。学校可不像家里。他们会把我们送上法庭的。”

“上法庭我不需要你帮助。你就像平时那样上班去好了。”

“我为了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放弃了一切，你是知道的。这是我的创痛。别忘了，我自己也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我知道这种环境的恶劣。我出嫁前就工作了，曾在几家商店里当过经理。”

老一套又来了。她会压根儿忘了他的存在，会尖声地、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个小时，就像有人高声朗读故事给孩子听。他只好打开电视机，观看没有节目的画面。

“我热爱我的国家，但我不想去法庭忍受难堪的场面。埃克德尔先生就曾把我拖上法庭，指控我暴怒成性，不能自制。校方会说他们已经正式警告我们。我要告诉他们，我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可我一点也不比有教养的人差，把家里也料理得干干净净。我们还是个军人之家。这就是我的辩护词。”

动物园过三个街区就到了。园内野禽塘的边沿还残留着冰迹。他走向狮子馆，双手深深地插在夹克衫的口袋里。那儿没有人。一股气味扑面而来，带着温暖和力量，是那种大食肉动物的体味加上动物皮毛和冒热气的便溺的气味。

当他听见有人打开狮子馆笨重的大门，又听见响亮的说话声，他就知道谁在这儿了。那是第四十四公立中学的两名男生。一个长得又矮又壮，穿着水手短外套和打钉皮鞋，名叫斯卡佐；另一个年龄小一点，流着鼻涕，一副滑稽模样，李只知道街上的孩子们叫他尼基·布莱克。他们俩来动物园就是为骚扰动物，天天在这儿捣蛋混日子。他几乎能感觉到他们发现他时那种小小的惊喜，感觉到他们喉咙口肌肉的微微跳动。

斯卡佐的声音响彻高高的狮子馆。

“他们在班上天天叫你的名字，但‘李’算个什么名呀？那是女孩的名还是什么？”

“他的名字该叫‘得克斯’[3]。”尼基·布莱克说道。

“他是个牧牛郎。”斯卡佐说。

“你知道牧牛郎是干什么的，对吧？告诉他，得克斯。”

“他们专操母牛。”斯卡佐抢先说道。

李走出北门，脸上带着一丝冷笑。他迈下台阶，转身走向华丽的猛禽馆。他不怕打架，倒愿意打上一架。他曾经打赢过那个向他的狗扔石头的孩子，把他狠揍了一顿，用鞭子抽他，打得他淌鼻血。那是在卡温顿的佛蒙特街，当时他养着一条狗。但这次对他的挑衅将会难以承受。他们会耍他，耍够了走开，过一会儿再回来耍他，惹他撩他，挖他的疮疤，嘲笑个没完。

斯卡佐漫步向一群比他大的男女孩子走过去，他们正围着一张凳子抽烟。李听见有人说：“这是一辆双色的辐条轮奥尔兹火箭型汽车。”

一只大秃鹫蹲在栖枝上，脑袋和脖子都光光的没毛。有一种秃鹫会用嘴衔石子去砸驼鸟蛋来吃。尼基·布莱克正站在他身边。人们叫他总用全名，从来不叫尼基或布莱克。

“逃学是一码事。没关系。可你有一个月没在学校露面了。”

听上去像是恭维话。

“你搞手淫吗，得克斯？你整天在家里干什么？隔着裤子搞手淫，对吧？快想想。”

他假装伸拳要打李的下身，又把手缩了回去。

“你怎么会住到北方来的？我哥哥曾经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驻扎过。他说他们在南方得在手中放一个石子，这样才可以分清哪是向左，哪是向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做出伸拳出击的样子，摇头晃脑，鼻孔里快速喘着粗气。

“我哥哥在海岸警卫队里，”李对他说道，“所以我们搬到这儿来了。他驻扎在埃利斯岛。这是为了港口安全。”

“我哥哥目前正在朝鲜。”

“我还有个哥哥在海军陆战队里。他们也可能把他派到朝鲜去打仗。这正是我担心的事。”

“你不用担心那些高丽棒子，”尼基·布莱克说，“让人担心的倒是该死的中国佬。”

他声音中带着敬畏感，还带着一丝悲哀。他脚上拖着一双破软底帆布鞋，上身穿一件工作衣，做工同李身上那件防风外衣差不多一样粗糙。他个头长得矮小，不停地抽着鼻子，左半边脸永远是一副苦相。

“我知道去哪儿能从卡车上搞到一些山芋。我们在贝尔蒙特附近的堆场上弄山芋来烤着吃。南方那边也有山芋吗？我还知道从哪儿能搞到一些书，这种书可以快速翻读，书里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性交。有位老兄对这些可精通啦。他一到十六岁就不上学了。你要当心。”

他伸出舌头，吐出一小团烟丝。

“那位老兄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个活儿干。他先是买了十件那种带大人物专用领子的衬衫。他又会攒钱，一眨眼的功夫又有了一辆汽车。他每月给汽车上一次蜡。他用这辆汽车勾上了不少妞儿。谁能活得比他更自在？”

斯卡佐又晃动着肩膀，悠悠地逛过来。他鞋上的掌子轻轻地刮着粗糙的柏油路。

“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说话呀，得克斯？”

“让我们听听你拖长调的南方腔。”尼基·布莱克说道。

“很好。”

“对那个叫里奇的去说。他说话很中听的。”

“还是让我们先听听你的南方拖腔吧。不开玩笑。我正等着听你说话呢。”

李微微一笑，迈步从一伙弓身围着公园长凳的人身边走过去。这伙人正在风中点香烟，其中有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嘴唇上抹着鲜艳的口红；男孩子们穿着包屁股的裤子，是用鞍形针缝制的，还带着手枪袋。他走到动物园中央，捡一条小路向距离他家住的那条街最近的一个大门走去。

斯卡佐和尼基·布莱克在离他十码的后面跟着。

“喂，下流小子。”

“他有口臭，总是含着口洁片。”

“臭嘴巴一下子变香了。”

“跳个舞吧，一、二。”

“很好。”

“一、二，嚓、嚓、嚓。”

“他连鸡巴都不懂。”

“我说当心。”

“他怎么不跟我说话？”

“我们现在该干些什么呀？”

“抽支费格蒂香烟吧。”

“味道非常非常淡。”

“很好。”

“但要对我们说说话呀。”

“我们说话不中听，还是怎的？”

“还是说些什么吧。”

“快想想，得克斯。”

“很好。”

在大门口，一个身穿短夹克衫、打着领结的男人问他的名字。李说他不同北方佬交谈。这人指着人行道上的一块地方，示意他站在那儿等着把事情弄清楚。然后，他朝另外那两个孩子走过去，与他们谈了片刻，同时又向李打了个手势。尼基·布莱克没说话，斯卡佐则耸了耸肩膀。这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管逃学的训导员。斯卡佐拉拉自己的裤裆，目光直视这人的眼睛。你想怎么样，先生？尼基·布莱克则双手插在衣袋里，做出因寒冷而稍稍抖动身体的样子，咧嘴而笑，露出一口龅牙。

到了动物园外面的街上，这人把李带到一辆绿白相间的警车前。李对这辆警车感到很新奇。方向盘后面坐着一名警察。他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放在两膝中间，手里夹着一支烟。

玛格丽特到深夜还未睡，一直在观看电视屏幕上的调试图案。

李确实热爱动物，所以动物园成了他的乐园。但他们却把他送到市中心的一幢房子里，那里的精神病医生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数落他。这是个青少年精神治疗中心，里面住着大量的波多黎各孩子。他在里面得忍受满耳的喋喋不休的说话声。约翰·爱德华试图让他跟精神病医生谈谈，可李自从对着约翰的新娘亮出小刀以来就不愿意同约翰说话。治疗中心把他安排在新病员的宿舍里。他们问他是不是总咬自己的指甲，有没有参加宗教团体或别的什么组织？在课堂里是不是爱捣蛋？他不懂这地方的俚语，大人。这个地方满是纽约本地的孩子。他们发现我的儿子穿李维斯牛仔裤[4]，带着南方口音。可许多孩子都穿李维斯牛仔裤，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但他们却去骚扰他，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小魔王比利”[5]。我们以前与埃克德尔先生一起住在沃思堡第八街的时候，这孩子总是与他的哥哥们玩“强手棋”，学校来的成绩报告单也说明他是正常的。这是个适应新环境的问题，法官大人。上回他举起的不过是把小刀，而且他也没真伤着她，现在他们兄弟之间不说话了。这孩子热衷于研究动物的生活，研究它们的吃睡习惯以及它们在洞穴里的情况。那叫什么来着，兽穴?他思想上有些标新立异，大人。我说过，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欢历史和地图。他没经过正常的教育就懂得一些神秘的东西。由于屋子太小，这孩子同我睡一张床，直到他将近十一岁。当他的两个哥哥在孤儿院、军校或海军陆战队及海岸警卫队里时，我们母子俩就住在最简陋的小屋子里。大多数的孩子都以为他们的老爸能摘月亮。可我那可怜的丈夫在修剪草坪时突然倒下了，于是我成人生活中唯一的一段幸福时光就这样结束了。从那时起，就只有我玛格丽特和李在一块儿了。我们是母子俩，从来不存在忽视教养义务的问题。他们说他一直逃学，这是一面之词。还说他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他们在商量要把他送到法院诊所去检查。他们在商量要在学校里给他找几个新教徒做他的“老大哥”。他已经有两个大哥哥了，要更多的大哥干吗？他们还提到了“救世军”，可我给我儿子带去的糖果却被他们撕去了包装纸，他们还把我钱包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检查。这真欺负人。如果说他衣服穿得不体面，这不是我的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南方的得克萨斯州，一个逃学的孩子并不被人看作是需要关起来学习的罪犯。在这里他们却把我的孩子当作要处理的坏孩子。他们等着我求他们允许孩子回家。我们并不是他们所描绘的那种常见的游民。我是个基督徒。世上哪有一个不尽职的母亲会把家里搞得这样整洁体面？不信我愿意领你们去看看。我家窗明几净，房间布置没有一点不得体之处。我甘愿在吃上省着点。我煮一次豆子、做一次玉米面包要吃好几天，这有什么不光彩的？我过去的丈夫埃克德尔先生是个吝啬鬼。当我们还住在南方的本布鲁克镇格兰伯里街时，他已开始跟别的女人通奸。可我却被指控行为过分，发火成性。后来我跟他离了婚，大人，恢复了我原来的姓名玛格丽特·克拉弗里·奥斯瓦尔德。接着我们搬到了威灵街，那地方靠近铁道。

他接受了画人物的测试，他画的人物被判为缺乏生气。

心理医生发现他的智商属中等偏上。

青少年问题专家在报告中写道：“通过对他的询问，得到的情况是：他几乎感到有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在他与其他人中间，而他却宁可让这道屏障继续存在，不被打破。”

学校教师的报告说，他在教室里乱扔纸飞机。

他回到了学校的七年级班上，一直待到课程结束。夏日的黄昏，女孩子们在南布朗克斯公园的长凳附近流连，其中有犹太女孩，有穿紧身裙的意大利女孩，还有带脚镯的女孩。她们轻轻叫着男孩的名字，哼着抒情歌词，说着他听不懂的悄悄话。当他走过时，她们同他搭讪，这使他暗暗发笑。

呵，从海滩往回开的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女人，满嘴啤酒味。他眼睛里也感到了一种在阳光和海水中泡了一天的那种咸咸的、疲劳的刺痛。

“把你放在我姐姐处的麻烦是，她自己的孩子也太多，”玛格丽特说，“再说，她家里也免不了有家庭纠纷。所以我只好雇用罗奇夫人来照看你。那时我们还住在波林街，我上班去就剩你和她两个人。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她用鞭子抽你，在你腿上留下了鞭痕，于是我们又搬到了舍伍德森林街。”

酷热从墙壁和窗户进入公寓房间，从房顶上的柏油层直透下来。星期天，男人们拎着用白色盒子包装的糕点。有一个意大利青年在糖果店里被谋杀了，中了五枪，脑浆迸射在靠近放连环漫画架的墙上，孩子们从各处拥进店来观看灰白色脑浆的残迹。死者的母亲在曼哈顿的商店里卖长筒袜。

街上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大概有五十岁的样子，戴着眼镜，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在高架铁道的台阶脚下交给他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拯救罗森堡夫妇！[6]他以为自己得付钱给这个女人，便想要把传单还给她，但她已经转身走开了。他步行回家，一路上在听电台里一个懒懒的声音现场报道棒球赛：“各位，空座位多得很。出来观看比赛吧，还能看到第二场的全部。”那天是个星期天，又是母亲节。他把传单叠得方方正正，然后放进口袋里留着，以后可能有用。

这个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

他乘地铁到因伍德车站，然后出站去希普斯黑德贝。那儿有表情严肃的男人在古铜色的光线下摇晃着身子。他看见中国佬、乞丐、向上帝祈祷的人、日夜住在车上的流浪汉。他们身上有伤，蓬头垢面，百无聊赖地蜷缩着身子睡在柳条椅上。他没买票，跳过地铁的旋转栅栏又进了站。他上了车，站在两节车厢中间，双手紧紧抓住沉重的铁链。他的牙齿感觉到车轮与铁轨的摩擦。车速有时非常之快，他喜欢这种列车快要失控的感觉。我们怎么知道司机有没有发疯？这使他产生一种奇特的激动。飞驰的车轮迸出一团团蓝白色的火花，发出一阵阵巨大的嘶嘶声，列车快要失控了。人们蜂拥而入，他们的脸型各种各样，犹如书中描写的一般，不一而足。他们挤进车门，用手吊在上面的瓷拉环上。他乘地铁不过是兜风而已。噪声有一种力量，还包含着人类的力量。黑暗也有一种力量。他站在第一节车厢的前端，双手紧贴在窗玻璃上。路轨下面的景象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秘密，一种力量。光线揭示了秘密的东西。噪声大到了他在心里找到的那种疯狂的程度，它给人一阵满足的愤怒和痛苦的感觉。

从此以后，在他短暂的生命里，在这个世界上，他再也没有体验过这种达到尖啸程度的内在力量——这种纽约地底下地道里灵魂的秘密力量了。

4月17日

尼古拉斯·布兰奇坐在满是书、满是资料的屋子里，这屋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梦幻。他这样辛辛苦苦地干了十五年，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脱离自己的皮囊。他知道自己渐渐老了。好多次他都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手头的史料，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去查阅有关一个特殊下午的某一页、某一行或某个细节。这几天下午，他不时地进进出出，里外徘徊。夏日的晴空似乎给那些单调的资料增添了点色彩和深度。有时候，他会在椅子上昏昏睡去，一只手蜷曲在阔幅地毯上。这是间防火的老屋子，到处都是纸。

然而，对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了如指掌。他能很快地从那堆几乎有半堵墙高的文件夹中抽出他所需要的卷宗。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资料，到处都是便笺簿和盒式录音带。沿三面墙都立着大书柜，里面塞满了书；书桌上、方桌上，以及地板的一大块地方也都堆着书；还有一个巨型档案橱，塞在里面的资料不仅陈旧，而且挤得紧紧的，好像随时都会自燃起来。天气炎热，阳光明亮。没有什么正规的方法可以帮助他查询屋里的这些材料。他靠的是手和眼睛，靠的是颜色、形状与记忆，以及能把事物与其内涵联系起来的一种综合推断力。突然他醒了，心中纳闷自己究竟是在哪儿。

他有时环顾四周，不禁对自己这种与文字资料打交道的职业的分量之重感到心惊肉跳。他是坐在成百条生命呕心沥血整理出来的材料之中啊。放眼望去，没有尽头。如果他需要什么报告或是副本，不管有多困难或是有多容易，他只要开口就行了。那位档案馆馆长反应很快。他总是说，现在的研究领域以模棱两可、漏洞错误、政治偏见和一贯的异想天开为特征，因此他坚决主张材料一定要正确可信。他给布兰奇的不仅是对口的材料，也不仅是公开资料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脚注，而且还有兰利[7]中央情报局总部以外任何人都未见过的材料，包括内部调查结果和局安全处的秘密卷宗。布兰奇从未见过现任档案馆长，恐怕将来也不会见到。他们的电话联络简明扼要，像两只雪鹀在交谈，不过语气始终很礼貌，毕竟都是文人嘛。

此刻坐在皮扶手椅上的尼古拉斯·布兰奇是中央情报局一名退休的高级分析员，目前受雇撰写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秘史。当时，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只有六点九秒。让我们来召开会议分析一下这谜一般的事件。让我们来全力了解一下这一短暂的时刻，将复杂多事的每一秒钟分解成若干个要素。我们将建立起玉雕偶像般闪光的理论，预设出一系列的假想，面面俱到，令人信服。我们将沿着子弹弹道的轨迹追溯到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人身上去，回到那些在梦中呻吟的现实的人身上去。埃尔姆大街：一位妇女不知自己为何置身于草坪上，身边溅满了鲜血。第十大街：一位证人将鞋遗落在一名受伤流血的警察的汽车引擎罩上。布兰奇觉得这是一种几乎令人生畏的不可思议。这儿还有许多其他可怕的事，譬如人们内心世界的畸变和失常。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对事实的掌握上来吧。

局总部为方便调查，向他提供了一台家用计算机。他输入了一个日期：1963年4月17日。一按键盘，屏幕上立即显示出姓名、背景、亲友、地点。天空晴朗，天气炎热。绿树成荫的街道两旁是用当地的橡木建造的漂亮的老房子。

这是一间美国式的厨房，角落里安放着餐桌，一个叫小沃尔特·埃弗雷特的人（人们叫他温）正坐在餐桌旁思索。他对清晨周围的喧闹充耳不闻：熟人的喧嚣、每个幸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面包的上下翻烤、收音机里熟悉而复杂的音色，以及不绝于耳的嬉乐嘈杂。他的肘边有一份《纪事新闻报》，报童留下的折痕依然清晰可见。在阳光的照耀下，擦得锃亮的厨房用具映出晃动的人影。这些人影一直处于动态，一闪一闪的，世界的可知之处就这么多。他搅动杯子里的咖啡，思索着，再搅动一下，然后举着勺子不动了。仅从外表上看，说他是一个温文尔雅而又优柔寡断的人是不过分的。

他正在琢磨着秘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需要秘密?秘密又意味着什么？这时他的妻子伸手去取糖。

早餐时他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想法。在老主楼的办公室里吃午饭时，他又有了一些想法。晚上，他坐在门廊里，仍在继续思考。他相信，心中有秘密的人易于互相吸引，这是自然规律。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分享各自的所知，而是他们需要志趣相投的同伴，需要与自己同样受着秘密压抑而倍感煎熬的同病相怜的人。这样，他们就能从另外一半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从与那些不以保守秘密为职业或义务，或者不将其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可怕现实中暂时解脱出来。

玛丽·弗朗西斯注视着他往烤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样子。他左手捏着面包片的边缘，右手有步骤地移动着刀子，一遍又一遍地抹着。他是在尽力将黄油抹均匀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更深层次的要求？看着他就这样埋头在无关紧要的芥微小事中，真让人悲哀。他不停地抹啊抹，这种机械动作似乎已成了一种无聊的强迫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和必要。

她知道该如何合理地操心。她知道如何在这第十个连续的晴天，在早餐中用自己的声音把他引回到安全和正常的想法上来。

“这真是最好看的景象之一，不是吗？搬来这儿之前，我还从没注意过。人们走出教堂，就聚在台阶边聊天。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值得看的景象吗？”

“你以为在这儿还会发现歹徒吗？”

“我喜欢这个地方。你才会发现歹徒。”

“你还会发现牛仔们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因为赶牛赶得口渴了。”

“我是说到处都有教堂，而我以前从未注意过。”

“我喜欢看‘野鸳鸯’从汽车旅馆里出来。”

“别搅和，我是说真的。人们刚做完礼拜，慢慢地走出来，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这时教堂前的草坪和台阶显得挺可爱的。看上去很美。”

“那正是我成年后不喜欢星期天的原因。老古板们一个个穿得死气沉沉的，我觉得没劲透了。”

“古板又怎么样了？我倒喜欢做个古板严肃的中年妇女。”

“我不是在说你。”

他把手伸过桌子，抚摸她的手臂。每当他认为自己可能说错了话或打断了她，他总是这么做的，仿佛在说：别把我的话当真，相信我的手，我的抚摸。

“你的手让人感到好舒服。”她说道。

他们的房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古老而温馨，带着曲廊，廊柱是橡木的，上面缠满了凌霄花藤。他坐在餐桌边寻思：人们往往互相靠拢，在寂寞或病痛中从对方求得安慰。他还有时间去思索，他离自己变成停尸房里那些被冰冻起来的、被雕花肥皂涂抹过的怪模样的苍白老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呢！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五十一岁退休是很正常的。某个委员会已通过了一项养老金计划，并且就这些人繁重而危险的生活、家庭问题和他们肩负任务的无常性发表了一项声明。不过，温·埃弗雷特的退休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有在科勒尔盖布尔斯办事不利的原因，也与测谎器对他的测试结果有关系。他从三位不同等级的专家那儿听到了“动机枯竭”这个说法。其中两位是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科医生，另一位是一名可靠的外界人士；他觉得外界是个可怕而现实的地方。

他们把这叫作“半退休”，措词还是很中听的。他们安排他在这儿教书，并给他一笔资金，要他征召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作为军官的培养对象。在女子大学中，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就连温自己也只能痛苦而自责地看待这件事，似乎他仍然站在他们一边，远远地观察自己。

这就是我们这号人的下场，他用早餐时在想。到头来自己监视自己，冷漠超然地对待自己。

他将微微烘烤过的面包卷起来，最后准备放进口中。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她从他平凡的外表上能看到这一点。他长着羸弱而懒散的身架、温和的脸庞、清澈而哀伤的眼晴、斑斑点点的前额，而他体内燃烧着一种强烈的信仰，一种事业感。现在他被迫离开理事会和计划组，远离工作机构和秘密训练基地，玛丽·弗朗西斯比任何时候都能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真正的义务被剥夺了，与那些曾令他热情高涨的人和事的联系也被剥夺了，他却变得越来越有信念，热情也越来越高了。她害怕他会变得像有些人那样，将自己的怨恨神圣化，并以这种纯洁却令人饱受折磨的神圣为指引度过余生。收音机里的气象报告说，今天气温高达华氏七十度。上帝犹存，圣光普照得克萨斯。

他们六岁的女儿苏珊娜进来了，又直嚷着饿坏了。她站着把头靠在父亲的手臂上，双腿微微交叉着，似恼非恼的样子；这是她想引起大人的注意时一贯耍的小手段。她像她母亲一样，纯粹的金发碧眼，头发又密又硬，但脸色要比玛丽·弗朗西斯稍白些，没有风吹雨淋的痕迹。对温夫妇来说，苏珊娜是世上某种无私的标志，因为他们过去很想要个孩子，后来曾一度放弃过希望。看来心胸开阔真管用，能将渺小变成令人佩服的敬畏。温将她揽入怀中，听任她演戏般地倒在自己身上。他把剩下的面包喂了她，还在她咀嚼时故意发出淌口水的声音。这时，他阴沉的目光才有了一点兴奋。玛丽·弗朗西斯在收听KDNT电台的《生命线》节目，节目中正在谈论要加倍留心检查孩子们读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的必要性。

“到处都是危险。”一个严肃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道。

温从胸前的口袋中弹出一支烟。苏珊娜听见外面校车来了，忙奔了出去。接下来便是沉默，是今天第一次声响的中止，第一阵小小的疲倦。随后，穿着法兰绒睡衣的玛丽开始整理餐桌，屋内仿佛有一连串轻快清脆的音符在飘荡，如精心演奏手摇铃一般动听。

在老主楼地下室温·埃弗雷特的临时办公室时，两个男人正坐在微弱而忽闪的荧光灯下。温只穿着一件衬衫，吸着烟。他对于自己以前的过高期望不禁感到惊奇，还有点沮丧。这时，他似乎急着要把所有的话在过去的老同事面前一吐为快。

木工们正在走廊上干活。他们剪着齐根的短发，说话慢吞吞地拖长了调子，在蒸汽管下互相叫唤着。

劳伦斯·帕门特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着。他身材魁梧，穿一件蓝色细条纹衬衫和一套黑色西装，充沛的精力即使在平静时也能显示出来，不过他的金发与络腮胡的接合处已经飘银。看他的神情，他是那种希望在喝酒打趣中处理公事的人。而温认为他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自信，社交面广，是1954年危地马拉那场绝妙的成功改变的幕后操纵者之一，陈年佳酿的收藏者，猪湾事件[8]时的老战友。

“我的上帝，他们简直把你给埋了。”

“我在得克萨斯女子大学教书。仔细品味一下这个校名吧。”

“你教什么？”

“历史和经济学。情报局计划处要我为他们挑选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尤其是外国姑娘。如果她们中有谁日后成了首相，我们就可以说，当她还是个处女的时候，我们就吸收了她。”

“万能的上帝啊。”

“开头他们把我送交给精神科医生，”温说，“然后又把我流放在外。这到底算是个什么国家？”

两人都笑了。

“我总对自己念叨，让它如流水般淌过心头吧。我一直在这种氛围中徘徊。”

“得克萨斯女子大学。”帕门特近乎虔诚地低语道。

温坐着点点头。他和拉里[9]·帕门特都曾是六名军事分析员和情报人员组成的特别研究小组的成员。当时，政府为对付卡斯特罗政权，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分四个层次，特别研究小组是其中之一。第一层次是高级研究小组，由十四位高级官员组成，包括总统顾问、高级军官、特别助理、副部长和情报部门的首脑。他们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之后，出来十一个人，而进去六个。这第二层次的九人小组叫一般研究小组，再经过两小时的商讨，其中七人离开，又进来四人，包括帕门特和埃弗雷特。这个第三层次的六人小组就是特别研究小组了，它从事制定特别秘密行动的计划，并决定哪些一般研究小组成员应知道这些计划。而这些第三层次的成员又在猜测高级研究小组是否想知道第三层次的工作进展情况；十有八九他们不想知道。第三层次的会议结束后，又离开五人，再进来准军事部队的军官，组成了四人领导层。温·埃弗雷特是唯一在第三和第四层次都出现的成员。

“事情可能会更糟，”帕门特说，“至少目前你还是组织的一员。”

“我倒喜欢完全退出来，一劳永逸。”

“那你能干什么呢？”

“自己开公司，一家咨询服务公司。”

“咨询什么？秘密入侵吗？”

“那的确是个问题。我像是一种被污染的商品，没人要了。另一个困难是，我几乎没有做生意的天分。可我懂怎么教书。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里关于我的材料足以说明我的灵魂纯洁无瑕。他们看了我的档案，就把我派到这儿来了。”

“他们还在用你，这才是关键所在。他们的看法要比你想的深远得多。”

“我倒真想永远退出了。只要我在这儿，就总是为他们工作，尽管这完全是一桩荒唐可笑的差事。”

“他们会调你回去的，温。”

“难道我想要调回去吗？对于这件事，我内心很矛盾。我不喜欢自己这样：一方面看不起他们，另一方面又迫切想得到他们的爱和理解。”

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糊里糊涂才是宝。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不需要知道一些重要事情；知道得越少，他就越能果断地发挥他的领导作用。反之，如果他了解了四人领导层的行为、谈话，甚至睡梦中的呓语，那么在质询会、听证会上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谈话的过程中，他会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而损害他的办事能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不必知道太多的事。他们的耳朵不宜于听到军事行动的恐怖，细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污染。部长们也应与这些事隔绝。他们为自己的不知或知之晚矣而庆幸；副部长们也是随波逐流，静观其变。他们甚至希望被误导，这样就有了坐视不动的理由。司法部长也不该知道那些令人不安的细节，只需要知道结果就行了。建立每一级委员会都是为了保护高一级的组织。表达方式自有它的复杂性。一个人只有具备特殊的经历和洞察力才能从某一晦涩难懂的话语中领会其真正的含义。当然，在这过程中也会出现此类情况：你的眼睛盯在文字上，却只是空泛的眼神，而你的思维成了一片空白。高明的谜语会使人怎么也拿不定谜底到底是什么，这个也像，那个也像，于是便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一旦猜中了，便会恍然大悟，但同时又会对原来的谜语产生轻蔑之感，不再理会。温心中暗想，事情不能不这样。他的同事们已在秘密谋划一宗如蠕动的虫卵般卑鄙的勾当，那就是计划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雪茄中投毒。他们打算在雪茄里放置微型炸药，并且正在制造一支毒笔。他们与一些犯罪组织的人物密谋如何将杀手、毒品贩子、狙击手和颠覆分子派到哈瓦那去。他们在猴子身上做肉毒菌实验。菲德尔一旦中毒，便会浑身痉挛，像长尾巴的灵长目动物般不停地呕吐、咳嗽，最后可怕地死去。你曾见过咳嗽咳得无法控制的猴子吗？真吓人。他们想在他的潜水服的里层浇进结核杆菌毒汁，还设计了一种“海贝”，只要他下水游泳，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委员会成员只允许往上报原则性计划。当然，总统是他们保护性天职的最终对象。他们都知道，约翰·肯尼迪想要把卡斯特罗送进停尸间，却不允许他们向他挑明，恰恰是他的不良欲望导致了他们要执行的这个任务。白宫应是对此事不知情的最高阶层。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清白的领导人挖掘出古时的某个真理，而其他人出于在这个复杂世界中的使命，不得不在抽象的道义上为这个真理高唱赞歌。

但更深层的阴影依然存在，入侵这个岛国的计划被一种奇怪的、坟墓般的寂静所笼罩。总统对这一点当然是清楚的。他知道岛国海岸线长，对入侵行动的结果有一种预感，但整个系统依然在悄悄地秘密运转。还是让他看到事情好的一面而保持轻松的心境，逃避所有的责任吧。温相信，秘密本身建立了自己的网络。这个系统将在其令人好奇和着魔的网络中，在其一贯含糊其词和耐人寻味的难以捉摸中，在各种层次的迷惑人的思想中很好地保护自己，至少到在岛上登陆的那一天。

猪湾事件后，局势全变了。在1961年的春季，温不停地穿梭于迈阿密、华盛顿和危地马拉城之间，终止部分行动计划，还与当地的情报站长们和顾问们喝得一醉方休，并尽力向古巴流亡运动的领袖们解释出了什么差错。这等于是在暴露阴谋，因而这最初的几个星期也就成了他日后被贬的悲惨命运的开始。他似乎在以他的个人利益为代价，不断地扩大自己生命中的阴影以补偿那种不彻底的政策带来的失败。一个新的、结构欠合理的委员会代替了原先的委员会，尽管没有人对基本上是原班人马组成的委员会上任表示震惊。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一次成了闲聊的话题。而特别研究小组和四人领导层不再参与了。小组都取消了，其成员并未被说成是失败的阴谋策划者和间谍，而被说成是深深卷入古巴流亡事业的美国人。恰恰是这些死心塌地的同情者被免了职。他们和流亡运动领袖的联系以及组织训练突击队的工作，已经使这些人对政策的变化过分敏感，导致他们的行为无法预测。当然，这一切都未说穿。只是小组不复存在了，其成员也都被分散委派了不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与卡斯特罗的古巴——这个翡翠般大海中的月光怡人的岛屿——已毫无关系了。

有趣的是，原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还在继续会面。

“他会找到我们吗？”

“我感觉他已经到这儿了。”温说。

“我搭乘的飞机在五点二十五分起飞。”

“他会找到我们的。”

他们坐在位于政府大楼广场上施雷德药房的午餐柜台旁。温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思索着，边搅边想。拉里一直歪着头，以便将登顿县的政府大楼看得更清楚些。这是一幢混合风格的雄伟的石灰石建筑，有塔楼、山墙、大理石柱、尖圆顶、屋顶栏杆，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流行的篷顶。

“看看这熙熙攘攘的市镇广场，看看这些华丽的老房子，我发现它们充满了一种希望，我心中抱着的希望。看看这一切，多庄严、多令人惊叹啊。想想，如果有一个上世纪末的人来到这个西南小镇，看见了这样的房子，会有什么感觉？他会感到一种安定和文明的骄傲。这是一幢能够激起人们乐观情绪的建筑，它展望着同过去一样辉煌的未来。”

温没搭腔。

“我在说美国的过去，”拉里说，“清白无邪。这倒是我赞赏的一种政治局面。”

话题显然是关于古巴的事。他们曾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一间公寓里会过几次面，那是帕门特对派往尼加拉瓜的古巴飞行员发布简要指令的地方。他们谈到同古巴流亡组织保持联系，要在卡斯特罗政府内部建立情报网。他们这五个人是不会放过古巴的。然而，他们是个不合法的小组，这就使得他们的会面带着一种自发性。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考虑的是小组的生死存亡。如今只有一个秘密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小组本身。

“等一会儿再说。”温说道。

他们从天篷下走过，进了一家五金店又深又黑的店堂。这家五金店根本谈不上豪华或漂亮，人们对它的评价只有责备和无奈，店中陈列的商品是一些开拓时期的工具和古老的秤具。温常来这儿，在货架之间的过道上走来走去，如同一个走在齐腰深的废墟之间的游客，情绪低落。他只好提醒自己：这不过是一些金属器具罢了。于是他买了一把刮漆刀。回到停在广场上拉里租来的那辆汽车时，他们看见前排客座上坐着一个人，宽肩膀，穿一件花哨的运动衫。这人是T.J.麦基。在温看来，他是个牛仔式的人物，但或许也是四人领导层中最能干的一个。他是老资格的校官了，曾经负责训练古巴流亡分子如何使用进攻性武器，也负责监管登陆行动的早期准备工作。

帕门特坐在驾驶座上，自娱自乐地哼起曲子来。温坐在后排的中间给帕门特指路。由于有了麦基，这一天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T—杰伊[10]没有带来关于起用某人、解雇某人以及婴儿出生之类的消息。他是古巴流亡分子绝对服从的几个人之一。他也是当科勒尔盖布尔斯秘密会议被情报局安全处监控后唯一拒绝在惩戒书上签字的人。如果有这样一幅画：一幅巨大的帆布画面上有一个阴谋小组的五名成员——他们眉头紧锁，身体扭曲，正面对着理着平头、穿咔叽布便装的安全处的特工，这幅画也许可以题为“圣光照进邪恶的洞穴”。帕门特和另外两人在惩戒书上签了字，这材料被存进了他们的个人档案。温也签了字，并同意接受口头审查或是测谎试验。他还签了一份表示放弃任何要求的文件，声明他接受此项试验完全出于自愿。此外，他又签了一项秘密协议，声明他不会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结果他未能通过测谎试验，安全处的人随即封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蓝门的小房间，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新总部的四楼。他们在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些电话记录和文件，这些证据似乎说明温·埃弗雷特正在将他自己的人安插到天顶技术公司中去。这是迈阿密一家新兴的公司，是为中央情报局反古巴行动的新高潮提供掩护的。他做得是太过分了一点。首先，他担任了一个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的小组的负责人；其次，他在中央情报局广泛而多层次的反卡斯特罗的事业中竟然独行其事。当温第二次接受测谎试验时，三个问题问过之后，他坐在摆满仪器的桌边呜咽起来。他的手掌上安插了电极，手腕上缠着护腕，一根橡皮管横过他的胸膛。面对测谎器，他真想说个谎试试，要不说谎可真不容易啊。

出了登顿，他们继续往南行驶，进入了深绿色的乡村。原来的牧场废弃了，已种上牧豆树和杜松，时不时眼前会突然出现一片荒凉、一道炫目的阳光或是一棵粗矮的孤树，长满树瘤，十分难看。由于空旷，这儿的天空似乎高得让人难以忍受。

麦基将右手伸出车窗，垂在车门上。他对路上的各种景致毫无兴趣。当他们经过一座建造在煤渣砖上的浸礼会教堂时，他才有了点反应，稍微歪了歪头，抬起下巴，表示赞赏或感兴趣。

帕门特说：“一定会有人赶着马车从这些老坟堆中跑出来的。不是巡回牧师，就是印第安战士。温，这是个漂亮的乡村。景色多好！为什么不来这儿定居？好好培养你的女儿，让她接受音乐和戏剧的熏陶，也算尽尽你做父亲的责任。这儿应该有所学校吧？别以为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是认真的。”

后视镜中温的眼睛里一片茫然。

那些精神病专家并不残酷。但他们却使他认识了各种疾病。他们本身就携带了疾病因子。他们自己本来就有病。对于脸上的某些部位，他们也不注意细心刮洗。他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些。他们是好人，但要么不完美，要么太完美了。他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细微的毛发。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疲劳。中央情报局是能够容忍这类问题的，也对此表示理解。事实上，他并没有将他的部下安插进天顶技术公司。他的原班人马早已在那儿工作，同执行任务的军官们一起跃跃欲试，准备从基斯群岛[11]的秘密基地发起海上袭击。但是这些证据空洞、肤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原则上太牵强，因此，他处于这种情况下无法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他的否认。承认比否认要容易些。他们已经解读了他的记录，查阅了他打字机上的色带。难道他可以告诉他们他爱古巴，并了解古巴的语言文化吗？他们得到了他焚烧袋里所有的待毁文件。他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那些东西与他的计划毫无关系，而只是一个顽固派傻瓜的旁注呢？

他脱下夹克衫，纵叠一次再横叠一次，然后便往旁边的座位上一扔。他从衬衣口袋里弹出一支烟。

他们沿着农场到市场的路行驶，然后又经过了希科里河的老奥尔顿桥。温向拉里打了个向右拐的手势，于是他们便开上一条约有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红土路，路旁的橡树和山核桃树的枝叶像是一个厚厚的天篷，投下一片浓密的树荫。一边是森林，另一边是牧场。拉里放慢车速，在铁路栅栏旁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温点燃了香烟，在座位中间将身子向前凑凑。前面二人头微微地斜向他，但一直没有转过来。

“我女儿告诉我秘密的时候，”温说，“她的手就会动个不停。她拉住我的手，抓住我的衬衣领子，把我拉近她，同时也就把我拉进她的生活。她知道什么是隐私。她睡觉前总喜欢跟我说些什么。秘密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几乎和梦境差不多。秘密可以抑制人的活动，使整个世界都停止转动，以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这就是你们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我的任务就是提供地点和时间。你们没有问明就来了。你们没有考虑过现在和小沃尔特·埃弗雷特接触会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多大的风险。你们来这儿，是因为秘密的吸引，是因为秘密中有些东西能给你们刺激和活力！我的女儿总喜欢把秘密告诉别人。说实在的，我真不希望她这样。难道秘密可以支撑她，使她独立于复杂社会之外，使她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吗？她怎么会知道一旦泄露了秘密，她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前面二人等待着听下文。

“猪湾入侵失败是由于高级官员们没有细心审查行动的基本构想。他们急于行动，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别人的看法。当然，这样做有它的安全之处。行动计划从来就不清楚，没有人对此负责。有些人尽管知道里面隐含着灾难，但却听之任之，事不关己。另一方面，他们也确实需要事情有个了结，因为有一种压力要他们把所有在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部队的战士派进该死的古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一旦让他们上岸，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那是我们出场的地方。我们曾和流亡部队的首领们在机场或船上待过，同他们一起被锁在营房里。那些死去的人中有他们的兄弟和儿子，武装的美国士兵一直守着他们，以防他们离开奥帕洛卡的营地。我能告诉他们些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灾祸和死亡的信使。接下来是漫长而难熬的秋天。我要为这次失败说句公道话，让人们永远记住它。如果我们不能成功，也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失败。这就是我们企图挽回败局最后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一次空洞而徒劳的尝试罢了。”

他们等待着下文，耐心认真地听着。

“反卡斯特罗的运动必须卷土重来。总部在基斯群岛策划的行动严格说来不过是小打小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一鸣惊人的壮举。约翰·肯尼迪正在准备同卡斯特罗作彻底的清算。一方面，肯尼迪认为古巴革命是一种能迅速传遍拉美的瘟疫；另一方面，他谴责反古巴的游击战，并尽可能多地争取游击队员加入到美军中来，以便有人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管。如果我们要第二次入侵，就得尽快采取行动，因为这必将是一次烦人透顶的尝试，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我们要尽量使古巴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不再搞那些花架子。我们需要制造一个能使古巴流亡分子和整个国家都感到兴奋和震惊的事件。我们知道，古巴情报机关在迈阿密有间谍。我们可以制造一种假象，看上去似乎他们已经击中了我们政府的心脏。现在是冒大风险的时候了。我是说，别再采取折中办法，别再回避或是拖延了。”

一辆小卡车迎面驶来，他们摇上车窗以挡住灰尘。小卡车司机微微动了动并未离开方向盘的手向他们致意。他们等到灰尘散尽又摇下车窗。温停顿了一会儿，继续往下说。

“有些事情，我们不知不觉等待了一辈子。一旦等来了，便会恍然大悟，猛然认清了自己是谁以及该怎样干。我一贯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你们会赞同我的看法。这是我们要冒的巨大风险，我们需要一个一鸣惊人的壮举。你们等待这一切的迫切心情一点不比我差。我确信这一点，否则我也不会叫你们来了。我们要用总统的生命来做一次尝试。要计划好每一个步骤，设计好导致这次事件的每一个小事件。我们要组织一个小分队，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和含糊的证据。但所有的迹象都要表明与古巴情报局有关。计划里要包含着第二组线索，但更含糊，更能迷惑人。这些线索都要暗示出中央情报局想暗杀卡斯特罗的企图。我设计的这个计划既包括美国方面的挑衅，又包括古巴方面的回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用文件作为手段：护照、驾驶执照、通讯录。我们的射手小组事发后便会消失，警察只能发现一点可怜的线索：邮购信、地址变动卡和照片。我们用从口袋里的纸片和杂物中翻出来的人物形象为原型，让他或他们成为戏中的角色。枪声一响，整个国家震惊了，被唤醒了。根据纸上的线索，疑点自然集中到已经隐藏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雇佣杀手身上。我坚信这是为了重新赢得古巴我们所必须干的。行动的计划有许多层面和设想，我对这些才刚刚开始研究，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已感觉到了它的正确性。我知道科学家们所说的体面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意思。这个计划表达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它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几个星期以来，我感到它已正在逐步展开，就像一个意义慢慢明朗的梦。这正是我们一直所要达到的条件。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见识，是有关人的一生的秘密。我们不得不在付诸行动时十分隐秘，直到我们的射手在房顶或铁路桥上一切准备就绪。”

一阵沉默之后，帕门特冷冰冰地说：“我们打不着卡斯特罗，那就让我们打肯尼迪吧。我想知道这是不是背后的真正动机。”

“但我们不要打中肯尼迪。我们得把枪打偏了。”温说道。

麦基在离路易斯安那州边境约一百英里的埃索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往公用电话里投了几个硬币。他要找一个名叫盖伊·巴尼斯特的人，此人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目前在新奥尔良开了一家侦探所。巴尼斯特是中央情报局向当地反卡斯特罗活动提供经费的渠道。麦基在猪湾入侵前就认识他，当时他正负责向古巴流亡部队运送武器和炸药。现在是与他再次取得联系的时候了。

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既不是巴尼斯特的，也不是秘书的。麦基过了一会儿才听出是戴维·费里，他是一名调查员、贿赂中间人兼心理顾问。麦基放下电话后，迎着风穿过广场，走向他的汽车。

听见左耳边咔哒一声挂电话的声音，戴维·费里做了个鬼脸。他有个皱眉头的习惯。每当他在镜子前贴上他的假眉毛，戴上他的马海毛假发时，总是不断地皱眉。费里一直在受一种罕见、可怕却无法消除的病态的煎熬。他全身的毛发已百分之百地脱落了，看上去就像是刚从泥土中挖出来的块茎或是美食家们爱吃的香蕈。但是他却不想屈服，不想越来越沮丧，不想成天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喝着牛奶冰淇淋无聊度日。他有一些充满生气的兴趣爱好。寻求治癌秘方则是其中之一，可以算是他毕生的所好了。他对此颇有研究，并写了一些有关的论文。他对催眠术也很有兴趣，并能把人置于一种恍惚的昏睡状态。飞行是他的又一项浓厚而不舍的爱好。他在全身毛发脱落之前，在他的同性恋行为被广为所知而使东方航空公司的官员们十分难堪之前，是东航的一名高级飞行员。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古巴问题便是他的兴趣之一。

他放下电话不久便进了盖伊·巴尼斯特办公室后面的小房间，一边调整他那半圆形的假眉毛，一边对着镜子做鬼脸。他出了门，去杰夫教区的一家购物中心，那儿有一个放射性尘埃掩蔽所的模型正在展出。他想查看一下它的规模，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以及它们到底是如何贮藏的。他已经有了橡皮床垫和一个明确标有电磁波辐射控制频率的蓄电池收音机。他知道西南边的地下军需库可以改造成有效的掩蔽所，深入地下与别处隔开，并存有足够维持几个月的食物和水。一想到炸弹，心仿佛就被提到了嗓子眼。他想，一个人住在洞里该有多满足啊！这并不是因为他想模仿一种变异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希望当地面上狂轰滥炸的时候，自己能支撑得长久一点而已。这总算为他不幸的生活获得了一种报偿。

劳伦斯·帕门特开着租来的道奇车驶向拉夫菲尔德机场。此刻他宁可不去想埃弗雷特的计划。他打开了收音机，听一位巡回牧师在向世人讲述零星的祈祷与高尚的祈祷。为你自己祈祷，也为整个世界祈祷吧！温是个聪明人，富于献身精神，对事业无比忠诚；他非常聪明，但精神却濒临崩溃。他常常如此。现在他似乎缓过来了，恢复了警惕性和自制力。然而，一个想法总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渐渐显露出它的各个方面，才能显露出感性和理性的光芒。倒不是他拉里想拖拉。他也想光复古巴，而且越快越好，因为那儿是他的利益所在。他是一家租赁公司的股东，与之有秘密的经济牵连，而这家公司一直在做一笔与油井有关的很大的土地买卖。这当然是卡斯特罗领导的那些勇敢的造反者出山之前的事了。

他可能会在飞回华盛顿的途中考虑一下埃弗雷特的计划。他一边啜着“英国佬”马丁尼酒，吃着咸果仁，一边为自己祈祷，也为世界祈祷。突然，他脑际闪过一首古老的饮酒歌中的歌词，是哪儿的歌来着？对了，是1944年在开罗时战略情报局[12]为鼓舞战士士气而作的。拉里是所谓的“格罗顿－耶鲁－战略情报局”绅士间谍网络中的一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已身居中央情报局要职。他不是富翁，因而也不常当选为头头，但仍然是普通一员，随时准备照上级的意志行事。他们是纯粹的一族，是学生社团的自然延伸，宣誓和入队式都是秘密进行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这是闯劲冲天、锐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年轻人所共有的特点。他高声唱道：“呵，我们是快乐的特工。我们搞欺骗、做密探，坚持到底。”他正在竭力回想下句是什么，突然飞机场的第一个标志映入眼帘。

收音机里新闻播音员说，警方仍在监视埃德温·沃克少将的家和院子，以防一周前一名持枪者企图谋杀这位有争议的右翼人物的事件重演。除此之外，案子没有别的线索。

天黑以后，一片寂静，是家家关门的时候了。房子处在阴影之中，街道成了隐秘的地方，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秘密。不论我们知道邻居家一些什么事，这些事都在沉沉的睡梦中遮掩或平息了。这反倒成了一种亲密的形式，似乎散发着淡淡的茉莉花香，诱惑我们随之走进误区，于是便相信一切人、一切事了。

温在起居室翻着一本书，是妻子建议他只是翻，而不是阅读的。他就这样翻啊翻，直到最后一页。他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否意识到他叫他们来是为了4月17日这一天——猪湾事件两周年纪念日。这是睡觉前想的问题，现在考虑还为时过早。他又翻过了一页。

楼上玛丽·弗朗西斯已经上了床。她也有操心的事：破地毯该换了，早餐和午餐该做什么吃。厨房已重新装修过了，又大又漂亮，并配有无霜冰柜和色彩谐调的各类器具，非常实用。但她心想，如果为此而洋洋自得，那就太蠢了。他们住的这条街位于达拉斯以北四十英里处，在两边橡树和山核桃树的掩映之下，显得空寂而静谧。

新奥尔良

他过马路时被同班同学罗伯特·斯普劳尔撞见了。他肩上扛着一包书，用一条带有铜扣的绿色网眼皮带捆着，是那种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皮带。他衬衫的一处已经脱线了，嘴角淌着血，脸颊上有一道草叶状的伤痕。他穿过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径直从罗伯特身边擦过。罗伯特急追上去，盯着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沿着法国人居住区边缘的北兰帕特街走着。在钢板厂和停车场中间还剩下几家有铁栏杆阳台的住家。

“你不想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嘴巴在淌血，这说明了一切。”

“他们并没伤着我。”

“嗬，真是视死如归。李，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少废话，快走吧。”

“他们让你流血了。看样子你被狠狠揍了一顿。”

“他们认为我说话古怪。”

“就为这个打你？你说话的样子怎么古怪了？”

“他们说，我讲话像北方佬。”

李似乎在咧嘴冷笑着，正像他平日无缘无故龇牙咧嘴地笑一般。如果那算是一般的面部肌肉活动而非恶意的抽搐或别的什么，那么和他在一起，你还真分辨不出他什么时候是真笑，什么时候是假笑。

“到我家去吧，”罗伯特说道，“我家有十一种抗菌剂。”

十五岁的罗伯特·斯普劳尔活像一个小了一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穿着白色的皮鞋、浅咖啡色的丝光斜纹裤，衬衫领口敞开，领子上钉着纽扣。他这已经是第二次在街上碰到刚挨过揍的李了。第一次是由于李和几个黑人同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在轮渡站被几个男孩揍了一顿。不知是因为无知还是出于原则，李始终不愿开口。这正是他的性格——做一个不合时宜的受难英雄，让你觉得他不过是个傻瓜，或者恰恰相反，是个聪明人，只是他自己明白真相，而你并不明白罢了。

罗伯特意识到李在说话时确实带一点北方的粗犷味儿。不过，在知道他的复杂背景之后，你恐怕不忍心因此而责备他。

他在图书馆里认认真真地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起先，他是到沃伦·伊斯顿中学对面的分馆去看书。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楼下是专为盲人开设的，楼上才是一般的阅览室。他可以盘腿坐在地板上，浏览那些书目。他想要看的书比教科书高一个层次，那些书能使他远离他的同学们，使他完全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读他们的公民学和家庭经济学，而他需要的则是具有历史视野的科目和思想，因为这些思想能够触及他的生活，真正的生活，能够触及他内心的时光流转。他曾读过一些小册子，看到《生活》杂志上刊登的照片。照片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戴着帽子、穿着破夹克的男人，包着头巾的肥胖笨拙的女人，还有俄国人以及另一个世界那片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神秘之地。

他渐渐地感到分馆的局促与狭小，于是便转至位于李街的总馆。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房柱、高高的拱形窗户，以及一进门右首服务台后面的一排四名管理人员，无不给人以开阔舒适之感。他坐在半圆形的阅览室里读书，这儿有各种各样的读者：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风度，不同的阅读方式。有的老人把脸埋进了书页中，似睡非睡，在这儿逃避现实。有穿梭往来的老人，有在口袋中装了面包以节约就餐时间的人，还有步履蹒跚的外国人。

他浏览着目录，有时目光会突然顿住，设法抑制住一种奇特的兴奋，这是他发现了他感兴趣的名字。多年来，这些历史人物和革命志士的名字一直在他耳畔轻轻回荡。他还找到了一些他们写的书和关于他们的书。有的书因长久翻阅书页边缘已经破损，有的书封面因时间久远而从书脊上掉下来，不知去向。这里有皱巴巴的、颜色泛黄的三册《资本论》，书中画着不少着重线，还有狂热的读者写下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批注。他在书中发现了数学公式以及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精辟理论。他还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从中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了工人和阶级斗争，认识了雇佣劳动的剥削性。这里还有个人传记和厚厚的历史书籍。他以前从不知道托洛茨基曾经被流放到布朗克斯的工人区，那地方离他和母亲从前的住处不远。

托洛茨基曾在布朗克斯住过，但托洛茨基不是他的真名。列宁的原名也不叫列宁。斯大林的真名叫朱加施维利。名字有好多种：历史赋予的名字、笔名、战争时期的名字、党派中的名字以及革命时代的名字。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孤寂之中，流放地的严寒和监狱的非人折磨使他们濒临死亡。他们在屋子里感受历史，等待着有朝一日历史能够冲越高墙，将他们冲上历史舞台。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就存在于他们住的房间。他们能感觉得到，并翘首以待。

读书就是斗争。他不得不奋力从他所读的东西中归纳出一些基本道理。然而，书本身就出自斗争。书是写作的斗争，是生活的斗争。李认为文章往往是深奥理论的积淀，坚硬而不易啃，这对他很合适。书越难懂，他就越能稳固地保持与他人的距离。

他发觉自己能读懂许多东西。他看到了资本家，看到了群众。他们就在这儿，每天都在他身边。

玛格丽特在一个厚底锅里烙面。母子俩总是一边吃，一边互相瞧着对方。她手中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但透过她的黑边眼镜，你仍能看见她明亮的眼睛。他在她脸上看到了过度的操劳、无情岁月的痕迹和发际绷紧的肌肉，对她产生了一种介乎同情和蔑视之间的感觉。饭后，母子俩去隔壁房间看电视。墙上挂着小小的柳条装饰篮。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

“莉莲说我已经把你惯坏了。她说，你认为我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是你儿子。你得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我承认这一点，对此我无话可说，但你的两个哥哥还是我背上的负担。他们需要的关怀是常人难以完全满足的。这里还牵涉到人的感情问题。每次一想到这些不幸，我就会接着想到你父亲手臂上的伤。只要一去院子里除草，他就会犯病。不幸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

“他们去部队服役的原因是不愿老听你唠叨。”

“我常想我将来大概是个很讨人嫌的祖母。记得以前，我们星期一总吃红豆和米饭。我常推着婴儿车，带你去戈德肖商店。”

自他记事起，他们就一同挤住在狭小的空间里。这是奥斯瓦尔德的基本记忆。他能嗅到她走过时掀起的气流，能闻到她挂在门后的衣服的气味。此外，屋里还混杂着她的内衣散发出来的热气和卫生间里的臭水味。他连进浴室时也觉得浑身弥漫着她的恶臭。他常听见她叽叽咕咕地说梦话，更该死的是她还磨牙。他很了解自己的母亲。她还没开口，他就知道她要说什么；她还没做手势，他就知道她要表示什么。

“我该过得更好一些。”

“我也是。我才该过好日子。我有这权利。”他说。

他帮她把半圆形的搁板挂到墙上。他想着要投奔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个城市里有上百种不同的外国人，他们带来了上百种不同的思想和影响。有的人在报上登广告寻求赞助人的资助，有的人戴着贝雷帽，却还说不上十个英语单词。在码头上，他看见受压迫的工人们正在把洪都拉斯来的香蕉卸下来，那香蕉一串就有九十磅重。他想去投奔组织，然后接受任务来证实自己的能力。

“莉莲总希望别人对她千恩万谢。她似乎是靠‘谢谢你’和‘不客气’过日子的。”

“她认为我们不再在大街上等救济品得归功于她。”

“她认为我们一直在受她的恩惠，”玛格丽特说，“我小时候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我愿意实事求是。”

他们曾经和她的姐姐莉莲一起住在法兰西大街。后来，他们搬到了圣玛丽大街的一所公寓里，最终又换进了同楼的一间更便宜的套房。再后来，他们搬到了这个法国人居住区。

他是个文静、用功的孩子，但他也像任何别的孩子一样得吃饭。

“克拉弗里家虽穷，但并非苦得过不下去。星期一我们吃的是红豆和米饭。正因为她让我们住了几个星期，我才知道她在背后是怎么说我的。他们一闲聊就编造谎言，这并不奇怪。他们从来不说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他们说我太会发脾气，是属于那种所谓的不合群的人。他们从没说过可能他们自己错了，真是不可理喻。她还说我老抓住人家的一句话不放，喜欢大惊小怪，耿耿于怀。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隔阂，直到现在，在街上偶然碰见，大家才说一句：‘喂，你好！过得怎么样？快点来看我们吧。’”

“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给我钱租了辆自行车。”

他们住在一条小巷的三层楼的房子里，小巷正对着运河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光怪陆离的橱窗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这幢楼房的正门是拱形的，顶上装饰得很漂亮；这是玛格丽特最喜欢的。否则，这儿就给人一种不佳的印象了。李睡在床上，她则睡在两用沙发上。

他仿佛看见圣路易斯一号公墓有一个老黑人正在打鼾。老人只穿着袜子，没穿鞋，身子靠在一个烤炉状的露天坟墓上，太阳照射着地上的琥珀色玻璃碎片。

母子俩相互瞧着对方吃饭。他在餐桌上练习起下象棋来。她开始描述起新奥尔良本世纪初的房子、庭院和家具的样子；她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提时代过得很快乐。他知道这些回忆对她来说很重要。他不否认她所说的这些东西的价值以及她一直抹不去的印象的影响力。这都是些很重要的事情：家庭、财产、过去，但这些并未触及他的真正生活，并未触及到他躁动的内心。于是他把她的话当成一阵风，吹过即逝。

他仿佛又看见一个长相粗野的墨西哥人，或者别的什么人，突然在酒吧门口学女人的样子，逗得他的朋友们一阵大笑。

他有一册世界百科全书。他姨妈莉莲说，他读得那么起劲，就像在读一本孩子们喜欢的大海的故事。但就是在这本书中，他知道了动能和大古力水坝[13]。他想加入一个共产党小组。他们会和他促膝谈心，直至深夜；他们会委派他任务，交给他需要机智和灵敏的夜间秘密使命。他将会穿上夜行衣，在风雨中飞檐走壁。

有多少人知道“吉笛儿”是一种鸟呢？

他收到了哥哥罗伯特的信。罗伯特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哥哥，现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从螺线装订的笔记本上撕了一页纸就动手写回信了，主要是回答信中的问题。他喜欢他的哥哥，但他肯定罗伯特并不真正了解他。这是这个古老家族的难解之谜。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罗伯特的名字来自他们的父亲，罗伯特·依·李·奥斯瓦尔德。他自己的名字李也是从这儿来的。他们的父亲安眠在五大湖风景线的尽头，现在已经变成灰了。

“我以前常带你到戈德肖商店去看旗子，就我们母子俩。当时还在打仗，我们住在波林街。他们在戈德肖商店的正前方挂起了一面有七层楼房那么高的国旗。你还记得戈德肖商店吗？我和埃克德尔先生婚后不久照的那张相片中我穿的淡灰色套装就是在那儿买的。你可能已经不记得那面七层楼高的美国国旗了。那时你还因为向罗奇夫人扔了一个铁玩具而引起一阵小骚动呢！”

他想就盲人图书室里的一位读者写一个故事。这是想象盲人世界的唯一方法。

玛格丽特长着蓝色的眼睛和黑色的睫毛。她是个推销员兼出纳，工作的地方离她十几年前待过的位于运河大街的袜子商店不远。她后来从那儿被解雇了，他们说她不会加减运算，不适于干这一行。在此之前，她在纽约的伦纳公司也被解雇过，理由是她不使用除臭剂。这两次的失业经历对她都是打击，不过第二次的感觉没有第一次那么糟，因为她懂得了世态炎凉和人情世故，对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或怨天尤人也已习惯。第一次解雇她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她每天都搽抹除臭剂。如果它的除臭效果不像电视广告中说的那样有效，为什么单单把她作为格格不入者剔了出来？纽约并没有因为散发异味而落在时代的后面！

他在餐桌边做作业，内容都是些白痴才想回答的问题。她总是在门口用一只手的手指拍着另一只手的掌心，不停地拍手叫醒他去上学。有时他走在马路上突然见到她走过来，心里真想干脆把她杀了。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听见钥匙插进锁孔里的声音。厨房里传来她的叫声，然后是卫生间的抽水声。他在她开口之前，就能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知道她说话的语调变化和停顿。她还在门口拍着手：快快起床！

“很明显，”他读道，“关于投资于劳动力的资本是循环资本的定义并不精确，因为它抹杀了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差异。”

他试图跟罗伯特·斯普劳尔的姐姐谈论政治，主要是想找个人倾吐一下。他们俩在斯普劳尔家的门廊里下棋，罗伯特则在一旁撰写他的关于空军历史的学期论文。

她比李大一岁，皮肤柔滑，金发碧眼，长着一张庄重的小嘴。他觉得，她是在尽量使自己看上去不要太漂亮。世上是有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把自己隐藏在淡雅和矜持的外表下面。

“艾森豪威尔逃脱责任也逃得太容易了一点，”李说道，“我可以给你举个很好的例子。”

“我看你举不出来。不过还是说说看吧。”

“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杀了罗森堡夫妇，我敢保证。他们该对此负责。”

“我说，那只是你做的白日梦罢了。”

“不，我可没做梦。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对夫妇受过审判。”她说。

“艾克[14]真是个出了名的笨蛋。他本可以阻止行刑的。”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是吗？”

“你甚至还不知道罗森堡夫妇是什么人吧？”

“我刚才说过了，他们俩是在受审之后才被处死的。”

“事情不那么简单。其中还有着不可告人的背景，公众并不知道。”

她严厉地盯了他一眼。她身材适中，并不太高。她几乎是羞涩地移动着棋盘上的棋子，从不流露丝毫关于输赢的看法。他喜欢她这种自我克制的姿态。这使他一下子兴奋急躁起来，觉得自己充满污垢的指尖表现出象棋大师的天资和才华。屋子里传来了罗伯特的母亲或是父亲走动的声响。

“我在纽约时看过所有关于罗森堡夫妇的资料，”他说，“他们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电刑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说成是叛国者。艾克本来可以做些什么来制止这事发生。”

“他是做了。他打了高尔夫球。”罗伯特说道。

“伊斯特兰参议员就要到新奥尔良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是吗？”

“他是来找你的，”罗伯特说，“他实在无法想象一个男孩怎么会参加民间空中巡逻队[15]的。”

“他是来找地下赤色分子的。”李说道。

“他想知道一个干净清秀的男孩怎么会有共产主义倾向的。”

“共产主义的要旨就是工人们不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利润。”

“看到你那调皮的微笑，他会很不自在的。‘民空队’中竟然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共产党。”

李在某种程度上喜欢这种嘲弄。他瞧瞧罗伯特的姐姐，想看她有何反应，而她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真是好教养。他常在图书馆看到她。她还是学校的拉拉队员，总是排在队伍的末端，不太引人注目。

“他们俩是间谍又怎么样呢?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没有剥削和压迫，所以，你相信它就得坐电椅。”

李知道罗伯特父母中的一位已经走近了开着的门边，正站在墙的另一边听着。

“托洛茨基的俄文名字看上去和他的英文名字大不相同，”他对罗伯特·斯普劳尔的姐姐说道，“另外，还有些没人知道的事。斯大林的真名叫朱加施维利。‘斯大林’俄文的意思是铁人。”

“是钢人。”罗伯特说。

“一回事。”

“你这蠢小兔。”

“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欺骗我们，说俄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俄国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纽约的共产党人从不躲躲藏藏，他们公开走在大街上。”

“那就快拿‘速灭灵’来，消灭资本主义呀。”罗伯特说道。

“首先，你是在为剥削你的制度创造财富。”

“快杀死资本主义，免得它蔓延。”

“然后，他们就老要你买他们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要强迫你买。如果你买不起他们的东西，你在这个社会里就是个零。”

“这跟制度毫无关系。”罗伯特的姐姐说。

“那跟什么有关系？”他反问她道。

罗伯特的父亲出现在门口。他高高的个子，手臂上搭着一条方格毛毯。他似乎在找一个晾衣架，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学生在家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作业上”、“闲时可以帮助父母跑跑腿”，以及其他的家庭琐事之类的话。很显然，罗伯特的姐姐松了一口气；这能感觉到，也能估计到。她从父亲身边溜过，静静地融入里屋的昏暗之中。

父亲把李送到前门，把门开到最大限度。两人未说一句话。李穿过法国人居住区，步行回家，路上遇见了冒着细雨蜂拥而至的成百的游客和集会者，犹如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那样。

他一直把马克思的著作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常常把它们带到图书馆续借之后又带回来。如果有同学好奇，他也只让他们瞧瞧封面上的书名，目的是要看看他们傻乎乎的面孔怎样皱起来。不过，他没让他母亲看到这些书。书应该是个人拥有的，就像你找到并藏起来的某件东西，就像一件吉祥物，其中有关于你的一切秘密。这些书本身就是秘密，禁止流传，晦涩难懂。它们改变了整个房间的气氛，使之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它们还解释了周围环境单调乏味和他衣衫褴褛的原因，并改造了这种氛围。有了这些书，他感到自己是某种博大深远的事物的一部分。他是一部纵贯人类发展的历史的产物；他和母亲终日被困在金钱和财产的制度下，他们作为人的价值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被消磨了，似乎一切都归咎于科学规律的作用。书使他成了某种事物的一部分。这种事物指引着他来到这儿，融入这种特殊的生活。一间间小屋子里，人们阅读着，等待着，带着秘密和狂热的思想。托洛茨基的化名叫“布朗斯坦”。他也需要一个秘密名字。他要加入码头边旧楼房里的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们会与他彻夜长谈，谈理论和原则。但他们也会采取行动，秘密从事组织和鼓动工作。他将会穿着黑衣，活跃在雨中的这个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这样一个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在这儿。伊斯特兰参议员在电视上已说得很清楚，新奥尔良有赤色分子在地下活动。

同时，他还在阅读他哥哥的《海军陆战队员手册》，为他应征入伍的那一天做准备。

在他退学前，学校里有两个小家伙特别喜欢喊他北方佬。[16]他们在礼堂里跟在他后面叫唤，在饭厅里也对他大呼小叫。他冷笑着想冲上去揍他们一顿，但双方都没真正动手。

订货单上的地名着实使他兴奋了一阵：里斯本、马尼拉、香港。但他很快就觉得这工作太机械单调了，并意识到轮船、货物和目的地与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跑腿的，只管把文件、信函送到别的运输公司和轮船公司去，或者穿过街道送到美国海关大楼去。大楼看上去像是个用金钱堆积起来的殿堂，色调灰暗却气势恢宏，还有那些高高的花岗岩石柱更是气派。人们喜欢看见他热切而高兴的样子，似乎离不开他的兴高采烈。人们总是这样，你越是无足轻重，他们就越希望你笑口常开。他有时会无声无息地躲进电影院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或者在三楼走廊尽头的那间空着的办公室里认真阅读《海军陆战队员手册》。

他记住了怎样使用致命的力量，钻研了严密的队列训练原则以及绶带和徽章的用处。他常偷偷打电话给罗伯特·斯普劳尔，给他读《手册》中一些有关拼刺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周旋、猛刺、用枪托砸。《手册》中值得说的事简直太多了，就像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他深深沉迷于这些规则之中，被其严厉、确切和那一连串令人敬畏的细节规定所打动，真是精细得不可思议，无可挑剔！

罗伯特·斯普劳尔知道有支.22英寸小口径步枪正在出售，只是性能不太好，否则马上就可以乱射几只铁罐过过瘾了。他们俩利用李的午餐时间，顶着一月的风寒，来到商业区一家被围巾店和折价家具包围起来的便宜旅馆。走廊像是去厕所的通道，恶臭阴湿。客房在二楼，底楼是一家关闭的商店，挂着“正式出让”的招牌。罗伯特有卖主的房间号码，却不知他的姓名。卖主可能是戴维·费里的一个熟人。费里是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兼民间空中巡逻队的教官。他领导的培训班就是罗伯特和李那年夏天报名参加的那个班。不过，李只上过三次课，刚刚够格领到一套制服。

他们很惊奇竟然是费里机长亲自开的门。他不到四十岁，穿着睡衣，一双多色菱形花纹的短袜一直拉到膝盖上，神情忧伤但态度友好。他挥手让他们进屋，细细打量着李。房间的遮阳窗帘都拉上了，到处是扔得乱七八糟的衣服，白色纸饭盒中溢漏出点点的中国食品的汁渍，地上还有一些钞票和硬币。这个房间似乎一直都在按自己的时区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

“孩子们，见到你们真高兴。有人告诉我会有客人光临。阿尔弗雷多要卖他的枪，我很理解。他宣称他曾用这支枪杀过人，杀死了一个外国百万富翁。每个拉美人都在他的白日梦里杀过人。但你们知道，这儿只是我的临时住所。你们的老师我，是一名王牌飞行员，不断有任务在身。”

费里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中间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罗伯特不失时机地看了李一眼，做了个透不过气来的怪相。

“好了，让我想想，”费里说道，“我知道罗伯特是我们在湖滨东方航空公司飞机库的培训班的学员，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么，这位头发梳得溜光的腼腆的小伙子又是谁呢？”

“我也去过那儿几次，”李说，“但后来就不去了。”

“可我想你是在那儿待过，我敢肯定这一点。那时你穿着制服，穿上制服可就大不一样了。我的学员我都认识，一个也没忘记。你认识丹尼斯·拉姆齐吗？他也是我的学员。他总喜欢放学后到这儿来。你认识沃伦·范·赞特那个胖小伙吗？他父亲患了严重的肺癌。”

“步枪的事怎么说？”罗伯特问道。

“它就在这附近，是.22英寸口径的马林式步枪，带自动弹夹。价钱很便宜，因为撞针断了。不过很容易修，拿到焊工那儿去焊一焊就能使了，砰、砰！”

“没人说起过它是杆破枪。”罗伯特说道。

“他们是从来不说的。”

“那么，先生，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如果它不响怎么办？”

“焊工会为你们焊上一根撞针，砰、砰！很管用的。”

“可这多不方便呀。”

“想想它给你们带来的乐趣，这恐怕是值得的。你懂枪吗？玩枪是我的一大兴趣。”

罗伯特向李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该走了。远处的墙角里好像有什么活物的动静。李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他知道自己脸上有一种善意的表情，那是一种内在的微笑。梳妆台上有个笼子，里面关着窜来窜去的白鼠。

他转向费里，惊叫道：“老鼠！”

“生活中有很多奇异的事吧？”

“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

“研究。战争结束已经十一年了，现在是一个新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可是我们对消灭癌症还是束手无策，与一千年前相比没有多少进展。我一生都在研究各种疾病。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在我听说‘癌’这个词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什么是癌了。你叫什么名字？”

“李。”

“李，你该学会合理地分配你的时间。”

罗伯特·斯普劳尔慢慢地蹭到门边。

“费里机长，我想我该……”

“什么？”

“我该走了。我看，改日再来买枪吧。”

“我研究过巧合的各种形式，”费里对李说道，“巧合是一门有待发现的科学。它的形式是如何超越原因和结果的界限的呢？我早在地缘政治学还没有命名之前就在鲍德温－华莱士大学研究过这门学科。”

“李，你跟我一起走吗？”

李也想走，可觉得自己挪不动步子，只是站在那儿朝罗伯特咧着嘴傻笑。罗伯特冲他做了个鬼脸，几乎是踮着脚尖走了出去。或许李认为突然离开是不太礼貌的。既然这样，罗伯特才是该留下的人。他是个优秀学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养，住在有着封闭式门廊和掩映着杜鹃花、橡树和棕榈树的房子里。

“对我说说你自己吧，”费里说，“首先，不要把买枪不成的事放在心上。这件事责任在阿尔弗雷索，或者是阿尔弗雷多，我记不大清他的名字了，管他呢！反正不论他在哪儿坐定，即使是一分钟，你也会闻到他的身上透着企图犯罪的气味。他在萨尔弗港的拖轮上干苦力活。这种活儿是不会让有你这样聪慧眼睛的小伙子感兴趣的。跟我谈谈你的眼睛好吗？”

费里深陷在扶手椅中。从这个角度看，他在忽明忽暗的亮光中像是个八十岁的老人，睁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他的神情一片漠然。李的直觉告诉他，自己留下是留对了，而罗伯特溜得太快了。费里对他说的话意味深长，不容错过。他把在这儿剩下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尽向罗伯特做了详细陈述，虽然有点支离破碎，但他有效地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当时，他就想象着自己在向罗伯特·斯普劳尔复述他的经历，并且使用自己灵活多样的描述方式，似乎这一时刻当时已在渐渐显露，并在更大程度上慢慢展开。他发疯似的手舞足蹈，仿佛一个卡通片中的人物。他感到在讲述这一切时，一种优越感会油然而生。他陪着费里直至他尽其所言。还有什么比太早离开更软弱和胆小的呢？还有什么比想着安全第一，想着温馨的家和暖烘烘的方格毛毯，想着“船到桥头自然直”更没出息的呢？

“如果你能合理安排你的时间，你就能完成许多奇妙的事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是在学拉丁文。我足不出户，潜心学习这门已经死了的语言，害怕出头露面，以至于后来付出代价。”

李想，他忘了我的存在。

“那是在克利夫兰，”他说这地方的时候像是在说一段已经没落的文明，“我父亲过去是名警察。我一直被关于警察的想法缠绕着，政府的警察也好，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好，他们总像瘟疫一样附在你身上，甩都甩不掉。一旦你不小心进了他们的档案，他们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会像癌症一样缠着你，一辈子！”

这个人甚至对自己都感到了陌生。

“枪的事怎么办?”李说，“也许我会买的。他开的什么价？”

“他要二十五美元。你只要给我十五美元就行了。因为是你，才要十五美元。你是我的学员嘛。我是一向很关照我的学员的。你穿着制服，这就大不一样了。看看我，我一穿上机长的夹克，一切屁事都没了。我成了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讲话也要像个机长的样子。我要给焦虑不安的乘客们注入信心，因为是我在驾驶这该死的飞机。”

他知道自己说话很怪，但他没法控制自己。

“如果我决定买，那怎么把它带回家呢？”

“带回家容易。你把它裹在毯子里带走就行了。就用房间里这条毛毯吧，旅馆不会介意的。”

他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他确确实实要有枪了。今后，他会和他的枪一起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能自豪地说，他把一支枪裹在偷来的毛毯里就通过了整个新奥尔良城。费里注视着笼子里的老鼠，吹着口哨逗它们。所有这些使得李对罗伯特·斯普劳尔的叙述天衣无缝：现实里包含着未来，最重要的一幕如动画片般精彩。

“问题是，你能在癌症吞噬你之前找到治愈它的良方吗？一旦你有意识地开始寻求治癌的方法，就像我在知道‘癌’这个词之前所做的那样，你就随时有患上癌症的危险。明白吗？不管你决定干什么，杀死你的是你自己摆脱不了的迷恋，就像诗歌是扼杀诗人的凶手一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们找到那支.22英寸口径的步枪并把它包好，”李说，“我也许就该回去了。”

“狂欢节快到了，”戴维·费里对他说道，“再见，年轻人。”

他大叫着要吃饭，喊叫中明显带有埋怨的口气。我在楼下与默特尔·伊文斯闲聊，我们听见他的喊声，于是我跳起来，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楼去给他做饭，正如任何母亲对待儿子一样。

没人清楚他知道些什么。他内心的时光流转、他内心的真正生活，才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唯一能自己控制的。他瞧着母亲烙面，不时从厚底锅中抬起沾满面粉的黏糊糊的手。为轮船公司发送信函实在是件累人的活儿。他迷迷糊糊地躺着，进入了梦幻，幻想着奥斯瓦尔德英雄的强大世界，黑暗中枪在闪光。他幻想着对别人的控制、愤怒的发泄、欲望的满足、黑夜的神秘、被雨冲刷的街道，以及黑衣人身后拉长的背影——像是电影海报上的人物。黑夜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雨无声无息地落在空寂的街道上。黑衣人总是在这时出现，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接着他也出现了，手里握着枪，就是那支带自动弹夹的马林式步枪。他猛然意识到这就是他的敌人，于是想出其不意开枪打他们的肚子，让他们慢慢死去。

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斯大林在党内的名字是“柯巴”。李也想取一个秘密名字，加入码头边楼房里的一个组织。他记得一个驾驶执照号码，以及那辆车的颜色和型号。他查看过一本小册子，里面有警方拍摄的革命者的照片：托洛茨基，十九岁；列宁，正面像和侧面像；理查德·卡尔森化名赫布·菲尔布里克，平民，共产党员，联邦调查局密探。她用一只手的手指拍着另一只手的掌心：“该起床了！”

他看见一辆摩托车上倒坐着一个家伙，一条手臂上的刺青一直延伸到手背。这家伙正在抽烟，望着远处。

他想象一个穿方格裙的姑娘横躺在床上，双脚轻轻着地。她穿着棕白相间的凉鞋、白短袜、白衬衫，方格裙的长度正好在膝盖以上四英寸。他想象在寂静中满足自己的欲望，行使对他人的控制支配。她白皙的双腿微微张开，手放在身体两侧，闭着眼睛。他让想象中的画面忽隐忽现。这就是他所了解的她，这就是他怎样支配她的：屋外是雨水冲滑的街道，屋内就是他们俩；他瞧着她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样子。她身材适中，嘴唇薄薄的，羞答答而又傻得可爱。他突然醒悟过来，望望四周，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梦幻罢了。

十几部电影里都说，肚子上被枪打中的人会死得很慢，很慢。

她抬起那沾满面粉的黏糊糊的手，往厚底锅中加了点油，又继续烙面，直到它变成黑色的泥状物，这就是她所需要的卤汁原料了。她再往里加点肉汁、洋葱、香料，母子俩就坐在桌旁吃了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她嚼食物的声响和街道上的喧闹。她总是这样望着他，脑子里估摸着他们俩今后的命运。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他自己的，另一种是她为他安排的。他打不响买来的那支0.22英寸口径的步枪，于是拿去给一个汽车修理工修理，可对方竟然一连五个星期都没看一眼。他们为此吵了一架。对于自己的权利，他是绝对不怕坚持的。最后，他把枪以十元钱的价格卖给了罗伯特·奥斯瓦尔德。这时候罗伯特已经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了。他总是乐意帮助自己的小弟弟李的，不管能否得到感谢和回报。

玛格丽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搬到纽约去住曾使他牢骚满腹。我们坐上1948年出厂的道奇车，一路开到纽约，当时约翰·爱德华带着他的妻小正驻扎在那里。现在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住不到一起去了。有些离过婚的女人并不怎么看重过去。但李从小就跟着我和埃克德尔先生到处奔波。甚至他十一岁时就一个人从沃思堡乘火车到新奥尔良去看望我的姐姐，全程大概有五百二十五英里。哦，你们问我他是否过着健康的美国式生活？法官大人，我要这样回答：不错，我们周围有许多富裕的好居民，但在这个法国人居住区同时也有不少无业游民和其他各类人。这儿有特殊的酒吧，我们住的楼下也是一家弹子房，街上的非法交易和赌博早已不是新鲜事了。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妓女也充斥街头。我算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他上学期在博里哥德中学只缺了九天课，而当时我正在运河街800号的克里格商店工作。他的梦想就是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这件事我们还吵过好多次。这次，他又因为用假的担保书去应征而没有成功。怎样使孩子顺利地度过十七岁这一关的确是个问题，尽管他已经离开了学校，而且说永远不再上学了。他是那种顽强的孩子，挨了打照样咧着嘴笑，照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国内新闻。要说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嘛，他是有孝心的。他只是个发送信函的小职员，但却用第一次所得工资给我买了件三十五美元的上衣，还交给我吃饭和住宿的钱。另外，他又给我买了只长尾小鹦鹉，还有笼子，外带一个漂亮清新的小盆景。现在，我已经有了常春藤盆景、鸟笼、长尾小鹦鹉和整套的鸟食。他的问题只是如何适应环境，大人，他会努力去做的。抚养没父亲的孩子的那种艰辛真是说也说不完。我经营“公主”袜子商店干得很成功，当时埃克德尔先生在汽车里向我求婚。我让他等了一年才嫁给他，尽管他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我似乎一直在为搞好这个家奋力与困难拼搏。许多人夸我举止得体，把家里弄得窗明几净。现在，我正在考虑搬回得克萨斯去。这样，李就能和他的哥哥罗伯特在一起了，我们家又能在沃思堡团聚了。我不想再听到自己不断给搬家公司打电话的声音。没办法，本世纪的一大特点就是人的迁移。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曾在巴塞洛缪大街一幢带后院的木板房开了个卖针头线脑的小铺子，当时李还躺在儿童小床上。我小时候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大人。从小，父亲就教育我和其他五个孩子要活得坦荡快乐，要有爱国心。我也尽了全力以同样的方式来教育我的儿子，不管人们是如何说我的。我知道人们一直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李知道自从我把他从奥尔良街上的老法国医院带回家以后，究竟谁是他的主要依靠。我并不是个出现在儿子噩梦中的坏母亲。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喜剧明星乔治·戈贝尔。他身材矮胖，理着平头，爽朗地痴痴笑着，并不时把右手举到额头中间，向人们行礼。这是小镇上特有的致意方式，很滑稽但也不失为一种友好的表示。

李在他的房间里看书，用食指点着，逐字逐句地领会剩余价值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

4月26日

口袋里的纸片和杂物上有可利用的材料。温·埃弗雷特正在专心致志设计一个形象，塑造一个生命。他将以钱包里那种卷角的普通纸片上的文字材料为基础，勾勒出枪手的形象。帕门特将设法从档案部搞到空白表格，麦基的任务则是为埃弗雷特正在进行的创造找一个原型。他们需要具体的名字、脸形及体型，以便将他们虚构的人物融入现实世界里。埃弗雷特决定将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比其余的更为清晰具体，使他可能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让他受到跟踪并被逮捕。要有三四个枪手全然消失，线索模糊难查。他们是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和巴拿马人，为执行此项任务在古巴接受过特别训练。然后再造出另一个人物，这个人的形象要稍稍清楚些。他也许在执行狙击任务后被丢在原地，只好自己逃命。他将被跟踪、发现，最后按计划要求可能被特工处、联邦调查局或当地警方击毙。这种人作为枪手，几乎无名无姓，背景材料极少，在阴暗的地方露面，然后又消失。这种人由于暴力行为被逮捕，又被释放，到处漂泊；一忽儿又露面，一忽儿又消失。麦基要为埃弗雷特找个这样的人做原型。他们需要此人的指纹、笔迹和照片，同时麦基还要寻找其他的枪手。我们不要打中总统，我们得把枪打偏了。我们需要一起惊人的刺杀未遂事件。

温独自一人坐在门廊里，柳条桌上放着一杯柠檬汁。窗口花坛和台阶上的陶罐里花草葱郁，砖墙上爬满青藤。此刻他正在等待玛丽·弗朗西斯。

在所有可以采取暗杀行动的城市中，迈阿密显然是最理想的选择。数百个派系不同的流亡组织集中在那里，共同从事阴谋活动，却又争斗不休，等待着新的机会。温想象着消息怎样闪电般地传遍那个地区，传遍昔日他常去的流亡分子聚集的场所——现代饭店，联合阵线各派领导人的办公室。迈阿密是一个引人共鸣、富于激情的城市。它充满敞露的创伤，充满了爆炸性的政治和情感。正是这种燃烧的激情，这种古巴人身上的光和热，使他决定不让反卡斯特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这个秘密计划。

早在四个月前，肯尼迪曾在迈阿密接受猪湾入侵行动的幸存者敬献队旗，其中有许多人是刚从古巴监狱中赎回来的。这是对精神创伤的一种必要净化。现在已经公开承认失败。在一个足球体育场里，四万人出席了专为这次失败举行的纪念会。所有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这次盛会。温·埃弗雷特坐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一场面。他对总统的迈阿密之行感到钦佩。当总统夫人用西班牙语对流亡战士们讲话时，他则觉得吃惊，并被深深打动了。然而，纪念仪式并未使流亡事业获得新生，并未燃起人们对解放哈瓦那的献身激情。温现在只将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公关活动，一种标志着政府每个行动步骤的闪光形象。

玛丽·弗朗西斯的汽车开到了门口，温走下石阶去帮她把买来的食品拿进屋内。他抓起了那些沉甸甸的食品袋。东方突然吹来一阵风，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雨意。他独自走进屋里，就像一个在寂静街道上干着普通事情的普通人，不再怕被人监视了。

他站在贮藏室里，玛丽把食品一样样递给他。电灯泡爆了，他站在黑暗中把食品摆到架子上去。那股淡淡的霉味、小房间的阴凉以及瓦罐上熟悉的标签，使他感到自己像一个远古时代的疲倦的孩童，现在来这儿重温那种最简朴、最深邃、曾在他心灵上留下印痕的过去的时光——这印痕并不代表某一具体的痛苦，而仅仅是系统的、带着沉重失落感的时代本身。他尽力记住那爆掉的灯泡，免得忘记换个新的。他回忆起小时候住在乡村时的情景：天空中雷声大作，他想暴风雨就要来了。他不想表现出比自己的兄长们更聪明的样子，但他确实看得见风云在变化，大地变得庄严肃穆起来。一切都充满了恐惧。恐惧来自天空，袭进万物和孩子们的心头。这时，暴风雨如浓烟一般滚滚而来。每当此时，他总是站在贮藏室里，从一数到五十，因为五十正是雷声停止的时候。

“我得去接苏珊娜了。”

“我一会儿就完了。”他说道。

“你没课吗？”

“课取消了。”

“我想顺道去彭尼商店买几样东西。”

“我们大家都该去彭尼商店。”

“不。我只是想去买几样要买的东西，不会很久的。”

“彭尼商店就像是我们的家。”

“备用灯泡就堆放在后面楼梯处。”

“我的贤内助真是善解人意，为我记着换灯泡的事。”

“我不会去久的。”她说。

如果有什么关于肯尼迪返回迈阿密的计划，帕门特会事先告诉他的。迟早总统会冒险露面，连同他的一队随从、保镖、朋友和司机一起来到一座城市、一条街上，在那里他将难逃袭击。埃弗雷特愿为这次迈阿密行动等待一年。那儿将传来最清楚的信息：一次高角度的远距离射击，并使用望远瞄准镜，而不是让某个疯子造成毫无意义的混乱，然后带着家用手枪逃出人群。

他随着玛丽·弗朗西斯走到门边。

如果揭开内幕并不表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方案和他自己的某些方案是要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则不会认为此项计划是成功的。这是他对事情结尾所保留的小小的惊讶，也是他个人对明了真相的公众所作的一点点贡献。他要让大家看看在会议室里和角落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些什么。口袋里的纸片、枪手的个人物品、转移视线的做法，以及偏僻小巷发生的事必须让调查者们得出结论：肯尼迪要卡斯特罗死；阴谋早已策划，并经高层领导批准，现已付诸实施；菲德尔或他的高级助手们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就是温·埃弗雷特计划中主要的潜台词和道义教训。

两个男人坐在西方饭店里的一张餐桌旁，外表有些相像。两人身高均六英尺有余，衣着华贵，体格健壮，颇具运动员风采。他们俩置身于首都这个肯尼迪家族的大舞台上显得神态从容，这座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种男人的威严，一种自信和希望，一种敢于接受最大挑战的体面。

两人中的劳伦斯·帕门特，年龄可能比另一个小五岁，说话语气婉转，颇具受过良好教育的东部人的特点，吐字带有一种嘲讽似的自尊。

另一个人是乔治·德·默仁希尔德，现住达拉斯，讲英语带着一种文雅的外国口音。他并不讨厌人们把他看作彻头彻尾的欧洲大陆人。这恐怕就是他的个性吧。他举止迷人，老于世故，能用流利的俄语、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与人交谈。他可能还会说多哥语，或者是多哥人使用的某种语言（帕门特知道他曾在1958年以集邮者的身份去过多哥）。拉里喜欢这个人。他几年前就已认识他，并且知道他出境旅游几次后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盘问。尽管有几次他们彼此的生意利益相关，他仍不太清楚乔治到底是干什么行当的。

“5月份我要去海地。”默仁希尔德说。

“我能冒昧问一句吗？”

“问吧，尽管问。我去那儿是为海地人寻找石油。他们给我一处剑麻种植园作为交换。”

“他们寻找剑麻也需要帮忙吗？”

“我相信剑麻是长在地面上的。”

他们俩都忍住笑。

“你总是在有趣的地方露面，乔治。”

现在他们俩都大笑起来，想起了同一件事。那次帕门特走进一个偏远小镇的牙科诊所。小镇离危地马拉西南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飞行基地不远，在那儿古巴流亡部队的飞行员和美国顾问正在举行入侵猪湾的演习。乔治·德·默仁希尔德坐在破旧的候诊室里，身穿鳄鱼皮衬衫和马德拉斯条纹薄短裤，那时人们叫他杰西·瑟吉厄斯·默仁希尔德。他说，他正在中美洲作徒步旅行。

“整个事情结束得很惨，”乔治说道，“如果我可以说事情已经结束的话。”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现政府还在欺负卡斯特罗。这样做很荒唐，也没必要。让我再说下去。整个政府都围着小小的共产党古巴的浮渣转。这真像一个笑话，拉里。我这样说并非不知道你在古巴问题上站在哪一边。当然啦，这是你的工作，我表示尊敬。”

“这是我从前的工作。现在我仅仅是支持而已。”

“我希望相信现政府对古巴不再有什么新的图谋了。”

“那就相信吧，乔治。导弹危机解决了，我们不会再入侵古巴了。肯尼迪有机会除掉卡斯特罗，结果倒反而巩固了这家伙的地位。现在人们广泛对此缺乏兴趣，政府对此事的承诺也荡然无存。政府从一开始的狂热与投入到现在的置之不理与极端冷漠，态度转变之快简直是破纪录的。”

“这是典型的美国病。”乔治面带温和的微笑说道。

默仁希尔德是个职业石油工程师，但他似乎不热衷于此道。拉里知道，现在他已第四次结婚，他的四任妻子似乎都出身富家。然而，他的婚姻并不能解释他与二战中纳粹分子的明显联系、他与波兰和法国情报界的关系、他被驱逐出墨西哥、他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共产主义倾向和在委内瑞拉时与苏联人的往来，也不能说明他个人历史中的种种矛盾之处以及他在西非、中非、南斯拉夫和古巴的旅行。

乔治随时有可能在战略地区记录沿海军事设施时遭到扣押和枪击。

然而，他认识杰姬[17]·肯尼迪或她的父母，或她家庭中的什么人。在纽约时，他经常光顾网球俱乐部，自称是位男爵。这是乔治的部分魅力所在，因为他总是不断地以新的面目出现在社交场合。

“你什么时候离开华盛顿？”

“明天我就去纽约，然后再回达拉斯。”

“我想达拉斯是沃克的王国，”拉里说，“谁在向这位将军乱放枪？”

“沃克这家伙是个地道的法西斯堕落分子。此人种族偏见严重，策划、领导反卡斯特罗的运动，十分危险。我认为，古巴搅起了美国人最坏的仇恨情绪。现在来了一位将军，他因为鼓吹右翼政治而被解除了指挥权，在密西西比州搞了一场种族歧视运动，被人们看成疯子加以唾弃，目前住在达拉斯。这儿报上每天都登载他的消息，报道他荒谬的约翰·伯奇协会[18]论调以及他的反古巴演说。这是一种本能的仇恨，拉里。由于沃克的煽动，密西西比已经有两个人死了。他简直是个十足的小希特勒。”

“听你这么说，似乎你自己就很想给他一枪。”

“我告诉你，我不管这些。实际上，我知道上回是谁想杀他。”

一把匙子掉到地上，侍者立即俯身去捡。

“在达拉斯，我认识一个男孩，”乔治说，“我叫他男孩，也许他已二十二或二十三岁。因为我已年过半百，看这些年轻人都像是男孩和女孩，当然男女还是有区别的。”

“是什么使他对沃克感兴趣的？”

“简单地说，是政治。1959年，他还是个海军陆战队员。后来怎么样？他叛逃到苏联去了。他们把他送到明斯克的一家工厂去干活。他当然感到失望喽，所以又回来了。很自然，中央情报局对他感兴趣。内务联络部要我找到这个男孩子谈谈。”

“是一种友好的询问吧？”

“一点不错。我对他表现出一种慈父之爱，试图从他那儿搞清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我们俩很快就投契起来。事实上，我认为我对沃克将军的个人情绪可能影响了李，促使他向沃克开了枪。”

“但你不敢绝对肯定这一点。”

“是的，我不敢绝对肯定。”

“他没说是他干的。”

“他的确没说过类似的话，但有迹象或是某种气氛表明了这一点，你明白吗？而且他还寄给我一张奇怪的照片。说实话，他没打中，我觉得很遗憾。”

他们俩继续吃午饭。周围的各种人声、噪声又变得响起来，仿佛是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引起了一阵文明的喧嚣。乔治晃动着手中的郁金香形长酒杯，对杯子里的酒作了一番精辟的评论。一个漂亮女人匆匆走向一张桌子，脸上的表情既恼火又高兴，说明她是刚从混乱的交通和嘈杂的车声中来到这片宁静的乐土的。拉里曾一度认为在高级餐馆用餐是西方男人最潇洒的举动。

“你刚才提到了政治，”拉里说，“你的这位年轻朋友有多左？”

“这里面有政治因素，有感情因素，有心理因素。尽管我跟他相当熟，但如果我说我能控制他，让他俯首听命，这就不完全是实话了。他可能是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最正宗的信徒。他也可能只是生活舞台上的一名演员而已。我所确切知道的是，他很穷，可以说是穷困潦倒。该用什么俗语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穷得丁当响。”

“一点不错。他跟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姑娘结了婚。真的，拉里，是一位那种有点瑕疵的俄国美女。天真而嫩弱，说一口地道动听的俄语。你知道，她并没有苏维埃化。她的叔叔倒是苏联内务部的一名上校。”

拉里禁不住笑起来。一切都是这样神奇和有趣。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幽灵、一件利用工具、一种财产，或者是什么双重角色、信差、联络员、叛逃者，或者是同这一类人有关的角色。我们大家在某种意义上都广泛或偶然地紧密相连，仿佛是一个由流言、怀疑和私欲组成的雏菊花环。乔治也笑了。这时传来一阵美妙的木管乐声，他们相视而笑。他们笑这生活的多姿多彩，笑人类之事的荒诞可怕的本质，笑美味佳肴、超级服务，笑破灭的事业以及整个愚蠢和悔恨的脓疮。拉里觉得脸上发热，酒足饭饱，在微微的醉意中感到一切依旧。洪都拉斯大使在向人们问候。一个来自佩麦克斯公司的男人停下刀叉向人讲述一个下流不堪的笑话。这顿饭吃得太有意思了，真是可口、丰富、有趣和完美。

帕门特乘上中央情报局的定时班车，回兰利总部去。然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安全处，要求立即对乔治·德·默仁希尔德进行调查。

尼古拉斯·布兰奇在工作室的一个笔记本或文件夹里存有一份死亡者的名单。名单上打印着证人、告密者、调查者、与李·H郾奥斯瓦尔德有关系的人以及与杰克·鲁比有关系的人，这些人都在适当的时候神秘地死去。1979年，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结论：那些跟11月22日的事件或多或少有关联的人的死亡率统计数字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布兰奇认为这是可接受的事实。他目前正在写一部历史，而不是一份关于人们是如何染上偏执狂的研究报告。材料中有无数暗示性的迹象，布兰奇承认这一点。还有关于死亡方式的记载：脑后中枪，喉咙被割断，在警察局里被击毙，在汽车旅馆里被枪杀，结婚一个月后被丈夫用枪打死，在囚室里被紧身女裤吊死，被空手道劈死。在这个星期六的夜晚，这真像一首辉煌的史诗。而布兰奇要的是相信一切到此为止了。在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中已经有够多的神秘，够多的阴谋、巧合、悬案、僵局和复杂的多重解释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个漂亮而精彩的阴谋，去编排一个各方面完美无瑕的情节。

可是，案例确实引起了反响，不是吗？大多数人死而无名：脱衣舞女、出租车司机、卖烟姑娘、衣领上尽是头皮屑的不吃香的律师。然而，这些年来，暴力已经渗透到其他领域。从一系列新的灾难中，布兰奇又看到了暗杀是如何明了，如何暴露出它的形式和联系，如何表明这个人认识那个人、这一死亡跟那一死亡是神秘地并列发生的。

乔治·德·默仁希尔德，多重国籍，是个具有互相抵触的忠诚或是多重效忠的典型人物。他曾与奥斯瓦尔德相交，于1977年3月死于棕榈滩，是由一支20号猎枪击穿喉咙而死的。判定为自杀。

一周后，在迈阿密海滩，警方发现了前古巴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苏格拉斯的尸体。他靠贩运军火而成了百万富翁，通过一个密探与杰克·鲁比有联系。死者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把手枪。判定为自杀。

戴维·威廉·费里，职业飞行员兼业余癌症研究者，是个反卡斯特罗的战士。1967年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新奥尔良自己的寓所里。五天之后，报界披露他与暗杀总统有关。验尸官说，死亡原因自然明了。但一些人感到奇怪，费里在脑溢血突发中间如何还有时间给一个朋友打一封告别短信。（“就这样我孤独地死去，没有人爱。”）在他的遗物中，有三本空白护照，有一颗一百磅重的炸弹，还有一些步枪、刺刀、照明枪，以及满屋子的书籍和其他资料。这些书籍和资料有旧的，也有最新的，都与肯尼迪遇刺有关。

伊拉迪奥·德尔·瓦尔是戴维·费里的一个朋友，自由古巴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同一日死于迈阿密的一辆汽车里。他是被枪从近距离直射胸部数次而死的，脑袋还被斧头劈开。此案中无人被捕。

文件堆得到处都是。布兰奇手中有谋杀报告和验尸图表。他有光谱仪对弹片所做的检测结果，还有声学顾问和模糊分析专家的报告。他自己也对模糊进行分析研究。他俯身细细观察当时有一些人在迪利广场拍下的照片，这些人说他们目睹了总统体面地乘车经过的场面。布兰奇有个放大镜，还有关于拍照者视线的详细观察图。

档案馆长送来了专门委员会举行的秘密听证会的记录。他还送来了《情报自由法案》许可的文件以及其他对一般调查人员保密或经过严格审查的文件。他不断寄发新出版的书，每本新书的理论都有闪光之处，可以接受，可以相信。这里就是他的理论室，使人日渐衰老的工作室。布兰奇不知他是否应该对达到目的不抱任何希望。

联邦调查局关于总统谋杀案的文件就在这里，共有十二万五千页，没完没了的恐怖和悲伤。档案馆长又送来了有关奥斯瓦尔德在俄国的新材料，它们是从克格勃的一个叛逃者那儿弄来的（这已不是第一位这样的叛逃者提供情况了）。关于埃弗雷特、帕门特、雷莫·贝尼特斯、弗兰克·瓦斯克斯也有了新的材料。近年来，这些资料如涓涓细流般不断流进他的办公室，滴进他的脑子。在新奥尔良有个坎普大街544号，这是谋杀案史料上最臭名昭著的地方。此处原来的房子早已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个重建的闹市广场。馆长送来最近的一些照片，布兰奇知道他必须研究这些照片，尽管它们与谋杀案无关。照片中有花岗岩长凳、砖砌的人行道，还有一件人物雕塑，看上去像是出自一位受资助的穷艺术家之手，雕塑名为《来自彼地》。

布兰奇必须对一切都加以研究。他已经太深入了，以致无法做出选择。

他坐在那里忧心忡忡，膝盖上盖着一块毛毯。事实是他并没有写出所有这一切。他写的东西面很广，重合的部分不少。这些材料加起来足有三英尺厚了，都是这些年来的累积物。但在已完成的实际文章中，有价值的甚少。要想停止收集材料是不可能的，材料不断涌来。其中的看法要做评价，人物要做沉思和哀悼。中央情报局没有人要来检查他的工作进展，一章、一页，甚至一个字也不会检查的。布兰奇现在是跟第二任馆长和第六任局长打交道了。自从1973年他开始这项工作以来，他已目睹了施莱辛格、科尔比、布什、特纳、凯西和韦伯斯特六人坐上局长的宝座。布兰奇不清楚这些局长是否知道有人正在撰写谋杀案的历史。也许除了馆长和其他两三个历史情报处的人之外，无人知晓。也许这部历史将永远无人读到了。

T.J.麦基站在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那幢破旧的三层楼房的街对面。他淡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着运动衫，戴着太阳镜，运动衫紧紧裹着上身。他习惯地攥紧右拳，然后又松开。他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凹处文着一只鸟，因此，他一松开拳头，鸟儿便张开它的蓝色翅膀。

他此刻正注视着坎普大街上的一个行人。这是一个紧张不安的老年妇女，一个身穿长外套、脚穿白短袜的流浪者。她是1963年这个焦躁不安、湿热沉重的春天里新奥尔良孤苦无望的穷人之一。她不断调整走路的步伐，麦基对此颇觉有趣。她放慢步子让其他行人超过。走到544号时，她谨慎地弯腰沿墙而行，挥动着一只臂膀，示意让大家都走在她前面，好让她能瞧见他们。

麦基看得津津有味。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待了一个多星期了，看见过许许多多神经质的醉鬼，但还没有看见过一个这样聪明的偏执狂。

周围是旧货栈、咖啡厂和五十美分一晚的低级旅馆。在用砖砌死的原544号的入口处，他还能看清一行字：码头工人大厦。他穿过街道，走了进去。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的办公室在二楼。巴尼斯特正坐在桌旁，此人六十开外，面容冷峻，神情阴郁。他在联邦调查局干过二十多年，曾是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副局长、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反共秘密武装组织的成员。麦基走进办公室时，他打开最底下的抽屉，问他喝点什么。T—杰伊摇摇手表示不喝，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你不和我一起喝。你也不告诉我你到底住在哪儿。”

“我明天就走了。”

“去哪儿？”

“去‘农场’。”

“‘农场’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教从斯沃思莫尔来的年轻人怎样拧断一个中国人的脖子。”

“这是任务。”

“真他妈的不像话！T—杰伊，像你这样的人还要去冒生命危险。这个肯尼迪，他该承担责任。他先是在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支援下发动了一场入侵，然后让流亡运动付出代价。他还派人袭击我们的游击队基地，全面禁运武器。”

“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已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盖伊。”

“事情不那么简单。”

“你拥有的枪支比墨西哥军队还多呢。”

“这是优先权，”巴尼斯特说，“看来我们已进入一个繁忙的夏季。”

“我需要一些钱。维持费、每月的支出，还有完事以后的遣散费。”

“你有多少人？”

“就算几个吧。而且我可能还需要一名飞行员。”

“他十分钟后就进门。”

“该死的。”

“冷静点。”

“我不是说他。”

“别注重外表，也别在乎他说什么。费里是个能干的家伙。他能倒开飞机，有一流的社会关系。他还为卡迈恩·拉塔的律师办事。他到拉塔的住处去，回来时粗呢袋子里装满了钞票，都是送给流亡运动的经费。他能租来一架小型飞机，不说任何理由，不留任何记录。目前我正让他代寻一架C—47型飞机，我想用它把炸药运出此地。”

巴尼斯特又打开抽屉，拿出一瓶威士忌酒，然后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两只咖啡杯。

“我打算将精选的武器送到我们在基斯群岛的一个营地，”他说，“枪、榴弹、地雷、炸药、反坦克枪、迫击炮弹。再听这个：凝固汽油弹筒。”

麦基注意到了他那银灰色眼睛里的神情。巴尼斯特对现政府的愤怒部分表现于对公众生活的反应，对那些在摄像机镜头里容光焕发的人的反应。肯尼迪的魔力，肯尼迪的魅力——他的仇恨与此紧紧相关，已经变成一种力量。在他事业受到挫败、健康变坏、被迫退休以后，这仇恨一直支撑着他。麦基的眼睛与他对视了片刻。顿时，许多涵义涌现出来：记忆、悲哀、信念、失去的古巴、即将复得的古巴——在这一刻，它们如此充满人性地集中在一起，引起丰富的联想，并以如此深刻的洞察力道出了事物无言的力量，致使T—杰伊扭过头去。他们彼此想到一处，感慨万千。

“你是从哪儿搞到这些武器的？”

“从森林的一个地堡里。我们把钥匙插进门锁，于是就弄到手了。”

“谁安排的？”麦基问道。

“这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武器库。这些武器在猪湾入侵中从未用过，我想你是知道的。”

“这些天来，我知道的事不多。”

“我们征募的新成员源源不断。他们想对菲德尔再发动一次攻击。我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营地训练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愿他妈的老走好运。我亲自负责训练事务，是和联邦调查局的成员一起干的。但这个肯尼迪，他采取了种种反对我们的措施。你是否知道他把古巴流亡组织领导人的活动限制在戴德县？他们不可以走出此县。他正在同卡斯特罗搞关系正常化，以对付苏联。他们俩正准备达成一笔交易。古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国家。杰克[19]从交易中得到一个没有莫斯科骚扰的第二个安全期。他对他个人的保护和安全非常在意，我也相信他希望增强这种保护和安全是对的。”

他倒了一杯波旁威士忌。

“达拉斯的情况如何？”他问道，“几星期前的情况如何？”

“有人朝沃克开枪。”

“他们抓到那个开枪的黑鬼了吗？”

麦基领会了这个老东西口气里的狡猾之处。沃克就像一个惶惶不安的电影明星一样不断被新闻界报道。有个枪手悄悄地从后院篱笆外面向他射击，却未打中，这是麦基想象得出的沽名钓誉的结果。这使得沃克陷入了连一个蹩脚枪手都可随意开枪的活靶子的危险境地。

“我说，假如我能弄到步枪……”

“外加瞄准镜。”

“我用它们干什么呢？”

“拿着它们。”麦基说道。

“我们在这儿说谁呢？”

“让它们绝对安全，随时可用。”

“我们这次见面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之间有绝对的信任。”

“你当然知道。相信我。否则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别让我感到自己年岁太大，不宜参加某些行动了。这是我的行当。对我们这种人来说，目标只有一个。”

办公桌面和地板上落满雪花般剥落的油漆，钢柜上蒙着一层灰尘。柜子里放着巴尼斯特的情报记录。他为那些本地区志愿参加反卡斯特罗小组的人设立档案，也为路易斯安那州右翼分子的活动保存缩微胶卷记录。他存有已知的共产党分子的名单，还有由联邦调查局提供的关于卡斯特罗的派遣特务及同情者的材料。麦基曾经看到过一些游击战术手册和盖伊出版的种族主义的旧杂志。在坎普街544号大楼里租用办公室的其他一些组织的档案这儿也有，过去的和现在的，包括古巴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反卡斯特罗小组的同盟组织，是中央情报局在巴尼斯特的帮助下拼凑起来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对麦基说道，“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严肃正经的人找不到出路。一旦我们退下来，我们怎样才能坐到草坪的椅子上去休息呢？一般的合法娱乐满足不了我们的特殊要求。”说着，他高兴地大笑起来。“在联邦调查局的二十多年，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中。它大大满足了我本性中的最重要的欲望——秘密的交换和信守、危险、紧要关头的表现机会、在人们面前挥舞着枪。那真是个魔力无穷的社会。如果你有犯罪倾向——我不是确指你或我——你能做出成绩的地方之一就是执法。”又是一声高兴的大笑。“我的成年时代有多少时间是虚度的？我真想知道这个。最初干这行的时候，我卷入了迪林杰[20]一案，就是那个‘头号公敌’。我们干得很漂亮，把他从芝加哥的一个电影院里弄出来干掉，那是个酷热的夜晚。我当时在战时海军情报局供职，正如年轻的杰克·肯尼迪一样。”他喝了一口酒，接着说：“间谍工作，地下工作，我们创造了一个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小社会。在这里面，法律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

他将威士忌酒杯放到一边去，伸手在桌上一摊报纸和文件中摸着香烟。“在约翰·伯奇协会里，”他说，“我们有十万会员，简直无法控制。特德·沃克将军和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大人共同出游，头戴高顶宽边帽，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反共武装组织的人更实在，行动更彻底，但他们有一股我不信任的狂热。他们等待着‘那一天’。他们把军火藏在车库里，心中明白‘那一天’就要来了。他们把政治和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混淆在一起。我尊重你的方式，T—杰伊。你想要一个小型、精干、灵活的小队，而不是这些狗屁邮寄名单。你不要理论和争辩，只要效果。派两三个人去做那些紧要的事就够了。”

戴维·费里走了进来，头上戴着顶小了一号的巴拿马帽子，身穿高圆领衫，领子向下翻着。麦基曾经见过他一次。在他看来，费里面带哀伤的歉意，就像一个背叛公众信仰的人（巴尼斯特断言他是个被免职的教士）。他无精打采地拖着步子，脚下的平底便鞋啪哒啪哒直响。

他对巴尼斯特说：“这个时间是不该喝酒的。”

“贮藏室里有些什么？”

费里朝T—杰伊瞟了一眼。

“有一些很老很老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是.306口径的。我是说枪很老了。我们有一大堆M—1步枪，那是南斯拉夫造的毛瑟枪，上面刻着俄文标记，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由拉康姆公司生产的M—40步枪。我昨天刚打掉了一盒子弹。”

“瞄准镜放在什么地方？”巴尼斯特问。

“大部分的瞄准镜和骑具都放在外面的营地里。我们还有一些超远瞄准镜放在这里。当然这取决于你想要射击什么。要打像菲德尔这样的大胡子猎物，你需要很宽的视野，因为他总是在动。事实上，我过去曾暗暗钦佩卡斯特罗博士，当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当时还真想为他而战斗哩。”

他的声音很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话。他生活道路上有一些奇怪的事使他自己也无限惊奇。他的脸上带着怀疑的神情，暗淡苍白的双眼上的假眉毛高高弯起。他所说的一切都与他那怪异的外表分不开，至少对费里本人来说是很明显的。

“你打算在边界南面什么地方停放一架轻型飞机呢？”麦基问道，“估计你将匆匆回家。”

“我将在马塔莫罗斯降落，布朗斯维尔的南面。那里有一个场地。如果你想进入墨西哥的内地，你可以在干涸的湖泊上驰骋，完全避开有人居住的地方。”

“敢问你多大年龄了？”

“四十五，正是飞行的好年龄。我具有著名宇航员约翰·格伦性格中可怕的那一面的特点。身体极棒，除了癌这玩意儿老是在消耗我的脑细胞。”

“你将来总有一天会暴死的。”巴尼斯特说。

“我倒愿意相信这一点。”

“你嗓子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

“我在说西班牙语。”费里说道，同时对自己的话很吃惊。

他走进办公室后面的小房间。德尔芬·罗伯茨正在里面整理侦探所的一份名单，所里有一名雇员专门为这份名单不断搜集资料。德尔芬是巴尼斯特的女秘书兼研究助手，地道的美国人，四十来岁，飘飘的长发翻卷着波浪。

“我这双袜子应该是不抽丝的，可它还是抽了。”德尔芬说道。

“每样东西都应该达到一定的标准，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本质。”

“我知道。看来你对哲学这玩意儿挺有研究，是在哪儿学的？”

“你吃过午饭了吗？”

“我又开始减肥了。”

“可你已经够苗条的了，德尔芬。”

他打开了那台小电视机。

“你说为什么一个黑人居然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分子?”她问道，手指在名单上滑过，“他们已经是有色人种了，难道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染上共产主义色彩？”

“你是说为什么如此贪婪？”

“我是说，难道他们还嫌麻烦不够多吗？而且，如果你是有色人种，你就别想改变自己的身份了。”

她在靠窗的一张带塑料台面的办公桌边工作。一张衬衫里的硬纸撑贴在屏风的洞上。

“上星期我询问过一个防空洞的价钱。”费里对她说道。

“我担心的倒不是天上掉炸弹。导弹危机来了又去了。我担心的是外国军队突然在一个静悄悄的早晨出现，陆军在海滩登陆，伞兵从天而降。盖伊接到报告说，红色中国正在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集结部队。”

“我有自己的苦恼，德尔芬。他们所要求的比一支军队还多。”

他们一起观看电视里的系列片《世事沧桑》。费里两腿交叉坐在一张折叠椅上。他脱下帽子放到右膝盖上。

“我心里一直在想，德尔芬为什么每天都到这又破又脏的办公室来上班？像她这样的女人，出身高贵，在科利西姆大街拥有一座漂亮的房子，还懂得种种社交礼节。她又是美国革命女儿会[21]的成员。”

“这是为国家干实事。在市议会或其他什么妇女组织里，我能做什么？盖伊·巴尼斯特是我们国家目前所进行的事业的先锋，到目前为止已产生很大的影响。征兵、训练、收集情报。我感到我在这里所做的贡献不是通过一般途径所能做出的，譬如通过委员会的工作或其他什么途径。”

她朝费里褪了色的红色假发瞥了一眼，这假发就像大街上被风吹散了的某种垃圾。她望着他倾斜的前额，觉得他有几分像罗马人，鹰钩鼻子显得怪异突出，尽管他长着一对过分大的耳朵，看上去有点小丑般的滑稽。其实，她在见到费里之前就已经看过他的照片了。巴尼斯特保存的档案里有他一张脸部照片。这是他1961年在杰弗逊教区两次被捕的纪念物，当时官方判定的罪名是破坏自然。

他们继续看电视。

“戴维，你相信什么？”

“一切。最相信的是自己必死。”

“你希望死吗？”

“我能感觉到死。我是癌症的活广告。”

“但你说起这事是这样泰然自若。”

“我还能有什么选择？”他说道。

电视屏幕上有两个女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用缓慢而从容的语调交谈着，却又不时地停下来，因对方的话伤了自己而面露愠色。德尔芬回到位子上继续做她的事，同时尽力排除电视的干扰去听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听那遥远而又单调的窃窃私语。她下午的活儿就这样安排定了。

“为什么同性恋者如此喜欢看肥皂剧?”费里心不在焉地说，“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舞台。”

德尔芬放荡地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她上身撞到桌子上，双手抓住桌沿稳住身子。她坐在那儿摇晃着，令人觉得颇有意思。戴维·费里感到奇怪，不知道自己刚说了什么好笑的话。他想他刚才的话是忧伤的，充满悲哀的哲学味，对这个无聊的下午来说不过是脱口而出的妙语罢了。德尔芬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他所说的话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了。她认为他最委婉的滑稽话自然也是出格的。她的笑分两种：放荡、下流的浪笑是她对费里的同性恋行为所做出的必要的世俗反应，她感到他的这种幽默来源于某种鸡奸经历；温软的笑是专给巴尼斯特的——那低哑的、会意的、希望受到支配的、喃喃细语般的微妙笑声，倘若你不知道他们俩是一对情人，你是无法听见的。

“不仅是肯尼迪本人，”巴尼斯特在门的另一边侃侃而谈，“还有人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形象，还有我们不断看到的那张神采飞扬的脸。实际上，他在大多数照片里都是神采飞扬的。我们都该相信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你曾见过哪个人如此迫不及待地想成为伟人吗？他认为他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不同的社会。他想来一个变革。与他相比，我们还不够聪明。我们不成熟，没有活力，没上过哈佛大学，见识不多，也没他这样富有、漂亮、幸运和机智。他长着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我只要看他一眼就他妈的来气。你知道对我来说，领袖的魅力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掌握秘密。危险的秘密过去总是掌握在政府外面的人手中：计划、阴谋、革命秘密和社会秩序结束的秘密。现在总算是政府掌握着重大秘密的钥匙了。一切危险都来自白宫，从核武器到其他东西。他跟卡斯特罗在搞什么鬼？他与苏联人合作，有什么样的地下渠道？他一拎电话，整个世界都会震动。我毫不怀疑，政府中热衷于推动共产主义的那些行政部门存在着一场运动。剥夺他秘密的力量，揭开他的秘密，他就一文不值了。”

巴尼斯特停顿下来，直到麦基的目光与他相遇。

“我深信空气中有一股力量，迫使人们采取行动，这力量就叫‘历史’或‘必然’，随你怎么叫吧。你感到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吗？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切，T—杰伊。你感到空气中有什么东西附到你的身体上，就像热汗一般刺激你的皮肤吗？喝光，喝光，我们再来一杯。”

他们俩对视了一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那天晚上，麦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街对面是一家外科医疗器械供应公司和两三座拖车式活动房屋。天气炎热，十有八九不会来凉风了。活动房位于围地内，围地里堆满废渣残物，由几条性情暴烈的狗看守着。

他坐在窗前，屋里一片黑暗。他将白色的护肤露涂抹在足踝和手背上蚊子叮咬过的地方。这么热的天气，要想入睡很不容易，因为没有电扇，这些讨厌的小飞虫又嗡嗡叫着直闯进来。

在他居住的这个区域，住房和垃圾场似乎在同步延伸。一只公鸡每天早晨啼叫，令人惊讶，因为这儿与主要的大街不过隔着几个街区。

每个房间都有它自己的音乐。他发现自己有时候很专注地聆听这音乐声。在这奇怪的房间里，街上的交通归于平静时，他要听出这声调里的某些杂音，就像织物里令人讨厌的瑕疵一样。

从长远观点来看，从巴尼斯特处搞武器的危险性要小一点，也比从“农场”偷容易得多，而且时间短。所谓“农场”是指中央情报局设在弗吉尼亚东南部的秘密训练基地，一个五百英亩的森林区，外界只知道它是个称作“皮尔里营地”的军事基地。麦基在那儿指导受训者使用轻武器，这些大学毕业生是很渴望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就是用这种方法，让他知道拒绝在惩戒书上签名是什么结果。他住在离岗位十英里的地方，但在特别训练期间，他则和另一名教官共住一间隔成两半的兵营木屋里。他们穿着训练服，一边玩着动脑筋的金罗美纸牌，一边听着爆破演习场传来的单调的轰隆声。

他把护肤露倒在手指上，然后在蚊子叮咬处轻轻涂抹。被叮咬的地方还在隐隐刺痛呢。

他无论走到哪儿，总是摆脱不了蚊子。他曾经在苏门答腊训练过反叛者，还在不少鬼地方给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突击队上过训练课。然而，他不会一辈子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可以等待他们解雇他或者逼他们这样做。他见过上司太多的躲避责任和出卖行为；战士们被鼓动去战斗，后来却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抛弃。他们称中央情报局为“公司”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设立是为了掩盖更深的责任，即号召人们浴血奋战的责任。这就是他所知的仅有的战争故事，唯一可能存在的故事；这故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而人们迷失在漠然沉思的烟雾中。

他感到热浪逼进来，听到子夜的振动、运河大街上的警笛声和一个孤独醉鬼的咆哮。蚊子是疾病的传播媒介。他捏紧右拳，那文在手上的鸟是一只鹰，大约是1958年在哈瓦那一个黑暗的小店里刺上去的。那是一个犯罪的窝点，他当时正在那儿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反菲德尔·卡斯特罗运动提供安全保障。这已是猪湾入侵前三年的事了。

每个房间都有一种音乐。它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懂得怎样去听的话。

好人死了，因为当局行动迟缓，直到最后还在考虑采取什么方案。对麦基来说，一登上中央情报局的主船——一艘位于蓝色海滨十五英里外的装载登陆艇的母舰，行动就开始像一种超越现实的东西了。当可以获得的情报通过雷达屏幕和无线电波滚滚而来、信号由驱逐舰上的二十四英寸的荧光灯从云层反弹回来的时候，麦基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失去控制。那里传来奇怪而不全的资料，隔着一段充满幻想、错觉、欺骗和怪异景象的遥远距离。

这同一艘船有两个不同的名字。

“天鹅”电台被安装在一个很小的鸟粪岛上，正播放着空洞的暗语，向菲德尔的武装部队施加压力，让他们成批地叛逃。“男孩在黄屋子里。”“独目鱼在咬人。”广播里整夜都响着这种单调的胡诌。

侦察照片上的水草原来是一种珊瑚礁，它妨碍了登陆。

执行任务的飞机上漆有标志。当飞行员最终获准侦察内地时，他们必须借助埃索石油公司的道路图来帮助寻路。

打算与从尼加拉瓜起飞的B—26轰炸机接头的海军喷气式飞机来得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因为有人把时区搞错了。

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两艘军火运输船，正以全速朝错误的方向驶去，对命令它们返回的无线电信号置之不理。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度周末，并向一群市民发表演说，题目是“国外的共产党商人”。

麦基的船上出现了一次长达十分钟的叛乱。

“天空阴云密布。”“鹰在黎明时俯冲下来。”

第二次空中打击最终被取消了。

他知道，埃弗雷特认为这次失败比一次中止的任务更为复杂。这属于思想和方法的普遍悲剧。但麦基坚持一种简单明了的看法：你不能老是对这些没完没了的复杂情况发泄你的怒火和惭愧。

麦基在某地有个妻子。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在战后的两年里，他学习采矿学、冶金学，妻子给他以鼓励。他现在几乎想象不出妻子面孔的模样了。由于酗酒，她的脸变得苍白而浮肿。那时她是个准军人的妻子。她喜欢看电影。她坐在那儿喜欢将屁股深深地陷进座位和靠背之间的空当，两脚放在抬高了的座位的前部，像一个严肃的布娃娃平稳地坐在那儿，观看屏幕上的枪林弹雨。麦基似乎想起来，她有一头秀发，慢悠悠地喝着酒，似乎要预先阻止他抱怨她酗酒无度。

侦察小队在午夜之前上了岸。麦基是那艘橡皮筏上唯一的美国人，他本来是不该在那儿的。橡皮筏滑向沙滩，一个人跳进水中与筏子并排跑着，双手扬起厚厚的沙子，嘴里喃喃地做着祷告。他们开始用着陆灯在沙滩竖起标志，好让海浪那边等待在颠簸不定的老式步兵登陆艇和旧货船上的部队顺利登陆。这块地方还不算荒无人烟。海滩上的小酒店外有人坐着，是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在聊天。这时，一个身穿黑色游泳裤和黑色长袖运动衫的侦察兵，脸上沾着烟灰，手里拿着一支自动步枪，走过去和这些老人聊了起来。T—杰伊身上没带武器。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战士们知道他在这儿的作用是有限的，还是觉得自己今晚是不会被毁灭的。海水的特殊气味令人精神爽快。他看见小酒店附近停着一辆旧雪佛兰汽车，于是叫他的侦察队长雷莫去找汽车的主人要钥匙。这些即将被解放的人应当把借车给他们作为一种欢迎的表示。麦基想去搞清楚当地的民兵营是否就在情报员所说的地方。这辆汽车是四十九型的，仪表板上贴有一张头戴美国著名的布鲁克林·道奇棒球队的帽子、身穿该队衬衫的古巴球员的照片。当他们在石子路上开了八分之一英里时，一辆吉普车开着大灯冲过来，车上露出两个脑袋的轮廊。T—杰伊减慢车速，斜着穿过道路。雷莫站在门外说着什么，手中的冲锋枪哒哒响起来，打出的子弹每隔一发就击中目标。天气炎热，光照刺眼。弹膛里的子弹打完之后，坐在吉普车里的两个民兵死了，嘴巴张开着，身下的坐垫冒着烟。雷莫站在那里望着，矮胖的身躯纹丝不动。他赤着脚，穿着可笑的格子短裤，像个正在度假的明尼苏达人，肚子下面系着一条子弹带。他们听到从海滩处传来的手枪声，于是驱车返回小酒店。据说一个侦察兵为了一句不中听的话开枪打死了一个老人，尸体旁边站着一群人在争论。T—杰伊朝海滩走去。潜水员来了，帮着侦察兵们竖起着陆灯。他让他的发报员告诉主船，让突击队全体官兵上岸，立即开始这次该死的军事行动。回到路边，他看见一个妇女站在一间草屋外，双手在身体四周拍打着蚊子。他们已非常接近萨帕塔沼泽了，这里以蚊子多而出名。

他看到了街对面的广告牌：白色实验服大减价。街角处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是人们离开酒吧时那种特有的刺耳的笑声。破晓时公鸡要啼，狗要叫，仿佛到了加勒比岛上一个满是铁皮房子的村庄。

记忆是一系列静止的图像，如同支离破碎的影片画面，他简直串不起来了。他看到雷莫打开车门，似乎是一种时断时续的动作，每个动作都模糊不清。来自雷莫的汤姆逊冲锋枪的枪声是猪湾事件中的首次枪响。这使得雷莫日后成为狱友中倍受尊敬的人物。他们后来在拉卡瓦尼亚要塞里被关了二十个月，不断听见从城壕里传来的步枪声。那城壕是执行枪决的地方，每一阵清脆的枪响之后接着是一阵回音、一阵震撼，犯人们便开始想象城壕里的狗舔吃鲜血的情景。

出租车终于停在外面。

他走进卫生间，用凉水冲洗双手，以减轻蚊子叮咬的刺痛。抹过的护肤露早已不起作用了。在印度尼西亚短暂服役时，他曾染上虐疾，现在还不时地感到难受，觉得自己像掉在一个沼泽里。他走到门口，等待着。

他的妻子曾用刀子伤过他。那次她是隔着餐桌朝他扔刀子的，刺到了他的左下巴。鬼知道前一天晚上夫妻俩为什么搞得不开心。想起她的时候，他从不想她的名字。他想到的只是她在某处的一个模糊的影子，也许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屋子里，她坐在椅子上从不动弹。对于离去的亲人，记忆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永远让他们坐在一间屋子里。

那个女人走进来，皮肤晒得黑黑的，好像被烟熏过似的，布满了皱纹。她说自己叫朗达。她化着深色的浓妆，这令他不由得想起海边的黑夜和淋病。

“卡萨尔要我对你好。”

“你认为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

她莞尔一笑，把裙子上的拉链拉开。卡萨尔是哈巴那酒店的一名侍者。光顾这个下等海滨酒店的都是些海上生意人、心怀不满的古巴人，以及其他各种在海上漂泊的人。

整个夜晚，海上总是响着这样的声音：“听，兄弟们，听这白色飓风的吼声。”为你的国家而羞愧，这真是最严酷、最可怕的事了。

温·埃弗雷特穿着睡衣，正在看一份两天前的《石榴裙日报》，这是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的学生报纸。报上载有选拔拉拉队队长和乐队女指挥的竞争活动，在全国范围的大学里寻找。他坐在卧室角落的一张扶手椅里，从报上他得知这所学校的原名是“得克萨斯工业学院与培养得克萨斯州白人女子文理学院”。关于肯尼迪的那篇文章，他跳过去不看。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玛丽·弗朗西斯走进厨房拿起话筒。她来到楼梯下，于是他丢下手中的报纸，等着她喊他的名字。

她望着他从楼上下来，他穿着睡衣的身体看上去几乎没有重量。他的脚步是最近才开始变得轻柔的，似乎要人看到他不喜欢惹人注目。经过玛丽身边时，他们互相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立刻明白，他们该在新换的床单上做爱了。做爱时要开着窗户，这样可以闻到雨天的清新空气，闻到窗外滴着水珠的树叶的香味。

电话是帕门特从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来的。温听得出话筒里嘈杂的汽车声和闹哄哄的人声。他望着玛丽·弗朗西斯朝楼上走去，她的手离开楼梯的雕花栏柱，沿着扶手轻轻上滑，几乎没碰到扶手。

“我们怎么个干法？”

“电话是安全的。他们对我不再感兴趣了。再说，我也彻底不干了。”

话筒那头笑了一声。“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在地下室里补锅。”温说。

“你认识一个叫乔治·德·默仁希尔德的人吗？”

“不认识。”

“他常为内务联络部办事。我发现他还与军事情报局有关系。他要通过海地到古巴去。他现在正在去海地的途中，很可能是与一宗军火生意有关。乔治似乎是个亲卡斯特罗派。我相信这是他真正的立场。他认为我们的做法很不好。然而，如果我得到的情报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又是在跟卡斯特罗作对，或者他一到海地就这样干。不论乔治是什么态度，反正他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代表中央情报局询问过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名叛逃者，在苏联待了两年后多少又有点后悔了。我让乔治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做了一些调查。有一卷标明1960年12月的201号档案是关于这小伙子的。”

“特别档案处有他的材料吗？”

“我们的档案做过手脚，谁能肯定？没有清晰的迹象表明我们派他到俄国去过。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他服役时有一段时间是在日本厚木市的一个秘密基地度过的。他是个雷达兵，能接触到有关U—2飞机的飞行资料。他叛逃后，可以把这些资料作为一份很好的见面礼送给苏联人。他娶了一位俄国姑娘。后来他决定回国，于是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在达拉斯定居下来。他们遇到了乔治，还同当地的俄国移民共度良宵，追忆往事。据乔治说，大约两个半星期以前的一个夜晚，我们这位年轻人向臭名昭著的退休美军少将埃德温·A.沃克开了枪。”

一阵沉默。温从话筒里听到车水马龙的声音：一个活跃的城市，车喇叭长鸣，汽车如潮水般涌过波托马克桥。

“可以说这是个不错的发现，拉里。”

“别小看这事儿。我们能把他的事串在一起。他是一个极左分子。设法把他同古巴情报机构绑在一起。可能的话，让他出现在现场。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为左派而战斗，支持卡斯特罗，支持苏联，不管他的特殊兴趣是什么，我们将帮他选定一个疯狂的念头。向总统开枪是绝不会缺乏理由的。”

“那就通知麦基，把详情告诉他。T—杰伊会把他带来的。”

他看起来总像睡不醒的样子。任何时候对他来说都是睡觉的时间。白天来了又去，又到了上床的时间了。

他四处走动，关上电灯，看看前后的门。他曾在内华达州的一个盐滩上见过一架U—2飞机。它看起来像孩子们脑中的高级侦察机：古怪的翼展，主体部分像是没有造完，翼梢卷叠着。它的滑翔器的下面有一个喷气式发动机，能以比四十五度还陡的倾斜度爬坡，可以上升到八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它的摄像机能摄下方圆一百英尺内的景物，因此苏联人叫它“黑色间谍女郎”。他检查电炉是否已经关掉。楼下最后剩下的事就是炉子了。

玛丽·弗朗西斯已经上了床，扶手椅旁边亮着一束柔和的灯光。他脱衣服时身上感到雨夜的空气。夜晚充满着新鲜的东西：泥土、潮湿的树皮，以及夜色中的玉兰花都散发出雨后清新的香味。他慢慢地压在玛丽身上，触到她风吹日晒的脸、泛白的眉毛和散发着香味的乳房。他要与她做爱，做得她死去活来，做得她进入静谧的梦乡。她的头歪在枕头上，两眼紧闭着。他把脸埋进她的脖弯里。夜，充满了依稀的流水声、树梢间的雨滴声、屋檐下的滴水声、落水管中的流水声，还有车胎在潮湿的柏油马路上碾过的声音。他稍稍地抬起身体，握紧她的双手，每个指头都抵住她的指头。双方的肉体激烈地撞击着。空气中充满了某种香味，远处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长着水草的池塘里静悄悄的，池水在草叶下面流淌着，在水草纠集的地方被堵住，细小的水珠颤动着。屋子旁边黑栎树上的叶片也挂满水珠，微风吹来，水珠便从叶子上溅洒到纱窗上。她一头金发，皮肤白里透红，却不细腻；心胸比他开阔，意志也比他坚强得多。她对他所有的要求只是安全和朴实。他闻到了微微的汗味，感到口水流到了下巴。他们俩的手贴在一起，手指紧绷而晃动着。他感到床上突然动了一下。她的屁股摇动着，嘴角两边泛起湿漉漉的白沫。他唤着她的名字，看着她的眼睛睁开，她似乎在沉思她所相信的种种平凡的神秘。她所处的世界是他永远无法进去的。她就是一个世界。他抽出一只手，擦掉她口角的唾沫。她急促地喊着他的名字，喊了许多次，仿佛一个拉拉队队长在场外的叫声。

夫妻俩并肩坐在一起，听着收音机。

“我在想，”她说，“别的夫妻互相说些什么话？”

“什么时候？”

“现在。我想知道别的夫妻说些什么。也许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想到。”她自我解嘲地笑着。“那些我们该谈的事情。”

“你是说做爱时还是做爱之后？”

“做爱时并没什么有趣的，只是爱的呻吟、爱的私语。我是说做爱之后，就是现在。”

“你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说着不该说的话吗？”

“难道你不想偷听别人的谈话吗？我不想看别人做爱，可我想听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想抽一支香烟。”

“电话里是谁？”

“‘我的香烟在哪里？’那就是他们说的话。”

“打电话的人不愿告诉我他的名字。”

“是拉里·帕门特。你该记得他的，在迈阿密的某人家里见过。”

“几乎记不得了。”

“可能三年前吧。”

“他想谈什么事？”

“你真是一位好奇的女士。”

“有些晚上我需要有人抱着。今晚，我是个听众。躺在弄皱的床单上听人说话多舒服啊！跟我说说话吧。在这孤独的夜晚，我们俩就是一对碎嘴子。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

“很色情的东西。”

“哦，真的？”

“是关于U—2飞机的事。就是发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那种飞机。我们过去总是把拍到的那些照片叫作色情照。照片的解释员聚在一起对照片进行分析。‘让我们瞧瞧，今天弄到了什么样的色情照。’事实上，肯尼迪在他的卧室里也看这些照片。”

“讲下去。”她说道。

“那是一种侦察机、无人驾驶机、人造卫星，它的摄像机在三百英里远处就能看见你在一百英尺处所能看到的东西。他们能看能听，你知道，就像记录知识的古代僧侣。这些仪器系统能够收集和处理世界上所有的秘密情报。”

“在这样的夜晚，柔风轻轻地吹在身上，难道不是一件最惬意的事吗？”

“我要告诉你，这些能听到我们在床上说悄悄话的绕轨道飞行的传感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忠诚的结束。仪器越是复杂，人们的信念就越少。我们心中的信念将被耗尽。仪器将把我们耗干，使我们变得糊里糊涂和听命于人。”

多年来转瞬即逝的共同生活、他的秘密行动和巧言否认以及死一般的沉静已经让玛丽·弗朗西斯相信，她不会确切知道温在某一时间到底对她保守着什么样的秘密。然而，在他此刻的喋喋不休里，在他侃侃而谈的闲聊里，却有一种让人愉快的东西。她鼓励他告诉自己关于他的工作及进展情况，或者只是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她默默地鼓励着他，让他觉得她在静静地听他讲，就像一个妻子在很自然地挑选窗帘。近来她已经很擅于表演她那带着羞怯的好奇心了。尽管他不再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她仍然想知道他的事，非常想听他说些什么。但今天晚上，她不巧睡着了，思绪散开，身体在床单上扭曲着，一条手臂搁在他的胸膛上。他听着收音机，电台里一个男人正在用响亮清晰的嗓音传播福音，声音听上去朝气蓬勃，动人心弦，充满自信。是的，是的，是的。上帝犹存，圣光普照得克萨斯。

他将拼凑一个人物，为其设定一个身份，使其具有微妙的、错综复杂的信仰和习惯。他需要一个有着可信的怪癖的人。他将创造一间阴暗的房间，一间枪手的房间。调查人员最后将会发现这间房间，严格检查分析一切事实，把与之有关的每个朋友、亲戚和一般熟人统统归进这间阴暗的房间里去。我们的生活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我们就是故事情节中的人物，没被压缩，头上也没有神秘的光环。透过一切关系和环节仔细审视我们的生活，可以发现它充满寓意，其中的主题和崇高的转折是我们所无法完全看清的。它将向人们显示那无法描绘的生活中的神秘的均衡。

线索不明的地址、精心修改过（或粗糙修改过）的照片、书信、旅行文件、假签名以及一部假名字的历史都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破译，使之平白易懂。他想象一群语言学家、照片分析专家、指纹专家、字迹专家以及研究头发、纹理、暗影和污迹的专家正在大伤脑筋。调查人员会建立年月顺序表。他将给这些东西标上人为的时间，把调查人员引向多风的工业贫民区的地下室房间，引向不复存在的热带城镇。

他关上收音机，从她的胳膊底下滑了出来。他想抽支烟。他穿上睡衣，在扶手椅上衬衫的口袋里找到两支弄弯的温斯顿牌香烟。他坐着抽起烟来，同时想找份东西来读。暴风雨带着蓝白色的闪电隆隆地向西移去。T—杰伊将会把那个小伙子带来。温知道麦基这名字是档案部给T—杰伊定下的假名，全称是西奥多·T.麦基。这些年来，温也用了一个假名，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来说这已是惯例。麦基的名字被一个美丽的光环笼罩着，一种传奇的光环，因为流亡运动领导人发现他在蓝色海滩同侦察兵们一起登陆。当猪湾入侵明显失败时，麦基立即乘捕鲸船回来，带着扩音器在小水湾边巡游，呼叫和寻找幸存者。温并不知道麦基的真名实姓。

他读着《石榴裙日报》，得知那所大学在1905年抛弃了原名，改称为工业艺术学院，简称CIA。他太累了，懒得欣赏这份嘲讽、巧合或者什么。嘲讽和巧合太多了。一个精明的不信教的人有一天会由于巧合而创立一种宗教信仰，最后成为百万富翁。是的，是的，是的。他环视四周，要找一个烟灰缸。他感到身体不适已经很久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感到疲惫且健忘。当他驾车时，他得在心里跟自己说话，下简单的命令，骂骂咧咧，以便集中注意力。在药店柜台前，为了给他的小千金买罐装的儿童皂液，他会乱翻口袋找零钱。有时候，他简直不能忍受独自待在房间里。当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在家中，当她们很晚才驾车回来，这所房子就简直成了一处可怕的地方。他一直想象着发生事故，想象着路边车毁人亡。屋子里渐渐暗下来了。

这都是漫长秋季的一部分，给他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日本厚木

黑色的飞机缓缓下滑，在跑道东面雾蒙蒙的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它那西印度轻木的机身十分轻盈。它晃动着那不同寻常的长翼，越过矗立在稻田里的高压电缆塔飞来，这些电缆塔从稻田一直延伸到山后看不见的地方。空中掠过一阵奇异的尖啸声，基地外的人们纷纷跑出屋子。男人们弯着腿站着，追寻飞机降落的弧线——一种像海鸥尖叫般的声音不停地回荡，传入基地附近深邃的山洞里又反弹出来，这些山洞是二战时日本神风队飞机的老窝。士兵们从兵营宿舍的窗户里探出脑袋，一睹飞机的降落。有个士兵抱着胳膊站在雷达室的外面观望。两个戴工作帽的士兵也在食堂外停下来，看飞机最后滑过田野和铁丝网篱笆，下垂的翼梢轻轻地擦过跑道，冒出火花。在中午耀眼的阳光下，飞机的整个降落过程有点像卡通电影。

“这鬼东西能爬到难以置信的高度。”

“我知道。我听说过。”海因德尔说道。

“但飞得太快。你还没弄明白，它就已经飞走了。别去管它飞得有多高。”

“我知道有多高。”

“我刚才还在雷达室里。”赖特迈耶说道。

“八万英尺。”

“这鬼东西在八万英尺的高空能向地面询问气流的情况。”

“这不太可能。”海因德尔说。

“我刚才在截听。我听到那个神秘的人在说话。”

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唐纳德·赖特迈耶，身材宽大，行动缓慢，走起路来像要掉进地里去似的。他看着牵引车过来把飞机拖到远处的机库里去。飞机是有人护送的，机库四周是带自动武器的卫兵。赖特迈耶脱下帽子，向那个横穿冒烟的柏油路朝他们走来的人挥舞着。此人身材比较瘦小，走路时脑袋歪向一边，一个肩膀向下耷拉着。他就是在雷达棚里观看飞机降落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员。

“那是奥西。看上去就像他平时的样子。”

海因德尔叫道：“奥斯瓦尔德，快来呀。”

“再快一点。”赖特迈耶用人们都熟悉的夹日文的洋泾浜话喊道。

“精神一点。”

“提起兴致来。”

他们三个人朝兵营走去。

“我们知道它飞得多高。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赖特迈耶说，“它能飞多远，飞到那儿后做什么。”

“深入中国。”奥斯瓦尔德说道。

“你怎么知道？”

“顺理成章的事，这是常识。再加上苏联。”

“它是一种实用飞机。”海因德尔说。

“是一种侦察机，叫U—2。”

“你怎么知道？”

“这是一般常识，”奥斯瓦尔德说道，“有些事情你听说过，而有些事情你没听说过，但你很容易想象得出。你知道机库那边路东头那些房子吧。它们标着联合技术顾问团。这是个假名，是间谍们藏身的地方。”

“你居然这么肯定。”赖特迈耶说道。

“你想那儿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摔跤队的宿舍？”

“好了，别说这个了。”

“我听过这方面的指示。我知道什么是不该说的。”

“你看到那些武装卫兵了，不是吗？”

“我说的就是这个，赖特迈耶。没有特别许可证，没人能接近这个基地的。”

“还是不谈这个吧。”

“设想一下在中国上空飞行，”海因德尔说，“中国可是一片广阔的土地。”

“中国不算广阔，”奥斯瓦尔德说道，“苏联怎么样？够广阔的吧？”

“它有多广阔？”

“我希望有一天能乘火车周游苏联，而且跟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俄国的思想比它的面积更令我钦佩。”

“什么思想？”赖特迈耶问道。

“去看书吧。”

“你总是说去看书，似乎那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是的。”

“也许不是。”

“那么我怎么会比你们更聪明呢？”

“你也更傻。”赖特迈耶说道。

“他不像军官那样傻。”海因德尔说。

“没有人那么傻。”奥斯瓦尔德说道。

他们叫他兔子奥西，因为他双唇撅起，两颊有酒窝，还因为只要兵营里或基地外的酒吧里一有打架，他们总是看到他撒腿就跑。他身高五英尺九，蓝眼睛，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不久就满十八岁了。他的表现与能力的评分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反反复复不稳定，他的步枪射击成绩也一样不稳定。

人们把海因德尔叫作希德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他常常去电影院，上图书馆。没有人知道他阅读简单英文句子时的困难。他有时弄不清他面前的单词，书写就更困难了。他累了的时候只能连续拼对五个单词，尚不至于把这些单词的字母前后颠倒。

这是个他从来不对别人说的秘密。

他有一张度短假的证明，穿着一件花哨的夏威夷式衬衫，这使他觉得自己像个赤裸裸的闯入者。他坐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上一个靠窗座位。

是赖特迈耶为他安排的约会。他告诉李说，李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露出他动人的美国人的微笑，他就能从女人的肉体上获得千般性快乐。

欢迎来日本——一个到处是拉门和吊眼梢妓女的世界。

他悄悄地走进黄昏的东京，穿过一条条喧闹和混乱的街道。他步行了一个小时，边走边看在汽车喷出的烟雾中闪烁的霓虹灯。他走过市内电车的电线下面，经过沿街的面条店和酒吧，霓虹灯上的英文字在他眼前冒了出来：妙极了，妙极了。他看到日本姑娘和美国大兵手拉手地逛街，这六个美国兵看上去像舰上的面包师和厨师，都身穿绣有龙的图案的夹克衫。这是1957年，但对李来说，这些人大有武士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又像那种不放走任何到手猎物的老兵。

他行走在顾客如云的迷宫般的狭窄街道上，心中格外安宁。离开了基地，离开了同胞，离开了美国，这使他不用再小心翼翼，心灵上的伤痛也减轻了。

他核对了一下那张写有她名字的纸条。

小巷里的灯亮起来了。他看见一个无腿的男人，手抱风琴，身躯用怪异的铁架支撑着，仿佛一台胜家牌缝纫机——胸前垂着一个乞讨的标志。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美津子，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姑娘，几乎没什么身材，穿着裙子和白衬衫，头上缠着一块手帕。她站在一块写着军人之家的牌子旁边等着。这是赖特迈耶安排的约会地点，在一条满是廉价拱廊商场的小街上。

她把他领到一家弹球盘[22]赌场。这是一间狭长的房子，里面的弹球盘赌博机前挤满了人，他们试图把钢球弄进一个小孔内。赌博机发出一片叮叮当当的响声，也许像冲压厂发出的噪声。她找到一台空着的赌博机，便按动机上的横杆，放出钢球。这是涅槃的信号或者叫其他什么名堂。她两眼盯着灰色的圆环，看钢球绕环滚来滚去。人们在赌场里你推我挤，有学生，有穿和服的老年妇女，还有看上去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不错的男人，大家都在等着玩赌博机。有的地方有三层人，他们全然不顾周围的噪音和弥漫的烟雾，好像什么也不存在，只有那快速滚动的灰色钢球。

他再次核对了一下纸条上她的名字。

两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一间有拉门和草席的房间。他隐隐觉得这不是她的地方。这房间的样子看起来像是模仿日本风格。墙上挂着一幅丝卷轴画，也许不是丝的。他瞥见贴在梳妆台上方墙上的日历和几块卫宝香皂。她脱下了露趾的鞋子。他真不敢相信自己马上就要同女人做爱了。他在沙地和兵营的经历中，曾千百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并因此而产生无数次的喧闹、笑声和叫声。他第一次瞧着一个并非杂志上的成熟姑娘的裸体时，他感到自己一下子呆住了。裸体女人身上有某种严肃的东西。他感到异样、严肃、僵直。他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万物洪流的一部分。此刻，她的手已伸进他的裤子里，捏揉的动作并无激情，仿佛在开自来水龙头。他脱下衣服，用粗糙的手掌将它叠起来。这一刻在等着发生。自他出生那天起，这房间就已存在了，等待着他走进来，就像他现在这样。这只是一个走进门、加入洪流的问题。

该给她钱吗？赖特迈耶没有说。他看见自己在跟她做爱，又好像自己的一部分置身其外。他一面跟她做爱，一面在旁边观看做爱的场面，等着快乐来攫住他，像海浪般向他袭来，像狂风撼树般把他吹倒。与其说是他看见这一切，不如说是他正在想这一切，尽管他确实已经看见了。

他周末要值班，但机会一来，便立刻返回东京。原来她拿他的钱只是去玩弹球盘赌博机。她对这玩意儿完全着了迷，像个傻子，穿着别人的雨衣站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于是他只好出去，回来，再出去，逛逛低级的脱衣舞夜总会和牛仔酒吧。他常常会站在赌场入口处看她在里面玩。人们不断拥进去，时不时有人中奖，得一包树叶状的糖果。他看见她向后抬起右脚，心不在焉地搓着左脚的脚踝。

这是在神话般的东方度过的一段奇特的日子。

这一次，她领着他来到一幢大公寓的一个房间，附近是些工厂和油库。空气中有一股硫磺和水上浮渣的异味。从窗户里可以看到一条河，但他不知道这河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他说自己三十四岁了。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他们俩穿好衣服后一会儿，一个男人进来了，在背光处走动着。他看上去年轻、瘦削，对房间很熟悉的样子，似乎认为李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似乎也知道李曾说过和干过的一切。他是来找他的雨衣的。

李弄不明白这人与美津子的关系。是兄弟、表兄弟、情人、操纵者，还是某种保护人？尽管不是拉皮条的（如果她不收钱的话）。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李又看到他几次。他真是个有趣的家伙，姓今野，一头鬈发，戴着深色的眼镜。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幸运牌香烟，懂得美国爵士音乐，有的曲名李一时还想不起来。他们谈论政治，一起喝啤酒和杜松子酒。这些酒都是李带进房间来的，他自己只是很有礼貌地尝一点。今野的英语讲得还算可以，初级以上水平。他衣着褴褛，穿一双破鞋子，系一条黑色的丝巾，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外出都是如此。

潮湿的秋天来临了。纵横交错的、满是木板房和商店的街巷里灯光闪烁。它们占领了他的美国空间。这倒没关系。他的空间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外徘徊，只是一种谎言。谎言里藏着小房间和电视机，他母亲的声音总是不断。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都是谎言，都是没有目标的地方。只有狭小的房间，他最后总是落在这些房间里。然而，这里的狭小却具有某种意义。低窗、厢式房间，这些东西都使他头脑清楚，给他一种快乐。

美津子把他带到了一个裸体王国。到处是广告牌、照片、传单、电线杆贴条、小亭子及剧院里的裸人、霓虹灯制的和纸制的裸体像、供人摄影的裸体模特儿、彩色灯光下排列的裸体女人，她们面颊上虚假的玫瑰红下面是古怪的苍白。被雨冲滑的街道就像他幻想中的样子，有电影里的黑影和穿黑大衣的男人。他想到美津子撅起的小嘴、她的叹息和暗示、静止的遐想、情欲的满足。她的双腿稍稍分开，臂膀放在身体两侧。

关于赖特迈耶所说的她要做的事她一件也没做，奥西没有问为什么。

他在雷达室的热光里工作着，标出截听的路线，检查示波器上特定区域内飞机飞行的电子运动轨迹。

在整夜的监测工作中，他与军官们交谈，问他们一些关于世界局势的问题，结果发现自己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连基本的问题都一概不知，如领导人的姓名、政治制度的种类，等等。年轻的军官懂得最少，他们都是些知识浅薄的大学生。这种状况证实了他过去对大学教育方式的怀疑。

八万英尺的高空传来了一个询问气流的急促而轻微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夜晚天穹外人们所不知的远处。

基地附近有酒吧和酒吧女郎，但他更喜欢独自到东京去。在那儿，他可以去拜访住在工厂附近一个大住宅区的今野。浓重的紫铜色烟雾弥漫空中，遮住了落日。今野喜欢抽幸运牌香烟，谈论为生存而奋斗。他是个开电梯的，并不是全日工作，因为这个国家大学生太多了。有时候，美津子来了，她就和奥西一边听塞诺列斯僧侣的音乐唱片，一边做爱。这古怪的充满叮叮当当和嘡嘡声的布鲁斯音乐，想来真有点日本味儿。其他时间，今野带他到一个名叫蜂王的夜总会去。那里有精彩的表演，妖艳的女人在烟雾中穿梭，像成百个身穿有裂缝裙子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的女招待。李突然感到他该想想一个开电梯的人和一个一等兵来这种地方到底干什么。

今野总是耷拉着脑袋走进来，脱下雨衣，顺地板拖着它，跟着服务员来到位于游客上方平台的一张桌子边；这些顾客不外乎日本商人、美国军官和签约飞行员（他们不管什么天气总是身穿黄褐色的短袖衬衫，戴着高级太阳镜，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身份）。今野把账单装进口袋里，没有付钱的意思。有一天晚上，他介绍李与一名叫塔米的舞女认识。这女人身穿银色裙子，脸上浓妆艳抹。

今野相信暴乱。

他相信美国曾在朝鲜使用过细菌武器，现在正在日本这里试验一种叫麦角酸的化学物质。

他相信生活充满敌意，斗争会把你的生活溶入伟大的历史潮流。

他说，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得先建立起完全的、无情的资本主义，然后将它逐渐摧毁，把它埋葬到海底。

他是日苏友谊协会的成员，也是日本和平委员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成员。

他说，外国的资本和外国的军队统治着现代日本。

所有的外国军队均是美国军队。每一个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每个美国人都为垄断资本的事业而效力。

塔米带李去一个佛教神殿。

在蜂王夜总会的一个夜晚，今野宣布李所在的海军陆战队防空一中队不久将开赴菲律宾。对这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来说，这是一条新闻。他已经逐渐喜欢上日本了。他喜欢到东京来。他指望与今野交谈，今野能够从一种历史角度而不是纯粹的个人角度讨论李的地位，从历史的灰烬、从在被炸毁了的自然风景和经济上废墟重建的角度来看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他现在离开日本？既然他在这个新环境里一切顺利，而且有了盼头，不时还有个女人可以同床共枕，人们也不把他看作暗影里的人而与之交谈，为什么还要把他调走？

他们来到河边的一幢公寓里。今野在屋里一面踱步，一面拉扯着脖子上的丝巾角。他暗示说，还有其他人也知道一等兵奥斯瓦尔德，并钦佩他政治上的成熟。他说，某些事情可以由对世界大事看法相似、同住某处而且能很容易联系上的人们共同来完成。他送给李一把镀银的大口径短筒小手枪，这把双响手枪算是一件微薄的礼物。他要李回基地以后弄一些幸运牌香烟出来。

赖特迈耶想把他拎起来放翻，于是从后面抓住他，抓住他的后裆和衣领，用这种盲目的恶作剧来取乐。但他的动作乱了套，结果是一只手抓住奥西的侧边口袋，另一只手塞在他的腋窝里，使他差不多快倒地了，身体撞着门框。奥西起先还能耐着性子发出一阵吃惊的尖叫，在空中蹿了一下。后来，当赖特迈耶粗暴地拽他，眼看对付不了，又试图拧着他打转时，他便开始恶声抱怨了，他发出最后通牒并且不住地威胁。再后来，他又尽力挣脱赖特迈耶，差一点要失声痛哭起来。他像个上当受骗而与人扭打在一起的孩子，面孔因愤怒而涨红了。最后，打斗带来一种潜在的满足——熟悉的、虚假的、可怕的满足。他彻底瘫软了。

一天夜晚，他漫步进入一家东京酒吧。这酒吧是个同性恋者出没的场所，或者是举行歌舞伎表演的地方，也可能是两者兼有吧。顾客全是男的。男招待或女招待——当他的双眼渐渐适应这里的黑暗，他发现她们越来越像男人——都穿着艳丽的和服，头上盘着假发，嘴巴精心描过，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这真叫人长见识。有人在身边走动，衣服窸窣作响，这是个化了妆的男人等着领他去桌子边，但奥西静静地走到门口，感到有人在看着他，使他有一种不自然的古怪感觉。当他打开门时，他看见街上有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与他同一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员海因德尔，他正打这儿路过。奥西感到一阵小小的惊慌。他不想让人看到他从这种地方出来。话要是传出去，他在兵营中将会名声扫地。他们将用庸俗可怕的方法大大取笑他一番。人们会说一个孤独的古怪家伙从一个同性恋酒吧溜出来，被人发现。他退到暗处，要了一杯啤酒，一只眼睛仍盯着街上。希德尔穿着黑色的夹克，背上是只跳跃的老虎的图案。奥西喝了杯中的啤酒，恢复了常态。黑暗真让人毛骨悚然。墙上传来了哀伤的音乐。

他找了一辆出租车，直驶今野的住处。船厂和工厂里冒着滚滚的化学烟雾。骑自行车的光头孩子们从巷子里冲出来，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疯一般地斜骑着向前。

希德尔的意思是不要说出去。

家里没有人。他走了几英里，迷失了方向，后来又找了一辆出租车。他来到蜂王夜总会，门口一个专门对来客弯腰鞠躬的女招待向他打招呼。今野一个人坐在后边一张桌子旁。他们谈了很久。身穿泳装的女郎穿过舞台，每一个都向台下的那些商人和美国高级军官撅一下屁股。这个地方很宽敞，人声鼎沸。今野患了点小病，感到疲惫，嗓子发干。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李说他有一天曾在厚木看到一样有趣的东西，一架叫U—2的飞机。

他停下来，揣摩自己的感觉如何。在跳跃的音乐和掌声里，他占领着一块小小的安静之地。他与这里的一切均无关系，与自己也关系不大。与其说他与今野说话，还不如说他是在与今野要汇报的人说话。那个人不在这里，而在飘荡的世界里。他是个收集人们闲谈的人，是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专家，就像那些嘴唇抹得血红、头戴仿丝假发的男人。

他指出那架飞机从雷达显示屏上消失了。他说，它飞到比现有的最高记录还高差不多五万英尺的高空。他暗示说，这飞机上装有令人吃惊的摄像机，并径直飞向敌对国家的领空。

他几乎没注意到自己在说话，这真有趣。他说得越多，越感到自己被轻轻地分成了两半。一切都那么遥远，他所说的话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他甚至没有看一下他的同伴，而只是静静地坐着，任凭自己的话不断流淌。今野打量着他，聆听着，紧张不安，像要刮脸的样子，嗅着手指上的尼古丁。这是个习惯，似乎表明你渴望的还远远不够。李继续轻声说着话。当他们说到万岁这个词时，它的意思是万年的幸福之类。

他说他已经算出U—2飞机的上升速度。他没说是多少，只是详细地叙述其他次要的情况，这是要检测今野的技术知识。他略作讲解，指出基地安全措施的不足之处。

一个穿白色礼服的男人在一一介绍泳装美女的名字。一阵真挚的掌声。两个人出了门，走进寒冷的夜。夜深了，四周静悄悄的，李将身上的风衣拉拉紧。今野站着抽烟，弓着身子避风，弯着膝盖，朝空荡荡的、霓虹灯闪烁的街道望去。

将Lee里的两个“e”拿掉。

将两个“l”藏进Hidell里。

Hidell的意思是藏起“L”（李）。

不要说出去。

时钟上有白色的表意符号，罗马字母在黑暗中嘀嗒作响。今野说他们正在等一名舞女，名叫塔米。他看上去有点没精打采，也许是因为缺少睡眠的缘故。她从一个侧门出来，身上裹着一件带有帽子和松软短靴的塑料雨衣，像是要难得好好放松一下的样子。她知道一间玩弹球盘赌博的游戏厅，那儿可能还没关门。她要去玩那个赌博游戏。

一个叫布什内尔的雷达兵在爬营房外面的梯子时，突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响声。那是一声重重的敲击声，仿佛是一把尺子打在桌子上的声音。转而一想，不，不是那种声音，更像是砰的一声，可能是一个两英寸鞭炮的响声。或许也不是，那声音根本不像。可能只是门被砰地关上的声音吧。

他走进去，看见奥西独自一人坐在营房里的床脚柜上，脸上露出滑稽的笑容。他手里拿着一把小手枪，左腕以上的手臂部位有一道血痕。

“我想我打中自己了。”他说道。

布什内尔仔细地瞧着这个小小的场面。他觉得奥西的话听起来带点传奇色彩，就像出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

“如果我是值班军官，恰好过来看到，我就会想你是从哪儿搞到这把枪的？”

“那么同时你还要干什么吗？”

“你要我干什么？”

“对我来说最好请一个急救员来。”

“这是怎么回事？流血吗？我看好像是剃刀割破的。”

“我手臂上有个洞。”

“你刮脸了，奥西？我听说你母亲刮毛而你不刮。他们看到了这把枪会怎么样？”

“这是个意外事故。”

“胡说，你本该用你的.45口径的枪的。”

“用它打断我的胳膊吗？”

“那是政府发的枪，笨蛋。你该怎么对他们解释？说你大白天在街上捡到的小手枪？”

“确实是我捡到的。”

“上帝呀，奥西，你真叫我恶心。你一直独自坐在这里。如果我不进来你怎么办？你就一直坐着等着？如果有什么叫我讨厌的话，那就是你糟糕的计划。”

“可我被枪打中了。”

“好吧，就算是天塌下来了。”

“我在流血，布什内尔。”

“你活该流血。你活该把血流光，一命呜呼。这是你玩的花招，世上最古老的一种花招。你希望他们到这儿来说：好吧，你被枪打了，奥斯瓦尔德，你就待在这儿吧，其余的人都得乘船滚蛋。”

“因为我被枪打了。那就是我希望他们说的。”

“你完全忽视了你只是伤了皮肉这个事实。我看是这么回事。我敢肯定，他们一看见这把未经认可的枪，就会判定你犯了军法。”

“我从床脚柜里拿出手枪准备上交时，枪突然走火了。”

“告诉我们这把枪有多小巧，多精致。”

“我在流血。”

“不管怎么说，你将因不良表现而受到处分。就像你有一把防暴手枪一样。”

“枪是掉在地上走火的。我从地板上把它捡起时，头晕目眩，心想我要休克了，于是我关上床脚柜的门，正要坐下来，这时被你发现了。”

“别对我说，对他们说去，笨蛋。”

“给我请一位急救员来，布什内尔。得有人给我治伤。我现在是个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

诊断：受伤，被射，左臂上部枪伤，

未伤及动脉与神经　#8255

1.军营内事故。

2.病人掉下.45口径自动手枪，落地时走火，子弹击中病人左臂，导致受伤。

简要陈述：

这名十八岁的男子偶然用随身手枪射中自己的左臂，手枪口径据称是.22。检查表明伤口在左上臂中部，手腕之上。神经循环和骨头无受伤迹象。伤口可康复，子弹通过伤口上方二英寸一切口处取出。取出的金属物看上去是一枚.22型号的弹头。伤口康复良好，病人出院归队。

外科手术：10-5-57：从左上臂中取出异物　＃926

明信片＃1。中国南海的美国特勒尔县号军舰上。奥西与赖特迈耶一起坐在后甲板上，在酷热中计算着这鬼差事还有多少天，不知是否还能再见到陆地。

“你看，我教你下棋怎么样？”

“去你的。”

“是为你自己好，赖特迈耶。再说我们总得打发时间呀。”

“那你去操月亮好了。”

“世界上最好的棋手一般都是俄国人。”

“俄国人，滚他妈的蛋。”

舰上的士兵们呆呆地坐在烈日下。

明信片＃2。科罗希多岛，一片战争废墟。著名影星约翰·韦恩中断了正在太平洋拍摄电影的工作，来访问海军陆战队防空一中队那些想家的士兵。奥西在伙房干活，他现在一直干这活儿。他偷偷地向这位正和一群军官共同进餐的大名鼎鼎的人物瞧了一眼——此人正在吃他帮忙做的烤牛排和肉汁。他想接近约翰·韦恩，对他说一些严肃正经的事。他看着约翰·韦恩谈笑风生，看到银幕上的笑声在生活中重演真令人感到奇妙和吃惊。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不搞欺骗，也不让人失望。约翰·韦恩朗声大笑时，奥西也微笑了，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实际上，他不过是自得其乐而已。有人给约翰·韦恩和军官们拍照，奥西想他是否要出现在背景中，站在过道里咧嘴而笑呢？该是回厨房的时候了，但他还是多看了约翰·韦恩一会儿，脑子里想起了电影《红河》中赶牛群的情景——影片开始时那伟大的充满希望的一刻。寂静的气氛、强健的公牛、黎明中的骑手、山峦的边缘，以及年老的约翰·韦恩深沉冷静、感情复杂、充满自信的声音。约翰·韦恩坚定地对他的养子说：“把牛群赶到密苏里去，马特。”然后他从马屁股处骑上去，用音乐般的声音吆喝着，仿佛动情的歌声，他那满是胡子楂的脸给人以诚实可信的感觉（他觉得似乎认识这种男人）。影片表现了赶牛北上一切辉煌的、尘土飞扬的场面。

在岛上一所医院的废墟中，他读着沃尔特·惠特曼的诗。

这是关于今野的一件事。他同李说话从来不带个人感情，看上去像在背书，又像是对着电话录音机说话。他的举止里没有丝毫的灵活性，不考虑个人的因素。

还有一件事。照科学的说法，他的脑瓜并不灵。他不懂术语，航空电子仪器和高纬度侦察中所使用的一切短语和标志他也知之不多。他只是个开电梯的。哈，哈。

李没有告诉今野，他用他给的短筒小手枪伤了自己。首先是因为这一伎俩没有能让他留在日本；其次，他也不想让今野知道他是受了对方的影响。

不许说话。

接受命令前，你得一直立正。

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踩在白色的油漆上。地板上有些方块是漆成白色的，不要碰到白色。过道里画着白线，不要碰到或越过这些白线。每个小便池都设在白线的后面。你需要得到允许方可去小便。

你身上挨打的部位是在胸部与腹股沟之间，伤也就看不出来了。这是传统。否则，看守会将一只桶套在你头上，然后用棍子朝桶上狠狠地敲。

如果你被关进单间囚室，当你人在囚室里时，看守便会用水管子彻底冲洗囚室。

这里有专门的惩罚器械：洞、箱子、笼子——从电影上可以得知这些名称的生动历史。

如果有足够的地方跑，你绝不能走。你到关你的箱子里去得跑步，出来也得跑步。遇到每一根白线时，你都得停下，获得许可才能穿过。你在场地上跑，用持枪的姿势持着鹤嘴锄。

你得赤身裸体接受检查，伸直手臂把你的水手袋举过头顶，对检查者最轻微的声音都得作反应，大声叫“明白，长官，明白”或“不，长官”。只有当你弯腰让人检查你的肛门里是否藏有印刷品、麻醉剂、酒精饮料、掘土工具、电视机以及能导致自我毁灭的东西时，你才可以将水手袋降到脖子后面。

这就是厚木基地的军用牢房，一座巨大的木结构建筑，水泥地，有许多贮藏室、办公室和隔间，还有看守的住所和一块很大的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圈地，里面有二十一张床铺。圈地被满满地占着。新来的犯人被安置在六个用白线画出的过道里的水泥囚室中。这些小囚室每间原来设计只住一个人，但在夏天这个季节，牢房要容纳大批的违反军纪者、逃兵、酗酒闹事者、天生的倒霉蛋、小偷、亡命徒和各种各样脾气暴烈的人。奥斯瓦尔德的囚室来了个名叫博比·杜帕德的牢友，是个身材瘦长、眼睛充满忧伤的黑人，头发和皮肤呈古铜色。

奥斯瓦尔德是先进来的，所以占据了那个固定的床铺。杜帕德则得到一张中间凹陷的帆布床和席子，席子上满是身体扁平、专门咬人的小虫子，闪着微光——你可以用指甲将这些虫子掐碎，掐成两片、四片甚至八片，但它们不死，反而群集到它们的棉絮暖巢里繁衍出更多的小虫，因此杜帕德认为，掐碎它们也无济于事。

他们俩在黑暗中悄悄说着话。

“你是说，当你杀死它们，它们会繁殖得更多？”

“我是说你杀不死它们，杀不死这些太小的东西。”

“那么睡到毯子上去。”奥斯瓦尔德对他说道。

“它们会爬过来的。它们会钻进来。”

“你说的那是白蚁。白蚁才会钻呢。”

“我说，伙计，我同这些小虫子在一起生活有好多年了。”

“把毯子铺到地上，就在地板上睡吧。”

“地板上有一半是画着白线，就像他们估计的一样。那些虱子会一下子就跳到我身上来的。”

这儿几乎空徒四壁，只有简单的物件，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奥斯瓦尔德的神经紧张得可怕。他感到舌头上有铁窗的滋味。他听见外面的铁丝网处传来的声音，那是看守发出的胖狗一般的哼哼声。当他们用水管冲洗地板时，他闻到了渗透在混凝土里的泥土的味道——由小石子、沙砾、矿碴和碎石头制成的混凝土，掺杂着少量氨，像是掺杂着一种蔑视。

杜帕德是得克萨斯州人。

“那是个领导杀人潮流的州。”奥斯瓦尔德说。

“就是那个地方。”

“住在哪儿？”

“达拉斯。”

“我是沃思堡人。我有时候住在那儿，有时不住。”

“那我们是邻居了。真是有缘。你这小子多大年龄了？”

“十八岁。”奥斯瓦尔德告诉他说。

“你还是个孩子。他们竟然把一个孩子扔进监狱。你在这儿要关多久？”

“二十八天。”

“什么罪名？”

“起先是我枪走火，打中了自己的胳膊。他们为这把我送上军事法庭，但刑期待定。”

“如果是意外事故，他们干吗要这样做？”

“他们说我用的是没有登记的枪支。我有把私人手枪。”

“他们从没发过这把枪吧？”

“是我捡来的。但他们不管这些，只要那把枪没登记就不合法。”

“他们没定刑期，后来怎么样？”

“后来又有了第二次军法审判。”

“听起来像有人在捉弄你。”

“是一件小事引起的。就这么回事。”

“我相信。”

“有个中士，叫罗德里格斯，他一直让我干伙房的活儿。他并不喜欢我，我肯定也不喜欢他。因此我们不止一次发生口角。我告诉他，我对自己单独被调出来不自在。他说，是军事法庭让我离开雷达室的，再加上一些笼统的因素，如他说的什么我衣着不整啦，举止不当啦，等等。我在当地的一个酒吧看见了他，便径直朝他走去。我对他说，别再让我干这些侍候人的活儿了。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他以为我说完话就会走，但我却一直站在那儿不动。这时有许多人围过来。我心里在琢磨，这些都是可能的证人。我告诉他我心里所想的。就那么多。我并没有转弯抹角，我的话简单明了。我说我要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直言相告，并没有激怒他的意思，而他却说我存心要激怒他。他叫我不要惹他动手打架，引起麻烦不值得，这会使他的军阶失去一条杠什么的。有人怂恿我们斗下去。他们对罗德里格斯说，把他狠狠揍一顿。但我却不想跟他打起来。我不过在叙说自己的事情。他叫我麦里空[23]。他一边小声地叫我麦里空，一边还露出一种腻味的微笑。我告诉他我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听过波多黎各人用过这类词，我懂得这类词。他说他不是波多黎各人。我叫他不要使用波多黎各语。当时气氛很紧张，人们都围在我们身边。有人猛推我一下，使我手中的啤酒溅了罗德里格斯一身。这当然不是我有意的。我说，你看我是被人推了一下。我只是告诉他这个，并没有道歉，也没找借口。这不是我的错。周围的人们在推搡着。我只是在维护我的军人权益。”

“小点声。”博比低声说道。

“那就是第二次军法审判的起因。但这次我为自己辩护了。我在法庭上质问罗德里格斯。啤酒洒在他身上并不是我造成的，我证明自己无罪，尽管按理这也算是一种袭击。”

“那你怎么还会在这里？我们俩怎么还会在这儿谈话？”

“他们给我定了一项小一点的罪名，说我对一位军士说话时用词不恭。按照第一一七条军规，关起来。”

“砰地关上牢门。”博比说道。

他穿着褪色的旧军服，上面仍然留有中士军阶条纹的痕迹。他在田里劳动，清除石子，焚烧垃圾。看守佩着一支.45英寸口径的步枪，枪口并不对着犯人。不许说话，也不许休息。下雨照样干活。第一个星期时，雨非常大，缓慢而有节奏地下着。雨雾在人们头上飘浮着，散发着潮湿的、还没烧透的垃圾的气味。他们整天干着这无用的活儿。他认为自己有一个去候补军官学校的好机会。他在离开前已经通过下士的资格考试。如果不是因为枪伤事件和溅酒事件，他的境况将是不错的。他的境况还会再好起来。他很聪明，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军官。这倒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让他当军官。他砍伐灌木丛，将田里的大石头搬掉。问题是他们是否可能利用此事来阻挠他。

“我像做梦一样落到这里，”杜帕德那天夜里小声说道，“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他们只要将泥土铲到我脸上就完事了。”

“他们告你什么罪？”

“他们告我在架子上放火，但我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换句话说，证据软弱无力。”

“但你确实干了。”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我可以用另一种办法自己判定。”

“你并不肯定你真的要那样做，你只是想想而已。”

“当时我似乎在想，我该扔下这支香烟吗？”

“你在想这事的时候，它好像就发生了。”

“就像自然而然似的。”

“架子上的火烧起来了吗？”

“把一些衣物烧焦了，就这么回事。就像你在吸烟时，一刹那间睡着了。”

“你为什么想放火？”

“我自己脑子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究竟为什么要放火？这里面肯定有心理因素。”

“那是什么？”

“主要是一件事。开小差。”

“为什么？”

“因为我想弄个处分离开这儿，”博比说道，“我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很简单。他们该明白这点并立即停止他们的做法。因为拖得越久，我就越没机会来处理这件倒霉的事。”

在读过的关于监狱的资料里，奥斯瓦尔德总是读到一个狡猾的老囚犯。这老家伙喜欢给一个更年轻的犯人当顾问，给他具体实用的忠告，并以哲学家的大口气谈更大的问题。坐牢会引出更大的问题。它使你希望自己变得老到而有洞察力，希望拥有那长着和善而疲惫的眼睛的老者的知识，希望具有法律顾问的知识，希望充满足以对付这个局面的睿智。他不清楚在这里自己能从博比·R.杜帕德身上学到些什么。

第二天他干活回来，发现囚室里有两名看守在用拳头不停地打杜帕德。他们从容不迫地打着。起先他还以为是什么别的情况，是癫痫症发作或是心脏犯病，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在打人。博比躺在地板上竭力用双臂护住身子，两名看守轮流打他的腰部和肋骨。一名看守坐在奥斯瓦尔德的床铺上，俯身用左拳频频猛击，仿佛在试图发动一艘尾挂机艇。另一名看守单腿跪地，咬着嘴唇，停了一下以瞄准出击的部位，免得打在博比胸前交叉的双臂上。博比脸上表现出总有一天这顿殴打会结束的信念。他使劲地躲避，不让他们打着要害。

他们叫他鬈毛鬼。他露出微笑，似乎他们一说话就引起他的兴趣似的。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打下去。

奥斯瓦尔德在囚室外的白线处停住。他想他是否该这么纹丝不动地站着，随便地望着左边或右边，耐着性子等他们将博比打够了，然后再要求越过白线。这样他们才可能会让他进去，而他不至于挨打。

他痛恨这些看守，暗中却又站在他们一边同某些犯人作对，因为他认为这些又愚又凶的犯人是罪有应得。他感到他的憎恨不时变换，暗暗满足着。他恨监狱的规矩，而又蔑视那些不懂狱规的人，尽管他知道狱规制定出来是要把所有犯人都打倒的。

有人从铁丝网围地被送回自己的部队时，囚室里便有人出来顶他的位置。

如果有人在围地里表现得一团糟，他便被单独关进一间囚室，吃饭定量，还要受到严密、可怕的监视。

如果有人在囚室里不守规矩，他就被扔进一个洞里。洞是一个小小的囚室，下面是泥地，一个猫洞就是大小便的地方。

由于牢房过分拥挤，犯人要经常调换，白线处也就经常举行仪式，如检查、搜身、彻底搜查，常常搞得混乱不堪。

杜帕德被打的那个夜晚什么话也没说，尽管奥西知道他并没有睡着。

他试图在囚室里体验历史。这里的历史已无可选择地超出乔治·奥威尔的领地范围。他明白，自他出生那天起他是怎样被引向这里的。军用牢房就是为他才发明的，这是他度过一生的那些小房间的别名。

他曾经有一次告诉赖特迈耶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他当时说得很严肃，同时也为了达到效果。如果他自称是个无神论者，那会激怒赖特迈耶的。赖特迈耶认为，要声称自己那么与众不同起码得活上四十岁。要达到这个境界需要多年的磨炼，就像在司机兄弟会中要取得老资格一样。

或许军用牢房也是一种宗教，所有的监狱都是。有些东西你一辈子都脱离不掉，如反政治和反谎言的力量。这比他们在讲坛上所能告诉你的东西更加深刻。它带来一种真理，谁也抵抗不了的真理。他一开始就被引向这里，这是不可避免的。

托洛茨基曾住在纽约布朗克斯，离他家仅隔几个街区。

也许不得不发生的就是个人必须让自己随风飘荡，必须在无选择的河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单独的方向。这就是使一切事情皆成必然的根本原因。你利用他们所制定的限制和刑罚来使自己强大起来。历史就意味着融合。历史的目的就是超越自身。他知道托洛茨基写些什么，那里写着革命把我们从孤独自身的黑夜中引导出来。我们永远生活在历史中，超越自我和本我。他不太清楚这个叫本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他知道它藏在希德尔的身上。

过道里一个没罩的灯泡爆了。他看见阴影里杜帕德坐在爬满虫子的帆布床上，目光呆滞，褪色的衬衣袖子里露出瘦骨嶙峋的手腕。他瘦长的身体使他看上去只有十六岁的样子，显得顽皮而笨拙。但他跑起来很快——在场地上跑，往厕所跑，眼睛瞧着那些白线。他长着一张长脸，畏畏缩缩，像个不中用的兵。他一头脏兮兮的棕红色头发，眼睛流露出受到伤害又充满疑虑的神情，见人目光就迅速避开。奥斯瓦尔德静静地躺着，听见牢房里的嗡嗡声，那是一种呼吸粗重的酣睡声。杜帕德脱下衣服，钻进毯子，面向墙壁，开始了他的手淫。奥斯瓦尔德看见他的肩头在扭动。于是他也把脸转向这边的墙壁，闭上眼睛，竭力使自己睡着。

希德尔的意思是不要说出去。

本我就是地狱。

一对活宝关在他们的小囚室里。

奥斯瓦尔德站在小便池前的白线外。一名看守沿白线走动着，探头探脑地四处张望，像是要看看到底拿什么来打发时间。

奥斯瓦尔德请求越过白线。

“我正在看你前额的发际，笨蛋。颈背处长出的毛发该有多长？”

“长度等于零。”

“那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看守推了他一把，使他跌跌撞撞地穿过了白线。当他返回白线时，他直直地盯着看守的脸，只见他脑袋很长，一脸傻相，加上一对发亮的小眼睛。

奥斯瓦尔德转身面对小便池，要求越线去小便。

“我在看你的连鬓胡子。我在看什么？”

“看我的连鬓胡子。”

“当你鬓脚上的胡子全部长齐，它们将不超过多长？”

“八分之一英寸。”

看守把他的胡子放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绷直，重重捻了一下。奥斯瓦尔德把头歪向看守，以减少疼痛。本来不是很疼，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痛苦并不能泰然处之。看守松开胡子，用手掌朝他的头猛拍一下。

奥斯瓦尔德请求越线。

“头顶上的毛发最多不超过多长？”

“最多不超过三英寸。”

他等着看守去揪他的一撮头发。

“裤子前裆的开缝该怎样缝？当它们怎样的时候，它们不会怎样？”

“裤子前裆的开缝垂直缝制，这样当拉链松开的时候，它们也不会裂开。”

看守伸手抓住他的睾丸。

“我知道你睾丸的类型。”

“明白，长官，明白。”

“我老远就看出它的类型了。”

“明白，长官，明白。”

“这种类型不能忍受痛苦。”

“明白，长官，明白。”

“你是那种会哭泣的假海军陆战队员。”

一名犯人来到第二道白线处，请求允许越线。看守慢慢地望过去，手松开奥斯瓦尔德的裤裆。天又下雨了。他把警棍从腰带上解下来，走到这第二个犯人跟前。

“你叫什么名字？”

“十九号。”

“你懂规矩吗，十九号？”

“我请求允许越线。”

“你刚才并没有请求允许说话呀。”看守轻轻地戳着他的肋骨，“犯人是不说话的。在这个厕所里要遵守国际战事规则。这是我管辖的厕所。没有人可以不经我的允许而说话。”

他用警棍戳着这个犯人。

“犯人跑步不该说话，被打倒在地也绝不吭声。你知道怎样倒地吗，十九号？”

看守戳了他两次，然后又更重重地戳了三次，直至十九号意识到他该倒下。于是他倒下了，慢慢地逐渐瘫倒。他的右臂碰到了白线，看守一脚将他踢了个翻身。

“在这个厕所里要遵守夜间行为规则。夜间行为规则的第一条是什么，十九号？”

“夜间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跑。”

看守挥起警棍，并不劳神朝犯人俯过身去，只是反手抽了一下，擦伤了犯人的胳膊肘。看守挥舞警棍时，眼睛不看犯人。这是当地牢房打犯人的一种风格。

看守瞧着奥斯瓦尔德。

“我为什么打他？”

“他背的是第二条规则。”

看守又挥动警棍，朝犯人的肩膀打去。

“在这个厕所里要背得出该手册的内容，一字不漏，”看守背朝着倒下去的犯人说道，“手册上没有的话，我们绝不说。我们杀敌时也不说话，而是出其不意。”

奥斯瓦尔德小便很急，快尿出来了。

“在最后的攻击中，”看守又说，“海军陆战队员个人用他的步枪和什么来打败敌人、摧毁敌人？”

“是刺刀。”犯人说。

“海军陆战队员用寒光闪闪的刺刀狠狠地刺向对方，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什么作用？”

地上的那个犯人沉默了。他收紧了一下腹部，看守又走回来半步，挥着警棍在空中画了一条弧线，这次是朝他的膝盖打去。奥斯瓦尔德急切地在一旁等着看守叫他回答。

看守朝奥斯瓦尔德看了一眼，奥斯瓦尔德立即说道：“海军陆战队员用寒光闪闪的刺刀狠狠刺向对方，这能在敌人队伍里引起恐慌。”

看守又一次向后挥动警棍，朝十九号的胳膊上打去。奥斯瓦尔德心中感到一丝满足。看守打犯人时，眼睛却故意盯着远处。

奥斯瓦尔德觉察到看守的兴趣转移到他身上了。于是他准备回答问题。

“背规则第一条。”

“刀尖刺入敌人胸膛。”

“规则第二条。”

“攻击时要无情、凶狠、急速。”

看守跨出半步，把警棍传到左手上，使劲地挥了一下，朝奥斯瓦尔德的锁骨打去。他真吃惊，原以为他俩会沟通，达成一种理解。这一棍打得他倒退三步，被迫单腿跪地。他本以为今天不用挨打了。

“这不是正确的答案。”看守说道，眼睛望着远处。

奥斯瓦尔德站起来，走到白线处，两眼直盯着小便池。他请求越过白线。

“怎样拼刺刀？”

“第一，采取防卫姿势。”

“然后干什么？”

“第二，左脚朝前迈出十五英寸，右脚踏在原处不动。”

看守挥动警棍，打在他的胳膊上。他给尿憋得浑身冒汗，上半身都湿透了，而且发凉。

“这种决定性时刻没有正确答案。给出自认为是正确的答案，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一种傲慢自得。”

看守用棍头戳他的肋骨。另一个犯人，即十九号，仍瘫倒在地上。

看守舞着棍子朝奥斯瓦尔德的后背上部打去，心想干吗还要费神问问题。奥斯瓦尔德决定让尿撒出来，以示愤怒和补偿。他感到尿沿着他的大腿流下来。尿释放掉了，他觉得浑身自在，生命也延长了。

看守又挥舞棍子，打奥斯瓦尔德的脖子侧面。

他用双手捂住了后脑勺。这最后一棍反使看守自己好像紧张不安起来。他站在那里，两眼盯着远方，但这次却与以前不同，嘴巴张着，目光呆滞。奥斯瓦尔德明白，一句话说错，犯人就会遭到看守的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类惨事你时时可以听到，却无从得知看守的姓名以及事情的详细经过。

他两臂交叉放在脑后，瞧着他的尿在地上形成一个小水洼。他需要思索片刻。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向白线走去。他眼睛直视前方，双手慢慢地放下来。他感到，如果他慢慢地大胆地向前走，不露出害怕的神色，看守就会让开。看守的心理状态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他们在这儿都得让看守发完他的威风。奥斯瓦尔德相信瘫在地上的人也和他一样明白这一点。他觉察到了此人对这一刻的感受。他们不得不将这一刻串起来，想到这是在日本的一个下雨的星期三。

他站在白线处，等着。

杜帕德在黑暗中喃喃低语着。

“我敢肯定他们想把我装在一个箱子里送回老家去。当我穿上绿色军服的一刹那，我好像就已经死了。这衣服是给傻瓜的一口棺材。我当时就明白了。”

“我喜欢这军服，”奥西对他说道，“它看起来真了不起。我穿上军服觉得自己很伟大，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吃惊。我将这军服洗得干干净净，放上樟脑丸以防虫蛀，口袋里也不装重的东西。我站在镜子前，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呀。”

“开心的笑话。他们对我母亲说，让他去当兵吧，杜帕德太太。现在美国的街上一天比一天乱，你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会很安全的。”

“他们对我母亲说的也是这些话。”

“他们把我送到日本来，让我别跟西达拉斯其他的黑小子混在一起。你相信这种鬼话吗？他们把我关在铁窗里面，这样就没有人会偷走我的钱夹和鞋子了。”

“这就是整个庞大的政权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不过是个零。”

“他们对我特别关照。最好相信这一点。”

“他们一直监视着我们，就像《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这不是一本关于将来的书，而是关于此时此地我们的书。”

“我过去常读《圣经》。”博比说道。

“我过去常读手册。我从来不看我的学习课本，但我读《海军陆战队员手册》。”

“让你成为一个男子汉。”

“后来我才发现它真正说的是什么了。它是说怎样成为这个体系的工具、一个可使用的部件。它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手册。”

“当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奥威尔意味着军事头脑。极权国家不是俄国，倒是我们这个由军事头脑统治的国家，只有这种头脑才能想出这些写满杀人规则的手册。”

“那么这个斯大林哪儿去了，死了吗？”

“死了。”

“我好像听说过。”

“但艾森豪威尔没有死。艾克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的总司令。”

他们俩躺在黑暗中思索着。

由于他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她干活不得不干干停停，因照料我而被辞退，再工作，再被辞退，然后打点行装动身。收拾收拾走吧。她艰辛地攒着每一个铜子，为了下一个地方的生计。她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蒙受耻辱。这无疑是现行制度造成的，而她从来不问这一点。她想到的只是当地的情况，是埃克德尔先生及他微不足道的离婚案，是她身后的流言飞语，是邻居以及他们的热点洗衣机和福特小汽车。她以她仅有的方式抗争着。

“我的孩子李喜欢读书。”

他母亲一说起来总是没完。

连续三天，没有特别的理由，每一餐都是兔食——莴苣、胡萝卜和水。

奥斯瓦尔德跑过铁丝网，来到囚室区，在白线处停了下来。杜帕德在囚室里穿着内衣裤，正坐在奥斯瓦尔德的架子上。杜帕德的席子正在闷燃。奥斯瓦尔德看着白色的烟雾在空中集聚。他的牢友只是坐在那儿，自觉有罪的样子，沉思着，两手在抓脚。

“博比，怎么回事？”

“你要你的架子？”

“就坐那儿吧。”

“我们是不许说话的。”

“你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在赶虱子，就这么回事。他们要钻到我的皮肤里去了。该清清屋子了，伙计。”

“你申请新席子了吗？”

“我申请了，结果脸上挨了拳头。”

他很平静，有点闷闷不乐，主要是沉思和顺从吧。

“他们只会延长你的刑期。”

“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让他们兴师动众的。我觉得我没什么罪可以让他们把我揪出来处罚。我正在把席子里的虱子熏出来。换句话说，我是在替他们干活呢。”

“这是你第二次玩火了。”

“说话小声点。”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熏席子有什么用。”

“别说话，奥西。他们会打烂你屁股的。”

两名看守从过道里走来，跟奥斯瓦尔德擦身而过，走进囚室。这火小得微不足道，因而他们花了五分钟狠狠地打了杜帕德一顿，才弄水来浇。

奥斯瓦尔德站在白线旁边，眼睛望着别处。

他们把他从囚室带出来，送进铁丝网内。在这里不仅避开了看守，也避开了牢友，避开了那一双双眼睛和各种心曲——恐怖、阴郁与心理暴力。在铁丝网里面，你保全自己的计策是：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要与他人目光相接；不要接触，哪怕是无意的；不要打手势；不要在单调枯燥的囚室里做任何流露你的个性的事。唯一安全的就是面无表情。

他在心中创造出一个声音，引导他度过了这些日子——永恒的、无休止的、重复的日子。牢房里的生活是根本不用思想的，最终连害怕的想法也消失了。他在过道上跑，在指定的地方跑。他刷洗厕所里发亮的金属部件，把他住的地方弄干净，重新搭起架子。牢房存在的意义是要把它本身弄得干净。他从贮藏室拿出他的水桶，站在白线处。他们造牢房就是为了把它弄干净，就在画白线的地方。一切都由白线决定。牢房里的所有界线都是军事脑袋画的，永远干净、明亮。一旦他明白了这点，他就知道他看透他们了。

他坐在电视室里观看迪克·克拉克主持的节目《美国乐池》的重播。赖特迈耶进来和他握手，六七个别的家伙也顺便进来询问关于牢房的事。他穿着他的夏威夷衬衫，得意地笑笑，告诉他们他已期满出狱。坐牢能大大锻炼你在美国的生存能力，培养你的竞争本领。他的兵营战友叫道：好个奥西，好个“兔子”，好个“臭虫”。他们后来一个一个都出了电视室，留他独自一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上费城男女中学生睡眼朦胧地在地板上跳舞。

两个星期后，他按照指示去东京山谷区的一幢房子。他穿过一座拾荒者的村庄，该村庄是人们用从城市其他地方捡来的破烂材料建成的。老太太们提着空瓶子、椅子的断腿以及叫不出名的破烂物，在巷子里拖着脚步走着。房子只有肩膀一般高，是由旧包装箱和零碎的金属板造的，墙里塞满纸板和破布。卖血的人一排排地站在流动站边。这些人看上去身体空空，又小又瘦，随时都要倒下去的样子。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不管你在这个世界里走得多远，前面仍有无尽的距离要走，有更糟糕的事情等着你去看，去体验。他决定经过这个地区时不要匆匆忙忙，他要看看这里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他走进一幢廉价公寓，从开着的门往里看，只见一个年轻男人正在修理一台油印机。今野曾告诉他要走上四楼，但没告诉他房间号码。过道里黑乎乎的，臭气难闻。上面的楼层里有一个小孩在哭闹。

希德尔[24]爬上这破旧的吱吱作响的楼梯。

到了四楼，又有两扇门开着。学生们在楼层里乱窜，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个小伙子朝奥西看着，奥西身穿T恤衫和沾满灰尘的牛仔裤站在过道里微笑。这小伙子也报以微笑，手指向过道尽头的一扇门。奥斯瓦尔德敲了敲门，里面的人让他进去。他看见一张榻榻米和一张矮桌子。有个女人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五十岁上下，圆脸，一头顽童式的短发，身穿一件轻便的棉质和服。她自称是布朗费尔斯博士，向东京大学的学生们私授德语和俄语。她知道他对学习俄语很感兴趣。他说是的，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她盘腿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席子上，并叫他脱掉鞋子。这些都是跟房间背景相称的得体的友好礼节。

她眼睛化了妆，色调与身上淡蓝色的和服很协调。他没想到对方是个欧洲人。这使他受到鼓舞，感到这对他很有利，他的决定似乎也很及时，符合这有利的环境。作为激进派学生的顾问、负责招募新特工的军官或特工训练者，她很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打了个手势，要他隔着桌子跟她面对面地坐在席子上。她看着他不自然地坐下。他们开始吃用海草裹的饭团。

“你就是奥斯瓦尔德·李。”她终于说话了，似乎在纠正一种不平衡，语气中带有一种外交礼节的庄严。

她身后的窗上挂着竹帘，屋子一边有一架屏风。天花板很低，是深色的木板做的。屋子里的一些小物件都擦得锃亮。屋子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却布置有致，来客大概都会欣赏这一点吧。漆得光光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插着嫩花枝的花瓶。

他对她说，他想叛逃。

“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要走的一步，因为在美国我生活不下去了。我想要过同这些学生一样的生活，关心政治，投身斗争。我不是一个天真的青年，认为俄国是梦中的乐土。我根据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我确实认为，苏联存在着一种我很想自己去发现的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伟大理论的复活。十五岁以前，我就开始在新奥尔良的图书馆里接受思想理论的熏陶。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思想。从书本上抬起头，我就能看见眼前广大群众的贫穷，包括我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在逆境中抚养三个孩子而挣扎的。这些社会主义的著作给了我一把打开周围环境秘密之门的钥匙。这些材料的主题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就要死亡，它正在垂死挣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譬如对黑人和共产党人的仇恨。我在军队里彻底领教了现行制度的势力。这个制度里有一种东西专门产生仇恨。我怎么还会愿意在美国生活呢？在一种我鄙视的体制里，我宁愿做一个工人或者干脆失业。没有人知道我的感觉。我对理想真诚执著，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事。我准备忍受痛苦和磨难，永远离开我的国家。”

那天晚上，他独自坐在蜂王夜总会里，心中琢磨自己这么快地就谈到正题了，有些操之过急。她听到他的消息似乎并不高兴，而是用她自己的新闻来回应。他的部队一两个星期后就要朝最新的一个国际热点——中国台湾开拔。她目前要他做的事是收起叛逃的念头，集中精力接近机密文件和照片。她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些事。她讨论他的任务，而不是他的生活。她要得到战术呼叫信号、真实的代码和无线电频率。她还要U—2飞机的侦察照片。

搞到这些东西会给他钱的，尽管她明白钱并不是他的动机。她跟他谈起下一次见面的事，地点在基地附近的大和市，并给了他详细指示。她老练地谈着步骤和技巧，还谈到必要的纪律，可能是指他出门时穿的皱巴巴的衣服和一天没刮的胡子。她说她钦佩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可以用毕生的精力去做好一件事。

她长着丰满的嘴唇，一双手也是胖乎乎的。她身上有一种不自然的少女气，看上去还有几分狡黠和嘲弄。他告诉她，他真的很想学习俄语。

在蜂王夜总会里，他等着塔米下班，然后跟她一起去她与两个姐妹合住的公寓里过夜。当她的姐妹在看电视时，他们俩云雨了一番，多少有点偷偷摸摸。他蜷缩在屋子一角，不能入睡，头放在他情人的胳膊弯里，想起了布朗费尔斯博士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她不知道，自从第一次受审他就一直在伙房干活：做饭、值班，各种讨厌的杂活，就是不能在雷达室里观察。她不知道，第二次受审后他就丢了他的机密工作许可证。她不知道还有过第二次审讯，或者连第一次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导致审讯的是什么事。还有最后一件事她更不知道，即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孤身一人去禁区偷取文件要冒多大风险。

想起她那光滑的圆脸，学着她那浓重的口音，他在黑暗中对自己说：我们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奥斯瓦尔德·李？

回到厚木，他拼命地看电影，每部电影他都看两遍，也不对别人说。他还在基地图书馆花大量的时间认真地学习俄语动词。

奥西想，如果她只对榨干我的油水感兴趣，那该怎么办？

他在一家自行车商店上面的公寓里同她见面。大厅里有把撑开的伞在晾干。她穿着西装，肩上披着一件雨衣。他们像医院的病友一样友好地握手。她的短发剪得不齐，显得很年轻，这使他觉得她是个靠不住的人、一个不口是心非就不能生存的人，或者她在说这个的时候，意思指的是那个。

“你有很大的价值，”她说道，“继续干你的工作，定时向我汇报，到他们派你去的地方去。干吗不？我们希望你做出成绩。你该在这里做出成绩，而不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

“如果我决定去的话呢？”

“现在还不到时候。”

“难道他们不能在那里训练我，然后再把我派回来吗？”

“你已经回来了。”

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告诉她没弄到文件，但文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的。一切都要看情况而定。同时，他向她显示了他的诚意，向她汇报他的中队里飞机的数量、类型以及飞机进出鉴定区的响声暗码。他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关于U—2飞机的情况全部告诉她。他向她谈了几个技术问题，仔细观察她对这些术语的反应。他还告诉她，基地周围正在议论说摄像机是通过多孔径进行扫描的。

摄像机的视场有多宽？

他不想说他不知道。她询问U—2飞机飞行员的名字。她想要技术手册和使用说明。他给她留下一个印象：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将会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这要看事情的进展如何。

他非常需要俄文辅导。他买了一本英俄词典。看见这本词典，布朗费尔斯博士简直将整个身子都缩进雨衣了。她告诉他再也不要买词典了，她会给他带来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

他们坐在桌子边昏暗的灯光下学习发音。他学习的劲头似乎使她深受感动。如果他愿意一直自学下去，而且不惹人注意，她会给他尽可能多的帮助。她谈了一会儿关于这种语言的情况，似乎不是出自本意，而是被他学习的强烈愿望所吸引。

跟着她学习，学习新语音，看她的嘴唇，重复着单词和音节，听到自己平淡的声音开始有了顿挫和变化，他几乎相信他在被重新塑造着，进入了自身的一个更深更广的世界。俄语这种语言很宽广，具有一种深远的真诚。他认为她是位好老师，坚定而严肃。他感到他们之间荡漾着一股小小的真实的快乐。

他对她说：“此后一千年里，人们将在历史书中读到那些界线，读到谁的选择是正确的，谁的选择不正确。历史的力量偏向苏联。这对思想开明、经历过美国时代的人来说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并不是我忽视那儿的价值观和传统。事实上这些价值观有着吸引人的潜在力量。每个人都想热爱美国。然而，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在无数小型战争似的你争我夺的美国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呢？”

赖特迈耶听着他时交时断的同伴奥斯瓦尔德和一个名叫雅罗夫斯基的下士相互问候，然后打着手势，结结巴巴地谈话。他想，真是奇怪得很，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竟会在每天召集检阅时用俄语聊天。这使赖特迈耶讨厌。他们俩说着别人听不懂的笑话，对他们使用的某些语句笑个不停，且互称同志，这大大地惹恼了赖特迈耶。他们却觉得很快活，一连七八天、八九天都是如此。这些全是愚蠢的外国胡话。人们常说：“只有美国才有这种事。”不过，他提醒自己：这是日本。这个神奇的东方每一天都是个奇怪的日子。

他看着塔米用眉笔在嘴唇上描着，这是那年在日本少女中的一种时尚。她比美津子要年轻些，但毕竟不是少女了。美津子已经消失在浮荡的世界里了，塔米很可能也会随时消失。此刻，她穿着毛茸茸的宽松上衣和紧身半长女裤接待他。若是被其他海军陆战队员瞧见他和一个美丽妖艳的女人在一起，奥西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了。一中队里的那些家伙想象不出这其中的奥妙。

她把他带到一个叫孤独酒吧的地方，那儿的女招待们身穿含有化学纤维的泳装。当一名女招待走过你的桌边，你可以在她的屁股上划亮一根火柴。四个黑人美国兵发疯似的在姑娘们光滑的屁股上划着火柴，每只手的指缝中都夹着火柴。他们又叫又笑，控制不住内心的惊奇。他们是南方来的年轻黑人，瘦长笨拙，样子滑稽可爱。看到他们，他不由得要想博比·杜帕德现在怎样了。这使夜晚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坐在燃烧过的火柴头发出的异味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用简单的话向塔米叙述着他的过去。这就是他在孤独酒吧里度过的一夜。

三天之后，当他小便时，他感到阳具里一阵灼痛，里面好像烧起来似的。过了两天后，他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那个器官里流出一股浓浓的液体。夜里他去厕所仔细察看这液体，一种可怕的黄色滴液。在实验室里医生们对这种液体进行了一系列的培养化验，并在三天内给他注射了九十万单位的青霉素。回来后他们让他干轻活儿。

奥西得的是淋病。

飞行员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乘救护车来了。他戴着白色的头盔，头盔与密封的飞行服连在一起。他一下车就立即大踏步走向那架没有标志的飞机。当飞机的引擎发出尖声信号时，地勤人员和警卫都向后退。雷达棚里也有几个人垂头弯腰地钻出来，瞧着这架黑色喷气式飞机沿着跑道疾驰。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尖声上升了。在达到飞行速度之前，翼下的支撑轮保持着长翼的平衡。随后，飞机起飞了，人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飞机快速垂直爬升，潇洒地跃入云层。他们皱起脸，眯着眼睛望着雾蒙蒙的天空。但飞机已经看不见了，飞入了沉静、平坦、一丝缝隙都没有的高空，只剩下人们轻轻地咒骂着、咕哝着，不相信眼前的情景。

不管飞行员是谁，他的基地在哪里，也不管任务是什么，他迟早要想到他座垫式伞包里的东西——水、食物、照明灯、急救箱、猎刀和手枪，还有一根藏在假银圆里的尖头涂着致命毒素的针。（“我们宁愿对方没有机会审问你们，而不愿怀疑你们会吐露情况。”）另外，还有那种精密的旋风炸药，它会在飞行员起动计时器、脚蹬弹射座椅的蹬索后几秒钟内将摄像机和电子设备炸得粉碎，假如有一丝可能需要这样操作的话。（“现在，你们该明白，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的话，弹射座椅会切断你的四肢，因此你们也许该想到要悄悄地退在一边，就好比你不想去弄醒孩子们。”）他不禁想，最坏的事迟早会发生的。如在极高纬度飞机失速，或者一枚SA—2导弹恰巧在附近爆炸，将飞机上的平衡器炸坏。（“鬼才知道怎样飞到那个高度。”）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他出了飞机，进入同温层，背上背着一个包在空中游动，脑子中恍惚地想有只手猛拉了一下拉环。在一万五千英尺高时，拉环突然砰的一声，降落伞的橘黄色羽状物从他的肩胛骨处飘出。现在已是怎样庄严下降的问题。他在一片苍茫中向下飘落，为大地的美丽深深震撼，请求宽恕。他是个戴面具的正在下落的陌生人。看见地上的人了，看见农夫和孩子们朝他随风而降的地方跑去。他们粗制的帽子朝后倾斜着。他几乎能听见他们的叫声了，那叫声回荡着，传播着，被大地的轮廓久久地延长着。大地的气息清新怡人。他正朝春光明媚的乌拉尔山落下，他觉得，在这特殊时刻看到大地使他向真理靠近了一步。他要说真话，他要过另一种生活，一种不牵连秘密、负罪和重大事件的生活。这就是飞行员此刻所想的，在他轻轻地摇荡着落向黄褐色大地时所想的。大地的景色对他如此温存热情，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

5月20日

劳伦斯·帕门特订了一张去“农场”的机票，“农场”是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的秘密训练基地。这个航班是在军务的名义下运行的，主要供在基地有短期事务的情报局人员乘用。

“农场”的官方秘密代号是“隔离地”。在中央情报局里，地名和行动的名称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帕门特对这种语言是怎样不断地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颇感兴趣，这秘密的层次是外界无法接近的。可以这么说，情报局里最亲密的兄弟友爱存在于那些保存秘密名单、设计钥匙和密码并知道行动的真实名称的人之间。皮尔里营地就是“农场”，“农场”就是“隔离地”。“隔离地”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个更深奥的名称，如在一个锁起来的保险箱里或者是埋在地下的某台电脑里。

他向大门口的宪兵出示了他的徽章。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一看徽章上的密码，就知道它的主人拥有什么级别的机密许可证。在上次收到惩戒书之后，帕门特奉命来到被戏称为“奴仆董事会”的从事秘密工作的后援分部，于是上司发给他一枚新的徽章，而它边缘部分的红色字母的数量却减少了。他的妻子说：“你在退隐之前还要丢掉多少个字母？”

T.J.麦基正在门房里等着。他一脸疲惫，远看真像是一家新旅馆的身穿金色大衣的门卫。他基本上不想让他的朋友们瞧见。

他把帕门特带到下级军官区，在这里受训的下级军官接受从准军事技术到反情报等各种培训。他们俩单独坐在壕坑上的类似圆形剧场的一圈露天座位上。下面有两个年轻人在尘土中扭在一起打斗，一名教官围着他们不停地转，嘴里说着拉里听不懂的话。

“事情的发展早就对我们有利了，”他对麦基说道，“但是我们却进入了静止的阶段。”

“我已经和盖伊·巴尼斯特联系了。”

“坎普大街。”

“正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达拉斯地区办事处谈到了这个奥斯瓦尔德，他们最终给了他一个答复。他于4月24或25日离开了达拉斯。”

“奥斯瓦尔德有一个俄国妻子。”

“他妻子带着孩子在5月10日也离开达拉斯了。”

“没人知道去哪儿了？”

“是的。”

“这得要我们自己去搞清楚了。”

“我想你有一条联系渠道。”

“你是说乔治·德·默仁希尔德吧。但他目前正在海地。再说，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对奥斯瓦尔德有多么大的兴趣。”

“我们的兴趣有多大？”

“他似乎在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都合适。温想要一个有合格证书的射手。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我设法弄到了他在一中队的成绩和其他记录。”

“他会射击吗？”

“有点搞不清。我越是研究他的档案，就越觉得我们需要一名讲解员。一般来说，他的射击成绩并不好，但似乎他在资格考试时却射得很不错。那天他的成绩为2—12，这使他成为一名优秀射手，但他们却给了他一个低等级别。因此，不是成绩错了，就是级别错了。”

“或者这小伙子作弊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该讨论的，尽管我对温说这似乎太早了，即意外射击。”

“你要事情显得逼真。那就是说多发子弹从好几个方向飞出。”

“温说朝总统的轿车射击，朝人行道射击，朝特工人员射击，就是不要射击轿车里的任何人。”

“射击一名特工。”

“只是开枪，不要杀死他。”

“这不是可以控制的实验。”麦基说道。

“如果可能，你要尽力将殿后汽车里的一名特工打伤。这样干能奏效，因为殿后的汽车两边的踏板上各有两名特工人员，这四个人是站在车外的。殿后车以每小时十二英里的速度行驶，跟在总统车后五英尺处。这样做万无一失，因为有一名特工吃了一颗子弹，人们会认为这一枪是冲着总统来的。”

“我们在哪里干？”

“在迈阿密。”

“太好了。”

“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温所说的地方。”

“应该是迈阿密。”

“绝对是。”

“说好了。”

“总统迟早要去佛罗里达州巡游。所有的政治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点。”

又有两个年轻人进了壕坑。麦基说他们是南越人，来这儿接受秘密警察训练。在“农场”参加训练的外国人被称为“黑兵”，他们中有几个人在接受了这些敏感的任务后，被极其秘密地送到美国来。麦基说，这些人不一定知道他们到底身处哪个国家。拉里认为这不太可能，瞧瞧这些该死的树，你就知道你是在弗吉尼亚。但他很小心，对T—杰伊什么也没说，因为T—杰伊不喜欢在他感兴趣的话题上有人同他争论。

他告诉帕门特他将与盖伊·巴尼斯特保持密切联系。巴尼斯特的侦探所是古巴行动的中心站，各种叛变者都从这儿通过。盖伊也会帮助他们为这个消失的小伙子找一名替身。这名替身使用步枪及望远瞄准镜水平极高，他可以将站在汽车踏板上的人的一个手指射掉。

帕门特走后，T—杰伊坐在露天座位里看着这些南越人互相扭打、撞击。新的热点站是西贡，整个基地都在这么说。他们把古巴放到了一边，对他来说这很好。让他们忘记古巴，让他们找到新的热点吧。那会使迈阿密的那一刻更为轰动，更具影响力。

几小时后，麦基来到威廉斯堡城外树林他的拖车式活动房里。阳光在树叶中流泻。他听到雷莫的57型贝尔艾厄老爷车发出当啷当啷的噪声。他把房门打开，看着两个跑长途的驾驶员拖着硬邦邦的身子和沉重的脚步从车里走出来。

麦基说：“正是吃饭的时间，只是没饭可吃。”

这话在空荡荡的夜晚听起来显得突兀而又干脆。

“也许只要喝一口就行了，”雷莫说道，“我们在路上吃过了。”

另一个人，弗兰克·瓦斯克斯，正忙着从后座上取毯子和衣服。之后他从车里退出来，直直地站着，半转过身子，两手都满着，用屁股将门猛推一下，然后又是一脚，将它踢上。雷莫走向拖车活动房，对麦基将一辆曾经非常豪华的汽车改装成这个样子摇了摇头。

“咖啡有的是，”麦基说道，“见到你很高兴。情况怎么样?”

“很高兴见到你。很久不见了。你的情况怎样？”

“你好，T—杰伊。”

“你好，弗兰克。我想你的牙已补好了吧？”

“他从来不补牙。”雷莫说。

他们拥抱着，心不在焉地捶着对方的背。

“过得怎么样？”

“久违了。”

“久违了，我的朋友。”

站在活动房门口，他们互相点头，交换眼神，断断续续地说着话。在和煦的微风中一切都那么清晰，他们的话语听上去都跟精雕细琢过似的。

麦基在房里为他们腾出地方来放东西。然后他们坐下来喝咖啡。雷莫是个体格粗壮的人，留着长长的小胡子，坐在拉开的桌子边。他头戴一顶黑牛仔帽，上身是黑色的T恤衫，下身是工作裤，脚穿野战靴，这算是他的休闲服。麦基很想让雷莫参与此事。雷莫如果不动火气，他甚至划不着一根火柴，叫不走他的狗，也无法搔自己的脑袋。他们心照不宣，都清楚地记得猪湾行动，或者吉隆滩战役——随你怎么叫。甚至他粗壮的身躯和一身结实的肌肉似乎也是一种精力和目标的表现。他的T恤衫上印着一只火烈鸟。他是T—杰伊完全信赖的一个人。

“4月份有段时间我们在忙着收获。”

“在佛罗里达中部摘橘子。”弗兰克说道。

“我们一桶装十箱。你认为有多少磅？”

“他从梯子上掉下来过。”弗兰克说。

“我要告诉你，伙计，那是辛苦活儿。”

“那么我们去佐治亚州边界的莱夫奥克吧。”

“我们把那些大捆的烟草堆放起来，”雷莫说，“就像他们说的，包在巨大的床单里。他们让我们像驴一样干活，T—杰伊。”

麦基知道他们无活不干：夜活、业余活、临时活，这样做是为了攒钱做生意，也许是要开一个加油站或者一家小型建筑公司。

“后来，我妻子从迈阿密给我们打来电话，”弗兰克说，“我们立刻就驱车到这里来了。”

驱车穿过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来听T—杰伊给他们讲什么新消息，那只可能是关于古巴行动的。没什么其他事会让他去与他们取得联系，也不会有什么其他事能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瓦斯克斯坐在靠墙的床上。他长着一张忧郁的瘦脸，要是把他放在小哈瓦那城郊街道上某个黑暗狭窄的商店里，让他穿上皮匠的工作衣，他倒会显得自在些。他下颌里长着两排牙齿，也许其中有一排杂乱无章地排列着，里里外外极不整齐，牙齿之间呈现角度。这使他看上去像个穷人的圣徒。他的一个兄弟和一个表兄弟在红海滩阵亡，另一个兄弟也在拉卡瓦尼亚监狱的绝食中死去。弗兰克以前是古巴的一名教师。如今，在没活干的时候，他和雷莫就驱车赶往埃弗格莱兹[25]的训练营。他们俩共有一件武器，是一支所谓的古巴温切斯特步枪，用三把其他步枪上的零件再加上一些手制零件拼凑而成。他们和那里的一个小组一起训练，住在用桉树木头和葡萄藤做成的敞门小屋里。雷莫开枪，跳过绳子，在高高的草丛里小便。弗兰克只做些打靶的服务工作，否则他就只能闲荡着。他长时间地沉默不语，衣着总是老一套：穿着肥大的裤子，深褐色的无袖衬衫罩在裤子的外面。

原先，两个人都曾经在山里卡斯特罗的部队待过。

“老婆和孩子怎么样，弗兰克？他们好吗？”

“很好。”

“三个孩子，对吗？雷莫怎么样？意中人还没出现？”

麦基只有跟这些人才能这样说话，语气里充满夸张的问候，说些家庭情况和其他琐碎小事。这是必要的前奏。他知道他们愿意听这个，他来这里就是期望这样。他们彼此间必须说些什么。他们之间只有一个话题是不容易很快谈到的。

行了。麦基向他们介绍了行动的一些背景。行动的背后有绝对忠诚的战士。行动的目的是激起这个国家充分认识到一个共产主义古巴的危险性。情报总局[26]将作为一个犯罪组织被揭露，因为它对反卡斯特罗的重要人物采取极端行动。

他告诉他们，一次枪击事件正在筹划之中，目的是要把情报总局牵连进去。他要弗兰克和雷莫也参加，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高效步枪、登高杆、一串编造的证据，还有人得充当替罪羊。从现在开始，每个人每月将有五百美元的薪水，完事后还有一笔可观的报酬。他说行动计划背后的人是中央情报局里令人尊敬的老兵，他们对解放哈瓦那矢志不渝。

他没有提到埃弗雷特和帕门特的名字，也没告诉他们目标是谁或者枪击将在何处发生。他要根据情况需要，一点点地透露详情。另一件他没说的事是他们不可击中目标，得把枪打偏了。

帕门特一家住在乔治敦[27]一条砖砌的人行道边一座小巧的木结构房子里。人行道向外突出，弯曲不直，这座曾经一度古雅的房子现在显得有点破旧不堪了，成了一个乏味的无人注意的遗迹。

是贝丽尔要住在这里的。她说郊外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居住区不是他们待的地方。在那儿，跟丈夫的同事和他们忧虑的妻子喝酒、吃饭时谈论圈内的话题，总得谨慎小心。她想住到城里，有扇形窗，护栏是熟铁的，窗玻璃上镶有铅框。一个微暗的小地方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周围摆着熟悉的家具，还有书、地毯、灰尘、为拉里而设的酒窖，以及一种渺小和“不被注意”（如果有这个词的话）。相反，郊外一幢长长的、低矮的、空间宽敞的带草坪和汽车棚的房子会使她在精神上觉得有一种恐惧感。

拉里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手里端着酒，身上穿着一件特大的条纹睡袍。贝丽尔坐在桌子旁，从报上剪下新闻寄给朋友们。这是她最近才发现的一种癖好，就像一个步入中年的人发现她生来就是要向人们展示纯种狗似的。与此相比，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什么意义了。桌上放着一星期来的报纸，她把剪报寄给每一个人。她突然意识到她有这么多东西要剪。

“嗨，瞧这个。我不知该生气还是该觉得有兴趣？”

她回过头对她的丈夫说话。

“瞧这个，拉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知一个叫鲍勃·迪伦的歌手说，他不能在‘埃德·沙利文节目’中演唱他的一首歌曲了。因为争议太大。”

“引起争议的是什么？”

“歌名叫《约翰·伯奇协会的布鲁斯》。”

“他是白人还是黑人？白人是不该与布鲁斯音乐混在一起的。”

“设身处地想一下，他被剥夺了广播时间是什么滋味？”

“让我好好想想这件事。给我十分钟。”

“我知道你这样意味着什么，老头子。”

“意味着什么？”

“当你大口喝着酒穿过房间时，我就确切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了。怀念危地马拉。”

有些人认为贝丽尔有钱，这是周围人对她的错误印象之一。实际上，她只在威斯康星大街上有个小小的画照装框商店。严格地说，小店赢利微薄——只经营一些石板画、照片和装框。还有一些人认为她富有创造性。她经营的是一种软型艺术，制作快，就像画水彩画。在人们看来，她的外貌和举止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传统，有一种离群索居的清高。她穿着软质衣服，装束随随便便，是一个妆饰淡雅的娇小女人。人们总是认为她生性娴静，远离恐惧与痛苦。她穿直接从工厂销售部买来的鹿皮软鞋，从来不戴首饰，还在她喜爱的书籍里珍藏着她母亲的照片。人们认为，这位画海景时喜欢画上鸟儿的女士是一大笔财富的继承人。她吃的是软质食物，说话也软软的，声音略带沙哑，富于性感。她已经四十七岁了，却非常性感。她身上仍散发着魅力，还有那充满性感的婀娜步态和低沉的声音。她善意地奚落别人的时候总是带着几分冷峻的幽默，说到对方心里去。看她轻轻扭摆着走进房间，你就能估计到房间里人们的反应了。还没等她说一句话，他们就准备大笑起来。

她同各种人一起对中央情报局说三道四，而拉里却在一旁咧着嘴笑，这被人们看作是帕门特老于世故的标志。

她说话倒没有口是心非。

“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很钦佩你们在危地马拉的行动，如果不是在政治方面，那就是在其他方面。那次行动几乎没流一滴血，对此我当然佩服啦。”

“那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规范行动。”

“当然，如果危地马拉人没有收回属于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那就没有必要采取行动了。”

“噢，是那么回事？”

“我爱听你们把它说成是教科书式的规范行动。”

不错。集中精力操纵一个表面上由来自危地马拉的丛林前哨基地的反叛者办的电台，这也是拉里事业的一次顶峰经历吧。实际上，广播最初是来自洪都拉斯的一间谷仓里，广播的目的是要给危地马拉的左派政府施加压力并引起人们的忧虑。广播的内容尽是些谣言、虚假的战斗报道、无意义的代码、煽动性的演说，以及向并不存在的反叛军队发布的假命令。这像是现实结构里的一项出色的工程。帕门特自己也写了一些广播稿，运用生动的形象来描绘战场上腐烂的尸体和驾机叛逃的战斗机飞行员。真有一个飞行员把一批炸弹从他的塞斯那飞机的窗口扔出来。真有一颗炸弹落到了阅兵场上，扬起一股不祥的浓烟。据说入侵部队的五千人朝首都挺进九天之后，政府就垮台了。当时入侵部队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有好几辆卡车、一辆满载的旅行车，还有一百五十名左右衣衫褴褛的新兵。

那是九年前的事了。拉里曾一度被卷进实际上由中央情报局出资和控制的几家合法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当中央情报局要在库尔德斯坦或也门有所行动时，它就在特拉华州为公司注册。就在这段时间，他与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了接触，这些人在西半球的敏感地区经营着重要的公司。其中有一个人来自联合果品公司，还有一个人来自古巴—委内瑞拉石油托拉斯（此人实际上就是乔治·德·默仁希尔德）。还有商业银行、糖业公司和军火商，真是各种动机和股份的奇妙组合。这里有旅馆收益，那里有赌场收益。这些人的历史生动有趣，有时还包括蹲监狱。他看到生意与情报工作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同时他还意识到，他正在帮助筹建的那些为中央情报局行动作掩护的公司大有合法利润可赚——除此之外，个人也得益匪浅。

同有钱的、有影响力的人交往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小就相信美国天才能带领国家不断跃上利益新台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发现，富裕正是你要进入的角色。中央情报局掌握着关于那些香蕉共和国[28]和它们的领导人的大量情报。拉里用秘密情报来换取有希望的行动。他在古巴时，就曾经为巴蒂斯塔政府与美国利益之间达成过交易。他帮助他们组织地质矿产勘探、土地开发，签定钻井合同以及出让赌场经营权。他去奥连特省旅游，了解反叛者对美国公司所控制的甘蔗田的威胁程度。威胁相当大。当美国经理们离开他们的棕榈树成荫的街道和宽敞巨大的白房子时；当厨师和园丁寻找新的工作时；当公司保卫人员纷纷逃离时；当地方军队驻地被占领时，劳伦斯·帕门特的财产仍在古巴未被勘探的油田底下。

“我很欣赏你的那件睡袍，拉里。你穿着它看起来就像是特写镜头中的电影明星奥森·韦尔斯。”

他站在门口，对她那种熟悉的、乏味的声音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并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

“我又想了想，我要告诉你，你到底看上去像什么。你看上去像《伊凡雷帝》中的一个堕落的男爵，披着兽皮，模样真逗。给我来杯饮料吧，好让我来陪陪你。我们应该做伴。”

革命之后制订了入侵的计划。他帮助建立起双契克公司，作为招募飞行教官的掩护；之后是直布罗陀轮船公司，它的挂名负责人是一位前国务院官员和联合果品公司的前总裁。帕门特自己也搞不清中央情报局是在哪儿放手的，公司又是从哪儿接手的。公司中有些人由血缘或婚姻关系连带着；公司的董事有的是前高级情报官员；有的政府顾问以前就是公司董事。他认识到这个小社会就是整个大世界的更有效的缩影。在这里，事物之间朦朦胧胧地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在这里，计划紧缩了。这些人相信历史是由他们掌握的。

直布罗陀轮船公司为反古巴的宣传活动提供掩护。宣传工具是天鹅电台，它藏在西加勒比海一个遥远岛屿上的一处大型拖车式活动房内。这个大天鹅岛是由数百年来的鸟粪堆成的，那里有三棵椰子树、二十八个居民。大家都认为这两个数字很好，它们表示那里的荒凉和与世隔绝。这对于这一行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的考验。帕门特在这次入侵行动中使用了跟在危地马拉同样的广播手段，用的是1940年代的间谍影片中的秘密代码。譬如：“注意，埃德华都，月亮是红色的。”他还使用当地野生动物的名字创作浪漫的意象，如：“梭子鱼在太阳落山时睡着了。”“鲨鱼留下金色的痕迹。”麦基后来告诉帕门特说，在他的停靠在蓝色海滩附近的步兵登陆艇里，这种胡言乱语简直叫人脑瓜开裂。它削弱了整个行动，使战斗部队上演了一出滑稽戏。

在广播这些代码时，拉里正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入侵行动司令部里。这司令部靠近林肯纪念堂，是行动速度指挥部。当关于肯尼迪不愿意为登陆提供空中掩护的消息传到控制室时，他正在吃着纸盘上的湿软食物。人们起初都不相信，因为这是一个太让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残酷的决定。一名穿高尔夫球衣的上校走进来。人们对上司大声吼着，几乎是要动手打架。有人两手撑在膝盖上，俯身向前，懒懒地朝废物篓里呕吐。温·埃弗雷特从迈阿密返回，写了一封辞职信，又把它撕了，然后乘飞机飞回迈阿密同流亡运动领导人在一起。这些领导人被软禁在奥帕洛卡的兵营里，以防他们向外界泄露有关登陆的任何消息。这是那个星期在南佛罗里达的第一次重大的临终看护。

没有人使用教科书式规范行动这个术语。三天之后，天鹅电台继续广播，向萨帕塔半岛沼泽地里被遗弃的流亡部队许诺说，援军正在路上。拉里身穿肮脏的衣服睡在行军床上，却注意每天刮脸。刮脸能增强他的斗志，他也需要能够获得的所有帮助。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借了一大笔钱以低价购买了弗朗西斯科糖业公司的股票。糖是人们谈论的热点。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一旦甘蔗园重新被美国人控制，制糖业能获得惊人的利润。

“人们认为我俩的结合是世上最奇怪的婚姻。”贝丽尔说道。

“他们干吗这样说？谁说的？我们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奇怪。”

“人们认为我们很有趣。这就是我的感觉。”

“他们认为我们很奇怪。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共同之处。我们的结合没什么实际的理由。我们俩之间从来不谈实际的事。”

“我们没孩子，不当父母。父母们要谈实际的事，他们才有理由讲究实际。”

“不管有没有孩子，相信我，别人都认为我们俩很怪。”

“我不认为我们怪。我认为我们是有趣。”

“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很有趣，但我们也很怪。他们主要是指我。我们两个人中我更怪。”

“我不喜欢这样的谈话。我不知道该怎样谈下去。”

“这也许不是个好话题。”

“那就让我们换个话题。”他说。

“事实上，亲爱的，你比我想的要怪得多。”

“怎么个怪法？我并不怪。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谈这个。”

“说你怪，因为你是一个男人，因为你是一个我摸不准、看不透的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不能跟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多年而还要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真逗。我看女人才是个谜。”

“不、不、不，”她柔声说道，似乎在纠正一个耍小脾气的孩子，“那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男人传下来的看法和经验。然而它只是一个谎言，像你们中央情报局制造的那种谎言。”

1959年1月1日，中央情报局操纵古巴反叛者的电台广播，宣称暴君巴蒂斯塔于凌晨两点钟逃离本国，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博士成为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从那时到现在，四年半以后的今天，当拉里·帕门特身穿条子睡袍站着为他妻子配制饮料时，他已卷入了一次又一次旨在夺回古巴的阴谋。贝丽尔对他说，干下去。她喜欢提醒他说，他没有报复心，没有很强的政治信念，并不恨卡斯特罗，也不希望看到他受到肉体伤害。事实上，在猪湾入侵事件一个月前，拉里曾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演菲德尔·卡斯特罗，戴着大胡子，嘴上叼着雪茄烟，身穿咔叽布迷彩服。此事给人印象很深，当时似乎很滑稽。

有一件事拉里极不喜欢。为了与别人合作以收回在古巴的投资，他偶尔不得不同某类人打交道。赌场利润；游乐场和旅馆；频频向官员行贿的人派信使带着沉甸甸的钱袋穿过巴哈马群岛去日内瓦的国际信贷银行——这些人对从哈瓦那赌桌上刮来的数百万美元充满渴望。他不想与这些脑满肠肥的意大利人的后裔有任何关系。

那天一大早，有个年轻人走进了位于新奥尔良的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的外间办公室。德尔芬·罗伯茨正在她的办公桌边埋头打字，为巴尼斯特打一份修改过的民权组织的名单。年轻人站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他下身穿一条卷着裤脚的牛仔裤，下巴上的胡子有两天没刮了。德尔芬停下来好一会儿，用手轻轻拍拍她蓬松的头发。这是一种不安的习惯，她决心要克服它。然后她继续打字，她知道年轻人正在仔细地看着墙上的日历，以此装出一副并不是非等不可的样子。她了解各种各样的人。她可以一边打印复杂的文件，一边用眼睛审视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微微笑着，似乎在说：我来了——正是你们一直在等的人。

“我想填一份工作申请表，在贵所谋一个职位。”

德尔芬继续打她的字。

“我相信，你们有人做秘密工作，譬如混在学生中间，或者去参加政治集会。我是指收集情报。我想申请做一名秘密情报人员。我有一个可靠的化名，还在军队里服过役。另外，我在国外生活过，这段经历使我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一种特别深刻的认识。”

德尔芬并不吃惊。他们曾经见过一些令你猜度的人毫不声张地走进坎普大街544号。这个地方容易吸引具有各种各样背景的人。

她停下手中的打字活儿，好一会儿才给这个年轻人一份申请表。他说，他得先回拐角处的咖啡公司去干活，但他会填好申请表，上午就把它交来。说完他就走了。

戴维·费里从后面的小房间里出来，用他一贯不相信的口吻小声问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有一个可靠的化名。”

“我们有申请做秘密情报人员的表格吗？”

“没有。有的只是普通表格。”

“该有身高和体重栏。”

“表上到底要填些什么，我不明白。”

“像家族神经病史之类。或者填上本人的病史。”

“你想要的，表格上都可以填。戴维，我忙着呢。”

“一个人怎么能在一张印制的表格上写清他的病史呢？”

戴维·费里走进盖伊·巴尼斯特的办公室，里面没人。他从临街的窗户里望出去，想看看那个刚才还听到他说话的年轻人。难道他在这个年轻人的声调里听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吗？他能将这声音与某个具体的人对起来吗？他瞧着大街上涌动的人群，心想黑人可真多呀。然而他却见不到那个嗓音甜甜的、想当一名间谍的小伙子的踪影了。

沃思堡

就是回到家里，他也还是一个军人。他父亲是一个老兵，他的两个哥哥仍在服役，我自己的兄弟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因此我们的家是一个军人之家。每个月他都从军饷中匀出一部分钱寄给我。当他从我的信中得知我受伤的消息时，他以家中困难为由提出了退役的要求，因为我已不能工作，而且为争取应得的赔偿奔走了六个月。当时他驻扎在加利福尼亚州，部队很快便同意让他提前回来照顾自己的母亲。我受伤是因为一个糖果罐从架子上掉下来把我砸了。我找了四个医生给我的鼻子和脸部照了X光，这几趟来回花了我不少时间和车费，但商店竟不愿意赔钱。我现在是一个残废女人，没法去向他们要钱了。这就像与埃克德尔先生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一个年收入一万美元的男人却吝啬之极，根本不考虑我生活上的需求。

我还没说李有一副优美的歌喉呢。六岁时，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温顿就唱得很动听。在路德教堂他曾独唱过《平安夜》，这一点现在仍可得到证实。

如今这孩子从部队回来了。他说他要到货船上去干活，并且要寄钱给我。那是三天来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交谈，当时他睡在厨房里的小床上，那是我能为他腾出的唯一的一块地方。另外，他还对我说：“我已经通过了中学水平考试，妈妈。”我真不明白他在船上扛板条箱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他只在家里待了三天，便打点好行装出发了。后来我收到他从新奥尔良寄出的信，信中说他已经订好了去欧洲的船票。接受这个事实是痛苦的，法官大人。信中没有提到货船，也没有提起他将工作一段时间，直到我能为我们母子俩找到一个更大的住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已经预定了船票……我的价值观与你及罗伯特的大不相同……我没告诉你我的打算，因为我几乎不指望你能理解我。”

正是这萦绕在我生活中的母子俩的争执使他离开了家。

明信片＃3。他登上了驶往法国勒阿弗尔港的马里恩·莱克斯号货船。在十六天的航行中，这个怪孩子独来独往，与同船的另外三位乘客几乎没说过话。望着灰蒙蒙的大海和高高涌起的波浪，他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就餐时间。他告诉他们他要去瑞士上学，但没提到校名，也没提到他打算学些什么课程。其中有一位乘客非常友好地要给他拍照，而他却避开了。这人是个十分和蔼的妇女，她丈夫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中校军官，现已退休。你可以想象得出在茫茫的大海中间，他坐在甲板上，对那位目光炯炯的军人的问话不作任何回答的情景。同第四位乘客，即同舱的一位刚从中学毕业、前往法国学法语的小伙子，他谈得最少。这个小伙子来自得克萨斯州，从外表看同李非常接近，他俩同属世人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这就像他生命的影子一般，跟随着他生活道路上的前进步伐。

他观察了他们在军官餐厅用膳的情景，于是认为自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看上去会如此满足。他们已经感觉到作为美国人的民族情结。当他们驶向外国海岸并被一些主要为黑皮肤的外国船员包围和簇拥的时候，他们全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高度的自我意识。他们为自己特有的直率和积极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念和道德力量，他们用餐时使用刀叉的方法而沾沾自喜，面对桌上闪亮的餐具发出灿烂的微笑。然而，这恰恰是他不愿同他们一起就餐，不愿跟他们交谈的原因。

他前面的一个白色茶托中有一块螺旋状的红橘皮。他想起了从日本回来后在加州的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度过的九个月。在那段时间里，他继续学习俄语，还学了一些西班牙语（当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时代）；此外，他还学会了一些巧妙的小骗术，这为他现在从事的冒险事业提供了方便。

在基地的图书馆里，他找到一份列有国外大学校名的目录。他把某些地方不出名的学校扫视了一遍，最后记下了位于瑞士库尔瓦尔登的艾伯特·施韦策尔大学，以备日后申请之用。由于海军陆战队士兵服役之后还得在预备队中待上两年，因此他得编造一个理由才可能出国。

在申请表的特殊爱好一栏中他列了以下几项：哲学、心理学、意识形态研究、足球、棒球、网球、集邮。

在业余爱好（如果已决定）一栏中他填着：撰写关于当代美国生活的短篇小说。

在太阳光的映照下，海水渐渐变成了绿色。从甲板上望去，他看到海浪在缓慢而又单调地起伏着。他重新下到舱里，躺在床上，意识到船发出缓慢而又巨大的咯吱声，就像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不断转动：钢缆是船舶用来停泊的缆绳。

在申请表中他特意提到学期结束后，他打算去芬兰参加图尔库大学暑期班的学习。

希德尔悄悄地靠近了东方。

6月19日

玛丽·弗朗西斯把车停在大学的教育学院老主楼外的环形车道的橡树下。温的办公室在校园最古老的建筑里，这一点使她高兴。该建筑的拱形门和两层的石柱同样令她欣喜。登顿的树木遮掩的街道使人感觉到美国沉闷的历史，一种美国人很久以来所具有的热切和永不改变的沉静；这些古老的痕迹还使人想起那些刻在石灰石和大理石上，和蕴藏于柱顶卷形石刻装饰中或细微的壁缘图案中的古老的思想和价值观。老主楼，县政府大楼，前庭宽敞的房子，深深的成荫门廊，树木以及因树而得名的街道——所有这一切都令她欣喜。她想，快乐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她的所见所闻之中。快乐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是一切微妙感觉的总和，每时每刻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就在你的心灵中、你的皮肤中和你的头发中。

苏珊娜紧挨母亲坐着，手臂垂在身体两侧，细长而又洁白的双腿朝前笔直地伸着，给人一种不真实的驯服感。母女俩谁都没有说话。

此刻你可能很快乐。正如温所说的那样，你不必去回想过去的经历；他说这话时喜欢用他的委婉方式，把他自称为一个失败的教授的面孔微微扭向右边。这是一种汹涌而至的热情或沉思。此刻你便能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于你周围的一事一物中，存在于楝树、橡树和光滑的榆树中。她曾在迈阿密、哈瓦那、墨西哥城、危地马拉城等地住过，此外她还在弗吉尼亚东南部临时居住区（“隔离地”）小住过一阵，后来又在卡罗来纳海岸附近建有一大片相同房子的尘土飞扬的地带（“热带隔离地”）上生活过。因此，能来这儿住下，她简直太高兴了。

他们会去南洛克斯特街上的牛排馆吃大虾沙拉、炸土豆条和热面包卷，随后，温便会建议去莱恩冷饮店吃冰淇淋。

赤日当空，异常炎热。

他们的汽车停在滚烫的草坪上，车里一片寂静。

苏珊娜屏住了呼吸。

在老主楼的地下办公室里，温·埃弗雷特和帕门特正在通电话。

“如果麦基没和他们接触，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T—杰伊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巴尼斯特的办公室里听来的。奥斯瓦尔德信赖巴尼斯特手下的一个人，对这人什么事都不瞒着。”

“说下去。”

“1月份他从洛杉矶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支.38口径的短管手枪，3月份又从芝加哥邮购了一支带红外线瞄准镜的意大利式卡宾枪。”

“他武装起来了，真危险。”温轻声说道。

“还不止这些。你想听吗？他还在大街上散发支持卡斯特罗的传单呢。两三天前，他就站在码头上向刚从航空母舰上下来的水兵们散发传单。”

埃弗雷特眼神怔怔的。

“他的办公室和巴尼斯特侦探所在同一幢楼里，而且就在巴尼斯特的办公室上面，但那儿却是路易斯安那州反卡斯特罗运动的中心。这二者怎么对得起来呢？”

“这的确对不起来。”帕门特说。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我想有些事情我可能没考虑到。”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T—杰伊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一件事。这个对象走进了巴尼斯特的办公室，要求得到一份秘密工作。于是，巴尼斯特便把他安置在楼上的一间贮藏室里。这个小小的房间后来成了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的新奥尔良分部。接着这家伙就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上街散发传单去了。”

他们称奥斯瓦尔德为对象，就像称总统的秘密代号兰塞一样，这是职业习惯。一个人的真实身份暴露得越少越好，或许这样可以减少痛苦和悔恨——任何人、所有人的痛苦。这是傍晚时分产生的想法。

“我来想象一下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温说，“对象离开了达拉斯。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行动中大有希望的一着棋永远失去了。”

“然后，他又在一个我们绝想不到会遇见他的地方出现了。”

“他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出现在新奥尔良，出现在巴尼斯特的办公室里，还要求分配一项秘密任务。也就是这家伙投奔了该死的苏联，并用邮购来的步枪朝沃克将军开了一枪，随后悠悠地踱进了敌军营寨。”

“麦基本来应该叫盖伊·巴尼斯特找个人来代替他。结果怎样？正主儿从大街上走出来了。”

埃弗雷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

“你得去靠近对象。”他说。

“哦，不。”

“听我说，拉里。”

“朋友，我跟你一样不想同他有过多的私人接触。把他交给麦基吧。”

“他在哪儿？”

“据我所知，他仍在‘农场’。”

“好吧。我说，把那小家伙的笔迹给我弄来瞧瞧。”

“我马上去和T—杰伊商量。”

大厅走廊里空无一人。温爬上楼梯来到主层，楼层里没有人办公，于是他便走到屋外。学年已经结束，远处有一些人影在慢慢走动，其中有暑期班的学生、维修工，还有在给草坪洒水的工人。只见水雾重重叠叠地呈弧状向前喷去，落在结着蜘蛛网的绿草上，发出懒散的光。

刺杀行动之前，应该发生一些小事端。

首先，他设计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备忘录，其内容从副局长计划一直到高级研究小组的成员名单应有尽有，时间是1961年5月。它还涉及到从哲学观点上如何看待暗杀外国领导人的计划，并且包括一本外界不知的《圣诗》的一个片断：终结令人极端反感者。帕门特正在用一台合适的打字机和文具设备把备忘录实际制造出来。

第二，通过在小哈瓦那的联络人，埃弗雷特在新泽西州出版的一份古巴流亡杂志上发布了一则秘密新闻。这则新闻来源不明，讲的是靠近古巴东端的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一次军事行动，幕后策划者是海军情报局。虽然该新闻是虚构的，但计划本身却是真实的，它牵涉到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兄弟劳尔。这条新闻将在对象谋杀总统未遂后从他的个人财物中找到。

第三，他正在实施另一项阴谋，它牵涉到技术服务部所使用的纸笺上的电话内容记录。它们主要是一些胡乱的笔画、电话号码和各种高级毒药的名称缩写，这些高级毒药是由一个人们戏谑地称为健康改善委员会的特殊机构制造的。这一系列的电话号码可以把人引入一条沿途有许多普通商店（如花店、超级市场）的意外发现之路，也可以把人带到迈阿密的一位古巴流亡组织领导人的家里，或者是比斯坎岛一家由犯罪集团经营的汽车旅馆，或者是一艘停泊在迈阿密港被用作中央情报局情报站长的住所的游艇。

他径直朝汽车走去。

地方色彩、背景和社会关系都会让调查者们劳神。他手中还有与刺杀卡斯特罗行动有关的其他真实的方案和文件——尚在计划阶段时，他个人就已经卷入了这个行动。要把这些书面材料间接传到记者、小组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任何能把它公之于众的人手里，还得靠帕门特。一旦人们相信刺杀总统的行为是古巴人对美国情报局多次试图谋杀卡斯特罗所做出的反应，我们夺回这个岛国的大业就成功了一半。

他看到妻子和女儿坐在车里等他，不由得笑了，同时用手遮住眼睛不受烈日的照射。他朝汽车的乘客一边的前门走去。潮湿的草地在骄阳的灼烤下看上去就像饰了金属片，闪闪发亮。他满面笑容，踮起脚慢慢走近汽车，好让苏珊娜突然发现他。

盖伊·巴尼斯特独自坐在卡茨—杰默酒吧内。在墙壁呈环状的一角，他有一个专座。他喜欢背靠墙坐着，望着外面的街道：在高高的橱窗里的福斯塔夫啤酒广告下面，不断闪过一个个被霓虹灯映红的行人的脑袋。

医生告诫他不要喝酒，他仍然喝；告诫他不要抽烟，他仍然抽。医生还劝他放弃他的侦探所，他工作的时间反而更长了，不停地忙着编纂更长的目录，装运武器，贮备军火，并且还建立一个由干净清秀的小伙子们组成的网络，来为他监视当地的几所大学。

戴维·费里脑袋上长了一个肿瘤，他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巴尼斯特却感到头晕目眩。他坐在桌边，看到自己的一只手颤抖起来，随后渐渐失去知觉，仿佛它已不属于自己了。

他六十三岁，在联邦调查局里干了二十年；此刻，这位功绩卓著的特工正独自坐在酒吧间喝酒。

他在夹克衫下别了一把青钢科尔特式手枪，装有.357规格的大子弹。盖伊坚信，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携带老式的.38口径警用手枪，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阿们。他望着闪闪发亮的漂亮的赤褐色玻璃杯底，将剩下的波旁威士忌一饮而尽，看着侍者朝他走来。“1934年的7月，我们把他从芝加哥的电影院叫了出来，走过三幢房子以后，在一条小巷里把他击毙了。”

“我们正好在谈论他。”这个长着壶形耳朵的侍者说。

“约翰·迪林杰先生。说的就是他。倒满这该死的杯子。”

“要不要加冰块？”

“真是一起著名的除害案。老的迪林杰案迷们能告诉你，当我们把他击倒时，电影院在放什么影片。”

“好了，别卖关子了。”

“电影院里放的是克拉克·盖博主演的《曼哈顿传奇》。”

侍者倒着酒，并不在意。

“每当电影院附近发生一起著名的除害案时，你就该知道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

“对此我毫不怀疑，巴尼斯特先生。”

“这是一段光辉的历史。”

他已经把军火运到了基斯群岛，准备轰炸古巴的制糖厂和进攻猪湾。他在办公室里储存了太多的军火，因此不得不叫费里把一部分转移到家里，于是费里的厨房里堆满了地雷。由于几十个派系都在谋求第二次入侵，有些事情得赶快进行。政府已经知道这事，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查封。形势已大大恶化。

他看见奥斯瓦尔德从窗下走过，这小伙子刚从威廉·雷利咖啡公司下班回家。奥斯瓦尔德是新奥尔良大风潮中的又一个弄潮儿。

他的手又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不属于他自己了。

他的工作时间更长了，编纂的名单也更长了。他让研究者们不断提供新名字。他想要颠覆者、左翼教授，以及具有可疑的投票记录的国会议员的名单。他想要黑人、黑人情侣、武装的黑人、怀孕的黑人、浅色皮肤的黑人，以及同白人结婚的黑人的名单。你无法给黑人拍照。他从来没见到一张五官清楚的黑人的照片。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黑人的五官不发光。

《时代花絮报》上登满了关于约翰·肯尼迪民权计划的报道。你可以非常清晰地拍摄出一个肯尼迪，肯尼迪家族的成员都上照。一个拥有秘密的人总是容光焕发的。

我们放弃了东欧，放弃了中国。我们也放弃了古巴，它距离我们的海岸只有九十英里。我们正准备放弃东南亚。我们下一步还将放弃白人的美国，要把它让给黑人了。有一件盖伊不能忍受的事是这些静坐示威和游行。当这些讨厌的白人只知一味地歌唱时，整个局势就分崩离析了。这种现状使每个人都难受。

他把侍者叫了过来。

“你知道这个肯尼迪出行时总有十或十五个同他长得相像的人陪着他吗？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吗？”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有像他的人陪着他。”

“他雇用了这些人。”巴尼斯特说。

“这很像他的作风。”

“他雇用了大约十五个这样的人。他走到哪里，他们便跟到哪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在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使许多人怒不可遏。”

他和本世纪同龄，在联邦调查局干了二十年。要不是他朝旅行社酒吧的天花板开了枪，他会一直是当地警察局的显要人物。

他喝完酒，起身离去。

头号公敌。7月的一个酷热的夜晚，我们在电影院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把他干掉了。

他的办公室就在酒吧隔壁，但他并没有从坎普大街的正门进入，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们一直在那儿等待着枪杀他的机会。他从拉斐特大街的边门走了进去，然后艰难地爬上楼梯，来到二楼。

德尔芬正坐在外间办公室的桌边。她严肃地看了他一眼，表明她知道他喝酒去了。有了这样一位情妇，他可以不需要妻子。

“我想，有件事情应该让你知道。”她说。

“可能我知道吧。”

“这件事你不知道。”

他在那张费里说含有致癌物质的人造革沙发上坐了下来，慢慢地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把它点着。他有一个芝宝牌打火机，这东西跟随他南征北战多年，现在仍然很好使，一打就着。

“是关于楼上的这位‘利昂’，管他叫个啥，就是在空房间里工作的那位。”

“他叫奥斯瓦尔德。”

“午饭后我上楼到他那儿想找一些刚装订好就失踪了的档案。办公室里没人，桌子上放着一小沓一小沓的传单。上面说什么来着?‘不许干涉古巴！’‘公正对待古巴！’这些都是支持卡斯特罗的宣传材料，然而它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盖伊·巴尼斯特那只夹着香烟的手微微扭动了一下。

“说下去，还有些什么？”他说道，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笑意。

“盖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那间小办公室里有很多煽动性的文字材料。”

“请你务必保证别让那些传单长上腿，跑到我们这边来。我可不想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它们。他有他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殊途同归嘛。”

“看来，你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们就是要看看它的结果如何。”

“那么，你对他了解些什么？”

“就我个人来说，并不十分了解。他主要为费里工作，是费里推荐来的。他是戴维·费里计划的一部分。”

“我真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德尔芬说道。

巴尼斯特笑着站起身来，把烟放进了桌上的烟灰缸里。然后他走到德尔芬的椅子后面，揉捏着她的肩膀和脖子。桌上有份最新一期的反共秘密武装组织的简讯《击准目标》。上面有一行斜体字引起了他的注意：“甚至现在，枪上的准星已对准了你的后颈。”空气中有某种东西在涌动。凡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们都可以感觉到空气中存在着某种力量。在你的皮肤里，在你的指尖上，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

“今天一大早打电话过来的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德尔芬说，“他的声音听上去非常遥远。”

“你汇给他五十块钱了吗？”

“我按你说的办了。”

“他是麦基手下的。我不熟悉他。我让他和麦基联系。”

她用手理了理头发，望着办公室门上那块烟灰色的玻璃。

“要我夜里去见联邦调查局的那位警探吗？”

“在你离开办公室以前，”他对她说道，“我要你建立一份档案，给它装上一个漂亮的粉红色的封面，题为‘公正对待古巴’。”

“档案里放些什么？”

“德尔芬，一旦你着手建立档案，材料便会滚滚而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记录、名单、照片、谣传，不一而足。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点滴材料和传闻，在有人把它们收集起来之前，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一切就等着你去干呢。”

在一个略带寒意的早晨，韦恩·艾尔科，一个失业的水池清洁工，正坐在丹佛联邦车站候车室的一条长凳上。

他突然意识到，近来一段时间他总是不停地来来去去。他从来不待在那种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地方。他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这简直像一个哲学问题。

长凳上紧挨着他的是他的咔叽布背囊和一个出自海滨一家“两洋”超级市场的废购物袋。他所携带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装在这两个疲惫不堪的包里。

他是一个江湖冒险家。这个说法一百年前来源于真正的边远开拓地。你给二十块钱，他可以把你的汽车计程表往回拨两万英里，大约只用十五分钟。你给一百块钱，他可以装上一筒炸药把你的汽车炸上天，那么你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保险金。他也许会为你免费干上一回，不过那只是为了他的科学试验。

晨曦映照在候车室高高的拱形窗户上。候车室的这些长凳有三十英尺长，带有高高的弧形靠背，擦得一尘不染。巨大的枝形吊灯悬挂在他头顶。除了两三个车站常客，候车室里空荡荡的；这种两三个鬼影般的人他在每个车站都见过，他们就像是生活在墙壁里的蜥蜴。这份宁静，这些拱形窗、木凳和枝形吊灯使他想起了教堂，而且是那种只有乘火车才能到达的教堂；它坐落在那高而空旷的地方，远离了尘嚣，在那儿你可以静静地想你的心事。

他在长凳上睡了十分钟，突然有一名警察用警棍试探性地敲他拱起的膝盖。警棍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仿佛他是空心木头做成的。欢迎光临落基山脉。

他站起身来，拿起他的东西，穿过街道，径直走到一个货栈的水泥装卸台上睡下。这一次是货车把他吵醒了。于是他便在冷冻仓库四周徘徊，古老的双轨铁道正好在这儿与铺满卵石的街道相交。在第二十街与布雷克街的十字路口，他看到一个人正在擦洗垃圾车。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停着一百辆废弃的汽车，那儿每平方米的土地上都堆满了数以千计的碎玻璃片，简直就是丹佛市的碎玻璃区。在第二十街与拉里默街的交叉路口，他看到一些人蹒跚而行。这是早起的酒鬼们在外出散步，随后他们要去参加洗礼仪式，接着再去借钱。有一个戴着一顶滑稽的古根海姆帽的汉子正沿着街道晃晃悠悠地走着；他可能是印度人、墨西哥人、混血种人，或许只有鬼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话在低声诅咒着。这使韦恩想起了同他一起在埃弗格莱兹与无名岛上受训的“英特朋”兵团的那些人。他们原来全都为卡斯特罗而战，但后来一个个都投诚了。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一种无奈的愤怒，因为菲德尔本人背叛了革命。

他以前曾和一支人员不稳定、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突击队一起住在迈阿密西南第四街的一幢宿舍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在红树沼泽地训练了几个星期。训练结束后，他们便坐着一艘长三十五英尺的汽艇沿古巴海岸偷袭，主要是运送情报人员，并向岸上的黑影开枪。不然他们就待在宿舍周围，在后院擦洗轻机枪。他们中有柔道教练、拖轮船长、无家可归的古巴人、同韦恩一样的退役伞兵，还有从西非或马来半岛的无名战役中退下来的雇佣兵。他们就像从韦恩最爱看的影片《七武士》中直接走下来的人物一样，是没有主人的武士，愿意团结起来把一个村庄从掠夺者手中拯救出来，甚至赢回一个国家，但最后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出卖了。开始是进行侦察的海军喷气式飞机在无名岛上空盘旋，摄下浑身泥泞的战士们的照片。接着五个“英特朋”突击队员因流浪罪而被收容；这是戴德县治安官的“好意”。最后，就在他们坐上双引擎汽艇前往古巴的时候，美国海关官员蜂拥而至，逮捕了十几个人，其中包括身着戎装、满脸烟黑的韦恩·艾尔科。

约翰·肯尼迪已同苏联人达成交易，不再骚扰卡斯特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当初韦恩有机会参加选举的话，他是会选这个肯尼迪的。他相信国家、忠诚、高山和溪流；它们是密不可分的。

他找到一个电话亭，打了一个由对方付费的电话到新奥尔良，电话号码是一年前T.J.麦基给他的。他告诉接电话的女人说，他想同盖伊·巴尼斯特先生说话。

“我是韦恩·艾尔科。看来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我已无路可走，请告诉T—杰伊我正在寻找工作机会。”

温·埃弗雷特正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弯着腰在桌上忙着。他面前摆着许多工具和材料，其中主要是些廉价的日常用品——切割工具、醋酸盐涂盖层、胶水和糨糊、一块软橡皮和一只旅行熨斗。

他非常机警，十分自信，用手中的剪刀和胶带便能拼凑出一个人来。

他的枪手会在一大堆错综复杂的假名中不断出现和消失。调查者们将会发现一份要求得到一个邮政信箱的申请；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服役证明；一张社会保险卡；一份护照申请；一张驾驶执照；一张偷来的信用卡和半打别的文件——有两三个不同的姓名，每样都会留下一条线索，最终指向古巴情报局。

他正在改制一张餐厅俱乐部会员卡，用一根在聚酯树脂中浸过的棉花签把凸起字母上的油墨擦掉。书架上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柔和的音乐。他把卡片压在温热的熨斗上，让它慢慢变热，再把那些字母熨平。接着，他用刀片把剩余的凸起部分刮平。最后他得把卡片再次加热，然后用姓名住址印刷机把新的名字和号码印在卡片上。

早年在担任情报军官时，他就学会了一些肮脏的伎俩。在那之前，他曾在中西部一些小型的文科大学教过书，如印第安纳州的富兰克林学院。当时有一位悟性极高的同事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后来把他也吸收进去接受秘密训练。他很快便认为这个想法相当正确，这或许可以解决他在工作中常会出现的不安分的想法。他经常感觉到他需要冒险，并干一番重要的事业，向他心理上的自满挑战，只有这样他才能完全认识自己。不久他就开始学习开信封和封信封的技术，即怎样偷看别人的信件而不会被发现。他时常想起在小小的富兰克林学院度过的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在哈瓦那和中美洲待了几年后，其中包括他在危地马拉城就任情报站长的那一段时期，他同另外几个人被委派负责训练古巴流亡部队的协调工作。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奔忙着，忙于在波多黎各和北卡罗来纳从事水下破坏，在菲尼克斯城外进行伞兵演习，在尼加拉瓜、迈阿密和基韦斯特组织队伍。

他感到现在比以前精明多了，干得很成功，而且还很机警。

那个年轻人的通讯录将是下一个伪造目标。这是一个大工程。一旦拿到了他的手迹样品，他便可以把足够的虚假的笔迹、涌动的生命、悬而难决的秘密、足够的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涂到那小小的本子上去，让调查者们忙上好几个月。

他打开了一瓶万能胶水，然后比着信用卡背面的空格，核对了它的长度和宽度，再用小刀从不透明的纸上切下一条作签字用。接着，他滴了一滴胶水在纸条上，并轻轻地把它压贴在信用卡上。他一边等着胶水晾干，一边听着收音机。

那时他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古利克堡和危地马拉的特拉克斯基地之间来回奔波。现在形势有所缓和，他终于有时间翻开他一直打算看的书籍了。

通讯录的活儿完成以后，该伪造假名了。他期待着能产生出一些新的名字。他用苏珊娜在学校使用的橡皮把多余的胶水从信用卡的背面擦掉。随后他关上收音机和电灯，爬上旧木板楼梯。

他的枪手随时可能在画着风景的窗帘后面出现。你得留给他们一些巧合与悬而难决的秘密。这才能以假乱真。

他检查了前门。白天降临了，又消逝了。又到睡觉的时候了。现在夜晚总是来得很快。他四处走了走，关了灯，检查了后门，随后又看了看电炉是否关掉。一切正常。

将来有一天，兰利的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高层人士会研究这次行动。

他关掉厨房的灯，准备上楼。虽然确信炉子已经关掉，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要让他们惊叹。他要造就一种奇特的巧合，使他们不得不相信。他还创造出一种与强烈的欲望相伴相随的孤独。就是需要这样一种人：被拘留过一次，有一个假名和一张偷来的信用卡。悄悄逼近一个牺牲品，可以帮助一个人适应孤独，系统地了解孤独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望的人往往给自己的独处找一个目标和一种天命。

炉子已经熄灭。他尽力记住这个事实。然后他上了楼，躺在床上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轻音乐。

就是需要这样一种人：一个自我监护者，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活得下去的人。如果这个世界成了一个人们躲避自己的地方，当它不再能够接近时，人们该怎么办呢？人们得给自己创造一个假名和一种命运，同时还得邮购一件武器。

兰塞将动身前往檀香山。

在某种程度上他干得很出色。他觉得自己十分机警，精明过人，工作得心应手。伪造通讯录将是下一步行动。我们需要一次轰动的刺杀未遂。

据KDNT电台说，美洲国家组织的八国委员会谴责古巴鼓动马克思主义分子在该半球从事颠覆活动。这个岛国是个特务训练中心，而且古巴政府已开始在拉丁美洲策划新的动荡和不安。

他不需要这些提醒的话，也不需要广播员告诉他古巴现状如何。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他的内心孕育着无声的义愤和决心。他不需要同伴。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越多，他的义愤就越失真。这个国家充斥着一片愚蠢的嘈杂声，而这些蠢人贬低了他的义愤。

他穿上睡袍。现在他似乎一直都穿着睡袍。这一天还未过去一半，却又到睡觉的时间了。玛丽·弗朗西斯已经睡着了。他关掉收音机和台灯。他在心中同外面的某种力量默默地对话。无论什么力量统治着天空、无穷的氢气旋流以及所有的黑夜和灵魂，他只是对它说：请让我好好睡上一觉吧，但不要做梦。

梦总会给你带来难以解释的恐怖。

莫斯科

他睁开眼睛望着这个宽敞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那高高的四壁、旧的长毛绒椅子和发出腐味的粗地毯。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边。他看到街上有些人在匆忙地赶路，有些则排着长队在等候公共汽车。他洗了脸，刮了胡子，然后穿上白衬衣和灰色法兰绒长裤，系上黑色的狭长领带，再穿上黄褐色开士米毛衣，赤着脚又站到了窗前。他心想，这就是莫斯科人。过了一会儿，他穿上袜子和一双很好的鞋子，最后穿上了法兰绒西装上衣。他照了照镀金镜子，然后在这挂着花哨窗帘的房间里的一张旧椅子上坐下，跷起了二郎腿。此刻，他成了一个历史中的人物。

过些时候，他将把今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的经历简略地记在他的《历史日记》中。整页纸上都排满了一行行歪歪斜斜的字，大多是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写的。从纸的顶端到底端以及一边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字，有些字出了格，有些字被墨水弄脏，有些字则挤到了一起，而且有些地方还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有些地方又用了手写体。密密麻麻的手迹给人一种气喘吁吁的急促感，然而有些片断却出奇的平静。

他告诉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一个名叫丽玛的年轻女人，他想申请加入苏联国籍。

她很惊愕，但同意帮助我。她问了我的有关情况以及这样做的原因。我解释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等等。她非常有礼貌，对我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不安。她设法和我交朋友。她为我在这个国家人生地不熟而难过。

到达苏联两天后，正好是他二十岁生日，丽玛送给他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俄文小说。她在空白扉页上写道：“衷心祝贺你！愿你所有的梦想成真！”

自那以后，情况变化很快。他没有时间弄懂它的含意，只好保持原来的态度和立场。过去一年多来，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心中保持的秘密，即他的叛逃计划，是他一生中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决定。此刻，他正在一位秃头官员的办公室里，试图解释生活在苏联这个世界斗争的中心对他来说意义多么重大。

这位官员的目光越过奥斯瓦尔德，望着紧闭着的办公室的门。

“苏联仅仅在文学方面伟大，”他说，“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吧，朋友，并带上我美好的祝福。”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惊呆了。我反复强调自己的愿望。他说他会去核查，并通知我结果。

当天他们就让他知道了结果。李·H.奥斯瓦尔德的签证当晚八点钟便到期了。两个小时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的警官似乎并不知道奥斯瓦尔德先前已经同办理护照的官员谈过此事。李竭力说明第一位官员并没有规定最后期限，并给了他可以延长签证的一线希望。他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也想不起他属于内务部的哪个处。于是，他开始描述这个人的办公室和衣着。他感到一阵绝望，因为这第二位官员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这位官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引起了他的恐慌。没有人能把他和其他任何人区分开来。有某种小诡计能很容易把事情处理好，然而他没有掌握。别人明白的，他不明白；别人能解决的，他却不能。他过于依赖自己。他到过勒阿弗尔、南安普顿、伦敦、赫尔辛基——随后又乘火车穿过了苏联边境。他曾制订过许多计划，设想过一种新的生活，然而现在却没有人愿意花上十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他到底是谁。在这个制度下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坐在窗边，看着房间那头行李架上打开的手提箱，有些东西他还没来得及取出来。

我感到震惊！！我的梦想啊！

在这里他是一个外国人，不满是没有好处的。他无法发泄自己的愤怒。这是美国造成的，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危险的事情——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同这种意识抗争。他讨厌知道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他打开门，看着过道。给他房间钥匙的妇女正站在电梯附近的小桌边。她转过身来看看他，于是他返身回到了房间。

晚上七点。我决定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使疼痛变得麻木，我把手腕浸在冷水中。

他站在水池边，衬衣袖子卷得高高的。他让冻僵的手舒缓了好一阵，这样他才能给剃须刀装上新的刀片。温水在浴盆中流动。

希德尔准备去见上帝，哈，哈。

这件事是不是有些滑稽？他并不这样想。他们总是想尽办法让他离开他不想离开的地方。冷水可以使他的痛苦麻木，这是第一步；温水则可以使血流得顺畅些，这是第二步。他割腕几乎不会在皮肤上留下痕迹。吉列刀片公司在赞助世界棒球锦标赛电视节目——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利用电视反复做广告罢了。他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松开领带。

我的美好梦想彻底破灭了。

他想象着八点钟丽玛到这儿时发现他死了。她赶紧打电话给已经回家的苏联官员。他看着浴盆的水渐渐满了。为什么要放满水呢？他并没有躺进去，对吧？他只不过把割开的手腕伸进去罢了。于是，苏联官员打电话告诉了美国官员。他一直是个局外人，不得不去适应他们。他关掉冷水，拿起剃须刀片，然后靠着浴盆在地板上坐下。

然后切开我的左手腕。

但为什么这件事情很滑稽呢？为什么他看着自己切腕自杀，却不呻吟，也不大叫呢？血开始涌了出来，从狭长的切口处一滴滴地流了下来。他来此不是为逃避个人压力，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婚姻发生问题的已婚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具有坚强信念和实际经验。他的左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搭在浴盆边上。

远处传来了小提琴的音乐，而我看着自己的生命在迅速消逝。

他们这儿是如何量刀口的，是按厘米量吗？他们匆忙打电话到得克萨斯去。是我，妈妈，我正躺在柏林旅馆的血泊中。他看着水大团大团地变成了粉红色。我自学过俄语。我的俄语仍然很差，但我会更加努力的。我不愿意回答有关我家庭的问题，但为了出版的需要，我还是会说的。移居国外不容易。我并不主张人人这样做。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意味着你总是一个局外人，总是不得不去适应环境。我不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我曾经有机会观看美国军队作战。如果你看过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你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了。战争机器已经席卷了整个地平线。为了获取利润而剥削外国人民。过了一会儿，他闭上眼睛，把头搁在浴盆边上。他又累又乏。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我心里想：“死是多么容易啊。”

我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我想送给美国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想象着自己正坐在瓷砖地板上，但感觉到自己离这一场景越来越远。

而且是“一种甜蜜的死，（有小提琴伴奏）”

他感到自己昏昏欲睡。这是一种虚假的平静，带有欺骗性。他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被白色的瓷砖、伤口、创可贴和洗浴水包围着，空气中混杂着香味、辛辣味、浓烈的碘酒味和埃克德尔先生的剃须液味儿——这一切使他感到有点头晕目眩。世界里还有一个世界。我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现在让别人做出选择吧。他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在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从这个世界的边缘滑落下来，在温水中流着血时，他感到空气中存在着一种嘲弄的气息。

苏联卫生部

病案报告

10月21日。救护车把病人送到波特金医院的急诊室，后来转到了26号楼。病人企图自杀，割伤了自己左手臂的前三分之一处。锋利的刀刃导致了一长条线状伤口。对病人作了初步治疗，先缝了四针，然后又用无菌绷带包扎。该病人是10月16日从美国来这儿旅游的。他毕业于一家技校的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电子专业。他没有父母。他坚持说他不想再回美国。

他们把他安排在精神病房，伙食很差，而且还有一双双痴呆的眼睛盯着他。丽玛先陪着他，后来帮他转到了普通病房。她从上衣里面掏出一个未贴标签的广口瓶，叫他慢慢喝里面的饮料，那是浸有黄瓜片的伏特加酒。她说：“祝你健康！”

在他出院后，她带他去了签证登记处。他同四位官员谈了他想成为一个苏联公民的想法。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也不知道在这之前他同其他官员见过面。他们告诉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给他答复。

在一家新的名叫大都会的旅馆，他独自待了三天。在李·H.奥斯瓦尔德旅居苏联的两年半时间里，这是他第一次进入沉默期。

他穿过走廊，两边墙上挂满了苏联英雄的巨幅画像。他从梳着辫子的楼层女管理员手里取了钥匙。他闻到了指甲油和烟草的气味。

回到房间后，他坐在枝形吊灯架下的一张豪华椅子上。他照着壁炉台上的大钟对了他的表。原来住的那家旅馆把收拾整齐的属于他的手表、戒指、钱和手提箱都给送了过来。所有的东西都未曾被人动过，连一个小钱也没少。

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莫斯科街道的草图，克里姆林宫位于中心。

在旅馆里独处的第三天他只吃了一顿饭，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一位官员的电话。他试图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听到游客们从他房间门前走过，一边走一边谈论着这儿的风景、漂亮的地铁站，以及那些令人惊叹的黄铜和大理石雕像。走廊尽头就有一座与真人一般大小的裸体塑像。俄语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但他想，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能学得好一些。

10月31日。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说：“去美国大使馆！”

接待员叫他在来访者登记簿上签了名。他告诉女接待员，他是来要求放弃美国籍的。她哦了一声，便把他带到领事办公室。他选择了办公桌左边的一张靠背椅坐下，两条腿很自然地交叉着。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开口说道。

领事用手扶了扶眼镜。

“我知道你打算对我说些什么。‘先好好考虑一段时间。’‘下次来，我们再进一步谈谈。’我想说的是，我此刻就打算在法律文件上签字，放弃我的美国国籍。”

领事说准备文件得花一段时间。他脸上显露出一种“你是何许人也”的表情。

“作为部队的一名雷达操作员，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机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加入了苏联国籍，我会让他们了解这些的。”

他相信这句话一定引起了领事的注意。他明白整个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下去。独自一人待了三天，这一点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斯大林的名字是朱加施维利，而克里姆林的意思则是城堡。

我离开了大使馆，为自己的摊牌而兴高采烈。我相信，这一番表白足以证明我对俄国人的信赖，他们会接纳我的。

他整天待在房间里，吃得很少，有一阵只能靠喝汤度日，此外他还深受腹泻之苦。两个星期来他孤独一人，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他坐在长毛绒椅子上，满脸胡须，仍然穿着领尖带扣子的衬衣，系着领带。

他们叫他搬到一个小一些的房间里，房间非常简陋，而且没有浴室。他们每天只收他三美元房租，似乎知道他已不再像一般的游客那样付得起国际旅行社规定的房租了。

他在速记本上用俄文字母写他的名字。

极其孤独的日子。

第一场雪降临了。他每天学八个小时的俄语，学得十分认真，使用的是两本自学教材。他每顿饭都在房间里吃，而且还欠了旅馆的钱，他等着经理助理来找他要账。

然而没有人来。

他又去了一次签证登记处。他告诉他们，他已去过美国大使馆要求放弃国籍，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苏联公民。他们似乎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在大街上，一个小男孩认出他是美国人，便向他讨了一块口香糖。天气非常冷，气温在零度以下，膀阔腰圆的妇女们正在铲雪。他第一次被他周围浓厚的秘密氛围所震惊。他处在一个庞大的秘密中间。这是另一种思想下的国土，气候寒冷，无垠的大地白雪皑皑。

列宁和斯大林并排躺在石头阶梯底部，四周笼罩着橘黄色的光芒。这是他见过的少数景象之一。

他只剩下二十八美元了。

他用俄文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有、他有、她有、你有、我们有、他们有。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之前，有两个人来到了他的房间。他穿着法兰绒长裤和睡衣，赤脚站着，心中在琢磨他们的来意。他想，这两个人总不会是霜雪老人和他的小精灵吧。这个房间现在是他们的了。他不明白他们怎么这样快就把房间接收过去，但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闯入者，或者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游客。他们这么早就起床了，这完全是他的过错。

他们的衣着与他遇见过的那些官员不同。他们不是国际旅行社的人，也不是过期账单的收款人。其中一个穿着一件黑色的汽车服，戴着墨镜，就像是电视上“夜间节目”中的歹徒；另外一个年长些，穿着橡皮靴，头顶已经在悄悄地秃了。

第二个人示意奥斯瓦尔德在床边坐下。他说他名叫基里连科。

奥斯瓦尔德说：“我叫李·H.奥斯瓦尔德。”

对方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未脱外衣，面对着奥斯瓦尔德，右手垂在两膝之间。

李主动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的护照在美国大使馆。我把它交给了他们，以此表明我不想再当一个美国公民。我的想法已经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了。”

对方又点了点头，眼皮耷拉着。

“你知道我代表哪个组织吗？”

奥斯瓦尔德勉强笑了笑。

“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相信你一直在用你那独特的方式设法同我们联系。也许你并不完全清楚应当怎样联系，但你要明白，我们对所有试图同我们联系的人都持谨慎态度。这是一种神经过敏的职业习惯。不过，运气好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克服它的。”

基里连科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和银色的短须，下巴已经开始松垂。他矮壮而结实，稍稍有点气喘。他看上去有些狡诈，而奥斯瓦尔德却把这当作一种友善。有一半时间他似乎一直在自言自语，就像一个中年人在同一个孩子漫无目的地交谈一样，而这仅仅是为了把孩子或自己逗乐而已。

“告诉我，你感觉如何？”

“有点腹泻，已经几天了。”

对方又点点头。“在这儿你快活吗？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你现在想回家去。”

“我现在感觉很好，很快活。一切都清楚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那么你是想留下来。”

“成为你们国家的公民。”

“你在这儿有朋友？”

“一个也没有。”

“你在美国有家？”

“只有一个妈妈。”

“你爱她吗？”

“我不希望再和她联系了。”

“兄弟姐妹呢？”

“有两个哥哥。但他们不理解我的所作所为。”

“有妻子吗？结婚了没有？”

“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对方朝奥斯瓦尔德靠近了一点。

“女朋友呢？比方说一个年轻姑娘，你躺在床上会想她的。”

“我没有任何牵挂。我也没同任何人发生过争吵。”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切腕自杀？”

“因为失望。他们不让我留下来。”

对方又点了点头。“你坦率地说，当时你是否感到自己快要死了？我个人对此颇为好奇，很想知道。”

“生死我想让别人来决定。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对方又点点头，眼皮再次耷拉下来。“你手里有生活费吗？还是他们从美国给你寄钱来？”

“我几乎身无分文了。”

“保暖的衣服呢？靴子有吗？”

“问题是你们是否允许我留下来。我准备出去工作。我接受过特殊的训练。”

基里连科似乎不想再谈钱的事。

“你要去哪儿工作？谁给你工作？”

“我希望是贵国政府。我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工作和学习。我想学习。”

“我说，你相信上帝吗？”

“不相信。”

对方笑了。“甚至一点也不相信？能说给我个人听听吗？”

“我认为这完全是迷信。人们往往把生活建立在虚妄的基础上。”

“在我印象中，你把护照上你故乡的名字画掉了，为什么？”

“因为它已完全成为我的过去。另外，我不想让他们跟我的家人联系。至少记者会这么干的。但我自己决不会接他们的电话，也不会回他们的电报。”

“你为什么告诉大使馆你要揭露他们的军事机密？”

“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们同意我放弃美国国籍。”

“他们同意了吗？”

“他们说那天正好是星期六，他们很早就要下班。”

“你真不走运。”

“他们要我下次再去，说他们会尽力的。”

“我们的这次谈话令我非常高兴。”

“我没有再去大使馆，我不想满足他们。我反倒写了封信给他们，表明了我的立场。”

“那你一路带过来的那些军事机密是怎么回事？”

“是我在厚木时获得的。”

对方点了点头。

“那是我们在日本的一个秘密基地。”

“我们以后再进一步谈这个问题吧。不过我在想，一旦你宣布要揭露这些机密，它们会不会就失去任何价值了。”

这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对另一名克格勃而说的，此人正靠在窗框上抽烟。基里连科的这句话在别人听来仿佛是一位学者的旁白。他又朝奥斯瓦尔德这边靠拢一点。

“告诉我，你的伤口愈合得好吗？”

“好。”

“你受得了这儿的寒冷气候吗？这种天气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正在慢慢适应它。”

“伙食怎么样？你吃这儿的饭吗？还不至于太差吧？”

“最难吃的是医院的饭菜，而这儿的饭菜就跟医院的一样。”

他低头看看睡裤是不是从外裤的裤脚管里露出来。因为刚才急着开门，他只好在睡裤外面套上了一条裤子。

“俄国人民怎么样？我个人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李清了清嗓子准备回答。这个问题正中他的下怀。他早就预料到迟早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的，对此他或多或少有些准备。基里连科很耐心地等着，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似乎他猜透了奥斯瓦尔德的心思。

奥斯瓦尔德心想，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远处弥漫着工厂排放的浓烟，高高的旗帜在冰冷的蓝天中纹丝不动。他和基里连科并排坐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的后座上。这座城市一片宁静，到处银妆素裹，仿佛处于梦幻中一般。他试图辨明行车方向，一直在留心看路标，但驶过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后，一切变得那么陌生，他根本想不起是什么地方。此刻他想象自己正在向他在新奥尔良上中学时的朋友罗伯特·斯普劳尔讲述这次经历。

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杀害了罗森堡夫妇。

这个房间长十五英尺，宽十二英尺，里面有一张铁床和一张未漆的桌子，挂着帘子的壁凹里放着一个五斗橱。外面漆黑的过道里有一只洗脸用的脸盆，再过去是卫生间和小厨房。基里连科对他的伙伴说了句什么，这人便走了。过了一会儿，这人手里拿着一张矮椅子回来了，并把它放在桌边。他们给了奥斯瓦尔德三份调查表：一份填写自己的个人经历，一份填上他叛逃的原因，还有一份则填他在部队的服役情况。他迫不及待地写了整整一天，超出了这些特定问题的范围，每份表格的空白处和反面都涂得满满的。椅子太矮，够不着桌子，因而他只好站着写了很长时间。

晚上他和基里连科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谈起了海明威。这次是这位年长者坐在床上，仍穿着那件肥大的上衣，背诵着海明威小说中的句子。

“如果有一天我在这儿定居下来并且有机会读书的话，”奥斯瓦尔德说，“我想写一些关于美国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我看到的东西很多。我总是在静静地观察。我在美国的见闻加上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来到这里。我一直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

“我由衷地希望有一天能去密执安看看。完全是因为海明威的缘故。”

“去密执安森林。”

“每当我阅读海明威的作品时，我便会产生一种饥饿感，”基里连科说，“他不必描写食物，他的文风就足以使我饥饿。每当我阅读这个人的书时，我便胃口大增。”

奥斯瓦尔德对这个说法付之一笑。

“如果他在某个方面是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描写泥土，描写死亡，使得我如饥似渴。你从来没去过密执安吗？”

“我只去奉命去的地方。”奥斯瓦尔德说。

在昏暗的灯光下，基里连科看上去面有倦色。他的靴子上沾满了从雪地上踩来的盐渍。他站起身来，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扯出了他的麝鼠皮帽，对着另一只手的掌心拍了拍。

“我们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谈，”他说，“所以，我想要你叫我亚历克。”

第二天上午他们谈到了厚木。奥斯瓦尔德把他在雷达室里一次四小时的值勤描述了一番。但亚历克想知道的是细节、官兵的名字以及雷达室的结构形式。他还想知道有关的程序和术语。于是奥斯瓦尔德便向他解释了雷达的运转情况，还谈了安全措施和测高仪的型号。亚历克做了一些记录，当他的对象有些情况回想不起来或对某些细节不能确定的时候，他便望着窗外。

当他们谈到U—2飞机时，另外有两个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其中一个面无表情的人称它为气象侦察机。他们还带了一个速记员来。他们想知道U—2飞行员的名字以及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详细情况。看来他们不是那种很友好的人。速记员是个老头，西服领子上还别着一个玫瑰形饰针。

当奥斯瓦尔德不知道如何正确回答时，他便编造一个答案，或者说一句激动人心的话给敷衍过去。亚历克似乎理解这一点。他们俩用旁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无声地交流着心中的想法，没有任何手势和眼色。

他们想知道一个个飞行员的名字，还有机械师或哨兵的名字。

这些面无表情的家伙将身体朝他靠过来。他讲述了有几次雷达工作人员接到测量八万或九万英尺高空气流的请求。他说从高空传来的声音开始时相当浑厚，渐渐地嘶哑，后来越来越弱，等传到地面时它们已变成了支离破碎的音节，就像物理课上的声音或鬼叫声。他们要求他说出细节和人名。接着他们又提了更多的问题，如空速、范围、雷达干扰装置等。他不愿意说他不知道。

亚历克说上午还将继续他们的谈话。李想从他那儿获得一点暗示。事情进展如何？他们会让我留下来，给我一个稳定的工作，并允许我学习经济和政治理论吗？

“当我弯下身子时，我的膝盖便会发出一声咔嚓的响声，”基里连科说，“你说为什么，是因为我年龄大了吧？”

他的意思似乎是说，什么都需要时间。回忆具体的时刻需要时间，修正你的叙述需要时间，改变你的思想也需要时间。我们来这儿是帮助你弄懂人生的主题的。

他们开头花了好几天时间听奥斯瓦尔德讲述他在部队的早期经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又听他讲U—2飞机和厚木基地的有关情况。他们还不满足，要求他把每一个具体的题目分成若干个细节来讲述，然后再进一步细分。最后他们要他谈谈MACS—9——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他所在雷达部队的有关情况。

卡斯特罗正在大力扩充人手。奥斯瓦尔德曾经想去古巴训练年轻的新兵。他是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同时又是一名战士，他还深深地同情菲德尔。

他那时订阅了一份俄文报和一份社会主义期刊。他在军营的活动房里用俄语的“是”和“不”来回答战友们的提问，弄得他们一个个都很激动。他们称他为奥斯瓦尔德维奇。

他告诉亚历克，他听传闻说海军情报局搞了一个假叛逃者计划。他们派情报人员打进东方集团，挑选一些人伪装成美国制度的受害者，孤独而又善感，迫切希望能过另一种生活。

当时他恰好正在采取步骤打算叛逃。整个计划在他头脑中早已设计好了。他在某种程度上盼望着海军情报局能派人来找他。他想，他们一定知道他的亲苏言论以及他订阅俄文报刊的事。他将告诉他们，他正在设法用自己的方法同他们联系，因而他们一定会好好训练他。到时候他就成了一个伪装成假叛逃者的真叛逃者，而在别人看来，他又是一个伪装成真叛逃者的假叛逃者。哈，哈。

亚历克坐在桌子对面，不停地摇动着手心里的咸果仁。他说了句叫人送一台电视机进来之类的话。听说广播晚上六点钟才开始，奥斯瓦尔德觉得很惊奇。这可是他跨越大洋以来听说的最奇怪的一件事。

这时候卫兵出现了。他总是每天晚上在亚历克离开之前出现。亚历克从来都没有介绍过他，似乎没有注意过他就在这个楼层里。他通常坐在过道里的脸盆边，帽子平放在膝盖上。

有些情况，如刚刚联网的MPS—16雷达系统的有关细节，奥斯瓦尔德没有告诉亚历克。他想先看看他们之间的友谊进展如何。他突然想到，既然他已投敌，军方也许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改变这一系统。获得对人和事的决定权竟然如此容易，真是件怪事。

他没告诉亚历克的另外一件事与假叛逃者计划有关。如果海军情报局没有人同他联系，他决定报名参加俄语资格考试。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看看能否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的考分等级是P，也就是差。

医生和护士给他检查了身体。他们听了他的心脏，给他的耳朵照了光，还量了身高，称了体重，最后带走了他的尿样和血样。随后又来了三个人，把他带到了离此大约半小时路程的一幢混凝土大楼前。他走进一个现代化的套房。他们把他口袋里的东西全拿出来，然后叫他在一张连着控制台的椅子上坐下，台上放着方格纸、记录器、各种仪表和开关之类。他们叫他把脚平放在地板上。之后他们在这位奥斯瓦尔德维奇的胳膊、胸部和双手系上一些管子和装置。其中一个人面对他坐着。你名叫某某某吗？你使用过其他名字和身份吗？你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吗？你是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吗？来到本国后你同什么人有过秘密接触吗？你的头发是棕色的吗？你是不是被派过来暗杀什么人的？你结婚了吗？你是同性恋吗？你抽烟或喝酒吗？

他面无表情地一一作了回答。

亚历克一直没有露面。当他们解开他身上连着控制台的管子时，他站了起来。他感到孤独，想他的朋友，同时心中暗暗怀疑自己把测谎试验搞得一团糟。

他告诉他们，亚历克曾答应过给他一台电视机。

有人拿来了他的东西。他在这间新套房里待了三天。他们测试了他的智力和能力，并对他进行了人格测试，还考了他的英语和基础数学，另外测试了他辨认图案和形状的能力。

他梦见自己回到沃思堡尤英大街的家中，刚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池游过泳，头发湿漉漉的。

列宁和斯大林被橘红色的光芒笼罩着。里海位于欧、亚两大洲之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克里姆林的意思是城堡。

他正在向一个穿西装、系领带的人讲述他待在莫斯科某处的一个有人守卫的套房里的经过。也许此人是电视剧《我的三种生活》中扮演赫布·菲尔布里克的理查德·卡尔森，也许他是美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或领事；不管他叫什么，只见他扶了扶眼镜，饶有兴趣地听一个前海军陆战队员讲述自己作为美国海军假叛逃者计划中的一分子，如何渗透到苏联情报机构里的经历。

基里连科站在克格勃总部第二局第七处第一科他办公室的拼花地板上。克格勃总部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是一大片石头建筑，包括老主楼、战后新扩建的部分、以消灭犯人而著称的卢比扬卡监狱、其他小一些的建筑以及一个院子；透过监狱铁窗上的栅条和厚隔板上的网眼可以看清这个院子。他喜欢站着思考问题。

总部的好处是在广场对面的12号楼能买到便宜的鱼子酱和鲑鱼，而且有两种进口酒，每瓶只卖一美元。不太好的一点便是这地方充满了斯大林式的恐怖气氛。他也不喜欢他们给他的那张外形时髦的椅子，因为它跟他那张旧木头桌子极不谐调，显得十分可笑。

他更有理由站着想问题了。他双手放在背后，左手抓住右手前臂。他在想那个美国小伙子，李·H.奥斯瓦尔德。他的事给人的启发是，看似容易的事其实并不容易。这使他想起了早年他在几何和算术课上所学过的那些公理。那些不言自明而必不可少的真理，在严酷的考试面前竟然颤抖得如此厉害，这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这儿不存在平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弧形的空间里。

亚历克喜欢这个小伙子。小伙子眼中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热望。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词和他对历史事件的评论都表明了他在力图了解这个世界。他像任何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样，在同命运抗争着。他信仰崇高的原则和生活目标，即使他自己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一个人二十岁时，他所知道的事就是自己二十岁。其他的一切都像一团迷雾围着这个事实转。

为了留在俄国，他竟然切腕自杀。

当然，理想主义者是难以预测的。他们往往会在一夜之间变得愤愤不平，实际上是因为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那种因为现实的原因而叛逃的人比较容易驾驭和掌握。譬如说，为了金钱、女人、挫折、仇恨和虚荣。我们对此能够理解和同情，因为有时我们自己也会滑向这一边缘。

他们从他到达赫尔辛基时就开始观察他了。他们注意到他在托尼旅馆登记住宿，后来又搬到更便宜的克劳斯·库奇旅馆，到苏联领事馆要求签证，并顺便告诉领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一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精通雷达和电子技术。

他进入了苏联，但对自己没有把握，不清楚该如何行事。

他们让他进得很容易，四十八小时后便给他签了证。

在莫斯科，他的导游丽玛·希罗科娃把他重要的言论汇报给克格勃第二局第七处第四科，然后又转给了基里连科。亚历克等待着，让下级官员们把事情复杂化，让那小伙子在房间里踱步，然后迫使他搬到便宜点的房间去住。他等了又等。

美国大使馆里装有一百三十个窃听器。亚历克在他的暗码保险箱里有一份关于奥斯瓦尔德说要揭露军事机密的言论的副本。通过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他拿到了奥斯瓦尔德护照的照片和一份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拍往美国国务院的机密电报副本，内容是关于这个年轻人的声明。

主要理由：“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态度傲慢无礼，咄咄逼人。

这件事很容易使亚历克对奥斯瓦尔德在部队里的亲共产主义活动感到纳闷。难道美国情报部门没发现吗？难道他们不想利用他的政治同情心来弄清与他联系的人的面目，并了解克格勃招收新成员的方法以及训练特工的情况吗？如果他们用得着他，便一定会控制他。到时候他又会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们，如同他现在告诉我们一样。

俄罗斯祖国需要这个小伙子吗?他是美国一个基地的一名有用的雷达手。在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呢？把他送到库土佐夫斯基大街上的大楼里去，训练他，并真正教他马列理论、微型摄影术和机密写作、俄语及英语等知识，也就是说重新塑造他，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再把他作为一名间谍重新派回西方去，这种做法可以想象吗？

所有像奥斯瓦尔德这样的人都想留在苏联，不是吗？这些生活在自我封闭圈中、生活在隐秘处的人！他们要求有一个新的、更安全的身份。他们说，请教会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去生活。

检测结果出来了，除尿液外，其他各项指标均不合格。他的情绪不够稳定，行为颇为古怪，阅读能力未达到正常水平。自然科学方面得分相当高，但其他大部分学科得分都很低。测谎器测试的结果多少有些混乱，当时这玩意儿几乎总是这样。出于各种原因，对他无法下定论。也许是这小伙子受惊了。

处理这件事轻而易举——把他送回去就得了——不过亚历克的任务是有定额的。来自上面的压力要他招收一定数量的新成员并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否则就得自己编造）。他们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是U—2飞机的有关数据，但亚历克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八万英尺？九万英尺？没有什么东西飞得那么高。如果能飞到九万英尺的高空，那么你一定可以看到被白色光环所包围着的死人的灵魂。向奥斯瓦尔德询问有关该气象侦察机情况的是格鲁乌军事情报局的官员，而他们没有正式宣布他们所获得的这方面的数据。他们可能会说些什么呢？如果这小伙子阅读困难，那么他是否对数字也有困难呢？

亚历克在安乐椅上坐下。

李·H.奥斯瓦尔德这个瘦弱的无辜者面临着不少危险，因为他步入了我们总部的外围圈，使得一些善于考虑问题的人不得不去思索。美国人在监控他的行动吗？如果他们认为他了解重要的情况，还会让他落入我们的手中吗？厚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基地。汉纳·布朗费尔斯曾经发来了报告，它们是从第一局的第七处（负责日本、印度等地的情报工作）的档案中找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被这个小伙子牵制了，以致过多地暴露了我们的方法。尽管我们多次对他进行了测试和询问，但我们对他的了解远不及他对我们的了解。在五角大楼的某个办公室里，美国人正等着获取他脑子中的情报。

亚历克吃的是克格勃的俸禄，干的是让人发疯的活儿。

有一点在测试中得到了验证。这并不是情报资料。你需要的是自制力、忍耐力和顽强的意志。这小伙子的思想一直在激烈地斗争着。但亚历克喜欢他，想给他做一个恰当的安排。他得远远地离开莫斯科，到一个没有外国记者的地方，不会被用作宣传工具。给他一套好的住房、一份高薪水的工作，并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发给他一份像样的补助金——目的是鼓励他留下来。亚历克深信，李·H.奥斯瓦尔德最终一定会获得苏联公民的身份，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心满意足的工人，可以自由地去听演讲和参加群众体操锻炼，在历史、地理或他所追寻的任何一个方面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从而成为一个坚贞的奥斯瓦尔德维奇。

不过，他仍然建议：无论把这个小伙子送往何处，对他还是要进行无限期的监视。

李不敢确定这官员他以前是否见过，因为穿相同黑西装的人实在太多了。

该官员告诉他，他们还没有考虑他的苏联公民身份问题。但他得到了一张非公民身份证，编号是311479。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一张很漂亮的纸片。

这位官员还告诉他，他即将被送往明斯克市。此人说这个地名时发音极为清楚有力，似乎他的牙齿里有一种痛苦的回音。

奥斯瓦尔德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那地方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官员笑了，同这位美国人握了握手，然后在他的肩胛骨之间使劲地拍了一下，便把他送到门外的风雪之中去了。

第二天，红十字会给了他五千卢布，这令他大为震惊，几乎昏过去。

又过了一天，剃刮一新的李·H.奥斯瓦尔德便坐上火车，前往明斯克这个地方。火车驶离莫斯科七个小时以后，他租了一条毯子和一个枕头，躺在木头铺位上小睡了二十分钟。然后他就着茶吃了肉饼，他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吃过比这更可口的一顿饭了。这儿的土地到处都是树，在俄国这宁静的黄昏，看上去一片雪白。

7月2日

戴维·费里驾驶着他的漫游者汽车朝南驶去。当他经过化工厂时，厂里排放的废气发出黄红色的光焰。他继续往前行驶，看到远处采牡蛎的人用木棍支撑在沼泽地上的小棚屋在风中摇曳。他到达一个叫“浅滩”的地方，那是卡迈恩·拉塔的乡间休养处。他经过一个标有“此路不通”的路标，又经过一个“不准擅自进入”的告示，向坐在草坪上讨论问题的三个人招了招手，然后把车开上了一条泥土路。在浅滩这个地方，人们总是在讨论。他看到他们有时聚集在库房门口，有时坐在一辆停在布满车辙的小道上的汽车里，有时四个大个子挤在某人侄子的德国大众汽车里，沉浸于严肃的讨论之中。

他们弓着背，不停地打着手势，下巴沉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对方。他们举行讨论的小组人数不多，俨然有一种不准外人介入的架势，一个个身体都朝中央倾斜。

费里懂得严肃讨论的格式塔。他以前曾经同意大利的大师们通过书信探讨过心理学方面的问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早在他被东方航空公司解雇之前。因为他道德堕落，并伪造学历，似乎一个学位就能解开癌症的奥妙似的，所以他便被公司永久开除了。

他把汽车朝沼泽滩地上的一座旧小屋开去，卡迈恩喜欢在这里和手下人一起休憩。屋檐上挂满了燕子的泥窝，小屋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已失去了往日的淳朴魅力。此时有四个小伙子在屋外烧烤一只山羊。费里把车停在阴凉处便进了屋。这位白发老人，目光炯炯有神，青筋暴露，有一种古朴的气质。他正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酒。他身体羸弱，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但他那双慑人的眼神只有在公爵肖像中才能见到。有好几回，一迈进他的视线，费里便体会到一种完完全全的敬畏感，发现自己被他的意识所控制，就连看待这世界、小屋和权力也同卡迈恩·拉塔完全一样了。

卡迈恩经营着各种各样的吃角子老虎机。他掌握着许多妓女，从这儿一直到博西尔城，在那个地方你只要靠在路灯柱上便会染上一种花柳病。那儿有游乐场和赌场，还有毒品交易。在卡斯特罗当政以前，卡迈恩拥有古巴三分之一的麻醉品。现在他有一支捕虾船队专门从中美洲为他贩运毒品。他生意的年利润高达十亿美元。此外，他还拥有汽车旅馆、银行、自动点唱机、自动售货机、造船业、油田出租业和观光车。经常有政府官员坐在赛马场他的包厢里喝波旁酒。曾经有一则报道说，1960年9月他给尼克松竞选的捐款多达五十万美元，他手下人称之为一个巨大的信封。

“我的朋友戴维·W.费里。名字中间的W表示什么？”

“表示喝杯酒润润喉。”费里说。

卡迈恩大笑起来，用手指了指酒柜。房间里还有一个人，托尼·阿斯托里那。他是卡迈恩的司机兼保镖，有时也送送信；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人们称他为托尼·普什[29]。他和卡迈恩正在冷酷地回忆司法部长的事。卡迈恩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坐上十分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便是他扯不完的话题。卡迈恩对他怀有积怨。费里看得出这种积怨在他眼中活跃起来；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愤怒，但他掩饰得极为巧妙，似乎这张瘦削的老脸掌握了一个微妙的秘密，一张最后的王牌。

“所以我的意思是，”阿斯托里那说，“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个古巴问题。请看看现在的形势，美国司法部正在施加压力。如果我们的战士及时地除掉卡斯特罗，今天的形势就决不会如此了。”

“你只说对了一半，”卡迈恩说，“如果古巴回到我们手中，我们就会有回旋的余地。我们可以利用古巴来缓解大陆的压力。但事实是，没有人全心关注过卡斯特罗这件事。我们不够诚挚。”

他们一个个都大笑起来。

“严格地说，除掉卡斯特罗不过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白日梦。佛罗里达的流亡战士们只是在吊中央情报局的胃口。他们一直留神不让检察官们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一再声称他们是在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还真有效。中央情报局竟然始终在支持他们。”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切的关键在于古巴问题。”

“好吧，但我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从来不使用那种镜子和假底之类的小魔术。这不是我们的作风。”

有他在场，他们仍然谈论这些令人敏感的话题，对此费里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为卡迈恩做过法律事务方面的研究，因而对他的财产和买卖也颇为了解。他甚至还知道该如何解决一些令人棘手的问题。

卡迈恩个人为什么会如此憎恨博比[30]·肯尼迪，甚至连他尖利而急促的波士顿口音也恨得要命呢？

1961年初，卡迈恩从他在新奥尔良城外的普通住宅里走出来，发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了。他们驾车尾随着他，坐在他旁边的桌子上吃午饭，还在格雷特纳一家电影院顶上拍摄他上下班的照片。这只是在司法部长博比·肯尼迪授意下进行的一场残酷的监视行动的开始。同年3月份，他们尾随他来到拉斯维加斯，无论是在旅馆还是在赌场，他们都给他拍照，然后又跟他一起回来，在他的房子外扎营，给他的家人、邻居、邮递员和送食品杂货的跑腿都拍了照。4月份他们又跟踪他的妻子和侄女到教堂，在超市和他的曾孙女一起玩耍，并且给他姐姐的葬礼也摄了像。这是卡迈恩个人的“猪湾”，恰巧在时间上同著名的猪湾事件相一致。不过，这儿也有公众的喧闹。观光者拥到他居住的街道上，观看联邦调查局的人如何盯梢卡迈恩。于是便出现了交通阻塞，而且还发生了小冲突。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年。这些人日日夜夜都出现在他面前。这是在家人、邻居以及生意合伙人面前对一个老年公民的一系列的羞辱，而这每一步都是博比那个狗娘养的小子幕后策划的。

卡迈恩说：“中央情报局制造出一种又一种新奇的毒药，结果全部倒进了南佛罗里达的厕所里。”

“但如果我们要剪除这个卡斯特罗的话……”托尼说。

“关键是看它是否可行。我们犯不着去干徒劳的事，”他凝视着手中的玻璃杯，“卡斯特罗为什么至今仍活着还有另一种说法。佛罗里达我们这方面有人同他达成了交易。”

托尼·阿斯托里那背靠房间对面的墙站着。费里从他身上看到某种人类美德的堕落。他属于那种性情粗鲁而衣着漂亮的家伙，四十岁时突然醒悟过来，深深懊悔自己白白长得这么英俊；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还患着肝炎，青年时期的机遇和魅力随着其身体日渐发胖已消失殆尽。他是从哈瓦那的里维埃拉赌场的地板上发迹的。费里心想，他能站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不知有多少条人命曾经断送在他的手里。

托尼说：“谈到古巴，几个星期前我还梦见自己和杰克·鲁比一起在卡普里旅馆的屋顶游泳池里游泳。第二天在波旁大街上，你猜我他妈的遇见谁了？正像你说的那样，真是一种巧合！”

“我们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就只好叫它巧合。不过，还不只是巧合，”费里说道，“你是个赌徒，对马和牌手你是有预感的。但凡事都有其内在规律，每个过程都包含着它特定的结局。有时我们可以深入进去。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以前经常遇到杰克·鲁比。他当时在新奥尔良干什么？”

“物色舞女。脱衣舞酒吧里有一个姑娘令他垂涎三尺。”

“当时我乘一架从基斯群岛飞出的轻型飞机运送传单。那是在卡斯特罗当政后不久。在迈阿密我见过鲁比一两回。”

“他是中途在那儿停留的。”托尼说。

“他不是运钱，就是运武器或其他东西。”

“他正花钱把古巴监狱里的一些人弄出来。”

费里和卡迈恩一样，也在喝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还在观察卡迈恩。他们不约而同地摇了摇杯子，晃动着酒里的冰块。老人的手又瘦又长，耳朵里长满了一簇簇的白毛。费里闻到了烤羊肉的香味。

托尼·普什说：“我记得六七个月前，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幅照片，登的是里维埃拉赌场外的高射炮。它们就架设在大街上。这同我们过去的做法的确相距太远。整座城就像一个水果，极易摘取。”

“甚至是整个国家。”卡迈恩说。

“那时的哈瓦那真他妈是个乐园。赌场的墙壁全都贴有金箔纸。我是说简直太美了。赌场里有美丽的枝形吊灯和戴着钻石、穿着貂皮披肩的女人。发牌者全都穿着黑礼服，站在门口的接待员也穿着黑礼服。要得到一张会员证，得先交两万五千美元，还得赔上你所有的时间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巴蒂斯塔得到了装着钱的信封，人人皆大欢喜。我们让古巴人管轮盘赌。我们玩二十一点和双骰子赌。那些鬼窗帘的料子叫什么来着，锦缎？我喜欢看到一个房间里站满了穿着黑色礼服的发牌者。此外，全城人都在行动。你们斗鸡，打回力球，赛马时还搞轮盘赌。我的意思是不知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

“肯尼迪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一定把它给炸平了。”费里说。

“炸平了古巴，你还得对付俄国人。”

“我已经把橡皮床单准备妥当，还有吃不完的罐头食品。我喜欢住在隐蔽处。你要上厕所得去树林里自己挖茅坑。下水道系统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形式，是政府把排泄物排向海洋的大通道。我喜欢设想人们一个个都独立了，在林子里或在无数个后院里自己挖厕所。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粪便负责。”

卡迈恩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俯后仰。他杯中的冰块被晃得格格作响。费里知道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使卡迈恩发笑。他总能把握住火候，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方法，因为他们俩已经拥有共同的感知了。

“还有一点，我得说说，”托尼说道，“我对总统并没什么恶感。倒是那个讨厌的博比把人逼得太紧了。我说没错。他们有他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但他干涉起我们来就像在做他个人的事情一样。他太过分了。”

“他们两个都太过分了，”卡迈恩说，“当总统发话说要置卡斯特罗于死地时，他的确也太过分了。我来告诉你们一句话。”

“什么话？”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道理，你们应该记住它。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制造麻烦，而这人又是一个野心勃勃、占有欲很强的人，那么你要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干掉他的最高上司。”

“换句话说，你得在最高层次上采取行动。”

“正是这最高领导层让下面胡作非为的。”

“也就是说你要绕道而行。”

“你要清除的是头把交椅。”

“也就是说你要做出安排，由一个信息灵通而又能改变政策的新人来担任最高领导。”

“你砍了它的头，那么它的尾巴便摇摆不起来了。”

戴维·费里喜欢谚语。他同样喜欢深入到他人氛围中的那种感觉。卡迈恩的力量氛围就是一种能令人清醒的特殊状态。这种人就像是神话中的教皇，能看透你的内心并且能改变你的生活，甚至一句话就可以使你的生活发生变化。费里在好战的反共思潮上创立了一套科学理论。他曾经是一个催眠术大师。他学过多种语言和政治理论，对各种疾病也非常熟悉，而且他还有一份能证明自己是一名熟练的飞行员的官方记录。然而，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像卡迈恩·拉塔这样的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

卡迈恩有一支厉害的律师战斗队伍，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经费来打退政府对他的不断攻击。他手下还有一帮人从事策划骗局、阻碍正义的推行、提供假证及其他上千种可恶的活动。卡迈恩让费里专门研究如何逃税。他还买通政府官员和银行总裁代表他提出各项个人要求。卡迈恩和他的人经营着全国最大的企业，他拥有信贷公司、加油站、卡车销售部、出租车队、酒吧、餐馆和住宅小区。此外，卡迈恩还专门雇了一个人用象牙牌洗涤液为他清洗零用钱，确保它们不带细菌。

此时，费里跟随托尼·阿斯托里那穿过了过道，它的两侧是一间间简朴的卧室。在最后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口子扎紧的高高的帆布袋。费里一看就知道里面鼓起的是一沓沓钞票。这是卡迈恩给古巴流亡事业的捐款。盖伊·巴尼斯特负责让流亡运动的领导人知道是谁提供了这笔购买军火和武器的钱。拉塔这样做的目的是：当卡斯特罗下台以后，他能获得在古巴开设赌场的特权。

回到起居室，费里说：“卡迈恩，我要把它直接送到坎普大街去。他们一定会喜出望外，感恩戴德的。流亡运动的全体战士都会这样的。”

“我们都盼望着胜利的那一天，”卡迈恩轻声说道，“我们只想得到属于我们的东西。”

费里相信这人就是一个天才。卡迈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出生在海边，属金牛星座。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则是波斯人；他是父母双方优点的最强有力的结晶。费里非常崇拜属金牛星座的人。他们慷慨大方、坚定不移、极富忍耐力，而且具有领袖才能。

他把行李袋拿到车上。他向小伙子们挥了挥手，把车开上了大道。占星术是夜空的语言，它能根据星星的方位预示人间的真理。

雷莫折起那条蓝色的丝巾，把它系在他的德国牧羊犬的脖子上。这一天，天气特别热。在一幢屋顶竖满电视天线的灰泥小房子里，他有一个单间。它离西北第七大街上卡斯特罗住过的那座石头房子不远；当年他来到迈阿密是为革命筹措资金，物色战士。雷莫摸摸狗的脑袋，又对着它那光滑的耳朵咕哝了几句，然后给狗脖子系上皮带，牵着它下楼去了。

他向南朝卡勒奥科街走去，那是小哈瓦那的主街。一些圈起来的狗朝栅栏跑去，对着他的那条名叫“上尉”的牧羊犬狂吠。大量的杀手狗和那些车罩上带装饰的车子才是真正值得挽救的东西。旧汽车陷入了沥青中，狗则在热浪中沿着栅栏奔跑狂吠。“上尉”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着，老态龙钟，神态漠然。

雷莫走到卡勒奥科街后，便往左拐。他走过珠宝店，又看到每家面包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一个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婚礼蛋糕。上百个人挤进一个小小公园角落里玩骨牌和扑克。时间还很多，因此他买了些水果，每走半个街区他便停下来和别人聊上几句。街道上一片繁忙景象，男人们一群群地站着，而女人们则逛着一家又一家的商店。在这样一个挤满了古巴人的地方，你怎么才能知道谁是菲德尔的间谍呢？

在弗拉格勒大街上，韦恩·艾尔科从一棵棵粗矮的棕榈树旁无精打采地走过。他穿着被海水弄脏的跳伞靴，此刻真想停下来喝杯啤酒。不是个好主意，韦恩。为了找到T—杰伊他竟在佛罗里达几乎流浪了两个星期；他还在杰里·莱帕克马戏团干了三天苦力，站在门口招揽顾客。该马戏团只有一只宝剑盒、一架剑梯、一名吞火魔术师、一个双头婴儿，另外还有一个牙齿上戴着齿列矫正器的耍蛇女孩。他共招徕了十二名观众，然而这些人全都是他在流亡运动中认识的。最后在迈阿密他收到了来自艾略特·伯恩斯坦雪佛兰车行的消息，原来那儿的销售副经理是一名反卡斯特罗的游击队队员，他安排韦恩住在一辆旧车里。

要准时，韦恩。他朝卡勒奥科街走去，看到自己要找的人，雷莫·贝尼特斯手里牵着一条迟钝的老狗正站在约定的角落里。很久以前他对雷莫就有些了解，那时流亡战士们在草地上进行紧密队形的操练，旁边还有一群昏昏欲睡的小孩在观看。

他们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

韦恩心里想，好一条壮实的汉子。雷莫领着他往南走了一个半街区。这儿的古巴式建筑渐渐融入了美国郊区建筑的特色，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小灰泥房屋周围是明信片般美丽的草坪。他们走进一座平房，后房间里开着收音机。他们出了边门，在小院中的一张木桌旁坐下，院子四周砌着水泥围墙，中间竖立着一座圣巴巴拉雕像。

“这是弗兰克的家。”雷莫说道。

弗兰克有一双长满汗毛的胳膊。他体魄强壮，看来并不是一般的话语能打动的那种人。在这世界上他只考虑两三件事，而且他下决心要使它们一一实现。韦恩不知道弗兰克是何许人。

“看来现在还有活动，”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雪佛兰车行工作。他在地下室里用汽油和婴儿浴皂制作凝固汽油弹。我就常睡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充当非正式的警卫。”

“T—杰伊和你一样，也在这儿游荡了好几天。”

“我一直在找他。”

“他可是个大忙人。”雷莫用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口气说。

狗趴在树荫下，身子在不停地抖动着。

这时，弗兰克·瓦斯克斯出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些食物，后面跟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女人和孩子偷偷地看了他一眼。韦恩在等他们用西班牙语说：“欢迎来我们家做客。”他指望从传统的友好问候中得到一丝快乐。但他们却溜回了屋里，让他的笑容僵在脸上，就像枯枝上挂着的一块破布。

他们三个人在中午咄咄逼人的热浪中吃完了一顿饭。韦恩从这两个古巴人嘴里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话说得越像闲聊，就越说明一定有重大的事情正在筹划之中。这顿饭就是在如此沉闷的气氛中吃完的，它使人想起了拉美人的严肃和圆滑。韦恩已彻底明白，虽然他以前曾多次和宿舍里的突击队员们一起袭击过古巴海岸，但这次的使命决非如此。

他向雷莫和弗兰克谈了他参与的多次行动，其中很多次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行动。一次次顶着暴风雨，迎着古巴的炮艇前进，此外还得遭受警察小艇的追踪。他讲述了T—杰伊如何突然冒了出来——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使用武器和夜战的特殊训练。他们在实战中需要每一个附加的微小细节。

说起“英特朋”，韦恩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伞兵部队时那段金戈铁马的战斗岁月。当时他要让自己的青春熠熠生辉。而现在，他手头的任务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个黑暗而阴沉的计划。只要看看弗兰克·瓦斯克斯就明白了。他目光忧郁，脸拉得很长，神情严肃，除了谈论他的家人所遭受的灾难以外极少说话，而且叙述非常简洁，就像一部反映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的纪录片。

这使韦恩·艾尔科蓦地想起了电影《七武士》。故事里的自由武士一个一个地被挑选出来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使命；隐士们被召集起来，双手持剑去救助那些孤立无助、行将消亡的人民。

温·埃弗雷特正坐在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空旷校园中自己的办公室里。在这样一种骄阳似火、热浪滚滚的天气里，他真庆幸自己能躲在这幽暗的地下室深处。此刻，他正在耐心地琢磨并修炼他的愤懑。他每隔一段时间要回这儿来默思一番，就像回到青年时代的传说中去，回到足球场和溜冰场的美好时光中去一样。它们是如此完美谐调的人生事业，唯有遇到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他才可能忘却。

当玛丽·弗朗西斯和苏珊娜不在家时，他才会来这个地方。他并不介意一个人待在这里。他可以坐在这儿静静地思考，想想他们过去对他所做的一切，从而探出一种严厉的公正。他还可以坐在这里好好琢磨自己过去的一些感觉，并且使它们变得更加纯洁。日光灯发出嗡嗡声，忽明忽暗。房间里热起来了，于是他脱下外套，先把它纵向叠好，然后又折一下，再把它轻轻地放在柜子上。

李·奥斯瓦尔德的存在与这一阴谋无关，这个事实再也无法掩盖了。

T—杰伊撬开了新奥尔良玛格金街4907号的门锁。当他获悉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并没有这个对象的手迹样品时，这样做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他的档案里只有一份简单的文件，即他的求职申请，是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填写的，但未签名。

李·H.奥斯瓦尔德是个活生生的人。麦基曾到他房间去过一次，对他有了一些了解，这竟然使埃弗雷特产生了被人取代的感觉。看看他正在精心虚构的人物，这些人物还未成熟就来到这个世界上，这让他有一种怪异的惊慌。

他已经知道了有关武器的事情。麦基对此也证实了。一支.38口径的左轮手枪和一支带望远瞄准镜的步枪。

传单之事他也已经弄清楚。奥斯瓦尔德的确在街上散发传单，大标题是：“不许干涉古巴！”

奥斯瓦尔德还同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也有过通信往来。

房间里充斥着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有一本小册子的封面上引用了卡斯特罗的一句话：“革命是解放思想的学校。”还有几份《战斗者》周刊和《工人报》，一本名叫《即将来临的美国革命》的小册子，一本让—保罗·萨特写的《意识形态与革命》。此外，还看到一些俄文书籍和小册子、印着西里尔字母的抽认卡片、一本集邮册和一份名为《历史日记》的十二页手写期刊。

还有他同社会主义工人党来往的书信。

一本俄文小说《白痴》。

有一本名为《颠复古巴的罪行》的小册子，麦基发现其封底内页上印有一个地址：坎普街544号。

一张征兵卡上填着李·H.奥斯瓦尔德的名字，另一张上则填着亚历克·詹姆斯·希德尔的名字。

有一份签发给李·H.奥斯瓦尔德的护照、一份印有A.J.希迪尔医生签名的种痘证书和一份印有亚历克·詹姆斯·希德尔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服役证书。

还有几份用奥斯本、莱斯利·奥斯瓦尔德、亚历克赛·奥斯瓦尔德等名字填写的表格。

此外，还有一份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新奥尔良分会的会员卡，李·H.奥斯瓦尔德是其中的一名会员，而A.J.希德尔则是分会主席。据麦基判断，这些签名并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卡斯特罗的照片用胶纸贴在了墙上。

再就是那个房间本身。正是在起居室隔壁的这间贮藏室里，麦基找到了大部分资料。这是一个又小又暗、又破又旧、令人绝望的地方，护墙板上爬满了蟑螂，然而它却是枪手最好的栖身之地。

埃弗雷特只需要一份手迹样品和一张照片。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便可以从一个假名入手，继而开始构筑有关他的对象的说明性的历史。他期望自己能设想出一个名字，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叫起来能概括一个漂泊者的生活历程。

奥斯瓦尔德有很多名字。他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各不相同。他还伪造了很多文件。为什么埃弗雷特要在地下室里摆弄剪刀和糨糊呢？奥斯瓦尔德有他自己的复制方式和伪造工具。麦基说他使用过照相机、不透明颜料、修整过的底片、打字机和一套橡皮压印工具。

麦基说他的活儿干得马虎。但是埃弗雷特不愿意挑剔这个小伙子在用字细节上的错误（如“希德尔”、“希迪尔”），虽然这显然不是一个小问题。他用那些伪造的文书和藏在壁橱后面的米诺克斯照相机干什么呢？

埃弗雷特向外挥动了一下手臂，让衬衣不再粘在汗津津的皮肤上。他在房间里四处寻找香烟。似乎这几天出现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而带来的痛苦又比问题要多。你可以沉湎于你的痛苦，但是痛定思痛，最终你会使你的苦恼和怨恨得到净化。这是人们有希望达到完美的一种体验。

兰塞从柏林回来了。

他先回想自己的纯粹的怨恨，然后仔细琢磨，最终使它们得到净化。关键是他们把他的价值感到底降低了多少。它涉及到自我衡量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他们如何对待他这一问题。此时他正坐在这老主楼的办公室中，静静地思索着自己的义愤。

麦基离开房间时最后看到的东西，是门边桌上的一本描写孤胆英雄詹姆斯·邦德的小说。

尼古拉斯·布兰奇手里有未公布的官方文件、测谎结果以及11月22日来源于警方无线电通讯网的电话录音。他有照片放大器、地面设计图、家庭自制影片、传记、书目、信件、谣言、幻想和梦想。这是个梦想的空间，他在这里一直待了这么多年才意识到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政治，也不是暴力犯罪，而是生活在小小空间里的人。

如今他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吗？灰心丧气、进退两难、自我保护，寻求一种过正常生活的途径，寻求一种冲出去的方法。在奥斯瓦尔德之后，美国人不再必须过一种平静而又绝望的生活。你可以申请一张信用卡，你可以购买手枪，你可以去逛闹市、郊区和购物中心；这一切都可以匿名进行。此外，你还可以寻找一个机会朝你看到的第一张虚胖的著名的脸开上一枪，而目的仅仅是想让人们知道有人在那儿看报。

布兰奇确实进退两难。他一生的时间都沉湎于弄清达拉斯的那一瞬间，即摧垮了美国世纪的那七秒钟。他手里有简要的法医病理报告和中子活化分析。当然还有沃伦委员会[31]的报告以及多达二十六册的证词和证据，洋洋洒洒共有数百万字。布兰奇想，如果詹姆斯·乔伊斯搬到艾奥瓦城国际笔会中心居住并能活到一百岁的话，那么他一定已经写出这样一部巨型小说了。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洗礼记录、成绩报告单、明信片、离婚诉状、付讫的支票、考勤表、纳税申报单、财产单、手术后的X光片、结绳照片、数百页的证词，以及法院审判庭中嗡嗡的说话声；这种人类声音的总量简直大得不可思议。它们平躺在纸上，静静地悬浮在慵懒的空气中，迷失在一个个句子里、一篇篇文章中，就像是一种思想的飞溅，一首用语言堆砌而成的生活诗。

还有各种文件。其中有杰克·鲁比母亲的牙形图，时间是1938年1月15日。还有一张李·H.奥斯瓦尔德的三绺阴毛的显微照片。在其他地方（指沃伦委员会的报告）都能找到有关他阴毛的详细描绘。它们光滑无结，中等粗细，毛根部分不带颜色。

布兰奇不知道该怎样着手研究这种资料。他宁愿相信这份记录中关于他的毛发的描述是有用的，因为他强烈地意识到他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应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件都属于这个案子，每一样都与案子有关：次要证人含糊不清的证词、难以辨认的文件和他古怪而又伤感的个人残留物的照片，以及一个将死的人拾掇的东西——破旧的鞋子、睡衣和俄国寄来的信件。所有这一切仿佛是一座城市的废墟，在那儿人们可以感觉到真正的痛苦。记住，这就是乔伊斯式的“美国小说”——在小说中上述东西无一被遗漏。

布兰奇早就原谅了沃伦委员会报告中的不足。报告记录了一个人如何伤心欲绝、意念紊乱，在这一点上它极有价值，因此它不容许人们的嘲笑和摒弃。那二十六册资料常常萦绕于他的心头。在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中，出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情况介绍占了好几页，随后就中断了——他们中有女招待、妓女、心理测验师、汽车旅馆经理和步枪靶场老板。他们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继续存在，并且日臻完善，永不结束。

一天晚上，理查德·罗兹和詹姆斯·伍达德两人喝醉了。伍达德说他和杰克将贩运一些枪支到古巴去。詹姆斯·伍达德有一支猎枪、一支步枪，可能还有一支手枪。他说，杰克的枪比他的多得多。多洛蕾斯声明她没有看见过杰克有枪，不过他的车库里倒有几只盒子和大箱子。伊莎贝尔说那里面装的全是她的毛皮衣服，由于该地区湿度太高，它们全都霉烂了。

还有大量的照片。其中许多因为曝光过度，而且存放的时间太久，都已经褪色了。尽管它们的性质简单，并且上面附有说明性文字，但这只能表明很多事物在短短的瞬间便消逝了。悬挂帐幕的杆子在鲁丝·佩因的架子上找到了。照片恰好也是在那儿找到的。但布兰奇感到这里面有一种孤独感，而且使他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孤独的境地。为什么这些照片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威力，足以扰乱他的心绪并使他为之悲伤呢？它们缺乏立体感，没有光泽，而且已经泛白，随着时间的洗刷，已经失去了特定的时代特征；它们既不能代表什么，也不能阐明任何道理，而且孤独。照片也会孤独吗？

悲哀笼罩着他，使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前方。他感觉到了空旷地方的灵魂，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二楼餐厅的那些照片上。一个个房间、一座座车库和一条条街道都被空了出来拍摄官方的照片。现在那些地方永远空着了，被忘却在照片里了。他感觉到曾经在那儿待过而后来又走了的那些人的灵魂。他感觉到那些物件、仓库纸箱和血迹斑斑的衣服中的悲哀。他在孤独的气氛中呼吸着。他感觉到房间里死者的气息。

W.盖伊·巴尼斯特，生前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专门收集反共情报。1964年6月人们发现他死于新奥尔良的家中，他床边的抽屉里放着标有他姓名首字母的.357口径的手枪。判定死于心脏病发作。

弗兰克·瓦斯克斯，生前曾是一名教师，开始为卡斯特罗而战，后来为推翻他而战。1966年8月人们发现他死于迈阿密西弗拉格勒大街的埃尔芒多·贝斯特韦超市前，头部中了三枪。有报告说是因为该地的反卡斯特罗小组内部发生派系纷争，还有报告说是因为傍晚时分在一家社交俱乐部发生了争执。此案审理中无人被捕。

十年后的这一天，恰好又是在迈阿密，警方发现了已腐烂的约翰·罗塞利的尸体。他出生时名叫费里波·萨科，生前曾是黑社会成员，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中央情报局与黑手党刺杀卡斯特罗的联合行动时，他还出庭作证。尸体漂浮在邓弗林湾的一只油桶里，双腿已被锯掉。此案审理中也无人被捕。

布兰奇仍然静静地坐着，目光凝视前方。

随着生活费用的不断提高，中央情报局按照一般参谋的标准发给他薪水，其实他在退休前就已达到了这个水平。他们另外又花钱让他在房子边上搭了这个堆放文件和褪色照片的房间。此外，他们还给他配备了房间的防火设备和用于查阅人们生平资料的台式计算机。布兰奇给他们送去各种办公用品的账单时，感到局促不安，而且送交的数字常常低于实际的开销。

他大多在这个房间里吃饭，在桌子上腾出一块地方，边吃边看资料。他常常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往往惊醒过来，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房间里到处都是文件。

傍晚时分，他们很早便坐在运动场的木头看台上观看老人们打垒球。垒球手们一个个都穿着短袖白衬衣和白色的长裤，系着黑色蝶形领结，戴着垒球帽，脚蹬白色软底鞋。正是这蝶形领结令雷莫快乐，因为他认为它能使人产生一种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奇妙而又完美的感觉。

弗兰克坐在他上面一排，位置稍稍靠边一些，正喝着橘子汁。他说：“我仍然很想念山里。”

“你还是想念山里。快看第一个垒球手。我敢打赌他一定有七十五岁了。他在赛场上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然而雷莫也想念山里。七二六革命运动中，他一直和卡斯特罗及其饥饿的大胡子士兵们在一起。那时，菲德尔简直就成了一个神人。毫无疑问，他身上焕发着一种谜一般的力量。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头发长长的，全身上下肮脏无比。他能把理论和粗俗的话语奇妙地结合到一起，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一切他都能解释，他会向士兵、农民甚至孩子提出问题。他使人民感觉到革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他的思想他的鼓动性话语，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跳动。他就像穿着靴子的耶稣，走到哪里便把真理带到哪里。而且只有等时机成熟时，他才会真正亮出自己的身份。

弗兰克说：“由于疾病、饥饿和大雨，我们的情况很惨。然而，我觉得惨还因为我不清楚参加革命的理由。每当我想起山里，我便想起思想上的困惑。我当时非常矛盾，不知该站在哪一边。这真难为我了。”

这倒是真的。弗兰克总是有点像革命队伍里的“小虫”，私下非常崇拜巴蒂斯塔。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小虫”，用左翼分子的话来说，他们是反卡斯特罗的虫子。但弗兰克始终是半个“小虫”，即半个巴蒂斯塔分子，甚至当他在为菲德尔而战时也是如此。

卡斯特罗喜欢回忆起义早期的那些日子，当时弗兰克和雷莫都还未进入谢拉·马埃斯特腊山脉。他们十二个人只有十一支步枪。雷莫现在才意识到仅仅靠7月26日这一天是推翻不了旧政权的。卡斯特罗为了夺取政权，为了成为最高领导者，从开始的那一刻就在设计便捷的革命进程了。

第三个垒球手蹲下了身子，两只手臂张得很开，仿佛一张拉满的弓。站在本垒的那个老家伙把球笔直地向左场中心扔了过去。他的队友们一个个都在拭目以待，似乎随时都可能从凳子上跳起来一样。这时，太阳已落到右边外场围栏后面的棕榈树丛中。

弗兰克说：“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山里了。”

“那是因为你太蠢了，伙计。”

“但我却根本不想那次入侵。”

“谁愿意去想这种事？再说，你们的船也触礁了。”

“是搁浅了。但我们的信心没有动摇。”

“真是蠢到底了。我在海滩上看到船尾在下沉。”

“当时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弗兰克严肃地说。

“难怪你会想念山里。我们是在山里获胜的。”

弗兰克把喝剩还有几大口的橘子汁罐头递给他。他们观看这些老人在双杀。尽管他们都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打得比小伙子更认真，更机警。他们一个个都打着蝶形领结，动作有些刻板，却十分准确。这使他们想起菲德尔在谈论军事行动时是怎样使用那些棒球术语的，比如：“我们要夹杀他们。”“我们不让这些混蛋得分。”他们俩迈下台阶，朝他们的汽车走去。“上尉”摊开四肢卧在后座上，看上去就像一件偷来的上衣。

雷莫用车把他的伙伴送回家去。的确，弗兰克一直在想念山里。他在山里待了二十三天。那二十三天中，他没有一天不抱怨的。当他结束他那念经般的牢骚之后，就回学校教书去了。他教那些为糖商砍甘蔗的工人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往往无偿地为老板清理和捆扎甘蔗。

雷莫家住的房子在迈阿密河和橘子洼之间。他停下洗车，把狗拴在消防龙头上，然后进了屋。天气热得要命。他最先听到的声音是汽车穿过西北第十二大街的悬索桥时发出的呻吟声。这种声音略高于日常生活的喧闹声，是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时想到的那种声音。

旧政权的军队害怕山脉，对他们来说，山脉就意味着死亡。但对雷莫来说，死亡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在山里，他是不可触及的。那儿山野肥沃，郁郁葱葱，甚至在最后一次重大战役中，凝固汽油弹烧焦了空气和土地，他也安然无恙。在思想上，他们都是不可触及的。这是反叛的关键所在。

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

他们进军哈瓦那用了大约五天时间。人民怀着敬畏的心情欢迎他们，这种敬畏只有书中所描写的英雄才能赢得。他们的口号是：净化祖国！雷莫多次观看了死刑的执行过程。被处死的人中有强奸犯，还有旧政府中严刑拷打革命者的能手。这些刽子手曾经把钉子残酷地钉进活人的脑袋。他们被迫站在一条齐膝深的沟边上，死时形态各异：有的向一边倒下去，有的向后面倒下去，有的一只胳膊向外一挥，有的一只胳膊蜷在胸前。但是，他们临死前一个个都显露出诧异、震惊的神情。

接着共产党分子出现了，进入了工会和乡村委员会。卡斯特罗给了他们合法地位。有一些米格式老爷飞机在等待古巴飞行员们来学会怎样把它们开上蓝天。口号是一切要从集体出发。个体必须消失。

他向我们谈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有些地方古巴人是不能进入的。然而，俄国和捷克的技术人员以及俄国的建筑工人却随处可见。从事反对新政权活动的学生们夜晚在公路上看到一辆辆平板车载着某种形状的长物件，上面盖着帆布。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正在黑市上出售的棕榈树。平板车上的货物是SA—2地对空导弹，那是第一批运抵古巴的苏联导弹。它们被运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保卫古巴领空，对付敌人的高空侦察机。

此时，雷莫作为猪湾入侵行动的一名老兵，正关在古巴的拉卡瓦尼亚监狱里。的确，这位大胡子英雄现在成了一条虫。院子两侧是古代的仓库和军火库，那些圆筒形屋顶的画廊现在已被用作囚室。和他同住一间囚室的有前卡斯特罗游击队员和旧巴蒂斯塔政府官员，此外还有工人、激进分子、工会领导人、学生领袖和那些遭受过新、旧政权折磨的人，真是一锅典型的古巴大杂烩。囚室的尽头对着城壕，死刑就是在那儿执行的。他在等待约翰·F.肯尼迪来把他救出去。

有时，一个晚上他们能听到十次行刑的枪声。有一次雷莫看到一个瘦高个站在沙袋前的聚光灯下，穿着白鞋和黑衬衣，系着打有活节的领带，戴着一顶漂亮的巴拿马草帽。当局急于执行枪决，所以甚至连灰色的囚服也来不及给他穿上一套，就更不必说进行听证和审讯了。此人被枪杀时，雷莫看到他的草帽从他头上飘走了，仿佛是卡通片中的草帽一样，直飘空中。个体必须消失。

又一辆汽车撞在了桥中央的铁格栅上，发出了那种低沉的呻吟声。

他要相信自己已经出狱。他曾是谢拉山脉和吉隆滩的战士，如今却落得个不得不听卡斯特罗和肯尼迪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的下场，而这些争吵又决定了他住在哪儿、吃些什么、同谁谈话。在古巴奥连特时，他曾经是一名熟练工人，在一家美国开的镍矿担任机修工。正是在那儿他听学生们说起了七二六革命运动的事，当时他们以令人信服的语气谈论社会上广泛的不公平现象。现在他一边站在梯子上摘水果，一边等着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去哪儿。他们双方身上均有很大的污点，但两个人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英雄的风度。他们俩轮流成为对方的影子，并出现在对方的噩梦中。一方买进，另一方卖出。美国付给卡斯特罗政府五千三百万美元之后，一千名流亡运动突击队的老兵才得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雷莫曾站在离他那张发臭的床三个街区的橘子洼边界上，听着老兵们的新誓言，即第二次空洞的浪潮。从那时以来，六个月过去了。他不相信他自己在哪方面自由了。在他记忆中，唯有在埃弗格莱兹的草丛中训练时，他才感觉到了真正的自由。

让他不能忘却的是那顶草帽从瘦高个的头上突然跳开的情景。这砰的一声令人惊诧，简直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侮辱。虽然你觉得自己见识过各种让人震惊的暴行，但还会发生你从未想象过的暴行。如果子弹射中了一个人的胸部，而且还使他头顶的草帽笔直向上蹿了四英尺，那么这些子弹的威力有多大？这是运动定律课上的内容，它提醒所有的人：任何事情都是无法把握的。

明斯克

工厂离他住的公寓只有八分钟的路程。他是一级调节工，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熟练的金属匠。该厂占地二十五英亩，雇用了五千名工人，生产收音机和电视机。

上班第一天，他便交给厂长一份手写的自传，上面写着：“父母双亡，无兄弟姐妹。”

厂长对奥斯瓦尔德公民表示了欢迎。

八点整，上班铃响了。磨铁块，锯铁锭。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制造一台小小的收音机竟要付出如此繁重的劳动。

厂里不停地开会。一幅巨大的列宁画像俯视着工人们。一个月得开十五次会，都是在下班以后。除此以外，工人们每天还得进行强制性的体操锻炼。

他带姑娘去听歌剧，外出游览观光。这座工业城市有一些富丽堂皇的建筑，而其中有的他觉得不免有点滑稽可笑。工会大厦的正面看上去像是古希腊的教堂，但雕刻在壁缘上的人物却是泥瓦匠、勘测员、女铅球运动员和一个穿着双排扣上衣、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男人。

他在小快餐店吃炒卷心菜。

每个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里有十一个代表。苏维埃的意思就是议会。

我学俄语进步很快。

他的套房在四楼，带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他睡在沙发床上。他房间里有一个私用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视一条流经明斯克的宽阔的河流。每个月的15号，他按时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支票。

他在阳台上看书，用俄语在速记本上做记录。谢谢你，他写道。俄语中以o结尾的中性名词要改成a。他还记下了一首流行歌曲中的抒情歌词。

他看见了远处教堂的塔尖。

他现在有钱花了。他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有着特殊经历的陌生人。在大街上，美国就是一个传说，一个人们不怎么相信的闪光之地，因此他们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5月1日，即劳动节那天，在位于乌拉尔山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上空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

俘虏站在电梯里的一个金属箱内，它不透光，隔音。这种赤裸裸的防备对此时的他已完全没有必要。他心跳失常，右腿疼痛。剧烈的头痛一阵阵向他袭来，他耳鸣，疲乏极了。

他们把他带到走廊里。那儿站着四个人，其中有两个穿着制服。他感觉到他们冷酷的脸上有一种满足感，似乎他们立了大功，多年的怨愤终于得到了发泄。按原计划他此刻也许应该降落了，在挪威的某个峡湾降落。

他们把他带进一个小房间。又到脱衣服的时间了。整个下午他们一直在命令他脱下压力服、飞行服和长内裤，叫他站立不动、弯腰、看着他们，然后又叫他穿上这条裤子、那件衬衣。接着他们把他带到另外某个地方，又叫他把这些动作重复一遍。

他知道，他现在就在莫斯科市区克格勃的卢比扬卡政治监狱里。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搜身了。

他们给了他另外一整套衣服，其中包括一件大了三个号码的双排扣套装，然后把他带到审讯室。已经有十二个人坐在那儿等着他的到来，其中有三个穿着制服的军官，是两位少校和一位上校。看不到录音机。俘虏旁边坐着一名翻译。另外还有一名速记员。速记员看上去年纪非常大，似乎除了姓名和国籍之外他什么也记录不下来；他坐在长桌的尽头，西服领上绣着一个玫瑰形图案。

俘虏朝那一排阴沉的面孔微微点了点头。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一个个正襟危坐。他们似乎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尽管他一句话还没说。或许他们认为，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抓到一名驾驶着无标志飞机在外国领空中侦察了四年之久的美国飞行员，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难以置信。俘虏已经想到他得吃一辈子土豆和卷心菜汤了。也许他这一生极其短暂。他们可能会在院子中把他就地枪决，就像电影中一样，伴以沉闷的行刑鼓声。

空中闪过一道明亮的光，飞机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去，仿佛交通拥挤时汽车在颠簸行驶。

持续整整一夜的审讯开始了。姓名，国籍，飞机型号，使命的性质，飞行高度、高度、高度。撒谎的最大难处是要尽力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唯有这样，当他们一遍遍反复提问时你才能一遍遍反复回答。他说的大部分是事实。他需要说实话，因为他想要博得这些人的欢心。当然，只要他确信有些地方他需要自我防护，他便说上几句精明的谎言。他以前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准备，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该说些什么。他只是一名飞行员而已，这就是他试图让他们了解的一点。他沿着一定的航线飞行，改变使命只是瞬间的决定。他是一名非军方雇员。他记录了仪器的读数，偏离了航线，后来又做了纠正，回到原来的航线。他是来自弗吉尼亚山区的一个小伙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烟草。他曾用雪茄烟盒折过一只纸飞机送给他的五年级老师。

他告诉他们，他以前一直在六万八千英尺的高空飞行。

一旦他们检查了飞机的残骸，他们便会就自毁装置提出问题。他并未启动自毁器，因为他怕自己还没来得及离开，飞机可能就会爆炸。这是个令人困窘的问题。他们还会问他关于毒针的问题，数小时以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们就已经把它没收了。的确，犯人有些局促不安。他本来应该已经死了。如果某些要人听说他还活着，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因为他们耗资百万给他的死提供了多种便利条件。

审问结束了。他们又给了他一套衣服，然后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示意他穿着裤子坐下。接着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猜想这是为了让他睡觉，或者让他说实话。

他们带着他走过监督员办公桌，把他送进了一座双排牢房。他的囚室十五英尺长，八英尺宽，有一扇结实的橡木门，四周用铁箍支撑着。里面有一张铁床、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窗户上装有双层玻璃和铁丝网。囚室只关着他一个人，在里面可以听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有关U—2飞机失踪的消息已经在博德、因契尔利克、白沙瓦、威斯巴登、兰利、华盛顿、戴维营等地传开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兴奋。当他在没完没了、令人厌倦而又断断续续的一天里第五次或是第六次脱衣服时，他注意到门上有一个窥视孔。

飞机的螺旋桨倒转了，机头向上直指天空。这时的感觉犹如在梦中一般，浑身乏力，无法动弹。

第二天，他们没有再拷问他，没有要他回答他们想知道的问题，而是把他送上了去莫斯科的旅程。

第二轮审讯由亚历克赛·基里连科主持。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包莱卡牌过滤嘴香烟。房间里共有十个人，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摆出来要犯人回答。亚历克估计，这位名叫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犯人有一半时间是在真诚地说实话，而另一半时间在同样真诚地说谎话。

不，他以前从未在苏联领空上飞行过。

不，中央情报局并未给他这儿的地下情报员的名单，让他取得联系。

不，他从来没有被派驻过日本的厚木市。

那么飞机呢？

不错，飞机倒是在厚木驻扎过。

他们给这个犯人理了一个农民的发型，亚历克认为这种发型对他非常适合。他的头又大又方，五官轮廓分明，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乡下农民在穿过首都街道时所特有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神情。

不，犯人从来没想到过，他侵犯苏联边境的行为正在危及即将召开的两国最高级会谈。

克格勃总部的估计是：等到美国方面为了掩盖真相而炮制的种种可鄙的谎言（一架未配备武装的气象机的非军方飞行员报告氧气系统出故障之后，该机在土耳其境内的凡湖附近失踪）发表之后，赫鲁晓夫会把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仍然活着并且在押的事实公之于众。到时候，苏联方面再根据需要对一些细节做些增删。但他们现在指望美国方面把赌注押在一个死人身上。

然后，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登上大会堂的讲台，上衣胸前的口袋上恰到好处地别着一排勋章。他手里举着照片，一面打着恰当的手势，一面宣布这一令人关注的消息，他的声音一阵阵响在与会代表、主席团成员、外交使节和各国记者的耳畔。

同志们，他将这样开场道，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时，他会笑容满面，一只手不断地挥动着。你们一直在听说那架无辜的气象机的事吧。现在机上的飞行员正在我们手里，飞机的残骸也在我们手里。它是被我们的导弹在深入苏联国土两千公里处的领空上击落的。该机在空中只是一个影子，它是被派来拍摄我们的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摄影机和胶卷都在我们手里。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这些侦察照片。他用戏谑的口吻说起了该机碎片样品，说该机已被送去整修。哦，对了，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至今还是活蹦乱跳的，平安无恙，尽管飞机上有自毁装置，有各种欲置他于死地的毒药，还有带消音器的手枪和长刀。他停下来喝了口水，又接着说，飞机上还有七千卢布的苏联现金。难道他们是派他来把旧卢布兑换成新卢布的吗？

台下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亚历克盼望着赫鲁晓夫叙述U—2飞机事件时能出现戏剧性效果。巴黎最高级会议定于两周后召开。艾森豪威尔的道德风范将化为乌有。

然而，当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几天以后，他开始不安起来。那几个穿制服的格鲁乌总是咬住飞行高度问题不放。难道他们击中飞机时真的不知道它的飞行高度吗？它是被一颗胡乱发射的导弹偶然击中的吗？飞行员是在飞机熄火之后先让飞机降落，然后准备重新点燃引擎的吗?他们就是那样击落飞机的吗？有传闻说他们根本没有击中。难道这是中央情报局为了阻挠最高级会议的召开，而暗中对飞机搞的破坏吗？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反复声明，当他感觉到撞击力和看到闪光的时候，他正飞行在最高限度。是六万八千英尺。格鲁乌的人似乎认为他在撒谎。他们认为U—2飞机应该飞得比这高得多，而且他们知道苏联导弹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

为什么他们认为当时飞机所达到的高度超过飞行员力辩的高度呢？

难道是奥斯瓦尔德告诉他们的？当然，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得有力的证据。不管怎样，这件事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个小伙子说话的可靠性。在该机所能达到的飞行最高限度这一点上，显然他是正确的。他也是苏联方面对U—2飞机的内部工作原理有所了解的人，而且他同鲍尔斯一样又是一个美国人，因此他能够衡量其同胞的反应及暴露机密的灵活程度，能够对其同胞所说的关于地勤人员、基地安全等情况做出评价。

李·H.奥斯瓦尔德在基里连科的心目中正在形成一种印象，是属于喜剧大师卓别林扮演的那种人物，总是在重大而又危险的事件边缘滑行。

不知道，部分知道，知道却不说，这小伙子总是在他身后留下一连串的混乱，总是带来灾难而自己却看不到它们发生，并为他的生活经历制造谜团，结果可能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骗了。

亚历克从未去过美国。他对美国所有的了解使他对这个国家冲动的性格和肤浅的自信保持着警惕。同俄国人民心中所珍爱的巨大历史宝藏相比，它在文化上还处于幼儿园阶段，容易受惊，流着口水，而且健忘。

香烟使他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六年来，他为了戒烟一直在咬着细小的东西，而今天他又重新抽起了烟。

至少，奥斯瓦尔德看上去像个美国人。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最终会站在圆柱大厅装有枝形吊灯的法庭的被告席上，理着愚蠢的发型，穿着可笑的过大或过小的衣服，仿佛是一个来自于巴尔干半岛的伐木工人。

公民奥斯瓦尔德系着黑领带，穿着开士米毛衣和灰色的法兰绒西服进城了。能重新回到莫斯科真是太好了。

审讯开始后几分钟，他们才把他领进审讯室。他和一名穿着便衣的保安人员在犯人后面十五英尺的地方靠墙坐下，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这个消息当然已在各地传开，成了新闻界和广播电台的热点。U—2事件是近几年来最重大的事了。正义的苏联之音的巨大喧嚣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人的谎言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他听得出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尽力应付罗曼·鲁丹科的提问，此人曾经是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主要公诉人之一。他认为，一个敢于起诉纳粹的人对于像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这样的人来说，一定带点戏剧化的色彩。犯人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煤矿工人的儿子，来自某个荒芜贫穷的山谷。他开飞机是为了赚点钱。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审问过程中，奥斯瓦尔德的眼睛一直盯着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后脑勺。

审问结束后，他来到高尔基公园的棋馆里观看展出的被打得不成形的机身和机尾部分。机翼堆放在房间中央。一个个玻璃盒中陈列着飞行员的救生装备、个人用品和签了名的招供书。还有飞行员的照片，照片上方标着一则说明：鲍尔斯·弗朗西斯·加里，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飞行员。观看展览的人群仿佛在度假一般。奥斯瓦尔德不知道鲍尔斯是否会下棋。如果亚历克同意他进囚室同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下棋的话，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表示友善的机会。

于是，便衣警察把他护送到卢比扬卡监狱。亚历克和一名穿制服的卫兵把他带进了牢房。地板上铺着地毯。鲍尔斯的囚室在下面一层。卫兵拉开门上的窥孔盖，奥斯瓦尔德朝里面看了看。只见犯人坐在一张小桌边，正在一张纸上画着线条。奥斯瓦尔德心想，他也许在制作日历。犯人们一人一室，互相之间都被隔离开来。囚室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地方。他们把你推进去，随后便锁上门。它如此简单，简直就是一件天才的杰作，就是你周围一切力量的最终大小的表现。这间囚室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

鲍尔斯的性格中有着温柔的一面。他属于在军营中奥斯瓦尔德能够友好相处的那种类型。他把头抬起来一会儿，盯着窥视孔，似乎感觉到有人在观察他。受雇开飞机，万一任务失败还得杀身成仁。我们不能总是服从命令，对吧？有些命令我们需要动动脑子，不能盲从，哈，哈！他真想隔着门对犯人大声叫喊：你是对的；好样的；不服从命令。犯人穿着一件扣子扣到顶的格子衬衫。他挥挥手赶走苍蝇，便又低头回到纸上。他似乎仍然在苦苦画着他一直在画的线条。“行刑队”用俄语怎么说？

亚历克把奥斯瓦尔德带进审讯室，然后两个人坐下来抽烟。房间里弥漫着烟头捻灭后发出的淡淡的臭味。

“你已经在我们所能允许的最近的距离内看到了他。告诉我，他看上去面熟吗？”

“不。”

“你在厚木时认识他吗？”

“他们总是戴着头盔和面罩，而且身边总有全副武装的卫兵。我从来没能仔细地看过一个飞行员。”

“或许他从酒吧间出来时你见过。或者是在夜总会。”

“我根本想不起他。”

“你知道他们是从白沙瓦起飞的吗？”

“那个地方在哪儿？”

“在巴基斯坦。是这次飞行的起点。”

“不知道。”

“鲍尔斯对我们说了很多谎话。你怎么想？”

“他自己都弄糊涂了。我想他说的大体是实话，因为他想活下去。”

“他说最高的飞行高度是六万八千英尺，而你却说是八九万。”

“我可能弄错了。”

“我想你不会错的。”

“我肯定弄错了。”

“你的话听起来就很肯定，连飞行员的声音都描绘得很真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是正确的。”

“八万英尺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高度。也许我当时以为听到的是八万，而事实上却是六万八千。我想鲍尔斯说的是实话，因为他看上去是这种类型的人。”

“怎样的一种类型呢？”

“这类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尽最大能力同别人合作。他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他们会审判他吗？”

“这个可以肯定。”

“他们会处决他吗？”

“不知道。”

“他会被枪毙的，是吗？”

“作这样的假设是不对的。”

“但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难道不是吗？他们就是在这儿枪毙犯人的。”

亚历克微微一笑。“不会再这么干了。”

“让我去跟他谈谈。”

“不是个好主意。”

“我可以同他谈谈在苏联生活的种种好处。他可以为劳动人民生产收音机。”

“如果劳动人民需要收音机，那他们不再成其为劳动人民了。”

“我一直有个想法，”他停顿了一下，在脑子里搜寻让人感动的措词，“我想去帕特里斯·卢蒙巴友谊大学读书。”

“那无疑是个美好的地方。不过，它恰好在莫斯科，我认为你目前在莫斯科这儿生活还不是时候。”

“亚历克，我以后该怎么办？我想去读书。工厂不但单调，而且管得很死。总是开会呀，读宣传资料呀，一切都是老一套。太乏味了。报纸上登的东西也总是一成不变。”

“好了，你该说够了。我们会考虑送李·H.奥斯瓦尔德去深造的。”

“我等待你的消息。我全指望它了。”

“告诉我——仅仅是个私人问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吗？”

这时奥斯瓦尔德突然意识到大家一直是连名带姓称呼这个犯人的。苏联新闻界、地方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以及审问者都是这样称呼他的。一旦你干了丑事，他们便会给你加称一个名字，一个通常情况下不使用的中名。你已经成了官方的一个显著人物，而且在国民的想象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里，这个姓名便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让人联想到重大的事件。它听上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意义。

“我要说，一个勤劳、真诚而又忠实的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困境时，就被来自于对方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想，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非常典型。”

他是用俄语说这番话的，而且发现自己给亚历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文摘自于《历史日记》：

秋天来了，我非常惧怕又一个俄国冬天的降临。但我的惧怕都被融化在白俄罗斯秋天灿烂的金黄和橙红的色彩里了。秋季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李子、桃子、杏子和樱桃都已经大量成熟上市。我很健康，皮肤呈棕色，因为天天饱食新鲜水果。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在住处举行了一个小型晚会，见到了罗莎·巴维尔和埃拉。埃拉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俄国犹太姑娘。近来我常和她一起散步，她也在收音机厂工作。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尽管我已经征服了来自里加的姑娘恩娜塔奇娜，但我还是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孤独。

新年我是在埃拉·杰曼家度过的。我想我是爱上她了。她拒绝了我进一步的过分要求。

我们手挽手，去当地电影院愉快地逛了一圈，然后回家。我站在阳台上向她求婚。她很犹豫，但没有拒绝。我对她的爱是真诚的，而她对我却不在乎。（我顿时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我太不幸了！

他向朋友们谈起了古巴，但发现他们对这个话题没有多大的热情，为此他非常意外。古巴当时的形势很容易激发他的热情，而且无论是英文报纸《工人报》、地方广播电台，还是英国广播公司，都在不断地报道这方面的新闻。如：米高扬和切·格瓦拉签订了贸易合同，俄国送给古巴重型武器，艾克破坏了外交关系，诸如此类。

这儿巧克力的价格昂贵。这里的人偏爱甜食，当地的糖果店总是挤得满满的。生活中净是些琐碎小事：巧克力、唱机、在使用自动售货机的餐馆就餐。

他的朋友们叫他的名字时有些费劲。他们一发“李”这个音就不自在。不知是因为它听起来像中国话，还是因为他们的舌头发不好这个音。

他要他们叫他亚历克。

明信片＃4。华盛顿特区。1961年1月21日，恰好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正在联邦火车站四处寻找电话。她从沃思堡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刚到这里。她这次来是从保险单上借了钱买的车票，而且把存折上的所有的钱都取出来才够买一双鞋。她这一路是坐着过来的，因为她的钱不够买卧铺票。这个女人又气又累，十分沮丧。她写给国会议员的信没有答复，打给联邦调查局地方办事处的电话也没有回音。她还给国务院发过电报，又给国际救援委员会写了信、打了电话。国务院同国际救援委员会商谈此事，但却没有人跟她谈话。她使用了阴谋这个词真的就这么奇怪吗？她只不过试图分析一件不正确的事情的整个浓缩过程而已。

白宫的电话总机告诉她，总统正在开会。

她又朝电话的投币孔里扔进了一枚硬币。

国务院的电话总机说腊斯克国务卿此刻不在，但他们愿意帮她做点什么，等等。接线员是一位黑人妇女。玛格丽特以前在新奥尔良菲利普大街的一个黑白人混杂区住过，而且她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曾同黑人孩子一块儿玩耍，当时住在她隔壁的是一个很可爱的黑人家庭。因此，电话里来回多次之后，接线员最终替她与一位先生接通了。这位先生似乎是坐在办公室而不是在电话总机室同她交谈。他四周一片沉寂，他说他只是一名助手，然后很有礼貌地问她有什么困难。

“我进城来是为了我的一个儿子。他在俄国失踪了。”

她告诉这人，她并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母亲，但她刚从病中恢复过来，而且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死还是活。作为美国政府的一名情报员，他现在正在国外的某个地方工作。她说，他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但很可能他已经被政府弄得陷入困境，难以脱身。

这人说根据天气预报，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即将来临，因此他们已经接到命令要早些离开办公室。

玛格丽特对诡计十分警惕。

她在电话中说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生存下去，除非我知道我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而且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我不得不这样干，从他十六岁那年决定参加海军陆战队时便开始了。为这件事我们一直在吵来吵去，当时我们还住在该市的法国人居住区。”

她接着说：“他整日整夜地读罗伯特的《海军陆战队员手册》，几乎可以把它全部背出来。而现在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他的音讯了，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他的做法，不论情报员在国外是怎样工作的。我来这儿就是想知道他的下落。”

国务院的这个人说由于暴风雪即将来临，他们所有的人都得离开办公室。暴风雪显然正在逼近。天气预报说它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玛丽娜很喜欢听人说英语。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简直有点像冒险。她以前从来不知道明斯克竟然会有一个美国人。这真是件不平凡的事情。人们对美国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她同亚历克在文化宫宽敞的地板上跳着舞。他彬彬有礼，衣冠楚楚，说她穿着锦缎裙子、梳着向上的头发是多么漂亮。他用英语同别的小伙子交谈，同她说话当然只用俄语。她以前极少听人说英语，因此除了抒情歌曲的歌词以及“人猿泰山”、“斯帕姆午餐肉”这两个词语之外，她一个字也听不懂。

玛丽娜的叔叔伊利亚说，她就像屋顶飘落的雪花，自己悄无声息地来到明斯克。她是一个私生女、一个孤儿，很容易被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所吸引。伊利亚还告诉这个美国人，她的情绪不够稳定。

她常常去看亚历克。他们似乎每到一处便成为中心，光彩照人。他们随处构筑两人的小天地，如公园里棋迷们旁边的一条长凳之类，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很平常。他们像常人一样相爱了。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玛丽娜认为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她的心跳似乎与以前都不一样了。

他们互相赞美，使对方显得与众不同，很了不起。当姑娘谎称自己十九岁时，人人都能接受；不过，当玛丽娜遇见这个出乎意料的男人时，她确实是这个年龄。

她甩了阿纳托利，一个看上去像电影演员的小伙子；她还甩了萨沙——一个无论哪方面都很出色的青年，因为对她并不合适。

亚历克有一间很漂亮的小套房，常在房间里听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他带玛丽娜去青年湖划船。他们和任何人一样，普普通通，说一些人们常说的话。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十分珍贵的。玛丽娜刚出生时体重只有两磅多一点，亚历克对此感到一种敬畏。这是她个人所特有的魅力，让人去珍爱她。他用手比画着，试图画出一个只有两磅重的宝贵的小生命的形状。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小时候名字叫斯皮奇卡，意思是火柴梗，因为她长得很瘦小，容易生气，而且说话唐突、冲动。他们每天都说着自己儿时的趣事，仿佛在讲述书中的故事。这又加深了他们的爱情，将使他们之间的爱天长地久。

他对她说，他母亲已经死了。

他们无所不谈：太阳、月亮，连玻璃窗上的一只苍蝇都成了他们的话题。他说，小时候当寒风呼啸时，他便躲进门洞里。凛冽的寒风总是沿着小河不停地吹着。

他们俩认为他们的结合是命运的安排，因此在相遇后仅仅六个星期，当春天降临时便来到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亚历克带给她一串早开的水仙花，而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带草叶图案的短礼服。新婚之夜他真诚地感谢她，因为她是一个处女。

她从医院药房下班回来，总是发现他不是在洗衣服就是在拖地板。他不愿意让她洗他的工作服。他为自己衣服上的污垢和汗水羞耻，而且他不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工人，一名体力劳动者，被人安排干永远不变的同一件活儿。

每天晚上十点他都要收听美国之音。

他们俩的手臂上有块一样的伤疤，他的在左臂，她的在右臂，而且两块伤疤都靠近肘关节，大小和形状也完全相同。他们有一种同命运的感觉，或者说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告诉她，他是在印度尼西亚同共产党打仗时受的伤。但他不愿向她提及另一块伤疤，即手腕上的那一块。

他是个同她一样的孤儿，又是个外国人，这一点倒是很有利。不过，除此之外，她并不清楚亚历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似乎总在一段距离之外看他，看不到他的全部。他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一个说自己二十四岁的美国人。但结婚那天，她从他的定居许可证的结婚记录上发现他只有二十一岁。

几个星期后，她才知道他母亲并没有死。

厂里的有些青年告诉玛丽娜，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但他总是不愿交际，独来独往，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在性格和感情方面根本不像个俄国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开朗。

就在他们结婚的那天，卡斯特罗获得了列宁和平奖。这是在猪湾事件以后的两星期。

他在笔记本上用西班牙语写下了一到十七，其中五和六未写。

“在这里我还认识别的姑娘，为什么她们同你一样想跟我约会呢？”

“我不知道。”她说。

“因为我是美国人？真滑稽。我离开我的祖国是为了抗议那儿的糟糕状况，而如今在大家的眼里我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小伙子。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当我想娶厂里的那个姑娘埃拉时，她断然拒绝了我，理由竟然跟她当初和我约会的原因完全相同：我是一个美国人。她说，迟早有一天我会被当作间谍给抓起来的。她的家人就认为我是间谍。很可能她也是这么想的。这便是普通俄国人生活中的恐惧。前几天我还看到她了。她现在胖得像个水桶。”

玛丽娜想，他似乎在一本本新的大拍纸簿上不知写了多少东西，这真有趣。他放在手提箱后面壁橱架顶的那些照片到底是什么？这张看上去像是收音机厂底层平面图的铅笔素描又是什么呢？

他告诉她，他正在写他对苏联的印象。

装在沙发床附近墙上的那个小小的固定装置看来没有任何用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难道有人窃听我们的谈话吗？

在斯大林时代之后，甚至是现在，她还是说不准该相信谁。她自己的叔叔伊利亚就是内务部的上校，穿上制服就像是画上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亚历克想要她尽力去了解伊利亚的军衔、薪水和职务方面的情况。她知道他的职务和木材工业有关。他处在一个敏感的岗位，但同间谍或反间谍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木材部或类似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便是她知道的全部情况。

亚历克叫她再了解得详细些，因为他撰写苏联的概况用得着这些资料。

有时亚历克独自租一条小船，让它沿河漂过他们的住处。他总是大声呼喊她的名字，迎着春风一遍遍地喊着，直到她出现在阳台上向他挥手。他非常激动和欣喜，像孩子一般也向她挥着手。他坐在小船中似乎在说：“瞧我们俩，真是一个奇迹，千真万确的奇迹。”

早在两年前，当玛丽娜还住在列宁格勒时，她有一次放假去明斯克游玩，便注意到有一幢漂亮的公寓，各户的阳台正好俯瞰着下面的河流。有一个阳台上摆满了花，格外耀眼。她当时就想，要能住在那儿该有多好。她敢肯定那一定是她此刻站着的阳台，是属于她和亚历克的。当小船慢慢漂过时，她便朝他挥手。

命运的力量超过事实或行为。命运是人们在理智之外所相信的东西；还存在着上帝，但他距离我们的生活却是那么遥远。

有些人不相信上帝，但是在复活节那天他们会把鸡蛋涂上颜色，这就是为了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明信片＃5。这是大号的折叠明信片，上面有明斯克风景。奥斯瓦尔德在胜利纪念碑、文化宫和斯大林广场拍了照。他看上去兴高采烈，对着照相机笑了。但事实上，此刻他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

他要求去帕特里斯·卢蒙巴友谊大学读书的申请遭到了拒绝。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这使得他感到自己渺小，没有价值。学生接待处负责人写信告诉他该校只是为那些亚、非、拉贫穷国家的青年而设立的。李纳闷他们怎么可以认为他属于富有的阶级。这是他们对美国生活的一种愚蠢的普遍认识。

别的还有什么？对了，他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了信，要求把护照还给他。当时他把护照很随便地扔给他们，实际上是在强迫他们收下，而且他还扬言要揭露军事机密。他现在真后悔说这些话。一想起这些，他便有点紧张。如果回国的话，他们会对他起诉吗？

还有什么？他房间墙上的那个奇怪的小装置既不是插座或电灯开关，也不是挂图画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不断看到一辆标有“校车”字样的汽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开来开去。他想，或许这条街是举行期末考试的地方，不过车上从来就没见过有一个学生。

他想，当局一直在观察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美国海军情报局派过来的假叛逃者。再者，他估计海军情报局很可能也一直在等待机会把他弄回去，让他提供在苏联了解到的情况。

他明白有人中途截查他的信件，因为就在他给美国大使写信之后，他每月从所谓的红十字会得到的补助突然停发了，于是他的收入便减少了一半。他起初拿这笔钱是因为当时他饥肠辘辘，身无分文，而且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他不想知道这笔钱的真正来源。他们是在付给他报酬，因为他叛逃过来，并回答了有关他在军队服役情况的问题。现在既然他想回美国去，这钱当然也就不再提供了。

不见那位克格勃官员亚历克的影子。没有一点音讯。一片沉寂。

也许这就是完完全全的亚历克。这就是真实的亚历克。他被人抓住了把柄。当我想做的事情是读书时，他感到十分为难。

我还没有告诉妻子我打算回美国去。

他的朋友埃里克把他介绍给一些古巴学生。他喜欢同他们交谈，喜欢和他们一起抱怨明斯克的沉闷气氛。古巴人不但聪明，而且很有眼光。他相信，古巴人的事业具有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这是一种劳苦大众的奋斗。但在这里，人们利用政党飞黄腾达，党不过是人们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工具罢了。

他戴着墨镜，又照了一张相。

在他住处附近有一座五百英尺高的无线电发射塔，四周布满了带刺的铁丝网，武装卫兵们在不断地巡逻，手里牵着凶恶的军犬。不远处还有两座小建筑，同样戒备森严。它们是无线电干扰塔，用来干扰来自慕尼黑和其他西方城市的高频率广播。

他想象自己在为《生活》杂志或《观察》杂志写文章，讲述一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深入到苏联的心脏，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果发现该国充满了怎样的恐怖气氛。这里香烟的价格是美国的四倍。个人没有选择权，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权利也没有。

他拍下了机场、理工学院和一幢部队办公楼的照片，这只是为将来派用场的。

“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他将这样写道，“当地的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在对一群健壮而又单纯的工人政治说教，而他们却通过某种奇怪的过程变得像石头一般面无表情。所有在场的人中，唯一有活力的是那些沉着脸的共产党员的眼睛，目光在人群中不停地扫来扫去，寻找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工人，好通过举报获得奖金。”

他想象自己正坐在《生活》或《观察》杂志社的接待室里，腿上搁着装有手稿的真皮文件夹。这种皮叫什么来着，摩洛哥皮吗？

他让他的朋友埃里克教他德语。

当玛丽娜告诉他怀孕的消息时，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了意义。他就要做父亲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有了一种责任。身边的这个女人给他带来了一种想象不到的幸运。玛丽娜·普鲁萨科娃，出生时早产两个月，体重只有两磅，生在白海边的阿尔汉格尔，那里离他的出生地新奥尔良有半个地球那么远。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她是个金发碧眼、身材娇小的姑娘，花儿一般美丽。她就是他的纤细、白皙的水仙花。让孩子像她吧，甚至连她生气时撅着小嘴、眼睛充满怒火的样子也该像。他搂着她在房间里跳起舞来，许诺他会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呵护她。在真正的婴儿出生前，她就是家里的婴儿。

他告诉她美国商店里的东西多得惊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购。无论婴儿需要什么，你只要找到一家最近的百货商店就都有了。有婴儿专柜，还有婴儿用的专卖商店。有的玩具你从来就没见过。

他先回到家里，正在擦洗用过的早餐餐具。他听到她爬上了最后一格楼梯，她的脚步一天比一天缓慢。她的手提袋里装着冰淇淋和土耳其甜食。

“他们正准备拆除斯大林的塑像，”她说，“我从广场边走过时，看到它已经被绳子拦起来了。”

“他们得使用炸药。”

“他们将用铁链把塑像拉倒。”

她把食品放好，在他后面的餐桌边坐下，点燃一支香烟。

“这东西太大了，”他对她说道。“他们得把它炸掉才行。”

“现在还有很多斯大林分子。我想他们将用铁链把它拉倒，然后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拖走。等事情完了人们才会知道。”

“人们已经知道了，因为广场用绳子围起来了。请把烟给灭了。”

“这些天我抽得少多了。”

“这对孩子没有好处，绝对不好。”他说。

“我抽得没那么多，亚历克。”

“你到处都藏着烟。我发现每个角落里都有香烟。这对孩子危害太大。”

“我现在抽得越来越少了，每天才两支。对了，签证办得怎么样了？”

“我各处都跑过了。每个部，每个处我都跑了一遍。玛丽娜，他们简直不可救药。他们偷看了我的信，因此我在给哥哥的信中抱怨他们那种令人绝望的官僚作风。”

“你写信给他等于同时也在写给他们。两封信只用了一封信的代价。”

“那我们省了一大笔邮票钱。”他说。

“得克萨斯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在用温水洗咖啡壶。

“那儿就是沃克将军住的地方。他是美国极右派仇恨组织的头子。今天的《工人报》上有一个大标题：沃克将军力争进一步发挥作用。他已经辞去军事指挥职务，所以当他试图领导一场极右性质的复辟运动时，已经没有任何军法约束他了。”

“我该现在就学英语吗？”

“以后吧，等我们到了美国再学。”

最近的这些日日夜夜给了他一种启示。他是个恋家的人，待在家里很快乐；他是一家之主，做饭做菜，与妻子谈论墙纸。明白这点真是太好了。他有了一个机会避免那场确定无疑的毁灭。在这些小房间里，他与近在咫尺的玛丽娜交谈，互相触摸着，似乎有一种安全感。此时他眼中的俄国不再像以前那么庞大、那么神秘了。当他坐在灯下读书，阅读政治和经济书籍时，怀着身孕的妻子总是穿一件宽松的衣服坐在他身边，外面的街灯照耀着河面，这时他再多的愤怒也会平息了。

那天晚上，他们在睡梦中听到了隆隆的响声。低沉的隆隆声两下，三下，四下，仿佛天上的某种神力在夜空中滚过。他静静地躺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在等她说话，知道她会说些什么，而且一字不差。

“是什么声音，亚历克，是打雷吗？”

他听到了最后一声缓慢的隆隆声。

“他们正在炸毁你们领袖的塑像。”

人事处长蒂什科维奇对奥斯瓦尔德公民说，作为一名调节工，他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他没有主动性，而且对领班的有益的劝告反应过于敏感。他的工作太马虎。

他还说他正在写一份报告。他要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写进去，另外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奥斯瓦尔德公民从来不参加车间的社会活动。

不见那位克格勃官员亚历克的踪影。一封信也没有。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知道奥斯瓦尔德还活着。

他母亲终于知道他的下落了。她写信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已经对他做出不光彩退役的决定。

他写信问他哥哥政府是否打算对他采取行动。

他写信给美国大使馆申请一笔政府贷款，这样他和家人才能返回美国。

他写信给妈妈，请她为玛丽娜去美国作经济担保。

他还给得克萨斯州的约翰·托尔参议员和国际救援委员会写了信。

准备回国文件的整个程序十分烦琐，要去找没完没了的曲折系统，还需要一式三份的文件——要弄懂并填好这些表格，对他来说是一件令人焦虑的费力的工作。

他正在给小约翰·B.康纳利写信，因为他以为康纳利是海军部长。其实他是得克萨斯州州长。

玛丽娜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本《斯波克医生》的平装本，是她的一位朋友从英国寄来的。她坐在他身边，听他把这本书的一些段落翻译成俄语。她告诉他，生孩子是女人的秘密，就像在昏暗的光线和平静的水面之下海底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它是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秘密，甚至在我们已经懂得有关的生物学知识的今天，它依然如此。

斯波克医生写道：“别担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出生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理智的、友善的人。”

当他翻译这几句话时，玛丽娜看着他。她似乎是第一次问这个问题：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接着写他的信。他能告诉部长他是一个假叛逃者吗?他想弥补对他自己及他的家人所造成的损害。他懂得他的权利。他希望他们能恢复他的荣誉退役。然而，他能告诉部长他的信总是被偷看，他是被海军情报局派到苏联来以普通工人的身份生活，观察他们的制度，给一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拍照并记录苏联日常生活的细节等情况吗？

他想象自己坐在部长办公室里带流苏的国旗旁边，正同部长交谈。部长长着方方的下巴和一双诚实的眼睛，是一个友好的得克萨斯人。

黎明。玛丽娜叫醒了我。她要分娩了。

体验总有某种形式和一种世代相传的感觉，正如他自己的父亲一样，站在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第一个儿子——罗伯特·奥斯瓦尔德出生的消息。这位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在他死后两个月才出生。

他立即给罗伯特写信。

哦，我有了一个女儿，琼·玛丽娜·奥斯瓦尔德，1962年2月15日上午10时生，体重六英磅二盎司。怎么样？

当时你走在了我前头，但我要尽力赶上你。哈——哈！

你那边情况如何？我从美国之音中听说苏联方面已经释放了U—2侦察机的飞行员。我猜想这在你们那儿一定是条特大新闻。我在莫斯科见到他时，他好像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聪明的美国小伙子。

在玛丽娜住院期间，他给那张旧童床又上了一层漆。他还把整个房间都打扫干净，衣服也洗了，把她的衬衫和裙子也都烫平。那些官僚最后坚持说，孩子的中名必须和父亲的第一个名字相同。他把童床移到他的床边，夜夜挨着琼·李睡觉，父女之间仅隔着几英寸。

如今他没了国籍，又患失读症，同时还有一丝绝望，于是他在一个春夜跳下床来，开始写他的《历史日记》。

日记每天分两段时间撰写，凌晨四点钟他要停下休息一会儿，喝些咖啡。他想借此向子孙后代好好地介绍一下自己。总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并且一定会理解一个只想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所怀有的恐惧和热望。

这是他离开俄国的告别词。它意味着他生涯中一个重要时期的正式结束。它给他的这段经历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记载总能赋予这些事件一定的说服力和表现方式。

甚至当他写这些文字时，他就在想象人们在阅读它们，并且被他内心的孤独与失望所感动，甚至被他那糟糕的拼写以及幼稚、杂乱的句子和段落所感动。让他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斗争和屈辱，以及为了写出一个简单的句子而做出的努力吧。这一页页的日记看上去又挤又脏，而且写得相当急迫，其实这便是他的心态、他的义愤和所遭受的挫折的真实写照；他能理解一件事情，却不能把它恰如其分地记载下来。

他的思绪一下子跳回1959年秋季的第一天，在孩子般的高度兴奋中不停地写着，仿佛处在半梦半醒之间，梦中很多色彩在流动，似乎在这种状态下他对事物会有更深的理解。当他以希德尔的那种夸张而又自我嘲讽的口气描写自己的自杀行为时，他感到一阵阵小小的激动向他袭来。这是那段插曲的真正的声音。当时他看着自己那带鱼腥味的鲜血混入浴水中（远处传来了小提琴声），就听到了这个声音。现在他穿着睡衣坐在餐桌旁，一个劲儿地出汗，很快就把那个声音给用上了。

日记中描写的尽是他的痛苦，写得杂乱无章。在这小小的文字符号的领域里，他无法理清自己的思绪。这些符号似乎在雾蒙蒙的远方，他看不清这些被称作单词的图画。一个单词就是一幅单词的图画。他只看到它们之间的间隔和它们不完全的特征，其余的只能尽力去猜测。

在语音拼写上他作了最大胆的尝试，但语言却利用它的不连贯性来捉弄他。他看到自己笔下的句子越来越糟糕，却无力去修正。万物的本质便是它们极易流逝。许多事情总是从他的知觉中一闪而过，他无法把握这个失控的世界。

到处都是极限。每个方向他都碰到自己的不足。他字写得又密又草，笔画笨拙，还有些字写不出来。事情他都明白，他并不是不了解。

他端着一杯咖啡站到阳台上。微风拂面而来，把他那被汗水浸湿的睡衣吹贴在身上。睡衣一侧的一个N字母被风吹歪，变成了字母Z。

尽管他在写日记的时候匆匆忙忙，他还是十分谨慎，凡是可能被人用来作为法律证据反对他返回美国的事情他都没有写。不错，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自己服务的，但他认为这仍应该是事实。他内心的恐慌是真实的，那失望的声音和深深的失落感也是真实的。

他知道日记中有前后不符之处，而且还有些日期也混乱不清。然而，没有人会指望他把所有的日期在事隔这么久之后都弄正确，也没有人会在乎那些日期，因为没有人会为了那些名字、日期和拼写而阅读他的日记。

让他们看看他的内心斗争吧。

他虔诚地认为，他的生命价值一定会实现：为了探寻关于作者内心和思想的线索，人们总有一天会研究这部《历史日记》的。

“亚历克，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呼吸俄国的空气了，这真可怕。”

“你的朋友已经嫉妒你了。”

“在火车站我会万分悲伤的。我们的好朋友都站在站台上。没有人会相信我真的要走了。我叔叔和婶婶一定会不痛快的。‘玛丽诺奇卡[32]，你们这像是一次太空旅行。’我简直不敢去想。”

“我敢打赌，他们会因为嫉妒你而流泪。”

“当火车开动时，我想要他们朝我们扔鲜花。白色的水仙花瓣一片片地飘落下来，空中飞满了鲜花。”

她想象着前景：火车站、边境、轮船。不过，她的想象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她头脑中无论如何也勾画不出一幅家的图画。

她丈夫坐在餐桌边，仍在写着。

他写了一篇题为《集体》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他在俄罗斯的生活、在明斯克的生活以及收音机厂的严酷纪律的。他做了精心、详细的描述，写了满满四十多页。他还收集了许多有关的数据，就食物的价格、风俗习惯等方面向玛丽娜提了上百个问题。此外，他还想对苏联的思想控制以及共产党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宰都作一个调查。

他写了《新纪元》一文，简单地描述了明斯克的斯大林纪念碑被毁坏的经过。

他还为一篇关于“谋杀历史”——苏联共产主义可怕的进军的文章拟了草稿。诸如放逐、大屠杀以及对艺术和文化的糟蹋等等。“蓄意缩减消费者的饮食是对俄国人民需求的忽视”，这也是草稿的内容之一。

离开明斯克时，玛丽娜哭了。火车站上有个男人一直朝他们望着，身影在人群中半隐半现。她透过窗户看了他一眼。是她的男朋友阿纳托利，那个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金发、曾经向她求婚、他的吻使她飘飘然的小伙子呢，还是克格勃的人？

当火车驶近波兰边境时，李取出他的日记、文章和所有的草稿，然后开始把它们一一塞进裤子和衬衣里。可笑的是，他竟然还把一些纸放在他的裤裆里。有两个苏联海关官员上了车，于是玛丽娜便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孩子身上来。这两个人匆匆看了一眼他们的行李，然后说了声祝好运就离开了。

上了从鹿特丹开往纽约的玛斯丹姆号客轮，他仍然写着。他在起草演讲稿。也许将来有一天，他会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发表演讲。

他为《集体》写了一个前言。

此外，他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作者其人》。作者是一个保险商的儿子，其父早逝，“因而遭人忽视，最终促成了他倔犟的独立性格”。

客轮上的妇女主要是美国人和欧洲人，一个个都很时髦，穿着考究。玛丽娜在她们中间看上去像个姑娘，身材瘦小，土里土气，怀里抱着一个用亚麻布以俄国方式包裹起来的婴儿。她坐在他们的三等舱里，除了吃饭时间，她几乎一天到晚都不出来。

“我现在该学英语了吗？”她说道。

6月13日一大早——他女儿的名字琼的意思就是6月——他站在甲板上，望着曼哈顿的南缘在海边慢慢出现，雾霭中宽阔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形成一个弧状带。他此刻看到的正是利昂·托洛茨基1917年在他第二次流放国外的生涯临近结束时所看到的新世界的空中轮廓。在俄国时他几乎从未想起过托洛茨基，但此时此刻他却能体会到这个人的精神。托洛茨基是一个寻求庇护的人。他被人从欧洲驱逐出来，而且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追踪。他是乘坐一艘铁锈斑斑的西班牙轮船，穿过茫茫大海来到华尔街的。

李担心警察们会在霍博肯码头上等着他。叛逃者带着讨饭的妻子和孩子回来了。他已经准备好怎样回答他们，而且准备了两套不同的回答；在客轮的阅览室里他就已经拟好草稿，并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如果他觉得自己能作为一个正当旅客侥幸过关，那么他的回答将是友好的，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如果官方对他持敌对态度，如果他们想把他推上被告席，如果他们掌握了他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的情报，他就准备公然反抗，并对他们持蔑视态度。他将为他的信仰权利争辩。他会勇敢地同他们对抗，嘲笑他们，直视警察们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告诉他们自己是谁。

天刚破晓，一条拖轮从港口驶过。接着大桥出现了，码头、哈得孙河两岸公路上的灯光也出现了。

如果他们能直接去得克萨斯，那么一切都没问题了。

【注释】

[1] 让年轻人下水打捞丢进河里的十字架是西方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

[2] Natures倒过来拼是Serutan，这是一种轻泻剂的名称。

[3] 得克斯的意思是得克萨斯州人，因为李刚从南方的得克萨斯州搬来。

[4] 在1950年代，美国南方许多男孩子都穿牛仔裤，但在纽约这样的北方大城市牛仔裤并不流行。

[5] 美国历史上一个著名歹徒的绰号，从少年时代起便结伙杀人越货，最后被诱捕击毙。

[6] 罗森堡夫妇系美国公民，1951年因所谓“原子间谍案”受到指控，被判处死刑。

[7] 兰利位于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的分界波特马克河的河畔。

[8] 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于1961年4月在古巴猪湾登陆，三天内被全部歼灭。

[9] 拉里是劳伦斯的昵称。

[10] T－杰伊即T.J.麦基，杰伊是他的中名。

[1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面的群岛，离古巴很近。

[12]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13] 建于美国西北部的哥伦比亚河上。

[14]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15] 美国的一个民间航空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警方防范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

[16] 李随母亲从纽约搬回了南方，南方的孩子又把他看成北方人，所以叫他北方佬。

[17] 肯尼迪总统夫人杰奎琳的昵称。

[18] 美国一个极端保守、反共的半秘密组织。

[19] 肯尼迪总统的昵称。

[20] 美国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目，多次结伙抢劫银行，1933年被联邦调查局宣布为“头号公敌”，1934年被诱捕击毙。

[21] 美国的一个右翼妇女团体。

[22] 一种日本赌博游戏，将钢球弹入盘上特定的小孔内可赢得奖品。

[23] 波多黎各俚语，意思是同性恋男子。

[24] 即李·奥斯瓦尔德。

[25]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一个地区，为一片大沼泽地。

[26] 古巴情报机关在美国设立的一个指挥部。

[27] 华盛顿特区内的一个区，位于特区西北部。

[28] 指只靠出口诸如香蕉等单一经济作物且受外资控制的拉丁美洲小国。

[29] 普什的英文原词为“push”，含推搡、往前挤之义。

[30] 博比是罗伯特的昵称，博比·肯尼迪即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

[31] 沃伦委员会设立于1963年，是为调查肯尼迪遇刺而设立的委员会，主席为当时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

[32] 玛丽诺奇卡是玛丽娜的俄语昵称。

第二部分

我需要人帮助我恢复理智……

——杰克·鲁比在法庭上的证词

7月15日

这女人似乎隐身有术。你与她同处一室却可以忘掉她的存在，以为是自己独自待着。她能化入静默中，融于周围的事物里。T—杰伊喜欢想象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在磨炼而日臻完善的一项技能。

他站在窗前，从撕破了一侧的纸袋里拿葡萄吃。诺福克是个“涉外”城市。从“农场”来的受训人员到这里训练“手艺”，如破门而入、情报秘密放置点、监视练习、窃听术等。纽波特纽斯和里士满也被指定为“涉外”地区，巴尔的摩有时“涉外”，有时则不是。但T—杰伊来这里并不是要监督练习破门术，为受训人员的技能打分的。

她坐在床上，发了两手五张牌，自己同时玩这两手牌。她说她是中国台湾人。她看上去很年轻，很像慈善活动广告中的战争孤儿。他来这间窄小的房间已是第三次了。她穿着一件印有“USS迪克森”[1]字样的T恤衫，他没注意她什么时候穿上的。她裸体的样子一点都不引人注目，显得那么自然，仿佛是无意识的。他很容易相信她就是这样赤裸着生活的。

他看着她拿起一本杂志朝墙上拍去，想打死一只马蝇。几秒钟以后，他又忘掉了她。

任何一个秘密都会因出卖而泄露。人早晚会有一个时候把知道的全说出来。麦基不信任帕门特。像帕门特这样的职业军官有上千个，他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一顿午餐。他也不信任弗兰克·瓦斯克斯。弗兰克曾在入侵前几个月里奉麦基之命暗中监视他的流亡战友。弗兰克很难捉摸。他是个软心肠的间谍，像个咩咩叫唤的小羊羔，但只要他头脑中有一个目标，就会不声不响地坚持要实现它。麦基也不信任戴维·费里。费里知道这次行动的武器是盖伊·巴尼斯特提供的。他也许还知道，巴尼斯特曾主动提出由他从新奥尔良的非法买卖中将现金输送过来，以维持这支枪手的队伍。秘密越大，让费里这样的人知道了就越不安全。还必须招募其他人。最终他们中的某人把事情说出来。他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这些人只会在其他人设计的阴谋之间游荡。他们想用耳语把知道的事告诉那些站在阴影中的人。

他拉一把椅子靠近床边，拿起一副扑克牌来玩。他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在扫她的兴？她留着短发，臀部窄小，态度随便，近乎轻蔑，T—杰伊认为这是她在当地人风格的基础上的自由发挥。她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女孩在超级市场货架之间快速推着购物车。

“我该教你玩金罗美，这种玩法更适合两个人玩。”

“怎么，你还会回来？”

“也许。”

“你也许不回来。”

“我也许不回来。”

“那我干吗要学？”她说。

他喜欢妓女是很深刻的这种说法。他对妓女很尊重，她们对事物的感知很快——她们干的就是快速的营生。他有时有这样的感觉：她们能告诉他本人浑然不觉的关于他自己的事。她们能触及赤裸裸的事实。这使他警觉，又使他肃然起敬。

她抓过他的右手，与她的右手掌对掌贴在一起。他起初不明白，接着意识到她是在比较他们手的大小。两只手的差别惹她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

她说他的手很好笑。

“为什么是我的手好笑，而不是你的？”他说，“如果我们俩的手大小相差很大，那也许你的手很好笑，而不是我的手。”

“是你的手好笑。”这个名叫陆婉的女人说。

她又比左手，笑得朝一侧倒了下去。也许她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其中一个是外星人，而那不是她。

啤酒现在变热了，不能再喝了。他摇摇啤酒瓶，望着她。

“店都关门了。”她说道。

是埃弗雷特决定跨出这一步的。埃弗雷特曾经想到刺杀卡斯特罗的主意，在以前这个主意算是很大胆的。他在脑子里反复思量这个主意，觉得它行不通，太粗糙。于是他提出了另一项措施，这个措施在任何一方面都更合理，而且具有创新性，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肯尼迪。麦基对这个主意举双手赞成。埃弗雷特是个复杂的、感情冲动的人，考虑问题也比较实在。在兰利和迈阿密，那些人还在制订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这简直成了像造纸或制鞋一样普通的行业。但埃弗雷特看到了闭门不出的道理。他的主意是有力的、英明的。当然，埃弗雷特并没有计划去搞严格意义上的枪杀肯尼迪，只是要在街上朝他开枪，却偏偏不打中他。

第二大步是由麦基跨出去的。听了埃弗雷特的计划以后，他独自驾车驶向路易斯安那州边界，太阳镜放在仪表盘上，沐浴在晚霞的柔光中；就在那时他做出了这个决定。猪湾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了，他们必须再迈出一步。埃弗雷特太喜欢在技术上做文章了，因而这个计划变得太曲折，太深奥。埃弗雷特喜欢无穷无尽的迷宫。他的计划急于求成，并且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热烈的情感。他们必须始终照着这个计划做。仿佛冥冥之中受到启示似的，他在一刹那看清将发生的事，感觉到扑向汽车罩的空气流。奇怪的是，他开始对杰克总统感到他妈的同情了。

冰箱里有果汁。他喝了几口，然后把瓶子递给她。她用手擦擦嘴，喝了几口，然后再擦擦嘴。河上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他接过瓶子放下，她脱下了T恤衫。他将一只膝盖跪在床沿上，看着她令人不易觉察地隐入另一张皮。她的个性完全消失了。他从没见过能这样完全融入肉体的女人。她的肉体能够自动地改变形状，自动地蜷成一个草球，使性爱成为一个阳光和阴影组成的小小的谜。他的一只手紧攥着床柱。他们俩躺在一本杂志上做爱，杂志的书页粘在她身体上，窸窣作响。

经过了人生的几个阶段——一段婚烟、到处奔波的半军事性职业、仕途上失意，最后成了一个没有固定地址的人。用某些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种处境是会让人彻底绝望的。他年近不惑，四海飘零，岁月和危险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可以纪念的东西。然而，现在他发动汽车，朝遥远的南方疾驰而去，带着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他把杰克·肯尼迪的照片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却没有人知道他已出动了——这个以前曾受雇向别人传授关于谋杀的基础知识的人。

温·埃弗雷特正在他女儿的房间里，听女儿读着一本有立体图片的故事书。玛丽·弗朗西斯想让他来担任这个故事会的主角。她不耐烦苏珊娜时不时地发作一阵当女演员的臆想，觉得这孩子应该学会怎样阅读，而不是朗读台词。温却一字不漏地听着女儿的朗读，脸上的表情也随着女儿表情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情绪和不同的角色中变换着。

这些故事竟这样令他感动，使他感觉到重新成为一个儿童是什么滋味，真是不可思议。他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她的童声中。他在她脸上搜寻着，相信在故事肃穆的、受命运支配的进程中他也能看见他女儿看到的东西。他的眼睛亮了。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愉悦，这种愉悦只有天使的传令、权力和征服可比。他们独处在这个房间内，而这个房间本身也是独处的，高悬在世界之上。

过了一会儿，他坐到楼下翻阅一本杂志。他知道他已远离行动的第一线。他让帕门特同麦基商谈，他和帕门特都想通过麦基了解坎普街 544号正在发生什么事。他对奥斯瓦尔德保持着警觉。他只想有选择地知道一些事。他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设置了太大的距离。他希望他的主题用非现实的手段在实战中发展起来吗？他正在犯着政府高级研究小组在入侵古巴之前所犯的同样错误。他不知道自己能否脱离这种局面。他在某种程度上想要失去控制。他想有一个挣脱恐惧和预感的途径。

阴谋有其自己的逻辑。阴谋倾向于走向死亡。他相信每个阴谋的本质中包含了死亡的因素。小说情节与拿着武器的杀手制造的阴谋同样如此。小说的情节越紧张，越有可能走向死亡。他相信，虚构的情节正是我们在书外分散死亡的威力，玩弄它、遏制它的一种方式。古人上演一场场假想的战斗，模拟大自然中的暴风骤雨，以此减轻他们对在天空中交战的众神们的敬畏。他为自己设计的情节也具有这种倾向死亡的逻辑而心神不宁。他已经向枪手们讲清楚，要枪击一名政府的特工人员，只给他皮肉之伤。但他倒不是害怕他们枪法不准，意外地杀死某个人，而是有种更为深沉的东西使他不寒而栗。他有种预感，这个阴谋会走到极限，会发展至一个符合逻辑的结局。

兰塞即将去迈阿密。

玛丽·弗朗西斯从门口走过，随后去厨房打开水龙头。他听见她在后楼梯上寻找什么东西。他听见厨房里的收音机开着。他等着她端着浇水罐走过门廊窗户，那是个很旧的灰色金属罐，已经有了瘪塘。他等着听她穿过走廊。他仔细听着动静，她仍然在厨房里。这就好，只要他清楚她在哪里。她必须待在附近的地方，他必须知道她在哪里。这是家庭的两条内部规定。

他听见厨房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很老的熟悉的声音。很久以前他就从收音机里听见过这个声音了，虽然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但一定是个人人都熟悉的名人。在这声音的背景中还夹杂着笑声。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似乎想拉长这一瞬间。这个从另一个时代来的声音柔和却又具有慑人的力量。他被由它引起的复杂情感深深感动了，这声音叙述的一个笑话把以前的旧时光重又拉了回来。

他又翻过一页。

总统出行的日子还没有定，但帕门特说他肯定会成行。总统想去佛罗里达，因为那个州在1960年投了共和党的票，因为整个南方都在强烈反对他的民权计划。卡纳维拉尔角、坦帕、迈阿密都是这样。总统去迈阿密将会有一个车队跟着。

玛丽·弗朗西斯戴着橡皮手套，手里拿着刷子，站在门口。

“最近有什么事不对头吧？我说不准。”

“什么？”他问道。

“我是说苏珊娜。也许什么事也没有。”

“这可不像你。”

“也许是自寻烦恼吧。”

“她很好，没事。她是个健康的孩子。”

“但有一点病态的样子。”

“你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准。最近她好像有点那样。”

“怎么了？”

“她总是同泰勒小姐一起出去。她们俩有时甚至躲着我。我不知道，只是，我觉得她最近心事重重，十分内向，我担心那会不会有什么不健康。”

“泰勒小姐就是那个瘦瘦的、红头发的小姑娘吧？”

“她是领养的。她们俩躲在角落里，严肃地悄悄说话。只要泰勒小姐一来，这里就会产生一种气氛，就像闹鬼的屋子那种气氛，让人畏惧。有什么东西在屋子里走动，我感觉那是我，我是这幢房子里的可疑人物。两个小丫头听见我走过来就闭口不说话了。”

“她们有她们自己的世界。她喜欢遐想。”他说。

“她常听达拉斯一个叫‘怪胡子’的音乐主持人播出的节目。”

“他播什么歌？”

“这跟他播的歌倒没关系。他播放排名榜上的头四十首歌曲。问题在于他在播放歌曲中间的插话。”

“举个例子。”

“很难模仿。比方说，‘我是主持人怪胡子’，诸如此类。完全是另一种语言。但她迷上了收音机里他的节目。”

“小题大做。”

“我知道。这不像我。不过，我大多数担心的事都是有道理的。”

“她四十分钟一刻不停地给我朗读小说，读得真好，好极了。”

“‘爸，再等一会儿，我还想再读一些。’”

“你戴着那副手套，是在捣鼓放射性物质吗？”

“‘爸，爸，求你了。’”

他走上楼去，以他轻快无声的步子缓缓上着楼梯。迈阿密是个有影响力的地方，能产生响亮的共振。它是个流亡者的城市，有无数创伤尚未愈合的居民。总统出行想搞一个车队，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受欢迎程度在日趋下降。他将乘坐加长的蓝色林肯车，被无数辆轿车拥在中间，摩托车队阻止路人靠近，戴着墨镜的保镖在紧随其后的汽车里探出身子。兰塞从车子里站起来，向人们招手致意。必须开枪打伤一个路人或一名特工人员来证实我们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让他们感到阴谋真的存在。古人通过模仿暴风雨或雷电的凶猛暴烈来分享大自然的魔力。分享大自然的魔力是最古老的人类诡计。这是他上床睡觉前的一个想法。

浇水罐的金属材料很粗糙，它有个塌鼻头一般的丑陋喷嘴。

他朝里屋看看，发现苏珊娜还没睡着。床的一端放着一只棉布和塑料做的娃娃，他们管这个橄榄球运动员娃娃叫威利·温德；它的肩头垫着垫肩，穿着很漂亮的丝光咔叽布裤子。温旋了一下威利背上的一把钥匙，让它把床当球场，沿着床沿一路跑去。他像体育播音员一样用急促的声音解说着比赛，描述一次次抢球未得、后场阻截等等场面，并加上观众欢呼的声音。当娃娃碰到枕头摔倒时，他又模仿裁判吹哨表示触地得分。苏珊娜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快乐，这种快乐发自脚底，从她身体里穿过，发射到她的眼睛里，使她的双眸显得又大又亮。

如果他能够一直给她带来惊喜，她就会有理由永远爱他。

麦基驱车驶过迈阿密河上的一座吊桥。车胎在桥板的铁格栅上呻吟着。一艘白色的多帆单桅小船在黑暗中向上游驶去，带着一种神秘的优雅，又显得有点鬼鬼祟祟。在吊桥南岸过去两个街区的地方，他才第一次看到一辆沃尔沃名牌汽车。街上空无一人。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他在一条小街上停下车，绕过墙角走向一个宽阔的停车场。他花了十分钟才找到韦恩·艾尔科，这家伙傻乎乎地躺在一辆红色斑羚牌汽车的后座上。车顶盖掀开着，韦恩仰望着夜空。

“我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这里？”

“T—杰伊。”

“我听说你是看家的。”

“你打哪儿来？”

“我开了有一千英里的路，就是为了来见你，韦恩。”

“我本来对你几乎不抱希望了。”

麦基靠在车上，转脸朝街上望去，似乎感到韦恩·艾尔科光着双脚、衣服物件散落一地的惨样简直让人不忍去看。

“我看到了雷莫以及另外一个人，我叫不出名字了。我曾和他们一起在大沼泽[2]训练过，伙计。大沼泽现在满是阿尔法六十六纵队的人。我们曾和他们在一起训练。除了去撒尿，我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

“阿尔法不会妨碍我们的。我在阿尔法有老关系。”

“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吧，还是别的什么，T—杰伊？”

“不再是了，老弟。我把我那间小小的拖车式活动房卖了点钱，就到这里来了。他们叫我们什么，退休者？”

“我们训练要用货真价实的武器。”

“武器快到了。”

“天上的星星真他妈神了。我喜欢大沼泽晴朗的夜空，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瞧那些老鹰腾空而飞。我不反对再出来活动活动。老是躺在汽车里，把我的脊背都睡坏了。”

“我们从一个友好的组织那里搞到了一笔钱，不久就会到你们手里。”

“我在‘英特朋’时，我们从饭店和赌场搞钱。”

“我们在新奥尔良有人。”

麦基不信任盖伊·巴尼斯特。盖伊现在已经没用了，他以前很能干，但由于仇恨他已变得凶狠，而且不沉着。他在提供资金和武器，但拒绝盲目地支持他们的行动。麦基必须告诉他行动的目标是谁，或者假造一个目标。不管怎样，他都要冒被出卖的风险。盖伊深深地卷入了各种斗争和各类组织，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影响力。指望这样一个人静坐以观事态发展是不可能的。他会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会发动一些散兵游勇，那会威胁麦基想要创立的独立体系。

他也不信任韦恩·艾尔科。倒不是韦恩会存心背叛，而是他脾气时好时坏，捉摸不定。韦恩擅长结交权贵，并且生性暴躁，动辄火冒三丈。他身上有种让人摸不透的凶气，一会儿还在摸着瘦削的下巴，睡眼惺忪地在喋喋不休地闲聊，一会儿却突然生气了。他生气起来可了不得，披头散发，圆瞪两只烂泡眼，似乎要证明他是武士世家的后代。麦基相信，他可以任意地叫韦恩去做一切事情，只要这些事情能刺激韦恩的逞能心理。

“我们在大沼泽也训练过使用小型武器。”他对T—杰伊说道，“他们让我用手枪朝一个静止的靶子射击。我猜想，你告诉他们说需要一名枪手吧。”

韦恩的任务不会是让他靠近杰克总统。他是严格意义上的短程射手。要因人而异，分配他去做他最适宜干的事。韦恩是那种近距离杀手。

沃思堡

她像美国的普通家庭妇女一样，穿着短裤。她起初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光着两腿在街上走着，剪着短发，看着商店的橱窗。她看到的东西在俄国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即使你口袋里钱多得溢出来也不行。当然她知道自己阅历有限，还没有资格作比较，而且俄国在大战中遭到了严重的创伤，但看到这么漂亮的家具、这么多挂在衣架上的衣服，不可能不惊叹不已。

他们的钱很少，几乎是一文不名，但玛丽娜满足于在罗伯特家附近的“安全之路”商店的过道里流连。冷冻食品真多呀。商品色彩绚丽，琳琅满目。

李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外面找工作，晚上回家后怒气冲冲。他对她说，她正在用最短的时间变成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他们就像任何地方的人在重新开始生活时一样，吵架也只是因为他回到美国改变了性格，这也是他唯一示爱的方式。

商店橱窗里和电影院遮篷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似乎在给人一种启示。

一天晚上，他们外出散步，经过一家百货商店。玛丽娜在橱窗里的电视机上看到了最令人惊叹的画面。这是多么奇怪的画面，她停下脚步，紧紧抓着李，盯着电视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反了方向的世界。他们俩正在电视中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她上了电视，李也上了电视，抱着琼站在她身边。玛丽娜转头看看真实的李和真实的自己，然后再看看屏幕。她看见李把孩子托到肩头，背后有行人经过。她又转过头来，看着行人，核对一下他们同在屏幕里看到的行人是否一样。他们肯定是一样的，但她还是忍不住要看。她从来不知道世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事。她走出屏幕的画面，然后又走回来。她看着橱窗里电视上的李和琼，再转身看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她不停地一会儿看橱窗，一会儿看人行道，还不停地一会儿走出屏幕，一会儿又走回来。每次看见自己又回到了屏幕里，她都会惊讶不已。

李站在罗伯特家门前，瞧着他母亲走过来。她看上去比从前更矮小了，更胖了，头发已经花白，编成了一个髻。她现在是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经验护士[3]了，穿着工作服，一身洁白，戴着深色边框的眼镜以及护士常戴的小卷帽。这是白衣天使的正式制服，而她看上去却像个从天而降的恐怖和记忆的天使。

她抱着他嚎啕大哭。她两手捧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她从他尖瘦的下巴和日渐稀疏的头发中寻找着昔日儿子的模样。这种爱与痛使他迷惘。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他感到自己胸口挣扎着怜悯与遗憾。

她说，她在写一本书，是关于他叛逃的事。

他们在罗伯特家住一天，然后在他母亲家住一天。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找了套公寓，大小够他们一家子住了，但她自己得睡在起居室里。这真像再待在母亲身边长大一回，床放在起居室里。一天晚上，玛丽娜和孩子都入睡了，他们母子俩很久还没睡。

“我觉得她不太像俄国人。”

“她是俄国人，妈。”

“嗯，我觉得她很漂亮。”

“她崇拜你。她说这里又干净又整洁。她说，她喜欢你柔软的头发。但你不要写书，妈。”

“我去过华盛顿，想见肯尼迪总统。我做了不少调查研究。由于你的叛逃，我有许多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

“妈，你别写那本书。”

“这是我的生活。从前由于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被迫过那样的生活。我可以写我自己的生活，李。”

“她还有亲戚在俄国，那样会给他们带来危害的。”

“危害？可你给了一个公共速记员十块钱，让她给你自己写的书打字。”

“那本书不一样。”

“它也是关于俄国的，关于他们那个制度的罪恶的。”

“那本书不同。它叫作《集体》，讲的是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我还要改变书中人物的名字来保护他们。别认为我们不感激你。你给孩子买衣服，给我们做饭，供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一切。”

“你给那个女速记员的十块钱，还是我给你的呢。”

“那是一本谈所见所闻的书，妈。国务院把我弄回家，我欠他们钱。我从纽约到这里的机票钱是罗伯特付的。我只是在设法还清我欠的债。”

“我有权写我的书，”她说，“那次总统没有时间接见我，但我在一天下大雪时同政府的人谈过，他们答应要调查此事。”

“我写的只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本书。我只是让人打这篇文章的原始草稿。有好多页呢。”

“她打了多少页？”

“十页吧，我的钱只够打这么多。”

“打一页字要一块钱，这简直是敲诈。”

“我把那些草稿藏在贴身处才带出了俄国。”

“玛丽娜在这里同我看了场电视里白天播放的电影，是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她知道美国影星格利高里·派克。”

“那又怎么样？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我跟她之间谈话真要借助词典才行。”

“慢慢她总会弄通的。”

“我想，她懂的要比她装出来的多。”他母亲说。

他找到了一份切割金属板的活儿，工作又脏又累，时间长而报酬低。他们离开母亲的房子，搬到了自己的家。家是半间火柴棍式的小平房，有现成的家具，街对面就是卡车停车场和装卸码头。这里是规模巨大的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的装船和卸船的地方。玛丽娜常去公司的那家零售店，在商店的货架中间流连忘返。她回来向李描述店堂里面如何清凉、通畅，并播放着音乐。

他们街上的房子都是平房，人人都把这条街称为默西迪斯街，房子的租赁契约上也称为默西迪斯街。李有的一张沃思堡的地图上也称默西迪斯街。但街角上的一块路牌上写的却是默西迪斯大道。

他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读着俄文杂志，他的身旁有一棵丝兰幼苗。

他母亲送来一把高背椅子，还带来了盆碟。李告诉她，他不要任何人的施舍。她送来了装着一只长尾小鹦鹉的鸟笼，这只小鹦鹉和鸟笼都是他在新奥尔良当送信员时送给她的。

他以前生活的影子不断出现。

“够了，”他对玛丽娜说道，“你别开门。”

“我怎么能对你母亲这样呢？她对我们这么好。”

“关上门，否则她会来烦我们。绝对不要让她进来。她来总是带着照相机，给我们的孩子拍照。”

“她是奶奶嘛。”

“这是她要搬来同我们住在一起的第一个步骤。”

“只是一张照片，亚历克。”

“她就是这样讨好，想慢慢地混进来。”

“你不想让她来我们家，可同时你一有机会就想赚她的便宜。”

“母亲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这样做真没心肝。”

“我只是开玩笑。以后别再叫我亚历克了。这里不是亚历克的国家。琼也不是琼卡[4]。人们会认为你连自己家里人的名字也搞不清。”

“当你朝她大声嚷嚷的时候，听起来可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应当学会美国式的玩笑。我们美国人就是这样交谈的。”

“她生下你后，一直在辛勤操劳。”

“她是照着词典告诉你的。你和玛莫奇卡[5]。”

“我知道这一点。这显而易见。”

“显而易见只是故事的一半。”

“那另一半是什么呢？”

他张开手掌重重地打了她一个耳光，打得她倒退着跌倒在炉子旁。她站在那里，头斜靠在左肩上，一只手因惊讶和茫然而半举在空中。

一个男人站在外面，隔着纱门对他说话。李看到他那张虚胖的脸向房间里望着，同时把他的证件举到下巴：唐纳德·弗赖塔格，联邦调查局。他的眼睛是黑色的，还因睡眠不足而带着黑黑的眼圈。他们讲定到他的汽车里去谈话。

汽车里还坐着一个人，是穆尼探员。弗赖塔格一致和穆尼一起坐在前座，李坐在后座，后车门打开着。他想起，人们常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称作“菲比”[6]。已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天气闷热。

“我们的目的是了解你在苏联待的那段时间，”弗赖塔格探员说道，“另外，你回来后有什么人同你联系过，我们也想知道。”

“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敏感的事情，上面也想知道。”

“不错。”

“我装配通风设备，这该不是一个敏感的行业吧？”

“你如果知道有多少人把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同叛徒、奸细联系在一起，一定会吃惊的。”

“我声明，从来没有苏联官员来问过我关于我在部队服役的经历和情报，我也从没有主动提供过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要去苏联？”

“我不想重复过去的事。我只是去了。”

“只是去了，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没必要解释。”

“你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吗？”

“不是。”

穆尼探员在做记录。

“你是否愿意通过测谎器同我们交谈？”

“不。谁把我的住址告诉你们的？”

“找到你并不难。”

“是谁告诉你们的？”

“我们同你哥哥谈过。”

“他告诉了你们我的住处？”

“一点不错。”弗赖塔格不无满意地说。他嘴唇上方有一排汗珠子闪闪发亮。

“我被监视了吗？”

“如果是的话，我还会告诉你吗？”

“因为我在俄国被监视过。”

“我以为在俄国每个人都受监视。”

穆尼探员静静地笑着，点着头。

“我妻子还在等我吃晚饭呢。”李说。

“你是怎么把你妻子弄出来的？俄国可不是你想出来就让你出来的地方。”

“我并没有跟他们讲定要为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谈及了几个话题。然后弗赖塔格对他的同伴做了个轻微的手势，同伴收起了笔和笔记本。接着有一段停顿，气氛明显有了变化。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如果发生了可疑的情况，你应该立即把任何同你联系的人告诉我们。”

“你们是说要向你们报告？”

“我们要求你合作，看看有没有人是马克思主义分子或共产党分子。”

“请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要我做告密者。”

“我们是在请你合作。”

“那么，如果有人跟我联系……”

“对。”

“我应该报告调查局。”

“一点不错。”

李说他会考虑的。他下了车，关上车门，他从车后穿过街走进屋时，眼睛瞥了一下车号牌。他把车号和弗赖塔格探员的名字记在他的笔记本里。然后，他在电话簿里查到了联邦调查局沃思堡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把这个号码写在探员名字和车号的底下作为记录，以使笔记本上的记录逐渐增多。

玛丽娜在叫他吃晚饭。

他坐在大房间的角落里，看他们边谈边吃。他们的谈话夹杂着一种咀嚼的声音。他们中间有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这是个白俄移民的晚会，他们分散住在达拉斯—沃思堡地区，共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有说英语的，有说俄语的，有说法语的，总是在互相比较出身和教育程度。小琼坐在他的膝盖上。

玛丽娜在这样的晚会上总是她最漂亮的时候。人们围在她身边，嚷着要她谈谈俄国的新闻。她是新来的，而别的人来美国已经有十几年、三十年，有的甚至四十年了。她的纯正俄语给那些老保皇党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身材娇小，弱不禁风。他们原来以为苏维埃妇女都是抡大锤的，在制砖厂劳动，身高六英尺，肌肉发达。她站着抽烟，喝葡萄酒。她穿着他们送给她的衣服，有裙子、长筒袜、舒适的鞋子。他那本没钱请人打字的书此刻装在大信封里，放进了壁橱。其实也不能算书，只是写在废纸上的草稿，那纸是棕色的做食品袋的纸。人们让她充当牙科护士，送给她长筒袜。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这些人一生都在设法获得物质的东西，他们还把这称为政治。

他看着他们握手拥抱。他们向玛丽娜抱怨说，他从未向他们客气地打过一声招呼。他们认为他是苏联间谍。从俄国来的人，只要与他们信仰不一致，他们就说是苏联间谍，而他们信仰的是卡迪拉克豪华轿车和空调器。

他们送给他衬衫，但他退了回去。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不时来他家，带玛丽娜去牙医诊所或超级市场。他们教她怎样购物：这儿是婴儿食品，那儿是瑞士奶酪。他把他的藏书放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这样他们进出就一定会看到这些书。这些是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还有《战斗者》周刊和《工人报》，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对于他说的关于俄国的事，他们什么也听不进，除非是说俄国的坏话。他们认准了俄国一切都是坏的。

乔治走过来坐在他身旁。他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是乔治·德·默仁希尔德。他是个高个子，热情、自信、健谈，声音听起来如沐春风。

“瞧，李，你几乎一点也没跟我谈过明斯克的情况。”

“那个地方没什么意思。”

“可我对它感兴趣，要知道我小时候就住在那里。我父亲在沙皇时代是明斯克省的贵族元帅。倒不是我很看重这种虚荣，但我是个波罗的海的贵族，我的几个妻子就因为这个崇拜我。”

“在明斯克，我们买蔬菜有时要排长队。”

“你喜欢得克萨斯？”

“我不喜欢得克萨斯，可玛丽娜喜欢。”

“要我告诉你达拉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这个城市可以证明上帝真的是死了。看看这儿的人，他们大多数其实都是很好的人，但他们却选择了阴暗空虚的右翼团体。他们与地方政治那么意气相投，这也反共，那也反共。不错，他们有些人吃过这样或那样的苦头，有时还是很可怕的苦头。你了解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老实告诉你，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这个词非常无聊，很难再找到比这个更索然无趣的词或事物了。你和我都知道苏联是个活生生的国家，我们承认这一点，承认现实。但对那些旧保皇党来说，没有这个地方，它不存在，在地图上是个空白。”

乔治五十多岁，头发仍然乌黑，胸膛宽阔，是个石油地质学家或工程师，诸如此类。李同乔治交谈时喜欢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俄语，然后再换回来。他可以接受这位长者的玩笑和戏谑，甚至接受他的忠告。乔治在提出忠告时，不会使人感到他要你长时间地感恩戴德。

“玛丽娜说你写了一些关于明斯克的稿子什么的。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大概是你对那个城市的印象吧。”

“我写下了我在收音机厂看到的一切，以及他们整个工作和生活的体系。”

一位妇女抱起了琼，发出玛丽娜亲戚以前也常发出的那种怪声，摇晃着孩子，向她唠叨着什么。

乔治说：“你瞧，我坐在这儿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孩，对自己说：我忍不住觉得她就像赫鲁晓夫。圆圆的大脑袋、秃头、细小的眼睛，真是个小小赫鲁晓夫。”

“肯尼迪的外貌要好看一些。”

“我崇拜肯尼迪。我认为这个国家非常需要他。”

“杰奎琳也很漂亮。”

“他妻子的确很漂亮。说到杰奎琳，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在长岛认识她了。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这位总统，我知道，在女人方面相当随便。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是个缺点，我没有这个发言权。但我了解一些女人，她们会因为你的弱点而爱上你，她们会恰恰爱上你的缺点。这意味着带来麻烦，朋友。”

不知不觉孩子又回到了李的怀里。他说：“肯尼迪为维护民权做的事是最重要的。猪湾事件他出师不利，但我想他已吸取了教训。”

“他已经有所改变。”

“我看到美国黑人运动员为国家赢得了最大的荣誉，但接着他们就还乡了。”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却见不到一位黑人，”乔治说，“这真是一种耻辱。”

“黑人面对的是盲目的仇恨和歧视。”

“肯尼迪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尽管缓慢得让人痛苦，但他确实在这样做。我无法与一个黑人交朋友而又不在我的朋友中或我的职业上产生不良影响，这真让我感到羞耻。我住在大学广场。我们是合二为一的一个镇。如果哪个黑人家庭想搬进来住，镇上就用两倍或三倍的价钱把那房子买下来。黑人家庭就此消失，跟变戏法一样快。”

“瞧这里反对肯尼迪的情绪。”

“恶毒的情绪。年轻的达拉斯妇女也会说最阴毒的笑话，眼睛里还会闪出一种奇特的光来。我很清楚，他们希望他死。”

乔治走到房间的另一侧，去拥抱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李不知觉地看着这种场景微笑。他望着人们端着盛满食品的盘子在房间里走过。一个男人举着一个黑白的烟盒请玛丽娜抽烟。李有他自己的收藏。他曾给纽约一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写过一封信，求购他们出的一本定价二十五美分的小册子《列夫·托洛茨基教诲录》，他们回信说这本书现在不再版了。他们至少写了回信。他把他们的信保存起来。那边的人愿意回答他，这才是重要的。他开始收藏文件了。

她永远也不会谢绝一支香烟。

他打算给社会主义工人党写信，了解他们的宗旨和政策。托洛茨基的思想是纯正的社会主义。他很满意写了那封信，并收到了邮局送来的一些模糊的资料。这是通向有同情心的灵魂的渠道，是一个秘密和一种力量。这给了他一种广度，使他接触到了平房和焊接公司以外的世界。

她是那种来者不拒的女人，受到人家的馈赠便会激动不已。她会接受你的香烟、钱、回形针、邮票，不管你给什么都照单全收。世上有某种女人，最微小的礼物也会使她心花怒放。

托洛茨基的名字叫布朗斯坦。

在一条未铺路面的街上的半间平房里，他睡在琼身旁，在半夜里用一本杂志给她打扇。

乔治转回来时，做了件很奇怪的事。他把椅子转过来，与李面对面坐着，背对着房间。他的上衣胸袋里插着叠成尖形的手帕，他的领带是棕色的。

“现在，我要说的是让我看看你写的那些草稿，不管它们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写的是明斯克，我很感兴趣。”

“还有那个制度。历史观点的所有真谛都在被那种制度亵渎。”

“好，太好了。你得让我看看。”

“还没有全部打印好呢。”李说。

“打印？我会请人打印的。这个你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它的题目为“集体”。我做过认真的研究。我阅读了许多刊物，对苏联的整个经济作了分析。”

“还有别的吗？因为我想了解那个年代发生的一切。要最客观的观察，譬如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之类。把一切都告诉我。”

“为什么？”

“好吧，我告诉你为什么。其实非常简单。近年来，好多次有人来盘问我关于我在国外旅行的事。这完全是例行公事。换句话说，默仁希尔德先生，你去了某某地方，我们想知道你见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人，你参观的工厂布局如何，等等。这是例行的情报工作，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旅行者说，好吧，我见到了这些东西。这归中央情报局的国内联络部管。他们有个人要我同你谈谈，非常随便地、友好地谈谈，这就是我现在做的。那是个很好的人，通情达理。我总是在旅行，也总是要回来。每次回来，那位科林斯先生都来登门拜访，我们就谈谈，非常随意地一边谈，一边喝着酒。我写下了我旅途的见闻，心甘情愿地交给他们；我还给国务院写过材料，因为我们必须沾上我们此时生活和挣钱的国土的颜色。这是我的哲学，李。国家对我来说就是生意。我根据机遇的需要，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我如果在南斯拉夫就要学克罗地亚语。我还要学海地人说的方言法语。这就是我经过一场革命、一场世界大战等灾难而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我总是愿意合作，换上不同的颜色。我总是在告诉别人我不是敌人。这是必须做的姿态。我不愿在市场上被人迫害。换句话说，我会主动地说，这是我的旅程安排，这是我的笔记，这是我的印象记。让我们一起喝一杯，成为好朋友吧。”

“可还没有完全打印好。”

“求你了。我有一个咨询公司，你知道，有纸，有铅笔，还有一名女打字员。当然，我会给你一份打印稿，并还给你原稿。”

“你也会给科林斯先生一份吧。”

“这你该理解。他们收集信息，进行分析。处在你这样位置的人如果愿意合作，会对本人有好处的。目前你生活拮据，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我是科林斯先生，我看到某个人愿意合作，而他正需要一个报酬高一点的工作，而且会感激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会愿意为他打个电话的。这种事是平常见惯的。”

李把女儿放在膝上，拍着她，让她安静下来。

“另外，乔治，我还想发表这篇《集体》。”

“我建议你别发表。我认为这不行。你现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这样做。我们先看看稿子吧，然后再商量发表的事。你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获得补偿的，这点我可以保证。这些人的手段有千千万万，他们的手能伸向世界每一个角落。这真让人吃惊。你认为你是怎样重新进入美国的？一个人叛逃后，他的名字就上了联邦调查局的跟踪名单，会给他建立一张跟踪卡片。然而他们归还了你的护照，让玛丽娜入境了，又给了你一笔贷款，让你们进来了。”

“他们那阵子无时不在警惕地注意我。”

“他们现在仍在注意你。他们对你很感兴趣。我相信，他们很想知道你在苏联接触过的人。我和你最好找个地方单独好好谈谈，不要让这孩子偷听。”

乔治大笑，两个人都笑了。

先是弗赖塔格和他的同伴，现在又是这位科林斯先生。他们都像苍蝇叮臭鸡蛋一样围着他。

他看看玛丽娜。她微蜷着身子站着，正在仔细地听别人说话。即使站在这热气腾腾、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她还是显得精神抖擞，清新亮丽。他想说，不要因为我的弱点而爱我。不要为我而遭受责怪。不要因为我是那种人而认为这是你的过错。我一直是那种人。

他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挥手还击，却没打着他。他坐下来，翻开一本杂志。她看得出他是心不在焉地翻着书页。她想拿一个什么东西砸他。她抓起一张纸，揉成团向他掷去。纸团击中他的胳膊弹落下来，但他没反应。她走到餐桌旁，扒了几口晚饭，看着他。她狠狠地盯着他。她想让他感到不舒服，让他无法把杂志看下去。她觉得自己扔纸团的举动很愚蠢。

“不可以抽烟，”他说，“我不许你抽烟。这是死命令，永远不可以。”

“如果我偶然想抽几口呢？”

“对孩子不好。非常、非常坏。你就不能替我把浴缸放满水吗？我在外面干了一天，与噪声和汗水为伴，回来想有现成的热水澡洗，这也许是异想天开了。”

“我抽得不太多，抽的烟也不贵。”

“懒婆娘。”

“可我做饭。我跪着擦地板。”

“我跪着擦地板。”他学着她的话说。

他一甩手把杂志扔出去，重重地砸在墙上。孩子哭了起来。他站起身，朝玛丽娜走过去。

“我跪着擦地板。”他又重复说道。

他挥手朝她脸上打去。她跌坐在椅子中，手里还端着她没吃完的晚餐。

“我跪着擦地板。”

她捂住自己的脸。他又打了她一巴掌。然后他坐回椅子上，捡起一本书。她把盛有剩饭的盘子端到水槽里，没有把剩饭刮入小桶内，就放在那儿让他来洗。他也会做的。打架之后肯定会有东西乱七八糟，他会仔细收拾的。

“你竟然告诉那些俄国佬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做爱的。这是我们的私生活。”

“朋友之间就是这样交流的嘛。”她说。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公开的。”

“我信任朋友，相信他们能理解我们现在的境况。除了他们，我还能跟谁交谈？我需要这些朋友。”

“你没有必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私生活。我不想让他们来我们家。别让他们进门。”

“你要我不让你母亲进门，现在又要我不让我的朋友们进门。”

“我的亲哥哥竟会向联邦调查局告密。”

“我们住的地方并不是什么秘密。他能告什么密？人们都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你无法把你的住处藏起来。”

他看着书。她打开水龙头，瞧着自来水哗哗地流入下水道。孩子还在哭。

“你喜欢喝酒。”他说，仿佛没跟她说。

“你该教我说英语。”

“你等着他们给你一再地把酒斟满。”

“我从来没爱过你。当初我只是可怜一个外国佬罢了。”

“同时还抽烟。”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们你是怎样打我的。我会说，你打得并不重，只是我的皮肤嫩，所以他们才看到这些印子。”

她站在水槽边，背对着房间。她听见他站起身，朝她走过来。她拿起一块海绵，开始擦洗水槽的边沿。他打了她一记耳光，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想想打一下是否够了。然后他又走回去，坐了下来。她用水把海绵浸湿了，擦洗长台面上的污迹。

街对面正在卸货。她听见卡车发动机的声音和人声。她又吃了一口剩饭，然后清洗水槽后面的窗台。

“我会告诉他们你很照顾我。你打得很轻，只是我皮肤太白了，所以看上去这么糟。”

他走近她，开始使劲用拳头打她的两只胳膊。她关上了水龙头。他又用双拳狠狠地击打她的胳膊上部。

“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皮肤太容易青一块、紫一块了，这并不是你的过错。”

她举起双手，护住头部两侧。他不停地打着她的胳膊上部，如同小孩子们玩的拍胳膊游戏一样。他打得很有节奏，先右手打一下，再左手打一下。他在她身后一声不吭地打着，一下，两下，鼻子里喘着粗气。她能感觉到他专心致志打她的辛苦劲儿。

她躺在黑暗中，想着她揉成一团后扔掉的那张纸。那上面写的是第七课。当地俄国侨民中有一个老头将一页页纸邮寄给她，让她提高英语水平。在第一页的上端，他用很大很大的俄语字母，写下了“我的名字叫玛丽娜”，要她在俄语下面写上英语单词。第二课的内容是“我住在沃思堡”。第三课，“我们在星期二购买副食品”。每课都是一页。她把每课写好后邮寄给他，他批改后再寄还给她，同时再寄上新课要她学习。现在第七课被团得皱巴巴的，他也许会纳闷这是怎么回事。

李从卫生间出来，上了床。她感觉到他是轻手轻脚上床的，这样，如果她睡着了，不至于惊醒她。当然，她是背对着他躺着的。

她又想起了荷兰。最近，她毫无由来地常想起荷兰，想起他们当时乘火车横跨欧洲，在见到荷兰的村庄、听到教堂的钟声时惊奇不已。这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了，干净得难以置信：那舒适的房屋、那纤尘不起的街道，还有那草地上笔直的篱笆墙。

她不想让孩子在她心神不宁时吸吮乳汁。

她想，他们会过上从哪方面讲都很平凡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俩胳膊上有相同的伤疤，是由命运安排他们相识和相恋的。

她想起了在蒙哥马利—沃德商店货架间的走廊上流连。她从室外的炎热一走入店内，就听见播放的音乐和叮当作响的小铃铛。地板很光洁。走廊长得仿佛走不到尽头，两侧是放在盒子里的化妆品和满是亮闪闪的皮包与手袋的柜台，服装从一个房间连到另一个房间。店内到处香气弥漫。

他想去上夜大，读政治和经济。但他还需要挣钱养家，这会影响他的学业。

甚至当他揍她的时候，她也觉得离他很远。他从来没有完完全全地在她身边过。

玛莫奇卡给她买了廉价的带褶的短裤，有很深的裤袋。对于服装，婆媳俩的眼光不同。

她知道，他正在猜想她是否睡着了。他似乎想说些什么，或者想靠过来摸她。他也许会来摸她，用肘支起身体，用卷起的软手抚摸她的臀部。她感到他的欲望像黑暗中的气流在涌动。这种欲望是实实在在的。他在等待，在琢磨这是不是做爱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的妻子，而他却必须先想一想。

她又想起了荷兰。

她想起了在纽约上岸时的情景。他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一夜，周围是无数的霓虹灯。霓虹灯的河流，霓虹灯的海洋。

他是个看不清、摸不透的人。

香气弥漫，地板一尘不染。她站在一间到处摆满电视机的店堂里。她花了半个上午观看电视，并排的五台电视机上播放着不同的节目。她在货架之间的走廊上徘徊。这里凉爽而又安宁。没人会跟你说话，除非你提出问题或买东西，而这两者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他出去找吃的，而她与孩子单独待在纽约的一家老旅馆里。她找来了一块抹布，擦抹软百叶窗帘上的尘垢。

她意识到他要来抚摸她了。在他揍了她一顿之后，在他们说了这些伤害对方的话之后，他在下决心要摸她。

是命运把他们牵到了一起，但她并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一同洗澡时，她不清楚；在做爱时，她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当她学会说英语后，他将会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一点可以绝对肯定。

我们在星期二购买副食品。

他们俩做爱了。他们做爱时柔情蜜意，充满了真诚的宽恕。

在靠近他们平房的一面墙上，歪歪扭扭地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

梵蒂冈是天启的娼妓。

李把这句话译给玛丽娜听。

玛格丽特很平静。她站在烫衣板前，用熨斗烫着她的制服上衣。她脸朝着起居室，室内有一张上面放着几只色彩鲜艳的枕垫的沙发、两把椅子、一张写字台、一台电视机、一株种植在长形盆内的长青藤缠绕在装饰架上。她一有机会就熨烫她的制服，使它保持挺括干净。她通过口头介绍到别人的家里干活，都是那些沃思堡最富有的家庭。她在为有钱人看孩子。

我对这个女人说，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李的生日了，而他还没有工作服，于是她说：“奥斯瓦尔德夫人，他的个头有多高？”我告诉她，他的个头同她丈夫差不多。她拿出了她丈夫不想再穿的工作服和几条破旧的裤子，要我付十块钱。这个女人，她知道我生活拮据，知道我们家的这对年轻夫妇正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重立家业。这就是沃思堡有钱人的德性，要一个保姆为旧衣服付钱。我今天对此很平静，大人，但这事让我很有看法，这又是一个让人烦恼的情况。因为从第一天起，我瞧着他的脸，就觉得他变了个人似的。我忍不住想问，那个国家把我的孩子怎么了？因为他的皮肤不像从前那么白净光洁了；因为他的脸上有了皱纹，带着黄褐色和灰色；因为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从满头密发变成了前脑光秃，别人几乎都能看见他稀疏头发下的头皮。罗伯特和我曾让他低下头，就着亮光我们能看清他的头顶。法官大人，我们这个家庭的男人历来个个都是满头密发，而他年纪还不大。他说这是由于俄罗斯的寒冷气候造成的，而我自忖这是由休克治疗引起的。我的结论是：他是我们政府派出的特工人员，失踪了一年。有许多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记得有一天，李从我和罗伯特这儿要了几块钱为他妻子买了一件坎坎舞裙和长筒袜。她带着东西回家，我们坐在西七街上我的公寓里看电视，她对我说：“妈妈，那是格利高里·派克。”我仔细看看电视上放的影片，那骑在马上的演员果然是格利高里·派克。这下，我更怀疑了，一个外国姑娘也认识美国电影明星吗？这事明显值得深思。我知道我没出过国，但明斯克那种天寒地冻的地方，哪会有什么电影杂志呢？哪会有放映美国西部片的电影院呢？我这个人看问题向来一针见血，这件事让我更相信我想证明的结论。这姑娘是谁？她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她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懂的东西比她外表看起来的要多得多？我试图同李谈谈，问他是否幸福、她家务干得好不好，因为许多事业有成、有车有房的俄国朋友公开干涉了。他们认为这个俄国姑娘也不能没有这些东西。她头脑里对美国已有固定的观念，这些人似乎认为不能让她失望。我今天可以坦然对之，是我给她买了条长一点的短裤。如果我说李叫我别带东西以后我真的没再带过东西的话，上帝也会知道那是在撒谎。不过我只送过那条短裤和那只长尾小鹦鹉，送小鹦鹉是因为它是鲜绿色的，我想给他们在一个新国度里的小家庭增加点色彩。

他放掉了小鹦鹉。他把笼子打开，就让它飞走了。法官大人，他小时候可是特别喜欢动物的呀。

但对那条短裤，她说：“不，妈妈，我不喜欢。”我说：“玛丽娜，你是已婚妇女，你穿的短裤应比年轻姑娘穿的要长一些才合适。”可她说：“不，妈妈，这短裤不好。”我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姑娘不大待在家里，而她丈夫整天在外干活。我亲眼看见他下班回来，家里一点晚饭也没有。这对夫妇不可能雇个保姆给他做晚饭。我们这个家庭经过奋斗才没有散掉。他爸爸干了一辈子收保险费的工作，临死前还冒着酷热在修剪草坪，终于倒在了草坪上。从那以后，我玛格丽特和李两人就相依为命了。

你明明是这样的人，家庭却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他们把你扭曲得不成样子。你的兄长有很好的工作、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们希望你也成为他们认可的人。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母亲抓住你的胳膊，哭泣着。你被围困在他们的思想中。他们要塑造你，把你敲打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你只能离家出走。

这是个星期天，他站在达拉斯的共和国银行大厦空荡荡的大厅里。到处都铺着褐色的大理石。他在等待乔治·德·默仁希尔德。这是他第二次与乔治会面。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下身着一条在明斯克国家商店里买的粗糙布料的现成裤子。

乔治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他晃动了一下钥匙串，算是跟他打招呼，然后走向电梯。他们上了十六楼，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空气稠密而沉重，带着地毯的气味，就像贴着你的身体一样。乔治穿着网球短裤，衬衫上缀着鳄鱼纹章。他有一间挺宽畅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种证书。

“你一直在阅读关于这位疯子将军的资料吧？”

“我从俄国回来以后就知道他了。”李说道。

“他现在卷入了古巴事务。请坐。我这里有你的文章。”

“他只是在反映大多数人的想法。沃克将军说的和做的都表明，美国是白人的美国。”

“导弹正对准着我们，要把我们消灭。我们还得翻开报纸，看看这个人。”

“密西西比问题也好，古巴问题也好，不管什么问题他都找到了机会。”

“他的兴趣正转向古巴。他会跳入古巴事务中去的。等着瞧吧。”

“他们在怀疑我的邮件。”李说。

“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邮件检查员跟我的房东问起了我收到的那种邮件。”

“哪种邮件？”

“有些人会说是颠覆性的那种。”

“你干吗要读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无聊透顶。我不用读也知道是些什么货色，它们是无聊的代名词。”

“他们正从不同的方向朝我逼来。”李说道，鼻子里哧地冷笑一声。

乔治给了他一份他们上次谈话后打印的稿件。他把原来的手稿、零碎的笔记、自传草稿、发言提纲等还给了李。

“你没让我失望，李。这些文章的确内容充实，尤其是那篇长文。我相信会有这样一种前景：你搬到达拉斯来住，找一份新的、更适合你的工作。你住到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可以便于我们来往。我住的房子最有趣的一点是离沃克将军家不到两英里。”

乔治伸出无名指，翘起拇指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

门开了，一个长着灰白短发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他皮肤晒成了深棕色，穿着一套棕黄色西服和一件蓝色的衬衫。他一定是马里恩·科林斯了。乔治为他们作了介绍。科林斯身材瘦削、硬朗，身体健康，尽管年龄较大，但仿佛要让你知道他决意要活得比你长。

乔治走了。

“你写的这篇文章，”科林斯说，“非常吸引人，非常深刻。我感谢你让我们拜读你的大作。你观察很细，就像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员一样。文章中有许多关于那家收音机厂和工人们的有趣事情。文章有条不紊，很好地抓住了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影响。可以说是个很好的开端。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把所有我记得没写进《集体》里的东西都跟乔治谈了。”

“是的，乔治跟我谈过这事。我说，你文章中确实有非常明显的大遗漏。”

“遗漏了什么？”

“李，要我说，你作为一个叛逃者在苏联待了两年半，竟然从来没有跟克格勃接触过，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离开苏联前与内政部的官员谈过，要求批准我出境。”

“那么谁批准你入境的呢？你在赫尔辛基申请入境签证，只等了两天就拿到了，而正常情况下要一星期才能得到。我们恰巧知道，那时苏联驻赫尔辛基的领事是个克格勃军官。”

“你也许知道，可我不知道。到处都有克格勃的人，但这并不说明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去那个国家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

“李，如果我可以这样叫你的话，当时一得知你想离开苏联，我们就马上帮你铺平了道路。你这人让我们感兴趣。你在苏联的心脏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想跟你保持一种关系。我们是非常讲究实际的人。我们不在乎你与克格勃第二局之间有过什么样的瓜葛。你有过一段罗曼史，又破裂了，那没什么不好。这种事哪儿都有。我们只要求你提供一些细节。我们不是联邦调查局，我们不会对你追逼，也不会拘留你、起诉你。我们想同你建立一种关系。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你看好吗？”

“联邦调查局在监视我吗？”

“这我可不知道，”科林斯说，“我怎么会知道这样的事呢？”

他的口气似乎是有人向他提出了钛的熔点是多少度这样的问题。

“瞧，这很简单。我们只想知道你那时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见到了谁，在哪里见到他们的，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一定要现在就谈这些问题。我们有意识地等待了好几个星期才来找你。我们想小心点，不要逼你。我们理解叛逃、希望破灭、精神压力这类事情。你写的这篇东西表明你完全知道该记录什么样的材料。要明白，我们不是要你忏悔或者道歉。那不是我们的任务。”

他坐到乔治写字台的边上。

“事实本身是清白的，但如果有人有意识地寻求它时，它就不再是清白的了，它就成了情报。我们现在待的是一幢四十层的大楼，墙外包着压有花纹的轻质铝合金。那又怎么样？可是，这些枯燥乏味的事实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会有很大意义。一个老人在吃一只桃子，如果这事发生在8月份的乌克兰，而你作为游客经过，带着相机，恰好把这情景拍下来，这就是情报。顺便说一句，我任何时候都能提供你一架米诺克斯照相机。人的情报还是很重要的。譬如乔治，他给我们提供材料，我们会迅速分析，并传递给其他机构。”

李不吱声。

“我可以叫你李吗？”

“可以。”

“李，你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只有所谓的同等学历。你更没有大学学历。你的退役也不光彩。你在苏联待了将近三年，如果不说你在苏联待了三年，至少你也有一段就业的空白。你选择吧。现在我只要打个电话，你就可以在达拉斯的一家公司有一个职位，做有趣的、专门的工作。刚开始时也许职位不高，但你有机会学习一门正经的行当。”

马里恩·科林斯靠桌子站着，皮肤晒成恰到好处的棕色，显得那么强健，似乎他只要弹弹手指，就可以把墙上的画震落下来。

“我保证你很适合这份工作，过几天就可以开始上班了。好吧，告诉我你的打算。”

米诺克斯是一种驰名世界的间谍用照相机。希德尔曾在书上看到过这个名字。

他步行穿过空荡荡的达拉斯市中心。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炎热的空气和灼人的阳光。他感到了那种从不愿意承认的孤独，比在俄国时更为孤独，像个更为怪异的梦境；一切都在燃烧着，放射着刺眼的光芒。他希望自己有种明晰的自我意识，一步一个脚印，每跨出一步都不要失望。他行走在保险公司大厦和银行大楼的阴影中。他想，唯一结束孤独的方法就是达到一种境界，即他和周围发生的真实斗争不再是分离的。我们把那种境界称作历史。

8月12日

布伦达·琼·森西博在她的那个行业里被称作“大奶子宝贝”。她坐在旋转木马夜总会化妆间的梳妆台前，朝她嘴边的酒窝上抹肉色的油膏。窄窄的梳妆台上堆满了发刷、咖啡杯、热水瓶、化妆盒、长十厘米宽八厘米的时装画报、定型水、护肤泡沫、擦面纸等等。梳妆台从房间这头延伸到那头，台上靠墙搁着四面没加框的镜子。布伦达穿着她姐妹的浴衣。

KRLD电台里正在播放“生命线”，这一期是很有爱国精神的广播节目，主题为反对联邦政府大规模的支出计划。

为了涂好油膏，布伦达得用舌头顶住嘴巴的一侧，使脸上的酒窝部位突出来，这样说话很费劲。她正与坐在旁边一面镜子前的姑娘说话，这姑娘叫琳内特·巴蒂斯通，看上去顶多是中学毕业的年龄。

“他也许会让你预支一笔钱的，”布伦达说，“只是你得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开口。”

“我听说过他跟姑娘调情的事。”琳内特说。

“杰克就是这样。但他并不认真，换句话说，他并不真想同姑娘上床。你听谁说的，宝贝儿？”

“莫莉·布赖特这么说的。”

“别听莫莉的。杰克的特点是，他喜欢说些挑逗性的话。这位老板是天字第一号空话连篇的人。你不必为摆脱性骚扰而冲出夜总会。”

“我听到了一些话，但你得千万保密。”

“听到什么了？”

“他骂这里的姑娘‘笨×’，并威胁说：‘我他妈的要把你们从楼梯上扔下去。’”

“得了，宝贝儿，我们这里又不是文明学校。说几句粗话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总是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琳内特说道。

“但他并不会真的打人。”

“莫莉·布赖特提出由她代替‘火焰姑娘’出场，你猜结果怎么着？一片混乱。”

“你怎么总是听莫莉的。如果说莫莉懂音乐，那么狗屎也会弹钢琴了。你急需要钱，那就去找杰克。别忘了说你没钱买食品了，杰克听到跟吃有关的东西就会来劲。”

琳内特穿着演出服，像个女牛仔，手持骑手短鞭，腰里别着长柄手枪。布伦达心想这姑娘有天分，但品位不高。她表演的节目连脱衣舞也算不上，只是极尽下流挑逗之能事，再加上这儿摸摸、那儿揉揉。

“在新奥尔良时人们告诉我，杰克正在春风得意。”

“他还拥有另一家夜总会。”

“他拥有另一家夜总会，这我也听说了。”

“维加斯夜总会，”布伦达说，“至于说春风得意、前途无量，我倒也看不出，得好好想想。”

“我不断见到的那些狗是怎么回事？”

“他养了许多狗，他把那些狗称为他的家人。这些狗就待在夜总会里，只有一只他带回家。”

“这大概是要让它们保护夜总会吧？”

“我看不出这里除了我们这些脱衣舞女郎，还有什么要保护的。”

“我得去小个便。”琳内特说。

“杰克还有个特点是，他会问你他是不是同性恋者。‘你说我是同性恋吗，琳内特？’‘你看我像同性恋吗？’‘说真的，凭你的经验，你觉得我是同性恋吗?’我保证他会问这些话。‘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是同性恋，你会感到多大的惊奇？’‘如果同性恋者想掩饰他是同性恋，他会像我这么说话吗？’等等。”

“我该怎么回答他呢？”琳内特说。

“怎么回答都一样。杰克就是这号人。”

杰克·鲁比从商业街上走了进来。他大腹便便，头顶正在变秃，胸部和肩部的肉鼓鼓囊囊的。他今年五十二岁，身上带着三千美元的现金、一支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一小瓶苯甲吗啉[7]药片，以及一张小额索偿法院为他在百货商店使用空头支票的事而发出的传唤单。

他迈步跨进化妆间。

“安静点，”他对布伦达说，“我要听这个节目。”

他们听着收音机里的“生命线”节目。这次是一档评论，谈的是英雄主义以及人们如何抛弃了英雄主义。

杰克坐在第二面镜子前面，低着头，想尽量听清楚点。

播音员在说：“在美国，不久前一所大学历史专业的三十五名天资聪颖的大学生被要求讲出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在哪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听说过这个地方。三千年的军事史上，没有任何事件比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上表现出来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更壮观了。这种英雄主义完全是美国式的，像开拓者的小木屋和一望无际的土地一样，真正是美国式的。但现在人们再也不提它了。人们宣传联合国日的劲头要强百倍。”

杰克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戴着白色的真丝领带。他头上戴着翻边软呢帽，这帽子使他的形象更为鲜明，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他身上来，俨然像一个正在办案的侦探。

“我很喜欢这种节目，”他说，“每当人们谈论起我们的国家，我就会心潮澎湃。你们是没看见，那年电台里宣布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时，我穿着制服，哭得像个孩子似的。我的那个风骚尤物呢？”

“小便去了。”

“她的表演是不是太放荡了？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怕他们会没收我的营业执照。”

“这里本来就是跳脱衣舞的地方。”布伦达说。

“她原是新奥尔良波旁街上的一大尤物。但现在问题是，说不定人家会认为她太出格了，跳脱衣舞时把兜裆拉得那么开。”

“她只不过想出名罢了，杰克。”

“我该叫她换一块遮羞布。”

“那也没用，不管什么她都会扯断了拉开来。”

“达拉斯这地方，规定跳脱衣舞不得暴露阴毛。她会害我关门大吉的。”

“我觉得她非常年轻。”

“这是她迷人的一个优势。现在这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真让我够呛。”

“所以你给她的报酬比我们高？”

杰克身体往后仰了仰，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从何说起？”他说，“哪有这样的事？”

“你给琳内特的是双薪。”

“布伦达，我敢发誓，我从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我郑重声明，我可没这样做过。”

“你给她多发工资，却又说她会让你停生意。”

“我多给她一点，让她卖力一些，多多招徕客人。我太需要她卖座了。”

“你脑子里老想着竞争会使你生意失败。这只是竞争而已。人家也是像我们一样混口饭吃。”

“去你的，布伦达。好了。”

“也去你的，鲁比先生。”

“我只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板，我得在这里坐镇。”

“这一点儿也不错。”

“我必须听客人的。”

“人家就是要搞垮杰克，因为杰克是当今最大的色情纵容犯，也是最狡猾的一位。”

“递给我一张面纸。”他说。

“既然说开了，我就再多说两句。你总是心不在焉，只顾自己滔滔不绝，不听别人说话。”

“你不知道人家在怎样挖我的墙角。”

“怪不得你整夜整夜在这里咆哮。”

“我得养我的狗和我自己。”

“谁也没有不让你养活呀。”

“你该了解我以前的生活，布伦达。那种生活到现在还令我心有余悸。我母亲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以为她的喉咙里扎着一根鱼刺，我向上帝发誓这是真的。我们总是听她在抱怨。大夫们用仪器为她查了好几年，最后给她动了手术。她喉咙里并没发现任何异物，绝对肯定。但出院回家后，她又说鱼刺仍然卡在喉咙里。”

“嗯，一个女人，一位母亲。这种事常见。”

“所以你替我想想看，我和兄弟姐妹们在这样的抱怨声里整整生活了三十年。这还不算，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只想让你有点数。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成天醉醺醺的。但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之间如何相互折磨，或者是如何折磨我的。我不是那种喜欢记仇的人。我对他们唯有心存敬爱和尊重，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受过苦。好了，不谈这些了，我不在乎，你走吧。”

“你从来没结过婚，杰克，为什么呢？”

“从我的内心来说，我是个懒散的人。”

“但从外表上看，你衣着讲究，仪表堂堂。”

“可我的内心，布伦达，混乱得很。”

他们听到电台里节目主持人在讲着笑话。杰克朝收音机凑过去，又仔细听了一会儿。

“我喜欢在收听这类节目时胸中升起的爱国热情。对这个国家，我有着百分之百的热爱。除了国家，我还能相信谁呢？我自己的声音有时也让我害怕。我无法控制我内心发出的声音。压力太大了，令人难以置信。”

“谁都有压力，我们的压力也不小。你让我们一周工作七天。”

“我快要改变这种规定了。”

“你为什么不娶你的风骚尤物呢？她会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她是新奥尔良有名的床上尤物，但她不肯做那些不自然的动作。”

有人在拐角那边大声嚷嚷。杰克来客人了。他拍了一下布伦达的肩膀，走出了房间。刚走六步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杰克·卡林斯基和一条狗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这是我的达克斯狗[8]，叫西芭，”杰克·鲁比说，“蹲下，宝贝儿。”

杰克·卡林斯基六十开外，是个一无办公处，二无办公电话，三无雇员，四无客户的投资顾问。他家住在达拉斯郊外，一幢大房子有二十个房间。在他家旁边，有盏海岸警卫队的雾灯整夜整夜亮着。

“我想知道你听见了没有。”

“镇静点，杰克。我来就是为这事。我是来和你谈条件的。”

“跟我有老关系的人会为我说话的。我常常和托尼·阿斯托里那通电话。”

“我知道你认识一些人，”卡林斯基说，“但这事同谁也没有关系，不相干。”

“古巴怎么样，不值一提？”

“我完全理解你为某些人跑腿。”

“当时新闻界都在报道古巴。”

“你也为联邦调查局干过事。”卡林斯基说道。

“有这等事？我好像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别装蒜了。你在1959年3月主动提出为联邦调查局效力。他们还为你设立了一份档案。”

“杰克，什么也瞒不了你。”

“你是潜在的犯罪告密者。你一会儿告这人的密，一会儿又告那人的密。”

“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就可以对他们说，我曾有过功劳。”

“杰克，这对我本人倒没有什么。我知道你在新奥尔良，在达拉斯名气很响。在达拉斯总能看到你出头露面。”

“我的老关系还可以追溯到从前在芝加哥的那些日子。我对那段日子非常骄傲，它胜过我生命中的任何东西。纽贝里街、摩根街，还有商贩的手推车以及那些街头帮派。”

“谁都喜欢老芝加哥的故事。你以为我是在本地出生的吗？没有人出生在达拉斯。我们都带着老芝加哥的印痕，那种街头生活和那些战斗的岁月。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笔数目不小的贷款，提供贷款的人当然要对获得贷款的人横加挑剔。”

杰克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翻找着什么。

“瞧，我可以给你看看我收到的滞纳税款留置通知单，以及他们对我提出的妥协建议的拒绝书。他们逼着我交执照税。我快被他们给整死了，杰克。他们手中要我付的账单已积得有这么厚。我不断地在细水长流地还债，今天二百美元，明天二百五十美元，换句话说，让他们知道我是不会赖账的。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单单国税局我就欠了四万四千美元，工会又要我减少女招待的工作时间。我隔壁那家业余夜总会又在同我竞争，要把我拖垮。而现在又来了个新奥尔良脱衣舞女，跳舞时扯开兜裆布，这是要让我的夜总会彻底关门。”

杰克·卡林斯基让人不易觉察地笑了一下。你可以听到他喉咙里咯了一下，但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他在高领衬衫外面套了件运动衣，抽着细长的雪茄烟。杰克对皮鞋和发型特别讲究，但他仍然认为自己还在学习如何生活。

“我要告诉我的律师，每美元只支付八美分利息。”

“杰克，他们不会同意的。”

“我想也是。”

“这不是他们淌着口水要接受的方案。”

“所以我只有自己下决心了。”

“你只有自己决定要向谁借这笔钱。这钱可不是捡来的。我想好了一笔交易。我可不会像附近的小高利贷者们那样一周只赚五点利。这笔贷款高达四万美元。如果你接受这笔贷款，每周要付大约一千美元的高额利息。”

“那一年后本息加在一起要有九万二千美元了。”

“你也可以继续不断地支付利息。”

“直到我骨头里的油被榨干。”

“不错，杰克。”

“随便说说，如果我有一个星期付不起利息怎么办呢？”

“一个星期，他们可以让你先欠着。他们可不能动不动把你的头打破，杰克。他们会放你一马的。”

“如果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呢？”

“这里的规矩是你可以再贷一笔款。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你实际拿到手的钱要少于你为之支付高额利息的那笔贷款。老实说，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什么意见？”

“说老实话，你不要接受这笔贷款。你经营的业务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那样高的利息。你会跌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

“要说陷阱也是我自己设的。”

“是你自己设的陷阱，但钱不是你的。”

“随便说说，假如我五个星期、六个星期付不出利息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实在无油可榨了，他们也会放弃的。就是说，归还本金，利息不用还了。换句话说，那些人成了你的熟人，你除了归还本金外，再把你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他们。他们并不想把你的房子给炸了。”

“可这样他们就会控制我的公司。”

“这就是游戏的规则。”

“万一我连本金也归还不起呢？”

“杰克，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劝你再试试其他渠道。”

“如果向银行贷款，银行会对我进行信用调查。他们连一毛钱也不会借给我的。”

“那想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可以帮忙。找个合伙人吧。”

“我没法与别人共事。我已经有人帮忙了。我妹妹在为我经营维加斯夜总会，我们总是吵架。”

“你让我感到有点不近情理。你应该分清主次。你是在单枪匹马地做生意，杰克。要懂得什么叫关系网。”

外面乐队的鼓手在敲着鼓。

“好吧。听我说，我愿意接受每周五百美元利息的条件，为期一年。一年后这种传统的生意会好起来的。”

“我想好了一笔认真的交易。”

“杰克，去跟他们谈这笔交易，也提一提我跟托尼·普什一直在商谈。人人都知道普什与卡迈恩·拉塔很接近。”

“卡迈恩并不是生意很大的高利贷者。”

“我只想让你提到我认识托尼·阿斯托里那。”

卡林斯基看着他，静静地盘算着，然后说他会照着杰克说的去做。他的声音深沉、圆润、通情达理，但现在听来有些空洞。他家的房子上面装着巨大的探照灯，下面有绿松石色的游泳池。他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杰克·鲁比心想，人是不是要拥有这些才显得不可战胜。

他们在门口握了握手，接着卡林斯基又走回办公室，匆匆忙忙，似乎有个愉快的秘密要透露。

“这件夹克衫是马海毛的，你瞧。”

然后他们走到窄窄的楼梯的尽头，外面就是街道。他们又握握手。萨克斯管在胡乱吹奏着。杰克在吧台上倒了一杯水吞下一片苯甲吗啉，想使自己对未来乐观起来。接着他在一张张桌子中间走着，与众多顾客混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开夜总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家吃晚餐是件很安宁的事，立体声收录机里播放着大键琴协奏曲，谈话声断断续续。贝丽尔看着她丈夫把酒杯举到唇边。拉里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咀嚼酒，品味着酒的醇度——味淡，还是味浓。他喜欢说，我们就是这样建立文明的。我们咀嚼酒。

“你看上去并不高兴，”她说，“你好长时间不快乐了。我要让你心情重新好起来。说些好玩的事儿吧。”

“你这人就挺好玩。”

“我永远是好玩的、奇怪的、小巧玲珑的。我要让你也当一回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他们静静地吃了一会儿。

“还记得那次导弹危机吗？”他说，“自从U—2飞机在古巴拍摄到攻击性导弹以来已有十个月了。你猜怎么着，现在他们又发现了新情况。”

“我可以知道是什么新情况吗？”

“一支苏联勘探队发现了一片很大的油田，那正好是我签定了开采合同的地块。我上个星期看到了他们拍的照片，照片很详细，我认出了是我们那块地。我去了那块地，站在它上面。我们做了探矿试验。我们要发笔大财了。”

“那是你的石油，你的油田。”

“应该说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总比是那些俄国佬的要好。你知道他们会把那个岛怎么样。他们会把岛上的油榨得一滴不剩。”

“这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有时候与一个永远、永远、永远不肯吃亏的人生活在一起太累了。”

“我不肯吃亏，这你算说对了。”

他们俩停顿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把唱片翻过来。外面雨下得很大，她瞥见有人在街上冒雨奔跑着。

“让我向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强迫观念症。”

“噢，请吧。”

“我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看法。”

“是的，没错。”

“情报部门的任务就是排除国民的强迫观念症。人们对古巴问题就有一种固定观念。古巴问题比俄国问题更为棘手，更加悬而未决，更能损害人们的心理世界。我们的任务正是要排除这种心理威胁，彻底了解卡斯特罗，解析他的意图，破坏他的机构，使他不再有能力来左右我们的思想方式，左右我们晚上睡觉的方式。”

“也许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是古巴。我们对这个岛国了解多少？它属不属于西印度群岛？它说不说西班牙语？它的国民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黑白混血儿？他是不是拉丁美洲国家？它的国民是克里奥尔人吗？或者是中国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属于我们？”

“这不是属不属于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古巴的政策能否奏效，关系到私人投资是否有机会帮助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之林。而当初古巴在社会分配、制造业、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在进步。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证明，巴蒂斯塔政权的缺点和过分之处用不着爆发革命就可以克服，当然更用不着跨入共产主义阵营了。”

他们俩又安静下来。他感情的激烈程度令她想要暂停一会儿。对他来说，有这样坚定信念的事情并不多见。她觉得内心虚了下来，又准备像她以前一样可怜巴巴地悄悄对他让步了。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她对这个话题所知无几。她只是从剪报和照片的说明中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日益古怪，最好是在你送给朋友的栏目新闻剪报中来观察它。人们只能在讽刺反语中才能躲避起来。如果她本来的目的是要默默无闻，那为什么还要争论呢？

“在某些领域，事情有了起色，”他说，“有些事情真的让我很高兴。我在事业上似乎又东山再起了。有人说，我可能要被调到财政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去工作。这件事当然还不能对别人说。我将在货币市场工作，保证为我们的某些行动提供外汇。”

“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个好地方吗？”

“我不知道它在巴西这个水果蔬菜王国里是什么地位。但上面能给我这个机会，真他妈的太好了。中央情报局能理解人。他们能这么深刻地理解人，这确实令人吃惊。所以我们有些人对中央情报局有特殊的感情，不认为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也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机构或政府部门。我们对他们给予的理解和信任感激涕零。中央情报局总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这个行业的性质就是这样：既有阴影，也有新的光明。越有争议，我们越相信它；越相信它，我们就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他跟她谈这些事的频繁程度令人惊奇。中央情报局是他生活中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贝丽尔觉得中央情报局是基督教世界中组织最完善的教会，其使命是收集和储存每个人的言论，将这些言论浓缩在一个微粒照片里，并奉为上帝。她需要住在满是灰尘的小屋里，被安全地一层层包裹住，远离让人头晕目眩的东西，远离热气、光照和陌生的空间，而拉里需要的则是中央情报局的巨大保护伞。他认为，人类的动机和需求最终是无法真正为人所知的，永远还有另外一个平面，另外一个秘密，从中会繁殖出一种骗局。由于这种骗局是那么神秘和复杂，人们只能相信那是更深层次的真实。

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银莲花。电话铃响了，贝丽尔走到起居室她的写字台旁拿起了话筒。打电话的人自称叫托马斯·斯坦巴克。从他的口气里她听出这个电话是该由拉里在楼上接的。于是她站在门道上，好让他看见。他瞧见她手里的电话就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等到他上楼进了他们家的客房，拎起电话，她才把她这一头的听筒轻轻地放下，走到屋里喝她的咖啡。

帕门特说：“是我。”然后等着埃弗雷特问单子上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对时间安排了解些什么吗？”

“看来是在11月中旬。”

“那样我们就有宽裕的时间了。我很想听听麦基目前在干什么。”

“他知道我们在迈阿密有了机会。我没告诉他什么时候。”

“那马上告诉他。”

“可我找不到他。”帕门特说。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他调动工作了吗？”

“我仔细地查了查，他不在‘农场’，也不在他按理应该在的任何地方。一点踪迹都没有。看来他是暂时躲起来了。”

“他一定是调动工作了。”埃弗雷特说。

“我调查过了，温，而且调查得非常彻底。目前他并不需要隐蔽起来。他现在应该是在训练新手，但他并没有。”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想退出？没有麦基我们无法行动。”

“他是在伺机而动，如此而已。他会跟我联络上的。”

“他不能说退出就退出吧。”

“他会联络我们的。你知道这人很实在。”

“我有一种预感。”埃弗雷特说道。

“他只是在伺机而动。哪天早晨我打开汽车门，会发现他坐在里面的。他想实施这次行动的心情跟我们一样迫切。”

“最近几星期内我一直有种感觉，好像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一切都很正常：城市、时间、准备工作。他绝对是可靠的。”

“我相信预感的魔力。”

拉里放下电话。下楼来他看到贝丽尔坐在桌边看报纸，报纸旁放着咖啡和剪刀。酒杯和盘子上散放着剪下的纸片。

他早就不再对她的这种怪癖做评论了。她说，将剪报寄给朋友完全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通信方式。有成千上万的新闻值得剪下来，它们都能表达她的想法和心情。他看着她边读边剪。她戴着只有一块镜片的眼镜，认真地剪着。她相信这是更适合人类的表达方式，她相信寄给朋友的音讯中没有比报纸上的报道更亲近，更有表达力了：一次暴力事件，一个疯子，一次黑人家里的炸弹爆炸，一名和尚自焚，等等。因为这些事件反映了我们是如何生活的。

“大奶子宝贝”站在观众席通道的前端，屈着膝盖，双手在颈后交叉着，胯部随着鼓点的节奏前后扭动，同时还扫视着夜总会里全场的观众。在五彩的灯光下，她凭着他们的外表能在瞬间之中猜出他们的身份来：有海员、大学生，还有一个女招待端着调好的酒送到那些嗜酒者的桌旁；看样子她还是个小姑娘，穿着一套紧身衣，把两只乳房勒得鼓鼓的。接着，布伦达将一条饰带在两腿间穿过，用慢动作将它在裆部挥动。她瞟着下了班的警察们坐的那张桌子，他们在喝着优惠折价的啤酒。她看见一个打零工的小伙子拿着一架宝丽来照相机在给顾客拍一次成相的照片，等一会儿杰克会把这些照片作为礼品赠给顾客。这些顾客有的穿着西装、戴着领带，是来这个城市出差的；还有的是来这里同放荡女人幽会的。布伦达对这些放荡女人了如指掌。她喜欢那些年轻的蓝眼睛警察。她清楚他们戴的最细的领带上沾着的最小的番茄酱的污迹，因为整条街上供应的食物只有比萨饼，它放在暖炉里就可以烘热。这时鼓手加快了击鼓速度，一个海员嚷着：“快、快、快！”她在烟和尘中扯动着饰带，眼睛扫视着吧台旁那些在底层生活的人——失业者和流浪汉们，杰克可怜他们，把他们从街上拽进店里来喝一杯。还有一些赌客——街上摆摊的贩子、西西里人、小偷，他们都站在夜总会的后面。在五秒钟的扫视中能把整个夜总会看得一清二楚，还有那些从托皮卡来的游客。他们在嚷着：“快、快、快！”他们嚷着要拿到她刚才穿在双腿间的那条饰带。他们来这里就是想要沐浴在这个梦游般的姑娘的肉色之中，这个梦游的姑娘醒来时裸体站在一群骚动的人群中。这是“大奶子宝贝”常有的想象。她在深夜迷迷糊糊地睡一觉，像着魔了似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如同在另一个不同的梦境中一般，陌生的男人们正在抓她的身体。这里有谁知道她的愚蠢而真实的梦想吗？她想成为一个房地产商，坐在漆成木头本色的马车里，带着人们到处去看那些房产——一名穿着深绿色套装、获奖的房地产商。但此刻她在一群人面前大出风头，她的肚皮和大腿上淌着汗，乳头罩上的小流苏随着音乐的节奏颤动。

她表演了她的独家功夫——转动乳房，一只顺时针转，另一只逆时针转，然后突然不见了。

她洗了个澡，将一条大毛巾裹在身上，坐在化妆间里吸烟。这时候，一支烟是世上最好的享受了。

琳内特穿戴整齐地坐在旁边一面镜子前，埋头阅读着一本《观察》杂志。

“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布伦达告诉她，“我会讨回人家欠我的账后就走人。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我大部分时间累得都没有力气跟他们打声招呼。”

琳内特翻过一页。她说：“我想告诉你，博比·肯尼迪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博比令我着迷，他仿佛有种魔力似的。同他在一起待上十分钟我就晕乎乎了。”

“我对他可一点也不来电。”

“他能把我带到快乐的仙境中去。”

“哪来这样的仙境，琳内特？”

“他的眼神里含有一丝下流，但他自己似乎并不知道？”

“我想他是知道的，”布伦达说道，“如果哪天我能碰上他的哥哥杰克就好了。杰克的床上功夫肯定会比他好。我喜欢我的情人像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沾那种外强中干的男人。”

“博比可是个运动员呢。”

“总统本人要成熟得多，能应付得了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当然不是说我准备做他的情妇。”

“你应该做一个像杰姬那样的蓬松发型。”

“应该做的还不止这一点。”

“你有一对大奶子，布伦达。”

“奶子、奶子、奶子。你说的可是我的致命弱点。胸脯长得太撩人，这会惹来不少麻烦。”

“司法部长博比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是明知故问吧？他是警察的头。”

“警察的头还是鸡巴的头？”

“区别不大。”布伦达说。

外面似乎出了什么乱子，他们听见有人在嚷嚷，还有一只杯子或瓶子砸碎的声音。琳内特又翻过一页。

“据说你把你的生辰年月告诉算命的，他能把你的一切都算出来，这你信吗？”

“用句俗话说，那完全是嚼蛆。”布伦达说道。

外面不管发生了什么，现在是更嘈杂了，仿佛从墙壁中渗透过来。布伦达穿上罩袍，走到走廊尽头往外看。吧台和大门口之间乱哄哄的，有一些人挥舞着手臂，可能有四个人，其中杰克在用力推搡着一个头发凌乱的男人。现在事态已发展到杰克要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其他人在极力劝说杰克不要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布伦达瞧着，后来那位干零活的小伙子被人群挤到了边上，一只手还在甩着，仿佛被人咬了一口似的。

“怎么回事？”布伦达问道。

“这家伙刚才摸了一个女招待的屁股。就是说，当她走过时，他摸了她。”

“那一定得把人家整死吗？”

“谁要调戏这里的姑娘，杰克都会这样的。他简直是怒气冲天。”

杰克把那个男人从其他人的保护中拽了出来，两人沿着狭窄的楼梯很快地往下跑，由于都控制不住自己，将楼梯扶手也撞断了，两个人几乎跌到了外面的街上。

酒吧里的人们排成一串跟着跑下楼，嘴里还大声喊着。布伦达狠狠地吸了口烟，走回屋去继续她跟琳内特的谈话。

在外面大街上，杰克把那家伙打倒在地，然后死命地用脚踢着他，仿佛想把他鞋子上沾着的狗屎踢掉。那家伙挣脱后，沿街逃着，从隔壁一家夜总会门前围着的人群中穿过去。那家夜总会此时也还在进行着业余脱衣舞表演。杰克紧紧追着他，后面又跟着五六个人。那家伙跑得要快得多，但跑到半路时停了下来，转过身，摆出要继续对打的架势。他这样做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反而让杰克更疯狂了。杰克摇晃着身体冲向他，凭他的体格和冲劲就把那家伙撞倒在地。杰克踢了他两脚，那家伙抓住了杰克的脚踝，扳着他慢慢向人行道倒去。接着他开始朝一个停车标志牌爬去。杰克跪在地上，抓住了那家伙的一条腿，使他无法碰到标志杆。有人劝说着杰克，想让他松开手。那家伙继续在往标志杆那儿爬，头脑里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念头：爬到标志杆那儿他就得救了。酒吧里出来的两个人用力把两个打架的人分开了，但杰克还是对着那家伙的肋骨踢了两脚。那家伙站起身，眼睛向下看。他的裤子不知怎么松掉了。杰克从隔开他们的两个人的肩上伸过手朝对方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那家伙走到大街中间，站在那里，街上的汽车只能绕开他行驶。他系好了裤子，就那么站在行驶的车辆的中间，眼睛不朝人行道上的人们看；那些人由于奔跑和劝架，正在大口喘气，胸脯一起一伏。

杰克开始往回走。走近隔壁那家夜总会门口站着的人群时，他与他们握着手，把印有旋转木马夜总会名称和营业时间的名片分发给他们。然后他上了他那辆白色的奥尔兹汽车，开走了。他要去清醒清醒。

杰克的汽车活像一个会移动的贫民窟。他的狗已把座位套子和车底上铺的垫子啃得面目全非，把后排车座里的填塞物也给啃掉了，露出了里面的弹簧。车窗上还有狗的爪印。后排车座上散乱地放着八只空的装酒的纸箱，车座下有几只食品罐，在刹车或转弯时它们就四处滚动。汽车的仪表盘上放着几张一百美元的纸币，揉成一团，上面还沾着羊排的血渍。在仪表盘下存放零星杂物的凹斗中还有几片苯甲吗啉、一只浴帽、一些还没付钱的罚款单、几本通讯录、几只零星的避孕套、一套打人用的指节铜套以及一本电视节目指南。

他把收音机调到KLIF电台，寻找着一个叫“怪胡子”的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他需要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镇定下来。

他在达拉斯的市中心兜着，心想：已有好几次我不得不揍那些在夜总会里捣乱的小子，如果你哪一次向他们让步，你以后就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摸了摸夹克下面州商业银行制作的钱袋里藏着的.38口径的手枪，钱袋里还有最近收到的三千美元的现金，紧紧地卷在一起，用粉红色的橡皮筋箍着。

也许是那天杰克·卡林斯基的谈话使他一直烦恼不已，所以今天他才会把一腔怒火都发在用手摸那个他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招待的家伙身上。他必须借那笔钱，除此再没有其他渠道。他欠了一屁股债，谁都可以来骚扰他。即使明天借到四万美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必须把生意做下去，这个夜总会是他与那些姑娘共同的心血。西海岸一个老牌吸血鬼已经拒绝了他的贷款请求，而现在卡林斯基也有这个意思。

这件夹克是马海毛的。你应该买两件夹克，在一件上拉屎，用另一件把屎盖上。

他有一台洗车机，顾客只要往里面塞进一枚筹子，机器便会自动洗车。他的兄弟山姆把他两个自助洗衣店卖掉了一个，开始对这种洗车机感兴趣了。他怕是永远也买不起这机器的，不过也难说。他同几个兄弟试过各种各样的营生，从出售食盐和胡椒粉瓶子到出售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半身像。他还从芝加哥到旧金山销售过首饰、缝纫机配件，以及治疗关节炎的药品。

母亲三十年里一直说喉头鲠着根鱼骨。

电台里“怪胡子”在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想我是在胡编乱造。我并非在胡编乱造。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是真诚的，孩子们。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留给你们的问题：谁是真诚的？谁被派去做记录？你们在这深夜里独自收听着我的节目，你们独自收听的原因是你们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可以信任谁。只有我们同他们不是一路的人。我们这条窄窄的无线电波段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我不是在瞎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的：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样比真实还要真实。我们需要这条秘密的通道来见面，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叫‘不要有所不同’。你们的收听效果好吗？我的声音清晰吗？人们一直在想要揭开我们的这个小秘密。你们说我是在瞎说吗？我没有在瞎说。‘怪胡子’告诉你们，用叉来吃麦片，在黑暗中做功课，宁可相信电台也不要相信你们的母亲。”

杰克弄不懂这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吞下一片苯甲吗啉，这药片能使你抓紧干你下一步想干的事。

他驱车驶往里茨熟食店，把车停在店外。他打开汽车行李箱，将装有手枪和大笔现金的钱袋扔进去，以防等一会儿忘了做这事。行李箱里挤满了杠铃、举重铁盘、一件轻薄型西装、一罐油漆、一卷卫生纸、逗狗用的玩具、狗吃的饼干、枪套、一只里面塞有一美元的高尔夫球鞋，以及他从新奥尔良带回来的约一百张风骚尤物的玉照。“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家里也不见得比行李箱更整洁一点。”

他走进里茨熟食店，要了许多加了过多芥末和蛋黄酱的食物以及一打三明治，还有烤牛肉、咸牛肉、火鸡片、牛舌、莳萝泡菜、凉拌卷心菜、佐料、土豆色拉、黑樱桃汽水、姜麦酒，等等。他告诉店里的营业员把三明治包得好一点，因为它们是要被送到警察局去的。

他回到车上。我们的这些警察应该吃到最好的三明治，因为他们每次跨出门都是把性命捏在手掌心里的。这是个凶杀案多发的城市，枪声不断。他得记住要回夜总会一趟接他的达克斯狗西芭，清清当天的营业收入，并戴上草帽。他不喜欢不戴帽子，让大家看到他的秃头。他做过头皮的治疗，觉得似乎有点作用，但又怀疑这种治疗是否真正有效。

他将车开向警察局和法院大楼。这时他感到左膝那儿一阵刺心的疼痛，就边开车边把裤腿卷起来。这是一道不小的伤口。打架能使你把注意力都集中起来，而不会意识到自己伤口已经流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血。有点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借钱给他，因为他免费向那些一文不名的小人物提供饮料，把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人和狗都接进店里去。他下了车，放下裤管，进入大楼的老楼部分，走在高高的柱子之间。

他乘电梯上了三楼，托着装有食物和饮料的纸箱，心想：他要是不马上采取点行动，他会永远是靠自己裤袋里的几个小钱维持他的夜总会，如果说他们还让他继续维持下去，不让他彻底破产的话。他出了电梯，沿着走廊走向少年科。他感觉到鲜血流进了鞋子里。但一见到那些穿着制服、胡子刮得光光的警察，他真想说：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跟世界上这个最美国化的城市的警察交上朋友了。

他的牧师曾告诫过他许多次：“不要太感情冲动。”

达拉斯

李·奥斯瓦尔德深夜坐在斯莱特快洗店里，读着H.G.威尔斯的书，等待他洗的衣服被烘干。还有一位顾客也在，他是个肥胖而又缩头缩脑的人，穿着一双前面开口的拖鞋，好让他发肿的双脚多一点空间。空气又酸又臭。李沉浸在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第一卷中，咬着大拇指，书就摊在大腿上。

他与玛丽娜和女儿琼时而住在一起，时而又分开住。

值夜班的服务员是个瘦长的黑人。他走过来，用单调的声音说：“关门了，关门了，都回家去吧。”他提着的红色网篮里放着别人送洗的床单。

另外那位顾客站起身，到烘干机那儿去取他的东西。但李还是坐着看书，人俯在书上，现在是在啃他的指关节了。另外那位顾客一瘸一拐地走了。

大约过了三分钟，李烘衣服的那台烘干机停了下来。他仍埋头读着书。他知道服务员在十五英尺远的地方瞪眼瞧他。他翻过一页，要把这一章看完，也就是要读到这一页的最后一行。他缓缓读着，努力集中精神来读懂意思，从那些音节中寻找出藏着的小小真理。

“喂，朋友，你要把我拖垮了。行了。”

这时他正好读到希腊人和波斯人。他抬起了头。那位服务员的上唇耷拉着，皮肤是铁锈色的，颧骨上分布着几点雀斑，双手垂着。李还没来得及想这人的名字或他的经历，却已想到了日本。顷刻间，他认出来了。这是博比·杜帕德，在厚木时关在同一间囚室里的牢友。

杜帕德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对方是谁。博比使劲盯着奥斯瓦尔德，看看他的头发，左侧脑袋上的头发已经在谢了；看看他形容枯槁的模样、三天没刮的胡楂、领子旁已脱线的衬衫，实际上看到了许多东西，看出了他四年多里成人、放逐、艰难岁月的历程。噢，他是兔子奥西，杜帕德脸上露出想起来了的复杂表情。

“说实在的，我现在不再凑近看白人了。所以我跟人说话时总要过一会才能弄清他是谁。”

他们没有谈起日本。他们谈起了达拉斯西区，博比和他姐姐及她三个年幼的孩子住在那里，住在特里尼蒂河和辛格尔顿大道之间像军营般分布的几百幢房子之中的一幢。人们把这种房子称为居住园区。园区四周围着围墙，与城市隔离开来，屋前的泥地上裸露着管道。博比在这家快洗店一周工作六天，从晚上七点干到午夜。他一个星期去市中心的克罗兹尔技术学校上两次课，学机械制图。有时他还在一家面包房干和面的活儿，从中午干到下午四点，往往是顶替病假的或跑掉的工人。他常常穿着沾满面粉的衣服回家。他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住在这个园区的另一幢房子里，但博比说不准是哪一幢。乘上52路车时，他总是看到他老爹坐在一家拆车站前面，举着啤酒罐喝烈性啤酒，是大猫牌的。博比知道，如果走上前去跟父亲打招呼，他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来了。他父亲会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跟他说话，描述他与上帝的对话。

这就是达拉斯西区。炼铅厂冒着黑烟，人们相互漠不关心地生活着。

博比下巴上现在隐隐有了胡子。他的眼中已经不再显露出以前常有的恐惧神色了。他冷静地侧视着李，目光一点也不游移，还缓缓点头来加强他的语气。

李告诉他，他目前过着地下生活。他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原来的工作，从他上一个住址消失了。他目前有一个邮政信箱的号码。连他的哥哥也不知道他住在达拉斯的哪个区，而他母亲以为他还住在沃思堡。他妻子不理解他，仍然与她的那些朋友住在一起。他如今在一家书画刻印社工作，那种工作的性质有时是很秘密的，但他未加解释。他也闭口不提马里恩·科林斯。科林斯通过乔治·德·默仁希尔德逼他回忆以前与苏联的安全机关打交道的细节。他一直在避开科林斯，避开邮政局，避开联邦调查局的人。他填表时用的都是假地址。下班以后他制作招贴画，把它们送给社会主义工人党。他的衣橱底部的水手旅行袋里藏着一架间谍用照相机。

他也闭口不提玛丽娜，不提自己是多么想念她、需要她，而无法排除这种思念又让他恼羞成怒。

忘掉日本吧。博比谈起了南方，谈起了警犬、燃烧弹、密西西比州的种族事件。这些都是每天在发生的事，电视上一直在播出种族隔离分子的疯狂行为，游行的黑人在防暴警察面前退却了，在突然发生的骚动中人仰马翻。示威者被人用石块打得鼻青脸肿。有人摔倒，白人青年过来狠狠踢着。警察们双手紧握着警棍的两端，使劲拗动着。看他们的眼睛是多么凶狠。看消防队员从消防车上跳下来，打开消防龙头，用水管对着人们直冲；水柱如地狱之火，把人们冲得团团转。

在居住园区内，地上到处挖着临时用来烧烤的坑，五十五加仑的油桶被水平地割成两半，肚子朝下安在金属支腿上——电视屏幕上放着烟在冒、水在喷的画面。

十几台烘干机里的衣服在被扭绞着。

博比说：“我相信，整个现行制度就是要黑人安于低下的地位。让我们为了几个小钱奔波忙碌，让我们喝廉价的葡萄酒。这就是他们为我们计划好的生活。我告诉你我的观点，奥西。在读着报纸上的犯罪新闻时，我总是从罪犯的姓名上猜测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有些犯罪者是黑人，我仔细地查过了。我会自言自语地说，干得好，兄弟。对他们不要客气。因为除了仇恨我们还有什么武器？”

他说：“我不能逆来顺受，让那些白人得意个够。”

他说：“所以我要学一门技艺来使自己头脑清醒。”

他们俩在快洗店里谈到凌晨两点。两天后，他们又见面了。博比一边把客人留下洗的衣服塞进洗衣机里，一边跟他说话。第二天，李很早出了门，在市中心等博比上完制图课，然后一起乘公共汽车到橡树崖区。快洗店就在这地区，李也住在这地区一个到处是简陋房屋、草丛里堆着废弃的汽车的地方。他们合吃一包炸面饼圈，又谈了一会儿。那天深夜，李又从他在爱尔斯贝思街上的住处步行穿过六个街区，到了快洗店。他们又谈到快洗店关门的时候，谈着政治、种族和古巴。洗衣机在转动着，那些深夜不归的人将大把的衣服扔进洗衣机里翻起的肥皂泡沫中。

第二天，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请沃克将军吃一颗子弹。

玛丽娜抱着小琼摇晃着。他事先特意把屋子打扫干净等她回来。他很高兴看到她回来。他接过孩子，假装说着日本话，摇晃着脑袋，把大家都逗乐了。

他开始研究公交车时刻表。去普雷斯顿洼地的36路车正好停在离将军家一个半街区的地方。他走过那幢房子，那房子离开大街一段距离，非常靠近玳瑁溪，周围种满了茂盛的白杨和榆树，幽深清静。仅仅沿着街走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不可捉摸的。他记住了停在房前车道顶端的汽车牌号，把它记在笔记本上。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乘车时间、距离和其他观察记录。

她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教她英语了。

他寄了二十九点九五美元到海港贸易公司邮购一支.38口径的短管左轮手枪，是由史密斯·米森公司制造的，人们称之为“二英寸突击队员”。他在枪支登记表上用了“A.J.希德尔”的名字，地址写的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2915信箱”。

第二天他去上打字课。这是第一次去上课，他坐在最后一排，跟谁也不说话，专心研究着打字机上的键盘。这看上去简直像中文。他插好了打字纸，把手指放在键上，心中寻思键为什么要那样排列。不会打字是他的耻辱，于是他不惜花九美元报了名。乔治曾对他说，如果他会打字，将来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时间是1963年1月底。

他与另一名学员，一个名叫戴尔·菲茨克的瘸子站在暗室里。戴尔一只脚上穿着厚底鞋，走路时嗒拉嗒拉地响。他脸上的皮肤又软又净，极其光滑，使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岁的样子。

他们肩并肩地站在胶卷冲印盘旁。人们进进出出，在他们身后挤挤擦擦。昏暗的红灯亮着，照得房间像有放射线似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戴尔说，“我在我家里可是有点怪，家人后来就不指望我成大器了。”

“那他们指望你干什么呢？”

“他们闭口不谈，心想我是不是有同性恋的倾向。你最喜欢暗室的什么？以前当我发烧时，我的房间也是这个样子。孩子发烧是最幸福的时刻，我曾发过很高的烧。你对这家公司感觉如何?”

“我喜欢这里。同其他活儿比较，这份工作很有趣。”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并不是这里发生的一切。举个例子吧。你要听我举例吗？”

“什么例子？”

“他们叫我别靠近排版室的工作台。不允许靠近，也不允许看。”

“你可以看，没人会阻扰你。我一直在看。”

“我也看了，”戴尔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你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我也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

“他们列了陆军地图署所需要的名称清单。”

“什么名称？”

“地名。”

“我也看见了地名。他们把地名印在三英寸厚的一沓纸上。”

“其中有些地名是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我知道那是俄语。那些地图上画的是在苏联的目标。”

他们俩都放低了声音，窃窃私语。

“我告诉你我偷听到的事，”戴尔说，“但你不能告诉别人。地图是照着照片画的，照片是非常机密的，是从U—2飞机上拍摄的。”

灯光红得像怪诞的霓虹灯。

“这事难道不好玩吗?我喜欢与别人交流有趣的事。你告诉我你知道的，我也告诉你我知道的。当我第一次听到艾森豪威尔周围的人说U—2时，我还以为它是‘油头肥耳’的意思呢。”

这是个星期六，他们加班可以多拿一半的报酬。李只要有可能就在星期六加班，因为他知道，只要马里恩·科林斯说句话，这份工作就完了。

“你喜欢这里的人吗？”戴尔说，“我看到你在读那本俄文杂志。对此人们有点议论。这里的人相当友好，但也有一个限度。当然我不在乎别人读什么书。你还记得小时候盖着毯子淌汗是什么滋味吗？发烧是件秘密的事，仿佛掉入了一个别人无法跟进的洞里，但因为你甚至感觉不像你自己，所以既没有恐惧也没有痛楚。我喜爱躺着出汗。”

“我小的时候做过一次耳朵手术。我还记得医生戴上大口罩后我进入的梦境。”

“我做过四次手术！我喜欢做手术！”

戴尔在灯光中做着某种动作，一种液体从他手上流入盘中。

“你的头脑怎么样，李？以前我听我妈说：‘他永远也聪明不起来，汤姆。’她是在跟我哥哥汤姆说话。我在吃晚饭时把我妈的这句话重复过千遍万遍。”

神秘的U—2飞机。它跟踪他从日本到了俄罗斯，而现在又在达拉斯出现了。他记得它是如何降落的，如同一根羽毛般缓缓地飘落，依赖着风力，也顺着风势。这个比拟很贴切。飞行员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到他们耳中，声音像破扬声器般模糊不清。有时他在似睡非睡之间也听到这个声音。

戴尔·菲茨克说：“我会去打听一些消息，你也去打听一些消息。然后我们到这里来碰头，交流交流。”

他的打字班设在克罗兹尔技术学校，与杜帕德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一间空教室里碰头，谈论策略和哲理，等待邮购的手枪寄来。

博比说：“你以为那个沃克来达拉斯住只是一个巧合吗？得了吧，伙计。他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有愤怒和仇恨。他心里决定要来这个城市。”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他要出城去做巡回演说，要经过二十九个城市，到4月份才回来。”

“他干什么？宣传杀死黑人？”

“他称之为‘午夜巡游行动’。他要宣讲国内和国外共产主义的危险。古巴必须是纯粹的古巴。他喜欢打击古巴。我们既然得等到4月份，就多等几天，到4月17日再干掉他，等到猪湾事件两周年的时候。”

“谁来开枪呢？”

“我来。”奥斯瓦尔德说。

“你肯定吗？”

“只有我才能干成这事。”

“如果定在17日，我还得看看那天要不要上课。”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考虑要不要逃课。”

“我要有个帮手，博比。这事并不仅仅是走进屋朝他开枪就行了。他家前面有条巷子，我们可能需要一辆汽车。”

“我可以弄到车。我总能借到车的，但车跑起来是否可靠就不敢说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那人打倒在地，那人一定得尝尝血的滋味。”

“俄国人把刺杀称作‘湿淋淋的事件’。譬如他们用碎冰锥刺死了托洛茨基。”

“对，我们干掉他。”博比说。

他们搬到了附近尼利街另一所带家具的木结构公寓，有两个房间、一个水泥门廊以及栏杆下垂的阳台。他们可以在阳台上放些花盆，权当这是明斯克。另外还有一个小房间，同可以走进去挂衣服的壁橱一般大小，李可以待在里面记笔记，写信以及写其他东西。

他们用琼妮[9]的婴儿车作运输工具搬家，把碗碟、婴儿用品、俄国的来信等东西放在上面，来回跑了六七趟。最后一趟是李一个人跑的，推着婴儿车沿尼利街朝西走，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免得再多跑一趟。

小房间可以从起居室和公寓外的楼梯口进去，而两扇门都可以从里面锁上。这如同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厢，是房子的一部分而又可以是独立的。他把这斗室称为书房。他在里面安了一张有台灯的桌子和一把椅子，就开始构思刺杀将军的步骤。

他开始拍摄沃克房子的照片。他带着装有方型相机的纸袋乘公共汽车来来回回，摄下了房子后面的栅栏，以及摩门教堂停车场与埃文代尔大街之间的小巷。他还拍下了铁路轨道，必要时他或许可以把枪藏在铁轨下面。

世界里面还有一个世界。

他对屋子后面的窗户做了详细的记录，还研究了达拉斯的地图。他对他下班以后制作的假文件做了最后的修改，当那把以希德尔的名义邮购的手枪到达邮局后，他需要有希德尔的身份证明文件去把包裹取出。他用学校的打字机把这份文件打了出来。

他身后有杜帕德，这让他感觉良好。杜帕德深受压迫，他代表着历史的力量，是冲在抵抗极右势力的最前线的。

3月12日，他以希德尔的名义向芝加哥的克莱因体育用品商店汇去二十一点四五美元，购买一支6.5毫米口径的曼利彻—卡堪诺牌意大利军用步枪，这种枪上装有四倍瞄准镜。

雨水打在空荡荡的街上。

他把自己关在这间斗室里，在制订一个计划，一个掌握生活的网络。他拥有一种多么强烈的天命感！这等于是有了第二次人生，他的个人世界飘向了三维空间。

他到一家枪店买了一个配曼利彻步枪的子弹夹，这样他可以连打七发后再装子弹。

街上因雨水的冲刷而变得滑溜起来。他步行到快洗店，激动地告诉杜帕德：根据将军家房子和院子的布局，只有用远距离射击才符合逻辑。然后他又悄悄地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出去了一趟。

他穿着睡衣，光脚站在起居室里，专心致志地摆弄着枪栓。他扭动栓柄，把枪栓一会往后掰开，一会儿又朝前推；一会儿拉上栓柄，一会儿又压下。他站在沙发上方的镜子前，照着镜子又把这套动作重复了一遍。

玛丽娜出去买东西了。琼妮坐在靠窗的高背椅子上，玩一个光溜溜的大理石卵，让它在盘子里滚来滚去。

屋后有一个小小的泥地院子，长着几株连翘灌木。与后面围墙平行拉着一根晾衣绳，玛丽娜站在那儿往绳上晾尿布。住在底楼的房客都出门了。

过了十分钟，李从屋外的木楼梯上走下来。他一手提着步枪，一手拿着几本杂志。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套衫和一条深色丝光斜纹布裤子，左轮手枪别在屁股后面。

玛丽娜瞧着他将步枪搁在楼梯上，又上了楼。几秒钟之后他拿着方形照相机出来了，这只皇影相机是他在日本买来的廉价商品。

“你干吗要这样？”她说，“万一被邻居看到了怎么办？”

“我是要给琼妮留下个纪念。”

“难道她要一张父亲拿着枪的照片吗？我可不会拍照。”

“你把照相机摆在齐腰的位置就行。”

“我生来还没有给谁拍过照呢。”

“不管怎么样，我要你为我拍张照片留给我的小丫头。”

“一身黑衣打扮。这真傻，李。你拿着那支枪要打谁？恶势力吗？我真想笑出来，你怎么这么愚蠢。你这个样子谁也不会喜欢，只不过是装模做样罢了。”

他站在院子一角摆好姿势，右手握着步枪，枪口朝上，枪托顶在腰上，离别着的.38口径的左轮手枪只有几英寸。左手拿着几份《战斗者》周刊和《工人报》，像握着一副扑克牌一样哗哗抖动着。

她按下了快门。

他又摆了一个姿势。这次是左手握步枪，杂志卡在他下巴底下，封面上的战斗者几个字露在外面，他的身影长长地拖向木门。光线衬托着他淡淡的微笑，这个瞬间将随时间的推移成为人们对他的正式记忆。

晚上八点半，李站在北贝克利街的海湾石油公司加油站的一个角落里，汽油的臭味低低地飘浮在夜空中。气温达华氏九十九度，对这个季节来说是出奇的高温。他左肩上披着一件军用雨衣，右手拿着喝了一半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刚从旁边自动售货机里取出来的，这样他站在这里就不显得奇怪了。

他眼睛望着一辆棕色的福特汽车慢慢地驶进了加油站，到加油处的附近停下了。这辆福特车看上去像是1950年代的型号。他看着杜帕德从车里出来，站在开着的车门旁张望着。博比穿着淡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小圆帽，前胸上绣着“美国面包房”的字样。他的脸上和衣服上都盖着厚厚的一层面粉，眉毛、手背全白了。

李朝汽车走去，左臂直挺挺地放在雨衣下，步枪与身体平行，枪柄抵住胳肢窝。他们俩直到车开上了街才说话。汽车朝北驶去，步枪放在车座后面的地板上。

“这是怎么了，博比？”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还穿着工作服？”

“我抓紧机会加了一会儿班。如果我晚上不去洗衣店干活儿，就必须多加点班。”

“我妨碍你干活了？就为这个？”

“我是说，正好有个机会，我就见缝插针多干了四个小时。”

“人家会认出你来的。今夜可不是你出头露面的时候。”

“鬼才会认出我来。我们趁黑快去。手枪在哪儿？”

李把.38口径的手枪从皮带里抽出来，放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空座上。

“你带了子弹吗？”他问。

“全带来了，”杜帕德说，“我在街上从小学生手里买了十五颗子弹。看起来不是一个牌号的，但都是.38口径的专用子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看不会用到它们，只是以防万一。”

在遇到第一个红灯停车时，博比打开枪管，从工作服胸袋里取出六发子弹，装入枪膛里。

“我告诉你一个好兆头，”李说，“我1月份邮购的手枪、3月份邮购的步枪，都在同一天收到了。我妻子会说这是命中注定的。”

“今晚的事你是怎么跟她说的？”

“她以为我去上打字课了。我两星期前就退出了打字班。上个星期六我被炒了鱿鱼，那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打字课。”

“我最怕炒鱿鱼了，伙计。”

“他们说我干的活不准确。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今晚要发生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哈瓦那会知道这事的，不用到今天午夜菲德尔就会得知这个消息。”

他们从商业街的高架桥上过了特里尼蒂河。

“在我看来，那支步枪像是上次大战的剩余物资。你知道它好不好使？”

“我曾把它包在雨衣里，带着它乘上开往拉夫菲尔德的公交汽车。下车后我去了高速公路西边的干河底，那儿有个地方供人们试枪。那里大白天枪声不断，像在打仗一样。”

“那枪的背带看起来像是刚从次中音萨克斯管上取下来似的。”

“背带很合适。一切都没问题，万事俱备。我已经把这事筹划得很周密。我去了六家枪店，才买到了卡宾式步枪用的子弹。”

“我相信那位将军今天死定了。”

“我一枪就把他撂倒。”李轻声说道。

“事情要干得漂亮点，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快活的。”

“那么多窗户，随便从哪一扇开枪都很容易。”

“我要他四脚朝天躺在地上。”

“倒在四十码之内。”李说。

“为密西西比州的事，为约翰·伯奇协会的谬论，为三K党的暴行，为他妈的一切，干掉他！”

博比看上去有点眼中冒烟。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热气从车窗外透进来。他们沿着斯坦蒙斯高速公路驶向橡树坪大街。

李说：“我们到埃文代尔大街后左转弯，拐上一条约有二百五十英尺的小巷，开到一个教堂的停车场。我们要慢慢开，到小巷尽头我下车，你继续开，右转弯开进教堂的车道。教堂正在做弥撒，你要像个迟到的摩门教徒。你停车等着，把车灯熄了。我把步枪从栅栏围墙里伸进去，瞄准沃克家的后墙。我射击的位置很好，视线毫无阻挡。你坐在车里等着。一会儿我就会看见他了。他喜欢把屋里的灯开得亮亮的，晚上就坐在书房里。”

他订阅了三十九个星期的《时代周刊》。他想象自己在后院拍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一个卡斯特罗的追随者拿着枪和宣扬颠覆的杂志。他又想象他上了周刊的封面，让社会主义国家都能看到他的照片——这位杀死法西斯将军的英雄、革命的朋友。

“哈瓦那的人会感谢我们在4月17日干了这件事，”李说，“这天正好是入侵猪湾两周年。正是这次入侵造就了沃克将军。”

他们拐上了埃文代尔大街。他意识到博比两眼注视着他，眉毛上沾着白白的面粉。

“17日。什么17日？”杜帕德说。

“今天是星期三，不是吗？”

“可今天才4月10日。”

特德·沃克坐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前。他是个五十三岁的单身汉，看上去就像你的平常邻居，个子较高，眉头凸出，下颚和脖子上的肉松松的，背略微有点驼。他还是个对孩子不苟言笑的邻居。他此刻正在计算自己该交的税款。

沃克将军计算他自己的税款，这真是美国最大的笑话。

他习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同新闻界谈论“沃克案例”，说有人试图让沃克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有很强的公众形象意识，尤其是去年10月他受到当地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不亚于当时的古巴导弹危机。杰克总统谈起《晨报》时说：“上午报纸上满是沃克的新闻，我相信达拉斯人民一定很高兴下午的到来。”

上了年纪的妇女热爱她们的特德。她们是他最后的忠实信徒。他的话像诗歌一般填补了她们精神上的空虚。

烟灰缸里燃着一支香烟。他背靠窗户坐着，在拍纸簿上累加着数字，计算着该付的税款，就像“实际控制机器”控制的傻瓜。忠实信徒们写来的信件堆在右边的文件篓里，有基督教十字军的女信徒、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半退休的人、怒气冲冲的人、被出卖的人以及思想空虚的人。他们对“控制机器”了解得非常彻底。这不只是遥远的政治，不只是“出卖专家”们、温和派、软弱的姐妹、失败的决策者们做的交易。“机器”不仅麻痹我们个人的生命，使每个正常美国人的雄心壮志受挫，使我们的头脑和身体产生氟化作用；工会、左翼新闻界、所得税等现代病像感冒发烧一样侵蚀着我们，腐蚀着国家抵抗敌人入侵的意志。

红色中国的军队正在加利福尼亚边界的南面集结。这已有确认的报告。

女士们，先生们，就是这位先生爬上了密西西比州奥克斯福德大学内美国南方邦联纪念碑的基座，召集了数以千计的人反对大学的合并。就是他领导了所谓的暴动，骄傲地戴着灰色的斯泰森毡帽[10]。呵，这场面确实壮观：四百名联邦执法官、五百名州和当地警察、直升机、吉普车、消防车，还有三千名国民警卫队员；催泪瓦斯弥漫大街，汽车在燃烧，石块四处乱飞，鸟枪弹也加入了进来，还有狙击火力；两人死亡，无数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军用卡车装满了正规部队，动用了一万六千名士兵来对付几千名学生、农村青年和南方爱国者。这正是整个事件的对象、来源和起因。一个神情沮丧的黑人脸上挡着手帕，不让催泪瓦斯把他弄得涕泪直流。

带上你的旗帜、你的帐篷和你的煎锅。

这是特德所说的主要内容，像童子军的传奇故事，度过几天有益健康的野外生活。

在他左侧有另外一只纸篓，装满了一名助手为他剪辑的新闻报道：特德登记参加民主党的州长竞选，而“控制机器”一定会让他在六位候选人中处在第六名，不管从哪方面看都是毫无希望的垫底者；他与亲爱的母亲夏洛蒂站在奥克斯福德大学听证室的外面，枫香树叶和枫树叶簌簌地掉落下来；他们想找理由把他送进疯人院，让他与那些缺少牙齿的傻子待在一起。“控制机器”在其最严厉的时刻，用共产党的小册子里的办法，把一个战功卓著的老兵赶入疯人院的橡胶室里。这正是将军所竭力反对的，女士们，先生们，爱国者们，忠实的约翰·伯奇协会会员们，白种人委员会的委员们，童子军们，基督徒们，亲爱的母亲。

在老参议院秘密会议室里，他们请他提名“实际控制机器”的成员。这就如同给空气中的颗粒命名，给分子或细胞命名。我们既无法看到“控制机器”，更无法给它命名。我们无法测量它，先生们，也无法给它拍照。这是我们无法掌握的一个神秘之物，一个无法揭露的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搞阴谋的人。他们是我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内阁成员、慈善家、相互只知道对方秘密代号的人，这些神秘之人站在阴影中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但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他在拥挤的房间里嘟哝、呻吟，然后在一个记者的脸上打了一拳。

我有时被搞糊涂了。我们在对付的是演说的悲剧，人体的悲剧。有某种力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他掐灭一支香烟，又点燃了一支。他过早地感到了疲倦。这是“午夜巡游”的后遗效应：他在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埃文里洛的一系列“一夜情缘”；他在圣路易斯、印第安那波利斯等地的醒世演说——一路上旅途劳顿，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属于垮了的一代的青年来给他担任纠察，他们是人们看到的外貌最与卡斯特罗相像的一帮捣蛋鬼。

该是下去清除降临在古巴这个岛国上的祸害的时候了。

这使他厌倦，使他筋疲力尽。在那些死气沉沉的饭店房间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极端孤独，毫无舒适感。有时我被闹糊涂了，失去了方向，想要向绝望低头，厌烦了把自己知道和感受的东西翻来覆去却又要去躲避。想想那些小伙子，头发乱蓬蓬，穿着宽大的牛仔裤、身上戴着标记，向夜空中高声骂着脏话。在飘动着的古巴头发下面，那些小伙子却是软弱的。他住过一个又一个饭店。就是在这里思绪大变，他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像一个陌生人让自己迷失在对方的阵营里。

有些人认为黑人是被太阳晒黑的白人。

他在得克萨斯州初级选举竞选时，日子要愉快多了。人群在嬉戏。他们是唱着欢歌、充满希望的人，而不像“午夜行动”里的那些衰弱的幽灵。他擦去数字，累加税款，但脑子里想的是整个州的大厅里到处挥舞着的旗帜和帷幕，清晰的美国口音在唱着一首歌：

戴上你的浅蓝色[11]圆帽

帽上镌着一颗孤星[12]

我们要送特德·沃克上路去

那是爆竹声吗？他转向窗户，同时缓缓地站起身，思索着这件事。顽童们在附近扔放爆竹？我们把纱门拉上了吗？他看见纱门拉上了，窗子也关上了。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因为空调开着。他躲开光线，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墙上有一个像五十美分硬币大小的洞。他想把这事搞搞清楚，又看了看窗户，玻璃上靠近木窗框的横档处有条呈放射状的裂痕。他走得离光线更远一些。他的香烟在烟灰缸里燃着。他上楼取了左轮手枪，然后快速地下楼来，出了后门，握枪站在朦胧的夜色中，纹丝不动地观察着，感到一股热气组成的墙壁包围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接着他进屋报了警。这时他发现右臂卷起的衣袖下，汗毛中间夹着玻璃和木头的碎屑。它们是细小的颗粒，混杂着一种亮如黄沙的剩余物，他相信这是一种高速子弹的铜壳片。

他一点也不惊讶。他们已经密谋好长时间了，“控制机器”中的每一分子都在密谋策划让沃克沉默。这是杀手们常干的事。

他拿了一个镊子，坐在安乐椅上，一面等警察来，一面把手臂上的金属片夹出来。

玛丽娜正在为李担心。早上他告诉她说，他被解雇了。他把此事归罪于联邦调查局。他说，他们可能到他工作的店里询问过有关他的事。现在这么晚了，他还没回家。他究竟去了哪里呢？他说是去上打字课了，但打字课七点一刻就该结束了，那已是三个小时前的事了，而且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没有打字课。

他要她回苏联去，他没法在美国养活老婆孩子。他让她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写信，问他们是否愿意为一位俄国公民和她的女儿支付回国旅费。

她又怀孕了，这是命运有时捉弄人的方式。

他们至少有了一个可以供琼妮在新鲜空气中爬来爬去的阳台。自从夫妻俩在沃思堡分开后，她借住过六家不同的人家，有几夜待在这一家，有几夜又换另一家。这样东搬西挪，使她苦不堪言。一天，李在一个俄裔人的家里跟她一起过夜。这家有一个塞满食物的冰箱和一台电动开罐机，还有两部电话。他们开着电视机做爱。

他告诉爱尔斯贝思街上的女房东说，她是捷克人。

他当着众人的面打过她一次，因为她裙子侧面的拉链有一半没拉上。当着众人的面。

荷兰的清洁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荷兰有着漂亮整齐的房子和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孩子，那是她的梦幻国家。

橡树崖区有许多廉价商店。她从外面的热浪中走进店去，在货架间的过道上流连。她去鞋店和叫作“陆海军”的商店，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脑子里设想着买什么，不买什么。

也许他们一家该回俄国去，尽管她自己不愿意。也许他们该搬到新奥尔良去住。他老是谈论新奥尔良。那是他的家乡，像她自己的故里阿尔汉格尔一样，也是个港口城市。

星期天他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活，还把早餐端到床上给她吃。她晚上做夜游神，早上睡懒觉，对此她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人们给了她很多东西，他却对他们出言不逊。

他乘公共汽车到一个叫拉夫菲尔德的地方，用他的步枪练习射击。夫妻俩为这事争吵起来。他打了她。她朝他扔了样什么东西，他又握紧拳头打她，打得她鼻子流血。

我们在星期二购买副食品。

他丢了工作，这是降临到她头上的又一次不幸。可也许生活的模式不是草草几天或几周内就能看出来的。也许他们命该住在一座港口城市，感受海风的吹拂，憧憬美好的未来。

他从来没有这么迟还不归家。感觉告诉她该去查一下他的书房。她在他作为写字台的小桌上发现一张用俄语写的字条，上面列了十一点事项，有些字句下面还画了着重线。

她飞快地读着，一目十行。

他告诉她别担心房租。他已经付了第二个月的房租，还付了水费和煤气费。他让她把剪报（如果报上登了关于他的报道）寄到苏联大使馆。他说，苏联大使馆的人一旦知道了真相会来帮助她的。他说红十字会也会帮助她。他告诉她，他上班的工资可以领了，到银行去把支票兑成现金。他要她保管好他的文件，但把他的衣服扔掉或送人。

第十一点是：如果我还活着，坐了牢，市监狱就在我们去市中心时总要经过的那座桥的顶端。

她在这间斗室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来到厨房，把字条折叠后藏在一本名为《有益忠告集》的俄文书中。

李回到了“海湾”加油站，喝着第二瓶可乐，衬衫紧贴在身上。他挪动脚步，离加油站办公室更近一点，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正在广播。他猜想不久就会播放关于那事的报道。每次一首歌播完了，电台里有人在说话，他就挪得离办公室门更近一点，听听有没有紧要的字眼，如“遭枪击、已死、垂危”之类，听到重要的暴力事件时他就会激动万分。他的两支枪包在绿色的雨衣里，放在汽车上，而汽车停在三英里以外的西达拉斯贫民区内。一两天后，当风声过去，他再去把它们取出来。

他猛喝一口，让可乐瓶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垂荡着。事情进行得太慢了。两个穿着防油脂外套的男人在办公室里交谈着，室内灯火通明，地上堆着几罐润滑油，墙上贴着性感女郎的挂历。李靠得更近一点。他力图让人看上去像个无所事事的人，是到城郊来闲逛的。

天色已晚。汽车也不来加油了。电台广播里除了摇滚乐，什么也没有。他喝完了可乐，把瓶子扔进空瓶箱，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中走回家去。

乔治·德·默仁希尔德听着汽车收音机的节目，不时换着电台。他想听到一些关于沃克事件的新消息。这次刺杀行动令他颇感兴趣。显然，子弹差一点就射中沃克了。子弹在碰到窗框时稍稍改变了方向。警察对其他的事闭口不提，真让人扫兴。他非常想了解最新的发展，不想让这段故事不了了之。

他驾着银河敞篷车驶进橡树崖区。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只大大的粉红色玩具兔子，是准备送给小琼的。

他有些日子没见到李了。李肯定会感到自己被利用了，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然后又被抛弃，等等——都是乞丐词典里的悲伤字眼。但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其实他只要跟科林斯开诚布公地谈谈就行了。乔治对李的抵抗有几分钦佩，这显示了他性格里有某种无瑕，但这样做又是很乏味的。

李又要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乔治即将去海地，他知道李会感觉到这个曾对他感兴趣的人现在要滚蛋了。乔治想要开发海地这个国家。他认识那里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家，这意味着有可能做成许多事，包括勘探油田、建造度假村、拥有公司，暗中还在筹划着运送一批武器。几家挂名公司出现了，有自己的银行账号，有查不出来源的船舶租约。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要乔治出面，为一项以海地为中心的反卡斯特罗的行动提供掩护。

他找到了尼利街。他想象着人们在这种地方生活一辈子的情景。李坐在他的斗室里，阅读晦涩的经济学和蛊惑人心的左派理论。这真悲哀而又有趣，无聊而又愚蠢，同时还让人愤怒。乔治从没有想到，看了李和玛丽娜的居住环境会使他生气。这类肮脏的环境有一种严重的令人不安的气氛。一切都是病态的、凑和的、东倒西歪的。每样东西都歪歪斜斜。这简直令人作呕，比太子港的贫民窟也好不了多少。乔治意识到，李这个有着异乎寻常的过去、行为怪异的小伙子再也不会让他觉得有趣了。

玛丽娜和李到门口来迎接他。乔治扯着嗓子大声喊道：“我说，朋友，你怎么没打中那个狗娘养的？”

他期待着他们夫妻俩发出笑声。可他们却退回到起居室里，空气仿佛也在收缩着。显然，他的笑话在这户人家里并不好笑。

他把复活节玩具兔子交给他们，告诉他们他要去海地，是长期的生意，请保持联系。

他看着李的脸色变了。他对此感到难过。这一走扔下这个小伙子，让他再没有可以倾诉想法和困惑的对象了。玛丽娜去厨房冲茶，乔治看着她去的方向，谈着他对海地的设想。他要建造饭店、赌场、水电厂、食品加工厂。李坐在沙发上，他那种独特的微笑出现了。这种轻微的傻笑让乔治想起无声电影中喜剧演员脑袋周围的画面逐渐暗去的情景。

“总算有人笑了。这可是迟到的微笑。我刚才进门时说了个笑话，却没有人吭一声。我还以为我是走进了亡灵之谷呢。现在终于有人露出了一丝微笑。有什么好笑的？请让我分享一下。”

“我给你寄过一张照片。”李说。

“什么照片？”

“谁看了这张照片，也许能了解他以前不了解的事。”

“听起来怪神秘的。”

“也许他看到的是某个人真实的一面。”

在驾车回家的路上，乔治思考着他在纽约和华盛顿要进行的许多约见，为他在海地的事业铺路。他要拜访的有矿业局、莱曼贸易公司、大通银行、汉诺弗制造业托拉斯、五角大楼、国际合作社联盟以及中央情报局。去中央情报局仅仅是社交活动，与一位情报局的老朋友共进午餐。他叫拉里·帕门特，曾卷入猪湾事件，但人倒正派有趣，还是个酒类品尝家。

他坐在写字台前拆阅三天来的信件。轮到了署名为李·奥斯瓦尔德的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快镜头照片，照片上李穿着黑色的衣服，一手提着步枪，另一只手攥着几张报纸。乔治寻思，我该对这照片感兴趣呢，还是觉得它挺无聊呢？他把照片翻过来，反面写着“我的朋友乔治惠存——李·奥斯瓦尔德赠”的字样。

乔治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邮戳日期，是4月9日，行刺沃克将军的前一天。

他看看照片背面的另一行题词。这是用俄语写的，显然是玛丽娜的笔迹，而且是趁李封好信封寄出之前偷偷加上去的。这是照片里主人公的妻子私下对他这位年长的、老于世故的朋友说的话。

铲除法西斯分子的猎手——哈哈哈！！！

9月6日

在多湖沼的新奥尔良西部，韦恩·艾尔科坐在供打靶用的窝棚的窗前。窗上没装玻璃，只糊着沾满灰尘的塑料纸。他看着三个模糊的身影站在柏树和柳树交错形成的射击位置前瞄靶。

这一地区还零散地分布着其他一些窝棚，供来此地捕捉青蛙和小龙虾以度周末的人歇脚。

空中飘着晨雾。枪声显得微弱而遥远，在凝重的空气中犹如玩具枪的声音。

戴维·费里，一个颇具魅力、风趣幽默、擅长各种游戏的人，正举着一支.22的小口径步枪瞄准铁皮桶射击。

腹部下垂的古巴人雷莫，握着一把他喜欢拆拆装装的改制温切斯特步枪，朝一棵树上射击着，把树皮打得坑坑洼洼。

第三个人叫利昂，在摆弄一支老式卡宾枪的枪栓，瞄准、射击，然后又摆弄枪栓。

费里解释说，这个新营地是匆匆忙忙筹建起来的，因此还缺少舒适一点的设施。通常用的场地在拉科姆，离新奥尔良更近一些，许多反卡斯特罗的派系曾在那里训练游击战术，后来联邦特工袭击了场地，缴获了大量炸药和炸弹壳。现在的这个工程要保持小规模，要有限制。不要跟任何人说。要尊重这里的环境，以等待时机成熟。

韦恩心想，这些规则显得有点扑朔迷离。

他知道他们来这里绝不只是打打枪而已。T—杰伊要他们化整为零，隐蔽起来，尤其是雷莫和韦恩。事情在逐渐明朗化，他要他的枪手们藏而不露，需要时又能找到他们。

韦恩站在棚外。他穿着李维斯牛仔裤，敞开着苍白、青筋暴露的胸膛。他蓄着过肩的长发，每天都很精心把头发编成一根老鼠尾巴。他光着脚板走在潮湿的地上。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空气像是凝固了。天上闪着金属般的光，气压在升高，鸟的叫声也变得惊恐不安。

弗兰克·瓦斯克斯回到埃弗格莱兹，暗中监视阿尔法六十六纵队。

其他人站在一棵倒了的树边交谈。韦恩皮带上扣着的刀鞘里放着一把猎刀，不过只是装装样子。费里看到他的光脚板，微微一笑。

“瞧，你这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我对人和蛇都搞不懂，”韦恩说，“蛇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它们从来不咬我。我好几次遇到过蛇，但它们碰都没有碰过我。”

“不是它们碰你，”雷莫说道，“而是你会踩上它们，在你没有注意踩上什么的时候。”

“尤其是铜头蛇。”利昂说。

“我有一种原始的恐惧，”费里说道，“我所有的恐惧都是原始的。这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在起作用。我的大脑中贮存着百万年的恐惧。”

他戴着一顶压得扁扁的遮阳帽，眉毛很生动，像小丑画在眼睛上方的油彩。他将步枪递给韦恩。大家看着他走向倾斜的码头，爬上了一条小船。他的汽车停在下游半英里处的一条泥土路上，小船是唯一能进出的交通工具。

大家轮流对着一个人形靶子开枪，这个靶子以前曾是联邦调查局的财产。然后大家走进长长的窝棚里去吃点东西。

天开始下雨了。最初的几滴雨打在屋顶上，雨滴分布均匀，但点子很大。他们坐在桌子旁谈论着工作、零活、季节工。韦恩叙述着他在加利福尼亚清扫游泳池时的日子。利昂描绘着某个地方的一家收音机厂，有车床、磨床，地上到处流着油污，工人的手都弄得漆黑。雷莫谈到了割甘蔗工人的手，手上有一道道割破的划痕，甘蔗汁使他们的手又黏又黑。

这是韦恩第一次听到利昂说话超过了两个词。他以前不知道利昂属于哪一类人，显然他生来就有点怪僻，挎着他的意大利式卡宾枪来来去去。其他人似乎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他是个不可触及的圣物，或者是个患上传染病的病人。

他们谈起了曾经蹲过的监狱。

“我过去认为卡斯特罗值得称道的是他在监狱里度过的时光，”雷莫说，“这家伙在古巴和墨西哥的监狱里都待过。我常说，这是他的荣耀和力量所在。人如果是因为信仰而被抓进监狱的，那他出狱时自然有一种权威。但卡斯特罗自己的监狱却完全不同了，我们从拉卡瓦尼亚的监狱出来时只有愤怒和恶心。我们只是中央情报局的小虫子罢了。”

“我曾被送进过军事监狱。”利昂说。

“因为什么？”

“政治。正像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我一个月前还在新奥尔良的监狱里待了一个晚上，也是因为政治。”

“我在一个拘留所里蹲了三天，”韦恩说道，“我们的汽艇在驶离基斯群岛大约十分钟就被截住了，说是违反了中立法。是T—杰伊把我们弄出来的。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办妥了，对我们的指控也就不了了之。”

雷莫说：“卡斯特罗在监狱的隔离囚室里待了十四个月。这段时间他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还把每个俄国革命领袖的书都读完了。他告诉我们，他一天读十二个小时的书。他在黑暗中也仍在阅读，总是在研究，总是在分析。几年以后，我看到以前跟随他在山里战斗的人都被他处死了。”

“在历史上，很清楚，”利昂说道，“人得为他的信念而坐牢。这是推翻现行制度的任何运动演化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最终他会将自己的信念融进实际斗争中去。”

“我对此想得很多，”雷莫说，“我告诉你们我的信念。我曾对美利坚合众国有着坚定的信念，这个国家不会犯任何错误。它巨大无比，比上帝还要巨大。有伟大的美国做我们的后盾，我们怎么可能失败呢？他们曾这样告诉过我们，现在仍在做这样的保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们有军方的全力支持。我们走向海滩时还以为他们会用空军和海军支援我们。我们不可能失败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美国做后盾。可后来怎么着？我们陷入泥沼中，饥肠辘辘，一败涂地。这时候我们只能啃树皮，而电台里却还在喊，‘请注意，战斗队，猫头鹰在谷仓里叫！’”

他瞧着一张张脸，大笑起来。

“‘明天，弟兄们，瘸腿的孩子会爬上山去。’”

他们都放声大笑。

“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用粗大的锁链把我们的手绑起来，用军用卡车将我们运到民兵营地。正好有一架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我大声对我们的人说，‘别开枪，伙计们，它是我们一伙的。’”

他的眼神严厉而又快活。他看看利昂，又看看韦恩，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利昂，斜眼笑着，重重一拳捶在桌子上，把桌上的盘子震得跳起来。他们重又平静下来之后，他用整整两分钟盯着他做的煎饼和鸡蛋。他用食指梳理了一下胡子，吃了起来。

“我们其实是在吃树皮。”他又说道，嘴里慢慢嚼着食物。这次没有瞪大眼睛傻笑。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T—杰伊冒着狂风吹斜的倾盆大雨走过来，他身后的树也被风刮弯了腰。他右肩上扛着个粗呢袋子，左臂下也夹着同样的袋子。进屋后他把两个袋子打开，一个袋中有两只皮盒，另一个袋子中有一只皮盒。每只皮盒都用绿色绒布包着边，每只盒里都放着两支高性能的步枪。众人掂着步枪，嘴里咕哝着，传递着看。糊窗的塑料纸被风吹得呼啦呼啦直响。

“瞄准镜在车里。”T—杰伊说道。

他们坐下来，谈论着这些枪支。韦恩相信枪会产生友谊。这可能是一个矛盾，但也不一定。生活经验和电影都证明，和平会磨损友谊的纽带。这是日本武士得出的教训。行动就是真理，而一旦战斗结束、村民自由地回家种田时，真理就动摇了。我们又一次幸存，而又一次失败，电影《七武士》中的一个人物如是说。

T—杰伊脸上还淌着雨水，屁股下面也出现了一摊水。他右肘支在桌上，胳膊向上，不断捏紧和松开拳头。他比韦恩所了解的要健谈一些。雷莫话也很多。枪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记忆。韦恩碰巧听到T—杰伊和利昂之间的闲聊，大意是利昂不需要用新的步枪，他可以用他带到营地来的曼利彻步枪。很清楚，这件事他们俩达成了协议。

狂风吹打着窝棚。他们连续交谈了几个小时，说着有趣又血淋淋的故事。韦恩很快活，又很轻松，如同耶稣踩在月光上。

弗兰克·瓦斯克斯驾着雷莫的贝尔艾厄汽车行驶在密西西比州的公路上。他不习惯开车。他很讲究车速限制，一看到前方出现公路标志牌就紧张起来，对这些标志的意思他也不大懂，深怕会碰上倒霉的事。他离开迈阿密以来，驾车遇到了两次麻烦。他两次开错了路。有一天夜里，他住在一家汽车旅馆，停车场里有四五个人打起架来。他们脚踩在砾石路上，呼哧呼哧喘着气，一位妇女待在白色的敞篷车里哭着。这是发生在彭萨科拉附近的事。

他远离讲西班牙语的同胞来到美国。如果雷莫不在身边，他还会不习惯。

他有新闻要告诉T—杰伊。阿尔法在计划一次大行动，定于9月份在迈阿密进行。起初他猜不出这次行动的性质，但如果这次行动针对的是一个美国城市而不是某个古巴港口或炼油厂，那它肯定是很独特的。

在41号公路旁阿尔法的营地里，弗兰克与其他小组或派别的人一起待了两个半星期，在松林中进行跨越障碍的训练。一天，阿尔法的秘书长来找他。此人要麦基参加一次行动，它将在很大程度上补偿吉隆滩的那次失败。麦基享有崇高的威望，行动领导人认为他应该参加这次行动。

没提到地点和时间。弗兰克从一般性的交谈中把事情串起来，理出了点眉目。这样的团体生活使他感到压抑。他讨厌这种训练和射击。阿尔法的领袖们戴着太阳镜和贝雷帽，穿着战斗靴，半真半假地留着胡须。如果这些人果真那么强烈地反对卡斯特罗，他们为什么要打扮得像切·格瓦拉？

他记得雷莫曾跟他说过，在山里的战斗结束后，切骑着浑身沾满泥浆的骡子对俘获的敌军训话。俘虏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要他的签名。这时大家都知道巴蒂斯塔完蛋了。

弗兰克想起了山里。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绿色植被，烟雾从山峰上滚滚而下，在某个高度时消失了，然后又滚下来。雨水无孔不入。他们住在经过伪装的兵营里，有时甚至是待在泥水里，这时他想着他为之战斗的目标：为了古巴人民的充分尊严，替挨饿和被遗忘的人讨回公道。从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坚持不了。他的身心都不是造反派。他的天性很普通。

他母亲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作家。她凄凄地一笑，欢迎他归来。

弗兰克在公司城边缘的一所学校里教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常常是一人同时教六个年级。这家大公司就是联合果品公司，他的两个兄弟是甘蔗地里的工头，与各自的家小住在长十英尺、宽十英尺的房间里；建立在多根五英尺长的支柱上的一幢长形建筑物里，共有二十间这样的房间。收割甘蔗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则住在建筑物下用硬板纸和麻袋搭建的矮棚内。

人们不禁注意到，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经理住的是仆人众多的豪华宅邸，门前的街道两边椰树成行。弗兰克将这种悬殊的差异归罪于政府，而不是公司。他希望他的兄弟们走出甘蔗地，成为大工厂的技术工人。联合果品公司也没有完全忽视雇员的雄心大志，工厂工人可以进一步成为办公室职员或工程技术人员。这一阶层的人员可以得到两居室的住房，屋前的街上夜晚亮着路灯。美国人尊重工作效率高、善于把事情干好的人。在这里，一个男人通过努力能够出人头地。

后来，造反者来了，烧毁了甘蔗地，他们过去是他的同志。这与古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不管谁起义造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毁甘蔗地，因为甘蔗地代表着经济依赖和外国控制。弗兰克看着焚烧的甘蔗丛地，知道这事的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撑腰。这是他一向害怕的。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内幕。火舌在甘蔗丛中吞噬着，跳动着，联合果品公司的公司警察却早已跑光了。

在哈瓦那，他与其他成百上千的人排队站在美国大使馆门外的路边，等待申请签证。而现在，他冒着雷电驱车驶在路易斯安那州边界附近的公路上。

在卡斯特罗那里的第四天，他用望远瞄准镜枪杀了一名政府侦探。这真是不可思议，一扣扳机，百米以外的人应声而倒。这显得空洞而又遥远，仿佛一切都被虚化了。这是镜头玩的戏法。远处的对象在瞄准镜里的影像清晰、准确，先是倒着的，然后正过来了。你朝着一个金属管内传过来的一系列影像开枪。导致死亡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但你怎么能知道你杀的是怎样的人呢？你只能从一层层玻璃镜中看出去，而玻璃镜能把影像传递过来，却模糊了行为本身的意义，你怎么能知道谁更勇敢一些，谁更强壮一些呢？战争是基于一种理念的，没有了这种理念，战争就等于普通谋杀。

弗兰克知道阿尔法在计划干什么。他揣摩再三，结论只能是那样。他听说总统要去迈阿密，那就不用相信会有别的事。

他的两个兄弟后来也逃离了卡斯特罗的古巴，冒着危险坐油桶做成的筏子漂到了基韦斯特。在猪湾行动中，他们又乘船回去了，一个在海滩战斗中被杀，一个被俘后关在要塞监狱里，绝食以示对毒打和枪杀的抗议，静静地饿死。

强烈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流亡战士乘小型飞机从基斯群岛起飞，朝古巴的甘蔗地上扔纵火装置。甘蔗地又熊熊燃烧起来。

现在，行驶在南部腹地的公路上，他看到的事情表明，对这位总统的仇恨如何奇怪而又完全地深入到了文化的某些方面，深入到了日常生活。在千里驱车的第一天，他没留神开错方向到了佐治亚州，路过一家汽车影院，影院里在放映一部关于战争英雄肯尼迪的电影，叫作《PT109》。海报上在影片名称下有一句特殊的招徕观众的话：请看日本人如何差点要了肯尼迪的命。

美国公路上的路标也令他颇为恐慌。现在已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天下着大雨。他将把在大沼泽的阿尔法六十六纵队里的所见所闻告诉T—杰伊。不难得出结论，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肯尼迪。

他心中有某种念头渴望着这次谋杀，即使他明白这是一种罪恶。

档案馆长把奥斯瓦尔德的解剖照片寄来了。尽管尼古拉斯·布兰奇不知道从照片上能了解到什么，但他觉得有责任研究它们。照片中有他睁大的双眼、身体左侧的大伤口，还有从锁骨到生殖器部位缝得密密的两道针脚形成的一个Y字。从照片上看，他的左眼斜视着照相机的镜头。

档案馆长把在人的脑盖骨、山羊尸体、骨胶与马肉的混合块上作弹道试验的结果也寄来了。有几张照片上，右颅骨被打飞了，还有被子弹打碎的山羊头的特写镜头。布兰奇研究了一张照片中被“打扮”得像总统的骨胶组织模型。这是纯粹的现代主义雕塑，一块骨胶制成的块体包在西服和衬衫布料里，还有一截内衣露在外面，而且带着子弹的硝烟。还有关于子弹射出速度的文件。另外一张照片中，人的头盖骨里充了骨胶，并包上了山羊皮，以模拟人的头皮。

档案馆长寄来了联邦调查局关于总统脑子的备忘录，总统的脑子在国家档案局里失踪了二十多年。

他还寄来了一颗弯曲了的真子弹，这颗子弹是为了试验的目的从一具坐着的尸体的手腕中穿射而过的。布兰奇想，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新水平。现在已不止是文件了，他们要我摸和闻。

他不明白，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他们还要把这些可怕的东西寄给他。它们对他来说无非是些碎裂的骨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恐怖感。这些照片和统计数据、这颗令人哀伤的子弹——子弹头撞平了，犹如在电车轨道上轧过的一枚硬币——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的，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洞察的（他已多老了呵）。血淋淋的羊头似乎在嘲弄他。他开始想到他们的目的也许就在这里。他们想把这血和黏糊糊的东西擦在他脸上。他们在嘲弄他，似乎在说：“瞧，这些就是真实的形象，这就是你的历史。这里有个炸裂的脑盖壳让你好好想想。这里有颗穿透骨头的子弹。”

他们在说：“看吧，摸吧，这才是事件的真正本质。而不是你的巧妙的模棱两可的推断，不是你对事件主角们生活的描写，不是你的同情心和悲哀感，也不是你的长篇大论，更不是你的包含了各种相互矛盾的事实的大杂烩。这里没有什么矛盾。你的历史是很简单的。瞧，放在停尸台上的这个人，瞪着睁大的双眼。羊头在汩汩地冒出脑浆。”

他们在说：“被枪击毙就是这个样子。”

布兰奇怎么能忘掉那些矛盾和不符呢？它们是这一怪僻故事的灵魂。他查阅的第一批文件是一等兵奥斯瓦尔德自我枪击伤口的医疗报告。其中有一处说枪是.45口径的，另处却又说是.22口径的。事实是孤零零的东西。布兰奇亲眼见过，出于怜悯，最铁证如山的事实也会被篡改。

奥斯瓦尔德的眼睛究竟是灰色的、蓝色的，还是棕色的？他的身高是五英尺九、五英尺十，还是五英尺十一？有人说他惯用右手，有人说他是左撇子。有人说他会开车，也有人说他不会开车。有人说他是个神枪手，也有人说他的枪法糟糕透顶。对所有这些说法，布兰奇都有目击证人的证词和委员会的证物做佐证。

奥斯瓦尔德在不同的照片中看起来也不一样。有时强壮，有时瘦弱；有时嘴唇很薄，有时五官粗犷；有时性格外向，有时腼腆得像个银行小职员；但都长着像足球后卫的圆柱一般的脖子。他看上去谁都像。他在部队时拍的两张照片中，一张像个冷面杀手，一张又像个长着娃娃脸的英雄。在另外一张照片中，他与一群海军陆战队员坐在棕榈树下的藤席上。有四五张脸对着照相机镜头，他们都与奥斯瓦尔德长得很像。布兰奇心想，他们比中间那个人们认定是奥斯瓦尔德的人还更像奥斯瓦尔德。

关于奥斯瓦尔德的许多争议，如不同的外貌、互相矛盾的描述——如眼睛的颜色、枪的口径等——似乎不祥地预示着接下来的将是一连串无休无止琐碎的调查。射出了几颗子弹？有几个枪手？是从哪几个方向开枪的？重要的事件会产生出一张由许多不相符之处织成的网。简单的事实也无法完全确证。总统身上有多少处枪伤？伤口大小和形状如何？这似乎又告诉我们有许多个奥斯瓦尔德。枪击开始前，一群人在教科书仓库门前台阶上照的照片中的那个人果真是他吗？布兰奇承认这两个人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承认一切，也怀疑一切，包括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中的光和影、固体物、普通的声音所作的基本假设，以及怀疑我们测量这些事物，确定其重量、质量、方向，看清事物本来面目，清楚地回忆事物，说出所发生的事情的能力。

他的笔记成了他的避难所。笔记本身成了目的。布兰奇认定，现在要认真地将这些笔记组织成连贯的历史为时尚早，也许永远为时尚早，因为不断有新的资料冒出来，因为总是有新的生命闯入记录中。过去的事写到纸上时又变了。

每一个人名都会让他在地图上把达拉斯这座迷宫重游一番。

杰克·鲁比原名雅各布·鲁本斯坦。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名叫利昂，以纪念在劳资争议中被枪杀的朋友利昂·库克。

乔治·德·默仁希尔德也有好几个名字。他有时化名为菲利普·哈宾。

卡迈恩·拉塔原名卡梅罗·罗萨里奥·拉坦齐。

沃尔特·埃弗雷特在从事秘密工作的几年里用以掩护身份的名字是托马斯·R.斯坦巴克。

李·奥斯瓦尔德用了十几个名字，包括把真实姓名颠倒顺序的O.H.李，以及令人莫名其妙的D.F.德里克特尔，后者是他在邮购左轮手枪时在定购单上“见证人”一栏中填的名字。布兰奇花了好几个小时苦苦思索D.F.德里克特尔这个名字的内在结构，感到自己如同一个玩拼字板的小孩想要拼出一个漂亮词儿一样。他终于把几个人零零碎碎的名字放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奥斯瓦尔德和杜帕德。也许D.F.德里克特尔这个名字是上面那些人名拼凑在一起形成的，由文字和政治交错在一起，证明了行刺沃克将军的决定。布兰奇不知李是否意识到，沃克将军的前名和中名的首字母与李幼时的继父埃德温·A.埃克德尔的名字的首字母正好一致，而李的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一辈子都在责备这个人。

俗称“怪胡子”的达拉斯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真名是拉塞尔·李·莫尔，也曾用过拉斯·奈特的名字。

根据档案馆长提供的记录，自称亚历克赛·基里连科这个克格勃化名的人实际上叫瑟吉·布罗达。

布兰奇向档案馆长请求了好几次，终于从馆长那儿了解到西奥多·J.麦基（人称T—杰伊）原名为约瑟夫·迈克尔·霍尼亚克。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1964年1月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身边陪着一位可能是亚裔血统的无名女郎，她被怀疑是妓女。

麦基坐在车里，听着弗兰克·瓦斯克斯的高谈阔论。弗兰克兴奋不已，但又显得疲倦。他什么事都说了三遍，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引述着阿尔法领导人的话，而且还伴以手势。这是沼泽地的一个茫茫黑夜，车停在射击棚下游的地方，车灯关着，青蛙一阵阵地鼓噪着。

弗兰克判断出阿尔法在计划刺杀总统。他似乎认为，麦基也许会很难相信这一点。然而这一点很容易相信。这些天来麦基对一切都深信不疑，包括弗兰克是多么容易混进阿尔法营地，又多么容易混出营地，并带来各种各样的谣传和消息。

阿尔法不怕曝光，也不布置严密的安全防范。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他们对古巴设施和苏联货轮的袭击。有一次，他们邀请《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影师参加他们的袭击行动，十个人乘两条船。一场风暴破坏了他们的行动，也糟蹋了所摄的照片，但《生活》杂志仍然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报道：阿尔法的战士英勇无比。南佛罗里达满是阿尔法的成员，不计其数，而且很肯卖命，并且咬牙切齿地大叫大嚷。

“你们是不是一直处心积虑要刺杀肯尼迪，T—杰伊？”

“那是他大限已到。”

“我不相信我们能如此轻易地刺杀一位美国总统。在迈阿密，他们会采取非常严密的保卫措施。这可不是到哪个小国首都，径直走进王宫，花几块钱买通警卫就行了。”

“障碍已经消除了，弗兰克。在杰克放出话来要除掉卡斯特罗时，他就让自己处于鲜血和痛苦的世界之中。没有人对他说，他必须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他与他弟弟博比一起作了这个选择。所以是杰克自己的主意指导着我们。有时主意是很管用的。”

“我并不是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成功。”

“哦，我相信它会成功的。”

“必须有人为古巴付出代价。”

“你我都要求有人这样做，弗兰克。”

“这样还会把矛头指向卡斯特罗。人们会说他是这次事件的根源，是他派出了刺客。”

“这正是我们期望的。但尽管如此，即使事情不能完全如愿，我们至少是除掉了仇人。总要有人去死。我们坚定地相信死的应该是杰克。”

“这很像典型的阿尔法。他们常说，总要有人去死。”

“他们已经再也忍不住了。”

“我们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要我说，干吗不呢，弗兰克？”

“你相信他们有能力执行这一任务吗？”

“他们能够越过海洋炸毁俄罗斯的货轮，为什么干不了这个？况且这位总统先生坐的是敞篷车。”

弗兰克困倦了，想睡一会儿。

“谁在营地里？”他问道。

“雷莫和韦恩，还有一位客人。不要跟他说话太多，但要微笑，热情地握手。”

奥斯瓦尔德希望人们能够发现他行走的轨迹，能够让他扬名。他私下怀着一种野心，把古巴当成他这个大英雄的安全藏身之所。他故意用那支步枪，希望人们从他邮购时使用的明显化名希德尔中追查到他。但麦基是很警惕的。这个年轻人有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经历，他在新奥尔良与费里玩着某种镜子游戏。左是右，右是左。但他仍然适合埃弗雷特六个月之前制订的大纲。已经有了自制的文件、社会主义文献、武器以及化名。他是原先计划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现在看来仍是有用的。

麦基调整了船上的前灯。弗兰克爬上船，开亮了灯，船在浮萍和浸没在水中的树中间静静地行驶着。

麦基又坐回黑暗中。

阿尔法最勇敢的一些行动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人操纵的。阿尔法在中央情报局内有幕后指使者。这些人麦基还无缘认识，连阿尔法的领袖们也不一定认识他们。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经费，并交待破坏行动的任务。他往往只跟阿尔法内的一两个人单线联系，联系人也不会知道他的真名或他在局里的职位。他们总有不让你知道的内幕。阿尔法的管理仿佛是经营一个梦幻诊所，中央情报局提出设想，然后让阿尔法去实现它。

有太多的人，太多的谋划层次。麦基不仅要防着阿尔法，也要防着埃弗雷特和帕门特，以免泄漏他的计划。他们也许会认为，既然他自己切断了联系，让他们自己去按图索骥，他们就可以把计划泄漏出去。还要防备巴尼斯特、费里以及分配现金的人。他必须保护计划，使它不因背叛而遭失败。

他挥手想赶走一直在他耳边嗡嗡盘旋的蚊子。蚊子是疾病的传播者。他下了汽车，听着四周的动静，感觉有些异样。接着，他听到树丛中有大片的沙沙声，随着风一阵比一阵大。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是水打在树叶上的声音。雨水被风吹起，打在一片片树叶上，溅得他身边到处都是。

他的汽车停在雷莫的车旁。去新奥尔良要开整整三个小时，他将在那儿同巴尼斯特会面，讨论阿尔法六十六纵队的事。让每个人都知道，让人们奔走相告。

麦基要全力以赴去完成迈阿密计划。他要把枪手和武器派到迈阿密去。同意与阿尔法采取联合行动。做好基础工作，让人和钱都动起来。11月18日在迈阿密。他将给迈阿密建立一个新的形象。

新奥尔良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乘湖景观光公交车到底站，去给父亲扫墓。守墓人帮他找到了墓碑。他站在炎热和光照中，思索着该如何去感觉。他想象父亲穿着灰西装的样子，父亲是《都市生活》杂志的资料收集员。之后，他又神游上百种发生在当地的场景：在市立公园里骑自行车；十一岁时每星期五独自从得克萨斯乘火车去莉莲姨妈家吃海鲜晚餐；躲在后房间里读滑稽书，而他的表兄妹们则在一旁打闹、玩耍。

他父亲是个穿着灰西装、见到妇女脱帽致意的男人。

在交易所小街，有个黑人蹲在路边，照着一辆停在那里的汽车的侧视镜刮胡须，他身旁的人行道上放着茶缸和刷子。

李在电话簿中寻找着姓奥斯瓦尔德的人，寻找失去了联系的亲戚。

李也在寻找工作。在所有的求职信里他都撒了谎，有时是毫无必要地撒谎，但有时是为了某个目的。他假造了从前的地址、证明人、工作史以及就职资格，他写的一些公司要么子虚乌有，要么他从未在那里干过。

一家公司的人对他面试后在卡片上写道：着西装，打领带，很有礼貌。

玛丽娜坐在有纱窗的侧凉台的椅子上，端着一杯李喝了一半的“胡椒博士”苏打汽水。时间已近子夜，天气仍然湿热得让人难受。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家，一幢木结构公寓里的小套房，屋顶有些俗艳的装饰，前面和侧面的凉台上种着一些花草。

李出去倒垃圾了。他们买不起垃圾桶，所以他一周内有三个晚上要出去把垃圾偷偷扔在别人家的垃圾桶里。他出去时穿着他小时候或者他哥哥小时候穿过的篮球短裤，悄悄地沿着玛格金大街的4900号街区寻找一个可以扔垃圾的垃圾桶。

她看见他现在回来了，在邻居家的车道上朝家走来，只有从这条车道上才能走到他们房子的门口。他来到凉台，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别人家电视的声音越过后院和车道传来。

“我坐在这里想，丈夫不再爱我了。”

“丈夫爱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认为我像条绳索或链条一样束缚着他。他的想法是我在束缚他。他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总是想：如果没有老婆拖他后腿，一切该多么完美。”

“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一切从头开始。”他说。

“我想的是他要我回俄国去。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从头开始的意思。”

“回俄国是一个主意。我还在考虑另一个主意，那就是我可以劫持一架飞机，飞到古巴去，然后你就可以带着琼妮去古巴，住在那里。”

“首先你对一个人开了枪。”

“我们也许跟他还没完。”

“可我已经跟他完了。”

“现在还禁止去古巴。”

“你跟他的事已经完了。你给我的留言条里写着呢。”

“小古巴需要训练有素的战士和顾问。”

“你把我吓得半死，现在又想偷飞机。谁来开飞机呢？”

“真笨，当然是机长开。我要劫持飞机。那是开往迈阿密的航班。我拿着左轮手轮，走进驾驶舱。那叫驾驶舱。”

“谁笨？我们俩谁是笨蛋？”

“我的短管左轮手枪，‘二英寸突击队员’。”

她忍不住对他的话笑了起来。

“我控制飞机，叫他们到哈瓦那让我下去。”

夫妻俩都笑了。两人轮流喝着未冰冻的苏打汽水。然后他拿着喷雾罐四处围剿蟑螂。玛丽娜站在门道里看着。他们家里的蟑螂很多，简直不计其数。她对他说，他买这样便宜的杀虫剂根本杀不死一只蟑螂。她跟在他后面进了厨房，告诉他蟑螂喝了他喷的杀虫剂只会生出更多的蟑螂来。她瞧着他仔细地朝护墙板上喷药液，喷得非常精确，一滴也不浪费。

第二天晚上，他带她去了法国人居住区，然后乘坐有轨电车回家。游人在远处瞧着这对说俄语的夫妇。新奥尔良充满了异国情调。

他们俩关了房间的门在小床上做爱。他觉得她渴求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肉体欢乐、金钱、物质、兴奋，他是从她的性爱动作，从她的娇喘中神秘地体会到这些的。

他现在干的活是给咖啡机加油，报酬每小时一块半美元。负责维修保养的人抱怨说，他读不懂李在加油日志上写的记录说明。他还抱怨说老是看不到李的人影，得从楼房顶层到底层上上下下地寻找他。李伸出食指，竖起拇指，把这个手势保持了一会儿，然后他放下拇指，嘴里喊了一声：“砰！”

李家住处附近最大的图书馆搬走了。他只能向别人打听新图书馆在哪里。他朝北走，然后折向东。见到那幢房子后，他从一个牛皮纸信封中抽出一块牌子，然后把它展开。牌子两头都有一个洞，绳子从洞中穿过。他站在图书馆前，把牌子挂在脖子上，开始向行人散发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给他寄来的宣传品。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打着黑领带。他用蜡笔在牌子上写着：菲德尔万岁！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反应了。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脸上带着老朋友好久不见的微笑。他是贝特曼探员。

“说正经的，我可不是来逮捕你或给你找麻烦的。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他们走进长途汽车站附近一家门面破旧的小吃店。这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小吃店里没有顾客。他们坐在柜台旁，看了一会儿墙上的菜单。贝特曼探员的真实年龄也许比第一眼看上去要年轻一些。他长着一个长形脑袋，头顶渐秃，犹如电视连续剧中的中学教练和理科教师。

他身上唯一考究的东西是他穿的那双皮鞋，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来。

“我们这里的办事处有你的档案。我就是负责这些档案的人。”

“你负责我的档案？”

“自从你叛逃那天就开始了。因为你生在这儿，不少人来调查你的情况。”

“我喜欢这里高高的老式天花板和蓬勃生长的橡树。”

“你是为这个才回来的？”

“他们早就找我谈过了。是弗赖塔格探员跟我谈的。”

“那是沃思堡。这里可是新奥尔良。”

“我去俄国是以前的事，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我为什么不能过没有人打扰的日子，为什么？”

“我这儿有答案。我说，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过平静生活更难的事了。我甚至可以说世上没有这样的生活。”

“你想要得到什么？”李说。

“现在吗？现在想要一份夹着脆脆的咸肉的烤奶酪三明治，可很难得到，因为人们总是把一切都放在一起烤，咸肉还没脆，奶酪就已经烤好了。这是物理学上的定律。所以你吃到的总是白白的、冒气泡的咸肉。我知道你跟纽约的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通信，这只是例行的邮件检查。我本可以每天花四个小时让你的生活痛苦不堪，如拜访你的工作单位，不停地找你、你的妻子和亲戚面谈，直到预定的时间结束。”

李的脖子上仍挂着牌子。

“我也可以让你坐下来，同你谈谈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比方你希望从事你的政治活动而不天天都受人干扰。”

“你也希望这样？”

“目前正在镇压，因为反卡斯特罗的活动失去了控制。有个叫阿尔法六十六纵队的组织，经常在古巴的港口袭击苏联的船舶，打了就跑。华盛顿不高兴。这些人令政府难堪，政府决心制止他们的行动。联邦调查局接到命令，要搜集情报对付这些运送武器和搞袭击的组织。”

李意识到，这个人以为他曾经给沃思堡的弗赖塔格探员办过事。也许档案中把他列为同他们合作的马克思主义者，哈哈，或者是个兼职政治密探。

“城里有个侦探所，”贝特曼说道，“它是反卡斯特罗运动在本地区的神经中枢。它的负责人叫盖伊·巴尼斯特，从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一般来说，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我们一直与巴尼斯特交换情报。但有时候，我们有必要亲自到处兜兜，四处嗅嗅。我想要打入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的内部。我需要他的组织有一个小缺口，如同墙上露出一条裂缝来。顺便问一下，你是不是海军情报局派往俄国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沃思堡的办事处曾向海军情报局发出过一封征询信。”

“海军情报局曾搞过一个假叛逃计划。”

“派人打入敌方，这我知道。”

“海军情报局内有一些灰色区域，我就是这样的区域之一。”

贝特曼似乎很赞赏这种说法。他说：“那样就对了，因为目前在这个城市，黑的可以是白的，白的可以是黑的。换句话说，你无法简单地给人贴上标签。”

他的声音中表现出了一丝热情和兴趣。

“巴尼斯特在招募青年学生。他让大学生注意了解校园形势，掌握左派的活动。你的年龄与大学生差不多，你熟悉左派和左派的语言，又很了解古巴。”

“我将被指派接近巴尼斯特，其实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告密者。”

“我们用‘情报提供者’这个词，这可不是什么肮脏、奸诈的术语。你对朝这个方向发展有什么想法？我们有些情报提供者的地位相当高，听了你也许大吃一惊。就以我所知的来说，我们的情报提供者可以组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学校友会。”

他们在午餐盘前坐了一会儿，前前后后思量着。墙上的“圣诞快乐”的霓虹灯字样在转暗。

“请告诉我，我是否要继续下去？因为这种事意味着信任。完成这种事是有难度的，一定要由某种特殊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中有风险，也有机会，但也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毫无保留的支持。我一向给予情报提供者这样的信任和支持。”

李吃着盘里的食物，一声不吭。

“这件事具体可以这样做。你走进巴尼斯特的办公室，它离你的工作单位很近，过了拐角就到。你跟他们说你当过海军陆战队员，在得克萨斯州时跟联邦调查局有联系。你要表明痛恨卡斯特罗，对他们说你想装扮成左派分子打入当地的左派组织。”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正在创办一个组织。”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譬如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驻当地的办事处。”

“这组织有一定的潜在价值。”

“我可以从纽约搞到大量的宣传小册子，还有加入该组织的申请表格。”

“这样做很有希望，”贝特曼说，“你可以告诉巴尼斯特，你就要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分部。这样就能把拥护卡斯特罗的人吸引到你门上来，你可以把他们的姓名和地址收集起来。巴尼斯特迫切希望得到这样一份名单。”

“那么一切都可以运转起来了。”

“你好像在说空话。”

“我并没有说空话。”

“你是在说空话。”

他们吃完了午餐。贝特曼解释说，如果盖伊·巴尼斯特要调查奥斯瓦尔德的背景，他自然会同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机构联系，尤其是贝特曼，而贝特曼当然会有选择地把资料告诉他。贝特曼还解释说他不能喝咖啡，因为局长禁止喝咖啡，为的是全局的人不至于对刺激物上瘾。

“我相信巴尼斯特会感兴趣的，不过别指望他会给你经费。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业而已。我会给你提供每月两百美元的情报费，你就靠这点钱经营你的事业。当然你要向我报告他们在坎普街544号的动向，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动作。”

“我想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

“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从这里到喜马拉雅山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档案中都有关于李·奥斯瓦尔德的资料。但我要你保证一点：没有别的人与我们分享你的服务。这是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我不能同一个与其他情报机构保持联系的情报提供者打交道。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就这样说定吧。”李对他说道。

“你可以公开从事你的政治活动。这就是这个计划的魅力所在。你离那些人只有几步之遥，从位置距离上说，那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李乘公共汽车去了坎普街，他挂的牌子重又放回了大信封里。他在房子周围兜了几个圈子。街道被笼罩在深深的阴影中，周围别无他人，只有拉斐特广场上的酒鬼和一个身穿长外套、脚着白色厚袜子的妇女。她似乎挺不耐烦他跟在她后面，停步让他先过去，嘴里急促地说着什么，挥着手叫他快点先走。

托洛茨基的思想是纯正的社会主义。

人行道中间放着一个汽车的后座。那里有一个男人横躺着，身上沾满了泥土和呕吐物，一只胳膊悬荡着。他看上去那样病弱、伤痛或疯癫，无法欣赏一个孤零零的汽车座椅被扔在人行道上这样一幅画面。

在与妻子和幼女一同被流放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日子里，托洛茨基在一间陋室里阅读经济学理论，不时从书页上刷下蟑螂来。

星期一，他利用上班中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去了544号，从秘书那里拿到了一张申请表。那幢大楼有两个大门，两个地址：一个是让雇员及熟人进出的，另一个是为初访者提供的。

他花九十八美分买了一套勇士牌的橡皮印章，接着写信给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索要一本章程，却未等到回音就去了印刷厂，说他叫奥斯本，想印刷一千份传单。不准干涉古巴！他在有的传单上盖了自己的印章，有的盖上了希德尔的印章。然后他租用了一个邮政信箱，去另一家印刷厂定制了申请表和会员证。他让玛丽娜在“分会主席”一栏中伪造了“A.J.希德尔”的签名，并写信邀请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官员担任名誉会员。

他在午夜穿着金色短裤和人字形凉鞋出去，朝别人的垃圾桶里倒垃圾，有时要走三四个街区才能找到一个还有地方放一包肉骨头和泔脚的垃圾桶。

当他把填好的申请表交还给盖伊·巴尼斯特侦探所时，他看到在大楼入口处有一个熟悉的人影。那是民间空中巡逻队的教官费里机长。李回想起大约七年前他同朋友罗伯特在寻找一支.22的小口径步枪的卖主时，这个人在饭店房间里养了一只老鼠，关在笼子里。李靠近一些，发现这人跟从前有点不一样。他头上的头发东一块、西一块，仿佛是刚用糨糊黏上去的动物皮毛，眉毛又高又亮。

费里似乎在等着他。

“你昨天或前天在侦探所里。我说得对吗？”

“我去申请一份兼职工作。”

“一份地下工作。我当时听见了你的声音。我自忖能辨认出你的声音来。又有一名迷路的学员回到了戴维机长的身边。”

他们站在门道里大笑。有一辆汽车突然停住，惊得街对面广场上一群鸽子飞了起来。

“生活不是很奇妙吗？”费里说道。

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不鼓励他开设分支机构，但他们的信写得婉转而有礼貌，还带着一些拼写错误。尽管如此，重要的是通信本身。他要把这一切都保留下来，这些都将是他的证明文件。一旦时机来临，他可以向古巴的官员提供文件，证明他是革命的朋友。

此外，他开设分支机构并不需要纽约总会的支持。他有一套橡皮印章，只要在传单或文献上印上该会的名称缩写，印上一些数字和字母，就能以假充真。

戴维·费里带他去了哈巴那酒吧。那是一个靠近码头区的鱼龙混杂的场所，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自动电唱机放着拉丁音乐。那里出入的人大都带着心不在焉的神情，他们往往是一些没有身份的人——流亡者、搬运工、没有证书的海员，还有其他一些叫不出名来的人——他们都独来独往，相互隔开一定距离坐在长长的吧台边。

费里和奥斯瓦尔德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经营这家酒吧的人与古巴革命委员会有关系。”

“他们站在哪一边？”李问道。

“你不想猜一猜吗？”

“瞧这酒吧的样子。”

“简直惨不忍睹。”

“一定是反卡斯特罗的。”

“那些‘菲比’来这里向他打听有哪些人参加反卡斯特罗的运动。否则他们就不了解运动的动向，看到剪平头的墨西哥青年就以为他是古巴流亡战士。”

“你从哪里学到这个叫法的？”

“‘菲比’？这是我惯用的叫法，用了好长时间了。”

“我还以为只有我才这样叫呢？”

“你肯定是从我这儿听去的，”费里说，“这种事常有发生。人们往往把其实是从我这儿学去的东西当成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我有本事钻进人们的脑子里去，知道他们脑子里所想的事。”

他的声音鼻音很重，仿佛在给人出难题，不知是否该相信他说的话。

“你我肯定都有超感知觉，也许是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超感能力。你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待过吗？”

李点点头。

“我们也许那时就已相互感应了。我想做远距离催眠的实验，譬如通过电话或电视催眠。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政治武器。有位妇女在请求我给她的儿子催眠，然后要我通过言语刺激他的生殖器官。我还在湖滨给男孩子们上飞行课。”

费里带他去拜访一位叫克莱·肖的人。此人住在多芬街上一幢重修过的带马车道的房子内，屋前有一堵白色的高墙，墙中有一扇红门。克莱·肖是个高个子中年人，头长得如雕塑般完美，一头白发引人注目。他站在一个几乎占去整个楼面的大房间当中，房间里有丝绸的窗帘、青铜器，软木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有两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如同风信鸡一样敏捷而机灵。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这是肖说的第一句话。

“10月18日。”李答道。

“天秤星。你属天秤星座。”

“就是天平星。”费里说。

“又叫平衡星。”肖说。

这似乎已道出了他们要知道的一切。

克莱·肖穿着做工考究的休闲服装，神态安详，显示出他的良好教养。他微笑时，一根血管似乎从他的右眼角跳向发际。

他说：“属天秤星座的人有正反两种。正者能够自我控制，做事不偏不倚，四平八稳，通情达理，受众人尊重；反者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极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往往会做出危险的跳跃。不管属于哪种人，平衡是关键。”

“我带他来的目的，”费里说，“是让他看看你收藏的鞭子和锁链。”

大家都笑起来。

“克莱有鞭子、铁链、黑头罩、黑披肩。”

“是留着狂欢节时用的。”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说道。大家都笑了。

李感觉自己的微笑浮在空中，仿佛不是从他脸上发出的。他们待了十五分钟，就出门走进了朦胧夜色中。

“你相信占星术吗？”李问道。

“我相信一切。”费里告诉他说。

他将李接到自己的寓所中。房间里暗暗的，堆满了破旧的家具和宗教物品。书架上盖着厚纸，因为放满了数百本医学书、法学书、百科全书、成堆的解剖记录，还有关于癌症、法医病理学、枪械的书等等，书架真有不胜重负之感。

地板上放着杠铃。墙上挂着用镜框框起来的学位证书，是意大利巴里市凤凰大学颁发的心理学博士学位。

李去了趟卫生间。装有药片和胶囊的琥珀色瓶子摆满了一只只玻璃盘子，地板上和浴缸里还有散落的胶囊。水斗和旁边的墙上有一层层粘性的丝状物——这是他用来粘贴马海毛假发的不知何种胶水的痕迹。

费里在起居室里没等奥斯瓦尔德从卫生间出来，就说开了他的病况。

“我得的是一种普通脱发症。它的病因神秘莫测，至今尚无治愈方法。但我并不把我的秃头掩掩藏藏，而是对它装饰打扮一番。上帝让我成为一个小丑，我就把小丑的角色扮演到底。当我开始长发时，我认为这预示着人类的大灾难即将来临，原子弹即将落在路易斯安那州。原子弹将确定我的真实身份，让我成为圣人。防辐射掩蔽所将成为明天的家庭住房，我已准备好住在最低陋的洞穴里。导弹危机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存在瞬间，在那时我的头发完全掉光。我告诉你，我已经准备好了。揿下按钮吧，杰克。只有肯尼迪向古巴降下毁灭的灾祸，我才能宽恕他曾做过的一切。我买好十大箱罐装食物，把我养的老鼠统统放出去。”

费里朝窗外望去。他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耶稣的画像，耶稣的眼睛正注视着他身边走过的人。此刻费里的声音轻得如同耳语。

“现在有一种关于高海拔的理论。头发脱落得如此突然、如此彻底，是出于高海拔的原因。飞行员在超高海拔的空中待的时间太长了，如U—2的飞行员，都患上了这种毛病。”

“你驾驶过U—2飞机吗？”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驾驶U—2飞机的人员名单是政府的最高机密。说到机密，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很清楚你是卡斯特罗的信徒、卡斯特罗的斗士，那你为什么还要为反卡斯特罗运动干地下工作呢？”

他从窗前转过身来，直视着李，而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微微的傻笑。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许多个夜晚，李坐在用纱窗封住的凉台上擦曼利彻步枪，摆弄枪栓。午夜过后，他在心中盘算着计划。

他从《战斗者》周刊上得知，可以在墨西哥城搞到去古巴的签证，从而避开这方面的禁令。他可以为革命担任军事顾问，这是他珍藏得很久很深的雄心壮志。他们会高兴得到一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又有进步思想的军事顾问。

他把信件收集起来，同所有的其他文件以及卡斯特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说和小册子一起放到一间空房里。

他在杜梅因街码头上散发传单，向十几名海员介绍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一名港口警察走过来命令他离开。

费里让他表演着双面角色。巴尼斯特在544号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让他堆放材料。他很少与巴尼斯特交谈，因为巴尼斯特给人的印象是很难与之交谈。李将坎普街的地址用印章盖在一些材料上。他们任由他来来去去。

夏季的天气简直像发了疯一样。暴风雨几乎每个下午都震撼着这个城市。夜晚则打着闪电，多如乌云一般的蚊子从盐碱沼泽地里蜂拥而至。几个星期过去后，他感到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544号的人们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他——那些来来去去的古巴人、扮成图兰大学学生收集左翼分子和取消种族隔离派分子情报的年轻人。李已逐渐不再是让人好奇或难以捉摸的人物了。他感到自己走在特殊的光圈中，人们在慎重地注视着他。

巴尼斯特的秘书认为他的名字是利昂。费里也开始以托洛茨基的名字称呼他为利昂。以讹传讹，有时也会带上一种奇妙的意味。

美国第一夫人怀孕了，正同玛丽娜一样。他不知从哪儿读到总统喜欢詹姆斯·邦德小说。他去拿破仑大街上位于一座砖木平房里的图书馆借来了几本邦德小说。他还在阅读中得知总统熟读过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著作，就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毛泽东的传记。他还借到了一本总统的传记，书中说肯尼迪曾读过《白色尼罗河》。于是他就去图书馆找《白色尼罗河》，但这本书被借走了，他只好借了本《蓝色尼罗河》。

约翰·F.肯尼迪有时拼写很糟糕，字迹更是让人不忍卒读。

他穿着篮球短裤坐在凉台上，阅读费里推荐的科幻小说。他把曼利彻步枪空射了一下。他还留着在达拉斯上打字课时用的课文。有几个晚上，他把课本翻到有打字机键盘图例的一页，在图上按着字母顺序练习指法，用左手小指击打“a”，左手食指击打“b”，就像课堂上老师教的一样，手指反复打着书页，但眼睛不朝下看。

玛丽娜说：“他爸，该倒垃圾了。”

他常常在他上班的咖啡公司隔壁的新月城修车厂逗留。进来时，他系着条电工皮带，上面挂着滑脂加油枪、螺丝刀、钳子、绝缘胶布等东西。他把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延长到三十分钟，坐在办公室里读有关枪械的杂志，并与这里的负责人交谈。窗台上放着啤酒杯，墙上贴着地图。这张地图他可以看上整整十分钟。

新月城修车厂与美国政府签有协议，为当地政府机构使用的一些车辆维修和保养。

星期天，整条街空荡荡的。修车厂关着门，看上去就像一座被废弃了的围在铁栅栏里的西班牙教堂，灯光从高高的、布满灰尘的窗户中透出来。这就是他与贝特曼探员会面的地方，贝特曼有这里的大门钥匙。他们俩穿过办公室，坐在专为特工处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准备的一辆汽车里。他把在坎普街544号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贝特曼，但内容并没有多少。他想要使用米诺克斯照相机拍摄照片，但贝特曼连说不、不、不。他给了李一只装着几张皱巴巴钞票的白色信封，那钞票看上去像是小孩子存下来的零用钱。

李坚持要知道他作为情报提供者的编号，贝特曼告诉他编号是S—172。接着，李说他要申请一本护照，但不知会不会因为他曾是一名叛逃者而碰到麻烦。贝特曼答应为他去查一下。

大群大群的蚊子围着他。他在打一份关于政治理论的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他的经历，这一点没有其他同学能比得上。他的胳膊旁边放着一只吃了一半的苹果。

李脸上出现了某种表情，目光似乎有点被逗乐的意味，嘴抿得紧紧的，此刻他不知不觉想起了父亲。他把自己的这种表情与父亲联系在一起，他相信父亲也曾有过这种表情。他感觉像父亲。这真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感觉，这种表情浮上他的脸，不容置疑地控制了他，接着他父亲的形象就出现了，怪诞、鲜明而且完整，仿佛是一次跨阴阳两界的相会。

“我了解你的一些事，利昂，确实让我着迷。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些事，很少有人知道。你就是那位两个半月前在达拉斯向特德·沃克将军开了一枪的夜行客。”

李的脑袋轰的一下变成一片空白。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费里说道，“但有许多人对你感兴趣。开始我只是完全凭感觉猜出这一点的。我寻思，利昂和我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纽带。我拿着你的申请表去找巴尼斯特，讲清了这件事的利弊。我对盖伊说：‘这个人想要探听我们的行动。他想利用我们，但到头来还是我们利用他，不需要通过操纵或者改变他的政治立场。他深信自己是个坚定的左派分子。但他也是个属天秤星座的人，能够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他这人心中有着太多的矛盾。’我几乎要对盖伊说：‘他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经常阅读卡尔·马克思的书。’我几乎要说：‘这个小伙子坐在天平上，很容易向一边倾斜。’”

李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

“然而，我根本不用做作样的利弊分析。我只要说出你的名字，巴尼斯特就急切地想抓住你，不放你走。原来他一直在为他的一位叫麦基的老朋友在打探你。你失踪了，没人知道你离开达拉斯后去了什么地方。当我告诉他你就在附近的公司为咖啡机加油并且想加入我们的行列时，盖伊非常诡谲地笑了一下。他拎起电话说，‘瞧我找到了什么。’”

费里又要了两杯啤酒，说道：“你是人们花了很大精力观察追踪的对象。巴尼斯特还不知道计划要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今晚有三个、四个，或六个古巴人坐在哈巴那酒吧里，穿着T恤衫和长裤子，靴子上沾着白色的干泥巴。

“你是怕因枪击沃克而被抓住吗？你从没跟我提起过达拉斯的事。”

“我从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

“你认为他们会知道。你只要提起‘达拉斯’这个词，人人都会知道的。监狱是可怕的。他们逮捕一个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他的老底。”

“这我在海军陆战队时就领教了。”

“他们连你的名字还没搞清就去查你的老底，就像刚果俾格米人的宗教仪式。”

李喝第二杯啤酒觉得很滑稽。

“你信宗教吗？常去教堂吗？”

“我是个无神论者。”

“真是个傻瓜，”费里对他说，“你怎么能这么愚蠢呢？”

“宗教只能让我们落后。它是国家的一种统治工具。”

“傻瓜，见识真短。你必须明白，有些东西比政治还要深刻。我们的政治外表只是最薄的表层。我是在克利夫兰长大的，是个天主教徒。”费里的眼睛喜剧般地睁大了，似乎他的话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苦行是我青年时代的主要圣餐。我经常去忏悔室，从一个忏悔室到另一个忏悔室。如果说这是在免罪，不如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那里有一种偷偷摸摸的乐趣。我叙述着我所犯的罪过，有些罪过是我编造出来的；我诉说着我的悔悟，走到祭坛栏杆旁表示我的忏悔，下来，又站到排队等着忏悔的人群中。星期六下午开着四个忏悔室，我每个都去一遍，跪在黑暗中将我的罪过坦白给一位穿着教袍的男人。我还去过神学院，去了两次，去学这个行业。我甚至开设了我自己的教堂。只有笨蛋才会抛弃精神上的需要。”

李去了男厕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上空纵横交错着灰色的线条。他在厕所中央站了整整两分钟。他一走回餐桌，费里就又说开了。

“肯尼迪难道不知道古巴有多大吗？难道没有人告诉他，要入侵那么大的一个岛国仅投入一千五百名士兵是不够的吗？”

“古巴很小。”

“古巴很大。如果他不想把入侵进行到底，那又为什么要同意那次入侵行动呢？他为什么向我们承诺要取得军事胜利，然后又退缩了呢？因为他丧失了勇气。他把一切反对意见都压了下去，想降低调子蒙混过关。他是要搞一次微妙的入侵。结果卡斯特罗居然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攻击，这真是出乎意料。”

“古巴确实很小。”

“我告诉你最让人气愤的是什么，”费里说，“这也是盖伊每天都跟我提起的。盖伊对此简直怒气冲天。他认为肯尼迪和卡斯特罗在暗中对话。他们互致密信，互派密使，以示友好。他们一定有什么没告诉我们，一定有什么内幕我们还不了解。事情决不像我们知道的那么简单。事情永远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历史就是这样组成的。历史是他们背着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总和。”

李在外面街上跟一个脸上长着麻点、脖子上挂着银十字架的拉美人打了起来。他不知道这场争执是怎么引起的。甚至在抓住那人的胳膊肌肉，对着他的脸破口大骂时，他也记不清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有一些人在旁边围观，主要因为没什么别的娱乐。过后他就回家睡觉了。

他在修车厂办公室里阅读枪械杂志。咖啡公司的一个工头从门口探进头来，叫他快回去上班，回去照看那些马达、鼓风机、漏斗、磨具和皮带输送机。

他申请的护照第二天就送来了。

他走进家里的那个放文件材料的小房间，觉得屋里的东西已经被人动过了。这不可能是玛丽娜，因为他有令不许她踏进这个房间。他检查了他的文件，也查看了他存枪的柜子。事情有些异样，一种看不见但又让人隐隐觉察的异样，如同你牢牢记住了梦中的一样东西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一个女人，看上去有点像印第安西米诺尔族人，长着短短的脑袋（其实他并不知道西米诺尔族人长什么样），从法国商品市场的人群中走出来，她那双像某种狂热圣徒的奇怪的眯缝眼睛几乎把他吓了一跳。

他成了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新奥尔良分会的唯一会员。这毫无意义。夏季正在酝酿着一种前景，一次历史性事件。他感到自己被浪潮冲得把握不住方向，只能随着浪潮前行，成了可怜的独行客，与众隔离。

玛丽娜推着童车沿街走着。她试图读出人行道上淡蓝色砖石铺成的街名来。

他将把妻子、女儿送回俄国，还是一家子都去古巴，享受那里更纯粹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中间的真正欢乐？

凌晨两点，她起床喝水，发现他穿着内衣坐在凉台上，膝上横着步枪。

夜里他流了鼻血。她还看着他的身体颤抖了半个小时。

她让他把杂志上关于肯尼迪一家的故事翻译给她听。他很乐意这样做，有时还添上一些杂志里没有的细节。

总统在海边拍的照片中，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使他看起来很像她以前的男朋友阿纳托利。阿纳托利有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亲吻起她来能让她头晕目眩。

李有一次好几天没洗澡。他穿着同一套衣服，叫她别给他补袜子，也别补破毛衣的胳膊肘。这是一个彻底的大转弯。他如同在说，我就是这个样，瞧这个制度把我搞成什么样子了。

她知道，而且十分肯定，肯尼迪夫人会生个男孩。她告诉李，那肯定会是个男孩，随后他们自己不久也会生个男孩的。

她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情绪容易波动的女人。

她同肯尼迪夫人一样也怀孕了，但她没有让医生检查过。李带她去了慈善医院。那是一幢巨大的灰色建筑，看起来似乎你只要进去一次，就再也出不来了。在大理石铺的门厅里，挂着巨幅的医生画像。像上的医生们穿着白大褂，以天空为背景，头脑里却想着比胆和肾更重要的东西。刚到问讯台麻烦就来了。一位妇女告诉李说，这是一家州立医院，只有在路易斯安那州居住了一定时间的人才能免费就诊。而玛丽娜在这里居住的时间还不够长。

到处是大理石。这让她感到自己像个难民。李沿着走廊跟着一位医生，几乎是在哀求了。走回来时他又挑了一位医生，边恳求边争辩，他的脸色苍白，脸也扭曲了。

他们都转身走开了。

他在门厅里徘徊着，逮着一个进来的人就对他诉说他们俩的遭遇。医院做的只是另一种生意。他们从病痛和痛苦中赚钱。没人知道该对他说什么，最后他只得一声不吭地踱着步，想以踱步来平息心中的怒火。

这是玛丽娜不愿去平息或希望消失的一种愤怒，因为她从内心相信这种愤怒是对的。

她推着童车路过几家正面悬挂着巨大招牌的商店，在心里念叨着这些招牌：自动洗衣坊，一小时干洗店。当母女俩逛到北面一点或南面一点的时候，人就逐渐稀少了。

她寻思，不知有多少女人心中对总统存有幻想和梦想。如果你知道你是千万人倾心的对象，你会是什么感觉呢？他仿佛于深夜飘浮在大地之上，飘进人们的梦境和绮想之中，飘进夫妻们的床笫之间。他在深夜从电视机屏幕上飘进人们的卧室里，从收音机里飘到玛丽娜的床头。有许多次她等待着他。为了深更半夜听到白天录下的总统的演说或记者招待会的只言片语，她等待着他的声音从她床头桌上的收音机里传出来。

玛丽娜和李双方的胳膊上有着对应的伤疤。

她脑子里日日夜夜盘旋着一个基本的问题：他会强迫她回俄国去吗？

她对他说：“一种阴惨的气氛笼罩着这房子。”“我并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她又说。

他跟琼谈起了小古巴。你喜欢小古巴吗？你同情菲德尔大叔吗？墙上贴着一张他从苏联杂志上剪下来的卡斯特罗的照片。你觉得菲德尔大叔怎么样？你热爱、支持小古巴吗？

在李跟她做爱时，她有时想起总统，想起总统在海边拍的照片。

他不断要她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写哭哭啼啼的信，要求签证，要求补助旅行费用。她知道他对未来迷茫。

她是只瞎眼的小猫，总是回到爱抚她的人身边，尽管他有时也残忍地对待她。

她现在把琼妮从童车里抱出来，让她在她身边走着。琼不喜欢挽着别人的手走路。她自己往前走着，快乐无穷，也费力无穷。

他在凌晨两点坐在凉台上，膝上横放着步枪。

母女俩沿着许多寂静的街道走着。街两边的房子很古老，很安静，有的还有铸铁围出的廊道和白色的柱子。四周别无他人。下午的空气凝重而安宁。她站在一个街角上，看见汽车在大约七个街区远的路口通过，但近处却没有一点动静。她纳闷这里会不会是一天中某段时间要关闭交通的区域。“一小时干洗店”是怎么回事儿？她们走过雕花大门的人家，屋前种着玉兰和笔直的棕榈树。她想要抓住琼妮的手。炎热渐渐使人透不过气来。她们走过一幢有两道游廊的房子，通过起居室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的壁画。她将琼妮抱回童车，几乎是把她硬塞回去的。然后她转向她认为是回家的方向，现在是匆匆地走了，不再去看那些优雅、古老而安静的房子。

她用英语仔细地思索着：人们都上哪儿去了？

贝特曼向他介绍了一个叫古巴学生理事会的团体，它的机构设在隔哈巴那酒吧几道门的一家服装店。一天，代号为S—172的奥斯瓦尔德走进了那家服装店，与一个男人交谈起来。此人名叫卡洛斯，大约三十岁左右，头发油亮，戴着深色眼镜。

他带着他的旧海军陆战队训练手册，想表明他是谁、他的立场如何。不到一分钟，他们就谈论起桥梁，以及如何炸毁桥梁、安放炸药、自制炸弹、自制枪支之类的事。

然而，卡洛斯似乎并不急于告诉他怎样才能加入反卡斯特罗的战斗行列。他没有接受李加入他们组织的要求，甚至也不愿接受现金捐赠。他要警惕敌人混入他们的队伍。这一点他明白无误地跟李说了。现在是个极为敏感的时期。

尽管如此，他们仍交谈得十分愉快。李把他的训练手册留下了，作为一种友好的表示，并说他很快还会再来的。他们在门口握手道别。

后来怎样了？四天后，李戴着“菲德尔万岁”的标志，在运河大街上散发支持卡斯特罗的传单。这时卡洛斯和他的两个朋友走来了。卡洛斯起初有点发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他带着一种威胁的神态走近李，边走边取下他的眼镜。李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脸上带着微笑。他不想同卡洛斯打架，他喜欢这个人。卡洛斯有着拉美人那种特有的讨人喜欢的特点。

“好吧，卡洛斯，如果你要揍我，那就揍吧。”

他抱臂站在那里，友好地微笑着。一小群人围拢过来，把李逼向沃尔格林杂货铺的门口。卡洛斯的一个同伴从李的手中抓过几张传单，朝空中抛去，顿时在周围的人群中引起一阵混乱。此时一辆警车开过来，接着又来了一辆。一会儿，警察下了车，穿过北兰帕特大街上第一区车站的沙地停车场走来。

李要求见联邦调查局的贝特曼探员。

半小时后，贝特曼跨进会见室，双手向上摊着，脸色严峻。

李说：“他们想知道我的分会有多少成员。”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三十五个。”

“很好。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扯进来？”

“如果我不显示我与执法机关有关系，他们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来？”

“你只是在扰乱治安，所谓公开出洋相。”

“好了，把我弄出去吧。”

“我可没这个本事。”

“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说好你不让我遭逮捕的。”

“是你自己让自己遭逮捕的。如果我放你出去，一切就都暴露了。跟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们有没有问你为什么要见我？”

“他们问起了卡尔·马克思。我告诉他们，真正的卡尔·马克思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对你极为失望，李。”

“可我也不能任他们埋了我呀。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你最多也就被关上一夜。”

“我当时不得不向他们说明有人能证明我是谁，而那人要有一定的权威。”

“你只是在扰乱治安。跟他们说得要越少越好。让他们以为你不过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乡下小伙子。”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路德派基督徒。”

“好极了。”贝特曼不阴不阳地说。

他们给他拍了正面、侧面和全身照，然后又取了他的指印和掌印。他们叫他脱了裤子，弯下身去。过了一会儿，他坐在拘留室里，想象着自己在警方拍的照片里的样子，虽然头发渐秃，但仍很有尊严。他听着拘留室里醉鬼的胡言乱语和犯人歇斯底里的叫喊。这天夜里，他们又陆续送进来一些人：一个总是狂叫的人和一个舞男，还有一个戴铝箔帽的黑人。这是一种宗教小帽，帽檐上垂着小饰物。

托洛茨基的名字是从敖德萨的一个狱卒那里借用的，他把这名字写进了他的上千本书里。

肯尼迪夫人的婴儿那天夜里死了，是李告诉玛丽娜这个消息的。那是个早产的男婴，患有呼吸道疾病。玛丽娜站在窗边痛哭流涕，这种打击是她一直害怕会发生却又从未表现出来的。总统的儿子只活了三十九个小时。她为肯尼迪一家痛哭，也为她自己和李痛哭。在为肯尼迪夫人的男婴悲伤的时候，她怎么可能不想起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呢？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是命中注定的。

李上了法庭。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法庭分为白人专用和有色人种专用的两部分。他在有色人种专用部分的中间正襟危坐，等着审理他的案子。然后他承认有罪，付了十美元的罚款。他同卡洛斯握了握手，走出了法庭的门。

瞧，这些事其实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把经历收集起来、记录下来、保存起来，以供古巴官员阅读。这叫作什么，档案吗？

法庭外面等着WDSU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他们拍摄了有李·H.奥斯瓦尔德的录像，供晚间新闻播出。

四天以后，他又去街上，在国际贸易商厦前散发传单。

又过了一天，他到电台里作了一次广播讲话，谈论古巴和世界。

比尔·斯塔基是“拉美听众节目”的主持人。他原来期待的嘉宾是一位胡子拉碴、指甲乌黑的流行歌手型的人，而奥斯瓦尔德却是个干净整洁的人，穿白衬衫、打领带，胳膊下面还夹着活页笔记本。

他们坐在播音室里，有一位工程师为这次采访录音。斯塔基开门见山地介绍奥斯瓦尔德，说他是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新奥尔良分会的秘书长。

李说：“是的，作为秘书长，我负责管好档案并为会员的姓名保密，不让他们引起不适当的公众关注，因为他们不喜欢那种公众关注。”

他说：“我是在新奥尔良受的教育，充满了民主和客观的理想。我很清楚，古巴和古巴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

他说：“要知道，我们的先辈制定《宪法》时，他们认为民主能创造一种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寻求真理的氛围。人生的基本权利、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这就是我给民主下的定义。民主就是人们处于少数而不被压制的权利。”

斯塔基倾听着他谈论联合果品公司、中央情报局、集体化、尼加拉瓜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他共讲了三十七分钟，斯塔基本人的五分钟评述也只得缩为四分半钟。奥斯瓦尔德的发言明智而清晰。但他非常巧妙地绕过了几个难讲的话题，这颇为遗憾。

采访结束时，斯塔基邀请奥斯瓦尔德秘书长出去喝杯啤酒。然后，他把采访录音复制了一盘，交给联邦调查局。

事情就是这样，他的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有一天，他用到处都买得着的软塑料拍追赶蟑螂，把它们打个稀巴烂。他又失业了。雇主因为他不干活而开除了他，这似乎很有道理。暴风雨震撼着整个城市。他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枪杀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地方书记梅德加·埃弗斯，不久又炸了伯明翰的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炸死四个黑人姑娘，炸伤了二十三人。一天，他在厨房里拍打蟑螂，胡子也没刮，身上穿的衣服有一个星期没换了。第二天，他却换上了笨拙的俄式西装和窄窄的领带，身边放着那本活页笔记本，在WDSU电台另一个公共事务节目“自由谈”里进行了广播辩论。这次电台事先做了调查，准备了关于俄国和他叛逃的问题，把他弄了个措手不及。试验一下曼利彻步枪的枪栓，把枪擦干净。他们对他制订了计划，不管他们是谁。夏日的夜空打着闪电。看来他们已经对他监视了好几年，在他周围做好了布置，知道时机终会到来。

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在哈巴那酒吧的卫生间外面练着空拳。

费里似乎有时搞不清某个故事是滑稽还是哀伤。他跟李谈起他曾一度试图完善配有定时器的微型燃烧器。他想制造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燃烧器，把它们绑在老鼠的身上，然后把这些老鼠用降落伞降落到古巴的甘蔗地里去。他心驰神往地想象着：当定时器点燃了燃烧器，五万只老鼠在甘蔗地里四散奔跑。他说，他要成为老鼠世界的汉尼拔将军。他似乎为这个计划未能成功而沮丧。

“在革命时期，”李说，“卡斯特罗坚持要烧毁自家的甘蔗地。”

“听我说，沃克的事已完全过去了，你应当把他忘记掉。即使你杀死了沃克将军，对菲德尔来说也毫无意义。沃克已是明日黄花，没人再听他的了。你那一枪射偏了，但比射中他更致命。现在他处境尴尬，而且让政府难堪。他永远洗不掉被人枪击而又存活下来的耻辱。”

“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再去杀他呢？”

“利昂，我们俩之间还需把话都挑明吗？难道我们闻不出空气中飘浮着的死亡气息吗？他们开始在包围你了。巴尼斯特说那些人是认真的。他们曾去过你的公寓。”

“我知道。我有所觉察。”

“你感觉到了，是吧？所以说，大家都不必开口。天平朝哪边倾，我们就明白了。”

“他们要找什么？”

“他们要证实你的存在，证实李·奥斯瓦尔德符合他们一向用硬纸板纸剪出来的嫌疑犯模样。你是历史的一种偶然，你是一种巧合。他们制订出一个计划来，而你恰恰完美无缺地套入这计划中。他们失去了你的踪影，而你又在这里出现了。事物总有一种模式。我们身上某种事物能左右互不相干的事件。事情是按我们的意志发生的。清醒的意识只是一个侧面，人其实还有比意识更深的东西。人能伸展到时间中去。有些人几乎能预测他们自己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们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预知这些事物的。这简直是一种浪漫，一种自己与自己的调情。而我在寻求着这种预感，利昂。我在暗中审慎地追逐着它。”

练空拳的人此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以最缓慢的动作比画着，仿佛做数学题那么精确。他稳稳地站定，头朝下，手臂在上胸前交叉，感觉到了抗力，一种延缓他动作的力，如同一个人在太空中打手势。

“你的那位肯尼迪总统与死亡的关系有一段小小的罗曼史。热衷于表现勇气的人往往会做黑暗的噩梦。杰克在某些程度上也被梦中的死神缠绕着，但他还不至于病态，不像我那样毛骨悚然。他倒是有点诗意的。这就是你的杰克。”

“他不是我的杰克。”李反驳说。

“他是老马识途。他好几次差点送命。他的一个哥哥死在战场上，一个妹妹死于飞机失事，刚生的婴儿也夭折了。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往往很早就要经受考验。焚香、风琴音乐、额头上沾着灰烬、[13]嘴里吃着圣饼。最好的事情却酝酿着恐惧。我们小时候常常避开某些小巷和黑暗的街道，因为那里有‘白骨精皮特’[14]在等着，嘴里喷着酒气，穿着发臭的内衣，专门祸害小孩。”

一名酒吧女郎站在自动唱机旁摇摆着。她是个来自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女人，脸上没有化妆，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很淡，而睫毛倒是金色的。费里招手让她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领结给她，而她把领结别在李的衬衣领子上。他们都觉得那样做很俏皮。她叫琳达·弗伦切特。她把双手举在脸上，抠动大拇指，做出给李拍照的姿势。

“他烟酒不沾，”费里说，“从来不说脏话。所以我们要好好伺候他。”

“只要多给钱。”她说。

“你伺候他前面，我伺候后面，像两辆碰碰车似的。”费里说道。

他们觉得这话也说得俏皮。

他们都上了费里的漫游者汽车，驶向玛格金街。行车的主题是“送李回家”。琳达·弗伦切特坐在后座上，手里拿一杯龙舌兰酒，每次急刹车时她都把手遮在酒杯上。她在车座上看见一只外形像电视机的饭盒，饭盒表面上画着卡通人物，里面装着一些手卷的香烟。费里拿起一支，让李从旁边的客座上把住方向盘。他把烟点着了。戴维机长说，这是海吸希[15]。他们把车窗摇上，让烟味积聚起来，变得浓烈呛人。费里把烟卷递给他们轮流抽。那烟卷短而粗，两端有点呈锥状。他们在送李回家。

他们在一幢有两层阳台的漂亮小楼前停下车。这幢小楼离李的家只隔着几户人家，李曾经好几次把垃圾倒进这家的垃圾桶。琳达又点上一支烟卷，他们传递着轮流吸。时间已是凌晨三点，车窗关着，车内烟雾腾腾，现实世界变得虚幻起来。他们教李如何去吸麻醉品，还激烈地争论起来。他只是在为吸烟而吸烟。然后费里讲起了“海吸希”的历史，一边又慢腾腾地点上一支。一切都在时间中消逝。车内的热气开始让人难以忍受，浓烟熏灼着李的喉咙。琳达用舌头沾了点龙舌兰酒，然后温柔地舔着李的耳朵。他们的一切都那么慢悠悠，仿佛一声心跳也会延长几分钟。

“我有好多次也像现在一样，不知自己是身临其境还是在回忆往昔的情景。”她说。

“什么意思？”费里问道。

“换句话说，我此刻是在家里躺在床上回想这一切呢，还是这一切确实正在发生？”

“什么这一切？”费里又问。

他的话音是那么遥远。他把车窗摇下，让烟雾飘出去。李两眼直视前方。他衬衫前面落了许多发亮的烟灰。他意识到琳达正在椅背后探过身来，伸手摸索着他的皮带扣和裤子拉链。

“老天，但愿现在我是在家里。如果我还得回家去，那太难以想象了，我已没有一丝力气了。”

李任由费里脱下他的裤子。接着琳达把他勃起的阴茎抓在手里，她身体伏在椅背上，张大了嘴，发出一阵滑稽的呜呜声。

李目不斜视。他听到琳达鼻子里喘着粗气。她变换了一下自己的位置，脑袋撞到了突出的烟灰缸上。他竭力回忆他刚满约会年龄时曾想约会的一位穿格子裙的姑娘的姓名。

接着费里的声音缓缓地、一字一顿地传来，犹如史诗电影的广告词那样厚重，而在电影中，当广告词响起时，画面上同时出现立体字幕，背景是《圣经》中所描写的沙漠。

“他们已经监视你好长时间了，利昂。想想他们。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我同他们站在一边，但我也同你站在一边。他们并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我们。这历来如此。真相总比表面的东西要多得多。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真相并不是我们已经了解或者感觉到的东西，而是在远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东西。我们拥有同一种意识，就像今晚一样。海吸希把我们变成了土耳其人，我们拥有同一个祖国和同一种精神。琳达说得不错，你现在是在家里躺在床上回想这里的一切。”

接着他伸出手，绕过伏在椅背上的女人，去拉直李的领结。

玛丽娜受到朋友鲁丝·佩因的一再邀请，要她去达拉斯住一阵。当她分娩时，鲁丝会帮上大忙的。鲁丝认识达拉斯的几家俄国移民，因此想要把俄语学得好一点。这样玛丽娜就有机会教她俄语，回报一下她的情意了。

看起来新奥尔良的日子是要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的生活从来没有开始过。李要她回俄国去，以摆脱他的责任。她想他会安排她在达拉斯住下来，至少是目前一段时间。

鲁丝·佩因从南部或中西部回来正要路过新奥尔良，她可以带玛丽娜一起回达拉斯。这就是玛丽娜同李讨论后决定的。他将去墨西哥城，在那里获得去古巴的签证，而玛丽娜和琼妮随公谊会教徒、好朋友鲁丝·佩因一起去达拉斯。

然后他们再根据情况决定以后的事。

他们站在淡淡的雾气中开枪打靶。他心不在焉，脑子空空地射着一发又一发子弹，严格地说是在倒子弹。其他人跟他没什么话可说，都与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也不在乎这些。这个夏天许多事正在逐渐成形。

戴维·费里戴着耳套，朝没有打开过的番茄酱罐射击。从廉价市场上买来的像血一样的番茄酱在清晨的空气中四散飞溅着。他没戴靶场上人们常戴的听力保护器，只带了小店里就能买到的耳套。有这他就可以射击了。古巴人也可以射击了。那个长脚韦恩，长着一张稍稍扭曲的马脸，而且有点驼背的样子，仅射了几发子弹就溜走了。

费里必须回新奥尔良一趟，去青年商会发表演讲。他说第二天会来接李回去的。

领导人T—杰伊似乎有点被李逗乐了。他身体健壮，腹部微凸，拳头上文着一只飞鸟。李心想，他属于万宝路世界里的那种男人。

T—杰伊了解他要去古巴的想法。是费里告诉他的吗？李告诉过费里吗？贝特曼探员也知道吗？他是否跟贝特曼说过他为什么要一本护照？这些问题迅速地在李的脑中闪过。反正也没什么关系。夏天在展开着一幅未来的画卷。

T—杰伊要他就用他的曼利彻步枪训练，而不要用新步枪。他本来就有这个打算。是李主动提出要来营地练习的。他在费里面前一再要求，说他需要有靶场来认真地练射他的武器。

但他没有子弹了。这种型号的步枪子弹很难找，他跑遍了新奥尔良的每一家枪店也无着落。T—杰伊似乎觉得很有趣，一派无所不知的样子。他说这样的子弹他有的是，是过去的老关系从西部弹药公司直接弄到的。明白了吗？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落实了。

他蜷缩着钻进放在长棚地板上的睡袋里。

他可以给古巴人看许多东西，有与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和《工人报》的来往信函，还有传单和会员证。

他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去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

把牛群赶到密苏里去，马特。[16]

关于他退伍的事仍没有得到澄清，他们拒绝把它改成荣誉退伍。

玛丽娜以为他正在另一个教区设法从航天企业中找份工作。

总统阅读詹姆斯·邦德小说。

他有订阅左翼杂志的物证。他还保留着法院传票，上面写着导致他被捕的那件事。

革命必须是解放思想的学校。

雨后的街道又湿又滑。

根据他上夜校学的经济理论课程，航天工业是个新兴产业。

他在速记本上谋划着一个新的项目。他先列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组织者”、“街头鼓动”、“电台演讲者”、“演说家”等标题，然后在标题下描写他的具体活动，再加上附件。附件包括报道他在法庭上受审并把他的名字拼写得一字不差的新闻简报，还有他在达拉斯的一家书画刻印社工作时保存下来的纳税申报单。只是把它们保存下来，以防万一。收集，然后收存起来。这可以成为一种情报资料。

我有街头鼓动的经历。

我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形成了很强的独来独往的特性。

航天工业。

直到他们融入新奥尔良郊外亮着车灯的车流，费里才提起了话头。

“杰克总统一直在加班，这你知道吗？他要把卡斯特罗打倒在地。这是掩藏得最深的秘密行动。如果你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我告诉你，我为卡迈恩·拉塔做法律研究，卡迈恩了解这件事。中央情报局与犯罪组织勾结，要置菲德尔于死地。”

他们四周都是亮闪闪的汽车，车窗内出现了一张张脸。

“听着，他们不可能背着肯尼迪干这些事。肯尼迪想干见不得人的事时会去找谁商量？中央情报局是总统拉屎的厕所。”

过往的车上有一群孩子，他们在强光下眯着眼。

“卡迈恩同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来的人交谈过。利昂，这是令人吃惊的情报，你应该好好想想。想想看，政府一面在寻求与古巴和解，一面却又在派遣刺客。”

第二天，即9月9日，李买了一张《时代花絮报》，读到卡斯特罗指控美国在策划谋杀。

“美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卡斯特罗说，“如果他们支持恐怖分子谋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他们自己也不会安全。”

李把这篇报道读了好几遍。费里和巴尼斯特他们似乎控制着新闻，他们似乎无所不知。费里昨天提到的事，今天报纸上就刊登了消息，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但也许比完全的控制更为奇怪。

巧合。他在沼泽地时听雷莫说，卡斯特罗在游击队里的名字叫亚历克斯，是从他的中名亚历山德罗变来的。而李以前也叫过亚历克这个名字。

巧合。巴尼斯特正在寻找他，不知道他待在哪个国家、哪个州、哪个城市，而他却自己跨进了544号的大门，要求做一份秘密工作。

巧合。他订购左轮手枪和步枪的时间前后相隔六星期，它们却是同一天寄到的。

巧合。李总是同时阅读两三本书，这与肯尼迪一样：他曾在太平洋服役，这与肯尼迪一样；字写得差，拼写不准，这也与肯尼迪一样；他俩的妻子同时怀孕；他俩都有一个叫罗伯特的兄弟。

他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又流鼻血了，枕头也沾上了血迹。玛丽娜告诉他，他在睡梦中身体发抖。

他们掌握了他的一切情况，甚至知道从哪里能弄到他的步枪子弹。“菲比”又在检查他的来往邮件。而玛丽娜已经怀了将近八个月的身孕，在不停地抱怨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并对他要成为进步斗士的理想冷嘲热讽。他错过了两次与贝特曼的会面。他不在乎钱的问题，让他们把钱留着自己花吧。他们并没有拥有他或控制他。他人也瘦了，从衣服的宽绰和镜子里脸颊的变化他能感到这一点。他在有纱窗的阳台上慎重地取了个射击姿势，用枪瞄准一个过街的行人，把枪托正好卡在头和脖子相交的地方，嘴里嘟嚷着“风力影响”这个词。他决定重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他从墨西哥领事馆领到了旅游通行证。他整理好了他的文件和剪报。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古巴，让古巴人看看他是谁。

他可以在墨西哥获得去古巴的签证，让他们打上一个将来的日期，然后返回达拉斯，击毙法西斯分子沃克。完事后，再回到墨西哥城，反正他的签证那时已经到手，实实在在，可以保证他去哈瓦那。哈瓦那的人会把他当作英雄来欢迎。

他以前曾学过一次或两次西班牙语，这次再学该容易一些。

费里把他的步枪称作“吃人铳”。

他把婴儿圈栏和童车绑在鲁丝·佩因的客货两用车上。这是一辆绿色的55型雪佛兰车，已经有斑斑点点的锈迹，车胎也软软的。他将箱子、瓶瓶罐罐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塞进了车里。这些现在都归鲁丝·佩因管了。他暗中将步枪也带来了，把部件拆散了用厨房绳子紧裹在破毯子中，打了个死结。

他告诉鲁丝·佩因，他可能去休斯顿找工作，也可能去费城。

玛丽娜因担心和爱意眼睛湿润润的。他用指尖在她的长长的白脖子上滑过，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他心想，过度悲伤会让他的脸像小孩子那样哭皱的。

那天夜里，他冒着大雨将剩下的一袋袋垃圾、旧报纸等塞进邻居的垃圾桶，并把空瓶打碎。有什么人在看他吗？有没有哪位失眠的老妇人在观察他来来回回地跑动？他跌跌撞撞地奔回家里，不一会儿又出来了，抱着又一包顶着他胸脯的垃圾快步走下车道，不同街上的行人说话。

第二天晚上，他站在阳台上，等待公共汽车停在玛格金街正对面的车站上。车来了，他提着两只帆布包，急匆匆地穿过街去赶车。他离家时还有十五天的房租没付。

在长途汽车站，他走到一个窗前买一张去休斯顿的车票。那是去墨西哥的旅程的第一站。戴维·费里靠窗站着，穿了件皱巴巴的格子运动衫，一只衣袋里露出张报纸来。他看上去像个只有两天可活的赛马赌徒。

“去哪儿，墨西哥吗？去弄张小古巴的签证？”

“没错。”李说。

“也不跟戴维机长打声招呼？我不喜欢这样，利昂。”

“你又不告诉我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只能尽最大的可能给自己做安排了。”

“他们知道你要走了。他们对你的监视格外严密。我本人对此事也很生气。现在就去古巴，利昂？我们的活儿还没干完呢。”

“我计划中可能还会回来的。”

“你肯定会回来的。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给美国人签证的。再说你还想回来，还想干完我们的活儿。”

“他们要我干什么？”

“到这会儿我俩都知道这问题的答案。”

“你知道。可我不知道。”

“你差不多一开始就知道了。我相信你比我还先知道。你来沼泽地练习射击你的‘吃人铳’。你知道我们站在哪一边。你知道我们不会选一个符合你口味的靶子，但你还是要来。我们相信你是从空气中闻出味儿来的。说老实话，我认为这事你比我先判断出来。”

一个黑人穿着长统靴，在车站里徘徊，叫卖一种在黑暗中会发亮的扯线盘玩具。

费里说服李一起吃顿饭，说明天可以叫雷莫开车送他去休斯顿，如果他坚持要去的话。这样可以省一笔车钱，又可以享受家用小汽车的舒适。

他们俩在费里的公寓里吃炒鸡蛋。餐桌下面就贮存着炸药。费里没脱外衣，说话时晃动着叉子。

“我看到了你保存在544号的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的材料，”他说，“我注意到了你没有注意的东西。属天秤星座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关于他们自己的资料。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的正式标志是一个人高举着一架天平，一根坚硬的横梁下挂着两个秤盘。无论你去哪里，天平总在你的身边。利昂会向哪一头倾斜呢？”

“我不知道他们要我干什么。”

“你当然知道。”

“告诉我这事将在哪里发生？”

“迈阿密。”

“这与我毫无关系。”

“你已经知道几个星期了。”

“在迈阿密会有什么事？”

费里停顿一会儿，嚼完嘴里的食物。

“设想一下有两条平行线，”他说道，“一条是李·H.奥斯瓦尔德的生活，另一条是刺杀总统的阴谋。有什么能在这两条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呢？有什么能使这两条线必然相连呢？那就是还有第三条线，它来自于梦幻、理想、直觉、祈祷，源自于自我的最深层次。它不像另外两条线那样是由因果关系形成的。它超越了因果关系，超越了时间。它没有我们可以认识或理解的历史，但它强行造成了两条平行线的相连，把一个人推上命运的轨道。”

9月25日

午夜后的某个时候，李在沙发上醒了过来。他几乎一下子就清醒了。书架上的电视机里，画面在闪动，却已没有声音。他听到了费里在盥洗室的漱口声。屋里到处沾着海吸希的烟味儿，在李的头发上、衣服上，还有沙发套上。

他看着费里赤身裸体地走进房间，假眉毛和假发都不见了。费里从暗处走进了闪烁的电视荧光中，面色苍白，神情忧郁。他看上去像一个裸体王国来的人，一个东京小棚子里供人观赏的刮光毛的裸人，一个你付钱就可以拍照的裸和尚。在他赤裸的身上似乎有着无尽的变化，仿佛在给游客表演一出讽刺剧。他看上去并不干净，似乎才洗净一半。他能知道李在睁着眼吗？

费里在书籍与落地灯之间站了片刻，似乎忘了什么。他能忘了什么呢，赤身裸体吗？李转过身，背对着房间，就像熟睡的人翻了个身而已。他闭上了眼睛，假装打鼾，似乎睡得沉沉的。

费里坐到了沙发边上，伸出手，隔着衬衫放在李的肚子上。他凑近身子，呼吸带着浓重的嗽口剂的气味。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他的手上下游动着。一双不安分的手，李心里想。这是个老说法，在读初中时，女孩子常常这样形容男孩子：他有一双不安分的手。

“人与人要相亲相爱。”戴维机长低声说。

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将身体倒向沙发，在李的身后躺下。他的手从李的腹部慢慢向下移动，放到李的裤子上。李不让他解开自己的皮带。两人为争夺皮带扣而扭打了一会儿，却未挪动地方。李仍然闭着眼睛。两人的手厮打着。费里身强力壮，用一只手紧紧钳住李的手腕。这是印第安人的一招，即用手抓住别人的手腕，把它们反剪在背后。这种老招式他从小学起就懂了。

“人与人要相亲相爱，相亲相爱。”

费里似乎压在了李的身上，手却平静了下来。李并紧双腿，眼睛依然闭着，脸贴在粗糙的沙发套上。他的头、脖子和全身都感觉到费里重重的喘气。

把L藏进Lee里。

没人会看到这一切。

李感到费里的精液释放在他裤子上，并往里面慢慢渗透。李并不愿意接受它。最终他们分了开来，费里给他拿来了毛巾，然后自己穿上了睡袍。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黑暗中完成的。

“你回到达拉斯后，有些地方你该了解一下。”

“我打算去墨西哥城。”

“但当你回达拉斯时，得利用某个晚上去一下基恩音乐酒吧，或者是新近开张的世纪酒吧。”

“去干吗？”

“去见人。”

“见什么人？”

“你想见的人。达拉斯的酒吧我自己也不熟悉。我只是为别人传话。别去假日酒店，那可是个鸡奸窝。那不是你去的地方，利昂。”

“我不明白你讲什么。”

“你当然明白。基恩音乐酒吧是你首选的目标。你别装蒜，告诉我情况怎样？”

房间里弥漫着海吸希的烟味儿。

戴维·费里说：“海吸希，一个非常有趣的阿拉伯单词。阿拉伯语中刺客一词就来源于此。”

杰克·鲁比早上喜欢饮用新鲜的果汁。他一次买来八只柚子，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把它们从箱子里拿出来，似乎它们是唯一可食的东西。他家冰箱的每一格里都塞满了柚子。他喜欢拍拍柚子表面，掂一掂分量是否足。整个过程使他联想起在游泳池中划动双臂或在健身房里举重的感觉。空闲时，他是个狂热的体育迷。

只要他走出厨房进入房间，单身汉生活凌乱的特点便显露出来。住所虽然偏僻，但他还能适应。他讨厌而且害怕住旅馆。只是在十年前，由于生意失败，经济困扰使他灰心丧气时，他才在一家简陋的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他拉上窗帘把自己封闭了八个星期，不思茶饭，心情沮丧。他成了一个不值一提的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那是他最难逾越的最深的精神悲哀，他至今还为这段时期的绝望而羞耻。

杰克为什么找了个伙伴同住？也许是为了避免孤独，或者只是习惯于收留无家可归的穷人。乔治·塞纳特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受过初级教育，离婚后独身一人，靠卖明信片度日。多年来他时常失业，干过短期厨师，卖过新奇玩意儿，还推销过妇女服饰，不过他生意的范围从整个得克萨斯州最后缩小到野兔出没的偏僻乡村了。他目前在酒吧帮忙，时而为杰克烧烧煮煮，但他不善于烧烤，不了解别人的口味，不懂讲究日常饮食的精细。

杰克端着一杯果汁走出厨房，瞅了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乔治。他身体臃肿，穿着破睡袍，正用双手捂着嘴咳嗽。

“我正等一个十分要紧的电话。你别去碰电话。要打电话，下星期再说。”

“我能打给谁？”乔治说道。

“我哪知道。也许打给气象台吧。”

“我并不关心天气。我对天气根本不感兴趣。”

杰克几乎没听清他的话。即便与别人同住，他也目中无人，总是天马行空，直进直出。杰克思维敏捷，像乔治这样的糟老头是望尘莫及的。杰克甚至不知道那间空房自从乔治搬进去后成了什么样子。也许他已把它刷成橘黄色了。这倒不是因为不喜欢乔治住这儿，实在是因为习惯了某个人的存在，对他也就熟视无睹了——就像他小时候习惯与七个兄妹一起生活，还未算上夭折的那两个。

独自居住是令人压抑的。任何同别人合住一间房的人都有这个看法。

杰克就着柚子汁吞下一片苯甲吗啉。他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尽力理着思绪。已有六星期了，仍无消息。他们正让他悬在半空中。他走进厨房，又倒了点果汁。他需要治治他的头皮了。他太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了。

“你在等谁的电话？”乔治问道。

“新奥尔良来的一位老朋友。”

“关于钱？”

“他告诉我他今天到达拉斯。好吧，我正等着他呢。”

“那另一个家伙呢？”乔治说。

“卡林斯基？这个人的思想很正统，看不起脱衣舞的营生。我不指望他的帮助。”

“所以你说要与新奥尔良方面联系。”

“我越过卡林斯基，直接找上面管用的人。”

“新奥尔良的那个家伙可以商量？”

“咱们等着瞧吧。”

“什么，你想直接告诉他你要借债？”

“他已知道我的境况。去年6月我们在街上相遇时，我就告诉他了。那时我正在新奥尔良了解‘风骚尤物’的情况，要把她弄到我的夜总会来。”

“那地方我从没去过。”乔治说道。

“那个城市钱好赚，但不干净。”

他穿上夹克，戴上帽子，拿起钱袋和左轮手枪，从椅子上抱起西芭，下楼走向汽车。他把狗放到了汽车的前座上，打开行李箱盖，扔入钱袋。他驾车来到商业街，在街角的小摊上买了几份报纸。回到车上后，他看到车后座上的一堆衣服，这是他七八天前换下的，用睡裤的一条裤腿扎成一捆。他四处张望，想找杯水喝。一切都让人焦虑。接着他把车倒开了半个街区，到达旋转木马夜总会，查看了一下门前遮篷上姑娘名字的拼法。一些从托皮卡来的游客正在看墙上的海报。杰克与他们握了握手，自我介绍了一番，递过名片，然后从车的前座上抱起狗，走上了狭窄的楼梯。

走进空荡荡的夜总会，他似乎一下子感觉到当初年少时在芝加哥中途辍学是多么明智。当时他绰号叫“斯巴基”，常在拳击场外倒卖门票，在舞厅里叫卖康乃馨。可现在他已是个夜总会老板了，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报上还登有广告。这种事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

他走进办公室，打电话告诉当地的国税局，告诉他们他的材料还未准备好，所以要推迟已定的约见。这是他的律师教给的套话。他们又约了一个时间，他答应携带一千三百美元现金偿还拖欠的税款。又是应付的套话。

他走进酒吧，倒了杯水，又吞下一片苯甲吗啉，好让自己乐观一点，打发这一天。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奔过去，拿起话筒。是乔治从公寓打来的，他说那个电话已经来了。打电话的人叫托尼·阿斯托里那，正在城里，中午要到夜总会来。

后房间的狗汪汪叫着要出来。杰克驾驶着汽车，开过一个半街区，来到里茨熟食店，买了半打三明治和几瓶饮料后又驾车直接返回。

他的兄弟山姆打来电话，讲述有关塑料旋转饰品生产的一些新想法。这些饰品是挂在加油站或停车场上方的电线上用来增添节日气氛的。

《时代先驱报》打来了电话。

一个绰号叫“双乐”的脱衣舞女打来了电话。

KLIF电台打来了电话。

拉塞尔·夏夫利探员打来了电话。

他的另一个兄弟厄尔也打来了电话，试图劝杰克放弃关于生产一种健身器材的想法。杰克想生产一种由两块纤维板和中间一些球盘构成的运动器材，人们站在板上，来回扭动，既有趣又健身。

托尼·阿斯托里那走进来，友好地做了一个快速摆动和闪避的拳击姿势，仿佛他精通所有的招数。他脸上带着一副想喝咖啡的表情，杰克这儿正好有咖啡。他们俩寒暄了几句。托尼大约四十多岁，但打扮得年轻，发胖的脸上嵌着一双越来越细的眯缝眼。他说，四十五分钟后他得去一个重要的地方。杰克不想听这种借口，他确信托尼对这次谈话有兴趣，并不仅仅是偶尔路过、消磨时间而已。

后房间的狗叫得已经有气无力、声音嘶哑了，如同中国乡村里的野狗。

托尼说：“我们可不是放高利贷的，杰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人，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成功。这里的夜总会生意都不稳定。”

“在四五个城市，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

“坦白说，人们认为杰克·鲁比是一个难对付的犹太人。他过去只是个干活的。”

“我过去是收废铜烂铁的‘破烂王’。”

“你干了好多值得称道的事。”

“我总是跟人吵闹、打架。我的性情就这样暴烈。我的原则是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在对方甚至还没意识到是在争吵时，你已经占了上风。十秒钟过后，我又像个温柔的小天使了。”

“但我得提醒你，这不是性情问题。问题是你从哪里搞钱还债。”

“生意、夜总会，以及我打算在其他地方开的几家企业。我说，你跟卡迈恩很接近吧。”

“卡迈恩？我可不去为这种事找他。你也许不信，他正在干一些了不起的事。你以为他整天做生意？他有一帮人替他做，他只是开开会，他有数不完的会。他正掌握着一个国家，杰克。”

“我只想让你在他耳边扇点儿风，为我说句话。”

“这不可能。他跟前有许多人，不断给他说许多事。有些是我从没听说过的。据说肯尼迪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已有两年了，莫这家伙同卡迈恩整天谈论这件事。”

“哪个女人？”

“你认识莫？”

“是詹卡那。”

“山姆。”

“詹卡那。”

“肯尼迪搞上这个女人——山姆的情妇已有两年之久。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俩在纽约搞，在洛杉矶也搞。甚至当他去芝加哥集资时，他俩能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也不放过风流的机会。”

杰克在尽力想象他们的风流韵事。

“卡迈恩则听取汇报：她今天在这儿与他幽会，明天在那儿与他幽会；他说这，说那。两年后，他们竟搞到了白宫里。”

杰克无法想象美国总统竟然搞上莫莫·詹卡那的女友。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莫这家伙来自芝加哥的意大利人居住区，离杰克长大的地方只有四五个街区。杰克曾是莫的两个执法打手的好朋友，所以很久以前就听说詹卡那这个姓了。当时他名叫穆尼，是“四十二帮”的汽车司机。他曾经被捕五六十次，先后蹲过乔利埃特的州监狱和莱文沃思的联邦监狱，今天却在芝加哥、拉斯维加斯等地成了一名显赫的人物。但他怎么能和总统共享一个女人呢？杰克知道，这时再要把话题扯回为他失败的生意贷款的事上来已经很困难了。

托尼仍然机械地坐在椅子上。此刻有一种怀旧别离的气氛，杰克感到他的手有点不自在，就像一个正在戒烟的人那样烦躁不安。

“杰克，我来这里是为了怀旧。”

“我们过去常在卡普里饭店屋顶游泳池里游泳。”

“我说，我不是来喝咖啡的。”

“托尼，谢谢你来这里。”

“我来是因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回首往事。”

“当年我们曾在贴邻的两个房间里跟娘儿们睡觉。”

“对呀，真带劲。”

“托尼，我计划把我的夜总会油漆一下，让它焕然一新。我想把它漆成古色古香的丝光红。传统生意很快就会红火起来的。如果卡迈恩哪天坐在车里能花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就好了。”

“但愿我能给你一线希望。”

“我很感激。”

“我只是为这人开车。事实上，我为卡迈恩干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天早上给他穿好背心。”

“什么背心？”

“他的盔甲——防弹背心。他在治理着一个乱糟糟的国家。”

他们俩在楼梯上方握了握手，然后托尼拥抱了杰克，这让杰克感到一阵激动。

“我想送你一副健身器材，是试用品。我想让你试试。托尼，我们过去常游泳。”

杰克往公寓里打了个电话给乔治·塞纳特。

他打了个电话给姐姐伊娃。

他打电话给犹太教士希勒尔·西尔弗曼。

他打电话给“风骚尤物”琳内特·巴蒂斯通，告诉她今晚不能下班，因为当班脱衣舞女“双乐”犯胃病，正躺在市郊大草甸镇的家中。

杰克打开后房间的门，几条狗像疯了一样冲出来，乱抓乱叫。狗的忠诚常常可以弥补生活中的一些头痛的事。杰克从杂乱的一堆毛皮中抱起西芭，走向汽车。他驶过一个街区到了银行，随后又来到喜来登饭店，走进咖啡厅，给服务台的小姐讲了个令人捧腹的笑话。他又去了几家商店为减肥者采购一些特殊食品。他听到了警笛声，一阵兴奋，想跟过去看看，但突然又失去了兴趣，闷闷不乐起来。

这种郁闷的心情使他觉得自己很渺小。他是谁？人们为什么该关心他？

他四处兜了一会儿，然后来到一家面包房，买了一只干酪蛋糕。他带着干酪蛋糕来到警察局与法院大楼，乘电梯上了三楼，探头看了几间办公室后，来到新闻室。四五个职员和侦探走了进来。杰克喝了一大口纸杯里的冷咖啡，吞下一片苯甲吗啉。有人注意到了他的一根断食指，这是旧时的一场争斗造成的小事故。他讲了两个不错的笑话，然后顺着走廊来到谋杀侦讯科，看望拉塞尔·夏夫利。此人正在伏案阅读《土地与溪流》。他身材瘦长，脸晒得黑黝黝的，见到他总是使杰克觉得得克萨斯的执法官就该是这个模样。

“拉塞尔，我们认识多久了？”

“见鬼，我不知道。”

“我曾向你提到我想自杀吗？”

“我可不信，杰克。”

“拉塞尔，如果我说要自杀或结束自己生命之类的话，我可不是在吓唬人，想引人注目。如果你拿起电话，听到是我杰克·鲁比的声音，并告诉你我要杀了自己，那绝不是虚张声势。”

拉塞尔·夏夫利当然不明白他胡言乱语些什么，只好小心地盯着杰克的眼睛，点了点头，不知该说什么好。

杰克重新戴上他的翻檐软呢帽，走出房间。他驾着汽车向旋转木马夜总会驶去，路上想起了必须打的一些电话。车里的瓶瓶罐罐在车地板上滚动。他想起了害他断了一根手指的那次打架。十二年以前，在他经营的银马刺夜总会里，杰克和一名吉他手发了疯似的打了一架。在扭打过程中，那个吉他手死命咬住他的左手食指，最终使他食指的上半部分断裂，再也无法修复。这有损于他的形象，影响了他为扩展生意交往想加入共济会的事。共济会按古老的规则，不肯接纳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

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

他打电话给《新闻早报》，商谈有关夜总会登载广告的问题。

他打电话给脱衣舞女珍妮特·阿尔韦德。

“珍妮特，你看我像同性恋吗？我的声音怎么样？有人说，我讲话有点咬舌。常人是否觉得同性恋者就是这样说话的？你认为我是个潜在的同性恋者还是什么？我能既是异性恋，又是同性恋吗？别哄我，珍妮特。我要听实话。”

酒吧侍者过来了，杰克抱怨杯子不够干净。他又拦住那个新来的、身穿带褶边的低领口衬衫的女招待，把她拉到角落，给她讲了个笑话，惹得她发出一阵大笑。他又讲了一个小笑话后匆匆离开了，一边走一边回头望还在角落里笑个不停的女招待。

他喜欢两乳间有雀斑的女人。

他走出来，驾车回家想早些吃晚饭。在得克萨斯这样的地方，一个犹太人还能怎样呢？你会感到自己不宜高谈阔论，不宜锋芒毕露。但他爱这个城市。在这里他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必戴假面具。他不必在夜总会里听节目主持人说犹太笑话。主持人明白一个犹太笑话定会把杰克逼急，说不定自己还会被他揍得鼻青眼肿，进医院的急诊室。这不是抱怨。只是有时感到他们私下还对犹太人怀有种族偏见。他自小在街坊的派仗中长大。相比之下，达拉斯算得了什么？小时候，他为了维护犹太民族的荣誉常常身上血迹斑斑地回到家里。他常在意大利人居住区的车站前等候他的姐妹，防止别人在她们后面胡言乱语，调戏她们。这不是抱怨。只是他感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毕竟不是社会主流。不过，他也在警察局里有朋友。他喜欢借钱给刚添了一个孩子的年轻警察，他的夜总会也常接待便衣警察。有多少地方能让一个犹太人进出警察局，而且还有警察向他问好？他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多亏了这座城市。

乔治说今天晚饭吃意大利面条。

“我还以为今晚吃烤鳕鱼呢。”

“哪来的鱼？”

“我上回不是带来鳕鱼了——哪天来着？”

“我不清楚。”乔治说。

杰克喝着剩下的果汁，吞下了一片苯甲吗啉。“你该问问我是不是不高兴。”

“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指他说的那些话。”

“没贷成款？”

“他们准备关闭我的夜总会。”

“杰克，你药片吃得太多了。”

“从医学上说，这是一种治疗肥胖病的药。”

“你没那么胖。”

“可我需要它提神。”杰克说。

他拿过早晨买的报纸，走进了卫生间。他几乎所有的阅读都在卫生间进行。这是他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候。他浏览夜生活、夜总会的广告、当地新闻及娱乐栏目，报上还常有关于城里的电影、表演和比赛的消息。他在大便的时候脑子才能安静下来，这时候才有一种松弛和安宁。

一会儿，他又站在了厨房里与乔治谈话。

他不愿再度落到不得不睡在夜总会的窘境。不久以前，他没有现金周转，无处落脚，只好睡在夜总会里。他吃在那里，住在那里，睡在一张折叠床上，而且后房还养着狗，散发着一股啤酒、香烟、狗及其他杂物的难闻气味。这也是他自从在棉铃旅馆把自己在黑暗中关了八星期以来的第二个黑暗时期。他再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了——无家可归，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

乔治说，做意大利细面条，如果你从沸水中捞出一股甩到墙上能黏住的话，那就说明面已煮熟了。

杰克匆匆吃完面，又驾着他那精神抖擞的奥尔兹汽车，朝夜总会驶去。

天黑后，盖伊·巴尼斯特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低着他那老狮子般的头沉思着。街上有个流浪汉对着大楼的墙小便。盖伊打开台灯，拿起了有关红色中国部队的卷宗。这是关于最后的噩梦的卷宗，他留着在一天中平静的时间里去读，要慢慢思考。

数以万计的红色中国的官兵正在空降到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上。他们动员着，聚集着，增长着，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

事实上，文件里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不过是些老的传言和怀疑。中国军队穿着棉衣一下子悄然聚集在灰白的沙地里，等待着命令。这并不需要详细描述。这是中国调集军队的一贯传统。

他希望这是真的，他相信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这不是真的。费里告诉他，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害怕相信的那种着迷。它确定了所有的事，使所有的事合理化——每一次暴力、每一次谎言、每一次对妻子的欺骗。这使他内心崩溃，惶惶不安。费里所说的话解释了他的梦，中国人引起的梦。睡梦中无名的恐惧和神秘，都涂上了一层中国白。

官兵们在一片白色的绸布中飘落下来。他想起非机械化装备的一支队伍，悄悄地收起降落伞，隐蔽在灰白的沙地里。这不是导弹或卫星，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自信的技术。卷宗里还描述着穿着棉衣的官兵，聚集在边境线上。这种恐惧得慢慢品味。

门开了，费里走了进来，打破了他的冥想。他斜靠在墙上，嚼着纸盒里的炸土豆条。

“我来报告一个消息，你也许不爱听。”

“奥斯瓦尔德在哪里？”

“眼下该在休斯敦。我派弗兰克和雷莫去接他了。他将乘公共汽车去墨西哥城。”

“麦基说他能设法让古巴人不接纳他。他在墨西哥城有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古巴大使馆里肯定有中央情报局的人。我们指望利昂回得克萨斯。我们知道，他家外面的旅行车有得克萨斯的牌照。他妻子和孩子就是坐着这辆车离开的。”

“我敢肯定，她们带着他的步枪。”

“他倾向于我们吗？”巴尼斯特问道。

“这正是你所不想听的。”

“他不同意？”

“正是。不过还有时间。”

“他知道我们要干掉谁吗？”

“他知道。”

“没兴趣？”

“这需要时间。他内心正在斗争。”

“他是你的任务，戴维。”

“我们今天上午还谈了一次。就他所谈的来看，他还没下决心。”

“你一直说，你能左右他的思想。”

“我是能左右他的思想。我就像洗车一样在给他洗脑子。”

“他开枪打了沃克。”

“问题就在这里。沃克与政治有关。但利昂不会对肯尼迪义愤填膺的，他认为此人正在纠正他过去的错误。他被肯尼迪的魅力弄得有点昏头了。”

巴尼斯特此刻真想捏碎一件东西。

“利昂这种类型的人到一定时候会愿意合作的，”费里说道，“只是还没到时候而已。麦基在哪里？”

“迈阿密。他搞了两套房子。一套给阿尔法的人，一套给他自己的小组。”

“利昂在他的小组吗？”

“如果利昂在的话，”巴尼斯特说“头一天晚上你就让他飞往迈阿密。”

“然后怎么样？”

“我们必须合计一下。”

“事成之后，我要让他马上离开那里，”费里说道，“我不想他被抛弃或是给干掉。他得留下枪，像其他人一样离开。”

“这完全可能。”巴尼斯特说。

费里把空盒扔进了废纸篓里。

“你相信阿尔法六十六纵队吗？”他问道。

“为什么不？从猪湾事件以来，他们一直士气高涨。两年半过去了，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你信任麦基吗？”

“我完全信任他，”巴尼斯特说，“他需要一批枪手。大概八个人分别站在街道两旁，形成射击屏。”

“我认为麦基喜欢自己布置的周密行动。”

“他喜欢那样。不过，阿尔法已经参与此事，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最好是联合行动，这样他就能充分利用优势。一旦总统车队的路线确定，他会侦察地形，确定位置。那天只要目标驶入城内，哒，哒，我们就给他一枪，来个轰动。”

他们走下楼梯，在大楼入口处停住脚步。

巴尼斯特说：“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我们得从今天起留下奥斯瓦尔德活动的足迹，直到行动结束。要有一系列的事件。我们要让人们日后记得奥斯瓦尔德——一个可疑的人。”

“如果奥斯瓦尔德不合作怎么办？”

“我们能制造我们自己的奥斯瓦尔德，甚至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离开墨西哥城后不管干什么，我们的计划都能奏效。麦基想让得克萨斯到处都是奥斯瓦尔德，并让阿尔法提供人选。我再和卡迈恩讨论一下钱的问题。”

“我去跟他谈吧。”

“这次不需要。”

“可我是联系人呀。”

“闭嘴，听我说。”

“卡迈恩和我关系不错。”

“阿尔法在达拉斯有个支队，总部设在一座破房子里。卡迈恩今天派他的保镖一早去达拉斯了，带了不少现金。”

墨西哥城

明信片＃6。墨西哥城。古老而又现代，分散而又紧密。这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城市。利昂正站在商业旅馆的房间里，数着他的比索。他在城市地图上清楚地标出一天的去处。他有自己的剪报和文件，有一本用三十五美分买来的有袋鼠标记的西班牙语—英语字典（新版的简明字典）。他就像总统一样喜欢出国旅游。

他离开旅馆，走了两英里来到古巴大使馆。他告诉使馆女职员他将去俄国，要在古巴作短暂停留。由于古巴对美国人的警惕，申请入境签证很困难，但申请过境签证相对要容易一些。无论何人，在去俄国的途中都会获得这种优惠。

女职员仔细查看了他的旧苏联工作证、他与苏联公民的结婚证明、他在公正对待古巴运动中担任领导的证明、关于他被捕的新闻报道以及其他许多文件。

她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她让他去拍申请签证所需的照片。他顺便去了离此两个街区的苏联大使馆。两个使馆如此相近，这给他一种鼓励。苏联大使馆是一幢带圆柱形门廊和漂亮老虎窗的庞大的灰色房子，四周有高高的带尖的铁栅栏和全副武装的哨兵。利昂突然想到，在他走进去的时候也许还有隐蔽的照相机在拍他的照片。

一位官员看了他的文件。他说，如果利昂能先获得古巴过境签证的话，事情就好办了。

好吧。利昂拍了照片，返回古巴大使馆。女职员告诉他，他得先拿到苏联入境签证才能获取古巴过境签证。

好吧。利昂又回到苏联大使馆。那位官员告诉他，办苏联签证得等四个月。利昂说，在芬兰他办证只需两天。那人却说：“但这是在墨西哥城。”利昂估计他还会说：“这个城市是阴谋的温床。”

利昂去饭馆喝了点汤，吃了米饭和肉，花了四十二美分。他一边借助字典读着菜单，一边嚼着食物。

第二天，他来到古巴大使馆要求见领事。他站在那里对着领事大叫。他们互相大声谩骂着。他知道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他是革命的朋友。

然后他又去苏联大使馆，要求他们和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核对一下。那儿的档案里有他写的许多信。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们俩是在卡斯特罗赢得列宁和平奖的那天结婚的。

利昂突然想到，此人定是克格勃的人。于是他提到基里连科。这是否是个好主意？这个名字至少是一根联系的纽带。利昂又意识到，他不仅是被隐蔽着的苏联摄像机监视着，也许还被隐藏在街对面大楼一辆停着的汽车里或空中卫星里的中央情报局的摄像机监视着。

他住在18号房间。几乎要到10月了，他是出生在18日这天。戴维·费里出生在3月18日。他们俩曾坐下来讨论过这个问题。费里出生的那年是1918年。

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利昂都去看了电影。

第二天，他又去了古巴大使馆，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然后又去苏联大使馆。他想也许中央情报局会窃听苏联人的电话。

古巴和俄国。去俄国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如果玛丽娜的签证出来了，他就能够真的回到俄国。他可以短住或者待下去。这样他们又能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了。

利昂询问苏联官员，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是否有回复。他告诉那人，他可以用情报换取去苏联的路费。他又提到了基里连科。

下午利昂查阅从旅馆大厅里拿来的一份《本周新闻》，上面登载的事件和地点都用英文和西班牙文两种文字。这儿什么都用两种语言，他不时交替阅读这两种语言的新闻。

第二天，两个大使馆都告诉他事情没有新进展。他又再一次出示了一些文件和信函。文件对一个人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来说，应该算是有力的支持了。一个人有了文件也就有力了。

然而，这不过是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的官僚主义的陷阱，毫无用处。他被拒绝了，一脚踢开了。他简直无法相信古巴新政府的代表竟会如此对待他。他大失所望，极度空虚。他多么需要一个能容纳他的环境，多么想知道他到底属于哪里啊。可这个新制度撇开了他，撇开了一切，乃至撇开了革命。他只是这个制度中的一个零。

他在旅馆附近的小饭馆里吃饭，这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他觉得，美国政府机关之间交流的情报都建立在窃听器和隐藏的摄像机偷拍的照片之上。

到目前为止，他是旅馆和饭馆里唯一的北美人。但他意识到有人在监视着他，这人就坐在厨房附近的桌边。利昂确信他不是墨西哥人。此人进来时利昂扫了他一眼，但不想仔细看他是谁。他感到自己并不需要了解他。架子上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音乐，也许是方丹戈[17]舞曲。他转过身，背对着那人坐的房间角落。奇怪和不可思议的是，利昂相信此人定是T.J.麦基。他慢慢喝着水，感到血一下子涌了上来。他一眼就看出此人不是拉美人。他认得此人宽宽的肩膀和留得短短的头发。他从口袋里掏出字典，快速翻着书页，只不过是要找点事干，不让手闲着而已。这仅仅是一眼，很模糊。他慢慢喝着水，有意识地使自己坐端正，就像每一个知道自己正受到注意的人一样。

他穿过广场时，听到有人在喊“利昂”，但叫声更像西班牙语而不像英语，他以为不是在叫他。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他上了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坐在第12号座位上，预订这个座位时他用的是H.O.李这个名字。直到十七个小时以后，当汽车靠近国际大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忘记去参观托洛茨基的住宅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中这所坚固的房子里度过了他流亡生涯的最后几年。他追悔莫及，顿时呼吸急促，头重脚轻，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心里想管他呢。

他随身带着的纸袋里有两串香蕉，在公共汽车到达海关之前都被吞下了肚。他估计水果一定不让带出境，他不想再与当局发生什么争执。

10月4日

玛丽·弗朗西斯正在起居室的地板上用吸尘器吸尘。她感到身子肿胀，烦躁不安。她为了生存而努力，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星期五苏珊娜放学后，她得围着她吸尘，而苏珊娜则跪在地板上看电视里的兔子动画片。她吸干净起居室与饭厅之间高出部分的灰尘，还得吸干净桌子周围和橡木橱下面的灰尘。今天她身体疲惫，总有一种抵触情绪。

温手里拿着一把刀穿过门口。

她把吸尘器推回起居室。这台胡佛牌真空吸尘器已经用了五年了，有个容器部件形状像颗卫星。她想，她在苏珊娜面前来回地吸尘，而这孩子居然没有抱怨，这真有趣。这孩子在吸尘器的噪声中听得见动画片的声音。

晚饭后，温到地下室去查看是什么东西发出声响。他微低着头，右手的手指伸在前面，小心地下了木板楼梯。玛丽·弗朗西斯说，那是房子发出的响声。他闻到了松节油的气味，明白了为何一个人会对这种气味上瘾——松节油这种易挥发、黏稠、松木味的东西让人一辈子挂念。玛丽·弗朗西斯告诉他，房子总是要晃悠的。

谢谢安慰。可这事有时并不这么简单。

他上楼回到了起居室，同她坐在一起，听着收音机。她喜欢听复古主义牧师的讲道，这些讲道者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雄辩口才。

“你感觉好吗？”他问道。

“挺好。”

“我希望你身体好。”

“我很好。”

“要是你身体不好，那家里一切准乱了套。这绝对不能发生，懂吗？如果你生病，我实在忍受不了。”

她膝上放着一张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她过去常使用这些邮寄到偏僻地方来的目录去购物，如在“热带隔离地”。他心中纳闷，不知麦基到底出了什么事。

“别那么严肃。”她说。

“你别大惊小怪，好不好？”

“我才不像你呢。”

“一个没有自己的时间的家庭主妇，难道不想让人注意一下自己吗？”

“我可不像你，拉长着脸，让人害怕。”

他大笑起来。夫妻俩听见苏珊娜唱着当地的流行儿歌穿过了厨房。麦基避开了帕门特的寻访。这意味着什么？拉里说他可能是要退出。他不想干了，想换个职业。一切都结束了。我们都已尽了力。

“豆子，豆子，唱歌的豆子，

多多地吃来，多多地唱。”

帕门特自己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干他的新营生。他对埃弗雷特说，他的侦探所要了解世界金融行情，运送、存储现金，利用复杂的金融网络为重大的行动提供资金。这才是前途所在。

兰塞快到得克萨斯了。

“你注意到苏珊娜那种漫不经心的腔调了吗？”玛丽·弗朗西斯说。

“那是孩子的儿歌。你说什么腔调？”

“不。她好像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听不太明白。”

“因为调子漫不经心，唱起来也就漫不经心。”

“你用来刮漆的牛排餐刀在哪里？我们老是丢刀。”

不祥的预兆。《新闻纪事报》早在一星期前就登载了有关总统出访的事。总统结束佛罗里达的行程后，11月将在得克萨斯作短暂巡访，经停休斯顿、圣安东尼奥、沃思堡和达拉斯。因消息登在报纸的不显眼处，只有对总统的旅程有浓厚兴趣的人才会注意到这寥寥数行。温感到，杰克总统朝这方向而来是件可怕的事。阴谋会按预谋者所策划的那样在达拉斯得以实施。也许他在迈阿密能躲过袭击，因为帕门特可能估计错了。迈阿密的阴谋活动可能还在进行——一种运动，一种强有力的逻辑。

“我找不到刮漆刀。”他说。

“别动那些餐刀。”

“别小看了刮漆刀。你明知道它就在那里，你正眼看它，却不能从背景中把它挑出来。背景广阔而又混乱，让我们去面对它吧。”

他想从内疚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他并没有坚强到能够从这次行动造成的灾难中逃生出来。他几乎渴望自己被发现。如果他被审问，面对测谎器被迫讲出事实真相，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他相信事实真相。他既害怕却又希望有机会被测谎。安全处设计了一种可以装在公文箱里的测谎器。当你在家焦躁不安时，他们会带着两件套的仪器来到你家。打开仪器，在严肃的问题中夹入一些控制性的问题，他的身体就会完成剩下的步骤，无意识地泄露出秘密来。这种仪器介入了一个人和他的秘密中间。测谎器还能监测皮肤的反应，监听你出汗。它会让你暴露自己。谎言会让你呼吸急促，血流加快。这虽是个古老的、过时的、怪诞的方法，但通过亲身经历他觉得效果很好。一次测谎没通过，另一次刚开头他就崩溃了。“测谎器”是专家的一个技术性词汇，但在希腊语中仍是个传统的、可破译的词汇。

“她在哪里？”他大叫起来，“我的宝贝女儿呢？”

“在她的房间里。”玛丽·弗朗西斯说。

他喊道：“我们要她到这儿来，好让我们高兴起来。”

“一旦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就别想再让她出来。整整一天算是完了。”

“我以前不得不跟人合住一个房间。”他说。

“谢天谢地，我以前有自己的房间。”

“我想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很少有他们自己的房间。”

“我喜欢我的房间。”她说。

“你是否还想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接着他向楼上叫道，“快下来和我们说说话，否则我们会非常非常不开心的。”

他走到外面的门廊里，查查什么声音在响。他站在那里抽烟，隐隐约约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来的另一个时代的古老声音能够唤起一切回忆。这是一幢让人回忆的房子——弯曲的门廊，爬满凌霄花的橡木柱子。

他了解所有的对付测谎器的技术，但他也知道，他无法使用这些技术。他相信测谎器。他希望合作，让每个人明白这仪器是有用的，能让我们服帖、顺从。当他做完一切，在人群中引起轰动后，这个仪器是他能够解脱的唯一希望。这是一个逃脱死亡的途径。他们脸上渐渐会有一丝同情。他们会明白他只是为了国家。他热爱他的国家。他也热爱古巴，了解它的语言和文化。他在对与错之间无法选择。告诉他们阴谋与死亡的必然联系。T—杰伊在某个地方嚼着口香糖，在灯光下眯起眼睛。他们会点头表示理解，在他们眼中会闪烁出一种宽容。他们毕竟不是冷酷无情的。不管你对中央情报局有什么评论，反正局总部总是宽容的。

上帝犹存，圣光普照得克萨斯。

他走进去关掉了收音机。一天还没过多久，又得上床睡觉了。他检查了一下前门，关掉了门廊上的灯。他曾无数次地走到过道尽头去检查后门，查看炉子是否关掉。最后他关了厨房的灯，爬上楼梯。

他在楼梯的顶部踏空了一步滑倒在地，但没有受伤，没什么要紧的。玛丽·弗朗西斯却从卧室中无声地冲了出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拖了进去。

他坐在床沿上脱鞋。她瞧着他，察看他的脸色。

“只是滑了一跤。”他说。

“听上去是这样。”

“仅仅是傻乎乎地踏空了一步。”

“你明天有个专家研讨会。在艺术科学大楼，上午十点。”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他说道，“你必须绝对健康。你要是有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糟了。如果你有点小病，我甚至不知该如何是好。我一切全靠你了。”

局总部总是宽容的。局里四个处的高层中没有一人不了解秘密工作的危险。他们很高兴他愿意合作，而且欣赏他的周密计划，尽管还未完成。它有艺术意境，有责任感，有道德力量，这也是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一幅图画。在他紧张地构思行动计划的那些天里，他从来没有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员。

他穿着睡衣，站在床边。他忘记了电炉是否关掉。他得重新下楼查看电炉。玛丽·弗朗西斯躺在黑暗中已经睡熟，呼吸深沉而又平稳。他得下楼去确保炉子已经关掉，并记住这点，这样他们才能安全地再度过一夜。

麦基站在冰箱旁捧着水壶喝水。他穿着一套运动衫，戴着垒球帽。他现在每晚跑步来减轻他的体重。

他脱下帽子，吹了吹，然后坐在餐桌旁，剥着橘子。这座房子坐落在一条未完工的街道的尽头，离小哈瓦那的中心约有半英里。

雷莫走了进来，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下午。”

“你听说外面有一个传言吗？芝加哥有人在策划同样的事。”

“巴尼斯特打电话来过。他看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传：有人企图谋杀总统。”

“一个四人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是古巴人。肯尼迪大概在11月2日到达芝加哥。”

“我们必须等待我们的机会。”

“如果他们那儿走漏风声的话，我们这儿同样也会。”

“我正指望这一天，”T—杰伊说，“其实我正在采取步骤让它发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我们行动要迅速、紧凑。你还得保密，不要告诉弗兰克和韦恩。”

“忘掉迈阿密。”

“不错。”

“那么我们别把利昂带到这里来。”

“对。”

“他在哪里？”

“他乘公共汽车到拉雷多去了。我肯定他从那儿搭乘灰狗长途汽车又去了达拉斯。主要问题是古巴人不接受他。利昂没弄到签证。事情开始有眉目了，小而迅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得克萨斯每天都有人被杀。”

“肯尼迪呢？”

“他下个月去达拉斯。此人热衷于旅行。但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人要杀他。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出于欲望还是出于愤怒。也许是因为他生活得太自在了。”

他剥了几瓣橘子递给雷莫。

“有人在监视利昂。”

“我想利昂会躲开我们的，”T—杰伊说，“他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而他不一定同意。暂时我们有自己的奥斯瓦尔德。阿尔法向全州都派了人。最终我们得确定原型。”

“我们带他到休斯顿时，他跟我说的话没超过十个字。他只和弗兰克交谈。”

“他对弗兰克说什么了？”

“他立刻缠上了弗兰克。他想要弗兰克给他上西班牙语课。”

黑暗中，苏珊娜从床上坐起来。她知道父母已经睡着。一旦收音机的声音从她耳旁消失的时候，她所能做的便是从一数到一百。两个大人都已睡熟。如果她想转移她的小泥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壁橱里有那么多的杂物，总有一天会被清理掉。小泥人藏在门后面挂着的一只鞋袋里。一旦他们发现小泥人的话，那么苏珊娜的末日就要到了，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保护她的了。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可以安全藏匿它们的新地方。

她从床上翻了下来，把窗帘撩开一半，让街灯的亮光照进来。她穿着拖到地板的睡袍轻轻走动。她把小泥人从鞋袋里拿了出来，放到了祖母用过的旧写字台后面狭窄的横档上。这横档从写字台底部向外突出一英寸，顶住了墙。在写字台与墙之间，只有她的手才能伸进去。这是个绝妙的地方，小泥人平稳地坐在那里。它们是泥做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她最好的朋友米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它们是居住在印第安村的印第安人。它们的衣服和头发涂成了黑色，嘴巴和眼睛上还有些小黑点。

她回到床上，盖上了毯子。

小泥人不是玩具，她从来不玩弄它们。她只是想把它们藏起来，直到她需要它们的时候再拿出来。她得好好藏着它们，一旦自称是她父亲和母亲的人不再是她的父母了，她还有小泥人做伴。

达拉斯

四个女人坐在爱德·罗伯茨夫人的厨房间的餐桌旁，喝着咖啡，打发着时间。一篮子皱巴巴的衣服放在长台上。鲁丝·佩因又做了个手势，叫大家停下安静一会儿。大家都等着。接着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跟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柔声说话，对方听着，微笑着，一根手指钩着她的杯子把。谈话围绕着孩子、丈夫、医生、小道传闻等一些日常话题，但鲁丝很感兴趣，因为有机会说俄语了。当她翻译的时候，坐在她旁边的比尔·兰得尔夫人不时地点着头。多萝西·罗伯茨仔细打量着玛丽娜的脸，想让她能听懂。他们都希望她觉得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

孩子们在隔壁的房间吵闹着。鲁丝·佩因告诉她的两个邻居，玛丽娜的丈夫运气不好，找不到工作。他目前住在橡树崖区的一个寄宿舍里，等他找到工作后，再给家里找套公寓。玛丽娜当然哪天都能来这里聚会。

多萝西·罗伯茨提到马诺尔面包房，说他们有一个送货上门服务处。还有得克萨斯石膏厂，据说那里也要雇人。

鲁丝·佩因说玛丽娜的丈夫不会开车，所以希望不大。

比尔·兰得尔夫人林妮·梅说她想要一块咖啡蛋糕，它看上去很诱人。

多萝茜·罗伯茨说：“现在是10月份，天气是否太暖了？还是仅仅就我一个人觉得暖？”

街对面有一辆厢式货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

林妮·梅·兰得尔又提到了她的哥哥。他哥哥在达拉斯商业区边沿的一个书库工作，前几天曾提到他们那里可能还需要一名伙计。

鲁丝把这话翻译给玛丽娜听。

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弄湿她的手指去沾桌上的面包屑。

多萝西打开了汽车棚的门。

“去埃尔姆大街，”林妮·梅说，“靠近斯坦蒙斯高速公路。”

五分钟后，鲁丝、玛丽娜、琼·李和鲁丝的两个小孩，西尔维亚和克里斯，穿过草坪来到佩因的住宅门口。这是一座带有车库的普通牧场式平房。鲁丝在门口转过身，望着玛丽娜挺着大肚子慢慢走过来，带着又一个小生灵穿过黑暗来到光明的世界，来到达拉斯市郊。奥斯瓦尔德一家正在向佩因家靠拢。鲁丝并不在意。她甚至不介意李每星期来一次。她和丈夫分开了，有个男人在她家前屋后干活其实也不错。

进屋后，玛丽娜问鲁丝她能不能为李工作的事打个电话。鲁丝在电话本上翻找着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的电话号码。她向一个名叫罗依·特鲁里的人打听是否有工作可以给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做，因为他的妻子快分娩了，而且他们还有个小女孩。他已失业多日，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论是全日的还是半日的。

玛丽娜站在一旁，等着鲁丝翻译给她听。

这是一幢房顶上有赫茨租车公司广告的七层砖石大楼。李是个货单填写员。他在一楼的滑槽上收取货单，把它们固定在他的写字夹上，然后上楼去找书，通常是去六楼。大多数的填写员是黑人。他们下午举行升降比赛，门的乒乓声，电梯里回响的人声、笑声、骂人声响成一片。他把书送到一楼的姑娘们那儿去，放到包装台上。货物就在这里经过检查后运出去。

瞧瞧所有这些书，堆得有十个硬纸箱叠起来那么高。有的纸箱上印着“书籍”的字样，有的印着“十大读本”。书堆得超过那高高的窗户。纸箱很大，搬动它很费力气。当你打开一只新纸箱时，会闻到书的气味，它会一下子打开你对学生时代的回忆的闸门。

他喜欢拿着写字夹。它使他觉得能比较体面地去挣钱。他不必去听嘈杂的机器声，没有污物，也没有机油。只有下午当人们冲向电梯时会腾起一阵灰尘，当三四个人重重地踩着陈旧的木地板开始比赛下楼时，书堆在阳光照射下才显出浮灰。

李坐在佩因家的饭厅里，正纳闷女人们偷偷溜到哪儿去了。这时，玛丽娜和鲁丝捧着蛋糕，唱着《生日快乐》走了进来。李一愣，着实吃了一惊。他笑起来，接着又哭了。他二十四岁了。

那是个星期五，他在佩因家过的夜。第二天晚上，他坐在地板上接连看了两部电视片。玛丽娜蜷缩在他身边，头枕着他的膝盖。

第一部影片是《突然》。弗兰克·西纳特拉是一名退伍老兵。他来到一个小城，住进一间能俯视铁路仓库的房子里。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刺杀总统。李感到他的血都要凝固了，有一种害怕自己的反应被人窥视的恐怖感觉。按计划，总统将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乘火车到达。他将去山中的一条河里钓鱼。李从汽车和人们的发式上能判别出该片是1950年代拍摄的。那时的总统应该是艾森豪威尔，尽管影片中没有提到名字。他感到自己也和片中的活动联系起来，仿佛秘密指示已进入到信号网络、广播频率和一切传播媒介中了。玛丽娜已经睡着了。他们正通过夜晚把信息传递给他。弗兰克·西纳特拉在窗上架起了高性能步枪，等待着火车通过。李知道他最终会失败。这是影片安排好的情节，最终他得失败，然后死去。

接着他看了影片《我们是异邦人》。约翰·加菲尔德是1930年代古巴的一个美国革命者。他计划暗杀独裁者，摧毁他的整个内阁。李知道那是马卡多的铁拳专制时代，总统是个著名的“杀人魔王”。黑暗的街道、黑暗的房屋，只有屏幕在闪烁。这部粗制滥造的老电影引起了他的遐想。刻骨的仇恨，完美的控制，怪诞的夜晚。约翰·加菲尔德和他的战士在公墓下挖了一个坑道。李觉得这是一部关于他自己的影片，他置身其中。他们正在为他放映这部电影，他不需要自己动手。电影自动演下去，画面却不够稳定，有时角上还会出现一缕抖动的毛发。约翰·加菲尔德最后英勇地死去了。他必须死。这就是革命的需要。

影片结束后，李仍然坐在那里。电视上吵人的广告一个接一个，口若悬河的广告员展示着搅拌器，展示着神奇的洗发香波。玛丽娜在他旁边已经睡熟，呼吸轻柔而均匀。

让他奇怪的并不仅仅是电影，还有那个季节。他出生在10月。就是在10月，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也是10月，他在日本朝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10月和11月总是作出决定和发生大事的月份。他在10月份到达俄国。在这个月，他企图自杀。10月发生了导弹危机。玛丽娜离开他后在去年的11月又回到他身边。在11月，他决定和杜帕德一起刺杀沃克将军。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哥哥罗伯特，也是在11月。

他和总统都有个兄弟名叫罗伯特。

他把玛丽娜放到床上，然后坐在她身旁哄孩子似的轻声细语，让她重新入睡。他感觉到她的恬静魅力、女人特有的热情和信赖，以及她腹中小宝宝的生命力。他要开始储蓄，准备购买汽车和洗衣机。他们得有一套带阳台的公寓，得有自己的现代化家具，光洁而又明亮。只有这些才能驱逐孤独。

房东太太让他在冰箱的一角摆了一罐果酱和一些牛奶。每星期他都同室友们看上半个小时的电视，仅此而已。他从来不和他们说话，甚至不抬眼把他们看清楚。他们只是破旧椅子上的灰色影子，微不足道。他对外称自己为O.H.李。

寄宿舍位于他熟悉的橡树崖区。他和杜帕德会面的海湾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就在街的对面。那家快速洗衣店，现称雷诺洗衣店，离这儿只有半个街区。他来到洗衣店，但博比已不在那里工作了。白天，这儿是五六个女人和她们的肮脏小孩的地盘。孩子们在这儿吃喝玩耍。可口可乐自动出售机噔噔地掉着一听听饮料。

他的房间十二英尺长，八英尺宽，有床、梳妆台和衣橱。他在房间里阅读《战斗者》周刊和《工人报》，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天晚上，他乘22路公共汽车回到市中心。他漫步街头，朝一个个酒吧里张望。他沿着南阿卡得路，一直走到基恩音乐酒吧，站在外面。有两个男人擦身而过，进了酒吧，他也跟了进去。他在门边站定。酒吧里很拥挤，靠墙放着一溜做工粗糙的硬长凳。他想，他可以用他们保护总统而使用的全自动AR—15，轻易扫平这个房间。他想尽量久地站在这里，不被人注意，静静观察同性恋者是如何安排约会的。

有人说：“这不关我的事，但……”

他试图找个能说上话的人，那种通情达理的人。有人瞥了他几眼，然后又盯着他。他要么到酒吧里面喝点东西，要么出去。他决定只是来观察一下，这样他能够心情踏实地回去，不必提心吊胆。希德尔意思是别暴露秘密。他走出酒吧，外面空气凉爽，他意识到自己在出汗。回到寄宿舍，他便一字一句地细读一星期前的《战斗者》周刊。他还揣摩字里行间的意思。你可以看出什么时候他们要你为斗争执行任务。他们往往在这些内容中传递信息。

蕾切尔降生三天后，他去参加了在纪念会堂举行的集会。主要演讲者是埃德温·A.沃克。李站在礼堂后面，望着人们进来。他心中藏着的秘密使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捉摸的。他就是那个开枪的人，差一点打中沃克。这是一个秘密，也是一种力量。此刻他就站在这里，站在他们中间，站在约翰·伯奇协会成员和右翼分子中间，拉链衫里藏着.38口径的手枪。

会场里大约有上千人。沃克戴着他的斯泰森毡帽，站在那里抨击联合国。人们鼓掌。联合国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阴谋猖獗的积极因素。人们再次鼓掌。李溜到了走廊中间的一个座位上。他感受到了这群人的狭隘和敌意。他们需要把人打倒，再重重地踩他十五分钟。解恨了？沃克接下去讲什么所谓的“实际控制机器”。他语言笨拙，内容空泛。他的一边是得克萨斯州的孤星旗，另一边是南部邦联的旗子。李往前移了移，猫着腰，以免挡了别人的视线。他在台前找到了一个位置。沃克神色倦怠，他的脸像化了妆的演员一样，呈现出疲惫和衰老。李仿佛看到沃克的衬衫前胸有块腥红的血迹。

到了大厅外，人们围着沃克将军，想要与他接触一下，想让他看清他们的脸。他慢慢移向等候他的汽车。李推搡着通过人群。人们都想进入沃克的视线。他们喊着他，手越过别人的身体伸向他。李的目光碰到了将军的眼睛，于是对他笑笑，似乎在说：你肯定不认识我，我是不可捉摸的人。李把手放进夹克衫，紧紧抓住那支.38口径手枪的枪柄，好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仿佛看到人群突然散了开来，人们一面散开，一面叫着：不、不、不——沃克倒在了人行道上，头上的帽子不见了，就像登在《新闻早报》头版上的照片一样。

他乘车回到寄宿舍，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左轮枪。刺杀沃克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他去不成古巴了。即便他枪杀了此人，并设法逃脱，古巴也不会接纳他的。埃德温·沃克的历史作用结束了。他把手枪放到了梳妆台的抽屉里。他走进厨房，喝了点牛奶，站在黑暗中。

他得献给菲德尔什么才能让他在小古巴定居？

他坐在鲁丝·佩因家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座上，巨大的停车场的砾石地面扬起一阵灰尘。这是个星期天，整个停车场空荡荡的。

鲁丝·佩因是个又高又瘦、长下巴的女子，三十来岁，长着洋娃娃似的头发，戴着图书管理员的眼镜。她在座位上转过身向后看着。

“慢、慢、慢，”她说，“开慢点。”

他把车往后倒了三十码，然后重重地刹住车，把两个人都颠了一下。他们俩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大风吹过的停车场。

“你告诉他我的住处了吗？”

“我不知道你的住处，”她说道，“直到他问我时，我才意识到我也不清楚。甚至连玛丽娜都不知道。往前开，我们要转几个弯。”

“他有没有说是怎么找到你的？他怎么知道玛丽娜和你待在一起？”

“他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想他不会给你的工作找麻烦的。他说他不会那么做，我相信他。”

“他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是我告诉他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们代表政府，李。”

他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车外。

“向前开。开到那只废物篓处，然后向左拐。”

他记起来了。在去墨西哥城之前，他曾在新奥尔良的邮局里留下过转信地址，即鲁丝·佩因的地址。但他们找他干什么？他们知道他去过苏联大使馆和古巴大使馆，于是拍下他的照片，录下他的声音。这叫什么，电子窃听？

“放松油门。”鲁丝说道。

废物篓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梵蒂冈是天启的娼妓。他转了一个漂亮的弯，然后径直朝前开去。

“他想知道每个来拜访或打来电话的人。我告诉他，你在佩因家的社交活动主要是打电话问时间。他认为这相当有趣。”

如果“菲比”能找到他的话，盖伊·巴尼斯特也同样能找到他。“菲比”知道什么情况，巴尼斯特总能发现。一份星期日的报纸被风吹散，一页页从眼前飘过。他把车停了下来，凝视着窗外。

鲁丝·佩因柔声说：“让我们再试一次倒车。”

他看到《新闻早报》上登载了有关肯尼迪来达拉斯的消息。那天中午将举行午餐会。11月21日或22日。他匆匆浏览了整篇新闻，几乎没让他的眼睛掠过所有的文字。这是个晴朗、凉爽的日子。他看到一辆超市手推购货车慢慢滚出一条小巷。

玛丽娜在联邦调查局的那位探员第二次造访的时候，溜出了房间。她在他的汽车旁转了又转，想认出车是什么型号。她看不懂凸出的金属字，只好按李的吩咐，记住车牌号码。当她回到房间里把号码写在小纸条上时，弄错了一个数字。

李用鲁丝·佩因的打字机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他把信打了好几遍，打信封时也出了差错，把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混淆起来，还漏掉了一些数字和单词。但不管怎样，句子清晰、实在，体现出一种手写所不能表达的权威感。他抱怨臭名昭著的联邦调查局。他在字里行间告诉苏联使馆，克格勃是了解他的。他询问关于他去苏联的入境签证的事，并告诉他们他女儿出生了。他把在墨西哥城的遭遇归咎于古巴人。

然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联邦调查局的那位探员，午饭时把它送到调查局的地方办事处，交给接待员后走了出去。他清楚那位探员名叫哈代，这是他在信封上写的仅有的两个字。他没有在便条上署名，也没写日期。便条上说，他已厌倦了联邦调查局不断去打扰他的妻子，如果不停止的话，他将采取行动。他还说他曾为新奥尔良的联邦调查局办过事，他有官方代码，可以查实。

他和鲁丝周末一直在练习停车。

鼻子又在流血了。

他跟小蕾切尔玩耍了一阵。她像她爸爸一样，脸上也长着酒窝。戴维·费里几个月前曾告诉过他，酒窝是天秤星座的标记。

尼古拉斯·布兰奇有一盒录音带，这是在总统到达迈阿密九天前制作的。这是警察局的一名眼线威廉·萨默塞特秘密录下的一段对话。同萨默塞特讲话的人是约瑟夫·A.米尔蒂，他是自由会和亚特兰大白人会的成员。

萨默塞特：我想肯尼迪大概在18日到达这里，来发表演讲。

米尔蒂：可以肯定他会在古巴问题上大做文章。这里有那么多的古巴人。

萨默塞特：是啊，噢，他会带上千名保镖来的。安全不用担心。

米尔蒂：保镖越多，就越容易打中他。

萨默塞特：那么，你认为究竟怎样才最容易打中他？

米尔蒂：从办公大楼上射击，使用高性能步枪。他知道自己是个明显的目标。

萨默塞特：他们真的要刺杀他吗？

米尔蒂：是的，一切正在筹划之中。这事并没有倒计时，我们要灵活机动。倒计时，他们可以对你采取行动；灵活机动，他们对你就束手无策了。倒计时适用于慢慢准备的行动，但紧急行动就必须灵活机动。

萨默塞特：好家伙，如果那位肯尼迪中弹的话，我们得清楚自己的方位。你知道，如果他们干了，警方一定会大搜查的。

米尔蒂：他们会把所有的地方翻个底朝天，一处不漏。但抓不到凶手。果真是这样的话，在事后的几小时内，他们也会逮捕某个人，借以搪塞公众。

特工处听了这盒录音带后，说服总统身边的人取消了在车队的护送下去迈阿密的原计划。肯尼迪改乘直升飞机从机场来到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在那里向一群记者发表了讲话。

布兰奇对此事有两种看法。

一、T.J.麦基把消息直接捅给米尔蒂或者泄露给他圈内的人。麦基在迈阿密警察局的情报处里有内线，他有可能明白米尔蒂处于监控之中。米尔蒂，六十二岁，佐治亚州人，与抵制南北联合的暴力活动有牵连。

二、盖伊·巴尼斯特把迈阿密暗杀计划泄露给米尔蒂，不知不觉破坏了这次行动。

（特工处并没有把录音对话的细节转交给达拉斯负责保卫总统的安全人员。总统遇刺后，联邦调查局的人草草地盘问了米尔蒂。）

布兰奇对两个奥斯瓦尔德几乎连续两个月主要在达拉斯，同时也在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城市频繁活动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麦基的这个计谋主要是为了牵制阿尔法六十六纵队，让他们处于死板的组织安排之中，这样在迈阿密之事告吹之后，就不能随意调整行动。约瑟夫·米尔蒂讲述了倒计时和灵活机动的区别。麦基要阿尔法坚持倒计时，而他则灵活机动。

行动是粗糙的。有个像奥斯瓦尔德的人走进汽车陈列室，自称是李·奥斯瓦尔德，说自己不久就会发财，于是高速试开慧星车，并扬言将回俄国去；有个人自称是奥斯瓦尔德，来到枪匠铺，要给他的步枪装上望远瞄准镜；有个像奥斯瓦尔德的人在十三天中有十二次来到射击场，坚持在别人的靶上射击。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人们知道，真正的奥斯瓦尔德正在其他地方。

对尼古拉斯·布兰奇来说，尤其是最近，“李·H.奥斯瓦尔德”似乎成了一张技术图表，成了秘密操纵历史的部分练习。一张中央情报局暗中拍下的照片上，一个人正走过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照片上标着“李·H.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当时确实在墨西哥城，但照片上却是另外一个人——宽胸、饱脸、平头，三十好几或四十出头。又是一个奥斯瓦尔德。每当布兰奇想到总统遇刺的时间，他脑中的日期是严格以阿拉伯数字形式出现的——11／22，这并不奇怪。

然而，还有一件比弄错身份更奇怪的事。照片中的人竟和布兰奇所了解的关于T.J.麦基外貌的描述吻合。

（但档案馆长从未提供过这样的麦基的照片。）

布兰奇坐在皮沙发上，望着周围小山一般的纸堆。纸堆从房间延伸到走廊，一直到对面的正厅。地板上满是书和文件，壁橱中也塞满了待阅的材料。他不得不在书架上挤出地方，想方设法硬塞入一些新书，因为他要保留一切材料。房间里没有过时和无用的东西，它们在某一方面总有用处。这是一间存放事实材料的房间，新的材料不断涌入。

档案馆长从中央情报局里的有关奥斯瓦尔德的一百四十四卷档案中又弄来了三十卷。他送来了几箱调查报告和审讯记录，内容都是关于跟11月22日事件关系不太大的人。还有死者的验尸报告。

萨尔瓦多·（山姆）·詹卡那，企业联合会的老板。他在芝加哥杰克·鲁比家附近长大，1975年6月在刚完工的地下室里被人枪杀，后脑中了一枪，嘴巴周围一圈却有六个枪眼。原定五天后他将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反对卡斯特罗阴谋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凶器已经找到，线索指向迈阿密。此案中无人被捕。

小沃尔特·埃弗雷特，阴谋的策划者。1965年5月被发现在得克萨斯州阿尔派恩郊外的汽车旅馆内死亡，当时他担任苏尔罗斯州立大学的校长助理。判定死于心脏病。死者登记为托马斯·斯坦巴克。

韦恩·韦斯特利·艾尔科，前伞兵和业余雇佣兵。1966年1月在明尼苏达州希宾郊外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死亡。死因判为剧烈吗啡中毒。警方在他的小卡车里发现了从附近铁矿偷来的工具和铜丝，在车内儿童座位上还有一个熟睡的两岁男孩。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U—2飞行员。他在洛杉矶为KNBC电台工作，驾驶直升飞机，报告交通状况和森林火灾。1977年8月的一天，鲍尔斯驾驶的飞机油料耗尽，坠落在孩子们玩垒球的场地上，机毁人亡。

事故就发生在离飞机研究所三英里的地方。该研究所所在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一幢建筑物，窗户都拉上了帘子。二十二年前，第一架U—2飞机就诞生在这里。

布兰奇对这些事件的明显巧合警惕起来。他在寻思是否有人试图误导他，要他迷信某些东西。他想要事情的本来面目。人死后没有例行的查找线索和联系就不行吗？

档案馆长又送来四百页有关肯尼迪之死和林肯之死相似之处的研究报告。

韦恩和雷莫的老牧羊犬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其实应该轻装前进。他们驶离迈阿密速度很快，只拿了一些必要的东西，而带着狗一起走就没有必要了，尽管它又老又病，正在苟延残喘。

他们在夜色中前进。

雷莫开车，弗兰克坐在他旁边。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用西班牙语交谈，韦恩并不想费神去理解对方的意思。他的脑子为他们将干的事情而翻腾不已。他们将采取越轨行动，就像科幻小说里的一样，不走普通的门。

弗兰克驾驶了一会儿之后，韦恩坐到了前排。至少他们没有使用那辆贝尔艾厄老爷车。这是一辆58型的墨丘利汽车，车身斑斑点点，引擎是从高速赛车部件商店买来的，容易启动，车速极快。韦恩把收音机的音量开足，夜晚的风猛吹进来。他们把所有的新式武器都留给了阿尔法，除了一支麦基还未运到的步枪。韦恩的面前响起了摇滚音乐刺耳的尖声。这是塔拉哈西附近的一个午夜。

韦恩的老爹常说：“上帝造就了伟人，也造就了渺小的人。但科尔特造出了.45口径的手枪供人们去扯平一切。”

但这不是个去确定社会中庸的使命。他们正在危险的边缘上旅行。韦恩不断地摇着头，想镇定下来。他的颤抖引来了正在驾车的弗兰克的目光。韦恩惊异地感到，这样的阴谋竟然会存在于美国。而现在他正处于这个阴谋之中。夜风通过车窗吹了进来。

他们下车，冒着小雨站在地里撒尿。

当黎明的第一道红色曙光在车后出现时，韦恩接过了方向盘。车窗和收音机都已关上。弗兰克在后座上睡着了，满口牙齿的嘴里还在嘟哝着。

“我还在想着这件事，”韦恩说道，回头望着雷莫，“你读科幻小说吗？”

“这事真他妈的不可思议，是不是，韦恩？”

“过去当伞兵时，夜里在跳伞之前，我常有一种感觉：这事真的在发生吗？”

“我们现在所说的事确实是真的。”

“我知道这是真的。”

“他们先是取消了芝加哥之行，之后去迈阿密又不用车队。他们明白这是真的。”

韦恩不停地观察着雷莫，偶尔看一下道路。汽车听话、安静，行驶情况良好。

“我们就像整夜在赛跑。”他假装歇斯底里地说道。

“他们会出好价钱。想想这活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似乎我们是被挑选出来去完成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使命。”

他们同一队军车擦肩而过。过了一会儿，雷莫朝身后指了指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什么？”

“我想我该干掉它。”

“什么？你的狗？”

“它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协调机能。它试图爬起来，可它的爪子老是打滑。”

“那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我不愿意把它放到毒气箱里弄死。人们一般在箱子里用毒气毒死他们的狗。”

“你是不想用毒气。”

“我讨厌使用毒气这主意。”

“你知道，有些事是不得不干的。”

“在吉隆滩战役之前，我就有这条狗了。”

“但你下不了手。”

“我不愿意亲手杀掉它。”

“开到前头的第一个出口我就停车。”韦恩说道。

他打量着雷莫的脸，并未发现任何表情。又开了五公里路，他转弯开上了通往当地机场的路。

他把他的猎刀用两件套衫裹好，放在咔叽布袋里。

他把车停在一条又长又直的道路旁边的草地上，路的一边是顶上带斜刺的链式栅栏。他下了汽车，等着雷莫把那条大狗放到草地上。远处可以看到飞机库和一些小飞机的黑影。雷莫上车开了五十码后停了下来。狗站在路边。韦恩从后面接近它，一下子跨在它身体上。天空中的星星露了出来。他抓住狗的颈背，使劲把它扳起来。狗向空中蹬着前爪，韦恩用猎刀放在了狗的脖子处。他大吼一声，切断了它的喉咙，然后松开左手，狗重重地倒在地上，躺在了韦恩的两腿之间，血流如注。他又朝它吼叫了一声后，走向汽车，高举着沾满鲜血的刀。他想让雷莫看见，仅仅作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个信号、一个手势。

他现在能睡着了。他们上午晚些时候都小睡了一会儿。几个小时后，他们在黑暗中打开收音机，从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达拉斯城脉搏的跳动。在一片嘈杂、尖啸的背景音乐声中，他们听到了一个怪异的声音穿过漫漫长夜。

“告诉你们一些事，亲爱的听众，大达拉斯今夜不安宁。很快就要发生大事了。请注意人们如何在说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人们觉得夜晚仿佛要压下来似的。难道你们一点儿没感到周围危机四伏吗？在大街上、广告牌上、汽车的小标语上、传单上，你都可以看到危险的存在。它们都在说我们的领袖们的坏话。今天早上我沿街走时，突然映入眼帘的是商店橱窗上涂着的一个弯曲的东西，我立即明白那是纳粹的 字符号。你们以为我是在编造吗？不，我不是在编造。让我给你们一点提示，让你们开开窍。我们怎么知道要来城里的就是他呢？你们难道不知道，谣传说他和十来个长相一样的人到无人地带去旅行吗？就是为了迷惑敌人。因此我们也许就会看到第七个杰克或第十个杰克，或者他们的全部——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出现。我自己能理解这种需要，或者说我能接受别人的怪想法。有些事是真的，有些比真的还要真。噢，这儿的空气一触即发。你们感受过像现在这样的紧张吗？你们知道达拉斯像什么吗？我指的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我们就像别的任何地方那样，或者说我们像别的地方想成为的那样——穿着相同，谈吐相同，思维相同——我们是国家的楷模。这不是我的编造。但有件令人感到刺激的事已显露端倪。难道你们没觉得它开始表面化了？人们说他正骑着女儿卡罗琳的小三轮车进城。他还没坚强到能带领我们去大决战。这夜里充满着旧式的恐怖，我们正关注着它。我们知道它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必将发生——奇怪、黑暗、梦一般。‘怪胡子’对你们说：黑夜正向大达拉斯压来。”

雷莫、韦恩和弗兰克没来过达拉斯，他们不知道电台里这个讨厌的家伙说的是什么意思。

星期三。李走出了寄宿舍，来到街上的一家饭馆。大多数的早晨他都在这里吃早饭。他查看着沿北贝克利街停放的汽车的牌号，想寻找哈代探员的车号。

他们会得到自己的现代化家具的，玛丽娜也会有一台洗衣机。

他吃着嫩煎蛋，肘下放着卷着的报纸。他的周围是一片吵闹声和谈话声。他把脑袋贴近报纸，读着有关上星期耶鲁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在苏联被作为间谍逮捕的第四篇或第五篇报道。他是在大都会饭店外面被捕的，李也曾经在那里待过。教授被捕后又被释放了。故事仿佛在说他自己。这些日子以来所有他听到、看到和读到的东西确实都像发生在他身上一样。他们在给他传递着信息。

他又来到汽车站，沿路旁看着车牌号。一辆古铜色的墨丘利汽车朝李的方向驶来，车窗被烟熏得灰蒙蒙的。他准备告诉他们自己的姓名是O.H.李，别的什么也不说。他清楚他的权利。他有自己的受法律保障的权利。他不会对骚扰逆来顺受。

车窗摇了下来，戴维·费里把一只胳膊肘靠在车门上，转过头来望着他。

李说：“我工作可不能迟到。”

他们驱车去教科书仓库。李好几次打断谈话指点方向，生怕他们会走错道。

“读报了吧？”费里说，“我明白，他们每隔几天就会发一篇报道。首先，他就要到了，过后他在贸易市场吃午饭，接着他的车队穿过闹市区，再接下来，便像昨天我所看到的两份报纸说的那样，车队开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从哈伍德街到中央大街，再从中央大街到休斯顿大街，又从休斯顿大街到埃尔姆大街，然后沿着埃尔姆大街上斯坦蒙斯高速公路。我在想，利昂老伙计一定正在注意这事。他现在会有什么感觉？利昂，你感觉怎样？简直不可思议，就像空中幻影，让你的血凝固。”

“我只知道五个城市，两天。他几小时之后到达这里。”

“他们知道你的住处和工作地点。”

“其实我并没有看到昨天的报纸。”

“你当然看了。根据报上所说，总统将经过你的那扇鬼窗户下。那幢破大楼正对着埃尔姆大街，是不是?你大半天的时间待在六楼，对吧?他的车将沿着休斯顿大街直接朝你驶来，之后沿着埃尔姆大街，缓缓地、雄壮地开过。这就是李·奥斯瓦尔德工作的地方，那时他正独坐在窗下吃午饭。世界上并没有巧合这种事情。我们不知该叫它什么，只能称作巧合。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让它发生。”

费里涨红了脸，几乎是在叫嚷了。李示意向左拐，费里抓紧了方向盘。

“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它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没有安排你在这幢建筑物中的行动，也没有确定车队的路线。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权力。不过有别的东西在酝酿这次事件，一种经验之外的东西。它会把你甩出历史的旋涡。我知道你一直有相反的想法，想流芳百世。这是错误的想法，利昂。你真正要做的是退出。赶快脱身，去寻找属于你的位置和你的名声。”

李指示他驶向休斯顿大街，停在了老法院大楼前面，脸朝南，背对着离他们一个半街区的教科书仓库。费里擦了擦嘴角的唾液，似乎透不过气来。李坐在那里，平静地望着车窗外。

“事情正等着发生，利昂。”

“我八点钟必须上班。”

“那幢大楼一直在等着肯尼迪和奥斯瓦尔德会合呢。”

“我好奇地问一句，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住处的？连‘菲比’们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他们知道你的工作地点，于是我们便知道了你的住处。昨晚你下班后我们一直在跟踪你。我们比他们对你更感兴趣。听着，我把车停在你的寄宿舍外面，在车里坐了半夜。我害怕见你。现在，大事就要发生了，我害怕得要死，惶惶不可终日。瞧我们正在干什么呀？暴乱？造成该死的悲痛？我们会让每个人都生癌的。我坐在车里，害怕面对你。我在想，我们正在对可怜的利昂干些什么？我在想，可怜的利昂看到报上的消息了吧？从哈伍德街到中央大街，从中央大街到休斯顿大街，从休斯顿大街到埃尔姆大街。就像一首可怕的儿歌。他将跪在那扇窗前干那件事。而我是策划者之一。我是一个煽动者，一个愚蠢的责任者。”

李从衣袋中掏出口香糖，掰了一半递给费里，而费里却把它打掉了。

“枪在哪儿？”

“在郊区的一个车库里，玛丽娜就住在那儿。”

“事成之后，他们会用车把你送到加尔维斯顿。我在那里等你。这样，我们就离开现场到了另一个城市了。在加尔维斯顿会安排好一架飞机。我们飞往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一个叫梅里达的地方。他们会带你穿过半岛，把你送上开往哈瓦那的船。他们要你去哈瓦那。这符合你的愿望，也符合他们的意图。船早已准备好。他们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及相关的身份文件。”费里悲哀地看着他，“或许还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比方说，他们为了灭口，在尤卡坦把我们俩都干掉。”

李笑了一下，鼻子里喘着粗气，然后抬头看看教科书仓库房顶上的赫茨租车公司的广告。他下了车，沿大街往前走去。

午饭时间刚过，他走过一楼罗伊·特鲁里的办公室。那位雇用他的特鲁里先生正在和一名教科书营业员交谈。他看到营业员递给特鲁里一支步枪。两三个人正在门口评论着。李走了过去。那名营业员说他才买了两支枪。一支.22的小口径步枪送给他的儿子作为圣诞礼物，另一支就是特鲁里正在检查的那支猎枪了。门口的人正评论着。李看着营业员包好了那支.22的小口径步枪，然后到电梯口按了去六楼的按钮。他在大楼里看到枪并不惊奇。这有什么好惊奇的？所有的事都和他有关。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为了他。

星期四。T.J.麦基站在县档案馆大楼前。他穿过大街，来到中央大街和埃尔姆大街之间的三角草坪。他望望铁路高架桥上面的铁轨，而后缓步穿过埃尔姆大街，来到柱廊前的斜坡草坪上。他朝围着停车场的栅栏走去。他面对埃尔姆大街站着，然后又回头向斯坦蒙斯高速公路方向走去。汽车，到处是飞驰的汽车。他抬头望望天空，擦了擦嘴巴。

后来，他坐在市中心边缘的一辆深色福特汽车里，打开一包三明治。这个地区原是一处食品加工包装厂，有部分铁轨尚未拆除。由于邻近建筑物被推倒了，有些房子的墙壁露出了砖和灰泥。所有用得着的空间都用作停车场了——巷道、灰堆以及老的装卸区。这地方离嘈杂的人群和繁忙的交通仅一个半街区，麦基却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午间静谧和偏僻。

他望着奥斯瓦尔德迟疑不决地走了过来。

他确信，奥斯瓦尔德想成为那名独行枪手。那些独居者和那些为最终时刻准备已久的人通常都是如此。很容易使他相信。但他必须确保奥斯瓦尔德在总统的豪华轿车从他面前驶向铁路高架桥下面时才开枪。T—杰伊想要交叉火力。如果奥斯瓦尔德没有打中，那么他的第二个枪手就显得至关重要；总统的汽车几乎是向他迎面而来的。T—杰伊不太相信奥斯瓦尔德能打中。这小子竟然没有射中离他一百二十英尺远的沃克将军——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的固定目标。再说那支曼利彻步枪是一种老式的、粗糙的、性能不可靠的武器。如果他开枪而未射中，总统的汽车仍然在休斯顿大街向他驶来的话，对第二个枪手来说目标已不清晰，那么我们将徒劳而返。作为一名射手，奥斯瓦尔德是多余的，严格说来是个陪衬。他的作用是提供令人感兴趣的历史制品、可追查的武器以及所有他从事古巴事业的剪报和物品。

T—杰伊看见他发现了自己的汽车，微微歪了歪下巴。他走过来钻进汽车，手上拿着一个三明治和半纸杯牛奶。

“新添的小千金好吗？”

“很好。非常好。”

“他将朝你的方向驶过一条街，从中央大街转弯出来进入休斯顿大街，向你开过来，”T—杰伊说道“，这时你不要开枪。还不是时候。射击很容易，可能是最容易的一枪，但他们会正面看到你。有一辆开道车，有十五个骑摩托的警察，还有一辆特工处的汽车，上面有八个人，其中有四个站在车踏板上。他们都聚集在总统周围，都会朝你的方向看。一旦开枪，他们能马上准确判断出子弹来自哪儿。大楼将被警察围得水泄不通。我竭力建议你——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等待，一直要等到他们转向埃尔姆大街，朝高架桥和高速公路方向驶去。射击并不难。你只要瞄准人群，对准他身体的中心或者从瞄准镜里所能看到的他身体的任何部位。要等待。等到他从你眼前转向埃尔姆大街，再等到他经过那棵橡树。他肯定要经过那棵树的。我估计第一枪在不到二百英尺处打响。随后就要看司机反应有多迅速了。我估计声音将会传到高架桥下，他们弄不清声音的来源。这时你就处在他们背后了，这使他们很难从背景中发现你。你获得了额外的几秒钟——也许是十秒——可以下楼。这样就安全了。等待。一定要等待。在汽车到达那棵橡树之前，你甚至不能在那扇窗户前露面。一直要等到他们经过那棵橡树。”

计划中有温·埃弗雷特的精心安排所无法提供的东西：运气。T—杰伊瞧着奥斯瓦尔德从三明治里扯下莴苣，单独吃掉。

“你一到大街上，就立即离开这个地区。杰弗逊大道离你的寄宿舍不远。去西杰弗逊大道北侧的230号。这是一个西班牙式样的电影院，门是敞着的。他们在十二点四十五分开门。你走进去，找个位置坐下看电影。我们将在天黑前把你带到加尔维斯顿，黎明时送你出国。”

麦基揉皱了三明治包装纸，把它扔出了窗外。他从衣袋中拿出四颗子弹，放在手里摇了摇，将它丢在奥斯瓦尔德的午饭包装袋里。

“我认为你需要的子弹不会超过四发。”

“没有这么多时间。”

“相信你的手。”

“我拉动枪栓有过上千次了。”

“你那小千金的名字叫什么？”

“我妻子给她取名奥德丽，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奥德丽·赫本命名的。但她的中名叫蕾切尔。我们叫她蕾切尔。”

“你会喜欢这次行动的。”T—杰伊说道。

他望着奥斯瓦尔德走出巷子，上了格里芬大街，然后向西南走去，回教科书仓库上班。

最重要的是让肯尼迪死。

其次是让奥斯瓦尔德死。

一旦奥斯瓦尔德的左派观点被揭露，当局将得出结论，而且想得出结论：卡斯特罗的特务吸收了他，利用了他，然后又杀死了他。

盖伊·巴尼斯特将提醒联邦调查局注意希德尔这个化名。

戴维·费里将在加尔维斯顿度过孤独的一夜。

玛丽娜和李在佩因家后院轮流推孩子们荡秋千——他们是西尔维亚、克里斯、琼妮以及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天已经暗了，但孩子们仍不想进屋。就这样，两副秋千，两个大人推着。

“可你还没说你星期四回来干什么。”

“我想念孩子们。”他说。

“来之前也不先打个电话。”

“如果你们母女到达拉斯来住……”

“不。”

“那我就用不着打电话了。一切都将改变。我不能再在那个房间里住下去了。”

“孩子们在这儿过得好多了。”

“你知道那个房间多大吗？”

“鲁丝仍然乐意让我们住着。”

“当爸爸的认为你们不爱他。”

他们把两个孩子抱下秋千，把另外两个抱上去。玛丽娜仍在为李没有告诉她使用假名的事而生气。她是在鲁丝打电话到寄宿舍找李·奥斯瓦尔德时才发现这事的。她要他结束这种愚蠢的做法。所有的这些闹剧，一件一件都得结束。

孩子们嚷道：“再高点。”

“我会为你买台洗衣机。”他说。

“我们也许有辆汽车更好。”

“我已在尽力攒钱。首先我们要弄一套公寓。”

“不。”

“如果你们到达拉斯来住……”

“不。”

“孩子们想跟她们的父亲住在一起。”

“那么我整天将跟谁说话？这里还有鲁丝可以说说话。鲁丝对我帮助很大。”

“公寓会有一个像明斯克那样的阳台。”他说道。

吃晚饭时，鲁丝要他们三个大人围着桌子手拉着手。她解释这是公谊会教徒吃饭前祷告的方式。每人都应做默祷，尽管玛丽娜看得出李并不虔诚。

在玛丽娜收拾厨房时，鲁丝走了进来。她不解地告诉玛丽娜，有人开了车库里的灯，他们说可能是李在找他的套衫。他们家的多数东西是放在鲁丝家车库里的箱子内。

在卧室里，玛丽娜脱下了衣服，李仅仅脱了鞋袜坐在椅子上。和美国这里的任何人一样，他们正准备上床。

“一切都将会改变。”

“不会。”

“可首先我们得住在一起。”

“我看不用这么着急。”

“如果你们到达拉斯来住……”

“孩子们在这儿有院子可以玩耍。这儿还有鲁丝。”

“我已经有了点积蓄。”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吸神经紧张的奶水。”

“家具换成我们自己的。”

她赤身裸体站在床的另一头，伸出手去拿椅子上的睡衣。他望着她。她想他是要跟她说什么。她穿上睡衣，上床盖上了毯子。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时间单调地慢慢过去，屋外的雨打在草坪上。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走了。她发现五斗橱上有扎好的几小沓钞票，她数了数，吃了一惊，竟有一百七十美元。她相信这一定是他全部的钱了。

他曾三次要求她同他一起去达拉斯居住，她三次都拒绝了。她站在五斗橱前思索着。常言道，事不过三。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她注意到，她生活中的三总是带来噩运。

11月22日

机场里，人们站在行李手推车上，靠在灯柱上。穿着雨衣的人们挤在钢丝网眼栅栏上，挥舞着小旗，望着28号出口。天空现在已经放晴，那架巨大的波音707飞机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个弯，停了下来。人们从车内跑了出来，站在早到的人群的边上，跳上跳下。孩子们骑在瘦高个大人的肩上。拥挤的人群中升起一种热烈的气氛，一种急切的情绪。欢迎团的成员推推搡搡地挤到舷梯脚下站好，频频整理他们的衣服和头发。后舱门开了，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粉红色的套装，头戴粉红色的帽子，光彩照人，随后出来的便是总统。一阵敬畏、认同的呼声穿过人群，在空中回荡。人群一起欢呼，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仿佛受了什么令人目眩的疼痛似的。“嗨！”“杰克！”“喂！”总统拉了拉领子，微微耸耸肩，走下了舷梯。欢呼声变成了小声吼叫。有的人摇动着栅栏，有的人从候机大楼里奔了出来，挥舞着提包和相机。到处都是高高举起的相机和沙沙的快门声，闪光穿过人群。

欢迎杰克和杰姬光临大达拉斯。

握手和致意之后，杰克·肯尼迪离开了他的保安人员，绕过积水，来到栅栏边。他向人群伸出手，人们都向前拥去，互相看着，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沿着栅栏走着，相貌英俊，皮肤晒成棕褐色，对着张大嘴巴的人墙灿烂地微笑着。他看起来就像他本人，就像照片上的他——一个大海中的舵手，在炫目的阳光里眯着眼，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只是有时候，他微肿的脸上能看出可的松——一种治疗阿狄森氏病的药物——留下的痕迹，用以支撑他那日益恶化的椎间盘的背支架。人们越过栅栏，包围着他，有那么多的人和手。他笑得更加灿烂了。他要让所有的人明白，他是无所畏惧的。

深蓝色的林肯敞篷车闪耀着孔雀般美丽的光芒，前面的挡泥板上插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总统的小旗。前排坐着两个特工处的人，康纳利州长和他的夫人坐在中间的折叠座上，肯尼迪夫妇坐在后排。林肯车前面有一辆无标志的开道车和五辆摩托车开道，车里坐着戴白色头盔、一贯面无表情的达拉斯市警察。后面跟着一支半英里长的各种车辆组成的车队，有敞篷车、客货两用轿车、旅行车、特工处的专用车、通讯车、公共汽车、摩托车、备用的雪佛兰车，还有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夫妇，国会议员们，助手们，夫人们，举着照相机的人，扛着新闻摄影机的人，佩着无线电话、自动步枪、猎枪、左轮手枪的人，以及掌握发动核进攻代码的人。

林肯车闪着夺目的光辉。太阳直射在挡泥板和车罩上，反光把车内的软座位照得通亮。州长舞动着他的棕黄色斯泰森毡帽，旗帜啪啪作响。第一夫人的肘弯里捧着鲜花。闪亮的车身像镜子一样映照出路旁的景物。不过，此处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映照，因为机场周围属于偏僻的隔离带，只有屋顶上铺着砂砾的平顶建筑、画着嘶嘶作响的牛排的广告牌，以及荒凉景色中零星的勇敢地挥着手的观望者。站在路旁的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新闻早报》，翻开了人人都在议论的那一页。欢迎肯尼迪先生光临达拉斯。这是一个称为美国实情调查委员会的组织登的广告：冤情、控诉、好战幻想——在一张主要的报纸上，这样的东西并不引人注目，但四周却用黑边框了出来。多么不祥的预兆！杰克·肯尼迪早些时候和现在都看到过这则广告。快到达拉斯市中心时，他转头轻声对杰奎琳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疯子的王国。”

在没有防弹罩、没有特工站在两边的敞篷车里露面，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他在国家即将分裂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人们已分成了两派，每一派的队伍都在蠢蠢欲动，杰克必须控制住双方。早些时候有预兆吗？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带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是几行潦草而又血腥的莎士比亚的毁灭语——他们挥舞利剑，肢解了我。让汽车开得慢慢的，好让人群有机会看清他，这仍然十分重要。就像广告商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暴露自己。谁需要一个胆小如鼠的总统呢？

前面还有友好的人群在等着他。远处零星的观望者，那些粗线条的人影，渐渐汇成了庞大的人群。他们出现在十字路口。在阻塞的交通中，人们站到了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声叫着“：杰姬——！”标志、旗帜、汹涌的人流汇成一片。越过人行道的人群伸长脖子，想一睹总统的豪华轿车。警察骑着摩托车把人群赶回人行道。有的人背靠建筑物的墙边，看不到总统的轿车，只看到人影闪过，像晴空中的精灵，梦一般的庄严肃穆。拥挤的人群如一股巨大的潮流，以暴风雨之势拥向了哈伍德街的附近。摩托车不停地发出隆隆的响声。这是一种激动的声音，一种力量。总统挥着手，微笑着喃喃低语道：“谢谢你们。”

建议把人群赶到隔离线之外。他们正在往这儿的街上拥。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人群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消息在人群中不停地传播着。一种感染力、一种神秘的共同冲动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使成千上万个来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经历、怀有不同梦想的人聚集在此，向驶过的林肯车欢呼着。他们来这里是要形成某种力量、某种意识，把这座暴富城市从保守、谨慎和怀疑的信条中唤醒。大达拉斯从谨慎和怀疑中醒来，发出了龙卷风般的欢呼声。他们来这里要聚在一个人的脆弱的身体周围，博得他的微笑，去接受他的灵魂所赐给的某种恩惠。

建议在接近中央大街时放慢速度。

在正午的烈日下，车队驶过中央大街的十二个街区，在这些街区的高高的银行大楼之间，还可以看到当年小城镇商业的一些残余，如：霍尔马克礼品贺卡商店、沃尔格林杂货铺、托姆麦肯皮鞋店。摩托车过来了，发出让人窒息的轰鸣声，紧张的气氛渗入每个人的神经。林肯车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激动。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有人把身体伸出窗外，大胆的小孩子来到了外面。他们来了。是他们。真是他们。不只是杰克和杰姬在激动中行进，人群也沸腾了起来。这是一座新的城市，崭新的观念迅速传播，冲击着古老而又沉寂的心灵。达拉斯成了一个喧嚣的城市，充满了响亮、热烈、激动的欢呼声。人群推搡着越过警戒绳和隔离物。摩托车队开出一条道，殿后的特工们从汽车踏板上下来在林肯车的两侧慢跑。此刻坐在沸腾的人山人海中间是否可怕？杰克是否认为这种沸腾已接近骚乱的程度？他们离他这么近，就快压到他身上了。他看看他们，低语道：“谢谢你们。”

当车队转向休斯顿大街的时候，戴墨镜的特工们又重新回到了汽车两侧的踏板上，这时离高速公路已经很近了。

四个小伙子奔到鸟笼似的电梯口，他们正在进行午间的下楼比赛。他们放肆地大笑着，在电梯门边推推搡搡。李听到他们下楼时不断互相叫喊着。灰尘满地，旧砖墙上的白色涂料已经剥落。到处是一堆堆的纸箱，还有破旧的洒水器和斑斑点点的柱子。三英尺的高处盘旋着一层灰尘。地板上还有一些零散的书。他的写字夹已经藏好，塞到了西墙边的纸箱堆里。六层楼上一片寂静。

他站在东南方向的窗前，以纸箱为屏障。大的纸箱堆成了五英尺高的墙，这使他想起小孩子舒适的躲藏处，封闭而又安全。在屏障里面，还有四个纸箱——一个平放在地板上，两个堆了起来，另一个小的则搁在砖窗框上。这就成了一条长凳，一个支撑物和一只枪垫。他用来藏枪的包装纸撂在了脚边的地板上。破碎的蜘蛛网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他看到了地板上有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便把它捡起来，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他俯视着下面的休斯顿大街。总统车队渐渐靠近，在阳光中显得缓慢而又生动。迪利广场的草坪上到处是人，也许有一百五十人之多，不少人还带着照相机。他端起了步枪，站到了高高的窗户前。窗外所有的景物都一目了然。

总统有一头栗色的头发，而第一夫人穿着粉红色套装，戴着一顶小圆帽，容光焕发。李很高兴她看上去这么漂亮。这会使她很上照的，为她自己和历史留下永恒的倩影。

他看到约翰·康纳利州长坐在汽车里的折叠座上，腿上放着他的斯泰森毡帽。他喜欢康纳利的脸，那是张轮廊分明的得克萨斯脸。如果李能与他结识的话，他一定会喜欢上李的。纸箱上标着“书籍”和“十大读本”的字样。每个人都感谢好天气。

白色开道车转弯了，摩托车也转了弯。林肯车从他下面经过，向左转了一个大弯，似乎是绕着轴心旋转。一切都那么缓慢、清晰。他单腿跪下，把左肘放在堆起的纸箱上，又把枪架到窗台的纸箱边上。他瞄准了总统的后脑。林肯车进入了橡树的掩蔽下，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驶。左右都已准备好。他在瞄准镜中看见了轿车车身的闪光。

他朝浓密树叶的空隙处开了一枪。

当轿车再次清晰时，总统开始有了反应。

他扳起枪栓柄，拉开了枪栓。

总统有了反应，举起双臂，两肘抬得很高，分得很开。

突然，鸽子从四处的屋檐下扑腾了出来，飞向西方。

枪声在广场上回荡，单调而又清脆。

总统的拳头在喉边紧攥着，手臂向外弯曲。

他推上枪栓，压下了栓柄。

林肯车开得比刚才慢了许多，几乎停顿下来。它毫无防护地停在大街上，离高架桥还有八十码。

目标已在射击圈内。

雷莫从停车场里他的墨丘利车中走了出来，停车场位于埃尔姆大街半道处的草堤之上。木栅栏包围着停车场，边上还种着树木和花草。车后的保险杠轻轻碰到了栅栏。附近停着十辆或十二辆汽车，北面和西面还有更多的车。

雷莫站了片刻，摇了摇肩膀。他托了托自己的裤裆，用左手轻轻托了三下。栅栏有五英尺高，他无法舒适地支撑他的左胳膊。他来到车后，站到保险杠上。他从栅栏的上方向外望去，越过草坪，看到开道车接近了埃尔姆大街的拐弯处。

弗兰克·瓦斯克斯从驾驶座那一边下了汽车。他拿着一支韦瑟比·马克V型步枪，枪上安装了瞄准镜，弹膛里装着碰撞开花的软头子弹。他站在车后的挡泥板边，雷莫伸出手来，他把武器递给了他。

他回到驾驶座上。当他钻进车内时，汽车跳动了一下。雷莫回头机警地扫了一眼。

这里仍然能听到中央大街隐约传来的喧闹声，头顶上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沙沙的声响。弗兰克坐在方向盘边仔细听着。他的目光越过铁路调车场，往西北方向望去。水塔涂上了白色，高压电线杆一直伸向灰蒙蒙的远方。天空万里无云，十分明亮。他觉得似乎能看到得克萨斯州的尽头。

雷莫站在两处栅栏交汇点的西边。透过浓密的树荫，他看到了阳光下的景象。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集在埃尔姆大街两边的草地上，全家出动，带着相机，就像是野餐的开始。总统的豪华轿车一下子驶进了大街。埃尔姆大街北侧的人们背对着雷莫用手遮着眼睛，挡着灼烈的阳光。其他人则挥动着手，肯尼迪也挥着手，还有鼓掌、阳光、豪华轿车的耀眼光芒。一个女孩奔跑着穿过草地。四名特工站在殿后车辆的踏板上，离蓝色林肯车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达拉斯一号。重复一遍。我还未完全弄清情况。

利昂这一枪开得太早了，当时汽车刚经过树下。枪声听起来像一次短暂的冲锋，软弱无力、弹药不足。

肯尼迪反应迟钝，最初并未吃惊，而后才慢慢举起手臂，仿佛一个人在划船练习架上练习划船。

驾驶轿车的特工放慢了一半速度，坐在那里没动。另一名特工也坐在那里没动。他们在等待有人来解释出了什么事。

一群鸽子扑闪而过。

雷莫轻轻把枪架在栅栏上，两脚在保险杠上站稳。他握着枪的左手的前臂搁在两个桩子之间，脑袋倾斜在枪托上。他通过瞄准镜观察着，等待时机。

草坪上，一个女人看到豪华轿车从高速公路标牌的背后驶出，总统在抓自己的喉咙。她听到了刺耳的响声，像是一辆汽车的逆火声。她意识到这是她听到的第二声。她想，她看到了一个男人将小孩推倒在地，然后伏在他身上。她并未觉察到第一声，直到她听到了第二声。一个女孩一面挥手一面向豪华轿车奔过去。这声音啪的一声响过又变弱了，传过整个广场。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这个大房间里满是成堆的纸箱和零散的书本，四周是旧砖墙，灯泡上也没有灯罩。李在这里能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一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半隐半现。他开了第二枪。

他看见州长把原来向右的头转向左边看了看，接着突然弯下了身子。这是一种惊吓的反应。他从一本枪械杂志上得知，这叫惊吓反应。

他扳起枪栓柄，拉开枪栓，然后又推上它。

请稍候片刻，等待报告。

好吧，他第一枪开得太早了，打在了总统脑袋的下面，靠近脖子的某个地方。这个愚蠢的结果他可以不去考虑。好吧，第二枪没打着总统，却击中了康纳利。但那辆轿车还停在那里，几乎不动。他看见第一夫人向总统俯下身子，此时总统已经瘫倒了。在瞄准镜方框的边缘出现了一个站着鼓掌的男人。

李猛地压下枪栓柄，又瞄准前方。他听见第二枪的空弹壳掉下来，在地板上滚过。

杰克和杰姬夫妇俩的座位中间放着一些玫瑰花。轿车内部是一种怡人的淡蓝色。那个男人离车很近，甚至可以同总统夫妇说话。他站在人行道边上鼓掌。一个女人对着轿车喊道：“嗨，我们要给你们俩拍照。”总统看上去大为不解，把头倾向左侧。那个男人站着鼓掌，在乱哄哄中看着倒下去的身体，意识到有人开枪。

给我接通总部，比尔。给我接通总部。

跟在总统轿车左后方的摩托护卫博比·W.哈吉斯觉得自己听到了枪声。一个女人在拍照，另一个女人在她后面的二十英尺的地方拍同一张照，只是把第一个女人也摄入了镜头。他无法判断枪声来自何方，而且是两枪，但他知道轿车里有人被打中了。一个男人把他的孩子推倒在地，自己扑在他身上。哈吉斯想，那一定是个老兵。州长康纳利滑下了他的折叠座位，他的夫人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他注意到一个穿漂亮上衣的女孩穿过草坪，向总统的轿车奔去。他把身体转向右边，让他的摩托车在埃尔姆大街上继续向西行，突然有什么东西打在他脸上。那是鲜血夹杂着骨和皮的碎片，真叫人永生难忘。他以为自己中了弹。这东西像散弹般打过来，他听见它啪地溅在他的头盔上。草坪上的人都趴下了。他紧闭着嘴，不让脸上的东西流进口中。

约翰瘫倒在折叠座位上。内莉·康纳利把他拉到怀中，把自己的头贴在他头上。她认为自己与他是一个人，应该同生共死。他们俩不能分开。接着，第三枪响了，把什么东西溅得到处都是。软组织碎片、骨屑、鲜血和脑浆迸了他们一身。

她听见杰姬说：“他们杀死了我丈夫。”

这也可能是内莉自己的声音，只不过是有人替她说出来罢了。她以为约翰死了，他却轻轻动了一下。她觉得杰姬下了轿车，走到车尾，但这时不知怎的又回来了。约翰在她怀里动弹着。他们俩共有一颗跳动的心。

我们被打中了。兰塞被打中了。快送我们去帕克兰医院。

轿车加快了速度，车外所有的景物都一闪而过。内莉想，这有多么可怕，人们看到了多么可怕的情景：一辆汽车载着两个被枪击中的男人飞驰。这有多么恐怖！

她听见杰姬说：“我手上沾着他的脑浆。”

车外所有的景物都一闪而过。

那个穿着白色套衫的男人鼓着掌，看见有东西从总统的脑袋里喷射出来。摩托车队驶过。枪声大作，第二辆车里有个人举着自动步枪。第二辆车开过去了。一辆摩托车摇摆着，朝水泥柱廊附近的草丘驶去。有人扛着摄影机，站在那儿的一个拱座上，镜头正对着这边。穿着白色套衫的那个男人，双手悬在腰间，心想他应该立即卧倒。总统脑袋周围出现一团光晕。两团粉白色的软组织从光晕中喷出。摄影机的镜头在转动。

李准备开第三枪。他正在行动，扣动扳机。

亮光如此清晰，让人心碎。

瞄准镜的方框中出现了一团白色的喷射物。一次可怕的飞溅，一次迸射。有东西从总统的脑袋里迸射出来。他重重地向后摔下，笼罩在一片灰雾中。而后一下子又清楚了，他仍然静静地倒在座位上。呵，他死了，死了。

李从瞄准镜上抬起头，看着右边。有一堵白色的水泥墙从柱廊外延伸出来，后面是木栅栏。墙上有个人拿着照相机。栅栏隐藏在阴影中，货车车厢停在高架桥的铁轨上。

他站起来，离开了窗口。他明白第三枪也未打中。打偏了。什么也没打中，吃了大鸭蛋。他扳起了栓柄。

给我接通总部。给我接通总部。给我接通总部。

他仿佛正在跟别人谈这件事。他看到自己在讲给一个人听，这个人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得克萨斯脸，但很友好，善解人意。这人向他指出矛盾之处，告诉他在整个阴谋中他是怎样上当受骗的。叫什么来着，替罪羊？他仿佛看到一间插有旗帜的办公室，旗帜上有流苏，墙上的照片里是一些显贵人物。

他拉开枪拴，然后再把它推上，压下了栓柄。他斜穿房间，走到西北角的楼梯口。房间里书堆得有十个纸箱那么高，书皮和纸张散发着芳香。

轿车挡泥板上的警报器响了，枪声大作。

那个女孩不再向轿车方向奔跑，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一位手拿照相机的妇女转过身，发现自己已被别人摄入了镜头，另一位穿黑色上装的女人正拿着宝丽来相机对着她。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刚才在取景镜中看到有人被枪杀。她的脸上、手臂上都溅上了血迹。她想，多奇怪，那个穿上衣的人就是她，她就是那个被射中的人。她身上沾满了白色的喷射物，让她茫然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地坐到草地上，想让自己镇定下来。那个拿宝丽来的女人并没有离开。第一个女人坐在草地上，放下相机，看着手臂上那些无色的东西。鸽子在树顶盘旋。她想，如果她中了枪，应该坐下来。

特工希尔从他汽车左侧的踏板上下来，快速向前奔跑。又是一声枪响。他踩着保险杠爬上林肯车，伸出左手握住金属把手。这枪声是个双响。不管是两枪还是一枪加上撞击声，结果是子弹重重地击中了什么。他想接近总统，靠得近一点，以掩护他的身体。他看到肯尼迪夫人正朝他的方向过来。她要爬出车外。她在后车板上爬着，双手平撑，右膝还在后座上。他想，她正在追什么东西。他意识到自己看到有东西飞过。这东西一闪，从轿车尾部飞过。他猛地把她推回到了座位。汽车往前急驰，几乎把他弹了下来。他们进入了高架桥下，到了阴暗处。当他们出来以后，他看到康纳利浸在血泊中。两边有许多旁观者和孩子，他们挥着手。他紧紧握住把手，轿车的速度太快了。四位乘客浑身是血，挤作一团。他趴在后车板上。他起初有点纳闷，后来才弄明白：她正在设法收拢她丈夫的脑壳碎片。

他紧紧握住把手。他能直接看到总统的脑袋内部。他们的轿车正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着。

快讯

……

鲜血四溅

肯尼迪受了重伤

……

可能　可能

严重受伤

雷莫的视线有一刻模糊了。他得等到总统轿车的右侧通过水泥拱座。他明白康纳利被打中了。他有时间好好想想，利昂正在逐个把他们解决掉。他有一种感觉：人们在四处躲避着，即使他们并不在瞄准镜的方框内。现在轿车开始清晰了，慢慢进入了射程。他瞄准肯尼迪的脑袋。总统身体向左倾斜，眼睛痛苦地紧闭着。一百三十英尺。一百二十英尺。他开枪了。总统的头发竖了起来，拳曲而又流畅。雷莫下了保险杠，坐到了后座上。弗兰克发动了汽车。他驾车穿过停在教科书仓库后面的一排排车辆，朝着标有“北哈钦森”字样的三辆货车驶去。雷莫身体向前倾着。当心点，伙计。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看看总统是否还能在这里出现。有这么多的人在等待。我需要知道是否该把消息告诉他们，对他们宣布什么。

弗兰克找到了一条通往大街的小巷。他在太平洋大道上向东驶了一个街区，然后向左拐，开上了雷科德街。这儿有货栈和停车场。他感到似乎有个人在他体内操纵着他的活动。他尽力不去想过去的事情。高架公路就在前方。他心里有一种烦人的担忧：当他们通过路口或交通信号灯以后不知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恢复自我控制后的感觉如何。

枪声大作。

警察下了他们的摩托车，拔出手枪，冲上了斜坡。车队的特工们扳起了自动枪的扳机，也冲了出来。

鸽子朝相反的方向——东边飞去。

麦基从柱廊的南面观察着埃尔姆大街、中央大街和商业街。这里的草坪上、树底下都空无一人。这是广场的另一半，离事发地点不到一百码，在烈日下却显得偏僻、炎热、空旷。他靠着一根柱子站着，两臂交叉抱着，右手上悬挂着太阳镜。

警笛拉响了。教科书仓库外，警察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人们指指点点，张望着。

别占用电传机

最新消息

……狙击手严重

打伤……

统统离开　离开

电传机

走开　让开

一个小女孩双手捂着耳朵站着。总统的车队陷入一片混乱，一些车辆抛锚，另一些则横冲直撞。普通车辆又开进了埃尔姆大街。许多人跑上了栅栏与柱廊之间的台阶。一群该死的乌合之众！有人伏在草地上。一个男人用拳头敲打一辆车的车顶。麦基看到一个男人从另一辆车中爬出来，倒在地上。人们在尖声哭叫。有些人跪倒在地，另一些人捧着相机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觉得不可思议。

一辆消防车顺着中央大街开来，这是他二十年中看到的最愚蠢的做法了。

注意

请大家别占用这台

电传机

……

别用　别用

……

一名狙击手严重打伤了

肯尼迪总统

今日发生在达拉斯市中心

也许是致命的枪伤

从这个距离看去，麦基不能肯定爬上台阶的人是像一群凶恶的暴民，还是像一群受了惊吓后同其他人一起奔跑逃命的人。他口干舌燥，神情沮丧。从草坪上不断传来奇怪而又刺耳的叫声，回荡在高架桥下，声音粗哑，声嘶力竭，仿佛是聋哑人的语言。

李把那支步枪藏在楼梯标志附近的两排纸箱堆里。他们很容易便能发现它。但他还得按预定的计划把它藏起来，让他们相信他并不想被认出。同样，他也藏起了写字夹以及上面未填的货单。他希望能留下一点线索，好让他们去分析研究。

他喜欢这种使用写字夹的工作。

他快速下了楼，来到二楼的可口可乐自动出售机旁。手中捧着一杯可乐能使他镇定一点。它是一种精神支撑物，拿着它能让人们觉得他很正常。他想，他也许需要一个精神支撑物来帮他离开这幢大楼。

他听到一个声音在他后面说道：“到这儿来。”

一名持枪的警察冲进了午餐室。他的帽子上还套着一顶塑料雨帽。李转过身，慢慢向他走过去。他那张无名的、梦幻般的脸，就同在任何一辆公共车辆上所能看到的脸一样。他尽量装出并不在意对着他胸口的手枪。

罗伊·特鲁里走了进来。警察问道：“这个人是在这儿工作吗？”特鲁里先生回答说：“是的。”于是两个人都朝楼梯方向走去。李拿着可乐下了楼，来到前门出口处。他衬衫的胳膊肘上有一个洞。

特工格兰特站在斯坦蒙斯高速公路附近的交易市场入口处的天篷下。他正在向两个当地的商业领袖讲述他和同事们是如何把自己介绍给肯尼迪夫妇的。他听到了越来越响的警笛声。他看到了开道车、摩托车和那辆林肯车都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高速向前行驶，林肯车的后座上有个人仰面躺着。其他车辆也跟在后面急驰，像疯了一样，新闻车也呼啸而过。他询问其中一个商人现在是几点钟，然后他们都对了表，把此刻发生的大事定在一个大家意见一致的时间上。

他……

有个男人抓着玛丽的胳膊，她正哭泣着。他拿着她的照相机，要把它带走。他说他是《时代先驱报》的，名叫费瑟斯通。玛丽的朋友琼说：“我认为在总统夫妇中间的座位有一条狗。我说我曾看到莉兹[18]·泰勒或者嘉宝夫妇带着狗旅行，但我从未见过肯尼迪夫妇旅行时也带着狗。”玛丽不听这些，只是哭叫着，死命拽着她的相机。那位来自报社的人也不放开她的手臂。他试图把她拖到休斯顿大街上去。琼还站不起来，仍然坐在草地上寻思总统轿车上的狗。她想跟玛丽说，事实上她也是这么说道：“我终于明白那毛茸茸的小东西是什么了。那是放在他俩中间座位上的玫瑰花。”

两位夫人怀里各自抱着一个垂死的男人，在高速公路急驰，去一个并不明确的地方。车外的一切都一闪而过。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溜冰的时候到了。

李在阻塞的交通中下了公共汽车，走到灰狗长途汽车站去叫出租车。交通因相当明显的原因而阻塞，所以乘公共汽车不太明智。他来到拉马尔街的南端，四周一片警笛声。他瞧见一辆空出租车。他们这儿离主要的阻塞地段还有一小段距离。

他上了出租车，坐到司机旁。外面有一位和蔼的老太太把脑袋伸进车窗，也想叫出租车。李准备下车，把车让给她，可司机已经启动了汽车。李给了他离他的寄宿舍几个街区的一个地址。开了约五六分钟，他们便过了老高架桥。司机说，所有的警车都执行了三号指令——亮起警灯，拉响警笛，他心中纳闷出了什么事。

李下了车，沿着贝克利街向北走去。听着四周刺耳的噪声，他第一次感到了紧张。

我看上去像什么？

对于任何看到我的人来说，我像是从哪里来的？

他查看了停放着的车辆牌号。

我看起来像一个逃离现场的人吗？

他胃中空空的，觉得嘴里有一股生锈的气味，像是什么东西从他的齿龈中流了出来。

橡树崖区的这一地段充满着不和谐的愁苦气氛——房屋出租的招贴、光秃秃的树枝、晃悠悠的晾衣绳，人们的屋前空荡荡的。

他真希望能把那杯可乐带来。

房东太太正在看电视，节目里都在报道今天发生的事。她说了些什么，而他没有理会，径直走了过去。在卫生间里，他不停地撒尿，撒了又撒，好像没完没了。

四周一片噪声。

他走进了他的房间，拉开梳妆台的抽屉，拿出了那支.38口径的手枪。这只是个常识问题。他不能没有枪就离开这里。今天是他一生中最需要保护的一天。

他们会找到希德尔的步枪。在鲁丝·佩因的车库里，他存有希德尔的身份文件。他的钱夹里满是希德尔的东西。所以他用希德尔的手枪也并不奇怪。他们得费很大的劲去分析研究一番。希德尔的一切全在这里了。

他从抽屉里找出了零散的子弹，这是杜帕德从街上买来的。这些子弹能打响吗？

那件蓝色夹克留在教科书仓库的工作间里了，于是他穿上他的一件灰色夹克。无论在何处度过今晚以及他的余生，他都需要一件夹克，况且还得用它来裹枪呢。

他想起了囚室和铁床。

我夹克下面的臀部隆起来一块，任何一个人看到我会觉得我像什么人？

不知名的白种男子。体格瘦削。

他出了门，沿着人行道走着，对下一步该怎么办有点茫然。他的脑子一片混乱。空气中仿佛凝聚着紧张的静电。

我像什么人？

我在街上散步吗？

他沿着贝克利街走着，心想他别无选择，只好进电影院，因为事先说好他们会从那里把他接走。他明白不能相信他们，但他实在是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只有十四美元和一张汽车转乘票。他们可以任意摆布他。他只能朝前走。潜意识告诉他，现在一切得由别人决定。他相信他是无法对付这个局面的。

他看到前方有一辆警车正朝这边驶来。他向左拐到了戴维斯街，他知道自己拐得太急了。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他看到警察眯着眼瞧他拐上戴维斯大街，尽管此刻这辆警车已经开走了。

是的，他打过总统一枪，但没有打死他。根据他的经验，这一枪打在总统后背上部，或是脖子上某个地方，并不致命。接下来一枪他没有打中目标，却击中了州长。第三枪什么也没打中。他们并不知道某些客观情况。他们能肯定站在窗口的那个人就是他吗？事情可能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这是有人刻意安排的。

瘦削的白种男子。身高五英尺十。

那辆警车又出现在视野里，驶上了巴顿街。他走了半个街区，然后转身回到巴顿街，又朝南走去。一定要用计甩掉这辆警车。他寻思，如果他回到起初看到警车的那个地方，那么它就会在另外某个地方了。

我看上去像一个逃跑的嫌疑犯吗？

他们是否猜出谁从教科书仓库里失踪了？

如果有人问我的名字，我该怎么回答呢？

他沿着巴顿街走向第九街。一天中的这个时候几乎没有行人。应该迅速回到贝克利街，然后穿过贝克利街，去杰弗逊街。十二台旧的头发烘干机沿人行道边摆着，草坪上有只垫子。

他很想写一些有关美国当代生活的短篇小说。

在第十街和巴顿街的交叉路口如果看到这辆警车，他希望它正在离他而去。但它却在东边巡驶，正朝他的右侧开来。他穿过大街向东走去时，警车就在他的后面，以每小时十到十二英里的车队速度嘲弄般地尾随着他。

从眼角的余光里他能看到车门上的号码。10号。警车标着10号，而这又是第十街。

他搞不清是他还是警车先停下来，似乎他们俩同时都想这样做。他走到警车客座那一侧的车窗前。

他们俩几乎同时开口说话。李说：“有什么问题吗，警官？”而那个面部轮廓分明、看上去似乎有八分之一印第安血统的警察说道：“你住在这附近，伙计？”

李把头伸进车窗内，闻到了一股烟臭味。他说道：“有什么指教？”

“我看你好像在躲躲闪闪。”

“我在正大光明地走路。”

“可我觉得你是在想方设法不让别人看见。”

车上收音机里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

“我只是一个行路的公民。”

“那么，你也许愿意告诉我你要到哪里去？”

“我认为不必告诉你。我就住在这个地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告诉你的已经够多了。”

他摆出一副受到无端骚扰的架势和态度。他想，即使当时街上有人抬头看到他在窗口向总统开枪，那么，目击者作为证人对他的描述能有多具体呢？

“我是为你好。”

“我只是在大街上行走。”

一个女人出现在第十街和巴顿街的十字路口。

“你带身份证了没有？”

“我是此地的居民。”

“我现在最后再说一遍。”

他不喜欢警察，特别是他们坐在警车里的时候。你得走过去，让他们检查证件，而且一直要躬着身体，把脑袋贴近车窗。

“我只想问为什么。”

“最好马上给我看证件。”

“我听见了。”

“那就拿出来吧。”

“我是一个行路的公民。”

“我最后再说一遍。”

他们俩几乎又同时开了口。警察坐在他的福特车里已有点不耐烦了。收音机里一个声音说道：凌乱的头发。

我们正在第十街，警车的号码也是10。所有的因素都聚集在一起了。

“我说，是否非要我下车不可？”

“你是在骚扰一位公民。”

“我要看看你的手。”

“我们就是这样闹误会的。”

“把你的双手放在车盖上。”

“我听见了。”

“那就他妈的快点，瘦猴。”

警察伸手去抓他那一侧的车门把，眼睛仍然盯着奥斯瓦尔德。现在他俩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我只是想问是什么理由？”

“手，手——我要看你的手！”

“我有权在大街上行走而不被骚扰。”

警察开始挪身下车。他说：“太慢了。”而李说：“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城市里散步并不犯法。”

两个人同时在说话。

警察在车的另一边。大街上来往车辆不多。李从腰间拔出那支.38口径的手枪，朝警察连开了四枪。可怜的傻警察眨了眨眼，嘟哝了一句，张着嘴滑倒在挡泥板上。李看到在离他九十英尺远处有位妇女，他们俩的目光碰了个正着。她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东西，双手捂住了脸。他一路小跑到了巴顿街，然后向南拐。他边跑边从弹膛里退下空弹壳，又装上了子弹。

这位名叫海伦的妇女把她的手从眼睛上移开。她独自一人在大街上尖叫着。警察的帽子已滚到了一边。他侧身躺在那里，鲜血汩汩直流。她拾起了自己的钱包和工作鞋，朝他走去，大声喊救人。她走过去弯下身，对着尸体尖叫着。

这时街上来了一些人，有个男人从一辆小卡车里爬出来。海伦凑近尸体尖声叫喊着。那个男人走进警车里，大声喊道：“喂、喂、喂。”海伦看到街上的一汪血已形成了椭圆形。她绕过尸体，把鞋子放到了车罩上。她弯下腰，查看着警察头部和胸部的伤口。她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的血。

那个墨西哥人对着仪表板叫着：“喂、喂、喂。”

过了一会儿，一辆救护车和许多闪着红灯、拉着警笛的警车开来了。人行道上、草坪上都是车，有人对着街上的血迹拍照。海伦站在街区半道上的木屋前，向一名侦探讲述她所看到的经过。她几乎筋疲力尽了。她说她是市中心“吃得好”餐馆的女招待，正要去公共汽车站乘车上班。她听到连续的三四声枪响，速度快极了。

现场还发现巡警蒂皮特的车盖上有一双白色的小帆布鞋。警察局凶杀科的人站在那里纳闷。他们讨论着这双鞋可能提供什么线索。

韦恩·艾尔科正坐在得克萨斯影剧院里末排座位的中间，观看一部名叫《战斗的呐喊》的黑白影片。影片描写凡·赫夫林和一伙人的故事，他以前从未看过。电影演了约一个小时，赫夫林就枪杀了菲律宾歹徒阿通。故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韦恩确信日本人正准备对菲律宾游击队和他们的美国朋友夜间袭击。他在夹克衫下藏着一支打靶用的手枪，枪管上装着八英寸长的消音器。电影院里还散坐着另外七个人。枪声听起来会像是有人在咳嗽。

影片中有名穿紧身牛仔裤的女游击队员。韦恩在想，不知好莱坞是如何为这样的下午塑造出这些女性来的。她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男人却躲藏在暗处无所适从。这时利昂出现在走廊入口处。他在那里站了片刻，适应一下眼睛。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衬衫露在裤子外面，看上去惊恐万状。他在最后第三排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就在韦恩前两排偏左四个座位的地方。

冷静点，韦恩。不要冲动。

韦恩看着影片里一张张惨白的脸表现出恐惧和欲望。他正等待银幕上的声音更响一点，等待日本人拿着机关枪和手榴弹拥向游击队的营地。他想慢慢从座位上移出来，走到李的身后，低语一声别了，然后扣响扳机，立即退到影剧院的门厅里去。

但他必须等待电影里的噪声和喊叫声。

他要让气氛越来越紧张。

因为那是电影常用的手段。

然而，他没能如愿以偿。利昂进来后四五分钟，舞台附近的边门开了，出现了几个人影。接着，几个人出现在后排，门厅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有人打开了灯，韦恩看见警察在一点一点仔细检查走道。两名持枪的警察站在舞台上，四处观望着。

画面随着声音渐渐消失了。

他们首先搜查了前排的两个人，然后沿着走道走过来。从另一个入口处又拥进来一些警察。警笛在街上不停地响着。一名警察跳下舞台，另一名拔出了手枪。冷静点，韦恩。一个馅饼脸的警察靠近了奥斯瓦尔德。利昂站起身说了些什么。当警察挤进这排座位时，利昂挥拳重重地打在他脸上。警察的帽子在他头顶上转了一圈。他也打了利昂一拳，利昂扭开身子，疼得龇牙咧嘴，接着亮出了手枪。

他们全都扑到他身上。警察们嘴里嘟哝着，膝盖跪在座位上。第一个警察和利昂在椅子上争夺着手枪。警官们叫骂着。韦恩听到啪的一声，仿佛有个锤子砸在某人的手上。他们是从利昂的后面一排袭击他的，抓住了他的脖子和头发。他几乎把一个警察衬衫上的胸牌揪了下来。他们乱哄哄地扭打个没完，笨拙而又紧张。

他们终于夺过了他的手枪，试图给他带上手铐。周围一下子挤满了警察。他们让他吃了点小苦头。

他们给他带上手铐后，把他推上了走道。还有些警察仍然跪在座位边上，在捡他们的帽子和手电筒。他们很快把他带到了影剧院的门厅，包围着他。

韦恩听到利昂在门厅里大叫：“警察，你们这些残暴的警察！”

观众们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站着的观众回到了座位上。前面有个人叫道：“关灯！”还有一个家伙歪着头，仰着脸，也在叫：“关灯，关灯！”大家都在座位上等着，听警笛消失在远方。大家都试着拍手要求继续放电影。后来，韦恩喊道：“关灯，关灯！”十五秒钟后，灯光终于暗了，银幕上又出现了画面。

观众们又心满意足地安定下来。韦恩感到周围有一种电影中断后又重新放映的满足的气氛。这部影片结束后，又开始放第二部故事片《战争是灾难》。

犯人站在监狱的电梯里，此时电梯已经不对一般人开放。四名警探侧身挤进了电梯。他们又高又瘦，穿着黑色西装，系着黑色领带，戴着高顶的西部礼帽，脸上毫无表情。

来了一大帮记者，在走廊上来回走动。他们正等着犯人下楼进入警察局与法庭大楼的三楼审讯室。电视台的移动车上已装好了摄影机，窗台上也架好了通往副警长办公室的电缆。没有人检查证件。记者们接过话筒，跟着警方的官员挤进了盥洗室。大厅里走着许多不知名的人，有来自大楼别处的被告、其他犯罪案件的证人、旅游者、喃喃自语的人，还有穿着破衬衫的酒鬼。楼里一派闹哄哄的混乱景象，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新闻播音员们各就各位，眨着眼睛，小心谨慎。一名记者把警长的背部当成垫板，以保持平衡来撰写新闻稿。

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复嚷道：“让我们见他，把他带下来！让我们见他，把他带下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没有表情的面孔挨着走廊的墙壁排列着。人们蹲在电梯旁等待着。他们感觉到了事物的一种不完整性：阻隔、空间、没人的座位、空荡荡的门厅、断裂、黑乎乎的城市、停止的生命。他们渴望消息，只有消息才能使他们感到完整，才能引起轰动。三百多名记者等候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争先恐后地想挖出一个字来。一个字就是一个神奇的希望，从任何人的口中得到都行。有了一个字，他们便能开始探询这个世界，很快形成一个人们能看到并能触及到的表面。响铃的电话、烦人的喧闹、冒烟的眼睛——这里有一种死亡的气氛，一种萦绕的悲哀。康纳利还活着吗？副总统约翰逊安全吗？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负责人是否高度警觉了？他们在这幢古老的得克萨斯的灰色花岗石的市府大楼里感到被隔离了。他们从收音机和便携式的电视机里听到了自己的报道。但他们真正知道些什么呢？消息是在其他地方，在帕克兰医院或是在“空军一号”，在五楼那个犯人的脑子里。

有人说：“他来了。”人们顿时一阵骚动，仿佛是一群被激怒的蜜蜂。他们推推搡搡，争抢位置，当他——一个戴手铐的瘦弱男子，眼睛肿胀，满脸胡楂——出现在电梯门口时，人们简直有点疯狂了。摄影师们猫着腰往后退，人群中伸出话筒。每个人都叫喊着，向他靠近。一阵吼叫、一股激情冲刷着走廊。新闻摄影机在押送他的几名警察的头顶上游动。警察不得不推开一些胳膊肘，费力地带着他走向审讯室的门。他一只眼睛肿胀着，另一只还有伤疤，身上的衬衫松松垮垮。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出门讨烟抽的家伙。然而，他的脸上却显露出一种自我保护、不愿屈服的神情。一组闪光灯同时亮了，电视照明灯蒸烤着近处的脑袋。记者们瞪着眼嚎叫着。在犯人周围的人堆里，简直呼吸都困难。人们盯着他，大声问道：

“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统？”

“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统？”

他说他被剥夺了淋浴的权利，被剥夺了基本的卫生权利。押送他的警察带他来到办公室门口。

盘问，传讯，站成一排让人辨认。每一次当他走下电梯时，都会感觉到走廊里人群中的激愤、潮湿空气中的怒吼。杀人犯！杀人犯！

在他的囚室里，他思考着两种对策。他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对策。这要看他们对情况掌握多少了。

他住的囚室位于监狱内保安措施最好的楼区的中部。他两边的囚室都是空房。在上锁的走廊里有两个看守日夜值勤。

每次他们把他带回牢房时都会让他脱下衣服。他只能穿着内衣坐在那里。他们担心他会用他的衣服自伤。

一张靠墙的床，一个有缺口的水槽，地板上还有一个倾斜的小洞。没有抽水马桶，他只能使用这个洞口。

有两个人瞧着他的屁股，从他的生殖器上刮下几根毛，小心地把这些样品装进塑料袋。这两个人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

革命必须是解放思想的学校。

在审讯室里有达拉斯的警察、特工处的人、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得克萨斯州巡警、县治安官、邮政稽查官，还有一位联邦执法官。没有录音机或速记员。

不，他没有步枪。

不，他没有枪杀任何人。

他不是他们在鲁丝·佩因家车库里找到的照片上的那个人——一个拿着步枪、手枪和左翼杂志的那个人。照片明显是篡改过的。他们把他的头安在某个人的身体上。他告诉他们，他曾在一家书画刻印社工作过，他了解这样的技术。照片上唯一属于他的部分是那张脸，不知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

他否认自己认识一个叫A.J.希德尔的人。

不，他从未去过墨西哥城。

不，他不愿意上测谎器。

他们问他是否信神。他说，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很清楚，他们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区别。

每当他们把他带下去，他总会听到收音机和电视机里提到他的名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姓名听上去奇怪极了。听到别人叫他的全名，他几乎不觉得是他自己。他只有在表格上特设的一栏里才写上他的中名。没有人会喊他的全名，可现在到处都在这样叫他。他听到它从墙上传来。记者们就这样叫他。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名字听起来怪异、愚蠢、做作，似乎他们在谈论别的什么人。

戴斯泰森毡帽的几个人带他穿过人群回到监狱的电梯里。他把戴铐的手举得高高的，握成一个拳头。满眼是灼人的闪光灯，满耳是粗哑的喊叫声。人们不停地大声问着问题，淹没了他的回答声。电梯升上了牢区。

又回到了他的囚室。这幢警察局与法院的大房子位于河的上游。当他们拉开开关时，灯光闪烁不定。再见了，妈妈。

再见了，雨水冲刷的街道。

再见了，夜晚的经济理论课。

他坐在囚室里，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他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此刻，他脑海里出现了鲁丝·佩因家住的大街、草坪和美国梧桐。玛丽娜已经睡觉了吗？她会惊恐、悲伤吗？她会想她本该对他更尊重些，本该意识到他想法的严重性吗？他希望能打个电话给她。他想象着她从温暖的被窝里迷迷糊糊地伸出手接电话，口中喃喃地说“喂”，而双眼仍然闭着。

不要认为我变成这样是你的过错。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他们又来带他下去。他相信，如果他把故事编得圆满的话，他们不久就会释放他的。俄国人不就是这样释放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的吗？因涉嫌间谍活动而被捕的耶鲁大学教授不也就是这样被释放的吗？因为罪名是捏造的。俚语称狱卒为“狱狗子”。

他们把他带到地下室的礼堂里。这已是今天第四次把犯人带下来了。三次是站队让人辨认。现在是午夜，这次他们要他会见新闻界人士，并能正式地、有节制地谈话。

这里简直是地狱和疯人院。拥挤的人群拥向礼堂。刚从东海岸和欧洲来的记者们也想挤进来，他们满脸是汗，领带松松垮垮的。犯人站在台上供辨认用的单向屏幕前，双手反铐在身后。摄影师们从下面横着向他走来。记者们对他大声叫嚷。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哀叹声，仿佛是富有魅力的演讲。警长无法进入礼堂。他侧身往里挤，使劲用手推开人群。他担心犯人的安全。

一个粗壮的男人挤过人群，把来自外埠的记者们介绍给达拉斯警察。他递过印着他的夜总会名称的新名片。此人除了杰克·鲁比还会是谁？他对这张名片感到自豪，名片上画着一只香槟杯子和一个穿黑色长筒袜的光屁股姑娘。这能吸引广大顾客，当然是那些有派头的顾客。没有人对杰克待在礼堂里提出异议。他进入大楼时就带着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他在寻找一个叫乔·朗的电台记者，因为他有一打玉米牛肉三明治在外面的车里，打算让这名记者把这些吃的带给KLIF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正在把这起疯狂的事件报道给存有疑虑的市民，已经工作到深夜。而他却找到了罗斯·奈特，那位节目主持人“怪胡子”，甚至还安排了会见。他为罗斯开道，好让他能为当地电台录下地方检查官的讲话。杰克今晚是来充当记者和新闻贩子的。他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他已准备好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以便能抢到只言片语，可以提供给全国广播公司。

对了，伙计们，把这个“小老鼠”的照片拍下来。

他寻思，过一会儿也许该去《时代先驱报》报馆，看看排字间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在他车内有一副健身板的样品，他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让大家快乐一番。人们总能看到杰克跳着滚动伦巴舞，以展示他的健身板产品。

总统遇害的惨景又浮上他的脑际。他抽泣起来，向后墙边的一名记者哭诉着。

伙计们，问一下这个刁猴他为什么这么做。

记者们仍然无休止地喊叫着。犯人大声回答着问题或做着解释，但没有人能听见他的话。警察局内一片吵吵嚷嚷。这里太拥挤了，很不安全。警探们冲进来，立即结束了这个尚未正式开始的记者招待会。

他们把他带回囚室。他又脱到只剩下内衣，坐在床上思索，仍然感觉到礼堂里的嘈杂声在他的耳边回响。囚室就像细胞，是最基本的状态，是人世间原始的现实。

他可以采取两种对策中的任何一种，这得看他们到底能证实什么和不能证实什么。当时他根本不在六楼，而是在午餐室吃午饭。他是整个阴谋的受害者。他们策划这件事已有多年，观察他、利用他，在他清白的生活中伪造了一系列的证据。他可以说，他唯一的罪责便是为真正的阴谋者背了黑锅。不错，他是在窗口打了几枪，但他没有杀任何人。他并没有真正想致人于死地。他只是想达到一种政治目的。别的人才应该对这一谋杀事件负责。他们早已安排好一切，让他看起来就像那个独行枪手。他们把他的脑袋安在别人的身体上，在身份文件上伪造了他的名字，使他成为历史的傻瓜。

必要时，他将说出每一个阴谋者的名字。

达拉斯

迪利广场是个颇具对称美的地方。中央大街从铁路高架桥下笔直地伸出，直至达拉斯市中心，把这里的柱廊、围栏、三角形的草坪和波平如镜的池塘分成两部分。在中央大街的一边，埃尔姆大街从高架桥下弯出，随着逐渐升高的地势，经过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这座书库的六楼窗口，就是手持步枪的李·奥斯瓦尔德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在中央大街的另一边，交通繁忙的商业街向东延伸，进入市中心六个街区，就到了旋转木马夜总会。此刻是凌晨四点钟，杰克·鲁比正坐在夜总会他的办公室里，诅咒杀死总统的那个得意洋洋的坏蛋。

杰克独自一人，呕吐不止。他几乎吐出了三个星期以来吃下去的所有食物。他的哭骂持续了五分钟，呕吐也持续了五分钟。他实在不能忍受再次听到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了。即使远离外界影响，这个名字也总是不断出现在他脑海里，使他无法思考任何事。

有些夜总会在星期五夜里依然开放，但杰克关掉了他的旋转木马和维加斯两个夜总会。他对自己许下了诺言：周末歇业，以纪念总统遇害。

他把呕出来的东西吐在一个为他那副健身板特制的化纤袋里。然后，他给室友乔治·塞纳特挂了个电话。

“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我在干什么？我在睡觉呀。”

“笨蛋，他们杀了总统。”

“杰克，那是昨天的事了。”

“我们要马上出去拍照。宝丽来相机在哪儿？”

“在夜总会里。”

“你知道那些检举证据吧？这附近就有一个。我这就开车去接你。”

“你要知道，麻烦事总赶在我起床与你上床的同时。时间为什么凑不到一块儿呢？”

“快穿衣服。”杰克催促道。

杰克找到了相机，开车向他们俩住的公寓驶去。这幢公寓楼位于一条高速公路旁，看起来像个汽车旅馆，只不过功能不一样罢了。乔治身穿宽松的衣服，脚蹬拖鞋，正坐在楼外的铁制楼梯上等他。他们俩又驱车回市中心。

杰克向乔治解释了一下这次任务的性质。

首先引起杰克注意的是《新闻早报》上的那则广告。广告上写着：欢迎肯尼迪先生光临达拉斯。接着是一连串的谎言和诽谤。杰克当时并未完全理解这则广告的含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广告的恶毒语气。当然还有那黑框，还有那广告底下的签名“伯纳德·韦斯曼”。这是一个犹太人或某个冒充犹太人从而往犹太人脸上抹黑的家伙。后来他开车时碰巧见到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弹劾厄尔·沃伦。广告和宣传牌上都标有邮政信箱号码。杰克细想这两件事之后，他相信那两个号码是相同的。

“所以我打算找到这两个号码对一下。”

“你认为是同一个人干的？”

“我认为这两件事都是由同一个人或集团指使的。因为都是针对总统的，所以我正试图以一名罪案记者的心理来思考这事。”

他们驱车驶过市中心的边缘地段，想找到那个弹劾厄尔·沃伦的宣传牌以查出那信箱号码。杰克坚信这其中必有阴谋，最大的嫌疑犯是约翰·伯奇协会或共产党。他带着纸笔以便记下详细情况。

街上没看到一辆别的汽车，他那种明确的孤独感又涌了上来。红绿灯只是为你一个人变换着。

到中央高速公路上，他又呕吐了。他打开车门，右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低头吐在路上。根据离他只有几英寸的白线，他能分辨出车的走向。乔治大叫着让他停下，不然就让他来驾驶。杰克直起身来叫他不用担心。当他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在芝加哥最危险的街上这样开车了。接着他又俯下身去呕吐。这次他在车门外吐得半死不活，全是因为情感上遭受重创的缘故。

在霍尔大街他们发现了那块宣传牌。乔治走下车去，借助闪光灯照了三张照片。对杰克·鲁比来说，这就算找到了一条主要线索和具体的物证了。现在他们还得找到那份报纸上的广告，以便对照两个信箱号码。杰克不记得把那份报纸扔在哪儿了。他们驱车去南国饭店的咖啡馆小憩片刻，放松一下心情。这地方要么刚关门，要么刚开门。一个老黑人弯着腰正在拖地。他们在吧台边坐下，那儿正好摆着一份《新闻早报》。两个人对视了一下。杰克迅速翻开报纸，找到了那则广告。乔治取出了宝丽来相机。

两个号码并不相同。

杰克环顾四周，想找个侍者要点咖啡。他对号码的事未置一词，呆呆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一个身着T恤衫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竟然无缘无故刺杀我们的总统！

当驱车驶过旋转木马夜总会时，他们看了一下杰克挂起来的告示，只有两个字：停业。

他们回到了家。杰克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就着柚子汁吞下了一片苯甲吗啉，然后收看电视里一位著名的纽约犹太教士的演讲。

这位犹太教士有一个优美的男中音的嗓子。他用崇敬的口吻说道：有这样一位美国人，他奋不顾身地参加过每一场战斗，去过每一个国家，但回到美国后却被人暗杀了。

这番讲话，再加上教士那精美的措词，在杰克脑海中激起剧烈的悲伤。他关掉电视机，抓起了电话。

他打电话给四个人，告诉他们这个周末他关闭了他的两个夜总会。

他打电话给在芝加哥的姐姐艾琳，一边说一边哭泣。

他打电话给KLIF电台，要求与“怪胡子”通话。

“说句老实话，”杰克说道，“我根本听不懂你在广播里说些什么。但只要有你的节目，我就会收听。你的嗓音有几分抚慰作用。”

“个性化电台。这是个新事物，杰克。”

“我在达拉斯怎么见不到一个‘胡子’呢？”

“我是独一无二的。”

“拉斯，你这人不错，所以我打电话来想问你个问题，”

“尽管问好了，杰克。”

“厄尔·沃伦是什么人？”

“厄尔·沃伦。我们是在说布鲁斯音乐或摇滚乐吗?有一个叫厄尔琳（“老大姐”）·沃伦的在西海岸演唱过一段时间。”

“不，是弹劾宣传牌上的那个厄尔·沃伦。那是块红白蓝三色的宣传牌。”

“‘弹劾厄尔·沃伦’？”

“就是他。”

“他是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杰克。是联邦最高法院。”

“这些事简直弄得我心乱如麻。”

“谁能责备你呢？”

“这是发生在这座城市里最糟的一件事了。”

“一个小个子来把一切都搞了个底朝天。我们要让他承担罪责。”

“别提他的名字，”杰克说道，“听到他的名字会使我心里更不好受，就像看见一条狗在泥土中玩弄我的肝一样。”

星期六下午。李·奥斯瓦尔德坐在监狱的一间小玻璃隔间里，他右边的架子上有一只话筒。房间对面的门开了。她从这扇门向自己的儿子走来。她是个罗圈腿，两眼无神，脸部皮肉松弛，满头的白发，又长又亮。她坐在玻璃隔墙的另一边，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儿子，凝视着，仿佛要把他印进脑海似的。两人同时拿起了话筒。

“他们打你了吗，宝贝儿？”她问道。

接着她告诉他，她是怎样从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又是怎样驾车回家打电话给《星球电讯报》，请他们用新闻车带她来达拉斯的。后来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盘问过她，这两个人都叫布朗。她告诉他们，为了国家安全，她希望这事不能有一丝泄露——她儿子是用国务院资助的路费从俄国返回美国的。对这两位布朗先生来说，这可是件新闻，他俩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他们正在录下我们的谈话，妈妈。”

“我知道。我们说话小心点就是了。我告诉他们，我一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他们说：‘可你是他母亲，奥斯瓦尔德太太。’我说，我一直在别人家里当保姆，我儿子和媳妇也没有告诉我他们搬到哪里去了。这两个人只是不停地说：‘可你是他母亲，可你是他母亲。’我说，我甚至不知道我又添了个小孙女。我忍受了一年的冷清与寂寞，而现在电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广播关于我们家的新闻。”

联邦调查局的这两位布朗先生正在四处寻找嫌疑犯。杂志记者们把奥斯瓦尔德一家困在阿道弗斯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这件事安排得极为机密。一家人被小心谨慎地从一处迅速转移到另一处。全家人一个不漏：被指责的母亲、哥哥、那位俄国妻子以及两个小孩。大约有十八到二十个男人陪着他们，怀疑他们的同时又在相互猜疑。这些人中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有特工处的人，还有《生活》杂志的记者。其中有一个人不停地拍着照。当玛格丽特卷下自己的长筒袜时，他也照了一张——一张这位母亲在历史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脱袜子的照片。

“他们这样干，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她对李说，“我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很小心谨慎。我知道一旦出错，他们就会把这些错误串起来，指控我们，并把这事与俄国联系起来。”

两个孩子由于不适应饭店的环境，患了小儿腹泻。尿布从房间的这头一直晾到了那头。要不是总统死了，她根本不会知道自己又有了个孙女。

当玛丽娜走进会见室同李交谈时，她并不知道警方已经发现了她在尼利大街后院为李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在鲁丝·佩因的车库里和李的其他物品混在一起。玛丽娜本人在小琼的小人书里面发现了被警方忽略的两张照片。照片上有那支致命的步枪：一张左手持枪，另一张右手持枪。

她把两张照片都藏在自己的一只鞋里。

“没什么可担心的，”她通过话筒对他说道，“朋友们可以帮你。”

看到他这副模样，玛丽娜不禁心痛。不仅是因为他脸上的那些青肿和抓痕，还因为他仿佛置身梦中，他是不寻常的黑夜中一个扭曲的身影。

她回想起结婚时他那张温和的、孩子气的脸。想当初，一个美国人不期而至，邀请她跳舞。那时他的脸几乎是胖乎乎的，冻得泛着玫瑰色的光泽。头发一分为二，干净利落，衣服也熨得平平整整。他甚至比她还整洁，上床时干干净净，每个习惯都很卫生。

接着，她想起他在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做工的那段日子。他有时溅得满身油污，体重下降，头发脱落，累得像死狗一般。他睡觉时还流鼻血，而且不肯换衣服。

此刻，眼前的他又是另外一种形象了：鹰钩鼻，黑眼睛，一边的眉骨肿了起来，衣服过于宽大，犹如一个灰皮肤的幽灵。她瞧着他那隆起的喉结，那突出的鼻子。他颧骨下的双颊深陷，鼻子也就越发显得像一个鸟喙了。

她想，他一定在为自己看上去如此狼狈而不安。

他劝她别哭，嗓音温柔而伤感。他告诉她，他们俩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录下来。

因此，她不能告诉他藏在自己鞋里的照片，也不能告诉他昨夜警察离开后她发现的另一件东西。这就是他的结婚戒指，是放在卧室五斗橱上的一只小咖啡杯里的。星期五那天一大早，他把这枚戒指和自己的钱一起留下了。

钱，照片，结婚戒指。

他曾三次要求她同他一起去达拉斯生活，而她三次都拒绝了。

他嘱咐她给琼买鞋，劝她别担心，要她代他吻吻两个孩子。

看守过来把他带离座椅。他退着走向门口，望着她，直到消失。

在她俄国的家中，瓦尔娅婶婶可能正在桌上摆放德国泡菜，擦洗铜器，忙着一成不变的那些家务，或者同伊利亚叔叔去拜访安德里亚诺夫一家。他们过着一种安闲平静的生活，等着一场大雪的降临。

她根本不知道那名警察的事，也不知道康纳利州长的事。直到最近的一天才有人告诉她，李被指控伤了两人中的一个，并残忍地杀了另一个。

李被带回囚室。他脱下衣服递给看守。他吃了一顿有小豌豆、煮土豆和肉类的午饭。

这里的一切并没有使李不知所措，他也不去想以后将会发生什么。记者们以及走廊里的喧嚣都没有使他惊讶。执法人员只是问一些明显的问题。即使他不去揣测他们的提问，他们问的也不过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间囚室跟他以前待过的完全一样。穿着内衣坐在木板床上，听着龙头里的水滴滴嗒嗒地落在水槽里——这一切都没什么新鲜的。他准备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慢慢进入一个囚犯的角色。他什么也不怕，他有勇气在这儿待下去。这里的一切只会使他变得更坚强。

他的胃口也恢复了。这是他真正能咽下去的第一顿饭。杯子里有咖啡。他一边喝一边思考着，同时听看守们在狭窄的走廊上小声聊天。

他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把这场戏演下去。他可以告诉他们，他就是那个独行枪手。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没有别人。这是他一生斗争的顶峰。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向政府的反卡斯特罗政策抗议，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事业推进到美利坚帝国的心脏。他孤军奋战，仅凭自己的计划和手中的武器。三发子弹，枪枪命中。他是个出色的来复枪手。

星期六夜晚。戴维·费里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开着车兜来兜去。他的猴皮帽歪戴在头上，整个脑子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歇斯底里状态。

总统遇刺时，他正在新奥尔良联邦法院的一个审判庭里。当时，法官正在对卡迈恩·拉塔的逃税案做出判决，判决对这个老头有利。

在利昂被警察抓住的时候，费里正在公寓里打点去加尔维斯顿的行装。当他把缀有金边的东方航空公司的机长帽放进睡袋时，收音机里传来了利昂被捕的消息。

这消息立刻使他陷入了惊慌。他相信，惊慌是动物为确保自身繁衍而采取的一种天生的保护措施。它的历史比理性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他继续收拾行装，只是手脚更快了，然后匆忙下楼去开车。

他驱车在新奥尔良兜了几个小时，一直聆听着新闻广播。之后他给汽车的油箱加满了油，冒着海湾城市常有的暴风雨，向西驶去。七个小时后他赶到了休斯敦。

他在休斯敦兜了几圈。凌晨四点半，他在阿拉汽车旅馆住了下来。由于没兴致说些爱国主义的双关语，他对前台服务员说的是西班牙语。进屋后，他给新奥尔良的朋友、情人和牧师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试图从这些电话中寻找安慰。甚至在跟那些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的人通话时，他也说西班牙语。

他害怕利昂会向警方供出自己的姓名。

他害怕利昂会被处决。

他害怕利昂会把他的借书卡放在钱包里，不论现在是死是活。他似乎记得曾经让利昂用过他的卡。

早晨，他买来报纸和咖啡，坐在车里收听新闻。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也随着播音员的舌头颤抖。他驶向一家溜冰场，又打了一些电话。巴尼斯特不愿同他通话，拉塔正在休息。他又打电话给曾向他学习飞机驾驶的男孩子们。溜冰场的风琴响了，这使他想到了彻底的死亡。他出了溜冰场走向汽车。

每年的这个时节总让他心情沮丧：乌云笼罩着天空，寒风刺骨，落叶缤纷，薄暮低垂。夜色降临得太快，人们往往还没有心理准备，天就黑了下来。这令人恐惧，使人的灵魂无以遁形。他似乎听到了修女们长袍的窸窣声。冬天的确来到了，而我们让它在大地上游来荡去。我们一定能用某种歌声或诗句、某种民间的法术来平缓它带来的恐惧。“白骨精皮特”来了。天空、大地，它无处不在。我们打开大地，它从中走出，向我们逼近。他把车开上了45号州际公路，向南驶去。他不想让他们杀了利昂。一种死一般的恐惧充溢了他的全身。快到加尔维斯顿时，这种恐惧已钻进了他的骨头，吮吸着他的骨髓。

他开着车在加尔维斯顿城内兜圈子。那架飞机也许仍然停在机场上。他想他可以飞离这儿，驾驶一架派普·阿兹特克飞机，撇下刺客，独自逃往墨西哥。这想法一点也不疯狂，它似乎是符合这个事件的一种程序。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彻底的死亡。只有某种程序才能帮他摆脱死神。

他在一家叫“漂流木”的汽车旅馆住了下来，用西班牙语打电话。

他来加尔维斯顿做什么？难道不是要从这儿驾机飞走的吗？这想法的确吸引过他。他是个飞行员，一个空中大师。他已做好准备：如果越过波光粼粼的墨西哥湾，飞到那个荒远的、酷热笼罩的、雾气缭绕的山区，即使在某处棕色的土地上被抓，他也愿意从容就死。这是他坚持的原则，而墨西哥是一个懂得死亡尊严原则的地方。

他挂通了给巴尼斯特的电话。盖伊告诉他，正在筹划一件事，一个很冒险的计划，一次远射。戴维·费里决定好好睡一夜，第二天一早返回新奥尔良。

迪利广场的草坪上摆满了花圈和花束，表达了人们对总统的哀悼和离别之情。杰克·鲁比在午夜时分驾车驶过这些街道，深受这种气氛和情绪的感染。他的车在广场上弯来绕去了六七次，经过七八家夜总会，看看哪一家还在营业。看到一些人利用自己同胞的悲恸大肆赚钱，他气得牙关紧咬，这些家伙暗地里使自己成为仅有的在举国哀悼的周末大发其财的人。整整一天，他驱车在达拉斯市中心转来转去，在各处观看电视报道。到处都在哀悼总统之死。电视里播放着总统家人悲痛欲绝的场面，重现着总统遇害的全过程。他认为，这起谋杀案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耶稣蒙难还要重大。这次事件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反响，它在荧屏上的重现几乎就像当年耶稣蒙难一般。上帝保佑犹太人！空苏打水瓶在杰克脚边散落了一地。

他开车回家，从冰箱里翻出东西来大吃一通。他觉得，只有拼命往肚子里塞东西，才能压倒心中的绝望情绪。他想自己动手做些吃的，一面闻着那气味，一面瞧着动物的血在锅里迸溅。吃下血肉，吞下软骨。他需要被嚼烂的肉和碳酸水在牙缝里嘶嘶作响，这能增加他的意志力。

他花了十分钟做了一份三明治，却没有心情吃它。他走进起居室，拿起一份报纸看看自己登的那份停业广告内容是否妥当。乔治正蜷缩在沙发上，穿着杰克的旧睡袍，手里拿着一个湿漉漉的啤酒罐。

杰克给在底特律的哥哥厄尔打了个电话。

接着他又打给住在本市的姐姐伊娃，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或第四次在电话里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了。伊娃哭了起来，她伤心极了。杰克把话筒递给乔治，让他听听伊娃的哭声。那是一种悲痛欲绝的发自内心的啜泣。杰克和伊娃都在哭，而乔治站在那里，左颈下夹着话筒，看上去深受感动。

杰克上床了，黑暗中他两眼死盯着天花板。每次当卡车驶过桑顿高速公路时，天花板都发出纸张被撕裂一般的声音。电话铃响了，他走进起居室拿起了话筒。听了大约二十秒钟后，他穿上衣服驱车去旋转木马夜总会。

他走上狭窄的楼梯，打开电灯。狗在后屋里叫了起来。他坐在办公室里，用手梳理着头发，觉得急需治治自己的头皮了。

他听见了脚步声。接着杰克·卡林斯基走进了办公室，略带疲倦的神色。他穿着一件敞领T恤衫，伸长的脖子满是褶皱。此刻他看上去老态龙钟，不知所措。他掸去沙发上的一些狗毛，坐了下来。

“这座城市发生的事太可怕了，杰克。每小时都有来自海外的哀悼和对事件的质疑。欧洲人已认定这是一起阴谋。我们还指望什么？他们的行刺、阴谋和毒药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这是对我们很不利的看法，对这个城市以及我们大家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当我想起我父亲来自一个波兰山村……”

“波兰山村，不错。”

“他从波兰山村来到美国，参加了芝加哥的木匠工会。”

“他抚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杰克。这正是我们要维护的。知道悲剧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知道我那待在养老院的八十八岁的母亲在电话里对我怎么说的？要我告诉你她说什么吗？‘感谢上帝，这个奥斯瓦尔德不是犹太人。’”

“感谢上帝。”

“我说的对吗？最近两天有许多人都说着同样的话：‘感谢上帝，这个奥斯瓦尔德不是犹太人。’”

“还说：‘不管他是谁，至少我们知道他不是犹太人。’”

“我说的对吗？人们正是这样说的。”

“当我想起我父亲……”杰克·鲁比说。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

“他总在喝酒，喝酒，失业了多年。我母亲一辈子只会说意第绪语，到死都不会用英语拼写自己的名字。”

“这正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是说，我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

“我坚信，一个人必须为其自身价值而奋斗。”

“别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隐瞒，也不逃避。”

“这正是我今天刚同卡迈恩谈论的话题。我同卡迈恩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他提到了他对奥斯瓦尔德的担心。这事使整个国家都难堪，人们私下都在议论纷纷。我告诉你人们的想法。他们要这个奥斯瓦尔德消失。这就是制止流言飞语的办法。人们要奥斯瓦尔德销声匿迹，杰克。他是个讨厌鬼，人们不愿意再看到他。”

“人们的情绪快要决堤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的确像海潮一般。在街上你能感到人们的怒气。这种情绪感染了每个人。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也被卷了进去。看看报上那则加厚重黑框的广告和下边犹太人的签名吧。人们会注意这些东西的，会把这一切搜集起来。人们的极端情绪会指向犹太人。”

“我个人的感觉就像被扔进了粪坑里。”

杰克·卡林斯基点了点头。

“我对你直说吧，谁干掉奥斯瓦尔德，谁就会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最勇敢的人。奥斯瓦尔德一定会被除掉，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据说已经有关于民众随时会产生自发行动的报道。人们想把奥斯瓦尔德从地球上抹掉。无论谁做成了这事，人们都会为他树立一座丰碑。这是我所见到的一条成为英雄的最快的捷径。”

“你去对卡迈恩说吧。”

“他提到了你的名字。托尼·普什告诉他的。他们是在新奥尔良知道你的，杰克。”

“在古巴事件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干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个奥斯瓦尔德会把一切都弄糟的。他懂得如何含糊其词，把头脑中贮存的别人的名字拿出来和警察兜圈子。卡迈恩想让事实得以澄清。”

“我下午顺道去了警察局。有人说奥斯瓦尔德将被移送到县监狱去。”

“我正要谈这事。这是他们在处理重罪案中必须遵循的程序。这个城市处理事件的法律程序真是荒唐可笑。暴力案的罪犯反倒有更多的机会逃脱制裁。这也算是个地方特色吧。杰克，你和我一样清楚：杀人犯比盗窃犯更容易被免于追究。”

“这得看人们的反应如何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这是在按旧时西部的方式处理问题。这种处理方式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了。倘若一个街头黑鬼在枪战中杀了另一个黑鬼，这种事根本就不会拿到法院去审理。”

“没人会在乎那种案子。”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是说，崩了像奥斯瓦尔德这样一个家伙，事情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的。你能想象因为除掉这个家伙而被重判吗？”

“人们想要他消失。”

“你将看到人们为之欣喜若狂。凭你现在这种状况，杰克，你对达拉斯这座城市来说有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你是个芝加哥人，一个北方来的江湖骗子。更糟的是，你还是个犹太人，一个非犹太社会里的犹太人。我们在这儿骗谁？你不过是个脱衣舞夜总会的老板，只拥有一些屁股和奶子。这就是你对于达拉斯的价值。”

“我们在骗谁？”

“我们在这儿骗谁？”

“当我想起了我母亲……”

“这正是我要说的。”

“我母亲疯了，疯得很厉害。我无法描述那种恐惧。我以前常常注视她的眼睛，发现那里面没有一点人的情感。她不停地尖叫，发火。那就是她的生活。父亲揍她，也揍我们。她又揍我们。她认为我们都在乱搞性关系，兄弟姐妹之间一直在乱伦。我从没上过学。我还打架。我为阿尔·卡彭纸品公司送过信封。”

“我正要说我的观点。这事造成了对我们大家都不利的压力。”

两人心情沉重，沉默了片刻。

“‘感谢上帝，他不是犹太人。’”

“‘感谢上帝，不管他是谁，至少他不是犹太人。’”

“杰克，你肯定在街上听到过差不多我两天来一直听到的那种说法：谁杀了那个共产党恶棍，谁就真正把达拉斯城从这种震撼世界的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人们在街头巷尾的议论。”

“卡迈恩怎么说？”

“问得好。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盟友，你将得到保护和支持。卡迈恩他自己提起了那笔贷款的问题。我想你会对他提出的条件满意的。”

“条件是……”

“条件是要承担起为这座城市除害的责任。”

“说明白些。”

“杰克，你一生都漂泊不定。这是你的一个机会。你可以挥舞你的拳头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了。难道你想在得克萨斯这地方卖一辈子女人的奶子和屁股吗？干一番大事吧，你可以名扬四方。”

“那么你指什么，杰克？”

“把他从日历上抹掉。”

“干掉他？”

“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咽气。”卡林斯基带着一种伤感的口气说道。

他剥开一支雪茄的包装纸，但并不急于点燃。他看上去又老又憔悴，像一个候诊室里的病人，满腹心事，紧张不安，弓着背坐在沙发上。

“卡迈恩提出不要你偿还这笔贷款。我们提供这笔贷款，然后把债务一笔勾销。四万美元，即时兑现。现在只是看你的行动有多快了。我们希望越快越好。我们不愿看到长时间按兵不动。”

“我的两个夜总会怎么办？”

“我们会照管它们的。我对你的生意重振旗鼓信心十足。想想看，人们将会炫耀自己光顾过旋转木马夜总会——那位消灭奥斯瓦尔德的英雄杰克·鲁比的夜总会。”

“这要看那时是什么气氛了。”

“成批成批的外地人也会光顾你的夜总会。你有枪吧，杰克？”

“你说呢？”

“卡迈恩正得到达拉斯黑道人物的密切合作。他们有人从警方内部提供帮助。警方准备通过地下室把奥斯瓦尔德从大楼里提出来，大约在上午十点以后。那儿有两条坡道通向街上。”

“一条通向中央大街，一条通向商业街。”

“听我说，杰克。坡道将戒备森严。大楼的入口将会关闭，大楼两翼之间的折门也将被锁上。所有的电梯都将切断电源，除了他们将带奥斯瓦尔德下来的那个监狱电梯。”

“或许我可以直接从坡道上走下去。”

“听我说完。”

“那大楼里的人都认得我。”

“明天你不能走下坡道。他们会放进一批带记者证的记者。数量有限制，主要是拍照。这次移送人犯的事极为谨慎，警方增派了人手。他们决心不出任何纰漏。”

“那我怎么进去呢？”

“我正说着呢，杰克。沿大楼东侧有一条窄道。你走那儿不会被人发现。走过一半，你会看到大楼新造的那一半——市政附属建筑有扇门。门平时总是上锁的，但明天我们会想办法让它开着。门边没有警卫，你从那扇门进入大楼。你一进去就会看到电梯和楼梯。你从楼梯下去。那是火灾应急楼梯，你就从那儿进入地下室。”

“警察怎么带他出来？”

“把他铐在一名警探的手臂上，还有一名警探在他的另一侧。你的枪是什么型号的？”

“是.38口径的短管手枪。可以装进裤兜里。”

“那你的下身将鼓起天下最大的鸡巴了。”

卡林斯基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怪笑。杰克坐在桌后，目光茫然。这次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杰克独自用了一个小时来计算如何在没有周末收入的情况下支付近期的雇员工资和账单。这种琐碎的计算让他头皮发紧。

他翻开通讯录，找出一个电话号码。他打电话给正在家中的拉塞尔·夏夫利，他的一个警探朋友。时间已过了凌晨三点。杰克听着话筒中传来了孤零零的振铃声。

“喂，是谁？”

“你好，拉塞尔。”

“你他妈的是谁？”

杰克迟疑了一下。

“明天奥斯瓦尔德那混蛋移送县监狱时，有人打算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干掉他。”

他又迟疑了一下，然后放下话筒。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囚室中醒了过来。他慢慢意识到已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使命。一个人犯罪过后便会在脑中重现这一过程。这时他才有心思来分析真理和罪孽的深层含义。现在是思考的时候了，是反复琢磨这事的时候了。这个罪案显然会产生有助于深层理解的材料。他将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关键一刻，那定在草坪上的人影以及停下的闪闪发光的豪华轿车。是进一步了解自己，探寻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意义的时候了。他要在脑海中将自己的行为变换上百次，加速和延缓，转换重点，找到其中的细微差别，审视自己生命历程的转变。

这才是真正的开始。

他们会为他提供纸张和书籍。他将让他的囚室堆满关于此案的书。他有的是时间来自学刑法、弹道学、声学、摄影技术。他将钻研和利用与此案有关的任何材料。人们来看他，先是律师，然后是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很清楚，他的生活现在只有一个主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他和肯尼迪是一对搭档。窗口的枪手和中弹者及其历史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想法支撑着身陷囹圄的奥斯瓦尔德，给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

在牢里待的时间越长，他就会变得越坚强。现在人人都知道他是谁了。想到这里，他浑身充满了力量。显然，他有一段更有利的时间来开始深入地解读此案，来作自我分析和行为重现。他不再将坐牢看作是永生的苦难。他已发现一间小小的囚室对他的真正意义。即使住在只有这囚室一半大的房间里，他也能自在地活下去。

星期天早晨。杰克与往常一样穿衣起床，新的一天开始了。他花了点时间来仔细考虑事态的发展。他喝着柚子汁，在起居室里来回踱步。乔治正在沙发上看报，杰克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目光茫然。

“杰克，你知道我不善于形容脸部特征，可我想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杰克打开电视，然后洗漱、刮脸。他用的是威尔金森剑牌刀片，因为这牌子名称好听。刮完脸，他拍上了点润肤露，以致脸有点微微作痛。他做了份炒蛋，又煮了些咖啡。他在用早点时仍穿着短裤，同时读着《时代先驱报》的第一版。报上登着一封给卡罗琳·肯尼迪的公开信，信中那发自肺腑的悲痛情感使他再也无法下咽了。他脑海中又闪过总统和他可爱家庭的悲剧。

电话铃响了，是“大奶子宝贝”布伦达·琼·森西博从她在沃思堡的公寓打来的电话。

“杰克，我家的房租到期了。家里也没一点吃的了，我和孩子们都饿着。”

“我可很少接电话的……”

“那我就直说吧，不浪费时间了。昨晚本该发工资的。”

“你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停业。”

“我并没有说停业不对。你只要告诉我，不发工资我怎样度过这一个星期呢？”

“你已经从周薪里支走一部分钱了。”

“别怪我，也别这么无礼，杰克。我只想预支一小笔钱，好让我的孩子们不至于就这样整整饿一天。我是你的一根台柱子，这你清楚。我只想吃饱肚子过这一天。我还需要交点钱给房东，免得他吵吵嚷嚷的。”

“要多少，婊子？”

“二十五块。我没法去达拉斯，但如果你用电汇或别的什么方式把这笔钱寄来，我可以去市中心领取。”

杰克想到离警察局和法院大楼约半个街区处有一座西联大厦，邮电局就在里面。她真够幸运的。如果他抓紧时间，可以先给布伦达把钱电汇过去，然后再去杀掉奥斯瓦尔德那个混蛋。

他就着剩咖啡吞了一片苯甲吗啉，接着穿戴起来。黑套装，灰色软呢帽子，一条丝领带打成大三角式样。他带上自己的爱犬西芭，告诉乔治他要去夜总会。下楼后，他把狗放在他车子的前座上，发动了汽车。

这时出发有点晚了。但他并不想早到那儿，这样就意味着他干这件事并不是有预谋的。他开过迪利广场，走的不是正常路线，目的是要再看看那些花圈。他问西芭是否饿了，是否想吃她的爱尔波牌狗食。最后，他把车停在西联大厦对面的一个停车场里。他打开行李箱盖，取出狗食罐头和一个启罐器，给西芭调好一顿狗食，并把它放在前座上。然后，他从钱袋里取出两千美元塞进衣袋，这通常是一个夜总会老板进屋时的派头。枪放在他屁股右侧的口袋里。他帽子里面印着他的名字，是烫金的。

他穿过街道，进邮电局填好汇款单。营业员打在收据上的时间是十一点十七分，这比杰克想好的时间还晚。他今天第一次有点急急忙忙。不到四分钟，他已经站在警察局下面那个黑暗的车库里了。

他想，这么容易我就到了这儿，这说明他们是想让我杀了他。

他穿过空寂的停车场，向停在两条坡道之间的两辆无标志的福特车走去。这时他听到有人说：“他来了，他来了。”开始他以为是在说自己。他向上走了一小段斜坡，站到了一群新闻记者身旁。人声喧嚣，响彻屋宇，空洞的回音充溢着各个角落，还有汽车引擎的轰鸣，以及各种设备的咔咔响声。到处是便衣和戴着白帽子的警察。警探们靠墙从监狱办公室到坡道上排成一线。拉塞尔正站在那儿，但杰克没时间让他注意到自己。大部分新闻记者和三家电视台的摄影机集中在靠杰克右侧的坡道上，这条坡道直通中央大街。另一条坡道的顶端停着一辆银行的装甲运钞车。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时间安排得极为紧凑，地点也极为精确。聚光灯亮了。一切都失去色彩而变成了黑白的影像，除了强光就是暗影。他看见一群警察押着犯人从监狱办公室里出来。犯人身穿一件黑色套衫，看上去像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无名小卒。

新闻记者们一阵骚动。接着，闪光灯的咔嚓声和人们的喊叫声回响在四壁间。这一切对杰克来说都显得有点怪异。现在他已经在阴湿的地下室里出现在人们面前，闪光灯的强光照在他身上。通往外面的坡道被废气熏得污迹斑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辛烷的气味。

他来了。

杰克走出人群，预见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从口袋里掏出左轮手枪，悄悄地用手掌把它紧贴在大腿上。人们让出了一条通道。在他和奥斯瓦尔德之间没有人挡着。杰克把枪亮了出来。他向前跨了一大步，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中奥斯瓦尔德腹部，距离只有几英寸。奥斯瓦尔德两臂抱在胸前，双眼变得僵直。他叫了一声，那是种沉重而凄凉的哀鸣。接着他就倒了下来，慢慢离开这令人心酸的尘世。

一群头戴斯泰森毡帽的人扑向杀手，将他压倒在地，喘着粗气夺他的枪，还有一人用膝盖抵在他的肚子上。杰克对他们的态度感到困惑。如果他们认识他，这一切都是毫无必要的。当他听到拉塞尔·夏夫利的叫声时，他更觉得莫名其妙了。拉塞尔的声音高过另外十几个人的声音，直刺他的耳膜：“杰克，杰克，你这狗娘养的。”

一声枪响。

有一声枪响。

奥斯瓦尔德中弹。

奥斯瓦尔德中弹。

枪声响了。

人们乱作一团。

所有的门都上了锁。

上帝呀。

他被押向汽车之时，一声枪响。

一声枪响。

人们乱作一团。

翻腾厮打。

在他被押出来之时。

现在他又被带回去。

奥斯瓦尔德被击中。

警察们封锁了整个区域。

警察在叫喊：大家后退，往后退。

一个男人，身材粗壮，头戴礼帽。

奥斯瓦尔德弯下身子。

这是最残忍的一幕。

红灯闪亮，啸声尖厉。

一个头戴灰礼帽的男人。

不知怎么混了进来。

骗过警察的守卫和封锁。

骗过了人们，骗过了警察。

年轻的奥斯瓦尔德来了。

他被推搡着出来。

他平躺在地。

下腹部有一个枪眼。

他脸色苍白。

奥斯瓦尔德脸色苍白。

躺在救护车里。

头向后仰。

神志昏迷。

垂晃。

手垂在担架边上晃个不停。

救护车已经开出。

红灯闪烁。

年轻的奥斯瓦尔德被匆匆送走。

他面色苍白，面色苍白。

还记得日本厚木的那辆救护车吗？车漆成保护性绿色，在炎热的柏油跑道上摇摆不定，飞行员从车中爬出来？

李觉得自己情况不妙。先是他被打中了，然后有人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在海军陆战队受训时得知，这是对一个腹部受伤者所做的最后抢救。

他能看到自己被枪击的场面，因为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在疼痛中他眼睛一直盯着电视。救护车的警报器在街上发出令人惊恐的高速行驶的尖啸声，尽管他已感觉不到任何移动。有一个人凑近他说，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讲，现在就讲出来。李感到，除了痛处之外，身体一切部位的知觉正在丧失。通过疼痛，他正在感受自身对烧灼于体内的那颗子弹的生理反应。

还记得那飞行员的模样吗？像一个戴着头盔、穿着橡胶服的太空人？

一切都离他远去了，所有的细微知觉都消散在太空中。他知道自己还在救护车里，但再也听不见警报器的声音了，再也听不见让他留下遗言的那个人的声音了——根据口音判断，他是那种友善的得克萨斯人。唯一剩下的是那嘲弄般的痛楚，是电视屏幕上自己那扭曲的面孔。希德尔面临的是死亡和地狱。他似乎待在某人的一间阴暗的电视室里观看这一切。

一切都像薄暮和炊烟般慢慢逝去。那块金属在他体内干什么？

他感到疼痛不已。他知道疼痛意味着什么。他所能做的只有看电视，一只胳膊搭在胸前，嘴巴张成会意的O形。疼痛使他无法出声，继而无法思考。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有那颗子弹在他体内的通道。它穿过脾脏、大动脉、肾脏、肝脏和横隔膜。除了对体内那颗子弹的明确知觉以外，他一无所觉。他甚至能感觉到子弹里的铜、铅、锑三种元素。他们把这些金属射进了他体内。这正是致痛的原因。

然而，还记得观看那架喷气机起飞的那些人吗？那飞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在茫茫的云雾中。

他们把他送进帕克兰医院的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二分。主诉：枪伤。

他的心脏明显松弛，完全停止了跳动。已经无法施行有效的心脏起搏。瞳孔凝滞并已放大，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已不见红色。没有呼吸，没有正常维持的脉搏。死亡时间：十三点零七分。收拾遗体时，发现丢失了两块药棉。

太空。

那是一个正午的白色噩梦，高悬于俄国的天空。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一样。他是个陌生人，戴着面具，坠落下来。

作为局外人，我们认为阴谋是完成一项计划的最完美的途径。我们只是些无声无息的平庸之辈，胸无城府。阴谋是我们这些过安稳日子的人无法想象的。那是一种秘密的把戏，冷酷，精确，专一，永远不为我们所知。我们是些有缺点的、天真的人，只会对庸庸碌碌的日常生计做些粗略的估算。而阴谋的策划者们都有一种让我们望尘莫及的逻辑头脑和冒险精神。所有的阴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实施过程都是关于那些在犯罪行为中实现其生活目标的人的紧张故事。

但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尼古拉斯·布兰奇认为自己的看法更有道理。他对11月22日之前数天以及数月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对22日当天的情况也了如指掌。由此他坚信，这个谋害总统的阴谋并非天衣无缝，只是出于偶然，它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实施成功。在这个事件里，精明人和愚汉，犹疑不决和坚毅果敢都是起作用的因素，甚至天气也促成影响了这个事件的成败。布兰奇不仅掌握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调查材料——得力于埃弗雷特和帕门特两人的不同程度的合作，他还有这桩阴谋最后阶段的关健信息，它来源于阿尔法六十六纵队的内部人士。

材料源源不断而来。档案馆长送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记录，送来了一部于11月22日所在那个周的周末拍摄的长达三十五小时的未剪辑的毛片。他还送来了一盘录像的电脑优化版，这是一个名叫扎普鲁德的制衣商用八毫米家用录像带拍摄的。总统遇刺时，他正站在埃尔姆大街上方的一个水泥拱座上。专家们已详细审视过扎普鲁德录像带上每一个细小的模糊点。这盘录像带是确定谋杀时间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不明确和混乱的象征。对那死神突然降临的骇人时刻，录像带看上去却模糊不清，满是斑块和暗影。

（布兰奇对录像和其他证据的分析使他相信，第一声枪响要比大多数研究报告所确定的时间早得多，可能反映在录像带的186号定格上。康纳利州长是在2.6秒之后遭到枪击的，反映在234号定格上。让总统丧命的那决定性的一枪响在州长中弹的4.3秒之后。即使布兰奇获得了明确的结论，他仍然要对录像带的电脑优化版作一番研究。他对此项工作陷入太深，现在已无法歇手了。）

档案馆长又送来一份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报告，其中有关于肯尼迪遇刺和奥斯瓦尔德被杀两次事件的目击者事后提供的梦境般内容的详细描述。

档案馆长还送来了有关博比·杜帕德的材料。若不是通过馆长，布兰奇对杜帕德这人将一无所知。但馆长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杜帕德告诉别人他在沃克被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还是奥斯瓦尔德把他的名字透露给新奥尔良的什么人了？

还有一些令人烦心的遗漏，记录上不时出现空白。当然，布兰奇能够理解中央情报局是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他知道他们不愿将自己得到的消息透露给别的部门，更不用说让公众了解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签约撰写的历史是机密的，是为中央情报局的内部资料库准备的。但他们为什么对他这个撰稿者也要有所保留呢？有些情况，他们甚至也不让他知道。馆长最近对他某些索取信息的要求拖延到最后才给予满足，对另外一些要求则好像视而不见。他们在隐瞒什么？他们又隐瞒了多少？布兰奇甚至在想，秘密收集的情报资料是否有规定的公布限制。他们不能把这些情况全都让别人知道，甚至像他这样一个宣誓保守秘密的自己人也不行。退休前，布兰奇分析过各种情报，在诸多杂乱的资料中寻找内在联系。他认为，所谓秘密都是孩子玩的把戏。一般说来，那些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的所谓成就并没有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象，不管是操纵间谍活动的人还是从事秘密活动的人。在他心目中，他们已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一套规范的、由暗码作载体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的基本功能是收集情报和保守秘密，像是儿童所喜爱的玩乐和争斗。如今他已弄不清楚中央情报局是否在维护其自身的神秘性——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和秘密系统。

馆长开始给他送文艺作品——二十五年间有关那次总统谋杀案的小说和剧本。他送来了故事片和纪录片，送来了专题小组讨论会和广播辩论的记录。布兰奇除了潜心研究这些材料，别无选择。还有很多重要的情况他仍未掌握，他还得仔细研究一些人的活动。这对掌握那些资料至关重要。

雷莫·贝尼特斯，总统遇刺时站在小草丘上的那个人，后来出现在1971年9月拍摄的一张在迈阿密西南第八街古巴纪念广场举行的“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敬献仪式的一张照片上。盛放火焰的坛子置于十二英尺高的一根圆柱上，五块饰板刻着死者的名字——古巴流亡部队阵亡将士。馆长转来了几份关于贝尼特斯的简单报告，报告说他用另一个名字在新泽西州的尤尼恩城开了数年出租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材料。

出现在那张照片上人群中的还有一个叫安东尼奥·维希雅那的人，他是阿尔法六十六纵队的创始人。八年半后，他在迈阿密被枪击致伤。这事发生在国会指定的专门委员会所作的对总统遇害的调查报告发表之后，报告说维希雅那曾提到李·奥斯瓦尔德于11月22日前在达拉斯同美国情报部门的人见过面。此案中无人被捕。

布伦达·琼·森西博，杰克·鲁比曾向其汇钱的脱衣舞女，于1965年6月被发现用自己的紧身女裤吊死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间拘留室里。她是以拉客卖淫的罪名被捕的。判定为自杀。

两天后，博比·雷纳尔多·杜帕德在西达拉斯的雷氏五金店的抢劫案中被击毙。他在这家店里任经理助理。布兰奇立即把店名和那些使他夜不能寐的无用事实中的一件联系起来——正是在这家商店，杰克买了那把用来打死奥斯瓦尔德的手枪。

杰克·利昂·鲁比于1967年1月死于癌症，当时他正在等候奥斯瓦尔德被杀一案的再审。在监狱里，他曾两度自杀未遂：一次用头撞墙，另一次站在一摊水中把手指伸进电灯插座。

在听证会上，他对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说，自己被人利用了，想道出真相后离开这个世界。不过，首先他们得把他带到华盛顿去，他要把真相告诉约翰逊总统。

他住在县监狱一个隔离区的囚室里——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房间，里面有一个便桶，地上有一个垫子。一名看守读《圣经》给他听，杰克认为这个人衣服里藏着窃听器。官方把所有能证明他有罪的言论的录音都妥善保存起来，而把那些证明他行为并非是预谋的，而是个人良知的一次爆发的话统统擦干净。

当他感到抑郁难忍、微不足道时，他就重读枪杀奥斯瓦尔德后第二天收到的那份电报：向你欢呼，杰克。你是个英雄，鲁比先生。我们爱你的魄力和勇气。你杀了那条毒蛇。你应该得一枚勋章，而不是一间囚室。我深深地爱你，吻你的脚。可接着他又想起那定他有罪的裁决，想起对他判处的死刑，想起又因一些站不住脚的细节问题而撤销的原判。他知道，达拉斯希望他死，希望他像奥斯瓦尔德一样从世上消失。他知道，人们把那个周末的两次谋杀行为当作同一桩阴谋来看，而且还认为杰克就是主谋。他担心人们会把账错算在他头上。于是他用头撞墙，想结束这一切。

他穿着白色的囚服，用笔同他的律师在会见室中谈话，这是由于墙上装有窃听器的缘故。他一再要求对他测谎，因为对事情的真实可靠性持认真态度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品质。“看来，当你深入一件事以后，”他在拍纸簿上写道，“即使你清楚自己干的是什么，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你被洗脑，以至于无力道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测谎权威们在1964年7月为他安排了一次测谎，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他耳中开始出现人声。他听到他的一个兄弟在县监狱外面被人用火烧时发出的惨叫声。

他相信，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被杀害。

他相信，无论自己说什么，一开口就会被人歪曲。过程往往是这样的：他说出一句话，人们装作真正听对了，而事实上却把这句话照他们希望的意思去理解。

他相信，美国的犹太人正被投进屠宰机中，大批大批的犹太人被杀死。

他像奥斯瓦尔德一样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或者说扮演了应该由其他人来扮演的角色。现在他和奥斯瓦尔德同处一个罪案之中了。他们俩已经绑在一起，并将永远绑在一起。

律师们离开了，医生们轻快地走了进来。他体内的癌细胞正在扩散，他从为他检查身体的医生的手上能感受到这一点。杰克·鲁比又在读他收到的那份电报了。

有谁能充分体会他的绝望呢？他在动乱的生活中忍受着漫长的折磨，这可以追溯到罗斯福街上那个牙齿掉光的范妮·鲁本斯坦太太在夜里惊叫的那些日子；追溯到他未谙人世时的逃学，关进州监狱的囚室，寄养在别人家里的那些日子；追溯到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意识到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所受到的震撼，自己将作为一个小人物一天天、一年年毫无意义地生活下去的那些日子。

你已经失去了我，沃伦首席法官。

他开始和奥斯瓦尔德合为一体了。他已无法找出自己和奥斯瓦尔德的区别。他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们漏掉一个因素，有意删除了一个字眼。杰克·鲁比已不再是杀了谋害总统的刺客的人。他就是谋杀总统的人。

这就是犹太人被填进屠宰机的原因。全怪他。公愤的力量是无比可怕的。

现在奥斯瓦尔德已经在他体内了，他怎能假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呢？真相已无法大白于天下了。于是他低下头，向水泥墙上撞去。

尼古拉斯·布兰奇研究那些心理报告直至深夜，最后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有几次他觉得自己无法工作下去了。他觉得沮丧，对死者的感觉几乎使他无法动弹。死去的人似乎就在屋内。他们的照片在他心头造成很大的哀痛，这种哀痛对一个老人来说，并不容易承受。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下去，不停地写下去。他知道自己已无法自拔了。这个案子将像鬼魂一样始终跟着他。当然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为他建造了这间屋子。这是一间让他老死的屋子，是一间历史之屋、梦幻之屋。

星期天夜里。贝丽尔·帕门特坐在乔治城她那间小房子里看电视，电视上反复播放着奥斯瓦尔德遭枪击时的情景。

一遍又一遍。屏幕上充斥着宽肩阔背、戴着帽子的壮汉，他们围在奥斯瓦尔德身边。奥斯瓦尔德光着头，由于灯光太强，五官发白，只有左眼黑得发亮。杰克·鲁比进入了画面，弓着笨重的身躯，摸着枪的手一动不动。画面跳过。奥斯瓦尔德脸上出现了痛苦和惊讶的表情，让人觉得他的灵魂已将他从人群中带走。他独自一人远遁而去：他是唯一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人。枪响后有一刻清冷的沉寂，然后一切都飞闪而过。

她并不想让屏幕上的这些人在她屋里出现。

摄像机并未拍下一切。似乎漏掉了一些镜头，也漏掉了一些信息。尽管枪击过程迅速而又简单，镜头里还是纳入了太多的东西，里面又夹杂着太多的混乱场面。每重放一次，就会有新的细节显露出来。这次发现鲁比的前胸口袋里折放着一副黑框眼镜，还发现奥斯瓦尔德死去时神情依旧。

他们为何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播这次事件？难道这样重播一千次，奥斯瓦尔德就会从人们心目中永远消失吗？她清楚地知道鲁比在想什么。他只是想除掉这小子，想让他从这儿消失。他不愿看到这小子，不愿听到他的名字，甚至不愿想到他。杰克的想法和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也想让他从这儿消失。现在他消失了，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贝丽尔一向崇拜肯尼迪总统。她甚至觉得自己与他发迹还有点关系。那是种地域上的关系，因为过去肯尼迪任参议员时曾在N大街的砖房里住过一阵，那间砖房就在她家所在的这条街的转角处。她想从奥斯瓦尔德的死讯中获得某种满足、某种补偿，但却发现这段录像只是加深了自己的恐惧，恐惧上再加恐惧。

她不想让屏幕上的那些人在这儿出现，但又觉得道义上有必要坐在这儿观看电视报道。电视台不断播放，她也不断观看。她把音量调小，因为播音员的声音使她禁不住哭泣。

整个周末她都未停止哭泣，边哭边看。她无法摆脱那种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感觉，那些戴着帽子、握着枪的人仿佛就待在她的屋里。这些图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找到了她，逼着她观看。这一切跟她寄给朋友的新闻剪报截然不同。她感到片中的暴力已经满溢出来，一遍又一遍。那些男人有的头戴黑色帽子，有的戴黑边灰色帽子，有的戴褐色斯泰森毡帽，还有的戴着白帽子，帽舌闪闪发光，帽顶上钉着徽章。只有那小个子光着头，嘴里在说“哦”或者“不”。

几个小时以后，恐惧变成机械性的了。他们还在不停地播放，重现那些人影。这是个把画面上的人们生命耗尽，把他们封死在镜头里的过程。对于她，他们已经不是特定时空里的人了，而是丧失身份的死人了。

拉里正在酒窖里给葡萄酒贴标签。

她又哭了起来。她想爬出这房间，但仿佛有什么扯住了她，不让她动弹。可能是奥斯瓦尔德，是奥斯瓦尔德脸上的某种表情。这是他中弹前对镜头的一瞥，这一瞥把他带到了电视观众中间，带到了我们大家中间。他也在陪我们熬夜——这一瞥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心里的感受，告诉我们他对这个罪行的认识中已包含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和见解。他脸上那种诡谲的神色，短暂却又意味深长。这个镜头的连接点几乎被强光照得发白，却告诉我们他已置身于那一刻之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同我们一起在观看这一切。这就是让贝丽尔待在屋里看电视的原因，躲开这种感觉未免过于懦弱了。

甚至在被拍摄的那一刻，他也在对这段资料片作自己的评价。被枪击后，他的表情显示出对这一切的另一种认识。然而，他已使我们深陷于他的死亡之中了。

他们连续播放这段录像，直到次日清晨。贝丽尔一直待在屋里观看。电话铃响过二十次了，她却没动。痛苦又浮现在奥斯瓦尔德的脸上。在这个特殊的冬季周末，她一个电话也不接。

11月25日

一条路蜿蜒穿过墓地爬上高高的小山丘，两旁长满橡树和中国榆树，下面是墓碑林立的草洼。两辆沾满灰尘的警车孤零零地缓慢向前行驶，表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庄重。到达丘顶上时，警车在一座漂亮的石头小教堂外停下来，让车里的送葬人出来向死者致哀。然而，似乎有什么地方出了错。死者的家属一下车，就发现特工处的人和公墓管理员聚集在教堂的拱门下，个个脸上带着一种严肃的鄙夷。东风呼啸着，扫过达拉斯与沃思堡之间草原上的工业区。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身着丧服、戴着黑边眼镜站在小教堂外面，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这是她的孙女，出生时她并不知道。此刻，她看上去一脸无奈的悲痛，因为葬礼被取消了。有人下令把死者的遗体从教堂里搬出来，教堂已经空了。

死者家属求告了许多路德派牧师，但没有一个愿意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灵魂祈祷。法官大人，这是因为他们不安，急于要把我的儿子埋进土里。罗伯特声泪俱下，央求他们把李的遗体搬回教堂，好为他举行一个简单的葬礼，这样也可以让李在圣堂里待一会儿。于是我在一旁插话道：“我说，如果李是一只迷途的羔羊，而你们因为这个不让他进教堂，那么教堂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好人并不需要进教堂。就算他是一个杀人犯，杀人犯才需要进教堂。这难道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诲吗？”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埋进土里，竟然忘了叫人把棺材抬到墓穴边，而是一群新闻记者自告奋勇抬的棺材。大人，我了解许多事。我了解的一些事你肯定不知道，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天上乌云翻滚。木头棺材停放在墓穴边的停尸架上。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泥洞穴，坚固无比，一千年也不会被人破坏。在一顶褪色的天篷下，死者一家坐在满是凹痕的钢折椅上。罗伯特·奥斯瓦尔德位于两个女人中间，一边是死者的遗孀，另一边是死者的母亲，她们俩怀里各自抱着一个小女孩。记者们被限制在远处的警戒线外，连朋友和好心人也不许靠近，更不用说吵嚷着要观看下葬的人群了。特工处的人和穿制服的警察围着天篷站成一圈，不少人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轮流微屈双膝放松一下。沿公墓的围墙还有一溜武装警卫。记者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沃思堡对死去的奥斯瓦尔德的关照比达拉斯对活着的奥斯瓦尔德的关照要好得多。罗伯特强忍悲伤，不再痛哭。他是个举止稳重的人，眉毛乌黑，头发梳得又齐又光。他在一家公司任销售协调员，工作刻苦，看上去要比这儿乃至特克萨卡那任何二十九岁的同龄人更老成，更具责任心。似乎李的逃学、叛逃国外、不光彩的退役、失业，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生活中投下了阴影，使他变得严肃拘谨。

大人，我无法用简单的是或不来陈述本案的事实。我得说一个故事。我这个孩子小时候总是遭其他孩子欺负，常常被撕破衬衫，被打得流鼻血。听我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一生的书。我有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我已经是世人皆知的母亲了。我苦苦挣扎，用菲薄的收入把我的孩子抚养成人，今天成了新闻人物，电视台来拍录像，连国外报界也在关注，可为我儿子办场像样的丧事的钱在哪儿呢？故事中还有故事，法官大人。李本来在静静地收集邮票，在餐桌上独自玩棋，但他们却把他送到俄国去搞渗透。我要带着照相机拍摄李的一生，拍下他住过的每幢房子及每个房间。我要告诉人们我是怎样干各种活儿来抚养我的孩子的，最后又当上了“经验护士”。我了解病魔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低工资的滋味。我住在病人家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看护病人，每天的报酬只有九美元。我一连三天穿着护士服从旅馆里溜出来。旅馆里有不同机构派来的秘密警察、《生活》杂志的记者、一名翻译和一名摄影师，还有我的俄国媳妇和她两个生病的孩子。玛丽娜站在那儿大模大样地抽烟。我穿着护士服，他们却给她带来了衣服。四处都晾着尿布。电视里透露了李被打死的消息，他们却还瞒着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在送我们去一家旅馆的汽车上，他们的无线电通话器里传来了有关我儿子的消息，我身旁的一名特工立即叫道：“别说了，别再说了。”我问：“是在说我儿子吧？”而他闭口不答，于是我又问：“我儿子被打死了，是吗？”他却对着话筒叫道：“别说了，别再说了。”后来他们在房间里打开了电视机，但不让我和玛丽娜看到结果。他们让我们俩坐在电视机的背后，特工们都挤在前面观看。电视机的背面对着我们俩。又有十五到十八个人挤进来在另一边观看。他们让我们喝咖啡，而他们自己却在看电视。

我正在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我打算自己调查这个案子，然后公布我的发现。可我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从前他两岁时，我回到家里曾发现他腿上有一道道红肿的条痕，那是住在波林街上的罗奇夫人用鞭子抽的。后来我把他放进了一家养育院，他跟他的两个哥哥住在一间长形的大宿舍内，那里有上百个小男孩睡在一排又一排的小床上。长到十岁时，他已读过六所不同的小学。他们会找出李的环境因素，说我们不断搬家。法官大人，我住过许多地方，但没有一处搞得很脏，没有一处不弄得干净利落，布置得温馨怡人。我们搬家是为了全家团圆。这就是我调查的主题。

法官大人，读到他们所写的关于我孩子的不实之词，我作为被指责的母亲，不禁好笑。李从前是个快乐的孩子，还养了一条狗。当我们住在科林伍德大街的时候，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此之前，他去阿灵顿高地中学只上了一个月的课，而学校的年鉴上却有他的三张照片。那么，在所有的男女学生中，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上课仅一个月的孩子作为三张照片的对象？人们说：“奥斯瓦尔德夫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多久以前就开始利用他了？他以前常常爬到房顶上去，用望远镜观察天上的星星，于是他们就把他派到俄国去完成一项使命。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事要比表面看来复杂得多。我这儿有些文件已经被偷走了。还有一个机构的秘密警察从我家里偷去了一些剪报。我现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正在查阅我的档案。

一位牧师过来了，愿意在死者的墓前说几句祈祷词。他是宗教联合会的一名负责人，已经八年没主持过宗教仪式了。尽管他的《圣经》留在车子里，他还是想帮忙的。殡葬员打开了棺材，玛丽娜·奥斯瓦尔德走了过去吻了她丈夫，并把两枚戒指戴在他手上。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和白色的布衫，此刻正在啜泣，两个孩子也在大哭，而保安人员却微屈着双膝，漠然地仰望着天空。玛丽娜不禁在想，当年赫鲁晓夫视察明斯克的时候，她恰好与李住在该市，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有人要刺杀赫鲁晓夫的谣言，这有多奇怪啊。假如当初李是那名刺客的话，假如李为此被逮捕的话，俄国当局对他的监护一定会更好些，至少说俄国人有能力保护一名嫌疑犯。获准待在死者墓前的这片刻使她意识到了自己被遗弃了，剩下的只有梦想。然而，在今后的岁月里，梦想也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她再也得不到亚历克往日对她的温存了，再也看不到他喜欢跟琼·李玩耍的样子了，再也不会有他坐在那儿一连看她几个小时的情景了。牧师念道：“呵，广袤天空的主啊，无边宇宙的主啊。”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她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有十几名武装警卫在看守她们。她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煎熬。她竭力想弄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现在，让我来谈谈玛丽娜。她是俄国人，要不就是法国人。令人吃惊的是，李死后她的英语进步是多么快。她突然手中夹着一支香烟，这情景在李生前我从未见过。这也同样令人吃惊。我要研究一下玛丽娜的照片，看看它是真是假。我有第六感觉，法官大人。人们谈论过我的超感知觉。如果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杀了总统，那当时我为什么不知道？比方说，儿子打来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做母亲的就知道是儿子打来的。这是每个母亲都具有的超感知觉。那天枪声响起时，我为什么没感觉到他握枪站在窗口？枪是他的未必就意味着是他开的枪。我要带上照相机。我要排定他在总统遇刺发生那天每一个行动的时间。我准备反复研究此事，因为故事中还有故事，这一点新闻界并不知晓。玛丽娜懂英语，又懂法语，这个外国姑娘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他们为玛丽娜购买衣服。他们给我看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有个女人要送给她一间房子。他们想要玛丽娜承认他丈夫有罪，只要她承认，他们就给她一间房子。而罗伯特总是同秘密警察站在一起。我们俩的性情不和，这是血亲之间令人心碎的事。还有许多事我记不得了，大人。李从前有辆自行车，还有条狗。这孩子是铐在一名执法官员的手臂上被打死的。有人花钱雇了杀手在这个时候把他打死。电视发出指示，让他走上了死路。这里有一个道德问题，我正在据理力争。我的邮件被人拆开了，桌子上有三封信不翼而飞。李从俄国给我来信说：“我感到孤独，想读些书。”在这封信中，他感谢我给他寄书，并要求我告诉他关于家乡的消息。这封信不见了。我国政府观察他有好几年了。李是否知道他正在被利用？这是我要调查的一个问题。听我说，我得讲述一个故事。我们住在城里的法国移民区，这事我必须细说一下。他熟读了罗伯特的《海军陆战队员手册》，并能把内容背出来。他还喜欢历史和地图。那位征兵军官说：“奥斯瓦尔德夫人，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青少年犯罪比这儿少。”他用花言巧语骗了我们。李当时才十六岁，还不到法定的服役年龄，可他愿意偷偷地把李塞进部队。他们那个时候就在打他的主意，那个时候就在利用他了。学校的年鉴上登了他的三张照片，可他只不过在那儿待了一个月。人们问：“奥斯瓦尔德夫人，到底是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多久以前他们就在谋划这事了？他们什么时候盯上他的？他是否一辈子都属于他们？问题就是，躺在棺材里的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李穿着西装，打着漂亮的领带，看上去完全不像报纸上和电视里那个长相吓人的儿子：粗身板、宽脸膛，一副俄国人的模样。他们埋葬的这个人是否就是他们杀死的那个人？他们真的杀了他吗？从俄国回来的这个人是否就是当年去俄国的那个人？我有权问这些问题。李身高是多少？他的伤疤什么样？我要把这些问题写进书里，发表出来。

我曾经在1960年7月19日写信给赫鲁晓夫先生，因为我的孩子在俄国失踪了。我没有收到回信。我又在1961年1月21日去华盛顿，要求肯尼迪总统找到我的孩子并把他带回国。于是——哦，等等，这很好——他们在报上说我没有尽到责任，说我让孩子们自己去谋生。我曾驾着那辆破旧的道奇老爷车一路开到纽约。用我们西部的俗话说，我挪窝的次数太多了。事实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却被忽视了。如果你研究一下耶稣的一生，你会发现：耶稣殉难后又复活时，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即刻从记载上消失了。孩子死了，他们还会关心他的母亲吗？我小时候凭听觉弹钢琴。我还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无法把事实一件件直接摆出来，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太多了。只要想想埃克德尔先生吧，他通过欺骗手段跟我体面地离婚，把我扔进每天要为挣几个铜子而四处奔波的穷困生活。埃克德尔先生就是一个故事。玛丽娜也是一个故事，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我对她抱有很大的怀疑。她的言论，她的生活方式，她抽烟，她不给孩子喂奶——这一切都令人生疑。她背后有人操纵。有人源源不断给她送东西，而这时母亲在哪儿？我这个做母亲的身穿护士服，腿上的长筒袜褪下来的狼狈样子被拍成照片，登上了《生活》杂志。我像我儿子一样受到了嘲弄。我们母子俩的命运是相同的。

此时已近黄昏，天空中乌云密布。低飞的云块边缘上酝酿着闪电，似乎一切都充了电。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牧师念完了祷文，殡葬员准备把棺材放下去，警察们不好意思地整了整腰上的皮带，死者家属则站在边上看着。罗伯特和玛丽娜的脸上是同一种柔弱、失落、乞求的神情。让事情变个样，让它从没有发生——再给他一次机会、一次生命吧。玛格丽特两臂交叉地把小蕾切尔抱在胸前，表现出一种绝望的凄凉。这种凄凉是躺在棺材里那个穿西装的孩子留给她的唯一的东西，也是一个被毁灭的灵魂对她多年来养育之恩的所有回报。她把怀里的孩子交给牧师，用双手捂住了脸，不忍心看家里其他人悲痛欲绝的惨状。

他们把她的小儿子放进了得克萨斯的红土中。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埋葬他：威廉·博博。这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最后一个假名。

玛丽娜走上前去，抓起一把泥土。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把手臂伸在墓穴之上，让泥土落下。玛格丽特和罗伯特从来没见过这种情景。这个姿势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它非同一般，意味深长而又正确无误。从罗伯特的孩提时代起，他们母子俩的看法就没有一致过，但现在他们一起俯身于土堆之上，抓起一些泥土，为自家祝福，然后把手高高举在墓穴之上，让泥土从手指缝中散落，如同砂子在沙漏中散落一般，让它轻轻掉在松木棺材上。

我站在这块伤心的土地上，望着死者的墓碑、起伏不平的墓地、丘顶上的小教堂以及被风吹斜的雪松，心中明白，在一个好环境里举行像样的葬礼可以给死者家属一些安慰。然而我却没有感到安慰。

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男人们互相残杀，女人们则在墓前守灵。但我不会满足于站着守灵，大人。

我要排出总统遇刺那天他行动的时间。我要会见每一个目击者。我并不是说说而已。我知道，作为一个被指责的母亲，我说话必须有事实根据。听我说，你们知道我曾经去过图书馆上俄语课吗？我利用每星期唯一的休息日去学习，心中希望有一天李会来找我，那么我就能够用俄语同玛丽娜正常交谈了。听我说，我不能靠人们捐助的那一点点钱生活。玛丽娜与别人订了契约，有人代她写作。她不肯穿我为她买的短裤。我这个孩子住在沃思堡时，某一个星期天还没有整装打算去哪儿，可第二天却突然带着妻子和孩子去达拉斯了。他去那儿是到一家摄影社工作，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这一夜之间的决定既没有通知他原来的老板，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做母亲的。你不由得纳闷：是谁在安排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活？这种事不断发生，没完没了。李以前有一本集邮册，他还去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池游泳。我常在尤英街头见他头发湿漉漉的。我对他说，快回家，宝贝儿，不然你会冻死的。法官大人，我说的不能保证一字不差，但我尽力如实相告。我在不少体面人家干过活儿。我见过一位绅士当着我的面打老婆，体面人家偶尔也发生暴力行为。这孩子和他的俄国妻子在美国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机。这又是一件我没说的怪事。听我说，我无法把所有的事一件件都举出来。我得说一个故事。他曾经带回家一只鸟笼，鸟笼还有一个带小花盆的底座。小花盆里种着长春藤，上面是鸟笼，里面有一个鹦鹉，还有鹦鹉吃的一套鸟食。这孩子从前也是给母亲买礼物的。他寂寞，所以总爱看书。

我受过的仅有的教育是我的心。我得用我自己的方法来陈述事实，从他在新奥尔良的老法国医院呱呱坠地后我带他回家那天说起。我现在是在叙述一生的故事，要费不少时间。

她的头发像涂过漆一样又光又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开始下雨了。在墓前这最后的一刻，她与儿孙们还是一家人。但她明白，当大家走回汽车时，特工处的人会立即把她同他们分开。想想独自一人回家的空虚，想想再也见不到两个小孙女，心里真不是滋味。她肯定自己会被永久地孤立起来。殡葬员挽起她的胳膊，低声对她不知说了些什么，她一下子挣脱出来。除了她，全家人都聚在一处，由别人打着伞缓缓走向汽车。玛格丽特却同掘墓人一起留下了。他们想在雨下大之前填平墓穴，于是干得很卖力，三个男人有条不紊地填着土。几名当地的警察走了过来。特工处的人也走过来，脸色严峻。她仍然没有挪步。她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手里的孩子交出去。只要她抱着孩子，她与儿孙们就仍是一家人。他们已经夺走了她的小儿子，现在又要夺走她的媳妇和两个小孙女。玛格丽特双腿发软。大风刮得天篷啪啪作响。她觉得身体里和心里都是空荡荡的。然而，就在他们拉着她离开坟墓时，她听见离她五十英尺处有两个小伙子提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名字。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抓一把坟土留作纪念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们说这个名字时仿佛是在说一个要永远保存的秘密。她看到第一辆沾满灰尘的警车开走了，车窗里只显露出几个人头的影子。她跟着警察走向第二辆警车，打着黑伞的殡葬员站在车旁为他们开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不论发生了什么，不论他们怎样处心积虑地算计她，有一样东西他们是拿不走的——他名字的真正的、永恒的力量。这名字现在是属于她的，同时也属于历史。

【注释】

[1] 指“迪克森”号美国军舰。

[2] 指佛罗里达南部的埃弗格莱兹。

[3] 没有护校文凭但具有实际经验而被核准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

[4] 琼的俄文昵称。

[5] 俄文中妈妈的昵称。

[6] 美国俚语，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

[7] 一种拟交感神经药物，作用是减肥、解除疲劳、消除忧郁，久服会上瘾。

[8] 一种德国小猎犬。

[9] 李的女儿琼的昵称。

[10] 美国西部牛仔戴的一种阔边高顶毡帽。

[11] 蓝色代表保守党或保守派。

[12] 孤星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标志，该州又称孤星州。

[13] 在额头上撒灰是一种宗教仪式，表示忏悔之意。

[14] 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妖怪。

[15] 一种印度大麻制成的麻醉品。

[16] 这是影片《红河》中的一句台词。

[17] 一种西班牙的男女双人舞，用吉他和响板伴奏。

[18] 莉兹是伊丽莎白的昵称，莉兹·泰勒即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

作者声明

本书是一部充满想象的小说。本人虽然撷取了部分史料，但对于任何有关总统谋杀案的问题，本人并无提供实际答案的意图。

任何一部关于重大悬案的小说，都会力图填补现存史料中的空白。为了填补空白，本人对事实做了修改与渲染，将真实人物推入想象的时空，并虚构了某些事件、对话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