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美国精神的分裂

历史站在奥巴马一边

出兵伊拉克前夕

美国的新一代精英在想什么？

常青藤怎么成了华尔街的输血管

美国式的“个人服从组织”

前有反叛，后有招安

“中产美德”与“华尔街回报”

美国精神的分裂

文/薛涌

马上又到了大选年。大选是重申“美国精神”的盛典。然而，在美国居住了16年，目睹了4次大选，没有一次像即将到来的这次大选这样气氛压抑，“美国精神”处于深度的分裂之中。

在大选中，每个政治家都要说：“美国是最棒的！”美国人真诚地信奉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是“山顶上闪光的城市”（a shining city upon a hill），是世界的典范、人类的救星。乃至有了“美国例外主义”——对美国的行为，必须另立标准，美国不能被制约其他国家的原则和法律所规范。

但是，每次大选，还有另一种永恒的主题，那就是“为中产阶级而战”。中产阶级被描绘为困顿不堪、急需解救的芸芸众生。中产阶级的这种危机，造就了几乎每一个候选人的使命感，颇有些“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明年大选，这样的声音肯定会更加响亮。共和党中谁能被锁定为候选人还很难确定，但竞选连任的奥巴马，已经提出了“美国人民不能等”的口号。

然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一直想这样问问美国人：“如果有幸生长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山顶上闪光的城市’，那么你只要是个中等之人，就一定会过着闪光般的生活。怎么每到4年，许多像你这样的人就会跑出来叫喊：‘天呀，我过不下去了，帮帮我吧？’要么这个‘闪光的城市’是场骗局，要么你们这些‘普通美国人’是个草包，乃至在最好的环境中也过不下去。”

我敢说，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美国精神”这种深层矛盾，却折磨着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他们都相信美国的伟大，所以会买自己明明买不起、也用不了的大房子，最终把国家搞得破产。同时，他们也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日子每况愈下，前途茫茫。这种无助感和“美国例外”的优越意识的纠结，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愤怒。

美国自建国起，就被视为人类的希望。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惊叹，比起欧洲来，美国是如此均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如此之大，对欧洲人的魅力是不可抵御的。可惜，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2010年去世的荷兰经济学家Jan Pen曾经打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比方：假设我们把贫富形象化为人的身高，即把每个人的收入换算成身高，越富就越高，人均收入相当于我们社会中的平均身高。然后你再假设所有美国成年人在一个小时之内从你眼前列队游行而过，低收入的矮个子在前，高收入的高个子在后。那么，游行队伍走了半小时，也就是一半的时间，你只能看见身高才到你腰间的矮个子。因为美国人的中等收入只有人均收入的一半。等到45分钟，那些中等个头儿的人才会出现。直到最后6分钟，走过你眼前的人身高达到3.66米。最后400人是最富的人，他们的收入总和超过了最底层1.5亿美国人的收入总和。因此，他们的身高都达到3200多米！

人的能力有不同，就像人的身高参差不齐一样，故而在市场竞争中各有胜败。社会要容忍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人类在任何时刻，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象过大家的身高差距会如同Jan Pen所描绘的那样大。美国的这种贫富差距，符合人类的天性吗？如果把欧洲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的公民收入按同样的方式换算成身高，我们所得出的是否是一个更加自然的社会呢？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在合著的《精神水平：为什么平等造就更强大的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是从狩猎、采集的小群体中演化而来的。这种小群体中分享食物的平等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的基因。违反了这种精神的社会，会对其成员造成巨大的心理损害，进而会有更高的犯罪率、肥胖症、婴儿死亡率、青少年怀孕率等。

当然，有人会例行反驳：美国的自由放任所崇尚的是“把饼做大”，而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重要的不是平等的结果，而是平等的机会。只要是机会平等，社会就会更加有效率，也能容忍比较大的贫富分化。在这种“美国的自由”中，更多的人会有“从衣衫褴褛到富翁”(rags to riches)的机会。但是，Robert H.Frank对65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就一个国家而言，在比较平等的时期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相对于在不平等时期明显要高。美国在20世纪40——70年代的均富时期增长强劲，之后贫富分化加剧，增长放缓。最近一系列对欧美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揭示，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比美国大得多。如果你出生于中下层，你进入中高产的机会在欧洲要比在美国多得多。托克维尔眼中“美国的民主”那些价值，不管是以结果的平等还是以机会的平等来界定，都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上，所谓市场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分化，也能够容忍比较大的贫富分化之说，已经被美国的现实所瓦解。在此次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一位知名的银行家说，他认识的女士们已经停止戴珠宝首饰了，因为这些珠宝首饰不再让她们显得美丽。他还发现，网上有博客公开了他的姓名和他的家庭地址，还有死亡威胁。事实上，当时AIG高管的奖金事件，就使公众情绪接近暴力状态。纽约检察官要求这些高管吐出奖金，否则将公布其姓名。网上也有人威胁：这些人如果抱着这些钱不放，那么就叫个“南方的小伙子”把这事情处理好。这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喊杀了。

这也难怪，有些人开始把“占领华尔街”运动与“阿拉伯之春”相提并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世界各国不平等指数排名，美国是比突尼斯和埃及更不平等的国家。《纽约时报》的Catherine Rampell注意到，1981年，纽约市的安保人员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业的两倍，2010年则上升到5.5倍，达到36万多美元。更不用说，美国的犯罪率和监狱犯人人数远比欧洲福利国家要高。在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最依赖于武力。克林顿在评价“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说：“有这样的老百姓，他勤勤恳恳地干活，却丢了工作。导致他丢了工作的那些银行里的大款们，却每年拿几千万元，甚至奖金更高了，于是他说‘这个制度对我不管用’。”

在原始的狩猎部族里，一个好猎手会获得部族成员极大的尊重，甚至被选为首领，有权力分享更多的果实。但是，如果他像美国的富人这样，即最高的1%占有了比最低的90%更多的财富，那么部族的人就可能把他杀死或驱逐（这意味着他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并非原始民主排斥市场竞争的规则，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建立在两种自由之上，一是在市场上竞争的自由，二是是否参与这种竞争游戏的自由。每个人都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游戏。市场规则的成立，在于说服大多数社会成员，这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游戏，或者至少是比别的游戏更好的游戏。从中世纪的行会，到今日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实际上都是一种市场红利的分配机制，试图说服所有的成员：大家都可以分享基本的市场果实，不管你的能力如何、竞争的胜败结果如何。

最近的民调显示，9/10的民主党、2/3的中间选民、1/3的共和党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均富一些。“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在开始是被讥笑为无组织、无纲领的乌合之众，连自由派媒体都对之不加注意。但最近的民调显示，46%的选民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与其相对，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茶党虽然一度如火如荼，但今年2月CBS的民调就显示，只有27%的公众称茶党代表自己的意愿。如今茶党势退，影响恐怕更小。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完全得不到市场红利。哥伦比亚大学的Jeffrey D.Sachs指出，美国男性职工的中等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在1973年就达到了顶峰。为了掩饰这以后的停滞和衰落、创造一个虚假的繁荣感，整个美国社会开始了疯狂的借贷：房子越住越大，欠债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似乎越过越好，觉得美国正在世界的峰巅。这一切，都是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功。领导着这一伟大业绩的CEO和高管们的收入扶摇直上，也被正当化了。直到2007年泡沫破灭，美国人醒悟过来：原来自己最好的日子，还是在“水门事件”时代！

那么，这种停滞是怎么来的？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Tyler Cowen最近出版了一本简短的书《大停滞》，从技术和经济层面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他指出，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高增长的条件基本已经穷尽。首先，新资源、新边疆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不可能重复开发西部处女地的奇迹。其次，在人力资源上，1900年时美国最聪明的大脑也许在农场里闲置，那些孩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上了大学，聪明人的资源早已充分利用。再把更多的人送入大学，只能是效益递减，甚至得不偿失。因为少数上不了大学的人多半是不可造就之才，在他们身上进行教育投资的回报非常低。

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枯竭。想想看，如果你1900年出生，你来到的还是一个马拉车的世界，即使你并不是太高寿，去世时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如果有时间隧道能让1900年的人来到1970年的家庭的话，电冰箱、微波炉、洗碗机……这些几乎超出了他读的童话的想象力。但是，如果1970年的人通过时间隧道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他会看到什么呢？不错，互联网和iPhone足以让他惊奇一阵。但是，家用电器还是1970年的那一套，开的车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人类甚至仍然用40年前的速度旅行，面对癌症还是一筹莫展。至于1970年人们对21世纪的想象：人类到外星或月球上殖民、在海底修建庞大的城市、开能飞的汽车上班、人工器官轻而易举地替换掉病、老的器官……所有这些全都无影无踪。1950——1980年间，绿色革命使粮食产量增加了126%，自此以后，粮食产量仅仅增加了47%。总之，最近这40年，突破性的创新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技术的精化运用而已。在这种技术低谷中，人类生活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善。

乔布斯的去世，引发了全球对他的膜拜。其实，这种狂热也许恰恰印证的是我们时代的“创新饥荒”。他更多的只是把已有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时尚化了，这种时尚性的“新技术”也许风靡一时，但真正对社会的贡献却很难和过去的创新相比。通用汽车一度雇用了60万工人；Facebook有着5亿客户，雇员却区区2000人；金融精英在华尔街上下其手，不断翻新其信贷技术，但最终是少数从业者得益，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有人说从1990到2000年美国享受了年均4%的高增长，但在Tyler Cowen看来这也是虚像，这些增长集中在医疗和政府领域，昂贵的手术越来越普及，对人们健康的贡献却很有限；金融业的高增长则不过是个泡沫，现在大家还在为之还债。

在这种“创新低谷”中，全球化却在冷战后突飞猛进。低端产业被毫不留情地外包，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受到10亿以上人口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发达国家劳动力的贬值，自然造成西方世界普遍的贫富分化加剧。以基尼系数论，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期，美国从0.34上升到0.38，但全球的基尼系数，则从0.66降低到0.61。低端产业外包后，在美国能够维持或改善自己的收入水平的，就是大多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1991年，有学士学位的美国男性职工平均收入是高中辍学生的2.5倍，现在则达到了3倍。微软、苹果、谷歌、Facebook等所创造的新财富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的旧财富，在这个领域里从业的全是“智能精英”(cognitive elite)。

当现代经济变成了“智能精英”们赢者通吃的游戏时，经济竞争就变成了教育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的裂痕，恐怕比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更难对付。美国所制造的弱势阶层和贫富分化，是上一代人不可想象的。美国已经成为最不平等的民主国家。奥巴马作为一个肯尼亚人的儿子当选为总统，似乎印证了“人人都可当总统”的“美国梦”。但是，在过去110年，美国总统大半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过去23年，白宫竟然被哈佛和耶鲁两所学校所垄断。“兼容并包”与“平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美国教育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其自身。在这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主宰和其义务教育的破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学区制，本来是社区共同体自治互助精神的典范，每个镇、村或市（乃至市中的区）都按自治的疆界划分学区，学区内居民缴纳房地产税支付社区内的公立学校。这样，社区内孩子无论贫富，都享受同等的义务教育。这种灵活的地方资源，使美国率先普及了高中，这也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上世纪崛起的教育基础。但是，汽车普及后，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范围越来越大，富裕的居民纷纷迁往郊区聚居。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贫富隔离。有的富人区平均房价高达百万美元以上，但开车半个小时，就进入了平均房价仅20万美元的社区。房价差距在五六倍之大，按同样的税率，就造成了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所以，有些公立学校建得如同贵族学校，有些则门窗都失修。好学区的教师年薪可达七八万美元，差学区的老师则只能挣2万多美元，这自然决定了不同质量的教师的走向。

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对其成员国15岁的孩子每3年一次的测试中，美国学生连续居于下风，甚至富裕的孩子也不如人，虽然人均教育经费要远远高出任何国家。这里的原因异常复杂。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美国最优秀的女性，最好的工作往往就是教师，人口一半中的一流的大脑，就留在中小学中心甘情愿地拿低薪。女权运动之后，能干的妇女成了政治家、总裁、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结果，优秀的人都不愿意当教师。当今公立学校的教师，多是在读大学时班上最差的三分之一的学生。这样去为人师表，日后的学生自然越来越差。更不用说教师工会誓死捍卫大锅饭，抗拒改革，把大量劣质教师留在岗位上。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派发起的“自尊运动”，则更是添乱。这一派教育哲学的出发点不可谓不好：要培养孩子的信心，要通过鼓励而非惩罚来激励学生。但是，最后这套哲学变成了以培养孩子的良好自我感觉为目标，对其弱点不加批评，更不严格要求、让孩子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给孩子一种自己很了不起的幻觉，使其自我期待远远超出其实际能力，最终在现实中碰壁。这种教育，在一个富裕的国家是最忌讳的。结果，许多人说现在的美国孩子是“最懒的一代”，乃至上了大学，连to和too、then和than也分不清。几年前波士顿地区一位大学代课教授一怒之下，在《波士顿环球报》写了一篇《我的懒惰的美国学生》，惹得全校学生大怒，抗议不断，乃至校长、院长等高官纷纷公开表态，称这位教授的个人意见完全不代表学校的看法，学校认为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优秀、值得骄傲的。

但是，精英阶层的家庭则大为不同。这些家庭的父母往往受了一流的教育，对全球化中英才主义的趋势把握得相当透彻，不仅有钱到高学区买昂贵的房子，而且请得起家教、上得起各种各样的学后课程，甚至还会守着一流的学区却把孩子送进私立的贵族学校。更有甚者，有许多母亲拿了常青藤学位、事业发达，却中途辞职在家监督孩子的学业，成了全职家教。这又造就了极度用功，甚至睡眠不足的一代精英子弟。《纽约时报》不久前刊登一篇报道，称这些孩子是“超人”：12岁就学微积分，至少掌握一两种乐器，通晓几种语言，参加了几个运动队，甚至创立各种组织等。富人阶层就这样通过教育把财富传给了下一代。乃至一些教育学家指出，虽然现在资助弱势阶层子弟的奖学金种类繁多，但是常青藤的富家子弟反而更加集中了。结果是主要来自富人阶层的“智能精英”创办的谷歌、Facebook，只雇用很少的雇员。被锁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则机会越来越少。过去制造业提供的工作机会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有些人担心，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比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更可怕。不同阶层的孩子，从小就在阶层隔离的状态下生活读书。

美国式的自由，只能使这样的趋势变本加厉。开放的竞争把低端产业外包，让“智能精英”垄断高端。你如果是盖茨、福布斯、扎克伯格，你在美国就会获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重奖。你如果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你的收入就会越来越像第三世界靠拢。如果没有其他制度机制对这种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进行制衡，美国就会走向贵族社会，而丧失“美国精神”的凝聚力。

Jeffrey D.Sachs概括了许多人已经提出的事实：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选了3位共和党总统：哈丁、柯立芝、胡佛。他们执政期间，最高法院频频出来打压工会。贫富分化在1929年达到顶峰。最终导致了大萧条。从20世纪40－70年代，美国一直维持着高税率、高增长，最富的阶层税率在70%以上，有时甚至达到90%。政府对市场的规约也甚为严格，使贫富分化急剧缩小，国家蒸蒸日上。到了80年代里根上台，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减税，这一政策基调维持至今，连克林顿、奥巴马都没有能够扭转，至今美国还处于战后税率最低的时代。结果是，虽然在1983年后刺激了短期的高增长，但在里根卸任时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总体增长率降低，贫富分化到2008年已经接近了1929年的水平。如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税收最低的,税入还不足GDP的25%。与此相对，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丹麦，税收接近GDP的50%；比利时、芬兰、奥地利、法国、挪威，税收都超过GDP的40%；德国税收也接近GDP的40%。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当今的欧洲危机，总被右派拿来作为高福利制度的例证，但具体检视就发现，那些福利高的国家，经常比福利低的国家更健康。事实上，上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仍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在一系列社会指标上，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教育成就等方面，都超过美国。

低税率刺激增长之说，至少在美国历史上经不起验证，却成为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神话。这反映了美国市场经济的错误理念。经典的市场理论，总把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作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假设，其实，“认识自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创立市场理论的亚当·斯密本人，对于人追求私利的本能也有疑惑，乃至用自己最后的岁月撰写《道德情操论》。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大举进犯经济学，产生了经济心理学或心理经济学的诺奖得主。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市场动机，也越来越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后，个人的市场行为就越来越难以用单一的物质利益来解释。否则，卡内基、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慈善行为就难以解释。特别是在“智能精英”主宰的市场竞争中，物质刺激就显得更为不重要。谷歌的创建人就深有体会：在创业之时，创造过程本身是如此令人喜悦亢奋，乃至把物质回报忘得干干净净。巴菲特也现身说法，称他认识的富人许多是很体面的人士，怎么会只被物质利益驱动？上世纪70年代的高税率，没有减低任何金融家一丝一毫的干劲儿，怎么会有人相信高税率会让富人丧失工作的动机？

仅2000名雇员的Facebook，比起60万雇员的通用汽车来，所创造的财富会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未来美国不可回避的现实。不过，高科技的“智能精英”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商人，他们对智能的回报更为看重。这些人，恐怕更能接受高税率。事实上，巴菲特、盖茨、乔布斯一直是奥巴马的支持者。另外，一个国家不管教育多么发达，指望人人都能当盖茨、乔布斯是不切实际的。毕竟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有一定之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普通人。德国模式就尊重这样的常识，注重保护劳动阶层的权利。结果，德国制造业的工薪远比美国要高，面对“中国制造”的挑战，德国产品照样能立于不败之地。保证普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也许是缩小贫富分化的最有效办法。

不受约束的市场，会摧毁社会的凝聚力。美国现在需要的，是摆脱市场原教旨主义。

历史站在奥巴马一边

文/梁禾

梁禾，生于上海，意大利文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后期定居美国，主要经历是在诸大学教学及在欧洲诸国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化考察，现任波特兰州立大学国际学客座教授。除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外，亦从事数种文字的世界经典著作翻译和学术编译。

道义的力量，往往与缭乱缤纷的表象或错综复杂的计谋无关。

再说，人们实在厌倦了营私的政治与特权。

2009年1月20日。这天，阳光普照华盛顿特区，虽然实际气温仍低至零下10度以下，却没有出现众人担心的雨雪，也没有太大的风。两百多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人们，从凌晨起冒着刺骨严寒，汇集在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广场坪及四周，来自各方的人海淹没了整个华盛顿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见证历史篇章揭开新的一页。

正午，寒冷的上空终于回荡起高音器发出的宣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随之，剃平头、穿深色长呢大衣、里面是白衬衫和深红色底细白点领带的奥巴马，矫健自信地走向刻有美国总统徽章的讲坛。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双手托着1861年林肯总统就职宣誓时使用的那部圣经站他身旁，在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罗伯斯的领颂下，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第一位黑人公民，在全世界凝视下，宣誓就任总统。

奥巴马在登上讲坛前，与坐在一侧的离任总统布什礼貌握手，甚至在宣誓仪式后也周到地送布什夫妇登上直升机，并与新任副总统约翰·拜登夫妇一起站立在国会大厦东门前，目送布什一行起飞远离。然而，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无视一旁的布什，更不顾布什身后的副总统迪克·切尼——他们让美国里外遭殃的八年执政历史，正在被彻底翻盖过去。奥巴马宣告：“美国将重新承担起对自己、对国家和对世界的责任。”

直到20日前夕，对总统宣誓就职的露天仪式是否会因这罕见无常的恶劣天气而改易，对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庆祝游行仪式是否能照常进行等，无人持有万分把握。为此，白宫负责总统就职仪式的人员及华盛顿特区两万多名负责保卫的警察和便衣特工们都做了各种准备。然而，与2008年8月28日晚，奥巴马在丹佛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任命的盛大露天仪式那次一样，上天再次保佑了奥巴马：在这异常叵测的节气里，苍天再次赐予这位美国历史上首次当选的黑人总统以万里晴空。就连妒意满腹的前总统克林顿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历史站在奥巴马一边。”

那天，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穷富贵贱，学者哲人或白丁，从美国各城镇乡村，到巴格达街头的小贩，到开罗的茶馆酒吧、加沙地带的难民营、欧洲各国的广场、校园和公共集会地，举世的人们长达数小时地盯在电视屏幕前。无数双泪眼，泣不成声——一个等待太久的新纪元正在拉开帷幕。

我，一个移居美国多年的外来族公民，沧海中的一粟。那天，专门赶回美国的我，与千百万民众一起，是历史壮丽篇章的目击者。我们与奥巴马和他的竞选人马一起，共享这时刻最深远的意义。从2007到2008年，无数人投入了这场为争夺人类前途，为重建道德，为人类再见希望的决战。我和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再解开自己羞涩的囊袋，纷纷为奥巴马捐出力所能及的援助。

那么，是什么燃起了大地上亿万民众已近泯灭的希望？奥巴马如何使一个充满动荡而又极端分化的世界重见光明？他又怎样让一颗颗因一再失望而冷却疲惫的心重新热烈跳跃？

奥巴马一生的故事我们已经熟悉。如下小景，也许能从侧面说明点问题。

2008年夏，奥巴马与希拉里竞争民主党候选人达到激烈顶峰。一批批由普通公民自愿组成的“改变，我们能够！”（Change, we can!）小组，开进了美国疆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我居住的小城的居民们，也纷纷打开家门，免费为他们提供驻地。一个傍晚，在一邻家，“改变”组人员召开派对，温馨的客厅里户主摆出了鲜花酒食佳肴。沸扬中，一位不到30岁从爱荷华州来的英俊青年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份力量，能把一个伟大正义的事业建立起来！当时，我和一群对现实无望的平民百姓一起，在许多冰天雪地的黑夜里，逐家去敲门，播种‘我们可以改变现实’的理想。当时谁都没敢去想结果的成败。可在全国最关键的爱荷州初选中，奥巴马赢了！我们得胜了！……”

其实，不仅是奥巴马的成长背景，更是他不愿在大城市高级写字楼里当律师挣大钱的事实，是他放弃在象牙塔里教法律当教授、坚定地去破落颓败的芝加哥南边黑人区从事改善社区的选择，叙述了他的正义与理想。他，一个鲜为人知、初涉政坛的下级议员，敢于向势力雄厚老资格的前总统夫人希拉里挑战，并因战略步步高超而赢得全胜的事实，加上他那不可动摇的自律与理性，毋庸置疑地向世界宣告：人的素质第一；个性决定命运，也可以创造历史；敢于企望是走向胜利之母。是他走向人民、甘为人民重写历史的胆略，让亿万民众发现了自己的代表；是他和米歇尔的爱情，振动了已对爱情不纯、婚姻易破司空见惯的世界，使人重见真情的美丽；是奥巴马健美、智慧的形象（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竟公开狂语：选民着迷奥巴马是因他那健美黝黑的肤色和运动员般的颀长体形），让无数颗受羁绊的心灵开始冲破种族偏见的束缚，让无数双受种族歧视蒙骗的眼睛，见到了个性的光芒，看到了力量。终于，保守派和对立派们的最后一道攻势——种族歧视，崩溃了。

真的？奥巴马的最终胜利靠的就是这些？是的。因为，道义的力量，往往与缭乱缤纷的表象或错综复杂的计谋无关。再说，人们实在厌倦了营私的政治与特权。

尼采在19世纪末预言：随之而来的世纪里，上帝已经死亡，社会价值体系解体，人陷入病理性的忧郁，人的自我超越是自救的唯一药方。无论这话是谬误，还是真言，奥巴马当选为总统，是历史赋予陷于困境的美国的又一次机会。

出兵伊拉克前夕

文/乔治·W·布什（美国前总统）

2002年我在克劳福德镇（位于得克萨斯州，布什在这里买下一个农场）停留了很长时间，那是一个思考下一步决策的好地方：我该如何在外交轨道上推动事情（处理伊拉克事件）有所进展。

一种选择是寻求联合国决议，要求萨达姆重新接受核查人员进入。另外一种，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萨达姆缴械，要是他不肯，就组织一个同盟推翻他的统治。

从法律角度来说，联合国决议不是必需的。三年前，克林顿总统与我们的北约盟友就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决议支持的情况下，推翻了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迪克（迪克·切尼，时任美国副总统）和唐（唐·拉姆斯菲尔德，时任国防部长）也认为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不需要联合国决议，毕竟我们有16项证据了！他们相信，把事情交给联合国会带来漫长的官僚主义办事过程，这会让萨达姆变得更加危险。

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可是，几乎每一位我咨询过的盟友——即使像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这样坚定的倒萨派——都告诉我，为了在他们的国家赢得公众支持，联合国决议的支持绝对必要。

科林（科林·鲍威尔，时任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赞同霍华德的意见。在我动身去克劳福德的前一天，我请他在战情室单独和我见面。科林比之前每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更有热情。他说，得到联合国决议，是唯一赢得全球其他国家支持的方法。他接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推翻萨达姆，军事行动相对而言更简单；之后，用科林的话说，美国就将“拥有”伊拉克，我们便有义务帮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进行重建。我仔细地听取并且表达了相同的关切。

那年夏天的华盛顿，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相当炙热的新闻话题。记者们总是问我，桌子上是不是有一份作战计划。

8月15日，我打开《华尔街日报》，看到一篇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评论文章，他是我父亲的国家安全顾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别碰萨达姆”。布伦特在文中讨论了伊拉克战争将会分散反恐战争的力量，会释放出一个“面临末日审判一样的中东”。他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向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坚持进行对伊拉克政权无事先通报的有效核查”。

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布伦特没有把它告诉我，而是选择了发表在报纸上，这让我很生气。我给父亲打电话。“孩子，布伦特是我的朋友。”他提醒我。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也知道，要是外交手段失败，批评家们会挖出这篇文章。在华盛顿，有些人认为布伦特的评论是父亲在向我传达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可是如果他认为我所做的不对劲，他百分之百会自己告诉我。

9月7日，周日。我在戴维营召开了国家安全小组会议，以做出最后决定。51周之前，我们在月桂木屋一起做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现在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想找到一种不用开战就消除伊拉克威胁的办法。

我给每个小组成员机会发言。迪克·切尼建议我们最后一次重申对萨达姆的要求，给他30到60天时间把自己弄干净，如果他不同意就用武力解决。“是行动的时候了，”迪克说，“我们没法再等一年。……核查制度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科林仍旧坚持联合国路线。“只要我们向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能吸引盟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就不会得到执行军事计划所需的国际支持。”

在最后一次听取了所有人意见之后，我表示我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国际社会对萨达姆的看法有分歧，”我说，“我们得消除分歧。要么他交出他的武器，要么就动武。”

我告诉小组成员，在下周的演说中我将把这一意见向联合国提出。我将提醒联合国，萨达姆的蔑视会对这一机构的信誉造成威胁。如果联合国的要求没有被执行，它也就跟当年的国际联盟一样，是个没用的国际组织。

当晚，托尼·布莱尔来到戴维营共进晚餐。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请求联合国通过决议时，他很高兴。“许多反对者希望我们采取单边行动，”他说，“但是现在，你戳中了他们的软肋。”

我们都明白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旦我们在联合国表明观点，就必须一直承担后果。若外交手段失败，可选择的办法就只有一个了。“我不想发动战争，”我告诉托尼，“但是我会发动战争。”

托尼表示同意。会晤后，我告诉托尼的高级幕僚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你的头头真有种。”我不知道把这句话讲给终日浸没在唐宁街十号的优雅耳朵听，会被理解成什么意思，不过对每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人来说，这意思相当清楚。

“现在全世界面临着一个考验。”2002年9月12日，我对所有联合国代表说，“联合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性时刻。安理会决议是能够得到尊重和执行，还是可以毫无顾虑地被抛到一边？联合国能够贯彻其成立的宗旨，还是完全背离初衷？”

发表这次讲话是一次离奇的经历。代表们安静地坐着，几乎像是被冻住了。我感觉是在对着一个蜡像馆说话。

会议厅外面的反应令人鼓舞。盟国们很感谢我能尊重联合国，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求问题解决；很多在家中的观众很赞赏我挑战联合国的行为。《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写道：“如果联合国在面对这种长期、公开的对其行为的挑战时反应仍然被动，尤其是这种挑战还涉及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肯定会导致布什先生警告过的对联合国初衷的背离。”

联合国就此进行辩论时，我们在为另一项提案努力，这就是国会给予的战争授权。作为讨论的一部分，国会大厦的议员们要求情报部门做出分析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评估，用大多数过去18个月里呈送给我的情报编纂了这份评估报告。情报评估认为，“巴格达拥有超过联合国射程限制的导弹和生化武器，如果联合国不加核查，伊拉克在10年内很有可能研发出核武器”。

情报对国会议员们产生了一定影响。参议员约翰·克里说：“我之所以投赞成票，让美国总统拥有在必要情况下发动战争、制服萨达姆的权力，是因为我相信萨达姆手中握有致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一位在情报机构广受尊重的民主党人也说道：“目前，萨达姆已有的生化武器能力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明天……他有可能把这些武器提供给恐怖组织和与其政府接触过的第三方。这些组织又有可能在美国使用这些武器，对我们的公民发动毁灭性的袭击。我十分惧怕这种事情发生。”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同样支持这项提案。他说：“毫无作为的风险太大。我们被选为议员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和他们辩论。已经是时候在伊拉克和中东绘制新路线了。”

2002年10月11日，参议院以77比2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提案，众议院以296比133的投票结果通过。两院支持率都高于当年对发动海湾战争提案的投票支持率。提案争取到了主要民主党人的支持，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和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乔·拜登、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哈里·里德。

11月8日是联合国方面决定性的投票日。现在的问题是，决议能否通过。我们需要15个安理会成员中的9个投赞成票，而且不能有来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反对票。我们拨打了无数电话，努力让每个人和我们达成一致。安理会投票后不久，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嘿，头儿，”科林说，“咱们做到了。”

15比0，投票一致通过。不仅法国投了赞成票，俄罗斯、中国和叙利亚都投票支持。现在全世界都明白：这是萨达姆接受核查并自我缴械的“最后一次履行决议的机会”，否则他将面临“严重后果”。

外交路线走得步履蹒跚，我们的军事计划会议越来越集中讨论推翻萨达姆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之后的几年里，有些批评者会指摘我们没有好好为战后时期做准备。根据我的记忆，这种指摘并不准确。

2002年秋季开始，在副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哈德利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深度规划。我们最担心的是饥荒和难民问题，60%的伊拉克人依赖政府的食物供给生活。据估算，大约200万伊拉克人将不得不在战争期间背井离乡。

2003年1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埃利奥特·埃布拉姆斯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介绍。我们计划准备出食物、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救灾物资。我们也制作了可以收容难民地区的地图。我们部署了经验丰富的人道主义救援专家随军进入伊拉克。我们查明了伊拉克55000个食品配送点中绝大部分的位置，同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签署协议以保证有充足的食物供应。

我们也制订了重建的长期计划。我们将重点考虑10个领域：教育、医疗、清洁供水、电力、住房、交通、政府和法律、农业、通信以及经济政策。对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收集资料，确定战略，设定具体目标。比如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判断，伊拉克有250所非军事综合性医院，20所军事医院，5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995个公共医疗中心。我们计划给这个国家提供大量的医疗供给，努力争取在国外的伊拉克医生和护士回国工作，培训新的医疗人员，最终把全部工作移交给一个新的伊拉克卫生部门。

最困难的部分是如何设立一个后萨达姆时代的政治体制。政府中有些人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伊拉克流亡者的组织。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流亡者们和华盛顿一直有密切联系，但是我强烈感觉到，伊拉克的第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伊拉克人自己选举出来。我很介意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训。英国自己安排了一个非伊拉克裔的国王费萨尔，他的统治被视为非法，对他的任命引发了公众不满和社会动荡。我们不会重复这种错误。

其余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后萨达姆时代保证公共安全。一些情报表明，一旦政权更替，萨达姆的大部分军队和警察会主动投诚。但因为最高指挥官们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们将不会被邀请归队。不过我们还是会利用其余萨达姆时代的军事力量构成新伊拉克的军警机构基础。

战前的计划和人员准备好之后，我感到我们已经万事俱备。然而，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国家的建设能力有限，没人知道还会出现哪些需求。军队里有一句俗话：“没有任何作战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有效。”就像我们即将在伊拉克学到的那样，这句话用在战后规划上有双倍效力。

（《抉择时刻》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亲笔所写的自传，已于2010年11月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布什任美国总统八年期间面对14个重大事件所做决策的内幕和大量未被透露过的细节，比如九一一恐怖袭击、2000年总统大选、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决策内幕，故取名为《抉择时刻》。）

美国的新一代精英在想什么？

文/薛涌

常青藤怎么成了华尔街的输血管

2007年，有将近一半（47%）的哈佛毕业生直奔华尔街淘金。这个比例2011年降到22%，但华尔街仍然是哈佛毕业生最大的目的地。从事教育的居第二位，但仅占毕业生的11%。专家指出，这一急剧下降，并不反映什么长期的趋势。不过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中华尔街不景气、职位不多而已。等经济恢复后，哈佛毕业生对华尔街还是趋之若鹜。这也难怪，2008年，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女校长Drew Gilpin Faust在上任后第一个毕业致辞中，就对学生们进行了一通教训。她引用了一位去了华尔街的毕业生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讨厌飞来飞去，讨厌住饭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Faust校长接着说：“找你喜欢的工作。如果你醒着的时间有一大半都在干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很难幸福。”

再看看当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了“99%对1%”的口号，称1%的精英过于贪婪，不管别的，只顾自己捞钱。究竟这1%是谁？不用说，许多就是Faust校长所训斥的那些为了金钱而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的常青藤子弟。毕竟，华尔街把常青藤看作自己主要的人才供应基地，每年都到各校招兵买马。像高盛等大金融机构，基本都被常青藤的校友们把持。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常青藤的教育，一直都强调价值观念、鼓励学生献身于理想、改造社会、抵御物质诱惑。哈佛校徽上的校训只有一个字：Veritas，直译为真，原初的意思是对耶稣和教会的真诚或忠诚，现在则有忠于自己的信仰、理想或追求真理的意思。耶鲁的校训是Lux et veritas，即光与真。没有教授会对学生说“你不挣多少钱就别回来见我”，学生总是被鼓励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在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学生们听到的最多的训诫，就是：“发现自己，寻找自己的激情，倾听内心的声音！”另外，常青藤在制度上，还有一系列鼓励学生投身于非营利事业的措施，比如提供丰富的奖学金，让学生毕业时不必为了还学贷而按照薪金高低来选择工作，并对从事社会公益或教育等油水不大的工作的学生减免学贷。为什么这样的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摇身一变就只顾埋头淘金？他们在课堂讨论或种种社团和社会活动时那些“改造社会”“拯救世界”的豪言壮语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选择，难道不是宣告了常青藤教育的破产？更不用说，哈佛等校的学生，已经成了占领华尔街的先锋，并配合展开了占领校园的活动，甚至华尔街大公司到校园招聘，也受到这些人的打扰。如果连他们也在毕业后马上跑到华尔街上班，是否虚伪得有些过分？

遗憾的是，我们听得到像Faust这样的师长的训诫，听得到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谴责声，却很难听到这些从常青藤直接跳进华尔街的年轻一代精英的声音。所幸的是，网络的活跃使这些在主流话语中隐身的淘金者偶尔现形。2010年有位“身在庐山”但年纪稍长的人贴出一篇文章，在现身说法的同时，也贡献了不少自己的观察，很有价值。

此公并非典型的常青藤——华尔街精英。他和笔者一样，是个历史学博士。这是个典型的毕业就失业的学位。他虽然对金融没有兴趣，但毕业时好工作实在难找，就进了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华尔街里，咨询公司几乎是唯一雇用文科博士的地方。后来他又跳到IT界，最终进了耶鲁法学院。在法学院他也观察到，学生群体中最多有15%想到华尔街给大企业当律师，但毕业后实际上有75%的人从事这个行当。

在他看来，法学院的学生这样选择情有可原。毕竟3年法学院下来，费用将近20万美元，许多毕业生扛着10万美元左右的债务，找高薪的职位也是不得已。相对而言，本科生则单纯些。他们为什么也到华尔街来淘金？根据此公对哈佛本科生的观察，有如下几点要素：一、这些人功课都相当好；二、以常规的标准衡量，这些人都很成功；三、他们在学校之外的真实世界中经验甚少；四、有相当的野心或者责任要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五、激励他们奋斗的，往往不是自己真找到了什么目标（他们经常对于未来处于举棋不定中），而是对“不成功”的恐惧。这里还有一条，他们并不以金钱来衡量成功。在这方面，他们大多抱着“差不多就行”的态度，觉得当个普通的中高产就可以了。

华尔街大公司对这种心理摸得很透。他们到常青藤招兵买马，并非上来就告诉你年薪多少、奖金多少，而是抓住年轻人想有成就、又一时不知道干什么为好的特点，夸口介绍说：“来我们这里干两年，有了经验，以后就天高任鸟飞了，想干什么都行！”换句话说，那些吓人的大公司，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张目瞪口呆的工资单，而是更高一层级的训练机构或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常青藤子弟中，你经常会听到“进某某公司比进哈佛还难”的说法。如果你野心很大，但一时又想不明白该往哪里走，那么何不去高盛或麦肯锡两年呢？站在这样的高台上，日后想出拯救世界的具体目标来，起点岂不高得多？如果大家都去时，唯有你不去，又想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是个输家，被害怕失败的恐惧所征服。

一旦进了华尔街，就可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了。当你真坐在窗口面对着中央公园的豪华办公室、每月拿着丰厚的工资单时，再要改变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就难了。即使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里干了10年后，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庭，想得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配偶、孩子的责任。这些责任，都意味着相当可观的开销。那会儿你也许会感叹：“我辈老矣，改造世界壮志未酬，却背上一身责任。还是养好两个孩子，未来让他们去改造吧！”当你的理想这样被金钱所俘虏时，你并不会感到太自私，投降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美国式的“个人服从组织”

付出了这样的“代价”，是为了好好教育孩子。那么，孩子是否会因为你的“牺牲”而不同呢？

大家都知道，李开复先生的自传就叫《世界因你而不同》。这么绕口的题目，一看就是从英文中翻过来的，而且翻得生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美国的某一流行观念在中文中缺乏对应的表达方式时，也只有这样硬翻了。

所谓“世界因你而不同”，是美国人对自己的信念，也是对年轻一代最通常的激励：“make a difference!”即勇敢地改造世界，让世界因为你的努力而变得有所不同，甚至有make a difference日。精英家庭的子弟，大多更是在这样的训诫中成长。以我个人的观察，越是精英的家教，铜臭气越小，家长越不会单纯鼓励孩子挣钱，越要强调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拥有幸福的人生，为世界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那些借口为了培养孩子继续在华尔街淘金的常青藤子弟往往有意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被为了孩子淘了一辈子金的父母所养大的。家长从小就告诉他们要“发现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享受有意义的人生”“金钱不是衡量成功与幸福的尺度”“想想世界是如何因为自己而不同”……但他们没有让世界变得不同，甚至自己也没有变得不同，只是延续着一个相同的循环而已。他们的生活，背叛了他们的教育理想，但他们又完全不是反叛的一代。恰恰相反，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对父母老师最为顺从、完美地完成了长辈交代给自己的所有事情的一代。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David Brooks，一针见血地把他们的问题点透：如今这代年轻的精英，是训练最好的一代。他们从小到大的教育，有着最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未来，则是有史以来最缺乏结构性的。习惯于在严谨的教育结构中按部就班的精英，面对无结构可循的真实世界，自然容易乱了分寸。

David Brooks所指的，实际是近年来美国媒体不断讨论的“被过度日程规划的孩子”（over-scheduled child）。这代人从一生下来，望子成龙的家长就把他们的教育安排得天衣无缝：钢琴、外语、数学、科技……甚至连体育竞技、社会活动等，也都是由成人精心设计，高度组织化。比如，申请一所精英的私立寄宿学校，校方不仅看孩子的功课成绩，还要看其爱好和社会活动。如果爱好是游泳，校方就要求列出具体的成绩。怎么办？随随便便在游泳池或海滨玩儿当然不行。家长要在当地找最好的教练和游泳俱乐部，把孩子打造成游泳明星。总之，孩子的一分一秒，恨不得都要在这种精心构筑的框架中度过，没有时间彷徨，没有机会犯错误。让孩子在街上随便玩儿被视为社会问题。“过度计划的日程”（over-scheduled），使自由时间几乎被挤压干净。甚至许多拿着常青藤学位的家长，不惜辞职在家督导孩子。这就产生了《纽约时报》所谓的一代“超人”：个个能高水平地演奏一两种乐器、讲两门以上的外语、是学校的体育明星，有的十二三岁就开始学微积分，有的是某某组织的主席，有的在发展中国家帮助建设了学校或医院，有的在同时钻研分子科学、哲学、数学、中世纪文学等并不完全相关的学科……这么多孩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在以前任何一代都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学教授John Quiggin最近在《高等教育年鉴》上分析道：这种教育大跃进，既是美国社会高度贫富分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25%的年收入流入1%的家庭，创造了超富的上流社会，常青藤和其他精英大学仅为不足1%的特权阶层提供教育。精英阶层的财富，建造了培养“超人”的高级实验室，保证他们的孩子能够永远领先。

这当然是一面之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财富买不来孩子的才干。以我在美国的个人观察，大多数这样的“超人”，恐怕并不是来自1%的超富阶层。不过，家长努力挣钱，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则是遍及华尔街内外的普遍现象。家长运用自己财政和知识资源，把孩子的学习过程和效率都优化到了极限。如果孩子们争气、愿意利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去奋斗的话，自然就创造了令人瞠目的成就。所以，尽管美国有一系列向弱势阶层倾斜的社会和教育政策，大学也给贫困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中产和富裕阶层子弟还越来越主宰精英教育，常青藤中的弱势阶层比例不断下降。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代“超人”在上大学前就已经对同龄人拉开了难以追赶的距离。

但是，他们的成就，往往掩饰了其内心的懦弱。他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自己这种“超人”的身份和能力，知道父母、师长乃至社会都期待着他们取得惊人的成就、戏剧性地改变世界。当然他们更意识到：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不仅是因为自己享受着许多优遇，而且也有许多人（特别是父母）为他们做出了牺牲。只有成功，才是对这一切最令人信服的回报。这就使他们心理上产生了“证明自己”的“成功忧虑”。这种“成功忧虑”所带来的压力，使他们整天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生活，并对失败充满了恐惧，乃至会在任何可能的风险面前后撤。比如，即使在最为常规的学校教育中，他们可能对某门课程感兴趣，也知道自己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是，当他们一旦意识到此课过于难、教授打分苛刻，也许会影响自己的成绩单时，就马上放弃。在当今一片常青藤崇拜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意识到：在常青藤中，充满了这种非常缺乏自信的“成绩单专家”。他们进了常青藤、成为“超人”，不过是证明了他们能够干好所有别人安排、吩咐给他们的事情，或者演练出一套娴熟的技巧来满足他人的期待。

正是这些人，到了毕业的时刻突然面临着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一个让那些为自己安排了一切的家长和老师都手足无措的世界。未来的路怎么走已经不能听长辈的了，一切要自己做出决断。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这些“超人”显示出他们不过是凡人。他们迷惘、困惑、举棋不定。华尔街的大公司也正是在此时抓住了他们，在没有人能为他们再做出安排的时刻继续给他们提供安排：别担心，未来还远，不用现在做出决断。你高中毕业时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但知道自己应该进哈佛。现在你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先在我们这样的精英机构锻炼锻炼、积攒些经验无疑是通向未来最好的跳板。试想，如果你22岁，刚刚毕业，承受着必须成功的巨大压力，又不知道在事业上怎么选择，高度组织化的华尔街大公司殷勤地追到你面前，你怎么能不被俘虏呢？进了高盛，至少不算失败吧？至少交代得过去吧？至少是在马拉松中途精疲力竭的时候没有掉队吧？所以，虽然美国孩子从小就被鼓励珍视自己的个人自由，独立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在生活的每个关节，都难免在无所适从的“自由”中乖乖听从了长者或大的组织机构的安排。这就是美国式的“个人服从组织”。

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人服从组织”正成为越来越世代化的制度和文化安排。这些人在高度组织化的华尔街金融公司中，往往要经过若干年才会感到厌倦，事业和理想的背离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时会折磨他们的心灵。但是，如上所述，生活也会给他们提供新的止痛药。一旦有了家庭，他们就开始想：“在华尔街倒腾钱养肥自己确实没有什么高尚可言。但是，家庭和孩子的成长需要这些钱。还是牺牲一下自己的理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等他们长大了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问题是，等他们的孩子被这样“自我牺牲”的父母精心培育成“超人”后，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满足父母的期待，回避失败和冒险，进常青藤，去华尔街，最终为了培养能够改变世界的孩子而继续淘金……Veritas作为校训、家训，一直主宰着美国教育，但抚育的却是一代又一代背离了Veritas的人。

现代社会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用韦伯的语言概括，就是科层化、官僚化，政府、公司、学校无不如此。高度组织化创造着高效率。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的生存之道，也是在现在社会成功的基本技能。我们所讨论的“超人”一代，见证了这种高度组织化已经渗透到了童年，控制了那些甚至还没有开始读书识字的孩子。这样，未来一代精英的生活道路，从一开始就被“组织”所安排，个人的选择被软性地扼杀了。所以，美国的许多教育学家开始起来捍卫孩子的自由活动时间，以抗拒过分组织化的童年。

前有反叛，后有招安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金钱的魔力，一方面是刺激贪婪，一方面则在于能够创造为自己服务的最有效率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对人的控制，有时让你想跳也跳不出来。我的一位朋友，从小研读古希腊文，哈佛的本科，牛津的硕士，一直倾心于中世纪史；在是否读中世纪史博士的问题上纠结良久，终于被惨淡的就业前景吓倒，进了哈佛法学院。可是，她仍然对钱毫无兴趣，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环保，也一直在环保组织中实习。可惜，整个美国的环保运动，就雇得起那么两三个律师，想找个低薪的职位也不可能。相比之下，华尔街的大公司，往往在你本科还没有毕业时就追到校园，一个短短的面试后就给你实习的机会，还没有毕业时待遇优厚的聘书就送来了。一切是那么容易。这样的组织效率，让其他行业如何竞争？

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当然比低度组织化的前近代社会要有效率得多。但是，组织的逻辑是维护稳定，保持连续性，要求雇员忠诚服从，不惜扼杀具有潜在颠覆性的个人创意。当社会过度组织化，甚至把个人生活的各个面向都纳入组织规程后，个人意志乃至社会活力就都可能被窒息。我们前面讲的“超人”，往往成为华尔街最为驯顺的奴仆。完美无缺的成绩单和明星般的个人履历，最终缔造了许多蝇营狗苟的白领。他们除了养肥自己外，并没有把世界变得一丝的不同。

难怪有人指出，我们时代的创意，主要来自反叛组织化社会的辍学生。不久前Michael Ellsberg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他给《纽约时报》写这篇文章打字用的苹果计算机，是大学辍学生乔布斯的产品；其中所用的微软软件，则是另外两个辍学生盖茨和艾伦的创造；文章发表后在网上传播的Twitter的发明者，还是辍学生Jack Dorsey、Evan Williams和Biz Stone。更不用说，Facebook是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Dustin Moskovitz等辍学建立的，是被没有学位的Sean Parker抚育成长的。辍学生几乎包揽了我们时代创造力的偶像。

此话未免夸大其辞，不过，如果按照人均创造力计算，这些精英辍学生比起那些从常青藤到华尔街的循规蹈矩的白领来，不知道要高几十倍、几百倍。他们的成就，和他们在生命历程中对组织化的突破有重大关系。盖茨虽然出身于循规蹈矩的中高产，但从小就相当反叛，和父母吵成一锅粥，乃至父母不得不到心理医生那里咨询，是医生建议他们在孩子的这场“独立战争”面前后撤。乔布斯辍学后居无定所，一度靠捡可乐瓶换几分钱、周末去慈善组织那里蹭饭来维生，走的也绝非“超人”们的精英教育之路。只可惜的是，在我们的时代，他们的道路更像“事故”，而非“正道”。

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辍学生的业绩震动了世界、鼓励越来越多的常青藤子弟辍学创业时，金钱的组织力量又迅速开始控制这些“脱轨”的年轻人。如今的天使投资，纷纷大举进犯常青藤，以投资为价码，逼着学生辍学。其背后的逻辑是：你必须背水一战、义无反顾地经营。只有这样，我投资的回报才有保障。如果拿了投资，还舍不得辍学，脚踩两只船，谁还会把钱押在你身上？说到底，这还是华尔街的逻辑。其实，许多大学生创业者并不希望放弃学业。他们仍然觉得在学校能够学到许多东西，在精神上也获得了莫大的满足。但是，投资人会逼着他们选择。最终，许多孩子在金钱的诱惑下同样会背叛Veritas、干自己不情愿的事。一些明明在基础科学或文化研究上能够成为顶尖学者，或在公共服务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可能因此放弃自己的生涯。这真可谓是前有反叛，后有招安。华尔街无时不在确立自己的统治。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华尔街所代表的“市场回报机制”进行一个宏观的反省。

“中产美德”与“华尔街回报”

华尔街的人有时喜欢说自己并不是仅仅图钱。不倾听他们的心声不公道，但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则未免幼稚。精英人才纷纷涌向华尔街，当然和华尔街在金钱上的高回报有关。问题在于，这样的回报是否正当？华尔街掐尖式的延揽人才，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好处？

在1920年代，华尔街的工作收入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1929年大萧条开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华尔街的高收入阶段才告结束。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Thomas Philippon的研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华尔街员工的收入和技能水平和其他产业大体在同一等级上。直到里根时代放松管制，华尔街的收入才又开始攀升。到2006年，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已经比其他行业高出70%。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金融是经济的神经系统，创造巨大价值，必须以高回报吸引最优秀的人。可惜，从经验事实上看，华尔街的收入经常在大经济危机的前夜达到顶峰。“大萧条”和当今的“大衰退”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华尔街的收入反而很一般。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债务和财政分析负责人UgoPanizza指出，被那些所谓最聪明的人掌握的金融系统，在过去25年内就经历了3次毁灭性的大崩溃：拉美危机、储贷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金融业在这一高收入阶段，很难说对经济有什么积极作用。他和两个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揭示，当对私人信贷超过GDP的110%（也是华尔街大发其财）时，金融对经济就开始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瑞士、西班牙、爱尔兰、冰岛等12个国家的金融业都规模过大。总之，在最近这二三十年，金融对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反而奇高。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其收入反而停滞。

如果嫌这种专业的数据分析过于抽象，我们不妨看一下人性化的例子。2006年11月，也就是“大衰退”的前夜，《纽约时报》头版刊登过一篇长篇报道：《巨富的诱惑影响了事业选择》。报道的主人公是位叫Robert H.Glassman的医学家。他1983年哈佛本科毕业，4年后读完医学院，梦想的是攻克癌症、拿诺贝尔奖。但是，最终他放弃了医疗生涯而加入美林，成为医药投资银行部门的高管。Robert H.Glassman作为医学专家，在35岁时收入就达15万美元，按2006年的美元价值为19万，属于相当富有的阶层，但是华尔街的收入仍然让他感到心理失衡。他说，大学毕业时，那些最优秀的人进了顶尖的医学院，忠于自己的工作伦理，追求纯粹的理想。等20年后同学聚会时，发现聪明不及自己十分之一的人比自己赚的钱要多得多！凭什么？他就这么下海了。他不肯透露自己在华尔街挣多少。不过，根据《纽约时报》的估算，他的职位年收入在几百万到两千万美元的范围。

Robert H.Glassman仍然属于有理想的人。离开医疗这行去赚钱，依然开着辆本田，不断地做慈善，周末假日免费行医。用他的话说，休假时至少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但是，他已经放弃了理想中的事业目标。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现象，而是代表着一个大趋势：各领域内大量的专家，都纷纷放弃自己的本行投奔华尔街。记得当时我有位朋友，从小就是位理工奇才，清华毕业后在美国顶尖的工学院拿到工学博士，而且对工程着迷到废寝忘食的程度。然而，就是这样的人，也拿着本对冲基金的书在看，准备跳到华尔街去，因为那里钱太多了，而且特别需要数理功底好的人。虽然金融危机最终没有让他如愿，但那年月华尔街不知道让多少英才放弃了在自己本专业中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科技、工程领域导致严重失血。如果说这些最聪明的人到了华尔街，能够奇迹般地创造出更大财富、使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培养更杰出的专业人才，那么市场理性还说得通。不幸的是，这些精英非但没有创造财富，反而把大家的钱都折腾得精光。

这就让我们回到柏拉图的问题：是否有一种中产美德？在柏拉图看来，过分贫困和过分富有都不利于美德的成长。贫困的人不得不为稻粱谋，难以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度富裕的人往往被贪婪所征服，也随时会为了钱而不择手段。只有中产的人，没有紧迫的衣食之忧，远离金钱的诱惑，可以干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发展内在的美德。如果我们觉得“美德”这种精神领域的问题过分玄虚，就不妨回到简单的经济效率上来思考：鼓励人们从事最能赚钱的事业，比起鼓励人们从事自己最热爱、也最擅长的事业来，究竟哪种奖励机制更优越呢？美国有常青藤，有华尔街，但是，美国人的整体素质则每况愈下，其15岁学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三年一次的学术能力测试中，一直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地位。与此相对，芬兰则一直在西方国家中领先。美国媒体感叹：芬兰贫富分化甚小，教师的收入虽然比不上企业高管，但相差不是那么邪乎，社会地位则很高。结果，教师成为芬兰最有竞争性的行业之一。与此相对，美国的教师，在大学读书时多是班上垫底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发展怎么能够持续呢？

最聪明的大脑都集中在华尔街，就像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房地产一样，对国家、社会、经济都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市场导致了这样的资源配置，这样的市场就值得被严格检视。这次“大衰退”使金融业急剧萎缩，华尔街在常青藤毕业生中已经不那么炙手可热了。这也许倒是帮助美国社会和新一代精英反省的大好时机，也许在市场经济凯旋的时代，我们应该思索“后市场主义”的社会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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