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记录中国

目录

前言 唏嘘2008

上篇 跌宕

雪国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大地摇撼，奥运稍息

中篇 “无与伦比”

全民运动

闪开，奥运来了

高潮体验

下篇 余波

“阻燃剂”

非典型奥运

尾声 wire上的中国年

前言

唏嘘2008

1

2007年秋季，利用一次午间的便餐，我向我的上司、《体育画报》执行出版人程益中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准备集中精力，用两年时间完成一本书的采写，记录北京奥运年的历程。

“那你靠什么生活？”

“我掂量了自己的积蓄，两年不工作，应该还能活下去。”

从那一年的夏天开始，我就萌生了书写2008社会实录的念头。做了十几年的新闻人，追逐一个又一个新闻人物、新闻故事，虽然教科书上说，那都可能是“瞬间的历史”，但渐渐无法满足自己的野心。

自己在《南方周末》做过深入社会生活细节的特稿记者，在《体育画报》又有奥运报道的资源优势，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形成了：你正是适合记录北京奥运的那个人。

“你没必要辞职。”程益中当即表明态度，“我觉得一份媒体有义务成就自己的记者。”

这位中国知名媒体人的开明和坚持，动摇了我原本抱定的辞职念头。我虽疯癫，却也明白有收入比坐吃山空好，而且我很清楚，真要成为所谓自由记者，在中国的环境下将寸步难行。于是我留下来，只是适度减少了工作量。

生于1970年代初期的我，自认为人格分裂，证据之一，就是血管里混杂着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血液。下决心记录北京奥运的动机里，本身就体现着这种“混血儿”的复杂欲望；而最终选择留在《体育画报》，同样呈现出“混血儿”的自我妥协。

2

原以为，奥运的主题已让2008年足够厚重了，没想到这会是如此跌宕的、无与伦比的年份。这一年，更像是一个过分迷信戏剧冲突的编剧的剧本，而不像一段真实的生活。人们为八卦疯狂，为灾难哀伤，为危机焦虑，为道德缺失恐慌，为奥运紧绷神经然后极度释放……其中的每一例，都达到了几十年里相关体验的极致。

在中国近当代史，1976年浓缩了太多的爱恨悲欣，而2008的戏剧性，丝毫不输给1976。

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道路。我要完成的，应该是一部全景的社会实录，不是关注某一切面，也不局限于体育本身——虽然我很清楚，那样操作起来要轻松得多——是的，如果是悉尼或雅典那样的奥运会，不足以唤起我记录的冲动，那仅仅是“game”而已；在中国，奥运可以是一切。人们最熟悉的那首奥运歌曲写得很到位：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北京奥运激荡了许多中国人不切实际的梦想，也让本书作者成为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3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标准概念里的体育记者。通过体育来体察人性，通过体育来感知时代，是我的兴趣所在。本来挺轻松的东西，被无趣的我搞得沉重不堪。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某些时候，体育确实不止是体育。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只能是镜花水月。罗格说过，如果要找出北京奥运会最成功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更了解世界，世界也更了解中国”。这评价超出了体育范畴，如果是奥林匹克的原教旨主义者，其结语应该是“在北京破了一箩筐的世界纪录”。

正如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所言，正因为体育看似与政治无涉，才更容易为政治家所用，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别忘了，中国还曾在1980年抵制（当时的官方说法叫“放弃”）过莫斯科奥运会。

体育确实可以超越它自身，对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施以更大影响，比如奥运会就是如此。北京奥运会更是雄壮得无以复加，如前所述，在中国它可以意味着一切。身为体育记者，很荣幸恭逢盛事，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

4

2007年8月，我写下一篇题为《北京奥运需要不支持者》的博客，引起较大反响，我也被网民贴上了标签：奥运反对者。我想他们搞错了至少两件事，其一，不支持未必就是反对，其二，我认为奥运该容忍不支持的人，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其中一员。

当然，我其时的确对北京奥运忧虑多过憧憬。那篇博客的结尾，代表了我当时的立场：反对奥运的过度政治化；反对个人利益为奥运做出牺牲；反对锦标主义；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那个阶段的我，觉得北京奥运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劳民伤财，弊大于利，我甚至担心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被严重误读。现在想来，那时的自己实在浅陋。

随着奥运从临近到完结，我对北京奥运会——这个星球上最盛大的party的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渐渐地，我开始更乐观地看待奥运与中国的这次相遇——尽管我当初忧虑的情况并没有完全避免——这个自闭太久的国度必须迎着阵痛走向现代文明，我亦深信，国人对美好世界的本能追逐，也最终会演化为一种内生的力量。

北京获得奥运会承办权的同一年，中国加入WTO，它们都是中国回归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正如“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言，在当代中国，“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渐渐地，我也放弃了对奥运意义的过度阐释。现代奥运会本就没什么神圣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全球狂欢节，并在危机时代很好地实现了商业化、成功自救而已。生活经验告诉我，凡是被标榜为神圣的，都是可怀疑的。

我试图更平和地看待在奥运年发生过的一切。如果说还有什么阴影在我内心挥之不去，那就是依然激烈也依然容易被操控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很想知道，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同仇敌忾了？

5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力图以某一个时间切片来管窥更宏大的历史，这种审思角度给我颇多启发。不过，《万历十五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587年的历史，这个平淡无奇的猪年只是表达作者大历史观的一个基点。

尽管2008年不知比1587年激越多少倍，但我还是相信，真实的历史隐藏于细节中，隐藏于具体的人的故事。所以，在我的写作中，更多出现的是一些看上去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故事。他们是我的切片。

你会看到，人的活动贯穿整个叙述，而除此之外，我也写就了相当篇幅的人物列传，希望人们看到几个更完整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命运乃至价值观，被北京奥运不同程度地改变，或轻缓，或剧烈，但无不耐人寻味。

这一年里，我曾前往旧金山的火炬传递现场，前往境内原定传递城市本溪（最终都因故与火炬缘悭一面）；我曾前往雪灾所累的广州，两次前往四川地震灾区；我曾前往刘翔备战的上海莘庄基地，前往唐山搜寻残奥运动员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我忙碌于奥运主办城市北京，它包容的奥运元素纷杂、丰富、奇妙得令人激动，也令人茫然。

难度最大的反倒是北京的采访，头绪庞杂是一个问题，无处不在的防火墙是更大的问题。这就需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即使去观摩一次首都职工文明拉拉队的排练，也要设计一个复杂的破解路径。而对于更多难以接近的隐秘世界，我只能求助于当事人的描述。

我很欣赏长平MSN签名上的那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所以，呈现在这本书里忧思或许要多过称颂。

我并不承诺自己的客观公正。确立采访方向的过程，甄选写作素材的过程，都要依靠主观的价值判断。我只是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说假话，并避免那种“选择性失明”。

“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这是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名言。在这本书中，你看到的同样是这样一些“人”。我们的国家，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世界，也适合这样下定义。

6

你经历了2008年，以为一切都已经刻骨铭心了，但是重新捡拾记忆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许多事情仍不甚了了。至少对我而言，几个月的查阅、整理、补充采访和思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近复杂事物真相与本质的过程。

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些朋友在MSN上问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奥运的书，怎么还没印出来啊？他们替我着急：奥运一结束，事过境迁，书可就不好卖了。那时候，我的书何止是没印出来，采访计划还未完成一半呢。

我秉持的是另一种功利心：既然搞，就要搞出够分量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把一段岁月看得更真切需要足够的距离感。

2008年倏忽而去，我开始投入写作当中。其实，距离还远远不够呢，我知道自己下笔的匆忙和草率，这是功利心在作祟，可是又难以摆脱。还有一个遗憾，就是许多话未能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方式直白说出。只好再许一个宏愿：在完成本书以后，我要继续关于2008的挖掘、沉淀与追问，在若干年后重新记录这个复杂的年份。我甚至想对着树洞故作豪迈状地高喊：把2008交给我吧！

7

很欣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忠告：中国使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然有光明可寻，去寻找吧。

上篇  跌宕

2008年1月—5月

雪国

直至腊月刚开始的时候，温度计上呈现的都还是暖冬的迹象。春节和奥运都不远了，中国人从未如此忙碌而期盼。

一月中旬起，天气突变，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而且没有消融的迹象。1月27日，在武汉市友谊大道徐东路附近，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斜拉式的钢索终于不堪负荷，比篮球场还要大一些的顶棚轰然垮塌。没有人把它当作新闻，在此前后的一个月里，被压垮的房屋超过20万间。仅徐东路附近，27日当天就有两个加油站的顶棚坍塌。冰雪的持续侵袭下，在喘息中渐渐不支的，又何止房屋的梁柱，整个南中国都亮起红灯。

一.广场

再过十几天就是春节了，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虽然很晚收工，身心疲惫，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44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总担心遗漏什么——与多数工友不同，过完年，她不会再回来了。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个家庭快熬出头了。

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没记错，1月27日20点45分。她无法预见的是，这张火车票将引领她接近的，不是遥远的甘肃老家，而是一个家庭巨大的悲剧。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人民铁路粗重的喘息声渐渐代替了列车轮子的铿锵之音。

1月25日，从广州开出一列K326/27次列车，它抵达终点站温州时，晚点整整3天3夜，而且遍体鳞伤。56块双层中空玻璃被砸，餐车里，冰箱被丢弃，炉具被捣毁，桌椅被掀翻。按列车长陈小雄的说法，直接损失达50多万。

只要能上车，红了眼的乘客们不择手段。冰雪中，列车走走停停，乘客的焦急与暴躁不断升温。那可怜的十多节车厢，成了随时都会被引爆的巨型火药桶。

那批前往温州的人们不该有什么不满，比起赵宝琴这样的乘客，他们已经足够好运气了。

1月27日，正是武汉友谊大道上的加油站接连坍塌的日子，南中国和西北地区的东部纷纷告急，灾情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等地尤甚。

奥运筹备也受到轻微波及。

中国赛艇队在1月26日由云南转往浙江千岛湖备战，但训练船只的运输受阻于湖南，运动员被迫进行了几天陆上训练。受大雪影响，俞卫民、宋晓丽和岳敏3位女足队员一度滞留在南京和武汉机场，没法按时向国家队报到。

1月31日原本是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购票人提交照片和身份信息的截止时间，当日，北京奥运票务中心宣布，将截止日期推至2月22日，以照顾那些因雪灾滞留路上的预订者。

大雪使高速公路瘫痪，冻雨令电力设施损毁，紧接着，铁路告急，能源告急，生活物质告急。现代社会的脆弱瞬间凸现，灾难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向下一个相关链条传导。

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20余万人，混乱和拥挤程度超过政治风潮中的那个北京的广场，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

每年的春节前后，中国都是“在路上”的状态，几亿人往返奔波，形成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08年年初，大迁徙遭遇大麻烦。

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每人50元，赶到了广州。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

20点45分临近了，20点45分过了，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持1月25日至2月6日之间车票，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否则，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

1月30日，电台DJ陈晓琳开着红色富康车，无意中跟着值勤警车开进了火车站南广场的人海。

须臾之间，一浪人潮涌过来，人与包裹像流沙一样堆在红色富康车周围。真是流沙也还好，可怕的是这“流沙”还有眼神，齐唰刷地俯视下来，陈晓琳从里面读出的，是绝望，无助，冷漠。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发现车窗留了一条缝，赶紧神经质地关死。

“我绝对相信，这个时候，但凡有人起哄，这些像马蜂一样扒在车身上的人会迅速把我给吃了。”

曾有一部讲述中国重大事件的西方纪录片，注意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于是把当下社会划分为中国A和中国B，他们差异巨大，泾渭分明。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2008年达到最大。超过了3倍。几亿农民涌向城市，但他们仍然是B面，只有个别类似雪莉那样的孩子，鲤鱼跃龙门，得以跻身A面。

中国A和中国B相互陌生，像一条铁道的两根钢轨，极少有接触机会。在那辆红色富康车前面，A面和B面意外地交错了30分钟，陈晓琳壮着胆鸣喇叭，蚯蚓一般从流沙里爬出来。她感到“头皮发麻”，接着又哭了起来——她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被挤来挤去，那孩子和陈晓琳的孩子差不多大。

由于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的骚乱，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竭尽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广场的高音喇叭里，电台广播里，手机短信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

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情感需求。比如赵宝琴，她必须回去过年，那里有亲人、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与赵宝琴一样，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没有成本概念。

《南方周末》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

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民工们相信，只要进到车站，就可以回家过年，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

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你们没有良心！”

贺柳明怒了：“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死也要回家！”

农民工的思乡情，与战士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城市，农民工只是工厂里、工地上的一个零件，只有回到故土，他才成为家庭的一员，成为亲情的载体。生存残酷，尤须情感的微光以取暖。

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既然可以免费退票，那就去退了吧，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曾拥塞近20万人的广场，一度只剩下3万多人。

二.死也要回家

31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滞留广州旅客5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局势重新复杂起来。

受官方承诺的鼓舞，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这次滞留的人数，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

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

离上一次吃东西（拳头大的一块馒头）已经48小时了，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在她前面，不断有昏厥的妇女、儿童、老人，被人们举过头顶，手手相传送出来。

据说，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最高的时候，“引路费”叫价为500元。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

2月1日白天，老乡得到一个消息：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跳进火车站。

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哪怕有人说，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

那天夜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脚下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

高架桥有两条分支，一高一低，类似于“水立方”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扳，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要通往火车站，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赵宝琴有点眩晕，她让其他人先跳，自己壮壮胆。

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就看赵宝琴的了。跳过去，坐火车，换巴士，再换小三轮，就能到家了。

赵宝琴的家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大城村，毗邻新疆，那是一块贫瘠得连野草都鄙夷的土地。赵宝琴三代同堂，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二弟瞎了一只眼，小弟从小智力有缺陷，全都讨不到媳妇。只有妹妹嫁了邻村相对宽裕的人家，但每次偷偷贴补娘家被发现，都要遭丈夫一顿暴打。

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女儿5个月的时候，丈夫就离家出走，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

2004年，赵宝琴开始达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为了支持女儿读书，赵宝琴离开村子，外出谋生。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在北京做过小保姆，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做什么都无所谓，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零碎的工作，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年多以前，听村里人说，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赵宝琴身体羸弱，三四年前还切除了子宫，加之没有什么技能，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查衫，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月收入1000元。

临去车站前，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她请雪莉放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而且，再也不出来了。

赵宝琴背着包裹，忐忑地站到了“十米台”的边缘，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奋力一跳，却没能如愿踏上“三米板”。她所跳离的位置，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她疾速下落，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

在跌落的瞬间，她张开一只手，本能地去抓高架桥道路旁的花草，而另一只手，还死死攥住那张火车票。

腊月的最后几天，南中国的不安在加重，而2月2日这一天，噩梦更是频繁造访几近崩溃的广州火车站。

是日凌晨1点40分，赵宝琴高空失足；5点20分，32岁的湖南人李满军死于复合伤，他试图从广州火车站的天桥跳下，结果触碰高压电线；也是在这一天，17岁的湖北女子李红霞被宣告死亡，她在前一晚车站外广场的人潮蜂拥中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死也要回家。震撼了贺柳明的那声嘶喊，竟一语成谶。

截至2月12日，来自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此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已造成107人死亡，8人失踪。志愿者宋志永在赶往郴州救援的路上看到，真的有人被活活冻死在野外。

三.巨大的窟窿

“咚”的一声闷响，赵宝琴跌落到地上，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杨小英等人连一声叫喊都没听到。那一把被她揪下的花草，也在须臾之间落地，零散地分布在赵宝琴身边。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她的身份证。

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赵宝琴头部肿胀，比原来大出一圈，嘴角还在流血。广州的一些媒体，以及英国《卫报》，都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生死未卜的女工。两个海外的《卫报》读者，捐出善款，这也成为后来赵宝琴手术的主要经费；一个在广州做保安的甘肃甘谷县男子，热心地跑到病房，他说在报纸上看到赵宝琴有难，都是老乡，过来帮帮忙。

2月4日，妹妹和二弟赶到了医院，赵宝琴并未因此而醒来，依旧处于深度昏迷中。

诊断的结果，赵宝琴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医生完成了一侧的手术，然后停了下来——第一次的手术费61782.25元，赵宝琴家属虽得到资助，仍无力全额支付，欠下了28782.25元。医生提醒说，左髋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但目前欠款太多，他们爱莫能助。

妹妹记得，赵宝琴在村里的时候，缴过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若遇到特别重的病，好像报销的上限是1000元。但对于此刻的大窟窿，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弟想不出办法，哀求院方说，我可以留下给你们打工，一分钱不要。院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很显然，类似的想法他们经常遇到。

医院催促赶紧筹措手术费，接着，他们显出比较通情达理的一面：要是实在连第一次手术费都补不上，你们起码得赶紧出院。

赵宝琴继续昏迷，不知道春节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家人身处困境。她大小便无意识，每天要用去二三十条尿布，这笔开销太过沉重，以至于赵宝琴弟弟妹妹每餐共同用一盒2.5元的白饭充饥。

弟弟妹妹从来没到过城市，去买尿布的时候，不敢过马路，得拉着魏二林的衣襟——瞎了一只眼的弟弟说，担心自己再出事儿。

魏二林显得见多识广一些，他帮着跑相关部门，又联系毛织厂，希望得到救济或补偿。

跑了一圈，魏二林带回一个难题：民政部门说，按规定，可以发放5000元的救济，但是要见到医院的发票；医院方面说，要开发票得把账先结清。赵宝琴的弟弟妹妹不晓得什么外国文学，但毫无疑问，他们遭遇了海勒描述的“第22条军规”。

昏迷10天以后，赵宝琴睁了一次眼睛，从此进入半苏醒状态。稍微清醒的时候，赵宝琴会因身体里的剧痛而呻吟，这时，妹妹把一支棒棒糖递过去，44岁的赵宝琴把大樱桃一般的红色糖球含在嘴里，不停地吮吸，世间之忧愁痛苦仿佛也在缓缓融化。

吮吸完毕，赵宝琴把左前臂举到嘴边，当作了电话话筒——一只缠着厚厚绷带的话筒——“女儿女儿”地喊，她含混地叮嘱：“女儿，你将来要做医生，要记得对病人好一点。”

一位面目清秀的男记者进来采访，赵宝琴将其当作女儿，拉住了他的手。

元宵节到了，赵宝琴病情渐渐稳定，只是家人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费用。“回家吧。”弟弟妹妹下了决心，虽然不知道回去以后，他们的姐姐有没有可能修复碎裂的左髋骨。

对于忙前忙后的老乡魏二林，赵宝琴的弟弟妹妹先是感激，接着是依赖，再后来，就暗自提防起来——一个所谓的老乡，又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热心？直到被魏二林送进火车站，赵家人也没想明白，这个不相识的老乡有什么图谋。

回家的列车上，赵宝琴更清醒了一些。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只有那张火车票还在，它是赵宝琴无奈之下从“黄牛”手里买的，成交价410元，票面价格271元，那个“黄牛”她还认识。当初被广场广播劝返的那次，赵宝琴曾去退票，但没有成功，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一张假票。

四.郴州死过一回

灾难其实是一个链条，赵宝琴在广州遭遇的不幸，或许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出解释。如果要选一个很特别的城市，那就去京广线上的湖南郴州吧。

1月13日，细雨飘飞，是南方冬季偶有降临的冻雨。只一个晚上，郴州的屋顶、路面开始结冰——通常，只要次日太阳出来，薄冰自然消融。糟糕的是，第二天，雨没有停歇，太阳也没有出来。1月16日，郴电220千伏东朝线72号铁塔的观测数据显示，导线覆冰已达到10毫米，逐渐接近电网建设时的高压导线覆冰值标准——15毫米。

赴郴州调查的发改委专家组曾发现，一座原来只有六吨重的双回线铁塔，结冰后重达五十吨。那些被冰层包裹的铁塔和电杆，就像长坂坡上披着厚重铠甲的常山赵子龙。

72号塔的人工除冰1月24日早晨8点开始，19时结束，可还没等电业局松一口气，暴雪不期而至。仅仅两天之后，1月26日，观音阁观冰哨传来的信息是“覆冰再次超过40毫米”，“铁塔已经不行了”。

铁塔倒塌，京广线阻断。

冰灾罕见，许多倒塌、断裂都在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范畴。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好解释的怪现象。比如在湖南的一条输电线路上，1971年架设的电力线路杆没折断，1996年修建的却率先断了，而且，脆弱得如同苏打饼干。在折断的水泥杆中，人们发现，所谓的钢筋只不过是筷子那么粗的铁丝。而在贵阳，一些倒掉的水泥杆里面则干脆连铁丝也省略了。一些倒塌的铁架子，居然会一下断成三截，而且齐刷刷地断在了焊接处，不像折断的，倒更像是用刀切开的。

100多天以后，在四川大地震的现场，类似的“豆腐渣”也绝不鲜见。

水泥电线杆倒了，铁塔也倒了，原本存在的电力紧张，此刻已升级为电力的灾难。而郴州则是电力设施损毁最严重的地级市，城乡居民开始了物质匮乏的漫漫长夜。

关于郴州农村的情况，记者韩咏红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家住荷叶坪村的杨姓老夫妇现在能娴熟地在黑暗中从农舍一个屋子摸到另一个屋子。在厨房里点蜡烛烧饭做菜，勉强看清锅子里的食物，碗中的饭菜，模糊分辨出猪肉、鱼肉。

“有电就好了。”杨老太太说。荷叶坪村虽然离市区仅20余公里，城乡差距泾渭分明。入夜，驱车经过山村，四周无声仿佛无人烟。晚上9点在一些村口鸣车笛兼大声叫唤，除了家犬吠声回敬，无人搭理。

此地的手机讯号上周刚恢复，村民总算有了和外面直接沟通的渠道。

少数熬不住“黑”的人家自己买了柴油发电机，但成本很高，一个800瓦功率的发电机每小时耗油本钱将近2元，何况电力不足时，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是夹生的。

在无电的农舍转两天，记者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黑夜降临时，身外两米处全看不清，背包放哪里去了？手中拿什么、用什么把握不住。电视和电一起歇业，村民晚间娱乐只剩下烤火聊天。但夜夜如此，也没有那么多好聊的，一小群人很快陷入寂静。

在城市里，对电的依赖尤其严重。这些钢筋水泥的庞然大物，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

约65万人口的郴州市区，1月26日开始全面断电、断水。

对于这段晦暗日子，外贸商人肖峰说起来一肚子不快：“当时就很烦躁。冷，到哪里坐也坐不住，躲也躲不了。后来手机也打不出去，货不能进出，股票没法卖。找一个有电的饭馆吃饭，找遍整个郴州市。”

生产和正常生活一般瘫痪，人们用矿泉水煮饭，很多天不洗澡。有人住进有自备发电机的宾馆，宾馆有热水，但开不动空调。南方天气湿冷，白天室内比户外还冷，出了门又忍受风寒。很快的，物价开始失控，比手指略粗的一根蜡烛从两毛钱暴涨到两三元，一块蜂窝煤也从一个5毛钱爆涨到五六元，倒是年关偶有发生的盗抢行为，那一段很少听说。

郴州成为一个孤岛般的城市，时光也好像倒退到30年前，发电机等物质需要政府批条子才能购美。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暂时告别了城市文明，由于机器无法运转，出现了用原始工具石头碾米的场景。

胎内的婴孩不会因为生活多艰，而推迟降临人世。在郴州，由于多数医院自主发电难以保证，产妇大多涌入人民医院，有49张床位的产科，最高峰时安置了149名产妇，他们还曾在凌晨3点紧急将23名加护婴儿从分院转移到中心医院。

大年初一，在市内两个尚未复电的地区，部分市民上街抗议，政府被迫封了两条路，并进行安抚。当晚，全城通电。

春节期间，外界报道郴州恢复供电，事实上，主要是65万市区居民的节日夜晚温暖和明亮起来，在部分县城及广大农村，灯火在春节后的一个多月里才次第亮起。

农历大年三十，唐山玉田县东八里铺村的13位农民包下一辆面包车，星夜赶往湖南郴州，他们要去帮助灾区抢修电力设施。义举的发起人是35岁的宋志永，他独自承担此行的全部费用。

由宋志永、魏二林等人开始，志愿者的光辉一再照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雪灾消退时，一些媒体替中国公众向大自然表达了一丝嗔怪之意：天公竟不作美，破坏了这个国家欢庆奥运的美好心绪。当时也出现一种中国式的自我安慰：这只是好事多磨。

人们并不知道，对于整个2008年，雪灾也仅仅是警钟的一声鸣响。它让外界有机会看到中国脆弱、艰难生存的一面，但很快就被忽略掉了。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

仅仅在这个下午，旧金山的海滨大道不是民间艺人的天堂。从中午开始，CNN租用的直升机就在头顶盘旋，预示着要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这一天是2008年4月9日，阳光穿透纯净的空气，充分呈现出三个男人古铜色肌肉的质感。他们身材健美，面带微笑，高举着扫帚，一丝不挂地来回游走。其中两个男子差不多60岁左右，另一个30多岁，他还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的孩子金黄头发。

至少有三万多人，神态各异地观看了这场裸体游行，他们本来是要看真正的火炬和火炬手的，可惜它成了一出“等待戈多”的荒诞剧。三个健美的男子于是一直走下去，走了至少四个小时。

只有少数人看到，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中国湾上闪现了一下，就再也寻不到踪迹。

奥运火炬暗度陈仓，或许旧金山华人市长的选择是明智的。看看剑拔弩张的两个庞大阵营，它们像两只敞开口的巨型汽油桶，容不得一丁点儿火星的闪现。

“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T•艾略特）”，在2008年，它的残忍指向了中国人。如果说，“3•14”事件只是让人们看到少数西方媒体的“别有用心”，那么4月的火炬境外传递则显示，居然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怀有敌意”。

在法国里昂，26岁的中国留学生李洹也在做出一个明智选择——他克制住自己的愤怒，在思量着怎么说服法国民众放弃对中国的偏见，“用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3月29日，李洹曾在法国电视二台与一位法国驻华记者辩论，他认为自己斗败了对方。4月19日，他将出现在巴黎共和广场，再次为自己的国家辩护。

一.火被点着了

4月1日起，“祥云”搭乘着“CA2008”专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环球巡游。那微弱而执拗燃烧的火苗，让人们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文明的冲突。

酝酿境外传递线路时，国际奥委会认为中国的传递方案过于宏大和铺张，北京方面做了适度的缩减，比如，“祥云”不再需要遍访四大文明古国的遗迹。

2007年4月26日晚上，北京奥运火炬样式及传递路线同时公布，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天。由于当局对火炬可否登陆台湾岛一直不予明确表态，传递线路直到26日下午仍难确定。在奥运大厦气氛异样的工作间里，每个人都紧张地攥着手机，不断催促其他环节或被其他环节催促——去（台湾），还是不去？悬念一刻不解，许多工作就难以继续。

筹备当晚电视直播的CCTV情急之下制作了两个版本的片子，台湾版和非台湾版。晚会快开始的时候，高层的意见终于一级一级迅速传达下来，答案有了，CCTV的工作人员反倒越发紧张起来，编导反反复复打量手里的两个版本，生怕用错了片子——那对他们而言是不可饶恕的失误——可是越看越觉得眼花，甚至要怀疑自己神志是否还清醒。

高层的决策是，把发布的路线命名为“火炬传递计划路线”，奥妙尽在“计划”二字，主动权和灵活性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把皮球踢给了台湾方面。后来的结果，火炬还是无缘台湾。

即使不去台湾、不去埃及和古巴比伦遗迹，“祥云”拥有的仍是一个堪称壮美的悠长旅程——火炬传递线路拟为13.7万公里，历时130天，火炬手人数21000多名，境外传递城市（不计希腊雅典）21个，路线长度、传递范围、参与人数都为历届之最。尤其是，奥运火炬还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首次被安排登上世界最高峰。

中国方面把2008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定为“和谐之旅”，这是极具中国时代特征与政治标签意义的名字，在特定的语境下，它甚至是唯一之选，当然之选。

在英文表述里，它是“torch relay”，直译成中文应为“火炬传递”，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称之为“圣火传递”。凡是被神圣化的事物，不仅会引起拥戴者更高规格的推崇，也自然会令那些反对者、“别有用心”人士高度重视。

设计线路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也曾提醒，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可能会遭遇反对的声音，是否可以取消？中国方面很看重这些城市的象征意义，最终没把它们从既定路线中抹去。

北京奥组委的内部文件表明，他们估计到了在西方国家可能面对的干扰，并做了相应的预案。

不过，麻烦似乎比人们预想的要严重。一位参与境外传递的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向《体育画报》中文版记者姜轶透露，即使在伦敦站的传递前后，面对巨大的干扰，整个运行团队仍显得准备不足，工作略显混乱。

这干扰尤其让普通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在火炬传递之前，经媒体不断渲染，绝大多数中国人迷恋于巨大的喜悦、期待与自豪之中，奥运事关一个庞大国家的吉祥，人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残酷的现实是，倒霉的事不仅发生了，而且绵延不绝。与它背后的奥运会一道，奥运火炬被各种政治需求挟持为人质，形成了远远超过体育本身的壮观图景。

事态的恶化让国际奥委会颇为忧虑，罗格曾建议，在4月11日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商讨将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的路线缩短，更有澳洲委员戈斯帕指出，他一向反对庞大的国际传递路线，建议今后取消奥运火炬的境外传递。没有消息表明，这些建议在那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和谐之旅”在纷乱中继续，它无情地宣告，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和谐，还只是一个理想与目标，而非对现实的描述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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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在伦敦传递的时候，天降大雪，却依旧人潮涌动。

英国电视channel-7 的当日转播中安排了一次与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的连线，不巧的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听起来正在和旁边的人愤怒地抱怨：“他们（指火炬护卫队成员）粗野地推搡我，简直就像——打手！”

塞巴斯蒂安的这一段话无意中经由电视传递出去，恶化了公众对于奥运火炬传递的印象。

火炬手之一、节目主持人Konnie Huq也认为，火炬护卫队员太富攻击性。“他们大声对我们下命令，比如‘跑！停！’等，我则在想：‘天哪，这帮人是干什么的？’”《每日邮报》援引她的话说，“在我举着火炬的时候，他们不停地把我的手臂推高，他们真是……有趣。”

对奥运火炬护卫队成员身份的质疑，贯穿着欧美段的传递过程。

尽管奥组委官方一再解释火炬护卫队员的“志愿者”身份，却无法完全消除人们的怀疑。据早些时候的中国媒体报道，这些队员都是武警部队中精挑细选出来，并经过艰苦的特殊训练，“文武双全”，他们还被要求熟悉沿途国家的语言和风俗。尽管如此，在护卫火炬的过程中还是无法避免一些误解和冲突。他们的“肢体语言”，被西方人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

在外界的质疑声浪下，中国的火炬护卫队也在悄悄改变形象和行事方式。他们摘下了墨镜，他们反复强调“只防御、不攻击”的原则。几个月后的奥运开幕式上，中国派出威武的军人护卫并升起五环旗，这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却遭致西方舆论批评，认为五环旗的和平意味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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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巴黎，一位当地的摄影师受雇于中国媒体，想拍摄一组照片，反映法国民众也有大量的北京奥运支持者，他拿着几面小的中国国旗请现场的一些法国人配合，却遭到了一次次的拒绝，甚至有人投来鄙夷的目光。在旧金山，打着支持藏独、反对北京奥运标语的西方人，明显多过现场的藏族示威者，而表明自己支持北京、支持奥运立场的西方人，只占现场人数的不足一成。

《财经》特约记者钱亦楠也亲历了巴黎那混乱的一天。在其看来，这种骚乱在巴黎并不算奇观，不应被夸大。“法国民众将他们习以为常的游行文化、对警察的敌对情绪，以及对政权说‘不’条件反射地带到了这次火炬传递中。抵制奥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情绪释放的借口。”

钱亦楠的感觉是，在巴黎街头，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第一次投入到“全真”的民主活动中，尝试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并被唤醒公民意识，这是最可珍惜的。

火炬传递过程中，一些小插曲既激化着冲突，也在对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做出某种解释。

奥运柔道冠军、法国运动员大卫•杜耶原本很有热情地参与到火炬传递中，但事后却转为失望和愤怒，据杜耶讲述，当巴黎街头的混乱局面一时无法控制，来自北京的工作人员未加任何解释，一把就拧灭了杜耶手中的火炬。在杜耶看来，自己视奥运火炬如生命，中方人员如此不礼貌的行为伤害了他作为火炬手的感情。而杜耶的不满被媒体传播出去，形成难以估量的放大效应。

个别法国火炬手曾希望佩带与人权有关的标志，遭到中方反对，当他们提出把标志口号改为“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时，依旧遭到反对。

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交流，在奥运火炬巴黎站的传递中，法国舆论渐渐对中方组织者形成不佳的印象：随意更改路线，行事“霸道”，不善沟通。

传递那天，大批法国各地华人涌向巴黎，但李洹必须留在公司上班。到了中午11点，他基本没心情工作了，“想象着大家的国歌声，五星红旗飘荡的样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洹一直用手机上网，看直播，并不在意要花费多少钱。他说每次看到红色的影子，心中会“颤抖一下”。

“3•14日”事件发生后，李洹不大相信西方媒体“血腥镇压”的说法，开始“帮他们找证据”，他说自己一无所获。让李洹不舒服的除了媒体的不客观，还有周围法国人看到华人时怪异的神情，他觉得“耻辱”。

带着不舒服的感觉，李洹开始行动了。他广泛搜集西藏历史知识，研究中国政府的表态，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包括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宣传的信息。李洹在里尔第二大学开过一门叫作《商业情报》的课程，法国情报专家在课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人释放谣言和假情报，应该怎样识别分辨并进行反驳。这让李洹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时，感觉“像是在做练习”。

在“残忍的四月”，法国的华人申请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留学生们推荐李洹发表演讲，因为他在电视上有过不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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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4月9日，美国旧金山呈现出本章开头描述的剑拔弩张的态势。此前的消息称，全美将有数千藏族示威者聚集，而前往“保卫圣火”的华人华侨会超过两万——火炬境外护卫队编制为30人，与他们担负相似使命的，是传递路线上的万千华人、华侨，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圣火”的行动。

旧金山是一座以自由精神和宽容度著称的城市，在奥运火炬这个主角缺席的情况下，整个旧金山北部的海滨大道完全成了两个阵营的表演舞台。为中国加油的华人阵营人数上显然大大多于藏族示威者，而后者的组织性更强，不甘示弱。耐人寻味的是，双方阵营都不想给对方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是选择了压制，压制对方的声音，压制对方的旗帜。

这种情况在下午三点以后更为明显。双方都苦寻火炬未果，转而开始了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大到几百人的对垒，小到两个人的单挑，到处是激烈的论战。

所谓论战，基本都是自说自话，彼此没法说服对方，甚至也没想说服对方。讲了几句道理之后，论战就升级为较量谁的声音大，谁的感情充沛，渐渐地，双方主辩已经激动到鼻尖顶到鼻尖。似乎，他们之间被一堵无形的墙阻隔。看得出，双方也都尽力避免擦枪走火，每当有人推搡“对方辩友”或撕扯对方旗帜，本方阵营都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极力劝阻。

论战只是他们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外围，“China Go Go Go”与“Free Tibet”一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华侨华人偶尔还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对阵双方看重的，就是谁可以制造出更强的分贝。

在遥远的太平洋东海岸，上演了中国人如此熟悉的“拉歌比赛”。

旗帜的战斗也在进行着，看到哪里有“雪山狮子旗”招摇，就会有更多的五星红旗拥过来，接着是“雪山狮子旗”增援，五星红旗再增援，都想把对方的气势压制下去。冷眼旁观，你很难说清这到底像一场针锋相对的政见角力，还是一场孩子气的游戏。

辩论会的外部氛围很是宽松，零星的警察慵懒地晒着太阳，那三个裸体示威者来回游走了三四个小时，也未被干涉。如此宽松的环境，反倒凸显出街头论战的激烈程度有些夸张。

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杨恒均在悉尼撰文指出：“（无论）民主的发源地英国，还是人权的故乡法国，抑或是现在民主制度的代表美国，又或者全世界移民的天堂澳大利亚，每一年都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这是常态。但针对某个游行示威去组织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以表示对抗的做法则绝对不是任何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是违反了民主的游戏规则。”

另一些场景的出现倒是令人欣慰——当某些辩论会结束，双方主辩竟可以握一握手，来一句礼貌的英语：“glad to meet you.（幸会）”在伯克利大学进修的刘鉴强说：“不管怎么样，大家在美国开了眼界，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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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不幸成了奥运挫折感的象征。在伦敦，它险些被干粉灭火器击中，在巴黎，它先后多次被熄灭，在旧金山，它几乎穿行于神秘通道。

麻烦在抵达西方世界之前已经偶有出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火炬在蓝色清真寺为起跑仪式做着准备，距现场100多米开外，二三十名东突分子举着蓝色星月旗抗议，并曾试图冲击火炬，很快被警方控制。

“祥云”有惊无险，但在通过欧亚大陆桥的欧洲段期间，奥运火炬却由于自身的原因熄灭了。没关系，拿出后面的备用火炬悄悄点燃就是了。

据跟踪火炬传递的记者透露，在希腊境内、甚至3月份在北京传递期间，奥运火炬都曾发生过类似的小故障，不过，这些信息都被有关方面屏蔽掉了。

欧美之旅多烦忧，接下来的几站亚非拉传递，官方媒体不再以“圆满”形容，不过在特殊的防护下，总体上还算顺利。

在印度，传递线路由最初的9公里缩减到仅有2.3公里，且参与安保的警力达到15000人，藏族抗议者曲英不满地表示，印度的做法就像是“在一个军事基地里面传递火炬”。那些火炬手或许也会很遗憾，因为平均每个人的传递距离最终缩减到约33米——参与传递的多达70人呢。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奥运火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总统与新当选的总理同时手持火炬超过一分钟，借此显示该国与中国一贯的良好关系。火炬手们手持火炬，在完全封闭的真纳体育中心(Jinnah Stadium)内完成传递，而只有受邀嘉宾才有资格现场观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此次火炬接力看上去像一场训练”。

华人护卫队与当地民众的最激烈冲突，不是发生在前期的西欧与美国段，而是火炬即将返回中国前夕。在日本和韩国，支持者与抵制者的对立升级为肢体冲突。中国与日韩比邻而居，文化同根，但潜藏于民心之中的误解、对立乃至蔑视，还要甚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睦。

满怀着火炬境外传递积累的愤怒与屈辱，人们更加期待着国内传递的开始，那将是真正的“和谐之旅”。

二.奥运到底是谁的？

4月28日，在北京郊区温泉五中的操场上，2155个人举起同样数量的彩板，拼成一张巨大的“明信片”。

Dear fellow athletes, It’s our stage, Let’s unite, Let the Games begin! Li Ning,  athletes, Beijing

几句简单的英语，一共75个字母，却整整占据了一个标准足球场。这次活动是退役近20年的“体操王子”李宁发起的，一些体育名人到场声援，另有几十位运动明星签名参与。他们代表中国的运动员，邀请全世界的奥运参赛者。

那几句英文非常简练，翻译过来，核心意思就是邀请全世界的运动员：嗨，该我们出场了。

事实上，这一天其实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3天呢。并不是现役的、退役的运动明星们真的急不可耐了，他们只是想强调一个原则：虽然奥运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它首先是运动员的（李宁语）。

奥运临近，大型民间聚会在北京很难获准举办，李宁发起的这次活动很快获得特批，至少说明了官方的默许。而这么巨大的投入，甚至动用了热气球航拍（也是需要特批的），也不大可能由2155个志愿者集资解决。

不过，主办方尽量将官方色彩和商业色彩隐去。

这场大型行为艺术的潜台词至少有两个，其一，反对以政治挟持体育，不希望全世界的运动员由于非自身的原因缺席北京奥运会；其二，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并让公众了解缺席奥运会给运动员造成的痛苦。此前的太多纷扰，的确让人心生疑惑：奥运到底是谁的？

参与活动的杨扬聊起奥运火炬传递的喧嚣，她说最担心的是那些小孩子，小运动员，“他们对奥运、对体育的感情很容易因此受到伤害，怀疑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国外的多数运动员也非常反感政治对体育的过分介入。美国女足明星欧莱利就说：“如果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可做的事情不是用水浇灭火炬。”

要知道缺席奥运会的滋味，不妨去问问杨凌。在连续两次获得奥运射击冠军之后，杨凌开始接连遭遇命运的捉弄。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杨凌在游戏中竟因为意外崴了脚，失去参赛机会；而2008年，奥运项目没有10米移动靶，宣判北京人杨凌将缺席家门口的奥运会。在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前奥运冠军杨凌用“痛心”来形容两次缺席奥运的感受。现在，他等于“赖”在国家射击队，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好歹也是在国家队啊，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杨凌还准备联合一些射击选手，申请下届奥运会恢复10米移动靶，已经两块金牌在握的他，仍有奥运梦——尽管2012年的时候，他已40岁。

中国最优秀的前男排国手汪嘉伟则感叹，抵制奥运会，其实最受伤害的就是运动员。汪嘉伟时代的中国男排，史上最强，曾获得世界杯第五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男排本来通过了预选赛，因为前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政府选择了抵制（官方的说法叫“放弃”）。

那一年，刘翔还未出生，拥有“亚洲飞人”美誉的是俊朗的汪嘉伟。他25岁，正是最好的年龄。

四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政治也间接捉弄了汪嘉伟的奥运梦。中国男排这次没有获得参赛权，汪嘉伟失望之余前往日本打球。不过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赛前宣布抵制，中国男排竟意外获得了替补出席的资格。此时，效力日本联赛的汪嘉伟已无法应召参赛。

记者问汪嘉伟：“1980年因为政治原因缺席奥运会，给你留下怎样的遗憾？”

“你说我的心情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说出来大家都不愉快，”他的语气有点沮丧，“能说国家不好吗？”

李宁说， 他特别为他的师兄们遗憾，“1980年，是他们最好的年龄。”他所说的师兄，应该是这样一批体操名将：李月久（1957），黄玉斌（1958），童非（1961）。

1980，1984，仅以两届而论，多少国家胁迫着它的运动员抵制了奥运会，又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运动生命中的“最好的年龄”？

“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奥林匹克的愿望，但在现实层面，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谁都知道，“乒乓外交”对鸿沟两侧的中美有多么重要。

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总团长蔡赐爵就不回避体育与政治的瓜葛，他的看法是：体育可以令政治更柔滑，更人性化。那巨大的明信片，也是一种柔滑的、人性化的语言。

邀请世界的时候，李宁站在“Li Ning”的字母“L”下面。三个月以后，李宁几经周折，最终成为点燃主火炬的人。奥运在那一刻及其后的16天里，暂时回到了体育本身。

三.中国为什么愤怒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视察中，他问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就像近30年中国历史的许多大事一样，这位老人的挥手具有决定性力量。当然，中国两次势在必得地申办奥运会，投入极其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原因不会是担心亚运场馆的浪费。邓小平，这位中国进程总设计师的意思是，我们办奥运的条件成熟了。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刻，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

随即，这个国家开始为“最重大胜利”欢歌，激动的人们举着旗帜和标语，冲到了天安门广场，畅行无阻。人们回顾晚清以来的屈辱，也畅想将要到来的又一个“大唐盛世”。

没人怀疑中国历史之悠久，仅封建统治就长达2000多年。然而在当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中国历史的朝代只有两小段：前唐和晚清。找寻自信力之时，提及前者；感受屈辱之时，念及后者。

半个多世纪前，一个那么真实的中国人被作家鲁迅放到小说里。他认为自己受尽屈辱，并想着“等老子日后发达了……”

21世纪初，电视片《大国崛起》在中国热播，这个庞大帝国从来就不甘心只做地球上的普通公民，它有一个不熄的大国梦，而且不仅是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

现在这个梦迫近了。

获得奥运主办权，对任何申办国而言自然意味着荣耀和胜利，而在中国，它还引发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情感——扬眉吐气。

在中华世纪坛附近，高位截瘫的桑兰坐在轮椅上，人群沸腾的一刻，她说自己“高兴得差一点站起来”；离她不远，时任北京气象台副台长的郭虎正坐在气象监测车里，他忘情地一跳，脑袋撞到了车顶；在遥远的莫斯科，华侨林慕菲冲出酒店，拥抱每一个见到的男男女女，他也确实有理由这么激动。

早在1992年，听说北京要申办2000年奥运会，新加坡华人企业家林慕菲兴奋异常。他想到以征集签名的方式表达对北京的支持。

从1992年5月28日开始，林慕菲用9个多月时间征集到了20多万人的签名，共有55个国家的人士参与活动，后来，写满签名的21幅长卷呈现在了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眼前。

1999年，获悉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时年53岁的林慕菲发动夫人和儿子，制作更恢弘的万米签名卷。至2001年6月23日，他们征集到海内外300万人的签名，写满了300个签名长卷。

林慕菲还创造性地制作了一种申奥礼品。国际奥委会对候选城市的礼品有着严格规定，每件礼品价值不能超过200美元。林慕菲夫妇设计出一款镶着奥运五环的人造珍珠领带。据称，这款领带只生产200条，由200名年轻女工花两周时间完成。为让礼品更显珍贵，林慕菲许诺今后不再制作这样的领带，而在每条领带的包装盒里，林慕菲还放进了两封英文信。其中一封写道：“我们是一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工厂的农村姑娘，我们深信如果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能由北京承办，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将对开放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

作为海外华人巨大热情的代言人，林慕菲获得的回报超过了荣誉范畴。他的两个儿子从事的商务活动都和北京奥运密不可分，他家族名下的企业也为奥运会提供后勤服务。

海外华人华侨，大多和林慕菲一样，有着特殊的心理依托，他们比中国国内的民众更需要中国的强大。留学生李洹的爸爸这样表述儿子的爱国情怀：“他说他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法国人给他竖大拇指，说中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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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一项关于北京奥运会的调查显示，65%的人表示，自己最关注“中国人的风采，世界对中国的评价”。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更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中国人极端重视自己的外部形象，也极其忌惮负面评价，当然，这也使他们形成了足以自豪的“热情好客”的品德。比如一个中国家庭要招待贵宾，可能会拿出自己舍不得品尝的压箱底的陈年好酒，会为了一桌丰盛菜肴不惜此后几个月勒紧腰带，而客人面对这样的盛情，一般也是极尽客套地感激。2008年，外国的贵宾要来了，中国家庭搬出了陈年老酒，重新装饰了客厅，甚至提前一两年就用牛奶浇灌菜地了，可等来的是外国客人的讥讽甚至抵制。

循着这样的逻辑，愤怒并不奇怪：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会……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那些以亲身体验的方式观察中国的西方人，比如英国哲学、社会学家罗素及之前的一些传教士，都提到中国人对“面子”的极端重视。不过，让普通西方人理解“面子”有多重要，以及它何以那么重要，确实是困难的事情。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H.Smith）有一部描述中国人国民性的名著《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第一章就是“面子”，足见其重要性，但这也是全书最短的一章，似乎史密斯先生很难把“面子”问题向西方同胞解释清楚。这一章的1400多字，倒有许多令中国人震撼的段落——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

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缺点被人指出，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都要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

举办奥运会，被中国人看作历史上最有“面子”的事，遗憾的是，西方世界似乎对史密斯的精辟分析一无所知，那么对立自然不可避免了。国际奥委会派驻北京的代表李红说，中国需要一个温和的环境，在试图说服和改变它的时候，必须顾及它的“面子”。

2008年春天，另一个与“面子”有关、让中国人诧异和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是：大国崛起并没有换回尊重，中国依旧成为西方“欺侮”的对象。

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屈辱感占据相当比重，这在多数人心中根植了一种过分敏感的关于受迫害的臆想。“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如是说，“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

《中国为什么愤怒》，这是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春季的一期主题，封面是龙的面孔，脸色涨红，怒目圆睁。是的，中国龙愤怒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西方的“高高在上”心存不满，但愤怒的火焰主要来自写字楼和大学宿舍里的青年人，《经济学人》那一期专题报道的真正主角。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标签包括：80后，白领，愤青（愤怒青年）。在此之前，时代赋予他们的成长环境包括：相对多元的文化，宽裕的物质生活，消费主义。

没有哪位学者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什么这一代中国青年有着如此激烈的、不逊于前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穿上爱国T恤，他们在MSN上挂红心，他们抵制法货，抵制CNN（事实上他们基本没可能收看到CNN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怒不可遏。身为著名电视主持人的白岩松试图劝慰两句，他说“抵制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声音立刻被网络上的痛骂淹没。

随着抵制法货的喧嚣，角落里也出现一种冷冷的语调：我不抵制法货，我只抵制蠢货。

虽然还有人冷眼旁观，也有人独立思考，但愤怒中国的一个吊诡现象是：在一个信息开放程度大大增加的时代，人们的头脑依旧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被操控。

烈焰在“3•14”事件后已被燃起，不和谐的火炬境外传递则火上浇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醒人民，时刻准备抗击外辱。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李洹当时还在西安读高中，“当时我撕了一张挂历纸，写上‘打倒美帝国主义’就上街了，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是欺负人。”

近20年来，中国人对打开的外部世界感情复杂。不同文明让人觉得新奇，而时有发生的摩擦又令人恼火。除了美国和欧洲，民族主义的炮火还曾瞄准过日本、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

李洹高中毕业以后去了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他说6年的留学生活使自己现在更理智了，知道“很多事情不是光靠情绪就能解决的”。不过，多数中国人可不想克制情绪，他们需要一个发泄渠道。2008年，民族主义如同一把钢锥，前所未有地坚硬和锋利。

西方媒体成为钢锥的首选目标。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4月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华外国媒体因西藏新闻报道受到威胁和困扰。文章称，西方驻华记者最近收到许多骚扰电话、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其中一些内容为死亡威胁。这些内容可能来自普通中国民众，他们对西方媒体就西藏抗议事件进行的偏见性报道有所不满。这种骚扰大约开始于两周前，对象主要为国外电视节目广播者，其中尤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为重。近来，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等一些媒体记者的手机或其他联系方式被包括一些军事聊天网站在内的若干网站曝光后，该运动范围随即扩大。

美联社一名记者接到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中国人民不欢迎你们这些美国走狗。你们的报道歪曲事实，必遭天谴。”一条手机短信内容为：“某一天我要杀了你。”

钢锥也戳向一些国际文艺名人。先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接着是莎朗•斯通。

另一些明星的遭遇，也与钢锥有关。加拿大流行歌星席琳•迪翁（Celine Dion）曾是1996年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梦想的力量》的演唱者，在中国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她原定于4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一场演唱会，在门票已售出几千张的情况下，文化主管部门突然取消了演出安排，理由是主办方艾玛娱乐未等审批通过就出售门票。外界猜测，是艾玛娱乐和比约克连累了席琳•迪翁——3月2日晚上，冰岛女歌星比约克（2004年奥运会开幕式歌曲《海洋母亲》的谱曲和演唱者）在上海举行个唱，唱完一句“高举你们的旗帜，宣布独立吧”，比约克突然高喊“Tibet、Tibet(西藏、西藏)”，引起中国方面震怒，而这场演出的主办方，也是艾玛娱乐。

抵制法国货的浪潮最猛烈的时刻，《南风窗》杂志撰文提醒：“如果我们只想享受身为大国的好处而似乎不愿承担随之而来的误解和指责，那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国。在赢得心智的国家传播战中，单纯的愤怒是无济于事的。”

雅典市长卡克拉马尼斯说：“我不认为批评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没有一个奥运举办城市能够避免负面的报道。”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话，也可资借鉴，他在《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些理性的声音无法关闭发泄者的阀门。在中国成为合格的大国之前，你得允许它走过一个“拔剑而起”的发展阶段。

无论如何，中国的愤怒确实触动了西方。

中西方关系最紧张的阶段，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接到一封署名“中国李先生”的批评信，信的末尾，是一个挑战的姿态——他想看看BBC有没有勇气一字不删地发表这封信。

在题为《西方媒体应当如何面对改革中的中国》的信中，作者“中国李先生”说：“西方媒体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们正在失去中国！你们正在失去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的崇拜和信任，而将他们推向民族主义立场。”

“中国李先生”1990年在大陆完成大学学业，经历过“六四”洗礼，不久留学英国，曾对西方民主社会价值观深为推崇。

BBC竟接受了挑战，将这封信原文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支持“中国李先生”的有之，反对的也有之，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这只是西方媒体自身的检讨与修正。那些张开大旗支持张丹红、批判“西方价值”的大陆媒体，“可能连反思的胸襟都还不具备”。

西方某些媒体的反思延续到了夏天。8月23日，北京奥运会闭幕的前一天，英国《泰晤士报》刊出评论员马丁•佛莱彻（Martin Fletcher）的文章《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文中也检讨了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方向，认为他们一味关注中国的污染、人权等问题，并没有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特征，也没有看到中国城市及农村在改革开放后的积极改变。

***

2008年年底，萨科齐重新回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炮火下。12月6日，身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的法国总统终于还是在波兰会见了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显示出生气的样子，临时取消了由150名政界和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的中欧峰会行程，民众也跟着不高兴了，据统计，到了12月7日，联署抵制法国货的中国网民接近120万。不久，法国驻华使馆的网站也遭到黑客的攻击。

美国中文网12月1日报道称，有政府背景的中华网（China.com）这个星期一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呼吁中国消费者再度对法国货说不。帖子列举抵制的法国品牌大约有50个，包括汽车、服装、酒和护肤品。这个帖子这几天引起了网民极大关注，一个小时内有3000多人回帖表示响应。到星期四，支援者突破10万人，这个数字星期五继续上升。

而路透社的报道称，一名叫闫忠杰（音）的网民发帖说：“我用真实姓名向法国人发誓：我将终身抵制法货。我永远不会再用法国品牌或任何法国产的商品。”

人们停留于表面的愤怒，声援自己的政府，质疑着萨科齐的人格乃至智商，并不去理会其中有没有政治博弈的表演成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都曾与达赖喇嘛会面，中国政府的态度远没有对萨科齐那么激烈。

不过，与春天的愤怒不同，到了年底，政府把自己和媒体的愤怒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管部门要求各大网站不要把这则新闻放在头条，删除针对萨科齐、使馆及法国商品、商业企业的实质性抗议的倡议，不允许攻击达赖个人。

四 .两面都太锋利

北京中关村家乐福是一家地下超市，足有足球场大的地上部分，建成了花园式的休闲广场。5月1日，“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家乐福超市的地下部分没有节日的蜂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作日热闹。超市显眼处，以往张贴打折促销海报的地方，贴出的是“奥运加油”的标语。员工换了新的短袖工装，李宁牌的，胸口有小的心形图案，还有“中国必胜”一类的祝福。

这样一个节日，热闹不在地下，地面以上却比平日热闹太多。在休闲广场，几百个人长时间地逗留或缓步游走，大体上，他们可以分为四类：拿对讲机的警察，拿小国旗的年轻人，端着采访设备的记者，等着看热闹的路人。

一位戴着眼镜、梳着马尾辫的女青年，在中关村家乐福门前站着，在翻阅一本满是数学公式的书。被旁人问及为什么在这么敏感的地方看书，她愣住了：“什么敏感？怎么了？”

“网上不是倡议今天到家乐福抗议嘛，没见广场上这么多警察？”

女青年怔怔地“哦”了一声，显然，她连抗议这回事都不甚了了，“我说的嘛，刚才还在纳闷儿，警察怎么跑到这里来开会。”

“开会”的规模还真不小，广场上仅穿警服的人就有60多人，还有二三十人，手上也拿着对讲机。他们分散在广场各处，明显不是一个开会的样子，相反，他们要阻止那些手拿小国旗的人聚到一起“开会”。“不要三个人以上扎堆儿”，“不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警察凑到那些人近前小声地提醒着，语气还算平和。

15点52分，两个女郎扶着滚梯来到地面，不免惊呼起来，“哎呀，下雨啦！”引得旁人窃笑。

地面湿漉漉的，长椅湿漉漉的，花草湿漉漉的，似乎刚经历了一场很强很短促的太阳雨。但确实没有下雨。

两位穿蓝制服、戴蓝帽、蓄短须的中年园丁，拉着长长的橡皮水管浇灌花圃。其实，说是在“浇灌”长椅和花圃的大理石外沿更准确些。拿着小国旗的人们站得累了，会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园丁的“高压水枪”扫过来，一半的水要溅向花草以外，逼得人们起身避让。

那是一个闷热如蒸笼的下午，长椅和大理石上的水很快干了，人们又准备坐上去，蓄短须的园丁连忙过来浇水。“领导让我浇水。”园丁抱歉地解释了一句。

16点多的时候，每个花圃里已注满了水，像一片一片的稻田。

整个下午，没有什么冲突发生。更早些时候，警方带走了几个T恤上印着谴责藏独和西方媒体口号的年轻人，并让他们脱掉了T恤。

一位20出头的年轻人坐在停车场出口的水泥地上，面带倦容，这位谭姓青年说，自己赶到这里，只是“来表达对国家的感情”。

与他坐在一起表达感情的，是一位穿着时尚的女孩。关于警察的干预，她愿意这样理解：“政府与我们想的不同，但肯定是有道理的。”

发生在中关村家乐福的一幕，是当时中国政治气候的缩影。主事者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两面都很锋利，于是取出剑鞘，收敛锋芒。而在此之前，一些针对法国企业的抗议活动有过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昆明，合肥，哈尔滨等城市，都出现了冲击家乐福超市的情况，然后警方出来控制局势。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称，中国至少五座城市出现了多至数百人的小规模抗议活动，警方迅速驱散或拘留了参与者。

到了“五•一”前夕，警方严密监控任何抗议活动的萌芽。奥运倒计时100天的时候，百度和google已经搜不到“家乐福”了。

紧盯住民族主义的，不止是政府，老板们也试图迎合民族情绪，以实现商业价值。

北京奥运会前后，许多所谓的民族企业推出新的广告文案，它往往用双关语在企业形象与国家自豪感间搭建某种联系。比如蒙牛乳业推出“蒙牛，中国牛”；而它的竞争对手伊利则推出“有我中国强”；老品牌海鸥手表的广告语是“我有一颗中国心”……

连很多国际大公司的中国推广策略，也开始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了。各大城市里，到处能看到麦当劳的广告语“我就喜欢中国赢”；到处都能看到阿迪达斯的广告画面：灰暗、渺小的民众汇成海洋，托举起光鲜、显赫的奥运明星。它想迎合奥运明星辉煌下的民族自豪感，不料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买它的账。许多人言辞激烈地指出，这是在诋毁中国人的形象；也有人觉得，阿迪达斯的广告反讽了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

在利用民族情绪的策略下，阿迪达斯稍有不慎，便对“两面都很锋利”有了切肤之痛。

奥运到来前，愤怒的中国青年终于把星巴克咖啡赶出了北京故宫，成全了一家不知名的本土咖啡店。，咖啡这种洋玩意儿还是要喝的，只是洋标签太刺目而已。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微妙心态。

在这个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某些危机中的人或机构甚至将其视作救命稻草。

宗庆后，中国最知名食品与饮料企业的创办者，闹出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并购纠纷，他痛心疾首地呼吁，要保护民族企业，避免公司被外资低价收购。宗庆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他的号召响应者众，不过也有知情人爆料指出，宗庆后拥有多家海外公司，他所表白的对民族工业的赤诚值得怀疑。

另一家本土饮料企业汇源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进行着并购谈判，不料国内果汁企业奋起反对，高举的旗帜也是保护民族品牌，汇源陷入舆论的声讨，80％以上的网民反对这一收购。

9月份的“毒奶粉”风波中，蒙牛这头“中国牛”也上了黑名单，据称要因此蒙受几十亿元的损失。董事长牛根生在“万言书”中大声疾呼：“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他请大家施以援手，帮蒙牛渡过难关。听起来，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保护一家丢失了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它事关民族大义。

五.就像白天与黑夜

2008年9月下旬，一项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调查发布结果，它是由中国的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委托美国专业调查机构PRI完成的。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远低于人们的想象——新加坡被22%的受访者当作最熟悉的中国城市；42%的人想不到任何中国牌子，而三星（33%）、丰田（25%）、日产（24%）甚至Nike（16%）都被受访者误认为是中国品牌。三星、丰田被认为是中国名牌；59%受访者认为，最流行的中国菜是——炒饭。

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普通美国人素来不大关心别的国家——不知这是否也算其大国心态的一部分——即使关心一下，他们一般也只是摸一摸大象的一条大腿。

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法国大报《西南报》的大牌记者克里斯蒂安第一次到中国采访，在保利大厦一层，即将结束在华20多天采访的他端着咖啡，轻轻摇头，他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就像白天和黑夜”。而让他无法释怀的一个生活细节，中国人也一定会诧异地想，这算什么啊——在宾馆里，克里斯蒂安把行李箱放在空闲的那张床上，服务生礼貌地把一张便笺放到床上：先生，请不要把行李放到床上。克里斯蒂安非常不解，他觉得客房已是自己的私人空间，宾馆无权干涉他怎么放置行李。

比起生活细节，要穿越意识形态的那道墙壁，理解中国的政治思维、官场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更是难得让人绝望。

在北京友谊商店旁的星巴克咖啡店，米卢拥抱了他执教国家队的得力助手沈祥福，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聊起难忘的往事——如何与中国的体育官员们打交道，如何尽力说服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他出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又一生云游世界，具有超强的适应和沟通能力，但看得出，他对与足协官方的一些纠葛仍耿耿于怀。

“与中国人沟通容易吗？”一个问题抛给米卢。

“你指的是哪类中国人？”

“比如足协的官员。”

“不，他们不是中国人。”

艰难完成伦敦站的火炬传递后，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感慨道：“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厚重的墙的两边，人们的心情同样忐忑。

佳杰思自幼生活在前西德，提到中国，他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

在北京，英国《卫报》驻华记者华衷去首都机场接母亲，母亲见到儿子竟紧张地问：“旁边不会有警察监视吧？”

在西安，一对父母也在为自己远在西方的儿子李洹担心。父母分别是普通的狱警和教师，他们并不赞成李洹成为风云人物，过多地抛头露面，觉得他身材比较胖，容易被认出来，在法国会有危险。在准备巴黎那场演讲的时候，李洹自己也承认，“要公开说伤害一些人利益的话，心情挺复杂的”。

很显然，世界不可能透过“Made In China”的玩具或衬衫就了解中国，尽管这些物品源源不断地被巨轮运来，每年增速达20%以上。

全球化时代来了，世界果真是平的？见鬼去吧。中国的家庭和仓库里堆满了西方品牌的产品，西方同样，乃至尤甚。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东西方之间巨大鸿沟的填充物。相反，接触的增加、利益的摩擦，让差异问题越发凸现出来。

李红在美国留学，又嫁到瑞士生活，2003年，她成为国际奥委会驻北京奥组委首席代表，进行中西方沟通成了她的工作。对于两种文化的交流，李红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

西方人的认知体系里，首先假定人是自私的，是逐利的。那么OK，它所设计的社会制度，承认并维护人的隐私，人的财产，人的利益；而在儒家思想里，则假定人是有道德的，是“修身”的，是“不言利”的。这并不是以真实的人性为出发点，所以，东方文明让人的生存更复杂，更暧昧。

基于这种文化的差异，在李红看来，中国与西方的了解成本，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一个中国人，初步融合到西方的文化中，三年足够，要精通其语言，再加上两年也就够了。而一个外国人要领会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理解他们的人际关系，15年都未必够用。”

5年或15年，也仅仅是个体的融合时间，对于两种文化宏观的理解和沟通，李红给不出时间表，“太难了，几乎没有可能。”

李红的判断在美国青年Eric Abrahemsen身上得到验证。Eric生活在北京，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饱含乡土气息的中文名：锁柱子。他是一个语言天才，在北京申奥成功的夏天来到中国，四年之后，已经可以熟练使用这个国家的文字，他为英语国家的出版社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在网上，“锁柱子”甚至做过一个中文读书论坛的版主，他发的帖子，没有谁看得出是一个“老外”写的。

在妻子冬晓眼里，锁柱子的中文根本不合格。“他给中国的一些作家写信，谈合作，没有任何的客套，说话也不委婉，人家一定会觉得很难接受。”每次见锁柱子坐在电脑前，吃力地冥想着怎么显得客套一点，冬晓就会失去耐心，“我对他说：去，一边去，我帮你写算了。”

Eric需要了解的东方文化，当然远不止如何写信。他去见冬晓的父母，或者接他们到北京居住，在家庭生活里感受着中美差异的巨大。他改口称对方的爸妈为爸妈，然后发觉，爸妈总是要关心女儿和女婿早餐吃些什么，衣服穿得是否能防寒。Eric的观念里，对一个成年人强调这些事情，简直是极度的不尊重。在美国，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心应该是精神交流，而不是生活琐事。

要体会中国的国情和人情，需要漫长的磨合，这件事情上，Eric超强的语言天赋派不上什么用场。

CNN北京站的负责人吉米，在华30多年，依旧不敢说多么了解这个国家。总会有一些事情冒出来，推翻他之前在某一方面的判断。

吉米、佳杰思（Geiges）等驻华记者，青年时代都曾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由此与中国结缘。多年以后，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难以把握。

在吉米以及许多深入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难以概括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词语概括，那只能是“复杂”。

当你无法理解的一个庞然大物越发强壮起来，忧虑甚至恐惧其实是本能的反应。普鲁斯特笔下的公爵夫人说：“中国让我感到不安。”现在，这不安在加剧。

国际形象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的报告显示：只有42%的美国人对中国抱好感，英国为49%，西班牙为43%，德国为34%，意大利为27%，而且那些数字都快速下降。非洲的尼日利亚比例比较高，有75%的人对中国抱好感。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

苏珊•布朗奈尔（Susan Brownell）是美国人类学的教授，对中国问题亦有深入研究。在她看来，中国与西方之间虽然差异巨大，但也必须积极交流，别无选择。

1980年代中期，苏珊成为北京大学的留学生。那时的中国还相当自闭，即使在大学里，中国学生也不允许擅自接触外国人士，留学生居住的勺园成为一座孤岛。苏珊很苦恼：接触不到中国人，也没机会练习汉语，这算什么留学？

出人意料的是，在北京大学的运动队里，留学生可以和本国运动员一起训练。苏珊马上加入了学校田径队——她曾是美国优秀的七项全能选手，几乎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因为体育，苏珊与中国学生沟通的禁忌被打破，她也欣喜地发现，中国学生也有丰富的内心，也像她一样渴望着交流。

六.请讲“世界语”

作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客座教授，北京奥组委的顾问，苏珊每年都要到中国好几次，她在这个国家找到了适合发挥优势的位置，不会为沟通难题抱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墙虽然厚重，也许确有穿墙之术。

作家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自从1960年代看了一些杂书，他掌握了一些常识，就放之四海了。即便去了美国，去了欧洲，也没觉得有什么新鲜的，无非是那里的人按常识思考和生活。

回到常识，这个词语在2008年尤其是年底被《南方周末》等媒体反复提起，他们认为，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把中国部分地拉回到了常识中。

按阿城的意思，人要与世界融合，就得依照常识思考和生活，同样道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此，“中国通”吉米有着相似的观点——中国既然要走向世界，那么必须接受人们共同的规则，要提醒自己也提醒世界：中国不是例外。

在那些因拉萨事件和火炬侵扰而愤怒的日子里，中国更多的时候握有道义，遗憾的是，它经常自说自话，操持着一套容易招致误解和反感的话语体系。

6月21日，奥运火炬在西藏首府拉萨传递，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首先发表了一番讲话，讲话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词句——“我们一定能粉碎达赖集团分裂的图谋，有能力维护西藏的稳定”，“西藏的天永远变不了，五星红旗一定会在西藏天空飘扬。”

张庆黎利用奥运场合发表政治性谈话，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国际奥委会通讯联络部主任戴维斯女士说，国际奥委会已要求北京奥组委提供张庆黎当天的讲话，“如果媒体引述的说法无误，我们将感到无比的遗憾。”

《体育画报》中文版特派英国的记者姜轶注意到，英国舆论对于中方官员、发言人的某些表达方式显然难以接受，甚至深为反感，比如谈到达赖时动辄出现“阴谋”、“指使”、“披着羊皮的狼”等词汇，“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近似于个人攻击的方式过于‘简单粗暴’。”

而达赖方面的发言人通常都是西方人，他们熟悉西方人的思维和接受方式，更容易博得好感。假使把围绕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活动而视为一场超级政治公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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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法国华人举行了一场支持北京奥运的集会，这也是当地华人集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李洹被安排第四个登台演讲。这位戴着眼镜、体重达120公斤的留学生声音厚重，语气激昂，20分钟的演讲，让他成了金晶之后的又一位“民族英雄”。

在这个四月，到处可以看到慷慨陈词的华人，李洹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不仅赢得了华人的欢呼，法国人也在认真倾听他的声音。李洹在演讲中使用了还算流利的法语，而本质上，他使用的是一种“世界语”，从常识出发，从人性出发，因而消弭了文化的隔膜。

关于自己的沟通理念，李洹与《国际先驱导报》有这样一段对话——

《国际先驱导报》：你的演讲很注重措辞，在你看来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和西方沟通？

李洹：中国要有亲和力，和别人沟通的方式也要改变。我的演讲为什么法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是因为我没有进攻性，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把真诚带给他们。

《国际先驱导报》：怎样看待国内抵制家乐福的声音？

李洹：人家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嗓门大，而是你实力强。我们已经改革开放几十年，今后还会继续走下去。他们不说我们也过来了，何必他们说了我们就闹？

不妨摘取李洹演讲中的几个段落——

首先受害者是法国人民，他们是多么的具有怜悯心和博爱，他们相信媒体，可不幸的是，他们被操纵和欺骗了。

我们，海外的中国学生，我们很心痛，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怨恨法国人。

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经验与信息交换的桥梁，我们也是这场文化、思想，尤其是政治冲突最先的受害者。

在抵制奥运，抵制中国，所谓自由西藏的叫喊声中，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的审视和不信任正在增长。中国政府的努力还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和说它是世界上最差的同样可笑。但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些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从我们年幼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自由度不断开放的环境中。

来中国吧！来看看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中国，一个很多西方媒体不会展现给你们的中国……很多法国人似乎对中国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直接和我们沟通，通过我们，热爱并希望巩固中法友谊的桥梁，来进一步了解中国。

文化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当你们在中国饭店使用筷子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向你们充分地展开它的怀抱。

请让我们好好沟通！……我们向你们诉说的是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我们同时也会传达法国人民对中国善意的关注。请相信我，这座桥，将会前所未有的坚固，特别是在这种极度令人遗憾的现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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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洹成了中国人盛赞的一个英雄，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他的分贝更高，而是觉得他让”老外“们可以认真倾听。事实上，李洹背后的国家，也在冲突中思索着更好的沟通技巧。

三四月份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关系交恶后，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已求助国际知名公关机构，以求化解自己的形象危机。这一说法未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

其实，早在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之际，政府已汲取教训，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而且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努力平复急促的呼吸，让自己显得更有气度。

到了2008年7月，奥运的筹备到了最后阶段，东道主已经要忙于擦拭桌椅，摆放杯盘了，他也开始向外界展现更豁达的主人姿态。7月9日，中国方面与境外转播商达成协议，凡拥有奥运转播权的境外电视媒体，允许在包括天安门在内的区域进行现场报道和直播；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表示，中国不担心负面报道，将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舆论；8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传递主人的热诚与自信，邀请25家境外媒体进行联合采访。

不管这些举措来自国际知名公关公司的策划案，还是中国领导人的自主决断，都彰显了中国在阵痛和茫然之后更理性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的传播学学者喻国明也对这种变化给予积极评价：“在接近奥运会开幕的后期，对外部的批评报道，我们表现了不同于拉萨事件和火炬接力中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克制的。一个大国应该有包容的心态。把自己置于国际舆论的对立面，即使从宣传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好的。”

他还谈到如何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问题：“在跟国际社会的交往当中，至少在5年到10年的时间里要多讲普世价值，尽最大限度不要讲差异，不要突出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共同点，才能互相沟通，不能各说各话，鸡同鸭讲。宣泄不会带来彼此之间的有效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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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天，一个风声鹤唳的时节，似乎满世界都是批评中国的政客和敌对势力，而这一年的8月，奥运会开闭幕式邀请到了80多名国家政要，包括当初那些激烈的批评者。事实上，批评与出席，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证了一个事实——中国的举足轻重。

这个春天，是一种疼痛的记忆。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认知中国，竟是在不安、敌意乃至冲突中开始的，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开头，但也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未必就意味着一个糟糕的结局。

大地摇撼，奥运稍息

2008年5月1日，第118个国际劳动节，“鸟巢”工地上，民工们依旧忙碌着。他们没觉得劳动节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倒是从这一天起，劳动时间从每天9小时加到10小时，工钱也相应地加了5元。虽然没有劳动法规定的节假日加班的工资补偿，这5元还是让民工们很知足。

让人高兴的事情还不止多出5元。中午11点30分，送饭的魏师傅带着一个装菜的大桶和一个装馒头的竹筐来了。由于是劳动节，伙食有了改善，馒头不变，平时的蛋花汤换成了炖豆腐。“今天过节，饭菜还不错。”在“鸟巢”搞绿化的农民工常学亮大口嚼着馒头说。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计，手都没顾上洗便围了上去，每人先拿两个馒头，然后用自备的饭盒盛满豆腐，四散开来，在树下、路边或者砖垛旁吃午饭。

据《新京报》报道，这天，“鸟巢”周围挂满了条幅，“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奥运建设者的关怀”、“鸟巢建设者大干实干迎奥运”等标语迎风飘动。

据统计，四年多时间里投入“鸟巢”建设的农民工累计达到10万人。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鸟巢施工中的实际伤亡人数高于对外公布的数字，这在施工人群中并非秘密），把瑞士与中国设计师的梦想付诸现实，据工程师说，鸟巢钢架的每一个焊点，都刻着工人的名字。但工人们不在乎这个，工程结束，他们只希望不拖欠工钱，然后跟着包工头赶往别的工地。“奥运民工”的身份会获得一些意外的好处——他们比其他地方的民工更容易按时、足额地拿到工钱。

进入5月，“鸟巢”仅剩下两道工序：外部绿化，内部配合开幕式做一些改动。“祥云”这时已回到国内，每到一站都会让传递城市因疯狂而陷入瘫痪。在那位“打酱油”的市民所在的广州，5月7日这一天出来“打酱油”的人真是多，达到了上百万，他们甚至站满了公交车的顶棚。家住广州大道边上的王轶庶站在阳台上往下一看，楼下像一股“赤潮”在缓缓前行，他很想做一个夸张的动作凑个热闹，猛一抬头吓了一跳——每栋临街的住宅楼顶上都肃立着一个警察。

5月12日下午，地震波在中国大半国土下扩散。那一刻，奥运火炬已被再次点燃。在厦门会展中心，2008只和平鸽刚被放飞到空中，激动的呐喊打破了这座秀美城市的宁静，人们自然也失去了对大地细微震荡的感知能力。

很快地，全中国的人都沉浸在大灾难造成的震动与哀伤中，体育暂停，火炬暂停，奥运气氛戛然而止。

5月19日14点28分，在城市里，当警笛拉响，路上的车辆全都停下来，法新社称，中国进入三分钟停顿。

四川大地震灾害之惨烈，甚至也让遥远的异邦破例致哀。中国外交部提前获得的消息称，秘鲁政府将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者。这是秘鲁第一次为外国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这一消息被及时上传，随后，中国政府也宣布了举国哀悼的决定。

很可能，它与秘鲁的动议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在秘鲁政府的决议出台前，中国的平媒、网络上已出现为地震遇难者降半旗默哀的建议。

各界的评论赋予那三分钟无限的寓意和畅想——这个国家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徐徐下降，生命的尊严得以彰显。

大地震之后人们很容易生发感触——很多东西都被颠覆、翻转了。在灾区，你看到的那些黄色脸孔熟悉又陌生，它们布满了焦虑、疲惫甚或茫然，但也比平素多了几分真诚。友善的相视一笑，竟也出现在陌生人之间，强震震落了人们日常的面具。

舆论一片惊呼：看，公民意识在觉醒，2008年堪称中国的志愿者元年。连美国《时代》周刊也在地震报道中赞叹：“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南风窗》的年终评述认为，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爆发后，志愿者千里驰援，当地藏族群众夹道为军人、志愿者递水送饭，“当天灾取代人力，成为人类基本生存权的伤害者，人类社会内部反而能够出现积极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行为，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共识以令人感动的方式呈现了”。

几个月以后，坐在地震发生那一刻所处的咖啡馆临窗位置上怀想往事时，积极参与灾区慈善的罗永浩说，他略感惊喜地看到地震呈现了中国人人性的另一面，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那一切并不会由此成为常态。

但是，总有某些变化，给人留有希望，比如志愿者的觉醒，比如人道的彰显，还有一些制度上的破例——

按照惯例，八级以上的地震要无条件地接受国际救援，地震数天后，中国方面把震级由7.8修订为8，破天荒地为多支国际救援队放行，表明中国愿意展示更开放、人道的国际形象；

5月12日当晚，国内新闻媒体大多接到通知，要求不得派四川以外的记者前往灾区报道，不过当万千记者从各地奔向灾区，主管部门也并未予以追究。

当樊篱因某些特例而被突破，必然为它的松动乃至拆除提供可能。

根据2008年9月的统计数据，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和失踪者超过87000人，经济损失8451亿元。

人道灾难面前，西方也搁置了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远不像卡弗蒂妄言的那样不堪，而且“人们一下子意识到，在中国这个国家里，还生活着13亿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美国《体育画报》语）。

八级强震，让人们修正着对某些事情的态度和情绪，包括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在震灾最惨烈的北川县，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块北京奥运倒计时的大牌子曾与火炬的步点遥相呼应。它还无法像天安门广场的倒计时牌那么先进，电子计时，分分秒秒显示着奥运的临近。北川县的这一块，每天都要人工更新。从5月13日开始，没有人来为它进行更新，它矗立在山体滑坡后的碎石堆后面，每天成千上万的救援人员匆忙而过，也鲜有人注意到时间在此凝固。“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88天”，那是5月12日的记录，很多天都没有变过。

中篇  “无与伦比”

2008年6月-8月

全民运动

“鸟巢”工地上有一间四五平方米的铁皮房子，那是47岁的老张经营的小卖部。铁皮房的角落里堆着四五个暖水瓶，是给工人们泡面用的。卖得最快的就是方便面和水，其次是2到5块的烟。

小狗黑黑欢快地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工人们说，黑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从不会跑到“鸟巢”工地外面去。

等到奥运工程基本告竣，民工们不再被这座日益整洁的城市所需要，北京市开始集中清理整顿地下室等廉价出租场所，这被一些评论者理解为变相驱逐农民工及城市贫民，以便美化奥运期间的市民形象。事实上，农民工根本不需要变相驱逐，当北京开始限制建筑、装修、重污染企业，失去饭碗的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离开。除了本书人物列传中提到的四位幸运儿，奥运会与普通的奥运工程建设者不再有什么关系。去“鸟巢”工地上看看，铁皮房已被拆除，建筑工人四散而去，没有谁知道老张和黑黑流落到哪里。

一.烈焰灼人

每个星期天，家住北京花家地北里的王淑琴都起得很早，她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团结湖附近上英语课。这位接近70岁的老人说，自己要在奥运期间向外国人展示北京市民的风采。在北京，像王淑琴这样为了奥运学习英语的老年人非常多，尽管他们学得很吃力，却相信这是在为北京奥运做贡献。

这些学英语的老人，只是中国人对北京奥运的巨大热情的一个缩影。

北京奥组委下面设置了一个捐赠办公室，2007年，他们做出一个明智的表态：不接受来自民间的“献礼”。幸好不接受，否则真不知道他们要准备多大的仓库。筹备奥运会的几年里，有数不清的公民制作出各种“惊人”的物品，其特征要么是耗费巨大的精力，要么是具有宏大的规模——这是他们很容易想到的表达对奥运赤诚之心的方式——有人购买了2008米长的白布，准备在全国各地征集10万个签名；有人将全部积蓄（70万元）用来制作“中华龙点火器”；有人手工制作了5.6米长的巨龙状的面塑，象征56个民族迎奥运；有人制作了一双2008毫米长的巨大的布鞋，用去棉布1000多米；有人花费200多万元，把《孙子兵法》刻在2008枚印章上，其家庭因此负债累累……

吕清水，北京一家健身俱乐部的经营者，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的时候，他决定徒步绕五环路一圈，然后再走到“鸟巢”。他走了20多小时，到“鸟巢”的时刻是晚7点，他很满意，比8点零8分提前了一小时。2001年7月13日晚，他也拥有足以自豪的提前量——萨马兰奇22点零9分才宣布北京胜出，他20点就开始设计北京奥运的会徽。吕清水说：“我是第一个奥运会徽投稿人。”

喜欢剃光头的曹大佛，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第一代个体户，2001年申奥成功，他形容自己的热情“像一枚二踢脚一样”腾然而起，他开始组建“中国奥运民间宣传团”，到世界各地宣传，让那里的人知道中国人对奥运有多么热情。他说自己完全自费地走了整整100个国家，有时有同伴，有时是独自一人。他还去了南极，而且赤膊15分钟，终于让又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属于中国人。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媒体上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报道：一些个人或团队，通过骑车甚至步行，在中国跋涉几千公里，目的是“号召沿途群众支持北京奥运”。他们都是国产版的曹大佛。

奥运期间，狂热的人们纷纷汇聚北京。在“鸟巢”附近的过街天桥和景观大道，和警察于滨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人——有人宣称从昆明骑三轮车赶到北京，还上过CCTV的节目；有人说自己为宣传奥运奔波六万五千公里；有人试图通过警察帮忙找到张艺谋，献上自己创作的组歌；也有人拿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在这个区域里演讲，抱怨怀才不遇。

那些长途跋涉的奥运支持者，都有一副以激发国人奥运热情为己任的姿态，事实上，普通中国民众每每把个人荣辱系于国事，他们的奥运激情完全不需要激励，官方甚至担心：公众的过度热情会否洪水一样泛滥，无法收拾。

***

2007年10月30日，北京奥运官方售票网站开始第二阶段的门票预订，因为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预订后一个小时的网络访问量就达800多万，网站很快陷入瘫痪。

歌华特玛捷票务有限公司是北京奥运会票务服务独家供应商，曾经有专家承诺，门票销售系统平台的负荷量绝对没问题，按他们的意思，如果说雅典奥运会的票务网络可以通过一只老鼠，那么北京的网络足以通过一头大象，但领导和专家们显然都低估了中国人的狂热，这次冲向网络的，其实是一头蓝鲸。

预订系统瘫痪的时候，奥组委的一位重要官员正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其他官员觉得自己无权处置这样的危机，于是立即驱车赶到首都国际机场，通过民航的通信系统向飞机上的领导请示，得到了“立即终止预售”的指令。事后，北京奥组委撤换了票务中心的负责人，也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道歉。

7月25日上午，假如你仅仅是一个“出来打酱油的”，从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来到地面，一定会觉得自己坐错了车，怎么跑到火车站广场上来了？

你没有走错，这里是北土城路，连着奥体中心的南侧广场，路上、广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按新华社的数据，至少有三万人），场面确实很像北京的火车站。人群躁动不安，眼睛看不到的人海的深处，偶尔还爆发阵阵海啸般的吼声。陆续有人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神情里夹杂着极度的亢奋与疲惫，他们大多手里攥着红艳艳的票，肩上扛着一大卷凉席。

差不多10点的时候，头发花白、面色粉红的道格拉斯与他的华裔妻子孙爱珍手拉着手，挤出人群，除了疲惫而兴奋，还显得有些惊魂未定。他们买到了刘翔决赛的门票（他们当然无法预见到刘翔退赛），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的信用卡、护照连同钱包一同被偷了。

不过，能够安全地出来，此刻对他们而言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7月25日，北京奥运门票销售的第四阶段启动，各比赛场馆现场售票，最后的扑票机会。从24日白天开始，几个主要场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龙。人数最多的奥体中心售票处当晚就已有超过一万人排队，队列被迫在有限的空间里拐来拐去，扭成若干S型。

恰好是门票销售前那两天，北京持续高温、闷热，似乎要考验和凸显一下人们对奥运门票的狂热。比起晚上的蚊虫叮咬和困倦，人们普通认为白天的暴晒与酷热更难忍受。可是又不敢喝水，几个临时公厕前，始终排着长队。偶尔有人中暑倒地，被救护车呼啸着送走。

25日凌晨1点多，蜿蜒的长龙已近乎一条“卧龙”，疲惫的人们席地而睡，难以入眠的人们或游戏，或闲聊，还有一些人茫然地仰卧在地上，等着几个小时后的黎明。

“他的表现比较可疑，建议警察先把他干掉。”听着像出了什么大事，其实是十多个年轻人围在一起，在玩“杀人游戏”，里面还有一个深眼窝的外国人。

更多的娱乐方式，是传统的打扑克，中国人熟悉的“斗地主”、“锄大地”。

昏黄的灯光无力地漫射下来，很有一种特殊的广场文化的味道。

2008年，中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从年初的广州火车站，到大地震之后的绵阳九洲体育馆，都能见到类似的人海。只不过，这一次，人们是被激情驱使，而非被动地聚集。

排在第一位的徐永恒说自己是提前四天来的，他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直至下半夜仍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其实提前四天也不算什么壮举，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第一个排队的人提前五天就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口。

差不多凌晨四点的时候，位于长龙后部的一些人躁动起来，可能是长期焦虑下的歇斯底里，可能是想占据前面的位置以便买到门票，他们冲向旁边的队列，辛苦维持的秩序瞬间崩溃。“（卷入混乱的）大概有几千人吧，非常可怕。”孙爱珍说她看到一些人被拥倒，被踩踏，人群中混杂着惊惧的呼喊和愤怒的指责。这个国家的“加塞儿”现象司空见惯，如此规模却极其罕见。

这场面让孙爱珍有些绝望，她几次劝丈夫道格拉斯放弃，63岁的美国老头却不甘心——他们是专程从美国赶来看奥运的——一直在人流的挤撞下坚持着。

倒是一些年轻人首先选择了退出。大学毕业不久的付欣淼说，他本来和几个同学一起来的，因为身心疲惫，又担心局面失控，其他同学在凌晨撤离。

有限的安保人员在极力维持秩序。谢天谢地，场面总算得以控制，但原有的秩序已被打破，排在道格拉斯夫妇旁边的男青年韩珂说，队列里挤进许多新面孔，“细S”变成了“粗S”。

早上，随着售票时间的临近，偶有小的混乱发生，警方被迫封锁现场，暂时不允许购票者和记者继续进入。南出口处，上百名警察与同样多的各国记者，在一条长长的警戒绳两边相向而立，就像美式橄榄球开球前的阵势。

与北京奥运的第二、第三阶段网络售票一样，现场售票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狂热地向往着参与到奥运之中。学生、外地在京务工者是其中的主力。

仅仅半天时间，“鸟巢”、“水立方”等场馆的门票均告售罄，“有什么票就买什么票吧。”人群中，不断听到类似的急切的声音。这样的奥运狂热者还真不在少数，他们只为奥运门票而来，只为奥运体验而来。

道格拉斯夫妇意犹未尽，他们本来还想再次排队，继续购票，可惜已经无票可买。

奥运快到了，空气比较紧绷，很少有媒体描述25日凌晨的那场骚乱。事后回想起来，失控的人群假如再多出一些人，或者再疯狂一点点，或许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骚乱在临界点前被摁住了，北京奥运真是好运气。

你是否想知道，那些历尽磨难买到奥运门票的人们，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翘首以盼的看台上？

在网站工作的金戈是一位超级体育迷，他通过网络等渠道买到了很多场次的奥运门票。第一次从比赛现场出来后，他和朋友打电话大声地抱怨着——看台上大量存在的缺乏观赛礼仪的举动，使得他心情大坏，尽管那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在他的周围，坐着很多仅仅把奥运赛场当作旅游景点的观众，比赛开始了，他们还在变换着各种背景拍照留念，就差在椅背上刻写“奥运观众XXX到此一游”了。在金戈看来，对比赛缺乏了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比赛者、周围观众基本的尊重总要顾及吧。

金戈自己觉得痛苦，难道那些无心观赛的奥运痴迷者就不痛苦？许多观众一通狂拍之后，未及比赛结束就匆匆退场，可见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女球迷张敏感觉周围的许多观众对足球兴趣不高，连看两场90分钟的女足比赛对他们而言颇为痛苦。而一些穿着志愿者服装的年轻人不仅要做好服务，还得不断鼓动周围观众：“现在尼日利亚落后了，我们为她们加油，好不好？”然后他们带头高喊“尼日利亚，加油！”“奥运，加油!”——当然，使用的是汉语。

足球场上怎么奔放都无所谓，某些场合就不适宜热情过度。在射击场上，就有外国选手不解地问，观众为什么给本国运动员那么大的压力，发出不合时宜的助威声？要知道，这个项目需要的不是这个。

CCTV在报道柔道比赛的时候拍摄了一个花絮：两个年轻的女观众一直举着相机对准电子显示屏，非常执著。原来她们知道柔道比赛有一种得分方式叫“一本”，于是一定要拍到屏幕上显示“一本”的镜头。最终，这两位有心人如愿以偿，而且拍到的还是中国选手获得的“一本”。

***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政府部门的民意调查显示，北京人对奥运的支持率是94.9%，国际奥委会惊讶于这个数字，又委托专业公司调查，得出的数字竟高达99%。真是万众一心，群情激昂，自从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民众还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集体狂热。

火炬传递最能体现北京奥运在整个中国掀起的痴狂。在广州、深圳等地，超过百万的市民上街迎接火炬，造成交通大瘫痪。在湖北武汉，曾发生比较严重的踩踏事故，内部资料显示有两个平民丧生，传递也被迫终止。

这成为火炬传递的一个转折点。从武汉站以后，基本不允许群众自发地在传递线路上助威，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是经挑选的支持者（详情见于本书关于传递城市本溪的报道），直到最终传到北京，限制才适度放宽。

境内火炬传递开始后，涌现出一大批追着“祥云”全国各地跑的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表达对国家、对奥运的支持。其中的许多人，沿路兜售国旗、奥运纪念品，以贴补开销。有报道说，最多的时候，这种追火炬的人多达千人以上，而且许多人收入颇丰，刨去路费竟能有所盈余。

武汉站之后，追火炬的人生意清淡了许多。

当然，并不是去为火炬加油的人才买国旗，2008年的夏天，北京差不多一半的机动车上都插着小国旗，连郊区违规运营的三轮摩托都插上小国旗，似乎它成了一件辟邪之物。满大街望去，小红旗招展，仿佛到处都是代表中国搭载贵客的礼宾车。

北京天意市场一家批发国旗的小铺面的店员说，国旗非常好卖，在6月份，仅他们的铺面就卖出上万面，“有一次我去送货，路上还卖了十来面。”

类似的批发市场和个体贩卖者，国旗进货渠道大多是小作坊，因为正规厂家的产品价格要高出至少三五倍。而北京市面的小作坊国旗，基本都出自同一个小村落——河北藁城市梅花镇屯头村。

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被爱国之情推高的国旗购销热潮，有些无视《国旗法》的存在。国旗按规定需要授权生产，对产品亦有严格要求。产自小作坊的国旗，错谬多多，比如旗面长宽比例不符合3：2的要求，比如五角星的位置偏差较大，比如颜色与标准国旗色相去较远。在浩荡的街头“礼宾车队”中，许多车辆上的国旗已残破不堪。

除了小作坊，正规渠道的国旗生意也非常火爆，据同里国旗厂厂长黄丹曙称，4月上旬开始，国旗厂收到的订单明显增多。“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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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把日历向前翻动几十页，看看中国的新郎新娘献给奥运的爱情。

2008年8月8日，农历是7月8日，一个数字上非常吉利的日子，新人们喜欢。北京奥运也早早把它的喜事定在了这一天。

海淀区婚姻登记处是北京各城区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一个，8月8日的阵势，就像是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在这里举办公开的婚礼——门口拦起了警戒线，警察和保安守护着入口，三个楼层都站满了工作人员。

前台大屏幕上滚动着几行红字：百年奥运，百年梦想，百年好合。

自由职业者孟凡华与女友阎胜玉早就商量好，要选择北京奥运的开幕当天结婚，他们知道那天会人气很旺，想多沾一点喜气。原本想很低调地赶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办手续，不料他们却被CCTV“一起看奥运”栏目的记者瞄上了，一直跟拍办理手续的全过程，到了二楼登记大厅，又赶上民政部的一位副部长来视察，随从的官员以不容推辞的口吻对这对新人说：“让部长给你们证婚吧。”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读经济学硕士的刘先生和王女士，接近中午时才来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刘先生前一段在美国进修，他曾有三四次尝试进行网上预约，都因为人太多，网站“塞车”严重。无奈，他们只能当天来这里碰运气。

为了缓解登记高峰，海淀区婚姻登记处从8日午夜就开始了接待工作，平日他们开放大约10个登记窗口，这一天临时增加到60个。一层走廊的尽头，两个年轻人为什么事情争吵着，听起来像是离婚前的财产纠纷还没解决。他们身旁，离婚登记处的大门敞开着。

据报道，四川达城市通川区、上海市长宁区等地有关部门决定，8月8日不办理离婚手续，理由是“给结婚登记让路”。还好，在北京，离婚申请者与结婚申请者尚可以享有相同的权利。

8月8日，光临离婚登记处的只有寥寥几对，而通过各种预约方式在海淀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的新人有3200多对——这还没算上许多像刘先生一样临时赶来的。在整个北京市，有15500多对新人在这一天领取结婚证书，历史记录被轻松改写，以往的最高峰出现在2006年12月18日，共有4452对新人登记结婚。

在整个中国，共有314224对新人与奥运同喜，这还是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

扎堆儿结婚，似乎还不足以表达中国人对奥运会开幕日的特殊感情，还有很多准妈妈选择在这一天进行剖腹产，生一个“奥运宝宝”。8月8日凌晨，一位陕西妇女剖腹产成功，她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奥运宝宝”一生就是一对，更了不起的是，她的预产期原本是在9月20日左右，竟急不可耐地提前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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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什刹海大金丝胡同12号的金丝居，一处北京很有名的四合院。金丝居有房9间半，鱼缸里游弋着金鱼，鸟笼里养着金丝雀，白天，葡萄枝叶和石榴树的影子投到青砖地面上，时光随着树影很惬意地缓慢流动。

在客厅一角的柜子上，写有“奥运人家”的瓷盘与关公的彩塑并排而立。金丝居是北京市旅游部门选出的598户“奥运人家”中的一家，也是其中的招牌。

2002年，北京什刹海兴起胡同游，旅游公司觉得金丝居是非常经典的四合院，就说服主人进行旅游开发。除了接待白天的参观，金丝居也不拒绝希望留下住宿的境外游客，它像一个家庭旅馆，适合体验比较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四合院生活。

四合院的男女主人荆继昌和王志喜，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展现给游人和房客。他们的客房收费不高，主人打理“奥运人家”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在靠近“鸟巢”的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也选出了一批负责接待境外客人的“奥运人家”，60多岁的周洪涛就是其中一家的主人。他曾长期在原外经贸部的驻外机构工作，足迹遍及非洲和南北美，外事经验丰富，这成为顺利入选的重要原因。周洪涛家里准备了20多套西式餐具，他和妻子向境外来客展示中国人的生活与好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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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的问题奶粉事件在北京奥运之前爆发，一个可能的好处是，那些河北乡间的奶农们不至于直接把牛奶倒在马路上，可以把它当作有机肥料，供应给奥运特供蔬果的培育基地——奥运特供蔬果均施以有机肥料，比如媒体报道的蔬菜种植心得：把经过浸泡的黄豆被当作有机肥料沤在菜地里，浇灌菜地的清水换成了发酵的豆浆，还有用奶粉、白糖、醋等按比例调配的、用于提高蔬菜口感、甜度的营养液。

乳制品供应同样含糊不得。假如是一头特供奥运的奶牛，或许还有机会品尝到自己的奶汁浇灌的牧草。

中国人素有好客的家风，何况是举办奥运会。至于如何体现浩荡的热情，餐桌是人们尤其重视的载体。除了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后者在富裕之后的中国反倒难度更大一些。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奥运会肉食品供应商千喜鹤集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公司将向奥运会供应生猪视为“政治任务”，正“不计成本”地在秘密地点以有机方式饲养生猪，确保运动员们不会因为吃他们供应的猪肉而无法通过兴奋剂检测。他们的“奥运特供猪仔”不仅喂以有机农作物，采用天然中草药免疫，而且每天还必须在室外“锻炼”至少两小时。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了关于食品安全双重标准的大讨论。千喜鹤集团的“奥运猪”引起了一些民众的不满，一位博客名为“十年砍柴”的人写道：“宁做奥运猪，莫为井下人！”他所说的“井下人”，显然是指历年来死于各种矿难事故的矿工。

2007年11月初，面对社会上关于“奥运猪”越来越激烈的讨论，北京奥组委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从没有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并对有关喂养生猪中草药和进行特别锻炼的说法予以批评。北京奥组委表示：“奥组委有关部门已对有关企业的行为予以了警告。”

千喜鹤集团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而否认存在所谓的“奥运特供猪”，并拒绝就供应奥运会的生猪饲养方式或地点提供细节。他们对外国记者表示：“我们没必要告诉你们，你们没必要问这个问题，你们也不应该报道此事，中国是个讲政治的国家。”

二.过于中国特色

在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馆里，墙上刷着很醒目的“你死我活”；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馆里，标语换成了“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

经过“你死我活”式的选拔与训练的乒乓球运动员，8月出现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他们霸气十足地囊括了全部四枚金牌以及男女单打的全部奖牌，通往领奖台的荣耀之路上，乒乓明星们并不认识在前面引领的奥运志愿者陈娜娜，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志愿者与自己一样曾为奥运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

7月底，在昌平职业培训学校的礼堂，奥运礼仪志愿者完成了她们的最后一次集中训练。380多名美丽端庄的少女在完成了800米晨跑和上午的课堂培训之后，开始了下午的形体、队列和舞蹈训练。

礼堂的形状看上去比“水立方”更为宽大和扁平，这导致散热性极差，室内又没有空调。7月下旬恰好是北京的“桑拿天”，近400人闷在这么一个空间里，即使安静地坐在地上，也要汗流浃背。而少女们还要不停地踢腿、转体、跳跃，你甚至看得清汗珠在她们手臂甩开的瞬间飞散出去。少女们挑战生理极限的同时，还得按要求保持恰到好处的笑容。

只有两部电风扇——那种乌黑的、粗笨的强力工业落地扇——吃力地送出一些流动的空气，可惜在偌大的礼堂里显得杯水车薪。也许是因为过于陈旧，落地扇运转起来吱吱呀呀，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跌倒。

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来自北京某航服学校的陈娜娜依旧身材笔挺，面带笑容，这位乒乓场馆引领小组的组长用手不停地扇着，还要鼓励一下身边的姐妹。

有人把奥运礼仪志愿者的培训描绘为魔鬼训练，看来并不算夸张。志愿者郝婧钰说，在站姿训练中，必须穿着5厘米高的高跟鞋，头上顶一本书，两腿膝盖间夹着一张普通的白纸，在至少一小时之内，不允许有脱落。在托盘训练中，为了稳如泰山，要在盘子上立一根香烟，让它一直岿然不动。

按指导老师李柠的说法，奥运颁奖现场是要求零差错的。在闷热的礼堂里，志愿者冯思璐告诉记者：“我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在领奖台前晕倒。”

晚上的录像观摩课，陈娜娜看了雅典奥运会礼仪小姐的表现，那些异国姑娘参差多态，很热情，也很松弛。“没法做比较。”陈娜娜以一种训练有素的语气对记者说，“彼此的标准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指导老师也强调过中国礼仪小姐的特殊之处：“我们走路的样子既不同于猫步，也不是小碎步，两只脚在走路时微微向外分开，一路走下来，脚印就像一串叶子。有些动作只有我们中国女孩做出来才迷人。”为了“迷人”，女孩们必须在礼堂里蒸那漫长的“桑拿”。

奥运会期间的北京大学体育馆，先后四次，陈娜娜袅袅走来，脸上保持着千锤百炼的、得体的笑容，引领乒乓球明星们走向颁奖台。后面的三次，标准得如同播放第一次的录像，对于陈娜娜而言，这不过是在完成一次程序。9月的北京残奥会上，她依旧是乒乓球项目的颁奖引导员，同样的程序重复了24次。

奥运会需要的远不止颁奖礼上的礼仪志愿者，开闭幕式的引导员，各种礼宾场合的礼仪小姐，也都进行着专门、系统、高强度的训练。

在CCTV纪录片《奥运档案》中，一位接受军事化训练的开幕式引导员岗位的竞争者背对着镜头，抽泣着用东北口音给自己的亲友偷偷打电话（她们的手机集训期间全部被收走，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受不了了，累死了，”她的倾诉因哽咽而断断续续，“还得淘汰，淘汰一大批。”

在此之前，这位20出头的女孩刚结束了艰苦的训练，包括3000米跑步，穿很高的高跟鞋站两个小时军姿，她们还要练习长时间头顶一个矿泉水瓶子，一位哈尔滨女孩哭着说，训练结束，人都僵在那里，不会活动了。

接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中，至少十分钟的镜头里有女孩在哭泣。参与各种奥运礼仪志愿者培训、选拔的，大多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下，而现在，严苛、残酷的训练和管教让她们不断挑战新的生理和心理极限。培训程序像一条生产线，完成着对一批批美女产品的塑造，链条上的每个人都顾不上追问自己：这么“折腾”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北京奥运会的竞技之外，辛苦付出的还不止陈娜娜这样的志愿者，甚至在奥运看台上的许多观众，也训练有素。

7月下旬的一个周二下午，在丰台区的一家街道办事处，40多名志愿者在演练赛场助威口号和动作。这些人平均年龄约45岁，多为社区居民中的党员，他们是“北京职工文明拉拉队”的一支，据报道，整个拉拉队有20万人。

训练的条件还不错，是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有空调。

落座后，队员们各自从黄色环保袋里取出道具——黄丝巾和塑料充气棒（或暂时以空的矿泉水瓶代替），开始跟着讲台上的指导老师做动作。

指导老师是40多岁的中年男子，穿着休闲的白T恤，做派却像一个交通警察，他手里不断变换着黄的、绿的、四色的小旗，摆出不同的姿势，群众就随之喊出不同的口号，比如“更高更高，更快更快，更强更强”，“加油奥运，加油中国，嘿嘿嘿嘿嘿嘿”，“运动员——加油，中国——必胜”。黄丝巾或充气棒挥舞起来，击打出配合口号的节奏。

拉拉队的成员介绍说，训练从一年前开始，最初是一段很辛苦的入门训练，后来改为每周一个下午，强化记忆，强调纪律。

训练中，拉拉队竭尽所能地提高嗓门儿，这也是工作需要——万一奥运赛场出现不和谐音，需要拉拉队的声音将其覆盖。

下课前，每个队员发一份《安保志愿书》，要本人及家属签字，负责人告诉大家，发现哪位队员“历史不清楚”或参加过非法组织，要及时报告，去现场观赛其实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一旦出了问题，要“倒查责任”。最后，指导老师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奥运期间最长的观赛时段，可能会从上午9点直到下午5点，原则上不能喝水。这么长？有人轻轻地吐了一下舌头。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召开的日子里，拉拉队成员一次次奔赴赛场，他们并不只是去填补看台座位的，他们要充分展示东道主的热情。不过，这种看台上的热情好像也与比赛进程没什么关系，哪个队支持者少，或者哪一方场面被动，拉拉队就慷慨地施予声援。

在北京，一家不知名的社会艺术团体也在辛劳付出，它有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舞和谐，它还有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特殊使命——培养奥运会看台互动指挥员。

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上，“鸟巢”看台都会安排500名互动指挥员，他们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

培训结束时的考核环节是这样的：一个指挥员需要走到500人前面，通过动作和语言，在90秒之内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在开闭幕式的实际场合，难度更大，每个互动指挥员要“指挥”2000观众。中国人生性内敛，激活一大群陌生人不是容易的事情。

出于培养心理承受力的需要，考核现场的气氛制造得有点残酷——表现好的指挥员获得掌声，表现不好的获得嘘声。

此前，一个渐渐公开化的秘密是，在每年的CCTV春节联欢晚会上，观众席都安排若干“领掌员”，负责制造欢娱场面。对于奥运会这么重大的节庆，“鸟巢”看台上安排500个类似的职位，不会有几个中国人感到意外。

7月28日，重庆民族艺术学校收到传真确认，将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学校上下响起一片欢呼。

五位老师和23名13岁到18岁的学生，承担的角色是《中华礼乐》600名贵妇中的28个，她们也是开幕式差不多3万演职员中的28人。这是荣誉之旅，志愿之旅，没有一分钱的报酬。接到传真5天以后，她们坐火车到达北京，未及安置，直接背着行李被拉到排练现场。

几天的排练下来，老师们最不满的是伙食。10个孩子一桌，只有四菜一汤，菜大致就是黄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西红柿的轮回。经过很多参演者的抗议，组委会把伙食加到五菜一汤，还是很难吃饱，她们只能到驻地附近的小吃摊去加餐。为了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表演，生活的清苦和排练的艰辛都是必须忍受的。

在学生之外，军人承担了更多的演出任务。漫长的排练过程中，一个麻烦凸显出来——很多参演战士面临退伍（多数集体表演项目准备期很长，比如2008人击缶的节目准备了三年多，而普通战士的服役期一般只有两年）。于是，组织者把参演战士集中到专门成立的“礼宾大队”，退伍暂缓，全力保障节目排练。

没有知道北京奥运会花了多少钱，也同样算不清省了多少钱。关于文艺演出的花销，总导演张艺谋给出的答案是——他的团队贯彻节俭办奥运的精神，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四场盛大演出，花费还不如多哈亚运会的一场开幕式。

多哈亚运会上，卡塔尔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他们开幕式花了约2亿美元，人力成本奇高，整个策划花几千万委托给了澳大利亚的团队。而且，连“志愿者”也待遇优厚。

而北京办了四场盛大、奢华的演出，花费却没有打破多哈人的“世界纪录”，这向外界传递的信号是：中国的物价真低啊，劳动力真便宜啊。何止是低廉，我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制度优越，很多事情是免费做的。

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演出主体，接近3万人，除了军人就是学生。他们都是演出“志愿者”，提供简单的食宿就OK了。

2008人的太极拳表演，是少林寺附近的塔沟武校承担的，学校需要自己花钱包车把学生们运到北京，然后开始义务的训练。“能参加奥运演出，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在漫长的筹备期里，塔沟武校要这么激励学生，也要这么说服自己。

为开幕式演出提供设备支持的一个供应商透露，他们提供了2008件道具，最后取消了，费用也需要自己承担，很是无奈。

志愿者是奥林匹克的最大财富，那么北京奥运会无疑拥有最多的志愿者，创造了最大的“财富”，也节省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开销。

奥运开始后，几十万街道治安志愿者的辛苦加倍。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团结湖地铁站附近扇着扇子，无聊地找着话题，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夜班远未结束。老人们说现在要“加班”，执勤到半夜12点。另一位老人则说，他们都是街道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他们没有报酬，只是能得到一套服装、帽子、遮阳伞。

各级政府部门也乐于为奥运付出。为了保证奥运大厦视觉上的美观，海淀区在其周围的屋顶上种植了草皮，区财政为美化工程投入1000多万，属于义务奉献。邮政部门也主动提出要为奥组委提供特色服务，将他们的邮政编码改为102008，后来没有实行。

三.必须做出的牺牲

离奥运开幕尚有些时日，宣武区陶然亭街道早早打出了标语：“减少出门，为外国友人让出大道。”

还好，这仅仅是一句倡议，居民不必真的被限定出门的次数。不过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这种倡议更有效力的限制随着奥运的迫近越来越多，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开始进入非常时期。

北京的空气质量，是国际社会和中国自身对北京奥运会的最大担忧，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北京的空气像一碗浑浊的蛋花汤。为了让北京的空气至少像一碗清爽的蛋花汤，整个北京甚至整个华北都付诸行动。再现蓝天，其实也是非常时期的最重要使命。

一些车主收到了汽修厂的短信：“接上级通知，7-20到9-20全市汽修厂暂停喷漆业务，请车主早做准备。”

一些居民小区里贴出了收废回收暂时歇业的告示，第一行就是“因奥运会召开”。

一位网民写下了这样一个帖子——

中午吃饭，有搞化工的人，听到他们谈论，奥运期间，北方很多化工、医药工厂都要停产。

我说：“那是好消息呀，你们南方不受影响，赶紧加大生产，抢占市场。”

人家说：“好个屁呀，我们原料是山东的，没有原料，生个屁产！”

“那赶紧囤积原料啊，还有一个月，备战备荒还来得及。”

“咳，就你聪明？政府已经规定，7月1日到10月18日，全国范围内危险品都不准运输，高速也不能上，长江也不能进，我们原料是剧毒物品，已经运不出来了，你就等着停产吧。”

我不禁丧尽天良地哈哈大笑：“那还不如规定全部停产算了。一样的停产，人家北方停得多自豪啊：咱不贪那两个钱，咱支持奥运！倍儿有面子！你们呢？停产也白停产，损失也白损失——国家也没要求您支持奥运啊！纯粹打水漂，无名英雄！哈哈！”

笑完了，回去上网一查，果然查出禁令无数，大禁如梳，中禁如箆，小禁如剃，凡是不朝气不蓬勃不和谐不向上的行业，几乎全都着了道。而且在经济高度分工、高度依赖的今天，禁令都是子母弹，拉响一个，炸倒一片，一个工厂停产，十家企业遭殃，三百六十行，行行受影响。

6月底是一道铁闸，挡住了许多机械的运转，车轮的滚动。奥运近了，北京市的重污染施工企业被要求停工，重污染生产企业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继续减排30%。首钢集团的涉钢系统率先减产、停产，奥运场馆周边建材企业歇业。

专家说，北京有着簸箕式的地形特征，要达到治理空气污染的良好效果，必须与周边省市联动。奥运会事关国家利益，周边联动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四省市区污染严重的冶金、建材等企业也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其中天津、河北等地的燃煤锅炉要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并使用低硫煤。

本书随后将重点提到的辽宁省工业城市本溪，也因北京奥运会出台了水泥、冶炼等行业的停产减产措施，为的是保证60多公里外的沈阳的几场奥运足球赛能在更干净的天空下进行。

经济观察报网站提供了一份7月20日起北京及周边减产或停产企业（或行业）的不完全名单：

北京：

首都钢铁集团；

北京所有的水泥厂和200多家采石场、石灰厂关闭；

北京东方化工厂；

北京燕山石化集团，四个火力发电厂和19个重度污染工厂将减产以减少30%的污染物排放。

河北：

已提前关闭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工厂。截至6月7日，以下日常产能已被关闭——

焦炭：35万吨；

铁：711万吨；

钢：558万吨；

水泥：967万吨；

小型发电厂：74.5万千瓦每小时；

保定太行水泥公司自7月25日起停产；

6月底，重要的钢铁生产区邯郸已经关闭了峰峰矿区116万吨焦炭产能。

内蒙古：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周围的80多个煤炭存储和销售中心已经关闭，还有100多家被要求整改；

火力发电厂必须使用低硫黄的煤炭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如果空气质量不能达到标准，主要的污染者也会被要求关闭。

天津：

两个钢厂、一个化肥公司、一个水泥加工厂和一个冶炼厂7月25日到9月20日将被关闭；

两家水泥公司和一个化工厂将减产。

山西：

小的煤炭厂已经被勒令关闭；

由于矿难频繁发生，6月中旬开始，许多小的煤矿相继被关闭。

一位石家庄市民在网上留言：“治理污染企业喊了20年，还是奥运会有威力……燕赵儿女万分感谢奥运会，千万别闭幕。”她所在的石家庄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北京举办奥运会，使得她家附近的高污染企业都无法开工，火电站被强制安装了净化装置，街道也开始天天有人清洗。

非常时期，给某些人带来意外欣喜，另一些企业和个人却要面对不同程度的牺牲，个别人甚至会觉得牺牲超过自己的承受力。河北武宁县的一名工人因工厂为奥运停产而失去工作，生活难以为继，竟走上了绝路。

大量工厂停产、限产，很多产业临时叫停，大型货车进入市区受到严格限制，绝大多数公司货源不畅，出现大批无事可做的人。“避运”的说法应运而生，一些旅行社瞄准了商机，推出“避运套餐”，有人趁机休了长假，离开北京出外旅游，真正响应了“为外国友人让出大路”的号召。

除了净化空气，另有一些重大使命需要人们做出牺牲。

据隶属于新华社的《半月谈》报道，以河北省赤城县为代表的北京周边地区，近年来一直为首都贡献着宝贵的资源，“北京市民每饮用3杯水，就有1杯来自赤城”。随着奥运会的临近，需要它们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断加码。报道称，为保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量和水质，从2007年起，赤城以及承德市滦平、丰宁三县不再种植水稻，改种耐旱作物，每亩地可因此得到450元补助。这项被称为“退稻还旱”的工程，涉及河北省10万亩高产水稻田。在沽源县，实施了“退菜种草”工程，全县已退菜种草5000亩，计划3年内共退菜种草2万亩，届时每年可为下游节水1500万立方米，对缓解北京人水矛盾大有裨益。但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意味着每亩菜地要最低损失1000元。

6月开始，北京方面实行更为严格的签证政策，大量居留中国的外籍人士被迫离境，而作为旅游者进入中国也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本国居民，奥运期间的流动也将受到限制。如果人们没有买到门票，又要表达对奥运的巨大热情，那就坐在电视机前独自欢呼吧。

2006年初，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宣布，从当年4月起，对北京市“违反规划”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及各类广告牌和牌匾标识，进行强制拆除。类似行动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也在上演。

在历时两年多的行动中，北京市共拆除近10万块广告牌匾，其中不少广告原本拥有合法审批手续。城管的强制拆除行为被指不仅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同时程序上也严重违法，由此引发多起行政诉讼。

广告业者受到的限制还不止于此。据北京奥组委和中国广告协会称，除了北京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其他广告中含有“2008”、“北京”、“火炬”字样的，均是一种侵权行为。

为保证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北京市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有奥运赛事的城市，还出台了很多相关的公共管理措施，涉及面非常广泛，如交通管制、错峰上班、全面安检、城市人口排查、某些手术暂缓、民航禁液、邮政禁寄……

接到“稍息”口令的还远不止这些行业。奥运期间，北京的人才市场暂停全部招聘会，五道口服装市场暂时歇业；一个叫格林小镇的社区原本到了换届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时候，却接到主管政府部门的“意见”：为了平安奥运，希望本届业主委员会继续工作，换届选举等奥运会结束以后再说。

贵为首都，配合政治任务本来是家常便饭，比如“两会”召开带来的十几天不方便的日子，每年都要有；比如“中非论坛”一类的重要活动，不知何时何地，道路就管制了，交通就限行了。不过，像奥运会这么繁重的、冗长的、高度紧张的政治任务，即使是“老北京”，也无法从记忆里找到先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媒体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奥运固然重要，需要保证安全、秩序和适当环境，全国尤其北京有必要出台一些公共管理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因此而进入某种非常时期乃至紧急状态，相关措施仍然需要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张千帆表示，奥运会显然是重要的公共利益，但老百姓的生活便利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公共利益。从公共管理的目标来衡量，只有真正必要的措施才是合理与合法的，要防止行政措施不必要地限制自由和增加成本，尤其不能让公民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为这些限制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闪开，奥运来了

2001年2月，北京许多主干道上，用于美化的草坪和落叶灌木居然前所未有地在一夜之间绿了起来，奥申委副主席、宣传部长蒋效愚特意解释说，春节前，北京市在部分草坪上使用了草坪增色剂，为的是增添假日色彩，与申办奥运没关系。或许是巧合吧，正是在那个时候，评估团造访北京。

2008年，奥运会在植被最繁茂的盛夏举行，北京主干道的灌木无须涂抹颜料，尽可以欢畅呼吸。不过颜料供应商并不会失去生意——城市里处处需要粉刷一新。

7月的北京，温度已经很高了。经过整整7年的筹备，伟大首都也显露出奥运新气象。主干道旁居民楼的“平改坡”全部告竣，充满欧陆风情；主干道旁的店面粉刷一新，标牌统一更换；主干道旁的不雅观建筑统一由奥运宣传板遮挡……

这个月，北京城区的雨水多过普通年份。假如有云团飘过北京上空，它的命运多半是被火箭击中，一旦奥运开始，这些火箭会搬到远郊区县，在那里拦截云团。有人诙谐地把此举称为“双规”老天爷——“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让雨在奥运开幕前落下，或者让雨在北京之外、至少是“鸟巢”之外落下。

奥运会开幕式的那个晚上，空气湿得可以拧出水来，但雨水被成功地阻断在城区以外，火箭的轰鸣，淹没在焰火燃放的喧嚣中。

一.以平安的名义

7月1日上午9时40分许，28岁的北京籍男子杨佳突然持刀出现在闸北区公安局的一座综合办公楼内，据警方说，杨佳为了报复连续捅伤10余名警察，其中6人抢救无效死亡。

7月21日，昆明连续发生两起公交车爆炸案。

这些突发事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北京奥运会，但还是让本已严峻的奥运安保形势雪上加霜，用于安保的投入不断追加。在此之前的春天，一些被制止的恐怖袭击被证实是针对北京奥运的——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航客机上，图谋撞击北京奥运场馆、制造又一个“911”事件的计划最终败露；在一辆山西开往北京的汽车底部检查出了爆炸装置，据称目标也是奥运场馆。

7月份的北京奥运赛时工作动员大会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平安奥运是北京奥运成功的最大标志。

7月23日上午，北京市政府信访办门前停了7辆警车，以及5辆没有牌照的车，每隔几分钟，还有巡逻的警车由南向北开过。这天是星期三，每周固定的信访接待日。

市政府正对的正义路有一个街心花园，每条长椅周围都三五成群地聚集着上访的人。有人商议既然国内告状无门，能不能告到国际法庭去；有人在哀叹“谁让你生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讨论奥运会之后对上访的限制会不会松动。

一个着装警察试图说服一群老人离开，他想尽可能表现得有亲和力：“我就（是）一机器，脱下这身衣服，没准儿是一坏人呢。”

一个老人立刻接话：“别，脱下这衣服，没准儿您是好人呢。”

街心花园里，一尊雕塑静默无语，那是少女托腮冥思的造型。

奥运前的“上访村”，截访的车子陡增；周围的旅馆拒绝带上访资料的人入住。

居民委员会是国家机器的神经末梢，他们负责在细微处防微杜渐。许多住宅小区都贴出居委会的告示，要求重点监控几类居民，其中甚至包括近期闹家庭矛盾的。

为美国奥运代表团建立训练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高于美方训练区的环绕一周区域，要签订“制高点责任书”，专人紧盯制高点动静。各楼管理员逐个宿舍分发安全须知，要求“在美国奥运代表团进驻期间，面向美方训练区域各学生宿舍窗户、楼道窗户、卫生间、洗漱间窗户早7：00-晚7：00禁止开启”。

网络上一个叫“新疆人在北京”的QQ聊天群，有人在抱怨，回龙观地区的好多房东为避免麻烦，都不肯出租房子给户籍新疆的人。

北京娱乐场所空前清查，带有色情意味的消费生意清淡，娱乐场所服务生个人信息必须登记在册，由派出所备案，有前科的、脾气暴躁、容易滋事的人等，要求暂时离职或辞职。

“鸟巢”附近，人行道边的绿化带里，火箭发生装置若隐若现。它并不准备回避路人的顾盼和拍摄，相反，就是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

在北京市西苑地区的某足球场内，20个武警战士在每天重复着高强度的训练。每次训练前，他们都要高声朗读奥运安保细则，其中包括“为了奥运安全，我愿做出牺牲”的语句。训练的一个重要科目，是应付异常突发情况，其中的一幕模拟演习，有人举起白纸，上写“支持奥运，反对法国”，其他人马上冲上去加以制止。

一家外国媒体借游客之口抱怨说：北京准备了7年，现在什么都有了，可惜就是缺少街头艺人、流浪汉。在他们看来，北京的安保气氛太浓重，如临大敌，事实上，北京方面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调试紧张与轻松间的分寸，就如同他们费心地控制着装警卫与便装警卫的比例。

香港某报曾刊发了一条不实消息，说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都接到北京警方通知，内容包含对外国人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外交部很快出面回击了谣传。奥运前夕三里屯酒吧确实冷清了许多，不过很可能另有原因。定居北京的美国人Eric（就是那个语言天才锁柱子）说，奥运前夕，他认识的差不多一半老外都被迫离开了北京。

七月底的周五晚上，三里屯一家名叫“26”的酒吧里，三个歌手和一个印度舞者轮番出场，四位侍者守在吧台昏黄的灯光下，陪伴着和他们数量差不多的客人。以往30一支的啤酒，降到了20元，看不到有人豪饮。女歌手尽力想调动自己的情绪，从而调动客人的情绪，看起来没什么效果。

奥运来了，会给酒吧生意带来影响吗？吧台里的光头男子没好气地说，能不受影响么？听起来不像是积极的影响。

那家装修气派的大型酒吧“床”的门前，整晚有警察值守。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警方也协同宣传部门加强了控制。两份流传到网上的官方文件，证实了对网络“舆论阵地”的控制和争夺。其中一份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称从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钱，“五毛党”一词由此而来；而编号2008-0173(2)/CG(P)20080112的《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谈判采购公告》显示，受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委托，沈阳市政府采购中心就“ 奥运网络舆情监控系统集成软件”项目以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组织采购。

“五毛党”成为2008年的网络异类，在反击西方“反华”媒体、政要及“藏独”势力的声浪中，他们为引导舆论、“驳斥”或覆盖不利于官方利益的声音而不遗余力。“五毛党”也代表宣传部门的新思维，官方一向强调的“堵”与“疏”的结合，终于在后者上面有所作为。

平安奥运，不允许有被遗忘的角落，《北京青年报》记者刘砥砺的一段报道，足以让人感受到北京已武装到了牙齿，即使偏远区县也不例外。

靳各寨村是位于京郊密云县东部的一个几百户人家聚居的行政村，它距离北四环外的奥运中心区90多公里，距离最近的奥运场馆顺义水上公园40公里，村里几十年里间没有外国人光顾。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村民们宁静、慵懒的生活被打破，根据北京市“平安奥运行动”指挥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村里开始招募奥运治安志愿者了。

和城里的景象相似，村里的治安志愿者大多是50至70岁的中共党员，他们也穿上印有燕京啤酒标志的白T恤，戴上红袖标，一次一次地被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县里、镇里的干部陆续进驻（仅镇政府派来“包村”的干部就有8名），让人感觉到局面的紧张。村主任李玉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像这么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头一回。”

靳各寨村按照地势走向被划分成8个片，每15户形成一个网格，每个网格，责任到人。其中，对于一些曾经参与过邪教组织、多年越级上访以及刑释解教人员，村里特别安排治安志愿者加强关注，如发现有异常动向或离家外出的情况，都要向上级单位进行汇报。

一位河南塔沟武术学校的教练带着学员在“鸟巢”实地排练太极拳节目，不断收到一个暗恋他的女子的短信，对排练情况评头品足。开幕式节目当时尚属机密，而且每天进入“鸟巢”需要过四道关卡，连鸟都很难飞进来啊，教练开始还以为对方是在蒙自己，但是难以解释她怎么会把排练内容说得那么准确。直到有一天，教练看到了孤零零站在看台上的那位23岁的老乡。

为了每天关注自己心仪的人，河南姑娘一次又一次蒙混过“鸟巢”的四道严密关卡。安保部门得知此事后，不免感觉后怕——幸亏她不是恐怖分子。奥运安保甲胄层层，终究也有阿喀琉斯之踵。

二. 不存在的示威区？

7月23日，奥组委在“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奥运期间将在日坛公园、紫竹院公园和世界公园开辟游行示威专区，供中国公民与境外人士进行抗议活动。只是有个前提，需要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准。奥运将让这个国度更尊重公民的权利，许多媒体当时就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称，我们可以从“奥运游行示威公园”开始，慢慢对公民进行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的训练，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实践和意见表达能力。

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北京奥组委顾问、美国人类学教授苏珊•布朗内尔推动了这一专区的设立，而苏珊本人的解释是，自己确实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提出过类似建议，但她并不认为那会是促成这一动议出台的决定性因素，她甚至不敢肯定自己的建议是否到达北京奥组委的决策层，“或许只是巧合吧。”她谨慎地说，“决策应该是中方自己做出的。”

不过，苏珊并不否认自己从欣喜到疑惑的情绪起落，她不理解这个好的动议为什么最终没有真正落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了对示威区没有得到利用的遗憾。

8月中旬，位于北京白石桥地区的首都体育馆热闹异常，奥运排球比赛正此进行，而一路之隔的紫竹院公园，游人们悠闲地跳舞、划船、散步、唱京戏，雨水浸润过的草地散发着清香。

据说，这么一个清幽的地方，奥运期间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开辟一小块区域接纳合法抗议者。现在，听不到抗议，只有悦耳的鸟鸣。

公园里最怡人的风景自然是来自竹林，眼光所及，到处是茂林修竹，假使有人要在景致这么优美的地方表达不满，他也一定会呼吸舒缓，心态平和，有话好好说。如此看来，有关方面的选择还真是用心良苦。

竹韵餐厅前面，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若不是事先询问警方，你实在看不出这就是紫竹院公园里的游行示威区。公园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也表示不清楚存在这个区域。

空地周围竹林环绕，完全看不到游行示威方面的标识，连警察都没有。整个紫竹院公园里也难以找到关于游行示威区的指示牌。

一些记者也发回了日坛公园、世界公园的现场报道，他们看到的情景与紫竹苑公园的没什么不同。在位于北京使馆区的日坛公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录下发生在8月9日上午10点30分的一段小插曲。

穿着平常的白短袖和米黄长裤、最近才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张亮（音）从日坛南门进入，径直走向两百米开外的“祭天壁画”景观。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他前几天花200块钱专门定做的横幅。张亮看准壁画前一对一左一右相隔20米的灯柱，开始动手绑横幅。旁边路过一两个游客，看他个头不高，干活有些吃力，随即上前帮忙。

横幅展开，红底黄字的标语挺长，一口气还读不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以及生产力广度，缩小贫富差距，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国力强大和全民富裕的新社区。”张亮擦擦额头上的汗，稍稍退后看横幅有没有挂齐。“希望它（横幅）能够挂久一点，一次搞不好就多来几次。”张亮说。

一会儿，从壁画右侧小路的树荫下走出两个灰色制服的保安，他们查问张亮的来意，同时，另外几名保安走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几名警察带走了张亮。

北京市局示威游行审批处民警表示：“一个人要申请示威游行，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朝阳分局的专门负责人也解释说，“必须得本市的（户口）或是在北京呆上六个月以上的（外地人员）才能在北京申请。”

7月23日以后，假如通过正常途径申请在三个公园内的专区里游行示威，会有怎样的遭遇？不妨看看北京某都市类报纸的一位年轻记者的讲述——

我按奥组委公布的程序去试了。去负责接待中国人申请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从上午9点多呆到中午12点，没有人去申请。然后我就自己试了试。在接待大厅，有一个牌子写着“游行申请”，我过去问怎么申请，女警察表情愕然，让我给治安总队的法治科打电话咨询，然后再办理。

第一次是用手机打的，对方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然后我说了我想在日坛公园示威，他说让我去朝阳分局申请。

我把奥组委在前一天发布的程序读给他听，他说他们没接到任何关于接待示威申请者的通知，申请者要按法规到示威地点所在地的分局办理。

我再次提醒他，是奥组委安保部长说国内申请者到治安总队办理，他不耐烦地答复“那你找奥组委咨询去”。

我开始以为对方听说我是学生，是在搪塞我。后来让实习生用座机再给治安总队打电话，说是保护小动物协会要申请示威，得到的答复相同，到所在地分局申请。我又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好像从来没接待过“示威申请”这样的业务，说业务流程不清楚，让我过一段时间再打给他。

后来我找到了世界公园的工作人员，对方说他们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示威活动通知。

紫竹院公园负责宣传的人没正面回答我，说要当面采访再谈。后来我又给朝阳区委宣传部写采访申请，想接触日坛公园……等我准备再给朝阳分局打电话咨询程序时，（报社）领导说这个题目不能作了。

整个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获得在三个公园抗议的批复。倒是有一些零星的报道指出，个别前往申请游行示威的中国公民，随后受到了人身限制。另有一些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有人选择了不合规定的方式表达意见。

三.准备了好多天

奥运不仅是北京的，也是全中国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去一座名叫本溪的距北京近千公里的东北城市去看看。

本溪是辽宁东部山区的中等城市，一座日渐没落的老工业基地，煤已采光了，铁矿也快见底了，大量失业的产业工人经历着艰难的转型。这城市知名度不高，而且没诞生过什么革命家，也没产生过耀眼的运动明星（冬奥会银牌得主李妮娜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了）。

2007年4月26日晚，时年39岁的姚革看电视里播放的新闻，北京奥运火炬揭开面纱，传递路线也同时发布。播音员宣读境内113个传递城市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姚革颇为意外地听到一个名字：本溪。

本溪是他的故乡，但他从没想过它会成为火炬传递城市。与姚革一样，本溪市的100多万市民大多也经历了惊异-怀疑-兴奋的过程。

按既定线路，火炬将在一日之内连续传递本溪、辽阳、鞍山三市。三座城市相距均不到百公里，利于火炬团队连续作战，不过市民们还是不免猜测：本溪和辽阳的入选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无论如何，争取到火炬传递机会可以被看做本溪从未有过的荣耀一刻。而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想法是，借助火炬传递为本溪做一次“免费的形象广告”。

亢奋之后，艰苦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对于这座人力、财力有限的城市而言，“举全市之力迎接火炬”的说法并不夸张。尤其是随着火炬传递的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名为“祥云”的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运兵车。

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放弃了穿越繁华地带、展示城市新貌的初衷，改为滨河路的一段，起点体育馆，终点殡仪馆，一侧是太子河，一侧是几座小山丘，这里不仅人少，连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鹏程园社区（它是线路上仅有的两个社区之一）有近百住户临街，他们的门最初被敲响，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几十幅整齐排列的图案，为的是展示本溪人“对奥运圣火的热情”。

敲门声不是只响这一次，而是时常响起。警察、街道干部经常要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的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作为精神补偿，某些住户会收到一个西瓜。

不仅如此，在6月下旬、7月初的两次演习和正式传递的时候，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

入户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值守人员敲一家沿线住户的房门，敲了几次都没人答应，最终他们动用某种技术手段开了门，见到的竟是屋内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们凭什么闯进我家？”值守人员也很生气：你凭什么不配合政府的工作，还故意不开门，难道心里有鬼？把他带走，接受审查。结果，那位拒绝合作的住户被关了几天。

另一强硬的住户运气好一些，他们大声斥责擅入民宅于法无据，值守人员自觉理亏，无奈地离开了。

一位女警察早晨4点就到了——因为到的实在太早，她负责“照看”的老夫妻有抵触情绪，拒绝开门。女警察就在门口站着，难得地目睹了夏日清晨天光渐亮的全过程。后来，老夫妻有些过意不去，给女警察搬出一只小板凳。

火炬手张学锋熟识的一位警察，任务是值守路边建筑物的屋顶，“他在上面站了一晚上，真不容易。”

这座城市的神经好像从未紧张到如此程度，一位姓王的警察说：“我们都快被逼疯了。”

其他工作人员同样要作出牺牲。一位记者这些天患了严重的痛风，脚都不敢穿鞋，走路要一点一点蹭，但是很抱歉，演习的时候还是要去，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既然报完名了，就无法更换了。

15岁的婷婷6月底刚参加完中考，有点儿重回人间的意思，她突然想起这城市要经历一个大事件，“太好了，我可以去看火炬传递了。”欣喜之情只持续了一秒钟，父亲告诉她，普通市民不允许去现场。像其他普通市民一样，小姑娘觉得自己的热情被晃点了。

围观群众确实不是随便当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位观众都经过政审，进行备案，配发专门的证件。

法院的多数员工都要担任观众，7月3日那最后一次演习，“除了火炬是假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的运气比警察稍好，到岗时间是早晨5点半，他们不能带打火机，不能带饮用水，要带上的是一张笑脸，以便营造夹道欢迎的生动的气氛，一直到上午10点。

法院的观众们服装不算单调，只是牌子无一例外都是NIKE——单位事先发了NIKE专卖店的代金券，人们可自行选购。遮阳帽倒是统一款式的，adidas品牌。有年轻人仔细鉴别了一下，认定专卖店的NIKE是真品，而adidas却是假货。

演习那天早晨6点，董先生开车接近了本钢宾馆附近的家，遇到警察的拦截和盘问，董先生解释说要回家吃饭，警察开导了他：“到哪吃早饭不一样啊。”董先生只好驱车转悠了几公里，在一个路边小铺解决了早餐问题。

为了迎接火炬，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在本溪做小生意的热合买提等维吾尔族人汉语很差，这让警方感到为难，经协调，专门从乌鲁木齐调来几名维族警察。热合买提这样描绘为同民族警察的初次会面：“警察来了，问我们来干什么，有没有做坏事。我告诉他，我都知道，全市50多个维族朋友，都是好人，没人做坏事，我们就烤羊肉串。真的。”

因为北京要办奥运会，本溪的这个夏天禁止露天烧烤，热合买提和他的50多个伙伴只能在同族警察的陪伴下，面对一大段太过悠闲的时光。

7月9日，快到午饭时间了，李冬仍像蜘蛛一样吊在前进路的一幢高层建筑上，洗刷着外墙，“晒得快要虚脱了。”他抱怨着，却只能继续忙碌，这项工作必须在傍晚结束，以跟上全市清洁建筑的扫尾进度。按照政府部署，主要道路两侧的建筑全都粉饰一新，连楼缝间看得到的小块墙体也不能遗漏，假如你只是在主干道上逡巡，会以为这座老工业城市只是刚刚出生。

除了巨大热情，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多少？财政局官员透露的数字是，5600万。当然，这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7月18日的传递还有几天就要到了，安保费用还在追加，一张硬弓被拉满到随时会绷断的地步。

7月14日上午9点半，在姚革经营的复印社门前，几名城管干部要求复印社把贴在玻璃上的不干胶广告撕掉，因为奥运火种要经过这里。“火炬都不传本溪了，你不知道？”姚革反问。“你可不能造谣啊。”对方严肃地说。姚革说明了自己的火炬手身份。几位城管人员进到屋里小声问：“真的不传了？”“可不咋的。”姚革很肯定地说。城管干部思虑再三，还是要求姚革把广告“先撕掉再说”。

7月14日上午10点半，本溪体育馆门前，几名工人正在拆卸刚刚搭起的舞台，他们先于普通市民得知，火炬可能不来了。

来自省里的消息在一天前已开始内部传达：取消火炬在本溪和辽阳的传递，集中力量保证鞍山的安全传递。事实上，此前有多个做好一切准备的城市也取消了传递，本溪和辽阳不应觉得太过沮丧。

奥运火炬不来了，小道消息漫散开来，多数市民都显得将信将疑。

火炬手张学锋较早得到消息，他是本溪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副校长，按计划，他的学校将选派750名学生去为火炬传递做观众。“怎么和这些满怀热情的孩子解释，让我挺为难。”

7月18日的传递开始了。通过三星公司选拔的姚革本来就被安排在鞍山，而张学锋这样的本溪站火炬手也被派到了此地，人数大增，每个人的传递距离被进一步压缩，一般只有20多米，在电视镜头里稍纵即逝。出于安全考虑，火炬手不许带任何东西，特制服装上也没有口袋，假如姚革在陌生城市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得翻出袜子里的小纸条，组织者在上面标有联系方式。当然，他需要想办法借到电话。

电视里播放着鞍山站的传递画面，本溪人以此方式确认，火炬真的不来了。

司机张川用结婚打着比方，“聘礼也下定了，是吧，七大姑八大姨也都通知到了，酒席也交完钱了，老丈人都磕了头了，完事新娘子跟人跑了，这叫咋回事，这不白忙活了吗。”这时，有辆车从他右侧违章超车，晃了他一下，张川摇开车窗大叫：“抢！抢什么抢！”

火炬缘悭一面，政府沉默以对，没有对传递临时取消做任何解释，据说是怕伤害市民的感情。不过，绝大多数市民看起来既失落又释然，其中包括警察和观众们。

“终于不用折腾了。” 人们长长松了一口气。自2007年4月26日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们再一次因为火炬的事情而欣慰。

四.权利的让渡

在北京，机动车从7月20日开始按单双号行驶。有关部门还有言在先：如遇特殊情况，可能还要进一步限行，到时候，某某号段、某某号段以及某某号段的车，都不能上路，听起来甚是复杂。一位网民在他Blogbus的博客里调侃说：“（真要这样，）开车出行如同中彩票。”

驾车出行变得不那么方便了，在一些远郊居民小区的内部网上，单号车主寻找着工作地点相近的双号车主，以便拼凑成一个临时的上班组合。有人打出一个触目的标题：为了奥运，拼了。

在7月，你要从外省经公路到北京，车要有通行证，人要带身份证，还必须忍耐检查口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小时的排队；你要进行网银转账，可能会被银行告知被银行业务暂时中止，“为落实奥运期间加强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于此次调整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奥运做出太多妥协，至少他们保留了抱怨的权利。

一个笑话流传开来——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宣布，鉴于北京的卓越表现，下届奥运会仍由他们承办（另一版本是永久交给中国），结果现场中国人全部晕倒……

到了10月，国际奥委会驻京代表李红有点异样的感觉：好像中国人马上就把奥运的一切都忘了，不提了。有朋友帮她分析说，除了人们要焦虑的事情太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漫长的奥运筹备让中国人太疲惫了。

《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变化：“奥运前夕，许多中国人（尤其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说，奥运会赶紧来吧。接下来的一句，表明他们并非心怀期待——然后好赶快结束。加州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他说人们简直有一种对奥运会兴趣骤减的感觉，就好像奥运会已经开过了。”

当然，随着奥运会真正开始，多数人很快忘却了烦忧，重新被裹挟进八月北京的酣畅与恢弘之中。

在北京奥运会临近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像以往那样，看到一份关于主办国的奥运民意支持率调查。

2008年5月，本书作者借助网络，进行了一次一定范围内的奥运支持率调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调查只能很低调地、在尽可能保护被调查人信息的情况下完成。发起者强调，这不是一次网络调查，只是借助网民力量来完成（参与协助调查的各地网民，其本人的意见不被采纳）。调查还尽可能地对被调查者的年龄、身份、地域等方面的比例划分做出要求，不过近半数的调查回复仍不能完全符合调查的各项条件。最终，在统计调查结果时做了适当的妥协，保留了大体符合要求的应答，有大约10%的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应答未予采纳。

如上所述，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不是一次非常符合规范的社会调查，但它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

问题的设置极其简单，即“您对2008北京奥运会的基本态度”，有四个选项：支持；不支持；不关心；说不好。被调查者也可简单说明理由，但不作为硬性指标。调查结果不会在奥运前后的“特殊时期”公布，而是在本书里第一次披露。

最终被本书作者采纳的有效问卷共225份，比例分配如下——

支持

115

约51.1%

不支持

36

16%

不关心

43

约19.1%

说不好

31

约13.8%

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的征集时间，恰是公众权益为奥运做出让渡（它是全国范围的，不只限于北京等承办城市）最集中的时期，也是国外媒体所称的中国民众“疲劳奥运”的节点上，因此所采集的数据，可能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北京奥运情感最复杂的一个状况。在任何主办国，奥运支持率都不是一个固态的数字，它都会随不同阶段而起伏、变动。而中国民众总体上对奥运会的支持率，肯定是史上位居前列的。

***

某些被调查者的选择理由颇值得玩味。差不多10位选择“支持”的理由极其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成都的大学生的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呢”。

一位在黑龙江任教的50岁女教师表示，其支持的理由是“不支持也没用”。

一些不支持者的理由比较接近，就是筹备奥运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或“劳民伤财”。还有一位刚刚注销了自己公司的32岁宁波男子表示“对我没好处的都不支持”。

福建厦门的一位23岁的女大学生选择了“说不好”，她说自己“不支持不抵制，静观其变， 挺关心这么件事情结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位署名为“jiaximoduo”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京奥运再次将中国人在10年“文革”中培养起来的假大空的习惯激发出来。全中国人都再次陷入一种虚伪的、无聊的、做作的集体狂热中，这样的氛围再次验证了什么叫集体无意识”。

武汉市一位54岁的女教师的态度，代表了许多人都曾有过的复杂情感——

申奥时反对，申奥成功时喜悦；备战奥运反对，火炬到武汉市时被感染也是喜悦。结论：说不好。

一位网名“杜杜”的大学女教师是协助调查的网民，她的应答属于无效问卷，但本书还是愿意摘录她的态度——

我的回答是D，说不好。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对于奥运，几乎在下意识里都把它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看，把办好奥运当成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办过奥运，他们都强大吗？真正强大的国家不需证明，心里多少不太健全的民族才一心想证明自己是世界第几大。

第二，奥运对于一个国家，会带来很多不利因素，政府对此提得太少甚至根本不提……国内经济这两年的问题多多，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在我们面临如此多问题的时候，花大把银子办场奥运来脸上贴金，不值。

第三，奥运带来很大安全压力。国际恐怖主义一直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生事端，尽管我国和大部分恐怖主义直接利益关系不大，但也不排除因为奥运树大招风，再加上众多世界头头脑脑们聚焦奥运，使恐怖主义挪到中国生事端，让中国成为受害者。

第四，有那么多人还是喜欢让外国仰起脸来看他的国家，哪怕自己受点气，回家揭不开锅都无所谓，对着大群这样善良得让人生气的百姓，我也只能说，希望奥运开得平平安安就好。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曾研究过北京奥运会“形象工程”的戴杰（Jacques deLisle）说，中国最近几十年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政府的放权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宽松，但要让世人接受中国的这一新形象，政府又必须重拾改革前的老办法。

1978年以后，初步的市场化唤醒了个体意识，国家意志驱动一切的社会形态正逐渐瓦解或弱化。奥运会之于中国实在魔力惊人，以它的名义，高度的组织性和个人牺牲精神重新成为必须，表面看上去，中国简直是暂时性地退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那个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喻国明指出：“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确实应该有种清醒的认识——如此高效的奥运会与老百姓权益的让渡有关。老百姓表现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但我们不能对这种合作态度滥用。权力集中有其优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迅速集中资源。但这不能成为一种日常的模式。”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执政者确实有过这种感激之情的表达。随着残奥会在9月17日结束，北京一些媒体刊发了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奥组委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信中感谢北京市民为奥运“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甘于奉献”。

高潮体验

8月的北京以一个高度开放的姿态展开画轴。8月1日，北京出现了色彩好得出奇的天空和云彩，简直有点像高原之城拉萨的感觉。胡锦涛在北京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在CNN记者吉米的记忆中，这是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在国内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同一天，吉米前往位于昌平的北京军区第六装甲师营地，这支代表中国陆军先进程度的精锐之师，首次掀起甲胄，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展示。当天，共有68家中外媒体应邀到访。

当然，政府实行的是“内紧外松”的政策，对待媒体也是一样。《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接到通知，不许副刊和娱乐版涉及奥运内容，版面上要注意避免“复仇、杀手、凶狠”等字眼。紧箍咒自然不是仅戴在这家报纸的头顶，据外电报道，宣传部门曾向境内媒体传达了“奥运21条”，细致规定了奥运报道的戒律清规，国内媒体人后来澄清，外电所言有误，实际是“奥运25条”。

一.体育暂时归位

内部的紧张看起来并非没有理由，形势确显严峻。8月4日，新疆喀什边防支队出早操时遭遇袭击，两个维族人驾车冲入队列，并引燃车上的爆炸物，造成16死16伤。北京的神经随之进一步绷紧，当天中午，仅奥体中心东门的路口就站着至少8名武警，每条斑马线两端都有，此外还有数目多于武警的警察和保安，也布置在路口。

在奥运核心区，警力也不少，只是他们更多地穿上了“马甲”，处于半“潜水”状态。一家外国电视媒体的摄像机对准了一队穿蓝色志愿者服装的男子，他们皮肤黝黑，表情坚毅，踢着整齐的正步。

8月8日，开幕当天，北京曾出动四架飞机，发射1104枚火箭，与云团在空中激战，完成了人工消雨——这也属奥运历史之首次。当日，俄罗斯军队进入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双方发生激战。奥林匹克休战协议，在如此巧合的时刻遭到践踏。

北京城倒是一派祥和气氛。虽有一些小规模的麻烦不可避免地发生，国内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境外媒体也没有狂轰滥炸。8月4日，有20多位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表达对强制拆迁的不满；8月6日清晨，两名外国人爬上“鸟巢”附近的路灯杆，挂起藏独横幅；奥运幵幕后第一天，美国男排教练的岳父母及一名中国导游在北京鼓楼遭浙江男子唐永明持刀袭击，造成一死二伤，唐永明跳楼自尽。

CNN调集了大约20人的力量在北京报道奥运会。对于上述事件，他们并没有进行现场报道，按北京记者站负责人吉米的说法，高水平的比赛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这时候奥运本身才是最重大的新闻。这也是其他西方媒体普遍的价值判断，是的，作为商业媒体，他们对新闻的取舍是由受众的趣味决定，电视人主要服务于那只遥控器，而非政治主张或国家意志。

美联社记者安娜透露，她曾很想采访一个美国人，他曾在北京的宾馆房间墙壁上涂鸦支持藏独的口号，警方要求其限期离境，这个美国人却躲在北京某处公园里，过起了穴居生活，并寻找机会表达对藏独的支持。“后来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为了抗议而抗议，作秀的成分大，就放弃了。”安娜说。在北京，可见西方记者并非一直戴着“有色眼镜”。

“鸟巢”里，博尔特未到终点竟敢回头望月；“水立方”里，菲尔普斯的神奇令体育评论员韩乔生戏言将其留在中国解剖；美国总统由几百壮士护卫，前去五棵松观赏中美篮球对决。人们兴致盎然地谈论一个个难忘瞬间，至少在那17天里，体育和奥运暂时回到了它们应该在的位置。

8月8日开幕式的看台上，坐着一位很普通的观众，她平静地俯视着为奥运而激情万丈的人们，包括高擎国旗的现役明星姚明，包括吊在威亚上的退役20年的李宁。她有着不寻常的过去，她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传奇的跳水女皇，现在，她认为自己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此刻的北京汇聚了几乎所有的体育明星，无论现役的还是退役的，都以奥运的名义奔忙着，伏明霞很享受只做一个看客。与香港金融业名流的婚姻，使得她最终选择了淡泊名利，也远离过去的自己，她甚至拒绝了担任中央电视台跳水比赛解说唯一嘉宾的邀请，“说话不是我的强项，而且我已经不是运动员了，还是做一个观众吧。”

除了观看开幕式，伏明霞还前往“水立方”，观看同门师妹郭晶晶和上海姑娘吴敏霞的配对表演。见证了郭晶晶的卫冕后，伏明霞于11日回到香港浅水湾的世外桃源。

不仅是伏明霞，连一些奥运赛场上的中国选手，也更懂得享受奥运，不再是锦标主义的服帖的奴仆。17岁的龙清泉一直笑容灿烂地推举沉重的杠铃，并提前确立了自己的夺冠优势，教练示意他返场向观众示意，他拒绝了，因为“对手还没结束比赛”；有新华社记者问90后跳水选手王鑫和陈若琳：压力那么大，你们那么年轻，怎么克服紧张的？两个姑娘竟反问：干嘛要紧张呢？

中国的公众仍在体育之上附加了太多的价值与意义，梦想与寄托，不过比之以往，令人欣慰的转变已悄然发生。

刘翔因为退赛成为千夫所指的“懦夫”，不过他比朱建华、李宁这些前辈奥运失意者幸运太多了，他收到的邮件里也有侮辱，好在没有附带绳子或刀片。

郎平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心存感激。当初接到美国排协邀请的时候，她渴望这份便于照顾女儿的工作机会，却不得不思虑再三，她担心自己在中国被当作“汉奸”。上帝在2008年8月加大了考验人们承受力的砝码，北京女子郎平不仅要在自己家门口执教美国队，而且还与中国女排有一场关键战役，而且还战而胜之。除了聂卫平为代表的少数派，多数中国人非但没有责骂郎平，还把掌声送给她。

中国的第一代奥运冠军栾菊杰，在她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奥运的剑道。超高龄选手，纯粹的参与精神，栾菊杰虽然是代表加拿大出战，但毫无疑问，她弥足珍贵地为中国的奥运史填补了几块空白。姚明的国内经纪公司还与栾菊杰签约，表示看好她的市场价值。

美国人埃蒙斯第二次被命运捉弄，第二次眼看奥运金牌在最后一刻飞走（更戏剧性的是都飞到了中国人手里），他并没有显得多么沮丧。这个达观的美国人和栾菊杰一样，都代表了奥林匹克所倡导的体育精神，也镜照着观赛者对奥运的不同理解。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栾菊杰和埃蒙斯很容易被解读为悲情人物——你看栾菊杰这种在海外求生的华人多不容易啊，50岁了还要打打杀杀；埃蒙斯，一个笑话，一个命运的弃儿，一个可怜虫，专为成全中国射击队的金牌梦想而存在。当然，他们也不缺少赞美和崇敬。

一届奥运会的举办，还不足以让体育精神的光辉照临整个中国。

二.一支“强心剂”打下去

8月8日，北京市民放假一天。

这天下午3点多，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两股人潮形成强烈的对流，以至宽敞的站台有些不堪负荷。大批手持开幕式门票的人提前5个小时就赶来了，而一大批没有门票的观光客胳膊上也绑着“中国必胜”的布条，他们刚完成对奥运气氛的体验（所谓感受，其实只能在至少500米之外看一眼“鸟巢”、“水立方”，或者在亢奋的人流中挤出一身热汗），浩浩荡荡赶回住处等着看电视。

8月8日当晚，什刹海“奥运人家”金丝居的餐桌前围坐这样着一些人：荆继昌、王志喜夫妇，金丝居主人；杨先生及夫人，旅居美国的台湾人；曾女士和颜小姐，在沪推广台湾药膳文化的台商；本书作者，住在这里体验“奥运人家”的记者。

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境外游客预订奥运房间。有一群法国客人，金丝居的常客，他们想在奥运期间把全部四间客房包下来，整整一个月。“这样对我们来说当然最省心喽，但我没答应。我要先把客房留给来北京看奥运的海外华人。”王志喜女士25岁的儿子在加拿大工作，她说自己最能理解海外华人多么渴望感受奥运，多么渴望中国强大。

8月8日，金丝居主人决定搞一桌丰盛的晚宴招待客人，并一起观看奥运会开幕式转播。荆先生擅长烧鱼，这一天献上的手艺是自己最拿手的油浸鱼，女主人的厨艺更是了得，金丝居的四合院清韵有多地道，她的北京精品私家菜就有多地道。

“如果不是非常熟的客人，我是不会给他们品尝私家菜的，何况最近接受采访都要累死了，哪有心思烧菜。”进入8月的这几天，金丝居主人真的比奥运会新闻中心的发言人还忙，他们平均每天要接待20多家媒体，晚上八九点钟还有记者在按门铃。

家宴这天晚上，主人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请求，但还是有一些记者不请自到。夹着鸡块的筷子伸到嘴边的时候，采访者的话筒也伸到了嘴边，只好先来回答“作为台湾人，对北京奥运有什么期待”。

开幕式在即，孔雀即将开屏，很有江南大家闺秀遗风的王女士适时地举起半杯啤酒，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今天是百年一遇的日子，中国强大的梦想，也是我们华人的梦想。身为华人，我们都很骄傲。来吧，干杯！”

闪光灯噼噼啪啪地在四下闪亮，现场气氛显得热烈有余，温馨不足。

对开幕式演出进行“文艺评论”是令人愉悦的事情，不仅大家都讲汉语，而且对于张艺谋那些文化符号的解读，也没有多少差异。“和”字反复出现的时候，曾女士心领神会，她说很高兴儒家思想被大陆强调。

击缶，太极，开幕式照例是团体操，照例是人海战术，照例是完成电脑程序般的整齐划一，曾女士不禁赞叹：“你们……真强大，没有谁能搞出这么大的场面。”她以“你们……”来指代大陆，表明类似家宴的温情终究不能掩饰政治隔膜。

浩荡的中国代表团进场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很有文采的词：与有荣焉。

中华台北代表团亮相，几个台湾人迎来了当晚最期盼的时刻，起立拍手，看台上的连战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颜小姐大声喊：“快看，连爷爷！”之后，他们也期待大陆选手的出现，看到镜头里的温家宝总理，颜小姐以同样的口吻喊着：“这不是温爷爷么？”

8月9日零时10分，奥运主火炬刚刚点燃，后海的焰火燃放点开始点亮绚烂夜空。银锭桥头，许多年轻人是在后海的酒吧一起观看开幕式的。当礼花升空，银锭桥站满了人，那些年轻人激动不已，有的甚至爬上了房顶观看。

礼花不断升起，狂热不断升温。人群中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加油”，于是人群中差不多一半的人随之应和着“中国加油”，很配合礼花升空的气势。

也有许多人没那么激动，只是把一切当作热闹来看。燃放结束，胡同深处仍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一些老人坐在门口扇着蒲扇，带着心痛的口吻说，这得花多少钱啊。

有人亢奋，有人平静，有人心疼，一支“强心剂”打下去，人们的反应不尽相同。你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进步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不可能像开幕式上的团体操那样整齐划一。

第28个“大脚印儿”是在那和利头顶绽放的，但他没时间出去看热闹，甚至开幕式的直播都没看几眼。这个最著名的北京奥运拆迁户现在负责着部分奥运服务车辆的调配，此刻正忙得不亦乐乎。

8月9日，那和利想办法抽出时间，专程跑到了昌平，他来了却一件心愿——带来北京奥运的火炬，站在父亲的坟前“和老头儿叨咕叨咕”。洼里乡拆迁之后，那和利把祖坟迁到了昌平。2004年，那忠突发心脏病不治，再难实现传递北京奥运火炬、观看真正“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的愿望。

8月9日清晨的什刹海，与往日没什么区别。银锭桥边，一个老人在亮嗓子，声音高远而怪异，站到后海对岸也清晰可闻。有人在哼着小曲，有人在光着膀子钓鱼，有人在岸边做起俯卧撑。每个夜晚，音乐的脉动在胡同深处都听得见，这里是泡在酒吧里的北京；每个清晨，晨练的脚步踏在青砖上，这里是停留在传统生活的北京。一个身材高挑、打扮摩登的女郎走过垂钓的人们，这个面带疲倦、似乎还不曾入睡的女子，在两个北京之间进行着某种连缀。

三.君临天下以后

8月18日中午，中国奥委会驻主新闻中心的办公室里，大屏幕正播放孙海平教练在“鸟巢”新闻发布厅痛哭失声的画面，房间里伴随着工作人员的叹息。这间办公室拿出一面墙来张贴中国代表团金牌得主的照片，上面金光闪闪，晃得人眼晕。当时的金牌数已经逼近40了，墙上的位置不多了。

墙上是一张张幸福的面容，尽管其中某位冠军刚得知失去母亲，另一位冠军惦记着失踪多年的父亲，但他们必须在此刻微笑。电视上的孙海平神情悲苦，其实与冠军墙上的笑容在说同一个事情——这比赛对他们太重要了，赢得意味着一切，输掉则……

上世纪末叶，某国在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的时候，借主办者身份不光彩地争夺金牌，曾广受诟病。在筹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有关方面提出要力戒对金牌的非正当性攫取。北京奥运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利用东道主身份获益的例证（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中国代表团之所以能像联合收割机一样狂揽金牌，主要的原因不是东道主身份，而是我们确实投入太大了，大过别人，也远远大过自己的以往。

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流体力学的重点实验室，叫作湍流与复杂系统实验室。实验室的主任佘振苏博士，是该领域的知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

2005年底，这个实验室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成立中国激流回旋国家队2008北京奥运会科技攻关项目组，为这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提供科技保障。

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运动员要在湍急河道中准确跨越22个宽度为90至120厘米的门框，进行竞速。最理想的状态，是把选手们都培养成复合型的科学家，他们需要掌握流体力学、生物医学、认知心理学……

佘振苏可不是挂一个顾问的头衔，他和他的学生们真的到国家队待了几个月，有的学生还直接担任了科研教练。为了支持奥运，实验室的某些研究放缓了进程，两个学生为了投身该项目只能延期毕业。

事实上，佘振苏和他的学生，不过是激流回旋科学训练计划的外围团队，而且仅仅是外围团队的一部分。为了更快地提高水平，激流回旋队还向中国杂技团和清华大学的相关机构取经。

现在，让我们从外围进入这支队伍的核心。它由5名获得奥与参赛资格的选手和20多人的教练、科研、保障人员组成。20多人中，博士4人，硕士9人，有研究训练学的，有研究生物力学的，有研究运动心理学的。听上去实在不像在介绍一支少人问津的冷门项目的人员构成，倒像是在介绍北京体育大学某个优秀的科研机构。

奥运会前，队里有三位德国专家在协助工作，其中包括该项目第一枚奥运女子皮艇金牌获得者，有运动学的博士。

副领队郑黎明说，在这个奥运备战周期里，运动员出国比赛、教练员出国进修的机会大大多于以往。他自己就曾先后被派到欧洲和美国“取经”。

其他运动队的投入力度，同样是空前而绝后的。不惜代价的投入帮助中国狂揽51金，如愿以偿地在竞技体育王国君临天下。

因为北京奥运的无比重要，中国体育军团从未出现如此之多的外籍教练、助理（据CCTV的统计共有38人）。体育创造了不同文明充分交流的机遇。而北京奥运会之后，只有一支国家级运动队继续聘用外籍主教练。

闭幕式上，多数代表团的队列排序“毫无章法”，而中国代表团还是老规矩——金牌获得者站在队列前面，以往的奥运凯旋之旅，他们还享受乘坐飞机头等舱的特殊待遇。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金牌获得者还集体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接下来，金牌机器的生产成果得到更丰厚的奖掖，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庆功会排满了体育劳模们的日程表，奥运冠军的名字甚至被家乡用来为新修的公路命名；地震受灾省份四川慷慨拿出数百万元，奖励本省取得奥运佳绩的体操选手。

喧闹中，《财经》主编胡舒立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举国体制”淡出正其时。她提出中国要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

利用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把体育重心转向全民健身，近邻日本早在1960年代就做出了表率。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1965），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日本1997和2015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40.8%，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中国。《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显示，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

奥运会结束后，舆论旧事重提，开始聚焦举国体制的利弊乃至存废。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对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访谈，一问一答，都显得字正腔圆，逻辑之严谨，如同学术论文，看得出是一篇有备而为之的书面问答。

在此之前，一种被广泛传播的说法是，高层确实有意在北京奥运之后推动体育体制的变革。《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在此时刊发这样的访谈，难免被看作对上述传闻的否定性回应。

那篇访谈中着意强调的一点，是举国体制具有巨大优势，这其实等于正确的废话。举国体制之利，不仅中国的体育官员清楚，任何国家的体育官员也都清楚。不过，它却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当然之选，无非是它的弊端太突出，它的价值观值得怀疑。

刘鹏的谈话内容，此前也偶有表露。作为既得利益者，体育主管部门很难放弃“成功”模式，主动尝试另一条道路。但是，中国体育的体制之变，不应该因某个部门的利益和意愿而废止。举国体育体制传承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衣钵，与市场准则明显背离。

举国体育体制的存在，造成了对社会公平性的多重破坏。其一，它花费巨额税费，却无法让纳税人享受切实的利益，相反民众的体质却呈下滑趋势；它把优势资金、资源倾注于少数尖子选手，却损害着作为基座的多数运动员的权益；它成为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特例，垄断体育市场资源，并与市场规则时有冲突。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凭借举国体制勇夺51金，看看周围的民众，激动程度却远远不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16金。社会在进步，体育的社会功能更需相应转变，它没有理由原地踏步。

令人遗憾的是，在跨越2008年的冬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大院里，热汗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升腾起来，新的伦敦奥运会备战周期启动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举国体育体制会迎来转轨的契机。

四.现在可以说了

奥运会开始后，位于林萃路的奥运开闭幕式指挥中心，依旧忙乱得如同前敌指挥部。午夜12点，夜阑人静，正是艺术家们灵感的电火花噼啪作响的好时候。与之呼应的一个场景是，窗外在进行闭幕式焰火燃烧的试验，夜色被渲染得有几分迷离。总导演张艺谋坐在大厅里，他要选择一首适合抒发告别之情的曲目，用于闭幕式火炬熄灭那一刻。音乐总监卞留念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随着音乐很沉醉地打着节拍，半长的头发轻舞飞扬。一旁的肖阳，忠实地做着他的影像记录工作。

那音乐蜿蜒流淌，蓦然间触碰到肖阳情感中最敏感的部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了将要流出的泪水。他仿佛真的看到奥运主火炬缓缓熄灭的画面，一切都结束了，随之突然终止的，是自己这6年无比辛劳又激荡人心的投入。

“每个人参与奥运，自然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性，这很正常。但除此之外，我看到，人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投入了深情。”肖阳说，奥运之后，他有差不多半年时间陷于失重状态，什么都不想干。

奥运会结束后的一天，张艺谋独自一个人跑回林萃路的指挥中心，偌大的工作间里空无一人，没有争吵，没有音乐，也没有焰火，他陷入了巨大的失落与感伤。

这失落和感伤从开幕式结束的一刻就开始了，毕竟，闭幕式的压力比它小许多。开始频繁接受采访。

在长达三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准备过程中，张艺谋最头疼的就是开会：“一点也不夸张，我差不多开了几千个会。”张艺谋用“撕心裂肺”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你弄了好半天，突然这个方案不要了，又变成那个了，真的很痛苦。”他每天有看不完的资料、审批不完的报告。然而，当挂满草图的设计室突然安静下来时，张艺谋心里也产生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他坦言，自己有一点失落。“奥运会不是慢慢散去，它是‘哗’一下就过去了。工作好长时间了，最后一解散、一停机，‘哗’第二天飞机票一买，‘哗’这楼的人就走光了。我感觉到有一种失落。

在主题曲演唱者的人选上，张艺谋还曾经和音乐总监陈其钢闹翻过，“我们一直的策划就是让两个最普通的志愿者唱主题歌《我和你》，就是两个最普通的大学生，要最原本的声音表达。但是离开幕式还有两周的时候，领导说这样担心高潮起不来，还是找两个大腕来唱吧。”后来张艺谋给陈其钢打电话把这个改变说了，“陈其钢当时就在电话那头翻脸了，这个想法咱们排练这么多年了，临阵换人成什么话，还大骂我立场不坚定！”当时陈其钢正在餐厅用餐，他激动地攥着手机与张艺谋大吵起来。

艺术家与政治家，艺术规律与行政规则，在舞台背后对峙着，也妥协着。张艺谋的感觉，搞这么一次奥运项目，等于拍10部电影。事实上，这份工作耗费的精力与拍电影并不相同。比如要为某一分项招一个导演，拍电影的时候，总导演听从自己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了，而筹备开闭幕式，大事小情都要打报告，都要审批。

原本有8分钟的兵马俑的表演，被取消了。张艺谋也不是说了算。他曾在专题片《解密开幕式》中含蓄地吐一下苦水：下面的人动辄就要撂挑子，就说“这活儿没法干了”，而他的位置却不允许他这么发泄不满。也是在那部专题片里，张艺谋对上级表达了意味深长的恭维：开幕式最终能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必须感谢领导，因为他们“非常开明”。

对于外界评价开幕式无非是“人海战术”、“大型团体操”，张艺谋反驳道：“凡是大型活动的高潮，不是因为万人齐呼的阵势搞起来的？那样才能让现场热血沸腾啊。”“你以为西方人不想找那么多人吗？他们也想找三千个一样身高胖瘦的演员，一样想搞‘人海战术’，可是他们找不到这么多人，也花不起这些钱啊！”

在奥运场馆中心区，人们在地面以上观看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演出和比赛，在他们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迷宫暗藏，每天也是人如川流，熙熙攘攘。在深邃的地下，下沉式的环行通道连接着中心区的各个场馆，通道之宽大容得下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通道的重要功能是调配安保力量并应付突发事件，与此功能配置的地下屯兵室里，一支精锐之师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其中的100人配备了136件枪械和其他反恐装备；在“鸟巢”的下面，另有一座地下宫殿，它分为好几层，机关暗藏，开幕式上的巨大“地球”，就隐蔽在这里，伺机升起。奥运会结束后，地下“宫殿”依旧没有对外开放，而部分地下空间将变身为地下商业设施，开门迎客。

就如同那些曾深藏地下的秘密一样，北京奥运会保密档案里的故事，一部分揭开了面纱，另一部分依然保持缄默。

奥运一结束（甚至开幕式一结束），不仅张艺谋，各种“知情人士”都倾诉欲旺盛，“解密奥运”的新闻纷杂而出。

有参与节目策划的知情人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最初提出开幕式击缶的时候，就有领导提出反对意见，说“否”“缶”同音，不能奥运会刚开幕就给“否”了吧。后来找了一大圈，没找到合适的打击乐器，大家在击缶上达成了妥协，不再计较谐音问题。

文化学者朱大可的一番言论，以近乎吹毛求疵的方式对“缶”提出另一个质疑。他认为“击缶而歌”犯了很严重的礼制错误——缶本来应该是在丧礼上使用的乐器，至今湖北还保留着这样的丧乐队，庄子丧妻“击缶而歌”也正是这个乐器。

战士们的鼓槌重重落到鼓面上，然后观众的耳膜感受到了雄浑之音的震颤，假如不是有人解密，人们怎能知道二者之间并无联系？由于对实际的击缶音效不满，导演组最终决定，还是在开幕式上播放电子合成器制作的更理想的声音。

开放在北京夜空的29个“大脚印儿”，完美地呈现在电视画面中，节目组人员透露，其中“鸟巢”上空的最后一个是真的，其他28个，是通过电脑特技制作的，为的是保证最佳的视觉效果。考虑到北京的空气质量，电脑特技中还加入了逼真的“雾霭”。

56个民族的表演，被指并非真正来自各少数民族；为了整齐划一的发式，一些奥运礼仪小姐还需要戴上假发。

个别外国媒体在比赛期间质疑中国体操选手的年龄问题，这让中国公众稍稍愠怒了一下，不是因为假年龄，而是觉得外国人吃到了酸葡萄，无事生非。在中国，人们对于造假的宽容度一向更大一些，何况是为了展示中国形象而造假。

8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教师王丽萍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得知她的学生杨沛宜在自己的胳膊上咬了一排牙印。

十几天前，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歌唱祖国》引起轰动，也让杨沛宜及其父母深陷烦恼。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令许多人感动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天籁般的声音来自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录音以后，觉得林妙可的声音不是特别合适，从声音的高度，宽度各方面都不是非常合适，最后我们从声音上决定用杨沛宜。出现的小孩叫林妙可，声音是杨沛宜的声音……这可以说是最后一分钟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们经历了若干次审查，都是相当严格的，我们听过一次林妙可的录音，在现场放的，联排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尤其是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给我们提出了意见，说必须要改变，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觉得有责任面对中国的听众、观众，作这样一个解释，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理解，这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国家文化，国家音乐文化的形象，尤其是国旗入场，这是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无论对林妙可，还是对杨沛宜来讲，我想都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完美的声音，加上一个我们认为完美的形象和表现，这样结合在一起。”

但事实上，林妙可和杨沛宜都难以平静接受这个结果。为了躲避成人世界的复杂和喧嚣，她们的父母张开羽翼，极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林妙可的父亲、身为新闻工作者的林晖，还得到宣传部门的指示，不得再接受记者采访。

杨沛宜的家人把她带到远离舆论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她是因为“形象问题”而只能贡献声音，而且所谓形象缺憾的关键，是这个处于换牙期的女孩牙齿不那么整齐，还有一点缺口。

8月18日晚上，杨沛宜在一个娱乐节目里看见了曾朝夕相处的林妙可和表演飞天的两个小朋友，她很开心，但是直到节目最后，无论主持人还是那几个小朋友都没有在片子中提到她。广告结束，下一个节目开始，杨沛宜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默默地回到卧室。

9月1日，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杨沛宜在全校2000多名师生面前再次演唱了《歌唱祖国》，是她亲自登台。

9月23日，杨沛宜告诉王丽萍老师，自己刚掉了一颗。

“牙呢？”

“牙我要带回家里。”

“对！你的牙最有纪念意义，你唱歌的时候，好多照片里都有这颗牙。”

“我知道，我会好好保护，我还有这几个牙没有换，已经活动了。”

“等你的牙都换完了，脸蛋长开了，脸盘再大一点，牙齿就不挤在一起了，排列也就整齐了。”

“我知道了。”

五.形象工程之最

8月8日晚上，重庆民族艺术学校的28位“唐朝贵妇”，全都如愿出现在《中华礼乐》的演出中。26岁的女教师张洁后来有点心疼——化妆师给她粘鬓角时粘得太紧，在她脸上留下了小小的疤痕。

那种紧张的气氛下，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在开幕式演出前，2000多个击缶的战士就趴下了，其他20000多演员也都隐藏起来，像邱少云在韩战中参加的隐蔽行动。最先表演的击缶的战士们趴了40分钟，后来，耳麦里传来张艺谋的声音：领导来看大家演出，这是大家的光荣，坚持住。

与演员们一样，所有被奥运裹挟和影响的中国人，也都坚持着，坚持到了一个超忽想象的结局——几乎整个世界都被中国的盛大演出震撼了。

假如不是奥运画面的呈现，在美国，人们很少有兴趣去主动关注别的国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简单得有些幼稚。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有一家名叫Sequoia的咖啡馆，为了装饰，墙上挂了接近20幅反映中国风情的摄影作品。看看镜头里都对准了什么——头上盖着毛巾的墙根下的老妪，破败的灶台边面带污垢的幼童，村庄里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风俗……无一例外的，都是取自贫穷乡村的场景。

对于遥远的中国，这是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部分，也就成了他们中国印象的主体。

北京奥运会让他们的看法翻转过来，简直觉得北京与纽约没什么区别。

假如美国人有兴趣玩一个拼图游戏，把奥运前的中国印象与奥运后的中国印象摆在一起，或许更接近真实的中国。

***

欧洲人的震惊与美国相似。而对中国颇为熟悉的杰弗里•豪（前英国外交大臣、英中协会名誉主席）则做出更有质地的评价：中国确有进步。

法国记者克里斯蒂安说，他感到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的团结，服从，友善。

8月8日晚上，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穿上西装、系好领带，前往“鸟巢”观看奥运会开幕式。到了现场才发现，除了贵宾席上的政要们，没有哪个观众穿得如此正式。

米卢对北京奥运的评价，几乎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了。于是他努起嘴，做出一个亲吻的动作。

根据尼尔森公司（Nielsen Co.）在闭幕式后对16个国家的观众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表示北京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现代，科技也更发达。开幕式的声光电，美妙的数字画轴，都让他们大感意外。

作为近邻，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一些。记者王东询问了身边的一些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民众对北京奥运的印象如何，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京奥运并没有对改善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发挥太大的作用。对中国怀有好感的日本人在逐年减少，感觉不佳甚至厌恶的逐年增多，这是多年来一直持续的趋势，不可能依靠一次‘体育盛会’来扭转。”

在奥运期间，日本媒体不论是电视、纸面或网络，除了日本与外国运动员的体育报道之外，对中国的报道仍以负面居多。媒体一方面要迎合受众中弥漫的厌华情绪，另一方面又要证明自身的精英优越感，因此造就了一股非理性的热潮。

体育传媒界的户冢先生因工作缘故，在中国居住了近一个月，并且去了多座协办城市。他喜爱乒乓球，是张怡宁的粉丝，也有很多中国朋友。他把北京奥运形容成一个长达十几天的节日，形容北京宛如一座巨大的“居酒屋”，以至于回到东京后的几天有些不适应，因为“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了”。他认为中国政府作为主办者，大体上是成功完成了使命，但这样的奥运也只有中国能完成，仅仅是开幕式几千人规模的表演，日本“想都不敢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加体会到了中国作为“他者”与日本的不同。

在中国有商务活动的野上先生则指出，北京奥运显示出了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严峻性，未来的不安定风险在增大，接下来他考虑的是从中国撤资。当然，能源涨价等客观因素也是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考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员，属于日本外务省的所谓“中国帮”成员，他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中日因奥运火炬而产生的不愉快——

在奥运火炬接力的初始阶段，我就担忧日本和韩国这两站的情况。如果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管制措施，那么可能爆发的暴力对抗将令巴黎、伦敦的喧扰变得形同儿戏。事实上，即便是这两个国家真的花了不少气力，暴力冲突还是屡有发生。在日本，第一次出现了有人流血受伤的情况；在韩国，据说也有人在打斗和互掷杂物中挂彩。这就是东北亚的现实。在这里，民族主义的对立最为激烈，仇恨、蔑视、厌恶与隔阂比和遥远的欧美更加深重。在上一次战争中，这里的血腥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最大的遗憾是奥运火炬在长野的传递，日本市民没有成为主角，被在日中国人的红旗占据。

在接受尼尔森调查的受访者中，约有50%的人对北京的实际环境印象很好。在投入了人民币713亿元用于治理环境后，8月份的污染水平几乎是多年来最低的。

中国国内舆论也认为，奥运会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研究机构思纬（Synovate）在奥运会后对中国500名城市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有60%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最重要的遗产是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了中国。

几家西方主流媒体

CNN：近代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美联：奥运会的运作近乎完美。

BBC：北京举办了历史上组织最出色的奥运会之一，还上演了最令人难忘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

美国《时代》周刊：在闭幕式上，一切都明白了：是的，中国邀请世界来观看北京2008，但是这却是中国的奥运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只是看客……这真的就是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于急切推销中国形象的政府而言，奥运会差不多是唯一的可以让各国人民以平和、正常视角看中国的机会，是这个星球上最大一项形象工程的平台。

五.游戏规则是用来……

按照人们通常的想象，奥运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文化、体制、思维方式迥异的中国，会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阶段，而国际奥委会与北京奥组委之间，也将有一个漫长而艰难的磨合期。作为CCTV派驻北京奥组委的特派联络员，肖阳负责北京奥运筹办的影像记录，6年时间里他见证了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重大决策的过程。“其实并不像外界想象的，有很多冲突，国际奥委会清楚中国的体制，所以没什么担心的，他们知道，只要政府重视，一切都没有问题。”

对于奥运会的举办，国际奥委会最看重的是三件事：一，运动员和媒体的服务——它决定了奥运会的精彩程度以及对精彩的呈现；二，赞助企业的权益保障——赞助商是奥林匹克的衣食父母；三，尽可能地不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搞得民怨沸反，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政府申办奥运的意愿将很难再获得通过。

前两点，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很快就吃了宽心丸，他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权对奥运会的巨大热情。至于第三点，国际奥委会也不很担心，为奥运做出牺牲，在中国人看来好像不是不堪忍受的事情。

国际奥委会有一个机构，叫XX（主办城市名）奥运会协调委员会，顾名思义，是一个与主办城市进行协调的部门，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或许是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轻松的一个协调机构，北京方面提供了极其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担心的事情。

协调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无非是前期给自己洗一下脑，好好学习一个中文词汇——通融。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之好。

百多年的现代奥运会，留下了详尽的典章制度，也衍生出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它们在东方遭遇了一位了不起的怀疑论者，说北京奥运会是各种奥运规则被改变最多的一届，应不为过。事实上，国际奥委会也接受了中国的特殊性，对于这些修改的冲动未加过多阻挠。

依照以往的游戏规则，赞助企业使用五环标志或奥运会标志时，如何与自己的企业LOGO组合，都有着固定的格式。LOGO的组合方式，一些中国企业希望以更灵活的方式使用奥运相关标志。他们把这种意愿反映到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按照北京奥组委的初衷，要严格遵守以往的规矩，没什么可通融的。倒是赞助企业首先说服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和北京方面沟通，表示可以尽可能遵照赞助企业的意愿。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奥委会的官员们渐渐认清了这一点，于是通融的事例越来越多。比如，奥运会的核心场馆区从不允许荷枪拾弹的军队进入，国际奥委会破例答应100名中国武装力量潜伏在龙形水系的地下10米处；再比如，主办城市的奥组委主席在奥运筹备关键阶段历来都是专职的，国际奥委会却并没有暗示刘淇离开北京市委书记的席位，他们知道刘的行政职务更利于奥运会的成功运行。

中国逻辑与奥林匹克规则的互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不妨仅仅聚焦与商业有关的一些故事，其中足以管窥互动的频繁和普遍。

少即是多，国际奥委会的这条原则，曾被视为其品牌经营、商业运作的成功诀窍。在他们的经验里，赞助企业少而精，才更利于奥林匹克的品牌增值。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多少颠覆了“少即是多”的原则。由最高级的全球合作伙伴到最低端的供应商，一共67家（其中强生既是全球合作伙伴，又是北京2008合作伙伴，只算一家，不再重复计数）。

一些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中的巨无霸，势在必得地要成为奥运赞助者。国家电网对于自己赞助北京奥运会的解释是：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多数赞助北京奥运的超大型国企都在强调这一点，听起来动辄几亿的投入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心领神会地领受了国家的一项任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是其中一个例外，正在拓展国际业务的他们希望借助奥运而在营销上更新理念，丰富经验。奥运办公室主任黄涛亲身感受了2000年以来的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他为自己的团队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它是借奥运进行品牌营销的最成功者”。

由于竞争激烈，一些北京2008合作伙伴，掏出了远远高于某些TOP赞助商（即全球合作伙伴）的价码。出资最多的当属中国银行（他们的对手是同样渴望胜出的中国工商银行），接近20亿元人民币。

联想公司付出6500万美元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他们需要再拿出三至五倍于此的推广费用，才能实现奥运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是以往奥运赞助商普遍选择的投入比例。而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赞助企业大大节省了推广费用，既然是尽“社会责任”，一些国企并不追求商业回报，比如国家电网，只想无私奉献，很少宣扬自己是北京奥运的赞助者，身为垄断行业，他们知道自己并不需要广告推广。

在北京奥运村休闲区墨绿色的遮阳伞下，嗜酒的村民们比往届要幸福许多，因为他们有机会品鉴不同品牌的啤酒——青岛、百威和燕京。而他们的幸福，来自三家啤酒供应商非常“友好”的比赛。

奥运会的赞助，以往还须遵照“排他性”原则，即同一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企业。而当北京奥运会庞杂的赞助商名单一出炉，人们惊异地发现，居然两家石化企业都中标了，而啤酒赞助商更是多达三家。

啤酒赞助商的竞争，原本在青岛和燕京两位本土拳手之间展开。就产能、市场覆盖、品牌等方面考量，青岛啤酒略胜一筹，获得了更多的“点数”。北京有关方面很不甘心，因为奥运会是在北京办，作为本地品牌的燕京如果胜出，会更有面子。无奈比赛无情，他们与燕京也做好了承受败局的心理准备。

这时，意外的转机出现了。国际奥委会——这个幕后的比赛组织者——出面与负责裁判工作的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协商：有一个叫“百威”的洋拳手，也想参与到比赛中，他与我们多年交往，关系良好，贡献巨大……

北京奥组委方面并不觉得很为难，既然讲到“通融”，事情倒好办了，干脆把冠军领奖台拓宽一些，让三位拳手并列站到上面。百威获得的身份证比较特别，叫“国际啤酒赞助商”。

为了这三位特殊拳手，奥运主办者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联合排他。

三家啤酒企业“联合排他”，比独家赞助要少支出许多银子，而三家的支出加在一起，又大大多于独家赞助的费用，显得企业、奥委会、奥组委皆大欢喜，创造了“多即是多”的新模式，至少暂时在经济账上是赚了的。

目前还很难知晓，这种赞助模式的破例，是颠覆性的，还是仅为“中国特色”下的一种权宜。

中石油与中石化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奥组委方面想出一个双方都不丢面子的办法，就是把两家石化企业的业务“拆分”，然后双双中标北京2008合作伙伴。

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石化行业的双塔，在中国境内到处都有他们的加油站，不过在中石油的加油站里，你却感觉不到他们为北京奥运花了大价钱。按照“拆分”的结果，中石油宣传自己业务的范围限于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说，假如他们宣传自己有多少钻井平台，或者在油田里遍插北京奥运的LOGO，都没有问题；而中石化的范围，则在产业链下游，他们可以宣传产品与奥运的关系。

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中国人的智慧都在熠熠生辉。

同为民营企业、总部同在呼和浩特市的乳业巨头蒙牛和伊利，也对奥运赞助商的光环势在必得，他们的竞逐之路，别有一番玄妙。据报道，两家企业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有官员找到蒙牛方面进行规劝，意思是担心形成恶性竞争，出价太高，得不偿失，既然同为本市企业，干脆一起退出竞争算了。蒙牛方面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最终发现，伊利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乳品赞助商。

隐性营销，在中国又叫“埋伏营销”，也俗称“擦边球”，它在奥运商战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隐性营销，北京奥组委顾问魏纪中笑眯眯地说：利用规则的漏洞，不算违法，对吧，律师不也是利用法律的漏洞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美国耐克（Nike）公司在家门口大搞隐性营销，他们在奥林匹克城和奥林匹克公园旁设立耐克体验中心，还雇用很多大学生在场馆外向观众分发耐克的胸牌挂绳，便于观众携带门票，许多人以为该届奥运会的赞助商是耐克呢；到了2008年，最被业界津津乐道的隐性营销案例也出现在运动品牌，而且也是东道主企业。

起步于草根的耐克（Nike），一向不愿为竞逐奥运赞助商付出太大代价，他们的全球品牌总监解释说，我们是做运动产品的，所以直接赞助运动队和运动员，让他们成为最大的受益人。于是，北京奥运会运动装备的赞助权，主要在国际企业阿迪达斯（Adidas）与民族品牌李宁（Lining）之间展开。国货当自强，何况是在家门口，连魏纪中也承认，北京有关方面很希望李宁公司赢得胜利。但是，就实力而言，中国第一的李宁与全球第二的阿迪达斯终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李宁公司可以接受的支出上限是10亿人民币，阿迪达斯的报价不仅高出李宁，还许诺了其他一些附加的支出。

李宁公司并不希望就此退出奥运竞技场。在CCTV奥运频道的各类节目中，播音员、主持人和出镜的记者、嘉宾要么穿着李宁牌服装，要么领口别一枚“李宁”的LOGO，谁都知道，那绝非巧合。李宁公司利用了国际奥委会规则中的一个漏洞，大获成功。作为北京2008合作伙伴，阿迪达斯也吃了哑巴亏，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2008年年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更名为奥运频道，CCTV字母的下方出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LOGO——奥运五环，它为体育频道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商机，未曾想到麻烦也随之而来，而且不止发布会上被胡紫薇抢去风头那一件。

很快，阿迪达斯把官司打到了国际奥委会，他们认为CCTV既然使用了五环标志，就不能再播放非奥运赞助商的广告，也不能搞隐性广告，否则就侵害了赞助商的权益。

几经博弈，奥运频道做出了一定范围的让步：当播放广告的时候，带有奥运五环的台标暂时穿上隐身衣；奥运会比赛期间，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服装上不会出现“李宁”的LOGO——即使真的是李宁牌服饰，也要把LOGO遮盖住。当然，外景记者不受此规定限制。

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的传奇被续写，这次不是LOGO，而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出现在最耀眼的位置，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没有人相信奥运主火炬手的人选诞生会有商业推手，但也没有人怀疑，“李宁”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最难以想象的隐性广告。

CCTV的故事还没有完结，在本书“人物列传”中关于李红的章节将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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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开始，三星成为奥运会无线通信领域全球合作伙伴，并于2002年10月与国际奥委会续签协议，他们早已瞄准北京奥运会的商机。

2008年5月，三星电子向北京奥组委捐赠了1.5万部手机。仅仅一个月之后，中国广电总局高调向北京奥组委赠送1000台“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接收终端”，即手机电视，其生产商包括联想、天宇朗通等国内品牌。显然，中国手机电视标准的制定者们已经忘记了联想只是奥运会计算机设备全球合作伙伴。

继广电总局之后，2008年7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国移动公司，再次向奥运志愿者、中国体育代表团等赠送了数万部具有手机电视功能的TD-SCDMA手机，以展示中国自行研发的3G成就，这次手机的生产商仍然是国内厂商。

三星人不免疑惑，到底谁才是北京奥运会的手机赞助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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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目光从生意场拉回到运动场。以往历届奥运会（除了在本土举行）的开幕式，体育大国澳大利亚都是第三个入场，早早接受本国拥趸的欢呼。在北京的开幕式上，澳大利亚观众则望眼欲穿，他们的代表团被安排第203个入场。依照不成文的惯例，入场顺序依照国家名称的当地发音，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澳大利亚占了自己名字的便宜。在“鸟巢”，运动员要按其国家中文名字的笔划排序，不过他们无须迷茫，毕竟有美丽的引导员带领他们。韩国《中央日报》的文章称，中国借助奥运会向世界推行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标准”。

假如在西方人和中国人面前摆一道相同的填空题：规则是用来（）的，前者的答案大体会是“遵守”，后者的则是“改变”。

西方国家的多数人，习惯于规则的约束，他们的努力方向是在规则框架以内把事情做好，而中国人的习惯是首先想想这规则能不能变通，是否要托托人情？他们努力让规则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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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的组织比以往更接近完美，它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由无数的测试、失误、调试累积得来。早期的测试赛曾相当混乱，“好运北京”中国游泳公开赛在“水立方”举行时，男子50米自由泳获得金银牌的都是瑞典选手，但是颁奖仪式上两面“瑞典国旗”却迥然不同。

开幕式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中，中国知名的青年舞蹈演员刘岩表演独舞，她是A角演员，离正式的华彩亮相仅一步之遥。彩排中，26岁的她在三米多高的活动舞台上跳跃，下面推动舞台的战士出现了微小的误差，提前了大约1秒，刘岩一脚踩空，脊背摔到了下面的钢轨之上。截止2008年年底，刘岩依旧难以摆脱高位截瘫的厄运，这位曾出现在CCTV春节晚会舞台、平日喜欢开敞篷车的女子，连站起来都几乎没有可能。开幕式还有替补演员可以顶替，但对刘岩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失误。

神经绷得过紧，也有突然断掉的可能，人是如此，设备或许也一样。8月24日晚上，电视屏幕上的闭幕式轻歌曼舞，美轮美奂，现场9万多人的感觉就要差一些——或许是开始一段的现场音效过于滂沱、震撼，某一个电器元件突然不堪重负（就如同刘翔的那块跟骨），观众们突然就听不到完整、丰富的声音了，只能无助地看着演员们的表演。失去现场音效的闭幕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焰火腾空而起。

北京以自己的经历表明，完美实在是无法达到的境界。

闭幕式上，罗格评价北京奥运会使用的语句是“truly exceptional games”。在新华社播发的快讯中，译为“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因其官方通讯社的特殊地位，“无与伦比”也被多数媒体延用。国外媒体和中国的网络上，很快出现了对这一译法的质疑。有人指出，exceptional有不寻常、超水平之意，但还不至于“无与伦比”。

身为主席，自然不大愿意选择极端的词汇。但历史或可证明，在许多方面，在许多年内，北京的奥运会真的“无与伦比”。

下篇 余波

2008年9月-12月

“阻燃剂”

9月下旬，从石家庄通往行唐县的沿途，差不多每个村落都飘散着牛奶的香气。行唐县是位居全国第三的奶牛大县，拥有奶牛超过13万头，由于国产奶制品陷入信任危机，以前被抢购的原奶几乎无人问津，奶农们只能将大桶的鲜奶倒在沟渠里——像极了教科书里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动描绘——许多人绝望地表示，要是一个月内还没有乳业公司来收奶，他们会卖掉奶牛，“价格要是不好，就杀掉”。

三鹿集团大院内，排起蜿蜒的长龙，许多人甚至抱着成箱的奶粉，等待退货。全中国都在研究一个新普及的化学名词：三聚氰胺。

一.升天

北京时间9月25日晚9时10分许，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升空。人类云游太空的名单中又增加了三个中文名字：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

让中国人更为荣耀的一刻，是翟志刚小心翼翼地离开飞船船舱，“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中国在航天事业上每年的投入约20亿，近期则准备加大投入。每年几乎一座“鸟巢”的高投入，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让国人自豪一下，让世界惊羡一下。《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原则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举措……”

无论如何，中国人能恰好在奥运周期里成功完成太空行走，让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全世界对“大国崛起”的瞩目再次升温。

当然，在“神七”升天的日子里，人们半是戏谑、半是忧虑地谈论着三位宇航员的饮食健康问题——作为“航天乳品”的三鹿奶粉是否也进入了太空？里面会有三聚氰胺吗？宇航员会因饮用它而不适吗？

三鹿奶粉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关系，最早出现在一篇新闻通稿中——

6月25日上午10点，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航天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著名乳品企业三鹿集团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三鹿成为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乳饮料及乳粉”的唯一合作伙伴，全国唯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在中国乳制品行业曾经享有崇高声誉的高标准、高质量，安全、营养、美味的三鹿乳制品将为中国航天事业加油！

此次合作是将航天乳饮料惠泽全国广大消费者的壮举。

三鹿问题奶粉事发后，航天中心人士出面澄清一些事实，他非常肯定地说，所谓“航天乳品唯一生产企业”只是商业冠名行为。

9月中旬，问题奶粉事件甚嚣尘上，而残奥会仍在进行中。残奥村里弥漫着隐隐的恐慌，运动员们在冷藏柜前犹豫不决：里面的奶制品安全吗？之前饮用的牛奶里会有三聚氰胺吗？

很快，奥运赞助品牌“伊利”也出现在那份不断加长的黑名单上。

不过，就如同航天员不必为航天乳品的品质担心一样，奥运村的运动员和官员们也不必担心，因为他们喝的并非伊利牛奶，凤凰卫视记者对北京三元乳业的采访中，一位负责人透露了一则内幕消息——他们是负责特供中央领导和人民大会堂的，“是不可以有事的”，正是由于三元的质量好，而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伊利）质量不达标，有关方面紧急改用北京三元牛奶来“特供”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没有采用原奥运会指定的供应品牌。

二.稀释

9月16日，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已查出22家奶企的产品内含有三聚氰胺。恐慌在迅速蔓延。当天，沪指跌破2000点。

“中国制造”在市场不景气之外雪上加霜，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仅9月22日这一天，三种品牌的中国奶制品在孟加拉国下架，印尼则对中国奶产品展开地毯式的清查，非洲的加纳、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停止从中国进口奶制品及以奶为原料的产品。

9月23日，意大利高调宣布，他们成为第一个对中国产品采取严厉检查的欧洲国家，次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总司消费者事务司司长杰奎琳•米诺表示，由于“中国从来就没达到过欧盟的要求”，欧盟并不从中国进口牛奶和奶制品，但他们会考虑禁止进口相关衍生产品。英国连锁超市TESCO反应更为激烈，宣布产自中国的一切零食全部下架。

CNN得到的反馈是，美国观众非常关注奶粉事件，毕竟这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

一些国家曾出现过三聚氰胺制造的恐慌。2007年，中国大陆出口的宠物饲料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相关进口国的猫狗等宠物出现大量死亡，中国国内对这场风波普遍未做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TIME）把三聚氰胺事件列入2008“年度十大新闻”。其评论说：“三聚氰胺已经是中国食品工业的一例公开的秘密添加剂。因为中国食品出口的大覆盖率，恐慌弥漫全球。”

三聚氰胺在高温下会释放出不支持燃烧的氮气，因此它也可用作阻燃剂。中国苦心经营的国家形象，原本在奥运会之后灿烂得有些让人目眩，“阻燃剂”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扑灭了世人心中刚刚升腾起来的对中国的巨大热情。

9月实在是一个况味复杂的月份，奥运会、残奥会、“神七”升天带来的无限赞誉和荣耀，不断被各种“意外”稀释着。除了奶粉危机持续升级，股市阴线屡创新低，重大骚乱和事故也提醒世人，中国不可能仅仅生活在蜜糖里。

非典型奥运

11月24日，北京奥运会总结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整整三个月以前，来自伦敦的巴士载走了五环旗，现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和伦敦奥组委的大员们的手再次紧握，然后它们会把北京奥运会的句号彻底画圆。

总结会上公布了北京奥运会的财务情况：筹备奥运花费超3000亿人民币，其中场馆130亿人民币，城市建设2800亿人民币，奥组委运行20亿美元。不过在北京奥运大厦内，奥运的经济问题依旧是机密。

北京给奥林匹克带来的是什么？在这次总结会上，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的超高标准给其他举办城市造成的巨大压力。IOC（国际奥委会）小心地措辞，说明北京是一届非典型的奥运会，以此给后来者解压。

一.有形的遗产

我们当然更关心奥运会给北京乃至中国留下什么。容易直观看到的，除了地铁和T3航站楼，主要还是一大批奥运场馆。不过它们肯定算不得重要的遗产，不成为沉重的包袱，就已是北京创造的又一奇迹了。

当“鸟巢”还是一个模型，它并不被评委之外的人广泛看好。一个国家标志性的主体育场，竟设计成鸟窝，一个巨大的鸟窝，起初，多数中国民众难以接受。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人的图腾。奥运之后的第一个“黄金周”，“鸟巢”体育场的游客数量甚至超过了故宫，跃居北京最热旅游景点。即使在平日，这里每日也是游客过万。

一座体育场成为著名旅游景点，似乎是古罗马竞技场才会有的传奇。

1988年的韩国，奥运也曾让这个民族情感浓烈的国度疯狂，但奥运主体育场也并未由此成了风景名胜。一位韩国记者打趣道：可能是我们的主体育场设计得没有“鸟巢”受欢迎吧。

按计划，“鸟巢”的首次商业演出权签给了一家日本乐团，这在民间引起争议，认为还是应该让中国人在这座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场首演。9月中旬，“鸟巢”经营方透露，原计划在国庆节期间举行的首场商业演出，由于“安全方面考虑”未获北京市治安总队批准，还好，中国人还有首演机会。经营者也曾接触过周杰伦、张惠妹等华人歌星的经纪公司，“鸟巢”200万的场地租金吓退了很多演出商。

不过“鸟巢”没什么好担心的，它每年的运营成本约7000万，按目前的趋势，仅销售价值50元的参观门票就足够盈利了。

高关注度的场馆日子都还好过，“水立方”变身魔力音乐厅，承接了郎朗的音乐会；五棵松篮球馆承接了NBA中国赛、冰上赛事和商业演出，其经营权签给了全球最大的体育娱乐集团——美国AEG，他们的目标是每年承接百场以上的演出或比赛。

五棵松棒球场和老山自行车场等奥运场馆，最初就明智地定为临建场馆。因为商业前景暗淡，耗资2亿多的五棵松棒球场已于2008年年底率先拆除。

《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称，2001年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北京以每年30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量向2008年挺进。“这样的竣工量超过了整个欧洲一年的总和”。奥运加速了北京的现代化，官方称原定2010年实现的初步现代化提前两年到来。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奥运对北京城市形态的改变，不仅仅是无数现代感建筑的集中崛起。

2004年7月，雅典奥运会即将开幕，北京又掀起新一轮的人与推土机的角力。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内的19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周边环境的保护，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破坏”。

奥运将至，政府慢慢意识到“老北京”对世界更有吸引力，在被拆除47年之后，永定门得以在2004年复建，它位于全长7.8公里的明清中轴线的南端，北端的鼓楼依然健在。“老北京”本有47座城门楼、箭楼和角楼，到21世纪仅残存下3座。

北京喊出“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五千年”的口号。政府投入3.3亿元修复古建筑，是以前投入的上百倍。

新华社记者王军近些年来专注于北京古城保护的调查。他注意到这样的情况：2002年9月7日，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一年之后，25位中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士联名致信中央高层，要求停止对北京古城的拆除，认为这样的拆除“严重破坏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格局风貌”，并且“不符合‘人文奥运’的精神”。这封信导致古城之内131片危旧房改造项目被令暂停。

“你可以这样认为，”王军说，“是奥运会延缓了对古城的进一步拆除。”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这些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继续实施危改可能再一次引发争论，但至少有35片危改计划被撤销了。”王军说。

2002年开始，有关方面开始推动修编《北京城市发展规划（2004-2020）》。以奥组委主席刘淇为代表的北京市新一任高层，推动了新规划的出台，规划中也充分尊重了奥运因素。至2004年，修编后的规划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批。新规划的亮点是提出“多中心”，有望打破北京城“单中心、摊大饼”的城市建设格局。

绿化是申奥承诺中的硬指标，北京拿出大片宝贵土地栽种花草树木，基本兑现了承诺。北京也把自己的最后一大块上佳地块给了奥运，尤其是国家森林公园，让祖国心脏的近旁有了一大片“绿肺”。不过它在规划图上的名字是：中央预留地块。

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推动下，北京大力兴建首钢，在奥林匹克的推动下，首钢搬迁的动议付诸实施。

毛泽东曾有言，站在北京城里要能看到工厂的烟囱；在一次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时候，他心生忧虑，对下属说，北京的工人阶级太少了（当时的比重约为4%），这哪里还像无产阶级的首都。他甚至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怨气：是不是首都该搬家了？

领袖话音一落，一排排工厂（其中多为首钢这样的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业）的大烟囱很快矗立在古都北京的天际线上，产业工人也占到了首都居民的比重也随之大大增加。

正如龙永图说的，奥运是一个“健康有益的外力”——岂止普通的外力，简直是伟力——在它的推动下，争论多年的首钢搬迁最终破冰，2002年开始，首钢逐渐完成减产、搬迁。

奥运申办成功后，北京城市规划上还有两个议题：北京区级行政区划的合理划分，中央行政区外迁。这两件决定北京城未来命运的动议，因为难度更大，未能被奥林匹克推动，只能期待再出现什么伟大的力量了。

二.渐变

对中国而言，无形的遗产应该不止是巨大付出换回的辉煌如何被赞誉，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中国如何借助奥运而认同那些有光泽的价值观，如何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良性沟通。

奥运会过去了，牛皮癣一般的广告又爬满了电线杆和公交车站牌，市区主干路又成为巨型停车场，“蛋花汤”一般的空气又罩在人们的头顶……有些人感受到了一些改变，比如随地吐痰的少了，主动排队的多了，只是，这种变化不那么显著，并不是每个人都触摸得到。

奥运前，北京曾出台规定，商家不得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公共场所要严格禁烟或限烟，可惜随着奥运过去，它渐渐失去了约束力。

肖阳的感受是，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中国也还是那个中国，“中国什么都发生过，中国人什么都经历过，无论什么砸下去，也不会有多大波澜”。

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李红证实，在一些西方政客以及国际奥委会西方委员的头脑中，确实有过一种愿望或判断——假如把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中国，也会把西方的自由精神、民主政治带给中国，使这个国家发生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改变，就如同1988年奥运会对韩国的巨大改变。

在北京方面游说那些委员的话语里，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奥运会将让中国更开放，更遵守国际规则，中国也承诺人权等方面的改善。

奥运会没有让中国天翻地覆，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确实已经或仍在悄然发生。

2008年7月31日。不下十家海外媒体的网站在首页发布消息——本网在中国解封。此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承诺，前往北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享有进入所有网站的自由。这个草率的承诺后来让北京方面和国际奥委会都很为难。

北京方面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这就是7月31日的那个结果，但是，某些过于“敏感”的网站依旧不在解封之列。

罗格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际奥委会从来没有与北京达成过任何协议，接受中国对互联网的限制，但他承认，国际奥委会委在中国网络自由问题上也许过于“天真”了。罗格同时认为，虽然中国在开放互联网问题上解决得并不完美，但是与奥运会以前相比却有了很大的进步。

是的，无论如何，奥运会的到来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管理思路的改变。

奥运会结束以后，7月底解封的那批网站多数仍可进入，网民得以继续享受着奥运带来的好处——网络监管的尺度似乎真的有所放宽。12月18日起，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读者突然发现自己无法顺利进入纽约时报的网站，时间超过三天。之前，BBC中文网、美国之音、亚洲周刊已早一步被封，但19日即恢复正常。这扇门时而打开时而关闭，让人无所适从。

奥运会期间，几位负责接待国外媒体的大学生志愿者告诉《财经》实习记者刘京京，他们在培训中被“灌输”了很多要谨慎应对媒体的“技巧”。例如，不要主动与外国的记者交谈；记者问什么，都尽量以“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为由搪塞过去；当记者拍照时，志愿者绝对不能看着镜头——这样容易让人有“志愿者主动要求拍照”的误解，给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也是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国际奥委会表示反对中国当局拘留一名在北京采访一次亲西藏集会的英国记者。国际奥委会发言人说，国际奥委会不同意任何企图妨碍记者正常工作的做法。

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聘请的公关公司都在提醒中国官员，要与媒体进行良性互动。最终，他们的建言取得效果，某些奥运前颁行的措施，得以形成长效机制。

10月17日，温家宝签署第537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2004年5月23日，安德鲁设计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坍塌，中国人受到的震动仅次于法国人。此时，安德鲁的中国作品国家大剧院正在施工，同为欧洲大师设计的“鸟巢”已破土7个月，1800多根长38.3米、直径近1米的桩被打入地下。在“鸟巢”方案公布之初，就有一些专家指出它的安全隐忧，戴高乐机场事故重新唤起舆论对大型公共建筑安全问题的关注。“鸟巢”施工中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也令安全问题引起更多重视。

除了关注“鸟巢”设计的安全性，业界争论还触及一个理念问题——是否有必要为“贪大求异”而承担巨大的浪费？在对外公布的数据中，“鸟巢”的工程预算曾是35亿人民币，后来经过“瘦身”减少到大约31亿元。实际上，“鸟巢”开工以后预算多次追加，由35亿到大约50亿再到接近60亿。

奥运工程的造价之高惊动了国务院高层，总理温家宝亲自作出批示，强调要节俭办奥运。2007年7月30日，“鸟巢”悄然停工，开始回到图纸实施减肥手术。减肥的重点是取消可开启屋顶，也包括减少坐席、停车位和用钢量。

“节俭办奥运”的新口号一出，其他一些奥运建设工地也相应调整。

根据原设计方案，主新闻中心（MPC）和国家会议中心建筑群的外饰面将设立两块大型标志牌，其中一块竖牌高达60米、宽7米左右，上面有“北京2008”等字样，另一块横牌高5.5米、长达120米，绘有“MPC”等标志。不过，作为耗资巨大的临时景观，这些设计在施工前被节俭思路取代。主新闻中心的内外装饰面积在8万平方米左右，仅花费了300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仅够一个五星级酒店几百平方米大堂的装饰费用。

五棵松篮球馆原设计有多层商业设施及大屏幕电视墙，后被取消；总建筑面积也由11.7万平方米降至6.3万平方米，用钢量由4万吨减少为5千吨。

北京奥运会让全世界都惊异于它的华丽、绚烂，标准之高让后来者望而兴叹，多数人并不知道，北京方面曾为“节俭办奥运”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他们节省了巨额的资金，忍痛割舍了一些更恢弘的创意。

体制优势也帮北京奥运会省下了难以估量的人力成本。“志愿者是奥林匹克的最大财富”，北京则拥有170万的志愿者。

开闭幕式的参演人员差不多3万人，都是军人和学生，相当于“志愿者”。2008人的太极拳表演，是少林寺附近的塔沟武校承担的，学校需要自己花钱包车把学生们运到北京，然后开始义务的训练。“能参加奥运演出，本身就是无上的光荣。”在漫长的筹备期里，塔沟武校要这么激励学生，也要这么说服自己。

为开幕式演出提供设备支持的一个供应商透露，他们提供了2008件道具，最后取消了，费用也只能自己承担了。他们对此很是无奈。

除了重倡节俭之家风，漫长的筹备过程中，北京方面有一个理念上的重要修正，就是在2006年悄然把举办奥运会的目标由“历史上最出色”改为“有特色、高水平”。

奥运会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和顺畅的交通对生活如此重要。9月初，《新京报》的一份调查显示，对于单双号长期限行，有68.9%的人表示支持，而有车族对此的支持率竟也高达48.5%。虽然单双号限行没有真的延续到奥运以后，至少说明，多数北京人已愿意为环保让渡部分个人权益。

三.“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因奥运会而赢得的广泛赞誉，也带来幸福的烦恼——西方世界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继日本2008年3月发放最后一笔对华贷款后，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意调整对华发展援助政策。9月底10月初，英国保守党和德国政府宣布，准备停止对华经济援助。欧盟也不断强调，在环保、外贸政策乃至人权等方面，对中国应该遵从发达国家的标准。

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大国感受到了中国迫近的脚步声，它们借助“大国责任”向中国施压，以便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这解读自有其道理，但也绝对不可否认，一个大国确实在道义上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正如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伟大以负有责任为代价”。

而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胡紫薇因感情纠葛而搅场CCTV发布会时引用的那句话：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

张百发回忆说：“北京亚运会上，小平同志看到排球决赛现场有‘中国必胜’的横幅。他专门让人给我打电话，让把这个横幅摘下来，幷且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总是中国必胜，不好’。”

邓小平总是以简单的语句陈述朴素的道理。他的意思很明白：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然而18年过去了，中国的GDP又翻了两番还多，它却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举办奥运会，对于促成大国心态的尽快形成，无疑是一个难得契机。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奥运带给中国的最大影响，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将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始更好的良性互动。8月初，即将以北京火炬手参加传递的他接受采访时，也着意谈到大国就要有大国的心态。“要放松，to enjoy！”吴敬琏的这句话，说的未必只是自己对待传递的心态。

社会学家郑也夫说：“总不忘一段失意和受辱，是病态。这一次我们终于拿到第一，我预料，奥运对国人心理的最大影响，不是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我们能不能告别“愤青”，成为心态平和的成年人，这次奥运会是一种契机。”

邓小平还曾说过，要“对人民好一点”。以举办奥运为代表，中国为赢得世界瞩目而付出太多，现在该是转回身来的时候了。所谓大国责任，更应该体现在对本国国民的责任。

尾声

wire上的中国年

CCTV新大楼的地面部分刚开始倾斜着生长的时候，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偶尔会接到市民的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那两幢楼给盖歪了。

北京绝对不缺少怪异而庞大的建筑，但2008年落成的CCTV新大楼却让之前的一切怪异都相形见绌。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的笑柄，不过对于新大楼的拥有者而言，他们更愿意强调另一个事实：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北京就占了三席，CCTV新大楼位列其中。

膨胀，炫耀，不遗余力地吸引关注，它是CCTV新大楼的风格，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内心写照。几乎没有人怀疑，假如有一种方案是把大楼吊在空中，那么决策者会毫不犹豫地拍板。

CCTV还没做到的事情，北京奥运做到了。

就像中国的功夫影片一样，2008年，威亚（wire）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仅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高空特技就一再上演，演员们被吊在旋转的“地球”上，被吊在30吨的“记忆之塔”上。威亚上的演出，刺激，奇特，受人瞩目，但也惊心动魄。在wire上玩惊险，李宁用了3分20秒，点火瞬间还遇到小麻烦；残障运动员侯斌用了5分钟，疲劳到近乎绝望。

回望2008年年初，假如赵宝琴也能有一根威亚，生活该多么美好啊。需要交代一下，赵宝琴回到甘肃老家以后，始终筹措不到足够的钱完成剩下的手术，任由身体里一些碎裂的骨骼完成未必严丝合缝的再生。到了年底，这个坚强的女人已经可以扫院子了。

赵宝琴说不清该为命运欣慰还是哀伤。2008年也让整个中国陷入复杂的情感体验——悲欣交集。

1949，1976，这些年份上，中国历史的改变是直观的、显性的。而2008年略有不同，虽发生那么多足够铭刻内心的大事件，历史面目并无显著改变。倘真有什么深刻变革，那也一定是悄然潜行、不易察觉的，比如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比如自信心与承受力。显性的与隐性的，你很难去比较，哪一种改变更为重要。

这一年，我们仰望星空，看到了“大国崛起”神话最耀眼的光环，略为晦气的是，经济衰退的阴影也同时浮现。一个符合光学原理的事实是，光环越眩目，与其比邻的阴影也就越突兀。

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自己必然要面对的麻烦，并不能嫁祸于大洋彼岸卷起的金融海啸。别忘了，股市、楼市泡沫的破碎，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的艰难，早在奥运会前就开始了。

奥运会对于2008年的中国有点“多余”，即使没有它，这一年也已足够刺激，足够典型，足够复杂。现在，宏大的奥运填充进来，这个箩筐里已经鼓胀得一塌糊涂。

2008年，噩梦太多，闪亮的日子太少了一点，几乎只剩下那段大气清朗、看得见火炬燃烧和火箭升空的夏天。李红的预言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奥运将成为镶嵌在中国人记忆里的明珠，越擦拭，越夺目。

奥运会也确实带给中国一些值得期许的新气象。四川大地震和问题奶粉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远较以往公开、透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9月29日，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的奥运表彰大会的时候，击剑教练王海滨和其他人一样戴着大红花，他觉得很有趣：大红花，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让他惊讶的还有，要接受表彰的竟有那么多人，坐满了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已经足够恢弘，但是，在这个过于庞大的“中央之国”，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无缘戴上大红花。他们在这个特殊年份同样是付出甚多，所获甚少，但愿这只是特殊年份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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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的钟声如期敲响，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没有在中国遭到抵制，相反，它获得的待遇似乎比往年更高。挂满礼品盒的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形象不再只是商家招徕生意的法宝，连这个国家最新的标志——“鸟巢”也要加入对耶诞的纪念。12月24日晚5点20分，北京市迄今为止最高的一棵圣诞树（38米）在“鸟巢”中央点亮，奥运福娃、圣诞老人站在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鸟巢”的保安换上了“英式礼兵服”。

入夜，整个奥运中心区都恢复了奥运时期的照明，海蓝光泽的水立方，色彩绚烂的玲珑塔，射灯环绕的“鸟巢”，让游人恍如回归8月的梦幻时光。

那些游人真是守规矩，没有人取下圣诞树上的礼品盒，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礼物。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