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好河山可骑驴

- 却见词人在高墙

- Unnamed

- 会写词的强盗

- 爱看美女的和尚

- 追男仔的姑娘

- 被代笔的人生

- 大好河山可骑驴

-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 一人有一个梦想

- 贬谪者的春天

-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 怪御史与一枝梅

- 两个男人间的传说

- 词人醉了，胡说乱道

- 我姓辛，艰辛的“辛”

- 英雄骑马还故乡

- 男儿到死心如铁

- 我们家的青兕和老爷子

- 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却见词人在高墙

王这么

一首词的三种出头方式

Unnamed

在宋朝，印刷出版业并不太发达。尤其北宋，还以笨重的雕版印刷为主流，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运用到实际中，那是要到南宋末了。只有官府和资金特别雄厚的少数书商，能够兴师动众地搞出版。普通的作者，除了特别有钱有名望的，想要出个专集什么的，可并不容易。那么，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到变成传世名作，一般只能通过以下几种方法：

一、歌伎帮忙。秦楼楚馆，花下樽前，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被这些专业人士传唱着，她们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也是最爱屋及乌的评委，比在快男现场给英俊小歌手献花的杨二车娜姆更有行动力。南宋词人刘过，一生布衣，靠做门客过日子。其平生爱好，除了议论国事，呐喊收复中原的口号之外，就是往来风月场所。传说，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到相好的妓女那里去喝酒，把他也捎上了。喝着喝着，词人天性发作，刘过就赋小词一首，以赠女士。

词为《长相思》：“云一涡，玉一梭， 澹澹衫儿薄薄罗， 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 帘外芭蕉三两窠， 夜长人奈何！”

女士一诵一唱，真是好词啊！再看看刘过，顿觉无比可爱，情难自禁，刘过也欣欣然接招。眉来眼去间，就苦了被突然冷落在一边的“本夫”，悲愤之下，翻脸不认友，拔刀就向刘过砍去，现场过于混乱，没砍到刘过，却误伤女士。最后大家一起被逮将官里去。

此事见诸周密的《浩然斋雅谈》。但这阕《长相思》的作者，却莫衷一是，除了刘过，可选者还有后主李煜，和南宋词人孙惔。从词风揣测，我觉得是李煜的可能性比较大，之所以非要放在这里，是因为本文作者实在太八婆了。这种争风吃醋的热闹场面，茶余饭后不嚼嚼舌头哪行。周密估计也是这样想的。

刘过长期流落江湖，自然有很郁闷的时候。在宁波时，他曾写了首《贺新郎》，赠给一位人老珠黄的歌妓。颇有惺惺相惜之意。

《贺新郎》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料彼此魂销肠断。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疏雨秋风颤。灯晕冷，记初见。

楼低不放珠帘卷。晚妆残、翠蛾狼藉，泪痕流脸。人道愁来须带酒，无奈愁深酒浅。但托意焦琴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云万叠，寸心远。”

此词经老妓一唱，广为流传，“天下与禁中皆歌之”，刘过很是得意。潦倒的词人，就这样找到心理平衡了。

二、手工传抄。同窗、好友、同乡……老中青文学爱好者们，你写一首，我吟一阕，彼此唱和，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还要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的绝妙好词，忽然就宛如天降，于是举座停箸，为之侧耳，击节。

当然，泱泱诗歌大国，按比例还是烂诗产量高。话说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盘门外有兄弟两人，一自号兰溪，一自号兰洲。每日以恶诗相唱和，自视极高，以为天下诗人尽出我家矣。遂有人特为二位献诗一首：“盘门城外两诗伯，兰溪兰洲同一脉。胸中全无半卷书，纸上空污数行墨。浣花溪头杜少陵，浔阳江口李太白。二公阴灵犹未散，终日在天寻霹雳。有朝头上咶声能，打杀两个直娘贼！”端的吐得一口好槽。

三、自力更生，写到公众场所的墙上去。操作方法类似于今天做假证。现在做假证的越来越强悍了，贴小广告被撕，粉笔字能擦掉，就用油漆刷墙上，涂马路中间，看市容能怎么着！还真没他办法，每天我下班路过的那条路上，有栋十几层的写字楼，大概第六层的外墙上，就永远摆着一行很牛的红色大字：“办证，134xxxxxxxx”，一千米外清晰可见，夕阳下熠熠生辉，一种意料之外的诗意。

这就叫作“题壁”。一般集中在三种地方：寺院庙观，酒楼茶馆，邮亭驿站。因为这三个地方人来人往最多，人员最杂，人也处在最无聊或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只好有劳主人把墙壁粉刷一遍。

还是个明朝的笑话：苏州有个楞伽山，山上有个楞伽寺，寺内墙壁上题满了诗，大抵都是歪诗。终于有一天，有人看不下去了，在墙上找了个空白地方，愤然写道：“多时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二长，不是诗人丈二长，缘何放屁在高墙。”

后面还有跟帖：“放屁在高墙，高墙应轰倒，及至那边看，那边抵住了。”

到了明朝，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了，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诗词歌赋成了末技，用《儒林外史》里的话说，但凡看见“风花雪月”字样，走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后生们“便要坏了心术。”也有长年中不了举的，只好改行去做名士，写写诗，天可怜见，混骗点酒食。所以读书人的诗歌创作水准普遍下降，但题壁的风气却依然盛行着。

会写词的强盗

《全宋词》一千三百余位被收录词人里，有一个叫宋江的，他在浔阳江边的酒楼上，喝得醉醺醺，题了这样一首词，《西江月》：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是一首无法无天的反词。命苦一定怨社会，受了冤屈，非要讨回来，所谓草莽，就是在法纪不到的地方，自己亲身来讨公道，于是一变而为法纪之敌。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家言里的“及时雨”“黑三郎”，其实有很大区别。第一，他勇猛狂悍，每战必身先士卒，一年多时间内，横行齐魏，攻城略地，转战千里。然后败于张叔夜之手，被困于海边，船只被烧，副手吴加亮被俘，遂集体投降。朝廷收编之后，参与攻打方腊。战得过便战，战不过便降，倒也干脆利落。历史学家对宋江人众是否打过方腊存疑，但也说明《水浒》里这个情节来之有据。

我从小受的书本教育，但凡平民造反，便叫起义，但凡造反成功，用黑旋风李逵话说：“夺了那鸟皇位”的，便是篡夺了革命果实。其实，人很难超越时代，近乎于凝滞的中国社会结构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而已。只有极少数的人，集难得之天赋与智识，超越种种心灵与眼界的束缚，见世人所未见，言世人之未言。在史书上，他们被称作启蒙者，先驱，而在当时，他们会被称作妖言惑众或“异端”。

即使打出“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号，中国的历代“起义”就那么回事，自发性是强的，自觉性是未必。就像刑事案件中，绝大部分是激情犯罪，财色酒气所致，高竿一点的，也不过小贩怒杀城管，钉子户跟拆迁队拼命，换声看客的“壮哉此人”。

历史上的宋江与其三十六人，也就是个壮哉。换得一声壮哉，已经是千万人中的罕有。这类人，代表了循规蹈矩小百姓内心深处的幻想：摆脱重重束缚，纵横江海，变忍气吞声为杀人放火，大块吃肉，大秤分金——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说：“这是一批无赖汉的结社”，“他们之间流传着一种可以把善恶踩在脚下加以蹂躏的好汉意识。”

然而，每一位贞女，心里都藏着一个荡妇；每一个安分守己的小百姓，都在幻想着一个无赖汉。北宋年间，市井说书，已经流行很多关于城市无赖汉的故事，聪明义气，又残忍暴力的异人们，被津津有味地传颂着，几分迷恋，几分恐惧。梁山好汉的传奇形象，是所有中国人心灵中的异色憧憬。

《水浒》的整个故事来源于民间说话者的集体创作。到后四十回打方腊，文风由活泼生动变为平滞，文气也一变为深沉凄凉，充满难诉之苦与未尽之意，已是文人手笔了，而且必是亲身实践过理想，又遭遇太多幻灭的文人，非书斋老儒。年少时看《水浒》，喜欢看前八十回，现在倒是有兴趣把后四十回慢慢看了，那才是英雄豪杰也逃不脱的完整人生况味。

《全宋词》里署名“宋江”的两首词，可能来源于其本人，也可能来源于说书人或经过文人加工。但两宋时的词曲创作，作者既众，身份又杂，安排宋江这样的江湖好汉吟词而毫不突兀，是有现实基础的。

再看这首《念奴娇》：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

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

写于跑到京城去找招安，走李师师的门路时。造反是为了什么呢？起初或许只是一时意气，势子弄大了，就变成了不得不为之。要么，抢了那鸟皇帝的宝座，要么，就等待招安，也算弄个正经出身，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说什么是非成败，能让人在灰暗的书页中，翻出一点温暖来的，还是那些曾经热烈跳动过的心。

这阕词，其实也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传统套路，但做了江湖人后的口气，和读书人很不一样了。书斋里的人，也常会有军人癖、侠客梦，什么“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很激动，不靠谱。

真正的江湖人是什么样呢？就像这篇词里的宋江，从遥远的芦苇深处走来，脱下染血战袍，换上时兴衣服，进了京城繁华地，不知不觉，就觉得有点儿不自在，浑身的没着没落。

从京城人的眼里看去，大概也是粗野乡气得紧。繁华深处的销金窟，那奢华气派，风流高雅的美人，真不是自己这种人能消受得起啊。“薄幸如何销得”，当然我们认为他是真艳羡，假清高，就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名正言顺享受一把……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他的格格不入感是真实的。

在不喜欢的环境里，人会借助于对熟悉亲切地方的回忆。真的是很思念烟水寨里，兄弟们的开怀大笑声，哪像到了天子脚下，人们的笑容都透着算计。这种感觉，武侠名家温瑞安的一句诗写得好：“城中友无至友，敌无死敌。”但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向京城里去，矛盾而蹉跎地过掉一生。

体制那么无情，那么险恶，为什么非要去掺合一脚呢？因为除了参与，你没有别的办法去实现一生的抱负——哪怕是堂堂正正，济世安民的抱负。你没有超越时代的想象力，去寻找在体制外实现这一切的通道。只能去赌一把，赌注是自己那单纯的初衷。

后来许多的公案小说，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了江湖人的矛盾：替清官卖命。中国人的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阮小五在上梁山前，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而宋江下梁山，也就为了个“金鸡消息”。所谓忠肝义胆，四海无人识，最后呢，“悲剧啊！”

卖文卖身卖血卖肝胆，不论读书人还是江湖人，男人还是女人，想要逃出这个圈去，都不容易。

爱看美女的和尚

顾客：“这个猪头切一半给我，谢谢！”

八戒：“猪头不卖，猪鞭要不要？”

《大话西游》风靡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对里面的台词倒背如流。那些煽情与恶搞，无厘头的对话，转过时间的长廊再听，沾染了青春的记忆，变得意味深长。

你以为你是天才，别人看你不过是个待售猪头。好容易扭捏着摆到市场上，想卖的人家不要，不想卖的，倒还值几个钱，世事就是这样滑稽，倒不如做和尚，大家西天取经去。猪八戒忘了春三十娘，孙猴子忘了紫霞和白晶晶。放下红尘的背影，换来一句：你看，他好像一条狗啊！

我要说这句话里有禅意，或许还有人信，我要说宋朝的仲殊大师，是个有道高僧，了解情况的人，肯定会呸我。

仲殊大师像才子，像文士，像浪荡儿，像风流无赖汉，就是不像和尚。从头到脚，除了那张光头，那身僧服，半点儿超凡脱俗的意思都没有。就这么混了很多年，别人都宝相庄严了，就他还是很猥琐。在杭州宝月寺挂单的时候，跟当地方长官的苏东坡认识了，两个人很对胃口，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每当这时候，老和尚就眉花眼笑的，谈到兴头上，鬼鬼崇崇地告诉苏长官，哪家楼里的姑娘唱歌最好听，哪家的花魁，其实有点名不符实——当然这是我的想象，可我知道，这样的想象，并不为过。仲殊大师这样的和尚，做出什么事来，都是不稀奇的。

该大师平生两大爱好，一是写词，二是吃蜂蜜。不管任何饭菜，都要拌了蜜才吃，这种饮食习惯很讨人嫌，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同桌吃饭，幸好遇上嗜甜的苏轼，才算碰上了知音，彼此爱重得很。

仲殊大师吃蜜是有原因的。大师俗家姓名叫张挥，原是苏州城内有名的荡子，被所有家长作为教育子女的反面典型。此人读书聪明，年纪轻轻中了进士，眼看前程无限，羡慕得大家牙痒痒，正该再接再厉，谋个肥沃的差事……

他呢，偏偏就这样了，成天寻花问柳，呼朋唤友地鬼混，把老婆都抛在家里不管不顾。古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他老婆是个有志气的女人，不甘心做命运的奴隶，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给老公的酒里下了砒霜。大概是缺乏经验，剂量没下够，又被人灌了大量蜂蜜给救活了。为了保证毒不再发，从此后，必须每天继续吃蜜，且不能吃肉。浪荡子一想肉都不能吃了，人生有甚意思，不如剃个头当和尚吧。

他当和尚，也是吊儿郎当，每天东游西逛，喝喝酒，看看美女，兴来填几首小词。老婆再也管他不到，俗世的规则，红尘中的名利，也都拿他毫无办法，真正是“随缘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关于他的生平，除了时人笔记提及，以及一卷残缺不全《宝月集》，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作为一个前浪荡子，后来在寺院里混日子的和尚，一本正经的史书，当然不会给留下书写空间，而他自己，大概也对青史留名、建功立业之类的宏大词汇并无共鸣。

我琢磨着，此人的心态，大抵类似唐朝的富贵人家女子，流行去当女道士，却是为了行动方便，恋爱自由。而且，最主要的一条，不事生产，就安安稳稳有饭吃。当官吧，得八面玲珑地应酬，整点政绩出来给上面看；经商吧，商人之辛苦，哎呀，“不当人子”。唐代重视道教，宋代则推崇佛教，出家人待遇挺好的，有庙产，有香火，还有政府的优待政策，实在是无业男女青年的好去处——只要你舍得放弃俗世那个家。

而家庭，对于仲殊大师，很明显，就是个累赘。妻子那杯愤慨的毒酒，倒帮了他一个大忙。

“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这个评语是苏轼下的，以苏子之才和眼界，可见和尚是真的才华出众。《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则说，其词作“篇篇奇丽，字字清婉。”

《南歌子》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白露收残暑，清风衬晚霞。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

这一阕，就是风格奇丽与字句清婉的标本。有生动的画面感，色彩鲜明，风物参差，视线从远到近的过来，原来是因为写词的人，正在路上。这条路，每个在夏日江南走过的人，都觉得很亲切。

远处的青山，水边潮湿带沙的小路。鸟儿偶尔地叫着，声音宛转，听在人的耳里，倒像是在怨诉时光匆匆，于是又不由得起了点人在天涯的凄凉感。为什么要说“又”呢？在路上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朝行夜宿，磨破草鞋数双，看过风景无数，难免会有惆怅的时候。经常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越美的风景，有时候越发让人无来由的难过。你发现，自然是自然，季节是季节，轮回永无休止，而你就是你，肉体凡胎，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纵身大化，真正的超脱。

是渐近黄昏的时候。暑气渐消，晚霞映着荷花，荷花又伴着绿杨，对着明媚的色彩，被晚风一吹，心情一下子又好转了。于是兴致勃勃，对着某朵盛开的荷花就搭讪了：“喂，你还记得那年我买酒喝的那一家么？”

这一问，真是问出了百般风流，只觉树石皆兄弟，花草为姐妹，麋鹿都来相亲爱。可谓神来之笔，出自于赤子之心。

这词美好得要命，只有一个小问题，关于作者的问题——你是一个和尚哎！摸摸头上的香疤，到底为什么和尚要这样嗜酒啊！犯了戒律了啊，喂！

那个吊儿郎当的行脚僧，可不会理睬人们的吐槽，江山如此多娇，他要走的路太多了，要看戒律哪得功夫。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这一回，是在河中，舟上。吴地春天的风光，适合撑一只小船慢慢地游，桨拨动浮萍，船头掠过低垂的杨柳枝。看两岸平沙草长，旧时宫苑，还有最醒目的，是忽然一树洁白胜雪的梨花。

这一篇，又当得“奇丽”二字。奇在结构，丽在文心。前面缓缓放出春之画卷，一幅幅过去，你正在赞叹作者取景之精妙，那持镜头的人才出现，原来是在船上扫视两岸。顺便说一声，当江南春天来到的时候，外地游客的您，请一定要去富春江上去坐游轮，或者新安江也好，那才能真正领略到南方的灵秀，在化工污染如此严重的今天，仍然顽强地坚持着风烟俱净，让您窥见一点古诗里的中国——要去的话趁早，看风景是一定要趁早的。

仲殊和尚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出家人有的是名正言顺在路上的时间，还有酒喝。哪像花和尚鲁智深，在五台山为了喝点酒，闹得神憎鬼厌，灰溜溜被赶下山去，真应该向仲殊师兄取点经。

边看风景边喝酒，真是惬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人还在舟中，太阳却已经靠西边了。懒洋洋地向两岸看去，忽然精神一振，眼放精光：那是谁家的姑娘，秋千架都打到墙头上，能看见小内裤了……好吧，那时候女人是不穿内裤的，用文明的话来说，都能看到裙子底下精致的绣花鞋啦！

如果佛祖在天，面对如此门徒，会含笑不语，还是会打下一个霹雳，外加一句“好孽障”呢？

宋代的文人，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等，都好研习佛理。而仲殊大师，作为一个正宗的和尚，却完全没有出家人的自觉性，实在是很奇怪的。更奇怪的是，他的文人朋友们，却对他赞赏有加，苏轼和他关系最好，说他是“胸中无一毫发事”，“通脱无所着”，这又真的像灵台澄澈，不需拂拭了。

依我看，他根本就是一个深深热爱这软红十丈的浪子，喜欢美酒，美景，美人，想要一生潇潇洒洒，快快活活。

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少浪荡子：不求上进，无所事事，甚至放荡堕落的生活，自有它的魔力。“你们见我在喝最贱的烧酒，而我无非在风中行走。”再正经的人，都偶尔有紧张生活中的一个失神，渴望着兢兢业业中的一次小小放纵。所以浪荡子虽然为人们不齿，可有时候，又未必不让人暗中羡慕。

浪荡子的结局，一般不外乎两种。或是回头金不换，洗心革面，做社会中坚，家庭的顶梁柱；或者，在亲人的悲哀、世人的鄙视中沦落至死。我想仲殊大师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从这两种结局中巧妙地钻了个空子，找了个安身立命所在。也许你可以把它称作“禅机”。但仲殊大师自己，是没兴趣跟你聊这种玄乎东西的。

他顶着和尚的脑袋，实质类似于一个资深驴友。背着行囊，打着云游的旗号，到处游山玩水，探亲访友，谈天完毕，掏出一个钵来，“阿弥佗佛”，蹭吃蹭喝。那年月没有数码相机，拍不下来沿途美景，他便用诗词记录之。

从词集中看，他主要在吴楚一带混，在苏州、杭州住的时间最长。在镇江也呆过些日子，还溜达到过成都。都是美人如云，山水灵秀之地。每到一地，便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旅游宣传工作，写出许多赞美风土人情的词来。

他的词里，小令最佳，小令又以写旅途，写风光物事最为出彩。《南徐好》系列，《望江南》之成都篇。有记录时代的作用。

《望江南》

“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

人散后，茧馆喜绸缪。柳叶已饶烟黛细，桑条何似玉纤柔，立马看风流。”

描绘的是成都蚕市景象。“蜀中有蚕市，父老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之时，民无定居，跟随蚕丛迁徙，所在即招致为市，进行交易，暂时居处。每年正月至三月，成都州城和属县，循环开设蚕市十五处。”

祭祀以外，更实际的功用，是让四方农人们来交易农桑器具。蜀国产锦绣，三月正是蚕桑时，农人的一年之计开始了，整个蚕市上，洋溢着丰收的希望。而超级爱凑热闹的成都市民，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张灯结彩，摆摊唱戏，酒楼拉客，青楼招手，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在这所有之间，有个和尚，他骑着马，悠然地望着田野，赞叹道：这柳叶儿，真像美人的眉毛，这桑条啊，真像美人儿的玉臂……

哎，谁能把这个花和尚拖走……仲殊大师，他对这俗世的欢乐与生机，真是爱得不得了，恨不得在里面翻跟头打滚儿。应该感谢时代给了他机会。他卒于宋徽宗崇宁年间，一辈子走的是太平路，过的是太平日子，还没来得及看见他热爱的这风流世代崩溃的样子。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王安国、贺铸、秦观、晏几道……北宋占尽风华的词人们，大都死于这个时间段。谢天谢地。

仲殊大师的死，却是一个有点儿惊悚，有点儿怪异的事件。

那时他已经挺老了，回到了最初出家的地方，苏州承天寺。有一日，忽然跟寺中众僧道了个别，当晚就在院子里找了棵枇杷树，上吊死了。

佛门子弟不得自杀，否则无法转生，无从得道。临死还要犯最后一回戒律，完全不在乎来生，就这么随随便便甩手走了。洒脱得近乎于残酷。

我想，可能是，骨子里，他还是信奉中国人的“现世为大”想法，不问生死，不问鬼神，活在当下便好。活得差不多了，就不活了呗！选个良辰吉日：大家好，大家早，大家再见。这也是荡子的做法。

仲殊大师还曾干过一不着调的事。有个雨天，他去拜访郡里的官长，谈话之间，看到庭下有一个来打官司的女人。女人很执着，颇有秋菊打官司的持著，就冒雨站在那里。郡守很无聊，便说，大师，这情况，您能写首词吗？

大师更无聊，脱口立就《踏莎行》一首：

“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

写得倒是很生动，寥寥数语，女子形象尽出。可也实在是没意思，把民女的苦楚拿来当风景观赏，两个臭男人够欠扁。

仲殊大师自缢之后，便有轻薄少年，将两句词改了：“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的。”

让人哭笑不得。这个和尚，死了之后，都没办法给他装上一个正经的套子，好好地入土为安。

宋朝和尚写词的也有一些，可从数量到质量，谁也没办法跟仲殊比，更别说这戏剧性的一生。

这一生，自由出入俗世繁华与佛门清净，名缰利锁，清规戒律，都没能束缚住他，就这样左右躲闪着，把日子过得挺快活，挺圆满。这种快活和圆满，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学的。

因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只为了踏山川，看美景和美女，就能果敢抛开一切：责任、情感、物欲、理想，亲人的期盼……每根鞭子都驱赶着人们的生命，在狭窄路上蹒跚前行，即使疲倦，不敢松懈。虽然不甘，但人生，本来就是从一个被父母抱着的包袱，慢慢变成自己一路背起新的包袱，不断前行的过程。

谁会抛家弃业，用全部身家所有，只为换个彻底的自由空间？至少我不敢，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勇气，还是为了，在被规则所约束，被包袱所困扰的世界里，也有着珍贵的，心爱的东西，珍珠般闪亮，让我只能化身为蚌，去咬牙承受憋闷和痛苦。

那一杯自由的毒酒，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得起。你我皆凡人，做不得神仙，做不了天才，和尚都做不成，就做个待售的猪头也罢——猪头也有他的高老庄，放不下的高翠兰呀！

追男仔的姑娘

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共收录词二万首，如此庞大的数字，刚写出来就消散在风中的，更不知有多少了。掌管这些新出炉词作命运的女神们，向来没什么恻隐之心。

缪斯女神在宋代化身为千万精通音律与诗歌的女子，地位卑微，迎来送往的甜蜜笑容中，自有一种傲慢。

有一位歌妓，被某政府公务员看上了，写了首小词去挑逗她。歌妓的回音很快就来了，是《减字木兰花》，其中有云：“清词丽句，永叔子瞻曾独步，似恁文章，写得出来当甚强。”欧阳永叔、苏子瞻他们写的才叫绝妙好词，像你写的这东西，拿出来有个啥意思？

这小女子，一辈子未必能亲眼得见欧阳修、苏轼一面，可在艺术审美上，却半点不肯降低标准。世人都知道泡妞要投其所好，却总忘了同时要避己之短。你想迎合她的爱好，先得看看能否够得上她的档次。比如说一个迷恋香奈儿和爱马仕的物质美妞，宝马以下的车子不稀罕坐。你却胸有成竹地拎了双国产“金利来”的高跟鞋过去献媚，她可不当你精神有问题？而文艺女青年，也不是每个都爱郭敬明和安妮宝贝的。说不定你情书里引以为荣的半明媚半忧伤体，正是她鄙夷之极……宋朝那位公务员兄弟，犯的就是这一条错误。如果他能在激情关头保持冷静，走其他路线，比如做小伏低，软语温存——三无青年卖油郎，不就是这样把花魁泡到手的么？至不济还能用钱砸啊！

两宋青楼中，擅写诗词的姑娘很不少。没法跟真正的文人相比，却是原汁原味，写出了本真，清新而妩媚。

《鹧鸪天·寄李之问》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这是京师名妓聂胜琼，寄给情人李之问的情书。李之问也是位词人，不过作品只流传下来两句，已经无法得知到底才华几许了。但肯定是个幸运的男人。他来京城公干，那时候，男人入了京城，不在花街柳巷走一圈，简直好比去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考察，竟然不看场脱衣舞。于是就结下了这么一段情。两人好得蜜里调油，可是有缘无分，公务在身，他得回家上班了。而且家里早就有了老婆。

离别的那天。聂姑娘来饯行，饮于汴京城西莲花楼。这里是前往山西、陕西的官员客馆，日常送行都到此为止，此后便是路迢迢各自珍重了。聂姑娘放下酒杯，即席自创自唱了一首小词，只流传下来末两句：“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

青楼女子的诗词创作，往往会佚失。因为本职是演唱者，而不是歌词作者，所有词作，多是即兴创作，自己不会在意，特地留存，能流传下来的，多是托在场好事者的福。聂胜琼这首词，虽然看不到全貌，仅存的两句，却是极真极痴，淳朴而热烈，很有南北朝时乐府之遗风。

李之问听完，又留下来盘桓了一个月。然而家书也不住地飞来了，夫人在催他回去。就算夫人不催，正事也不能不干吧。

李之问终于狠心上路了，还在路上呢，就接到聂姑娘寄的情书。书中所附之词，便是上面的《鹧鸪天》。上阕写那日莲花楼中送行之事，这叫作唤醒回忆，重温场景，那样的不舍与缠绵啊，郎君您可还记得。下阕则说起别后我的状况，想在梦中看见您都不能够，相思刻骨又不能对人说起。然后，可称为“绝唱”的两句来了：“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夜雨是中国诗词中最常见的情感媒介之一，催动人们种种的思念、悲怨。

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唐诗的含蓄与大气。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是层层推进的悱恻。元朝散曲：“多情去后香留枕，好梦回时冷透衾。闷愁山重海来深。独自寝，夜雨百年心。”是青年男子热恋时的爱欲苦海。而元代另一位中年男人，写《双调·水仙子·夜雨》，却又是另一番光景。他在夜雨不眠中说道：“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样的凄怆无奈，生活的沉重感，最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共鸣。

聂胜琼的夜雨，在这一堆名句里毫不逊色。这是出自于姑娘家特有的多情易感，于情事，执着且忘我，才能把情感和外物呼应得如此自然，如雨水与泥土相融。

再说李之问愁眉苦脸到家了，把情书藏在箱子里。还是被夫人翻了出来。李之问在家里也没啥地位，一问之下，全盘招供，正待聆狮吼，不料夫人凝目良久，却赞叹起来：“真是好词，语句何等清健！”

她这个评语下得知己，果然这首《鹧鸪天》，写的是艳情，用的却是健笔，无一丝绮罗香气，有的只是中正和缠绵。“这是真爱啊！”夫人二话不说掏出钱来：去，把这姑娘接回来吧！

聂姑娘是顶聪明的人儿，一进李家的门，收起华装丽服，多年积攒的头面首饰也都交出来，恭谨地侍候着李夫人。于是，上下和悦。

不经内闱之乱，便坐享齐人之福，不知要有多少男人羡杀，然而李之问的好运气，是缘于他碰上了两个性格里诗意浓厚的女人。这两个女人互相之间，偏偏又由诗词产生了共通的气场。一个是天生的词人，另一个，是天生懂词的人。

东晋时，大将军桓温的老婆南康公主，据说非常地善妒且凶悍。桓温平定蜀地之后，纳了成汉皇帝李势的女儿为妾，只敢偷偷藏在外面。南康公主知道后，亲自持刀，带人上门砍杀。一脚踹开房门，书上是这样说的：

“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婉。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晋人崇尚美与风仪，李势之女正是以此使南康公主惺惺相惜。这个故事里，李家女儿再出色，如果对手愚钝无知，不懂欣赏也是白搭。所以，同样出色的，还有看似粗野的南康公主。是对于美好事物的倾心相惜，使她在一瞬之间，超越了世俗的敌意，温存地伸出双臂，去保护美好事物的存在。

事情发展到此，其实已经与那男人无涉。聂胜琼与李夫人之间，也就是这样。在身体上，她们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而在灵魂上，反倒是她们之间，挨得更近一些。

现代姑娘可能会愤慨：这不是小三使尽花招，登堂入室的活典型吗？其实，在宋朝，妾，是个很卑微的位置。只是生育机器和玩物。可以由主人与主母任意买卖、打骂。聂胜琼这类青楼人，最终能够找到个可以安身为妾的地方，已经算运气很好了。

杭州妓乐婉，恋爱的运气就很差。她喜欢的是一位姓施的酒监，酒监是个很小的地方官职，管理官酒买卖。也没什么钱和能力为她脱籍，带回家去。施酒监要离开杭州了，她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写诀别词了。词牌为“卜算子”，一赠一答。赠者为施都监：

《卜算子·赠乐婉》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

别你登长道，转更添烦恼。楼外朱楼独倚阑，满目围芳草。”

这个男人，用情是真的，无能为力也是真的。他的相思里，有种小男生的懊恼，还有小男生对于世事的茫然无奈。只会念叨着，“我认识的无数人，来来去去，都不如你好啊。”这思念的苦楚，可怎么办才好呢？

答者为乐婉。《卜算子·答施》：

“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肠断。要见无因见，了拚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

她的表现，就比爱人成熟了很多。直接说出了两人的困境，点出现实和爱情的距离有多大：似海深，似天远。用语有种磅礴的气势，和他的低首徘徊，全是两种风格。铁板一块的现实面前，很多时候，人纵有再大的勇气，也是白撞。“要见无因见，了拼终难拼”，在这样断不了，又接不上的一盘死棋中，她做了决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

你信不信来生呢？如果信，这就是一个承诺，如果不信，这就是一次了断。当生活彻底地愚弄了我们，当梦想照不进现实——亲爱的你，愿意相信来生吗？

被代笔的人生

如果有一点可能性，谁愿意去期待飘渺的来生？宋朝写词写得最广为人知的妓女，大概是严蕊。她的出名，又拜理学大家朱熹先生所赐。

故事流传甚广。说是朱熹与天台太守唐与正关系不和，为了打击对手，到处搜罗罪证，严蕊作为天台第一的名妓，也被抓起来，要求招认与太守的不正当关系。按律法，宋朝的地方官员，是不许嫖娼的。但严蕊任凭拷打，坚决不招，没有就是没有，我虽然是下贱女子，却也不能昧良心诬陷士大夫。云云。

后来这事闹得太沸腾了，朱熹被调走，继任的官员，才把严蕊放了出来。问她今后有啥打算，严蕊便当堂口占一词，是为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在场的人都大为动容，便给严蕊脱籍，任其从良去了。

这是民间说法。若依朱熹的官方记录，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仅严蕊与唐与正的确有奸情，而且连那首词，也是请他人代笔的。的确，有些姑娘，文化水平低了点，就找些好事的恩客、不得志的师爷帮忙，写点诗词备着，到交际场合拿来秀上一秀，以抬高身价。在宋朝也是常有的事。

到底该相信哪个呢？我向来认为，信官方不如信民间，信报道不如信小道。不过呢，民间与小道，虽然听起来都很大快人心，符合大众意气，但也有着想象力过于旺盛的毛病。朱熹本人，活着的时候，其理学思想并不受时代待见。从史书记载看，他既无啥势力，又“忠直端正”得近乎迂腐，这种恶事未必做得出。做也做得很差劲，最后把自己给整回老家赋闲去了。

民间故事里的民意，和一个正经学者的人品，都不好轻易否定。历史，本来就行走在真实与想象的边缘。单说这《卜算子》，不管谁做的，都是一阕灵秀清新的好词。也是一阕非常平民气息的词。

说平民，不仅是因为语言浅白，还因为那种谦卑中带着磊落的口气：我知道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命运是不能自己做主的，一切听凭大人先生们的发落。不过，如果可能，如果你们愿意发些许慈悲，我也有自己的小小企盼——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声音，弱小，恭谨，但是坚定。这样的声音，不必追究到底发自于谁的喉舌。

做了营妓，命运已足够悲惨。官来，小心侍奉，官去，还是小心侍奉。流水的官人，她们是铁打的玩偶。对她们，民间不乏同情。连在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绿林人士，都知道：“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杀了烟花女子，会被江湖上传说不仗义。到底，她们也是街坊里走出去的女儿，某户人家曾经的掌上明珠……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她们是百姓里面苦滋味尝得更多的一群人。

就算是代笔又如何，能代到如此贴切体己，一样成了传世佳作。

中国的男文人，你就是不掏银两请他代笔，也根深蒂固有着替女人代言的爱好。转眼到了南宋末年，蒙古人大举入侵，五岁的小皇帝赵显，伏首出降。后宫自太后以下所有妃嫔，被驱使北行，其中有一位，叫王清惠，是宋度宗的宠妃，封昭仪。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因谈判而被扣留在元军大营的文天祥，冒险自镇江逃脱，继续进行抗元活动。

王清惠和文天祥，一个含泪往北，一个流血向南，沦失的国土上风尘仆仆，各自飘零，八杠子打不着的两个人，竟然有了交集，缘于一阕《满江红》：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词由王清惠写北宋旧都汴梁的夷山驿站墙壁上，在中原到处流传。她本来只是后宫宠姬，虽有满腹文才，最多无聊时拿来解闷，宫中文字，也不好外传，如果没有南宋灭亡，一个女词人，也就这样埋没了。谁会料到，突然之间，天崩地裂。

词里的口吻，完全是本色，只有这个身份，才有这样的用语。她曾经是矜贵的，宫殿里一朵娇俏的莲花，不识也不必识民间疾苦，她的天职就是奉献美丽，只需打扮妥当，陪在皇帝身边，就已经占尽宠爱。而今落难了，心里充满了忧惧，却并不会就此变成坚强女性，她是被风雨打残的花，落在地上，只有凄艳的一抹，并不能化身铁蝴蝶，向命运作抗争。

她当然也不是全无见识。山河沦陷，罪责在谁，仗着天险偏安，换来血泪结局，这些事情，她也是明白的。可是妾在深宫，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她在悲痛之后，接着就考虑自己的命运了：车子还在向着元大都驶去，那里等待着自己的，可想而知，是异族男人的欺凌和占有，可该怎么办呢？向天上的嫦娥请求，请带我去那安宁的月宫吧！

一个小女人，在倾覆的时代里，想尽可能体面地保全自己。国家灭亡，没有殉国；委身事敌，却也在所不能。曾经自豪的花容月貌，成了最大的危险。无人帮忙，无处诉说，她就采取了最风靡于故国的倾诉方式：题壁。

我们的文天祥丞相，对此很不满意，觉得作为先帝的妃子，王清惠的气节大大不够。于是替王清惠又做了两首《满江红》。

一

“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春如梦，乘鸾仙阙。肌玉暗销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手，妾身元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二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丹阙。王母欢阑瑶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辞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文丞相一口气用了不少典故。其一是唐朝的关盼盼。她是一个姬妾，在主人死后独居燕子楼守节。本来已经是美谈了，但伟大诗人白居易先生，看得不过瘾，遂代盼盼写诗数首，表达了希望她能够速速殉节的愿望。关盼盼很听话，就绝食死了。

其二，陈朝的乐昌公主，亡国后入隋，一边做着杨素的小妾，一边苦苦等待与丈夫破镜重圆。而文天祥扮演的王昭仪，却对这位公主表达了分明的不屑，也就是为王昭仪指明了道路：请娘娘不要苟且偷生了！

第二首也差不多同样意思，国家虽已残破，但妾身是绝对不会的，一定要好好地保全贞节，怎么保全？潜台词不需多说。

文丞相是什么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铁血男儿。可惜的是，他不是她，他的剑气如虹，替代不了她的红颜仓皇。他的百炼钢，变不成她的绕指柔。他只是使用了传统男人都有的特权：当发现女人沉默得不够，或说话不讨喜，便索性自己跳出来代表她们，说出自己认定的真理。

王清惠到达元大都，自请为女道士，向月亮许的愿，终是应验了。此后一直和太后等人软禁在一起，文天祥的词，她也许曾看到，却并没有如其所愿地一头撞死。

王清惠在元大都有个老朋友，是宫中琴师：汪元量。

汪元量以擅词章音律入宫，曾为王昭仪鼓琴。临安沦陷后，他一个不足轻重的小人物，没就此逃入民间，却跟着太皇太后谢道清，一起到了元大都。后来随南宋皇室，迁居于遥远荒僻的居延、天山等地。直到赵显被送到西藏当和尚去了，跟无可跟，才以道士身份南归，回到了故国。文天祥被关押在牢里的时候，他亦常去探望。而与王清惠更是熟悉，自临安的皇宫，到北地的风雪，见过她的快乐得意，也见过她的寂寥悲伤。

他的《满江红》和词是这样的：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

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词意与王清惠的原词相近，都是宫中旧人，不过身份悬殊，他回忆的，是曾见的奢华场面，那些盛大宴席，欢乐歌舞，帝王将相们的奢侈与气派……直到“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这里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用黑风吹雨，一是为了表达含蓄，二，对于偏安侥幸的南宋小朝廷，也用不上“渔阳鼙鼓”那样凌厉之词了。唐好歹是极盛转入突衰，南宋的衰亡，却是大家早都心知肚明，预料到这一天。

后片写王清惠入元后的情绪。远离亲人，家书断绝，这是斩不断的乡愁。西湖月，东汴水，指两宋旧都，这是杜宇啼血的亡国恨。在这国破家亡中，还有一番愁绝处：“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只有他，看到了她的孤独，她的哀伤，她在大浪滔天前的自持，以及这哀伤与自持中显露的美。

海上，是苏武牧羊的旧地，今日，有南国佳人来住，一样的冰雪腥膻，苦涯岁月。宁愿夜夜在寒冷与思念中垂泪，也没有向敌人乞怜邀宠，去寻更好过的日子。她坐在那里，成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剪影，凄凉，而静穆。

汪元量后来走遍天下，写了很多反映蒙元统治下现实生活的诗词，被后人称为“宋亡之诗史”。

王昭仪与汪琴师，非英雄的一生。都不够大义凛然，没有舍生取义的果敢，个性平淡如你我，在大难来时，愿意守住尊严和原则，可也希望能够活下去……活下去，这不是生而为人的权利吗？

死去的人成就忠烈，在史册里熠熠生辉。活下来的人，承受思念与痛楚，在尘世中默默走完一生。生命，就这样在几千年多少次赤地千里的战祸中，延续下去。历史，踩着他们沉默的身躯，而得以前行。

大好河山可骑驴

王这么

所以，像陆游这样的，如果过得很差，还会得几声同情，但如果总在眼前安逸地晃来晃去，大家就会很盼望他倒霉了。这也可以称之为“主流”的尊严与脆弱。

陆游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在日常中，都会是很讨厌的角色。尽管他也曾为小小的官职，为了找点俸禄养家，措词哀苦地去求人，可一调过头来，喝了几口酒，就开始发狂：“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浮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壮烈孤绝的形象，出现在一个半老的小官员身上。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是陆游的话，就不显得突兀。这也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陆游作词数量不及诗之十一。词虽然也可豪放，但表达起热情来，还是太含蓄，太宛转了，哪有诗，尤其古风来得痛快淋漓？

陆游后来干脆自号放翁，并大言道：一树梅花一放翁。这种人，卑琐小人都能轻易让他绊上一跤，拍掌看他的笑话。但是，想听到他认输，很难。除非他自己，向命运举手投降。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所有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无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原因。

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全不及强汉盛唐。但北宋建国，本先天不良，承接了五代十国民族混战的乱摊子，名义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宋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于是牢抓兵权。一开始就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武将地位一再压低，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堪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兵不堪用。高度集权中央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将无常师，兵无常帅”，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军备是宋朝财政的重头消耗，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了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很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好像大宋朝长年喂养着的一只巨大白象。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才恨得要命——恨其左倾冒进，回头害得大家全体完蛋。保守成分有之，非说是投降主义，还真冤枉了。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起源于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有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宋时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就不需要具体说了。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个黯然无言的悲凉结局。

熙宁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后，55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的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类无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灵敏，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不过三十二岁。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爱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

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辨，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着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挡路。比如说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有如此人物。”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蹒蹒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但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那些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活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变成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世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包围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的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只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要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之流。著名画家李公麟，当时也就在昭文寺。

但也许，游伴只是个幌子。或者运气不好没找到。因为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僧室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却只觉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来嗜睡，可怎么看王安石，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着了，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再以睡忘之。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

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氏很出色，精明能干而严谨守礼。女人执政，尤其后宫听政，往往政策上会趋向守旧。高氏立刻起用另一位顽固守旧派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一一罢除，雷厉风行，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绝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被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分头去世，享年67和65。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氏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洋洋，史称元祐之治。连辽、西夏亦称颂“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心理，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心，都投入到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亡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起源于熙宁变法，实际上，谁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只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时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是反对的，并且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辩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王安石的耳里了。“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自己。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占着聪明，去口头刻薄别人，他完全坏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分时间场合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说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来得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新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搞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所以为王安石。关于人的划分，并不在于阵营。

四年多以后，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微丰，言笑朗朗，却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故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拿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使用。

东坡先生接旨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做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上书朝廷，备说种种饥寒苦楚，实在是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惊弓之鸟的政治智慧，发现皇帝这次，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变法人士在耀武扬威，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中间显眼地带是干什么？不会平白地，又当了炮灰吧？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一时是一时吧。

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拖延的主意。去见王安石，一个可能是表示感谢；还有的确好奇，这个政治大对头是怎样的人；再呢，就是想探探风声，现在局势到底怎么样啊?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互相的“致命吸引力”，还是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和智商，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其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

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事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荆公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划着两只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人乱说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怎么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其实以两人当时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任的说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么？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私房话被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先生了，原来他也是个不守信没担当的八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说为祸国家，他也没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文论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非友情二字可以全部包容。如果旗鼓相当，敌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学识深厚，不是虚言。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劝苏轼早日归隐，出于惜才。苏轼年富力强，天性喜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亏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很难下定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抱团儿住到了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一众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中的方案。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

苏轼与驴的确不相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阖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驾驶。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也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说，“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唯有英国的克伦威尔可以相比。

都是基于时代的有感而发，痛感老大帝国之病弱难医，抱残守缺，陆游的尚武精神与爱国心，王安石变法的魄力，在他看来，正是国人最缺少，国家最急迫需要的，是强国之根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时里，他的呼声都在回响。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很讨厌王安石，但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渐生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的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

像我这种小小百姓，理想就很简单：骑马也好，骑驴也好，步行也可，有车开也不错，只愿大路平坦，桥梁巩固，平静美丽的山河，能让我自由地旅行。所见都是人们坦荡的笑脸，而不是痛苦和忍耐，因为那会让我的心情也变坏——完全够了。

贬谪者的春天

王这么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自己也喝得晕忽忽的，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旅游盛地，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想去。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野蛮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轼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本朝不得杀士大夫，对于犯了龙颜和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一般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儿，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再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跟判了死刑没两样。最后就是海南，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荒蛮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拨了多少根龙须，揭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淳朴，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远在天涯，他们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来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

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与传说。比起其他的“大人”，他的个性更有趣，作风更平民，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的坦荡荡，竟然把流放地也能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四伏危机与恶意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庇护了他。

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过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六十二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一个也无，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那时候没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回事，对他来说，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友朋暗地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上的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代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旅游开发可没现在积极，山水多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危险系数高。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足够的知人之明，但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当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还是闪人吧！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岿然不动，从怀里摸出面破锣，往石头上一撞，声音那个响，真是掩耳不及盗铃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已，跳起来就飞逃了。

由此可见，苏轼是占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情义在内，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这其中，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轼，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差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中央，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这种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招致报应，然而还是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的人啊。可是，没有谁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责任全忘却。

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

《宋史》中说章惇“豪俊，博学善文”，文学方面，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这个人毕生心血与精力，都用在“变法”上了，准确地说，用在政治斗争上了。而政治，你当真玩得过它？都当自己是风，其实都不过风中的草。

在新党、在章惇的眼里，苏轼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司马光早就死了，这股恶气发泄不完，就拿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总之苏轼以近花甲之年，被一脚踢到了广东惠州。他在惠州呆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子瞻你还能这么快活！临门一脚，把子瞻老弟踢到了远得无从再远的海南。

说起来，苏轼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状态中哎，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然不是让人家很没面子么？

何况，客观上日子还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自己采野菜充饥，心爱的女人又死了，早该抱头痛哭了，为什么苏轼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洋洋？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内心里，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嫉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能做到。

这么多年了，苏轼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很宽容，很有趣，一个无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他曾经以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创不世出之功业。苏轼高才，名头响亮，但也不过是个保守的文人，哪有什么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轼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轼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牙切齿地和它死磕，多累多痛，还是不知不觉被世界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苏轼偏偏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外界多纷扰，内心就有多丰饶，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力感缠绕着，每一天，睁开眼就要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要想看看，到底怎么样，能让苏轼真正地垮下来，让苏轼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轼收到了他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之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章惇怎么说也是为赵氏皇朝贡献了一生才智，慧眼识人的长处更是有的，他说得不错，正是端王的轻佻，将北宋的河山早早断送。

因为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与此同时，苏轼正在接到赦免，离开海南，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会和老友说什么。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轼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轼，替父亲求情。苏轼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四十多年为好友，虽然中间有些不合，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

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亦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平常又宽厚的文字，亦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他说得一点不夸张。

也就是这一年，东坡与世长辞了。北归途中逝于江苏常州。他终于没能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爱东坡的人，生前身后都是那样的多。

章惇亦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后世人常骂章惇是小人，背叛了与苏轼的友情。但看过他们的一生行径，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

东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让无数人感到亲切并且敬爱。而内心里，我更能感到共鸣的是章惇。因为在他那里，我看到的是一颗接近于我们平常人的心：软弱，自负，嫉妒，挣扎……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织就一个矛盾的灵魂，善与恶共存，私欲与公义较量，被冷硬的现实，压得快要爆裂了。

原来，我们都很容易被诱惑，被环境同化，随波逐流，背离初衷，且并不自知。只偶尔老天作弄，才在某个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镜子，害怕里面的那个混蛋，那个怪胎。正是这一点，让我也有点儿心疼章惇。

不过，章惇跟平常人还是有些不一样。他的身上，和其导师王安石一样，有种孤决的气质。这是历史上“变法者”们共同的气质：

他们革命，他们执著无畏，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同时，他们常常又太坚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愿妥协，反对者愈多，愈发顽强，甚至刚愎起来。到最后，六亲不认，众叛亲离。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买，可以讲条件。而他们，在意的不是私欲，是信仰。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东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敌人和亲友，还亲手打垮了自己。他整过东坡，可我也像东坡一样，恨他不起来。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恶就是这样难对付的，哪怕你志存高远，守身欲洁。

这真是悲哀。好在，我们还是知道，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他像个天才儿童一样，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浊世的污染，人性的圈套……这个人就是苏东坡，古今中外只此一个的东坡先生。

谁能像他那样冰雪聪明，又没心没肺呢？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日本徘句中说。

所谓旷达，也是这样，必须体味过人生残酷，才能见到这一种风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为潇洒，多半只是盲目乐观。

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当时分为琼州、朱崖军、昌化军、万安军四个区。昌化军就是儋州，东坡被发配居住的地方。

东坡到达之后，照例得向朝廷汇报谢恩。《昌化军谢表》中，他说了一堆臣罪该万死之后，又道：“臣孤老无托，瘴厉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这番话讲得真是好可怜。海南向来被称为“夷岛绝域”，唐代的谪臣李德裕曾写诗叹息：“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天涯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去海南，对于当时中原人的的震慑力，大约相当于把现代都市人送去亚马逊的食人生番部落。

气候湿热难耐，生存资源匮乏，而且满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赋税，即使归化了的所谓“熟黎”，官府盘剥狠了，说不得，立刻暴动，历代都让官府十分头痛。

北宋年间，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岛上气氛还算平和。许多黎人从山林来到平原进行农耕，生活逐渐汉化。不过，身上纹着奇怪的花纹，说着鸟语的他们，还是让文明的大陆来客憎怕。

东坡先生也怕。过海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半死，四川盆地出来的旱鸭子，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魂飞魄散，好容易上得岸来，左右一看，徘徊无依。

什么都没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暑无寒泉……”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重拾惠州故伎，到荒地里挖野菜。把那些草叶草茎夸奖成延年益寿的美味。长日无聊，就和儿子在家里打坐，或上窜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烧熟了也算是盘肉食。过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就瘦骨伶仃，还自嘲道：身轻如此，以后可以骑在鸟背上飞回家了。

昌化军使张中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借了官舍给父子俩住，没多久，朝廷派人来巡察，大怒，把父子俩赶出来，蹲在桄榔林里淋雨，附近百姓可怜他们，帮忙盖了几间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这段家书，是苏轼刚到海南时写的，简直是遗书，凄凄惶惶，还叫儿子们不要奔丧，说是家风，其实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儿孙也来虎狼之地送死。抄到这儿，我不禁要微笑了，这才是个真实的苏东坡，七情六欲，他一点也不掩饰啊。

回想在黄州、惠州的谪居生活，我们替东坡的担心就会消失了，每次贬谪之初，东坡先生都是战战兢兢，惊弓之鸟状，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敌满意，可最多三个月吧，这家伙就快活了，故态重萌了。

黄州，开荒种菜，研究红烧猪肉的做法，和无赖汉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墙去喝酒……惠州，潜心于酿酒，把家里的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在“西湖”上修“苏堤”——原则上，他已经不被允许参与地方事务了，他就偷偷地干。

在澹州，他干了些啥呢？

首先，他开了个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张中出资，几个黎族书生挑砖弄瓦，在城南盖的几间小平房，他起名“载酒堂”。许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来听课。还编课本，教附近的孩子们。

海南人不习惯农业，断粮了，就挖山芋之类来吃，到处都是荒地。东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销农耕的好处，还抄家伙带头挖水井……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尽职的地方官员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这样了。东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只是这实干，被文豪的名头给遮住了。

跟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埋头在房子制造墨锭，把房子烧着了，害得大家半夜起来救火。

带着条土狗，到处找人聊天，不管是仅有的几个读书人，还是田野闲汉、粗野的黎人，他都有话说，还挺缠人：“拜托讲个鬼故事吧？一个就行。”别人讲不出，他就自己讲。

做学问，写书，唱和完120首陶渊明的诗——东坡是热情的“陶粉”。在海南，东坡诗写得多，词作得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严肃地总结平生了。

文章，尤其儒家经典，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是千古事，而诗言志，也很严肃。至于词，只是诗之余，余兴所寄。东坡不是拘谨的人，对词的体裁做了革命性创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但终究，言起志来，词没有诗够正式够端庄。

《千秋岁·次少游韵》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说是词，其实说是词形式的诗更恰当。要是给李清照看了，肯定要撇嘴，没好气地说：“句读不葺之诗尔，又不协音律……”

说到词体，前人总结说：“要渺宜修”；“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这些创作条框，在东坡的这首词里形如虚设。

上阕写处境：身为臣子，获罪于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岛。斜阳下，一身所在，与长安相距万里之遥——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阕紧紧跟进，诉说心境，“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竟然将悲惨境遇用一种孤决的豪气揭过了，“君命重，臣节在”，说君臣之大义，自己身为臣子的节操。“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旧主张却是再难改的了。

东坡一生为了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付出太大代价，他也曾怀疑过，徘徊过，到了这境遇最艰难时，反倒更坚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我就这样了，大不了拾几根竹子，搭个小船出海——这我信，在海南想要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夫子当年说这句话时，还有些赌气成分，在今天的东坡，则更多显示的是对毕生信念进行确定后的坦然。句句铿锵，和气的东坡先生，也有风采凛然的一面。

这首词是与秦少游唱和的，而少游的《千秋岁》原词是：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少游同学，也在贬谪途中，他的小词，就很合乎词体，情境宛转，凄美不可方物。写出来后，照例天下流传，传到丞相曾布耳里，失惊道：“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所谓“诗谶”。衡阳太守孔毅甫的话，更坐证了不祥之兆。少游写词时正是与孔太守喝酒，少游走后，太守悄悄对身边人道：“秦少游气色很不好，估计活不久了。”

当迷信也罢，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把春愁写得如此深重诡谲，的确是非人间的凄厉。东坡估计看出来了，可惜，他坚毅雄浑的次韵，也没有能把原词里的隐约鬼气驱散。

秦少游不是苏东坡，他的人生太文艺，充满感伤和戏剧性，不够从容与旷达——而旷达，并不容易。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旷达，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对人性的慈悲，还要以强大的内心做后盾。这个人必须知道，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个体，多么局限的小人物，有了这份自知，他不会自我膨胀，在欲望中失去自我。同时，他也不会自卑，他仍然拥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自豪感，不会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不会回避灵魂的磨砺，这样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灵将高举远翔，飞越生命的艰山险水，得到自由。

真正旷达之人，俯仰天地间而无愧，于东坡，它来自于终生对人性的尊重，对士大夫良知与责任感的坚持。人们熟知的没心没肺、促狭胡闹……种种心灵的轻逸，正是所有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一首词，是中秋写来思念弟弟苏辙的。苏辙被贬到循州，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兄弟俩少年时一起离蜀，上京城，同中进士，无尽的风流风光，然而一入官场岁月催，不胜人生一场醉，聚少离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人却在月光下慢慢转换了容颜。同样是寄与亲兄弟，这一首，与二十年前在山东密州写下的那首著名《水调歌头》对照，人与事，许多地方都不一样了。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密州，东坡才四十岁，虽然反对变法被赶出京城，也只是暂时不得志。这一年，变法遇到危机，王安石于内忧外患中罢相，退居金陵。当前局势，危机重重，却也大有希望。东坡也在逆境中怀着热切的政治抱负。

政治肮脏，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但苏东坡写他的政治抱负，就有着琼楼玉宇般的皎洁，他说他想要乘风归去，不理人间俗务，又终于心有所寄，不胜天上的孤寒。这些话，换了个人来说就是装十三，但苏轼说，就理所当然，你愿意相信他是天上谪仙，来人间走一回。

在人间的苏轼，经历艰辛，他的眼与心，随月光移动，明澈地注视着一切悲欢离合，他叹，“此事古难全”。他又微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有过着中秋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将悠然会心。这是完全中国式的，对于现世无常，殷切而又温暖的答案。而于苏氏兄弟，更有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过的中秋节呢？宿命式的感叹，开篇就直击人心苍凉。这是一首属于老人的词，把风景看透，又对一切怀着淡淡的眷恋。

眉头有愁，发上有霜，座中无客，明月不现，真是挺惨淡的事。但他讲述得平静，让听的人心里更不好受。

每逢佳节倍思亲，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亲人有多远，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峡，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这也传说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让兄弟俩隔海相望而不得见。我倒觉得章惇未必无聊至此，而且，难道把他俩一个流放海南，一个流放塞北，就显得厚道了？以东坡的性子，政策稍一松动些了，偷偷渡海去见面，也不是没可能。

只要，上苍给他足够的时间。问题就在于，时间已经不多了。长夜将尽，大梦将醒，这已是最后的时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东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凄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又怎么样呢？幸灾乐祸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乌云遮掩不住。那一轮清光，终究属于东坡，和东坡爱着的人们——哪怕隔着千里，隔着海峡，隔着生与死。

东坡最后还是接到赦令，离开了海南。海南人记住了他。他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诗里，他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犹记得，十几年前，东坡还没有踏上过岭南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国，已经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往岭南——也算是东坡惹的祸。王定国在那边呆了三年，死了两个儿子，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东坡很不好意思见他，怕被人家当瘟神。王定国倒不小心眼，一回来，就找东坡叙旧。

王家有个歌姬叫柔奴，别名寓娘，女孩儿是京师人，陪着主人去岭南共患难。她运气比王朝云好，竟然安全回来了。东坡向来怜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讪，就问她：“那边的风土，应该不怎么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大喜，立刻提笔作词一首相赠：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为啥这么高兴？无他，遇知音了。这句话就是东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同时深受佛老之学影响。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还是佛家的识无常之苦，本来无一物，老子的清净无为，庄周的似梦非梦，纵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中，被东坡融会，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现实中的家园是不存在的。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会有所求，就会面临得失，就会有忧患之心，然后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只要不能让心定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快乐。

而当找到内心的安定，那么，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奇迹。就像词中那个会唱歌的女孩儿，她是上天赐予朋友的礼物，当歌声从她的皓齿间传出，仿佛有风起、雪飞，炎热变成清凉。

此心安处是吾乡，怎样才能做到？东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所谓赤子，并不简单地是小孩子的意思，它是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一种纯粹浑然的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状态迎接所有，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怒则怒，毫无滞碍；赤子总是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对污秽有着直觉的洞察并且不被传染，不被干扰；赤子永远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只做自己就已经满意……东坡就是一个真正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质量才能够既如此厚重，又如此轻盈。

东坡激赏的柔奴姑娘，也同样具备着赤子之心。她经历磨折，从万里外归来，容貌反而看着更鲜嫩更年轻了，她的微笑里，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清香。岁月对那些天真而纯粹的人没有办法，风霜只能让他们变得更美好。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在去世前不久，这样总结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庐，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秦少游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少游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评价东坡却有见地。他认为，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观，其次是他治国经世的栋梁材，最后，才是文学。

知道了这一种“苏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叹息着的苏东坡，须发披霜，满心忧伤的苏东坡，同时也就是那个阳光下快活着的东坡啊！

那个有趣、洒脱、自在的老顽童，顶着西瓜，在田野里边走边唱；和孩童们一起吹着木叶在风中跳跃。

穿庄稼人的雨笠蓑衣，在雨地里淌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辞辛苦地走好几里路，到海边采水果。据说那里的水果，如果想要带走的话，就会风浪大作。

为泡脚梳头这种小事写诗，并继续吹嘘为养生妙法，还同情大人们不懂这样的好事。

丰收的时候，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被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团团围住，开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还用问吗？

怪御史与一枝梅

《虞美人 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也是一位老兄在谪居中写的。

是一个秋水长天的时刻，黄昏渐渐苍茫，深深地把人笼罩，风光早已不再明媚，却别具花朝月夕所不能有的寥阔。这个人独自凭阑，手握酒杯，看寒气中低飞的双燕，心里面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对命运的不甘，但他伫望的身姿，并没有因此而显出一点点颓唐。

这样的时刻，面对湖山暮色，烟波浩渺，有灵魂的人，谁能不生出浮世中的虚妄感：“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是极尽沧桑的句子。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那是他意象里的京城，雪有多厚，那里的冰冷与残酷就有多深。但雪，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一个肝胆如冰雪的孤臣，被放逐的屈子。

然后，他仰望天空的眼眸里，就有了慢慢坚定下来的笑意。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

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源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常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到了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地咬牙切齿，哭天怨地。对于在北宋官场中打滚的人们，这个规律比较靠谱。虽然现在的我们，都打心眼里清楚，官场黑暗，好人珍稀如华南虎。可在那个特别重视名誉，特别在乎义与利、君子小人之别的朝代，于良知、于士大夫的责任，有执著与敬畏的人，还是存在一些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当上“当朝小人排行版”的头牌。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不息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密织，穿凿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扫除障碍，清除所有挡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这个人大嘴巴，他当时远离中央，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说话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的人脉，连新党中都有他很多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他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倔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深示不屑。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再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不，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弄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是当权者对下属的警惕，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而最重要的，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令人很难招架。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为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滑出手，可见“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形势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相关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在苏轼后面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加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奸臣传”， 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是：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战呢，这家伙单枪匹马就去了，被人家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把人家弄得没办法。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先别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倒好，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么？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杠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还有隐情。

与邵同时代的魏泰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活活地倒了个大霉。

很让人无语的事情。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 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慰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活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哪就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红包？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发扬光大，明明御史在瞎弹劾，你还怪不得他，只能自认倒霉喝凉水塞牙。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有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等你好容易洗净这一身骚，早已在御史台的大狱里，脱下好几层皮了。

讨足皇帝欢心自会有前程，比如宋代宰执，就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都憋着劲，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赫政要、皇帝国戚，以当政治资本。舒亶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以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剖析动机，总生出无限可能性，诛他人之心，最终暴露的总是自己的心。这个就存疑，不讨论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警惕着的皇家忠犬——可是，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须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置疑为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熏天，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成功与失败，都只能依赖于此。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舍不得吃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

最重要的还是品质：要求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为人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毛病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个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咱们找好的来说，“关节不到，唯有闫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至于舒亶呢，六亲不认，大胆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么！

他的数据又这么详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东坡呢，“这回捉将官里去，差点断送老头皮。”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么？东坡自己也直承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但上纲上线，不正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传统？打击敌手，最有效的办法是道德上抹黑，儒家体系环卫着的君权下，最不道德的是什么？是三纲五常的触逆，是违背君臣大义。只要从这儿下手，不管你多劳苦功高，私德多无瑕，你都再无辨白余地，从此万劫不复……

舒亶想消灭东坡及东坡身后的旧党，他就得这么干，目的最重要，手段可以抛至一边。绝非正人君子。

但是，再回头来，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

他是新党，新党的共同信念是，唯变法才是强国之道，不变法，则国衰亡无日矣。谁反对新法，谁就是故意误国误民，是大宋朝的罪人。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片面偏执。可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旧党也一样，他们坚决地认定：新法祸国殃民，新党都是想要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奸险小人，不除新党，国将不国。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可中国的政治斗争模式，永远是东风与西风，成王败寇，没有求同存异，异见合作的半点可能。北宋百年间，出了多少豪英，却沉陷于内斗，不论新党旧党，都抱着汉贼不两立的态度，一边自我标榜爱国爱民，一边从根本上妖魔化对方的动机，互相打击与报复，加上君主制下，总是政随人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于是，一轮轮越来越残酷的政治迫害……

并不想替舒亶翻案。只是，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人性，也不仅是黑与白。如果对于历史人物，仅限于痛诟与赞美，今天的我们，还会沦陷于相同的误区。

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关于他的工作成绩，《宋史》中，有这样的评价：“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

《宋史》的修撰思想，尊循程朱理学，而这两位理学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及新党深恶痛绝。虽然修史讲究公允，但词藻上的褒贬偏向还是肯定会有的。这段评述，抛开感情色彩，至少有一点，能够确信：舒亶，真是已经让百官们恨透了！他本是皇帝的忠犬，但现在这过于热衷咬人的劲头，人们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疯了……

终于在一次弹劾官员的过程中，舒亶被抓到了小辫子，以微罪，被皇帝顺应民心地免职了。估计神宗也受不了这个偏执狂了。直到十一年后，哲宗继位，才重新回到官场，后来以边功重受重用，六十二岁病死于军中。

灰溜溜回家时，他四十二岁，给自己的房子起名“懒堂”，以示心灰意懒。《虞美人》一词，就是这段时间写的，可看不出他有多沮丧。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如果按照舒亶当御史时咬人的逻辑，完全可以理解为贼心不死，呼朋引类，企图卷土重来。

当然，这样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我决定，不作如是想。因为，我不想对不起那样美好的词境，那样清澈的句子。冰天雪地里的一枝梅，我们知道那洁白冰雪下面，可能隐藏着垃圾，但又怎么样呢？至少，梅花在那里。

这个世界，才不会像诗词中那样好。可是，美好干净的词句，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黑暗与肮脏，保有希望与梦想。

舒亶其实文才极好，写的小词，笔力清新刚健，思致委婉动人，被评论为“词亦不减秦、黄”，只是，为名声所累。

《菩萨蛮》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人人都写离别与相思，有一往情深者，有缠绵悱恻者，有欲说还休者，他却另辟蹊径，写出了这情怀里的左右为难。世事沧桑，催行与留恋，人的想法不说，连潮水都如若有情了。然后是景物与人心，怀念与别离，又一重重的矛盾——谁说他是无情之人？最难得的是，如此深情，下笔却又明朗，于诚挚中，自有种高远。

论家也多称赞此词，却少不得带上对人的鄙夷，有人说：“此等语乃出渠辈之手，岂不可惜。”还有人更干脆，说这个词啊，思致细密，所以呢，作者也肯定是个格局小的人——就差直接说是小人之词了。

翻看舒亶留下的词集，发现有一点，他是个颇能够自我宽解的人。对于人生的无常，人情的无奈，有种坦然接受。

他说：“且尽红裙歌一曲，莫辞白酒饮千钟。人生半在别离中。”（《浣溪沙·劝酒》）

他说：”人生闲亦好。双鬓催人老。莫惜醉中归。醒来思醉时。”（《菩萨蛮》）

他说：“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蝶恋花》）

而最能代表此人一生心性的，应该是这首词：

《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何妨谈笑下辽城。

又是一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词，还透着种杀伐气，战争，棋盘上，边境上，政坛上，他从来直面，没有文人的畏惧与犹豫，更没有事关正义的怀疑，他知道战争的本质：无情。

胜败存亡，战场容不得半丝软弱，半点妇人之仁。他愿意继续战斗，不会像谢安那样，老来思归，也不像杜牧那样，闲来怀想。他要做的是实务，是有朝一日，为国出征，谈笑下辽城——辽国，被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那属于北宋君臣心底永远的痛，永远的梦。

不能简单地看作文人的意淫，长期处理军中事务的舒亶，说这种话，也算本色当行了。我想，本质上，舒亶根本是个武人，他的目标，像武人一样简单直接，他的手段，像武人一样兵不厌诈。这样的舒亶，虽然我很爱东坡先生，但也并不因此就讨厌他，我甚至很乐意，在尘埃落定，恩仇尽泯之日——送给他一枝雪地里初放的梅花。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

北宋的精英们，都没有等到这一天。斯人都远去了，只留下一首首写于困境中的词，优美的，顽强的，在历史的尘埃中绽放。

两个男人间的传说

王这么

关于他们之间，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传说。

淳熙十五年冬，江西上饶，大雪纷飞，雪中有一人策马飞奔。是名士陈亮，日夜兼程八百里，慕名来访英雄辛弃疾。

山庄眼看将至，陈亮连连催马，雪深路滑，得到桥边，马竟然怎么也不肯走了。陈亮大怒，一刀斩下马头，步行前进。辛弃疾正在楼上看见，大吃一惊，忙派人出来探看。陈亮却已经到楼下了，两人相见极欢，遂成知交。

辛弃疾后来在淮上带兵，陈亮正穷得很，便跑上门拜访，痛饮酒，畅谈天下事。辛弃疾喝高了，豪兴大发，比手划脚开讲，这南北形势啊，金国怎么怎么就能吞并宋朝，宋朝怎么怎么就能制服金国。还说，定都钱塘蠢透了，要是把牛头山一断，天下一个援兵都来不了，西湖一决堤，满城军民都成鱼鳖……

完事两人同屋睡了。半夜里，陈亮酒醒，突然想起辛弃疾深沉少言，今天话这么多，等他回过味儿来，一定后悔，要杀我灭口。于是蹑手蹑脚，溜到门外，把辛弃疾的一匹好马偷到，骑了狂奔而走。过了个把月，他写信给辛弃疾，说要借十万缗钱，老辛二话没说，立刻给他了。

一个像阴鸷的军阀，另一个则是暴力狂，外加敲竹杠的流氓。哪有半点著名学者与词人的风范？此事见诸于赵溍的笔记《养疴漫笔》，近现代学者多有力辨其谬。《陈亮评传》的作者董平先生，考据说，辛弃疾根本就没到淮上带过兵。而《陈亮传》作者卢敦基先生，则指出，称钱塘不足以定都的，正是陈亮本人，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到，不存在任何忌讳。而辛弃疾则并不曾有过这种主张。既然如此，这等狗血的八卦怎么会四处传播呢？

很简单，二位乃当世大大的名人，名人就是拿来让群众八卦娱乐的，这一点古今同理，口耳相传的津津有味中，谁还在乎真相。两人又都个性张扬，作风豪放，尤其陈亮是个有名的狂人，搭配到一起，传出怎样惊世骇俗的谣言，都会有人相信。

撇开种种传奇色彩，故事的初级版本，已经足够浪漫与诗意。

这年冬天，陈亮四十六岁，来见四十九岁的辛弃疾，是赴一次屡被推迟的约会。早在几年前，陈亮就写信给被劾落职，退居于上饶的辛弃疾，约定秋后前去探望。不料当年他就被卷入一场官司中，被关在牢里近三个月，罪名是“投毒杀人”、“索贿受贿”，还有“谋逆”。好容易脱身出来，他又去临安参加科举，没考上，返家途中得了重病，自己抢救回来了，把个弟弟给传染上，一病死了。

等终于来到辛弃疾的家门前，离他们临安初识，已经十年了。辛弃疾接到陈亮，不顾自己正身染小疾，顶风冒雪地，便携手同游鹅湖。鹅湖位于辛弃疾的别墅不远处，其地有山，山顶有湖，湖中有荷，荷间有鹅，风景殊为不恶，故称为“鹅湖”。山下有庙，便叫鹅湖寺。朱熹和陆九渊，两大哲学流派“理学”与“心学”的掌门人，曾借寺中场地，展开辩论会。是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而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本来还有个主角，就是朱熹。朱熹没来，就只剩下老辛和老陈，一对狂放人了。老辛还患着风寒之类的小病，对着漫天风雪，饮酒，作诗，高谈大笑，足足聚了十天，陈亮告辞而去。辛弃疾想了想，不行，还有点话没说，跟着就追过去了。

那雪下得更紧了。辛弃疾追了半日，道路越发险滑难走，眼看着追不上，只好就地找了个村里的酒家，独自喝了一通闷酒，心里好生悔恨。这天夜里，他借宿于当地吴氏的楼上，听得邻家传来悠悠笛声，破空穿雪，其声悲凉，加上酒意初醒，弄得人更睡不着了，遂起作《贺新郎》一首。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鹤，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水寒。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年，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我年少时热爱辛弃疾，犹记得他有一句词道：“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便恨不得时光倒流，做这英雄男儿的红巾翠袖去。后来才发现，辛弃疾此人，对女人是不上心的。他家有钱，养了不少歌女舞姬，从来没缺过替他拭泪的红巾翠袖，而他的态度从来是，想送人就送人，想转手就转手，没有一丝留恋。除了他的老妻之外，没听说有哪个女人获得过他深沉的关爱，和其他词人相比，恋爱八卦更少得可怜。

这个男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里，若不是他认可的英雄，不是他惺惺相惜的知音，断不能得到他的青眼——他把最热烈的相思，给了谁呢？脾气古怪的臭男人陈亮。

看看这首词，他对老友陈亮的评价多高，说他风流儒雅，好似陶渊明再世，满腹经纶，又如诸葛重生。这是辛弃疾最赞许的二位古人，他爱陶渊明的进能“猛志逸四海”，退能“采菊东蓠下”的豪迈洒脱。敬诸葛孔明为兴复汉室功业，死而后已的赤诚。

他回忆送别时的情景。不知何处飞来的鹤，停在松树梢上，踏下了簌簌微雪。自己戴着的破帽下，白发又添了不少。眼前这一片剩水残山，真是没啥看头，却又被几点梅花，装点出一些风致来。两三只雁飞过，好生萧瑟——大冬天，哪来的鹤与雁哪？他一个退职的前辛侯，别墅盖得一间间，又怎会戴只破帽子在外面走？所以这是虚指，是境由心生，他心里惦记着倒霉的南宋王朝，偏安江南，前景十分地不妙，眼里就看什么都是剩的，残的，破的。几点梅花倒有骨气，可也作用不大——梅花暗指爱国志士。

佳人重约还轻别，佳人还是指陈亮。一道江水拦在那儿，水深且寒，路断了，车轮生了四个角，都是强调无法追上老友的悲伤。此境地，真个是销魂销骨。到底是谁让你来，让我愁苦成这样呢，害我铸就今天的相思错——想当年，要铸成这样的“错刀”，一定是费尽了人间的铁吧？今夜这笛子，可千万不要被吹裂啊！

辛弃疾怏怏而归。五天后，已到家的陈亮，来信索词，并立即奉和一阕。他的《贺新郎》是这样写的：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根，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陈亮与辛弃疾词风走的是一路，都极尽豪放慷慨。然而也有很多不同，陈亮擅长策论，写词也有文论气，纵横捭阖，而在文采优美和意境深远处，就往往略输一筹了。

这一首词写得直接而急切，仿佛正与知心友面对面，向他痛陈心事，词锋直指国势：臭腐变神奇，季节颠倒，世事错乱，朝廷是非不分。人心已变，遗民们死得不剩几个了，新生代谁还记得国耻。中原沦陷，只剩半壁江山，胡人的妇女，却把我汉室的锦瑟拨弄——是北宋灭亡后皇宫中收藏珍宝图书文献乃至礼乐之器，都被金人掠夺一空的真实写照。

下阕写与知己分别的离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呢？陈亮也是个爱用典的，这里引的是东晋桓温北伐故事。东晋与南宋情势相类，大将军桓温北伐，亦和他们想要收复中原的心事投合。我这样想念你，是因为只有你，从来和我能说到一块儿去。

回应了辛弃疾的相思之情后，又安慰并鼓励老友：“妍皮痴骨”，用的是南北朝时，南燕慕容超之事。慕容超如花美男，少年时代流落长安，为了自保，在后秦姚氏眼皮底下装痴卖傻，时人都以为他是徒有其表的笨蛋。终于被他脱身远去，自立为帝。陈亮说我们一心想着复国大业，估计在世人眼里，也都是被当笨蛋看待呢——但我们乐意，笨蛋当得给什么都不换。

陈亮此次来见辛弃疾，不仅为述旧，还有着政治目的。淳熙十四年，太上皇赵构死掉，他儿子宋孝宗赵昚总算能真正地主政了。赵构活着时，一力偏安，不肯进取。但赵昚颇有雄心，他继位后顶着主和派大头目太上皇赵构的压力，进行过北伐，虽然不幸失败了，被迫和金人订下屈辱的“隆兴和议”。他还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倒是很成功，史称“乾淳之治”。所以在陈亮等主战派人士看来，现在正是推动抗金事业的大好时机。

陈亮行动起来，立刻上前线勘察地形，回来就给孝宗上书，提出许多具体的战略建议。他还上京寻访旧友，联络抗战同仁。而辛弃疾与朱熹，则是他最看重也最想争取的人物。辛弃疾空有一身文韬武略，不得为国家施展，跟他情投意合，顿时结下知交。朱熹呢，这位理学大师跟陈亮也相交多年，但于抗金却是持保守态度的，对陈亮的鼓嘈向来不以为然。这次干脆连面都婉谢不见。

辛弃疾就成了陈亮唯一的高山流水。老辛对老陈是越看越爱，老陈对老辛也是万分珍惜，虔诚地祝愿道：但莫使伯牙弦绝。我俩都要保重啊，少了一个，另一个只能摔琴孤独终身了。

相传，经过炉火九转而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陈亮借以表达两个人坚定的信念：抓住一切时机，不屈不挠，国势必可再强，中原必可再复。那时节，就像龙虎丹成，应声裂鼎而出一样，胜利不可抵挡。

辛弃疾接到这极富革命激情的一词后，又按原韵再和一首。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一年，两人都还未到知天命之年，但在词中都颇为叹息年华之老。这是因为长时间的壮志难酬，知音难觅，现在遇到了，可以一起畅饮畅谈，彼此深晓对方的苦痛与豪情，回想一下，更觉造化弄人，相遇太晚，白发已生，辜负了多少时光！

辛弃疾年纪还要大上三岁，在上饶山水间足足赋闲了八年，回想从前，二十岁千里奔袭的战事，三十岁斗智斗勇的官场，大部分时间，他处于抗金实践中，可也被排除在决策层外，于战和两派的角力中受尽沉浮，对于政局之前景，他和一介布衣的陈亮虽然志向相同，具体感受却是有些不同的。

他的一句“老大那堪说”，比及陈亮的“凭谁说”，更多几分沉痛无奈。整首词，豪气干云中，夹着点点隐忧，更多的是在强调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男儿壮烈。在这里，他继续夸奖老友，说他像胸怀大志的陈元龙，像豪爽侠义的陈孟公，我病了你来纵酒高歌，歌声惊散楼头飞雪——辛弃疾写词，和陈亮还有不同，就是更多情景交融，注重场景与心事的换置，于硬朗中别有一番俊逸之美。他写的这一夜，雪月交辉，把月下两个男人相印的心，照得更加透亮。

在辛弃疾眼里的陈亮，视富贵千钧如一发的无物，说着铁骨铮铮的话儿，这些话儿盘旋在半空，可是，有谁听呢？只有我，只有西窗那一轮月——还是让人不得不深感势单力薄，举世皆非呢。事情总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人心。在又一轮酒后，他不禁向着老友也向着自己发起问来：这样的神州大地，已经几番战乱离合了？有志向有能力的人，就像被弄去拉盐车的汗血宝马一样，遭到弃置……

此夜遥遥千里，关河路绝，既明指两人相距之远，又暗影射现实的艰难。最后长叹一声：“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这一个“怜”字用得情深意重，百感交集，让你也觉得，眼前这个闻鸡起舞，壮志满怀的钢铁男儿，别有种惹人爱怜之处呢。

“看试手，补天裂”，是他们两个共同的梦想，共同的自我期许。这句话，由辛弃疾和陈亮来说，不是无来由的空话。《美芹十论》、《九议》、《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一篇篇呕心沥血的策论里，有的是真知灼见。然而，都落空了，连同他们曾经在深夜里，月光下的盘空硬语。

历史错综复杂，所谓成功，也无非天时地利人和，加上一点点偶然与侥幸。个体的人，纵做个盖世英雄，很可能，最后能成全的，也只是自己的心而已。而在那艰难时世中，能够遇到另一个你，陪我高歌痛饮，那是多么地运气。陈亮与辛弃疾，就是这样，一个独行者，遇到另一个独行者，铁的心起了共鸣，焉能不相思？

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就是永诀。六年后，陈亮便去世了。虽然此间书信往来不绝，然而，种种现实困扰，两人终于再未能相见。

辛弃疾《祭陈同父文》曰：“而今而后，欲与同父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

在上饶时，辛弃疾曾写下一阕词：

《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故作开心地欢乐着，把许多事情抛在脑后。觉得古人书里的话，那些齐家治国，修身养性，兼济天下之类的句子，那些关于理想与抱负的道理，真相信起来，一点用处都没有啊！这话听起来，好像热烈爱过的人，发誓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一样，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些信的，才会有这么多落空后的悲愤不甘。

醉后一个人歪歪倒倒地走着，走在夜间的山道上，对着松树愣愣地问：喂，你看我喝多了不？风一吹，松影摇动，以为松树多事地要来搀扶他了，遂手一甩，一推，大声地斥道：“去！不用你扶！”

醉鬼的言语，真叫人好笑，可又觉得他真孤单呐。世间再没个陈亮来与他说话了。

词人醉了，胡说乱道

王这么

“这不是一首给伤心人的歌，没有为失去信仰者的默祷,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之一, 你将会听到我的声音，当我大声呐喊出来。”

——BON JOVI乐队

淳熙十一年春天，陈亮被抓进了监狱。

第一条罪名，谋逆。他和几个狐朋狗友带着妓女喝酒。有个家伙喝得太高了，竟然搂着女人叫“爱妃呀！”其他的人就起哄，说妃子有了，那也要封宰相喽。醉鬼就指陈亮：他，是左相，转头又指：你，右相。大家哄堂大笑，乱叫乱唱一气后作鸟兽散。没想到此事后被人告发。

第二条罪名，投毒杀人。说他在赴宴时，把跟自家有宿怨的邻居给毒杀了。

第三条罪名，索贿受贿。陈亮刚盖了几间房子，一家人能住而已，但他之前太穷了，穷得伤心，又没正经营生，大家就怀疑，这钱，说不定是借他那当官的朋友朱熹的名头到处要来的。

这些罪名都落实下来，一代狂生陈亮，就性命难保了。因为有谋逆的事在里面，加上陈亮乃知名人士，案子被郑重其事地送到了孝宗皇帝面前。宋孝宗一看，勃然大怒，把案卷扔了一地，说道：“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一介书生，无职无权，在家发发酒疯，怎么蹦跶也到不了天上去，头脑清醒点的主子，谁和他计较？两宋又不时兴文字狱。

陈亮真好运，皇帝发了话，他的好友、学生，以及朝野相信他人品的人，奔走营救，把他从大牢里给捞了出来。罪名虽然都被证明是莫须有，到底沾染了一身晦气。

一个在家秀才，会倒这么轰轰烈烈一个大霉，明眼人都知道，是被罗织陷害了。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辈子：“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册；两讥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一介平民，口气之大，怪不得人人皆目为“狂怪”。

淳熙五年，布衣陈亮伏阙上书，连上三封，宋孝宗很受震动，想要破格启用。苦于此事影响较大，臣子们可能会有意见，正在暗暗计较之时，有一个叫曾觌的人，窥到了皇帝的心意。这位是宋史上有名见风使舵的小人。他跑去找住在旅馆里的陈亮，想要拉拢拉拢，在皇帝面前也抢个功劳。不料陈亮一听说是此人，十分厌恶，竟然翻墙跑了。把曾觌气个倒仰，到皇帝面前好一通添油加醋。而派来考核陈亮的官员，也被他的狂言无忌吓到目瞪口呆，回过神来，组团到皇帝面前痛心疾首地反对，誓不能跟这种人同朝为官。

宋孝宗权衡之后，决定先授陈亮一个官职，至于其政治主张，则不置可否。陈亮大为失望，说我这么辛苦，想要的是为大宋开数百年社稷之业，可不是为了换一个小官来做！拍拍袖子，回老家去了。

曾有朝廷大员对陈亮的评价是：秀才狂言，没什么值得听的。那么，他在策论里，写的到底是些什么呢？大致有以下这几点。

一，援引东晋的悲惨结局，说苟且偏安，必定亡国。统治者不思进取可不行啊，天意人心都会背离你的。

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如撕毁和约，跟金国开战！在战斗中激起民心士气，让真正的人才涌现。

三，中央过度集权，削弱了地方上的活力，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影响国家的财政与民生，要厉行改革。

四，钱塘做首都，不足以立足，应移都建业，依靠荆襄之地发展实力，进而北图中原。

五，皇上乃有为的明君，可惜群臣都不中用。要么忘了君父大仇，只知道谈空说有，要么就没实干能力，总之不论主和派、主战派都不堪重用。

于南宋的现实弊病，看得的确清楚。战略大方向上的规划，也颇有道理。只可惜，每一条都没有现实推行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陈亮把所有朝臣，和战两派全盘否定，他以为国事，只要有皇上支持就可以……想得太天真了。

陈亮没有亲身政治实践，所有主张来自于天资、博学与敏思，到底还是书斋里的一厢情愿，说是“狂言”并不为过。宋孝宗呢，继位之始，他曾替岳飞恢复名誉，起用主战派挥师北伐，大败而归，不得已订下屈辱的“隆兴和议”，靠割地送钱换来暂时和平，只好转而专心内政，居然百姓富足，景象升平，也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了。

只是，南渡之恨，纳贡之耻，总归是心头一根尖刺，于也曾志向远大过的孝宗，这根刺就扎得更深。此时出现了陈亮，尖锐昂扬，志向远大，远非庸碌的朝臣们可比。只是，国力衰微，非一日之寒。变革之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对付宫内那位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太上皇，和各怀鬼胎的文武大臣，就已精力交瘁。重用了他，就能回天？孝宗像每个被复杂现实狠狠扇过耳光的人那样，变成了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者，只能对着陈亮的一篇雄文，深叹一口气。可他也记住了陈亮，那就像昏昏欲睡时闪现的一道电光，一撮火苗，把梦想重新照亮，所以，直到六年后，陈亮的名字，以谋逆之罪再度出现在他眼前，他终于忍不住大发脾气。不仅是因为罪名的牵强，还在于，他不想看到陈亮这个狂秀才悲惨的结局——那好像在讽刺他自己作为君主的这一生，这些未遂之志，这些愧对先祖的丧权辱国。

淳熙十一年，是陈亮的第一次入狱。三个月后，他从狱中回来。休整一段时间，赶上太上皇赵构死了，主和派的最大靠山倒下，他又看到了机会，决定再次伏阙上书。这一次，他长了经验，出发之前，先跑到南宋与金国之间的战略要地京口、建康一带考察地形，得出的结论是，此地龙盘虎踞，地形开阔且有水师之利，移都城于此，励精图治，足可以与北地争雄。

他在这里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词，据说，毛泽东晚年病中，读这首词而失声大哭。

《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远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莲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简直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的策论，而气韵雄浑，又自有一番壮丽的诗情。他先描绘了京口在战略上的地形优势，足可以拥此而进军中原。指责把长江看作南北疆界只适合偏安的观点，嘲笑历史上在江南苟且偏安的王朝们。然后又运用东晋的典故。西晋灭亡，皇室与群臣仓皇南渡。大家心里还是很悲伤的。一到春秋佳日，就成群地跑到江边上，喝着酒，隔水遥望故国。有一次，有个人就在那叹息，风景还是一样的，山河却已经变色了呀！人们都流下泪来。只有丞相王导，勃然作色，斥道：“我们应当共同效力朝廷，收复神州，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地对着哭呢！”

这就是“新亭对泣”的故事。新亭在今天南京市，也就是在陈亮考察过的建康。陈亮这时，干脆把王导、谢安这些东晋王朝的功臣也一并骂了，说他们枉称英雄，白白守着个长江，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收复中原，一洗胡人腥膻。只有形势有利，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在此挥师北上，长驱直入，像祖逖与谢安那样，打败北方强敌嘛！

关于词中所说有利形势问题，他曾在初上宋孝宗书中明确解释过： “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 ，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 ，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 ，则国家之势成矣。”这一次，再次上书孝宗，便根据考察，补充完善了意见。

多景楼，是京口也就是今日镇江的名楼，在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辛弃疾也曾来此，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

辛弃疾写下此词时，已经六十四岁，被起用为镇江知府，担负着抗金卫国的重任。然而，在词中，他的情绪是郁结的，充满了于时局的迷惘，时不我待的焦虑，以及英雄老矣的悲怆。整首词读下来，是一种把栏杆拍遍后，怆然长叹的低徊感。完全不似陈亮的北固楼怀古，那种昂扬乐观的心态——是时，陈亮也已经去世多年了。

陈亮的再次上书，还是无功而返，宋孝宗也老了，有心无力，没办法再陪他兴奋了。回老家两年后，陈亮再次因谋杀罪入狱。当年陈亮的父亲也是因此被指控而身陷囹囿。现在又轮到陈亮了。原因是陈家的家僮，把当年侮辱过陈亮父亲的人给打死了，死者临终前说：“是陈亮派人杀我的。”

陈亮被关了一年，两个家僮被打得死去活来，却并没有供出陈亮主谋。最后，因无确切人证物证，加上辛弃疾等人奔走相助，还是把陈亮给无罪释放了。本来菲薄的家底，就此弄得个一干二净。

这件事很是蹊跷。陈亮一家，在当地与亲族乡里关系一直处得不太好。陈亮自己总结道是“与世多忤”，但说到纵家仆杀人，乃至于亲自投毒，也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有必要先介绍下永康，在南宋时，这是个很穷的小地方，既无现在的商业发达，又未像江浙其他地区那样占到鱼米之盛。“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贫瘠，在农业生活就意味着贫困与艰辛。民风善嫉好争，多有无赖以打官司而谋生博利。陈亮一家，在当地是异数。陈亮祖父是个不第秀才，前半生从文不成从武不遂，只好把后半生泡在酒杯里，醉酒狂歌，备受乡人侧目。陈亮更把这狂放发扬光大，穷的时候也不过被指点嘲笑，一朝突然发家了，难免要遭受嫉恨。

陈亮一介布衣，但名声太大，作为最坚定最鼓噪的主战派，政敌也很是不少，历年来不知得罪过各路大小多少官员……凡此种种，似可解释他为何一再陷入无头官司。然而真相如何，也无从确知了。好在，陈亮相交的友人，朱熹、辛弃疾、吕祖谦……当世学者豪杰们，都坚决地表示相信他的学问人品。

他的老家，还谣传着陈亮当强盗的说法，说他白天读书，晚上蒙着脸去拦路抢劫，理由是他以前穷得老爸死了都没钱下葬，老婆都跑回娘家了，现在咋就突然致富了呢？其实，事关家国的宏大叙事背面，他真实的人生中，还曾做过生意，办过学堂，所倡导的学术，也是实用为体，讲究功利，而非道德文章——又有辛弃疾这样富翁的资助，钱的来路，并不算太可疑吧？

可疑的是他这个人本身，在那样保守中庸，人人循规蹈矩的社会里，他明明具备一定的生活与处世常识，偏要独出心裁地过日子，飞扬跋扈，顾盼自雄。如此狂徒，惹世人憎恶。死后都不得盖棺论定，被后世毁誉参半，就连命运之神，也会在冥冥中，要对他冷笑呢。

陈亮的一生，还有另外一件纠结的大事，就是考科举。从青年时代开始，考三次都未中进士，直考得灰头土脸。他平日里，一再声称不为做官，为什么又要如此执著于科举？

他的友人叶适一语中的：“使同甫晚不登进士第，则世终以为狼疾人也。”在世人眼里，唯有科举才是正经出身，表示你有真本事。如果陈亮不能考上，他的所有张扬，都只会被看成书生的夸夸其谈，酒鬼的胡言乱语。

五十五岁，陈亮终于高中状元。连新皇上宋宁宗，都为他高兴，长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激动得哭了，拉着弟弟说：“等我富贵了，一定提拔你，死后，我们也能穿着官服去见地下的先人了。”

他一生说了很多话，唯这一句让我心生寒意。这还是他吗？还是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那个陈亮？简直就是范进中举。毁灭一个人很容易，但打败一个硬汉如陈亮，让他在自己曾深深不屑的事物前弯下腰来，这才是命运最恶毒的惩罚。

功名到后，一切都好，朝廷也准备将其大用，不料，陈亮在赴任途中暴卒。连证明自己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又是桩无头案，不知道是病死，还是被人暗害。甚至有传说是因强霸民女而被人杀掉的。

陈亮一生，围绕着他的飞短流长，太多了，多得像乌云一样，慢慢遮住了那个昂首呼喊的身影。终不能否认的是，他是个风流人物，大江东去，中国历史上能剩下来的风流，其实并不多。

陈亮最卓越的成就，不是救国，更不在词藻，而是学术，是他创立了永康学派。活着时，他的家乡容不下他，死后，他被他们当文化名人炫耀。

他的一生，过得像他写的词一样，议论横生，狂放不羁，随时随地都大声唱着。你要是喜欢他呢，就当是志士的呐喊。不喜欢呢，就当是一个秀才喝醉了，在胡说八道吧。

我姓辛，艰辛的“辛”

王这么

英雄骑马还故乡

辛弃疾根本无心写词，偏偏写上了词坛高峰。

他这一生，可以是英雄，是战士，是将军，是封疆大吏，甚至乱世火中取栗的枭雄……唯独，不必要去当一个词人，青春作赋，白首穷经，那不是他的志向，不是他的风格。

辛弃疾曾被时人呼为“辛侯”，这个称呼里，包含着人们对其经世才干的赞许，也寄托着对他收复中原的期望。可惜，时间流转，铁火沉寂，如今人们提到辛弃疾，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词了——“爱国词人”，这真是一个嘲讽。

所有的故事，要从辛弃疾的祖父说起，这个老人的名字应该被记住，是他，给了幼年辛弃疾一生的志向，也是他，为了国家，忍辱负重，付出了常人想不到的代价。他叫辛赞，是北宋末年进士，当家乡沦陷于女真人铁蹄时，他没有像其他有点身份的人那样，跟随皇室南逃。

女真人来后，几轮屠杀和掠夺，北宋的官军虽然跑了，百姓自发组织的义军、民兵，却被激起了顽强斗志，抵抗运动风起云涌，甚至有些城池，在悬殊实力下全城被屠，也无一人放下武器投降。小小的村庄，只有三五青壮年，也会伺机去打击侵略者。女真人受不了这种骚扰，开始有意识地任命一些汉族读书人做官，想借他们的声望和传统儒家的政治体系来管理民众。这些汉人官员中，就有了一个辛赞。

汉人官员们屈身事敌，气节败坏，却也亏了他们的周旋，给饱受摧残的中原农耕文明保存了生机，忠奸对错，谁能说得清？辛赞在他们中间，又是格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个。他暗地里，总在搜集着情报，寻找时机，盘算着能够反戈一击，给女真人以狠狠的打击。这个诈降兼无间的策略，在没有同盟，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悄悄地进行着。

这个策略，传说西汉的李陵使过，被夷族，三国时蜀汉的姜维做过，事败自杀；后来，南宋将领张胜，在四川的山水间为这个国家的尊严做最后抵抗时，也做过，被蒙古人凌迟处死了。

风险真是太高了，还有承受的骂名，忍辱负重的痛苦，足以压垮一个正常人的神经，是怎样的精神支柱，支撑着他们？

国破家亡面前，死不容易，活着，等待复仇机会，更不容易。辛赞等了很久，并没有寻到合适时机，但他把种子种进了儿孙们的心里。

济南辛氏满门，个个不负国家。

辛弃疾曾写过一首词，吐露过这个家族的艰辛史。

《永遇乐·戏赋辛字送十二弟赴都》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十二弟是辛弃疾的族弟，叫辛茂嘉，小时候和兄长一起，听爷爷讲忠义之道，爬上高山，讨论排兵布阵，那里，可以屯兵，那里，可以伏击……后来又跟随兄长参加义军，渡江，供职于军营。他也是个能干的男儿，管理边防军务很是出色。

这大概是十二弟刚被朝廷召用，正要赴都城临安的时候，做哥哥的为他饯行，并趁机进行了一番革命家史教育。

辛家原籍北方，后来因为军功而定居山东济南，本来就有着尚武和精忠报国的传统。所以辛弃疾提到此点，很是自豪。而经过了多年来的磨折，他也深知，忠义二字，真正实践起来，是多么艰难。

辛苦，辛辣，辛酸，种种难尝的滋味，就是辛家人的宿命，也是骄傲。醇酒妇人之类世间乐事，是不会进我家大门的，和那些锦衣玉食的无用之辈相比，我们有自己的光荣。今后，你只管尽心地去做一番事业，也不用牵挂着我，当咱们都老得满脸皱纹时，再回忆今天这一番戏说也不迟啊！

起笔千钧，几行字直下，风雷隐隐。

回到辛弃疾二十二岁那年，他带领家乡子弟兵二千人，在济南起义。这一年，适逢金主完颜亮迁都开封，并准备大举侵犯南宋。征兵征粮，鸡犬不宁，中原各地百姓都在蕴酿起事，正是辛赞等了多年的大好时机。

辛赞没有看到这个局面，他于一年前怀着遗恨病逝。但他对辛弃疾的培养是成功的，从十八岁起，辛弃疾就凭着出众的文才，得到了去金国都城考进士的机会，他去了两次，考试事小，刺探敌情事大，金国的政局变化，军队调动，一一落入这个年轻人明亮的眼里。

起事后，辛弃疾率部投奔了最得声望的耿京义军，被任命为掌书记，管理所有文书事务。耿京非常欣赏他，把帅印也给他保管。

辛弃疾碰到了两次义军存亡的危机。第一次，他的同乡，另一支济南义军的首领，义端和尚，在经辛弃疾劝说归入耿京军队后，忽然从辛弃疾的帐中偷了帅印逃跑，想献给金人立功。

耿京大怒，面临着军法从事，辛弃疾单枪匹马，连夜追击，夺回帅印，砍下了叛徒的头颅。

第二次，是在义军决定归附南宋政府，收编为正式军，以便南北呼应统一行动时，辛弃疾作为义军代表，南下面见宋高宗赵构。回去的时候，却得到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暗杀的消息，义军失去首领，一部分溃散，一部分被劫持着投降了金国。愤怒之中，辛弃疾带着五十余骑人马，千里奔袭，直入叛军大营，措手不及地捉住张安国，并召集了一万多名义军，马不停蹄，南渡淮水，投奔了南宋。

年轻的辛弃疾，战斗力之悍勇，个性之雷厉风行，应变力之高，已经有了未来的名将风采。

我想象，当马蹄终于踏上了淮河南岸，紧张的神经总算可以松弛，他也会情不自禁地勒马回望吧，站在高高的山岗上，背后，是沦陷的故乡，祖辈的墓园；前面，是从没去过的江南，朝廷所在的方向，精神的故国。

他的心里，会交织着多少壮志和忧愁？这样的心境，很久以前，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祖逖有过，围城中月下白衣吹胡笳的刘琨有过，自恋又骄傲的大将军桓温，也曾有过……那些以一己之力，要力挽狂澜的人，不管外表多么务实，坚毅，骨子里，都有着种英雄主义的浪漫。

英雄骑马还故乡。现在，轮到他了。

男儿到死心如铁

鲁迅曾劝郁达夫不要搬家去杭州，理由之一，就是湖光山色，最消磨人的志气。江南风光，是柔性的美。唐代韦庄就已经说了：“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真是埋杀人的温柔乡。

住在江南的人，真的没有志气吗？我们知道，至少在吴越时期，绝对不是的。断发文身，江河上来去如风的原住民们，好斗善战，性格集坚忍与狡猾于一身，和中原地区相比，是典型的野蛮人。既尚武，冶金工业又发达，传说中的名剑鱼肠、湛无、干将、莫邪，都出在吴越。

从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把头颅高悬国门，化身钱塘江的怒潮，年复一年银盔白甲，来访故国，一直到明末江南惨烈的抗清斗争，被再次入关的女真人一座座屠城而不馁，民间反抗活动持续了清人统治的二百多年。江南的骨气，就像烟雨桃花渲染中的山水，清是清，秀是秀，走近前去，伸出手，才知下面是凛然不可摧的岩石，才知道这一掬春水，也是会溺死来犯者的。

但，江南毕竟又太安逸，怀有雄心壮志或深仇大恨的人，会渐渐地爱上且珍惜着这里的和平，觉得战斗是件太残酷的事情。长江一道天险，又麻痹了多少王朝的警惕心。历来都说此处虎踞龙蟠，有王气升腾，然而，都城建立在这里的朝代，都很短命，估计就有这些个原因。

江南人，只在受到欺侮，美满生活被外力野蛮打破时，才会奋起而反击，爆发出令人惊叹的义烈而刚勇，无愧于祖先的灵魂——之前，他们多是斯文快乐的和平主义者。

南归后的辛弃疾，带着北方人的直率，背负北地父老的目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心里的急切，他的壮志，在江南的花朝月夕里，遇上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阻碍。

自1162年，率义军投奔南宋后，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此后多年都是些官微言轻的小官，很不受重视。

正值张俊北伐失利，满朝文武胆战心惊，他写《御戎十论》，递送朝廷，分析宋金形势和军事利害，皇帝不置可否。到宰相虞允文筹备北伐时，再献《九议》，讨论对敌战争具体策略，还是未被采纳。

那些策论，今天回顾起来，才看出辛弃疾的深谋远虑：预言金国必内乱而衰败，可以加强策反和间谍战；做持久战准备，在两淮屯田，训练民兵武装，加强边境的国防能力；减免国内税赋给民生以休息，出兵山东而攻河朔等等，最重要的，收复中原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事业，请皇帝不要只把它当成家事，士大夫不要计较私利……

可惜，当权者置若罔闻，一次次北伐策划半途而废。为什么？一是朝廷对北归将士的不信任，二是主战与主和派的互相掣肘，三是皇室的私心，官僚们的暗斗；四，还有决策层的少谋难断，宋代以文臣执掌武事，通常缺乏军事素质，武将人才凋零，多莽夫而少智谋，文武又长年不相得，桩桩件件，错综复杂，任你英雄好汉，也似进了盘丝洞，被绊得鼻青脸肿，寸步难行。

当扑灭了向金国私贩耕牛与马匹的茶商军后，朝廷才给了他实权，安排做知州兼诸路安抚使等职务，管理一路军政，他立刻做出了成绩。

在湖南建立飞虎军，军队素质为沿江最高，此后三十年内，这支军队的实力被金人深深忌惮。在隆兴知府任上，顺利解决了当地的饥荒……

换来的是短短两年里，被调动四五次，江浙两湖，跑了个遍，搁交通便利的今天也算是折腾人了。这是传统上宋朝廷对大臣的约束，不使久留其位，也就防止了他们积累实力，做出什么不利朝廷的事。辛弃疾是太能干了，所以被调动得特别快。

后来，干脆给他罢官了，表面上是因为各种理由的弹劾，其实，还是逃不过那些觊觎的眼和明枪暗箭。

四十岁到五十岁，一个男人阅历与智慧的最高峰，却在江西上饶闲居十年之久。好容易再被起用，很快又被赶回家。生涯基本上就遵循这个规律：形势紧急了，需要笼络人心了，辛弃疾呼之即来，挽袖子干活；稍为安定了，就把辛弃疾踢回老家待着——换了个人，早就去你娘，老子不干了，可辛弃疾不，他也不爽，也疲惫，但不赌气不泄气，给一分机会就做到底——自古多少豪杰，都在这泥坑酱缸般的现实里，失去耐心，涣散力气，只有少数人坚持到底，触南墙而不回，虽九死而不悔，这样的人，就算失败得悲惨，他的人生也已经足够辉煌。

因为，辛弃疾的眼里，有一个永远而坚定的目标；手底，有无数急待完成的事务。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上饶大批词作之中并不起眼的一首。事情也简单，在外面游玩，夜宿某家茅屋而已，可是读起来，就气象万千，苍凉辽远，感觉荒山草屋里那个老头儿，绝非等闲人物。

鼠绕蝠飞，小小的草屋在风雨中，好像很快就会被吹走。里面的人难以入睡，却不是因为阴森动荡的环境，而是回想起平生经历，奔波江南塞北，几十年过去了，回到家时已经白发苍颜。两句话今昔对照，余意无穷，可知这风尘中，有过多少艰苦跋涉，又多少壮志未酬？这该是又一桩惨淡的人生案例吧？不，当夜半再次醒来，黑暗中涌现在他、也是在读者眼前的，竟然是万里江山，忽然之间，一首词就天宽地远，大气磅礴了，你立刻就知道了，这个人看起来再老再瘦弱，他的心仍然是辽阔的，他的理想坚不可摧。

辛弃疾晚年时，韩侂胄当权，此人倒是有心北复中原，可人格无法服众。外戚干政，骄横奢侈，好大喜功，弄了一批阿谀奉承之徒，做不自量力之事。他把六十四岁的辛弃疾又找出来，想利用他的人望为自己撑腰，又怕“功劳”被抢，心里纠结得很。

辛弃疾平时闲居，都密切关注宋金形势，在任帅守期间，更派出探子多方刺探金国军情，知己知彼，对韩侂胄的冒进，感觉极不靠谱，屡次向皇帝建议，现在国力未丰，兵将未得到良好训练，不是大举伐金的好时机。

这时候的皇帝宋宁宗，是被韩侂胄一手扶上皇位的，听韩党吹嘘得天花乱坠，好像收复中原的伟业唾手可得，被辛弃疾这冷水一浇，很不高兴，辛弃疾又被排除在决策层外面了。

几经折腾，1206年5月，辛弃疾度过66岁生日的时候，南宋正式对金国开战，被打得落花流水。朝廷又想起了辛弃疾，连番急招，官至兵部侍郎。这一次，轮到辛弃疾不干了。不仅体力不支，他已经看到，这一场闹哄哄的戏，残局已定，无法收拾。他自个回家了，回家后身体立刻垮了，次年就病逝了。

他死的时候，局势乱成一团，南宋再次求和，金国点名要韩侂胄的脑袋，韩侂胄为了保命，又想要打仗，朝廷的任命诏书，刚刚送到床头，要他立刻回来……都与他无关了。

那个骑着战马荣回故乡的少年，宁可马革裹尸还的战士，终于还是像祖父一样，病死在儿孙环绕中。以平常人的一生来说，这个结局，当然算是善终，对于辛弃疾，却是那么地遗恨无穷。

还记得那年，他再次被皇帝召见，有望被委以军国重任。已经八十岁的陆游，写长诗送行，感叹道：“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嘱他不要计较小人们的排挤，一心为民族作战。

真正的男人，只会跟另一个真正的男人做朋友。“老却英雄似等闲”、“一树梅花一放翁”的陆游，把平生报国的志向，寄托在了也是六十多岁老人了的辛弃疾身上。白发对视，无一丝自怨自艾，这情景，真是可以震动一个朝代的悲壮。

大材小用，管仲萧何一样的才华，就这样被浪费了。可没有人能够，庸俗地以成败论他，他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虚度。

《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年、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首词，亦写于闲居上饶时，是辛弃疾应和他的好友，另一位硬汉陈亮的。

陈亮是学者词人，也是狂人、衰人，一生得罪社会太多，曾三次被关进牢里。和辛弃疾那叫一个臭味相投，酒逢知己千杯少。辛弃疾用三国的陈登，和西汉的陈遵来比喻彼此。陈登智勇双全但性格狂放，对那些胸无大志，无才无德的人，会当面无视掉。陈遵是位游侠，为人豪爽，每次请客，为了能够通宵畅饮，总是把客人车子上的车辖下掉，扔到井里。

去年，两人在鹅湖相会。是冬天，弃疾生了点小病，陈亮却是意气昂扬，为了劝慰友人，边喝酒边高声唱起歌来，不知道唱的啥——反正嗓子是亮的，曲调是激昂的，把楼头积雪都惊得飞散了。还说了好多豪言壮语，不过，当时一起听到的，就只有窗外一轮冷月了——深情里带点儿对陈亮老弟的嘲谑，是极相知的朋友才有的语气。

下面便说到神州大事了，还是那样混乱，人心不齐，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中原故土，仍然在沦陷中……交代了这些不堪后，才显出了陈亮人格的可贵：“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像祖逖那样闻鸡起舞，死也不放弃理想，一个“怜”字，用得最刻骨，既是对友人的赞许，更表明，他深知友人的理想，实现起来多么艰难，他面对的未来会多么危机四伏。

男儿到死心如铁，是陈亮，更是辛弃疾自己。这一首词，慷慨淋漓，雪月交辉，像极辛弃疾的一生。

我们家的青兕和老爷子

在政坛混，要拼权谋，拼关系，还要够心狠手辣，够奴颜婢膝。用厚黑学打开上升的通道，这也是一种才能。

想做忠臣吗？OK，先学做奸臣，才有机会，能把你的忠义贯彻下去；想救苍生？很好，先做个视苍生如草芥的权臣吧，不然你拿什么救人？

许多有理想有才华的人，都栽在这里了，这很吊诡，如果你做了，你就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如果你不做，不仅什么都干不成，而且可能自身难保。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流行“成功学”、“职场指南”，最津津乐道为人处世的技巧，好像技巧足够，一切都能得心应手。

而我还是喜欢某些流传已久的老话，其中一句叫：“人在做，天在看。”还有一句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有所敬畏，这个世界，才不会一往无前冲向死灭。人性善恶交织，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还有一部分人，用善、美和信仰，去反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拒绝与恶合流，哪怕代价惨重。文明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性的斗争史。

辛弃疾能不能厚黑到底，视万民如草芥，一心只往上爬？他可以，他有的是世故与权谋。

举个例子，在长沙组建湖南飞虎军的时候，条件十分艰难，一切白手起家，从招兵买马到营房、兵器。虽然皇帝同意了，朝中掌管军事的大佬们还是有人反对，想把这件事给搅黄了。辛弃疾心中有数，更加快脚步了。他要在一个月内把飞虎军的营房做好，可是正值秋天，阴雨连绵，缺少了二十万片瓦没办法烧制。还需要大量的石块，凭现有的人工，根本没办法在短期内采完。

很麻烦吧？辛弃疾用了两个简单的办法解决了。他请长沙城中的居民，每户从屋头上送二十片瓦来，现场付瓦价一百文钱。居民们全拎着瓦来了，两天就凑足了数目。石头呢，他让当地的囚犯去采，不白干，根据交来的石块数目，给减轻罪情——犯人们干得热火朝天，也很快就完工了。

其他费用也都落实得很快，一切进行神速，朝中的大佬们，终于逮到把柄了，跑到皇帝面前说辛弃疾在搜刮老百姓的钱，要不效率这样高？飞马递来了一道“御前金字牌”，命令立刻停止飞虎军的组建。这金牌可是经皇帝和宋朝的国防部“枢密院”发下来的，万难抗拒。该赶紧停手并惶恐待罪了吧？辛弃疾才不，他把金牌藏起来了跟大家说，没事，皇上夸咱们呢，继续干。

干完了，他把所有费用，经营过程，营寨详图，全部写成折子，送给皇上看，一清二楚，任你四大会计事务所也找不到毛病。皇帝也就只好放心了。

这些招术，够不够奸？够不够猛？类似的事，在他的为官生涯里还有很多，心细的没他胆大，胆大的没他心细……唯一的遗憾，没用在“往上爬”的金光大道上。什么建军队搞边防啊，救灾救荒啊，整治民生啊，这类吃力不讨好的事，倒用足了花招。

好在，他也不是自虐狂，他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打理得很好。不说别的，他从来就没为经济愁过。四十岁时，就买下了江西上饶县外连带湖在内的一片土地，起了个庄园，叫“稼轩”。其规模，依洪迈的《稼轩记》说，有湖有田，建了一百多所房子，亭台楼阁，样样俱全，还是自己亲手绘图纸设计的，被弹劾落官后，正好，他拍拍屁股就回去搞装修去了。

古板的道学家朱熹，跟辛弃疾关系很好，还没全部完工呢，就悄悄地跑去看了看，张口结舌地回来了，给陈亮八卦说，那个华丽哇，我从来没见过！

后来在瓢泉又买地起了个别墅。有文字记载的侍妾就有六个，儿女加一起至少有十个，一大家子住庄园里，养的奴仆也不会少……

对朋友也一掷千金，和刘过一见面就送他两千贯，还要给陆游盖房子。总之很有钱，有钱得超出了正常，如果只靠俸禄，想都别想。

钱怎么来的？弹劾他的人也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他贪赃枉法，横征暴敛。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用军队经商，这其实是宋朝军中的传统，朱熹有次无意中拦截过他的一船牛皮。辛弃疾说是公物，给讨了回来，朱熹也没办法，背地里摇头而已。

另外我猜测有些从土豪劣绅那里敲诈来的。他一向讨厌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到哪儿都是严打。其他的来路不好说，不过，不影响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恰恰相反，这点悬疑的瑕疵，才更落实了那个雄豪一世的辛弃疾，在人间真实的音容。

隆兴府粮荒，他来了，召募诚实的人用官银去各地买粮，下令屯积粮食者流配，抢粮食者斩。一手开源一手高压的政策下，粮荒迅速解决了；在福建缉盗，逮到一个就斩首，刹时间群盗远遁，境内太平。

“奸贪凶暴”，是对头给辛弃疾的评语。这四个字下得也好，这位辛幼安先生，绝非清流与圣母，他可是一头力能杀人的青兕呢！

所以清朝的陈廷焯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很可惜，如果不是着了那个“收复中原”的魔怔，如果不是故国山川，遗民血泪，从年少时就刻在心底，他何必把一生过得如此憋屈？

只能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我不会，是我不能够。

幸亏，他懂风情，会享受，有的是自我调适心情的方法。游山玩水，歌舞欢宴，呼朋唤友，填词作赋，或者，只在附近村里头闲晃也好啊。

《清平乐》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喜欢乡村，连庄园里都留下不少空地做稻田。今天喝了点酒，跑到边上的小村里，正是春天农忙季节，可他不说这个，却说起那些在看家的老头儿老太太，和小孩子来。老头儿老太太已经白头到老了，还在用婉媚的吴地方言说着家常话儿。家里的几个娃儿，还没到下地的年纪，可也不闲着。大的在菜地里锄豆苗，二的在编织鸡笼，最小的最懒散，睡在溪边上剥莲蓬——倒也是个活计，就不知道吃得多还是剥得多。

茅屋低小，溪边青草，日头晒得懒懒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空气里弥漫着股子劳动的喜悦，这是春天最普通的江南农村景象。辛弃疾写这个，竟然写得陶陶然。

在乡间终老，老到头发都雪白了，和老伴坐在夕阳下瓜架旁，看儿孙们嬉闹……如果可能，他会过这样的生活？

也许吧！辛弃疾一生，常以三国、两晋的英雄们自许，但最欣赏的人，却是陶渊明。

他心中的陶渊明，跟传统形象并不太一样。他说，陶渊明才是大豪杰，想做官，就出来，讨厌官场了，就回家种田，坦荡率真，根本不在乎世人怎么想。他说，陶渊明的人生才是大境界，不像谢安那种，装模作样，非说啥我是为天下苍生而出来的；他写了好多追慕老陶的词，希望有一天，也能过着淡泊而高远的生活……

不如说，这是另一个辛弃疾，把理想和人格超越到现实之上，他心目中完满的自我。现实当然是无法超越的。他的雄心和才华，都不允许。当现实开始召唤，他就会立刻出发。就像大家目中所见的那样：“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念，单车就道，风采凛然。”

还是一头青兕。村头溪边和老妻唠家常的老头子，那种形象，当然也会有，但只他的家人子女，能见到了。

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Table of Contents

- 却见词人在高墙

- Unnamed

- 会写词的强盗

- 爱看美女的和尚

- 追男仔的姑娘

- 被代笔的人生

- 大好河山可骑驴

-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 一人有一个梦想

- 贬谪者的春天

-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 怪御史与一枝梅

- 两个男人间的传说

- 词人醉了，胡说乱道

- 我姓辛，艰辛的“辛”

- 英雄骑马还故乡

- 男儿到死心如铁

- 我们家的青兕和老爷子

- 更多的人漂泊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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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见词人在高墙

Unnamed

会写词的强盗

爱看美女的和尚

追男仔的姑娘

被代笔的人生

大好河山可骑驴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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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者的春天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怪御史与一枝梅

两个男人间的传说

词人醉了，胡说乱道

我姓辛，艰辛的“辛”

英雄骑马还故乡

男儿到死心如铁

我们家的青兕和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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