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我的北京

光与影

味儿

声音

玩具与游戏

家具

唱片

钓鱼

游泳

养兔子

三不老胡同1号

钱阿姨

读书

去上海

小学

北京十三中

北京四中

大串联

父亲

北岛，原名赵振开，一九四九年生于北京，现居香港。一九七八年与朋友创办《今天》文学杂志并任主编至今，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北岛　城门开

城門開

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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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门开／北岛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2010.10重印）　（2011.3重印）（2011.5重印）

ISBN 978-7-108-03529-5

Ⅰ．①城…　Ⅱ．①北…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392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封扉设计　赵天汲

封面题字　欧阳江河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9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5

字　　数　132千字　插页0.5印张

印　　数　60,001-80,000册

定　　价　35.00元

给田田和兜兜

城门城门几丈高？

三十六丈高！

上的什么锁？

金刚大铁锁！

城门城门开不开？

……

——摘自童谣

序：我的北京

二○○一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这一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在记忆的迷宫，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与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

特别要感谢曹一凡，作为我的邻居、伙伴和同学，他不仅在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帮我校正还原了大量的关键性细节；当然还要感谢李陀和甘琦，正是这两位挑剔的“读者”　，让我在写作中永远如履薄冰。

北岛

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于香港

光与影

一

二○○一年年底，我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飞机降落时，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灯光足球场。那是隆冬的晚上。出了海关，三个陌生人举着“赵先生”牌子迎候我。他们高矮胖瘦不一，却彼此相像，在弧光灯反衬下，有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影子。欢迎仪式简短而沉默，直到坐进一辆黑色轿车，他们才开始说话，很难分辨是客套还是威胁，灯光如潮让我分神。

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用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也就是说，当全家过年或豁出去不过日子的话，总耗电量才不过十四瓦，还没如今那时髦穿衣镜环形灯泡中的一个亮。

这在三不老胡同1号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可就全北京而言，恐怕远低于这个水平。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一拉灯，那功课怎么办？少废话，明儿再说。

灯泡一般都不带灯罩，昏黄柔润，罩有一圈神秘的光晕，抹掉黑暗的众多细节，突出某个高光点。那时的女孩儿不化妆不打扮，反而特别美，肯定与这灯光有关。日光灯的出现是一种灾难，夺目刺眼，铺天盖地，无遮无拦。正如养鸡场夜间照明为了让母鸡多下蛋一样，日光灯创造的是白天的假象，人不下蛋，就更不得安宁，心烦意乱。可惜了的是美人不再，那脸光板铁青，怎么涂脂抹粉也没用。其实受害最深的还是孩子，在日光灯下，他们无处躲藏，失去想象的空间，过早迈向野蛮的广场。

据我们物理老师说，当人进入黑暗，短短几分钟内视力可增至二十万倍。看来黑暗让人洞若观火。灯火本来是人类进化的标志之一，但这进化一旦过了头，反而成了睁眼瞎。想当年，我们就像狼一样目光敏锐，迅速调节聚焦：刷——看到火光，刷——看到羊群，刷——看到无比美好的母狼。

要说当年“四眼儿”多，除了灯光条件，更主要是与学习态度有关。那时同学争论中胜方最有力的论证是，农村黑灯瞎火，怎么倒没几个“四眼儿”？尽管学校提供晚自习室（包括空间与充足的灯光）　，可挡不住靠时间差出人头地的，更挡不住在正统知识外看闲书的，如一凡，钻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早早加入“四眼儿”的行列。

当年北京路灯少，很多胡同根本没路灯，即使有，也相隔三五十米，只能照亮路灯跟前那点儿地盘。大人常用“拍花子”来吓唬我们。所谓“拍花子”，指的是用迷魂药绑架拐卖孩子。这故事本身就是迷魂药，让多少孩子困惑，谁也说不清细节，比如用什么玩意儿在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自动跟坏人走了？要有这先进武器，台湾不是早就解放了？没准儿是解放前某个犯罪案例，在口头传说中添油加醋，顺着历史的胡同一直延伸到我的童年。

对夜行人来说，路灯与其是为了照亮，倒不如说为了壮胆。他一边骑车一边哼下流小调，叮当按铃。一旦某个路灯憋了，或被孩子用弹弓打碎，他就慌了，开骂，捎上祖宗八代。

路灯少，出门得自备车灯。五十年代末骑车还有用纸灯笼的，有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为证。那时大多数用的是方形手电式车灯，插在车把当中。再高级的是磨电灯，即用贴在瓦圈上的小磙子发电。由于车速不均，车灯忽明忽暗。那可是北京夜里的一景。

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

我自幼和弟弟妹妹玩影子游戏，两手交叉，借灯光在墙上变幻成各种动物，或弱小或凶猛，追逐厮杀。后来谁也不愿意扮兔子。弱肉强食，连影子游戏背后都有权力意志，操纵者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

对孩子来说，黑暗的最大好处就是捉迷藏。一旦退到灯光区域外，到处可藏身，尤其犄角旮旯。刚搬进三不老胡同1号，院里还有假山，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夜里瘆人，说什么像什么。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捉、藏双方都肝儿颤——谁能保证不撞上郑和或那帮丫环的幽灵呢？听那带颤音的呼唤就透着心虚：“早看见你丫啦，别装蒜，快出来吧——”待冷不丁背后一声尖叫，全都一身鸡皮疙瘩。

讲故事也得趁黑，特别是鬼故事。老人给孩子讲，孩子们相互讲。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度，用鬼来吓孩子吓自己实在有利于道统。上初中时，毛主席号召讲不怕鬼的故事，让人一时蒙了。首先这世上胆儿大的不多，再说不怕鬼多了个阐释的麻烦：先得证明鬼的存在，才能证明鬼并不可怕。

“文革”期间，我们白天闹革命，夜里大讲鬼故事，似乎鬼和革命并不矛盾。我住四中学生宿舍。先关灯，用口技配乐烘托气氛。到关键处，有人顺手推倒护床板或扔出破脸盆。在特技效果的攻势下，那些自称胆儿大的没一个经得住考验。

日光灯自七十年代初广泛应用，让北京一下亮堂了，连鬼都不再显灵了。幸好经常停电。一停电，家家户户点上蜡烛，那是对消失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追忆与悼念。

二

醒来，天花板被大雪的反光照亮。暖气掀动窗帘，其后模糊的窗框随光流移动，如缓缓行进的列车，把我带向远方。我赖在床上，直到父母催促才起来。

大雪是城市的幻象，像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很快这镜子就支离破碎了，转瞬间，到处是泥泞。上学路上，我披着棉猴儿，抄起一把湿漉漉的雪，攥成雪球，往胡同口那棵老槐树扔去。可惜没击中。冲进教室，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窗户又像列车驶离站台，不断加速。室内幽暗，老师的身影转动，粉笔末儿飞扬，那些黑板上的数字出现又消失。老师突然扬起教鞭，指着我喊道：“嗨，问你哪，听见了吗？”

随下课的铃声，春天到了。房檐吸附过多的水分，由白变黑；天空弯下来，被无数枝头染绿；蜜蜂牵动着阳光，嗡嗡作响；女孩儿奔跑中的影子如风筝，谁也抓不到那线头；柳絮纷纷扬扬，让人心烦。我开始写作文，先抄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再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写道，他在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上看日出。这段显然是不能抄的。我纳闷：为什么莫斯科？我溜达到后海看日落。哪儿来的什么红玛瑙？落日就像一块两分钱的水果糖。几只燕子在湖面翻飞，西山层叠起伏。波浪油亮，泛起一层腥臭的白沫。

在无风的日子，云影停在操场上空，一动不动。那个肌肉发达的高班同学，在双杠上机械般悠着，影子像节拍器。我在单杠下，运足气准备引体向上。按规定，要连续做六个才及格。到第二个我已筋疲力尽，连蹬带踹，脑门刚够到铁杆。我似乎在竭尽全力爬上天空，偷看那舒卷自如的白云。

夏天的阳光把街道切成两半。阴影下清凉如水，我跟着人群鱼贯而行。我突然改变主意，走到阳光暴晒的一边，孤单而骄傲，踩着自己的影子，满头大汗，直到浑身湿透。在目的地我买了根冰棍，犒劳自己。

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无所事事。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只要不仰视，看到的都是胸以下的部分，不必为长得太丑的人难过，也不必为人间喜怒哀乐分心。一旦卷入拥挤的人流，天空翳暗，密不透风，奋力挣扎才冲出重围。人小的好处是视角独特：镀镍门把上自己的变形的脸，玻璃橱窗里的重重人影，无数只脚踩踏的烟头，一张糖纸沿马路牙起落，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公共汽车一闪一闪的尾灯……

我喜欢下雨天，光与影的界限被抹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乌云压低到避雷针的高度，大树枝头空空的老鸹窝，鲜艳的雨伞萍水相逢，雨滴在玻璃上的痕迹，公告栏中字迹模糊的判决书，水洼的反光被我一脚踏碎。

我和一凡常远足去东安市场。六十年代初，东安市场翻建成百货商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完全毁掉了原有的风味。当年东安市场，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三

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很多幻觉，这幻觉和光与影，和想象的空间，甚至和身体状态都有关系。孩子长大后，多半都会忘了，时间社会习俗知识系统强迫他们忘却，似乎那是进入成人世界的条件。

我从十岁到十三岁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是身体与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即青春期的开始。饥饿是当时生活的常态。那时照片上的我，神情很像非洲的饥饿儿童，眼睛贼亮，直勾勾的，嘴角带有一丝狡黠的怪笑。

我显然正处于高度的幻觉中。在我眼里，树木奇形怪状，花朵鲜艳欲滴，烟悬空，水倒流，房子歪斜，楼梯滚动，云朵变成怪物，阴影深不可测，星星又大又亮……后来看到凡高画的星空，一点都不惊奇。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处于饥饿中的人应有的视觉效果。

我直眉瞪眼，自言自语，走路不拐弯。特别是在课堂上，我基本上听不见老师说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老师问问题，我往往答非所问。开家长会，老师把忧虑传达给父母。好在母亲是医生，并没大惊小怪。但我处在他们严密的观察中。

半夜醒来，看见我的鞋在移动，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地；巨轮突然闯进窗户；玻璃上出现陌生人的脸；逆光中的树林着起大火……

一天晚上，我独自回家，发现一朵白云就停在三不老1号大门口上空。它不大，圆圆的，像把大伞，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比我家住的四层还低。多年后听说不明飞行物（UFO）时，才恍然大悟。在这朵云下，我如同被魔法降住，心乱如麻，浑身僵硬。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然后飞快跑回家。

味儿

一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一边喷吐哈气，一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

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眼巴巴盼着春天。数到“五九”　，后海沿岸的柳枝蓦然转绿，变得柔软，散发着略带苦涩的清香。解冻了，冰面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雪水沿房檐滴落，煤焦油的冰坨像墨迹洇开。我们的棉鞋全都变了形，跟蟾蜍一样趴下，咧着嘴，有股咸带鱼的臭味儿。

我母亲几乎年年都买水仙，赶上春节前后悄然开放，暗香涌动，照亮沉闷的室内。在户外，顶属杏花开得最早，随后梨花丁香桃花，风卷花香，熏得人头晕，昏昏欲睡。小时候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时尚不知有花粉过敏一说。

等到槐花一开，夏天到了。国槐乃北方性格，有一种恣意妄为的狞厉之美。相比之下，那淡黄色槐花开得平凡琐碎，一阵风过，如雨飘落。槐花的香味儿很淡，但悠远如箫声。

而伴随着这香味的是可怕的“吊死鬼”。那些蠕虫吐丝吊在空中，此起彼伏，封锁着人行道。穿过“吊死鬼”方阵如过鬼门关，一旦挂在脖子上脸上，挥之不去，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难免惊叫。

夏天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主要是放暑假的缘故吧。我们常去鼓楼“中国民主促进会”看电视打乒乓球，或是去什刹海体育场游泳。说到游泳，我们沉浮在福尔马林味儿、漂白粉味儿和尿臊味儿中，沉浮在人声鼎沸的喧嚣和水下的片刻宁静之间。

暴雨似乎来自体内的压力。当闷热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一连串雷电惊天动地，青春期的躁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雨一停，孩子冲向马路旁阴沟上，一边蹚水一边高叫：“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

不知为什么，秋天总与忧伤相关，或许是开学的缘故：自由被没收了。是的，秋天代表了学校的刻板节奏，代表了秩序。粉笔末儿飘散，中文与数字在黑板上出现又消失。在男孩子臭脚丫味儿和脏话之上，是女孩儿的体香，丝丝缕缕，让人困惑。

秋雨阵阵，树叶辗转飘零，湿漉漉的，起初带有泡得过久的酽茶的苦味儿，转而变成发酵的霉烂味儿。与即将接班的冬储大白菜味儿相呼应。

二

话说味儿，除了嗅觉，自然也包括味觉。味觉的记忆更内在，因而也更持久。

鱼肝油味儿，唤醒我最早的童年之梦：在剪纸般的门窗深处，是一盏带有鱼腥味儿的灯光。那灯光大概与我服用鱼肝油的经验有关。起初，从父母严肃的表情中，我把它归为药类，保持着一种天生的警惕。

当鱼肝油通过滴管滴在舌尖上，凉凉的，很快扩散开来，满嘴腥味儿。这从鳕鱼提炼的油脂，让我品尝到大海深处的孤独感。后来学到的进化论证实了这一点：鱼是人类的祖先。随着年龄增长这孤独感被不断放大，构成青春期内在的轰鸣。滴管改成胶囊后，我把鱼肝油归为准糖果类，不再有抵触情绪。先咬破胶囊，待鱼肝油漏走再细嚼那胶质，有牛皮糖的口感。

“大白兔”奶糖味儿。它是糖果之王，首先是那层半透明的米纸，在舌头上融化时带来预期的快感。“大白兔”奶味儿最重，据说七块糖等于一杯牛奶，为营养不良的孩子所渴望。可惜困难时期，“大白兔”被归入“高级糖”，有顺口溜为证：“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可见那“高级循环”与平民百姓无关。多年后，一个法国朋友在巴黎让我再次尝到“大白兔”，令我激动不已，此后我身上常备那么几块，加入“高级老头”的行列。

困难时期正赶上身体发育，我开始偷吃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从养在鱼缸的小球藻到父母配给的黏稠的卵磷脂，从钙片到枸杞子，从榨菜到黄酱，从海米到大葱……父母开始坚壁清野，可挡不住我与日俱增的食欲。什么都吃光了，我开始吞食味精。在美国，跟老外去中国餐馆，他们事先声明“No MSG（不放味精）”，让我听了就他妈心烦。

我把味精从瓶中倒在掌心，一小撮，先用舌尖舔舔，通过味蕾沿神经丛反射到大脑表层，引起最初的兴奋——好像品尝那被提纯的大海，那叫鲜！我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刺激持续上升，直到鲜味儿完全消失。最后索性把剩下半瓶味精全倒进嘴里，引起大脑皮层的信号混乱或短路——眩晕恶心，一头栽倒在床上。我估摸，这跟吸毒的经验接近。

父母抱怨，是谁打翻了味精瓶？

在我们小学操场墙外，常有个小贩的叫卖声勾人魂魄。他从背囊中像变戏法变出各种糖果小吃。由于同学引荐，我爱上桂皮。桂皮即桂树的树皮，中草药，辛辣中透着甘甜。两分钱能买好几块，比糖果经久耐吃多了。我用手绢包好，在课堂上时不时舔一下。说实话，除了那桂皮味儿，与知识有关的一切毫无印象。

一天晚上，我和关铁林从学校回家，一个挑担的小贩在路上吆喝：　“臭豆腐酱豆腐——”我从未尝过臭豆腐，在关铁林怂恿下，花三分钱买了一块，仅一口就噎住了，我把剩下的扔到房上。回到家，保姆钱阿姨喊臭，东闻西嗅，非要追查来源。我冲进厕所刷牙漱口，又溜进厨房，用两大勺白糖糊住嘴。可钱阿姨依然翕动着鼻子，像警犬四处搜寻。

三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一凡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前往位于鼓楼方砖厂辛安里98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那是我们父辈的工作单位。暑假期间，我们常步行到那儿打乒乓球，顺便嘛，采摘一棵野梨树上的小酸梨。

一出三不老胡同口即德内大街，对面是我的小学所在的弘善胡同，把东北角的小杂货铺发出信号，大脑中条件反射的红灯亮了，分泌出口水——上学路上，我常花两分钱买块糖，就着它把窝头顺进去。

沿德内大街南行百余步，过马路来到刘海胡同副食店。门外菜棚正处理西红柿，一毛钱四斤；还有凭本供应的咸带鱼，三毛八一斤，招来成群的苍蝇，挥之不去。我和一凡本想买两个流汤的西红柿，凑凑兜里的钢镚儿，咽了口唾沫走开。

沿刘海胡同向东，到松树街北拐，穿过大新开胡同时，在路边的公共厕所撒泡尿，那小便池上的尿碱味儿熏得人睁不开眼，我们像在水中练习憋气，蹿出好远才敢深呼吸，而花香沁人心脾——满地槐花。昨夜必是有雨，一潭潭小水洼折射出天光树影。

拐进柳荫街一路向北，这里尽是深宅大院，尽北头高大的围墙后面，据说是徐向前元帅的宅邸。在树荫下，我们买了两根处理小豆冰棍，五分钱两根，省了一分钱。可这处理冰棍软塌塌的，眼看要化了，顾不得细品冰镇小豆的美味儿，两口就吸溜进去，我们抻着脖子仰望天空，肚子咕噜噜响。

出了柳荫街是后海，豁然开朗。后海是什刹海的一部分，始于七百年前元大都时期。作为漕运的终点，这里曾一度繁华似锦。拐角处有棵巨大的国槐，为几个下象棋的人蔽荫。几个半大男孩正在捞蛤蜊，他们憋足气，跃起身往下扎猛子，脚丫蹬出水面，扑哧作响。岸边堆放着几只蛤蜊，大的像锅盖。蛤蜊散发着腥膻的怪味，似乎对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们沿后海南沿，用柳枝敲打着湖边铁栏杆。宽阔的水面陡然变窄，两岸由一石桥连缀，这就是银锭桥。银锭观山，乃燕京八景之一。桥边有“烤肉季”　，这名扬天下的百年老店，对我等的神经是多大的考验：那烤羊肉的膻香味儿，伴着炭焦味儿及各种调料味儿随风飘荡，搅动我们的胃，提醒中午时分已近。

我们一溜烟穿过烟袋斜街，来到繁华的地安门大街，北望鼓楼，过马路向南走，途经地安门商场副食店，门口贴出告示：处理点心渣儿（即把各种点心的残渣集中出售），我们旋风般冲进去，又旋风般冲了出来，那点心渣儿倒是挺招人爱，可惜粮票和钢镚儿有限。

沿地安门大街左拐进方砖厂胡同，再沿辛安里抵达目的地。“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挂在那儿，怎么看怎么像一句反动口号。

我和一凡先到乒乓球室大战三盘，饥肠辘辘，下决心去摘酸梨垫垫肚子。那棵墙角的野梨树并没多高，三五个土灰色小梨垂在最高枝头。踩着一凡的肩膀我攀上树腰，再向更高的枝头挺进。眼看着快够到小梨，手背一阵刺痛，原来遭“洋辣子”的埋伏。

从树上下来，吮吸那蜇红的伤口，但无济于事。从兜里掏出那几个小梨，在裤子上蹭蹭，咬了一口，又酸又涩，满嘴是难以下咽的残渣。食堂开饭的钟敲响了，一股猪肉炖白菜的香味儿飘过来。

声音

一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唧唧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制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七点二十五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二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八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某某某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

三

最想进入我们生活的是蚊子，防不胜防，人类用扇子、蚊香和敌敌畏试图保持距离，没用。夏夜充满蚊子的轰鸣。蚊子拐弯声特别，有金属硬度，夹杂着幽怨与威胁，放大一万倍，估摸就跟导弹追踪目标的呼啸一样。各种蚊香应运而生，可蚊子很快就适应了，甚至像瘾君子，在云雾中飘飘欲仙，发出陶醉般的叹息。当年《北京晚报》有幅漫画：床下放了四个点燃的蚊香，把人熏死了，一只蚊子照样叮在鼻子上。

我手持蝇拍，在罗儿胡同副食店门口，借助一块臭鱼头打苍蝇。打死一只，用竹夹子捏起，放进玻璃瓶，数了数，只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二，按学校规定，每人每天要打死至少五十只苍蝇。那群苍蝇嗡嗡叫，低空飞行，就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冲向那鱼头，不惜粉身碎骨。

夏天是蛐蛐和蝉的天下。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在诗中这样写道：　“蟋蟀疯狂地踏着缝纫机。”就是这些小裁缝缝补着我童年的日日夜夜，让我梦魂萦绕。我在护国寺的“百花深处”买了只蛐蛐，放在小瓦罐里，用葎草探子引它开牙，它自以为得胜时振翅高歌。有一天罐子没盖好，蛐蛐不见了，我急得翻箱倒柜，而它一直藏在我家某个角落，疯狂地踏着缝纫机。

小暑后，蝉蛹出土，鸣声四起。蝉，学名金蝉，俗称知了。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写道：“蝉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钹一般的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置一种响板，以增强声音的强度，蝉为了满足对音乐的嗜好，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因为有这种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好把它们压紧到最小的角落里。”其实它们纯粹是噪音制造者。把北京吵得天翻地覆，天越热越来劲儿，让人心烦意乱。我跟楼里的孩子们一起去粘知了。先把面粉淘洗成面筋，置于竹竿顶端，再由善爬树的攀到大树杈上。被粘住的知了浑身颤抖，不再鼓噪。

一到中秋，知了退出舞台，蝈蝈粉墨登场。卖蝈蝈的小贩出现在街头，不用吆喝，那叫声就是最好的广告。与知了相比，蝈蝈叫声十分悦耳。蝈蝈长得就顺眼，像外星人——蓝脸粉肚紫翅膀。被关在竹篾编的笼子里，它们心满意足，直到唱彻漫天大雪。

四

加入少先队后，我最高只混到小队副（一道杠臂章），这近乎耻辱，连我弟弟都当上中队长（两道杠）。幸运的是我被选为鼓手，让我欣喜若狂。这显然与我热爱的苏联电影《少年鼓手的命运》有关：鼓手谢廖沙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因丢失了机密文件被捕入狱。特务伪装成老红军战士，乘虚而入。最终被谢廖沙识破，勇敢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敲鼓看似简单，只有内行才知其难度，那鼓点复杂多变而清脆利索，像匹骏马奔驰。我的问题是协调能力差，顾此失彼，倒像是两头拉磨的瘸驴。在谢廖沙精神的引导下，我苦练基本功，平时没鼓槌，我就用铅笔或手指代替，成了魔怔，在课桌上门上玻璃窗上簸箕上，甚至在公共汽车车身上，咚咚哒啦哒啦咚——差不多练了仨礼拜，两头瘸驴总算离开磨盘，但还是磕磕绊绊。

伴随着鼓点声，我紧跟谢廖沙提高了阶级警惕性。我发现满大街都是形迹可疑的人，我们楼简直就是特务大本营。为了鼓手的骄傲，我绝不轻易跟任何潜在的敌人打招呼。有一天，我在护国寺遇见被打成“右派”的庞家大哥，只见他东张西望，神色慌张，肯定是等着与台湾特务接头。我躲在树后，又尾随他穿过胡同。在楼梯上，我发现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八成是手枪……

队列仪式还剩下一周，我练得更苦了，连做梦都在敲鼓。两头瘸驴终于合二为一，小跑起来，但毕竟还不是奔马。

队列仪式那天，待我挎上小鼓整装待发，骤然一阵鼓声，再细听，原来是心跳。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三个鼓手敲鼓前进，走向舞台。在舞台阶梯上，我的小鼓从挂钩脱落，砰然落地，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手忙脚乱拾起小鼓，一阵猛捶，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大乱。一个鼓手的命运就此结束。

五

三不老胡同1号正对面是一个小纺织厂，本来没什么动静。只记得十一岁那年，厂内贴出大字报，揭发车间主任耍流氓。我跟楼里的几个孩子混进去看热闹。那时字还认不全，即使认得也不解其意，比如“乳房”，让我好生琢磨：这秘密房子，到底藏在人体什么地方？

六十年代中期，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纺织厂开始扩张，新建的厂房挤压街道，堆满泥沙，骑车走路得绕道而行。厂房把所有天窗打开，等于用一百个高音喇叭向我们喊话。夏天热，一开窗户，在家说话得大叫大喊。每周五厂休，静得反倒让人不知所从，难以入睡，盼着人家赶快开工。这还嫌不够，在纺织机噪音之上，厂里两派组织各自竖起高音喇叭，用更高的频率呼革命口号。

一凡开始学日文，边学边翻译日文资料。他告诉我，噪音是按分贝计算的，按国际标准，这个纺织厂的噪音在90到100分贝以上，轻则听力受损，重则失聪。一凡写了封投诉信，可往哪儿寄？弄不好说你干扰革命大方向。好在失聪的首批牺牲者是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们，本来就耳背，这回干脆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放声高歌，朗诵诗文，激烈辩论。噪音成了我们的保护屏障。

“文革”初期一天夜里，我和同学骑车穿过平安里。夜深人静，突然街上出现十几头毛驴，在一个农民驱赶下往西行进。同学告诉我，每天都有这么一群毛驴，半夜从东郊大红门进北京，目的地是动物园。我愣住，问到底干什么。他笑着说，送到那儿就地屠宰，第二天喂虎豹豺狼。此后很久，我一到半夜就辗转反侧，倾听那毛驴凌乱的蹄声。它们一定预感到厄运将至，就像少年鼓手，调整步伐，抱着赴死的决心。

玩具与游戏

在记忆深处，那些玩具早已陈旧褪色，好像它们先我而生，埋伏在我成长的途中。

头一个玩具是铁皮汽艇，在舱内置放一盏小油灯，热能转化成动力，汽艇突突冒烟沿澡盆转圈。与它并存的还有个微型发电机，一转动轮子小灯泡就跟着亮了，忽明忽暗。其实这是我父亲的玩具，为满足他自己未实现的童年夙愿。

在汽艇与发电机后面，一辆辆玻璃汽车熠熠闪光，排成长队。其实那是用来装花花绿绿糖豆的汽车形玻璃瓶，车后备用胎是瓶盖。那汽车代表了甜味消失后有形的渴望，竟无一幸存，毕竟玻璃是易碎的。

我从儿子对武器的热爱看到我自己，看到世代相传的男人的宿命。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一书名中arms是双关语：武器与女人怀抱，展示了男人的困境：告别武器也就告别了母爱——他失去包括母性在内的传统对男性的认可。

我的第一个武器是俄式转盘冲锋枪，摇动把手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一张老照片：我斜挎着冲锋枪，昂首挺胸怒视前方。后来，当海军的表舅送给我一件更珍贵的礼物——左轮手枪。它是铸铁的，有一种真实的重量，外加斜挎的牛皮枪套，持枪者像个团政委。对，我当时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更神奇的是，连扣扳机可击响一条纸带式砸炮，惊心动魄。这军人的礼物，有一种暴力传承的仪式性意义，直到一个偶然事件发生。

那天，我和家人一起来到北海公园，在五龙亭附近的餐厅喝茶。大人聊天时，我挎枪出巡，身先士卒，勘察露营地。来到一片小树林，我和另一个男孩擦肩而过。见我挎枪，他骂了句脏话，愤恨如磁铁把我们吸到一起。在我拔出手枪之前，一把改锥形尖刀已对准我的胸口。他无论年龄和个头儿都比我小，衣衫带补丁，脸生癣，脖子黢黑，显然来自社会底层。

对峙最多只持续了一两分钟，却显得无比漫长，因为时间是以心跳速度行进的。那么近，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杀机，胸口似铁锤敲击。最终，我退了一步，转身走开，背后传来胜利者嘿嘿的怪笑。走出树林，回到家人的笑语欢声中，我感到无比委屈，强忍泪水。我知道，作为男人，我必须独吞苦果。于是团政委解甲归田，手枪闲置。

我五舅家有四千金，个个天生丽质，因无子而视我如宝，向我父母提出用女儿交换，未果，只好临时借用。我每逢寒暑假都到舅舅家小住。生活在女孩儿堆里感觉就是不一样，难怪出了个贾宝玉。入乡随俗，我加入到女孩儿的游戏中：编钱包、跳皮筋、跳房子、拽包儿，周围男孩儿们起哄架秧子。这从过家家开始的游戏后来弄假成真，让我暗恋上了玫表姐。

那时五舅家住和平里国家计量局宿舍，出门是田野。夏天，表姐妹带我去采指甲花（学名凤仙花），把桃色花瓣捣成汁，涂在指甲上，一遍一遍让颜色加深。我起初觉得很酷，还展示给人看。

我们常玩的还有“抓（chuǎ）拐”。把羊后腿踝骨四面染成不同颜色，四到八个一组。单手抛出布包或乒乓球时，用同一只手翻转羊拐，排列组合。“抓”是极形象的动词；一把抄过，五指并用，羊拐各就各位。我总是顾此失彼，把表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假期一过，我又回到男人世界。和女孩儿玩的游戏，跟同伴们连提都不敢提。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直到性意识在某个春天的早晨被唤醒。伴随着我对玫表姐的暗恋，我意识到正如近血缘通婚，这两个世界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

我家离护国寺很近。那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庙会，卖小吃的、拉洋片的、唱戏的、说书的、耍把式的，应有尽有，是放学后的好去处。护国寺后门有条小街叫“百花深处”，是卖蛐蛐的集市。多数蛐蛐关在竹编暖壶外壳里，底部用纱布罩上。那是些劣等蛐蛐，两三分钱一只，而蛐蛐贵族则独居在泥罐或瓷罐里，叫声都格外响亮。其中有一种三角脑袋的蛐蛐最勇猛，俗称“棺材板”，行市可上至一二十块人民币。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

在集市边，有那么几个老头儿沿墙根儿而坐，先斗嘴再斗蛐蛐，我们跟着围观。两雄相争，开牙、缠斗，难舍难分，最后胜者振翅鸣叫，败者落荒而逃。主人再用“探子”把败者引回去，连败三次出局。

我和一凡编好铁丝罩，腾出家中小盐罐，而“探子”据说得用黄鼠狼胡须制成，土法上马，找来一种学名葎草的野草，对半劈开反折再向上一抻，露出细细绒毛。待准备工作就绪，再一打听，先吓出一身冷汗：凡天下蛐蛐好汉皆隐于荒郊野外城根坟地。如壮士出征，我们步行数里，支着耳朵，穿过荒草荆丛，翻动砖头瓦砾。于是我们听到蛐蛐声。大喜后发现，很难从声音锁定其方向，犹如环绕式音响，整个旷野都是蛐蛐声，我们陷入蛐蛐的重围，四面楚歌。回到家两手空空，筋疲力尽，而蛐蛐的叫声响彻梦中。

男孩的游戏常含有赌博因素，比如“扇三角”。把空烟盒叠成三角形。比赛时奋力甩出自己的三角，借风力掀翻对方的三角，不仅要落点好，而且得会用巧劲儿。由于我协调能力差，我的三角几乎都归了人家。赛前先验明正身，凡香烟牌子及新旧程度够格才有参赛权。三年困难时期，我那当高级工程师的大姑父享受特供待遇，他不抽烟，父亲每个月弄来他的两条高级香烟，包括“中华”和“牡丹”。我眼巴巴跟在喷云吐雾的父亲身后转，恨不得他一口气把两条烟都抽完。我成了特权的直接受益者。虽说技术不灵，有名牌三角在手，就像攥着一把好牌，引而不发，好在够参赛资格的同类牌子不多，不战不胜不输。

每回路过高尔夫球场总让我想起弹玻璃球，这两项体育运动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要往细说弹球的优势就大多了：首先是弹球因地制宜，随手挖五个小洞，既节能又利于环保；高尔夫球不过多几个洞而已，却为此跑马占地，铺沙栽树，精心护养那羊不啃狗不尿的毒草。其二，弹球经济实惠，几个玻璃球而已，玩的是心跳；而高尔夫球置装买杆交会费，甚至租电瓶车代步外加雇人背杆壮行，纯粹是花钱受罪。其三，弹球平易近人，低头撅腚围着五个小洞乱转，短裤背心甚至光膀子，无拘无束。而打高尔夫的大多数，挺胸收肚，猫步鸭行，还得故作轻松——深呼吸再深些，好不容易浮出商海换口气。

就比赛本身而言弹球更复杂多变，既要把自己的球轮流送进五个洞，还要以攻为守夺路前进。或许比赛结果更重要，弹球赢得的是对手的球本身，有如赢得情人的心。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某些技术性障碍未解决，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基本与我无关。我弹球的方式俗称“挤豆”，出手无力，还没准头儿。只见高手用食指与拇指关节扣球，单眼吊线，稳准狠，叮当五四横扫天下。

我还发现，男孩子特别迷恋能转的玩意儿，比如“抽陀螺”，又称“抽汉奸”，恐怕后者来自打日本人的年代。陀螺多是自制的：锯一截铁锨把，用刀削成圆锥形，底端嵌进颗自行车滚珠，平面涂上一圈圈颜色，再把晾衣绳绑在竹竿上，即鞭子。那陀螺确实像汉奸之类的小人般可恶，抽得越狠越顺从，不抽就东摇西晃得意忘形。要不北京男人说：“你丫找抽呢？！”估摸就这么来的。

滚铁环。用钩子套住大铁环，控制平衡与行进的方向。我早年写过一首诗《蓝铁环》，显然与这童年经验有关。铁环那个圆，恐怕是人类关于行走之梦想的最初级形式：加一个圆成自行车，加两个圆成三轮车，加三个圆成汽车，加无数个圆成火车。

抖空竹。那玩意儿看似简单，道数可深了，若按围棋分段，那么九段肯定是杂技演员。两个棍一根绳，在空竹细脖处绕三圈，轻提一边，空竹松套时旋转，徐徐抖动继而加力，空竹发出嗡嗡响声，如疾风过竹林。至高潮处，一张双臂，把空竹抛向空中。后来抖空竹不过瘾，我们开始抖锅盖、茶壶盖。

在男孩儿的游戏中，暴力倾向和冒险精神是潜规则。六十年代初，故事片《飞刀华》风靡一时，我们迷上了飞刀。先从铅笔刀开始，趁父母不在家把门戳成蜂窝状；继而改水果刀，用案板当靶子。但毕竟不是“飞刀华”用的那种真刀。有一阵，我跟一凡发疯似的寻刀，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在一家铁工厂废品堆里“顺走”几把一头沉的锈刀。先在楼门口水泥地霍霍磨刀，把人吓得绕道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愈发猖狂，支起院中的垃圾箱木盖，相隔二十余米，刀光闪闪，触目惊心。后来听说闹出人命，学校与居委会联合查缴，我们那几把刀被没收了。

一年中最让人盼望的是春节，对男孩儿来说，唯放爆竹最有诱惑力。无论家境如何，总要给点儿压岁钱，男孩儿多半用来买爆竹。爆竹种类真多，可与军队火力相提并论：“小鞭”是子弹，“大鞭”是手榴弹，“炮打灯”是照明弹，“二踢脚”是迫击炮，“冲天炮”是地对空导弹，至于“麻雷子”，大概相当于小型战术原子弹。

七岁那年，我首次获准单独出门放鞭炮，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家先做好准备工作：把一挂鞭炮化整为零，揣进随身口袋；再把上厕所用的草纸搓成卷代替香。那草纸含硝，点燃后散发出呛人烟味，挺好闻的，但要时不时吹吹它，以免熄灭。来到冰天雪地之中，爆竹已星星点点开放，照亮暗夜。点燃头一个鞭炮，在空中抛物线的终点处爆炸，清脆孤单，就像打响总攻的第一枪。

随着年龄增长胆子大了。比如，用两指捏住“二踢脚”，点燃捻子，它落地轰响又飞到空中爆炸。还有一种叫“黄烟炮”的特种武器，相当于烟雾弹或毒气弹，释放出的黄色烟雾，遮天蔽日，加上强烈的硫黄味，让人连咳嗽带喘。我和一凡把“黄烟炮”塞到楼里211号马家门缝底下，点燃，撒腿就跑。人家的年夜饭被彻底搅了，到我家告状，父母领着我去赔礼道歉。好在那年头还没有法制观念，否则被人家起诉非得倾家荡产。

一九五九年春节的那个下午，至今记忆犹新。楼里男孩儿们分成两拨儿打仗，一拨儿固守楼门口，一拨儿借助假山的有利地形发动进攻。“二踢脚”和弹弓发射的大小鞭炮穿梭如织，震耳欲聋。而守方用簸箕作挡箭牌。霎时间，硝烟弥漫，有如一场古老的攻城战，直到天色暗下来，直到父母们的声声呼唤……

此后我们几乎年年演习，似乎为了准备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天，我想起那草纸的呛人烟味，以及它正点燃的第一个鞭炮。而“文化大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包括血腥的暴力），正来自那些男孩儿和女孩儿。他们似乎一夜长大成人，卸掉伪装，把玩具与游戏远远抛在身后。

家具

一

一九四八年五月，父母在上海结婚后来到北京，先住在东单多福巷，后搬到东交民巷。父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母亲在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从当时购置的家具就能看得出来：席梦思床、梳妆台、大衣柜和硬木餐桌椅等，带有浓厚的小资情调。

摇篮是我第一个住所，周围的家具又高大又庄严。当我摇摇晃晃离开摇篮，穿过床腿桌腿椅腿，直到有一天踮脚从桌面看到了地平线。

从东交民巷搬到府前街，再搬到阜外大街，最后是三不老胡同1号。在迁徙途中，公用家具像陌生人闯进我们的生活。包括两张写字台，一张深棕色，带三个并排抽屉，一张浅黄色，是那种带文件柜的“一头沉”，归父亲使用，锁住全家的最高机密；还有一个书架、两把椅子和两张床。公有财产以不容置疑的军事共产主义相貌，深入家家户户，钉着所属单位的铁皮标牌。父亲每月工资单扣掉的那几分钱，就是租赁费。

公用家具从此扎下根来，带领私有家具一起穿越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从中长大。没想到其貌不扬的公用家具如此坚固耐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带小资情调的私有家具，转眼走向衰败。

首先密谋造反的是席梦思床垫里的弹簧，一个个从麻绳中挣脱出来，东奔西突。且不说睡觉硌腰硌腿，还彻夜吱嘎作响，如同音调不定的破琴。找人上门来修吧，正赶上困难时期，吃喝还没着落呢。

经多方打听，据说有家小工厂收购弹簧，每只五块钱。父亲大喜过望，利用周末拆下弹簧，换上木板。总共二十八个弹簧，按黑市价，一只弹簧正好换棵白菜。从单位借来三轮车，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原来信息有误，全部弹簧只值五块钱。只好把弹簧堆在阳台上，风吹雨淋生了锈，最后卖给隔壁废品收购站，换来几块水果糖，分给我们兄妹仨。

紧接着是四把餐椅的弹簧遥相呼应——或许跟席梦思床是同一厂家造的，到了使用期限。父亲找来五合板，连锯带钉，平息了一场叛乱。虽说五合板不怎么顺眼，但坐在上面踏实。还没来得及刷漆就赶上“文革”，椅面一直裸着，而岁月按屁股的大致形状涂上暗色。

二

作为长子，我自幼学会干家务活儿，帮钱阿姨择菜洗碗生火打扫厨房。让我困惑的是，那个旧餐具柜的玻璃拉门怎么擦洗都没用，湿布抹过有些透亮，可水渍一干就又乌了。我总想让父母下了班站在餐具柜前感到惊喜，甚至用肥皂水和去污粉一遍遍擦洗，均以失败告终。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心情。后来才知道这叫乌玻璃，就是为了遮蔽用的。很多年，我的心情就像这乌玻璃，怎么擦洗都没用。

上到初一，我终于有了自己带锁的抽屉，那感觉真好——我有了自己的秘密。我早年写下这样的诗句：“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写的正是这狂喜。在我锁住的抽屉里，有攒下的零花钱、笔记本、成绩单、贺年卡和小说处女作，还有一张我暗恋上的表姐的照片，其实只不过是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家人的合影。

家具居然和人一样生老病死。我上初中，它们突然老了——五斗柜内牚折断，抽屉打开关不上；书架摇晃，承受不住经典著作的重量；椅子吱嘎作响，抱怨自己和人的命运；覆盖餐桌的厚玻璃破碎，像分裂的国家。父亲用胶布黏结，但胶布很快就失效了，还发出一股馊味。

塑胶贴面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父亲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而遍及全国的装修运动还远在地平线以外。一天，他从五金店买回几块塑胶贴面边角料，屎黄色，估计那是降价的原因。他用乳胶把四条边角料对接，用经典著作和瓶瓶罐罐压在上面，几个小时后试验成功了。塑胶贴面远比玻璃经久耐用。父亲十分得意，愈发不可收拾，买来更多的塑胶贴面边角料，五斗柜、餐具柜、床头柜、桌面，几乎全都被覆盖了。

父亲花二十五块钱，从郑方龙家引进了一个牛皮的单人沙发，大而无当，和现有的公私家具不成比例，如蜷缩的巨人，卡在衣橱和父母的床之间。这笔交易是可疑的：没过多久，一只弹簧从皮垫正中伸展出来，仿佛怒放的牵牛花，躲都躲不开，其他弹簧也纷纷探出头来，此起彼伏。包沙发的厚牛皮也开始脱落，像正在剥皮的大橘子。

梳妆台几乎成了我家唯一多余的家具，它肯定诞生在我之前。在大镜子两侧各有一小柜，其间是玻璃通道，像长方形鱼缸，上面的玻璃盖早就打碎了，而梳妆凳也不翼而飞。大镜子因年久变得模糊，像遗忘症，记住的恐怕只有母亲的青春。它背对时代，它的存在让我不安，让我羞惭，尤其在“文革”期间，它差不多就是罪证。

父母去了干校。赶上工休，我借来三轮板车，把梳妆台拉到东单旧货店，卖了三十块钱，如释重负。我用这笔钱请哥儿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了一顿，纪念我们转瞬即逝的青春。

三

父母从干校回来，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秩序。而家具已像醉汉那样东倒西歪，除了修理加固，父亲继续用塑胶贴面到处打补丁。

我家买来全楼第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除了“民进”秘书长家外），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娱乐革命。电视机放在外屋靠北墙五斗柜塑胶贴面的正中央，取代了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赶上放电影，邻居们拎着板凳马扎蜂拥进来。那是集体共享的快乐时光。随着各家也纷纷添置了电视机，家里冷静下来。

电视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观看姿势，在椅子上坐久了腰酸背疼，于是挪到床上，以棉被为依托。正当脖颈僵硬脊椎扭曲之时，小曲出现了。他住6号楼，是市政公司工人，夫人是电车售票员。他那典型的蒙古脸上总笑呵呵的，眯缝着眼，好似透过风沙看到绿洲。他说时代变了，看电视就得坐沙发，提议帮我家打一对。我们参观了他自制的简易沙发，既舒适又成本低。那是全国人民共用减法的年代，一改成加法，竟让我和父亲都有点儿晕眩。

我跟小曲到新街口五金店买来扁担、弹簧、麻绳、帆布及大小零碎。每天晚上小曲下了班就过来。虽说都是苦力的干活，可人家心灵手巧，我只能打打下手。他单眼吊线，用锯把扁担剖成两半，刨平后用砂纸打磨，罩上三遍无色清漆；待薄如蝉翼的清漆干透，用长螺丝钉和乳胶固定，纵横交错，构成基本框架，接下来用麻绳把弹簧层层绑紧，蒙上帆布，再用鲜艳的浴巾盖在上面。他还顺手打了个茶几，放在两个沙发中间。

坐上简易沙发，不知怎的，竟会顿生贪生怕死的念头，如坐在龙椅上的君王。当然好处多，待客用不着像开会，既体面又有距离，关键是，我们与电视的关系变了，看来沙发与电视是现代生活中的对应物，不可或缺。那些家有电视的邻居纷纷来取经，这下可忙坏了小曲，他乐此不疲。由简易沙发带动的新浪潮，与电视一起改变全楼的生活方式。

四

自打认识林大中那天起，我就更加自卑，虽说他贩卖的主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艺理论。他口若悬河，词句随吞吐的烟雾沉浮。他穷时抽“大炮”，富时抽雪茄。有一阵，西单商场卖古巴雪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金属筒装的高档名牌，每支仅一元。估摸是古巴输出革命战略的一部分。林大中叼上古巴雪茄，更加云山雾罩。

一天晚上在我家，他戴上别林斯基的面具，抽着“罗密欧与朱丽叶”宣布，无论以美学还是以自由的名义，我家那些破烂家具早就该统统扔掉。他用一个优雅的手势平息了我的暴怒，指出要想力挽家族的颓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造一个书柜。我刚一指那摇摇欲坠的书架，被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我说的是体面的书柜，带玻璃拉门具有现代形式感的那种，那才代表知识的尊严。”他说。

被他说服了，我继而说服了父母。我家有几块厚木料，堆在过道，正好派上用场。林大中开始画图纸，量木料，但他事先声明，他是设计师，必须得找小工干活。那年头哥儿们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打架盖房做家具，随叫随到。我找来孙俊世和李三元。孙中等身材，还算结实，李人高马大，一米九三，都是同一“沙龙”的哥儿们。林大中把图纸交代下来，抽着“大炮”转身消失了。

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二位来我家上班。先沏茶伺候，开聊，他们正在同读原文版的《动物农场》。十一点多钟才起身开工。第一步是要把木料锯成八厘米厚的木板。我跟着把木料搬到大院，绑在一棵树上，哥儿俩拉开大锯，边锯边聊，从“所有动物都是同志”聊起，转眼已到中午。我赶紧下面条炒菜，备上“二锅头”。二位胃口特别大，尤其李三元，能顶三个人的饭量。孙一喝酒，白脸变红脸。聊到“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时，已下午三点多了，接茬儿干活。天擦黑前再喝两回茶。晚饭自然要多备几个下酒菜，当聊到“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时，孙的脸膛已由红变紫。

林大中以监工身份偶尔露露面，时而抽雪茄时而抽“大炮”。他指出《动物农场》冷战背景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又没影儿了。

这些木板大约锯了半个多月，我们家眼看快破产了——副食本上所有配给都用光了，油瓶也见底了，但工程似乎遥遥无期。母亲开始忧心忡忡，林大中安慰她说，现在已进入最后的工序。

那天，林大中带来一卷深褐色木纹纸，他挽起袖子，刷上乳胶，把一张张木纹纸贴好，再罩上清漆。第二天在他的监督指挥下，书柜终于组装好，安上玻璃，堂堂正正立在那里。我们为知识的尊严干杯。

谁知道，这现代书柜竟以最快的速度衰亡：木纹纸起泡翘起，木板受潮变形，玻璃拉门卡住——面目皆非，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书被杂物鞋帽取代，最后搬进厨房，装满锅碗瓢盆。不过这书柜在辗转漂泊中经住考验，一直坚持到全国人民改用乘法的年代。

唱片

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一九六九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七十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吱啦吱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的德意志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里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他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独特的倾听世界的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他们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棍当渔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做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渔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一三六八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一四二○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

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

而这条鱼又奇迹般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莫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跶，两腮翕动。那凯旋的喜悦骤减，让我惊奇的是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也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渔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渔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游泳

一

我八岁开始学游泳。除了打乒乓球，那是当年最时髦的体育运动。天一热，几乎所有孩子都拥向水边。与其说游泳，不如说是集洗澡避暑娱乐社交之大成。

离我家最近的是什刹海游泳场。我和同学邻居结伴出发，步行半小时，头顶烈日，晒得发蔫儿。一里开外，那阵阵喧哗的声浪，伴随着尿臊、漂白粉和来苏水的混合气息迎面扑来，让人热血沸腾。而回家路上则步履蹒跚，头顶湿游泳裤，好像影子在地上游泳。赶上菜站处理烂西红柿，五分钱买半筐，染得满身满脸都是，到路边水龙头冲洗，再灌一肚子凉水。

我先在蘑菇池模仿自由泳，两手轮流划水撑地，双脚打水，但原地不动。从蘑菇池眺望水深火热的成人世界：危险的动作、夸张的声调和疯狂的竞技状态，就像打仗。

进而在家用脸盆练憋气。看一眼闹钟，深吸气，把头埋进水中，咕咕吐泡，憋不住时猛抬头。与同伴比赛，憋得时间越来越长，但呼哧带喘，面目狰狞，紫茄子一般。除了憋气，还练水下睁眼，好像全得了红眼病。人要学会鱼的本事，非得逆向穿越亿万年的进化过程。

从脸盆到游泳池，世界大了，难度也大了。练憋气弄不好咕咚一口，别提多腻味了——有人在游泳池撒尿。可谁要没多喝几口水，咋能学会鱼的本事？我从蘑菇池进练习池，双臂倒钩排水槽，屏住呼吸，猫腰沉入水中，猛蹬池壁，一口气扑腾七八米远。

喝水喝多了，技术上总算有些长进：不会换气，于是把头露出水面，手脚并用游上二三十米。艺高人胆大，我跟同伴到后海游野泳。所谓野泳，指的是江河湖海广阔天地，首先是免费，再就是无救生措施除非自救。后海是穷孩子游野泳的天堂，无人管束，还能钓鱼捉虾摸蛤蜊。人家孩子扔水里不仅扑腾扑腾活下来，还个个如鱼得水，晒得跟小黑人似的，只有牙齿眼珠是白的。虽混不进人家行列，能跟着浪迹江湖就心满意足了。

《北京晚报》常有淹死人的报道，对我等水鬼毫无阻吓作用。后海水不深，即使没顶，只要会踩水就不怕。最难的是摸蛤蜊那样的绝活儿。只见人家纵身一跃，脚丫倒翻连蹬两下就没影儿了，仅一串细碎水泡透露行踪，待冲天而起，手里紧握一个大蛤蜊。我也尝试过，均以失败告终：一手捏鼻子，弓背撅腚，双脚抽风般乱踹，而身体就像横木原地打转。在水下更是睁眼瞎，只看见自己吐的水泡，别说摸蛤蜊，就连抓把淤泥都没门儿。

二

我向更广阔的水域进军。

十岁那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来到颐和园。那是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先租了两条船，互相追赶，浑身被汗水浸透。在文昌阁码头还船上岸，就近下水。那临时游泳场有简易更衣室，还用木牌标明水位及安全区。

离开石堤，我用脚尖试探深浅。湖底是淤泥和尖利的石头。淤泥滑腻腻的，塞满脚趾缝黏住脚底板；暗流涌动，泥鳅般在裤裆钻来钻去。水漫胸口，我开始向前游去，一到木牌警戒线就往回返。在岸边喘口气，和同学打招呼。肚子饿了，上岸到小卖部买东西，吃饱喝足再下水。

越游胆儿越大，我离开安全区。岸上人影越来越小，天地间沉寂下来，只有风声水声和我的喘息。阳光灿烂，云朵舒卷。那突如其来的孤独，让人又紧张又着迷。

有渡船驶过，一个大浪打过来，铺天盖地，我被骤然卷到水下，一连灌了好几口水。悬浮在中间——下够不到湖底，上蹿不出水面。天空黯淡，旋涡中是浑浊的太阳。窒息让我浑身无力头脑清醒，就在那一瞬间，晚饭、书包、父母、家养的兔子……闪念聚拢散开，像礼花般灿然开放，而我正和这一切告别——死亡意识让我震惊，顿时转化成求生的动力。我拼命扑腾，终于浮出水面，但由于剧烈呛咳失去平衡，上下沉浮，又喝了好几口水。

再次浮出水面，我抡开双臂向岸边扑腾过去。那姿势回想起来，很像孩子打架用的“王八拳”。直到脚尖够到湖底，我尽力站稳，把肺里的积水咳出来。爬上岸，浑身瘫软，坐在一块石头上。环顾四周，同学们在水中追逐嬉戏，并没有人注意到我。生活在继续。夕阳西下，就要落进群山中，这和水下看到的是同一个太阳。

我没有告诉同学，当然也没有告诉家人。那是我第一次死亡经验，无法与他人分享。

三

我头一次见到凯非表哥，肯定是个星期天，因为只有星期天他才能请假出门。那年我十三岁左右。我们先在他舅舅（也是我堂伯父）家吃午饭，然后一起去陶然亭游泳池。表哥总是低着头，沉默寡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表哥是红旗中学的学生。这所带有劳教性质的学校挺出名，是老师、家长威胁孩子的口头禅。无论如何，父亲还是鼓励我们见面，毕竟是表兄弟嘛。至于表哥干过啥，亲戚全都讳莫如深。其实对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成人世界的道德感，凡是禁忌非法异端的，都让他们好奇，甚至持有天然的敬意。

从东交民巷出发，我们乘6路无轨电车去陶然亭游泳场，一路几乎没说话。表哥大我三岁，他身材不高但结实，皮肤黝黑，喉结上下翻滚——那是进入成年的标志。而我尚未发育，与他相比，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

沿售票处铁栏杆排队，我们欲言又止，相视而笑。轮到我们，各自掏钱买门票。他在入口处买了两根冰棍，一根给我，我想说谢谢，他用手势止住我。从更衣室来到游泳场，阳光炫目，众声喧哗，天空摇晃了一下——我在湿地上差点儿摔跤。表哥扶了我一把，他的手臂强壮有力。

他扭腰抻腿做完准备动作，纵身跃进游泳池。他的自由泳动作简洁明快，脚下水花很小，像个专业运动员。我目瞪口呆，只有惊羡的份儿。

我们上岸休息，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一颗颗黑色水珠从他的臂膀滚落，在粗糙的地面洇成一片。我说了句赞美的话，被周围的喧嚣淹没，本想重复，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赶紧闭嘴。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让他人进入。

阳光在缓缓移动，波光耀眼，反衬着剪纸般的人影。表哥站起来，朝铁网围住的深水池走去。深水池清澈碧蓝，人很少，救生员戴墨镜坐在高凳上。表哥先走上三米跳台，在木跳板尽头跳了两下跃起，展开双臂再收拢，扎进水中。从蓝色泡沫中浮起，他沿扶梯上岸，再爬上高高的十米跳台。他并不急于跳水，而是从高处眺望远方。

归来时他笑容依旧，但心不在焉，目光有如盲人。我无法让他看见我，这让我很伤心。那天我们总共没说十句话，分手时甚至没说再见。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四

我开始注意那些女孩儿，特别是发育中的少女。在禁欲的时代，游泳池是人体最暴露的公共场所。我常趴在水泥地上，头枕胳膊假装打瞌睡，窥视那优美而神秘的曲线。我暗自感叹，人间竟有如此造物，以前咋熟视无睹？

由于池小人多，常和陌生女孩子在游泳时相撞，无意触碰到胸部或大腿，竟有过电的感觉。绝大多数情况相安无事，但也有个别刁钻的，张口就骂：“德行，臭流氓！”遇此麻烦，往往非得先冒充流氓，恶语相向，才能证明自己不是流氓。游泳场确有流氓事件发生。起初是小骚动，很快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少不了起哄架秧子的，最后肇事者被扭送派出所。想必是人赃俱在。

所有体育运动，其实都有潜在的性动力因素。在我暗恋的表姐和陌生少女们注视下，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而最高理想是，要像表哥那样大摇大摆进入深水池，并登高远望。

代表游泳场最高特权的深水池，有北冰洋冰川的纯蓝与低温。入口处有木牌标明水温——今日11度，让我想起北冰洋牌高级冰棍。而我们芸芸众生蹚的浑水，不仅颜色难以描述，更甭提温度了。由于水浅人多更换少，水温总超过体温，跟泡澡堂子差不多。

然而享有纯蓝与低温的特权，必须通过二百米游泳考核。我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甚至赶晚间专场。要想突破二百米大关，关键是如何克服头五十米出现的“假疲劳状态”。晚场的好处是，人少游得开，精力集中。每次抬头换气看到的是一串灯光，像一串珍珠——属于你爱或你将要爱的人。

苍天在上，我终于通过考核，得到了深水合格证，缝在游泳裤最显眼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大摇大摆走进深水池。就在那一刻，我相信所有在场女孩儿的目光如同聚光灯，聚集在我身上。一不留神，我排队跟着上了十米跳台。我晕高，不敢往下看，就更别说极目远眺了。待走到跳台上心乱如麻，但已无路可退，我只好捏住鼻子笔直蹦下去。砰然一声，惊涛骇浪先狠拍我再覆盖我。那冰水如针，让我头皮发麻，浑身刺痛。待沿扶梯爬上岸，我半身红肿，像虾米直不起腰，且哆嗦不止。什么都好说，但要止住哆嗦不可能。我唯有祈求那紧追我的聚光灯立马关上。

养兔子

一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纠缠下，父亲上楼取来纸箱，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放学回家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不禁让我有一丝快感。

从五十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只能把白菜帮剁碎当鸡食。鸡嗉子鼓胀起来，转瞬化作灰绿色稀屎，招来无数苍蝇。转眼成明日黄花——秃顶脱毛，浑身脏兮兮，脚趾尖利。我们身后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总不能指望吐丝纺纱织布吧？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所谓“蚕食”，肉眼难以察觉，只留下点点黑粪。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成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只剩下梢头几片孤叶。我晕高。“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则那破茧而出的是我的噩梦。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看它们大口喘息，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让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二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我们围观，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

三

饥饿感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浮肿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见面时的问候语从“吃了没有”转为“浮肿了没有”，然后撩开裤腿，用手指测试各自的浮肿程度。母亲的小腿肚可按进一枚硬币，不掉下来，被评为三级，那是最厉害的浮肿。众人啧啧称奇，有如最高荣誉。

母兔怀孕了。生殖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它日渐笨拙，除了进餐，基本都卧在楼上，从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筑窝。

一天傍晚，我发现兔笼有异动，用手电筒一照，五只兔崽正围着母兔拱动。它们双眼紧闭，浑身无毛，像无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开小门，把兔崽一只只抱出来，放在手中轻轻抚摸。没想到这下可闯了祸，再把它们放回兔笼，母兔竟然追咬驱赶它们。后来才知道，母兔是通过气味辨认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亲不认。

采取应急措施：把小兔崽抱进室内，放在垫好棉花的鞋盒里，用吸管喂养。除了米汤，还找出少许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贵之物。兔崽们闭着眼，贪婪吮吸着米汤和牛奶，让我们如释重负。

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早上，打开鞋盒，五只兔崽全都死了，它们浑身僵硬，四肢蜷起。我们为自己的过错而哭。母兔却若无其事，吃喝不误。谁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们胃口越来越大，而附近草地越来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远，出了城门，深入田野，经常被乡下孩子驱赶。为了兔子，我们正耗尽口粮转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我们和兔子不是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远。

在此关键时刻，表姐来家做客。她是北师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家在广州，住校。听完父母抱怨，她建议把兔子寄养在她那儿——在她们宿舍楼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楼下有一楼梯间，平时关上，课间休息时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学游泳，先到北师大游泳池瞎扑腾，然后头顶半湿的游泳裤去看望兔子。它们欢蹦乱跳，咬咬凉鞋以示亲热。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环有序，让人心旷神怡。它们有时潜行如风，溜进繁茂的野草深处；有时警觉而立，收拢前腿，观望四周的动静。

可好景不长，有人告状，校方出面干涉，宣称在宿舍养动物影响公共环境。享有三四个月的温饱与自由，兔子又搬回到家里的兔笼中。

四

谣传与饥荒一样无所不在。同学们围着教室火炉一边烤窝头，一边大谈国际局势。一个流行说法是，苏联老大哥逼着咱中国还债，朝鲜战争借的军火债，什么都要，除了鸡鸭鱼肉，还要粮食水果，据说苹果是一个个筛选出来的。我开始为我家兔子担心，记得电影里俄国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车兔子穿越西伯利亚的悲壮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们在兔笼二楼铺上干草和旧棉絮，耐心等待着那一时刻。小兔崽终于生下来了，一共六只，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们全力以赴为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刚破土而出。趁父母没注意，把最后几棵冬储白菜表层发蔫的菜叶掰下来剁碎，再掺上点儿我们自己喝的藕粉。

对八口之家来说，这兔笼太小了。我和弟弟找来砖头，把阳台的铁栏杆底部圈起来，让它们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兔崽们蜷缩在母腹周围吃奶，公兔巡视，幸好北京城里很少有鹰。

翌日晨，我们大惊失色：竟然少了三只兔崽！这才发现，在“砖墙”上出现一道缝隙。冲下楼去，在龚家小菜园找到尸体。懊丧之余，我们加固了“砖墙”。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只，落在龚家窗台上的花盆里。我们快疯了：这盲目的自杀行为不可理喻，它们还没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呢。只好把它们全都关进兔笼。

春去秋来，幸存的兔崽长大了，要养活这四口之家更难了。搂草喂兔子，跑断了腿——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为兔子的生存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冬天就要到了，怎么办？就是把冬储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说，逼债的俄国人正等着戴兔皮帽子呢。

父亲——我家最高行政长官做出决定：杀兔果腹，以解后顾之忧。我估摸从买兔子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从野兔到家兔，正是我们祖先狩猎剩余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对，哭喊着，甚至宣布绝食抗议。但人微言轻，专制正如食物链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逆转的。

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门，各奔东西，临走前没去阳台与兔子诀别。我顺后海河沿，上银锭桥，穿烟袋斜街，经钟鼓楼，迷失在纵横如织的胡同网中。其实兔子眺望时站立的姿势很像人。我恍惚了，满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来，我和弟弟前后脚回家。一切都静悄悄的，看来大屠杀早已结束。最高行政长官躺在床上看书。母亲悄悄提醒我们说，饭菜在锅里，她并没提到兔子，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饥肠辘辘，我们坚决不进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哭了。

三不老胡同1号

一

一九五七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1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　，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文革”，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二

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一九五八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8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四十多万只麻雀。

唯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80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祁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三

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26块钱……（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年至1961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

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中华”、“牡丹”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

四

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

我家订《北京晚报》，共四版，电影预告栏在二三版的中缝。父亲是个电影迷，订有三四种专业电影杂志，看什么影片基本由他来决定，而他似乎更喜欢外国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却也跟着染上异国情调的毛病。早期的苏联电影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带东北口音，我最初还以为那就是俄文。

我喜欢影片开始前短暂的黑暗，让人产生期待与联想；我更喜欢放映时断片的间隙，银幕或一片空白，或带圆圈划痕的胶片首尾，在突如其来的沉寂中，能听见倒胶片的机械转动，时而夹杂着蛐蛐的叫声。

散场后，随观众走出电影院，我总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继续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线以外，只有回到无聊的现实中。母亲往往一头雾水，回家路上，由父亲理清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

当时影片不分级。有一回，我们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个片断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恶霸在酒吧侮辱一个美艳绝伦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来，衬衫、长裙、乳罩、吊带和短裤满天飞。我心惊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体。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好汉挺身而出，和恶霸打斗，随手把长裙扔给舞女遮体。我啥都没看着，却一连几宿都没睡好。

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事，父亲带弟弟去护国寺看电影。散场时，观众拥挤，父亲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高度近视，根本无法走路，只好让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镜。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

五

三不老胡同1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慵懒的特征。看大门的伍大爷也负责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蹿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高喊：“443电话——”

443是我家门牌号码。4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民进”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后成家，搬到8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百灵鸟”。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隔墙从未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大少爷”。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大少爷回来了。”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陈家，是致公党“外来户”。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十三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卜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劳动教养。

433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儿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卧病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葛家。葛志成是“民进”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葛不说”。他们家拥有全楼唯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文革”受冲击，于一九六九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一九五一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一九四五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戴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一九七○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拥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古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待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的，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1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最后的贵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1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儿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粝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中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像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惬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交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八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白专道路”，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子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8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历史反革命”。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儿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4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眩，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褪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儿，从最初的慌乱中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喷汽式”，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打倒陈咸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8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九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八月二十二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3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兵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交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2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钻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唯独珊珊没能回来……（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假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1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套袖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招呼客人，估摸居委会派出所也跟着加班加点。

一九八○年秋天我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1号。

十一

二○○一年年底，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我们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六百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

三不老胡同1号院内

三不老胡同1号墙外

三不老胡同1号门牌

幼时的北岛

兄妹仨合影

兄妹仨合影（1956年）

兄妹仨合影（1959年）

和弟弟合影

和妹妹在三不老胡同1号（约1958年）

在北海公园划船

和弟弟一起划船

小学生北岛

父母结婚照（1948年于上海）

父亲在天坛（约1948年）

年轻的父亲

全家福（约1963年）

北京十三中大门

涛贝勒府

北京四中大门

“文革”中北京四中的批斗会

1969年在北京

穿着父亲的羊皮袄（1970年）

和父亲一起在湖北干校（约1970年）

妹妹在北海公园

妹妹在家中阳台上（约1969年）

父亲在湖北干校宿舍（约1971年）

母亲在河南“五七干校”（1971年）

全家摄于天坛（1972年）

父亲和亲人合影，左起大姑父韩耀辉、伯父赵夷年、叔叔赵延年（1977年11月）

和同班同学合影

自左至右：李惠敏、徐金波、郎放、赵振开、曹一凡、史康成、吴人侃、张潜

曹一凡与他的妹妹合影

父亲在旧金山湾区

钱阿姨

据父亲说，五十年代初，有个叫王玉珍的农村姑娘，因家庭纠纷从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见那官司旷日持久，她到我家落脚当保姆。我们住东交民巷外交部街1号，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没几步路。王玉珍身强力壮，嗓门洪亮，带孩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全包了，根本不当回事。据父亲说，每天下班，都看见她坐在家门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轮流喂饭。父母白天上班，无人替换，估摸每回开庭，我们都跟着对簿公堂。两年后，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们哥儿俩已满地跑了。

一

一九五七年年底，我们家来了个新保姆，叫钱家珍，江苏扬州人。她丈夫是个小商人，另有新欢，一气之下她跑到北京，先住后母家，闹翻了，下决心自食其力，经父母的同事介绍来到我家。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八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上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开放前，父母的工资几乎从未动过，每月总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币（对一个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钱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

钱阿姨不识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记账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头上。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个十六开横格练习本，封皮油渍斑斑，卷边折角，每页用尺子画出几道竖线，按日期、商品、数量、金额分类。钱阿姨掰着指头一笔笔报账，并从兜里掏出毛票钢镚儿，还有画着圈儿记着数的小纸条，那些圈儿，依形状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让人想到原始符号。

对我来说，这活儿实在令人厌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从未间断，如果间断那么一两天，得花上更多的时间精力找补才行。我贪玩，心不在焉，准备随时溜号儿。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其实这账本父母从未查看过，钱阿姨也知道，但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代写家书。关于钱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说来她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这倒都是富贵的毛病。

钱阿姨有个异母同父的妹妹，每回扬州来信都是头等大事。为确保邮路畅通，她张罗着给邮递员小赵介绍对象。小赵长得干净利索，生性腼腆。而为他准备的候选人，要不农村户口，要不缺心眼儿。每次相亲我都在场，真替小赵捏把汗，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儿？说来还是钱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会等级被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小赵变老赵，单身依旧。

钱阿姨干完活，摘下围裙套袖，从枕下抽出刚抵达的信。我展开信纸，磕磕巴巴念着，遇生字就跳过去。钱阿姨听罢满脸狐疑，让我再念一遍。接下来是写回信。上小学二年级时，我最多会写两三百个字，实在不行就画圈儿，跟钱阿姨学的。好在家书有一套模式，开头总是如此：“来信收到，知道你们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时间久了，才知道钱阿姨的妹妹也有“枪手”　，是她女儿，跟我年龄相仿，后来去江西插队。有一阵，我们同病相怜，通信中会插入画外音，弄得钱阿姨直纳闷儿。

二

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有心参加社会活动，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复杂不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一九五八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变形的工人农民形象代表变形的时代，风吹日晒，他们渐渐隐身墙中。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玩笑。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所谓半罢工，就是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年钱阿姨四十三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滚滚洪流中，谁又能看见谁呢？每个人都被革命热情所蒙蔽。据我所知，钱阿姨那一阵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她背语录有困难——不识字，扬州话拗口。那年头，我们也处于半疯状态，侧看半疯的钱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

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她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

三

一九六九年年初，钱阿姨又搬回来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楼空：母亲去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弟弟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我去河北蔚县的建筑工地，随后妹妹跟着母亲去干校，父亲压轴，最后去湖北沙洋的干校。

弟弟去建设兵团那天，父亲到德内大街的集合点送行后回家，在楼门口撞见钱阿姨，她气急败坏地说：“要是保保（小名）找个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说了没有？”“没跟他说这个。”父亲答道，“别追了，他已经走远了。”钱阿姨仰天长叹：“我的老天爷！”

一九七○年夏，我们工地从蔚县搬到北京远郊，每两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轿车离开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钱阿姨围着我团团转，嘘寒问暖，先下一大碗汤面，用酱油、醋和葱花做底料，加上一勺猪油，再煎俩荷包蛋放在上面。她心满意足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皱纹爬满脸颊额头，有照片为证。那是我拍的一张肖像照，为了办户口手续。要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苦练了好几年，不过拍摄对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单搭在铁丝上做背景，再调节三盏大瓦数灯泡做光源，用三脚架支起捷克“爱好者”牌120双反照相机，用快门线控制，咔嚓，咔嚓——

我得承认，那的确是失败之作，正如钱阿姨的评价——像鬼一样。若追究原因：一、曝光过度；二、焦距过于清晰；三、未找到最佳拍摄角度。当然还有后期制作的问题。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给楼下的一凡，我们共用一台放大机。

一凡后来抱怨说，没辙，底片曝光过度，即使用四号相纸也是黑的。接着他犯了更大的错误，把十几张废照片随手扔进垃圾箱，不知被哪个坏孩子翻出来，贴满各个楼门口和楼道窗户上。钱阿姨就像通缉犯。这下把钱阿姨气疯了，到处追查，最后发现罪魁祸首是我。

钱阿姨在家闲着无事，心里不踏实，花了一百二十元给我买了块东风牌手表。就在这前后脚，我收到父亲的信。原来干校又传闲话——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明证，而父亲正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压力可想而知。尽管措辞婉转，钱阿姨一听就明戏，于是告老还乡。

我们最终未实现养老送终的承诺。

四

一九八二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我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途经扬州。事先给钱阿姨的妹妹写信，通报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访后，我来到她妹妹家。钱阿姨显得焦躁，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从她妹妹语气声调中，能感到钱阿姨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提议到她的住处坐坐。

沿潮湿的青石板路，我们并肩走着。钱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随时会在大地上消失。所谓家，只是一小间空木屋，除了竹床，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带来本地买的铁桶饼干，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礼物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她迟疑着嗫嚅着，直到我告辞时才说出来：“我需要的是钱！”我傻了，被这赤裸裸的贫困的真理惊呆了。我请她放心，答应回家就把钱汇来（后来母亲汇了七十元）。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

大街小巷，到处飘荡着钱阿姨讲的那种扬州话。原来这是她的故乡。

读书

一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经验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打开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油锅吱吱响，香飘四溢。兜里钢镚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眼闭一眼。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滴答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外，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51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绝不做叛徒。

二

从小人书到字书乃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革”中挂着毛泽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书的排列顺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及鲁迅文集居高临下，代表正统；第二格是古文辞书，代表传统，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古文观止》、《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还有《辞源》、《诗词格律》、《现代汉语词典》和《俄汉大词典》；再往下一格是当代革命小说，代表道统，如《烈火金刚》、《红岩》、《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还有散文随笔，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后者成了我主要摘抄对象，那些华丽辞藻镶嵌在我错别字连篇的作文中，显得过于耀眼。最底层是各种杂志，代表俗统，有《收获》、《上海文学》、《俄语学习》，最多的竟是电影杂志，除《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通俗刊物外，还订阅了一大堆专业杂志，如《中国电影》、《电影文学》、《电影艺术》、《电影剧本》等。我甚至怀疑，父亲一直有写电影剧本的秘密冲动。

我的阅读兴趣刚好相反——自下而上。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摇拉推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换转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

再上一层楼，我开始迷上革命小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些性描写。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色情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由于阶级立场问题，还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相信，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都多少与此有关——暴力与性，是以革命的名义潜入我们意识深处的。

读字书，为大人赞许。小小年纪，哪儿经得住夸？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母亲把我带到她所在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图书馆，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最厚的苏联小说，七百多页，坐在阅览室装模作样读起来。图书管理员大惊小怪，引来借阅者围观，好像我是外星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真是外星人，读的是天书——硬着头皮在生字间跳来跳去，根本无法把情节串起来。

我攀登到古文，则与父亲的强权意志有关——非逼着我背诵唐宋诗词，特别是寒暑假，几乎每天一首。正是贪玩年龄，哪儿有古人的闲情逸致？窗帘飘动，我摇头晃脑背诵：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

至于书架最顶端的那些书，从庄严品相到厚重程度就让人犯怵，直到“文革”写大字报才用上。读着读着，才明白父亲置于顶端的道理——高处不胜寒呵。

三

大约十岁那年，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从家门口到厨房的过道阁楼上堆满大批“禁书”。

人小阁楼高，本无事，但好奇心作祟，趁家中无人，我把两把椅子摞起来，再加一高凳。要对得准，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那完全是杂技表演，可惜无看客，要说唯一看客是我，非要登高看个究竟。

我打开阁楼门，故纸味和尘土味扑面而来。我常逛旧书店，故纸味淡雅幽远，如焚香，召唤远道而来的灵魂。而这里，或许在暗中关得太久，故纸味要强烈一百倍，像犯人，充满敌意的侵略性，熏得我头晕。屏息凝神，渐渐适应那气味的冲击和昏暗的光线，凭直觉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宝库。

我至今还能记得其中不少书的装帧品相破损程度及独特的气味。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和区域，有着不同的旅行路线。首先是纸浆的来源——棉花稻草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各地温差湿度，吸附四季的气息和饮食风味。每本书都有生命，都有各自的年龄、籍贯和姓名。

我家阁楼的藏书大致分四类：其一，旧版的《唐宋传奇》、《警世恒言》　（未删节版）、《封神演义》等；其二，解放前出版的各类小说，包括张恨水、郁达夫等，连茅盾也被打入冷宫，大概由于露骨的色情描写；其三，是各种三四十年代的流行画报，包括《良友》画报、《妇人画报》、《影艺画报》；其四，是母亲以前学医用的专业课本，包括《生理解剖学》、《妇科大全》等。

显而易见，我家处于双重的文化生活中：书架是对外开放的，代表正统与主流；阁楼是隐秘封闭的，代表非法与禁忌。自从发现阁楼的秘密那天起，我也跟着过上了双重生活。

下课回家，我把椅子凳子摞起来，登高，打开阁楼门，在昏暗中摸索，抽出一本本书，先做初步判断，再运下来。读罢，在父母下班前把书放回去。

阁楼深，胳膊短，要想够到深处，就得再加个小板凳才行。稍有闪失，人仰马翻，摔得鼻青脸肿。在我早年的阅读经验中，除了公开与隐秘、正与反之分，更重要的是疼痛感。我以为，那是阅读禁书的必要代价。

从古代传奇到现代小说，性描写远比革命小说邪乎多了，原来性禁忌只不过是后来才有的。　《生理解剖学》等医书涉及女人器官结构和功能，让我目瞪口呆：原来孩子是这样生下来的。

阁楼内秩序的混乱引起父亲的疑心，他在阁楼上了把锁，但丝毫不能阻挡我深入事物内部的决心。我东翻西找，终于找到那把钥匙。

四

与阁楼有关的秘密阅读，始于十岁，一直持续到十七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积极参加造反的同时，我仍从阁楼偷食禁果。直到同年八月某日，大楼门口贴出某红卫兵组织公告，宣布要逐门逐户抄家，限令把所有“四旧”物品书籍在指定时间交到居委会，不得延误，否则格杀勿论。

我们全家忙乎了三天。父亲打开阁楼，把全部藏书取下来，堆在一起。这些伴我成长的书，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付之一炬。想象它们在火中翻卷时的形状和声音，伤感之余，我竟感到一丝窃喜。

去上海

一

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运动”如火如荼。我懵里懵懂，觉得成人世界很危险，就像光天化日下捉迷藏，竟玩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有一天，在音乐学院教书的表姐来我家做客，我脱口问，你是右派吗？表姐笑而不答，父亲大怒，认为我这孩子口无遮拦，将来非闯祸不可。没过两天，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午，与我家合住同一单元的那家男主人俞彪文跳楼自杀了。虽说我自幼对死亡有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还是被“自杀”这个词所特有的含义吓呆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请假带我去上海看外公。这是我头一次出门远行，那股兴奋劲儿可想而知，掰着指头数日子。再说了，新守寡的郑阿姨半夜的哭声常把我吵醒，死亡的阴影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下总算逃脱了。

外公去年出了事：他在街上被踢球的孩子一记猛射击中，仰面倒下摔坏了后脑，造成偏瘫失去语言能力。他本来身体硬朗，喜爱运动，冬天坚持用冷水洗澡。一九五三年来北京小住，到处游山玩水，从相册上能看到他特有的乐观者的笑容。

在前门火车站，我头一次近距离观看火车头。巨型车轮和连接杆、高高的驾驶室、锃光瓦亮的黄铜管和阴郁的锅炉，真把我镇住了。汽笛长鸣三声，车厢剧烈晃动了一下。和母亲并排坐硬座上，我靠窗口：树木、田野、村庄，一闪而过。穿过大大小小的铁桥时，发出异样的轰鸣。在济南火车站月台上，妈妈买来只烧鸡。乘务员用大茶壶沏茶倒水。我们自备的搪瓷缸搁在小桌上，茶缸盖随车身震动轻轻打镲……

半夜被吵醒。妈妈告诉我，浦口到了，火车被拖上渡轮过江。有人吹哨指挥，缓冲器吱嘎作响，列车被分成几截，拖到渡轮甲板的铁轨上。江面黑灯瞎火，浪头拍击船舷发出阵阵闷响。工人用小锤检查车轮，叮叮当当。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对岸。第二天上午，火车驶进上海站，亲戚们在站台迎候，然后分乘三轮车，来到虹口区多伦路的一扇石库门前。

二

外公孙海霞（字曙光）生于一八八○年，浙江绍兴人。他从小上私塾，后考取上海电信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汉口电报局，负责欧美电信业务。他与黄兴结识，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他把外婆和孩子们送到湖南岳阳的亲戚家。在起义中，他参加敢死队，迅速抢占发报台，用电讯传达指挥部的命令，及时调动了部队。翌日举行庆功会，他荣获一等功，并得到一千元现大洋的奖金。黄兴要他留在革命政府担任电讯总管，他婉言谢绝，前往湖北钟祥任电信局局长，并用那笔奖金创办了中强中学，兼任校长。

每天早上学校升旗仪式后，外公亲自给学生讲时事，宣传民主与科学的道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外公在钟祥召开声援大会，并率众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会道门势力，捣毁了县党部、农会等机构，也包括电报局和中强中学。他们冲到外公家，把我三舅吊起来毒打。在老百姓的掩护下，孙家的人乔装打扮，混出城门。外公躲在电报局后山树林里，趁夜色翻过城墙，一路坎坷，到达武汉。

交通部电信总局调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外国电报公司。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要他主管日伪的华中电报局。外公托词有病，躲到苏州乡下。日本人多次请他赴宴。他自知躲不过去，于是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了重庆，交通部委任他为电信局总视察。天各一方，与家人一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为成都市电信局局长。一九四八年电信局工人发动大罢工，在外公支持下通电全国。他随即被勒令退职。成都电信局八百职工含泪为他送行。他回到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电信局副局长，直到退休。

在外公的动荡生涯中，出现了与我有关的插曲。一九四六年年初，母亲陪外婆从上海飞往重庆看望外公。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由于不会用机场电话，外婆让母亲请旁边的小伙子帮忙，电话很快就拨通了。小伙子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机票紧张，他和同事在机场轮流排队等票。外婆见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托他去看望我在北京的小姨，有招女婿之意。那小伙子就是我父亲。

父亲到北京不久去看小姨，不在，留字条另约。可突然间小姨因失恋卧轨自杀。由于一场悲剧，在父母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九四八年五月，父亲在上海与母亲成婚，一起搬到北京。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一个生命的诞生是多么偶然：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外公流落他乡，没有母亲陪外婆的重庆之行，没有父亲调动工作，没有战后机场的混乱，没有电话的落后，没有小姨的悲剧，没有北京与上海的两地书，能有我吗？

三

外公口歪眼斜，不时流着口水呆望我。我们面对面坐着，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鞋蹭桌子腿，你一下我一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那瞬间，他混浊的眼睛闪出顽童般的光亮。

外婆生下十四个孩子，存活了十三个——我有八个舅舅四个姨妈。外婆在我出生头一年因肺癌去世。外公鳏居数年后找了个老伴，她个儿不高，精力充沛，眼神诡异多变。由于后外婆的出现，外公与子女们疏远了，直到瘫痪，大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

跟母亲住外公家，我得以近距离目睹平静生活下的凶险。后外婆必有坚强的神经，才能抵抗家族的敌意，否则早就扫地出门。无论家庭秘密会议或私下议论，大人从不避我。上海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我记事起，父母之间说上海话，作为秘密语言。但我听懂了，他们只好改说普通话。我当时正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关心家族纷争。从只言片语中，我得知头号罪状是虐待外公，这无异于“狼外婆”。与“狼外婆”生活在一起，我得装得多无辜才行。

外公的住房是单位分配的，他退休时是上海电信局副局长。那石库门随时代变迁不断切割组合，地形复杂。进大门过天井，沿客堂间左侧上楼，楼梯下是小厨房，楼梯半腰有一亭子间，上二楼是十来平方米的堂屋。外公和“狼外婆”住堂屋，我和母亲挤在亭子间。

母亲跟亲戚一起出门了。闲得无聊，我向窗外张望，天际线被竹竿晾晒的花花绿绿的衣物遮挡。近处，总有一帮男孩儿聚在天井，唧唧喳喳说个没完，毫无行动可言，我都替他们着急。啃完一个苹果，我顺手把果核朝他们扔过去，低头猫腰，悄悄离开窗口。

第二天傍晚我和母亲回来，她先上楼，我被那帮男孩儿团团围住，他们高矮不一，影子般沉默。一个瘦高的家伙显然是头头，他问我为什么扔果核，又问我从哪儿来，我拒不回答。我们近距离对视着，似乎在玩谁先眨眼谁认输的游戏。直到母亲从楼上喊我，他用手拍拍我肩膀，小兄弟们让开一条路。以后进出，他们总是默默盯着我，并无敌意，然后继续聊天，那架势非聊到地老天荒不可。

淮海中路698号是栋两层小洋楼，七舅和八舅的家。两位舅妈是姐妹，舅妈的亲戚也住在这里，可谓亲上加亲。孩子一个个出生长大，房子越来越小。在我面前冒出一大堆从未谋面的表兄妹，呼啸成群，满口上海话，我在他们当中更加孤单。

八舅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在中学教英文。七舅是飞行员，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参加过“两航起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驾十二架飞机飞回大陆。“文革”期间七舅被定成“特嫌”，长期关押毒打。多年后平反他来到北京，看见他那被打断变形的右手小指头，我深受震动，不禁失声大哭。

四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母亲跟二姨最亲。她在上海广慈医院工作，任护理部主任。解放前她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夕，她是江南造船厂厂长的私人特护，在她劝说下，厂长拖延执行拆除设备的命令，把造船厂完好地交给新政权。一九五○年，她调到北京为高干做特护，包括江青，这为她的命运埋下祸根。

二姨有病而终身未嫁。她生活简俭朴，总是穿双排扣蓝布列宁装和白底布鞋。她工资高，却省吃俭用，帮助亲戚的孩子们。逢年过节，她总是给我们寄礼物，包括衣服书包铅笔盒等。在上海期间，母亲与二姨来往最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乘三轮车出门，我坐在她们中间，领教了上海话的语速和密度。

一九六八年冬，半夜收到上海的加急电报：二姨自杀身亡。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据广慈医院的造反派讲，她是隔离审查时畏罪自杀的，可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后来据说与江青有关，怕她知道太多的秘密。

记得我跟母亲在西单排队等车，她突然哭出声来。我忍住眼泪，低声嘶嘶警告，不许她再为二姨哭——她是阶级敌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作为长子，必须为母亲为家庭的安全负责。那几天北风肆虐，半夜摇撼我家房门。听见母亲嘤嘤哭泣，让我想起当年的郑阿姨。

一九五七年夏天，乘三轮车穿过上海大街小巷，坐在母亲和二姨中间，我从她们的胸前背后胳膊肘下窥看世界，有一种母性羽翼下的安全感。二姨对我最好，总是给我买最高级的双色冰砖。

五

我对上海的印象是混乱的，其繁华程度令人吃惊，和北京相比，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但那繁华后面似乎藏着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远离北京使我重新辨认北京，知道它的天地、界限及可能的外延。后来我满世界近乎疯狂地奔走，可追溯到这头一次远行。多年后读到俄国诗人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看看太阳和蓝色的地平线。”我被这诗句一下击中了，廓清了自上海之行后在内心潜藏的旅行冲动。

在上海只住了十来天，我开始想念北京，想念伙伴，想念家和胡同，还有那特有的气味，甚至想念让我厌烦的学校。我第一次体验到乡愁的滋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是建军节三十周年。当晚，母亲和亲戚们带我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多艘悬挂彩灯的军舰排成队列，汽笛齐鸣，水兵们站在船舷，行礼致意。礼花骤然在空中绽开，照亮江面。坐在七舅肩上，高过周围的人群，我激动地尖叫。第二天是我八岁生日。

小学

一

一九五七年冬，我正在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当老师把我带进教室，有人拍桌子，有人起哄，昏暗中，那些眼睛和牙齿闪亮。我头戴栽绒棉帽，护耳翘起，像个七品县官。一个转学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陌生集体的敌意，可有谁在意这对孩子的伤害？

弘善寺是个明代寺庙，在北京林立的庙宇中，它又小又无神灵护佑，香火难以为继，后改成小学。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庙，一九六五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为弘善胡同，小学更名为弘善小学。

我从“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进入北京，如鹰向下盘旋，沿天安门、故宫、什刹海、德内大街，终于找到三不老胡同，再平移到弘善胡同。我借鼠标变焦——向下猛冲，而弘善胡同3号消失在几棵大树下。旁边是栋丑陋的现代化建筑——天弘善宾馆。我上网去查，居然没找到弘善小学的资料。

整整半个世纪了。一九五八年开春，乍暖还寒。一进校门，影壁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传达室旁，一棵歪脖柳树正抽枝发芽。斜穿前院，进东北角的教室，门吱嘎作响，一排小窗东歪西斜，天花板低矮。再转向后院，绕过由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来到尘土飞扬的操场。北墙根有一砖砌讲台。校长铆足了劲儿喊“升旗——”，全校学生齐刷刷立正，一起高唱：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上学路上要过好几关。一出大院门就是俩拦路虎，一是立在路当中的烤白薯窝棚，二是对面花枝胡同口的早点铺，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嗞嗞响的炸锅的油烟香，基本就让人走不动道儿了。我冲破重围，好不容易出胡同过马路，迎面又撞上小杂货铺，正把着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我下意识摸摸兜儿，咽了口唾沫继续前进。总算到了校门口，一个小贩在那儿迎候。他像古装戏法大师，摇身一变，就地摆出各种零食，有干果、冰糖、山楂片、桂皮等，让人神不守舍。此刻，上课钟声响了。

那口生铁铸钟，恐怕是仅存的镇寺之宝，穿过朝代的迷雾当当敲响——我们起立坐下，上课下课。代表时间的钟声切割时间，也让人忽略时间，就在这钟声里我们嗖嗖成长。“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儿；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一打一挤眼儿……”除了“蹲班”的，只要刚升了级，一转身，我们就羞辱那些新生。

二

我是靠说相声在全校出名的。记得那段子叫《乱形容》，先在收音机听过，后来从《曲艺》杂志上找到原本，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背得滚瓜烂熟。那是一个乱形容的时代，我们写作文东抄西抄，专抄那些浮华空洞的形容词。

登上操场讲台，我头皮发麻，腿肚转筋。扩音器吱嘎的交流声给我喘气的机会。我心中默念：“就把台下当成一块西瓜地吧。”果然灵验，我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把听众全都给逗乐了。一周内，我成了全校名人，无数目光迎来送往。说来做名人并无特别之处，就是闹心。一周后再没人多看我一眼：有失落，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时间之歌》，那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高士其是个身残志不残的科普作家，他的诗充满科学主义的意味。站在讲台上，我先默念“西瓜地经”，然后直着嗓门高喊：“时间啊——”

在四年级作文课上，我写下第一首诗，那是根据《人民日报》的几首诗拼凑成的，都是些大词儿，比如“历史的车轮向前”、“帝国主义走狗”、“螳臂挡车”、“共产主义明天”……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时间观”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代价，首先是饥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课间休息凑在一起，主要是“精神聚餐”。一种流行说法是，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被“苏联老大哥”用火车运走了。大家愤愤然，摩拳擦掌——且慢，消耗体能的结果会更饿。

为改善伙食，学校食堂养了两头猪，在操场放养，一下课，几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对象。它们被撵着满处跑，跳栏翻墙，瘦成皮包骨，两眼凶光，与其说是猪不如说是狗。从猪眼中看，人类全疯了：只要钟声响起，他们从门窗一拥而出，扑将过来，一个个面目狰狞，眼睛发绿，频频发出食肉的信号。

三

学校表面上归校长老师管，但地下存在着另一隐秘的权力系统，那就是暴力。

一天，在操场旁教室的一面墙上，我和雷同学抄黑板报。那是阳光和煦的下午，槐花飘香，同学们大都放学回家了，校园静悄悄的。我们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有说有笑，后因版面安排发生争执，口角了几句，他突然猛冲过来，拳头雨点般擂到我头上脸上。我顿时眼冒金花，剧痛中模糊看见那因狞笑而扭歪的脸。我无限委屈，眼中噙满眼泪，强忍着，未滚落出来。

这就是拳头中的真理。凭本能，我意识到在这丛林法则中，关键一条是寻找保护人。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李希禹，是校足球队前锋。他个儿矬且四肢短粗，其貌不扬，满脸横肉，眯缝眼儿好像总也睡不醒——静若睡狮，动则矫健凶猛，当地流氓都怕他三分。

不知怎么回事，一来二去，李希禹成了我的保护人。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很难说清其中因果。或许大多数同学来自底层，而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与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他家离学校不远，独门独院，有一棵让人眼馋的大枣树。他居然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随和，像个很有教养的好孩子。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像往常那样，上课前一刻钟走进教室，几个同学正围着炉子烤火说笑。李希禹迎过来，递上一块据说抹了黄油的烤馒头。他的过分热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我拒绝了。他生气说：“瞧不起我？你丫真不够哥儿们。”后来证实，那烤馒头上抹的是鼻涕。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上，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叫尊严。我此后尽量躲着他，同时准备好任何血腥的报复。我一直处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缝眼的视线边缘，他似乎在掂量在犹豫……

我们班新来个日本归侨，叫赖德生，他有个哥哥赖文龙，高一年级。哥儿俩身高体健，先靠乒乓球拍横扫全校，又打破各项比赛纪录。由于在日本长大，他们毫无城府，对地下权力一无所知，可没人敢招惹他们。他们无形中拓展的权力真空，给我带来安全感。我们住得很近，过从甚密。

他们从日本带来最先进的技术，首先是半导体收音机，造型精巧，音质优美，尤其那些键盘旋钮，更像一个引爆现实的装置，让我有些敬畏。再就是那些日本画报上的美女，更让我浮想联翩：原来在我们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

四

第一个班主任是李老师。他每天早上从我家楼下准时穿过，那橐橐的皮鞋声，从纷杂的脚步中脱颖而出，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他又瘦又高，肤色黧黑，一脸严肃，讲话时喉结翻滚；他身穿洗旧的蓝制服，领口总是扣得严严的，黑皮鞋擦得锃亮。由于经常伤风，他动不动从裤兜掏出大手帕，哧哧擤鼻子，或随地吐痰（但从不在教室）。要说他吐痰，那姿势优雅无比：扭头不弯腰，嘴歪眼向前——呸！

在枯燥的课文之间，他经常穿插些警世的小故事。有个败家子，平日爱吃肉包子，但总是把褶角咬下来扔掉，被隔壁老先生拾起收好。后家道中落，他一夜成了叫花子。有一天乞讨到邻居门下，老先生拿出个口袋给他，其中都是包子褶角，他边吃边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美味。老先生说，这都是当年你扔的……说到此，李老师意味深长地提高调门，扫视全班。可惜那年头我们既无家可败，更无肉包子可吃。

由于常感冒，李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郑重推荐“银翘解毒丸”：“知道什么是蜜制吗？就是用蜂蜜做的，而你们就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什么是蜡丸？就是用蜡密封，怕走了味儿。才两毛钱一丸，不贵，再说那味道特别……”经他一说跟仙丹差不离，全班只有我信了。大约两个月后，我走进阴森森的中药铺，把凑足的钢镚儿递到高高的柜台上，得到一丸“仙丹”。我钻进小胡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剥开蜡壳，放嘴里一尝，苦得我差点儿呕吐出来……

上五年级，铸钟换成电铃，班主任也换成董静波老师。她齐脖根短发，戴眼镜，身穿两排扣的列宁女装，既文雅又干净利索。她总是笑眯眯的，至少对我如此，我的作文总是被当成范文，显然我是她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爱上语文课，文字比算术让我更有信心。由于练书法，我的钢笔字带有颜体的力道，也深得董老师的赏识，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天空豁然开朗明亮。多年后我在散文集《失败之书》的序言写道：“我小学写作文，常得到董静波老师的好评，并拿到班上宣读。记得当时我的心怦怦乱跳。那是一种公开发表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董老师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与出版者……”

我在课堂上经常梦游，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董老师会用善意的方式唤醒我，比如，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把我引回到现实中来。“完全正确，赵振开。”她挥着教鞭说：“请同学们不要开小差。”

在海外漂泊多年，我通过母亲终于找到董老师，建立了通信联系。二○○一年冬，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专程去看望董老师，她已满头银发，腿脚不便，终日卧床不起。她找出我和其他同学的毕业照，发现很难与现在的我重合。而她说话多少带河北口音，显然也与我的记忆有偏差。最后她喃喃说：“嗨，走吧，别在我这儿耽误太多工夫。”我想，她责怪的是时间。

去年年底，我和母亲在香港九龙塘一家上海餐厅吃午饭，母亲无意中说到董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愣住，不禁泪流满面。

在小学升中学的全市统考中，董老师负责监考。教室里静得可怕，除了刷刷书写声，就是屋顶上麻雀的喧闹。我舒了口气，为语文题的简单而暗自得意。在改错字一栏有“极积”二字，我的目光停顿了一下，又滑了过去。正好董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我能感到她的目光的压力。她拍了拍我的课桌，转身对大家说：“同学们，别粗心，交卷前再好好检查一遍。”显然，董老师这话是冲我来的。我认真检查了一遍，肯定没错，便提前交了考卷。

因为“极积”，我差两分没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

北京十三中

一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一九○二年，醇亲王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承袭贝勒爵，搬入府内，故得名涛贝勒府。宣统年间，身为摄政王之弟，载涛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张勋复辟，他又当上禁卫军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摇身一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二五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一九二九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一九五一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

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蒙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

入学那年我十三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儿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十三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在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二

一九六二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詠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实，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一九五八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

“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

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跟卢叔叔探听，避而不答，想必那是军事秘密。

一天晚上，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灯光下，他双眼色泽不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半夜，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发现后，我们把它团团围住，先鸣枪警告，它猛扑过来，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三十九发子弹……”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

那年头，北京黑灯瞎火，肚里没食，早早回家歇着了。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戏剧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没伴儿，总把我带上。我跟他看的话剧有《以革命的名义》、《带枪的人》和《伊索》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刚下过雨，一股落叶霉烂味。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黄昏的晴空，楼梯上的观众，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那是我，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让我有点儿晕眩。随低沉的钟声响起，灯光转暗，红色帷幕徐徐拉开，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此后着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伊索附体，我处于半疯癫状态，在同学中宣布：为了自由，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水分子式，驴唇不对马嘴，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

当年粮食定量有限，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由于没缴够粮票，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边，道理很简单，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

三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

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四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

管理员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满筐鸡鸭鱼肉，均与学生食堂无关。听完我的慷慨陈词，他说：“我看这么办吧，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门说：“换个包子就行啦？”

“那你说怎么办？”他平静地问。

我一时语塞，愣住，转而理直气壮宣称：“今后要检查卫生，改善伙食，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

“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问道。

我转身发动群众：“大家说说，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没有！”冲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议！”“抗议！”群情激愤，跟着我喊口号，一时有点儿失控。

“你还反了？”老李大吼一声，脸色煞白。“赵振开，你一贯调皮捣蛋。我告诉你，你再无理取闹，先取消你入伙资格，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给你记过处分，直到开除。哪个同学跟着他，一样下场！”

这威胁果然奏效，大多数人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我也含糊了。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课铃响，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五

当年在北京中学生里有这么个说法：八中的会，三中的费，四中的近视眼，十三中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坑坑疤疤，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尽管如此，在北京中学生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顶属十三中最神气。

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小八路夏令营”。一凡是班长，走在二班队列前头，我是白丁，加上个头矮小，混在四班队尾。从学校操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突然间鼓号齐鸣，惊天动地。调整队列时，我和一凡交错而过，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北京四中

一

一九六五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十三中；第三，四十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统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十三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统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一九○七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一九一二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一九四九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十三中差不多，从家步行二十分钟。

九月一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灰色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曾出现在某部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服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指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比我们大八九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五十六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一九六六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儿们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五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南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这口号很快就被改编成《红卫兵战歌》，由我们班长刘辉宣作词作曲，一举成名。这首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每次合唱都会不断重复“滚他妈的蛋”，如空谷回声。

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运动之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辆车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学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里回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六月四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六月十五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

六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班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

八月四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八月二十五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C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象，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C被划为反动学生，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公布出来的呢？

八月十八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拥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是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是我十七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

三十五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北蠡县口音点名“赵一振一开一”　，把“开”还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一九五八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舍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填表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一九六五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臊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辞，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一九六七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刘源，他父亲已成为前国家主席。他住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熥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联，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的是刘源，为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遭到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六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联。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十一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二○○七年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叉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　“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谔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嘬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高二二办报闹得满城风雨，高一五不甘落后，由一凡挑头，决定为大家做一个纪念章。设计方案是马恩列斯毛并列头像，下面是“新四中公社”几个红字。用尽浑身解数，我们从七机部搞到最佳铝板，托人找中央美院艺术家设计，最后到珐琅厂制作模具。待模具做好却节外生枝：上面有指示，不许把毛与四大领袖并列。

一九六七年深秋，高一五和高二二纠集了十几号人，前往永定门外珐琅厂。行动指挥是张育海和我们班的徐金波。打仗先布阵——史康成、郎放和吴伟国守在厂门口，骑车待命；从厂门口到车间沿途安插几个腿脚利索的，装成闲人。由一凡出面跟厂方交涉，张育海如影随形。威胁利诱无效，一凡恳求管模具的刘师傅冲个样品作纪念。刘师傅递过样品，张育海一把抢走模具，夺路而逃，几经转手传到大门口，由史康成和郎放打掩护，吴伟国骑车扬长而去。工人们边追边喊：“抓住那瘦高个儿，他是带头的……”张育海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厂方扣下三名人质，却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放人。

在六斋胜利会师，七嘴八舌，从不同角度回放惊心动魄的一刻。张育海有点儿心不在焉，用口哨吹起《斗牛士之歌》。

一九六八年秋，工宣队要隔离审查他，据说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有关。他仓促做出决定，先到云南农场落脚，然后参加缅共人民军。临行前他跟朋友告别时说，京城终归容他不得，与其如此，倒不如去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活个自在。

一九六九年春，他跨过边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同年夏天在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一岁。他从缅甸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死后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抄。就在死前没几天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

我有一首《星光》是这样开始的：“分手的时候，／你对我说：别这样，／我们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你转身走去，／牵去了一盏星光。／星光伴着你，／消失在地平线上……”

很多年，一直有个漂亮高挑的女人，以“小四女友”的身份出入他母亲家。她告诉老人，她在等着张育海回来。

十

一九六五年，我刚进校门，四中成了北京市教育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高二二成了全校的重点，那里出了个反动学生牟志京。这一心理伤害有如巨大的阴影，催人早熟，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

而牟志京本人早就从这阴影中跨出来。他生性乐观，思路敏捷且与众不同。按一个朋友的说法，他是从不说套话的人。他高颧骨，宽鼻梁，专心倾听别人说话。我去过他家。那是个温暖和睦的家庭：父亲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他有个可爱的妹妹。

由于和同学交换日记看，被揭发出来作证据，于是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倒并不怎么在乎，真正激怒他的是另一件事。“一天，我从操场踢球回到教室，”他后来跟我们说，“很多同学围观墙上一张小字报，我也探过头去，上面写着‘牟志京是爱情至上主义者’。我一下子就想到自杀，因为我不能允许别人践踏我的感情领域。当时兜里有两块多钱，我决定大吃大喝一顿，然后自杀……”

按天性他不会自杀，再说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干。

他头一次听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感到震惊，马上到清华附中贴出批判的大字报。紧接着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他上台发言批对联，几个女红卫兵冲上来抢走话筒，并朝他脸上吐唾沫。几个在场的四中同学上台揭发他是反动学生。在四中组织的批判会上，他不仅不屈服，反而为另一个同学打抱不平，结果被杀气腾腾的刘辉宣打掉一颗门牙。

那年冬天，牟志京在街头看到《出身论》的小字报，通过上面地址找到遇罗文，谈得很投机，于是他决定办一份铅印小报，让此文广为人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其中《出身论》占了三个版面，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真正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他成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笔。

十八岁的主编牟志京，当时并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他追述与遇罗克初次见面时的印象：“他相貌奇特，个子不高，背驼得厉害，脸色极苍白，深度近视，眼镜一圈一圈的，但目光犀利，声音洪亮，机智幽默……那时正是冬天，在他家住房边搭的称为‘冰窖’的小屋里，我感到非常温暖……”

《中学文革报》供不应求，不断加印。那一阵，四中门口挤满来自各地的人，焦虑与期盼的眼睛像大海中的泡沫。他们一共出了六期，直到中央文革公开表态批评《出身论》。牟志京召开编辑会，说谁要是没有准备牺牲可马上退出。无人退缩，全体都留下来。

一九六八年年底遇罗克被捕，一九七○年三月五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被捕前他对牟志京说：“我觉得对不起你，你这么年轻，我把你拖了进来。”最后他把一封“致毛主席的信”托他保管。遗憾的是，此信在辗转藏匿中遗失了。

一九七五年秋，我和刘羽去五台山，路上把钱花光了。经大同回北京，我找到在铁路局当工人的牟志京借了五块钱，并在他们宿舍过夜。那天晚上，牟志京疯狂地拉着手风琴，他眯起眼咧开嘴，如醉如痴。

十一

赵京兴比我低一年级，却比我早熟得多。刚满十八岁，他已通读过马恩列斯全集，仅《资本论》就读了六遍，精通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等西方经典哲学，并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等书稿。在随革命退潮而兴起的读书热中，由师大女附中同学摘抄部分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都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

赵京兴出身贫寒。父亲是裁缝，平日穿缅裆裤，光脊梁，又黑又胖。一个与文化毫不沾边的家庭，居然出了这么个哲学家。

他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并写大字报贴在学校。他认为，由于每亩地平均人口增加，必然加重农民负担，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他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原生物实验室召开的第二次批斗会上，主持人大喝道：“赵京兴，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赵京兴先引用马恩两卷集某页某段的一句话：“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一一作了具体说明。

他的言论可谓石破天惊。比如“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比如“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伴随着人们的地下活动，将会出现新的历史舞台。”他在《政治经济学对话提纲》中写道：“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会招致种种处罚。

一九六八年年底，我在史康成家见到赵京兴的女友陶洛诵，她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白色连衣裙。至今还记得她说的一句话：“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和艰深的哲学笔记一起，还流传着陶洛诵情书中的字句：“少女面前站着一个十八岁的哲学家。”

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七十九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一凡和我在家练习气枪打靶，靶纸是冲洗报废的照片，包括我们自己的头像，背后垫着《红旗》杂志，为了回收气枪子弹。正赶上赵京兴托我们为陶洛诵放大标准照，顺手把一张废照片当靶纸。这事不知怎的传了出去。有一天，赵京兴来借书时说：“陶洛诵让我问问，你们是不是特别恨她？”

一九六八年冬，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格外寒冷。六斋越来越冷清，大多数住户先后去插队了。校园人迹稀少，大字报棚区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告示。

在一个小院里，有四个学生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其中包括赵京兴，他是公安部钦定的“要犯”。他总是笑眯眯的，埋头读书，沉浸在冥想的世界中。他的兴趣正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除了赵京兴，还有我们班两个同学，一个是刘辉宣，一个是史康成，正好关隔壁。他们分别因宣扬或反对“血统论”而在押，殊途同归。看守是同学，睁一眼闭一眼。我常去看望史康成，给他送书或捎口信，碰见刘辉宣也打个招呼。他们四位相处融洽，早晚拢火，互相借用火钩子，顺便交流案情或读书心得。

一九七○年二月，赵京兴和陶洛诵一起锒铛入狱。

十二

从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北京中学造反派逐渐取代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简称“老兵”），成为主流，但很快就出现了分裂。一九六七年春，由于中央首长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的两个讲话而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或称“四三点五派”。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北京老兵合唱团”在北京四中的食堂排练《长征组歌》，由刘辉宣指挥，当“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的乐句爬升到高潮处，总是被他的咆哮打断。中间休息，一帮合唱团男生聚在校门口晒太阳。

当时我正和同学在传达室抄大字报——那年头用不着看大门的，传达室被征用了。隔窗传来阵阵闲聊，继而起哄架秧子，骤然转向叫骂与追打。只见他们从校门外拖进一人，拳打脚踢，拽四肢用头撞树。据说是两个追赶游行队伍的外校男生，骑车路过，与合唱团的人发生口角，一逃脱一生擒。

这回可捅了马蜂窝。对手是北京建工学校“飞虎队”——铁杆“四三派”，以英勇善战而威名远扬。因武斗有人阵亡，他们全副武装抬尸到北京卫戍区抗议示威。有人报信，“飞虎队”掉头杀将过来。

那是原始版“闪电战”：先狂轰滥炸——无数石块飞进校园，擂动大地，砸碎房瓦玻璃。紧接着“飞虎队”队员冲进校门，兵分两路，迅速占领制高点，院墙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校园。他们头戴柳条帽加防护罩，手持钢管式长矛。先锋部队开路后，主力列方阵层层拥入，杀声震天，由一口棺材压阵。

“老兵合唱团”纷纷逃向校园尽西头的食堂。幸好“新四中公社”与“飞虎队”是一家人，在我们劝阻下，减缓了大军的推进速度。

突然从宿舍小院斜冲出一人，赤手空拳，破口大骂，拦住大军去路。他就是刘辉宣。顿时他被十几个“飞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长矛从四面八方指向他，矛头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班主任田佣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一拥而上，用身体护住他，一边为他求情，一边连拖带拽，把他护送到宿舍小院，他还是骂不绝口。

大军如潮，棺材如舟，绕过这旋涡继续向前。刘辉宣又出现在食堂，在他带领下，合唱团的散兵游勇高呼口号，但一见大军压境，长矛林立，刘辉宣只好下令：“放下武器，撤！”合唱团男生扔掉棍棒，各自逃生；女生尖叫着，乱成一团。我们竭力把双方隔开，劝合唱团的脱掉军装——这“老兵”的身份标志，混进人群中。少数躲进食堂与院墙的夹道中，最后翻墙逃跑。由于我们介入调停，这场血腥的武斗只造成少数轻伤。老兵最大的损失是，那些停在食堂周围的锰钢自行车被砸得稀烂。

因写中篇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而出名的刘辉宣回顾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意，是我们的对立面。他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叫杨小青，和我们积怨甚深，见了面就怒目而视。后来有一次外校的武斗打进了我们学校，混战中我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命将我救了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管这叫‘坚持原则’。但我心里却尊重他，当时就敬重他……”

十三

一九六八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

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讶之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一九五八年九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一九六八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高考落榜后，他父亲对他说：“上学的机会是受人控制的，但读书与实践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课堂，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权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比任何名牌大学的校徽重要得多！”这番话他一直记在心中。

要说人生这苦酒，最初是他跟老师共同酿造的，却不能分享。每逢校友聚会，只要听说有钱元凯参加，屈大同退避三舍。

十四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

一九六八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红卫兵6514部队”在行动——并不是和一个名叫李钟奇的将军过不去，而是为了在官史中留下潜台词，让本来顺理成章的叙述出现漏洞。我们白天刻蜡版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僵持几分钟，如同世纪般漫长。我们后退一步，在对骂中走开。撤退速度要把握好，太快太慢都不行。走出小巷，来到长安街上。秋风乍起，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而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十五

一九六八年冬，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田佣老师，到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地区进行“教育革命考察”。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在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就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这旅行多少带有那时代的疯狂印记。

我们正赶上武斗高潮，由省军区和三十八军分别支持的两派打得天昏地暗，战火波及白洋淀——那是抗日根据地，农民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刚住进县委招待所，就接到讣告及追悼会通知。在县城攻防战中，控制县城的一方七人阵亡。在人家地界别无选择，我们除了献花圈，还把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抄成巨幅挽联，横挂在街上。高音喇叭播放着哀乐。我们走进停尸帐篷，向死者三鞠躬。那是我头一次目睹死人，有男有女，皮肤蜡黄，在阳光反衬下呈半透明状，让人想起皮影戏。更可怕的是那股恶臭，要尽力屏住呼吸。

作为来自北京的代表，自然成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造反派头头和死者家属一再挽留我们作流水席上宾。婉言谢绝，我们回到县委招待所，一阵干呕，省了顿晚饭，在昏暗的灯下长吁短叹。

为安全起见，调查先从城关中学开始。那些农村孩子读书之刻苦是超人的：起早贪黑，伴着油灯熬夜，没有娱乐，居住伙食条件极差。他们的心愿就是进城读大学，彻底改变绑在土地上的命运。由于名额有限，要远远超过北京人的标准线才有被录取的可能。这让我们震惊，按这个标准，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学。这种社会的不公平，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烽烟再起，对方开始攻打县城。枪炮声不断，特别是晚上，子弹呼啸声让人难以入睡。县城随时都会失守，而县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田佣老师腰扎草绳，蹿出招待所大门侦察火力。只见他猫腰躲避，继而匍匐前进。招待所看门的老头细听枪声后打哈欠说，敌人还很远着呢，不耽误睡觉。

龟缩在县委招待所十来天，除各种传闻，对外界一无所知。在背后军方的压力下，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我们乘头一班去保定的长途汽车，逃出围城。

回北京不久赶上过春节。在同学聚会上，杯盘狼藉，醉后高歌痛哭。写旧体诗词成了时尚，互相唱和，一时多少离愁别绪！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大串联

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我们六个同班同学——张潜、潘宗福、杨晓云、张友筑、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车。

从八月十八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文革”新的高潮——大串联。中共中央文件指示，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交流革命经验，交通及生活补贴由国家支付。于是全国火车及公共交通对大中学生全部免费，各地还纷纷成立接待站，管吃管住。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助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消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一九六五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二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　，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三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四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滴答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

老pia给我布置了任务，即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员沟通。从大字报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么陈丕显、曹荻秋。以纠察队的名义，我霸占了调度室一部电话机，先通过查号台得到上海市委总机的号码，转拨到曹荻秋办公室，没人接。我又接通华东局陈丕显办公室，终于有人拿起听筒，自称秘书，我先声夺人，坚持要跟他本人讲话。对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的来头，穷于应付。我大发雷霆，让他告诉陈丕显，要这位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上海站的空前混乱负责。秘书唯唯诺诺，答应转达。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机过去了。纠察队连夜清理车站，赶走坐在铁轨上的人，并把住每节车厢的门，验票上车。我们嗓子喊哑了，仗人多势众，制伏了某些捣乱分子。第二天上午，开往北京的头班火车终于缓缓启动。我们捷足先登，关上车窗车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结束了为时不到两天的历史使命。

车厢严重超载：每节车厢限额一百零八人，实际上却是三倍多。人们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卧，厕所也挤得满满了，根本无法使用。列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轮流下车找食饮水如厕。往往无预先鸣笛警告，突然启动，车下的人紧追慢赶，从窗口爬进来，而动作慢的则永远被抛在后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居然借此在梦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个回家的梦，又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梦。

三天三夜。火车驶进北京。

父亲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一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叠，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画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压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十二块九，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斗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

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四

从一九六○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像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　“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五

一九七四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四十八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二十七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一八六○年二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一八六二年五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十二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十二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十五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一九四六年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一九六七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英寸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拥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一九五二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儿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他沉吟片刻，问我是否有支钢笔手枪，我蒙了。他说派出所来人，调查这钢笔手枪的下落。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我事先伪造的）。当时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这本来纯属恶作剧，竟弄假成真。至于派出所出面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他确实掌握多种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一九九九年秋天，父母到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

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谢冰心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也在，打个招呼就出门了。她篦过的灰发打成髻，满脸褶皱，眼睛却异常明亮；身穿蓝布对襟袄，黑布鞋，干净利索。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和《火之歌》等。她评价是正面的，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兴之所至，她把我从客厅带进书房，在写字台前坐下，从背后的书柜取出《汉语大字典》，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

此后我们有过短暂来往。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的角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旋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一九六九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四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振开被分配到六建当工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怕他冻着，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带上。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的电报“珊珊病速归”，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时光。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为我点了焦熘丸子，为珊珊点了红烧鱼。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十二天法定探亲假，加上倒休，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我先去河南、湖北探亲，再顺道游山玩水。头一年，从河南母亲的干校出发，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亲。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那时我正好在高桥镇的“五星三队”插队。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说振开来了。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单衣服全都洗了，还把我的人猪同住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当天晚上，我的房东叫他儿子去买了几块豆腐，把振开当贵客相待。当地农民每天三餐只有腌韭菜，豆腐无疑是珍品。振开带来三个肉罐头。第二天，我和振开一起步行到高桥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一九七一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待了几日。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盟。

一九七二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惧，只好照办。我下了决心，此后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一九七二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那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战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顺手够到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一九七五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那两年家中一片愁云惨雾。我把工地哥儿们陈泉请来，为父母说快板书，博得一笑。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

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济年与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挺住了。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无常，而生命弥足珍贵，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一九七九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一九八○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八十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一九八九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上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一九九○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在丹麦，田田的一对小鹦鹉死了一只，父亲带她去宠物店再补一只。他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对老板说：“一只鸟死了”（One bird dead），没下文，老板摸不清头脑，就卖给他一对。我下课回家，发现笼里有三只鹦鹉。

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画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七十三岁。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一九九九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十二

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上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父亲患的是肾癌和乙肝，外加左边偏瘫。他行动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厕所，我鼓励他，让他相信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康复。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像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三○四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二○○三年元月十一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三○四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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