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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法学课

雷雨过后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三里屯

一堂法学课

1.

2003年的秋天，每个星期三中午，我骑自行车从万柳宿舍到北大校园，去赶一堂课。我紧张不安，甚至有些焦虑。

那是令人紧张的一年。先是非典，我们被集体困在北大万柳宿舍。然后因为一场感冒，我被关在北大西南角一个招待所的小标间，整日思考生命的长短。随后，新的学期到来。我们很快遗忘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在非典期间被停滞的现实生活，迅速回到我们身上。一度闲来无事进行的读书和思考——也将迅速被毕业和找工作所代替。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我随意挑选了几堂课，为了拿到足够的学分。那时，赵晓力的职称是讲师，他讲《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学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师是朱苏力和贺卫方。几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更多的同学选择更实用的科目，他们总是提前为律师职业做好尽可能多的准备。赵晓力不太出名。有关他的传说，仅限于法学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周两节课，安排在周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时段。我总是在家园食堂吃完午饭，早早来到三教，随便找个教室趴着睡觉。快到两点时，我走下楼梯，穿过东倒西歪的自行车，爬到四教二楼。这是一座更阴森的教学楼，走廊朝北，看不见阳光。偶尔，我会看到赵晓力站在走廊上抽烟。

他个子矮小，但因为微胖的身材，整个人倒显得稳重。不爱说话，不像其他一些老师在课前风趣地和学生谈笑风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严肃得过了头，同现实生活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抽烟时，他盯着窗外，像在思考，但我们似乎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没想到，这堂课的“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我以前从未读过其中任何一本。当我的同学听说此事时，他们都睁着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后以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我。这意味着两种可能：我也许根本读不进去，中途开溜；或者，我坚持一学期，但是期末考试很危险。

那是一间小教室，但是选这堂课的学生更少，根本用不着占座。但如果迟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们总是试图拉开和老师的距离，喜欢往后靠。赵晓力说话声音不大，很少抑扬顿挫，平心静气的。有时候觉得他仿佛只是在对一个人讲话，可能是你，或者我。轻言细语，内容却严肃得要命。他从书本上偶一抬头的瞬间，眼光犀利地瞟过教室，然后似乎了然于胸地继续读书。

我总是被这犀利所击中。在《理想国》第一卷，这本书的最初几段，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因为害怕和赵晓力的眼光对视，我总是埋头记录下他说的一切。有时，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仅仅是机械地跟着课堂的进度，艰难而无力地快速翻书。

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体验。我习惯在人满为患的教室，听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的独奏。习惯不停地在笔记本上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当然，我还习惯守着一本法学教材，它总能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一种逻辑推理，或者是死记硬背的知识。突然，我无意中选了这堂课，像闯进了隐藏在北大校园里的一个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许多人都不曾知道。

2.

我第一次听说赵晓力，以为他仍是个学生。法学院广为流传的，总是说他如何疯狂读书，专注于学术，像个走路都在思考哲学的人。我们从未碰见过——也许真的碰见过，但我脑子里立着一个“高大严肃”的形象。

赵晓力倒不再是学生，但当老师却没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学院执教。距离他高考，刚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学念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划时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学，学校的文化氛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知识界万马齐喑，但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还在——在图书馆。大学毕业之前，赵晓力读完了图书馆里《读书》的所有过刊。还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如果一本书被翻烂了，你总有好奇心去看一看。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个时代开始。社会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赵晓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见校卫队穿着老式的警察制服，骑着三轮摩托车狂奔，真是不可思议，那是在南京永远见不到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举办了十四个讲座，感觉像刷新了一代学术。

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同了，但读书和思考仍在继续。读书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样一个人进行，读书成为几个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赵晓力很容易地找到了其他的读书人。他和强世功、郑戈，还有当时是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读得最长时间的是韦伯。

那时，苏力还不是博导。他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赵晓力他们的宿舍聊天谈学术。在法学楼，他们不顾路人侧目，只要碰见就开始严肃的讨论。有一次，赵晓力要借一本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但图书馆的书被借走了。在借书卡上，他看见了李猛的名字和学号，找到社会学系的四十六楼宿舍。后来，他们和其他朋友组成了另外一个读福柯的小组。

有段时间，李猛去了香港三个月。那时他们正在一起读德里兹的《福柯》。那三个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艰难。赵晓力说，从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上面，我们都比不了他。碰到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只有面面相觑。

这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在大学之外，已经有人开始质问，读书有什么用？但悖论是，当你没有读书时，你永远无法知道读书有没有用。在读书小组，热情疯涨。吴增定回忆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

2005年，赵晓力在一篇《无形的学院》的文章中回忆读书小组。他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现在，小组的成员已经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结起来，大家也久已不读福柯。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我们在那里接受了相互之间的教育，并学会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这个无与伦比的地方使这些成为可能。”他最后说。

3.

天气好的时候，周三下午总是有阳光射进教室。朝南的那两排座位，随着季节变换，占座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从秋天读到了冬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赵晓力一行一行地朗读。有时候累了，就让学生主动举手来读。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个学生发的帖子。她回忆赵晓力讲他喜欢的张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国的同学在校友录上留言说，看见赵晓力在街上走。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来的，是他背着法学院发的黑包，低着头，步伐坚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门的那条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点非点地动一下头。”

那是2002年，赵晓力在北大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在给零二级大一新生上法学原理课时，赵晓力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但那并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书的内容非常有意思。

但赵晓力最初做老师时，也没想到采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次，一个大一新生跑到他办公室向他咨询，毕业后应该做什么，考研？出国？还是当律师？这让他很惊诧，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在这个学生的人生规划里，无论哪一条出路，都不用读太多书。读书并不在大学四年的计划之内。“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那一年的期末，赵晓力出了一道考试题：“如果让你选择，你希望生活在谁的世界里，温斯顿（《1984》）、K（《审判》），还是默尔索（《局外人》）？”

考试结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学生愿意做K，而大陆的学生更多选择了默尔索。赵晓力猜测，外国人大概觉得K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审判》。

“当然，选择默尔索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关键在于选择的理由。有些理由显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则暴露了心灵中惊人的荒芜与贫乏；还有一些，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我反复强调并没有标准答案。”赵晓力说。

“有同学抱怨自己说了真实的想法，但是分数却非常低？”一个学生问他。

“那当然，考试显然不同于忏悔。”

赵晓力对考试的评分曾引起争议。我听过最离谱的流言是，他要么给你一百分，要么给你零分。但其实，赵晓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试卷看一遍，选出最优秀的一份，给一百分，其他人参照这个学生依次评分。他认为大学里的分数应该讲究分配正义。

而那些拿一百分的学生，才被认为是他真正的学生。他们是这堂课的精英，而赵晓力很可能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其实只是讲给他们几个人听。“孔子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给他一个人听。”

大学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从建校起，这所学校就有浓厚的精英文化氛围。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他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赵晓力并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得更久。整个中国都在迅速地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而北大也在变化。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

4.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地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善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时，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地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5.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那时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五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到考场时迟到了，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分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天分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学民主化”这个判断，然后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在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两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6.

时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三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财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

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地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仍望着窗外，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雷雨过后

1.

2007年底，桑海卖掉了房子。他在小区对面重新租了一套房。只需几分钟，他就可步行回到格林小镇。12月31日，他在博客里写道：“中国的2007，可以说是太平盛世，也可以说酝酿着某种疯狂。我的2007，不乏挫折和低沉，但心里越来越安静。”

在卖和不卖之间，桑海和他的妻子犹豫了半年。前一年，桑海辞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重新回到校园。每个星期，他有三天的时间住在清华大学，攻读中文系的博士学位。从格林小镇到清华大学，穿越整个北京城，像划了一条对角线。往返将近100公里，即便是开车，他也觉得路途遥远。

在格林小镇，桑海卖房的消息令许多人惋惜。但像这个小镇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人们理性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只是在感情上，一些人难免有点失落。桑海是小镇的才子。他是小镇生活的一部分。除非出于财务上的考虑，人们不明白桑海为什么要卖房。

当然，桑海并不是第一个离开小镇的名人。在他之前，“道老”卖了房，回到北京城里居住。在小镇网络论坛上，“道老”是一个台湾人的昵称。他的卖房理由清晰明了：小镇交通不便，但这里的房价翻了一倍。无论是实用角度还是经济上考虑，他走得顺理成章。但人走了，心却没走。至今为止，他在小镇论坛上的发帖数量，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未来明珠”。小镇最热心公共事务的名人之一，业委会主任。出于同样的交通因素考虑，他平常也很少回到小镇居住。在北京南二环附近，他拥有另外一套住宅，只在周末时回小镇看看。但无论如何，他没想过卖掉这里的房子。

格林小镇位于北京的东南角。是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最为瞩目的一个小区。除了小镇本身在环境和外观上的成功，它以活跃的社区生活著称。人们在这里自导话剧，举行摄影沙龙和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总之，那是许多准购房人理想中的社区。很遗憾，它没有新房了，二手房价格令人望而却步。

这个拥有1800户的小镇，偶尔搬走一两户人家，是很难发现的。但桑海可不一样。在小镇论坛上，他叫“Doodles”，中文取意“涂鸦”，是小镇社区最活跃的几个人之一。又因为文学才华出众，编导过两部话剧在小镇自演，他已成为这里的记忆。

所以尽管桑海很久没在小镇论坛发言，他低调的处理掉房子，仿佛一切没发生过变化，但他的朋友们，那些最活跃的社区人物，包括话剧社的成员们，没有人不知道他已经搬走了。是的，桑海是小镇的一个遗憾。

但与人们的惋惜相比，桑海的离开，平静、决绝。刚到小镇时，他形容这里的居住气质是“绝对北欧”，是“童话天堂，不食人间烟火”。他的诗意是“任夜凉似水，月光如练。我面向窗外，春暖花开。”这里满足了他对房子的梦想。但现在，小镇变得越来越好，桑海却选择卖房。连我这个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桑海个字不高，1976年生，与很多爱好写字的人一样含蓄少言。我们约在小镇对面一个咖啡馆。他带着浅笑走进来，无声无息。说话声音不大，字斟句酌，头型和眼镜暗示着他并不张扬，的确像个出版社编辑，只身上那件花衬衫显得有点离题。但他一点也不像我之前见过的社区积极分子。

在小镇论坛的活跃人物中，“未来明珠”是老北京人，极为热心，富有执行力。“格林屋主”是在大学校园长大的北京人，冷静、稳重，虽然低调却很有想法。“窑哥”是个30多岁的江苏人，激情迸射，仿佛总有时间和精力去推动他想做的一切事。“玻璃拉拉”正怀孕，她说桑海是她见过的文字最好的人，小镇是她见过的最好的社区。以惯常标准判断，他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在小镇，或者中国这个舞台上，他们都是主流人物。

几年以前，他们都是桑海极力想靠拢的榜样。像大多数从外地前来北京上学，继而留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桑海的梦想是拥有一套住房，一个高品质，环境优良的社区。

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河北石家庄郊区度过。父母属于石油系统，住过的地方都是隔绝于城市的独立环境。也不像农村，比农村更为封闭。那几乎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熟人社会。桑海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再也不想回到那样的社区。

1997年，本科毕业后，桑海先后住过北师大的教师筒子楼、老社区的地下室、北京胡同里的平房。似乎每一个初到北京的外地人都有过类似的租房经历，然后燃起买房的欲望。1999年，他和妻子在平房里结婚。一套自己的房子提上议事日程。“对于漂泊的人，房子不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也是一种象征安定和温馨的符号。”

在中国，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往往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残存者。在大学校园，他们一般对未来抱着浪漫的梦想。一旦走入现实，第一个受到冲击的便是那些残存的理想。本科毕业两年，桑海为一份报纸打工，撰写他不喜欢的报道。那并不是他想要的工作。结婚后，他考回北师大读研究生。他的理想已经演变成：“人生就是要一步一步往上走，挣更多的钱，住最好的房子。”

“那是一种比较世俗、上进的力量。”他看着我，像在说另外一个人。

“获得成功？”

“对。成功。”

“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么？”我问。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总想找一个什么东西寄托理想。但在现实面前，整个对生活的想象，基本上都凝结为一个房子。你不可能去革命，你也很难拥有一个什么胆大创业的机会，各种问题都有一些束缚。所以基本上把自己的能量和精神寄托在房子上。”

有了成功标准之后的桑海，开始在北京寻找理想中的住房。他看上了北京东五环附近的一个小区。他喜欢的德国风格。当他觉得把一生的财富都投入到一个房子上时，桑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危害到房子的细节。他甚至搬到工地旁边去住，连水泥的编号都要研究。痴狂到极点。他成为那个小区的维权先锋。

这时，他却又看中了格林小镇。在一篇名为《安家在北京》的文章中，他描写第一次见到格林小镇的情景：“看到小镇的红墙外套，修竹美泉，脱俗的北欧风格，我对妻子说，也许这里才是我们应该住的地方吧。”随后，他迅速果断地卖掉了以前的房子，搬到了小镇。

在文章中，他继续写道：

“小镇的邻居们很可爱，比原来的邻居年龄段和经济基础都要稍高，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趣味。我们喜欢把自己的小区叫作小镇，这里有一帮人在小区论坛上聊得热热闹闹，在网下也爱扎堆。”

“从产品角度说，目前北京令人满意的房子并不是很多，对房子有太理想化的期待，难免会失落。比房子更重要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和一些追求相近的人共同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氛围，这也许更接近一种理想状态。”

这些“追求相近的人”，包括“未来明珠”“道老”和“窑哥”，当然也包括桑海。很快，他们认为，“只在论坛上来来往往显然已经太OUT，老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也没太多创意，于是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和社团应运而生，戏剧沙龙算是其中最抢眼的一个。”

而在话剧排演中，最抢眼的当然是编导。桑海，或者Doodles，这个当时还留着长发，梳着辫子的年轻人，看上去叛逆，内心却向往着中产生活。在小镇，桑海终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他的文艺理想：排演《雷雨》。

3.

我第一次知道格林小镇，是在2003年上半年。非典一疫后，地产商开始大规模宣传郊区低密度住宅。在电视上，一位漂亮的售房小姐带领观众游览格林小镇。她暗示着如果住到这里，你将拥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份。

2004年，我一位朋友从外地迁来北京工作。在青岛，她有自己的房子，事业也发展得不错。但她还是决定到北京从头开始。在东直门附近度过了几个月的租房生涯后，她开始考虑买房。非常迅速，她看中了格林小镇，而这只是她第二次看房。

那年冬天，我前往小镇她家做客。整个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看起来和北京像两个世界。政府的规划考虑到房地产和工业的结合，这里既有品质高的住宅小区，也有大型企业的基地。道路宽敞笔直，树木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不出几年，这里将绿树成荫。我的朋友说，每当从城里回到小镇，浮躁的心情就安定下来。

北京的房价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飙升。尽管亦庄看起来偏僻，交通不便，但它优良的社区环境为这里的房地产赢来高昂的售价。格林小镇将业主定位在中产阶级，他们是当下中国最有消费力，也可能是最有力量改变中国的一群人。在小镇，他们设置了好几个区。一些区是叠拼别墅，价格稍高。另外一些区是公寓。入住公寓的，即便现在不是中产阶级，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

“窑哥”的经历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一变化。他先是购买了公寓，但在交房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换到了叠拼别墅区。在经济上，这可能暂时让他颇为吃力。但很快，他辞职创业，那套叠拼别墅非常适合他目前的身份。

“窑哥”今年38岁，精力旺盛。在他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中国主流人群中令人激动的那部分力量。他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改变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念完英语本科后，他在一家著名外企工作。先后待过好几个大城市。1997年，他来到北京。像许多人一样，他一步一步扩展自己的财力和视野。当力量积攒到一定程度时，他需要释放。现在，小镇向“窑哥”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给足了这个空间。

“窑哥”从小生活在农村。在他的童年时代，中国的农村还不像如今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农村依靠传统的家族关系，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平衡。每一个村子也许都有自己独特的关系群和文化氛围，村与村之间也不例外。即便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正在破坏农村的社会形态，但相对于城市，农村依然更偏向于熟人社会。

离开农村后，“窑哥”奔波于几个大城市之间。他住过公司宿舍，也租过楼房，但他所待过的社区和他本人从没有发生紧密的联系。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小区一样，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

在中国，商品房最早在南方省份出现。紧接着，新型的社区意识也出现在南方，深圳是最典型的城市。那里居住的大多都是外地人，当他们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时，首先涌出来的是保护的欲望，也就是维权。

但是维权过后呢？社区文化出现了真空。在北京，大部分商品房小区遵循着南方曾经走过的道路。每当一个小区交房之时，业主的维权活动掀起高潮，然后，人们陷入沉寂。在网络盛行后，维权的平台搬移到论坛上。但很少有小区论坛，能够在维权之后还保持着旺盛的人气。

4.

在选择剧本的问题上，桑海提出了异议。他觉得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业余演员来说，演出《雷雨》这样内在情感张力很大的戏，难度太大。当时的导演是“玻璃拉拉”，她是一名话剧爱好者，自小就爱看戏。“玻璃拉拉”坚持《雷雨》，因为它戏剧感强。而且，如果演《茶馆》——另外一个提议——那剧里很可能一个女演员都看不见。

这是2004年夏末，他们搬到小镇还不到一年。排演话剧的初衷来自政府方面，北京市“文化进社区”活动的一个试点。从确定剧目到演出，剩下一个月多一点时间。“玻璃拉拉”因身体原因退出排练，桑海担起了导演职责。

因为这部戏，他们成立了戏剧沙龙。成员们仍然是小镇论坛上最能折腾的那拨人。在生活里，演员们早就是小镇的明星。

“未来明珠”因为组织能力超强，被推举为话剧社社长，但他没有参与雷雨的演出，只是作为周朴园角色的备选。8月25日，戏剧沙龙在他家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随后，他在小镇论坛上贴出了《雷雨》第二幕的剧本。在那个帖子上，他写道：“请大家根据角色踊跃报名，大家尽快熟悉台词，周六晚8：00，在会所3楼，我们自己进行第1次排练，主要是对词。”

《雷雨》的第二幕，是全剧的一个关键。通过这场戏，全剧的情节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人物悉数登场，冲突展开。“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潮湿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窑哥”扮演的周萍，由饭厅走上来。

桑海曾如此描写“窑哥”：“在成为戏剧大腕之前，他就已经是几乎无处不在的社区明星。他自恃阳光肤色和俊朗外型，自称‘黑帅’，在论坛上常靠发表标新立异的帖子以及自己与各路美女的合影，赚取极高的点击率。他难藏江南口齿的标准发音，故作正经的夸张表情，使他一言一颦都难脱喜剧色彩，能正儿八经地演好周萍，充分证明了他的演技。”

四年后，当我再度翻阅小镇论坛上有关《雷雨》排练的帖子，仍可感受到他们当年每个人的激情。除了“玻璃拉拉”在学校时就已演过“鲁妈”，其他人几乎都没有登台经验。在入住格林小镇之前，没有人能预料到在社区会有这样的机会。“玻璃拉拉”曾在北京南三环附近的方庄小区住过一段时间。她说，除了隔壁一对老年夫妇，她几乎不认识那个小区的任何人。而方庄社区，曾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示范社区之一。

那年夏天快要结束时，物业工作人员把会所的篮球场张罗成了“街坊剧场”。桑海说，“彩排完，演员下场，看着空空的舞台（其实就是一块空场），我突然想起了《喜剧之王》里那个空空荡荡的舞台，那里本该上演的也是一出《雷雨》。想起了天仇去苦口劝说邻居参加排演和观看演出，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毕竟我们不用挨家挨户敲门去问‘明天晚上有没有空’。”

《雷雨》非常成功。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钟头，“剧场”里的小凳子就已经被占得差不多。到了演出时，篮球场里已经站满了观众和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

桑海印象最深的细节有两个。“一是周萍打鲁大海耳光时，一个小静场，剧场气氛推到了高潮，观众席上掌声雷动。眼见得‘千金’（饰鲁大海）的左手成功地捂到了左脸上，我的一颗心才落到肚子里。还有就是‘小脚板儿’演的蘩漪征服了观众，演出结束，所有的观众为她的演技叫好时，她四岁的儿子手捧鲜花送到她身前，此时的她该是最幸福的妈妈了。”

在一篇《小镇雷雨不是小雷阵雨（社区戏剧札记）》的文章中，桑海写道：“小镇的戏剧沙龙可不是小雷阵雨，不会刮一阵风，闹出点儿动静之后就烟消云散。有一群热爱戏剧的人，有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会有更多的雨点落在我们的心头。”

文章发表于桑海博客上的时间是2007年1月。此时，戏剧沙龙已经很久没有新活动了。到了年底，桑海离开了小镇。他已很少在小镇论坛发言。而话剧社的其他成员依旧是论坛上最活跃的社区明星。

5.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十年中成长起来。目前人数估计在1亿到1.5亿之间。有关中产阶级的定义从来没清晰过。但形象地判断，他们应该有房有车、很在意生活的品质、会出国旅游、熟悉国外的品牌和观念。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人群的规模仍在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对于住房和私家车的选择，很能体现中产阶级的品味。他们已不是仅仅要求房子的外观和质量，对社区的环境和氛围也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生活需要延展性，如果周围的人和自己同属一个阶层，有着类似的价值观，那对他们以及下一代来说，都是好事。

2008年6月一个下午，我再次前往格林小镇。45岁的“格林屋主”刚开车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车是去年刚换的，雪铁龙凯旋。他看起来非常年轻，把车停在自家门前的车位后，他和对面的邻居聊了几句。7岁的儿子穿着干净整洁的T恤和短裤，当小径那头走来另外几个小孩时，他大声地打招呼。那是他的小伙伴们。

“格林屋主”的房子是一套两层的叠拼别墅。妻子是全职太太，家里还有一个保姆。宽敞的一层客厅墙上，挂着两张艺术画。落地玻璃窗下，几盆植物郁郁葱葱。当我和他坐在沙发上说话时，他的儿子站在楼梯上，怯声声地问了一句：“爸爸，你是要卖掉房子么？”

“不卖。卖了你住哪儿？”爸爸笑了一下。

“他总是这么问？”当儿子上楼后，我问“格林屋主”。

“他很担心。”

“格林屋主”的父亲是人民大学的老师，从小在校园大院长大，知识分子家庭。他曾效力于政府机关，单位分配的房子在北三环三元桥附近。虽然住在那里的人都属于政府部门，但他几乎不认识其他人。“互相之间，就是回家进门、关门。”后来，他辞职去了一家外企。收入增加，是改变生活的一个重要方式。

在小镇，格林屋主发现周围很多同龄人，而且还总能聊到一块儿去。“我们的物质条件差不多，思维方式也都类似。”有这样一个大氛围，他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那可能是话剧、摄影，甚至只是喜欢喝酒，也可以经常到外面聚会。如果短期出门，他可以放心地把钥匙扔给邻居。每天，邻居还会过来帮他浇花。

2004年的一天，儿子在电视上看见了王二小的故事，他说想去看看。“格林屋主”一吆喝，社区的几个人就一起开车去河北。到了“王二小”小学，发现那里特别穷。回到小镇后，他们就策划了一个拍卖活动，把钱捐给那所小学。这个慈善拍卖活动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年7月，小镇都会搞一次。

和小镇的人聊得越久，你就越会有一种感觉：这个社区总是有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在起着“带头大哥”的作用。每个人可能关注的领域不太一样。“未来明珠”也许更关注民生；“格林屋主”考虑慈善和下一代的教育；而“窑哥”，他更年轻，他喜欢谈及民主和自由。

在小镇论坛上，“窑哥”和另外一位姓赵的朋友，会定时发帖。以“赵窑社”的名义，他们精选出一些新闻或者文章，贴给所有人看。“我们相信普世价值观的存在，而这是小镇的主流价值观。你知道么？自由和民主。”“窑哥”对我说。

周日早上9点，“窑哥”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看起来像刚从会所锻炼完，穿着休闲T恤和短裤。像许多中产阶级一样，他们重视身体健康，并且希望在工作之外，能推动另外一些事情。在小镇，“窑哥”试图把这里变成自由和民主的试验田。他说，“以普世价值观来推动的事情，我想它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但在中国，即便是小镇这样的社区，这也不太容易。居委会虽然是城市居民自治性组织，但它浓厚的政府背景，使他们在价值观上难以沟通。“窑哥”还加入了业主委员会。在选举时，他在小镇论坛上推荐大家读《美国宪法》。但基层民主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即便价值观上毫无保留，但不同的人，总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有一次和桑海聊天，他告诉我，“小镇最核心的价值观，超越民主和自由之上的，还是一种人性的善良。小镇的凝聚力更可能是一种善的理念。它的认同感更高一些。”

“你也认同？”

“我当然认同。自由和民主，善。”他有点生气。

“但你还是选择了和他们不一样。”我不解。

“我刚住到小镇时，觉得自己实现了某种理想。你看，房子和小区都很好，社区氛围也不错。剩下的也许是多挣点钱住进叠拼。”他顿了一下，接着说，“但后来，我对住房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对桑海来说，这个转变是致命的。相当于否定了自从毕业以来他一直持有的对生活的理解。

6.

2002年，研究生毕业后，桑海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他仍会有些反叛的气质，但的确真正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排演《雷雨》时，也许正是他意气风发之时。小镇的许多活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颇具典范性意义。

但到了2005年，桑海急于突破自己。出版社的工作，由于体制原因，限制也挺多。但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他开始感觉自己在精神层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制。“有些事情，你想干又不想干，你想出去玩一趟，不行，你还得攒钱还房贷。”

他说，“当对目前的生活没有质疑的时候，你觉得很正常。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努力挣钱住更好的房子，理想就实现了。包括社区文化的想象，都是以房子为中心。但是，生活得更好，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广阔的概念。”

反思来得很迅猛。桑海觉得自己从毕业以来，表面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追去理想，其实是一步一步陷入物质主义。“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存在什么多元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面临的都是工作、挣钱、买车、买房，都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作为人的一个特殊性。”

退回到他生活的小镇，桑海明白，这里其实是在鼓励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形态。小镇的定位是，人们都很上进，认为代表着中国主流阶层的发展方向，是意见领袖。他说：“我跟他们的区别，就是我现在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中产阶级里面的一个人。”

在听过了好几个中产阶级对小镇完美生活的叙述后，你很难不对桑海这样的结论感到吃惊，并且他曾经身处其中。现在，他想把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小镇的社区文化保持着敬意。我相信那些力量如果散发到其他社区，乃至整个中国，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窑哥”的激情四射，还是“格林屋主”的低调行事，他们在公益活动上的成就总会影响到一个人、一所小学，或者一个村子。而小镇的社区文化，总比冷漠的陌生人社会好得多。

“成长的中产阶级，也许可以改变中国。”我向桑海递了一个肯定的问题。

“当然，他们让自己成为主流去影响别人。但我是在努力让自己边缘化。我总是思考，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发展中国。当然在实际做事方面，我可能没有他们的影响力。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低调、边缘。”

他想了一想，继续说，“但我自己也没有找到非常好的状态，虽然也是在探索，到底应该怎么来生活。更多，还是停在思维的层面上。”

卖掉房子时，桑海在清华大学已经念了一年多的博士。每周三天，他住在清华大学。这是他本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学校住宿。研究生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外面住宿兼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清华的日子让桑海有了更多反思的时间。无论如何，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在他最困惑的期间，2005年的冬天，小镇的戏剧沙龙排演了第二部戏，也是他们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戏。桑海花了一天时间写完了草稿，取名《有雷有雨》。剧本试图回顾他们一年前排演《雷雨》的过程，再把小镇的故事融合进去。他说，剧本的第一稿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很郁闷的情绪。

桑海把自己写了进去。主人公是一个导演，一个执着于戏剧的理想主义者，有点诗人气质。他想排一场《雷雨》，但中间却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人开始热情很高，但随后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每个人都在焦虑。每一件事仿佛都办不成。

“玻璃拉拉”修改了第一稿。剧本最后是一个光明的尾巴，像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但剧中的高潮是一段“格林屋主”长长的告白。

“活到四十了，我一直为现实活着，打小儿，我就特瞧不起那些整天把理想挂在嘴边的人，觉得他们特空。可到了40岁，回头看看自己这一辈子，好像每件事都很精明，可里边有几件是打心眼里觉得结结实实，非干不可的呢？一直忙忙碌碌，其实都是庸庸碌碌。周朴园现实了一辈子，却发现在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上，他选错了，他没跟着自己的心走，这让他后悔了一辈子。刚才导演说人生如戏，就算是场戏吧，为什么就不能真正为了自个，痛痛快快地演那么一回，透透亮亮地活那么一回呢！哪怕只有一回！让我们想起这一次的选择，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桑海一字一句地背给我听。我们还坐在咖啡馆，音乐像没了声音。他那么规矩地坐在我对面，我脑子里却浮现出“格林屋主”说出这番话的样子。

当天晚上，我在桑海博客的一篇文章又看到了这番话。他写道：“有雷有雨》排练的很多细节已经随风飘逝，但怎么也忘不了我刚刚写出剧本，召集大家在刚刚启用的业委会办公室对台词，听‘屋主’读完高潮部分时，大家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异样的光，屋内一片寂静，窗外雪花落地的声音清晰可辨。”

2008年，桑海再也没在博客上写过一篇文章。2月29日，“未来明珠”在小镇论坛发帖，祝桑海生日快乐。三天后，他才回了一个帖子，简短几个字：“多谢明珠大哥和朋友们记挂！”

我们去哪里谈论国家大事？

2007年，我和几个朋友偶然发现了万圣书园在芳草地的分店。书店不大，躲在一栋居民楼底层。木框的落地玻璃窗，朝东开着，放了几张桌椅，像个摆了书的咖啡馆。但下午总不见阳光，屋子安静昏暗，很少看见其他顾客。那个夏天我们常去，一年后它就消失了。

我们总说是万圣选错了地方，怎么开得这样隐蔽。但据说它在西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也开了一家分店，也死了——我们也说它怎么又选错了地方（后来才知道，其实它至今还奇迹般地活着）。万圣试图扩大它的影响力，在那两年非常明显。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还是临死之前的放手一搏。那时，到处都在说实体书店已经没有出路。我们看着第三极书店高调开张，然后昏天黑地打价格战，最后悄无声息地倒掉。整个北京，除了光合作用还在不停地发酵开新店，其他的小书店似乎都正在死掉。到现在，光合作用也快死了。

好像总是这样，每次踏进一家书店，都会自问一句，它还能活多久？担心万圣书园的人似乎更多。有次在饭桌上，一个学者说，为了摒弃这种担忧，他会定期到万圣去采购一批书籍，仿佛如此就安心了。他说，如果万圣也没了，倒不是说没地方买书，而是生活就像被挖去了一个角。

多年来，我在万圣买过的书，屈指可数，仅能占据书架一层。其中一本是1998年在北大小东门的万圣老店所买。我在店门口的显要位置发现了标价2.4元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卖价居然也是2.4元。这本书如果在北大校内的旧书市场，书价至少会翻好几倍。那家万圣老店49平方米，也是隐藏在一条胡同里。门口一个高台，长年累月有人站在那高台上闲聊。聊的都是严肃问题。

在很多场合，我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尤其是那条老街在2001年拆掉后，很多人怀念它的旧日时光。他们在万圣买书闲聊的日子、在各个小咖啡馆高谈天下，那些景象仿佛构成了20世纪末北京一个独特的角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得到了点什么——具体是什么，除了知识、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似乎无法道明的意义，也许多年后才会显现。

我从来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但每次去中关村，总要顺带去蓝旗营看看。从北大东门沿着成府路往东走，直到过了一个路口，看见“万圣书园”几个蓝色大字还在墙上，心里就“哦”的一声，它还在。自从万圣2002年搬到这个更醒目的位置后，店面扩大了十几倍，看起来繁荣昌盛的样子。它依然在北大和清华之间，店内弥漫着一股严肃的书香味——我甚至不敢在那些书面前发出笑声。

万圣的营业员也是很少笑的。他们大多静悄悄游走在狭窄的书架之间，整理归类，爱理不理，仿佛问个问题都是一种不礼貌。有次我问了一句“阿城的书还有么？”“跟我来。”一个穿蓝色T恤的营业员冷冰冰地带我走到文学区，对着书架上的某个位置遥空指了一下。万圣的态度就是这样，但它却有一种古怪的魔力吸引着一群人。我常看见有人在书店里推着一辆超市推车，从书架上往里扔书。还听说有更多的外地人，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往这里赶。如果你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呆一下午，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谈论天下——只需上一趟厕所，一路走回来就已家国命运裹身。

在现在的中国，也许再也找不到像万圣这样的书店。它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气味”。仿佛一个普通人只需告诉别人他常去万圣，就走在文化和学术的道路上了。在万圣创办后的前十年，几乎整个20世纪90年代，它是有理由成为读书人的圣地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挫折后，正在观察时局，尝试寻找另一条道路。他们发现，躲在北大外巷子里的这家小书店，不仅是个天然的自由的图书馆，还可以在那里碰到志同道合之士。而其关键微妙之处，还在于万圣的老板刘苏里这个人。

我最早在北大听说刘苏里时，大家喜欢说他是个学者型商人。他毕业于北大国政系，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过老师。刘苏里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但他还有一种结交知识分子的活动家天赋。有个段子说，万圣开业第三年，刘苏里动了点念头想去美国。消息很快传开，有个读者走进店里，非常愤怒。“你以为这个书店是你一个人的吗？”他对刘苏里说：“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句话似乎隐含了万圣的另一层意义，仿佛它自此就有了使命感。到第四年，刘苏里甚至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此生只做一件事》。书最终没有成形，他说那时太得瑟了，但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在我后来认识刘苏里之后，我认为他心里就算真的决定此生只做一件事，也不会只是开个书店。

2008年夏天，就是芳草地分店消失的那年，我碰巧在万圣的醒客咖啡见到刘苏里。与我们想象的一样，他的确是个严肃的人（就像他卖的书一样）。他身材高大，戴个眼镜，一脸络腮胡好像总是只刮到一半，声音洪亮有力。虽然说着严肃的事情，却总带着笑意，让你感觉他仿佛从未有所畏惧。那次谈话的许多内容我已记不清，但我们聊到了书店的存亡，还有网络书店带来的各种威胁。我还记得他对当当网感到愤怒，说在刚刚结束的中关村图书价格战中，最后胜利的可能是李国庆。我问他万圣怎么办？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看起来很有信心。那时许多媒体都非常关注万圣的未来，刘苏里的回答坦然却又模糊。“击垮一家书店容易，但击垮一个体系很难。”他说，“万圣就是个体系。”

那次碰面后，我很少有机会仔细问他这个问题。像大多数人一样，我通过道听途说和媒体采访，偶尔知道一些万圣和刘苏里的消息。他在媒体上开列的推荐书单，他撰写的那些直言无忌的书评，还有他发表在SOHO小报上的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的访谈，精彩无比。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刘苏里谈到他对台湾诚品书店的看法——他说“诚品书店不仅是在做书店，也是在玩房地产”。一个记者问他万圣的生存之道，他首先反驳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外界认为万圣还能活下来，是因为地理位置太好，处于北京的学术中心。然后他列举了几个数字，“万圣的销售业绩中，北京三分之一，北京以外的国内三分之一，境外三分之一。”

在看到这番话的几个月后，今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我终于正儿八经地和刘苏里坐下来讨论万圣。我提到那几个三分之一读者群，是否都是像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带着深意地笑了笑，“这都是外界的误解。”他说，“知识分子没那么多钱。或者，他们的家里早就放不下书了。”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们很大一块销售额实际来自于商人，所以我很清楚这个国家的一些商人私下是看书的。还有那些演艺界的人、电视主持人，就是那些你们平时都觉得根本不看书的一群人。”

某种程度上，万圣读者群的变化，应该是我们意料中的事。知识分子虽然仍是万圣的常客，但对于一个将近1000平方米的书店，仅靠他们来养活不太现实。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已很少光临实体书店。但是，当年那批受万圣影响的年轻大学生，如今已遍布中国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惯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者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密集地思考过中国的未来。他们可能根本不在乎书价的高低，但选择看什么书，却是至关重要的——还有谁比刘苏里和万圣更适合这个角色？

刘苏里似乎有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书籍鉴别力。他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书是浪费时间。而有些书，即便作者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愿意摆在万圣。据说有一位作者送书给刘苏里，他看完后，退了回去。那个朋友气得当面摔书离去。他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也比一般的书店老板更为紧密。常有出版社的电话打来，问他某本书是否可以出版？印多少册合适？甚至常有作者咨询，问他某本书写多少字比较合适？他对我说：“你想象不到万圣的影响力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我问他万圣到底是个什么体系？他说首先你得把书店当作一门生意。他向我透露了一些书店生意上的诀窍。比如后台管理人员一定要比前台多，财务和信息管理是最重要的部门，不要找出版社要更多的折扣，而是要求对方给予最优惠的账期。然后他突然停下来，笑道“我不能说了，这是秘密。”

但也有一些秘密几乎是公开的。如果你常去万圣，绝不会忽略这里一些看起来有点古怪的痕迹，它们都带着刘苏里独特的气质。他最痛恨员工朝读者微笑，那是讨好——“坚决不能把读者看作上帝，一定要从脑子里摒除这个观念。”如果看见有年轻人在书店抄写书名，或者拍照，那就随他们去。不要做任何导购，或者那些自鸣得意的事——“我们的读者绝对高于我们开店的人”。他也从不在醒客咖啡搞任何讲座或者新书发布会。他说“那些讲座主要是针对读者，而万圣的读者绝大多数已是可以做讲座的人。你怎么去做？”他甚至还会主动赶跑那些能带来收入的顾客，比如在咖啡馆打牌的、喝酒的。这里不接待生日活动、毕业纪念，他甚至奉劝那些谈恋爱的情侣，请不要过分。到最后，经过重重筛选后能坐在这里的人，除了谈国家大事还能谈什么？

对我来说，每次推开万圣的大门走进去，经过一楼的打折区，就像步入另一个世界。许多日子，我几乎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去面对万圣的一切。那些直入天花板的书架、摞得厚厚的晦涩的书、隔壁咖啡馆的那些桌椅，想必它们最后都成了严肃的物体。刘苏里在这里打造的一切，甚至空气，都有他鲜明的记号。每次在万圣闲逛，我都有一种紧张的迫切感。唯一让人感到放松的，是芳草地那家分店，但它的死亡仿佛在发出笑声，令我不安，同时生出敬意。

三里屯

1.

天气变凉，又碰上好太阳的时候，我就打开窗，让带着寒意的阳光冲走房间的一夜烟味。然后出门跳上自行车，只需5分钟就可骑到三里屯。有时我也步行，穿过三里屯北边的使馆区，有人说那里就像纽约的中央公园，全北京的高楼大厦间，就这儿一大片绿地，但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使馆区就是个环境的表壳，像个没有演员的舞台，总感觉空得慌。但三里屯就不一样了。

Village的星巴克10点开门，露天小桌刚刚摆到外面。别带上苹果电脑，你最好就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隔壁的外国女人跷着二郎腿点一支烟。早晨的凉意正在退去，优衣库和阿迪达斯的服务员推开大门，清洁女工正擦亮玻璃大楼的最后一滴灰尘，你喝下星巴克每天卖出1000多杯咖啡中的第一杯，然后等待第一批闲来无事的游荡者抵达三里屯。

你会看见一个赤脚走路的外国人。他的脚板漆黑，穿一条破了好几个洞的牛仔裤，还有那件棕色的长袖T恤，仿佛一生从未换洗过。他背着一个庞大的绿色军旅包，就这么打扮，行走在三里屯干净无光的地面上已经3个多月。他几乎每天上午都来，沿着固定的线路在这里穿梭。起初我以为他是某个刚刚抵达中国的外国背包客，也许住在附近的青年酒店，喜欢光着脚丫背着重负在这里散步。有次我看见他突然闪进了苹果店，黑色的高个儿保安对此视而不见，他在那里熟练地打字上网回复邮件。但直到有一天，他卸下包袱，坐到星巴克前面的那块斜坡上，掏出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我决定去打个招呼。

我并不是常这么干。在三里屯，人们都说只有黑人才喜欢主动和别人聊天，但他们都是傍晚出动，趁着夜色向姑娘问好，朝走过来的任何年轻人推销商品。大多数时候，我就呆在某个地方，看各种古怪的人从面前走过，猜测他们的故事。那个超短裙姑娘兴奋地和外国朋友说着什么，她常来，消失一段时间后又来了。还有个叫卖竹编蚱蜢的老头，全三里屯人都认识他，但却已很久没有他的踪影。

那个美国流浪者，22岁的Mark David在太阳下读着《项塔兰》，一本描述印度的流亡自传体小说。书的作者是个澳洲人，年轻时是大学里的哲学与文学讲师，但后来沦落为黑狱重刑犯，在穿越两座机枪塔后，从澳洲看守最严密的监狱逃脱，偷渡到孟买。Mark把封面展示给我看，说他已经开始读第二遍。他来自密苏里达，在加州上完大学后，切断自己的过去，开始独自在亚洲流浪。我碰见他的那天，他已经10个月没有花一分钱。他从新加坡出发，靠步行和搭便车，走过泰国、柬埔寨、越南，进入广西，穿越湖南湖北，最后抵达北京。他喜欢中国的乡村，怀着好奇心的农民们提供免费的住宿，邀请他一起吃饭。他向所有不懂英文却一个劲问他“为什么”的人展示一张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他的经历和原则：“我是个苦行旅者；我不接受任何钱财。”

每当太阳低落，Mark就回到他的落脚处——工人体育馆入口下方的门洞，那儿能抵御寒风。到了晚上，那里是北京夜店最密集之处，涂着鲜艳口红的姑娘们踩着高跟鞋从Mark身边经过，巡逻的警察绕着工体转了又转，但他们不会轻易去惹一个外国人，心里但愿他明天就消失，但他却在三里屯游荡了这么久。

我们坐在village最繁华的区域，Mark不知道还要在三里屯呆多久——这里有那么多的露天餐馆，很容易从客人刚刚离开的桌子上拿走他们吃剩的薯条。现在，所有商铺都已打开门，阳光耀眼地打在耐克那个巨大的勾儿上，喷泉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奢侈品的诱惑广告，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拿着一把鲜花，默默走到苹果店，献给刚刚死去的乔布斯。店员们神情悲哀地把所有鲜花集拢，沿着玻璃墙堆放。乔布斯年轻时曾到印度朝圣，现在他自己成了圣人。Mark说，他的下一个目标也是印度。“这里实在太无趣了，”他盯着四周五颜六色的玻璃幕墙，对我说，“到处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但其他外国人可不这么认为。在北京，三里屯可能是外国人最密集的区域。他们来自北侧的使馆区和外交公寓、西侧的新建小区、东边的外资企业。他们大多数人都乐于享受三里屯带来的快乐。在这里，似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西方文明的幸福。

2.

三里屯从来不缺外国人。自20世纪70年代在北边盖起使馆区以后，第一批外国人就带来了有限的西方文明。住在三里屯老小区的北京人，对外国人从来不陌生。尽管谁也不清楚，是不是他们带来了酒吧文化，但在中国，几乎所有人对三里屯的认识都是从酒吧开始的，而酒吧是从李波开始的。

1995年5月15日的下午4点半，10个老太太扛着小马扎来到三里屯北街一条小巷子，坐那里抗议新开的一家酒吧。在当时的中国，酒吧可不是什么“正经”场所，老板李波很快成为这个社区精神上的污点。他告诉老太太们，来这里的客人可都是外国大使。老太太回抢说，八国联军打的就是中国人。

李波那时24岁，是个混迹于外国人、音乐人、艺术家各个圈子的边缘人。他给自己的第一家酒吧取名Jazzya，以爵士乐为主。他认为听爵士的，也许比听摇滚的人消费力要高一些。从友谊商店买来番茄酱和意大利面之后，他给自己出品的意大利面定价38元，一瓶北京啤酒15元。他后来说自己开先河地定下了三里屯的食品价格体系。

凭借着紧靠使馆区的优势，三里屯的酒吧街很快成为北京最著名的夜生活场地。1998年，黄舒骏在《两岸》这首歌中，勾画了一个到北京三里屯开酒吧碰到爱情的台湾人。那是三里屯最红火的年代，南北两条街都布满了酒吧。李波常常在这里偶遇一些外国名人，有次他碰见了昆汀·塔伦蒂诺，还有次是奥利弗·斯通。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成了这里的老板。这可能是北京最早迈出国际化的区域。

在如今是village的那个位置，是一排老式的公寓楼，楼前靠近马路的绿地上，是一排专卖服装的铁皮棚子。那是三里屯最早的时尚服装行业，也是今日雅秀服装市场的前身。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当时最时尚的产业无疑就是酒吧。

但在中国，这种自发而成的市场区域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这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感到放心的地方，外国人扎堆不仅仅是治安上的问题，也许他们更担心他们带来的各种文化。三里屯要拆迁的消息在2000年左右传来。一份中国的报纸声称，拆迁的原因，有人说与北京申奥有关，也有人说三里屯的居民已忍受不了噪音，还有人说这个地方一直是违章建筑。无论如何，到了2004年，拆迁已经迫在眉睫。李波说，从那时开始，许多酒吧开始逐个关门，或者转移到其他地方。

外国人对此似乎无能为力。但北京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或许有了其他的去处。随着工体、后海，以及南锣鼓巷的兴起，三里屯正在被人们遗忘。我就是在那时第一次到三里屯。大约是2007年的一个下午，我骑车途经此地，只看见北街东侧的酒吧尚且遗留。人们都说，这里已经沦为“皮条客和站街女”的天下，三里屯正在沦亡。

但在这条街的西侧，有一堵临时搭建的围墙。熟知内幕的人告诉我，那是一个政府规划中的项目——听起来就毫无希望。但谁又能预测一年后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

3.

每天清晨6点，清洁工扫下三里屯前夜留下的第一个破碎的啤酒瓶。街上到处是通宵宿醉的痕迹，麻辣烫摊贩们卖完最后一串金针菇，终于可以回到附近的平房休息。环卫工人谢诗兵每天要处理12吨生活垃圾——来自各个餐馆酒吧的残汁剩饭。他说：“那些酒瓶最没有用，谁都不愿意要，也值不了几个钱。”在巷子深处的垃圾站，这些废物被压缩、装车，然后运往郊区用以发电，再给三里屯的第二个夜晚带来光明。

9点左右，一个名叫许朝军的中年男人开着红色夏利驶入三里屯。后备箱里装着刚从蔬菜批发市场买来的生菜、洋葱、各种调料。他专门负责给三里屯的好几家酒吧和西餐馆送菜，他的客户要求严格，“可能是因为客人大多都是外国人，他们喜欢生吃蔬菜，每天都要最新鲜的。”他说附近的菜市场太贵，为此他不得不跑到北京南三环外的大洋路去采购。

三里屯每天卖出的第一瓶啤酒，也许就在雅秀服装市场后面的天堂超市。那是个面积不大，却拥有100多个啤酒种类的小超市，老板詹小虎年轻时就从河南来到北京，他在三里屯混了12年，终于从一个小摊位变成如今这般模样。他有时候一天可以卖50箱啤酒，最畅销的比利时啤酒一瓶13元，在不远处的三里屯同里那些酒吧，这个价格只能买到一瓶青岛。但每天上午，当三里屯所有酒吧还在沉睡时，天堂超市10点就开始对外营业。老板娘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啤酒红酒洋酒雪茄，甚至还有小零食，物美价廉。除了音乐，这里和酒吧有什么区别？”

美嘉欢乐影城在10点开始放映每天的第一部电影。8个厅一共1597个座位轮番提供好莱坞大片和静默无人观赏的国产文艺小片。那些在上午就来电影院的都是些什么人？谁也搞不清楚，但他们大多会享受一个孤独的放映厅，以及一部不那么热门的电影。在地面上，阳光热烈地照在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脸上，每当一款苹果新产品发售时，人们会提前一夜在这里排队。紧随而来的还有各类苹果寄生虫。他们喜欢在两个入口处，站成一排，举着“剪卡”“贴膜”的牌子，等着刚刚买完iphone4的人们，再花8元钱把sim卡剪成苹果特有的格式。有时他们自己也售卖iphone4，叫卖着“只加300元”，吸引那些空手而归的粉丝们。

在village的北区，Susan正在地下一层的星巴克喝完每天的第一杯咖啡。她是那里众多奢侈品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北区大概是三里屯最安静的区域，无论白天黑夜，这里都少有人影。但Susan说：“这里和南区是如此不同，这里高档，南区更平民，也许他们故意要的就是这个格局。”她喜欢在地下一层洪晃的服装店买衣服，那里是中国原创服装设计师的天下，只有在中午，她才偶尔到南区热闹的餐馆吃饭。

在南北区之间，那条名叫同里的小街道，隐藏着超过40家酒吧、3个卖盗版碟的小店、1家足疗和全身按摩店、至少2家性用品店——他们卖得最好的不是避孕套，而是造型各异的逼真成人用品。

27岁的按摩女郎张玲是个来自河南的良家少女。但她羞于谈起她的家乡，因为即便在三里屯，河南人也容易惹来歧视。她每天24小时值班看守着店面，凌晨7点睡觉，中午12点又开门做生意。她一天大约要替6～7个人按摩脚部，在夏天泡吧人群增多时，每天大约有50个人因为身体不适而到这里寻求帮助。但她只想睡觉，在那个狭小的店里她呆了3年多，却从未去周围的酒吧喝过一杯酒。唯一的安慰是这里常常看见明星。“来的都是小明星，”她说，然后想了想名字，却都忘了，“但你肯定想不到，我们这里的店长曾经给周杰伦按摩过背。”

中午过后，也是27岁的龚长军走出店门，站到三里屯北街的酒吧外开始拉客。他在这行已干了许多年，一瞟眼就能认出你是游客，还是资深酒客；你是喜欢到三里屯更深处的夜店消费，还是喜欢坐在街边打望来往的行人。他的酒吧专门吸引那些从外地（或者外国）前来三里屯朝圣的不知深浅的观光客。他们喜欢喝每瓶80元的爱丁格啤酒，等待这里每晚至少2场的钢管舞。

到了周末，三里屯将是全北京城最拥堵的地方，出租车大多数时候只能排队停在路中间，运气好也能遥遥望见酒吧里的“天使”和钢管舞女郎。2009年，当我一个朋友打车途经此地，被堵在路上时，对面一辆出租车突然摇下窗户，一个外地人探出头来叫道：“兄弟，这儿哪里有打炮的？”呃——他也许不知道，这里已不再有“站街女”。

4.

2002年，广告人吴桐在北街一条巷道深处寻到一处房子，开了三里屯的第一家云南菜馆中8楼。尽管谁都知道那是一段萧条的日子，但中8楼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店外的巷口里长期坐满了排队吃饭的长龙。吴桐有自己独特的生意秘诀，他熬过了三里屯衰退的时光，到了今年，他准备在village南区开张自己的高端分店——云餐厅。他说，那家餐厅在四楼，没有楼梯直达，你只能乘坐电梯。

几乎是同一时期，一个名叫Alex的英国女人在紧靠南街的院内开了一家书虫咖啡馆。我在2007年见到她时，她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和乐观的愿景。阅读和音乐是书虫的两大支柱。这里每周都有一次问答之夜、一场乐队演出，每月品一次红酒、一次古典音乐会。每年的书虫国际文学节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文学聚会，负责文学节的经理王淼淼是个开朗的山东女孩，她对我说，“那些年轻的潮人和游客都喜欢去酒吧，但到我们这里来的，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在北京，许多人都知道，书虫已是外国人的文化活动交流中心。

外国人似乎突然就回到了三里屯——紧随而来的，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最新潮的年轻人。2008年7月19日，中国首家苹果零售店在village开张，2000多人在烈日下排队等候。围墙内的一切都在以令人兴奋的脚步快节奏展开。一栋庞大的优衣库大楼；阿迪达斯的LOGO闪亮在三里屯上空；美嘉电影娱乐城每天售出几百张会员卡；星巴克几乎成为所有年轻人的见面地点；当然还有APPLE那个巨大的被咬掉的苹果，它是这里最具辐射性的欲望。

中国人在这一年刚刚体会到了全球关注的魅力。三里屯的酒吧业主们期待在奥运期间多赚5倍——尽管最后只多赚了1.5倍，但他们仍然感到惊喜。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终于踏上了国际化的列车——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当那些带有全球化符号的商标进入三里屯时——也许如Mark所说，这里到处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无可争辩的是，我们都爱上了这一切。

前往三里屯的年轻外国人，也早已不像他们父辈那一代仅仅把身体和文明局限在大使馆周围。他们在三里屯西边的幸福广场租上一套昂贵的公寓，在东三环的外资企业拿着不错的薪水。即便是那些貌似怀才不遇的国际落魄友人，也可以在三里屯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文明——至少，这里有便宜的啤酒可喝。

三里屯再次回到国际视野中。越时髦越扎堆，似乎谁也不愿意错过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到了今年8月，英国的Monocle杂志在三里屯开办了全球第六家零售商店。除了墙上的木制画框来源于中国，店内其他所有东西都是英国原装进口，“包括那张价签纸。”27岁的店长陈萌对我说。这个毕业于北航新媒体专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在这里找到了最喜欢的事情。他每天要接待许多人。时髦的外国年轻人、开着跑车前来购物的富二代，偶尔也会有晚饭后闲逛的大爷大妈信步走进店里，盯着标价好几千的全球知名的Porter包发呆——但对于那些Monocle杂志的粉丝来说，这里就是个圣地。对于所有渴望跟上全世界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三里屯也是个圣地。

5.

我从未在深夜去过三里屯，但有时我会在半夜两点骑车路过那里，在路口等待红灯时，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因为庞大的车流在午夜也未停息，汽车喇叭按个不停，三里屯北街仍然堵得一塌糊涂，好像全北京的人都起床赶过来了。village这时已陷入沉寂，偌大的优衣库玻璃楼像个冰冷的雕塑，他们在12点之后就封掉了这个白天人潮汹涌的地方，然后把所有人都赶到了周围的酒吧。虽然我只是个过客，但我的朋友刘君不是。到了这时，他就像回家一样回到三里屯。

刘君在试图写一本关于三里屯的书，那些在这里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肖像。他在白天是个写手，躲在屋里上网看书；到了傍晚，他先喝下一杯红酒，然后离开幸福广场的公寓，步行到三里屯。偶尔他会先停在天堂超市喝瓶便宜的啤酒，然后继续往前走。夜晚是同里最辉煌的时光，这个白天看起来肮脏陈旧的区域，到了晚上则是五光十色的灯红酒绿。

麻辣烫和鸡蛋饼是同里最畅销的两种速食。他们在下午6点开始摆摊营业，生意可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碟店的浙江售货员开始把最新的DVD摆到门口。按摩店的张玲在对睡眠的渴望中迎来当日的生意高峰。拐角那个烟摊的老王，据说已经在这里呆了十几年，有人告诉我，千万别以为他是个穷人。当天色暗下来，各个餐馆酒吧的音乐开始响起，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逐渐增多，这时你得斜着身子才能挤进同里的人流。

刘君告诉我，在同里，卖得最好的是15元一瓶的青岛啤酒；卢卡斯餐馆的墨西哥菜在周末最受欢迎；但如果你要泡妞，机会最大的是青年酒店；那个名叫红的酒吧是近来最热闹的跳舞场所，但里面黑人挺多。他常常换着酒吧轮番喝，他说只需两句“三里屯英语”就可以搞定所有对话。碰到女孩就问“buy you drink”，碰到老外就说“enjoy”。他也喜欢去逗弄那些酒托女孩。“她们看似孤独地坐在那里，神情凄美，如果你去问能否请她喝一杯，你几乎可以看见她们脸上的两种表情。”刘君说，“一面是窃笑，一面是孤傲地对着你说，好吧！”

有时我会想象，我和刘君的世界之间的交集，也许是在早上六七点。太阳正在升起，他宿醉后走在三里屯清冷的小道上。他常说那是三里屯最臭的时间，到处都是酒瓶、呕吐物、尿液、烟头和饭盒。但另一个三里屯正在清醒。多年前曾端着小板凳去抗议的社区老太太，也许已习惯这个区域的不正经和吵闹。他们喜欢带着小狗在清晨漫步在village周围，遥望着阿玛尼和范思哲的豪华店面——北区禁止遛狗。然后用不了多久，环卫工人将把昨夜的一切清零。

但我们都讨厌以这种简单地方式看待三里屯。黑夜和白天，酒吧和village，外国人和中国人，外地人和北京人，富有和贫穷。有时你会觉得，在中国，三里屯独此一家。你可以在苹果店买到全球最新的iphone，看到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也可以转个弯，就能吃到1块钱一串的麻辣烫、买到8元钱一张的盗版碟、在醉醺醺的酒鬼中看见一个明星。

刘君说，三里屯就像个HUB。“你知道那种网络集线口吧？”他说，“三里屯就是那样，它拥有无数个接口。”我说是的，只要插上就能飞。

6.

9年前，山东菏泽县一个名叫张文通的15岁农村青年，决定退学出门打工，给正在上大学的姐姐赚学费。他怀揣50元钱到了东北的鞍山。他在那里受骗吃苦——也碰到过好人，然后辗转又被骗到大连的一家海带加工厂。在被老板限制人身自由的几个月后，他和一群老乡翻墙逃出工厂，从海路回到家乡，最后他在非典期间来到北京。

张文通起初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别墅区当保洁员，月薪500元。他每个月给姐姐寄475元。8个月后，他跳槽到丰台区的一家湘菜馆做服务员。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北京有个三里屯酒吧街，听说酒吧里的人赚钱都很多。他乘公车来到三里屯，“男孩女孩”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的酒吧。他对老板说：“我不要钱，包吃包住就行，我只想先学点东西。”但沿着三里屯北街的酒吧问下来，没有人肯要他。

2005年，张文通又跳槽到一家物流公司当保安，因为可以腾出白天的时间去北京西客站，他花了1200元在那里培训拿到了调酒师证。随后他干过西餐厅、茶餐厅。他学会了抽烟、喝酒，最后他如愿以偿到了三里屯的“中国娃娃”酒吧。奥运会前一年，他再次回到菏泽老家，花了1800元学习英语。几个月后他回到北京，在王府井一家餐厅短暂地干了1个月后，他再次回到三里屯。

位于village南北区之间的瑜舍酒店，是北京最昂贵的酒店之一。一个普通房间至少需要500美元，但那里几乎天天客满。日本设计师隈研吾构思打造了这栋三里屯最高档的消费场所，一楼的MESH酒吧空荡清幽，我坐在那里的真皮沙发上，看着张文通在吧台穿梭。

大约是年轻时营养不良，张文通个子矮小，瘦削却清秀的脸上常常带着害羞的笑容。他说这里卖得最好的鸡尾酒，是MOJITO，用朗姆酒、柠檬角、薄荷叶、棕糖和苏打水调制而成，每杯75元。“别的店我不知道，但我们这里的MOJITO口感清爽。”他自豪地对我说。黑色的酒保制服似乎很合身，在三里屯，大家现在都叫他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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