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名人传记丛书（套装共6册）
Author: 池昕鸿 编著
Date: 2015-05-10

总目录
陈果夫全传
孔祥熙全传
宋子文全传
吴佩孚全传
阎锡山全传
张学良全传

国内名人传记丛书

国内名人传记丛书（套装共6册）

池昕鸿　编著

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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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追溯童年，他乡求学
江浙诉渊源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骄傲的严母
私塾里学知识
为求学走他乡
第二章　为胜利欢呼雀跃，十里洋场翻云覆雨
愿意从当兵做起
上海反袁
打好革命开端的枪声
生意上大发其财
在蒋介石失落的时候相助
参加爱国的实际行动
第三章　留学国外，助纣为虐
赴美留学
尽忠黄埔军校
做蒋介石的秘书
男大当婚
红的发紫的人物
理想发生异化
为谋叛变离武汉
为蒋尽力
第四章　网罗人才，控制教育
赞成“清堂”运动
“将共产党遗留作风扫空”
博得老蒋的高度信任
看好三全大会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严密的控制学潮
第五章　为蒋尽忠效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年轻的主任
省政府主席
极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建立地方组织
借力用力
胡蒋之争
政学系之争
黄埔系之争
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导淮入海
新官上任
江苏的“太上皇”
不欢而散
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
打通国共关系
跟共产党提条件
西安事变，反共态度转变
要抗战，必须团结一致
第七章　硝烟中保教育，军事中争权力
大力支抗战
保存教育精华
安稳人心
教育的整体改革
烽火中的前进
机构虽小，地位确高
组建中统
争夺三青团
特务政治
第八章　不择手段搞金融，露出罪恶的脸面
入农行苦心经营
巧取豪夺
党营事业
合作金库
抗战胜利
重庆谈判
撕破假面具
局势已被瓦解
资本输光了
天涯芳草迷归路
第九章　曲终人散，壮心不已
孤岛曲终
溘然长逝
客居异国
涸辙犹欢
重返台湾
复兴文化
壮心不已
人间晚晴
回归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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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追溯童年，他乡求学

江浙诉渊源

离人间天堂杭州以北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个山清水秀，风光宜人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省吴兴县。

吴兴地处浙北，历史悠久。远古时，这里相传为防风氏之国，战国时期，楚春申君在此建菰城，起楼连延五公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型聚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越人迁徙于此，建乌程县。三国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吴归命侯置吴兴郡”，从此，这里便升格为州级城市。“南北朝时，梁绍泰初改吴兴郡为震州，盖取震泽为名，陈初罢震州，复为吴兴郡”。到了隋朝，“废吴兴郡，仁寿二年，于此置湖州”。一直迄于清末。民国后废府，复为吴兴县。

吴兴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水上帆樯出没，两岸田畴交错。城北有弁山，“高出云霄，非天高日晶，不见其顶”。城南有莫干山与天目山，瑰丽挺拔，幽雅多姿，城北则是浩瀚无际、一碧万顷的太湖，其“吐吸江海，包络丹阳”的气势，令人心旷神怡。吴兴的山水真可谓是妩媚旖旎，相映交辉。

除山水秀美之外，这里的物产也很丰富，其中尤以丝和湖笔为最佳，自古以来，这里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而湖笔则驰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

当然，吴兴的出名不仅仅在于地灵，关键还在人杰。近现代史上的浙江，是中国十分有名的地区之一，当年江浙的爱国志士都把这里称为“中国文明之制造厂”或“文明中心点”，但同时也谴责这里是“中国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厂”。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各式各样的有名人物。吴兴虽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历代也是人才辈出，在近现代史上，它产生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官员，如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等，而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也出生在这里。

中央政治学校是陈果夫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培养爪牙的场所。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七日）下午4时，陈果夫出生在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后称“五昌里”），在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深秋季节，陈家喜得贵子，一片热闹，忙得不可开交。全家上下，都希望这孩子将来能成为家族的荣耀。孩子的哭声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似乎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信心。满月那天，父亲给孩子取名祖焘，字果夫。

两年后，陈家又添一丁，但正当全家高兴之极时，这个男孩却很快夭折，使陈家上下一下子跌入悲痛的谷底。后四年中，陈家虽又增两口，却都是女孩子，这就是陈果夫的大妹和二妹，大妹名祖孝，字顺夫；二妹名祖恭，字敬夫。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陈氏家族，一方面更加疼爱陈果夫，另一方面则希望家中再降男丁。

果然，又过了两年，距陈果夫出生八年后，即1900年8月21日，陈家又添一个男孩，这给陈家带来了无比欢欣。喜庆之余，给孩子取名祖燕，字立夫。陈家人希望立夫与果夫一样发达，能给他们家族带来名望，带来辉煌。这个希望没有落空，陈氏二兄弟后来成为国民党内极有权势的显赫人物。

关于二陈兄弟的权势，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描写道：“如今，一个腐败的政治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纽约民主党部所在地）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的思想。”陈氏二兄弟控制了整个国民党，一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这种权倾华夏的势力，又是与他们父辈的业绩密切相关、紧紧连在一起的。

吴兴陈氏，出自妫姓，相传远祖为虞舜，其得姓始祖为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胡公满被封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曾经为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定居过，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这里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既艰辛又极具悲壮色彩，到后来家族越来越大，支系越来越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一直在河南。据陈立夫自己说，他“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郑州，后来向东南迁至安徽，到了17世纪，明朝中叶年间，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吴兴定居下来”。开始，陈家祖先——胡公满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率族人在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一带居住，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传到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时，才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诒堂。世代经营丝业而起家，到了第23世陈丰时，家业才逐渐兴盛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受到当地乡民的尊重。第24世陈绚，因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地方政府曾题“圣门狷者之流”的匾额赠给他。到了第25世陈延佑时，正逢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作为当地富豪的陈家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革命军的冲击而家道中落了。后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陈延佑为重振家业，苦心经营，使家道又复兴如初。

陈延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上；次子陈其美，字英士；季子陈其采，字蔼士。

陈其业三兄弟的青年时期，正是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年代，“满腔都是血泪，无处不著悲歌”，三兄弟必须面对现实。

老大陈其业，生于1870年，早年熟读诗书，有意进仕，食廪后，目睹清朝统治者的黑暗，对政治也淡漠起来，他曾赴日本考察工业，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回国后却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心灰意冷，便回到故里经营丝业。陈其业对地方公益也颇热心，“诸如蚕丝之改良，以维国权；典库之低率，以通民财；河流之疏浚，以广灌溉；他如襄助政府，绥靖闾里，有功桑梓者，不可悉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其业到达重庆，被推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全国商联常务理事、全国工联会理事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晚年，思念家乡之心与日俱增，1961年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老三陈其采，生于1879年，早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2年回国后，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其时，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后任清军南京第九镇参谋，不久，荣升中枢军谘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因参加同盟会为清廷发觉，处境危险，便南下到上海，继续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后经营实业转入金融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江苏、浙江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长，后又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于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三兄弟中的佼佼者是老二陈其美，生于1877年，按其父的意愿，是要他哥哥和弟弟读书，他则学习商业，以维持家计。因此，他早年只在乡间读过几年书，到了15岁那年，便离开父母，到吴兴县石门镇的一家当铺，随杭州人吴小舫学习典当业。学徒之余，他常看些书报，渐渐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那时，正值甲午战败，清廷对日本割地赔款，他非常气愤，曾写信给他弟弟陈其采，劝其学习西学，以求实用，他自己也于1903年到上海学习商业，并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会计。上海当时是新学运动的中心，也是救国运动的中心，陈其美到上海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活动。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商业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他曾慨叹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他放弃了商业救国的理想，于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警监学校，后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也就在这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果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那高远的志向。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由于都是浙江人，再加上意气相投，一个是自诩“以冒险为天职”的革命家，一个是渴望投身行伍以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青年，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很快便义结金兰。不久，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青帮和同盟会，成为蒋介石一辈子感激的恩人。

1908年春，陈其美由日本返国，在上海广泛联络革命党人和爱国人士，策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他亲自到浙东各地联络会党，组织各种秘密团体，为发动起义作了很多工作。他还与北方拳击大师霍元甲一起组织精武学校，准备培养一批体力健壮，富于军事知识的革命干部，这一计划后因霍元甲被毒死而无法实现。后来，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一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总部，作为长江党务的中枢，他深入浙江各县，密结团体，广联志士，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促进了长江各省革命的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发难响应，调集工人、防营和会党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上海，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有力的支持。正如孙中山所说：“武昌既稍能持久，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惟上海”。二次革命时，陈其美起兵讨袁，自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因孤军作战而失败。讨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成为该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干部，两个月后，陈其美回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连续发动三次起义，均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党刺杀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结束了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不顾危险，将陈的遗体运到自己所住室中，“中夜不寐，痛哭失声”，并帮助料理后事，十分悲痛。5月20日，蒋介石在祭陈其美的祭文中，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也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可见他们情之深，意之浓。

客观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陈其业兄弟三人多少都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三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其业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后来依附蒋政权；陈其采先是革命救国，再蜕化为蒋政权的高级经济官员；只有陈其美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他是陈氏家族中一颗耀眼的星星，不仅在同辈人中闪烁出耀人的光芒，而且还以其光亮昭示下一辈人走向显赫的道路，陈其业的两个儿子陈果夫和陈立夫便是通过这条道路迈向国民党最高权位的。

山河破碎下的童年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童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下，国家、社会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个人、家庭是饥寒交迫，身世浮沉。陈氏家族虽已破败，但在湖州小镇还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在长辈的强力支撑下，幼小的二陈兄弟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无忧无虑，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并无任何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显兆，生活充满天真浪漫的情趣。

幼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相貌清秀，但身体都很瘦弱，陈果夫显忠厚老成，陈立夫则机灵敏捷。由于陈果夫年长陈立夫8岁，总像大人一样护着弟弟。因此，兄弟俩小时就相处很好，从不争嘴吵闹，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后来陈立夫总结说：“这是受了父亲叔叔们的影响，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年幼的总会接纳兄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而‘睇’道长存于我们兄弟姊妹手足之间，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陈兄弟身体虽然瘦弱，但在家里被管得很严，不让他们运动。原因是他们的祖母喜爱清静，不准小孩蹦跳追逐，嬉笑叫嚷，谁要是打扰了她，老人家一定会大声训斥，决不容情。二陈的母亲虽然希望孩子们天真活泼，加强运动，以利身心健康，但为了不使祖母生气，只好严厉管教二陈，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偷着乐，到户外去玩，这一点，母亲不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幼年的陈果夫喜欢玩蟋蟀，约上三五个小朋友到野外去抓蟋蟀，田头地角，断垣残壁，是他们驰骋的战场。为了抓上一只蟋蟀，他们钻丛林、爬墙角，什么也不顾，弄得头上、脸上、衣服上到处是灰泥。有时，与隔壁沈老虎的儿子在自家园中捉蟋蟀，他们翻乱石、抓乱砖，在荒草丛中滚爬，终于抓到几只蟋蟀，可手弄脏了，汗湿的头发贴在挂灰的脸上，衣服也割破了，一副狼狈相。母亲是十分爱干净、讲整洁的人，见到果夫这模样，从不责备，总是边笑边给他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

有一次，陈果夫抓到一只相当威猛的蟋蟀，经过几次征战，所向无敌，将小伙伴们的蟋蟀一一打败，陈果夫因此自豪了好几天。但好景不长，一天下午，小朋友们相约又来看蟋蟀，陈果夫小心翼翼地捧出盆子，揭开盖子，一下子，竟傻眼了，盆子里空空如也，威猛的蟋蟀不见了。陈果夫慌忙问他母亲：“怎么盆子里的蟋蟀没有了？”母亲说：“只有你大叔来看过。”陈果夫十分伤心，喃喃地说：“我的好蟋蟀不见了！”母亲说：“什么好的坏的，蟋蟀都是给人看的，玩的，有什么希奇？”陈果夫越想越难过，眼泪也流了出来，甚至哭泣不休。母亲见他这样子，发起火来：“为了一只小虫，哭得如此做什么？你再哭，惹得我火起来，通通放掉它，一只也不剩，好落得个干净。”陈果夫知道，母亲发起火来，是不可挡的，只好不吭声了，但内心仍然难过，忘不了那只威猛的蟋蟀。以至几十年后，陈果夫还回忆说：“我始终纪念着这只蟋蟀，一直到如今，脑海里还有这回事。”

斗车前草，也是二陈兄弟爱玩的游戏，即两人各用一根车前草叉着用力拉，谁断了谁就输。一天，陈果夫与邻居家小孩茂生斗车前草，由于陈果夫采的车前草多，且较老粗，所以一连胜了好几次，而茂生则采的少，且嫩细，总是输。后来，茂生急了，一把将陈果夫的车前草夺了就跑，果夫哪肯轻饶，在后面急追，一不小心，在阶沿石边绊了一下，鼻梁正磕在门槛上，鲜血流了满面，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急奔出来，抓了一把香灰，捂在鼻梁上，终于止住了血。茂生的父亲前来赔礼，并罚茂生跪地。陈果夫的母亲则说：“小孩相貌好的，要破了相才可以养得大。”一场纠纷也很快平息。

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基本上都信仰佛教，特别是二陈的继祖母杨太夫人更是虔诚信佛，每次到庙里烧香，总是要带兄弟俩去，虽然他们的母亲并不愿意小孩到庙里去，但拗不过杨太夫人，也只好顺从。由于兄弟俩记忆力都好，看了一些佛经也能背诵一二，深得杨太夫人喜欢，以为他们真心信佛，因此每次带他们到庙里后，自己去烧香，任兄弟俩自由玩耍。这时候，果夫、立夫二人在庙里庙外捉迷藏、斗车前草，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他们愿意跟杨太夫人进庙烧香，而且总是盼望这种美好日子的到来。

陈果夫小时候爱吃糖果，家里来了亲戚，都爱送他一些，他自己总爱找母亲讨，母亲高兴时，便给他买很多糖果，给他慢慢吃。但在不顺心或生气的时候，陈果夫如果去要，肯定会挨巴掌。每当这时，他就去找二姑母惠姑要。惠姑是个豪爽的女子，很爱喝酒，喝酒后爱笑。她十分喜爱陈果夫，喝酒时总爱把他拉在身边。她知道陈果夫爱吃糖，总是买很多放在家里，陈果夫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她要到糖果。有时她睡了，便用手巾包好糖果，再用竹竿送出去，以致陈果夫成年后还念念不忘，说：

我看见了酒，就要联想到惠姑，更要想到她酒醉后的笑；我看见糖果，就要想到我家西边的窗，就要联想到惠姑在那一所自起造以至变卖都为她亲见的房子里，用一根竹竿缚着手巾包裹，从窗口铁楞里送进糖果来的故事。

幼年的陈果夫爱听故事，特别爱听童话故事，总是缠着母亲讲给他听，而且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母亲的口中并不是童话的源泉，也有被逼到江郎才尽的时候，她希望陈果夫快点长大，大孩子便不会再对童话有兴趣了。但陈果夫稍大上学后，幼小的陈立夫便取代了乃兄的位置。他也爱听童话故事，而且要求母亲讲故事时更加动情，手段更加高明，以致母亲在把过去讲给陈果夫听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还得绞尽脑汁，去寻找记忆中残存的新的故事。有时，陈果夫寒暑假在家里，总会从外面买些童话故事书，如《大拇指》、《小人国》等，作为给陈立夫的礼物，并得顶替母亲，给小立夫讲童话故事。不几天，故事讲完，陈果夫便编造了许多来讲。据他说：

有一天，创造了一篇童话，说是天生了一只大石榴。一天，石榴成熟裂了开来，里面有500粒籽，每粒籽生出1个小孩，每个小孩有半寸长。继续将每个小孩的故事，一天一天地讲下去，一直讲了59个小孩，因为天气凉了，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想想，这种瞎造童话，实在可笑！

但就是这种瞎造童话，深深地吸引着陈立夫，他有时紧张得睁大双眼，屏住声息，有时又被逗得哈哈大笑。

二陈的幼年充满了童话色彩，但童话的世界却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未来，这未来的前景是绚丽多彩，还是黯淡无光，这得由各种因素决定，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未来如何呢？除了促成他们成长的各种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创造。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必须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他们要学习知识，学会生活，要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骄傲的严母

中国人有严父慈母的说法，陈果夫与陈立夫却有个严厉的母亲，这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母亲对他们的幼年教育，给兄弟俩的成长以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陈兄弟的母亲何夫人，也是出自湖州的望族，她娘家有兄弟各一人，大哥早年外出求学，后在上海办了一座缫丝厂，很有成就，陈立夫在上海读中学时，常去参观大舅的工厂，对那些飞转的机器感到十分好奇，心中也立下志气，将来学工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何夫人的弟弟虽读书不多，也走上经商之路，在上海经营一个规模不小的盐铺。另外，何夫人还有一个妹妹，生活十分不幸，出嫁不久便死了男人，一直守寡在家。

何夫人于1887年嫁到陈家后，由于丈夫陈其业是老大，陈家的男人们长年在外奔走，因此，在家中的女人世界中，成为一家之主。她服侍老人，照料小孩，还掌管着家中的经济大权，十分繁忙。但何夫人任劳任怨、从不叫苦，而且她胸襟开阔，对诸事都十分有见解，时间不长，便赢得了陈家上下对她的尊敬。就连像陈其美这样性格要强的人，在家中一般人很少能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却只听何夫人的话，有什么事也只是与何夫人商议，听取嫂嫂的意见。

何夫人为陈家生有四个子女，并精心抚养他们。何夫人对子女十分疼爱，但管束却十分严厉，她常说：“小时候应该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切不可溺爱。”

何夫人自己不溺爱孩子，也不让别人过分宠爱她的孩子。当陈果夫长到会哭会叫的时候，由于相貌长得还好，很逗人喜爱，有好多人常来抱着玩。何夫人却首先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买东西给他吃；第二，不准高举起来逗闹；第三，不准抱到外面去玩。如果谁违反了，她便毫不客气，当面数落一阵，甚至开骂起来，常常是闹得一些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有时甚至弄得一些亲朋好友也十分尴尬。

在商业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不曾想陈果夫在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时，却着实为百姓在着想。何夫人自己骂人，可不准孩子们骂人，即使是学着人家骂一声，也会遭到她严厉的训斥，如果有谁不服气，或者哭闹，她就会使用武力，打得孩子不哭，并声明以后不再骂了，才肯罢休。有一次，陈果夫骂了隔壁张妈妈一声“那妈……”被母亲知道了，除打了一顿不说，还将他关在柴房里，禁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承认错误，做下保证后才放了出来。这件事给陈果夫印象十分深刻，以至年纪大了时回忆起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除了不准骂人外，何夫人还不让陈果夫兄弟俩在外与别的孩子相打或者相骂。如果发生了此类事情，她总是认为责任全在兄弟俩，是他们的不对，她说，别人的孩子不好，有他的母亲管，自己的孩子自己要管好。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气得面色铁青，将打架的孩子找来，狠狠地痛骂一顿或者痛打一顿，然后是愁闷得连饭也吃不下，两眼发呆，悄悄地掉下泪水。待气稍平一点，这才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的孩子们叫到跟前，苦苦进行教训。反复说明相打相骂的不当，互谅互让的好处，往往一口气讲三四个钟头，孩子们的腿站麻木了，话也听腻了，把母亲的话也能背诵出来了，并保证以后再不做此不当之事了后，母亲才善罢甘休。事情过后，母亲似乎觉得自己过分严厉，为了表示她打骂孩子的歉意，她会恢复事前的慈祥态度，拿出孙中山先生一仙逝，野心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情纷纷显身，真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图为：蒋介石等人出现在孙中山追悼会上。东西要孩子们吃，或者带他们出去玩，另外，还会讲一些优美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于故事中的生动情节时，一场风波归于平静。

小孩是最容易忘事的，假如以后孩子们忘记了妈妈的训导，又发生相打相骂等类似的事情，母亲便再也不讲那些道理了，只是用严峻的眼光看着犯了错误的孩子，要他们讲述自己的过失及上次所受的教育，这种办法比打骂还有作用。据陈果夫回忆：我们犯了过失，“经过第二次自己的回忆，或者看看母亲的脸，就不再犯了，渐渐地，也能够自治了”。

何夫人不许小孩到外面用钱买东西，她说，小孩子“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小孩子自办”。有一次，8岁的陈果夫拿了十个铜钱去买黄连头，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二话没说，将陈果夫按在床上，掀开屁股，便是一阵猛打，自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自己拿钱买东西了。在这种严厉家教下，陈氏兄弟到10岁时也不会买东西，不是不懂，而是没有经验，不敢去尝试。

何夫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从来不当面夸奖，也不在别人面前称道他们的好处，只是每天不知疲倦地重复地唠叨一些要他们学好的话，好像这些孩子永远是那么调皮，永远也不能达到她的要求似的。

何夫人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习惯，要谨慎细致，注重小节。据陈立夫回忆，一次，有件东西掉在地上，他路过时并没有马上捡起来，母亲急忙过来，把东西捡起，并责备陈立夫说：“你的眼睛在哪里，怎么见到不应该在地上的东西不把它拾起来，以后不能这样。”还有一次，扫帚倒地，陈立夫没有即时扶起来，母亲十分生气，责备他为什么视而不见。从家有来客应让座倒茶，到剪刀用完应放回原处的唠叨；从坐有坐相、立有立相的规矩，到餐桌上不许有剩饭的絮语，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对二陈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认为，人应该随时留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任何事物不应任意放过。母亲的教育，使得二陈兄弟后来养成了谨慎待物，处事细致，注意小节的好作风。

对于孩子们的吃、穿，何夫人要求更加严格。按当时陈家的经济条件，虽说家道不如以前，但在湖州城里仍是望族，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壮，陈家虽然在衰落，但比起一般人家来说，仍然殷实得多，小孩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完全能办到。但何夫人却不让孩子们吃得太好，穿得太漂亮，她认为这样对孩子们没有好处，从小吃好穿好，不知稼穑之苦，将来长大了是不会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她要求孩子们穿得整整洁洁，干干净净，讲礼貌，习劳苦。她最不喜欢孩子们身上弄得污秽，她每天都十分细致地对孩子们的衣服一一进行检查，如有脏的地方，是要挨巴掌的。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陈果夫与陈立夫在小的时候，都有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恶浊的地方都不去，有时即使被小朋友拉了去玩，也只是站在旁边看，而不参加进去。有时惹得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一想到母亲那张严峻的脸，想到母亲要打、要骂、要严厉责备，他们纵使内心想玩一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不曾想在金融上投机，在政治上投机的陈果夫，为江苏的建设倒做出了贡献。何夫人虽然是个不通文墨的女子，却也颇懂得因材施教。陈果夫生性好静，根据这个性格特点，在他长到六七岁时，母亲便常常教他做手工，以此来发展他的智力，在母亲耐心教授下，陈果夫小时竟学会了绣一手好花。有一次，他外公到家里来，陈果夫将自己做的绣花油褡给外公看，外公看到油褡上绣的花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十分惊奇，内心不免有些疑惑，不相信自己七岁的孙子竟能女红，而且手艺如此娴熟，便要当面考他一下，陈果夫当着外公的面飞针走线，顷刻之间便绣出了一朵花，外公这才相信，一时十分欢喜，竟破例地当着他母亲的面夸奖了他。

而陈立夫却不同，他生性机灵，而且好动，因此，他母亲便不像对果夫那样，要求学习女红，而准许他出去与其他孩子一起玩，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何夫人教育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一个人，而从来不用所谓的“名”、“利”等来刺激他们，而且也并没有奢望她的孩子将来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很普通的但对社会有益的人。可以说，二陈兄弟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中国母亲的形象。

何夫人虽没念过书，但却很能识大体，也懂很多道理，讲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她讲不出一套一套理论，但朴素的话语中却能蕴藏一些深奥的哲理。她虽是个旧式妇女，但对外边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有时从外边回来，也极喜欢和这位嫂嫂谈论国家大事，谈论反清、谈论排满、谈论革命，而这位嫂嫂常在谈论中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有时竟令陈其美也由衷地佩服，感到嫂嫂不同凡响。陈其美后来回忆说：“我回到家里，只有嫂嫂可以和我谈革命，谈排满，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谈。”

何夫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她希望孩子们能正常成长，不希望有任何不好的东西来打扰他们、影响他们。按当时湖州风俗，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要对上亲家，但何夫人认为这种习俗不好，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因此，二陈兄弟在几岁时，虽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何夫人均予拒绝。她说：“孩子们年纪太小，大家不知以后怎样，长大了再说罢。”这在当时的湖州，确属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它使幼年的二陈能健康地成长，也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陈果夫总是梦想有朝一日还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在那片天地里一展拳脚，可蒋介石却在处处压制着他。陈果夫的壮大，便是对蒋介石的威胁。尽管亲戚朋友恭维陈家，说这兄弟俩相貌清秀，将来定成大业，就连常存革命之慨的陈其美也夸奖说：“果夫，吾家之龙也。”但何夫人却从来没有企望二陈将来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只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能够自主的普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为社会欢迎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的心愿，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心愿。

陈果夫与陈立夫的幼年，正是在这位严厉的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度过的。母亲给他们以良好的教育和母性的爱护，给他们以启蒙的知识和生活的能力，当然，有些教育的不当也给他们留下了不良的后果，但总的来说，母亲给予他们的教育本质方面、主流方面是好的，因而陈果夫与陈立夫彼此都感到：“我们的母亲是非常慈爱的，始终怀着依恋和感激的情绪，而在这依恋感激的成分中间，我们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陈果夫曾追怀说：“我母亲的胆量魄力见识都有过人之处，她的意志非常坚强，什么人不能动摇她的，她教训我们从来不像别人用名利来教，她只要我们做一个‘人’。”

1911年，二陈的母亲怀孕在身，正月里的一天，她走过黑街巷，正好一位亲戚也路过这儿，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面孔，以为是二陈的祖母，便扑通下跪，给她拜年。何夫人吓得惊叫一声，掉头疾跑回家，因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回来后便一病不起。虽请名医诊治，也不见效，病情愈加严重。在病重之时，她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总是要顺夫、敬夫、立夫站在她的床前，久久地望着他们，并常念及远在外地读书的陈果夫，希望能与陈果夫见上一面。

此时，陈果夫正在杭州读陆军小学，据他回忆：“2月25日晚，余忽不能成寐，念母病已重，当告假回湖一视，翌日遂乘舟赴湖，母病果十分沉重，而家人对余之回家，各以为必有人通知，母意父当有函催归，而父以为必另有人催余速归者。事实上关于母病不好消息，固未尝有人来函告余也。”可见陈果夫对母亲感情之深。

何夫人望着兄妹四人，态度十分安详。她知道自己的病是不会好了，惟一难舍的是儿女，他们还小，还需要母爱，这种爱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但她不愿增加儿女的痛苦，又觉儿女们都很懂事，她能够放心了。

面对全家亲人，何夫人内心难割难舍，她凝望每一个人，十分平静地说：“我恐怕活不下去了，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她俩须得自爱自立；对于果夫、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们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相信他们不会出差错的。”

母亲的话，敲打着二陈兄弟的心，他俩默默立下誓愿，将来照顾好姐妹，应付和处理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人生的路，让母亲放心。

2月27日晚，何夫人病情转危，再加难产，不到10分钟便咽气逝世了。这一年，陈果夫20岁，陈立夫才12岁，对于母亲的死，他们悲痛万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却不能报答于万一，他们只是在心中永远地、深深地刻下母亲的形象。陈立夫到了90岁以后还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在产后临终前所说的那一番话。”陈果夫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说道：“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

母亲逝世后不久，父亲陈其业又娶继室黄氏，黄夫人又生了两男一女，两男一名祖蒸，字民夫；一名祖烈，名衍夫。一女名祖思，字赞夫。其中，陈祖烈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篮球健将。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加上顺夫、敬夫、同父异母的民夫、衍夫、赞夫，共见弟姊妹七个。

私塾里学知识

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进仕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

“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蒙眬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

陈果夫在主政江苏时，推行的警政改革。如此稀里糊涂混了两年，陈果夫毫无所得，他父亲便将其转入东边族叔陈元章新办的私塾继续读书。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轻得多，教学态度也比较认真，教学方法也比较得当，这样，陈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元章先生便不务正业了，他嗜好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异，春天画画，夏天养鸟，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纸牌，最后，索性抽起鸦片来，甚至与人合伙开烟馆，对教学生读书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书不上半天，就开溜了，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让学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陈果夫后来回忆道：

每逢天黑了，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这些没有大姐、娘姨来陪的人，最是上当，只有天越黑，读书声越响。希望师母从里面出来发慈悲。有一天，暮色苍苍，黑得连书上黑白都一点分辨不出来，我读书的声音也喊哑了，可是先生终不回来。师母在里面叉麻雀又忘记了发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从外面回来听得了，才放了我们。

陈果夫的父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实在是误人子弟，再读下去没有任何益处，便再次决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陈果夫12岁时，进了他的“开荒”老师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教书先生，在教学方面确实比前两位先生要强得多。陈果夫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先复习前两位先生所教的内容，温习了三个多月，对以前所学的内容掌握了，沈先生才开始教他学《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一类的书。沈先生与前两位先生最大的不同是讲解课文的内容，待学生在蒋氏天下陈家党的一方天地里，陈果夫可是游刃有余的？完全理解文章意思后才要求背诵。学生对文章的意思理解了，背诵起来也比较容易，而且不容易忘记。学生一时背不会，他也不打手心，因此，学生很喜欢这位老师。在沈先生这儿，陈果夫除读完《四书》外，还学完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

这位沈先生思想比较开化，他除了教学生读儒家学说外，还介绍学生看报刊杂志，要求学生圈点报纸。他从上海买来《申报》，推荐给学生看，这在当时私塾先生中确是少见的。正是在沈先生这里，陈果夫从《申报》上了解到国内的政治形势。他知道了《辛丑条约》、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古文上所没有的崭新的内容，他才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屈辱的国度里，他渴望知道更多的东西，对国家的关心、对社会的关心开始在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沈先生的指导下，陈果夫开始学着写文章，并学着向报纸、刊物投稿。

沈先生要求学生写作文，不是在塾馆里闭门造车，而是领着他们出去游玩，这在当时小小的湖州城也算是创造性的举动。沈先生有时带他们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有时则带他们去看庙会，领略乡下人赶会的热闹。有一次，竟然带陈果夫进了茶馆。后来，陈果夫曾以十分留恋的心情回忆道：

这是我初次上茶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确是有好看的地方。却巧那天楼下正在讲茶，讲到后来，连茶碗也发起声来了，幸而那天从看会回来讲道理的人很多，竟把那个凶横无理的判决了，先生问堂倌，堂倌说没有什么事，这种讲茶常常有的，而在我这个城里人却是初次见识。

外界的事物令陈果夫大开眼界，他开始接触这个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下层社会。回来后，沈先生便要学生们作文，将先一天旅行的所见所闻写进去。陈果夫觉得这种作文十分好写，提起笔来，旅行中的情景便跃然眼前，下笔也如有神了。

在沈先生的塾馆里，陈果夫学到了很多知识，沈先生的为人、沈先生的教育方法、沈先生对学生的企望，都令陈果夫终身难忘。1940年，沈若臣先生病逝，陈果夫十分悲痛，亲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

做一世教书先生，严谨而有恒，医若干贫病乡民，济众难自救

看两载敌伪暴行，痛苦未便说，蒙多年殷勤作育，解厄愧无能

这副挽联表达了陈果夫对他这位启蒙先生的敬仰、感激与悼念之情。

陈立夫最开始是跟母亲学识字的，母亲在家务之余，便教他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天、工、王”等字认起，几年下来，也认了好几百个字。

陈立夫与他大哥陈果夫一样，也是八岁“开荒”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遭遇两个糊涂先生，而是一开始便从大哥的业师沈若臣读书。此时，由于父亲在外经商、果夫已外出求学，家中没有人能管着他，而祖母又极疼爱这个聪颖机灵的孙子，因此，陈立夫较他的大哥来说自由得多。

沈先生现在所教的学生比以前增多了，全班有近40名学生，在那时的湖州，已经算是很有规模的了，为了使每个学生学得其所，沈先生依照各人的文化程度分别教学。先生要求严格，每天都要求学生将先一天所上的课文先讲解一遍，然后再背诵，而且不准错一个字。先生的脾气也不如原来好了，原来不会背书，只是责备几句，现在可不同了，如果背不出，就要打手心，错一个字打手心五下，有时错字多了，挨打次数增加，学生痛不可当，嗷嗷直叫，也不罢手。尤其是冬天，更是疼痛难禁。

每天上午，沈先生都要学生练书法，要求交大字一张，并在上面注明，今天是第几名到馆，“陈立夫每天都是七点左右第一个到馆，所以他常常一口气写了三张分三天交上，他读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

塾中教室分内外两间，沈先生的讲台摆在外室，讲课时，他是瞧不见内室的情形的，因此，只有认真听讲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在内室，陈立夫是被安排在内室的学生之一。

陈立夫启蒙的第一本书是《小学》，内容是有关礼仪和行为的规范，由于四字一句，并有押韵，读起来很有意思，这使陈立夫一下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接下来便读《幼学》、《四书》、《五经》等。陈立夫记忆力特别强，每次沈先生布置的作业，他不需多时，便能朗朗上口，背诵得丝毫不差。因此，他不需将所有时间花在读书上，学习之余，总是和一些孩子嘻闹玩耍，踢球、爬树、投石子、斗蟋蟀、捉迷藏等，而且常常是玩而不厌，乐而忘归。尽管如此，在沈先生的心目中，陈立夫仍是一名用功的好学生，不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塾馆有两项规定：一是最早到学堂的，可以最早放学；二是谁在学堂表现不好，功课又差，就必须到天黑才准回家。由于陈立夫每天最早到校，功课又好，所以总是最早回家。每天到了放学时候，沈先生总是一个个点名，每一个学生只有在听到叫自己名字时，才到老师那儿去，拿回自己的作业和批改的习字，才能回家。当时，每个学生的作业及所学习的内容，彼此都不相同，有人念《论语》，有人读《孟子》，多数是学中国的古籍，有时也会念一些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的新教科书。陈立夫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以至好多年后，他还评价道：“这种教育方式，看似混淆麻烦，但是因材施教，因程度不同而分别教学，彼此都不会阻碍别人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教育方式。”

陈立夫虽然用功学习，但毕竟是小孩，难免顽皮习气。有一次，老师离开课堂外出，陈立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放下手头的书本，跑到外室，和其他同学猜拳玩游戏。整个学堂一下子乱了套，喧闹成一片。正玩得兴起，沈先生回来了，同学们如鸟兽散，纷纷逃回自己座位，塾馆顿时寂静下来。沈先生大声责问，有哪些人参加了游戏，同学们都低着头，噤不作声。这时，陈立夫站了起来，坦白告诉老师，他是发起者，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沈先生一脸怒气，将其他学生每人打了五板手心，奇怪的是，却放过了陈立夫，没有处罚他，实际上是对陈立夫诚实、勇于承认错误的鼓励。

少年时代是天真烂漫的，很少人在这种时候就具有成年人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精神，陈立夫就是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顽童，他沉醉在一个调皮、玩耍的儿童王国中，根本没有去考虑他的未来，他的理想，更没有考虑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有一件普通的小事，却深深地打动了他年幼的心。

每天清晨，陈立夫上学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长发和尚，头上系个铜箍，背后背着韦佗菩萨像，走三步拜一下，这样看了好几年，和尚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天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从不停歇。有一天，陈立夫忍不住好奇地问他：“法师，您为什么这样跪拜，这是什么意思啊？”和尚答道：“我要造一座庙，所以天天在城里化缘，已经有七年了。”“您这样能盖得成庙吗？”陈立夫觉得真是天方夜谭。“一定可以的，你小孩是不懂的。”和尚说完，又二三步一跪地走了。

和尚走了，陈立夫还呆在那里沉思，他不相信和尚的话，但和尚的精神却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自己也应该立个志向才行。

陈果夫勤政爱民，求实创新，在江苏的政绩斐然。图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会。没想到好多年后，陈立夫24岁大学毕业那年，因为写论文，和同班同学叶秀峰回到故乡外弁山进行矿产、地质调查。有一天，他们在山中，突然遇上倾盆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而且山中大雾弥漫，他们又迷失了方向，一时进退两难。

这时候，来了一位回庙去的和尚，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就将他们领到自己庙中避雨。这是一座刚盖起不久的庙宇，大雄宝殿的佛像尚没镀金，偏殿也才盖一半。他俩换上干净的和尚衣服后，陈立夫才发现这位和尚十分面熟，就问他：“您是否就是发心建庙的拜韦佗的和尚？”

和尚很惊讶地回答：“是啊，施主为何动问？”陈立夫便将幼年时代二人碰过面的事说了出来，和尚很动感情地告诉他，一个人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一席话，对陈立夫影响极大。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塾馆生活，虽然从他们后来的回忆看来，也不乏烂漫有趣，但总的来说，是呆板的，苦涩的，死气沉沉的书院生活。当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由于保守派的抱残守缺，师资、设备等各方面条件都受到限制，使这一蜕变的进展十分缓慢。一方面是通都大邑，已出现了以新的教育方式传授新的教学内容的新式学堂；而另一方面，在内地、在广大农村，教育领域依然是塾馆的一统天下，教书育人的事，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操纵在职业教书匠手里。那时，塾馆的教师，不是科举场上败落下来的秀才，就是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聊赖的书生。那么，正是在这些人毫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教育下，二陈兄弟就像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步履蹒跚，一下子就踩进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封建酸腐味的知识领域，这些封建文化，对以后二陈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由于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幼年时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且无共同的语言与爱好。陈果夫上塾馆时，陈立夫尚一二岁，而当陈立夫读书时，陈果夫又远走湖南，弟弟只知遥远的湘江滨有个兄长，而哥哥也只是在家书中说些勉励弟弟努力学习的套语。因此，兄弟俩的感情只是血缘性的，他们各自在四书五经的封建文化堆里打滚，受着共同的旧式教育，对于二陈兄弟来说，塾馆生活，实在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为求学走他乡

湖州虽是个州城，但毕竟是个小城镇，当陈果夫兄弟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便开始感觉到家乡的狭小、偏僻、闭塞与落后了，家乡日益不能满足他们求知的偌大欲望，也日益不能成为他们活动的人生大舞台了，他们必须到外面去闯世界。

陈果夫13岁那年，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回家，向他讲了很多外面的事情，讲到上海的新式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的知识；讲到革命运动，如收回利权运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讲到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第一次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

在二陈兄弟的眼中，二叔陈其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与众不同的气质，那传奇色彩的经历，那出口不凡的语言，常常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陈其美在上海时，常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努力学习，不务虚名，总是强调知识的重要，告诫他们：“为一身为国家皆非学问不成。”并每每询问他们的功课。

回到家里，陈其美除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外，还要他们立下学习为救国的志向，他对陈果夫说：“尔当教尔弟妹，好好求学立志救国，不可教其将来为饭碗计而勤学。普通人教子弟当作如是想，吾辈当切戒之。凡存心谋个人者，即不足与谋，谋国须比谋一身为重，对于自己一身，但当勉其成为一有能力可以救国之人足矣。”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陈其美的话，深深打动了二陈幼小的心。他们把陈其美看成英雄，就像陈果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特别是陈果夫，他年纪大些，总喜欢缠着二叔给他讲外面的情况，他知道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如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反洋人的斗争，如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还有新式学堂，还有立宪、共和、救国等一些全新的名词。这一切都把他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他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东西，以救国救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而湖州没有这种新式的学堂，他必须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求学。

1904年年底，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三叔陈其采都回家过旧历年，合家团聚、十分热闹。家人在一起，自然也要谈到外面的新鲜事。陈其美高谈上海的革命情况，陈其采则大讲湖南的风土人情。因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正任职于湖南武备学堂，因此对湖南是津津乐道，其中特别谈到了湖南的学校，说那里的学校教学质量如何高，教学内容如何新。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3岁的陈果夫心动了。三叔对湖南的赞誉激起了他对美丽的三湘四水的向往。他即向家里提出了要到湖南读书的要求。

父亲陈其业也曾留学日本，他没有理由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母亲深明大义，并不反对，但对年幼的陈果夫远走湖南去读书，总不太放心。最后得听祖母的意见，祖母在这里是绝对的权威。祖母年纪虽大了，但思想很开明，当年儿子海外留学，她不反对，现在孙子外出，她当然也支持。但她一生笃信佛教，说是问了菩萨后才能决定。

对于祖母的话，大家都不敢违抗。大年初一，陈其美、陈其采便带着陈果夫去庙里求签。开始抽出一支来，签上的话却是坏的征兆。陈果夫心一下子全凉了，心想肯定去不成了。可陈其美说：“不要相信这些，把它烧掉，再抽一支。”在二叔的鼓励下，陈果夫再抽一支，却是吉利，便带回来给祖母看。祖母信以为真，说：“既然菩萨说好，蒋介石一直宣称三民主义，可他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却背道而驰。那就跟三叔去吧！”这样，陈果夫便实现了到湖南读书的愿望。

1905年初，陈果夫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故乡，与三叔陈其采一起启程。“为谁流下潇湘去？”他们首先到了上海，陈果夫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既有高耸入云的洋楼，也有破烂不堪的民房；既有五彩缤纷、笔直宽阔的大马路，也有拥挤狭窄的小巷；有拉着小车、躬着腰艰难行走的中国人，也有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外国洋人。这强烈的对比，深深地刺激了陈果夫。

随后，陈果夫随三叔坐上长江轮船，逆流而上，入洞庭湖、进湘江，终于到了长沙，进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

近代的湖南，虽然深处内陆堂奥，却是个开风气的地区，戊戌维新时，这里是响应变法最热烈的地区，正是这个地区，培养了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大批革命人才，有如群星灿烂，闪耀在三湘星空。省城长沙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的城市，1904年，海关专员把这个城市的特征描述为“一个正规的大学城市”。1902至1905年之间，就有好几十个学校建立起来，而且涌现了为数可观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并举办了女子教育。这里书院众多，学堂林立，文化气氛相当浓厚。陈果夫所在的明德学堂是最负盛名的，也是湖南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堂。1903年由留学日本回国的湘潭贡生胡元倓和长沙绅士自由主义派的领袖龙璋开办。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完全是西方的一套，所请教师都是外国人或曾留学国外的新派人士，如黄兴等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都曾在明德学堂任过教席。

陈果夫进校后，第一次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新的文化知识，他感到新奇、有趣。但由于以前没有任何基础，再加语言的障碍，最初一段时间，学起来十分吃力。但他想到父母的嘱托、二叔对他的企望，便下苦功，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学习上，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每天如此，坚持不懈。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生活上习惯了，学习也赶上去了，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他后来回忆：“初进去时，言语不通，好像做了二三个月的哑子，过此才渐渐的听得懂，而且也能讲几句湖南话。暑假考试，得了第一名。有两位教员主张把我和第二名一位姓罗的同学，一道升入甲班，向胡监督请示了两次，终于答应了。我和姓罗的同学，在甲班只须读半年，就可毕业，总算跳了一年。”

但世界上的事情并非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陈果夫虽然跳了级，但问题也接踵而来。由于在半年之内除了跟随班上同学一道上课外，还得将没上过的一年课程补上来。陈果夫身体不好，连天上课，课余时间也得十分紧张地补习，他虽然聪明，但超负荷的重压使他狼狈不堪。到毕业时，陈果夫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只在全班17名同学中名列第11，而且精神和身体受到不小的打击。对此，陈果夫深深感叹道：

我因此认为，这种跳级的办法，做学生的固然不可希望，就是在学校方面，也不应随便把学生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学业基础，大受影响。

小学毕业后，陈果夫再接再厉，准备投考明德学堂的中学班。但明德学堂对英文要求很高，而陈果夫在家乡时没有学过，只是来湖南后才从字母学起，所以英文成绩一直不好。为了升中学，陈果夫放弃了寒假休息，不仅没回家乡，连三叔那儿也没去，一人呆在学校补习英文。由于天气寒冷，他总倚在火炉边看书，这样竟将左眼伤了，以致左眼视力不如右眼，而且小了些。后来，陈果夫只好配上一副眼镜。但艰苦的努力却有了收获，他的英文程度大大提高，在升学考试中，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样，陈果夫在15岁时，进入明德学堂中学班学习。

进入中学后，陈果夫接触了大量科学知识，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特别是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深。近代的湖南，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而省城长沙则是革命中心的活跃点，在这里读书，“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泼、直言不讳的报刊”。

1905年爆发了抵制美货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群众运动，提出“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的口号。一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运动蓬勃发展。运动波及到长沙后，首先是学生群起响应，他们联合湖南商务总会进行抵制，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演说，并制定抵制的措施，成立拒约会等团体。学生商人互相鼓励，积极活动，长沙卉城出现了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的联合行动。

群众的爱国热潮深深地感染了陈果夫，他身上也奔涌着一股爱国主义的热血，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来。但他平时不用什么美货，现在提倡国货，也不好怎么表现出来。他看到三叔陈其采买本国的三星牌香烟吸，说是为了抵制美货，不买美国品海牌香烟。陈果夫也学着去买中国香烟吸，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据他后来回忆，在群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因此我也跟着提倡的潮流吸起香烟来了，自己觉得很得意地对人家说：‘我吸香烟是提倡国货三星牌，不是吸品海牌！’”虽然后来为此上了瘾，到戒的时候不习惯了好些天，但他仍旧认为“也是一件很痛快的事”。

除了学业、革命外，陈果夫在长沙的生活也十分愉快。他常到湘江边，看那滔滔北去的江水，有时也登上岳麓山，看那冉冉东升的旭日。特别有兴味的是骑了三叔的马出去玩。他雄踞高头大马之上，摆出一副傲然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当了官，这时也想到了有朝一在国民政府里，陈立夫揽权家势，使陈家的势力在国民政府中日益壮大。日，他也许会真的当上大官。

这种惬意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陈果夫的生活道路又出现了新的转折。1906年秋天三叔陈其采调离湖南，到南京担任第九镇正参谋，陈果夫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刚开始，他由于舍不得离开长沙、离开明德学堂，还想坚持读下去。但后来确实感到在长沙举目无亲，“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不禁生出许多离愁来，越发想念家乡。他父亲也不放心他一人在外，正好有个在长沙做事的姚新才表叔要回湖州，陈果夫便与这位表叔同行回家。当他乘一艘煤船离开长沙时，不禁对这座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眷念之情。

回家后，陈果夫按父亲的意愿，原准备插入湖州中学二年级，但在该校的考试中竟未能被录取。这样，他只好到南京三叔那儿就学。这次比较顺利，进入浙江旅宁公学读预科。但他在这所学校并没有呆多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保守而受到了同学们的孤立。陈果夫刚上学不久，旅宁公学闹了一次学潮，学生因校方伙食开得太差而举行罢课，而陈果夫却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他认为学生应该吃苦，不能因为伙食差便闹学潮，他拒不参加罢课。他的举动使学生们十分气愤，有的学生指着他痛骂，有的甚至要打他，但他却一直坚持没有参加。据陈果夫回忆说：“风潮闹了一个月之久，学生终于失败了，我却始终在房里读我的书。毕业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比第一名同学少了几厘。校长加了我的品行分数，改列第一，当众宣布，并当面称道我不少过分的话，而且要我下半年一定要读下去。”校方的表扬使学生对他更加反感，原来与他相好的同学也疏远了，陈果夫只能一个人“寂寞开无主”了。

遭到学生们的孤立，使陈果夫十分痛苦，他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在二叔陈其美的怂恿下，便匆匆离开了金陵这虎踞龙盘之地，来到了人间天堂的杭州，于1907年考入浙江陆军小学，开始学习军事。陈果夫对军事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进入陆小实在是受陈其美的影响。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推翻清王朝，纷纷在各地运动军队、会党举行起义，革命十分需要军事人才，陈其美希望陈果夫能成为这样的人才，以为革命服务。但陈果夫对这一类课程并不太用功，爱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书籍杂志。他说：“我在这个学堂里对学科太不用功，尤其是英文一类的课程，下课以后就丢在抽斗内不太去看，而我所看的书，都是些《警察法》、《教育学》、《卫生学》、《国际公法》、文学书、小说以及各种杂书，而尤其喜欢看各种杂志，更喜欢看报，报中最好看的是两报的辩论。因为我不喜和人家争夺来看，所以我看报时间总是在饭后大家休息的时候。”

由于看了大量杂书，一方面，他更多地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他为祖国的弱小担忧，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横行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日益趋向保守，既对现实不满，又不愿采取变革现实的激烈行动。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太婆”，后来又叫他“道德经”。正是在改良思想的指导下，陈果夫与同学吴一峰发起，在学校办了一张小报，取名《励言》，其宗旨是勉励同学一心学习，不受外界影响，学好知识，以救国家。“这张三日刊，也办了三四个月，可以销售到40多份，起初3个人办，后来他们两个都有别的事情忙，无暇兼顾，只好由我一个人独立经营，仍旧保持原来的销路。”当时学校中还办有其他好几张小报，因鼓吹反清、排满、革命，因此无一例外地遭到校方查禁。“我们这张报纸，对学校当局也有不满的话，因为我们的态度是忠告，是劝励，所以他们不来禁止。”《励言》这种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正是陈果夫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陈果夫不仅言论上是温和的，在行动上也是迟缓的。他不愿与旧的思想观念作决裂，对旧制度、旧思想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08年，剪辫风潮波及陆军小学，学生们受革命影响，纷纷剪辫，以示反清的决心。陈果夫见大家都剪了，怕自己不剪，又会发生像旅宁公学那样的遭遇，因此，他还是忍痛剪了辫子。但剪下的辫子又舍不得丢下，而是“结成一条辫，常常随带在箱子里，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带着”。

陈果夫的思想尽管如此保守，但全国革命的形势却是在急剧变化，这些不能不对陈果夫发生影响。再加上他二叔陈其美对他总是不断给以教育和鼓励，这也使陈果夫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竟促使他参加了陆小的一次学生风潮。

陆军小学本来是3年毕业，但1910年，皖系军人为了安插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毕业生，竟无理要求陆小延长一年的修业期限，当时陆小的张总办却答应了这一要求，这就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陈果夫便将这位总办平时吸食鸦片、腐败不堪、欺压学生的所作所为写成文字，告诉在上海的陈其美。陈其美看到这篇文字后，认为是揭露清朝官僚统治的好材料，便在他主办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样一来，陆小的学生犹如火上加油，决定集体罢课。事情越闹越大，陈其美专程来校指导，上海学生也给予支持。结果，学校总办被陈果夫虽掌握一部分的金融，可他的财力与孔祥熙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撤职，斗争取得胜利。从此，陈果夫成了学生领袖，他再也没有理由瞻前顾后了。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他只得往前走。后来，他与一些同学合办了一个革命性的秘密组织“襄义社”，吸收社员30多人，鼓吹反清革命。

1911年4月，陈果夫从浙江陆军小学毕业，6月，考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样，他离开西子湖畔，再返石头城。这时，他已是20岁的青年了。南京的学习十分短暂，以至他还没有来得及游玄武湖、登紫金山，领略十里秦淮的美丽风光。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陈果夫便结束了学习生活。这短短的几个月，陈果夫革命的热情进一步勃发，并且填具誓约，正式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中的一员。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这时候，个人的人生观比以前有进步，革命情绪一天高涨一天。在中学所上的功课和以前差不多，觉得无聊，便联络同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汉起义后，更是积极进行。阴历九月初离开了学校，参加武汉保卫与支持的工作。我的学校生活从此可以说告以结束。

陈果夫时而在湖南、时而在杭州奔走求学，陈立夫十分羡慕，他也想外出闯世界。但父亲不让两个儿子都外出，另外，继祖母又特别宠爱陈立夫，所以陈立夫在沈氏塾馆一直念到了11岁。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对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加向往。此时，辛亥革命发生，上海光复，二叔陈其美正受任革命军沪军都督之职，便一再来信催促，希望陈立夫来上海读书。正好，三叔陈其采在上海，陈果夫因患肺病也在上海养病，为了阖家团聚，陈立夫一家，除父亲陈其业因商务上事情还留在吴兴外，其他人都来了上海。

在上海，陈立夫一家住在英租界跑马场附近的马霍路。一个乡下孩子，第一次来到大城市，高高的洋楼，宽阔的马路，飞驰的汽车，都使他感到新奇。但同时，在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英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举动，印度巡捕当街踢打中国同胞，这些都深深刺伤了陈立夫内心的人格尊严。他感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积弱，暗暗下定决心，学好知识，拯救自己的国家。

陈立夫虽在湖州念完了小学，但要考进上海的中学，并非易事，因考试科目中有英文一项，而陈立夫从没学过英文，必须进行补习。于是，陈立夫首先进了湖州旅沪公学，专门补习英文。这所学校是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湖州商人所设，专招湖州子弟学习，陈立夫进校后感到如在家乡一样，乡音乡俗，十分亲切。教英文的老师叫沈阶升，此人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循循善诱。陈立夫在这位沈先生的教育下，英文学习进步很快，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陈立夫当了国民党大员后，一度聘请沈阶升先生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

在旅沪公学补习几个月后，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南洋路矿学校。这是一所西式学校，校长林兆禧长期生活在国外，英语相当好，治校严谨。由于陈立夫从没接受过新制下的小学教育，而且又无文凭，只能先读预备班，学习以前没学过的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

南洋的教材几乎都是英文原版，这对只读过几个月英文的陈立夫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刚开始英文考试竟不及格。但陈立夫聪明，且能刻苦，一年下来，成绩名列前茅，数学还考了第一。

1913年，陈立夫正式开始了在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4年课程学习，这所西式学堂，无疑是一个崭新的天地，陈立夫一下子竟爱上了自然科学，对采矿技术尤感兴趣，心中立下志愿，将来当一个采矿工程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孜孜不倦地看各种书籍，再加本身的聪明，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不久，二叔陈其美前往东北大连筹设奉天革命党机关，离开上海，但他在经济上给予陈立夫全力资助，为他在上海安心读书解除了后顾之忧。此时，陈果夫也因百无聊赖，便与三叔陈其采还有杨普竹等人，一起拜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薛仙舟为师，学习德文。每天早晨7点钟，便在上海阿瑞里王亮畴先生的家中听薛仙舟讲课，遇到星期天，陈立夫也来到这里，跟着他们学习两句德文。上完课后，陈果夫与陈立夫便拉着三叔陈其采一起去逛街，或到豫园去游玩。这段时间，兄弟俩第一次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他们学习、玩耍、交谈，过从甚密，这使兄弟之间更加亲密，一时间，他们经济上有陈其美的支持，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生活得无忧无虑，真可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陈立夫到上海上学后的第三年，即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二陈在上海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无奈，陈果夫只好回浙江。陈立夫也想辍学，他的学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丢下，将前功尽弃。因此，三叔陈其采坚决不允许他回家，并答应今后的生活费用一概由他负责。因陈其采此时已进入上海金融机构，负担一个人的生活与学费还是有能力的。这样，陈立夫便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习任务。只是，经济上不如原来宽裕，再加陈果夫也不在上海，平添了许多孤独，但却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南洋学校对学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学生必须全学期的成绩分数总平均85分以上，而且全勤，没有一次缺课请假，方可拿走学校颁发的奖状。陈立夫在校4年，8个学期，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好几次满分，但由于有一次为参加哥哥陈果夫的婚礼，请了两小时假，只拿了7个学期的奖状。

4年的中学学习很快过去，陈立夫家中经济情况愈见艰苦，父亲陈其业的生意陷于低迷，明确表示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升学。三叔陈其采自己有子女3人，另外因二叔陈其美遭袁世凯枪杀，还得负责二婶家的生活，也希望陈立夫能立刻就业，分担家计，他到处托人，在京沪铁路局找到一个随车检票的工作。但陈立夫求学心切，根本不想就业，他考虑到家庭确实困难，便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因这里每学期只收学费10块大洋，并免费提供课本和实验设备。但由于是名校，报考学生很多，当年在上海只录45名，而报名学生达六七百人。陈立夫没跟家里讲，便偷偷报了名，并偷偷参加了考试。

终于到了发榜的时候，陈立夫怀着紧张而焦急的心情来到榜前，只敢从榜尾看起，一个一个往上看，但总不见自己的名字，内心已经开始失望，直到最后几个名字，终于看到了“陈立夫”三个字，他竟然考了第五名。此时，他才敢把消息告诉家里人，父亲来信严厉责备了陈立夫，说他不经许可，自作主张，并说无钱供他读书。三叔默不作声，因他知道陈立夫成绩好，应该深造，但自己又无力资助。只有哥哥陈果夫最为高兴，因自己没有机会再学习，真诚希望弟弟能上大学，并给了10元钱，鼓励他好好读书，专心求学。

为了筹措学费和去天津的盘资，陈立夫返回湖州，他的二婶母、四姨母及其他一些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给了一些钱，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当陈立夫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叫了他去，拿出25块大洋，交给陈立夫，十分恳切地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接过父亲的钱，听了父亲的话，陈立夫潸然泪下，一方面感激父亲的爱子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今后要节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

1917年8月底，陈立夫坐上了一艘上海驶往天津的海轮，站在三等舱的甲板上，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他心中虽有一丝天涯孤旅的愁怅，但更多的则是心想事成的惬意，以及对未来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

第二章　为胜利欢呼雀跃，十里洋场翻云覆雨

愿意从当兵做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迅速取得胜利。武昌起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革命的浪潮激荡全国，反动的清王朝面临灭亡。

陈果夫为武昌起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但又不知如何响应。这时他二叔陈其美从上海来到南京，准备在南京发动起义，带动东南各省，以响应武汉的革命。陈其美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陈果夫，陈果夫也深受鼓舞，表示愿随陈其美一起行动。于是，陈果夫首先将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联络起来，大约有三四十人左右，由陈其美统一指挥。他们“每晚在操场中开会，筹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成立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并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但不久，他们的行动为满清官吏所发现，清军对四中加强了防范，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如将原储藏在这里的子弹运走，枪械也锁了起来，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第九镇军队也陆续调往城外。而此时，陈其美又回上海去了，陈果夫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和另外两名同学赶往上海请示办法。但不巧陈其美刚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了，陈果夫只好找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汇报南京的情况。黄兴等人认为，既然清军已加强防范，南京革命可以暂时推迟。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支援武汉革命，发动起义是支援的一个方面，还可以直接动员大批同盟会员到武汉去参军参战，保卫武汉。

一席话激起陈果夫满腔热情，他认为黄兴说的有道理。当时，清政府正调动大军围攻武汉，首义之城危在旦夕，“我革命策源地有动摇的趋势，如果我们能支持武汉这个据点，可以待各省响应，能多支持一天，形势就会好转一天。若是武汉根据地失了，各处就很难响应”。想到这些，他立即决定不回南京，转赴武汉。

青年陈果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腔热血，赶到武汉。此时武汉已是三镇烽火，满城硝烟。袁世凯派冯国璋出动全军，向汉口进攻，革命军奋力抵抗，伤亡甚多，退守大智门，汉口岌岌可危。

蒋经国在赣南不仅大有作为，而且培植了一大批忠于自己的势力，为自己之后与CC的对抗奠定了基础。陈果夫在民军军务部找到了部长孙武。孙武向他们介绍了武汉的战事，说汉口战事不利，汉阳前一天也发生兵变，情况也很危急，他表示欢迎大家支援武汉的战争。陈果夫急于参战，请求安排具体工作。孙武说：“现在汉口可能不保，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而汉阳必须守住，你们愿意去汉阳吗？”陈果夫回答：“我们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孙武十分赞赏陈果夫的勇气，即给他发了护照，命他到汉阳去报到。

汉阳的情况十分不妙，原守在这里的民军听说汉口即将失守，军心骚动，几乎都哗变而散。陈果夫报到后，被分到炮兵排当了一名士兵。本来，按他陆军中学的程度，可以当一名下级军官，但陈果夫并不计较这些，他倒愿意先从士兵当起。炮兵排长姓邱，也是从南京来的，他对陈果夫很是信任，常常带着他到长江边巡逻，有时，到龟山上让他试炮。陈果夫原来在学校就学过放炮，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一次能够直接为革命服务，他心里觉得十分自豪。

蒋氏父子联手，在扫除着他们建立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几乎就是受罪。没有铺盖，大家都穿着衣服，挤在一起，随地躺一下。有时遇到紧急情况，还得在战地上睡觉。每当这时，陈果夫总是睡不着觉。他望着遥远的夜空，听着江边传来稀疏的枪声，头脑里构制着一篇篇有趣小说，心想，将来反满成功，一定做个小说家，但又认为这太浪漫，自己的学识太少，怎能写出传颂千古的小说呢？

陈果夫的思想能够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可他瘦弱的身体却难以适应。本来，他的肺病刚刚有所好转，吐血已愈。但来武汉后，白天紧张的工作，晚上又睡不好觉，极少休息，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与部队一起运子弹到黑山，回来时，摇铁道上用的手摇车，十分吃力，但他还是坚持摇，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倒在地上便不省人事，长达10余小时才醒过来。他醒来后，二话没说，即投入工作，同伴们见他身体如此虚弱，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不肯，与大家一起，坚持下来，使其他士兵深受感动。

10月28日，冯国璋率清军向汉口发起总攻击，民军英勇拒敌，广大市民也积极参战，他们自动给民军探消息、送粮食、送军火，汉口商人也“出应箪壶，供给粮秣，所需款项，皆系解囊自助”。军民同仇敌忾，奋力战斗，打破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利，汉口终于失守。

汉口失守后，汉阳便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汉阳军民曾经几次组织反攻，均没成功，自己反受损失。这时，清军也摸清了汉阳军事实力，即向汉阳发动强大攻势。民军英勇御敌，战斗十分激烈。此时，陈果夫受命守卫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他与其他士兵日夜坚守岗位，不敢懈怠半分。

一天，清军所派的奸细在民军司令部附近放火放枪，以策应清军大部队的进攻。司令部人员以为敌军已攻进汉阳城内，有的急到军中亲自指挥，有的去组织救火，还有个别的竟临阵逃避。司令部主持工作的几位头面人物一下子全走光了，只剩下陈果夫与四五个卫兵守着空空的司令部大厅。有的士兵见此情况，也要离开，他们认为守着一个空房，不如直接投入战斗。但陈果夫坚持不离开。他认为司令部指挥官虽然走光了，如果卫兵在这儿，还可以唱唱空城计，如果卫兵都走了，那人们一定会以为司令部完蛋了，军心将会大乱。于是，他让几个卫兵守在门口，自己选了一支最好的枪，带足了子弹，坚守在大厅里，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蒋经国虽留苏13年，可他身上过多的还是儒家传统教育留下的痕迹。不一会，民军及当地市民将放火放枪的奸细抓获，一个个送到司令部。他们以为陈果夫是司令部指挥人员，便交给他处理，陈果夫只好假戏真做。但司令部只有几名卫兵，他一人又不好审问，审问了也不好擅作主张处置，因此，他便装着严厉的样子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审理，便要卫兵将这些奸细分别关在大厅旁的房间里。

几小时后，清军攻势退下，火也被扑灭，司令部的人陆续回来。民军负责人听了陈果夫的报告后，对他在紧急情况下的机智与勇敢行为进行了表扬。后来陈果夫想起这件事来，还真有些后怕。他说：“幸而那些奸细没有知道我们虚实，否则我们虽扣着门，而窗子是洞开的，又没有将他们缚住，或者我们胆怯了些，就不会得到这样顺利的处置了。”

陈果夫与革命军坚守汉阳一个星期后，当战局进入关键时刻，黄兴来到了武汉，任战时总司令，民军士气大振。黄兴来汉后，遇到陈果夫，他见陈只当了一名士兵，觉得委屈了他，便把他转到汉阳府中的军政科办事。军政科的任务主要是招募、训练新军，为保卫汉阳输送武装力量。陈果夫到任后，经常到民众中宣传，强调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是一些市民和郊县的农民都前来参军，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防城营和巡城营。陈果夫每天对这支部队进行训练。他将在陆小和陆中所学的军事知识都教给战士，训练十分严格。短短的时间，这一千人的队伍便掌握了初步军事知识，能够应付战争需要了。

陈果夫的出色工作，令科长刮目相看，也对他十分信任。科长常常有事到武昌，整个科的大小事情都托陈果夫代理。

11月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民军扼守的米粮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清军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汉阳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也纷纷上前线杀敌。陈果夫将在汉阳的原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也拉上前线，配合大军战斗。陈果夫与陆中同学作战勇敢，奋力杀敌，一些同学先后牺牲，鲜血洒在了江城。26日，十里铺一线终被清军攻破。27日，民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汉阳兵工厂也被清军占领，梅子山、龟山相继丢失，民军的精华已丧亡殆尽。在此情况下，只好退至武昌，汉阳终于为清军所占领。黄兴悲痛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惟一死耳！”想以死殉职，后在同志的力劝下退至武昌。

黄兴撤退至武昌后，连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已连失汉口、汉阳两镇，武昌已成孤城，现在应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建立东南革命基地，到时再收复武汉。黎元洪赞同黄兴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反对。共进会领导人张振武当即拔刀而起，厉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守武昌。黄兴见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开完会后即乘轮离汉东下。

陈果夫认为黄兴的主张不无道理，在武汉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光复南京是挽救武汉危局、支持武汉首义的正确决策，可以起到围魏救赵的作用，因此在谭人凤的支持下，也离汉东下。当他望着饱受战火洗礼的武汉时，那焦土余烟、断垣残壁似乎格外使他留恋。武汉是他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参加革命的第一站，那历历晴川，还回荡着他的呐喊，那萋萋芳草，也留下他奔走的足迹。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武汉的风光，便要离开了，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要到南京去，他希望能亲自参加光复南京的起义，以南京的胜利解武汉之危。他是匆匆地来武汉的，现在又匆匆地离开了武汉。

蒋介石似隐藏在背后的导演，他总是在让剧情顺着他的设想来发展。陈氏兄弟的势力壮大了，可蒋却担心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上海反袁

当陈果夫离开武昌，匆匆东下的时候，南京已在沪军与江苏、浙江等地民军联合进攻下光复，他为没能赶上这一战斗而深为遗憾。这样，他干脆直抵上海，找到二叔陈其美，希望能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陈其美根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便分配他去做接待工作，因为当时汉口、汉阳被清军占领后，很多革命党人纷纷东下，云集上海，这些人来后，需要有人接待并安排适当工作。陈果夫接受任务后，便在上海望平街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招待所，专门接待东下的革命党人。他态度和蔼，诚恳热情，每当有人来时，先安排住处，发给生活费用，然后弄清每个人的专长并征求其对工作的要求，最后才将他们介绍到军队及革命机关中去工作。这种接待工作并不如战场蒋介石的政权已显示出了日薄西山之态，他对某些跟随在他身边的要员早已起了厌烦之情，陈立夫此时提出要走，蒋介石自然欣喜不已。上的斗争轰轰烈烈，却十分麻烦、艰苦。陈果夫的细致工作，使从首义之区东下的革命党人来上海后如坐春风，感到十分温暖，都更加努力地去参加上海的革命，这对上海的光复起了很好的作用。11月3日，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同盟会发动工人、防营、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局，占领上海，起义取得胜利。在上海影响下，江苏、浙江也宣布独立，这就稳定了全国的形势。

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通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就在这一年，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于孙中山，陈果夫早就十分景仰，还在当学生时，就总是听他二叔陈其美讲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人物，说“此刻中国有世界眼光，有建设计划，有坚忍不拔精神的，除了孙中山先生以外，再没有第二人”，但却一直没有见到孙中山，亲睹伟人风采，更没有聆听孙中山的讲话。民国成立后的一天，陈果夫与一位同志到沪军都督府办事，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据他回忆：“总理正和一位廖君谈话，用广东话，我听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态度，使我肃然起敬。”但此时的陈果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瘦小青年，孙中山不认识，他也不可能与孙中山谈话，只能是在一旁多看几眼这位伟人。

不久，陈果夫再次见到孙中山，并且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他说：这次见到孙中山，“是在上海南京路国民党本部。总理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分析批评，至为详尽。他演讲的姿态、声调，非常动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远没有淡忘”。后来陈果夫又多次见到孙中山并聆听训示。如有一次，听孙中山详细地讲解瑞士的地方自治制度；还有一年元旦，陈果夫和许多同志去给孙中山拜年，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恭喜发财”，然后又借题发挥，谈“大家发财”的民生主义，这些都令陈果夫难以忘记。他从孙中山的演讲中受到教育，也为孙中山的革命意志和人格所感动，因此，陈果夫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志更坚定，思想也日趋成熟。

民国成立后，整个社会一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刀枪入库了，于是有的去从事实业，有的重新进入学校读书，有的要出国留学，似乎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这时，陈果夫原来所在的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已恢复正常学习，好多同学都返回学校，继续学业。陈果夫原也想复学，但经医生检查身体后，认为他肺部有病，不宜再学军事。他本来对军事兴趣不大，也就放弃了。不久，又有人建议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向往那产生过卢梭、伏尔泰、拿破仑的地方，那雄伟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那美丽的塞纳河，那神秘的巴黎圣母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决定到法国去。他收拾行装，告别亲友，欣然西行，但还没走出中国，肺病加重，法国之行也只好取消。这时的陈果夫心情坏极了，国家百废待举，极需人才，而自己却成了个废物。他认为“这是生平最难过的事”。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二叔陈其美给他很多鼓励，并劝他到日本去养病，待病愈后到美国去留学。陈果夫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希望。为了到美国留学，他决定先养好身体。1913年3月，他东渡日本，即进入东京杏云堂医院诊视，结果是心脏先天偏左，肺之左尖部分衰弱，便以注射法治疗，然后到海滨休养一月。此间陈果夫的游踪遍及东京、箱根、大阪、神户、长崎、名古屋等城市各处的名胜古迹，还考察了一些工厂，阅读了日本一些工业管理书籍，精神上愉快了，身体逐渐好转。他准备过段时期再去医院复查，如没什么大问题，便准备直接飞入美国留学。

但就在此时，陈果夫接到了陈其美的电函，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国内震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非去袁不可”，正在各地兴师讨袁。上海方面正积极准备，希望陈果夫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回国参战。陈果夫接电后，迅即离开日本回国。他放弃了留学美国的计划，人生的历程又一次被改变。

放弃留学，对陈果夫来讲，虽有过暂时的烦恼，但慢慢的，他对学习知识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探求学问不一定非到国外去不可，他后来在《生活回忆》一文中说：“经过三次失败，心里不免烦恼，后在政坛上唯命是从．有时可以得到一时的安定，可长此以往，亦难以安身。图为：陈诚。来遇到许多留学回国的亲友，感觉到他们到外国去了几年，并不能都有了不起的收获。因此我的心里又起了一度的变化，就是：要求学问，并不一定要留学，只要自己肯用心研究，或留心事物，也一样可以长进。”当然，“一个人做到老，学不了。能够到国外去一趟，求一点学问回来，自然是好的，但留学是留学，总不能为留学而老死外国。我的留学机会虽然一一消失了，我的读书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低。我自己相信，只要这样继续不断地学，活着一天，就学一天，比那远涉重洋，耗费大量金钱，去外国大学求得一纸文凭，或加上一个外国博士头衔，要实际得多”。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对于外国的事物自以为很有认识了，而对于本国的事物却全不明了，或仅仅一知半解，这样，又怎样改良本国的社会，为国家尽最大的贡献呢？我是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希望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但我对于中国的事物，知道的并不多，我还是先明了自己的吧。方寸既定，便丢开一切的胡思乱想，专心补习中国书，有时也涉猎许多新的学识，随时订购各种杂志报章。如有一事不了解，则在有意无意之中询问别人，总以求得了解为止”。再说，一个人“只要学问不断的上进，人家不见得不承认他已经具有的高深学识，比对于普通大学生或留学生也不见得不敬重呢。自强不息与自暴自弃，其结果相差如此之远，这在当时的我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志向亦就安定下来，向‘自求进步’的路上迈进”。

陈果夫回上海后，迅速投入反袁斗争。此时，袁世凯已凶相毕露，6月间，他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尉的职务，并派大军南下，发动反革命内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上海、江苏等地先后宣布独立，响应李烈钧，“二次革命”爆发。7月16日，陈其美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果夫积极参加了这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据他回忆：

民国二年6月15日，我从日本回到上海，17日即和二叔英士先生商谈讨袁革命进行事宜。英士先生要我和任君合作招集军校同学，其关于经济事项，则和张静江先生商量，军事事项和蒋先生商量。从此每日从事于集合同学之接洽和招待。到6月底同学报到的达数十人……7月10日至12日，我和任君，住在蒋先生寓所，计划奋勇军的组织编制预算和人选……18日，我们出发到梅家弄，在某施医局里面成立奋勇军，共计200名左右，随即发给枪械。奋勇军设司令长和副司令长，由任君和我分别担任。

蒋介石独掌大权20年的高招便是：对外一致“反共”。对内制造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抗衡，而自己稳坐钓鱼台，获取渔翁之利。奋勇军成立后，陈果夫指挥这支军队，积极配合讨袁军作战，作出了很大努力。

“二次革命”上海方面的战事首先在龙华爆发，陈果夫率领的奋勇军与钮永键所指挥的松军别动队协同作战，向袁军所固守的西炮台发动攻击。战斗刚刚打响，一部分松军因未经过军事训练，陡闻枪声，便仓皇后退。在松军之后的奋勇军一看情况不佳，便临时自动地负起了督战的任务。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奋勇军皆持手枪，迫令后退的松军一律归队，不服从命令的当即枪毙。这样，逃散的松军纷纷归队，前方军心稳定下来。接着，陈果夫率奋勇军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前进，终于一鼓作气占领西炮台。7月19日，讨袁军控制了南市龙华一带。战斗中，陈果夫率领的奋勇军勇于攻击、不怕牺牲的精神令敌人胆寒，当时上海各报对此连日均有详细的报道。

随后，陈果夫指挥的奋勇军与讨袁各军向敌军盘踞的重点——江南制造局所在的高昌庙发动总攻击。“围攻五日，以北洋军炮火猛烈，革命军死伤重大，官兵疲惫不堪，乃奉命撤退至吴淞炮台，会同居正等守御”。但此时，原来保持中立的海军发生突变，向讨袁军开战。吴淞口外，海军舰队大量集结，巨炮连发，压制了吴淞炮台的炮火。奋勇军奋力拼战，一些同学英勇殉难，总计“死12人，伤30人，不知下落者9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得率军退到闸北。

此时，帝国主义完全站到了袁世凯一边，“英租界当局忽然与袁氏沟通了，派了军队越界，趁我们子弹还没有补充的时候，把我们的枪支都缴了去，这是当时最使人痛心的一件大事”。这样，上海完全为袁军所掌握。陈其美与蒋介石曾到宁波运动军队，似以宁波为根据地，也没有成功。至8月13日，终以失败而结束，这是一场叫人不能甘心的失败。

这次讨袁失败，使上海革命党人的士气大为消退，一些原来十分坚定的革命者，这时也沮丧不已，有的悄然离去，有的从此缄口不谈革命。“数千人中间，始终如一的不及百分之一”。而陈果夫却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汹汹气焰所吓倒，他革命的意志愈加坚定，与陈其美一起，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密谋待机而起。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投敌卖国并建立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立。

打好革命开端的枪声

全国反袁失败后，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被扣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只好再一次逃亡日本，其他一些反袁重要人物也成为袁世凯缉拿的对象。

陈果夫由于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他的行动也受到袁世凯侦探的注意，因此须格外小心。有一次陈果夫外出执行任务，发现有一个熟人追随自己不舍。这人原是陆中同学，后投靠袁世凯，充当侦探。当然，陈果夫此时并不知道此人已当侦探，只是觉得这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大意不得。他立即作出决定，摆脱此人的跟踪。此时，刚好一辆电车过来，他忙跳了上去，待电车驶出一段距离后，又跳了下来，这样，终于摆脱了侦探的跟踪，脱离了危险。

陈其美随孙中山赴日本后，继续坚持斗争，“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他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后，于1915年从日本回国，以便从运动海军人手，掀起更大的反袁高潮。这样一来，陈果夫与二叔再次见面。在陈其美主盟下，由周炎游介绍，陈果夫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他奉命负责联络通讯工作。

策划这次海军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本来，已将停泊在黄浦江的“肇和”、“应瑞”二舰运动得相当成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但袁世凯那边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决定要将“肇和”、“应瑞”二舰调离上海。陈其美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临时决定提前起义，时间为12月5日。

据陈果夫回忆：

我当时是专负联络通信，及内部抄写等工作。“肇和”舰的布告及陆上举事的布告，就是我担任抄件的一部分。命令发出后，大家在渔阳里候消息。忽然孙祥夫回来报告，士兵半数已上船，还有一半为巡捕干涉，不能上去，请示方针。二叔这时担任总司令的职务，嘱我和周炎游随孙祥夫同去，召集所部，设法上船，务必达到任务。我们同到孙的寓所，才知孙部因为纪律不严，没有上船的纷纷作鸟兽散，亦有在附近沐浴的。正在召集时，“肇和”舰的第一炮已放，孙一面焦急，一面羞愤，意欲自杀。我同周同志竭力劝阻，并归报总司令。总司令正准备出发，临行口号命令，要我和周同志协助，仍须达成任务。可是我们虽多方设法，一因江面戒严，行动不便，二因星期不易租得船舶，不能上“应瑞”舰。只好命孙集合全部人员在寓所候命，一面归报总司令。此时，总司令和参谋长蒋先生亲到南市督战，因为我陆路攻击部队，未能占领警署及其他目的地，乃由水路乘小船回法租界，约十一时左右到达渔阳里五号寓所。

这时，陈其美、蒋介石、邵元冲、杨沧白、吴礼卿等人正在楼上开会，由于已进入严冬，外面北风呼啸，天气极冷，开会的同志冷得两脚直跺，陈果夫便下楼来准备生火取暖。忽然有人打门，他开了门，只见门外站着五个凶狠的巡捕，均以手枪对着他的胸口，不准他乱动。陈果夫想到楼上开会的革命党人，必须拖住巡捕，不能让他们冲上楼去，他急中生智，作出种种响声，如“撼窗作声，排门作声，以脚勾倒椅几作声，以引起楼上的注视”。

正在着急的时候，另一革命党人俞剑光恰从前门进来，陈果夫即挥手示意，但为巡捕察觉，即有两个巡捕向前门追去，楼上开会的蒋介石的两个儿子都已在政坛初露头角，为蒋家势力能绵延千秋万代，蒋不道余力地去除异己，陈家便是其一。人听声音有异，又见巡捕追着捉人，于是一个个都越屋而逃，等巡捕再上楼搜索，开会的人全部逃光，巡捕扑了一空，毫无所得。便将陈果夫关在屋后面的亭子间，陈果夫看清巡捕只扣了门而没有扣窗，待巡捕出去后，便从窗门跳出，免遭衙狱之苦。

“肇和”舰上的官兵不知外面情况，仍按预定计划行动，昂首的大炮褪去炮衣，向制造局方向吐出阵阵火蛇，隆隆的炮声成了指挥令，催促着革命党人去战斗。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以为占领了“肇和”舰，便命令市区发动起义，以响应肇和舰，于是陆路纷纷举义。

下午，起义仍在进行。为了便于指挥，陈果夫随二叔陈其美及参谋吴忠信冒险从租界出来，回到华界，但此时，市区各路起义军均告失败，敌方到处布下军警，准备缉拿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只好退回寓所。而渔阳里5号已被敌人破获，陈果夫远远望见住地周围有生人，知道情况有变，急与陈其美等从旁逃避。

由于指挥中枢遭到破坏，各方联络也中断了，军事进行益感困难。陈其美断然决定，雇小船，登上“肇和”舰，然后凭借军舰优势，杀出血路，占领他埠，作为根据地，以图再起。考虑到船上既无粮草，也缺燃料，便派陈果夫负责采办，并将得来物品运送上舰。陈果夫接受任务后，迅即派人往市内采购物品，自己则到江边雇小船，以便运输物品。他很快雇得一船，到指定地点等候。但采办物品的人却迟迟未到。等了两三个小时，仍是杳无人影。陈果夫无法，只得返回。

此时，“肇和”舰已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由于袁世凯派淞沪护军使杨善以大量金钱收买了“应瑞”舰上的官兵，“应瑞”舰背叛革命党人，协同“通济”舰，向“肇和”舰施行夹击。在“肇和”舰上指挥的革命党杨虎等人以为“应瑞”舰是自己人，毫无戒备之意，当“应瑞”向“肇和”连发数炮后，杨虎等人才如梦初醒，仓促应战。结果官兵死伤无数，舰上的气炉也被炮弹击中，气炉炸裂，又造成同志死伤多人。杨虎等见大势已去，便易装泅水而逃。敌军很快占领“肇和”舰，不及脱逃的悉行就义。至此，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即以失败宣告结束。

肇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们的英魂却并没泯灭，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始终激励后人，永远奋进。

蒋介石能在几次下野后，又重新执掌大权，依靠的便是他对敌对友的翻脸不认人。当一个功臣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或不可能再利用他获取任何利益的时候，蒋介石就会将其抛到一边，像丢掉一片叶子一样毫无怜悯之心。肇和举义虽然失败，但它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正如国民党重要领导人邵元冲后来所总结的那样：这次起义“不仅影响到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武力万能的迷梦，促进一般人的觉悟。在国际上可以揭破袁世凯种种欺骗的宣传，纠正袁世凯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新鼓励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所以不久云南起义以后，各省都能很快地响应，到底推倒了袁世凯的帝制，这后来很大的成功，实不能不说因肇和战役传播了最初伟大的发难种子所得效果”。而陈果夫在肇和举义中所作的各种工作也是不可埋没的。他亲眼看到了革命党人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他不能忘记，二叔陈其美在肇和起义失败的当天，鼓励同志们的话：“革命事业，失败不足怕，我们应该检讨得失，及时再起，必有成功的一天。革命党人不可颓唐，意志消沉，则永远不会有成。所以我们以后仍要积极进行，革命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想到这些，陈果夫似乎明白了更多的社会、人生意义。

陈其美几次讨袁，屡败屡起，其不屈不挠的意志令袁世凯既害怕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袁贼通过他的党羽在上海以巨金买通了国民党的一名叛徒李海秋。李海秋探知陈其美经济十分拮据，想募款起事，又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李海秋便派人出面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他找到陈其美，说是鸿丰公司有块矿地，预备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他能从中介绍签约，将来借款成功，可以40％帮助他作革命军费。陈其美听了大喜，当即答应与鸿丰公司经理见面。

5月18日，李海秋等5人来到萨坡塞路14号陈其美的寓所，陈十分高兴，在客厅里招待他们。一会儿，李海秋说忘记把合同底稿带来，起身出门去取，陈其美在客厅继续与其他4人交谈。这时，“外面忽然闯进两个凶徒，拔出手枪向他射击，头部连中数枪，顿时气绝”。等到陈果夫等闻讯赶来时，陈其美已死约一小时。缔造民国的一代豪杰与世长辞。

陈果夫失去了亲人、导师，不仅在革命路上徘徊犹豫，无人指点，甚至连生计也发生了困难。他在上海呆不住了，也不想在险恶之地继续呆下去。他觉得前路灰暗，祸福难测。残酷的现实如一盆凉水浇灭了他的理想之火，他不禁发出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慨叹。他要找个避风港，远离革命和政治的漩涡，于是便打点行装，步履蹒跚地回到了家乡湖州。

1964年，宋美龄接见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8位代表时的情形。他们个个白发苍苍，目花耳迟，回想当年的风云岁月，唏嘘不已。陈果夫的军事生涯结束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结束了。对于这段不寻常的军旅生活，他还是颇为留恋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一次对青年的讲话中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回忆道：“我很惭愧，因为身体不好，落了伍。我很希望我的身体完全恢复，再恢复我的军人生活，和现在一般青年一样，热烈地参加这一次伟大的抗战。”他把自己的落伍归结为身体不好，实际上，他思想的犹豫徘徊、意志的不坚定则是主要的因素。

生意上大发其财

陈果夫回到故乡后，似乎也要过一种像陶渊明那“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逍遥生活。闲暇时候，便找来当地各种志书研读，他对地方的风俗习尚、出产十分感兴趣。湖州人信鬼，因此对做梦、鬼怪、狐仙、神灵、异象等十分醉心，往往说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针对这种情况，陈果夫写了《电感论》等一些文章，对宣传科学、破除迷信起了一些作用。同时，他还对教育、医学等方面多有研究。这些，对地方的移风易俗多有促进。有一段时期，他还对小说发生兴趣，并负责办起了一个儿童文艺杂志。因家乡有个美丽的碧浪湖，陈其美死后便葬在这风景秀丽的湖边，为了纪念他二叔，为了宣传家乡，他将这份杂志取名为《碧浪》。陈果夫后来回忆说：“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期交了许多稿子来。”除了向朋友们约稿外，陈果夫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在《碧浪》发表，这些文章后来收在由王凡夫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陈果夫对家乡这种“南窗寄傲”、“清流赋诗”的隐居生活倒十分惬意，但他的岳父朱五楼先生却认为，闲居在家，终非长久之策，便从上海写信给他，希望他进入商界或金融界工作。对此，陈果夫心动了，他极愿在金融界工作。他认为：“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进入金融界，关系比较好相处。因此他即回信表示同意。

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金融界有两处地方，由他选择：一处是银行，一处是钱庄，都是新开设的，而且与他有关。陈果夫认真考虑后，选择了钱庄。他认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可见陈果夫进入金融界并不完全是为发财，多半还为了学些知识。为此，他还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也赞成他进入钱庄，希望他多学点旧式的东西，并在必要时可以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这更坚定了他进入钱庄的决心。

1918年5月5日，陈果夫离乡赴沪。搭乘轮船，售票时，付款8角。待船开后，才知自己一人一室，并无其他乘客。他认为付款太少，便找售票员，要求补票4角。但售票员并不接受，说何必如此计较。陈果夫说：“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予与公事与其他人之计较，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交易。”售票员还是不肯接受，说：“凡公正交易，须使众咸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陈果夫十分认真地说：“不然，惟其吾侪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同取去，毋稍客气。”售票员见陈果夫如此坚决，才接受了补票款。这一夜陈果夫睡得特别舒服。

陈果夫到上海后，即进入晋安钱庄，担任助理信房。信房的工作便是处理各地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每天都有一大堆信要看，要处理，因此十分繁忙。但陈果夫却干得十分高兴，因为里面好多程序和知识，他原先并不知道，现在接触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由于陈果夫只是信房的助理，工作再忙也不显得累。但不久信房先生病死，陈果夫奉命代理信房，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由于是刚开始进入钱庄，月薪只有8元，现在助理信房不再配备，这样，两人的工作只由一人承担，而后业务信件一天多过一天，且月薪仍只有8元，陈果夫才感到工作既忙且累，竟然病了一场。后来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才加了4元薪水。

虽然如此忙碌，陈果夫还经常抽出时间来，去帮助别人工作。因为他想学习钱庄各部门的知识，只有在帮别人工作时，才可以接触这些部门，才可以学得知识。到了晚上，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翻阅银行或经济学知识的书籍，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有人约他逛街上酒店或者去妓院，他都予以拒绝。他说：“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第二年春天，陈果夫约了几个好朋友共同向蒋介石借了一笔钱，做洋钿生意，结果，不到20天功夫，竟赚了600多两银子。旗开得胜，令陈果夫好不得意，因当时陈果夫除了自己生活外，还要接济弟弟陈立夫的学费，一个月的工资实在不够花销，他必须自己做生意，才可赚更多的钱。他心想，还要把这种生意做下去。

正当陈果夫在晋安钱庄碌碌奔忙的时候，蒋介石找到了他，交给他另一项任务。原来，孙中山护法失败后，为了筹借经费，以救济革命先烈遗孤，并资助革命秘密工作，便鼓动江浙财阀虞洽卿出面主持，命一些国民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便属其中之一。他接受任务后，首先将此事告诉了陈果夫，希望陈果夫参加。陈果夫也正感在上海经济困难，难以施展，因此欣然同意，便参与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

对于证券物品的交易，陈果夫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方面的书也没看过，得从头学起。首先，陈果夫跑到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了解了证券物品交易的一般知识，然后去请教上海金融界的巨头，如钱业董事及银行、钱庄经理之类。这些人向他面授机宜，说是要闯金融界，必须会嫖、会赌、会吃、会穿，陈果夫觉得这些话并不对，老子说的“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的道理才是对的，他决定不按此道去办。

看着陈家兄弟，一个疾病缠身，一个远走他，蒋介石轻松了。CC的势力在派系斗争中，就这样衰落了。为了取得上海经济界的支持，陈果夫与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先组织了一个“协进社”，拉拢上海工商界知名人上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等为社员，然后由他们出面，向农商部提出申请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要求给予批准。经多方面活动，由农商部核准。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蒋介石的老师周骏彦。在理事长虞洽卿的号令下，一声锣响，经纪商们鱼贯拥入交易大厅。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张，标志着陈果夫开始了他的新经济事业，用陈果夫的话说，亦即“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交易厅中，陈果夫的席位排序54，号名茂新，专做证券、棉花两种生意。开始，整个交易所资本共35000元，1000元为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5股，张静江兄、侄共8股，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这样，张静江一家和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共20股，占全部股份的4／7。而陈果夫茂新的资本只有3000元的现金，由陈果夫向晋安钱庄借了1000元，朱守梅、张静江等人出2000元，仅以这微量本金，便开始做起了证券物品买卖的大生意。

开张的第一天，由于上场的代理人没有经验，场账不清，不能把握价格的变化，结果亏本1700多元，茂新的资本去了大半，真可谓出师不利。陈果夫伤心透了，但他并不气馁，认为商业场上的沉浮起落是正常的，只要吸取教训，是可以转败为胜的。他开除了那位误事的经办人，作出谨慎行事、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决策。并且，他也从晋安钱庄辞职，一心一意做起他的交易所生意来。

半年后，茂新稳住了阵脚，陈果夫也学会了很多证券交易的知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为了把茂新办好，陈果夫给职工规定的做生意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为了防止职员利用茂新的牌子自己做生意，陈果夫做出规定，禁止职员自己做生意。为了拉拢职员，他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以使职工为他们卖命，不再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便于他掌握每天的行情，陈果夫规定当天的账一定要清算。所以每天晚上，别的经纪人号都熄了灯，惟有茂新的职员还在工作。

陈果夫制定的这些规章，确实给茂新带来了新的面貌，在上海商业场上获得了信誉。当然，有些规章冠冕堂皇，说得好听，但实际上不一定都能做到，为了赚钱，他们是可以打破这些原则的。在陈果夫看来，不管有多少原则，赚钱就是最高原则，整个上海商业场，就是一个互相欺骗、互相吞并、互相厮杀的战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不昧良心绝对不能发财。陈果夫这样想，也是这样干的。有一天，交易所场务科本来拍错了板，但陈果夫凭着他对交易行情的熟悉，将错就错，经过一天的争辩，竟使对方胆虚退让，结果，“赚了1800余元，不但翻回第一次的本，连利息亦有着了”。茂新就是这样由小到大，不断盈利的。据当年交易所理事之一的魏柏桢回忆：“开始时，股票价在30元左右。到了1920年春已拍到每股50多元。及至年终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元5角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收股500万元。”陈果夫等大获其利。

茂新的股本不断增加，于是陈果夫想扩大生意范围。他与蒋介石等商量后，便又开了一家经纪号，取名鼎新，由朱守梅任经理，他自己做协理，专门经营棉纱与金银生意。这样，陈果夫的交易所不再是单一经营，可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大生意了。因此，本大业大，营业更加兴旺。这一期间，陈果夫的交易所大约做了好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总收入在20万元以上。

陈果夫已缠绵病榻，而陈立夫也已对蒋失去了信心，准备一走他乡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从之后的形势发展来看，陈立夫淡泊名利，弃政从商不失是明智之举。陈果夫大发其财，不仅能支持他个人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能较多地支持正在北洋大学攻读的弟弟陈立夫的生活、学习费用，“甚至当粤军于这年8月（按指1920年——引者）回师讨伐桂系时，饷糈奇绌，亦赖以经营所得助之，始得开拔”，多少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这当然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陈果夫发达了，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圈里人视其为异类，背过脸叫他“古板先生”。陈果夫生意照做，钞票照赚，吃喝嫖赌一样不来。后来，他从《商业场中》一文里专门谈了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他说：“我自信如不与他人同流，我的工作未必就不能胜人。所以在交易所时，以至于上溯到钱业时期，始终保持这种态度，没有把我的信念动摇。这在事业的初期，当然要吃亏，第一天的亏本即其实证。不过结果我还是不失败，并且可以说是成功，因为我们生意不在十名之下。张静江先生等当时对我们的作风也加以称誉，渐渐地他也做了我们的股东”。可见，“事在人为，而且只要自己立得稳，人家相信你可靠，更不怕自己没有地位了”。

孙中山建议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主要是为了筹措经费，同时也有救济烈士遗属的考虑。陈果夫在交易所经营中，也是以此为宗旨，他惟恐勤勉不足，有愧同志和革命，努力工作中，也生出许多额外负担，他说：“同志、亲友们看见交易所赚钱容易，往往要托我们代为做些，那些穷苦的同志来托付时，尤其不能拒绝。他们不能亏本，只有赚钱之一法。所以那时候，我们送同志、亲友的钱，只好我自己做输赢，输是算自己，赢则写上某某记，写一张报告单，联同支票一并送去。在两年之中，我们用这种方式，也送上了万元之数。这些地方，我们对于同志、亲友，可算无愧。”

陈果夫以诚信待人，以严谨为业的风格，终于博得了同行们的默认和赞许，他们再与“古板先生”交往，也习惯遵守陈氏规则，乐于与他做生意，陈果夫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当然，从总的来说，陈果夫可能比那些靠欺骗、哄诈发财的大亨要正派一些，但在旧中国激烈竞争的上海商业舞台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清正廉洁可言的，“在这个投机市场中活动的各种人物，发财的心理虽同，手脚却各有巧妙，好比群鱼争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普遍的现象”。

在蒋介石失落的时候相助

陈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场翻云覆雨、纵横自如，使证券物品交易所大获成功，除有经济上的收获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收获。这一时期，他与同在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关系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后来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更为他今后政治上的发达和权势的不断膨胀奠定了基础。

蒋陈的手足情缘，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夏末，那时，陈其美正在日本留学。一天早晨，他乘着习习凉风，沿湖边散步，看见一相貌英俊的中国青年正临风舞剑，功夫虽欠火候，一招一式却也有棱有角。他上前打听，知道青年叫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清廷官派的留学生，正在士官学校读预科。陈其美见蒋介石一身军人气质，谈吐不俗，又是浙江同乡，便开始与其交往。一段时期后，陈其美发现蒋介石做事积极投入，很合自己的脾性，不禁勃发江湖豪气，提出与蒋拜把结盟，蒋即表示同意。于是，陈其美、蒋介石，还有黄郛，三人互换兰谱，立誓具约，结拜为兄弟，陈其美老大，黄郛老二，蒋介石老三。事后，蒋介石郑重其事将誓约刻在宝剑柄上，送给大哥、二哥，誓约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蒋陈结盟后，陈其美即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更深厚了这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正在上海准备革命以响应武昌，当时急需人才，因此，电召蒋介石回国。当时，蒋介石军校还没毕业，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第十五联队服役实习，接到义兄电文，蒋介石即去找部队长请假，但没获准。在此情况下，蒋介石顾不得军校毕业拿文凭了，尽管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现在一概置之度外，他脱去军装，将衣物和军刀送还部队，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行程。这番以个人仕途换取忠诚情义的壮举，曾让陈其美感动不已。

蒋介石回国后，受陈其美指派，先至杭州，组织敢死队，攻打浙江巡抚衙门，赢得光复杭州的胜利；随后，蒋返回上海，在新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为巩固上海新政权而斗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任命浙江都督汤寿潜为交通总长，这样，便空出了一把“都督”交椅，谁来补上这空缺的位置呢？汤寿潜提出了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三个人选。章太炎天性狷介、公开表示，不愿做都督，便剩下陶成章和陈其美两人。陈其美认为杭州光复，自己运筹有功，他也想做一下家乡的父母官，于是派蒋介石到浙江游说，结果收效不大，浙江的革命党积极推荐陶成章继任。

陈其美眼见陶成章要坐享其成，心里不是滋味，再加以前与陶心存芥蒂，竟萌生了杀陶的念头。便此事关系重大，自己又不便亲妇以夫贵荣，夫已失势，依旧紧相随，言多安慰语。图为：陈果夫夫人朱明。自出面，于是便与蒋介石诉说了内心的苦衷，当即激发了蒋介石为义兄两肋插刀的一番义气，于是蒋收买了一名叫王竹卿的杀手，让他伺机而动。1912年1月12日，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的陶成章病房，枪杀了陶成章，为陈其美扫除了政敌。

对蒋介石的这种“侠肝义胆”，陈其美大为感动，以后，陈其美多次引荐，让蒋介石接近孙中山，并在孙中山面前夸奖蒋介石，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蒋介石对陈其美也更加感激，惟陈其美马首是瞻。蒋介石曾描述他们之间的感情说：“不终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书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讦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陈其美以蒋介石为其“第二化身”，足可见二人关系之深，情感之浓。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如丧考妣，哀痛欲绝，他写了多篇悼念陈其美的文章，推许他为当今英杰，说：“吾党之能言行一致，俯仰无愧如陈公者，其有几人。”由于陈其美的死，蒋介石爱屋及乌，将感情移到陈家下一辈，即陈果夫和陈立夫身上，以后蒋介石掌握民国党政军大权，二陈兄弟也水涨船高，权倾一时。

陈果夫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11年的冬季。那时武昌起义刚刚爆发，陈果夫准备西上武汉，前去参军参战。临走时，因陈其美正患病卧床，便到家中看望。在陈其美的床榻前，陈果夫见到一个身材削瘦、表情严肃的青年正与二叔谈话。二叔即向陈果夫介绍说，这是蒋中正先生，浙江奉化人，现正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的工作。陈果夫原来也听他二叔谈起过蒋中正，但一直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果觉他与众不同，便在一旁听这位蒋先生和二叔商谈策动革命、训练军队和起义日期、地点等问题。他们谈得十分投机，陈果夫也听得入迷。对于这位年轻的蒋先生，他有了很多好感。他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也常去蒋介石处拜访，交往较前密切。他觉得与蒋介石相处，受益很多。据他回忆：

二叔殉国之后，我常常到他生前许多同志好友处拜访，屡屡见他们生活不整饬的情形，甚至有吸鸦片赌钱等腐化行为，会客的时间也无限制。其时革命环境至为恶劣，而党内一部分同志生活毫不振作，为之太息。但每次去晋谒蒋先生时，情绪就不同了。先生生活严肃……他不在家时，我就在他的书架上抽阅很多有益身心的书籍。蒋先生生活有规律。来客到了黄昏10时，他就请你回去，明日再谈。因此，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

当然，陈果夫在这里所说杂有阿谀之辞。实际上，陈果夫在蒋面前，是一个后辈的身份，蒋介石在他面前，当然是装模作样，故作严肃，“所谈不外乎对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这时，陈蒋二人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

陈果夫与蒋介石的深交是在上海从事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的时候，可以说，两人的感情是在商业场上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建立起来的。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心灰意冷地来到上海。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处于低潮，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已临近终结，蒋介石对革命正在失去信心。他抚今追昔，无限感叹：

尔来感慨身世，恍若有亡。倾东海之水，岂能涤我愁肠。

他原来投身革命，本想有番作为，现在革命屡次失败，自己一事无成真是追悔莫及。来到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自己一无所有，触景生情，怎一个“愁”字了得。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籀续。图为：陈立夫、陈其采、陈果夫。当蒋介石潦倒失落的时候，陈果夫正在商业场上逐渐走红，晋安钱庄经理已视他为庄上股肱，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对蒋介石冷眼相看。蒋介石向他谈了办交易所的计划后，他立即响应。在他看来，跟蒋介石合作是有希望的。这与晋安钱庄不同，晋安钱庄只是给予他经济上的收获，而与蒋合作会导致政治上的收获，这种合作奇货可居。因此他很快便与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搞到了一起。此时蒋分文无有，交易所股本资金主要由陈果夫与张静江拿出，因此，交易所成立时，张静江做了监事，“陈果夫做了交易所的经纪人。蒋介石、戴季陶那时是依靠国民党津贴度日的，只附名在陈果夫户名下做投机买卖，将上海的日本取引所的大赌博场面转到英美系买办资产阶级这边来”。

交易所开张后，居然大获其利，除少数应付其他外，其余全为陈果夫、张静江等人所有。虽然蒋介石并没投资分文，陈果夫与张静江依然主张按原来所算股份分给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受感动。在交易所不断获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以为他们有实力，要陈果夫大做本所股买卖。陈果夫本来认为股票价格已过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但他还是听了蒋的话，因而使股票一涨再涨，似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多条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缴各种证据金，以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陈果夫一直严格执行。但后来，蒋介石等认为交易所有实力，所以不缴证据金，陈果夫也听从照办了。他们“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越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而陈果夫与蒋介石仍然不思回头，他们像赌博一样，企望在山重水复中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

正是在饱尝了交易所经营的甜酸苦辣后，陈果夫与蒋介石结成了知己，二人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升华。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母亲王夫人逝世。陈果夫如同自己母亲死了一样伤心。他专程赶赴奉化，代表孙中山致祭并读祭文。当他读到“文与郎君介石游10余年，共历艰险，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时，似乎说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情谊，不禁真情显露，潸然泪下。他在帮助蒋介石料理丧事后，还在溪口陪蒋介石守灵数日，才返回上海。

后来，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时，蒋便将儿子托付给陈果夫，而陈果夫也在生活、学习上给予多方照顾。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家书中，曾谆谆嘱咐：

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3元。如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耕银20元，给其做学费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来看看。但是小说不能作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咧。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果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已超出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了。蒋介石要远离家乡、父母的儿子以陈果夫为倚靠，学习、生活等方面均要与其商量，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陈立夫见到蒋介石要晚一些，是在二叔陈其美家里，那时陈立夫还是个中学生，蒋介石曾开玩笑地问他：“将来想干什么？”陈立夫相当认真地回答：“我要学采矿。”蒋笑着追问：“为什么要学采矿？”陈立夫振振有词地说：“我最喜欢数理化，适宜于学工程。我相信机器所用的钢铁和锅炉里烧的煤，都是从地下采出来的。”一番话说得蒋介石频频点头，连夸小立夫有志气。后来，二陈与蒋介石接触多了，兄弟俩都亲热地称蒋为“蒋三叔”。陈果夫将蒋介石视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陈立夫则将蒋与二叔陈其美相提并论，他说：“对于蒋介石，不但能有机会耳闻其言，更能目睹其行有二十五年之久”，从他身上，“似乎又看到了二叔的精神与风范”。

“日中则仄，月满则亏”，交易所的好景并不长久。“……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1922年2月交易所宣告破产，大量股票变为废纸，陈果夫、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从买空卖空的巅峰跌落下来，一时的富翁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见势不对，便裹挟了4万元，与他的老师周骏彦到广东去了。其他人也树倒猢狲散，纷纷离开交易所，只留下陈果夫，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维持生计，继续做些小生意，并企图东山再起，重温旧梦。

陈立夫出生在贫寒之家，或许就是这样的背景让他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奋进的思想。这一时期，陈果夫在交易所做经纪人的同时，还替戴季陶主办的《星期评论》做发行工作，业余时间还喜欢读报、剪报，并有时向《星期评论》、《商报》投稿。据罗时实回忆：

陈布雷先生在沪《商报》主笔政，小义论周匝，文字雅俊蜚声报界。先生时相过从。国民党有重要动作，先生则与布雷先生晤谈，无不撰刊评论，为党作侧面的宣传。国民党之一切主张，乃成为一时之公论。

交易所破产后。陈果夫竟大发雅兴，居然做起小说，编起戏剧来，一时写出了《大家庭中之故事》、《为什么这样快》等小说及《提灯会》、《瞎说》、《做大总统》等短剧，并曾发起组织少年演讲会，以训练儿童的演说口才。

每当闲暇的时候，陈果夫总爱回想他与蒋介石在交易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思绪便飞向了南方的广州。他希望蒋介石在南方的政治活动中能够发迹，就像交易所开始后的那样，创出一个新的天地。蒋介石政治上成功了，他也将会水涨船高，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那时候，他陈果夫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窝囊了。他这样想着，也这样盼着。

蒋介石与老友素来谈笑风生，可对部下，他从来都是一脸的威严。

参加爱国的实际行动

当陈果夫在上海十里洋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浮沉，历尽种种喜悦与辛酸时，陈立夫正在天津北洋大学孜孜苦读。

按当时的教育制度，学生入校后，必须先读两年预科，然后才能正式进入本系就读，陈立夫也是经过两年预科后，才正式进入矿冶系学习的。北洋大学是全国著名的大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如王宠惠、王宠佑、王正廷、徐谟、吴南如、孙越琦、谌小岑等，学校对学生的训练十分严格，大部分教师都是美国人，全用英语讲课，只有极少数预科课程才用中文，中国教授也一般用全英语讲课。为了鼓励学生用功学习，学校规定，学习成绩总平均在85分以上者，可以减免学费。同时又规定，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

陈立夫进校后，感觉最困难者为语言关，陈立夫虽在中学也学过英语，但基础并不怎么好，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就感到吃力，对功课有相当影响。为此，陈立夫好长一段时间用很大精力攻英语，他看英文书，每天早晨起来读英语，与同学用英语对话，多与美国教师交流，慢慢地，英语提高很快，完全习惯课堂上听老师用英语讲课了。这一关过后，其他各科成绩也提高很快，成为班上优秀学生，有好几个学期获得了减免学费的奖励。

其次，便是经济困难。半年过后，父亲给的25块大洋用完了，生活开始感到窘迫，仅靠每月大哥陈果夫所寄6元应付各种开支，4元作为伙食费，2元作零用。当时，学校伙食分开处理，有以米食为主的南方伙食，也有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伙食。陈立夫为了节省，作为南方人却加入了北方伙食团，并被推为该伙食团的学生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督导膳食卫生以及记账。

虽然这项工作很费时间，陈立夫还是欣然接受，并尽职尽责做好此项工作。学生饭菜的卫生工作主要是苍蝇问题，按规定，只要发现菜中有苍蝇，就得重新换一盘，而找厨师换菜，也得由陈立夫具体交涉，虽然麻烦，陈立夫还是乐此不疲。他向校方提出建议，将饭厅做好纱门纱窗，同时，在菜上面加上罩子，并责成厨师和工友勤打苍蝇，很快，饭菜卫生方面有了改观。但有些调皮的同学故意捣蛋，在菜快吃完时，故意放只死苍蝇，大喊大叫，要求换菜。在此情况下，陈立夫不顾同学情面，当场揭穿他们的恶作剧，并责备同学不应愚弄和欺骗厨师。由于陈立夫认真且热心做这种公益工作，既赢得了同学的好感，厨师也感谢处事公正，与他合作良好。陈立夫这个业余的学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竟做了两年多，成为任期最长的主任。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于是，以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为标志，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是最早响应爱国学生运动的城市，5月7日夜，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24人聚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并决定速开天津国民大会，去电支援北京学生，同时发动天津商会和学生采取一致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的浪潮急剧拍打着天津这座近代化的商业都市。

陈立夫所在的北洋大学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体学校之一，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联合南开大学等其他各校学生，开展游行、示威、罢课等爱国行动。

日后当上国民党高官的陈立夫，可会想起他年少时，在困境中奋进的经历？此时，陈立夫在学校正负责北洋大学日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整天忙于编报业务，很少有时间参加学生的直接行动。虽然如此，陈立夫当时的思想、感情、立场都是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的，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

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愤不平。中国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盟国，何以还要受到割让山东半岛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愤，爱国情绪高涨之中，国民都期盼着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能有所表现，据理而力争；但列强诸国，却弃正义真理于不顾，彼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纷纷帮助日本说话。这时，我才了解到苏俄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五四运动无疑是促进中国争取独立平等的导火线。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同学们爱国热情影响下，陈立夫尽管事务性工作很多，还是投入到运动中，参加了好几次游行示威和请愿活动。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推举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至笃为会长，南开中学学生马骏为副会长。随后，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陈立夫参加了这次活动。会上，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登台演讲，南开的周恩来，女子师专的刘清扬、北洋大学的谌小岑等，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他们十分优秀，非常能干。游行中，陈立夫也和大家手挥小旗，高呼口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这一时期，陈立夫在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产生了广泛兴趣。对于当时时髦的《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是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吟读。特别是对陈独秀的作品非常欣赏，陈独秀文章中勃发的革命激情和充满煽动性的文字、深刻的哲理、精辟的分析，都给陈立夫留下深刻的印象。除此外，陈立夫还看了很多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陈立夫也产生过激烈的想法，觉得中国也应该像苏俄一样，用革命方法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的新生。

对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陈立夫则多一份保守与理智，由于他出身的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当时思想界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扫除旧道德”等口号，他并不赞成，认为传统文化并不怎么不好，把旧传统说得一无是处，提倡一起打倒，是过分情绪化。他说：“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和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

事实上，五四时期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应该说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不把人们从传统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陈立夫的看法从学理上说，有一定道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多地表现了他思想的保守性。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虽然也参加了一些爱国的实际运动，也看了一些共产主义和苏俄的书籍，但并没有像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等五四青年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而是在关键时刻，“雪拥蓝关马1895年，经光绪帝批准，北洋西学学堂在大营门外梁家园成立，使天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不前”了。陈立夫自己说：“在这个时期，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与思想，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倒是有感于当时的国情和列强的侵害，我倒很向往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共产主义一向很容易煽惑青年人，所以同学之间，经常在传阅着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些同学还赞成了共产主义，也有一些同学是信奉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自己却觉年纪尚轻，同时对政治兴趣不高，所以就没有参加任何政党组织。”

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回首曾经的荣辱，陈果夫多的是对流逝的岁月的感慨。年纪尚轻，对政治兴趣不高，只是一般的理由，陈立夫不愿意参加政党组织，不愿意信仰共产主义，主要原因还是思想的保守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虽然如此，陈立夫毕竟经过了五四风雨的洗礼，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在他心中所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那爱国主义的呐喊不时在他心中回响，直到他的晚年。

陈立夫的政治兴趣不断减弱，他一门心思放在了学业上，快毕业时，他又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为了出国，他参加了练习英语的社团，以努力补足最弱的英语课程。在陈立夫临近毕业时，有了一次赴美的机会，当时清华大学选派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时也提供了校外学生两个名额，给予全额奖学金，南方北方各取一名，陈立夫参加了北方考试，但北洋大学还有一位叫李书田的同学参考，这位李书田，是学校最用功的学生，平时功课都在95分以上，他的参考使陈立夫失去了公费留学的机会。但陈立夫并不灰心，仍各方打探讯息，寻找各种能够出国的机遇。

这种机遇很快就来了。陈立夫继祖母杨氏家中有位独子，小名叫宝宝，一向甚得父母宠爱，家庭富有，但教育无方，宝宝在国内书没念好，便想换个环境，到国外去学习，却苦于无人陪往。听说陈立夫想出国留学，便提出由陈立夫陪宝宝一同赴美，其路费由宝宝家资助。陈立夫听说到美国留学，可以半工半读，便一口答应，这样既照顾了宝宝，又圆了自己的出国梦。想到这些，陈立夫满心高兴，他的思绪也飞到了大洋彼岸，对未来的留学生活，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当蒋介石苟存于一岛时，即使他用再先进的望远镜也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第三章　留学国外，助纣为虐

赴美留学

1923年的夏天，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六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格有很大改变，他似乎变得比以前成熟，脸上完全脱去了稚气，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活泼、好动的顽童了，他变得与他哥哥陈果夫一样，严肃、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只是一双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机灵、有神，显示出很有智慧的样子。

此时的陈立夫，科学救国的幻梦做得正酣，他以为凭着自己的一点知识，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并很快昌盛富强起来。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因此，他选择了继续读书的道路，决定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对于弟弟的选择，哥哥陈果夫全力赞成与支持，一则出国留学曾是他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身体患病，又由于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出国的计划几次搁浅。虽然他并不后悔，却总以为是一种遗憾。现在弟弟能出国留学，正好弥补了自己心中的憾事。二则，中国的社会现状十分险恶，自己走了从政、从军、从商的道路，希望对这个社会有所改变，但春秋荏苒，社会依然，他感到自己走的路太艰难、太费力了，或者像弟弟这样沉醉于科学之中，躲进象牙之塔，比自己要轻松、高雅，这条路或者是对的。因此，他极力促成陈立夫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虽然宝宝家提供了陈立夫赴美的路费，但那时，到美国留学，还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这让陈立夫为难了。因为当时，父亲陈其业的生意一直不好，他上大学的经费主要是由哥哥陈果夫支持，现在陈果夫交易所刚刚破产，自己都难以生活，怎能再拿出这一大笔费用呢。他考虑再三，心想，万一凑不齐费用，就放弃留学算了。

陈果夫知道情况后，对弟弟百般鼓励和安慰，劝他千万不要放弃，说考上美国著名大学是不容易的，再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并答应筹备费用的事包在他身上。陈果夫利用自己原来在商界中的各种关系，广泛联系，多方奔走，一处借一点，一处贷一点。“陈果夫为筹措费用，准备一切，甚费苦心”。在他的努力下，终于凑齐了所需费用。

1923年，“江南正清秋”的时候，陈立夫离开中国赴美留学。他先从上海坐船到日本，再由日本乘机飞往匹兹堡。一个秋雨淅沥的天气，陈果夫亲自送陈立夫到船上，蒙蒙的雨雾，更增添凄凉之意。兄弟二人，相顾无言，双方内心都涌起一种依依惜别的特殊情感。本来，兄弟俩由于年龄的悬殊，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果夫远走湖南、南京读书时，陈立夫在家乡湖州；陈立夫到天津读书时，陈果夫又在上海，二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挂念，也没有太多的分别苦痛。现在，陈立夫一旦离开中国，要到西半球另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去单独生活的时候，兄弟俩才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离别了，都感到了一种“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的孤独。然而，他们都还年轻，都要走自己的路，纵然有太多的惆怅，还是要分别的。轮船启动了，兄弟俩挥手告别，各自在自己选择的不同道路上继续前行。

陈立夫带着宝宝到美国后，一边在匹兹堡大学读书，一边利用周末到附近一家中国餐馆洗碗打工，赚些小钱以供零用。而宝宝家寄来大量资金供其挥霍，宝宝有如此优越条件，却仍不肯念书，一年后，陈立夫设法托人将其带回国内老家。

匹兹堡大学教学严谨，而且十分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陈立夫的指导教师勃莱克教授是采矿工程学系主任，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几乎每周都要带陈立夫等几名学生到附近煤矿场参观勘察，并与他所施教的课程结合起来。如教到矿内排水系统这一章时，勃莱克教授便带陈立夫一行到一家排水工程最好的矿场去实地勘测，回来后要求北洋大学堂的毕业文凭。立刻做成报告。这种教学方法，使陈立夫不仅看到了美国先进工业的现实，而且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生活的艰辛和优越的学习环境，使陈立夫尤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需要万分珍视。因此，他学习十分用功，抓紧一切时间看书，上实验室、请教老师、撰写实习报告。仅仅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学业，写出了《中国煤矿业的机械陈果夫几次想出国留学，但都因他事而未成，如今弟弟远渡重洋。去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陈果夫几多感慨，几多悲凉。化与电器化》的硕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

从匹大毕业后，陈立夫参加了美国矿业局的培训，又学习了一些矿坑爆炸的应变措施，经过考试，得到了一个由矿业局发给的证书，这才具备了煤矿工作的资格。

学业的完成，资格证的取得，令陈立夫十分高兴。来美国一年多时间，一直醉心于学习，还没有领略这个国家的山川地理、社会历史、风土人情，现在有了闲暇时间，陈立夫想到各地游览一下。正好，同在匹大学习的徐恩曾刚买了一部新的福特篷顶汽车，还约了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的陆子冬，一齐驾车从匹兹堡出发去旅行。

徐恩曾刚学会驾车，技术并不熟练，在开往费城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再加车速过快，一个陡坡下去急度转弯，车子失去平衡，翻倒在路边，而离此2米的地方是万丈悬崖，如果车子再翻一个九十度，后果不堪设想。3人倒悬在座位中，不能动弹，好在并没受伤，只是陈立夫手指擦破皮而已。而篷车顶部被压扁，挡风玻璃全部破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3人不能出来，只是拼命按喇叭，希望有人来救。

大约过了20多分钟，终于来了一辆载有10来个工人的大卡车，他们合力把车抬起，才将陈立夫等3人救出。这些美国人还热心地帮他们联络福特的维修服务站，很快，服务站派人来将摔坏的车拖去修理。陈立夫等人十分感动，拿出10美金作酬谢，但美国人坚辞不要。

这一夜，陈立夫等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到了第二天下午，便得到福特维修服务站的通知，摔坏的车已完全修好，这种高效率的服务精神，给陈立夫留下良好印象。3人惊魂未定，对于是否继续旅行发生分歧，结果，陆子冬决定放弃旅行，陈立夫与徐恩曾立场坚定，继续结伴前行。

由于吸取了教训，徐恩曾驾车十分谨慎，因此一路十分顺利。在费城，他们参加了中国同学会的年会，结识了好多朋友。随后他们前往芝加哥，参观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屠宰场，只见活生生的猪、牛从这边进去，不一会，就已经宰割洗净，从另一边出来，一部分是准备冷藏的肉，另一部分是装好了的罐头食品，令陈立夫等叹为观止。他们又到波士顿，然后至大西洋城，观赏了那里正在进行的选美比赛，那争奇斗艳的花车游行，那花样百出的泳装表演，令陈立夫等目不暇接。在玩了纽约、华盛顿后，他们还去观赏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观景象，并到了加拿大的边界。接着他们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快，效率之高，令陈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建立了政权，颁布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了分配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措施，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图为：为了打败太平军，清政府的军队包围太平军的据点。夫等大开眼界。

一路上，陈立夫与徐恩曾游览风光、深入社会、参观工厂、了解民情，对美国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这次美国大旅行，对陈立夫触动很大，回到匹兹堡后，他总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如此落后，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有美国这样的繁荣和发达。于是，他常和同学讨论中国政治，并开始接触孙中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的论述。对于孙中山，陈立夫还在上海读中学时，曾随陈果夫听过他的演讲，但并无太深的印象，现在读他的书，才引起共鸣，正如陈立夫后来所说：“将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详为研读，深佩其见解独到精辟，诸如公路、铁路之修筑，三大港口之兴建，其他各类工业之发展，这些都是建国之根本。……我始终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实在是建国的首要步骤，国内的军阀一天不打倒，国家的统一与建设就一天无法开始。”于是，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党的陈立夫转变了观念，在匹兹堡的留学生中，他第一个提出申请，于1924年在旧金山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化的煤矿工作，好将来回国服务，陈立夫开始在美国找工作，最初在一家砖厂任职，从混土、切割，到加热等工作都一一做过。一个多月后，陈立夫终于找到他理想的工作，正式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开始了矿坑的本行工作。

为了掌握不同煤矿的不同情况与需要，陈立夫在短短六个月中，换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煤矿工作，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可贵的工作经验。后来，他转到史克兰敦白煤矿区的麦文矿业公司工作，该公司有工人4000多人，规模相当大，机械化程度也高，陈立夫在这里工作了8个多月。

陈立夫虽是硕士生，由于是中国人，还是受到少数自认高贵的美国人歧视。有一次，一个叫约翰的电气修理师，指使陈立夫替他找锤子，陈立夫只找到一把破旧的锤子，约翰轻蔑地说：“这锤子像你们中国人。”陈立夫一听，怒火中烧，便和约翰打了起来，事情闹到公司，陈立夫据理力争：“他侮辱我的国家，我不能原谅他。”公司只好认定“陈是对的”。还有一次，矿内的抽水机坏了，一个美国修理工弄了半天没修理好，领班便让陈立夫去修，陈立夫明白，全场的人都看着他，所以一定得把机器修好。由于他平时有实际经验，一会儿，机器修复了，使得在场的美国人都对这个中国青年刮目相看。由此，陈立夫汲取了一个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自信。”

有一天，陈立夫应邀到教堂参加美国人举行的一个晚会，其中有个节目是让大家轮流从一个箱内抽取纸条，回答上面所提的问题。陈立夫抽到的纸条上写着：“1924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什么？”陈立夫即慷慨陈辞：“1924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立法禁止中国工人入境，这种排华举动完全违反了基督徒博爱平等的精神，也与美国的民主立国精神背道而驰。”陈立夫的话字字铿锵，落地有声，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件事使陈立夫认识到，国家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同时，广大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

采矿业是高风险工作，陈立夫也常遇到这种危险。一次收工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离开坑道，还没走到坑口，觉得有什么东西忘记了拿，便转身往回走，刚走几步，听到砰地一声，顶架倒塌了，整个坑道一片漆黑，由于陈立夫平常对坑道十分熟悉，竟然在漆黑的坑道中，摸索到了一个小洞钻了出来，逃过了一劫。

还有一次，陈立夫和一名修理工正在矿下修理坑门，他突然敏感地听到一种异常的声音，便急忙拉着同事向后跨了一步，刹那间，一辆吊车滑下，将坑门砸得粉碎，陈立夫又躲过一难。

虽然如此，陈立夫仍然热爱煤矿工作，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在所有来美学矿业的同学中，他是在坑道内工作最久的一人。他对坑道里的撑木、通风、排水、装运、钻探、采煤、装电线、修铁路，甚至驾驶地下电车等，都亲自学过和做过，这些，使他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很多经验。除此外，他还虚心学习美国的管理经验，美国在企业管理中，鼓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以及分层负责的制度，对陈立夫印象尤深。陈立夫在美国勤恳工作，努力学习，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将来回国后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本来，陈立夫在美国，“眼见异邦的发展与建设，益感返国献身革命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后来，继祖母杨太夫人的逝世，使他心中涌起了思乡和怀亲之念。再加上他大哥陈果夫这时函电交催，说他在美国已完成学业，又工作多时，现在也该回国服务，献身革命和建设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决定回国。

带着一丝羁旅天涯的愁肠，怀着满腔赤子报国的热情，青年陈立夫于1925年9月，在温哥华登上一艘油轮，踏上了返国的航程。

朱家骅坐在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子上，便也坐在了蒋陈势力相争的火山口上。

尽忠黄埔军校

陈立夫在美国留学期间，留在上海的陈果夫在失意与挫折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改组国民党，大会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用革命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就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并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蒋介石为发展个人势力，曾电邀陈果夫到广州协助工作，但此时陈果夫因病没愈，想到广州医疗条件不如陈其业一生淡泊名利，却因儿子的显贵而卷入政治浪潮，其逝世后竟得蒋介石的褒扬。上海，便没有应召前往。后来蒋介石又亲自写来一信，要陈果夫在上海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和印刷品、机器等，因为当时广州的风气不好，价格又昂贵，所以要到上海制办。这样，陈果夫便在上海为筹备各种物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在上海采办物资虽然较广州为便宜，但要将这些物资运送出去，却又是极其困难的。据陈果夫回忆：

第一批东西，系五百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衬衣等等，正式报关由运输公司起运。哪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一面打电报报告校长，一面托人各处想办法，向海关许监督交涉，又转托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同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目稳妥简捷。

陈果夫通过这次经验之后，再给广州方面采办物资就方便、简单多了。当然，在采办过程中，由于上海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再加物资种类多，而且数量、价格都不等，所以仍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冒极大的风险。这段时期，陈果夫几乎将整个心力都投入到采办物资中去，想尽各种办法，才很好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采办任务。

到了年底，孙中山任命陈果夫为招兵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招兵委员的还有赵澄志、刘祖汉二人，并且指定由陈果夫负责主持其事。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为黄埔军校一、二两个教导团招募一上兵，而且要求他们一般只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进行。此后，蒋介石恐他们力量薄弱、人手不够，又陆续从广州派来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等人来上海帮助陈果夫进行工作。

孙中山先生独到精辟的见解影响着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虽信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但他的三民主又是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曲解，而非真正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采办物资是困难重重，而招募上兵则困难更大。第一，当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为了打仗，拼命补充兵源，正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招募新兵，这就使陈果夫的招兵工作遇到了竞争对象，而齐、卢军阀有钱、有粮、有势，陈果夫根本竞争不过。有时，通过各种办法，辛辛苦苦招来的新兵，还不及到达上海，就在半路被齐、卢军阀或者扣留，或者高价收买，或者诱骗过去。第二，各地方军阀为扩大势力，也在广招兵源，当陈果夫招来的新兵从上海到广州时，多在中途被他们截留，如地方军阀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都曾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诱骗，截留过新兵。第三，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潮。各种反动势力对招兵工作多方破坏，如当时上海码头上的一帮流氓，对招来的新兵乘机敲诈，规定每名新兵上船，须缴款一角至二角。再如，张宗昌的宪兵随意到招兵机关捕人，开始，陈果夫在中国地界小东门租了一处房子，挂了一张揭普道路募工驻沪办事处的招牌，对外称招募工人，同时还常常到法院与县公署各方面去接洽，所以工作还进行得比较顺利，后来张宗昌的宪兵队打听到是招兵机关，于是派了大批宪兵来捕人，陈果夫急忙躲避，结果，招兵机关被捣毁，一切东西抢个精光。在这种情况下，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转移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表面做生意，暗中进行招兵事宜，但还是有各种不明身份的人来此捣乱。没办法，陈果夫将招兵机关搬到了季陶办事处，当时，戴季陶正在此埋头撰写《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书，他十分欢迎这位交易所时期的把兄弟来此居住和工作，但陈果夫的招兵机关并不能避免无端的滋扰，为了招兵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为了不影响戴季陶的正常写作，陈果夫只好将招兵机关搬到杭州，这里远离上海的尘嚣，反动势力也较上海薄弱，招兵工作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

虽然有如此多的困难，陈果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招兵任务，总计招募新兵4000多人，这些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基本力量，并为后来的北伐战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而更重要的是，为蒋介石扩展个人势力，建立自己的党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果夫是替蒋介石招兵买马的功臣。

在招兵的同时，陈果夫还担负着为黄埔军校招生的任务。最开始，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主要负责转汇经费和收发电文等事宜，工作相对简单些。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被任命为招生委员，事物有所增加，需检验证件、考核文化程度。但由于当时广东方面军事任务紧，急需培养大量军事人才，因此一般查看一下证件，对文化程度大体认可就行了，随后发给新生12元旅费，让他们自行到广州报到。

第四期招生时，对文化程度要求较高，要举行考试。因此，蒋介石又派王仲廉，贾韫山等四人来上海协助陈果夫。陈果夫等找了一所学校设立报名处，主要面向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招生，先接受报名，再进行文化考试。因当时环境恶劣，陈果夫主张一切从“快”，接受报名后，立即举行考试。果然，最后一天考试结束时，被警察发现，将考生驱散。由于一切工作已经结束，没造成什么影响，这一期竟招了1400多军校学生，收获甚丰。

除了招兵外，陈果夫还奉命罗致技术人才，据陈果夫回忆：“那时广东方面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及其他技术人员，校长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了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十五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希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

当时，国共合作虽已建立，但国民党内一些右派仍然反对共产党，在上海的戴季陶正为排斥共产党而积极撰写文章。陈果夫于此时还没有参与反共的活动，一方面因他此时与共产党接触较少，另一方面因他忙于招兵工作，无暇参与反共，他后来回忆道：上海招兵，“当时报名处，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著者），考试地点在上海大学，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尝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当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为了掩护他在上海的秘密招兵工作，即以他的字“陈果夫”公布，后来，很多人竟不知他的原名“祖焘”了。这时，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貌出现，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方面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二全大会1月12日决议将各军所办的军校合并黄埔军校后改称）校长，成为军界领袖与国民党内重要领袖人物。但蒋介石还觉羽毛未丰，还需进一步扩展势力，补充干部，因此，他急需将自己的心腹喽啰聚集起来，以实现他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阴谋。于是，他多次去信去电上海，要陈果夫到广州来协助工作。陈果夫见蒋介石如此倚重自己，又见广州确实有利可图，于是他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

1926年4月底，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赴命，开始了他生命中另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

一生想为煤矿事业献身的陈立夫，却阴差阳错地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争夺自己的天下，多年的寒窗废于一旦。

做蒋介石的秘书

陈立夫回来了，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地出现在上海滩上，以致前来迎接他的哥哥陈果夫在其映衬下感到自己的土气与衰老。兄弟见面后，自然是少不了一番亲热。亲热过后，谈话的主题便涉及到归国后的工作问题，陈果夫希望弟弟参加国民革命，从事政治活动，但陈立夫却不屑一顾。他说他当年考上大学，后来出国，就已经走上了与哥哥不同的道路，即要以科学救国，以振兴实业救国，现在回来了，初衷仍然没有改变，他要做一名矿冶工程师，投身到振兴实业中去。当时，他已经接受了山东中兴煤矿公司钱新之先生之邀请，准备到那里担任工程师。

陈果夫见不能说服弟弟，便拿出蒋介石的两封电报，电报说希望陈立夫到广州去协助他工作。陈果夫又不失时机地劝说：“你去美国时，蒋先生也曾帮助过你一部分学费，而且他已来了两次电报，嘱你去帮忙。你如果一定要做工程师，可当面报告蒋先生，他曾经同意你学矿，或许会替你决定的。”一席话说得陈立夫犹豫了，他决定去广州面见蒋介石。

果然，陈立夫的到来，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因为蒋介石正在日益加紧篡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实于他的奴才走卒都网罗在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他见陈立夫依然如当年机灵敏捷，而且又添了一些稳重，更是喜爱。他问了一些海外留学的情况后，便直截了当地要陈立夫留在广州参加革命工作。陈立夫说自己还是想当采矿工程师，只见蒋介石摆了摆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根本不愿听陈立夫陈述采矿工作的兴趣和志愿。

蒋介石说得斩钉截铁，陈立夫知道争也无用。再加上他也深深知道，当时的中国，国家不统一，军阀不打倒，实业救国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于是便答应了蒋介石。他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想做点文职工作。”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如有机会，我仍希望回到我本行去工作；第二，我为你效力，一定竭尽智能，接受指导，同时也希望你尊重我的人格，不受怒骂。”蒋介石想了想，表试想当年，若非蒋介石的盛情邀请，陈立夫定会在自己的煤矿事业中大展宏图，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示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一件，蒋允诺了，但并没真心去做，陈立夫一直没有回到他的本行；第二件，蒋允诺，也基本上做到了，陈立夫追随蒋介石25年，一般来说，蒋没有对他发过脾气，甚至连大声喊的情况也很少发生，这一点，陈立夫说：“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蒋介石根据陈立夫的要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在他身边，参与机密事宜。陈立夫终于放弃了所学多年的矿冶工程技术，去从事另外一种对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工作——政治。中国工程技术界，少了一名优秀的青年工程师，而国民党的政治星空中，一颗新星在悄然升起。

陈立夫虽是黄埔军校的秘书，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住在广州东山区蒋介石的官邸，与蒋同用三餐，共同生活。当时机要秘书有两人，除陈立夫外，还有邵力子，主要帮蒋介石处理重要机密文件，以密电翻译为最多，还有书信、电文等的拟定、誊缮，每日工作量相当大。后来，邵力子被派往北方，到冯玉祥部接洽要事，整个工作重任，由陈立夫一人挑起，他每天披星光起床，伴月光忙碌，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由于他年轻力壮，硬是撑了下来。

陈立夫每天处理的文件包罗万象，十分复杂，有政治的，有党务的，有军事的，有经济的，还有私人的，五花八门，目不暇接，整天疲于奔命，十分辛苦。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常想，在工程中，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公文工作能否破除以往常规，搞一点技术革新呢？他反复思考，仔细推敲，到了入迷程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陈立夫自创了一套“五笔检字法”，将此运用于文件归档、电报分类，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五笔检字法即将文字分为五个笔画系统：点、划、直、斜、曲，这是第一个系统，然后在第一个系统下，又可产生25个部类，例如，在点之下，依次序排列为：点点、点划、点直、点斜、点曲等。

陈立夫将此分类法运用于公文工作中，十分方便，如果一个电报，是何应钦发来的，那么将它归／（斜直）类的档案抽屉内，将来要查找，便在／（斜）类的第四个抽屉内去找即得，十分方便。一次，蒋介石要查找一份文件，陈立夫到机要室，仅半分多钟就拿出呈上。蒋介石十分惊奇，问陈立夫怎么一下子就能寻到，陈立夫即道出秘密，并就此宣传了“五笔检字法”的好处，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夸奖陈立夫：“你这是把科技知识运用于你的文书工作了。”并鼓励他将这种方法推广，后来，陈立夫将其整理成书，名曰《五笔检字法之原理与运用》，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陈立夫除了忠实做蒋的秘书外，由于常在一起生活，有时对蒋的个人性格方面也提一些善意谏言，由于他提得比较策略，有些方面也能为蒋接受。如蒋介石有时脾气很坏，特别是对军人，脾气来了大声吼叫，甚至谩骂。陈立夫认为这种性格不好，影响人际关系，破坏个人形象。一天，饭后他陪蒋介石散步，便开始谏言。陈立夫先讲了德国兴登堡将军的故事，然后说：“兴登堡将军说过一句名言：‘发脾气是自己惩罚自己’，兴登堡这个人是从不发脾气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事家，他有一段时间处境也很困难，但他不发脾气，威廉二世下台后，人民便选举兴登堡为第一任总统。”

由于陈立夫的劝说很讲究方法，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作用，后来，蒋的脾气有所改变，特别是对陈立夫，20多年很少发过脾气。

陈立夫确实是“竭尽智能”、“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效劳。刚开始，他的想法还是良善的，以为这是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但他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当他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后，当整个国民党违背历史规律的时候，他越是尽心、尽力、尽责地进行工作，献身于他的“理想”，那么，便离他最初的美好愿望相去越远。

在做蒋介石机要秘书时，陈立夫的脸上已多了几分英武之气。

男大当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每个中国人成年后所面临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法则。二陈兄弟当然也不能例外。

二陈的婚事与所有普通人一样，也极为平常，既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没有曲折感人的悲欢离合。但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人生史上最美好、最值得珍视的一页。就像秋天的云彩一样，虽然平淡，却隽永、深长。

陈果夫的婚姻是旧式的，即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

还在陈果夫十二三岁就读沈若臣先生的塾馆时，因其相貌还好看，且聪明老成，另外家世也好，所以沈先生特别喜爱他，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他，将其择为东床。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在当地颇算一富的陈家可能嫌沈先生只是个普通的乡村塾师，家庭也穷酸得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便婉言拒绝了。自此以后，镇上一些穷家小户再也不敢高攀陈家了。后来，一家姓赵的富户来说亲，说媒的人极力夸奖其女如何貌美、如何贤惠，希望能玉成此事，但陈果夫的母亲却认为赵家风气不好，怕两家结亲后有辱门风，因此，也没答应。

不久，在湖南的三叔陈其采来信，说湖南有一贺家求亲，其女为大家闺秀，与果夫十分般配，而且贺家乃当地大富，与陈家门当户对。这样条件的家庭当然可以，但果夫的母亲又认为湖南与浙江分隔两省，山高水远，路程迢迢，有诸多不便，于是又加以拒绝。

这以后，又有几家亲戚来提亲，怎奈陈家不喜欢老亲加新亲，也不允许。这样一来，都以为陈家门第观念太重、且条件太苛刻，一般是高攀不起的，便再也没人登门说亲了，陈家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这样一直拖到了陈果夫18岁的时候，还是没有解决婚姻问题。在当时的湖州，男子到了18岁，还没有说亲，就要被乡里议论，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所以到了这种时候，父母亲才开始着急起来，父亲一封封家书写给正在杭州读书的陈果夫，要他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说不可再迟了，一次比一次催的急迫，这使陈果夫不得不开始考虑婚姻问题，并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自己远离父母，在杭州人地生疏，怎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还是只得靠家里成事了。

不久，父亲又来一信，说现有朱家女朱明小姐，由沈、杨二老做媒说亲，该女祖母已见过，母亲也十分满意，而且冯家太伯母证明其家教很严。现特来信征求陈果夫的意见，看是否同意。

陈果夫虽受新思潮熏陶，对旧式婚姻也颇为不满，但因自己年岁已大，还没说上亲事，给父母诸多担心，如此次再不答应，一定会惹父母生气的，便应允下来，他即给家中写信，云：“……其家庭情形，既经各位有信用之长者深信不疑，则可以不必再事调查，惟以后应遵照两个条件：（一）入校读书，（二）放足。”由于所提两个条件很简单，也好办到，陈果夫的父母即向朱家提出，朱家均答应了，于是，“就家有贤妻、万事解。失势后的陈立夫若非有夫人孙禄卿的开导，又怎能如此淡泊名利地去异地他乡弃政从商？照旧时的仪式订婚。父亲寄给我一份对亲茶，和几只大定升糕。我因为不愿给知己的人晓得，只分了一只给不相莫逆的同学吃，独自一个人，放在橱里，秘密吃了一星期。”这样算是正式订亲了，既了了陈果夫一桩悬着的心事，也遂了父母亲多年的心愿。

朱明小姐，于1893年出生于吴兴县荻港镇。父亲五楼公在上海创设福康钱庄，是上海钱业界有名的富商，朱明为其长女，系五楼公元配潘夫人所生，为五楼公掌上明珠，因其长期在外经商，因此对朱明的文化学习并不重视，另外，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所以，朱明长到17岁，只是简单认识几个字，念得一部女儿经而已，大好时光均在工习女红中度过。

这次陈果夫提出让朱明上学的要求，五楼公当然赞成，而朱明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家人的允许下，朱明即进入启明女校读书，她如鱼得水，在学校努力学习，虽然年龄大了些，但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这样一直读了5年，于22岁时才停学，确实收获不小。

虽然定亲了，但陈果夫并没有与朱明小姐见面，也没看到照片，对于自己未来的妻子，他只是一种“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模糊感觉，于是，心中常常发生一种疑问，就是“伊的相貌怎样？”于是，在头脑中总虚构着一位女子的模样，是大家闺秀，是小家碧玉？是艳若桃李，还是柔如柳杨？有时，他觉得虚构的这些女子形象全像是自己的那个朱明小姐，有时，他又觉得完全不是，他很想见见这位朱小姐，但又不可能，只能让这种相思苦苦地煎熬自己，直到结婚的那一天，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1914年，陈果夫与朱明小姐正式结婚。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结婚礼节删繁就简，财用去奢从朴，大有进步。江浙一带“旧式未改，参用新礼，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行结婚礼者，此亦嫁娶从俭之好现象也”。陈果夫作为革命党人，也采用了民国新定的礼制，即：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郎新娘交换饰物，相对行鞠躬礼，谢证婚人、介绍人，行见族亲礼，行受贺礼，来宾演说等。不同的是，朱明因家境富裕，所以嫁时妆奁甚丰，盛极一时。总之，陈果夫的婚礼有新有旧，是新旧转换时期的产物。

陈果夫与朱明不是恋爱结婚，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细语，也没有互诉心迹的海誓山盟。在婚前，陈果夫与朱明甚至一面也未曾见过，但婚后他们相处很好，感情甚笃。

陈家虽是富家，但陈其美奔走革命，陈其采服官外省，仅陈其业留守桑梓，收入微薄，三世同堂，一大家人口，只得事事节俭，朱明在家时养尊处优，现在到陈家，多有不适。但她毫无怨言，尊敬长辈，爱护弟妹，使二十多人的大家庭融融一堂，实在难得。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为袁世凯通缉，生活多有困难。朱明曾典卖首饰物品，以资革命。护法期间，陈果夫在上海开展工作，朱明“尝津津乐道曾亲与秘密传讯等任务，意气甚豪，不让须眉”，特别是对陈果夫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陈果夫体弱多病，长年偃病床褥，朱明服侍汤药，更换衣被，“数十年如一日，未尝假手于人”。陈果夫每每提起夫人，总是充满恩爱与感激之情。

如果说陈果夫的婚姻基本上是传统的模式，那么陈立夫的婚姻则在旧式传统中点缀了些新时代的色彩。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当时在湖州有声望有地位的只有两家，一是陈家陈其业，一是孙家孙蓉江，孙蓉江从事典当业，家中十分殷富，与陈其业一样，也热心公众事务。因此，乡里间有婚丧嫁娶等事，总是请他们两位作执事先生，家庭、邻里出现纠纷，人们也总是听他们一句话，便烟消火熄。

陈、孙二人在为地方办事过程中，相互信任，同心协力，处理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办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二人关系越来越好，成为莫逆之交。孙蓉江有一女儿叫孙禄卿，与陈立夫年龄相当，生得文文静静，知书达理，陈其业很喜欢这个侄女，便提出与孙蓉江结为儿女亲家。孙蓉江常在陈家走动，也很喜欢长得机灵清秀的陈立夫，于是满口答应。这样，陈立夫与孙禄卿的婚事便在陈立夫13岁时由父母之命定了下来。

孙禄卿为孙蓉江次女，生于1900年，与陈立夫同庚。孙禄卿从小喜欢画画，而且在绘画方面颇具天资，几岁时画的作品，就能抓住所画对象的特征，反映事物的内在美，一时为乡里称奇。孙蓉江对女儿的爱好不但不压制，而且为其创造条件，让女儿发展自己的特长。他曾带女儿去拜名画家王一亭先生为师，在王先生指导下，孙禄卿专攻山水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陈立夫虽然知道孙禄卿其人，但也仅仅是在乡间亲友举行的婚宴上远远望见孙蓉江带着他的女儿出席宴会而已。他感觉女孩生得文静，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现在双方父母撮合，陈立夫也表示愿意，但双方一直没有晤面交谈。

直到1923年夏天，陈立夫要到美国深造，才有机会与孙禄卿见面，此时，孙禄卿已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为陈立夫出国饯行，亲友们举行送别宴会，孙禄卿也赶来为陈送行。在一处名叫沈氏义庄的私家花园里，陈立夫与孙禄卿第一次见面。当时，两人都已20多岁，且已读了大学，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然而，传统礼教的约束仍像一堵无形的墙，将两颗跳动的青春之心隔开，两人仅说了些礼节性的客气话而已。虽然如此，这次见面使两人都平添了对对方的深深爱意，“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振武学校时的蒋介石虽神情坚定，却略带生涩。陈立夫在美国留学两年，二人便是锦书相连，鱼雁不断。有时，孙禄卿给陈立夫信中，如觉意犹未尽，总要拿起墨笔，在素笺上勾上几笔，或是疏影横斜，或是晓莺残月，流露出淡淡的离愁。而陈立夫给孙禄卿的信，则是一手漂亮的书法，裹夹着一份真情。

1925年，当陈立夫从美国回来，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上海滩时，孙禄卿已从上海美专毕业，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女画家。一个是刚刚学成归国的青年学子，一个是多年苦练丹青的画坛新秀，真可谓工、艺交辉，智、慧双修。本来，当年便可喜结良缘，但陈立夫又到广州去投奔蒋介石，参与北伐战争，把婚期耽误下来。

好事多磨，直到1926年冬，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全省、取得歼灭孙传芳主力的重大胜利后，陈立夫才脱下戎装，化装成商人模样，来到上海，与孙禄卿正式结婚。对于弟弟的婚事，陈果夫一直十分关心，主持婚礼当然责无旁贷。正在广州的陈果夫丢下公务，秘密来到上海，帮助陈立夫筹办婚事。婚礼那天，陈果夫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安全的缘故，婚礼在上海英租界盆汤弄平安旅馆举行，而且只请了少数至亲好友参加。

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立夫与孙禄卿内心充满了无限幸福。婚礼上，孙禄卿一时动情，拿起笔来，泼墨作画。很快，一幅“桃柳蜜蜂图”出现在众人眼前。画上桃花盛开，柳叶吐翠，几只蜜蜂穿绕花间，在香馨的陶醉中辛勤采蜜。这无字的诗、有声的画，赢得大家一阵喝彩。此情此景，使主持婚礼的陈果夫也十分激动。他走上前来，望着画沉思一下，便欣然命笔，为孙禄卿画题词：“桃红柳绿含春意，从此相亲蜜蜜甜”。以此来祝贺弟弟与弟媳新婚幸福，白头偕老。诗情画意，跃然纸上，赢得众人又一阵喝彩。弟媳作画，兄长题词，成为一时的佳话。

陈立夫与孙禄卿婚后相敬相爱，一个聪颖娴静，一个多才多艺，确是天生一对。但两人的性格、志趣、爱好也不尽相同，他们却能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携手共度人生。

陈立夫政务繁忙，早出晚归，无暇顾及家庭，孙禄卿则牺牲一些自己作画的时间，尽力执掌好家务，管教好子女，让陈立夫一心致力于公务。

孙禄卿是学美术的，家中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标准，家中布置，如客厅沙发、卧室家具、窗帘色彩等，她都要亲自动手、摆放得很协调。厨房里，锅碗瓢盆井然有序，箱柜中，衣饰器物都有定位，一切以美观第一。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一切讲求实用，主张实用第一。但陈立夫尊重夫人的理念，家中一切陈列摆设从不过问，任其妻发挥爱好和所学。

性格方面，陈立夫较平和，孙禄卿较急躁。在家庭中，如果出现意见相左时，陈立夫从不当场反对，直到晚上就寝时，才作心平气和的陈述，尽量使双方意见达成一致。有时管教子女，两人方法不尽相同，但面对困境时，有人摇头叹息，有人怨天恨地，有人萎靡不振，有人潜心自修、另辟佳境。陈其采看到中国的落后，便立志变法图强。都不当场反对对方，如此一来，也能使子女看到父母修养的榜样。

经济上，钱物全由孙禄卿执掌，两人共用一个银行户头，都可随意取款，而都不怀疑对方之用途。陈立夫喜欢用钱，只要有钱带在身边，常会花光；而孙禄卿用钱谨慎，没有随便花钱的习惯，但她从不指责陈立夫随便花钱。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与孙禄卿才真正做到了相敬如宾，两心如一，共同度过六十年的岁月。

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婚姻情调虽各不同，但都是幸福的。他们在婚后，各自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能相亲相爱，并始终如一，白头偕老。二陈在私生活方面都十分严谨，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移情他恋，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中是不多见的。而朱明与孙禄卿都能很好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养子女，并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他们的丈夫都是国民党的高官显贵，而她们却都默默无闻，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僚家庭中也是不多见的。

红的发紫的人物

陈立夫到达广州的时候，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面目出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委，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为各方所注目。但也就在蒋介石权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开始日益处于各种矛盾的包围之中。首先，蒋介石压制工农运动，排斥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蒋介石独断专行，与苏联顾问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另外，蒋介石争权夺利，与汪精卫的矛盾不断加深，与其他各军的矛盾也日益不可调合。这些，都使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处心积虑，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

对于蒋介石的焦急心情，陈立夫深深理解，作为机要秘书，他也在想办法，希望为他的主子分忧解难。但一时又拿不出好的主意，只能说些劝解的话，以宽慰蒋介石的心。

1926年初，在军费分配和出师北伐等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发生分歧，各不相让，而汪精卫则在旁幸灾乐祸，流露出明显偏袒季山嘉的倾向，使得蒋介石心中十分不高兴，暗恨汪精卫。

孙先生一故去，蒋介石立即背叛了三民主义。不久，汪精卫、季山嘉以主持第七军作为诱饵，拉拢蒋介石第一军中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使蒋介石生疑。于是，蒋介石一纸命令，将王懋功职务解除，并限时要他离开广州。汪精卫则针锋相对，以贩卖私盐的罪证，将蒋介石的把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撤除职务。蒋汪一时剑拔弩张，双方之间气氛颇为紧张。

当时，广州地区也传出一些谣言，说中共已与季山嘉、汪精卫商量好，要从蒋介石第一军中撤出共产党员，另与汪精卫合组国共军队，以孤立蒋介石；还有说蒋介石要到苏联去休养等。那时，国民党内一般政治人物要下台，常以出国考察、休养的方式被放逐，多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必须采取办法，脱离险境。

面对各种矛盾，蒋介石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但他又不愿就此甘休，他要战胜各种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经过一番考虑，蒋介石决定重施以前那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则于8日表示不就职，9日，更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休养，企图以此要挟汪精卫，使汪不好下台。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对他的辞职，不予明确答复，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他“不宜辞职”，并不坚持挽留，这样一来，倒使蒋介石去之不可，留也无益，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回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顷聆季新（指汪精卫）言，有讽余离粤语，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至此，蒋介石确信，汪精卫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支持下，要除掉自己。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还是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陈立夫购买了日轮庐山丸的船票，并携带现款3万元，坐汽车到天字码头，准备乘船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去海参崴。

3月19日，蒋介石收拾行装，带着陈立夫，满心不快地乘车前往广州长堤码头。一路上，蒋介石沉闷着脸，默不作声，陈立夫也不好说什么，当时的心情，按陈立夫后来的回忆说，刚开始，他想到放弃工程师的职业，到广州帮蒋介石，实践总理计划，是间接达到自己的志愿，但几个月的政治实践，“使我大失所望，政治原来是这样污秽”，后来又想，既然搞了政治，再污秽也不能放弃，要坚持干。因此，当车快要到码头时，陈立夫忍不住问蒋介石：“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

蒋介石听后，似有所悟，即命司机掉转车头，开回寓所。但当车往回开了一会的时候，蒋介石又变了卦，吩咐司机再转头，重新开往码头。陈立夫没有蒋介石考虑的那么复杂，他只觉得干政治，就不蒋介石一副万水千山胸中握的姿态，开采他的“革命之矿”，却是对内的派系斗争，对外的一致“反共”。能轻易放弃，于是又鼓足勇气，劝蒋介石道：“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介石听了沉吟不语，想了又想，最后下了决心，压低声音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对这件事，陈立夫本人后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次演说时也承认，当时，“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为什么不干？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新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对于陈立夫这个说法，虽然蒋介石后来否认，说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但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当时广州城内由国民党右派传出的一些谣言，也有所谓要将蒋介石和陈立夫劫往海参崴的内容，而且说已经为他们二人准备了前往苏联的护照，陈立夫早就将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他开始仇视共产党，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的话便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因此，在蒋介石去留广州的关键时刻，陈立夫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陈立夫回到黄埔后，即由陈立夫出面通知王伯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人来黄埔开会，进行秘密策划。这一期间，蒋介石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是每会必与。通过反复密商后，他们一致决定采取反共的行动，并估计了驻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四、五军部分官兵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3月17日，陈立夫又随蒋介石由黄埔乘汽艇到广州市东堤八旗会馆——广州卫戍司令部，放出共产党有阴谋的空气，并将其在广州东山的寓所迁到有坚固工事的广州造币厂。

3月18日，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为共产党员），称：“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二舰前往。19日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声称无此命令，陈立夫、陈肇英等人即大造谣言，说李之龙“事前并备就蒋校长和陈立夫同志的出国赴俄护照。是日下午，该舰又开赴省城，并即升火，拟于翌晨强迫蒋、陈两同志上舰出海。”并倒打一耙，说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

还在3月19日上午，蒋介石拜访汪精卫，摸清了汪的政治态度，回来后即召开紧急会议，“夕与干部密议至4时”，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并在会上鼓动蒋介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这就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蒋认为“……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有人提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当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蒋便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于是，蒋介石便诬指“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

3月20日凌晨，李之龙在广州文德楼家中被绑架，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被扣留，蒋介石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霎时间，广州城里，一片恐怖气氛，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左右开弓，一石两鸟，一方面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他的政敌汪精卫的威信。陈立夫在这一事件的整个阴谋中，一直参与其事，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如周恩来所说：“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3月20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顽固的反共态度，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心理及在复杂事变中的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可见，蒋介石是以孤臣孽子来称许陈立夫的。

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时秘书长为邵力子，处长为马文车。陈立夫对工作十分认真，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也不敢提辞职的事了。每到一地，陈立夫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便成为蒋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离其左右了。这也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陈立夫从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迷梦中醒来，却又开始了另一场违背道德与良心的政治梦，他原来立下的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已发生异化，从此，他便长期跟随蒋介石，参与重大事情的策划谋略，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干将。后来，陈立夫写了《一个学非所用的采矿工程师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对自己放弃工程技术而从事政治有所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得意之情。

1926年5月初，陈果夫因上海事务已告一段落，与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3人一行奉蒋介石之命到达广州，陈立夫与哥哥见面了。这次见面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兄弟俩多年来为自己的事业各奔东西，一个远走海外求学，一个从事职业政治，可谓兄弟殊途。现在陈立夫绕了一圈后，依旧与其兄走到了一起，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个国民党内，同时都从事政治，可谓是异路同归。从此，兄弟俩携手从政，一起办党，成为国民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于是，国民党便从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年代跨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期。

理想发生异化

初夏的广州，满城青翠，满城骄阳，革命的热潮也同季节一样，日益高涨，日趋火热。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十分仇视革命力量，也在暗中加紧策划，随时准备反扑，国共两党的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刚到广州的陈果夫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文件无耻地宣称“五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根据此案，选举了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余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伧取代刘伯垂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蒋介石等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权。

这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应付复杂局面，蒋介石极需一个得力的反共人才，为此，谭延闿向蒋介石推荐了陈果夫。他说：“果夫有办法，”这正说出了蒋介石的心里话，他对陈果夫是了解的，过去同在上海办交易所时升降沉浮的经历，创建黄埔军校时陈果夫在上海为其网罗人才的功劳，都使蒋介石不能忘记，他深深信任陈果夫，很快，便任命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实际上将组织部全权交授与他，由其接收组织部，具体实施“整理党务案”。

对于蒋介石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却推行右倾的投降主义，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陈果夫也十分顺利地接收了组织部。

陈果夫能够十分顺利地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伪装还没有撕破，右派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据陈果夫自己说：“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于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双方面均无恶感而能完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就是我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任组织部重要职务，也无人批评。”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一直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部长，杨匏安担任秘书，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满一片生机，组织工作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陈果夫进入组织部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首要任务就是从组织部机关中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他对部机关的29人，从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举止言谈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观察调查，结果，认为只有3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其他的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左派分子。于是，陈果夫在国民党右派人物萧铮、郑异等人协助下，开始绞尽脑汁，想办法将这些人清除掉，他主要采用了三种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陈其采一生在国民政府任要职，协助蒋介石，成为他名副其实的教父。其一为强硬调出。这是陈果夫清除共产党的重要手段，他到组织部后不久，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共产党员杨某、骆某强行调出，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曾养甫、赖琏等人拉入组织部，顶替杨某与骆某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词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的做法。

其二是软拉硬挤。陈果夫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着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变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和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拒不接受，依然如此，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继续采取软拉硬挤的办法，将共产党人排挤出组织部。

其三是迫其辞职。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如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专司民众组织工作，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人只好辞职，陈果夫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继任。

陈果夫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给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十分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陈独秀的再次退让，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陈果夫的顽固反共态度和彻底清共办法，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想不到这位商业场上的老手，在政治上也如此干练，因此，对他更加重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因此，他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立夫背离自己做矿业工程师的理想越来越远，而在蒋的国民政府内则越攀越高。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开始具体地实施“整理党务案”，他反共的第二步是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采取了重点整顿与一般指导的办法，在国民党内全面展开。

重点整顿，是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三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只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余均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则采取视察与指导的办法。他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綮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此行事。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抵达任所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救党”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指令各地对国民党员办理重新登记，根据他的旨意，各地均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重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这些规定中，陈果夫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两条，这两条中特别是第四条，从字面看来，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第五条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6年9月，在陈果夫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

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

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又一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逞，并成为以后大规模清党运动的先导。

在陈果夫将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主要职务的共产党员驱走之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组织发展停滞了，在群众中的威望顿落千丈，官僚作风、军阀作风，贪污现象、腐化行为充斥于各级党部，原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沉寂下去，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国民党当权者面前。

这时，蒋介石新右派还羽毛未丰，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而且，北洋军阀还没有搞掉，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陈果夫对这一问题考虑得比较深刻，他认为清除共产党后，必须充实国民党的力量，而要充实国民党的力量，必须花力气培养新的人才。基于这一想法，他提出了开办“党政训练所”，以培养国民党各级党政干部的建议，他不辞劳苦，昼思夜想，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核准。陈果夫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嘉许，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

陈家失势后，蒋介石总在责怪中。他不曾想就是陈立夫在这次下野中的一句话，为他扭转了乾坤。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果夫更是卖力地进行张罗，他对校址的选择、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考等方面都亲自过问，十分仔细。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党政训练所”终于开学了。第一期招收学员100多人，大都是经过陈果夫精心挑选而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果夫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学生学习、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行动，所学课程也是陈果夫亲自选定，内容多为蒋介石等人的讲话、国民党的党义和章程等。陈果夫还嫌不够，时常亲临训练所给学生讲课，他踌躇满志，一心要把这100多人培养成国民党中的骨干。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由于共产党人的细致工作，不到一个月，党政训练所学生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大部分学生开始趋向进步、趋向革命。一些学生白天听陈果夫的课，晚上就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学习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甚至还有少数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陈果夫发现这种情况后，气急败坏，他派出一些心腹暗中进行调查，结果，查出12名特别突出的学生，便认准他们是共产党分子，学生中的分化肯定是他们从中作祟。于是，陈果夫毫不犹豫地“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害怕了，就会循规蹈矩，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事与愿违，陈果夫越是压制，学生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是浓厚，他们照样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照样接近共产党，后来竟发展为学生风潮。事情闹大后，陈果夫干脆撕破脸皮，请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前来镇压。李章达为陈果夫旧时的同学，辛亥革命时曾共过患难，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后来，李章达在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影响下，也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不满，转而同情学生。当第二次学生风潮再起时，无论陈果夫怎么求助，李章达根本不理睬了。陈果夫无奈，只好无限制地开除学生，“经过两次风潮以后，开除的学生竟达半数”。越是开除学生，越是激起学生的不满，他们再也不愿花精力去读蒋介石的讲话、国民党章程之类的东西，陈果夫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大大缩短了学习时间，草草结束了这期训练班，然后将这几十号人派往甘肃、福建、北京、南京等地工作。

这些学生到各地后，依然有很多人同情共产党，积极参加大革命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陈果夫反共教育的熏陶下，成为顽固的反共分子，后来，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共清党的逆流中，成为国民党右派骨干。

这期学生毕业后，陈果夫的党政训练所也就无法继续开办下去了，只好在长吁短叹中黯然收场。

为谋叛变离武汉

1925至1926年上半年，国民革命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爱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陈果夫、陈立夫也主张北伐，而且革命言词激烈，实际上他们抱有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权势的野心。1926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质和意义，宣布“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因此，北伐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吴佩孚、孙传芳的北洋军队，革命势力席卷大半个中国，震撼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全国形势由原来的北洋军阀一统天下、革命势力偏居一隅的局面，转为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势力与奉系军阀北方统治南北对峙的态势，军阀势力已是江河日下。

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他们开始在革命势力内部寻找代理人，这就使革命统一战线发生分化，其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矛盾首先在迁都问题上爆发出来。

当北伐军攻克武昌、南昌，占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往武汉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此时，蒋介石也力主迁都武汉。基于这种情况，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但后来，蒋介石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便考虑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武汉革命政权的情况下，他的各种反革命阴谋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蒋介石便一反前言，提出迁都南昌，反对迁都武汉的主张。

这时，陈果夫刚从上海秘密来到南昌，与其弟陈立夫一起，不离蒋介石的左右，他们与张群、张静江等右派抱成一团，积极为蒋介石反共出谋划策。他们极力赞成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并为其大造舆论。

为了帮助蒋介石扩充势力，二陈以各种办法，将一些拥护蒋介石的人拉进国民党内。如1927年2月，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陈布雷即为蒋介石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为蒋的派系斗争服务。随后，陈果夫又介绍潘公展加入国民党，并将潘与陈布雷派往上海，为迁都南昌、反对共产党制造舆论。当时，共产党员蒋先云也在陈立夫手下的秘书处工作，蒋先云是黄埔一期学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才，由于是共产党员，陈立夫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蒋先云也不肯让步，每天晚上，二人同睡一室，总是就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谁优谁劣进行争论。后来，陈立夫竟直接向蒋介石汇报，诬蒋先云偷窃文件，引起蒋介石注意。不久，蒋介石免掉蒋先云机要秘书的职务。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上海各界欢送孙先生赴南京就职。二陈兄弟还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及南昌在全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并为蒋介石描绘了一幅发动反革命政变、一统天下的“美好”前景。他们认为，南昌虽然地理位置较为中心，但经济并不发达，政治上也难以号召国人，将来发动政变应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而南昌只能是目前反对迁都武汉的一个筹码，迁都南昌也只是权宜之计。二陈描绘的蓝图果然吸引了蒋介石，他要二陈将注意力放在上海，为将来在上海发动政变作准备。有了蒋介石的旨意，二陈便加紧在上海进行政变的准备。他们代蒋密电上海，要陈布雷、潘公展、虞洽卿一起秘密到南昌见蒋，会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的有关党政军和涉外事宜的部署，计议策划反共清党。

有了这些秘密的准备，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帮助下，蒋介石违背中央决议，以阴谋手段截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其中包括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代理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等，并于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所谓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军事力量，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掌握在自己手中，造成在南昌发号施令，压制武汉的局面，进而发动政变，夺取革命的最高权力。

蒋介石的无理决定，受到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坚决抵制，他们一致要求“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同时，为了缓和南昌与武汉的矛盾，武汉方面于1月26日决定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三人去南昌，敦促在赣的中央委员来汉。何香凝等到南昌后，分别找各位中央委员做工作，要求他们为了北伐的最后胜利，能顾全大局，迅速去汉。在形势的压力下，滞留在南昌的委员们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迁都武汉，并表示克日赴汉。

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首先表示愿意尽快赴汉，他还主动做陈果夫的工作，他知道陈果夫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如果陈果夫的思想通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会发生重大影响。谭延闿认为，在武汉，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是“蒋先生看得太严重了”，武汉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希望陈果夫与他一起去武汉。

此时，陈果夫为专门对付共产党，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已于2月10日辞去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一职，改任国民党中央政治设计局筹备委员、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为完成反共大业，他时刻注视着武汉方面的情况，也很想到武汉去走走，观望一下武汉的形势，但他不敢自作主张，即向蒋介石请示，并提出了去武汉的理由。他认为要与武汉方面作对，一定要摸清对方的虚实，掌握对方的情况，而在南昌隔岸观火，是弄不清楚的，应该到武汉去看一看。蒋介石十分赞成陈果夫的看法，同意了他去武汉的请求，派他随谭延闿等一起赴汉。

临行前，蒋介石特地宴请谭延闿、陈果夫一行。席间，蒋气恨恨地说：“鲍罗廷简直是我们的统监，而非顾问了。今天武汉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真是令人痛心！”他要陈果夫转告武汉方面，他不能出席定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要求会议延期到3月12日召开，他霸道地说：“武汉方面能够延期，便说明武汉方面有诚意。”陈果夫明明知道蒋介石是无理取闹，却也跟着蒋介石攻击武汉方面排挤革命功勋，并表示一定把蒋的话转告武汉方面，压迫武汉方面将会议延期。

陈果夫一行从南昌先到九江，然后由九江坐轮船溯江而上。3月6日，谭延闿、陈果夫等抵达武汉，受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预备会议，讨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事宜。会上，陈果夫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汉参加会议的意见转告大会，并力主三中全会延期，等蒋到汉后再开会。他说，如蒋总司令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则会议的重要性会大大减弱。陈果夫的话还没说完，便在会上引起了激烈地争论，李烈钧、谭延闿等附和陈果夫的意见，认为应该延期到蒋介石来汉开会为止。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则表示坚决反对，不同意会议延期，他们认为，召开二届三中全会的日期，是中央早就定下的，不能因个别人不参加会议便更改日期，如再延期，是十分错误的。他们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陈果夫理屈辞穷，不能作答，十分尴尬。李烈钧、谭延闿还要坚持己见，因看到多数人反对，只能作罢。会议经过表决，一致通过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如期在武汉举行，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到汉参加会议。

陈果夫的无理要求没有达到，他又气又恨，却又无回天之力扭转局势。会议后，也没有多少人来理睬他，他独自一人在旅馆里发呆，一种孤立感笼罩在他的心头。3月10日下午2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会，他不好拒会，迫不得已，装出一副病态十足的样子参加了会议，会议中默不作声，然后，又向会议主席请了病假。3月15日，他听说全会决定取消由他主持的广州、广东、江西三处党部的选举，他原先所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便气不打一处来，再也顾不得有“病”在身，一反常态，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多次发言，申辩原办法不应推翻的种种理由，他说他的选举方案是经过常会决定的，全会不应否定。陈果夫的发言当即受到与会者的驳斥，一些国民党人士也不满陈果夫的专横，如彭泽民当即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行为，会议主席顾孟余也认为，常会决议案，全会完全可以否决。陈果夫还想申辩，但已经没有人来理会他了，他只好气急败坏地退出了会场。

陈果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回旅馆后，即向谭延闿写了一信，罗列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实”，告彭泽民贪污违法。第二天，谭延闿将陈果夫的信在大会上宣读，即在会场上引起了一片混乱。这样，一方面打击了彭泽民，另一方面也分散了会议的注意力。但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二届三中全会还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发扬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产生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取得了反对右派斗争的一次胜利。

陈果夫在二届三中全会上的表演，撕去了他原来所谓“中派”的假面具，将其真右派的面目暴露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也引起了武汉人民对他的不满。三中全会召开后，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高呼“驱逐陈果夫”的口号，一时群情激愤，口号声响彻大街小巷。此时的陈果夫，确实成了过街之鼠，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人丛中，可是没有人认识我。但从此行止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

不久，蒋介石派人秘密到汉口通知陈果夫，要他赶紧离汉返沪，以谋更大的反革命叛变。于是，陈果夫急忙收拾行装，于午夜2时，秘密登上一艘轮船，此时“钟打五更夜正浓”，陈果夫在茫茫的夜色中，匆匆逃离武汉，前往上海。

为蒋尽力

1927年3月19日，陈立夫随蒋介石到达安徽省安庆市，同行的还有杨虎，杨虎是安徽人。蒋介石的舰艇一到安庆，便有一些反共分子上船要求蒋对安徽的共产党下手，蒋介石先不说话，杨虎犹豫不决，陈立夫则极力主张打击安徽的共产党。他说：“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如有任何差错，一切由我协商负责。于是蒋介石派杨虎直接负责。

3月23日，蒋介石在出席安徽省党部的欢迎会并作完演讲离开后，杨虎便指挥国民党军队捣毁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农会筹备处，打死打伤10多人，造成安庆惨案。随后蒋介石等到南京、上海，并电陈果夫也来上海。

陈果夫到达上海的时候，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为了使反革命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于1927年3月28日在上海开会，会上，吴稚晖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谋叛国民党，“为危害本党及中国”，提出“应行纠察”。会议决定由吴稚晖拟其草案交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

陈果夫到上海后，与已随蒋介石到达上海的陈立夫一起，积极参加各种秘密活动，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为反革命政变进行最后的准备。

陈立夫到上海后不久，周恩来便来拜访。周恩来讲，现在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应该保护工人的利益，上海的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有组织的工人达60多万，工人也应该配合国民革命军。陈立夫满口答应，表示“应该”。于是，周恩来提出，国民革命军应该把宵禁的口令告诉工人组织，以免工人行动时，与国民革命军发生误会，引起冲突。但陈立夫坚决拒绝，因他知道，蒋介石已在暗中准备镇压工人运动，拿共产党开刀。所以，任周恩来反复要求，陈立夫就是不肯告诉。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口里说保护工人利益，实际上拿工人当异己，你真够厉害。”双方不欢而散。

4月2日下午，陈果夫、陈立夫随蒋介石神情诡谲地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他们到达的时候，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早已等候在那儿，见面后，互致简单的问候，蒋介石即宣布会议开始。

首先是蒋介石发言，他板着脸，煞有介事地说明清党反共，建都南京的原因。他说：北伐军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这里，蒋介石把他蓄谋已久的反共叛变活动说成是为共产党逼迫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完全是一副贼喊捉贼的流氓嘴脸。蒋介石的发言刚完，何应钦、吴稚晖等便鼓噪起来，他们从反共的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所谓“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以此渲染“反共清党”的气氛。

陈果夫身穿长衫，长衫上又罩着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伙计，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身着戎装的军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在会上发言很少，对其他人的讲话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边听边在内心深深思考，怎样协助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旨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政变，不但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而且在舆论上也必须先发制人，到时使共产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想到这里，陈果夫嘴角边露出一丝别人不能轻易发觉的冷笑。至于陈立夫，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主管秘书处的工作，但在吴稚晖等人的眼里，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娃娃，他还没有资格在会上高谈阔论。

会议在一片鼓噪声中，一致同意了蒋介石的意见，这样，“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最后决定下来。

这次会议只是确立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大政方针，陈果夫还嫌不够，他建议蒋介石再召开一次会议，以商讨政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使其“合法化”。于是，蒋介石于4月5日上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召开了秘密谈话会，陈果夫顾不得连日“辛劳”，再次参加会议，另外还有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会议开始，依旧是蒋介石讲话，他提出：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必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3月28日监察委员会开会的情况，说明正由吴稚晖在拟定呈文草案，蒋介石认为现在是非常时刻，拟定草案的速度要加快，而吴稚晖年老体衰，不能尽快完成，必须另派人协助，陈果夫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进来，于是会议决定，由陈果夫协助吴稚晖，尽快拿出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

会后，陈果夫便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与吴稚晖一起躲进密室，炮制反共呈文。根据蒋介石的授意，陈果夫与吴稚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终于制造出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该文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伪造了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将4月2日的秘密会议冒称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公推“根本没有出席的蔡元培为会议主席，把到会的中监委人数仅占全体中监委的1／4说成是2／3。该呈文诬称：“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鲍罗廷煽动而盘踞”，“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因此，“举凡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恣为颠倒”。呈文后还附有包括戴笠充当蒋介石的鹰犬达15年之久。15年里，戴笠为维护、巩固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亦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至蒋介石的心腹杀手。鲍罗廷、陈独秀、林祖涵、谭平山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蒋介石接到咨文后，喜不自胜，即发出布告，称：“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此时的蒋介石已是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只等时机一到，便向人民开刀。

陈果夫生怕蒋介石在反共决策时延误时间，他又与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集结一起，进行密谋，决定通电全国，以敦促蒋介石把握时机，尽快反共。4月9日，陈果夫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该电文颠倒黑白地举出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十一大罪状，认为这些“皆为武汉会议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之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并耸人听闻地提出：“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因此，要求国民党“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群起而一致反对共产党。陈果夫等的这个是非混淆的通电煽动性极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关键时刻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这个通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他们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要将共产党斩尽杀绝，首先就要知道谁是共产党，因共产党从来没有将其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要分清谁是纯粹的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是很困难的，蒋介石对此十分关心，要二陈想办法。

陈立夫脑袋一转，便想出一条诡计，他说：“惟一的办法便是打斗，因为一打起来，国民党的人和共产党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这个方法我们在安庆试过。”陈立夫还没说完，蒋介石便拍手叫好。于是，蒋介石命令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亲信，组织打手，主动袭击各地工会、农会、国民党党部，以此发现共产党，然后一举清除，于是，这些地方相继出现反共逆流，白色恐怖从这些地方向全国蔓延。

为了试探武汉政府对其政变的反应，陈果夫建议，先向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派驻上海的机构开刀。4月6日，蒋介石以总政治部人员“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手令白崇禧查封了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而武汉方面漠然视之，这就使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这时，上海局势十分混乱，早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便组成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于3月29日下令解散了这个革命政权，临时政府解散后，上海便成无政府状态。为了控制上海的局势，陈果夫再次向蒋介石献计，他认为，要将上海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尽快成立一个市政府，以取代被解散了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这不仅可以消除共产党对上海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反共清党”的进行。蒋介石听从了陈果夫的建议，于4月8日指派陈果夫、吴稚晖、白崇禧等人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陈果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获此要职后，陈果夫即春风得意地走马上任，在军方的支持下，临时政治委员会成为上海市最高权力机构，“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当地党务”。这就一举篡夺了上海人民的革命果实。蒋介石也就开始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了。4月12日，由蒋介石、陈果夫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向各地蔓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势力遭到严重摧残，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陈果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助纣为虐，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力，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一致反对。4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将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开除党籍。5月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惩办反动分子案》，决定开除陈果夫等7人的国民党党籍。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再加之后来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这些决议未能实现。而陈氏兄弟却在蒋家王朝中受到重用，一步一步爬上高位。

第四章　网罗人才，控制教育

赞成“清堂”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分共。在蒋、汪联合镇压共产党后，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离宁赴沪，14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在一番“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的冠冕堂皇言辞下黯然下野。

对蒋介石的下野，二陈虽感十分惋惜，却也无可奈何。8月14日，蒋介石要离沪到老家奉化溪口，陈果夫与张群亲自护送返浙。在溪口，陈果夫陪蒋介石登武岭，游剡溪，徜徉于高耸的危崖和潆洄的流水之间，赏隔溪之绿竹，观岭上之苍松，似乎其乐无穷。实际上，他们的心思，不在山水之间，他们在积极筹划，准备蒋介石的重新上台。

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北洋军阀孙传芳领残部偷袭京沪路龙潭一带，南京局势日渐紧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这时对南京方面采取不合作主义。当陈果夫陪蒋介石到奉化时，陈立夫退居上海。不久，陈果夫也来到上海。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吴倚沧病逝，电催陈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组织部部长职务。对此，陈果夫大耍滑头。他想，接受任命，对不起蒋介石，不接受任命，南京方面会任命其他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但却一直呆在上海，迟迟不赴南京上任，致使组织部长虽有名而无其实，部内工作处于混乱之中。

此时的陈果夫与陈立夫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拥蒋活动。他们上下串连，各方联系，逐渐聚集起一股强大的拥蒋势力。

还在北伐战争时期，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便与曾养甫、陈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国民党员于1926年11月在广东成立了一个组织——浙江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以地域为纽带，以拥蒋反共为目的，很快得到发展。后来，陈果夫随蒋介石到南昌后，便与江西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头目段锡朋搞到一起，并使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核心组织。为了使这股右派势力迅速控制整个国民党，陈果夫经与蒋介石密谋后，便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将这个秘密组织成员委派为一些尚没克复的省市党部负责人，使这些地区一克复，便由他们的势力控制起来。但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北伐一度停止下来，于是，这些拿着空头任命的人一时好梦难成，只好从广州、武汉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主子，此时蒋介石与二陈都自身难保，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但他们在同病相怜之中，也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职，必须蒋介石再起。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从这些散兵游勇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于是极力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拥蒋。这样，以二陈为中心，这股拥蒋的势力抱成了一团。

9月28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偕张群一道赴日本访问。还在下台之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陈果夫，让他控制各地党务干部。在访日前夕，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蒋介石希望陈立夫一起去日本，但陈立夫以身体健康欠佳，极需休息，且不懂日语为由没有应允，蒋介石也不强求，只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带动拥蒋势力大造声势，使南京陷于困境，并看准机会，实行反击。对此，二陈心领神会。在蒋介石出访日本后，他们更加紧了国内的拥蒋运动。

桂系白崇禧曾专门找到陈立夫，希望聘请陈担任他的顾问，陈立夫因蒋介石下台，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因此没答应白崇禧聘任，他想放弃一切政务，重去当矿业工程师。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蒋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因此，在机要科交接时，蒋介石的机密文件、密码及其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没有交出。然后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宁、汉、沪的合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代表终于坐在了一起，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寓所举行谈话会，经过三天讨论，决定在国民党三大前先成立特别委员会，“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后，正式在南京成立，决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之职权，改组国民政府”，“以前峙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使得党务大权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握，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委之一。军政大权则操于桂系之手。

青白团入团者需面向孙中山遗像宣誓，孰不知，他们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早已非孙三民主义之本意。时刻窥测南京动向的陈果夫与陈立夫见时机来到，便率滞留在上海的那帮拥蒋势力揭起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尽管陈果夫已被特别委员会推为农民部委员，但他表示决不就职，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拥蒋上台方面。为了使他们反对南京方面的行动形成一股有纲领的政治力量，二陈经过多次策划后，于11月初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缩写是CC（英文为Central Club），故该组织也简称为CC。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实际上是以拥蒋、反共、清党为主要职责。

二陈兄弟表面上搞得似乎很热闹，而实际上是一个架子。中央俱乐部开始成立时，就只有滞留上海的一些人，加上邻近上海的一些省区党部骨干，计不到40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后以字行，名郑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戴季陶和丁惟汾虽然被推为中央俱乐部领导人，但却很少参与其活动，其主要负责的实际上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二陈的领导下，其成员主要通过在一些刊物上写文章，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上台大造舆论，如陈果夫当时与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新生命杂志》，就是作为其宣传的阵地。

正当二陈兄弟为拥蒋上台多方奔走，大力鼓噪的时候，蒋介石也完成了在国外的活动，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1月10日回到上海。蒋介石对二陈的举动给予了赞扬，并要求他们把活动开展到南京去。于是，陈果夫专程来到南京。这时，南京方面已发生桂系与汪派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导致桂系出兵讨唐，并击败唐生智。11月22日，陈果夫运动一些国民党人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实际上，矛头直指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促开四中全会，拥护蒋总司令复职，打倒中央特别委员会及西山会议派”等议案。会后还举行了游行，结果遭到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健所指使的军队枪击，击毙4人，伤20多人，这次事件使中央特别委员会和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带领陈立夫等人，得意洋洋地回到南京“主持大计”。1月6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谭延闿、陈果夫、丁惟汾接收了中央特别委员会。7日，中央党部正式办公，特委会宣告取消。9日，蒋介石向全国通电，宣告复职，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对二陈兄弟在拥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蒋介石当然不会忘怀，他认为二陈是经过患难的忠臣，因而，对他们更加信任。此后，陈立夫继续留在身边参与机密事宜，陈果夫仍然回到组织部任副部长，并代行部长职权。

至于为拥蒋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中央俱乐部成员，也都一一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将他们分派到一些地方省市担任党部负责人，去取代汪派或西山会议派在各地的势力。于是这些人也就皆大欢喜地分赴各地上任。这样一来，中央俱乐部似乎烟消云散了。其实不然，二陈由于掌握了中央组织部的大权，更加紧了对这些人的控制，而这些人也体会到，只有服从二陈，他们的乌纱帽才能保住，而且还可以升官晋爵。因此，这股拥蒋反共势力更加紧密地抱成一团，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外，更主要的是开展反共活动。他们主持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迫害和摧残共产党人与各级组织，在政治上起了更加反动的作用。在二陈兄弟炙手可热的权势下，人们开始把CC解释为二陈（陈字英文译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的简称，CC系也就成为以二陈为首领的国民党内一大派系，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嫡系。

“将共产党遗留作风扫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即开始在上海、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在“清党”运动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

蒋介石崛起于军界，在党方可以说毫无基础，这也就造成二陈兄弟在国民党中地位迅速上升。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陈果夫分别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具体负责主持“清党”活动，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

4月底，蒋介石在第一期“清党”的基础上又开始第二期“清党”，他认为，第一期“清党”虽“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之逆谋，摒除共产党徒于党外”，但并没有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各地仍有该党余孽暗中活动，或仍匿居旧时共产党机关，藉口已经改组，巧自粉饰，或插入新兴团体，从中捣乱”，因此，还必须继续清党。

对于“清党”运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极力赞成，他们认为，光从中央机关清除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国民党各基层组织中，清除隐藏的共产党，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陈果夫此时已不在组织部任职，其代理组织部长一职由他推荐右派人物吴倚沧担任，组织部的大权仍然由他所控制。7月，蒋介石指令成立全国“清党委员会”，陈果夫、陈立夫都没有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但他仍极力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清党委员会”，在7名“清党”委员中，就有曾养甫、段锡朋、吴倚沧、郑异、肖佛成等5人是他们所信用的人，对他们是惟马首是瞻，所以，二陈兄弟实际上是“清党”运动的主持者。

国民党政界，尔虞我诈，相互残杀，蒋介石却似一僧人般坐看风云起。“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在二陈指挥下进行工作，陈果夫事事过问，事事插手，整个“清党”的程序，由他一手安排，以至蒋介石下野后，陈果夫依然能暗中操纵各地的“清党”运动。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他接受陈果夫的建议，其首要任务仍然是继续“清党”，“乃欲移其势力之重心于党部”，基于此目的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就是要使“清党”的理论、组织、方法、程序更加完备，更加系统，更加严密。

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多次发言，陈述自己对“清党”的主张，他强调，要使“清党”运动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以前虽然也整理过党务，但收效不大，这次应该彻底整理，为此，他与蒋介石、丁惟汾一起拟定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交会议讨论。他还强调，要为“清党”制定法律条文，基于此，他还与蔡元培等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陈果夫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对“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为什么要继续“清党”呢？陈果夫等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就淹没”，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持理论均沿用过去国共合作时的一套，“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继续“清党”就是要清除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

如何“清党”，整理党务呢？陈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体的布置。

第一，关于基本理论。陈果夫等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要彻底清除，“一反其义”。他们提出国民党要树立自己的理论，即树立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三民主义”，为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

第二，关于组织。陈果夫等主张：“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省党部以下一切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得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

第三，关于整理党务的方法。陈果夫等提出：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党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这些“清党”的方案提出后，陈果夫不遗余力，在会议的各种场合反复解释、说明，使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他们的提案。会议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除撤销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共产党的谭平山等人的国民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职务，选举蒋介石等36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由于在全会上的出色表现，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会议闭幕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组织进行整理，他们发誓要“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整理的第一步便是向各地派出党务指导员。他们找来张道藩、余井塘等人进行密谋，决定从反共人物中选拔党务指导员。为此，他们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共的人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然后，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他们熟悉环境，并从中观察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按二陈的要求，“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忠于领袖的真诚才行”，简言之，只要具备反对共产党，忠于蒋介石这两条就行了。

此时的陈立夫与戴笠似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但二人却在明争暗斗着。图为：戴笠经过两个月的悉心考查后，二陈便从这批人选中挑出一些思想反共而又忠于他们的国民党人，委派为党务指导员，将他们派往各地去执行“清党”任务。二陈对此十分重视，在这些党务指导员出发之前，都亲自召见，反复交待。他们要求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再进行认真考核，选择一批坚定的反共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所有各地的党务整理和“清党”运动，统统由党务指导员负责进行。

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秉承二陈的旨意，迅速开展工作，对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党部，换上二陈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地主掌党权的基本上是二陈的亲信。如天津市，陈果夫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作为党务指导员到达后，即将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都被塞进市党部，市党部下的各基层组织也换上了他们的人。还有，如“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佘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与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宣、郭育恺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市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这样，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已被二陈兄弟所掌握。

整理党务的第二步，便是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这一次比1926年陈果夫接收组织部时所进行的登记更加广泛、更加严格。根据二陈的命令：“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并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听候审查。

在各地党务指导员的部署下，所有国民党员一律填交审查表。审查表中，有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根据二陈的指令，在此栏目中，要求回答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以此来测验填表者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对这些党员开展调查，进行评审，凡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皆由军警和行政机关配合，进行审查、缉拿或清除。这是对共产党和其他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

陈果夫、陈立夫对于派员到各地主持“清党”工作，总是不那么放心，生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此，兄弟俩常常不辞劳苦，亲临各地去巡视，指导当地的“清党”运动。特别是对华北、东北地区，陈果夫最不放心，他考虑到这些地方原是张作霖的领地，国民党势力不强，现在刚刚平定，恐怕共产党乘机插入其中进行活动，因此，他把北方地区作为开展党务的重点。1929年夏天，陈果夫亲自到了北平。

一些新闻记者知道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新权贵，蒋介石的亲信人物，这次来北平一定有重大任务，便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的旅馆，想进行采访。陈果夫知道，他所主持的“清党”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他此行的任务是秘密的，他本身的工作更是特务性质的，因此，尽管记者多次提出采访要求，他都一概回绝，拒不接见。一天，陈果夫出席张学良举行的宴会，他兴致冲冲，十分潇洒地步入餐厅，刚进大门，便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一群新闻记者包围起来，陈果夫再也逃脱不了，他看看表，离入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心里十分着急，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陈果夫满脸堆笑，先入为主地询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报纸发行的情况，编辑工作的情况，甚至问到了广告业务等等，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入席的时间，陈果夫即站起来，收敛笑容，冷冰冰地说道：“对不起，我要入席了。”说完，便把一群记者丢下，径自走了。事后，陈果夫得意了好几天，他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了。”实际上，这正说明陈果夫做贼心虚，他的所谓“清党”运动，整理党务，说穿了，就是残害共产党，残害人民的代名词。

正是二陈所主持的这种反革命“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又有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例如，在广州‘四一五’和以后，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孙炳文、安体诚等。过了几年，还把韩麟符在天津捕杀。又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在其他各省市，持续一二年之久，还在多方进行迫害，必至置诸监狱而后已，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至数以万计”。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被野蛮地破坏。同时，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完全改变了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民党的性质，国民党日益被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陈果夫、陈立夫逐步控制了国民党，他们的势力也日益膨胀起来。

博得老蒋的高度信任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实施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必须控制国民党，因此，他对国民党的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十分关心，表示：“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当努力于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

陈果夫、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根据“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陈果夫认为，要实行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一方面要以武力剪除国内一切异党，特别是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反共宣传，以开化全国民心。而这两方面的进行，都需培养大批反共“人才”。陈果夫看到，共产党中有很多人才，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成为国民党各级组织中的骨干，“清党”后，共产党人被除掉，各级组织也瘫痪了，另外，国民党中一些人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移，态度暧昧，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这样，国民党中人才匮乏的问题便十分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反共的任务，要推行一党专制的政治，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为此，陈果夫专门请来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共同磋商培养党国“人才”大计，戴、丁二人对陈果夫的想法深表同意，但一时拿不出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陈果夫便提出，将以前党政训练所恢复，并扩大其规模，以此为基础，创办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主要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一出，即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便对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办法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形成意见后，拟成详细的书面建议，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看了书面建议后十分高兴，他当面夸奖陈果夫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并即指令有关当局尽快付诸实践。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决议，正式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党务学校的重视，亲自担任校长，并任命戴季陶为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事务诸多，戴季陶和丁惟汾也各有自己的具体工作，都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中央党务学校的一切大权由陈果夫一人总揽。

陈果夫比当年办党政训练所时的兴致更高，他拿着蒋介石的上方宝剑，到国民党各部门要钱要人，十分顺利，他亲自选定校址，大兴土木，盖起了十分讲究的房舍。他各方罗致，聘请了一些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充任学校师资。他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考者中，经过严格口试笔试，录取了340名学生。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后，中央党务学校正式开张了。

蒋介石与中央研究院的成员在元旦前夕合影留念。针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威信扫地的情况，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凝聚力和对蒋介石的忠顺精神，他亲自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意思是要求学生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

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他们所希望的党国人才，陈果夫为中央党务学校确立了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的教学内容。所谓政治训练，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主要是以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教育学生，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同时，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智能，以利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所谓军事训练即将学生的学习、生活均纳入军事管理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的训练。陈果夫将全校的学生编为三个区队，每区队再编为三个分队，分别选派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区队长和区分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平时，除训练学生集合、队列、出操、瞄准、投弹、械斗等基本功外，特别注重培养“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经过陈果夫近一年的苦心培育，到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学生340人中，除60多人因反共立场不坚定，对蒋介石忠诚不够，或身体、家庭状况不佳等原因不能毕业外，274名学生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工作。陈果夫对这一期毕业生十分重视，学生毕业时，他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殷殷期望这批学生到各地后努力工作，为反共大业尽忠效力。对一些重点学生，他又是拍照留影，又是亲自召见，可谓用心之良苦。他还挖空心思，为毕业学生纪念册写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感慨万端，合盘道出了他办中央党务学校的初衷：“当斯时也，北伐之功未竞，党务之纠纷以起，在湘、鄂、赣则有共产党之扰乱，为本党心腹之大患；有长江下游诸省，则因党务干部人才之缺乏，使党务不能随军事势力进展，而空虚散漫之象以生。本党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机；非巩固党基，亦无以达革命成功之目的，于是中央有设立本校之决议，盖深信党务较军事尤为重要——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在陈果夫看来，在蒋介石已完全控制军事力量后，党务比军事更为重要，而办好党务，就要有一大批国民党党务人才，这批党务人才既要信仰“三民主义”、忠于蒋介石，又要有组织能力和其他方面广博的知识，由他们充任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就可以振兴国民党。

这一期学生果然也不负陈果夫所望，他们到各地后，为充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为各地的“清党”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蒋介石也更加信任陈果夫，更加重视中央党务学校，从各方面给予中央党务学校更多的支持。

1929年6月，蒋介石以为天下大定，为适应他国家政治进入训政时期的需要，他要求陈果夫的党务学校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蒋介石旨意一下，陈果夫立即行动起来，他再三考虑后，提议中央党务学校为名正言顺，应该更名，这一提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将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任务为培养党务人才和训政人才。为了表示对政治学校的重视，蒋介石继续担任学校校长，并任命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还增设了校务委员会，陈果夫为校务委员之一，后来干脆取代丁惟汾担任了教育长，实际上，中央政治学校仍然是陈果夫统治的独立王国。

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其弟陈立夫也拉人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二陈联手办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对中央政治学校大权在握，在国民党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气扬，可在蒋介石面前却不敢功高震主，他们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驯贤良，而且时时都在揣摩蒋介石的心思，以便确定自己的行动来讨蒋介石的欢心。他们深知蒋介石办中央政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蒋氏势力和反共人才，因此，他们一切惟蒋介石命令是从，而且经常把蒋介石请到学校来，对学生发表演讲，给予指示。蒋介石则从不推辞，每逢学校重大集会如校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时刻，他都必来学校，或者对学生训话，或者对教职工指示，每次总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蒋介石强调：“政治的现状不好，力量不够，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为造成党的政治人才而设。”他要求中央政治学校“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像黄埔一样的学校，训练出一批干部人才……”一般人听了味同嚼蜡，而二陈却奉为圣旨，并严格加以执行。

二陈除了请蒋介石来校作指示外，他们还经常去晋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中央政校的工作，请求指示，蒋介石也多次向二陈面谕，或者写信给二陈，指示政校工作。1932年，蒋介石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写信，规定“中央军校与中央政校，为本党教育干部之基本工作，课程虽有不同，而精神则无二致”，因此，他要求“……二校切实联络，打成一片，而二校间之学生精神与情感，更须团结无间，是二校教职员之责任，尤为重大”。

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还是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示也好，二陈兄弟都惟命是从，坚决照办。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从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俨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

在二陈的直接干预下，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所没有或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等，科系中还设置行政系、外交系等。学校对师生的管理十分严格，采取层层控制的办法。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等，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即集中于陈果夫一人之手。

作为幕僚，无论怎样迎合，终不过是他人手中的一颗棋子。正是在这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地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理，一切言论行动都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略有微辞，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之学校，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情，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效，只好怏怏而退。

另外，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校方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既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一些学生往往稍有不慎，就会糊里糊涂地受到学校“军训总队部”的惩罚。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觉，一名学生在宿舍里难得入睡，便出来走走，他信步进入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便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结果被校方发现，将这个学生叫到军训总队部，予以严厉斥责，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反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仅在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该部负责人发生争论，结果，陈果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

陈果夫、陈立夫还深恐学生不能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外，还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训话，并将学生找到家中或办公室里，进行个别训示、引导，以笼络学生。当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时，陈果夫正发胃病，但他还是忍着疼痛向学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学校十分重视，说什么：“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高等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这里，陈果夫所说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即是说明中央政治学校要将学生培养成实施蒋介石新专制主义的骨干“人才”。

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惨淡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届届毕业，走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各级行政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同时，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开始，他们以控制各级党部为重点，后来，在把持党务的同时，也向政府渗透。1932年，二陈曾向他们的亲信训示：“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因为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以保荐县长，又可以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于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于是，他们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厅，然后将120多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派往那里，以佐治员的身份参加各县县政工作，实际上控制了浙江所有县的党政大权。在其他一些省，他们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达到了控制这些省党政大权的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便成为二陈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当时社会上就普遍的说，“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如果说，当年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控制了国民党军队，那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则通过办中央政治学校而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越来越大。

CC势力已过于庞大，蒋介石忧心忡忡，恐其势力的发展危及自身的安危，终要费尽心机，铲除祸源。

看好三全大会

根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于1929年初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这一次大会特别重视。因为蒋介石虽然通过二中全会复出，取得了党政军大权，但并没有在国民党统治上确立其政治领袖的地位。蒋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打击反蒋派系，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因此整个会议的筹备活动都在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而具体担任筹备工作的则是陈果夫。蒋要求陈果夫结合各地整理党务、实行“清党”的情况，筹备好三全大会。

二陈兄弟对三全大会都抱有很大希望，但陈立夫认为自己太年轻，要在国民党中央获取权力还为时尚早，心情要坦然些。而陈果夫则不同，还在二全大会时，就靠蒋介石的全力提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现在考虑的是，在三全大会上怎样巩固已有地位，并得到进一步跃升。因此，陈果夫对蒋交给自己的筹备三全大会的任务，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艰巨，他必须抓住这一契机，通过三全大会的召开，既确立蒋介石的党统地位，又确立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特殊优势。

但要真正按蒋、陈的意愿开好三全大会，并非易事。陈果夫首先分析了国民党内各派势力此消彼长的大势，认为胡汉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蒋介石这四大柱头中，西山会议派经二届四中全会的打击，已是锐气尽伤，已无与蒋争锋的能力；胡汉民虽在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声望，深厚的革命资历，很强的理论水平，但自廖案后，长期远离政治中枢，势力已大不如前，尚不能对蒋构成威胁；只有汪精卫，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而其资历、才干、声誉也非蒋所能比，特别是手下聚集着一批中央高层干部，如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郭春涛、白云梯等，形成人多势众、阵容强大的局面，不可小觑，这是三全大会上能够对蒋构成威胁的最大一支力量。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势力混战，最终归蒋。图为（左起）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根据以上分析，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联合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孙科太子派等，组成一个联合的但以蒋为主体的政治中枢的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排斥汪精卫派。在将汪派人物挤出中央后，再对联合体中的各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逐步形成蒋陈对国民党的完全控制。对陈果夫的这个方案，蒋介石正在酝酿时，便遭到了党内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对，丁惟汾系在国民党中央并没多大力量，但在基层党部却有相当实力，他们本来就想借三全大会大举进军中央，占据中央高位，而陈果夫的方案断了他们的路，丁派当然要群起反对了。

丁派的反对反而引起了陈果夫的警惕，因为按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层党部选举产生，而各基层党部虽经“清党”，大部分还为丁派掌握，如果基层党部操纵选举，那么大量丁派人物会成为代表拥进三全大会，更不堪设想的是丁派与汪派联手，蒋陈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如何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认为，扬汤止沸，沸乃不止，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于是，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党代表不依党章选举，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办法。

陈果夫的办法虽很荒谬，但却合蒋介石的口味，专断的蒋介石认为，不这么做，其在三全大会上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蒋欣然同意，并由他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提出报告。由于报告提出很突然，中常会委员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竞获得了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办法，即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采取圈定与指派相结合。所谓圈定，即国民党地方党部按规定代表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即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这完全是独裁与专断，一方面违反和践踏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章程，粗暴剥夺和侵犯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了希望。因此，当中常会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即受到国民党各基层党部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汪派与丁派，反对最强烈。因为他们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资历、政治声望、活动能力等方面，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届四中全会时，受到蒋派的排挤，正希望通过三全大会东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选举办法，他们恐怕连当个代表都很难，何谈在党内再度崛起呢？

以陈公博、唐生智为代表，策动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蒋派，率先掀起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1928年11月1日，在陈公博插手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下面党部和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新的选举法，并作出了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当天，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派丘河清等9名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结果，为陈果夫阻挡于大门之外。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并推谷正纲、吴健列席中常会，结果，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吴痛骂一顿，才平息此次抗议。与此同时，浙江、安徽、上海等国民党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圈定办法。有些地方还指名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3人驱逐出中央。

就是蒋介石的一些亲信，也对此种办法不满，认为其有利于陈果夫培植党羽亲信，如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策划发表文章，指责陈果夫。一时，陈果夫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果夫并不慌张，对蒋介石亲信的责难，他请出蒋介石，将贺衷寒、邓文仪劈头盖脑地骂了一通，这些人再也不敢随意动弹了。对反蒋派，陈果夫则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一方面，通过蒋介石等将三全大会延期三天召开；另一方面，对选举办法稍作修改，即结束登记，建立党部的可以由自己选举。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仅一个省（即广东省）三个市（即南京、广州、上海）有资格选举代表，而指派与圈定的代表仍占80％以上。但如此一来，确实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对情绪。

汪派人物仍不服输，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14名汪派的中央执监委联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圈定指派法，反对按此种办法选举代表召开的三全大会。该宣言一发表，各地汪派群起响应。

3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南京市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汪派与丁派人物准备在会上掀起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二陈预先得到情报，便调动特务军警，准备镇压。3月14日，大会开始，大会主席谷正纲在开幕词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陈果夫、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等人当即群起闹事，陈立夫布置在会场外的打手乘机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将谷正纲等人打伤，随后，二陈调集的军警包围会场，将谷正纲等汪派人物逮捕。这样，汪派反对三会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被镇压，为三全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始终控制在蒋陈手中，并按陈果夫所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新的三届中央领导机构。所谓打击一批，即打击汪派与丁派人物；所谓拉拢一批，即拉拢西山会议派；所谓提拔一批，即提拔陈果夫的亲信人物。在三全大会上，陈果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弟弟陈立夫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兄弟俩双双问鼎中央。这一年，陈立夫才29岁。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明心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遗孀，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一己之利，总会今日合作，明日相争。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反共舆论。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反共宣传。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反共而大造舆论了。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陈立夫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他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严密的控制学潮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人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在陈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的党务工作。对这批学生，陈果夫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

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

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图为：陈立夫与蔡孟坚夫妇。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准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周恩来总理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合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长的宝座。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195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它的成立实际是在为蒋经国培植所需势力。图为：三青团成立时成员的合影。

第五章　为蒋尽忠效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年轻的主任

1927年底为拥蒋上台而成立的中央俱乐部早已云散烟消，不复存在，但以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所组成的CC派，却日渐发展，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陈果夫、陈立夫则是这一派系的首领和灵魂。

关于CC派的政治立场，台湾学者袁宗蔚将其概括为以下6条：

一、以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的组织；

二、他们视蒋介石为革命、党与政府的最高领袖，蒋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容丝毫怀疑；

三、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之外的其他主张，除国民党外，他们排斥任何其他政党存在的意义；

四、他们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支持国家独立；

五、他们主张中央集权；

六、他们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教条。

这位学者的立论基本公允，但并不准确，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假三民主义，所谓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并不是反对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但不管怎样否认，怎样反诬，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后来国民党败走台湾，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只是挂着部长职务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实质上，部务大权仍然是由陈果夫一人独揽。

陈果夫在主持全国“清党”运动、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首先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且办事效率低，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于是，便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废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陈果夫借精减之由，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为了加强陈家势力，陈果夫特地将其弟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二陈兄弟俩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调查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的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资料如党员成分、经历、动态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而陈果夫的调查科则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郭沫若，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但他知道，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还必须打击国内其他各党派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成败利顿，关系党国存亡”，尽管他的景况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所以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即将此时正担任他的机要科长的陈立夫放派到中央组织部，主持他交给的特务工作。

28岁的陈立夫年少得志，满面春风地出任调查科的首届主任，他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长要他来组织部的用心，决心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第二，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第三，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在调查科的机构建置上，陈立夫比较谨慎，刚开始，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还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便利用其特殊身份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

采访股干事为杨剑虹。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反共中被陈立夫所赏识。此后，陈立夫与杨剑虹来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总是由杨陪着吃喝玩乐，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陈立夫的欢心，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整理股总干事由吴大钧担任。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为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甚笃。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委以重任。

在机构设立、各负责人确定后，陈立夫雄心勃勃，准备开展工作。他要从各方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活动情况，并对其实施破坏，他要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把特务网撒向各地。但他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总觉捉襟见肘，力量单薄。为此，他与其兄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于是，二陈兄弟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他们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了解，以坚决反共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字、郭良牧、陈玉科。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实行特殊训练。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因此，陈立夫要求他们首先“实习”。“实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了解情况，熟悉环境。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加科内工作，逐步熟悉科内工作环境。第二阶段，参与调查，熟悉工作。大约10天以后，陈立夫便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为特务工作。调查完毕回南京后，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第三阶段，再次参与调查，审查考核、分配工作。一个月后，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工作报告后进一步审查考核，最后确定优劣。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将这10名毕业生分配到科内具体工作部门。陈立夫十分欣赏自己这套用人办法，认为不但对这些人的工作能力进行了考查，而且还培养了他们对自己的忠心。

这10名毕业生充实调查科后，陈立夫还嫌人员太少，为了进一步扩大特务势力，也为了提高调查科的特务专业水平，经与陈果夫商量，获蒋介石批准，1930年又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这批人来后，陈立夫怕引人注目，干脆使之处于秘密状态，既不将他们算在正式编制内，也不让他们在中央党部内办公。陈立夫亲自在南京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旁选择了一栋半中半西的两层楼房，将这20名经过特工训练的特殊人员安排在此办公。平时，陈立夫不让其他的人到这里来，只有他自己时而光顾，偶尔也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人物到此视察。这座楼房的大门总是关着的，黑色的窗帘也不太开启，门外赫然挂着的却是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这更增添了这座楼房的神秘性和恐怖性。

人员增加后，陈立夫又将调查科内的机构增多，在原来采访、整理两个股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特务组、言文组，文书组等，还向一些重要地区派遣了特派员，如上海特派员为杨登瀛、武汉特派员为蔡孟坚、开封特派员为黄凯。其中，特务组最为重要，是调查科的核心组织，其成员都是经过二陈兄弟精心挑选的极善玩弄阴谋、极端冷酷无情、极端反共的顽固分子。特务组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调查科完成特务化过程，而陈立夫则是这一转化过程的直接导演。

为了加强对特务们的思想控制，让其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陈立夫经常召集特务训话，大讲特务工作的所谓重要性，说什么调查科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宣扬特务活动是保卫党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领袖的安全并与党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只有优秀的党员才能从事这一光荣的工作等。正是在二陈的悉心培育下，调查科的特务被豢养成一帮阴险、狡猾、残忍、冷酷的极端恐怖分子。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共。1928年12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电召陈立夫参加。陈立夫即匆匆赶往庐山，在会上，陈立夫积极为蒋出谋划策，最后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方略，决定对这一地区实施军事“围剿”。同时，陈立夫自告奋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率领他的特务配合军事行动，加紧进行反共活动。蒋介石当即表示赞许，并命令他抓紧进行。陈立夫接受使命回南京后，即开始了一场旨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破坏的反共活动。

陈果夫与陈立夫分头指挥调查科的特务，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检举、密报、跟踪、绑架、逮捕、屠杀，这一时期，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调查科在从事这些罪恶活动时，常常是直接指挥警宪机关协助进行。当时，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曾任过陈果夫的保镖，他能独当一面，负责首都警察厅的工作，也是由于陈果夫的提携，因此，对二陈兄弟是百依百顺。这样，调查科便与警察厅紧密结合在一起。调查科发现情况后，总是利用警察厅的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深夜闯入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当场施行逮捕。

调查科除了与警察厅配合工作外，还常与宪兵司令部一起行动。蒋介石多次指示调查科要和宪兵司令部密切协作，而陈立夫与宪兵陈立夫不仅控制着一党的政权，而且还控制着文化领域。司令谷正伦的关系更是超出一般。陈立夫被称为特务魁首，谷正伦被誉为宪兵之父，陈立夫主张特务工作要依靠宪兵，谷正伦则强调“宪兵常务、特务一元化”，所以谷、陈气味相投，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陈立夫应邀到南京宪兵学校对特务教育班第二期学员讲《唯生论》，他在台上高谈阔论，而谷正伦则在台下“洗耳恭听”，陈立夫一讲就是两个小时，谷正伦也立正“恭听”了两小时。这种恭顺态度使陈立夫深受感动，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后来，陈立夫还派其亲信徐恩曾为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部的顾问，这样一来，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可以不分彼此，宪兵、特务实际上是一家人了。所以，调查科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抓人，抓来的人大都送往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而宪兵司令部对这些随意抓来的人往往不加审理，则以“反革命”论处，这种滥杀无辜的特务行径，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陈立夫主持调查科的时间不长，便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兼国民复兴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对调查科这块肥缺是不肯轻易放下的，必欲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在他离任时，便与其兄陈果夫商量，提拔他的亲信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早在天津读南开中学时，便与就读于北洋大学的陈立夫相识。1919年赴欧，考入英国克来佛穆学院，后又考入伦敦大学斯来德艺术学院学美术，并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毕业后又赴法入巴黎艺术学院深造。1926年6月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秘书，此时，与陈果夫、陈立夫搞到一起。由于他机警善辩，顽固反共，深得二陈信任，成为CC派中的核心骨干，所以陈立夫卸职后便由他主持调查科。

张道藩担任调查科长的时间也不长，很快便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兼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于是，二陈又安排其亲信吴大钧继任其职。吴大钧主持调查科一段时间后，二陈觉得不够满意，1929年8月，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便将吴大钧调出，担任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然后再调另一亲信叶秀峰担任调查科长。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同赴美国留学，二人称兄道弟，私交极深。陈立夫让他主持调查科，是想让他当傀儡，但不久，陈立夫便发觉叶秀峰并不能俯首帖耳听他的话，不几个月便将他撤下，干脆派他的表弟徐恩曾取代其职务，出任调查科第五任科长。

徐恩曾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他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后人交通大学电机系，并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回国后即参加CC特务集团，所以深得二陈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对于二陈来说，是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所以，陈立夫将调查科长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定徐恩曾，放心地将科长大权交他掌管。实际上，张道藩也好、吴大钧也好、叶秀峰也好、徐恩曾也好，二陈只是要他们当走狗，执行他们的命令，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整个CC特务集团的大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手中。

由于二陈为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所表现的忠心耿耿及卓有成效，所以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赞赏。1931年12月，蒋介石提拔陈立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再次提升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其兄陈果夫则于1933年11月被蒋介石派往中国最重要的省——江苏省，出任省政府主席。从上海四一二政变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国民党各级组织、人事大权及党务、经费的管理权与支配权，多半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二人轮番执掌，其他人极少问津。

为了维护中医的地位，陈立夫可谓不辞辛劳。王世杰的一句中医不科学，立即引来了众人的批判。

省政府主席

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配合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活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认为它是破坏革命、保卫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所谓“安内”，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认为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将在“安内”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因此，蒋介石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当面表扬了二陈，并表示对调查科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调查科有一个大的发展。他告诉二陈，他准备对江西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调查科一定要紧密配合，要尽快扩大组织。他表示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随后，蒋介石即指示军需署拨给二陈特务费10万元，以供其扩大组织的需要。

蒋介石的表扬和支持使二陈深受鼓舞，兄弟俩受谕回来后，便诚惶诚恐地开始进行扩大组织的各种准备工作。经过多次密商后，他们决定，以原来从中央军校挑选来的那20名特工人员为基础，再扩大人员编制，成立特务工作总部（简称特工总部），由他们的亲信徐恩曾为主任，具体负责。

特工总部是以二陈为首的CC派特务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始至终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不属于国民党的任何党政部门，在国民党的各种组织条例中也没有这个名称。它对外活动从不用“总部”的名义，而是用的化名或代号，如一度以“华统”，“鲁黎”作为其代号。

特工总部的大本营不是设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而是另立门户，由二陈精心选择，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坐落在“烟笼寒水月笼纱”的秦淮河畔，堂宇深邃，园林秀丽，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朝时期为江宁布政使衙署，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巡视时，亲笔题“瞻园”二字。太平天国时，该园曾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后，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现在，则为国民党特务所盘踞。

由于特工总部是秘密的，所以，偌大的花园门口，从不挂机关招牌，朱漆大门总是紧闭。里面有七八个彪形大汉隐蔽于大门旁的两间侧屋内，外人不经通报许可，是不能自由进入的，经通报许可后，也只能从侧门进入。大门一般不开，只是在遇有重要人物，如二陈兄弟或国民党高级领导乘小车进出时，警卫才将大门启开，待车过后，又将大门紧闭。平时，不仅无人光临此园，就是园周围也很少有人滞留，园内园外静得出奇，整座花园犹如一座阴森可怖的阎罗地府。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干预下，设置了一整套严密的机构，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特工总部内各机构以二陈为中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一个统一的张群，国民党统治的极力维护者。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极力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整体。总部下所设专职机构主要有：

1.书记室。为特工总部的核心部门，主要工作为插手各地方的组织人事安排；侦查、破坏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组织；指导逮捕、关押以及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捕人员进行“审理说服”即劝降诱叛工作。该室地位高于其他各科室，处于二陈的直接控制之下。二陈安排CC派骨干濮孟九任书记，王思诚任副书记。书记室下设4个组，即指导组，组长田昆生；行动组，组长马啸天；审理组，组长吴若萍（又名李树华）；组织组。以上4组分管各专门事务。

2.总督察。是二陈为了严密控制下属而设置，是特工总部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其职责为监督考核特工人员对二陈是否“忠实”，对特务工作是否“卖力”，有无“非法活动”，如发觉其成员有“不忠”的言行，可以随时进行各种处罚，轻则被训斥、关禁闭，重则被关押，直至处死。督察人员分布在特工总部内各机构，每一机构中有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总督察直接对二陈和徐恩曾负责，一般人员甚至高级人员对于总督察的活动也无法了解。二陈赋予这一部门掌握有对特务的生杀大权，当时被称为“特务中的特务”。先后担任总督察的有二陈亲信刘不同、王杰夫等人。

3.设计委员会。是徐恩曾直接领导的一个咨询单位，主要职责是对特工总部中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参与设计，向总部或直接向二陈提出意见或建议。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陈果夫安插其浙江同乡张冲担任。张冲，字淮南，20世纪20年代初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后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肄业，并在这一时期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此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张冲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东北易帜后回南京，由于他才华出众，又能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还是浙江人，因而受到陈果夫的重用，调人组织部调查科，与陈果夫相处甚密。特工总部成立后，陈果夫便让他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但由于张冲不满徐恩曾的工作作风，矛盾逐渐加深，张冲便不予合作，对设计委员会中事务，概不过问，仅只挂名而已。

4.情报科。主要职责为刺探、搜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二陈对情报科十分重视，他们要求该科将所得的情报逐日编成《每日情报》，分送他们过目，如认为特别重要的，必须用规定的格式纸张抄出，由他们审阅后，再报蒋介石核阅。情报科科长由陈果夫指定其心腹刘桂担任，副科长由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张国栋担任。情报科内分设指导、编审、译电三个股，分别由CC派死硬分子王广来、杜品山、薛敦平担任。另外，科下还辖有三个情报站，分别设在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北平站站长是后大椿、天津站站长是张庆恩、上海站站长是邓达谧，各情报站都配有电台，与南京总台直接联系。

一个以笔为枪的战斗者，用自己的思想与反动政府做着搏斗。图左为鲁迅。5.训练科。其职责为对特工总部及所属特务室人员施行训练，以强化其反动思想，提高特务伎俩。另外，还负责编辑《动力》、《群力》两种小型内部刊物及其他书刊。训练科成立后，遵照二陈的指令，举办过多次训练班。陈立夫特别注重对特务的训练培养，他在谈到培训特务时说：“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自己的兵。我们要孙猴子，找了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因此，每次训练班期间，不是陈果夫，就是陈立夫，他们再忙，也要亲临向学员训话。训话时，总是反复强调特务们对蒋介石要忠心耿耿，他们提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肓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他们还散布，一切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领袖的脑壳去做，你可以万无一失。特别是陈立夫，他十分善于捕捉特务们的心理，平时，他对特务们总是温文尔雅，十分客气，训话时也总是像谈家常，娓娓道来，不是对他们表示关心，就是为他们撑腰打气，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地方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我陈立夫包下来！”这些话对一些没有经验的新特务能够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二陈就是这样通过训练、训话等方式，提高特务的思想素质，培养特务对他们的忠顺精神。训练科科长为CC派骨干王云亭，副科长为薛秋泉。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6.总务科。其职责为主管会计、事务、文书，保管武器弹药等。科长初由周伯良担任，周于1936年病死后，改由徐恩曾的上海交大同学章祖模继任，副科长由仝道云担任，计有工作人员10多人。

7.电讯总台。其职责是与所属机构及临时派出活动的小组联系通报。其联络工具为电讯总台，总台下辖五六个分台，分别与各地联系通报，电台所发出去的电码不同于一般电报局所使用的电码。总台长由徐恩曾在上海交大时的同学范本中担任，分台长由袁更、陈玉堂，吴世昌、王正鸿等担任。

除此外，特工总部还在各省市建立了下属机构，上海、南京等特别市称为“区”，省、市及铁路干线则称为“特务室”。省特务室设室主任1人、秘书1人，下设总务、情报、组织、行动等4个科，较小的室只设3个科，各设科长1人，其编制人员无定额。

特工总部建立后，在二陈指挥下，与国民党宪兵、警察结成一伙，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广大革命人民进行调查、监视、跟踪，必要时实施逮捕和杀害，而尤以上海地区为最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因此，特工总部的活动中心也放在上海。平时，在上海只设特务室，1931年，陈果夫和陈立夫在召见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极力扩大自己的范围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

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份，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在权力的争夺中，总是有人笑看风云，有人一蹶不振。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果夫与陈立夫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并为此进行了很多活动。

二陈先行密商，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出面与司法院长居正、司法部长谢冠生等商议，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加完整的制度，使其更有效地实现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营的目的。他们还提出，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送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特务担任各地反省院院长。居正与谢冠生碍于二陈的权势，只好答应。

1932年以后，二陈陆续从CC特务中挑选出一些得力干将到各地反省院去担任院长。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浙江反省院院长方青儒、山东反省院院长赵伟民等均为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反省院虽然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高等法院，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了。这些CC特务上任后，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排挤或者开除，其空额由特工总部另派人补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各地反省院完全被二陈所控制，其一切业务均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后为调查处）所主管，高等法院也不再过问了。

反省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其中以训育科为主，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该科所配备人员也最多，除科长、科员之外，还设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若干人。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为共产党的人，三为托派分子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也有少数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对二陈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在此关押。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训练。根据二陈的指令，训练的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合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训练的形式以学习、上课、训话等为主。学习，即发给“反省人”一些充斥反共内容的文章和小册子，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并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即由担任训育员的CC特务讲课，内容不外是国民党好、共产党坏之类。训话，即聘请国民党要人，社会名流学者等进行精神讲话，陈立夫常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进行训话，老生常谈那些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之类的陈词滥调，企图对“反省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凡参加听课听讲的人，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等，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结束时要举行考试，其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者便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被拘押者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好迫使他们投降自首。即使从反省院被释放出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还受监督和控制，还须定期向反省院汇报个人思想和言行。

反省院在劝降审讯、怀柔软化的同时，也并不放弃严刑拷打等硬的方式，院内专门设有关押革命志士的特别监狱，里面配备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但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英勇不屈，顽强坚持斗争，他们宁肯留级，不出反省院，也不写悔过书，不填写反共申明，并且进行各种形式的特殊战斗。当时各个反省院都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战斗，绝食斗争时有发生，弄得反省院中动荡不安。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反省院软硬兼施的折磨下，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5年，自首变节的共产党员有276人，其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23人，省一级的干部31人，县一级的52人，区一级的75人。

这些断了脊梁的癞皮狗出卖灵魂，出卖共产党的机密，出反省院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军警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28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何家兴叛变，即将罗亦农的住址出卖给国民党特务，结果，罗亦农被捕。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企图在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负责人一网打尽。8月24日，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大批特务包围会场，在场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上贞、张际春等人全部被捕，除张际春被营救出狱外，其他共产党人均壮烈牺牲。1932年，中共中央特务科长顾顺章叛变，亲自到监狱认人，出卖了关在苏州监狱里的恽代英，第二天，恽代英即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时，就出卖了中共驻汉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军团的驻汉办事处，结果，这些机关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有10多人被捕，全被杀害。在南京，顾顺章继续出卖共产党机密，供出了周恩来、李维汉等人的5个住址，并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进行侦查，在此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使其阴谋没有得逞。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收买了一些叛徒，再利用这些叛徒对共产党进行破坏，在一个时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使共产党遭到很大的损失，二陈对此十分得意，认为这是他们在无形战线上的成功之战。但不管国民党特务怎样穷凶极恶，共产党内少数叛徒怎样为虎作伥，都始终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在人民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是二陈所料想不到的。

建立地方组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地区陷于侵略者的蹂躏和践踏之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命令中国军队“力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军队将领中出现了马占山等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更为突出的是，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宁都举行起义，集体参加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的矛盾和纷争更加激化，反蒋各派趁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势，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湖北的何成浚则发起九省“联防”计划。张学良联合阎、冯旧部提出北方六省“大联合”的口号。各派势力的这种矛盾与纷争，使国民党统治陷于一片混乱。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再三考虑后，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要事相商。二陈诚惶诚恐地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向他们打招呼，端坐在上首沙发上，在场的还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以及黄埔系方面的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人，都神情严肃，正襟危坐，不敢有所声息。一看这个场面，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比往常，也就很自觉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宣布开会。他先是谈当时国内的形势，越谈感情越是激动，便大声对众人训斥，到后来，竟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骂他们特务组织太无能，太不中用，不仅没任何办法对付共产党，甚至连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废物，是一堆饭桶。众人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一个个面色发白，冷汗直冒，屋子里空气十分紧张。蒋介石足足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累了，才感到这些话说得有些过分，语气便逐渐缓和过来。他装出十分恳切的样子，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认真对待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以及国民党中各派系，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想办法。

众人被蒋介石一顿臭骂搞得晕头转向，哪里能猜测到蒋介石找他们来的真正意图，更不知道去想什么办法，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半晌没人吭气。

蒋介石见众人不说话，知道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各方面予以支持。经蒋介石这一提示，大家才像从梦中醒来，完全明白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意图，训斥、骂人，绕了半天的圈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于是，众人诺诺称是，表示竭尽全力，尽快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发起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马上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讨论中，陈立夫提出了好几种方案，供大家参考，并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最后决定，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模式，建立组织，以便将国民党改造成德国、意大利式的法西斯式的政党，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专制统治。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大同小异，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惟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开张不到半年之久，“青白团”就干脆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了。

这两个组织都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会，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干事则有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人。由于二陈平日高唱反对在国民党中建立派系，而且总是以反对派系为借口攻伐别人，因此，他们对自己建立的这两个组织总是讳莫如深，不仅对外多次申明无此组织，就是对没有加入这两个组织的一般CC派分子也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发展成员，都有极其严格的手续，而且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份，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邮。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一个一生都想统治中国的人，却终老他乡，他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了“梦想”。

借力用力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陈立夫在文化领域的同乐会上正疯狂叫嚣着。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看着辛苦了多年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陈果夫心里有难言的痛楚，一时间，立志勤政为民的念头闪现了他的心中。图为：淮河决堤时，逃荒的百姓。

胡蒋之争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忍，略为提高声音说：“胡先生一定要责备他们，还不如先责备我吧！”蒋介石以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来，应该足可让胡汉民息事宁人，哪知胡汉民并不买账，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你，但可惜你不能受听，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令蒋介石无地自容，这样，蒋胡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顿时鼎沸，全国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

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陈果夫对金融本就窥视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后那位支持他的美丽小姨子宋美龄可是无人敢惹。

政学系之争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但他曾云自己是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的。图中为：胡宗南。政坛强人，其在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二陈在分析调查杨永泰一伙人时，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旧政学会，陈果夫便将杨永泰一伙人取名为“新政学系”。恰好这时，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陈果夫、陈立夫即向蒋告发杨永泰一伙人搞小组织，成立“新政学系”，破坏党的团结。这一着果然灵验，因政学系过去名声就不好，现二陈一揭发，揭了杨永泰等人的老底，给其重重一棒，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圉政策。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陈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赢取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黄埔系之争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

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孙科抨击蒋介石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为了派系的斗争。协会”。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一届政府若只以欺诈为谋，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结果只能是他人取而代之。言军，在党言党。”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复兴社威胁三名学生，让其加入复兴社，三学生不答应，结果，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带领一批军人将三学生绑架并杀害。

事件发生后，陈果夫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但暗中却仍旧支持黄埔系。由于蒋的制衡手段，使得黄埔系与CC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后来，两派之间还玩起了特务手段，不择手段安插内线，破坏对方。黄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获CC派秘密的制毒机构；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黄埔系，对其骨干人物进行策反。

黄埔系更为大胆，将一个叫向心影的女特务派到二陈身边。这个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头，后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做情报工作，因殷汝耕准备成立伪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干掉殷汝耕，结果为殷汝耕发觉，抓起来投进大牢。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将其救回，然后派往二陈身边。

二陈对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务认识向心影，悄悄向二陈告密，二陈才大吃一惊，即将向心影赶出CC派。

不仅向对方派人员刺探情报，就是上层人物，互相也做鼠窃狗偷之事。一次，贺衷寒去中央党部拜访陈立夫，陈不在，贺便偷看桌上文件，发现桌上一封已拆阅的信是复兴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启写来的，内容涉及复兴社高层的机密。贺衷寒见四下无人，便将信偷回，呈报蒋介石，要蒋按复兴社纪律处理葛武启。蒋介石听了报告，反而劈头盖脸将贺骂了一通，说贺衷寒到中央党部偷文件，是无耻之极。因蒋认为，葛武启卖主求荣不对，贺衷寒干梁上君子勾当也不对，此风一长，那便党将不党，军将不军了。

总之，黄埔系与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蒋介石需要他们同在一个政权中存在，因此，双方虽有争斗，却谁也不能除掉谁。由此看来，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与CC派和政学系的斗争不同，一个是争衡，一个是争锋。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谁胜谁负，谁消谁长，不是看谁的实力强大，而是看蒋介石的态度，看蒋介石制衡的需要。

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导淮入海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为期45天的和平谈判。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通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人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处理全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该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正色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经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工程完工后，陈果夫有意邀请马歇尔及庚款会董事们前来参观，他们参观后，都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陈果夫即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向董事们提出第二项工程费用，董事们当场拍板拨款。于是，这笔钱很快投入邵伯、淮阴、刘老闸三大船闸的建造。

待这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正当导淮入江的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即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人海的工程，本来这一工程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另外，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毛泽东总是一脸的从容，一副领袖的气质。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亲自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人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挑畚，人力戽水车等，再加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听可得知。”但陈果夫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整个导淮工地上，洒满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泪。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高兴万分，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将会对他侧目而视。想到这里，他差点笑出声来。

视察完毕后，淮阴等6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竞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准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来，写下了一道导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

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

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的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兴建刘涧浅水坝、兴建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导淮委员会便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乌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他说：“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击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开发。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

第二，治水必须上、下游兼治。陈果夫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见，他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种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

第三，水利兵工化。陈果夫认为水利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常需众多人力物力，因此，除临时征调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队伍，他建议可以实行水利兵工化，将现有的军队拿出10万人改编成水利工兵，“每师增置技监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团增置技士1人，每营增置技佐1人。均各叙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相等之军职，协同指挥”。认为照此办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较快地完成一些艰巨的水利任务。

陈果夫上述有关水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有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有人却在暗地出卖战友。图为：1929年元旦阅兵典礼。

新官上任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每等于欧洲一国乃至数国，故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乐意到江苏省任职。

但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出4点意见。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第二，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第三，做事必须科学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对于“切实”两个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

不久，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为国共合作共举杯，畅言美好未来。陈果夫主政江苏后，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革新吏治。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求政绩、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陈果夫在国民党内干了多年，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首先是选择各级官吏，陈果夫十分严格和谨慎。对各厅厅长，他要求的条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专门研究和实际经验；有责任心、有创造力；对于省主席有相当信仰，能够接受他的指挥。特别是最后一条，陈果夫十分强调。对各县县长，陈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务的能力，有把一个县办好的志愿和抱负；对省方的命令和计划要切实执行。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

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做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官吏任职后，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经常对其工作进行检查，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会议，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表扬与奖励，对没有政绩甚至有过错的官员进行训斥和处罚。奖优罚劣，功过分明，这一办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时，陈果夫不限制籍贯与私人关系。他初到江苏时，常听到人将江苏分为江南与江北，他颇不高兴，加以申斥，他说：“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苏做事，从不想他是江苏，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于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来，而我就被同乡观念所限，用不着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认为限于用同乡、同学、或亲族之类，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范围缩小的一种表现。”当时，江苏省的县长中有22省的籍贯，东北人用的较多。当然，在一些关键部门中，陈果夫仍然用他的同乡、同学、亲族，特别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超脱和清廉。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克己奉公，廉洁自持，陈果夫开展了惩治贪污的行动。为了表示他对贪污行为依法办理、毫不容情的决心，一下子处理了三名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二名现任县长职期间，大肆贪污钱财，中饱私囊。查出后，陈果夫即令撤职法办，并勒令退还贪污款项，有一名现任县长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事发后，找到陈果夫三叔陈其采，希望从中通融，陈其采为此专门写信说情，陈果夫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这名贪污县长依法严办了。还有一名是10年前当过县长的，在任期间贪污款项10万多元，一直没有过问，他自以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不会有什么事了，便特来应县长甄审，想再度出任县长，结果被审出10年前的贪污事实，陈果夫即将此人扣留，并严加惩处。

在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陈果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认为，光靠惩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首先，陈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并在每个月发放奖金，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员，即使一般的县佐治人员也能养活8口之家。他认为，“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俸禄提高后，贪污现象将会减少。

其次，规定各级官员的婚丧喜庆应有限度，送礼的规格也应有限度。陈果夫认为，婚丧喜庆请客送礼，本来是中国社会一种重情谊、互助合作的好习尚，但越出范围，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送礼，足以造成贪污行为。1934年春，陈果夫主持制定了《婚丧喜庆送礼办法》，规定每一份礼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为限，对其他如宴会筵席的送礼规格，也加以限定，并不准借做阴寿为名，收受礼品。为了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规定，陈果夫指令省府印制了“送礼办法”的宣传品，规定凡送礼时必附一纸，以为宣传。为了带动各级官员廉洁奉公，陈果夫也带头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有时地方的县长、专员到省里报告工作或办事，带些土特产来，陈果夫不但不收，还加以训斥，他说，到省里来最好的礼物是工作成绩报告。

再次，严格规定不准太太干政。陈果夫说，“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他规定从省到县的各级官员，不能让自己的太太干预政务，如有干预者，即撤除职务。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他当省府主席，朱明却默默无闻。

陈果夫不但要求各级官吏守法奉公，还要求他们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规定。有人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必须是“案无留牍”，公文不能积压，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陈果夫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公文的内容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些可以立刻办结，有些则需要广泛查询、查卷，有些还须与各方面会商，听取意见，不能一下子办结，也不必急于办结，即使为了满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办了，反而会贻误大事，倒回头还得重新再办，这样效率更差。他以为，行政人员知识丰富、判断力强、文字熟练、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适当，配合默契，自然会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陈果夫更注意各级官员的业务能力。他要求各级官吏要多看书，多学知识，他还把一些县长送到中央政校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全省各级官员的行政效率。

通过几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不求进取的现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场的风气也较前有所好转。但陈果夫却乘机加强了CC派对江苏省党政各部门的控制，他自己也成为江苏的太上皇。

江苏的“太上皇”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在整肃吏治的同时，所采取的第二大举动便是整治民风。他认为社会风气反映一个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个省经济是否发达的表现。因此他十分重视民风民俗的转变。

首先，大力提倡科学、讲究卫生。陈果夫说他到江苏的第二个理想是要建成一个健康的江苏。陈果夫对自己家乡湖州落后、愚昧、迷信的社会风气深有体会，他认为要转变这种风气，就要提倡科学。他在江苏主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向人们宣传科学，对人们所敬畏、恐惧、迷信的字纸、梦魇、狐仙、谶语、仙方、符咒、相术、风水等一一进行科学的阐述，要人们不要相信迷信，并通过各级政府广为宣传。同时，陈果夫为开化风气，增加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各地大办学校，鼓励人们进校学习，要求地方除办正常的小学、中学外，还办社会教育训练班、女子生活学校、男子生活学校等。人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会去相信那些荒诞迷信的东西。

陈果夫认为落后民风中对人们危害最大的是不讲究卫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苏医政学院，他说他办医政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转变人们不讲卫生的习惯。他亲自担任医政学院的院长，亲自办理学院的一些事务。该院设有医科、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正规培养外，还经常临时性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的青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短期训练，使他们成为普及医学知识的宣传员和各乡村、小城镇的简易医生。为了形成医疗网络，陈果夫还指示各县建立了县立医院，乡镇建立医疗诊所，为地方病人服务。他还亲自编写了《饮水卫生》一类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进行的通俗化卫生宣传。在宣传中，提倡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勤洗衣被、勤换衣裳、剪指甲、理发、不准随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蒋介石在江西实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其次是开展禁烟禁毒的活动。烟毒危害中国近百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沽名钓誉地搞过所谓禁烟活动，而实际上是屡禁不绝，越禁越盛。特别是江苏，因紧邻上海，其吸烟吸毒者比其他省更为严重，虽在皇城脚下，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

陈果夫到江苏后，决心在禁烟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过他的前任。他说：“我在江苏禁烟，自始即下了一个决心，即是不戒则已，戒必不顾一切，务期贯彻到底。禁烟如同打仗，有了决心，自然可以打胜仗，至于打得吸烟的人呼痛叫惨，喘息不安，这是不应有所顾忌的。”刚开始，他并不是像其他省一样，立即公布禁烟方针，而是先派员到各地调查禁烟与吸毒的基本状况，然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省府委员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陈果夫提出3条禁烟的原则，即禁烟不以筹款为目的；禁烟以控制烟民为根本；禁烟必须有其他各部门的配合。然后，将此事交给民政厅，命令省民政厅制定切实有效的禁烟法规与办法。

省民政厅接到陈果夫命令后，即组织专门人员商讨研究，他们根据陈果夫所提的3条禁烟原则，根据历年禁烟屡禁不止的情况，根据江苏本省的实际，在很短时间内制定了《禁烟大纲》，认为禁烟既是长期的任务，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规定4年为绝禁期，4年以后也还须进行宣传、教育，随时出现吸毒现象，随时打击。

1934年4月，陈果夫主持的省府会议通过了民政厅所制定的《禁烟大纲》，正式向全省公布执行。同时，为了加强对禁烟的领导，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烟委员会，各县也相应成立了县禁烟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地的禁烟行动，并在省城和各县城建立收容烟民的戒烟所，作为常设的禁烟机构。

禁烟开始后，各地禁烟委员会根据陈果夫的命令，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将一些烟馆和变相的烟馆封闭，找到吸烟的烟民，不使一个漏网，然后将他们送进戒烟所，由戒烟所对他们进行教育，医治他们的胃病，教他们练习太极拳，使他们尽快戒烟。戒烟后，贷以小本资金，让他们从事生产和经营，以自食其力。禁烟期间，在社会上造成禁烟声势，小学生唱禁烟歌，中学生搞禁烟讲演比赛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禁烟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据陈果夫自己说，戒绝烟民已达总数的3／4，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应该承认，确实有一些烟民戒了烟，走上了正道。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开展了禁赌禁娼的活动。对禁赌，陈果夫搞了一阵子，但成效不大，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对禁娼，陈果夫更显得无能为力，他甚至认为，对娼妓，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禁止，不如放开。因此，他实行了所谓有管制性地放开的办法，实际上使这一丑恶现象置于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导、改善旧风俗向好的方面发展，提倡新风新俗。对地方上旧有的风俗，陈果夫善于加以引导，如江苏有比赛水龙的习俗，陈果夫便规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进行水龙比赛，以此宣传防火、救火知识，训练救火人员。再如对庙会，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陈果夫认为：“庙会为民间风俗之一，且隐然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戏杂陈，负贩云集，则又为民间娱乐及临时贸易之集会，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举而两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苏各地庙会兴盛起来。

为了提倡新的风俗，陈果夫指示有关人士，编成了改良风俗的日历，根据时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内容，如1、2月与8、9月，为鼓励青年入学与立志月；3月为植树造林月；4月进行改良蚕丝研究月；5月为发扬民族意识月；6月为拒毒运动月；7月为合作运动月；5、6、7三个月为注重体育、卫生月；8月为艺术运动月；11月为造路运动月；12月为公共建设运动月等。陈果夫命人将这些日历发到全省各地，广为宣传。他说：“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习之，三年而后，因风俗习惯之转移，其有助于心理及物质建设，必有可观者矣。”

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对改革旧的民风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声势很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不能彻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钓誉地做做样子而已。而且，他的整个整治民风的活动只不过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蒋经国逝世后，蒋方良哀伤不已。蒋经国的去世也标志着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

不欢而散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风之外，还大力推动该省经济建设的发展。他说：“我第三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富足的江苏。”

为了发展江苏经济，陈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没有资金是不可能的。江苏省原有两个银行，即江苏省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没有明确业务分工，常为争夺蓄户而发生矛盾。陈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份出面调解，使两行业务范围分开，江苏省银行专作发展工商业之用，江苏农民银行则致力于农村金融的推进，并由每行合作，组成全省金融网络。这样，两行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江苏农民银行，原是由陈果夫等人创办，现有陈果夫行政权力的支持，发展更快，成为与江苏省银行匹敌的银行，到1937年，江苏农民银行与江苏省银行两行资金共达6000多万元。这也为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大义凛然，气度不凡，陈立夫也不由地深要赞叹。其次，兴修水利工程。陈果夫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导淮工程，并在各县建成了众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出海捕鱼、养蚕、植棉等经济事业，使农村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再次，发展工商业。江苏最大的缺点是地下资源比较贫乏，这就制约了江苏工业的发展。陈果夫到江苏后，即组织人员对江苏的资源进行广泛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肖县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陈果夫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即指令省政府投资，进行开采。很快，肖县煤矿建成，并投入生产，到1937年，已达到每天出煤100多吨的规模。对江苏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通过调查，还发现宿迁县有玻璃资源，而且质地非常好，陈果夫便先在宿迁设立了玻璃职业学校，以培养玻璃生产技术人才。然后准备投资建设一个新式的玻璃厂，因抗战发生而中止。他还让省府投资，扩建了宜兴陶瓷厂，建起大窑，使之成为能生产浴盆等新式卫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厂。除此外，陈果夫还准备在扬州设立酱菜厂、在苏州办糖果厂等，也因战争影响而未能实现。

为了培养经济人才，陈果夫在江苏各地办了一些职业学校，如宜兴陶瓷学校、扬州酱菜学校、苏州糖果学校、松江五金学校等，都是配合生产而设立的，这些，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此外，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还在教育、文化、合作、体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数主张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陈果夫则主张撤往苏北，他说：“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苏省主席，不能不顾苏北，且是导淮副委员长，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职亦无悔。个人已不计，惟求如何可以帮助军队从事长期抵抗耳。”大家见陈果夫如此慷慨陈言，也就不好反对了，一致同意先迁往扬州。但实际上，陈果夫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留在苏北，支持军队抗战，他在一面提出省府迁往苏北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准其辞职。11月26日，江苏省政府迁往扬州。27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的命令下达，陈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车离开了危城扬州，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江苏省，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期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家人汇合，再乘轮船到达战时首都武汉。不久，武汉危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远离战争前线，“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

周恩来总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陈果夫主政江苏四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在整肃吏治、革新民风、倡导科学、鼓励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离任后，曾十分得意地说：“我们这些党人，不像老官僚一样，而是真正替江苏做了事的”，他还说；“自问在此四年中，各项事业虽不无些许成就，仍说不上有多大成绩。但地方政治风气，却因此不无转变，树立了‘廉洁’、‘切实’、‘服务’的政治风气。”这里陈果夫所说的实在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苏期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转变社会风气、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现象依然在，赌博、娼妓等不但没有杜绝，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么运动或者一纸什么法令所能根除的。

陈果夫离职后，并没有担任中央要职，暂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因为蒋介石对陈果夫已经有所防范，怕他在中央久了，会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原来让他到江苏当省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那时陈果夫还没意识到，他在江苏四年后，开始有些醒悟，认为在地方久了，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这次辞职后，希望重返中央，担任要职，但蒋介石只让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长，心中老大不高兴，又无可奈何，整天郁郁不展。

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他不任命陈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职务，还是想把他放到省里去。1938年8月，蒋介石内定陈果夫为甘肃省主席，想让他到大西北去。对此安排，陈果夫满腹牢骚，考虑再三后，他即回电蒋介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现在抗战军兴，“以不主张此时更动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统一，及考虑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为主旨”。蒋介石接电后，认为也有道理，便放弃此议，但将陈果夫挤出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断，此后，蒋介石又有几次想让陈果夫去当省主席，陈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心中也开始考虑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0月下旬在国内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这是蒋介石为争取中苏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态。

为了使鲍陈密谈向前大进一步，为了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为了找到与中共接触的契机，12月，蒋介石决定派高级官员出访莫斯科。那么派谁到莫斯科去呢？蒋介石选定了陈立夫，将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力争缔结军事协定，并寻找机会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给了他。此时的陈立夫可谓官运亨通，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已高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步入国民党高级中枢领导人之列，成为蒋介石左右不能离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蒋介石如此重托。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蒋介石将这样重大的使命交给他，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来真有点受宠若惊；忧的是此去责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归来，想来又有点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还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听天由命了。陈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再次晋见蒋介石，在聆听了蒋的训示后，便打点行装，启程赴苏。

1935年12月24日，陈立夫化名李辅臣，从南京乘车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他准备先到德国柏林，再从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是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他化名江融清；另外还有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及随员。邮船离开上海码头后，很快便驶入辽阔的大海，海面上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掠浪而过，陈立夫此时无心欣赏海上壮观的景色，他望着水天交接的远方，深深思考着很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质会是怎样的呢？自己将如何进行这场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签订了军事协定，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倘若谈判失败，后果会如何呢？想到这里，陈立夫顿时感到肩上任务的沉重，他的内心，也如这大海一样，蕴藏着不可估测的种种神秘。

由于同船还有电雷学校20多名学生准备赴德进修，他们不久前都听过陈立夫的演讲，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尽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个检查站，旅客必须到甲板上接受检查，这时，陈立夫便戴上大墨镜，以免被人识出。平时，便蛰居舱房，托词有病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国马赛时，上岸很麻烦，在检查护照时，全都集合在一个大厅中。于是陈立夫便要张冲先去，到最后一名时他才去，这时检查人员也很疲困，得以安全过关。然后，他们托船上茶房代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后，到了晚上，便乘火车去了柏林。

陈立夫到了柏林后，与张冲住进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间，这儿离中国大使馆较近，程天放则去大使馆就职，陈与蒋介石来往电报由程天放负责。当时，希特勒当政，正处于权力顶峰，大街小巷特工密布，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要求陈立夫在柏林静等行止，何时进入俄罗斯，要根据形势演变决定。由于陈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与张冲不能公开活动，一般情况下都闭门不出。他只是希望尽快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好尽快东行，但天天盼望，都无消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时光。

后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说是到俄国“为时尚早，可先到法国、瑞士、意大利一行”。于是，陈立夫与张冲便遵嘱前往这些地方旅行，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贵的旅社，因为这类旅社，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他们白天蛰伏，晚上出来逛夜总会、看电影，打发时光。

陈立夫在出国时，为恐走漏消息，曾写了十几封亲笔信，嘱夫人孙禄卿隔几天便从杭州发往南京，告诉亲友与相关人士，说他在杭州有病休养，所以报端没登载陈立夫出席国内一些会议的消息，虽有种种猜测，但很快释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么探知蛛丝马迹，不久便放出试探的谣言，说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俄，将与苏俄联合对日等。苏联听此消息后十分害怕，恐轴心国因此而联手制俄，因此对陈立夫赴俄不再热心。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中苏关系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于难堪境地，因此，急令陈立夫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国，不得有误。

一个政府若只能用镇压人民的力量表达到统一或拥护，那它的结局只能是被人民的力量打垮。当时，陈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专程到匈牙利，传达蒋介石指令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到苏俄去，苏俄获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俄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

陈立夫接电后，感到十分意外，他还不知个中底细，当然更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是他跟随蒋介石多年所形成的习惯。因此，他接到密令后，二话没说，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道，踏上了返国的旅程。

关于陈立夫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陈立夫到过莫斯科，并与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如美国学者约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由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陈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后，取道莫斯科回国，虽然陈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斯大林既不愿见他，亦不愿向其他中国外交官表达他对中苏关系的意见，苏联领导人的确对中国使苏日陷入麻烦的计划有疑虑。斯大林与蒋均希望利用中苏关系改善本国与日本的关系。……陈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苏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双方曾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草案，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陈李会谈的档案迄今没有公开，但他们可能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认为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陈立夫没有到过莫斯科，当然也不会与苏联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第一，在国民党的官方材料中，没有提到过陈立夫到过莫斯科，也没有陈李会谈的纪要。台湾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这样记载的：“12月24日，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史达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前往，与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这条材料说明陈立夫在欧洲停留，没有到莫斯科，当然，莫斯科也属欧洲范围，但如果陈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志”应该会清楚注明的。

第二，陈立夫在美国时，曾与人谈到过他这次中途而返的赴苏之行，没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这篇文章也回忆到他与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企图就对日军事同盟的设想与苏联政府商谈”，说是中途返国，没有说到过莫斯科。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明确说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蒋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国内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及港台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谈到陈立夫赴苏谈判时，都一致认为是中途回国，没有成功。

第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写的《冒险犯难记》一文也没有谈到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也负有与苏联政府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的使命，如果陈立夫去了莫斯科，那么一切情况他是最清楚的，《冒险犯难记》正是记述他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中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形，不会对陈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打通国共关系

陈立夫从柏林回国后，继续参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这时，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陈兵华北，觊觎整个中国。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集结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抗日战争，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反蒋宣传，放弃了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此时，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缔结军事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了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鲍格莫洛夫一再向陈立夫表示：“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对于鲍氏的意见，陈立夫认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变后，陈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变化，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现在是外敌当前，如果仍然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区，去“围剿”红军，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主张和共产党接触，用招安的办法接纳共产党，在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可以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去抵御日本的进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陈立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鲍氏谈话的内容，特别报告了鲍氏提出的改善国共关系的建议，并陈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新接触的想法。

对于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也早有考虑，他认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底，蒋介石在交给二陈主持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任务时，就另外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即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一直再没有过问。现在，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重新又勾起了他与中共接触的兴趣，而且较以前还要浓厚。蒋介石心里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同时也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就不能不考虑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作出新的姿态。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见时，他向鲍大使表示遗憾，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误会，特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鲍大使表示理解。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陈立夫继续与鲍氏盼谈判，在谈判中，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多次向鲍大使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出面向中共作工作，说服中共“解除武装……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以实现中国的统一。陈立夫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真诚的同盟者。”但当时的苏联并不想在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中充当调解人，因此，鲍格莫洛夫向陈立夫反复申明，苏联在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将不起任何中间的作用，蒋介石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这样，蒋介石希望通过苏联的关系达到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便断绝了，他只好自己去寻找同中共接触的机会。

早在1935年秋天的时候，陈立夫在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就曾与蒋介石商定，准备通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当时，正好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已到了新疆，陈立夫便建议让邓文仪具体承办此事。于是，蒋介石即令邓文仪迅速回莫斯科去，说有要事让他去办，这要事即是到莫斯科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南京也没回，马上从新疆启程赴苏。

第二年春天，邓文仪返抵莫斯科。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邓文仪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双方进行了恳切的会谈。据邓文仪回忆：“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积极筹划开展武官处的工作外，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及恳谈。”在谈话中，邓文仪按蒋介石与陈立夫的旨意，向王明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其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邓文仪还提出，改编后的红军可以开到内蒙古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区域作为红军的基地。王明向邓文仪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邓文仪表示理解，并告诉王明，蒋介石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就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同时，邓文仪还提出，国民党可以派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来和王明会谈。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王明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央都在国内，双方领导人也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当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频繁接触、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陈立夫在国内也在另辟蹊径，试图打通共产党的关系，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其亲信曾养甫，由曾养甫具体经办。

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他接到任务后，深感其艰巨性。因为当时国共两党还处于敌对状态，在苏区，蒋介石调动大军进行多次“围剿”，致使红军不得不举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又亲临西北，派兵重重包围，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状态下，是不能到西北去与共产党接触的。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屠杀，共产党已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们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都难上加难，现在到哪里去找到共产党负责人，与他们接触呢？他感到找共产党之难，难于上青天。

曾养甫经过几天认真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他找来了在他主持的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谌小岑，将与共产党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并告诉他此事是由陈立夫在主持，陈对此事十分关注，要他尽快完成。曾养甫为什么会选择谌小岑呢？因为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且与周恩来有私人关系，曾养甫便认为谌一定还与周恩来保持联系，也一定知道中共的行踪，是能够找到共产党的。

其实，谌小岑与周恩来及中共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他接受任务后也毫无办法，想来想去，他想到了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

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周小舟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先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待吕振羽出发后，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于1936年1月专程赴宁与吕振羽商谈谈判事宜。为了取得中共中央的支持，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的王世英离开天津，经西安来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与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毛、周均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对王世英作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根据这一情况的变化，毛泽东指示中共方面应作出姿态。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东征回师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以推动国民党加快合作的步伐。

司徒雷登对陈氏兄弟的厌恶，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失势的结局。同年3月，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再次赴南京，直接和曾养甫谈判。这次，周小舟带来了一封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具名盖章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主张，对于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举动表示欢迎。

在曾、周谈判中，曾养甫因为有陈立夫作后盾，表现出迫切的心情，他希望两党能尽快合作，说：“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里面来了，应该大家携手努力奋斗。”他还说，红军既要抗日，就加入国民革命军好了。周小舟见曾的兴致很高，便抓住时机，提出就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但曾养甫没有得到陈立夫的具体指示，不敢贸然行事，这次会谈虽然气氛融洽，但没有明显结果。

后来，中共方面又一再提出，要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谌小岑也再三建议，应该给中共一个关于双方联合抗日的具体条件的回信，曾养甫便向陈立夫报告了与共产党人周小舟几次谈判的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应该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陈立夫对国共两党间的初步接触是满意的，但关于具体条件，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他需要向蒋介石请示。

为了使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更进一步，陈立夫晋见了蒋介石，向他报告了国共初步接触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蒋介石表示：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保存现有编制，参加抗日，他可以同中共谈判。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条款，在送蒋介石审阅，得到蒋的同意后，准备对中共方面给予答复。

1936年5月中的一个上午，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说有重要事情交代，并要谌小岑也参加，曾养甫即用电话找来了谌小岑。陈立夫神情严肃，要曾养甫找来笔和纸，他自己坐在沙发上一字一顿地口述，让谌小岑代笔，给中共方面写回信。陈立夫指示谌小岑，用“K”字代表国民党，用“C”字代表共产党，他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项办法：

（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四项条件由谌小岑抄写成多份，从几个渠道转交给中国共产党。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蒋介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了急于摆脱困境，他指示陈立夫加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吕振羽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即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与释放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答复。陈立夫由于得了蒋介石的指令，他的积极性比以前明显提高。对中共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略加考虑后即表示：释放政治犯可以办到，只要中共开出名单来，就可照办；划定防区则暂时可以不必，但南方红军可以分散北上。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了解，陈立夫准备派曾养甫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他还发出邀请，要周恩来到南京，当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当选为正副总统的蒋介石与李宗仁。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对抗日的“最后关头”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蒋委员长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并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要求，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都给陈立夫以很大的鼓舞，他希望尽快解决两党合作的问题，一则于国家于抗日有好处，二则国共两党合作后，肯定会有一番新的局面，他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于是，陈立夫通知曾养甫尽快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命赴延安谈判。

7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宣布下野，离粤赴欧，蒋介石派员主持广东，粤事解决，使两广事变形势发生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蒋介石趁机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们难于支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得意起来，而对国共接触的步伐又放慢下来，再加具体经办的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陈立夫只好另选他人，并推迟了去延安的日程。去延安的人选虽然换了，但陈立夫并没有停止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为了防止关系中断，他甚至允许吕振羽随曾养甫去广州，以便随时联系。同时，陈立夫还再次发出邀请，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对此，中共方面仍然积极响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给曾养甫的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并提出具体方法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策划。”

周恩来的回信使陈立夫十分高兴，虽然不能预料这次谈判会在什么时候举行，但他与中共的关系毕竟打通了，国共两党之间有了接触，也有了对话，这是两党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一面酝酿派人到延安去谈判，一方面也作好准备，迎接中共高级代表的到来。

跟共产党提条件

就在二陈兄弟翘首以盼周恩来或者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到南京来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汉年于1936年六七月问从莫斯科回国，抵达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考虑到在香港与国民党代表会面不会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写信给陈果夫，请他派人到香港接谈。陈果夫经与陈立夫商量，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前往香港，会见了潘汉年。经过交谈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然后，他们决定去见二陈兄弟，这样，潘汉年由张冲陪同，抵达南京。

陈立夫早就看到过邓文仪从莫斯科写回的书面报告，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回来主持国共谈判的，而且知道潘才华横溢，年轻有为，他极想见见这位共产党的才子，所以潘汉年到南京后，陈立夫便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并就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交谈中，陈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项条件，他说这是国民党关于合作的基本意见，希望共产党能拿出自己的具体办法，以便双方进行讨论。同时，陈立夫希望周恩来能到南京来，举行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潘汉年由于刚刚回国，对于以前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还不甚了解，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他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潘汉年在与陈立夫会面后，即离开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后，即派潘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于1936年9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他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称陈果夫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并要蔡元培代以致讯，“率尔进言”。周恩来给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果夫

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

周恩来

九月一号

中共领导人的来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殷殷希望，这些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来说，是有所感触的。二陈看信后，也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坦诚合作的磊落胸怀所感动。陈立夫专门指示曾养甫研究周恩来信函，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会谈，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同时，陈立夫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照理，在这种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应该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但在这关键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于9月17日与蒋介石在广州会晤，各派融入一堂，握手言和，至此，两广事变宣告平息。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较以前有所强硬，英国还答应给国民党贷以巨款。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缓和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企图乘此时机，一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他估计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二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他扬言：“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闽变数平，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已达于垂成之域矣。”既然如此，那早先开始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当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他即令二陈提高谈判条件或是尽快结束这种谈判。此后，二陈虽然与共产党还保持联络，但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已。

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敷衍态度，9月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同时警告说：“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但蒋介石自恃形势对他有利，仍执迷不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消极态度。

翁文灏，一书生。在派系斗争中，被推出来当上“宰相”，可战时的“宰相”无自己的势力又怎能立足？翁不过一过渡者而已。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融洽的气氛没有了，本来就很少笑容的陈立夫又摆出了那副阴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姿态君临的。谈话一开始，潘汉年说明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该协定指出：

（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五）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陈立夫本人也觉得无可挑剔，但他早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不可能以中共提出的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是按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他装出一副十分坦诚的模样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举动看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试图以合作为借口，解除中共的政权与军队，然后迫使共产党就范，达到“招安”的目的。

陈立夫凌人的盛气与苛刻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潘汉年当即严正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的话一针见血，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十分尴尬，他见不能压服潘汉年，急忙转了话题，口气也缓和下来，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潘汉年一口回绝，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立夫狡猾地一笑，说：“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在正气凛然的中共代表面前，陈立夫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他既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合作抗日，又不愿违抗蒋介石的旨令，放弃收编条件，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情的驱使下，他再次找到潘汉年，向他表示，希望谈判不要因此而破裂。

中共中央在得知国民党方面变化的情况后，即于11月12日电告潘汉年。该电一方面严正指出：国民党的“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同时，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顾全民族斗争的大局，又作了重要让步，表示：“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所谓“曾谈原则”，即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

这些条件本来是陈立夫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提出的，现在共产党方面提出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确实叫陈立夫不好下台，答应下来，怕蒋介石怪罪，不答应，则堂堂党国要人出尔反尔，岂不遭天下人笑话。陈立夫考虑再三后，决定晋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指挥国民党大军围攻红军。陈立夫携带中共中央复电专程飞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此时，国际上又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日德于11月15日签订了反共协定，正极力拉拢蒋介石参加国际反共集团，这就使蒋介石对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更加游移不定。结果，陈立夫的洛阳之行没有任何效果，蒋介石否定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条件，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陈立夫也错误地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这时，他也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了。但不管怎样，总得要对共产党方面有个交待，于是，陈立夫只好硬着头皮再次邀请潘汉年前来谈判。

11月16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见面，谈话开始后，陈便告诉潘汉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条件，并表示绝无让步可能，要求潘汉年将此意见尽快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委曲求全。陈立夫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日德方面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告辞：“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陈立夫见此，急忙拉住潘汉年，让他坐下，略带诚恳地说：“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战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潘汉年说，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相反，是国民党不能为民族捐弃成见。

杜鲁门失势了，连昔日里这位言词慷慨的“第一夫人”也对他失却了兴趣。图为：杜鲁门与宋美龄。见气氛稍微有点缓和，潘汉年便谈起曾养甫所提的国共合作四个条件，他直截了当地问陈立夫：“听说这四个条件也是先生的意思。”陈立夫一听，连连摇头，矢口否认。潘汉年知道，现在的陈立夫是完全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不会把提出四个条件的事扯到自己身上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连以“曾谈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都不肯，双方再也不能往下谈了。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潘汉年将会谈情况详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于第二天复电告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中共中央也指示潘汉年：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12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潘汉年，指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无诚意而陷入僵局。

此后。陈立夫又约潘汉年进行过一次交谈。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陈立夫将原来所提条件略有改动，如将保留红军的数目由3000改为3万，但其收编的立场仍然没有变，这就理所当然地被中共方面所拒绝。至此，国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预定的周恩来与陈立夫之间的会晤也不能如期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对这没有结果的谈判，陈立夫一半是恼火，一半是惋惜。他恼火的是共产党竟不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不屈从他们的高压，使他以“招安”的办法解决共产党的企图不能得以实现，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惋惜的是两党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不能成为现实，他也不能因此而在国民党中大出风头了。当然，陈立夫是一个很有耐力的人，他还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为了表示他的心情，他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两党的谈判不要中止。潘汉年当即请张冲转告陈立夫，共产党持同样态度，但希望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如此则谈判还是有可能重新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恳切态度使陈立夫多少有些内疚，为了不中断与中共的联系，12月初，陈立夫按预先的安排，派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达瓦窑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陈立夫交给张冲的任务是，取得共产党领导人的谅解，并观察红军的动向。张冲到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并作了友好的交谈。

不久，陈立夫还指派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告诉吕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今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

陈立夫派张冲的上海陈言和延安之行，以及武汉、延安的电台联系，是他为使国共谈判重新开始所作的努力，这一切，都给国共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的余音。

陈立夫主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却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了解，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它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昏天暗地中投下了一丝光辉，在此光辉下，坚冰开始融化。此后，国共两党继续朝着接触、谈判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了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西安事变，反共态度转变

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停止了，二陈积极协助蒋介石，准备对陕北边区大举进兵，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陈立夫加强了在陕西的“CC”实力，完全控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在省党部设置了专用电台，经常直接向蒋介石发送情报，还建立一支行动队，可随时直接捕人径解南京。

但是军事压力与特务政治挡不住抗日的潮流，不但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也一致要求枪口对外。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向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等8项主张，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3时，曾养甫得到西安“CC”特务发来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吓呆了，急奔陈果夫公馆，正好陈立夫也在那儿，兄弟俩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所震惊。本来，陈立夫准备12月11日乘飞机赴西安，向蒋介石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因突然发高烧，所以没去成。他们急忙打电话给戴季陶，查消息是否准确，待知事实后，便再打电话给何应钦等军方要人，要他们迅速作出决策，以救当前。刚放下电话，何应钦已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中央执行委员到何公馆一聚，共商对策。于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匆匆赶到何公馆，只见公馆门前，警卫荷枪实弹，一些党政界要员正陆续来到，都神情严肃，见了面只点点头，便快步进入公馆。整个公馆笼罩着一片忧虑而紧张的气氛。

谈话一开始，便在如何处理和解决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居正、叶楚伧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数人模棱两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会场上一会儿沮丧无语，一会儿义愤填膺，他们兄弟俩都站在戴季陶、何应钦一派的立场上，要求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救蒋介石。陈立夫慷慨陈词：

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惟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满足张、杨部分条件，使蒋介石能尽快获释，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陈果夫与陈立夫即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并提出立即处死“七君子”，以回答“张、杨叛逆”。同时，陈果夫还向会议建议，南京城内应立即戒严。他认为“集会结社，足以肇乱”，应绝对禁止，要以强硬手段处理西安事变。

谈话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后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备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表示要“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为了推动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于会后以江苏省主席名义，拟定了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张鞭挞。在致云南省主席龙云电中，陈果夫称：

……乃西安方面，忽有胁制统帅，破坏统一之举动，不惜自乱阵线，自堕纪纲，并举国一致之人心被其摇动，救亡图存之大计益感艰难。闻听之余，痛心会既。今幸中央已决定巩固中枢，保障统一之办法……当此安危一发之际，是非不可不明，趋向不可不定。素钦明达，当（表）同情，更望一致主张，促其悔祸之觉悟……

13日是星期日。早晨，中央政治学校照例举行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匆匆赶到学校，因为先一天的事变，政校学生已知晓，都议论纷纷，陈果夫要张道藩向大家通报情况，以稳定人心。张道藩便在纪念周上向学生讲了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并在会上大骂：“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陈果夫接着发表演讲，他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镇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

与陈果夫一样，对西安事变的发生，陈立夫也处于十分焦急之中，据他自己回忆：

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经过反复考虑，陈立夫认为，在进行武力讨伐的同时，还可利用自己正和共产党谈判的有利条件，敦请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协调，以保证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陈立夫回忆说：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去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陈立夫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应该大体还是正确的，但他的动机则是为了共产党出面调解，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然后调动大军进行讨伐，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据他说：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有了这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居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白崇禧，蒋介石的又一个幕僚。图为：白崇禧与蒋氏夫妇。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人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捅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

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相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

（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李宗仁，作为军人，无论在何处，多的总是英武之气。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以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抗日，所以就不采纳他的意见。实际上，陈立夫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二陈被不轻不重地批评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反共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反共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样。

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要抗战，必须团结一致

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国民党“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并且主张和共产党进行谈判。为了使以前国共间的秘密接触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由陈立夫主持两党的谈判。陈立夫虽然思想较以前有所进步，希望国共合作尽快形成，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也不敢在此问题上有太大的松动。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谈判。这次谈判是蒋介石在西安时就约定的，原订地点是南京，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安全考虑，没有让周恩来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进行谈判。

蒋介石在西安谈判中没有让陈立夫出面，而是派出军方人物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军统方面人物贺衷寒。由于顾、贺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坚持对共产党实行收编，致使谈判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让张冲参加，因为共产党对张冲印象较好，毛泽东曾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表示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会商”，如派张冲参加，至少可以改善谈判气氛。蒋介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增派张冲为谈判代表，但在张冲离南京赴西安时，蒋介石向他交待了几条不可松动的原则：第一，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第二，特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红军可以改编成三个师九个团。张冲到西安后，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严守蒋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外，整个谈判也无多大进展。于是，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希望与蒋介石直接谈判。顾祝同等只好赞同，这样西安谈判结束。

由于蒋介石在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后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也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对于这种蜗牛似的谈判，陈立夫心中有些着急，但他也不好过多说话。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陈之间的关系总像渗入了点什么，不如原来那么自然了，蒋介石虽说也还重用二陈，将主持国共谈判的重任依旧委托于他们兄弟俩，但已不是像以前全权相托了。蒋介石以照顾各方为借口，一方面将军统方面的人拉进来，插手谈判，对陈立夫给予制约；另一方面，自己干脆直接过问，把陈立夫撇在一边。这种态势，使陈立夫开始明白，蒋介石已不像原来那样信任他了，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开始面临西斜的趋势，想到这里，他不免自怨自艾。但事已至此，他还得强打精神，尽力为蒋介石效劳，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1937年5月，蒋介石为了加强与共产党谈判的力量，同时牵制陈立夫，又找来军统四大巨头之一的康泽，命他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康泽时明确吩咐：“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张冲）一道去和他们谈。”从蒋介石的谈话中，康泽已经明白蒋要他参加国共谈判的用意了，但他却不敢公开对陈立夫表示轻慢，因为在蒋介石指定参加谈判的3人中，张冲也是陈立夫的人，而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依然是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所以康泽庐山听命后，即与张冲商议如何行动，张冲也有意夸大陈立夫在与共产党谈判中的作用，他对康泽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他还介绍了陈立夫主持国共秘密接触的大概经过，并建议：“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谈谈如何？”显然，张冲还是希望参加国共谈判的几位国民党代表能统一在陈立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康泽无奈，便将汉口禁烟缉私处（当时康泽任该处主任）的事务作了交待后，即与张冲启程到南京，与陈立夫见面。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关于办报的问题。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诚意加速完成与国民党的谈判。9月，中共代表博古从延安来到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景色秀丽，风光怡人。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党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第七章　硝烟中保教育，军事中争权力

大力支抗战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

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

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

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

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新疆方面按陈立夫的安排，把油料运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苏俄赠送给中国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后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后来，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因为这一成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在关于对日政策方面，陈立夫也有很多考虑。他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

一、作一详细报告，说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我国之经过及违反九国公约之点（由军政部负责起草）。二、明显表示我方对于东亚问题之根本主张及解决中国问题之意见（由外交部起草）。三、对英、德及各国分别进行经济方面之接洽。四、关于停战之先决条件：（一）有恢复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之保证；（二）有九国公约国及有关系各国之实力监视；（三）须有根本问题解决方案在后。

这些建议中，虽然在关于停战条件中有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之保证的条款，这与蒋介石抗日不坚决彻底的态度有关，其他方面应该说还是强硬的。

抗战开始后，陈立夫还应军事方面的要求，组织军事工程团，该团任务是在浏河与嘉定之间，修筑一条碉堡线，以阻止日军的西进。因当时日军正进攻上海，占领上海后下一目标将是南京，蒋介石为了延缓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速度，以进行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便要求陈立夫以极短时间建一道坚固的碉堡防线。陈立夫接受任务阎锡山，即使在身家性命难保之时，依然爱财胜于一切。后，以他在工程界的影响，迅速集合上海、南京两地的工程师，组成军事工程团，由陈立夫任团长，随即开展工作。他们很快作出设计，画出图纸，雇佣民力，开始建设。陈立夫统筹全局，还抽出时间，到工地督察，以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由于处此民族危机之时，国民政府出资，陈立夫有热情，民众有干劲，所以，很快这道艰固的碉堡线奇迹般出现了。只是可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再向南京西进时，蒋介石并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军方并没有很好利用这道由民众辛苦抢修起来的碉堡线。后来，这条碉堡线为日军占领，成为日军对付新四军的防线，真是莫大的讽刺。

抗战开始后，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陈立夫受蒋介石指派，加紧了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中国希望和苏联订立军事同盟，以对日本造成威胁，但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害怕得罪日本，致使日本与德国联手进攻苏联，造成其两面受敌，所以对中苏建立军事同盟采取消极态度。

当时苏联人打的如意算盘是，这场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东方让中国和日本打，西方让法国和德国打，俄国不卷入战争。陈立夫抓住苏联人的心理，提出，既然要中国和日本打，苏联必须支援中国各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高射炮、大炮等。苏联人急于让中国挡住日本北上的步伐，因此一一答应，陈立夫很快与鲍大使签订了苏联支援中国武器的条约，并商定了武器的数量、运送的时间及方式。

随后，陈立夫进一步与鲍大使谈中苏军事同盟问题，而鲍大使坚决回避，谈判未能达到预期目标。陈立夫在请示蒋介石后，退让一步，与鲍大使商谈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过种种努力，这一谈判终于成功，1937年8月21日，由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国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规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虽然不是军事同盟条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苏联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的。

保存教育精华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及指挥上的失误，致使其从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平津京沪一带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特别是“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因此，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事变仓猝不及准备，其图书仪器设备能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朝鲜战争爆发。重，实难估计。”据不完全统计：29万所小学损失12万多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1900多所；108所大学，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顿，继续维持的仅83所。至于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计算的。在日寇的炮火下，学校损失、学生流失、教职员走失，情况一天天严重，整个教育陷于一片混乱，面对如此情况，教育部长朱家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教育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如果没有了教育，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希望。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的非常时期，如何保护教育，如何经办教育，学校的出路在哪儿，这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

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措施，容不得半点犹豫，也容不得不动脑筋，一筹莫展，很显然，朱家骅不适应担任非常时期的教育部长。为了稳定人心，控制学校混乱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决定走马换将，此时，正好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解散，蒋介石便将担任第六部部长的陈立夫调来，接替朱家骅，主掌教育部。

蒋介石虽身在溪边野炊，可心仍在虎视天下。陈立夫尽管很早就想得到这个位置，但他知道处于战乱非常时期，教育部长是难当的，因此他想推脱。但蒋介石不同意，结果，陈立夫只得辞去调统工作而任教育部长，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教育行政生涯。

陈立夫上任后，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颇有点“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意味，据他自己说：“当我初接部务时，就面临急须解决的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在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而流亡在途，除紧急救济外，这些学校是继续办理呢？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了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正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抉择，这是‘质’的问题。”这里，陈立夫实际上面临的是三个急须解决的问题：第一，高校内迁问题；第二，学校是紧缩还是发展的问题；第三，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陈立夫不能回避，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认真加以处理和解决。而最重要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则是高校内迁。

当时，中日战争一天天吃紧，沿海沿江一带地区相继陷入敌手，而这些地区都是高校集中之地，如不迅速内迁，将会对我国高等教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但当时国民党内有人提出“焦土抗战”的主张，认为高校不必内迁，应与国土共存亡，内迁是后退，是失败主义。陈立夫坚决主张内迁，并强调各高校应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内迁。在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坚持下，为了保护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被摧毁，国民党政府下令沿海沿江各高等学校一律内迁。

陈立夫即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一教育史上空前壮观的大迁徙。他往返于南京、杭州、上海、武汉、广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与这些地区的高校负责人一起商量，拟定迁移的具体计划，如内迁地点的选择、房舍的建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运输、师生的生活安排等，都得一一考虑周到。为此，陈立夫在教育部设立了专门负责高校内迁的机构，负责为高校内迁筹措经费，补充图书设备，修建房舍等，“其工作之巨，实非笔墨所能描述”。

特别是内迁地点的选择十分不易，因战争情况千变万化，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有些高校历尽千辛万苦刚刚迁到一个地方，师生还来不及喘口气，新迁校舍又置于战争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迁移，有些高校反复迁移达五次之多。如北大、清华、南开等平津地区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则向西迁移，到陕西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到四川，散布各地，如武汉大学在乐山、齐鲁大学在成都、中央大学则在重庆。浙江大学开始迁到浙西天目山一带，后又到江西，再到广西，最后辗转迁到贵州才安定下来。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南部，上海交大等就近迁入英美租界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学再次内迁。迁校次数最多的是广东文理学院，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七迁回至连县；迁校最迅速最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师生员工及图书仪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农学院的牛羊牲畜，舟运不便，则由陆路徒步西行，也安全抵达重庆。直到日寇投降前夕，一些高校仍处在动荡不安的迁徙中。最后，内迁高校大多集中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

蒋介石对CC的失势，面露欢颜。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呀。这次高校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辛苦之极，财产的损失、经济的浪费、人员的伤亡，难以计数。在整个内迁过程中，身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连天的炮火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走，察看校舍，询问校情，慰问师生，解决困难，历尽种种艰辛。有一次，从武汉撤出，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水路到洞庭湖；经长沙到贵阳，再到重庆，一是乘飞机直飞重庆。当时陈布雷约他坐船走，而且送来船票，而陈立夫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天上一只老虎跳下咬他，象征虎（祸）从天降。陈立夫从来不信迷信，但他第一想法是不走水路，于是坐了飞机到重庆，不料不久就接到电报消息说，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敌机发现，以机枪进行扫射，陈布雷万幸脱险，而陈立夫的那个床位正好遭子弹扫射，如果坐了船，则已一命呜呼。在陈立夫的不懈努力、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协助、广大学生的积极配合下，这次离校内迁的艰巨任务终于得以胜利完成。

这次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精华，并改变了原来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安稳人心

非常时期的教育部长是难当的，一是战乱遍地，家国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换了教育部长，而且是从事党务和特务工作的人，今后教育界难免党化和特务化，人心也惶惶。

陈立夫深知处此非常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稳定教育部大小官员、工作人员的人心。在发表就职演说时，陈立夫特别强调：“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留任的概不更动，已去职的位置物色适当人才补充。”他还说：“我过去受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从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为我所用。”一席话抚慰了部属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虑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证了事务、行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当然，陈立夫并非完全像他所说的那样，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关键职位上，他还是任用自己的亲信，他认为有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为从全局出发，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老教育部长朱家骅离任时，带走了两位次长和两位司长及主要秘书，这一空缺怎样补上呢？陈立夫认为这是重要职位，便任命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务部次长的张道藩为常务次长，任命曾担任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他的派系色彩，他公开说：“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内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我完全放心。”只是，陈立夫拉来教育部任职的党方人士并不多，所以，并没引起教育界的微辞。

另外三个职位，因并不特别重要，陈立夫则从教育界选择。经慎重考虑后，陈立夫任命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为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为总务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为高等教育司长。这样一来，教育界人士有所释疑，当时蒋梦麟就说：“自从教育部的新人事发表以后，我们知道陈部长系纯粹从教育的立场来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

对于司以下的官员，陈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门保荐，由陈最后核定。这样，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托，也可发挥下面主管部门的积极性。

由于以上措施，稳定了部内人心，使得陈立夫在以后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进展顺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稳定全国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统一思想，消除混乱。当时，处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问题很多，但重要的如陈立夫自己所说，“面临极需解决的有两大问题：第一是战区逐渐扩大，学校员生不能原地进行教学，纷纷内迁，流亡在途，除需紧急救济外，此等学校，是继续按原来规模办学，还是紧缩归并？此为‘量’的问题；第二是抗战前夕，即有人高唱‘实施国难教育’，完全改变平时教育的性质，一切课程及训练，均以适应军事需要为前提，因此极须在平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两者之间作一选择，这是质的问题”。

关于量的方面，即学校是缩减还是发展的问题。国民党一些官员认为，现在正处于战争非常时期，一些学校已被破坏，一些学校迁徙流亡，干脆停办。而且国民政府资金有限，应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缩减一些学校可以节省资金，支援战争。另外，抗战需要大量兵源，学校缩减停办，青年学生可以参军参战。因此，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陈立夫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建国的任务，抗日后更要恢复生产、建设国家，要建国就需要人才，要培养人才学校就不能停办，他说：“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训练和供应”，根据这种情况，“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相当扩展”。他重申要坚决执行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即：“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合国防需要，但课程变更，仍须照部定范围”，“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照常发给”等。根据这些原则，陈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间，在稳定旧有学校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新校。

对高等学校，陈立夫根据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适当发展。当时，国内师范、工科、农科、医科等方面的高等学校比较少，特别是师范大学，战前全国只有一所，而国家又急需这方面人才。于是，陈立夫便根据国家的需要、根据各类学校的布局，设置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学科。

他先在几所国立大学设立师范学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区创建独立的师范学院，到抗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1所高等师范学院。与此同时，一些有特色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也建立起来。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老校，还设置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联大开设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开设了蒙、藏、印等语言专修科，复旦大学开设了职业教育系、法律系、数理系等，中央、西北两所大学还开设了边政学系等。

陈立夫还根据战前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状况，提出抓住高校内迁的机会，发展内地高等教育的主张，使得战后高校迁回原地后，西南、西北省区都有自己的大学。因此，陈立夫将新设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区。如贵州省文化比较落后，原来没有一所高校，陈立夫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便决定在贵州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亲自到贵阳察看地形、选定校址，并对校舍的建筑、图书的购置、仪器的配备、教师的选定、学生的招生等问题一一过问并督促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终于建成了集文理工医为一体的贵州大学，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陈立夫的努力下，抗战期间，高等学校在巩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战前的1936年，全国有高等学校108所，到1944年，发展到145所，而且门类较齐全，布局也较合理。

对中等教育，陈立夫要求有更大的发展。抗战期间，一些从日寇占领地区跑出来的中等学校师生失去了执教和受教的场所，到处流浪。陈立夫针对这一情况，决定由教育部出面，在大后方建立一批国立中学，以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师生。

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立中学规程》，提出：“教育部为谋战区省市立中学教职员及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继续施教与受教起见，特暂设国立中学若干所，以继续发挥教育效能，充实民族力量。”于是，教育部拿出一批资金，在后方地区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中山中学2所、国立女子中学2所，并改办中学4所，此外，还创办了四川造纸印刷职业学校、国立商业职业学校等共13所，创办国立师范学校13所、华侨师范学校2所。这些学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师生，也发展了后方的教育事业。

同时，教育部还鼓励与督促后方各省区办了一些地方中等学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抗战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1944年发展到3745所，其中中学战前1956所，1944年发展到2759所。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战前为627246人，1944年发展到1163113人。

对初等教育，陈立夫上任后，即取消了战前普及4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改为实施“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小学教育与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并规定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分别由乡镇长和保长担任校长。后来，由于“保长之资格，大都不合于修正小学规章第六十二条规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这些国民学校里，都设有小学与民教两部，分别对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和对成人实施补习教育。

通过不断对初等教育实行改进，小学数目逐年增加，学童入学率逐年上升，陈立夫自己说：“就学龄儿童入学率言，三十三年度后方19省共有学龄儿童3411万余名，入学者有1722万余名，连同已受义务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计约共2500余万名。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70％强，较前占53％大有增加。”陈立夫的统计当然有夸张之处，但客观地说，在当时战争的烽火年月里，基础教育达到如此成绩还是不容易的。

总之，在陈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学校在稳定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关于质的方面，即关于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正常的教育程式应该废弃，应该实行与抗战有关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所，其课程也应该是研究抗战学术。他们提出：“在战时，大学是抗战人才供应所，是救亡干部训练所，同时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

陈立夫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要为建国储备人才，正常教育仍应维持。1938年3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向全国学生阐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

公告书的发表，至少在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对稳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战争非常时期坚持正常教育，陈立夫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他的战时教育方针，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实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强调“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现状”，“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等。这一方案深获蒋介石的赞许，在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就肯定了陈立夫的主张，他说：“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精神，来扩大教育效果”。蒋介石明确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我们决不能关起门来，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敌压境，安常蹈故地紧张不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工作……”

蒋介石一锤定音，对陈立夫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大政方针定下之后，整个教育界人心稳定，陈立夫便好专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对此，陈立夫深深感谢蒋介石，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及当年蒋的一番讲话，感谢蒋对教育的指示和对他的信任。

教育的整体改革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不久，一天，无意中翻看国联调查团为调查中日冲突到中国进行调查后写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他特别看了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

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作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那时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我一一为之安顿下来。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美国制，即是英国制。但是采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乏。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陈立夫下定决心，“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

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陈立夫亲自主持制定了“颁部”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他说，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因为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与文化。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等；语言科中，将中国文列为与外国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能阅读古文书籍和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要求能阅读所学习的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同时，陈立夫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议在一些学校增设了抗战国防课程，如“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在确定课程时，由教育部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陈立夫被清除出局，陈家的势力一去不复返。无论谁登上“皇位”，蒋家都可以安心了。图为：（左起）蒋经国、蒋介石、蒋纬国。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教育部进一步拟定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编辑大学用书，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布。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

大学入学考试以前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实行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

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烽火中的前进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上大学等。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地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陈立夫认为电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会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后，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一科，专门管电化教育，1942年创设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成立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深受各地欢迎。

边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陈立夫主持制定的《推进边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边地青年教育实施纲领》由行政院颁布，确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的范围。规定边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过去由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办的边疆学校，一律划归教育部主管。

陈立夫深感责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来促进边疆教育的发展。第一，派员考察边疆各地。除零星派员到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西南边疆考察团，从1939至1940年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考察，了解情况，提出建议，最后由教育部形成措施，进行施行。第二，开展边疆学术研究。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在其他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1944年还设立了边政学院，对边疆历史、文化、社会等进行研究。第三，译印教材。由于边疆地区经济落后，没有条件自印教材，陈立夫指示教育部置办文印机件，用蒙、藏、回文译印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分发边疆各地应用，后来逐步将其他教材译印，同时编印蒙藏辞典及其他补充读物。这样，边疆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

蒋介石曾三度下野，每次必到溪口的妙高台，积蓄再次出山的力量。在发展教育的同时，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极力加强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想尽办法将CC力量渗透于学校中，以实现其党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专学校组织要点》，共12条，确立了国民党领导的“以党治校”体制，规定学校领导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各校设立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1939年起还在各校增设了训导处。“要点”规定国民党区党部“协助学校行政”，党部书记“得列席校务会议”；三青团分团部“协助学校训育”，训导处执行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这就使学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与严密控制之下。

为了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陈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青年训练大纲》、《训育大纲》等，规定学生要“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1939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以“礼、义、廉、耻”四个字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校训，并将训练国民党员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即要学生做到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学问、有恒等。总之，国民党的党义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旧道德，就是所谓训育的主要内容。

陈立夫还指使CC特务在学校大肆活动，对有进步思想或抗日论的师生，进行严密监督，甚至实行绑架、逮捕、杀害等。

陈立夫在主掌教育部时，虽然有所成绩，但他在教育界势力的膨胀也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和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不满，特别是在学校实行的思想强化政策和特务政治，激起广大师生的反对。于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只好将教育大权归还于朱，黯然离开了教育界，此后，再也没有涉足。

对于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这段经历，陈立夫是十分留恋的，他认为自己在主掌教育部时，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颇有一番政绩。1984年，已经84岁高龄的陈立夫写了一篇《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无得意地总结道：“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战期间，我整整地担任了六年十一个月的教育部长（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战时教育行政。在这几年中，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进并创建教育制度、厘定课程标准，收回‘文化租界’，创设训育规范、发扬民族文化，发起建教合作制度，征调及训练10万学生为青年军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确实做了不少的事”。

机构虽小，地位确高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但并非在国民党内具有可以处置一切的大权，每有大事，须呈报蒋介石批准，而在蒋介石与二陈之间，还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机构——侍从室。所有一切面呈蒋介石的报告、公文须先送侍从室，再由侍从室分门别类、分轻重缓急先后转呈蒋，并对有些文件，还可自行处理，机构虽小，地位极高。二陈对这个凌驾于国民党各部门之上的侍从室位置一直十分觊觎。另外，二陈当时只是控制了国民党党务，而对政务和军务，特别是对其人事权无法过问。蒋介石对人事权一直控制很严，凡属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升降，他都亲自核定，再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对人事主管权限，有个大概的分工，一般行政人员的考核、选拔由考试院主管，而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则责成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权力很大的部门。这自然会引起二陈的无限兴趣。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二陈一直处心积虑，寻找时机，想尽各种办法以进入侍从室。

二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1939年下半年，陈果夫专程晋见蒋介石，在谈到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需要很多新干部这个问题时，陈果夫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正好，蒋介石也考虑到高级行政人员的选用、考核需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工作量大，且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已经是难于应付了，而这种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一个独立单位，扩大人员编制，使之严格规范化，势在必行。所以，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建议后，没加什么考虑，便同意了，而且很快批准了他的“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当然，蒋介石并不希望这个独立单位独立性太大，为了便于他直接掌握和控制，也为了业务的保密起见，于是，蒋介石将这个独立单位列为侍从室系统之下，编为第三处，其任务为主管全国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与通讯指导等。第三处的主任理所当然地由陈果夫担任，同时，蒋介石还任命萧赞育为副主任。这样，陈果夫顺利地进入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第三处成立后，陈果夫插手人事权，引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不满，戴季陶时任考试院长，而人事的储备、考核、任用本是属于考试院的，现在第三处成立，说的是主管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权，实际上所有行政人员的人事权，陈果夫都有权插手。这样一来，考试院将无事可干、无权可行。于是，戴季陶等人便开始以十分强硬的态度攻击陈果夫，说考试权的独立行使、铨叙部主管全国人事行政是孙中山有关行政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而陈果夫单独搞第三处，是违背国父遗教的。戴季陶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又是党国元老，陈果夫自然不敢公开与之争锋，只好采取妥协态度。他声称第三处并非专管人事，也不是独立单位，只是侍从室下一个人事参谋单位，所做的工作也是幕僚性质的，而且不对外行文。如此云云，才将戴季陶等人敷衍过去。

陈果夫到第三处走马上任后，按侍从室一、二处各组的顺序，在第三处下成立了第七、八、九三个组，并将自己的亲信都收罗到该处工作。同时，还到有关党、政、军各机关中遴选人员，使文职、武职人员各占半数。他要求文职人员没有书生气，而武职人员则是文质彬彬、恂恂儒雅，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即绝对忠于蒋陈。

通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侍三处便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开始工作。首先，他们派出人员，向国民政府有关机关收集人事资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提供了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考试院铨叙部提供了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资料收回后，陈果夫指示他们将这些资料和各种统计图表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以此作为侍三处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通过陈果夫细致的工作，侍三处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他们将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再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很快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

其次，陈果夫便根据这些资料在全国开展调查，虽然陈果夫在向调查人员交待时说：“做人事调查工作首先要‘无我’，正心诚意为之”，而实际上，则是通过调查，对围民党各级党政军首先进行监督、控制，发现思想、政治态度、立场有问题的，即行处置。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方式控制人事的考核、选用。陈果夫虽然声称他的第三处只是参谋单位，是幕僚性质等，但那是哄戴季陶的。他人主持三处后，极力抓组织人事权，他以国民党CC派为核心，采用种种手段，将国民党党、政、军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逐步控制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为了在知识界形成他们的势力，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出面，拉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成立了一个“实业计划学会”。由于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在美留学时，都有一些关系，因此，他便以所谓同乡、同学、同专业、同留美等作为纽带，笼络了一些人，并将这些人的简历造成表册，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蒋介石在战争年代，自然十分需要知识人才，对这些人另眼相看，给予重用。而这些人被任用后，自然十分感激二陈，成为他们的力量。

（二）成立“党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为了对党政训练班结业的学员进行控制，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结业学员通讯处，并指派CC系骨干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他们规定，凡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及后来的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在回到工作单位后，必须按时和“通讯处”联系，汇报自己读书、工作和活动的情况，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状况，侍三处根据其汇报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通过这一办法，二陈便能随时了解全国各地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与控制。

（三）成立中央训练团高级班。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国民党政府厅、司、局长及专员级的干部，受训期为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中央培养使用对象。所有参加高训班的人选都由侍三处提名，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便以此作为笼络人心的筹码，到高训班受训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参加受训，成为中央培养的对象，是陈果夫的提携，因此从内心感激他。陈果夫还命侍三处人员每月与高训班学员聚餐一次，以增进了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训班学员成为二陈的势力范围。二陈也通过这一形式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控制。

陈果夫并非像他对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不干预考试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这一工作揽于自己手中。他在侍三处工作有一定进展后，便开始染指考试院。

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大批CC派的骨干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科长，考铨处本是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CC派的人当了处、科长后，便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表面上，考铨处还是考试院的下属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侍三处在各地的办事处。陈果夫就是利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陈果夫主持的侍三处，除了进行各种人事的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以到各地调查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获得蒋介石更大程度的信任。如1939年，国民党军队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广西南宁、宾阳、九塘等地区，侍三处在人事调查时碰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汉奸问题、伪军问题、老百姓的耕牛问题、房屋问题等，陈果夫看了调查人员写的报告后，认为虽不属侍三处的工作范围，但又十分重要。他便亲自与第十一组（即通讯组）进行研究，又与内政部、中央政治学校等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邀请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在其基础上，陈果夫拟定了“战后伪军处理办法”、“战后汉奸处理办法”、“战后社会问题办法”等20多个方案。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后十分赞许，并指令有关部门执行。再如，陈果夫曾邀请中央政治学校财经教授及有关学者，一起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陈果夫还邀请社会学专家进行认真磋商，草拟了《工作竞赛办法》等。这些方案都呈交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的统治出谋划策。陈果夫忠心耿耿，受到蒋介石的赞扬。

这样，陈果夫的侍三处完全超越了人事幕僚单位的职权范围，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参谋机构。

由于侍三处擅权越职，专横跋扈，引起了国民党、政、军各方人士的不满，所以，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便被撤销，陈果夫也从主任宝座上翻落在地。由于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他也不太管事了，虽然还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但已是今非昔比了。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红得发紫的辉煌时期结束了，虽然他们并不服输，还在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已有地位，但确确实实，他们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人生的下坡路。

组建中统

还在1937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其中有国家军队编制统一、政权统一等主张，要统一政权就必须对各种特务组织统一领导。正是基于此种目的，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即1937年4月便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是陈立夫，副局长是陈焯（首都警察厅厅长）；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成立在后，没有搞多久，处长先是少将秘书丁默邨兼，后来换的是金斌”。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安排，二陈自然是喜不自禁。本来，CC派与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从成立以来就是互相水火，明争暗斗，摩擦事件时常发生。二陈一直想插手复兴社事务，达到吞并复兴社的目的，但总不能遂意。现在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两大特务系统集中起来，统一由陈立夫指挥，对陈立夫来说，实在是“天助我也”，他可以凭其职权，染指复兴社，逐步将其吃掉。

但蒋介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成立统一的特务机关，只是为了让他便于指挥，压根没想将整个特务组织全交给二陈，因此，局长虽然让陈立夫当了，而下面三个处却是各成系统。一处统原来的CC派，二处统原来的复兴社，三处开始两方面人都有，后来也拨归复兴社，CC派再也不能问津。三个处不但各自成一体，而且办公也不在一个地方，第一处设在南京道署街，第二处设在鸡鹅巷，第三处设在山西路，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

戴笠由于有蒋介石的宠信，对陈立夫的领导并不十分恭顺，他自成一体，二处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其编制、人事、活动形式与范围都由他一人主掌，CC派休想过问，对此，陈立夫虽然忌恨，却又奈何不得。

陈立夫也十分看不起戴笠，每当戴笠例行公事去见他时，他眼也不抬一下，鼻子也不哼一下，只是用手挥去挥来，极为藐视，这使戴笠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常在军统特务中讲陈立夫的坏话。

陈立夫在任局长期间，为了排挤戴笠特务系统，总是极力提高一处的地位，压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尽量让一处多占，当时局本部的工作人员也以CC派居多，在委派外任时，一处也总是压着二处。晚年后，在儿女簇拥下的陈立夫几多欢喜，几多感慨，风雨一生，终老异乡。如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是由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两个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由第一处派任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则由第二处委派；电检所所长叶定也是由第一处任命，副所长由第二处任命。这样一来，凡是由两所检获的材料，第一处总是首先看到，而第二处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不得全貌。为此，第二处一直耿耿于怀。两个特务组织虽然统一在一个局内，表面上也似乎风平浪静，暗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蒋介石放弃南京，国民党中央中机关大部分撤退到武汉，二陈所指挥的两大特务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如鸟兽散，原有的组织几乎全部停止活动。陈立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将其恢复起来。

1937年9月，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成立了“大本营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陈立夫仍旧不忘他的特务组织，他担任部长后，利用其职务的方便，将原来特工总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务招集起来，全部安排在“大本营第六部”工作，编为第四组，以徐恩曾担任该组中将组长，CC派重要骨干王思减、王杰夫、刘桂等都挂少将、上校、中校等军衔，在该组任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第四组，就是原特工总部的翻版，这批特务打着“动员民众”的幌子，继续进行迫害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破坏民众运动的特务活动，而这些特务活动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说：“共产党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遭受不可胜计之损害。”于是，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义下，强调“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为此，大会决定国民党实行领袖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为全党最高领袖。

正是在这种要求独裁、反对民主的气氛下，大会藉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国民党两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加以扩大，各自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原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特工总部）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重点。以原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各级部队、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为重点。这两个特务组织的任务均是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以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进行调查、监督，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杀害等。中统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则让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

蒋介石所走的这着棋实际上是对陈立夫的分权，使他能对两个特务组织统而羁之、分而控之。同时，为了不让陈立夫因领导特务组织时间太长而基础盘根错节，甚至连新成立的中统局局长也没让他担任。对此，陈立夫心中颇为不满，却又不敢有所流露，当有人和他谈起新成立的两个特务组织时，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每个人有两只眼，两只耳。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话虽如此说，在其内心深处，对蒋介石的分权行动，却藏着一股深深的哀怨之情。

当然，陈立夫也有高兴的一方面，他们兄弟俩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如今也成了堂堂正正的国民党的正式机关了，这与当年的“私生子”特工总部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局长的宝座由朱家骅登上，但副局长是他的亲信徐恩曾，整个班底基本上还是他们的人，中统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想到这些，心中又不禁多了几丝安慰。

朱家骅虽然当了中统局长，但他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秘书处的事务繁多，再加中统局这边没有他的班底，所以，局内诸多事务都交由徐恩曾办理，而徐恩曾又惟二陈之命是从，这样，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在陈立夫的一手干预下进行。

在陈立夫的指挥下，中统局内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局下主要设有三组、三处、五室、四会。

三个组按番号排列，相当于其他机关的处。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牍及总务，特别是对共产党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下设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以及总务科。

第二组，主管党派（主要以反共为重点，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组织也为工作对象），另外，对反对帮会、宗教团体及盗匪扒窃集团，日伪汉奸的工作，也属其范围。下设四个科室分管。

第三组，主管特务组织的训练和对外工作。初设四个科，后缩减为三科。

三个处为：

经调处，即经济调查处，其任务主要是调查解放区经济和日伪经济。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的电台、电讯器材、通讯以及沦陷区的交通，特别是通往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统计处，主管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

当时考取北洋大学的陈立夫，是抱着要为国家的昌盛而奋斗的，可当他进入国民党与蒋介石为伍时，当年的雄心壮志抛至脑后了。五个室为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

四个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除此外，按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在各省、特别市及铁路党部内设立调查室，作为该省、市、路党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陈立夫指使中统局将原来各地的特务室改为调查室。这样，就把各地调查室也置于中统局的领导与指挥下。另外，还有直辖于中统局的重庆实验区，直接指挥重庆地区的特务活动。

朱家骅原本也属CC派的人，但他与二陈不是隶属关系。他因与戴季陶的私人情谊而得宠于蒋介石，同时他也属于江浙地域圈圈里的官僚。他在任中统局长后，开始还不太管事，不久，便雄心勃勃地干起自己一套来。他以局长的权势，先后在局本部及各处室安插了一些他自己的人，以便逐步排斥二陈的CC派。如局本部秘书刘次箫、特经处长陈介生、统计处长郑尧柈、专员胡祥麟等。不久，中统局内职位较高的人员中，朱家骅派的人占了一半以上。1942年，朱家骅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后，曾对各省市党部的CC分子加以清洗。

朱家骅自立门户的野心使二陈十分不安。二陈原先对朱还是比较信任的，陈立夫担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时，每逢召开重要会议，都邀请朱参加，并请他讲话，关系十分密切。现在，二陈看到朱家骅来者不善，也就不顾情面了。陈果夫曾对此大发脾气：“朱骝先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二陈发动CC派对朱家骅进行全面攻击，并不予合作，同时，二陈还向蒋介石推荐CC重要骨干郭紫峻、顾建中担任中统局副局长，以架空朱家骅，后来，朱被迫离开中统局。二陈在朱离任后，即对中统局进行全面清理，将朱派人物全面调走，于是，中统局又成了CC派的纯种。

中统局在二陈的经营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庞大，人数众多的特务系统。据当年中统的人事科长孙翼谋说：“我们局里，大概有13000多正式的调查工作人员。”陈果夫与陈立夫多年经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在中统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成为与军统势均力敌的国民党内两大特务系统。

争夺三青团

在改设中统局和军统局的同时，蒋介石借“团结抗战”的名义，企图将全国各党各派统一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对青年人，他更感兴趣，千方百计想将全国青年笼络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从这一目的出发，蒋介石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他把筹备、组织的任务交给了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泽。

1937年9月中旬，陈立夫突然接到蒋介石召见的秘密通知，他不知又有什么紧急任务，也不知是祸还是福，心里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南京中山陵蒋介石的别墅。走进客厅，蒋介石早已等候在里面，客厅里还有刘健群和康泽两人，蒋介石见陈立夫来后，便招呼他坐下，态度虽然和蔼，但神情依然严肃，大家互相客套几句后，蒋介石便开始训示，他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蒋介石说完，便要大家出主意，陈立夫等人不知蒋介石的本意是什么，都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个都不吭声，蒋介石见此，也不逼着大家发言，只是说：“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这是蒋介石的特性，他要干什么，常常不直接说出来，让大家去揣摸。陈立夫等人对此十分清楚，便不再询问，诺诺退出。

陈立夫回来后，对蒋介石的训示进行了认真考虑，他想，蒋介石说要搞大组织，以什么形式才能把以前的小组织统一起来，以什么名义才能号召大家呢？对此，他始终不能酌定。第二天晚上，陈立夫便约集了CC派、同学派、改组派三方骨干人物张道藩、余井塘、萧铮、徐恩曾、周佛海、贺衷寒、酆悌、康泽、萧赞育等人聚餐。待大家到齐后，陈立夫便提出蒋介石的训示，要求对此进行议论。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开始了讨论，一个个宏谈阔论，言语激昂，都表示对蒋的训示拥护、照办，但到底搞一个什么样的大组织呢，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案来。

不久，陈立夫等三人又被蒋介石召去。蒋开口便问他们关于成立大组织的方案想出来没有。本来，三个人都还没有定见，但蒋介石冷峻的眼光一扫，三人不寒而栗，竟吓出了一身冷汗，主意也随之而来。康泽和刘健群主张大组织的名称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要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因为“国民党”是他陈家的，如果加上“党”这顶帽子，那么“团”这个大组织也就自然归于他二陈的领宋子文作为蒋家的至亲，在政治纷争中，却也过早地离开了这滩浑水而远走他乡了。导下了。但蒋介石比他更精明，蒋要成立大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各派的实力都集中于他的旗帜下，听他指挥，岂容陈立夫借此机会扩大势力呢，他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康泽与刘健群立即附合，陈立夫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敢说什么。

陈立夫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张虽然没有被蒋介石所采纳，但他并不灰心，对筹组三青团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蒋介石将筹组任务只交给了他们三人，三人中又是以他领衔，这说明蒋对他还是信任的，而且，这三人中，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蒋介石心目中，他陈立夫的地位是最高的。将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蒋介石最多只是名义上的领导，实际领导权肯定会落入他手中，那时，不管是用“国民党”的名义也好，还是“三民主义”的名义也好，三青团这个大组织会慢慢演变成陈家团，他们兄弟俩的势力会更大。

因此，陈立夫丢下了其他一切工作，一心投入筹备活动中。为了加快筹组步伐，他开始进行紧张的幕后联络，他先后与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陈铭枢及其他一些党派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陈立夫以“团结抗战”为借口，要求各党派自行解散，然后合于一起，组建一个大党。实际上，这是蒋介石的阴谋，企图吞并各党派，实际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陈立夫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抵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散，处此抗战紧急关头，各党派只能团结一致，最好建立一个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使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更加团结起来，以利抗战，而不能互相火并。大多数民主党派都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同意解散组织。只有少数党派跟着陈立夫的后面，表示支持陈的提议，曾琦、张君劢于1938年2月下旬先后发出通电，说他们青年党、民社党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陈铭枢也发表宣言，同意解散派的主张，并宣布解散社会民主党。尽管他们发通电、发宣言，好像很热闹，但应者寥寥。由于大多数党派不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合并到国民党中来，所以蒋介石解散各党派，合并成一个大组织的初衷没有实现，但他还是指示陈立夫尽快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

1938年3月，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后，拟定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由于陈立夫的卖力工作，他被蒋介石定为筹备委员之一，但却列名于陈诚之后。这种安排使敏感的陈立夫想到，陈诚有可能捷足先登，取得“三青团”领导大权。因此他不能示弱，他与陈果夫商量后，觉得应该加紧活动，以与陈诚争夺“三青团”大权。

3月底，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作出决定：“为健全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将预备党员制取消，设立青年团，在统一的组织之下，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紧接着，在4月6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经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们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陈诚、陈布雷、康泽三人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要旨案》。这个文件规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纲领、组织形式等，该文件称：“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青年团之干部由团长指派之”。这样，蒋介石成了三青团的太上皇，他可以指挥三青团的一切活动。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本意，是为了解除国民党内各种小组织和派别，将各种势力统一在自己的指挥下，现在国民党通过了成立三青团的决议，实际上也就赋予了蒋介石大刀阔斧剪除各种派系的权力。五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便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以尽快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

蒋介石命令下达后，陈立夫确实感到为难，对于他与其兄陈果夫苦心经营的小组织，他实在难得割爱，但为了在三青团正式成立时，能捞取重要职务，特别是要压倒陈诚，他又不能不服从命令，解散组织，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因此，他在与陈果夫经过密商后，决定尽快作出响应蒋介石命令的姿态，将过去的秘密小组织解散。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善后安排后，二陈在汉口召集原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及青天白日团成员大约500人开会，由陈立夫主持会议，陈果夫作报告，陈果夫在对过去两组织的工作简单地回顾后，便以低沉的语调宣布：当初组织同志会及青白团有两个目的，一是“拥戴蒋总裁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使命已经完成；二是“反共”、“安内”，现在形势发生变化，抗日军兴，国共又开始合作，这项任务也算告一段落。现在中央决定成立三青团，蒋总裁也下令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遵照中央决议和总裁命令，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即日予以解散，青白团因早就取消，所以勿须解散。同志会有关报刊停止出版，经费停止发出，现在出席会议的是同志会的骨干，望传达给所属成员。

陈果夫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他的话还没讲完，当场就有一些CC派死硬分子起哄叫嚷，有的叫：“共产党不停止组织活动，我们却自己解散，这岂不是束手待毙！”有的喊：“复兴社新国民党不解散，我们却早早解散，太傻了。”有的干脆站到椅子上大叫：“我们不解散，我们就是不解散，我们解散了，找谁要饭吃。”吵吵嚷嚷，煞是热闹，一时不可开交。

其实，这些吵闹者怎知他们主子此刻的心情以及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二陈解散同志会并非出于本心，他们只是做个样子给陈诚看、给蒋介石看的，其目的是想抓三青团更大的权。同志会的解散只是解散了表面的形式，而实际上，以二陈为首的CC派已成为一个政治思想的牢固结合体，这个结合体是二陈赖以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赖以和国民党其他实力派相争夺的生存基础，岂能真正解体，二陈岂能真正放弃呢？整个抗日战争期间，CC派的特务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其势力还在无限制地膨胀。

蒋介石对二陈这种装模作样的表演心中也是有数的，他也不去认真，因为他还不能没有二陈，也不能没有CC派。同时，二陈在国民党内权势日益增长的事实，蒋介石心中也是有数的，他必须对二陈有所限制，不能使他们权力太大而震主，这是蒋介石用人的一贯原则。因此蒋介石把三青团的大权交给了陈诚，而不是陈立夫。6月下旬，蒋介石拟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及常务干事名单，陈立夫虽然也列为24名干事之一，并成为常务干事，但在9名常务干事中排在陈诚之后列第二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三青团是陈诚的而不是陈家兄弟的。果然，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为三青团负各方全权责任。

陈立夫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想不到他为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东奔西跑，上蹿下跳，还忍痛割爱解散了自己的小组，谁知这些都不能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大半年的辛苦竟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真是伤心之至。但陈立夫是不敢去得罪蒋介石的，更不敢与之作对，心中尽管有无限的怨恨，表面上却装得无事一样，兄弟俩私下谈起，也只好自认晦气。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武昌湖北省议会正式成立。这天，当上了书记长的陈诚好不得意，率领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全体成员、各处的正副处长、工作人员及第一批入团者，十分庄重地来到会场，由团长蒋介石亲自监视，进行了宣誓仪式。陈立夫心中酸溜溜的，但脸上却是强装笑容，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意，在与蒋介石一起宣誓时，他的心中却另外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虽然没有当上三青团的书记长，但自己所掌握的CC派力量是雄厚的，可以指挥CC分子千方百计向三青团渗透，与陈诚比高低、争输赢，一旦将陈诚架空，三青团还愁不是他陈立夫的。

以后，二陈的CC派与陈诚的三青团争夺十分厉害，三青团企图取代CC派，CC派则从各方面攻击三青团，与之争地盘、争地位，并且有大批CC分子向三青团渗透，这一切当然使陈诚伤透了脑筋。不久，随着保卫武汉战事的紧张，陈诚没有太多精力放在三青团上面，便由朱家骅代理执掌团务。1940年9月，陈诚正式辞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一切重大事务概由朱家骅处理，这使陈立夫着实高兴了一阵，以为三青团大权正逐渐向他倾斜。但蒋介石并没有遂二陈的心意，以后，书记长又换成张治中，最后，竟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这样，二陈只好望洋兴叹，从此，对三青团这一诱人的权柄，二陈再也没有力量去角逐，再也没有胆量去问鼎了。

孔祥熙，国民党的“财神爷”，贪婪无比，终于引起激愤，而远走美国。

特务政治

陈立夫插手三青团的企图落空后，便一心一意经营中统局，他虽然不是中统局长，但局内的整个班底都是他过去特工总部的一套人马，陈立夫便暗中进行操纵，指挥这帮CC派特务干下了大量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形成的。合作后，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再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所以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也日益显露出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还说：“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们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与共产党斗争。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话心领神会，他觉得光在中央全会上讲反共，下面各级党部及一些国民党员不能领会精神，也不知怎样反共，必须制定一个反共的文件，拟定具体方法，发到国民党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动员整个国民党一起反共。因此，陈立夫向蒋介石献计，搞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发到国民党基层党部，这个建议颇得蒋介石的赞许，他们通过商定后，将草拟文件的任务交给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办理。

徐恩曾接受任务后，闭门谢客，一人在家日夜思考、写作，不几天，便拟订了初稿，然后交陈立夫审阅，陈立夫看后，即带着徐恩曾一起送交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直接由陈立夫带回修改。陈立夫便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初稿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完成后再呈蒋最后审定。这一次，蒋介石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指示发出，这样，反共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便出笼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以绝密文件发至国民党各基层党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也转发，一直发到县级。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反共为主要内容，该文件称：“查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尤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文件规定，各地民众和人民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地区要严格防制，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还要求：“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如果有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不得有误”，“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等等。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制定与下发，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要他们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防共、反共活动。

为了更好地发挥CC特务在反共中的作用。二陈经过商定，报蒋介石批准，开始在全国建立“党员调查网”，使之成为“中统”的外围组织。于是，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商界、军队中收罗了大批国民党员作为“调查网”成员，要他们在中统局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所谓调查，而且向他们交代，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共产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调查后，结果令二陈兄弟大失所望，在所有调查材料中，告发国民党中贪污渎职的材料几乎占80％，揭露国民党中投降叛敌、汉奸嫌疑的占12％，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产党嫌疑的不到10％。实指望通过调查搞到共产党的材料，为反共提供证据，谁知竟搞到了国民党自己的头上，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不好下台，他们一方面将涉及国民党的材料处理掉，另一方面则大骂特务们不中用，要他们重新再搞。但调查去调查来，总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以后，二陈对“调查网”再也不感兴趣，经过商量后，决定放弃“调查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将最初准备对共产党使用的这张“网”移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冷衙门。这样，一场调查共产党的闹剧刚刚开场便匆匆降下了帷幕。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二陈专门把徐恩曾找去授机宜，明确告诉他，中统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不要再去注意国民党内的贪污、投敌等问题。徐恩曾回来后也鹦鹉学舌地向特务们训示：“抗日是暂时的，次要的；反共是长期的、根本的，第一位的”，“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等。

特务们经过训示后，似乎开了窍，便想尽各种办法去反共，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表面上他们不像抗战前那样公开逮捕、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了，但暗地里的反共活动却是始终存在。如共产党人车耀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组织了“星芒社”，办起了《大声周刊》、《国难三日刊》等，鼓动群众参军参战。中统特务为了破坏该组织，伪装进步，打入“星芒社”，然后进行分化活动，并录制了参加这个组织的大批积极分子的黑名单，1939年以后，这些同志大部分被特务逮捕杀害。

1942年，中统特务还对中共中央南方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南方局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及多数工作干部及电台工作人员均被逮捕，人数达300多，使共产党遭受很大损失。廖承志被关进集中营，受尽了折磨，到1945年才转解重庆。蒋介石对这一起破坏十分高兴，除表扬陈立夫外，还给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徐恩曾一大笔奖金。

二陈对特务们的破坏行动十分欣赏，但对其破坏手法还不满意。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南温泉私宅养病时，就时常把中统特务万大铉叫去，进行训示。这样，由陈果夫口授、万大铉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了《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作为对特务进行训练的教材，里面所传授的，就是如何在调查的幌子下进行反共的各种办法。特务们按此受训后，都受“益”不浅。

陈立夫则认为，在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时，不能光靠硬性蛮干，还必须用软的办法，重要的是从思想宣传方面人手，通过舆论宣传，在潜移默化中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他认为这比抓几个共产党人、破坏几个共产党组织的效果更大，陈立夫经常对特务们说：“戴雨农（即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他要求特务们了解共产党的理论、研究共产党的理论，使用共产党的方法，达到以伪乱真的程度，然后以售其奸。

在陈立夫的指示下，一些中统特务采取捏造假事实的办法，写出了大量小册子，污蔑共产党，丑化解放区，以欺骗一些思想单纯的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当时发行最多的什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就属这一类造谣污蔑的宣传物。为了加强这种宣传，陈果夫还命一些中统特务在重庆南温泉开设了一个书店，用“文化服务社南温泉门市部”的招牌做生意，专门兜售这类反共小册子，并对青年学生进行监督、迫害等特务活动。

为了进一步指导中统特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陈立夫还关在家里冥思苦想，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的文章，指定为特务们的必读材料，该文以和特务们谈心的形式，提出了做宣传工作的八条原则：第一，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和正面骂人，如果这样，有时候恰好是帮对方做宣传；第二，拿出事实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不要做大文章，少用形容词；第三，多研究心理学；第四，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否则会弄巧成拙；第五，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第六，就地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第七，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第八，宣传品不可滥发。

陈立夫说的冠冕堂皇，用心却极为险恶，但可惜的是特务们并不都能做到，如不能正面自吹自捧，国民党本身实行的是独裁专制，他们要把一切党派压下去，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自吹自捧能行吗？再如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幕布给民众看，特务们所进行的就是鼠窃狗偷的活动，国民党蒋介石在反共的时候，根据不管什么正义、良心和道德，这叫特务们到哪里去找什么“事实”来攻击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只能采取捏造事实、造谣惑众的办法而得逞于一时，在人民揭开谎言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倒是暴露了特务们自己丑恶的真面目。还有如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这些特务们更是办不到，他们要造谣，只能是造谣的语言，他们要破坏，只能有破坏的行动，怎能去符合宣传者本身的情况呢？陈立夫也太难为特务们了。

中统特务搞宣传不行，盯梢、绑架、捕人，倒是他们的真本事，这种恐怖的特务政治，使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一直在这里领导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陈立夫为了监视周恩来的行动，便在周的住宅曾家岩50号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化龙桥附近分别设立了特务监督哨。陈立夫交给特务的任务是：记录这两处出入人员的姓名、来去时间、所乘汽车及单车牌号等，如遇有陌生的人出入，便进行盯梢、跟踪，了解其姓名、住址、身份，必要时实行逮捕。陈果夫对这两处监督哨十分重视，他要求担任监视的特务一定勤手勤脚勤脑，随时记录，随时整理，逐日汇报到中统局，南局再送他本人过目，他如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再呈报蒋介石。这两处特务监督哨数年如一日，一直进行特务活动，到周恩来离开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撤销为止，从未间断过监视。不光对中国共产党，对其他一些亲近中共的民主进步人士，二陈也采取过监视行动，如1943年，曾对沈雁冰、萨空了、陈此生等人实行过类似的监督。

在其他地方，中统特务常常是便衣便装，夹杂在人群中，对广大人民的言论、行动进行监督，发现有倾向共产党、不满当局、进行抗日的人，即行绑架、逮捕，直至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常常是不明不白地死去，莫名其妙地失踪。“万千逻卒列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这就是当时恐怖的特务政治的真实写照。

第八章　不择手段搞金融，露出罪恶的脸面

入农行苦心经营

1940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国民党党务的同时，开始插手金融界。

2月，蒋介石致函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徐堪、副秘书长徐柏园，命令银行发放农贷必须与地方政府及各级党部合作，提出“此可尽量利用县的党政机关之人员使之有事可做，而使党政机关有积极精神从事工作，不致如过去之消极也。关于党方联系，可约陈果夫、朱骝先、谷正纲、康泽诸同志参加之，并可以陈果夫同志为四行机构内设计指导负责人之一也。5月24日，蒋介石再次下令，农贷必须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办理农贷人员应尽量利用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各级合作金融及贷放机关主办人员应切实负责。蒋介石突然将与金融毫不相干的陈果夫提出来，这对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消息，说明蒋介石将给陈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陈果夫虽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经营钱庄，由于开办证券交易所失败，饱尝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决心不再与金钱打交道，但思想深处却总是“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特别是在办党务中，更加体会到金钱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欲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却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曾经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语：‘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同时，陈果夫还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他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弱，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陈果夫更加对金融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进入金融界，以重温当年在上海办金融的旧梦。

乘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927年，陈果夫曾与他原来在上海学德语的老师薛仙舟、叶楚维等三人创办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其宗旨为推行农村合作，调剂农业经济，但在业务上常与江苏省银行发生冲突和矛盾。1932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以行政上的职权对江苏省银行限定了业务范围，规定该银行只能以工商业为对象，并更换了该行的总经理。从此，这家所谓的省银行再也不敢与江苏省农民银行争锋，除工商以外的一切业务均为省农民银行占有。江苏省农民银行在陈果夫的行政保护下，以征收农村两角亩捐为资本，后来又在江北发行流通券，在全省发行仓库券，而逐渐发展起来，基层分支机构达78处，遍布全省61个县，成为江苏省第一大银行。

陈果夫从办江苏省农民银行中尝到了甜头，他还想求得更大的发展。因为江苏省农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省级银行，为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向国家银行渗透。但在当时，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丝毫，于是，陈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国民党“剿总”内部设立的一个农村金融救济处。1932年，蒋介石在对中央红军第三次“围剿”遭到失败后，为了准备第四次“围剿”，从经济上支持地主还乡，稳定其在农村的统治，便于11月在其“剿总”内部成立了农村金融救济处。1933年，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失败，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3月在农村金融救济处的基础上特许设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对四省农民银行极为关注，亲自任命郭外峰为总经理，并命令从鸦片税项下拨款250万元作为股金，以利开展活动。1934年10月，随着工农红军战略性的大转移，蒋介石“觉得仅有四省农民银行不足以济事，于是乃将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4月1日，中国农民银行正式成立，董事长孔祥熙，常务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苍柏，总经理由33岁的原中央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徐继庄担任。中国农民银行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其机构的扩展之快异乎寻常，到1937年，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达87处，它依仗其享有军事护照和军用交通权，为所欲为，资金得到飞速的发展，其业务范围主要有：垫支军费、调运军饷、救济地主、开设典当、支付特务费用、滥发钞票等。

陈果夫开始是想另起炉灶，与农民银行平分秋色，最后达到挤垮农民银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战期间，陈果夫指使其亲信肖铮等人进行筹备，企图搞一个所谓“土地银行”，1940年9月，肖铮等12人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拟请设立中国土地银行，以促进土地改革，实现平均地权，活泼农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来者不善，这是和中国农民银行唱对台戏，正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首先反对，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众人反对的借口不予批准。于是，组建“土地银行”的方案便告搁浅。蒋介石为了安慰陈果夫，便下令在中国农民银行内设立土地金融处，由陈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这样，陈果夫总算在农民银行内捞到了一块地盘，心中的气才稍稍平了些。

没想到设立土地金融处倒给陈果夫以新的启示，他想，另起炉灶目标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现在只有采取逐步驾空农行，以达到最后独占农行的目的。以后，陈果夫便多次发表有关农村金融的谈话，并向蒋介石表示愿从事农行事业的心迹，此时，蒋介石也认为孔祥熙财力太大，需要给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让陈果夫渗透进来，以分散孔祥熙在农行的权力。1940年10月，蒋介石决定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进行改组扩充，按蒋介石的原意，准备让陈果夫担任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后来又考虑到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到临时发表时，突然改变主意，只让陈果夫当了董事，而常务董务则让其三叔陈其采担任，陈果夫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CC的大势已去，陈立夫只有无限伤感，却无可奈何。他毕竟成了农行董事会七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高层决策者，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愁农行不是他陈家的天下。

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要给他一点难堪，他在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别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要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给顶了回去，他说：“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别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后当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了起来。

陈果夫果然来者不善，他任农行董事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不久，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四联总处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便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在农行中独往独来地苦心经营起来。

首先，陈果夫提出统一农贷业务。以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无一定方针，所以农村金融机构重复繁乱，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和农本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合作事业管理局都可办理农贷业务。陈果夫认为：要使农民银行发展壮大，一定要把全国农贷业务变成农行一家独营、一家垄断，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统一农贷办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农本局将原办农贷业务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办，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农本局便被赶出了农业金融领域。

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接收办理。”8月31日，中国、交通两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1）贷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农贷区域共299县市；（3）农贷机构112所；（4）农贷人员共772人。”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及事实上已演变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也。”

陈果夫在农民银行有一定实力后，便开始了第二步计划，即将孔祥熙赶走，由他登上董事长的宝座。当时，在农民银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结，贪污舞弊，中饱私囊，闹得乌烟瘴气，为了捣孔，陈果夫通过他的特务系统，调查了大量材料，然后抓住这些把柄，于1944年提出了弹劾农民银行信托部贪污舞弊案，由国民政府监察院出面处理。陈果夫的目的是想通过此案，搞掉倾向孔祥熙的总经理顾翊群，让CC派人物当总经理，以驾空孔祥熙，待顾下台，最后赶走孔。可是顾翊群下台后，总经理一职并没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蒋介石指定叶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来接替，陈果夫不禁大失所望。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孔祥熙。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政府获得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蒋介石拿出1亿美元作为基金，让孔祥熙发行所谓“同盟胜利美元公债”，1亿元折合法币20亿元，许诺到期兑付美金。但刚开始人们都不愿购买，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持下强行摊派，结果公债价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币价格低落，美元汇率提高，黑市汇率高达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见有利可图，即停止美元债券销售，将尚未售出的5000万美元债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将799万债券以官价卖给所属职员，而孔祥熙一人就独吞350万元美金债券。而此时美元债券已涨至法币250～270元。

即使这样，孔祥熙等人还不满足，还企图将剩余部分再次私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等人私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不胫而走，公众舆论大哗。

陈果夫见时机来到，即借此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祥熙致于死地。但孔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陈果夫一看势头不对，再加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案中获利最大，不仅作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农民银行董事长也可能将由他来代理。于是，陈果夫见风使舵，由原来倒孔反转头来拉孔，到处为孔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陈果夫，反倒感激涕零，决计将农民银行让与陈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兼董事长。11月1日，陈果夫宣布就职，在就职仪式上，农行总经理李叔明向大家宣布：“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故辞去董事长职务，以便休养……现在本行董事长一职，由党国元老陈果夫先生继任。”这时的陈果夫好不得意，他梦寐以求的独掌中国农民银行的愿望终于达到了，回味着李叔明的“孔董事长因身体曾经割治，尚未复元”几句话，看着出席会议的保养得极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红楼梦中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己也会下台吗？不会的！他心中暗暗地说，不会的！自己一定不会下台，一定要牢牢坐稳董事长这把交椅。

曾经的荣华富贵都随之逝去，留下的只有到异乡去开拓另一番天地。

巧取豪夺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亲自为农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训，并解释说：“一个不取为之清，深筹远虑为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这四个字，陈果夫真的做到了吗？深筹远虑、刻苦耐劳、注重时效应该说还可以过得去，但真的是一个不取吗？那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不取，他的农民银行的财富能增长得如此快吗？尽管陈果夫上台后，主动将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减至1000元，尽管他亲自制定了《中国农民银行经营方针》18条，强调为中国农民谋福利、为农民服务等，但这都不能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是助还是夺，是取还是与。

首先，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反共防共，陈果夫现在也不能违背这一初衷，他在农行股东大会上就强调：“本行在民国二十二年创立时，为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至二十四年才扩大改组为农民银行。当时的主要使命，为恢复共匪蹂躏区域的农村经济。其股份虽有官股、商股之别，实际上根本无纯粹的商股。其性质和发展过程与其他国家银行不同。”蒋介石也一直把农民银行作为反共的工具，他要求农行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陈果夫担任董事后，蒋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作用，要求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对共产党。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其次，陈果夫千方百计想赶走孔祥熙，主掌农民银行，为的就是发展官僚资本，既要发展官僚资本，怎能一个不取，为农民谋福利呢？

1.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地主盘剥农民。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一大特权，这是一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贷出，秋收后收回。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拨款，亲自拟定了“傲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

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该公司资本额在登记时为法币2000万元。1947年增为1亿元，后又增至10亿元，“该公司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元、资本总额按年终账面数额10亿元，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其资本增殖率已属不低。但是账面上的数额还仅仅是它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还有许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资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马和设备来经营各种盐业投机买卖的”。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1945年，参政员黄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请政府彻查案”。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3.勾结地主豪绅开设典当，进行高利贷剥削。

陈果夫当上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在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于是，陈果夫积极筹备开展典当业务，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典当座谈会，陈果夫在会上大肆宣传典当的好处，说：“典当之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獗。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故经营典当，多认为正当事业。”当有人提出典当有高利剥削之嫌时，陈果夫为其辩解说：“目前典当发生剥削现象，因为其资金来源不济其营业。”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便都附和他，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作用，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座谈会最后作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已设农仓或简易农仓之地，可由仓方兼办典当一生风雨终相伴。图为：陈立夫与其夫人孙禄卿。业务，各地典当可申请农行约为‘特约典当’，农行贷给款项，并派员督导。”“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数，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在农民银行。”随后，中国农民银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获取高额利润。

4.操纵进出口业务。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民银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资产而无负债。陈果夫主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农产品，便被指定为经营外汇业务银行之一，于是，农民银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例如蚕丝、烟叶、猪鬃、食盐等传统的出口物资一概经营。获取外汇，为了业务发展，农行除在上海外，“并在国内出口贸易重要据点各行处（包括香港在内），开办外汇业务”。先后有广东、香港、汕头、厦门、福建、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开办此项业务。

除抓出口换汇外，对进口物资陈果夫也毫不放松，陈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发财的。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要拨给中国一些物资，这批物资一直为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到这里边大有甜头，也想插上一手，想设法搞到一部分物资分配权，但宋子文到手的财富岂肯让陈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让。陈果夫通过CC特务搞到宋子文假公济私的一些材料，对宋子文进行威胁，宋子文还不让步，陈果夫便逐步抛材料，造舆论，大有全部抖出之势，宋子文无奈，只得让出一部分物资分配权给农民银行，将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一批化肥交农民银行分配，化肥总数为88771吨，这一大笔物资的分配，使农行从中获利不少。

在陈果夫的苦心经营下，中国农民银行迅速崛起，财产迅速膨胀，大有与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争鼎之势。对此局面，蒋介石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是他以陈果夫制约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陈果夫真的与宋孔过不去，因为宋、孔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他不想让陈果夫的权、财太大，因此，他对农民银行抓得一直很紧，在农民银行董事长之上还设了一个所谓的理事长，这一职位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农民银行的人事权一直操纵在蒋介石手中，农行前后五位总经理，除了顾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荐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农行的董事、监事及关键部门的负责人都由蒋介石亲自圈定，所以陈果夫不无悲伤地说：“一切重要问题又都直接请示本行创办人蒋主席的意志办理”。当然，陈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采取一切办法，尽量把农民银行办成具有陈家特色的专业银行。

党营事业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入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党营事业”。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可以列入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将取消，为了保证将来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便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党营企业”标榜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的经费问题，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时，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有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既乏章制，也无规则，因此，“接收”无异等于“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高级要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掠财富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党营事业”。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虽然党内各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在接收敌伪工商企业资本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接收了。

陈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敌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该银行的敌伪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过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的低价。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便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买工厂，还多余160亿元。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原来都有大量成品堆在仓库，来不及处理，陈果夫待这批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这样，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家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以说是千古没有的奇事。

陈果夫对这一经济壮举十分得意，他急于要看看这些不花钱而得来的工厂。1947年8月23日，他不顾多病的身体，从南京飞抵青岛，一连用了好几天视察齐鲁公司管辖的橡胶厂、啤酒厂、面粉厂、烤烟厂等大型企业，并对生产各个环节仔细询问，了解这些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除齐鲁公司外，陈果夫还在天津组织了恒大企业公司，接收了原日伪经营的东亚面粉厂、东亚烟厂、中华火柴厂、协和印刷厂等多家大型企业。另外，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地，陈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伪企业，然后变成他们的“党营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到1947年，二陈兄弟接收的日伪大中型企业达80多家，这样，一大笔日伪财产落人二陈之手，奠定了“党营事业”的基础。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记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于1947年底，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投资单位涉及农产品加工运销、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在这些行业中，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缆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等，这些公司后来都逐渐变成二陈所控制的“党营企业”。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将原来由国民党党务系统所控制的新闻、文化、出版、广播、电影等事业统统改为企业性质，从原来由国库支付开支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单位，由此而建立了“党营”文化事业的系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又踏故土的陈立夫，除了对故乡的念念不忘之外，对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岁月的感慨。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1947年，陈果夫还在无锡发起组织了中国塑像公司，自己亲自担任董事长，他设想将中国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并附上名人传记，一定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将又可以大赚一笔钱，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一发财梦也就归于破灭。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再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产棉地区，都有一些较大的私人棉花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本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短”。当时就有人指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大发其财的后面，是千百万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的辛酸的血泪。

二陈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便是行政权力。由于他们是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是“党”、是“国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业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的运销业务，于是陈果夫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乡镇设立盐号，其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由于有政府的撑腰，中和盐业公司不仅将大部分私人盐号挤垮，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国蚕业公司，原是敌伪时期华中、华东一带的多家蚕丝企业，二陈兄弟接收后，即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党营集团企业。公司成立后，打着“国家”的招牌，进行垄断，使一些民营蚕业企业大受摧残。他们由于手中掌握有农贷发放权，迫使蚕农不得不将春蚕出售给他们，于是中蚕公司乘机大杀蚕价，按正常价格，每担至少要卖15万元以上，而中蚕公司规定只10万元，而实际付款，一般在7万元左右。对此，嘉兴蚕农愤怒指出：中蚕公司“挟其雄厚资金……垄断贷款、操纵蚕价，剥削农民获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国脉民命”。蚕农遭劫，难以生存，而私人蚕业企业也陷于随时破产的威胁中。对此，浙江蚕业联合会曾致函国民政府，对中蚕公司提出控诉，认为该公司“杀低蚕价、鱼肉乡民、粗制劣种、贻害蚕农、巧立名目、化名垄断、舞弊渎职、迹近翻戏、滥用私人、保团贪污……”但国民政府本身是二陈的保护伞，对来自各地的大量举告、控诉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蚕业联合会的控诉信函发出后，也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陈氏兄弟照样我行我素，继续利用金钱和权势，大做发财的买卖。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销售盐斤时，均在盐内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二陈兄弟依靠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利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使他们所经营的“党营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他们的“党营事业”越发展，国民经济越是停滞落后，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些靠剥夺人民起家、发展的所谓“党营事业”最终回到了人民手中。

合作金库

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

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建议，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等搁置了五年多的提案，决定设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在南京开业，陈果夫被任命为合作金库理事长，其亲信寿勉成为总经理。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他再次强调：“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在大谈了合作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后，陈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库刚刚成立，要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国家银行一比高低，谈何容易，因此，他告诫大家：“机构成立伊始，组织既没完备，运用自难裕如，在短期以内，恐怕难以满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库的全体员工，参加股金的合作社员，“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担负这一历史的任务。”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愿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经营它呢？按道理，他既当上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手中有了这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满足了，现在再成立一个合作金库，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他们自己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想在金融上压倒孔、宋。当时全国中央级的金融机关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已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再成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四行二局一库这7个中央级金融机关中，二陈便占了4个，其发展趋势足可以超过孔、宋，俨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二陈需要更加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他们虽然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有了金融优势，但农民银行有一个“农”字，尽管二陈不受此限制，已经将其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总觉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方便。特别是反对他们的政敌，总爱抓住农行进行越轨业务的把柄，而对他们实行攻击，这使二陈总得时常提防，心里总不太舒服。现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库后，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没有什么限定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够赚钱，合作金库就可以毫无限制地参与，比农民银行显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如在东北，陈果夫利用合作金库的资金大量抢购大豆，在长江流域，则抢购布匹、粮食等物资，并在各地建立很多仓库，囤积居奇，以获取高额利润。1948年底，陈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库内成立了“辅盛盐号”，刚开始，想专门做盐生意，以和“中和盐号”互相补充，后来，陈果夫看到黄金买卖更可以骤致暴利，“因此辅盛盐号后来干脆就放弃原定计划而成了买卖黄金美钞的一个机构。它所用的资金就是以盐名义向上海分库借来，再于运用之后如期归还金库。这基本上是一种偷天换日借公济私的办法”。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暴利，这是陈果夫办中央合作金库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陈果夫为了迅速形成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他开始了紧张筹备分库的活动。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在南京、汉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网，再向其他中小城镇发展。

中央合作金库的业务，名义上是以国家专款开展贷款业务，以支持农村合作事业，在刚成立时，蒋介石特别同意由国库拨款100万元作为其开展贷款业务的专款。但陈果夫钱到手后，便开始转变业务方向，他认为，单靠专款是不够用的，必须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规定，各地的分库及分支机构，均可办理汇兑、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库的资金来源。

后来，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为国民党代购军粮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广大农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一次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党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争。至于原来所标榜的向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亲信黄密担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拒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担任经理。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改派成上海信托部的经理，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是像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经济，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谋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只是二陈兄弟发财致富，与孔、宋等金融财团争权夺利的工具。

抗战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御侮、浴血奋战，终于1945年8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日皇命令日本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10日，各报均发表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国沸腾，一片喜庆。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这振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卧病经年的陈果夫听到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一扫病容倦态，竟能起床读书会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很少会客，即使与客人交谈，也限制时间。现在，整天与来访的客人长谈，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长居正70寿辰，陈果夫在给居正的寿词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兹胜利双庆月，举觥宜称万众心。”表现了他与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高兴心情。

这一年年底，重庆城里，寒气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声声、锣鼓阵阵，城里市民举行庆祝胜利、庆祝新年的双庆活动，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暖流。陈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时兴起，磨墨铺纸，一口气写下了好几副春联，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其中如“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等，都表现了他希望和平建国，在经济、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强国的心情，当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总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CC系统将大有可为，应该好好地协助蒋介石，在加强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从事和平建设及科学研究。

陈立夫与陈果夫一样，为抗战的胜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CC派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收罗旧部、安插亲信，向新接收地区大量派出CC派骨干，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他为自己勾画了一幅陈家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总统府巍峨高耸，可里边的人对这位归来的曾经的国民党高官早已失却了兴趣。在为抗战胜利欢呼、高兴过后，二陈兄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到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及其命运，也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前途。其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他们兄弟俩的长期控制，已存在种种弊端，国民党的腐败、贪污、专制早就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特务政治，这对主持党务的二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明显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对国民党本身弊病，二陈并不回避，他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缺乏纪律，没有民主训练和宣传；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上瞒下。总之，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再也看不到原来那种向上的朝气了。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二陈忧虑。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国民党的腐败与蒋介石有关，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与CC系有关。其二，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但二陈知道，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总好像渗入了点什么东西，再不如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相反，蒋经国太子派扶摇直上，黄埔系力量有增无减，政学系仍然受到重用。战后对二陈刺激最大的，便是蒋介石命令两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而东北和台湾又是最有油水的两个地区，二陈早就想占据这两个肥缺，现在却让人捷足先登，而且蒋介石这一姿态好像是故意做给二陈看的，二陈开始担心，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他们是否会被蒋介石抛弃。

对于这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陈果夫和陈立夫通过密商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坚决反共，在反共中既可发展巩固特务势力，强化特务政治，又可以获得蒋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攻垮他们，才有CC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来一番刷新。

抗日战争中后期，二陈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趋向反共，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原因时就指出：“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到后来，二陈反共态度更加顽固，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国民党高级官员茶话会上，有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是否还应实行合作，陈立夫唰地站起来，板着脸，气势汹汹地说。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尽快占领东北地区，消灭共产党。陈果夫还反复强调要统一军令，不能让共产党节外生枝，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再合作。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二陈表现出不满态度，并不时给予批评，主张有所革新。还在抗战期间时，有一次，陈立夫便向他的亲信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大发一番宏论，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是三种。”哪三种关系呢，陈立夫说：

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惟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映了陈果夫对国民党现状的不满，他对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政治昏庸、制度不立、党无基础、人才匮乏等腐败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顽固反共的立场及对共产党的偏见。陈立夫也在一些蒋介石对他已不再有兴趣，而他也淡泊名利，不再过问政治，晚年的陈立夫积极倡导两岸的和平统一。刊物上发表文章，阴阳怪气地对国民党进行批评。

二陈与CC系分子的议论及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了蒋介石一定的重视。蒋介石曾邀请他们商量有关政治革新的计划，并给予他们一些鼓励。他们的活动也导致孔祥熙丢官弃职、远走美国，宋子文从行政院长宝座上翻落下来。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他们也取得成就，使大会作出决议，要求对国民党员进行总清查。在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甚至反映了他们提出的没收贪官污吏财产的要求。看样子，蒋介石似乎容纳了他们的建议，似乎要对国民党动一番手术了。

实际上，二陈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只要要求打击一下孔宋裙带派，赶走政学系，由他们取而代之。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决不是想否定国民党、否定蒋介石的统治。所以，他们反对任何激烈的批评。当有CC分子请陈果夫向蒋介石转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时，陈果夫拒绝了，他说里面对蒋介石的批评太露骨，是不适宜的。陈立夫也不赞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为国民党评功摆好。

另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也鼓励了这些革新派，但内心却是讨厌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到后来表面上也不支持他们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到1947年以后，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所谓革新的波纹逐渐消失。二陈与国民党一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动。他们拒绝和平、鼓动战争，拒绝国共合作、鼓吹消灭共产党，最后只能走向失败。

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对国民党现状的批评以及不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赞成的，但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对国民党的批评，蒋介石认为二陈太过，国民党还不致于那样坏，不致于无可救药，他完全可以领导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统治全国。不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又认为二陈太直，如果公开拒绝和共产党合作，拒绝和平，发动战争去消灭共产党，那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他既不愿和共产党合作，又不愿承担合作破裂的责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又要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是他自认为比二陈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陈还不能窥测到的他内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于此种目的，蒋介石接受了政学系头目吴鼎昌的献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意图是：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借此宣传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之机，抓紧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到毛泽东不会来重庆。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更打乱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蒋介石无奈，只好坐下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

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二陈是不赞成的，在一系列会议上，陈立夫都公开表示反对。当吴鼎昌向蒋介石提出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陈立夫当场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断不可行。后来，他又几次向蒋介石提出，不可与共产党谈判，应该以武力消灭。陈立夫的亲信胡健中就公开说：“立夫先生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蒋介石内心深处倒是十分欣赏陈立夫这种坚持反共的顽固态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样，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头脑，没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蛮干，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已和抗战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灭和大军围剿的办法显然不是上策，显然要等待时机。但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陈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细作解释，只好不理睬他，并不再让他主持国共的谈判，甚至连和谈代表也没让他当，只委派了王世杰、张群、劭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陈对这次国共和谈始终采取消极态度。

9月1日，刚下过一场雨，重庆显得干净凉爽，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化艺术界人士、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陈立夫也得到了邀请，但他预先并不知道共产党代表会去，晚上7时，便兴致冲冲地来到中苏文协大楼，一到这儿，便觉气氛不对头，今天人特别多，整个二楼都挤满了，国民党要人孙科、冯玉祥、覃震、宋庆龄、张治中、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贺耀组等人早已来到会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热情握手，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人也陆续来到，只见人们十分兴奋，到处是欢声笑语，似乎还有什么重要人物参加。

陈立夫正在纳闷，忽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大厅门口，毛泽东和孙科等人握手后，一眼看见了陈立夫，便大步向他走来，没等陈立夫回过神，一双有力的大手已经握住了他，陈立夫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重复着“欢迎”两个字，显得十分尴尬，还没等他想起应说几句什么话时，毛泽东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谈去了。一会儿，宴会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在各室巡历一周，频频和大家干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周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陈立夫举起酒杯，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衷心祝福，并将酒喝干。

一次握手，一次干杯，这一瞬间的接触，在陈立夫的心海中搅起了阵阵波澜，毛泽东、周恩来博大的胸怀，待人的坦诚，令他感动不已，使他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但他从宴会上人们对毛、周的敬仰之情看来，感到共产党已经深得人心，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想，一定要劝说蒋介石，采取决断办法，与共产党分裂。

后来，陈立夫还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9月2日，蒋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请毛泽东，陈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时，蒋介石在中央干校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也参加了茶会，蒋介石首先上台致欢迎词，毛泽东致谢词，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为贵”他听得十分清楚，对他的感触也很深。这晚还由著名的厉家班演出京戏《穆桂英挂帅》，陈立夫并无多少心思看戏，他还在考虑“和为贵”这三个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于右任宴请毛泽东，陈立夫也出席作陪。这几次，陈立夫见了毛泽东，只是礼节性握握手，说上两句客套话，然后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肃穆的样子，在他内心却在深深考虑，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晚年的陈立夫著书立说，已然将自己曾在政坛上的风云视为过往烟云了。表面上，陈立夫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十分客气，背地里却进行破坏活动，他不敢让CC派特务直接加害毛泽东和中共其他代表，因为这是蒋介石请来的“客人”，而且有美国人插手。但他认为可以乘机侦察共产党和进步团体，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情况，只要有人和共产党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以后对这些人再行迫害。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重庆谈判尽量少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临时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这个卜锐新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探得情报后直接交陈训念或陶希圣，再由他们转交陈立夫。

尽管陈立夫对共产党深怀敌意，毛泽东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访陈果夫与陈立夫。对此，中共代表团一些人员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像陈立夫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一起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未归，毛泽东等人只好扫兴而归。

9月18日，毛泽东前往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万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这位反共人物，他委实没有思想准备，深怕慌乱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实在难以会客，便以久病床褥，体败身衰为由，闭门谢客，毛泽东再次扫兴而归。

9月20日，毛泽东与王炳南一起，再顾陈公馆，第二次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已经知道毛泽东前次来过，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也想和毛泽东谈谈，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双方寒暄坐定后，毛泽东充满情谊地回忆起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两党携手奋战的动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陈立夫对往日的怀念，打消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但陈立夫并不想回忆过去，他一开口，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放弃马列主义，他说，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的错误政策。说到这里，毛泽东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几句话，说得陈立夫满面通红，毛泽东看到陈立夫很难堪，便又笑了起来，诙谐地说：“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党的武力政权。”毛泽东对此即予反驳，他说，所谓的武力政权是你们逼出来的，“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评。同时，毛泽东还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误国害民。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讥讽的议论，诚恳的态度，陈立夫一时窘迫无词，竟手忙脚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讲的是事实，说的有道理，并表示对这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使合谈成功。

毛泽东的来访，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的胸怀、度量、才华都令他深为佩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也认为不无道理，但他却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也不能转变反共的立场，他自恃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

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撕破假面具

根据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签订的《会谈纪要》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下，以及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的。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二陈是坚决反对的。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不可上了共产党的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没有好处，后来为形势所迫，他才没再说话。当时国民党根据协商规定的名额，派出了8名代表参加会议，蒋介石为了加强国民党代表团的阵容，委派陈立夫为政协代表，于是，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会议，他以为凭着他手中的权力，凭着国民党各方的优势，就可以在会上压服共产党，服从他们的意志，达到他们利用政协会议，削弱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力量的目的。

陈果夫没有陈立夫那样乐观，他对召开政协会议忧心忡忡，会议开幕那天，他不顾长期卧病的身体，竟然起了床，经过认真考虑后，便拿起笔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武断地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他还以法国为例，告诫蒋介石，不能听从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专政的主张，说：“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

蒋介石看信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他认为陈果夫信中所说的确是忠臣之言，但又笑他长期患病在家，不了解外面的形势，竟如此迂阔。陈果夫确实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用心，蒋介石同意召开政协会议，除了为形势所迫外，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政协会议，达到剥夺与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因此，还在政协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至于针对共方，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之。”他准备在会议上采取一切手段与方式，达到这一日的。当然，蒋介石也考虑到，万一会议不按他的意志去办，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决议和路线，他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国民党大权在握，是绝对不会受其制约的。

中国共产党尽管知道蒋介石并无合作的诚心，也无和平的诚意，但还是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利用政协会议这个合法的形式进行合法的斗争，力争取得最大的胜利。

会议开始后，国共双方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重庆谈判中所没有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

关于军队问题，陈立夫与张群等人仍然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一主张即受到中共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把人民的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是交给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会变成国民党的军队。周恩来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的原则立场，提出了军事改革12条建议，为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的绝大多数，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等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没有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制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陈立夫十分活跃，相伴一生的人，在共同庆祝他们87岁的钻石婚。他多次发言，顽固地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坚持在中国应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都认为1936年选出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选举的，对此，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起来发言，为其专制行为进行辩解，他说：“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中共代表邓颖超当即起而驳斥陈立夫，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仍然进行狡辩，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顽固态度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不满，中共代表陆定一据理反驳，他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陆定一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实，陈立夫再也无话可说。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陈立夫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美其名曰是学习苏联的办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说他们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对此，中共代表陆定一反驳道：“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陆定一还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陆定一强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其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陆定一的发言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陈立夫一时无辞辩解，十分狼狈，好半天不再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议成了广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二陈十分沮丧，却又奈何不得。陈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协会上的情况及闭幕的消息后，深感大势已去，他抚今思昔，长长叹息道：“因党的组织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能回答国民党为什么存在这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找到如何医治这些症结的办法，他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陈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蒋介石能采用一手执刀，一手执礼的办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镇压人民。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武力镇压，对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

与陈果夫不同，陈立夫根本不愿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还是有恃无恐，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决心和人民作对到底。政协会议后，他去见蒋介石，领取指示。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命令陈立夫等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们经过密谋后，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待共产党和广大人民。

还在政协会议召开时，陈立夫就密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和CC派特务密切注视共产党及各党派的活动，在他的指令下，特务们无法无天，到处制造事端。当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起哄以至动手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造成沧白堂事件，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愤怒谴责。

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成果，促使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迅速贯彻实施，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准备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准备参加大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社会名人出席之多，是当时罕见的。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发布后，陈立夫如坐针毡，他急忙找陈果夫商量，这时，陈果夫也顾不得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兄弟俩通过密谋策划后，准备实施彻底性的破坏。后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完全“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经过密谋商定后，陈果夫也不顾体弱多病了，他与陈立夫一起乘小车急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完兄弟俩关于如何破坏会议的整个方案后，半晌也没有说话，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方案是否可行，蒋介石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下，又闭上眼养神去了。二陈知道，再问也是无益，只好告辞退出。陈果夫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对这类事情，如果不置可否，便是默许，他要陈立夫抓紧时间，赶快去布置，尽量做到天衣无缝。

陈立夫回来后，便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2月6日，陈立夫正式向特务们发出捕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来破坏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方治、叶秀峰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紧急布置。2月8日，方治召开重庆市党部第20次临时执委会，传达了陈立夫破坏大会的指令，并对此专门进行研究。通过密谋后，作出四项决定：（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讲演。（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党员200名由市党部组织科负责发动，团员200名由陈介生干事长负责发动，社会服务队队员200名由徐鸣亚委员负责发动。（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随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还东拼西凑，搞了个所谓9人的主席团，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遵照陈立夫的旨意，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布置，作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2月10日这天，大会定于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但8时刚过，国民党御用组织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共800多人，提前进入会场。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等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主席台，霸占了讲台。

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来到主席台时，刘野樵等人便对李、章等人破口大骂，事先布置好的台下特务一拥而上，对李公朴、章乃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秩序，由于特务们事先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达60多人。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伤，马寅初的马褂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记者也遭毒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已是一片混乱。目睹惨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

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继续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的名义，通过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将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这就是蒋介石、陈立夫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较场口血案后，陈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指挥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2月22日，国民党CC派特务冲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共办公室进行捣乱。

2月23日，由陈立夫所指挥的100多名CC派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将营业部四层楼各室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缨、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局势已被瓦解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政坛归来，顿感沧桑。再次执锄，曾经沧海难为水。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鋐、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柈；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潋；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桦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资本输光了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晚年的蒋介石看“光复”大陆的梦想遥遥无期，聊度寂寞时光时，便又想起了那些曾经为他不辞劳苦的功臣们。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同坐飞机来到重庆。因局势紧张，社会秩序混乱，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内调局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来见他，表示要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让他和调查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陈立夫即沉下脸来，冷冷地说：“时局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要搞欢迎会，只须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并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大。他有他的考虑，局势一天天紧张，如大张旗鼓地开什么会，影响也大，于他自己的安全不利。

遵照陈立夫的嘱咐，王难三将宴会地点选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重庆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而且严格控制宴会规模，参加人员除了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与重庆调查处骨干分子外，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和重庆市参议员中的CC派分子以及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CC派分子，总计人数不超过100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而来重庆的，应该有一种“骤然临之而不惊”的气概，因此，他不时和一些人谈家常，谈地方风土人情，尽量装出轻松自如、若然无事的神态。宴会开始时，他站起来，向大家发表演说，他说话很慢，声音也不大，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从国内的局势谈到国际形势，他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现在由于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这样看来，美国是决不会放弃中国的，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党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一定要爆发，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介入中国战争，国民党就会转败为胜。因此他要求在座的人都留在大陆，作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陈立夫的话只是在少数特务中引起了波动，他们真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也真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蒋介石会打回来，便决定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但多数特务都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精神训话，陈立夫看到这场面，也觉无趣，便话锋一转，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重庆的几天，陈立夫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有时出入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来特务面授机宜。他知道内调局在大陆已经是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将来能与台湾联络通报。为此，他找来渝调处处长王难三，交给他300美金，指示他选定可靠人员在重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在大陆解放后发挥作用。他再三强调要选择可靠人员，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负责办理。并向陈立夫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但就是这个可靠的彭衡，在重庆解放后，即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仓皇逃往香港，其他大小特务在中统西南区区长徐政带领下，狼狈逃窜成都。到成都后，谁也没有心思搞什么反共计划了，都各找门路，准备逃跑。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壮着胆子飞往成都，他一下飞机，便召集特务进行训话，给他们打气，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他的话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重庆，正以迅猛的速度向成都推进，特务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命，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跑，面临这一大堆特务的后事，陈立夫确实为难了，他知道，运送逃台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他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并要求大家鼓起勇气，坚持到底。

特务们似乎都清醒过来，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陈立夫是不会管他们的了，于是，陈立夫讲完话后，特务们便四处奔走，想尽办法争取登上飞台的机舱。由于机少人多，结果，少数逃到了台湾，多数则被抛弃在大陆，这些中统特务，平时作恶多端，以为准没命了。但后来，共产党并没有杀他们，而给他们以多方面教育，使之获得了新生。

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存在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这个机构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的中统特务系统在中国大陆彻底瓦解、彻底完蛋了。陈果夫与陈立夫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资本也基本输光了。

天涯芳草迷归路

陈果夫与陈立夫自恃国民党枪多人多地盘大，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因此，他们竭力反对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政协会议后，他仍支持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他们以为很快便可以消灭共产党，实现其独裁专制的一统天下。

但战争爆发后，并没有按他们的愿望发展，恰恰相反，结果是国民党军事大溃败、政治大腐败、经济大危机，国民党内也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乱中。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这对掌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二陈为此十分不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二陈找来一些CC派高级骨干进行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容忽视，由于有蒋介石的关系，他们不可能与之争锋。最后，大家想出个妥协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以此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矛盾的最好办法，因为在党团争斗中，他既不愿儿子吃亏，也不能没有CC派，只有党团合并，双方妥协，利益均存，才可以消除矛盾。他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党与团惟有同归于尽”。于是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议，“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归并本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不偏向三青团，他将党团统一事务交由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很明显，党团合并加强了蒋经国太子派的势力，二陈势力已成了强弩之末，“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宣告结束。

晚年的陈立夫，经历了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又经历了经济上的惨败，他已心如止水，淡泊名利了。时局一天天紧张，呆在上海养病的陈果夫似乎也感到了蒋家王朝末日的到来。1948年的岁末充满了阴冷、肃杀的气氛，上海表面上华灯初照，霓虹闪烁，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实际上，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在此清理财产，准备逃往台湾，到处是乱糟糟的。

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陈果夫的病情也一天天加重，一些亲友都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去养病，他却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之生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话虽这么说，内心并不能安定下来。11月13日，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自杀，这在陈果夫心中也投下了一道阴影，心情越是沉重。再加，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军队丢城弃地，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之类，陈果夫似乎听到了由北而南的隐隐炮声，他开始胆怯了，他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命了。11月15日，陈果夫终于拿起笔，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要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的要求，蒋介石很快给予批准。

12月6日晚10时，陈果夫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前往台湾。他看着上海滩上那高低明灭的霓虹灯、那参差巍峨的楼宇，想到这一去不知能否再返这十里洋场，再返这生他养他的大陆，脑中不禁涌出了“一任朱帘闲不卷，终日谁来”的诗句，轮船徐徐开动，陈果夫长长叹了口气，一股无名的惆怅在袭击着他的心。

12月7日下午，陈果夫抵达台湾基隆港口，上岸后，再坐上火车，8日到达台中市，住进双十路8号一间公寓，他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岁月。

蒋介石与二陈都希望通过党团合并来弥合CC派与太子派的矛盾，但这种形式上的合并却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国内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到1949年1月，国民党陷入军事总溃败、经济总崩溃、政治总危机之中，在此困境下，美国支持桂系加强了倒蒋活动。蒋介石多次请求美国给予援助，均遭美国拒绝，后又派宋美龄赴美活动，也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国内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发动了逼蒋下台的攻势。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在接连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月16日召开国民党要人及民社党、青年党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一些人主张“政府迅速向中共求和”，邵力子“公然主张无条件投降”。陈立夫也参加了会议，他虽然坚决反对投降，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但却是色厉内荏，他对目前的形势也没有把握，认为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已无能为力，他的下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1月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决定“愿与共方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与此相呼应，社会舆论一致提出“非蒋介石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时局至此，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便于1月21日发表“引退”声明，提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随后回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的下野，使二陈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的最后失败，也感到自己失去靠山，行将走向末路，因此他们深感痛心。

正在台湾养病的陈果夫得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后，十分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第三次下野。前二次均有外敌侵入，一般人因而觉悟。这次共军必更深入无疑，而各报对蒋先生之退并无惋惜之口气，人心如此，有何公理。”他对逼蒋下野的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十分愤慨，认为他们为了自己私利而不顾党国的前途。陈果夫错误地认为，造成今天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插手，“欲过问中国事，竟使中国沦人共党之手，此时虽觉悟，亦已迟矣。”陈果夫始终也不明白，他们之所以失败，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不管是美国的支持也好，还是蒋介石重新上台也好，都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二陈虽然对蒋介石的下野痛心疾首，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蒋介石并不感激他们，相反，他认为是二陈坏了他的事。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使党内派系重重，矛盾迭出；是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纵容二陈搞的，他把一切罪责全推到了二陈身上。21日，当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后，准备乘飞机离开南京时，陈立夫等人为了表示自己对蒋的忠心，前往送行。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见了陈立夫，气不打一处来，厉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陈立夫见此，便低下头，不敢再说话。蒋介石还觉不解气，用手指着陈立夫的脸，气冲冲地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并愤愤地发誓，再不入中央党部的大门。这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20多年来，蒋介石第一次在他面前发脾气。陈立夫在众人面前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呆在那儿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回来后，陈立夫想起被蒋介石痛骂的情景，又是委屈，又是恼恨，心想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要说错，首先应错在他老蒋，想不到他下台后，一股怨气都发在自己身上，真是晦气。他饭也不吃，蒙头便睡，好些天都无精打采，见了人也懒得说话，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后来，陈立夫又原谅了蒋介石，因为他离不开蒋介石这座靠山，他专程去了一趟溪口。也许蒋介石觉得上次说话太过火，这次见了陈立夫显得格外亲热，于是陈立夫心中的恼恨也烟消云散。蒋介石要他不与李宗仁合作，要他把CC派、孙科及其他不满李宗仁的党政要人运动起来，拆李的台，造成混乱，他好乘机东山再起。

陈立夫接受密旨回南京后，便开始暗中活动，他劝说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使李宗仁的总统府只剩一块空招牌，对此，李宗仁回忆说：“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堂堂一个总统府设在南京，而行政院却迁广州，这成何体统，李宗仁又气又恼，他一面打电话给蒋介石，指责他不顾大局、暗中拆台的恶劣行为，一面给孙科打电话，要求行政院立即迁回南京。

蒋介石知道孙科耳朵软，听了几句好话就变卦，怕他顶不住，即令陈立夫急飞广州，稳住孙科，不理睬李宗仁。李宗仁见广州方面按兵不动，知道行政院迁回南京已无望，便使出最后一招，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会议，准备搞掉孙科，宣布行政院迁广州是非法的。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冷笑几声，他心中自有主张。他是立法院副院长，对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完全有权决定，李宗仁要在南京开会，他便提出在广州开会，并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接到广州，李宗仁在南京开会的计划落空。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李宗仁只好派张群到广州做说服工作，孙科由于有陈立夫的撑腰，干脆不见张群。李宗仁还是不甘心，只好于2月22日亲赴广州，陈立夫与孙科都到机场见李，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单独找到孙科，向他摊牌：现在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孙科考虑再三，权衡利害，终于答应将行政院再迁回南京。陈立夫知道后，气急败坏地直奔孙科官邸，说：“你真糊涂！你知道背后谁在撑腰，他李宗仁能和总裁比吗？”但孙科自认美国支持李宗仁，还是决定迁回南京。陈立夫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孙科的行政院重回南京，他只能让自己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不回南京仍留广州。

孙科的行政院回南京不久，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南迁广州。这时，陈立夫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不会久远了，他开始布置撤离大陆后的特务行动计划。

正如前面所述，首先，陈立夫派CC派特务骨干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据点待大陆解放后，潜回内地进行破坏。其次，派特务到华北去，准备在绥远和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以备将来进行破坏活动。再次，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一带地区，以对大陆造成情报包围圈。对陈立夫的整个特务行动计划，蒋介石十分赞赏，他专拨10万银元作为经费，给予资助。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些计划好多都没有成功。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匆匆逃往重庆。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也飞抵重庆。因局势紧张，他为安全起见而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在重庆，陈立夫加紧了布置潜伏特务的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准备筹建“大西南指挥中心”，还派一些特务到四川各县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同共产党周旋。

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认清主流，晚年的陈立夫在境界上已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民解放军就已逼近重庆。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企图作最后顽抗，但也无任何办法，陈立夫后来回忆说：“继而重庆吃紧，共党已侵入外围，钱币一天天贬值，那时共党特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们都清清楚楚，‘兵败如山倒’，蒋公到重庆没多久，政府再从重庆迁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时乱得可怕，我的汽车也被抢去了。蒋公离开重庆时，座车几乎开不出去，好不容易才开到机场。”12月23日，重庆解放。29日，国民政府西逃成都，以作最后的挣扎。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也随蒋介石来到成都。他将特务召集起来进行训话，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这些话也不能维系人心了，大小特务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往台湾。陈立夫仍然要求他们鼓起勇气，坚持到底。蒋介石到成都后，提出一个新的战略计划，当时有三种构想，一是退守云南，二是固守川西，三是撤到西康。但当时川军将领都不理睬蒋介石。一天，蒋对陈立夫说：“真奇怪，我召集军事会议，一些人都不来了。”陈立夫一听，就预感到要出事了，他认为三种构想已不能实行。当时蒋介石说：“下一步，你和阎院长先飞台湾，我准备去西康。”陈立夫即反对：“不能去那里，刘文辉在那里搞了几十年，他如在机场请总统训话，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的翻版怎么办呢？”蒋介石沉凝一下说：“那我去云南好了。”陈立夫又表示反对：“卢汉也靠不住，云南绝对去不得。”蒋介石终于打消念头，改派张群去，结果被卢汉扣留，几天后，云南正式宣布脱离蒋政权转向共产党。后来陈立夫十分得意地说他在最后时刻做了对得起蒋介石的三件事：第一是有效地阻止了李宗仁对党政权力的进一步谋取；第二，促成了蒋的复职；第三，救了蒋的性命。

此时，川军将领纷纷起义，人民解放军连克成都以南的简阳、仁寿、乐山等地，切断了国民党的退路。陈立夫见势不妙，虽要别人坚持到底，自己却一分钟也不能坚持，慌忙登上飞机匆匆逃离成都。不料飞机赴台途中，遭遇寒流、驾驶员临时决定返回成都，当飞机缓缓降落时，陈立夫发现城市灯火辉煌，疑为是到了汉口，当时从皮包内取出手枪，准备自杀。旁人觉得奇怪，问明情由，告知是成都，一场虚惊才化为乌有。陈立夫忙问返航原因，才知是同机的阎锡山携带了数十箱金条，负载超重所致。后来，阎锡山减少了卫士，第二天飞机重新起飞，真正要离开大陆了。当飞机穿越群山之间，徘徊于云海之上时，陈立夫的心情格外难受，作为败军之将，他有一种被自己国家抛弃了的感觉，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将来的命运如何，他自己也不能定，一种“天涯芳草迷归路”的心情油然而起。

第九章　曲终人散，壮心不已

孤岛曲终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之际，陈果夫与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家人在台湾孤岛的台中市，在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处于一种极度混乱之中。

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完蛋，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换星移，人事全非。

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陈立夫到台湾后，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张昔日雄威，但CC派有的留在大陆，有的逃亡海外，来台的一些CC派人物，有的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不想重操旧业，还有的刚从大陆逃来，余惊尤存，因此一下子很难再成势力。陈立夫面对这倒塌了的CC派乱摊子，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整天在百无聊赖中度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职，他将大陆失败的责任一概推给李宗仁，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孤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目前局势不稳，以前大陆的一套人事显然不适用了，要稳定人心，必须调整人事，因此，他大幅度更换了各级行政人选。其中包括：提拔陈诚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阎锡山；派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提拔年轻的周至柔任国军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对于特务工作，蒋介石依然十分重视。还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人为唐纵，主委周至柔，成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到了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并规定“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实际上，这个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军统的一切业务。

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二陈兄弟的份，此时，陈果夫正在重病中，不可胜任工作，但陈立夫却还年轻，仅只50岁，且身体正好，很可干一阵子，而蒋介石不给予他在调整后的政1982年12月22日，陈立夫颁发金鼎图书奖。权中占一席之地，这说明陈立夫在蒋介石心目中已无任何地位了。过去的CC派分子，一部分见陈立夫倒霉，便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蒋经国的门下，一部分无门可投的便似无娘的孩子，没有着落。而此时，陈诚、蒋经国已统一了原军人势力和团派势力形成绝对优势，CC派锋芒尽揠，锐气尽消，从此一蹶不振。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台湾岛内一片惊慌，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6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宣称要“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台湾岛上再次笼罩恐怖气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种气氛才逐渐冲淡。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开始考虑如何整饬政治，以匡系人心，早在1949年的岁末，蒋介石就反省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本身的腐败，“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至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因此，需要彻底改造国民党。基于这一目的，1950年1月，蒋介石便一手操纵成立了“国民党改造研究小组”，加快了国民党改造的步伐。

蒋经国、陈诚的势力逐步强大后，便开始向一蹶不振的CC系发动总攻击，他们提出必须对大陆失败的责任进行清算。陈诚首先向陈立夫发难，他指使在立法院的青年团委员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扩大行政院职权，削减立法院的权限，结果，陈立夫组织反击，在立法院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案。陈诚知道后大发脾气，愤怒地说：“他们一定是CC派，现在这个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之外，没人能干得了，我不干了！”陈诚知道自己光有军方力量还不行，必须联合蒋经国才能赶走陈立夫，不然，自己没有出头之日。为此，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二陈兄弟应对失败负责。在此攻势下，清算二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50年7月12日，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本党改造，清算CC派。在此情况下，陈立夫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表示赞成改造党，他向蒋介石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并主动承担责任，说：“党没办好及一块缺失，最好把责任推给我们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陈立夫一番先入为主的陈言，倒使蒋介石有些为难，下不了抛弃二陈的决心。

但陈立夫手下的人却不懂其中的玄机，企图给蒋以压力，阻止改造党。在一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好是由干部作建议，请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蒋介石一听勃然大怒，深恐改造大事一经讨论便节外生枝，愤然斥责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蒋认为陈立夫嘴上说得好听，暗地指使人反对他改造党。对此，蒋介石也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他与二陈的关系虽然渊源深远，但在日前情况，他深知，要渡过难关，必须倚恃忠心的军队和美国的援助，他不能得罪军方实力派陈诚，也不能为了二陈而失却美国的援助，因为美国人对二陈，特别是对陈立夫十分反感。同时，他要将大权传给儿子蒋经国，而不赶走CC派势力，就不能铲除蒋经国当权的阻力，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蒋介石决定抛弃二陈。

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会议决定授权蒋介石遴选15～20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在大陆造成失败，必须自我检讨，说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他提出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负责重组国民党，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撤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以中央评议会代替。他宣布了酝酿已久的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委员名单。

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谷正纲、张其昀、张道藩、胡健中、陈雪屏等16人担任委员，中央评议会聘任吴敬恒、居正、于右任等25人为委员。在16人的改造委员会中，二陈兄弟均未上榜，CC派中仅张道藩列名其中；25人的中央评议会委员中，也仅只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一人列名其中，从以上安排中，已经可以闻到人事倾轧的浓浓的火药味了。

国民党这次改造的结果，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二陈执掌国民党党权长达20多年，权力膨胀造成了绝对的腐化，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又主持国民党中央财委，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董事长，大肆敛财，使国民党集贪污腐化于一身，就连与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的陈布雷生前对他们也有意见，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陈布雷当然看不到，CC派的腐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CC派便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代替整个国民党、代替蒋介石负起了大陆失败的整个责任，他们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此，二陈在国民党中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们所领导的CC派开始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越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他把名利看的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又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派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二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二人谈起台湾政局，又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不多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们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不管是辉煌的也好、是肮脏的也好，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他要躲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也似乎看穿了自己曾经从事过的，现在又抛弃了自己的“政治”，他觉得台湾这小小的岛屿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多有“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之慨，他要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他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打算，他诚恳而坚决地说：“我受总统熏陶25年，但我很惭愧，没什么表现，很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再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言语之间，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愤懑。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可不像当年留学美国，几年后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再不会回来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陈立夫远走高飞，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人事倾轧，残酷无情，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身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叶落归根，晚年的陈立夫极其想回到故乡，以慰相思之苦，可他深知，他不可回。浓浓的思乡情也只有在梦中了。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派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耶稣的信任吗？”说得宋美龄一时无话可答，十分尴尬。

1950年8月4日早晨8时，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坐飞机启程。他将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开完会后，他将寄居美国，在那里度过他晚年的岁月。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派同人，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的情感来送行，有的是碍于情面，作礼节上的应付，有的则是幸灾乐祸。总之，300多人的送行场面，既壮观，也热闹。但对于陈立夫来说，此时此刻，心中多少滋味，却是难与君说，飞机徐徐升起，他望着那逐渐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突然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一种孤独感涌上了心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台湾，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的家乡——吴兴。

溘然长逝

1950年8月5日，也就是陈立夫离开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这样，自1926年以来，第一次没有陈氏兄弟参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始运转。此时，留在台湾的陈果夫所有的要职都被拿掉，只保留了3个荣誉性的职务：中央评议委员、交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当然，这些对陈果夫来说，已是无所谓了，因为他已是一步步走近死亡的人了。

最关键的是经济上陷入困境，陈果夫所患的是肺结核与肋膜炎，以及晚年并发的喉结核等，这些病都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过去权高位重，这些问题自然好解决，现在时过境迁，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多年为陈果夫部下，素知他的为人，现在见其亲笔信，知道他实在是困苦不堪，于是亲自将车马费送至府上。同时请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想到当年陈其美对自己的恩情，也想到二陈兄弟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同时也为了安慰一下那一些被踢开的老部下的人心，蒋介石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1950年10月29日，正逢陈果夫59岁生日，蒋介石带着太子蒋经国亲自前往陈家祝寿，并亲切询问病情及治疗情况。听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还劝说“还是西医可靠”，表现出一片关切之情。尽管如此，陈果夫“郁郁苦不展”的心情还是难以抚平。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他内心极度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嘹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待。

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时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情却是一天天加重。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估、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一位亦师亦友的伙伴，一位相随一生的恋人。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二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二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他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陈果夫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1950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好多方面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悻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的，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倖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月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而且肺部“脓愈多，心脏亦渐弱，自12日起，由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入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但他还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死了，他是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人世的。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直到台湾海岛的漫长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时期，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共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尽心尽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这是陈果夫所不能预料到的。

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哀悼，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37人，重要人物有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由CC派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专程从台中赶至台北护丧。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有“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仁至义尽了。其他一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即使一些原是陈果夫敌手的人，也跟着蒋介石来称赞陈果夫，说他是“标准党人，是北伐到迁台之前的中心人物”，“在党内确有其组织的天才和领导的高度智慧，非常人所能及”等，总之，一夕之间，陈果夫成了千古完人。

蒋介石回来后，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他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对他民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相携相守，年老后的爱情融合进了血浓于水的亲情。懋绩”，特别是刻意表彰他“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反共声浪。但蒋介石越是这样三番五次地哀悼、吊唁、表彰，越是使人感到他的装模作样和虚伪做作，是一套笼络人心的做法。

此时，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乃兄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环境幽静，景色秀美，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倘若地下有知，也并不会中意的，他倒是喜欢他的家乡浙江吴兴，莫干山的娴雅多姿，太湖水的浩瀚无际，这是他始终萦怀于心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瀚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抛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就长眠在这里。

客居异国

陈立夫曾于1948年参加过一次世界道德重整年会，那次是由美国参众两院45位议员联名邀请，何等荣耀之至。而今才过两年，陈立夫已是被人抛弃的败军之将，由于当时瑞上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不欢迎陈立夫，使之连入境都成困难，后由世界道德重整会议担保才予签证。两次开会，待遇有如云泥之隔，陈立夫不由感慨万端。因此，会议开完，他便搭乘一艘英国邮轮，前往美国，并决计长住那里。

陈立夫到了美国，说是要息影政治，但真要远离政治又谈何容易，长期以来形成的立场、观念，要改变却并非易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

到美国后，从事什么工作以打发余生呢？陈立夫正在筹划之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地华人中有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华美日报》要转让，而且风闻中国共产党急欲将此报买到手。陈立夫一听，心中的反共情结又被勾起，他想，不能让报纸被中共买去，成为其宣传工具，一定要抢购过来，以此为阵地，宣传反共复国，使之成为反共的精神堡垒。

于是，陈立夫匆匆找来了在美国的一些故旧和CC派人物，由曾担任过粮食部长和财政部长的徐堪拿出一万美金，陈立夫、潘公展、项定荣、薛光前、赖琏、董霖、陈庆云等七人凑足一万美金，共2万美金买下了《华美日报》，由徐堪任董事长、陈立夫任副董事长、潘公展任社长、赖琏任主笔，开始了办报的行当。

陈立夫广泛利用过去的关系，罗致一些舆论高手，撰写各类文章。由于潘公展曾担任过《申报》总编辑，赖琏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有办报的经验，因此，《华美日报》一度办得较有起色。而办报也成为陈立夫到美国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

但报纸的发行量毕竟有限，经济收入也不大，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计，必须再找另外的工作。最初，有很多人介绍他去大学教书，陈立夫颇有些心动，因为他是学矿冶的，可以教矿冶学，另外，他对哲学和中国文化也有研究，可以教哲学或中国文化，他也很愿意去做教师工作。但就在此时，他女儿陈泽蓉中学毕业，要到纽泽西湖林城一所私立学院学美术，为了照顾女儿生活，陈立夫想到湖林城去。

湖林城冬天十分暖和，是美国著名的避寒胜地，这里有很多颇具规模的大旅社，冬季生意兴隆。同时，湖林城又是美国有名的养鸡中心，大大小小遍布众多的养鸡场。这时，有个叫胡定安的人，过去曾任江苏医学院院长，也在美国谋生，他与陈立夫过去私交很好，便找到陈立夫，提出到纽泽西去办养鸡场，陈立夫没多考虑便一口答应。

陈立夫为什么愿意到新泽西去养鸡呢，据他所说，有三条理由：第一，可以照顾女儿生活；第二，美国蛋价较高，养鸡颇能赚钱；第三，此前投身政治，伺候蒋介石和党内党外不少人，而竟不被谅解，此后不想再伺候人，现在去照料鸡，去找一种与伺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恐怕第三种理由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之所以要去办养鸡场的内心真实写照。

陈立夫约好胡定安，先去新泽西考察了数十家养鸡场，最后选择一家比较便宜的小型养鸡场并买了下来。成交时要47000元美金，可先付2万元，其余分期10年内给付。尽管首期只付2万元，但对陈立夫来说，是一笔大数额，他当时只有4000元家当，而胡定安也只能拿出4000元，陈立夫只好向一些朋友去借，孔祥熙十分噱慨，一下子拿出8000元，另外4000元则由其他朋友凑足。这样，养鸡场终于买了过来，陈立夫也开始从事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职业。

美国养鸡，一般都是机械化，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鸡蛋的挑选、分类、装箱也一般用机器。而陈立夫的鸡场则是简陋的小鸡场，十间鸡舍，每间养500只鸡，总共养了5000只鸡。什么都是人工，好在当时陈立夫50多岁，健康状况还好，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能扛起来，成天在鸡场干得乐呵呵的，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也经鸡场的劳动而不再复发了。

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什么都讲按科学办事，实现从党务专家向养鸡专家的转变并非难事。他喜欢钻研，喜欢看书，他很快掌握了一些养鸡的专业技术，如他自己所说：“干哪一行，必须了解一行”。通过学习，他懂得了“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重要的是能辨别雌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下蛋，如买来公鸡就蚀老本了”；小鸡买回来，“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暖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室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日夜加以照料”；鸡下蛋后，对蛋的销售，“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保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濯，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为保持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等。为了节省运费，陈立夫买了一辆破旧汽车，鸡蛋装箱后，他自己亲自驾车，将鸡蛋运到附近销售。

在陈立夫的辛苦努力下，鸡场顺利办下来了，半年下来，竟赚了5000元，为了减轻劳动力，加快鸡场发展，陈立夫用所赚之钱买了三部输送饲料的机器，并开掘了一口深水井，逐步改善了养鸡的条件。再加运气好，没有出现鸡瘟等麻烦事，鸡场的利润也提高很快，一片兴旺景象。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但好景不常，几年后，美国东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使纽泽西养鸡中心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因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质量好而且成本低，高速公路的开通，使之能够非常便捷地运到纽约市场销售，纽泽西失去了近水楼台的优越性，市场份额逐步被抢走。陈立夫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结果，出版后，竞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涸辙犹欢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左右国民党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时代已黯然灯熄，悄然离开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已是历史长廊里遥远的回音。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1.6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晶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重返台湾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钻研所著的《四书道贯》作为寿礼。一则，表明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品物作为寿礼，志趣高远，符合气氛；二则，蒋介石国学根底深厚，但多年来，人们只知他是军事人物，寿庆上来个附庸风雅，蒋介石会高兴。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悄悄回到台北，虽然如此，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一些记者拥向机场。陈立夫一下飞机，就对守候在机场的新闻记者表示：“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希望媒体不要过分渲染他的返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总统”府，陈立夫见到了蒋介石，他发现，这次返台，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过分的亲热，紧紧握住陈立夫的手不肯松开。陈立夫深受感动，即捧出寿礼，献给蒋，蒋介石接过来，见是一本书，果然十分高兴，他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陈立夫一生风风雨雨。但是他晚年能够抛开党派成见，呼吁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这也是值得肯定的。陈立夫诚恳地说：“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易经》、整理四书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实际上，蒋介石也了解陈立夫写《四书道贯》的情况，并知道此书在海外有影响，已重印了好几次，而且知道陈立夫将此书作为寿礼的用意，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蒋介石在生日庆典后，专门邀请陈立夫到慈湖他的寓所去住了一晚上。在慈湖，青山秀水下，两位白发苍髯的老人促膝谈心，互诉肺腑之语，完全像一对知心的朋友。

思古怀旧是老人的通病，陈立夫感慨地说：“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如熬，心中没有一日平静……”说到这里，一时语塞，老泪都几乎滚落下来。

蒋介石急忙安慰说：“人老了，总想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

“是啊，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没办好，累及总统……真是惭愧啊！”陈立夫的话，一半是自悔，一半也道出了自己不快的情绪。

蒋介石听出陈立夫话中的怨艾，便略带歉意地叹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顿了顿，蒋介石正式向陈立夫提出邀请，希望他回台湾居住。蒋介石诚恳地说：“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听蒋介石提到他二叔的名字，陈立夫感到与蒋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又清晰起来。对蒋介石的邀情，他默默无语，不再拒绝。蒋介石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陈诚逝世了。蒋经国通往“总统”宝座的道路已经铺平，陈立夫也垂垂老矣，不能对“太子”造成任何威胁了。对此中微妙，陈立夫十分清楚。但多年客居异国的生活使他感到孤独，他十分想念自己的祖国，台湾虽然不是他的故乡，但总是中国的土地，他一踏上这块土块，便感到格外亲切，他的内心是愿意居住在自己国土上的，年纪越大，这种思想越强烈。

慈湖的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及，这是陈立夫与蒋介石相处多年来一次最自由的谈话。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过去，谈现在，又谈到了陈立夫写的《四书道贯》，蒋介石说：“我先看过你这本书的前言及结论，觉得你写得很好，只是书名太深了一点。”陈立夫即请蒋介石提一个更好的书名，他说：“假若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

蒋介石说：“让我再想想看。”并提议让陈立夫到台湾各军校去作演讲，陈立夫欣然答应。

过了两天，蒋介石让蒋经国带来他的亲笔题字和口信，说：“《四书道贯》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的题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蒋介石的题字和口信使陈立夫“殊深感激”，返台定居的心情也逐步强烈起来。

根据对蒋介石到军校演讲的允诺，陈立夫开始到各军校演讲。台湾军校有十几所，讲完后，其他非军事学校也来邀请，这样一讲就不可收拾，在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感觉体力不支，终于在台北国际狮子会作演讲时病倒了。很快，陈立夫被送到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

蒋介石知道后，亲自到医院看望，并关切地向医生询问病况，医生说明病情后，蒋露出焦虑的神色，嘱咐医生尽力医治。随后，蒋又专门从香港请来著名的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进行会诊，张先生说：“荣民的医治很好，陈先生的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一场虚惊很快过去，陈立夫的病情逐趋稳定，再而渐渐痊愈。病中蒋介石的关照又一次感动了陈立夫，也使他最后下了决心，离开美国，返台居住。不久，他回美国，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于1969年4月正式回台湾居住，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几番风雨，几许沧桑，回首过去，陈立夫当有无尽的感慨。

20年的岁月给陈立夫留下斑白双鬓，也冲刷了他的冷酷与傲慢，走下飞机的陈立夫如一谦谦君子。他向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自己能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他知道自己的政坛生涯早已结束，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当有人问他是否出任要职时，他一口回绝，说对政治已完全失去兴趣，宁愿做些知识性的研究。陈立夫是明智的，他多年追随蒋介石，对蒋深有了解，当年台湾危机重重时，蒋介石尚且把他逐出政坛，现在台湾已趋于稳定，怎么还会重用他呢？“之推辟赏从，渔父濯沧浪”，他十分欣赏古人的风范。当年在大陆时，权倾一时的他不能有所作为，在弹丸之地的台湾，他还能施展什么抱负呢？他深深明白，年高体弱的他是不可能东山再起了。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在这时，也感觉到自己为国民革命大业所奉献的一生的精力与时间，也都如春水东流，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果然，蒋介石只把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看待，给了他“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职务，对此，陈立夫很乐意接受。他既已回到台湾，就要维持蒋、陈两家形式上的亲密关系，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颐养天年的好环境。过去的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完全找不到了，他活脱脱是位和蔼的老人。

复兴文化

陈立夫说他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只是给蒋介石听的，以消除蒋介石对他的戒心。实际上，他的心灵深处时时燃着政治的欲火。他回台湾后，住在台北的天母大街。为了表示他不问政治，开始一度闭门谢客，拒绝和来访者见面。但不久，便觉于情理不可，于是，每星期定出两天时间，这两天中划出两小时，在家里约见亲友和访客。在与客人交谈时，开始只谈家庭、生活、玩乐等，后来，渐渐扩大内容范围，谈海岛、谈大陆、谈政治、谈时局，无所不议，无所不谈了。

不久，蒋介石找到陈立夫，给他一项具体工作，担任文化复兴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蒋介石），陈立夫还想推辞，蒋介石说：“这个职位，不是官啊，你不能再推辞了。”陈立夫只好接受下来。

陈立夫担任文化复兴会副会长后，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

（一）振兴中医药事业。

由于台湾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达半世纪之久，中医被歧视、中药不能开，民间治病由日式西医取代。日占据前，岛内曾有中医1988人之多；光复时，有营业执照的仅剩8人，祖国医药事业惨遭摧残。对此现状，陈立夫心急如焚，决定首先振兴中医药事业。

怎样振兴中医药事业呢？陈立夫觉得应从舆论人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为此，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把中医“革”去。

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不久，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内部发生纠纷，一时无人主持。当时，“教育部”派了15名董事进行改组，而15名董事中，9人为西医，由西医主持中医药大学，引起学校一片反对之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找到陈立夫，与之商量说：“中国医药学院依照教部之处理办法，必将垮台，只有你去，才能挽救，中医欢迎你，西医不便反对你，因为你一向为中医说话，但你是学科学的。”陈立夫想到要振兴中医药事业，必须振兴中医药教育，因此欣然受命，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陈立夫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

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惟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

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公劳保中医也能享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看到已取得的成就，陈立夫觉得十分欣慰。

（二）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博士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李约瑟博士抗战时期曾在陪都重庆英国驻华使馆中英科学联络处工作，与陈立夫常有交往。李约瑟热爱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浓厚的兴趣，想写中国科技史，多次就著书计划求陈立夫予以帮助。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鼓励他写作，并赠送他一部《汉书》，介绍有关人士和机构，为他调查、写作提供帮助。同时，教育部还推荐了10名中国学者参加工作，特别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化学家鲁桂珍博士，长期参与合作，后来与李约瑟结为百年之好。

由于中外科学家的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至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

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陈立夫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也给予鼓励，说：“这计划很好，如经费不足，我会支持你。”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之不足。

（三）阐扬儒学。

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

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人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人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

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谈到他对文化的贡献时，陈立夫说，他已经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了15本书，并自豪地说：“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他还表示：“以后看我活多久，也许还要写。”

壮心不已

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为此而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陈立夫注重养身之道。然而所谓的养身不外是心胸豁达。这一点可以从蒋介石去世看出，蒋去世后，陈立夫不计前嫌参加其葬礼，而且甚为悲痛。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这里，陈立夫希望祖国强大、为世界所景仰、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爱国之情洋溢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殷殷可鉴。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馈。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殷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

余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这又是错误的。以三民主义思想不能统一中国、发展中国，这是早就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陈立夫看不到这一点，他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逐渐放弃错误想法，接近正确的轨道。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32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在此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用，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同时，我们从提案中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凡是中国历史上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如都以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目的，实现祖国统一就有了共同基础。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主持祭孔大典。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

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回忆录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赵紫阳之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中共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面反应”极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

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3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两个中国，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他还说：“台湾的根在大陆，‘大台湾’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岛内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太长，尤其在日据时期祖国文化几被摧残殆尽，数十年来虽然吾辈上下辛勤耕耘稍有进步，然当今主事者甚至连对国族认同都发生问题，我还能指望这些人热心于文化认同？故以为中国文化之伟大复兴全赖大陆。”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突破危局，与大陆当局商谈两岸一切问题，两岸和平统一了，国家强大了，中国文化的再发展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陈立夫十分关心大陆的发展，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关心台湾，也关心大陆”，对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他予以充分肯定，说：“大陆从文革结束到现在20多年，人们可以继续说三道四，可谁也无法否认其国力的日益强盛。”

大陆对陈立夫也十分关心，充分肯定他为两岸统一所做的工作，邓小平曾托程思远找到陈立夫，邀请他回大陆看看，但最终没能成行。对此，陈立夫无奈地对媒体说：“是‘三不政策’让我出不去。”正是台湾当局的顽固态度，使陈立夫没能担当起统一使者的大任，也使他最终没能看看他可爱的故乡。

2000年6月16日，在台湾国民党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梁肃戎联署提交《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案》，提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当然，陈立夫等的提案不可能为台湾当局采纳，但陈立夫并没有丧失对祖国统一的信心。但当他在夜空中眺望海峡对岸的大陆的时候，当他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大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候，当他从散发着幽香的史书古籍中找到微言大义的时候，他又生出了无限的希望，这就是：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人间晚晴

陈立夫和平统一祖国的提案虽然被台湾当局所否决，但他并不灰心，这位性格倔强的老人继续致力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他密切注视大陆的建设与发展，广泛加强与大陆各方面的联系。

曹操诗曰：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陈立夫对自己的家乡怀有缕缕深情，那冈峦起伏、竹木荫翳的山林美景，那帆樯出没、田畴交错的水乡画图，常常进入他的梦境，使他更加怀念大陆，思恋故土。陈立夫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在美国也住了20年，但却乡情依旧，乡音无改，说话依旧是浓重的湖州口音。一些与陈立夫一起来台湾的湖州老友都已先后谢世，陈立夫在台湾很难听到熟悉的乡音，使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恍若隔世之感，他思乡的情绪愈到老来愈是强烈，对家乡，也更加关心。1990年5月，陈立夫夫妇的家乡湖州市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陈立夫得此消息后，分外高兴。为了表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夫妇俩挥毫泼墨，给湖州有关方面寄来了他们的绘画和书法，为时人所称颂。陈立夫写的是：

大勇生于大智，求智原为求仁；不惑不忧不惧，全凭无间精诚。

孙禄卿画的是一幅山水画，笔法洗练，画意深长，上有陈立夫的题词：

高山藏古寺，飞瀑发雷声。

这些诗画、书法，表达了他俩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1988年8月，由陈立夫担任主席的台湾中西医结合研究推行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提出：“大陆对中西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异常重视，为了解情况，拟组团前往考察，以资借鉴。”1989年3月，台北中医师公会第一个组成考察团，行前陈立夫亲自拟定考察提纲，提纲中对大陆的中医药事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医药之弘扬全并肩同行，风雨同心，一路携手。赖大陆”。这个58人的台湾中医考察团赴大陆，拉开了两岸文化交流实际运作的序幕。

同年秋天，由陈立夫任会长的台湾孔孟学会派出代表团，应邀参加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立夫还向大会提交了《儒家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的论文。

1991年1月5日，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在深圳召开年会，研究挖掘和开发自然疗法等问题。陈立夫原决定参加会议，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亲自与会，但他给大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云：

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回复中和曰医。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全大用明矣。

贺电表达了陈立夫希望祖国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心情及对祖国大陆的向往之心。

1991年4月16日，中华中医学会主办的张仲景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河南南阳开幕，陈立夫向大会寄去了自己多年研究而撰写的论文，并在来信中称“大陆中西医携手并进，若干年后，世界新医学必然产生，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共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

陈立夫还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馆”寄来了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医学院赠字等，并与大陆许多文人、学者和诗酬词、鸿雁频繁。所有这些，都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1991年，大陆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大型活动。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陈立夫也感慨万端，他向大陆寄来了亲手书写的条幅，条幅上恭录了孙中山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在陈立夫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而取得的。当前，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也是适乎中国人民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的，这个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为了祖国的统一，陈立夫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大陆的联系，他不仅与大陆的名人来往，也与普通人相交，不仅与年岁相当的当年故旧书信频繁，也与十几岁的少年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与福州英华英语学校14岁的陈立同学的交往，在海峡两岸传为佳话。1988年9月，大陆中学生陈立从《人民日报》上知道陈立夫的名字，因为“陈立夫”比“陈立”多了一字，所以印象十分深刻。1991年春节前夕，台湾学者陈大络到大陆看望陈立的父亲，陈立突发奇想，拿出自己的书画，请陈大络带到台湾，送给陈立夫爷爷。她挑出一副猫头鹰图，题了“独具慧眼”四个字，还画了一副“水仙花”，请陈立夫爷爷题字。

陈立夫收到书画后，十分高兴，直即在“水仙花”上题款：“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并给陈立同学复信：“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个字，而年龄相差七十九岁。”“你仅十三岁已能画出这样美丽的画，真是可爱。”还特意告诉陈立：“你送来的‘独具慧眼’，装裱后就挂在我的书屋内。”从此，陈立夫殷殷关心在大陆的小陈立，通信不断，到现在，陈立夫已给陈立同学写了25封信，寄了28件字画。陈立同学的每一点进步，都使陈立夫感到高兴。在他知道陈立在福州市第九届中学素描写生大赛和全国华夏作文首届大赛获奖的喜讯后，立刻致信恭喜，希望“再接再厉，多多获得殊荣”。有一次，陈立用《海峡情》征文中获得的奖金，买了一个精致的小相框，托人捎给陈立夫。陈立夫十分兴奋，他致函说：“你花了稿费去买这样一件可爱的小礼品送我，意义深远。”他特地委托侄儿赴大陆时给陈立送去一盒精美的意大利巧克力糖，作为嘉奖，还把平生仅画过的两幅画的复印本送给陈立，一幅是鸡冠花，一幅是牵牛花。对这个大陆的中学生，陈立夫寄予了很多希望，他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教育陈立同学，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呈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家。

一次，陈立夫收到陈立的来信，信中，陈立同学告诉他，心中有个小小愿望，盼望有一天能在陈立夫爷爷的书房中作画。陈立夫的心被深深撼动了，想到盈盈一水，将两岸隔开，自己不能回到故乡看一眼养育自己的山水，也不能与在大陆的新老朋友见面，这是多么的不幸。想到这里，他于里暗暗下定决心，将自己的余生献给祖国的统一事业，让小陈立的愿望、让海峡两岸人民的愿望能尽快实现。

1993年陈立夫94岁生日到来时，湖北青年书画家、收藏家王建一个封建婚姻制下的指腹为婚，竟也能如此地天长地久并爱意浓浓，可见他们是惺惺相惜了。图为：陈立夫夫妇与朱明。新画了一幅国画《祝寿图》，向他祝寿。陈立夫立即亲笔回信，表示：“大作《祝寿图》敬收致谢”，并书写对联一副，赠王建新收藏，其内容是民国时期总统徐世昌的联语：

古今往事千帆去风月秋怀一笛知

不久，王建新创作了《红梅清香满乾坤》，请陈立夫指正。陈立夫即在其作品上亲笔题写“香溢乾坤以迎春”，寓意十分深刻。

此后，王建新先后创作了《兰石图》、墨竹《风雨知高节》等作品，寄往台湾，请陈立夫指教。陈立夫对这位大陆青年在书面创作方面的不断进步感到十分欣喜，为了奖掖后学，他亲笔题写了“学无止境”，“修己爱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条幅及“隔岸秋江横白露，一船明月漾清风”，“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道无私故常在，德不孤必有邻”，“无欲理自直，有志事竟成”等对联多副，对王建新予以鼓励。

1996年2月，当陈立夫得知王建新即将举办个人画展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以97岁高龄亲笔写下了“王建新百梅画展”的展标，表现了他对青年人的爱护与期望之情。

陈立夫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广交朋友，多方联络。不仅与大陆方面的新朋旧友鸿雁不断，而且想尽一切办法与大陆来台人士广泛接触，增进友谊和了解，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8月，中国著名的中医学教授、肾病专家、天津医学院副院长张大宁先生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后，立即向张大宁发出邀请，盼到他家作客。8月27日，张大宁先生驱车来到坐落在台北著名风景区阳明山的陈立夫先生寓所，成为第一位受到陈立夫接见的大陆访台客人。陈立夫对张大宁执以大礼，给予热情接待，他对张大宁在中医方面的博深造诣十分敬重，二人谈得十分投机，乐也陶陶。以前，由于蒋介石不信服中医，以致台湾的中医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自陈立夫从美国返台后，经多方奔走，惨淡经营，终于办起了台湾惟一的一所相当规模的“中国医药学院”。现在张大宁访问台湾，机会难得，陈立夫便请张先生到该院讲课，他告诉秘书：“让研究生全部去听课。”表现了他求知若渴的精神。

1990年底，大陆已故文学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女士应台湾传记文学社邀请，由其女钟嘉利陪同，访问台湾。陈立夫知道消息后，即托人告诉王映霞，说他要亲自到王的住所看望，王映霞连说担当不起，表示自己前往陈立夫的寓所拜访。

1991年2月20日下午3时，王映霞由其女钟嘉利陪同，驱车来到陈府，穿过走廊，进入客厅，陈立夫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与王映霞谈起五十年前的旧事，十分兴奋。他说，他过去曾见过毛泽东，并和周恩来谈判商定了国共共同抗日的条件及宣言，但是没见过邓小平先生，言谈中表现出遗憾的心情。这天，陈立夫格外高兴，他与王映霞谈了很多，当他知道钟嘉利是学数学的时候，感慨地说：“我少时非常喜欢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的。”他又沉浸于昔日工程师的旧梦中。

临别时，陈立夫将他自己所著《我的创造、倡健与服务——九十忆往》、《中国文化与世界前途》、《真理不灭，孔孟之道永存》三本书送给王映霞女士，并在扉页上分别题有“映霞姐指正”、“映霞姐惠存”等字，王映霞也将所著《自传》回送陈立夫。

送走王映霞女士后，陈立夫的心情仍不能平静，他即兴写了两幅立轴，派人送给王映霞与其女钟嘉利，给王映霞题的是：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

上挂着渔读耕樵。

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

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为钟嘉利题的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斯三者不易诘究，诘究之者惟科学能之，而其基础乃在数学。”

不久，陈立夫收到了钟嘉利从大陆寄来的刊有他照片的《团结报》、《上海文史》等报刊，这使陈立夫更是兴奋，他在给钟嘉利的回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承将访台相片刊登，谢谢，大家对此感兴趣，因为我曾想尽办法促进和平统一之故。”

1992年9月5日，为了打开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访问台湾，陈立夫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因此，他十分高兴地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9月9日下午3时，大陆记者乘车来到台北郊外风光旖旎的阳明山下，一幢白色2层小楼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陈立夫的寓所。记者们下车后进入客厅，客厅不很大，但充溢着儒雅之气：孔老夫子的画像，三凤开屏的壁雕，几尊古董器皿，一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置于高几之上的兰花发出淡淡的幽香。

3时30分钟，陈立夫很准时地步入客厅，他这天穿一身灰黑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真诚的笑容。他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与大陆记者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他说：

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陈立夫认为两岸负责人应该有远见，他说：“苏联强国已经解体，美国经济也日渐走下坡，正是中国站起来的契机。等中国站起来，不仅可以在文化上帮助全世界，也可在经济上帮助全世界。”他主张国共两党“先坐下来谈”，海峡两岸“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在文化、经济方面互相帮助”。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使祖国尽快统一起来，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希望中国统一，因此我们自己要胸襟大，不要在小问题上弄得情绪不好。

记者们问他是否要回大陆，陈立夫说：

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时，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陈立夫还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孔孟之道，他的秘书宋润身担心他说话太多而伤神，特意写了张纸条，提醒他注意时间，陈立夫却连连摆手，继续说下去。他说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谈及养生之道，他概括为八个字：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在宋秘书和海基会工作人员的催促下，陈立夫打住话语，他主动走到院内，在青翠繁茂的榕树前，与大陆记者留下了挽肩拉手的合影。

1993年10月，大陆中南财经大学博士导师杨时展教授、郭道扬教授等一行9人，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会计学术讨论会。赴台前，杨时展在答复邀请方询问时表示，希望在台湾见到他的老师陈立夫先生。1932年，杨时展求学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会计专业，陈立夫当时在校主讲《唯生论》，其深入浅出的讲解与渊博的学识给杨时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立夫听说他的学生杨时展等一行大陆学者到了台湾，十分高兴地说：“很希望多见到一些大陆来的学者，我明天就见他。”

10月16日上午，在台湾管理学会负责人李宏健教授陪同下，杨时展等人在孔孟学会拜访了陈立夫。师生见面，十分亲热。杨教授从陈立夫先生的长寿揭开话题，接着便向陈立夫介绍了十多年来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希望他能回大陆的家乡看看。陈立夫马上说：“如果回去对祖国统一工作有帮助，我一定会回去。前不久，我到香港，有记者问我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回大陆；一是对和平统一中国的看法。我的回答是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统一起来能干更大的事，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杨教授提到目前“台独”势力猖獗时，一直轻言细语的陈立夫立刻变得异常愤慨，以极端鄙视的口吻斥责“台独”分子“数典忘祖”，干的是出卖祖宗的无耻勾当。

随后，杨时展再一次希望自己的老师回家乡看看，并说：“大陆和浙江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英士先生，在杭州湖滨，至今还保留着英士路。只是英士先生的铜像不在了。”陈立夫立刻说：“不，铜像还在，不在湖滨，陈列在博物馆里了。”他还说：“‘文化大革命’时，农民把我们的祖坟挖了，但现在又重新修复，而且修复得比原先更好了。家乡人不断请我回去看看，并告诉我湖州办起了英士中学，还有人提出恢复英士大学呢。”

师生之间60年的离情别绪，说不完道不尽。末了，大陆学者希望陈立夫签字留念，陈立夫十分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写几个字分送各位，改天，我请各位吃饭。”

10月21日中午，杨时展一行在李宏健先生陪同下在来来饭店同陈立夫共进午餐。席间，陈立夫如约送了杨时展等每人一幅条幅，并照了像。送给杨时展的条幅上书写的是“修己爱群”四字。

陈立夫致力于祖国的统一、中华的振兴，利用一切机会为之鼓与呼，为之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就像当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奔走一样。人们发现陈立夫变了很多，变得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了，变得热情洋溢、与人为善了，他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为两岸人民所赞许。古人云：人间重晚晴。晚年的陈立夫真正面对了历史，面对了人民。

晚年陈立夫渴望祖国统一，思念自己的家乡，每次大陆亲友的来访，都勾起他浓厚的乡情，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得故乡犹如关山重重阻隔、相见亦难。陈立夫很少写诗，他在夫人孙禄卿的一幅画中曾有一首题款，云：“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诗中，裹夹着他日暮乡关的愁绪和梦入故里的乡情。每年清明，陈立夫总要去为父亲和兄长祭扫坟茔，当他默默肃立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墓地时，看白云环绕，听松柏细语，就会想到自己家乡湖州城北门外的弁山，也是如此景色秀丽，满目苍翠，他心中暗暗祈祷：“但愿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或许还能携父兄的尸骨还乡。”1992年9月29日，他夫人孙禄卿逝世，老人十分悲伤，他表示：“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此时此刻，乡情、亲情，在他心中化作一种强烈的呼唤：祖国啊，盼望你早日统一。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来大陆讲学，他非常希望父亲与他同行，陈立夫再一次拒绝了。但他对儿子去大陆十分关心，临行前反复叮嘱，要回老家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儿子走后，陈立夫心事重重，寡言少语，时常在避静处一人沉思，他的心已随儿子去了大陆，去了他梦魂牵绕的故乡。为什么他不回大陆看看呢，后来，他对记者谈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近亲没有一个在大陆了，二是不愿添麻烦。他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如赵耀东、李国鼎，在台湾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只是因为去大陆开了个国际经济会议，回台湾后，李登辉就不理他们了。是啊，太重的历史负担，太多的政治压力，让陈立夫“雪拥蓝关马不前”了。

回归大地

陈立夫虽然年事逐年增高，但身体硬朗，犹如年轻人一样。他长寿的重要原因是心态好，心理承受能力强，宠辱不惊，随遇而安。过去，他在国民党中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后来客居美国，成为养鸡的老农，如此的落差，他泰然处之，虽有不平，虽有忧虑，但很快能消除，积极人世，乐观依旧。他强调，遇到困难，要有信心去克服；遇到挫折和委屈，尽量保持不生气。以平常心去待人、处事、接物。

其次，陈立夫平时很注意养生之道，生活极其规律。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出一套养生法，云：

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头部宜冷，足部亦热。

知足常乐，无求常安。

陈立夫晚上9时30分入睡，早晨5时30分起床，保证8个小时睡眠。起床后运动约35分钟，沐浴，大约在6时30分早餐。早餐后，在空气新鲜、花木葱郁的庭院中散步约500步，然后开始看书、写文章，或做其他工作。中餐12时开始，饭后在客厅、阳台来回踱步，然后午休约一个小时，起来后再开始工作。晚餐约在6时30分开始，边吃边看电视新闻，饭后散步又约500步。如没特殊情况，常年如此，形成规律。

陈立夫饮食清淡，喜欢吃青菜豆腐，油腻肉类很少，胆固醇高的食物也很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有时买一个猪心吃，通常一个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个月吃个猪脑，自应无问题。”他认为，胆固醇太高的食物，实不宜多吃，要能做到恰到好处，即能供其所需分量，便没有什么危害了。

正因为如此，陈立夫便能跨越3个世纪，横垣两个千年，活到百岁以上。

陈立夫回台湾后，虽没有担任政治职务，但蒋介石对他的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予以大力支持，使得陈立夫在文化研究方面如鱼得水，心情十分愉快。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使他开始有人生苦短之叹，但更多的还是乐观面对未来。当时，蒋经国拉着他的手，在蒋介石灵柩旁跪而泣曰：“我已失去父亲矣，你是我惟一的哥哥，以后务请你多扶助！”陈立夫慰言以告：“这是我应该的，请节哀保重，以当大事。”

蒋经国十分尊重陈立夫，平时对陈总是执晚辈之礼，时时登门拜访，有人馈赠食品，必分敬于陈，凡政府有重要人事决定以及重要政策之推行，必然先征求陈立夫的意见。对陈立夫的各种活动，也是全力支持。小蒋的年代里，陈立夫也是在惬意中度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早去世，陈立夫扼腕叹息之际，开始对时局忧虑。果然，李登辉上台后，实行分裂国家的政策，而且在往事不曾回首，流年暗中偷换。政治上打压陈立夫等爱国人士，陈立夫的活动空间被大大缩小。一向乐观的陈立夫在晚年却开始蒙上忧虑的阴影。

1992年9月29日，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去世，对陈立夫是个重大打击。孙禄卿与陈立夫相伴大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共同遮挡人生的风雨，“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陈立夫怀念夫人，徒自生出许多伤悲。

但陈立夫毕竟是陈立夫，政治压力，丧失亲友的悲痛，都不能压垮这位刚强的老人，他依旧豁达大度，依然精神饱满，依然乐观微笑着干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自己的生活。

1999年9月6日，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辰，台湾各界在台北园山大饭店为陈立夫举办寿庆，连战、宋楚瑜等党政要人都前往祝贺，陈立夫西装革履，端坐轮椅上与宾客见面，他满面笑容，拱手向来宾表示谢意，他的答礼是刚刚出版的著作《我怎么会活到100岁》。整个庆祝期间，岛内举行了各种活动，如台湾书画名家的《百家书画联展》、《陈立夫百年华诞墨宝展》、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庆祝陈立夫百岁寿宴、“立夫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剪彩，“立夫先生会客室网页”的开通等，可谓盛极一时，也反映出民众对他的尊敬与热爱。

陈立夫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稍微有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他的健康。2000年秋风萧瑟的10月，陈立夫偶感风寒，引起肺炎，住进医院后又并发心肌梗塞，院方于11月为其做了心导管手术，病情稍有好转，陈立夫以为无碍大事，一定会像过去多少次与死神打交道一样，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过了不几天，又因肺部积水而使病情急转直下，医院已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为了抢救病人，院方于12月再次为陈立夫进行右心心导管手术，但这次手术后发出伤口有霉菌感染，而且逐步扩散。医院再次发出病危通知，家人也签立了放弃急救书面同意书，坐以待毙了。

陈立夫以百岁高龄进行两次心导管手术已属奇迹，现在伤口又遭霉菌感染，生命面临巨大威胁，但他生存的意志十分顽强，他仍面带微笑，安慰家人和亲友，说他没问题，还会重新看书、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

病魔带着陈立夫的生命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但他的生命之火却如此倔强地向上燃烧，终于，又坚持了两个多月，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最后一次体验了世上融融亲情，享受了人间无尽的欢乐。

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下午8时50分，陈立夫因年事过高，多器官衰绝，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享年102岁，积闰105岁。

2月15日，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陈立夫先生的公祭仪式。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总统”陈水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前“行政院长”李焕、郝柏村、肖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许水德，“监察院长”钱复，“行政院长”张俊雄，新党大老王建煊，以及中央日报董事长兼社长等参加致祭哀悼，场面气氛肃穆，备极哀荣。公祭后，陈立夫被安葬于台北郊外观音山陈家墓地，这里安葬着他的父亲陈其业、长兄陈果夫、夫人孙禄卿等亲人。陈立夫回归自然，与亲人长眠地下，倾听树啸鸟语，迎送云来雾往，似乎满足了他的愿望。但陈立夫更喜爱他的家乡，他生前就希望祖国统一后，将亲人的尸骨运往家乡安葬，而他自己也想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山边，浩瀚的太湖水旁，而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只能静静地躺在观音山，任浅浅的一湾海峡将他隔在天之一隅，水之一方。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但在抗战期间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晚年，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尊敬。

陈立夫生前对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十分推崇，认为周恩来的人格人品值得尊敬。同样，周恩来也赞许陈立夫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是的，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做过有益贡献，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目录
第一章　孔子后裔降世，留洋成“海归”
中秋前夕喜庆传，一场大病的命运
对洋人的科学生兴趣
为留学美国铺路
留学美国“海归”露头角
第二章　结识孙中山，涉入政界
结识孙中山
回国办学校
孔宋联姻
与军阀交往
追随孙中山
缓和蒋、汪矛盾
蒋宋联姻
“一耳光风波”
第三章　访欧美搬救兵
西臧的火药味
极力解救蒋介石
张学良被软禁
在英国发表演讲
在法国没得到真东西
没有永远的朋友
访美还算有点收获
第四章　为蒋当家理财
垄断是绝活
剥削压迫下的“政绩”
为国民党经济添砖加瓦
混乱中的巧取豪夺
第五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暴富的好渠道
走私也赚大钱
赤裸裸的吞并
罪恶累累
第六章　内外斡旋
与日密谈内幕
效尽犬马之劳
老蒋和美元一个都不能少
姐妹再聚首
割肉助“工合”
第七章　众矢之的
“孔宋”硝烟再起
与陈氏兄弟反目成仇
讨好杜月笙
被马老师当面当从质问
第八章　四面楚歌
鬼使神差的风光了一回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合理”的下台
失宠赴美
第九章　子孙不肖
奢侈的大女儿
大公子是纨绔子弟
霸道的孔二小姐
小儿子爱“隐居”
第十章　晚境凄凉
“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
夫人的进攻性格是天生的
巨豪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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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孔子后裔降世，留洋成“海归”

中秋前夕喜庆传，一场大病的命运

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的后裔，他的家乡是以“金太谷，银祁县”著称的山西太谷，他出身于败落的半儒半商家庭，这对他的一生有重要影响，早年的孔祥熙比较不幸，但一场大病却改变了他此后的命运！

太谷县，位于山西省的腹地，榆次的西南，距离太原90里地。这里自然环境一般。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

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瘠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令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但是太谷的百姓却很富有，因为他们几代人经营“票号”。山西太谷城内孔祥熙的早年旧居。

票号，就是过去的银行。清朝时，我国尚没有银行，交通又不太方便，经商作吏的不便携带许多金银，于是有银钱便托给票号转寄。太谷人最精于此道。传说，有一位商人出外，托寄银子500两，不幸途中患病而死，太谷的一家票号等了3年不见其人，于是到处查找此人的姓名，3年以后，找到其子，将6年的本利一起给他。就这样靠着太谷票号的信义，太谷人也因此而发财致富。当时，有人戏称，在太谷、祁县做县长的人，不出3年，不贪污也有几万两银子进入腰包。

太谷的孔家，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孔子第62代裔孙孔宏开被派往山西任职，他清正廉洁，后来死在交城，留下了妻子和分别为9岁、6岁的两个男孩，遗妻无力带幼子返回山东，只好落籍在交城。

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易学渊源，满腹经纶，但是2人一生都不曾赴试科考，因此最终断送了仕途之路，以经商谋生。二儿子孔向复，经营有方，家道日富，渐趋兴旺，后由交城迁往太谷。到清朝乾嘉年间，已成为太谷的名门望族。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

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自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孟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孟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孔宪昌悔痛自己的半途而废，忧郁中结，这使他新病旧疾积于一身，从此病卧不起。临终之前，他拉着年仅9岁的儿子孔庆麟的手，说出了他所立下的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路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应该说，这是好事，让太谷孔门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樊笼。从此，太谷孔氏门人便开始弃儒经商，搞起了票号经营。但为了不失孔氏“书香门第”的门风，仍代代均请了塾师教导子女，使其不失儒学，形成了太谷孔门儒商世家的独特风格。后来孔祥熙时常文诌诌的来上两句“子曰”“诗云”，正是为了炫耀他的出身“名门”，表现他的儒商世家的风格。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字瑞堂。孔庆麟的叔父，即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创设了“志成信票号”，自任经理，后利润猛增，业务发达，成为太谷3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但是，孔宪仁膝下无子，于是把事业交他的长侄孔庆麟继承。

孔庆麟在经营志成信票号的同时，自己又另行开设了一家“义源盛票号”，经营金银买卖与汇兑业务，兼办苏广杂货。他眼光远大，为了扩充业务，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国各大商埠，不断扩展孔家的票号、商行。在他的一手操持下，陆续在北平创办了“老一堂票号’，为官商保险，扩送现金，还有“会通盛”镖局，从事存放业务，“会通远”从事汇兑业务；此外还有“义合昌”。在广州、祁州、太谷间有以经营药材为主的“广茂兴”；在沈阳，孔庆峨设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来的太谷“三晋源”。

这许多的分支行号，在全国各地又大都设有分支机构，远至外蒙的库伦、新班的迪化，乃至安南的西贡。义合昌在日本设立的支店，独家经营中日间的汇兑业务，成为日本许可外商设立分号的第一家。至此，太谷孔家成为山西巨富，孔庆麟俨然是一位全国性的金融领袖。

走南闯北使孔庆麟见多识广，胸襟豁达，在旧式商人中可以称得上是开明人士，他富而不骄，自奉节俭，却又能扶危济贫，每年回到老家，都各处走走探访亲友，问问有无需要帮助做的事情，对于有困难的鳏寡孤独者，他常常给予一定的帮助。

为了避免官府习气凌浸孔家门庭，保持简朴、淳厚、友善的家风，孔庆麟立下一条不成文的家法：儿子一概不许高攀，不准选择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妇；嫁女则不在其列，可以随意。

他还特地亲自撰写一副对联，晓谕儿孙如何做人处世：

上联是“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下联是“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虚心味道’

后来这副对联被孔祥熙带到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作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孔庆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因学业繁重、身体不佳，尚未学成而立，即早早病殒外，其他4子都天资良好，事业有成。次子孔繁恩是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经理，3子孔繁慈先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后尊从父命回到太谷主持义盛源和三晋源，4子孔繁忠在义合昌任总账，5子孔繁杏，天赋良好，落笔成章，他违背祖训，16岁时应科考，中秀才第一名而后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被分派到直隶任知县，并光后赴任过保定藩台衙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在保定时，曾跟随北洋军阀吴佩孚，组建过孔教会，被推举为会长。

孔庆麟虽有5男3女，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却人丁单薄，有的膝下无子女，有的子女早逝。惟有3儿子孔繁慈生有一儿一女——孔祥熙和孔祥贞。此外，孔繁杏也生有1子叫孔祥珍，字聘之，因为奔走革命，辛亥年被清军枪杀于保定。

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坚船利炮轰开，这头沉睡的东方睡狮尝到了闭关锁国的苦果。当我们正躺在5000年灿烂的文化上陶醉，欣赏着我们“大清帝国”的地大物博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把文明古国远远抛在脑后。殖民者来到中国，不像郑和那样给别人带去礼物收获友谊，他们带来武器收获金钱，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开端。随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灾难步步加深。鸦片的输入和商品的输入让中国的经济走向破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孔祥熙是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双重受害者，商品的输入导致中国的经济破产，也导致了“志诚信票号”的破产；鸦片的输入使其父孔繁慈吸食鸦片，加速了孔家由富足到穷困的过程。

1870年，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病逝时，“志诚信票号”已经惨淡经营了，后来每况愈下，再后来，“志诚信票号”宣布破产，孔氏一家只好离开太谷，搬到乡下居住。他们居住的地名叫程家庄，是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家产所剩无几，田产面积不到30亩，主要在北寺石（武家堡村），而且是比较贫瘠的薄田；房产是一个小的四合院，由于院内有一口水井，所以孔祥熙称之为“井儿院”。“井儿院”的房屋只不过有二十五间，基本上是传统的中国古代建筑格局：内院是四合院，东西正房各五间，南房四间，中间是二门，院内有一井。外院是厨房和门道，还有几间茅草房，外面是门楼。如此家业属于孔祥熙父辈五兄弟共有，人均只不过房子五间，薄田六亩。由此可见，“志诚信票号”倒闭后的孔家，只不过是一个中下等人家了。这时候，孔繁慈吸食鸦片的毒瘾正大，这点家业要开销巨额的毒资，家庭经济的惨淡可想而知了。正在孔家走向衰败的时候，孔祥熙出生了。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满18岁了。经媒人提亲，他决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张村庞宝恒的女儿庞三奴为妻。南张村坐落在太谷东山根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庞宝恒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太谷人，且几辈上均以务农为生。直到庞宝恒这一辈上，也是受世风影响兼之生计所需，庞家才在务农之余兼顾着经营起小杂货的买卖来。当时庞家的景况虽谈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个小康水平的温饱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门一贯的俭朴家风的心愿。因为孔家祖上有训，后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门富族的千金小姐为妻。

再说那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庞三奴，出落得丰满合度，端庄秀丽。加之她的性情极好，为人善良谦和，话语含笑；且又能背诵许多的古代诗文，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故在当年堪称太谷的一枝花，人见人爱一般。为了这样一位标致可人的姑娘，当时登上庞门说亲提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甚至当时就有几位做官的或经商的达官贵人，亲自上门攀亲。然而到底还是三奴姑娘慧眼识人，加之父亲庞宝恒深明大义，于是绣球最终抛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这样，在一阵喧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那如花似玉的庞姑娘给仪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庄井儿院。

新婚燕尔，两小夫妻婚后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爱美满，相敬如宾。很快的，小夫妻俩便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颗果实，这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1880年的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距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8天时间了。在太谷程家庄，人们依旧为生计忙碌着，并且准备着要过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忽然，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从井儿院孔宅内传出，紧接着便是“哇”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传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仿佛真在提醒着人们，别忘了这一天不同寻常一般。

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据乾隆皇帝当年的钦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谱规定的世系字辈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当逐出本族不准加入族谱。可以说，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来世系不乱且敢于号称“天下孔姓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孔门的族谱规定十分严格。依照当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字序，孔繁慈这一辈用了一个“繁”字，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个“祥”。于是孔繁慈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正好吉祥且又温文尔雅的名字：孔祥熙。

1883年孔祥熙3岁时，母亲庞氏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依据族谱，父亲孔繁慈给这个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孔祥贞。令人扼腕慨叹的是，果真“好人没长寿，赖人活个够”。自孔家添了女儿之后，那庞氏身上的负担更重了。她不仅要看顾嗷嗷待哺的女儿，又要督促心爱的儿子读书习字，同时还有不少的家务要她照管。终日过度的操劳，最后竟累垮了庞氏的身体，她不幸染上了当时称为痨症的肺病，身体日愈的虚弱下来。但为了夫君也为了孩子，庞氏依旧苦苦支撑着不肯躺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当时孔繁慈虽然也终日在外为生计奔波，但由于他已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且毒瘾一度很重，导致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待其妻庞氏病重躺倒时，孔家居然拮据得拿不出钱来为庞氏治病了。后来孔繁慈所以终身未再续娶，除了考虑儿女不会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当年对爱妻的负疚心理起着作用。

没过多久，庞氏这位年轻贤惠的母亲，便望着自己那一对可怜的小儿女，眼中噙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撒手去了。

7岁丧母的孔祥熙，被推进了绝望的生活深渊。孔繁慈丧偶之后，带着对妻子的愧悔，离开了“井儿院”，投奔距县城十五里的南张村岳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岳父家的生活也很拮据。迫于无奈，他只好办了个私塾，当起了教书先生。当时农村经济凋敝，再加上他是一个名声不好的“烟鬼”，所以初期只有八、九名学生。孔繁慈就用这微薄的收入，在岳父的接济下，哺育着孔祥熙和小女儿祥贞。人生有三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其实，少年丧母也是同样的不幸！孔繁慈一手拉扯大两个孩子，从此未娶，也难为他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祥熙很小就担起了生活的担子。他跟父亲学习诗书，当了一个小学生，从《三字经》到《百家姓》，从《千字文》到《论语》。他是一个最小却又学得最快的学生。但是，每逢假日，年仅七岁的孔祥熙就加入了拾煤渣的行列。那时，每天早晨，他就像那些拾煤渣的老太婆、小孩子一样，背着背篓，早早来到太谷城里。城里人家，把烧过的煤渣倒在垃圾堆里。煤渣有三种：一种成粉末，即煤灰，无用；一种呈黄色的块状，是煤中夹的矸石烧成的，也无用；第三种，呈黑色的块状，是未燃尽的煤，这种黑色的煤渣可以再用来烧。若非贫困至极，谁会到垃圾堆里拾煤渣！“美国的煤油大王绝不会理解北京拾煤渣的老太婆的辛酸”，是的，拾煤渣的人，生活当然最辛酸！

直到后来，入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一来因为孔家乃方圆数十里内最有名的书香世家，开馆设塾亦算家传；二来孔家几代人的人品名声俱佳，乡亲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孔繁慈心里放心。再到后来，路远一点的甚至要托人说情方可入学，最后入学的儿童陆续增加到30多名。孔祥熙也做了一名父亲私塾里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

孔繁慈对孔祥熙的学习要求相当严格，没有因为孔祥熙是自己的儿子，就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优待。相反，孔祥熙在背书、习字和阅讲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规章认真完成，一招一式从不马虎迁就。

孔祥熙被父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里，朗朗的读书声强烈吸引了他。而孔祥熙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厚望，他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基本功。从6岁到10岁四年的寒窗苦读，使孔祥熙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他也逐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诗经》、《礼记》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每次放学回家他都仍然请父亲为他讲解一会儿《诗经》或《礼记》。而且，直到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办起了“铭贤”学校，他自己也每每亲自上讲台讲授《诗经》、《礼记》。后来，当孔祥熙跻身政界后，在一些社交活动中，他习惯在谈话或讲演中经常地夹带几句《论语》和《孟子》中的警句，显示其相当深厚的国文功底，此一点已被世人公认。孔祥熙一生崇奉的两句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应该说，孔祥熙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首先是得益于其父所办的私塾，而且他真正的启蒙老师，便是他自己的父亲。

正当孔祥熙在父亲开办的私塾里苦读诗文。培养本领之际，不期祸从天降。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袭来，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大病，就此改变了孔祥熙一生的命运。

对洋人的科学生兴趣

一场大病，孔祥熙被洋医生救治康复，使得孔祥熙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执意进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华美公堂的举动引起了孔氏家族内部的轩然大波。

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扛着枪的军人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之后，紧接着进来的是拎着钱袋的商人和捧着《圣经》的传教士。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他们租田地，建教堂，办学校，进行疯狂的文化侵略，为其宰割中国服务。他们勾结地方官绅，无恶不作，但是他们却装着一副假惺惺的面孔。

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的一些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叫公理会的基督教团体。他们派出了一些教士到中国传教，称为“中华团”。1883年，“中华团”成员德富士、卫禄义、高雅格、贝如意、文阿德等人，先后到达山西。他们来到山西太谷后，选准了距太谷城约二十五公里的美庄村，开始了传教活动。

起初，他们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各种思想根深蒂固，孔子的儒家正统思想统治着中国人。宗教方面，佛教的传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道教的创立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道两教统治着中国的宗教界。受正统思想束缚，而又生活在闭关锁国政策下的中国人，都有着“尊王攘夷”的观念。他们把外来的新事物通通斥为异端，把金发碧眼鹰鼻的洋人视为怪物，把他们的传教活动视为洪水猛兽。初来太谷的传教士们很难打开局面，他们走上街头，人们会像看珍稀动物似的围观，评头论足，甚至有人从背后指脊梁骨，扔石子瓦片。他们散发的传单、教义，人们把它用来包装东西，剪鞋样甚至擦屁股。他们的布道演讲，人们会起哄，嘲笑，像逗弄一个疯子。

直接的传教布道的路走不通，他们就针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弱点，改变方式，从生活上入手，他们兴办慈善事业，办学校，设医院，修教堂，从生活上接触影响中国人，把他们的思想渗透给中国人。针对中国人贫穷的弱点，施以小恩小惠，往往一本万利，收效很大。免费就诊，免费给药治病，对穷得无法付诊金药费而又想活命的人来说，无异于给了一条天堂之路。免费读书，这对请不起塾师、世世代代从未识字的中国农民，又是有着何等的吸引力！这些小恩小惠，骗取了一些人的信任，使一些人逐渐出现了信仰的转移，开始抛开了孔圣人、如来佛、太上老君而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了上帝，他们在精神上被帝国主义俘虏，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达到了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目的。事实证明，精神侵略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事实上，一个传教士不仅仅使一个营以上的人在他面前放下武器，甚至可以使他们为他卖命，成为他韵军队。“为传教事业花一镑，就能推销十镑的货物”，因为“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十倍的利润”。他们的小恩小惠，以极小的代价，获得百倍，千倍，乃至万倍的报酬，其原因是，“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具有欺骗性和蒙蔽性，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孔家虽因商而富，但神龛子上供奉的既是家祖更是儒祖的孔夫子之位，而并不奉赵公明（财神）为尊，足见孔家是固守儒家教义的。孔家治病，非中医国药不治，认为儒、医相通，不可违背。

出巧的是孔祥熙10岁时，癞疮从头顶下延到了后颈，穿衣、卧床诸多不便。而且，癞疮被认为是贫贱小子的特有恶疾，礼义传家、书香门第的后人是桂花蔸子，怎可患此贱恙！孔祥熙以帽遮头，越遮越露馅，人见人厌。孔家到处延聘癞症专家、国药老手，什么外擦内服的国药都试用过了，就是不见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孔繁慈终于背起儿子走进了教会的仁术医院。

仁术医院是公理会办的一个教会医院，位于太谷县城南街，跟学校、教堂、育婴堂等一样，教会医院也是教会的“慈善机构”中的一种，他的目的并非治病救人，而是以治病为手段，达到施惠、笼络的目的，最终为教会扩大影响，为传教服务。从这种意义上说，教会医院也是传教的工具和机构，正因为如此，虽然医院设备先进，技术现代化，仍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西药是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这种生疮的病，医治起来要见长于我们的传统中医。

这天晚上，在仁术医院的办公室里，太谷教会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来了。他们对孔祥熙就诊一件事，作了专门的研究。

高雅格大夫先介绍了孔祥熙来就诊的情况和他的病情。

“孔氏既然来了，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征服，使他对我们有好感，最终加入我们教会，信仰我们的上帝。”主持人卫禄义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孔氏世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世家。他们的历史比我们基督教的历史还早五百多年。如果征服他们，那将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最先接触孔氏的高雅格大夫说到这里，有几分激动，也有几分得意。

“孔子的思想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人认为最正统的思想，认为它可以安邦定国，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人都崇拜孔子，这也是我们辛辛苦苦传教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另一个自称“中国通”的传教士的发言一针见血。

“如果征服了孔氏父子，胜于征服一万名普通的中国人；那将是我们教会在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届时，中国人会说：‘大家瞧瞧，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都信基督教了，我们还信什么孔夫子！’所以，无论用多大的代价，都要征服孔氏父子！”卫禄义作出了决定。

最后，他们通过讨论认为：目前，孔氏父子对他们还不够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求得孔氏父子的信任，就是说，先要治好孔祥熙的病，让孔氏父子体验教会的能力。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把治病的时间尽可能地拖长一些，以增加孔氏与教会的接触时间。最好能说服孔祥熙住院，让他进入教会的包围圈。

孔祥熙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传教士为了多接触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四周开始长出嫩肉。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格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会儿，想到每天从家到医院足有6华里，实在不方便，赶上刮风下雨，更是对病情好转一点益处没有，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再说仁术医院的免费治疗和热心周到的服务，都使孔祥熙的内心深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惧洋人了，而且愿意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多聊几句天。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孔祥熙点头答应了。

孔祥熙在仁术医院住院期间，教会方面在他身上可谓煞费苦心。医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传教士和有关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为这个中国男孩做这做那，忙个不停。特别是专门护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静文雅的女护士，对孔祥熙更是格外热心，百依百顺。这位西方式的美人儿不仅打针换药时动作轻柔，面带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着孔祥熙的小手，给他讲圣经故事和童话故事。虽然10岁的孔祥熙这时还难以理解基督教义中博大精深的真谛，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华，耶稣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脑海之中。在外国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苦心照料下，入院一周以后，孔祥熙的病果然痊愈了，疮口也平复如常。孔祥熙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父亲孔繁慈的身边。

仁术医院不仅治好了孔祥熙的病，高雅格大夫还给了孔繁慈戒烟药，使他多年的恶习终得改正。“来而不往非礼也”崇尚儒学的孔繁慈当然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孔氏父子双双得利，可谓双喜临门。孔家不仅按照中国的习俗一敲锣打鼓，放鞭炮，献“华佗再世”的锦旗谢医，孔繁慈还东挪西借，给高雅格大夫送来一份厚礼。但是，孔氏父子的礼，他怎么会收呢？孔繁慈执意要送，近乎哀求了。

“高雅格大夫，救犬子之大恩，不敢言报，区区薄礼，尚望笑纳。”

“孔先生，仅为举手之劳而已，何必多礼。”

“大恩不言谢，仅表寸心而已。”

“何必谢呢？我身为神父，奉上帝旨意，救人于苦难，此乃我辈天职。”“奉上帝旨意？”“是的。如果要谢，您就谢谢上帝吧。”“谢上帝？”“是的，我们是为上帝向你们传播福音的。是上帝救了您的儿子。”

从此，孔氏父子不只是欠高雅格大夫的情，欠仁术医院的情，也欠了上帝的情。后来，孔氏父子与教会的交往就密切得多了。高雅格大夫经常给他们父子二人“检查身体”，同时也宣传一些基督教的知识。他们还邀请孔祥熙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如郊游、参观教堂、观看宗教仪式、听唱赞美诗、听布道演讲等。孔祥熙逐渐地对儒家文化以外的新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到十岁的孔祥熙，对洋人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朦朦胧胧地觉得，父亲让他背的四书五经，远远不如洋人学校里教的东西有用。况且，洋人办的学校不收学费。到洋人办的学校读书，还可以给家里节约一笔学费。因此，当孔祥熙听说华美公学要招收新生，便向父亲提出要到华美公学读书。

为此孔氏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整个太谷县里全城皆知。族里人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入洋人所办的学校，简直是不伦不类，败坏孔家的门风，不成体统！

于是，族中的长者专门质问做父亲的孔繁慈：

堂堂孔家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洋毛鬼子，信奉洋教，这不仅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的？

孔繁慈无可奈何，只好赔笑应道：“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孔繁慈知书达理，又有着经商的经历，是一个开通豁达的人。并且对儿子更是娇宠万分，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站在了孔祥熙一边，支持他去学洋学。

结果，事情闹僵了，守旧派眼看着孔繁慈父子屹然不为所动，而华美公学开课在即，孔祥熙的入学将成事实，在多方施力都不奏效后，于是请人出来折中，进行调解。

族中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当众答应“只在教会学堂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小小的孔祥熙的个性相当倔强，在众目睽睽之下，族中长老一问再问，他硬是紧闭双唇，不肯开口，几乎闹成僵局。幸亏，调解的人出面排解说：“他并没有申辩么，那当然就表示他是接受了”。

这样，孔祥熙父子才如愿以偿了。

华美公学的教员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教师都是由美国传教士担任。最初的课程仿效国外，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一年后，又增加了哲学等课程。此外，每天早晨要做一次礼拜，每周，有一次祈祷讲经会。

每周一次的祈祷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也是他最可引为自豪的一门课，这门课程有别于中国学塾里那种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言的规矩。每当师授课完毕，余下的时间里，学生可以自由发言。

由于自幼饱读孔儒诗书，加上受到父亲自由思想的熏陶，孔祥熙对事物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基本立场，他接受基督教义的灌输，绝不是盲从，也绝不随声附和，自由发言给了他一个畅所欲言的极好机会。

他经常提出各种疑问，而且往往语惊四座，使他在同学中间，出尽了风头。

有一次，当主教讲述上帝创造万物。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时，孔祥熙在请准发言后，以辩难的态度问道：

“老师传授我们科学学说时，说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孔祥熙则提高声音再问：

“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为什么老师您又说，世界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

当时，在座的中西教员，以及全体学生，都为之惊讶，讲经的老师本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却变得无言以对，难以自圆其说了。

尽管如此，在华美公学读书的5年中，由于孔祥熙的天资好，功底厚，聪颖灵敏，并且，他的父亲孔繁慈不顾族人的反对，毅然进入这所学校，使洋教士们大为震动，他们认为这种举动是基督教会施教于中国人的一大胜利，因此，对他优待有加。

一八九五年，十五岁的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华美公学毕业，在美国传教人员魏禄义的推荐下，他继续升入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孔祥熙自从加入基督教会那一天起，就把自己押在了上帝那一方，有时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洋教士们在孔祥熙身上所花的小小施舍，几十年后何止于万倍地获得了报酬。孔祥熙把搜刮中国人民血汗达三十二亿美元之多，把它送入了美国，当然，这是后话。

为留学美国铺路

滁州学院的生活让孔祥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对清王朝的腐败不满，同情革命运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孔祥熙一面庇护山西的洋教士，之后又奔走京城，促成了山西教案的解决，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多方面的好感和赏识。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获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未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辟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征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熙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早在几年前，孔祥熙就听说他在日本檀香山成立了一个叫做兴中会的反清革命组织。变法的路走不通，只好走革命的路了。这时的孔祥熙，对孙文是相当崇拜的，并渴望加入其组织。当然，后来孙文成了他的襟兄，并对他的崛起起了重要作用，此系后话。

国家的贫穷落后，遭到了列强的侵略。国人的麻木不仁、不思进取，洋人的歧视、凌辱，使孔祥熙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安邦定国、辅政安民的使命感。国家的落后，也使他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知识的海洋。刻苦的学习，使他成了潞河书院最优秀的学生。

自从西方教士跟随各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和精神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中国民众自发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各地城市及乡村焚毁教室、杀戮传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多年都积在人民心中的仇视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于是，中国民众又一轮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发展势头迅猛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便是世纪之交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反洋教运动最初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个口号，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国百姓的苦闷心声。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奋起，要抗争，要夺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铸迷失已久的中华民魂。就这样，以义和团为首的各地反帝群众运动，终于在山东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锋芒所向，直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他们在华的侵略急先锋——洋人教会。

正因为如此，1898年11月，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正式开始了。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急先锋——教会。他们拆毁、焚烧教堂，杀戮传教士，驱散教民，给予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1900年开始，运动中心由山东逐渐转向直隶。孔祥熙就读的通州潞河书院距北京城仅有40华里，并且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所以，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到直隶以后，通州当然就首当其冲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通州，潞河书院的外国教师（当然都是传教士）们闻风丧胆，纷纷逃亡或者藏匿。潞河书院不得不停课放假，学生各自回乡。1900年6月，就在孔祥熙毕业的前夕，学校停课，他只得返回山西太谷。

1900年6月，孔祥熙从通州潞河书院动身，返回老家山西太谷。他途经保定、石家庄、太原、榆次，沿途所见，都是焚烧教堂、杀戮传教士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那些头裹红巾、赤身裸体、腰缠神符的义和团民，其革命热情让他胆颤心惊。他惦记着太谷城里的那几个恩师。他很清楚，义和团的火已经烧到了山西，烧到了太谷。他的几位恩人高雅格、卫禄义、贝如意……也许他们正在灾难之中，等着他去拯救。

此时的山西，义和团运动也正轰轰烈烈。此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是刚从山东调来的。毓贤是一个仇视洋人和洋教的旧官僚，在任山东巡抚时，他便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由于对义和团围剿不力，1899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清政府于是便把毓贤调任山西巡抚。毓贤到了山西，对洋人恨之入骨。山西紧邻直隶，义和团运动发展的速度也很快。毓贤于是暗中指令义和团在太原烧教堂、杀教士，在太原制造了几个教案。

孔祥熙回到太谷家中，情况正如他预料的那样糟糕。父亲孔繁慈告诉了他太谷县义和团运动的情况：义和团民烧毁了太谷的教堂，解散了华美公学、仁术医院以及其它所有的教会机构。抓捕了高雅格、卫禄义、贝如意等人。调查、了解教民，关押、杀戮有罪的教民。

一定要救他们！孔祥熙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高雅格对他有救命之恩，卫禄义有慈父之情。“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即使要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孔祥熙向父亲撒了个谎。他说他要点钱去探望一外国在华教士与教民。些亲友。孔繁慈没有犹豫，他拿出平时积蓄的钱，全部交给儿子。孔祥熙把这些钱拿去买通了看守，终于见到了那些关押着的洋人。卫禄义等人见到孔祥熙，即惊又喜。他们自从被关进来以后，与外界隔绝，提心吊胆地等死。孔祥熙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孔祥熙告诉他们，在这里只有等死，没有谁能救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越狱逃走。他把自己设计好的越狱计划告诉他们，并且把剩下的钱交给卫禄义，叫他找机会送给看守，制造越狱的条件。

两天以后，孔祥熙再次探监。他把这两天多方筹措的一大笔钱交给了看守。与看守和卫禄义等人商议了具体的越狱办法。他希望传教士们都能逃出去，了却一桩心愿。当然，他又给洋人们送去了一笔不小的“路费”。

几天以后，麦纳、麦美德等三名传教士越狱逃跑了。但不知何故，卫禄义等六人，越狱竟未成功。后来，麦纳女士对孔祥熙感激不尽。她专程到太谷了解孔祥熙的家世，到华美公学和通州潞河书院了解孔祥熙的事迹。她把孔祥熙的事与潞河书院另一个救过洋人的费起鹤的事合在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华夏两英雄》，在英国出版。于是，孔祥熙在洋人中名声大噪，这为他留学美国铺平了道路。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行动再诡秘，也逃不过众人雪亮的眼睛。当义和团得知孔祥熙看望并放跑3个传教士的行为后，团众们不禁个个怒火满腔，声言抓到孔祥熙要立即处死。并由此将孔祥熙这个名字，列入义和团通缉的名单。

没办法了，孔祥熙在父亲的帮助下，东躲西藏。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紧急中孔祥熙的父亲只好求助于他的五弟孔繁杏。

孔繁杏时任榆次知县。对于子侄辈，孔繁杏最偏爱的就是孔祥熙。在孔祥熙眼里，除了父亲，最能谈得拢的就算这位小叔叔了。在孔家人的眼中，叔侄二人都是违背祖训的叛逆者，一个应科考走官场，一个背家训皈依基督教。相同的经历，使得叔侄二人同命相怜，心心相印。怎么救呢，也是急中生智，孔繁杏想出一条妙计：他托辞回老家搬运器物，带了县府内的一批人马，鸣锣开道回到太谷。他们把大木柜底部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孔祥熙藏在其中然后抬上骡车。就这样孔祥熙从义和团群众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就当孔祥熙在太谷老家营救洋教士的同时，1900年八月下旬，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和天津。这是继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再一次沦陷为帝国主义强盗所占义和团团员。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自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走了。一路上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辗转进入山西省境内。一时间，大内无主，真是天下大乱了。

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并没有停止进攻。当年8月20日侵略军进至保定，稍事休息后又向南攻至正定一带，并做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当时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自动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了山西省灵丘和平型关一带。同年12月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清军再次后退至娘子关。次年3月，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后来也是侵略者自感兵力不足，才放弃了攻占山西的计划。

大约也就在此时，孔祥熙接到潞河书院发来的复课通知，于是他便收拾行装从山西返回北京通州。

但是，当孔祥熙回到北京通州后，并没有立即回校上课，而是穿梭于外国传教士之间，与他们频繁地接触起来。孔祥熙先后拜见了英国传教士叶守贞和李提摩太。

叶守贞是英国贵族，有30年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精通多国语言，现正在八国联军总部担任要职，干着有损于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李提摩太也是一个有名的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办有广学会，侨居中国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正应李鸿章的邀请，帮助协调中外关系。孔祥熙不愧是基督教会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很会揣摩洋人的心理。当叶守贞询问“山西教案”的情况时，孔祥熙特别解释道：“山西教案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平民无关。”并进一步提醒说：“教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至。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孔祥熙还请求二位传教士，用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八国联军，停止对中国的进攻特别是对山西的进攻。由于彼此气味相投，孔祥熙当即得到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的欣赏。

不管是不是真的由于孔祥熙的乞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义和团张贴的宣传单。时八国联军果真停止了对山西的进攻。对此孔祥熙在1943年11月1日，其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上，曾非常生动并大加渲染地描述了他一生中这段最为得意的一页：

“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天津，将要再向西进攻的时候，清廷恐惧万分，以为如果再攻山西，和议必不能成，国家就要全盘动摇了。当时，我接到潞河学院通知，复课在即，我便赶回北京，希望完成毕业考试。

“到京后，有英国的叶守贞大夫来询问其在山西太原所设立之医院情形……当他问到山西拳匪杀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为解释，并述明晋省的拳匪暴乱，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贫民无关。例如巡抚衙门门口200余外国男女老幼之屠杀，即为毓贤卫队以红布包头，伪装拳匪所为者。叶大夫听到我的报告以后，他又转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发生以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难，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进行，他就聘请李提摩太先生协助，代为折冲此案。

“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联军对山西进军一事，主张分歧。李鸿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关系，来设法阻止联军向山西进攻。倘使能将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决，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时他还拨出库平银75万两，作为山西殉难教士的抚恤金，交付李氏处理。李提摩太先生由叶大夫处知悉我来京捎息，次日即来访我，我们二人当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长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先将教案之经过详细说明，其次将拳匪倡乱动机仔细剖解，结论指出，此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致……

“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入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缘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就在孔祥熙为阻止八国联军进军山西一事奔走的同时，他参加了潞河书院的毕业考试。1901年3月，他结束了潞河书院的读书生涯。掐指算来，他从入学华美开始，在教会学校里已经是“十年寒窗”了。

留学美国“海归”露头角

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教会方面和清延当权派两方面的好感，遂以滁河书院第一名的身份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大学，孔祥熙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未来的襟兄：孙中山。

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通州潞河书院是美国欧柏林大学通过公理会办的一所学校。通过校方的考核，以及特别欣赏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争取，校方决定派孔祥熙和费起鹤“公派”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

对于孔祥熙来说，出国留学无异于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因为孔氏家族虽然历史渊源久远，但朝廷中没有高官作靠山，又不是皇亲国戚，“官费”留学不可望及；家中没有富商巨贾，没有万贯家私，“自费”留学无力负担。每年五、六千块大洋，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下来，这个数字是谁都能算出来的。孔祥熙这种“公派”留学，是当时千千万万贫困百姓学生梦寐以求的。孔祥熙得到一个“公派”留学的机会，相当于给家中节约了四、五万大洋！

前面我们讲过，孔祥熙在协助洋人处理“山西教案”时给李鸿章这位握有清朝外交、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才邀请孔祥熙出来“参办教案”，并授衔“帮办洋务”给孔祥熙。因孔祥熙当时无意于此，所以拒绝了李鸿章。但为此两人并没有“割袍断义”，当孔祥熙为留学之事求见时，李鸿章破例召见了他。而且，那天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鸿章很赏识孔祥熙这个从著名教会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国内；做官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必远涉重洋。并带着一种对青年人的关怀，责问孔祥熙道：“难道中国的书不够读吗？”

孔祥熙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学生只是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有意要测试一下这位小青年，随即问道：“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答道：“窃以为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学问。为了获此学问，研究声光化电之学，显系当务之急。西人每谓：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一得之思，管窥之见，还请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鸿章听后对孔祥熙说道：“你的见解，透辟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其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利权外溢，多半是我们咎由自取。这咎便是我们不能富强安乐，跻身世界大国之林，跟他们并驾齐驱！你年纪小，居然能有此见识，有此抱负，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见得你来日必定前程远大，光芒万丈。不过，老夫今天有句话要奉送给你：‘见闻宜广，学贵专一’。”那一天恰巧李鸿章的兴致很好，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跟孔祥熙抒发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嘘自我如何如何等。当然，对眼前孔祥熙这个年轻人，李鸿章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着实地嘉奖和勉励一番。青年孔祥熙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其派往美国留学，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孔祥熙在李鸿章的官邸拜见了他。这次相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难得的聚会。一个是近代前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近代后期炙手可热的枭雄。两个人由于互相的钦佩而成了“忘年交”。可惜这次聚会是两人的第一次聚会，也是唯一的一次。李鸿章心目中的人才，竭力培养的国家栋梁，几个月后抵达美国去留学，而他自己，几个月后却一命呜呼，登上了天堂之路。

真可谓“运来铁也成金”，孔祥熙既有教会学校的“公派”留学的资助，又有政府“官费”留学的银子，还有李鸿章私人的赠银。留学经费太充足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条通往美国的留学之路，竟是如此宽广。

1901年春之际，孔祥熙在启程赴美以前先请了一个月假，回太谷省亲，同父亲和尊长亲友辞行。他先去拜访了五叔孔繁杏，再回到太谷看到爱子无恙，并且学有所成，出国深造在即，孔繁慈心中快慰不已。

就像当年入华美、升潞河一样，出国一事自然又是遭到族人的痛击，但是，此时的孔祥熙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不再需要别人帮忙去同那些族长们理论，他的翅膀已硬，他要远渡重洋去自由自在地飞翔。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费鹤两名中国学生，由麦美德女士亲自护送，自天津塘沽启程，乘坐海轮途经上海，东航日本横滨，转赴美国。

船抵旧金山。由于李鸿章给了孔祥熙“全权议和大臣随员”的名义。于是孔祥熙的行李铺盖，乃至他所持用的护照，全部列有‘议和大臣随员’的头衔，轮船停泊大港口，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登船检查，无意之间发现船上有这么一位中国高官，当时甚为紧张。立即拜见，见面以后却又觉不像。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的官员都是身穿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斯文老者，哪有二十几岁，西装革履，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翩翩少年？但是他们还是不敢怠慢，双力都在绕着圈子进行试探最后，经过麦美德女士出面解释，才使一场误会化解事后孔祥熙觉得很懊恼，毫不迟疑的将行李上的官衔全部撕掉了。

在麦美德女士的护送下，孔祥熙、费起鹤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麦为二人安排好食宿便离去。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算得上是一个勤勉的学生。他埋首课业，孜孜不倦。惟恐落在美国学生的后面，被人家看不起。在潞河学院，他的英语已有根基，并且成绩列在前茅，但是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他依然觉得有些吃力，于是他付出了几倍于其他同学的时间，几乎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废寝忘食地攻读，终于攻克了语言关。

从1901年到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就读四年，前两年他学习理化，后两年又攻读社会科学，原因是他最初立志建设实业，使国家趋于富强，同时他又在探讨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听课外演讲，看书报，使他的兴趣有所转移。他便想从改进社会入手，使人们生活安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两种矛盾的心情使他举棋不定，踌躇了很长时间，最终改学社会科学，而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历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正由于他学业未成，他决定继续在美国深造。他吸取前四年欧柏林大学的教训，认为应该“学贵专一”。否则，自己留学的结果仅仅是取得一纸文凭，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归国后何以报国呢？这年秋天，他经教会推荐，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在选择专业时，他又回到实业救国的道路，选择了矿物学，理由很简单，发掘地下宝藏，是一切实业的基础。中国地大物博，只要能发掘地下矿藏，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耶鲁大学是在美国与哈佛大学齐名的一所名牌大学。其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由于耶鲁大学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很高，所以孔祥熙成了当时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考进耶鲁大学，是孔祥熙留学生涯中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但是，孔祥熙人耶鲁大学学习的最重要的收获却是结识了孙中山。

第二章　结识孙中山，涉入政界

结识孙中山

在耶鲁孔祥熙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家孙中山，这促使孔祥熙逐步由一个爱国者向革命者的转变，此后，孔祥熙学成回国，在山西创办了铭贤学校，获得了教会和美国方面的巨额赞助，孔祥熙也借此开始在商业上大展拳脚。

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起，孔祥熙便有了见孙中山的迫切愿望。1901年秋天，孔祥熙从天津出发到美国，在日本横滨港和美国，又错过了几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

1905年，深秋。

一列由康狄纳克州开往俄亥俄州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孔祥熙坐在硬座车厢里一个靠窗的位置上，准备赶往俄亥俄州去拜谒孙中山先生。他时而将头伸出窗外，迎着呼呼扑面的风啸，沉思地凝视着一闪即逝的异国土地；时而侧转身子同身旁的美国旅伴轻声地交谈。

伴随着车轮滚滚不停的节奏，孔祥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追忆着三次拜会孙中山三次不遇而返的曲折往事：

第一次就是在赴美途中路过日本横滨的那一次。

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发生在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期间。他从美国报纸上看到孙中山到美游历的消息，先后两次兴冲冲地赶往拜见，两次又都失之交臂，败兴而归。一次是纽约，一次是芝加哥。

这次是孔祥熙第四次去拜会孙中山先生。已经考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孔祥熙，当听同学提起孙中山正途经俄亥俄州的克利扶兰时，闻讯大喜，顾不得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丢下繁重的功课，心急火燎地登程赶赴克利扶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孔祥熙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但求不虚此行，如愿以偿地见到孙中山先生。

克利扶兰到了。

这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筹建者——克利扶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孙中山先生下榻的寓所。在门前，他又犹豫了。他不知道孙中山先生会不会像前几次那样已经离去？会不会接待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假如答应接见的话，又将是什么样的接待呢？

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宿愿吗？难道在宿愿即将成为现实时能够畏缩不前，功亏一篑吗？孔祥熙经过激烈的思想搏斗，最后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信念，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迎接孔祥熙的是一位身材矮小双目有神的中年人，他上前一步拉住孔祥熙的手，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孙中山，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边说边请客人进房详谈。

孔祥熙的种种疑虑和担心，统统烟消云散了，不仅有幸见到了心中的偶像孙中山先生，而且受到这般热情接待。

在离孙先生不远的一张沙发椅上，孔祥熙落座甫定，便又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述说了自己生平经历和对中国时局的种种忧患以及对前途的苦恼，表达了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细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讲述，不时地点头或摇头。他深深地为孔祥熙这位出身于孔家，长期受帝国主义宗教文化奴役毒害，现在又身居海外的游子，能有一颗如此滚烫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两颗跳着的心发出了一阵阵共鸣。虽然此时他们还不曾料到日后会成为姻亲，但却深知互相俱已成为革命的同志、亲密的朋友了。

他们在孙中山先生客厅里彻夜长谈，那一年，孙中山先生已步入中年，又是闻名中外的反清志士，孔祥熙只不过是个年仅20多岁、未曾走入社会的大门和从事过实际革命斗争的青年学生。因此，孔祥熙满怀虔诚、恭听中山先生阐发革命宗旨、民族大义、革命方略，介绍中国革命形势。

当孙中山先生谈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炳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革命风潮一日千里之时，孔祥熙不禁喜形于色，拍手称快。

孙中山先生又详细介绍了同盟会的章程、纲领和组织状况。接着，孙中山问孔祥熙有些什么打算。

孔祥熙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说孔祥熙其志可嘉，不过，既要提倡教育，又要振兴实业，这两顶工作都是任重道远，责有攸归的。他告诫孔祥熙：

“不论兴办任何事情，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西北各省，风气开通较晚，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尽早建立”。

孔祥熙听了孙中山的这一番长谈，深受启迪，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他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请求，孙中山很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

孔祥熙后来回忆会见孙中山时的情形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了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孔祥熙后来能够专心致志地念完耶鲁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回国时特意到日本考察教育，后又拒绝邮传部聘请，执意返回山西太谷老家创办铭贤学校，从事教育，开启民智、开通民风的行动，据他自己日后回忆，其最初的动机缘于总理的这番指点，他曾对人说：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方，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从前更为慎重，学生时代的宋蔼龄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1904年初夏，孔祥熙忙着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他此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已从上海出发，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航程。

宋蔼龄在温馨和谐的家庭中不知不觉地长大了。1903年，她已是位13岁的窈窕少女。宋耀如发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已难适应蔼龄学业，在征得女儿同意后，决定送蔼龄到美国继续接受教育。

宋耀如找到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牧师，原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的同窗好友步惠廉，请他帮助联系蔼龄的入学事宜。步惠廉在考察了宋蔼龄，确信她现已具备到美国留学的条件后，给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院长贾奇·杜邦·格里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了查理宋的身世及蔼龄的情况。

原来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格里与步惠廉是一对密友。1903年夏末，步惠廉就收到了格里的回信。格里不仅表示可以让宋蔼龄作为预科生入学，而且热情邀请蔼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之后再入学。正好步惠廉一家打算翌年回国度假，他们表示愿意陪送蔼龄从上海到美国的梅肯城。

预定赴美的日期是1904年5月28日。宋蔼龄开始计算出国的日子，前前后后忙个不息；宋家上下也在积极地为蔼龄赴美做着各项准备。宋耀如给蔼龄预订了一张太平洋邮轮公司“高丽”号轮船的船票，然后到葡萄牙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给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宋耀如接着将蔼龄从马克谛耶学校接回家，亲自教她课程，戏称“家庭留美预备学校”。每天上二、三小时的课，内容涉及美国政治、历史、地理及社会风俗人情等方面，其中用英语会话则是“预备学校”一项特别重要的教学活动。

宋耀如真不愧是位阅历丰富十分细心的父亲。为了帮助宋蔼龄对西方法律程序、诉讼这类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他带着宋蔼龄两次参加上海工部局会审公廨开庭审理《苏报》案的旁听。宋耀如告诉女儿：虽说听外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行使司法权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它在形式上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法律，可以由此长长见识。

1904年5月28日，等待已久的赴美留学历程在蔼龄的脚下开始了。行前，倪桂珍一夜都未合眼，虽然宋蔼龄是去留学，各方面又都做了妥善安排，但爱女毕竟还是一个不到15岁的小女孩呀！宋耀如怕大家啼啼哭哭影响蔼龄的情绪，事先关照不必合家到江边送行，就在家里道别，只由他一个人到码头去告别。

随着“呜”的一声汽笛，蔼龄强压住自己的感情，挥手与父亲告别，与祖国告别，开始了赴美的漫长航程。

这次航行并不是一帆风顺。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天，到达日本神户。第一次停靠就碰到了麻烦：原来船到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有个乘客患病身亡，船上的大夫诊断是死于急性肺病，但日本的检疫官员认为死者得了淋巴腺鼠疫。乘客和全体船员都被带上岸进行检疫和消毒，在盛满加入了大量药水的浴盆里浸泡。

“高丽”号客轮在神户港停检了10天后，才允许离开继续航行。这时偏巧步惠廉夫人病入膏肓，待船到横滨后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步惠廉一家再也无法陪同宋蔼龄继续航行了。宋蔼龄不愿耽误航期，要求继续独自前行。步惠廉最后只好把她托付给同船的一对南方卫里公会的教士夫妇，请求他们对她多加关照。

“高丽”号轮继续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宋蔼龄在船上感到很孤独，于是就下到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客舱时，无意中听到那位太太说：“离开了这些国家才真正宽下心来，我真讨厌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于是宋蔼龄重又回到了自己的船舱，再也不愿接近那对轻视中国人的传教士夫妇。

幸运的是，一位从横滨上船的女传教士、年轻的兰曼小姐，对宋蔼龄表示了“诚挚的友谊”，她们互相结成了朋友，共同消磨掉沉闷的旅途时光。等到1904年7月1日“高丽”号最后抵达终点港口旧金山，宋蔼龄碰到新的麻烦时，兰曼小姐再次伸出了友谊之手。

“高丽”号在码头抛锚后，一位美国移民局官员上船验证，对宋蔼龄大声咆哮，说她的证件不合要求，要宋蔼龄在学生时代，就是个聪明、大胆的女子，曾经当众质问过罗斯福总统。把她关进拘留所，等着办理驱逐出境的手续。

宋蔼龄后来既没有被拘留，也没有被送回中国，而是从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船上转到另一艘船上。在度过了三周沉闷烦恼的时光，换过了4艘船之后，宋蔼龄最终被获准上岸。这些都要感谢兰曼小姐。她对移民局官员粗暴地对待一位东方少女非常气愤，发誓要同朋友呆在一起，直至让她上岸进入美国为止。兰曼的坚决态度又使另一位移民局官员改变初衷，不赞成将宋蔼龄关进旧金山拘留所。兰曼又通过电话将宋蔼龄的遭遇告诉了克拉伦斯·里德博士。里德博士利用教会的渠道与华盛顿白宫进行了交涉，经过不懈的努力，美国政府批准了宋蔼龄在美国留学的申请。

宋蔼龄对吃尽风波之苦，几经曲折方能获准留下非常不满，美国移民局官员的粗暴对待更使她一直耿耿于怀。1905年冬，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率数名海关官员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携她一同出席白宫的宴会，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与她攀谈，问这位中国少女对美国的印象如何时，宋蔼龄回答说：

“美国可以说是美极了，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时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告诉美国总统她在旧金山移民局所受到的种种遭遇。并忿忿地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是你们的官员却把我这样一个14岁的姑娘拒之于国门之外。这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太不同，这使我失望。”据说美国总统对此表示了歉意。第二天，美国报纸上登载了一条非常显眼的新闻：中国少女抗议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

再说宋蔼龄获准留美后，只在旧金山待了一、二天。这时，步惠廉和他的4个儿子赶到了旧金山，而他的妻子却已在日本病逝。步惠廉履行诺言，和宋蔼龄从加利福尼亚乘火车，经过漫长的旅程于8月2日到达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对宋蔼龄的到来，新闻界表1913年孔祥熙、宋蔼龄与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合影示了极大的兴趣，8月3日，当地的《电讯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宋蔼龄的情况，称她是“来威斯里安学院念书的第一个中国姑娘”。

宋蔼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安然地度过了5年学习生活。1909年春季，刚满19岁的宋蔼龄，便以品学兼优的形象从威斯里安学院毕业。在校期间，她“学习成绩出色，待人坦率友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从而博得同班学友、全体老师和当地居民的喜爱”。“她是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

毕业时班上的同学为宋蔼龄做了美好的预言：“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为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宋家三姐妹，均是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学生。

1910年，宋蔼龄告别了同在威斯里安学院上学的两位妹妹，回到了上海家中。宋蔼龄并没有像同学们预言的那样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而是在5年后与一位在美国社交集会上有一面之交的中国留学生——孔祥熙结了婚。

回国办学校

孔祥熙回国后，依靠太谷地方绅士和基督教势力的支持，创办“铭贤学校”，担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组织“中美同盟会”。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其一是“灌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巡视，煞有介事，好不风光！

1907年秋，孔祥熙回国。

在美国几年的学习，孔祥熙接触和掌握了许多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对孔祥熙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收获。他的最主要的收获是，通过为美国欧柏林大学在中国建立分校，同美国的有关人士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因为建立了这所学校，他开始在旧中国的政坛上崭露头角，引起军阀、政客们的重视。

1907年夏，当孔祥熙在耶鲁大学毕业之际，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了一次欢送孔祥熙回国的小型会议。这时候，被义和团群众赶走的美国欧柏林大学的传教士们想卷土重来，并企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群众所处决的传教士建个纪念物，正在物色“合适的人选”。

一位美国传教士在这次会议上，试探性地说：“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当即站起来说：“您的意见很好，但建纪念堂和立碑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然而，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不难看出，孔祥熙的这番话是他前几年同李提摩太讲的“人民无知”的谬论的继续。孔祥熙站在外国侵略者的立场上，认为山西人之所以杀传教士，就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若受了帝国主义的“教育”，有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就不会再杀传教士了。

显然，这个“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的建议，比“建一座纪念馆”的想法，更符合西方一些人的需要。因而，立即被采纳了。美国欧柏林大学并要孔祥熙回国担任校长。

1907年秋，孔祥熙由美国返回山西太谷。起初，他利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办了个小学，后来又迁至太谷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增设中学。

孟氏花园北依象山，南傍凤山，原来就有楼台亭阁、假山水池、花木石桥，景色十分优雅。在此基础上，孔祥熙又雇了不少能工巧匠，精心建设，细心装修。他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了75万美金作为建校的基金。当然，建立这样一座美国资本家的塑像，对于像孔祥熙这样的一名美国留学生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使洋先生们生活舒适，孔祥熙还在校园内建筑了中式和西式风格迥异的楼房，房内装有当时所罕见的暖气设备、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较为先进的设备，学校安装了发电机和自来水。楼房外，圆门走廊，曲径通幽，花亭座座，草坪绿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叫个什么校名呢？孔祥熙居然想出个“铭贤”的名字，说是为了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先贤。由于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捐款办理，所以有些人又称这所学校是欧柏林大学在中国的纪念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或简称Oberlinin China。

孔祥熙亲自确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这个校徽采用Oberlin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个“O”。“铭贤”的运动员穿的背心上，印着一个大大的“O”。当地群众见后，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的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政府备案，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托事部的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其成员大多数亦系该大学的教职员或校友。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孔祥熙任校长兼董事长。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组织法，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代表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代表3人，特约社会名流4人，连同孔祥熙共11人。但不管什么人作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

孔祥熙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担任铭贤学校的教师，这些外国传教士占全体教师的一半。欧柏林大学每三年选送一位毕业生或未毕业的未婚男性代表来“铭贤”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三年。后来，逐渐改为每年选派一男一女，每人任期两年，这样便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任教。另外，还有12位美国人携带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这些人年纪都较轻，谈不上有什么教学经验，大多数又不懂中国语言，只能讲授英语、音乐、体育课程。

就是这些平庸的传教士，却被孔祥熙视若珍宝。他大肆宣传，说这些传教士如何循循善诱，如何训练有素，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就学。而这些传教士也广为交际，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并对一些学生施以小恩小惠，更增加了对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

为了弥补外国传教士的不足，孔祥熙用高薪从山西省内外聘请了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他自己也时常在“铭贤”讲授史地、体育和矿物，有时还为其他教师代课。

孔祥熙还让其父孔繁慈讲授经史，本意是为了加强对“铭贤”的控制。不料，孔繁慈却为孔祥熙增加了一些烦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周围，许多人吸食鸦片，每当吸食者烟瘾发作时，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一些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

这种恶习，不能不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孔祥熙想革除这些腐朽恶习，便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天，他备了一桌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豪绅。席间，他力陈烟酒之害，终于获得了这位村长的支持。他和村长决定，把当地吸食鸦片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都关起来，强迫戒食。他还规定，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没钱的，由他供给。几个月后，戒烟活动开始有了欧柏林大学授予孔祥熙法学博士学位时留影成效，烟民日渐减少。可是，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对戒烟戒酒的活动并不理睬，他好酒成癖，每餐必斟，这怎不使孔祥熙感到心烦呢？孔祥熙先是暗中命厨役不为其父备酒，继而当面向父亲讲明缘故，请求父亲支持其戒烟戒酒的活动。孔繁慈心中虽然十分不悦，还是勉强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

在办学过程中，孔祥熙吸收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意思想、智能、体育三者并重。

当时，许多学校不设体操课程。孔祥熙虽然对体操课程了解不多，但在美国学过步兵操典。于是，他依样画葫芦，用榆木自制了60余支步枪，又自备一把指挥刀。他将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经过初步的训练，学生们能够走出较为整齐的步伐，能够做出较为一致的动作。虽然并不十分正规，但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来观看。

铭贤学校操练洋兵操的消息不翼而飞，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商会会长耳里。这个会长原先掌握了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逃匿，“商团”也濒于瓦解。在太谷商会会长的要求下，孔祥熙帮助商会对“商团”进行了训练。不久，太谷警察局也派人来约请孔祥熙担任顾问。孔每月定时对太谷警察训话，宣传美国的治安管理办法，同时灌输他自己的一套说教。

山西太谷，在20世纪初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小县城。土豪劣绅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生活秩序，他们恪守着祖训，在火车车厢里，在戏院里，即便是在电影院里，都是男女分坐，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在铭贤学校建校孔祥熙创办的铭贤中学旧址“嘉桂科技楼”初期，太谷的土豪绅士们，看到那些洋先生们接吻拥抱，听到那些洋腔洋调，他们从心底里感到厌恶，认为洋先生是在传播异端邪说，学生没有学到正经知识，然而，这所学校又非同一般，它是由洋人们办的洋学校，校门上书写的“Oberlinin China”几个英文字，使当地的土豪绅士们无可奈何。

但是，一些人逐渐发现，这个学校里的西装革履的洋先生和穿长袍马褂的中国先生都声称，他们进行“英才”教育，要同天津南开中学和北京师大附中决一高低。学校里既讲孔子、孟子、墨子，也讲华盛顿、林肯和瓦特。

使这些土豪绅士们彻底改变看法的，是孔祥熙手中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的大把大把的美钞。看到那些印制精美的外国钞票，看到学校里耸立起的一座座新颖的楼房，吃着孔祥熙为他们准备的西式糕点，拿着孔祥熙送给他们的一份份厚礼，土豪绅士们对“铭贤”赞不绝口，对孔祥熙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创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取得了美国欧柏林大学乃至某些政界人物的信赖和支持，同美国建立了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同时，其社会地位也逐步上升。孔祥熙同太谷商会、警察局以及许多头面人物混得极熟，相互间称兄道弟，他很快地影响和控制了太谷一带的地方武装，他时常身着崭新的制服，腰挂一把耀眼的指挥刀，带着几个人，在大街小巷神气活现地“巡视”。无论是“铭贤”学生还是商团、警察，见到他都必须立正敬礼。

后来，当孔祥熙身任南京国民政府要职后，“铭贤”则备受青睐。1929年7月，孔祥熙搞了一次建校二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还亲自为《铭贤学校二十一周年纪念刊》写序。他在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更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四人增至八十人，学生自三十余人增至八百人，经费自八千元增至每年四万五千元。”

通过办铭贤学校，孔祥熙培植了一大批亲信，为日后控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部分权力，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山西。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工营管带姚以价在狄村大操场集合500余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宣告胜利。当天上午，太原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人员及地方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决定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的家庭里。阎比孔祥熙小3岁，但其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比孔祥熙却大得多。他16岁时到钱铺学商，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1902年山西武备学堂招生时，阎报名应试。初试时，他做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口试时，他应答灵便，遂被录取。1904年，阎锡山被派往日本留学，第2年便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的“铁血丈夫团”。在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而阎锡山呢，已担任了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整天耀武扬威。

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但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当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孔祥熙却对武昌首义、太原起义的情况不甚明了。孔祥熙仍然像寻常一样，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训练他的洋操。

然而，太原起义的爆发，又为孔祥熙施展他的“才干”提供了一次机遇。

这天，一位太谷的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孔祥熙说：“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直奔太谷而来。”旁边有人接着说：“这批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是何用心？”“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吧！”在一片七嘴八舌声中，一位年纪稍大的人对孔祥熙说：“请先生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这回孔祥熙真的逼上梁山了。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孔祥熙壮着胆子说：“请父老兄弟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犯太谷城的。”

这时，太谷的警察早已不见踪影，孔祥熙只得临时拼凑了一些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地带也派了些人手持枪械加以把守。

部署停当，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北门城楼。不一会儿，就看见大批的溃兵乱哄哄的向太谷走来。这批在太原被打散的清军散兵在太谷城下架起火炮，拉开阵式，摆出似乎要发动进攻的样子。一名军官高声叫嚷：“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迫于无奈，孔祥熙只得硬着头皮站出来，他举起双手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我是太谷民军的司令。有话好说，好说。”

他接着说：“太谷已经光复，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比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代招待，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军官指着孔祥熙骂开了，“你好大的胆子，我们赶路，你居然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劝你赶快开门，否则我一声令下，叫你和城门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一看情形不妙，只得耍起骗术，他说：“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

那位军官走南闯北，并未被这番谎言所蒙骗。然而周围的士兵们却等着不耐烦了。他们认为太原可能真的派来追兵，太谷也无险可守，不能久留，于是乱哄哄地同孔祥熙讨价还价了一番。

“给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在下可以立刻筹到。”

“少！少！少！”

“那就两千两吧！”

“这样吧。”下面的军官说：“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弟兄们看你的面子，你赶快去凑三千两银子的盘缠，少一分一毫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到了手，咱们马上绕城而过，决不侵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有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说完，孔祥熙便慌慌张张地跑下城楼，同早已在下面等候的商会会长商议一番，由商会拼凑了三千两白银。

也许那批溃兵就是为了这些白花花的银子。他们看了看孔祥熙送来的银两，感到成色还不错，便扬了扬手，说了声：“多谢了”，就带着三千两银子，绕城而过。

望着渐渐离去的兵马，太谷的商会会长和绅士们心底不知是个什么滋味。一方面，三千两白银瞬间就被这位“司令”拱手送人，确实像被挖去心头肉一样，使他们疼痛无比，他们怨恨孔祥熙无能，又是训练学生，又是训练警察，还编练了商团，到头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另一方面，这批“丘八”毕竟没有进城，太谷避免了一场灾难，“朱门酒肉臭”的豪门大户的财产得以保全，他们又不得不感谢孔祥熙。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大事宣传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在一些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铭贤学生集合起来，组成“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这支队伍号称有1000余人，4门大炮，100余支步枪。

临时拼凑起的队伍，军心不稳，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孔祥熙本应集中精力抓军事训练，抓内部建设。然而孔祥熙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他首先想的是使自己耀武扬威。他请人制作了多套戎服，时常身着戎服在太谷城内活动。他有时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数道缨穗，有时呢料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三五枚外国带回来的徽章。有人评论说，孔祥熙虽无战功，但在民军司令中衣着服饰最为讲究。这倒是事实。

在太谷的影响下，邻县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孔祥熙还奔波几个县，“亲临策划指导”。最后，终于“荣任”为所谓的“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一夜之间，“太谷警务处”的牌子就被“山西中路军政分府”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掌握了“军政分府”的实权。

1911年11月，袁世凯命令曹锟部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在娘子关地区，清军同山西的革命军展开了激战。

娘子关激战的消息传来，身为同盟会会员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的孔祥熙并没有什么行动，也没有派民军支援山西革命军的打算。

可是，偏偏在太谷，在铭贤学校，有一些热血青年十分激愤，他们坚决要求上娘子关助战。

这可难住了孔祥熙，他听说以阎锡山、吴禄贞为首组织的以“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为目的的“燕晋联军”已经溃散，吴禄贞被刺，阎锡山下落不明，山西革命军力量单薄，有可能抵抗不住清军的进攻。叫这些青年上娘子关，他们战死疆场且不说，我这个“山西中路民军司令”也会被满门抄斩。他又转念一想，不让他们去吧，这些青年已做好各种准备，枪支弹药，一应俱全，他们又一再声言，谁也阻拦不了他们参加作战的决心。孔祥熙终于经不起那些热血青年的一再请求，最后同意他们上娘子关，并叮嘱他们一定小心从事。

正是这样，太谷有一些青年奔赴前线，铭贤学校也先后有30多人分作3批，携带枪支弹药，到娘子关前线同清军作战。这些青年同山西革命军一起，奋勇作战，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因众寡悬殊，武器陋劣，娘子关终于失守。

很快，30多名在娘子关参战的青年返回太谷。在民众和铭贤学校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

在参战学生报告了作战经过后，孔祥熙致词：

“三十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三十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曰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这番慷慨陈词，博得学生们的声声欢呼。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上台来和参战学生握手，表示对英勇杀敌行动的钦佩心情。这种热烈气氛又影响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茶点，学生们可以表演节目。”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欢迎会结束，待学生们一一散去，已是夜阑人静之时。孔祥熙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又觉得一阵惧怕。他想到清军毕竟已经占领了娘子关，如果有人去告发在太谷的铭贤学校有人去抵抗大清皇室的军队，清军要是开到太谷，开展反攻倒算，那可怎么办呢？

可偏偏没有发生孔祥熙所担心的那些事。在上海，1911年12月1日，在英国领事馆的撮合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袁世凯双方宣布停战三天，并一再拖延，扩大到全国。12月9日，南方各省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汉正式议和。山西的清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也开始议和，大规模的战斗一度停止。

太谷还是同从前一样。孔祥熙当着“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的官儿，主持着“山西中路军政分府”的公务，穿着一身笔挺挺的戎装，时常露出得意洋洋的面容。

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十分短暂。

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被迫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国内政治形势的骤变，使本来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祥熙“总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组织“民军”失败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传教士身上，组织了一个称作“中美同盟会”的团体。

他提出了两句口号：

其一是‘灌输新思想”，其二是“改革旧习惯”。

他对一些教会人士说：“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事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他四处活动，向传教士们提议，组织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并为这个组织定了一个名字——“中美同盟会”。

在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的支持下，1912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举行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壮胆，地方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撑腰。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的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台上坐着几位外国传教士和几位地方名流。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也颇为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中央。

大会开始后，孔祥熙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说：

“中美同盟会的惟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动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孔祥熙又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他还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推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獗，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一）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二）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他对参加会议的传教士们继续说：“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而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

在这次演讲中，孔祥熙一会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一会儿散布传统的儒家学说，一会儿讲解耶稣基督的教义，讲得那些传教士如坠云雾之中。传教士们对孔祥熙的演讲，似懂而非懂。

待孔祥熙讲完，一位传教士站起来发问：

“什么叫做世界大同？这是不是表示要由中国来统治全世界？”

孔祥熙无意向外国传教士解释“世界大同”，他牵强附会地说：

“不！不！世界大同就是《圣经》上的‘天国实现’。”

既然能从《圣经》上找到根据，那位传教士也就不再言语了。

接着，孔祥熙又将他事先准备好的《中美同盟会简章》扼要地介绍了一番，传教士们也未细加讨论，很快就通过了。

成立大会后，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九个大字，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后来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作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社会名流们建立联系。但是，外国传教士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并无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发展壮大其传教势力。

目标迥异，免不了有不少的矛盾。孔祥熙在开展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们的掣肘。正是这样，孔祥熙虽然四处奔波，但是终归影响不大，参加者不多。

同时，“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当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们望而却步，他们认为，什么“中美同盟会”，什么“福音院”，都是一回事，都是“洋人”们搞的那些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正当“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困难重重之时，孔祥熙却听到一个令他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太原。

1912年9月19日，孔祥熙赶赴太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先后出席了太原各界欢迎会和太原商、学两界联合欢宴席，并两次发表演说。孔祥熙也“躬与其盛”。

孙中山先生赞扬了山西响应辛亥革命的革命活动。孙中山说：“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

孙中山还说：“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孙中山的两次演讲，给孔祥熙很深刻的影响。孔祥熙在太原同孙中山“作第二度会晤，有所密谈。”这样，孔祥熙同孙中山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活动中，在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他发现煤油生意有利可图。当他听到传教士告诉他的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便伙同其五叔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镑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1英镑，共付出银元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他因为教会关系，常和美侨接近，并且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也有来往。有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他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趸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1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也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活动的意外收获。

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囿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并没有开展多少有影响的活动。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1910年，留学美国6年的宋蔼龄回到了上海。

与出国时相比，宋蔼龄明显地变得更文雅、更成熟了；她的英语娴熟无瑕，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用中文表达较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时倒比英语显得笨拙。她的装束也比在上海久居的美侨眷属更为摩登。她曾以抱怨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孩说：“当我上街的时候，我总是穿着外国的衣服，因为那会令我觉得不会那么难受。”宋耀如感到女儿过于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同中国社会、文化显得极不和谐，打定主意消除这种差距，培养女儿对祖国的深挚感情。

1910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活和父亲宋耀如忘我工作精神的感染，使宋蔼龄想起了父亲在美国时曾要她回国后当助手的许诺。“爸爸，介绍我参加同盟会吧！”宋耀如很生气女儿依然说的是英语，不悦地说：“你先学会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接着教诲女儿：“给我脱下这美国小姐的衣服，穿上中国姑娘的衣裳；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英语；要爱中国的家，不要还以为住在美国。我可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当秘书、做助手。”

宋蔼龄还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但在美与革命的天平上，她把砝码加在革命一边，便立即回房换了一件旗袍，并用上海话调皮地对宋耀如说：“侬该介绍阿拉人同盟会了吧！”

宋耀如自然高兴，便说：“蔼龄，你就当我的助手吧！不过，当一个秘密革命党人，可是要冒风险的。”

当时，宋蔼龄的公开职业是主日学校的教师。她也当家庭教师，给几个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小姐讲授英语。她还应青年会总干事曹雪庚之邀参加演剧，赈济灾民。但是，她在家中，却跟随着父亲从事着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她“帮助父亲处理没完没了的组织工作，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会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由于有了宋蔼龄的协助，宋耀如大有如释重负的感受，同盟会驻上海秘密联络部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5日，上海光复。12月25日，孙中山风尘仆仆地从海外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就住在宋耀如的家中。

孙中山和宋耀如两位老朋友见面后，谈论的都是革命方略、建国大计。孙中山想到返国之后，内政外交，势必纷繁复杂，正是急需用人之际，便请老朋友帮助物色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宋耀如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便向孙中山推荐：“蔼龄怎么样？”

孙中山知道宋家大小姐在她父亲身边做了一年多助手，有一定的秘书工作经验，又精通英文，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宋蔼龄当上了孙中山的秘书。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1912年1月1日上午，宋蔼龄陪同孙中山乘专车在礼炮和欢呼声中由上海去南京赴任。宋耀如夫妇也携两个没有去国外留学的儿子到南京观礼。当天下午，孙中山一行到达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宋蔼龄同父母亲及两个弟弟坐在前排。她静静地观看着神采奕奕的孙中山走上临时搭起的平台，在两面鲜艳的五色旗前接受大家的祝贺、欢呼。她无比激动地聆听着孙中山宣读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宋蔼龄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尽心尽职地工作着。

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那天，他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强调在实业建设中铁路尤为当务之急，表示在十年以内不参与政治，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与家人在翠亨村故居前合影，左二为秘书宋蔼龄。修筑20万里铁路。宋蔼龄在父亲的支持下，陪同孙中山去武汉、广州等地考察。一路上，宋蔼龄将预备的一批铁路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送给孙中山阅读。宋蔼龄还陪同孙中山拜访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学到不少有关的知识。1913年2月，宋蔼龄同孙中山一起，赴日本考察铁路和其他实业。

1913年上半年，袁世凯暴露出其阴险奸诈的反革命嘴脸。3月20日，他贿赂流氓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5月，他公开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寻衅挑战，公开传话给国民党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6月，他下令撤去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

宋教仁案引起了孙中山的觉醒，他逐渐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孙中山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惨败了。同年8月，孙中山全家和宋耀如全家被迫流亡日本。

还在“二次革命”发动之初，孙中山为聚集革命力量，曾写信给孔祥熙，望孔赴沪，襄赞“二次革命”。接到信后，孔祥熙将铭贤学校的校务托付给理事会，并请一位美国教师代为主持，各项事情办理停当，孔祥熙便离开了太谷，赶赴上海。

“天有不测风云。”当孔祥熙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孔祥熙急忙买了一张船票，也开始了流亡日本的生活。

孔宋联姻

孔祥熙东渡日本，遇见被誉为“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的“皇帝”宋耀如和他的大女儿宋蔼龄，孔祥熙因丧偶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烧起来。

孔祥熙认为宋小姐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最佩服的女中豪杰。宋蔼龄赞赏孔祥熙“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

婚后，宋蔼龄辞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同孔祥熙一道回到太谷。

孔氏夫妇故乡之行干了些什么呢？

孔祥熙自踏上轮船甲板后，情绪十分低落，心境一直欠佳。待轮船拉响长笛，徐徐开出黄浦港口驶向大海深处时，他独自踱出客舱，斜倚在船帮栏杆上，遥对渐渐远离的祖国和茫茫沧海，不禁发出轻轻的嗟叹！

是啊！曾几何时，孔祥熙胸怀科学救国的抱负，飘洋过海，万里迢迢赴美求学，满以为学成归国日，定是大展身手时。岂知如今空有一颗报国心，枉怀一身报国技，不但壮志未酬，反落得远走他乡，流落异国的下场。

此时此刻，怎不叫孔祥熙触景生情，伤感悲戚！

孔祥熙此次决心出国并东渡扶桑，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外界称道不已。然知情者、孔祥熙本人都明白：庸之东洋之行出于无奈。

其一，耐不住丧偶的寂寞。1908年，已届而立之年的孔祥熙在家乡太谷按照当地风俗与韩玉梅女士举行了婚礼。韩女士是位自幼由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孤女，知书达理，性情温婉，娇小孱弱的身材，配上清秀端庄的五官，显得妩媚动人。忠贞不渝的爱情基础加上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孔祥熙夫妇婚后生活十分幸福。然而，好景不长。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环境中的韩女士，身体孱弱，恶病缠身，没有等到为孔家留下后嗣就不幸于民国元年（1912年）离他而去。

受到过西方教育，崇尚新学，笃信基督的孔祥熙，中年丧妻后，当然一不会违背基督教义和上帝的启示而去殉情自尽；二不会散尽家产、放弃锦衣玉食，甘愿过那种拄着一根拐杖、手托一只钵，遍访名山大川，佛门古刹，云游四海，浪迹天涯的流浪生活；三不会自附陶渊明那种退隐山林、乐醉田园的雅俗……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孔祥熙有着与常人一样的痛苦、一般的悲伤，然而他又不能像常人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悲伤。因为他有着自己的信仰，有着远大的事业，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不能因为家事不幸而忘却救国救民的大义，更不甘心民主革命半途而废。所以，他又得忍受比一般人更大的痛苦。他拼命地工作，以此抵消、转移丧偶后的寂寞，这又是孔祥熙超出常人、高于常人的地方。

希望忘却的记忆，却往往是最清晰的记忆。孔祥熙怎么也忘不了死去的爱妻，妻的影子时时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食宿难安。孔祥熙一直想找机会出去换换环境，冲淡自己的记忆。

其二，襄赞“二次革命”，招致杀身之祸。如果说家庭生活不幸，孔祥熙还能咬咬牙挺过去的话，那么政治生活的失意，对这个以革命为职志的政治人物来说，其打击的厉害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时，孔祥熙尽管怀念已故的妻子，但只要想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心情也就平静得多。1913年7月，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伐袁世凯。远在山西的孔祥熙遥相呼应，并应孙中山先生邀请，交出铭贤学校校务，只身前往上海襄赞孙中山。

可惜“二次革命”不久就遭到失败，国民党一败涂地。地盘沦丧，军队溃灭，党人星散，革命者已在国内无立足之地。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汪精卫、胡汉民等著名的国民党人相率逃亡日本避难。孔祥熙深感由于自己和孙中山先生关系甚密，已引起敌人注意，如果继续呆在国内，不仅在政治上捞不到任何好处，恐怕连性命都得搭进去。此时，三十六计，走为上。

其三，顺水推舟，赴日就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孔祥熙决定出国，暂避风头。就在他考虑去欧洲为好，还是到美国最宜，举步不定之际，恰巧有人推荐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早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32年后（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沿海和内地一些商埠口岸城市陆续出现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认上海为中国所属基督教青年会中心，开始建筑总部会所。次年决定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标榜“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因此对中国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宋庆龄女士曾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文中讲到，在城市留学生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它已成为了人们社交集会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们帮助中国吸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永远戒除吸烟恶习。这些都是影响巨大的，有助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事情。

为适应20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洋留学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同样地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应，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加上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被迫辞职，教会工作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之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外国人约翰·罗·莫特，认为孔祥熙能够接替王正廷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有像孔祥熙那种性格倔强、办事认真的人来领导，便邀请孔祥熙出使日本，担任总干事一职。莫特的邀请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但孔祥熙是个思想复杂、城府极深的人，不愿意轻易地让人窥视透其内心世界，因此，他并没有表露出半点惊喜若狂，迫不及待的样子，却是在故作一番推让，提出只干一年的托词下，顺水推舟，走马上任。这就给人一种极不情愿，迫不得已去收拾烂摊子的印象，干好干坏，到时可进可退。

茫茫大海，天水一色。秋季是台风季节，太平洋的风浪仍然很凶猛。孔祥熙因为有过漂洋过海的经历，已经习惯和适应了穿梭于风顶浪巅的航海生活，不像初次出海的旅客有那种头晕目眩，呕吐难忍的感觉。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孔祥熙怀着怅惆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到日本。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触景生情，也许是一种希冀与渴求，孔祥熙骤然吟起了唐诗中的佳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日本与中国虽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却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社会，既不同于孔祥熙父母之邦的中国，又有别于孔祥熙早已适应了的美国社会。那时的东京，建都不久，远不如现在这么繁华热闹，在孔祥熙看来，较之中国的一些城市，东京可算是个鹤立鸡群的“大家闺秀”，比起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充其量只能算是“良家碧玉”。见过外面世界的孔祥熙，很快地就适应了日本的生活。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孔祥熙这次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不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暂借一方“宝地”避风遮雨，得过且过。因此，当到任后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纷至沓来时，孔祥熙真有些惊喜交加，应接不暇。

靠上了王正廷，从此官途坦通。孔祥熙答应接替总干事职务，纯属无可奈何，但却无意识地解了王正廷之围。在王的眼中，孔祥熙算得是个救驾的有恩之人。孔祥熙无意中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校友兼“恩人”，为他跻身政坛、步入官途架桥铺路。孔祥熙反过来又急于报答王正廷知遇大恩，便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左右，鞍前马后为王效劳，成为王正廷班底的一员干将，活跃在旧中国政治舞台。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继承他的衣钵，原封不动地接过了旧班底，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

取悦孙中山，成了革命功臣。孔祥熙到日本后，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志士”，暗中执行革命工作。此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国民党只求党势发展，不计品流纯糅”；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步骤凌乱”，“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决心不要这个“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的党了，准备重新组建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1914年4月，孙中山致南洋革命党人，告之组党工作进展顺利，大体就绪，但“因鉴于前此之散涣不统一之病，此次之党，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要求入党人还必须在誓词上打上手模。廖仲恺、陈其美等表示拥护，端端正正地按上了手模。

黄兴、汪精卫等人对这种立党办法表示反对，认为是会党旧俗，不愿加入。孙中山决然拒绝别人意思，也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甚至让黄兴静养两年，闭门思过。这样，孙、黄之间继1907年讨论革命旗帜图案、1913年解决“宋案”意见分歧之后，正式分道扬镳。好在两人革命大目标一致，又都具有豁达大度、海量容人的高风亮节，政治上的分歧并没有损伤往日的私人友谊。1914年6月27日，黄兴离日旅美前，宴请孙中山叙别，孙中山对好友的离去非常惋惜，赠联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孔祥熙始终追随左右，经常出入孙中山东京寓所，不仅协助孙中山整理组建中华革命党党务，负责经费的捐献与劝募，还参与机密和代孙中山处理文书电函。

孙中山、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要人荟集日本，可以说是群星灿灿，各领风骚。相形之下，孔祥熙则稍逊一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孔祥熙能够在当时那种“除了力战而死的能保持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余的大多数人或者溃围而去，落荒而走，或者屈了双膝，向敌人投降”的革命挫折时期，坚持革命旗帜，其精神可嘉，其行动可佩。孙、黄分道扬镳自不必说，连一生以“总理信徒”自诩的汪精卫也在革命紧急关头“召之去，坚不行”，孙中山自然地对孔祥熙效忠革命的行为十分赞赏。这不仅为孔祥熙日后爬上国民政府高位积聚了一笔厚厚的资本，而且他俨然成了革命的大功臣。由此看来，孔与孙的关系不仅有连襟关系一层，而且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收获最大的是赢得了宋蔼龄的芳心，再次缔结姻缘。孔祥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他绝对不满足于做个一辈子布道讲经的传教士，还在等待施展宏图的机会。

孔祥熙到任后，暗中从事革命工作，也并没有忘记“在其位、谋其政”。他为重振基督教青年会声势，施展平生所学，励精图治，行色匆匆，足迹踏遍岛内，确有一股子热情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孔氏的整治下，一改昔日侮霉之气，顿生勃然之机。

“后生可畏”。在日本华人中，孔祥熙是“隔窗吹喇叭——名声在外”了，慕名来访者渐渐多了起来。在众多的来访者中，有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后来被誉名“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的首脑，孔祥熙未来的丈人宋耀如。

说他神秘，并不是单单指宋耀如个人有着从小游历美国、闯荡世界的传奇经历，更多的是说以他为首包括其6个子女两代人影响中国政治和中美关系达半个多世纪的传奇色彩。纵观古今中外，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结合向为人们所钦羡，而蜚誉中外的宋氏家族三姐妹的婚配更使人称奇不已。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三女儿嫁给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如此威名显赫的联姻，在风云际会的政坛中领其风骚数十年。有人考察过中国历史，认为仅有隋唐时代独孤信的三个女儿，一嫁北周明帝，一嫁隋文帝，一嫁唐太祖可堪比拟，而宋氏三姐妹对政局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独孤信的三位千金。

孔祥熙的名气传开后，引发了宋耀如的好奇心，他决计会会这位年轻人，想不到这次会见却引出了一桩儿女婚事。孔祥熙在东京接待了这位来访者，很快地便博得宋耀如老人的赏识。两人越谈越近、越说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形。闲聊中，孔祥熙提起了一件往事：那是1906年，在大西洋彼岸的都市纽约，孔祥熙在一次社交聚会上遇见了宋耀如的大女儿宋蔼龄小姐。那时孔祥熙已从欧柏林大学毕业，正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宋小姐却在卫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对两位学子见面时的心情感受，是否从此互存好感，彼此倾慕，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一见钟情。因为宋蔼龄几乎忘记了对方，而孔祥熙也没有把对方放在心上，各人沿着各人的轨迹运行。然而又由于纽约的这次邂逅，促使他们在相隔8年后重新聚首时都迅速地爱上了对方，进而缔造百年好合。

一个说得无心，一个听得有意，宋耀如立即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吃饭，看来他是相中了这位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贤孙，打定主意要他作东床了。

宋家1913年秋季举家迁来日本暂住，起初在神户，后到东京，此后不久又迁往横滨安家落户。当孔祥熙在宋家重新见到阔别8年的宋大小姐时，昔日含蓄腼腆的女学生模样荡然无存，脱落成为了一位风姿绰约的迷人女郎。

自从与宋蔼龄再度相见后，孔祥熙一度冷却的心又重新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开始频频地向宋蔼龄递送爱的信息。此时，宋蔼龄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为了增进了解，孔祥熙有空就到孙中山寓所帮助处理文书函电。由于共同的工作关系，“接触日益增多，感情笃厚”。宋蔼龄赞赏孔祥熙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祥熙呢？则认为宋小姐温和文雅，处事明快，是他“最最佩服”的女中豪杰。于是很快地进入了热恋高峰季节，约会湖光山色之下，徘徊柳暗花明之间。

宋蔼龄与孔祥熙的爱情之舟，一帆风顺，不像她的两个妹妹的爱情那样曲折缠绵，也许正因为太过于顺利而缺乏诗情画意的缘故，世人也就不像谈论她两位妹妹爱情轶事那样热烈。然而在宋老夫人的眼中，这次恐怕是三个女儿中，她最为满意的一门亲事了。这主要取决于孔祥熙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他既有“高贵”的血统身世，又受到过良好的中西教育，年轻有为，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瓜熟蒂落”，该是收获爱情的季节了。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之上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虽然没有三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时铺张隆重，但却也算得上风光热闹，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

结婚那天，蔼龄刻意打扮了一番。礼服是用粉红色缎子做的，缎子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头上还扎着一朵漂亮的梅花结。

早晨，天蒙蒙亮时还下着大雨，但在新郎新娘和至爱亲朋动身去教堂时，却奇迹般地露出了笑脸。等到在宋家用过结婚餐，新婚夫妇乘车去镰仓，金色的太阳还透过路旁一行行树杈洒在新人身上。但当他们走下车刚刚踏进镰仓的旅馆大门时，倾盆大雨又骤然而至。一惯爱信天命的孔祥熙因天公作美而喜出望外，预言“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后来有好事之士，写了一副对子，虽然不很工整对仗，但能形象地概括孔宋联姻的前因后果，大意是：“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宋蔼龄与孔祥熙即将结婚时，她向孙中山建议，让庆龄代替她当秘书。孙中山赞成这个意见。宋庆龄也愉快的同意了。从此，宋家二小姐得以在孙中山身边进行工作。孙中山因为有了庆龄，文牍工作越发有条不紊，而且越搞越出色。宋家二小姐又很快地成为了孙中山的一位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并终身结为革命伴侣。

宋蔼龄辞去孙中山先生秘书工作，同丈夫住进了东京的新家。每天除了看书、读报及偶尔的社交应酬外，宋蔼龄显得无事可做，虚度时光。好在此时孔祥熙全力协助孙中山处理中华革命党党务，回家后免不了向妻子谈谈工作中的问题。宋蔼龄就是这样靠从丈夫的口中知道外面的情况，有时也帮着丈夫整理文件和账务。宋蔼龄和孔祥熙婚后，在东京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915年，“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的国贼袁世凯，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又野心勃勃、紧锣密鼓地唱起洪宪帝制丑剧。然而，辛亥革命期间高涨起来的民主共和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挫折而消失，反而日益深入人心，产生了积极影响。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关注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袁军事斗争。

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特派员，肩负着孙中山秘密布置的任务，于1915年秋天，先宋查理一家回到上海。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准备去山西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行前还特意花了几天功夫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立即启程去太谷办学，而是频繁地出入于在沪军政要人家门，秘密策动驻沪的海、陆军举行反袁起义。可是，出师不利，他们的行踪很快地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准备拘留他们。上海都督陈其美，得知消息暗中通知他俩火速离开上海，脱离险境。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搁置策动武装起义、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山西太谷。

由上海到山西太谷，可算是一次漫长而惬意的旅行。孔祥熙夫妇坐火车到达榆次后，宋蔼龄坐进了一顶十六个轿夫抬的花轿，孔祥熙则骑着马陪伴在侧，悠闲自得地走完了到太谷最后一段旅程。

孔祥熙夫妇到程家庄老宅，拜见祖辈后，便直接搬到铭贤学校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全体师生欣喜若狂，为迎接他们心中的“财神”、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费尽心机地把学校环境、校长公馆刻意装扮一新，就连生在南国，长在异邦的宋蔼龄，也对铭贤能有如此幽静的风景、整洁的校舍和富丽堂皇的校长公馆颇感惊奇。

宋蔼龄在山西太谷的生活是繁忙的，但也是充实的。她那时已身怀六甲，既要随时准备迎接小生命的降生，又要协助孔祥熙处理校务，在师生面前树立起“夫唱妻和”的贤淑形象。

孔祥熙把铭贤学校一直看作自己的“杰作”，为收买学生、笼络人心，他极力装出一副师生之间平等相处的样子，经常讲：“师生有如家人父子，能多聚集，总要多方聚集，能多会晤，总要多方会晤，能多探讨，总要多方探讨，能多畅叙，总要多方畅叙。”宋蔼龄不仅对丈夫这番论调衷心赞成，而且身体力行，瞄准机会就往学生中间凑，还不时邀请部分师生到校长公馆作客便餐。这群出身山西土财主家庭的富家子弟，山珍海味都吃过，就是不曾见过西点西餐，在校长家里他们才算真正“大开洋荤”，吃的是西式糕点，喝的是咖啡、可可。校长一家的“恩惠”把这群学生感动得五体投地，决定集资买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礼物虽轻，说明人心所向，孔祥熙、宋蔼龄自然十分高兴。从此学生们一见到宋蔼龄便围住她。“师母”、“师母”地叫个不停，直叫得这位师母大人春风满面，乐得校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

宋蔼龄不仅仅是校长夫人，大家的师母，同时还是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尽管这段教书经历不长，但宋蔼龄以自己的勇气博得了学生的爱戴。

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后，主要精力放在增设大学预科方面。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学在即之时，原先应聘的一位美籍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来中国任教。这下子使师资力量尚感不足的铭贤学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如果再从外国请教师就得推迟开学，从中国沿海地区聘请一位教师来代理，也没有了时间。后来有人急中生智，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卫斯里安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呢？”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了教鞭，走上了这个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随着第一个孩子罗莎蒙黛（孔令仪）呱呱落地，宋蔼龄也结束了作为大学教师的一段生活经历，退出了那个令人尊重的教席。

当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宋蔼龄说道：“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教书，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也想为我丈夫分忧。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革命党派到其他地方秘密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也都不妙，不是事泄流产，就是半途而废。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有能够阻挡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1916年元旦急着在北京登基、黄袍加身。元旦那天，从北京还传出消息，“洪宪”皇帝袁世凯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他“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身在太谷的孔祥熙义愤填膺，大骂袁贼不止。于是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上袁世凯书”，发送报馆公开发表。孔祥熙写到：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以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在不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接着又指出：“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亟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耳，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人们只知道这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可以不必过问那位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却不曾署名的人，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贤内助”宋蔼龄。曾有人这么形容过他们同时代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汪精卫没有陈璧君，难成为汪精卫，陈璧君没有汪精卫也成不了陈璧君。如今，将这段精彩的评语换下名字，移植到孔祥熙、宋蔼龄夫妇身上，不也恰到好处吗？

与军阀交往

孔祥熙和阎锡山过从甚密，任山西督军署参议。他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宣传“村政改革”，实施“以工代赈”。

他同张作霖、吴佩孚鱼雁往来，若即若离。

在王正廷的举荐下，孔祥熙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

1915年秋天，孔祥熙、宋蔼龄由日本返回太谷后，花了很大的精力结交北方的军阀、政客，并开始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

孔祥熙夫妇首先同阎锡山建立了紧密联系。

阎锡山于1912年3月坐了山西都督的宝座后，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作些表面的应付，另一方面积极向袁世凯输诚。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山西阎锡山和云南的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原籍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知遇之恩，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

1915年，阎锡山突然想起一个新的花样，要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新政”，以巩固他的统治。他听说孔祥熙办铭贤学校有点名声，便派人来请孔出任山西教育厅长，“整顿”山西教育。然而，孔祥熙既想为阎效命，又怕无力承担办学重任。便以“一时还舍不得离开铭贤”为由，假意推辞，同时表示“我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阎锡山精于政坛之道，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便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孔祥熙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

开始，他的任务是帮助阎锡山接待外国客人。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听说要他同“洋人”打交道，满口应允。

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毕恭毕敬，服务周全。为了迎接外国人，他经常亲自去车站恭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时，还奉阎锡山之命，赴石家庄，迎接外国人来太原游览。他安排外国客人拜会阎锡山，领着他们出席各种宴会，每次都格外细致，令阎锡山满意。他向外国人吹嘘阎锡山的“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更使“阎督军”飘飘然。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懂得外国人生活习性，又愿为“洋人”和封建军阀办外交的人属凤毛麟角。孔祥熙的热情接待，很快就取悦了“洋人”们，“洋人”们在给孔祥熙一点小恩小惠的同时，对其大肆吹捧。

有一次，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来山西游玩，孔祥熙领着他们游山玩水。古朴威严的晋祠里，高耸入云的五台山下，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欢迎会上，孔祥熙借向师生们介绍克兰之机，将这位美国公使吹捧了一番。接下来，这位公使又在演说中，称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就是这样，孔祥熙借助“洋人”的赞扬，身价倍增。阎锡山也逐渐对孔刮目相看，让他帮助处理山西的内政。

1917年，阎锡山提出了所谓的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立即表示，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他发动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寒暑假期，带着督军阎锡山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宣传“村政改革”。

看到孔祥熙大张旗鼓地为“村政改革”奔波，阎锡山甚是高兴，写了两首实在不能称为诗的诗：

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孔祥熙受宠若惊。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阎锡山的“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为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老师率领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除了寒暑假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分别开赴所指定的村庄，大力宣扬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是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表面文章。有的是只说不做，有的说多做少，有的弄虚作假。他利用其军事实力，排挤了反对势力，又通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与政客，替他大肆吹嘘，结果骗取了‘模范省”的称誉。

孔祥熙虽然比阎锡山年长三岁，但在阎锡山面前小心谨慎，从不乱说。阎锡山要知道的事，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阎锡山赞赏的事，他马上随声附和，阎锡山讨厌的事，他又能力陈其弊。两人过从甚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在孔祥熙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孔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

从日本回到国内后，宋蔼龄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而且生育时又难产。正如人们大难不死之后常做的那样，蔼龄愈后也逐渐开始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虔诚的程度问题了。在此之前，宋蔼龄远非像她所自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虽然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期间，还写过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阐述中国的教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她对其母亲所热爱的那种非常拘谨的崇拜方式是不肯接受的。宋蔼龄曾就这个问题同母亲进行过多次讨论，越是讨论，宋蔼龄越是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母亲的宗教信仰相距甚远。孔令仪出生以后，宋蔼龄“才第一次从心底里感谢上帝大慈大悲，保佑她母女平安”。她自认为，在此之后，“她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1916年12月10日，宋蔼龄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令侃。

1919年，山西遭受严重灾害，全省70余县夏秋两季分别遭受霜、冻、水、雹各灾。而这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欠薪欠饷，自顾不暇，惶论赈济。山西的阎锡山则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后来，灾情越来越重，灾民日以倍增，有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已成一触即发之态。为了平息事态，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不得不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救济灾民。

孔祥熙十分清楚，此时正是阎锡山的困难之际，作为阎的“参议”，理应解此燃眉之急，助他一臂之力。

开始，他信心很足，一个一个地登门拜访，想请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政客、商人、实业家解囊相助。这些人平常都高谈阔论，表示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而这次却都摇晃着脑袋，说爱莫能助。

最后，他利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抱着再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华洋义赈会。他请求这个义赈会给笔贷款，赈救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过去同孔祥熙有些来往。但是，这个义赈会规定，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便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这个问题使孔祥熙难以置答，他稍微思索以后说：“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位传教士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便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又赴山西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这位山西的“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喜上眉梢，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针，并且保证督军府将以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帮忙帮到底，负责公路筑成，贷款归还清楚为止。但是，孔祥熙表示，这项工作理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两人商议的结果，由督军府指派孔祥熙的好朋友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军人出身，当时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1919年孔祥熙在太谷办夏令营，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带领学生翻山越岭，作健身运动，由此孔祥熙同赵建立了交情。正是这样，赵友琴在修筑公路中，经常找孔祥熙商量，有时孔祥熙还帮赵处理一些棘手的事。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所有的人，担任工头，到寒暑假期间，连铭贤的师生，也参加了工头的行列。

华洋义赈会给了孔祥熙100万美金的赈金，至于说这笔巨款孔祥熙和赵友琴是怎样分配的，这当然无人知晓。他们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钱雇了一些灾民，修筑山西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对发展山西交通，开发经济客观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这段时间，孔祥熙险些断腿。

1920年秋天，晋南公路修筑到霍县、赵城一带。一天，风和日丽，公路督办赵友琴邀孔祥熙一道南下视察，同时观赏晋南秋色。孔祥熙欣然应允，两人便坐着小汽车上路了。

孔祥熙和赵友琴兴致勃勃，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指指点点，威风凛凛。各地大小官员见省城来的官员，自然不敢怠慢，除了送上当地土特产外，不免要美食一餐。待孔祥熙一行酒醉饭饱，打道回府，已是太阳西沉了。

真不凑巧，在距太谷县城20里的一个偏僻小村落，汽车轰鸣了几下以后，再也跑不动了。这时，夜幕已降临，除了能看见空中闪烁着的繁星和远处农家摇曳的油灯外，什么都看不到了。

怎么办？孔祥熙提议雇骡车回太谷，赵友琴嫌骡车太慢，赵友琴转而提出住农家客店，孔祥熙又说客店太脏太乱。各执一端，难得统一。最后，只有步行而归。

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了十多里。越走越黑，越走越累。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少里？”

“我想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没有那么远，顶多不过一二里罢了。”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那么，我们的罪就快受完了。”赵友琴好像不安的说，“我受这份罪倒是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是犯不着。”

孔祥熙生来就没有摸黑走这么远的路，走到现在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为了要面子，只有硬着头皮说：“有什么犯得着犯不着呢，为了公共利益跑上个二十里路，那儿谈得上是吃苦。”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孔祥熙的一个“苦”字还在余音袅袅，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哎呀！”

赵友琴大惊失色，只听到孔祥熙发出一种呻吟的声音：“哎哟！我的腿快摔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失足摔下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了。孔祥熙低声地请求道：“快拉我一把。”

孔祥熙又胖又重，赵友琴费了好长的时间，累出一身臭汗，才将双腿已跛的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就是这样，孔祥熙在那位洋教士的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军阀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个难题，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黎元洪和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急公好义”。孔祥熙将这块匾额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也送给他一块匾额，文曰：“扶危济困”。这一块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自然也得吹捧孔祥熙一番，他们送给孔一副功德牌联，其文曰：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从1915年至1921年，孔祥熙利用其任阎锡山的“参议”的条件，广交朋友，“山西军政要员与其友谊，因亦日增”。

在孔祥熙就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不知通过何人介绍，孔祥熙又同北洋军阀中的两位“大帅”——张作霖、吴佩孚拉上了关系。

先看看他与张作霖的交往。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城县人。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1875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14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改学兽医。1894年张作霖加入毅军，不久携械潜逃，跻身绿林，声势日大。1902年，被清廷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效命，自此开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被任命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5年，袁世凯登基时，论功行赏，封张为子爵。但张作霖并不高兴，他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掌东北军政大权。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携带一封亲笔信和一份聘书，请孔到奉天督军署担任参议，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张作霖在信中将孔祥熙吹捧了一番：

“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徜蒙荷允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外交，必有莫大裨益。”

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张作霖作为虎踞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是阎督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心腹之人，非等闲之辈，却偏要打孔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熟悉洋务”，真的“求才是渴”，或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我们无从知晓。

这天，孔祥熙热情接待了张作霖派来的使者，他仔细将张作霖的来信看了一遍，又听了那位专使介绍了东北的军政情况，感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于是，他向那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己“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的成就，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那位专使回到东北，向张作霖汇报了同孔祥熙交谈的情况。张作霖听后怏怏不乐，但又不便发作。为了探明孔祥熙的真实思想，进一步拉拢孔祥熙，便致电孔祥熙，请孔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当年虽已36岁，但羽毛并不丰满，还需要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在军阀中找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但却极想同张作霖建立联系，为日后的官场生涯打下基础。

孔祥熙准备了一些高级礼品，于1917年春季不辞辛劳，来到沈阳奉天督军府。在宽敞豪华的督军官邸，这位称雄东北正觊觎着全国的张大帅，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秘密交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些默契。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作霖的奉天府，但是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重要情况，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张作霖表示忠诚之心。一贯颐指气使的张作霖在听到孔祥熙虔诚的表白后，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奸笑。

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在孔祥熙临行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孔祥熙自然是客套一番，最后还是一件不少的全部收下了。

孔祥熙返回山西后，同张作霖函电交驰，互通机密，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我们再来看看孔祥熙同北洋军阀中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吴佩孚的所谓“神交”。

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1874年生，他是北洋军阀直系的著名首领之一。22岁时，考取秀才，后来又先后进入开平武备学堂、保定武师范学堂、测绘学堂学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黄姑屯车站被日军预谋炸死。

1917年，辫子军大帅张勋的复辟丑剧仅上演了12天就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并且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府，号召北伐。而北洋军阀政府则妄图以武力征服的手段，巩固其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遇开战，他都以青布裹头，骑马奔至前沿，督促士兵进攻。靠着那攫取湖南督军位置的野心，连连攻下岳州、长沙、衡阳。这一下，原来属北洋军阀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北洋军阀中的同僚发狂般地赞誉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人物是吴佩孚，期刊时间是1924年9月8日。

可结局出乎他的意料，段祺瑞将督军的位置封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总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衔。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于8月份公开发出“罢战求和”通电，与段祺瑞反目相向，主张南北议和。在私下场合，吴佩孚骄矜地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吴佩孚和段祺瑞之争，是北洋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而吴佩孚当时提出的“停战议和”的主张，又客观上顺从了广大民众的愿望。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的主张的可取之处，他直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时，敢做敢为”，便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有胆有识”。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想同吴佩孚建立起联系。

吴佩孚以前官位不高，与孔祥熙也无交往。这次突然发现这位阎锡山的“参议”公开致电，向他表示拥戴之心，好生奇怪，他向幕僚们仔细一打听，知道这位姓孔的“参议”，并非一般的人物，便提笔给孔祥熙复了一封信，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还许为“平生知己”。

对于吴佩孚的来信，孔祥熙采取了对张作霖同样的态度。他回信对吴佩孚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没有再加勉强，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说了一大堆客套话，什么对孔的“理想与抱负备至敬仰”等等，看到这些字句，孔祥熙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被某些人称之为的“神交”。

至此之后，孔、吴二人在官场上命运不同，孔祥熙飞黄腾达，成为蒋家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众多小军阀都得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率军几十万，但终于在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吴佩孚只得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1939年，吴佩孚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必定抽空访晤，有时还馈赠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吴佩孚则对孔祥熙的情意感激涕零，也每有回赠。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攫取的大量珍宝古董不少都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孚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一番：

“赫赫吴公，允武允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钤，取威定霸，虎视中原，喑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喻雷庭，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穰苴，以逮壮缪，说礼敦诗，是式是鹄。……”

孔祥熙跟着阎锡山鞍前马后，效尽全力干了一些事，自己也捞到不少实惠。他同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关系暧昧，若即若离，彼此都有几分深情厚意。

然而他对“参议”这样的闲差并不满意，总想弄个正规其事的官职。

1922年春，机遇终于来了。孔祥熙的一位好朋友、北洋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致电孔祥熙，请孔赴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王正廷，浙江奉化人，1882年生。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毕业。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武昌起义时，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副主任。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次长兼代总长、参议院副议长，后专任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6年袁世凯死后，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同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担任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这时候想起了比他早毕业几年的孔祥熙，他要孔“助以一臂之力”。

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之职，于1912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竣事。孔祥熙所在的“公署”不久就撤销了，孔便无事可干了。

督办公署散了摊子。孔祥熙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跟着王正廷游山玩水的情形：趵突泉，三窟齐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泰山，山势雄伟，峰峦峻拔，还有那众多的奇山异景，都久久不能忘怀；更使他留恋的是那纸醉金迷、前呼后拥的官场生活，他前思后想，决定再也不能呆在那个鲜为人知的太谷小城了。他多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给他找个差事。

王正廷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1925年春，王正廷打来电报，请孔祥熙速去北京中俄会议署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

原来，这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被委派为督办。

公署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孔祥熙坐上了。

名为“坐办”，实则没有什么大事可办，王正廷似乎对孔也不那么重视。孔祥熙只有“案牍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

有时实在闲得无聊，孔祥熙便溜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消磨时光。饭后便去命馆相室小坐聊天。那些星相家们看到孔祥熙自称是政府的官员，衣裤笔挺，加之方脸大耳，背厚腰网，当然称许备至，阿谀奉承一番，什么官至特任，资累巨万等等。公署的一帮人自然也随声附和，说得孔祥熙喜形于色，哈哈大笑，笑声过后，免不了向那些星相家们多赏几个银元。

也是在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1924年8月，中国成立了中国人管理自己体育事务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担任名誉会长。1936年和1948年，中国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任代表团总领队。1939年，由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成为中国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一方面，是王正廷与孔祥熙在官场上私交甚好；另一方面，王正廷也是为了“找一个能同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1943年，孔祥熙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2万法郎。1948年，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由于无钱，滞留在伦敦，王正廷向孔祥熙告急，孔从纽约汇来3千美元。但是，孔祥熙从未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会议。

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

孔祥熙赶赴广州同孙中山见面。他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印了三万份，加以宣传。冯玉祥见到《建国大纲》时，连声说“太好了，太完全了”。

孙中山病重期间，孔祥熙竭尽全力关心照料。

孔祥熙是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并主持治丧事宜。

无论是在山西、山东和北京任职期间，孔祥熙都始终同孙中山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忠实地执行着孙中山的指示。根据孙的战略思想，他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的联盟。他向冯玉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促使冯更加倾向南方革命政府。在孙中山病重期间，他守护在病榻旁，成为《总理遗嘱》的证明人。这些活动表明，他曾是孙中山的忠诚的追随者。这些活动，又成为其日后重要的政治资本。

1922年，孙中山曾要求在北方谋事的孔祥熙到广东去，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革命。

是年4月，宋蔼龄带着1915年9月出生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到广州去看望孙中山和宋庆龄。孙在广州任大元帅，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正在指挥北伐军胜利前进。一天，孙中山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孔祥熙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还说准备给孔安排一个部长职务。宋蔼龄连声说：“好！好！我让他来追随先生。”宋蔼龄这次在广州住了7个星期。

宋蔼龄及时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孔并没有立即赴南方。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分析说，这是因为孔当时在热衷于实现在山西的教育计划，所以不愿跻身政界。这个分析并不正确。其真实的原因是：一、孔当时正在为“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效命。二、孔此时也正在做一些秘密的活动，一时还脱不开身。

在1922年春天，孙中山为争取皖、奉二系共同对付直系，积极和皖、奉代表联络，以形成孙中山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同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多次接触，力谋加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1924年1月，孔祥熙接受孙中山的邀请，赶赴广州。孙中山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孙的《建国大纲》刚脱稿，孙拿给孔看，并问他：“你看怎样？”

孔答：“很好。”

孙中山接着说：“恐怕还有些人不大赞成。”

孔马上说：“我看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把它给我吧。”

孙中山答应了孔祥熙的请求，说：“好的。你拿去仔细看看吧。”

过了几天，孔祥熙又对孙中山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东西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办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总理之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他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他常说没有好办法拿出。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孙中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于是，孔祥熙就由广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三万本，然后北上，在北京南苑，同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于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推冯为参谋总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

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谌家矶时，冯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了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陋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

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因此，孔祥熙到南苑后，在一次宴席上，便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

说完，孔祥熙同冯玉祥走进一问密室，孔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孔祥熙走后，冯玉祥将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

显然，1920年以来，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决战于山海关。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10月19日，当冯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消息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班师回城。10月23日，冯部未鸣一枪，占领北京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迫使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衔，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清除民国成立后延续13年的“中国之帝号”。这些行动，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头子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31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使病情恶化。他到北京后，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看到这种状况，孔祥熙心急如焚。他跑里跑外，请医生，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孙科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启程北上。直陈。”

孔祥熙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性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孔祥熙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这样，孔祥熙便成了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终年59岁。

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他年龄较大，官场较为熟悉，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他在其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同年4月2日，孙中山的遗体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建立了中山陵园。孙中山的衣帽则封于碧云寺石塔中，改为“衣冠冢”。

在中山陵园建成之时，孔祥熙专门写了千余字的祭文。

这篇《祭孙总理文》写道：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饯之辰，爰具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曰：

繁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逾乎四年，青旃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骞，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蕲大同之速跻，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旒旌以表德，轶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诔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彼美，接清麈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聪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麈，呜呼尚饗。”

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孔祥熙同蒋介石相互勾结，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歪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缓和蒋、汪矛盾

为了缓和蒋、汪矛盾，孔祥熙在其寓所设宴，请蒋、汪会晤，商谈合作事宜。

孔氏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洗脑子”，宋子文被迫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孔祥熙致电宋子文：“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并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卖主是谁？商人为何人？要价多少？何日支付？

真实政治意图只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知晓。

孙中山治丧事宜处理停当，孔祥熙仍旧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干“坐办”的差事。

当时，北方政局更趋混乱。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善后会议”，一方面想借此欺骗人民，扼制人民反帝废约运动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企图借此产生御用的国民会议，选举他做正式总统，以便重新维护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善后会议”的召开，再一次暴露了段的反动面目，从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权摇摇欲坠，“中俄会议”也因之时开时停。孔祥熙经常无事可干。

1926年初，孔祥熙离开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飞往美国，进行“考察”。在那里，他一面滔滔不绝地宣传、鼓励华侨继续奋斗，一面又源源不断地向各界伸手募捐。演说时，他慷慨陈词；募捐时，他笑容可掬；在中国留学生面前，他趾高气扬；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富翁门下，则毕恭毕敬。大半年的“考察”，使他名利双收。欧柏林大学赠以法学博士学位，他又以铭贤学校的名义募得100余万元。

1926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组织的北伐军所向披靡，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上，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此一蹶不振。在江西战场上，敌人全线溃退，孙传芳乘军舰狼狈逃窜。正是这个时候，孔祥熙由海外归国，他没有重返古都北京，也没有遁迹乡里，而是径赴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并就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总揽后方财政大权，支持前线作战。

孔祥熙在广州停留了几个星期，便回到上海。在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咸斯路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孔氏夫妇经常同蒋介石商议政治、军事大计。许多忠于蒋介石的将领，腰缠万贯的大买办资本家，横行霸道的流氓头子，耀武扬威的外国军官，也都时常来到孔祥熙寓所聚会。在一阵酒食征逐中，在一片轻歌曼舞下，酝酿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

《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期刊时间是1927年4月4日。到1927年3月以后，在孔氏夫妇的住宅里，如何调和以蒋介石（即宁方）同汪精卫（即汉方）的矛盾，逐渐成了重要的话题。

蒋介石是1908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时，他依附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开始接近孙中山。蒋介石靠其军事方面的才干逐渐获取了孙中山的信赖，加上在陈炯明叛变期间，他随孙中山避居永丰舰50多天，使孙更加信赖蒋介石。在建立黄埔军校过程中，蒋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就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北伐军总司令，势力不断扩大，并一直觊觎着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相比之下，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党龄”比蒋介石长一些。他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并担任评议部议长，成为创建同盟会的最年轻的骨干。他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赢得许多进步青年倾慕。他参加了谋刺摄政王的活动，名扬中外。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汪出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怒气勃然，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先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不久即辞职，再度出洋赴法。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同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孔祥熙与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同汪精卫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留沪“赞助清党”。汪精卫则声称：“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

4月3日，蒋介石“发拥汪通电”。

4月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通电，称与蒋总司令及张静江暨各军领袖等举行重要会议，决定：（一）发表宣言，一致合作，勿趋极端；（二）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各重大事项，以前武汉命令，概不承认；（三）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纠正。

表面看来，由于孔氏夫妇从中调和，蒋、汪矛盾一时缓和，开始了“一致合作”。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4月5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谓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

4月6日，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赴汉口。

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整个上海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建都阅兵典礼训话中公开宣称，对共产党，就是要用“决绝手段”，不能用“和平法子来解决”。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仍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被迎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下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

在这种“宁汉对立”的情况下，孔祥熙是十分鲜明地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同时，他还通过拉拢冯玉祥和劝诱宋子文等手段，向汪精卫施加压力，酝酿宁汉合流。

当时号称有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的冯玉祥，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冯玉祥表示对宁、汉双方不存薄厚之成见，宁、汉两个国民政府，他都派驻代表，两个国民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都接受。

6月10日，冯玉祥约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希望冯共同反共反蒋，但冯不表态，“力劝武汉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汪为了拉拢冯，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交给冯，以表对冯的信任。冯为了迎合汪，宣称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对冯玉祥的一言一行，孔祥熙都十分关注。他暗衔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经过多次策划，6月20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徐州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会议举行了两次。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八项议题，（一）党之问题；（二）目前政治建设问题；（三）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四）继续北伐问题；（五）武汉政府问题；（六）政治部改良问题；（七）国民会议筹备问题；（八）军事问题。因时间关系，着重讨论了（三）、（四）、（五）三个问题。第二次会议，就八项议题分别作出决议。其中关于“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决议由冯同志发电警告武汉”。关于“武汉政府问题，决议先在冯同志警告武汉电内，促伪政府注意”。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现在“补救之方”，惟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外，余均可合而为一”。他提出：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催促汪、谭“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从徐州会议决定的事项及冯玉祥21日的通电的内容来看，孔祥熙在此期间同冯玉祥的多次秘密会谈，确实收到了“实效”。对于冯玉祥的表现，蒋介石、孔祥熙十分满意。在徐州，蒋介石当时即馈赠50万硬币犒军，还答应从7月起每月接济冯军的军饷250万元，这使冯受宠若惊。

在斡旋宁汉纷争的活动中，孔祥熙的另一个“目标”是宋子文。

1927年4月初，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他力图衍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本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他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了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参加。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

显然，蒋介石不能容许宋子文这样干下去了。蒋根本不同宋商量，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4月20日，蒋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

孔祥熙、宋蔼龄除了催促蒋介石加紧做宋子文的工作外，还在孔氏夫妇家里以及有关场合给宋子文“洗脑子”。终于使宋子文屈服，同意支持蒋介石。

在孔氏夫妇的劝诱下，宋子文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7月12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宋子文在当晚还会见了宋庆龄，转达了他的母亲、宋蔼龄、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所有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并且将继续同蒋进行斗争。也就是在7月12日，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详细说明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由孔祥熙转给了蒋介石。

13日傍晚，宋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电文说：“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索取的要价”是什么？外人无从知晓。“卖主”、“商人”、“要价”、“支付”，这都是商业语言。孔祥熙、宋子文将中国的命运看作可以买卖的商品。

“商定的日期”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对抗暂时趋于缓和。

但是，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其原因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桂系军阀“逼宫”，蒋介石不得不暂避锋芒。

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正式发出通电，请求宁、汉双方团结合作，迎接蒋介石回京复职。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达成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复任总司令，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共同对付桂系。12月，汪精卫由于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攻讦，亡命法国，蒋介石重新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执掌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大权。2月，蒋复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的明争暗斗中，在几次关键的时刻，孔祥熙都能不辞艰辛，四处奔波，为蒋说项，协调蒋介石同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为确立和维护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的“领袖”地位，的确“竭尽赞襄之功”。

蒋宋联姻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宋家内部展开激烈争论。

宋庆龄、宋子文反对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不赞成，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孔氏夫妇是何态度呢？

如果说，斡旋宁汉合流，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是孔祥熙的“功劳”的话，那么，撮合蒋宋联姻，巩固蒋家王朝，则应主要“归功”于宋蔼龄。

1927年4月，也就是蒋介石疯狂地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政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众说纷纭。就是在宋家内部，也泛起轩然大波，争吵不停。

有一天，宋家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在争吵中，宋蔼龄力排众议。她吹捧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争光”，认为这门亲事乃“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宋庆龄和宋子文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将来的成败尚是未知数，未必能给宋美龄带来幸福，坚持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宋耀如的遗孀倪桂珍也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又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夫人根本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这位宋夫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蒋介石生活放荡，风流韵事颇多。在宋美龄之前，先后有四位夫人。

早在1901年，蒋介石还只有15岁时，其母王采玉为蒋门不断香火，给蒋娶了一个大媳妇，想用“早为完娶”稳住蒋介石的心。新娘名叫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设毛祥丰南货号，时年19岁。蒋介石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丈夫。1910年，毛福梅生下了男孩蒋经国。然而，在这以后，蒋则越来越讨厌这位原配夫人了。1921年，蒋介石的婚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他在“休妻书”中写道：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忿，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蒋介石之母王采玉姚冶诚（中）与蒋纬国、邱爱伦夫妇的合影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就这样被抛弃了。

蒋的第二位夫人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日本女子。

蒋在同毛福梅结婚后，曾多次东渡日本。在那里，他一边学习军事，一边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还时常光顾“黑龙社”。

“黑龙社”内有一个佣人，是位年仅十八的美貌女子。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蒋介石每到“黑龙社”来，都要向这位姑娘献殷勤。姑娘也钟情于他。两人一拍即合，不久即暗暗同居，并生下一个男孩。有人说，这男孩便是蒋纬国，也有人否定了这种传说。当然，不管蒋纬国究竟是谁之子，蒋介石在日本与那位东瀛女子的私情，却是实有其事的。

蒋的第三位夫人是姚冶诚。蒋介石返回国内后，便将那位东瀛女子忘得一干二净。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又痴情于上海一家妓院的“房侍”姚冶诚。因碍于耳目，只能金屋藏娇，半暗半明。1912年冬，蒋带姚回归奉化，姚成为蒋纬国的养母。

蒋介石的第四位夫人是陈洁如。陈洁如原籍镇海，通称宁波，乳名阿凤，她父亲是一位纸商，经营很多地产手工艺品；母亲来自苏州，姓吴。

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大财阀张静江的家中。因为陈洁如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静江做续弦，陈洁如常常去看望她。1919年暑假的一天，孙中山和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在张府偶遇陈洁如。当时的陈洁如才13岁，但因为发育早熟，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面目姣好。此时的蒋介石如同发现了尘世间难得一见的美玉，顿时眼前一亮。比起毛氏的愚笨木讷、姚氏的风尘之气，13岁的陈洁如显而易见更符合蒋介石的审美，更能触动其怜香惜玉之心弦。

蒋介石开始了自己生平第一次大胆的热烈追求行动，在张静江家大门口等着陈洁如并要陈洁如的地址以便去看望她。陈洁如故意说错自己的地址，但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居然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陈洁如的家。蒋介石锲而不舍地追求，甚至以死相胁，最终使得年幼怕事的陈洁如答应与其约会。

一个契机促成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定情。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因病去世，此时的蒋介石充分发挥其体贴入微之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陈母对他的不良印象，赢得了陈母的欢心。况且有张静江在旁撺掇鼓动，陈母越发认为蒋介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答应了二人的婚事。二人先是举行了订婚仪式，之后第二天，蒋介石告诉陈洁如说：“‘阿凤’是乳名，只有你母亲才能叫。我替你取了一个新名字，我想这名字和你的个性很相配。这个名字是‘洁如’，意思是‘纯洁脱俗’，在我眼中你正是纯洁脱俗，你喜欢吗？”为此当时二人专门合影留念，签上彼此之姓名。同时，蒋介石信誓旦旦，要与家里的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盛大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厅里举行。蒋介石送陈洁如的结婚礼物是一架小型的柯达相机，女方则送他一只带金链的金挂表。三点整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张静江，主婚人是戴季陶，比起姚氏，陈洁如享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待遇。

陈洁如虽然貌美迷人，但论家世、学识乃至姿色，都无法同宋美龄相比。

宋美龄出生于1897年。5岁时，进入卫理公会办的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和宋庆龄一起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5年后，转入马萨诸塞州韦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成绩优良。1917年回上海，由于她风姿绰约，仪表出众，精通英国文学而又通晓六国语言，举止典雅而又善于交际，因此在许多社交聚会上都成了众星捧月的人物。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家里遇见了宋美龄，二人一见倾心。由于宋家的反对，蒋对宋的追求，持续了五年。

作家韩素音说：“宋家究竟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宋蔼龄是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

在家庭会议中，宋蔼龄反复地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她费尽口舌，让宋家的全家人、包括宋美龄相信，这门亲事对宋氏家族有利，对大家都有利。

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为了迫使宋子文同意这门亲事，宋蔼龄和宋美龄一起，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请谭延闿出面调解。谭延闿当然应邀而至。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姐妹在20年代的合影。（左起）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会常委的谭延闿以久经世故的口吻劝宋子文说：“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还说了一番大道理，啰哩啰嗦，弄得宋子文无话可讲，最后“完成使命而归”。

谭延闿走后，宋蔼龄趁热打铁，再次劝说宋子文。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宋子文终于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反对这件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他终于同意了。并且愿意帮助孔氏夫妇去说服宋老夫人。

对宋老夫人，宋蔼龄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她劝说母亲去日本休假，到长崎去看望朋友，到镰仓去洗温泉澡。她十分清楚，只要宋老夫人赴日本，就可以不让宋老夫人过问这件事。

经不起宋蔼龄的一再劝说，宋夫人终于同意到日本去旅游。在日本，宋夫人无法同国内联系，也就无法左右蒋、宋的婚事了。

半年后，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穿着极为考究的服装由上海赶赴日本长崎，向宋夫人正式提婚。

宋夫人在上海是拒绝正式接见蒋介石的。但是，她经不起孔氏夫妇的一再劝说，这次破例接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拿出了同毛福梅离婚的证明书，给宋夫人看，解决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其他纠葛。然而，宗教信仰问题还没有解决。宋夫人问蒋介石：“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蒋介石回答：“要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但是不能连看都没有看就保证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这番话，使宋夫人感到满意。订婚的事，不久就宣布了。

蒋宋的婚礼令宋夫人感到极为失望。她希望婚礼在宋耀如的教堂里举行，由本堂牧师主持。因为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在日本结婚，未能这样做。孙中山和宋庆龄“私自出走”，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由于蒋介石离婚多次，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结婚仪式，宋夫人对此无可奈何，只有要求蒋介石到西摩路的私邸同新娘一起祈祷。

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精心安排下，1927年12月1日下午4时15分，蒋、宋婚礼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的舞厅里举行。

蒋介石陪着宋美龄走上圣坛，在孙中山遗像前站好，向他鞠躬敬礼，又向两面旗子鞠躬敬礼，听主婚人蔡元培朗读结婚证书之后，在结婚证书上盖印。接着便是新郎新娘鞠躬敬礼，向证婚人鞠躬敬礼，向来宾鞠躬敬礼……。他们并没有拥抱和接吻，只听管弦乐队奏乐，和一位美国次中音歌唱家赫尔高唱《哦！答应我！》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新郎和新娘快步走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他们的身上。

对于这个极为隆重的婚礼，孔祥熙、宋蔼龄欣喜万分，美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也十分满意。蒋宋联姻，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英雄爱美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行为，它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它是蒋、宋、孔大家族政治上的结合。

霍塞在评论蒋宋联姻时说：“从此，强大的宋家买办朝代开始了。中国惟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惟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变成了郎舅。”‘擅权的银行家（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找到积累不可计数的财富的机会。甚至年轻的子良和子安（均为宋子文胞弟）都会在政府中找到要职。在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军人身旁的风骚的蒋夫人，变成了第一号大女买办。”

蒋宋联姻后，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宋子文对内加强了同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便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援助和外国投资。而孔宋家族则利用蒋介石执掌的党、政、军大权，官运亨通，巧取豪夺。

“一耳光风波”

蒋介石打了宋子文一耳光。蒋、孔、宋大家族内出现裂痕。

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达成了协议。

孔祥熙深受蒋介石的重用，积极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提供财政保证。

一位外国记者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

随着1928年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孔祥熙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孔就职后，向中外人士表示：今后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中外合作为方术，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活。他用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言来蒙骗民众。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任实业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是，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之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也在11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召开了“四全大会”，反蒋派电促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

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在此“危难之际”，孔祥熙再次显示出了与蒋“患难与共”的“气概”。他除了多方活动，笼络人心外，还公开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辞去实业部长职务。

孔祥熙将实业部的大印交给继任部长陈公博之后，发表了一通高论。他说：“我们平常不都标榜‘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吗？我觉得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屣。这才合乎政治家的风度，不管什么人上台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同蒋介石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同出一辙。这番话，实际上表明了孔祥熙决心追随蒋介石，企图东山再起的心迹。

但是，新上台的孙科及其班底，根本无力应付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1932年1月24日，孙科被迫宣告辞职。1月28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改选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接着，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独掌了军权。蒋介石在重新上台后，即决定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名为考察，实际是向欧美各国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

也正是这个时候，日军向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样，孔宋夫妇出访欧美的日程只有推迟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住在上海的塞伊街寓所里。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上海的红十字会主席打电话给宋蔼龄，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问题。她听完电话后，十分气愤，因为有人曾对她说医院的床位很充足，而现在大批伤员又得不到医治。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运动”或义卖等方式来募捐资金，宋蔼龄便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这样，就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宋蔼龄又在一些人那里鼓动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又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3月初，驻沪日军同时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议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上海的战事刚刚停息，孔宋夫妇即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赴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这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访美初期，他们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渡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重温旧情。

在访美后期，孔氏夫妇的旅途却蒙上了一片阴影。此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入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氏夫妇十分尴尬。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

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孔祥熙夫妇这次出访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显然，孔氏夫妇访美，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这样，孔祥熙在访问欧洲时，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

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中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不久，孔祥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孔氏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惟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氏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

中国当时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此问题，不知是孔祥熙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他居然对这番“空中致胜”、“空军建国”的言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墨索里尼的联系。

离开了意大利，孔祥熙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统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出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同”的计划，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党元首的崇敬心情。他握着希特勒的手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数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孔祥熙回国后，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遂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没有满足孔的这一奢望。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孔祥熙在德国会晤希特勒时合影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氏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其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1933年3月，孔祥熙由欧洲回国。

这个时候，正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拼命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地“围剿”的紧张时刻。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3年2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围剿”，一次次狂轰滥炸，一次次烧杀抢掠，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倾轧争斗。蒋介石急需孔祥熙这样的老谋深算而无二心的亲戚的支持。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蒋于1933年4月命孔为中央银行总裁。

孔祥熙掌握了中央银行大权不久，由于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蒋、孔、宋家族内产生了一场风波。

堂堂的政府首脑，怎么会动手打起财政部长，何况又是自己的小舅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在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就曾对宋子文十分怀疑。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自觉地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

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十九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

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产生了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同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的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并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

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

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1933年5月，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为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

这样，孔祥熙就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些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是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1933年4月，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孔祥熙大量印行钞票，仅4个多月，已透支6000多万元，这些钱又绝大部分用在反革命“围剿”上了。

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对孔祥熙十分恼怒，对蒋介石更是极为生气。他急冲冲地去找蒋介石，想劝说他不要急于“剿共”，应该首先抗击日寇。这番话，蒋介石岂能容忍。在一阵激烈的争吵中，蒋介石挥起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

宋子文这回真的不干了。他下定决心，辞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急忙求救于孔祥熙。蒋对孔说：“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孔祥熙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3年11月初先后就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从维护蒋、孔、宋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孔祥熙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谋求改善蒋、宋的关系。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孔祥熙继续充当蒋、宋之间的缓冲人，并且作为财政部长将继续按照蒋的意志行事。宋子文继续当他的私人金融家。但是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可以找他商量。

这样，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

1933年11月，在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孔祥熙就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这是件非同寻常之举。孔祥熙深明受蒋重用的奥妙，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为蒋介石“剿共”提供充足的财政保证。

11月6日，孔祥熙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就职演说，公开宣布了其“剿共”第一的财政方针。他说：“保证尽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这种反动财政方针，正适应了蒋介石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

11月10日，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于1934年6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1934和1935财政年度总数约1.3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直接借款4400万元来自16家上海银行组成的财团。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同剿”。

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有什么“锦囊妙计”？其“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

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1934年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身为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惟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于1934年10月15日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由于白银大量外流，上海白银储备已经减少了一半，南京政府债券市场急剧缩小。蒋介石要布署军队对长征中的红军围追堵截，军费急如星火，几乎每天都派人来向孔祥熙要钱。为了向蒋介石交钱，孔祥熙动用了他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它的资产只占中国属银行界的11％，而1934年赚利却占全银行界的37.4％。

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

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作储备之用。

《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作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

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

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据不完全统计，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后，公债发行数额急剧增长。1934年，发行了3种公债，1.24亿元；1935年，发行了7种公债，5.6亿元；1936年发行了3种公债，4.55亿元，而公债的70％—80％用作反革命的“围剿”。

一位外国记者在研究了孔祥熙的财政活动后指出，孔祥熙在担任财政部长的11年时间里，“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他的橡皮图章。孔“老爹”按照蒋的旨意办事，再加上要做几件事讨好自己的妻子宋蔼龄”，于是便把中国的经济“破坏殆尽”。应该说，这个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孔祥熙的确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他的财政是绑在蒋介石内战的列车上的。

在孔祥熙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张嘉一璈就说，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南京债券不值钱。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张嘉墩的中国银行还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

这些事，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旧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墩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

现在，孔祥熙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他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墩，一定要叫他滚蛋。”

孔祥熙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准备活动。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结果会适得其反。

1935年2月28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了如何对付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对这两家银行采取行动。

孔祥熙首先对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工商业的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做所为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他和宋蔼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这些忧心忡忡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情绪。

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祥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和银行家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这些企业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种方式催促银行家贷款。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银行家们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开较量，使上海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他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似乎与此毫无关联。上海的银行家们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试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运终于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官股二千五百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预约券五张，仰即填具二千五百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此大体相同。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控制了中国、交通二行。

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不是现金，而是靠政府权利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墩及董事长李铭免去现职，由宋子文兼任该两职。任命张嘉墩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是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祥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璈所无法忍受的。张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提出准其常务董事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办理了正式的手续。中国银行于1935年3月30日“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跻身其中。4月20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三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它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它们发行的钞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囤积了这三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为了整垮这三家商业银行，便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当然是这三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三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孔祥熙乘机在这三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控制了银行新的董事会。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这三家商业银行各拨500万元，这样又把这三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步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网。

1934年下半年，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实施币制改革。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反应冷淡。

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十分关心”，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中国要雇请日本军事顾问，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

1935年11月2日，孔祥熙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

《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二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

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准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金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大条、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加强经济侵略。在孔祥熙推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1％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这真是极不光彩的行径。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中、交、农四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准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当然，推行法币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一件大事，它实现了自清末以来，历届政府为克服币制紊乱屡经拟议而未能实现的币制改革，对缓和当时金融危机，暂时稳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对外汇率基本稳定，波动不大。国内资金和信贷松动，利率水平显著下降，黄金投机有所减少。各地各类物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在准备抗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章　访欧美搬救兵

西臧的火药味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口”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复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采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道。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历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道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一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还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的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著名的呼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往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领袖的第二次驾到，以平息部下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绪。

但就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又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使事态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参加这一签订仪式。意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气，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同“满洲国”建交。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张学良。他发誓要消除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当时张学良在向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另外，德国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空军去轰炸工农红军。德国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谁能保证德国不把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呢？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怎么能和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军事顾问合作，去打共产党和红军呢？

此外也是在这个月里，又传来了胡宗南所吹嘘的“铁军”第一军在“剿共”中吃了败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自蒋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后，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肃北部红军控制的地区挺进。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蒋报告，说红军正在溃退和不堪一击时，工农红军突然在一个深谷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在一天的黄昏，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飞回了机场，气温下降到零度。红军突然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胡宗南最精锐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就被全歼，还有约一个团投诚参加了红军。胡宗南的其他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后撤，一时间把在几天前“占领”的地区全部又送给了红军。

这件事给了东北军又一个极深的印象：他们假如真的服从蒋的命令去和红军作战，谁能保证他们的下场会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况胡宗南就是本地的军阀，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张学良深感和红军作战绝非易事，要想取胜更是难于上青天。想当年在江西的“围剿”中，哪次不是总司令亲自坐阵，而哪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一个火背景下，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的。而这时的西安，由于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已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没有正规军，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蒋介石在西安通过他的侄子蒋孝先控制了一个特务组织一蓝衣社。这个蓝衣社大约有1500名特务，分布在陕西全省。他们作为蒋在西北的耳目，曾诱捕、监禁、杀害、绑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时也在秘密监视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举一动。

蒋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几千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向临潼蒋介石的驻地进发，要向“总司令”递交一份请求抗日的请愿书。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驱散学生队伍，警察在蒋介石亲率的宪兵的支持下，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学生被打伤，其中一个恰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等于给本来就不满蒋介石的东北军火上浇油。消息传来，张学良亲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对学生的殴打，并劝说学生回城，答应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蒋介石。

此时早有人跑到华清池把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所以当张学良随后到蒋的住宅后，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怒斥张学良立场不稳，对党国不忠。以后的很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俩人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当天，蒋介石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在一起，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一起接见他们，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想通过分别接见的办法来分化瓦解东西北军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破产了。不论蒋介石接见哪一派的将领，这些将领只有一个请求：到绥远抗日前线去。虽然他们仍都承认蒋是他们的总司令。

然而已经利令智昏的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反对，决定在当月10日召开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告诉他们（指大本营将领），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就可最后实现胜利的阶段。”

蒋介石随之向已驻扎在甘肃、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南京军队发布总动员令，并拟在12日向全体将士公布总动员令。蒋在动员令中声称，如果张学良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将就地被南京派来的部队缴械，张本人亦将被撤职。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得到一个消息，蒋孝先控制的蓝衣社同警察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人的黑名单，准备在总动员令发布的同时，将这些人立即逮捕。他们还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来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司令。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会议，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最后下定了兵谏的决心。张学良当即调动了一个师的东北军和一个团的西北军解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蓝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卫队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蒋的住处去抓蒋介石。当时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执行任务，与白凤翔师长一起去。他是干过掏窝（土匪）的。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的一条腿！可千万别叫他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接着张学良还颇为伤感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你我就见不着面了。你死，还是我死，都说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孙铭九率领的200多名东北军驱车赶赴华清池。5点钟行动开始，蒋介石的警卫和孙铭九部在宾馆门口交起火来，但不到一刻钟，孙铭九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孙铭九率部冲进蒋的卧室时，蒋已不见了踪影，而蒋介石的假牙还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内。孙铭九一摸蒋介的被窝还有余温，于是断定蒋介石没有走远，就带领下属在附近搜索。终于在不远山坡上的一块巨石的石缝里，他们发现了身穿睡衣睡裤、冻得哆哆嗦嗦的蒋介石。

英国的一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记者事后采访孙铭九并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控制了西安市。蓝衣社的特务在睡梦中被惊醒、缴械和关押起来：“剿匪”参谋总部的人员在西安宾馆的住处亦被包围；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蒋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同时在机场被扣。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便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名义联合通电全国。这封简短的电报说，为了促使蒋抗战，已要求蒋“暂留西安”，同时保证他的安全。提交给蒋的“救国要求”也同时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单位的封锁，报纸也没有发表。当时张杨的“救国要求”就是后来著名的8条纲领，其主内容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证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这八项救国主张，立即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界群众的多数拥护和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极力解救蒋介石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秘书走后，孔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宋体字映入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刹那间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塌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晌，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住处。

碰巧，这天下午宋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哽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进入南京最高决策层后最难熬过的一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灯火黯淡，孔祥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总是浮现出张学良手持左轮手枪在大声训斥蒋介石的画面。

不行，得立即给张学良发电报，稳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确保蒋介石死里逃生。

老谋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战中揣度对方心态的伎俩，披衣坐在写字台前，在一叠几十张信纸上写满了草稿，并且写一张扔一张；再写，不满意再扔……当时，孔祥熙想到给张学良发电报，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不料时隔不久，张作霖的奉系在战争中大败，于是撤回关外准备整军备战伺机反攻。此时，在广东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密令孔祥熙到东北，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张作霖谈判，以求形成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局面。就是在那时，孔祥熙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

孔祥熙在沈阳受到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热情招待，孔祥熙在东北半月余，和张作霖张学良成了“知心朋友”，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孔祥熙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后，仍和原来各大军阀保持着联系，私交甚好，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张学良也是一样。当时，他想以私人身份给张学良发一电报，是想通过此举稳住张学良、说服张学良、感化张学良，使张学良不至采取过激的行动。至少可以摸清张学良的思想脉络，保持一条和张学良沟通的渠道。于是，孔祥熙在电报里这样写道：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徵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呈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伫候明教。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也不激烈，没有指责攻击威胁之词，反映了孔祥熙对这一事变的基本态度一即和平解决的愿意。

当晚岂止是孔祥熙没有睡觉。12月12日这天夜里，对在南京的所有的军政大员来说，都是一个难眠之夜。

夜幕深深，笼罩着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的官邸客厅里，依旧灯火通明。

国民党中央委员云集于此，正在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对策。

在这次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平时养尊处优、傲慢专横的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大都乱了方寸。他们都被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弄得目瞪口呆。据说戴季陶第一个站起来大叫大喊到：“对张学良一定要明令讨伐，张学良胆敢对委员长非礼，实属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讨伐，则主不为主，国将不国！”

这种极力明令讨伐的言辞激烈的演说，当场立即引起了共鸣，于是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

（一）免除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叛党国，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由原5人增至7人，并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会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军队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

直至13日清晨，没有参加会议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才携宋美龄、宋蔼龄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南京。

当时，何应钦也不顾事先约定的礼节，急匆匆地闯进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报了昨晚会议的内容。

这时，宋美龄也来到孔祥熙的寓所。当听何应钦说已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武的决定后，立即和何应钦吵了起来。

宋美龄质问何应钦：“我问你，你大力主张讨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来，你能控制局势吗？你能保证救出委员长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吗？告诉你，无论谁要发动这场战争，都是对他的谋杀！”

何应钦本想安慰宋美龄几句，不料宋美龄却向他发起了“进攻”，“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换了别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异党和别有用心。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何应钦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龄，特别又当着孔祥熙的面。“那一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着笑脸问。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讨伐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把他活着救出来，活着回南京！”“夫人，讨伐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是会议……”何应钦还想耍滑头。

“会议又怎么样？我们可以重新开会。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应钦说，“不过，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命令20个师出发了。”

“出发了也得调回来！”宋美龄把眼睛都气歪了。“何总司令，你想过没有？一旦爆发战争，西北方面决不会孤立无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讨伐，日本人也盼望着你去。这样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委员长的生命就更无法保证，中国就会大乱。谁希望中国现在大乱？你主张讨伐到底是帮助委员长还是在害委员长？”

“这……这……”何应钦理屈词穷，鼻头上渗出了汗珠。

宋美龄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说：“明天我就派端纳到洛阳，转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一同去。”

“夫人，”何应钦说。“可以让冯玉祥代替委员长做人质，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一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告辞了。”宋美龄不等何应钦反应，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龄走后，孔祥熙对何应钦说：“夫人的言辞激烈可以理解，我一会儿会去劝她。不过，对西北动武，军事解决问题，千万要慎之又慎。”

何应钦走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如约来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门迎接，满脸堆笑。孔祥熙虽自小经商，但工于心计，对政治也极为精通。他急着约鄂山荫见面，就是想通过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从而影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期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上过茶后，孔祥熙真诚地对鄂山荫说：

“阁下想必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情。试想蒋委员长如果遇险，中国的亲日派必然得势，中国的人力物力将成为日本军阀向东北及世界扩张的资本，这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希望苏联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

会见完鄂山荫后，孔祥熙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领事须磨。含蓄地告诫其“西安事变”乃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爆发使然，日方对此事应保持理智，不能乱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饭就又赶到总统府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仍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应钦自然是主战派，宋美龄上午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把宋美龄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这次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先声夺人先入为主，报告了由飞机侦察的西安的情况及军队中高级将领对此的反映。

孔祥熙则寸步不让，随即报告了在上海听到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

于是两派各执一词，陈述利害，争论不休。如何应钦、吴稚晖等仍然主张立即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以为先缓解为佳，孔祥熙亦说张学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会议继续且争吵继续，最后依旧是毫无结果。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红耳赤。

孔祥熙想军界力主讨伐，除了亲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里蒋一直对军队灌输效忠思想，一旦蒋本人遇难，部属无动于衷岂不荒谬。军人力主讨伐，也表明了对委员长的一片忠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级将领陈明利害，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切不可意气用事。

14月中午散会后，孔祥熙特邀冯玉祥到其住处密谈。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应钦和桂系的战争叫嚣，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力来制衡，而现在掌握兵权的将军里，他能说上话的就是冯玉祥了。

当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同冯玉祥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彻底长谈，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于受了孙中山及孔祥熙等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尤其是听了孔祥熙的劝说，当年冯玉祥才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当时去找冯玉祥将军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冯玉祥在“西安事变”后曾立即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来，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公开陈述”，并表示愿意替蒋介石到西安去当人质。

于是见面后，孔祥熙开诚布公地对冯玉祥说：“我的意见你在会上都听到了，这个仗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讨伐是下下策，于国、于党、于民、于委员长都不利。”

冯玉祥说：“此话正合我意。”

当下两个人还商量如何做好部队将领工作，以保持稳定以及请英美和苏联出面调停等事宜。

几天来，孔祥熙异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长一职给他以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感。在和宋蔼龄商量后，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听各省实力派人物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样文章，公开致电各地，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应钦亲日派之势力，又从各方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孔祥熙把这一套办法归纳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的通电，大都要求各地当局要“遵照蒋委员会长的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他还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和刘湘等各省各军要人，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讨救蒋之策，或暗示威胁，或封官许愿，企图彻底孤立张、杨于西安；使其成为共讨的孤军孤将。他要宋哲元“坐阵冀察”、“共挽时艰”；他致电韩复榘，告之“蒋公安全，以坚其信”，并“望韩专电劝张，祛除误会，免阋墙之争，招覆卵之祸”；旋又致电阎锡山“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并请阎考虑能否设法利用地利之便，将张学良接到太原，以阎做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在这盘险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拢分化各地党政要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一些虽名望不高、官阶不大却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个叫冯钦哉的，只是个师长，他却几次致电对其表示关心和关注。孔祥熙如此作为倒并不是为了礼贤下士。这个冯钦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乡，又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24师师长，驻防在离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给驻洛阳的64军军长樊嵩甫拍发电报，并请樊转交冯钦哉。电报中孔祥熙要冯钦哉站稳立场，在这事关党国安危的关头与蒋保持一致，并希望冯能在西北军多做疏导工作，及时将部队中的动态和西安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他。

冯钦哉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后极为高兴，这个官迷原来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抱住一个粗腿好升官发财。这次“西安事变”把命运之神送到了家门口，过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动发了电报给他，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下，有奶就是娘的冯钦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国主张”，同时为了表示对孔祥熙的忠诚，他还秘密会见樊嵩甫，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军的情况密报了上去，并明确表示要效忠蒋介石和孔祥熙，随时准备反叛参加“围剿”东北军，并设法收容影响17路军即西北军。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冯钦哉的来电。随后他亦立即给冯钦哉回电。在表达了对冯的欣赏佩慰之后，要求其将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密报南京。

冯钦哉做为西北军中为蒋介石、孔祥熙卖命的内线，就这样与南京建立了联系。他一面复电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针，立即勉效驰驱”，一面与樊嵩甫联系，公开发表“声讨”西安的声明。这样，孔祥熙通过略施手腕，达到了分化杨虎城西北军的目的。

据说何应钦在得知樊嵩甫和冯钦哉密报孔祥熙一事后，极为恼怒。他立即打电话到洛阳，将樊嵩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当时何应钦在电话中说：“你好大的胆子，胆敢瞒着我直接向孔院长告密。我看你这个军长是当到头了！”

樊嵩甫忙自己辩解说是孔直接打电报给他。他做为一个小官，实在不敢得罪。

何应钦命令地说：“今后凡属军情只能向我和刘峙长官汇报，不准再越级上报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将此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并讨好说，他并未被何应钦吓倒。以后有了重要情况，第一个报告的仍是孔院长，只是希望孔院长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聪明，听出樊嵩甫话中有话。为了稳住樊，立即给樊嵩甫汇去大洋1万元，说这笔钱暂做为军事费用，以后还会再次追加，对其在南京读书的子女也会好好照顾。孔祥熙希望樊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孔忠心不改。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为了给其打气，还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派专人连夜送去巨款安稳军心。

冯接到委任状和巨款后，对天发誓要忠于孔祥熙，为南京卖力。这件事又可见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阴险。

有人说，孔祥熙在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了他在经商理财中的杀手锏——金钱铺路，但在他当代理行政院长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钱经他手流出，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一般认为，宋子文是当时中国仅次于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蒋家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财政部长，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钱来贿赂绝对不成问题。再说，依当时的情景，金钱对孔祥熙已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蒋介石能活着回来继续执掌大权，他的财源就仍旧如同不尽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尽管南京政府当时封锁了一切从西安传来的消息：广播、报纸、宣传品和电报……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一时间，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西安遍地是火，处处是红旗和枪炮声”；什么“西安城四周已布满了正在修筑阵地、挖掘壕沟的士兵”，什么“共产党和东北军一起在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等等，无奇不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就和宋蔼龄、宋美龄商量，决定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踏入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精通华语，为人热情，笔头子来得也快，故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于旧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髦人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纳很快喜欢上了这块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好友。当年既和同盟会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宾。在孔祥熙青年时代，他就成了孔、宋两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后，端纳又投靠了革命并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继而又成了张作霖的顾问，及张学良的英语老师和好朋友。他不但给张学良出谋划策，据说还助其戒掉了多年难以戒断的毒瘾。端纳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考察期间两个人如同至交，竟形影不离。

后来不知谁向蒋介石推荐了这位“洋大人”，说他为人真挚，学贯中西，深谋远虑。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又将端纳调入南京中央政府，成为美英驻华大使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端纳亦积极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谋划策。

1928年，端纳曾和孔祥熙做过一次生意。结果，在官场上运作自如的端纳败给了在商场上老奸巨猾的孔祥熙，赔了一大笔钱。当时，端纳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和孔祥熙这种人交往。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赌咒就一钱不值了！”为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纳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蒋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随从”了。

端纳跟随张学良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秉性。所以当孔祥熙和宋美龄找到他后，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背叛蒋介石搞兵变，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孔祥熙、宋美龄虽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们仍催促端纳赶快去西安，一来看看蒋介石现在的情况；二来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并摸摸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虚实。

当时他们觉得，端纳是最佳人选。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他环顾西安机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而到处是欢迎官员且都堆着笑脸。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张学良将军。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后，端纳便提出要见蒋介石。

“这么急，不到宾馆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蒋夫人和孔院长有多么着急，他们要我一下飞机就去见委员长，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于是张学良答应端纳的要求，二人驱车来到关押蒋介石的宾馆。

进门后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面色灰黄，两眼布满血丝，但还算有点精神。端纳上前握手，蒋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

三人落座后，端纳突然从兜中掏出钢笔，草草拟了一份电报后交给张学良说：“能否派人把电报发给南京，这样他们晚上就能见到。”

“端纳先生……”蒋介石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还没开始谈话……”

端纳知道蒋的意思就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这里的一切我随时可以向南京发报。但这封电报必须马上发，我要让那边的人知道，委员长您安然无恙。”

端纳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说：“这是夫人给您的信。”

蒋介石也顾不上和端纳说话，连忙打开信细细读了起来。当他读到那句“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时，一向严肃的面孔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纳的电报。12月15日端纳飞到洛阳，又用电话向孔祥熙及宋美龄报告了他在西安会见蒋、张的情况及所见到的一切，并着重强调了张学良的善意，及其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以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了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时间，有人认为这是张在变向提出索价的条件，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能派要员去，认为张学良想趁机多抓几个人质，做为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

“委员长他们都敢扣，孔祥熙为什么不能扣？”何应钦在会议上大声喊着。

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一是他觉得如果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会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进入官场以来也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不太信任；三是他觉得对张、杨也需要采取恩威并重、打拉结合的手段，一边伸出橄榄枝，一边高压威胁，对解决事变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孔祥熙当时接受了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讲话宣称张、杨对蒋的劫持影响了国家前途且十恶不赦等等言论。此外他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亦说：“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以国家民族计，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此时孔祥熙的态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张学良电报中的态度判若两人了。

当时，孔祥熙态度的转变，使国民党高层内关于“缓和”和“讨伐”的争论及两派相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对张、杨进行武装讨伐的决定，会议推选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迅速调动部署军队，完成对西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讨伐令。当天，孔祥熙和林森两人立即以中央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公布了《讨伐令》，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上述命令，从16日起，南京市实行了所谓“戒严”。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动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铺早早地上了门板，只有偶尔一两辆人力车从街上穿过。这时，几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急速驶向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丁家桥。车停稳后，孔祥熙从车内钻出向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广播电台播音室走去。晚8时整，孔祥熙对全国、全世界亿万关心着“西安事变”的人们，发表了《“西安事变”与戡乱》的讲话。

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到：“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

“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会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

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发表完演讲后，孔祥熙还担心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不了解、不支持他们的决定，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专门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向大使休格森爵士传达了孔祥熙本人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心。同时这位外交部官员还向英方表示，他们已得到情报，苏联政府称他们同“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不会引起中国同其他列强的冲突和对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传记中，都反复介绍说明孔祥熙力主和谈、反对讨伐的言行及动机，却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赞成讨伐，并向国内外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虽然发表演说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授权，但他本人若态度坚决，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这样，孔祥熙由事变刚开始主张和谈（有12日晚致张学良的电报为证）到17日赞同讨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问也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对讨伐的，孔祥熙何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惧怕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还是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种不能屈服的姿态？一时还以难下定论。但从他和宋蔼龄、宋美龄的谈话来看，他内心是不主张讨伐和武力解决的，起码在没救出蒋介石之前。

讨伐令一下，战争机器便开始起动。何应钦信心十足，精神抖擞，立即指挥大军由各方向陕西进军。一时间飞机轰鸣，马达声声，很快东路集团军便在潼关一带和东北军接上了火。飞机也飞临东北军驻地上空，成排地丢下了内战的炸弹。当时，只是因为突然飘起大雪，才未轰炸西安。

上面提到，讨伐令发出后各方反应激烈，而这些反应对后来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公开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出现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果继续扩大内战，必是亲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国灭种。中国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采纳张、杨八项救国民主纲领，立即变内战为抗战。

当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亲自驾机飞赴延安，同周恩来进行过彻夜长谈且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祥熙）、孙哲生（科）、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竖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过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原来举行“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并不真想加害于蒋介石。听到孔祥熙的讨伐令后，张、杨不禁义愤填膺，东北军官兵也情绪激烈，纷纷表示要和何应钦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一时间，西安古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2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讨伐决定的当天，端纳就向蒋介石通报了宋美龄透露给他的国军即将进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蒋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当时，张学良刚巧也在蒋介石身边，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应钦做得太过分了。

张学良还就南京的讨伐专门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尚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张学良的电报铿锵有力，表明了寄希望于和平但又并不惧怕战争的气概。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人物莫过于蒋介石了。事变因他而发生，围绕着他的命运，各派力量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再明了不过了。在问鼎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蒋介石也曾多次遇险。但这一次，却是他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次，也是他从政以来最危机的一次。为他的生存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生存，他虽身陷囹圄却也绞尽了脑汁。

当端纳将南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告诉蒋介石后，蒋的第一个反应是假如大战开始，我个人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到时候，各派都会以他为赌注，进行一次空前的大赌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成为牺牲品。因为张学良肯定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被逼急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张学良不愿那么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一点，蒋介石和宋美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非不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非不恨共产党，而现在是小命攥在别人手里，哪儿还能摆什么委员长的威风！当时蒋介石心里想，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现在是三十六计活为上计。

经过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蒋鼎文带回南京，并亲手交给何应钦。

次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孔祥熙和何应钦看到了这份手令。当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应钦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顿时像泄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作出了反应，且明确表示反对。18日英国驻华人使驱车前往孔祥熙住处，孔祥熙忙出面迎接。当即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国人特有的门吻对孔说：“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人臣艾登先生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态是否会有所帮助呢？”

在孔祥熙听来，这位英国爵士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讨伐，但字里行间反对军事解决的意见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孔祥熙只得陪着笑脸说：“欢迎艾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先生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国内国外的压力、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令，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较合适，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

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入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并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龄听后也觉得孔祥熙说的有道理，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洛阳的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主持全国政务，不便离开。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请同张学良商量。”

端纳立即面见张学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见。事已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却说宋子文自辞去财政部长后，也是无官一身轻，整日盘旋于生意场和酒吧、舞厅之中，日子倒过得十分惬意。同时，生意他也没耽误，钞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西安事变前，他正赴香港谈一笔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举事的消息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但宋子文并不像宋美龄、孔祥熙那般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是他觉得张学良年轻气盛一介武夫，决不能成什么大气候。当前的关键，是怎样能想办法哄着张学良答应把蒋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即刻赶赴南京。前几年两个人明争暗斗、面和心不和，终以孔祥熙得宠宋子文失意为结果。宋虽对孔祥熙个人无甚成见，但毕竟心里也不舒服。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两位金融大腕的命运拴在一起。

宋子文听完孔祥熙的意见后，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龄同赴西安的安排，并问何日启程。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后还在中央银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面对记者们一个个刁钻古怪咄咄逼人的问题，宋子文一派儒雅风度，从容不迫。他讲道：“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保证。当然，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对策，以求妥善解决。本人与蒋委员长决非一日之交，与张学良也是多年的朋友，这都不是秘密。因此，我愿前往西安尽绵薄之力，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之下使事件圆满解决。”

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回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台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

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颂钧祺。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

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这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21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扣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入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昵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复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攥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刹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入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张学良被软禁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决斗就像旧戏舞台上两支军队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胆战心惊，但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着对方。因为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演戏。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但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风凛凛，比胜利者还自豪。

这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给全国人民的感觉，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是受骗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飞机场，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着蒋介石的归来。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便前去探望，孔祥熙并当即提起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

在几天后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张学良沉痛地对在坐的人说：“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

而蒋介石此际已恢复了他昔日的尊严，并以长者的“宽容”检讨说：“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到：“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容，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立刻把孔祥熙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其实辞不辞的结果都一样。蒋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党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声明中说，他身为委员长，不仅没能制止叛乱，反而给国家带来危机，责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辞职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围攻西安的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以履行他“停止内战”的诺言。

蒋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蒋介石提出辞职当真事，谁也不会幼稚到以为蒋介石真的想辞职，那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但蒋介石又连提了两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辞职，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蒋批准他辞去行政院代院长一样。

和蒋介石上演的辞职闹剧一样，对张学良的“审判”同时也在进行。1936年12月29口国民党召开中常委的紧急会议，会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变”时对张学良的谦恭，开始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张学良犯上作乱的“暴行”。会议决定把惩处张学良的工作交给军事委员会来完成。

12月31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为。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想过，假如蒋介石真的回不来怎么办？假若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和共产党杀了怎么办？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的位子实际上只是政治集团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蒋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没敢休息，他怕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找不到他会误事。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飞鸟，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官场的冷酷。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谁呢？他想，会把何应钦怎样？那个一脸横肉对他表面上恭敬骨子里鄙视的家伙。

有时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孔祥熙也到庭院里走走。他的秘书就会在客厅等候。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搜集“西安事变”后拥蒋和反蒋力量的新的对比，并重新估计拥护蒋介石的实力，把像孔祥熙这样忠于蒋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投炸弹炸死蒋的人区分开来。宋美龄就对宋蔼龄说，“西安事变”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来围着蒋介石阿谀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还在奉化“养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向南京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这份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了抗日救亡大业，应对自己的政策做四项重大修改。这四项修改主张即：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人原则”亦即当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还说，中国共产党为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并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战。

5天之后，蒋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出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还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的这一切做法，真是煞费苦心，但却也颇有成效。这样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对派和解（“西安事变”使他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他几乎满足了当时全国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所以最后很明显的结果是，长期的内战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就要率领中国人民抗日了，因而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了。

当时，蒋介石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如果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轻率地采取报复措施。当时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连孔祥熙这样的“稳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点什么让西北当局看看，他们粗暴扣押蒋介石应付出怎样的代价。但这时蒋介石却能“忍辱负重”，这也许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其实，蒋介石的报复观念是最强的。但作为一个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了。“西安事变”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一个重新打击、削弱反对派的机会，一个重新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没有收回在西安时期作出的承诺，也没有马上对张学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进行报复。他只是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并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军整编和归属了中央军。

到1937年2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进驻了西安，并开始正式和共产党谈判。

也只有到这时，孔祥熙才真正领略了蒋介石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全部计划和手腕。当下他对宋蔼龄说，难怪委员长能统一天下，成为一国君主，这次他真是领略了。

蒋介石在这完成了这一切部署之后，在重新稳固了他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对张学良下手了。而且最开始软禁张学良时，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栋别墅里。

此前一天孔祥熙还和张学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时门口的哨兵已是荷枪实弹。蒋介石下手之快、之狠，连孔祥熙事前都没得到半点消息。

蒋介石终于违背了他在西安时的诺言，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当时，听说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起了怜悯之心。1937年1月，宋蔼龄曾找过宋美龄，希望能做做蒋介石的工作，放张学良出来，哪怕给个闲职养起来，出出头露露面也能显示出蒋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美龄却没去当说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电文中说到：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资格，在这次复张函电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

张学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态度，因此在宋蔼龄前去探望时，向宋倾吐了心中的焦虑和后悔。

然而后来，张学良将军却始终没能获得自由。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加看管下，他先后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湾。而杨虎城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在重庆，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

虽然孔祥熙在软禁张学良的问题上给蒋介石提过意见，但总的来说，在“西安事变”中的孔祥熙为了蒋介石和蒋家工朝的利益，可谓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从而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和好感，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其势力的资本。同时，孔祥熙得到的回报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战中大发横财的基础。

在英国发表演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众称贺之后，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也由公开转向隐蔽，蒋介石亦在“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又“官复原职”。从表面上看，当时一切照常如旧。但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在反思这一事变的缘由：张学良为什么明知“犯上”，还要发动兵变？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什么不愿攻打红军？

所有的人都在想，蒋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从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仅五六年，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派危机。特别是邻国日本野心勃勃，武装到了牙齿，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在觊觎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心和政策，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内乱，不再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

孔祥熙、宋蔼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日本，该死的东洋鬼……”蒋介石每每在睡梦中常常骂道。

的确，当时由于日本的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自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好战分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便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军侵华的成果，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国内尚持民主观点的政党和内阁成员进行暗杀，实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演化成两派的血腥残杀。如“皇道派”干将湘泽三部就亲自刺杀“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未遂。事后他公开说，“不能一刀结果了永田，我对此深以为耻。”

其后日本国内的军阀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冲进了81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当时高桥被称为是日本的理财圣诞老人，平时不修边幅、满面白花花的胡须，因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当场暴乱的官兵们掀开高桥的床单，在一片叫喊声中向他开枪射击。而此刻的高桥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就命丧黄泉。

紧随其后，当时的日本海军大将斋腾实是第二个袭击的目标。这位性情温和的将军发现了从楼梯涌上来的士兵，但他来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枪弹击倒。事后有人数过，他全身共被47颗子弹射中。

第三批军官与此同时冲向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别墅，这位刚刚穿好睡衣的68岁的将军，刚想向他们问明来意时；就听见“阁下，没时间了，”紧接着3发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身体。庆幸的是，他虎口余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脱离了危险。

日本军人的这次政变4天后被镇压了。但由此产生的广田内阁却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了服从日本军部对外扩张侵略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其后日本又同德国签定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决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日本与德国联盟，除了反共有共同的认识以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都在执行一条侵略扩张的战争路线，有共同的敌人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虽然日本和德国在争夺中国胶东和一些地区的权益上曾产生过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他们这时的共同点已大于不同点了。

日本除了制订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外，还制订了向南洋发展的战略。当时很显然是把矛头指向了美国。

在欧洲，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穷兵黩武，也引起了新的不安。

墨索里尼出兵干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最后公然吞并了这个主权国家。

希特勒则命令部队占领了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中立区即法国北部地区，公然向英法挑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亦推行绥靖政策，妄图以牺牲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来保持和平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实际上是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当年的国联对这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除了发出几声空洞的抗议谴责和无法实现的制裁外，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世界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国际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开展的穿梭外交使国际关系呈日益复杂的形势，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叫嚣咄咄逼人……

“庸之，”一次在例行的国务会议开过之后，蒋介石叫住了孔祥熙，“我有个想法，想叫你再到欧美去一趟。”

孔祥熙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是想让他去寻求支持。一旦中日开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上，中国都是弱国，都需要支持。

“庸之，”蒋介石接着说：“你也知道，为了使国家免遭战火，我一向对日妥协，乃至引发张杨兵变。但现在看来，日本吞并之野心剧增，我们也不得不防。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最主要是欧美各国的态度。即使咱们吃了亏，也要吃在明处，也要讨个好名声。”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做。”孔祥熙认真地回答道。

当天晚上，孔祥熙就把这事和宋蔼龄说了。宋蔼龄听罢开玩笑嘲讽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变成外交家了？”

孔祥熙忙说：“莫开玩笑，莫开玩笑。我要去肯定要带上你的。你才像外交家，中国第一夫人的姐姐，比第一夫人还风光呢！”

的确，蒋介石知道孔祥熙并不擅长辞令，也有意让宋蔼龄陪他一同出访，两口子既能在一块朝夕相处，又能遇事互相有个商量。蒋介石一直对宋蔼龄刮目相看，他甚至有些提防着这个女人。但表面上，却很给宋蔼龄面子。

蒋介石曾当面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庸之温文尔雅，蔼龄机敏伶俐；庸之沉稳老练，蔼龄开朗热情；一柔一刚，一火一水，正好互为补之，相得益彰啊！”

另外，孔祥熙和宋蔼龄两年前曾出访欧美，虽然在意大利购买飞机时有一点小小的闪失，但毕竟积累了经验。所以，此次出访欧美办理洋务，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就像清朝末年一提办理洋务就总要首推李鸿章一样。

再则，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野心一清二楚，但抱有幻想，认为一旦和日军开仗，必然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而最后便宜了共产党。他还认为，美英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未必会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嘴边的肥肉叼走而无动于衷。如果能利用英美等国的影响，制止日本的侵略是再好不过的。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发明了“以华制华”的方针，其实不能算什么发明，因为蒋介石早就在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了，只是玩得不好，屡遭败绩而已。

这次孔祥熙出访的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国，对外宣传是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经济合作；实际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来遏制、推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另外，蒋介石也在抓紧和日本摊牌的最后准备。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他最不愿意、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但他已经清楚，日本是决心要灭亡中国的。

孔祥熙曾和一些军政要员秘密计算过，如果真的与日军正面交火，仅步枪子弹每月约需7亿发，而自己国内只能生产两到三成，还不要说其他军需装备了。因此，购买军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秘密使命。

孔祥熙出访的第一站是英国。当时的飞机性能比较落后，续航能力不过几百公里，最远程的也只能1000公里。所以，从中国到英国只能乘船。如从上海起程，需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英旧本土。即使如此，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要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决心去英国寻求支持。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到了1937年，其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已日落西山，后起之秀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同属欧洲国家，极想和英法在各大洲争夺势力范围。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以至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更加咄咄逼人，整个日尔曼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复仇心切，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英法。所以，英国当时不能说内外交困，但也确是困难重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和美国的合作以及通过和希特勒妥协换取欧洲的和平上了。而中国因为是个东方国家，对英国当时在全球设置的棋盘中，只不过是个小卒而已。

为了能引起英方对孔祥熙出访的重视，蒋介石早已策划在先。此次正好利用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机，他派代表前去祝贺，显得既合情合理又不失国格。再则，在孔祥熙出访前，蒋介石又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邀请了美、英、法等国公使参加，并请他们及早向本国政府投书此事以便引起重视。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南京中山大酒店彩灯闪烁，灯火辉煌。一辆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各国公使身着晚礼服，扶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缓缓步入宴会厅。

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主持了这次宴会。他看了一眼在前台就坐的孔祥熙、宋蔼龄后，发表了即席讲话。王宠惠说道，“英王之加冕典礼，异常隆重。而中英之邦交，素称敦睦，是故我国参加英王加冕。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特使，由孔副院长担任。以孔副院长之学问、道德、声誉及地位而论，深伏得人。孔副院长在国内虽政务繁重，但因此行使命重要，故毅然决然前往。希望孔副院长此去对于中英邦交，益谋敦睦，将来归国之后，复以此行之获贡献于国家。”

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之后，孔祥熙迈着四方步走近话筒。他轻声哼了一声，向前探了探腰然后说：“本人奉使赴英，祝贺英王加冕，愧不敢当。庸之才疏学浅，幸得委员长之信任，焉能不效犬马之劳。此次专程前往参加现今世界罕见的隆重典礼，除代表国家向英王致贺外，亦代表政府和人民向英国朝野表达亲切之热忱，使两国邦交益臻敦睦。事毕，顺道至各国考察各项建设情形，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借镜。”

尽管孔祥熙不是外交部长，但几年来的修炼亦使他在这种场合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从容不迫，不拿讲稿也能侃上几十分钟。

宴会开始后，孔祥熙举杯向各国公使，特别是英法美公使祝酒，以表真诚。而这些惯于外交辞令的公使们自然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反正是不花钱的晚宴，不吃白不吃。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孔祥熙专门到蒋介石处辞行。蒋介石意味深长地对孔祥熙说：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西安事变’，更见庸之的一片忠心。将来的国家大事，更要委庸之尽心。此次赴欧美，关系更大，望能忠心尽责。”

孔祥熙对蒋介石历来是毕恭毕敬。当下他连连点头应是，表示一定把蒋的话铭刻在心。最后，他提出能否让他的长女孔令仪、次子孔令杰随同前往。

蒋介石应允后，孔祥熙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了。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华民国特使”身份，率30余人从上海启程乘坐意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前往英国。

孔夫人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随同孔祥熙一起前往。

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及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等众多显要，一齐到码头送行，足见对孔此次出访的重视。

初春的海面上，风和日丽，海面上波光粼粼。“维多利亚号”穿过台湾海峡，两日后到达香港。10天后抵达印度西海岸孟买，4月20日抵埃及赛特港。

埃及是孔祥熙一行的中转站。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几日，长途的海上奔波使孔祥熙有一种渴望陆地的感觉。每天早上、中午和傍晚，面对的都是那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大海，心里不但没有产生自豪感，反而觉得悲凉，流水落花，岁月无情，眼下虽然事业有成，但付出的毕竟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年华。再则，宦海沉浮，就如同这大海的波浪一样，变幻莫测。自己在南京政府身居高位，又和宋家联姻，就像这艘大船可以在海中劈波斩浪。但大海毕竟不能总是风平浪静，一旦阴沉下脸，谁能保证它不会发怒；不会把这艘大船打翻呢？当孔祥熙得知到了埃及后，不禁心花怒放，立即和夫人宋蔼龄商量，乘着时间允许，一定在这里多休息几日。

当时也是天公做美，他们到达埃及的当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群众穿上光彩夺目的服装，带着自制的食品走出家门，在野外游玩，就像上天有意安排的欢迎中国人的到来一样。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国留学时，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古迹就成了孔祥熙和宋蔼龄想往的地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才梦想成真，这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不免因为命运对人的左右而产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常以孔子的后裔自居，最爱说的几句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天到埃及，他在金字塔下对宋蔼龄说：“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一切都不应再感到困惑，都应顺其自然。这次欧美之行，也应如此，不管别人说什么……”

宋蔼龄当即驳道：“尽说胡话。出访欧美在南京看来是趟美差，那是老蒋看你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而作出的报答。”

“是啊是啊，”孔祥熙答应着，不禁心潮起伏。走仕途如同爬台阶，就像那金字塔，一层比一层难爬。而那塔尖众人瞩目，谁能爬上那尖顶，就是最了不起的。而那攀临塔尖的英雄，不知在其脚下要有多少人为他垫脚。而且，你爬上了塔尖，也就进入了险境，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但那毕竟可以俯瞰大地，体验到凡人俗人所不能体验到的美感。埃及人真聪明，发明建造了金字塔，能让人体验到仕途的伟大与艰险，孔祥熙当时在心里由衷地赞叹着。

“在想什么呢？”宋蔼龄在一旁问。

“我在想，我现在已接近了塔顶。我是不再加一把劲儿爬上去呢。”

“小心老蒋把你一脚踹下去！”

“他敢？”

孔宋夫妇二人言罢掩嘴，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才又一阵大笑，接着游览去了。

离开埃及以后，孔祥熙又经意大利、德国等国，终于当年5月5日到达英国伦敦。

不料，英国显然没有把孔祥熙的来访当回事。在其一行浩浩荡荡到达英国港口时，英国政府只派了一名一般官员前来迎接。

孔祥熙却并不气馁。如他自己所说，已到了“知天命”将“耳顺”的年纪，所以他一到英国，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英国及世界各地的记者发表演讲。当时他在演讲中说：“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王盛典，异常荣幸。余愿借此机会，向英帝国转达中国民众祝贺之意。中英关系向称友善与融洽，在过去数十年间，中英两国曾有进行积极之经济合作机会，以求商务与财政情形之稳定，此不仅对两国有利，且对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臻财政平衡及政治统一之阶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于经济实力与农村之建设。在此伟大之工作中，中国欢迎友邦之合作。余为供给我国政府最新材料以协助推进经济建设之程序起见，拟于加冕典礼完成后，考察与研究欧陆各国经济与实业之发展。余回顾5年前首游此邦，甚感愉快。今愿借此机会，重修旧好，交结新知。”

孔祥熙这番肉麻的表白，使一向傲慢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平心而论，中英两国属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国又远隔万里，只是自1840年以来，英国列强屡次侵犯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强迫清朝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孔祥熙访问的1937年，仍有许多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

几天后，英国外首艾登为答谢孔祥熙的一片“真情”，在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一篇称赞中国政府和孔祥熙的话。当时他说：

“凡具有想象力的人，莫不看到中国的长处，且为中国的复兴感到惊异。中国此次复兴，英国尤为欢迎，因英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再则中国能自10年前的艰难困苦中复兴，也证明中国民族自身有坚强的活力和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艾登的这番表白，真是虚伪透顶。但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权益之计。当时中英两国虽然不可能在对付德国和日本上达成什么一致，但毕竟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谁也不提过去两国不愉快的历史和本来存在着的分歧。

艾登讲完话后，中国驻英的那位大使郭泰祺也没忘记拍拍孔祥熙的马屁。他早已得知孔祥熙这时已是蒋介石的红人，而且大权在握。于是，“诸位，诸位！”郭泰祺起身说到：“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孔祥熙先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中国圣人之后裔，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之盛典，尤为难得，大为可喜啊！”

当即，孔祥熙、艾登及郭泰祺频频举杯。新闻记者在跟着拍照，一时宴会掀起了高潮。

艾登虽亲自出席宴会，又在宴会上吹了一通孔祥熙和中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几天后，英国国王加冕典礼开始，来宾被分为三六九等。国家元首一等、副首相和外长为二等、其余为三等。在整个加冕过程中，孔祥熙所率领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仅被当作三等一般宾客接待安排，而且自始至终排在美、法、德等大国之后。

当时孔祥熙和宋蔼龄看在眼里，闷在心中。国力衰弱，且此番又是有求于人，只好装聋作哑强颜欢笑地把典礼应付了下来。

虽说身为堂堂中华大国的行政院副院长被当做一般宾客接待，但孔祥熙此行还算开了眼界。伦敦的白金汉宫和皇家骑兵，以及组织严谨、令万人瞩目的英王加冕典礼的盛况，都令人流连忘返。在古老的中国，封建皇帝登基也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只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这种仪式被当做封建陋习废除了。而英国，这一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这最早进行机器革命的国家，这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却还保留着女王（尽管是形式上的），还有传统的加冕盛典，这又不能不引起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极大兴趣。

总的来讲，孔祥熙的这次英国之行并不成功。不过，这倒不是说孔祥熙、宋蔼龄无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机。除了亲自参加加冕典礼，他们还频频举行新闻发布会、酒会和招待会，接待记者采访，频繁会见邀见英国政界及经济界的高层人士，极力向英国兜售中国的“复兴”计划等。同时夫妇俩亦在极力鼓吹在华投资的巨大的利益和帮助中国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但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从来都是实利政策。在欧洲，面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又是军事大国，英国人忧心忡忡，且当时英国朝野一致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威胁。因此，怎样使这两个国家互相牵制，就成了英国当时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亚洲，英国一方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还要考虑怎样处理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分配，怎样处理和日本的关系。因为德日曾向英方施加压力，不希望英国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帮助。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日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对孔祥熙的一些要求，对购买潜水艇以装备中国海军的要求，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没有答应。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次会议上曾专门对亚洲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英国政府主要应考虑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他一直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可以防止战争爆发，所以他才大谈特谈在中国投资），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所谓援助。张伯伦认为，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市场，在北方进行投资；而我们英国则要占领中国的华南，在那里投资。我们不会参加战争。假如中日开战，我们将回避或保持中立，切不可因帮助中国而激怒日本或德国。

孔祥熙一行30人万里迢迢来到英国。一路游山玩水，在英国又滞留半月有余，耗资数十万，最后英国佬竟一点不给面子，只签订了一项关于建设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该项借款分两批，共700万英镑。此外，孔祥熙还和英国国家银行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争取在伦敦银行发行中国债券3000万镑等。孔祥熙访英的成果也就如此而已。

同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英国，去日内瓦、意大利和法国。

在法国没得到真东西

孔祥熙对法国的访问，比在英国稍好一些，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后因中日开战，法怕得罪日本，协议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当时正处在对德日关系的困境中，二是法国国内自身经济不景气。

就在孔祥熙访问法国前大约半年，德国军队的4个旅兵力，在事前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占领了被洛迦诺公约规定的非军事区——法国的莱因兰地区。

对于这个公然的挑衅行为，法国政府竟采取了一个极为软弱的立场，并没有立即出兵将德国侵略者驱赶出去（事后希特勒承认，如果法国人动武，他会立刻命令德军撤退的。因为当时法国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于德军）；而是优柔寡断，拖了数月后才向国联提出上诉，并悄悄派使者前往英国，询问如果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会不会与其联手抗德。英国人说，那是法国的领土，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于是法国因害怕引发战争竟对德军的占领表示了容忍，这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

孔祥熙到法国时，当然不知道莱因兰事件，因而他不知道法国政府正为这件事而困扰：打还是不打？孔祥熙来的主要目的，公开是加强两国友谊，实质是要米要钱要军火要援助。

此时的法国从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刚刚复苏，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面临着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在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上，中法双方都只在外交辞令上兜圈子。

孔祥熙一到法国，就拜见了法国总统等一系列法国政府高层官员。会见后，他根本无心在法国观光旅游，便和当时的法国总理勃鲁姆进行会谈，会谈的中心是太平洋协定与借款问题。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靠本国的实力和本国政府的努力，而要仰承于所谓大国的鼻息，依赖于这些大国的一些空泛的协议，现在读者听起来觉得幼稚可笑。可在当年孔祥熙看来，却如同克敌制胜的法宝。太平洋协定是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提出的，即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个一般性的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莱昂斯特别希望欧洲国家能支持这个条约，使这个条约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孔祥熙和法国总理勃鲁姆讨论的就是这个条约，并且孔祥熙希望这个条约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如果这个条约生效，就能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其实这只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狼总是爱吃羊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早已确定，为了实现其野心连美国也要打。而在这之前，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多少和平条约呢？

因为这个条约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勃鲁姆当然愿做个人情。他当即向孔祥熙表示支持这个协定，并提醒孔祥熙，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孔祥熙再同美国谈谈。

不知道孔祥熙是真傻还是装傻，反正据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当勃鲁姆总理在会谈中大谈中国在远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支持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时，孔祥熙当时竟乐得合不上嘴。

也许孔祥熙并不傻。他是搞经济的，当然知道什么最实惠。现在常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孔祥熙是当年是“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果然，在谈完国际形势后，马上就契入了实质问题，孔祥熙向勃鲁姆开口就要借钱。

那法国人勃鲁姆也滑得像泥鳅。他说，具体的借款问题请孔祥熙和法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及银行总裁再谈谈。

当下孔祥熙趁热打铁，又和法财政部长奥里奥尔会谈。这次会议就没有同勃鲁姆那样空泛而美妙了。

会谈中，奥里奥尔先发制人。他问孔祥熙“借钱是要还的，你要向我借钱，请问拿什么来偿还？”

孔祥熙沉着应战地说：“自从中国法币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兑换率一直平衡，工业全面复苏，在铁路、航空等方面还有巨大进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政府预算平衡，外汇储备充分，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奥里奥尔又问，“既然你国经济形势如此之好，又为何要借钱呢？”

顿时，孔祥熙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中。但他没有丝毫慌张，继续侃侃而谈：“准备向法借款数亿法郎，但并不是用于投入经济，而是准备用做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存在法国银行，如果法国政府要急用，任何时候都可以动这笔钱。”

孔祥熙还说，他这次到欧美游说，主要是为了争取贷款，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现存的内债，并利用外币在国内的差价抵销内债的利息。如能贷到希望的款额，政府每年可节约8000万法币。

美国有句谚语叫作“没有免费的午餐”，法国也不例外。既然向中国贷款法国不但不受损害，还能获利，奥里奥尔当然答应可以考虑。但是他说，这件事还要和法银行总裁拉贝里商量。

奥里奥尔和拉贝里商讨后，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2亿法郎。这使孔祥熙喜出望外。但是，这两位法国的财神爷又提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供这笔贷款，还要请双方各派一两位代表进一步讨论细节。这又使孔祥熙不安起来。

只有装进兜里的钱才是钱，这是孔祥熙在商战中滚爬多年探索出的经验。那么，这些法国佬又耍什么鬼把戏呢？

孔祥熙又同法国军界打开了交道，就空军、海军等一系列问题狮子张大口，总之是摆出一副乞求的样子：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结果是空军可以提供飞机，但不是最新式的。孔祥熙一听就急了，要就要最新式的，过时的我们不要。几年前，他在意大利买飞机的教训在胃里还没消化完呢。

海军方面，孔祥熙是要潜艇，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海军部长说，海军只负责技术问题，要出卖潜艇你得找政府谈，政府答应卖给你，你就去找公司和工厂。

孔祥熙想，我找政府，政府说让我找你们，你们又让我找政府，原来法国也会踢皮球。

孔祥熙想得不错。在法国一周，匆匆忙忙，结果得到的空口许诺多，实际东西少。互不侵犯条约一纸空文，支持不支持都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借款问题倒是口头答应，但不久中日正式开战，法国怕给中国贷款触痛日本从而触及法德关系，结果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购买飞机和潜艇的事也都是口头协议，并没实行。然而事情后来的结果，法国最终还是“得罪”了德国。德国一个战略包抄，马其诺防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巴黎则竖起了降旗，成了德国的“俘虏”。

没有永远的朋友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在德国，孔祥熙的运气不错，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孔祥熙在德国受到“欢迎”是有原因的。1937年，是希特勒在德疯狂扩军备战、准备战争并称霸世界的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的军队扩充了一倍，德国的军事工业继续高速度增长，德国研制出了更新式的坦克、飞机并装备了部队。在去年占领了法国的北部地区后，德国正准备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区，还有奥地利和波兰等国家和地区。

德国的疯狂扩军备战，在全民族中倡导大日尔曼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猜忌、怀疑和警觉。此时希特勒非常明白，他的羽翼尚未丰满，他还不能和英法抗衡。因此他需要和平这颗烟雾弹。再则，德国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一方面已造成军工产品过剩。而此时孔祥熙到来，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中国需要德国的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帮助，德国需要中国帮助它树立“和平”的形象；同时中国亦需要德国的军火，很久以来德国就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而德国则需要中国的白银，正可谓相得益彰。

孔祥熙到达柏林的当天下午，柏林技术大学就邀请其参观。在学校的会客室里，还煞有介事的地举行了一个仪式，由该校校长亚尼姆授予孔祥熙荣誉工程博士。孔祥熙虽早年留洋读了几天理工科，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且授予仪式之前也没打招呼，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为了使这次荣誉博士授得名正言顺，亚尼姆校长还胡侃了一番。他说，该校之所以给孔祥熙博士学位，是因为他为稳定中国货币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恢复发展中德友谊中作出了不懈努力。

孔祥熙为中国货币稳定作出贡献关你国一所技术学校屁事，为中德友谊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又与工程博士何缘？看来德国人这个马屁拍得也挺蹩脚。

但当时的孔祥熙却美滋滋的，被人家一吹就忘乎所以。他马上答谢说，对于贵校授予学位，本人深表感谢。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中国的荣幸，是中德关系良好的象征。

紧接着，孔祥熙又参观了几家兵工厂，并与德国外交次长麦根森举行会谈。

麦根森在会谈中极力表白，中德关系一直非常好。德国和第三国签定的条约，决不损害中国。特别是去年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共条约，绝没有涉及到中国。孔祥熙则大谈日本的种种劣迹，他说一次大战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侵占了很多原来德国人的地盘，日本的友谊是最靠不住的等等。

在德国访问期间，孔祥熙最重要的活动是会见戈林和希特勒。

4年前，孔祥熙也曾到德国访问，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实业部长。而这次他已是行政院副院长，而且是主掌中国财政大权的关键人物，因此德国方面也极为重视，专门安排了戈林和希特勒的接见。

戈林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因在纳粹党的积极表现和对希特勒的“忠诚”，逐渐晋升为纳粹党“五领袖”之一，并出任普鲁士总理和议会议长。1940年被希特勒封为帝国元帅。当年希特勒曾说，我如遇难，戈林将是继承人。可见戈林在德国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戈林和孔祥熙的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礼节的会见，也给孔祥熙留下了一丝不快。

当孔祥熙一行来到德空军大楼会客厅时，见不到戈林的人影。主人接见客人，却让客人等候；大约5分钟后，神态傲慢的戈林才提着手杖走了出来，而且没一点道歉的意思。

孔祥熙访德的高潮是拜见希特勒。关于希特勒，当时孔祥熙略知一二。4年前他访德时，希特勒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不久。那时的德国，还没从西方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工人失业，道路破旧。4年过去了，孔祥熙此次来访发现德国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全国都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据说，那希特勒出身贫寒，经历坎坷，没受过高等教育，最困难的时候靠在街上卖画为生，近乎一个流浪汉。而今这个流浪汉眼下却主宰着近7000万德国人的命运，而且让美英法等强国刮目相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年，这个身材矮小的德国元首，在孔祥熙心中充满了神秘感。

6月13日清晨，孔祥熙一行乘车从柏林出发，去离柏林200公里以外的沙尔兹堡别墅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的这幢别墅有一个别名叫做鹰巢。因为纳粹把鹰当做他们的象征而得名。

鹰巢建筑在半山腰上，海拔1000米以上。孔祥熙乘坐的轿车盘旋而上。渐渐地，一幢被绿荫掩映的灰色建筑出现在视线中。

由于事先得到通知，当孔祥熙的车队驶到门口时，大门自动打开，门卫的车队举手敬礼示意，并高呼：“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住在一幢两层的楼房里。孔祥熙来到这幢房子前。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进门，穿过衣帽间和小客厅，来到大客厅。这个大客厅呈长方形，前截中央放着一张圆桌，四周是十几把椅子，后半截一侧放着一个大地球仪，另一侧摆着两对沙发和茶几。透过落地窗向外望去，是风景秀丽、层峦叠嶂的山谷。据说在山谷的那边就是奥地利。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此他在这里修筑别墅，便能随时看到他的故乡。

孔祥熙在客厅稍候片刻，希特勒便从里屋走了出来。二人握手问候后，宾主分别就座。

希特勒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军服，腰间扎着棕色的武装带，上唇蓄着一撮胡子。还好，他不像戈林那么傲慢无礼，孔祥熙心里便渐渐踏实了。

孔祥熙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及他个人对希特勒的仰慕之情，并谈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希望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

希特勒也很清楚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对孔祥熙说，德国和日本签订协约，并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共产国际。中国和日本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中国和日本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争执自身又无力解决的话，德国愿意充当调解人。

当时，希特勒还对孔祥熙散布和平谣言。他说，欧洲现在平安无事，并无美国或英国报纸说的有战争和侵略的危险，德国决不首先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也不怕别人发动侵略和战争。

希特勒还和孔祥熙大谈特谈了“共产主义危害论”和“苏联威胁论”等，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险。孔祥熙当即也随之一唱一合，就像遇到了知音一般。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好像都感到很满意。最后，孔祥熙向希特勒赠送礼物：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精装宋画、一幅精美的湘绣和两盒龙井茶。希特勒这时略显尴尬，因为他并未准备任何礼物，于是在卧室里随便找了一张自己的相片，签上名后做为“礼品”回赠孔祥熙。接着他又同孔祥熙在门前合影留念，才算没太失面子。

孔祥熙回到柏林后，又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4年前那次访问时，孔祥熙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即中国向德出售钨砂、锑砂等矿产，以换取德国的枪炮军械。现在合同已到期，孔祥熙希望这份合同能续签，白龙培表示同意。

孔祥熙对在德国的访问是满意的。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访德的情况，特别详细汇报了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但蒋介石似乎对德国这位独裁者了解得比孔祥熙透彻。他在孔祥熙回国后对孔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希特勒是个政治流氓，他公开说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果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形成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中德关系开始恶化，希特勒对孔祥熙所表白的不首先使用武力也成为历史的笑柄。

在欧洲这段时间，孔祥熙为“国事”频频奔走于英、法、德之间，无暇外出观光游览。宋蔼龄带着儿子闺女可尝足了“公款旅游”的好处。他们住最好的饭店，吃名贵的饭菜，游遍了这几个国家的名胜古迹，尝遍了这几个国家的美味佳肴。6月16日当孔祥熙离开德国起身赴美时，孔令仪、孔令杰还恋恋不舍地说，“为什么不能在德国多呆几天，好多地方我们还没去呢！”

访美还算有点收获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结束了对德国为期7天的访问，乘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

孔祥熙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他幼时能入华美公学会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后来他能到潞河学院读中学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再后来他能出国赴美留学，仍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可以说，是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培养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孔祥熙进入政界后，和蒋介石、宋子文一样，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怀抱”，主张亲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这次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美国，就是希望能使这次访问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当月21日，孔祥熙一行横渡大西洋后到达美国东部的大城市纽约。一到纽约，他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访美的目的。当然他说，他这次到美国来，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财政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二是为解决中国的外债问题；三是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的经验。

其实，孔祥熙所说的三个目的，一头一尾是虚，借钱才是实的。到美国之前，就听到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偿还能力、外债用途等表示怀疑。所以孔祥熙就干脆对新闻界交牌。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和上升时期，极有利于国外投资和偿债。中国政府将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当时中国每年的海关收入约为4.5亿银元，可以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做为外债的担保。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当欧洲列强拼命向外扩张时，美国总统门罗对他的伙伴英、法、德、意等妄图插手美洲事务就发出警告。这位总统说，美国不插手欧洲事务，但也不允许欧洲插手美洲事务。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

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本国市场急外需向海外扩展，美国政府也就不能恪守门罗主义了。他们开始插手别国事务，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处处表现出侵略和霸权。但门罗主义在美国有颇深的影响，所以，尽管罗斯福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但由于不愿触怒日本和因此损害美国所谓“公正”、“中立”的形象，美国国会当时还通过了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的中立法案。

孔祥熙抵达美国7天时，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这和4年前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大不相同。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还因为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罗斯福隐隐感到了威胁。尽管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一直提倡亲善友好。罗斯福觉得，中国在亚洲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牵制日本侵略的战略力量。在反日及维护太平洋地区稳定上，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罗斯福对和孔祥熙会谈也很有兴趣。

孔祥熙虽极为精明，深谋远虑，但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口才上却略逊一筹，特别是在罗斯福面前，更显得笨拙得要命。

当时，罗斯福总统说，“今年（1937年）是世界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都力争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从维护世界和平角度出发，携起手来，为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孔祥熙听后答道，中国目前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困难是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挑起事端。为了避免中日开战，希望美国能从中多做工作，并尽可能地给中国提供援助以对日本实行有效的威慑。

为了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当时罗斯福对孔祥熙要求的援助尽力予以满足。但因美国国会曾在不久前通过了中立法，规定不允许各大公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所以罗斯福暗自授意有关方面负责人办理此事。

当下美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玛斯心领神会，立即和孔祥熙会谈并同意贷款1000万元。随后这笔贷款在美国周游了一圈，又变成了购买美国军队的购货款。

孔祥熙对此颇为感慨。他回到宾馆里曾对宋蔼龄说：“你看，前不久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说是不允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目前是交战国，就不能提供军事装备。可是我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政府帮助买到了军火。”

“这有什么奇怪，哪里都是一样，灯下黑。”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说，美国能卖给咱们军火，会不会也卖给日本人军火？”

“为什么不会？美国人最讲实用，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干。”

“妈的，我还以为他是特别关照咱们呢？”孔祥熙愤愤地骂到。

“他的工人要开工，他的工人要吃饭，他的政府要收税。他当然要想办法扩大出口。”宋蔼龄看了看孔祥熙又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日本军部现在权力大得很，早晚有一天还要占咱们中国的便宜。咱们几时回去呢？”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还不多挤出点油再走。”

孔祥熙其实也能理解美国，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正如宋蔼龄说的，美国人是最讲实用的，不触犯他的利益，你就是掉进茅屎坑里他也不见得拉你一把。但你要真和美国叫真，美国人也决不手软。本世纪初的美西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客轮“梅因”号被西班牙击沉而爆发的。当然，孔祥熙还没料到，真正把美国推到英国和中国一边的还是日本。是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造成了美国的直接参战。而美军打破了门罗主义参加到欧亚的反法西斯战场，对二次大战最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美国人在中立法的掩护下，正热衷于和日本和德国做生意赚钱。仅1937年至1940年，美国就向日本输出各类物资价值9.8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7亿美元。美国国会的所谓中立法如同一纸空文。

孔祥熙当然不会放过美国。在获得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把它变为军火之后，他又向罗斯福请求购买石油。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汽车、飞机用油完全靠进口。因此当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

对此罗斯福总统亦表示同意。于是购买的汽油由美国轮船公司运往香港。在经过香港时，香港政府所征收的保证金是750万元，可见数量之大。这批汽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储备，为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另外，孔祥熙在访美期间还达成了不少其他协议。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中国购买20个蒸汽机车车头，价值7.5万美元，可先预付一部分定金，其余5年内还清。

中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银行签定“金银交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可以用白银向美国购买一批黄金。这批黄金可以暂存于纽约，以备急用。

孔祥熙还为中国驻美大使馆选定了新址。孔祥熙曾多次到美国，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是清朝时留下的老房子，虽已经修缮但房屋老旧，设施落后，而且是在黑人区，极不方便。大使馆人员也希望能换一处好一点的房子，以树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信。这次访美孔祥熙决心了却这桩心愿。他和宋蔼龄亲自在纽约双橡园地区为大使馆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使馆新址。老馆旧址也不卖，而作为大使馆职员的宿舍。此举深受大使馆职员欢迎。

孔祥熙此次访美，为美中关系发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希望扩大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希望能控制中国，希望能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而蒋介石、孔祥熙则希望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只要能得到钱，只要自己能从中取利，哪管子孙后代，哪管是不是丧权辱国呢？！

就是这次访问开始，孔祥熙开始大举向美国借债。到了1945年，美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债中占了75.5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共贷款1.2亿美元。同时，他们也把军火偷偷卖给日本。在这点上，美国人绝不会考虑蒋介石或孔祥熙的意见。他们从出口中大发横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政策才有了改变。因为不希望中国在抗战中失败，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仅1942年2月的信用借款，就达太平洋战争前给国民党政府借款的三倍多。

当时，美国不仅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还通过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来影响中国。每次借款，他们都要以桐油、茶叶、生丝和钨、锑、锡等产品做抵押。

美国还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海关。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样大举向美国借债对国民党政府意味着什么。他这次访美，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外汇的70％存在了美国的银行，总数达9500多万美元。后来，他又两次与美国订协议，希望美国出面收购法币，以“稳定”法币市场。美国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后两次共收购法币5800万美元。特别是1942年，孔祥熙因滥印钞票引起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竟饮鸩止渴，又向美国贷款5亿美元，使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美国。

1943年，由美国人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于是英国人担任100年之久的这一职务，终于为美国人所代替。美国从此又取代英国，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当然，后来孔祥熙也和美国人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为蒋介石决心撤换孔祥熙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国的渊源是从小就注定的。尽管为了一些利益和美国人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国家，是他最向往的国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后，他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美国，也把子女的归宿放在了美国。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就是孔祥熙访美期间，日军大举向北平进攻，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抗战全面开始。孔祥熙本来想立即回国，但当时蒋介石却打电报让他借这次事变再次与欧美列强会谈，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其实，日中开战之事欧美各国早有预感，所能给中国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访除了平添辛劳，多花一些旅资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孔祥熙于当年的7月19日又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再次和英国党政军要人会谈。英国却仍态度暧昧。因为当时他们最头痛的是欧洲事务，是怎么处理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在英国，孔祥熙亦有点意外的收获，就是他与英国银行家会谈，商定了关于建筑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借款问题。英方答应分两批借出，共计700万英镑。

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国这次也算给了面子，当即同意贷款2亿法郎。

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轻武器一批。

由于急火攻心，连日操劳，孔祥熙患了急性睫膜炎，双眼红肿，一见阳光就流泪。无奈只能遵照医生意见到德国巴德那海滨疗养了一个月。这时在中国国内，在长城内外，宋哲元将军率领的29军正在与日军奋力厮杀，一时间血流成河，废墟遍地。

9月24日，孔祥熙和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总算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

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

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蔼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日军的海空力量他们都略知一二，要说劫船易如反掌。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票，并且仅带了随身常用的东西奔赴机场。飞机到达香港后，他们又和普通旅客一样登上了一般法国邮轮，几天后到达上海。

此时又恰逢淞沪会战，什么船都不敢靠近码头，以免被误伤。孔祥熙因有国事在身，不能在船上停留，最后和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商量后，由他们出一小船以接送法国邮件为名将孔祥熙夫妇接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淞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径庭。

夜半，孔祥熙、宋蔼龄及子女登上悬挂着三色旗的一艘法国小船，江面黑沉沉的，各处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上海码头沉闷的钟声响起，瑟瑟秋风带来了阵阵寒意，此情此景不由使孔祥熙吟起了这样的诗句：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刻的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偎依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日军的占领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第四章　为蒋当家理财

垄断是绝活

当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后，人们就不无揶揄地送他一个绰号：蒋介石的“财神爷”。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孔祥熙管理财政10余年，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没有辜负“蒋介石的财神爷”这一称号，无论给蒋还是为自己都把钱财搂了个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岁，接近“耳顺”的年纪，又正在携宠妻爱女在欧美周游。虽说有公务压身，但一路风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着实在国外做了几天人上人。然而，命运终究不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六十甲子，不让中国太平。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终于酿成“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形势所迫也为自身的利益驱使，抗战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民族抵抗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的最初引发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和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为由，要夜闯县城搜查。中国军队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3人入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支不缺。在检查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也已归队。但日军发动侵略、妄图占领北平蓄谋以久，因此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挑起战事。所以，翌日晨5时，日军在事前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遂下令还击。于是，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7月8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宛平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冒着猛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了“卢沟桥”问题。此时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内阁占了主动地位，因此决定向北平增兵。当即日本军部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2个旅团，从朝鲜军派2个师团。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嚣，3个月内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限29军在24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中国守军在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支持鼓舞下，奋勇抵抗，并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胜利。后来，终因装备落后且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月29日，卢沟桥事变的22天后，北平落入日军之手。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此时亦终于明白了不抵抗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波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更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淞沪会战后，投降派甚嚣尘上，“再打必亡”的论调时时可以听到。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军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点，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国外过流亡生活了。因为，“卢沟桥事变”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这以后抗日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得竭尽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中国亡，我们就亡了。中国存在，我们就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抗日。”

宋蔼龄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样，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蔼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显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么矮小却蛮横无理的东洋人，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那么老远来占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饭碗，实在太可恶了。

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

当年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此际，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好事要算他领导有方，决策英明；出了错却是下属迟钝无能，执行无力。加之战时不像平时，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也极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觉得，当行政院长等于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他愿望做行政院的领导工作，替蒋分忧，但还是请蒋恢复做院长，他当副院长为好。

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后，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

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和副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

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孔祥熙确实动了些脑筋，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这7条的内容是：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鼓励海内外人士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帮助内迁工厂、战时重工业比重比战前增大，并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提出扩大战时生产和各地手工业，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并要求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增筑铁路，加辟航线，以反封锁开拓交通。这些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如在纲领中提统制银行业等条款，对孔祥熙是极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来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带的金融界，这次借抗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通过中央银行和四行联合会，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从而控制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贸组织。这就为他们日后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另外，这个《纲领》在税收方面，只是笼统地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却回避了在当时对人民群众最为关键的苛捐杂税问题。以致后来以抗战之名行剥夺为实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在对农村经济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口号，并提出了“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能顺利实行当然很好。但由于对农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垄断的地租问题一字未提，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只占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约7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

这11条决定内容依次如下：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征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治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加；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抗战长期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

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掠夺的。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所谓统制实则是为少数官僚之垄断，于国无利、于民有损。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官僚资本的代表把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看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还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行政事业机构，重叠臃肿，政出多门，分工不清，号令不一。比如主管经济的部委就有十几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等。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又设立了农产、工矿和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成立不久，在全国各重要地点设办事处。但由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因与原来的经济领导机构权限不清，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侧面探听一下蒋介石的口气。但现在不同了，日军自攻占南京之后，水陆并进直逼武汉，大有占领全中国、不把蒋介石彻底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国民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以整体利益为其制订政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决心向蒋介石“进谏”，改革精简重叠的机构，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对日作战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精简机构，不丢掉一些人的饭碗，就可能迫使整体都丢掉饭碗，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这样说。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的规定，规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战事，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2．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继续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3．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并之；4．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机关加强之；5．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办理者创设之。”

于是，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根据上述精神对所属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体的做法是：将原来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四部，以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还有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一并纳入经济部；将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入农本局；设立交通部，并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公路部一并纳入交通部。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三大块组成。行政机构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下设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监察执法机构为监察院，下设审计院；“立法”机构为立法院，下设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同时将经济行政权集中于行政院。

这些改革虽不大彻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克服了机构设置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对建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当时从总体轮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精简了许多，实际上仍很臃肿。因为裁减不仅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谁都不愿将自己这一派的人裁减出去。所以形成了机构改革后的头小肚子大的情况。

如行政院下属的经济部，由原来的几个部门合并而成。为了尽可能地安排位置，该部的行政单位竟有十司七处三厅一署共计21个之多；此外还有专业单位九局七会四所二处，共22个。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亲信，亲信手下又有亲信，层层裙带，又都视经济部为肥缺，想方设想安插进来。所以，虽然1938年进行改革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却始终未能摆脱冗员过多的情况。以致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抗战工作时不得不承认：

“多年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人事与政策不配合，机构庞大繁多与法令分歧抵触，以致责权不清，减低效能，亟待调整，分别有废。”

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

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

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当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

与此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的事件。

同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有关经济、金融的办事决策机构，其工作范围和职权都大大加强，成为蒋介石、孔祥熙决定战时财经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大本营。

当时，孔祥熙不仅控制了金融财经业，还插手其他行业。如在对农业、矿业、商业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预或参与。

抗战爆发不久，孔祥熙就参与制订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后不久当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改。以经他修改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为例，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对燃料、金属及其制品、水泥、酒精、橡胶、电器、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的战略物质，军事委员会有权对其生产、销售进行监督。必要时有权干预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服从战争和全局的需要。这就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战时的全面统治。

外汇历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孔祥熙当然不会放手。他参与制订了《购买外汇核请办法》，对外汇严格控制。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三”事变止，国民党政府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还让财政部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为防止资金外流，还为银行订立了“君子协定”，要求各外商银行对投机与逃资购买外汇者，不予供给。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投机者，像与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人却利用战时的特殊政策大发了一笔国难的横财。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为了保证战时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孔祥熙在积极参与行政机构、金融机构的改革时，针对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等严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实行“公库法”。

所谓“公库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公库法”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入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烟、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并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征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辟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征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糊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济公债”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七七”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曰“为了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借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支付命令”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1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4年为1895亿元，1945年为10319亿元。

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的政策，结果造成了纸币的滥发和物价狂涨的局面。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座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并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采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并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曰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采取接办、合并、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并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并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系，从而牵制汪精卫等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板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2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

于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后写信给中央银行，要银行拨给他秘密费用各20万元。1942年他又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要中央银行拨给他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现金600万元。

除了资源委员会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领导的部门也吞并了不少民族工业。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资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入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板，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剥削压迫下的“政绩”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抓征实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都重视抓粮食。明太祖朱元璋就有“高筑墙““积粮”的要诀。当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工业或只有少量的工厂、手工业，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关于田赋的征收办法和改革也特别多。

如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征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征收实物，改为征收货币一银子。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即将田赋纳入地方收入系统。这样可以调动各省的积极性，征收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不符。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大战使世界粮食市场遭到破坏，粮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扬。当时对中国来说，即使买到了粮食，怎样运进来都成了问题。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运。

从国内来看，由于粮食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货可居，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征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于是，田赋改革势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管财政的负责人，对这种情况当然清楚。当时，经常有报告送到他这儿来，要他调运粮食给某省某地，报告都签着蒋介石等要人的大名。还有就是军队，常常抱怨军粮供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吃不饱。

于是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虑。

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孔祥熙曾找到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粮食问题。

孔祥熙说：“太平洋战争如若爆发，一则美国全力对日作战，军费剧增，必影响对我国的援助。二则太平洋战争势必影响我国的水上通道，从水路运送国内物资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储备战略物资以应将来之需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下蒋介石问道：“依庸之弟意该当如何？”

孔祥熙说：“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大后方几百万军队，数十万官员和几亿民众，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孔祥熙将粮食的重要性及怎样改革田赋的思路向蒋全盘托出。

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好，就由你全权负责这件事。既要办，就要把它办好。”

当时，孔祥熙改革田赋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复成实物税。

孔祥熙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改革时说：“吾国田赋，现以国币征收，但目前粮价飞涨，以过去所定之税率，征购现在粮价涨后的田赋，显不妥当……”但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呢？孔祥熙当然不会说了。

孔祥熙实行田赋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来自各省地方官员。长期以来，他们已将收缴田赋做为自己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下让孔祥熙把财源截走，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了。

地方官员虽然不愿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这是在抗战时期，谁胆敢抵抗就以破坏抗战论处。所以，在1941年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赋改革方案时竟以全票通过，并从1941年夏粮收购时开始实施。

孔祥熙知道上面开会通过了，下面还别着劲呢，要使田赋落到实处还将有具体措施。

于是他听从了宋子文、宋蔼龄的建议，在财政部里新增设了一个机构：整理田赋委员会，统一全权处理田赋征收事宜。同时在各省及县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县首长亲自出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县以下也设置机构，多少为以纳粮户往返不超过60里为限。

这样，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

在落实了组织机构后，为了使各级机构便于操作，孔祥熙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田赋的具体征收额度和折征标准。即各省征额应依当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两市斗。

比如云南省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为1500万元，按每元征两斗的规定，应征稻谷300万担；广西赋额为900万元，应征稻谷180万担。

1941年夏季田赋征收后，孔祥熙觉得此价定低了，于是在1942年又把征实额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1942年法币比1941年贬值了约20％，折征稻谷却增加一倍，这对农民该是多么大的剥夺。孔祥熙对此却振振有词，他说购粮标准，应根据各地粮产的丰啬情形而定，不需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另外，不产谷物的地方，农民便要交纳小麦、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种杂粮的折合比率均比稻谷压得更低。

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

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

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征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系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征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00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00万担，1944年征收了5400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凄惨。因为田赋征收采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制。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征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征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孔祥熙经常派财政部的官员下去检查。一次一名检查官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写到：“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冒斗现象非常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我在几县调查，凡50户中就有37户处于浮收、冒斗和勤派三种形式之下，多收原粮一半者6户，多收原粮十分之三者11户……”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一开始就宣称，田赋归中央，改征实物，为了解决战时军民用粮之急需，孔祥熙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为自己捞了不少。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二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17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入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诈。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000万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为国民党经济添砖加瓦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蜿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时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应该承认，孔祥熙在抗战中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机构进行调整，对财政进行改革，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家王朝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主观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1942年后，大后方工业呈日益衰败之势，就是证明。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抗战初期工业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时，沿海地区的大量资金内流，也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保证。由于抗战激发起来的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也是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共渡难关、打败日寇的精神鼓舞下，近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日夜工作在生产第一线。除领导工业生产外，还大胆革新，努力创造，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如水利专家们在西南地区先后勘查了40多条河流，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河，青海的湟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东河等地建起了多座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荒凉的高原找到了石油，并成功地将石油开采出来。化学专家先后研制出了酸碱、橡胶、水泥、甲醇等战时急需的化工产品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再一是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大后方和海外市场的联系几乎被全部切断。内地各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原来主要靠外国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输出大幅度削减，沿海各省的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几乎中断。与此同时，由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移入后方对工业品需要的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事对军需品及药品、交通工具等需求的增多；供应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就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并为大后方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市场。

同时也应当承认，在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一些扶持工业发展的措施，在政策上对大后方的倾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支持沿海工厂内迁。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投款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到内地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

当时实施的“行业专卖”政策，亦是孔祥熙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财政正常运转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时，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经济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满却使他不安起来。特别是宋子文，虽然在位置上宋子文不能与他抗衡，但宋子文深通经济。孔祥熙的那些所谓“改革”把戏经不住宋子文一驳，加上宋子文是“国舅”，哪天到宋美龄那里吹吹风，揭揭他的老底，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征收“专卖利益”，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采取对策。即采取行政规定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产烟卷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烟卷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签，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烟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个亲信借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啊。

混乱中的巧取豪夺

在抗战期间，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货膨胀，孔祥熙的所谓一系列“改革”和战时经济政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由于靠通货膨胀弥补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以致1942年法币印刷不及时，“关金券”被作为货币大量出笼了。关金券本是用作海关缴纳关税，不在市面流通。1942年把旧存的关金券以每单位折合法币20元大量抛出，开了大额钞票的先声。接着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面额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已失去信任。为免遭法币贬值的损失，当时人们普遍产生重货轻币的思想，纸币一到手就立即购买实物，各种投机活动日益猖獗，货币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2.5；1944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这样就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币发行累计已达151亿元，比1936年6月的14.1亿元增长了10.76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据杨荫溥的计算：抗战8年中，随着通货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靠发行公债进行搜刮，在抗战期间，则主要靠增发钞票了。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确实，“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对人民的掠夺，远远超过发行公债的掠夺的。据专家测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只法币贬值一项，“四大家族”即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达57亿美元。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如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0.82亿元公债。其中14.6亿是换旧债的。规定还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债还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时法币2千元只等于战前1元的价值，所以国民党政府把这笔债款几乎赖掉了），并向民族资本进行侵蚀，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工业独占。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人头税性质的慢性财政没收政策”，“以全民为对象，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

在法币贬值中，孔祥熙还利用金融政策的变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卖活动，以套取外汇，大发其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见到出售外汇太快，一方面由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企业及私人提取银行存款，规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额和时间，以防止资金外逃；另方面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对投机和资金外逃购买外汇的不予供给。又因为日伪以伪“联银券”换取法币套购外汇，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凡需要外汇者，必须说明理由，经申请核批后，才能向银行购买外汇。但是这些办法只是阻碍了正当工商业者对外汇的需要，却不能阻止日伪套取中国外汇和国民党权贵的资金外逃。于是外汇出现了黑市交易，且黑市价格逐步上涨。1938年10月，中央银行曾拨出英币100万镑暗中维持法币的外汇行市，但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露头，购买外汇的日益增多，黑市价格仍继续上升。每元法币的币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与英国共同组织“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500万镑，由中国政府负责，由汇丰、麦加利两银行承提500万镑，由英国政府担保，成立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法币黑市价于8便士又1/4。但此汇率仅维持了3个月，法币黑市汇率又继续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英美平准基金”11000万美元，继续供应外汇，但不再维持固定汇价，而是采取“自然水准”了。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借到5亿美元，放弃法币对英镑的联系改为单独与美元联系，确定法币对外汇价为1美元等于法币20元。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与官价外汇价格悬殊，给“四大家族”利用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电传说：“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汇的审批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入黑市，以牟取暴利。许性初在转告《香港日报》的密电中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有人说他妻子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外汇投机中，就“捞到了巨额英镑”。

美金储蓄券和公债的问题，曾引起过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该部部长摩根索为此事在致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政府发行及出售了美金公债券来收回法币，并自美国给予的援助中拨2亿美元，来偿付此项公债券。我相信这个方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在美国有4亿6000万美元无需作担保而可动用的款项；同时由于我们的各项支出，每月可获得美金2000万元。中国可以用这些钱以出售黄金或美金资产来换取法币。不过我认为这些计划，在过去很少有效果，只给了参与内幕的人、投机者、囤积者以额外的利润，把中国可以好好利用来作建设之用的外汇浪费了。”摩根索在1945年5月8日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也指出：“在美国现已产生一种印象，就是2亿美元美金储备券与美金公债，以及在中国出售的黄金，都已落入比较少数人的手中。结果个人发了大财，而对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帮助。”

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亲信的贪赃，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后来这项美金公债本息到期，国民党政府当局不得以外汇牌价折合法币支付。

除套购外汇购买美金储蓄券、公债大发其财外，孔祥熙还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时而收兑，时而抛售，大搞投机，大发横财，进一步促进了通货膨胀。1939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由四联总处附设的“金银收兑处”收兑黄金，禁止自由买卖，因而集中了大批黄金。国民党政府还用1942年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570万两。于1943年6月开始实行所谓黄金政策，表面上以收回法币、制止通货膨胀为号召，实际上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提供大发国难财的机会。开始由中央银行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出售黄金现货，1944年11月3日后，改售期货，到1945年5月28日停售止，共售出黄金114.5万两，收回法币25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1944年8月开始，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两局同时举办黄金存款，直至1945年5月22日止，共收存黄金162.4万两以上。但国民党的黄金政策在实际上不仅未平抑物价，而且还在物价上涨中推波助澜，为大量法币出笼做掩盖。事实完全和国民党政府大喊大叫的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相反，黄金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不是得到抑制，而是更厉害了。

黄金政策对国民党和孔祥熙来说是一桩能大捞好处的“买卖”。作为卖出的黄金，一部分是以低价向人民强制收购来的，更大的部分是以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所买的570多万两。按当时美汇官价，每市两只值法币700元，但最初出售的黄金官价即在1万元以上，以后逐月上升，到1945年3月29日，已上升到每市两3.5万元，而停售黄金期货的6月8日，更上升为每市两5万元。这出入之间的巨大差额使他们大捞好处。但这对以巧取豪夺为务的四大家族和国民党政府来说却并不满足。于是，1945年7月31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一纸决议：“为充实反攻军费起见，所有黄金存款一次捐献四成。”这也就是说80多万两应属于人民的黄金，又被强制没收去了。但是，“和中央银行有关系、能购到现货的人，黄金早已到手”，私囊早已填满了。

黄金高价出售的政策刺激黄金黑市价格上涨，引起黄金投机，加速法币贬值。出售黄金的官价是不断提高的，市价不仅随之上涨而且上涨得更快。例如1944年11月16日黄金官价加搭“乡镇储蓄”二成，每市两共2.4万元，当月黄金市价高至3.6万元；6月8日每两黄金官价上升至5万元，当月每两市价更涨至18.2万元。加上随着黄金政策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经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黄金投机市场。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不仅是黄金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是黄金市场的大投机者。1945年3月轰动社会的黄金舞弊案（1943年3月黄金官价由2万元调离至3.5万元，内部有关人员探悉后，在先一日银行停业前大量甚至挪用公款买进，翌日牌价挂高，便于一夜之间获得巨利）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例。正如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36期的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十有九成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黄金价格的上涨，直接表现出法币的贬值，物价也必然上涨得更厉害。黄金政策引起的投机者对黄金的兴趣，逐渐消灭了当时黄金上涨率落后于商品的情况，“呈现金价与物价一齐上涨，因而有人认为金价是促进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党政府声称在黄金政策实施中牺牲了大量黄金，也同样是完全骗人的谎话。把国民党政府拿出的黄金扣去捐献的四成，实际还不到200万两，只约等于向美购入黄金的1/3。这些黄金绝大部分转移到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手里去了。出售的黄金现货，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重的每块400两，在黄金存款时也规定存款5两以下到期不兑现，这就说明黄金买卖仅仅是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发财的机会。即使是流入普通人民手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也只属于暂寄的性质（在1948年8月，这些黄金跟着人民手里的其他黄金、白银和外币等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之手）。因此，国民党政府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自由买卖的作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正像有人提出的：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复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黄金政策的实质。

法币通货的不断膨胀，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加速了两极分化。“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在滥发纸币中，在黄金、外汇等投机中，因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势力而获得了暴利。滥发纸币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社会上闲散资金抢购土地的狂潮，“加速了土地集中”，并“经常给中农或自耕农带来厄运。”由于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有的制品销售所得，尚不足以弥补其所耗用的，因而濒临破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又怎样能进行抗战呢？另据统计：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数，则1942年重庆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141，而同年的工资指数只增为11，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上涨率，几乎为工资上涨率的13倍。广大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受到极大的剥夺。由于在物价上涨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例如按1945年重庆物价指数，农产品中的食物上涨1585倍，而工业品的纤维上涨3151倍，燃料上涨4864倍，金属上涨2774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一般工业品上涨的程度，所以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下降。据计算，以1937年为准，农民实际收入1939年下降到64％，到1943年下降到58％。

孔祥熙自1933年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

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他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大举筹借外国贷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大量经费。同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宋蔼龄的关系，严密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网，并为此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孔祥熙在抗战前在财政金融内的最重要的实绩是推行了币制改革，这标志着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治。这对缓和当时的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亦有利于英美等国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金融上的首脑，为坚持抗战，维持战时经济，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孔祥熙亲自起草、由财政部颁发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法》，对提存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和外汇做了规定和限制，为维持金融稳定、防止巨额资金外流作出了贡献。

在大后方经济开发方面，孔祥熙对内迁工矿业采取了扶植政策，并给予优惠贷款，使抗战前期后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收入，孔祥熙实施了战时税制，颁布《公库法》；并行铂由全国开征了所谓“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邮卖所得税等，开辟新税源税种，使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但同时也加重了工商界和民众的负担。孔祥熙还实行了“田赋征实”和“专卖政策”。在当时，这对保证军队和民众的消费品供应，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后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孔祥熙曾把自己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实质，归结为10条所谓的经验，并在各处宣讲。客观地讲，在抗战期间，孔祥熙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对外摆尾乞怜，对内盘剥压迫，并大肆贪受贿赂、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可谓是劣迹重重，最后终因引起公愤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第五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暴富的好渠道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濡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入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跻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三条渠道获得的。

孔祥熙最早涉足金融界是在1915年，那年他35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山西开办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家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并将总行的办事处设在天津。读者也会奇怪，银行在山西，却要跑到天津办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其实，这正是孔祥熙的精明所在。

当时孔祥熙正做煤油生意，他和美孚石油公司谈妥，要他全权代理在山西推售煤油。当时广大农村包括城镇都没有电，要靠煤油照明。孔祥熙看准了是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但美方提出，你代理经销可以，但必须要有一家银行做担保。孔祥熙初出茅庐，在金融界举目无亲，于是和宋蔼龄一商量求人不如求己，便自己办了一个银行。名义上有注册资金200万元，银行设在天津，自己为自己做保。在与美方的谈判中，美方也曾对这家新银行的来历表示过怀疑，但孔祥熙却编得滴水不漏，说这就是由原来的老字号“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本部就在山西太谷。其实，此时的志诚信早已关门了。美方也不会跋涉千里去山西考证，孔祥熙就这样蒙混过关了，并因此为自己赚了一大笔。

当年，孔祥熙急于下海，急于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原来做孙中山的秘书，由仰慕孙中山的英名渐渐产生爱慕之情，无奈一厢情愿，几次向孙中山“表白”都没有结果，便自知之明地退却了。但这时她已是23岁的大姑娘，于是其父宋查理就为她和孔祥熙从中撮合。

当孔祥熙第一次出现在宋家时，宋查理是这样为宋蔼龄介绍的：“这位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其实，孔祥熙心里非常明白，他所谓孔子七十五代孙就可能是讹传，山西首富更是子虚乌有。但为了得到宋蔼龄的青睐，他便默认了。

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宋家，和宋蔼龄频频约会，并努力装出首富人家的样子，一掷千金。当然，那时的孔祥熙也并非是穷光蛋，但和宋家相比，他总觉得囊中羞涩。于是当时在发愤要在官场上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了生意。能赚一把是一把，起码先填补一下因恋爱结婚之急需而造成的赤字。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婚礼是简陋的。虽然同为留过洋的宋蔼龄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的孔祥熙，内心却隐隐地感到不安。此外当时他已深深感到，即使要想在政治上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因此，孔祥熙下决心经营好自己在山西的根据地，为自己将来走上政坛打好基础。

当时孔祥熙虽然这样设想，但在此后的10余年内，他在经济上并无太大建树。裕华银行和他后来办的一些实体虽能运转下去，但也没发大财。特别是和当时上海的大亨们相比，他更是自愧不如，这也许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按现代时髦的词是成了他的一个情结。所以，在孔祥熙掌权之后，他对财富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攫取之疯狂，他对其他金融界大亨打击之无情、残酷，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孔祥熙是在向他昔日商业的对手和朋友证明，谁是中国金融界真正的主人。他对宋蔼龄大搞投机活动的宽容甚至怂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补偿。既然宋蔼龄“屈尊”嫁给了他这样一个部长——孔祥熙没能给予她像宋庆龄、宋美龄那样的地位和荣耀，便只有用让她拥有更多的金钱来补偿了。

孔祥熙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山西裕华银行”。1937年，他亲自布置将该银行由上海、山西等地迁入重庆，然后对设银行处处予以照顾扶持，使其在重庆金融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破例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账户，裕华银行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随时到中央银行透支。

在业务上，裕华银行成了孔祥熙在金融界安插的一匹黑马，成了他捞取不义之财的炮弹。如在1941年抛售黄金的投机风潮中，裕华银行直接受控于孔祥熙的指挥之下，孔祥熙说买它就买，孔祥熙说抛它就抛。后来内行人看出了门道，知道了裕华的后台，便纷纷效仿。只要裕华买，大家都跟着买，致使当时金价陡涨；裕华抛，大家也跟着抛，于是金价狂跌。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1亿元，其部门负责人全是孔的亲信和死党。孔则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了。

孔祥熙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同时，宋蔼龄不甘寂寞，甚至比孔祥熙更胜一筹。早在1936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宋蔼龄就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庇护下，指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并由她做后台老板娘。

当时孔祥熙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正巧放了很多国债。宋蔼龄就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的投机生意。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进，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谣传遍布上海滩。宋蔼龄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四处散布，说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取代旧有公债，并对旧公债停付利息。

这时的人们本来就害怕一旦中日开战手中的公债变成废纸一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抛出，几天之间公债就低于面值，最低时仅值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祥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扑哧一声笑了：“我倒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子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胸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谣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入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溜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板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恒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火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托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曰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账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那里告他的黑状后，便生气了。他立即指使亲信调查，看哪些人在背后搞他的鬼。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竟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账，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蔼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作出了最后的挣扎，继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宣战以后，他们为了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的反攻，占领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又相继发动了珊瑚海战役和占领新几内亚等战役。在东南亚，则发动了滇缅战役，切断了大后方与缅甸和越南的通道。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

这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做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入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

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换美金。

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

另外在形式上，发行公债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按照规定的指标，向各阶层人士摊派认购，并照比例上缴国库。可实际上，却是由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再分发各地银行经售。

由于当时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多已无力购买公债。一些有钱的权贵富商虽然拥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发的公债太多了，很多都不能兑现，很多人对公债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这是政府玩弄的又一次花招。

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蒋介石得知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各省主席，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在蒋介石、孔祥熙的压力下，公债购买有了缓慢的进展。从1942年冬季开始正式销售，到1943年10月，10个月的时间共售出美金公债约一半，即5000万美金。

而且很多买公债的人是迫于压力，他们并不相信到时候就能兑现美金。即使兑现美金又无处可用，到哪去花？所以很多人在买了公债后旋即又把公债抛出。因此，公债发行初期，在黑市上公债多低于面值出售，最低时仅10几元法币。

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年至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又想起了美元公债。于是美元公债的价格又开始攀升，由10几元上涨到30几元，而且仍在看涨。

孔祥熙原来正为这公债发行一事发愁，看这公债价格上扬，心里暗自欢喜。他叫人把风透出去，说美元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是以美国贷款为担保的。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购买公债绝对有利可图云云。

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蔼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便找到孔祥熙问，“现在还有多少公债没卖出去？”

孔祥熙前几天为卖不动公债发愁，这几天又被公债突然火爆弄得晕头转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还剩了大约一半吧。”

宋蔼龄说，“剩下的别卖了，我全包了。”

孔祥熙一下明白了，他怕这样一来要惹麻烦。这笔贷款的分配是蒋介石亲自定的盘子。发行美金公债也是又登报又宣传，要是突然停止销售，一旦内幕披露出去，上上下下他都没法交待。

还是宋蔼龄鬼点子多，当时她说“你这呆子，不会想点办法？还说你会当家理财，我看你还不如我呢。你把剩余的公债扣下，对老蒋就说分给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将军们，他们日夜为国为民操心受累，没时间到市面上买公债，我们派人送去，他们怕谢还来不及呢？其实呢，你送给他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明白了吧？”

孔祥熙摸摸额头，又摘下眼镜用手帕揩了揩，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但这笔公债的利润实在太大了，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它诱惑，最后他一横心，将来万一走漏风声，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和宋蔼龄商量好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国库局长吕威和业务局长郭景琨，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夜深人静，月白星稀，孔祥熙放下电话，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毫无睡意……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由于民众抗战热情高涨，购买爱国公债空前踊跃，全部美金公债可望周内告罄。又过了一天，刚好是星期五，由于报纸登出消息，黑市公债价格翻番，各代销点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

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账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而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滞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

走私也赚大钱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系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系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中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为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方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候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并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溜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烟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一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了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铲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借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二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回，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令，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曝了光，重庆方面为之哗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否则戴笠没法交待。因为火是他手下的人放的，俞飞鹏也没法交待，他到任3个月，大批物资不但没运到内地，反而要落入日军之手，他又是蒋介石的亲戚，等于又给蒋介石抹了黑。

当即戴笠打电话到昆明，找到他的心腹，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要他立即想办法补救。李崇诗对戴笠心领神会，接到电话后即到昆明西站，将一队装满货物的卡车扣留。一检查，全是没有上税的走私货，价值数千万法币，货主就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

李崇诗打电话给戴笠：“是中央信托局的货，扣不扣？”

戴笠早就对林世良不满。林世良狐假虎威，借着孔家的势力为非作歹，每次私卖黑货，都不把军统放在眼里，有几次还抢了军统的生意。戴笠平常已注意搜集了一批林世良的材料，这次正是个报复的好机会，于是用电话命令立即逮捕林世良。

那天，林世良正在昆明的太和酒店搂着他的情人唱小曲呢，突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林世良还想摆摆他的臭架子，叫那些面若冰霜的大兵出去。谁知来者不动声色地从兜中掏出了逮捕证。到这时，林世良仍没把逮捕证放在眼里，对前来逮捕的几个宪兵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小头目说：当然知道，不过戴局长有令，抓得就是你，兄弟也是奉命行事。

“走就走，不出两天，你们也得把我放出来。”林世良听到戴笠的名字，心里不由有点虚。但一想到孔家的势力，又把腰板直了起来。

再说俞飞鹏听说抓住了林世良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刻跑到蒋介石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在仰光的失误全推到林世良身上，说他仗势欺人，假公济私，借孔家的势力故意和他做对，才使他的政令不通。

蒋介石听完了俞飞鹏哭诉，当时并不动声色，只是说了句“你去吧，我心理有数”，就把俞飞鹏打发走了。

但当时蒋介石不露声色，并不说明他不在意。实际的情形是，俞飞鹏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去年重庆市长贺耀祖根据他的命令，追查囤积居奇者的时候，也是在孔家碰了钉子。

那是日军攻占香港以后由于对外的海上通道被切断，商人们立刻预感到这是一次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于是纷纷囤积居奇。一时间重庆市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并且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陈布雷将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重新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让新闻媒体大量宣传报道中国赴缅远征军英勇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并暗示来自西南方面的供应将会大大增加；二是由政府发布，规定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几十种商品。凡经营这些商品的公司和商店都不得囤积居奇，而要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如发现违犯规定者，严惩不贷。

另外，为了杀鸡吓猴，蒋介石也准备抓几个典型。这时，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户在暗中做梗，如果不动点真格的，这整顿的政令恐怕要落空了。

“谁？”蒋介石劈头问道。

“这个……”戴笠张了张嘴，马上还是没说出来。

没说出来蒋介石也明白了。他问戴笠：“情况搞清楚了吗？”

戴笠马上说：“一清二楚，只要总司令下决心，我保证他人赃俱在。”

当即蒋介石要通了贺耀祖的电话。半小时后，贺耀祖来到蒋的办公室。

蒋介石和戴笠、贺耀祖商量后，决定由重庆市政府出面去执行这项任务。蒋介石为此亲自写了手谕。戴笠、贺耀祖都答应守口如瓶，因为如果宋美龄知道了这次行动，就极有可能告诉宋蔼龄。

要说也怪，蒋介石那么器重孔祥熙并委以重用，孔祥熙对蒋也绝对唯命是从，并且为蒋家政府殚精竭虑，但当孔祥熙危及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时，他却决不手软。而孔祥熙呢，自然是深知老蒋的秉性，一方面对蒋忠心耿耿，一方面为自己大捞特捞，等着有朝一日老蒋一翻脸把他撤下去时也能享尽荣华富贵。

当天从蒋介石那出来已是深夜。贺耀祖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当他说明了明天“攻击”的目标时，他的部下都像泥鳅似地一个个地滑掉了。这时他想起吴浩宇。

吴浩宇是市政府的秘书，30当头年纪，平时温文尔雅但却足智多谋，而且对贺耀祖也绝对忠诚。

吴浩宇被找来后，贺向他摊了牌。不料吴浩宇听了之后不但没有惧怕之色，反而拍着胸脯说：“市长让我去，是看得起我吴浩字。有委员长的手谕，有市长您的支持，我豁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吴浩宇按照戴笠提供的地址，直捣孔家设在西郊的仓库。那个仓库是宋蔼龄名下的一个公司办的，经理姓周。

周经理认识吴浩宇，但一见那卡车连跳下来的全是头戴大盖帽，揣着盒子枪的大兵，就感到来者不善。

“吴兄，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今天执行公务，不能和你称兄道弟。”吴浩宇一本正经。

周经理把吴浩宇引进接待室，吴浩宇便掏出了蒋介石的手谕。

“老弟，不是和你过不去。看见了吧，我也是没办法的。”

“是啊，是啊……”那周经理一面应酬，心里一边打鼓，看来外面的车队是来截货的。这批货要是让他们运走了，宋蔼龄不得扒了我的皮。

“怎么样，看看货吧？！”吴浩宇一脸大功告成的样子。

“不急不急，”周经理想起了他们在一次宴会时的情景，吴浩宇特别爱喝酒。

“有委员长的手谕在，我哪敢抗命。只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了饭再装货也不迟吧？”

吴浩宇一想也是，他姓周的还能耍什么把戏？吃饱喝足，下午装车走人。贺市长还说这件事如何难办，纯粹是神经过敏。

当下那吴浩宇被周经理请进了一个单间，里面七大碟八大碗摆了整整一桌子。

“你这是何必呢，都是自己兄弟。”

“哪里哪里，你老兄为执行公务远道而来，薄酒素菜，不成敬意。”周经理一脸堆笑。

“怕不是‘鸿门宴’吧？”吴浩宇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总裁的手谕在此，我哪里敢啊！”

周经理一挥手，服务员上来了两瓶茅台，吴浩宇的小眼睛里变得闪闪发亮。在当时的重庆，别说喝茅台，大街上你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吴浩宇还是有点不放心，又问一句：“弟兄们都怎么安排？”

“一样，到食堂就餐，酒肉伺候。”

“兄弟公务在身，应先清仓点库，再喝这茅台不迟。”吴浩宇说罢起身要走。

周经理不慌不忙地说：“吴兄，你还怕我跑了不成？现在我这人的小命都握在你手里，我上有老下有小，今后可全靠你照应了……”说罢，那周经理竟还眼圈红了起来。

吴浩宇这人吃软不吃硬，见周经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了下来。

“周经理，别难过。咱们都是为别人当差……来，咱俩先喝上一杯！”

吴浩宇本来贪酒，加上又是很久没喝茅台，不觉得上头。连喝了十几杯，只觉得嗓子有点发热，连声说：“好酒好酒。”又不知喝了多少，头脑昏沉沉地就记不得事了。

周经理见吴浩宇醉了，立即派人将他送回家，接着一个电话打到宋蔼龄那里。

宋蔼龄接到消息十分吃惊，按说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但孔祥熙事前都知道。因为事前采取了对策，“严打”、“检查”什么他们都能安然无恙。这次居然滴水不漏，显然是冲着孔家来的。

“我已经把他灌醉了。”周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我马上派人去把货转走。”宋蔼龄放下电话，找到孔令侃，调集了十几辆卡车直奔仓库。

吴浩宇带去的那帮宪兵和特务见头头进了餐厅就再没冒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吃完饭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地聊天。不一会儿，见公路上尘土飞扬，十几辆卡车开进了院内。

为首的一个穿皮夹克的“小伙”从车上下来，忽啦啦跟出了上百人，全都荷枪实弹。

那“小伙”便是孔令侃。只听他大吼一声，“下他们的枪”，这十来个宪兵特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赶到一间屋子里去了。

孔令侃和那周经理连夜组织装车，并把货物运走。等吴浩宇酒醒了赶回仓库时，已是货去库空。

事后，贺耀祖臭骂了吴浩宇一顿，并把他调出市政府。蒋介石闻听哭笑不得，又批评了贺耀祖用人不当。但孔祥熙、宋蔼龄囤积居奇的印象蒋介石是刻在脑子里了。而这次在滇缅公路，又是孔家的势力在作对，看来得打打这个孔祥熙了。

这时，戴笠把逮捕林世良的报告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在报告上批：严加查办。

林世良被关进了监狱，戴笠组织人连夜审讯，逼问他任职期间一共走私多少回？都是什么货？谁是后台等等。

林世良承认自己走私，但想到孔家对自己的恩德，便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绝不牵连他人。

再说孔祥熙得知林世良被捕的消息后，气得大骂孔令侃：“找了这么个好人，结果惹了一身骚！”孔令侃也不服气，说林世良赚的钱还不都进了孔家，你当初也没不高兴啊。见父子僵持，宋蔼龄便从中调解道：“吵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怎能救出林世良。他要招了供，咱们都跟着倒霉。”

孔令侃查了一下，林世良的那批走私总价值为3000万元。按照规定，这样巨额的走私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孔令侃在宋蔼龄的授意下立即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首先买通了军法总监何成浚。何成浚收了孔家的银子，自然要为孔家说话。他反复看了案卷，认为走私案里有漏洞，可以把走私的恶名向下面推，是林世良的部属走私。林世良只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这样顶多只判10年徒刑了事。

半年多过去了，由于孔家的干涉，林世良的案子拖延了下来。除了中统和军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林世良说情，林世良在监狱里住上了一个套间，里面设备虽不说豪华，也极其舒适，高级饭店的伙食应有尽有。林世良的情人来看他，还被留下过夜。连监狱里的看守都觉得惊讶，这哪里是坐牢啊，分明是太上皇。连监狱长见了林世良都客客气气。

当时那林世良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林世良还是一条好汉。

这时，由于滇缅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重庆市的物价再次飞涨。林世良的那批走私货按时价已由原来的3060万涨到6000万元。负责缉私的中统为了奖励打击走私，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凡查获走私证据确凿的，可提取走私物品价格的10％做为奖金。这样林世良6000万元走私案要是真能结案，办案人员就可得到600万元的奖金，这对那些在中统办案的特务来说不亚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们当时的月薪只有800元。

本来，由于孔祥熙、宋蔼龄从中阻挠，林世良的案子已骑虎难下。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明白，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办。不办，国法难容。杀了吧，宋蔼龄那边又不好交待。但办案人员由于有了600万奖金的动力，又像加足了油的汽车，开始疯跑起来。他们纷纷给上面写报告和检举信，提供关于林世良贪污、走私、贩毒和嫖娼的更多的证据，而且还故意把这些证据透露给新闻界。一时间，林世良一案在沉寂了半年后又成为重庆报界的头条新闻。

戴笠见时机成熟了，又将林世良的罪行重新整理出了几条最突出的、最容易招致激烈批评的送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戴笠送来的报告，眉头皱了皱，然后就在案卷上批了四个字：“立予枪决”。

戴笠如获至宝，他拿着有蒋介石批示的报告来到了监狱，想借这个报告从林世良嘴里榨出点东西来，做为今后倒孔的资本。

无奈林世良不上戴笠的当，他无法知道上层的矛盾，但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孔家为了考验他而设的一个圈套。只要他忠于主子，主子一定不会牺牲他这个奴才，而且以他之见当今的国民政府，除了姓蒋恐怕就姓孔了，保他出狱是迟早的事。戴笠施诈不成，愤愤地走出监狱。

不久，林世良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还抱着幻想。据说，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托看守给孔令侃捎话。

枪毙了林世良，自然是大快人心。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还是公正的，廉洁的，都是下面有一帮人把经给念歪了。孔祥熙也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

但孔祥熙和戴笠这个仇是结下了。蒋介石却通过这件事对戴笠更加信任。蒋介石的原则是不能对一个人太重用，不让某个人拥有太大的权力。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要想法分出一些权力，想出办法对他进行牵制。他启用戴笠就是这个目的。

林世良被枪毙后，孔家因走私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林世良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家在其他方面的生意照样做。

但是，对戴笠的这口恶气，孔家却始终没出。孔令侃性情直率，曾公开大骂戴笠欺人太甚。宋蔼龄也给宋美龄吹过风，说戴笠这个人玩阴的，要防着他一手。孔祥熙也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日军的封锁，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很多物品都要计划供应。有的是有价无市，有的公开地卖高价，使走私活动越发猖獗。因此，国民党政府准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缉查走私的机构——缉私处，并直接归蒋介石的侍从室指挥。这标志着，缉私处将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于是，围绕着缉私处长人选问题各派展开了一场争斗。

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入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谣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赤裸裸的吞并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其所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并，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并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并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食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入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入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孚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采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并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孚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托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著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并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呐！”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并，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托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卢作孚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并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复。

放下电话后，卢作孚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孚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孚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借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账，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采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强硬地去吞并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并民生未成，但他吞并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实业，而他一直想过过当实业家老板的瘾。后来不久，孔祥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他终于用卑鄙的手段将华西兴业公司变为他的囊中之物，也算补偿了他没能吃掉民生的遗憾了。

华西兴业公司是1932年中国民族资本家胡仲实和胡叔潜兄弟合办的。这兄弟二人当时只有30几岁。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活动能量却不小。当时他们打通各种关节，以高额利润吸引四川军阀、官僚政客和金融界人物投资，一成立便有了较雄厚的资本及较高的层次。胡氏兄弟在大学都是学管理的，因为他们办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兴办实业，而当时在西南地区，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仅几年的时间，华西的业务迅速拓展，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先后在四川开办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和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十几个实业。此外他们还承包工程，先后承建了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重庆自来水厂，并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建立银行、学校和仓库等等。

当年胡氏兄弟还有一个打算，与当地驻军中最有影响的国民党21军合作，由21军和他们共同出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从而垄断华南地区的钢铁生产。后因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迁都重庆而此计划告吹。

像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效益颇丰的综合性公司，孔祥熙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久，孔祥熙就像注意民生公司一样注意到了华西公司。孔祥熙在经济上要想在西南立足，没有一两个直接控制的大型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他开始打华西主意了。

而这时的胡氏兄弟，也正在打国民政府的主意。因为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一些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便有自顾不暇之感，也不再想向华西投资。因此，华西要想发展，一是要寻找资金来源；二是要找到新的势力做靠山。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曾出了一个“扶植奖励西南实业”政策。其中有对西南地区实业在资金、原料上给予支持优惠等条款。当时胡氏兄弟想，何不利用这个政策早请贷款，趁内迁厂立足未稳，发展华西事业。因此他们开始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并提出申请贷款和扩大华联的要求。

胡氏兄弟仍想采用过去和军阀打交道时的办法，即“借其力量谋发展，经营管理得自主”。既要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要使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他人牵制。可他们未曾料到，这次他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孔祥熙。

孔祥熙得知华西申请贷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这和他主动要贷款民生却不给面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国民党政府暂迁汉口时。孔祥熙就派人到重庆摸清了华西公司底牌。华西公司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工程技术人员多为留洋学生；华西公司又有较完整的设备和直接控制的矿厂，已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基础。另外，华西公司还开发当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半导体无线电技术，并在西南建立了第一家无线电公司。

当时孔祥熙的如意算盘是，如能将华西全盘接管，稍加投资扩建，就能成为大后方钢铁企业之首。

孔祥熙首先派出亲信与华西接触，随后孔祥熙又亲自和胡氏兄弟会谈，商讨华西扩建一事。

1939年1月1日，经过一年的“商讨”后，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华西”二字已被“中国”取代。从此，华西胡氏兄弟在孔祥熙的设置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华西兴业公司原计划将华联扩建为日产30万吨钢材的炼钢厂，扩建资金预算300万元。其中华西自筹150万元，还差一半。孔祥熙力主这后面的150万由其下属一家公司投资。胡氏兄弟得知后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主张申请贷款。贷款是借钱，付利息且到时本息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情。投资则不同了，接受投资就等于是合办，投资方根据资金比重大小就可以对企业拥有监督甚至管理经营权。

胡氏兄弟不接受投资想申请贷款的情况反映到孔祥熙这里，孔祥熙接受了民生的教训，决定变投资为贷款，目的是防止其他势力行别是宋子文的势力插手。先稳住华西再说。

再说胡氏兄弟听说孔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自然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于是扩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哪知到中央信托局提取贷款时傻了眼。因为中央信托局给他们的贷款不是180万，而是60万。

胡氏兄弟这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他们想见孔祥熙已是难于上青天了。中央信托局的官员对他们解释说，贷款只是一时有困难，先拿去这60万，剩余的部分筹齐后再通知。

话说得是不错，但华联厂的扩建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且一环套一环，一部分资金不到位，预购的部分设备付不了现金，人家就不发货，从而整个扩建工程因此停顿下来。

原来，这是孔祥熙早就预谋的缓兵之计。先同意贷款，但只让你拿到其中的一少部分，这就等于鱼上了钩，想吐都吐不掉，只能乖乖地跟着钓鱼线走。

胡氏兄弟心急如焚，工程停顿不能预期完工，企业将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天天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问剩余的贷款何时能到位。

孔祥熙见时机到了，就派了一个心腹到华西跟他们摊牌。孔祥熙告诉他们，抗战时期钢铁需求量很大，加之日军海上封锁，国外运输困难，因此主要要靠国内生产。华西的华联厂是一个基础很好的企业，只有扩大规模，更新技术，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关系到抗战的胜负国家的存之，希望他们能和国家合作。

胡氏兄弟正被资金匮乏弄得焦头烂额，见孔祥熙派人来，又说得如此恳切，不禁有所动心。但他们仍担心国家一旦出资，企业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他兄弟二人创下的事业也将落入他人之手。

这一切都在孔祥熙的预料之中，于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孔祥熙在他居住的范庄官邸亲自召见胡氏兄弟。在宴席上，孔祥熙又对胡氏兄弟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说华西公司对国家的贡献多么伟大、胡氏兄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等等。又说即使国家投资，也一定要请他们主持公司业务等等。一个劲儿地给胡氏兄弟灌迷魂酒，吃定心丸。

对孔祥熙的话，胡氏兄弟不能不认真考虑了。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又是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能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商讨企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前景，他们实在是不好回绝了。再说，他们以前投靠的是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比起孔祥熙，那些人简直是土包子。孔祥熙力图以华西为基础，以华联钢厂为龙头，建立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前景也着实诱人。况且他们兄弟二人在这个企业中也能保留一定股份，并且还能担任要职啊。

当下胡氏兄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接受孔祥熙的条件，同意接受“官僚资本”投资改组中国兴业公司（既华西公司），并商定该公司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

华西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孔祥熙立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为由，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行筹集资金，向华西投资，并致函经济部和四川省政府向华西投资。孔祥熙还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筹措资金向华西投资。而华西方面则把自己已有的固定资产评估后也列入投资之中。

孔祥熙和他控制的国家及官僚资本的介入，使华西公司的实力大增，一跃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资金最雄厚的实业公司之一。但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投资的结果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官股”占了共总额的81％，而胡氏兄弟控制的民股只占资金总额的19％。华西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改变了颜色。

虽然，孔祥熙吞并华西司的第一个战役以他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公司的主要管理权还在胡氏兄弟手里。以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还占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所以，孔祥熙并未因为第一次的胜利而高枕无忧，而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给胡氏兄弟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将他们彻底摧毁。

当中兴公司（此时华西已变为为中兴的一部分了）的华联各厂的建厂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孔祥熙又提出因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等因素要使中兴公司增强竞争实力，需再增加资金投入2400万元，使公司总资本由原来的3600万元扩大到6000万元。

当时，胡氏兄弟和许多民股持有者都认为增资无大必要。公司刚增资不久，第一次增资的项目已快建成，建成后就可产生效益，而一经生产产生效益公司资本自然就会增加；二是时值抗战，各方资金都很紧张，谁能一下再拿出很多钱来增资；三是增资必然涉及公司的人事变动，投资多的一方自然要更多地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刚刚稳定的领导班子又要面临动荡。

然而此时的孔祥熙根本不听胡氏兄弟和民股代表的意见了。他强行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大会选在他的官邸——范庄召开。由他的秘书亲自发请柬，股东们一看是孔祥熙发的请柬，谁敢不来。胡氏兄弟甚至私下说，这哪里是开会，这是去赴鸿门宴。

胡氏兄弟想的果然不错。这就是一次鸿门宴，不过是一次不拿刀剑的鸿门宴，但比拿刀动剑还厉害。孔祥熙堂堂一国“宰相”，居然屈尊亲自主持了这次股东大会，因这时他所控制的官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资金数额上都已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否决了胡氏兄弟的意见，并顺利通过了增资决议。

在会后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决议中说：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这一招就够损的，孔祥熙提出方案，但自己不拿钱，而让大家平摊）。增认的股金须于当月21日前交清（开会是11日，只给了10天的时间）。

按这个决议，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要缴纳增股资金446万元，而且10天内缴齐，这是根本办不到事情。

孔祥熙在通过这个决议后又假装仁慈地解释道，如果有的股东确实资本困难，可清其他股东代为认足，实际上，孔祥熙就是故意给民股股东出难题。他明知他们10日内不可能筹集到400多万元，却故意这样定。于是华西的股东大部分自愿放弃，他趁机指示他的银行代为认购。通过这增资扩股，孔祥熙所控制的资本达到了公司资本总额的89％，比原来上升了8％。而胡氏兄弟的份额则由原来的19％下降到11％。

几年后，孔祥熙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公司增资扩股，并要将原来的6000万元翻番，增至1.2亿元，所使用手法与上次一致，其结果是他所控制的总资本上升到公司总额的95％，而胡氏兄弟的资本下降到5％。

这时，华西公司可以说已完全成为孔祥熙的囊中之物了。

前面我们说过，孔祥熙的目的是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入中国兴业公司。他不仅要以股份占公司的绝对优势，更要在人事上使其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因此，表面上他对胡氏兄弟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骨子里却一直想把他们整掉、整垮。

再说这时的胡氏兄弟对孔祥熙已有了彻底的了解。孔祥熙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也一步步地暴露了其狰狞的面目。原来胡氏兄弟想的是如何保住对整个公司的控制权，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这几个“小公司”的控制权，但对能不能保住，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

在中兴公司刚成立不久，孔祥熙为了拉拢华西公司，便将中兴公司的扩建工程交由华西公司承办。当时胡氏兄弟拟将扩建工程分别交于本公司的建筑工程部、华兴机器厂与中国无线电公司承办，并将建筑用的铁、煤、耐火材料、木材和矿石等原材料与中兴公司签定了长期的供销合同，仅此一项就有十分丰厚的利润。

可当合同签订不久，孔祥熙竟出尔反尔。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要将华联、华兴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同为中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财务账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胡氏兄弟的反对，但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也是为了华西公司的这笔生意，胡氏兄弟当时也做了让步，即同意华联钢铁厂与中兴合办，其余两个企业必须保持独立经营。

孔祥熙却不答应，中兴公司不是空架子，他必须有实体。华联当然要成为其一部分，其余的也必须理顺关系，否则将撤回投资，停止和华西签定的合同。

一时间，双方在会议上僵持起来。

会后，孔祥熙又派人探听胡氏兄弟的口气，得知其仍不准备让步时，他便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孔祥熙旋即在给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份批文中写到：钢铁、电业和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组成中国兴业公司，统一领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此意向已向总裁（蒋介石）兼报，并深受总裁赞许云云。

当孔祥熙命秘书将批文送到了胡氏二兄弟手里后，胡氏兄弟一看此事惊动了蒋介石，感到十分害怕，便托人找孔祥熙，表示愿意就孔祥熙提出的条件谈判。其实孔祥熙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问题也不太关心。但胡氏兄弟不知底细，他们知道孔祥熙的背景，知道宋蔼龄和宋美龄的血缘关系，他们实在是不敢得罪啊。如果不是事关他的祖辈创下的家业要落入他人之手，他们也许早就向孔祥熙举手投降了。

经过几次商谈，胡氏兄弟终于得到孔祥熙的“谅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华西公司保留，但其下属的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和中国无线电公司等一并纳入中国兴业公司，中兴公司兴建工程，仍由华西承包，仍由原来的几个公司分别承建。但华联、华兴等在承建中的利润的大部分不是流入了华西公司，而是流进了中兴公司，也就是流进了孔祥熙的腰包。

孔祥熙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向胡氏兄弟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妄图一举掌握中兴公司的经营权。至于胡氏兄弟，虽然在资本侵入上一再退让，但他们心里也自有打算，胡氏兄弟知道中兴虽然在资本上占有优势，但缺少懂经营的管理人才。在办实业中，更缺乏懂技术的人才，而他手中有经过多年培养和磨合形成的这两支队伍，这是他的资本。就凭这一条，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他可以占到上风。

于是，双方争夺人事权的斗争又疾风暴雨般地展开了。

先是在董事会名额分配上互不相让，中兴公司董事会设董事23人，监察11人，按规定均由董事大会产生。但孔祥熙为了控制董事会，在公司章程里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0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按照这样推算，孔祥熙控制的官股有9800多份表决权，而胡氏兄弟代表的民股只有2300份表决权。按少数服从多数和超过半数有效的原则，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董事会的选举。

胡氏兄弟对这个办法当然不满，他们四处积极活动，要求改变选举办法，为民股在董事会中争取更多的地位；并且还提出应在原来董事会的基础之上进行选举，并要求相应增加管理人员的比重。

当即孔祥熙表面上作了让步。他又修改了董事监选条例，并增加了“在第一届营业年限内加入本公司之华西矿业组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代表得推选董事7人”。胡氏兄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选举后孔祥熙所控制的董事仍有16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至于董事长的人选，众人心里更是明镜一般。孔祥熙虽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但其本意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经董事大会“选举”后，又有一帮吹喇叭抬轿子的联名上书劝驾，孔祥熙才“极不情愿”地出任了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而且一任就是10年，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至此董事会的竞争告一段落。在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位上双方又是一番厮杀。自然，胡氏兄弟还是落得个惨败而归。

当时孔祥熙曾就中兴的人事安排问题和胡氏兄弟通过气。孔的意见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都由他的亲信出任，一个叫傅沐波、一个叫李达，而胡氏兄弟一个任协理，一个任总工程师。

这时胡仲实已意识到这是孔祥熙的又一个花招。他说协理可以另选他人出任，我过去以常务董事参与企业管理，现在我仍愿以这个身份为中兴公司服务。

这正中孔祥熙下怀，他正不好打发胡仲实，没想到胡仲实激流勇退了。这样，除了总工程师以外，中兴公司的其他要职全部被孔祥熙的亲信把持了。

中兴公司扩建初期，因新旧交接胡氏兄弟尚能发挥一些作用。但后来，随傅沐波羽翼日丰，便大权独揽，安插亲信拉帮结派，处处排挤原华西公司的留用人员。上上下下不论什么事，一切都得傅沐波做主。胡仲实便渐渐感到插不上嘴了。

胡叔潜一看处境不妙，便为自己找了退路，当时正好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位置空缺，他便托人谋了去。剩下胡仲实一个人更为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了。

一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华西实业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占为己有，并很快成了孔祥熙的一棵摇钱大树。

罪恶累累

孔祥熙在站稳了脚根、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贪婪的本性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看见哪有好处，他要不伸手，心里就痒痒。抗战爆发后，在觊觎和图谋民生、华西等民营公司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经济部。

经济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孔祥熙进行体制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农林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委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组成，当时由翁文灏任部长。

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匮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徐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复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铐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住经济部。经济部顿时大乱，和章元善关系密切的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调换，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入狱。翁文灏一看这来头，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来了个主动撤退，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虽然抓了章元善，但心里也明白，粮棉油短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大举进攻造成的。抓章元善，是在用曹操杀粮官的办法，是用一个替罪羊来平息各界对政府因粮棉油供应不足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深知他手下的官员的特点，这方面他确实比孔祥熙高出一筹。孔祥熙对经济部不满，根本原因是想取而代之。如果让孔祥熙取而代之，不仅会造成孔的权力过于集中强大，而且未必就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贪污。因此，蒋介石采取了他惯用的伎俩，分权，叫你们人人都分管一方面，人人都有一点权，但又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互相牵制，互相争斗，而他蒋介石高高在上，在维持调节这些矛盾和争斗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统治。但在表面上，蒋介石还是请孔祥熙来，谈谈对改组经济部的意见。

孔祥熙自然“入套”，他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形成的弊端，应将经济部管辖的粮棉两项权力划分出来。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专门负责管理（这几乎等于倒退到抗战前，抗战前就专有农业部管理此类事情）。

蒋介石部分采纳了孔祥熙的意见，对经济部的业务范围做了调整。将粮食业务全部划出，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管理，将经济部主管的花纱业务全部划出，由一位和孔祥熙关系密切的棉纱业巨头穆藕初掌管，然后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职权大大缩小。粮食局划归行政院后孔祥熙又使之升格为粮食部，由徐堪任部长，而花纱业务则由财政部接管。

但做为一种平衡，蒋介石亦没有批谁翁文灏的辞呈，翁仍然是经济部长。到这时翁文灏才明白，孔祥熙当初推荐他任经济部长的目的何在。为了不再得罪孔祥熙，翁文灏把经济部大权拱手让给孔祥熙，只是过问一下该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部长之职形同虚设。

经济部改组之后，粮食棉花的供应情况并未因此好转，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的各大势力集团都想插手，利益均沾，而不是想怎样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因此1940、1941两年物价仍旧飞涨不止，民众苦不堪言。棉花花纱布因有巨额利润，对其争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孔祥熙能向蒋介石“奏本”，别人也可以向蒋介石告孔祥熙。在陈布雷那里，就经常有反映孔祥熙及亲属如何徇私舞弊的“奏本”。巧的很，蒋介石当时刚刚批准戴笠枪毙因走私而犯罪的孔令侃的“把兄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就又有人反映穆藕初在花纱收购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直接插手这一具体事务。他命令经济部设立一个物资局，专管收购销售大后方的花纱布任务，由他亲自选了一个叫何浩若的人担任局长。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让这块肥肉让给何浩若。但无奈这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又不能公开反对。

穆藕初找他的主子孔祥熙想办法。当下孔祥熙对他说：“你急什么，要以不变应万变。先让何浩若高兴几天，他长不了。”

穆藕初见孔祥熙胸有成竹，也信心大增，准备和何浩若打一场持久战。果然，何浩若一上任，穆藕初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经济部改组两年多来，棉花花纱业务一直是穆藕初管辖，何浩若一时还不可能全盘接手，加之人也不熟，就感到工作起来很困难，到处都是软钉子。

比如何浩若一上台就规定，农本局和各纱厂每个星期都要结付纱价一次。但穆藕初私下对纱厂老板说：“别看何浩若趾高气扬，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故意给何拆台。因为穆自持有孔祥熙撑腰，不久终于和何浩若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物资局成立后不久，何浩若即在重庆邀请各纺纱厂老板，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支持他的工作，完成花纱布的购销任务。何浩若感觉需向老板们谈谈他的指导思想：物资局管理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管理的步骤是先统制棉花，再统制棉纱，再统制布匹。何浩若还表示，在座各位老板所需的原料，由农本局负责供应。

何浩若的想法不错，可他忘了一点，当时棉花收储业务撑握在他的死对头穆藕初手里。穆藕初在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棉花，就是不供应。纱厂拿着何浩若的批文来要，穆藕初就以日军进攻交通阻隔运输不畅为由，说仓库里没有棉花。

在正常渠道纱厂用棉不能保证，于是纱厂就只好到市场采购。棉商一看棉花需求量大，就趁机抬高物价。纱厂一看市场价高得根本无法承受，就到产棉区陕西等地自行收购。棉商见囤积棉花有利可赚，也到产棉区收购棉花。棉花价格暴涨，市场更加混乱。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向何浩若询问此事。孔祥熙隔岸观火，穆藕初喜上眉梢。何浩若却急了，亲自跑到西安，宣布国家将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公司或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囤积棉花。考虑到市场上棉花价格已经抬得较高，为了不损害棉农的利益，鼓励棉农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何浩若决定将棉花的征购价格定为每担100元，并初步计划征购10万担。

穆藕初收购棉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样一来，棉商和棉农肯定会把手中的存棉卖给何浩若，穆藕初企图利用棉花做武器挤垮何浩若的计划就会流产。因此，当穆藕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到孔祥熙那里汇报了情况，并说何浩若将棉花价格定得太高，建议将每担棉花的收购价限定为60元。孔祥熙当即批准，并由经济部下文。在重庆的经济部左右为难，无奈天高皇帝远，他们看到孔祥熙的批示，就按60元1担下了批文。

再说何浩若在西安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摆酒宴庆祝击败了穆藕初的阴谋进攻，一看经济部核准的价格不是每担100元而是60元，不禁大吃一惊。他立即乘飞机飞向重庆，但一得知是孔祥熙拍的板便也没了脾气。

收购价格之争只是揭开了序幕，孔祥熙争夺花纱购销权的斗争随后进入了白热化。当然，孔祥熙不会那么傻，每次争斗，他都坐在幕后让穆藕初冲在第一线。

一次行政院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主持。翁文灏、何浩若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出席会议名单上没有的穆藕初坐在沙发上，就预感到来者不善。果然，会议一开始，当何浩若提出应该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时，本来是列席会议的穆藕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征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定将各支纱上调20％至25％不等，并决定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棉纱价格。

当场，何浩若谈完自己的意见后，穆藕初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虽然市场价格上扬，但各纱厂都有大量存棉，这些存棉均是低价进的货，不能按现棉价计算成本。

就这样，何浩若和穆藕初当着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元老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穆藕初因岁数大了，说着说着就有些顶不住劲了。而何浩若则血气方刚，口齿伶俐。孔祥熙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给穆藕初打气。

他说穆老长期从事花棉业务，情况熟，经验丰富，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应该认真研究，认真考虑。

蒋介石从内心是偏向何浩若的，但见孔祥熙出面讲了话，要直接否定穆藕初就太驳孔祥熙的面子，当即就说，纱价还是可以调的，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孔部长再好好商量一下。

何浩若和穆藕初的斗争可谓一波三折，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最后以何浩若获胜告终。孔祥熙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和翁文灏商量后确定上调50％。

通过这次会议何浩若认识到，穆藕初是和自己干上了。这个老家伙有孔祥熙做后台，对我分管棉纱工作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不把穆藕初整倒日子就没法过。于是，何浩若开始了他的倒穆计划。他先到各纱厂煽风点火，说穆藕初如何如何在孔祥熙面前捣鬼，故意压低棉纱价格，想搞垮棉纱生产，以此证明他以前在位的正确。当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扬，各厂都希望提高棉纱价格以增大利润，因此对穆藕初的这一做法极为反感。他们都称穆藕初为“木偶”、“木乃伊”和“僵尸”，纷纷找门路想办法搬掉这块绊脚石。

豫丰纱厂老板束云章与宋子文是朋友，两人曾做过几笔生意，宋对他印象不错。束云章就去找宋子文，把穆藕初不按规定供应纱厂棉花，囤积居奇，压欠纱厂款项，阻挠调整纱价，造成各纱厂效益下降，经营十分困难等情况；还将穆藕初故意捣乱，到陕西强迫农民以低价卖给他棉花，破坏棉花的统购统销，造成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情况也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对穆藕初这样横跋十分不满，加上穆又是孔祥熙的亲信，就想利用棉花问题做点文章。他叫秘书根据束云章的介绍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材料，并征求了部分纱厂老板的意见，见老板们对穆藕初确实不满，就决定放出这一炮。

不久，国家总动员会例行召开。宋子文按预想的计划在会上宣读了这份材料。宋子文说，陕西现在是国家棉花生产的重要省份，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直接危害了抗战也扰乱了民心，而农本局穆藕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穆藕初就坐在宋子文不远的位置上，听到宋子文直呼其名地提出批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果然，蒋介石听完了宋子文的发言，勃然大怒。没想到看似老实忠厚的穆藕初背后竟耍了这么多手段，成心拆何浩若的台。何浩若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自然不能对穆的行为置之不理了。蒋介石当场对孔祥熙说，“行政院要立即对穆藕初进行严肃处理，处理报告要交给我看。”

两天后，行政院即发文说：“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对于业务阳奉阴违，推诿卸责，贻误要事等情，应予撤职查办。”

听说穆藕初被撤职的消息，翁文灏和何浩若摆开了庆功宴。他们俩约好到重庆一家有名的饭店大吃了一顿。何浩若对翁文灏说：“对穆藕初这种人，就得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他仗着有孔祥熙做靠山，狐假虎威，这下怎么样，也栽到我何浩若手里。”翁文灏也觉得除掉穆藕初是出一口恶气。长期以来，他这个经济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干什么事都要先看看孔祥熙的眼色，又不能发作，实在憋屈得很。

但他们俩忘了，在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法砝上，蒋介石肯定倾向于孔祥熙一边。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一根棍子，孔祥熙当然不会对他的失势不管不问，只是因为那天开会，宋子文有备而来，蒋介石又大发雷霆，不便立刻为穆藕初辩护。过了半个月后，孔祥熙便到蒋介石那里为穆藕初说情，说穆藕初压低棉纱收购价格，是为了平抑物价，贯彻蒋介石加强价格管制的指示，并无个人私利。何浩若等管理无方，造成棉花价格上涨，却嫁祸于人。

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太明白，今天这个跟他这样说，明天那个跟他那样说，弄得他也拿不定主意。但比较起来，孔祥熙比宋子文对蒋介石更多效忠，因此他情愿相信孔祥熙是对的。于是，他哼哈了几声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孔祥熙见他的话起到了作用，就把对穆藕初的处理问题压了下来。那些盼着穆藕初倒台的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了半天，不见下文，知道事情恐怕有变。果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控制的报纸《时事新报》忽然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农本局有些官员正准备联合上书行政院，请求穆藕初复职。

虽然只是一则“豆腐块”似的小消息，但出自孔家的报纸就非同小可，它预示着穆藕初不仅没被撤职查办，而且可能官复原职。这对翁文灏、何浩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不久，行政院再次举行例会，讨论棉纱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何浩若首先发言，建议撤销农本局，可在物资局下设一个处，专门负责花纱布购销业务。何浩若使的是釜底抽薪之策，想趁穆藕初尚未复出之际，撤销农本局，叫你有人无职，有职无权。

孔祥熙一听便知道何浩若的目的所在，于是坚决反对。他在会上说，农本局成立时就明确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官民合组机构，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撤销，而要充分考虑到民间的意见。

孔祥熙一出来说话，别人一般地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当时孔祥熙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何浩若虽然背地里也大骂孔祥熙，但在这种场合，特别是当着蒋介石的面，也只好认了。

孔祥熙看把大伙威慑住了，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认为现在机构太多。单说纱花的购销，就有物资局、农本局、管制司三个单位。当初成立物资局时，就是想把纱花的事办好。可物资局成立1年多来，这方面确实毫无成效，如想精减机构，我建议将物资局先撤销了吧。”

何浩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叫抛砖引玉，而是抛砖引虎，引火烧身。本想借这个机会整掉穆藕初，不料整到了自己头上。

其后又有几个人发言，大都是帮孔祥熙的腔，也有态度模棱两可的，却都不发言专看蒋介石的脸色。连何浩若的“忠实朋友”翁文灏都静坐着一言不发。急得何浩若心里直骂娘。他原以为穆藕初积怨颇深，他只要开头一炮就会群起而攻之，不料孔祥熙一个反击便风向大变，自己跳了出来，好像被众人出卖了一样。

看到无人表态，蒋介石站了起来，何浩若泪眼汪汪地看着蒋介石，叫了声“委座”；就见蒋介石把手一摆，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即刻撤销，业务暂交农本局接管。”

何浩若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孔祥熙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势斗倒了何浩若，但农本局仍隶属于经济部，虽然翁文灏已向他俯首称臣，但孔祥熙仍觉得碍脚。过了大半年，他又以经济部管理无方为由，将农本局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弄得不伦不类。后来孔祥熙又将农本局干脆直接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委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任局长，穆藕初任副局长。至此就完全控制了花纱布的购销和生产权，使这个行业成为他的又一棵摇钱树。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并，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肮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第六章　内外斡旋

与日密谈内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当一面，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蒋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唯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爷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和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熙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采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复也不说不答复，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复。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牒，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复。但是，离答复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复。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赞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复，但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中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复。”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中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复”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樾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允许，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柄，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祥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萱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祥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为了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意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蒋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作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复，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会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辟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借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焰……”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汪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于不顾了。因为当时日本军界对形势估计的比较乐观，他们的重点也逐渐从中国转向了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他们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们觉得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威胁。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面是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英还有能力遏制战争；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既然交给他和谈使命，就要有始有终，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这也表现了孔祥熙的韧劲。

萱野于1938年底从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落款是贾存德（为了不授人以柄），叫贾存德即刻赴上海将信交给萱野。在这封长信里，孔祥熙历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谈的过程，指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曾转达中方谋求和平的意见。日方也表示为了尊重中国的问题，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弃义，侵犯中国首都南京且滥杀无辜，使和谈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还说，日本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实力是较之中国为强，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战胜中国也非易事。战争想必旷日持久，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日方能从实际出发及时停戈休武，以谈判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主旨不言自明，谋求妥协，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日方的条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日方已想关闭谈判大门。于是，萱野在拿到这封信回国后，便杳无音信，任凭贾存德怎样查找也徒劳而返。萱野就此再没来到中国，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这封长信为标志划了句号。

萱野“失踪”后，孔祥熙曾请示过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汪精卫的叛逃极为气恼，但也是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踪并没有使蒋介石关闭和日本谈判的大门，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寻一条新的和日方接触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只能找孔祥熙。因为当时国民党上层虽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这样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而且和蒋毫无二心的人却不多。和萱野“和谈”虽然失败，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错。所以在中日实际断交的情况下，此任务可以说非孔祥熙莫属。

孔祥熙从事此秘密活动终于没有瞒住家人，宋蔼龄虽不想插手此事，她最讲实惠，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她一般不干。但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也提醒孔祥熙，小心鸡没捉到反蚀一把米。

孔祥熙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更知道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和谈几乎没有希望。但有些事就是这样，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办。为了全局，为了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事就是这样。

孔祥熙找不到合适人，只有还求贾存德。就像蒋介石还找孔祥熙一样，贾存德也许是从上次和萱野的“谈判”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干这一行也不错，就死心塌地为孔祥熙干了起来。贾存德果然找到了突破口。他从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了自己过去的同学王子惠现在汪精卫手下当实业部长，同日本主和派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贾存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在请示孔祥熙后便只身前往南京，找到了王子惠。

王子惠虽供职于南京伪政府，但对结束战争还抱有希望。另外，他也希望能为蒋介石、孔祥熙办事，将来一旦有变，也好多一条退路。

贾存德和王子惠接上头以后，孔祥熙即给王子惠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王子惠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赴东京，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东京联络主和派，抵制主战派，以便早日恢复和平。王子惠也觉得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长不了，便听从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到日本去了。

1940年四月，王子惠返回上海，找到贾存德后对他说：“日本主和派现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天皇裕仁进谏。进谏的内容一是劝天皇责令军部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二是和谈应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而不和汪精卫政权发生关系。而且主和派首领是宫金子伯爵、天皇的叔父、前海军总司令等极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贾存德因接受了和萱野打交道时的教训，尽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沉得住气。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这把这消息告诉孔祥熙。

同年5月，王子惠又带给贾存德一封日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也是主和派）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5项条件的草稿。其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

王子惠对贾存德讲，日方真的有诚意和孔祥熙和谈。板垣就亲口对他讲，如果孔祥熙同意5项条件，板垣即可亲自签名作为正式公文送交孔祥熙。然后双方各派特使，正式商讨会谈的时间、地点和程序等。王子惠还告诉贾存德，日本裕仁天皇已决定6月前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如孔祥熙能代表中方在此之前表明态度，日方主和派就可以以此说服天皇延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王子惠还说，因事关两国命运之大计，他非常想当面和孔祥熙陈述利害。

贾存德这时才将王子惠所讲内容电报孔祥熙，孔祥熙虽然半信半疑，但内心仍掠过一丝喜悦，这毕竟是来自日本上层的主和派的声音，说不定谈判就能取得结果。但事关重大，他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下决心或向蒋介石汇报。因此，他让贾存德速来重庆面谈。

因战争造成交通不便，贾存德尽管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就起身，还是辗转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才赶到重庆。

赶到重庆后，贾存德即将板垣提出的5项条件的铅笔草稿及其它文件交给孔祥熙。孔祥熙阅后对贾说，你回去告诉王子惠，说板垣提出的5条我们同意，可以商讨下一步正式会谈的问题。孔祥熙还说，蒋介石已命令胡宗南的50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对付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一条日本尽可放心。

贾存德还没来得及离开重庆，日军就对重庆采取军事行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日方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当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把孔祥熙和贾存德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急急地钻进防洞。就见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正飞临重庆上空，就像成心似的第一排炸弹就落在孔祥熙的范庄寓所，随后又将他的舫庐寓所也炸了个粉碎。孔祥熙写到：“这些挨千刀的！一边送和谈文件，一边送炸弹，什么东西！”

事情还没算完。没几天又传从上海和西南传来消息。上海孔祥熙寓所的管事姚文凯某天晚上突然被人绑架，后查明是日本特务干的。西南方面日军封锁了滇缅和滇越公路，使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

孔祥熙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冲着他来的，是要逼近他迅速承认和谈条件，向日方表态。但在这种军事压力下的谈判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谈判，这也极大地刺伤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叫他立刻去对一个刚刚把他的寓所炸成一片废墟的国家的特使做出笑脸，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孔祥熙也决定作出一点样子给日本人看看。但他没有飞机去轰炸东京板垣的寓所，于是就把气撒在贾存德身上，似乎他目前的一切麻烦都是贾存德造成的。于是孔祥熙和他的“特使”贾存德之间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一天，孔祥熙上班后，孔令仪突然对贾存德（贾一直住在孔家）说，他今天必须搬走。

贾存德一楞，昨天还和孔祥熙谈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搬家。

孔令仪说，叫你走你就走，少啰嗦。

贾存德说，我要见孔院长才肯走。

孔令仪说，他去外地疗养了。这几个月都不在重庆，你不可能找到他。

就这样，贾存德被孔令仪“赶”出了寓所。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因为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贾存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他被孔家赶出，自然表明了孔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态度。

孔祥熙将贾存德“赶”走，并非想关闭和平大门，而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因为王子惠带来的消息和原来萱野的不同。王子惠带来的是日本上层之间矛盾的信息，这正好可以被利用。如果日本的主和派能团结起来，一起向军部施加压力，战争的局面就会改观。这比出动几十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得来的结果还要实惠。

因此，孔祥熙对王子惠送来的情况是重视的。他“赶”走了贾存德后，就在南温泉寓所秘密地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蔡森。蔡森将这段时间他们共同奔走于中日之间力主谈的情况写出了一份报告，孔祥熙亲自修改后交给了蒋介石。

同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温泉寓所看望孔祥熙，实际是为中日和谈而来。孔、蒋二人在卧室里谈了半天，无人知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是基本同意那5项条件的。因为蒋介石走后，孔祥熙即召见蔡森要他回上海转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而不是铅笔草稿，以做为板垣会谈的保证。另一方面，孔祥熙又叫孔令仪秘密找到贾存德，让他随同蔡森回上海，实际是监视蔡森和王子惠的行为，看他们是不是和日方有什么猫腻。同时孔祥熙还让人在重庆四处散布，说贾存德因怕遭到政府逮捕已逃跑，下落不明，给人们造成是贾私下里日寇接触，他孔祥熙是大义灭亲。这个烟雾弹还真起了作用，除了蒋介石及孔家的极少数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蔡森返回上海后，将情况向王子惠做了汇报。随后不久王子惠便导演了一场“和谈”闹剧。

8月下旬，王子惠约日本板垣的代表岩奇诸七到上海正式“谈判”。而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王本人，列席的有蔡森、贾存德。整个谈判过程，基本就是日方代表一人发言。这位岩奇诸七大言大惭地说，日本在考虑和中国和谈时最关心的是防共问题。因中国目前的政府军不足以防共，所以就需要邀请日方在华北地区留兵协助。

他还说，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外国派兵来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恐怕会引起争议，所以应由中方提出主动邀请日方留驻兵力协同防共，这样比较稳妥。

贾存德开始以为王子惠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和日方谈判，现在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谈判，是“宣判划押”。岩奇诸七讲完了话就让王子惠在记录上签字，而王子惠的屁股是坐在日本人一边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没为中国人说一句话。整个谈判就像事前排练好的一幕闹剧，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平等。因此贾存德站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立场上，最后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于是谈判不欢而散。

效尽犬马之劳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突然袭击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他的同僚谈，上帝终于把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果然，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即刻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1942年1月，中、苏、美、英正式结成反法西同盟，并由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敌人都是日本，在军事方中美两国很多问题需要协调。因此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不久，蒋介石便打电报给罗斯福，请美方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

美国方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出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华。除了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同时授予他另外五个官衔：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和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总之，史迪威集多权为一身，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在华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也是他后来和蒋介石闹矛盾的资本。

本来，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人来，只不过是作出个态度，要美派个人来表示统一战线。其实是要通过他来争取更多的外援。不料这个史迪威一来中国就趾高气扬，他头上的6个官衔有5个是蒋介石无权过问的，这样蒋介石能不恼火吗？

还有就是蒋介石历来对外来援华物资随意分配，但史迪威却被美国政府授权监督援华物资的使用，防止被贪污和挪做他用。这也极大地刺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一身贵族气派，办事认真，说话直率，所有主张也都使蒋介石不快。所以史迪威来华不久，就和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来华不久便到各地视察，结果发现了许多使他百思不解和震惊的现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忙于太平洋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蒋介石不是借机休养生息，或开展对日军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把他最精锐的50万大军布置在西北战场，以对付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华东，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站立起来，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1943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使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大困难，以致中共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史迪威看到，和日军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物资供应情况极差，很多部队弹药不足，军服破旧；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很多部队的装备陈旧，士兵面黄肌瘦。

当即史迪威非常生气，他觉得美国政府受到了愚弄。美国政府对华进行了那么多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重庆后，史迪威向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提出，请他把对付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调到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给八路军、新四军补充武器装备。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他一开始就对这个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且目空一切的美国人没有好感，当然更不会让他为共产党说话。

“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史迪威将军。”蒋介石说到。

“不，不！我所看到的都是事实。”

“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更谈不上对日作战，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更新装备。”

“蒋先生，我从来都尊重事实。如果您和您的部下能亲自到延安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史迪威将军，”蒋介石的两道眉毛在额头抖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你只是参谋长。”

“大家都心平气和一点好不好？”宋美龄在一旁劝解说。

当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史迪威回到住所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在信中，他把两个月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统统说了出来。他说蒋介石政府贪污成风，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还说美国的援助多数没落到实处，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要不要与这个腐败的政权进行合作和支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称为地道的“独裁者”，说他那个剃得精光的脑袋就像一粒花生米。后来他在和别人交谈时就轻蔑地用“花生米”代指蒋介石。

自然，风声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在家里大发雷霆。在中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蒋介石也立即致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并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国情，不适合在他身边做参谋长。

本来，蒋史之争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抗战中和蒋介石的一些分歧，也和蒋介石、史迪威两人的个性有关，和孔祥熙、宋蔼龄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可当宋蔼龄从宋美龄那里得到了这一情况后，便觉得这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的机会。她决心从中调和蒋史的矛盾，从而表现自己和孔祥熙的能力；也可以进一步向蒋介石表示孔宋二人对蒋的忠心。

宋蔼龄把自己的想法对孔祥熙说了以后，孔祥熙便指出，关键要了解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态度。如果罗斯福还想用史迪威的话，就不宜掀起一个倒史的浪潮，而还应以和为好。

宋蔼龄觉得孔祥熙说的有理，史迪威性格直率，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真心想抗日又有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当然不会虚情假意的。但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希望和蒋闹僵，上任几个月后就被中国人“驱逐”出国。从蒋这方面来讲，美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政权得到的最大支持。因史迪威和美国搞僵，应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确定了方针之后，孔祥熙、宋蔼龄正式向史迪威发出了请柬，说是宋蔼龄过生日，请史迪威前来赴宴。

史迪威如约前往，一到餐厅便被满桌珍奇的佳肴惊呆了。史迪威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刚到中国时就出席了蒋介石准备的欢迎宴会。但像孔家这么丰盛的宴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叫什么？”

“这叫满汉全席。”宋蔼龄对史迪威解释说：“是过去满族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准备的宴席……”接着宋蔼龄又详尽介绍了满汉全席的历史、特点和吃法。

史迪威感叹到：“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

但是，这位性格直率、外号“醋性子乔”的陆军中将，并没有中国人所谓“吃人家嘴短”的毛病。吃归吃，但一扯到正题却表现出了态度的原则性。

宋蔼龄和孔祥熙都尽量用英语直接和他谈话。言谈中对美国文化极尽赞扬之能事，对美国的经济也一个劲地讲好的。但当一涉及和蒋介石的关系时，史迪威立刻警觉起来。

“宋小姐，”他说，“我认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确实作战不力，而且何应钦从中做梗是重要原因。何应钦是个亲日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情报证明他和日本人保持着秘密接触，像这样的人，蒋委员长还让他当军队的参谋总长，还让他指挥部队抗日，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我和蒋先生的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是我负责任和他的不负责任的分歧。”

“我也很讨厌何应钦这个人。”在一旁的宋美龄接着说，“在西安事变中，就是他极力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后来看到了委员长的手令，他还是主张讨伐，真正别有用心。”

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都表示同意史迪威的意见，表示他们要向蒋介石进言，尽快撤换何应钦。

不久后的一个中秋之日，宋蔼龄和宋美龄又发出邀请，请史迪威仍到孔府作客。

史迪威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印象很坏，对宋氏姐妹和孔祥熙印象却很好。她们良好的修养，彬彬有礼的举止，对美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会讲英语，使史迪威深有宾至如归之感。

史迪感来到孔府的客厅，屁股还没坐热，宋蔼龄的一席不热不冷的话语就叫他头皮开始发麻。

“史将军，我们早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你。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正在酝酿撤换你呢。”

“这个……我听说了。最近蒋先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但被总统拒绝了。”史迪威回答。

“不，史迪威将军，情况不是这样。我说的是现在美国有人在策划撤掉你。”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的国家里有人在策划撤掉我？”史迪威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身体不禁一颤。

“你太单纯了。”宋蔼龄像一位老师教导一个学生一样，“你当然知道，美国有一个院外援华集团。”

“知道，这是一个由在民间影响很大的议员们组成的非官方团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政府制度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告诉你，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和蒋委员长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许多人都来过中国，和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

“你是说他们同情蒋先生吗？蒋先生的不满可以通过他们变成向总统施加的压力，达到撤换我的目的？”史迪威点燃了一支雪茄，深吸了一口后说。

宋美龄接过话碴说：“史将军，你的话讲得太直露，太难听。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这样表述。”

这等于是承认了宋蔼龄讲的内容，史迪威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他知道，美国虽不像中国这样有各种派系，搞宗派和裙带关系，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当总统竞选期间和遇到关系到重大的对外政策上，国会和白宫往往发生矛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也会争吵不休。有时为了平衡各种利益，树立白宫的形象，总统也会“丢卒保车”。

想到这里，这位傲慢的陆军中将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宋蔼龄和宋美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

“史将军，你的意见和作法实际把蒋委员长和援华集团推到了一个坑里。援华集团现在在美国到处宣传，说蒋委员长是抗日英雄，是远东抗日的战略家，为他树碑立传以争取援助。而你却往白宫报告，说他发布的战报是假的；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说他领导的政府腐化堕落；这不等于说援华集团在和蒋委员长沆瀣一气，欺骗蒙蔽美国政府和人民吗？你的报告不仅伤害了蒋先生，还伤害了援华集团。你现在明白了我刚才讲话的意思了吧？”

“可是，我直接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报告，怎么会让援华集团那些人知道呢？”史迪威还是有些不解。

“史将军，”宋美龄说，“你是在美国生在美国长大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怎么连美国的新闻自由都忘了呢？我在美国住了近10年，我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总统本人的私人信件，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令人去评判。有些记者，以专门刺探个人隐私为职业，什么样的秘密只要有人出钱，就能拿到，就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何况是你的呢？”

宋蔼龄接着说：“其实，用不着谁到白宫偷看文件，是你自己没把你的想法控制好。你看，”宋蔼龄递给史迪威几份材料，“这是你前不久到西安视察时的讲话，这是你给飞虎队的讲话录音，这是你在缅甸当着英国远征军讲的，美国的随军记者就在一旁。”

当即，史迪威的脸变得纸一样白。

宋美龄紧接住大姐的话说：“我这里也有几份材料，是一位朋友偷偷交给我的。你看看。”宋美龄指着那一份用红笔标的特别明显的段落说：“这是你说的，俞飞鹏像土匪。你知道不知道，俞飞鹏是蒋委员长的表弟？还有这份美国报纸。这份报纸说你曾说过你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这下面还配有评论，说你这种思想很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思想，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这种思想决定了你根本不宜于在中国任职……”

一番“和风细雨”般的谈话，一阵由“红粉兵团”策划的进攻暂告一段落。在预备投放的炸弹全部爆炸了以后，客厅里出现了沉默。

墙上的英式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一会儿，史迪威恢复了常态。他站起身，迈开大步走向门外又走了回来：

“不错，那些话是我说的，你们提供的材料都是准确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仍然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如果因为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有人想撤换我，那就叫他撤换好了。甚至我可以主动提出辞职！对不起，我告辞了。”

史迪威甚至连手都不准备握，到衣帽架前取下军帽，戴在了头上，准备结束这场谈话。

宋蔼龄和宋美龄都被史迪威弄得措手不及，她们没想到史迪威会有这一手，她们还以为史迪威会向她们俯首称臣，虚心请教解脱的办法呢。

“史将军，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孔祥熙迈着四方步，笑盈盈地走进客厅。

“我……准备告辞。”史迪威说。

宋氏二姐妹也对孔祥熙的突然到来似乎感到意外。

“如果没什么紧急公务，不妨再坐一会儿，我也有很多话想和史将军谈谈。”

盛情难却，史迪威只好又坐了下来。

其实，孔祥熙根本就没出去。史迪威一来，他就在客厅旁边的套间里静观“局势”的发展。当看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攻势被史迪威一一破解后，他只有亲自出马了。

孔祥熙向宋蔼龄、宋美龄姐俩使了个眼色，宋蔼龄立刻恢复了常态。

“史将军，庸之刚回来。他也久慕将军的大名，一直想找机会单独拜会……”

史迪威只好说：“我也久仰孔院长的大名。上次来府上，只见到了您美丽贤惠的妻子。”

此时宋美龄也来了灵感。

“史将军，姐夫不是外人，所以我想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真的，我觉得关键不在于你对事情从什么角度看，而在于在公众心目中，你是个胜利者还是个失败者？”

“这话中的意思？”

“很简单，”宋蔼龄和宋美龄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回答说：“如果援华集团那伙人把你整得下了台，你就是失败者。如果他们费尽了心机，你仍在台上，仍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你就是胜利者。这就如同演员上戏，你的演技再真，观点再正确，人家不让你上台向观众表演，你能说你是一个好演员吗？观众也许根本不认识你。”

宋美龄看史迪威被说动了，又趁热打铁地说：“其实，在我们姐妹心中，你是最出色的将军，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抗战的中途又来了一位不熟悉的人到中国。”

“可是，那些议员们的势力是强大的，我恐怕真的要被撤换了。”

“不，事情不一定会那么糟。”宋蔼龄说：“这个援华集团的成员都是我们下力气一个一个争取来的。与我们都有私交，都是朋友。所以我和美龄可以保证，只要努力，他们的态度不是不能转变的，不过……”

宋蔼龄故意吊起史迪威的胃口。

“不过什么？”

“蒋委员长那里，还得请将军给点面子哟。”

“我们已经吵翻了，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撕破脸了。”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的领袖不同于美国的总统，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在过去，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谁见了都要下跪朝拜，你应该理解蒋先生。其实，他也希望能和你和解，只要你给他个面子。”

“怎么给？”史迪威似乎仍有点冥顽不化。

“认个错。”宋美龄说。

“不，我不想改变观点，也不想去认错。”

宋蔼龄道：“我了解西方也了解美国。在美国人看来，实际的利益最重要，而中国人最看重面子。只要你给他面子，什么话都好说。所以和蒋委员长和解很简单，不用真认什么错，也不用改变观点和立场，你去做一个姿态就行了。再说，你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就算做一笔交易，你付出的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面子，保住的却是你的尊严、地位和你在中国拥有的一切。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史将军。”

宋蔼龄的这番话显然打动了史迪威。

孔祥熙点燃了一支三五牌香烟抽了起来，他递给史迪威一支，史迪威摆摆手谢绝了。

史迪威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做出一个姿态，或者如你们所说给他一个面子，问题就能解决吗？”

“当然，我保证。”宋蔼龄非常肯定的回答。

史迪威又看着宋美龄。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做工作。”宋美龄亦打保票说。

“史将军，”孔祥熙这时插话，“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七级风八级风，不如枕边风。”

一句话说得史迪威也笑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上，史迪威就像一个演员，在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导演下，和蒋介石合演了一出“将相和”。

那是在一年一次的民国诞生纪念宴会上，他们有意安排史迪威和蒋介石在一个桌上，而且史迪威就坐在蒋的旁边。

史迪威知道这是他们有意安排的，在宴会开始前主动向蒋伸出了橄榄枝。

“蒋先生，”他说，“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有什么话说的不对，但绝非我的本意，希望你能谅解。”

当翻译将这段话轻声说给蒋介石时，蒋介石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因为这个傲慢的美国人从来到中国那一天起，就没有对蒋介石表示过应有的尊重。而今天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主动向蒋介石“套瓷”本身，就说明他至少在形式上、在公开场合已正式承认蒋介石是总司令，是他的上级。

蒋介石微笑着和史迪威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重庆的各大报的头版上。很快美国的重要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消息和图片。

蒋介石也抓住这一契机大加发挥，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给史迪威以悔改的机会，所以继续留用。”

蒋介石虽然恨史迪威，但他不愿因史迪威和美国把关系搞僵，是有原因的。

别看蒋介石口口声声要三民主义，要民族的自立自强，在骨子是他和孔祥熙一样，是极崇洋媚外的。但外国列强很多，要依靠哪一个呢？蒋介石把在中国官场上的原则运用到外交政策上。他也认为靠主子只能靠一个人，只要认准了，就死心塌地。认多了反而会坏事，到关键时刻哪个也不帮你。而当今世界，美国是最有希望的。第一是美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雄厚；二是美国隔着中国很远，不会对中国有直接威胁；三是美国人比较傻（他这样认为）比较直，并且好交；第四他手下的骨干很多都是美国留学的，如宋氏一家。所以当孔祥熙确定了举借外债的经济方针后，美国就成为中国主要的债权国。

抗战期间，中国举借的外债是惊人的，其中光是向美国借款，就占全部借款的一大半，高居75.5％左右。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有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各类援助是战前的三倍多。美国还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的军力和资源。1942年，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他们可以攻打澳大利亚，攻打印度，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地方打下来。那样一来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和德国会合，和德国联合起来举行一个大的反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美国陆军将军泰勒也曾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处于这种状态：要使之衰弱到惟命是听，强壮到能执行命令。

美国的巨额借款，对支持国民党抗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沦为美国的附庸。

在抗战期间，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左右着中国，而且还在金融、海关、矿产、财经等多方面控制了中国。如1944年国统区的金融界争购美钞，大搞外汇投机，充分表明了国民党在金融上对美国依赖性。

因此，蒋介石在对美国的关系上特别予以重视，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特别予以考虑。像史迪威，若是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早就轰走了，但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罗斯福派来的，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反之，主子的心思，奴才想得最明白。孔祥熙、宋蔼龄积极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从中斡旋，也就是这个道理。

1943年10月，孔祥熙、宋蔼龄使史蒋风波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好景不常。一年之后史蒋矛盾再次爆发，而且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更难以收拾。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自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巡洋舰、300多架飞机，并使3500名日军丧生后，日军企图在瓜岛挽回败局。结果，战役又遭到惨败。在近两个月的争取占领瓜岛的战斗中，日军损失了各类舰艇24艘，阵亡5万多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全部被摧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进行的一切企图都宣告失败，而美军则开始转入全面进攻。

1944年6月，美军出动3个海军陆战师和1个后备陆战师，3支大舰队。其中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32艘、飞机1000余架，总兵力13万人在马里亚纳和日军太平洋舰队所剩余的最后几十艘军舰展开了决战。最后将日太平洋舰队全部击溃。其后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中将、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剖腹自杀，数万名日军阵亡。但美军在进攻塞班岛和关岛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几万名日军全部自杀或战死，无一投降。美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中的失利，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支援日本本土作战，1944年4月，日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当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战役刚刚打响不到几天，便全线溃退，望风而逃。日军则乘胜追击，又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

罗斯福得到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立即和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再不加强管理、纪律和统一有效的指挥，就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也岌岌可危。这样一来，日军就可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加大美军的压力，影响太平洋战争胜利的进程。鉴于国民党军队目前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指挥不灵，管理混乱的情况，罗斯福于当年7月7日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美在中国的全部军队，授以全责和全权，其他人不得干涉。

蒋介石虽不同意，但为了不和美国闹僵，只得采取缓兵之计。因此在7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原则同意”。

尔后蒋介石又给在美访问的孔祥熙发电，告之史迪威今天已控制了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的全部军队，并给共产党提供装备，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孔祥熙在美国加紧活动，一定要设法阻止史迪威大权独揽。

孔祥熙的处世原则历来是只认蒋介石为主子。在国民党内他对谁的话都是先看再想再办，只有对蒋介石的话要立即执行，从来不打折扣。

孔祥熙立即向陪同人员交待，请求约见罗斯福总统。

7月15日，罗斯福同意会见，孔祥熙如约前往。在此之前孔祥熙绞尽脑汁，怎样用简练精僻的语言说服罗斯福呢？他在头天晚上打了腹稿，又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一见罗斯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到，中国的军队情况复杂，由于历史、地域、派系等等缘由，除了法令、纪律的约束外，主要要依靠统帅与将领之间的个人感情来指挥与调动。决不是任用一个什么人、发布一个什么军令就能执行的。所以让史迪威做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恐怕不妥，望总统能三思。

说完之后，孔祥熙颇为得意。这些话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又恰到好处，不失外交礼仪。不料罗斯福并不为之所动。当时他问：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蒋先生的意见？”

“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孔祥熙连忙回答。

罗斯福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打来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你就不必多虑了。”

孔祥熙只好悻悻地走了。

当晚孔祥熙把情况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立即再派宋美龄赴美，再次为史迪威一事游说。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所以美国方面还是在礼仪给予相应规格的接待，到机场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宋美龄对霍普金斯说，她这次到美国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疗养和休息。但是她希望能尽快见到罗斯福总统，以转达蒋介石对他的问候。

霍普金斯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他说既然你不是为国事而来，也就不必要专门拜访总统了。你安心去医院疗养，总统夫人会去看望你的。

宋美龄一看弄巧成拙，也就顾不了别的了。她开诚布公地对霍普金斯讲，她是来美疗养的，但疗养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命令。

宋美龄态度坚决地要霍普金斯转告罗斯福，史迪威肯定不能胜任指挥全局的任务，他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军队，他只是用美国的观念按照个人的意志指挥战争。他曾强迫蒋介石把最精锐的55师派到缅甸作战，最后这个师全军覆灭。宋美龄说，蒋介石非常尊敬罗斯福总统，非常珍惜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才派她亲自来，希望美国方面能予认真的考虑。

宋美龄的游说仍然没有奏效，这可急坏了孔祥熙。他对宋美龄说，咱们俩人都不能说服罗斯福，看来中美关系真要降低到冰点了。

宋美龄说，能不能叫大姐也来美国，她在外交方面比你我都更加灵活。

孔祥熙立即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宋蔼龄发电报，将他们在美国受阻的情况通报过去。

宋蔼龄接到电报后反复考虑，决定先不去美国。她觉得孔祥熙代表官方去谈不成，宋美龄以私人身份去谈也不成，她宋蔼龄论官位没有孔祥熙大，论身份没有宋美龄高，她去美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而且问题的关键是罗斯福铁了心要史迪威指挥，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指挥官。但是假若史迪威自己不愿意，或者他认为自己指挥不了呢？由史迪威去对罗斯福说不是比蒋孔说更为有利吗？！

于是，她下决心再次邀请史迪威。

史迪威来中国多年，当然知道宋蔼龄是何许人也。虽然这个女人无官无职，但从某个角度说，她随时代表的是国民党最高层利益的意见。所以史迪威不敢怠慢，立刻按邀请的时间来到了孔公馆。

宋蔼龄开门见山，说请你来就是为了罗斯福命令一事。宋蔼龄说：“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这一个讲人情讲伦理讲关系的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敢杀？就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的了全国的军队。中国军队现在分几派你也知道，有老蒋的嫡系、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军，你能凭罗斯福的一纸命令叫他们乖乖地听你指挥？”

史迪威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要我做总指挥确很困难。但是，这不是我要当的，而是总统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让我当的。”

宋蔼龄进一步说：“如果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交给了你，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中国已沦陷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人摆脱美国的侵略，这会不会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自称的自由、民主的形象呢？”

史迪威被宋蔼龄说服了。当即他向宋表示，他可以服从蒋的指挥，将来有机会他会向罗斯福总统陈述这一切，使其了解中国的实情。

蒋介石得到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报告后，增强了和罗斯福对抗的决心。因此他故意拖延、迟迟不宣布史迪威的命令。

当年8月23至9月18日，罗斯福在蒋介石故意拖延宣布任命的情况下两次致电蒋介石，要蒋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说如果蒋违抗的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蒋负责。

罗斯福的指责，迫使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摊牌了。

9月15日，就是罗斯福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25日，他亲自打电报给罗斯福，电报中说：“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一、我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出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电报后，又立即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电，告之“此事不解决，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

同时蒋介石还电告孔祥熙在此事没解决之前，不接受美国的任何接济，并随时做好准备迅速回国。

蒋介石和孔祥熙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起将了罗斯福一军，使罗斯福陷入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困境。要么继续施加压力使蒋接受让史迪威掌握全中国的军队，但这样要冒着同蒋介石决裂的危险；要么收回命令，向蒋介石屈服，但个人的面子要受到损失。

罗斯福选择了后者，结果蒋介石下赢了这盘棋。当年10月1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霍普金斯已告之他，说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原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刻找到霍普金斯，向其陈述利害。说如果罗斯福不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而罗斯福这个决定本身确实有点强加于人，让中方接受不了。霍普金斯也很快把孔祥熙的话转告了罗斯福。

对日作战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目标使罗斯福考虑到中美合作在当前的重要，因此他只能退步了。

同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正式召见孔祥熙，向他说明了美国准备正式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0月8日，美军副总参谋长请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军准备让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

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致电蒋介石，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次日下午史迪威便乘机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3年的参谋长生涯。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在这次“史迪威事件”中又为蒋介石效尽一次犬马之劳，并且终于赢得了胜利。

老蒋和美元一个都不能少

虽然蒋介石、孔祥熙因史迪威的问题和罗斯福大闹了一场，但这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是个小插曲。孔祥熙明白，在中国和所有外国的关系中，美国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首先考虑的。

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的工业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瞠目。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为世界第一位。仅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2亿美元。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是也效仿英法等国进行资本输出，其中两个重要地区就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蒋介石之所以看好美国原因就在于此，一是美国资本雄厚，可能为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二是美国在亚洲有经济利益，而日军的侵略破坏了这种利益。在抗日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直接开战，中美之间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紧密，蒋介石就越发想从美国身上揩油。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蒋介石宣称对所有国家实行平等外交，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在美国。即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孔祥熙也公开说：我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各端，莫不集中目标于华盛顿。

在对美外交上，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但侧重孔祥熙。因为孔祥熙比宋子文显得更谨慎，宋子文当时已宣称再也不为蒋家卖命，而独自做自己的生意。蒋介石虽然认为宋子文是个人才，但也不能屈尊去请他出山。离了你还有孔祥熙，地球照样转。孔祥熙就这样，又变成了蒋介石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了。

1938年9月，南京被日军占领不久，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派胡适去美国，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

蒋介石不解，问为什么非派胡适去，况且胡适当时正在英国。

孔祥熙说，这件事也考虑了很久。抗战以来，国家急需外援，而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胡适为著名学者，在美国信誉极佳。胡适的书在美国连年畅销，胡适被美国的舆论界称为美国之友。胡适是一学者，自然清高，不去请其出山，他断不肯主动到政府谋职。想当年刘备为求得人才，三顾茅庐。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急需人才，胡适又为国家所必需，只要我们诚心去请，他一定会尽力。

蒋介石此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孔祥熙极力推荐胡适，自有道理，也不必多加干涉，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孔祥熙得知蒋介石同意，即给在英国的讲学的胡适发了一封电报，告之政府已令他为新任驻美国大使，直接到美国上任。

胡适是著名学者，比孔祥熙小12岁，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因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而享誉学术界，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孔祥熙和胡适原本并不熟，后来在山西成立“中美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12年孙中山抵太原时，孔祥熙专门拜见。孙中山对孔祥熙的“中美同盟会”表示赞赏。胡适闻讯后也对“中美同盟会”发了贺电，孔祥熙知道了胡适。后来孔祥熙到上海，赴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又和宋蔼龄结婚，自然读了不少新书，其中最喜欢的便是胡适的。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成就最高。1924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大业，拖病弱之身赴北京做张作霖、段祺瑞的工作。当时孔祥熙随同前往。在北京，孔祥熙第一次见到胡适。因为二人都留美崇洋，又都性情温和，崇尚中庸，自然成了朋友。然后孔祥熙从政，胡适从文，虽相隔千里却也心心相印。因此孔祥熙在这种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

他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还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

却说胡适，接到孔祥熙电报后，受宠若惊。他曾对朋友谈过，永远不从政；并说官场龌龊，小人当道，实乃我辈之耻辱。中国的文人历来如此，一会儿出世，一会儿入世。出世时自命清高，抨击时政，纵横捭阖，好像天底下就他一个真君子；一旦皇帝下诏入宫，又感恩涕零，为谢知遇之恩竭尽全力万死不辞。

胡适中断了在英国的一切学术活动安排，即刻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就任。孔祥熙担心胡适一个文人不懂金融财经之事，又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前去辅佐，并委任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接头后，研究了主攻方向。决定第一个目标是和美国财长摩根索会谈，请求贷款。因准备用中国的工业原料桐油为抵押，所以这笔货款又称为“桐油贷款”，希望贷款额为41亿美元。

胡适的政治观点是反共的，希望中国欧化而深受美国人喜欢，陈光甫曾做为美国的代理人与摩根索十分熟悉。所以他们的话很快得到摩根索和美国务院的支持。消息传达到国内，孔祥熙十分得意，即向蒋介石汇报，其中不乏他选人得当的自满。

不料几天后事情有变。原来这项贷款计划在罗斯福审查时出现了麻烦。按美国法律规定，这样数额巨大的贷款必须由总统审批核发，还要到国会去表决才能生效，而总统同意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一直持怀疑态度，对国民党上层的贪污腐败也略有所闻。他可不愿意把美国人的纳税款填到一个不见底的大窟窿里去，或者流入一些军阀官吏的私人腰包。当时他对摩根索说：“我同意贷款2000万美元（数量上先大大降低了）。但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保证他继续抗日，而不是继续撤退和妥协。我真不明白，他的军队5个人为什么打不过1个日本人。第二是蒋介石应明确这2000万美元的确切用途。”

胡适、陈光甫把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孔祥熙后，孔祥熙又向蒋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这两条都好办，尽管他已经打定主意再撤退，把武汉留给日本人，而退守重庆。

10月30日，蒋介石在离开汉口前发表了一个《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表示要与日军血战到底。可实际上，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告全国军民书后，除了张自忠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和1942年史迪威指挥的滇缅战役外，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再没有大规模的交锋。

孔祥熙为弄到贷款，也积极配合蒋介石，在各大报纸上撰文，表示要坚决抗战，并将蒋介石的声明和他的讲话致电罗斯福。

1938年12日中旬，“桐油贷款”由罗斯福批准。次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协议并互相交换了备忘录。这份协议规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但不得购买军火、飞机和汽油等重要物资；中国以22万吨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还本付息。

据说协议签定后，当蒋介石得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后并不满意。首先是为什么不能购买军火？我借你的钱，又不是不还，又不是不付利息。你需要桐油，我需要美金，是互惠互利的。蒋介石觉得谈判的焦点是在利息上。就这么一个一点便宜没占、美国人一点亏不吃的谈判，还拖了一个多月。

胡适、陈光甫也觉得这批贷款谈判并不特别成功。但孔祥熙三天五天一个电报地催，他们就只能到处求人说情，结果瓜没熟就硬要摘下来，当然不会有多甜。

1939年，由于国政党政府滥发纸币和战争的破坏，法币和1937年相比贬值了46％。孔祥熙战前曾去英国活动，乞讨贷款，却成效不佳。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英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国抗战——打击日本就是打击德国，决定向中国提供5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和500万英镑平准基金贷款。但这也没能阻挡法币继续下跌。因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想起了在美国悠哉悠哉的胡适。

其实，这时孔祥熙已对胡适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自己向蒋介石推荐胡适可能是个错误。但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不可能马上把胡适换下来，只能将错就错，死马当做活马医赶着鸭子架，说不定还真能逼出点名堂来呢。

孔祥熙急电胡适、陈光甫，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设法再弄到7500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国内的燃眉之急。孔祥熙在电报中煞有介事地说：

“我国币制关系各国在华商务利益至巨。币制动摇，与其在华产业价值关系尤为密切，维持我国法币，亦即以保其权益……若再不援助，则一旦情形恶化，美在我国资产及商务，势必无法立足，同归于尽……”

孔祥熙在给胡适的另一封电报中建议：

“查欧战时，英负美债甚巨，迄未偿还……能否可运用由美转移债款与我，或委托我国代收……”

孔祥熙的一封封电报，像电棍打在驴屁股上，急得胡适和陈光甫团团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再亲密的朋友也有两个字不能提——借钱。美国人是恪守这一传统的，除非有极特殊的理由，或是有第三者的法律担保，你要想向别人借出钱来难上加难。对于中国这个穷朋友，美国人自然不那么情愿掏腰包了。

无奈之际，胡适和陈光甫厚着脸皮一次次要求见罗斯福。罗斯福以为他们有什么急事，见了面才知道又是要钱——这次学乖了点，没有狮子张大口，一张口就是四个亿，而是7500万。

罗斯福也学会了踢皮球，他把球踢给了琼斯——美国联邦委员会贷款办公室主任，一个身材高大、但说话没有表情的爱尔兰人后裔。

胡适和陈光甫又一次次地约见琼斯，并一次次地像背台词似的重复着中国决心抗战、决不投降的套话，直说得自己的腮帮子都发酸了。

琼斯是任你说破了天，任你说出的唾沫点着了灯，他也是拿定主意不松口。他还不如罗斯福，罗斯福还要考虑中国若真的被日本占领会给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损害。而他想的是中国抗不抗战和我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能确实给我们美国人带来好处。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心急火燎地攻不动，孔祥熙在重庆也焦灼不安起来。他推荐的好人，他建立的关系，这么一点子事情都办不好，怎么向蒋介石交待？总不能为了这7500万美元让蒋介石求罗斯福吧，太栽面子了。

到1940年2月，第二批贷款已提出5个多月了，美方仍没有一点松动迹象。孔祥熙直接敦促桐油的生产和出口，并再次致电胡适和陈光甫说，我们是极讲信誉的，第一次贷款的抵押桐油我们已向美国运出了大半，在约定期限内完全不成问题，应以此做为凭证向荚方提出会谈要求。

孔祥熙还给胡适、陈光甫出主意，让他们继续以中国的矿产或美国缺少的急需金属为抵押，设法促成这笔7500万美元的贷款。

不知是孔祥熙的这两着果然奏效，还是琼斯被胡适、陈光甫缠得没办法，琼斯终于同意从美国援助芬兰的援助中拨2000万美元给中国，而且可以自由支配，只是仍规定年息为4厘，7年内本息付清，但抵押是不能含糊的。抵押为中国向美国出口4万吨一律是凡九成色的滇锡售后款。

陈光甫在签定这次协议后深有感触地对胡适说：“今后抗战必须自力更生。我先自助，人方助我，我先自强，人方帮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

陈光甫的话道出了几分真理，但孔祥熙怕是听不进的。他认准了洋主子的主意是不会变的。这次“华锡借款合约”签字后，蒋介石很满意，因为贷款可以自由支配，用不着他美国人规定必须买什么。孔祥熙也颇为得意，他觉得这种钱就像白捡的一样，那些桐油、那些锡有什么用？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同破烂一样，而到了美国就成了宝贝，就能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就能为我所用，给自己带来数不清的好处。还有就是你向他借钱越多，他就越离不开你，到时候他不想帮也得帮，不想管也得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这就叫钓鱼，钓上了一条大鱼。

孔祥熙的外交思想和他的从政理论差不多，以主子只能认一个，交洋朋友、找洋靠山也只能找一个。自从他上潞河学院那一天起，他就认准了美国人是朋友，是靠山。他曾不止一次在家中对孔令仪、孔令侃说，像咱们这样的穷国家，不靠美国靠谁？

从反面来说，美国佬的钱也没白花，他们千方百计在中国找他们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就像做生意的先期投入一样，看准了一个项目，先期投入一小笔，项目成了就赚回来一大笔。他们在孔祥熙身上花了几个小钱，就为美国在中国大陆赚回了“大钱”。即使不说在政治、军事等大的方面，孔祥熙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就单讲那几笔贷款，尽管胡适和陈光甫求爷爷告奶奶，孔祥熙也绞尽脑汁，美国人在哪笔贷款吃了亏？那桐油、那纯锡，都是美国国内极缺的物资，要从欧洲或非洲进口价格要高出一倍多。你当美国人是傻子，发扬风格把钱借给你以支援抗战？！

孔祥熙不仅自己“效忠”洋主子，还积极影响蒋介石。让蒋介石也相信只有美国人是真正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他就向蒋介石吹风。渐渐地，蒋介石也受到了孔祥熙的影响（当然不是孔祥熙，在蒋身边的人大都亲美）。而美国处于自身的利益，也确实给蒋介石政府不少的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便迅速增加；抗战初1938～1940年，美国对华援助贷款不足5000万美元。而从1941至1945年，美国对中国的各货贷款达7亿美元，超过前几年的12倍。

这些援助，对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渡过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史迪威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说孔令侃曾问过孔祥熙，如此巨额的援助会不会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孔祥熙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有什么不好，比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要强得多。

孔祥熙虽然在效忠中国主子蒋介石的同时极力巴结美国“主子”，但并不是就没有矛盾。孔祥熙看中的是美国“主子”的钱，而美国看中的是孔祥熙的权，还有中国的钱。所以当这种“交易”出现赤字时，或一方太贪婪过于霸道时，“主”、“仆”之间也会大打出手。孔祥熙就因为不满“主子”的剥削和美国佬大干了一场，最终失宠。而孔祥熙失宠于美国又和在蒋介石面前失宠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罢黜孔祥熙除了国内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得罪美国。孔祥熙因为蒋介石因为国民党政府而得罪了美国，而蒋介石却因怕得罪美国而把孔祥熙驱逐出政坛，这不说是政坛丑闻，也算得上是蒋介石历史中出彩的一笔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联合抗日，美军陆空军人员来华的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做军事顾问，有的则直接对日作战。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捞取更多的美元，孔祥熙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军在华人员需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不必从美国运来，而由中国政府供给，美方表示同意。另外美军为了轰炸日本，控制制空权，在昆明、成都和湖南怀化等地修筑了能供B—29远程轰炸机起降的7个大型军用机场。修筑机场所需的人力物力由中方提供，折合费用待战后结算，由美方一次付清。中国因供应美军军需物资和修建机场费用两项，共垫付6亿美元（由法币折算）。

1943年11月，美、英、中首脑在开罗聚会，商讨战争大计。蒋介石向罗斯福申请再要10亿美元的贷款，罗斯福没答应。开罗会议后中国经济继续恶化，法币贬值严重，工业生产停滞，贪官污吏横行。蒋介石在一筹莫展之时，又请孔祥熙到美国活动，一方面争取新的贷款，一方面希望美国尽快拨还所欠垫款。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瓜岛战役后日军主力航母和进攻型战舰再遭重创。不久，山本五十六视察时在空中被美军击毙。美军已完成了在海上对日本的包围，但在海上失去进攻能力的日本在陆地上还做垂死挣扎。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兵力还有两百多万，1944年又相继在中国发动了几次战役，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用大批美元购买的军火也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孔祥熙就是在这时候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去美国的，这是他作为官方代表最后一次去美国，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遭受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在信中把罗斯福吹得天花乱坠，但罗斯福不领情，对实质性问题即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避而不谈，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

其实在孔祥熙到美国之前，美驻华大使高思就向罗斯福建议说，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援助，但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努力作战，而且屡现败绩，给他们再多的援助等于浪费。高思还说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从美国的援助中贪污挪用，中饱私囊；美国的援助正在加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

孔祥熙见贷款无望，就向罗斯福提出第二个问题，即拨还中方的军需供应和修筑机场代垫的6亿美元，并说明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及这部分资金对中国的重要性。

罗斯福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就原则上答应了。但具体细节要孔祥熙和美财政部、国防部磋商。

这一磋商就出了问题，孔祥熙提出应按中国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20元法币计算，而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认为应该按中国目前的市价1美元兑换200法币计算。如按美方的算法，中国方面将吃大亏，因为法币贬值有个过程（1美元兑换200法币是1944年重庆黑市上的比价）。

两种不同计算比价方法的结果，是相差几亿美元。事关重大，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相让。有一次他们俩在会谈中竞争吵了起来，吵得脸红脖子粗，令陪同人员十分尴尬。

孔祥熙知道目前国民党政府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在抗战初期实行的种种改革都已走进死胡同，靠大量增印钞票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44年的财政赤字已达数百亿法币，如果讨不回这几亿美元，他这个财政部长真该引咎辞职了。

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退让，使谈判毫无进展。孔祥熙在美国呆得索然无味，又不能就这么回去，就叫宋蔼龄也到美国陪着他。宋蔼龄来后想缓和孔和摩根索的关系，就在宾馆里设了一顿便宴，邀请摩根索参加。

摩根索也不怕吃人家嘴软，邀请便来且来了就吃。席间，宋蔼龄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摩根索就是不吐口。最后摩根索大概被逼急了，说了一句让孔祥熙、宋蔼龄都吃惊的话：“孔博士，你何必为了蒋介石伤害咱们私人间的感情呢？”

孔祥熙当时脸色就变了，尽管他是一个大人物，代表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他说：“摩根索先生，咱们朋友是朋友，但工作是工作。蒋委员长是我最尊重的领袖，他代表一国政府，我为蒋委员长服务义不容辞……”

摩根索见孔祥熙认真了，知道自己言重了，宴会不欢而散。

在孔祥熙的一再坚持下，美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即所有驻华美军使用的中国法币，分两次结算。第一次按照中方意见，以中国中央银行结汇官定价格核算；第二次采用折衷方案，孔祥熙和摩根索都作出让步，取得一个双方都认同的汇率另行结算，修筑机场费用战后结算。

孔祥熙在美大半年，为蒋介石从美国多挖走了1亿多美元，为解决重庆政府的财政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此和美国人结了怨。

这次是孔祥熙下野之前在美国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除了催讨垫款外，孔祥熙还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到美国国会讲演。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意外。一是孔祥熙本人不善讲演，虽说年轻时办教育他常出头露面，但那毕竟是小门小户。从政以后大都讲官话，拿着稿子念，讲演的技术也就慢慢荒废了；二是美国国会都是美国各界要人的荟萃之地，一般不让外国人到这里讲话。整个抗战期间，美国为了支持战争，团结人民，一共只邀请了荷兰女王、英国丘吉尔首相和宋美龄3人到国会讲演，这次主动邀请孔祥熙，对孔祥熙来讲不能不是一大殊荣。

二是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黄金。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孔祥熙决定向美国购买6亿美元的黄金。当时美国黄金官方价格是每英两35美元，而中国市场的黄金价格是法币3万元1两。当1美元折合200法币，100美元可以在美国买到官价黄金3英两，而在国内市场只能买0.66两，相差近两倍。

如能在美国按官价买到3亿美元的黄金，再运到中国出卖，这一出一进该赚多少钱。

当然，孔祥熙是在为国家做这笔生意。前不久侵吞美金公债后，他心里一直有种不祥之兆。宋蔼龄到美国后，他曾问宋蔼龄，老蒋有什么表示。宋蔼龄回答说没听到什么反应。但孔祥熙还是不放心，他决心为蒋介石做一个补偿。

他成功了。罗斯福觉得这件事美国不吃亏，既可以把多余的黄金卖出一部分，又能做一个好人，也作为对不同意给蒋介石10亿美元贷款的一种补偿。他还提出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运送这批黄金，不收运费。

然而孔祥熙并不知道，就当他和宋蔼龄在美国像孝敬老子那样为老蒋奔波时，在重庆陈氏兄弟正在秘密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倒孔运动。而蒋介石在听到了对孔祥熙越来越多的非议后，也准备牺牲这位“宰相”了。

孔祥熙帮助蒋介石弄到的这批黄金成了蒋介石在财政上的定心丸。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是用这批黄金发行了“黄金储蓄存款”，积累了一笔打内战的经费。然而这场内战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崩溃，这却是蒋介石和孔祥熙者流所始料不及的。

姐妹再聚首

当年在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宋蔼龄在孔氏家族中的位置甚至超过孔祥熙。有人曾开玩笑说，孔祥熙当国民政府的家，宋蔼龄当孔祥熙的家。此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几分道理。

当年的宋氏三姐妹可谓叱咤风云，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一个是蒋介石的老婆，唯独大姐宋蔼龄“屈尊”做了孔祥熙的妻子。所以人们说这三姐妹，一个爱国，一个爱权，一个爱钱。

爱钱不爱钱，反正宋蔼龄爱管事，爱出风头表现自己。别看宋美龄、宋庆龄出面都比她风光，但她常常能影响两个妹妹的感情和意向，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不当家却爱做主。抗战初期她就成功策划了宋氏三姐妹赴渝行动和支持参与“工合”运动，从而和孔祥熙所谓的“经济改革”相得益彰，为孔氏家族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1938年5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在长江汉口的武汉关码头，孔祥熙送宋蔼龄上船，去庐山参加谈话会。“西安事变”后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成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急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作出一种姿态，树立一种形象，以证明他们是抗战之中坚、民族之脊梁。因此庐山的这次会议虽然只是妇女界的一次集会，但意义深远，影响颇大。因为参加会议的妇女都是知名学者、专家和党政军首脑的夫人。宋蔼龄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孔祥熙也全力支持。

宋蔼龄之所以想去庐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宋庆龄。

宋家三姐妹个个才貌双全，宋庆龄当时不顾全家反对，毅然和孙中山结合的壮举，使宋蔼龄不得不对这位平日里端庄娴静的妹妹刮目相看。宋美龄欲和蒋介石结合时，宋蔼龄极力撮合，宋庆龄却坚决反对。以后宋庆龄和宋家的裂痕越来越大，宋氏姐妹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特别是在1929年以后，宋庆龄公开宣布，如果蒋介石不回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上来，她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后。此后宋庆龄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竟于1933年6月18日派复兴社特务暗杀了孙中山当年的秘书，亦即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抗战爆发后，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形成，宋庆龄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蒋介石对宋庆龄也是无可奈何。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于是和宋蔼龄商讨，能否利用这次机会做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回到国民党中来，起码不发表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宋蔼龄和宋庆龄为同胞姐妹，过去一同漂洋过海赴美国同窗苦读，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手足情深，历历在目。然而回国后不久，便都投身于政治斗争，又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至后来视为路人。现在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自然又有了共同的语言。宋蔼龄也是极想尽其所能说服宋庆龄的。

上海失陷后，宋蔼龄得知宋庆龄去了香港，便同宋美龄一首去了香港，三姐妹同住了一段时间并达成了谅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始新的一页。但宋蔼龄知道，过去的事可以不提，但埋藏在心中的创伤却是很难熨平的。特别是杨杏佛的被害，使蒋介石和宋庆龄之间设下了一条不可能沟通的鸿沟。但即使这样，宋蔼龄也决心去沟通去谅解，因为这是上帝给她们送来了一次机会。

同年5月20日至25日，全国各界优秀女性云集庐山，会议如期举行。

会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和邓颖超等全国著名妇女活动家就抗战期间动员妇女民众、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改善妇女工作团体状况、战时救护和赈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当时会议的气氛民主而热烈，尽管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抗战的大目标一致，大家都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

为了在宋庆龄面前做出一个姿态，宋蔼龄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我虽然住在国外（香港），心却一直留在国内。我希望全国的姐妹们能真诚团结，努力工作。我表个态，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将献出我所有的忠诚。”

宋蔼龄还说：“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代表，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讨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把全国的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宋蔼龄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宋蔼龄虽然有她自私、虚伪、贪婪的一面，但平心而论在抗战问题上，她还是热心的。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就捐赠数十万元，建立了一所能医治近千名伤员的医院，被抗战官兵称为“救死扶伤的卫士”。在前线伤兵的提议下，宋蔼龄又担任了“伤兵之友”理事。随着战斗的深入，战争的扩大，伤兵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后方救治，一时医院床位告急，资金缺乏救护药品不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宋蔼龄和几家大医院院长商议后，决定成立“伤兵之友总社”，统一指挥协调有关伤兵救治、转运的一切问题。孔祥熙担任了总社理事长，宋蔼龄任了理事。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把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又成立了香港“伤兵之友协会”，自己任会长。为了使伤兵的治疗、住宿及出院后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70万人参加了募捐，捐款100多万元。

不过，与其说是宋蔼龄的“诚意”感动了宋庆龄，还不如说是宋庆龄深明大义。困难当头，应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解救民族之危亡。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宋庆龄接纳了宋蔼龄。

于是不久后，香港成为姐妹二人活跃的舞台。宋庆龄积极为推进“工合”事业奔波劳碌；宋蔼龄也为“伤兵之友”日夜操心。恰在这时，宋美龄也来了。就这样，宋氏三姐妹在抗战的高潮中，又在香港团聚了。

说起来宋美龄此次赴港，还颇有些偶然因素。宋美龄原本没计划此时赴港，虽然宋蔼龄给她打过电话，希望她能及时赴港，使姐妹团聚。但当时抗战正酣，宋美龄被美国极有权威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夫人。宋美龄决心帮助蒋介石做点实事，为抗战做出贡献，为自己再添光彩，便驱车到前线。不料正遇日军飞机轰炸，宋美龄的汽车翻出了公路。好在没受致命伤，但也断了两根肋骨，随行人员劝宋美龄治疗休息，但宋美龄却执意不肯。她说，我要去前线的消息已通告将士，如不前往必将失信于官兵。于是她忍着剧痛来到前线，当晚便对官兵发表演讲，还连夜到医视察看望伤病员，第二天才回来治疗。因为延误了治疗，肋骨落下了病根，一到劳累过度或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当时宋美龄还主动请缨，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她到美国访问，商讨组建立空军事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回国后她积极参予了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甚至熟悉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遭到严重损失。上海抗战前，中国空军能升空的飞机约有250架，而到南京保卫战快结束时，仅剩下6架。到1940年，由于日军飞机对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发展到了最低谷。宋美龄心急如焚。一方面请求蒋介石免去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一方面直接找当时负责中国空军建设的美军官陈纳德，要求美国立即提供500架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新机场和培训飞行员。

由于重庆屡遭轰炸，空军建设又一时没有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急火攻心以至旧病复发，每夜肋骨伤部剧痛，难以入睡。经蒋介石、孔祥熙劝说和宋蔼龄做工作，才动身来到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宋蔼龄的住所。这是坐落在香港沙逊街的一栋别墅。宋庆龄也因此搬了过来。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就常常传出三姐妹朗朗的笑声，真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姐妹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的情景。没有分歧，没有隔阂，没有戒备，没有争吵，用亲昵的上海话聊天。她们一同回忆往事，谈论起童年天真无邪的时光和赴美留学时的感受。那时她们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又胸怀大志和一腔热血，都发誓要做妇女解放的先驱……

同年3月8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一同出席了香港有关人士组织的纪念“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当宋氏三姐妹一同亲密无间地出现在茶话会会场时，新闻记者们立即发现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特别是宋庆龄的出现，绝对含着丰富政治意义。因为近10年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宋氏三姐妹从没有走到一起，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一位新闻记者在事后的报道中写到：“我相信她们俩人在那里，但没想到孙夫人也在那里。她从来不和她们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已团结起来，进行着一场保卫民族的战争。”

几天后，香港的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抗日集会，邀请宋氏三姐妹参加，她们欣然前往。在那次集会上，宋美龄首先做了讲演，并公开赞扬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运动。宋庆龄、宋蔼龄也在集会上发言，宋庆龄还代表“保盟”向宋蔼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捐款。

就在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在国内在国民党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精卫叛逃了。

汪精卫逃到日本后，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国民党内部如何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如何不合，中国抗日领导层各抒己见、形不成核心等等。由此引发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小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甚至拿宋氏三姐妹开刀。说这三姐妹逃避现实，害怕艰苦，在群众和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却跑到中立地区去过和平舒适的生活。

于是，宋氏三姐妹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启程赴渝。

宋氏三姐妹这次的四川之行正是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权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因此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确，当时正处于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投降、认贼作父，以及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使人民意识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都将存在。不少人因此为民族的团结和抗战的前途担忧。而宋氏三姐妹结伴返回四川并在重庆公开露面，无疑给重庆沉闷抑郁的空气中吹进了一缕新风，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和信心。

当天，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蒋介石特派侍从室主任张冲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还专门致了欢迎词。张冲对宋氏三姐妹说，本来蒋委员长准备亲自到机场欢迎各位，因要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不能前来，请她们原谅。他特别请宋庆龄原谅。

而后，张冲带领满载武装警卫的军车开道，宋氏姐妹的小车鱼贯而出，驶入市中心。3月的山城阳光灿烂，春意融融。远远望去，歌乐山苍茫沉静，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近处路边鲜花盛开，翠柳吐绿，一片温暖一片春意。

应宋蔼龄的邀请，宋庆龄住进了孔府，这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精心安排的。一来可以使宋庆龄生活的安逸舒适；二来可以有宋蔼龄陪伴，不显得寂寞；三来也可以在客观上限制宋庆龄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交流。宋庆龄之所以同意住进孔府，也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更好地做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并且希望能使姐姐蔼龄的思想发生转变，向好的方向转变。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聚首，立刻成为各新闻单位的热门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要求采访，社会各界也极注意三姐妹在重庆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宋庆龄，曾与妹夫蒋介石势不两立，一个支持共产党，一个要消灭共产党，甚至兵戎相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孔夫人、孙夫人及蒋夫人3月31日联袂来渝，孔夫人及孙夫人尚系初次访问战时首都，彼等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表现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的光荣。”

4月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对宋氏三姐妹联袂来渝及抗战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短评说：“我们除向领导女运、积劳成疾且病后重新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敬慰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致意。”

短评中还指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转赴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努力，团结广大爱国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短评最后说：“宋氏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对团结各族人民英勇抗战有着重要意义。相信重庆乃至全国各界妇女，在蒋夫人、孙夫人领导之下，能够使妇女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这必将会大大增强抗战的力量，促进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实政，保证抗战的早日胜利。”

重庆《大公报》也对宋庆龄来渝表示欢迎，并撰文说：“我们欢迎孙夫人这次到内地来。因为自抗战以来，孙夫人还未到首都来过。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因为，敌人已走向败亡之路，我们已看见胜利的曙光。”

《大公报》的文章还说：“新兴的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也正在孙先生的精神领导下而抗战而建国。我们欢迎孙夫人，更希望孙夫人帮助政府，使抗战早成，建国早成！”

宋氏三姐妹同赴重庆，以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和全国人民显示了她们心系团结抗战和民族解放大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她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和理解。当时在重庆不论她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狂热的人群夹道欢迎，哪里就有数不清的群众致敬问候，以致她们不得不私下订了一条纪律：任何个人都不能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群团组织和委员会的特许招待她们才接受。为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宋氏三姐妹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

同年4月3日，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三人前往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与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接着她们又接见了“妇指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与学员们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她们驱车同赴乐山，探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的500多名难童。难童们对这三位“妈妈”的探望十分感激和高兴。难童们在保育院广场上举行了欢迎会，还表演了合唱“打倒汪精卫”。宋庆龄与一个其母在战区工作的女童合影留念。宋蔼龄也与一父母双亡的孤儿合影，并表示负责孩子的抚养。归途中她们又参观了“新生活运动”妇女工艺社，对妇女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第二天，恰是当时的儿童节，重庆各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宋庆龄、宋蔼龄购买了大量精美糖果计500余份，分别赠送给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7日，重庆蒋介石黄山官邸里，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宋美龄身着传统的紧平绒旗袍，在此邀请重庆党政军及妇女界知名人士，欢迎她的两个姐姐到这里聚会。下午4时整，聚会正式开始。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吴国桢夫人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夫人及180多位妇女界知名人来到这里。

聚会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举行。草坪上摆着长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水果和茶点，桌子两旁摆放着一把把藤椅。

每一位客人来到的时候，都先到客厅拜会宋氏三姐妹。5时整三姐妹携手并肩，满面春风从室内走出，来到草坪上。顿时，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首先致词，她说：“我不会演讲，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她们和大家见见面。因为她们俩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全国姐妹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在香港也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她又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请允让我代表全国妇女，请求我的姐姐——宋庆龄和宋蔼龄长住重庆，领导全国的妇女工作。”

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一提议。

接着宋庆龄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此时，我和在场的各位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姐妹。这次我和蔼龄到重庆来，看到了日军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看到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更看到了人民团结一心、共抗日寇的决心和令人鼓舞的抗日的场面。”

宋庆龄在发言中还说：“我们不要做表面文章，我们需要的是多做实际工作。我们应对广大妇女多做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参政和民主意识，因为民主政治与妇女解放有着重要的关系，正在推进的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

宋蔼龄随后也发表了即兴演讲。她说：“孙夫人和我虽然是初来重庆，见些故交也结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

就在这时，人群后面突然人头攒动。旋见人群自动分开闪出一条通道，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的人走了进来，后面则跟着他的随员。

“蒋介石！”不知谁说出了声来。

蒋介石原本知道这个茶会，无奈近日来日军空军连续轰炸重庆，给重庆带来很大的损失。蒋介石也非常恼火。因此这天上午他约好去见美国驻华大使，商讨请美国尽快帮助提供更多的飞机，在空中打击日军以保卫重庆的安全。尔后蒋介石又要参加一周一度的国家总动员例会，抽不开身。开会期间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这时孔祥熙在一旁提醒蒋介石，反正议题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先回去参加宋美龄举行的茶会。

蒋介石一想也是，宋庆龄来重庆以后，一直没同她见面，这次正好是个机会。而且这个茶会，还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孔祥熙当下说：“委员长尽可放心走，这里由我主持，没问题的。”

蒋介石这才急匆匆赶回官邸，此时茶会已进行过半。

蒋介石的到来，使茶会的气氛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对着十几个记者的话筒，蒋介石侃侃而谈：“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使全国姐妹们欢喜，也是全国人民都欢喜的事。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欢迎你们。”

的确，宋庆龄为了抗战大局，抛开了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来到重庆，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巨大支持。但宋庆龄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为了抗战，她个人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她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她就坚决反对。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手腕和野心，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他背信弃义，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并和黑暗势力的军阀妥协，又干了多少坏事，手上沾了多少人民的鲜血。特别是1933年暗杀了杨杏佛，就如同在宋庆龄的胸口上捅了一刀，至今还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但想到孙中山的教诲，想起孙中山的胸怀和气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大总统可以不当；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他拖着病残羸弱的身躯乘船北上和段祺瑞、张作霖谈判，最后病死在北京。想想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德国记者王安娜曾有幸目睹了那一次历史性的场面，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蒋介石微笑着，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而不停。而宋庆龄身着一套黑色套装，头发平滑光亮，双眸安然自若，宛如一尊雕像。”

这时，宋蔼龄提议四人合影留念。宋美龄开玩笑说：他（指蒋介石）老是那么严肃。”蒋介石也笑了，说：“我不是在笑吗？”

深谋远虑的宋蔼龄挽着宋庆龄的胳膊站在了蒋介石的身旁。于是只有在抗日战争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影像随着照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永久地留下了。

而后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走到宋庆龄身旁，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到重庆来，欢迎你到家里来。”

宋庆龄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希望在你的领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取得全面胜利。”

茶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晚宴，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孔祥熙、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夫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麦克唐纳和英大使馆参赞等人。这又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宋氏三姐妹及他们的丈夫蒋介石、孔祥熙，还有宋子文代表了中国当时最显赫的家族，是当时上层社会最有实权的人物。尽管他们因政治观点、经济利益的矛盾以往有很多冲突和摩擦，但为了抗战他们抛开分歧，重聚一堂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家庭气氛。这无疑预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给了汪精卫和日本宣传机器污蔑中国内部分裂以有力的回击。

当月的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了表示其团结抗战的决心，又以招待苏联驻华大使为名宴请宋庆龄及各国驻华大使。

15日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盛大茶会，欢迎宋庆龄来渝。同时出席的还有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英、法、美、苏四国驻华大使及妇女界领袖等中外知名人士300多人，从而把欢迎宋庆龄到渝活动推向了高潮。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在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的时候，100多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呼啸着从武汉、孝感、应城的三个空军基地依次飞向天空，开始执行代号为“一○一号作战”计划。

为了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拉拢分化国民党上层人士，策划扶持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出台，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军事上的进攻，做为全面进攻的准备。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一作战”。而“一○一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同年4月上旬至7月下旬，是重庆地区上空雾少、能见度高的时间，利于空军飞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

15日傍晚，日军飞机飞抵重庆上空，立即对重庆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半小时后轰炸的日军飞机除了两架被防空炮火击落外，其余的均完成任务返航。刹时间，重庆的部分地区陷入了浓浓的火海之中。

宋庆龄住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范庄住所，此次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只是弹投偏了点，只炸中了几间偏房，而且由于提前都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空袭警报解除后，宋庆龄想了解日军飞机造成的伤害和人民群众的情绪，便不顾宋蔼龄的劝阻走了出去。只见远处有几处冒着浓烟，烟柱倾斜着涌上蓝天。近处有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焦臭味。几辆被炸坏的卡车歪斜地躺在公路上，街上除了少数穿军装和警服的人穿梭忙碌外，几乎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宋庆龄心中不由升起团团怒火。

此时宋蔼龄也忐忑不安，回重庆前，她便想让宋庆龄住在自己家中。开始和孔祥熙商量时，孔祥熙不同意，说蒋介石最烦宋庆龄，宋庆龄总和蒋介石对着干，不给蒋介石一点面子，还爱和共产党搅在一起，你让她住在这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宋蔼龄自有道理。她对孔祥熙说：“那是过去，这次她同意来重庆，就是来还蒋介石的面子。你想想，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席，她肯来不就是面子，不就是表示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宋庆龄住在这里，是为了控制宋庆龄。从表面上看住在姐姐家里会显得自由，实际上是限制了宋庆龄的自由。孔祥熙不禁佩服宋蔼龄在某些方面毕竟高他一筹，既买蒋介石的好，又买宋庆龄的好，自己则能从中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看不到的种种好处。把宋庆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等于在官场上又多了一张王牌，妙哉妙哉。于是孔祥熙同意了宋蔼龄的建议，专门给宋庆龄准备了一幢房子。

但宋蔼龄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宋庆龄到重庆没几天，重庆就两次遭受日机轰炸。这一次日本飞机还把炸弹投到了孔府，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宋庆龄会不会以此为借口要搬出去？这些天来，虽然总的来讲姐妹三人团结和睦，在公众场合也能统一口径，步伐一致，似乎有了默契。但在骨子里，宋蔼龄却隐隐地感到宋庆龄和她的不同。宋庆龄不那么贪图财富和虚荣，宋庆龄不爱打麻将和在交际场上应酬，除非是抗日的需要。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孔祥熙态度仍然是有保留的热情、打了折扣的亲近。因此宋蔼龄担心弄不好鸡没抓成反而蚀了一把米，反而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利用。

就在这时，宋美龄打来电话，询问日机轰炸的情况，并告诉宋蔼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她们三姐妹对美国公众演讲。当得知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宋美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对宋庆龄外出未归感到担忧。

宋蔼龄告诉美龄，宋庆龄不会走远，她现在就去把宋庆龄找回来，并一定说服宋庆龄到中央电台演讲。

宋蔼龄原来预料宋庆龄对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演讲可能有顾虑，或提条件。没想到她对宋庆龄一提起这事，宋庆龄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宋庆龄目睹了日军飞机的暴行后，正义愤填膺，想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真相。

第二天早8点，3辆轿车分别载着宋氏三姐妹来到国民党中央电台。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还在燃烧，个别地方还不时传来一两下爆炸的响声。

在电台负责人的带领下，三姐妹来到播音室。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播音室地上铺上了地毯，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两旁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这次播音主要是对美国听众，所以必须全部用英语。按照事前的安排，宋庆龄第一个走到了麦克风前，用她那女性特有的充满魅力的声音说到：

“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3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的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已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庆龄抛开讲稿，完全凭着自己激荡的思绪慷慨陈词。以致她讲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宋美龄爱怜地扶着她到休息室去休息。

第二个演讲的是宋蔼龄。她的语调比宋庆龄平缓，但也字正腔圆。她着重讲了中国抗战的团结问题，愤怒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无耻行为。她说：

“……那所谓‘政府’者也，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治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民所咒诅的叛徒。世界上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他们充满了异常坚强的继续抗战的决心。”

宋蔼龄在表述了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时候继续说：

“我们在财政经济上，也已经有抗战到底的计划和准备，在中国西部，我们已经建成了人力物力的储蓄所，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来应用。在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最值注意的就是，全国妇女界的活动和全国民众对于士兵观念的转变。以前大家把士兵看作佣人，地位很低，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国民军，军队和民众一起工作，民众也和军队一起工作。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可以击败敌人的。”

宋美龄是最后一个进行演讲的，她讲的时间也最长。她曾多次访问美国，并被美国刊物评为“第一夫人”。因此，美国人认识她、了解她，她也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并且相信美国。

宋美龄首先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述了在太平洋彼岸的进行的抗日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称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宋美龄批评美国部分人持有的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绥靖政策。渐渐地她的语调开始激昂有力起来。

“美国朋友们，早安。我只用不长的时间，对孔夫人、孙夫人的话做几句补充。我们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即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3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法律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下列两件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是对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为，也就是对日本禁运石油及其它战争原料。

“坦率地讲，我们是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甚至有放弃斗争的可能性。但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我们仍继续战斗着，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是否想到，如果中国被日本武装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将保有它完整的军事实力，并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人力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会将他的侵略魔爪伸向印度支那，伸向马来群岛，甚至伸向澳洲和新西兰。

“如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如果美国对日本采取纵容和姑息迁就的态度，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而只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对贵国和民主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将成损害。因为日本的野心是要称霸太平洋。所以我呼吁一切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应该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军队使日军陷入中国的泥潭而动弹不得，然后最终将他们消灭。到那时，世界将会发现，中国对于人类有怎样伟大的贡献。”

宋氏三姐妹的演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尽管日本施用了干扰手段，但由于中方早有准备，实施了反干扰，使大洋彼岸的美国听众清晰地听到了宋氏三姐妹的广播。据说三姐妹演讲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就有数千名大学生集会并上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有的国会议员还向国会递交了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意见书，美国国内的舆论明显向支持中国抗战一边倾斜。

同年5月1日，国民党元老派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宋庆龄集会。由于这个会是专为宋庆龄准备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国民党元老派大都不在一线执政，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出席会议的百余名元老中大都是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欢迎词，称赞宋庆龄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她对国民党元老们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到重庆后所见所闻感到满意。宋庆龄还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时，正值大雾弥漫的天气刚过，晴空万里的春天来临。日军利用天气晴好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高峰期。但为了给全国妇女同胞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都冒着危险，在重庆及成都各地视察，看望伤员、慰问孤儿院。

一天，设在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被安排接受宋氏三姐妹的视察。

当时，为什么宋氏三姐妹视察第五陆军医院呢？说起来还有个插曲。该院院长是个40岁出头的二流大夫，仅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经人点播，也学会了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悟出了官场上“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真谛来，于是一个劲地向上面吹牛弄景儿。上面一来检查，好吃好喝地供着，临走时土特产往车屁股里一塞。果然不出一年，第五陆军医院成了样板，他也被晋升为中校。

这次听说宋氏三姐妹要来视察，急得此人像屁股底下着了火。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是什么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好了一步登天，弄不好一次玩完。可现在医院里问题成堆，由于缺少经费病房里没有暖气，医疗设备和抢救设施陈旧落后，药品特别是奎宁等抗生素奇缺，需要输血的伤员又找不到血源。特别是近日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伤员剧增，每个病房都是满满的，到处是垃圾，遗弃物和一股股难以入鼻的味道。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宋氏三姐妹来到陆军第五医院。她们身后拥簇着一群记者和随从。

当下那位院长跑上前去，“啪”地一个立正，睁圆了因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提高嗓门说：“第五陆军医院院长前来报到，请夫人吩咐。”

宋美龄向他挥了挥手说：“我们先到病房看看吧。”

宋美龄一头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梳向后颈，在后面挽成了一个发髻。她一身深蓝色的旗袍，没带任何装饰物。

宋美龄明白，她到医院视察决不只走走过场，让记者们拍个照片发个消息以捞点政治资本。她已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资本了。她是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蒋介石的威望。前方的战事正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伤员就是对前方将士的鼓舞，就是在提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群众中的威望。另外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始终是在和宋蔼龄、宋庆龄同行。她时刻要给舆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氏三姐妹是团结的，她对两个姐姐是尊重的。

宋蔼龄到医院来则纯粹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她和宋庆龄、宋美龄不同。在政治上她无法和这两个妹妹匹敌，她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方面她借着这次姐妹同行提高自己的身价，像月亮靠着太阳发光一样；另一方面，她也要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妇女领袖。

此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宋蔼龄也很想了解各大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所面临的不足。她知道医院有时也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在这上面小投入一笔就像放出一个鱼饵，可以换成一名大鱼。

走在最前面的是宋庆龄。同宋蔼龄、宋美龄相比，她显得朴素、大方、高贵而又平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戴任何首饰。每逢记者拍照时，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让宋蔼龄、宋美龄走到镜头前，而且很少讲话。

宋蔼龄当然注意到宋庆龄的这些细节，并想办法把宋庆龄向前推。说起来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都被称为“第一夫人”，而宋蔼龄又是大姐。所以当行进时她们三个总是几乎并排前行，照相时总是一字排开。特别是宋蔼龄，她极力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她们三姐妹是亲密无间的。她说服宋庆龄到重庆来，她要宋庆龄住在自己家里，她要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在黄山专门为宋庆龄修建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在回渝的全过程中，她随时注意宋庆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宋庆龄这方面讲，她当然明白宋蔼龄的用心，但生活中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大敌当前，国家需要团结统一，汪精卫的分裂活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口实，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她对蒋介石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但为了抗战，她还是来到重庆。她来重庆本身，就是向世人说明了她对蒋介石抗战的支持。另外她来重庆以后，一直致力于演讲、视察，口径一致地是如何唤起民众打败日寇侵略，决不发表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言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表现出宋庆龄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

“孔夫人，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很多伤员因为药品不足而延误了抢救……”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宋蔼龄喋喋不休地讲。

“需要什么药品，你列个清单，我们争取给你想办法。”宋蔼龄回答说。

说话间她们来到一个病房，碰巧看见一个腹部受枪伤的士兵，由于伤口感染停止了呼吸。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上前来，将一束鲜花放在死者的床头，并用白被单慢慢蒙到了死者的面部。

周围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宋蔼龄也被这沉痛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在与其他重伤员一一握手后，她说我要让这里的每位受伤的官兵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装、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蔼龄说她所领导的“伤兵之友”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募捐到的钱将全部作为伤兵退伍后的补贴。

宋氏三姐妹又来到手术室，并现场观看一次手术，被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腿部中弹，而且已经感染，手术大夫原来想为他截肢。

宋庆龄对大夫讲：“能不能不截肢，设法保住他的双腿，今后他还能有希望。”

宋蔼龄在一旁说：“要多给他输血，钱由我来付。”

宋美龄也说：“一定要想法保住他的腿。”

主刀大夫在她们的鼓励下，开了几处难度很大的伤口，把里面的弹片碎片一一取了出来，并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双腿是有希望保住了。

安排完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成都。当时成都和重庆之间有没有铁路，并且恰逢日军连日轰炸，坐飞机更不安全，于是她们决定乘汽车去。

孔祥熙曾为宋蔼龄她们担心，考虑是否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往成都。要路遇日机轰炸躲避不及，岂不因小失大？一席话说得宋蔼龄有点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听后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去会对那里的军民产生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政府没忘记他们，打日本抗战会更有信心。

宋蔼龄又打电话给宋美龄，宋美龄也决定去。她在电话里笑着对宋蔼龄说：“在上海我就被日军飞机炸过一回，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

的确，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汪精卫叛变投敌，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一些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国民党内部则有人高喊要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不少人对抗战能否取胜忧心忡忡。而这时宋氏三姐妹的视察和“出访”，确实能起到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宋氏三姐妹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两天来她们躲过日军的一次空袭，沿途看见了逃难的人群，以及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更激起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动员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由重庆赴成都，也引起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大公报》这样写到：

“她们（指宋氏三姐妹）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呆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寥寥数笔，真实地记录了宋氏三姐妹旅途的艰辛和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数百名女工集合在广场上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发表了即兴演讲。

宋蔼龄说，我们在前往的路途中看到了日寇的暴行，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

宋美龄在演讲中着重谈了合作社的工作。她说：“正因为有了你们，纺织女工们，不懈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前线的将士才能英勇无畏地去战斗、去杀敌。合作社的工作要进一步发展，社员要进一步扩大，现在合作社有5万社员，要增加到50万。要让每一个有工作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成年妇女都参加，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由于连日旅途疲劳，宋庆龄正患牙痛。但全场女工一再以热烈的掌声邀请宋庆龄讲话。

宋庆龄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工合社事业，就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使总理遗旨早日实现。”

三姐妹演讲完后，即由合作社领导陪同参观了“工合”产品的展览。这是一间约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厅，合作社社员生产的玩具、军服、毛毯、文具等琳琅满目，充满显示了“工合”事业的勃勃生机。

三姐妹兴致勃勃地参观展品，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并细心地询问展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生活情况。当她们来到毛纺班参观时，恰有一些女工正在工作，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挨着一名女工坐了下来，亲自动手缝制军衣。随同的美国摄影师抢拍了这一场景。于是，宋美龄坐在缝纫机旁，聚精会神地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的照片，不久就登在了全国各大报刊上。

宋美龄还别出心裁，由她做东在成都的一个励志社举行集会，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首次来蓉视察。实际上这主要是为了宋庆龄。1927年以后，宋庆龄和蒋介石积怨甚深，和宋美龄、宋蔼龄也基本断了联系。虽为同胞姐妹，却视为路人。这次好不容易说服宋庆龄到四川，宋美龄和宋蔼龄都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感情投资”，以设法弥合（至少在表面上）长期以来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裂痕。

宋美龄的这一安排有点出乎宋庆龄预料。她对宋美龄说，“咱们三姐妹历经风险来到成都，一起看望抗日将士，慰问后方姐妹，本来已情投意合不分彼此，怎么突然又要开这样一个会，还分什么主客？！”

宋美龄笑着说：“姐姐莫要多心，小妹心里一直有姐姐，只是这许多年来实在不便联系。这次你肯来四川，我真是十分感动，借成都的茶表表心意，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宋蔼龄早已明白，便插嘴说：“咱们姐妹三人，早年一同留美，四年寒窗手足情深，都是那些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争我夺，害得咱姐妹天各一方。现在好了，咱们有机会相聚于此，是要好好地祝贺一番。”

宋庆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三姐妹便一同出席茶会。

不料这个会比在蒋介石家里的那个还大，成都各界近500人出席。这也难怪，宋氏三姐妹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特别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四川，大家都想一睹三姐妹的风采。所以尽管人员一压再压，还是突破了400人。

三姐妹既然有客有主，发言自然就要遵循各自的角度。宋蔼龄、宋庆龄自然是表示感谢，同时都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庆龄特别强调了抗战工作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应积极参与。

宋美龄在致词中鼓励各界妇女要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不要辜负两位夫人的希望，并对出席会议的抗战将士的家属表示感谢和慰问。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道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其实，宋庆龄要回香港实属必然。宋氏姐妹虽为同胞姐妹，但近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迥然不同。宋庆龄走的是一条革命者的道路，追求的是自由解放。而宋蔼龄和宋美龄则是攀龙附贵，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虽然在抗战期间她们也做过好事）。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弥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祥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借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入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征入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割肉助“工合”

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系，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小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赞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夫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著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8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和CC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购餐券去吃爱国饭，原是3天的期限一再延长。“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共募集2.5万元港币，扩大了“工合”的影响，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碗饭运动”结束不久，宋蔼龄、宋美龄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又在香港开展了。这是一种普及民众的娱乐集会，采取民众联欢的形式。会场布置了各种游艺玩具，同时展销工商产品，其中展出了100余种“工合”生产的产品，类似现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

嘉年华会历时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参加。原定每天上午10时至晚10时，后经各方要求延长到晚12时。“嘉年华会”成为“一碗饭运动”后，香港民众爱国抗日的又一个焦点和热点。几十万人次参加“嘉年华会”，不仅扩大了“工合”的影响，还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

“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仇恨。CC派头子陈果夫首先对“工合”发难，他派人四处搜寻“工合”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证据。然后向蒋介石写了个秘密报告，说“工合”总会和各区负责人有的被“共党赤化”，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如不对“工合”加以控制或改组，于国民党极为不利云云。

对这份报告，蒋介石没有批示，但却叫侍从室带话给陈果夫，要他拿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解决办法来。蒋介石知道，“工合”虽有共产党和“左派”参加，但折腾得最凶的却是宋氏三姐妹和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好轻易采取得行动的。陈果夫对蒋的意思心领神会，便以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在国民党内新设立一个“合作社管制局”，名为加强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对着“工合”来的。陈果夫在关于成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中指出：“合作社会管制局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府机构，对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管理权……”

然而鬼使神差，这件事赶巧让孔祥熙知道了。说心里话，他对“工合”本来是反感的，但无奈宋蔼龄对“工合”却很投入。宋蔼龄办过几个小厂，尝试着通过劳资合作，把工厂办成福利性的“实际工厂”，“工合”运动正投其意。在孔祥熙看来，这纯粹是胡闹，他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女人特有的表现欲。现在不同了，“工合”越闹越大，共产党也掺合进来，“工合”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而这些，宋蔼龄认识不到，宋庆龄是同情共产党的，可宋蔼龄却把她们宋家姐妹的面子看得比政治都重要。但他对陈果夫也不满，认为陈果夫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你一个组织部长管好组织就得了，什么都想插一脚，成立“合作社管制局”也轮不到你头上。他凭着本能已隐隐感到，陈果夫将来必是他的心腹大患。

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和宋蔼龄通个气。因为共产党虽然是根本威胁，但却毕竟不是直接威胁，而且太远。而陈果夫眼下咄咄逼人，却可能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果然，宋蔼龄听说“合作社管制局”一事就火了，说“什么合作社管制局，纯粹是红眼病，看见别人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在一旁坐冷板凳心里不舒服。当初成立‘工合’时你为什么不积极？现在桃子熟了你想伸手了，没门！”宋蔼龄知道，要阻止这些孔祥熙不便出头，因为孔祥熙一出面，就会和陈果夫的矛盾公开化。谁都知道孔是“工合”的理事长，尽管不理事，况且蒋介石对陈的建议颇为欣赏呢。宋蔼龄只好去找宋子文、宋庆龄商量此事，恰巧宋子文在美国访问，她们就给宋子文写信，宋子文一向对陈氏兄弟不感兴趣。在他的眼中，陈果夫和戴笠就是一群流氓，连蒋介石都是流氓。

宋子文接到信后立即给蒋介石、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美国活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很有兴趣，极愿为此投资。但如果“工合”的领导权为陈氏兄弟把持，就会失去美国人的兴趣和支持，失去大量的国际援助。

宋子文的这封信可谓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蒋介石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怕共产党发展；二怕失去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因为陈立夫陈果夫得罪了美国人是得不偿失的，虽然陈氏兄弟是一片忠心。因此他大笔一挥，在陈果夫于建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上批了“暂缓办理”4个字。

孔祥熙和陈果夫就是这样，既勾结又争夺。有同共利益时，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利益不同时，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工合”的问题上，他们可谓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作社管制局”虽然没能成立，但陈氏兄弟对“工合”的报复由此却变得变本加厉。孔祥熙一看陈果夫争权的计划破产，就又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工合”，使“工合”运动再次面临困难的处境。

陈果夫通过CC派和军统戴笠的配合，对“工合”大搞特务活动，不断以“通共”的罪名迫害“工合”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从1939年到1945年，仅西北“工合”办事处，他们就逮捕、关押了30多人。“皖南事变”中，不仅叶挺被俘、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遇难，当时皖南茂林的“工合”事务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更有甚者，他们对“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也下了毒手。他们先是捏造罪名，说艾黎是第三国际打入中国的间谍、特务，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并扬言要将路易·艾黎逮捕移交军事法庭。恰在当时，国民党极右势力和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到处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袭击八路军、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这个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宣布路易·艾黎在他的战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扬言要将艾黎逮捕后驱逐出境。

艾黎尚且如此，“工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由于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还担任着“工合”的领导，蒋介石还不敢取缔“工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工合”国际委员会便迁往成都，继续开展工作，但影响和规模较之以前已缩小了许多。

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中国“工合”运动，是一场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在共产党影响下，对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的“人民战争”。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据1942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3000余个，社员3万余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8000万元，国际援助500多万美元。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共获捐款和贷款1.8亿法币，工业合作社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合”运动团结了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手工业工人，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年“工合”运动亦对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援，并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工合”运动的伟大与不朽。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运动的合法性派遣党员去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既扩大了影响，也团结了群众。

第七章　众矢之的

“孔宋”硝烟再起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除此而外他判断事物只看利害，不分对错；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损的损，该打的打，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当年美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

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曾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

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加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说话略带山西口音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是他们公开闹翻还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的一记耳光。

当年10月，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从骨子里生出一种憎恨来。

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他却充当蒋宋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的厉害，在玩弄权术高过他一筹。但佩服归佩服，怨却从此结了。

宋子文辞职来到上海，继续他金融家的生涯。当时报纸报道说，宋子文辞职是健康原因，就有好事的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想了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好以此再来一篇“花边”新闻。不料宋子文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那记者看宋子文红光满面的样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宋子文接着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有人说我体健如牛，也不过分，这次辞职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党国大业，我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还有所保留的话，那对他的秘友则是坦露无遗了。一次喝醉了酒后他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跟给他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此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一倍半，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却无可奈何。准确的说，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做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谁想占住脚都得靠他蒋介石帮忙。

因此，宋子文是下野，但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和美国关系密切，他从美国借款有一个专门的帐本，但离职不交给孔祥熙，也不向孔祥熙汇报。他离开财政部时，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级职员大都辞职不干了，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当时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没有辞职。贾士毅不是宋子文的死党，他原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因工作勤勉、为人忠厚、业务熟练，所以被宋子文启用。宋子文辞职后，他觉得自己若跟着辞职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就没有跟着走。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去宋子文的家中探望。哪知宋子文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弄得贾士毅偌大一把年纪，眼泪直在眼眶里转。

贾士毅知道宋子文真的生自己的气了，心里十分害怕，就去找新任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听了他的陈述后本来想给他鼓鼓劲，叫他跟宋子文对着干。后来看他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就说你也不必为难，在我手下干，我也不会亏待你。

贾士毅说，“既然已得罪了国舅（宋子文），再在南京恐怕不合适，请孔部长高抬贵手，让我到外地当个职员算了”。

孔祥熙想即使让贾士毅走，也不能太随便，否则人家更会觉得我孔祥熙怕宋子文，损坏我的声誉。于是孔祥熙决定让贾士毅去湖北，但不是去当职员，而是去做财政厅厅长。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不太管用。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力、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呆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名为四联、实为四不联的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因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谈，并将蒋介石安全带回南京。一时成为南京国民党人中的“英雄好汉”，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吹捧。孔祥熙听后极为不快，在家中对他的同僚说：他算哪路英雄？西安事变时是我主张他领蒋夫人去西安，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好恢复他同蒋委员长的感情。他却恩将仇报，联合人来倒我。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矛盾。孔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蔼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驻中国事务处官员谢伟思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他曾向美国国务院写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篇幅是讨论宋氏家族及宋子文、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关系的。

这位美国人说，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蔼龄。她是一个邪恶又聪明的女人。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据说宋蔼龄在中国雇佣过很多刺客，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都听说过她的行动，但对此都一言不发。

在宋家唯一的例外是宋庆龄。谢伟思在抗战期间专门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出于正义，提出要对宋子文领导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触发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最敏感的神经，也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当时，环球贸易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总部设在美国，专门处理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

宋庆龄对专程拜访她的谢伟思说，她听说现在有人在利用租借法得到的款项大发横财。现在正值抗战，国家急需财力支持，这样做等于玩火自焚。她希望谢伟思回国后提醒美国总统，应检查这些钱财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特别要对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宋庆龄是因为担心宋子文越走越远，最后不可收拾才提出这种意见的，而且她自己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关系以前一直比较好，她喜欢这个有魄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弟弟。在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上，在对北伐革命上，她们都曾有过一致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到武汉革命政府做事。但后来由于宋蔼龄做工作，宋子文才又被拉到了蒋介石一边。宋子文离武汉赴南京前，曾去看过宋庆龄，企图说服宋庆龄也去投靠蒋介石，遭到拒绝。从那以后宋庆龄和宋子文虽然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在政治上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了。

宋庆龄提出要求调查环球贸易公司，不想竟再次引发了孔宋两家的“大战”。

1940年，为了争取外援支持抗战，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欣然接受任命，并随即出访欧美；一方面利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即有共同利益而争取外援，一方面借机谈判废除以前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取得了成效。为了办理接受因租借法和各种外援而得来的美金及物资，宋子文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

据说这些美金及物资总额高达35亿美元。因此环球贸易公司一成立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紧接着大量的半真半假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传遍美国，也传遍中国——如大量军用物品在运输中丢失；运送几百辆新式坦克的轮船在太平洋中遇风暴而沉没……而有人看见这些“丢失”的军用物资正在美国的黑市上被高价出售，而那些“沉没”的坦克根本就没有运出库房。

英国一位外交官竟直言不讳地说，宋子文把数亿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很多挂失的物资根本就没离开美国领土。

无风不起浪，这些传闻和报道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震动。宋蔼龄、孔祥熙首先“发难”。孔祥熙因和宋子文的关系不便出面。宋蔼龄就找到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如果宋子文在运输方面有什么困难她可以提供帮助。宋子文一听就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方面对大姐的关心表示感谢，一方面婉拒了宋蔼龄的“好意”。

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开始“关心”起环球负贸公司的业务来。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通告了外界的种种传闻，希望宋子文能拿出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宋子文对那些指控坚决否认，弄得宋美龄也挺恼火。于是和蒋介石一谈，蒋便想把宋子文的外交部长拿掉，让孔祥熙干；至少把争取和管理外援的任务交给孔祥熙，因为蒋介石觉得孔祥熙毕竟比宋子文听话。

但要和宋子文摊牌，绝非易事。宋子文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蒋介石领教过。况且谁的屁股上没屎，要揪住宋子文不放，把他惹急了对谁都没好处。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眼看着让人家攻击国民党是腐败政治、听着外国的广播里讲什么发国难财，谁心里舒服。况且要真是这样，以后谁还敢再援助什么，将来怎么好再张口跟人家要？

想解决宋子文的问题没招，不解决又不行，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最后还是宋蔼龄出了个主意，采取谈心的办法，宋家姐妹加上你这个委员长，一块邀宋子文谈谈。争取说服他，让他和平地交出权力。古人有杯酒释兵权咱也来个“谈心释兵权”。

事到如此，蒋介石也只好同意了。

宋子文被召回国后，很快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蒋介石想找他谈谈。

宋子文顺水推舟地说，他也正想去看看委员长，二人商定明天在蒋的官邸见面。

第二天傍晚，宋子文如约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一进客厅，见宋蔼龄坐在那里，就预感到事情不对。

“子文，”宋蔼龄满脸堆笑，招呼宋子文坐在她身旁。宋子文半推半就，坐在了宋蔼龄对面。少顷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里间出来，寒暄了几句后，宋美龄马上进入正题。

“哥哥，最近美国舆论界对环球贸易公司处理租借法物资和钱款上议论很多，想必你也听说了。我想，为了避免洋人的猜忌，维护国家的形象，你能否暂时先回避一下。”

宋子文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故意问道：“美龄，这是你个人的意思呢，还是……”

蒋介石插话说：“今天找你来，是以你们兄妹的身份，事情商量着来。”

宋子文说：“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盯着环球公司，都在盯着租借法和外援的那些肥肉。说我管得不好，谁能管得好？既然今天是家庭会议，那就恕我直言，如果你能说出谁比我强，我就让出。”

宋子文的话声音不重，但火药味十足，一下子把谈话的气氛弄得挺紧张。宋蔼龄见状便说：“子文，不是大家信不过你。要说这次外援，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只是现在外面议论太多，为了证明你为党为公，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才让你暂且回避一下吗？”

宋蔼龄话说得恰到好处，但是没有从正面回答宋子文的问题。因此宋子文只是嘿嘿一笑，未做回答。

蒋介石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岂不让宋子文占了上风，便说：“我想，从关系上讲，由财政部掌管，是不是更顺一些呢？”

宋子文听后不慌不忙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了英文字母的信纸，像早有准备似地说：“财政部？我先来念一封美国人给财政部的信吧……‘我们寄去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布尔的斯帕西圣诗班的一小笔经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饥饿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从我们并不富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救济中国的儿童。但我们最近看报纸上说，我们捐献给可怜的孩子们的钱，被在中国黑市上高价出售，肥了某些贪官的腰包，愿基督在天上睁开他的双眼，惩罚那样毫无良心的恶人吧！”’

宋子文念完信，对蒋介石说：“这笔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可是由财政部掌管的，怎么样？这笔捐款总共有1700万美元，干什么用了？再让他们去掌管租借法物资，结果难以想象！”

宋蔼龄坐不住了，这不是冲着孔祥熙去了吗？

“子文，”宋蔼龄说，“这话你说得可有点出格，那笔钱并不是财政部直接掌管的。财政部只是代收，然后转到专门的机构去处理，与财政部没关系。”

宋子文看了宋蔼龄一眼，没反驳她，总算给了姐姐一点面子。但旋即宋子文又说：“好，救济款与财政部没关系，通货膨胀和财政部有没有关系呢？最近美国公布了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1938年是49％，1940年124％，到了今年已涨到235％。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也跟财政部没关系？”

“子文！”宋美龄觉得宋子文扯得太远了，她分明看见宋蔼龄脸都被气红了，想来制止宋子文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可宋子文正在兴头上，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车了：“财政部——财政部的官员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再举一个例子，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一美元换20法币。可你到大街上看看，哪家银行会给你20法币？现在黑市的价格就一美元250法币，有哪个国家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好啦，你说完没有？”蒋介石显然沉不住气了。他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容忍宋子文目无一切地侃侃而谈。10年前就是因为宋子文目无君臣父子之规，口出狂言才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并从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位子。难道他今天又想重蹈覆辙不成？

“目前国家经济出现的问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就要算在敌人头上，怎能同室操戈，说出亲痛仇快的话来？”

“我是……”宋子文还想解释。

蒋介石一挥手，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环球贸易公司的事，你必须查个清楚，并保证以后不再在美国给中央政府丢脸。否则，你要负责任！”

蒋介石说完便看也不看宋子文一眼，独自进入卧室。宋子文也喘了一口浊气。蒋的话表面说虽硬，实际已做了退步，不再提换人的事，而是让他调查，等于是放了他一马。当宋蔼龄回去后把这一晚的情景和孔祥熙说了之后，孔祥熙瞪圆了他那双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宋子文的这次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却大大鼓舞了他的士气。因为这是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挫败了孔祥熙的“进攻”，这是近十余年来所没有的。宋子文虽然不善于奉迎和在官场上周旋，但也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他发现孔祥熙并非不可一世，并非无懈可击，他一方面放手做他的生意，紧紧拉住美国做为自己的后台老板，大赚其钱，一方面寻找一切机会发泄对孔祥熙的不满。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孔祥熙失道寡助，蒋介石也要权衡利弊。而要把孔祥熙赶下台，唯一能接替的人就是他宋子文。

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也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表演还是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以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事后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想不到你这个弟弟还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很当回事，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蔼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

但孔祥熙耿耿于怀。1947年借口去美国探望宋蔼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造孽呀！”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的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盎司，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似乎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死在异国他乡的下场。

与陈氏兄弟反目成仇

当年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果夫和陈立夫的CC系是后起之秀。当时有一种说法，即因陈果夫、陈立夫名字英文写法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所以美国人就把陈氏兄弟和他们领导控制的派别称为CC系，后又叫做CC豪门。

国民党内部派系繁多，最后形成四足鼎立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汪精卫、林森和张静江等虽也担任过党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终究不能形成气候。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没能在政权或党内控制一个或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派别，没能充分利用矛盾团结其他派系，所以最终难免昙花一现。

而在蒋、宋、孔三家中，蒋孔都是围绕宋家结成的姻亲。蒋孔之间虽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却好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这里除了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名义上宋子文是宋家的代表，但一般以为宋蔼龄才是宋家的核心。所以蒋介石对于宋蔼龄的丈夫亦即孔祥熙不得不加以重视，这也是蒋介石起用孔祥熙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氏兄弟与这三家没有亲缘关系，但与蒋宋之间却有着历史的渊源。

陈果夫和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采。陈其采的弟弟陈其美曾是上海青帮最有影响的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前，陈其美受同盟会委派打入青帮，随后便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夺得了上海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可见其影响之大。当年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时，就是陈其美手下的人，对陈其美崇拜至极。因陈其美不听袁世凯的招呼，被袁世凯派来的杀手杀害于上海。陈其美死后，陈其采代替了陈其美继续在青帮活动，蒋介石又通过陈其采和青帮挂上了钩。在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青帮一直是他利用的帮凶。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青帮头子杜月笙就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所以蒋介石和青帮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陈其采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另眼相看，也就不足为怪。

但陈氏兄弟真正在国民党中起步，却大大晚于蒋、宋、孔三家。1927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不久陈果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又掌管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必须经过政治学校培训后产生）的领导权；而陈立夫则掌握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大权。自此开始兄弟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并以国家的名义，先后投资于银行、商业和工业等领域，逐渐成为不仅在政治上势力强劲而且在财力上也可以和孔宋争雄的国民党政权中的新豪门。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自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

“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原来的关系一直不错，特别是陈氏兄弟当初羽翼未丰之时，便极力和孔祥熙搞好关系。但随着抗战后期孔的权力极度膨胀，作风也日益霸道起来，便和陈氏兄弟的CC派发生了摩擦。以后则愈演愈烈，终于反目为仇。在1944年前后的倒孔运动中，陈氏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32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耳光风波”之前，蒋介石因宋子文对“剿共”的消极态度便准备撤换他这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的政学派积极活动，想谋求这个位置。因政学派和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虽然一直想把汪置于自己之下，但有时为了长远利益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为此蒋初步决定让政学派的张群接替宋子文的位置。

历史就是这样微妙。如果张群当时真的担任了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命运将大相径庭，国民党的历史也许还要改写。当政学派听到这个没有最后落实的消息欣喜若狂，一个年轻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中报》抢先发出了消息。而就是这则几百字的消息，改写了孔祥熙的历史。

当时陈果夫天天看《中报》，张群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氏兄弟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政学派为主要障碍。财政部长一职若落在他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陈果夫找到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起草了一封秘信，派人立即送到宋蔼龄家中（宋家在上海投资发迹，和青帮也是密友）。

宋蔼龄接到陈果夫的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驱车从上海赶到南京，直奔蒋介石的官邸。因宋蔼龄是宋美龄的姐姐，门卫侍从皆不敢阻拦，任凭她直闯了进去。

蒋介石一见宋蔼龄来了，当时也没给她好脸色，还没等宋蔼龄开口，就把宋子文臭骂了一顿。宋蔼龄就听着，也不吭气。等蒋介石把火发完了才说：“子文是有他的不对，但他再错也是自家的人。张群对你百依百顺，但再好也是别人的人”。

蒋介石一听她这话中有话，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宋蔼龄说：“这事本来不该我管，可我怕你吃亏，给你来提个醒。要换一定要换一个知根知底的，不能只看表面上是不是花言巧语。一旦上来了，再下去就不好办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蒋介石明白了宋蔼龄的意思，就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立刻回答说：“他是要来，明天来。”其实宋蔼龄来南京孔祥熙当时并不知道。

蒋介石显然是被宋蔼龄说动了，就对宋蔼龄说：“明天你叫他来，请他来谈谈。”

蒋介石想让张群当财政部长实属迫不得已。宋子文有才，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也深，可太孤傲，好像从来都不把蒋放在眼里，财政部成了他手下的独立王国。蒋介石想到过孔祥熙，一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干；二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宋子文那样，靠着宋家的势力要挟自己；三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胜任。他自己不提出来，这事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天，孔祥熙来到南京。宋蔼龄是极不愿意让财政部大权落入张群之手的。她觉得那对宋家是个威胁，这点她和陈氏兄弟一样。她立即给孔祥熙打电话，让孔从上海赶的南京，向蒋介石表白自己对到财政部工作的要求。那年孔祥熙已52岁，如再不拼搏一下，恐怕将永远躺在实业部长的位子上直到退休。

孔祥熙成功了。他的谦逊、他的中庸、他的忠顺和他对财政部工作的设想，都使蒋介石觉得把财权交给他比交给张群要合适得多。于是，孔祥熙在仕途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飞跃，而帮他完成这次飞跃的关键人物是宋蔼龄和陈氏兄弟。

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后不久，又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以后便官运亨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降日寇做了汉奸，蒋介石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对手自我爆炸，国民党就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几大势力集团。其中又以孔家最为得宠，因此势力也最大。此后和宋子文、陈氏兄弟的矛盾也日渐显露，日渐激化。

孔祥熙与陈氏兄弟的矛盾与宋子文不同，与宋子文是表面上都相互尊重，骨子里相互提防，谁也不想得罪谁，谁也不想撕破脸。对陈氏兄弟就不同了，孔祥熙、宋蔼龄压根就没把他们和自己放在同一个档次上，因此无论在表面上还是骨子里，他们都流露出对陈氏兄弟的瞧不起。

就说孔令俊的婚事。孔祥熙宋蔼龄有意让其嫁给胡宗南，是想在军界找一个靠山，找一门亲戚，好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但他们和胡宗南不熟，是陈立夫帮着牵的线。后来好事未成，他们也不和陈立夫打个招呼。陈立夫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孔令俊去西安的结果，心里好大的不满。他心想别人是真心帮忙，成与不成都要有个回话，这是人之常情，好像我也是孔门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名一文的走狗似的。

对孔家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和中饱私囊的劣迹，陈果夫通过自己的耳目也早有所闻。抗战以来，陈氏兄弟对孔祥熙的本来面目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高秉坊贪污一案。

高秉坊何许人也？怎会成为孔陈两大势力结怨的扣子，这说来话长。高秉坊是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了南京政府做职员。因为他业务熟练，为人精明，八面玲珑又能吃苦，所以从一个普通职员很快晋升。孔祥熙做实业部长时，高已升为实业部的总务司司长。

总务司长本来就管机关的事，可高秉坊会做人，不仅管机关的事还把孔家的事也“管”了起来。孔家的吃喝拉撒睡都成了实业部的公事，连孔家几个孩子的上学放学也都是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司长当然深得主子的欢心，当时孔祥熙常对高秉坊说：“好好干，将来我不会亏待你。”

高秉坊和孔祥熙混熟了，和孔家的其他人也很熟，因此说话办事就随便了许多。特别是对孔令侃和孔令俊，这二位公子小姐脾气极大，不但不听话，还常常对高秉坊表示出极大的不敬。有一次当着孔祥熙的面，孔令侃叫高秉坊小老头。当即孔祥熙对高说，你是长辈，他要对你不敬，你可以教训他。

话虽这么说，可高秉坊并没有忘记主仆尊卑，只是有时和孔令侃、孔令俊开玩笑，以长辈的身份在他们的头上拍两下。哪知孔令侃、孔令俊生下来就像王子公主一样，从来没有人拍他们的脑袋，于是就哭着到宋蔼龄那里告状，说高秉坊欺负他们。宋蔼龄因此怀恨在心。她根本看不起高秉坊，不过是一个管家，敢在孔家和我们平起平坐。连我宋蔼龄都舍不得动孩子一指头，你高秉坊凭什么来管教。一次孔令侃淘气，接他上学的汽车在门口等着，他却非要吃奶油冰淇淋，不吃就不上学。孔令侃最近常常迟到，学校反映到孔祥熙。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对孔令侃要严加管教，一定不能迟到。高秉坊见孔令侃又耍赖，怕挨孔祥熙的批评，也不管孔令侃高兴不高兴，抱起他就往汽车里送。孔令侃在高秉坊身上又打又踢，还高声叫喊，惊动了孔府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孔令侃见周围来了许多人，更加上脸，哭着喊着说高秉坊欺负他。最后高把他放在地上，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耍赖，说什么也不起来。众人无奈，只好打电话叫来了宋蔼龄。

宋蔼龄一来，孔令侃在地上折腾便更加厉害。宋蔼龄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对高秉坊训斥到：“叫你管孩子，就把孩子管到了地上，又不把他抱起来，弄得这么多人围观，这是在出谁的洋相？”

高秉坊连忙对宋蔼龄赔出笑脸道歉，当天晚上，又带着一份厚礼来了孔府赔罪。宋蔼龄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对他却怨恨得要命。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并立即着手在财政部组阁，高秉坊被内定为总务司长。不料这份内定的司局长名单落在了宋蔼龄手里。当年孔家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孔祥熙在前台表演，宋蔼龄在幕后听政。像财政部的班子的组成这样的大事，不经过宋蔼龄过目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孔祥熙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宋蔼龄看了名单后对孔祥熙说，“别的人我不管，就是高秉坊不能当总务司长。”孔祥熙问为什么？宋蔼龄说“什么也不为，我不喜欢，不愿看见他成天在咱们家转来转去，像个特务。”

孔祥熙拿夫人有时没办法，她不跟你讲理，而是跟你耍小性子，大丈夫再有雄才大略也无奈，更何况是宋蔼龄。孔祥熙只好再想办法。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可以说忠心耿耿，在实业部当总务司长，除了和宋蔼龄有点过不去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弄得不错。这次纵然不能提升，也决无降职之理。可为了一个高秉坊和宋蔼龄闹僵了也不值，想来想去，孔祥熙大笔一挥，让高秉坊当上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再说高秉坊，原以为总务司长的位置稳稳的，谁也夺不走的。没想到在临宣布任命前一天，突然又变成了赋税司司长，当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赋税业务从来也没做过，赋税司长从何谈起？但高秉坊在官场混迹多年，深知官场内幕。这官员任免升迁是最关键的一个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人人在这种时刻都拼命找门子、通关节，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舍得送，因此原内定好了的东西经常变化也不以为怪。好在还让自己当了赋税司长，这说明孔祥熙还没忘了他。

高秉坊到赋税司后还挺卖劲，不久就熟悉了里面的业务。抗战爆发后，为了向主子孔祥熙效忠，落实孔祥熙的改革方针，培植亲信以控制财政部所属的税务机构，高秉坊决定在重庆开办一个“财政部税务人员培训班”。此举得孔祥熙的赞赏，但却引起了陈氏兄弟的不满。于是，孔陈两家围绕高秉坊和“财政部税务人员训练班”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抗战爆发后，陈氏兄弟的势力急剧膨胀，并把持和控制了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晋升大权。当时在军界，黄埔系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各集团军、方面军的位置已被占满。但在政界，由于权力角逐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汪精卫出走后，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逐渐成了国民党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领导权。中央政治学校又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负责培训国民党高层干部，其他干部的培训一律由中央政治学校负责。没有经过这些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为困难的。当年有人形容，陈氏兄弟把持“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就像基督徒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一样，没有经过洗礼的教徒不算正式的教徒。而不经过CC派的训练，不能算是真正进入国民党上流的圈子。因此陈氏兄弟垄断着这些培训，不允许任何人插足干部培训。任何不是CC派所建立、设立的干部培训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是离经叛道，是对陈氏权威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高秉坊只办了一个小小的税务人员训练班，为何引起陈氏兄弟的极大不满。

高秉坊知道自己如果办培训班，必然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为了使培训班能长久办下去，并更好地与陈氏兄弟抗衡，最好能把军界拉进来。高秉坊和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是朋友，而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陆军中将，当下正受蒋介石宠爱，对CC系也不买帐。高秉坊就向孔祥熙建议，能否让桂永清兼任税务训练班训育主任。

孔祥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写了个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批了。于是孔祥熙命财政部正式下文，聘任桂永清为税务班训育主任，这样就封住了陈果夫的口。报告是蒋介石批准的，陈氏兄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气在肚里了。

当时孔祥熙也知道这样做会冒一些风险，但他实在看不惯陈氏兄弟的霸道作风，把中央组织部弄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他这个行政院想办一个小小的培训班都要瞻前顾后。他就是要做出样子给陈氏兄弟看看，我孔祥熙是何许人也。

再说桂永清，接到财政部的任命后也高兴得忘乎所以。本来，他一个陆军中将当这么个训育主任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却心甘情愿。一是可以和孔祥熙接上关系，官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二是向陈氏兄弟示威，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以为天下就姓陈呐！一个堂堂的陆军中将办个什么班，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并，改为统收直接税，由财政部赋税司统一接管，实际上就是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陈氏兄弟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是CC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现要将营业税合并为直接税，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要向高交权和交钱。当下电话打到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就急了。

陈立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得寸进尺。当初咱们要是采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有今天。”

陈果夫说：“当初是老头子批的，咱们顶得住吗？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陈立夫说：“找孔祥熙？没用。他一推了之，说什么也不知道。再说宋蔼龄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个善茬子吗？”

陈果夫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也只有以退为进了。”

几天后，陈果夫派他的秘书见高秉坊。

高秉坊官虽不大，但这些年跟着孔祥熙。另外各省、县的人也都知道高和孔的关系，也没少向高秉坊上贡。因此高秉坊虽不像孔祥熙那样有万贯家财，也是小有财富。

听人报告是陈氏兄弟派人来了，心里对来人的意图已猜出了八九，高秉坊心想我就是想摸摸陈果夫的老虎屁股，给孔祥熙争回一点面子，你就是说出了吐沫点着了灯，也别想从我这捞到什么。这时陈果夫的秘书已进了客厅。这位秘书个子虽不高，但精悍异常，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三接头皮鞋，两眼炯炯有神。

“高兄，小弟冒昧，前来打扰，见谅见谅。”

高秉坊心里骂到，跟我装什么孙子呀，谁跟你称过兄道过弟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但表面上，他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说：“请坐，请坐。”并吩咐左右沏茶。

“小弟听说嫂夫人最近身体欠佳，特备了一份薄礼。”

高秉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只说：“都是自己人，小弟何必多礼，何必多礼。”

陈果夫的秘书话锋一转说到：“小弟今来打扰，一是来看望嫂夫人，二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请讲，不必客气。”高秉坊仍满脸陪笑。

谈话此时切入正题。陈果夫的秘书便将主子的意思详尽转达，希望高秉坊能顾及孔陈两家关系，高抬贵手。在这次直接税的合并中给陈家一点面子，今后必报答不尽。

礼——高秉坊收了，但事他决定是不办的。陈家的面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陈家能跟孔家比吗？高秉坊因此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请转告陈部长，尊意我一定认真考虑，并向孔院长报告，有消息会通知你。”

将陈果夫派来的人打发走后，高秉坊就要通了孔祥熙的电话。碰巧孔祥熙不在，宋蔼龄接的电话。她听完高的报告说：“办税务培训班是财政部内部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也不欠谁的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高秉坊一想也是，财政部办了个培训班关你陈果夫屁事。你着得哪门子急，真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次税务合并，也是老头子的意思。为的是抗战大局，决无情面可言。

高秉坊没把陈果夫的忠告当回事。接管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营业税分局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就留用，不合格的就撤换。结果CC系的6个分局长一下子被撤了4个，剩下的两个一个被调任其他职务，留在原来位子上的只有一个。

消息传出，陈氏兄弟不禁勃然大怒。人骂高秉坊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并发誓要进行报复。高秉坊也知道这一举措必定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但却能赢得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欢心，权衡利弊只得舍一取一了。

两年后，陈氏兄弟终于等到了机会。

1944年6月，宋蔼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巴西，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及宋美龄。

宋蔼龄的出走，直接影响到孔祥熙。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蒋介石建议，要求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于是，蒋介石下了决心，要免去孔的职务。

兵败如山倒，破鼓乱人捶。孔祥熙失势使多年来的积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陈氏兄弟也是在这时跳出来参加到倒孔的行列中。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有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们，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这些情况，陈果夫、陈立夫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出于倒孔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暗中支持，帮助提供证明材料，并在CC派等内煽风点火，以至一时间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倒孔的小气候。

与此同时，陈果夫看准了孔祥熙为应付美金公债事件焦头烂额，毫无反击能力后，又从侧面向其发起了进攻。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业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堂而皇之地进了董事会，并通过入股投资、封官许愿等手段让他的三叔担任了常务董事。一下子就将孔祥熙经营多年的金融圈子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并像楔子一样楔了进去。国际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这期间，孔祥熙先后被迫辞掉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陈氏兄弟的CC派趁机向财经金融系统渗透，为抗战后CC派的极度膨胀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当然，此时的陈果夫也没有忘记那个高秉坊。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不仅不跟着辞职，反而表示要继续干下去。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又曾和CC派结怨，陈氏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他们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寻找击倒高秉坊的线索。

陈氏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他贪污挪用国家税款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事后有人说高秉坊，孔祥熙都倒了，你还不赶紧来个见好就收，跟着辞职办个公司什么的；还硬挺着，这不撞到枪口上去了。其实，高秉坊辞职不辞职，陈氏兄弟都不会放过他。CC派要想在国民党上层取孔而代之，就不仅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孔家的势力，而且必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让孔家势力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抬头。陈氏兄弟一直想对此下手，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暂时等待。揪出高秉坊的意义不仅在高本身，还表明孔祥熙在支持包庇，实际上就打击了孔，使孔祥熙彻底垮台。所以孔家有人说，陈氏兄弟揪着高秉坊的案子不放，是在已经被打倒在地的孔祥熙身上又捅了一刀。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们对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表现出了极大义愤。这时高秉坊的贪污案开始审理，无疑是火上浇油。高秉坊开始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堂堂一个财政部司长，又跟随了孔祥熙那么多年，他们能把我怎样？所以对法院的审理，开始他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对法庭举出的证据也多加以否认。

但这次他确实轻估了他的对手。陈氏兄弟既然把他揪了出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像武术中的搏击，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必须击中敌方要害而置之于死地。陈氏兄弟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到了大量“证据”，因此高最后被宣判为死刑。

当高秉坊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和孔祥熙的处境。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不禁又想到了当年那个林进良，也曾为孔家效力，最后落了个被杀头的下场。念及此处，高秉坊不禁万念俱灰。

再说孔祥熙此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恍忽间不禁生出当年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后的怅然之感，同时也顿生报仇血恨之心。杀高秉坊等于是当众扇他孔祥熙的耳光，他怎么能坐得住呢？

当时孔祥熙本想直接找蒋介石，求蒋放高秉坊一马，看在孔跟蒋多年的情份上留高秉坊一条生路。他转念又想，自己现在和蒋已有些生分，蒋眼下要依靠的是宋子文和陈果夫之辈。自己目前已属人微言轻，以蒋的为人是绝不会给我什么面子的。宋蔼龄知此事后对孔说，可以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出面比我们有力。孔祥熙觉得有理，就把他所熟悉的美国人历数了一遍，最后觉得赫尔利可担此重任。

赫尔利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和孔祥熙及宋蔼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对罗斯福等建议撤销孔祥熙部长职务也表示过同情。

孔祥熙找到赫尔利一说，赫氏的立刻答应倒有点出乎孔的预料。其实赫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像孔祥熙这样的中国官吏，他都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看法。他们虽然为自己掏国家的腰包，但也确实拼命为国家挣钱。比如这次到美国孔跟美国人闹僵，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政府，况且孔现在已经失势了，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赫尔利也挺有意思。他找蒋介石并不提孔祥熙，只是说他听说最近中国法庭准备判处一名高级官员的死刑后有些想法，想和蒋介石交换一下意见。

蒋介石本来是一国之君，因为要靠美国的财政支援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和这位美国佬大使交换按中国法律处决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做出现代化的表示，在对待死刑上就应该表现出宽容。比如高秉坊，只是贪污并没有杀人，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听明白了赫尔利的“意见”，他也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赫尔利。但顾及这位大使专程来访就为了谈这件事，蒋介石当然要给赫尔利一点面子。再说像高秉坊这样的贪官也一抓一大把，杀他本来是杀鸡吓猴，不杀也没有太大的利害。所以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一定认真考虑其意见。

于是蒋介石叫侍从室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立即改判，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叫他以后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捅。孔祥熙得了便宜，自然连声说是。

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塌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倌”，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因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入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笙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复苏，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当然义不容辞。”随后杜月笙便召集他的朋友和门徒，募集了一大批捐款给四川。

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雕，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复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宠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今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系。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当当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台湾当局趁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遗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复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采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被马老师当面当从质问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舍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一再仗义执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荡，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加时，准备和孔祥熙好好理论理论。孔祥熙平日里作威作福，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拿他是问。届时果真坐着高级轿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到会的学者专家们握手微笑。

会议开始后，马寅初首先发言。在介绍了各位来宾后他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到会。孔先生是财政专家，又是现任主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还是先请他来对当前国家财经情况作一指示。”

孔祥熙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每次发言都要预先准备。这次出于情面原想应付一下，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发言，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将他一军。但这时大家已鼓起掌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台去，装模做样地讲了几句。

孔祥熙讲完后，马寅初走向讲台说：“刚才部长先生讲了一通形势，我想请问一句，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财政部不但不设法出面干预，防止因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无形中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大倒小倒，利用手中职权，在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在黑市上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坑了国家和百姓。对此不知部长先生有何感想。”

听到马寅初这番入木三分的言词，孔祥熙变得面红耳赤。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坐又坐不得走又走不掉，只好在那里干瞪眼白生气。

马寅初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继续讲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也决不会去提那些存款……”

当时不少到会的社员见马寅初敢当着孔祥熙的面揭那些丑陋的伤疤，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为马寅初不畏权势，敢于讲出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感到由衷地敬佩。于是会场上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孔祥熙在主席台上已如坐针毡，大汗淋淋了。赶巧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总算为孔祥熙解了围。孔祥熙趁机溜之大吉，但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第二年，马寅初又牵头组织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大后方地区的社员都应邀出席了年会。孔祥熙虽接到了邀请，但回想起头一年被马寅初当场质问的情景，便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只派了他的几个助手代他前往。

大会在马寅初的主持下又一次反映了民意，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财经政策提出了批评。会后孔祥熙的耳目把会议的情况向孔祥熙做了汇报。孔祥熙当即气得大发雷霆，当着秘书的面大骂马寅初不识抬举。

马寅初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孔祥熙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对马寅初下手，就让宋蔼龄去向宋美龄吹风，让蒋介石下决心铲除马寅初。

其实除了孔祥熙，当时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也把马寅初在公开场合批评重庆政府的言论反映给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下决心采取措施。否则会导致其他人效仿，对政府的威信不利。

蒋介石何尝不想把马寅初抓起来，但马是留美博士，在美国和在重庆都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仅因为他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就采取行动，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反而会惹下麻烦。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马寅初，而是想找他好好谈谈。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和知识分子打过不少交道，总觉得他们难成大气。有时别看他们怒气冲天，给一点小恩小惠，或“招安”后封个一官半职，马上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报知遇之恩。

宋蔼龄几天和宋美龄通一个电话，当得知蒋介石对马寅初的这一态度后，即打电话告诉了孔祥熙。于是孔祥熙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要让马寅初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马寅初真是一代人杰，铮铮风骨。他先是对孔祥熙的邀请表示谢绝，并对前来充当说客的孔祥熙的秘书说，“本人无人仕之意，也无人任之才，只适合在学校教书或搞点学问，请转告孔部长，谢谢他的好意。”

蒋介石想找马寅初谈谈，但不直接说出这层意思，而叫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叫叶元龙和马寅初说，欢迎马寅初到蒋府作客。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直接找他蒋某人谈。

叶元龙不敢怠慢，回去后找到马寅初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却说，“他是一党一国之领袖，我一个区区百姓，有什么可谈呢？无非是要见我一面，好让我领他一个情，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元龙劝不动马寅初只好回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就翻了脸，训斥叶元龙说：“你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是怎么骂孔院长的吗？”

由于当时马寅初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终于招致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毒手。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便衣特务乘车来到重庆商学院。他们来到院长室对正在办公的马寅初说，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请马寅初参加，让马先生立刻跟着他们走。

马寅初抬头看看这些要他去开会的人，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而平静地说：“我把这个报告写完，就跟你们走，请稍等片刻。”

这时，特务要绑架马寅初的消息已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校园。几万名学生自发地来到办公室前，将特务的车团团围住，要阻止马寅初上车。

马寅初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群情激愤便说：“同学们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样，我就会回来。”当时，马寅初是怕学生们因为他和特务发生冲突，以致连累他人。

特务们将马寅初带到军统的一个据点，又在那里换上了一辆囚车，从重庆一直开往贵阳。就这样，马寅初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被秘密押解到贵州息烽一个秘密处所软禁起来。

蒋介石及孔祥熙以为将马寅初秘密关押起来，就能平息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揭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马寅初被捕以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先生的浪潮。美国、英国的学者和一些国外华侨也纷纷给蒋介石写信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的下落，并希望蒋介石严惩逮捕马寅初的特务；与此同时纷纷谴责这种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特务行径。

1942年8月，马寅初先生秘密被捕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民主人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重庆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重庆，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直到1944年，才将马寅初完全释放。至此，马寅初终于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的机会，当即重庆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孔祥熙对马寅初的迫害，进一步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面前暴露了他表面中庸平和、内心残忍凶狠的本来面目。虽然后来，他对马寅初先生实施了阴险的报复；但毕竟将其丑恶的嘴脸，尤其是其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因此曝光，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这件事亦为孔祥熙日后不久的垮台，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

第八章　四面楚歌

鬼使神差的风光了一回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失宠前夕，还鬼使神差地着实风光了一回。

这一天，国民党党政军要员600余人聚集重庆市的国民党中央大礼堂，举行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

这事确实有点蹊跷。要说重大的庆典，一般是国庆、党庆、军庆；要论人物，国民党最高首领为蒋介石。而在蒋介石之下，虽说孔祥熙位高权重，也不过是一名大臣，和宋子文、陈立夫等别无二致。为一个大臣任职10周年举行这样规模巨大的庆典，别说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就是在中国历中上也绝对少有。

那么这其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听说蒋介石要来，并要在纪念会上发言。蒋介石要出席这一纪念会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蒋介石出席的动机，不知道这个纪念会要达到到什么目的。但人们相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是在蒋介石、孔祥熙面前亮相从而取得他们好感的一次重要聚会，这是要比那些公开的、法定的全会或常委会更为重要。

一时间，那印着烫金“孔府”二字的请柬成了最紧俏和最珍贵的商品。孔祥熙的秘书班子原准备了200份请柬，不料消息传出，打电话甚至亲自上门索要请柬的人接连不断。连孔祥熙的秘书们都有点懵，这究竟是个什么会，怎么比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都积极？

这个纪念会原本是财政部为了拍孔祥熙的马屁而筹办的。孔祥熙独掌财政金融大权，自然是自己吃肉，给部下啃骨头。财政部的大小官员啃了孔祥熙甩给他们的骨头，就要想办法得到更多的骨头。但张嘴要吃是最愚蠢的，哄着主子高兴，让他心甘情愿把自己那一份分出来一些给部属，是最文明的。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拍孔祥熙的马屁。孔祥熙、宋蔼龄的生日自然不必说，一年两次又送又拍。孔宋的4个孩子的生日也成了阿谀拍马的好理由。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60大寿，他们就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庆祝大典。当时五院首长、各部主管以及民间首领、军界要人纷纷前往祝寿，赠送的礼品不计其数。这次恰逢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的10周年，孔的属僚们又故伎重演，想借着庆祝拍主人的马庇，自己也能从中小捞一笔。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对陈布雷说，“告诉庸之，这个会我要去的。”本来，这一年12月初蒋介石就要赴开罗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准备工作十分繁忙。因而蒋决定参加孔祥熙的这个会，实在有点出乎陈布雷的预料。

蒋介石的心态，分析起来极其复杂，但有时又很简单。对孔祥熙这个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忠臣”，他隐约感到不那么放心了。民间有一句老话说“你要在师傅手下表现得很能干，但你千万别超过你的师傅”。孔祥熙虽然没有想超过师傅，但他在财政金融界大权独揽，处处插手，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自居，谁又能相信他没有一点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呢？自从蒋介石培植了又一亲信戴笠后，戴笠就不断地把他们知道的孔的一些阴暗面报告给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发现，那些他自认为是亲信，见了他的面对他毕恭毕敬的官员，大都在瞒着他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中就有孔祥熙，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蒋介石承认孔祥熙的才干。但他像所有的皇帝一样，认为一个大臣不能在一个位置上做久了，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那样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抗日战争不爆发，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他会把那一个个刺头全收拾掉。至于孔祥熙也要动一动，不然他就会以为那个位置是他的，是他应该得到的。

蒋介石何时动了要动一动孔祥熙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要在出访前参加孔祥熙的一个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庆祝会，从而使那个会的规格迅速提高，那个会的知名度迅速升温；从而更加强化了孔祥熙的错觉，他是一个成功者，一个除了蒋介石之外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从而头脑发热利令智昏后，作出不理智的决定；从而被别人抓住了破绽和把柄；从而被别人击倒在政治舞台的角斗场上。

事实证明蒋介石想得没错，事件的发展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就在那次庆祝会不久，国民党军界一些人企图发动一场倒蒋政变，而宋蔼龄被牵连了进去。孔祥熙也胆大包天地“公开”侵吞美元公债，并由此身败名裂。亲信林世良的被处决，更令孔的部下心寒胆颤……当时，蒋介石撒下一张大网，他可能是有意识撒下的，撒网时候并没有想到在什么时候收，想到一定能捕获到什么。但蒋介石却从容不迫地撒下了，并在那次庆祝会告诉了在座的国民党权贵，他是相信孔祥熙的，相信各位的。只要大家像孔祥熙那样效忠党国、效忠他蒋介石，并尽心尽力的工作，就能得到孔祥熙所得到的一切……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蒋介石的网口开始收了。而孔祥熙和那些被鲜花、美酒和阿谀弄得晕乎乎的官员们，还自以为他们全平安无事呢。

当时的纪念大会在重庆中央大礼堂举行。舞台的正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大会！”礼堂的顶棚和墙壁的四周被彩灯和鲜花装扮得灿烂夺目。身着燕尾服、脖子上扎着黑绸领花的乐手在乐池里奏着欢快的迎宾曲。门外一辆接一辆高级轿车缓缓驶来，排成两排，警卫在驱赶企图向前靠近的人群……

孔祥熙身着中式长袍，头发被进口头油抹得净亮。他眯着眼睛在众人的簇拥下，从侧门进入礼堂中央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宋蔼龄则抱着一束鲜花坐在孔祥熙身旁。

而蒋介石此际亦身着一身蓝色长袍坐在孔祥熙的另一侧，目光扫视着对面的来宾。

说实话，当时孔祥熙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纪念会会搞得如此隆重，他知道这原本是部属的一片真心奉承。他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近来中统军统都对他颇有微词，他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表明他的地位，以及他对抗战的贡献。表明大多数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特别是蒋介石的光临。事前宋蔼龄曾提醒过他，规模搞这么大好不好？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功大盖主的误解。

但孔祥熙却不以为然。怎么能说功大盖主呢？要说这10年来我的功劳，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取得的，我的功劳也是他的功劳呀！表扬我实际就是表扬他吗！

然而亲临现场，孔祥熙心里又隐约感到不安，隐隐地感到这样的盛会对自己未必是件好事。只是，此时后悔已然晚矣。

纪念会开始了，首先自然是请蒋介石先讲上一通。

在一片掌声中，蒋介石站了起来。先看了一眼孔祥熙，然后操着浙江口音念了一段陈布雷为他起草又经他修改的为孔祥熙的颂词，那颂词道：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

来战之先，为战之血，革法圜法，实惟至讦。

文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虽免夕朝。

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

下关民力，上计帮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会，只要一把手定了调，余下的全跟着这个调走。当年的重庆也是一样。蒋介石发完言笑着坐了下来，孔祥熙带头鼓掌。接下来就一个比一个吹得邪乎了。

先说何应钦。西安事变那会儿，他一看老蒋快完了，就惦记着汪精卫要上台。于是那主意就一个劲往亲日派身上出；后来看老蒋有救了，又来个大转弯，骂亲日派比谁都狠，还积极向蒋表忠心，叫嚣要千刀万剐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才保住了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的位置。这次听说财政部要开这么个会，又听说蒋介石要来，立刻感觉到了这里的意味。于是他把什么都推了，让秘书准备了一份贺词且天天在家背，直背得滚瓜烂熟。

蒋介石发完看后，何应钦紧接着站了起来，先向蒋介石及孔祥熙深鞠了两个躬后，然后戴上军帽，亮开了嗓门说道：

“抗战迄今已达6年多。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现代战争为消耗战，经济较武力尤为重要。战争所需之粮草弹药，无一不赖财政维持，战争之胜负，全视财政有无办法。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目前敌人在我国，深陷泥潭的陆军有100多万，被牵制的空军有五分之一，这庞大数字的敌军随时处在被消灭中。这种功绩，就是因为在财政上有办法，能强力支持军事的结果。也是孔兼部长苦心孤诣大力维持的功勋。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何应钦讲完后，宋子文意想不到地登场了。宋子文和孔祥熙既是亲戚又是冤家，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当下宋子文想的明白，不就说几句大家都爱听的话吗？我说了不掉一块肉，你听了不进一分财，互相给个面子，大家在生意场上正是朋友。

孔祥熙注意到，此际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他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他的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他的赫显家世更是孔祥熙望尘莫及的。所以当宋子文站起来走到话筒前时，孔祥熙丝毫没有感到幸福和荣耀，反而感觉到一种挑战，一种只有男人间才有的那种挑战，尽管宋子文笑容满面。

这时宋子文对数百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蒋介石侃侃谈到：

“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责财政责任者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孔祥熙这时感到，宋子文的话还是挺中听的，就带头鼓起掌来。宋子文也低头向孔祥熙致意。一时间，似乎这时冤家成了挚友。

余下发言的也比着干，一个个把孔祥熙吹得上了天。似乎中国离了孔祥熙，马上就会向日本投降。坐在一旁的宋蔼龄就不高兴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本来这纪念会就够铺张了。再当着蒋介石的面这么吹孔祥熙，蒋介石能高兴吗？

宋蔼龄悄悄地瞥了一眼，蒋介石正襟端坐，面带微笑，看不出一点破绽。但宋蔼龄正是在桌下悄悄揣了一下孔祥熙的衣襟，叫他说话时别走了嘴。

可当时孔祥熙对宋蔼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你不给大老爷们点面子，还尽想着窝着自己。孔祥熙把袖子一甩，起身走到话筒前，这时下面就有些起哄捧场的鼓起掌来，那掌声把孔祥熙心里鼓得甜滋滋的，他提高了嗓门说：

“刚才领袖和各位所言，实在是对庸之的谬奖，不敢当，实不敢当。不过……”孔祥熙把话题一转，说道：“本人在任期之内，也做了10件事。这10件事就是：

1．废除苛捐杂税，以苏养民生；

2．实行关税改革，整理内外债，以树立国信；

3．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以奠定金融基础；

4．实行法币制度，以统一币制；

5．创办直接税，以开拓税源；

6．施行主计制度，以执行预决算；

7．推行公库制度，以稽校收支；

8．改正国家财政收支系统，以期达到平衡预算之目的；

9．举办田赋征实，以调节军粮民食；

10．举办专卖事业，以创造国家资本，调节社会供应。

孔祥熙也够大言不惭的。要知在1943年11月时，国民党的财经金融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财政收入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停滞，农民纷纷破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把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美国援助上的孔祥熙，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评功买好，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治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和一大讽刺。

由于是纪念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0周年，孔祥熙也自认为是主角，讲了“10大功绩”之后，还想接着说。于是在一帮捧场者的阿谀声中，他又说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一靠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二靠领袖（指蒋介石）指导；三靠民众拥护和同仁支持；四靠盟友特别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

当下孔祥熙还着重谈了他理财的三大诀窍：一是“政重于财”。所谓政重于财，就是首先要想到政。而以往搞财政的人，往往是迷于财而忘了政。殊不知财政财政，财是为了政，政好财自来，政劣财便穷。

二是民重于官。所谓民重于官，是对那些漏税逃赋的无知商民，不妨从轻发落。而对于那些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不妨重罚。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税，只要藏富于民都可酌量宽大，一切征收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无钱者少出。驭吏严、驭民宽，方能财茂双源。

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应先看其是否明白事理。只要其人对事务能负担得起，操守足于伏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用之。

孔祥熙这几条讲得不错，但他是否按着做了且又做得如何呢？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纪念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路大员纷纷上前向孔祥熙祝贺，连平日里和孔祥熙最不对付的戴笠也特制了一个又大又高的算盘送来，并在算盘的横梁上烫了一行金字：“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

纪念会结束了，孔祥熙回到家里仍处在亢奋中，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山西家乡小调。

宋蔼龄可没他那么兴奋，她冷冰冰地扔给孔祥熙一句话：“还高兴呢，我看你这个部长当到头了。”

“这你怎么讲？”孔祥熙立时像被一盆冷水浇到头上。

“亏你还是孔家的后代。我问你，孔子的礼你可记得？”

“当然记得，可我并没有非礼呀。”

“你以为老蒋出席纪念会是来抬举你，我看他是来害你！”宋蔼龄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为什么？为什么？”孔祥熙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没有宋蔼龄反应得快。

“哪有为庆祝一个部长担任10周年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会的？比国庆都隆重？你说说，有哪个部长敢这么干？这分明是炫耀，是挑战，是犯上。我早就跟你说，要你收，会的规模不要搞这么大，你就是不听。你看看老蒋那张脸——”

“我看你是神经过敏，你们女人都有这个毛病。”此刻孔祥熙仍不愿相信宋蔼龄的话是真的。

但那天晚上，孔祥熙确实没睡好觉。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戴笠送给他的那把大算盘压在他身上，他怎么搬都搬不掉，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想起了宋蔼龄说的话，更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孔祥熙政治、经济地位达到颠峰状态的时候，他的末日也悄悄地来到了。而和所有中国内部重大消息几乎都是由国外媒体首先披露一样，孔祥熙的挽歌首先也是从美国一家报纸唱起的。

1944年3月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发出一篇在美国公众中毫无反应但却令孔祥熙胆颤心惊的报道。报道说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候，重庆却变成了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个女巫指的就是宋蔼龄。而这个指责的最终目标，就是他。

1944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接触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分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

“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要去美国度长假。”

其实，在美国记者披露孔祥熙的丑行之前，香港《大公报》就曾对孔祥熙进行过揭露和抨击，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可以说，那是蒋介石第一次对孔祥熙产生了反感的真正缘由。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岌岌可危，驻香港的《大公报》一位负责人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蒋介石遂电告香港当局，由重庆派一架飞机将这位负责人由香港送回内地。

12月9日，得到消息的《大公报》记者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谁知等那架班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后，记者们没有看见他们的老板，只见从飞机机舱里却走出几只大洋狗、几位保姆和一大批贴着孔府封条的箱子。身着男装的孔二小姐也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然后钻进了一辆在机场守候多时的小汽车。一时，令在机场守候多时的记者们瞠目。

12月12日，《大公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社论中指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做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又买了一所公馆。

这篇社论虽然不长，一下子揭露了两件丑闻，使蒋介石极为恼火。文中指的“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祺。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抨击，不得不将郭泰祺撤职，让宋子文接替其职务。

而洋狗事件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孔祥熙，弄得蒋介石很伤脑筋，蒋介石授意交通部“妥善”处理这个极敏感的问题。几天后，交通部便给《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函，要求其为洋狗事件做出更正，结果却欲盖弥彰。

这封公函中说这架飞机原本是要载很多因战争逃难的旅客，但因为传闻敌机要来轰炸机场，故飞机要提前起飞。又由于通讯联络因战争被日军切断，所以无法通知众多旅客。飞机要提前起飞，旅客又无法提前赶来，所以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子。这时恰巧交通部和中央交通银行有，一批箱子要运回重庆，就顺便装上了飞机。决不是私人带洋狗、老妈子。洋狗是美国机师带的，和中国人无关等等。

这封公函虽洋洋洒洒数千字，却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信的结尾处居然还盖着交通部一枚殷红的大公章。

《大公报》做得更绝，12月30日也就是1941年的倒数第二天，竟将这封欲盖弥彰的来信在报末全文发表。

来信见报后，在西南特别是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市的联合大学的爱国学生，先后发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并要求严肃处理飞机洋狗事件。

不久，《大公报》还发表了一篇《晁错与马谡》的文章。文中授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后说：

“述说以上两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当困难当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

文章的柔头指得很清楚。“除权相”就是要求孔祥熙应该对此事负责，要求罢免孔祥熙。“戮败将”是指要杀何应钦，因为当时何氏主要负责军事。

像这样尖锐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蒋介石以前从来不依不饶，但这次却没有追究《大公报》的责任，因为《大公报》的文章太得民心了。还有就是孔家做得也太过分了。运送旅客的飞机变成运送自家家眷洋狗的专机，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紧在关头，这实在是给蒋介石脸上抹黑。

当然，使蒋介石对孔祥熙反感的根本原因，是他发现这位貌似谦和的老好人极为贪婪。有人曾告诉蒋介石，抗战期间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大发国难财，至少为自己聚积了10亿美元。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作为一个惯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为了一个孔祥熙而失去那么多的支持值不值。而最终促使蒋下决心搬掉孔的直接原因，却是宋蔼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实际上，这对孔祥熙来讲真有点“莫须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去出席。就在蒋介石身着陆军上将的高级呢套装，带着雪白的手套，面带微笑和罗斯福，丘吉尔握手会谈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

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是由于蒋介石极其腐败无能的走狗帮凶。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舍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这些军官秘密地同为国民党军队做军事顾问的美国准将廷伯曼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猛击蒋介石一掌，使蒋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

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正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介石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

但政变还没有进行就流产了。就在蒋介石出访后的第3天，也就是政变者们秘密聚会商讨最后行动的那天晚上，事先得到情况的特务头子戴笠联络中统的陈氏二兄弟，一举捕获了这个企图政变的军官团伙。600多名军官被捕入狱，其中16名将军最后被处以极刑。

当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对宋蔼龄又恨又怕的戴笠和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提示，这次政权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是埋在蒋身边的定时炸弹，亦即宋美龄的姐姐宋蔼龄。

蒋介石心头一颤，难道……宦海风云，官场险恶，亲族间仇杀的画面一串串在他眼前浮现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蒋介石一贯的准则；再说如果没有核心层的支持和纵恿，一些军官怎么有如此的胆量。

于是蒋介石又走了一步险棋。他去找宋子文，请宋子文谈谈对孔祥熙、宋蔼龄的意见，或征求宋子文对当前政坛的看法。

宋子文对10年前孔祥熙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始终耿耿于怀，对宋蔼龄参政揽权也一直心怀不满。这次蒋介石找上门来，他虽不是受宠若惊，也感到了一丝欣慰。于是，不太客气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和控制等等。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他安慰了宋子文。他知道，把孔祥熙赶下台后，宋子文肯定愿意再次接替财政部长这个位置。

蒋介石又立即召见了戴笠和陈氏兄弟，叫他们严守秘密，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不能向外界透露一个字，有关材料尽可能销毁。

当做完了这一切后，蒋介石才找宋蔼龄而不是找孔祥熙。要她陪宋美龄到美国治病。蒋介石说，宋美龄最近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到美国疗养一段时间，最好能有亲人陪着去。思来想去还是宋蔼龄为好，你宋蔼龄去了美国，把孔祥熙一个留在中国也不好，就叫他随你一块去，顺便考察一下美国的实业。

对孔祥熙失宠宋蔼龄是有预感的，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抗战还没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在这种时候撤换财政部长于国不利呀！但是这些话也说不出来。蒋介石并没说要换，只是让他们到美国去住一段时间，但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么。

你一去美国，因为你的工作要有人做，财政要有人管，等你再回来时随便一个理由就让你复职的梦想泡汤。但蒋介石的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硬抗能抗得过去吗？再说已经有人向她通风报信，说重庆前一段秘密处决了一批高级军官，这事和她有关。

1944年春天，重庆多雨的季节。宋蔼龄也像窗外淅淅沥沥的天空一样，成了泪人。几十年来，这个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女人，一直春风得意。虽然她没像两个妹妹一样当上第一夫人，但是她得到了比第一夫人还要多的东西。现在她明白了。人不可能总是顺境，花园里不可能总开满鲜花。就像这天空，昨天还晴空万里，今天就淫雨霏霏。人生变幻，世事无常啊！

宋蔼龄难受，孔祥熙更难受。他劝宋蔼龄不必为蒋介石哭泣，要多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成就。只是在劝的同时，他的心上也在滴血。孔祥熙想起了10年前自己接任财政部长时宋子文的话：“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等于给他当一条狗。”那时他不理解，觉得宋子文过激了。现在他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官场上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有几十次、几万次，没有止境；但不允许有失败，哪怕只有一次。

抗战胜利前一年发生在“四大家族”内部的这次倾轧。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不尽的寻味。一般的看法是，当年所谓的“未遂政变”将宋蔼龄以及孔祥熙牵扯进去，纯粹是莫须有的捏造。或者干脆就是蒋介石为了打鬼而借助的一个钟馗。但不管怎么说，因这次“未遂政变”引发的内讧，对每个家族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并注定了国民党核心层的分裂和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孔祥熙从此一蹶不振，再没重返政坛。陈氏兄弟一时得宠，但好景不长。在人民解放大军渡江、蒋介石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二陈被指责为一己私欲而对孔祥熙造谣中伤，使蒋失去理财专家，导致抗战后国内经济混乱。二陈就此背上黑锅，被迫退出政坛并从此销声匿迹。蒋介石本人为了表白自己坚持廉政、大公无私，不断披露孔氏家族贪污黑幕，最终殃及自身，也被人们认为是腐败政权的首领，终于失去人心，被赶出大陆躲到台湾。宋子文虽然得势于一时，并复得了10年前为孔祥熙取代之职，但宋氏家族的分裂已使他孤掌难当，再也形成不了左右政局的力量。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子文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在倒孔中立了头功的戴笠，下场更为可悲，两年后的一天，他从北平飞往南京，飞机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合理”的下台

虽然蒋介石已决心让孔祥熙下台，但绝对要做得“合情合理”，以免引起政坛动荡和人们非议。特别是不能投鼠忌器，伤了自己的老根和元气。

的确，孔祥熙从南京政府一成立就任实业部长，以后步步高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成为在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仅在1年前，祝贺孔任财政部长10周年的纪念会上，还都是一片颂扬之词，怎么能说倒就倒了呢？

为使孔祥熙“合理”倒台，蒋介石绞尽了脑汁。首先，他让孔祥熙到美国讨债，这样就为在国内倒孔留出了空间。一方面他和戴笠、陈氏二兄弟交待，要严格控制对孔祥熙攻击的分寸。在政治态度和涉及与蒋个人关系方面的情况不允许走透一点消息。另一方面从整顿经济秩序、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人手，先从经济上搞臭孔祥熙。孔祥熙和宋蔼龄也非常清楚目前的处境。宋蔼龄失宠，必然累及孔祥熙，孔祥熙丢了乌纱帽，他庞大的财产就会被慢慢侵蚀掉。于是宋蔼龄借出国的机会，趁蒋对孔的斗争还没有公开化之前，赶紧把国内的巨额资金转移出去，以为下台后的归宿作好准备。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南美，那里和中国的联系较少，受国际政治的影响较小，比较安全。而且南美有丰富的矿产，很多地区都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投资后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宋蔼龄于1944年6月到了美国后不久，便开始在巴西购买了大量的企业股票，在圣保罗银行存进了巨额资金。

就在孔祥熙夫妇加紧转移他们财产资金的时候，倒孔的计划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后，也公开登台了。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首先跳来向孔祥熙发难说“权力太集中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监督，必然造成贪污和腐败。”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冲孔祥熙去的。

陈氏二兄弟发完言后，孔祥熙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蒋介石。蒋介石还是老样子，腰板挺得笔直，面部严肃看不出任何表情。但从他那双射着毒光的眸子里，孔祥熙看出了杀机。

孔祥熙顿时觉得脊梁骨上直冒凉气，汗珠不由自主地从额头浸出。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掏出手帕揩了一下脸，然后对端坐在中央的蒋介石说：“鄙人才疏学浅，本是委员长赏识，能为党国贡献绵薄之力，如有贻误，本人愿承当责任。为了国家大计，我请求委员长恩准，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之职。”

蒋介石像早早知道孔祥熙要提出辞职一样，没有丝毫的惊异之举。他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照例把孔祥熙赞美了一番，但却同意了孔的辞职请求。

“诸位觉得怎么样？”蒋介石为了表示民主，又问了一遍在座的其他人。

你都同意他辞职，别人还能说什么。在坐的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概默不作声。

接着蒋介石又提议由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的职务，当即就以“全票”通过。

孔祥熙辞职的消息在重庆慢慢传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最要好的伙伴，美国人对孔祥熙的指责也不胫而走，似乎和孔的辞职遥相呼应。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正在重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当着众人说：“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中有孔祥熙和他的红人徐堪的子女。”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公布过一份材料，1942年孔祥熙动用2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上海向商人购买货物，结果你猜他购买了谁的货？他买的是他老婆宋蔼龄的货。

蒋介石发现，孔祥熙辞职仍不能平息各方面的愤怒，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指责。于是他下决心丢卒保车，把孔祥熙推出来，并且就从孔私分美金公债开刀。一来表明他能大义灭亲，在政治上强化自己的统治；二来可以讨好美国，把美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推到孔一个人身上。

实际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倒孔实际上是在揭自己的伤疤砍自己的膀臂，是自己要流血。孔祥熙是他的红人和死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同僚和“宰相”。但公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全重庆似乎都在议论，纸包不住火。这张包火的纸已变成一个火团，他蒋介石还能说那是一张纸吗？

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这时抗战胜利大局已定，但重庆及大后方的经济情况却越来越糟。此时传来的少数金融界要人侵吞美元公债的消息，就像在布满干柴的大地上放了一把火，一时间群情激愤，参政会就成了这场大火的中心。

参政员黄炎培、陈庸稚等代表民意首先发言，向会议提出质问案。质问案将美元公债一案由幕后拎到了幕前。由于孔祥熙赴美出访未归，众多议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对政府的腐败贪污猛烈抨击，并一致认为要一查到底，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不管他是谁。

侵吞美金质问案在参政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王世杰因是孔祥熙的朋友，就私下找到黄炎培和陈庸稚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授人以柄，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政府的借口，就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和抗战的前途，亲痛仇快。如其想查清此事，不如采取其他办法。再说此案查若不实，对提案人的信誉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望二兄考虑再三。

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这时也找到陈庸稚说，“你们的提案很好，材料准备的也很翔实，但这里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如果此案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向全社会曝光，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国家，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对团结人民不利。不如将这个提案改为书面报告，由主席团交给蒋介石查办，我也将尽力协助，使此问题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这样比较稳妥。”

黄炎培、陈庸稚见如此状况，便同意把提案改为书面报告检举。

即便这样，孔祥熙的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摆之中了。

蒋介石听了参政会主席团的汇报后，即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同时亲自打电话给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要迅速查清此案。

俞鸿钧自然不敢怠慢。他找到其密友、公债司司长陈炳章，决定立即派调查小组到中央银行查账。孔祥熙不在，俞鸿钧、陈炳章又有蒋介石的支持，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发现美元公债自登报停业出售后，所剩约5000万美元公债也几乎全部售完。买方姓名地址也大部是假的。甚至连南京、上海的沦陷区也“出现了大宗买主”。孔祥熙原来办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买主，大多数买主的地址姓名无法查实。所传中央银行和各级官员的每股，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以上的干部，还有一笔是专门分给国库局职员的。国库局的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咸二人是孔祥熙的死党，他们对调查组的调查极不配合，说一切都有孔祥熙批示，他们执行的。但在查帐过过程中却查不到孔祥熙的一个批字。

陈炳章把这些情况一一向俞鸿钧报告，俞鸿钧则向陈布雷汇报，并转呈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汇报后，叹了口气说：“没想到事情搞得这样糟，我看庸之只好辞职了，侵吞的美金公债分期偿还吧。”

陈布雷虽跟随蒋数年，但对蒋的这一态度仍有些捉摸不透。蒋想牺牲孔，但牺牲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否就此罢手，要知道几百名参政员都在看着蒋的态度呢。

“对孔院长是否提立公案，还请委员长明断。”陈布雷又小心翼翼地补充说。

蒋介石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转身凝视窗外说：“你知道吗，此事一列入提案公开，会对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美、英、苏等友邦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循私舞弊的国家，对继续抗战不利呀！”

尽管蒋介石想小范围地处理孔祥熙，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参政会上对孔的批评浪潮刚一平息，社会上对孔祥熙的批评浪潮又起。一时间，孔祥熙侵吞公债、徇私舞弊成为重庆各报纸的热点新闻，整个工商界和国民党军政上层都被孔祥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孔祥熙之举谁人不知，孔祥熙都能被披露，谁能保之。有的社团竟公开提出了要“除奸相”、“杀晃错以谢国人”的激进口号。孔祥熙的名声从参政会议一直臭到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这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部分议员的提议，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中央银行失去了孔祥熙的保护，如同暴露在旷野没有遮挡的士兵，立刻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顷刻之间便缴械投降了。

如同半路上杀出程咬金，就在蒋介石为孔祥熙一事怎样了结苦思冥想时，监察院因查出郭景琨瓜分美元公债对其提出弹劾，并将其移交司法机构立案审判。

就在这时，孔祥熙从美国回到了重庆。

孔祥熙一回来，就有人给他报信，说蒋介石正亲自调查美金公债一事，要他赶快想想办法。

孔祥熙自然知道目前的处境，但他并不惧怕。毕竟做了10年的政府要员，权倾朝野，为党国忠心耿耿。这次又为老蒋讨回债务且购了黄金，量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再说老蒋把我搞臭了，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我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不仅是个人的面子，而是代表政府，代表你蒋介石。我是坏蛋，你能是好人吗？

所以孔祥熙仍大摇大摆地上班，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部属同僚打招呼。他听说郭景琨被拘捕后，专门去郭家看望了郭的妻小，还为郭景琨请了一名极有名望的律师端木恺，并送了端木恺很多钱，叮嘱他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郭景琨为此感激不尽。

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郭景琨被捕，整日坐立不安，心想下一个目标就会转到自己。这年头人都是明哲保身，关键时候谁也不会帮你一把，发给国库局职员的这笔公债，只是孔祥熙口头同意，没有证据，一旦要查下来岂不成了我的罪状。左思右想不对劲，就补写了一个签呈，想叫孔祥熙补批，这样就能与自己无关了。但转念一想，这不等于给孔祥熙找麻烦吗？哪有奴才遇上了麻烦往主子身上推的？应该是奴才替主子担责任，才能得到主子的赏识。但看这架势，孔祥熙能不能保住乌纱帽还难说呢，这年头谁管谁呀？

想是这样想，他始终没勇气主动把这事提出来，倒是孔祥熙看出了问题。一次在办公室里问吕咸，为什么愁眉不展，吕咸道出了原委。孔祥熙听后哈哈一笑说，“吕咸弟你为何不早说，拿来我签字就是了。”

吕咸听后大喜，赶忙递上自己起草好的签呈。孔祥熙看都没看，就在上面写到：“同意。孔祥熙。”

倒不是孔祥熙多仗义，因为孔祥熙知道蒋介石不会把这件事搞大，但也不会放手不管。反正结果是一样的，不如做个人情，多为将来留条后路。

事情正像孔祥熙预料的。几个月后吕咸并没有被捕，郭景琨也被无罪释放了。

郭景琨被释放后，孔祥熙在自己的寓所范庄为他设宴压惊。一时间也成为重庆国民党上层的热门话题。

孔祥熙回到重庆后，俞鸿钧曾专门看望过他，并把蒋介石和参政会上的意见给孔祥熙做了转达。据说孔祥熙虽然拒不认错，但最终还是同意“吐出”侵吞的款项。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那5000万美元公债的分配比例是，孔祥熙、宋蔼龄得到了70％；吕咸、郭景琨得到了25％；其余的关系只得到了其中的5％。

但这些贪污犯到底什么时候能“吐出”，也只有天知地知他们知道了。

1945年8月，也就是国民党参政会闭幕大约一个月后，重庆的《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寥寥21个字，没有任何解释。

孔祥熙在美国半年多，利用他最后的影响力为蒋介石讨回了1亿多美元的垫款，又购买了大量黄金，作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金融准备。作为回报，蒋介石虽然提出了孔祥熙的问题，但并没有公开揭露和批判，保全了孔祥熙的面子。这是蒋孔十几年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合作和交易，而且彼此心照不宣。但无论如何，孔祥熙下野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可逆转了。

正如当时《中央日报》公布的那样，无可奈何之中，孔祥熙继辞去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又相继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等职务。

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孔祥熙先后辞去了5个最重要的职务，只剩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些有名无实的闲职。原来被人们认为“坚如磐石”的孔氏江山，就这样“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了。

失宠赴美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八年抗战艰苦卓绝，3500万同胞的热血洒在了华夏大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历次战争无不以战败和签订屈辱条约而告终。而抗日战争则是近代史中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胜利、侵略者失败宣告结束。为此，中国人民怎能不欢欣鼓舞、高歌胜利呢？

然而对孔祥熙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给他平添了几分凄凉。

1945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回迁南京，孔祥熙也回到了在南京的故居。

日军的占领使孔祥熙的故居已面目全非，残垣断壁，枯藤乌鸦，满地的枯叶蜷缩着。秋风一起，凉气入窗，枯黄的树叶发出瑟瑟声响。更令孔祥熙悲伤的是物是人非，昔日车水马龙的庭院，已变得冷冷落落无人问津了。此时孔祥熙方深感人的趋炎附势，并由此倍感凄凉。

这时，宋蔼龄从美国回来。看到孔祥熙被如此冷落，孔氏家族被如此欺侮，实在气愤不过。她决定去找蒋介石一争，即使不能使孔家东山再起，也要为孔祥熙争回些面子。

“我劝你别去，蒋介石的为人，你们宋家最清楚不过。”孔祥熙给宋蔼龄撤火。

“我咽不下这口气！”宋蔼龄愤愤不平。

“我已65岁了，早已过了耳顺之年，还有什么看不惯听不顺的？”

“65岁又怎样？现在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哪个不是65岁以上……”

宋蔼龄不听孔祥熙的劝阻，还是找到了蒋介石。她觉得孔祥熙窝囊，她不能跟着他一起窝囊。好歹她还是蒋介石的大姨姐，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联姻的主要撮合者，她怕什么？！

自然，蒋介石也知道这一层。所以宋蔼龄打来电话请求见面，他马上同意了。

宋蔼龄见到蒋介石后，开门见山就说是为孔祥熙来的。当下她历数了自1927年以来孔祥熙对蒋忠心耿耿的政绩，特别提到孔祥熙在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宪行法币改革、统一金融市场，并且力排众议，对蒋介石的“剿共”军费有求必应，为蒋氏家族的个人财富增值不遗余力。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她要蒋说清楚，孔祥熙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蒋的事，蒋要这样对待他？！

蒋介石听完宋蔼龄的指责后并没有发火，也没有反驳，只是不冷不热地说：“庸之为党国效力不假，我也对庸之极有好感，所以才力主重用，但下面揭了那么多问题总不能视而不见吧。我们身为国家要人，代表一国政府，总不能不考虑民意和各国的反应。庸之这次辞职，一是为了照顾影响维护大局。二也是考虑他年纪已大。好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会为你们说话的……”

尽管宋蔼龄没谈出什么结果，但总算当面出了一口恶气。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心情舒畅了许多，回来后和孔祥熙一说，孔祥熙答说：“我原本就没指望他能发什么善心。只要他没有什么新仇，能让我们安度晚年，我们也就阿弥陀佛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面对一个烂摊子，也是百废待兴。但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以了却埋在心头多年的心病。

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秉性，一旦做出决定，谁也不准更改。虽然那时他还看不透几年后蒋介石的大势已去，国民党在大陆土崩瓦解。但内战一起，又不知要持续多少年，也不知又要涉及到何人何事。再加上蒋介石多疑多变，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决心到美国定居后，国民党政坛又围绕孔祥熙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起因仍源于宋蔼龄。

宋蔼龄总觉得孔祥熙就这样退出政坛太窝囊。孔祥熙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能说撤就撤呢？知道的是老蒋整人，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孔祥熙真犯了什么事。贪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从上到下哪个不捞哪个不贪？蒋介石你偏偏拿孔祥熙开刀，天理不容！宋蔼龄越想越气，便决心在出国前再折腾一阵子。倒不是真要再为蒋介石卖命，而是为了让他看看，孔祥熙还有人拥护还有人缘。

宋蔼龄要闹的事，就是让孔祥熙竞争立法院院长这个职位。

但此时的孔祥熙听说宋蔼龄在四下活动，急忙阻止说：“你别瞎忙，我什么也不想干。咱们给老蒋干了十几年，又怎么样？别人爱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到美国过几年安稳日子行了。再说，行政院长我都辞了，再去争什么立法院长，你这不是要我难堪吗？”

宋蔼龄瞥了他一眼说：“你知道什么？行政院长是老蒋任命的，立法院长要靠选举。你若能选上，不是给老蒋当头一棒。”

“什么选举，国民政府什么时候靠过选举，那不过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看，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幼稚？”

“立法院不是要害部门，老蒋需要用它做做门面，以表示他推崇民主。我了解了，这次是要靠民选的。”

孔祥熙说不过宋蔼龄，只好任宋去折腾。于是没几天，正在出席伪国大的蒋介石，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连辞了5个要职的孔祥熙正在四处串联八方活动，竞选立法院院长。

蒋介石对此极为敏感。他找来陈布雷和陈立夫等人询问了解，消息果然属实。很多人都发现孔祥熙正利用自己的“山西帮”大作文章，他正积极联络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省份的代表，请客送礼，和他们套近乎。而很多参政议员原来反孔，现在看到孔祥熙下台了混得挺惨，又产生了一股怜悯之情。毕竟为政多年，对党国有功，一时竟也有不少人拥戴，竞选颇成气候。

蒋介石冷笑了一声，骂了一句“娘希皮！还想再蹬蹬腿。”就没再说什么。

但此后陈氏兄弟却加紧活动起来。立法院历来属CC派和政学系的“世袭领地”，从不容外人插手。这次听说孔祥熙要摘桃子，立即停止了内讧，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他们急忙召开大会小会，上下串联通气，最后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孔祥熙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连辞五职，名声已是很坏了。立法院为人民秉公执法之地，要让孔祥熙当院长实为对国民政府极大之讽刺，望委员长明察秋毫。

此信正中蒋的下怀。在伪国大正式开会时，有人还真的提出孔祥熙的问题，蒋介石便拿出这封“群众来信”搪塞，最终使宋蔼龄均计划破产。

孔祥熙虽没有竞选上立法院院长，但他这一折腾，也使蒋介石出了一身冷汗。使蒋认识到孔虽然下台，却还有影响和力量，今后不可小视，不如把他们赶出洋，免得留在国内又生出麻烦为政敌所用。

孔祥熙、宋蔼龄也颇为得意。这次竞选，总算显示了败而不亡，给自己争回了一点面子。于是夫妇二人开始专心清理财产帐目，准备在美国长期定居。

不料就在孔祥熙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孔祥熙和宋蔼龄又伤了一番脑筋。

1946年秋，由重庆迁都南京的工作基本结束，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离开雾都重庆，开始经营自己在南京、上海的巢穴。一天，蒋介石正在家中养神，陈布雷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来自重庆的公函。

蒋介石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此信是四川省资深的地方官员严昌衡、刘存厚、田颂尧等60多人联名写的，内容是请孔祥熙回四川任省长，“主持川政”。

立法院院长竞选风波刚过，又冒出了这么一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呢？蒋介石想。

“布雷，你看看——”蒋介石把信递给陈布雷，想听听他的意见。

陈布雷将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纯粹是天下奇文。什么根据四川民意测验的结果，一致拥护庸公来川主政，真是荒唐。

的确，这封信言辞中确实透着一股叫蒋介石感到荒诞的味道。信中把孔祥熙大大吹捧了一番，说孔祥熙辞去了中央职位，但可以在四川发挥作用。还说四川人民一向尊孔，孔氏后代来川主政，大有四川省长非孔祥熙莫属的意思。

这着实让蒋介石为难。不同意吧，显得自己过于不近人情；同意吧，又怕孔祥熙到四川捣鬼。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地势险要，三国就有诸葛亮三国鼎立，让孔祥熙去四川无异于放虎归山……

就在蒋介石接到四川的联名信同时，孔祥熙也接到了内容相同的来信，着实让他激动了一番。他想起自己在重庆将近8年的时光，不禁感慨万分。想当初自家门庭若市，院内车水马龙，过一次生日收的礼品装了整整一屋子。而现在，下野才一年，就处处冷落，连平日里最要好的朋友也极少登门。这次四川同仁没忘记我孔祥熙，一致在委员长面前保举我复出，我怎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

宋蔼龄回来后，孔祥熙把信塞到她手中，满脸流光溢彩，就像一个孩童。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宋蔼龄不解地问。

“怎么样？”孔祥熙看宋蔼龄读完信，在一旁得意洋洋地说。

“这是把你放到炉火上烤！”宋蔼龄把信丢在茶几上，不屑一顾地说。

“什么什么？我这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

“你呀，真是越老越糊涂。”宋蔼龄拉着孔祥熙坐在沙发上说：“你想想，信上说让你当省长是四川民意测验的结果，这可能吗？蒋介石什么时候搞过民意测验，你在四川时什么时候搞过民意测验？你当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是民意测验的吗？就算真是民意测验，也敌不过蒋介石的一个屁。别晕了头，刘存厚这些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想想看，四川的主管那么好当吗？蒋介石历来和四川的军阀矛盾就深，四川军阀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谁也不买谁的帐。这一定是他们之间互相争斗谁也吃不了谁的结果，让第三者去，又是一个失宠的第三者，将来出了问题，往你身上一推了事。再说你堂堂的行政院院长，屈尊去当一个省长，要不是官迷心窍也是利令智昏。”

宋蔼龄的话虽然犀利，却也句句在理，让孔祥熙口服心服。就像一盆冷水浇过去，孔祥熙清醒了许多。

是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想开了，什么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

宋蔼龄见孔祥熙冷静下来，便偎在了他的胸前“……庸之，我真的想离开这里，离这儿远远的，永远不再回来。你我已都是白发之人，应该好好珍惜现有的时光，过一种我们想过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此际，孔祥熙也颇动情地说：“我听你的，跟你走到海角天涯……”

第二天，孔祥熙托人给蒋介石带了口信，说他接到了四川方面的邀请，但无意应邀赴川，请蒋介石原谅。

蒋介石当然顺水推舟，托人告诉孔祥熙，他完全理解支持孔祥熙的决定，并希望他们的美国之行愉快顺利。

那些天里，孔祥熙总是做恶梦，一群手持枪炮、青面獠牙的士兵在后面追赶，他拼命的跑，就是跑不快。眼看快要叫敌人追上了，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一咬牙，纵身跳了下去，却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像一片鹅毛，在空中飘浮，两条胳膊像两只翅膀，拼命的扇动，却怎么也飞不高，飞不远……

“蔼龄，蔼龄！”孔祥熙半夜被恶梦惊醒，总要到隔壁的房子里找宋蔼龄，让她帮他圆梦。

“你梦中总是遇到山谷，是想家了吧？”

“家……”孔祥熙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想起，他在梦中梦见的山谷就像是他的家乡一太谷：远处裸露着黄色脊梁的高原，一望无际随风飘香的沉甸甸的庄稼，如白云般美丽的羊群，以及在阡陌上纵横交叉的水渠、道路，和一头头被车辕压得气喘嘘嘘、口吐白气打着响鼻的黄牛。那就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一股淡淡的哀愁弥漫开来，把他荡游其中。他发现，只有失去的才显珍贵，只有要离开家乡时，才愈发想念家乡。

他真真地想家了，想起了过去的一切。50多年前一个头上盘着辫子、身穿蓝布长衫的少年，提着布包，穿过喧闹的街市，沿着那条由青砖铺成的笔直的路向教堂走去，众人投过的都是羡慕和敬佩的目光。后来漂洋过海，更是像中了状元一般，全家族的人都来为他送行。父亲老泪纵横的握着他的手喃喃地说，咱孔家，将来就靠你了。那时，他是一个何等有为的青年，胸怀大志，风流倜傥、半个山西都知道太谷有个孔家，孔家有个极有才气的少爷……可自从投靠在蒋介石手下，整日逆来顺受，见风使舵唯命是从，虽说占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但看主子眼色的滋味始终伴随着他。他本来并不多么崇尚中庸之道，父亲给自己的字“庸之”也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为官数十年，越发发现中庸的奥妙，越发觉得父亲的先见之明。庸之，就是庸俗之人呀。昔日仰鼻敬羡的满朝文武哪里去了，蒋介石的一个手腕，他们就毕恭毕敬地去拜见新主子去了，眼中哪里还有我孔祥熙……

孔祥熙彻夜难眠，浮想联翩。宋蔼龄也是如此。别看着她给孔祥熙圆梦，极力安慰丈夫，但在这个要强的女人心中，痛苦不知比孔祥熙要多多少倍！

想当初，15岁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那是何等聪慧，放眼中华四万同胞，能在15岁考入美国高等学府的女子有几人？回国之后，在父亲手下，出谋划策，投身革命，又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孙中山回国后，她担任了孙的秘书，更是和孙中山一样日理万机，一同处理军务，一同赴日本考察，一同谋略国家大计，一同躲避军阀的暗算。生活虽漂泊不定，却生机勃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自从和孔祥熙成婚，虽换回了万贯家财，却失去了当年的纯洁与理想。整日明争暗斗，不是提防别人算计，就是去算计别人。良心泯灭，感情麻木，到头来被老蒋一巴掌打下去，只能葬身异域他乡，真是好不凄凉啊……

当下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二人夜不能眠，便面对星空，拥衾而坐，最后商量着，到美国之前，再回山西太谷老家一次，最后为列祖列宗烧上一柱香。

1947年春天，天高云淡，风轻气爽。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又双双回到太谷还乡祭祖。然而这次家乡之行，使他们原本就灰暗的心情中，又添了一层灰色。

和32年前他们离开时相比，太谷显得更加破烂不堪。房屋没有改进，街道如旧只是更加破烂，当地小官员的阿谀奉承之俗令人难以忍受。远处的黄土高原上一条条山沟，全都裸露着，没有一点点绿色。而太谷的百姓也没有一丝笑容且全部面呈菜色，破衣烂衫。想当年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曾和同学争辩说“纽约不如太谷”，现在这位前任财政部长真不知作何感想。民国成立20余年，自己做了十余年的部长，家乡竟还是如此残破，他的心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揪疼了。

临近家门时他们碰了一人。此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根分不出什么颜色的布带系在腰间，满脸的皱纹像被刀刻上似的又深又重。宋蔼龄突然想起，这个面孔肮脏的人叫二赖子。32年前自己嫁到孔家时他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曾和几个调皮的年轻人一起大闹洞房，有人把二赖子往宋蔼龄身上推，当二赖子不由自主地“撞”到宋蔼龄身上时，他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并眨着一双快活明亮的眼睛。

可能是动了恻隐之心，宋蔼龄叫住了他：“哎，这不是二赖子吗？”

二赖子显然也认出了他们，但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和淳朴。他木然如同一段木桩似地看着他们，然后立刻闪到一旁，不无冷漠甚至敌意地给他们让路。

“不到家里坐坐？”宋蔼龄说。

二赖子仍像段木桩一动不动，对宋的邀请无动于衷。

“走吧。”孔祥熙拉了宋蔼龄一把，进了家门。

孔家的亲戚听说孔祥熙回来，都赶来看他。虽说孔祥熙在南京的中央政府里大势已去，但在太谷在孔家的儿女子孙看来，孔祥熙是他们心中的“明星”和“偶像”。自孔氏家族从山东西迁至山西以来，可曾出现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大人物吗？可曾出现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大富翁吗？在太谷不独孔家，就连其它姓氏的人家，也常常以孔祥熙为荣，用孔祥熙作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那天，为父母最隆重的一次祭祀活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开始了。

孔氏家族的列祖列宗的坟墓在一片翠绿的柏树中。在孔祥熙父母的墓前，摆满了新鲜水果和各色点心。其它的墓前也都摆放着丰盛的供品。孔祥熙和宋蔼龄并排站在一大排孔门子侄的最前面。孔祥熙甩了一下袖子，跪倒在地，后面的一排人也呼拉一下跪了下来。孔祥熙点着了香烛和纸钱，团团纸灰黑蝴蝶般地在坟前缭绕起来……

在所有的人中，只有宋蔼龄没跪，但她把腰弯得很低。

回太谷以后，宋蔼龄一直注意着自己的形象，对孔祥熙言听计从。她要用行动去回击那些说她如何厉害、如何“管制”孔祥熙的谣言。但在这种涉及信仰的仪式中，她不能迁就。因为她信奉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面前，她才可能下跪。

其实，孔家的亲朋好友并不在意宋蔼龄是弯腰低头还是下跪。他们都知道，宋氏三姐妹有着怎样的才华和地位，孔祥熙能娶宋蔼龄为妻是孔家的福份，是孔家家谱上最添彩的一笔。

据说，孔祥熙和宋蔼龄那次回太谷，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大陆结伴而行。不久宋蔼龄先去了美国，随后，孔祥熙以宋在美国开刀，需要照顾为名也跟了去。此后他们就再也没回大陆。大约一年半后，人民解放军便攻克南京。其后更势如破竹，一举解放全国大陆，这实在是在美国的孔祥熙夫妇所没有料到的。

还有传说，孔祥熙那次回太谷，曾向宋蔼龄坦露了自己真正的家世。宋蔼龄一气之下先去了美国，而这以前他们是约好一块走的。但此说未必可信。

那是他们预备返回南京的前一天，孔祥熙把宋蔼龄带到离太谷5里远的程家庄。在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前，他站住了脚步。

“你带我看这个干吗？”宋蔼龄问。

“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埋藏在我心底有30多年了。”

“什么？”宋蔼龄睁大了眼睛。

“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我睡在西厢房的土炕上，我甚至还捡过煤渣……

“你不是一直讲，是生在山西的首富之家吗？怎么会住这种房子，还捡煤渣？”

孔祥熙向宋蔼龄承认，那是他编造的，他向所有的人隐瞒了幼年时贫困的历史。开始是为了面子，怕说出来被人瞧不起，但后来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证明我的财富都是祖传的，并非利用官职、徇私舞弊。

“你……你居然骗了我……”宋蔼龄嘴唇颤抖着。但看着孔祥熙那双含泪的眸子，却一句指责的话也说不出来。

上面这段对话，很可能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但关于孔氏的出身是贫穷还是富有，史学家们却一直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孔祥熙出身在富庶之家，只是到他这一辈上他家已不算富裕；但他族中其他支脉当时仍极强盛、极有钱。不过，孔祥熙历来对此缄默不语。

从太谷离去，他们又到了北平。夫妇二人徜徉在前门大街，游览了景山、北海和八达岭长城，还拜会昔日的亲朋好友。

北平的官员对这位已失势的前行政院长虽然还算热情，但热情之中却透着冷漠和怠慢。倒是几位原来官职不高又没有得到孔祥熙什么好处的旧交，对孔祥熙和宋蔼龄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孔祥熙当然没有忘记他们，但回忆起自己在位时，很少照顾他们什么，甚至当时他们提出一些小小的请求，也被孔拒绝了，因此内心不免有点内疚。回到宾馆，一向以沉稳老练、不露声色的孔祥熙再也忍不住地感慨起来。

“这有什么奇怪？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宋蔼龄倒想得明白。

孔祥熙骂到：“屁！我就是要骂骂那些人，出出我这门恶气。骂那些得到我好处却故意冷淡我的人，骂那些没得到我好处也来亲近我的人。他们是在嘲弄我、讽刺我，说我过去瞎了眼，不分好坏人……”

“别说别人，你不也是一样。”宋蔼龄在一旁说：“你在位时，不是一样趋炎附势么。你不是也巴结杜月笙吗？不是也巴结蒋介石吗？人呐！就都是那么贱。要不怎么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美国人就不这样。”孔祥熙顶了一句。

“美国人？咱们是中国人！”

“走，咱们明天就到青岛，那儿有美国人在等着我们。”

孔祥熙此时想到青岛不是偶然的。因为青岛是他步入政界的发祥地。那美丽的海滨、翻卷着的海浪，和他英姿勃勃的身影，那时是多么令人怀念的一段美好时光呵。孔祥熙还想起了当年鲁案公署的衙门，想起了潘益民当初相面时，给自己带来的希望与遐想。真的，那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潘益民当时却肯定地对孔祥熙说那绝对不是幻想。可现在呢，潘益民为什么不肯说出他最终的结局？莫非他真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对宋蔼龄说出了他怀念青岛的原因后，宋蔼龄说：“亏你还是个留洋博士，还信相面那一套，不过闹着玩开开心罢了。”

“可潘益民说得真很准呢。”

“什么准？还是连唬带蒙。要说准，是因为你本身就具备这种素质。我从来不相信算命相面，自己命运如何只会在自己手中掌握。”

提起当年潘益民那挡子事，不过是说说罢了。真正使孔祥熙动身去青岛的原因，却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那时就在青岛，他们要去和柯克探讨去美定居的很多问题。其中有很多都需要柯克帮忙，因为他们觉得，和美国人打交道，要比和中国人打交道容易得多。

孔祥熙、宋蔼龄访美时，宋蔼龄和柯克将军有过交往。这位英国人的后裔对孔祥熙夫妇也有着很好的印象，所以当孔祥熙、宋蔼龄提出和他会面时，他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他们的会面在青岛海滨一幢德国式的别墅里如期举行，柯克将军的热情友好使孔祥熙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您好，孔先生。”柯克首先伸出手来，令孔祥熙有点受宠若惊。要知道，从他太谷辗转北平以来，已饱尝了世态炎凉，这次和柯克会面，事先他也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会面前宋蔼龄还告诫说，即使柯克将军傲慢无礼，我们也要忍耐，将来到美国用得着他。但孔祥熙从柯克那双和善热情的眼里，看出了他们之间依然没有距离。

宋蔼龄从一只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花瓶对柯克说：“这是明朝万历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随即，孔祥熙夫妇将花瓶送给了柯克将军。

柯克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也略知一二，当然知道这只花瓶的价值。他连忙用不大熟练的中国话说：“实在不敢当！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只好谦让不如从命了。”

当下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孔祥熙先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详细谈了他认为美国军方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如国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情况、工业潜力、港口建设、土地问题和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对峙，以及宋孔两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当时他希望柯克能听明白，即使他孔祥熙不在位子上，他仍能够对中国的大事产生作用和影响。而且他对美国怀有友好的感情，不论什么时候都愿做美国忠实伙伴。

美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天真直率，实际上也一样工于心计。对孔祥熙的为人和政绩，和中国打交道的美国高级官员当时都略知一二，柯克当然也知道。不过在今天这个会晤中，他不想谈及那些不愉快的话题。一是国共两党正在军事上作最后的殊死搏斗，国民党对外需要一个团结稳定的形象。再一个是因为孔祥熙答应到美国后为柯克将军在商业上的发展提供帮助。而作为回报，柯克也答应为他们在美国定居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会晤后，柯克在别墅里设宴款待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使他们坚定了去美定居的信心。

“愿我们的合作愉快，干杯！”

“干杯！”

三只玲珑剔透的高脚杯碰在一起。此刻，孔祥熙连续多日呆板的面容上，终于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离开青岛后，他们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他们上海的寓所里度过了夫妇俩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段时光。

在这期间，宋蔼龄在上海万国公墓拜谒了她父母的陵寝。苍松翠柏之中，几块石碑矗立，而碑前只有她一个人。宋蔼龄不像孔祥熙，大造声势地祭祀，以表示他的仁孝之心。宋蔼龄是以她的心来向父母的亡灵告别，她一个人来，就是表明她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此时的宋蔼龄也是心潮起伏，热泪涟涟了，因为明年就是她父亲逝世30周年。而明年她还能再回到这里为父亲祭奠吗？时光如梭，斗转星移，原来的满头黑发已变得灰白，时间和历史一样不可抗拒。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宋蔼龄感到，在和共产党的较量中前景不容乐观。那么她在有生之年还能再回此地为父亲祭奠吗？如果有可能，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可能，她也要把宋家的姊妹们召集在一起，在明年父亲30周年逝世纪念时都来这里，以了却做儿女们的心愿。因为她宋蔼龄在家里是老大，是大姐姐呀！

几天后，孔祥熙驱车和宋蔼龄来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了不引起更多的人猜疑，他们决定宋蔼龄先去美国，公开的理由是到美国治病。所以这次因私“出访”就没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在机场候机时，随从突然给宋蔼龄送来一封电报，宋打开一看是宋庆龄打来的。电报里除了祝她旅途顺利、到美国生活愉快外，还希望孔宋夫妇能认清形势，适当时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

宋蔼龄心里不禁掠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庆龄妹”之感。的确，宋庆龄的话说到了她的心上，她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啊。她不愿意走，可孔祥熙目前的处境，蒋介石对自己的成见又使她不得不走。正是在这种极其矛盾的情景下，宋蔼龄登上了飞机的弦梯。

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窗外的景象也变得一片模糊。宋蔼龄的思绪随着腾空而起直插蓝天的飞机，开始像大海一样翻腾。想当年，她5岁时候进入马克谛耶女校，在同级的中国女孩中是年龄最小的，可成绩却是最好的，被人誉为中国神童；15岁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豆蔻年华，意气风发，成为中国大陆女孩中的佼佼者；学成回国之后，也曾立志报效祖国，在父亲和前辈的帮助指导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历经艰辛坎坷。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后，她被推荐当了孙中山的秘书。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她跟随孙中山，也是日理万机，但却朝气蓬勃……可自从孙中山去世，她和孔祥熙一起和蒋介石联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虽然孔祥熙在仕途上一路绿灯，虽然她宋蔼龄享尽了荣华富贵，又积累了万贯家财，但年轻时那种勃勃生机宛若隔世的梦幻。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或策划于密室、或立威于黑道；违心地拍蒋介石的马屁。不管他人的死活，明争暗斗，屈辱取荣，泯灭了人性，最后却仍落得个孤家寡人似的，只能到异国他乡聊度余生，真是好不凄凉呀！

她又想起孔祥熙。想当年那是一个何等有为的青年。出身虽不富贵但才华横溢，气度高雅谈吐不凡，也是立志要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后来，自从投身于蒋介石的麾下，学会了逆来顺受，于是八面玲珑瞒上欺下，政界都称他“哈哈孔”，变得又庸又俗，哪里还有有一点当年的影子。蒋介石忘恩负义，孔祥熙也连个屁都不敢放，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等到真正明白了蒋介石的用心后已经什么都晚了。十几年来，孔祥熙为蒋家王朝尽心竭力，到头来却落得个妻离子散流落异乡，而蒋介石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她又想，像蒋介石这样小肚鸡肠，一点容不得人；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又拉那个打这个，喜怒多变反复无常，恐怕好日子也长不了。看看他手下那些人，除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外，就是索贿受贿，有几个是真能干点实事的。国民党的江山完了，民国的气数尽了。所以走了也好，看你蒋介石还能蹦达几天。宋蔼龄这般一想，心上倒宽慰了许多。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宋蔼龄看的不错，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挽救他这个败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本质，决定了其必将灭亡。

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还能假惺惺地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并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但很快，这个“和平协议”就被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炮声所撕毁。蒋介石自认为有美国的支持，自己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内解决问题。但他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他领导的那个庞大的上层建筑早已腐朽，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和士兵大多并不准备为他真心卖命。

于是，仅只打了几个月，他的所谓全面进攻就被粉碎了。但在南京的广播电台里，他得到的信息却是“国军获得了全胜，共军只剩下少数流窜部队”云云。1947年秋，宋蔼龄走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孔祥熙接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电报。电报上说宋蔼龄在美国生了病，需要孔祥熙速去美国陪伴。

这种假电报的手法是过于幼稚了，其实也无所谓幼稚。蒋介石和孔祥熙都明白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只不过孔祥熙是真的带着惆怅和眷恋去找蒋介石的，而蒋介石却没有那么多柔情蜜意。他正在国防部大骂他手下的将军们，骂他们无能，是饭桶！因为在前不久的苏北战场上，他手下的六个精锐旅被中共陈毅和粟裕的部队吃掉了。当时，他正准备立刻发动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当时抬眼看了看孔祥熙，看了看这个满头灰发、眼睛浮肿、略显苍老体态肥胖的旧时搭档，但没说什么，就在那封电报上批下了“同意”二字。1947年深秋，孔祥熙就像天空中南行的孤雁，只身飞往美国，从此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孔祥熙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但中国的政坛并没有消失。就在孔祥熙走后的两年里，还上演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最精彩、最雄壮的话剧。

蒋介石声嘶力竭地亲临指挥并没有奏效，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都失败了。他又损失了几十万人马，包括他最宠爱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剩下的事情就像被狂风吹起的海浪一样不可阻挡地向南京政府砸来。在经济上，由于内战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比孔祥熙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令人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一面袋纸币只能买回一袋大米；在政治上，派别之间的相互倾轧更加剧烈，蒋介石的心腹戴笠突然死于飞机失事，跟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自杀身亡；对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的逮捕和暗杀也空前残酷。但所有这些此时只能更加激发人民越来越反抗国民党政府，同时地越来越坚定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最重要的还是在军事上，重点进攻的战火停熄了不到半年，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中共毛泽东主席和蒋介石最后摊牌了。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绝望中的蒋介石又玩弄起“下野”的把戏，他推出李宗仁代总统去和共产党谈判，自己又像“西安事变”不久后回到奉化一样，回到了家乡看望自己的祖宗。但这次他不灵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了渡江战役。国民党精心设计、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被一举攻破。蒋介石为拖延时间苟延残喘，妄图划江而治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他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做了一个偏安小岛的“皇帝”。

有人说孔祥熙失宠赴美对他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在他走后的两年中，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而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并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中，给予她相当重要的职务。后来，宋庆龄曾几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宋蔼龄，希望她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回来看看也行。

但已不知当年是宋蔼龄还是孔祥熙的原因，抑或是他们的共同原因，反正他们没有回来。宋庆龄的那些邀请信也都如同石沉大海。

从此宋蔼龄再也没有见到宋庆龄，直到1973年她在美国病逝。

第九章　子孙不肖

奢侈的大女儿

孔令仪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女儿。生于1915年12月，深得孔祥熙的喜爱。因为孔令仪不仅长得像孔祥熙，性格脾气也像。孔令仪长大以后，也最崇拜自己的父亲。

和她的三个弟妹相比，孔令仪是最老实的，这可能和她是老大有关。有了弟妹以后，她总是要谦让，所以和孔令侃、孔令俊相比，她在个性上要温顺、谦逊得多。有人讲过一个吃水果的故事，说孔家每餐饭之后都要吃水果，宋蔼龄为了不让孩子们挑肥捡瘦，就把苹果、梨、桔子等水果放在一个大盘里，“盘子依次转到每个人的面前，转到谁面前，谁就从最上面的拿起，碰到什么算什么。

有一次，当盘子转到孔令侃面前时，孔令侃发现上面的梨上有一个地方坏了，就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了。”盘子转到孔令仪面前，孔令仪没说什么，伸手拿了孔令侃不愿要的那个梨吃了起来。

结果转了一圈后，盘子又转到孔令侃面前，孔令侃又说，“我还是想吃点水果，”说罢伸手拿了一个好的。

孔令俊在一旁叫了起来：“这不公平，孔令侃骗人！”

孔令侃眨着狡黠的目光说：“这不是不公平，而是水果策略。”

高中毕业后，孔令仪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在孔家四兄妹中，她是唯一没有进洋人大学读书的，对后来孔令侃、孔令俊等到圣约翰大学读书也没有怨言。

在政治上，她没有野心，她不像孔令侃、孔令俊那样爱出风头，又办公司又插手父母的事务。她曾经说“妈妈（指宋蔼龄）没有当部长、当经理，生活得不也挺好吗，干嘛非要去做官？”

孔令仪虽然不弄权惹事，但生活奢华，浪费惊人，完全是一副贵族大小姐的派头。她像孔祥熙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要喝燕窝汤，并备有各式高级点心。其中有很多是专门用飞机从香港运来的洋货。中午饭至少要六菜二汤。化妆用的香水、粉脂、唇油一律法国货，衣服一天一换，连洗澡粉都用英国的。

孔令仪出身豪门，又出落得娴静大方，自然就有人为她拉纤说媒。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孔令仪的婚事管得很严。一般介绍的，他们都认为不合适，孔令仪也都不见面。他们觉得，像孔令仪这样的出身，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不足以显示其身份。

最初，宋美龄曾找过宋蔼龄，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就属胡宗南年轻而且是单身，和胡联姻还算是郎才女貌。宋蔼龄把美龄的意思说了以后，孔令仪不愿意。她见过胡宗南，觉得他是一介武夫，缺少温情浪漫，她可不愿意为了虚名而牺牲自己的青春。

后来又有人给她介绍卫立煌，卫立煌的妻子得病去世，也是孤身一人。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陆军上将，也是蒋介石的宠将。孔令仪还是不愿意，她总觉得嫁给那样的人就像去做小老婆，年纪相差一二十岁怎会有共同语言呢？

两次拒婚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明白了女儿的心，原来她不想找个老头子，而想找一个年轻的英俊小生。恰巧这时国民党新建的空军里出了个“英雄”，一下子又勾引起孔祥熙夫妇的女婿梦。

大军阀韩复榘手下有一个师长叫孙桐萱，孙桐萱有个4弟孙桐岗在德国学习飞行。孙桐岗学成后突发奇想，想独自驾机从德国飞回中国，创造一个飞行记录。在得到了批准后，孙桐岗一人驾驶一架德国教练机从柏林起飞，飞越地中海、印度洋，最后安全在南京降落，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一时间，慰问电和求爱信雪片般地飞向孙桐岗的驻地。

孙桐岗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少年得志。孔祥熙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又想当航空部长，因此对孙桐岗极为赏识，在家里吃饭时大加吹捧。当时财政部参事李毓万是孔祥熙手下做事，碰巧和孙桐岗的哥哥孙桐萱是结拜兄弟，听说了此事后就想从中牵线，想给孙桐岗和孔令仪做媒。孔祥熙本来就对孙桐岗颇有好感，就同意了让李毓万从中撮合，不料却引出了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

“大姐，”一次晚上孔孔令俊溜进孔令仪的卧室说：“你知道吗，李毓万那条老狗又拿你当敲门砖呢？”

“什么意思？”孔令仪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这两天天天到家里来，要把从德国开飞机回来的那个傻小子送给你做丈夫。”

“有这样的事？”

“我还骗你不成，爸爸都同意了。”

“爸爸知道我不想嫁军人，为什么还这样做？”孔令仪委屈地泪水溢出了眼眶。

“这事不怨爸爸，都是李毓万那条老狗。他快50岁了，还是个参事，就想拼命讨好爸爸再捞个一官半职。我们也是叫过他叔叔的，他要是真为你好就应该先对你说。”

“不怕，到时候我不同意，看他怎么办？”

“那岂不便宜了那条老狗。”

“那你说该怎么办？”

孔令俊眼珠一转，说：“有了，父亲不说，你就假装不知，早晚得捅破这层窗户纸。到时候，你就说不同意，他们也没办法。至于李毓万，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果然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叫孔令仪去客厅，向她说起了孙桐岗的事。孔令仪当场拒绝。孔祥熙虽然有些恼火，但也无奈。宋蔼龄看女儿态度坚决，也没再说什么。叫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飞行员，也确是太委屈了她。孔祥熙、宋蔼龄都是明白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不过他们确实也为此烦恼，看着长大的女儿，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平时宠得不行，什么都没有保留。怎么在婚恋问题上总像和父母拧着劲，简直像是陌路人一般。他们看上的，孔令仪一个也看不上，真不知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什么。你问她，她给你来个一言不发，你却急不得恼不得，真没办法。

再说孔令俊，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其实，李毓万又没给她介绍对象，可是她觉得那比给她介绍对象还缺德。因为李毓万知道孔令仪平时为人谦和，就背后捣她的鬼，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姐姐头上，他又能从父亲那里买个好。于是报复的“阴谋”在孔令俊头脑里形成了。

一个月后，身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财经官员和一些金融家、企业家，突然收到一份请柬，那上面写着：“兹订于×月×日四弟孙桐岗、长女友琴举行结婚典礼，敬请阖第光临。”落款是“桐萱李毓万拜。”

李毓万是财政部参事，又是孔祥熙的红人，写了请柬谁敢不去，去了又不能空着手。于是，各路大员纷纷准备礼金礼品，于那天来到李毓万住所，恭贺新喜。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李毓万正换好衣服准备出去听戏，忽见门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一会儿，财政部的同事像商量好了似的蜂拥而进，连声拱手恭喜，弄得李毓万莫名其妙。

“喜从何来？喜从何来？”李毓万对前来贺喜的人问。

“令媛今日成亲，这婚姻大事难道不是大喜？”来客反问道。

“这……这从何说起，”李毓万的脑门上立马浸出了汗珠。他倒果有一女儿，今年芳龄17还未成年，更未与任何人谈起过婚嫁，怎么突然会结婚。

来宾拿出请柬，李毓万才知道这是有人在恶作剧，拿他女儿的信誉在恶作剧，不禁大怒，但又不知道该向谁发，因为来宾都是受骗上当者。而且，他们也觉得受了愚弄，一份假请柬害得花钱花功夫，准备了这许多礼金礼品。

事后，李毓万知道了这是孔令俊的诡计，但他忍了。孔祥熙是他能得罪的么？但他的夫人和女儿都不依不饶，非要到孔家评出个子丑寅卯，还女儿一个清白。还有就是孙桐岗，听到消息后也暴跳如雷。

不依不饶也好，暴跳如雷也好，把孔令俊、孔令仪放在一端，把李毓万放在一端，在孔祥熙心中谁轻谁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李毓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白白被孔令俊戏弄了一番，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他因此领教了孔氏姐妹的厉害，再也不敢在孔家事上多嘴了。

世界上最说不清的恐怕就是婚姻。有的人天天见面，就是留不下一点印象；有的只见了一面，却像刻在心底，念念不忘；在旁人看来，好像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可他俩在一起时就是没那种感觉；而在旁人看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往往却能奇迹般地产生爱恋之情……

孔令仪也是这样，千挑万选。从陆军上将到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从大户人家的公子到腰缠万贯的实业家，她一个也没看中，却在一个酒吧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并且一见钟情。

说起来，那是在舞场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一次孔令仪去跳舞，一个身穿黑西服、扎着黑领花的小伙子邀请她跳舞。那小伙子舞跳得不错，她只是随着他在舞池华丽的地板上旋转着。她和他挨得很近，她无意中瞧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直视着自己，而且那目光像是过了电似的有几分热量。

跳完舞，他请孔令仪喝咖啡。要是在平时，她会断然拒绝。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跟着去了。孔令仪对跟着她的随从说，“别跟着我，到外面的车里等我。”

他们坐在用隔断隔成的单间里喝着滚烫的咖啡。那小伙子说：“你显得很高傲。”她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哪个小伙子用这种审视的口吻这样评价她，她的浑身不由一颤。

“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很少到这里来，但是……我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那小伙子接着又说。

孔令仪又是一颤，圣约翰大学，就是那所她想往已久的大学，就是弟弟妹妹都进的那所大学，她觉得和这个小伙子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再跳一会儿好吗？”小伙子显然向她发起进攻。

“不，”她把脸一变，又拿出了她平日里惯有的冷漠和高傲，“我要回家。”

可那天晚上，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小伙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的气息，一头自然的卷发和那双像美国人似的蓝色的大眼睛总是从她心底向眼前浮来，令她久久难以忘怀……

第二天她去了，他果然在那里等她。

等到孔祥熙、宋蔼龄发现了孔令仪的秘密后，已经晚了。孔令仪已坠入了情网，而且如痴如狂。

孔祥熙通过他的耳目把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小伙叫陈纪恩，今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是一个舞场乐队的指挥，也曾留过洋，家里却一贫如洗。

孔祥熙、宋蔼龄决心阻止孔令仪的冲动，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女儿不能和陈经恩这种人交往，更不能和他结婚。

一向顺从的孔令仪因此和父母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令仪，”孔祥熙苦口婆心地说：“你爸爸是行政院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你和什么人结婚，决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你懂吗？”

宋蔼龄说：“令仪，陈纪恩虽然是个大学生，可他父亲只是个乐队指挥，家里没有一点背景，和我们这种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和这种人家结亲，是要被人耻笑的。”

孔祥熙、宋蔼龄说了半天，孔令仪一言不发。气得孔祥熙直翻白眼。

“好吧，这件事你再想想。爸爸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明确的，不同意你继续和陈纪恩来往。”宋蔼龄又强调说。

“爸，妈，我也再说一遍，我也是认真的！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当即孔令仪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

“可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啦？”孔令仪也被逼急，站起来说：“你们无非是说他们家没钱，没势没地位。可这些我们家全有，你们可以给他。可他人生的漂亮，性情温柔，能体贴关心我，能明白我的心。这些，谁能给我呢？你们找的人能给我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跟他跟定了！”

孔令仪说完一甩手走了出去，房门“咣”的一声被重重地关上。

这一声重重的门响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清醒了过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无力阻拦孔令仪和陈纪恩的交往，无力切断孔令仪与陈纪恩的恋情。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听其自然了。

不久，陈纪恩被孔祥熙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可谓飞黄腾达，令他的同学咋舌（他的同学能进中央银行也只能是个小小的办事员）。上班没几天，又被公派美国，成为中央银行在美国办事处的业务代理。

孔祥熙、宋蔼龄这样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孔令仪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大官。在舆论上面子上过得去。但一般人又见不到这个女婿，因为孔家已宣布，孔令仪和陈纪恩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

孔令仪心花怒放，和陈纪恩去了美国。宋蔼龄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妻子，主持财政部妇女工作队，连夜为其制做嫁妆。一个星期后，八个大樟木箱的嫁妆被送到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孔祥熙包了一架专机，将这八箱嫁妆送往美国。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架专机起飞不久，便一头栽到了山上。八大箱嫁妆连同那架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孔祥熙和宋蔼龄又叫人赶制了六箱再送到了美国，这才觉得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

那时正是1943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闻媒体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行不断有所披露。而孔家因身居高位，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运送嫁妆的飞机失事后不久，长沙《大公报》就以“谈孔小姐飞美结婚”为题，对此事做了评论，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令仪乘飞机赴美的花费（暂以损失一架飞机计算），可以使2000名灾民一年有吃有穿，还可以使他们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把孔令仪的全部花费加起来，是可以救济万人以上的难民。第二是财政部连夜为其加工制做嫁妆也实在令人惊叹。如果把财政部两次为孔令仪制做嫁妆的人力用来赶制前线将士的服装，大约供应两个师的被服不成问题。如果用这笔款子建一所大学，那么在决定了校长之后，只需聘任教授，出示招生广告就够了。”

《大公报》的抨击，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试想在灾民于苦难中呻吟、前方将士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孔祥熙和宋蔼龄为女儿赶制嫁妆，耗费财政部的人力物力，然后计在财政部的帐上。如此贪赃枉法，怎能不令人愤慨！

孔令仪陈纪恩在美国呆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不像孔令侃那样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但也利用孔祥熙宋蔼龄的关系和影响，结党营私，中饱私囊。

为了使自己站稳脚根，孔令仪把过去她的老师黄应荣拉进中央信托局，并担任了法律顾问；把她的小姐妹的男朋友拉进了中央银行，当上了部门经理。陈纪恩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朋好友纷纷跟着他进入中央银行。从处长科长到办事员，到处安插亲信。即便后来孔祥熙逐渐失宠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仍是如此。以致有人讥讽到：现在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可见孔祥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几个子女在继续左右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

其实，孔祥熙之所以能死而不僵，除了他几个儿女能兴风作浪外，他长期以来培养的亲信也渗透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特别是财经和金融部门，这是他的后任所一时无法改变的。

孔祥熙在位10余年，共培养了自己的三大势力。一大势力是山西派，即原来孔祥熙在山西办学时结识的一帮朋友。二是上海派又称公馆派，即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和孔祥熙宋蔼龄关系密切的上海金融界的一些关系朋友。三是儿女派，即通过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等人结交的一大批少壮派。这帮人都听孔祥熙的指挥，为其尽心尽力。

孔祥熙对原来山西的老乡极力纵容包庇。孔府官邸秘书处有个叫高晓楼的，是山西人，后来被另一个秘书陈延祚代替。陈延祚和孔令俊关系极为密切，他倚仗孔令俊的势力，想证明自己的忠心，就搜集了高晓楼的一些贪污材料，向孔祥熙报告。因事实确凿，孔祥熙只得把高撤职。哪想到高晓楼在闲荡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被任命为财政部人事司司长。财政部内议论纷纷，皆敢怒不敢言。后来人们知道了，高晓楼是孔祥熙所办的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的同乡，孔祥熙并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做法。他在一次财政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有人攻击我，说我喜欢用山西人。不错，我是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里用了大批山西人。在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在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在中国，最会理财的就是山西人，所以我要用他们。”

孔祥熙对自己的部属都如此袒护，更不要说对自己的儿女了。因此，对新闻界的批评和舆论界的指责，他一概置之不理，这也为他以后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大公子是纨绔子弟

1933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

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娇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俨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纨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做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

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王敖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左轮手枪，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

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致，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

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借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另一方面，张乐怡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销魂、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历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僵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孔家送“白兰花”回家。午夜两点，宋蔼龄觉得有些乏，便招呼收桌。吃过几道广东小点心后，几位牌友纷纷起身告辞，孔令侃主动提出要送“白兰花”回家。

孔令侃将车开到了自己的一幢别墅前，二人便进屋洗浴上床甜蜜一番。尔后，“白兰花”不知为何流下泪来。一时令孔令侃迷惑不解。他将心上人搂在怀中，一边为她擦泪，一面说：“美人，为什么要流泪？”

“白兰花”说，盛升颐已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近日来对她横眉冷对。今天要不是宋蔼龄打电话来，他是绝不肯带她来的，而且来之前还说，要是发现她有什么不轨，决不放过。

孔令侃听后笑到：“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老家伙要敢对你非礼，看我不砸扁了他！”

白兰花说：“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毕竟是盛的妻子。这事要公开了出去对你我影响都不好，不如就此了断了吧。”

“不！”孔令侃说，“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想好了，我要你和他离婚，我要娶你。”

“白兰花”一听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她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和我结婚，你妈妈宋蔼龄会同意吗？”

“我的事他们管不着。”

“我怕……”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孔令侃下定了要娶“白兰花”的决心。上一次要娶“小姨子”未成的创伤，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孔祥熙冷冰冰的面孔和宋蔼龄的心计，孔令侃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翅膀未硬、羽翼未满，离开老爹老娘还不能闯天下。通过张乐怡妹妹的事，他也明白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意图，是想让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当时也确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出入交际场所也认识了不少漂亮女孩。可说实在的，他觉得那些女孩子大都有一股子令他讨厌的做作，而那些不大做作且能大胆向他表示“爱情”的又都浮浅粗俗。他已隐约感到孔祥熙和宋蔼龄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况且，“白兰花”还没有离婚。而要想让“白兰花”离婚，自己首先就要做出承诺。

孔令侃和“白兰花”秘密约会同居的事终于暴露了。那是一天晚上，“白兰花”对盛升颐谎称去戏院看戏。盛升颐派人暗自跟踪，终于发现了她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进了一幢洋楼里。不久，在国民党上层的家庭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盛升颐也和“白兰花”摊了牌。“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也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训斥。

孔令侃也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那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孔祥熙随国民党政府一起去了重庆。孔令侃则被派到香港，做为中央信托局（该局当时设在香港）的代行理事长替孔祥熙行使职权。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歌功颂德。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系，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不料这部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而孔令侃却利用这一事件和他心上的美人“白兰花”成婚，因祸得福。

当时港英当局允许重庆政府在港设立的电台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一个是戴笠军统在西环海岛上军火库内设的。其它一些驻港机构要想开展无线通讯业务都要到交通银行公开设立的中国电报局办理。孔令侃觉得那样做不方便，特别是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直接发给孔祥熙和宋蔼龄，这就必须设自己的电台。

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

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孔令侃私设的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

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道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

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又没人买他的帐，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舍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

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办的，案子涉及到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

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这时孔令侃突然想起了“白兰花”，就给“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

“白兰花”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从重庆坐车到昆明，又从昆明转道去了香港。

1939年秋的一个早晨，一艘美国公司的客轮在香港起锚了。在头等舱的房间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艳的郁金香，空气中飘浮着温馨与甜蜜。

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突然对同行的几个随从说，他要在马尼拉与“白兰花”结婚。孔令侃的这一举动令他的随从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坚决反对这一婚事的，他们原以为孔令侃叫“白兰花”来，只是为旅途枯燥解闷。

在马尼拉港，孔令侃打电报给宋蔼龄，通报了他的婚事。他早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们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

宋蔼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刻打电话给孔祥熙，孔祥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嘴里嚷到：“孽种，这个孽种！”宋蔼龄在电话里说：“光骂有什么用，得赶快想个办法。”孔祥熙说：“叫他立刻回香港，美国的事不办了。”

还是宋蔼龄沉得住气，她立刻通过关系弄清了孔令侃在马尼拉的地址，然后发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大意是让孔令侃冷静下来，认真对待婚姻大事，并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

无奈这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就在孔祥熙、宋蔼龄焦急地等着马尼拉电报的时候，孔令侃和“白兰花”已在旅馆如期举行了婚礼。

孔令侃去美国是被迫的。这是他一生中极少遇到的情况，因为有“白兰花”，他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否则他是一定要回重庆的，看看那些“正人君子”能把他怎么样。

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

吴方智原是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话。

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

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字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

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

“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美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从海上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包围。苏联则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首次取得了一次歼灭德军精锐30万人的重大胜利，从此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面。在北非，蒙哥马利领导的英美联军重创隆美尔的德国坦克部队，并一举攻占了意大利的门户西西里岛，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

1945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著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一年前，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于一点实业。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10年又掉了个个儿。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托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作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汽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托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历史。为了能达到打人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板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1日（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土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历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系，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系联系才好。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复苏，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复苏。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缰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火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闭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

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卜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历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借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霸道的孔二小姐

孔令俊（又说孔令伟）是孔令侃的妹妹，在家排行老三，比孔令侃小三岁。人称孔二小姐，一生下来就墩墩实实，活泼好动。上小学时，孔令俊喜欢和男孩子玩，打架、斗嘴。13岁时她就学会了驾车、打枪。有一次孔家的保姆对孔令俊说，女孩应该文静一些，孔令俊听了大笑一声：“那我就偏不文静，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孔令俊长得眉清目秀，十四五岁时就已出落得像个大姑娘。可她偏要女扮男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有时穿黄呢子军装像个年轻的军官；有时西装革履像个年轻的学者；有时又一身长褂像个绅士，一般不认识她的人第一次见面很难分清她是男是女。

孔祥熙和宋蔼龄对其自然娇惯宠爱，她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和孔令侃一样，她也老子天下第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在南京和后来的重庆，她都横行霸道且无人敢管。

孔令俊15岁便敢独自开车上街。尽管孔祥熙、宋蔼龄吩咐过秘书要管住孔令俊，但秘书们哪里敢惹孔令俊，最后的结果就是浪费了半天口舌孔令俊还是把车开了出去。虽说她会开车，但毕竟年龄小经验不足，所以常出事。有一次她在南京开车兜风，违犯交通规则，警察不知道她是孔家二小姐，就上前训斥了几句。孔令俊看一个警察竟敢训斥她，掏出枪来就打。可怜那警察被子弹打中，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当即孔祥熙令人给警察的家属送了一笔抚恤金，才算了事。孔令俊照旧没事人似的，开车在大街上乱转。这件事后来在南京的交通警中传开了，以至后来流行了这样的笑话，两个人一斗嘴，一方便说：“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碰上孔二小姐！”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移到了重庆。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在夜间实行灯火管制。车辆在街上行驶不能开灯，而且要限速。有一次，孔令俊晚上出门办事，回家的路上，正遇上空袭警报。所有的车都关了车灯。可孔令俊不但不关车灯，还加大油门向孔家的住所——范庄官邸驶去。警察一看有车子违犯规定，想上前阻拦，孔令俊竟丧心病狂地开车向警察身上撞，当时就把这个警察撞倒在路边。

重庆警备司令部有个稽查处，是军统直接管理的部门。官阶不高却权力极大，平时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对一般的资本家也不放在眼里。不料有一次碰上了孔令俊，于是双方来了个狗咬狗，一嘴毛。

那是一天深夜，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和军统本部的总务处长沈醉两人带着几个特务去机场处理一件案子。车开到一个涵洞附近，迎面开来一辆轿车，亮着大灯，速度很快。陶一珊的车停在原地未动，并用开灯熄灯的方式示意对方让开，不料对方不但毫不理会反而向陶一珊的车直冲过来。陶一珊虽是处长，但却是上面的红人，一个处长就授予了少将军衔，平时横行霸道，开车从不让人。看见这辆轿车的骄横，气就不打一处来。当下他也开着大灯迎了上去。结果，因道路狭窄，车速又快，两辆车的前保险杠撞在一起。

陶一珊气势汹汹地跳下去，张口就骂。不料对方车里也下来一个穿军装、看上去像个年轻军官的人。她抬着眼皮瞥了一下陶一珊领章上的军衔，不屑一顾地说：“我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少将而己。”

陶一珊一听觉得此人来头不小，便一下子压住了火，只是脸憋得通红说：“你是什么人？夜间一个人高速驾车？”

“无可奉告。你马上给我让开！”

陶一珊一听不对呀，这一身男装的青年军官怎么一口娘们腔。就在这时，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开车赶来了。看见路被堵塞就走下车来。陶一珊一看唐毅来了，以为来了救星上前迎着说：唐局长……

不料唐毅根本没理陶一珊，而是走到那青年军官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孔二小姐……”

孔令俊哼了一声问唐毅：“那家伙是什么人？”

唐毅连忙向孔令俊介绍陶一珊，并说他们的确因为公务在身，才和孔令俊发生了误会。

孔令俊一甩头说：“今天我还有事，明天带他到办公室来见我。”

第二天，唐毅果然带着陶一珊到孔府去赔礼道歉，以至后来成为军统中的一则笑话。可陶一珊并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别笑话我，要是你们遇到了那种情况，说不定还得管孔令俊叫大姐呢。

还有一次更邪乎，孔令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因一点口角，在重庆中央公园开枪对射，误伤了不少游人，当即成为重庆市轰动一时的新闻。

重庆又名雾都，难得有几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某一日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又正好是个公休日，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位于北碚的中央公园。孔令俊也带着两个随从，骑马来到公园。不过她破天荒地没穿男装，而穿了一身猎装，露出了女儿的本色。

她们经过一片绿林时，忽然听到一阵放荡的笑声。孔令俊侧目一看，不远处的假山旁，四、五个公子哥模样的青年，正向她们打着飞吻。

孔令俊哪受得了这个。她对两个随从一摆手说，走，教训教训他们。就径直向那几个青年走了过去。

那伙人也不含糊，为首的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小伙迎了上来，斜着眼对孔令俊说，“好漂亮的小妞。”

孔令俊还没等对方把笑脸收住，飞起一脚踢向他的下身。

皮夹克向后一闪，没踢中，便露出了几分狰狞。

“没想到你还会几下拳脚，今天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少林武功。”

皮夹克上前一把拧住了孔令俊的胳膊，孔令俊大喊一声，两个随从冲上来解围，紧接着还没等那伙人反应过来，孔令俊已从怀中掏出了手枪。

令孔令俊吃惊的是，对方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一见手枪就下跪求饶或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为首的皮夹克额头上青筋直跳，也“嗖”地从怀中掏出一支瓦蓝瓦蓝的驳壳枪。

孔令俊还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她脑袋瓜一热，挥手向对方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枪响，刚才还宁静温馨的公园顿时变成了杂乱无章的闹市一般，人们叫着、跑着、哭闹着……刹时乱成了一团。

“啪”！“啪！”皮夹克一伙滚到了假山后，利用石头做掩护开始还击。

一时间，公园里枪声大作，宛如战场，而有几个游人因躲避不及已倒在了血泊中。

后来警察宪兵闻讯赶来，才平息了这场枪战。事后，双方也才知道了对方的底细，原来那“皮夹克”是当时云南省主席、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

孔令俊虽然没吃什么大亏，但确憋了一肚子火。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碰壁，第一次有人不买她的帐，跟她真刀真枪的干。回家后，她在孔祥熙、宋蔼龄面前又哭又闹，说龙三公子如何欺侮她，要他们为她做主，一定要严惩龙三公子，否则孔家太丢面子。

孔祥熙照例安慰了孔令俊一番，并把龙云大骂了一顿，说一定要到蒋介石那里告上一状。可实际上，孔祥熙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明白，国民党政权退守西南以来，这些西南的土皇帝就身价倍增。就是龙云，集云南的军政大权为一身，号称“云南王”。他的滇军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实际上老蒋一兵一卒也调不动。日本鬼子要进攻云南他就打日本，中央军要进云南他也会打中央军，连蒋介石现在都让他哄他三分。再说滇缅公路是国民党政府的战略要道，连孔祥熙的走私货也要从那里走，要真是把龙云得罪了，对孔家也没有好处。

孔令俊虽然嘴上吵得凶，心里也明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再说又是自己先开的枪，先伤的人。所以她吵闹了一阵后，也就把龙三公子的事忘得九霄云外去了。

孔令俊自尊心极强，个性极强，她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不公道。为什么只能男人嫖女人，女人就不能嫖男人，女人就不能嫖女人？她最崇拜的是武则天，一心想做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我行我素的女强人，以致后来发展到同性恋。她常对她的随从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女人天生也贱，为了几个臭钱就让男人胡折腾，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爱呀情呀，我要把这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

她平时从不着女装，骑马、开车、打枪、射箭，言谈举止样样模仿男人。最可笑的是，她这种个性的畸形发展又没有人加以引导，而是一味地姑息放纵，使孔令俊最后发展成为同性恋。

她先后结交了四川军阀范绍增的老婆邓某和顾祝同重庆办事处庞处长的老婆葛某，成天鬼混在一起，闹得满城风雨。邓某病逝后，她干脆和葛某同居，形影不离，俨同夫妇。一个“葛太太”还不够，她还要依照旧中国男人的传统做法“纳妾”。为此，她经常出入酒吧舞厅，看中了漂亮的女孩，就想方设法接近，或托人去当说客。有一次，孔令俊在一个舞会看中了一位陆小姐。那位陆小姐和孔令俊一个舞跳下来，也动了芳心，情意绵绵。孔令俊一看有戏，就陪陆小姐又吃又喝，一直折腾到午夜，最后用车把陆小姐拉进自己的别墅。

几天后，陆小姐如梦初醒，觉得自己一个姑娘和孔令俊这样鬼混实在不清不白，就提出要回家，和孔令俊分手。不料孔令俊把脸一翻说：“你以为这是大街上的茶馆，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告诉你，没有我的吩咐，你哪也去不了。”无奈陆小姐只得强颜欢笑，陪着孔令俊，由其胡闹，等孔令俊又有了新欢后，才离开那个魔窟。

孔祥熙和宋蔼龄对孔令俊虽然娇宠，但对她在外面的行迹也有所闻，觉得毕竟是孔家的千金，将来应该有个好的出路。经商量决定，还是要先给她弄一张文凭，再谋其它的发展。

可孔令俊生性好动，喜武厌文，让她坐下来读书，比什么都难受。宋蔼龄想了一个办法，她打通了老关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请了一名美国教授武道来重庆。欢迎筵席上，宋蔼龄直截了当地说，请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孔令俊弄一张大学文凭。武道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事情门清，所以便答应下来，并出主意说，可以在重庆找一些老师，就算是圣约翰大学的特邀教授，按大学的要求专门教孔令俊，读满了一定的学分后，就算毕业。

宋蔼龄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找了几个才学出众的青年学者，聘为圣约翰大学的特邀教授，轮流来为孔令俊上课辅导。

孔令俊原本不想学习，她对宋蔼龄说，弄个文凭还不容易，随便到哪个学校盖个章不得了。宋蔼龄说，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值钱，美国都承认，拿了这个学校的文凭，将来到美国很吃香的。

一想到去美国，孔令俊动了心。再说，她大姐和哥哥都有大学的文凭，她也就无话可说。

给孔令俊安排的课程是每天一小时。可实际上，每次上课只有十几分钟，多数情况下聊天。宋蔼龄给这些教师的报酬也大大高于学校，所以，这些老师对宋蔼龄、孔令俊百依百顺，就这样“读”了一年多，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就到手了。事后孔令俊说，以前光听姐姐（孔令仪）、哥哥（孔令侃）讲什么圣约翰大学如何如何，看起来不过如此，关键还要有钱。

孔令俊拿到文凭后，孔祥熙、宋蔼龄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婚事了。虽说孔令俊成天疯疯癫癫、女扮男装，但她毕竟不是男的，是女的就要出嫁。搞同性恋只能是暂时的刺激，找个可靠的男人才是正当的归宿。可孔家子女的婚姻没有一个让孔祥熙宋蔼龄满意的。孔令仪找了个乐队指挥的儿子，门不当户不对。孔令侃找了个半老徐娘，更是荒唐。孔令俊的婚姻一定要慎重。

当然，关心孔令俊婚事的人大有人在，谁都想借这个机会讨好孔祥熙，成不成的总有人想着，尽的是一份“孝”心。但那些人介绍的孔祥熙一个也看不上，或者说，孔祥熙根本不想领他们的情，唯一能让孔祥熙和宋蔼龄动心的就是陈立夫介绍的那个。

陈立夫给孔祥熙宋蔼龄推荐的“乘龙快婿”，就是当时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

胡宗南祖籍浙江孝丰，读过几天私塾，在家乡当了个小学教师，后不满县城闭塞平淡的生活，到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中，黄埔一期学生最受重用。这些人大都参加过北伐，有一定的作战经验，稍微有点头脑的便能弄上个师长军长的干干，而胡宗南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在陈立夫给孔令俊介绍对象的1942年，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29、37、38几个集团军。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数千名军官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三星上将，可见其深得蒋的信赖。因此，胡宗南也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最有实力的少壮派。

胡宗南在家乡当小学教师时，曾娶过一个妻子。后来因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便把糟糠之妻抛到九霄云外。在以后的日子里，胡宗南也没少沾花惹草。抗战以后，他还常到成都、重庆，叫人找些漂亮的女孩陪他过夜，但并未再娶，如今40好几仍是光棍一条。

再说孔令俊虽然热衷于同性恋，但也并非不想尝尝异性的滋味，只是天下男人没一个她看得上的。听说胡宗南后，也颇动了动心。胡宗南虽说大她十几岁，但毕竟刚刚40出头，年轻有为，志向远大；在同龄的国民党军官中，最受蒋介石的赏识。所以她就答应了这件事。

胡宗南听了陈立夫的介绍后，心里也有几分欢喜。孔祥熙是中国最大的财神爷，不仅和蒋介石连襟，在国民党政府中也举足轻重，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尤其那位孔夫人宋蔼龄也神通广大，做了他们家的女婿，等于给自己的前途加了双保险。

就在胡宗南暗自得意之时，有人暗地给他捎过话来，说孔令俊平时行为不轨，和有夫之妇搞同性恋，而且性格乖戾。娶她当媳妇可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劝胡宗南三思而行。

胡宗南一想也是，孔令俊不比其他女子，不顺眼就休了，玩腻了就甩了。这孔令俊要能对我俯首称臣，百依百顺也行，可这望门闺秀哪个没有点脾气，弄不好我成了“妻管炎”，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还叫我怎么领兵打仗？

胡宗南能从一个教书匠平步青云，也颇有心计，在处理和孔令俊的关系上，就很有分寸感。首先不能贸然拒绝，否则必定得罪孔府，留下后患。但也不能答应，而是先接触接触再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孔令俊是骡子是马只要到西安来一趟，就能露出庐山真面目。因此，他电告陈立夫，近日军务繁忙，不便离开，只能烦孔二小姐大驾亲自到西安来一趟了。

孔令俊却没那么多心眼，来西安就来西安，相亲不成可以旅游一趟，重庆那个潮湿烦闷的地方她住上两天就已够了。

胡宗南将孔令俊安排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到西安住的地方，但没有去迎接。胡宗南的心计是，先来个“微服私访”，看看孔令俊的真相，然后再决定取舍。

孔令俊在华清池住了几天后，没听到胡宗南的消息，这天突然说有个记者要来采访，便欣然应允。

“记者”便是胡宗南所扮。他身着西装，肩挎照相机，还粘了一撮假胡子，把自己装扮得不伦不类。

胡宗南被侍从引进孔令俊的临时客厅，只见孔令俊身着黑哔叽西装，扎一条红色领带，一只手拿着一支古巴雪茄，一只手牵着一条黄毛哈巴狗，正冲着窗户吐着烟圈。

孔令俊没用正眼看胡宗南，一边逗狗一边似问非问的说：“找我有什么事？”

“想……请教几个问题。”胡宗南慌忙递名片。

“就你这个德性，还当记者……”孔令俊出言不逊。“也不撒泡尿照照，就想采访我？回去告诉你们社长，叫他直接来找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胡宗南少年得志，平时也是趾高气扬惯了，哪里受得了这般训斥。他脸色一沉，把手往腰间一拍，才发现那是照相机而不是手枪。他强忍住怒火，继续陪出一副笑脸。好在孔令侃一直没有正眼瞧他，没发现他情绪的变化，否则准露馅。

“鄙人供职的《民报》是家小报，斗胆打扰二小姐，实在是西安的百姓早闻二小姐的英名。听说二小姐驾到，都想一睹二小姐的风采，故派我前来拍照……”

“在上海，我的一张照片值10万块。滚吧！”孔令俊对胡宗南更加不屑一顾。

照片没拍成，胡宗南却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住所，胡宗南把假胡子一扔，照相机一摔，骂到：“什么东西，不就是个婊子吗，跟我装什么大头！”弄得勤务兵莫名其妙，也不敢往里进。

孔令俊给胡宗南的印象太坏了，举止粗俗，毫无教养，不男不女，目无一切，还端着个臭架子。这样的婆娘娶进来，还不得像姑奶奶供着。胡宗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多亏长了个心眼，没直接和她见面，要是见了面再说不同意，这个台阶又怎么下。这没见面就好说了，她孔令俊和孔家也不会丢人。

胡宗南给陈立夫打了个电话，说日军在秦岭准备发动进攻，他必须立即到前线督战，军情紧急，个人的事只好暂时放一放，请他原谅。

陈立夫不知道胡宗南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通知孔令俊，说胡宗南有紧急军务到前线去了，一时不能见面。

孔令俊虽说不通人情世故，但也不是傻子。她是孔家的二小姐，大老远的从重庆跑到西安，就是为了和胡宗南见上一面。现在突然说胡宗南有紧急军务，纯粹是胡说八道，想唬3岁的小孩。要有军务他早干嘛不说，再说能有什么军务。

孔令俊没理陈立夫，直接把电话打到胡宗南的司令部，对胡的参谋说，她这次来是见胡宗南的，如果胡宗南约她来又故意躲着不见，必须讲明原因，否则她就呆在这儿不走，看看胡宗南还能耍什么花招！

有人很快把话传给了胡宗南，胡宗南才发现问题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叫部属给孔令俊打电话，说两天后亲自到华清池向孔令俊道歉。

两天后，胡宗南带着两个贴身卫士来到华清池。这次他一身戎装，腰扎武装带，手带白手套，肩挎左轮手枪。孔令俊也学乖了，身着套裙，脚穿高跟鞋，头上和脖子撒满了香水。

胡宗南故意装出粗鲁木讷的样子，和孔令俊故作多情形成鲜明的反差。胡宗南提议，能不能到外面边走边聊，孔令俊随胡宗南出去后便发觉上当了。沿华清池攀援而上的山路越走越难走，孔令俊平时以车当步，也很少穿高跟鞋，走了不一会儿便磨出了血泡，疼痛难忍。她提出能否休息一下，胡宗南说当然可以。可在那山上，既无椅子可坐，又无水可饮，孔令俊只能坐在一块冰凉的石头上。胡宗南在一旁说，当兵就得吃苦，打起仗来几天几夜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有的事……

孔令俊跟胡宗南出来，对他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即没风度又没情趣，说话办事像个木头桩子，一点不知道拐弯。特别是明知道孔令俊走不惯山路，还一个劲地往上爬，还说些什么当兵吃苦的鬼话。她原来想像的胡宗南可不是这样，要嫁给这么一个只知道打仗吃苦的土老帽，还不如像姐姐那样找个温顺体贴的小白脸。

胡宗南似乎对孔令俊的情绪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说，再往上爬爬？

回家！孔令侃说完，头也不回，一瘸一拐地向山下走去。

于是，由陈立夫牵线、孔家和胡宗南都做了精心准备的“联姻”还没开始就永远结束。从此孔令俊再没有和任何男人正式谈过恋爱，更不要说结婚。

但有些事情就是不可思议。孔令俊不男不女阴阳怪气，很多人都讨厌回避，连她的亲生母亲宋蔼龄都嫌她三分；但她却得到宋美龄的宠爱。宋美龄性情优柔寡断，就觉孔令俊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别可爱，似乎她个性中失去的东西在孔令俊身上得到了补偿，这也是她们宋家的荣耀。所以当孔令俊和胡宗南的“恋爱”失败以后，宋美龄就把孔令俊认做干女儿。

孔令俊的婚结不成，就决心学习武则天，“弄权干政”。她觉得女人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抛弃儿女情长。所以，她当着宋蔼龄、宋美龄的面发誓终身不嫁，她发誓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孔祥熙听说后，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就让秘书陈延祚带带她。陈延祚对孔令俊百般迎奉，只要孔令俊张口，什么文件都拿给她看，什么事都说给她听。以致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中央银行、财政部的很多公文，都是先由孔令俊过目，然后再送到孔祥熙那里。孔令俊觉得这个文件要压一压，文件就送不到孔祥熙那里去。有的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来拍孔令俊的马屁，想通过孔令俊打通和孔祥熙的关系。

孔令俊不仅管孔祥熙的事，还管蒋介石的事。有一次参谋总长何应钦起草了一份关于军事编制装备的报告，准备交蒋介石。碰巧蒋介石不在，孔令俊在宋美龄那儿发现了，就拿回去看。几天后何应钦打电话问蒋介石，蒋说他根本没看到这份文件，问侍从也说不知道，何应钦才想起那天他送文件时看见的孔令俊，就打电话找孔令俊。原来文件就在她那儿，那天她看完后随手丢在卧室，后来又忘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在孔令俊那里被压了好几天，事后蒋介石也没有责备她。

还有一次，蒋介石的车队要从重庆码头乘轮渡过江。码头戒严任何车辆不得入内，碰巧孔令俊也驾一辆车过来也要过江。宪兵将她拦住，让她等下一趟，她大吵大闹，非要乘这一班船，宪兵不认识她，就要将她扭送警察局。她一见宪兵动手，勃然大怒，狠狠打了宪兵一个耳光，然后拔出枪说，要再拦她她就开枪。

这时蒋介石的车队到了，见了孔令俊在这里吵闹，也打起官腔训了几句，但没做任何处罚。孔令俊打了宪兵是打了白打，最后还是和蒋介石一块过了江。

1945年，孔祥熙大势已去。宋美龄访美时，便带上了孔祥熙的两个孩子，孔令侃任代表团秘书长，孔令俊任秘书。宋蔼龄孔祥熙希望孔令侃孔令俊能通过这次访问，打开在美国的局面，多结识美国的军政要人，为将来到美国定居打下基础。这兄妹二人也四处活动、八方串联，还真拉了不少关系，只是孔令俊到美国后又出洋相。因为她爱着男装，有几次弄得美方接待人员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开始常分不清她是男是女，不知如何安排住处。

从美国回来后，孔令俊也学着孔令侃的样子，在上海四川嘉陵大楼开了一个公司，自任总经理，专门干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的勾当，大发国难财。后来，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她看蒋家王朝也大势已去，就把资金和财产向美国转移。最后同她的老爹老妈一样，她也移居美国。但她和孔令仪，孔令侃和孔令杰不同，在美国混了一阵后，就又返回台湾，一直跟随她的干妈宋美龄身旁。

起初人们以为她消失了，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孔氏家族的人也闭口不谈，一晃就是20多年。直到1975年，她搀着宋美龄出现在蒋介石的葬礼上，人们才发现她原来隐居在台湾。

一些好事的新闻记者开始打探她的个人生活，他们极想知道这位在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孔二小姐，这位女扮男装、差点成了胡宗南夫人的少奶奶是如何“隐姓埋名”、远离功名尘世了20多年。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却使他们觉得索然无味。原来孔令俊在这么多年里仍是孤身一人，没弄出任何可以让新闻界炒热的“桃色新闻”。她在默默地做着宋美龄的干女儿，宋美龄的贴身管家；而且变得循规蹈矩，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主持国民党的朝政，宋美龄为了避嫌移居美国。但这时孔令俊又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像她隐居20多年让新闻界大吃一惊一样，这次她竟没跟她朝夕相处的干妈一块走，没去美国找她的兄弟姐妹，而是独自一人留在了台湾，做了一家叫做圆山大饭店的总经理。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北郊，由士林官邸出面贷款而建，总资产达23亿元，其规模之巨在台湾屈指可数。它虽然没评星级，但装修之豪华，设备之现代，在台湾人眼中，就是真正的国宾馆。蒋介石在世时，就常在这里举办国宴，或招待外国使团。

后来的孔令俊已不再神秘，公开对外营业的饭店使她成为公众心目中的新闻人物。她也常常身着西装出现在饭店内。在年轻的台湾人看来，孔令俊根本不像他们听说的那么怪异，那么可怕。孔令俊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在彬彬有礼、井井有条地管理着一座现代化的圆山大饭店。

人们渐渐将她遗忘了，将孔氏家族遗忘了。社会在前进，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追求和起点。但历史似乎成心要和孔家过不去。1988年7月，在孔祥熙故去21年、宋蔼龄故去15年之后，孔令俊突然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家台湾报纸首先向公众披露，说孔令俊在圆山饭店藏匿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并随时准备偷运到境外。

消息传出，立刻在台湾各界引起轰动。这时的人们对“四大家族”早已失去了敬畏感，只是像欣赏古董一样谈论着这些当年的国民党元老。而当他们听说孔令俊还有如此神奇的本领，竟能把国宝藏匿数十年而不露声色（这种贪污的技能恐怕是从她老爹那里继承的），皆愤怒之极。

当即民进党籍委员林纯子主动请缨，前去查办。

8月中旬，林纯子带领一帮人马突然来到圆山大饭店。孔令俊不在饭店，经理徐润勋闻讯出来迎接。二人相遇，表面上虽然客套，心里却都打着鼓，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林纯子是怀着提赃必胜的决心气宇轩昂，徐润勋则是胸有成竹不卑不亢。

林纯子在会客室只呆了几分钟，就直奔事先了解的可能藏宝的三楼一间屋子。进门一看，里面果然有很多只木箱撂在一起，林纯子一行顿时情绪高涨，认为赃物必藏此内。于是一边吆喝一边动手开箱，不料打开箱子后，里面全是些旧衣物，并无故宫珍宝，不禁失色。这时在一旁的徐润勋却不紧不慢地说：“林兄是否还要到别处转转？”

林纯子本想抢一头功，为民进党在台湾民众中捞几张选票，不料竟当众难堪，便只好以退为进了。

林纯子走后，徐润勋即打电话和孔令俊通报情况。话筒那边，孔令俊冷笑了几声，想那林纯子一个毛头小伙不知深浅，刚人道就想摆威风，哪有不栽的道理。要知道孔家自1927年正式进入政界，风风雨雨五六十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物没遇过，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林纯子，就是李登辉来了又能如何？

林纯子“兵败”圆山饭店后，无人再到圆山找孔令俊的麻烦了。但在台湾民众中，这种传闻依然很多。有的说，早年蒋介石常在圆山饭店举行“国宴”，招待外国使团和各方宾客。宴会前往往要向客人赠送礼品，这些珍宝可能已被赠送一空；有人说，这批珍宝原是蒋介石兵败大陆时带来的，属宋美龄的私人财物，曾托孔令俊寄藏于圆山饭店，很可能早已被秘密转移；还有人说蒋经国掌权后，宋美龄移居美国，宝物一时不好运走，肯定还在饭店，只是藏的隐蔽，一般的搜查恐怕难以奏效。

但不论人们如何猜测，报纸如何分析，却再也没人敢贸然前去检查了。于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孔令俊仍然控制着圆山大饭店，仍然住在台湾，过着几乎与世隔绝、深居简出的生活。

小儿子爱“隐居”

孔令杰是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最小的儿子，在家排行老末，1921年生。年轻时曾到英国留学，后来一直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快30岁时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而那时，蒋介石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当时蒋氏在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方痛悔误信了当年对孔祥熙的中伤，致使他失去了理财专家。为此蒋介石也极想做出一些补偿。于是他的助手告诉说孔祥熙还有一个小儿子，长得英俊漂亮，人也聪明老实。因此蒋介石就任命孔令杰为外交部的一个司长，不久又被派出到德国。

孔令杰和孔令侃、孔令俊一样，对孔祥熙那种热衷于权力的愿望嗤之以鼻，就算你当了行政院长，还不就是一个高级奴才，还不得看着主子的眼色行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老板，自己当皇帝，自己给自己打工。

在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圈子里，孔令杰做了10年官也为蒋介石卖了10年命，当然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待他认为已还清了蒋介石的情了，就毅然弃官经商，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下海。当时，他瞄准了美国德克萨斯州那片广袤神奇的土地，那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决心以洛克菲勒为榜样，白手起家成为举世瞩目的石油大亨。

靠着孔祥熙、宋蔼龄在经济上的资助和自己在外交界交的朋友，他在休斯敦组建了“西方石油开发公司”。趁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德克萨斯州用很便宜的价格购置了在大片看似荒原的土地，自然也取得了那里的石油开发权。

这决定性的一步使孔令杰在美国一举成功。埋藏在地下的滚滚石油变成了滚滚而来的财富流进他的腰包，使他一下成为超过孔令侃、孔令俊的巨富。到了后来，连孔祥熙和宋蔼龄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孔令杰似乎又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人们只是从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消息中知道了孔令杰娶了好莱坞影星狄波娜·贝姬为妻，但并不知道这位中国巨商和这位影星的浪漫史。孔令杰和狄波娜婚后不久，便有了一个棕色头发、蓝眼睛的漂亮的混血儿。人们还发现，在休斯敦最繁华的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后来才知道那是孔令杰出资建造的。这座建筑物后来成了孔令杰公司的本部，那里可以起落飞机。又有传闻说，孔令杰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达10亿美元。他拥有4架飞机，一辆装甲卡迪拉克车，一个专供他打猎的狩猎场，并雇有一队武装卫士。孔令杰在美国公众中，已成为一个神秘人物的代表，这在信息发达、新闻界无孔不入的美国，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1985年美国的一家杂志以《天下奇闻的详情与内幕》为题，向美国公众和海内外华人揭开了蒙在孔令杰头上的这层神秘的面纱。

这篇报道中说，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郊区，一位神秘的人物修建了一座神秘的建筑。这位神秘人物就是孔令杰——已故的中国名人孔祥熙的最小儿子，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外甥，现为美国石油业首屈一指的大亨。孔令杰修建的这座建筑，奢侈豪华、防范严密、坚固异常，是一座拥有地下城堡的巨厦。它不是那种一般美国人想象的古典式的城堡，而是用巨额投资兴建的、总价值为1800万美元、既能办公又能作为别墅的私人官邸。它的坚固程度可以使它抵御一切投弹的袭击，面积之大到可以容纳1100人长期在里面生活……不知这位记者从哪里得来的材料，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对“城堡”内的结构和设施也做了详尽的描写。

那篇报道接着说：在这座建筑物内，有最现代化的中心空调和冷暖器设备；有能清洗和消除任何辐射污染的淋浴器；有供人们消遣娱乐的酒吧、迪厅、游泳池、健身房；有图书室、阅览室、储水池和可供近千人吃饭的餐厅，地下城堡内的门全是电动的，只要轻轻一按电钮，门窗就会自动打开、升降，宛若一个梦中的科幻城。

这座建筑周围约有1500英亩占地，全部用交流电的铁丝网包围着。建筑物的所有窗户，全由防弹玻璃制成，各个出口皆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在办公大楼以西，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的旁边，开凿了一个占地约1英亩大小的人工湖。在这座小楼附近，特别修建了两座小型宝塔，两座宝塔的底端，就是地下城堡的两个入口处。

本来，孔令杰耗费巨资修筑这座建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新闻界对此一无所知。可是，由于孔令杰与承包这一巨大工程的负责人陶布森博士之间，因金钱问题出现纠纷，又因没有及时沟通形成僵局，两人成见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最后终于变友为敌，双双走上法庭，控告对方，孔令杰秘密修建豪华建筑一事终于被披露出来。

说来有趣，孔令杰比陶布森大26岁，年龄是可以做陶布森的父亲。可是在一次狩猎中，两人却一见如故，成为密友。

那年陶布森才14岁，可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像一个威风凛凛的男子汉。陶布森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受教育。14岁时为了生计，在一家俱乐部的狩猎场里做一个侍童，专门为客人提供服务。孔令杰见陶布森长得很帅气，人也机灵，为客人服务周到热情，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因此便以长辈的身份邀请他一道狩猎一起用餐，并与陶布森的父母建立了友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陶布森虽然年幼，但却颇有志向，决心用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他靠平时打工，积攒些钱缴纳学费，读完了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课程，并且学习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陶布森又读建筑设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孔令杰虽然一直未同他见面，但两人的联系始终没中断。孔令杰一直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学业和发展。

1980年，孔令杰59岁了。一次到网球场打网球，和陶布森不期而遇。两人都十分兴奋，就找了个酒吧聊了起来。这时陶布森正在德克萨斯州专门从事网球场的设计和建筑业务，并变得老道成熟。他告诉孔令杰，他刚刚和太太离婚，孤身一人，恰巧孔令杰前不久刚好也和那位前好莱坞影星分手了。于是两人更觉得这是缘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那一天，他们从上午一直聊到深夜。

不久，孔令杰在德克萨斯州创立了“游骑兵建筑公司”，并以该公司最大股东的身份，聘任陶布森担任公司总裁。除每年给他6万美金的年薪外，还分给他10％的公司股票做酬劳。这对陶布森来说，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他苦苦奋斗都没能得到的东西却在一夜之间降临了。他因此窥探到了孔令杰的全部秘密，他的私欲和野心也由此而膨胀。他发现了一个他那个阶层原来所无法想象的奢侈豪华的世界。

而那铺张和豪华的主人，竟是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有人分析说，这也许是后来陶布森和孔令杰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

孔令杰为什么这么重用陶布森？这始终是一个谜。一般认为，孔令杰觉得陶布森出身低微，因此工作勤奋、能吃苦、忠于职守。而且一般说来，美国人比中国人要直率和简单。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般不拐弯抹角兜圈子，耍两面派。加上他们几十年的友谊。但这些说法都并不可靠，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谁也不是君子，这是后话。

“游骑兵建筑公司”的第一项工程，便是孔令杰的西方石油开发公司计划兴建的总部和那座神秘而又耗资巨大的办公楼加别墅。

陶布森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承认，当初我听了工程的规模与复杂的情况后，大吃一惊。因为这和我原来从事的修建一个普通的网球场大相径庭。在这个庞大工程的蓝图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附属建筑都要求绝对安全，要求超过普通的标准以上。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比如只有4层的防弹玻璃窗的大楼，实际比六层还高。在这座大楼中，公司办公室在中间两层，底层是专供职员用餐的餐厅，第四层全部是孔令杰的私人住宅。房顶有人造花园，还有一片空地，可以停落4架直升飞机。

陶布森接着说，“孔令杰在休斯敦郊区设计修建的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还要大。其特殊的设备，也比希特勒多得多。这座地下城堡的设计师，即是美国在加州设计MX飞弹发射窖（又为发射井）的设计师所为。城堡共分上下两层，总面积38000平方米，所有由钢筋水泥造的墙壁都有两尺多厚。地下的防空厅备有3套发电与紧急时期的供电设备。此外，在这座地下城堡中还有3套消防灭火与各种防毒系统的设备，有500到700个简单的床位，十几间豪华的双人卧室，男女厕所、盥洗室、急诊所、文娱康乐室，以及四间分别用钢栏隔开但却是四四方方的所谓拘留室。”

然而，就在这座坚固的地下城堡及办公楼即将完工的时候，孔令杰和陶布森突然闹翻了。1982年6月，也就是陶布森担任“游骑兵建筑公司”总裁两年以后，孔令杰和陶布森这对昔日的好友和忘年交，居然反目为仇并且一直闹到对簿公堂。

关于这场官司实在没什么好说。陶布森是原告，孔令杰是被告。陶布森说孔令杰拖欠他一笔巨款不还，孔令杰说陶布森是欺诈，还说他玩忽职守、浪费公司财物、贪污等等。

两人的委托律师在法庭上舌剑唇枪，你来我往，官司一直打了两年，最终不了了之。1984年10月，休斯敦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陶布森对孔令杰的指控。但陶布森不服，声称要继续上诉。但事实上他并没在上诉，而是就此罢手了。

陶布森和孔令杰的正式合作是从修筑这座“别墅”开始，他们的矛盾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出身贫寒的陶布森对孔令杰如此的奢华感到惊讶！他尤其不能理解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为什么要修建得像导弹发射井那样坚固。孔令杰自己也说不清，或许是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的痛苦记忆在潜意识中作祟，或许是当时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世界，因而令人担忧和恐惧。因此，陶布森和孔令杰在观念上、阶级地位上的不同引发了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认识不一致。另外，从孔令杰这方面讲，他渐渐发现陶布森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奴才”。他的个性、独立性太强，而且什么事都较真。再者，他的才气也并不像孔令杰原来想象的那样大。他设计、组织的施工也是破绽百出。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和分析，因为孔令杰是最讨厌记者的，对任何采访他永远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永远是那四个字：“无可奉告”。

倒是陶布森利用这场官司大出风头，一时间成了休斯敦的新闻人物。

孔令杰欠了陶布森多少钱？更准确的说到底是谁欠了谁的？孔令杰把陶布森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平头百姓一下子推到了一个大公司总裁的位子上。使陶布森拥有了过去他想都不敢想的权力，拥有了超过过去几倍的年薪。但孔令杰是否有权力解雇他，或者是降低他的年薪；抑或是他们发现彼此的矛盾并且准备私了、却没谈好条件？所有这些都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反正在陶布森宣布离开“游骑兵建筑公司”后不久，这个公司在一次董事会上宣布公司自行解散。名义上分给陶布森的10％的股票顷刻化为乌有。陶布森愤怒下，要求孔令杰付给他应得的10万美金。孔令杰断然拒绝并说，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所有的股东都遭受了损失而无法补偿，为什么要单单付给你。

陶布森不信，他认为这是孔令杰玩弄的一个阴谋。因此再次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赔偿他100万美金的损失。陶布森的要求当然没有实现，从此两人分道扬镳，陶布森也因此销声匿迹了。

孔令杰的晚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极少与外界来往。美国《德州月刊》杂志记者曾这样描写到：他是一个体型略胖的人，身高约5.6英尺，体重185磅，满头是略带灰丝的黑发。他虽已年逾花甲，但因为保养极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低得多。他行迹诡秘，一切言行都非常谨慎而保守。他不愿为人所知，也不想跟外人打不必要的交道。他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因此，人们只能从陶布森向休斯敦市地方法院控告他的公案中，获知一些这位休斯敦神秘市民的秘密。在美国，即使熟悉他的人，一般只知道他叫路易·C·孔，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孔令杰。而且，自从陶布森出走以后，关于孔令杰和他那座神秘别墅包括地下城堡及一切其它细节，就几乎成为永久的秘密，再也无人知晓了。

第十章　晚境凄凉

“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

从1947年秋天起，孔祥熙和宋蔼龄便开始在美国长达20多年的流亡生活。他们把自己的定居点确定在纽约。一则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城市。二则孔祥熙还兼着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董事，每星期还要装模作样地去上一两天班。

同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花了160万美元在纽约郊区买下了一栋豪华别墅，并在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路一家高级宾馆常年包租了一个套间。

他们有钱，在纽约他们同样可以过奢侈豪华的生活。但物质上的丰裕代替不了精神上的痛苦。孔祥熙虽算不上亡国之君，但“亡国之侯”的滋味他也是尝够了。尽管那一年他已经68岁，已超过了耳顺之年。他常用老祖宗的话来安慰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到了这个岁数什么都能想得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一切都毫无秩序，混乱不堪。我们能这样活着，不愁吃，不愁穿，能安度晚年就很不错了。

说是这样说，但一到夜深更阑，往事便像电影画面似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便又生出无限的惆怅和伤感来。因为不论从大陆还是从台湾，都不断传来令他心惊肉跳、令他幸灾乐祸、也令他想自杀又想发狂的消息。

当时被蒋介石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顷刻间土崩瓦解。南京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踩在脚底。蒋介石带领他的残兵败将连同家眷200多万人蝗虫一般地涌入台湾。

到1949年11月底，尚留在大陆准备坚持所谓长期“游击战”的宋希濂兵团被歼、胡宗南一败涂地、卢汉在云南起义；连号称最能打仗的白崇禧部几十万大军，在广西亦成了瓮中之鳖。

而在台湾当时的情况也很不妙。昔日和他争风吃醋的国民党“元老”一个个威信扫地，贬得贬、逐的逐。宋子文1949年逃到台湾后，很快遭到国民党上下的群起而攻之。有人竟声称要把他逐出国民党，吓得宋子文于1950年逃往美国，来和孔祥熙“作伴”。陈果夫、陈立夫亦被“请”出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薛岳等一个个全被夺去实权，甚至垂头丧气地躲进山里，钻研什么理论去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将军”，今日就能变为一文不名、唯唯诺诺的草民。孔祥熙深深感到了冥冥之中那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

一棵大树，只有倒下去的时候才能量出它的长度；一个豪门，只有失意或破落时，才能更加看清自己。后来孔祥熙在审视自己时发现，如果说自己从政有过什么过失的话，那就是也许他根本不应该从政。如果当年他不从山西到上海，如果当年他不去追寻孙中山而在山西办他的学校、做他的生意，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不会像曾经一度的那样显赫，但绝对比现在安稳。对人生来讲，财富、爱情和安逸都是人们渴望的目标，但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那青青的天、蓝蓝的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昼夜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的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都在告诉孔祥熙：他生活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对过去的追悔是无用的，关键是怎样面对现在。但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人生的他，经历了大荣大辱、大起大落的他，正像就要落入云海的夕阳，在地平线上的尽头闪着一缕残光，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孔祥熙是彻底弄明白了，什么名、什么利、什么权、什么国家，或者什么政治、爱情、友谊，全是身外之物，全是人自找的附加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他决定安下心来，读读闲书，弄点花草或者热带鱼，过一种真正淳朴自在的闲居日子。叫中国、叫世界、叫所有的人慢慢将他忘记。别来打扰他，他也不去打扰那个世界。

但这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世界并没忘记他。蒋介石并没忘记他。特别是1947年以后，蒋介石越发后悔不该听信谣言把孔祥熙赶走，使他失去了一位好管家。以至后来百事不顺，终于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的全线崩溃。他想再和孔祥熙和好，却不那么容易。俗话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两人既已撕破了脸，就谁也不愿意再向对方低头。然而，政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天又会将在大洋两端的蒋介石和孔祥熙拴在一起。

1945年罗斯福突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当时，杜鲁门虽然支持国民党政权，反对共产党，却对蒋介石印象极坏。爱屋及乌，恨屋及人。蒋介石的左右，在杜鲁门那里也都是贪官污吏。1949年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准备横渡长江，蒋介石宣布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杜鲁门喜出望外，立即宣布给予承认，杜鲁门和他的幕僚认为，不把蒋介石赶下台，国民党永远没有希望。蒋介石就是国民党腐败的根源、落后的代表和保守势力的总头目。

此后，直到国民党兵退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始终在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杜鲁门始终认为，李宗仁才是代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总统。

退位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政治形势一旦出现逆转，他就宣布退位，但不久他又复位。所以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谁都知道不能拿蒋的退位当真，而这次李宗仁在美国的支持下当了真，就弄得蒋介石很下不来台。无奈到台湾不久，蒋介石又自行宣布复位，只是，以杜鲁门为总统的美国政府不予承认，当下弄得蒋介石左右为难。

蒋介石和宋美龄早已和好。当此之际，夫妇两人均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于是宋美龄又开始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关键是怎样才能取得美国对蒋介石而不是对李宗仁的支持，然而现在除了宋美龄，所有亲美的官员都已离蒋而去。蒋介石这时才发现他是离不开宋家的，只有利用宋家的关系，重新开通和美国最高层——白宫的联系。蒋介石在台湾的位子才能坐得稳。否则，一旦美国放手，台湾肯定会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攻击，而仅靠蒋手下的那点残兵败将，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还是刚到台湾不久的一个夜晚。在陈诚新建的别墅里，蒋介石佝偻着在客厅内踱步，满头的白发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刺眼。他一边走，一边发出一两声哀叹。

“我到美国去一趟吧，找找大姐……”宋美龄在一旁说。

蒋介石终于点了点头。

宋美龄飞到美国后，先给宋蔼龄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去医院看望李宗仁。

李宗仁因胃出血到美国治疗，临行前，命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政府工作，不许蒋介石插手。而蒋介石觉得李宗仁到美国治病正是他宣布复位的一个好机会，关键是美国的态度。

宋美龄想看望一下李宗仁就走，不料李宗仁说出的一个消息，却使她大吃一惊。

李宗仁对宋美龄说，“本来我也想安心养病，可是杜鲁门总统请我，我不去恐怕有失国体呀！”

“杜鲁门总统请你，他什么时候请你？”

“艾奇逊国务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着，李宗仁从抽屉里抽出了一张信笺。

宋美龄一看傻了眼，艾奇逊在信中仍把李宗仁称为总统。

“德公，”宋美龄有些沉不住气了。“您是老前辈，也是德高望重的领导。现在共产党大兵压境，虎视台湾。国民党只有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克服危机，化险为夷。希望您能以大局为重。蒋先生在大家的拥戴下正准备复职，带领三军将士和共产党决一死战。此时，您如果以总统身份去见杜鲁门，岂不为人耻笑，历来国无二主，天无二日……

李宗仁见宋美龄摊牌了，也就收去了客套，严肃地说：“蒋夫人，我个人当不当总统倒是无所谓，但总统一事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需极认真慎重为好。特别应符合法统。党国之所以几年内在大陆溃败，党纪废弛、法律如同废纸是重要原因。当初蒋介石宣布退位，总统缺位由副总统代任，这是宪法49条明文规定。正副总统均缺位，由行政院长主持国政，并在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现在蒋介石要复任总统，他说了不算了。要我下台，我说了也不算。一切应依据宪法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果还沿袭过去的做法，视法律为儿戏，视国民大会为橡皮图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独裁专制，台湾的国民政府才真的岌岌可危呵。”

当即宋美龄和李宗仁说不到一块去，便来到了孔家，想寻求他们的支持。

孔祥熙对宋美龄并不热情，因为宋美龄的到来又勾起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才想起了他们这些元老重臣。早干什么去啦？而且宋美龄那么老远跑到美国，也绝对是有事相求，八成又是借钱？

宋蔼龄虽然欢迎宋美龄来，几年不见确实有些想念。宋氏三姐妹现在天各一方，想起来又有几分凄凉。为了孔祥熙的面子，宋蔼龄又“数落”了宋美龄一顿，说蒋介石不识好歹，不辨忠奸，坏了孔祥熙百年的名声，如果不公开道歉没法和蒋和解等等。

宋美龄当然是个明白人，一听便说蒋介石现在后悔得不得了，说想来想去还是庸之跟他最亲最近，只怪当时他一时糊涂。现在他真有心请庸之回去，但李宗仁占着总统的位置不退，弄得台湾岛人心惶惶。

“李宗仁是什么东西，竟敢跟你们作对。”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他是个老朽，但有美国人撑腰……”

“美国人？”

“杜鲁门！”宋美龄说。“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杜鲁门，杜鲁门老跟我们过不去。你也知道，李宗仁能镇得住吗？在国民党还不是蒋介石说了算，但杜鲁门好像成心和你过不去，就是不理你。据说最近还要接见李宗仁，你这可怎么办？”

“办法倒是有，就看老蒋用不用？”宋蔼龄故意卖关子。

原来，孔祥熙宋蔼龄到美国不久，宋蔼龄就开始物色美国政府的代理人。她深深懂得，在美国定居，和在中国一样得多交朋友，多建立关系，特别是在政界。这叫感情投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于是，她发现了尼克松。

尼克松是加利福尼亚人，当年还不到40岁，却已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并且是共和党内强硬的反共派。当时的尼克松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当上参议员不久，就开始竞选美国副总统。但由于年轻没有经费，所以竞选遇到困难。宋蔼龄得知这一切后，觉得尼克松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政治领袖，就主动让孔令侃和尼克松联系，给尼克松提供政治活动的经费，还动员加利福尼亚的华人都投尼克松的票。

尼克松对这一切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一来二去，尼克松成了孔祥熙、宋蔼龄家里的常客和密友。从尼克松那里，宋蔼龄知道了美国正面临着总统大选，以共和党的候选人、二战时著名的将领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总统候选人正在向杜鲁门发起“攻击”。孔祥熙和宋蔼龄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这一派能够获胜。宋美龄这一来，宋蔼龄便发现李宗仁的事，可以成为尼克松向杜鲁门发难的一发炮弹。

一天，尼克松应宋蔼龄的约请，来到孔家和宋美龄见面。

孔令侃向宋美龄介绍说：“这位就是尼克松先生，是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成员。尼克松先生听说你来了，很想和你谈谈。”

宋美龄把尼克松恭维了一番，又说到了台湾的处境。特别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两个总统的难堪局面。

尼克松当即说道：“这些情况我都听说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台湾是有利的。问题是杜鲁门，他目前是总统，谁拿他也没办法。但他不是终身制。再过一年多，美国就要举行大选，我们正在进行竞选。如果我们胜利了，他就会下台，那时你听说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们竞选并争取获胜。”

宋美龄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为你在政界崛起提供援助。”

尼克松又说：“现在可以做做杜鲁门的工作。他想把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并且认为蒋介石是贪官污吏的总代表。所以，蒋先生如果想改变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应该有所表示。”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李宗仁离开医院，正乘车前往白宫。

宋美龄一下慌了，忙说：“肯定是见杜鲁门去了，将来报纸上照片一登，说杜鲁门会见了李宗仁代总统，蒋介石的脸往哪儿放啊？”

宋蔼龄说：“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天高皇帝远，老蒋要真有能耐，就在台湾宣布复位，看杜鲁门怎么办。”

宋美龄说：“对，就这么办！。”

于是不久，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位了。消息传到美国，白宫反应极为冷淡。而杜鲁门仍在准备以代总统的身份接见李宗仁。这下可乐坏了一帮新闻记者，他们正发愁怎么去向总编交差，一下子冒出条大活鱼，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总统”，而且是在刚刚被打败、逃到台湾的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

当时的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真是伤透了脑筋。从内心来讲，他是亲蒋的，而蒋派他到美国的目的是要他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他反对李宗仁、阻止李宗仁和杜鲁门会见，不仅会遭到李宗仁的忌恨；更重要的是会得罪美国人。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得很明白，一定要以代总统的身份介绍李先生，否则就会降低美国总统的身份。

顾维钧只好去到孔府找宋美龄、宋蔼龄商量，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代总统的身份介绍李宗仁。

这时，李宗仁的汽车已驶到白宫，顾维钧也赶快赶到白宫。他受宋美龄之托要看看杜鲁门和李宗仁到底谈些什么。

杜鲁门在艾奇逊的引导下迎接李宗仁。然后他们穿过一间小客厅，进入了另一间客厅。顾维钧想跟进去，艾奇逊却拉了他一把，叫他坐在外面等着。

待回来见到宋美龄时，顾维钧差点哭出声来：“他们不让我进去……”

宋美龄气得咬牙切齿：“杜鲁门，咱们走着瞧！”

宋蔼龄说：“别着急，我叫令侃去想想办法，他在美国朋友多，咱们也可以弄得他下不来台。”

当杜鲁门、艾奇逊送李宗仁从白宫出来，准备回家时，却被一大群记者堵在门口。

一个记者开门见山地问：“总统先生，听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已在台湾复位，你却在这里以总统礼遇接见李宗仁先生，你这样做会不会被人理解为干涉别国内政？”

当即杜鲁门从容答到：“李宗仁先生的总统地位是按中华民国宪法继任的，蒋介石先生的‘总统’怎么来的，我就不清楚了。在我看来，符合法律程序产生的总统，就是我承认的总统。难道不是这样吗！”

又一个记者问：“蒋介石先生宣布复位是深得台湾军心民心的，这一点请问总统有什么考虑？”

艾奇逊说：“我请问，如果有一个神经病突然宣布他是美国总统，你们是不是也准备立即宣传呢？”

孔祥熙和宋蔼龄巴结尼克松、暗中帮助宋美龄与杜鲁门较量，却激怒了这位性情直爽的总统。当杜鲁门获知宋美龄的活动受到孔家钱财支持时，杜鲁门决心查清他们的家底。

美国总统杜鲁门似乎老早就是孔祥熙的死对头。在抗战末期，他对孔祥熙就没什么好感，并极力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孔下台。眼下他当了总统之后，仍是如此。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国会讨论的热点。一些众议员都表示不能抛弃台湾，应该通过法案给台湾政府大量军援。可这事一提到白宫杜鲁门就头痛，从抗战后期到1949年蒋介石失败，经他本人批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不下几十亿美元。可钱呢？中央情报局有可靠的情报证实，这些援助中至少有10亿美元变成了私人存款存在美国银行，而孔祥熙就是其中最大的存户。

“他们全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走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却把这些钱堂而皇之地投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存在美国的花旗银行中吃利息！”一次杜鲁门曾这样生气地骂到。

这时，杜鲁门的助手对杜鲁门说：“可以想些办法，如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让孔祥熙和宋子文拿出一些钱来支援台湾。”

闻听此话杜鲁门的一双小眼睛顿时变得闪闪发亮：“让孔祥熙和宋子文拿出钱来？好主意？……

几天后，美国《镜报》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已达8.5亿美元之多。

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多数民众及国会议员认为必须协助国民党政府防守台湾，以免落入共产党之手。不过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人首先应先行自救，孔宋二人都曾为国民党重臣，又素以爱国自称，岂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

不久，一位美国广播评论家在纽约广播电台介绍世界首富时，又把孔祥熙列为其中之一。

一时间，美国舆论界掀起了一股揭露孔宋两个家族的隐私的热潮，有的报纸说，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很多城市都有宋蔼龄及其子女投资购买的房产；有的报纸说，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祥熙从中国偷偷运来的大量黄金。

尽管这些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但要它来作为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依据则完全不行。于是，杜鲁门决心彻底调查孔宋家族在美国的财产。但对私人财产的调查有悖美国的法律，特别是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孔祥熙提出起诉时。于是，杜鲁门只得动用他的情报机构，秘密进行。

孔祥熙的发财肯定是在他当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之中，他从政之前，虽然很有经济头脑，并取得了山西省的美孚石油公司的经销权，但最多只能算是个山西省的土财主。据说孔祥熙和所有的山西人一样喜欢存银子保值，钱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换成银子铸成一个人锭，称之为“莫奈何”，也就是3000两银子。这和他后来所拥有的财产相比，还不过是一个零头的零头。

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受杜鲁门的命令着手进行调查，他们首先察看了关于宋家在战时的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担任公职后在美国的存款很有限，但到了1943年，却已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这7000多万美元在纽约分别存在人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而宋蔼龄往其中的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则在这两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而关于孔祥熙的存款情况则还是一个谜。

不久联邦调查局又发现，孔祥熙也拥有至少数千万美元的资产，但大都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里，而且大多以流动资金的形式出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大都在他所控制的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而要让这两家银行提供他们主子的有关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杜鲁门并不死心，他想进一步证实《镜报》所说的孔宋有8.5亿美元存款的消息，并想以此为依据来修订对台湾援助的法案。

孔祥熙、宋蔼龄已察觉到这些调查，于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始了反调查，使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始碰壁。

几乎所有的银行在问及孔宋存款的数额时都说：他们无可奉告。因为他们如果不遵守为储户保密这条银行工作人员基本的职业道德，泄露了储户存款的秘密，那些大户就可能取走存款转存他处。这样银行就会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如果调查局真的有迫切的理由想知道这些情况，就必须依照法律出示传票。但这样又会暴露出总统调查的秘密，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对白宫不利。

于是，联邦调查局所能得到的确切数字就是1943年及以前的那些，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获。杜鲁门也一筹莫展，但这并不妨碍爱打听小道消息和喜爱猎奇、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们的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守候在孔祥熙、宋蔼龄住的别墅旁，而孔祥熙、宋蔼龄则像躲避苍蝇一样躲避着这些记者。然而有时光想躲避是躲避不过去的。于是，在一天下午宋蔼龄回家时，被一群记者在家门口堵了个正着。

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像个洋娃娃似的女记者开口便问：“孔夫人，听说你一直在躲避我们，怕向公众暴露自己的家底？”

宋蔼龄虽然在美国已居住多时，仍受不了美国记者这种直接的丝毫不留情面的提问。

“我从来不躲避记者”，她回答道。

一个像骆驼似的大鼻子男记者紧逼过来问道：“孔夫人，最近你妹妹在美国呼吁美国人必须援助台湾，请问你和孔先生对援助台湾有什么具体想法？”

“我和孔先生当然会帮助台湾……”

“有人说，你和孔先生准备了3亿美元，帮助台湾蒋先生购买先进武器，以防止共产党的进攻？有这回事吧！”大鼻子紧追不舍地问。

“我们是流亡美国的难民，仅靠退休金和平素的积蓄度日，哪里来的3亿美元……”

“请问你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宋蔼龄有点招架不住，她觉得一阵晕眩。要不是随行保姆挽扶着，她可能会一下倒在地上。这哪里是采访？简直像是围攻。她觉得这是和孔祥熙到美国后遭遇的最困难的局面。她真恨这些爱刨根问底的混蛋记者。要是过去，要是在中国，他们怎么敢这样无理和放肆！

反而是没受过教育的保姆替她解了围，保姆毫无惧色地对那些话筒和面孔大声喊着：“你们没看见孔夫人不舒服了么？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连家都不让人家回？连水都不让人家喝？孔夫人要是因此住进医院，我要向你们讨还药费！”

宋蔼龄回家后，越想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找孔祥熙商量对策，认为这样下去等于被动挨打，一定要想个办法扭转一下。

孔祥熙这时已过了70大寿，正在潜心练习气功，对那些流言蜚语早已不放在心上，当下便说：“无风不起浪，风停水自平。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不理他。他们说上一段时间没人理，自然就不会再说了。”

“这不是中国”，宋蔼龄说，“他们不问你个底掉决不甘心。”

和孔祥熙说不通，宋蔼龄就去找尼克松。尼克松给宋蔼龄推荐一个朋友，是“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的副主席。

这位副主席自然受到孔家的款待，并且原来存折的尾数上一下子多加三五个零。他顿时喜形于色地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可以动用我们的关系，也来个调查，然后再找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公布，调查结果，就可以给那些流言蜚语当头一棒。

“这谈何容易”，孔祥熙说。

“尼克松正在帮助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一旦艾森豪威尔当上总统，他就是副总统。”

“如果那样简直太好了！”宋蔼龄禁不住叫了起来。

果然，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被任命为副总统。不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国资产的内部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上说，全部华侨连同各银行在内，所有在美国的存款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万美元，而这些超过100万美元的华侨，都已在美国居住了很久并且经营着商业。

这里面虽然没点出名字，但显然是包括孔祥熙和宋蔼龄的。

材料公布不久，一向深居简出的孔祥熙突然破天荒地在华尔街一家酒店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满头银发的孔祥熙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并不富裕但却心地善良、极为值得同情的落难者。他扯动着干枯的噪音颇为动情地说，他祖上虽然有一些积蓄，但轮到他这一代已所剩无几。为政十余年虽然有些积蓄，但大部投在人陆工商和房地广业中，随着大陆被共产党接管，这些财产损失殆尽。现在尽靠菲薄的退休金和儿女们接济生活。所谓富翁之说不知从何谈起……云云。

记者们注意到，一向对自己的身世闭口不谈的这位前国民党财政部长，今天却像唠家常似的，向与会者喋喋不休地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家资；这倒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几天后，报刊广播里开始出现了“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来美后生活拮据”的报道。但这类报道除了孔祥熙、宋蔼龄等极少数人关心外，人多数美国人是不会关心这类消息的。谁会关心一个穷人，一个落魄者呢？大多数美国人所关心的，是成功者及其为什么获得成功。

当晚，孔祥熙、宋蔼龄睡了一个好觉。并且也就在这天晚上，他们更加坚定了中国人关于“不露富”的古训。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要好好琢磨琢磨才是。因为这对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太重要了。

夫人的进攻性格是天生的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宋蔼龄进攻性的性格是天生的。在挫败了杜鲁门的财产调查计划后，她说服孔祥熙，利用孔家的财力和有限的影响力，又打响了一场保卫自己在美利益的战斗。他们联合院外援华集团，暗中支持尼克松并给他提供活动经费，终于搞垮了杜鲁门。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威尔当选为总统，尼克松则被提名为副总统。

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后，孔祥熙夫妇原本打算请尼克松吃一顿饭祝贺祝贺。不料却被尼克松拒绝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在美国政府官员一般都不接受吃请和礼品。因为那样就有受贿的嫌疑，会被认为失去了公正。这不免令孔祥熙、宋蔼龄有点失望。他们到美国后精心培养数年的关系，就是为了将来需要时能走走后门。

这时，台湾又传来要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和要重新选举总统、副总统的消息。

1952年朝鲜半岛停战，美苏仍处于对峙状态。蒋介石在坐稳了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后，这时便异想天开地又开了一次“国民大会”，走走形式，以便给人以为，他这个“总统”是民选的。

蒋介石这么一搞，在美国的孔祥熙心里就痒痒了。国民党的元老们现在有点“朝气”的恐怕就剩下孔祥熙了，加上尼克松当选副总统的刺激，使他觉得还可以再拼搏一次。几年前蒋介石被李宗仁和杜鲁门“威胁”时，宋美龄跑到美国求援，当时孔祥熙、宋蔼龄不是倾囊相助吗？！

但宋蔼龄对这个想法没多大的兴趣。

“别天真啦！”她对孔祥熙说：“你在美国，蒋介石会说几句好话。你要回去和他共事，他就把你当成敌人。”“不可能吧？”

“他现在要实行新政，要起用新人。你看看，现在台湾政府里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元老。”

“我去当副总统，协助嘛。”

宋蔼龄明白孔祥熙，70多岁了，还能真的在乎那个副总统的位子吗？他想要个名声，要个“公正”的评价，要在临终前有个说法。自从跟了蒋介石，不能说忠心耿耿，也是一心一意。从1928年当工商部长起，整整16年，他为蒋介石鞍前马后玩命似的干。特别是抗战8年，那么困难，对蒋介石也没起过二心。虽说后来贪了点，但谁不贪？你蒋介石不贪，宋美龄不贪？总不至于因此就一棍子打死呀。把个孔祥熙赶跑了怎么样，不出4年，就被共产党打到了台湾。说孔祥熙不行，换上一个还不如孔祥熙呢。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明镜似的。但他就是不认错。他不能认错，有了错都是别人的，他不能有错，他永远是正确的。这就是蒋介石！孔祥熙是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划上一个句号。他要在台湾划上这个句号，而不是在美国。

宋蔼龄把孔祥熙的这个想法和孔令侃说了。来了美国后，宋蔼龄倒是有什么都和孔令侃商量。

“真是！”孔令侃毫不犹豫地回答：“蒋介石怎么可能起用他呢，挂个名都不可能。老蒋在台湾正推行新政，他把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像爸爸这样的老臣身上。你让爸爸去竞选副总统，不等于揭老蒋身上的伤疤吗？”

宋蔼龄觉得孔令侃说得有道理。但孔祥熙听不进，非要试试。宋蔼龄也就不好再坚持。她怕和孔祥熙僵持起来，把老头子气出毛病不好收拾。

宋蔼龄找到一个叫魏道明的心腹，叫他先去台湾摸一摸情况，然后再做决定。魏道明原来担任过台湾省主席，在台湾有一定的人缘。所以到台湾之后，很快弄清了陈诚是副总统的主要候选人。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就派陈诚到台湾，把台湾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以至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所以蒋介石为了“论功行赏”，便让陈诚当副总统，根本没有起用孔祥熙的意思。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虽然说过几句孔祥熙的好话，只不过是想利用一下他们在美国的关系，打击李宗仁和杜鲁门，纯粹是权宜之计。虽然是这样，魏道明还是去找宋美龄，把孔祥熙的意图透露了出去。宋美龄嘴上说帮忙，心里却很难。蒋介石知道了魏道明来台湾的真实意图后，为了给宋美龄和宋蔼龄留个面子，对孔祥熙的问题就一直不表态。但没过几天，台湾的《中央日报》就出现了批判豪门的文章。说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民党所以在大陆失败，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豪门贵族集团。如今，这个集团的残渣余孽还妄图死灰复燃，要提高警惕云云。文章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魏道明也是愚蠢之极，见到这篇文章后，不但不收敛，反而继续为孔祥熙拉选票、搞串联。他也不想想，这种政治性的文章是随便发表的么？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到来，如果不是针对孔祥熙，《中央日报》怎么会冲经病似地又批起了“豪门贵族”？

消息传到美国，孔祥熙不信。他对宋蔼龄说，肯定是陈诚背着老蒋干的。可宋蔼龄信，她劝孔祥熙放弃竞选副总统的打算得了，并叫在台湾的魏道明停止活动。哪里知道，蒋经国、陈减怕魏道明在竞选期间捣乱，竟把魏软禁了起来，更不许魏回美国。

不久，台湾按时召开了“国大”，蒋介石“当选”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孔祥熙想重返政坛的念头随之破灭了。后来，宋美龄出面做了蒋介石的工作，蒋才同意魏道明离开台湾。魏道明这次受孔之托加台湾，虽只半年时间，但却比一年都长。他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直到今天才懂了什么叫政治。

当不了“副总统”，孔家便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生惹上。孔祥熙年事已高，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宋蔼龄却像焕发了青春，整了容，染了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整天不知疲惫地出入于交际场所，奔波劳顿在生意场上。今天飞到圣保罗，明天赶往巴西利亚，在里的热内卢、在加拉斯加，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她的产业在一天天扩大，她的存款尾数的零在一个个增加。她试图让世人相信，试图向台湾证明，孔家和宋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最优秀的人，从政，可以爬到权力的巅峰；经商，可以攀上财富的宝座。有一次，她和孔令杰一同去加利福尼亚，去他们新开的一个油田参加开钻仪式。她不顾别人的劝阻，慢慢登上了几十米高的井架平台，极目眺望。在蓝色的苍穹下，几十部拔地而起的井架巍峨矗立，视若一片钢铁的树林，而埋藏在几千米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滚滚原油，将随着她的一声命令喷薄而出，她禁不住飘飘然起来。人人都渴望成功，一个实业家的成功也许比一个政治家的成功来得更实在。当此之际，她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美国会比中国发达。在这一片钢铁井架面前，她明白了。只有把人类最优秀的人才，把这些最优秀人才的最优秀的智慧，用在征服大自然上，而不是用在人事关系上，人类才能繁荣富裕，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可惜，她明白得已经太晚了。而孔祥熙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在生意场上确实是成功的。在他们的财产不断增值的情况下，他们也想为后人留下点好名声，做点善事，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1959年，孔祥熙应邀去他曾就读的欧柏林大学参加纪念会，并被请上了主席台。当他老态龙钟的出现在一群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面前时，当他步履蹒跚地走上主席台时，他听到了掌声——那是为我而鼓起的掌声吗？他眯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心里翻起了阵阵热浪。

会上他宣布，他将拿出50万美元设立一项奖学金，奖励那些学业优异的学生。于是喜爱探听他人隐私的记者又一次掀起了猜测孔祥熙财产数额的热潮。但这次记者们比较理智，他们只是私下猜测，并没有见报。因为孔祥熙毕竟为了美国的教育一下子拿出50万，他们希望孔祥熙以后拿出的会更多。但事后，还是有一位记者按捺不住好奇心前去探问，孔祥熙则又重弹了几年前的老调，说他的大部财产在共产党大陆取得政权后随即丧失。他现在是靠少量退休金度日等等。

但这位记者和他的同行们估计，孔祥熙大概有5亿美元的资产。或许还不止这些。

巨豪死他乡

1960年9月11日，孔祥熙在纽约的住所度过了他的80大寿。那天是极热闹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和孔令杰及他们的家人几十口团聚一堂，孔祥熙特地穿了一件中式的对襟长袍，以示自己不忘华夏血脉。宋蔼龄原准备在酒店包几桌，大家热闹一下。因孔祥熙年迈体弱，行动不便，就改在了家里。宋蔼龄照孔祥熙的意图，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孔家的牌位，上挂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的画像，并专门到华人餐馆订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寿桃。画像两旁，挂着一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那一天，孔祥熙早早就起了床，洗漱完毕后就叫佣人去喊宋蔼龄。宋蔼龄爱睡懒觉，半天起不来。孔祥熙就坐在客厅里，凝视着祖宗的牌位，并续上了几柱香，缕缕烟丝在孔繁慈的画像前缭绕、徘徊。也把孔祥熙的思绪带回到那个久远的年代。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可他已经活了80岁。他知足，不仅因为高寿，还因为做为一个人、一个有限的生命，能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并且没有的都有了，该见的都见了。想那国共两党合而分之，分而合之，最后决一死斗；家族之间，亲亲疏疏，争争斗斗；宦海沉浮，亲朋反目；少年留洋，青年得志；中年崛起成为国家栋梁，晚年却在一片声讨中凄然退出政坛……但这所有的一切，和生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人就如天上的一颗流星，在历史的长空中一闪而过，能留下一道痕迹就算不错了。幸福和悲伤都是旁人的看法，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境。

这时，孔祥熙开始想家了，真的想家了。只有到了这个岁数，才真真地感到了什么叫叶落归根，什么叫寻根。这里的楼再高、装修得再豪华，也不如太谷的四合院；烧牛排再香，再可口，也不如山西的拉面和玉米糊；这里的美国人再友好，再支持，也不如看到中国人亲切。特别是想到自己不久将久别人世，而骨灰却留在美国、留在纽约，孔祥熙的心就像被小虫咬噬一样难受。他情愿像一个穷光蛋一样死在中国自己的家门口，也不愿做一个大富翁死在纽约的大饭店里。这个念头，不知何时扎了根似地留在他脑海里，任凭什么也赶不走了。

当天吃完团圆饭，儿女们就一个个告辞了。随即孔祥熙把宋蔼龄叫到了卧室。

当下宋蔼龄觉得孔祥熙的目光有点异样。

孔祥熙头顶上几根干枯的白发微微地抖动，半天，他终于喃喃地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回大陆看看……”

宋蔼龄情不自禁地一下握住了孔祥熙的手，半晌才劝说道：“庸之，别动这个念头了，这是不可能的。”

“可我们不是战犯，共产党没说我是战犯……再说，战犯又怎样，那么多战犯不都放出来了吗？”

“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的……”宋蔼龄的嘴唇颤抖着。

“要不，去找找庆龄？”

宋蔼龄知道，孔祥熙想回大陆看看，想把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但这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回台湾。毕竟和蒋介石共事那么多年、又已到了垂老之年，蒋介石这个面子是会给的。但宋蔼龄实在不知道怎样说服孔祥熙。这些年来，她觉得和孔祥熙交流越来越困难，孔祥熙最近总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这使她想起了人们常说的“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老了就又变成小孩。难道事情真是这样不可思议吗？

“你不去，我自己去。”孔祥熙说完闭上了眼睛，表示不再愿意说话。宋蔼龄只得怏怏地从室内走出来。

情绪是传染的，孔祥熙自己没法回大陆，也没法回台湾。而宋蔼龄却日益受到孔祥熙情绪的感染，越来越感到一种异域独处的寂寞和孤独。每到夜晚进入梦乡时，她就开始做梦，全是孩提时代的景象和故事。

她想起了家里的小院，四周是绿茵茵的原野，一条小河欢快地从门前流过。河水清澈见底，一座江南风格的石桥直对着院门。蓝天下，燕子在飞翔，白云在飘荡。从田野里飘来阵阵油菜花香……

她想起了母亲，一个她认为最漂亮也最美丽的东方女性，脸颊丰满、圆润，一头黑发整齐地盘在脑后，一双深潭般的眸子放着慈祥的光。母亲从小教她们文化，教她们烹调，教她们刺绣。当年，宋蔼龄最讨厌刺绣，总想尽办法逃避，甚至捉弄母亲请来的那个刺绣老师，最后受到了母亲的严厉训斥。

她想起了黄浦江，想起了南京路，想起了从大海吹过来的那略带海腥味的风，和重庆那一年到头都赶不走、驱不散的雾……

终于，宋蔼龄理解了孔祥熙。从感情上而不是从理智上理解了孔祥熙。

旋即他们作出了决定，回台湾定居。尽管他们在美国有钱、有房子、有家、有世人羡慕的一切，但他们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既然他们无法回上海，回山西，那就回台湾。因为，不管怎么说，台湾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他们要回台湾定居的举动，孩子们都表示理解。倒是一位华侨邻居来告别时说：“你们到了美国，总感觉不适应，总觉得这不是你们的家。等你们回了中国，就会发现你们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而适应美国的生活。到那时，你们会发现哪里都不是你们原来想象的那个家，你们就真变得无家可归了。”

当时，宋蔼龄只当这是昏话，没往心里去。不料她和孔祥熙回台湾几年后，才慢慢悟出了那邻居话中的含义。这是后话了。

1962年春天，孔祥熙、宋蔼龄乘坐的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当他们蹒跚着走下弦梯时，蒋经国正在下面等候他们。孔祥熙心里还着实一阵激动，老蒋还没忘了旧情。当即蒋经国假戏真做地说，父亲身体欠佳，不能亲到机场迎接，望孔老原谅。

这就是他想象中的家吗？孔祥熙举目四望，只见一队军警在不远处瞪着警惕的眼睛，机场上飞机起飞和降落声和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声音更刺耳了些。

还有和以前一样的青山、绿野、蓝天。

在台湾郊区，蒋介石为孔祥熙安排了一幢别墅。宋美龄第二天晚上驱车前来看望，姐妹俩几年不见，倒也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只是都上了岁数，叙完旧之后便话题不多，各自回家就寝。

几个月过去，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阿里山，日月潭、工业区、商业区，并和昔时的朋友叙叙旧。蒋介石为了照顾情绪，给了孔祥熙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员”的虚职。孔祥熙也装模作样地出席了一次评议会。到会场一看，全是像他一样七老八十的白发人，心里就凉了大半，知道了这纯粹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渐渐地，孔祥熙和宋蔼龄都产生了厌倦，他们又后悔了，后悔不该回台湾来。

在台湾，没有把他们当回事，除了刚回来那几天蒋介石见过他们一次外，他们就再没有见到其他掌实权的要员。

当时，台湾正在按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他们，却像一件不值钱的古董被人遗忘丁似的孤零零地整日呆在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和他们保持联系的，都是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元老，而这些元老所谈论的，不是儿童就是死亡。而且每隔几个月，他们当中就真的有人死去，好像他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死亡。

在新一代国民党执政者中，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本能的蔑视，认为他们贪污腐败无能；认为他们都是一生只顾个人不管国家；是没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小人；把大陆拱手让给了共产党，才导致了现在台湾的困难局面。

台湾的自然风景远没有大陆富于东方特色，但台湾的社会风气和城市建设却逐渐西化。走在台北的大街上，你越来越找不到中国的感觉，连霓虹灯、广告牌上都印着英文。

更要命的是，台湾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远没有美国先进。一次孔祥熙不慎腹泻，被车送进医院。孔祥熙一看门诊楼内肮脏的墙壁就对随从挥挥手说：“回家。”他实在不能容忍在这种环境中看病。

还有就是台湾的空气，潮湿、多雨。本来孔祥熙已比较适应了纽约的气候。对这种四季不分的多雨天气极不舒服，总觉得那股阴潮侵入到骨髓，使全身的关节隐隐作痛以至彻夜难眠。

这就是他梦牵魂绕的台湾吗？这就是他“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归宿吗？

孔祥熙和宋蔼龄这时才想起、才明白了当初他们从美国回台湾时，邻居的那段话。他们真真地感到自己已无家可归了。

此时的孔祥熙已86岁高龄，身患糖尿病、肺心病、高血压和消化道溃疡等多种疾病，就像一盏快要熬干了油的灯，在生命的尽头勉强发出微弱的光亮。于是，从小就不安分的宋蔼龄在孔祥熙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让孔祥熙回美国治病。

宋蔼龄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家人的反对，孔祥熙虽然在台湾生活的并不太如意，但他已经无所谓了。到哪里能如意，到美国就如意了吗？！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如意或不如意，关键看你怎么想。

大女儿孔令仪主要担心孔祥熙的身体，从台湾到美国对年轻人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可是10个小时的飞机，对于一个86岁高龄的多病的老人，就不啻是一次冒险、一次拿生命健康做赌注的冒险。

但宋蔼龄觉得，如果让孔祥熙在台湾住下去，情况也许会更糟。不如冒点险，美国的看病条件毕竟大大好于台湾。

一时谁也说服不了宋蔼龄。

蒋介石考虑的首先是政治。孔祥熙宣布回台湾定居，无疑是给蒋家王朝脸上添了彩。住了几年又要回去，等于又给其抹了黑。但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都没有理由阻止孔祥熙去美，便只有在宣传上做做手脚了。

1966年2月28日，孔祥熙借口赴美治病，和宋蔼龄及孔令仪离开了台湾。

同年3月1日，台湾的《中央日报》对此发了一条消息：

“（中央社台北28日电）三年前回国定居的前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今天下午2点20分由他的夫人宋蔼龄及长女孔令仪陪同，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赴美，接受短期的健康检查及治疗。

已是87岁高龄的孔祥熙博士，在台湾居住了三年四个月，他在美国接受治疗后，仍将返回台湾。今天下午前往机场送行的包括蒋经国、徐柏园、陈庆瑜、蒋纬国及财经界旧属等人。”

孔祥熙带着他病入膏肓的躯体走了，从此再没有踏入中国的土地。临终前，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决定，辞去了中国银行董事职务。这个职务，从1947年孔祥熙去美国后一直被保留着。孔祥熙一直靠这个职务从国民党政府领取一份不算太高的月薪。那就像一条线，将孔祥熙和国民党、和蒋介石、和中国连在一起。也是孔祥熙曾经效力于国民党政权20余年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记。蒋介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孔祥熙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谁都不提这件事。

然而这次，孔祥熙提出辞去这个职务，却在蒋介石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已隐约感到，这是孔祥熙和他做的最后一次交易。孔祥熙宣布回台湾定居，在政治上给蒋介石帮了忙，这是作为蒋介石一直保留着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的一种回报，一种感情的偿还。现在，孔祥熙已不欠蒋介石什么了，他可以坦坦荡荡地离开台湾而且公开辞去这个职务了。

当时，恐怕只有蒋介石心里明白，孔祥熙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在机场和蒋经国告别的，他将永远不会再回台湾了。

在纽约，孔祥熙的经纪人帮他和宋蔼龄在长岛的洛卡斯特谷菲克斯港买了一栋新的别墅。那栋别墅的前院，就是一片海滩。从卧室的窗户中，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和那遥远的水天连接的地平线，以及每天早晨冉冉升起的太阳。

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垂暮老人，当他的愿望未了时，他的生命就如同顽强的枯藤怎么也扯不断。而当目的一旦达到，他生命的墙就像被大风吹过一样轰然倒塌，变成一堆瓦砾。

孔祥熙也是这样，在回到美国一年多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胸闷气短。他想咳一下，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里，使他咳不出来。他摇响了手铃，家人们跑了进来，发现他已经瘫倒在沙发里。

1967年7月22日，孔祥熙被送进了纽约州立送院，进行全面检查后便将他推进了监护室。这个曾经一度掌握着众多人命运、影响着国家前途的重要人物，此时却像千百个即将告别人世的普通老人一样，没有任何威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被插满了管子；在医护人员的呵护下，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可能丧失的生命。

开始，他还有意识，还能辨别亲人和医生，还能握握宋蔼龄及子女的手。到后来，由于心力衰竭，他的意识完全丧失了，终日昏迷如同死去了一样，只有那微弱的心跳还能证明他是活着的。

同年8月16日，孔祥熙的极限到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波纹渐渐平缓，最后变成了一条直线从荧屏上最后消失了。于是，被近半个月来的抢救弄得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和守候在旁边的亲属，都不约而同地轻轻嘘了一口气。似乎他们期待的，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孔祥熙病故这一年，正好88岁。

当宋蔼龄闻讯赶到医院时，孔祥熙已进入了他原来不能想象的天国。他的手脚冰凉，全身僵硬，下巴上几根白色的胡须歪倒着，一双浮肿的小眼睛变成了两条下垂的弧线。

当时，宋蔼龄没有哭，但全身像秋风中的树叶似地颤栗着，一种莫名的恐惧紧紧攫住了她的心灵。因为她突然想到不久后的某一天，她也会像孔祥熙一样，走进那个永远黑暗的世界……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第五街的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宋美龄带着一个五人护旗队和蒋纬国从台湾乘飞机赶来参加。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孔令杰身穿黑色服装率先来到教堂，同孔祥熙素有交往的中外人士几百人也同时出席了葬礼。

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当时就在美国，而且身体还可以。但他听到了消息后，只是给宋蔼龄打了个电话，并没来参加葬礼。多年的积怨，使宋子文对孔祥熙产生了难以消除的恶感，直到孔祥熙死，宋子文也不愿原谅他。

孔祥熙死后，美国《纽约时报》发了消息，在介绍了孔祥熙的简要生平后，文章这样评论孔祥熙：

“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以前的一位下属最近说：‘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喜欢闲谈，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发出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是，他不是一位有政治风度的理财家’。”

对孔祥熙的死，反应最强烈的是蒋介石。他不仅派宋美龄和蒋纬国到美国参加葬礼，他还亲自写了所谓对孔祥熙盖棺定论的“总统褒扬令”，其内容如下：

“总统府资政孔祥熙，性所敦笃，器识恢弘。早岁负籍美邦，志存匡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宣力效忠。北伐以来，翎赞中枢，历任实业部长、工商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多所建树。万以财政金融制度，擘画兴革，克臻统一，八年抗战，长期戡乱，而军需民食，未曾匮乏，其汁谟勋业，自是千古。况时值政府戮力安攘，乃以外交军务，或承命以驱驰，或排难而弭乱。在艰弥励，益懋勋猷。综其生平，为国尽瘁，不矜不伐，当兹复兴之际，方冀老成匡辅，遽闻磕谢，震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示政府崇报耆勋之至意也，此令。”

对孔祥熙的评价，自然要涉及到对他当政的那段历史的评价，及对他突然退出政治的解释。而这种评价和解释，出于蒋介石之口，又必须带着政治色彩。于是，蒋介石在那个“总统褒扬令”之外，又专门写了一个2500字的《孔庸之先生事略》。在这个《事略》中，除了仍把孔祥熙乱吹一通外，还把抗战末期孔祥熙被迫下野的责任推到了共产党身上，这就真是弥天大谎了。在这里，我们亦不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即我抗战结束之初，共党乃千方百计，造谣惑众，动摇中外舆论，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政当局之阴谋，于是其矛头万集准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

要说蒋介石也是损到家了。孔祥熙死了，他还要从其身上捞上一点政治资本，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知宋蔼龄和其他国民党元老们看后，会做何感想。孔祥熙在天有灵，如果再次领教蒋介石这种撒谎不脸红的绝技，还会死心塌地跟蒋介石干20年吗？应该不会了。

孔祥熙的骨灰被安放在纽约北郊哈兹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园。

孔祥熙死后，宋美龄希望宋蔼龄回台湾和她作伴，宋蔼龄没答应。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宋蔼龄和宋庆龄也失去了联系。她孑然一身，守在纽约自己的别墅里。

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病危。消息传到纽约，宋蔼龄心急如焚。但是她年迈体弱，根本无法前去看望，只能在家中默默祈祷。但没过几天，宋子文就病逝了。终年74岁。

宋子文的死对宋蔼龄本来就衰弱的身体是又一次沉重打击，以致数月之后，她的双腿关节僵硬不能行走。两年后，她终由于病入膏肓，住进了她一直不想住进的医院（当时家人曾几次想把她送进医院她都不同意，认为送进等于宣布死亡）。

1973年1月19日，宋蔼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终年85岁。

宋蔼龄死后，《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对宋蔼龄是这样评价的：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妇女，她也许是世界上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她是介绍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宋家王朝掌权的真正设计师。”

1994年1月的一天，某新闻社发出一篇报道《四大家族油尽灯枯，孔宋子孙异域飘零》。报道说，目前四大家族第一代在世的只有宋美龄和陈立夫，第二代也已进入风烛残年。孔氏四姊妹中，孔令侃最为短命，他于1992年死于纽约，终年75岁，蒋纬国则疾病缠身。其他人都在美洲大陆定居，和中国人少有来往，新闻媒体也少有披露。在一般的赴美华人印象里，他们仍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一代。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童年有财气金融理财家
同仁医院降男婴
盛家遇红颜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实实在在的理财家
对抗日的积极响应
第二章　国乱家乱政坛新星
母亲逝世
到底为何多次辞职？
奉命访欧美
宋家发了财
第三章　与共产党接解无法收拾的残局
“打通共产党关系”
神秘日记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打扫
为抗日奔波
第四章　“外交大使”奉命奔波
又一位大使
终于如愿以偿
率团赶赴旧金山
与苏联会谈
第五章　巨子何去何从？树倒身首异乡
金融界的风云
想尽办法缓危机
广东主政
树倒猢狲散
世界首富的异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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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是中国第一代哈佛留学生。他是“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共产党将其列入“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蒋介石将其圈定为仅次于孔祥熙的第二位应开除中国国民党党籍的人。

宋子文出生于1894年，金融家。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3年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1924年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任总裁。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曾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次年与外国谈判收回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宋子文于1945年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首席代表，同年6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8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194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病逝于旧金山。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练的文笔，叙说了历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的宋子文在26年从政理财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多方位地提示了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提起宋子文，我们可能直接想到的是“金融”，但是我们殊不知他在民国政坛的崛起，其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无不令人叹然。宋子文开始成为民国政坛的显赫人物，最终又沦为中国共产党抓捕的战争罪犯，现在，我们就打开书去探索他传奇的一生。

第一章　童年有财气金融理财家

同仁医院降男婴

宋子文，中国第一代哈佛学子，被称为“国民政府著名的理财家”。在民国政坛上风云一时。

其父宋嘉树具有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敢于改变自己命运的非凡勇气。他是上海滩上声名显赫的大富翁，以万贯家财资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由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

宋嘉树造就了一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其影响力之深，名气之大，鲜有望其项。

美国《时代周刊》曾把宋子文作为封面人物。美国《华盛顿邮报》赞叹说：“在风云变幻的30和40年代，这个王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声名显赫的。”

宋嘉树对宋子文寄予厚望，而宋子文真的能把“宋家王朝”推上顶峰吗？

上海处于东部海岸线中心部位，长江人海口咽喉。地势平坦，河港纵横。黄浦江、苏州河流贯穿境内。700年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海边渔村，以后逐渐发展成为沿海小镇。自1842年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以后，由于它为长江吐纳之口，得海外侨商萃集之利，迅速成为一座国内最大的商业、工业日臻兴旺的繁华都市。

在远离闹市区的中心的朱家木桥一带，有一所平房，四周草木葱茏，门前碧水淙淙。1894年12月4日，这家传出添丁的喜讯。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白胖的男婴在上海同仁医院降临人间。这家主人，男婴的父亲决定：孩子的英文名字叫保罗，中文名字叫宋子文。意思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像圣徒保罗一样在中国弘扬基督教的福音，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

宋子文的父亲，是一位不平凡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名字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肯定是陌生的，但只要一提起他的儿女们，又都感到非常的熟悉。他的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被世界公认为最不平凡的“宋氏三姊妹”；他的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士。更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后来成了他的女婿，蒋介石尊其为“泰山”。他的名字叫宋嘉树。

宋嘉树，字耀如，教名查理·琼斯·宋，老朋友见面叫他查理宋。他1866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普通小商人家庭。父亲韩鸿翼，是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当地人唯有见了韩鸿翼不按习惯称谓叫“老板”，而亲切地称“先生”。韩先生的先祖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韩国之君。传说秦灭韩后，一位韩国公子不愿臣秦，便以货殖为业，世代相袭。明代，韩姓商人在山西经商，颇享盛名。1664年清兵入关后，韩姓族人忠于明皇，乃举族南迁，最后渡过雷州海峡，落籍海南文昌。母亲姓王，叫韩王氏，是一位典型的慈母良妻。

年幼的宋耀如带着好奇，随舅父乘船前往美国，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件偶然的事竟改变了宋嘉树的一生命运。1875年，他的舅父（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经商回到家乡招收学徒。父母决定把九岁的他送给舅父作义子，带到美国学做生意。舅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设了一家茶丝商店。在波士顿城中心的一座中国住宅内，宋嘉树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度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涯。开始义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要他安分守己、专心经商。在义父教导下，宋嘉树也是专心学习做生意的技巧，一天到晚在店里忙个不停，一心只想等到长大以后成为这个店的新店东。茶丝商店以外的世界，他是十分陌生的。然而，又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这个中国少年内心的平静，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抉择。

宋嘉树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经历严重政治危机的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屡遭外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之后，痛定思痛，允许少数达官贵人的子女到美国、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留学，希冀“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酿成一股“留洋新风潮”，有钱人家纷纷将其子女设法送往牛津、剑桥、哈佛、巴黎等名牌大学。远涉重洋是那时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宋嘉树虽然也到了美国，但进大学接受外国教育并不属于他的理想。然而，自从结识了两名中国留学生之后，进学校读书的念头便占据了宋嘉树的心。这两位中国留学生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

牛尚周是上海嘉定县人。12岁那年进入上海英租界的中国留学生预备学校。1872年8月11日，他作为中国第一批第一期13名留学生中的一位，来到美国求学。温秉忠祖籍广东新宁县，出生在上海，他是中国第一批第二期30名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三人不仅结下了天长地久的友谊，而且后来因分娶倪氏三姊妹而成为连襟兄弟。

牛尚周、温秉忠经常到宋嘉树的店里来，对站在柜台后面的这位内心充满渴望的少年吹嘘他们多彩多姿的学校生活、惬意的课外活动，还眉飞色舞地宣告他们回国以后，要把中国从欧洲中世纪时代中拯救出来。并不时批评宋嘉树将自己局限于柜台内那块狭小的空间、以及贫乏的生活。宋嘉树听得神往极了。有一天宋嘉树郑重地向养父提出了入学的要求。他的养父懂得金钱的作用，却不懂得知识的价值。他根本没有把义子的要求放在心上，只以“这不可能”回绝了。在养父看来，宋嘉树已有光明的前程，他应努力工作，锻炼自己成为优秀的商人，然后掌管丝茶店，这才是他应该走的路。

但是，养父不知美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浸入这座中国商店。宋嘉树像一般美国十三、四岁的男孩可能做的那样——离家出走了。他跑到波士顿码头，爬上了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汽船“考尔法克斯号”，偷偷地逃跑了。宋嘉树不晓得这船要开往哪里，但也无所谓，只要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船员们发现了这个“小犯人”，并把他送到船长跟前。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和善虔诚的信教人。他没有赶走或惩罚宋嘉树，而同意留在船上打工挣饭吃。打算汽船返回波土顿时再送他回到养父那里。每次船入波士顿港时，宋嘉树就会神秘地消失，直到汽船重新启锚，远离波士顿后，他又会突然地冒出来。宋嘉树以东方人特有的勤劳拼命干活，赢得了船长的欢喜。船长得知嘉树希望获得美国教育的心思后，便把他交给自己在威明顿的朋友，第五号街卫里公会教堂的佩奇——里考德牧师。里考德牧师对这个中国小男孩非常关心。在这里宋嘉树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以此感谢查理·琼斯船长的恩德。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威明顿小城，并引起当地富商卡尔将军的关注。卡尔将军约见了宋嘉树，经过一番认真考查，决定资助他进入学校，实现接受教育的理想。1881年，宋嘉树进入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两年后又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就读。

宋嘉树结束了在万德毕尔特大学学业，想留在美国再学习医学。但教会认为他应该回到中国当传教士。10月初，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北卡罗莱纳州监理会举行特别仪式，授予宋嘉树监理会见习牧师，派回中国传教，在中国布道区上海布道团负责人林乐知博士手下工作。

1886年1月13日，宋嘉树乘海轮回到中国上海。在上海他没有得到同胞的欢迎，人们把他看成是“洋鬼子”。因为他离国多年，只会讲英语和家乡土话，而不会讲上海话。而在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眼中，宋嘉树是个“无国籍的华人”，一个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的“流浪汉”。更使宋嘉树不能容忍的是林乐知对他的鄙视。林乐知不让宋嘉树回文昌探望父母，还诬蔑他是个智力低下的人。1886年11月，在华传教大会举行首次会议时，宋嘉树被派去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1889年调到上海乍浦区传教，兼教英文，大名鼎鼎的胡适是其学生之一。

1892年，宋嘉树辞去教会职务，开始从事实业工作，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富有的买办资本家。他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了一家印刷所——上海华美书馆，大量印刷中文圣经。

宋嘉树作为基督教的世俗领袖和商人以外，还被人认为是个革命者。1894年春，孙中山先生为谋求民富国强的道路，北上上书清廷重臣李鸿章，途经上海，结识了宋嘉树。宋同情民主革命事业，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宣传革命道理的人之一，不久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热情支持者和知心朋友。他冒着被清朝砍头的风险，常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及小册子。

宋嘉树在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时，重逢在波士顿早已认识的朋友牛尚周。此时牛已与浙江余姚倪家的三个女儿之一结了婚。他把妻妹倪桂珍介绍给宋嘉树。倪桂珍是一位贤淑、端庄、有教养的女子，明代著名科学家《农政全书》的编著者徐光启的后裔。她早先就读于家庭私塾，后进培文女子高等学堂读书，爱好弹钢琴和文学，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1887年，宋嘉树与倪桂珍在宋嘉树是“宋家王朝”的奠基人，他心中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上海南方卫里公会教士里德主持下结了婚。189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蔼龄出世。1892年次女宋庆龄出生。1894年，宋子文出生于上海。宋子文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此后几年里，宋嘉树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他们的六个子女后来都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培育出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侏儒。宋嘉树既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又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典型父亲。宋嘉树对子女的教育完全采用民主的方式，对男女孩子一视同仁，给予同样的关怀和正规的新式教育，赋予同样的社会责任心。宋子文的童年、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民主氛围浓烈的家庭之中，并受到系统的宗教生活熏染。

宋嘉树对中国封建传统压抑个性，以循规蹈矩为贤明，以唯唯诺诺为老成的陈腐教育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教育的结果只能使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天一天地沉沦下去。他心中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努力将子女们培养成中国的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

他屡次对人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他和妻子制定了一套现代型的教育方案，并为实现理想倾注了大量心血。

1890年2月12日，是美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总统林肯的诞生纪念日。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在这一天里收获了爱情的第一颗硕果。夫妇给自己的千金取名爱琳（蔼龄），以此表达对林肯总统的敬仰，寄托誓将子女培养成中国式林肯的宏愿。

当孩子还在襁褓之时，倪桂珍就领着他们做祈祷。在他们夫妇看来不自觉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指引，绝对不能成为真正的伟人。宋嘉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反对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而主张培养孩子的自制力、独立性。他特别强调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应当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当孩子蹒跚学步时，他就购买皮球等玩具给他们去尽情地玩耍，孩子跌倒了，他不去扶，而是笑着鼓励他（她）自己爬起来。等孩子稍大些，他就开始实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教育。宋嘉树经常选择风狂雨骤的日子，携子女在雨下受淋。有时还带上孩子们到野外徒步旅行。宋嘉树还认为每个人必须学会自制、忍耐，培养坚韧的气质才行。在他培养子女的方案上列有“忍饥挨饿”一项。

宋嘉树尽管患有较重的胃病，但为培养孩子的意志，以身作则，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禁食，忍饥挨饿。父子（女）们一起默默地祷告，以驱散食欲，抵御诱惑。据外国作家评论，在宋氏兄弟姐妹中，宋子文是受过宋嘉树特殊熏陶的惟一男孩，不但能吃苦耐劳，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性情活泼，不乏幽默诙谐。

宋嘉树夫妇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至理名言，主张所有的孩子都应不分性别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孩子们入学前，他就从美国购买了大量儿童读物，夫妇俩轮流教他们读写。宋嘉树重视英语训练，一有空就用英文给孩子们讲故事。宋嘉树在讲述故事时，把基督教的博爱平等观念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自然地融入其中；把只有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才能使我们平等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滴滴渗入孩子们的心田。1898年，宋嘉树还和长女宋蔼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小报，主要文章都由孩子们自己写。在这块自由创作园地里，宋子文和他的兄弟姐妹用自己幼稚之笔，描绘出一幅幅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美好图画。宋子文还担任过小报的打字任务。这份独特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宋子文的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宋子安进入中学才停刊。

宋嘉树同时又很重视对孩子进行中文训练。他常对孩子们讲，学英文是为了睁眼看世界，将来报效祖国，中文一定要更好。在宋嘉树的督导下，宋子文认真练习过毛笔字，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当子女们陆续进入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有着一双大脚，受过西式教育，能在钢琴上弹奏出美妙的乐曲。学校，周末回到家时，宋嘉树还常常组织他们召开小型演讲会，锻炼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机应变能力。

宋嘉树认为教育应当是全社会、全方位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因为孩子们长大了总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而应做勇敢的弄潮儿。

宋子文很小的时候，宋嘉树就带着他经常参加社交活动。每当家里来了客人，宋嘉树总是把子女叫出来一一地与客人见面，并鼓励孩子们与客人交谈。孙中山是宋嘉树的至朋好友，孙中山每次来到宋家，孩子们就像过节一样愉快。有时全家人为孙中山的到来召开家庭晚会，宋氏夫妇用小号、钢琴合奏，宋子文唱歌，宋蔼龄等姐妹表演舞蹈。

宋嘉树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利于教育子女的机会。为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感，宋子文等人还经常跟随父亲参加政治集会。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特别大会，抗议沙俄军队霸占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宋嘉树认为这是一次开阔孩子政治视野，培养爱国精神的极好机会，便让华美印书馆印出了几千张《爱国歌》，带着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到会场散发。三个孩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第一次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幼小的心灵都深深地震颤起来。从张园回家的路上，他们一齐高唱着《爱国歌》。

宋嘉树虽然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一向把美国看成理想国的楷模，但在中美之间需要他作出抉择时，他会自觉地把砝码加在中国一方。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引发的。1894年美国同清政府订立了一个排华性的“限制华工”的条约。这个条约到1904年期满，但美国要求续订并更加残酷迫害华工。5月，上海市民开展拒美运动。12岁的庆龄、10岁的子文都置身于这场爱国运动的行列中去了。在虹口附近的繁华地段，宋嘉树吹着小号，庆龄、美龄和子文跟在身旁散发传单。回到家中，庆龄不声不响地把自来水笔、书包、文具盒等美国货毫不吝惜地丢进废物箱，宋子文把心爱的美国玩具也扔进了废物箱。上海人民拒美热情继续高涨，少年儿童也组织了“中国童子抵制美货约会”。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是最早加入的一批少年。宋子文他们在虹口美租界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7月19日，上海各界又在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大礼堂举行拒美特别大会，有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宋嘉树一家的出席引起了极大震动。

严格特殊的家教也无法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宋嘉树夫妇先后把六个子女送到学校读书，接受正规的西式教育。长女宋蔼龄5岁时，宋嘉树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教会学校——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住宿求学。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1892年由美国卫理公会在上海创设、专为外国小姐和上流社会服务的学校。庆龄、美龄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宋子文兄弟姐妹长大后，宋嘉树就送他们独自到美国求学，并告诫他们：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成为不平凡的人，回来报效祖国。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中断你们的追求。

由于没有马克谛耶女子学校那样的卫理公会男生学校，宋子文跟家庭教师念了几年书，然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少年班。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在旧中国开办的大学。1879年（光绪五年），美国圣公会施若瑟主教将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学院，校址在上海。1890年（光绪十六年）开始设大学课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1906年设神、文、理、医、工等学院和研究院。当时在中国有许多教会学校，这是外国教会机构以兴办学校、医院等某些社会公益事业作掩护进行传经布道活动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很好，但历届毕业人数并不多，主要原因是一般中国人不信任西洋人，不了解西方文化，因此招生困难。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主要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仿效外国，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提倡德、智、体三育兼顾。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宋子文宋子文坚持每天从虹口家中步行去学校。他学习非常认真，看书的时候总是眉头紧锁。他记忆数字的诀窍巧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宋子文在学校经常参加演讲会，尽管年龄小、个子矮，平时又有点口吃，但能用英、中两种语言讲演，自然流畅。他的这种讲演天赋也使学校老师大为惊叹。

宋子文度过了从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的学习生涯，191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1636年在波士顿办起的第一所大学。波士顿好像一座大学城，马萨诸塞街横贯市中心，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大街两端，大街就从这两个大学校园中心穿过。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许多美国名人、伟人皆出自哈佛，迄今为止已培育出6位美国总统。文、理、工等许多学院散落在以哈佛广场为中心的街道两旁。校园绿树碧翠，建筑古香古色，哈佛大学创始人哈佛的铜像矗立在校园中央。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当时由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堂也处处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子文（中）、宋美龄（左）、宋庆龄（右）着意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模样，连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礼堂都有几分相像。

在波士顿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宋子文俨然成了妹妹美龄的保护神和监护人。宋美龄1913年秋天从卫里斯学院转学到波士顿近郊的韦尔斯利文理学院，以便与在哈佛上二年级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一点。这所贵族女子学院，依山傍水，浓荫环绕。校园内绿草如茵，风景如画。宋美龄开始住在韦尔斯利小镇，这是美国十二个贵族城镇之一。多年以后宋美龄回忆说：这个地方“有围墙、迷人的树林和空旷的场地”。上完一年级之后，她搬进校园，住在伍德楼里。宋子文和他的朋友经常出现在伍德楼的石阶上。他们都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宋美龄还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学生李彼得宣布订婚，但婚约只维持几个星期就解除了。

宋子文兄妹虽然不在同一所大学，但学习都很努力，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兄妹之间互相照顾、感情笃深，宋美龄很听宋子文这位兄长的话，她总是希望得到他的教诲，与人交谈时也经常谈到子文。

1915年，宋子文以优良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前往纽约，进入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国际银行在纽约市东端曼哈顿的华尔街，这是世界金融中心。宋子文在国际银行供职，不是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当经理，而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办事员，主要照应向中国汇款事项。这份工作虽然并不十分复杂重要，但使他看到华侨同国内的家庭和公司如何小心谨慎地处理财务问题，对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见习机会，为日后回国执掌民国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积累了经验。夜晚，宋子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美国创立较早、影响很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始建于1754年。

1917年，宋美龄从韦尔斯利文理学院毕业。宋子文偕美龄一同离美回国。回国之后，宋子文担任了汉冶萍公司秘书。

盛家遇红颜

宋子文留洋回国，在汉冶萍公司供职时，遇上了清末明初民族资本家盛宣怀的七女盛谨如。宋子文的年轻英俊和广闻博学使盛谨如的芳心为之颤动。

那天，盛七小姐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的办公室，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称宋是“金融界理财的好手”、“汉冶萍公司的希望”。

夜幕降临，两人时常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身影。

后来，丘比特之箭改变了方向，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之女张乐怡成了宋子文的新娘。

宋子文心灵深处的情感，何人能知？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其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因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于是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开始动工兴建铁厂，后又决定在大冶开采铁矿。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当时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和炼炉两座，1894年投产。上述企业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投入经费白银580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后于1896年将这些厂矿改为“官督商办”，并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问题又招股100万两，并设“萍乡煤矿局”，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然而由于这些厂矿经营腐败，没出几年负债便倍于股本。1908年盛宣怀获得奏准合并扩充，且改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此时该公司实权为盛宣怀把持。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人，每年出钢7万吨；萍乡煤矿工人3000余人，每年出煤60万吨。因连年亏损，从1903年起盛宣怀以厂矿财产作抵押，陆续向日本借款，并用生铁和铁砂廉价抵偿，于是该公司逐渐为日人控制。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了大量日款，公司大权则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一个集牧师、工商业者、革命党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传奇人物。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七小姐盛谨如只有十六岁，但已出落得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了。她是盛府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见多识广，不仅能诗会绣，还写得一手好字，虽排行第七，却是盛府上下的一颗明珠。当时宋子文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七小姐的四哥，亦为庄夫人所生）的英文秘书，常常出入盛府，由此结识了“惊为天人”的七小姐。

盛恩颐（世称盛老四）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少爷，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每天差不多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化的，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未起床，只得在客厅里等候，这给了他向七小姐进攻的机会，可谓天赐良机。

宋子文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文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岸的异国风光和风土人情，尽可能地显示他的博学，很快便赢得了七小姐的芳心。

在宋子文来汉冶萍公司3个月后一个落霞的傍晚，一份美好爱情，悄然向他走来，一时使他猝不及防。本来，回国后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宋子文，像所有有志气的男人一样，打算先立业后成家，并没有把爱情提到日程上来。那天傍晚，当宋子文听了盛谨如小姐的表白后，心里竟一时没有了谱。

爱情，一个多么撩人心扉的字眼啊！

上帝缔造了人，人就有爱和被爱的权力，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这叫做自由抑或缘份。然而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中国传统社会里，这种自由常会被扭曲，缘份也常会被割断。

那天，盛谨如小姐是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宋子文办公室的，那张报纸上登载着宋子文的大名，并称他是“金融界的理财好手”和“汉冶萍公司的希望”。文章中列举了宋子文来公司后的几项大的举动，还称他是汉冶萍公司的“智多星”。对这张报纸，宋子文不屑一顾。可是，在旁边姑娘的爱火却在燃烧。盛小姐看着宋子文说：

“中国的金融界还能有第二个宋子文吗？到底还是洋博士啊！”

宋子文抬头看了盛小姐一眼：“本来就是平平常常一个人么，有什么好张扬的！”

盛小姐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宋子文道：“就是这么平平常常一个人，才讨人喜欢呢！”

“可喜欢我什么呢？”宋子文故意问。

“喜欢你的人品，还有能力。”盛小姐认真地说。

“可盛小姐是盛老总的千金，岂是寻常人能随便高攀的呀！”宋子文不免有些心事重重地说。

“那又怎么样，盛老总也是人嘛！而且他的女儿也要找婆家呀！”说着，那盛小姐走至宋子文身边，用手抚着他的双肩道：“子文，我爱你！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自从你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找你，请你答应我，好吗？”

“这……怕是不行吧！”

这是实话，在恋爱中，宋子文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了。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也曾有过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姑娘锲而不舍地追求他，但终因中西文化的差距及与宋子文有情无缘的盛小姐其女方父母的反对而“落果”，至今他心中的伤口还没痊愈呢。所以，面对如花似玉的盛谨如小姐，宋子文实在不敢再有非分之想。

“那你是怕……怕我爸我妈不同意？”盛小姐又追问一句。

宋子文点点头，一时默然不语。

“那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让你到我家来做客，公开我们的关系。”

就这样，宋子文和盛谨如两个人悄悄地相爱了。

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像整个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精神焕发，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夜。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谨如小姐，两个人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一双身影。

然而，当时宋子文家境并不太好。他回国的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留下的家产也不多，与七小姐的关系遭到了盛家的阻挠。

七小姐的母亲硬是不允许这门婚事，因为那时两家的地位非常悬殊。盛家虽然失去了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上海滩仍能呼风唤雨，而宋家是传教士家庭，老百姓称其为拉洋风琴的，宋子文当时只是个留洋归来的小秘书，如何能般配？宋子文也犟得很，庄夫人越阻挠他越来劲。有时他开着车子，看见七小姐的车子在前面，马上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车前一横，硬要跟七小姐“对话”。七小姐既不想违背母意，又不想违心地拒绝宋子文的求爱，那段时间，她被折腾得好苦。

聪明的七小姐为了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有时就答应与宋子文一起去逛街，但同时拉上了八小姐盛方颐，对此，宋子文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们三人走在街上，宋子文只顾起劲的跟七小姐讲话，冷不防一辆汽车从身边擦过，走在后面的八小姐赶紧把他往旁边一拉，结果人未撞到，可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宋子文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为了将宋子文与盛家七小姐拆散，盛恩颐借故将宋子文支到汉冶萍汉阳总公司去当会计科长。宋子文耐不住寂寞，不久又回到上海。适逢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他南下广州参加革命，他认为是个发展的好机会，但却放不下七小姐，就力劝七小姐与他同赴广州。在婚姻问题上，七小姐表面上顺从母亲，毕竟母亲已年迈，但她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充满了向往。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投身革命，这对一个生活在高墙深院中的大家闺秀来说，又是无法接受的。

那天，宋子文手里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追七小姐八小姐追到了杭州，当时她们正在杭州看潮。在西子湖畔，他劝两位小姐跟他同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八小姐讥笑他说：“怎么，你还想拖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她掏出一把金叶（金制的树叶造型的礼金）给宋子文做路费。金叶是上流社会的礼金，送人金叶比送钞票显得高雅些。她对宋子文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在上海等你回来！”宋子文手握金叶感激地说：“我真心地感谢你，这就算是你借给我的吧。”

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命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随环境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宋子文把上海的七小姐淡忘了。1927年宋子文曾经来沪，当时盛家庄夫人已去世，而那时国民党内部分裂，宋子文处境不好，新上任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特别军法处处长陈群，在他的住宅四周布置了暗探，他只得深居简出，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几个月后去了武汉。1930年，宋子文再次返沪时，已带来了夫人张乐怡。盛七小姐为此伤心透顶，大病了一场。

宋子文后来对七小姐一直怀有愧疚之情，因为七小姐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一个内侄结婚。抗战胜利后，盛氏兄妹常在盛老五家（位于淮海中路的大花园洋房）聚会。有一次，七小姐接到电话前去玩，没想到宋子文居然也在场。宋子文主动和七小姐搭话，并有心约她聊聊，盛氏其他兄妹也力促他们讲和。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给宋子文面子，她根本不需宋子文做任何解释，因为事实早已说明了一切，而且早年的那段恋情，毕竟已过去20多年了。大家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七小姐站起身来，冷冷的说：“不行，我的丈夫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被宋子文称为“小丁丁”的张乐怡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盛家自有用得着宋家的时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把敌伪时期的“落水”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盛毓度也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进去。

盛毓度是盛家的孙子，因当过日本人的翻译，在狱中被囚十个月。他多次写信申诉，说是由戴笠安排他加入日本宪兵队的，曾策应营救过不少国民党人士，只因他与戴笠是单线联系，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

盛氏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都托遍了，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一个电话，请他念及旧情的份上，帮一下忙。盛毓度的太太则在七小姐面前长跪不起。

七小姐极不情愿再去理会那位宋院长，但盛毓度是她最最疼爱的亲侄子呀。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往宋府打了一个电话，宋子文十分痛快的答应了。七小姐又说：“我想跟毓度一起吃中饭。”宋子文立即表示：“我一定让你明天中午跟你侄子一起吃饭！”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然被放出来了。

解放后，七小姐参加了里弄工作，宋子文则跑到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去世。七小姐则活到1983年，享年83岁。

宋子文追求的第二个人是张乐怡。张乐怡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1927年11月，就职于南京政府的宋子文出席完在九江附近牯岭召开的军政会议后，在庐山找到了此前刚认识不久的张乐怡。

张乐怡一见宋子文的到来，喜不自禁，一口一个“宋部长”。宋子文要求她不要叫“宋部长”，而以英文“unc1e”相称，这样既显得亲热，又显得实在。对宋子文来说，做张乐怡的“unc1e”，他还心有不甘，他希望能够做她的“husband”（丈夫）。在宋子文眼里，张乐怡太迷人了，又俏皮，又纯情，又可爱。每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宋子文总是称她为“小丁丁”，用昵称表示对张乐怡的喜爱。

宋子文尽管公务繁忙，但在1928年1月27日发表“国民政府对海关态度宣言”后，以“身体不适，需要休假”为由，不顾蒋介石的劝说，再次来到庐山，与张乐怡团聚。

这一回，宋子文给张乐怡带来了一份厚礼：一枚红宝石戒指。可他迟迟不敢拿出来，生怕遭到拒绝。但张乐怡接受了这份礼物。临走时，张乐怡问宋子文什么时候再来看她，宋子文紧紧地握住张乐怡的纤手，无限深情地说：“小丁丁，我爱你，我实在离不开你！我请求你尽快与我结婚。如果你说一个‘不’字，我财政部长也不做了。”张乐怡一听，顿时感动得泪水晶莹，低下头，驯服地倒在宋子文的怀里。

宋子文三番五次上庐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与宋美龄谈起此事，宋美龄听后笑道：“要弄清这个秘密很容易，就是下次他去庐山时，我偷偷跟着去一趟。”

数月后的一天，当宋子文正在与张乐怡喃喃私语时，秘书突然来报：蒋总司令偕夫人到了庐山，请宋部长前去一晤。

宋子文感到吃惊，当然，他也明白，纸是包不住火的。好在他与乐怡的事已经水到渠成，让蒋与妹妹美龄看看也不是坏事，于是对秘书说：“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与乐怡去会晤。”

经过简短的会晤，宋美龄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女子，她觉得张乐怡与自己有相同的一面：聪明、胆大、不怯场。于是，她和蒋介石都同意了这门亲事。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宋庆龄的引荐下，宋子文来到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孙中山见宋子文有胆有识，任命他为大本营秘书、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宋子文有声有色地大干起来。

此时，广州商团叛乱，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台”等标语。

宋子文沉着冷静，为孙中山出谋划策，顺利解围。孙中山对此十分高兴，握着宋庆龄的手，感激地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孙中山逝世后，宋子文签名于“总理遗嘱”见证人之首，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步入政坛，并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权。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这时，宋庆龄便把宋子文引荐给了孙中山。宋庆龄认为，她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所担心的南方财政问题。

宋子文于1923年10月抵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他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坛之路。

由于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孙中山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于1924年初陆续生效。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广东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实行征税。

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才干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孙中山准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辞职，任命伍汝康继任，宋子文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筹措资金，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中央银行于1924年8月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宋子文为行长。

宋子文就任中央银行行长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银行在广东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巩固中央银行钞券的信用。他主张纸币发行须有充足准备、反对随意增发纸币；与同业来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事，不可贪利而涉风险乃至投机营业；革命政权向中央银行借款，也必须有抵押品或切实担保。

广州军政府大门正因为如此，中央银行开业后，各项业务都能正常进行，银行的信誉也非常好。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国其他一些地方也获得承认。宋子文认真履行银行的保证，逐渐提高了银行的信誉。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给许多国民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广州的商人、买办和大亨却视他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广州商团的许多买办资本家对孙中山同苏联的友谊感到惊愕，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策划的广州商团叛乱爆发。商团军向参加纪念辛亥革命游行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0余人，受伤者百人以上。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民国9年3月发行的“阜丰机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这枚股票因认购股东为宋子文，背面并有宋子文及弟宋子良的亲笔签名而尤显珍贵。

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危急的形势，使宋子文面临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反动商团的猖狂进攻面前，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协助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为确保万一，宋子文悄悄地将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搬到“沃罗夫斯基”号船上。他还为孙中山、宋庆龄及各种随从人员、鲍罗廷及其苏联助手等的紧急撤离作了准备。孙中山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握着宋庆龄的手说：“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广大的广州工人、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指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和北伐军向商团军发起总攻，终于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团叛乱。也正在这一时期，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迫于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冯玉祥还决定把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北京政变后，北方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共同支配而由段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中央政权。三者之间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新局面。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途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12月13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由于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孙中山劳累成疾，北上途中，又怒不可遏地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谬论，更使病情恶化。他到达北京后，竟一病不起，送进协和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1925年1月29日，宋子文应北京急电北上。

来到北京后，宋子文同宋庆龄、孔祥熙等人一起，精心照料着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

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先生，在病床上仍十分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时常约见国民党在京的要员，嘱咐他们坚持革命。孙中山对宋子文说，有革命政府一天，须维持一天，勿令所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他们有什么话要讲。

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才说：“当1月26日先生入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幸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话，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迅速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字。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首先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备受国人关注。

宋子文在参加了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

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了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开始获得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形势的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其理财筹款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七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少年时的宋耀如机敏过人，满怀理想。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财政决议案》。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根据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广东国民政府制定了统一财政的计划。

随后，宋子文签发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的通电，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要求：

一、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

二、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

三、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

宋子文具体负责整理财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理了国民政府的财政：

（一）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二）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核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标，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在事业上不如意的查理，却意外地收获了爱情。（三）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分权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投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四）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分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于人口时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倪桂珍，当年那个温婉美丽的女子，用她博爱的胸怀孕育了一群不平凡的儿女。（五）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陆，占筑沙垣，查催补价”。1925年9、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六）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分别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作军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军饷工作有了起色，在1929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七）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清光绪年（1908）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而1924年全年库收只有789.6万元。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长：1923年政府收入为1031.6万余元，1924年为798.6万余元，1925年增至2518.2万元，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即宋出掌财政后的一年）猛增至8020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1927年为10876.8万余元。

风度翩翩的查理，迎来了他的爱情。这段情虽没能天长地久，可查理时常想起热情奔放的卡尔小姐以及她对自己挚热的感情。宋子文对其在广东革命政权整理财政的工作颇为满意。他说，前半年奋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歧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使统一日就完成。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使明统系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

诚然，这一段整理财政工作尚有许多不足，例如许多不合理的捐税还未废除，当时存在的税捐约有百种；农村的正赋（田赋），多由一般地主、豪绅、旧粮站差所包办，结果地主劣绅不用出粮，粮差则到处勒索；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方面的措施也不多，等等。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宋子文在广东整理财政还是成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国民政府的统一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

在广州，宋子文理财获得了成功。但是，在武汉，宋子文虽然也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收效甚微。宋子文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问题。

1926年下半年，当北伐军攻克武汉，占据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之后，革命中心已经北移，此时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中国南端的广州迁到内地已成为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1月16日，宋子文和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作准备。

此时，宋子文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

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孙科等在庐山同蒋介石举行重要会议，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要案。

同年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仅5人，其余4人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显然，宋子文已跻身于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

宋子文来到武汉以后，为了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他颁布条例，整理币制，准备发行金融公债2000万元，财政公债1500万元；设立中央银行汉口分行，自任行长，要求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等。但是，这些措施收效不大。

宋子文于1927年1月22日向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了他的财政方针。在这次谈话中，宋子文流露出对统一货币、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缺乏信心的思想。他说：“窃思以小洋单位改成大洋单位，同一银行所发行之纸币，票面上文字应当统一，及由西建改为洋建等等，皆为今日货币统一上重要问题，急望其能早日实行。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应该说，宋子文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既然，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那么，财政经济方面要想取得大的成效，当然是极困难，当然是不可能之事。显而易见，宋子文在1927年1月，已经或多或少地预见到他在武汉政府实施的理财措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婚后的查理，没有停息自己的脚步，而是一步步地向革命的道路走去。

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宣称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一律免职。

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被封闭，其寓所受到青帮和特务的监视。每次去宋蔼龄家，宋子文都要被孔祥熙和宋蔼龄“洗脑子”。

宋子文强烈反对蒋介石同宋美龄联姻，兄妹几乎决裂。

日坐愁城，去住两难。他对美国记者希恩说：“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宋子文打算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买一张船票离开上海。但是，他又说：“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少困难。我不知道回汉口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

一张旧船票，能登上哪只船呢？转折关头，何去何从？

的确，武汉国民政府此时面临着重重困难。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阴谋，挑起了迁都之争。蒋介石挟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2月22日作出了“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的决议，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一些国民党的要员们由于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表现出严重的动摇性。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威信，不能不影响到工商金融界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当然也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武汉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了。

宋子文在武汉呆的时间并不长。他1926年12月10日到达武汉，1927年3月27日，就赶赴上海。此后，他便难以同武汉方面保持正常的联系了。

东平路9号。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武汉政府派宋子文赴上海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对蒋介石“劝阻分裂”，另一方面则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

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通令，“为实行财政统一，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主持，并令江浙两省财政，非经宋办理，概不承认”。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江浙财政金融界行使权力。这些地区的年收入占全国年收入的40％左右，掌握了这些富庶地区的财政收入，武汉国民政府就有了可靠的财政来源。

上海是宋子文的故乡。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宋子文都同上海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号，建造于1928年。这两幢建筑都是孟莎式的坡屋顶，在陡峭的坡度上开设装有檐口的窗户，即“老虎窗”。建筑注重装饰，具有对称庄重的特点。宋宅的特点是有大露天阳台，宅前有大花园，花园里有各色植物。其中，岳阳路145号为荷兰式花园住宅，占地30来亩。

宋子文府邸隔壁的东平路9号，知名度甚至超过前者。这幢别墅原是宋子文买来送给妹妹宋美龄作陪嫁的。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即居于此，并将其题名为“爱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访蒋介石，商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蒋介石也想利用宋子文为其筹措军费。两人似乎一拍即合，蒋介石很快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支持宋子文对江浙财政进行接收处理。

宋子文在上海，力图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恢复联系。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宋子文设立了3个顾问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都被邀请参加。

宋子文此时的所作所为只是希望蒋介石能和武汉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却对宋子文的行动感到非常可疑，认为宋起着武汉政权代理人的作用。

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对峙的局面公开化。蒋介石逐渐向宋子文施加压力，劝说宋子文在他的政权中任财政部长并同武汉断绝来往，宋子文有些动摇。

当时，蒋介石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向上海银行家和企业家“贷款”。而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不甚明了，他们不甘心把钱“白白给”蒋，希望至少能拿到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保证，并请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他们以为如果以后不能从蒋介石那里讨回“贷款”的话，至少也可以在享有声望的宋子文那里得到一部分。宋子文自然是拒绝签字。

宋子文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气恼。于是，蒋介石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且指派财政官员。

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大典”。“国民政府”委员为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钮永建、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甘乃光、蒋作宾等。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钮永建为秘书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钱新之代），薛笃弼为民政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

南京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南部就出现了两个政权——武汉国民政府政权同南京政权对立的形势，各种政治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南京政府宣称已将武汉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律免职，令其他各部部长表明态度，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政府暂不委任部长，但将任命执行委员，以便执行政务。

4月20日，蒋介石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此时此刻，宋子文这位武汉政权的决策核心人物、财政部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面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强大压力，宋子文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他开始动摇了。

武汉国民政府不断派人赴上海，想说服宋子文回武汉。而宋蔼龄、孔祥熙以及蒋介石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影响。宋子文每次去西爱成斯路宋蔼龄的家或者西摩路宋美龄同宋老夫人的居处，都要被宋蔼龄和孔祥熙“洗一次脑子”。有时，宋子文宁愿呆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屋子里，以避开宋蔼龄。但是，青帮的恶棍却监视着这栋房子，这又使他感到十分紧张。孔氏夫妇还一再催促蒋介石加紧做子文的工作。

1927年6月，美国记者希恩来到上海，他想说服宋子文同他同乘一艘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并且确保宋子文的安全。

宋子文在会见希恩时，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并且请希恩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为他买一张同希恩同舱的船票，他还不断询问武汉事态的发展情况。

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子女，宋庆龄和宋美龄终其一生也只能孤身相伴，所以她们对孩子极其喜爱。当宋子文将自己准备同希恩一同离开上海的想法透露给宋老夫人以及孔氏夫妇时，立刻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样，宋子文便改变了返回武汉的想法。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对希恩说：

“我没有理由去（武汉）”，“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者使货币流通呢？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唉，我姐姐……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我怎么知道回汉口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呢？我怎么知道我能制止货币贬值？如果他们不断鼓励罢工和群众集会，那么干什么也无济于事。他们让人民处于想入非非的激动状态，他们肯定要失望的……请想想，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讨人喜欢过。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来，他们就把我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集会……我能怎么样？……”

在恐惧和动摇之中，宋子文留在了上海。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在其家族的影响下，宋子文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他对蒋介石同宋美龄婚姻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27年4月间，也正是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政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众说纷纭。在宋家内部，也泛起轩然大波，争吵不停。

有一天，宋家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宋蔼龄吹捧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争光”，认为这门亲事乃“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宋庆龄和宋子文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将来的成败尚是未知数，未必能给宋美龄带来幸福，坚持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宋老夫人也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又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老夫人根本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这次家庭会议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这次会议后，宋蔼龄反复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她费尽口舌，想让宋家的全家人相信，这门亲事对宋氏家族有利，对大家有利。

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为了迫使宋子文同意这门婚事，宋蔼龄、宋美龄经过商议，请求谭延阎出面调解。她们认为，宋子文对谭信服，谭的威望可以压得住宋子文。

这样，谭延闽的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应宋美龄电邀到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回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之所以谭延闽能“完成使命而归”，除了他的一番“道理”，弄得宋子文无话可讲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子文已经从众人的“劝说”中清楚了这一点：如果他反对这件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果不支持蒋宋联姻，就休想在上海继续混下去。

这样，宋子文终于表示同意这门婚事，并且愿意参加蒋介石集团的活动。

宋蔼龄一生饱经风雨，历尽升沉，然终因一女流之辈，不曾获得任何职权。繁花落尽，空余脂粉。宋子文于1927年7月12日又回到武汉。他向武汉政府的要员们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宋子文在当天晚上还会见了宋庆龄，转达了他的母亲、宋蔼龄、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所有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并且将继续同蒋进行斗争。

当天，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详细说明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由孔祥熙转给了蒋介石。

13日傍晚，宋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电文说：“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商定的日期”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蒋介石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

孙中山，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用毕生的心血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与此同时，宋子文也以探望母亲的名义赴日本。在日本期间，宋子文与前来求见宋老夫人的蒋介石见面，两人之间互相取得了谅解。在宋子文的引见下，蒋介石正式向宋老夫人提出了同宋美龄结婚的要求。

蒋介石拿出了同原配夫人毛福梅离婚的证明书，给宋老夫人和宋子文看了，解决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其他纠葛。蒋介石还向宋老夫人表示愿意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他的话，使宋老夫人感到满意。订婚的事，不久就宣布了。

1927年10月下旬，宋子文回国。为了垄断金融，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20条。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宋子文任总裁。

宋子文一面同孔祥熙密切配合，极力斡旋，为蒋介石复职四处奔波，一面同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一道，筹备宋美龄的婚事。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达成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介石复任总司令，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共同对付桂系。12月，汪精卫由于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攻讦，亡命法国，蒋介石重新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伴随着蒋介石的东山再起，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于12月1日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的舞厅里举行。在蒋宋婚礼上，宋子文是女方主婚人，报纸当时报道说，那天“新娘宋女士，由其兄子文先生扶持”，交与蒋介石之手。

1928年1月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则于1月7日正式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

实实在在的理财家

在其位，谋其政。

宋子文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面临着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局面。

宋子文采取整治措施：争取关税自主、改革盐税统税、成立中国银行、建立国家预算、发行巨额公债、施行废两改元。

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财政制度的奠基者”，也有人说他是“中华民国金融之父”。是对？还是错？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1928年初，宁汉合流实现，蒋介石重新复职，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委员身份兼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宋子文上台的第一天对记者谈话称：“现在收入每月仅二三百万，支出须一千一百余万，相去甚远。”因此，必须设法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

关税是近代各国收入的大宗，然而当时中国的海关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关税税率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协定关税的束缚，一直被冻结在值百抽五的水平上。这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由于大部分货品实行从量征税，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的水平。帝国主义国家依据协定关税所掠夺的中国人民的财富，是无法统计的。我国自协定关税以来，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因此，取消协定关税，已迫在眉睫。

当时，宁汉虽然已经合流，但北京奉张政府还未覆灭，还存在南北两个政府。宋子文作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当然要反对北京政府对海关的要求。1928年1月27日，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对海关态度宣言，称“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税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宋子文当时考虑的还不是废除协定关税，而是同北京政府争谁是继承者。

1月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祺接见路透社代表，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在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泰祺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各国不必为此担心。

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1928年春）宋子文发表海关宣言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按三七或六四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2月16日晚，宋子文在上海私邸设席宴请易纨士。宋于席散后，乘夜车回南京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因北京政府从中作梗，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

1928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胜利，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6月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此后，废除协定关税步伐加快。7月25日，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北京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随后，南京政府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都在条约中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这样就为统一税则和陆、海关税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缴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入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全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关税是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例如1932年关税收入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这样就为蒋介石集团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

但是，海关总税务司仍是英国人，其他各重要海关的负责人亦多为外国人担任，这妨碍了中国关税的真正独立自主。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期间，除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关税自主外，还对盐税和统税进行了改革。

盐税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悠久。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入民国以后，盐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另两大恶税是厘金、资本税。

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一部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它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孔家定居美国后，用聚敛来的盐政之弊，第二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经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

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诟病，南京政府也有所不满，因为它损害了南京政府的收入。这样，盐税改革就具有必要性，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

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他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入手之路。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运销等四点改革建议。

所谓统一收入，是针对当时盐税征收机关经常迟迟不将税款上交中央，并时常擅自挪作它用的情况而定的。宋子文希望能建立健全的收支制度，由财政部统一收支。所谓统一税率，是针对当时各盐区税率不一而言。税率的参差，实际上鼓励了从低税盐区向高税盐区的走私，于盐税收入增加大有妨碍。所谓整理场产，是针对当时盐场多年失修而言。因盐场仓坨毁坏，食盐散乱堆放，易被走私。所谓推广运销，是针对盐商包运包销而言。宋子文希望实行食盐自由买卖，在竞争中，为全国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盐，并进而增加盐税收入。

宋子文的上述四点意见基本上是1933年他下台之前，南京政府盐税改革的基本思想。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增添了不少内容。盐务界认为中国传统的取水煮盐法，速度慢、浪费大，提议改用晒盐法；宋子文就增添了废煎改晒一项政策。又因走私猖獗，旧式缉私军队与盐枭、盐商互相勾结，宋子文又提出整顿缉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接受舆论的一致呼声，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举，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资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之前，包商承办仍是广大地区食盐供销的基本方式。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仍旧沿袭。

宋子文原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2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钱财购得的长岛蝗虫谷巨宅。

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但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招募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獗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的协助。

由于宋子文采取了上述措施，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1933年度，盐税收入分别为3千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1.58亿元，除1932年度因东北丧失而损失不少收入外，其余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颇为得意地指出：“迨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竟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宋子文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办理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入，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行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2月成立卷烟统税处于上海，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进口税外，再纳32.5％的统税；土烟纳32.5％统税。1931年1月厘金裁撤后，为弥补财政收入损失，又将税率提高，进口洋烟税率为50％，土烟税率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纱织布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5.2公分以下，或每盒不过100支者，每大箱征税7.5元；长度过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包装或小桶之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1/10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麦面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一角。以上为开征时税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货物的税率是变化的。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财政收入为5.58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宋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使民众增加了许多苦难。以盐税为例，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入多，多负担；收入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压在头上的经济枷锁。

退一步说，即使由于种种理由而不得不保留盐税，宋子文也应该稍降税率，以减轻人民负担。可实际上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提高盐税税率，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弥补东北15％的盐税收入，宋子文通令各地盐税率上调，由原3％～40％不等上调至5％～6％不等。除正税外，各地当局在盐税上的附加多如牛毛。以川南为例，各种附加税捐每担达20余元，而盐本身成本不过一元，真是骇人听闻。对于各种附加税，宋子文开始命令各地维持现状，不能增加，后来收归财政部管理。本来，财政部曾声言，收回之后，即加废除，但是，等到真收回后，却全盘接受，经过“整理”纳入正税之中。这样，宋子文对盐税附加税的改革，便成为一场骗局。

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不仅着手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力图建立一个蒋宋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即中央银行。

1928年夏，宋子文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即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是由当时工商界人士和部分经济学者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这两次会议，为制定一项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建议方案。

经济和财政会议以后，宋子文开始筹建中央银行。为此，他于1928年10月主持制定了《中央银行章程》，并由南京政府正式颁布。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给2000万元的“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总行设在上海，于各地设立分、支行。中央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其业务范围包括：经营国库证券及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调剂金融市场，接受存款和以金银为担保的贷款，代理收解各种款项，保管证券等贵重物品等。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子文自兼总裁，并派他的圣约翰和哈佛大学同学陈行为副总裁。总行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系帝俄道胜银行旧址。宋子文处理行务、接见宾客多在行内，有时也在祁齐路私邸。

中央银行表面上采取三权鼎立制，除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最早的理事有宋子文、陈行、叶琢堂、周佩箴、王宝伦、钱永铭、陈光甫、荣宗敬、周宗良等，前5名为常务理事。监事会7人，有李铭、虞洽卿、贝祖贻、徐陈冕、林康侯、秦润卿、李毅臣等，李铭任主席。上述理监事人员，除代表工、商银行业和审计部门外，部分是宋的人，也有部分如叶琢堂、虞洽卿、周佩箴等都是蒋的关系人。总裁兼常务理事，并任理事会主席，集立法、行政权于一身，监事会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宋在开会时，提出议案，三言两语便解决，事实上等于宋说了算，亦无人敢持异议。

国民党政府虽于此前，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设立过中央银行，但与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并无连续性。所以它成立时，资力比较薄弱，组织比较粗疏，业务也比较简单，各方面均不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南京方面本拟发行2000万元金融公债，后来还是由中交和其他行庄凑足一个整数，作为中央银行的资本。

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业务局和发行局。业务局是对外营业的第一局，除办理总行业务外，并负监督和指导分行业务责任，主要业务包括国库存款和买卖公债两种。当时国库存款来源大多来自关税，另有一小部分来自附加税，即关税自主后的二五附加税。公债买卖，是受财政部委托，并委托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办理，每天从开盘到收盘，涨落的差价作为该局的一笔收入。

发行局是中央银行对外营业的第二局。其主要业务：发行更换券和辅币券；接运国外订印的钞券，加以盖印签章；保管准备金及钞券的现金兑现等。根据钞券领用办法，领券时缴七成现洋，三成公债，按市价折合，多退少补；而在钞券停止兑现以前，上海总行是无限制兑现的。由于当时发行尚未统一，中央银行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发，其他一些商业银行也发，所以中央银行所发钞券信用不够巩固，在人民心目中也不吃香，有转换成其他银行钞券的，也有辗转兑成现金的。为了防止大批钞券挤兑起见，限制很严。

稍后，中央银行又成立了一个棉麦处，全称是棉麦事务经理处。这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的机构，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一切秉承宋子文总裁命令办理。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宋子文曾与美国订立美麦借款45万吨，每吨作价美价美金75元，共计3375万美元。1933年，宋又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这次除麦子和面粉外，加上了棉花。棉麦的设立是受财政部的委托，办理上述实物的接运安排，以及储藏转买等事务上的手续，到棉麦接收处理完毕，机构也随之撤销了。

在外部，宋子文力图通过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实行控制。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创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清理结束，1912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总行设于北京。交通银行初系清政府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收付而设的银行，成立于1908年，总行初设北京，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这两家银行在当时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宋子文既要垄断全国的金融，必然要对这两家资力比较雄厚的银行进行控制。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定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颁布该行条例，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人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十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又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分别予以增资。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人物任董事长。这样，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1935年4月，南京政府又将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这时，宋子文虽然已不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其主要职务已由孔祥熙取代，但宋在财政金融界仍发挥重要作用。从1928年中央银行的创办，到抗战初期“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组成，无不有宋子文的汗马功劳。

中国银行宋子文就职财政部长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11日，南京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不久，蒋介石将所管辖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嫡系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各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4月，各军先后开始行动，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6月初，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在返往沈阳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军事时期将告终结”。

1928年上半年第二次北伐时，宋子文是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蒋介石要求他每5天筹集160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宋子文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开始改变过去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政策。他还想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

宋子文赢得资本家合作与控制预算的第一个回合，是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宋邀请了近70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45名省市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它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是由江浙财阀控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业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浙江人。

宋子文宣布会议计划时，对过去用高压手段筹款的办法表示歉意，承认“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他号召与会的头面人物与政府合作。他强调说：“除非人民能参与政府在政策上的系统阐述，没有一个政府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财政部并没有坐等高超的方案系统阐明。我们曾经召集过党外人士、纳税人代表对我们提出批评，进行帮助并予以指导。”宋补充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军队额限为50万人。会议同意了宋的提案。在宋的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五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实施。另外，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紧接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宋子文又于1928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中央和各省财政官员参加。宋子文在会上说：“中央及各省现有收入，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税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政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仁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困难的。在南京的所谓“国家”财政部，实际上主要税收只能取之于江浙两省，各地的新军阀都要截留他们所管辖地区的税收。宋子文希望利用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几种全国各省应交给南京政府的税收。但因出席会议的代表大部分限于江浙两省的官员，所以宋子文想要管理全国税收仍然只是个遥远的目标。但财政会议同意不久前召开的经济会议所通过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

财政会议结束后，宋子文曾打算立即前往北京，将裁减军费和管理预算的议案提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因国民党将领们不同意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提案，宋子文推迟了行期。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是蒋介石。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态度，蒋强迫北京银行公会会员贷款300万元？当一位银行家表示不愿提供时，就被罚款10万元。用敲诈勒索相威胁，对蒋来说仍然是用来对付金融家的重要手段。宋子文来到北京时，因出于蒋介石等的压力，又发行了300万元的公债。看来宋子文想轻而易举地推行自己的主张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监委等共30多人，谭延闿为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宋子文在会上提出，北伐期间他曾奉令每5天筹集160万元作为军事费用，办事亦无预算，他已经把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他的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

宋子文提出上述警告后，即向会议提出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的方案。宋的举动，得到上海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一百多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由虞洽卿率领到南京，在五中全会期间支持宋的建议而进行会外活动。上海商业界人士还于1928年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交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将不再筹集贷款。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相继成立了有宋子文参加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帮助统一国家财政。但是，这些做法，只是流于形式，全国预算委员会徒有其名，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也无事可做。宋子文的预算提案实际并未落实。

1929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宋子文再次提出预算计划，详述1929年预期的税收，坚持把军费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并提出了统一财政的三条办法：（一）中央财务上之行政须直隶于财政部，任何方面不得干涉；（二）用人权完全属中央；（三）属于中央之各项税收，各省绝对不能干涉和扣发。

编遣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宋的计划，1月17日作出决议：（一）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以后，即设编遣区；（二）全国现有各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三）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四）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40％止。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92亿元。

编遣会议虽然作了这样的决议，但仍是不能实现的空话。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实际上谁也没有准备编遣自己的军队。

宋子文为争取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所作的努力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宋在政府费用、预算控制和军费问题上始终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意见不合。宋想结束北伐时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以稳定南京政府的统治。但是蒋介石把军事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要国民政府的财政服从于军事。当时，蒋介石握有实权，而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其根基比较薄弱。他之所以崭露头角，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的联姻关系，孙中山、蒋介石都先后成为他的姐夫和妹夫。宋子文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从来没有一批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这样，尽管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也难以得到推行。

宋蔼龄跟随着孙中山先生，用她的聪明才智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多年后的宋蔼龄或许会回想起这段难忘的时光，可她却与革命的道路背道而驰了。同时，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只要军阀割据还存在，只要国内军事形势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全国财政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为缩减军费，建立国家预算所作的努力，最后都化为泡影。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支出都超过收入。如1929年收入3.34亿元，支出4.34亿元，赤字1亿；1930年收入4.84亿元，支出5.85亿元，赤字1.01亿元；1931年收入5.58亿元，支出7.75亿元，赤字2.17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借债。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达48.6％，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于国民党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在国际上没有恢复信誉，举借新的外债有阻力，所以贷款主要是发行在国内筹借的。南京政府的内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就发行了25种之多，计10.058亿元。这5年发行的内债，比北洋政府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发行的内债增加了一倍。

为了发行内债，宋子文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从1928年起，宋子文开始采取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过强迫的手段发行公债。具体办法是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出售给银行家，即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例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了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所以银行家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宋氏家族和宋手下的人也参与债券投机活动。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姊姊宋蔼龄以及财政部徐堪、陈行等创办的。这个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关系，既可预测市场动态，又拥有大量资金，所以在公债投机中相当活跃，经常在上海市场价格上兴风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中原大战，双方投入100多万兵力，历时7个月，波及20余省。宋子文不得不将军事费用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财政年度的3.12亿元。同时期的全部支出从4.34亿增至7.14亿元。1931年债券的发行总数为4.16亿元，超过1929和1930年度相加的总数。

宋子文不但未能实现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计划，军费总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这时公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推销公债难度越来越大。但宋子文仍在尽最大努力，如在推销公债会议上，以辞职相威胁和鼓励上海银行家进行疏通工作，并检讨自己未能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公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1931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蒋介石为制宪问题发生争执，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出于报复，软禁了胡汉民，从而激起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官员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同广州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联合起来，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反对蒋介石。广州政府扣留了两广的关税，宋子文的财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债的可靠性。向来易于受政治风向影响的上海公债交易的市价开始下跌。

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成为南京和广州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广州政府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惟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广州方面还攻击宋使用公债的隐秘，认为他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人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时，与广州方面有联系的《民众论坛》也对宋进行攻击，称宋子文掌管财政是“南京政府恶政的例证”。该杂志社说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发行公债，以超过9.55亿元的政府债券只换取4亿元的收入。南京集团一步一步地破坏了财政系统的基础。

南京政府和广州派关系的继续恶化，使中国重新处于一场内战的边缘。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双方才得以和解。

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公债行情急剧下跌。九一八事变后的6天之内，上海5种主要公债的行情平均下跌至不足票面价值的60％，到1931年底至票面价值的一半。日本侵略东北，不仅给南京政府提出了军事和政治问题，也同时损害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原来由东北供给的张学良军队，撤退至河北、山东后，成为南京政府和宋子文的负担，为了摆脱困境，1932年2月，宋子文致电各省军事长官不得截留税收，严令各项费用由中央政府发放。他又公布了一个厉行节约的计划：政府人员的薪水，从部长到士兵，大事削减，各级政府禁止浪费。但这些也不过是空喊喊口号而已。2月18日，宋又在上海和50多家银行界头面人物讨论整理公债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几乎所有公债的利率均减至年息6厘。各地持券人虽然不满，但出于压力，最后只得表示接受。

整理公债是宋子文的一大胜利。南京政府在第一年就省下近1亿元的公款利率付款。但持券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海公债市场于1932年1月25日关闭，直到5月2日才重新开市。公债市场重新开市时，重要公债仍在票面价值的40％至55％之间进行交易。

1932年7月，宋子文曾以自己的信誉向银行界担保，4年内不再发行公债，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改为直接向银行借款。1933年会计年度借款总值约为9000万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过去4年会计年度中的数目。宋子文所以能够借到这些款数，是因为他手中握有一张王牌。一年前，1931年8月1日，南京政府曾颁布了一种新税制，即征收银行发行准备金的税制。这个税法规定，银行发行钞票，60％为现金准备；40％为保证准备。保证准备金要抽收2.5％的税，等于所有的钞票每年要抽1％的税。这种税制遭到银行家的强烈反对，加上政局不稳．在1931年拖延下来。1932年8月，宋子文再次提出钞票发行税，并和银行家商定为300万元。《上海晚报》报道说，宋提出发行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300万元，而是用来压迫银行家给政府更多的贷款。所以，宋才答应4年内不再发行公债。

宋子文讲的仍是一句空话。1933年，由于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军费猛增。1932年7月开始的会计年度，军费每月平均2670万元；到1933年7月开始的会计年度，平均月需3100万元。1933年中政府赤字每月增至1000万元。所以，从1933年2月起，宋子文又开始重新发行公债。他原保证4年内不发行公债，实际上只不过一年时间。宋子文企图通过滥发公债，解救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后，在改革税制，成立中央银行，提出国家预算方案和发行巨额公债的同时，还施行了一项重要政策，即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是统一货币发行权，垄断整个金融的主要步骤。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图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概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左右银两，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其意见是“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我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经宋子文主持的财政部审议，认为事关“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重要问题”，惟当时本位银币的铸造尚有问题，要“上海造币厂克日筹备开工，尽量鼓铸，预计每日可铸八十万元”，以期达到“现金既充，民用既习，废两自易”。此外，还有本位银币的成色及重量和本位银币与银两的换算率两个重大问题，也一时不能解决。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人上海，达5446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宋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健庵为主任委员，任命贝淞荪、胡笔江、刘鸿生及洋人凯末、麦照特、雷祺为委员，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锋其及敛，只有那锐力的眼光突现，好像所有的智慧都在那目光中凝炼。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台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起施行。”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

继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在这天以前原订以银两为付收的，在上海应以规元银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4月5日申汇银行，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在这天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的收付，及一切交易仍用银两的，在法律上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预先于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日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本位币1元等于100分，1分等于10厘”等等。

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时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计1933年3月至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

宋子文推行的废两改元，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旧中国行使的银两，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银两不仅有实银虚银之分，各地重量、成色以及秤砝、单位上都有很大差别，难以互相流通。因此，银两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省际之间，都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用，对商品流通和人们生活极为不便。宋子文推行废两改元，去掉了这些弊端，所以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币制改革。废两之后，银元占领市场。银元无论形状、重量和成色，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一致的规范，流通行使较为方便。

宋子文推行废两改元，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并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废两改元虽然有这些积极作用，但它有局限性。当时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有的国家如英、美连金本位制也放弃了，而废两改元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产银国，而是用银国。因此，中国的货币权仍被帝国主义所控制。

对抗日的积极响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

他支持蒋介石依赖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他将税警团归19路军指挥，参加淞沪抗战。他联合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他与张学良一起拟定了热河抗战方案。

他试图通过欧美的援助，制定一个关于促进中国经济、削弱日本在中国经济力量的计划。

日本公开进行“倒宋”活动。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一再警告蒋介石和汪精卫，宋子文必须免职。

宋子文能坚持下去吗？

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俟机再起，以武力侵占东北，迫使南京政府完全屈服，进而将英美势力驱逐出中国，以达到其称霸远东的目的。

宋子文身为南京政府要员，虽然看到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但又认为远东趋势尚未发生变化，尚能以英美的力量牵制日本，因而对现实危险没有足够的认识。宋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才使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支持蒋介石在外交上不屈服，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第12届年会。9月19日，南京政府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谓中国政府请求国联“立即并且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联“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又电令驻美代办容揆，告诸美国政府。又电令其他驻签订《非战公约》各国使馆，告知所驻国家政府。

10月，南京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为了研究对日办法，宋于10月14日首次召集“外委会”委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会上，顾维钧提出：我方可由施代表要求即时撤兵为原则上赞成（日方）提案之交换条件。惟声明对于将来日本提出之大纲条件有关我国主权者，保留修改或反对之权。”对这样一个提案，宋子文也不敢作出决定。

30年代的宋子文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传贤（外委会会长）、顾维钧等在宋寓续商应付办法。此时已得悉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拟就了解决中日问题的三条办法，即日军退出被占领区，派中立国文武人员监视撤兵，俟上两点实施后两国直接谈判。这次会议，因有了国联的意见，加上蒋介石到会，宋子文心里才算有了底。

10月17日，外委会议定对日提案关纲预备方案：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兵退出占领区，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自提案之权。这项预备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满足英美特别是美国的需要，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不久，在国联理事会上得以通过。

南京政府认为“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因而对时局备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于10月25日再次邀请外委会委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商议对策。这次会议决定先发宣言，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16日前将军队撤尽，俾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留与日接洽余地。

南京国民政府但是，日本置国联决议和中国提案于不顾，11月22日，开始进攻锦州。25日，施肇基又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也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认为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等国不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军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双方各守现地。南京政府依靠国联干涉日本的计划破产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要其勿抽调驻锦州部队人关，坚守防地。

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侵占我国东北，而且还要侵占我国华东，直至占领全中国。它们为了取得一个继续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的仍然是依靠国联干涉的政策。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事变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19路军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19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并以宋子文留驻上海，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其指挥。

2月6日，驻上海英海军司令克莱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祺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祺、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办法，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列席。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总解决。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除宋外，顾维钧及蒋光鼐、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在座。克莱“注重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整个问题之一部分，须照英、美、法、意四国提案办理，以致形成僵局。

宋子文这一主张，同南京政府不尽一致。南京方面，则主张先解决沪案。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等进行指责，谓“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宋子文见自己的主张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主张不合，于2月12日致电给当时在徐州的蒋介石，称英使“愿调停如下：（一）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特别市区，由警察维持至国联调查委员会三星期内到沪后再定；（二）日军退至未战前原防并退出吴淞所占各地。”宋经请示蒋介石后，还未来得及与英使续商沪案解决办法，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第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于20日午后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正面答复。3月1日，上海日军即发动了全线进攻。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决定调税警团配合19路军抗击日军。

税警团是宋子文为了严密控制财政机关，充实国库收入起见，在财政部成立的一支部队。名曰税警团，实际上比当时陆军部队团的编制、人员、武器等都要好。税警团直属于财政部，其官员的任命与扩充，经费的增减，武器的补充，防地调动等等，一切都听命于财政部，直接受宋子文的指挥。

税警团原驻于津浦线，总团部设于蚌埠。后移至沪杭线，总团部设于嘉兴。一二八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在上海、浦东一带，第1团驻徐家汇，第2团驻南翔，第3团驻闸北，第4团驻浦东，总团部设于徐家汇。在此期间，税警团正在积极进行补充训练，宋子文常从南京到上海，总是喜欢在法租界祈齐路第1、3、7、9号4幢连成的大公馆里，召见税警团的各级将校，询问该团的各种情况。当他听到训练进步很快，士兵如何强壮，服装如何整齐，纪律如何严明，武器装备又超过正规陆军时，宋子文就高兴得不亦乐乎。

但是，事情很不凑巧，当宋子文热心上海练兵的时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阴谋强占淞沪的时候。

一二八抗战前几天，税警团第3团驻扎闸北太阳庙一带。第19路军第78师的一个团，也驻闸北车站及天通庵一带，南京的宪兵团正陆续开来，准备接防闸北。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战车巡逻队则日夜在边界巡游示威、侦察，企图吓走将撤未撤的第19路军。由于日军欺人太甚，第19路军官兵个个摩拳擦掌，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税警团驻在这个战争边缘地方，既怕同日军打仗，又怕挨骂，而不敢公然撤退，处境非常不妙。当该团的军官把日军横行无忌、企图挑衅的情况向团长张远南报告，并请示“日军如果冲到营前怎么办”时，这个团长竟干净利落地答复：“关上大门，不许开枪！”由此可见，一二八沪淞抗战之前，税警团是消极避战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了，全国人心振奋。上海各界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下，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奔走呼号下，在文化界和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下，无不热烈支援孤军奋战的第19路军。海外华侨也热烈捐献财物，支援抗日官兵。稍有民族天良的人，都对南京政府只想依靠国联，按兵不动，动辄拥兵内战，而不援助19路军抗日的做法不满。就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将校，也有请愿出兵上海，援助第19路军抗日的。

宋教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与黄兴组织华兴会，是1905年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因积极组建国民党奔走于南方各地发表竞选演说，准备出任内阁总理，维护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制，深为袁所忌。1915年3月，被袁世凯指派的人刺死于上海火车站，年仅31岁。到了2月中旬，淞沪抗战越打越烈，税警团因战火烧到身边，既无法安全脱身，又怕国人唾骂，或被友军缴械。在此情况下，宋子文才同蒋光鼐、蔡廷锴等磋商，决定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南翔税警2团，归第19路军指挥，参加抗日战争序列。待张治中的第5军开来上海参战后，税警团的参战部队，改名为第5军第87师独立旅，以原税警总团长王赓为旅长，受第5军指挥。为什么要改名为独立旅呢？因为宋子文怕税警团参战，会遭8国银行团反对，停止拨给盐余经费，为了瞒过8国银行团，继续取得盐余拨款，故不以税警团名义参加作战。因此，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

宋子文直接领导的税警团虽然参加了抗战序列，不少官兵也很勇敢，如税警2团第1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但也有人在大敌当前，把力量用在内耗上。

税警3团团长张远南，本是公子哥儿出身，又自恃与宋子文的裙带关系，待人接物，颐指气使，骄横得很，对税警总团团长王赓历来不放在眼里，还曾控告王赓十大罪状，想搞垮王赓，自己取而代之。因此，王、张关系很不融洽。税警团参战后，王赓拉拢另两个团长唐海安和陆文澜，合谋赶走张远南，以泄平日之恨。为此，他们特在宋子文面前揭露张远南在日军进攻时挖墙逃跑的行为。宋子文听后，果然大发雷霆，要撤张远南的职，并拟派莫雄继替张的职务。

莫雄和王赓一同去见宋子文。宋明白莫、王二人的来意，开口就说：“张远南是无胆匪类，怕日本人怕得要命，不能当抗日的团长，我决定撤掉他！由你莫雄接替他的团长职务，以免将来丢人！”话虽然这么说了，但莫雄以为张远南毕竟是宋的妻兄，现当宋火气上头撤他，火气过后，难免又要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人情。于是，莫雄对宋说：“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这样激烈的时候，突然撤职，名誉扫地，他在社会上怎样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部长要用我，就委一个参议职务，战时指挥第3团作战，平时就做王赓总团长的幕客吧。”王赓虽想撤掉张远南，但也有所顾忌，一听莫雄这话，也插嘴说：“这个意见很好，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宋子文不加考虑地连声说：“同意，同意。”立即亲笔委莫雄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并说：“马上到差。”从此，莫雄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3团参加淞沪抗战。

2月下旬，王赓以旅长身份参加军事会议，散会后带走会上下发的第19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王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并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第19路军旅长王赓云云。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与美国有来往，当晚被日军扣押数小时，即由美国领事具保释放。

阎锡山（1885～1960年），字伯川，军阀。山西五台人。从1911年辛亥起义任山西都督，到1949年太原解放为止，在山西执政达38年之久，中间曾因倒蒋失败下野一年多，但其实山西的军政人员都听命于他，可谓是民国历史上极其复杂的人物。王赓出事后，宋子文命莫雄为代理总团长，即战时的独立旅长。莫雄指挥税警总团参加了淞沪抗战末期的战斗。2月底，侵沪日军已增加到近10万人，而19路军连同前来支援的第5军和税警团，总共不足4万人。3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后，我第一线部队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总指挥蒋光鼐即于当日下令转移阵地。税警团奉命于3月1日深夜开始行动，一部分由龙华机场沿沪杭路向辛庄方向撤退，一部分随第5军司令部由南翔向东塘墅方向撤退。淞沪抗击，旋因南京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结束。税警团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

在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19路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宋子文决定调税警团参战，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税警团的官兵先后参加了守备龙华机场和庙行镇等战斗，伤亡惨重，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宋子文当时作为驻上海的国民党要员，主要仍致力于国联的调停，声称：“各军事长官未得军政部长命令自由行动者，虽激于爱国热情，亦须受抗命之处分。”这些做法又阻碍了上海军民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和大量主权的丧失。宋子文和蒋介石有所不同，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

1932年10月，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与蒋介石不和，被排挤出国，公开报道是因病出国就医。汪出国后，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宋想利用这个新职位，促使蒋介石改变对日态度。12月间，宋联络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以期达到抗日目的。这个议案要求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议案还号召全国一致抵制日货，并谴责全国大同盟对付日本侵略的行动缓慢。“中国人民必须效法奋勇抵抗日本的19路军和第5军。”但是这一提案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决了。

1933年热河告急，宋子文赴前线慰劳官兵，左为张学良1933年初，日军由关外向关内进攻。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庆营300余人力战殉国，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但何部孤军无援，1月3日，山海关沦陷，接着日军向长城一线进犯。

在日军向长城一线推进时，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了北方之行。同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等。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所以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宋子文等到达北平后，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前方情况。

2月18日，宋子文等在张学良陪同下，前往热河视察。热河省会承德是清皇帝行宫之所在，宫殿富丽堂皇，风景优美。他们第一天是观赏风景，第二天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开了一次欢迎会。会上宋子文致词称：“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接着在清宫清音阁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期张学良、宋子文联名电告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说：“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入侵。”张学良又与张作相、万福麟、宋哲元等20余名将领发出通电，表示决心抵抗，呼吁国人支援。当时估计，热河至少可以支持3个月。

宋子文与张学良回到北平后，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成立了两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1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辖孙殿英一个军团，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张廷枢的第12旅、冯占海等义勇军。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召集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出席。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画防线，当他画到冷口、喜峰口一线时，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哲元却说：“我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张说：“你放心，我派何柱国支援你。”宋哲元仍然不肯接受。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与奉军内战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辞推诿。不久热河抗战失败，各军不能团结一致，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月21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3个师团兵力，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促应战，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如开鲁一战，敌军撂了几个炸弹，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军崔兴武旅不战而降。万福麟第4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而溃，朝阳随之弃守，日军长驱直入，于3月3日以百余骑的先头部队，突入承德，汤玉麟逃奔察哈尔，万福麟逃入喜峰口，张作相逃往古北门，热河就这样沦陷了。

热河失守后，全国哗然。张学良电蒋介石自请处分，并要求调集全体东北军，反攻热河，收复失地，蒋未予答复，而全国舆论，除谴责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屈辱方针外，张学良更为众矢之的。3月8日，国民党中委石瑛向中政会递交提案，要求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撤职严办，汤玉麟缉拿枪决。同日，上海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地方协会等8团体联电国民党中央各机关，要求将张等按军法惩治。

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发布命令：“热河省政府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敌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急先行解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随即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南昌飞汉口，再从汉口乘车前往石家庄，召宋子文、何应钦商谈张学良下野办法。蒋、宋、何预商后，再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

3月8日夜，张学良偕同顾问端纳等从北平乘专车前往保定。此时，张学良虽已提出辞职，但还没想到蒋此来是要他立即下野的。他仍想面请蒋介石调集兵力、补充械弹，反攻热河。张到保定时，蒋的专车未到，宋子文却先来了。宋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副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此时，张才醒悟蒋约他会晤的锦囊妙计，当即答复宋说：“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蒋介石的专车达保定。这是蒋介石第二次到达保定。1907年，蒋曾来保定军校学习军事专科，二十多年后，再次来到这座古城。蒋介石的专车未到之前，保定全城即宣告戒严，自车站向东直通军校的大街上早已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警察局勒令沿街门窗一律关闭。下午4时，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到蒋介石的专车上见蒋。不等张学良开口，蒋先说：“接到你的辞职电，知你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对我两人都不谅解，进行诘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下水，以平民愤，否则将同遭灭顶。”张学良立即回答：“我不敢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好”，没有多谈。

张学良同宋子文一起告别蒋介石后，两人一起同车到长辛店分手。宋约定张不久在上海相见，并答应为其办理出国手续。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由何应钦取代。4月10日，张携带眷属，乘意大利罗西伯爵号轮出国。

热河抗战计划失败后，宋子文于1933年5月出访欧美。他在出国期间，开始制定一个关于促进中国经济、削弱日本在中国经济力量的计划。计划的要点包括：结束日本关税特惠待遇，以美国贷款设立发展经济的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争取国联派技术代表团来华，组织中外金融界的咨询委员会以代替原来的银行借款团。

宋子文首先决心取消日本在中国的特惠关税待遇。如前所述，1928年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曾为废除关税协定进行过活动。经过一系列谈判之后，南京政府终于在1928年底公布了新税率，并于1929年2月1日起生效。但关税自主没有取得日本同意之前，并没有完全实行。东京要求如棉织品、海产品等几种商品在3年内给予优惠待遇，以此为同意新税率的代价。

1933年5月，日本的特惠协议满期。其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讨论了中国经济问题。当宋子文谈到中国将不再给日本以特惠关税待遇时，罗斯福表示支持。5月10日，宋子文在华盛顿答记者时称：“与罗斯福总统对将在世界经济会议上讨论之关税、银价及其他经济币制等问题，意见已趋一致。”又称：“在伦敦会议上，中国最大目的在稳定银价，中国赞成美国建议，成立关税休战协定。”

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开幕，六十六国派代表出席，宋子文率中国使团出席会议。会议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讨论了货币及信用政策、物价、关税协定等问题。这为中国不再给日本特惠关税待遇提供了外部条件。

因此，宋子文发电指示南京政府财政部公布新的税则。修改后的税则，对棉毛织品、食品及未列各货品进口征税率有较大提高。日本的进口受新税的影响最严重，某些产品的销路减少了约1/2或1/3。按照当时海关官员赖特的说法，这个税则没有给予日本任何更多的特惠税率。可见，宋子文这方面的活动有所收效。

宋子文此次访问欧美各国时，还准备发起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为中国的大工业和铁路建设获得长期的信用贷款。这个咨询委员会的国外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而无日本人。宋子文想用这个机构来代替早在1920年由列强组织的无积极作用的银行团，这样就把日本排除在发展中国经济事业之外。宋子文邀请美国人蒙内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美国银行团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英国银行团汇丰银行的阿迪斯·查理爵士等为委员会成员。

宋子文还同美国签订了5000万元的棉麦借款合同。这个合同规定：美国建设银公司以美金5000万元贷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以此项借款4/5购买棉花，1/5购买小麦和面粉，年息5厘，3年还本。嗣后，宋又在日内瓦商定了由国联派遣以拉西曼为首的技术合作驻华代表团，来帮助全国经济委员会发展经济事业的计划。

宋子文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反对。日本当局认为，宋子文的行动是企图利用西方的支援为它们的要求设置障碍。所以，它们千方百计破坏宋的计划。

在宋子文回国之前，日本人就阻挠宋的国际咨询委员会计划。摩根公司的拉蒙特同原银行团日本组的野原大辅联系后，拒绝参加宋的委员会。拉蒙特说：“反对日本须要加以考虑，因为本公司在日本做着大量的生意。”野原大辅还和汇丰银行的阿迪斯联系，并且相告有关宋的真实意图。伦敦不愿疏远日本，最后也就不同意英国金融界参加新的委员会。所以，宋子文的国际咨询委员会计划最后破产了。

也许那是个晴天，也许是阴天，对于孔祥熙来说那是个金色的、充满诱惑的世界，到处都是光与音乐。1933年8月，当宋子文启程回国时，日本报纸发动了对宋的攻击，指责宋在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宋所乘轮船预定在横滨停靠，中国报纸暗示宋将往东京访晤日本当局。然而日本政府明显表示宋是“不受欢迎的人”。这样，宋子文便没有在横滨登岸，并拒绝接见日本记者。

日本方面不仅对宋出访的行为进行阻碍，而且企图强迫南京将宋撵出政府。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与前任国联理事局副秘书长杉杨太郎一再警告蒋介石和汪精卫，宋必须免职。1933年8月29日，宋子文回国时，他将被免职的谣言已经流传开来。《中国评论周报》指出：“他被当作亲英美政策的主要代表与南京的当权者不合。”

日本人还采取了切断上海资本家对宋子文的支持的策略。大阪《每日新闻》说，中国银行家是一个松懈的环节，日本可以笼络这个资本家团体来对抗中国的反日情绪。谣传说有影响的几个银行家和商人渴望恢复与日本和满洲的贸易关系。有记者报道说，某一“知名的”本地银行家表示，他愿意支持任何一位亲日的财政部长。日本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说，江浙财阀强烈反对宋子文的棉麦借款，只要宋在任内将拒绝贷款给政府。

这些攻击只是日本方面的“倒宋”宣传。实际上，上海的资本家多数是支持宋子文此次出访及其所作所为的。如上海的棉织厂和面粉厂主荣宗敬公开赞成棉麦借款，银行家头面人物愿意在宋子文在任内再借款给政府。

为了欢迎宋子文出访归来，上海资本家还为其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8月29日，当宋子文所乘轮船抵上海码头时，不少T商界头面人物前往欢迎。这些都说明，日本人的挑拨没有得逞，国内各界是支持宋子文的抗日经济计划的。

第二章　国乱家乱政坛新星

母亲逝世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31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也是宋子文极为沉重的一年。

外患、内忧及家愁接踵而至。

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沦陷。

长江流域，洪水泛滥，灾民遍野。

宋氏家族也突发不幸。

当年7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卫士6人，昨晨7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在候车室门前，突有多人抽出手榴弹、盒子炮、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北站大厅忽然变成战场。”

宋子文为何大难不死？又一历史悬案。

1931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东三省大好河山沦陷。同时，发生了全国性大水灾。自1931年7月20日起，苏皖各地大雨成灾，南京、镇江、无锡、扬州、芜湖等街市尽成泽国。25日，湘鄂两省也发生大水灾。28日，汉口江堤溃水，灾情严重。8月2日，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淹，水深处与房平齐；9日，长江水标达50尺零5；17日水标达53.7尺，陆地可航行50吨以上船舶。这次长江中下游大水灾涉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另外，河南、山东、浙江3省同时发生大水，8省受灾农田1.6亿亩，灾民达6000万人。

为了统筹救灾，南京政府于8月14日决定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16日，水灾救济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要救灾，首先需要的是钱。可是30年代初，南京政府由于发动反共战争和消灭异己的军阀混战，浩繁的军费，使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增加。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行救济水灾公债。

宋子文此前虽然发行了大量公债，但这次却不主张多发，初拟只发行1000万元。然而立法院认为1000万元太少，主张发8000万元。为此，出现了一场争论。

8月下旬，宋子文在谈救济水灾公债时称：公债发行多少，须经救济水灾委员会详细调查研究后，方能决定，现立法院主张发行公债8000万元，并拟一部分购买赈粮，而对于政府业与美政府交涉购美麦问题未加重视。又关于保管基金，另设保管基金委员会一事，亦无必要，因财政部有保管基金委员会。鄙人现向中央提议，在购买美麦正在进行交涉及本会提案正在准备之中，仍请按原定计划，先发行公债1000万元，并由现有保管基金委员会代为保管。此次救济水灾，需款之巨，众所共知，政府尽其财力所及，筹款救灾，鄙人极所赞同，但吾人对此问题，必须注重实际，故为财政上之第一步计划，仍应按原定提案，准许发行1000万元水灾公债云云。

立法院对宋子文进行了反驳，多数委员认为：现有灾民达6000万人，即使发行8000万元，再加借贷美麦，共计不过1.2亿元之数，灾民所得，亦属无几。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说：“此次灾情之重，不仅本国政府应尽力救济，即世界各国亦莫不表示同情。以前估计，灾民在五六千万以上，如照财政部原定一千万元施赈，实不足数日之需。政府虽已与美国商议赊购麦粉，其数额亦不过四五千万元。但此次救灾，决非专重治标所能了事，盖若辈灾民，均已失去生活基础，政府如不设法之妥善安排，隐患将不堪设想。”立法院多数委员还表示，对此事愿以去就为争，即政府如不发行8000万元救济公债，他们就辞去立法委员职务。

9月2日，国民党中政会举行第287次会议，于右任任主席，决议如下：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由财政部分期发行；本公债收支及基金保管方法，仍由财政部依照惯例办理。实际上，这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既依照了立法院8000万元的主张，又依照了宋子文由财政部保管基金的意见。9月8日，南京政府令8000万元作两期发行，本月先发3000万元，12月内续发5000万元，着财政部先筹垫款，办理急赈，以资救济。实际只发行了第一期3000万元，第二期5000万元因形势变化未再发行。9月3日，国民党中政会又由于右任任主席，讨论了宋子文所提购买美麦问题。决议：数量为5万吨；价格按照美国口岸起运日之市价；付款办法，以美金在纽约付还，年息4厘，从1934年至1936年每年付三分之一。

公债的争论与美麦问题解决后，宋子文的救灾委员会开始工作。救灾委员会下设7股，各股主任是：调查股主任曾溶甫，财务股主任宋子文兼，会计稽核股主任张嘉璈，卫生防疫股主任刘端恒，运输股主任虞洽卿，灾区工作股主任朱庆澜，联络股主任孔祥熙。

宋子文指示灾区工作股主任朱庆澜发表灾区工作大纲，规定了工作方针、工作大纲及收容组织等项。工作方针是：（一）灾区工作，以救命为前提，但不以救命为止境；（二）灾区工作，注重标本兼治，除散放济赈外，实施各项防灾计划，如水利移垦等，以为根本之救济；（三）充分利用灾民协助工作之实施，以谋引起人民对于农业复兴之兴趣与决心。

工作大纲规定，灾区工作分为三个时期：（一）救急时期，9月15日以前；（二）过渡时期，9月16日——1932年2月15日；（三）恢复时期，1932年2月16日以后。特别强调了救急时期的工作，包括捞救灾民，施放食品，设收容所，排泄积水，抬埋人畜尸体，设药防疫和训练过渡时期工作人员等。

每个收容所规定收容1250户，每户以5人为计，约6250人；每所分为10闾，每闾125户，设闾长1人；闾分5邻，每邻25户，设邻长1人，每所设管理员1人，由主任指派督率闾长、邻长实施村自治，阊长、邻长由村民公推，每所建窝铺650座，每座住2户。但这些只是纸上的东西，实际难以落实。

在救灾工作中，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放赈机关，直辖的有宁属区、江北区、长沙区、武汉区、九江区、郑州区、芜湖区、皖北区、济南区和长安区；代办的有首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宋氏三姐妹携手联合在一起，共商国事。都水灾委员会、湖南湖北善后委员会、豫省特别赈务委员会、皖中南联合办事处、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四川各该省赈务会等；补助机关有上海全国筹募水灾急赈会、江宁水灾委员会、丹江工赈局及其他各地设立的收容所。

放赈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动全国各界捐款，救济灾民。据1931年9月13日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财务组公布，收到各界捐款银元2534224元，小洋2935角，铜元3318枚，银73316两。上至官僚巨贾，下至贩夫苦力、狱囚乞丐，莫不解囊相救。一方有难，四面相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自然也要做些表面文章。

9月9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央银行首次召开救灾大会。到会的有宋子文、孔祥熙、许世英、朱庆澜等80余人。宋在报告中说：“此次受灾，除江淮流域以外，兼及运河区域，近日黄河流域亦同罹巨劫，灾情之重，毋待鄙人赘述。至今日，灾区内灾情之科学确实报告，尚不可得，鉴于此事情势之重大，才设立本会，处理救灾事宜。”宋子文此前虽然也说过对水灾要标本兼治，但这次会上不再提及治本，只主张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他说：“有人主张开浚淮河，改良长江水道，这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是无经费，这笔经费至少要1亿元以上；即使有了经费，工程技术亦不敷应用。”他说：“美国密西西比河水患，前后用于治河之费，在数万万以上，犹不能消弭其祸，故改良长江水道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该会的目的。”他认为，救济水灾委员会只能“尽力为灾民急赈，尽先后发放食品，建造收容所，及置备卫生防疫等事宜。”宋子文预计，未来6个月的费用为7000万元，其中购麦3750万元，运费1200万元，救灾工作费1000万元，灾民寒衣费350万元，卫生工作费100万元，已拨急赈费100万元，准备金500万元。实际远未达到这个数字，据一年多后，1932年12月28日宋子文发表的水灾赈务报告，自1931年8月14日至1932年底，急赈支款共计为668万余元，麦12.7万吨，受惠者为496万余人，工赈受惠者约1000万人。

南京政府实际发行救济水灾公债3000万元，即使照宋子文发表的数字，也只为急赈支出668万元，不足四分之一。大部分用到哪里去了？全国大水尚未消退，日本帝国主义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此情况下，救灾委员会灾区工作股主任朱庆澜“代表”六千万灾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国民党要员，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危”。救济水灾公债名义上用于国防，实际主要充作了“剿共”经费。在蒋介石的“剿共”大业面前，宋子文主持的救灾工作是不重要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1年7月，正当全国发生大水时，宋家也发生了不幸。7月23日，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倪太夫人病逝后，宋子文向南京政府请假一月，办理丧事。因此，宋子文出任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长也是徒有其名，主要精力用在家事上。

20世纪30年代宋母遗体由青岛运到上海，停放于西摩路宋宅。挽宋母去世的是“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适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有这样显赫地位的子、女、婿的母亲，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宋母病逝时，因宋庆龄尚在国外，葬礼延期举行。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宋母治丧委员会决定，8月17日“开吊”，18日“引发”。

8月17日，为宋母倪太夫人开吊之期，灵堂即设在西摩路宋宅外客厅中，厅外悬挂着南京政府颁给的“教忠报国”四字横匾一方，灵堂内满置花圈挽联，备极庄严。17日上午8时至下午6时，中外宾客前往吊者，络绎于途。计有赵晋卿、张群、王晓籁、王一亭、杜月笙、日使重光葵及各国领事等，约数百人。

12时30分，开始公祭。南京政府派参军杨啸天、田沛卿二人主祭。上海市长张群代表南京政府致祭于宋母倪太夫人之灵曰：“呜呼，猗惟贤母，系出汉儒；毓灵珠浦，钟秀罗浮；幼著柔嘉，长称淑慎；刈葛知勤，采蘋识敬；相其夫子，经营四方；比翼万里，联璧一堂；教有义方，既周且至；封鲜敦廉，丸熊励志；令仪令誉，遐迩无间；鱼轩就养，鸠杖看山；九点烟青，二陵峰碧；一旦仙游，遽归真宅；人怀懿范，国褒女宗；陇罔纪德，彤史扬风；一代哀荣，始终有则；酹酒陈词，灵其歆格。”官方祭文用尽溢美之辞，这对养育了名人宋子文等兄弟姐妹的倪太夫人也未尝不可。

8月18日，为宋母举行葬礼。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清晨6点举行了宗教仪式，宋氏家人亲友齐集宋宅花园草坪上，听牧师讲述太夫人行状，牧师开头引了几句《圣经》中的话，接着就以倪太夫人的口气说：“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优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那声音，那话语，竟像太夫人快乐地和大家告别，音形毕肖，使悲恸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些，随即出殡。

宋氏家族除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因身体不适未参加以外，都参加了葬礼。蒋介石本以“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原准备“派张群代祭”。但在宋美龄的催促下，还是暂时撇下“剿赤”军务，赶回上海参加了葬礼。蒋介石于当日凌晨5时40分才赶到上海，随即乘汽车驶往西摩路宋宅，在灵中堂向宋母灵柩行耶教祭礼。蒋下车时，穿夏布长衫，戴着草帽、墨镜，抵宋宅后，即换黑衣布袍，黑袜黑鞋。灵柩原定清晨5时由西摩路宋宅出发，故参加部长及执绋亲友均于天还未亮之前就在宋宅集合，但因蒋介石来沪奔丧，5时40分才到宋宅，故改迟至6时30分出发。

出殡时，宋子文等三兄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三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女婿孔祥熙、蒋介石依次前行。宋家三姐妹等均全身衣黑纱旗袍、布履、黑色纱袜，面罩黑纱，垂首饮泣。蒋、孔两人亦衣黑纱长衫尽半子之礼。

参加和保卫葬礼的部队，有上海警备司令部宪兵一个营和军乐队；海军部海军陆战队一个连和军乐队；公安局警察第一大队全队，机车队和军乐队，以及英法两租界中西巡捕、各军警机关侦缉员等，总数不下千人。

队伍从西摩路出发，经南阳路、小沙渡路、走静安寺路、往西人大西路、经中山路、虹桥路、而至万国公墓。沿途警备特别森严，公安局机车队及捕房探捕为先导，沿途巡视，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为总指挥。执绋来宾有何成浚、贺耀祖、连声海、杨杏佛、虞洽卿、张群、马福祥、朱培德、王正廷、杜月笙、黄金荣、陈绍宽、王柏龄、蔡元培等。此外，于凤至女士、于右任夫人、戴季陶夫人等亦亲自乘车送殡。

宋子文夫妇在父母墓前的留影上午9时许，灵车至万国公墓中央礼堂，宋子文等三兄弟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蒋介石、孔祥熙等恭站灵前，由江长川牧师主礼，举行祈祷约五分钟。祈祷时，宋家人人泣不成声，蒋介石亦频频以巾拭目。祈祷毕，宋子文悲痛地说：“我们没有妈妈了！”惹得姊妹们又悲伤地哭泣起来。

9时30分，开始举行人葬典礼。墓穴在礼堂前左首，即傍宋子文父亲宋耀如西侧，穴深5尺，穴内铺以水泥，墓外四周铺以青草，灵棺由穿蓝色长衫工人10名，徐徐由礼堂抬出，宋子文等尾随其后。灵棺入穴时，棺上盖以青天白日党、国旗两面。宋子文等在墓前最后行三鞠躬礼，向母亲告别。从此，养育了宋子文等兄弟姐妹六人的倪太夫人和宋耀如一起，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绕，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址之中。

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倪太夫人的葬礼，使宋家姊妹集合到了一起，但不同的政治信仰，又使他们很快分离。宋庆龄不满蒋介石对中外进步入士的镇压，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开始着手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美龄支持蒋介石转返江西，指挥“剿共”军事。宋子文于8月底返南京，销假视事。当时全国水灾仍然告急，各省纷纷电宋子文，要求救济。湖北省救灾急赈会于9月9日电宋子文：“鄂省灾民一千余万，仅得中央赈款17万元，连同中外捐款亦只一百万元，赈款太少，无济于事，请速拨巨款赈济。”然而，宋子文不知是孝期未满，还是要把经费用于支持蒋介石“剿共”，国人得不到这位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的答复。宋子文虽然对养育了他的父母尽了吊丧的义务，但对养育了他的中国人民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却没有怜悯之心。这就难怪他人有心要谋刺他了。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惊人的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及卫士6人，昨（23日）晨7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炮、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北站大厅忽变成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幸免于难，秘书唐腴胪则身中三弹，于昨午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这则震惊朝野的消息，就是著名的王亚樵谋刺宋子文事件。

王亚樵的刺杀目标本来是蒋介石。王亚樵何以要刺宋，说来话长。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打垮了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后，便张罗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希图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南京和广州为中心的争权夺利斗争，便以“约法之争”形式爆发。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在这次会上无人敢反对，惟独身任立法院长的粤系元老胡汉民起来激烈抨击蒋介石擅自约法，蒋、胡矛盾随之激化。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扣押，软禁于汤山。这样一来，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各派反蒋力量齐集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急坏了胡汉民的老亲家林焕庭，林便邀请李少川暗中疏通王亚樵，想除掉蒋介石，以解救胡汉民。粤系核心人物孙科也希望如此，这可使南京政府“断梁”，广州政府便可取而代之，故暗中赠王20万元作为刺蒋的经费和代价。王亚樵在北伐胜利后与蒋介石闹翻，险遭杀身之祸；刺杀蒋介石，正是王一直追求的目标，便一口答应，接受了孙科的巨款。

王亚樵受命后，经过周密的策划，首先在蒋介石当时轮流穿梭的南京和庐山两地派人侦察，南京派去“铁血锄奸团”核心人物、南京行动组长郑抱真，庐山由华克之指挥，这是王手下的两员干将。郑抱真到南京后，很快就探知蒋介石已乘军舰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便回上海报告王亚樵。王当即决定派华克之去庐山，并将一只火腿挖空，把两支手枪及子弹塞在里面，再封好火腿，派人送上庐山，交华克之使用。

一天蒋介石到太乙峰前竹林中散步，担任刺杀任务的陈成拔枪射击，但在慌忙之中，两枪均未命中，陈成反被蒋介石侍从击毙。事后，华克之撤回了上海。以后蒋介石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刺蒋已不可能再进行。

王亚樵经与孙科的手下商议，决定改为刺宋，以杀鸡儆猴。宋子文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他下台；同时宋往来于上海与南京之间，警卫不严易于得手。

目标确定后，王亚樵当即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制定计划，秘密布置。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当时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自南京返上海，再于下周一去南京办公。郑抱真已探知宋的行动规律，所以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动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

在上海八仙桥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开的，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赚了钱作“铁血锄奸团”活动经费，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小泥鳅”的极为活跃机敏，他已钻进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郑便派人去购烟幕弹。“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小泥鳅”在购烟幕弹时，发现还有二枚，经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在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事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以挑起军事冲突。另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扩大在华的权益，反对使用武力，所以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郑抱真将买到的烟幕弹交给王亚樵后，就来了南京。他在南京又买通了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该会计每天都要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每天要出门总向他打招呼，所以情报准确。7月22日宋子文对该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郑抱真得报后，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郑抱真发完电报，“小泥鳅’急从上海赶来南京，迫不及待地向他报告：“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铁血锄奸团，以便在上海发动战争。”“小泥鳅”还了解到，常玉清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趁宋子文和重光葵出贵宾门前时行刺。

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在上海总领事馆，每周一到南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他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行刺得手后就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站内外，以制造栽诬王亚樵的证据，这样中国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

郑抱真听了“小泥鳅”的报告后，感到问题严重：明天王亚樵刺宋子文，常玉清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民族的罪人。华克之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但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毅然决定他和华克之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发警报，以便使他们不出车厢，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再说王亚樵在上海接到郑抱真的暗语电报后，立即在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现场。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肩并肩走出车站。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

重光葵和宋子文乘坐的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唐腴胪机要秘书。车停稳后，重光葵随着人群出了站，上了汽车。宋见重光葵先走，觉得他是客人，有些过意不去，没等旅客走完便匆匆追了出来。

孔祥熙的生日宴会，众亲友为他祝寿。虽风光不在，可依然是众人追捧的对象。这时守在车厢中待机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见宋子文已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的枪击圈内，便不顾一切地跳出车厢，紧急对空鸣枪，以示警告。卫士们立即拔枪还击。王亚樵手下人看到郑抱真信号还以为需要支援，便向卫士开枪。一时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这时重光葵的汽车还未走，子弹从车站的砖墙上反弹过来从重光葵的汽车顶掠过，重光葵急令司机开回官邸。宋子文和随身秘书唐腴胪从未见到这种场面，惊吓得在贵宾出口处进退不得。常玉清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一下发现宋子文就在出口处，与他并肩走的人身穿夏布衫，手持黑色皮包，中等身材，认为这就是重光葵，遂发出“目标已达”信号，于是常玉清手下刺客立即趁乱集中射击，“重光葵公使”应声倒地，身上连中三弹。常玉清见“目标”已中，迅速示意撤退。此时王亚樵手下的人也误以为宋子文倒在血泊之中，遂甩出烟幕弹，人马安全撤出。

孔祥熙在政治纷争中，落得个仓皇之局。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孔祥熙可有照片中的这样达观？混战过后，常玉清想不到这次行动如此顺利圆满，王亚樵也认为宋子文必死无疑，郑抱真则后悔不迭，以为重光葵已死，日本将借此发动战争，他们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事后才明白，被击中的“重光葵”乃为替身，倒在血泊之中的乃是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唐腴胪时年32岁，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不到10天，刚新婚不久。当时枪战一开始，他亦惊呆了，在出口处东张西望，想找个安全处，想不到一下子一颗颗子弹朝他聚击。宋子文见唐倒在血泊中，腿脚一软，居然躺倒了，然后躲到一名保镖身后最后跑进站长室，连一块皮也没伤着。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有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我立即把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五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客在开枪，可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刺他的人只是吓吓他，警告他少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无从考证，也就只能作为悬案了。

到底为何多次辞职？

桩桩险境，重重压力。

宋子文激流勇退，先后四次辞职。

《时事月报》分析宋子文辞职的原因是“七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

汪精卫对记者谈宋子文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30万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说：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

他私下还说：“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到底为何辞职？耐人寻味。

宋子文自1928年初出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至1933年10月最终辞去这一职务，为期6年。在南京政府中，除孔祥熙外，他是任期最长的财政部长。

但在这6年时间里，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不是一贯制的，中间有过多次辞职，或真或假，或长或短，原因不尽相同。

宋子文第一次提出辞职是1929年8月6日。如前所述，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压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宋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就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允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余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晚，宋返南京复职。

宋子文曾经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裂，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本兼各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院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署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署理财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故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黄第一次到上海，曾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

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署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孙科为什么如此大胆？有人说，因为他是孙中山的儿子，所以有革命的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的脾气；因为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的脾气。他有时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当他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最好的时候。但可惜的是他发革命脾气的时候，也同发其他两种脾气，而且发革命脾气的时间也不长。因此，他不能坚持政治主张。

手拿酒杯的宋庆龄若有所思。是在想又找到了一位可以与之共同对抗蒋介石的朋友，还是心有他物？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往汉口“剿共”总司令部，要求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这一作法，使宋子文的节缩计划流产。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这时蒋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蒋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幼年的宋庆龄已然有了满卷诗书胸中握的豪情。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宋反对更多的借款。他说：“这个方针存在着毁灭、政治不稳及最后的灾难。赤字和短期借款的恶性循环，此中痛苦我久经饱尝……我愿继续做纠正自杀方针的人。”持票人的牺牲，使预算得以平衡，而这样的牺牲“不能再重复了”。他又说：在日本侵袭期间，上海银行面临很多的困难，“实际上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崩溃在即，只有悉知国内情势的人才能领会。”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吗？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1932年蒋介石写的手令宋子文辞职后第3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允打消辞意，但须请假略事休养。6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到沪挽留宋子文与陈铭枢。7月7日，在上海协商达成了妥协方案，军费从每月13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比蒋原来要求的1800万元短300万元。宋同意复职。7月12日，宋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实际上，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1933年夏，宋出访欧美回国后不久，请辞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接任。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宋子文此次辞职的原因，说法不一。半官方的《时事月报》说，宋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七年来工作过度，他感到精神上、体力上疲劳不堪”。但宋否定这种说法。10月30日，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说，任何健康状况不佳的报道都是错误的，他不准备用“东亚病夫”作为辞职的托辞。宋说，实际上他出国归来后数月特别健壮。但宋拒绝公开说明他辞职的原因。据胡汉民私下说，宋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

读书时的庆龄，如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清澈、美丽。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出国期间，蒋介石突破了他的预算，而且把这笔钱都花在最近一次“剿共”军事行动上。宋子文回国后对此非常恼火，急急忙忙去见蒋介石。这次会见终于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争吵，最后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为此辞去职务，由孔祥熙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官方关于宋辞职的解释是由于难以解决的财政状况。10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对记者谈宋辞职原因时称：“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

但把财政状况解释为宋辞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财政问题固然严重，但宋曾应付比这更坏的情况。报纸专栏作家王仲芳写道：“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政府经常在财政困难之中……去年尽管有长江水灾和上海战争，宋成功地平衡了预算……现在国家的条件并没有像一年以前那样危急。”“鉴于他过去的振作有为和气魄，说他辞去政府的职位仅仅因为他不能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这种论调听起来实在可笑。”

宋庆龄以她那独到的见地以及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坚守在革命的阵地上。事实上，宋子文辞职主要是由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引起的。蒋介石在同汪精卫等商量后，决定进一步寻求向日本妥协，而宋子文“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示他反对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任何措施”。《密勒氏评论报》说：“所以，宋子文的辞职可以充分解释为那些早已致力于消除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极大胜利。”

另外，在“剿共”与抗日什么为最重要的问题上，蒋、宋也意见不一。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主张抵抗日本，同时用经济和政治的办法扑灭共产党。《中国评论周报》指出，“因此，他的辞职可能意味着放弃这种政策，又回到武力统一的老调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宋子文辞职后，南京政府的亲日派采取了更多的妥协政策。

宋子文的四次辞职说明，他和蒋介石有着既想依靠，又相抵触的关系。蒋介石下野时，他也跟着下台，说明他是与蒋介石共进退的。但当蒋介石对日本人采取妥协政策，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时，宋子文又持不同意见，因而最终辞职。应该看到，宋子文的对日态度也是动摇的，只是因为他代表英、美在华利益，在矛盾的国际事务中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宋子文也并非放松对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只是因为难以筹措巨额军费，而主张采取其他手段。

奉命访欧美

罗斯福总统邀请英、法、德、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开会。

宋子文并非中国政府的“政治领袖”，他却奉命率团出访美国。

白宫发表新闻公报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大会上，阐述了南京政府对外合作方针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

西方各国对中国技术合作的要求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对于谈判内容，国内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态度又如何？

宋子文最后一次辞职前，于1933年春夏之际对欧美进行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访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转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美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

美国政府原则上邀请的是各国内阁总理，如总理不能亲来，改派代表参加亦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是宋子文。汪精卫因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又非美英势力代表，不愿前往。宋子文推举立法院长孙科。汪精卫经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电商，认为孙科因立法院工作羁身，不能前往；宋氏担任财政多年，此去较为适宜。

4月14日，汪精卫偕外交次长徐谟、国民党中委李石曾从南京乘车抵上海，与宋长谈。汪称：此次来沪，完全为敦促宋部长代表我国出席华盛顿会议。因此次会议关系极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财政部长宋子文及立法院长孙科二人中择一代表出席，但孙氏为立法院长，关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组织法、国民大会之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须于7月1日前制定，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请宋前往，且宋为我国财政当局，熟悉世界经济情形，此席更觉相宜也。宋子文推荐孙科为代表本是谦让之词，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便答应担任代表。

宋出国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4月16日，宋前往蒲石路汪精卫住处，与汪讨论了宋赴美后的财政布置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意见。在国内财政方面，宋出国期间，部务由财政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镛、孔祥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在轮在陆，均可收到。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汪、宋认为，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我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4月17日，宋复往蒲石路，与汪再度商洽，并向汪辞行时，汪建议宋最好去江西与蒋一谈，但宋恐耽误时日，有碍船期，只是电告蒋介石。

宋除同汪商洽外，还先后同在上海的要人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讨论了出席事宜。

1933年6月，宋子文在伦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4月16日晚，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为宋将出国，在西爱咸斯路私邸举办欢送会。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出席。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进行了一番吹捧：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达到经济制裁日本云云。接着，史量才、虞洽卿、贝淞荪等致词，说了一番类似的话。

行政院长汪精卫宋子文在会上致答词说：兄弟蒙各位筹款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我国时，余因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即行启碇。以我国现在之经济而言，农村破产，商业凋敝，通货咸流入都市，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我国因是而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我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决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决不是去求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的这番话，有些是实言，有些则不然。如国内经济破坏的原因，他讲了三条，即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和日本的侵略。其实造成经济衰败的政治上的原因应该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而这一点正是宋子文所看不到的。

1913年3月，孙中山先生与宋耀如，梅屋庆等人摄于日本神护。4月18日午12时，宋子文乘杰克逊总统号轮启碇离沪。同行者有中国银行行长贝淞荪、财政部顾问杨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秦汾、前驻美使馆秘书魏文彬、秘书黄纯道等，还有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科员蔡寿生随同赴美，担任译电工作。

宋子文启程时，上海各界及宋氏亲友等前往码头送行。江海关盐督唐海安来得最早。此外如法驻沪总领事梅礼蔼、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尔高、交通部长朱家骅夫妇、外交次长刘崇杰、财政部次长邹琳、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南京政府顾问何东爵士、银行界代表李馥芬、商界代表闻兰亭、商界要人杜月笙、虞洽卿及宋夫人张乐怡、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前往送行，共不下三四百人。

从码头至杰克逊总统号轮这小段距离，需坐小轮。为此，海关方面特备镜辉、克胜、勉力3小轮，及浚浦局小轮飞利、大来公司渡轮一艘，供宋氏及欢送人员乘坐。宋氏及其家属等所坐为镜辉小轮，舱内备置各界所赠花篮一百多个，并由财务部代表持白布横条，大书“欢送宋部长出席华府经济会议”字样。一个政府官员出访，造成如此声势，在当时实属少见。

为了向各方张扬此次出访的诚意，宋子文在码头发表了书面谈话。略谓“此次世界经济谈话会，中间所拟讨论之大部分问题，固然为各国相互之间关系，然与我国亦有种种重大关系。故驻美施公使首先电本人，邀请出席，同时政府亦决定委余前往。因各国相互间种种问题不能解决，故全世界经济状况，陷于非常困难，一时不易解决。余深信国际间的问题，只有开诚合作，始可彼此达到圆满之目的。为世界幸福计，为我国利益计，对于此次会议，我国必须尽力赞助各国，以期达到此会之目的。”宋发表书面讲话后，即在蒙蒙细雨中登轮而去。

经过半月航行，宋子文等于5月4日抵西雅图。宋抵达后，发表一简短谈话，声称：希望世界经济会议完全成功，中国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助增进世界和平而谋世界之福利云云。

5月8日，宋子文抵华盛顿，下榻前海军总长亚丹士家内。当日中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宴请宋子文等，并邀请政府要人及国会议员数人作陪。因宋为美英势力代表，且与罗斯福同为哈佛大学毕业学生，对方招待颇殷。

5月9日，宋等与罗斯福、赫尔及美方经济顾问多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重心是如何发展中国经济与稳定中国政治。罗斯福认为，中国政治的安定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想以提高银价为诱饵，推进美国向中国倾销商品。双方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措施。白宫会谈后发表的新闻公告称：“总统与中国财政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

宋子文在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期间，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入为担保。借款的使用办法，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账订购美国棉、麦。货物启运时要尽量租用美国船运输。偿还办法，约定货物从货栈起运时算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价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如果延期偿还，给息5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宋子文美棉麦大借款。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愕然，立刻舆论大哗。因为众人皆不知晓宋子文赴美负有此项借款使命，且此次借款方式奇特。既为借款，借方又不能自由支配，只能按贷方的规定以美棉、美麦支付。这样一来，名曰借款，实际是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垫款，是美国以借款的名义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这必然要引起全国各界的不同议论。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说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者。立法院有监督外交、财政之权，不审兄等此云何。（二）宁国府发行国内公债已12万万。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一些实业界人士认为，美棉麦借款虽然可以补我国棉业、面粉业一时的原料不足，但从根本上看于国家经济无益：如不从复兴农村经济着手，我国工业没有前途。他们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内战。

在全国反对声中，南京政府急忙采取3项措施，以安人心：第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孙科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要求我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决定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第二，急忙补行法律手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借款，提交立法院审议。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借款案合法化。第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宋子文的美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中央为此一番安排，便完全合法化了。

美国热心向中国借款，是它的全球竞争计划的组成部分。自从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之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三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一、军备竞赛，二、关税战争，三、货币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全球竞争中，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工业资本家的政治代表，而不像前总统胡佛，是美国金融财团的代表。所以，罗斯福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推销商品，热衷于货币战。在他身边的经济顾问，几乎都是主张放弃金本位，实行银本位的坚定派人物，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德门，便是坚定的白银派人物，也是美棉麦借款的怂恿者。宋、罗谈判后，关于银价的具体问题便是毕德门及其他白银派议员与宋子文会谈的。

罗斯福上台后，为摆脱经济危机，便发起了货币战，而中国则成了美国倾销商品的重要市场，因此他大力拉中国加入美国的白银集团。1933年5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有关决议案，训令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美国代表，设法订结复用白银为货币的国际协定。5月16日，罗斯福对世界44国元首发出共同申请书，要求缩减军备，绝对废止用于侵略的武器，制止武装军队偷越国境，冀以挽救军缩会议的失败，促成世界经济会议的成功。致中国政府书于5月17日由美驻华使馆参赞送外交部呈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日，南京政府立即开会讨论，决定无条件接受美国的申请书。19日，用林森主席名义电复罗斯福，称“美总统之宣言，不失为谋世界政治与经济和平之一勇敢而有力的呼吁”，“然关于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及进攻华北各地等实际问题，均未明白提及”。因此要求予以考虑。

宋庆龄典雅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孙中山。为了爱情，他们携手同封建势力，同家族努力斗争。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两人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俾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于成。”

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采用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指在中日纠纷中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宋子文的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罗斯福总统邀请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是为6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拟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未最后确定。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淇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5月27日，宋子文一行从纽约赴伦敦。

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盟会负责办理。国联自接受这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①安定物价问题；②关税休战问题；③安定币制问题；④国际贸易问题；⑤疏通汇兑问题；⑥改善生产问题。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女士在日本横滨举行婚礼。他们的结合引来了世人的非议，却为黑暗之中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线曙光。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各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有代表3人，与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代表席次上，即显示了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首相麦克唐纳任主席，英皇首先致祝会辞。他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时之所未见。从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他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延长憔悴景象，且将使负有管理世界之责者，丧失信用；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千（英）里，而美国则有铁路27.5万（英）里；中国有汽车大道2万（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镑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说：“西方现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诸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宋子文还阐述了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成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用此种主义。”“中国欲视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用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他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鹄的。”

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定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班牙、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以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4项：（一）以国联会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会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对于此事应援助中国政府。（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会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行政院，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

《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汪精卫，刊登于1935年3月18日国联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书，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抗日的目的。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用适当手段予以阻挡。这样看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上，在主张把中国市场对西方各国开放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事情。

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后，又先后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8月13日，重返西雅图搭乘大来公司杰克逊总统号轮，于8月29日回到上海。

宋子文在上海休息数日，9月2日到南京复命。宋首先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并答拜行政院长汪精卫。是晚，汪精卫在铁道部官舍设宴为宋洗尘，各院部官长被邀作陪。宋在宴会上答记者称：（一）此次观察感想较深者，为欧美各国目前在经济恐慌环境中，沉着奋斗，国内党派，在平日所持政见，同多不同，但遇重大问题发生，彼此均皆牺牲成见，携手协谋。倘我国朝野，能同具此种精神，则国难虽深，总有摆脱之日。（二）棉麦借款，政府早经决定用于建设一途。惟此后如何支配，须待中央详细讨论后，方可决定。惟予敢保证，决不将此款移作他用。（三）外交方针，中央早有一贯之政策，予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不能特具主张，不过盱衡大势，当以自强不息为圭臬。（四）借重要国际专才，襄助我国办理如水利、筑路各种工程，行之已久，此次所订合作办法，不过范围略事推广。盖我国各种工业及农村建设，均在幼稚时期，为谋国家生存计，此种建设在所必要。宋子文的这番话，旨在开脱国内各方对其出访期间某些不妥做法的指责。

宋子文到南京后，经与汪精卫商定，于9月4日赴江西，与蒋介石会晤。前往者除宋汪外，还有孙科、孔祥熙等。是晚在庐山蒋介石私邸举行会议，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唐有壬、曾仲鸣、邹琳、陈绍宽、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首先由宋子文报告出国经过，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应罗斯福之约，参与经济谈话会，及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之情形；（二）游诚美、德、法、英、意、比诸国，访问各友邦当局；（三）漫游欧美，在各国考察政治、军备、建设、政党等之印象。报告完毕，宋子文的出访也以有始有终而告结束。

然而，宋氏此次出访所带来的影响却刚开始。宋在出访期间办了两件影响最大的事，即对美棉麦借款和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但是，“美援”实际上是“援美”。因为按借款合同，美国90万包棉花、1200万斛小麦等剩余农产品，将转化成白银流入美国的金库。欧洲各国通过技术合作委员会也捞到了一些好处。日本外务省的声明，表示它要与西方各国再展开一场争夺战。当时世界各国共分为五大金融财团，即：英镑集团资本；美元集团资本；欧洲金本位集团资本；德、意、奥、匈四国的法西斯金融集团资本与日元集团资本。宋子文的行动，以加入美元集团为开端，将世界五大金融集团的势力都引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新的投资战与倾销商品的竞争，中国的政局更加复杂。

首先，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加深了胡汉民等广东元老派与南京中央的矛盾。美棉麦借款，倾销美国过剩农产品，对中国虽然有一时的小利，但从根本上看对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有害。胡汉民等把全国舆论界对南京的批评当作炮弹，猛烈攻击南京政府，要求财政公开。胡汉民把他的8条政治主张简化为6个字：“军从政，政从党。”其用意在于改组国民党中央，缩小蒋、汪的权力，由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切，企图重走1928年以“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法”进入国民党中枢的老路。但此时的蒋介石已非1928年的蒋介石，不可能再按胡汉民的设计安排自己的政治命运。蒋介石拉胡的目的，是防止他另立中央，破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此项政策正是胡汉民攻击的靶子。宋子文欧美之行又给他攻击蒋、汪中央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更难解决。

其次，宋子文的欧美之行，使汪与蒋、宋间的隔阂更深了。蒋、汪矛盾一直存在。蒋、汪合流以来，汪精卫一直强调“法制”，强调一切大事都要取决于中央政治会议。结果法订了不少，执行的没几条。汪对蒋的专断很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汪精卫对宋子文表面看来十分尊重，曾为宋子文独断专行大借款进行辩护。但当人们议论宋子文的行动，是要使国民党的外交方针“面向欧美，背朝日本”时，引起了亲日派汪精卫的注意。8月28日，即在宋子文回国前夕，汪精卫在行政院纪念周报告中说：对于国际的经济及技术援助，“亦吾人所需求”，但“非借以纵横捭阖，重贻东亚及世界之纠纷”。强调中国不宜多求外援，暗示不同意宋子文广求欧美援助。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欧洲之行虽然进行过赞许，但在怎样使用棉麦借款问题上，也和宋意见不一。迫于国人的指责，宋主张将借款用在建设上。蒋介石却一再向财政部提出增加军费，使宋没有闹财政独立的余地。因此，蒋、宋之间也似一只烛，燃尽自己为他人照亮前行的路。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汪精卫害怕宋子文拥有西方经济技术援助搞乱了对日外交，于是采取助蒋压宋之势。这样，宋的财政部长就很难当下去了。

贵为总理却连自己的一所房子都没有，夫妇二人一心只为着革命事业，却过着清贫而又充实的生活。南京政府搞东西方平衡外交。但是，日本对宋子文的举动反应十分强烈。当宋子文回国路经日本时，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邀请他顺便登岸，与日本政府进行会谈。但宋子文连船都未下，只在甲板上接受日本记者摄影，未发表任何谈话。这使日本政府大为恼火，并确信南京是在拉西方以抗日本。所以，日本把宋子文列入国民党中亲英美派代表，并扬言中国如果引进第三种势力对抗日本，它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南京政府此时确已走上了拉西方以抗日本的道路。但是西方各国并不公开反对日本，而是既利用它以牵制苏联，又防止它在中国不断南下。与此相适应，南京政府面对发怒的日本只得设法使它息怒。特别是汪精卫，深知对日外交的利害，绝不敢干引进西方而惹怒东方日本的事情。既然宋子文已经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不如让宋子文下台，以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同时也可使因美棉麦借款而引起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这样，蒋、汪在撤换宋子文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在1933年10月辞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才是主要的。

宋家发了财

宋子文终于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但是，他不甘寂寞。

全国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孙科三人任常委，而宋子文却实际主持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他制订西北建设计划，策划币制改革，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期加快资金的筹措。

这条路他到底能走多远？

宋子文出访回国不久，1933年10月即被撤销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宋氏大权旁落后，开始另辟蹊径，利用同蒋介石、孔祥熙的特殊关系和手中的余权，继续干他的事业。

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虽被撤销，但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其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也仍然保留。

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9月，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等10余人为委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各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建设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它们的音调各异，竞争激烈。张静江一度想掌握财政经济大权，以发展他的江浙垄断势力。但当时宋子文掌握着金库的钥匙，不能如愿。张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被经济委员会取代后，他只好退而经营江南汽车公司、杭州铁路及若干发电厂及矿厂等。在蒋、宋的压力下，张未能“大展鸿图”，导致蒋、张关系破裂。

汪派没有军事、经济实力，陈公博当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都想背靠汪精卫这个行政院长的政治力量有所作为，所以汪精卫在经受政海风波之后，“以建设求统一”“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的调子唱得很高。不过，财政、经济大权在宋、孔手中，欲有作为，也无从下手。

1933年10月2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第98次纪念周上强调，美棉麦借款归全国经济委员会。该组织由汪精卫、宋子文、孙为治科3人任常委，蒋介石不兼职务。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以求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但是汪精卫宣布不扩大机构。同时，宣布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以解决纺织品滞销及粮食产销问题。

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爱情，宋庆龄独自抵挡着腥风血雨。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及国联技术合作委员会顾问拉西曼，开了第一次会议。因汪精卫主行政院，孙科主立法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实际由宋主持。会上，宋子文再次强调，棉麦借款全部用作生产与建设需要，而首先要办理的是修公路，加强水利、卫生事业，及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当天，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指出制棉工业既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又是危机最甚的工业，抱怨中国农人与企业家无能，警告工人不能“惟提高待遇之是骛”，要求工人与资本家“同舟患难，更应相互保持”。甚至称，“现有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均为空言”。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女士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10月6日，南京政府令，即以上海买办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棉业统制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10月11日，国民党第378次中政会常会决议，除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外，特派黄绍竑、顾孟余、朱家骅、陈公博、祥熙、吴鼎昌、张静江等32人为委员，以建立南京中央对棉业、农业的完全控制。

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由于美棉麦难以售出，几经波折，总计得4350万元。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发展民用航空事业，180万为赣省治标费，100万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650万，卫生事业50万，赣省建设事业190万，西北建设事业250万，棉业统制100万，蚕桑改良75万，茶叶改良6.4万，燃料研究10万，调查研究20万，所余作预备费。”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在会上作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报告。他着重说明了从事建设的重要性，并追述了争取美棉麦借款及与国际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称，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后的工作，在于制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他又称，自是而后，中国建设“将进入实施时期，当为国人所乐闻也”。宋子文的报告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兴趣，不管是否会出现使国人乐闻的事情，国民党中央总算提出要搞建设了。

这一时期的建设，据全国经济委员会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供的数字，从1933年10月至1935年9月，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的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陇海铁路，即潼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航测；（三）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

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但除导淮与黄河水利两委员会有所安排外，其他委员会形同虚设，除任命一批官吏拿高薪外，无实际措施。

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但只连云港修建起来了。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复兴农业”。此举不仅着眼于促进工业的发展，更着眼于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广大民众中的深刻影响。在苏区由于实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豪绅的统治，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生产力很落后的基础上，便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显示了无限生命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给全国贫苦农民指出了光明前途，这是南京政府最害怕的事情。而“复兴农业”的旗号，正适应了蒋介石在军事“剿共”的同时，进行政治反共的需要。宋子文认为，“复兴农业”的办法有两条途径：一是官办农村建设，二是以学术团体名义兴办农村改革事业。官办的农村建设，首先在红色根据地巩固的皖、赣、湘、鄂4省举办农贷。在这些区域内，当地国民党政府在“剿共”军事的支撑下，由官办乡村互助社、合作社等，与红军争夺群众，破坏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由学术团体举办的农村改良运动，在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也出现了高潮。

在宋子文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推动下，1935年6月，蒋介石发起了经济建设运动，称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互为表里。新生活运动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而经济建设运动则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一时造成了很大的宣传声势。但是，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是与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密切相联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没有渡过之前，什么美援、英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1935年以前，尽管经济委员会开展了不少工作，但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出现转机。

1936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经济也开始活跃。中国农业，由于1936年全国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两年多来又采取了某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出现了增产的势头。1936年的中国工业、商业、农业比1935年都有较大的增长。如与国民党统治刚刚建立的1927年相比，1936年可算作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

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但极不稳定，有时还出现倒退。官僚资本则稳步增长。在1937年以前，官僚资本虽然没有像金融界那样占垄断地位，但在工业、交通、商业中却都迅速扩张势力。在交通事业上，通过接收原北洋政府企业，修筑公路、铁路、港口等，除外国投资部分外，都把持在官僚资本手中。官僚资本原来在工业中的比重很小，据经济委员会统计，到1935年则有明显增加，比重占全部工业的12％，民族资本占88％。官僚资本的增长，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垄断地位打下了基础。在商业中，官僚资本借助军事机构的掩护，大肆扩张。如孔祥熙经营的“祥记商行”，专营布匹、煤油、颜料；宋子文利用对外联络之便，经营粮、棉进出口业务，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当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们发现经营稀有金属矿砂有利可图，便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资源委员会”，垄断了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矿产。但庞大的中国市场官僚资本无法全部垄断，所能垄断者不过外贸与批发而已。

宋庆龄泰然自若地走向了飞机，那样地坚定，那样地执着，那样地勇敢……官僚资本乘复兴农村运动之机，扩大了在农村直接占有土地的数量与经营项目。但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广大农村，不可能形成少数集团对农业的垄断，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特征。

总之，宋子文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30年代中期开展了一些工作，充实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实力，在客观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建设是在美元、英镑的支持下进行的，就使中国的经济逐步地走上了依赖英、美的道路，是典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经济形态。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遍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

4月22日，宋子文由上海抵南京，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与国际的技术合作，决不为日本方面的无理反对而停止。此次考察目的，就是要利用国外技术，加快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宋子文发表谈话后，旋过脚即乘车北行。同行者有财政参事秦有阜、秘书陈康济、银行界胡筠、财政顾问程行中及侍卫10余人。

4月25日晨，宋子文专车抵潼关。潼关各界约500人到站欢迎。宋在专车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继赴第一关，并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10时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再乘车西进，12时抵渭南，由陇海铁路局工程段招待午餐。下午3时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在华清池贵妃池沐浴后上车。下午5时抵西安。

26日上午10时，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到会者有万余人，宋子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不出的快慰。”接着，他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界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兵役、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是最近是大不相同了，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各方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一对一生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伴侣，一段历经血雨腥风却经久流传的感人经历，一份超越世俗的伟大爱情……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泾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千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望像欧美交通上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有计划，而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充，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农业。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尤为研究之中心。”他认为，要发展棉产，要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兽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上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说：“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5月初，宋子文抵兰州。兰州各界于5月5日召开欢迎宋子文大会。宋再次发表演说，首先讲了一通来兰州的感想，继云：“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说：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最后希望各界团结一致，倾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上、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西宁、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5月17日由宁夏飞抵西安，18日由西安飞抵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成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中之尤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坚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民不聊生，”并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称须待讨论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考察西北经过，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域之泾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了修补的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上、国防上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不知卫生为何物。”宋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卫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主张将上海同济医学科及工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兽种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主张“禁种罂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宋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加快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泾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陕甘运输机关40万元，公共卫生、兽医及改良兽种60万元，农村合作社2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变更了宋考察西北前，经委会原订西北建设计划。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份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50万元，宁省约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10万元，尚少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窃取革命成果。对反抗他的宋庆龄多次暗下毒手。（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这些经费的使用和调整，实际出于宋子文意见。经委会予以通过后，即以实行。

宋子文考察西北及其制订的建设西北计划，是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因经费有限，南京政府把经费主要用在“剿共”内战上，加上不久日本发动华北事变，西北地区的所谓建设再也无人过问了。

在此期间，宋子文推行了币制改革。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期曾实施了废两改元。但宋施行的废两改元，并未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

毕竟血浓于水，宋美龄利用她所能利用的一切救宋庆龄于危难中。自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各国相继发生了关税战、货币战。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改换银本位，国际市场银价上涨。中国的白银从1932年起，就大量外流。作为银本位制的中国，白银外流是造成经济紊乱的原因之一。为了控制白银外流，南京政府财政部于1934年10月15日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但是，这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第一，白银从公开买卖变成了走私，走私风大盛；第二，政府为了抵补入超差额，仍需输出一部分白银。所以，此项规定未能阻止白银外流。宋子文于1935年11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鉴于去年10月15日禁止白银出口，以及后来的白银走私猖獗，必须寻求一种医治长期以来消耗国力和损坏人民信心的根本办法。”

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当天，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颁布关于改革币制的紧急法令，规定了六条具体办法：

（一）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流通总额之法准备金，连同已印发未发之新钞，及已经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金本位币或其他金币生金等金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除金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其余金类，各依其实含纯金兑换。

（五）苟有以金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其时财政部长为孔祥熙，币制改革由孔祥熙牵头，但宋子文在币制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参与币制改革的美国货币专家甘末尔是宋子文聘请来中国的。甘末尔1929年来中国后，组织了财政设计委员会，草拟过《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草案及理由书》，建议南京政府整理货币制度，首先实行统一发行集中准备办法，以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状况。因当时黄金暴涨，甘末尔建议的金本位制未能实现，但其他内容却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极大重视。

其次，宋子文施行的废两改元为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1932年，宋子文在上海组织了讨论会，制定了废两改元方案、银本位铸造条例及废两改元的具体办法。财政部宣布，自1933年4月6日起为全国废两日，确定了全国通行的银币。在白银外流的狂潮下，统一银币未能解决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机。于是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后，又于1934年10月设立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以陈锦涛为委员长，研究币制改革问题。

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6年）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1937年）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5元样本中央银行四川兑换券1935年10元样本最后，这次币制改革是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具体磋商后出台的。宋子文请来的美国人在南京政府的财政决策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英国、日本的关注。而南京政府要想彻底改革币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英国乘机而入，派李滋罗斯来华，给中国1000万英镑贷款，支持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以控制中国金融，使其增加对英镑的依赖。孔祥熙对英国的支持感到高兴，但又怕因此而得罪了日本，于是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日，与日本政府大藏省及金融界领袖作非正式商谈。日本方面对南京改革币制办法感到适宜，但未洽商援助问题。至此南京政府认为改革币制的内外条件已经成熟，遂由宋子文在上海与国内外各方人士作了具体磋商，准备一切，然后由孔祥熙出面，宣布币制改革。

这次改革，是蒋宋孔陈利用整理金融、统一货币之机，吞并私人银行，发展官僚买办金融垄断事业的主要手段。改革规定，所有硬通货及生银、黄金，禁止再作流通手段，而要兑换成本身无价值的纸币——法币。这实际是集全国的黄金、白银于三家大银行手中，以期达到控制全国金融，统一货币的目的。

推行法币命令发布后，国民党各报大肆喧嚷法币制度如何高明。然而事实则是另一种局面：首先，全国物价暴涨，人人均有一种恐惧感，纷纷议论政府此举乃是以通货膨胀之法逃避经济危机。各地金融物价一度混乱不堪。由于物价飞涨，使工商业顿见萧条。另外，币制改革一宣布，还引起角银同积，造成市面严重混乱。

孔祥熙、宋子文等对这些现象无动于衷。宋子文明确说：“物价飞涨，苟不过分，复不至引起投机。则其结束，将有利于全国之经济复兴，而为国人所欢迎。”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币制改革有利于英、美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它没有与黄金表现直接的联系。但却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便士半，法币1元等于0.3美元。这样法币便与英镑、美元挂起钩来，便于它们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等，加强经济侵略。英、美还从实施法币政策中，收购了中国大量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伦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在纽约所存的法币准备金约有1.2亿美元。这样，英、美当然得意了。

从南京政府本身看，通过币制改革，使官僚资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迅速增加了其统治的经济实力。到1936年底，南京民国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已占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59％，各项存款额的59％，发行兑换率的78％，实收资本的42％，纯收益的44％，而许多间接控制的银行尚未计算在内。另一方面，法币的实行，使中国货币趋于统一，有利于南京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有利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

宋子文在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策划币制改革期间，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

该公司实际上是宋子文在1933年经济发展计划失败后的产物。1933年，宋出访时曾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这一联合企业将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代替以前的国际银行团。但因这一联合企业没有包括日本人，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这一计划。

宋遭到东京的阻挠，又于当年10月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后，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1934年春，他同在中国的英国人让·蒙内商量后，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银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是资本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宋子文召开会议成立公司，邀请上海重要的银行家参加。该公司属于私人性质，主要宗旨是疏通引导各方资金发挥渠道作用。5月31日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说，本公司“纯属私营商业公司”，“调查了解各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声明还说，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因“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

5月31日的会议有27人参加，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财政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银行家张嘉璈、胡筠、徐新六、周作民、钱永铭、贝祖诒、陈光甫等。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共同购买50万元作为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四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宋和贝祖诒当选为执行董事，执掌公司全权。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其中大多是曾出席公司成立会议的那些人。

戴季陶（1891～1949），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四川广汉。孙中山逝世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鼓吹“戴季陶主义”，参加西山会议活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头目。中国建设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所仰仗的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公司的大股东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叶琢堂和徐堪等，在商业银行里据有重要的职位，得以利用银行的额外资金给公司谋利益。和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杜月笙，当年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曾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宋庆龄的活动引起了他的注意。右一为杜月笙。南京政府利用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那里借款时，就找到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以印花、卷烟、酒三税作担保。公司没有资金，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借来。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而孔祥熙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建设银公司与南京政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它的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是1000万元，一年后即1936年6月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该公司1936年纯利190万元，盈利相当资本额的20％。

公司在作为成立主旨的引进外资方面成就较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国外投资者不多。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甬铁路。1937年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这两项方案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七七事变”发生而中止。

利用外资遇到困难，宋子文就指使建设银公司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特别是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是为了在这些地区扩张势力。1934年7月，宋子文代表经委会来到西安帮助制定了新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建设银公司宣布在西安设立分公司，协助经委会工作。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为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合办企业，开发了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

建设银公司在江西的活动同样活跃。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该省，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次年3月，宋子良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该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全国建设委员会活动，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南京电厂是其中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是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又修建了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1937年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惟菊与石，品质高洁；惟石与萄，天生硬骨。悠悠清采，娟娟皓月；惟菊与石，品质高洁。何香凝的这首诗恰是对宋庆龄一生的最佳概括。这几个企业为南京、武汉和无锡提供电力和煤，至关重要。1936年春，南京政府决定将这几个企业的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为了掩人耳目，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事实上就是把新股票卖给建设银公司。

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的卖给上海的银行，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建设银公司占60％，建设委员会占40％。1936年7月起，三家企业交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经营。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从建设委员会购进的这些公司，是建设银公司经营的最重要的工业企业。

1937年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它虽然是一家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进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1935年3月，宋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资产的支配权。

宋利用这个基地，积极经营工商业。他首先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取权的工厂和投资，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纺织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控制了15家纺织工厂，拥有35万纱绽，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碉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

宋子文还和一些省政府共同开展投资活动。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中国银行也投资纺织业以外的行业。1937年春，渤海文学公司破产，同年6月9日，在债权人和公司代表会议上，中国银行同意承付120万元，接受该公司再行开业。中国银行投资其他行业包括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从地域看来，上海是投资的集中地，但在西北也进行投资。

宋子文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而不是经营工厂。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贸易额超过2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仅300万元。

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1936年6月广州分裂运动失败，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则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这个省份的控制。当然他们也从中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在上海主持中国银行大厦奠基礼。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表面上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业务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在广州海南故乡会议上宣布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巡视海南岛当时光逐渐逝去，空留回忆时，默契已然出现。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纯粹为了个人赚钱，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指出：“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1935年，财政部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答应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厂主简氏兄弟决定招请宋子文加入他们的公司作为董事长，这才是解救他们的惟一希望所在。他们虽然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为业主，将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数股票，估价为1810万元，宋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无论出现在何时何处，宋庆龄永远都保持着国母的那份端庄。宋控制南洋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的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制造汽车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汽车。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工厂的经营因战争而中断。

总之，在30年代中期，宋子文成为中国工商业界的重要人物。他的活动范围大，形式多样，推动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国银行进行了各种新的投资，掌管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各项计划；组织银行家、省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和他建立官商合营事业、购买私营企业股份，控制企业领导权；设立销售公司以及和外资合作等等。宋能从政府处得到特殊照顾，能从银行界轻易获得资金，使他拥有远远超越于老式T商业资本家的权势和力量。宋的这些活动，使南京政府官僚资本得以扩大，也使宋家发了横财。

第三章　与共产党接解无法收拾的残局

“打通共产党关系”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华北事变后，宋子文受命“打通共产党关系”。

一位神秘的牧师手持“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顶风冒雪，直赴陕西。宋子文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子文，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纵横捭阖，态度诚恳。

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到广州等地见面，期望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面谈。

国共两党多渠道的沟通，多方面的接触，秘而不宣，过程曲折，结果如何？

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在继续“剿共”战争的同时，悄悄地伸出一些触角，进行政治试探，谋求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参加了沟通国民党同共产党的联系，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活动。

蒋介石、宋子文急于打通渠道，同中共中央进行秘密谈判，同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的急遽恶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高涨有直接关系。

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强占东北后，又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内地。国难深重，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群情激昂，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共产党也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上层派系产生了分化。到出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时，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在国民党上层中也逐渐形成比较广泛的舆论。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因此，蒋介石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开始通过国内外多种渠道秘密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

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王明进行接触。这是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重要干部的第一次会谈。1935年初，蒋介石派曾任其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为驻苏大使馆武官，具体了解苏联在军事上的意向。当年秋天，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面授机宜，命他迅即返回莫斯科，有要事要他去办。这所谓的“要事”，就是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于是，邓文仪与共产党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结果。

在国内，蒋介石将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重要使命交给了宋子文。

在国民党的中枢人员中，宋子文曾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宋子文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人有过交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月，毛泽东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年上半年，他多次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并数次提出议案。如在1926年3月16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由中央嘉勉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诸同志案，决议通过。在3月19日的常委会上，农民部请任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决议通过。在4月6日的常委会上，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报告，检阅助理刘宜民辞职，以赖岳中充任。毛泽东还报告“现在交通局事务繁剧，增设一助理员以司其职，已委许志行同志充任。”在4月13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上海市党部拟请张静江、张廷灏分任正副经理，柳亚子、沈雁冰分任正副主笔。决议：“照准”。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多次出席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

主张全国团结抗战的宋庆龄而宋子文则于1924年出任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中央银行行长。1925年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子文以211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常委会委员以及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经常讨论财政问题。

由于宋子文有了这样一段同共产党合作的经历，也由于在九一八事变后宋又多次提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加之宋、蒋之间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于1935年下半年指示宋子文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宋子文遂于1935年底和宋庆龄进行了认真的商议，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

被宋氏兄妹看中的董健吾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1891年生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县，1914年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曾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农运等工作。后由于蒋介石的“清党”波及冯部，董无法立足，只得潜回上海，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董健吾同宋氏兄妹有较密切的联系。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董健吾做过古董生意，宋家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董健吾出过主意。

1936年1月，宋庆龄、宋子文委托董健吾，带上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立即动身，途经西安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宋庆龄还给董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冒着风雪，急如星火地直赴陕西。当时，陕北苏区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首先在西安会见了张学良。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枪毙！”

董健吾深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畅谈了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主张。张学良深受感动。张学良在致电南京，核实此事后，知道南京政府已派人和中共中央联系，便更加放心地同中共中央加强往来。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等至肤施，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秘密来到瓦窑堡，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董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说：“走时曾见蒋，据暗露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曾经的辉煌与魅力，我们不曾亲历，而今只能在泛黄的岁月里追寻，那个战乱的年代，因有了她而美丽。博古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东征前线石楼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要博古、董健吾、周恩来等到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因董健吾急于返南京复命，未去东征前线。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集中各方面的意见，于3月4日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南京政府。电文为：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周继吾即董健吾。

这是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由宋子文、宋庆龄安排的董健吾的西北之行，还有不少意外的收获。董健吾不仅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在这之后，董健吾多次请求少帅帮忙办事，包括护送毛泽东的孩子出国避难这样的事。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敌人杀害，湖南共产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中国革命互济会创办，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党内同志的子女。蔡和森的女儿蔡转，彭湃的儿子小丕，恽代英的儿子希仲，李立山的儿子李力，都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时，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转移儿童，并将毛岸英、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后来，虽然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共产党组织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毛岸英、毛岸青。

1936年，董健吾同共产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到苏联读书。这件事是董健吾陕北之行的意想不到的而又重要的收获。

……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对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很快作出了反应。6月底，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的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提到共产党提出的谈判条件，但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样，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陈立夫等人，为了从多种渠道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指派曾养甫、谌小岑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渠道。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曾养甫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托他办理此事。

曾养甫告诉谌小岑“宋子文的抗日决心和办法”，并且说：“争取英美援助的工作都是宋子文担任的。”“蒋介石终于要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成功后共产党的政治地位问题还要好好研究”，“但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肯定的。”

周小舟谌小岑在五四运动中参加过周恩来、邓颖超领导的觉悟社，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他知道曾养甫“同宋子文也是很接近的。他曾在美国留学，属于英美派”。他也很清楚曾养甫所说的“打通共产党关系”并不是曾个人的想法，而是南京政府蒋介石、宋子文等人赋予的重要使命。因此，谌小岑迅速地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中共北平党组织派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通知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1935年11月底的一天，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就由谌小岑陪同到曾养甫家，曾表示“自己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吕振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吕振羽立即通知谌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扣留，曾养甫答应可以保证。

周小舟即同谌小岑见面。谌小岑向周小舟介绍了曾养甫的情况，说：“一般人都认为曾是CC分子，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又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可能是宋子文在主持。”周小舟同谌小岑见面后，返回北平。

吕振羽在同曾养甫的谈判中，正式提出了共产党的上述两项条件，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

吕振羽立即将国民党的四点要求向周小舟作了书面报告。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带来了向国民党提出的六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周小舟还带来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签名盖章，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谌小岑等多次会谈后，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项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草案。该草案商定了全国统一、共同抗日、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等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原则上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在此记录基础上，谌小岑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国民政府铁道都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进行了会谈，谌小岑、吕振羽都参加了。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六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在领导权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六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并要谌小岑写书面材料。

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张冲去延安。但是，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就不可能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而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的联系，所以10月问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与南京方面接触，统一于党中央，这条渠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20世纪伟大的女性，处处显露着她宽厚的心胸。谌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谌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张子华。1930年入党，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地形熟悉。张子华和谌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陕北苏区，面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见。张子华赴陕北前，通过谌小岑征得了曾养甫的同意，所以张子华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进苏区的目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张子华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了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谌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四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谌小岑自己的看法，给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谌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级干部进行具体谈判的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西商谈判地点。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四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即要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蒋方交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面谈。后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党中央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宋子文积极派人赴陕北接触，十分重视。在此期间，在国民党中枢人员中毛泽东最早与宋子文通信。

为了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上旬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目前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同国民党中央的谈判。

陈立夫1936年8月1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前10天，毛泽东致信给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明确提出“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宋子文“竿头更进，起为首倡”。该信全文如下：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致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宋美龄热情活泼，赢得了同学与师长的喜爱。寥寥二百余字，将私情公意，尽见于尺牍之内。后来，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又多次提到宋子文。

1936年9月，中共中央电告正在西安的潘汉年，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

9月16日，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宋子文等人，与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对她的殷切期望，积极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物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宋庆龄多次会见潘汉年，与他商讨如何开展统一战线等工作，并把潘引荐给宋子文以至宋美龄。后来，宋氏兄妹与潘汉年多有接触，宋子文还一度提供寓所让他居住。

同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又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孙哲生、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宋子文等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毛泽东致宋子文的信，叙彼此之友情，议国是之大端，态度诚恳，纵横捭阖，痛陈利弊，对于促进宋子文抗日救亡思想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秘日记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和”、“战”争论不休。

宋子文冷静沉着，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与张、杨及中共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十点主张。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近年，宋子文日记在美国解密，引起海内外众人关注。宋子文在日记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936年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国难日益深重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亲自赴西安督战，强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举进攻陕北红军。张、杨两位将军激于爱国义愤，于12月12日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南京政府内部处于“和”、“战”争论不休的混乱状况，迫切需要一位能够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谈判的“和平使者”从中斡旋，宋子文则在这一关键时刻充当了这个角色。

西安事变在南京国民党统帅集团内引起了极大震动。12月12日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张杨的占多数，因而作出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宋氏家族的一帮人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人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此时他们都不在南京。宋子文正在由香港返回上海的途中，孔祥熙和宋美龄也在由上海回南京的途中。

12月13日下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张“讨伐”西安的人占上风，何应钦主张下讨伐令，吴稚晖也提出必须急速用兵。

13岁的宋美龄机灵古怪，幼小的年龄就显示出了与同龄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孔祥熙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力主缓和，但是在一声声“讨伐”的吵闹声中，他的“缓和”主张显得十分无力。在这次会议后，他和林森联名签发了《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

此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南京的新闻检查官又烧毁了来自西安的报纸和宣言，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形难以知晓。在上海和南京，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有人绘声绘色地说：西安遍地烽火，红旗到处飘扬，士兵们沿着城墙挖壕据守，全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言者危言耸听，听者胆战心惊。一家外国电台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张学良在电台上报告过他如何把蒋介石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

既然蒋介石已经“被杀死”，那么与蒋关系极其密切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定得出来控制局面，这成了西方某些要人们的关注焦点。《时代》周刊报道：蒋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她姐夫孔祥熙博士把东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

诚然，宋氏兄妹和孔祥熙是不可能掌握东亚的命运的。但是，透过上面这段话，人们不难看出，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西方国家对宋氏兄妹是如何的重视。

为了探询西方的意向和了解南京政府的态度，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成了众多记者们的重点采访对象。

12月13日晚，孔祥熙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他一方面指责张、杨二位将军“对于中央政策未尽了解，为不良分子所蛊惑，激于一时之情感，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至深且钜。”另一方面又说张学良已经致电给他，“知其对蒋院长负责保卫，决无问题。”他要民众“力持镇静，信任政府，勿为谣言所蛊惑。对于陕变，深信最短期内必获圆满之解决。”《中央日报》于12月14日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孔祥熙的谈话。

宋子文于12月13日由香港返回上海。他虽然没有参加12日、13日国民党中枢机构召开的讨论西安事变的会议。但是，由于他一直同宋美龄、孔祥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国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

宋子文于14日在上海中国银行对新闻记者也发表了一通讲话，他说：

“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世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

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端纳已抵洛阳，即将转往西安。本人受孔财长（祥熙）之嘱托留沪，对于金融方面加以照料。目前市场尚称平稳，中交工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

宋子文这番谈话，话语不多，却耐人寻味。

这番谈话，态度温和，完全没有使用攻击性的语言。宋子文不但不指责张、杨两位将军，反而公开宣传他同张学良有“多年之友谊”，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这在当时南京的许多军政要员对张、杨极尽咒骂和指责之能事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这番谈话，表明了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的愿望。尽管宋子文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他早就在1933年10月以“心绌力薄”为由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之职，还在私下发过“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狗，今后我要做人不愿做狗了”的牢骚，但是，在这次危急的时刻，他不避前嫌，力主和平谈判。他的这种态度，为许多人所瞩目。

宋子文的这番谈话，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其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张。

为了促使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张、杨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向张、杨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

宋美龄将头发高高地盘起，俨然一位尊贵的日本妇人。12月14日，被孔祥熙和宋美龄派往西安探明情况的端纳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宋美龄同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的信息。

端纳全名为威廉·亨利·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1904年任香港《中国邮报》主笔，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1911年结识孙中山。1928年任张学良的顾问，直至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回国。1934年到1940年成为蒋介石、宋美龄不具名义的顾问。由于端纳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以及他的特殊身份，他来电提供的消息，本应当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

但是，南京政府内部的军政要员，根本不相信端纳的电文，提出了许多怪论，极力阻挠派员赴西安谈判。

有人说：“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

有人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西安军民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壮举上街游行。更有甚者说：“张学良邀请宋美龄，目的在于拘禁。”

宋美龄同这些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仍无济于事。12月15日晚，宋美龄打电话给端纳，说：“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准飞陕，况孔为代理院长势难离职”，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请他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复电，同意以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并担保宋子文西安之行绝对安全。

这样，宋子文于12月17日由上海返南京，积极准备赴西安进行和平谈判。而这时候，南京政府中又有人公然提出：“宋氏之行为不当，宋氏身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机。”

听到这番话，宋子文针锋相对地回答：“愿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反对。

在一系列激烈的争吵中，戴季陶的“讨伐”之声是最为严厉的。“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因此，宋子文只好找戴季陶，也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然后说：“你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

何应钦最后，戴季陶向宋子文表示：“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不难看出，戴季陶话中有话，带有明显的讥讽口吻。但是，这段话实际上已表现出他已经勉强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资格赴西安谈判。

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何应钦是一直主张对“劫持领袖”的张、杨二位将军进行“讨伐”，以“维护纪纲”的。他在担任了“讨逆军总司令”后，在一次会议上同宋子文舌剑唇枪，互不相让。何应钦在会上宣布说：“讨伐西安的军事行动将按计划进行。”还以命令的口吻对宋子文说：“你少管闲事！”

然而，宋子文并不示弱，冷冰冰地回敬一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军人，你何应钦可管不着。”

你一言，我一语，针尖对麦芒，最后还是宋美龄出面调解，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吵。

宋子文力排众议，一再声称愿意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探询情况。宋子文说：“政府虽不能同张、杨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宋美龄、孔祥熙都表示赞同宋子文赴西安。宋美龄等人同那些主张“讨伐”、反对宋子文赴西安谈判的人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时间“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为了争取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宋子文、宋美龄还与宋庆龄联系，求得她的帮助。宋庆龄以团结抗战的利益为重，主张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宋庆龄不念个人恩怨，不顾自己安危，准备亲自飞往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表现了卓越的胆识，豁达的胸怀。宋庆龄叫孙科为其准备飞机，由于何应钦从中阻挠，无法解决交通工具而未能成行。

同时，宋庆龄还及时与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联系，了解西安的动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潘汉年把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经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主张她劝宋子文前往西安。因此，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参加和平谈判，是与宋庆龄的帮助分不开的。

12月18日，蒋鼎文带回蒋介石的亲笔信。蒋介石在信中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接到这封信后，南京的空气开始有所缓和。

12月19日，宋庆龄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但是，电报刚发出，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们又谈论纷纷，阻力横生。迫不得已，宋庆龄又急电端纳，取消前讯。

当天下午，孔祥熙邀请孙科、居正、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等在孔祥熙寓所紧急会商，几经争论，最后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须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这次会后，宋子文积极进行着赴西安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20日，宋美龄又明确提出要同宋子文同机入陕。宋美龄“神经兴奋，几不能持”。宋子文当然积极赞同宋美龄同机赴西安。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南京政府的许多军政要员群集宋美龄住宅，坚决请宋美龄暂留南京。有人还提出了理由，说：“宋美龄留在南京，可以在蒋公未离开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进攻。”这条理由似乎“奏效”。宋美龄稍加思索后回答：“假如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宋美龄）飞赴西安。”

正是这样，12月19日下午2时，宋子文及其随员由南京飞抵洛阳。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

宋子文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赴西安，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占了上风。尽管在国民党中央有人主张“讨伐”，反对同张、杨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全国各地，朝野上下，反对扩大内战，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是多数，这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者们不得不正视现实。

同时，也应该看到，宋子文获准赴西安，又是有条件的。南京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们反复强调宋子文是以所谓的“私人资格”，这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它说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许多核心人物仍然坚持敌视张、杨两位爱国将军的立场，坚持所谓的南京政府不与张、杨“讨价还价”的顽固方针。它包含着日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推翻宋子文与西安方面达成的任何协议的险恶用心。

1936年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和端纳以及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随员陈康齐、陈凤扆等飞抵西安。

宋子文受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张学良要求宋子文劝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身着传统的印度民族服装，宋美龄美艳风情难以抵挡。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宋子文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异常激动。

宋子文递给蒋介石两封亲笔信。

一封是宋美龄的信。宋美龄在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读罢这短短几行字，蒋介石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另一封是孔祥熙写的。孔祥熙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他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固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此间军政暂由敬之兄负责，而政院事务，由弟处理一切，自应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进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

读罢来信，蒋介石对宋子文说，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他还将军事进攻的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

中国共产党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探望蒋介石后，宋子文又派郭增恺去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会见杨虎城后，向宋子文转达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蒋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子文了解了杨虎城的这一态度，十分高兴。

宋子文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也不了解中共中央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对郭增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郭增恺建议宋子文会见周恩来。但是宋子文顾虑重重，怕何应钦抓把柄，对他不利，因而不敢单独与周恩来见面。宋子文要郭增恺面见周恩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郭增恺立即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要郭增恺说服宋子文同意与他会谈，并将中共中央的方针转告他，即：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方针和态度十分赞赏。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宋子文了解了西安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内心感到十分满意，决定迅速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宋子文离开西安，经洛阳返回南京。在洛阳，宋子文向张学良发出一封亲笔信，要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他还附上《大公报》12月18日的社评《致西安部队的公开信》。这封所谓的“公开信”，充满了对张、杨二位将军的攻击。

西安的《解放日报》也于当天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表明了西安方面的态度。这篇评论肯定了宋子文“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宋“不避风霜跋涉之苦，翩然莅临西安”的行动，表示欢迎和敬意。又对宋子文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将军救亡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的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

如一朵直开的夜来香，散发着弥久的芬芳……第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运用着强大的广播电波向世界各国传播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识，昧着心对张杨二位将军作肆意的攻击”。希望宋子文“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这份社评，态度诚恳，言语真挚，再次公开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向孔祥熙、宋美龄详细地报告了西安一行的所见所闻。他向人们宣传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并且赞美周恩来，他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

宋子文从西安安全返回的事实本身以及宋子文的宣传，使得积极主张“讨伐”的那些人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孔祥熙等人在听完宋子文西安一行的汇报后，于12月21日同意宋美龄、宋子文赴西安进行谈判。

12月22日下午，宋子文、宋美龄一行乘坐的三个发动机的“福克”式飞机轰鸣着在西安机场降落，宋子文、宋美龄蹒跚地走下飞机。宋子文头上戴着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脸上充满了倦意。而宋美龄也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在宋子文旁边，站着满头灰发，神情忧郁的端纳。在他们身后跟着穿着讲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宋氏兄妹在张公馆稍事休息后，即去会见蒋介石。因事先未曾得到通知，蒋乍见宋美龄到来，惊喜交集，说：“你真来了！这可是虎穴。”宋子文、宋美龄向蒋介石简要地介绍了南京的情况，说全国民众关怀他的安危，也是从国家前途出发的，劝他既从国家民族考虑，也要顾及个人安危。

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使蒋介石终于同意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决定由宋子文、宋美龄出面谈判，还指示了谈判条件。蒋介石向宋氏兄妹暗示宋子文可以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22日，宋子文与西安三方面商量谈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条件的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宋子文提出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的条款不签署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以大局为重，也同意了。

23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介石，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出席。

脱去洋装，换上旗袍的宋美龄，多的是几分柔媚，几分柔情……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张、杨商妥的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六项条件的理由，并且声明这六条如能保证实行，中国共产党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宋子文听完后，表示承认这六条，但要转告蒋介石。

当天下午，继续谈判。宋子文就六项条件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的问题，宋子文提出：可先组织一个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由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徐新六或颜惠庆任外交部长，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任内政部长，严重或胡宗南任军政部长，陈季良或沈鸿烈任海军部长，孙科或曾养甫任铁路部长，朱家骅或俞飞鹏任交通部长，卢作孚任实业部长，张柏苓或王世杰任教育部长。

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宋子文则坚持说这个方案是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局面揭开后，再彻底改组。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原则同意宋子文的意见，要求宋子文负责组织过渡政府，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可为行政院次长。

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还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国民政府负责接济军需。宋子文回答，此事可转告蒋介石。

这次谈判还谈到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放他回南京，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再回南京。

最后，周恩来提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六项条件，他愿意和蒋见面详谈。宋子文则说，可先会见宋美龄。

这一天谈判后，周恩来即将谈判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释放蒋介石。

12月24日上午，继续谈判，南京方面除宋子文外，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这天的谈判进展得比较顺利，双方争执不多。

谈判的结果是：

（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

（三）蒋介石返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大会。

（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宋子文表示要共产党为他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并派专人驻上海同他秘密接洽。

此外，宋子文还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宋子文的这一要求，张学良立即表示同意。杨虎城、周恩来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恩来驳斥道：“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就没有话说了。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介石考虑了一下，表示了三点：

（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二）由宋氏兄妹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

（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关于西安的谈判情况，周恩来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在电文中指出：“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宋氏兄妹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子文、宋美龄就要求张学良早日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南京，取个吉利。

张学良表示愿意早日放蒋，但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重要文武官员提出，蒋介石不做出可靠的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他们提出，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先撤兵，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位爱国人士，蒋介石必须在谈判所通过的条款上亲笔签字，公诸报端。没有这三项保证，就不能放蒋。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向宋美龄表示：“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斗争，而对你会非常危险，我可以把委员长偷偷送出来。你和端纳可坐飞机去洛阳。我将让委员长化装乘汽车出城，开到东北军的防地，然后一直把汽车开到洛阳跟你见面。”

宋子文表示同意这一计划作为最后的办法，宋美龄则强烈反对，认为蒋不但受不得汽车上的长途颠簸，而且这也不是他离开的适当方式。

宋子文在12月25日晨收到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的一封联名信，提出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的人格”作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立即退出潼关，如若不然，决不放蒋走。

看完这封信，宋子文大吃一惊，蒋介石夫妇更是惊慌不已。宋子文立即去找张、杨两位将军，他向张、杨表示，蒋回南京后，保证立即命令中央军撤出潼关，毫无问题。

宋子文又去找周恩来，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

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找杨虎城，请杨同意放蒋，杨仍然坚持没有保证不能放蒋走。

当天下午，张学良同杨虎城商议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恐怕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走出房间，准备上汽车。张学良低声对杨虎城说：“现在就放他。”杨虎城本不同意无保证地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南京。但是，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学良亲送蒋走，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一起去机场送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送蒋介石和宋子文、宋美龄等一行到飞机场。只见机场上人头攒簇，有2000多名群众准备迎接即将来西安的抗日将军傅作义。蒋介石、宋子文见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有点紧张。蒋介石赶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部队于二十五日前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蒋介石换了口气，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我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待蒋介石说完，张学良将手谕交给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

下午四点多钟，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登上飞机，张学良也登上自己的飞机，同时起飞赴洛阳。26日中午，蒋介石夫妇飞返南京，宋子文和张学良亦于当天下午同机到达。至此，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抗日，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宋子文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的一片“讨伐”声中，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且成为“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并且一再表示了抗日决心，这些言论和行动，对促进西安事变早日和平解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他答应的改组南京政府等诺言，却都未能兑现。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这本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60多年后，在宋美龄去世后公布于世。日记中涉及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第二部分，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惟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惟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第三部分，张学良扣下蒋遗嘱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那时的宋美龄，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以她那过人的才华和洋化的做派，在十里洋场成为风云人物。同时引起了蒋介石的追慕与爱恋。“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第四部分，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日，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第五部分，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22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23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第六部分，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中共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23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第七部分，张学良、杨虎城发生激烈争吵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24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不满地离去。

第八部分，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蒋介石为了博得芳心，不辞劳苦地奔波于此，求助于彼。

第九部分，周恩来说服杨虎城放蒋

25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第十部分，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打扫

人无信不立，天有日方明。

在西安，宋子文曾答应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并承诺西北军政继续由张、杨负责。

回南京，宋子文对张学良的侍从说：“审判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在张学良被囚禁期间，宋子文似乎存有恻隐之心，说“希望你多休息几年”。他关注被关押的张学良生活起居，要求戴笠将张学良的病情“逐日电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曾经同宋美龄结拜姐妹，在长期的囚禁生活中，积郁成疾。张学良的长子张闾殉，患了精神病。

宋子文对杨虎城说，出国考察“是最轻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张、杨是有益处的。”杨虎城出访回国，宋子文与杨同住香港九龙半岛酒店，彻夜长谈，并交给杨一张由香港至长沙的机票。

蒋介石拒绝会见杨虎城。杨虎城先后被诱骗至武汉、南昌等地，被长期监禁，后来惨遭杀害。

目睹张学良、杨虎城两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内心作如何感想呢？

南京鸡鸣山之巅，有一座幽雅的别墅，人称“北极阁”。白天，举目四望，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之景观；入夜，俯瞰石头城，万家灯火闪烁，辉映着繁星点点，令人思绪万千。

北极阁是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宋子文于12月26日返回南京后，同张学良一起在北极阁里度过了1936年的最后几天。

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反复表示，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

南京鸡鸣寺北极阁一号宋子文公馆这项诺言，几乎人所共知。宋子文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时，多次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这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当张学良住进北极阁以后，立即被封锁隔离起来。军统特务在这所宅邸四周实施层层警戒，切断了张学良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从外表看来，住在北极阁的宋子文和张学良都悠闲自得。宋子文每天陪着张学良下棋、玩麻将、打网球，有时还陪张学良接待客人。

而实际上，宋子文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张学良内心更是充满了疑惑和幽怨。

宋子文回到南京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奉蒋介石之意，示意张学良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现。张学良随即写了一封向蒋请罪的信，并且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蒋介石立即将张学良的信转呈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略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经过宋子文同意，张学良还给杨虎城发去一电报：“杨主任虎城兄勋鉴：午后二时抵京，寓宋子文兄处，一切安善，请转告诸同志释念。学良。宥戌。印。”张学良盼望着西安回电，而事实上，他已经无法接到西安方面来的电文了。

宋子文回到南京办的第二件事，就是索还西安方面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

12月28日，宋子文约阎宝航到北极阁一谈。宋子文对阎宝航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宋又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这样，阎宝航于29日衔宋子文、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西安。阎宝航向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传达了宋子文的话，并且特别强调了宋子文所说的“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的承诺。于是，杨虎城等将领便很快将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放回南京。

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向蒋请罪，又索回被扣留的战斗机和飞行员，都达到了目的。但是，他的“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议通过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在得到即将组织军法会审的消息后，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在开庭审理前，宋子文也同蒋介石进行过交涉。蒋介石写给宋子文一封信，字迹很大，至少有三页多纸，大意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于是，宋子文便对张学良的一名随从说：“审判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然而，事实却是严酷的，并不是像宋子文说得那样轻松。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被判为“有期徒刑十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纸“特赦令”，使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软禁！

宋子文已经无法在南京继续住下去了，他或许感到张学良受审出乎意外，或许觉得自己良心有愧，他离开了北极阁，于1936年岁末来到上海。

1937年初，在西安方面的一再请求下，宋子文同意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结果受到蒋介石的冷落。

阎宝航在西安完成了宋子文交给他的使命后，迅速返回南京。由于北极阁室内空空，他又急赴上海。阎宝航向宋子文转达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强烈要求。

阎宝航很气愤地对宋子文说：“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宋子文沉默不语，似乎在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宋子文对阎宝航说：“你要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

说着说着，宋子文便拿起了电话。他同宋美龄通过电话后，对阎宝航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

年轻时的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未见多年后的相情相契。待宋子文说完，阎宝航立即表示：“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卸不管。”

此时，宋子文还想推辞，他说：“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说完，他即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

李石曾了解了此行的任务后，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坚持要宋子文同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为代表赴上海同宋子文商议，要宋子文实践在西安所说的“诺言”。

正是这样，宋子文勉强同意同阎宝航、李石曾一起乘专机飞向奉化。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936年12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党中央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于是，蒋介石便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疗养。

宋子文一行来到奉化溪口，并没有立即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而是被安排在武陵中学。一住几天，宋子文还是不能见到蒋介石。

一天，在吃午饭时，宋子文忽然说：“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

“这是怎么回事？没见过委员长，你怎么就要回去呢？”阎宝航感到迷惑不解。

李石曾从旁递过眼色：“让他回去罢。”

宋子文走后，李石曾解开了这个谜团。李石曾对阎宝航说：“刚才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

过了几天，蒋介石虽然接见了李石曾，但是他在假意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同时，却提出要接张学良到奉化。很快，张学良便被迁往奉化雪窦山。

雪窦山位于奉化溪口镇西北，山势陡峭险峻。王安石在雪窦山千丈岩观瀑诗云：“拔地万重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织丝挂，映日还成五色纹。”尽管雪窦山的春色秀美，峰峦叠翠，鸟语花香。但是，张学良对此毫无兴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选派了20余特务对张学良严密监视，将张学良与外界隔绝，使雪窦山这座名胜古山成为张学良的幽禁地。

宋子文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宣布对张学良“严加管束”的真实意图，他对如何使张学良获释的问题逐渐不再关心了。宋子文从奉化回到上海后，对杨虎城将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志刚说：“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许多人都要质问他，我已经问过蒋，这个要求决不能办得到了。”

一样的端庄典雅，一样的才智超凡，却因有了不同的政治见解，说这场血脉相连的聚会少了几许温情与欢欣……他还偷偷地问李志刚，李在奉化同蒋介石晤谈时“提出改组政府的要求没有？”因为，在西安谈判时，曾议定“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这些谈判结果，在宋子文脑海中还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对此事当然十分感兴趣。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先后被囚禁于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沅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在张学良被幽禁初期，宋子文还有恻隐之心，有时还去探望张学良，同张学良在被囚禁地周围走走。宋子文、宋美龄有时还送些日用品、香烟名酒之类。

1937年春末的一天，宋子文和其弟宋子良在参加蒋介石亡兄蒋锡侯丧礼后，专程到雪窦山上看望张学良。在此之前，宋子文与蒋介石曾见过面，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他们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张学良与宋子文的几次会面。他回忆说：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步行了十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古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古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右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潸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两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宋子文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1941年5月，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患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割治，切除了阑尾。

7月11日，戴笠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12日，宋子文复电：“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电云：“顷闻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己。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尊兄。嫂夫人安吉勿念。”本来，这则电文还有“未敢通知嫂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之语，在发电前，被宋子文删去，可能是担心张学良反过来忧虑于凤至的健康，反而加重病情。

实际上，于凤至当时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凤至相伴，流转各地。1940年，于凤至积郁成疾，患乳癌赴美就医。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的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

宋子文和戴笠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宋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会领会。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加之其他原因，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患的这次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一家祸不单行。在张学良患病期间，他的长子张闾珣在伦敦得了精神病。于凤至致函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汉卿长公子马丁，人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闾殉赴美医治。顾维钧称：“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洽，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商量后，决定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卿长子，人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瞀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凤至极为怜悯。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愧疚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答应的“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的条件，完全没有兑现。

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宋子文积极参与了逼杨出国“考察”的活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就是“命令”，才同意与蒋见面。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是企图麻痹杨虎城一行。

接着，蒋介石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这就是企图用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目的。

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但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催促杨虎城出国，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他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在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等待着办理出国手续。

1937年5月初，宋子文几次对李志刚说：“蒋催杨起身。”

李志刚答复说：“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即动身。”

这时候，十七路军的一位旅长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在蒋介石、宋子文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填写了两份表格，其中包括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且写了两份报告，一份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份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杨参观考察费十五万，由宋子文派人换成英币。同时，宋子文还派了一名姓王的翻译随同杨虎城出国，负责为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

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一行于6月29日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宋子文于7月10日和11日，连接自上海致电杨虎城。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思虑，回电宋子文：“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心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

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到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杨虎城沉默了，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16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杀敌。另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他能从旁促其实现。

7月22日，宋子文复电杨虎城，仍请他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等中日宣战，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次日，杨又接蒋介石电，要杨将军继续考察。

这样，杨虎城将军已经明确目前回国完全不可能，只得继续在国外“考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蒋介石的结发之妻——毛福梅。在权势与青春面前，她成了牺牲品。在杨虎城访问纽约和欧洲时，宋子文数封电报都无意请杨回国。8月4日，宋子文致电杨虎城：“（阎）百川、（白）健生等已赴京，大战将开始。”8月13日，宋致电杨：“华北已发生激战。”

一方面，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不让杨虎城回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欧洲的党务、外交以及留学生等系统的头目，对杨虎城持敌视态度，造谣谩骂，无所不至。国民党驻法大使甚至避而不见。

当杨虎城在巴黎世界学生和平露营及在马德里讲话之后，何应钦曾有电报说：“德驻英大使借口兄在西班牙发表左倾言论，又极力攻击我国，袒护日本。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为了返回祖国，杨虎城三次致电蒋介石，蒋均置之不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杨虎城遂电宋子文询问。宋子文复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等语。

杨虎城随即给宋子文拍发了一个电报。这次电文较长，约二百多字，着重叙述了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子文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同时，也给蒋介石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但是，杨虎城一直没有收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复电。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乘法轮“哲波利”号到达香港，马上就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失去了自由。

宋子文于11月29日由上海来到香港。当晚，宋子文即来到杨虎城所住的九龙半岛酒店，与杨同住一楼，并同杨作了彻夜长谈。

第二天，宋子文交给杨虎城由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一张。

当时，蒋介石曾由南京来电要杨虎城赴南昌相见。戴笠也致电杨虎城“约至长沙会同赴赣”。而当杨虎城赴长沙后，又被诱骗至武汉、南昌，蒋介石根本没有接见杨虎城。杨虎城将军受到了监禁。

后来，杨虎城将军被辗转移往长沙、益阳、贵州息峰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被长期囚禁。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杨虎城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亦同时被害，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为抗日奔波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曾分道扬镳的宋家姐弟也走到了一起。

宋子文与宋庆龄一起参加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宋子文多次出使美国，洽商美国军事援华。

美国通知暂时停运援华物资，宋子文对此极为愤慨，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已失去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回国。”

中美关系顿时乌云密布，一时紧张起来。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军故意挑起事端，炮轰卢沟桥，中国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从此揭开全国抗战序幕。

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各党派各界各军携手并肩集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举国一致，共赴国难。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到底”。从此国民政府走上了比较积极的抗战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中，宋子文不仅是较早认识到日本侵略扩张是中华民族最直接、最主要和威胁最大的敌人，而且在对日态度中一直被朝野视为抗日派和强硬派的代表。七七事变后，宋子文一方面公开表明“即使沿海与黄河以北均告不守，中国政府亦不愿与日本休战”的坚决抗战立场，一方面利用他在国民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活动。

维持战时财政金融。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务，并在同年4月交出了中央银行董事长大印。但仍担任着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显要职务，对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重大事项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以特使名义在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措施，就由宋子文主持。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很快陷入敌手，国家财政收入三大支柱（关税、盐税、统税）之一的关税受到严重打击，国家收入大幅度减少，而军费支出却急剧增加，每日军费至少要5百万，全年需18亿元，超过实际收入三倍多。宋子文为支持军需维持战时财政，推出三项重要措施：

一是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激昂，宋子文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年息四厘。规定自1941年起分30年还本付息。发行时宋子文到处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出面组织“劝募委员会”公开劝募，现金及有价物品均可应募。国民政府以后又陆续发行过战时公债。据民国政府财政部发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结婚。陈洁如年轻貌美、才华横溢，但在宋美龄面前黯然失色。全身依于手杖，纵杖坚硬亦不堪重负。是否预见了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政权？言人在重庆招待外国记者透露，截止到1938年12月，抗战以来共举国债15亿，合美金4.5亿，英镑9100万。虽然到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时，公布了所谓《法币公债处理办法》，规定救国公债债券照票面加13000倍，再按法币300万兑金圆券1元的比率折合偿还，使债券持有者遭受到很大损失，但在当时对维持战时财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成立“四联总处”。抗战爆发后，宋子文面对全国金融、经济恐慌的严峻形势，认为必须尽快从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以适应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宋子文既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又在孔祥熙出国未归时以常务理事处理中央银行事务。他利用自己这种特殊身份，联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于1937年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事变后不久，宋子文又策划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四联总处”以后又从上海迁至武汉再至重庆，并进行了多次改组，最后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熔财政金融及经济为一炉，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1939年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健全中央机构办法”中，就明文规定凡战时财政金融政策以及经济筹划均由四联总处决定，这些举措在抗战救国总的目标上都未可厚非。

三是集中外汇，加强控制。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金融措施，并与外国银行订立君子协定，采取限制提存的办法，避免大量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保持外币汇率平稳。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财政困难有所缓解。

1937年救国公债在此期间，宋子文还于1938年5月24日，从汉口飞往广州，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广东省官员共商稳定广东金融，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而当时正是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做的有益努力，得到有志于抗日救国人士的赞赏，一些外国驻华使节也称道不已。英国大使卡尔就于1938年4月、7月两度向蒋介石建议，由宋子文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全面负责谋取外国援助和国内战时财政金融上的方针政策。蒋介石虽然没有采纳卡尔大使的建议，但对宋子文在维持战时财政金融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比较重视。1939年7月、12月，蒋介石两度致电，把宋子文从香港召到重庆，与孔祥熙等共商金融问题和“擘划四行总处方针”。

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宋子文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他在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也做出过积极的贡献。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会长为英国人薜西尔爵士，副会长为法国人哥特。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者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于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市商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大会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3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

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是组织武汉各界从2月6日至12日开展了国际宣传周。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各界分别在自己的宣传日开展宣传活动。二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底，日机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18条交通线共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投弹33192枚，炸死居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破坏外国在华机关17次，炸死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机又连续轰炸广州等中国不设防城市。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

宋子文、邵力子的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呼吁各国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三是在汉创办《反侵略》周刊。1938年9月3日《反侵略》周刊在汉口创刊。集中载文介绍，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冯玉祥《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热情歌颂了我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对动员民众、坚定胜利信念起了积极影响。

宋子文与宋庆龄在上海参加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宋庆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室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的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而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在1927年分道扬镳后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然而当1941年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在美国发表《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字，我很遗憾，我必须离开它。”宋子文在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从此，宋庆龄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再次分道扬镳了。

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当他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飞箭”式飞机抵达旧金山转道华盛顿时，记者们问他去华盛顿是否为谈判军事贷款。宋子文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回答说：“但愿如此。其实，是为了私人事务……战争使日本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坚持得相当好，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斗志仍然非常旺盛。在工业方面，我们在战争条件下尽可能继续生产。当然物力比人力更缺乏”。

知道底细的人其实都明白，宋子文这次出使美国恰恰是顶替陈光甫继续谋求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最初的对美政策是促使美国联合英法出面，调解中日争端，尽快地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美国在远东地区有着重大利益，并且是可能卷入远东战场的国家中惟一有实力向中国提供帮助和援助的大国。因此，国民政府重新调整了对美政策，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作为战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提出“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对美关系准则并竭力付诸实施。

宋子文在美国接受加州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时致谢辞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特意任命素称美国之友的胡适，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全权大使，兼顾借款、购械、宣传、募捐等具体工作。当时胡适正在欧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孔祥熙发电催促胡适直接从欧洲到美上任，并寄予很大期望。电称：“（适）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同时，国民政府还委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的头衔去美国活动，协助胡适请求美援。

胡适、陈光甫在蒋介石、孔祥熙的授意下，开始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人借款谈判。1938年12月25日，经过美国国务院及商业部协商，罗斯福总统批准，第一笔借款谈判——桐油借款成立。1939年2月8日，中美正式签订协定。双方协议：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不得购买军火、飞机、汽油等重要工业品；中国则以22万吨桐油分五年运美出售，以售款偿还本息，由中国银行担保。

中美桐油借款成立后，国内法币汇率剧跌。国民政府急令胡适、陈光甫设法活动，请美国向中国提供7500万美元现钞，帮助维持法币。1939年9月8日，胡适去白宫恳请第三次贷款，保证用滇锡作抵，罗斯福让他去与摩根索商谈。同年10月，陈光甫开始与美财政部谈判，但进展缓慢。直至1940年3月7日，美国政府才宣布从援助芬兰的贷款中划拨2000万美元给重庆国民政府，规定年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访问美国时，会晤加州州长华伦息4厘，还期7年，售锡得款可以“自由支配”。4月20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华锡借款合约》，款额2000万美元，中方以4万吨一号九九成色的滇锡为抵押。

陈光甫在完成第二次借款后，便托病告退回国。临行前，他奉劝蒋介石：“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陈光甫的苦口婆心打动不了蒋介石全面依靠美国之心。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界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抵美后，最初住进了华盛顿俯瞰石溪公园的黄砖肖姆旅馆两间一套的房间。宋子文此行的目的是要赶在罗斯福下台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然而自从第二次中美借款完成后，美国即不愿再借钱给中国。尽管宋子文“到美后无日不在洽商进行中，惟因美国专心注意英国战事，加以准备大选，各部又缺乏联络，而政府要员于暑期中常不在京，以致迁延时日”，借款之事短期内难以达成协定。于是宋子文考虑在美逗留时间要比预料的长，便从肖拉姆旅馆搬到了马里兰州切维蔡斯市一个上流社会居住区，住进了康涅狄格大街尽头的一座小房里，“仍抱最大耐心，积极向各方面进行，冀收实果”。在这里，他同张乐怡定期宴请政府内阁成员，联邦贷款局长琼斯、财政部长摩根索、进出口银行的皮尔逊都是这里的座上宾。“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9月，外界有了传闻美将贷款的消息。果然不久，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钨砂借款合约》。该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宋子文在当日呈蒋介石电报中特别提到：“琼斯此次帮助不少”，请用英文明码致其书面谢电一份。

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基本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宋子文告诉摩根索：蒋介石需要2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宋子文的要求得到了美国务院的支持。美国政府于30日中午宣布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在未宣布前二小时，财政部长摩根索问宋子文可否稍缓数日公布，其用意是想待条件谈妥后再行公布。宋子文很着急地对摩根索说：“我国经济状况，本已竭蹶，加以本日敌已承认汪伪组织，势非大借款无以挽此危局。”《生活杂志》对美国人说这笔款是这一年最有利的交易。“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对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这笔贷款，重庆政府将会垮台”。

这笔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祥熙1937年7月所订以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12月1日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不欢而散。3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和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约设环球贸易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中国防务补给公司，这笔资金运转程序是先由中国防务补给公司提出要求，后由环球公司出面用来购买军用物资，再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蒋介石闻讯不满，要宋子文从美国前往英国力争贷款2000万英镑。宋子文没有听蒋介石的话，拒绝到英。理由有二点：一是美国1亿借款虽然已经发表，但钱还没有到手，而手续纷繁复杂，一时难以离开；二是初到美国时四处碰壁，毫无办法，最近两个月，才有门路，如这时离美赴英，则难循此路线进行。因此蒋介石也鞭长莫及，2000万英镑借款，洽谈逾月，毫无进展，最后英方只借1000万英镑。

1941年2月4日，中美合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收购华锡等军用原料6000万美元，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2500万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四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与美国、英国同时分别签订《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5月6日，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国拨给中国总值为2600万美元的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08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这一方面为国民政府克服抗战后期出现的财政危机，坚持抗战到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在巨额贷款和大量租借物资的名义下，便利了美国从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各个方面控制国民政府。在借款方面，宋子文是出了力的。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蒋介石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当时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0架给中国。理由是每次我军之所以不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因我空军数量对日不及百分之一，若能以飞机特别帮助中国，则抗战必能加速胜利。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飞行人员2000名，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者中选送。10月份，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克莱尔·李·陈纳德，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说帖递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陆、海军南进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打动了摩根索，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大阪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吹嘘，“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持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毛财长力争后，毛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嗣后，宋子文、陈纳德和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加紧在美活动，购机之事进展较快。美国参、众院议员，币制度量表组主任Somers透露，美国财政部拟建议今后美国每厂出飞机100架，美国分45架，英国分40架，中国分15架。12月20日，宋子文等人再次与摩根索财长洽谈，摩根索答应，美可先让购飞行堡垒12架，条件是1941年2、3月间轰炸东京。驱逐机因生产不够分配，尚须待筹划。24日，宋子文前往拜访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诺克斯告诉宋子文经海、陆、财、外四部会商，可同时让购驱逐机100架。

1941年元旦，摩根索约见宋子文、陈纳德，正式答复说，飞行堡垒经陆、海军两部研究结果，如无足够的驱逐机掩护不便使用，暂时搁置。可先让购P40式驱逐机100架，配件俱全。它们是由美国柯蒂斯——赖特公司制造的一种体积小、速度慢的战斗机，英国人嫌这种飞机已经落伍，而希望得到型号较新、速度较快的美国飞机，他们将获得更好的飞机。

三个星期后，第一批36架飞机整装待运。宋子文考虑到当时国际情形严峻，担心由太平洋运华，有被敌机截获的危险，取道大西洋又怕德飞机轰炸。为求稳妥办法，宋子文便雇用了曾将“沃尔蒂”飞机卖给宋美龄的威廉·波利。波利建立了一个“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负担承运工作。这批飞机先用板条箱运到缅甸仰光海口，然后进行装备。主要用来掩护滇缅公路的车队和保卫重庆。

中国空军飞机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人员更是奇缺。宋子文开始招募美国空军志愿来华人员的外交活动，以加强中国空军。

1907年美国制订的一项法律规定，“宣誓效忠任何外国”的美国人将被剥夺国籍，因此，要招募美国作战飞行员为中国驾驶飞机而又还不违背这项法律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美国务院1936年曾搬出这项法律，把它当作制止美国人去西班牙作战的武器。如果现在要到华盛顿公开招募航空队飞行员，难免引起国内外纠纷与注目。

宋子文等经过与摩根索等人商谈，建议采取由军部默许，在现役中以高薪聘请，外交部准其出国，但不执行美军部命令的办法。1941年4月15日，接受了宋子文所提要求的罗斯福悄悄地答应下一道行政命令，允许军事人员辞职，同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合同，参加陈纳德组织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到中国与日军作战一年，此后他们还可以重新回到他们原来在美国军队的岗位上。招募人员到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去征订合同，答应给每个应征者月薪750美元，外加旅行津贴，住房和每年30天薪饷照发的假期。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发给500美元奖金。美国政府为到中国参战飞行人员换发了新护照，把他们的身份写成旅游者、学者、推销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为了尽可能表示是“民间事业”，陈纳德担任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监理人”，志愿队飞行员则作为该公司担任飞机制造、修理、管理任务的员工。

其后，招募来的第一批人员，于7月10日由旧金山乘荷兰轮船前往新加坡。他们扮成学生、音乐家、农民等各种不同的身份，但消息还是被日本情报机关所侦破。日本在广播中恐吓道：“美国的空军志愿队已经起程前往中国作战，但这艘船永远到不了中国。”因此，宋子文乃请美国海军派指两艘巡洋舰护送到夏威夷，再由荷兰军舰接任护送到新加坡。然后转到前往缅甸仰光北方约270公里的开道飞机场集合，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了美国空军志愿队，共三个中队，有飞行、地勤人员270余人，飞机125架。

志愿军队在经过短期训练后不久，便开始对日作战。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大队的飞行员利用P40战斗机在昆明上空沉重地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j—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日本飞机狼狈逃回河内基地。在以后几个月里，志愿队因功绩卓著而闻名于世。昆明的群众根据志愿飞行队所有飞机的机体前部漆有鲨鱼张嘴露牙图案，称志愿队为“飞虎队”。

蒋介石夫妇1942年初到昆明视察时专程看望“飞虎队”全体志愿人员，并在宴会上大加赞赏，美国报纸以头版新闻刊发。据统计，自1942年元月3日至同年6月20日，飞虎队员在云南、缅甸等地防空作战29次，进行侦察轰炸掩护等64次，出动飞机459架（次），击毁敌机75架，卡车112辆，该队仅伤亡30人，损失飞机68架。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大队的任务改变了，飞行员的正常身份也得到了恢复。1942年7月4日，“飞虎队”改编为“美军驻华空军”，陈纳德恢复了现役，并晋升为陆军航空兵准将，以美国空军高级指挥官的身份留在中国。1943年3月，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14航空队，增加到飞机500架，陈纳德晋升为少将。这支航空队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击落、击伤日机2000余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于1941年12月20日在旧金山和吴继芳结婚筹措租借物资是宋子文在洽商军援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1942年6月2日签订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双方在战争时期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在中国确保有500架飞机，每月应能向中国运交5000吨军援物资。美国答应给中国84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然而所允援华物资的数量十不得一，蒋介石十分恼火，电令宋子文在美就近接洽。当时宋子文正接到军火分配委员会将每月供华物资减至3500吨的消息，美国陆军部又通知宋子文，运华物资现印度积压甚多（改为4500吨），拟自七月份将从美待运的物资器材（约1.49万吨）暂时停运。宋子文对美国政府极为愤慨，立即答称：“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已失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即回国。”罗斯福闻讯，当晚召见居里，令他赴重庆解释。宋子文余怒未消，对居里说：此行殊可不必。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空言，而是实际行动。并列举一系列事项为例证以说明一年以来美国空言多于实际的行为，说：空中堡垒24架，原定赴华，中途应英国之请，改派地中海作战；轻轰炸机66架，8个月前已经答应拨给，因珍珠港事件，减为33架，今又将此数改赴地中海；双马达之运输机17架，前已派好，担任中印运输，今也改派地中海，第十路空军司令蒲立登到重庆，蒋委员长召见，竟然以没有奉到史迪威命令为词，回避不应，今又将第十队空军改派地中海助战。宋子文最后说：“我以为除非总统（罗斯福）已有确切不移的空军实施方案，否则，一切解释都难以收到实效。”中美关系一时紧张起来。

为稳定中国抗战情绪，罗斯福除致电蒋介石解释第十航空队调往埃及助战系临时措施，不久即当调回外，还答应提供100架运输机以便使越过驼峰的中印航线每月运输量保持在5000吨。并尽量保持向中国提供500架飞机。

缅甸作战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所有外援物资只能通过“驼峰”空运线运到中国。为了协调中美英三方关系，共同收复缅甸，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反攻缅甸计划和作战方案。但是中国并未被邀请出席，蒋介石、宋子文认为是对中国的轻视。在会上，马歇尔和金民海军上将坚持应在1943年11月进行反攻缅甸的战役，英国却不愿在缅甸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联合参谋团会议经过讨论，仍确定在1943年11月发动攻缅战役。1月25日，罗斯福、邱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已派美国陆军的空军司令安诺德及英国元帅狄尔等来华说明攻缅计划。2月7日，蒋介石单独会见安诺德，除麦尔同意外，另电罗斯福说明中国需要有一支独立的空军，每月空运量需达到1万吨，到1943年11月中国应有500架飞机，罗斯福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于是1943年2月9日，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人员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宋子文作为中方代表与何应钦出席。会议讨论了攻缅问题、中方声明将以10个师兵力出击缅北，时间为1943年10月底。英方表示也将以9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会议还对加强海空支援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蒋介石对陈纳德制定的空中作战计划很感兴趣，4月10日要求罗斯福召见陈纳德。4月底，陈纳德回到美国述职。5月1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致送备忘录，称中国全力支持陈纳德的计划，为集中所有战时资源作空中攻击的准备，中国拟以5、6、7三月空运吨位全数供运汽油及飞机器材之用。宋子文还说：“蒋委员长并嘱予声明：敌人如以地面部队攫我飞行基地，中国陆军力能应付。”蒋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是，一则可以保存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二则可以抑制史迪威。但是在马歇尔的支持下，史迪威也同时被召回美国。5月2日，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应继续加强中国陆军，如果按宋子文的意见中断空运1个月，只向空军提供物资，那么1944年1月以前中国军队不可能参加收复缅甸战斗并守住飞行基地。

罗斯福综合史、陈、宋三方意见，于5月3日作出决定，只同意是在缅甸北部采取行动，不必在南部及仰光采取行动。5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合会”上，英国则提出放弃攻缅。这项计划遭到了史迪威的反对，也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5月8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要他力争收复全缅，否则只收复缅北，又无英国海空军配合，无异于让中国白作牺牲。5月11日，宋子文会见罗斯福，12日再拜会邱吉尔，力陈中国被困数年，缅甸失利后，国际路断，已有年余，处境艰难，要求收复全缅以解危局的急迫心情。邱吉尔却称：滇缅路纵能打通，其运量不过2万吨，且还要到1945年才能打通。中印空运，每月如能增至3万吨，则空援更实际一些，因此，攻缅对援华意义不大。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C·C·S会议，陈述中方立场。宋子文首先陈述自敌人占领缅甸后，中国国际通道完全被锁，因此，未能获得军火援助与物资接济；国内经济衰落，通货恶性膨胀，处境极为险恶。因此中国并无意外要求，只请同盟国履行前约，实现收复全缅的计划。继而提出两点要求：

一、增加空军攻击。宋子文说中国空军力量不足，中国陆军及后方都得不到空军的掩护。建议将6、7、8三个月中印空运吨位如数拨归美空军供应之用，使陈纳德的计划得以实现。

二、收复全缅。宋子文强调，收复全缅是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如果英美放弃攻缅或实行主攻缅北的计划，中国人民将认为是英美背信违约的不光彩行为，万一中国战场，因人心绝望而致瓦解，同盟国将失去中国基地。如仅攻缅北，促使中国士兵作无益牺牲，于中国有害无益。宋子文最后对史迪威大加抨击，大肆吹捧蒋介石的“战略”才能。

宋子文在这次会议上慷慨陈词，无所忌避，虽然博得罗斯福的了解和蒋介石的嘉奖，但仍然未能改变C·C·S各幕僚的决定。5月18日，罗斯福告诉宋子文，攻缅计划于年底会同英军实行。5月20日，联合参谋团公议决定，增加去中国的空中路线，以期达到每月1万吨的数量，维持中缅战场的军事行为；实行缅北作战；切断日本到缅甸的交通线。邱吉尔对缅甸作战甚为反感。他认为这种计划是到水里去斗鲨鱼。宋子文因此于5月21日与邱吉尔发生公开争执。

邱吉尔在太平洋会议上宣称：缅甸为蛮瘴之地，在此地区作战，白人不如日人，困难很多。反攻缅甸计划，英国并没有坚定的承诺，自可随局势的演变而有变更。

宋子文据理力争，暗示放弃攻缅是英国造成的，他们背弃了诺言。

邱吉尔仍然说：卡萨布兰卡只有攻缅计划，并无决议，如果英国军官曾作保证，亦属越权的。

宋子文再三要求英国践诺，并称这是中国存亡所系，必须将前拟援华计划付诸执行。

5月21日，宋子文又会见了罗斯福，对邱吉尔前日的态度表示不满，强调英国不攻缅南，不提供海空支援，攻缅计划无疑会夭折。5月24日，罗斯福和邱吉尔核定了攻缅计划。25日，美方将计划交宋子文转蒋介石。计划规定1943年雨季结束后由中美军队反攻缅北，并以海空力量控制孟加湾，切断日军交通线。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并不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接受。

1943年8月19日至24日，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欧洲问题成了英美这次会议的主题，因此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18日，宋子文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致送备忘录，要求参加会议并声称：美国政府多次宣示，中、美、英、苏四国应担负作战及维持和平之大部分责任，自彼时起，英美之间，对战争与和平有关之事项，业已协商多次，但中国要求参加则常被拒绝，甚至有关中国之事务或计划，亦未邀请中国参与。中国代表虽有一、二次被邀出席于C·C·S，但只以作证之资格出席，并未参加实际讨论，对有关中国作战利害之事务，亦从未参予最后之决定。宋子文愤愤地说：中国虽列为四强之一，而中国代表则未能参加卡港和三叉会议，而在此会议中所制定之计划，皆有关委员长为统帅之中国战场。会议中之决定，只系事后通知中国，因此，所有拘束中国之事，往往因解释不同引起误解。予以为倘有真正之合作，则此种事故，定可避免。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联系起了金钱、政治与权力，当然或许还有爱情。最后，他郑重提出：现魁北克正在开会，英美二国正在讨论打击日本之战略，此种讨论之结果，势必影响于战后之国际合作，如中国政府未能参加讨论，则中国政府对其国民将无以解答。因此中国政府虔诚建议：（1）现已成立之军火分配委员会应予扩充，中国应以平等之立场加入；（2）同盟国间有关合作之机构，中国亦应平等加入；（3）魁北克宣言中，应以此二点昭示世界。

英美对宋子文的声明并未引起重视，但是在会议结束前二日让宋子文到会表示了一下意见。宋子文22日抵达加拿大，8月24日会议结束。8月25日，罗斯福、邱吉尔联名电告蒋介石，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勋爵为统帅，史迪威为副统帅指挥缅北作战。蒋介石对魁北克会议不满，大发牢骚：“至关太平洋作战上所作决定，大抵先由英美商定，然后通知我方，而非预先与我商洽再作决定。”故以国力不足，如南缅海岸线与交通要点不确实占领，北缅作战将无法完成为理由回复罗、邱。当时新任东南亚战区司令的蒙巴顿中将正奉命来华协商。10月19日，宋子文由美到印与蒙巴顿、史迪威会谈。11日宋子文回到重庆，16日蒙巴顿也到达重庆会见蒋介石，具体研究攻缅作战计划。经过中、美、英三国的反复磋商和斗争，攻缅战争终于从1943年底开始，历时一年多，于1945年3月3日结束，全部光复缅北、滇西地区，歼敌16万人。这是中美英三国军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四章　“外交大使”奉命奔波

又一位大使

抗战中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命到美国处理所谓“家庭事务”，实际上是争取美国贷款。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时人称其为“太上大使”。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是一位文人，故称“书生大使”。两位“大使”因主见不一，时常交锋。

宋子文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随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统帅。

宋子文还主持了同美、英的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谈判，分别与美、英等国签订了新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此在中国外交上，系属首次。”

订立新约，举国同庆。

中国的国际地位果真提高了吗？

抗战时期，宋子文为推行“金元”外交，常去美国活动，与美国财政金融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本是一位文人，是研究哲学的。30年代因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受到一些美国人士的赏识。1938年9月，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活动的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称为“书生大使”。

本来，“太上大使”与“书生大使”有许多事情需要协调，但他们却无法走到一起。从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达纽约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离任，胡、宋两人之间由于分析问题和处理事务的差异，以及此前双方私人关系的恩怨，“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纠纷可以说贯穿这一时期始终。

1940年6月，宋子文初到美国时，胡适陪他分别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但一个星期后，双方就发生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冲突。7月2日晚，胡适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馆小坐。宋子文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答应帮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担任驻美大使近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胡适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这两笔借款表面上虽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实际上胡适也参与其中并做了相当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胡适忍不住对宋子文说：“我要warn（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胡适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不顾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决定在缅甸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暂时让步。胡适得悉后非常焦急，频频与美国外交部接触，请求在英国做出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决定后，美国能迅速公开地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对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反而围绕胡适的讲演大做文章。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胡适的心，因为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间，国内媒体上关于更换驻美大使的报道也让他颇为心烦，宋子文的责难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一天，美国为表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决定将拖了很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即刻发放。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让人打电话给在纽约的胡适，说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谈，让胡适不要回华盛顿，在纽约等他。在没能联系上胡适本人后，他又给胡适所在的旅馆留了电话，并让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所以后来当胡适得知宋子文的“巧计”后，也不禁讽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位“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1941年1月23日，白宫发表劳林·柯里等将赴中国调查财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适从霍恩贝克处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国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划的，最初他想请凯恩斯，遭拒后转请柯里。美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请示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仅表示并不反对，因为柯里等人的赴华费用均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胡适认为宋子文此举太不值得，因为柯里尽管对中国很友好，但他却不懂得币制，让他去调查中国的财政情形显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索、财政部次长贝尔，以及从中国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绝，胡适连插话的份也没有。胡适没有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地在日记中记录谈话内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谈话”暴露了胡适对此的极大不满。

4月21日，摩根索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索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索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抬手驻足，张扬在嘴角的微笑，当爱情与权势同期而到，幸福的表情又如何阻挠。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同时进攻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西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美、英两国分别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实际上已进行了四年多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对德、意宣战。这样，建立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分别约见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和苏联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将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决心，并请他们分别转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当日晚上，蒋介石又会见了英国武官邓尼斯与美国武官包瑞德，建议中、英、美等国成立对日联合作战的指挥机构。第二天，蒋介石打电报给在美国的宋子文，要宋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联系，对美军在珍珠港遭到日军突袭表示同情，要求双方达成在远东联合作战的协议，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各盟国联合指挥机构，共同对日作战。

12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向美国当局转达他所提出的由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立即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并提议由4国立即在远东成立一个中央统帅部，或一个中央军事参议机构，在重庆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日作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会见了在重庆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请苏联加入对日联合作战。

宋子文收到电报后，于12月10日即拜访了被视为美国“第二号人物”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向他转交了蒋介石的这份电文。宋子文说：如果成立这样的盟国军事指挥部，希望摩根索也是成员之一。12月12日，宋子文又把蒋介石12月10日电报的抄件转呈摩根索，并在致摩根索的信中说：“由于当前事态紧迫，如果您能就怎样在美国推进此事给我出任何主意，我将非常高兴。”

此后，中、美、英等国加快了关于协调远东联合对日作战的磋商。12月中旬，以马格鲁德少将为首的美国军事代表团、以邓尼斯少将为首的英国军事代表团齐集重庆。12月22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美国陆军航空总司令勃勒特少将抵渝，参加了23日、24日举行的重庆军事会议；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其他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罗斯福、邱吉尔在美举行会谈，并共同与新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晤谈。经商定，决定组成反轴心国的同盟，确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规划，并决定设立参谋长联合会议和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物资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12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在重庆举行的东亚联合会议决定，如日本侵入缅甸，中国将派空军助战，美国供应中国战略物资。12月23日，中国与英国订立军事同盟，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的协定》，决定中国军队赴缅甸配合英军作战。

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美、英、中等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商定了与共同敌人作战的策略。在此基础上，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苏、澳、加、荷等26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参加签字的中国代表是宋子文。宣言宣布：“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的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规定：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全部兵力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不到侵略国家无条件投降，每个国家都保证不与法西斯国家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之，中国战区应运而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处于两面作战的态势。美国从世界战争的战略出发，依然采取“先欧后亚”的方针。同时，美国也充分考虑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国决定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打通滇缅公路，依靠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军力和物资，等欧洲战事结束后，再利用中国人力和基地转入对日进攻。根据这样的部署，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的同意后，1941年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包括中国、印度支那、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成立统帅部，由蒋介石任统帅，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军事。1942年1月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表示“义不容辞，敬谨接受”，并要求罗斯福指派一位信任的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罗斯福经考虑后，决定派美国军界上层人物被称为“中国通”的史迪威中将任此职。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汇合了，中国抗战的长期孤立局面结束了。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美、英为了与中国共同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等战争结束，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美国声明说：“美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美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以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过去数周内，美政府业与英政府就是项一般问题交换意见，美政府欣悉英政府与美政府具有同样之意见并正采取相似之行动。”英国声明：“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1942年6月2日，宋子文在美国签署租界法案后，手持法案留影废除旧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是由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主持的。美、英虽然发表了上述声明，但谈判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美、英这一行动是迫于当时形势作出的，也由于放弃在华特权对他们的利益仍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谈判进展不快。特别是英国，始终不肯放弃在1898年强行租借的为期99年的九龙租借地，一直到预定签订新约之日，即1943年元旦，还未达成协议。为了不致因“九龙”一事而中断新约的缔结，国民政府作了让步。可是，英国仍然片面要求延期，美国也持同样态度加以阻挠，致使新约不得不延期签订。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发出慨叹：“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直到1943年1月，汪伪政权发表了徒具形式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之所谓“新约”后，才有所进展。日伪“废约”这本是一幕滑稽戏，但客观上却对美、英增加了压力，迫使美、英加速同中国谈判的进程，并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

中美新约签字仪式在美国华盛顿国务院会议室举行。会议室的长桌上端端正正摆着用中、英两种文字缮写成的条约文本，均用彩色带系结。当美国国务卿赫尔偕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步入会议室，端坐于长桌一端时，曾以诙谐之口吻问魏大使：签字时，是以书写英文的方法，还是按中文从上至下的书写习惯？魏大使笑而不语。在新约上签字的中国代表是驻美大使魏道明，他先以毛笔签写中文署名，然后用钢笔签署英文名。赫尔，则用自备墨水笔签字。此签字情况，均已摄成新闻影片及照片，两人之谈话亦制成留声片运至重庆。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方面除魏道明外，尚有驻美大使馆公使刘锴，新任参事徐公肃，一等秘书崔存磷；美国方面除赫尔外，还有远东司司长汉米尔顿、国务卿助理裴克等。

中英新约签字仪式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新厦进行。条约签字前，先由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祁德森互换中英文条约文本。继而外交部长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黎吉生，互验全权证书。中英新约是以英王名义签字的。签字的英方代表是驻华大使薛穆，印度驻华公署一等秘书代表署务黎吉生，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签字典礼的，除双方全权代表外，中方尚有驻英大使顾维钧，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胡世泽，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交际科科长凌其翰；英方有大使馆参事台克曼，秘书祁德寿。

风雨中的红玫瑰、多的是锐利，多的是坚定，但历经风雨磨难而风韵依存。中美、中英新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宋子文直接签订的中英新约共有9条。第一条规定条约适用的领域；第二条规定撤销英国政府及其人民或公司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第三条宣布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第四条决定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第五条是关于不动产之保护或转移问题；第六条规定两国人民享有在缔约国中旅行、居住、经商之权利；第七条规定领事之权限；第八条规定待战争结束后，双方缔结友好通商设领条约；第九条规定新约批准生效的日期。综观条约内容，第二条最为重要，故在中英换约的附件里又明确规定英国政府应放弃如下特权：（一）租界及使馆区之特权；（二）内地驻兵权；（三）军舰自由驶入权；（四）领事裁判权；（五）通商口岸权；（六）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七）外籍引入权，海关雇用官员权等。这表明，除九龙、香港外，英国政府从政治上、军事上基本放弃了在中国享有的特权。通过中美新约，美国也取消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

随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样，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废除了。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1943年1月12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中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并特别感谢美国国务卿赫尔及英外相艾登为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所做的贡献。在记者招待会上，一美国记者问：中国是否对中美、中英两新约满足？宋子文回答说：“大体可以业已满足，然尚有少数问题，须再讨论。”关于租借地一事，宋子文说：“中国曾提起九龙租借地问题，然英国政府未准备加以讨论。我方已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宋子文最后称：“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无上欣幸。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废止治外法权新约，于今果如愿以偿。”

1943年1月11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居中者为宋子文出现在正式场合的宋美龄总是佩戴着中国空军金质徽章，那是她为抗战做贡献的象征。为了庆祝新约的签订，国民政府明令昭告全国，称：“今吾国已获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决定1943年春节放假3天以志庆祝。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宋庆龄、郭沫若亦发表谈话。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人民集会庆祝，燃放鞭炮，游行示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布《关于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应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英、中美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新约，通知放假：“中英美订立新约，举国共庆，同时适逢春节，各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由2月4日（即旧历除夕）起至10日止，放假7天；中等以上学校由2月4日至17日，放假14天；各工厂则依其劳动合同所扩大进行规定之假日放假，以资庆祝。”延安2万多人于2月5日开会进行庆祝。全市欢腾，盛况空前。

走下飞机的宋美龄泪眼婆娑，哥哥宋子文立即伸手搀扶。当年5月，中、美、英批准条约生效之日，《新华日报》又以《中英、中美互换新约》的短评论述此事。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发行的《群众》杂志，在第8卷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新约加重了我们的责任》的时论。同卷第3期上又发表了题为《自由独立新中国的起点——中英中美新约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这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新约签订的支持与祝贺。

全国各阶级、各党派都热烈祝贺新约的签订，这说明宋子文及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它使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且对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重大的作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综观所有新约的内容，大都是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未涉及到经济文化领域。因此外国人仍可在中国各地倾销商品，设立工厂，打击民族工商业。至于设立教堂、办学校及其他事业，更没有限制。就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亦未彻底解决，如在进行谈判时，中国提出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表示“现未准备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中国无可奈何，只得正式声明“保留再度提出此问题之权”。因此使九龙租借地问题悬而未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未提出讨论。

终于如愿以偿

宋子文奉命请罗斯福总统派一名美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美国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

闻此消息，蒋介石脸色大变，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对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蒋风波”骤起，美国态度暧昧。

宋子文如何应对？

1941年12月8日，寒冷潮湿的早晨。

宋子文起床后，像往日一样拧开落地式美国收音机开关旋钮，照例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

突然，收音机里传来男播音员愤怒而低沉的声音。

新闻公告：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当地时间）电：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说：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叫宋子文惊愕不已。他耐着性子专注地听了下去，大体弄清了事情真相：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南岸，东距火努鲁鲁9.6公里，是一个水深15—20米的陆抱良港，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日军出动183架飞机，从停泊在距离珍珠港230海里的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以微小的代价击毁击伤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舰船18艘（包括战列舰8艘，飞机260余架，人员伤亡近4000人，其中一半阵亡，太平洋舰队蒙受惨重损失。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

宋子文既对日本敢于在太平洋上向美国人开刀非常吃惊，又急于知道国内方面对珍珠港事件所持态度，以便在与美国政府交涉中争取主动，因而显得格外焦虑和浮躁。

与此同时，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也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中国陪都重庆，引起一派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之战，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一位在重庆看到当时情景的美国人写道：“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中国就好像是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日。”

张学良，为了民族存亡大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是转移对日作战责任保持实力的最好时机。因此，就在这天上午，他在黄山官邸客厅召见了苏联大使潘友新，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各面授备忘录一件，声明“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建议“中、英、美、澳、荷、加拿大、新西兰等友邦国家结成以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军队的军事同盟，以一致对德、意、日轴心国，各同盟国互订不单独与轴心国媾和条约”。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使馆武官，宣称中国为了与各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

身处异邦的宋子文，在焦急等待中收到了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急电。要求宋子文代表他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中国政府对日本进攻美国“愤激莫名之心情”，二是表明中国待美国宣战时同时对日正式宣战的态度；三是提请罗斯福总统敦促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宋子文接电后，立即前往白宫委托副国务卿向正在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的罗斯福总统作了转达，并迅速得到以下二点答复：一是苏联不能即日宣战，原因是远东军事准备还须增强，时机一到，即宣战无疑。二是中国即刻宣战，于大局有利，恳即实行，不必等苏联宣战。斯大林也致电蒋介石说明“苏联现负抗德战争之主要任务，苏联在抗德战争上之胜利，实即系英、美、中国对轴心集团之共同胜利。本人认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仍不宜分散于远东……”

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告以美国会已宣布美国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中华民国政府也随即发表了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署名的《对日宣战书》，并同时宣布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间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在已与日珍珠港内美军舰艇纷纷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本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沦丧大半之时才正式宣战。

蒋介石接着于12月10、11日，在黄山官邸邀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将军，英国大使卡尔等人，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马格鲁德对此也非常卖力，他将商讨内容列为四点报告了罗斯福：

一、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之中心。

二、在苏联未对日本宣战之前，请华盛顿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五国初步谈判之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以讨论决定之。

四、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方案。

宋子文通过外交身份和多种途径，加紧活动，向美国朝野极力说明中美英荷四国应速制定联合作战的整体计划，及成立联合指挥部与军事同盟协定的重要性。经宋子文的撮合，美国陆长史汀生14日决定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即邀英、美、荷派陆、海军代表会同中国代表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

在马格鲁德鼓动和史汀生的建议下，正忙于国内动员，被战事搅得焦头烂额的罗斯福也希望中国在联合军事行动中扮演一个角色，便回电马格鲁德请蒋介石至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由中、美、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并望产生永久性机构以便指挥各盟国共同作战。

蒋介石即于16、17、19之日，先后与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荷兰代表保斯、美军事代表马格鲁德分别谈话，交换联合军事会议代表团组织的意见。

12月20日，五国军事代表齐集重庆。经过协商，由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起草五国协定作战总方案，提交各国讨论。总方案拟在1942年7月，以美国海空军及中国陆军为主攻，英国海空军、苏联陆空军为助攻，先扑灭敌方空军，取得制空权，然后再对日敌本岛及中国东南地区，以外线作战态势向敌合击。

12月23日，联合军事会议在蒋介石官邸举行。出席会议的只有中、美、英三国代表。中国方面有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徐永昌、商震、刘为章、周至柔、毛邦初。英、美代表有爱格斯登大使、卫佛尔将军、勃兰德将军、马格鲁德将军、戴尼斯将军、沃勃堡空军参赞、霍克上校、麦克莫伦上校、王怀林中校、司高脱兰德副官等。苏联代表拒绝与会，荷兰未派代表出席。

会议伊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代表提出制定的联合作战方案，在十分紧迫的形势下，宋美龄微笑示人，显示了她临危不变的坚强、勇敢和大家风范。首先是要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也认为有必要保卫住缅甸，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外援补给线，大批美援物资要通过缅甸公路运往大西南。对此，蒋介石表示：余兹同意其原则……但此次集会之主题，则为研究在东南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主要任务为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英国代表仍坚持注重当前紧要问题并借口缅甸防务空虚，物资缺乏，要求增拨武器。蒋介石虽然对英国代表的傲慢态度和此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召开前不久，英国将在缅甸境地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计卡车150辆和一船弹药占为己有表示出极为不满，但极力克制并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甸作战。”而英国代表则以傲慢的口吻对蒋介石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救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联合军事会议上气愤地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一切租借物资军火全部退还美国，撤回驻缅人员，停止中、英、缅合作。宋美龄也坐不住了，用英语提醒各位：“请注意中国的地位。”然而一向好发脾气的蒋介石却显得格外有涵养，他斯文地对卫佛尔将军说：“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现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蒋介石话里有话，说得英国代表的脸涨得通红。

史迪威，先后4次来华，前后在中国长住10年之久，通晓中文和汉语，对中国官场的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也很明了。1月14日9时，史汀生约见了史迪威。15日，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克莱函告宋子文，透露了美军代表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安排，并说鉴于缅甸战区中英美军队之复杂，美军代表必须在缅区具有执行三国军务的权力，否则将难以应付局面。宋子文在将麦氏原函电呈宋美龄而告蒋介石之后，又于1月19日走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面告宋子文，参谋长拟推荐史迪威中将充任，并提出秘密说帖一件，要求中国同意并促成中、英、美在中国战区切实合作。宋子文摘译为中文，同日电告蒋介石。此电为其后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之根据，派遣史迪威来华之前提。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皓电（19日）报告后，感到美军代表兼任战区参谋长的办法：不妥，于22日电饬宋子文，须将战区参谋长之权限地位加以明确，即在华之美军代表受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中国战区参谋长受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然而宋子文复电说，美军代表既然兼任战区参谋长，自然而然地要受中国战区统帅节制和指挥。因此他没有将蒋介石的电报转给美方，并于元月29日与史汀生交换函件，答应了美方一切要求。

根据宋史交换函件，1942年2月2日，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享有以下权力：监督和控制美国对华军援事宜；在蒋介石统辖之下，指挥在华美军及可能拨予的中国军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在中国的国际军事委员会，以及以委员长（蒋介石）的参谋长身份行事，改善、维持和控制滇缅公路中国段。

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来华作参谋长，原意是要受中国统帅命令的，但史迪威来华时的6个头衔中5个职务蒋介石无权干涉，蒋介石指望通过美国高级官员获得更多的美援，装备他的军队以便日后对付共产党，但是美国政府却又授权史迪威监督美援物资的使用，以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对美国政府和宋子文交涉不力非常不满。当收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来华消息的电报时，蒋介石顿时脸色大变，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办的好事！”这里的“他”指的是宋子文。

西安事变时，宋美龄和端纳一同到达西安。史迪威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个人经历进行过调查，对他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职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还与史迪威作过长时间交谈，集中商讨了开辟“驼峰”空中运输线。宋子文认为美国援华物资如果滇缅公路一旦被日军断截，就难以运抵中国。因此开辟一条空中运输通道较为理想。宋子文估计，一百架DC—3型运输机每月可向中国运送一万二千吨物资。物资运进印度所需的海港可选在加尔各答，然后沿铁路直达北面的阿萨姆，再由阿萨姆用飞机装运穿越喜玛拉雅山脉到昆明，全程只有700英里。史迪威也认为有必要开辟航线。他说：形势正迫使有关各方正视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使这条航线“立即通航”。1月31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写信提出开辟这条航线。罗斯福答复：“经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可以用空中运输的方式加以保证。”于是，宋子文与史迪威又对穿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所需的机场、飞机、地勤人员、油料和保养设施等问题广泛地进行了磋商。

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及其参谋人员飞向迈阿密。在两次取消飞行后，他们终于在13日、星期五离开美国。一行人一会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一会儿又换乘DC—3型运输机，进行了历时12天的一系列短程飞行。经加勒比海到达南美洲，穿越非洲向北飞到开罗，尔后向东，经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湾，飞抵印度新德里。3月3日，史迪威等人踏上了他们旅途的最后一段，离开印度前往重庆，住进了宋子文建造在嘉陵江边的一座西式房子里。

史迪威来华后，在重庆上清寺设立了中、印、缅美军指挥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及一月，关岛、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先后沦陷，日军继续分兵南进，进逼缅甸。缅甸地处中南半岛西部，东北与我国云南相连，西北同英属印度相接，日本如果占领缅甸，东可入侵中国大西南，与中国东部日军合围中国；西可进犯印度，摧毁盟国在印度的战略基地，进入中东与德、意法西斯会合。在缅甸局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要求蒋介石出兵缅甸，把日军牵制于缅北地区，阻止日军由新加坡、仰光沿海进攻印度。蒋介石也希望保持盟国对中国的输血线——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北缅重镇腊戍，然后衔接缅甸中央铁路，最后通向南端仰光海口，全长1146公里。1938年修筑，当年底竣工通车。日本大规模侵华后，外国援华物资入境主要靠中越、中缅这两条运输线。1940年6月法国败阵，日本乘机与法国维希政府交涉，关闭了中越路。这样滇缅路成为中国对外惟一陆上通道。于是中国政府根据1940年12月订立的《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派出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组成远征军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但是，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进入缅甸的目的是掩护其安全撤退，并无坚守仰光海口、保护滇缅路畅通的意图。为此，英国不愿意中国军队大批地、过早地入缅，以致英军队难以协同作战。

正当蒋介石为此而焦虑之时，宋子文于1942年3月8日从华盛顿发来电报吹捧“史迪威为其（指马歇尔）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拟派为北非出征军总司令，因中国事务紧要，故改派来华”。根据宋子文“望加重用”的请求，蒋介石于同日正式委任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

宋子文得知由史迪威入缅指挥作战的消息后，又于3月9日前去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并请罗斯福向邱吉尔首相转达宜由史迪威统率中英缅部队，主持联合作战的意见。宋子文说：“据敌广播，仰光昨午（3月8日）已被日军占领。此后缅甸作战不得不重定计划，尤其中英两军必须指挥统一，方能收获。英军在缅兵力只有残余两个师，而我派赴缅甸各军，其数超过英军四倍以上，中国在缅军队，已命史迪威担任指挥，在缅英军亦宜由史迪威指挥，以期统一。”

罗斯福总统认为宋子文的建议合情合理，但因对英国有所顾忌，以不便提出为辞词加以推诿。

3月11日中午，史迪威乘飞机自重庆飞往缅甸腊戍前线指挥作战。腊戍是位于缅甸掸邦山脉北部重镇，缅甸通往中国的交通枢纽。自1938年滇缅公路接通后，这里便成为运往中国战时物资的转运站。它距离中国云南边境仅185公里。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便设在这里。史迪威到达腊戍前线后，注意协调中英双方矛盾，指挥蒋介石拨给他的第五军、第六军在仁安羌地区解救英军之围，救出了包括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余英军及被俘的英军、记者、英籍传教士500余人，并掩护他们向北撤退到曼德勒（缅甸中部）。日本败兵弃尸1200余具南逃，创出了扬威世界的纪录，英国政府对远征军战绩深表嘉奖，给新38师师长孙立人等多人授勋。不料5月1日，英军置中国军队于不顾，仓皇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逃跑。不久，曼德勒失守。而日军在此之前已于4月29日占领了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退路。史迪威只好急令各部撤向伊洛瓦底江西岸，然后再向印度北部英伐尔撤退。中途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两人脱离大军，只身撤往印度。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又直接命令杜聿明向国境撤离。哪知各部队所经之处森林蔽日，蚊虫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奇缺，又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官兵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后几经辗转虽然一部分部队撤到印度，一部分撤退到国境，但原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只剩下4万人左右。中国远征军也一分为二，改编为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军。

宋美龄的影响下，蒋介石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二人相濡以沫。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与史迪威的指挥不力是有一定关系的。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指挥作战失利，他生怕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自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翼翼地询问蒋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宋子文在电文中除直陈“缅战不利之主要原因，无疑为英国不能与我彻底合作”外，还说考虑到“此后我尚须利用印度为运输军械飞机之航空站；“英美战后或背道而驰，在战时则因生死存亡关系，不能不密切合作，故我如公然向英责难，反失美国同情。建议蒋介石不若趁此时机，密致总统（按指罗斯福）及邱吉尔一电，直陈缅战过去之错误，措施严正而委婉。并告以中国为此原因，危难更为迫切，不得不要；（甲）英、美即派大批飞机来华助战，（乙）英、美、华速策划雨季后反攻缅甸，夺回仰光，恢复中国之国际路线”。

蒋介石对中国军队的失利极为懊丧，迁怒于史迪威。这从1942年6月18日，蒋介石以发表感想形式给熊式辉、宋子文的电文中可以看出。

蒋介石的电文如下：“前得删电，询我对史迪威之感想，业已另复。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亦未筹备进行，甚至于维持中国最少，限度与其可能方案，亦尚未曾着手。至于空军之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亦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与彼无关痛痒。此人（按指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此或因平日未习幕僚长业务之故，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彼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且谎报罗卓英逃回保山，其实彼自缅甸退却之先……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入印，事前对我并未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

蒋介石在电文中虽对史迪威的组织能力，责任观念，指挥经验多有责备，但考虑中、英、美国之间关系，便叮嘱宋子文两人“我为保全友邦荣誉处计，不愿多言，此时对马歇尔参谋长不必急于答复，将来彼或亦能了解吾人之苦心也”。

1942年6月3日，史迪威带着缅甸溃败的沮丧，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印度返回重庆。6月4日，15日和23日，史迪威三次前往黄山官邸，会晤蒋介石，提出了整顿中国军队计划。

这个计划最早是由宋子文于1941年3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的，称之为“三十师训练计划”。同年5月美军驻渝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拟定初步方案。1942年4月再由史迪威令其助手顾鲁白少将具体策划出一份长达60页的《在印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计划精选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训练，将中国租借物资拨充装备，由美国军官担任教官，组成两军，每军三师，另加一师及降落伞部队六营为后备，并另加若干炮兵及坦克部队。美国航空第十队划为该部队之内。训练地点为印度境内仁溪附近的蓝伽。

蓝伽位于印度中部比哈尔省。训练营地坐落在一片浅丘上，它由许多排列规则的平房组成，四周搭有高高的嘹望哨和密密的铁丝网。这里原是意大利俘虏营，美军印度总部的人们把它稍加改造就成了可以纳2万部队的军营。

史迪威的目的在于加强驻印军实力，待机反攻缅甸，换回失利的耻辱，因此急着要去蓝伽主持训练。蒋介石害怕史迪威控制中国军队，对此不以为然，用“战区参谋长宜常在左右，不便远离重庆”为托词，加以搪塞和拒绝。史蒋从此各抱成见。6月26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又因驻印美空军第十航空队未经蒋介石同意调往埃及一事闹僵，矛盾开始显现。

在华任职期间，史迪威充分认识到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来看，都很难依靠国民党去战胜日本侵略者。同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对共产党给予同情。为了更好地了解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地区，史迪威极力主张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在他的推动下，1944年7月，第一批美军观察组终于抵达延安。后来的事态表明，此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史迪威将军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事业，因而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冷遇。

1942年7月2日，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遭到宋美龄的责问并要他对蒋介石有无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作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日送交蒋介石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

蒋介石收到备忘录后非常气恼。他在电报中对宋子文说：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处理一事“皆不以为意，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参谋长地位与权限。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得知事情原委后，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迪威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另选他人。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

美方官员对蒋介石、宋子文的这种行径很不以为然。驻华大使高思就强烈要求政府不理睬蒋介石的威胁。美国陆军部更是如此。7月22日，美陆军部代罗斯福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复电，电文支持史迪威。宋子文接到陆军次长麦克莱送交的电文稿后，认为此电伤及了中美感情，不相信是出自罗斯福的本意。宋子文便于翌日拜谒罗斯福，向他详述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史蒋冲突的经过，希望罗斯福出面干预，以免中伤两国政府、两国人民的感情。罗斯福表示：关于租借物资，宋子文可与霍浦金斯商洽，在华盛顿共同解决，如要召回史迪威则要与马歇尔等商议。马歇尔、史汀生约宋子文长谈，对宋子文说：美国将领中史迪威最有能力，他的性情固然怪僻，然而中印缅战场情况复杂，没有像他这样的美国将领是难以完成反攻缅甸任务的。并明确答复：即使召回史迪威，任何继任者对租借物资的权限与史迪威完全相同。宋子文方才停止活动。

蒋介石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虽然不满，还能原谅，而对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政府及军队“腐败、失职、混乱”，并主张把援华物资的一部分用来装备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1943年秋季，史迪威曾以参谋长的名义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军”，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的军队调出来打日本，并准备拨出一部分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史迪威的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宋子文秉承蒋介石旨意，又一次在美进行要求撤换史迪威的活动，设想通过改组中国战区的方式解决史迪威撤换问题。

宋子文拟就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一）将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委员长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推荐中国军官担任。宋子文以为照此办法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提高中国战区地位，又能无形解决史迪威的撤换问题。

1943年8月21日，宋子文首先与罗斯福初步交换改组意见，并提出：“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斯福告诉宋子文美国政府已有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宋子文于9月4日、8日致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

这是一张。西安事变”后的照片，孔祥熙在这次事变中，扮演了一个明哲保身但又不失蒋介石信任的角色。9月15日，宋子文具一说帖，由霍浦金斯转呈罗斯福，指出：“日下此人（指史迪威）系中国战区参谋长，又系中印缅区美国空军总司令，兼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又兼蓝伽中国驻印军统带官，亦参与中国云南远征军之指挥，更握有美军部授予而未经中国同意之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以如此错杂之任务，施诸五花八门之区域，将未来战事深感危险”。

罗斯福在说帖上批示，请马歇尔与宋子文一谈。此时马歇尔已不再坚持史迪威继续在华留任的意见，史汀生仍想为史迪威继续留任作最后的努力。28日，宋子文接见国务院远东司项白克，明确表示史迪威必须调往他处。29日，宋子文返国前夕向罗斯福辞行时，再次重申史迪威必须撤换，中国必须参加太平洋联合参谋团。罗斯福均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派蒙巴顿上将，萨姆维尔将军偕同宋子文于10月1日联袂离美，飞印转渝。

1943年3月2日，张乐怡受到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左）与共和党人温代尔·威尔基（右）的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匆匆抵达重庆时，史迪威地位忽又发生戏剧性变化，撤换之议再搁浅，宋子文的种种努力终成泡影。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拆台的竟是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

9月13日下午3时，史迪威突然接到宋美龄的邀请，请他到蒋介石的住所新开寺，同她和她姐姐蔼龄会晤。宋氏姐妹告诉史迪威，她们对于战备状况之糟感到震惊，很希望想点办法改变中国无所作为的状态。她们同意史迪威关于何应钦是作梗的主要障碍，必须把他撤换掉的看法，并敦促史迪威施加压力。作为回报，宋蔼龄、宋美龄承诺在蒋介石面前替史迪威说话。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签订了攻守同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她们现在很当真，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些成就。”

果然，宋蔼龄、宋美龄又于9月15日、18日、20日、25日和28日，分别在新开寺蒋介石家中及孔祥熙家里与史迪威会晤。两姐妹告诉史迪威有人正在策划撤换他，转告了人们抱怨史迪威的那些话：他曾叫俞飞鹏“土匪”，他在备忘录上签名是“美国中将”，而不是“委员长的参谋长”；他“傲慢”，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不是好东西。的确，史迪威在日记里，在讲话中，常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史迪威估计，中国军队每天发表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认为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和“盖世太保（指戴笠领导的特务组织）支持的一党制政府”根本是错误的。

宋蔼龄与宋美龄还向史迪威透露，蒋介石现在受到各方面压力，只要他去向蒋介石说几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以“醋性子乔”诨名著称的这位美国将军，为避免被免职，只好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于10月17日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演出由宋氏两姐妹导演的这场戏。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他惟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他有错的话，那并非有意。蒋介石与史迪威握手言和。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认为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感到不是味道，他在心中愤愤地想：一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宋氏两姐妹虽未提及宋子文请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真相，但史迪威还是怀疑宋子文从中做了手脚。10月18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1943年10月，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陪同会见英国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

史迪威的怀疑又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了验证。10月2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说：“啊，是宋子文。他在新德里告诉萨姆维尔这事就要实现了。”原来，在转印飞渝途中，宋子文向萨姆维尔透露了罗斯福将更换史迪威，由他接替的消息。抵达重庆后，萨姆维尔恐怕由自己顶替史迪威而招致史的怪罪，便将宋子文的谈话内容对史迪威和盘托出。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兴灾乐祸地写到：当宋蔼龄、宋美龄保证其地位将大为改善，将来不致再遭攻击时，我推测宋子文着实受到了打击。美国披露的一些资料也证实宋美龄、宋蔼龄因史迪威事件与宋子文发生了争执，宋子文也因此失欢于蒋介石。

这样，发生在1943年9、10月问的史蒋风波因宋氏两姐妹等从中斡旋而暂时平息。但史蒋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且愈积愈深，宋子文执意撤换史迪威的念头也未消失，一有机会便旧话重谈，最终促成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

1944年9月28日美国经济与军事代表团访问重庆。自左至右：外交部长宋子文、美国战时生产部主任端纳·奈尔逊、蒋介石、美军少将赫尔利、美驻华大使高斯、中国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1944年4月，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美国政府担心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和投降，影响太平洋方面作战胜利。7月7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蒋介石表面上表示“原则赞同”，暗地里却电令在美游历的孔祥熙到处宣传不宜由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种种理由。8月23日和9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中国迟迟不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提出严厉指责，要他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和责任。罗斯福的强硬态度，逼使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摊牌了。当9月19日史迪威将罗斯福措词强烈的电报当面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他在日记中大书“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决心赶走史迪威。

当天宋子文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罗斯福“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强压蒋介石接受史迪威将军掌管全中国的军队，或者是拒绝向蒋介石将内政考虑让位于作战努力的态度表示屈服。罗斯福选择了阻力最小的一条路。结果是蒋介石赢了”。10月1日，孔祥熙报告蒋介石说：霍浦金斯已经告诉他，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宋子文玩手腕，故意将此事告诉史迪威，引得史迪威大骂罗斯福着手割他的喉咙。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20日下午，史迪威乘飞机离开中国回国。史迪威成为美蒋矛盾发展的牺牲品，宋子文也终于如愿以偿。

率团赶赴旧金山

为了最后战胜国际法西斯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美、英、苏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定名为联合国。

宋子文率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联合国的组建。他在大会上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代表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若干意见。

早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就向英、美、苏各国提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联合作战的建议，而其他各国则希望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世界性的反法西斯阵线，共同对轴心国作战。中国接受了这个主张，正式向德、意宣战，以示与英、美、苏站在同一立场。1942年1月1日，有26国参加的《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签字。在这个宣言中，中国与英、美、苏同为发起国并列名于签字各国之首。这是中国首次作为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国参加国际活动。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苏、英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1943年11月，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3国首脑会议，并于12月1日发表了《开罗宣言》。开罗会议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在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地位。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中、英、美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正式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性机构，定名为联合国，来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建议由美、苏、英、中及法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获得各主要盟国的明确赞同。可是在中、美、英三国会议中，中国代表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提之议案，如保证各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等未获通过。因而慨叹我国虽列为大国，但“我国在大会发言之音调极为低微”。然而中国毕竟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合国舞台的，这与30年代在国际联盟中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同年4月25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讨论《联合国宪章》。国民党当局原想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的组成，经中共及其他各党派的努力，才同意派以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以顾维钧（驻英大使）、魏道明（驻美大使）、王宠惠（国民党代表）、胡适（国民党代表）、董必武（共产党代表）、吴贻芳（妇女代表）、李璜（青年党代表）、张君劢（民社党代表）、胡霖（无党派代表）为代表，由各方面联合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赴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美国旧金山的时间不一。宋子文于4月7日离重庆，13日抵华盛顿，不日至旧金山。

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除美、英、苏、中等发起国外，还有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欧洲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捷克、南斯拉夫，亚洲的印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非洲的埃及、利比亚，以及澳洲的澳大利亚等46国的代表。美国首席代表为国务聊斯退丁纽斯，英国首席代表为外相艾登，苏联首席代表为外长莫洛托夫，中国首席代表为外长宋子文。

1945年4月25日下午，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46个国家的856名代表和近4000名政治家、外交家、专家、观察家、记者、广播员、摄影员出席了会议。会场布置庄严，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影映着46国的旗帜。在深灰色的幕布下，陈设着浅蓝色的桌子。桌子之后，放置着四张黄椅子。4时，铜乐队开始奏乐。当各国代表开始步入会场时，记者席上已挤满了人，每一次的摄影机亮光，就等于说某一个要人到场。知名人物如莫洛托夫、宋子文等到场时，电影摄影机拍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4时30分，音乐突然停奏，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上讨论宪章草案。右一为宋子文身穿军服的美国男女，从讲坛两侧步入讲坛：男的身穿卡叽制服，女的穿蓝色制服，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象征着联合国家的前途。这样构成了讲坛上的背景后，美国国务卿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入讲坛，歌剧院中一时掌声雷动。斯退丁纽斯紧握着桌子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三下，并称：“我宣布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其时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已病逝，美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杜鲁门致词约10分钟，主要强调了善邻友好的重要。接着由斯退丁纽斯致开会词，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以地主的身份致词。他们强词，旧金山被选为开会地点的重要原因，在其为美国至前线距离最近之处，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

26日大会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中国外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四主席。根据轮流办法，均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力。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南斯拉夫、巴西及伊朗等14国为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丁纽斯担任。

同日，中、美、英、苏4个邀请国首席代表发表演说。宋子文演说继斯退丁纽斯之后居其次，苏联代表第三，英国代表第四。这是根据英文字母排列的。

宋子文在演说中，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致追念之意。他说：“在吾人心目中，罗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之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长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

宋子文接着说：“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一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希望。”宋子文表示：“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俾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宋子文的这些话，一方面表示了对建立联合国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示愿牺牲中国的部分主权，对美、英、苏等国作出新的让步。

根据美、中、英、苏4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大会主席的决定，宋子文主持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全体大会。当宋子文由胡世泽及大会秘书二人陪同步上讲坛时，全场掌声雷动。宋以木槌击桌三下，口操平稳清晰的英语，宣布第三次全体大会正式开始。当日会议调换了发言人地位，首先倾听小国代表发言。发言者有埃及、捷克、洪都拉斯、印度、黎巴嫩及荷兰。各国发言人步至下层讲坛致词时，宋子文与之一一握手。当时有报道说，宋子文态度慎重，主持会议准确，给各国留下良好的印象。

5月1日，举行第六次大会，通过了4个大组委员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及程序委员会成员。会议各组委员会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补充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于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各国记者及中国记者有300多人。宋子文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面对记者而坐，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

宋子文首先介绍中国各代表，并特别说明中国代表中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国民党一党代表，宋子文郑重声明，中国代表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者，也有无党派人士，并说中国各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能获成功。中国人民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宋子文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三项修正建议案广事宣扬，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予中国之协助。

从招待会中可以看三几点：第一，开会时，宋子文虽曾阐明这个会专为解答中国与国际机构的关系而举行，但有许多问题涉及到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关系。董必武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再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第二，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某一印度记者问：“中国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及亚洲其他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问答。

第三，一些记者关注中同对日本的态度。有一记者问：文明的爱好和平的中国语，是否能聆听于大会之中？宋子文回答：“中国不愿意浪费会中代表的时间，因为如需要翻译，便须浪费三倍的时间。”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宋子文答称：“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宥那些战争罪犯，但不主张去杀绝日本整个民族。”

在记者招待会上，各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主要问题如下：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入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

宋子文数度声明此会议实际上不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之一切特殊问题，并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邀请何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人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宋说：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宋称：吾人希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宋说：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以领导战后日本走入联合国家之途径？宋氏说：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彼希望此种领袖能有出现。

顾维钧、王宠惠等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列强否决权及其他有关问题。

记者向董必武提出的问题有2起：一美国记者要求董必武起立，并问他是否带有“危险色彩”，实际是故意进行刁难。董必武未作正面回答，起立一笑置之。记者继问董必武：你是否认为旧金山会议之成功有助于造成中国政治上更大团结与和谐？董必武答道：“然，但非有直接之影响”。记者又问宋子文：董氏究系代表延安，抑系代表团之代表？宋子文答：“渠乃中国政府所指派者，而不问其党派为何。”

兴致所至，眉飞色舞。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宋子文答道：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宋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

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些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正直着身体，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像一位法官。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和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保持缄默，坐在一旁一声不吭。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会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中国代表的回答，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是中国内部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然而，外国记者看到的只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作难，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康，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加紧在旅美华侨中诬蔑、诽谤、攻击共产党，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和抗日战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诬蔑。这些情况，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答中外记者问，只是宋子文此次在美期间的一个插曲。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

如前所述，早在1944年10月，中、美、英、苏顿巴敦橡树园会议后，即发表了一个“国际组织建议案”。这个建议案分为十章，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是国际组织的意义；第二是组织的形式；第三是执行和制裁的手段。这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意义，也就是它所定的宗旨，是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有效及集体步骤，以防止并消除对于和平的威胁，并制止侵略行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执行这一重大任务的机构，分为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如果所有交涉、和解、调解、仲裁及司法解决办法等和平办法，都不能解决争端时，则可由安全理事会议决定施行制裁；又如在外交、经济、及其他制裁手段都失去效力时，安全理事会有权采取必要的海陆空军行动，就是说可以用武力制裁了。

橡树园会议虽然提出了上述原则，但它只是建议案。至旧金山会议前夕，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又提了三条建议：第一，宪章对国际争论应特别规定调整或解决方法，在此方面，应予正义及国际法原则以适当之注意。第二，全体会议对国际法条例原则之改变修正，应负责首作研讨，并提供建议。第三，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应特别规定有助于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方式之规则。美国国务卿在大会开始时称，中国政府提出的上述建议将付诸大会正式商讨。

1945年10月，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会议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一是否决权问题，二是大会的功能及权力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英、美与苏联之间的意见不同。英、美方面，认为否决权的行使，只限于行动的阶段；而苏联方面根据雅尔塔会议的解释，认为否决权可以广泛运用于安全理事会处理国际争端的一切问题上，并且任何一强都有否决权，而不需要五强一致的否决。在另一方面，则各中小国家，以澳大利亚为领导，根本反对五强行使否决权，对于苏联的观点完全不能接受。直到6月6日，因为苏联表示让步，五强对这个问题才达成协议。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权的问题。在橡树园会议后，四强所提议案中，关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权的划分，写得很清楚，将执行和行动的权力由大会交给安全理事会，所以骤看起来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似乎太大了。但是，组织联合国的目的在保障世界和平，而要有效的保障世界和平自然需要一个有充分权力，并能行动迅速的机构来执行维护和平的事务。如果重大问题，都要经大会来通过来执行，则召开一次大会，在时间上既不能迅速，而开会时如果发动事端的国家笼络几个国家来捣乱，则一切问题很难立即解决，因而失去了效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就是犯了这种毛病，以致未能发生它的效果。所以这个问题，在经过几度争执之后，终于大体上还是按照建议案的办法，规定在大会宪章里。

在讨论联合国宪章期间，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兼）、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

6月，宋子文以新的身份在美开展活动。6月4日，中美两方商协会在旧金山欢宴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及新闻记者，宋子文发表演讲，表示中国在战后复兴与经济建设方面，将欢迎外国资本与技术，尤欢迎美国之资本与技术。6月14日，宋子文在华盛顿访晤美总统杜鲁门，杜鲁门告以美国迫切希望看到苏军早日向日军发动进攻，以便缩短战争，减少美军的损失。宋子文问美国如何理解雅尔塔秘密协议中某些行文的确切含义，杜鲁门含糊其辞地声明：他“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的事情”。

旧金山会议期间，宋子文还多次会晤苏联首席代表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希望宋子文访苏，商谈中、苏有关问题。宋子文在美期间，国内重庆方面曾发布消息：“现在仍滞在旧金山之宋子文将于返渝之际，便道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但便道访苏计划未能实现。6月20日，宋子文先期回到重庆。6月底，宋子文再从重庆启程赴莫斯科。

宋子文离美后，由顾维钧接替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大厦举行。大厦礼堂中之地板垫高与剧台平齐，铺以直径达36英尺之蓝色地毯，地毯中央有直径长11英尺的蓝色圆桌，桌子上摆着宪章、两枝钢笔和中国代表专用的毛笔。窗帘悉为深蓝色，桌后仅有一张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椅子，使代表坐而签字。新制之联合国国旗，则悬于桌后，呈鲜艳之半网形。各签字代表由礼堂之北进口处依次出入。指导委员会决定，各代表只能用英、法、中、苏、西5种文字在世界宪章上签字。

中国代表由顾维钧领导，于正午步入大礼堂。按照四个发起国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顾维钧为签字的第一人，用毛笔在此历史文献上签书中国字体，在国际外交与世界性公文中以中文签字历史上尚属第一次，由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首先起来抵抗侵略国，得到了用中文首先在大宪章上签字的特殊荣誉。

中国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代表团成员吴贻芳（前）在宪章上签字顾维钧签字后，即对圆桌上的麦克风作了一分钟广播。顾称：“今日乃吾人全体之一伟大之日，敝人代表中华民国于新世界安全组织宪章签字之时，衷心感动无已。吾人一代中，侵略势力曾两度席卷世界于流血毁灭之狂涛中。中国乃目前战争中首被侵略势力攻击之国家，今日得见联合国家莅临美国礼义之邦之旧金山，拟定世界和平宪章，实尤感欣慰。敝人深盼并深信建立于欧洲胜利与及早最后击败日本基础上之新安全组织，新全体会员之继续合作，将可使未来世代免受战争之恐怖而享和平繁荣之福。”

军中那一抹柔媚的暖色调。顾氏致词毕，我国其他代表依次用国产毛笔以中文在宪章上签字。继顾维钧之后首先签字者为王宠惠，其后为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及胡霖。宋子文因已返重庆，未参加签字。中国代表团的签字仪式共历时15分钟。在8名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博士吴贻芳和中共代表董必武，前者是第一位签字的女代表，后者是一位有传奇经历的老者。各国代表团回国前夕都得到一套特制的纪念卡，其中有一张就是董必武签字时的照片。我国代表于签字后离厅，苏联代表团继之入厅签字。依规定，中国之后为苏、英、法，其余各国按字母次序签字，美国以地主之资格最后签字。

联合国宪章的内容，包括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会员、机关、大会、安全理事会、争端之和平解决、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侵略行动之应付方法、区域办法、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自治领之宣言、国际托管制度、托管理事会、秘书处、杂项条款、过渡安全办法、修正批准及签字等19章计111条。

旧金山会议的收获，是制成了联合国宪章；而这个宪章，正是产生联合国的胞胎。所以，旧金山会议的召开，也就促成了联合国的诞生。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为联合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与苏联会谈

抗战胜利前夕，为解决中苏历史遗留问题，宋子文率团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苏方以出兵攻日作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利益作交换条件。苏方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答复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

蒋介石电示宋子文：谈判事宜“授权兄权宜处置。”

然而，中苏多次会谈，均陷入僵局。

会谈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谈判。双方于8月14日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这固然是中、苏之间的双边谈判，然而从大背景看与美国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1945年的中、苏会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美国在远东与苏联的妥协密不可分。

早在194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向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指出，中、苏问应直接就苏联以前在中国东三省的铁路等特权和外蒙古问题谈判。德黑兰会议期间，当斯大林谈起苏联以后将积极参加远东事务但在远东却没有一个不冻港时，罗斯福便提出在国际保证下让大连成为自由港的想法，并认为中国会同意这种安排。

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左起英国首相邱吉有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苏共第一书记斯大林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向蒋介石提到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和罗斯福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他要求蒋介石避免同苏联发生矛盾。蒋介石提出由美国充当中苏之间的中介人，但遭到华莱士的拒绝。华莱士表示，美国将乐意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一起，但不作为两国所签协定的保人。

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谈到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1945年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首次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签署了《苏美英j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南满路的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却涉及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协定。

虽政见不同，但毕竟血浓于水。想到马上就会相聚的兄弟姐妹们，宋美龄露出了开心的笑靥。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当局急于了解会议对远东问题的具体规定，并寄希望于美国在以后的中苏会谈中能站在中国一边，抑制苏方提出的过分要求。但是，中方的上述愿望同美国当时的考虑并不相符。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当时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能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3月9日，美方答复宋子文：罗斯福总统和代理国务卿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的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收到这一答复后，宋子文又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浦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某些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理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并指出：“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方仍不同意宋子文赴美会见罗斯福。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

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赫尔利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那里得知了除外蒙古问题之外的所有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5月26日，杜鲁门派霍浦金斯赴苏与斯大林会谈。双方协定：宋子文应于7月初抵达莫斯科，由苏联政府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宋到达莫斯科时，再由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这样安排，实际上是要迫使中国方面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美、苏确定的条件。

但是，赫尔利于1945年5月下旬已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私下告知了蒋介石。5月22日重庆方面即将此情况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5月23日蒋介石义致电宋子文，要宋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同宋子文一起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会议的美国国务卿斯退汀纽斯也于6月4日致电杜鲁门，主张在宋子文离美前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这样，杜鲁门才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会见时，美方要求宋子文暂时不要把雅尔塔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以免泄密。宋子文认为，雅尔塔协定关于远东的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6月11日，宋向杜鲁门提出：（一）外蒙占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二）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三）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应属于中国；（四）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前例延长租借期；（五）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满洲驻有任何外围军队；（六）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俄国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和对苏联的担心。

6月15日，杜鲁门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这一切说明，宋子文此次赴苏会谈有着特殊的背景，它不仅有中苏两国自身的原因，而且是美国力图在远东与苏联达成妥协的产物。

1945年6月30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义偕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及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等抵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等前往机场迎接？宋氏与各欢迎人员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即发表简短致辞称：“今天来到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首都，感觉十分愉快，本人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苏联人民和政府致敬。本人祝贺苏联军民此次对法西斯德国获得的光荣胜利，本人对于苏联军民在斯大林元帅领导下于此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无上的精神，异常钦佩一本人更相信中苏诚恳的合作，必能对世界永久而巩固的和平有极大的贡献。”

宋子文抵莫斯科后，当天下午6时30分与斯大林、莫洛托大会晤。苏方参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迎接加会晤的尚有彼得罗夫大使和苏外交次长洛索夫斯基。中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尚有傅秉常大使和胡世泽外交次长。这次会谈仅15分钟，是礼节性的交谈，未涉及实质问题。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半。会谈中各种问题均列出讨论，但多数未得结论，谈蒙古问题时争执最激烈？斯大林要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则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句，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

第二次会谈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3项办法：“（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谈话中，宋将中方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也赞同苏联的条件。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指示说：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能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指令后，即于7月9日与苏方代表进行第四次会谈。宋子文向苏联代表说明，割弃领土之痛苦与中国牺牲之重大，非有补偿，不能向全国人民交代，并即席译述了蒋介石的指令。苏联代表答复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联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国民政府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已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但国民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

为了共同抗日，三姐妹重聚在一起。宋美龄为姐妹的再一次相聚而喜悦，此时的她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相聚会越来越少。由于意见不一，双方又于7月11日举行了第五次会谈，7月12日举行了第六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长须赴德国参加三国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而将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讨。第一阶段会谈后，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其文曰：“在过去数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氏在莫斯科进行了谈话。以下人员参加了谈话：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华方则为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蒋经国氏。谈话目的在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谈话在友好的空气下进行，并显示极大之相互谅解。谈话以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宋子文须返重庆数日而告中断。惟在最近将来，谈话将继续举行。”

第一阶段会谈结束后，宋子文于7月17日由莫斯科飞返重庆。7月19日，蒋介石会见宋子文，讨论了中、苏谈判情况。7月20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阐述中方过去及今后仍将在莫斯科谈判中所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是：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明确保证停止对中共进行任何道义和物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直至战争结束，那时将举行公民投票。同时还准备：（1）同意苏联海军舰队有权与中国海军舰队一起利用旅顺作为基地；（2）同意把大连变为中国政府管辖之下的开放港口；（3）同意对满洲铁路的管理权转交给中苏联营公司。蒋在电报中请求杜鲁门在苏联政府面前支持这一立场，“使斯大林确信上述立场是有根据的”。7月23日，杜鲁门复电蒋介石称：美国政府建议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我不请求您作出超过这一协定范围的任何让步”，建议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到莫斯科继续努力同苏联政府达成完全的谅解”。可见，中、苏会谈期间，国民政府一直在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政府为其在华利益着想，也在指导国民政府在中、苏谈判中的活动。

第一阶段的中、苏谈判休会后，斯大林飞赴柏林出席波茨坦会议，宋子文则回重庆与蒋介石商议。

英、美、苏三国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召开，历时17天，于8月2日结束。斯大林及莫洛托夫于8月5日返抵莫斯科。同日，宋子文偕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熊式辉、蒋经国等一行14人启程。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和他的随员4人同行。

宋氏等于8月7日下午4时抵莫斯科，莫洛托夫等前往机场迎接。当晚斯大林即与宋子文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已同意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入苏联军事区，但拒绝了宋子文的方案，即大连在中国行政管理之下，可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来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在此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此外，斯大林还提出，在苏联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某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宋子文对苏方的上述要求表示不满，8月9日致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似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问题，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以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8月11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码头与港务，则准雇用苏员办理，是于苏联目的并无损害，惟此事准许兄等权宜决定。”对于外蒙问题，蒋介石也电示宋子文：“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这样，宋子文等便可放心谈判了。

宋子文此次赴苏之际，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多200倍。白宫的报告说：“此项原子弹的装备，是英美科学家与德国科学家从事此项工作时所共同发明的。”杜鲁门总统说：“我们在此项历史上最大科学赌博中，已耗去20亿美元，终于获胜。新炸弹对破坏工作开辟了一新的力量，以补充这逐渐增长的对日力量。现正准备迅速而彻底地破坏日本任何城市地面上的每一生产机构，并将毁其所有船坞、工厂及交通。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的力量，以获胜利。”

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8月8日，莫洛托夫又正式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发表声明称：“同盟国鉴于日本拒绝投降，乃邀请苏联政府参加对日本之侵略作战，以缩短战争期间，减少生命之牺牲，协力迅速恢复全面和平。苏联政府为履行其对同盟国之责任起见，乃接受同盟国之建议，并已参加本年7月26日之宣言（即波茨坦宣言），苏联政府认为此项政策，以其本身而论，可早日导致和平，使人民自再行牺牲与受苦难中获得解放，并使日本人民获得一项机会作无条件投降，避免德国所受之危机与破坏。苏联政府有鉴于此，声言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本身与日本人于战争状态。”

8月9日，百万以上苏军，即自东两二方向沿2000英里的前线攻入已为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苏联军队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自海参崴以西80英里的长春至海参崴以北250英里的呼图，四路逼近满洲里。当时日本大本营广播说，东三省的日本防军为自卫计正予迎击，战事于各线猛烈展开。苏军以空军为前驱，轰炸东三省海拉尔、哈尔滨、佳木斯、吉林及朝鲜北部罗津、元山的交通中心。苏军于午夜对口提出宣战后，数分钟即展开辽东的首次攻势。日本紧急动员东三省的伪军，同时伪满傀儡政府于4时颁布“全国自卫法”，并于9时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但这些都足于事无补的，苏联的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宋美龄的美式教育给了她个性的绝好展示，她以自己的创新和时髦领尽风骚。在这样严重的压力下，8月10日日本外相不得不向苏联驻日大使玛立克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亦同时建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下列照会分致瑞典及瑞士政府请其转致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天皇深望促成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俾天下生灵得免战争之继续而沦为浩劫。日本政府为服从天皇陛下之圣旨起见，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仍居中立地位之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俾对诸敌国恢复和平，不幸此种为促致和平之努力，业已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陛下恢复全面和平，希望战争造成之不可言状痛苦能迅速终结，乃作如下决定：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说：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失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至。”这时，中、美、英、苏虽然还要交换关于日本投降的意见，但无论如何，日本已无再战的勇气，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了。

苏联出兵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苏会谈迅速达到了高潮。8月11日，双方又举行了一次会谈。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宋子文院长、工世杰外长、胡世泽次长以及蒋经国、刘泽荣等，苏方出席的则为外长莫洛托夫，副外长洛索夫斯基，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等。14日，莫斯科即广播称：中、苏两国已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共同利益及其他一切问题，亦已成立完全协定”。至此，中、苏会谈结束。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此次赴苏会谈，最后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上述条约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字后，8月25日即已为苏联政府所批准，中国政府于8月24日提经国民党中央1945年8月，宋子文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认定批准，25日业已完成批准手续，其内容要点为：

风华绝代的宋美龄。（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约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据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并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

（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三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东三省撤退。

《中苏友好问题同盟条约》等条约举行签字仪式时，中国方面原拟宋子文在条约上签字，因苏方提出不由斯大林而由莫洛托夫外长在条约上签字，所以中方亦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斯大林和宋子文出席了签字仪式。

8月15日，宋子文自莫斯科赴华盛顿，次日，王世杰等离苏同国。

1945年8月，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偕长女宋琼颐从莫斯科抵达华盛顿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与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但九龙香港问题并未解决，外蒙独立却得以实现。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承认外蒙独立公告如下：“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2月，蒙古政府派遣副主席齐米特多尔济、苏龙甲布率代表团一行前来重庆，与同民政府商谈建立邦交问题，决定互换外交代表。2月13日开始，中蒙建立外交关系？蒙方代表苏龙甲布称：中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与蒙古建交的国家。

解放战争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后来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缘由。

第五章　巨子何去何从？树倒身首异乡

金融界的风云

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大发劫收财，乘机膨胀官僚资本。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条）、女子、票子，激起民怨沸腾。

身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检讨报告中摆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和政府开脱罪责。

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件件质询案，使宋子文理屈词穷。

经过全国人民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物资，掠夺人民财产。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时，宋子文还在国外：宋子文1945年8月下旬回国不久，就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

1945年9月5日，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宋子文于1945年10月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宋子文此举，实际上是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集中到行政院的直接掌握之下。

当时，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涌入收复区，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些接收大员每到一地，首先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国民党政府聚敛了大量财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宋子文于10月11日到达上海，以“遵照总裁谕令”为名，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物资，开列清单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后，宋子文又亲自前往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召集各地方军政官员，会商和布署接收处理事宜。

平津地区特别引起宋子文的关注。宋子文于12月底到达北平后，于12月31日在居仁堂召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政要员30余人开会，其中心议题就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紧接着，宋子文又于1946年1月1日，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1月2日，宋子文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政员，听取他们关于北方各问题的意见，谋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尽展自己才华与智慧。被丘吉尔誉为他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显然，无论是在国民政府内，还是在各省、市、各地区，究竟由谁来掌握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大权，无疑是一件令许多人眼红的大事。它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权力以及物质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为了这种“再分配”，宋子文绞尽脑汁，费尽口舌。北平是历史古城，名胜古迹比比皆是。但是，宋子文来到北平后，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天都呆在居仁堂”，同有关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讨论敌伪产业究竟该属哪个机关接收。

“屋漏偏逢连夜雨”，遍体鳞伤的宋子文来去都已憔悴经过一个星期的争争吵吵，通过一次又一次地讨价还价，许多事情仍然难以决定。最后只是初步决定了几个原则：

（一）未开工而性质相同的工厂，合并开工。

（二）敌伪为战争临时需要而设，而目前缺乏市场之工厂，一律停办。

（三）敌人在战时所设的各种经济机构，一律取消。

1946年1月7日，宋子文离开北平，赴天津“视察”。临行前，有报刊对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作了如下报道：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理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以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实际上，这两件“大事”只能算一件。邮电加价暂缓实行，仅仅是“暂缓”几天而已。不久，由于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失败，更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濒于崩溃，全国各城市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恐。而成立所谓的“政院办事处”，掌握接收敌伪资产的权力，这可能称得上是宋子文在北平办的一件“大事”。

亲密的姐弟关系，却因各自利益的得失，而越来越疏远。此时的亲情显得有些不堪一击。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区的大部分敌伪产业均被其“接收”。如平津地区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

宋美龄会见鲍罗延夫人。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处理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极为严重，以至于人们讥“接收”即“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大量财富。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仅中央银行就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和2.6544万英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区则解空3800多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个政府，得来的却是蒋宋积怨的加深，乃至爆发。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11月21日，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时，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这种掠夺式的“劫收”，使人们对它抱有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广大收复区民众无比愤慨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报纸公开发表文章说：“这一带无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众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时还痛苦。”文章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一片胜利的灾难”。

宋子文离去，蒋介石面露欢颜。而宋美龄却为此愤愤不平，毕竟一奶同胞，血浓于水。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淡然回首，浮华依旧，斜睨一笑，风华万种。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历时17天，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全面推翻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种决议，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3月9日，作为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在六届二中全会第九次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这个名为“政治”的报告，实际上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说：“本席今天奉命作政治报告，在政治方面包括的部门很多，行政院已经将一般的工作报此时的外滩上，平常的百姓为生活而艰难的忙碌。而彼时的黄浦江上却是恶浪滚滚。告印好，分送各位同志检讨……今天本席报告的，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即本席个人，亦觉得不但不能满意，而且是极不满意的一个人。不过本席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现在但用事实向各位同志报告，历史敦训我们，没有过去，即不能有现在，没有现在，不能有将来，所以要谈经济状况，必须要追想过去，要明白现在，然后可计议将来。”

宋子文这个报告的开场白，有两点值得注意：

在西安事变后，宋子文觉愧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逾半个世纪。第一，他提出经济问题，“是当前最要紧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提法是十分微妙的。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说：“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又是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得不到切实的解决，经济建设就无法进行。”显然，当时，蒋介石将所谓的“政治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宣布：“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蒋介石的这些讲话，宋子文都是亲耳听到的。但是，宋子文在会上称“经济问题”为最要紧的问题，这是否表示了宋子文的歧见呢？

第二，他企图推卸经济状况日益混乱的责任。尽管他声称“绝对没有推诿卸责的意思”，但是，又提出要“追想过去”，“明白现在”实际上是把责任全部推掉。

胡适，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因他与孔祥熙交好，孔为自己利益向蒋进言将其派往美国任大使，但与宋子文颇有矛盾。宋子文在报告中，将财政经济状况混乱的原因归咎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日军的“最后一战”，“支出日见增大”。他说，他奉命担任行政院长之时，正是日军向贵阳推进之时，也是抗战最危险的阶段。支出一天比一天膨胀，收入一天比一天减少。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抗战虽然胜利，战争已经结束，而因为在这样长久的抗战期间，所受的物质和人事的损失，财政上的损害，以至有今日经济上这样的困难。”

第二，“战后英、法诸国经济同样困难。”

第三，“我国经济不安。”宋子文又谈到了经济不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一切重要的物资，因为抗战中长期消耗，全国物资供应不能平衡，物价自然上涨。其二，抗战期间，后方区域缩小，收入日益减少，支出却是日增。其三，交通方面因长期战争，敌人破坏及经济封锁的结果，交通工具逐渐减少，运输工具逐渐减少，运输物资的效能也日形低落，几乎达到完全停顿的状态。其四，经济生产能力，因原料缺乏，交通阻滞，并受敌人之破坏等种种关系，以致日趋薄弱。

宋子文谈了这么多的原因，没有一条与他有关。

怎样改变经济的混乱状况呢？

宋子文报告了他所采取的措施。其中主要的有三条：

无限风光成往事，何妨乘风远扬，终老异乡第一，“为谋收支平衡，同时裁军增税”。他说，政府的应付方略，是谋收支平衡。他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抗战时期为争取胜利，不能裁军队，现在抗战结束了，此次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由253师减为90师，国家负担可以减轻。

第二，“整顿税收之外，处理敌伪产业”。他说：本席也听到有人批评，说接收敌伪产业情形紊乱。这大概是指开始期而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本席还在国外，但既然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在开始接收时的紊乱情形，本席当然不能辞其咎的。接着，他又自我表白了一番。他承认在开始接收时，党政军各机关去接收的有十几个机关，封仓库、封房屋、拿汉奸嫌疑人犯，情形紊乱得很。但他认为在行政院主持敌伪产业接收事宜后，情况有了改变。

第三，“开办对外贸易，采用弹性汇率”。他所说的“对外贸易”，实际是争取美、英援助。

宋子文还在一次发言中提出，现在情形已不同于抗战期间，必须减低国库负担最重的军费。

对于这个“报告”和宋子文所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不甚满意，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对宋子文主持的行政院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该《决议案》指责行政院的工作“实未能满足此一重大时期之要求”。“政府对于六全大会所定政纲执行不力，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惟有归去。该《决议案》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检讨”：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

二、公教人员及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纷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一畸形现象。

宋子文作的《政治报告》，遭到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抨击，并且见诸文字，言语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是他料所不及的。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积极进行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宋子文继续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责难。

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大会，企图使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的做法合法化。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1997年3月，宋美龄百岁大寿，台湾政界与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致贺，而百岁的宋美龄风姿绰约，历百年仍存。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由翁文灏代表行政院作经济报告。许多人对这个报告不满意，书面的、口头的质询达70多件。由于质询太多，翁文灏实在无法一一答复，只得临时决定改期答复而散。

当天下午四时，宋子文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茶话会，招待参政员们。宋子文还在会上简短致辞，对参政员们的光临表示欢迎。但是，整个茶话会秩序混乱，一部分人一哄而散，弄得宋子文十分难堪。

在人间争斗了半生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去世后却又成了“邻居”，不知在另一世界的他们可还会继续人间的故事？在国民参政会3月22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宋子文作了政治报告。他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经济问题。他承认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同胞“痛苦依然存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都无法满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税收负担太重，而国库负担最重的是军费。怎样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向美国借款，买棉、买布、买粮食、买船。当时，有的报纸评论说，宋子文的办法是“样样都伸手向美国要，连房子都要从美国搬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询案65件，一些质询案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有的参政员在会上批评“行政院政策不一致”，有的参政员指出宋子文应对财政经济困境负责任，也有的参政员在询问中，请“宋院长拿得起、放得下”。这是规劝？还是嘲讽？宋子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让宋子文“拿得起，放得下”，此时此刻的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的。对此，宋子文似乎也有点自知之明。

虽笑容可掬，可江河日下，风光不在，无限凄凉。1946年6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一再流露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的记者请宋子文谈谈“关于和平前途”问题。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一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宋子文在这里所说的“双方让步”，谋求和平前途的话语，显然是站在维护蒋介石反动政权利益的基点上，掩饰蒋介石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在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声称，只需3个月到6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吹嘘说：“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蒋介石反动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从来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毫无让步而言！

宋子文承认的“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确是一句真话。宋子文十分明白，以巨额军费为主的预算外支出，是平衡财政收支的最大困难，也是导致依赖中央银行垫款滥发通货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作了些努力，但是在蒋介石庞大而又日益骤增的军费面前，他的种种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的确在“尽量想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实施“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的政策，这些政策能否帮宋子文摆脱困境呢？

想尽办法缓危机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又把中国推向苦难深渊。

为了缓解财政金融危机，宋子文想出招术：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结果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国民怨声载道，要求撤职惩办宋子文。

四面皆楚歌，惟有辞职一条路。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后不久，美籍顾问杨格于1946年初许诺美国将给宋20亿美元大借款。有了这张空头支票，宋子文在一段时间里颇为得势，在中央银行等金融机关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宋子文也以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值为名，极力主张依靠美援、用黄金和外汇来回笼法币。

1946年3月4日，宋子文以行政院的名义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一）把外汇汇率由美元1元比法币20元，改为美元1元比法币2020元，设置5亿美金的外汇基金，并指定中外银行27家为买卖外汇的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

（二）划分进口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特定禁止出口品外，其余都可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

岁月流逝，美人依旧，多的却是岁月的风霜。在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四大家族集团趁机捞取了大量廉价外汇。从表面上看，在外汇管理中，是“充分供应外汇”，而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只对与四大家族有关的人物和企业充分供应外汇，并且按官定低价结汇，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则拒绝提供外汇。这样，仅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内，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就从中央银行拿到外汇达153.7万元美金；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也从中央银行拿到180万元美金的外汇，他们用以进口美国货，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更加便利了美商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垄断，从而使美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1946年春，美国运到上海的物资堆积如山，南京政府动员了上海所有的起重机，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全部卸完。这一年，美国商业性输华商品总值3.2亿多美元，占中国商业进口总值的57.2％。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到台湾后的蒋氏夫妇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1946年，由于美国物资的大量倾销，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入超近4.12亿美元，创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比抗战前的1936年7000万美元，增加了近5倍，结果使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大量消耗。

所谓的“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使得南京政府的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但是，仅仅在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近一年时间里，就动用了外汇美金4亿元，英镑1763.5万镑，港币2787万元。

一方面外汇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宋子文幻想的20亿美元大借款，却如同画饼充饥。在这种形势下，宋子文想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变更外汇官价。

1946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汇率从2020元调高为3350元（即美金1元等于3350元，调高65％）。汇率变动以后，市场掀起大波，情况日趋恶化。美钞黑市自9月19日起，五天之内狂涨至4450元，比官价汇率高出1/3。结果其他物价跟随上涨，人心惶恐，市场动荡不安。

还有一个办法是限制进口。

美籍顾问杨格见情势不妙，称病辞职，撒手不管。宋子文不得已，又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和马克想对策。他们两人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一，课纱厂重税。理由是纱厂获利极厚，因为自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棉价上涨只2000倍，纱价上涨到4000倍以上，市场上抢购美钞的大户，多半就是各大纱布厂家，所以他们主张应当课以重税，来弥补因大量外棉进口而受到的巨额外汇损失。其曾是风光一时的“第一夫人”，如今苟存于一岛，宋美龄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华发顿生，憔悴身心堪比黄花。二，即速限制进口贸易，设法推广出口贸易。这两项建议虽不是什么仙方妙药，对于一时维持汇价，稳定币值，或许不无小补。

但是，宋子文也有他的考虑。对于纱厂课重税的建议，认为有损自己的利益，无意实行。因为被他控制的中国纺织公司占全国纱锭总数的一半还多，是宋子文手中的一张王牌。若单课其他私人厂以重税，又恐遭人攻击，道理也说不过去。因此，他只采用第二项建议而放弃第一项建议。宋子文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及马克、英籍职员吉勃脱共同草拟“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并于1946年11月15日颁布实行。可是，美国商人表示坚决反对，这个所谓“办法”只能是一纸空文。结果，大量的美国物资仍然倾销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日益增加。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于1949年2月17日再度严禁外币买卖，对外贸进口采取限额制。同时，把法币对美钞的汇率再次调整为每1美元合法币1.2万元。随着官定汇价的不断变更，美钞黑市直线上升，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1946年8月，宋子文同美国特派员还就美军在华的驻军费用进行过单独磋商，使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美金外汇现款，反而蒙受了极大损失。1942年6月起，美国根据《中美互相协定》派军队来华，截止1944年止，美国先后只付给2.5亿美元来抵偿美军在华应偿付的25亿美元的驻军费用。从1945年至1946年8月底止，南京政府对美军垫付的各项费用，又达1300亿元。在宋子文同美国特派专员的单独磋商中，宋表示同意将美国战时散布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一些剩余物资来估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美国以声称可值8亿美元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各地剩余物资作抵，这无疑是变相赖账。何况，要运回这些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南京政府还需付出巨额美金外汇的运输费用，因为这些物资需要美国船舶运输。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法币的基础。宋子文推行的外汇政策彻底失败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由于挑起内战后，通货急速膨胀，宋子文在美国顾问杨格的建议下，一度实行大量抛售黄金的政策。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配售方式为明配暗售，对银楼业正式配售，同时在市场暗地抛售。这次黄金抛售活动，由宋子文和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直接指挥，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

1946年3月4日开始，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采取明配和暗售的两种方式相机进行。上海3月份全月黄金市价的平均价格为156万。以后继续抛售，金价直线上升。6月，黄金平均价达190万；11月，又升为256万；12月，高达316万。

1947年1月下旬，南京政府宣布奖励出口、给予补贴及进口限制结汇办法，美钞、黄金价格并肩上涨，使1月份的金价平均价升为382万。

在开放黄金的同时，宋子文还发放巨额贷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中央银行法币——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金券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当然，宋子文发放这种“贷款”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只有同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才能得到这种“贷款”。宋子文凭借其特权，在每次活动中也都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暴利。仅在1946年12月初的头几天中，四行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那些获得贷款的大资本家，并不将此：款用于生产，而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央银行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

国民党的政客、军阀们乘机大发横财。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国民党军队云集，正进行大规模的内战。许多军阀将领到的军饷钞票，故意不下发。他们将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军饷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一些军阀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斗，以至武装冲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7年2月14日在参政会上坦白供称了“利用军饷在沪购买黄金事态的降临”。

2月5日，南京政府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企图平息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此举立刻引起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各海洋轮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贴的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及海关税则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输往美国的出口货须在领事签证书内将津贴及奖励费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别课税。宋子文最后的这个毫无用处的办法，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完全失败。

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时，市面上发现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一些人认为中央银行存金已罄，引起争购风潮，黄金、美钞更加狂涨，法币狂跌，物价飞跃上升。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涨了80％，某些物品甚至涨了两倍。由于中央银行对金市已失去控制，终于酿成了1947年2月17日的黄金风潮。这天，黄金价格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元。

从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南京政府共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600万两储备的60％。其中，仅1946年12月23日一天就抛出黄金5吨，计16000条。

黄金暴涨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上海从1947年2月11日起连接三四日食米有价无市，米店闭门拒售，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形。许多中小工商业者数日之间纷纷破产。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上海市民因买不到米，仅在一区内即捣毁米店多家、把米拿走。南昌一家银楼为群众捣毁，徐州亦有数家银楼被毁。在福州，由于物价飞涨，饿死者日众。

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46年6月19日，宋子文在行政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就直接问宋子文：“通货膨胀就到什么程度？”宋子文答：“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记者进一步追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

南京、上海的有些报刊对宋子文公开指责，要求将宋子文等撤职惩办。许多中外报纸都发出蒋介石政权经济崩溃、危机来临的惊叹。

黄金风潮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宋子文的倒台。

在社会经济生活日益混乱的情况下，国民党内政学系等，利用新闻媒介，对宋子文大加攻讦，就连蒋介石也大骂宋子文为“败家子”。国民党内的各派系，由于种种不同的动机汇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打倒宋子文的怒潮，酿成了当时国民党内部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发表了傅斯年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长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篇文章提出，国民政府政治上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

这篇文章分析了国民党面临的严重形势后，提出，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命运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

这篇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宋“最荒谬之点”进行了尖锐攻击：

一、他的黄金政策，“不足以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他的工业政策，“心中没有人民。”

三、他的对外信用，“公私难分”。“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院，以及一切人民，都应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他在办事时，“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

五、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忽米，也不见踪影”。

最后，这篇文章大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这篇文章，实际成了倒宋“檄文”。

紧接着，监察院于2月16日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这次金潮酿成的情形和负责者。会上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必须派几个精明干练的委员，才能完成任务，莫使各方失望。”

监察院长于右任指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人为上海黄金风潮彻查委员。这四名监察委员于2月16日当晚赴沪，开始调查。

经过一番紧张的调查，四名监察委员发现这个案子不止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经理詹莲生朋比为奸，造成百万两黄金的贪污问题，而且已经牵涉到宋子文乃至蒋介石的问题。

监委们发现，中央银行1946年3月实行抛售黄金是经过行政院决定备案的，而1947年2月8日停止暗售黄金，15日停止一切黄金的抛售，以至引起大风潮，事先并没有由财政部或行政院向最高国防委员会议提出报告，通过讨论决定。事先既无行政院决定，究竟是谁发出的停售命令呢？

监委们询问了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他答复：“停售黄金是奉宋院长的指示。决策是上面的事，中央银行是业务机构，不能参与，只是奉令执行。”

监委们又到宋宅去问宋子文。宋子文又将此事推给了蒋介石。他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

在谈话中，宋子文还说：“在停售黄金的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事态严重，向主席请示过，并且表示工作困难，我干不下去。当时主席表示：‘因为时局紧张，前方百万大军的饷给重要，职是不准辞，办法由你去想，黄金能用到哪一天用完再说。’当时我以为美援贷款有实现的希望，把库存问题看成次要，贷款实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着力在贷款的进行。不料贷款搁浅，在紧急情况之下，只有宣告停售黄金之法了。”

对于停止一切黄金抛售，宋子文自我辩护地说：“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迫促，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主席为国家元首，所以由他决定行事。现在责任落在宋某身上，我反正是奉命行事，我的能力不行，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宋子文的谈话实际上将酿成黄金风潮的责任推向了蒋介石。正是由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不惜以黄金抛售为手段，解决百万大军军饷，才造成了这场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然而，宋子文作为外汇、黄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作为行政院长，其酿成黄金风潮的罪责是怎么也推卸不掉的。

2月19日，四位监委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电报发出后，等了一个星期，仍杳无音信。

于是，他们于2月26日回到南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笑着对他们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吧！”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语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既然“并无其事”，就应“追究责任”，何故不追究呢？所说“事到如今，有何办法”，明明就是要不了了之。事实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对黄金风潮的酿成应负主要责任，但他又不愿自己承认，他对宋子文将事情弄得一团糟，恼怒万分，但仍要在关键时刻庇护宋子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宋间的微妙关系。

在此情况下，为了向民众有所交待，这四位监委决定向宋子文、贝祖贻提出弹劾案。他们打破过去的关于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院会。

立法院开会时，宋子文、贝祖贻出席报告后，一些立法委员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的材料，当面提出尖锐的问题，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气呼呼地走了。

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政治上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只有从彼此不断增进的情感中获得慰藉。1947年3月1日，在许多立法委员的要求下，南京国民党立法院召开报告会。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也是他在立法院的最后一次报告。

上午9时，身着厚厚呢大衣的宋子文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来到立法院会议场。

待他们坐下后，立法院长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作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他首先说，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因赶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然后，他谈到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3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关于财政经济形势，他先自称在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他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继而，他又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国民政府于1935年采取法币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数，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万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1/4，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3/4，以应急需。最后，他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子文自称对一切都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有错，但是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

“（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已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是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了，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如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桐荪的发言刺痛了宋子文。宋子文一会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一会儿仰望天花板，显示出一种极不耐烦的神情。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悲痛欲绝，必须在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搀扶下，才得以参加完奉厝大典。楼桐荪发言告一段落，接着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之委员发言。

但是，还未待楼桐荪慢慢讲完，立法委员周一志就提出：“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

周一志坐在最前排，靠近宋子文。他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说话十分从容。他在会上谈了对宋子文的四点感想：

“（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叫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他说：“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

（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

（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

（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尚物价再涨有何办法？

（四）解决银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

（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允询问了8个问题：

（一）经济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生，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

（二）以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

（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完，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

（四）以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以此为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因之抬高如何办？

（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怎样处理？

（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真正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事过境迁，是否有改户事情？

（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款问题，如何补救？

（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台，数名医护人员陪在她身边。百岁老人身段婀娜，脚穿高跟鞋，走的甚是稳健。至此，已有3位立法委员提出了询问，加起来也有17个问题了。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

宋子文从座位上站起，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

宋子文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未等孙科向大家宣布，宋子文即走出会场。

斯人已去，留给我们的是她那历久弥坚的性格，还是那不绝于耳的铿锵声？全场顿时一片寂静，但很快就出现一阵笑声。

有人说：“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

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玩笑的口气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犹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山从座位中跳出来，气愤地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

也有的立法委员说：“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光芒四射的三姐妹遮去了同样耀眼的三兄弟的光芒。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到了中午12点40分，报告会才结束。

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一次，宋子文被彻底地赶出了行政院！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曾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他们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

尽管宋子文已经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国民党内的C·C派仍主张彻底清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劣行。

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宇人等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贻及其部属，并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提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监察院又派了何汉文等四位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经过调查，监委们又将宋子文在外汇上贪污的情形，写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

同时，新闻界也不断披露宋子文的丑行。《中央日报》载文，揭露宋氏孚中公司利用特权方式结汇，从国外买明令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设备等运回上海图利。

尽管“弹劾案”叫得震天价响，全国舆论也大力支持。但是，正如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在宋氏下台之初私下说过的：不管怎么样，宋子文总是蒋介石的郎舅，不会让他过不去，今后还是要用他，我们犯不着作恶人。

在蒋介石的极力庇护下，弹劾案终归石沉大海，监察院也逐渐沉默不语了。

宋子文在辞去行政院长的当月，便被国民政府授予“大同勋章”。1947年4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是，这改变不了他的困境。

美国鉴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于1947年7月11日派遣魏德迈为“特使”，率领使团来中国进行调查。魏德迈当着蒋介石、宋美龄以及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面，对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了责难。魏德迈在一片寂静中讲述了国民党制度崩溃的事实，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贪赃枉法，政府腐败透顶。“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中国商人以获得的美元87％（334496792美元）都转到属孔宋两家的两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这是一个严厉的而且是令蒋氏夫妇极为不快的批评。

魏德迈一席话更令宋子文万分难堪。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令人们十分关注和气愤的事。

1947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称舆论界对宋的种种指责均为“诬蔑”。宋子文在会上再度被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9月18日，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其实，宋子文作出这一决定完全不是出自什么关怀他人的善良动机。他企图通过这种“慷慨解囊”的举动，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公司免受检查，另一方面企图改变其臭名昭著的形象。宋子文掏腰包捐献的这笔钱，即使不算他存入美国银行的黄金，也只是他万贯家产的极小一部分。

在宋子文捐款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

广东主政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后，来到广东主政。

上任伊始，提出了治粤三项方针：整顿治安，恢复交通，澄清吏治。宋子文认为，这三项问题如能获得解决，则广东的各项经济建设便能推进，乃至使广东成为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地。

然而，这次宋子文又错了。

在宋子文“捐款”之后的一个星期，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为了任命宋子文，行政院特地于1947年9月20日召开了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的会议，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偶尔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就飞往东北，会议由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有人因不在南京由副手代表出席。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阵骚动，有的人交头接耳，有的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人大唱反对论调。这种意外的尴尬场面弄得主持人王云五大搔白头。为了终止讨论，王云五只得提出表决。结果是9票对8票，“宋子文主粤案”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宋子文主粤案”在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上勉强通过了。但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9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追认宋子文主粤案，出席会议的许多人员对此大加抨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应先送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之后，才可以提交行政院政务会议。而行政院的先斩后奏之举，显然激怒了中央政治会议的不少官员，一部分人的情绪竟非常激动，张道藩愤怒地责问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为何此案事先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张厉生亦严词质询：宋子文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人才？后经会议主席孙科多方劝导，要大家以大局为重，才勉强平息了这场“追认”风波。

同样，监察院也再起责难之声。9月25日，监察院就宋子文主粤案举行座谈，当即有不少监委强烈表示反对，认为监察院曾对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要求政府将宋子文交付惩戒。现在，宋不但不受惩戒，反而易地做官了，这根本就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9月29日，监委王新令等20余人联名签署建议书，谓宋子文长行政院时，因措施乖谬，以至引起民怨，危及国家，引咎辞职，而今宋子文改过未见大效，适因其捐出小部分财产，遽拜封疆大吏之命，斯举乃开捐官鬻爵之先例。且所捐之款乃其财产一小部分，且并非献之国库，诚不可谓之为公。因此建议：立即否决行政院宋子文主粤之任命。劝谕宋氏与孔祥熙同时捐献其大部分财产，或征收其全部财产，藉以充实国库。可以想像，这样的建议书送到国民党当局那里，只能是一个无声无息的结果。

海南岛文昌县宋氏祖居。自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之后．宋子文主粤事便不断受到舆论的抨击。尤其是《华夏》、《救国》、《南京》、《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声讨，认为宋氏经捐款，即官拜封疆，此意如出于“朝廷”，则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如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场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

在舆论的一片讨伐声中，一篇《我爱宋子文》的文章，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该文发表在9月23日的天津《真善美日报》上，文章写道：“我真佩服宋子文先生，不怪人家发财，他早看透了中国的社会，看清了中国人的缺点，所以任凭一般穷小子的叫骂，人家沉着应付，满不理碴，结果，人家拿出了一根汗毛，不但堵住了众口，并且走马上任，谁不给人家挑大拇指！本来做买卖还得有本钱，这一省之长，当然也得牺牲一点，以宋先生的经济学来看，这买卖，绝不能赔钱，不但有名，而且有利。”文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宋子文为什么献产拜官？为什么看中了广东？为什么他不要烽火燎原的东北，不要哀鸿遍野的华北，偏偏要山明水秀，四境平安，资源富足，南方大门的广东？

对于宋子文献产拜官的动机，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作过深入分析：

其一，宋子文所捐中国建设银公司股票，号称价信2000亿元法币（亦有报道称价值5000亿元法币），听起来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若按当时汇率折算，大抵只在140万美元左右，比较于他作为世界富翁所拥有的巨额家产，仅为九牛一毛而已。亦有人形容宋子文的这次献产，仅仅是从衣领里拿出了两只金虱子而已。况且，捐出公司股票后，公司的总经理依然是宋子良，并不影响宋子文对该公司的控制。各种中饱私囊的戏法，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玩下去。

其二，宋子文所掌握的这部分资产，均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的不动产，既不能带走，也难以变卖。随着国民党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不断失利，宋子文对这些不动产的控制日渐丧失。与其这样，还不如拿出来。通过所谓的“献产”把戏，洗刷徇私舞弊、侵吞国库的臭名，赢得“国而忘家”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献产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任职。正是拔一毛而官拜封疆，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吃小亏占了大便宜。

其四，宋子文即将走马上任的广东，不仅是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地，而且远离战火、邻近港澳，具有进可攻、退可逃的意义。

其五，宋子文主粤，一方面可以将其控制的家族产业，逐步南移，进而迁移海外；另一方面可利用广东的优势地位，建立新的宋氏家族经济增长点。《我爱宋子文》一文称宋子文主粤“不但有名，而且有利”。

1947年10月2日，是宋子文一生中最后一次大出风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广东省政府全体人员及广州行辕各机关首长2000余人，云集中山纪念堂，出席省府原任主席罗卓英向新任主席宋子文的交接仪式。宋子文在就职致词中，踌躇满志地阐明今后的施政方针：整顿治安，恢复交通，澄清吏治。

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免去张发奎的国民政府广州行辕主任，遗职一并交宋子文兼任；同月，根本不懂军事的宋子文再兼广东军管区司令。这是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蒋的手里接受军职。

旧时的私塾，孩子们终日里拖着长长的辫子和老师摇晃着头，念着之乎者也，四书五经。宋子文赴粤之后，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所谓的“整顿治安”。“整顿治安”实际上是企图消灭共产党组织。宋子文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梦想将广东建成抵御中共的“堡垒”。他竭力反对与中共和谈，声称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妥协”。宋子文来到广东后，发现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四处活动，力量较大。他认为这是“心腹之患”，必须于短期内解决。他将全省划为9个绥靖分区．设立9个“剿匪”司令部，在湘粤、闽粤边境成立了2个指挥部。选派亲信负责各地的“绥靖工作”，更换了大批县长，大部分换用国民党军队军官。在此基础上，他调集国民党正规军队，从珠江三角洲、北江、南路及东江等方向“进剿”共产党领导下的粤湘赣边纵队等人民武装。他命令所有部队放弃守点守线的旧办法，改以机动和主动的作法，企图在三个月之内取得“剿匪”的胜利。

二是训练军队。

蒋介石授权由宋子文安排在广东训练3个师，在台湾训练4个师。蒋明确说这7个训练师均由宋领导。蒋要求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这些新训练和装备的军队能帮助控制南方各省。或者派他们去北方，替换那些疲惫不堪、损失巨大的前线部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宋子文打出了建设“粤军”的旗号。通过训练军队，宋子文的权力逐渐渗透到广西、福建、江西、台湾等省。

三是加强对重要物资的控制。

宋子文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等物品购销的垄断机构。“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子文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燃煤供销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也源源不断地给予巨款，先后达4千亿元。这些垄断组织利用这些巨款，操纵经济，剥削人民，囤积大量粮食和煤炭，准备与人民军队长期顽抗。“粮经会”在1948年的半年时间就盈利15000余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万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00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万市担。燃煤供销委员会由于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极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宋子文运用宋氏家族的权势以及巨额资本，乘1948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金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

四是争取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

宋子文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来为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政权输血打气，甚至要求美国发表声明，反对中共渡过长江。为换取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支持，宋子文大肆拍卖广东资源。早在1947年3月，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经蒋介石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是，由于罗卓英资望不高。这些事项进展不快。宋子文到任后，加紧了这方面的活动。

10月2日，他同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他还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商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且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即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子文果然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

圣约翰大学，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还于1948年1月来广东，同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期间，广东人民遭受了日益沉重的剥削。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的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后因反对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

宋子文主政广东之际，正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关键时刻。解放区军民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同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宣布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八项基本政策。

这时，历史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灭亡的转折点。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宋子文来到广东，无论他做出什么努力，一切都是徒劳的。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彻底粉碎了宋子文的痴心梦想。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宣布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43名，蒋介石名列“榜首”，宋子文名列第十号。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28日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而在中国共产党命令必须首先逮捕的战犯中，蒋介石仍是头号战犯，其次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宣称已掌握了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或许是从小在女孩中长大的缘故吧，宋子文虽从政多年，可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一个政客所应有的圆滑与世故。

树倒猢狲散

树倒猢狲散。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大小官员如鸟兽散。

宋子文逃到香港，对法国记者说：“不久将赴法国疗养。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

宋子文在美国对记者说：“这次来美国系持普通护照，当然是为了私事。”

宋子文在美国多次会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杜勒斯。杜勒斯表示，赞成宋的想法，提供二亿美元的借款，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

宋子文还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司徒雷登听了宋的组阁计划，立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寥寥数语，使宋子文很受鼓舞。

很快，美国对宋子文的要求作出了正式答复。

宋子文得到了什么呢？

1949年，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统治。

1月24日，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同妻子张乐怡一道逃往香港。宋子文夫妇在启德机场走下飞机。宋子文身着双排扣西装，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他心爱的手杖。在他的翻领上有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奖章。他板着一副脸，神色沮丧。张乐怡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戴一副墨镜，以免人家看到她那双哭肿了的眼睛。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宋子文夫妇在香港暂时住下，宋子文仍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和“千里江防”存有幻想。

3月25日，息影香港成水湾的宋子文突然又返回广东高级住宅区东山，住进其弟宋子良的私邸。由于路上被人发现，第二天，各种新闻媒介对宋子文重返广东提出了种种看法。有的说，宋子文来穗是要建立华南集团，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货币，谋求经济独立，促请引退的蒋介石来粤，继续与人民力量作战到底。也有的说是履行诺言，帮助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薛岳解决财政困难，使广东摆脱当时遍及国统区的经济危机。还有的说是协助当时新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当时纷乱不堪的海南岛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但也有的文章则说，宋子文纯为私人利益而来，他将对广东的巨额投资作出处理。

这几种看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

宋子文来穗的次日，孙科也由沪飞穗。当天中午，两人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留穗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分别于25、26日与宋子文见了面。

3月27日，宋子文匆匆离穗，经宁波转至溪口，与蒋介石会晤。这是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见面。

宋子文于28日飞返香港。当晚接见法国新闻社记者，他说不久将赴法国疗养，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这实际上是对广东各报纸对他返穗目的种种推测的回复。

他还说，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动，并未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到溪口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

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虎报》（胡文虎办的英文报）则披露宋子文将在短期内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购买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

《正义》报也揭露说，宋子文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

就在宋子文在香港短暂停留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所谓“和平”攻势迅速破产，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一路凯歌。4月20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深夜解放了南京城，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被彻底摧毁。

这样，宋子文夫妇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5月16日，宋子文夫妇赴巴黎，自称“疗养”。6月9日，由巴黎乘机抵达纽约。

至于宋子文在法国期间的行踪和赴美使命，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有这样的记述：

“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私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100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罗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宋氏之去纽约，闻系与宋美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洲钻石企业有关。”

当6月9日宋子文抵达纽约，他在美国的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三女儿瑞颐均赴机场迎接。

宋耀如用他那独有的教育方式，教导着子女们的成长。每到家庭晚会时候，子女们各施其能，弹琴、跳舞、唱歌，好不热闹，只可惜斯人已去，空留下一串串回忆……有的记者问宋子文赴美的任务是什么？

宋子文在机场对记者说：“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

当然，宋子文这次来到美国，要说是为了“私事”，也可以说得过去，这个“私事”就是为了逃避中国人民对他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宋子文是一个不甘于政治上寂寞的人，他来美国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要从事许多政治、经济活动。其活动之一，就是乞求美国再次为蒋介石政权给予“援助”。

宋子文来到美国后，立即在纽约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美国的大使顾维钧。

宋子文对顾维钧说：“中国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又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所宋子文的三个女儿，摄于1946年秋，左起分别为长女琼颐、次女曼颐、幼女瑞颐说的“国家”就是即将覆没的国民党政府。他还说，蒋介石本不想让他离开中国，但他到这里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尽自己的力量。

宋子文还和顾维钧一起分析了国民党军队一再失败的原因。宋子文认为：“军队之缺乏斗志和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宋子文和顾维钧指责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但他们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军事形势——庞大的军事预算，指挥分散，纪律松弛——是造成中国许多麻烦的主要原因。

宋子文和顾维钧商议，请陈纳德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乞求美国派一个正规军队代表团，以挽救国民党军队的败局。

7月24日，宋子文邀请顾维钧等人在纽约的蒋廷黻处开会。顾维钧在会上说，陈纳德想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却给了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很好的印象，应该纳入我们的正式计划之中。宋子文在会上提出他将电请蒋介石批准顾维钧将陈纳德计划纳入统一援助计划。

有了宋子文的支持，顾维钧即同陈纳德讨论了中国的军事形势。陈纳德表示，只要有他的“空军志愿队”，国民党军队在湖南衡阳地区很容易防御。

宋子文还多次对国民党派驻在美国的代表们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问顾维钧等人是否可以轰炸上海发电厂（上海的主要供电单位）。他说如果能轰炸上海发电厂，也许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瘫痪。

宋子文还多次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请求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1949年8月初，杜勒斯向宋子文表示，赞成宋的想法，即提供二亿美元的借款和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同时又问宋子文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使宋子文似乎看到一线希望。

但是，无论是宋子文的“陈纳德计划”也好，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也好，都是痴心妄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之后，迅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5月中旬解放了华中要镇武汉，5月下旬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8月5日，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获得解放。9月13日至10月13日举行了衡宝战役，相继解放了衡阳、宝庆、广州等64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迅速胜利，打破了宋子文期望依靠美国军事援助使国民党政权苟延残喘的迷梦。

目睹着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失败，美国许多官员也不同意向蒋介石派出军事代表团了。曾经支持过蒋介石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不要再派出像宋子文要求的那种正规军事代表团。他说，过去在中国有6万美国士兵可以使用，现在这样的计划费用太大，国会不会批准。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讥讽之语：“派少量美国顾问，分配给每个中国师长，则所需费用不大，也许只需几百万美元，是可以做到的。”怎样做到呢，魏德迈直言不讳地说：“这笔经费让宋子文单独筹措就可以了。”他显然认为，宋子文应从私人财产中拿出这笔钱来。

在争取军事援助的同时，宋子文还企图为蒋介石集团谋取美国的经济援助。

在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前，四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也都先后飞赴美国，孔氏夫妇由于贪污中饱、鱼肉人民，名声太臭，来到美国后，借口身体不好，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对蒋介石集团不甚关心。

战乱年代，时局动荡，宋家孩子小小的年纪却对革命有了清醒而独到的认识。宋美龄于1948年11月底飞往华盛顿，蒋介石希望她能从美国获得大批的援助。然而，华盛顿对蒋夫人的到来显得并不热情。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邀请蒋夫人在白宫过夜，也没有邀请她到国会讲话。

美国总统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在许多官方场合，宋美龄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已经超过38亿美元。

1949年8月，宋子文同宋美龄商议后，向美国国会递交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要求美国给2亿美元援助并且加上一笔白银借款。

宋子文还于8月初同杜勒斯进行了一次会谈。宋子文提出要谋求赫斯特报系、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时代》、《生活》各刊物促进援助的时候，杜勒斯回答说，虽然国务院的态度还不太好办，但是他认为这么做没有必要。这次会谈给宋子文造成的印象是：国会将给中国以某些援助。杜勒斯后来还向宋子文表示，赞成宋子文的想法，即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和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

但是，美国政界、军界许多人士反对给蒋介石集团更多的经济援助，这迫使宋子文再次向美国政府求援。10月中旬，宋子文对流亡到美国的蒋介石派出的“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说，有一位和杜鲁门总统很接近的美国政界重要人士，曾暗示想要一份美国如何能仍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的计划的备忘录。

按照宋子文的旨意，“技术代表团”搞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份长文件，叙述了如能获得美国的援助，以西南各省为基地守住一条防线的可能性。其想法是坚持一二年，以便赢得时间进行准备和等待世界形势的演变（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了争取得到美援，宋子文在备忘录中为国民党军队在广州的一败涂地辩解说，这是基于有必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和保存仍在中国（即在台湾的蒋介石）手中的少量军事和财政实力。他说，否则在缺乏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消耗只能意味着抵御的早日瓦解。

宋子文的计划是由美国提供2亿美元，其中包括经济合作署中国专款结存的约8500万美元，国会批准的对整个中国地带军事援助款7500万美元，以及向美国政府预支并以中国的锡、钨、锑和猪鬃等战略物资偿还的4000万美元。总数分5个月使用，每月用于轻武器1000万美元，用于军饷3000万美元。

宋子文一再给流亡在美国的蒋介石的亲信们施加影响，他说：“局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行动，只得把死马当活马医。”

很快，美国的官员们对宋子文的备忘录作出了答复。11月初，美国国务院表示“已坚决停止援华”。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一次宴会上明确回答，美国限于财力，不能承担帮助国民党战胜共产党军队的艰巨任务。司徒雷登的代表傅泾波还说，白宫和国务院都对孔祥熙、宋子文、蒋夫人及他们的家族有强烈反感。

这样，宋子文企图获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挽救蒋介石集团灭亡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初，曾企图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留美学者而又掌握实权的内阁，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失败，这成为宋子文积极为之活动的又一个梦想。

宋子文到达美国后，多次就如何挽回败局同国民党驻美国的一些官员进行商议。1949年7月25日，宋子文来纽约会见了顾维钧。经过一番讨论，宋子文和顾维钧都认为，“组织一个其成员主要是美国熟悉的留美学者同时又掌握实权的内阁，是挽救国家的惟一途径。”他们认为，这样就有把握通过使用美国人在军事、经济、金融、交通运输各个领域的技术帮助而使国民党取得全面的美援和合作。他们还商议不惜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支持，并说，毋需害怕美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只要我们告诉他们或暗示我方意图，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撤离。要得到美国的充分关心和甘心情愿的支持，就必须让美国分享控制权。

那时人们的交通工具大多依赖铁路，而宋子文前去美国走的却是水路。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应大学经济系毕业。民国建立，曾任浙江都督府秘书。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7年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解放后，张嘉璈去澳大利亚和美国任教，著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两书。在与顾维钧的讨论中，宋子文还提出，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就不能任命他自己的财政和外交部长。现在必须觉醒并加以改变。怎样改变呢？宋子文认为，要让文官去当省主席以恢复百姓的信心；起用年轻有为者，给他们以希望，并提供其发展事业的出路。这次宋、顾会谈反映了宋子文组织“新内阁”的总的指导思想，即内阁成员必须是亲美的且美国十分熟悉的文官人员，这些内阁成员必须握有实权，必须以牺牲国家的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对这个内阁的信赖和支持。

8月9日，宋子文又就他所梦想的“新内阁”的人选同顾维钧进行密谋。顾维钧认为拯救局势的时间所剩十分有限了，竭力主张邀请一部分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学者在蒋介石和李宗仁支持下，组成一个新的内阁，并在各政府机构工作中使用若干美国顾问。他说，这样的联合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只要成功的合作二三个月，就会使美国当局认识到国民党真诚自救的决心。同时，顾维钧毫不隐讳地说，为使这项试验能付诸实施，必须说服蒋介石自己退居幕后。

宋子文表示，蒋介石将会这么办。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蒋介石，宋子文（右）及驻华使节在机场欢迎。“新内阁”由谁来当首脑呢？宋子文认为胡适最为理想。但是，宋子文又认为胡适不敢贸然尝试，必须另找一人选。顾维钧提出，由吴国桢出任。宋子文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直至这次会谈结束，他们两个也没有找出“合适人选”。

8月10日，顾维钧来到坐落在伍德兰大道的宋子文住宅，继续密谋“新内阁”的人选。宋子文首先让顾维钧给美国的《纽约时报》打个电话，因为这家报纸的记者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拒绝与国民党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合作，蒋介石的部队在台湾按兵不动，蒋介石认为大陆已无法防守。宋子文对这篇文章感到十分生气。顾维钧当即叫人同这家报纸打了电话。

接着，宋子文表示，如果胡适坚持不就的话，就让吴国桢出来组阁，而让胡适在吴国桢内阁中任外交部长。他还说，吴国桢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政绩“表现不错”。顾维钧对此方案表示同意。

紧接着，宋子文又去向司徒雷登求援。

司徒雷登这位美国驻华大使，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十分了解。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从1905年起他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8月，由于美国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在中国，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情况下，没有人理睬司徒雷登，“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在美国，宋子文似乎觉得司徒雷登可以为他撑腰，便登门拜访，同司徒雷登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司徒雷登听了宋子文的“组阁”计划，立刻给宋鼓劲，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寥寥几语，使宋子文受到“鼓舞”。

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宋子文在暗示和威胁中，更加迷惑了。由于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宋子文着手草拟了一份“组成新内阁政府成员名单”，总计有50人。开始，这份名单中有宋子文本人，后来他自己又叫人将他的名字删掉了。

宋子文将这份“新内阁”名单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转给司徒雷登。这位大使先生在重复了同意宋子文的想法的话语以后，又明确地告诉宋子文等人，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力，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这番话，使得宋子文等人不得不对那份名单重新又进行研究。

10月2日，宋子文等人在美国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和苏联承认新中国的消息。接着，许多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也陆续传来。这样，宋子文等人企图组成一个亲美的“新内阁”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时，也正是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同李宗仁集团矛盾日益白热化之时。1949年5月8日，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林到广州继续任职，但他既无军权，又无财权。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马公岛遥控广州国民党政府。

宋子文来美国后，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调和蒋、李之间的矛盾，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这也是宋子文的一个梦想。

宋子文首先企图协调在美国的蒋介石的代表和李宗仁的代表的活动。

6月9日，刚刚到达美国纽约的宋子文就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说要会见李宗仁派往美国的代表甘介侯，为的是告诉他亲蒋派和亲李派应该齐心协力，要他不应只效忠李宗仁而反对蒋介石。

但是，甘介侯并不听宋子文的那一套，他不愿同宋子文合作。甘介侯在华盛顿积极活动，以李宗仁企图建立一条抵御共产党的防线，并以李宗仁、白崇禧有一定的战斗能力为理由，力争美援。

甘介侯于6月9日赴美国国务院会见代理国务卿姆斯·韦布，将李宗仁致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交给了他。甘介侯向这位代理国务卿大肆吹嘘李宗仁、白崇禧残部的战斗能力之后，提出李宗仁需要美国的帮助，特别是道义上和经济上的援助。他请美国发表一份同情国民党政权并且赞同国民政府继续抵抗共产党的声明，还要求美国给一亿美元左右的援华拨款。

韦布对甘介侯的请求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说等国务卿一回来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而甘介侯的活动仍在继续，他拟定了一份军援计划，交给了美国一位参议员。

宋子文听到甘介侯的上述活动的消息后，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仅管宋子文这次赴美国，没有任何正式官衔，但是在美国的国民党官员都明白，他的行动代表着蒋介石，他同宋美龄一样都是“尽力为委员长效劳”。宋子文不能容忍甘介侯自行其是，独自争取美国援助。

6月24日，宋子文召集驻美的国民党外交人员在纽约蒋廷黻家开了一次会。他的目的是想“在争取援助问题上协调各方面的行动，并且制定一个提交美国政府的统一计划”。但是甘介侯根本不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更使得宋子文为甘介侯独自替李宗仁活动感到不安了。

由于驻美的蒋介石的代表和李宗仁的代表各自独立活动，使美国的一些官员也感到麻烦。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建议，甘介侯同顾维钧等人联合签署一份全面援助计划。但是，宋子文等人又不同意甘介侯共同签署。宋子文自己拟定了一份两亿美元的美援计划，和甘介侯分道扬镳。

宋子文自己在美国同甘介侯互不相容，却对国内蒋介石同李宗仁的矛盾忧心忡忡。

1949年9月，美国的一些报纸报道了蒋、李矛盾的情况。有消息说，蒋介石推荐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总司令，被李宗仁否决。有的消息则详细记述了蒋、李之间的裂痕。

这些消息，使宋子文心绪不宁。宋子文多次同胡适、顾维钧、蒋廷黻等人联名给蒋、李二位拍发电报，力劝他们为国民党政权的前途携手合作。

这些电报自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11月21日，香港的报纸报道，李宗仁从桂林到达香港。有的记者说，他的香港之行是因为已和蒋介石决裂，并将组织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新政党。

12月10日，蒋介石乘飞机逃离成都，飞往台北。

这个时候，宋子文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对华盛顿和中国国内的情况再无兴趣了。12月8日，李宗仁到达美国。宋子文也没有赴机场迎接。

又一个破灭的梦幻！

宋子文来到美国后，很快发现美国的官员们并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友好”，美国的一些官员和记者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宋子文的各种丑闻，这令宋子文十分难堪和不安。

宋家兄妹一个个倒向了蒋介石，而宋庆龄与兄妹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顾往事在华盛顿成了时髦的事情。有的美国情报界人士追述道，孔祥熙曾经用了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1942年向被占领的上海商人购买货物，卖这些货物的是杜大耳朵（杜月笙）和宋氏家族同日本人共同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像木头中的蛆虫被鸟喙啄出来一样，这些和另一些新鲜事在闲谈中被挖掘出来，传遍华盛顿，成为人们屏息凝神聆听或手舞足蹈谈论的材料。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时常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1949年5月，杜鲁门听到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这些报告，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

立场坚定本是一个信念，可在风雨飘摇中的人，一个微小的刺激，都可能让他的立场发生动摇。乱花飞絮里，得来俏佳人，一个闯入宋子文内心的女子，从此便定格于此。美国联邦调查局仔细查看了宋子文等人的战时档案，了解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蔼龄在美国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一两家银行里存了15000万美元。

对于美国人的指责以及秘密调查，宋美龄极为不满，她愤怒地离开华盛顿，再次隐居里弗代尔的孔祥熙别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原计划到华盛顿去拜会美国的官员们，但是他很快就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6月21日，宋子文通过其亲信贝祖贻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说宋子文改变了主意，不准备来华盛顿。

后来，宋子文在他的居住地纽约对顾维钧说：“已被华盛顿的共产党分子或同情共产党的分子诽谤中伤到如此程度”，“感到访问首都毫无意义。”

事实上，当时在华盛顿并没有“共产党分子或同情共产党的分子”对宋子文进行“诽谤中伤”。令宋子文伤透脑筋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资产和存款的调查以及记者们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各地机构发出指示，要求调查宋子文所控制的工业、公司或企业的国内银行户头的钱数。尽管有些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材料，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宋子文、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以及芒诺化学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的各种出版物上都有一些文章谈到中国人的贪污问题。7月13日，美国《商业日报》在头版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高级官员们把政府财产大量转入私人账户被揭发后，国务院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要求冻结中国国民政府在美资产。”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也登载了一篇参议员写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的某些官员的贪污劣迹。文章最后质问拨给中国的援助款项用到哪里去了。

就连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也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都发了大财。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行为实在已经到达了罪恶昭彰的地步。

由于不断有关于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又直指宋子文本人，使宋子文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在爱情的浇灌下，宋子文重振旗鼓，在自己的江山——经济领域里大展宏图。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账。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们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账户中另外有一些是通过别的银行转给私人账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后又另外披露了公款转给了几个私人户头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他们还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已经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的国民政府是没有也完全不可能来为宋子文发表声明的，宋子文自己怎么也想不出一条“锦囊妙计”，摆脱美国朝野对他的攻讦，只有任其蔓延罢了。

正在彷徨不安时，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在美国曼哈顿花园大街1133号公寓收到一份急电，这是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紧急邀请电。

1950年2月，他又得到一则消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民党党员返回台湾，否则注销护照。宋子文立即感到他的护照会出麻烦。

何去何从？是留？是走？都是矛盾重重。

世界首富的异国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台湾“政府”失去信心，加上同蒋介石集团各派系的种种矛盾，他不愿偏居台湾。

他在美国深居简出20年，1971年划上了人生的句号和感叹号。

有关宋家的财富，一位美国记者披露，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总积蓄已超过30亿美元。大英百科全书称宋子文为“世界首富”。

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刚刚在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的一幢公寓住下来，就接到蒋介石请宋子文到台湾的紧急邀请。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这很像从意大利黑手党分子发来的一封要他回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边的一个海港）的邀请信。或者回去看看那不勒斯就死去。”

宋子文表示无意回台，但是蒋介石坚持要他到台湾，并且扬言，如果他不来“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宋子文再次拒绝了。

宋子文之所以不愿到台湾去，其原因主要是两条：

其一，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台湾“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心。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那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上一年以上。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的舆论空气很浓厚。英国尽管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没有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于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美国国务院通知它的外交人员准备台湾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说美国不会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结果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麦卡锡参议员带头指责国务院里充满了共产党人。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宋子文多次向蒋介石派往美国的外交人员表示出对台湾政权丧失信心的心境。

其二，宋子文同蒋介石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有矛盾。当时《纽约时报》曾作了如下报道：

“国民党说，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年轻生命的爱情遭到了风雨的残害，悔不当时。宋子文是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前离开中国的。当时，有人提出要宋子文把他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捐献给国民党事业的动议。据说，他的财产分散在法国、南北美洲、南非以及这条线的一些银行里。

迄今，如此间公众所知，他没有理睬这些请求，匆匆离开广州。

蒋介石邀请宋子文去台湾，一是考虑到他同美国的特殊联系，二是想从这位世界巨富腰包中捞些资助，三是蒋宋之间虽有矛盾，但在共同的政治利益上毕竟是一致的。

宋子文精于政坛之道，他是不愿在这个时候冒风险的。他有他的计划。

后来，国民党还以中央党部的名义屡屡催促在美国当寓公的宋子文赴台湾，但也被宋子文拒绝。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期间，部分代表提出了“党内重大整肃案”，并在次年得到蒋介石的圈定批准。在该案列出的开除国民党党籍者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仅排在孔祥熙的后面。

在美国，宋子文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但是他的确在金钱上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样做是符合他的利益的。“院外援华集团”可以在许多方面起作用。

宋子文在曼哈顿住了一段时间。不久，离开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一套豪华的住宅。他用别人替他挑选的画装饰自己的住宅。他承认，那些人在艺术上比他懂行。他还收藏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他说这些青铜器也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他的宅邸戒备森严，并安装了复杂的警报系统。

在美国的华人中间，有这样的街谈巷议，说宋子文在长岛家里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宋子文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实业界巨头，不少“坏人”靠他生活，一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为分析人员的中国学者向外披露：“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宋子文狂热地大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他正在赢得“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名声。

在华盛顿，在哈里曼的桑兹角的别墅，宋子文不时拜访艾夫里尔·哈里曼，跟他谈论中苏争端，试探华盛顿的消息。至于亨利·卢斯，虽然他们有时有书信来往或互致热情的邀请，但他们均未践约。有人说这是因为卢斯夫妇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和宋子文会见。宋子文的真正的朋友是他结识的新加坡、香港、东京和伦敦的有势力的财界人士，以及他控制的银行的董事。

随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揭露宋子文中饱私囊的国民党的元老派们，再也没有能力攻击他了，而且一个个走向历史的终点。战后，戴笠乘坐飞机摔死在山腰，死因成为谜团。有人说死于大雾迷空，触山坠落，也有人说机上暗藏炸药，有人谋害。陈果夫、陈立夫是宋子文的政敌，陈果夫1948年12月，就迁居台湾台中，1950年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1年春迁居台北，同年8月25日离世，只活了59岁。陈立夫1949年12月由四川去台湾，1950年8月离台湾去欧洲，后去美国。1968年他又返台湾，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等职。他声称再不涉足政坛，与宋子文的冲突早已不复存在了。

宋子文在美国深居简出，社会交往日益缩小。当然他也有几次活动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

第一次是他派其驻港代表秘密参加杜月笙的“祭奠”活动。杜月笙1949年4月去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在临死前，他当着为其祷告的牧师的面，哀呼了几遍“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充满着空虚、绝望之情。在杜月笙死后，宋子文除了致唁电外，另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祭菜全席，送到灵堂，由他的驻港秘书代祭。

势力剥夺了一个人的幸福，从此忧伤飘来。第二次是1958年宋子文返回香港。这一举动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12月11日居住海外长达9年的宋子文突然返港。12月18日中午，宋子文在余东璇私邸，以一顿简单的西餐，招待香港20多位记者。

宋子文事先发了请帖，并请一位和新闻界熟悉的亲信分别打电话通知，计划得比较周到。他还请到了三位亲信，专门负责招呼客人。

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报道说：“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已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详，仔细忖量，方能认出。他说，现在的体重已较前减轻20磅。”

“一个同业说，我们新闻界这次失败了，因为宋子文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同业说，大概因为宋子文先生瘦了，所以没有被认出来。”

席间，记者们一一提问，宋子文都不作正面答复。

他时而反问道：“你的意见如何呢？”

时而又说：“这是所谓Leading Question，很难答复！”

他说：“我对这方面没有注意！”

还说：“照你的想法，我该怎样？”

继而回答：“等我将来有了研究再奉告！”

不过，在一位记者单独访问宋子文时，他做了些答复。

记者问：“在美国当然和蒋夫人见面了？”

宋子文回答：“是的！”

记者又问：“她在明年元旦前不会回台北罢？”

宋子文说：“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事要做，短期内不会离开美国的。”

记者又提出一个众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你几时去台湾呢？”

“过了圣诞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

也有的记者问宋：“返台湾是否有什么新的政治任务？”

宋子文回答得也十分直率：“我已是望土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

这次午餐会非常清淡、宁静，许多人不明白宋子文为什么请新闻界吃这顿饭。

实际上，宋子文举办这次招待会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向台湾传递信息，争取回到台湾。

尽管宋子文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去台湾，但并没有成行。

1959年1月12日下午4时，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赴马尼拉，并取道回美国。香港《华侨晚报》透露：“宋氏此次离港，行踪秘密异常，当日虽其至爱亲朋，亦不告知。”

来港时，宋子文招待记者，精神健旺。离港日寸，行动秘密，匆匆而去。其中奥秘何在？

香港《自由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打算是宋氏出主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会由谷正纲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满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赴台为其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宋耀如让他的3个儿子都去美国学了经济。孰不知，他们学成归来之后，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多的是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聚敛“围剿”工农红军的钱财。使宋子安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当初，宋子文拒不接受蒋介石的邀请，避不回台，而这次，当他有意回台时，台湾当局却表示“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目前尚非时机”。看来，宋子文夫妇只有长期滞留美国了。

直到1962年2月，宋子文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

他在蒋氏夫妇在台北以北的别墅中住了几天。他同“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返回美国后，宋子文向哈里曼详谈此行情况：我似乎是在试探，看看美国是否改变了支持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态度。约瑟夫·艾尔索普对哈里曼说：“委员长和蒋夫人对子文深恶痛绝，请他去台湾，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善于分析美国政府的意图。”

有位西方作家认为，蒋介石显然认定，虽然他无法使子文拿出钱来，他至少可以使宋子文对华盛顿施展他的老魔术。可是他错了。子文虽然有居高位的朋友，但是他不再想花力气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后来也没有实现。

宋子文的小弟弟宋子安在1950年以后就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列为“下落不明的人”，意思是说他们同他失去联系。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直到1969年2月死去。

1969年3月，宋子文又一次抵香港，出席宋子安的葬礼。那一次，宋庆龄曾从北京拍去了唁电。

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处理租借物资。他的家业在纽约市。后来，他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华盛顿的有关人士说，子良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财政部的秘密顾问。他具体干些什么，他们不愿说。但是，财政部的人士则否认这种说法，他们宣称，在他们的档案中根本没有叫宋子良的人。

1971年4月，宋子安去世以后两年，宋子文已经77岁了，他与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访亲会友。4月24日晚，他们的老朋友，广州银行的爱道华·尤在他旧金山家里设宴款待他们。这天晚上人们的举止很优雅，宋子文还是以他通常的方式很快吃了许多道菜。突然，他停食了，面露惊恐地站了起来，喘不过气，很快便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就死了。尸体解剖表明，一小块食物堵在他的气管里，他的颈部神经向他的心脏发出紧急信号，可是他的心脏太弱，不能承受这种压力。

对于宋子文的猝然去世，台湾当局的反应是不冷不热。“副总统”严家淦、“考试院长”孙科等官员发去了唁电，蒋介石“颁挽”了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台湾《中央日报》刊载了《宋子文事略》，内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祖国，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府，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宋子文的最后评价。

宋子文的一生，因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往往家事与国事搅在一起，纠缠不清，与姐妹的手足之情也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他与二姐宋庆龄早已分道扬镳，数十年不能谋面。1949年后，宋氏其他兄弟姐妹也是各奔东西，难以相见。

宋子文的去世，本给宋氏三姐妹的相聚提供了一次有利的机会。当时，中美两国政府正在进行秘密的接触，以求改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想通过宋氏三姐妹奔丧的机会推进中美两国建交，为此他邀请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台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前来参加宋子文的葬礼。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去世。邀请发出后，美国当天就收到了中方的信息：“宋庆龄副主席赴美参加宋子文的葬礼，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没有直达航班，现在通过美国航空公司联系专机，经伦敦飞美国。”同时尼克松总统获告宋蔼龄赶来参加胞弟的葬礼；宋美龄已经乘专机由台湾启程来美，当晚在夏威夷休息，翌日直飞美国。

尼克松总统获得上述信息后，当即决定让基辛格准备秘密访问中国。正当他们两人商议如何利用宋子文的葬礼，推动中美两国外交进程时，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情报：夜宿夏威夷的宋美龄得到了蒋介石的通知，勿入中共统战的圈套，停止飞赴美国参加葬礼。随后，死者亲属又收到孔家的电话，说宋蔼龄临时决定不来参加胞弟的葬礼了。尼克松总统闻之瞠目，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他通知有关部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明宋子文的葬礼是宋氏家庭的私事，和大陆的中共无关，希望宋美龄女士应邀来美出席其兄葬礼。

一天两天过去了，依然留居在夏威夷的宋美龄仍无登机的消息。宋子文葬礼的前一天，又突然收到中国政府的通知，由于包租不到专机，宋庆龄副主席不能应邀赴美参加胞弟的葬礼。对此，尼克松长叹一口气，遂又作出了决定：把宋庆龄女士不来奔丧的消息通知蒋、孔两家。大姐宋蔼龄、小妹宋美龄能赶来参加葬礼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安慰。

结果又使尼克松总统大失所望。宋美龄因恐怕是政治圈套，索性乘专机飞回了台湾，就连在美国的宋蔼龄也仍然犹豫不决。为了等待她的到来，宋子文的葬礼只好由上午改为下午进行。尼克松总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真不理解你们中国人”。

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子文的遗孀张乐怡和3个女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以及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宋氏三姐妹均未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蓬莱降秀才，出门摆地摊
第二章　初入战场，锦衣还乡
第三章　官场新秀，风采巨增
第四章　秀才带兵，吴曹共鸣
第五章　摇身职业军人，声望急速增长
第六章　军阀混战中磨练，明争暗斗中升官
第七章　解除后顾，密谋讨张
第八章　当年秀才变军王，官场杀场任徜徉
第九章　主力渐弱现末路，一代军阀离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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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出生于山东蓬莱。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吴佩孚是中华民国史上北洋系政治军事集团统治时期的佼佼者。他于维新运动走向高潮时以秀才的英姿投入沙场军界，并渐由偏稗荐跻将帅，位极人臣。

1918年8月2日，吴佩孚首次从湖南衡阳前敌通电“罢战主和”、“撤防北归”，责师抗上，兴兵问罪，提倡全国一体罢战，反对分裂，实现和平统一，是其第一次义举和政治亮相，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从而获得全国赞誉。至1937年“九一八”国难起后，吴氏蛰居首都，作燕山寓公，研究孔孟、佛道之学，著述《春秋》之义。而日寇占领平津之后，他拒敌伪之诱降，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浩然的民族正气，斗敌折奸，保持晚节，1939年结束了他叱咤风云而又艰难曲折、大起大落、颇具传奇神秘色彩的一生。

本书在全面记述吴佩孚一生的生活轨迹和行状思想的同时，重点介绍了吴佩孚的军事、政治、社会活动以及围绕着这些活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

第一章　蓬莱降秀才，出门摆地摊

蓬莱是座偎山抱海的古城，旧称登州。人们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相传“八仙过海”的神话，即发生在这里庙岛一带。蓬莱县城虽不大，景色却分外别致。每当春日，海雾茫茫，又巧逢东风之时，在庙岛南侧海面上，就会隐现“海市蜃楼”的奇观。那时，从蓬莱阁隔海遥望，只见海天相连之处，隐隐约约出现一个小岛，显得那样虚幻，那样漂渺。渐渐地，小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蜿蜒的小路、苍郁的树木、峥嵘的山逢、巍峨的宫宇、奇异的亭台历历可辨。各种景象交相辉映，影影绰绰，恍若仙境。然而，幻境虚无，终属乌有。转瞬间又景淡影消、海天重现。

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七日），吴佩孚出生在山东蓬莱县城。

他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生意买卖，维持生活。这位吴老先生，颇富于国家民族思想，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七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亟欲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流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台，明明吃了败仗，反而向我国索偿军费五十万两，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可能吴可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于潜意识的关系，吴佩孚诞生的那一天；他梦见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到了他的家里，蓬荜生辉，振奋异常；由于戚继光字佩玉，因此，当吴佩孚呱呱坠地，吴可成便以佩为名，以玉为字，给他的二儿子取名佩孚，字子玉。

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是一位克勤克俭、很有志气的贤妻良母，安香店的蝇头小利，不足以应付小家庭的开销，她白天帮同照料店铺，料理家务，晚上便借一灯如豆，纺点纱来赚两个钱，以此贴补家用。

吴佩孚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吴道孚，早夭，因此吴二爷成为吴家的长子。他三岁的时候，光绪二年丙子，添了一个弟弟，名唤文孚。

吴可成夫妇对两个儿子管教很严，尤其是对吴佩孚，因为他是长子，父母寄予的希望很高。可是毕竟家境清苦，两夫妇成天忙于衣食，难免照顾不周，而吴佩孚小时候玩心很重，家里呆不住，经常和些小朋友到处游荡，龙神庙、蓬莱阁，都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

这蓬莱阁是蓬莱县的一大胜迹，座落在城北丹崖山上，阁之下便是渤海滨，汪洋万里，惊涛拍岸，极宜于远眺。蓬莱阁建于宋朝治平年间（宋英宗的年号，民元前八四八年），明朝的参将，清朝的藩王孔有德曾经在那儿住过，阁顶，悬有一块大匾额，上书“海不扬波”四字。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于是在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睽违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念蓬莱阁的景物。当他于民国二十八年被日本人谋害于北平后，他的老政务处长刘泗英，特地为他在四川南川金佛山麓三泉公园，也构筑了一座蓬莱阁，供奉吴佩孚的遗像、楹联，灯火香花，由紫阳、青阳两位羽士，朝夕膜拜，以彰忠烈。刘泗英曾经有记、有诗，常乃德为此还写了一首《湘月词》。

吴佩孚儿时虽然顽皮，但却很能自爱自重，父母对他也是欢喜，所以他不曾挨过打。最重的一次处罚，是因为他在外头玩了一天，实在太疲倦了，忘了洗脚便上床去睡，结果被他母亲发现，把他叫醒过来，端端正正的坐在床上，不许躺下。

长到六七岁了，父亲教他认字，念书，然后送进私塾。蓬莱县学后街地点偏僻，座落在孔庙和考棚的后头，一排屋子，全是窄门浅户，狭隘简陋，安香店自也不能例外。家里面别说书房，连张书桌子也没有，吴佩孚愁眉苦脸，拿着父亲买来的书本，问他母亲说：

“娘，你让我上哪儿去念呢？”

所得到的回答是：

“我给你想法子。”

家里有一副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大娘去找到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好在磨脖子上，就这么样，书桌也有啦，凳子也得嘞。吴太夫人很满意的笑笑，把书本摊开在他跟前，说声：

“孩子，你好好儿的念罢。”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以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欲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

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的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的招揽生意，吴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来纺个不停，于是颔首赞许的说：

“晤，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

还没个发达的影子呢，转眼间到了1890年，吴佩孚十四岁，吴文孚十一岁，父亲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妇，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太夫人又是天生的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的营葬。

父亲一死，吴家仿佛栋折梁摧，天崩地裂，店务没人照管，只好让它自生自灭。母子三口生活没有着落，吴大娘便夜以继日的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繁剧沉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十四岁的吴佩孚在这时候变了，他不再贪玩游荡，从此沉寡默言，每天深夜伏在枕上，看灯光闪烁，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咐——呀的纺车声音，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吴佩孚缩在被窝里紧紧咬住牙关，他不许自己哭，但是他已下定了决心。

有一天，他所要探问的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于是他秘密的布署妥当，然后兴冲冲的回到家里。吴佩孚蹲在纺车旁边，问他母亲：

“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可好？”

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吴大娘说：

“你给我好好的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咧！”

“娘，我赚钱也是读书。”

“那儿会有这种好事，”吴大娘头也不抬：“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吧！”

“娘，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信。”

“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

二两四钱银子，在当时真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吴大娘的纺纱收入，就能有个富余。吴佩孚以为他母亲听了会惊一惊的，那儿知道，吴太夫人声色不动，只是在说：

“你别胡思乱想啦，才十四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

“不是当兵，是当学兵。”

“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

吴佩孚虎的站起身来，挺一挺胸：

“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十八岁，也没人会不相信的。”

定定的看了吴佩孚半晌，吴大娘脱口而出：

“嗯，这孩子，是长得高。”

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十八岁，吴大娘还是不赞成吴佩孚率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衮为了压制汉人习武，唯恐他们成为反抗的力量，恶意地命人散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谰言以来，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竟然在中国人心目里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基于此，吴太夫人反对甚烈，同时，她自吴佩孚生下了地，便将一切美好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吴太夫人也不欲吴佩孚中辍学业。

第一次的请求，所得的结果是严词拒绝，断乎不准，但是吴佩孚实在不忍再看母亲这么样劳苦下去，而且，不论吴太夫人如何焚膏继晷，拚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的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孚觉得自己身为长子，未便袖手旁观，因此，他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一有机会便跟他母亲絮聒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的跑回家来说：

“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吴大娘的心思，有点儿活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优厚、太可观、太划得来。

“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恳挚的说：“娘，还有五天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念书。”

“继续念书，”吴太夫人沉沉的叹一口气：“你打六岁起进私塾，九岁就开篇做文章，十二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在夸奖你诗跟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十四岁了，只怪家里没钱，请不起好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继续念下去，我真不知道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他母亲提起这件事，吴佩孚不禁心花怒放，当时便问：

“娘，你可晓得李丕森李老师？”

“登州府头一位好老师啊！”可见吴大娘平日对这些名师留意良久：“李老师教出来的举人、秀才，好些个咧。——你提李老师做什么？”

“娘，李老师答应教我的书呢。”

喜出望外，吴大娘停下手头的工作问：

“你骗我？”

“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文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的教我。”

“这——，”吴大娘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的有些儿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人情呢？”

“娘，李老师本来是这么说的，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的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可是，一声苦笑：“我也想着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笔数目，送给李老师当学费，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娘，你说这样可好？”

多一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励，吴大娘很勉强的答应了一声：

“好吧。”

于是，实足年龄只有十三岁的吴佩孚，便开始穿上了水师营学兵的军装，一周两次，到营上去上课、操练。他住在家里，饭也是回家吃，月终关饷，他拿到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银子，揣在怀中，喜洋洋的跑回家去，双手捧给母亲。自从他十三岁开始赚钱养家，一直到若干年后饷银稍有富裕，吴佩孚总是一文不花，全数充作家用。

吴大娘嫁到吴家以后，吴家开的那间杂货店，只有萎缩，从来不见扩充，贱买贵卖，生意来往，通常都是使的制钱，成锭的银子，极少过手。如今大儿子才十三足岁，便能赚钱养家，而且饷银一拿回来便是成锭的足色库银，第一次从吴佩孚手里接过他辛苦赚来的银两，吴大娘喜得落下了眼泪。

转眼之间就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有一天，吴大娘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齐齐整整，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母子三人勤劳俭省，节衣缩食，攒下来的结果。备几色礼物，这位茹苦含辛的老太太，母代父职，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谒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的宿儒，国学大师，蓬莱名举人孙丹黼、优贡生温念曾、生员张柞庭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当然，尽管这位李老师一生诲人不倦，弟子数以百计，他所教出来最有成就的一位学生，仍还是后来名满天下，叱咤风云的吴佩孚。

刚开始在李老师的门下授业，和他同时执经问义的大学生，一共有三十多位。吴佩孚因为十二岁到十五岁之间，这三年时间混在私塾里白耽搁了，他赶上去念很吃力，兼以他等于是半工半读，因此名列前茅轮不到他的份，再怎么废寝忘食的苦读，他的学业成绩依然平平。

十四五岁的少年，不但自食其力，赚钱养家，而且还能利用学兵的余暇，用功念书。吴佩孚的老师，更是蓬莱县里有名的李丕森，乡党邻右，免不了要对这个无父的孤儿，刮目相看，人人都在夸赞，吴家那个老二，将来准有出息。

因此，十五岁的时候，便有人来登门提亲，说的是王家的姑娘，门当户对，年貌相若，吴佩孚也曾着见过她。——当他母亲征询他的意见，他本来觉得十五岁订亲未免太早，但是他想起了一点，母亲年纪渐渐的大了，又要操持家务，又要从事纺绩，实在是太辛苦，自己早两年成亲，新媳妇进门，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帮手，从这个角度设想，吴佩孚无可无不可的应允了这门亲事。

然而不幸得很，王家姑娘还没有过门，两年后，吴佩孚十八岁，他的未婚妻一病不起，吴佩孚是饱读经书，进究五伦八德的人，他尽心尽礼地办了丧事，并把这位王小姐葬入吴家祖坟。

1896年，登州府举行院试，朝廷钦派的山东主考官是名翰林秦澍春，字雨亭，直隶遵化州人，也就是民国以后的河北省遵化县。秦澍春是跟陆润庠同科中的进士，当时正在莱州府，即今山东掖县当学官，他曾经奉旨历任甘肃、山东、广西主考，光绪二十九年死在莱州任所，卒年四十二岁。所以秦澎春在山东主考的时候，行年方只三十有五，该算是很年轻的大主考了。

李丕森老师觉得吴佩孚义理已通，文字纯熟，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去试一试看，因此吴佩孚便拎了考篮上考棚。这一次吴佩孚应童子试，居然一鸣惊人，高高的以第三名中了秀才，非但有了功名，得了做官的进身初阶，而且他的宗师，也就是这一科的山东主考官秦澍春，对他相当的赏识，晋见的那一天，奖掖备至，慰勉有加，使吴佩孚心里极为振奋。

报子敲着铜锣，高擎捷报，一路嘻嘻哈哈的跑到学后街，找到了安香店，把吴佩孚高中第三名秀才的红纸报条，往安香店的大门上一贴。当时吴佩孚不在家，吴大娘听说老二中了，喜得热泪盈眶，手忙脚乱，一时简直不知怎样是好。多亏左右街坊，欢天喜地的跑来帮忙，帮吴大娘燃放了鞭炮，招待，并且打发掉报子，一大群人围着他大娘长，大娘短，说是你们家老二中了秀才，眼看着吴大娘就要当上老太太。又有人说：你们看吧，吴大娘的命，说苦其实可好呢，别看她丈夫死了守寡，当年吴老二便去当了学兵，一个月挣二两四钱纹银，如今才不过八九年功夫，吴老二都进了县学，见了县太爷都用不着跪着磕头。

不多时，吴佩孚回来，他先自得了消息，一家三口，笑逐颜开，接着，吴佩孚又少不了大忙特忙一阵子，忙着谢邻居，谢老师，拜宗师大主考，拜同年学长，知县大人，本县学官，都递了门生帖子。然后还有祭祖，扫墓，吴佩孚跟母亲弟弟，噙着欢激的眼泪，把他应试得售的佳音，诉与九泉之下的父亲。

得了秀才，便成为县学的学生，所以官式的称呼，应该是生员，生员就在自己家中继续进修，一年有几次考课，由县里的学官主持，成绩好的，还可以得几两银子的奖赏，这是一笔不固定的收入。除此以外，多一半的秀才，如非家中有钱，尤将被人请去担任西席，或者自己设一所私塾，收些学生，一面教学相长，一面收取一笔学费。不论富人家的西席，抑或是三家村的塾师，赚几个钱养家，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事。

所以，当吴佩孚苦读成功，将秀才的功名挣到了手，吴太夫人的欢欣快乐，其实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吴佩孚现在确实的有能力养家了。

倘若不是吴佩孚嫉恶如仇，个性刚强，激于一时之义愤，在蓬莱县里闯下了大祸，开罪了阖城官绅，他是否能够如愿以偿，投身行伍，为国家雪耻复仇，抵御外侮，委实大成疑问。因为，以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的绝对孝顺母亲，他多一半会留在家乡，拿秀才的头衔，当一个街坊上的猢狲王，舌耕为业，赚钱养家，然后等待考举人考进士的机会。

命运之神在播弄着他，吴佩孚管了一次闲事，只此一次，便使他在家乡站不住脚，被迫逃亡在外，离开家庭，长年辗转流浪。

就在中了秀才之后不久，蓬莱县的电报局长，当地有钱有势的一位士绅，因为过寿招待贺客，大开其堂会。从省城请了一个戏班子，居然有男有女，而且“男女混杂”，同台演出。

吴佩孚的头脑相当冬烘，他从小到大，都在极力主张男女之间应该严慎关防，他早期的杂文作品，其中便有一篇“戒淫说”，在这篇文章里，他一开头便讲：

“食色为天性，男女之大欲也，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

为此他更举出了生物学上的例证，他说，鸠不乱配对，鹊寡能守节，老虎性交有定时，豹子公母居处有别。因此之故，倘若男女的关系一乱，那真是禽兽不如。

男女同台演戏，在风气纯朴的蓬莱县，确实是亘古未见，“骇人听闻”，地方上人为这一件事，难免气愤不平，议论纷纭，但是由于电报局长财多势大，又是官场中人，平民老百姓，当然不敢挺身而出，公然反对，尤其当天听说蓬莱阖县官绅，自知县大人以下，都要前往祝寿，喝酒，看那男女混杂的戏。起先还有些前嘀咕咕的，于是也就效法金人三缄其口，噤若寒蝉。

唯独吴佩孚大不服气，他懂得男女同台演戏，为清廷悬为禁律，他决心“替天行道”，惩治一下这般败坏善良风俗的官绅。于是他邀了一批年轻力壮，跟他同声愤慨的新科秀才，就在电报局长家中好戏开场，男男女女正演得热闹的时候，推开局长公馆大门，理直气壮，声势汹汹，一股脑儿冲了进去。

当时，知县大人坐在正当中，满城官绅几已到齐，大伙儿正在看戏，万万没有料到，外头会冲进来这么许多年纪轻轻，刚中秀才的卫道者，大呼小叫，指手画脚，尤以学后街安香店的吴佩孚领头，跑到戏台前面，厉声喝止台上的无耻演出，然后他伸手一指，指向局长的满座佳宾，大骂他们违犯禁律，助长淫风。吴佩孚在台前骂得起劲，他带来的众秀才，一气之下，干脆动起手来，他们拍桌打椅，推推搡搡，执意要把看戏的官员士绅，统统赶出大门之外。

吴佩孚义正词严，厉声斥责，他所站立的位置，正好在知县大人的前面，这位知县吃了一顿惊吓，又无缘无故的被一名穷秀才指着鼻尖骂，众目睽睽之下，叫他怎样下台？于是他老羞成怒，大发官威，直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手指吴佩孚，大声一喝：

“来人哪！叫巡警，立刻给我把这浑小子逮住！”

在场侍候的听差、跟班，各色人等，起先给吴佩孚他们这一群的气势震慑住了，一个个的手足无措，呆如木鸡。此刻一见县太爷发了大脾气，“狗仗人势，人凭官威”，区区几名脸红脖子粗的秀才而已，哪儿用得着叫巡警？县太爷喊一声“逮”！这帮人便瞑目攘臂，声声吆喝的奔过来。秀才们在推推拉拉，他们便把身子往中间一插，一面吵吵嚷嚷，一面喊着要捉拿。

吴佩孚一看眼前暴跳如雷的是县太爷，四面八方如狼似虎赶来人的越来越多，心想这一来岂不是被人倒打一钉耙？自己带来的人少，又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不成架，闹不成事，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他赶紧招呼和他同来问罪的朋友，嘴里还在说着硬话：

“好！他们不讲理，我们就走！”

佣人跟班，外带大门里外的巡警司阍，其实谁又真想逮人？这帮酸秀才自找台阶下，他们也就乐得松手，多亏他们的一念之转，吴佩孚带去的那几个同年好友，方始得以乘机开溜。

事情闹得这么大，一群人中间倒是还数吴佩孚镇定，一口气跑过了两三条街，到了一处僻静的角落，他让大伙儿站停了下来，慷慨义烈的说：

“列位，今天的事，是我吴佩孚起的头，县太爷必要追究，我吴佩孚一定出来自首，由我担下这个罪咎。”

大伙儿之中有人说：

“我看县太爷今儿动了真气，当着阖城官绅，他的颜面要紧，所以，这一件事，他决不会轻易罢休。吴二哥要出头，恐怕会遭他的毒手。”

“对的，对的，”又有人起而附和：“刚才正乱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要是有那一位真被县太爷逮了去，那可就很不好看了。”

你一言，我一句，七嘴八舌，众口一词，——县太爷和满城官绅失了面子，必定会得报复，与其到那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受他们的罪，反不如，——

想了想，吴佩孚无可奈何的说：

“好吧，就让我远走高飞，避过这一场是非。我走以后，你们尽管把事情往我的身上推。”

同为卫道者的这一群，全都吃了定心丸，夜阑人静，商议已定，大家分头散去，临行，他们叮嘱吴佩孚好生珍重，事事小心谨慎。

一路问道，问到了崇文门外巾帽胡同，孙庭瑶的那家隆庆栈，市招高高的挑出檐外，在半空里迎风招展。吴佩孚一见“隆庆栈”三个大字，恍如看到了救星，他满面风霜，背个包袱迈进隆庆栈。

茶房迎上来也不打招呼，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吴佩孚连忙扮起笑脸请问人家：

“劳驾，孙掌柜的在吗？”

一听他是蓬莱口音，茶房晓得他是远道来的，跟掌柜的必是同乡。他挺和气地让吴佩孚坐，转身进去把掌柜的请出来。

孙庭瑶是个老头儿，跟吴佩孚父亲是朋友，离开家乡好些年了，早先带了一笔钱，到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来开码头。他在崇文门外买了一幢房子，拾理清楚便开了一爿客栈，凡是蓬莱来的同乡大都往他那儿住，所以他对家乡的情形并不隔阂，吴佩孚他爹死了他知道，吴家老二中了秀才他也听说过，他就是不认识站在跟前这个瘦瘦长长，风尘仆仆的年青小伙子。

吴佩孚赶紧通名道姓，还提起了他父亲的名讳；孙庭瑶这才知道，是安香店吴可成的少君，刚中了秀才的吴家老二到了。当时他倒挺欢喜，跟吴佩孚面对面坐，尽在问长问短，末后话题儿一转，问到吴佩孚上北京城来干嘛？吴佩孚扯不来谎，把他在蓬莱县闯了祸，开罪了阖城官绅的事又说了一遍。

孙老掌柜听了，默然无语。吴佩孚察言观色，心知孙老头对他的行径不以为然，至于他不远千里而来投奔，只怕也透着相当的为难。

于是他连忙声明说：

“老伯，我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这头几天无可奈何，想在您这儿叨扰叨扰。您随便给我个睡觉的地方，用不着多久，我找到了差使，马上搬走。”

孙老头还算干脆，他顿时便说：

“俺这个人向来这样，凡事宁可先小人而后君子，免得日后反倒彼此不安。我这儿供你地住，有空房住空房，没空房且跟伙计们挤挤。至于一日三餐，除了今儿晚上一顿，给你洗尘，从明儿起，最好是请你自理。”

尽管如此，吴佩孚照样是千恩万谢，而且心中确实是很感激。虽然是囊空如洗，他仍还是到大街上去转了两圈，市容繁盛，人物轩昂，到底是满清定鼎二百五十多年，一向太平无事的帝王之都。他逛了这一趟街，同时也给他逛出一个谋生糊口的好主意。

原来当时正值隆冬，所谓的岁聿云暮，腊鼓频催时分，家家户户都在采办年货，平民百姓，小户人家，都得买几副春联斗方，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一类的红纸条。北京城里的穷读书人，能写两笔字的大人小孩，两只架子，一块木板，备好笔墨纸砚，当街代人写春联，写一副得几枚制钱，腊八过后写那么半个多月，混口嚼谷以外，也许还可以剩两文凑合着过个穷年。

当晚在孙掌柜家吃了顿饭，找一间没客住的空房，裹着大棉被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早起来，天上正下着鹅毛大的雪。吴佩孚涎着脸，跟孙掌柜要了几根竹竿木头，锯齐钉牢，做了两只支架，然后再借一块门板，横着搭成一张长案，笔墨纸砚店里也有现成的，面见颜借来一用。心中正在嘀咕，腰畔一文不名，那两文钱一张的大红纸，又该上哪儿去找呢？

这时候，孙庭瑶冷眼旁观，见他忙了老半天，早已知道他是要干什么了。于是，他把老花眼镜往鼻梁上一推，摆着外八字步走过来说：

“老二呀，你想卖春联不是？你别忙，今儿才腊月初十，赶着这大风大雪的头上，不会有人出门特为买这个的，我好意相劝，你还是明儿再把摊子摆出去吧。”

“谢谢老伯，”吴佩孚一肚皮苦说不出口，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不出去碰运气赚两文，难道就这么饿一天不成。他只好一脸苦笑地回答：“闲着也是闲着，屋里屋外，一样的是坐坐。”

“屋里暖和，外头好冷，”孙庭瑶再提醒他说：“何况，你身上这件棉袍，实在也是单薄。”

“我先出去坐一会儿，”吴佩孚无奈地笑笑：“真顶不住了，我再进来。”

摇摇头，孙庭瑶回柜台后头烤炭盆去了。吴佩孚抱着他的春联摊子往大门口走，就在隆庆栈的屋檐下，把摊子架好，瑞雪纷飞，寒风呼号，吹在脸上跟刀割似的疼。孙老头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满街空荡荡的不见行人，屋里屋外相差好大一截气温。刺骨严寒，没人照顾，都还不曾构成严重的威胁，吴佩孚呆呆愣愣，木头人似的坐着，摊子上笔墨砚齐全，单缺红纸，待会儿真的来了顾客，叫他拿什么写呢？

直在茫然失措，天无绝人之路，隆庆栈的一名小伙计，遮脸缩脖子，捧着一卷大红纸跑过来，往吴佩孚的摊子上一放，语音含混地告诉他说：

“方才老掌柜上大门口瞧了你一眼。他说，连红纸都没有，卖什么春联？掌柜的说准是吴爷不晓得上哪儿买纸去，店里现成的有一些，叫我送来给你先使着。”

这小小的一卷红纸，在当时的吴佩孚看来，何啻往后的十万救兵。他欢天喜地，满心感激，收下纸，道声谢，呵暖冻僵了的手，开始一张张地裁开。

等够半个时辰，胡同里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除了风，便是雪，街心的积雪可能都有尺把深了，吴佩孚心里发急，闲着无聊，猛想起孙掌柜那爿店，里里外外，也是要贴春联的。人家对自己的好处多着哩，“秀才人情纸一张”，何不乘这个空，就用他家的纸，写上十几副春联奉送。

打定了主意，便精神抖擞，呵开冻墨，铺展红纸，由门联写起，一直写到厨房猪圈，足写了十几二十副，斗方字条一应齐全，摊在地上用小石子压住，等晾干了墨，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看起来今儿开不了张，肚里空空，身上更冷，吴佩孚沉沉地叹了一口气，算了罢，收摊！回隆庆栈去挺着。

走过柜台，孙老头刚吃饱饭，站着剔牙，吴佩孚把手上的春联，往柜台上一放，笑了笑说：

“这是我试笔写的，老伯，你看得中意，便留下吧。”

孙老头叫他别忙走，他当面展开几副看看——字写得并不太好，只是写的全不是现成句子，都是吴佩孚触景生情特为做的，很花了点功夫。孙老头微微颔首，打开抽屉，取出一百个小铜钱来。

吴佩孚脸都挣红了，双手直摇，连声说道：

“不行不行，老伯，这是我写了送给你的，怎可以收你的钱？何况，连这些个纸头都还是你自己的咧！”

孙老头把钱塞到他的手里，正色地说：

“老二，咱们还是那个老规矩，先小人后君子，谁也不欠谁的情。你说红纸头是我的，这话不错，干脆，你明儿上街买了来还我吧！”

倒不是情不可却，却之不恭，而是——往后吴佩孚自己笑着说的，惟恐在孙老头跟前一耽搁久，不争气的肚皮又咕噜咕噜的响了起来，那可不大好意思。

绝处逢生，多亏孙老头这一百个钱，光绪二十三年的北京，打腊月初十起一连下了三天大雪，要是没有这一百文，干饿上三天，饿不死也就饿软了。挨到腊月十三，哪有力气一天写百把副对联。

腊月十三，吴佩孚春联摊重新开张，多半是孙老头和他那帮伙计的推荐揄扬，另外则是吴佩孚的谦虚勤恳，和气生财，隆庆栈的左右街坊来请他写春联的，他全部分门别类加以制撰。于是乎他的春联生意好得出奇，头一天嘴里念念有词，手中笔不停地挥，这一整天他居然卖出去了一百多副。

吴佩孚卖春联，从腊月十三，卖到二十三日送灶，前后一总十天，生意一直很好，除开每天吃饭，还能剩下几文。这时候，他花了一笔“闲钱”。上书铺子买了几本“六壬大全”、择日、占星之类的“闲书”，关起房门，成天的研读揣摩。

在家乡从李丕森先生念书，吴佩孚在五经之中，对易经最感兴趣，如今离乡背井，落魄京师，而人海滔滔，举目无亲，想找差使，除非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静夜思前想后，吴佩孚觉得目前最要紧的，还是赚两文钱糊口，做小生意，他既没有本钱，又怕巡警干涉，手中惟一的生财，只有卖春联的那副简陋摊子，新年一过，还有谁会买春联呢？因此，他才想到君平卖卜的这一条路，利用自己钻研《易经》已有的基础，再买些命相之术来上一次恶补，他准备过新年后，把他的春联摊改成测字摊。

一过大年初三，吴佩孚便摆上了测字摊，摊子上铺块白布，桌围两旁写上浅显易解的一联：“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桌上堆一叠书，插一架笔，放一盒测字卷儿。自己动手，把蓝布罩袍洗干净了一穿，往摊后道貌岸然的一坐，吴佩孚就此客串起吴铁嘴来。

可是，一连摆了三天，吴佩孚越来越急，越来越慌，测字算命的生意跟卖春联一比，且差得多了。卖春联的时候摊前如市，财门大开，如今善观气色，细推流年，反而枯坐终日，乏人问津。三天之后又拖了半个多月，尽管半饱半饥的拼命省着吃，卖春联的节余终究有限，眼看着就要山穷水尽，沦为饿殍了。

本来嘛，摆测字摊时的吴佩孚，年纪轻轻，嘴上没毛，面目生得端正，神情却十分憔悴，整天坐在街边，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想家、想自己的前程，惦记母亲和弟弟，更担心钱花光了上哪儿去找饭吃。过往行人一看见他这副模样，心想这位算命先生自己的烦闷还解决不了咧，哪来的本事替人家指点迷津，趋吉避凶？所以，即使是特地上街要找算命先生求教的人，看到了他，也是望望然而去。

一天上午，吴佩孚正坐在摊后发呆，仿佛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往隆庆栈的大门里一钻，他心中疑惑，却又懈怠去探看。正想瞑目养神，一面搜索枯肠，另外想个谋生的主意。蓦地，右肩膀被人重重地一拍，惊得他险乎跳了起来，睁眼定睛看时，一张俊秀中略带愁苦的脸，猛一下子涨得通红。

“嗨，子玉！”来人亲昵地喊他的号：“你怎的干起这一行来啦？”

“我……我……”遇见堂哥哥吴亮孚啦，吴佩孚脸红耳热，羞惭不已，嗫嗫嚅嚅地答不出口。

“你娘且记挂你呐，”吴亮孚大声嚷嚷，他在质问，“你怎么的过了年就一封信都没有捎回去？”

信？闲来无事的时候，也不知道写了好些封啦，只是一封信也没往邮局寄，倒不是买不起邮票，而是信里在吐露他的心语，发泄他的闷悒，“满纸牢骚言，一掬辛酸泪”。这种信，怎么能够寄回家去呢？如若母亲听老三和泪以俱的念了，该会多么的难过、担心？

吴佩孚的卖卜宝座，是一张白木头的长板凳，吴亮孚也不顾路人驻足张望，挤在吴佩孚的身旁坐下，然后不胜感慨地说：

“子玉，你是家乡人见人夸的好子弟，去年还出人头地，中了秀才，你不该沦落到这步田地！”

异乡落魄的时候见到亲人，又听亲人这么感慨的说话，吴佩孚一腔子的热辣酸梗，两行眼泪，几将夺眶而出。他猛摇头，竭力忍住了说：

“这些个，唉，不说也罢。”

吴亮孚抬头望了望冻结在中天的太阳，太阳在懒洋洋地四射昏黄的光芒，正是中午时分，该吃饭了，于是他委婉地说：

“子玉，这是我头一次上北京，人生地疏，什么地方都不熟，不比你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你告诉我，这附近有没有清净点的小馆？”

带他堂兄吴亮孚到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要了几个热炒，来上半斤阳河白粱。吴亮孚把家乡近况，吴佩孚家里的情形，都跟他说了，然后才问：

“子玉，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怎的还没找着差使。”

吴佩孚不胜愁闷，猛喝一口酒，眼睛眄着他堂兄，喟然长叹说：

“找差使，谈何容易？头一桩，这北京城里，上自候差的官员，下迄穷耗着的苦哈哈，等差使的，少说也成千上万！第二项，我在这儿地头不熟，举目无亲，即令有了活儿。谁肯荐我？”

“子玉，”吴亮孚很诚恳地说：“你空有一肚子的才学，终究是个革了的秀才，下不了田，挑不了担。你说非找个如意合适的差使，只怕很难。如今内忧外患，年年打仗，我看处在这种乱世，也许在一刀一枪上还能搏个前程，你在家乡就当过水师营的学兵，此刻你既然进退维谷，无路可走，你何不硬硬头皮，爽性走你往先的老路子，去投了军呢？”

“投军？”吴佩孚嘿嘿一阵冷笑：“我的哥，这儿是北京，天子脚下，投军也得有个门路呢！”

沉吟俄顷。吴亮孚又问：

“你肯上天津去吗？”

吴佩孚翻着两眼反问他：

“上天津干嘛？”

“我有个把兄，在天津武卫军里当一名文案，听说武卫军的薪饷挺高，文案委员一个月拿二十二两纹银，就算补一名兵丁，也有四两五钱银子好拿。我在这儿想，你要是愿意投军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到武卫军去，老把兄冲着我的面子，一定会给你设法安插。”

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干，吴佩孚一拍桌子，大声地嚷嚷：

“去就去！依人不若自图强，还期我武在维扬！哥，我实话告诉你吧，那年日本兵舰过蓬莱，一炮击中了蓬莱阁上的匾，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湔雪国耻了。您今儿来，引我这一条明路，可以说是天从人愿！哥，”他自斟一杯，一仰脖子干了，“我在这儿借花献佛，先谢你一杯！”

吴亮孚听他这么说，十分高兴，把面前的酒喝了，再说：

“子玉，我在北平还有些时耽搁，我也住隆庆栈，待会儿回去，你我就一屋住着，我今儿便写一封恳恳切切的信给我的老把兄，等他回信一到，你就动身上天津。”

堂兄弟俩，兴高采烈地吃完一顿饭，回到隆庆栈，开好房间，吴亮孚抹了把脸，便要了笔墨纸砚写信。吴佩孚知道他堂兄挺有把握，从此把算命摊子收了，住在店里，静候回音。

过了几天，吴亮孚老把兄的回信来到，他说吴亮孚托他的事，他给问过，只要身强力壮，能识得几个字，补一名兵丁，大概不成问题。他让吴佩孚直接上天津去见他。

两兄弟很欢喜，商量定了翌日启程，当晚，吴亮孚塞了二两碎银子给吴佩孚，让他当盘缠及到天津候差时的用度。钱不多，却是掂在手上有很重的分量，它带着堂兄深挚的友情，因为吴佩孚知道，他这位堂兄是个小生意买卖人，境况比自己强不了许多。

声声道谢，殷殷话别，吴亮孚送吴佩孚上车站，买了一张铁篷子车票，车里挤满了人，有门无窗，火车一开，铁门拉上，车里就成了黑漆一团。

吴佩孚自此奔向他的锦绣前程……

第二章　初入战场，锦衣还乡

一

一到天津，见了吴亮孚的把兄，那位文案委员上下打量吴佩孚，眉头一皱，摇摇头说：

“看你这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哪儿是吃粮拿饷的材料？”

吴佩孚一听，一颗心往下一坠，着起急来，他便愁眉苦脸地说：

“那可怎么办呢？我在天津，连个住处都没有？”’

侧过脸来，再望他一眼，略一沉吟，又点点头说：

“要么这样，我听说沈管带那边，还缺两名戈什哈。他跟我交情不错，你要是不嫌委屈，我就荐你过去。”

当时的吴佩孚，只要能有一个立足之点，啖饭之地，便就大喜过望了，他怎会嫌委屈呢？于是，他立刻应允，并且连声地称谢。

被荐到沈管带那儿，沈管带看吴佩孚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刚从山东出来不久，人也老实，因此当时没说什么，点点头把他收留下来，派他当一名戈什哈。戈什哈是满洲话，意思是指护卫。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已经采纳了袁世凯的“练新建陆军禀”，定武军和武卫军都实行了我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制度，吴佩孚投军初期当的是“护勇”，一个月的工食银是五两五钱，反而比兵丁多了一两。

沈管带，是一位连长，中国最早的陆军建制以“营”为战斗单位，营长叫“统带官”，副营长叫“帮统官”，一营有四个连，连长便称“管带领官”。吴佩孚进了武卫军，一看沈管带领官可真了不起，他月支正薪五十两，另外还有一百两的公费，下面有三位哨官（排长），每位带六棚（班）兵，一共是84名，三排人便有252人之多，此哨官较次一级的还有两名哨长（排附），行军的时候一名领头，一名押阵。哨长以下，每棚分设正头目（班长），副头目（副班长）各一。

除了一营四队（连）兵丁1008名，一队三哨兵丁252人外，统带、帮统合用文案二人，管查军械、粮饷的委员二人，正副医生各一，护勇16名，号兵8名，长夫20个。像沈管带这样的“连长”，也有文案、委员各一，护勇8名，号兵4名和10名长夫。

和平时期，部队不打仗，一位管带领官再威风，也用不着8名护勇，所以管带的护勇，便渐渐地沦为听差跑腿的勤务兵，有的当管带的跟班，有的留在队上，有的索性派到公馆里去打杂。

吴佩孚投军，不但未能铁马金戈，沙场杀敌，反而当了成天被人呼来叱去的听差，这对于年青气盛，胸怀大志的蓬莱秀才，简直是一种虐待。他因为壮志未酬，难免心中郁闷，成天拉长了张脸，办起事来也是无精打采的。这副懒怠的模样。使沈管带看了很不顺眼，当时他队上的文案叫郭绪栋，也是山东人，沈管带干脆把他拨去侍候郭师爷。

郭绪栋有一脑门子的神机妙算、世故人情，却是没有扎实的学问根基和功名出身，因而他也是怀才不遇，屈就了一名小小的文案，相当于现今连上的司书。吴佩孚被拨到他的跟前，头一天两人攀谈起来，郭绪栋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护勇吴佩孚居然中过第三名秀才，而且还是蓬莱国学大师李丕森的入室弟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不论学问和出身，都比自己高出多多。他是个胸襟开阔，爱重人才的人，他很为吴佩孚感慨，当时就勉励了吴佩孚一番，又跟他说：

“老弟，我懂得看相，我看你少年的运气虽然不佳，但是一过40岁，你必有大运可走，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一步大运一直要走到六七十。如果你不嫌弃，我很想跟你结拜兄弟，也好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个倚靠。”

吴佩孚听了，简直受宠若惊，连忙点头应允。第二天，郭绪栋正经八百，备好香烛三牲，跟吴佩孚到关帝庙里，磕头烧香，默祷上苍，填好了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回到郭绪栋的家，拜见了义嫂，当晚，便在郭家开怀畅饮。互叙生平，鸡鸭鱼肉的大吃了一顿。

从此，郭绪栋和吴佩孚形影不离，十分亲密，而郭绪栋这个人热心得很，一有机会，便为吴佩孚到处吹嘘，说他文武全才，精通韬略，将来一定有出息，成大器。言下之意，仿佛队上所有的人，谁都比不上这区区一名护勇，勤务兵。

殊不知武卫左军，原来是淮军的底子，武卫左军的统领，直隶提督聂士成，便是合肥相国，淮军创始人的同乡，他是淮军宿将，太平天国之役和朝阳剿匪之战，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甲午年中日战作，清军水陆两路皆败，惟有聂士成扼守大高岭，力阻日军，遂使他名震天下，俨然一代名将。甲午战争后，他便升任直隶提督，率领武卫左军守卫京师的门户。当时的武卫左军之中，头目以上，文武职司，多半都是安徽老乡，郭绪栋自己不过是一名文案，地位无足轻重，他和护勇结拜弟兄，又在竭力揄扬吴佩孚的学识才具，凡此种种，看在安徽老乡们的眼里，都以为他们两个山东人，自吹自擂，无非乡谊观念在作祟，因此，非但无人加以理会，有时候，反会惹来同僚的冷讽热嘲。不论郭绪栋怎样吹嘘汲引，吴佩孚依然是戈什哈一名，他连一步都升不上去。

武卫军是北洋系的发源地，袁世凯飞黄腾达的起点。就在吴佩孚当了护勇以后不久，满洲正白旗人荣禄，时任军机大臣，他将武卫军分为中、前、左、右、后五军，自任统帅，兼领中军，而以聂士成为左军统领，袁世凯为右军统领，马玉岜为前军统领，董福祥为后军统领。并将各军编制，扩充为步队五营、炮队一营、马队一营、工程一营、学兵一营，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从此武卫军成了清军的主力。

荣禄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所以他扩编武卫军，实已将北洋各军，统统纳入掌握。前后左右中五个军，其间前后两军是以河北、陕西的部队改编，中军都是新召募的旗丁，袁世凯的右军则以他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为主体，惟独左军是聂士成淮军的班底，陆续增加了些河北、山东一带的健儿。

吴佩孚初度投效的这一支部队，虽然声威显赫，闻名天下，可是，它竟然是清军中最倒霉的一彪大军，吴佩孚想投笔从戎、抵御外侮，却没想到他所隶属的队伍，会在义和团跟洋人不断的夹击之下，损失殆尽，溃散无遗。

就在吴佩孚当戈什哈的第二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于德国军队在山东南部大肆烧杀，任意屠戮，引起八卦教、白莲教的余党复炽，他们组织义和团，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扬言枪炮不入，四处焚烧教堂，杀洋人，以资报复。清廷先派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前往剿抚，不利，义和团反倒由山东蔓延到河北，他们的口号和狂言，使当国秉政的慈禧太后为之心动，再加上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一力掇促，慈禧太后居然把义和团引入北京，准备和普天下的洋人开战。

这一年，吴佩孚跟部队调驻芦台，地点在天津东北。有一天，“拳匪”啸聚在北京正南的大兴，纵火焚烧铁路，聂士成派一队人驰往制止，“拳匪”不听，仗着人多势大，刀枪齐施，跟武卫左军打了起来。武卫左军寡不敌众，当场死伤了好几十个人，消息传到芦台军中，这位淮军宿将，不禁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步队、骑队全数开拔，赶赴京畿剿匪。

这是吴佩孚生平打的第一仗，当年他26岁，虽说在队上当文案的戈什哈，平时工作，是帮着郭绪栋处理公牍，然而大军征战，他也得成为从事战斗的一员。武卫左军行动迅速，由芦台乘火车回天津，再转京津线铁路。火车开到落垡站，从车窗往外望，但见遍地都是捻枪舞棒，呐喊示威的“拳匪”，原来这一股“拳匪”共有三千多人，正要去拆毁廊坊附近的铁道，聂士成下令停车，将队伍在车站附近展开，郭绪栋和吴佩孚当时还没有编入战斗序列，他们随同其他的文职和杂兵，都留在火车上守卫。

从车窗向外眺望，一匹骏马自本军的行列中一冲而出，直奔匪阵，这是聂提督派出去晓谕“拳匪”的一名军官，他高声地宣示，聂都督已经奉旨“相机剿抚”，他告诫“拳匪”们赶快解散，不许在这里聚众滋事。

但是“拳匪”非常的慓悍，他们不但不听晓谕，反而一涌而上，那一名马上的军官猝不及防，一下子便被他们砍死在地。“拳匪”无理可喻的残暴行为，使武卫左军人人义愤填膺，布阵在最前方的指挥官，高声一喝：“卧倒，放！”只见前线的兵丁犹如风吹草偃，齐齐地仆向地面，紧接着便是枪林弹雨，硝烟四散，一排排的子弹射过去，“拳匪”一拨拨的被击倒，转眼之间，麦田里便躺卧着成千上百的尸首，余下的“拳匪”，哇哇怪叫，掉头就跑。武卫左军正待追击，吴佩孚看见聂士成骑在马上下令：“姑念他们是无知愚民。不追也罢！”

这电光石火，生死决于俄顷的一幕现代战争，看得郭、吴二人，面面相觑，舌挢不下。什么义和团念咒画符，刀枪不入，完全是一派无知愚民的胡言乱语。当晚，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左军在落垡和枣林庄廊坊一带宿营，保护近畿铁道，搜捕驱散“拳匪”，吴佩孚之类的杂兵、夫子，都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死尸——武卫左军这一仗击毙了近千名“拳匪”。全军毫无伤亡，只有那位奉令晓谕乱民的军官，惨被杀死。吴佩孚随着大众把一具具中弹死了的“拳匪”抛入挖好的巨坑，那一具具流血而死的尸体，一张张朴实平板的面孔，死人的脸上并无痛苦的表情，可是吴佩孚的心里却在深切地惋惜和哀悼，甚至于有些儿怨怼，躺在地上断了气的都是中国人，都是直鲁豫大同乡，吴佩孚一面忙于掩埋，一面恨恨地说：

“你们怎会这么傻？居然拿血肉之躯跟枪炮子弹拼？”

队伍在廊坊附近驻扎两天，朝廷颁旨下来，对于聂士成拱卫京畿，保全铁道的功劳，不但只字不提，反而严词申斥，骂他不该杀害“拳民”，罔恤人命。聂士成正莫名其妙，军机大臣武威军统帅荣禄派了差官，知会聂士成，火速将武威左军开回天津。聂士成这才知道，原来“拳匪”已和朝廷中的王公大臣勾结，慈禧太后也有重用“拳匪”的意思，他杀了上千名“拳匪”，立刻便有人诉诸朝廷，将他斥责了一顿。这一下，连聂士成见了“拳匪”都怕啦，他急急地将队伍拉回天津去。

吴佩孚所属的这一营，保住聂士成领头走，到天津下了火车，聂士成骑马在前，马步队紧蹑其后，便在大街上，劈面来了无数的“拳匪”，他们耀武扬威，疯狂叫嚣，口口声声的：

“逮住聂士成呀！杀了聂士成呀！”

为首的一批人，挥舞大刀，直奔聂士成的马前，正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之际，武卫军都端起了枪来，只听得聂士成高声地喊：

“不许开枪，他们要的是我，我走了就没事！”

可怜，这位名噪一时的淮军宿将，就怕又开罪了义和团，快马加鞭，抛开队伍掉头就逃。他在前面跑，义和团拔步紧追，幸亏马跑得快，提督衙门距离不远，他一马驰入督署大门，命戈什哈将大门紧紧关上。然而追来的“拳匪”，越聚越多，他们竟敢将提督衙门团团围住，一连多时，使得内外交通为之断绝。

头一天在极度混乱之中度过，第二天中午，郭绪栋邀吴佩孚一同到他家里，好好儿地吃喝一顿，算是庆祝去打了这么一场乱七八糟，闹得人人晕头转向的仗。两人刚刚走到营房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把他俩一拦，摇着头说：

“二位别出去啦，外头且乱着呢！”

“乱？”郭绪栋一耸肩膀说：“能乱到俺们当兵的头上？”

“偏乱在咱们头上，”卫兵一声苦笑，“郭师爷，您还不知道哇？咱们武卫左军跟义和团开了仗，结了怨啦！天津啸聚了两万多义和团呢，他们见着武卫左军，绑起来就杀！今儿一早，就出了好几码子事啦！”

吴、郭二人一听，愣住了，郭绪栋将信将疑地问：

“照你这么说，俺们是真的出不去了？”

“可不是？”卫兵正色地说：“提督有命令，各级官兵一律严禁外出。”

出不了营门，哥儿俩又回头，路上，郭绪栋因为不能回家，心乱如麻，自言自语地说：

“一辈子没听过这种稀罕事儿！当兵的怕老百姓，扛枪杆的怕拿大刀的！”

“都是聂军门昨天那一逃跑闹出来的，”吴佩孚憾然地说：“‘拳匪’把带着队伍的提督都吓跑了，他们当然敢绑敢杀武卫军！横竖晓得俺们不会开枪抵抗的嘛？”

“聂军门不跑又怎么办？”郭绪栋叹口气说：“他还能再叫俺们跟义和团打一仗？打死了他们，皇太后岂不又要下旨斥责了？”

吴佩孚焦躁地一顿脚说：

“再这么闹下去怎办？杀俺们中国队伍没人问账，把洋人杀了那许多，平白无故的，洋人岂肯罢休？你看嘛，这一回准要闹到天下大乱。”

“怎么个乱法？”郭绪栋挺关切地问。

“眼见洋人就要联合起来。兴师问罪，到那时候，义和团的符咒有个屁用！俺们在落垡埋的那些个尸首便是明证。早先北京仗着城池高大。牢不可破，如今洋人有的是穿山大炮，你看，从天津到北京，有哪一点险要可守？”

“这么说，”郭绪栋压低了声音再问：“洋人会攻打北京？”

“攻心为上，”吴佩孚浩然长叹，“洋人的队伍，只要把北京占了，他们就可以不战而屈我全国之兵。然后，赔款哪，割地呀，尽着把条件开吧，朝廷断乎没有讲价的余地。”

这便是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的开端，吴佩孚当时的判断，一点也没有走样。驻天津的武卫左军，共有五千余人，但这五千多人竟被“拳匪”围困在营房里面，寸步难移，他们一见武卫左军便杀，而武卫左军自聂士成以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倡言反抗。武卫军的统帅荣禄，恐怕武卫左军受的委屈太大，“人急吊梁，狗急跳墙”，担心他们会因激生变，他写信给聂士成，中间便有一段这么说：

“贵军的服装很像洋人，所以义和团人常因误会而生事。义和团民志在报国，你们可否让着点儿？”

这封信一到，反而激起了聂士成的一腔热血，他再也忍不住了，写回信时，不禁慷慨陈词：

“‘拳匪’害民，而且必定贻祸国家，我身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剿，那是有污职守！如果因为剿匪，上峰要杀我的头，我也认了！”

荣禄接信以后，十万火急的把聂士成一军调到杨村。

光绪二十六年5月25日，清廷诏告天下，向“洋人”宣战。6月17日，八国组成联军，纷纷开抵大沽口，应战的八国军队，计有法军一万五千六、德军二万二千五、英军二万、俄军一万七千余、日军二万二，美军五千八、意军二千、奥军四五百，合计约为十万人弱，以德将瓦德西为统帅。

洋兵真的来了，“拳匪”鼓勇迎击，在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轰击之下，“拳匪”一批一批的徒手送死。于是那些被愚弄了的百姓，如梦初醒，抛下他们手里的武器，拔足飞奔，四散溃逃，使清廷宣战上谕中的“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全部成为画饼。接下来所演变的事实，是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

驻防在杨村的一段时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武卫左军的官兵，人人都知道快要跟洋兵打仗了，由于当时聂士成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他下令全军一律武装备战，护勇、长夫，统统编为临时部队。吴佩孚在登州水师营干过几年学兵，操过阵式，打过靶，对于打仗，他确实并不外行。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从六月半打到七月半，清军将领裕禄、李鉴和后来奉命增援的马玉岜、聂士成，奋勇拒敌，寸土必争，所以战况非常惨烈。聂士成部先驻杨村，当天津激战期间，就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小股联军，或者袭击营盘，或者破坏运输，用意在切断北京与天津之间的联络，使天津的清军陷于孤立。在这许多次小接触中，武卫左军由于训练精良，将士用命，每一次都能将联军击退，而且使他们有所损伤。

7月初，天津危急，聂士成奉命自杨村增援，吴佩孚、郭绪栋都随军开往天津。武卫左军一到，就会同马玉岜率领的武卫前军，进攻租界，武卫左军5000余人，全部投诸前线，沿着铁路的新开河，布成了一道人墙。当时，在天津租界的联军有一万人，野战大炮53门，霰散弹炮36尊。

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只有大炮八门，不过，北河与大河之间的炮台，整天不断地轰击，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因此吴佩孚他们还没有抵达前线，便听见隆隆的炮声不歇，震耳欲聋。到了前线一看，租界里断垣残瓦，一片凄凉，几乎没有一幢完整的房子，联军便躲在土墙后头，或者地窖里面，也有拿成包成捆的羊毛，作为掩护。

联军和清军，从早到晚，经常在以大炮对轰，武卫左军的八门炮，被聂士成下令拖到阵地的前面。这八门炮里有四门七英寸快炮，是武卫左军的看家宝贝。七月四号一早，武卫左军便展开了猛烈的炮攻，炮弹如雨点般，纷纷落入法租界，由于那四门快炮的威力，租界里的联军都被炮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在天津城里残留的“拳匪”，约有一千多人，他们看见聂军的炮火逞威，大声鼓噪，集结起来向租界冲锋，扼守在“拳匪”对面的是英国军队，几排炮火一轰过去，这一千多“拳匪”又复东奔西散。

这一日整天激战，炮轰之余，聂士成在下午三时下令冲锋，当时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暗无天日，联军拼死抵御，双方几度肉搏，最后都是因为后援不继，一次次地退回阵地。

二

头一仗，聂军击毙击伤联军400多人；当晚，联军悄悄地派来一艘专轮，把伤兵接驳到大沽口外的军舰上。

照说，自开战以来，聂军这一仗该算是打得最好的了，然而义和团那些包围在朝廷左右的头目，仍还不肯放过他聂士成，他们散播谣言，诬指聂士成私通外国，卖阵纵敌：“聂士成早该打进租界，杀尽了洋人，可是，他偏偏在节骨眼上按兵不动，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于是，朝廷立刻下旨，严限期日，命他限时限刻，把天津租界攻打下来。

因此，7月5日，天还没亮，聂军门全身披挂，亲赴前线，他跟他的部下一遍又一遍地说：

“我聂某上不见谅于朝廷，下且见过于“拳匪”，事到如今，我唯有一死以自明！”

吴佩孚他们听到聂军门这么沉痛的说法，一个个的愤慨万状，摩拳擦掌。那时候，全武卫左军都有追随统领，一死报国的决心。

可是他们的运气太坏，就在头天晚上，英国军队运来了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巨炮，四点五十分，聂军大炮开始轰击，巨炮立刻还以颜色，炮弹落处，连地面的泥土都给翻转过来。聂军门一连几次，亲自领着勇士冲锋，又是一次次地给炮火逼回。

炮声静下来，吴佩孚告诉郭绪栋说：

“聂军门是在准备殉国了。”

“为什么？”

“你听他早晨说的话，再看他每一次都是领头打冲锋。”

郭绪栋很难过，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吴佩孚也是黯然无言，他正密切注视一位勇士的自求速死。

六号，聂士成避过英军的十二磅弹大炮，将他所有的炮移转到车站对面，竞日不停地猛轰，只要联军的炮火稍歇，他就马上率队冲锋，而武卫左军见主帅如此勇猛，前仆后继，人人争先。从清晨打到中午，联军已呈不支之势，这时候，聂士成命全军号兵，一齐吹起冲锋号来，再命军官兵丁，齐同高声喝杀，他自己一马当先，奋不顾身的率领马队，一口气冲进了法租界。

后面的步兵正在欢呼雀跃，跳出战壕，准备追上马队，也冲进租界里面；然而，联军的新式战术很高明，他们枪炮齐施，使用全部火力，又把大队的清军步队压迫回去，剩下聂军门和一百多名马队，在租界的断垣残瓦中左冲右突。

八国联军，为了挽救这个危急万分的局面，居然用上了我们中国的围魏救赵之计，击退了武卫左军步兵，即刻掉转炮口，用日法两军的野战大炮十八尊，以及全部英美海军大炮，集中火力，猛轰天津城垣和直隶总督衙门。那儿是清军的总指挥部和集中之地，马玉岜唯恐联军冲了过来，急将聂士成一军撤回跑马场，以免两翼展开过远，掩救不及，会被联军中央突破。

七、八号，双方固守阵线，不曾发动攻击，只有零星的炮战，联军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大量的增援，并且完成了九号拂晓攻击的部署。

整整四天的鏖战，使吴佩孚得到良好的战地经验，同时，由于他衷心感动，密切注意聂军门的冲锋陷阵，更让他获得一个最足珍贵的教训，那便是，置身疆场的人，越不怕死越不会死。在危机四伏，变化莫测的战地，求生固难，求死亦复不易。

终于到了决定天津——聂士成——武卫左军和吴佩孚自己命运的庚子年七月九号，联军在清晨三时，发动拂晓攻击，集合了一团部队，一共是步兵1000，骑兵150，俄国人的预备队400名。随带炮兵两中队，计野战炮九门，另派一队法国炮兵，布置于租界之西，这一支军队的攻击目标是跑马场，八国联军决心先消灭他们最顽强的敌人——武卫左军。

五点半钟，两军开始接仗，一时枪炮齐作，弹如流星，炮弹在聂军阵的前后，一排排地爆炸，烟尘腾起，直上云霄。匿身战壕或掩体里面的人，苦于飞沙走石，睁不开眼，唯有盲目的朝向前方，开枪还击。

双方激战，到了七点钟，联军中的日军，突破了聂军的右翼防线，两营兵丁，一哄而散。正在间不容发的危殆时刻，扼守跑马场正面的聂士成和吴佩孚所属的那一营人，都听见后面有快马奔来，霎时，几匹马同时驶到，从马背跳下来的几名护卫，异口同声地喊道：

“大人，不好啦！‘拳匪’打进了公馆，把老太太跟小姐们都给掳走啦！”

聂士成一听，脸色陡变，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这时候，过度刺激，已使他几近疯狂，他顿足大叫：

“第三营给我去追！只要见到‘拳匪’，全都给我宰了，一个活的也不许留！”

吴佩孚这一营的管带得令，集合队伍便往后头追，聂士成的公馆搬出了提督衙门，便暂时设在八里台附近。八里台在跑马场西边，和后来设立的南开大学相邻。

刚跟着队伍开拔不久，吴佩孚他们听见了一片人语喧哗，呼叱叫骂，其中还夹杂着枪声。原来，聂士成的武卫左军，新补充的一个营，尽是“拳匪”临时编组而成，他们眼见聂士成疯狂咆哮，派第三营去杀尽“拳匪”，当时就很不服气，趁第三营开走，聂士成身边只有几十名亲兵，他们便高声嚷喊，纷纷抗议：

“聂士成反了！”

“聂士成要叫兵队去打‘拳民’啦！”

于是，聂士成的亲兵，当即开枪弹压，“拳匪”编组的那一营纷纷还击，清军阵地，不战自乱。聂士成还算机警，他在枪弹四飞中，翻身跃上马背，拨转马头，连忙去追刚开拔的第三营。

聂士成追上了第三营，“拳匪”紧接着也赶了过来，一场混战，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从跑马场到八里台，两华里的一条路上，到处都是服装配备相同，却在捉对儿厮杀的武卫左军和“拳匪”。聂士成人高马大，目标显著，“拳匪”不断的向他开枪射击，他且战且走，身中十数枪，头脸戎衣，早已血迹斑斑。勉力支撑到八里台，骑在马上，他的身子直在摇摇欲坠，这时，鲜血从额上涔涔地流到眼睑，聂士成使劲地用衣袖将它揩掉，他回顾左右，还剩了一两百名亲兵，身后，“拳匪”们正在一路呼啸，急急追赶。

血流满面，目眦几裂，聂士成危在须臾，他犹能攘臂奋呼，叱令他的部下：

“迎上去，杀尽这般祸国殃民的‘拳匪’！”

聂士成的一名亲兵，跑近他的马旁，伸手一拉缰绳，衷恳地说：

“大人，你满身是伤，还是退下去再讲！”

“混账！”聂士成破口大骂：“别拦着我，别拦着我！我今天非跟他们拼个死活不可！”

“大人！”

“听见了没有？别拦着我！”心一急，火一起，聂士成霍的一刀劈下去，但听那名亲兵“哎呀”一声叫，手上鲜血直冒，抓紧马缰的那只血手倏然地松开了。

时在上午九点，一轮骄阳，高悬天际，白云三数，冉冉飘浮，天津城垣与租界，清军和联军犹在从事寸土必争的殊死战。八里台外，一片平阳，聂士成一身血污，双足一蹬，座下马泼刺刺的往前冲去，他身后的一二百人，不由自主，也跟着他的马匹奋勇冲刺。聂士成一马冲到了“拳匪”跟前，手起刀落，一连杀了几个。可是，“拳匪”越来越多，重重叠叠，把他团团地围在中央，枪击，刀砍，聂士成蓦地一声大叫，翻身落马，他就地滚了两滚，眼一弹，脚一伸，就此仰脸朝天，瞪大两眼，直挺挺地躺在沙场之上。身上的二十余处创口，汩汩地流着鲜血，中衣破裂，小腹爆开，花花绿绿的肠子，扑的一声向外涌出来。聂士成死了。“鞭他的尸！”“把他大剖八块！”“拳匪”们残暴无比，正要戮尸，聂士成麾下的一二百人飞快的赶到，眼见将星殒落，军门阵亡，这批效忠主帅的死士，来不及哭泣哀悼，他们一路搏斗，猛冲过去，只想保全聂军门的尸首。

于是，为了争夺尸骸，两队中国人，又在白刃交加，性命相搏。双方杀伐正酣，只听得得得的马蹄声响，“拳匪”们抬头一看，吓得抛下兵器，抱头鼠窜而逃。原来是八国联军乘虚而入，进驻跑马场，直趋八里台，想不到竟是他们免了聂士成的鞭尸戮尸之刑。

聂士成死得悲惨，死得壮烈，可是他的死讯由裕禄奏报满清朝廷，建议抚恤时，偏有袒护“拳匪”的载漪和刚毅，竭力阻止。于是，让慈禧太后下了这么一个矛盾百出，莫名其妙的诏书，其中有妙句云：“……其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7月12日，聂士成死后第三天，天津失陷，武卫左军就此土崩鱼烂，全部瓦解。吴佩孚在八里台混战的乱军之中，和他的把兄郭绪栋失散，不过当天晚上，他便在郭绪栋的二太太戈氏那边，找到了郭绪栋，两人脱下号衣，穿上便装，改作平民百姓打扮。戈氏那边有面有煤，就是没菜，外面炮火连天，既不敢出门，又怕出了门也没处买，三个人一连吃了三天的盐水泡馍。7月12日，枪炮之声渐歇，吴佩孚实在待不住了，他说是想出去探探消息，顺便买些吃的。

这时候清军或逃或散，业已全部退出天津，多么热闹繁华的一座城市，此刻红旗遍野，白骨盈沟，变成了李华凭吊的古战场。天津城郊，十室九空，布满街心的，不是死尸瓦砾，便是逃难的、抢劫者抛下的遗物。清军撤退前后，先是散兵，后则“拳匪”，流氓地痞，继之以小股洋兵，他们一批又一批，一次又一次，挨家挨户地抢劫，但凡整齐一点的人家，几乎无一幸免。有许多大宅院，朱门洞开，杂物弃置一地，从门洞里朝内望，可以看得见屋梁上悬着上吊死的尸首，挂在半空中晃悠。偶然有一队洋兵去过，他们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军衣里塞得满满的，背上还背着包袱，手里又拿着箱子，那里面一定是珍珠宝贝，黄白之物。人家打下了天津，这一草一木都归了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然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吴佩孚经过一座衙门，看见大门上挂了个招牌——“暂行管理天津事务都统衙门”，听说各国的“都统”都在里面议事，这儿就是天津的临时政府了。

从海大道到东门，一片焦土，估衣街全部焚毁，只有针市街这一条街算是完整的，却是家家户户俱已被抢劫一空。吴佩孚瞧见洋兵鞭笞中国夫子，用大箩筐装着女人，像猪一样的往他们屋子里送，他气涌如山，两只眼睛几乎要射出火来。

当吴佩孚回到戈氏的家时，整个身子僵住，一对眼睛发直，沉沉的往炕靠上一坐，老半天，回不过气来。

“怎么啦？”郭绪栋一见就发了急：“兄弟，你这是怎么啦？”

依然一丝不动，一语不发。戈氏担心地说：

“许是出去撞上了什么，中了邪吧？”

“少胡说，”郭绪栋瞪她一眼：“昂藏七尺的男子汉，你把他当做小孩子？”

老长地吁一口气，吴佩孚的脸色由白转红，他望望郭绪栋，又望望戈氏，沉痛万分地说：

“大哥，嫂子，你们记住我的一句话，宁为强国狗，不做弱国人。这亡国奴的滋味连王八蛋都不如！”

郭绪栋忙问：

“兄弟，外头究竟怎么样了呀？”

简简单单地答复两句：

“赤地千里，民无噍类！”

郭绪栋和戈氏，眼圈儿一红，齐齐地低下头去。

为了安慰他们二位，吴佩孚又说：

“不过，洋人已经成立了什么各国都统衙门，乱，也许就是这几天的事。”

“这么说，”郭绪栋摇头叹息：“洋人是准备久占中国啦？”

“照这样下去，必定亡国灭种！”吴佩孚恨恨地一跺脚，站起来，一脸悲愤凄怆：“大哥，你知道我的性子，我不能在天津待下去，要是让我再看见洋人那么横暴，我会杀人，闯祸！所以，我这会儿就走，离开天津我往北，到了还归中国的地界，先混一阵子，来日乱事平定，我自会来找你们。”

“兄弟，”郭绪栋依依不舍，甚是放心不下，但是转念一想，吴佩孚说得很对，与其气愤肇祸，不如远走高飞，干脆眼不见为净。这么想了他终于点点头说：“也好，你去吧，乱定了再回来。不过，你有盘缠没有？”

“有，”吴佩孚一拍腰包，“前些时发的恩饷，一文钱也没动呢。大哥，嫂子，你们别为我担心。倒是你们自己，这些时千万不要出门，免得碰上洋人！俺们彼此珍重，图个来日相见！”

郭绪栋分了几件换洗衣服，叫戈氏包了个包袱，让吴佩孚背上。日薄崦嵫，大地昏黄，推开大门送吴佩孚出去，远处还有熊熊的火光。吴佩孚站住，向火光起处定定地望了一阵，脸上闪过痛苦的痉挛，他猛一咬牙，重重一拍郭绪栋的胳臂，就此一声不吭，低下头，大踏步地走了。

吴佩孚离了天津，一路投北而行，他沿着津渝铁路疾走，起先只想离开天津，后来又想出关闯闯世界。路上他看到闻所未闻的奇景，一座坟山黄土全翻过来了，遍地都是劈碎的棺木和枯骨，有好些老百姓坐地痛哭。吴佩孚跑过去一问，气得他又破口大骂，这是天津的洋兵搜劫殆尽，抢无可抢，便有伤天害理的土匪流氓，勾引他们出天津来掘坟盗墓，竟然抢到了死人身上！

武卫左军打仗的时候，官长为鼓励士气，三天两头的直在发恩饷，吴佩孚参加作战，也曾领过好些回赏赐，战地没法花用，便积了二三十两银子。从天津经军粮城到新河，越近海边，越是人踪罕见，他由新河转往茶淀、芦台，才渐渐地有了市面。虽说乱世，钱还值钱，沿途只有吃饭住店，花费终究有限，他估计自己携带的盘缠，还能维持不少天，于是也就不太心急，放慢脚步走走歇歇，只当是在徒步旅行，游山玩水。

沿途听到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消息，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西幸，两宫双双地逃了，头天晚上俄国兵便攻打东便门。二十一日早晨城破，八国联军蜂拥入城，大肆淫掠，北京的惨况，倍于天津。

慈禧太后闯的滔天大祸，而由光绪皇帝在七月二十六日，下诏罪己，七月三十日派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进行丧权辱国的辛丑和议。光绪声明“朕不为遥制”，双方谈判到十一月初，宣告完成，七日，光绪降旨“全行照允”。《辛丑条约》共十一款，要中国人惩办祸首，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划北京使馆区准许外国驻兵，将北京至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山海关到北京正南方的大兴，沿线各地，各国都可以派兵驻守。

这时，吴佩孚刚刚在唐山以北的一个小镇，开始停留。那个小镇名唤开平，土地名开平营，在开平的一所武备学堂，强烈吸引了吴佩孚的注意。

开平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办的第一所新军训练机构，原名天津武备学堂。我国创始新式陆军的第一人是李鸿章，而不是袁世凯。李鸿章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借由英国人戈登之助，编练洋枪队，攻打太平天国军。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在直隶总督任上，采纳戈登的建议，而在五月五日那天，奏办武备学堂于天津，延请德国教官，购办新式枪械，招收知识青年，授以天文、地舆等新学，以及炮台营垒诸兵法。这所天津武备学堂，实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军事学府，天津武备的早期学生，因此多半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成为中国新制陆军开辟草莱的重要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厥为往后袁世凯手下的三员大将，号称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虎”段祺瑞和“狗”冯国璋。

三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李鸿章业已改任两广总督，连续办了五年的天津武备学堂，遂由浙江杭县人孙宝琦担任总办，孙宝琦利用开平镇上，明朝永乐年间设置中屯卫的营址和演武场，将天津武备搬了个家，因而改称开平武备。庚子“拳乱”前后招过一次生，当吴佩孚流浪到了开平，开平武备正要在开年以后再行招生一次。

庚子“拳乱”，吴佩孚参与天津之役，聂士成的死事和天津卫的烧杀，都给了他重大的刺激，他更下定决心，从军报国，抗夷御侮。开平武备学堂，是他最好的机会，因此，他在开平一住两个月，等过了年，学堂宣布招生，他便抢先去报了名。

考试的时候，学、术两科统统及格，临到体格检查，居然出了问题——开平武备学堂的德国教官，对于学生体格要求甚严。他们规定，入伍生的体重，必须在七十公斤以上，而吴佩孚一上秤，偏偏只有六十九公斤略过，于是德国教官摇摇头，说了一句生硬的中国话：“你——不行。”“俺怎么不行？”吴佩孚急得嚷叫起来，“才差这么一点点，俺要是早晨多撑一斤饼，这体重不就够七十公斤了吗？”

但是德国教官置之不理，吴佩孚正在方寸大乱，无以为计之时，旁边有一位职员拉他一把，悄声地说：

“洋鬼子不会听你的，你一定想入学，只有去找学堂的孙总办。”

吴佩孚并不认识孙宝琦，他完全是由于亟于入学，激起了勇气，问明总办办公的地点，也不通报，觑个空，趁卫兵没留神，他闪身子钻了进去。

孙宝琦愕然望着这位不相识的闯入者。

“总办大人，”吴佩孚敬了个礼，朗声地说：“俺叫吴佩孚，山东蓬莱人，13岁就在水师营当学兵，23岁中了秀才，俺是为了抵御外侮，志切报国，去年跑到天津投军。我在武卫左军聂统领麾下当护勇，刚跟八国联军打过仗，我亲眼看见聂统领阵亡，看见天津卫的人被洋兵任意屠杀，俺要报这个血海深仇，所以俺才……”

“慢着，慢着，”孙宝琦听他越说越激动，连忙摇手拦阻说：“我们不是正在招考吗？你报了名没有？考过了没有？”

“学科、术科都及格。”

“那么——”

“俺体重不过少了那么不到一斤。”

“啊，”孙宝琦点点头，温煦地说：“你先到外面去等一会儿，让我派人去查查你的成绩看。”

于是吴佩孚敬礼退出，在门外屏息守候，心跳突突，他是有点紧张，因为在这时节，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关系重大。

须臾，孙宝琦又喊他进去，吴佩孚笔挺地站在他跟前，听总办大人笑容可掬地说：

“我查过了你两科的成绩，都很不错，因此将你破格录取。”吴佩孚听了，欢喜得想跳，却又听到孙宝琦接着说：“你要记住，我们这个学堂是李中堂李大人叫办的，聂统领是李中堂的爱将，你晓得了我为什么额外收录你的道理，你就得好好努力！”

“是！”吴佩孚深心感动地说：“我一定不忘总办大人的训诲。”

学科术科都有相当的根基，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吴佩孚在武备学堂的成绩始终平平，明明是同学之中的佼佼者，偏就无法出人头地。推究个中缘故，多半是因为他跟教官处得不好，他一见那些蓝眼珠黄头发的德国教官，忍不住就要联想起天津屠戮的惨状，他常常故意拂违、顶撞，使教官们见了吴佩孚便头痛。想些个招子来故意折磨、惩罚，吴佩孚却又咬紧牙关，竭力忍耐。

庚子之役，在军事方面，八国联军将清军的五个主力武卫军，打垮了其中之四。马玉岜——后来又换了宋卫领的前军，只剩下残余几队并入了姜桂题的毅军。董福祥的后军首先跟“拳匪”合流，被八国联军消灭殆尽。荣禄亲自统领的中军，也在津京两役被打得落花流水，风流云散。左军随聂士成之死而溃，这一支建立不及一年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建陆军”，至此，就只剩下被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带走了的武卫右军，算是实力完整、毫发无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病逝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领武卫右军拱卫京畿，驻扎在天津东南的小站（现已改称新农）。当年，直隶省的南宫、威县、广宗等地发生民变，袁世凯派兵敉平，得胜回朝，正值清廷下诏变法，慈禧太后由于“拳乱”，这才晓得刀矛实在敌不过枪炮，她同意了袁世凯的奏议，不惜倾全国之力，赶紧编练新军。

当时，淮军将领胡烯菜，先已奉旨练兵于小站，他编练十营“定武军”。这十营定武军及开平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一手创立淮军系统硕果仅存的两个单位。

袁世凯奉旨“小站练兵”。他便老实不客气的将淮军两单位一体接收。他创设“常备军”，自任总统，将十营定武军纳入建制，然后，又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往保定，改成了“北洋武备学堂”。

开平武备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充任北洋武备的教官和队长，尚在肄业者，有的调赴军中，有的转送北洋武备，从头学起。

袁世凯的“常备军”，下设三处，三处总办都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亦即后来的北洋三杰：

参谋处总办段祺瑞原任武卫右军炮队营统带：

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原任武卫右军步兵营统带；

兵备处总办王士珍原任武卫右军工程营统带。

由于袁世凯承继了李鸿章的余绪，从高级干部到定武军的小兵，一概是淮军的班底。而他练兵起家的地点又是天津小站，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大家都管北洋军阀叫“小站系”，又称“淮军余孽”。

常备军的军制，由袁世凯亲自订定，一军两镇（师）。一镇步队两协（旅）、马队一标（团）、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镇以下的单位，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连）、每队三排，每排四棚（班）。每棚正目（班长）一名，副目（副班长）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一个镇的兵力，计官佐司书等748员，弁目兵卒10436名，夫役1328名，合为12512人。

新军的来源呢？采行募兵制，应募条件规定得还蛮严格：年龄二十至二十五，身高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准减两寸）；膂力，限平举一百斤以上。来历必须土著，应有家属。品行素不安分，犯有事案，曾经吸过洋烟的，一律不收。

常备军训期为三年，期满回家，一面自谋生活，一面当续备兵，每个月饷银照拿，只不过从五两五钱减为四两五。一年在原籍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饷银又照五两五钱发。当地方有事，需要续备兵弹压、缉捕，可由知县调用。但是办事的时候，另外得给津贴，事毕立刻将他们解散。

续备兵当了三年，改为“后备军”、饷银减半，两年操一次。四年期满，退为平民，但是仍然发给执照，只要是在45岁以内，遇有战事，可以凭照投效。

袁世凯又设了中国第一支“军事警察”，亦即为今之宪兵。当时叫陆军警察队，计一个营，分三队，每队正副目各12名，正兵96人。

在这个清军军制大变动，袁世凯将淮军照单全收的大关键上，吴佩孚左思右想，其结果是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在开平操了一年多，调往新成立的“北洋武备学堂”，又得重头来起，未免太不合算。所以，他宁愿放弃转学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机会，请求委差。结果呢，因为他并未毕业，不能派充军官，公事下来，他被分发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充任一名正目，照现在的说法，吴佩孚当上了宪兵班长。

这一个亏，吃得很大，吴佩孚要是真会推算流年，且能准确，他便该去北洋武备学堂，因为后来袁世凯对他的这第一批门生，另眼看待，特别重用。连其中最庸碌无能的“曹三傻子”曹锟，往后都当上了北洋劲旅第三镇的统制官（师长），直系领袖，因贿选而成为民国第八任“大总统”。一生一世，跨在“竭诚事上”的吴佩孚头顶上，成了吴佩孚甩不掉却又累死人的大包袱。回天津，时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吴佩孚26岁，他真是应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那名老话，功不成，名不就，回不了家乡，见不了老娘。从前，北方人习于早婚，八九岁的毛孩子，还有娶媳妇的哩，吴佩孚这位陆军警察队正目，却是依然光棍一条。

惟一引为快慰的事，便是又能跟老把兄郭绪栋，日夕盘桓，时常把晤。郭绪栋是老营混子，人情世故，很精很深，肚皮里少的是墨水，多的则是机变权谋。他给吴佩孚接风的那天晚上，听说吴佩孚挑了个警察队正目干，他便浩然长叹，指责他说：

“错，错，错！你要明白，现在是袁慰庭袁大人在督练新军，将来这全国的队伍，都是他的。你有能耐，能在袁大人身边，钻营个马弁，也胜似你这个正目一百倍。不然的话，你就该进北洋武备，拿张文凭，好歹图个正经的出身。这警察队的正目，一个月工食钱十两银子，凭你这胸中才学，上哪儿不好找？”

吴佩孚听了，哑然无语。郭绪栋的二太太戈氏，惟恐丈夫的话说得太重，吴佩孚听了心里不受用，打个岔，开玩笑地说：

“我看二爷算了罢，您何必吃粮拿饷，穿这二尺五的军装！左右街坊的那些嫂子们都在说，瞧常来你们家的吴二爷，眉清目秀，斯斯文文，走两步路还带扭挞着哪，分明是位白面书生，哪点儿像是个总爷！”

“你少混搅！”郭绪栋笑着啐她，又向吴佩孚一举杯道，“别尽谈这个了，老二，剥极而复，乘除消长，时运没到，纵有机会也是枉然。”

十两银子的“工食钱”，数目相当可观，吴佩孚向来生活严肃，崇尚俭朴，吃喝嫖赌的玩意儿，他一窍不通，连边儿也不沾一下。每个月开了饷，除去饭钱零用，他惟一的开销是买书，因此总能剩下个五七两银子，他一文不留，全数托人往家里捎。

在陆军警察队工作，认真负责，诚恳勤勉，刚好又碰上袁世凯积极扩编新军，朝廷正在用人之际，队伍一天天的扩充，升官的机会便快，吴佩孚肚皮里有货，办事又能得到上级的信任，没几个月，他便升任了额外初等官，相当于今日的准尉。军帽、袖口上缀一道一生的宽的金辫，着长统皮靴，两肩配银辫两条、中间金辫一道的肩章，二尺五的黄军装，腰悬把子上镂菊花，银鞘，双环，垂着粉红丝穗的军刀，挺胸叠肚，走个正步，往郭绪栋的家里一亮相，喜得戈氏呵呵笑着说：

“哎呀二爷，您这一身五花八门的，像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啦！”

又过半年，吴佩孚的肩章上多上一颗五角形的银星，郭绪栋一见，便快步上前，拉住他的手摇撼着笑说：

“恭喜恭喜！兄弟，这下你是三级初等官（少尉）啦！”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吴佩孚升到了肩上两颗星，二级初等官（中尉），机会来了。

袁世凯编练新军，原定计划成立常备军左右两镇，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左镇告成，立刻着手进行右镇的编练。到这时候，袁世凯发现他最缺乏的是低级军官。北洋武备学堂，实施的是正式军官教育，那儿的学生，还得两年才能完成学业，而队伍中的需要又刻不容缓，因此，他又在保定开办了陆军速成学堂，修业期间定为一年。这批学生一训练出来，在部队里当见习官，见习期满，视成绩升任哨长（排长）或候差员。吴佩孚认为自己年龄已不算小，以混张文凭的心情，宁可降官两级去当学员，弥补先前“失之交臂”的入学机会。他把这个念头跟郭绪栋一说，郭绪栋极口赞成，他说：

“老二，花这一年时间，得张文凭是真的，那要比你再升两级还强。尤其在北洋系的学堂里念过，老师同学多，往后毕业出来，到处都有朋友，事业上多少有个照应，不比势孤力单，一个人闯好多了嘛！”

领了老把兄的金玉良言，吴佩孚动身上保定，进了陆军速成学堂。一切又是从新开头，经过弁目队的入伍训练，吴佩孚又黑又瘦，个子不高，年纪嫌大，分科的时候，教官不由分说，爆出个大冷门，强派吴佩孚到测绘科，步骑炮工辎五门兵料外的一门，吴佩孚当时的伤心失望，实在是难以想象。

新军建制，测绘官兵附属于工程营内，而且还够不上资格称“队”。每个工程营设有“管理测绘司队官”一员，支薪水三十两，公费二十两。这便是测绘人员的最高级职了，测绘司队官只管六名测绘司事，四名印化司事，四名学兵，两名护勇，四名长夫，另外有正副头目各一，正兵各八名的测绘、印化兵两小队，加上伙夫；学测绘的人，将来至多只能管四十三名官弁兵夫，六匹马，全部经费四百五十一两六钱。

在队伍里，这能叫做前程吗？

然而，命运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吴佩孚委委屈屈，进测绘科学习。科里，多半是老弱残兵，体能较差之流，不过，学问上倒是必需有点根基。科里的教官，是个日本大尉，名叫樱井文雄，所有的讲义，包括野外要务令，都由樱井一手编纂。

樱井对吴佩孚很好，他见吴佩孚正直、诚实、用功、努力，成天埋头于书本，惟恐这个颇堪造就的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成了军事学的书蠹虫，因此，经常提醒他说：

“不论兵法、战术、测绘、阵地或野外要务，讲的都是原则。原则是死的，情况是活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几句话，吴佩孚永远不忘，而且往后对他大有益处。

混完一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工作的时候，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和在校的成绩优良帮了忙，他复官陆军中尉，而且没下队伍，被派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差遣。

北洋督练公所，是省级军事机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冬，清廷正式设立练兵处，以宗室庆亲王奕匡总其事，实际上的负责人，仍还是“会办大臣”袁世凯。练兵处规定，各省只要练成一个协以上，就准设置“督练公所”，由总督或巡抚主持。

因此，吴佩孚被派到北洋督练公所，也就是说他已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和袁世凯发生了纵的关联。尤其是北洋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是段芝贵，这人是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外间都说他是袁世凯的干儿子，民国五年，袁世凯想洪宪称帝，大家全叫段芝贵“干殿下”，有这一层关系，吴佩孚可以说是北洋系中的嫡系。

吴佩孚跟的这第二位长官，段芝贵也是安徽合肥人，他字香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便开始追随袁世凯。他是行伍出身，从偏裨将校当到北洋督练公所总办，除了察言观色，承旨意先的逢迎拍马功夫，此公可以说一无是处，因此他在北洋诸将青云直上的那些年里，只能当当袁世凯的守门犬（拱卫军统领）。

吴佩孚又回天津，就了差使，然而过不了多久，他便奉到密令，上头发了一笔旅费，叫他克日到山东烟台芝罘岛，去向一位名字叫做守田利远的日本少佐报到。

接获这么一道密令，真叫吴佩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是堂堂正正的大清国军官，怎的叫他去受日本少佐的差遣？吴佩孚一辈子不满洋人，痛恨日本，而他正式当官以后，偏偏头一桩差使便是听从日本人指挥，头一次出任务也是为日本人刺探情报，头一次出生入死，险乎送命还是为了日本人，更妙的是他一生之中所获得的头一个勋章居然也是日本人发的。凡此无可奈何，凡此啼笑皆非，难道都是命运之神，在他困顿蹇滞时期的无情播弄？

军令如山，不得不遵，他向郭绪栋夫妻辞行，为了保持机密，连去什么地方都不能说明。芝罘岛和他的故乡蓬莱是邻县，相距不及二百里，吴佩孚当时已经离家五六年，他极为想念母亲和弟弟，但也由于机密任务，他也不敢回家打一转。

到了芝罘岛，向守田利远报了到，这才晓得，守田是一位日本外交武官，驻在芝罘，任务便是搜集情报。跟吴佩孚先后报到并同时接受情报工作训练的，一共有十六位初级官（尉官），都是奉天、山东和河北省人，惟一使他兴奋的是测绘科的老同学占了全数的大半，十六位中国军官中，测绘科毕业生共十位。

守田利远终于告诉了他们，为什么袁世凯派他们来给日本人工作？因为日俄之战即将爆发。

这是一场令国际间笑掉大牙，叫中国人抬不起头，滑天下之大稽的奇特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日俄两国在我国权利之冲突，尤其是争夺由我国刚放弃统治权的朝鲜。庚子拳乱，俄军除了参加八国联军，更借机出兵占领我黑龙江、吉林和奉天，《辛丑条约》签订，我国要求俄军退出东北，于是又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双方签订退兵条约，俄国应允每六个月一次，分三次将俄军撤出中国境外。第一次依约撤退，第二次不但不撤，反而增兵极力经营旅顺和朝鲜。这时候，中国人没言语，有劳日本人“代”我们屡次交涉，俄国置之不理，于是日本人仗利勇为，在光绪二十八年（1904年）十二月，跟俄国宣布断绝邦交，正式开战。

仗在哪儿打呢？由满清朝廷“慷慨大方”，划出中国领土辽东半岛，作为日俄两国的战场，同时还由清廷发表“中立宣言”，经日俄两国同意，以辽河以东为交战地。

其实，海上（我们的渤海）、陆上（我们的奉天），日俄两军早已在二月和五月有过多次战事，十二月初，日军下总攻击令。

为什么袁世凯要派吴佩孚他们帮日本人的忙？这里头有公、私两层内幕。国际间的最高机密是清廷久愤俄军盘踞东北，跟日本人有默契，明为中立，暗中协力。私人的另一层道理，袁世凯本人早跟日本有所勾结，守田利远是日本情报员的开山祖师之一，他在日本高级军官中有个称号：“守田情报少佐”，他身为日本派驻我们的情报头脑，同时，他更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

守田一开头便向吴佩孚他们这么说：“你们的任务，是搜集俄军的情报，通知我方，再由我方邮寄袁大臣。”

受了短时期的训练，顿即展开情报员工作，吴佩孚在这一小群中国军官之间，以其见多识广、机智深沉，并且设计缜密、勇于负责，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同时更深获守田的器重。守田有一句口头禅：“这件事，你有法子没有？”问到别人头上，只要能推，谁肯揽事？几乎人人都答以：“没法子。”惟独吴佩孚，他的答案倘若不是“有”，他便据实告以：“慢慢的想个法子看”。连守田在内。所有的日方“同事”都很欣赏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于是亲昵的给他取了个绰号：“慢慢的有法子先生”。

吴佩孚这一答，绝对不是推诿，他一退出守田的房间，一定会去苦苦地想，天性好强，兼以不肯输给日本人，所以什么样难办的事，他都能想得出法子来。当时，俄国的东方舰队，耀武扬威，以旅顺港为基地，经常巡弋于渤海之中。渤海湾里，日本军舰难越雷池一步，大战酝酿期间，俄国军舰严密封锁旅顺外港，但见船只通过，必将予以击沉。日本人要启战端，必先侦悉东方舰队的实力，前后派过若干小船，扮作渔舟，前往刺探，不是被俄军击沉捕获，便是根本无法接近。日本海军要求此一情报，却又迫不及待，于是，有一天，守田少佐请了“慢慢的有法子先生”来。

说明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守田鼓励地说：

“吴样，这件事你如果能想得出法子，那才是大大的功劳。”

吴佩孚一时想不出，他还是回答那句老话。

两天后，他自动请见守田。守田很客气地请他坐下，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出来一个法子，也许可行。”

“快说快说，”守田大喜过望，“吴样有什么好法子？”

“渤海是中国的水域，”吴佩孚慢条斯理地说：“俄国人没有理由禁止中国水师巡弋，我打听了，我国的水师提督萨镇冰，他麾下的北洋舰队共有八艘，北洋舰队也是以渤海为根据地，他们经常通过复州半岛的最南端——俄国人藐视我国，并不以我国为假想敌，所以，当北洋舰队经过的时候，俄国人无权阻止，同时他们也并不防范。”

“吴样的意思，”守田有点懂了，他兴奋地搓着手说，“是请北洋舰队帮我们侦察旅顺港内的俄国海军实力。”

“不，”吴佩孚摇摇头，“日俄战事一起，中国必守中立，北洋舰队要给日本搜集情报，那样便有违中立的立场，势将引起国际严重交涉。”

“那么……”

“由于痛恨俄国军队盘踞我国肆意侵略的心理，中国人才愿意对贵国阴为之助，”吴佩孚义正词严地说：“但是守田少佐你要记得，这是出之于私而非公，所以任何协助都必须在不妨碍中立立场的原则之下进行。”

守田肃然起敬地说：

“是的。”

“袁中堂和守田少佐私交很好，”吴佩孚轻轻地点他一点，“如果守田少佐介绍一批水手什么的，进北洋舰队当差，袁中堂或许会卖你这个情面。”

豁然贯通，满目光明，守田利远眼睛一亮，兴奋得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向吴佩孚猛地一伸大拇指说：

“好计，好计！大大的好计！我们马上组织一个密侦队，中国人日本人长相一样，统统的可以有。然后统统地介绍到北洋舰队，利用通过旅顺湾的机会，还愁什么情报找不到？”

献策已毕，吴佩孚站起身来便走，但是，他才走到门口，守田利远又喊住了他：

“吴样！”

“什么事？”吴佩孚慢慢地转身问他。

“请你——”守田利远满脸堆笑地说：“这个组织中日混合密侦队的计划和实施办法，就请吴样代我草拟一下，好不好？”

“守田少佐，”吴佩孚望望他问：“你这是请托，还是命令？”

守田早把吴佩孚的性格摸清楚了，他要是答以“请托”，说不定吴佩孚反而会以私人立场拒绝不干。因而，他嘻嘻地笑着，轻柔地说了声：

“命令。”

因为工作保密，吴佩孚这一群人一律便装，并且分别居住在烟台附近和芝罘岛上。他们和守田利远，以及其他的日本“同事”，决不能公开接触，通常都是有人联络，必须守田召见或者有紧急事件，方许到西沙旺，守田那幢林木掩蔽，警卫森严的公馆。只有吴佩孚一个人例外，他每天都要到守田公馆去办公，他已经成为守田运筹帷幄，咨询划策的参谋长。

当时一名陆军中尉的待遇，俸银四十两，外加出差津贴三十块现大洋，两者相加，已有现洋百元之谱，何况他们干的是情报员，随时都有工作费、奖金跟津贴。同事16人中，于是一个个鲜衣怒马，挥金如土，偏有吴佩孚，自小刻苦惯了，他不懂得也不屑于享受，他的便装是一套灰布褂裤，下处是烟台山麓一家幽静的小栈房，到守田公馆，大概有五六里路，吴佩孚习于步行往返，他从不以车马代步。

守田派人窥探吴佩孚的生活习惯，简单朴素，大非若辈可比，小面馆、小饭摊，他随处用餐，而且食不兼味，从来没点过菜。有工作干活，闲下来便回栈房闭户读书，煤油灯里点的煤油钱归栈房老板出，吴佩孚总是把灯芯捻得低低的，给店老板省些油，光线只要能照得到书本便好。

有一次，守田跟他直说了：

“吴样，你这样的打扮不好。你天天要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做几件像样点的衣服？”

吴佩孚懂他的意思，总有人晓得西沙旺有守田少佐的公馆，他穿着漂亮些来，人家当他是士绅，看起来比较合适一点。

“我这样很好，”吴佩孚自己说穿了，“别人会以为我是公馆里的花儿匠，做粗活的苦力。”

守田呵呵大笑，又说，他每天至少来回烟台山下和西沙旺两趟，一来一去十多里，路程长，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多，容易引人注意，所以，他委婉地建议：

“吴样，让我送你一匹马，或者一辆车，可以么？”

“啊不不不，”吴佩孚双手直摇，“走路是我的运动，你不让我每天走这两趟。不出三天我就会生病！”

两手一摊，耸一耸肩，守田少佐作了个无可奈何状。

吴佩孚很周密的，为守田利远拟好了《中日混合密侦队筹组计划》和《办事细则》，守田为此专程跑了一趟天津，谒见袁世凯，面请鼎力协助。这位情报少佐实嫌热情天真，他忘了吴佩孚告诫他的严别公私之分，他不向袁世凯“荐人”，直接将全部计划送过去，使袁世凯非常为难。一着错，全盘输，吴佩孚大大的好计，果然因萨镇冰坚持中立立场的关系，胎死腹中。

乘兴而去，败兴而返，守田回到烟台，一面懊恼不置，一面再向吴佩孚问计。

“慢慢的有法子”先生说：

“混合密侦队的筹组计划照样可以实施，只不过密侦方式有所改变。北洋舰队无法利用，我们不妨使用快艇。”

守田又兴奋起来，急切地问：

“怎么样使用快艇？”

“俄国人只占了旅顺一地，旅顺以北，金州湾里有猪岛、蚂蚁岛、凤鸣岛和西中岛，俄国军舰统统到不了。”吴佩孚走近墙壁，就着渤海地图指指点点地说：“从烟台到最近的猪岛大约一百海里，我们的密侦队乘坐快艇，由烟台驶旅顺，临近旅顺港加快速度，一冲而过。俄国东方舰队舰只巨大，启碇费时，他们必定追不上，发炮攻击也来不及，于是我们的人在一冲而过的时候侦察敌势，然后疾驶猪岛或蚂蚁岛，换船，兜个圈子回烟台，带返情报。就这么往返不停，周而复始，不但可以尽探东方舰队的虚实，而且还叫俄军一日数惊，不战自乱！”

“好极了，好极了！”守田大叫：“吴样，你真是我们最有用的人才！”

四

由于吴佩孚第二次划策，俄国东方舰队的实力，旅顺军港的防务，不消多时，尽为日军所知。于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二月六日，日本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直奔旅顺军港，以稳操胜券之如虹士气，向不可一世的俄国东方舰队挑战。东方舰队倾巢而出，双方炮战，浓烟蔽天，隆隆炮声震耳欲聋，东方舰队败阵，残余舰只退守旅顺港内，日方深知旅顺外港深浅几许——这也是中日密侦队不断闯关侦察的功劳。按照预定计划，尽出决死队，驾驶小型舰艇飞驶外港，一临俄舰水道，立刻自沉；利用这许多小型舰艇把旅顺水道全部堵塞，东方舰队寸步难行，全部困死于旅顺港中。

日本决死队的此一壮烈行动，等于一举歼灭了俄国东方舰队，渤海湾里，除了袖手旁观的大清水师，便成了日本海军的天下。这时候，源源开到朝鲜的日本陆军，也同时展开了攻势，他们打下平壤，俄军便退到鸭绿江对岸临江布阵。但是日军前仆后继，攻势凌厉，五月一日，跨越江心岛屿，突破俄军阵线，攻克安东以北的九连城，又经过辽阳、奉天、沙河的三次激战，俄军一败涂地，将部队集中于复州半岛，海陆两军，惟有从事困兽之斗，作最后的挣扎。

俄国统帅部为力挽危局，远自欧洲的波罗的海（Baltic）调来他们的“波罗的海舰队”，鼓轮东进，疾驶增援。但是这支强大的舰队，驶抵日本对马海峡，猝然中伏，日舰苦缠恶斗，双方在郁岛附近，互以猛烈炮火轰击，杀得硝烟弥漫，弹下如雨。俄国舰队竟然全军覆灭，尽沉海底。

于是，俄军总司令斯德鲍尔乃将海陆两军集结于复州半岛南端的旅顺附近，他们准备借城背一，和日军决一死战——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日俄旅顺之役，于焉宣告展开。

吴佩孚是参加此一激烈战役的第一线人员。

旅顺、大连，像一只箭头，突出于渤海湾中，东边是黄海，西面是渤海，南端和烟台、蓬莱遥遥相对，夹畴而成宽达九十海里的渤海海峡。妙的是它北部由大连湾的柳树屯，到金州湾的金州，地势倏然一收，形成一个窄长的瓶颈，因此形势绝险，易守难攻。十九世纪之初，没有空军，而日人自沉船只封锁了旅顺港口，临到他们进攻旅顺，反过来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阻碍。旅顺港口两山交抱，俨若铜墙铁壁，又如天然的门户，俄舰困在港里，固然成了废船，但是用在抵御日军进攻，却一变而为活动自如的大炮台。俄将斯德鲍尔声言死守，凭借其空前的火力优势，当然自有他的把握。

守田少佐率领他那支中日合组的情报小队，全体出动，他们化装为各色各样的人，乘坐一条小轮船，乘月黑风高，悄悄地在俄军控制下的营口附近登陆，然后潜往营口至复州以南，金州以北的铁路、公路线上，他们的任务是侦察俄军的动态。因为当时斯德鲍罗正将东北境内的俄军，全部撤向旅顺，这一条路上，车辚辚，马萧萧，尽是大军南进，兵马络绎载道。

这一项任务是极危险的，由于俄军横暴，他们在中国一向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抓到任何可疑分子，根本不加审问，当场便予以枪杀、砍头。所以，他们这一队人，既要接近俄军，又不能被他们碰上，不仅需要胆识，而且还得机警权变。守田在他所率领的47名队员中间，最信任，也最倚重的便是“慢慢有法子先生”吴佩孚。于是吴佩孚肩头上的担子就很重了，他要跟着守田，当他的参谋，以备咨询，又得维护其他队员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他还有自己分内的工作，日以继夜的搜集情报。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五月五日，端阳佳节那一天，守田率队出发，渤海湾风浪颇大，船身颠簸不已，喜在沿途不见俄舰的踪迹。船抵营口，地当辽河的东岸，同时也是辽河的出海之处，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支线交会于此，时在俄军的控制之下，被他们视为仅次于旅顺的重镇。情报员所乘的船只，是在营口与盖平之间，拣一处幽僻的地方，悄然停泊，等他们利用小艇登陆以后，旋即启碇离去。

47位情报员分为10多小组，三三五五，分别由营口向南渗透，最北的在营口附近活动，最南的远抵金州、复州之间的普兰店。守田把他的小队队部设在盖平，盖平在铁路与公路线上，又濒渤海辽东湾，水陆交通，都很方便。起先，守田叫吴佩孚跟在他的身边，担任联络、部署、支应和传递情报的工作。后来，由于大部分的情报员渐已向南移动，守田和大本营秘密联系，决定完成任务以后，干脆在复州半岛南端，找一个荒僻的地点集中队员，然后由芝罘派一艘轮船来迎接，安全撤退。

六月初，守田自己仍在盖平匿居坐镇，却派吴佩孚带着队员王怀庆、孟恩远，组成一个小组，沿铁路南下，一面刺采情报，一面物色合适的撤退地点。吴佩孚得令，把孟恩远、王怀庆往他小屋里一邀，三个人关起房门商议，俺们最好化装成什么样的人，由北而南，跑这一程。吴佩孚说：

“俺们不能化装为普通旅客，因为俺们逢州过镇，都得停留，最好是大镇小村，也有理由去得。”

孟恩远是天津人，投军以前，跑过江湖，会几套花拳绣腿的把式，其他杂耍，也都来得。他听吴佩孚这么说，当时便道：

“咱们扮做耍猴儿戏的，三人一组，正好，吴大哥管箱子带讨赏赐，王大哥敲锣鼓带吆喊客官，咱管调教猴子。”

“这主意很好，”吴佩孚笑笑：“人倒是齐了，可是，猴子咧？”

“那么，”孟恩远又道：“咱们扮变戏法的，这玩意儿咱也内行。”

王怀庆在一边听着，忽然，噗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吴佩孚侧过脸去问他。

“我笑吴二哥这一身细皮白肉。”王怀庆笑呵呵地说：“跟咱们俩这一对黑不溜秋的不一样，吴二哥，你不像跑江湖变戏法的。”

“这话不错，”吴佩孚点点头，“还有俺们三个口音也不同。我看这么着，你们二位搭档变戏法，我挑个担子扮摇鼓郎，俺们三个还是一道儿走，路上装做不认识，老孟变戏法的时候，我便当看客。”

“您别扮摇鼓郎，”王怀庆很细心，他又建议说，“一来摇鼓郎的担子跟货色难找，二则那担子够重，挑在路上您会受不了。依我说，吴二哥您贩布，布轻，又好办货，有那么个布包袱背着，就挺像样的啦。”

“好！”吴佩孚矍然而起说，“俺就卖布！”

当晚，大家分途出去采办必要的生财家伙，吴佩孚买了各色匹头，归总一大包，外带竹尺一根，剪刀一把。孟恩远两个临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们凑巧撞上一个拉洋片的，兵荒马乱，急着要回保定老家，王怀庆是直隶宁晋人，跟他一攀谈，出二两银子，一方面帮了他的盘缠，一方面顺利地将他吃饭家伙，予以接收。这么样。孟恩远便只买了一套锣鼓给王怀庆，好让他也别闲着，启人疑窦。

第二天一早，拉洋片的跟卖布的结伴同行。出盖平城，沿铁道走，当天中午到了雨霖堡，拣一处空地，孟恩远把扛着的西洋景往地上一放，王怀庆敲起了锣鼓点子，一面吆喊着看客来瞧，当孟恩远拉开了嗓子唱：

“嗨，往里头看咧往里头瞧，来看那西洋大姑娘光着身子洗澡……”

吴佩孚也开始在周近兜揽着买卖：

“喂！大嫂，你瞧瞧俺这天津卫捎来的铁机布，又细、又密……”

这三个跑江湖的，孟恩远字曙村，天津人，入伍从军，打卫士干起，当时已是吉林督署的管带（营长），不久便升任协统（旅长）、二十三镇统制（师长），民国元年当上了吉林护军使，吉林督军。他跟张作霖打过一仗，失败离吉，民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又经北洋政府任为吉林将军，他是张作霖的死对头。

王怀庆字懋寅，北洋武备毕业，干过这一次历经艰危的谍报工作，不久他便当了总兵。他曾扑灭革命党的滦州起义，民国以后，成为直系大将，迭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位总统都曾被他押解或胁迫出京。他一直是吴佩孚的忠实干部，吴佩孚派他当过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

三人行，越往南走，困难越多，除了俄军盘查很紧，防范严密，还有各地居民获知大战迫于眉睫，几于走避一空，使他们的食宿和向导，失去了凭借。同时，无论拉洋片或卖布，生意都做不成了。一日，他们终于到了复州，正在车站附近逡巡，一面默数俄军的人数和装备，一面左右探望，想碰见派在复州工作的伙伴。当时月台附近，禁卫森严，如临大敌，三个人走在一起，通过车站旁边，那是一条狭隘的小街，走着走着，朝前一看，两名俄兵，还有一名中国通译，大踏步地向他们走来。

三个人吓得魂飞天外，小街狭窄，劈面相逢，无处可躲，吴佩孚比较机警，他赶紧把背上的布包袱取下打开，将一匹匹的花布抛得一地，同时，他高声地喊：

“老孟，快把家伙横下来，挡他们一挡？”

孟恩远会意，立刻将他的西洋景横着往街心一搁，拉了王怀庆，回头便跑。这三个人跑得飞快，只听得中国通译大声地喊：“站着！不然开枪啦！”他们却头也不回，一转眼跑出了这条小街，一路投荒狂奔。

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晓得追兵不曾跟上来，三个人坐在田塍上歇口气。吴佩孚到周围去打了一转，碰见一位老者，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跑到了复州以西，再走几里，小地名叫马厂，由马厂再向西北走十多里，有个小镇叫娘娘宫，那儿便是复州湾的海口了。

再回去跟王、孟两人商量，重回复州或者复州以南的铁路线上，一定都很危险。既然所奉的命令，是找一处僻静的海口，作为撤退地点，那么，娘娘宫也可能是理想的目标，离这儿只有二十几里地了，他们决定先到娘娘宫去看看，如果娘娘宫这海口不合理想，还可以沿着海岸线一路寻去。

不多久便走到了娘娘宫，那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复州河在渔村稍南出口，对岸便是一座广袤二三十里的岛屿，名唤长兴岛。娘娘宫的土著说，长兴岛上还有一个王家屯，长兴岛的左右前后，更有凤鸣、西中、交流、西大等大小无人岛屿，星罗棋布，紧紧环绕。

再打听这一带有没有俄军？回答是还不曾见过。吴佩孚亲自去看了港湾和河口，百吨上下的船只不可能在此停泊，打开身上密藏的地图一看，娘娘宫在旅顺“瓶颈”西北，向西伸展的长方形半岛上。对于旅顺来说，这座渔村并无战略价值。

村上比较像样些的房子，只有一家粮行，店东叫李乘海，山东老乡，听说为人很讲义气，慷慨大方。吴佩孚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认为这里是全队撤退的理想港湾。合乎一切条件，当时的问题，只剩下如何知会守田和散处各地的伙伴，以及如何在村里找一个集合的地点。

三个人商议半天，最合适的地点，惟有粮行李家，不但屋子大，目标显著，而且店东李乘海跟吴佩孚是山东老乡，山东人很重乡谊，走到哪儿都一样。这便是为什么山东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子弟，带一笔单程盘缠，背一个包袱，就敢走关东打天下的道理——因为关东处处都有能够照顾同乡的山东人。

吴佩孚跑去跟李掌柜的一商量，果不其然，成啦！李乘海是个中年人，精明强干，他并不问吴佩孚他们打哪儿来，到何处去？都有着什么身份，干的是何种营生？当吴佩孚说明他们将在粮行等几位朋友，聚齐了再一道走，他也不问这一帮人怎么个走法？以及他们要耽搁多久？他只是笑容可掬地说：

“你们年轻力壮，是得提防着俄国毛子见了拉你们的差。不过，你跟你的朋友放心好了，这村子小，村里的人都听我招呼，老毛子一来，我自会知会你们避一避。我在开粮行不是？藏人的地方多着咧！”

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吴佩孚喊来了王怀庆和孟恩远两个，一齐住进了李家粮行——李乘海知书识字，为人四海，他家上上下下都好客。三个人休憩了一天，商议定了，吴佩孚留在娘娘宫，由王怀庆、孟恩远分头去通知守田和其余的四十三名情报员，叫他们择日赶来这儿集合。

吴佩孚前后在李家粮行住了一星期，情报员三三两两步行而来娘娘宫。在这一段期间里，吴佩孚因为长日无聊，他跟李乘海谈天说地，十分投机，他们结交成很要好的朋友。往后吴佩孚开府领军，成了方面大将，李乘海的子侄，有好几个跟着他做事。

守田一行，跟日本大本营切取了联系，约好专轮来接的日期和时间，还有暗号，这才结束他在盖平的联络站，化装南下，转折到了娘娘宫。直到那时候为止，李乘海还不知道，他们这四五十人的神秘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只是觉得他们当中有那么多日本人，透着点奇怪，他看出来守田是他们一行的头脑，守田到的那天，他特地备了丰盛的酒菜，请他们大吃大喝。

任务圆满达成，收获异常丰硕，最令人兴奋的是：全体情报员一人无缺。守田当晚喝了很多的酒，颇有点儿醺醺然，那夜一大堆人同睡一张炕，就寝以前，守田重重地一拍吴佩孚的肩，大着舌头说：

“吴样！这一次你大大的功劳有。”

“哪儿的话，”吴佩孚颇为忸怩地说：“功劳是大家的，俺跟大伙儿一样。只不过是尽了力！”

“不，你功劳最大！”守田神情亢奋地说：“先说这次撤退，你的功劳就大得不得了！吴样，我们奉命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一直在想，艰难危险，出死入生，这一趟，我们能有一半的人生还，就很了不起啦。哪里想到我们竟会一个不缺，全部安然撤回。吴样，你的功劳大大的好，我们是好朋友，你说，你自己说，回了芝罘，我应该怎样奖赏？”

吴佩孚笑了起来，他回答说：

“那是你的事呵，守田先生！”

“也跟你有关系，吴样，”守田幽默地说：“你告诉我，现在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远处，海涛拍岸，訇訇有声，吴佩孚的脑海里，骤然浮现倚闾盼望的母亲、弟弟，经过如许的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睽违堂上和家乡整整七年了，飘蓬游子，魂牵梦萦，他不觉脱口而出地说：“很想回一趟家。”“蓬莱？”“是的。”“那没有问题，”守田一口答应：“芝罘跟蓬莱很近，回到芝罘，我准你一星期的假，好吗？”

“谢谢你，守田先生。”

三天后，由芝罘来的专轮驶抵娘娘宫，守田率领他的四十七位情报员，从容撤退。行前，他送了李乘海一笔厚礼，李乘海跟吴佩孚互道珍重，依依惜别，直到轮船辞岸已远，吴佩孚向陆地眺望，仍还看得见李乘海跟他的家人，屹立在大石岩上。

回芝罘，真是恍同再世为人，中日队员，俱各领到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们征歌逐舞、呼卢喝雉，用纵欢作乐，花天酒地来庆祝他们的胜利生还。只有吴佩孚，当晚参加了全队人员共同举行的庆功宴，回到下处，立刻便收拾行李，准备翌日一早动身回家。

共生死，同患难的弟兄，王怀庆、孟恩远、陈大有等好几个人，夜里来送行、叙话。当他们获悉吴佩孚只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家省亲时，孟恩远直愕愕地问他：

“吴老二，你还回不回来？”

吴佩孚望着他笑：

“怎么啦，你以为我会开小差？”

“老孟不是这意思，吴老二，”王怀庆岔进来说：“你不是挺不愿意给日本人办事的吗？”

“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愿不愿意，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给你开个窍，吴老二，”王怀庆兴致勃勃地说：“你今年满三十了没有？”

“俺三十一。”

“还没结婚啥？”

“没呀。”

“那就成了。”王怀庆笑着，悄声地授以机宜：“你这次回去，假满前两天，给守田来封信，说你结了婚——新军有规定，军官三十岁以上得予结婚，婚假是一个月，你跟守田告婚假，他没法驳你。等一个月假期届满，咱们早不知道调到哪儿去了，你再回天津，还怕中堂大人没差使派你哇！”

当时，不便在这一班人跟前尽唱高调，吴佩孚呵呵一笑，打个哈哈，说道：

“承教承教。”

打烟台山麓的小栈房启程，天蒙蒙亮，提了个皮箱出房门。刚要叫店小二，问问昨晚吩咐代雇的马匹来了没有？店老板笑逐颜开地迎上来，告诉他说：

“吴老爷，天没亮，西沙旺便有人送了匹马来，鞍鞘齐全，这会儿正拴在大门口咧。俺见你老有了马匹，作个主张，把你老交代雇的马给回啦。”

吴佩孚一听，颇为纳闷，匆匆跑出去一看，果然有一匹日本军马，高大雄壮，配一副全新的马鞍。他微微地颔首，心知送马的人，必是守田。当时也不多话，谢过店主，道声再见，他翻身上马，先来一阵小跑，觉得出这马的脚力十分之好，于是一声吆赶，沿着大路，那马撒开大步，飞奔而去。

七年之后，在蓬莱街头出现，吴佩孚真正是衣锦荣归，轰动乡里。才进学后街，远远的便瞧见安香店扩大了门面，原先破破烂烂的屋子，此刻早经修葺一新，店还开着，只是货物何止增添了十倍。往日里门可罗雀，如今不断的有顾客出进，他见了，心里非常高兴，快马加鞭，一口气奔到店前，霍地下马，还没进门，先就大声地嚷嚷：

“娘，兄弟！俺回来啦！”

店里的顾客，抬眼看见一位戎服辉煌，气宇轩昂的军官，又喊兄弟又喊娘的，猛地闪了进来。起先，吓了一跳，后来瞧瞧，这不是离家多年的吴家老二吗？于是，一个个的迎上去，问长问短，啧啧称羡。吴文孚正在埋头找补零钱，眼见店里一阵大乱，再看时，竟是他二哥体面风光的回来了，吴文孚惊喜交集，也不知道怎么办啦，他也跟他二哥一样，声声地喊：

“娘！娘！……”

吴大娘在后屋里整理衣裳呢，先听到吴佩孚的喊声，还以为自己听岔了，再一听老三在喊得那么急，心里一慌，抛下了手里的衣裳，忙不迭地往店堂里跑。

吴佩孚一见母亲出来，排开众人，跑到他母亲跟前，双膝一屈，跪倒在地。他抱住母亲的腿，前尘往事，一刹那间齐集心头，他颤着声音喊了声：“娘——”，心中一酸，两行热泪，汩汩地直流出来。

吴文孚这时也赶过来了，一见二哥跪下，他便也直挺挺地跪在吴佩孚后面。

母子三人，喜极而泣。安香店里的客人，看得又是羡慕，又是叹息，相邀着渐渐地退了出去。

吴大娘直抹着眼泪说：

“老三，你去把店门上了。你二哥来家，俺们没空做生意啦！”

跻身貔貅，出入敌阵，吴佩孚是条顶天立地，铜浇铁铸的汉子，但是在他母亲跟前，他又成了百依百顺，乖觉听话的小孩，年龄在减退，时光在倒流，母子仨说说笑笑，流一阵眼泪，吁几口长气，将离别七年，所有的大事小事，一股脑儿倾吐个痛快。吴大娘跟吴佩孚坐在炕靠上，他弟弟吴文孚掇张小板凳，双手支颐地坐在炕前听。喜、怒、哀、乐、哭、笑、欷欺，临到吴佩孚的肚皮咕咕叫了，他娘才想起，快起二更了，连晚餐还没烧呢。

母子仨同炕夜话，倦极而眠，第二天，天一亮吴佩孚就起来了，趁着母亲和弟弟还在熟睡，他店前店后，走了一转，也跟起得早的邻居，打个招呼，话话家常。等到他母亲和吴文孚醒转，他早已在自己的店中，收拾好了全副的香烛纸镪。

他们吃过早饭出城，上坟。吴佩孚当了军官回家，该向吴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他死去的父亲祭告。

给老太太雇乘轿子，吴文孚也租了匹马来骑。路上，吴老太太趁着轿夫休息，自己也跟吴佩孚在树荫下乘凉，她问起了存置心头已久的一个大问题：

“老二，你在外头这么些年啦，又走过了那么多地方，我知道你没成亲，可是，你有没有什么相好的……”

“没有，”吴佩孚赶紧摇头，“儿子还没想到这上头去咧。”

“怎么能说是想都不想？”老太太笑着责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忘啦，你都虚岁三十二啦，人家说，‘成家立业’，难道你立了业还不想娶媳妇？”

很有一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大道理，可是，话到嘴边，临时又缩回口去，心想，这一套理论叫老太太怎听得进？于是，吴佩孚一声苦笑说：

“世道正乱，结了婚就怕添累赘！”

“胡说！”老太太笑啐，“为了世道乱怕累赘就不结婚，那么，个个都跟你学，这普天下的人，莫非都该绝子绝孙？”

吴佩孚笑笑，不言语了。而且，往后若干年里，他一提起他太夫人的“婆说婆有理”，一直都挺欣赏，难为老太太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他不言语，吴老太太也就把话打断了不往下提，当天扫过了墓，祭告过祖先和他爹，收拾好供果该回家了，老太太笑着说声别忙，都走了够一半的路程，俺们何不就便上李家屯逛逛？

李家屯有什么可逛的呢？吴佩孚抱了老大一个闷葫芦，却没敢问，老太太正在兴头上，她说爱逛哪儿，就上哪儿去吧。

李家屯，离蓬莱县城足有三十多里，村上有一家大户，倒是书香门第，代有达人。当时在当家的李少堂，也算是蓬莱县里很有名的一位乡绅。

老太太坐着轿子，带了一名威风凛凛的军官，一个骑马的后生，进了李家屯，轰动一村的人，都跑出来看。吴佩孚尽低着头，跟他母亲走进李少堂住宅的右邻，砖墙瓦顶，挺干净整齐的一幢小屋子，早有一位满脸慈祥的老太太，一个俊俏袅娜的大姑娘，亲亲热热地嚷着“吴大娘”，迎了出来。

一见吴大娘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男人，李家的大姑娘害臊，粉脸儿一红，一扭腰又跑回去了。

于是，两位老太太呵呵大笑，一同到堂屋里坐下。吴大娘介绍自己两个儿子，让他俩喊“李大娘”，细说缘故，吴佩孚才晓得这家人家姓李，主人跟隔壁李少堂是嫡亲兄弟，却是早已亡故，而今只剩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吴佩孚想不透他母亲怎么会认识这一家人，又为什么老远巴巴来走这个人家。李大娘喊她闺女出来沏茶，那漂亮的女孩子却说什么也不肯，尽躲在房里不出来。于是，两位老太太絮话桑麻，闲闲地聊，两弟兄便百无聊赖的在等待。

一直到回了家，天晚啦，吴文孚先睡着了，吴大娘方才絮絮叨叨，告诉吴佩孚，李大娘母女两个怎么的今年元宵进城来逛，经过安香店，在他们家歇了阵子脚。吴大娘、李大娘，攀谈起来十分投缘，约好了吴大娘几时下乡，也到她们家去坐坐。说到这儿，吴大娘突如其来的一问：

“老二，你瞧李家那姑娘怎么样？”

吴佩孚也没在意，顺口答道：

“很不错呀！”

有了儿子的这一句话，吴大娘精神陡地一振，她滔滔不绝地说，李家是世家，门第高，女孩子还挺有学问，知书识礼，贤淑得很。就因为她爹死得早，李大娘难作主张，高不成低不就的，把那么好的一位姑娘婚姻大事给耽搁了——李家姑娘今年二十四啦。还没许人咧！

听到这儿，吴佩孚方始明白，他娘煞费苦心，出趟远门，原来是为叫他相亲去的呀。李大姑娘模样儿实在标致，人品家世更是没话可说，只不过，一想起自己冒险犯难，死生俄顷的任务，他便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气。所以他叹了口气说：

“娘，说真的，我这两年还不想娶亲。”

李大娘的回答，是斩钉截铁地干脆：

“你不想，我想。”

“娘——”

怨怨地说：

“养了个儿子32啦，别说抱孙子，儿子还说不想娶亲呢！再说，你兄弟今年也28了，你不想娶亲，难不成叫你兄弟也陪着你尽打光棍！”

吴佩孚的中心思想，看重一个孝字，他始终认为人生第一件事便是“孝”，而以“孝”为人之本性，由孝亲而事君、立身，这“忠”、这“义”都以孝为出发点。他所谓的“孝”，不但要养口腹，还要养志。什么叫“养志”？那就是以亲心为己心，无事不体亲之心，亦无事不顺亲之心，“亲喜亦喜”，“亲忧亦忧”。在这种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观念下，他“感亲之心”、“体亲之心”，终于“无所不通于亲之心”，干脆点说，他引“亲心”为己心，他遵从他母亲的意见，向李家求婚。

李老太太和李家姑娘，由于那日一见，对吴佩孚印象深刻，蓬莱一县的人都知道，吴佩孚的品行、学问，勤俭努力、孝亲友弟，甚至他的事业前程，全是一等一，无懈可击。吴家老二是个有志气，有希望的好儿郎，他所差的，只是时运没到。因此，当李家母女见到吴家挽来请婚的冰人，毫不迟疑，一口答应。尤其当冰人提起吴老二请假回籍，只限一个星期，母女俩居然也同意了，就在这短促的三五日内，完成婚礼。

婚后不到四天，吴佩孚就要骑上东洋马，跨海东征，老太太说你可以请婚假呀，吴佩孚苦笑着回答：

“本来是可以的，不过，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眼前我们就有重大的任务，这是顾前程，图出身的大好时机。娘，你今日让我走，得来的功劳，要比打几十仗还强多哩。”

听他说得诚恳，而且连李氏夫人新嫁娘都在帮着他说话，吴大娘一想，小夫妻俩恩恩爱爱，人前人后，什么话不说？许是老二真有好差使，苦留下他只怕误了大事，于是，点点头，说声：

“老二，今儿晚上你媳妇要跟你饯行，要走，明儿一早走吧！”

仗着心急，马又快，一路快马加鞭，当天晚上便赶到了芝罘，吴佩孚直奔西沙旺守田的公馆。大路上，迎面遇见了正待进城取乐的旧日弟兄。

“吴老二，”孟恩远一把将他揪下马来，“你真守时呵，我们都说你不来了哩。哪想到你这么晚了，还在往西沙旺赶。”

抹着额头上的汗，吴佩孚笑哈哈地说：

“还说什么守时？我已经迟到几个钟点啦！”

“几个钟头算屁！”孟恩远嚷嚷着，“走，咱们上烟台，大伙儿为你洗尘。”

“谢了，”吴佩孚一拱手，“我还得赶着去跟守田先生报到呢。”

“忙什么？”大伙儿全来邀了，“明儿早上再报到不迟，反正你都回来啦。”

“不不不，”吴佩孚忙着摇手，“眼看就到了，我何必白赶这半天？”

“这话也对，”是王怀庆出来打的圆场，“这么着，吴老二，烟台的得胜楼你可认得？”

“认得！”

“那么，咱们先去一步，你见了守田就来。记着，大伙儿全在等你。”

“好，我一定来。”

守田都回他的寝室了，一听吴佩孚来报到，喜不自胜，忙不迭又跑到办公室。一见吴佩孚，高兴得跟他握手，然后挺亲热地请他坐下。

日本人多礼，但是不能说人家没有诚意，守田从吴佩孚的老太太，问到他的兄弟，问他家里的情形，以及蓬莱的近况。

一一回答过了，又道了谢，吴佩孚方始告诉守田，他跟王怀庆他们有约，此刻，十好几位同事，都在得胜楼等他。

守田立刻道歉，请他马上赶去赴宴，他特意送吴佩孚到门口。直到这时，吴佩孚才想起了马匹的事，他很恳挚地说：

“守田先生，谢谢你送我一匹好马。”

十分得意，守田呵呵大笑，笑罢，指指自己的手表，跟吴佩孚开个玩笑：

“吴样，你有了快马，可是，你毕竟还是逾假了几个小时。”

吴佩孚站住，两眼定定地望着守田说：

“守田先生，我是迟到了几个小时。不过，我刚在四天以前结了婚。”

守田一愕。吴佩孚向他敬个礼，大踏步出门而去。

得胜楼上，杯觥交错，欢声震耳，吴佩孚心中得意，破例饮了几杯酒，颇有点醺醺然。当王怀庆调侃着问他：

为什么不照他所提供的“锦囊妙计”，托辞结婚，来上个续假一月？吴佩孚不假思索地说：

“我已经结了婚啦。”

“什么？”王怀庆大吃一惊，指着他再问：“你是说，你请一星期假回家，就结了婚吗？”

“不错，”吴佩孚点点头说：“我是在四天之前，奉家慈之命结的婚。”

“哇呀呀！”孟恩远连声嚷喊起来，“结婚才四天，你舍得下你的新媳妇，准时准刻地往回跑？”

“我还是迟了两个时辰。”

大伙儿全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震撼了，有人夸他公而忘私，守责守时，了不起。也有人议论他忍心出此，不近人情。孟恩远直嚷着要吴佩孚补请喜酒，王怀庆却啧啧有声地说：

“为这件事，我准保你往后要懊悔！”

闹了半夜，吴佩孚生平第一次，头重脚轻地骑马回栈房。

翌日上午，吴佩孚准时到西沙旺守田“公馆”去办公。抽个空，守田请他进办公室去，神情肃穆地说：

“吴样，我向你道贺，同时也得告诉你，我对你是多么佩服。我已经替你写信给袁大人，报告你的喜讯，请他自即日起，按照规定补给婚假。”

然而，回到芝罘只休息了两三天，又有更重大、更危险的任务派给他们，守田奉命率领他的情报小队，支持日本陆军第三军正面攻击旅顺。吴佩孚只好放弃婚假，随同他们跟第三军向旅顺港迸发，这是日本人引以为傲的一仗，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鏖战。俄军的炮火震耳欲聋，硝烟聚散，像是起了漫天的大雾，日本第三军充分发挥悲壮苍凉的武士道精神，一船一船地被轰沉，一队一队地被击毙，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敌前强制登陆，港口尽是断桅残樯，破碎船板，大量的鲜血，染紫了近岸浅蓝色的海水，第三军慷慨赴死，争先恐后，他们几乎是踏着自己伙伴的尸骸，攀援上峭岸绝壁，矗立云天的南山。

吴佩孚他们所乘的船，在第二线，他们眺望战事惨烈地在进行，惊心动魄，令人血液为之凝结。这一小队情报员，按照日军司令部的计划，本来是要随同登陆部队深入旅顺，展开破坏和情报工作，但是由于前线牺牲过于惨重，第三军司令官明知“守田小组”是日军之宝，惟恐他们有所损伤，于是临时又生踌躇，始终没有把命令发下去。

他将这一支奇兵另派用处，在旅顺港对面有一个无人小岛，名曰“松木”，当时第三军司令官命令“守田小队”担任向导，带领一支队伍，在松木登陆。守田不懂司令官的用意，为什么既已登陆南山，还要占据这个孤悬海上的荒丘？

吴佩孚深沉地一笑，低声告诉守田：

“这是声东击西，转移俄军的注意，将集中攻击南山登陆日军的炮火，吸引一部分到松木岛去。”

“这么说，”守田大吃一惊，“难道司令官是叫我们去当炮靶？”

“差不多，”吴佩孚很轻松地说，“不过，吉人自有天相。俄军大炮瞄得不准，松木岛距离远，他们未必能射中，同时，岛上巉岸城崄，罅隙必多，我们上去以后，不难找到掩护。”

守田点点头，下令出发，由他们的小轮前导，后面排了一串船队，直扑松木岛。当松木岛遥遥在望，港内俄舰的排炮便已阵阵轰来。不曾击中船只，但却在船队左右前后，激起高达丈余的水柱。海上一时波大浪急，由于船小，引起了剧烈地颠簸，有好几次，巨浪卷上了甲板，直如巨瀑冲泻。

每一个人都冲成了落汤鸡，一头一身的水，也有人在甲板上摔得七荤八素，满地打滚。守田少佐急了，他声嘶力竭地喊：

“快去通知驾驶台，采Z字形转折前进！”

“不行！”吴佩孚大声地阻止：“炮火从我们后面来，跑得越快，挨炮的机会越少。还有，炮手打到我们的可能不大，我们怕的是浪沉，停留在海面的时间应该尽量缩短！”

守田默不作声了，不久，小轮停岸，守田照吴佩孚的意思，告诫他的情报员，上了岸有洞找洞，没洞找岩石罅隙，匿身掩护，等旅顺拿下来咱们再回去，要记住——咱们不是来打仗的。

吴佩孚和守田躲在一个小岩洞里，席地而坐，面对炮火，俄军没有一炮打到松木岛，他们往大海里成吨的倾注钢铁与炸药。

听炮，观战，守田和吴佩孚闲闲地聊，他们俩的谈话从这里开始——

“吴样，你料事如神，反应敏捷，不是我恭维你，你确实有方面大将之才。”

“不敢当，”吴佩孚伸手一指巍立云天的老铁山高角，“贵国将士的奋不顾身，那才是军人的典型。”

突如其来，守田把他藏在心中已久的一个问题，趁此机会提了出来：

“吴样，你认为中日之间的未来关系如何？”

吴佩孚头也不回，冷冷地答：

“断乎难免一战！”

许是答案过于出乎意外，守田怔了怔，移时又问：

“吴样，这一次我们合作得极为愉快，我承你帮忙不少，贵国人有所谓‘患难之交’，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吴样，请你容我发此一问，倘若将来中日果然开战，万一你我猝然在战场相遇，到那时候，你将怎样？”

回答得也很干脆：

“我们不会在战场上相遇的。”

守田大概是懂了，吴佩孚的意思是说，守田将来准是还干情报，而他自己则将上马领军——这一对异国友人的战场不同。

歇一阵，守田还是忍不住的再问，假使就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吴佩孚缓缓地回过脸来，他的背后是旅顺军港，以及海天之间的层层硝烟，不时有划空而过的弹道，亮起弧形的红线；骤地，守田利远一惊，因为他发现有两道寒光射上了他的脸，吴佩孚神情肃穆而庄严，紧盯着他，一字一顿，说出了一句誓言：“有我——无敌！”第三军付出空前绝后的惨重代价，攻克旅顺要塞。俄军总司令斯德鲍尔苦守旅顺四个月，前后三次击退日军攻击，这是日军第四次发动总攻，俄军四面受敌，外援断绝，第三军前仆后继的攻克南山，等于指向俄军心脏的利箭，斯德鲍尔不得已，挥泪投降。

日本大本营检讨旅顺战役，深感不该把惟一的情报小组用来攻坚摧锐，投诸危险的战地，因此，断然拒绝前敌司令部守田小组随军北上进行扫荡的要求，特地电令守田回到芝罘岛，常驻西沙旺。归航中，有一次，守田想起松木岛上所谈，笑着跟吴佩孚说：

“为了预先安排未来的中日之战，我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

“可得而闻乎？”

“我要在袁中堂跟前说你的坏话，永远不让你晋级！”

不过，回芝罘岛后未几，守田便请吴佩孚陪他同赴天津，他跟袁世凯几度晤面，有所洽商。重回芝罘时，吴佩孚的肩章上又加了一颗星，他由于守田的推荐，升任了一级初等官（上尉）。

第三章　官场新秀，风采巨增

一

旅顺攻陷，俄军总司令投降，日俄战争展开了第二阶段，由北而来的俄国援军和东北境内的残余之众合了流，日军必须进行扫荡。

在芝罘，工作十分轻松，47位情报员，等于是在给假休息，但是隔不多久，他们又被调出关外。吴佩孚由守田指派，率领由王怀庆、孟恩远、陈大有、陈中孚、崔子尉、崔子肃、宫天鹏等十个人编成为一组，以吴佩孚常驻锦州为联络中心，王怀庆他们分头搜集情报，然后交给吴佩孚研究判断，再转交关东军的一位福岛参谋。

吴佩孚知道，这是守田鉴于他新婚燕尔，洞房花烛才个把礼拜，便又被派出来担任第一线的情报员工作，因而特地派给他这个差使，固然是要利用他分析判断的长才，同时当然也是为了减少他往返于敌阵之间，出生入死的危险。但是，守田的这一番好意，反而险乎送了他的一条性命，累他坐了三个月的牢，而且被宣判了生平惟一的一次死刑。

锦州当时是在中国军队的管辖之下，因为它在辽河以西，照说，吴佩孚的处境相当安全。可是，十月间有一天，他接到福岛参谋的通知，命他携带一批情报和重要参考资料，到新民屯去参加一项秘密会议。

福岛选择新民屯为开会地点，一方面是因为那儿距离战地近，使那些战地指挥官便于往返，另一方面便基于安全的理由——新民屯也在中国军队之手，而且按照三方协定，不得列为战地。新民屯恰好在辽河的西岸，而辽河则为日俄战争的“楚河汉界”。不许双方侵犯。

吴佩孚拎了一小箱文件，干脆便以中国军官的装束上了火车。都已经过了白堡旗快到新民屯了，铁路两旁突然响起了枪声，俄而蹄声如雷，一似万马奔腾，然后便是火车紧急刹住，探首车窗一望，大队的俄国骑兵纷纷下马，攀上火车来检查。

这是俄军无数次的违约事例之一，俄国人的不守信义，粗暴凶残，东北人早已司空见惯。

起先以为俄兵拦路行劫，但是看看他们严肃的面容和认真检查状，似乎又有点不像，吴佩孚不由提高了警觉，他悄悄地把膝上的小皮箱放到地上，然后，用脚暗暗的向后座推移。

说来也真凑巧，他的后座是一个女学生，十七八岁，长得清秀文静，当满装地图文件的皮箱从她的座位底下搜了出来时，老毛子翻了翻，顿时哇哩哇啦一阵骂，顺手便甩了那女学生一嘴巴。

女学生脸都给打肿了，又惊又怕，放声大哭，这时候，检查的老毛子发了狠，抓住头发，直将那女学生悬空拎了起来。满车厢的人，一个个神情大变，大惊失色。

“慢着！”吴佩孚无法坐视，他猛地一声吼，迈一步走向俄兵，伸手一指箱子：“你们别欺侮女人，这箱子是俺的！”

连通译都用不着叫了，两名老毛子抢上来，把吴佩孚一夹，推推拉拉地下了火车。

自忖准定是就地枪决，吴佩孚心里在想，堂堂大清军官，死也要死得像样，所以他腰挺背直，傲然屹立。

然而，奇迹出现，检查他那只小皮箱的，是俄军一名中级军官，他一看那些地图文件，就知这回抓到了大间谍。于是他立刻派一班人，火速把吴佩孚押到奉天，俄军新成立的总部。这位俄军中级军官非常兴奋，因为他是奉命拦阻火车，检查有无日本便衣，暗藏枪械混入俄军阵地，担任游击；这几乎是一种例行的检查，他深喜自己获得了意外的功劳。

俄军总部据报，捕获一名中国上尉，身携大批战地地图和情报文件，显然是在为日本人担任间谍。他们也是兴奋不已，深知吴佩孚这个人“奇货可居”，从他的身上，一定可以大做其国际交涉，迫使中国做某种让步的大文章。

与此同时，吴佩孚的被捕，使日本军方和袁世凯总部都大为着急，只要他一招认，他是奉命参与日方的谍报工作，这与大清陆军派一个人跟一万人并无二样，显然有悖中立立场。

俄军总部的军法人员，决定对吴佩孚施以优待，希望他能激起求生的欲望，感激俄方的恩惠，进而坦白招供。

吴佩孚在他的单人房间里不食不眠，他在苦苦思索，如何避重就轻，应付审问。

他终于决定了四项原则：

第一，他承认，他是大清军官，官拜北洋督练公所上尉候差员——这是事实，俄军方面只要一查便知。

第二，他强调，候差员是有级职而无官守的，他不归谁管，同时也没有事干。他来一趟东北，搜集日俄之战的资料，仅只是他私人的研究兴趣，因为，他刚出军事学校校门不久。

第三，他说明，他不认识任何日本人，跟日本军方更是风马牛不相干。

第四，他指出，他的私人行动和中国军方也无关，因为，他正在婚假期中——这也是事实，北洋督练公所的档案里有，吴佩孚的婚假并未届满。

想定了，他把卫兵留下的食物饱餐一顿，然后，抱头呼呼大睡。

翌日一早，卫兵叫醒了他，开始冗长而繁琐的审问。吴佩孚被带到一间布置华丽的小客厅，有烟有茶也有酒，还有好几位和颜悦色的俄国军官。

翻来覆去，吴佩孚就只有他那一套话。

俄国人客客气气，他这么说；动了真火，他也这么说；诱以重利，他一字不改；临以酷刑，他还是一字不改。

实在拿他无可奈何，狡狯的俄国人，想了许多妙招。譬如，为了查证他是否真的不懂日本话，埋伏了人，趁他靠在床上沉思，突如其来的，用日本话高喊他一声，吴佩孚动也不动——他真的不懂，他所交接的日本“同事”，中国话都很流利。守田喊他“吴样”，那是守田独出心裁的中日混合语，在袁世凯派去的十六位中国情报员中，只有陈中孚和崔子尉，才是懂得日本话的。

又譬如：你私人来研究日俄战事，你能够把你所测绘的地图，所记载的情报，就你战略和战术的观点，一一加以分析解说吗？当俄国军官这么问他，那可正好问到吴佩孚的专长上来了，他能用一个钟头，讲解一次战役，而且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俄军失利的关键何在，日军得手的理由云何？原原本本，如数家珍。本来嘛，吴佩孚于公是在为日军搜集情报，于私，他何尝不在冷眼旁观，潜心研究，从实际的战事，加深他的战术造诣。

说的人天花乱坠，鞭辟入里，听的人兴趣盎然，衷心佩服。吴佩孚像是在为俄军法官们上战术课，上得他们迷迷惑惑，后来竟渐渐相信吴佩孚所供纯属事实，并无虚假了。

俄军总部觉得很失望，在吴佩孚身上做不出文章，审案的人都对吴佩孚表示同情，他们签拟吴佩孚应该宣判无罪释放。总司令一看发了火，拿起鹅毛笔来一批：“应予枪决！”

几乎就要绑赴刑场，一枪毙命了，驻在哈尔滨的一个俄军情报单位，不知怎的起了研究吴佩孚的兴趣，他们来公文，借提吴佩孚到哈尔滨，查问过后，即由该单位负责执行死刑。

很交了不少老毛子朋友，军法官们破格予以优待，给吴佩孚这名死囚以俄军的待遇。从奉天到哈尔滨，照俄军上尉出差费，发给食宿代金20卢布。

吴佩孚还是一个子儿也不花。

押解他的两名俄国兵，简直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有很大的烟瘾，却是极其吝啬，视钱如命。吴佩孚暗中定计，身上只有20卢布，钱打不倒他们，只怕香烟还可以。火车开出奉天不久，经过一个小站新台子，从不吸烟的吴佩孚，掏出10个卢布，向车站月台上叫卖的小贩，买了一大堆香烟，他既不自己拆开一包来抽，也不说是要送给那两名俄国兵，两个老毛子望着大堆的香烟，眼睛里喷出了火，吴佩孚佯作视而不见。火车在向铁岭疾驶，途经乱石山，因为要爬坡，还得转一个大弯，照例得逐渐减缓速度。就在这时，吴佩孚作手势说他要如厕，两个老毛子给大堆香烟吸住了，谁也不肯奉陪，于是挥挥手，叫吴佩孚自己去。

吴佩孚经由甬道，穿过车厢，他没上厕所，回头一望，俄国兵背对着他安然不动，头顶上飘起袅袅烟雾，准是拆开他买的香烟在抽了。他耸肩笑笑，走到车门口，看见有两个挑担子的东北老乡蹲在地上，便不慌不忙，跟他俩打个招呼，挪动两副担子把里门一挡。拉开车门，卷进来一阵寒风，吴佩孚紧紧身上的棉大衣，觑准一片草地，踏下承足就跳，先是往地面一滚，接连地翻了几个身，待就地坐起来看时，火车已经绕到山角那头去了。

站起来，张臂踢脚，喜在毫发无伤，这一下，算是从鬼门关逃回来了。吴佩孚兴奋得很，精神一振，他心想：两名俄国兵，在车上发现他跳车逃掉，决不至于下车来追，不过到了得胜台或铁岭，准会打电话通知各站缉拿，因此他决定投荒而走，一路向西。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一下午的亡命奔跑，他大概跑了五十多里。黄昏时分，日薄崦嵫，先是看见一条河流，缓缓流向西南，俄而又见一个小镇，上前问讯，原来这儿正是辽河之滨，名叫三面河，顺流而下，只有六七十里便到新民屯。瞎摸乱闯，居然路线十分正确，吴佩孚当时不禁喜出望外，再一打听，三面河每天都有帆船开航，镇上没有栈房，他便寄宿在一艘运豆饼的船上，船资饭账和宿费，居然也可以用卢布支付。

当晚便到巨流河，又回到京奉铁路线上，距离新民屯，只有一站。吴佩孚堂而皇之地买了车票上车，到新民屯找日本人的秘密联络机关，一索便得。吴佩孚竟然以一名俄军死囚，跳车脱逃，安然无恙的归来，尤其他在奉天监狱里拘押两个月，俄国人对他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他终能虚与委蛇，不曾泄露中日之间“通诚合作”的秘密。消息迅即传往中日方面，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不对他表示衷心敬佩，守田少佐和吴佩孚的伙伴们，更是欢呼雀跃，兴奋若狂。

旋即被调回锦州，而且继续担任第一线的情报工作，在日军三路进兵，会攻辽阳之前，吴佩孚他们经常出没于俄军战地。三路进兵三条路线上的俄军虚实，由于他们的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几乎尽为日本大本营所侦知。

俄国陆军，以辽阳为中心，分向东南、西南，展开其辐射式的防线。日本大本营根据守田小组所搜索的情报，以第一军为右翼，自义州渡鸭绿江，连克九连城、凤凰城、宽甸、摩天岭（其实只有560米高）、本溪湖，进抵辽阳正东。中路以第四军为主力，登陆辽阳正南的大孤山，仰攻岫岩、分水岭、析木城，再绕过千山而与左翼在海城会师。左翼则以第二军登陆于复州半岛的貔子窝，西略金州，沿南满铁路北攻，吴佩孚便配属在这一路，充任侦探及向导工作。他曾引领日军连克复州、熊岳、盖平，俄军在大石桥据险而守，日本第二军攻坚摧锐，勇不可当。俄军因而大败。

日本这三路兵马，由于左翼和中央在海城会师，成了两路，一自南，一自东，两路夹攻辽阳，鏖战十天，俄军方始败退奉天。再经过天崩地坼的一场“奉天大会战”，俄国兵死伤十余万。日俄战争打到这儿，胜负已判，俄国固然全面惨败，日方也是损失奇重，精疲力竭。于是，由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relt出面调停，双方息争议和，订立日俄条约。俄国承认日本独占朝鲜为合法，让出俄国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经济、交通等各项特权——俄国人对东三省的独占和封锁。至此完全打破。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三月初，日军举行“沈阳入城式”，由大本营参谋总长大山岩侯爵亲自主持，儿玉大将和乃木大将一同列席。在这一庄严肃穆的典礼中，有一个极其惹人注意的节目，那便是大山总长亲自将勋六等的证书，交给一位黑黑瘦瘦的中国上尉，同时，在他的胸前佩上一枚“单日光旭日勋章”，这位接受殊荣的中国上尉便是吴佩孚。他在佩戴生平第一枚勋章时——据他后来自称，心中很不是滋味，因此，他的表情一定也是尴尬的。

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吴佩孚方始脱离日军情报单位，如逢大赦般的被调回保定，派在第三镇候差。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练成了北洋常备左镇（又称北洋常备兵第二镇），亦即后来的北洋第二镇（师）。第二镇的兵都是从各州府县招募来的，编成以后由天津讲武堂出身，原任常备军总参议的王英楷当统制（师长），部队驻防在山海关里的迁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天，庆亲王奕勖和袁世凯挑选旗丁，成立京师常备军（后改京畿第一镇，又改北洋第一镇），以旗人户部尚书，后来当到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的铁良为统制（师长），这北洋第一镇驻防北平，自统制以至兵丁，清一色的是旗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之战，袁世凯以北洋防务日亟为词，奏准清廷，把他的武卫右军和自强军合并，成立北洋第三镇，以他的得力助手，亲信干部段祺瑞为统制，驻扎保定。同时又招募新兵，编成北洋常备右镇（后改北洋常备军第二镇，又改北洋第四镇），派袁世凯家里奶妈的儿子，自小在袁家当长随，后来历经行伍出身的吴凤陵为统制。

由此可知，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的北洋四镇中，惟有北洋第三镇是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带去的老底子，一向和他渊源最深，可以说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

吴佩孚是开平武备和保定速成两个淮军——北洋军学堂的学生，他出道比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他们略晚几年，但他毕竟是北洋正统，地位至少应该跟曹锟、王怀庆等人相埒，何况他奉袁世凯的密令帮过日本人，历经艰危，建立殊勋，抛开一切学识、能力、履历和年资不谈，他由关外调到保定第三镇，段祺瑞再怎么说也得给他一个好差使。

然而当这两个十多年后的死对头，挑起直皖战争的祸首见了面，吴佩孚诚然可以侃侃而谈，吐露他胸中的韬略与才学，可是段统制对他的印象却不佳，连个实缺都没给他——他叫吴佩孚仍以上尉原级职，充任候差员。

吴佩孚能不满腹牢骚，一心怨怼？

北洋新军，名字叫得好听，可是一开头便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袁世凯的天大野心，搞出重重弊病。头一桩，慈禧太后受尽洋人的气，她要发愤图强，迎头赶上，所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支新建的武力上，于是新军全部仿效西洋新制，兵弁俸饷，武器配备，一概求其尽善尽美。为了小站练兵，慈禧曾派户部尚书铁良，专程南下，分赴各省尽量搜刮经费，仅只近畿六镇的军饷，一年即达纹银九百零四万二千余两之巨。

新军如此之肥，清廷中的“大力人士”，当然会垂涎三尺，亟想分一杯羹，以逊清政治之腐败，自袁世凯以次诸将领，哪个敢不应付敷衍那些权贵。段祺瑞是在德国学过军事的，在北洋军要中，素以管军严明，纪律整齐，丝毫不容苟且著称。但是，当他在担任教练新军的时候，每一年，他要孝敬庆亲王奕勖和慈禧最宠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等人，一应“开支”三百余万两！

九百多万的军费，要拿出三分之一来行贿，钱从何来？迫不得已，就只有浮报名额，中饱开支，吃空缺，揩油！新军一营，按照袁世凯定的营制，864名兵，该设282名长夫（饷三两）、22名伙夫（饷三两五）、96名护勇（工食钱五两五）、12名书识（薪水七两）、24名号兵（饷五两五）、文案委员12人（薪水二十二两），加它一加，杂兵达448人之多，超过了兵丁之半。要这些杂兵，其作用正在于“有名无实，侵吞缺饷”，于是，北洋军中有个惯例：不设夫役，倘有必要，临时拉老百姓的差，早先军队拉夫的恶劣风气，便是这样开的。至于采办军械配备的上下其手、贪污舞弊，那更成了公开的秘密。

第二桩大弊病，是出自袁世凯的野心。民国五年袁世凯阴谋窃国，洪宪称帝，他的准备工作，早就从小站练兵的时期开了头。正因为他的野心太大，所以袁世凯用人就必须采取小圈圈主义，他的高级将领，不是一手提拔的门生，如王、段、冯，便是家里的马弁奴才，譬如吴凤陵是他奶妈的儿子，往后做到湖北督军的王占元还是冯国璋的挑水夫，再呢就是行伍出身，乖顺听话，昏庸无能，易于驾驭的干部，如曹锟、张怀芝、段芝贵等。

用这样的干部，好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靠得住。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一手拿把大刀，一手拎只钱袋，骑在老百姓头上，十恶不赦，横行无忌。但是他们一到袁世凯的跟前，立刻便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被他们的主子呼来叱去，连只狗都不如，此即所谓北洋马弁将领。

像吴佩孚这样的人，一脸孔的道貌岸然，满肚皮的仁义道德，开口便要引经据典，行事尤且严明方正，再加上他那一脑子的国家民族思想，抗夷御侮主张，叫他处在那些当差的、挑水的、卖布的、推车的杂七杂八队伍里面，当然是难免扦格不入，双方都看不顺眼。这才是吴佩孚在北洋系中，蹭蹬十多年，大器晚成，一直要到民国七八年，方始崭露头角的最大原因。

二

进北洋第三镇，头一位上司，便是日后的死敌段祺瑞。段祺瑞的肖像，曾经出现在银元上面，大陆上人习于喊镌袁世凯像的银元“袁大头”，镌段像的则称之为“小头”。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跟李鸿章同乡，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比吴佩孚大九岁。

他爸爸叫段从周，起先在清军里当哨官（排长），后来升到了管带（营长），手里积了几个钱，家道倒还过得去。段祺瑞七岁启蒙，他不爱读书，成天只是捻枪舞棒，玩官兵捉强盗，或者行兵布阵打仗的游戏。光绪十年（1884年），段祺瑞19岁，上天津考取了李鸿章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学炮科，三年后毕业，被派到旅顺监修炮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送他和满人荫昌出国，进德国军校，同时在克虏伯枪炮厂实习造炮。光绪十六年归来，当过北洋军械局委员，讲武堂教习，旋又加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荣任炮营管带。他和王士珍、冯国璋，一直是同学、同事。

小站练兵，他升任参谋处总办，当时，军旅之编组与训练，他负的责任较多，也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往后北洋系的人物，不是他的学生，便是他的部下。袁世凯对他特别器重，非常信任，段祺瑞因而成了北洋系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领袖。

吴佩孚和段祺瑞第一次见面，双方印象不佳。段祺瑞个性倔强，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区区一名上尉，根本不会看在眼里。吴佩孚更是心高气傲，不喜钻营，段祺瑞叫他仍支原饷，等着候差，他也就不声不响，每天准时上班，准时退公。候差员没事可干，吴佩孚正好利用机会，埋头读书，中外兵法，他都潜心研究。日俄战争时期，他在做情报工作，当时所见所闻的日军作战方略，战事经过，他曾每天摘记于小日记簿中，这时他便拿出来加以整理，并且用以与我国战术，详予比较，一概做了详细的札记。

段祺瑞叫他闲着候差，他偏忙着学习，当时第三镇里，都认为吴佩孚是一怪，他没事干，尽上班，见人不理不睬，只顾忙他自己的。于是段祺瑞也开始暗暗地在注意他，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志行纯正，刻苦向学，尤其是那份持之以恒的敬事精神，非常难得。这年十月，第三镇扩充编制，出了一个统带的缺，段祺瑞便将吴佩孚升了一级，派他去当少校营长，当时他的职衔是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三等中级官统带。

谢委以后，欢天喜地去接事，当了统带，每个月可支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薪水，三百两银子的公费。这个待遇，太优厚了，省吃俭用点儿，都够在蓬莱老家买一幢挺像样的房子啦。

除此以外，又有一喜，那便是一到营里，就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此人姓张名福来，字子衡，就在吴佩孚的营里当队官。张福来是行伍出身的，对于吴佩孚一肚子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吴佩孚惟命是听，必恭必敬，吴佩孚也以张福来为得力的助手，忠实的干部，旋不久，他们便换过兰帖，拜了把子，两人结为异姓兄弟。

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直隶天津人氏，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世家出身。他高祖、曾祖、祖父都曾做过知县、通判，因为父亲死得早，家道中落，他为生计所迫，跑到河南项城县衙门去当书吏。那时候袁世凯正在家里当大少爷，花天酒地，又好交游，徐世昌和袁世凯很谈得来，袁世凯也识得徐世昌是人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送徐世昌一笔旅费，让他晋京赴考。果然便在光绪丙戌这一科，他中了进士。

袁世凯不曾出道以前，徐世昌尽在翰林院打转，最高职位，做到国史馆武英殿协修官。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才当了营务处总办、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署兵部尚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廷派六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被革命党员吴樾甩了一个炸弹，徐世昌便是六大臣其中之一。

那一枚炸弹，吓得徐世昌不敢出洋，不久，又授巡警部尚书，补军机大臣，方略馆副总裁，经筵讲官。光绪三十三年，清廷改制东三省，将原来的最高军政长官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便去做了第一任总督兼管将军事务。

东三省的驻军，曩昔只有旗兵，旗人当兵是世袭制，多年承平，当兵的只晓得吃粮拿饷。到了咸同年间，旗营等于名存实亡，因此闹得遍地盗匪，民不聊生，尤有俄国日本，强邻环伺，乘虚而入。清廷不得已，调左宝贵一军驻扎盛京（即奉天，亦即沈阳），嗣后统兵大将，或为满人或为汉人，但是兵士俱为山东登州、蓬莱、青岛三府的健儿。山东人出关谋生的特别多，足迹且远至朝鲜，与此大有关联。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赵尔巽在任，由朱庆澜领军，日俄战亟，马玉岜的武卫前军进驻榆关（也就是山海关），分兵锦州，严加防范。在这时候，赵尔巽收降胡匪张作霖，积功升到都司，他的部下扩编为防营，也有相当的力量。不过，徐世昌接任东三省总督后，始终认为东北境内，没有一支正规部队，实不足言抵御外侮，卫戍地方，因此，他取得袁世凯的同意和支持，奏报清廷，请将驻扎保定的北洋第三镇，全部开到东三省，划长春为驻防地。

清廷允准所奏，第三镇开拔在即，吴佩孚、张福来正在整理行装，忽然听到消息，袁中堂可以让第三镇出关戍守，只是他要留下依为肱股的段祺瑞。因为当年秋天，按照编练新军的预定计划，北洋新军要在直隶省河间府举行秋操，亦即时今之大演习。新军秋操分南、北两军对阵，段祺瑞早经袁世凯内定为北军总司令。

果不其然，未几，命令下来，段祺瑞调任新成立的北洋第六镇统制官。这一个北洋第六镇，可以说是仓促编成的，它以第三镇的一部，加上武卫右军和自强军编余部队，扩编而成。新设的第六镇，便驻扎在近畿的南苑。

北洋第三镇的官兵，都在议论纷纭，袁中堂会派谁来接任第三镇的统制官？其结果，清廷派的是凤山。

凤山，字禹门，汉军镶白旗人——也就是说，他的祖先，曾在明朝末年，投降满清，被编入右翼镶白旗军，因此凤山本来姓刘。他是“翻译举人”出身，袭佐领，充任骁骑营翼长、印务章京、参领，总办东门巡捕分局，副都统、京旗兵统领、西安将军，在满人之中，他可以说是久历戎行，比较知兵的一个。袁世凯小站练兵，当直隶督练公所成立以后，凤山便由清廷直接任命，督练近畿陆军。袁世凯和徐世昌关系密切，尽人皆知，第三镇既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远戍关外，在徐世昌的节制之下，当然容易发展。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清廷对于袁世凯掌握重兵，已经有点猜忌，趁袁世凯奏调段祺瑞为第六镇统制，干脆派这满人中的一员悍将凤山，把袁世凯的基本队伍接收过来。

凤山率领第三镇一万余名官兵，浩浩荡荡，开出榆关，第三镇的驻防地是吉林长春，吴佩孚所属的第十一标第一营，扎在南岭黑嘴子。当时，和他一起在守田小组从事情报工作，同生死，共患难的孟恩远，已经贵为吉林翼长，吉林省军一概归他指挥。孟恩远开府永吉，和长春相距只有两百多里，火车往来方便得很。但是吴佩孚从来不会想到，哪天跑一趟吉林，看看老朋友，说不定孟恩远能给他较好的安置。那一年他三十三岁了，纵然只是一名统带，吴佩孚愿意自己努力奋斗，一步步地爬上去。

东北三省自从日俄之战过后，遍地灾黎，民生凋敝。胆大些的便铤而走险，加入胡匪。所谓胡匪大都是明火执仗，公然行劫，他们喊的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可是富户都变成穷人了，为了生活，他们便见着什么抢什么。徐世昌决心肃清全境匪患，因而才奏调大军，并且责成张作霖、马龙潭、吴俊升、冯麟阁等编组防营，不过由于张作霖等部熟悉地理和胡匪内部情形，而且这几个防营尤其骠悍善战，清剿任务多半落在他们的身上，第三镇在长春驻扎，除了下操巡查，简直就没事可干。

统制官凤山在长春住了一段时期，深感这样的戎马生涯，等于投闲置散，他越来越不耐烦，一再地奏请调回关内，清廷后来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这里头有两层原因：一是当初调凤山任第三镇统制时，袁世凯表现得十分恭顺与坦然，使清廷渐渐地又疏于防范；其二则为革命党人纷纷在华南、华东和华中、西南各地举事，清廷需要凤山这一类的悍将去压制革命党。

这位北洋第三镇第二任统制官很倒霉，同时他也是北洋第三镇历任统制（或后来的师长）中，惟一没有发迹的一个。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派凤山为广州将军，他从北京动身赴任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爆发，武昌首义一举成功，亲戚朋友都来劝他，说是广东是革命党的策源地，你何必赶在这要紧关头跑去冒险？凤山不听，兼程南下，九月初他抵达粤境，两广总督以次的满清官吏，因为骇怕革命党，吓得不敢出门接他。四日正午，凤山到了广州天字码头，坐了蓝呢官轿，一路鸣锣开道地进城。途经昌华大街成记号，那儿正好是革命党人的机关，革命党健儿李沛基，当年才17岁，他在楼上等好，凤山的官轿一到，他便将一枚十五磅重的炸弹推下去，轰然一声，震惊百里，凤山和他的随从轿役好几十人，同时被炸得血肉横飞，当场毙命。

清廷派来接替凤山职务的，居然又是袁世凯夹袋里的人物，这位北洋第三镇第三任统制官，一生庸碌，却有洪福，他从卖布而当兵，继而升官发财，由第三镇统制官的位置，一路爬到民国第八任大总统。

那是曹锟。

吴佩孚的一生，跟曹锟实有极大的关联。曹锟一直是吴佩孚的老长官，顶头上司，吴佩孚曾受知于曹锟，也曾受累于曹锟，自民国元年起，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年曹锟病逝于天津，北洋军阀中出类拔萃的两位大帅，真可以称为“生死刎颈之交”。

曹锟是天津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比吴佩孚大四岁，他行三，因此号仲珊。小时候，家境比吴佩孚还要贫寒，他自幼少读诗书，庸庸碌碌，街坊喊他“曹三傻子”，他也不以为忤。

长大了点，无以为生，只好去卖布，肩挑手提，走遍大街小巷，博取蝇头小利。曹锟做小生意非比寻常，他往往大而化之，不计较价钱，也不索讨欠账，人说这五十文的布你就三十文卖给我吧，曹锟便道好嘛，随您的便；人说曹三傻子我欠你的布钱，得等些时再还你，他也坦然笑道，没关系，反正我去批布也是欠着。其实，曹三傻子的混沌糊涂，正是他的聪明之处。满清末年，国难频仍，可是世道人心，毕竟还不太浇薄。占了曹三傻子几回便宜，反躬自省却又何必？明儿不如还了他吧。就这么，曹锟卖布的生意不但不垮，反比别人更多些主顾。

曹锟喜欢喝酒又喜欢吃肉，他很看重朋友，以为朋友之间无须讲究客气。自己家里太穷，卖布赚来的钱有限，他买不起肉更喝不起酒，于是他便想了个办法，一到中午晚上，大小饭馆上座的时刻，他便逡巡于酒楼饭肆的门口，一遇上相熟的人往里头走，他赶紧跟着进去，不声不响，往相熟的身畔一坐。于是，大鱼大肉，有饭有酒，吃得酒足饭饱，然后一抹嘴巴，扬长去了。

一回两回，几次三番，曹三傻子专爱白吃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凡认识曹三傻子的，每逢要进酒楼饭铺，都得东张西望，直到看清楚了并无曹三的影踪，方始放心大胆进门。

他还有第三桩毛病，好肉好酒之外兼又好色。少年时期曹锟的酒量不大，却又贪杯，于是每饮必醉，一醉便疯疯癫癫，色胆包天。路上遇见少妇长女，也不管认不认识，是哪家的女眷，迎上去便胡言乱语，追逐调戏，女人吓得又叫又逃。惊动了家人街坊出来，见他是喝醉了的，懒得跟他计较，骂他几句，打他两拳也就罢了。曹锟的胆子因而越来越大，渐渐地，把这种无聊胡闹的行为，变本加厉，终于有那么一天，使他自己吃了大亏。

那一天曹锟上店里批布，挑了一二十匹，总成一个包袱。他背着包袱去吃饭，因为身上还有几文余钱，自己一向又过了今天不顾明天，他决心上次小馆，要一个菜，喝他几杯。

这一喝果然又醉，背着一大包布，踉踉跄跄地走上大街。路上经过一家店面，门里有一个少年女子，在他醉眼惺忪中美若天仙。于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跑过去想跟那女的搭讪，也不知道是女的佻达，还是曹锟会错了意，看走了眼，他说是那女的向他一笑，笑得他胆子更壮，因而不顾一切的直往里闯。

这一闯闯出了大祸，女的跑了，她家里的男子一拥而出，不由分说，要把曹锟捆起来送官究办。这时候曹锟的酒意给吓醒了，他自知理屈，又怕见官，于是不惜跪下地来求饶。

早年没有“遮羞费”这个名堂，可是登堂入室，调戏良家妇女，不是送官，便是挨揍或赔偿。当这一家的户主问曹锟愿打还是愿罚时，曹锟身上一文钱也没了，他惟有献出自己刚贩来的布匹。

本钱折光了，连吃饭都发生问题，那晚闹的笑话，尤其在街坊上“传诵一时”。有人见了曹锟笑，有人见了曹锟骂，有人见了曹锟好心好意地规劝他：

“你简直是越闹越不像话，怎跑进人家里去调戏妇女了呢？我告诉你，你再不痛切悔改，提防将来捅出娄子，送了你这条性命！”

哪儿想到，曹锟不但不肯认错，嘴上还硬得很哩，他嘿嘿冷笑道：

“喝他妈的！他们不过贪咱两个钱罢了。你别劝我，得便去跟他们说，叫那娘儿们依了我，但凡是曹三爷有的，三爷都可以给她！”

久而久之，话传到那女的家里，忍无可忍，勃然大怒。于是全家的男子一齐出动，大街小巷的找曹三，一再扬言，这回把他逮着，非宰了他不可！

有一个相好的朋友，赶紧先去找到了曹锟，通知他这个消息。曹锟一听，吓呆了，脸色发青，久久方说：

“哎呀，糟了，这天津卫我可不能混啦！”

“我指你一条明路，”那朋友好意地说，“小站正在招兵，你补上了缺，除了衣食住行，公家全管，一个月还有四五两饷银。”

“可是，”曹锟怯怯地说：“小站离天津卫并不远呀？”

“瞧你吓成这副样子，”朋友笑他，“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你当了总爷，谁还敢跟你算旧账？”

一句话，点醒了他，曹锟连声称谢，却又想起自己已经饿了一天。一客不烦二主，他当时就涎着脸说：

“帮忙帮到底，你好歹借我几文，让我吃一顿饱的，好去投军！”

那位朋友很热心，陪他去饱餐一顿，送了他几钱碎银子，还陪他到了小站，指着气象森严的辕门，告诫他说：

“你给我好生记住，这座门出将入相，关系你这一辈子的前程。今儿你一步跨进去了，多做事，少言语，不论吃什么苦，你都得忍住。”

——这便是曹锟在小站从军以前，所受的全部教育。曹锟投军，比吴佩孚幸运，因为他身体结实，无知无识，一看便是北洋兵的好胚子。进小站之初他当副兵，震慑于军营的威武，和同营官兵的人物轩昂，见多识广，他果真照着那个朋友的话做，尽量干活，绝不言语。曹三傻子如今又变成了曹三哑子，营里的那些老营混子便骑在他头顶上欺侮。有苦差，叫他代劳；有空闲，拿捉弄他来开胃。曹锟却是抱定主张，百依百顺，他从不埋怨，还绝不叫苦，更不用说是讨饶。

就这样，曹三傻子成了小站新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成了大伙儿呼来叱去的奴隶，替罪代责的工具，调侃戏弄的对象。同时，他自己对于公事也很勤奋，曹锟的庸弱、温驯、能忍和吃苦耐劳、遇事争先，居然名动公卿，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都耳有所闻，深记在心。

不久，保定武备学堂成立，照袁世凯的意思，除了对外公开招生，便在小站新军之中，也挑选一小部分优秀分子，入校肄业，以使他们有个深造的机会。当时，消息传出，全军轰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进了武备学堂，一出校门，就可以当上戎服辉煌的军官，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弁目兵丁之间的竞争角逐，自然是十分激烈。

可是，保送优秀士兵一事，既不加甄试，又不经考选，该派谁去，全凭袁中堂的朱笔一点，正当大伙儿屏息以待，榜示贴出来了。中选的欢呼雀跃，失意的垂头丧气，惟独当大伙儿发现傻子曹锟居然榜上有名时，这才一个个的惊诧万状，大叫奇怪！

曹锟这一次中选，不但从此青云直上，而且简直是荣宠万分。原来，他竟还是袁中堂亲自挑出来的——袁世凯选中曹锟，自然有他的用意，北洋建军伊始，他早有计划，将这全国的精锐劲旅，充作他袁家的鹰犬。袁世凯要建立袁家军，他除了需要冲锋陷阵的将士，尤须培养惟命是听的奴才，曹锟，正好当作一个典型。袁世凯拔擢曹三傻子，正是要全军将士在服从程度上，向曹锟立正看齐。

在保定武备学堂，曹锟吃亏是福，依然故我，他抱定主张，处处忍让，不露锋芒。由于他是流浪儿、布贩兼行伍出身，智识程度太差，学业成绩远落人后。不过，学堂里的教习，谁不晓得这傻小子是袁中堂亲自选送的？摸不清他的底细。便只有尽量的加以优待，就凭这一层微妙的机遇，使曹锟不但混到了毕业，而且考试成绩，居然还会名列前茅。

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傻子自有傻子福”，曹锟从窭人子，小副兵，竟然因利乘便，熬了个“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的资格，回到小站，派在袁中堂的帐下效力。袁世凯对他部下的将领官佐，向来不假辞色，重则斥退，轻则呵责，在他的面前，上将军和勤务兵一样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曹锟见了袁世凯本来就怕，每次挨骂，他自然而然地会演出心惊胆摧，失魂落魄的模样。这一点，不但极为袁世凯赏识，而且颇为适合他的需要，他当着家人骂曹锟，拿他那诚惶诚恐，手足无措的窘态，正好起个“杀鸡儆猴”的作用。

满清官场还有这么一个怪风气，主管对谁客气了些，反倒提心吊胆，以为这是有意疏远见外。挨了主管骂的，却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认定挨骂是主子在拿自己当自家人看待。这种荒乎其唐的心理，袁世凯在北洋军中可以说是加意培养，绝对鼓励。于是，曹锟成为他巧妙宣传，大力提倡的工具，他经常挨骂，越骂越凶，与此同时，他当然也会不时升迁，官升得极快，在袁世凯把北洋第三镇交给他的时候，曹锟早就在东三省当上总兵，官居一品。

袁世凯竟以曹锟继凤山之后，充任北洋第三镇统制官，除了袁世凯本人，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意外。当曹锟一身戎装，金碧辉煌，由奉天到长春去接事，第三镇的官兵，交头接耳，议论纷纭，有人不服，有人怄气，却也有人说是这下好了，来了个曹三，他百事不管，大家正好图个清闲平安。

曹锟颇有自知之明，荣任第三镇统制官，他晓得自己声望不够，德与威俱不足以服人，由于自卑心理的作祟，他做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行径。第三镇官兵一万余众，岂有连统制官都不认识的道理？而他偏要微服探访，侦伺军中袍泽对于他的反应。他经常换上一袭弁目或者士兵的军装，独自一人，跑到某一处营房里去，找他的部下闲聊，聊着聊着，准定聊到他自己的头上，他每每这样发问：

“咱们新来的统制官怎么样？”

其实，对方早已看出来他便是曹锟改扮，匿止笑意，正经八百地说：

“统制官威风八面，可是他老人家对待部下又是那么样的宽厚，事事都为中堂和部下着想，像他老人家这样的好长官，我们从来都没见过！”

东探西访，得来的答案几乎是千篇一律，全军上下，人人都在一个劲儿地赞颂曹统制官这好那好，好得个不得了。于是，曹锟自以为深获军心，非常得意。与此同时，他也想起自己是一致公认的厚道人，是厚道人就该来点厚道的作风，旁的玩意儿他厚道不来，对于松弛一下纪律，让弟兄们舒畅痛快，那倒是不需花费分文，而能叫全镇官兵皆大欢喜的。

从此，他开始爱护士卒，对官兵们的私人要求，有求必应。部队多半驻扎在长春四周，可是长官们都嫌乡居无聊，袖手没事，他们有人接了家眷来，在城里租了公馆，也有的娶位临时夫人，租起小房子来金屋藏娇。风气一开，蔓延得好快，长春周围的营房里，管带、统带以上的军官，几乎全搬到城里来了。

三

这时候。由于吴佩孚的保举，张福来已由管带领官（连长）升到帮统，也就是现在的副营长、营副。同时，十一标一营还有一位管带领官牛起顺，跟张福来一样，把一位吴统带官当做岳老爷岳飞一例的崇拜，他常爱说：

“咱们统带官是岳飞岳老爷，咱就是岳爷帐下的牛皋。”

吴佩孚不论走到哪儿，张福来和牛起顺，必是寸步不离左右。牛起顺是天津人，行伍出身，粗中有细，忠心耿耿，是有点儿牛皋的味道。有一天，闲来无事，吃晚饭时，吴、张、牛三位在喝着酒，吴佩孚忽然动了思乡之念，他便向他这两位部下，娓娓地说起他家里的事情。

当他说到24岁离家，31岁方始回去过一趟，利用一个星期的假期，完成他和李氏夫人的相亲、议婚与洞房花烛。小两口儿新婚才三日，他又匆匆赶返烟台，时至如今，算算又已四个年头了。

言下，不胜欷歔，牛起顺直心直肚肠，听了以后，当时就劝起他的统带官来：

“现在本镇各营，每一位统带管带都把家眷接来长春同住了。报告统带官，您也把老太太跟太太她们给接来好不好？”

“不好，”摇摇头，吴佩孚感喟地说，“俺们是在队伍里，今儿往东明儿投西的，谁知道俺们能在长春驻多久？让家眷千里迢遥地搬了来，万一奉命差遣，又得离开长春，不是反而多个累赘？”

张福来岔嘴说道：

“统带官，您别尽想着搬来不搬来，只当接老太太她们出来玩一趟，在长春住些时，不就结了吗？”

“出来玩一趟？你倒说得容易，”吴佩孚面泛苦笑地说道：“老太太她们长途跋涉地跑了来，你叫她们往哪儿住？租房子得买锅灶碗筷跟家具，要不然，住栈房？那又何苦多此一举？”

牛起顺方欲开口说话，张福来连忙向他抛个眼色，牛起顺话到喉头又缩了回去。两位老弟不再接腔，吴佩孚只好把心中的郁闷暂时抛开，酒足饭饱，他推说自己倦了，回去睡觉。

这时。张福来把牛起顺往院子里一拉。

“老牛。”张福来神情兴奋地说：“你别尽在统带官面前嚷嚷，依我的，咱俩正好为统带官办一件事。”

牛起顺没听懂，愣愣地问：

“什么事？”

“明儿一早，咱俩请假进城，头一桩，先给统带官租一幢房子。”

“您是说，”牛起顺渐渐有点了然，“咱们先把统带官的公馆租好？”

“打点一个公馆能花得了几两银子哩！”张福来慨然地说：“连买锅灶碗筷什么的，就算你我二人孝敬了老太太，又值当个啥？”

“对呀！”牛起顺眉开眼笑地说：“咱们就这么办，明儿一早，先去长春找房子，租下来。然后采办一切，诸事齐全，再请统带官去看看，统带官中意了，咱们就请他写信回家，让老太太她们来吧。”

“好吧，”张福来一拍大腿：“就这么着，明儿一早我们到长春去找房子。”

房子找在三道街，深宅大院，挺气派，四合院儿，进门一个天井，正中一间大厅，左右各有正房和耳房，后面还有座小小的花园。房主姓杨，张福来去找房子的时候，并没见着姓杨的房东，因为杨家已经把房子全部卖给一位叫赵尊贤的商人。赵尊贤的买卖做得很大，他后来曾经当过长春商务总会会长。

赵尊贤买下了杨家大院，就只夫妻两个人住，房子实在嫌大。赵尊贤的太太，是当地士绅张廷玉的大小姐，张廷玉有一子五女，在长春城里开了第一爿照相馆。他儿子名百龄字锡九，一向是他得力助手，张廷玉夫妇带着儿女住在店里，他的二女儿张佩兰，被他的大女儿拉去作伴，就住在靠东的耳房中。

张福来听说杨家大院的新主人赵尊贤有意让一半房子出租，他便跑去跟赵尊贤商量，赵尊贤一听房客是位统带官，又是山东老乡，老母、弟弟以外就只有一房妻室，他和他太太一商议，觉得非常合适。一来像这样的房客确很理想，二则统带官有兵有钱，级职相当的高，他正需要结交这样的朋友。赵尊贤乃以很便宜的租金，答应分租西正房和西耳房给吴佩孚，前后院跟客厅公用。当初谁也不曾想到，便在他一点头间，竟会使吴佩孚添了一桩在他自己认为多余的姻缘。

西正房和西耳房都有大炕，炕用砖砌，炕底烧煤，在华北和东北各地，非得这样的暖床，无以御寒。有了大炕，其他的家具就很简单，赵尊贤的太太为人很热心，也挺和气，由她和她二妹张佩兰帮忙，张福来跟牛起顺一连忙了三天，居然把吴佩孚吴统带的公馆，布置得齐齐整整，焕然一新。直到这时，吴佩孚自己还被瞒得紧紧的。

于是有那么一天，张福来和牛起顺两个，喜洋洋地来跟吴佩孚说：

“统带，今儿没事，俺们一道进城里去逛逛，可好？”

吴佩孚答应了，三个人骑了三匹马进城。由张福来领路，三匹马骑到了三道街，杨家大院门前。

系好了马，张幅来便去敲门，吴佩孚皱了皱眉头问：

“这是什么地方呀？”

牛起顺匿笑着说：

“顶好的地方，统带，您一进去就知道了。”

敲了好半晌的门，里面有个嗓音清脆的女孩子在问：

“谁呀？”

“是我，二姑娘，”仿佛张福来跟这家人挺熟呢，他高声地回答：“我是第三镇的张子衡。”

“来啦！”声音里透着些儿欢喜。

门一开，出现一位白白胖胖，两颊红润，富富态态而且秀丽端庄的大姑娘。她望着张福来微微地笑。开口便问：

“您们的吴统带来了没有？”

问得吴佩孚一愣，张福来却笑眯眯地回手一指：

“喏。这不就是咱们的吴统带吗？”然后，又跟吴佩孚介绍：“这位便是房东赵太太的妹子，张家二姑娘。”

房东赵太太的妹子？吴佩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被张福来闹得更糊涂了，他不便问，只得先跟张二姑娘啪地一声，敬个军礼。这么郑重其事，反而把张佩兰臊得满脸通红，她一扭腰，转身就往东耳房跑。

张福来和牛起顺哈哈大笑，吴佩孚心中狐疑，老大不高兴地抹下脸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统带，您别发脾气，让我讲给您听。”张福来陪笑说，一面请吴佩孚往杨家大院里面走，一面滔滔细诉，把他跟牛起顺代找房子，认识赵尊贤夫妇和他姨妹的经过，说了个一清二楚。

越往里走。越觉得这幢屋子高大宽敞，透着些亲切安详，比自己蓬莱老家的安香店。也不知道要胜过多少倍。尤其难为张、牛两个没成家的老粗，锅灶家具，大件小件，样样都办得齐齐全全——自己戎马半生，原是刻苦耐劳惯了，然而高年老母，老三文孚，还有新娶的李氏夫人，她们既然能有这么舒适的住处，又何必一力坚持，叫她们留在家乡吃苦？

终于动了心，应该给母亲妻弟安排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再加上老把弟和牛起顺的热心和盛意，吴佩孚在巡视新居一周以后，回到厅上，紧紧板着的脸色渐渐和霁。早先“妇人在军中不武”的孙子兵法论调，不由自主地打消。他带笑的跟张、牛二位说道：

“两位的盛意，我非常感激。这租房子买家具用的钱，一总是多少？待会儿回去，我立刻奉还。”

“哎呀我的哥，”张福来欢喜得直跳起来说，“咱们只求您别拉下脸来开骂就成了。感激万不敢当，房钱跟家具，那是咱们两个讲好孝敬老太太的。”

“没那个话，”吴佩孚摇摇手说，“亲兄弟，明算账；你们要是不收，我断乎不会往这儿搬。”

都晓得吴佩孚的脾气，张福来也就答应了：

“好好好，只要您觉得合适，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赵尊贤不在家，赵太太出来见了吴佩孚，双方谈得挺欢洽。吴佩孚说，他老母亲跟家眷还在蓬莱哩，要等写了信去，全家搬来，再往府上来打扰。赵太太一听忙道，那么吴统带您付的租钱，就该到住进来的那天起算。吴佩孚呵呵大笑，区区几文，还值得这么计较？

回到营里，当天，就给家里去了信。长春的宅子、家具、铺陈、锅灶，一应齐备，就盼着文孚三弟侍奉母亲嫂子，早日北上。

腊月初，老太太、吴太太和吴文孚全来了，吴佩孚算准日期，特地告了几天假，亲自在沈阳迎候，母子、夫妻、兄弟相见，都有说不出的喜欢，诉不尽的离情。这一回，离吴佩孚回家完婚，又已两年有半，两年半的时间，并不太长，可是吴佩孚曾经打鬼门关口逃回来过，等于是再世为人，又加上自24岁离家，匆匆九年，前八年半颠沛流离，出生入死，一直都是屈居人下，郁郁不得志。如今当了统带，管一千五六百官兵，领400两纹银的月薪，多少总算成了个局面。吴老太太眼看儿子戎服辉煌，八面威风，不论走到哪儿，两名挂盒子炮的护勇，寸步不离左右。老人家乐得整天合不拢口，翻来覆去只是在说：

“人都说俺们老二有出息，菩萨祖宗保佑，这可不应了他们各位的金口！老天垂怜，俺熬了整整20年，总算熬出头啦！”

通共才花了几十两银子，带着母亲、妻子和兄弟，在沈阳住栈房、吃饭馆、逛大街、上戏院，然后上大绸缎庄买匹头，办皮货，里里外外，全部换过——吴老太太他们来时只有几只柳条箱，几个铺盖卷，离开沈阳上火车，新制的箱笼行李堆在月台上，够有一人高。

到了长春，早有张福来带着本营的营长夫子，排起队来在月台上迎接，那么些威风凛凛的军官，围着蓬莱来的吴老太太，老太太长，老太太短，喊得多么的亲热。上了蓝呢官轿，进了杨家大院，一看那宅子，一看那摆设，一看赵家三口那么样地热烈欢迎，吴老太太直在嘴里念叨，苦尽甘来，这一辈子真没白活。

吴佩孚的同事、部下，一批批地来道贺，给老太太她们接风、洗尘，大宴小叙，竟无虚夕。凡是吴佩孚的朋友，全晓得他最孝顺，讨好巴结他的老太太，比送他什么都更感激。

一连许多天的应酬往还过了，生活渐趋正常，吴佩孚有一匹马，他一早骑着去黑嘴子督练队伍，黄昏时分才蹄声得得地归来。有了自己的家，精神十分愉快，只不过，家居的日子一久，他开始察觉老太太和他的妻子之间，慢慢地在滋生矛盾。

吴佩孚的原配李氏夫人很美，而且相当贤慧，不过却有一桩，她是她母亲的独生女儿，母女相依为命，李老太太对她溺爱备至，难免有点娇生惯养。她跟吴佩孚结婚，对于吴佩孚本人，倒是衷心敬服，无话可说，惟独她的婆婆，吴老太太历尽千辛万苦，抚养儿子长大，在蓬莱刚结婚的时候，李氏心里已经暗暗在嫌夫家窄门浅户，没有她娘家的气派，再加上吴佩孚虽然每月都有可观的银两寄来，但是老太太是吃过苦头来的，把儿子寄回家的银两，看得比性命还重，即令有够花的钱，家里始终粗茶淡饭，荆钗布裙。自己都当了官太太，用几文零用还得向婆婆伸手，新嫁媳妇有什么委屈嘴上不说，一股脑儿闷在肚子里头。在娘家她母亲把她当作心肝宝贝，进了夫家什么好处都没有，还得听婆婆的支使，缝缝补补，亲操井臼，所以越住下去她越难忍耐，不多久便回娘家掇促她妈，以自己独居寂寥为词，将她女儿接回李家庄去住。

因此当吴佩孚婚后离家的那两年半里，李氏一直都住在娘家。吴佩孚以为自己娶了媳妇，可以代他尽事亲定省之责。其实呢，婆媳俩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归里包堆，何曾同住过好些天？

李氏无拘无束，在自己娘家住着，好不容易熬到吴佩孚捎来了信，叫全家搬去长春同住。当时她倒是挺高兴，夫妻团圆，远道儿上关外去开开眼界，再说，吴佩孚是统带，自己便是统带太太。李氏大家出身，很懂做官太太的滋味，那年她才27岁，年轻貌美的官太太，夫婿学验俱丰，前程无限。凡此，在她的人生历程上，都是最光彩，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便是她一生中的一大高潮。

抵达沈阳，瞧见吴佩孚风采依昔，倍增威武，心中又是一喜，她曾不知几千百遍地想过，见到丈夫，应该怎样向他诉说她在蓬莱受的委屈。当夜，她又觉得不该一见面就谈这些，扫了丈夫的兴，于是想着过些时再说也罢，反正机会多着呢。谁想，就由于这一迟疑，她失去了倾诉的机会，而且，造成她自己莫大的悲剧。

到沈阳的第二天，李氏便又开始暗地里生气，吴佩孚是个孝子，事无巨细，一概惟母命是从。除此以外，整个家庭也要以母亲为中心，他有意造成他母亲绝对的权威，他手头所有的钱，以及往后所发的饷，原封不动地交给老太太，老太太坚持省吃俭用，勤劳刻苦，家里除了杂兵，不许雇人，吴佩孚也要李氏洗手作羹汤，做出一日三餐。刚到沈阳一时高兴，买了几件绸缎皮毛衣裳，李氏跟隔壁赵太太一样，当作居家便服，老太太一见却立刻皱起了眉，嘟囔着糟踏浪费，李氏横一横心对丈夫说了，吴佩孚的反应是：

“这么吧，你明天做两套布衣服，专在家里穿。”

更让李氏愤懑不平的是，往先在蓬莱，自己要用两文零钱，得向老太太伸手。如今呢，丈夫是堂堂正正的大清统带官，一个月赚四百两，连他要用银两，也得像小孩子似的跟老太太要！

偏又有个张佩兰，同在一座屋顶下住，20来岁年轻貌美的大姑娘，没许人家，却跟吴家母子越来越近乎。

张佩兰本来是从自己家里搬来陪姐姐的，早先，每逢赵尊贤出门，赵太太便孤零零的一个人守整幢屋子。不久吴家搬来合住，她却已经在杨家大院住惯了，并没有意思往回搬。她仍旧住在东耳房，和吴佩孚夫妇住的西耳房，仅仅一院之隔，遥遥相对。

她又是个很早死了母亲的，杨家大院里，三个男子汉——赵尊贤、吴佩孚、吴文孚，每天都要出门。剩下四位娘儿们，吴家婆媳合不来，无话可谈，赵太太要忙家务事，就剩吴老太太跟张佩兰合得拢，又得闲，再加上吴老太太开口闭口就是二姑娘跟俺有缘。于是乎，张佩兰一大清早起了床，盥洗用餐，便忙不迭地往西正房吴老太太那儿请安，一老一小，在一块儿，兴致特别地高，一聊，往往从早到晚，聊个没完。

吴统带公馆有两位常客，那便是吴佩孚的哼哈二将，张福来和牛起顺。三日两头，张、牛二人跟着吴佩孚，骑马从黑嘴子来，或者涮个锅子，或者添两只菜，两位常客便跟吴家老小同桌用餐，吃吃喝喝，笑笑谈谈，气氛十分的轻松愉快。那张佩兰是个好热闹的，老太太又非她不欢，于是遇有这种场合，老太太说什么也要把她留下来陪客。

时间一久，彼此都很熟了，有一天晚上，吴老太太似有意若无意，一个劲儿弹她的老调，直夸二姑娘有这好，有那好，又善伺人意，又懂得体贴，然后便是一声长叹，不胜感慨地说：

“唉！我要是能有这么一个闺女，那我就心满意足，什么都不想喽。”

那一头，张佩兰本来就挺会说话，此刻便也在投桃报李，甜甜地说：

“老太太待人太好啦！我母亲早死，好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母亲对待子女，该是怎么样的慈祥？这会儿遇见了老太太，我又常常告诉我姐姐，真是自己的母亲，对待我也不过就这样。”

座中，张福来毫无心机，牛起顺更是直心直肚肠的人，他一听两面说得这么近乎，当时就嚷了起来：

“好哇！老太太这么喜欢二姑娘，二姑娘又懂得孝敬老太太。老太太没女儿，二姑娘没娘。干脆，二姑娘拜老太太为干娘呀！”

“对！”张福来兴高采烈地插了嘴：“二姑娘这么一拜，那真是两全其美，就不知道二姑娘乐不乐意？”

张佩兰身子一扭说：

“怎么会不乐意呢，人家早就这么想了，只怕老太太不肯收我，一直都没敢提咧。”

“这会儿不是有人给你提了吗？”张福来一力促成：“老太太那么喜欢你，你还怕她老人家不乐意？”

吴老太太原是有心事的。她见吴佩孚夫妇始终一语不发，瞟了吴佩孚一眼说：

“二姑娘人家还有她爸爸呢，这是件大事，她得先去问问。”

张佩兰却忙不迭地说：

“我爸爸要是听说老太太肯收我，他老人家高兴还来不及哩！”

“那么，就这么办，”张福来自作主张：“二姑娘，明儿你跟你们老爷子去说一声；老爷子答应了，拣个黄道吉日，你拜干娘。”

牛起顺大声地起着哄说：

“好极了，赶明儿日子一定，咱跟张帮统是原起意人，得跟老太太好好地贺一贺。咱们俩无以为敬，到时候送一桌酒席来，一来贺喜，二来大家聚聚。”

啪的一声，李氏手里的筷子，不知怎的失手掉在地上，她脸孔涨得通红，喃喃地埋怨自己几句，正待弯腰去捡，沉默寡言好半天的吴佩孚，这时候适逢其会地居然开了金口：

“掉在地上就脏啦，我去给你另拿一双吧。”

李氏迫促的呼吸，渐渐平复。

民国以前的中国老百姓，就只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热衷名利，对官府吏胥巴结谄媚，无所不用其极；一类则是心惊胆跳，见了当官府的避之如同蛇蝎。张廷玉和赵尊贤都属于前一类型，而吴佩孚这位简放第三级中等官，他的官阶相等于文官正四品，官秩同于都司，如果是单独放出去戍守一方，也就是方面大员了。因此，当张佩兰回家去，兴冲冲地一说吴老太太要收她为干女儿，她父亲和姐夫莫不欢天喜地的绝对赞同。

张佩兰拜了干娘，吴、张二府结为亲家，双方亲友，正好趁此机会，借题发挥，礼尚往来，酬酢频繁，很是热闹了一段时期，光绪三十三年丁丑新岁，也就在繁文缛节、杯觥交错之间度过。吴老太太如愿以偿，收了张佩兰这个干女儿，张佩兰更是从此改了称呼，她跟吴佩孚兄弟和李氏一样，管老太太叫“娘”，喊文孚“三哥”，喊吴佩孚夫妇“二哥”“二嫂子”。

不但如此，自兹而后张佩兰连生活方式都加以改变，她在东耳房睡，却在西正房吃。每天清早起床，漱洗完毕便上东正房去，一直要到吴老太太安安稳稳地睡下了，她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她像个孩子般的跟老太太寸步不离，惟一的例外，是老太太催促着她：“去看看你二哥走了没有？”，或者是，“去瞧瞧看，你二哥该回来了吧！”

于是，张佩兰便遵照娘的吩咐，走进西耳房，也不管她二嫂子在不在跟前，亲亲热热地喊：“二哥呀，娘叫我来瞧瞧你走了没有？”抑或——“二哥，你回来啦，娘都叫我出来望过好几遍啦！”

渐渐地，她对吴佩孚问暖嘘寒，为他做这做那，只要吴佩孚在家里，她也就须臾不离左右，她口口声声宣达娘的意旨，自然而然地介入了吴佩孚的生活。

起初，吴佩孚对于张佩兰很敬重，很感激，因为她是自己母亲心爱的人，惟有她才可以使他母亲获得快乐，他很愿意视张佩兰为己妹，而对她负起长兄的责任。可是，不久以后，他发现不但母亲和自己的妻子之间存有矛盾，即连妻子和妹子，更是暗潮滋长，问题重重。妹子对自己越来越亲密，妻子对自己便越来越冷淡，知书识礼，貌美如花的李氏，开始沉默寡言，悒悒少欢，神情动作，每每流露出反抗的意识。再加上有一天偶然听到邻家的小儿在唱：“干柴干草好起火，干哥干妹好成亲”，于是，他便在突然之间有了警觉。

四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张佩兰脱下皮袄，换上绸衫，模样儿更显得标致。这时候，她每天傍晚已经不等老太太催促，只要吴佩孚回家的时刻一到，她便自动跑到西耳房，跑到天井里，甚至于跑到门廊上去侧耳倾听二哥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了。接到吴佩孚，“二嫂子”多半在厨房里忙乱，“嫂有事妹子代其责”，她会刻意温柔，加倍体贴，把吴佩孚服侍得周周到到。

平时一得闲暇，吴佩孚总是一卷在手，乐此不疲，当家庭里的暗潮越演越烈，美丽的李氏渐形消瘦，吴佩孚暗叫不好，莫要闹出什么事来了。因此，他想了个办法，一方面为研究切磋，一方面也为免致速祸，当他听说同街有一位名秀才毕维垣，饱读诗书，胸藏万卷，他中过秀才以后，便潜心学问，无意功名，晚年更专治易经，对于百源学派的开山祖师，宋代邵雍（康节）的著述，极有心得，在东三省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学人。于是他便托人介绍，登门拜访，而毕维垣和他抵掌而谈，难分难舍，大有相见恨晚之概。从此，吴佩孚便在每天黄昏回家以前，先到毕家去打一个转，跟毕维垣二人一齐研究易经，对于邵康节所著的《观物篇》、《渔樵问答》、《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书，都曾涉猎过，然后反复讨论。吴佩孚后来能以《易经》为学有所长，著了《正一道铨》这一本书，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打下的基础。

吴佩孚以研究学问为由，有心逃避现实，但却仍无法遏止暗潮之加速滋长。吴老太太和李氏婆媳之间，感情日趋恶化，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借由长时期的婆媳失和，以及内在外来的诸多因素，终于有那么一天，化暗为明，火山爆发，李氏竟敢当面顶撞老太太，于此唇枪舌剑，发生龃龉。李氏深感自己受尽委屈，没有理由继续恋栈，她公然扬言：

“我明天就回蓬莱去！”

等吴佩孚从毕家欣然归来时，他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僵局业已无法挽回，李氏下定决心，明日启程，老太太频频拦阻，不让吴佩孚去劝。是夜，当老太太放吴佩孚回房时，李氏早就心如死灰，她把自己的行李，全部理好。不管吴佩孚跟她怎么说，她的答复只有一句：

“求你给我点路费！”

老太太那一边，表现得更为决裂——倘使吴佩孚真的“娶了媳妇儿不要娘”，不让李氏回娘家去，把她留在这儿“气死自己为止”，那么，反正是活不成了，要不，她去跳海，要不，她带老三回蓬莱。

吴佩孚迫于无奈，他惟有吞下他一生最酸涩的一枚果实，眼睁睁望着他无辜的妻子，黯然登程。她甘于退让，回蓬莱去跟她母亲同住。

李氏一走，张佩兰便以干女儿的身份，代理吴府中馈，她仍还是一大清早过来，深更半夜回去。她那一排三间东耳房，隔一口天井，恰好正对吴佩孚的西耳房，东耳房有二姑娘一人，西耳房住吴二爷一个。

五月间，有那么一天，趁张佩兰不在老太太的西正房里，老太太便把吴佩孚喊来，叫他在炕靠上坐着。

歇半晌，吴老太太开了口，她是在问：

“你媳妇儿去了这么久，她可有信来吗？”

吴佩孚黯然苦笑，摇了摇头。

母子二人并肩而坐，西正房里，持续片刻难耐的沉默。结果还是吴老太太开的头，她感慨万千地说：

“我老了，身体又不好，成天地闹病，眼看我就没几天活啦。我这一辈子，受够了苦，也享了几天福。如今你们哥儿俩都已经长大成人，我死，可以说一无牵挂，只不过，有一个心愿办不到，我是有点儿不甘心。”

“娘，”吴佩孚心酸不已地说：“好端端的，您老人家说这些个干什么？”

吴老太太不理，却是一伸手捉住了吴佩孚的胳臂一阵摇撼，然后说：

“老二，老二，你晓得娘惟一的心愿是什么？”

“娘！”

“我要抱抱我的孙子，我苦了大半辈子了，连孙子都抱不着，我死不瞑目！”

犹如万箭穿心，吴佩孚发出了痛苦地呻吟：

“娘，您别这么说，好不好？”

“不好，”吴老太太的语调，斩钉截铁：“怎么你连我最后的心愿也不许说！”

吴佩孚惶急万状，从炕靠上站了起来，垂手肃立。他婉转地再进一言：

“娘，您老人家是要活一百岁的，还早得很吗，您干吗尽在念着抱孙子呢？”

“还早得很？”吴老太太一声冷笑，又道：“老二，你忘了？你今年34，你弟弟也有31。”

吴佩孚避重就轻，希望能够就此转移目标，他强颜欢笑地说：

“娘，您不说我倒忘了，老三都31啦，是该给他成亲哪。”

“俺不说老三，俺在说你！”吴老太太疾颜厉色地道：“你是吴家的长子，你娶亲都娶了三年啦，怎么着？你自己给我说，你媳妇是放了个屁没有？”

吴佩孚心慌意乱地又喊一声：

“娘！”

“走了那么多天，连一个字也没寄回来，”吴老太太尽在数落着李氏说：“你看嘛，她准是决心下堂求去了——万一不是，娶这么个媳妇又有什么用？你们结婚三年，她一胎都不生，眼见她就是一个不能生育的。老话说的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二，你是否要担这个不孝的罪名？”

“娘……”

“你就不替你娘着想，”吴老太太打断了他：“你也得对得起吴家的列祖列宗！”

“娘，”迫于无奈，吴佩孚只好点醒他的母亲：“您老人家别忘了，儿子结婚，三天以后就回了烟台。”

“这一回呢？”老太太反唇相讥：“在一块儿可有半年了吧？”

吴佩孚语塞，夜凉如水，他站在那儿，急出了一头一脸的汗。

瞟他一眼，老太太似乎有点心软了。她改换语气，先是连声叹息：

“老二呀，其实，娘这也是为你着想，34岁的人啦，难道你也不想抱儿子吗？再说，你媳妇儿来了三年，才有几个月住在俺们家里？老这么下去，你是抓印把子的人，总不能尽跟光杆儿一样吧？”

心乱如麻，吴佩孚低头无语。

“老二，我知道你一向孝顺，”老太太声调越来越温蔼了：“你要听娘的话，干脆，你就再娶一房吧。”

“再娶一房？”吴佩孚倒抽了一口冷气：“娘，这是办不到的呀。”

“怎么办不到？”老太太逼得很紧：“是你养不起？还是……”

“娘，您听我说，”吴佩孚委婉地说道：“儿子也曾读过诗书，总以为夫者扶也，做丈夫的应该以身作则，拿善道来扶掖自己的妻子，别说媳妇并不曾有过错，就是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儿子也有教导她的责任。娘叫儿子再娶一房，媳妇必定吞声饮憾，心里惨痛，反而显得儿子见异思迁，起了好色的邪心。”

吴老太太却在鼻子里哼哼地说：

“你说你媳妇儿没有过错，我偏说她有。古礼七出之条，一是无子，三是不事舅姑，四是口舌，六是妒忌。七条大罪她都犯了四条啦！”

“那也许是儿子自己先不淳良，自立于不善之地。”

吴佩孚这两句话说得很重，一方面表示这一个家并没有给李氏应得的重视与爱护，另一方面更将母亲对他妻子的种种不满，一概引为自己的罪咎。

偏是老太太故意装着没听懂，忽又眉开眼笑地说道：

“你看你的那些个同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偏你多讨一个都不行？喂，老二呀，告诉你吧，我都给你看中了一个人啦，你猜是谁？”

吴佩孚早已心里有数，只是他惶急万分，他必得拦住老太太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以免节外生枝，使他骑虎难下。因此，趁老太太的这一问，他忙不迭地说：

“娘，娶妾不是什么好事，娇妾艳婢，向来惟有贻羞门户，自寻烦恼，小则家庭失和，倾家荡产，大则酿成祸害，毒翻波海。俺们家母慈弟友，一片祥气，您何苦多操这个心呢？”

“为了对得起祖宗，给吴家留下香烟种子，我非操这个心不可！”老太太突然又是脸孔一板：“说明了吧，我看中了你的义妹，张家二姑娘，这孩子模样好，人又贤慧，瞧她那富相，不但帮夫，而且宜男子！俺是一百零一个中意，你顺不顺着我的意思办，你自己说吧！”

“娘，那怎么成呢？”吴佩孚急得直搓手：“张家二姑娘是您的义女，也就是俺的妹子。天底下哪有兄妹成婚的道理？”

“胡说！”吴老太太一声厉喝，“俺要她拜干娘，正是为了要使你们两个近乎。近乎得差不多了，俺就要收她做儿媳妇。”

图穷匕见，不容闪避，平生第一次，吴佩孚拂逆了他母亲的心意，他引经据典，举出许多纳妾生祸的事例，反复的向他母亲陈述。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上，瞑目休息，装做充耳不闻。吴佩孚急坏了，他甚至向他母亲苦苦哀求，求她莫要强他所难，做他衷心非愿，而且一再公然表示反对的事情。吴佩孚二十来岁便写过一篇《戒淫说》的文章，把纳妾之害形容得“祸至丧身，神谴莫逭”，“疫病灾害并至，刀兵水火齐来”，如今他自己就停妻再娶，岂不等于反手在掴自己的嘴巴？

然而吴老太太早就下定了决心，她私底下还问过张佩兰呢？张佩兰便默然认可。这时，她比吴佩孚更要两头为难，势成骑虎。因此，无论吴佩孚怎么样反复陈词，声泪俱下，她始终不理不睬，更不答话，她是在用这种坚决的态度，表示这事已成定局，断然无法挽回。

求到最后，吴佩孚都舌敝唇焦了，好不容易听到老太太开口说了话，却是一句：

“起二更啦，该去裹你那条冷被窝了吧。”

从第二天开始，岂止被窝冷，吴佩孚办完了公事早早回家，发现饭冷、茶冷，老娘和兄弟的脸色更冷，原来是因为他不答应娶张佩兰，老太太发动了冷战攻势，随他怎么陪笑逗乐、插科打诨，吴老太太故意装痴作聋，置若罔闻。张二姑娘可能已经知道了内情，她一连几天影踪不见，吴佩孚心中实有深切的负疚感，都是老太太自作主张闹出来的，此刻，说不定她正在伏枕哭泣，咒骂自己的无情薄幸呢！

以吴佩孚的为人和脾气，这种发自母亲兄弟和义妹的冷战和封锁，真比要了他的性命更难过。他开始眠食无常，茶饭不思，害起了迥异常人的“反相思病”，渐已丰腴的两颊日形清减，欢快愉悦的神情变为忧悒。但是吴老太太的主张仍然不改，吴佩孚走投无路，将近疯狂。有一天，马弁迎进来一张名片，蓬莱乡长，年高德劭的张敏卿登门拜访，吴佩孚心中诧异，嘴里却一迭声地说快请。

张敏卿的来意，使吴佩孚深受感动，同时也大出意外，由此可见老太太是如何的舐犊情深。因为张敏卿竟然是受老太太恳托而来的，他以乡长的身份，向吴佩孚切切晓论，谆谆劝促，而且，他把话说得非常坦白。

张佩兰对吴佩孚一见钟情，芳心仰慕，是实；吴老太太对张佩兰爱如己出，依依不舍，更是丝毫不假。张佩兰的父亲、长兄和姐夫、姐姐，一致赞同她嫁给吴佩孚做偏房，那是因为他们对吴佩孚很器重，认为这小姑娘“慧眼识英雄”，因而自愿委身事之，是为一段佳话，尤且可以缔结一段美满姻缘。

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人都以为吴、张的结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这事因为女方多少有点主动之嫌，所以断乎不能打消，否则，未来即将酿成的后果，严重得不可想象。

这一层道理，吴佩孚当然懂得，他在百般无奈中惟有吞下了苦果，他终于点头同意，“奉慈命”，“以子嗣为由”，纳张佩兰为篷室。他们仍然像模像样地举行了婚礼。

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张佩兰来归，到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吴佩孚被戕，他们做了32年的夫妻，事实证明张佩兰不但贤慧，而且能干，她具有一切为人妻者的美德，32年里她和吴佩孚出入与俱，两夫妻常常冒着炮火危险，在战地前线出现。但凡吴佩孚的生活起居一概由她亲手料理，吴佩孚时刻少不了她。恩爱吗？可以说是恩爱一世了。但是，吴佩孚娶了张佩兰，实也造成了他一生中的两大遗憾。

其一是违反了他平生主张最力的“不纳妾”主义，纵令张佩兰先是两头大，后来不久便扶了正，但在娶她的当时，仍然是“妾身未分明”。以故李鸿球先生为吴佩孚修年谱，34岁那年有一条“太夫人望孙心切，托……介绍其妹张佩兰为侧室。”侧室是妾，汉书西南夷傅：“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注：“非正嫡所生”，所以李先生用的是春秋笔法。李先生所修的年谱虽极简略，但是信其必将流传，读这一句再看吴佩孚著的《循分新书》，夫必淳良章第五，……“是必四十无子，方行娶妾”，读者势将深感吴佩孚言行不符，矛盾虚伪，对于他完美的人格，实为不可补偿的一项缺陷。

其次是对于他的原配李氏夫人，李氏并没有如吴老太太所说的那样，她毫无下堂求去的意思，相反的，往后她一直要求回到丈夫的身边，她要善尽妻子的义务。可是吴佩孚心有内疚，兼以事业心又重，他惟恐妻妾同居。时常争吵，一方面自己好强，面子下不来，另一方面更怕妨碍军务。后来他发达了，有了点钱，方始接受曹锟夫人的劝告，在保定买一幢别墅，专给李氏夫人住，同时请了几位年轻而念过书的女孩子陪她。可怜这位原配在吴佩孚事业彪炳，如日中天的时候，每天在报纸头条新闻上读他的一举一动，却始终不能和他相聚。长年累月的吞声饮憾，深心惨痛，使她得了神经病，到民国九年，她便郁郁以殁，死在保定幽居之所。

新军第三镇驻防吉林长春，前后一共六年，在这六年以后，清军的这一支精锐之师，除了更新战备和操纵士卒，简直没事可干。袁世凯视第三镇为他的看家武力，因此纵使中原正值多事之秋，他也是尽可能的将这一支基本部队，留在关外，图以保全。同时，一有新式武器分配，第三镇仍能获得优先。

吴佩孚在调赴关外的第二年，将母亲、妻子、兄弟接来，第三年娶了张佩兰，除了内心中对于李氏的抱愧，日子总算过得和乐平静，一家子其乐融融。吴老太太在这一段时期里最高兴，因为她拔了眼中钉，又叫儿子娶了她最喜欢的人儿，张家、赵家，都成了亲戚，平时来往走动，吃吃玩玩，一点儿也不嫌寂寞。

五

平安无事，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天，曹锟调整第三镇人事，把吴佩孚调到炮兵第三标，当第一营的管带。这个炮兵管带（营长）所带的兵比步兵营略少，却是多了474匹马，因此每个月经费要比步兵营多出一半，月需纹银一万二千零十八两六钱，管带的薪水也增加了1/2，计为150两。

第三镇就只有这么一个炮兵第三团，团长（统带官）姓刘，下分三个营。配备方面，当年第三镇拥有全国最大的陆用重炮，口径达24生的，系由德国买来，此外还有辘轳过山炮多门，火力之强，举国罕与其匹。再加上兵员充分，一营一千四五百人，三分之一开炮，三分之一备补，另外三分之一是使用最新式七九步枪的护炮队伍。所以吴佩孚接任之初，十分振奋，他认为让他当这个炮营管带，要比给他升官，更值得高兴。

这一年的十月，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年甫三岁的溥仪嗣位，年号改为宣统。溥仪即位的时候，他哭哭啼啼，不肯坐上龙椅，他父亲摄政王载沣哄着他说：

“别哭，别哭，一会儿就完了。”

载沣果然一语成谶，因为到了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清廷结束了他们的九世十帝268年的统治。

宣统皇帝接位的第一天，还给袁世凯下诏，加赏太子太保衔，赏用紫缰，袁宫保之称，便从这时开始。可是过不了几日，突又下了一道圣旨，说是袁世凯“现患足疾，步行艰难，难堪任职”，叫他回家去养病：这是北洋系的一大顿挫。这道圣旨之来，是因为袁世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政的时候，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谭嗣同等六君子。载沣是光绪的弟弟，他一旦大权在握，便要给他的哥哥报仇，起先他准备杀掉袁世凯，幸有张之洞提醒摄政王，袁世凯掌握新军甚多，激则生变，方始留下袁世凯的一条性命。

袁世凯回到河南彰德，表面上杜门谢客，泛舟渔钓，实际上他家设有电台，跟他的旧部下暗中仍通声息。在这一阶段里曹锟的表现特别忠贞，他不但不避嫌疑，尚且尽量地搜刮金钱，秘密接济袁世凯，让他拿去贿赂北的王公权贵，为他将来的东山再起，预作准备。因此，袁世凯洋洋得意，自诩识人，而从此以后曹锟也就成为了他的心腹部下，股肱“重臣”。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六月，徐世昌调回北京，去当邮传部尚书，从此他成了袁世凯在京中的耳目，兼私人代表，东三省总督由满人锡良接替。

这一年，吴佩孚36岁，张佩兰来归两年，也跟李氏一样，肚皮里没有消息。到了十二月间，有一天曹锟把他找了去，挺客气的让他坐，和颜悦色地说：

“我查过，吴管带是测量科出身，日俄之战还在东北做过谍报工作，像你这样的人才，实在难找。”

吴佩孚唯唯诺诺地答应，心里头就知道，准是有什么难办的差使，要往他头上套。

他料想得一点儿也不错，果然，曹锟接下去便讲：

“这一回你给本镇挣了很大的面子，总督衙门指名借调，要你去办一件极机密、极重要的差使。”

“什么差使？”

曹锟缓缓地站了起来。踱到墙上挂的大地图旁边；吴佩孚连忙起立跟过去，但见他伸手往极东处一指：

“喏，这儿，吉林跟俄国交界的地方，有一口兴凯湖，总督衙门要你带一批人，去把那一带的形势，全部给测量一下、绘下图来。”

“是。”军令如山，虽说这事不该他管，吴佩孚也只有答应的份儿。

“你瞧着要带多少人去？”

“测绘需要专门技术。”吴佩孚胸有成竹地回答，“我想调工兵营的测绘队去，一名队长，六名司事，四名学兵，两名护勇，四个夫子。连俺自己，一共十六个人。”

曹锟十分惊异地问他：

“你们还要到俄国人地界去哩，难道你不要带队伍去保护？”

吴佩孚笑了，他说：

“干这玩意儿保护没用，人去多了，反而惹眼。”

确实是勇敢深沉，轻于生死，曹锟心想这人倒是一条汉子，自此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颇为嘉勉地说：

“好，你这才不愧是新军的模范，一切都照你的安排，好好地去干。”

回到了家，想了又想，怕老太太担心，决心把自己的任务瞒住。只是告诉家人，奉公差遣，不日要出趟远门。“该不是调去打仗吧？没那个事，东三省太平得很咧。该不是调回关里吧？也不是，镇台大人挺看重俺的呐，他不会放我走。那么，得去多少时候呢？不知道，要看事情进行的程度，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两个月。”

应付完了层出不穷的关切之问，第二天便开始准备。他带了工程营测绘队的十五名官兵，叫他们一律换穿便衣，扮做商民，器材拆卸开，装在箱子里，然后由长春乘火车过吉林，到牡丹江、林口，改骑马匹，在大风雪中走了将近三百里，终于到达天寒地冻的兴凯湖西北岸，中国极东的一个小村——当壁。吴佩孚便选定那个三家村，作为他的“司令部”根据地。

兴凯湖宽有一百四五十里，长达一百六七十里，水域面积与洞庭湖相等。远远望去，像一个张口大笑的人脑袋。它本来全归中国所有，俄国人乘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平之役，冒调停之功，不费一卒一弹，强索报酬，跟清廷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由清廷割让兴凯湖的一半，白白地送给俄国。使俄国人在咸丰八年和十年的两次条约之中，掠夺我国东北土地400913平方英里，比德国和法国本土的面积，还多出6531平方英里。

兴凯湖鱼产丰饶，兼有蚌珠獭皮，为一大利薮，但是地近边界，一片荒凉，吴佩孚在这寒风怒号、冰天雪地的湖畔，工作了一个多月，见到许多平生罕见的瑰丽的诡奇景象，也领略了雄浑壮伟的大自然风光。酷寒与艰险，对于他又构成一次严峻的考验，以一名中级军官而言，如吴佩孚之迭应苦差，压线年年，也可以说是：“险阻艰难，备尝之矣！”

他赶在过旧历年之前，完成全部测绘任务，原班人马，一个不缺地回到长春度岁。曹锟点查他所绘的地图，详尽明确，甚为激赏。从此，在这位统制官的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吴佩孚刻苦勤勉，任劳任怨，什么苦差使，别人不屑为的，交付给他，准没有错。

东三省的马贼、胡匪，自从张作霖、冯麟阁接受招安，归降满清，实力本已大减。不过仍有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黄老虎等部，因为张作霖修书招降，方始获知张、冯二人是真的投降了官家。这黄老虎所拥有的实力，不在张作霖之下，他一直想做马贼的盟主，胡匪的大王，张作霖老压住他，他便一辈子不能出头。如今张作霖“卖身求荣”，他正好趁此机会，大骂张、冯放着南面为王的好汉不做，反而去当官府的鹰犬爪牙，他煽动各路弟兄，以“吃里扒外”的张作霖为敌，借此口实，四处劫掠，一面巩固自己的首领地位，一面给“新官上任”的张作霖，来一个天下大乱式的下马威。

于是，宣统二年（1910年）过年以后，东北各地，马贼胡匪到处骚乱，全省的军警防营纷纷出动，从事剿匪。北洋第三镇，便这样开始了他们成军后的第一次战争，吴佩孚也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一再出发打仗。不过，胡匪身手矫捷，熟悉地理，行动飘忽无常，他们惯于利用有利的地形，神出鬼没，作游击战。所以在对胡匪作战的时候，第三镇的大军，反而不如张作霖的巡防营，尤其是吴佩孚所统率的炮队，每次奉调参与战事，当他们人马与大炮，浩浩荡荡地开了去，胡匪由于耳目灵便，早就得着了消息，大队一到，全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吴佩孚乘兴而去，败兴归来，只是上级还是记他的功劳，“大军所到之处，贼匪走避一空”。这么样才有人说吴佩孚用兵如神，胡匪“畏之似虎”，半开玩笑地给他取个绰号，小诸葛。

假使就这么长年东奔西跑，尽跟胡匪玩捉迷藏的游戏，炮队自吴佩孚以次，谁都渐感不耐烦。幸好在那一年头上，终由“以毒攻毒”的方式，胡匪出身的张作霖、冯麟阁，设计力擒黄老虎，方使吴佩孚疲于奔命的剿匪工作，于此告一段落。

张作霖和冯麟阁带着自己原先的胡匪队伍。再配备若干防营兵丁，他们兵微将寡，却反而是剿匪的主力，胡子的克星。张作霖狡狯得很，他利用黑道儿上的朋友，四处宣扬，说是张、冯二人奉令，不日即将大举清剿胡匪，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徐图良机。胡匪们起先不敢懈怠，严密准备应战，往后仿佛“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渐渐地轻心大意，疏于防范。

胡匪的劲一松，张作霖立刻密锣紧鼓，备起战来。他以黄老虎为目标，实施“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计，先打听好黄老虎巢穴的前后通路，派他手下的悍将，后来做到热河督军的汤玉麟，率领五百儿郎，埋伏在无人知晓，专供胡匪逃跑的一条荒山僻径，羊肠小道里，并叫汤玉麟利用时间，尽量挖掘陷穴，拉起绊马索。

一日，黄老虎正率队四处抢掠，张作霖先使冯麟阁带几百兵丁，多携旗帜，遍插在黄老虎返山途中必经的一道树林里。他自己则也带领五七百人马，一人背上背只沙包，当黄老虎集合所部整队还山，他便在大道上占据顺风地点，向黄老虎的大队进攻。

山高林密，曲折崎岖，当张作霖的五七百人一致喊杀，山应谷响，声震四野，黄老虎决想不到张作霖只带了五七百人，他们正想穿林而过，又见林子里旌旗密布，杀机四伏，便只得绕过山岬，想往后山逃跑。这时，张作霖一声令下，士兵立刻解下灰包，趁着阵阵山风，顺风散放，一时尘土蔽空，灰沙急扫，胡匪们眼里口里，尽是沙砾，眼睛都睁不开，哪儿还有还手之功，招架之力，一个个地抱头鼠窜，奔向后山。

这一下汤玉麟可等个正着，五百儿郎各以巨树岩石为掩护，五百杆快枪，矗然齐响，枪林弹雨，打得那批揉眼的瞎子，人仰马翻，四散溃逃。于是有人遭了绊马索，有人跌进陷坑，转眼间哀声遍野，纷纷请降，只有黄老虎有心拼命，犷悍如故，一力死战。其结果，也是双拳难敌四手，被一涌而上的官军，使劲地拽下马来。

黄老虎和擒获匪徒，由张作霖所部大开杀戒，全部正法。张作霖这一仗打出了他的赫赫威名，也打下他半生的事业，使东三省境内的胡匪，为之失魂落魄，心胆俱裂，他们自动地转移阵地，逃到蒙古去谋发展。东三省从此除却匪患，人民安居乐业，张作霖升任防营统领，吴佩孚也就不需要再打那“龟兔竞走”的仗了。

这一年冬天，吴老太太偶然感染风寒，生起病来，发高烧，说谵语，情势极为严重。吴佩孚心忧如焚，他一连告了多日的假，衣不解带，亲侍汤药，着起急来，恨不得就要割股疗亲。张佩兰也是整日愁眉不展，忙这忙那，背人时更珠泪偷弹，吴老太太对于她，不仅是婆婆，简直便是自己生身母亲。

请了许多名医，终不见好，拖上十天，病势越来越重。亲家张府，姻亲兼邻居赵家，张福来和牛起顺，营里的官长，都在暗地里商量应该赶紧准备后事，惟独不敢跟吴佩孚说明，因为他已眠食皆废，形销骨立，整天睁着一对红红的眼睛。

终于有一天，西上房里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坐在客厅里的亲友，情知不妙，相率跑进去一看，吴佩孚哥儿俩抢天呼地，几乎昏迷。张佩兰更是扑在死去的吴老太太身上，直哭得死去活来。

人多好办事，吴老太太的丧事，办得相当的体面和风光，灵柩安放在客厅偏东，吴佩孚一家遵礼成服，频频举哀。第三镇长官同袍自曹锟以次，几乎全来吊唁，吴佩孚整天如梦似幻，昏昏沉沉地过了断七。给老太太请了高僧做佛事，红鱼青罄，喃喃梵呗，夹杂着吴佩孚、文孚和张佩兰时断时续地哭号，使阴森空旷的杨家大院，益增凄凉悲惨的气氛。

吴佩孚有官守在身，不便轻离沉地，正好他的大舅爷，张佩兰的大哥张百龄，有事要回山东，这护送灵柩归葬蓬莱故里的重任，便只有委托他办。吴氏兄弟和张佩兰，一直把老太太的灵柩送到沈阳，方始一路拭泪而回。

初经大变，哀恸逾恒，这一年过年的时候，吴佩孚家显得特别凄凉。幸好第二年头上，由于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吴俊升、马龙潭等奉军将领全力扩充巡防营，东三省的兵力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第三镇已无滞留关外，坐镇一方的必要。于是，时任陆军部尚书（后改大臣，实即部长）的荫昌下令第三镇全部开回关内，担任自天津至保定一线的京畿外围防务。

第三镇的司令部仍驻保定，等于回了娘家，吴佩孚所属的第一协，全部扎在保定镇司令部附近。

即令对于政治还不怎么发生兴趣，吴佩孚也可以明显地觉察得出来，关内的革命气势高涨，清廷迭经内忧外患，已经显出手忙脚乱，局促不安。另一方面，北洋势力正面临空前未有的低潮。袁世凯罢黜经年，还没有起用的迹象，他仍悠然自在，垂钓洹上。主管全国军事的陆军部尚书，已由铁良换了荫昌。陆军部外另设一个军咨府，以载涛为大臣，不但中央军权，尽人满族亲贵之手，而且，各省的督练公所，也尽量摒弃北洋旧人，而一反袁世凯的作风，专门重用日本留学生，以及各该省份军事学堂出身的新贵。当年全国练就的新兵，更已迅速扩展为12镇（师），19个混成旅，看样子，还有更多的新军，不久即将陆续编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大革命前夕的军界景象，满清皇族企图力挽狂澜，拼命挣扎，革命党人密布各省，跃跃欲试，而集全国武力之精英的北洋系将领，则正韬光养晦，郁郁然其志难伸。

吴佩孚是一个标准的旧式职业军人，他只知道忠心事上，从一而终，他不会想到利用这个大动乱的前夕。波平浪静下怒涛汹涌。正好男儿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第三镇，效忠北洋系。效忠袁世凯，他从不考虑跳槽，高飞远走，另图发展。以吴佩孚的生平而论，他未能适应潮流，确实是坐失良机。

于是乎便到了辛亥年（1911年），阴历八月十九，阳历10月10日，武汉新军工程第八营霹雳一声，开了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枪，步兵第29标，第30标全体响应，激战一夜，湖广总督瑞潋、藩司连甲、统制官张彪弃城而逃，革命军顺利占领武昌、汉口和汉阳，举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高举义旗，全国陆军，除了北洋军和载涛编练的禁卫军外，一概投入革命阵营。

阴历八月二十日（阳历10月11），中午1点钟，武昌首义的消息，方始传到北京。那一天正值清廷内阁在庆亲王的府邸开会，惊悉警报，这一个会便一直开到午夜，始终举棋不定，议而不决。二十一日再开内阁会议，方才决定以陆军大臣荫昌领军，克日南下，会同萨镇水的海军、程允和的长江水师，水陆兼程，收复武汉三镇。

荫昌调集近畿各镇，以第六镇的全部和第一镇、第四镇各抽一个混成协（旅），分五天陆续出发。直到九月二十三日，荫昌的先头部队，驰抵距离汉口二十多里的刘家庙。由于荫昌所带的部队，正是袁世凯旧部北洋新军的左右二镇，当时已经改为第二镇与第四镇，这两支劲旅和曹锟的第三镇一样，都是袁世凯的基本队伍。荫昌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指挥不动，因此他电奏清廷，要和革命军作战，非起用袁世凯不可。他请朝廷下旨，命袁世凯立即南下督师。

基于此，清廷无奈，先发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荫昌、萨镇水、程允和的水陆各军，一律由袁世凯节制调遣。

廷旨一下，北洋系官兵精神一振，袁宫保退隐洹上以后，他们委委屈屈，饱受倾轧排挤，如今宫保起复，从此又可以扬眉吐气。不过他们到往后才晓得，袁世凯为了他的东山再起还是花了大价钱的。荫昌的保举不过是个引子。辛亥枪声一响，袁世凯马上就叫他的“驻京代表”徐世昌，送了一个数目吓坏人的红包，交到庆亲王的府邸。

有庆亲王接受了他的贿赂，在朝廷里大力支持，袁世凯得了湖广总督的任命，还要搭搭架子。他用“足疾未痊，难荷重任”为词，婉言推却。这一招委实出人意表，连庆亲王都给他搅得莫名其妙，八月二十九日，庆亲王派徐世昌微服南下，到彰德去探问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意思？

九月初徐世昌回到北京，袁、徐合演了一出双簧，他带来了袁世凯非正式提出的条件，如果要他出山，必须：一、由他总揽兵权；二、召开国会；三、组织责任内阁；四、宽容革命党和武昌起义志士。

与此同时，荫昌在湖北孝感急得走投无路，他带去的部队，根本不听指挥，因为袁世凯早已给了他们六字真言的命令：“慢慢走，等等看。”他等得了，如同热锅蚂蚁的清廷却等不及，九月初六解除荫昌督师之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第二镇和第四镇改第一、第二两军，分别由冯国璋和段祺瑞担任“总统”。于是，当天北洋军便攻破了汉口的大智门，妙的是他们得手以后，又是裹足不前。

清廷这才知道，袁世凯纯粹是在讨价还价，不让他达到目的，北洋军便不会为满清打仗。九月初八，山西独立，同一天，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滦州驻军二十镇张绍曾部发动兵谏，电促清廷立宪，组织责任内阁。全国腹心之地已经易帜，东西两面又腹背受敌，清廷一夕数惊，失魂落魄，只好将袁世凯的条件照单全收，九月初九准革命人士组党，释放了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黄复生，十二日任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十三日公布宪法信条十九款。

至此，袁世凯的足疾不药而愈，他矍然南下，督师孝感。北洋系的这个头儿确有两手，他将滦州的张绍曾调任长江宣抚使，解除京畿东路的威胁，对付武汉革命军。他则全面发动攻势，一举克复汉口，然后陈兵江岸，派代表跟鄂军都督黎元洪接洽和谈。

山西独立了，新军第二标标统阎锡山被推举为晋军都督，清廷钦派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移兵石家庄进讨山西。吴禄贞本来就是革命党，他到了石家庄，便和阎锡山接洽合组燕晋联军，直捣京师。他跟阎锡山在娘子关会谈，再回石家庄时，袁世凯不但得到了消息，而且已经指定第六镇骑兵营管带马蕙田为凶手，出其不意，乘其不备，就在正太车站第六镇统制官的办公室里，砍下了这位湖北三杰之一，革命伟人吴禄贞的脑袋。

然后。十月十五日，他派曹锟亲率第三镇驻保定的第一协，西出娘子关，攻打山西革命军。这是第三镇成军以来第一次正式作战，他们面对的是山西全境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以及士气无比高昂的革命军部队。进军路线是从石家庄循正太铁路入晋，第三镇调集了大批车皮和火车头，由于军情紧急，第三镇第一协的部队几乎是首尾相衔，分做四批登车出发。第一批走的是炮兵第三标，炮三标第一营的管带便是吴佩孚，这一支部队由第一协协统卢永祥指挥，第二列车上便是曹锟亲自统领的中军，包括他的卫队营。

正太车站附近宣布戒严，车站月台上车辚辚，马萧萧，官兵们神情凝重，貌至严肃。吴佩孚的那一营炮兵真是训练有素，他们动作敏捷，大炮、马匹、辎重、弹药，井然有序地上了火车。卢永祥正在月台上巡视，他拉住匆匆而过的吴佩孚，满脸堆笑，一伸大拇指，挺亲热地喊着他的号说：

“子玉，你真有一手！”

吴佩孚字子玉，卢永祥字子嘉，吴佩孚跟他的这位老长官，都是时论所谓的“山东五子”之一，在民国十五年前是炙手可热，势莫与京的大军阀。卢永祥性情温和，待人宽厚，以至于有人讥讽他乃庸碌无能之辈。他是山东济南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毕业后被派到第三镇，他从队官（连长），一路升迁到第一协协统（旅长），称得上“久历戎行”，同时也是“一帆风顺”。

他们进军的目的地是井陉，距离石家庄一百二十里，已经接近河北、山西两省交界之处，和素称天险的娘子关遥遥相对。而由井陉到娘子关之间，四面高山罗列，如屏如障，中央则深陷下去一片平阳，形势就像是一口井。曹锟因为晋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已经进抵娘子关上，他惟恐革命军乘虚而入，穿过谷底平地，占领井陉，以高屋建瓴之势，虎视石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占了有利的地形。故所以他一反常例，别出心裁，命令炮三团先行出发，沿途疾驶，不许停车，务期以最快速度，赶到井陉，立即在娘子关的对面山上布好阵地。一方面发炮攻击，一方面扼守河北这边的险要，使接踵而来的部队发动对娘子关的攻击时，可以得到大炮的掩护。

第一列车载了一个炮兵团，车皮过多，站方恐怕影响速度，特地在车皮后面，又加挂一部火车头，前拖后推，施足劲道。吴佩孚的第一营在前，二三两营顺序在后，照说，应该吴佩孚在前面车上，而第三标的刘标统居中，卢协统押阵。但是，临上车的时候，吴佩孚的顶头上司刘标统却派了传令兵来，通知吴佩孚说：标统决定坐第一辆车，要吴佩孚把营部设在第一营官兵之后的那辆车皮上。

当时，吴佩孚也不曾在意，上官命令，惟有遵办。他在列车中央，设了营部，巡视过他部下登车后的情形，跟张福来两人，面对面的坐在一个卡座上。后头，则都是他的卫士和委员文案。

从薄暮时分开始登车，除了吴佩孚那一营，动作最快，登车最早，二三两营，闹哄哄的直到九点来钟，方始连同武器辎重，一一安置妥当。尽管如此，车还不开，因为他们的头儿卢永祥还没有来。

等卢协统带着大批卫士马也上了车，时间已近深夜十一点，身子猛地一晃，吴佩孚莞尔笑笑，跟张福来说：

“好了。总算动了身啦！”

张福来太胖，他早困了，直在呵欠连天，他睡眼惺忪地劝吴佩孚说：

“二哥，你也得好好地睡一觉，到井陉，得天亮，说不定一下车就得开火。”

“你睡你的吧，”吴佩孚把他身边堆着的军毯给拉上，亲昵地拍拍他膝头：“这会儿我还不困。”

蜷缩在火车座上，张福来眼睛都闭上了，他还在含糊不清地说：

“二哥，靠靠也是好的。”

“我知道。”

吴佩孚打开自己的皮包，取出一只电筒，一张军用地图，轻轻地搁在木板桌上。

朝车窗外望一眼，无星无月，一团漆黑，远近的景色，一概不辨。

火车驶出石家庄站不久，全车灯火，倏然熄灭。好了，当时正是伸手不见五指，连人带车，都裹在一片黑暗之中。

纵使明天早晨就要打仗，枪林弹雨，生死莫卜，但是夜太深，车速高，没月没灯，什么也看不见，加上车身不断地在作有节奏的摇晃，因此，吴佩孚的四面八方，鼾声此起彼落，聚蚊成雷。吴佩孚心想，这样也好，弟兄们今夜睡一觉，养足了精神，方可应付明天早晨的一场恶战。

只有自己，闲着也睡不着，百无聊赖，想找点事干。偶尔经过一个驿站，站上却有灯光，吴佩孚用他的三节手电筒，紧贴在窗玻璃上往外照射，强烈的光线照到站牌——大郭村，他再用电筒去看地图，嗯，这是出石家庄后的第一个站呢。再往前去，下一站该是获鹿。

就由于这么一个偶然的想头，无意间的动作，竟使淹滞24年（从他14岁在登州水师营当学兵算起），一直苦乏奥援，屈居人下，郁郁不得志的吴佩孚立下大功，救了全军的性命，获得统制官曹锟的器重赏识。从此平步青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奠立其“百世可师，洵堪不朽”的事业声誉基础。

第四章　秀才带兵，吴曹共鸣

一

横竖是不想睡了，就这么一站站地数下去，每过一站，便在地图上做个记号，数着数着，一连好几个钟头，火车驶过了微水、南张。南张距离目的地井陉太近了，大敌当前，吴佩孚心情渐渐地紧张，他连忙摇醒了张福来，再打着手电筒，将他的传令和卫士统统喊醒。他吩咐他们分别去各车皮，把第一营的全部官兵都叫起来，他要大伙儿保持清醒地状态下车，方可应变。

命令刚发下去，转身走回自己的卡座，手电筒一照，瞧着自己也觉好笑，才喊醒来的张福来，此刻又呼啦呼啦地睡着了。吴佩孚方要伛下身去喊他，车窗外闪过一片灯光，他忙不迭地将电筒射向窗外，恰好照着了站牌——

井陉！

可是，火车居然没停！

电光火石般，一个念头闪入他的脑际，这事大有蹊跷，车过井陉而不停。再往下冲，便是娘子关的那片平阳地。这么说，这整一列车岂不是正要驰入敌阵，叫他们这一团人，全部就歼于革命军的枪炮之下，或者是束手就擒吗？

事急矣，抄起手枪，将张福来猛地一阵摇撼，低声地喝令：

“带着家伙，跟我走！”

七八名卫兵持枪实弹地跟了来，张福来一惊而起，拎着手枪，在吴佩孚的身后紧紧相随。

“出了什么事？”他低声地问。

“别言语，俺们上前头去看看。”

十个人，十条枪，穿过了好几节车厢，快到刘标统的“团部”了，仿佛“团部”所在的车厢里漏出了灯光，吴佩孚轻轻地关照：

“枪上膛，进门以后就散开！”

自己领头，猛地扭开了车门，一跃而入。眼前的景象，几乎使他呆住——

车厢里有十多个人，全都穿着革命军的军装。

“手举起来，不许动！”大喝一声，举枪直指着那一帮人，身后，张福来和八名卫兵一涌而人，两面散开，他们也照吴佩孚的样，枪口对准了“对方”。

更令人惊诧莫名的事情发生了，吴佩孚的顶头上司居然也换穿了革命军装，刘标统从人丛中挤出来，满脸堆笑地说：

“子玉，你这是干嘛？啊，对了，我正要告诉你这件事哩！”

如果吴佩孚的头脑稍微新一点，或是他也有机会受到革命主义的熏陶，那么，在这刻不容发的分际，他肯听刘标统跟他讲一番道理，不但他个人的历史将会改写，整个国家的局面都将为之翻然改观。

可惜，当时他只晓得事情紧急，他板下脸来，叱喝着说：

“标统，对不住您，这会儿我只能认您身上穿的军装，我不能论你是什么人！”

言罢，他再回头下命令：

“再喊些人来，把这些革命党都给我捆上！”然后，又冲着张福来说：“你跟着我。”

通过车厢，开了紧抵着煤车的那扇门，冷风扑面，不禁打了个寒战，吴佩孚带着张福来，在煤块上匍匐前进。哥儿俩跳下火车头，一眼瞅见有两名革命军，一左一右，持枪站在车门口，于是两兄弟不约而同，飞起一脚，将猝不及防的革命军踢下车去。然后，十万火急地问司机：

“赶快！刹车再往回倒，你们使的是什么讯号？”

司机也是骇汗淋漓，没等吴佩孚的话说完，立刻猛拉汽笛，同时把车刹住。乒乒乓乓一阵巨响，山应谷鸣，余音回荡，全车的官兵蓦地从梦中惊醒，一个个惊慌失措地问：

“怎么啦？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呀？”

移时，后面的火车头发来了回声，司机扳动机关，全列火车开始向后急退。就在这一瞬间，驻扎在娘子关上的革命军，眼见满载清军的火车全速驰来，简直是投怀送抱，自入罗网，正在高兴地欢声大叫。突然之间又听到了声声汽笛，再一看火车又在倒回去了，统兵官顿时感到起了变化，一声开火，娘子关上枪炮齐轰，弹如雨下，第三镇炮队在火车上困住，无法还击，颇有了些伤亡。

直等全列火车退回井陉车站，吴佩孚和张福来才跳下火车头来，他下命令给张福来说：

“你去照拂全营弟兄下车，按定作战计划迅速布防，进入阵地，我押这两名司机去见协统。还有。你叫卫士把刚才逮的那些个人也给带来！”

亲自押解两名司机往车站走，卢永祥大梦初醒地下了车，他也派了人去部署防务，自己则挈带参谋卫士，借火车站站长室设了协司令处，他急于要问方才出事的根由，以及当时是怎么样个情形。

俘虏全部押到，吴佩孚进“司令处”见着了卢永祥，才只讲了个大概，站长匆匆地跑进来报告，炮三标的第一列车转了趟娘子关，耽搁了不少的时间。如今后面曹锟坐的第二列车快要到了，第一列车必需立刻让出傍月台的轨道。

于是，卢永祥吩咐卫队营长，好生看守俘虏，他邀吴佩孚同到月台，指挥他们那一列火车让路，眼看着列车驶上另一条路轨，再开始卸炮兵队伍，统制官曹锟亲率一团一营，业已风驰电掣地驶来。

卢永祥跟吴佩孚接到了统制官，曹三爷一下火车就愣了，他问：

“咦？怎么你们还在月台上呀？”

“出了点岔子，”卢永祥抢前一步，低声报告：“请统制官进站再谈。”

曹锟满脸疑云，点点头，大队人马随在身后，“协统司令处”改了“第三镇司令处”，曹锟眼睛一扫被俘虏的革命军惊问：

“这些个人……”

卢永祥伛下身去，附在曹锟的耳边，悄声地报告了吴佩孚建立殊功那一段大概。

脸一沉，曹锟抹着他那两道八字胡，眼睛直盯住刘标统，声声冷笑地说：

“姓刘的，我曹某人待你挺不错呀！”

“统制官！”刘标统昂首挺胸地回答：“这是民族大义，我顾不得私交！”

“喝他妈的！好大的胆子！敢造你他妈的这个反哇！”曹锟一气，秽语四播，他吹胡子瞪眼地说：“罢罢！我懒怠问你的话，子嘉，你让子玉陪着，把这帮子凶神恶煞统统带下去，严刑拷问，必得叫他们供出实情来！”

吴佩孚注意到，跟了曹三爷整五年，这是他第一次喊自己的号——“子玉”。

把俘虏们带到一个大房间，升堂问案。刘标统昔为上司官，今做案下囚，他很痛快，实话实说。原来，他早就同情革命，跟山西方面的革命领袖经常秘密联络，革命军由前敌总指挥姚以价率领，姚以价原是山西新军一标二营的管带，十月二十九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举为都督，跟吴禄贞合组燕晋联军的计划失败。袁世凯派曹锟亲率第三镇一协，由娘子关入晋的消息，便是刘标统暗中知会了姚以价的。

姚以价把这个情报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便尽出新组成的革命军精锐，派姚以价为前敌总指挥，飞速赶赴娘子关，准备迎敌。

在这一段时间，刘标统和姚以价秘使往还，接触频繁，这才定下了这么一条“驱羊入围，瞒天过海”的妙计，由姚以价派人送去革命军帽和标帜，交给刘标统严密收藏。一等火车将到井陉，便由刘标统和他的心腹卫士十余人穿上，然后派两个人经过煤车，直下车头，胁迫司机过井陉站而不停，直往娘子关开。他们计议将火车开到娘子关后面的下盘石，方始停下车来，刘标统他们穿着革命军装先下车，返回革命的阵营。于是，预先埋伏好的革命军一拥而上，将曹锟第三镇的这一个炮兵团全部吃掉，并且缴械。

这个计划果若实现，连卢永祥带炮三标，全体官兵，非死即降，甚至于影响所及，曹统制官既已马失前蹄，他贸贸然地坐看第二列车赶来，多半也将是糊里糊涂地自投罗网。卢永祥昕刘标统一字不遗，侃侃然地说完，事成过去，都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侧过脸去向吴佩孚说：

“子玉，你这回的功劳建得不小！”

下令将一干俘虏收押，卢永祥和吴佩孚联袂同赴镇司令处，向曹三爷详细报告。曹三听后也是汗毛凛凛，惊吓不已，过老半天他才赞扬吴佩孚说：

“子玉，亏你机警、细心！你知道吗，连我在内，这整个第三镇，直隶一省，甚至于紫禁城里的皇上和朝廷，都是你救了的。倘使他们这一招搅成了，他们便可以一鼓作勇拿下石家庄，再往保定、北京，那真是乘虚而来，如入无人之境。”

吴佩孚心中不胜之喜，却是挣红了脸，嗫嗫嚅嚅地在回答：

“哪里哪里……”

“不用说啦，这炮三标就归你带，”曹三爷摇摇摆摆地站起身来，走到吴佩孚的跟前，伸手连拍他的肩膀：“我升你当上校。除此以外，我还得奏报朝廷，重重的给你奖赏！子玉，你等着瞧吧，更好的在后头咧。”

曹锟这一次亲口许下的诺言，只兑现了一半，因为当吴佩孚喜气洋洋地敬礼辞出，卢永祥便去跟曹锟咬耳朵，吴佩孚的功劳诚然不小，可是将来有的是机会给他奖赏提拔。至于整列车一团人差点给革命军拉了走，这件事还是瞒着一点比较好，他说：

“这事要给外头知道了，难免惹人笑话。倘使奏报上去，有人得赏，当然就有人该受处分。”

曹锟一听就明白，卢永祥恐怕朝廷晓得了这件事，他准得罩上“轻忽大意，险误戎机”的罪名。卢永祥是自己的老部下，心腹知己，经常上下其手，朋比为奸，他当然得为他掩盖弭缝。于是，他马上又派人去把吴佩孚找回来，把这其间的轻重厉害，坦坦白白地剖析给他听。吴佩孚非但毫无不满，反而认为两位长官对他既诚恳又近乎，他一口答应，并且还献出一条弭缝的妙策，奏报朝廷的时候，就说是炮三标统带官刘某在井陉啸众哗变，当由卢协统迅予敉平，刘某已予撤职处分。最后一点是由于吴佩孚的力保，曹锟和卢永祥买他的面子，轻轻饶了刘标统的一条性命。

炮兵傍山布阵，步骑二军奋勇冲突，从十月十六日起，第三镇和姚以价统率的光复军连番鏖战。第三镇有优势的兵力和炽烈的炮火，光复军所恃仅是有利的地形与旺盛的斗志，四天血战双方死伤累累，最后光复军弹尽援绝，迫不得已，挥泪撤离。十月二十日，清军第三镇，终于夺下了三晋门户，古有天险之称，因唐朝平阳公主率娘子军驻守而获名的娘子关。

娘子关一破，姚以价率队退回太原。自太原到娘子关上，无险可扼，同时也没兵可守，太原城内，人心大乱。山西都督阎锡山，当时还不知道刘标统密谋败露，功亏一篑，他始终以为娘子关之弃守是中了刘某的诡计，所以他通电全国，痛心疾首，悲愤万状地说：

“……娘子关之役，锡山……守尾生之小信，中衷甲之狡谋，一人失算，万众蒙耻。愧对我三军，愧对我父老，愧对我表里形势之山河，兴言及此，肝肠寸裂！引剑自裁。夫复何惜？……”

光复军紧急会商，仓促决定，大都督阎锡山分兵一半，率总参议赵戴文、总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张树帜出北门，走河曲、攻大同，将入绥远，孤军远去。已不足构成对北京的威胁。副都督温寿泉率台寿民、阎志远、谢桢祥等统兵南征，他们的目标是尽速占领河东根据地，西渡汾河，绕道平陆、芮城和垣曲。

北洋第三镇攻破娘子关，迫使山西光复军分为两路转进，一举解除京畿的威胁，曹锟命令卢永祥率同吴佩孚等部，向南下的光复军衔尾急追。南下山西光复军共有三千多人，另有一千多名民兵和志愿队，实力不强，但是战斗意志十分高昂。他们在十一月十五日，打下黄河北岸的平陆，另以大部向南，进攻陕州（河南北部灵宝、阌县、卢氏三县）。十二月十二日拂晓，满清毅军和北洋第二镇的一部，正在平陆和光复军隔黄河而对峙，卢永祥和吴佩孚匆匆赶到，三支部队的首脑人物举行会议，一商量，毅军和第二镇都怕第三镇后来居上，夺了功劳，他们一致要求：

“我们已经深入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心腹地带，渡过黄河，攻下他们太阳渡的阵地，我们就算克服平陆县城，而且还能截断他们和河南的联络。渡河进攻的力量我们尽有，不劳贵部增派人马，我们只要贵部的炮队支援。”

卢永祥眼睛眄着身旁正襟危坐的吴佩孚说：

“子玉，听见了没有？他们各位只要你的炮队帮忙。”

吴佩孚摇头苦笑地回答：

“只怕，我帮不上这么大的忙。”

连卢永祥在内，都感到错愕惊异，会议桌上，大伙儿怔愣地望着他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吴佩孚不慌不忙，用桌上的纸笔摆起了地图。他一面摆一面解释：

“方才听各位的意见，强渡黄河的地点是佯攻太阳渡，然后直捣平陆县城。喏，这儿是县城，这儿是太阳渡，这儿是黄河南岸，我们带来的辘轳过山炮，就算架在南岸河边，使最大的射程，刚刚只能射过河去，打得着太阳渡，够不着平陆县城。而平陆不但城垣高大，而且还有一道矗起的高岗——北原，光复军有地利可恃，万无一失。倘若他们先放弃太阳渡，诱我深入，等渡河部队登了陆，再从北原居高临下，冲锋反攻，纵使双方就在太阳渡作战，我的炮队也是没法开炮支援。”

“这是为什么呢？”

吴佩孚失声笑了起来，他双手一摊地说道：

“俺总不能连自己的队伍一块儿轰呀！”

“吴统带，”毅军的一位镇台（总兵）面子有点儿罩不住，他冷冷地说：“部队如何进攻，我们已经有所计划，所要求于贵部的，只是在我们强渡之前，用炮火扫荡太阳渡的守军。”

“那——”

“子玉，”卢永祥怕他跟人抬杠，忙不迭地打断了他：“就这么着，待会儿发动攻势的时候，你把炮队全部布置在河岸上。”

“是！”吴佩孚只好隐忍不说，却仍悻悻然地加一句：“我想请镇台大人派一位上级指挥我，我指挥我的炮队。”

负责领军进攻的那位镇台喜出望外，一口应允了。

开完会，卢永祥和吴佩孚并辔齐驱回营的路上，卢永祥顿感困惑地问：

“子玉，你既不赞成他们的进攻计划，为什么又叫他们派人指挥你呢？”

“我不让他们指挥怎么成？”吴佩孚连声苦笑，“头一桩，我料准光复军一定放弃太阳渡，发炮打那个空渡口，我该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再一层，这一仗光复军占了地形的优势，非胜不可。我不想得功劳，也不愿意代人受过，叫他们委罪于我炮兵支援不力。我宁愿受他们的指挥，让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卢永祥还有点将信将疑，他说：

“你真能料得那么准吗？”

吴佩孚耸眉一笑：

“骑驴儿看唱本，走着瞧吧！”

配属于北洋第三镇的炮兵第三标，在吴佩孚的督饬之下，动作迅速，以最快的速度开抵黄河南岸，沿河布阵。炮衣卸除，五六十门过山炮，黑黝黝的炮口，直指北岸的太阳渡。腊月严寒，朔风怒号，黄河滚滚，浊浪滔滔，各炮纷纷的将标尺扳到最高。吴佩孚站在炮队前面，用望远镜远眺，果然不出他的所料，隔河的太阳渡，静悄悄地只有空旷的街道，莫说是人，连狗都不见一条。

毅军方面派来一位参将，吴佩孚必恭必敬，听候他的号令，待他一声瞄准放，炮队立刻硝烟四散，轰然发出雷鸣。于是，毅军和第二镇的步兵，分别登上大小船只，发声喊，奋勇渡河。

直等先头部队将抵北岸，那位参将方始下令停止炮击，他跟吴佩孚都站在炮队之前，手执望远镜，密切注视北岸战事的进行——大队清军顺利进驻被轰成了断垣残壁的太阳渡，不见敌踪，没有战火，他们随即分为东西二路，猛扑平陆县城。太阳渡的河岸上，后至的清军还在忙于络绎登陆。

前队已经进薄城堑，后军渡河竣事。便在这时，平陆北原上枪炮大作，城垣之前烟雾蔽天，人仰马翻，很显然清军猝不及防，吃了败仗。锐气一失，光复军大开城门，鼓噪冲出，两军便在平陆城和太阳渡之间，反复冲杀，拼死肉搏。负责指挥吴佩孚的那位参将，急得直在跳脚，因为两军混战，迹不可分，炮兵阵地又无法推展，清军虽有优势旺炽火力，可惜在这种情形之下，恰如吴佩孚所说的，根本就失却了作用。

这一场浴血鏖战，打了一个上午，光复军舍生取义，越战越勇，清军人数虽多，渐呈不支。肉搏到中午一点多钟，清军死伤四百余人，光复军方面，也有二百多名伤亡，一片沃野，遗尸累累，清军由于伤亡过重，只好下令后退。官兵们亟于抢登船只，渡河而南，趁着这一阵大乱，光复军直逼渡口，于是清军坠河翻船，浪沉溺毙，又造成一次惨重的牺牲。

经过这一次败绩，清军便始终扼守南岸，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而晋南豫北的清军指挥权，也落于北洋第三镇协统卢永祥之手，卢永祥和吴佩孚注视时局，默察大势，都认为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几乎已成既定之局。因此，由卢永祥派出信使，邀约山西光复军副都督温寿泉，到营地举行会议，谈判“和平”。当时，卢永祥的部队除了远戍晋南豫北，他的大队步兵还在扼守自太原到平阳（临汾）的一线，实力和占地之多，都远胜于开府河东的副都督府（山西光复南军）。

卢永祥跟单刀赴会的温寿泉约定，晋南以黄河为界，他希望光复军不要再侵入河南，这一点，温寿泉答应了。与此同时，温寿泉也提出相对要求，在北路，光复军与清军第三镇，同意以曲沃、绛州为中立地区，两军各守防地，互不侵犯。

欣然首肯，卢永祥乃绕道先回平阳。

革命军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清廷一夕数惊。袁世凯当了内阁总理，他先解决滦州、山西的变生肘腋，心腹之患，使北京有个暂时安定的局面，然后便站在革命军与清廷之间，左右逢源，坐收渔利，他玩起手段来，威吓利诱，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清廷的主宰，是一对孤儿寡妇，亦即七岁的小皇帝溥仪和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袁世凯晓得孤儿寡妇好欺侮，他便迭施阴谋诡计。头一步，扬言抑平革命党的气焰，他请宣统皇帝溥仪下“罪己诏”，诏中口口声声都是摄政王载沣的错，先打他的政敌两巴掌，报了载沣逼他退隐的仇。然后，更进一步矫太后旨，历数载沣的罪状，赏他五万大洋的干俸，请他下台一鞠躬。摄政王载沣被罢黜的那一天，袁世凯欣然得意地告诉他的部下说：

“想当年摄政王当国，先就罢斥我。他说我：‘步履维艰，难膺重任’，嗨嗨，这小子他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第二步，他唆使资政院公议：王公亲贵不宜人阁。把满清皇室，元老大臣一概屏于政治圈外，连一再提拔、栽培、搭救、扶掖他的庆亲王都不例外。

第三步，他想尽方法来吓唬隆裕太后母子——那一对置身摇摇欲坠皇位上的孤儿寡妇。

隆裕皇太后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她每次召见袁世凯，都会涕泪交流地说：

“咱们两母子的性命，今儿个是悬在你手上啦！”

袁世凯便报之以“演戏”，他总是指天誓日，矢言尽忠王事——“事不继，则以死事之！”然而，暗底下，他却在宫中密室，和隆裕最信任的太监小德张约定，由小德张负责买通内侍和宫女。叫他们日以继夜的宣传革命军的强盛，以及他们将如何“不利”于皇室，直吓得隆裕心惊胆战，六神无主。袁世凯许给小德张20万现大洋的贿赂，一旦清室退位，立刻付现。

另一方面。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和革命军湖北都督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展开和议，他所提出的惟一主张，便是中华民国应以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等到他自以为进行得差不多了，他便霹雳一声，密令正在前方的北洋第二军统段祺瑞领衔，联合统兵大员42人，电请清廷早日退位，宣布共和。这么一来，隆裕和溥仪，只好哭哭啼啼地但求保全性命。袁世凯乃命令唐绍仪，向伍廷芳提出优待清室八条件，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下诏，率宣统皇帝退位，结束了满清入主中原268年的侵占之局。

二

早在民国元年元旦，根据《临时约法》，由十七省军民代表组织的临时参议院，选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在南京就职，宣布中国定名为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改用阳历。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二月十三日便以国家早日获得统一为前提，以大革命家的襟怀，为民主政治树立良好的楷模，他向参议院提出辞职，推举袁世凯继任，当时，各省都督和临时内阁极力反对，经国父再三劝解，方始承认。

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只有一个条件——国都既然定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南下宣誓就职。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就预料会有这一着，他不愿意南下，进入南方的“势力范围圈”。民国元年元月，他有条不紊地暗中加以部署。首先调曹锟的第三镇，拱卫京畿，设第三镇司令处于南苑。

曹锟为了便于执行卫戍警戒事宜，他按照战时的兵力配备，将炮兵团，工程营、辎重营分开来配属到各步兵标（团）。因此，吴佩孚的炮三标被分散到六个步兵标，每标辖有一个炮队。吴佩孚自己则在曹锟的司令处里办公。

袁世凯晓得临时参议院坚持要他南下就职，否则的话南京临时总统府即将照旧行使职权，二月十四日他就打电报到南京，一方面申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一方面却以“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饰词推托，婉拒南行。

于是，二月十八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宋教仁、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兆铭为欢迎员，由唐绍仪陪同，齐同北上，迎接袁世凯南来就职。

专使团抵达北京，袁世凯竭力笼络，供张极盛，他并且当面答应：

“等北方局面平静，我马上就到南京。”

然而，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民国元年2月29日（阴历正月十二，元宵佳节的前三日），上午。袁世凯在他的家里召集智囊团会议。商讨如何应付专使团频请南下的对策。座中，他的首席智囊杨度（皙子），早已猜中他的心意，当时便说：

“大总统何不叫近畿的部队放把火，开几枪，闹这么一闹？”

袁世凯听了，拊掌大笑道：

“皙子，你真是可人儿！”

于是，他立刻命人打电话到南苑，把他的心腹大将，第三镇统制官曹锟喊来。

他跟曹锟密语长久，当时，曹锟是垂手肃立，脚跟并拢，一迭声地应：“是！”

这天傍晚六点多钟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配属给步兵第九标的炮队，首先溃变。他们驻扎在朝阳门（也叫齐化门）外的东岳庙，六点多钟，他们穿着灰棉军装，提着步枪一拥而出，沿途大呼小叫，枪口朝天放。朝阳门外多的是饭馆子和水果摊，由于变起仓促，门都来不及关，一转眼间，连货带钱，便给乱兵抢了个精光。

炮队一开，东城附近第三镇的队伍，如禄米仓的辎重队，帅府园、煤炸胡同、东城土地庙驻扎的部队，不约而同，纷起响应。守城门的部队不属第三镇，他们一看情形不对，当机立断，先把朝阳门给关上了。

九标炮队一见城门紧闭，又急又光火，拉出过山炮，便向城墙轰。北京的城墙高大坚固，就像铜墙铁壁，连轰了若干炮，仅只射穿了两个小洞，人钻不进去。这时候，禄米仓的辎重队赶来接应，驱退了守城门的队伍，大开朝阳门，把炮队的“弟兄”接进城来，然后炮辎合一，一路向西。

路上见一家抢一家，见什么抢什么。而且沿途朝天开枪，分头放抢，一面抢劫，一面还在相互叫应，吴佩孚这支训练多年的队伍，即使是在溃乱掳掠，仍还显得井然有序。

第三镇的乱兵放抢，不杀人，不奸淫，不动官家的财物，不找洋人的麻烦。他们最注意的目标是当铺、金店、银号、钱铺、蜡铺、粮店，因为那里面有的是现钱。再其次，便是布匹、绸缎、洋杂百货店，其中所有的货物都很值钱。再不然，就是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王公大臣、达官贵人，民国的官员，却是沾也不沾。

逊清的太子太保世续，住在东城灯草胡同，可谓首当其冲，乱兵如蚁附膻，围在府邸门外，却是并不即刻下手。他们推派一位排长，登门求见，世续不敢出门，排长便向管门的说：

“咱们都知道中堂大人仁慈宽厚，咱们并不是有意冒犯，实在是万不得已，只求中堂赏点路费，咱敢保证弟兄们马上撤走。”

管门的进去一报告，世续立刻命人取出五千两银子，送给乱兵。乱兵们得了钱，居然一齐拉开喉咙大喊：

“谢中堂大人赏！”

朝阳门内竹杆巷住了一位度支部的司员，他家里一下子涌入15名乱兵，这位司员请他们坐，叫厨房里预备酒菜款待。乱兵们忸忸怩怩，怪不好意思的，为首的那一个诚诚恳恳地说了真心话：

“俺们这回子捣乱，实在是人家逼出来的。你老要是有富余的钱，借给俺们做些子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去了，俺必定加倍的奉还。这回可实在是对不起的紧呢！”

那位司员听见放抢的丘八（早先老百姓对于军阀部队的专称，因为丘八相加，是个兵字。又称二尺五——军装上衣，多为二尺五寸长。又称七斤半，指旧式步枪的重量。当了面，凡此称呼没人敢提，于是尊之为总爷、老总，免得眼前吃亏），说得这么诚恳坦白，不觉也笑了起来，他回答说：

“我是个穷京官，尤其平生不作守财奴，所以我真的毫无积蓄。不过今儿凑巧，刚刚领到薪水，连封口都没拆哩，列位既然枉驾，商量借贷，我这就拿出来，区区小数，何足言借，算我奉送给各位，可好？”

于是，他取出一百两银子，几十块大洋，外带几大包袱衣裳。乱兵们再三称谢，带走了。过不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拿了另外一个小包袱，送给这位司员的门房，说是：

“这是俺们弟兄的一点儿小意思，请府上留着用吧。”

司员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几十双袜子。这点儿丘八的小意思，原来是抢自附近袜子店的。

四条胡同的义丰钱铺，大门很结实，乱兵们撞不开，他们用叠罗汉的方法，想要翻墙而入，掌柜的一看，情知逃不了，干脆打开大门，接他们进来抢。不一会儿，乱兵捧出大把的银元制钱，叮铃当啷，洒了一地，恰巧有一辆人力车经过。便拉了车夫的差，叫他专拉银元。车夫顺手捞了两把，塞向自己的肚兜。乱兵们看了也不过问。这时候殿后的一名军官也走了出来，北京店铺里掌柜的伙计最讲究礼貌，被劫一空的义丰钱铺掌柜，居然跟在军官身后相送，一面连声地说：

“劳驾，劳驾！”

殿后的军官礼尚往来，嘴里也频频地道：

“借光，借光！”（叨扰，叨扰的意思）。

乱兵打开了利源增布店，将店里的绮罗绸缎抢了个够，他们背着抱着匹头才出门，来了一群胆大而能起哄的中年妇女，一涌而上地说：

“老总，老总，分点儿给咱们！”

乱兵不肯答应，娘子军伸手便抢，认真动起手来，丘八还不如娘子军。悖进悖出，刚抢到的匹头，转眼间便夺去了大半。

第三镇的乱兵究竟有多狠？他们曾有几十个人围攻一家当铺，欲破门而入，正相持间，当铺里的伙计和雇工奇兵突出，一人端一脸盆凉水，排队站在屋顶上，朝大门外的乱兵猛浇。便这么十几盆凉水浇下去，乱兵成了落汤鸡，哆哆嗦嗦地，抱头鼠窜而逃。

乱兵们四处劫掠，土匪地痞乘机而起，他们比乱兵更乱、更狠、更凶，有的给乱兵们当向导，指使他们搜劫富户；有的干脆自己动手抢；更有的甚至趁乱兵人少，势孤力单，黑吃黑，劫夺他们抢来的赃物。土匪地痞越来越多，有“秩序”的放抢就变本加厉，东安市场最先着火，灯市口以北，金鱼胡同以南，受创至为惨重，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洗劫一空。乱兵沿途朝天开枪，冲到了鼓楼东，碰见了奉命前来弹压的军警，老远他们便挥舞手臂，大声地嚷嚷说：

“大家都是吃粮拿饷的，何苦拿咱们邀功？反正咱们不抢衙门就是了！”

军警见他们人多势大，自己也是骇怕，于是掉过脸去，装着不曾看见。

土匪地痞跟乱兵合了流，漏子便扩得更大，大队人马冲到了皮条营、石头胡同、胭脂胡同、陕西巷一带，亦即北京的青楼渊薮，闻名全国的八大胡同风化区。土匪地痞要进去抢，乱兵却拦着不让，他们大声叱喝：

“人家那两钱是容易得来的呀？咱们怎忍心去抢她们的哩！”

经过一家报馆，里面还有灯火，土匪地痞又要进去，给乱兵拖了回来，狠狠地骂：

“报馆里有革命党呀，你们疯啦！咱们惹得起他们吗？”

北京最大的金店兼银号，清末民初，素有“四恒”之称，这一夜除了“恒和”早已关歇，可以说悉数遭殃，损失惨重。恒利为“四恒”之首，半月前他们刚刚将存在珠宝市的金银提回本号，二月二十九日之夜便给抢了白银四十万两，黄金三千两，全部店屋也给烧得精光。隔不多久，乱兵闹到天津，“恒利”的天津分号又损失四十余万两。“恒源”也被乱兵放火烧掉，抢走了三十多万两银子。惟有“恒兴”的掌柜有急智，他敞开大门，厅上灯火辉煌，取几千块银元，装两大布袋，乱兵一来，他立刻躬身出迎，满面笑容地说道：

“列位老总光临，无非是为少了点盘缠，小号敢不从命，让列位光火生气。这儿已经准备了些，数目不大，还请老总们哂纳。”

他这么一说，乱兵们反而感到忸怩，但是他立命伙计取出布袋，把银元往地上一倒。乱兵们不好意思要，他们便殷勤地硬塞硬送，结果总是闹得乱兵脸孔通红地离去。如此接二连三，送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天亮乱平，他家不过损失几万块钱而已。乱起时，枪声劈啪，喊声不绝，全北京城都见到火光烛天，当时气氛之紧张，堪称空前。蔡元培等迎袁南下就职专使，起先住在煤渣胡同逊清贵胄学堂原址，正当乱兵进城放抢地要冲，乱事起时，幸亏他们走得快，人逃出去了，衣服行李损失殆尽。第二天袁世凯招待他们搬到六国饭店，由于这一次恐怖紧张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相信“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北方即将大乱”的说法；再加上“北京兵变”连日腾喧报章，轰动国内外，惊动了洋人，出动了洋兵，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只好接受北上专使的建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出猴儿戏耍到这儿，原该“家”大欢喜，“袁”满结束。可是玩火的人终将自焚，兵变的头一夜，商民损失数百万，人命戕害十三四条，全北京城里的人，饱受了一场虚惊，乱子充的倒不算太大。然而第二天亦即阳历三月初一，乱兵们发了小财，食髓知味，当天凌晨他们满携赃物，纷纷自广渠门，西直门或永定门逃走，上丰台想搭火车去天津或保定。由于车站上军警盘查得紧，多数没有走成。一到夜晚，便又潜回北京，煽动其他的队伍，扩大暴乱范围，遍城明火执仗，焚烧劫掠，乱事扩大。在北京闹了两天，三月初二，居然有两千多名兵与匪，堂而皇之地乘火车到天津，一下火车便开枪、便放抢，这一回他们进退有序，还带有号兵吹号指挥行动。他们在天津抢了一整天，官商损失无算，祸害要比北京更烈。当晚，巡警捕获兵匪四百余名。初三在东马路同时处斩。又酿成一次大流血的惨案。

这帮子乱兵，抢了北京、天津，流风所及，又抢保定、丰台，闹得华北天下大乱，一夕数惊。就拿北京来说，一直到三月二十一日，方始解除戒严，恢复市面。以最保守的估计，城里被劫的四千余家，城外六百余户，商民财产损失，约有数千万元之巨。

头一次兵变，固然使袁世凯捻髯微笑，暗中得意，第二次兵变却就使他大出意表，手足无措，甚至于连他的二儿子袁克文，差点儿陷在城外。袁克文听到兵变消息，飞骑驰回，半路上正好跟乱兵劈面相逢，吓得这位大总统的二公子，在霞公府一带，进退失据，十分狼狈，幸而遇见一个英国人，把他带到英国使馆借宿一宵。可是，他老子袁世凯却也是着了一夜的急了。

“北京兵变”是民国开元以后的一大丑剧，也是往后北洋军阀，跋扈嚣张，盘踞中原，动摇国本，鱼肉人民达十有五年的一大转折点。它由一代奸雄袁世凯一手导演，却系北洋第三镇成军以来的“得意杰作”。袁世凯靠北洋第三镇阴谋窃国，曹锟则靠“北京兵变”“卓著功勋”，扶摇直上，这两个人都因此丑剧大有收获。吴佩孚呢，他最倒霉，“北京兵变”使他苦熬二十多年，方始熬到手的一个炮兵团长，“煮熟的鸭子飞了”，他重又给打入冷宫，而且，使北洋系的大好佬，一个个的对他印象不佳，相当头痛。

兵变发生的那夜，吴佩孚在南苑镇司令处，当他得到消息，说是九标炮辎两队哗变，抢劫，打进北京城去了。把他气得直跳起来——吴佩孚一手训练的队伍会干上这玩意儿，在他简直就不可想象。他拉了张福来，临时组成一个执法队，十万火急地追进城去亲自弹压，然而又来电话，北京九门紧闭，袁大总统存心闹一次“窝里乱”，他把京畿的大军，关在城外。

三月一号早上，袁世凯的头一道命令下来，第三镇第九标官兵溃乱，他调第十标（还是第三镇的）进城，负责保卫总统府。

接着来的第二道命令，袁世凯召集京畿部队团长以上人员和顺天府尹（北京市长），地方治安首长，下午四时到迎宾馆（总统府）开会。会议由袁世凯亲自主持。吴佩孚是第三镇炮标标统（团长），他当然也得出席。当天的会议席上，袁世凯滔滔不绝地指示善后事宜：

一、他听说兵变原因是为了索讨欠饷肇事，所以他下令各军应领欠饷，一律补发，未附变的部队，一次发给犒赏白银二十两。（以此收买军心，抢着了的发笔财，没放抢的也给点儿甜头）。

二、带兵官要剀切开导士兵，并且述明袁大总统的“政见”，然后，全力维持秩序。

三、第三镇统制官曹锟，得“认真”约束该部。第三镇的溃兵，出告示叫他们回来。

四、宣布戒严。

如果吴佩孚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将“大总统南下问题”和兵变的微妙关联，略想一想，或者，他能够察言观色，玩味袁世凯“予心大乐，宽厚无比”的善后指示，他便不该在那个时候慷慨陈词，痛切自责，并且一再强调乱兵不但不能重新收容，而且必须依军法从事，重重地治罪。他在这明系善后措施，实为“论功行赏”的会议席上，就没有发现袁世凯非但不责备曹锟，还在那儿忙着帮他把抢了人、放了火的乱兵找回来，由此可知，他当时语惊四座，简直是大扫其兴，未免太不合时宜。

兵变渐渐地辄止，曹锟最着急的一件事，便是召回旧部，收集枪械。关于前者，袁世凯叫他的陆军总执法处长隆建章出告示：第三镇已溃之兵，应妥为招抚回营，不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他在内城外城指派了专人帮着招抚，同时更设立四处换营地点，欢迎游子归来。

枪械呢，由巡警厅出告示：不管是谁缴来第三镇的枪械，决不追究株连，而且步枪一枝给八块大洋，皮件刺刀完全者，给十二元。

就为镇压暴乱，过于严峻，曹锟一再讽示他从宽处理，吴佩孚却偏要变本加厉，曹锟忙着招抚老兵，吴佩孚则一力坚决反对。他这么凡事都要唱反调，拗着来，使曹锟非常头痛，万分棘手，他对吴佩孚刚刚建立的良好印象，于是又在迅速的褪色，变化。

一脸孔的大义凛然，满肚皮的道德纪律，吴佩孚在袁世凯的眼里，也同样的被认为无法推心置腹，沆瀣一气——这小子不像是咱们北洋系里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吴佩孚的霉运又来了。会议席上见面的时候，袁世凯对吴佩孚的认真负责，敉平变乱，严厉处置不法之徒，当然得备致嘉勉，温语相慰，然而，在内心中，他反倒成了个惹人嫌，沾不得的角色。

因此，闹出惊天动地的北京兵变，身为第三镇统制官的曹锟，非特不受任何处罚，而且，有人给他找枪，有人帮他收抚溃兵。等到后来确定第三镇有了两千多名士兵的缺额，更由袁大总统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磋商，让他在北京、河南两地，设立招兵处，补足空缺。凡此种种“善后”工作都办妥当了，霹雳一声，罪将升官，曹锟终告出任方面大员，袁世凯给了他一个大肥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

相反的，真正处理兵变有功，曾获袁世凯假意激赏的吴佩孚，他也升了官，却是明升暗降，把好不容易捏在手中的一个炮兵团都丢了——曹锟发表他为师部副官长，当了第三师的马弁头儿。

民国二年，袁世凯对付国民党的狰狞面目，逐渐显露，他一手执匕首，一手握金钱，三月二十日，他透过国务总理，他的老搭档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贿买凶手，暗杀国民党伟人宋教仁于上海北站。然后，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高举义旗讨袁，他乃调遣北洋军大举南侵，曹锟的第三镇是他的急先锋，一路攻抵湖南的岳州、长沙。湖南一省，奄有大半，袁世凯遂派汤芗铭为湖南督军，以曹锟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俨然节制四川、湖北、湖南三省。

吴佩孚随第三师节节南下，一路顺利无阻，抵达湖南北部的岳州，第三师师部驻地和长江上游总司令部所在。他的职位是副官长，相当得高。职务却是打杂，亦即副官、马弁、卫士的头儿。无论是谁当上了这个官，除了在主帅面前抽马拉线，剩下来的工作便是给自己搞钱。但是吴佩孚当副官长又跟别人不一样，他生来勤劳俭朴，一团正气，他一心都在国家民族，一心都在夙志和事业。因此，他爱管闲事，但凡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只要是他看不上眼，见着了，晓得了，都得插手要管。今天揭发这一个团的夫子不足，明天指斥某一位部队长官贪污中饱。北洋军中，一贯的作风是上下交征利，尽量饱私囊，有地皮，刮地皮，没地皮，刮自己。师旅团营连排长，除非想要扩充武力，另有企图，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吃空缺不冒领粮秣弹药的。可能要千中挑一！在这种情形之下，像第三镇副官长吴佩孚如此地认真，如此地挑剔，就连曹锟本人也是憋了一肚皮气。

人人都在想着升官发财，惟独第三师的吴副官长是在升官找茬。他整天不断地整顿这，整顿那，检举张三，纠正李四，闹得第三师上上下下，天怒人怨，个个嫌他，他却始终板起一张公事面孔，谁的人情也不领，谁的面子也不卖。不知道有多少次，吴佩孚公事公办，把事情闹僵，险险乎叫曹锟下不了台。曹仲珊气急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嚷大叫：

“吴佩孚这小子干什么不好？干嘛要上第三师吃粮当差？没的把咱逼急了，请他自己卷铺盖。”

第三师各色人等，都把吴副官长看成了喉间刺，眼中钉，吴佩孚在第三师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易卦，贞下起元，他竟驳极而复，否极泰来，居然在无意之间遇见了贵人，一位素以识人著称的大好人，曾有“屠户”之称的湖南督军汤芗铭。

汤芗铭，字铸新，此公得天独厚，出道尤早，只是在国民革命史上却是大糟其糕。这位中国首任众议院院长汤化龙的四弟，是湖北蕲水的世家子。他在逊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便留学法国，参加同盟会，可后来他竟因畏惧而反悔，乘国父孙中山先生外出，用小刀子割破他的皮包，窃得同盟会员名册，誓愿书和往返函牍，将之送赴清廷驻法国公使，亦即吴佩孚在开平武备学堂时的老校长孙宝琦处告密，借以邀功。同时他更向孙宝琦免冠叩首谢罪。幸好孙宝琦深明大义，同情革命，他不愿因此而兴大狱，把旅欧革命人士的誓愿书，全部发还本人，由于这一件事，使旅欧人士对于汤芗铭的为人，极为不齿。

宣统三年（1909年）汤芗铭回国，担任逊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的参谋，后来他归顺革命军，在鄂军都督府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民国元年元月，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黄克强（兴）推荐他为海军部次长。但是到了民国二年，他又摇身一变，投身袁世凯的帐下，靠他哥哥汤化龙在当众议院院长，得为进步党的要角，另加一层，他能调度得了海军的江巡部队。因此，当二次革命爆发，湖南宣布独立，旋不久因为北洋军大举南下，安徽、江西先后失陷，一概沦为北洋系的地盘。坐镇武汉的湖北都督黎元洪，更甘为老袁的爪牙，搜杀国民党，压迫独立省份，湖南都督谭延闽迫于强兵压境，于八月十二日取消独立，由黎元洪担任“调人”，“请”他上北京，被老袁褫夺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九月十七日，袁世凯命汤芗铭率领楚有、楚同等四艘浅水军舰，驶赴岳阳，十月七日到达长沙，把谭闿“请”到北京去，就在这一天，袁世凯发表了他的新职——汤芗铭安然坐上湖南督军的宝座。

然而，汤芗铭单凭那四条小兵舰，干不了那个等于在北洋系最前线的湖南督军，因此，袁世凯才派曹锟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驻扎岳阳，算是替汤芗铭保镖。同时也是他应付南方革命势力的前锋部队。再加上派任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伍祥祯带了他的北洋军第三十九混成旅来，这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控制了湖南的北部。湘南、湘西，则另有湘军驻守。

汤芗铭新附袁世凯，便升堂入室，成了他的心腹，一举酬以“湖南都督”的要职。他感激涕零，于是知恩图报，知袁世凯畏惧国民党，图趁遏止二次革命，将北洋势力推展到长江流域的大好时机，将国民党人士一网打尽，斩草芟根。因此，汤芗铭便专从捕杀国民党上面做功夫，他用素有“活阎罗”之称的华世羲为军法科长，从湖北召来大批侦探。这般人每天出入茶楼酒肆，混迹大街小巷，一天到晚地忙着抓人、杀人，凡是沾上了点嫌疑，抓去不经审问，一概杀掉。汤芗铭在湖南各地，偶语弃市，滥杀无辜，前后总共杀了一万人以上，把一个革命策源地之一的三湘，闹成了黑暗恐怖的世界。湖南人将汤芗铭恨之入骨，所以给他上了一个“屠户”的尊号。

三

驻扎在湖南的北洋军，几乎人人都与湖南人为敌，军民之间，普遍存在着重大的隔阂和憎恨，惟独第三师副官长吴佩孚，非但不以为然，而且认为北洋军的残暴不仁，无异自速其祸，得着机会，他便向曹锟进言，屠杀不是办法，恐怖非为手段。曹锟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仁民爱物”的思想，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吴佩孚几度愤欲离职，却又舍不得自己和北洋系相结合历时十余年的一段渊源，最后仍然是抑制忿愤，勉强留下。不过，他却改变了方式，尽量地跟地方士绅接近，企图争取他们的好感，兴起一种“北洋军并非个个都是坏胚子”的观念。

起头，遭过不少白眼，碰了几次钉子，但他是第三师的副官长，有点权势，能帮老百姓的忙，因此，渐渐地，他有了些湖南士绅朋友，诗酒征逐，吟咏唱和，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

民国二年十二月底，湖南省垣举行民众团体大会，柬邀曹总司令出席致训，曹锟懒怠为这点芝麻小事，专程跑一趟长沙，顺手在信封批了个：“吴副官长代表参加”，命人将请柬拿去交给吴佩孚。

吴佩孚到了长沙，一看这个会规模很大，出席的都是省垣绅学各界，汤都督也到场头一个训了话。因此，轮到他训话的时候，他便灵机一动，用上《史记·项羽本纪》里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主题，剀切陈词，痛陈湖南人重气节，轻生死，湘人投身行伍，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对待湖南老百姓，如果使用专制高压的手段，必然丧失民心，引起纷乱；反不如仁民爱物，使官民、军民打成一片，相信三湘人士，定必“抚我则后”，翕然归心。

这一篇演说，无疑给会场投了一枚炸弹，吴佩孚语重心长，慷慨激昂，与其说他是在训长沙各界，不如说他当面训斥屠户督军。吴佩孚是曹锟的代表，他是第三师的发言人，而汤芗铭督湘，靠的便是北洋第三师的兵力。如今第三师的发言人直指湘督专制高压，恐怖黑暗，更不惜以“丧失民心，引起纷乱”为警告，这岂不是军方显已不值汤芗铭的所为，给暗无天日，沦为俎肉的湖南老百姓，带来了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新希望，怎不教与会各界欣喜如狂。如雷鼓掌，甚至于有人起立欢呼，有人兴奋感动得流下眼泪来。

汤芗铭和一班督署要人，高冠峨服地坐在主席台上，挨了吴佩孚的训，又亲眼目睹他受到全场人士热烈兴奋的欢迎，他们惟有羞愧交加，无地自容，而且心里还暗暗地有些害怕。吴佩孚敢于讲出这一段话，指着和尚骂贼秃，在任何人想来，这位副官长必定是得过曹锟的授意，最低限度，他也得曹锟先点了头才可以。

当晚，汤芗铭请吴佩孚吃饭，转弯抹角，试探吴佩孚那一场爆炸性演说的原意，探来探去，吴佩孚还是他那一套大道理。他并且趁此机会，照他的老脾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该说想说的话，一股脑儿兜出来，根本不理汤芗铭下不下得了台。

诚所谓“歪打正着”，汤芗铭憋了一肚皮气，盛筵散后，找来幕僚一商量，猜不透曹锟的心事，究竟是否跟吴佩孚共一条肚肠，可是不管怎样，吴佩孚是曹锟的副官长，副官长照说是主帅最亲近的心腹，他们朝夕相晤，吴佩孚言之成理的意见，极可能渐渐地影响了曹锟。于是，汤芗铭的幕僚献了一条很高明的应付之策——由汤芗铭出面，去跟曹锟要求，把他的吴副官长借调到督军衙门来，给他一个优差，一方面釜底抽薪，一方面笼络羁縻。尚且还可以使湖南老百姓人心大快，产生汤屠户即将改变作风的错觉。

过不了几天，曹锟上长沙来了。汤芗铭依计行事，备最好的酒席，开上等的洋酒，叫顶漂亮的姑娘，恭请曹三哥。席间，猜拳行令，放浪形骸，直把好酒又好色的曹仲珊，乐得手舞足蹈，呵呵大笑。

于是，汤芗铭把握最有利的时机，提出了他亟于达成的要求，他笑吟吟地说：

“三哥，我们是至好兄弟，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向来不会兜圈子说话，老实不客气吧，我看中了贵师一位了不起的人才，想学个历史上借将的故事，暂时借过来，帮帮我的忙。”

“啊？”曹锟颇感讶异地说：“咱们第三师，居然还有了不起的人才？你说吧，你要借谁？”

汤芗铭凑近曹锟。一字一顿地说：“就是三哥的副官长——吴佩孚。”

“嗯，”曹锟点点头，开始有了心机，他先套一套汤芗铭，问道，“你倒给我说说看，我这位副官长，有哪点儿好？”

汤芗铭坦白承认，他和吴佩孚既无渊源，又是初见，只不过，前几天他来长沙演说，听他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引经据典，有学问，也有眼光，深觉这个人才堪大用。尤其是，当这些湖南人一心排外，把北洋人物视为仇敌的时候，吴佩孚是第三师的高级军官，竟会受到与会各界热烈空前的欢迎，可见他已深获三湘民心，汤芗铭想借重吴佩孚，破除他和湖南百姓间的敌意。

曹锟全神贯注，侧耳倾听，听完以后，心中在想：你做你的都督，我干我的总司令，你当都督完全靠我撑腰，我这总司令原也可以兼领你这个督军的肥缺。袁大总统派北洋大军南下，平定二次革命，拿下长江流域各省，段芝贵当了第一军长兼江西巡抚使，倪嗣冲得了安徽，李纯升任江西都督了。此外，靳云鹏督山东，段祺瑞督湖北，冯国璋督江苏，连吴佩孚自己的老部下第六旅长卢永祥，都得了淞沪护军副使。北洋大将，人人都有了地盘，惟独自己，只挂了个“长江上游总司令”的空头名义——我正嫌你鼾睡于我卧榻之上，这会儿你居然声言调用我最得力的人，帮你巩固政权，天下的便宜，哪能都让你拣了去？当下，他不动声色，虚与委蛇，装出慷慨大方的模样，一口答应说：

“这件事，我这儿没问题，你要借调吴佩孚，我借给你。只不过，吴佩孚好歹也是师部的上校副官长，我必得先问问他自己的意思。”

“那当然，”汤芗铭以为曹锟答应了，事情便算定规，愿望已遂，他欣然色喜，一迭声地说：“多谢三哥费心，将来兄弟必有重谢。”

曹锟付之以深沉地一笑。

然而回到岳州，他立刻把吴佩孚找了来，开门见山，却是瞒了一段问道：

“汤四爷的都督衙门里有个缺，问你想不想去？”

吴佩孚一听，以为又是自己讨了别人的嫌，总司令想把他一脚踢开呢，大丈夫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层上倒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叫他上“汤屠户”那儿助纣为虐，他可是断乎不干。因为有这么一想，他答话的时候，难免带些儿气愤：

“都督衙门的差使，我办不了。”

这个答案和这种态度，正是曹锟所向往的，吴佩孚的“忠诚”，使他开心得很。为了添加自己的得意，他再试探地问一句：

“你到那边，可能有好差使给你啊。”

“再好的差使我也不干，”吴佩孚不胜愤恚地答话：“总司令要是觉着我在这儿不合适，那好办，我这就跟您辞差！”

“这是什么话！”曹锟语若憾然，心实喜之，“啊，子玉，你不想去都督衙门也好。我正想派一个好差使给你哩。”

“总司令的意思是……”

“子嘉调升第十师师长，他那个第六旅旅长的缺，我兼着很久了，”曹锟蔼然地笑着，“谁都知道，这个缺是留给你的，我耽搁下来没向大总统保举，是因为我想让你立一次战功，报上去容易邀准。这会儿我看一时没有什么打仗的机会，再说凡是我报到大总统那儿去的公事，他老人家从来就不曾驳回过，我看咱们不必再等了吧，明儿个我便给你保上去。”

朵云天降，这真是意外之喜，汤芗铭错打正着，造就了吴佩孚更上层楼的机会。吴佩孚又带兵了，军阶也升了一级，袁世凯批准曹锟的保举，北洋政府令派他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

北洋军的番号，师与旅分别排列，一师两旅，第一师辖第一、二旅，第二师辖第三、四旅，第三师便辖第五旅和第六旅了。当时，第三师的第五旅旅长是张学颜。张学颜在北洋系中资格比吴佩孚老，人事关系也比吴佩孚好，他俨然以北洋正统派自居，目高于顶，眼中无人，他对吴佩孚最不佩服，吴佩孚擢升为第六旅旅长，张学颜的反应是声声冷笑，尖酸刻薄地说道：

“马弁头儿也能当旅长呀，嗬，这会儿可有好瞧的哪！连三爷都懂得识人哪，总有那么一天，马弁头儿会骑到我脖子上来哩！”

他倒是料得很准，吴佩孚后来果真当了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学颜不服，一怒离开第三师，把他那个旅长的缺，拱手让给吴佩孚的老把弟——张福来。

民国三年（1914年），41岁的吴佩孚平步青云，当了北洋劲旅第三师的两员旅长之一，统率六千余人，俨然是一员大将。曹锟对他另眼相加，刮目相看，他这才成为曹三爷的心腹肱股，曹三爷事无巨细，必定请教这位汤屠户口中的“了不起的人才”，于是自此以后，曹锟对吴佩孚言听计从。凡此种种，都使最不佩服吴佩孚的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看得益增妒恨，心里极不是滋味。

回复汤芗铭，曹锟按照既定计划，往吴佩孚的身上推，他颇表憾然地告诉汤都督说：

“吴佩孚是个天生的军人，他一心一意只想带兵打仗，什么优差美缺，他都不肯干。我把四爷您的意思跟他一说，他不但不愿意，反而埋怨我尽不让他带兵，没法子，我只好保他当旅长啦！”

民国三至四年，吴佩孚跟着曹锟，于役三湘，驻扎岳阳，在这一段时期，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弥漫全国。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虽然在欧洲打了起来，但是环顾国内。反而形成大风暴来临前夕的暂时静止状态，北洋系的大将分布要津，各人有了各人的地盘。老袁在世，他们便没有闹派系，争权夺利的必要，因为闹了也是白闹，北洋系中从来就不会有过跟老袁分庭抗礼的人物，自王、段、冯以次，任谁见了大总统，都得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他们只要捧住一个袁世凯，就别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干他们横征暴敛，搜刮地皮的勾当，过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自民国初年以迄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统治者，拥兵自重，残民以逞的军阀，便在这两三年间由毛毛虫蜕变为花蝴蝶。

忙着满足其领袖欲、统治权的，反倒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袁世凯。这位五短身材，矮胖臃肿的阴谋家，大奸雄，北京人说他是西山八怪中的癞蛤蟆投胎，“大总统”尚不足餍其贪婪，他还想百尺竿顶再爬一步，完成他万世一系承天建极的皇帝梦。民国三四年间，是他密锣紧鼓，箭在弦上的筹备时期。他变相解散民意机构，废止民元约法，并且因此受到日本人的威胁——一方面也在争取日本这个强邻的奥援，他被迫签订了卖国求荣的中日“二十一条”。他一手执匕首，明杀暗刺，铲除异己；一手握钱囊，收买失意政客，布置劝进丑剧。由总统府改称的清华宫里，袁世凯已经暗暗地试穿过了龙袍。

但是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连他的心腹大将，股肱之臣一律隐瞒，实在瞒不过时便出之以“骗”，诓人的话说得多了，他连他自己都不能相信。对于他一手拔擢，一手栽培的北洋诸将，遂而渐渐地起了戒心。“帝制自为”的筹备工作，他以杨度、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即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这里面全无北洋派的旧人。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自民国三年春天，便开始用他老子小站练兵的办法，着手编练新军中的新军——模范团，目标居然是十个师，跟北洋军的番号几乎便是一对一。两父子要当皇帝和太子，把多年相随的爪牙功狗摒诸门外，从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起，北洋旧人私底下都在嘀咕：“咱们早就不是自己人啦。还尽他妈的什么忠！”

于是，群雄割据逐渐地形成“分崩离析”，等到袁世凯正式登基，蔡松坡他们以一万余人的队伍高举护国义旗，天下翕从，齐声讨袁。袁世凯北洋派的那几根台柱纷纷扯腿，台柱一扯，洪宪皇帝的大场面，轰然一声便砸了。

在民国三、四、五年之中，北洋系中的几员大将，以曹锟的心情最为苦闷。耳濡目染，水涨船高，这时候的曹锟，早就不是当年的曹卖布，三傻子啦，他有领袖欲，更有争权夺利的心。可是，环视宇内，中华民国成了北洋一系的天下，当年出生入死，背七斤半一块儿干出来的弟兄，各有各的高官厚爵，各有各的地盘肥缺，惟独参与密谋，被袁大总统引为心腹知己，把门看家的曹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便当上了第三镇统制，民国四年照旧还是第三师师长，匆匆七八年了，他是官也没升，地盘也没抓，被总统钉死在岳州，替汤芗铭当卫队。

袁大总统想当皇帝，消息越传越盛，把式越来越像，曹锟在岳州，听说民国三年春节，小站旧人去给大总统拜年，已经恢复了满清末年的跪拜之礼，他反倒觉得十分兴奋，那一天他又跟吴佩孚闲聊，一开口便兴冲冲地告诉吴佩孚说：

“子玉，你瞧，咱们快有出头的日子了？”

“大帅是说……”

“老头子当上了皇帝，”曹锟洋洋得意地说：“他必得给咱们好好地安排。”吴佩孚挺深沉地一问：“能比这会儿更好吗？”“准比这会儿好得多。”曹锟答得极有把握。

“何以故呢？”

“我告诉你吧，子玉，”曹锟直捋他的翘胡子：“小站这些个旧人，眼见老头子从洹上出山，步步高升，居然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他们嘴上不说，私底下都有个想头，大总统八年一任，期满改选，只要命活得长，大伙儿全有轮到选上一任的希望。这会儿老头子总统不当要做皇帝，皇帝是世袭，除了袁家子孙，谁也轮不着这一份。我听说今年拜年，冯华甫（国璋）强着段芝泉（祺瑞），给老头子磕了头，再拉他到大爷（袁克定）那儿去，照行跪拜大礼，大爷却大剌剌地坐着不动。这两位全光了火，走出来便愤愤地说：“咱们不能当人家两代的狗！”子玉，你听听这话吧！我敢保险，老头子一旦登基，小站旧人非叛即散，至少要去一大半。”

“嗯。”吴佩孚懂了，他试探着问：“这么说，大帅是赞成大总统登基当皇帝的哕？”

“我当然赞成，”曹锟说得理直气壮：“子玉，这湖南的绅学各界，你都很熟，不信，你去问问他们，兵连祸结，中国乱了这么些年，除了咱们老头子，谁有力量安定这个局面？”

“依大帅所说的，”吴佩孚决心趁机进谏，特地兜了个圈子说，“大总统登基，北洋小站旧人有的会叛，有的会散。其实，反对大总统登基的人还多的是，说个不中听的，万一因此引起了内战，大帅准备怎么办？”

“你我都是大总统一手提拔的，但凡是人，就不该忘恩负义，”曹锟语重心长地道，“万一有事，我们当然是要替老头子出力，死而后已！”

“大帅方才说是该出力，”吴佩孚这才点了题，“要出力，就该先把力量培养大些。老实不客气说，北洋劲旅，素称第三师和第七师，第三师是老兵，老兵的长处是训练有素，作战有经验，缺点则在师老兵疲，日久顽生。大帅你看，咱们队伍里三四十岁的老油子已经占了多数，他们当兵当得久，花样比别人多，如果带兵的稍不注意军纪，不注重平时的训练，不打仗则已，一旦打起仗来，准得捅大娄子。所以我说，不管是替大总统效力也好，为国家抵御外侮也罢，既然眼见中原有事，快打仗了，咱们就该趁此时机，好好地把队伍整顿一下。

否则的话，满清中叶以后八旗兵的松弛懈怠，不分内乱外侮，一打仗就溃不成军，那正是我们今天的榜样！”

“哈哈，子玉！”曹锟两手一拍，打了个哈哈，“你又跟我来这个老套啦！”

“还有，假使为了帝制问题，引起战事，”吴佩孚觉得机不可失，他仍然正色地说道，“兵家胜负，谁也没法预料，大总统成功，固然从此国泰民安，大总统万一……”他打住了不说，“那就要出现一个天下滔滔，征伐不休的局面，真要到了那一步田地，我们势孤力单，总不能任人宰割。因此我的意思是，为大总统着想，我们必须整顿队伍，加强战力。为我们自己打算，我们还更得赶紧的有所准备！”

曹锟听了，沉吟久久，默默无语，然后，他矍然而起，重重地一拍吴佩孚肩头，深切感动地说：

“子玉，你为咱们这个团体，真是煞费苦心，我今儿个必得承认，你说的话，句句都有道理。好吧，让咱们打明儿起，就拿当年的苦干精神，好好地再努力努力！”

于是，曹锟全心全力，埋头练军，整整一年半里他不骛外务，勤勉奋发，跟吴佩孚并肩齐步一块儿苦干。他这一次的埋头努力，使他错过了许多升官发财的机会，却也使他建立了自己未来事业的基础。吴佩孚帮着他，把北洋第三师练成一支实力不可轻侮，军纪最为严明的队伍——于焉成为曹仲珊的真正看家本钱。

果然，不久以后，第三师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1915年9月，袁世凯的乾殿下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世凯，请他速正帝位。这十四省将军中独乏袁世凯的三只鼎足：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跟段芝贵同样热心帝制，矢志拥立的曹锟，榜上无名，却是由于他还不够资格，十四省将军都是有地盘的，他在民国二年经袁世凯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只怕连袁世凯自己都给忘了。

从9月到12月，从要饭的到大阔佬，闹过了层出不穷，不可胜计的劝进活剧，袁世凯这才公然露面，表示态度，向筹安会声明接受各界之劝进。15日，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于1916年元旦登基，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就在筹安会、奏事处、大内总指挥处，纷纷成立的袁氏皇室御用机构，欢天喜地，筹备登基大典的兴头上，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日本士官四杰之一，领导云南革命成功，第一任云南都督，一向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股上刺的蔡松坡（锷），被袁世凯诱至北京加以羁縻软禁了。11月底，他利用妓女小凤仙作掩护，逃出北京，乘车抵达天津，旋于十二月二日赴日，十九日抵达云南，匆匆赶赴昆明。

继蔡松坡而任云南总督的，正是蔡松坡的旧部唐继尧，在蔡松坡回到昆明以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早已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指挥下，络绎抵达云南，如曾任江西都督，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南下的李烈钧，以及滇军将领张子贞、庾恩赐、由云龙、黔军将领王文华，一共有三十多人，他们对于讨袁的军事，早已有所部署。因此当蔡松坡一到，护国军迅即组成，二十三日通电袁世凯，请他取消帝制，并且限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袁世凯却命他的“政事堂”代复一电，说是：“此电想系他人伪造，未便转呈”，企图护国军将领得此转圜机会，加以否认。假把戏玩得既可笑又可怜，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唐继尧等通电宣告云南独立，蔡松坡、李烈钧、戴戡兵分三路，分别向四川、广西、湖南三省进攻。

袁世凯获知护国军的主力是蔡松坡部，同时他也最怕蔡松坡，因而在元月五日，便电令曹锟的第三师和张敬尧的第七师，两师北洋劲旅，悉数开赴川南，扼守自重庆到叙府一线，防堵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松坡北上。

其实，根据松坡将军遗墨所载，护国第一军，一共只有3130人，所领饷粮，不足两个月的用度。而北洋两师精锐，第三师和第七师都是官兵12500人，以25000人对3130人，袁世凯还怕不够。不久，他又增调李长泰的第八师两千人，河南混成第九旅的一个营，山东新兵八百，安武军六百和朱廷灿的步兵一大队，再加上袁世凯心腹，四川都督陈宦带进四川的冯玉祥、伍祯祥、李炳之三个独立混成旅：北洋军的总兵力计达4万余众。

四

曹锟在岳阳奉到袁世凯的电令，立刻召集军官会议，商讨大军出发事宜。路线只有一条，那便是由岳州过洞庭湖，乘船循长江西上，蜀道之险，难于登天。照理说第三师出发的顺序应该第五旅在先，第六旅居后，但是曹锟看见张学颜仿佛有点为难，他便跟吴佩孚说：

“子玉，队伍先开到重庆集中，我看，还是你多辛苦点，由你打前站吧？”

吴佩孚欣然应允，他领了一个团、一个炮兵营、外加工兵、辎重，约有两千余人，先行出发。他那第六旅剩余的部队，便交给曹锟统率，作为中军，张学颜呢，他走在最后。

这是吴佩孚平生第一次入川，一路都是坐船，他的部下纪律严明，行列齐整，沿途给老百姓的印象很好，因此一路毫无碍难。他率队抵达重庆的那一天，是元月三十一日，这时候，护国军也已开抵川南，而且攻势凌厉，攻下了叙府、永宁，同时，戴戡率领的黔军，也正由遵义向重庆方面挺进。

早先在路上，便已经听到消息，袁世凯派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曹锟当副司令，所有在四川的北洋军，都得听张敬尧的节制指挥。当时，张敬尧万里迢遥，老远地从北京城外的南苑赶到，他也只带了一个旅，把队伍安置在合江，便带着看卫队，坐船到重庆来主持军事会议。

张敬尧，字勋臣，段祺瑞的安徽老乡，陆军大学出身，他是段祺瑞的心腹亲信，早年有骁勇善战之称，后来被湖南人讥为“银样锻枪头”，胆小如鼠，贪婪成性。当了一任湖南督军，从他自己到小兵，掳掠搜刮而去的财物不可计数，却反而不战自溃，把枪炮辎重留给了湖南人，因此，湖南人又谑称他是“运输司令”。

袁世凯帝制自为，阴谋窃国，“鸟未尽而弓先藏，兔未死而狗将烹”。他把早年拥立的元勋，关在门外，又叫他的大儿子编练模范团，将他手下的第一员大将，陆军总长段祺瑞连哄带骗，当作满清的王公大臣般，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段祺瑞心中的不平和愤懑，可以想见。因此，当云南护国军起义，袁世凯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请段祺瑞出来替他主持，段祺瑞便学了老袁当年对付清廷的办法，托口“宿疾未愈”，来个闭门不理。袁世凯退而求其次，请江苏都督，他的那条“狗”冯国璋担任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也是依样儿画葫芦，一而再，再而三告病假，安然坐镇南京都督衙门。

号令不行，袁世凯迫不得已，派不出总司令，便分兵两路，第一路司令马继增（北洋第六师长，原驻江西），命他抵挡湖南一路，这马继增在行军途中突然神秘暴卒，由于后来是齐燮元继任的第六师，因此有人说这是齐燮元的第一次行凶弑上。袁世凯派的第二路司令，便是张敬尧，两路军事，由老袁在北京遥为控制，亲自指挥。

张敬尧奉令入川。在他从南苑动身以前，也跟辛亥那年，冯国璋、段祺瑞被清军主帅荫昌统率，南下武汉镇压革命军一样，悄悄地去跟老长官段祺瑞讨主意。因果循环，报应不爽，段祺瑞也是叫他：“慢慢走，等等看”。因为，他跟冯国璋都正在跟北方军人，和南方的护法派人士，进行和议。这跟袁世凯当年一面表示其对清廷的忠诚，一面跟革命军人士举行和谈，又是一脉相传，如出一辙。

所以，张敬尧懒洋洋地到了重庆，召集会议，吴佩孚一听他的部署，心中便大不以为然，原来，张敬尧的战略，竟是将四万余众的北洋精锐，从叙府拉到重庆，在长江南北两岸，分兵设防。他当时的调度是第三师驻泸州，中央策应，李炳之旅分防泸州、綦江一线，他自己带来的一旅驻合江、江津、綦江、涪陵、重庆，冯玉祥分兵一千守内江，伍祥祯分驻成都、资中。四万多队伍，为了防堵三路入侵的护国军，战线竟拉长了一千多里。

吴佩孚听完，好不生气，心想哪有这么窝囊的打法，有十倍以上的兵力不去歼灭敌人，反而分敞开来等着挨揍？气往上撞，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站起来便讲：

“我军已经掌握了很确实的情报，敌人兵力薄弱，粮饷不继，他们正分三路进入川境，我们为什么不运用优势兵力、有利地形和旺盛火力，也分三路对敌加以围歼。像这么样把兵力分散开，敌人不但随时可以穿隙而过，而且，他们更能灵活运用我们的弱点，以大吃小，以强凌弱，然后各个突破！”

吴佩孚理直气壮，说话便冲，张敬尧吃他当面质问，顶撞得下不了台，他认为自己无须把这小小一名旅长看在眼里，因为连吴佩孚的师长曹锟，也得接受他的指挥。于是抹下脸来，眼珠一弹，瞪住吴佩孚，嘴里却是讥诮刻薄地在问：

“吴旅长，你知不知道，咱们这入川的北洋军，为什么要叫第二路？”

吴佩孚也沉着脸，据实回答：“因为还有开到湖南去的第一路。”

“这两路兵的总司令又是谁呢？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因为大总统没有发表。”

“对，大总统是没有发表。”张敬尧诡秘地笑着：“可是，他老人家不发表，正因为这个总司令是他老人家自己担任上了，你明白了吗？”

有点儿恍然，不过，吴佩孚还是得问个明白：

“司令官莫非是说，方才宣布的战略，是大总统亲自订定的？”

“正是！”张敬尧拔尖嗓门，高声一应，再调侃吴佩孚一句：“怎么样？吴旅长，你是否要专程跑一趟清华宫，当面请大总统改变战略？”

纯粹是为凑张敬尧的兴，谄媚讨好，在座的高级军官哄堂大笑。张敬尧转弯抹角绕一大圈，可给吴佩孚碰了个大钉子。吴佩孚脸孔涨得通红，满面怒容，却是无可奈何地沉沉坐下，从这时候起，张敬尧自顾训话，连正眼儿都不瞧他。

吴佩孚率部开到重庆之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领全师官兵，发出独立通电，讨袁檄文，改称护国川军。川军原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约好了和刘存厚同举义旗，但是袁世凯派人以“升官发财”为诱惑，只要周骏守住泸州，守到北洋军到，再会合克服叙府，立奖现大洋四十万，封爵升官。于是，周骏派他的旅长熊祥生为防泸司令，袁世凯当时就封熊祥生为男爵，奖金30万元。

刘存厚师一日之间连克江安、南溪，二月五日，第一路司令（旅长）陈礼门，又攻克和泸州隔江相对的蓝田坝。七日，川滇护国军会师，董鸿勋支队（团）加入攻城战，他们攻下泸州城南隔江的要隘月亮岩，在橘树丛中架起大炮，居高临下，陈礼门下令往熊祥生的旅部猛轰。

时值北洋军李炳之旅开进泸州增援，熊祥生请李炳之吃饭，大开盛筵。哗啦啦的一连串炮弹轰来，硝烟四散，弹片横飞，熊祥生和李炳之吓得丢下筷子，翻墙而逃——熊祥生和李炳之确实是大出意外，因为他们明晓得陈礼门那一旅没带炮兵，轰泸州的大炮，是滇军董鸿勋带来的一个炮兵连。

泸州受到炮击，却是并无一炮还击，这是因为熊、李二旅也是有枪无炮。护国军的一个炮兵连，因而始可发挥最大的威力，控制全城，以及附近的渡口。七日下午四时，护国军借炮火的掩护强渡，攻克罗汉场。宿营一夜，翌晨展开拂晓攻击，节节推进，大军已经掌握了“水淹土地”，泸州之北的“小市”，就在眼前，护国军克服泸州，几已是转瞬间事。泸州城防，危急万状，熊祥生和李炳之，都化装为平民，准备杂在人丛中逃走。

护国军步步进逼，耳闻目睹泸州城里秩序大乱，老百姓的哀哭号叫，声闻十里，于是他们一个个地欢呼雀跃，快步冲前，准备顺利攻进泸州城了。然而就在这时，身后枪声连响，万马奔腾，争先恐后奔上前来的后队，如风吹草偃，惊涛拍岸，齐齐地倒了下去。一彪骑兵，雷霆霹雳般卷将过来，有一位勇将，头裹青巾，右手指挥刀，左手驳壳枪，匹马当先，左手枪连珠般放，右手刀逢人便砍，他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一匹马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护国军惟有四散溃逃。这青巾大马将军的后头，北洋第三师第六旅的炮兵营，有的马匹驮载骑兵，有的马匹拖动过山辘轳炮，冲溃了护国军的胜利在握，进入泸城。他们反而抢在前面，一营炮队引领一团步兵，烟尘滚滚，竟直冲进泸州城去。

吴佩孚刀枪齐施，骤马冲入城内，他杀得起劲，目眦欲裂，怒目奋睛，一伸手抓住一个正待逃出城的北洋军，高声喝问：

“快说，城里最高的地点在哪儿？”

那名小兵怯怯地答：

“忠山”

“在哪儿？

伸手指了指。

瞧明白了，吴佩孚大声下令：

“步兵团邀同守城部门，各就岗位，炮兵营跟着俺，上忠山架炮？”

北洋第三师第六旅，都是些老兵油子，穿这二尺五的棉军装，从前清穿到民国，打山海关外吉林长春穿到北京、保定、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及四川。别看他们平时吊儿郎当，一副懈怠相，打起仗来，有板有眼，不慌不忙，每当面临一种情况，不消带兵官关照，自会把应有部署，一桩桩地做好。

因此，当吴佩孚亲率炮队，出泸州西门，上龙透关内百多尺高的忠山布置炮兵阵地，他麾下的步兵，同时分头出动，各干各的，泸州四门，重又紧闭，老百姓都被劝回家里蹲着。熊祥生、李炳之那两旅官兵，见人家作战，动作敏捷，秩序井然，早先准备放枪开溜的呢，此刻真有点不好意思，悄悄地又回到城墙上。第六旅的步队见城防已很巩固，待城里防务恢复，不愿与熊、李二旅争功，迅即开出西门外，扼守从龙透关到西门一线。

吴佩孚的老把弟张福来这时候已经水涨船高，升了团长，他代表吴佩孚到熊祥生的旅部拜访，切取联络，会商战略。熊李二人惊魂甫定，忙不迭脱下便服换好军装，正待振作精神，上城督战，张福来到了，于是三个人坐下来相互介绍，熊、李这才知道来援的队伍是北洋第三师第六旅，旅长是大名鼎鼎的吴佩孚。

寒暄已过，熊祥生对第六旅的奋勇驰援道了谢，他请李炳之代为指挥城防部队，自己由张福来陪着，骑马上忠山，回拜吴旅长。

才跨上马背，西边，天崩地坼的一声巨响，一团红光，流星般地飞越大江。直射对岸敌阵。

“贵旅官兵真不愧为百战雄师，”熊祥生和张福来并辔而行，衷心赞佩，“吴旅长带着炮队上忠山，我估量他才走到哩，你看，他都布置好阵地开始射击了。”

张福来得意地一笑，他已经无法答话，因为，忠山上众炮齐轰，隆隆炮声震耳欲聋。

吴佩孚、熊祥生站在忠山之巅，吴佩孚亲自指挥炮队，和隔江月亮岩上护国军的大炮对轰。第六旅的炮比护国军多，口径也来得大，射程和威力自非护国军那一连炮兵可比。熊祥生对于吴佩孚观测之精确，判断之迅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知道吴佩孚正是测绘科出身，连日俄大战他都曾做过“讲评”。

隔江炮战，声震天地，忠山与月亮岩，浓烟蔽空，尘土飞扬，护国军的炮打不着吴佩孚的阵地，吴佩孚却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仗着优势的火力，不到半个小时，即已将护国军的炮火，全部压制下去。敌炮可能已被摧毁，也很可能不敢再发炮，以免被吴佩孚发现炮位，消灭无遗。

双方的炮火都停了，吴佩孚这才回过头来，问熊祥生的话：

“对岸敌军的兵力似乎不多？”

“他们的主力，方才在小市被贵旅击退了，对岸只有护国军的一个支队，一团人左右。”

“渡口在哪里？”

熊祥生伸手一指正前方的沙湾。

吴佩孚用望远镜一看，江面很宽，渡口地势平坦，监守部队守在大路上的高地，而左有蓝田坝镇市，右有月亮岩那座小山三方面的火力，都可以控制沙湾，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前强渡，部队伤亡必重。

再看自己这边，忠山左面，城墙下的渡口，广集了好几十艘民船，船上挤满逃难的民众，炮战方终，余悸犹存，一个个蜷缩在舱里。吴佩孚凝视俄顷，蓦地计上心来。他再问熊祥生道：

“熊旅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想跟你借一百名敢死队，暗藏兵器，一概穿上老百姓衣服，其中最好多找些胆大的妇女，凡是肯投效的，每名赏五十大洋。”

“那没有问题”，熊祥生一口答应，他因为得了袁世凯30万的重赏。死守泸州，这区区5000元赏格，他怎好意思叫吴佩孚出，于是，他慷慨地再加一句，“赏兄弟自会发放，不劳吴旅长费心。”

吴佩孚顺便再请熊祥生办几件好事，好言劝促难民舱上的百姓，静悄悄地下船，静悄悄地回家，必须避免为对岸敌军所侦见。然后，他跟熊祥生要五百套老百姓穿的便衣。

不到一个钟头，男女混杂。一百名敢死队，由熊祥生部下的一名连长领着，向吴佩孚报到，同时携来大批的便衣。吴佩孚这边，早已命张福来，在部队中挑选五百精锐——他很细心，晓得北洋军人高马大，特地吩咐张福来，得挑矮个子的，免得那边的护国军起疑心。

与此同时，江边的几十条民船，声色不动地全已腾空。

中华民国五年二月八日，下午五点钟，吴佩孚派张福来，率领好几十条民船，由泸州渡口驶往对岸沙湾，立此大功。船上载有600名军队，一律老百姓打扮，每艘船桅插一面白旗，川军敢死队妇女蹲在船首，北军躲在舱里和船尾。

在沙湾的川军监视队长叫田伯施，他本来就驻防在泸州，对于泸州各方面的情形非常熟悉，他晓得泸州人纷纷准备逃难，集中了几十条民船，因为隔江炮战事起仓促，被困在沙岸的渡口。此刻炮战停止一个多钟头，果见难民船一涌而出，桅顶悬白旗，船首有人高举双手拼命地向这边喊话，他认定这是难民船在开出来了，丝毫不起疑心。

难民船齐头并进，直向沙湾而来，距离越来越近。熊祥生募来的敢死队里，多半是泸州本地人士，和护国川军的官兵都很熟悉，老远的，他们便高声大叫：

“田队长！田队长！这是难民船在开过来！请不要开枪！”

“船上有泸州的绅粮（语：绅士）！还有陈礼门陈司令的朋友！”

泸州人在喊，女人家一齐拉开嗓门叫，满耳都是熟悉的声音，喊的人既对，称呼也不差，田伯施和他的部下当然不疑有他。纷纷地从战壕里、掩体中跳出来，踮脚眺望，他们很想在难民丛中认出自己的亲友。

船只迅速靠岸，先下来的，都是泸州人，他们一脚踏上沙湾，立刻便神色仓皇地四散逃开。他们的动作使沙湾监视队惊了一惊，正错愕间，船舱中的北洋军大声呐喊冲了出来，枪声连珠般响，弹如雨下，监视队一枪未发，阵地全失，大部分被北洋军缴了械，一小部分夺路向蓝田坝逃走。五百名北洋军和近百名川军合在一起，控制沙湾以后，便向月亮岩上的护国军猛攻，滇军凭险抵抗，双方互有伤亡。

那几十艘民船，将船上北洋军和川军全部送抵沙湾，空船遵照吴佩孚的军令，迅即掉首回航，接运更多的增援部队，一时江中船只来往行驶，载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北洋军。月亮岩上的滇军受北洋军步步进逼，兵力悬殊，情势危急，方才为了避免炮位暴露，静寂多时的大炮，此刻只好被迫出而助阵，炮声响处，已经冲上坡的北洋军连忙后退。可是，对岸忠山上的吴佩孚，却又发现了滇军的新炮位，他下令开炮，密集射击，轰得月亮岩上人翻马仰，一株株的橘树连根拔起。滇军禁不住吴佩孚的猛烈炮火，惟有东奔西逃，全线溃退，大炮和枪械，弃了一地。

当敢死队顺利攻占月亮岩，第二支增援部队亦已趁船赶到，吴佩孚亲领大军，恰在第三支增援部队渡江途中。这时，护国川军第一路司令陈礼门所率进攻泸州的部队，自从在小市和水淹土地，被吴佩孚的援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以后，经他和部下支队长（团长）舒荣衢、邓锡侯四下奔走，集合余众，大多数官兵均已归回建制。陈礼门留邓锡侯的第二支队暂驻小市待命。他自己带了舒荣衢的第一支队绕道罗汉场以南，渡江到月亮岩后头，赶来支援月亮岩上被北洋军仰攻的本军。

这位原已稳操胜券，眼看着就要攻下泸州，建立殊勋的陈司令，当他回师赴援，率队赶到月亮山，刚好碰到北洋军进抵山巅。陈司令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北洋军却已在山巅各自找好掩体，或则进入战壕，偃旗息鼓，闷声不响，等陈司令所部进入有效射程，方始一声令下，乱枪齐放。陈司令不幸首当其冲，惨死于乱枪之中。

陈礼门壮烈成仁，他带去的舒荣衢支队，伤亡过半，损失惨重。吴佩孚率部进驻月亮岩，因为天色已晚，第六旅官兵除了留下炮兵在忠山，自吴佩孚以下，全都在月亮岩附近露宿。

当夜，护国川、滇两军，电讯频仍，信使往还，由于月亮岩被吴佩孚攻占，护国军两大据点，蓝田坝和太安场已被截断。护国川军总司令官刘存厚，令舒荣衢守蓝田坝，一面派总预备队长梁镇，把他司令部里的警卫营和补充营，全部开到蓝田坝增援。同时他请滇军董支队守太安场，又星夜自小市调邓锡侯支队，也到太安场上，准备翌晨展开拂晓攻击，由蓝田坝和太安场两面夹击，希望一举收复月亮岩。

因此，吴佩孚他们一宿醒来，东西两线情势早已大变，太安场方面有川、滇军两个团，蓝田坝方面则有川军一团人，两边的敌军总加起来，兵力超过他一倍。尤其，他还陷在腹背受敌，两路夹攻的劣势之中。

依张福来的主张，小市兵退，泸州当面之敌已经集结在蓝田坝和太和场，泸州城全无后顾之忧，城里有熊、李两旅，四个团，江畔有的是船只，为什么不抽调一旅过江，跟第六旅兵分三路，一取蓝田坝，一取太安场呢？

略一沉吟，想起了重庆军事会议席上，张敬尧那副颐指气使，阴阳怪气的腔调，友军的做法如何，令人不敢信任，熊祥生算是个热心忠厚人，然而他是当地土著，肯不肯让李炳之旅留在泸州，由他自己全师而出，赴援泸州南岸，只怕又有问题。因此，他下了决定：

“敌人固然是增了援，可是我军虚实，他们并不清楚，月亮岩这个小山，只能做进攻的起点，尽占着，有什么用？俺们从现在起便放弃了吧，子衡你领一队攻太安场，俺自领一队攻蓝田坝，月亮岩上虚张旗帜，作疑兵状，俺也耍一手空城计。”

吴佩孚的空城计，果然奏效，张福来和吴佩孚各自分兵一半，大声鼓噪，努力向前。那一天，二月九日凌晨，泸州天降大雾，一丈开外，茫然一片，白濛濛的什么也看不见。护国军听说北洋军左右开弓，猛犯护国军两大据点。浓雾中数不清兵马究有多少，但知北军敢来，阵势必定很大，更猜不透吴佩孚会有这种钳形攻势，不设中军预备队，两路人马各走各的打法？因此川、滇二军全都有点心虚发慌，不战自乱。

蓝田坝上，梁镇于深夜抵达，天刚拂晓，便尽出两团之众，分左、中、右三路，采包抄战法，企图利用大雾的掩护，一举克服月亮岩。这一路人马右路绕到月亮岩后，先行出发，左中二路正沿江边衔枚疾走，行进中，突闻北军厉声喊杀，两军前锋撞个正着。吴佩孚又是一马当先，他一面挥众杀敌，一面吩咐号兵，散到四面八方，处处吹起冲锋号来。与此同时，他又命一连部队，回头往沙湾方向跑，占住沙湾渡口，以备万一兵败，有个退路。谁知道这一着闲棋，居然歪打正着，建了大功。

原来护国川军的左翼，一路紧贴着江边走，这两营人在大雾中摸索到沙湾，迎面挨了吴佩孚派去驻守的那一连人射来密集炽烈的火网，跑在前头的成排倒下，后边的人吓得回头便跑。当这一路退到总指挥部，他们想当然地向指挥官梁镇报告：沙湾渡口还有北洋军在源源不绝地渡过江来。

当时，川军中锋正与吴佩孚的主力从事肉搏。北洋军个子大，身体壮，一对一的单打，川军难免吃亏，两军交绥，北洋军的进展，川军已呈不支。这时候，梁镇若将左翼退回来的部队顶上去，吴佩孚立将陷入重围。但是梁镇只听见四面八方冲锋号响，如今据报沙湾方面北洋军还在大量增援，他自然而然便给吴佩孚的疑兵之计唬住了，心想敌军兵多械足，可能十倍于我，自家本是总预备队开上来的，后援无望，死伤又多，这个仗实在打不下去。于是，他命令警备营断后，一路且战且走，绕过蓝田坝市集，退守九川山阵地。

吴佩孚大获全胜，他也不进唾手可得的蓝田坝，以为川军战志已隳，即将全部就歼，他趁势直追，一直追到纳溪城前面的山峦地带。

纳溪是护国川军总司令官刘存厚的总部所在，永宁河与长江会合于此，三面临江，诚所谓背水之阵，后退无路。不过在纳溪城的东北，横亘着两道山峦，前有九川、纱帽山与朝阳观，后有马鞍、头脊梁与棉花坡，大路便从山谷间穿过，形成两座天然的三山阵。于是易守难攻，素为险要。

吴佩孚这一仗胜得容易，难免轻心，午间雾散，梁镇已经开始后退，他却咄咄逼人，衔尾急追。刘存厚的警卫营火力极强，因而从中午打到傍晚，方抵九川山边的大路，梁镇一面指挥队伍进入九川山阵地，一面派出一支队第二营，叫他们利用山势为掩护，在得胜桥一处要隘，设下埋伏。

当吴佩孚头扎青巾，骑匹大马，奋勇掩杀过来，他把川军断后的警卫营追过了得胜桥，大路顺山势一转，眼前不见一个川军。时值隆冬，天黑得快，转瞬间已夜幕四合，吴佩孚看山路险峻，地势复杂，猛地想起了孙子兵法：“穷寇勿追”，刚下令全军后退，山坡之上，第二营的伏兵枪炮齐施，杀声盈谷。吴佩孚一瞧大事不好，果然中了伏兵，拨转马头便走，就这样，前队冲动了后队，石板路窄，两边又是密林陡坡，吴军兵荒马乱，自相践踏，颇有不少伤亡。喜在川军等他溃退了，由于自己的兵力单薄，也就不再追击。吴佩孚这才有机会沿途部勒所部，重整行列，扭亮电筒，燃起火把，耀武扬威地开进蓝田坝去。

蓝田坝遥遥在望，吴佩孚领着队伍行进，突然之间，从一个小山坡上，有个颤抖的声音，大声在问：

“口令！”

吴佩孚的副官耳朵尖，一听便是北方人的口音。他拉开嗓子一吼：

“旅长在这儿那，你没瞧见！”

山坡上的步哨跑下来了。走近吴佩孚的马前，敬了个礼。

吴佩孚不觉一怔，问他：

“你是哪一营那一连的？谁叫你上这儿来放哨的呀？”

哨兵立正报告：张团长攻打太平场不利，这会儿正驻扎在蓝田坝呢。

吴佩孚一听，又是纳闷又是着急。回头吩咐队伍慢慢地往蓝田坝开，他自己带了副官卫士，一夹马腹，飞似的奔向蓝田坝。

找到了张福来，老把弟愁眉苦脸，细说根系。这天清早，他奉命自月亮岩出击太安场，前锋进抵太安场东面，恰与邓锡侯支队劈面相逢，两军展开鏖战。他也曾几度下令冲锋，但是邓锡侯因为他还有部队留在太安场对江的罗汉场——小市一线，惟恐太安一失，断了江那边队伍的归路，因此力战不退。双方打到雾散日出，偏偏自蓝田坝而来进攻月亮岩后路的梁镇右翼，推展到月亮岩上，一个北军不见，扑了个空，又经斥堠探报梁镇中左两路已被吴佩孚击退，这两个营孤军深入，无法归阵，便投太和场而走。

两营人一到太和场，正好赶上邓锡侯大战张福来，两营川军突然掩至，张福来猝不及防，陷入包围。于是反复冲杀，死伤狼藉，一直到黄昏时分，才由张福来亲自领头，冲出一道缺口。三营人死伤过半，一路凄凄惶惶，想找吴佩孚，直奔蓝田坝，没有想到蓝田坝竟是个空城，吴佩孚追击梁镇去了。张福来不明地理，又摸不着吴佩孚此刻究竟在哪里，他只好心忧如焚的，在蓝田坝部署了防务，然后坐等。

直撅撅地站在吴佩孚跟前，张福来嗒丧欲死，埋下头去请罪。

“这那儿能怪你呢，子衡。”吴佩孚和悦地一笑：“我本来就是在行险侥幸么，你能保住了蓝田坝，没让太安场方面的敌军，抄了俺们的后路，论起来你还有功劳一大件呐！”

张福来衷心感激，惕励奋发地说了一句：

“明儿我再带队伍，非要把太安场打下来不可。”

“不。”吴佩孚笑着摇摇头说：“明儿俺们一道儿去！”

二月十日早晨，吴佩孚留两连人守蓝田坝，跟张福来两个，倾巢而出，可是，等他们开到太安场，竟然静悄悄地，不见护国军的踪迹。吴佩孚把队伍扎住，自己骑着匹马，在镇前大路上，踟蹰不前，他派侦探进太安场里，刺探军情。移时，侦探喜滋滋地跑回来，欢声大叫：

“旅长，旅长，镇上的敌军，昨夜早退光啦！”

喜出望外，催队进驻，向当地老百姓一打听——邓锡侯击退了张福来，护国滇军的董鸿勋，亦已获知蓝田坝失守的消息，他跟邓锡侯，当晚发生了歧见。邓锡侯想固守太安，等待刘存厚反攻；董鸿勋却认为太安场四通八连，不宜久守，他怕孤军突出，更怕吴佩孚的炮，运过江来，倘若往月亮岩上一架，太安场可能被夷为平地。再则，川滇两军连日苦战。弹药补充难以为继。士兵也困顿不堪，伤亡尤待整补。最后，他乃以指挥官名义下命令，邓锡侯、田颂尧两支队绕道牛背石，经双河场退到纳溪。他自己则率部由双河场渡过永宁河，转进渠坝驿，等候护国滇军蔡松坡的大队。

昨天损兵折将，死伤及半，今天居然不费一卒一弹，顺利无阻地拿下了太安场，泸州对岸的两大据点，全部收复。护国川军被压退回纳溪小城，孤立无援，成了背城借一之势。刘存厚急得连电蔡松坡求救。护国滇军董鸿勋支队更是被逼退回永宁河南，泸州境内，全无敌军。于是，吴佩孚部署过各地防务，自己则带了旅部人员，遄返泸城。

五

一别四日，泸城风光，大不相同，张敬尧到了泸州，曹锟也抵达重庆，他派来的先头部队，第六旅的王承斌团，业已开赴泸州，遵照张敬尧的将令，接收城防。王承斌接着了吴佩孚，十分之喜，他告诉吴佩孚说：

“大帅已经在由重庆往泸州的路上，不日即可抵达。”

由王承斌陪着，去请见张司令官。吴佩孚力挽狂澜，保住了泸州危城，而且还能趁胜渡江，造成北洋军入川第一次大捷，张敬尧隔江观“火”，当然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当吴佩孚谒见的时候，他少不得要面目一新，回嗔作喜，大大地嘉勉吴佩孚一番，并且故示坦诚地说，他将等曹三爷抵达泸州，然后再会衔呈报大总统，叙一叙吴佩孚的功劳，请求奖赏。

吴佩孚马到成功，旗开得胜，使曹三爷挥师入泸的时候，笑逐颜开，神采飞扬，泸州军民，夹道欢呼，万人空巷，迎接这位袁家军第一路副司令。曹锟见了吴佩孚，子玉子玉的喊得好不亲热，他对吴佩孚备致勖勉，而且逢人吹嘘，他有这么一位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勇将。

张敬尧亲自欢迎曹锟，当天晚上，泸州城里将星云集，大开庆功宴，酒席上，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占尽了风光，然而他最高兴的，还是多认识了几位朋友。川军熊祥生旅长是条好汉，谈吐不俗，言词机智。他部下一位团长刘湘，还是初见，生得相貌堂堂，也是一位胸怀大志，肯于身体力行的人物。李炳之是四川督军陈宦带进四川的三个混成旅旅长之一，今日再会晤，吴佩孚但觉得他为人热情风趣，也是值得一交的。

盛宴既罢，各路来的将军分别就寝，惟有张敬尧与曹锟，一榻横陈，中间搁一套精美绝伦的烟具。两位师长，一边一个，呼呼然大抽其鸦片烟，嘴里得闲，便商量起论功行赏的重大问题来。

北洋军人，名为行赏，实则分赃。泸州解围一仗，当时城里有三名旅长，仗是吴佩孚一个人打的，赃要三旅长均分，而且由于人事背景，利害关系，还得让熊祥生的功劳最大，获奖最重。头天晚上曹锟跟张敬尧商议定了，第二天中午，他便把吴佩孚找来，温蔼婉转，跟他分析解释：

“子玉，谁都知道，这泸州一仗，全是你的功劳。不过，当时在泸州，还有两位旅长，倘使功劳簿上只记你一笔，那他们二位便有罪了。这个道理，想必我不说，你也能够懂得？”

“是的。”吴佩孚对这个问题，兴趣似乎不高。

于是，曹锟很高兴了，他再进一步说明：

“咱们是老头子的嫡系队伍，自家人，总得让人家一点。那熊祥生本来是刘存厚的部下，他反对刘存厚，投效大总统，光这份功劳，就值得重赏，这是咱们第一得让着点儿的。其次呢，李炳之他是陈二庵的……”

“这些我都知道”，吴佩孚打断了曹锟的话，他挺豪爽地说，“军人打仗，本来是天职，俺不是图着奖赏才拼命的。大帅，您知道俺的脾气，奖赏的事，大帅不必问俺，大帅要怎么办，便怎么办！”

“好极了，子玉！”曹锟不胜之喜，重重地一拍他肩头，然后，又附耳悄声告道：“你放心，除了我跟张勋臣（敬尧）这一次的保奏以外，我会向老头子上个密本，保举你升中将！”

民国五年二月六日，泸州南岸战况紧急，不几天袁世凯便在新华宫里得到消息，说是泸州已被护国军攻破，与此同时，湘西的麻阳、晃县也被护国黔军光复。当时，可把袁大总统吓得手足无措，茶饭不思。他已在准备下令缓办帝政，撤销大典筹备处，一心从善如流，改邪归正。

然而，不久以后，张敬尧、曹锟会衔的报捷电到，袁世凯大喜过望，手舞足蹈，因此，这一次他对吴佩孚等真是破格奖赏，“圣恩浩荡”。当天他下了条谕。由于公事手续关系，明令是在中华民国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发表，袁大总统“论”功行赏，封赠如下：

熊祥生特封二等男爵

吴佩孚特封三等男爵

李炳之特封三等男爵

王承斌特封一等轻车都尉

为什么要叫“特”封，正因为这一次的封赠，确实是破了袁世凯的惯例，袁世凯的爵赏，向以职位定高低。连师长和独当方面的镇守使，都够不上封爵的资格，而只能封以男爵爵位以次的“轻车都尉”。这一回，连曹锟、张敬尧都还巴不上“爵”呢，而熊、吴、李三位却已破格奖赏，占了先筹，那还能不叫“特”吗？

袁世凯获一小胜，便“龙”心大悦，声势陡振，他的奖赏非仅封爵而已，他不惜拼老命，遥摄“征”滇军，下令政府官员减薪，节省公帑，重赏前线官兵。老袁亲自颁布奖赏办法，只要立功，便可以在下列四项奖赏方式中。自行择其一：

一、晋爵，如男爵晋子爵，子爵晋侯爵。

二、升秩，如少将升中将，中将升上将。

三、加官，如旅长加师长，师长加督军。

四、赏食双俸，亦即支领加倍的薪饷。如再立功，还可以加倍之后再加倍。

有了鼓舞精神的奖励，他更兼及实惠。袁世凯命人采办大量的腌牛腌猪、罐头美酒、珠玩绸缎、钟表器皿，甚至于字画碑帖。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一批批地运到前线去奖赏，去犒军。舍此而外，他更别运机抒，独出心裁，订定了奖章年俸制，立功军官，分别颁发一至五等宝星章，得了这种奖章的，可以享受终身年俸。其发放标准，一如下述：

一、一等宝星章，每年支干俸三千元。

二、二等宝星章，每年支干俸二千元。

三、三等宝星章，每年支干俸一千元。

四、四等宝星章，每年支干俸五百元。

五、五等宝星章，每年支干俸二百五十元。

在民国初年，物价便宜。任何家庭一年有二百五十元的收入，便可以过得舒舒服服，衣食无缺了。而这五等宝星章所得的年俸是终身享有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袁世凯的赏格不可谓不重；试想，只要立一次小功，便就获得一辈子的生活保障。

泸州之役，获得胜利，是吴佩孚一生之中，第一次亲率大军，独当方面的作战，从援泸州到力克蓝田坝、太安场两据点，压迫护国川、滇二军节节败退，处处都是战术的运用，由于奇兵突出，制敌机先而获致成功。由于这一仗，使吴佩孚加入北洋系后，十六七年来，第一次获得袁世凯的激赏、器重。倘若北洋军能够一路打胜仗，而袁世凯的命活得长些（他自己并不讳言，常说他家祖先历代没有活过59岁的，而袁世凯死时也恰好得年58），吴佩孚可能成了袁氏王朝的开国元勋，他将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遂了平生的大愿，胜算实在很大。然而，他一生的命运，总是在作周期性的起伏，甚且每每才及高峰，立刻便峰回路转，一泻千里，民国五年入川“征滇”一役，自不例外。他经过此次小胜，到曹锟入泸，蔡松坡领军北上，情势便陡然转变，北洋军自此以后，连战连败，连主帅曹锟，都险乎送了性命。

二月十五日，曹锟见吴佩孚一战成功，以为护国军局处纳溪，已届穷途末路，他见猎心喜，决意亲自出阵，将护国军残部予以肃清，他命吴佩孚第六旅的张福来团，分守蓝田坝、太和场。自己率领新到的王承斌团，张敬尧的一个旅，还有川军熊祥生旅的大部。分兵二路：一路由曹锟领军，集第七师的一旅，王承斌团为主力，由牛背石绕双河场，用十余艘木船，架设机关枪，强渡永宁河，直拊纳溪之背面的冠山和安富街。另一路是川军熊祥生，则由双河场仰攻棉花坡，阻止纳溪当面守军主力驰援。

迂回侧击，乘虚直入，这个战略定得很好，而且也几乎得手。当天，护国滇军的何海清、禄国藩两个支队（团）都到了纳溪，刘存勋和他们合兵进攻蓝田坝，何、禄两支队已在前进途中，刘存勋正集合所部在东关外较场坝训话，突然之间枪声大作，炮弹呼啸，原来是曹锟的大队到了。他们以优势火力击溃扼守渡口的滇军，强渡永宁，推进到冠山之南的甘蔗田里，向冠山、较场坝和冠山后的安富街，施以猛烈炮轰。熊祥生的那一路，则已突破棉花坡川军右翼，进抵棉花坡的西端。

北洋军乘虚蹈隙，护国军变起仓促，急忙调集各营，竭力防堵，曹锟已经几度冲到冠山之下，都由于川军寸土必争，前仆后继，结果又退了下来。这时候，他犯了一项错误，将大部队集中在大树下的甘蔗林里，被冠山上的川军，居高临下，看得一清二楚，步枪打不到，刘存厚便下命令集结炮队，拖上冠山，派吴定远为指挥官，连番轰击，使北洋军无从躲避，死伤颇重。至此，刘存厚又使何海清支队绕赶场坝击其左，谢松一营驰赴永宁河右岸击其右，曹锟三面受敌，军心大乱，沿途放火，焚烧民房，循青龙嘴向高洞场溃退。

曹锟一退，溃兵争先恐后，漫山遍野，刘存厚和来援的滇军，正好将进迫蓝田坝的部队，全体来个右转弯，赶赴冠山至高洞场一线，见到北洋军，便冲锋肉搏，施以猛攻。曹锟兵败如山倒，只顾抱头鼠窜而逃，护国军一路穷追猛打，北洋军简直全无还手之功，不但死伤累累，而且把大炮、机关枪，以及无数辎重，全部丢了个精光。

熊祥生还在棉花坡上苦战，听说曹锟三四千人的大队，打不下区区冠山，居然全线溃退。起先不敢相信，俄而遥闻枪炮喊杀之声，越来越近，他这才霍然警觉，抽身急走；却被当面的川军工兵营和两个步兵连，狠狠地咬住了尾巴，偷袭不成，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曹锟的大队一路挨打，溃不成军，第三师的警卫营，拥着曹大帅，在山路崎岖的地区，狼奔豕突，但见群山叠岭，连绵不尽，又苦于地势不熟，并被护国军轮番攻击，伤亡甚大，处境危险万分。好不容易逃到高洞场，再往前走，竟在一座峡谷，被护国军抢先占住了两畔的山头，更堵塞了谷口通往蓝田坝的小路。于是，前后左右，全是敌军，曹锟进退失据，冲突不出，真正到了上天无门，入地无路的绝境。

幸好围困曹锟的护国军没有带大炮，他们在两座山头上。以高屋建瓴之势，使机关枪和步枪，密集射击。曹锟见势不好。从马背上直滚下来，将手枪举起，高声地呼叱：

“各自找掩护，沉着应战！谁敢弃军逃走，当场格杀勿论！”

然后，他带了几名参谋卫士，躲进一个小山洞。山头上的护国军，眼看着他们进去，于是，不停地向洞口射击，他们用火网封锁了曹大帅的出路。这一来，曹大帅更是千钧一发，面临了生死关头。

曹锟被困“死谷”，一困便是两个小时。这其间，曹锟的溃兵跑外圈，熊祥生的败军跑内圈，因此反倒是熊祥生的先头部队，早到蓝田坝镇。吴佩孚早已接获护国军反攻蓝田坝的消息，他正率领所部，进入蓝田坝外的战壕，远远瞧见尘土起处，人马奔驰甚急，他还以为是护国军的骑兵在打冲锋呢。等他听到熊祥生大呼小叫，骤马驰来，这才明白是本军失利，吴佩孚跳出战壕迎着熊祥生，听他气急败坏，说曹大帅全线溃败，下落不明。他神色大变，再问一声大队后撤的方向，立刻将蓝田坝的防务，交请熊旅长代为负责，火速点了五十余名骑队，快马加鞭，向高洞场方面飞奔而去。

幸亏不久便遇上了溃军小队，内中有人告诉吴佩孚，曹大帅被困死谷，护国军集结越来越厚，吴佩孚听了，来不及答话，更顾不得增调兵马，便带这五十余骁骑，朝那枪声密集的死谷赶去。围困死谷的护国军，数倍于他自己，护国军已在进行活捉曹锟了，吴佩孚相度地势，定了突围援救的方针，大声地发令：

“跟着我，往右面的山头冲！”

五六十匹怒马，五六十名勇士，五六十杆弹无虚发的马枪与手枪，似一股狂飕，冲散了山下护国军，也驱退了山头的围兵。右山原比左山高，吴佩孚使一半弟兄压制左山头的敌阵。把他们逼回山后树林，他领着另一半人，就斜坡打一次冲锋，踹平了谷口的轻机枪阵地。他自己一匹马谷前谷后的寻大帅，终于看见曹三爷面无人色地钻出受困两个钟头的山洞来。三爷卫队，不死即伤，两军合在一处，也不过一百余名，吴佩孚把自己的座骑让给曹锟，自己下马步战，一支虎口逃生的北洋军，步上通往蓝田坝的石板路。当晚，吴佩孚陪侍曹锟，回到泸州。

曹三爷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当吴佩孚帮着他集合溃卒，清点“战果”，这一仗败得委实不小，士兵伤亡一千七百余人，曹锟带去的旅长一位、团长三名，连王承斌在内全受了伤，营长十员，死伤率为十分之九。不过，申报新华宫，袁世凯为了正在用兵之际，打了败仗也得有赏，他不曾得着曹锟的败耗，却先收到冯玉祥攻克了纳溪、叙府的捷报，袁世凯喜不自胜，连声喝彩，一口气颁下了几道命令：封冯玉祥为三等男爵，说“该旅长忠勇奋发。极堪嘉奖。”熊祥生、吴佩孚升任中将，熊祥生部下的团长刘湘得勋五位，升任少将。第二路司令张敬尧，得了勋三位，外加上将衔。

冯玉祥是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他和李炳之、伍祥祯两个混成旅，都是跟着四川督军陈宦入川的。吴佩孚大战泸州，他的部队驻防在内江，听说北军在泸州得利，刘存厚退守纳溪，他便趁势挺进，把队伍开到叙府，驱散了少数守军，垂手而得这么一桩大功。由于吴佩孚渡江成功，占领蓝田坝和太安场，北洋军才得了点甜头，曹锟和冯玉祥都跃跃欲试，亲冒锋镝，其结果是一个胜得侥幸之至，一个败得丢人现世。

曹锟素来胆怯，这次冒昧打个冲锋，进攻纳溪，险乎送掉了性命，而且损兵折将，武器辎重也不知道损失多少。羞愧忿愤，极其懊恼，回到泸州，他便闭门不出，把吴佩孚喊来商议，他先谢过吴佩孚的奋勇赴援，救他出险，然后，他便摇头叹息，十分感慨地说：

“子玉，不是我吃了回亏，便把胆子吓小了。说实在的，眼跟前这个仗，很不好打。”

吴佩孚惊讶地问：

“大帅，您的意思是……”

“这一带，到处都是山，路窄，弯多，地形复杂，莫说大炮，就连重机关枪都没法施展”，曹锟愁眉苦脸地说：“还有一层，咱们的子弹带得多，弟兄们在山高林密的地方作战，地方生，路不熟，一见风吹草动，忙不迭地趴下来放枪，白费子弹不算，位置先就暴露了。看人家川滇军，子弹少，且宝贵呐，就能挺到面面相对，鼻子眼睛全看清楚了才开火，那可不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一双？”

“大帅说得一点也不错，”吴佩孚笑笑，“所以，我每到一处地方，总是自己先出去勘察地形，把地势摸清楚了，再带着弟兄们前进。”

“啊，提起这个，我正要跟你说咧，”曹锟瞅了一眼吴佩孚，方道：“你作起战来，一向身先士卒，骑马冲锋，这样固然是好。不过你现在当了旅长，便是方面大将，万一有个失误，就会影响全线，反而误了大事。子玉，你以后还是小心谨慎一点，这也是兵法里的为将之道啊。”

一片诚心，无限关注，吴佩孚听了，心中惟有感激。他频频颔首地应了声是。

“唉！”喟然一声长叹，曹锟这才引到正题上来，“想咱们北洋第三师，一向是老头子看家的队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咱们出风头的时候，张勋臣那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会儿要咱们接受他的指挥，我看他今儿是存心要我好看，我带一旅一个团，张勋臣的队伍且不肯卖力，吃了点亏，马上就退。否则的话，我怎么会被围？”

这是曹锟的老脾气，一不如意，便埋怨别人，塞责推诿，吴佩孚侍候他久了，司空见惯，当下也不以为意，不置一词，听了就算。

“他跟我来这一手，”曹锟又道，“以后咱们倒不可不防备，子玉，你听我的，从今而后咱们抱定方针，事不关己不操心，是非皆因强出头。吃一回亏，学一次乖，你我都别再那么卯上了，有功劳也好，没功劳也罢，咱们第三师这以后只充后队，绝对不打先锋。”

这便是曹锟召吴佩孚来密谈，指示机宜，面授的“最高战略”。军人首重服从。尤其曹三爷这么绕弯子说话，用意无非是想要吴佩孚跟他齐同步骤，采取一致态度。他无法推托，惟有应允。自此他和曹锟不再自告奋勇的向前，第三师在四川，专打无可奈何，逼上门来的仗。

张敬尧对于曹锟之败十分不满。但是曹三哥跟他来一个接连多日闭门不见，他晓得他是为了颜面关系，只索一笑置之。曹仲珊是袁大总统的心腹，碍着这一层，他向北京轻描淡写地报了这一次败绩。这就是袁世凯第二次论功行赏，张敬尧加上将衔，吴佩孚、熊祥生实升中将，惟有副司令兼第三师长曹锟一字不提的原因。

从二月中旬到当月底，蔡松坡率领的护国军，陆续地向泸州方面集中，北洋军则暗中准备，迎接大战，张敬尧、曹锟双双坐镇泸城。其间张敬尧曾亲率本部官兵，和熊祥生的一部，由蓝田坝深入纳溪正西马鞍山的棉花坡，兵分三路，发动仰攻。山上的守军只有护国滇军1500人，张敬尧挥师久攻不下，忽然天降大雨，山坡泥泞，北军一个个地跌成了泥人儿，滇军趁机反攻，张敬尧大败，所部阵亡三百余，熊祥生且大腿受伤。曹锟得讯眉飞色舞，精神一振，因为正司令张敬尧这一仗败得比他更不光彩。

三月十八日，护国军开始总攻击，川滇两军会合，由蔡松坡亲自指挥，十八日撵走了冯玉祥，克服叙府，然后分为两路，急起直追。攻江安的一路连战连捷，北洋军的总兵站长陈庆被俘，张敬尧第七师带来的炮，全部丢了，气得张司令要拔枪自杀；向纳溪的一路也是势如破竹，把北洋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两路军进展神速，三月二十二日便合兵一处，进逼泸州，当日下午张、曹和吴佩孚等上忠山去观察敌阵，但见护国军旗帜鲜明，行列齐整，源源地向泸州而来。大军蜿蜒行进，像是一条长龙，吴佩孚用望远镜眺望，一面默默估计，移时他一声苦笑说道：

“南军大队在前，弹药辎重在后，队伍至少有三里路长。”

“差不离，”曹锟点点头说，“谍报说他们有一万多人。”

商议拒敌之计，张敬尧请曹锟率王承斌团和他第七师的一团人，出龙透关据守化羊山，等护国军一到，立予“迎头痛击”；吴佩孚和李炳之则各率本部一团人马，加强蓝田坝到月亮岩一线的防务，挡住纳溪来的护国军；他自己坐镇忠山，负责指挥，并且守城。

两路拒敌人马，在当天晚间即已进入阵地，吴佩孚和李炳之协议，由李炳之守月亮岩和沙湾渡口，吴佩孚带着张福来的一团人，进蓝田坝镇上增强防务。曹锟兵败纳溪，吴佩孚紧急驰援，并且保着他渡江还泸以后，蓝田坝便交由第七师的队伍驻守。此刻吴佩孚、张福来旧地重游，夜间带着护兵马弁，上镇前镇后走走，无星无月，一片漆黑，仅只街中央有灯光闪亮，走过去看时，竟是方才见过的第七师几位连排长、司务长在那儿大酒大肉，呼卢喝雉的推着牌九，一人手里还搂着个女人——大都神色恓惶，面容憔悴，一望而知是强行抢来的良家妇女。

“呸！”吴佩孚恨恨地往地面一啐，“像这样胡来的军官，北军就有一百万，也打不赢这个仗！”

“管他的哩，二哥，”张福来轻轻地劝他，“这是张勋臣的队伍，又不是咱们的。大帅不是跟二哥提过？事不干己莫操心！”

愤愤然地抽身便走，“淫为乱阶，奸近于杀”，吴佩孚一辈子最恨部属犯奸淫，何况这般低级军官圈住老百姓的妻女陪着赌钱喝酒？他正气得说不出话，偏有他的一名卫士声声冷笑地说：

“像这样还算是好的呢！旅长您没瞧见，村子前头战壕里面，还支着帐子铺上褥子咧！”

吴佩孚听后一愣，忙问：

“支帐子、铺褥子干嘛？”

“还有好事干吗？”又一名卫士岔了嘴。“旅长您看这村子上的百姓全不见了，就因为他们受不了第七师的骚扰，男的拉去当夫子，女的拖上前线陪睡觉。”

“真有这种事？”

“旅长，真有。”那个卫兵应声答道，“北洋军就为这码子事出了名啦，大白天里，炮弹枪弹在头顶上飞，都有人搂着娘儿们在帐子里垫褥上胡来。”

又有一名卫士愤愤然地接了腔：

“多两个少两个罢了，第七师的队伍都带得有抢来的女人，去到哪儿带到哪儿，白天里也好夜里头也罢，大伙儿轮流糟蹋。本地人恨透了这一手，所以瞧见失队伍的北洋军就杀。殊不知这里头固然有应该的，可也有遭了冤枉的呀！”

“走！”吴佩孚脸都气黄了，“我们到前面阵地上去瞧瞧！”

“二哥！”张福来伸手拦了他一把，“夜深了，你该憩息，犯不上去管这门子闲事！”

“不，”吴佩孚坚决拒绝，“谁无妻女，谁无姊妹？这不是闲事，要是他们所说的属实，咱们跑一趟就可以救下几个遭难的女人来！”

张福来无奈，只好跟着他走到蓝田坝前的阵地，老远便瞧见战壕里有闪闪的灯光，听见有猥亵的浪笑，夹杂着女人的啼哭哀求。吴佩孚快步冲上前去，卫士亮起手电筒一照——那真是古今中外前所未见的战地怪现象，卫士们说的一点儿也不差，战壕里有支着帐子，有铺起垫褥，女人的衣服鞋袜到处弃置。士兵们都变成了野兽，恬不知耻的当众淫辱妇女，他们把这惨无人道的行为视作消遣，借以打发这大战前夕的漫漫长夜。

一排兵，三十来名，居然羁留了七八个女人。

吴佩孚气涌如山，勃然大怒，将排长喊来，骂了个狗血喷头，野兽们又变成伤弓之鸟，吓得赶紧离开了女人，急急忙忙穿好军装，畏畏葸葸缩到黑暗角落里去。受辱的女人慌慌张张，乱抓些东西来遮住自己的赤身露体。然后齐同一致放声大哭，双手捂脸，一迭声地哭喊：

“长官呀，做做好事，放我们回家啊！”

其实她们还不知道，她们已无家可归，家中财物被北军掳掠一空，父兄丈夫不是逃走便是被北军拉了夫子。吴佩孚叫她们穿好衣服，温语相慰，派马弁送她们回蓝田坝，找间空屋子让她们暂时住下。第七师的官兵他不便直接惩罚，他请张福来记好他们的番号和人数，他目眦将裂，咬牙切齿地说：

“赶明儿我非报告司令官不可，看他怎么处罚！你们要是我第三师的，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得把你们全体枪毙！”

痛心疾首，又带着一行人往回路上走，他一转身那名挨骂的排长便嗤之以鼻：

“报告司令官又怎么样？战地上带着娘儿们的，且多着呢！”

幸亏吴佩孚没有听见。

六

闹了半夜，天亮了，是为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蔡松坡猛攻泸州之役宣告揭幕。曹锟把第七师的一个团，布置在化羊山前，大约2500米的况场；王承斌的一团则全部集中在化羊山上，面对一万余众的川滇联军，他打算稍一接触便退回龙透关。这个打算是对的，可是他采取纵线部署，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

蓝田坝当面全无敌踪，吴佩孚得以很悠闲地，站在蓝田坝外江边上观战。越过大江，他所站立的地方，跟化羊山相距也不过二千五六百米。

当他看见第七师的一个团，在向况场推进，抵达那十字路口，立刻进入阵地。吴佩孚略一沉吟，回过头去低声地吩咐张福来：

“快上沙湾去一趟，跟李炳之商量一下，把渡口的船只，尽可能调一批到这头来。”

蹄声“得得”，张福来领命去了。吴佩孚立马江干，眼见护国军的大炮，开始向况场轰击。

还没有等到护国军露面，第七师的那一团回身便退，他们跑得太急，曹锟来不及下第二道命令，惊慌失措的乱兵蜂拥登山。两团部队密密麻麻，挤满一座小小的山头。

“糟！”吴佩孚脱口惊呼：“这不成了人家的炮靶！”

但是蔡松坡战术高明，他有意尽歼曹锟带的这两团人，成了炮靶，他反而不打，从容自如地调动另一支大军，由纳溪渡江到字山，过河推展到石棚，然后沿着江边疾走，将到化羊山左。吴佩孚看见山后的炮兵开炮轰击，护国军将士镇静勇敢，冒着硝烟弹雨继续前进——他大吃一惊，因为当护国军通过化羊山下，曹锟居然按兵不动，山上的两团人竟不居高临下打冲锋，曹锟只顾发炮阻截。吴佩孚急出一身冷汗，张福来已经调来大批的渡船，于是吴佩孚一面下令全团立即下船，一面飞调炮队列阵江边，他要阻遏护国军直龙透关。同时，当曹锟腹背受敌，陷于重围的时候，紧急驰援。

然而。便在这时，在忠山之巅坐镇指挥的张敬尧，也看到了护国军用极迅速的行动，络绎不绝地向化羊山和龙透关之间挺进，由于护国军来势汹涌，使他心生恐惧，以为敌军用意是在抢关，而被切断的曹锟两团一撤，龙透关的当面即将全部暴露。第七师有一个团正在龙透关上，他不派，却将守忠山附近到泸州西门的李炳之一团，遣出关去，驱散护国军，再联合化羊山上的两团人，将防线从化羊山拉长到江边，堵住化羊山和江滨间的漏洞。

这一个打法绝对正确，足以弥补曹锟防务部署的错误，兼且解曹锟之危，救龙透关之急，一举三得，自属允当。想不到的是李炳之的这一团太不经打，开关出城，打团长起便一心想找掩护扒下来，于是他们采一列纵队式。没命的向挤不下了的化羊山狂奔猛冲，在半中腰和护国军猝然相遇。护国军爱惜子弹，肉搏战里的劈刺和刀法却是出色当行，两军劈面相逢谁也躲不了，北军硬起头皮干，一场混战杀得难分难解，灰军装和黄军装捉对儿厮杀。忠山上的张敬尧和化羊山上的曹锟急得直跳脚，两处高地都有大炮，但是一开起炮来，又怕打着了自己人。最妙的是两头都在等着对方派队增援，化羊山等忠山，忠山等化羊山就近发兵，因此两头一样的迟迟不出，干着急，作壁上观。

李炳之这一团人就此冤枉报销，护国军有了缺口、通道，源源不绝地涌来，杀声喧天，步伐动地。北洋军渐呈不支，大路上、水田里，全是穿灰军装的尸体，北洋军眼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纷纷地夺路而逃。龙透关前层层叠叠的都是护国军，北洋军无法回关，南边是大江，曹锟所在的化羊山被护国军重兵所阻，无可奈何，只好投向正北。逃出重围的北洋军遭遇更惨，袁世凯早失人心，四川老百姓对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的北洋“灰面袋”恨之入骨。他们见到零星的北洋军不是明斗便是暗杀，绝难有人幸运的逃出性命。

张敬尧眼见这一团人一战而溃，他气得三尸暴跳，七窍冒烟，拉起电话打给龙透关上的那一团，叫他们赶紧出关应战。可是守关的这团把方才驱羊入虎口的一幕，看得一清二楚，护国军越来越众，越战越勇，自己开关出城不是照样送死吗？团长喝令整队开拔，从营、连、排、班长到小兵，一概懒洋洋地来慢动作，拖拖沓沓地尽在挨时间。张敬尧在忠山上用望远镜瞧，心中好不焦躁，他决心亲自领军出击，当下大喝一声：

“备马！”

副官长怕他亲身出城有危险，拦了一拦：

“大帅，您……”

“你别管！”眼珠一弹，张敬尧厉声叱喝，大踏步地下山，在他后面，副官、卫士、马弁跟了一大串。

关上的那一团人见司令官都出动了，不敢再拖，鱼贯下城排好队伍，城门洞开，张敬尧一马当先，挥舞指挥刀，冲了出去。

北军大声呐喊，一路鼓噪而出，张敬尧奋勇冲到护城壕后，正要骤马涉水而过，护国军早在壕里边埋伏了狙击手，枪声响处，张敬尧马翻人落——幸亏他个子小，胯下的洋马又高又大。狙击手射死了他的马匹，让张敬尧栽了个大筋斗。

从地面爬起身来，张敬尧哇哇怪叫，高声嚷道再牵匹马来呀！副官长刚刚跳下地，想把自己的马匹让给主帅，枪声连响，又击毙了一匹阿拉伯骏驹。

护国军狙击手射击的准确，使张敬尧的一肚皮火气瘪了下去，盛怒一过，想想也是害怕，他下令派一排尖兵，过护城壕搜索，一团人随后进发，他自己则从身先士卒改做押阵殿后。

护国军肃清了龙透关前的战场，大部分直冲化羊山后，仰攻曹锟的炮兵阵地。一小部分则向护城壕步步进逼，由张敬尧督队的北洋军，跟这一小半人就在护城壕前，展开一场天崩地坼的恶战。

两军鏖战经过，吴佩孚隔一条长江，江干小立，用望远镜看得十分真切。当张敬尧赴援曹锟的一团整个儿投入战斗，而大部护国军已经在山后发动仰攻，再向左前方张望，隐隐地仿佛又有大队护国军开到，依他的估计，不出一个小时，曹锟即将陷入重围。

吴佩孚头也不回，问他身后的张福来：

“部队都上好了船吗？”

“都上船了，一共是大船九艘，小船十五条。”

“派传令去知会李旅长，请他调队伍过来，接我们蓝田坝的防务。”

“是。”张福来为了慎重，特地派一名副官去。

“传令渡江！”

吴佩孚带了张福来团，渡过长江，在化羊山和龙透关间的江岸登陆，1000多米的距离，猛一冲锋便抵达了山脚。吴佩孚命张福来绕道仰攻的护国军之后，展开夹击。他自己则下马登山，飞步赶上山巅。曹锟正在手足无措，脸色发白，破口大骂张勋臣不赶快来救他，一抬眼看见吴佩孚，喜出望外，欢声嚷嚷：

“哎呀，子玉，我心里刚念着你，你就来了，你说巧是不巧？”

“大帅，”吴佩孚气喘咻咻地问：“你怎么老待在山上呢？”

“都是张勋臣那小子，”他伸手往山下一指：“你瞧瞧，山下要有多乱？半辈子没见过这种乱七八糟的打法！”

“大帅，”吴佩孚压低声音，让曹锟附耳过来，告诉他锦囊妙计：“您带着王承斌那团，打南面下山，一路且向南走，南军阵地正乱，他们一定不会拦着。您带队到我方才来的江边，再沿江岸回龙透关，万一有南军拦阻，您冲不过去，那就干脆下船，渡江上蓝田坝。蓝田坝那边直到此刻还不见敌踪。”

“好的，我多半还是投龙透关去，”曹锟义形于色，眉立眼睁，紧接着又问：“子玉，你呢？”

“我带第七师的这一个团，绕北，到沱江拐角那地方，”吴佩孚指指点点地说：“沿江再走一千多码，就回龙透关了。

“敢情好，”曹锟点点头，望着山下，又关切地问：“张福来呐，他那一团已经卡进护国军的战阵里去了呀？”

“我没让他多打，”吴佩孚自负的一笑：“我只是叫他吸住护国军，掩护大帅跟我一南一北的绕过去。然后，他就回身和张司令合成一路，也是退回龙透关。”

“好极了，”曹锟非常高兴，又一拍吴佩孚的肩：“子玉，咱们这就分兵下山。”

吴佩孚恐怕曹三爷把大炮给丢了，自己带着，从北面下山，直往沱江转角冲，护国军被张福来一条翻江龙杀入阵里，颇有点儿措手不及。他们瞧见吴佩孚一路投北，误以为他也是已溃之兵，想到溃兵一过沱江自有民军百姓会收拾，因此抛下不管，吴佩孚乃得顺顺利利地由沱江拐角入城。

曹三爷色厉内荏，相当泄气，他领着王承斌团飞奔下山，根本就没想到沿江边冲阵入关，图个不冒风险，宁愿多费点事，他直取江边，上了吴佩孚留下的空船，护国军果然顾不及追赶。曹锟也不去蓝田坝，直截了当，顺江而下，抵达泸州码头登岸。

张福来领军在中路厮杀，既不靠拢张敬尧，也不接近化羊山，护国军见他自己穿到中央地带挨打，倒也蛮有兴趣，自动地围上来跟他分个高低。张福来惯打硬仗，何况这一阵又是为了曹大帅和吴二哥的安全，他沉着应付，等到南北两路都撤退到了约定地点，他便喊号兵吹起冲锋号来，1000多人平拾刺刀向龙透关抢，千夫拼命，万军披靡，当中间让开一条大路，张福来顺顺当当冲到关前。张敬尧一看曹、吴远走。关下只剩下两团人不到，反攻无望，只好一个向后转，他自己先进了龙透关，张福来衔尾急追，护国军四面八方地向他后队集结，枪林弹雨，拼命追杀，于是张福来被吃掉了个尾巴，有一连多人，倒卧在护河壕前、血泊之中。

张敬尧进了关顿即下令，派张福来协同原来的守军，死守龙透关。他自己策马遄返泸州城，找到了曹锟，两人仔细清点，这一仗北洋军伤亡惨重：李炳之整整丢了一个团，曹锟的第三师张、王两团伤亡够有四连，张敬尧则精锐尽失，士气全颓废。

从此，泸州沦于护国军的包围圈中。

正当护国军大举进攻泸州的前一天，北京新华宫里，袁世凯四面楚歌、焦头烂额——反对他登基当“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声浪推波助澜，甚嚣尘上！而前后有十省高举义旗，宣告独立。单只是为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维持川南一角的战费和“恩赐”，竟使国库枯竭，各部官员一概暂停发薪，最后更使两家银行——中国与交通宣告停止兑现。北京官场有如大难临头，北洋政府的官太爷纷纷弃职离京。袁世凯迫得下令禁止私逃，不许辞职，派遣大批暗探、军警出动拦截，但是没有用，官太爷们会化了妆逃跑。

所以，在三月二十二日那天，袁世凯为缓和咄咄逼他的空气，寻求国人“宽恕”，承认“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万方有罪，在于一人”，发表通电，宣布取消帝制，距密锣紧鼓、粉墨登场、图穷匕首见的“应筹安会之请，允就帝位”的皇帝梦，一共做了83天。

“取消帝制”的电讯传来泸州前线，时间已在泸州大战的后一日，泸州城外的护国军，歌声盈野，炮竹喧天，城里的北洋军则懊恼嗒丧，钳口不语。双方不约而同地停止军事行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或命令传来。

四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是为段祺瑞继承北洋系领袖，皖系当权的发轫。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宣布独立，六月六日，凌晨三时，一代枭雄袁世凯，羞愤致卒，政府公报说他是“以尿毒症薨逝”，时年58岁，临终之前他说了一句话：

“他害了我。”

此公在咽气的最后一刻还要演戏，故布疑云，企图诿过，因为尽人皆知，害了他的正是他自己。

曹锟和吴佩孚在泸州等下文，等得恓恓惶惶，恐惧紧张。好不容易，六月二十四日，继任大总统的副总统黎元洪下了这么一条决定第三师全体命运的委令：

“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

蔡松坡和曹仲珊，本来是两军对阵，要斗个不是你死便是我活的仇敌，如今由于袁世凯一死，北洋政府一纸令下，居然一个当督办，一个当会办，成为同僚，而且还携手合作，一正一副的兼管起来了。其实，自从袁世凯的死讯传到四川，不仅蔡松坡那边“三军雀跃，万众腾欢”，便是困守泸州的张敬尧、曹锟和吴佩孚，又何尝不喜出望外，如释重负。曹锟、吴佩孚因为第三师又吃败仗，带进四川的队伍，伤、亡、溃、散，损折了一大半，袁世凯在泸州危急的时候一死，一了百了，曹、吴不必再怕泸州失陷。张敬尧呢，他早在蔡松坡进逼泸州之前，已经奉了冯国璋、段祺瑞的密令，从三月底到五月底，双方休兵停战两个月。六月初，他又瞒着曹锟、吴佩孚，跟护国军私通款曲，正在商议如何再行停战十天，等袁世凯遵守诺言，宣告退位。六月四日，他和蔡松坡隔一道城墙，通过电话，又接见了化装入城洽商条件的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他不敢公然反对帝制，通电独立，但是蔡松坡偏偏以此为停战先决条件，张敬尧正在进退维谷，焦头烂额，袁世凯病逝的消息一到，怎不叫他高兴得呵呵地笑。

老袁死了，曹锟面临的困厄豁然解除，起先有点轻松，但是继而一想，自己的后台垮掉，部队又打得所剩无几，除了第二路副司令、第三师长的名义，他在北洋系中是既无地盘，又乏防区的方面大将，展望前途，实在是危险已极。他为此忧心忡忡，日夜不宁，几度找吴佩孚偏室密谈，商议今后的大计。吴佩孚则认为眼前这个动荡不安的乱局，惟有掌握实力者，方始可以拣到便宜。他将北京城里的未来政情变化，推断得既准确而又详细，黎元洪虽然继任大总统，可是他一人民国便始终吃亏在无兵无勇，袁世凯可以把他软禁在瀛台，段祺瑞更决不会任他当权，这一个北洋系的傀儡，似可不予考虑。袁世凯手下的三员大将，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这个人生性比较淡泊，军人本色，不长于争权夺利，段祺瑞是现成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大权在握，炙手可热，曹锟也就不能不敷衍，不过，段祺瑞乡土观念很重，对于北方老乡，人情味不如直隶河间府人氏的冯国璋来得浓，这是不可不防的一点。尤其，曹锟一向跟冯国璋近乎，冯国璋又是跟老段竞争的惟一对手，吴佩孚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老段对第三师可能虚与委蛇，尽量拉拢，但是决不会寄予信任，像皖系大将徐树铮、段芝贵、张敬尧、吴光新等人视同心腹肱股。

听吴佩孚如此分析，曹锟大喜，北京政情，他比吴佩孚懂得多多，明修皖段的门路，暗度直冯的要津，这是他在大靠山袁世凯死后，所必须采取的径途。难得吴佩孚，忠诚事上，心无旁骛，一脑门子的算计，都在以他的利益为前提。泸州两次大战，已使曹锟认定吴佩孚是他麾下了不起的将才，今后事事都得倚仗他的大力，吴佩孚和他自己同心同德，他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下去了。

果然。段祺瑞远远地从北京向曹锟送秋波、拉近乎，放个顺水人情给他做，作为争取曹锟，离间他和冯国璋关系的序幕。四川督理蔡松坡抱病讨袁，喉疾严重，段祺瑞从北京请了名医，却要曹锟送到蔡松坡的军中。七月一日，医生带着器械医药和段国务总理的殷殷慰问到了泸州，曹锟不敢怠慢，亲自摇电话给蔡松坡，立刻便将医生送去。蔡松坡甚为感激，亲笔拟个电报，向段祺瑞道谢。曹锟受段祺瑞之赐，总算敲开了蔡松坡的友谊之门。

北洋军和护国军握手言和，一致停战，但是，川中又爆起了新的战争。六月中旬，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得到重庆镇守使王陵基五营兵力之助，从资中、内江向成都进攻，扬言逐走袁世凯派的四川督军陈宦，自领川督。陈宦派冯玉祥应战，冯玉祥临危拿桥，经陈宦苦苦哀求，方始领兵迎敌，他为保全实力，故意节节败退，使周骏、王陵基兵临成都城下。蔡松坡认为周、王是为“个人权利部落主义”而战，极表痛恨，他派护国左翼军司令罗佩金相机会剿。当这一场战事进行期中，吴佩孚建议曹锟和蔡松坡取得协调，以“四川军务会办”的名义，进驻重庆，截断周骏、王陵基的后路，并且让出泸州城池。

蔡松坡慨然应允，于是曹锟、吴佩孚离了一住五个月，大战三四次的川南重镇泸州，开到四川第二商埠，人烟稠密，地方富庶的山城重庆。不久，周骏、王陵基兵败，穷蹙思遁，打电报给蔡松坡，改变初衷，拥护蔡松坡进成都。

自民国以来便你争我夺，征战不休的成都、重庆这两处重镇，天府之国两大富饶肥沃的地盘，蔡松坡和曹锟竟然弃之如敝屣，根本不发生兴趣。蔡松坡是因为喉疾严重，不能发音，荐罗佩金自代，他离川赴日治疗，十一月八日死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得年三十五岁。曹锟则由于段祺瑞有心拉拢，故意示惠，当北政府派冯国璋为江苏督军，他密令曹锟将第三师带回河北，仍旧驻扎保定，他许曹锟以直隶督军一席。

直军回省，吴佩孚打算在保定长住，船过武汉，他将留在岳州的张夫人接来，同去保定，赁了一幢房子住下。九月十六日，段祺瑞言而有信，发表曹锟为直隶督军，曹锟抓住自己的队伍不放，仍兼第三师长。

旧地重游，吴佩孚头一件事便是招兵买马，使第三师迅速恢复旧观，并且尽力扩充，第三师的部队，在四川作战半年多，原有的弁目兵丁，损失了三分之一，只有成军初期的三分之二。吴佩孚得到曹锟的全力支持，先则募兵补足缺额，继而裁汰营中的老弱伤残，他埋头补充编练，使第三师焕然一新，又成一支劲旅。

由于曹锟深切同意吴佩孚“扩充基本武力”的主张。吴佩孚才得以大募其丁，大练其兵。第三师的编制满了，往后数年，他再一口气成立七个混成旅，使曹锟的武力骤然扩充三倍半，与此同时，曹锟的部队，也因而渐渐地落入吴佩孚的掌握中。

七个混成旅之中，至少有六个完全听从吴佩孚的指挥，而且一向都是只听他一个人的。因为，吴佩孚开始有了高级军官干部，他的麾下，多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大将——在泸州之战受了重创的王承斌，字孝伯，辽宁人，陆军大学毕业，骁勇善战，机智深沉，他本来是吴佩孚第六旅的两名团长之一，曹锟带了他的队伍出击打了败仗，伤亡极多，曹锟对他深表抱歉。吴佩孚便把握机会，收容其他北军的溃兵，同时在四川就地征募。他帮王承斌先后成立了两个团，机枪、炮兵各一营，骑兵两连，工程、辎重各一连，由于扩充得太大，只好改制“补充旅”，一到保定，吴佩孚便保举王承斌为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第三师编制补充完成，兵员还有多余，吴佩孚有第一混成旅的例子在先，相机成立第二混成旅，而派后来做到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为旅长。民国六年三月，成立于河北保定。

六月和十二月，吴佩孚又将保定的若干巡防营加以改组，先后成立了第三、四、五，三个混成旅。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字珩珊，湖北黄冈人。他跟吴佩孚一样，是个秀才，后来投笔从戎，在湖北将弁学堂毕业，他当过曹锟的参谋，也曾继王承斌之后当第六旅的团长。萧耀南有肺病，还抽鸦片烟，可是他极富权谋，在吴佩孚麾下是上马领军、下马治民的人才，所以吴佩孚对他极为赏识提拔。

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镆，天津人，曹锟的介弟，新建七旅之中，惟有这位爷们站在跟吴佩孚分庭抗礼的地位。曹镆无意升官，只想发财，因此惟独他那一旅空额累累，官兵的薪饷粮秣，有不少进了他的腰包。民国十年左右，有人统计他的财产，他已敛集了大洋两千万元。

第五混成旅旅长商德全，原是第三师军官出身，成军于民国六年十二月。到了民国七年初，吴佩孚竭尽所能，在保定成立最后一个补充旅，第一补充旅旅长龚汉治，这一旅编制不全，兵员不足，只有两团步兵，两个机枪连，兵额只有六成，每一个营仅只300来人。

吴佩孚练兵，力避北洋军的恶习，他以军纪为第一，他列有五大禁例，违者概以军法从事。这五大禁例是：一、不得懈怠防务，托故告假。二、不得向民间赊欠挪借。三、不许动民间一草一木。四、驻区人民必须保护。五、遇匪应即奋力扫除。

讲究军纪，着重训练，吴佩孚带的队伍当然好。

第五章　摇身职业军人，声望急速增长

一

曹锟和段祺瑞的“蜜月期间”，前后约有一年半。这一年半中倒有一年是驻防保定，就靠这一年的时间，吴佩孚言而有信，剑及履及，他替曹锟编组了一支庞大而又强劲的军队。从此，他把曹锟推上北京城里的政治舞台，而他自己，同样的也在北洋将领中脱颖而出，开始受到各方的重视。个性耿介，不获奥援，佗傺蹭蹬了二十多年的吴佩孚，渐渐步上他人生的坦途。

除了努力建军练兵，吴佩孚还在保定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和他交情生死不渝，而且对他颇有影响的一位，那便是往后当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叔父——山西太谷孔泗坛。孔泗坛是孔子第七十四代裔孙，孔家是山西望族，太谷首富，从逊清初年到末叶，我国总有二百多年的时间，金融事业便只有山西的票号。票号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山西票号分布国内各大重要城市，总机构则集中在山西太谷。太谷孔家尤执斯业之牛耳，所以孔家之富有程度，也就相当的可观。

吴佩孚和孔泗坛的结识，并非由于经济关系，他纯粹是仰慕孔泗坛是圣裔，而且道德文章，望重一时，素来称为北方的宿儒。吴佩孚一辈子讲究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他认为中国文化优于一切，而中国文化的精奥，是在往圣昔圣所示之人生康庄大道，因此他毕生尊崇孔孟。他和孔泗坛朝夕论道，兴致越来越高，于是两人合组一个全国性的“孔学会”，推孔泗坛为会长，此一教育团体后来曾经做了不少积极性的工作。

段祺瑞和曹锟相互结好的最高潮，是吴佩孚亲挟重兵，进逼京畿，逼迫大总统黎元洪下台。以及稍后继之而来的敉平张勋复辟之役。

继袁世凯而为北洋系领袖，段祺瑞刚愎自用，遇事擅专，他拿带兵的手法来搞政治，他的心目中不但没有黎元洪，甚至连代表全国民意的国会，都视若无物。黎元洪当大总统，经常受他这位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气，有时候狼狈，有时候难堪，他实在忍无可忍，正好碰到段祺瑞使用威胁手段，为了对德宣战问题，跟国会闹翻。于是，他一方面派便衣和地痞好几千人包围国会，扬言不通过对德宣战案，“议员就甭想出去！”另一方面，命令北洋系十六省督军和各师长组织督军团，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联名致电黎元洪，“请”他改制宪法，用意在于解散国会。这一着来得太凶，致使国会议员大为震怒，决议请黎元洪免段祺瑞的职，“以戢武人结团要挟之风”！

黎元洪正好趁此机会，挟国会以自重，下令段祺瑞免去本镇，段祺瑞一声冷笑，往天津一走，当时，皖系健将安徽省长倪嗣冲等便公然倡言反对政府，黎元洪吓慌了，请各省军事长官到北京开会，当面解决“内政外交问题”。

曹锟、倪嗣冲等北洋诸大帅统统来到，还是一致主张对德宣战，国会方面表示这仍是军人的意见，照旧不予通过。大帅们火了，大骂国会误国，于是全体“辞职”，纷纷出京，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六月二日在段祺瑞赋“闲”的天津市，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举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前“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为总参谋，是为当年不可一世的“督军团”。

一语不合，拂袖而去，接上来便是兵戎相见，督军团要组织“临时政府、临时议会”，袁的美敦书一下，黎元洪慌了手脚，竟然毁弃约法，下令解散国会。

就在这个时候，督军团派出两支先锋部队，进逼北京城。倪嗣冲叫他的侄儿倪毓棻担任“北伐司令”，尽起驻扎安徽的安武军，兼程北上，直迫北京西南重镇丰台。另一路，则由曹锟指派吴佩孚，率领他的基本队伍第三师第六旅，也开到丰台去跟倪毓棻会师。

吴佩孚终其身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且他又特别的“忠诚事上”，视曹锟为他惟一的主子，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命令到达，立刻便率领全旅步炮各队，一共四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卢沟桥外。这实在是他个人，以致中华民国的一大悲剧，开了军人干政，弁髦约法的恶例，使国家陷于分崩离析、群雄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名存实亡，成了军阀挟持，用以号令天下的工具，那种局面要比周朝的共主更为糟糕，让整个国家动乱不安地整整十年。

全国军队都掌握在北洋系军人手中，骄兵悍将，列阵城下，黎元洪急得走投无路，进退失据，他蓦地想起安徽督军定武将军张勋。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西狩逃难，路上从车里跌出来，他飞身抢上一把抱住慈禧，算是以一名小兵，立下救驾的大功。后来他当袁世凯的副将，革命成功，民国肇造，他还是一心效忠清廷，他部下的官兵一律不剪辫子，因此大家称之为“辫军”，呼他为“辫帅”。

辫帅也算是北洋诸将的一员，不过他始终怀念清廷，尤其他曾在民国二年，打下南京，结果是白白地给冯国璋坐了江苏督军的宝座。民国六年六月，他正局处徐州，北洋“冠盖满天下，斯人独憔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此，黎元洪急病乱投医，找上了他来帮忙，张勋“伤心人别有襟抱”，苦于得不到领军上北京的机会。这一来正好，六月七日他便率定武军五千余人北上，一面暗中准备他自己的密谋，一面在黎元洪与督军团之间，以调人自居。

六月三十日，他已经派人去把保皇党的首魁康有为请到北京，当夜，他又邀陆军总长王士珍，驻京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等，到他家里，当面宣布，实行复辟；要把早已宣告退位的小皇帝溥仪拖出来，黄袍加身，重登大位，将中华民国改回大清帝国。

这是一出腾喧中外、贻笑世界的怪剧，由康有为、张勋、劳乃宣等郑重其事的演出，当一行数十人进入清宫，拖那十四岁的废皇帝登太极殿，宣告复辟称制。连幽居深宫的宫女都知道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无异大祸临头，引火烧身，她们一致放声大哭，张勋他们却在大殿上三跪九叩，高呼万岁。

翌晨，消息传出，不但全球错愕，举国哗然。溥仪封黎元洪为亲王，气得黎元洪跺脚大骂钦差大臣：

“你是什么东西？你们搞这一套，究竟对清室有哪点益处？”

接着，他连发三道通电，命令全国各省，出兵讨逆。第二天，他打电报给冯国璋，请他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一职，他等不及冯国璋的回电，匆匆地往日本公使馆一走，大总统，他不干了，生命安全，托庇于日本使节的保护。

当天，各省通电护国，誓讨叛逆，张勋、康有为算是给段祺瑞找到了重新出山的好题目，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首先出兵北上，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继起响应。督军团公推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得意洋洋，赶到天津以南，青县正北，运河之滨的小镇，北洋军李长泰部第八师的驻防地——马厂，在那誓师，发兵攻打北京。他以曹锟为西路总司令，段芝贵为东路总司令，他自己带李长泰的第八师为中军。

当时，吴佩孚的第六旅已经退回保定，曹锟率领卫队，亲赴第十二旅旅部，他排闼直入，面露喜色，一进门便欢声大叫：

“子玉，你可得好好地打这一仗！北洋劲旅三路进兵，会攻北京，咱们一不能输给李长泰，二不能落在段芝贵的后头。”

吴佩孚早已熟知当前的作战任务，他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笑吟吟地说：

“大帅，您的意思是队伍推展得越快越好？”

“当然啰，”曹锟也咧开嘴笑，用兵之前，先奉承他一句：“子玉，你一向用兵如神，这一回，咱们准是晚不了，你说是吗？”

“是。”吴佩孚立正回答，正色地说：“请大帅下令，我这就率部出发。”

“子玉，西路总司令派了我，”曹锟试探地问：“你看咱们是否一块儿走？”

“最好还是我打前站，”吴佩孚把曹锟请到大地图跟前，指指点点地说：“由保定到宛平，都是俺们的队伍，长驱直入，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先去打一仗，等我拿下了丰台，大帅再在宛平城里设总司令部。”

“也好，”曹锟点点头说：“那么你就带队先走。”

一个电话打到保定车站，派兵戒严，征调所有的车头车皮。吴佩孚带队伍有那么一点特色，随时枕戈待命，一声令下，马上出动，在北洋诸将之中他最能抓住“兵贵神速”这个要领，尽量发挥。因此，当段祺瑞四日马厂誓师，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曹锟当晚奉到命令，立刻转达吴佩孚，深夜十时，第三师车辚辚，马萧萧，业已全师进发。七月五日一早，北京城里的儿戏朝廷，还没有来得及作城郊的防务部署，西路的门户，宛平城外卢沟桥，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头裹青巾，带着卫队下了火车，然后他一马当先，兵不血刃地进驻卢沟桥，进驻宛平。

当天下午，东路军段芝贵总司令才推展到天津以西的杨村、落垡，张勋把他的五千余定武军倾巢而出，扼守廊坊。另以雷震春、江朝宗的步队、第十二师陈光远部，在丰台布防，一面支援安武军，一面抵御西路军急先锋吴佩孚的进攻。

两路激战，吴佩孚因为当面之敌数倍于己，稍一接触，他便退回宛平，等东部军接近一点，才好发动钳形攻势，同时，他打电报到保定，调王承斌的第一混成旅来助阵。王承斌率部在当天抵达，但是，东路军却一连打了两天。到七月七日，方始推进到廊坊以东，定武军死守廊坊不退，两军展开激战，于是东路军又告受阻。

吴佩孚眼看段芝贵打不过定武军，东路军冲不过来，非得他从后夹击不可，当时，各路讨逆军马纷纷抵达，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吴长植的第二十混成旅全部到齐，陈光远的第十二师也开到了一部分。吴佩孚攻占宛平最早，俨然西路总指挥，他跟吴、冯等友军将领一商议，与其冒昧入城，不如帮段芝贵，先将张勋的定武军击溃。计划一定，吴佩孚便率领大军猛扑丰台，并以一支南下，跟段芝贵合击守廊坊的辫子军。

他自己身先士卒，奋勇冲锋，把守丰台的逆军阵地粉碎无遗。尤其他亲自率领的中路凌厉无比，像一柄利刃直刺咽喉，吴佩孚高声喊杀，冲锋肉搏，实行中央突破，果然在逆军无法抵挡的情况下，左右两翼还在相持，他已经长驱直入杀进了丰台火车站。

逆军的司令部便设在火车站上，逆军将领雷震春、张镇芳和冯德麟正在“坐镇”指挥，猛抬眼看见一个头扎青巾，黑瘦精壮的汉子，领着无数第三师的队伍杀进司令部来了。这三位大将来不及下令卫士开枪抵抗，推开办公桌子，翻身便逃，却有吴佩孚大喝一声：

“统统给俺拿下！”

第三师的弟兄一拥而上，把这逆军三主将全部俘获。丰台已失的消息传到廊坊，定武军惟恐腹背受敌，迅即撤退，于是各路兵马衔尾急追，第八师李长泰的中路军适时赶到，千军万马把定武军追回北京城里。这一次大胜仗，定武军阵亡和被俘的有五百多人，可是论起功劳，仍以吴佩孚最大。第二天，曹锟便欣欣然地派吴佩孚为西路军前敌总指挥。

各路讨逆军直捣北京城下，那复辟祸首张勋，打起仗来也是一个狠角色，他把司令部搬上天安门，架起机关枪和辘轳炮，猛烈射击，分秒不停。同时，他又在景山、东华门、西华门和南河沿一带，列炮布阵，扬言寸土必守，要跟清廷和北京城共存亡。他这么蛮来，使北京各国公使团大起恐慌，就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一致照会清廷，请清廷劝促张勋解除武装，取消复辟，然而张勋坚决拒绝，说什么也不肯干。

讨逆军方面一直等到了七月十二，方由段祺瑞下令三路进攻。吴佩孚的第六旅被编为中路，王承斌一旅则在西路打先锋，中路打头阵的是冯玉祥，他学吴佩孚的样，来一次匹马当先，勇往直前，他手挥大刀，一个冲锋杀进了天坛，十六混成旅的大刀队，三下两下便将定武军的阵线冲散。吴佩孚在后面见了，马上挥师疾进，定武军全面溃退，他把两千余名定武军逼得无路可逃，于是全部缴械，成为第三师的俘虏。

吴佩孚缴了定武军的械，西路的先头部队王承斌及时赶来和他合兵一处，这时候吴佩孚看见还有少数的定武残军，夺路而逃，往南河沿方向疾走。他顿时便问王承斌：

“孝伯，南河沿那边，是不是还有逆军的据点？”

“报告总指挥，”王承斌立正答道：“我们那边奉到的作战命令，说是张勋的家住在南河沿，他可能把那儿当作最后据点，命令要我们加以肃清。”

“那么，你快去，”吴佩孚气喘吁吁地说：“我在这儿搜索一下，看能不能逮着张勋。”

“是。”

王承斌敬了个礼，带队便走。

吴佩孚过天坛，登天安门，到处搜索，定武军的官兵，一见讨逆军到，连忙投降输诚。吴佩孚向他们一一查问：原来张勋在定武军缴械的当时，趁乱骑了匹马，直入内城去了。

再一打听，张勋兵败势急，这大清国的孤臣孽子，顾不得宣统皇帝了，他匹马而逃，逃的方向正是南河沿。张勋的大老婆住在那幢宅子里，他得回家保全妻儿。

于是，吴佩孚又匆匆赶到南河沿，各路大军，乱哄哄地入城，都在向南河沿进军。找着了包围张勋住宅的王承斌，吴佩孚忙问：

“怎么样？他宅子里还有多少队伍？”

“听说，连保宅的卫队，一共有五百多人。”王承斌一声苦笑：“不过，就在我到这儿之前，张勋臣赶了回来，又把队伍拉到中央公园去了。我正踌躇，不知道该进宅子呢，还是该去追赶张勋臣？”

吴佩孚回头一望，各路兵马都在快步冲过来，他怕大家争功，反而不妙，当机立断，下了命令：

“孝伯，你把大炮机关枪，都调到前面，俺们不进他的宅子，那里头要是还有人，俺们把他们给轰出来！”

王承斌得令，机枪大炮，瞬刻便到，瞄准张勋的住宅，织成火网，持续不断地轰击。这时候，张勋的家眷还来不及走，禁不住吴佩孚枪炮齐施，弹如雨下，吓得张勋的家眷鸡飞猫跳，鬼哭狼嚎，争先恐后地夺门而逃。恰巧碰到张勋顾念家中，正从中央公园坐了汽车，匆匆赶回，张勋的大太太逃到大门口，张勋连车都没敢下，枪林弹雨之中，接出了几个紧要的人，命司机开足马力，往东交民巷疾驶，移时，便逃入荷兰公使馆，仰仗洋人，暂时匿身。

正午下的总攻击令，下午两点，讨逆军即已大获全胜，傍晚六点多钟，全城已告肃清，五千余名定武军，非降即死，一个不留。当夜，捷电传到天津，段祺瑞额手称庆，欣喜不止，七月十三日一早，他便搭乘专车晋京，段祺瑞算是凯歌而归了。

他进北京，局面已在讨逆军的控制之下，人民安堵，市面恢复。段祺瑞重回国务院视事，接连下了几道命令：缉拿复辟祸首张勋，派步兵统领江朝宗上日本公使馆，迎黎元洪回总统府治公。还有一道密令给吴佩孚，将丰台俘获的复辟三要角，押送到国务院，由他亲自究办。

吴佩孚出生入死，立的一桩大功，便这么不明不白，给段祺瑞做了天大的人情。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当过河南都督，复辟时官拜度支部尚书（财政部长）。雷震寿在宣统二年便当江北提督，他是袁世凯的亲信，复辟时任陆军部尚书。冯德麟，东北胡匪出身，他在东三省，跟张作霖地位颉颃，却是“热心复辟”，赶来帮忙，竟然成了阶下之囚；这三个人，后来全给段祺瑞释放了。除却交情，只怕还有代价。

黎大总统受够了段祺瑞的气。如今见他东山复起，卷土重来，尤其讨逆成功，敉平复辟，声势比往日更加显赫，而张勋复辟的怪剧，正是他自己惹火烧身的结果。因此，当段祺瑞派江朝宗接他回总统府，黎元洪说什么也不肯干了，他当天迁出日本公使馆，搬回东厂胡同旧宅，立刻通电全国，宣告去职，声明嗣后息影家园，决不过问政治。他检点宦囊，核计家财，一共积有七十多万元，为了表明决心，他将这七十余万元予以分配，析为三股，一股充慈善事业基金，周济贫民，一股修理宗祠祖茔，置办族中学田，一股又分两半，半数捐助军饷，半数作为家庭生活费用。黎元洪洁身自好，退出政坛。段祺瑞虽然踌躇满志，大权在握，但是他还有一层极严重的隐忧，国家不可一日无主，他非得捧出一位国家元首不可。

民国五年六月七日，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副总统出缺，一直到十月三十日，始由国会补选，当选副总统者，正是段祺瑞的政敌、心腹之患，北洋直系领袖，早在民国五年七月六日，出任江苏督军的冯国璋。

纵使疑忌甚深。衷心非愿，黎元洪坚决不干傀儡。段祺瑞即令有回天之力。他也不能拦着冯国璋，不让他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于是，他无可奈何地打电报给冯副总统，请他北上就职。冯国璋的手法很漂亮，回电中只是说：“组阁的事，悉听尊裁。”

十几年的老同学，老同事了，当袁死黎继，段祺瑞趾高气扬，冯国璋冷眼旁观，段总理的威福自恣，盛气凌人，他焉有不知之理？黎元洪可以唯唯诺诺，当个泥塑木雕的菩萨，冯国璋却有地盘，有武力，更有直鲁豫将领衷心拥护，自成一系，他要当总统，就不甘自居傀儡，所以，他在北上以前，先就做了周密的布置。

有清一代，直隶总督便是全国各省督抚的首领，多一半还要襄赞中枢，备位军机大臣。北洋系中，隐隐然仿佛仍旧保持此一传统，段祺瑞在民国五年九月十六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一方面是笼络曹三，使他感恩知己，乐为己用；另一方面，更是分化直系的一条毒计，让冯国璋跟曹锟互生疑忌，以为曹锟都爬到冯国璋的头上来了。如今，冯国璋一步登天，当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他对曹锟，也得送送秋波，首先，他使曹三爷加个虚衔，兼任直隶省长，然后，他拉拢曹三的灵魂，讽劝曹三，把军权全部交给吴佩孚，未几，他更设法叫吴佩孚升了第三师长，自此，曹三的队伍，就全归吴佩孚指挥。

其他步骤，他跟西南方面和北洋系遥相对立的军政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全都暗通款曲，结为奥援。同时，他划长江两岸为他的势力范围区，派出直系三大将，固守地盘。冯国璋将他的心腹李纯荐为江苏督军，替他看守老巢，另以陈光远继李纯为江西督军，再联合湖北督军王占元，遂使长江中下流域，尽入他的掌心。

此外，有曹锟、吴佩孚，开府保定，跟北京声息相通，近在密迩，朝发而夕至。冯国璋老谋深算，还不放心，他在入京就职之前，派他的嫡系部队，刘询的第十五师，跟随自己开到北京，担任警卫。

一应部署完毕，都拖到民国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了，冯国璋才从南京渡江到浦口，乘专车直驶北京，先演一出戏，上黎元洪家里亲自敦请复职，黎元洪自然再三辞谢，表示决意让贤，八月三日，冯国璋方始由国务院通告各省，声明冯大总统到府就职。

袁世凯死后，曹锟在四川损兵折将，进退维谷，他以未来前程为虑，问计于吴佩孚。吴佩孚请他扩充队伍，掌握实力，明修“段”道，而暗度“冯”方，来个刀切豆腐两面光，然后徐图发展，问鼎中央。前后不过一年光景，他所说的，全兑了现，直隶地盘在握，实力扩充三四倍，逐黎成功，拥冯实现。曹仲珊时来运转，正好在冯段之间左右逢源，予取予求。因此，他把吴佩孚看得比自家性命还重，成天到晚，逢人便说：“子玉是我的萧何、韩信、张子房、诸葛亮”，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敬爱备至，由于他的揄扬，吴佩孚苦尽甘来，成了直系中出类拔萃，万众瞩目的人物。

冯国璋上台，段祺瑞组阁。一上来，仍还是段系的势力占先，他打着“责任内阁制”的招牌，照样独断独行，刚愎自用，而且在内心里面，始终以冯国璋为假想敌，争权夺利，巨细靡遗。冯国璋囊括长江三督，他便想用一计穿心战术，亟欲突破冯国璋的势力范围圈。段祺瑞选定鱼米之乡，地位重要的湖南，作为冯段相竞的第一个战场。

当督军团倡导武人干政的恶例，倪毓菜，吴佩孚只知服从，为虎作伥，陈兵都门，恐吓黎元洪废弃约法，解散国会。手创民国的革命伟人，国父孙中山亲率带好印信，离开北京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入粤，声明护法讨逆，用维国家法纪。孙中山请国会议员依法择地开会，执行职权，一月之间，便有一百三十多位议员聚于广州，当时集会，一致认为倪嗣冲、曹锟是废弃约法的罪魁祸首，导致军阀窃政的首渠元恶，于是由国会非常会议议决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堂堂正正的高揭护法大旗，是为民国六年护法之役。

因此，西南、东南各省，乃兴武人把持，与专制暴政的北洋政府，形成对立状态。段祺瑞穷兵黩武，抓住这个题目，于是倡呼武力统一的口号，不惜举外债，启战端。他用一石二鸟之计，亟于兼并湖南，民国六年八月六日，他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

傅良佐，字清节，湖南乾县人，跟皖系健将吴光新，兵学权威蒋百里，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毕业生。回国后投奔袁世凯，受知于段祺瑞，民国元年任察哈尔都统，五年四月任陆军部次长，当了段祺瑞的左右手。

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率领两支北洋劲旅，继李长泰为师长的王汝贤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浩浩荡荡，穿过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地盘，开进湖南。

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闺，是国民党的领袖之一，他愤恨北洋军阀毁法擅权，如今又要来攻占三湘，决计领军抵抗。他派湘军第二师长陈复初守岳州，并且下令全省动员，孰料陈复初是傅良佐的老部下，临阵变节，谭延闿因为变起肘腋，措手不及，他匆匆离湘，临行之前，派他的营产经理处长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希望他能保住湘西的根据地。

傅良佐一到湖南省城长沙，便改委陈璩章为零陵镇守使，将刘建藩勒令撤职，刘建藩当然不服，邀集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和零陵各区司令，通电宣告“自主”，跟北洋政府脱离关系。傅良佐闻讯大怒，派湘军第二师第三旅长李右文带兵攻打零陵，李右文一到衡山，湖南老乡联成了一气，枪口掉转来反指着傅良佐。

乱子越闹越大，傅良佐改派北洋第八师、第二十师南下，果然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下衡山，攫宝庆，直赴零陵，湘军危急，分向广东、广西求援。广东督军陈炳焜，正被段祺瑞下令褫职，他不但不理，而且一气之下，联络桂军总司令谭浩明，组织联军，大举援湘。星星之火，终于燎原，由零陵一地，又一度引起南北之战，强化了北洋政府的“西南当面之敌”。

段祺瑞惟恐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这支联军结合起来，伺机北伐，他决定对南方用兵，实现他“武力统一”迷梦。打仗要钱，向日本的三家银行借了3000万元，订购军械，准备一举平南。这位一生刚愎自用，独断独行的国务总理，做了这许多重大的决定，却把那大总统冯国璋当作泥塑木雕，有求必应的傀儡，他从不跟冯国璋咨商请示，他只要冯国璋依言传令，签字盖章。

冯国璋明里一切依他，暗地冷眼旁观。这位直系军阀头儿，他当然也有他的两手，当段祺瑞兴冲冲地调兵遣将，“敉平南方”，命王汝贤、范国璋两师扫平湘南“自主军队”，王、范两将本是直系的班底，大总统冯国璋一个暗示，这二位不肯“涂炭生灵”了，在湘南前线发表通电，商请双方停战。

好厉害的釜底抽薪，两位军长通电一发，拉起队伍便回长沙。湘桂联军跟在他们的后面开过来，傅良佐一看大势已去，脑袋瓜子要紧，于是夤夜弃职逃走，到了岳州。

消息传到北京，段祺瑞大惊失色，恼羞成怒，这位通常只是派人传话给黎、冯两位大总统的国务总理，一怒之下亲赴总统府，在冯国璋跟前大发牢骚，要冯大总统痛责王汝贤、范国璋违反军令，冯国璋却瞧他一眼，一语不发。

段祺瑞刚坐下去，忽地又站起来，勃然色变地说：

“总统主和，祺瑞主战，咱们各行其是，应该要闹这个大乱子。内阁总理我不干了，请大总统另请高明吧。”

冯国璋却在所答亦所问：

“那傅良佐是干啥的呀？他弃职潜逃，该当何罪？”段祺瑞振振有词地反击：

“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傅良佐无兵无勇，不让他逃，叫他怎么办哪？”

没想到冯国璋又绕个弯子，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也并不一定绝对主和，要是真能平定南方，我都肯去打这个仗！”

段祺瑞怒不可抑，大踏步地往外走，边走边说：

“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

立刻递第一次辞呈，冯国璋挽留，却同时下令免傅良佐的职，王汝贤、范国璋两将“暂免置议”，甩段祺瑞一耳光。段祺瑞的第二道辞呈刚刚写好，直隶督军曹锟会同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直系四督发表通电，恳切陈词，“伏维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请即撤兵停战。这第二巴掌来得好快，段祺瑞气坏了，提笔在辞呈上添两句，连他兼的陆军总长也一并辞去。冯国璋这下很满意，批了个：“准予免职。”立命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任命王士珍为陆军总长。

时为民国六年11月22日，北洋军阀正式分裂，直皖两系闹翻了脸，从此明争暗斗，闹得分崩离析，国脉如丝。

二

段祺瑞挨了拦腰一棍，又是当头一棒，他气忿难忍，立予反击，派出他的心腹，前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仆仆风尘，奔走联络。

徐树铮字又铮，世称“小徐”，以别于徐世昌的“大徐”，江苏萧县人，中过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便当段祺瑞的秘书，后来被段祺瑞派赴日本士官学校读毕了业。民国前一年开始担任段祺瑞的总参议，段祺瑞和他以师生相称，对他言听计从，倚靠极深。他是段祺瑞帐下第一员大将，论关系和倚重的程度，段、徐且远胜过曹、吴。

徐树铮不仅擅于运筹帷幄，指挥作战，而且折冲尊俎，舌辩滔滔，颇有外交长才。他和吴佩孚铁两悉称，各有所长，不愧是北洋军阀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徐树铮为了力挽狂澜，帮段祺瑞发动对冯国璋的反攻，他采取最有效的途径，先到安徽，得到安徽督军倪嗣冲誓死效忠的表示，并且演出一次劫械称兵，对冯国璋示威的行动。再飘然远游奉天，往说奉天督军兼28师师长张作霖，一力促成张作霖和段祺瑞携手合作，条件是许张作霖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候还无意将势力伸入关内，与各路英雄争锋，因此，他对徐树铮反应冷淡，唯唯诺诺，徐树铮无奈，往求徐世昌开开金口。徐世昌做过东三省总督，是张作霖的老上司，袁世凯死后，望重北洋，一言九鼎，由他暗中促成了段、张联盟，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张作霖插足北洋政府，开始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东南联倪嗣冲，东北借张作霖以自重，一南一北，段祺瑞已使冯国璋畏首畏尾。如此这般，他还嫌不够，再利用徐世昌的片言决疑和曹锟的凡事打不定主意，他对冯国璋来了一个攻心战术。三言两语，把冯国璋麾下第一员大将曹锟给拉了过去。

这事得怪吴佩孚不能经常在曹锟的左右，替他出主意，定主张，曹锟在当直督时，一向是曹锟坐镇天津督军衙门，吴佩孚在保定练军。当时，徐世昌正在天津闲居，却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他是袁世凯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北洋要人，见了他都得矮上一截，对于他所说的话，也是打心眼里头佩服。

一日，曹锟往谒徐世昌，两人室中密谈，徐世昌忧心忡忡地说：

“芝泉办事，过于自信，华甫也不该暗使王范倒戈，丢了湖南。他们俩这一闹，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啊？”

曹锟听了，不敢妄置一词，惟有应了个是。

徐世昌又说：

“你们有的拥冯，有的拥段，兄弟阋墙，壁垒分明，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出来为他们调和政见？依我看来，北洋团体必将四分五裂，眼看着国民党就要趁势崛起，取而代之啰。”

曹锟一想，这话说得实在不错，心中一怕，脸上流露惧色，他不安地问：

“您老人家看是应该怎么办呢？”

“你也是北洋团体的领袖之一，调停之责，就应该由你承担起来。”

两句话，说得曹锟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他兴奋地一拍大腿说：“您老这么一说，真叫我如梦方醒！”隔不多久，皖系大将倪嗣冲，邀了山东督军张怀芝，专程抵津，移樽就教，推曹锟出而领导，召开天津会议，共商国是，以作调入。曹锟以为徐世昌的话灵验了，他已成北洋领袖，于是密锣紧鼓，筹备起来。天津会议揭幕，奉督张作霖、吉督孟恩远、黑督鲍贵卿、晋督阎锡山、陕督陈树藩、豫督赵倜、闽督李厚基、浙督杨善德、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皖督倪嗣冲、鲁督张怀芝、苏皖鲁豫四省剿匪督办张敬尧，乃至热河、绥远、察哈尔都派来了代表，大会尊曹锟为东道主，结为同盟，志愿出兵，议决案是八个大字：“并力平南，反对和议。”同时联名呈请中央：明令南征。

消息传出，举国震撼，冯国璋差点没有气死，段祺瑞则掀髯微笑，准备东山再起。吴佩孚在保定。得讯大惊，星夜赶来天津，据理力争，直指曹锟被人利用，出尔反尔，等于投降变节，主和一电由他领衔，主战一电又是他开的端，他这么做，不但吊了段祺瑞的膀子，而且又扯了冯国璋的后腿，自家的朝秦暮楚，主见不一，惟有给天下人讪笑。更糟糕的是，从今而后，直不以我为直，皖不以我为皖，恰似驼子摔跟斗，两头不落地。

曹三爷听得呆住了，两眼直翻，钳口无语。吴佩孚绕室彷徨，唉声叹气，他还想告诉曹三爷，外间舆论，对他早已冷讽热嘲，刻薄挖苦，都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虎变将军”，用的是《易经》的典：“大人虎变”。然而，见他那一脸懊恼不置的模样，终于还是忍住了，没有说出口。

“子玉，”曹三对待吴佩孚，最是妩媚，吴佩孚一辈子就是拿他这一点毫无办法。当时，他跌足太息，痛心疾首地说：“不怪你着急，这一次，咱们是给人家利用了。利用得好惨！”

叫吴佩孚还能说什么呢？他一心只为曹锟难过。

于是，接下来，曹锟又说：

“好在你赶了来啦，咱们得赶紧，来他个补救。”

“……”

“怎么补救，都听你的！”

补救，太难了，无可奈何中找了个自圆其说的说法，曹锟主和也主战——这便是吴佩孚给出的主意，怎么的又主和来又主战呢？喏！曹三爷的意思是先拿回湖南，显显北洋的威风，杀杀南军的锐气，胜这一仗，可以在谈和的时候争取主动，获得有利的条件。

这是曹锟和段祺瑞在政坛上勾心斗角，短兵相接的第一仗。段祺瑞妙计得售，大愿获酬；曹锟则愚不可及，误中奸计。曹、段两位的灵魂、心腹兼军师徐树铮的演出是偷天换日，扭转乾坤，吴佩孚迟了一步，他只能用醍醐灌顶之势，淋醒曹大帅，然后来补救。

徐树铮动作好快，因为张作霖干脆利落的脾气，段、张握手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北政府向日本采办的大批军械，使军舰送到天津，途经秦皇岛，张作霖派人上船，抢了便走。他得了这大批军火装配奉军，再源源地开向山海关来，沿着京奉铁路，逐站驻防，前锋一直扎到廊坊。奉军在军粮城设总司令部，派徐树铮为副司令，代拆代行。于是京畿震动，有如大难临头。冯国璋慌了手脚，派代表上军粮城，见着徐树铮便问：派这么些兵都快进北京城了，你这是要干嘛呀？

徐树铮的回话，麻利已极：

“平南呀，援湘呀！”

来人啼笑皆非，再问：

“既然说是平南、援湘，那就该往南开！”

这么一说，徐副司令顿时变了脸，大喝一声：

“行！你叫段总理下命令！”

代表回报后，冯国璋一声长叹，说是：

“完了。芝泉势在必出！”

先掉过头来，自己出而奔走，作最后的挣扎。民国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到天津，会晤曹锟、吴佩孚，密谈半夜，吴佩孚的先战后和论，帮了曹三爷大忙，免了彼此见面的尴尬，使冯、曹不咎既往，重又携手。这一夜，三对六面，当场订立密约——这密约便是往后吴佩孚驰骋三湘，名噪全国时期，一言一行的蓝图。“一饮一啄，莫非前订”，信然。

冯大总统微服出巡，段祺瑞侦知消息，发急电给济南张怀芝、蚌埠倪嗣冲，叫他们不计一切，竭力拦阻。车过济南，张怀芝早在车站守候，冯国璋却来个穿站而过，根本没停，吓得张怀芝调了专车，急急在后追赶。

到蚌埠，倪嗣冲可把他拦住了，邀人督署，婉阻南下。冯国璋要开会，筹商大计，倪嗣冲替他邀了张怀芝、张敬尧，冯国璋的外甥——苏督李纯在南京没敢来，只派了个代表。冯大总统召集的督军会议，小猫三四只，而且张牙舞爪，一个劲儿的高喊：“打呀！打呀！”冯国璋嗒然无语，神情沮丧，被迫重回北京，前后下两道命令，一是开始对南进军，二是任令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旋即改国务总理。直皖政争，第一回合，冯国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段祺瑞从一怒辞职到东山再起，其间历时26天。

民国七年元月三十日，冯国璋下令进攻南方，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这三员北洋大将，各兼第一、第二、第三路总司令。

三支北洋劲旅，又以吴佩孚动作敏捷，抢了个最早开拔。第三师跟直军所有的各混成旅，络绎在途。曹锟和吴佩孚到了汉口，立刻举行军事会议，会中决定了两件事：

一、任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

二、第一路总司令部暂设汉口。

这是曹锟的老套：亲冒锋镝，冲锋陷阵，子玉，你得奋勇争先，别落在人后头，给咱们第三师争气。他自己，则挑一处平平安安，热热闹闹的地方停下来，吃喝嫖赌，大玩特玩，兼办一件最要紧的事，天天拍电报，向财政部、国务院、冯大总统要钱。

三月初，张敬尧的第二路开到汉口，两路高级军官会议作战方针，调兵遣将，以攻岳前敌总司令的地位，张敬尧一心争功，简直没让曹、吴岔嘴，他派他的大将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担任前敌，把队伍挺进到湘鄂两省间的要隘羊楼峒。吴佩孚奉派率领他的第三师第六旅，作为第二路。

这么一来，吴佩孚反倒吉星高照，吴新田则运气不好，羊楼峒当面之敌，正是湘南游击司令李仲麒，在湘军之中最称骁勇善战，部下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好汉。三月十一日，张敬尧下令实施总攻击，五点多钟，吴新田正在集合所部，整理队形。晨光微曦中，蓦地杀声遍野，弹落如雨，站队的北军来不及回到阵地，纷纷卧倒还击，移时便看见大队南军争先恐后，蜂拥而来，当先一名高举指挥刀的军官健步如飞，高声喊杀，那正是湘军第一骁将李仲麒。

北军仓促应战，用密集火力压下去了两次冲锋，当南军第三次吹起冲锋号。李仲麒的队伍前仆后继，誓死不退，他们一口气冲上了山坡，跟北军刀光霍霍，白刃作战。吴新田拼死抵御，但是那些穿草鞋的湘军越战越勇，而且奔跑跳纵，在危岩峭壁间往返如履平地，北军跑不过南军，阵脚一动便忙不迭地后退，跑得慢了点的，不是后背被扎一刺刀，便是脑袋瓜子搬了家。这一次大败正好应了一句北方话：“针尖对着麦芒啦”。张敬尧的总攻击还没发动，正巧撞上李仲麒的拂晓攻击，十三旅紧急退出羊楼峒，半路上又给自平江赶来的沈鸿英部杀了一阵，三停人马去其二，山问路畔到处躺着北方大高个儿。吴新田退往通城，一说南军的厉害，张敬尧便联想起吴佩孚正是个肯打的，他决定第七师暂时在通城住着，且看吴老二顶上去是什么一个结果？

他这个算盘一打，便使吴佩孚孤军陷入重围。

眼见吴新田的溃兵三五成群，头也不回地拔足飞奔，吴佩孚头扎青巾，胯下骏马，他高声叱令他的第六旅：

“弟兄们，顶上去！”

李仲麒一身是胆，正在挥军乘胜追击，杀得好不痛快，眨眼间又见黑压压的北军层次分明，一波一波地往前冲过来，两军接近，刀枪齐施，双方官兵捉对儿狠狠地厮杀，吴师长和李司令身先士卒，都在乱军之中逢人便斗，见马就砍。湘军已经打了一上午的冲锋，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而且一交手便晓得这支部队战力大不相同。吴佩孚奋力反攻，李仲麒瞥见弟兄死伤太多，渐呈不支，便一声令下退回羊楼峒，这正让吴佩孚得着机会，催动兵马，急起直追。

羊楼峒要隘业已在望，能够一战成功，解了友军的围，兼且规复失地，这桩功劳着实建得不小。吴佩孚心中好不得意，他声嘶力竭地在喊：

“冲呀！杀呀！”

可是李仲麒退回了山上，吴佩孚的第六旅，立刻便遭到居高临下的炮轰，尘土飞扬，弹片四溅，弟兄一堆堆地倒下。隆隆炮声里还夹杂着重机关枪的咯咯声响，吴佩孚一看不对，赶紧下令后退。幸亏他退得早，湘南总司令程潜的第三旅陈嘉佑部赶到了，他们迅速进入战壕，协同李仲麒，用机枪大炮反击北军。

才退了两三千米，立命工兵营上来构筑工事，吴佩孚相度地势，将他的一旅人展开。一转眼间，第六旅便建立了可攻可守的阵地，同时，炮兵团、骑兵团分别进入指定位置。

中午了，吴佩孚下令埋锅造饭，等弟兄们吃饱了再打，他自己且忙着呐，派出侦探、斥堠，指挥炮兵团，摧破南军第一线的工事，还有，压制敌阵的炮火。

下午，等不及侦探还报敌情，他挑了一批敢死队，作试探性的骚扰和出击，自己带一批老资格的军官弟兄在第一线，凭望远镜和耳朵，判断南军的部署和火力：南军枪械窳劣，子弹补给必不充分。

侦探和斥堠陆续地回来，当然也有回不来的，吴佩孚综合他们的报告，开会研判敌情：羊楼峒一线至少有三个旅，其来源是粤军、湘军、桂军各一，由湘南总司令程潜在负责指挥。

于是，他决定不再冒险，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电话线架好了，他催自己后面的部队火速赶来，又一想南军的兵力三倍于我，就不能按兵不动，株守战线，而必须不断地保持接触，以免给敌人机会，集结起来冲锋反扑，说不定会一下子吃掉了自己这一旅人。

所以他编列战斗单位，轮班出击，轮班休息，头一天里日以继夜，每一小时便打一次冲锋，吴佩孚付出少数的伤亡代价，算是给全旅人马保了险。

第二天一早，首先是张学颜的第五旅赶了来，张福来、萧耀南、王承斌等接踵也到，吴佩孚抱定主张始终采取轮番攻势战术，古时候这便叫做车轮大战。不过他随时机动调整攻击力量，每到一支队伍，他就将攻击波的兵力扩充一些。

从十一日打到十三日，羊楼峒一天24小时内枪炮不绝，杀声不断，双方死伤的数字极为可观。十三日，吴佩孚的兵力已经超过了南军，但是南军高屋建瓴，凭险而守，使北军的战力大打折扣。吴佩孚自己亲身督阵，整整三天两夜没睡觉，他的两眼满布红丝，心中又十分焦躁。他恨张敬尧勒马通城，又叹曹大帅在汉口迷上了一位名妓花宝宝。那姑娘是苏州七里山塘的农家少女，才16岁，是汉口群芳的领袖，花国的魁首，他听说曹大帅大洋钱花了一两万，才只惊鸿一瞥地见了她几面。

三月十三，照样的还在发动一拨拨的试探攻势，接连三次仰攻，损兵折将，又退下来，吴佩孚亲赴第一线作战，突然之间他有所发现。

这是老早已经打听清楚了的，守羊楼峒的南军，以湘军一旅居右，桂军一旅居左，而粤军一旅居中策应。前两天的轮番攻势，北军不是向左便向右，从来不攻中路的粤军，原因是对方配合很好，攻左路便以中左二路应战，攻右路又由中右二路堵截，倘若一攻中路，那么，冲锋队伍便置身中、左、右三路密集交织的火网。

十三号这天早上情形有所异样，攻打左路，居中的粤军竟然偃旗息鼓，一枪不发，攻右路则粤军又是照旧支援。这里面必定有缘故，吴佩孚苦苦地想，泸州作战曹锟大败的那一回教训提醒了他，于是恍然大悟：联军作战最容易闹意见，生龃龉。羊楼峒上的南军必不例外，粤、桂两军一定是滋生了误会，水火不能相容，前线作战意志无法统一了。

由此大胆的假设，作了更大胆的决定，吴佩孚孤注一掷，下总攻击令，企图一举击溃敌军，拿下羊楼峒，三旅南军他把左路桂军一笔勾销，置之不理。向来不攻中路，这一次偏偏奇兵突出，宁可拼掉第六旅的一个团，严令有进无退。摆出中央突破的架势，先之以炮轰，继则鼓噪而出，向中路仰攻。果然，前锋推进到有效射程范围之内，中路右路火力密集扫射，左路还是一枪不发，作壁上观。

南军右路正在集中火力，全面支援中路粤军，北军冲锋号凄厉尖亢，响彻云霄，整整三个旅直如排天巨浪，抢登右边的山冈，北洋军踏着弟兄们的死尸、血迹前进，一鼓作气，摧破了右路防线。于是，左路急退，中路粤军全被包围缴械。六日鏖战，死伤无数，吴佩孚赢得了护法之役，北军定湘一战的头一阵，同时也是大规模作战的最后一仗。

曾有人说吴佩孚是闪电战的祖师，因为他总是谋定而动，凌厉直前，换句话说，他指挥作战，每能把握“兵贵神速”的要点，平时训练，注重士兵的能率、速度，临阵对仗，又将时间列为第一因素，用以制胜。因此，当吴佩孚六日血战，一举攻克三湘门户羊楼峒，他和他的部下欢欣鼓舞，不遑休息，当日便兼程南下。三月十七日，当吴佩孚率部日夜攒赶，进抵岳州城外，他欣然发现，洞庭湖里排列着海军浅水舰艇，桅杆顶上，飘扬着北洋军的旗帜。他连忙派人去切取联络，移时还报，会攻岳州，这是水路的支援部队，海军第二舰队杜锡珪部。

岳州是三湘的咽喉，洞庭之要隘，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当吴佩孚攻下羊楼峒，扼守第一线的湘桂粤联军，大败亏输，士气早隳，他们并力尽速向南逃窜，目的地是湖南省会长沙，路过岳州，不肯停留。他们惊慌失措，惶悚觳觫，反而把岳州军民吓得心摧胆裂，六神无主。

因此，攻克羊楼峒的第二天，民国七年三月十七日，吴佩孚匹马单枪，后面跟一簇卫士，不费一卒一弹，在海军第二舰队的“虚张声势”下，顺利攻占了岳州城池。

当时，湘桂粤三省联军总司令，是由桂军总司令谭浩明兼任，他坐镇长沙，大有南面为王之乐，掌握政权，决不松手，一旦说是要打仗了，他反倒兴致缺缺，一心只想卷逃。因此，当吴佩孚趁胜直追，进逼长沙，便只在同山口小小地打了一场胜仗，再往南走，确是一路势如破竹，毫无抵挡。

三月二十六日，吴佩孚大队开入长沙空城，从这个时候起，吴佩孚便开始以军事配合政治，他也得“慢慢走，等等看”了。

正当吴佩孚一战成功，节节推进，北洋政府领军南征的三员大将，曹锟、张敬尧以及往后派来作水路支援的杜锡珪，便忙不迭地大发其告捷电报。北洋政府里主战派，皖系人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主和派的头儿冯国璋惟有暗暗叫苦，顿足太息，频频地说是仲珊、子玉你们两位出生入死，跑得这么快。真是何苦来哉？

国务总理兼参战督办段祺瑞，当湖南前线捷报频传，又悉湘粤桂联军已呈瓦解水消之势，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废然返桂，不复再出。当其时，吴佩孚的闪电攻势着实生效，北军前锋业已进抵衡山，于是，段祺瑞踌躇满志，扬眉吐气，随意兴之所至，全然不顾曹锟和吴佩孚将作何种反应，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在征南战役中百无一是的张敬尧为湖南督军。

倘如没有冯、曹天津密约，就表面上看，曹锟这次等于倒了冯国璋的戈。通电主战，他领衔；出兵南下，他抢先；行军作战，他冲锋；战功战绩，他第一。三路大军下湖南，张怀芝在江西抱病，张敬尧刚打到湖南省的大门口——羊楼峒。便被李仲麒一阵猛冲撵了出去，从羊楼峒到衡州城外，一尺一寸的地，都是吴佩孚打下来的。不论冲着曹锟使段祺瑞驳极而复，东山再起的天大交情，或者吴佩孚出生入死，连战连捷的汗马功劳，这湖南督军一席，凭什么不能给吴佩孚？曹、吴扳直系的腿，替皖系争面子，打江山，到口的热馒头反而给张敬尧夺了去。是可忍，孰不可忍？曹、吴得讯，倒抽一口冷气，罢罢罢，从此认识了段祺瑞，这家伙毕竟不是好相与。

吴佩孚获悉张敬尧督湘消息以后，他的部队更其慢慢地打，四月中旬，方始拿下了株洲，分一支兵，他令第五旅旅长张学颜攻湘潭。张学颜兵不血刃，整队开进县城，他过个官瘾，用他自己的名义出示安民，事为吴佩孚所知，勃然大怒。派一位副官到湘潭去把张学颜喊来听训。

张学颜当旅长的时候，吴佩孚是他属下的团长，“出道我早，运气你好”，如今吴佩孚连升两级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张学颜胸襟不够开阔，难免起些疙瘩。这会儿一听说要他去“吃大菜”——挨训，他可没那个兴致，鼻子里一声冷笑，回答那名副官道：

“叫他省点事吧，你就说我不爱去。”

副官无可奈何地回株洲，实话没敢实说，代张学颜推托说是正闹病，没法子启程。吴佩孚一听，便晓得这是谎话，他的火更大啦，倏地一站，吩咐备车，他自己上湘潭找张学颜。

张学颜好好儿的在旅部里办公，吴佩孚带领副官卫士一到，排闼直入，不许通报，大踏步往旅长室冲。于是张学颜猛一抬头，便看见吴佩孚满面怒容，瞪着两只眼睛，站在自己面前，惊了惊，他只好脸上讪讪热热地站起来，敬了个礼，然后立正站着。

“张旅长，”吴佩孚一火，他断不饶人，当时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这第五旅，算得了老几？你凭什么出安民告示？你晓不晓得，我是第三师师长，可是我出告示的时候，都还是用的前敌总司令的名义？”

脾气嫌大了些，话也够呛，就在自己的旅部，张学颜面子架不住，新仇旧憾，一道加上，他恼羞成怒，怫然色变地抗声回答：

“怎么着？你当师长不爱露脸，难道你能禁止得了我吗？”

吴佩孚没料到张学颜敢于顶撞，气急了，一声暴喝：

“旅长出告示，不合体制！”

“什么体制？”吵开了。张学颜不惜反唇相讥：“旅长不许出告示，写在军法第几条？”

这下可把吴二爷问住了，语为之塞，干瞪眼，他气冲牛斗，却是一语不发。转身就走。

回总司令部，亲笔拟了一个“限即到”的电报稿，呈报曹总司令，张学颜没罪状，只有罪名：“不听约束”。

实在是高兴得太早，平南胜利，前线军事节节推进，段祺瑞极想趁此胜利余威，促成北洋系在他的大纛之下团一次结。因此，在民国七年四月十八日，他亲率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财政部次长吴鼎昌等，出都南行，专程到湖北犒师。

四月二十一日，段祺瑞到了汉口，三位总司令，他只见到曹锟和张敬尧，那率军人赣的张怀芝，一到前线便生了病。段祺瑞对曹、张二人奖勉备至，同时他通知湖北督军王占元，他已电召各省督军或其代表，到汉口来举行会议——没什么事，北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他得跟大伙儿说几句话，他当初一力主战，如今事实证明是有道理吧。

段祺瑞到汉口的头一天，吴佩孚刚刚攻陷衡山，他准备顺势拿下衡阳，就此歇马。却因段总理对他另眼相看，曹锟一个急电打了来，叫他也到汉口去开会。

到汉口，先见曹锟，曹大帅打心坎里说真话，子玉这一仗打得实在漂亮，第三师大大地露了脸。此外，他还有一颗甜糖给吴佩孚吃，昨天他收到吴佩孚的电报，张学颜不听约束，他批了个即调汉口，另候差遣，并且阿谀所好地说：

“张学颜的第五旅，我看就让子衡接了吧。”

吴佩孚派董政国接长第五旅，张福来为第六旅长，从此，第三师清一色，成为吴佩孚夹袋里的部队。

四月二十三日开的会，段祺瑞春风满面，得意洋洋，吴佩孚的胜利，便是他的政策、战略成功，因此他不惜大捧特捧吴佩孚：

“子玉是咱们的常胜将军？有他，平定南方是指日间事。”

这话是当着各督、各代表说的。吴佩孚常胜将军的嘉名，就此由段祺瑞公开宣布而来。

段祺瑞把胜利成功的远景，描绘得光明灿烂，美丽动听，同样的也将曹、吴二人捧上了三十三重天。令人诧异的是曹、吴反应冷淡，吴佩孚闷声不响，心中冷笑，段祺瑞的事业登峰造极，但是很抱歉，从明儿起就有够他受的了。

曹锟说话的时候，一副“杞人忧天”的神情：

“就跟总理训示的差不离，打南方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愁人的是请饷太难啦，兵饷犒赏无着，怎么叫弟兄们拼命？要不是军饷难领，我这个当总司令的，又何必尽蹲在汉口办兵站业务呢？”

段祺瑞脸一红，却是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

“这个，请各位放心，我一回北京，立刻设法筹措军费。由我负责，今后粮饷一定源源接济，万无一失。”

二十五日，汉口海军码头警卫森严，冠盖云集，各省督军恭送国务总理段祺瑞荣行，他以楚材军舰为座舰，要到九江去和赣督陈光远会面，再到南京约见苏督李纯、皖督倪嗣冲、上海护军使卢永祥，讨论“平定”南方以后的军国大计。扫兴得很，楚材驶抵汉口下游，轰地一声，和“不长眼睛”的江宽轮相撞。这艘招商局的客货两用轮迅即下沉，一时落水者哭喊喧天，救起来的切齿痛恨，淹死的乘客尤且不计其数，段祺瑞受了一场虚惊，讨了老大的没趣，在九江、南京匆匆地打个转，四月二十八日便回了北京。

开完了那个摆场面、无可谈的会，吴佩孚住在曹锟的行辕，倒是跟曹大帅彻夜密谈，作了许多重大的决定。吴佩孚坚持在天津和冯国璋所定的密约必须遵守，万万不可节外生枝，他所恃的理由十分坚强，既然要和冯国璋再度携手，那就断乎不可再拆他的台。

“这个，我当然晓得。”曹锟笑笑：“咱们准定依约行事。子玉，拿衡阳你不妨慢两天，过些时，我回天津再去北京，不干别的，专门跟老段要饷，时机不可失，能多要，便多拿他两文。”

三

吴佩孚回衡山前线，开始按兵不动，但是等了又等，曹锟滞留汉口，久久没有北上的消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汉、衡二地，经常人来人往，据汉口来的人说：曹大帅给那位汉皋名妓花宝宝，勾去了三魂七魄，他前后赠送了一万大洋的重礼，三顾曲院，花宝宝怕军阀，怕大官，推三阻四，不获一面。大帅急了，便有当地洪帮里的一位大爷，赫赫有名的刘四麻子，跑来请谒曹大帅，一拍胸脯，说是大帅要见花宝宝，只管包在小人身上。因此大帅大喜，重重地给了赏赐，果然，不出三天，刘四麻子就将花宝宝带到行辕，大帅一看，国色天香，世间无双，半截身子都瘫软了，定要留她下来。然而刘四坚持不肯，他说：“人家是她妈的摇钱树，清水般的姑娘，请来一趟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哪能说到这件事上。”曹锟假意放声大笑，再跟刘四一咬耳朵：“横竖是要钱吧，这个容易，你叫她妈开出价来。”

那日，刘四还是带着花宝宝回去——曹大帅还没去天津，正是双方在谈价钱，他要等花宝宝美人儿到手，才肯动身走。

吴佩孚听后，摇头叹气，益信“女色是祸害”之说，曹锟要等讨好花宝宝，前线军事，却是急如星火。因为张怀芝的病好了，沿湘赣边境而来，已经攻下了攸县和醴陵，他带来二十个营，从醴陵到攸县一带，于是连营百里，到处都是打山东来的北洋军。这支队伍要是再往东边一攻，衡阳危城，旦夕可下——吴佩孚想不到张怀芝从斜刺里杀出，夺了他的未竟之功，因此，曹三爷再不肯打也没有用，吴佩孚必须出动。

当其时，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大意失长沙，黯然领兵回了广西，战志昂扬的湘军骤遭巨变，措手不及，各部纷纷溃散。惟有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抚辑流亡，编整成旅，在他的家乡衡山附近机动作战。张怀芝的大军从江西打来，赵恒惕毫不迟疑，立即领兵迎敌，于是吴佩孚更急于攻下衡阳，免得让赵恒惕也有机会，着了先鞭。

吴佩孚拿衡阳的那一仗，看似顺利无阻，马到成功，其实则危机四伏，惊险重重。五月二十八日，他正巡视分防各地的队伍，到了曾国藩的故里湘乡，侦探来报，湘军赵恒惕的部队迅速扩充达数千人，已在向南移动，目标可能是衡阳，也可能是攸县、醴陵一带的张怀芝部。

一语不发，吴佩孚抽身便走，他来时带了一个骑兵营，担任卫队，约有五百人左右。这时候，他便带这一支骑兵，快马加鞭，一路攒赶，由湘乡西南出宝庆宋家塘，沿着大路，直上衡阳。全程将近三百华里，吴佩孚可是批亢捣虚，朝发夕至。

亲领五百人马，到了衡阳城下，非常幸运，发现衡阳根本就不曾设防，城门洞穿，市廛不惊。吴佩孚又是身先士卒，领军入城。当五百战马勒辔缓行，行列齐整，通过衡阳大街时，过往行人和店铺民家里的百姓，纷纷挤拢来看，一眼瞥见北洋军的制服和旗号，这才猛一下吓得心悸胆跳，魂飞天外，忙不迭地转身便逃，匉匉訇訇，牢牢地上好门板窗板。

吴佩孚在马上见了，直是摇头苦笑，声声叹息。

设好司令部，派出警戒部队，由于自己带来的队伍实在太少，孤军深入，四面是敌，他不得不下令暂时断绝城里城外的交通。即使是在大白天，也得四门紧闭，严禁出入。

第二天一早起来，进总司令办公室，昨天派副官调查衡阳士绅耆彦的一纸名单，已经摊在桌上。他坐下以后，头一件事，便是喊副官按着名单一一登门拜访，替他送一份帖子，当晚七时，菲酌候教。

总司令部大开宴席，所请的客人，居然全部到齐无一例外，吴佩孚周旋于衡阳士绅之间，举止中度，温文有礼。赴宴的贵宾，有政界、军界、学界的耆老，衡阳的名绅，商会的首脑，入席以后，吴佩孚举杯敬酒，他坦白诚恳，说明第三师开进衡阳的用意和经过，并且向当地士绅提出保证，他的队伍决不扰民，决不苛民，弟兄们谁敢违犯军纪，惊动了衡阳百姓，他将从严惩处，立予枪决。

说完了话，他刚坐下，一位白胡子老先生捻髯而笑，他仿佛代表同席各人，在作答词，但却安坐不动，轻松愉快地说：

“吴总司令的大名，如雷贯耳，北洋第三师的军纪严明，更是远近皆知，总司令其实用不着这样大张筵席款待我们，还郑重其事，提出保证。老实不客气说，北洋第七师和张怀芝带来的山东队伍此次南来，所到之处焚掠残杀，使湖南百姓切齿痛恨。这次北洋军南下，岳州、长沙、株洲、衡阳都是吴总司令打下来的，但是吴总司令的部下确实束身自好，秋毫无犯。但是只要总司令再往前攻，把攻克的城镇交给其他北洋军接防，那就像是来了煞星瘟神，岳州是十室九空，民无噍类，长沙则勒索敲诈，搜刮一空于前，再奸淫焚杀，民舍荡然于后，听说这些事情连曹督军都隐瞒不住，报到了大总统府，蒙冯大总统拨洋十万元，赈济灾黎，分给岳州四万，长沙六万。实际上呢，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另一位绅士恐怕吴佩孚听了这些不受用，马上接口说道：

“昨天下午贵军突然入城，老百姓一见北洋军的符号，当时是吓得人人逃跑，家家户户关门上闩。往后听说来的是北洋第三师，顿时就欢天喜地，都说是这下子不要紧了，今天早晨，除了城内外交通暂时断绝，总司令不信你可以自己出去看看，衡阳一城的市面早已全部恢复。”

“听了两位老先生的褒奖，益增本人的惶恐，”吴佩孚感从中来，诚心诚意地说：“第三师头一回到衡阳，就受到父老诸姑如此的爱护，如此的推许，真是我们全体弟兄最大的光荣。”

不会想到，席上又有一位绅士，插嘴进来，出人意外地说：

“不，第三师早就到过衡阳了，你们还在此间留下一段佳话呢？”

吴佩孚大为骇异，连忙请教，第三师几曾来过衡阳？又有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于是，那位绅士告诉了他：当傅良佐督湘，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被湘粤桂联军打垮，成千上万的北洋兵，曳兵弃甲，四散溃逃，情景十分狼狈，而且他们所经过的地方，莫不惨遭浩劫。有一天，一位长沙绅士渡江，遇见北洋军一营，组成一个船队，溯江而上。这一营官兵服装齐整，井然有序，不但纪律良好，一路无犯，而且谦恭和蔼、彬彬有礼，跟他往日所见的北洋军大不相同，当时他很奇怪，问同船的一位下士：

“你也是这一个营里的弟兄吗？

“是的。”

“你们这一营是什么番号？”

“北洋第三师。”

“师长是谁？”

“吴佩孚。”

这位长沙绅士是懂军事的，他眼见这一营兵渡江后的动作，晓得他们是掩护退却的后卫，当时，看他们登山布防的地点，离他家只有三里多路。

过了两天，听说那一营人趁夜撤走了，这位绅士一时兴起，跑去参观他们的阵地。发现他们是占据大路左边的一座小山，虽然只守了两天一夜，却仍掘好步兵战壕与炮垒，那竟是足敷步兵一营，炮兵一连的掩蔽工事，再相度地形，他们这阵地正好控制了南来的大路，形势占得非常之好。

就在阵地后头不远之处，山谷中有一农家，那位绅士前去访问，看见他们竟在张灯结彩，因而问道：

“府上有什么喜事呀？”

农家的人回答他说：

“昨天我们家里有人结婚。”

“北洋军不是就在你们家门口吗？昨天到府上来过没有？”

“来过的呀，他们拿钱来跟我们买点稻草。”

“就这一次吗？”

“就这一次。昨天我们请吃喜酒，亲戚朋友，人来客往，热闹了一天，没有一个人受到北军的盘问和打扰。”

大军溃败，沿途烧杀掳掠，惟有第三师第一营殿后部队，纪律严明，动作合乎要领。这位长沙绅士，当时十分感慨，北洋军中，居然也有这么一支训练有素，出类拔萃，第一流的好部队，由此可见，北洋系的割据天下，并非事出偶然。

长沙绅士亲眼目睹的故事口耳相传，第三师、吴佩孚，先已在三湘人士中，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吴佩孚听到后来，方始想起，王汝贤、范国璋南下之初，曾经借调过第三师一个团，随军出发。往后王、范两师溃败，他这一团人便自行设法，全师而还。

说完了故事，满座嘉宾，一举致杯，向吴佩孚致敬、道贺，溢美之词，发自肺腑，使吴佩孚既感激而又高兴，因此席上杯觥交错，宾主两欢。

正在热闹，一名副官气急败坏，匆匆跑来，附在吴佩孚的耳边，悄声地报告：

“赵恒惕的湘军，为数不下四五千，从衡山大举南下，前锋已经过了大埔，看情形他们是来攻城的。”

吴佩孚放眼一看，座上的绅士一个个流露出忧恐之色，更有人在交头接耳，嗡嗡议论。他心知这是因为副官神色仓皇，使他们起了猜疑，于是，他灵机一动，故意大声地说：

“这值得什么大惊小怪，你叫城上的弟兄竖起军旗，小心防守就是了。啊，还有，你给我传令下去，不管对方逼得多么近，他们不开枪，俺们一枪也不许放。”

“是。”副官敬礼，退下。他一走，吴佩孚马上就把湘军来攻的消息，一字不遗地告诉了大家。

如此坦白诚恳，这等推心置腹，在座的湖南士绅，全都面面相觑，怔住了。

实在是对吴佩孚这个人有好感，当时，便有人问他：

“总司令是准备守城？”

“是的。”

“不檄调援军？”

“我的队伍，已经在向衡阳集中的路上，要明后天才能抵达。”

“可是，此刻敌方已在直薄衡阳，而赵先生的兵力，又是十倍八倍的大过你。”

“用兵——不在多。”

“衡阳还有十几万百姓，”有人直截了当地提醒他：“湘军来了，他们不会帮北洋军的忙啊！”

吴佩孚立即敛容正色，声调铿锵有力地说：

“倘若衡阳的父老诸公要驱逐我吴某人，不待湘军之来，我们随时可以撤走。”

于是，席上士绅异口同声地否认：

“没有这个事。”

“我们只不过眼见两军众寡悬殊，在替总司令瞎操心罢了。”

“盛意至所感激！”吴佩孚莞尔一笑，又道：“惟恐万一要开仗，诸公现在出去，怕有流弹。司令部总比较安全些，我们是否暂时不管外间的事，继续喝酒、谈心？”

众人一想，他这个话言之成理，略一商量，决定采纳，于是吴佩孚亲自陪客，和他们寸步不离，他神色自若，谈笑风生。丝毫不把湘军压境、身陷重围的事放在心上。三湘多英雄豪杰之士，吴佩孚雍容镇定，显示他胆识俱壮，加上他那种光明磊落，坦然无隐的态度，更使在座诸人，为之倾倒，慷慨昂扬，惺惺相惜。便这一席间，使他得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

城外，湘军同样地也不知道吴佩孚又来一次闪电战，捷足先登，占了衡阳。先头部队始终不曾做过攻城的打算，他们的步枪背在背上，只顾往衡阳前进，大队人马一直到了衡阳城下，这才看见城门紧闭，城墙上有队伍把守。于是他们高声地喝问：

“你们是哪里的队伍呀？”

一位魁梧雄壮的军官，挺身而出，从容自在地回答：

“我们是北洋第三师！”

对阵敌军，劈面相逢！一边在城墙上，一边在城墙根，事出仓促，骇然意外。城下的湘军吓得呆如木鸡，不知究应开枪呢，还是火速撤退？僵立半晌，城墙上的那名军官又在说了：

“我们师长有命令，湘军不动，咱们不开枪。”

“吴师长此刻在哪里？”城下一位军官，惊疑不定地问。

“在司令部，正请衡阳士绅吃饭哩。”

第三师是北洋惟一劲旅，吴佩孚在，衡阳兵力必定不少。城下湘军一商量，惟恐攻打不下，不如及时撤退，于是湘军一声向后转，飘然引去。

以五百兵守城，卒竟不费一兵一弹，退了湘军，还卖了个交情。从这一天起，湖南人把吴佩孚这个名字改了两个字，都管他叫“吾佩服”。

赵恒惕往攻张怀芝那二十个营的时候，侦探来报：

“张督军又上汉口养病去啦，他那个队伍乱哄哄的，指挥不统一，官兵又缺乏斗志，可是他们每占一处地方，奸淫掳掠，胡作非为，老百姓把他们恨入骨髓。赵恒惕的部下虽然枪械缺乏，粮饷不继，人家倒是为了解救家乡的困厄，人人有拼命的决心。老百姓更趁此机会，组织了什么“吆喝队”，上阵的时候不但呐喊助威，尤其捞起锄头镰刀，就跟北洋军肉搏，宁死不退。所以，照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攸县、醴陵一带，只怕是很危险。”

吴佩孚听了心烦，眉头一皱。

“二哥，”第三师早已在衡阳集中，第六旅旅长张福来恰好在他身畔，忍不住，插嘴进来说：“我们这一路没怎么打仗，一下子就到了衡阳。孤军深入，兵家大忌，后头第七师的队伍只顾杀人放火，决靠不住。张督军在东路的这二十个营，倒还能跟我们成个犄角之势，彼此都有呼应，他们如今面临大敌，情势很急，咱们是否应该派队伍去支援一下？”

“是应该呀，”吴佩孚深沉地一笑，“子衡，你带一个团去如何？”

“是。”

“子衡，你来，”吴佩孚又跟他招招手，带他到墙上挂的军用地图跟前，室中各人睹状。逐一退出。于是吴佩孚伸手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出茶山坳走铁丝塘上草市，在这儿有一座山。你带一团弟兄，便打山脚直登山巅。”

“直登山巅？”张福来困惑地问。

“嗯，”吴佩孚点点头，又道：“要是还弄不清楚，我便再画张行军路线图给你。”

测绘，是吴佩孚的本行，通常，他派队伍出去打仗，多一半早在下令出击之前，自己先就冒着危险视察好了战地形势。因此，他下达作战命令，对于行军路线，必有严格的规定，详尽的说明。倘若部下还不太明白，他宁可亲笔给他画张行军路线图。却是有一点，他规定好了的路线，不论遇见任何情况，断乎不容更改，否则的话，指挥官就要军法从事，就地枪决。

四月二十八日，他画好了行军路线图，交给张福来，他要张福来夤夜出发，沿途急行军，不许停歇，限翌日上午十时以前，占领那一座山巅。

“占领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张福来继续请示。

“没什么，”吴佩孚轻松地一笑：“你们就在山顶上耽着，不论是谁打山下经过，你抱定一个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到时候，我自会叫你们回来。”

张福来衔命而去，他集合了第六旅的一个团，开衡阳东门，一路人含枚、马铃摘，静悄悄地沿着大石板路，向东疾走。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张福来骑匹大马，带着参谋副官卫士和前锋队伍，抵达了那座小山之下。有一位参谋顺着路走，朝山上打量，他发现有一条之字形的山路，盘旋而上，直达山巅。

“报告旅长，”他拨转马头，骤驰而来，一路直在欢声嚷叫：“这儿有路！这儿有路！”

张福来却将眉头一皱，两撇大胡子翘翘，他尽摇头，斩钉截铁地说：

“咱们不走那路！”

“不走那路？”

参谋、副官全部愕住，望望小山，矮树丛丛，荆棘遍地，整座山除了那条红土小路，一色青碧，没有一块承足之处。而且山坡相当地陡峭，大伙儿面面相觑。直在心里嘀咕：不走那路又是怎么个走法呢？

张福来，从胸装里取出吴佩孚手绘的行军路线图，摊开来给大伙儿看，众人聚拢来时，不由不暗暗叫苦，吴总司令草草地画了匹山，红铅笔朝上一直线，在山巅打了个箭头。大家都懂得，这是吴总司令吩咐他们直线上山，不许转弯。

当时便有人怨怼地发出议论：

“许是总司令不知道有这条路？”

“当然。否则的话，哪有放着大路不走，倒叫我们去攀藤附葛的道理！”

“旅长，咱们还是赶紧顺着那条路走吧，免得耽搁了时间。”众人以为这是毫无问题的事，莽撞些的副官卫士，已经在放辔而行了。然而突见张福来脸色一变，厉声大喝：

“慢着？你们是要我的脑袋瓜子搬家呀！”

大伙儿全吓呆了，怔怔地盯望着他。

“总司令军令如山，你们是吃了老虎心、豹子胆？竟敢擅作主张，故意违抗？”张福来怒不可抑地叱道：“总司令说走直线，咱们就一步也不许斜出去！”

“直线没路……”还有一位参谋嗫嚅地说。

“我带头走！”张福来一言方毕，霍然下马，将他的座骑，交给卫士牵着。自己拔出指挥刀，使劲地劈砍拂面枝叶，他奋勇上前，直登山巅。旅长领头这么走了，谁敢不从？这一团一千多人，一个个地穿行于矮树蔓草之间。

脸上划了血痕，军衣都撕破了，张福来是个胖子，百十步草莽陡坡一爬，早已呼吸艰难，气喘如牛。明明有路放着不走，偏要叫人手脚并用地爬坡。整一团人，没一个不在呢喃有声，口出怨尤。

好不容易，都爬到了山巅，张福来命人竖起了第三师第六旅的军旗，一面相度地形，分配了防务。定下来时，官兵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是一身泥土，便是肉帛相见，体无完肤，正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简直啼笑皆非，莫名其妙！张福来骑在马上，用望远镜眺望，蓦地，他伸手一指，高声地喊：

“你们瞧！”

大伙儿往山下看时，一支队伍，正自山峰的侧面，包抄过来，用望远镜便看得明白，那是湘军的大队，而且很显然地，他们也是要来占领这座山峰。如果张福来他们改走那迂回曲折的山路，湘军准来得及直攀山巅。那么，这一团人可能受到湘军抢先居高临下，迎头痛击，或者就在险峻的山坡上展开激战；在山区作战，北洋军绝对打不过湘军，第三师曾在四川山峦地带吃过大亏，他们晓得自己在从事山地战时最最没有把握。

“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

讲完这一则故事，再加上一句由衷的颂赞，如此这般，往后张福来在十来年里，也不知道重复过若干遍。他最爱拿这一个例子说明吴佩孚的战术神机莫测，计出万全，其实呢，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一次偶然的巧合。

湘军怀着拯救桑梓的急切心情，宁以弱势的兵力，在张怀芝、吴佩孚两支大军之间，孤注一掷，发动攻势。他们熟悉地形，乃出奇兵，希望能在这一座山峰上驻扎一支军队，对衡阳方面的吴佩孚加以戒备。如果吴佩孚出兵夹击，湘军便凭恃这一处要隘，扼住吴佩孚赴援张怀芝的去路。这一点倒是吴佩孚看得很准确，他命张福来抢先一步，占了山峰。

湘军开到山下，方始看见山巅已有吴佩孚的旗号，他们无法停留，转身便走。吴佩孚的第三师存心结交，不为己甚，并不利用他们的高屋建瓴之势，发炮轰击，或者是派队衔尾追杀。

满腹疑虑地向前挺进，湘军终于发现，吴佩孚对于他们进攻张怀芝，始终都在采取中立态度，扼守据点，袖手旁观，对“吊民伐罪，清其桑梓”的仁师置之不闻不问，视若无睹。于是他们全无后顾之忧地奋勇进攻攸县县城，张怀芝的队伍抢够了不义之财，个个都想开小差，无人恋战，被湘军一击而溃，四散逃窜。从此湘军乘胜直追，连下攸县、醴陵，然后往北反攻，直薄平江，力克株洲，将北洋第三、第七两师的联络，全部切断。

直到这个时候，吴佩孚才把扼守山峰的张福来和他带去的那一团，调回衡阳县城。张福来抵步以后立刻请见，他十分感慨，报告他二哥说：

“十几二十营训练得好好的队伍，没放几枪，就那么糊里糊涂地一哄而散，张怀芝他们太孬了，丢尽了北洋军的脸！”

“所以说，”吴佩孚借题发挥，施以训诲：“带兵的万万不可纵容部下放抢，不管什么队伍，军纪一败坏，抢劫得了手，弟兄便一心急着回老家，再也不肯拼命出力打什么仗了。”

张福来不觉凛然，忙道：

“二哥说的一点儿也不错。”

吴佩孚和悦地笑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后坐下。

“二哥，”张福来突又压低声音，紧张地问：“听说株洲丢啦，咱们的后路都断了，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吴佩孚却好整以暇，笑吟吟地所答非所问：

“子衡，这衡阳出过一位大英雄，真豪杰，你可曾听说过没有？”

“没……没有。”

伸手往桌上一指。吴佩孚又说：

“喏，就是画这幅梅花的彭玉麟。太平天国军兴，他跟曾国藩转战各省，迭克名城，做到兵部尚书，卒谥刚直，他是清室中兴名将之一。”

张福来凑过去一看，桌上正摊着一幅“梅花图”，他大为纳闷，脱口便问：

“二哥，您哪来搞这玩意的兴致呀？”

吴佩孚不答，似在沉思，久久，方说：

“子衡，你使人去打听一下，彭刚直公的墓在哪儿？明天早上，再叫人去备办一副像样的祭品，你我二人，便去彭公的墓前祭扫一番。”

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张福来不胜其烦躁，他大声地问：

“二哥，人家在跟你商议紧急军情，情况危险得很咧！您怎么尽说这些个闲事？”

“我说的都是正事，”吴佩孚脸色一正，站起来负手踱步，徐徐地说出一番道理：“冯大总统跟咱们大帅，还有愚兄在场，三个人在天津卫当面说明白了的：出兵征南，在大总统来说是老段要挟，事不得已。所以，咱们的仗，就打到衡阳为止。”

“啊，”张福来恍然地说：“怪不得咱们到了岳州，一歇就歇了那么久。”

“段总理一心用武，点兵南下，”吴佩孚声声苦笑地说道：“咱哥儿们打头阵，当先锋，入死出生，拼命厮杀。张敬尧那小子却跟在我们后头，所到之处，淫掠烧杀，不信，你看那岳州，你看那长沙。前次我亲自打的电报稿，请咱们大帅据实往上报，我还记得那上面明白地指出，‘岳州、长沙自罹兵劫，十室九空，焚掠残杀，搜劫靡遗，近城一带地方，人烟阒寂，现虽设法招集流亡，商民渐聚，而啼号之惨，实不忍闻’，我敢凭良心说，这里头句句实情，一字不假！”

惹起了张福来的胸中忿懑，他咬牙切齿地说：

“可不就是这样？别说二哥跟我，连弟兄们也都在不平得很咧。咱们性命相拼打了胜仗。得一处地方，就让第七师那般狼心狗肺的家伙们，抢它个精光！”

“所以。”吴佩孚惨淡地一笑说：“你总该可以明白了，咱们不能再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就说冯大总统没那句话，这种害天理，昧良心的仗，便把金山银海堆在咱们跟前，咱们也不能打。”

“二哥说得对极了！”张福来兴奋地大叫：“您这一字一句，全都说在我的心坎儿上。”

“那就好了，”吴佩孚踱近办公桌旁，又去观赏那幅梅花，一面细玩，一面吩咐：“咱们暂时不打仗了，咱们暂时就驻扎在衡阳。从今儿起，明里暗里，你不妨设法知会弟兄们，别让他们了然个中的内情，只要他们晓得本部的动止。”

“是。”张福来立正答应，移时又问：“不过，湘军占了株洲，眼见我们就要成为一支孤军。”

“我们老早就是孤军了，子衡！”这一句话，吴佩孚说得悲酸苍凉，同时也说得相当雄壮，顿了顿，他深沉地一笑，又委婉地说道：“咱们先别议论那些大道理，反正我不明讲，隐隐约约地，你也能够明白。大局还没有定规，咱们只有暂驻衡阳。要在衡阳驻扎，就必须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湖南人重义气，轻生死，热情慷慨，是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彭刚直是衡阳的先贤、豪杰，我明天要去展拜他的墓。赵恒惕在我的大军之前扬长而过，一举击溃张怀芝的二十个营，我按兵不动，看他一战成功，这一份交情，就足可保障咱们在湖南境内的安全。”

张福来听了，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他兴奋地双手一拍，欢声地说：

“二哥，你可真是了不起，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事，统统都给你算准啦！”

“别胡扯！”吴佩孚连忙笑斥：“我要能知五百年阴阳，当年我卖卦，就不会连一日三餐都混不出来了。”

皖直两系的内争，冯、段之间的矛盾，以及吴佩孚长岳大捷，抱定决心衡阳歇马，凡此种种，在书中剖析清楚了，便昭然若揭。然而在民国八年三月以后那一段时期，却为任何局外人所无法得知的内幕。北洋第三师以全国第一劲旅，常胜大军，一路凌厉直前，势同破竹，大有雷霆万钧，风卷残叶之概。当时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湘粤桂联军一败涂地，风流云散，广东、广西已无可用之兵，湖南一地，也惟有在家守制的赵恒惕，轸念桑梓，奋力而起，集合一支孤军，打打游击，北盛南衰，形势已判；倘看吴佩孚的指挥刀，再向南向西一指，粤桂两省，事实上是无法对抗的。

因此之故，吴佩孚的大军进占衡阳，就等于是一柄利刃，插在军政府的胸口上。自民国六年六月八日，督军团称变，国会被解散，七月十二日，国父孙中山先生由沪赴粤，倡导护法，西南一隅，云合响应，赢粮景从。九月一日国会议员纷集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孙中山先生在九月十日宣告就职，他曾沉痛万分的布露天下：

……徒以身与共和生死相系，黄陂（被迫辞职的黎元洪）为同建国之人，于义犹一体也。生命伤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国父自称）虽衰老，犹当搴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

然而，军政府肇建之初，西南各省，步调不一，军阀破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援湘（傅良佐南下之役）、援闽（应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之力请），正在两面作战，又有广西督军陆荣廷，把两广视为他的私产，对于军政府多方阻挠，不断抵制。大元帅既无基本部队，又乏经济来源，群贤毕集的大元帅府，自部长以至事务员，一概月支20元。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国父孙中山努力奋斗，无少退沮，却是恪于形势，依然少有作为。

桂系军阀对于军政府的迫害，较诸北洋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在民国七年元月二日，抓了大元帅府的卫队连排长和卫兵数十名，竟然诬之以匪，径行枪决，气得大元帅下令海军炮轰广东督军署，以示膺惩。于是二月二十六日，海军总长，孙中山忠实信徒程璧光惨遭暗杀，三月中旬，北军大举南下，国会议员中旋即有人指责军政府在军事上既不能统一指挥，即西南联合会议亦乏法理根据，他们对北洋军南征心怀恐惧，于是找些借口托词，提议自此改组军政府。

待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由鄂入湘，占岳州，下长沙，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兵败山倒，仓皇回桂，改组军政府的声浪越来越高。桂系把持的广东、广西两省不必说了，即连远在云南的唐继尧，竟也密电西南各省，主张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正副总统，或者承认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另在南方组成“军务院”或“国务院”，“以便行使职权”。

唐继尧主张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下设六部：以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内政，陆荣廷长陆军，林葆怿长海军，唐绍仪长财政，张耀曾或者是王宠惠长司法。政府地点暂设广州，将来俟局势发展，则相机进驻南京和武汉。

此一唐继尧建议最后一点：他认为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应该去游历外国，敦睦邦交。唐继尧的国是意见尽在于此，明眼人一望而知，这是北军南下，吴佩孚进驻衡阳的另一收获，亦可谓为副作用。北洋声势浩大，使得西南各省军阀非常骇怕，他们一面向北洋政府暗送秋波，一面团结桂系、滇系和政学系，暂求自保，这是短浅见识者的一大悲剧。陆荣廷、岑春煊、唐继尧等人在强兵压境之下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只要大元帅一走，即可缓和北洋军阀的“征南攻势”。

五月四日，民国七年的五月四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议员八十余人，投票表决，赞成改组军政府者过半数，于是唐继尧的提案通过。大元帅命国会议员居正向议会递送辞职咨文，这是一篇文情并茂，极富史料价值的大块文章，对于军政府的建始和他个人退出的经过，有生动详尽而坦率诚挚地说明：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国璋）、段（祺瑞）两氏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而能撤销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俾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夫谁得而议其后者。乃必思以北洋武力，征服全国，遂致衅启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

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尤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泯泯棼棼，莫知底止。

文不忍正义之弗伸，碍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议宪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决议，由是发生国会非常议会于广州。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虽自知弗能胜此重任，然国家多难，匹夫有责，文忝在手造民国之列，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术，用是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使吾国及友邦之人，成晓然于军政府之职志。至于成败利钝，匪所逆视，凡以存民国人民之正气于天壤间而已。

自是厥后，粤、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和之目的，于是地方之争，一变而为国会之争。军政府无尺地之凭借，而此志已范围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均在酝酿发难之中，不得不谓护法之功矣！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旨，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时痦口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

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之所以忍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负责无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谋使各省尊重非常会议为护法之中心者，无所不至。今自岳（州）、长（沙）累败以来，各省始悟分则俱伤，合则两美，然后知有组织统一机关之必要，且知已有非常会议为护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图之，犹为未晚，而文之力固已尽于是矣。

计自提取盐税存款，以充国会正式会议经费，预定六月十二日为开会之期，文之效忠于国会，任务本已将尽，今者非常会议议决改组军政府，以应各省之要求，今而后庶可资群策群力，以充昭护法之大业，而告厥成功，岂非民国之幸！

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国会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之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谨略述颠末，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大元帅之职，幸惟公鉴。

孙文支印

这封通电发布以后，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首先表示反对，他也发表通电，反对国父辞卸大元帅职务，并且严词切责逼迫国父下野的那一般井底之蛙。张开儒此一严正的表示，使桂系军阀极为嫉恨，莫荣新遂命人强迫解散陆军部各机构，他在韶关抓到了张开儒，把他囚禁于广东督署，陆军次长崔文藻膺命代理，莫荣新甚至悍然地将崔代部长予以捕杀。

在吴佩孚强兵压境之下，军政府不战自乱，遂行改组，徒令亲痛仇快。七月二十日，国会中的不肖议员，或与当地军阀勾结，或受虎而冠者威胁，召开“总裁选举会议”，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总裁。孙中山深知所谓“改组军政府”，实系西南各地军阀向北洋政府妥协议和的一种姿态，他不欲参加。二十一日，发布辞大元帅职临行通电，留书告别粤中父老兄弟。“发扬粤省之光荣，永为全国之仪型”，二十六日他和胡汉民等离开广州，特地绕了一趟汕头三河炯，因为蒋介石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课主任，孙中山特往会晤，并且力劝陈炯明进攻福建，当时，蒋介石在江干迎迓，他眼见国父形容憔悴，不觉凄然流泪。

国父孙中山辞卸大元帅职后，于六月二十五日抵达上海，自此埋头著述，希望有以启发国人。

四

冯、曹、吴三人密约生效以后，吴佩孚公然实行缓兵之计，衡阳歇马，好整以暇，他甚且在衡阳作久居的打算，处处争取湖南人的好感，他到彭刚直的墓前拈香上花，亲临致祭，拜会衡阳的名流士绅，时贤彦耆，他和他们经常聚晤，时相唱和，他甚至于步彭玉麟的后尘，开始学习绘事，也画梅花。

吴佩孚在湖南造成这么一个局面，曹锟、冯国璋和段祺瑞、徐树铮之间的明争暗斗，接下来便连台好戏，一一登场。段祺瑞南下犒师，兴冲冲地回到北京以后，为了鼓舞士气，完成南征，他不敢不依曹锟的话，千方百计，大举外债，他要践履他的诺言：“设法筹备，源源接济，断乎不会中辍。”

段祺瑞径由徐树铮的媒介，跟亲日派首领交通部长曹汝霖和前司法总长章宗祥拉近乎，叫他们利用以前跟日本人因卖国得来的交情，向日商中华汇业银行先借到了大洋2000万，完全用之于对南军事，不过在借约上却写的是为“扩充西北电信，修复旧有电台”之用，议明利息八厘，抵押品呢？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名目，国家权益，人民财产，可押的全都押了，无可奈何，只好存心不良，把业已抵押给法国、丹麦的电信收入，再挪来作一次对日本的借款担保。

纸包不住火，法国、丹麦很快地得到了消息，一物两押，堂堂北洋政府居然背信，做这种耍无赖的事情，两国公使立刻照会北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既有照会，外交部便不能不覆，于是强词夺理，外加上诓骗欺瞒，一齐写上了公文书，北洋政府外交部咨复法、丹二国：“电信收入尽多着呐，日本贷款五个月便还清，决不至于妨碍贵国的那笔账，尽请放心。”一桩公案，就此抵挡过去。

丢人现世，借钱借得这么吃力，但是曹三要饷，锐厉难挡，他人在汉口，一天几个电报，拼命地催。在北平国务院里，尤其派他的胞弟曹锐，每天一次晋见国务总理，实行坐讨。可怜段祺瑞连诈带骗，一共才弄了那么2000万元，索饷讨债的不止曹锟一个，他只好今儿拨一笔，明天补一点，谁知越是这么酌予接济，越使讨债的来得起劲，转眼间2000万又光了。段祺瑞左右为难，罗掘俱空，迫于无奈，只好责成曹汝霖再借外债，以八七扣实收，年息七厘，四次付完的苛刻条件，向日本政府又借到2000万大洋，名目是建筑由济南到顺德的顺济铁路，其实呢，则是陆陆续续，像榨甘蔗汁似的，又落入曹锟等人的荷包。

成天到晚忙着筹钱，段祺瑞像天天在过大年夜，4000万元都给挖光了，他一肚皮懊恼，一腔子焦躁，开始“电”发怨言，拉下脸来催促进兵。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吴佩孚，一个个地按兵不动，让他南下的“霸业”，成了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却是当他的电报抵达汉口，曹锟业已天从人愿，快乐逍遥，他花了四万大洋，终于把如花似玉的红姑娘花宝宝讨到了手。段总理亦已油尽灯枯，再也榨不出血，实至名归，他要履践“先战后和、打到衡阳”的诺言，准备跟老段破脸，以便与河间联络。好戏唱完，下台一鞠躬，回过身来又猛踢老段一脚：“前线粮绌，难以为继”，电催坐讨不得结果，俺曹三亲自回北平来也！

把吴佩孚留在衡阳，自己带了那几个混成旅，曹总司令不请自准，花车北上，这一招回马枪着实厉害，可把段祺瑞气了个死去活来。

一到北平，政争激烈，段祺瑞暴跳如雷，冯国璋装痴装呆。段祺瑞一见曹锟，火冒三千丈，开口便问：“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用兵五个月，花了上亿元，如今你那位常胜将军吴佩孚，只要再跨一步，就可以进入广东。广东一平，天下便定于一，‘南征大业’，圆满达成。怎么着，三哥你是存心在这紧要关头，扯我的后腿呀？”

曹锟听了，愁眉苦脸，紧蹙额头，他也声嘶力竭地呼吁：

“总理，饷呀！饷呀！皇帝不差饿兵！前线的弟兄连饭都没得吃，你叫他们怎么打仗？”

段祺瑞为之气结，一语不发，返身便走。

当夜，冯国璋的“大总统府”，肉林酒池，大开盛宴。冯国璋眼见段祺瑞的狼狈，心感曹仲珊的践约，不但报了昔日一箭之仇，而且拦腰一闷棍，把段祺瑞打得仆倒在地。他带笑旁观，看他怎么挣扎爬起来？于是，这夜他为曹锟洗尘，吃喝玩乐，快极生平。

曹锟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段祺瑞发了急，便预备动公事，请冯大总统严予查办。呈文稿还没拟好，“总统府”里来了密报，曹锟的新职：“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业经冯大总统亲下条谕，明令发表。

段祺瑞怒火攻心，气昏了头，他高声喝令备车，国务总理要去跟冯大总统理论。

他气涌如山，赶去谒见冯国璋，见了面，立即声势汹汹地质问：曹锟百罪集于一身，为什么不闻查办，反而由大总统手谕升官？

既扯破脸，冯国璋便当“人”不让，理直气壮，他振振有词地说：

“你要征南，你要用兵，能打仗的兵在曹三手里，‘叛党’未靖的南方正是川湘赣粤。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叫曹三去经略四省，跟你一贯的主张，又有哪点抵触？”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于是，老段语塞，愤然退出。这一回，他没提：“不干啦！”

回到总理衙门，立召徐树铮紧急商议，对南用兵，功败垂成，目前已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境。便在这时，徐树铮又献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那曹锟是个空子，他的队伍都在吴佩孚掌握之中，何不高官厚爵，竭力拉拢吴佩孚？吴佩孚一过来，冯、曹二人必定垮台。

因此，曹锟在五月三十日回北平，六月三日，段祺瑞便发表吴佩孚为孚威将军。

孚威将军虽然是个空头衔，但却很有作用，因为在官等上，将军与督军平行，都是特任。握有兵权的将军，便等于是候补督军了，这跟督军下台给个将军名号，意义迥不相同。

徐树铮为了贯彻他的穿心战术，特地跑了一趟衡阳，专诚拜访“吴孚威”。蓬莱秀才和萧县秀才在衡阳将军府里见了面，使吴佩孚大出意外，却也不能不虚与委蛇，第三师孤军远戍最前线，皖系大将张敬尧在长沙扼住了他的退路，吴二哥不敢跟皖系的灵魂、军师破脸。他招待徐树铮用过丰富的午餐，搬几张椅子，便坐在院子里大金鱼缸旁边密谈，恭聆徐树铮高唱其“武力统一”论。徐树铮强调北洋一家亲，段祺瑞和曹锟之间关系密切，他说南进政策功亏一篑未免太可惜了，并且强调他这次南下，已经带来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等三人，就为部署奉军入湘，支援吴佩孚继续南进的事宜，带三分威胁，有七成激将意味，小徐单刀直入地发此一问：

“子玉，你是否有帮忙到底的决心，支持段芝老，完成武力统一中国？”

吴佩孚给他逼住了，无可奈何，只好含含混混地答一句：

“我是军人，军人当然要打仗。上面有什么命令，吴某但有‘服从’二字而已！”

徐树铮很高兴，在他的心目之中，吴佩孚是头脑单纯的军人，北洋系冲锋陷阵的打手，说一不二，痛快明白。他知道吴佩孚为人方正，律己最严，生平从不打诳，同时他更自信凭他万里南来，一席长谈，吴佩孚必定感恩知己，誓为前驱。因此，他当时便认定吴佩孚“已坠吾彀中”，他答应吴佩孚，由段内阁直接补助巨额军费，同时，心花怒放之际，诗兴大发，他即席作了一首“衡州谣”，把吴佩孚形容成解民倒悬，万家生佛的名将。而且还是“古今名将谁及兹！”其中有句云：“……吴公爱民如爱军。与爱赤子同殷憨……在军整暇不自逸，雍容雅度尤无匹。静坐好读易，天人忧患通消息，起居有常礼，战斗厮卒娴容止。笔千管，墨万锭，看公临池发逸兴。香一缕，酒盈卮，时复弹琴自吟诗！”

徐树铮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六月初旬，从衡阳回到汉口，立刻密电段祺瑞，大事谐矣，奉军一部业已开抵湘东，吴佩孚今后将惟国务总理之命是从。小徐又一次合纵连横，扭转乾坤，使段祺瑞不得不大喜过望，舞之蹈之，他为对吴佩孚表示亲热和优礼，迅即直接通电，开内阁总理和区区一名师长径行联络的先例。

吴佩孚得了这份荣宠之至的电报，一声苦笑，束之高阁。因为，他正忙于对南外交，他托人邀约湖南督军谭延闽、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好朋友童锡梁，从长沙前来衡阳晤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

“民国肇建八年了，如今竟闹得人人都在争夺地盘，位置私人，把当年革命的目的，全部忘掉。长此以往，必将亡国！有人说我是因为争不到地盘方始主张和平，其实呢，纵使政府发表了我当湖南督军，我也不会干。我认为我们军人现在惟有埋头整军，以准备将来抗御外侮，这才是正经事，再要南北对峙，惟有同归于尽。”

童锡梁听了，不觉为之动容，他连连颔首，于是，吴佩孚又继续往下说道：

“我跟赵炎午（恒惕）先生素无一面之雅，但是我很佩服他的为人，赵先生治军严而有威，作战坚毅勇敢。不是我放诞浮夸，倘若我在北而赵先生在南，我俩合力练兵，整军经武，将来左提右挈，同心御侮，国事还有可为！”

至此，吴佩孚坦然提出要求，请童锡梁居间介绍，他要跟当时正处于敌对地位的谭廷闿和赵恒惕，释嫌修好，交个朋友。

当时，谭延闽、赵恒惕率领一万湘军，枪支不过两千，局处郴县和零陵一带，士兵军衣褴褛，官长月饷数角，正在面临强敌，苦撑待变。因此，童锡梁请人送一封信过去，力保吴佩孚一心以大局为重，确有谋和的诚意。谭、赵接信，喜出望外，谭延闿立派吕蘧生为代表，赵恒惕更令他的族侄赵荪塘同行，一齐到衡阳去报聘。

吴佩孚对这两位代表，执礼甚恭，时在端午节前夕，他假将军府大张筵席，请了童锡梁和若干衡阳士绅作陪，杯觞交错，笑语殷殷，气氛无比轻松和谐。正饮宴间，副官匆匆入厅，送上一份急电。那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第二次直接打给吴佩孚的电报，他催促吴佩孚即日进军，攻打两广，并且不惜在电文中明说：事成之后，将酬他以广东督军一席。

看完急电，吴佩孚头也不回地说：

“笔呢？”

副官双手递上一枝钢笔，吴佩孚援笔在手，不假思索，在电报上批了个“阅”字，交还副官，然后，从容自在地向举座嘉宾，举杯劝饮。

湘军代表到了衡阳，段总理催令进军的急电归了档，自此在吴佩孚军中，口耳相传，议论纷纭，众人获悉这两件事，俱表骇然，谁也猜不透总司令打的是什么算盘。端午节日，吴佩孚大请其客，邀约所部团长以上人员，到将军府参加聚餐，当全体官长一律到齐，他们赫然发现，首席上坐的客人，正是谭廷闿、赵恒惕派来的代表。这等于吴佩孚公开宣示，第三师和湘军单独媾和，已届完成阶段。

吴子玉不是曹仲珊，这直奉两系明争暗斗的第二回合，段祺瑞和徐树铮败得好惨。六月初，徐树铮以为自己说服了吴佩孚，张作霖拨给他的奉军六个旅，正在陆续南下，直抵湘东，他更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常胜将军吴佩孚为前锋，六旅奉军合后，张敬尧扩充到三四万人的第七师为总预备队，一鼓而下两广，武力统一中国，那还有问题吗？然而，首先是六月二十五日，吴佩孚跟谭延闽、赵恒惕成立停战协定，使穷兵黩武的段、徐，猛吃一记闷棍。皖系首脑正在焦头烂额，徬徨失措，霹雳一声，奉天督军张作霖也光了火，他顿足大骂：

“小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拨六个旅，原是为了奉军队伍进抵近畿。你凭哪门把我的队伍调到湖南，去打那个跟咱不相干的仗？”

光火之余，下道命令，推说边防紧急，召回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三员师长，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更是一声向后转，全部开回去。

皖段的处境，非常狼狈，段祺瑞此刻仅存的武器，只剩了徐树铮一手组成的新国会，亦即所谓的“安福国会”。旧国会是段祺瑞解散的，新国会则专为民国七年九月的总统改选而产生。徐树铮利用“包办政党”大大有名的安徽合肥人王揖唐，先成立安福俱乐部于北京安福胡同，然后从他代领的奉军军饷550万元中，挪用300万，派人分赴各省，以威胁利诱的手段，选出所谓的“安福议员”，组成“安福国会”。当安福俱乐部成立之日，即曾有人赠之以联曰：

安者危之基，

福兮祸所倚。

皖直之争，冯国璋由于吴佩孚的忠心耿耿，全力支持，终使段、徐临阵失机，赔了洋钱且折兵，“武力统一”，又成了南柯一梦。不听号令的吴佩孚，痛恨段祺瑞、徐树铮卖国，频频成立亲日借款，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八月二十一日，他在衡阳发表了一通举国人士为之喝彩的通电，呼吁国内息争御侮，希望文官不贪污卖国，武将不争夺地盘，他自己则公开提出四大自律声明：今生今世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

此一通电发表，不但揭开皖系军阀的虚伪面具，而且，使六月五日在广州成立的军政府政务院威胁全部解除，声势为之一壮。六月三十日，政务院主席岑春煊便打电报给吴佩孚，表示绝对赞成他促进和平的主张。

军事方面，变生肘腋，一败涂地，段祺瑞和徐树铮极不甘心，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并且对冯国璋施以报复，他们原想利用可以一手操纵的“安福国会”，选段祺瑞当总统，张作霖任副总统。但是张作霖临时“查”出了徐树铮代他领的奉军军费550万元，用在奉军的只有180余万元，当下不由大怒，下条子撤了他“奉军副司令”的差，同时扬言非跟小徐算账不可。这“意外”之举使段祺瑞大为震惊，他立命徐树铮前往谢罪，承认在短时期里归还挪用的巨款。

有此意外，段、张合作之局无法进行谈判，冯国璋则把握机会，制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通电战。以前线将领吴佩孚当先锋，他自己上演大轴子好戏，民国七年八月，吴佩孚一再地通电主和，那洋洋洒洒，理直气壮的文章，传诵遐迩，无异揭发段、徐的罪状，其中名句，如：“戍防湘南，为期半载，罢战言和，南北一家，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家喻户晓，有口皆碑，骂得段、徐三尸暴跳，五内如焚，却拿他毫无办法。九月四日大选之期已近，冯国璋粉墨登场，通电全国，说明段主战而他主和的经过，将国民痛忌的战罪往段祺瑞身上一推，叫各议员拿点良心出来，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和平统一，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者，担任中华民国第六任大总统。

吴佩孚专揭段祺瑞的疮疤，冯国璋则暴露他的狰狞面目。段祺瑞腹背受敌，自知难容国人的公论，于是，他宣称与冯国璋同时下野，改弦易辙，另行部署。他指示安福俱乐部，选举徐世昌为第六任大总统。

袁世凯的老朋友，老搭档，跟北洋直皖两系关系密切的徐东海（世昌），当年64岁了，息影津门，历时数年，民国七年九月四日，突然朵云天降，当选了大总统。他心中虽然异常振奋，但是军阀干政的恶例早已开了，黎元洪当年的进退维谷便是榜样，冯国璋有兵有钱，依旧被段祺瑞搅得七荤八素，晕头转向。他这个一无凭恃的大总统怎么当？确实大有问题。因此，起先他犹疑徘徊，自鸣谦让，迟迟地不肯入京，后来禁不住冯国璋、段祺瑞一再促驾，全国18行省除了广东岑春煊等，几乎一致表示拥护。于是，他亮出“息事宁人”“和平止战”的政见，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就了第六届大总统的职。

徐世昌上台，段祺瑞和冯国璋退居幕后，表面上看来，在国人恶战的心理下，直皖之争已告终止，实际则暗潮起伏，双方都在暗中积极部署。段祺瑞运用他的安福俱乐部，想以“太上政府”自居，他保留“参战督办”的名义，仍然大举外债，叫徐树铮编练“边防军”，冯国璋则竭力巩固长江各督军的权位，并且尽量拉拢徐世昌——徐世昌不愿做段祺瑞的傀儡，他跟皖系越来越疏远，与直系则一个劲儿拉近乎。

以破竹之势底定三湘的是吴佩孚，勒兵衡阳倡呼息争御侮的也是吴佩孚。吴佩孚挂“孚威将军”的头衔，带北洋第三师一支部队，但是他却由于有为有守，颂声载道，“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处处以全国民意为先，遂而使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国家有事，吴佩孚的一纸通电，其主张必定风行全国，其意见不能不受北政府重视。这在民国史上来说，确为一大奇迹。

譬如，徐世昌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就职，吴佩孚旋即发表举行南北和议的主张，十月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宣布休战，二十四日，徐世昌也下令尊重和平意见。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全国和平联合会”，吴佩孚通电极力促成，于是，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竟然直接打电报给“徐菊人先生”，建议双方派定全权代表，在上海租界举行和议，而徐大总统接电以后，也立即复电表示欣然同意。一时，全国各地都充满了光明希望，内战威胁，廓扫一空。

徐世昌先委派冯国璋的外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为北方和议主持人，和议磋商从民国八年元月开始，一直进行到二月，方始在上海正式开会，但是才开了几次会议，又告中止。那是因为南北双方停战已久，和议已不太令人重视，而当时又有一个新的外交刺激传来国内，使怒潮澎湃般的民族觉醒运动，从此展开。

民国六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国原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宣告对德奥开战。七年十一月大战结束，八年一月举行巴黎和会，我国派代表团前往参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由巴黎和会擅作主张，允许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消息传来，举国大哗，吴佩孚这位山东老乡，益为愤慨，他顿即发出通电，痛斥巴黎和会的荒谬决议，并且明白揭露，此一国耻事件的来由，是段祺瑞和日本人所签订的卖国条件有以致之，所以，他主张取消段祺瑞承诺了的中日密约，有以正本清源、彻底解决。

接下来，五月四日，愤怒的北京学生，群起反对北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游行示威，殴击签订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风潮扩大，酿成罢工、罢课、罢市的全国性的运动。

朝野人士的目光转移到外交方面，南北和议渐行搁浅，但是吴佩孚却深感和议不成，终将影响抗御外侮的国防大计。六月二十五日，他又跟桂军总司令谭浩明、湘军谭延闿、赵恒惕等，以醍醐灌顶之势，再发通电，力陈外侮日亟，和议亟应早日订定。他的通电发出两日后，北京的各人民团体便派遣代表，求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提出三项要求：（一）山东问题不保留，中国决不签字于和约。（二）废除高徐、顺济两路草约。（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这三项要求可谓无一不是吴佩孚的主张。徐世昌接见过了诸代表，退而语人：

“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他的种种意见，我们倒是必须注意留心。”

由此可知，民国八年以后的吴佩孚，已经是四方瞩目，中外注视的人物，其个人声望与地位，远超过他的职务与兵权之上。所以，当民国八年九月十五日，徐世昌却不过段祺瑞、徐树铮的压力，改派安福系的幕后主持人政客王揖唐为南北议和总代表，吴佩孚便提出王揖唐的人格问题，发表通电，愤愤然地直斥王揖唐人格不能与西南护法之旨相容，严词反对。次日，湖南方面的谭延闽立起响应，发布通电和吴佩孚持同一主张，使北洋政府大为尴尬，进退两难，所谓的和议，再度因之搁浅。直皖两系衔恨之深，遂而到了水火不能相容，势必付之一战而决雌雄，有直无皖的地步。

“中央”与地方意见分歧，格格不入，其影响在渐渐地扩大，各省自治“独立”的论调甚嚣尘上，尤且自然而然地演成分崩离析，群雄竞起的分裂局面。民国八年七月，国学大师章太炎，首创联省自治之说，用意在于消弭内战，免致亡国灭种的惨剧演出，各省首长，未尝不晓得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果若成功，将是民国成立后的一大悲剧。可是，北洋政府的所作所为，太令人失望了，但为北洋武力鞭长莫及的地方，谁愿意再奉北政府的正朔？于是，七月份湖南谭延闽首先主张湖南自治，并且迅即开始筹备，创制所谓的“省宪”；十一月，云南的唐继尧宣布自治继之；十二月，四川诸将领也公开宣称；四川自治独立，徐世昌政府，处于直皖两系的两大之间，无可用之兵，无可用之人，只好坐看西南半壁河山，又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小王国”。

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冯国璋病逝于北京，只活了六十二岁。直系首脑死了，而段、徐等皖系人物且莫欢喜，因为继冯而掌握直系的新首领是曹锟。曹三爷表面上忠厚随和，其实更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何况他有吴佩孚这一股坚强的力量作为后盾。还有如同一体的曹仲帅和吴玉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要比冯国璋在世的时候，越加灵活。曹的意见，吴决无异议，吴的主张，曹惟有绝对赞成。这两个人虽然相隔数千里，却竟似合而为一，使皖系所受的压力，变本加厉，越来越加沉重。直皖大战的不旋踵而爆发，冯死，反而成为主要的因素。

还有一层，段祺端枉为“北洋三杰”之一，他竟猜不透徐世昌的心理。他只知道徐世昌自己便是天津人，当他担任东三省总督，第三镇驻防东北，曹锟、吴佩孚都是他的部属，因此自然而然的和直系比较接近，殊不知徐世昌和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也希望中华民国在他的权力之下统一，只是这个统一工作必须由团结一致的北洋系加以完成。简言之，徐世昌倒是一个“大北洋主义者”，他的惟一心愿为北洋团结，直皖两系消除畛域之见，集合在他的大旗之下。

因此，他痛恨在冯、曹、吴和段、徐之间的兴风作浪、挑拨离间者。他认为这些野心分子一除，直皖两系必将分而复合，解除敌对状态。在徐世昌心目中的祸水有二：其一是袁世凯以前的特务头子，当过陕西督军的炳威将军陆建章。他本来是安徽人，属于皖系，但是他痛恨段系人物袒护陈树藩，夺了他的陕西督军职，并且唆使乱兵，搜劫行李，辱及妻女，故当皖直分裂，他便反过来为直冯效力。他最大的功劳是沟通说合苏（李纯）、赣（陈光远）、鄂（王占元）三督联盟，使直系组织灿然大备。

徐世昌斥为祸水的第二人，便是段祺瑞的“灵魂”、“智囊”徐树铮。徐树铮好大喜功，专擅把持，其咄咄逼人之势，令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三位总统，及其以次所有的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总司令都觉得受不了，咸认为年来党派之纷扰，南北之乖戾、外债之丛脞、强邻之压迫，都是徐树铮为之厉阶。这其间当然也有小徐代老段受过的地方，但是众口一词，怨谤丛集于一身，遂使徐世昌不得不把他视为北洋团结的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民国七年六月十四日，陆建章到天津活动，奉军响应和议，徐树铮邀他“来寓候谈军情”，竟然拔枪将他杀了，这人权焰薰天，蔑视法律，比专制时代尤有过之。徐世昌当时并不在位，不过他侧目而视，心中早已认定，小徐不除，北洋团结必无希望。

大总统心情如此，形诸于直皖之战前夕的两系电战，直系口口声声，攻讦徐树铮卖国借债，任意妄为，称之为悍夫骄将，误国殃民，可说一字一句，实获徐大总统之心。而段祺瑞则一路护短，再三左袒，由于小徐一人，丧失了徐大总统的信赖，全国民心的趋从，尤其加深了各省份的离心离德，因此，直皖之战未起之前，有心人即知胜负已定。

但是民国九年之初，吴佩孚的处境却非常危险，他孤军远戍南岳衡阳，面临皖系健将、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沉重压迫，侧面有湘军整军经武，徐图恢复，正面是北洋政府的死敌广州军政府，说他是四面楚歌，确不为过。尤其是张敬尧在长沙横征横敛，第七师的部队公然奸淫掳掠，杀人越货，搞得湖南暗无天日，民怨鼎沸。湖南人私底下讥称张敬尧为“运输司令”、“张毒”（督）、“毒菌”（督军），可是张敬尧却一概不闻不问，只顾埋头扩充武力。他的弟弟张敬汤助桀为虐，自号“小诸葛”，帮他把第七师扩充为四万人。张敬尧又派他的义子张继忠任第五团长，人称“少帅”，亲到山东招收散兵股匪，把他们带到湖南来明火执仗，杀人放火。此外，他更迎来倪嗣冲的安武军、张宗昌的鲁军和北洋军范国璋、李奎元两师各一部，又有三四万人之众，拥有十万雄兵的张敬尧，对于仅有一师三旅的吴佩孚，在直皖两系破裂在即、翻脸的前夕，当然是莫大的威胁。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张敬尧、吴佩孚一邪一正，积积不能相容，两位大帅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之坏。民国八年五月，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传播到了长沙，湖南省垣学生，竟起罢课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争回青岛主权”的响亮口号。张敬尧为了讨好主子，竭力压制，他采取了逮捕、戕害以至解散学校的残酷手段。长沙学生悲愤莫名，呼救无门，于是推选了一批代表，计有男生三百余人，女生五十余人，成群结队，在五月九日那天到了衡阳，去向湘民敬爱的吴大帅申诉。当日，吴佩孚不但亲自接见，而且降阶相迎，对这些热血青年亲切和蔼，殷勤诚恳，他听完学生代表和泪以俱的倾吐，顿即心直口快地说：

“张督军这个做法是很不对的。民主国家，任何人都有权对于国是发表意见，青年爱国，尤其值得嘉许、赞助，怎可以严厉压制，肆意摧残？请各位放心，我立刻便打电报到长沙，力促张督军恢复各级学校，释放被捕学生，禁止压制行为，我相信我的电报一去，必定可生效力。不过，各位远道而来，我吴某很想略尽地主之谊，请各位在衡阳小住三天，参观游览。”

于是，学生们欢声雷动，被吴佩孚真诚的态度曲意抚慰，感激至于泪下。吴佩孚派些年轻的官佐，专门陪伴这批学生，到处参观游玩。三天后，他还招待全体学生参加会餐，为他们饯行。席间，酒酣耳热之际，吴佩孚更戏剧性地出示张敬尧的覆电：“拜纳嘉言，一切照办。”直到这时，学生代表方始恍然大悟，吴佩孚留他们在衡阳玩三天，实际上是为顾虑他们的安全，必得张敬尧允予遵办的电报到了。他才放心让学生们回长沙，这一份情意极其可贵。当场又有不少人为之感动落泪。自此以后，吴佩孚爱护青年之事当然是不胫而走，传诵遐迩，使他得了更好的口碑。

便在那一年的秋天，张敬尧四十初度，他的部下大事铺张，准备为他做寿，居然成立了筹备处，打算在长沙各界，大打一次抽丰。吴佩孚得到消息，大不以为然，他拍一次电报给张敬尧，他说：

“届期当亲率全军，晋省庆贺。”

一句话吓得张敬尧惊惶失措，立即下条子，停止筹备，不做寿了。这件事在表面上看，他固然是从善如流，听从了吴佩孚的忠告，暗底下当然难免把吴佩孚恨入骨髓。张吴失欢，越演越烈，吴佩孚不能不视张敬尧为他的心腹大患。

另一方面，远在天津直隶督军衙门里的曹锟，形势也很危急。华北本是直系军队的天下，自徐树铮积极备战，以设立“西北边防”名义，一面大举外债，一面掌握西北财权，大练其边防军，段、徐声势，急剧增长。再加上当年被冯国璋带到北平的第十五师刘询部，本来是冯国璋的亲信部队，冯死曹锟应可直接指挥，但是刘询禁不住段、徐接济粮饷弹药的诱惑，一声倒戈，投向皖系怀抱。有此剧变，曹锟的主力都被吴佩孚带走了，他只身在津，只剩了几旅杂牌省军，面临皖军的巨大阴影，怎不叫他战颤觳觫，密电子玉老弟从速撤军北上。

民国九年一月，吴佩孚上电北洋政府，“久戍疲劳，请求撤防北归”，电文中有警句：“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和议，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戍守？”当时，国务总理是靳云鹏，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过吴佩孚，又是山东老乡，对吴素极赏识，他同情曹、吴的境遇，但是碍于本身立场（因为他是段祺瑞的亲信、学生之一，和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素称段之四大金刚），他怎么能跟他老师为难作对，放这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回北方来？于是，他惟有将吴佩孚的电报留中不发，归了档案。

五

从元月到三月，又到五月，吴佩孚请求撤防回师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电文一次比一次更精彩、更激烈，也更迫切，可是，他敌不过皖系把持的内阁的“相应不理”。三月问，吴佩孚光了火，发表一个传诵中外的通电，公然对皖系把持之局，提出声讨，他痛切陈词：

比年政府措施，莫不违反民意！全国痛绝者保障之，全国景慕者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袁世凯）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如何？

电文发表，举国称颂，中外轰动，吴佩孚的言论，诉出了全国国民的心声，他的作为，符合全体同胞的深心大愿：撤防、议和，推翻祸国殃民的军阀擅政，打倒卖国求荣、穷兵黩武的野心分子。吴佩孚撤兵回防的请求一再碰壁，可是他个人的声望却在急剧增长，国人竟尊称这一位北洋大将为——革命将军，民国救星！

北洋政府受到中外舆论的指责，迫不得已，绕个弯儿电复曹锟：“吴师不准撤防！”——曹三爷将原电转给吴佩孚，密电中附有一句话：“子玉，你瞧着办！”

于是，吴佩孚抖擞精神，痛下决心，开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北洋政府不许俺撤，俺自个儿撤给你看！当时他所面临的，有三大困难：

一、惟恐大军一撤，南方的军政府或湘军方面紧蹑其后，而退兵遇击，必定凶多吉少。

二、更怕皖系健将张敬尧三四倍于他的兵力，扼住北上咽喉，乘他北来自投罗网，一举加以围歼，彻底消灭直系的基本武力，则皖系从此可以独霸华夏，高枕无忧。

三、吴佩孚的部队，誓死不肯扰民，而他们一师三旅，又确确实实筹不出这一笔巨额的开拔费。

那年吴佩孚47岁，鼎盛春秋，正值勋业令名，一生巅峰状态的起点，他处理中外瞩目的撤防壮举，兼顾四面，威镇八方。而且无分对内对外，一概有条不紊，得心应手，非特一身都是胆，尤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一例表演出色，令人击节激赏，叹为观止。

三月中旬，他亲率三名独立旅长，王承斌、阎相文和萧耀南，堂而皇之，跟广东军政府七总裁代表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闽的代表钟才宏，外加滇军唐继尧代表韩凤楼、桂军陆荣廷代表朱兆熊，签订撤兵协定。一举解除撤防时期的后顾之忧，兼带解决了恼人的财政问题，由广东军政府代筹了开拔费60万元毫洋。

利用撤兵协定，吴佩孚敢捋虎须，他向兵力超过自己数倍，以逸待劳，扼守要冲的张敬尧，径行挑战。他打电报给张敬尧，请他派兵接防湘南。张敬尧骇怕吴佩孚联合粤、桂、湘军齐来攻打，吓得赶紧向北洋政府告急，对于吴佩孚，只好装聋作哑，不理不睬。

于是吴佩孚更进一步，侦窥试探，他派队护送七百多名军眷，大摇大摆地过长沙北上，他要看看张敬尧有没有胆量截拦。其结果是张敬尧病猫遇见虎，装着不曾看见，军眷顺利通过。吴佩孚测知张敬尧色厉内荏，必定不会为难，于是决定北撤，开始调兵遣将。

所定的方略是远交近攻。湖北督军王占元，号子春，他和吴佩孚（子玉）、卢子嘉（永祥）、张怀芝（子志）、周自齐（子虞，民国十一年直奉战后被吴佩孚抬出来代过国务总理），号称山东五子，关系密切，友谊弥笃，又复同是直系要角。因此，吴佩孚预先派人通知消息，当他大车过鄂时，希望王占元有所接应。另一方面，他派参谋王伯相北上保定，整理第三师旧有的营房。曹三哥那边，也拍密电给他，请他在河南方面有所部署，因为一过湖北、河南，便入河北省境。曹锟那时兼任直隶督军，他的弟弟曹锷，早在民国八年七月十二日，经北政府任命为直隶省长，所以，最低限度在名义上，直隶应该是曹、吴的势力范围圈。

凡此。都是在三月间，密锣紧鼓的暗中进行，可是，到了三月底，由于皖段的紧急措施，分途防堵，吴佩孚撤防北上，因而处处受厄，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头一桩，段祺瑞为了竭力拦阻吴佩孚，特派他的四大金刚之一，他的姻侄之亲，日本士官三期毕业。正当“援川总司令”的吴光新，移师河南，意图驱逐河南督军赵倜，取而代之。一方面截断曹锟和长江三督以及主力部队吴佩孚的联络，一方面挡住吴佩孚的去路。接着，王伯相又从保定拍来了急电，报告吴佩孚，第三师在保定的营房，全被徐树铮的边防军占了，弦外之音，当然是暗示吴佩孚边防军亦已出动，鹊巢鸠占，反客为主。

顺利进行之中，经此波折，意味着吴佩孚如欲北归，他那三师一旅的队伍，至少要经过张敬尧、吴光新、徐树铮，皖系三路大军的拦击。迢遥万里，沿途鏖战，而且每一支兵力都远远胜过自己，吴佩孚是人而不是神，他怎能以寡击众，过百关而斩千将？看起来，撤防北上，又成了好梦一场。

但是，吴佩孚天生是刚直汉子、血性男儿，他宁可死，而决不服输。撤防签了协定，中外舆论一致赞扬，举国上下都在眼睁睁地等待他完成壮举，给国家民族带来和平图存，共御外侮的契机，纵使他将溅鲜血于五尺，他也断乎不愿失大信于天下。所以，他密电曹锟，妥为策划，急谋补救，同时，更分电各方，仗义执言，阻止皖系的对内侵略，共为束手待缚的赵倜声援。

吴佩孚献给曹锟的是一条连横之计，直接利用北京城里的种种矛盾。首先，徐世昌当选总统以后，段祺瑞挟安福国会和旧有新建的皖系武力以自重，骄纵恣狂，作威自福，俨然以太上总统自居。可怜徐世昌这位北洋领袖袁世凯的心腹旧侣，竟落得跟曾经被囚瀛台的黎元洪一样，凡事都要到段祺瑞住的府学胡同请示，闹得徐世昌苦不堪言，愤懑越积越深。再加上徐树铮犹在把持朝政，弁髦法令，使徐世昌认清楚了一项事实，那便是段、徐迹不可分，如欲清除徐树铮，须连段祺瑞一道解决了才行。

段祺瑞不把徐世昌看在眼里，吴佩孚却因为驻防过东北，了然徐世昌背后有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奉天督军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曾经是徐的部下，经他一手提拔。当时张作霖以一师长的名义，拥兵五师二十三混成旅和三个骑兵旅，共达十四五万人，军械方面有飞机、大炮、炸弹与毒气，装备之佳允称全国第一。这一支大军以高屋建瓴之势，虎视平津华北平原，皖系绝不是他的敌手，而张作霖尚然诺、重义气，一向服从老长官，徐世昌只要下点工夫，便可以将他拉到直系这边。

此外还有一大矛盾足可利用，国务总理靳云鹏是吴佩孚的同乡、老师，当年吴佩孚在保定学测量，靳任教官，便曾慧眼识英雄，一向对他器重，往后若干年里，师生间信使往还，联络不断，情谊十分深厚。靳云鹏虽说是皖系的大将，但是他为人富于正义感，当徐树铮独揽大权，不可一世，段祺瑞对他言听计从，甘为播弄，靳云鹏便得以国务总理之尊，处处仰小徐的鼻息，年深月久，越来越感难受。于是他也党同伐异，自立派系，和小徐成了老段麾下水火不能相容的对峙之局。

吴佩孚请曹锟秘密往见徐世昌，将民国六年津门一见时，徐世昌勉励他弥补直皖裂痕，促进北洋团结的训示，旧话重提，言下以皖段一味包庇小徐，闹到今日这种地步，不胜感慨欷欺。曹锟的慷慨陈词，一字一句，语语打动徐世昌的心弦，当他也回首前尘，惟有长叹息，曹锟便相机提出密议：联奉、联靳、再让吴佩孚撤防北上，跟段、徐决一雌雄，将皖系连根铲除。

靳云鹏方面，由吴佩孚单刀直入，秘密相约内外合力，共同倒段。在此以前，靳云鹏对于南北和议，甚为热心，但当他才唱出南北统一的高调，徐树铮便大起戒心，立派他的心腹智囊王揖唐为北政府总代表，任命公布，全国哗然。王揖唐则笑骂由他，好差使我自为之，奉了小徐密令，全力阻挠和议谈判。这一着，使靳云鹏无地自容，极为尴尬，无可奈何中，他联络他的另一名学生，江苏督军李纯，缩小范围，跟南方来个局部统一，谁料小徐马上就唆使安福系人群起反对，把靳云鹏攻击得体无完肤。至此，靳徐交恶，已臻极点，靳云鹏忍无可忍，而吴佩孚的这封密函，就跟曹锟向徐世昌进言一样，来得正是时候，靳云鹏盛怒之余，答应吴佩孚，组织联合阵线，既倒徐，也倒段！

联徐联靳告成，局势又是一变。徐世昌、靳云鹏暗中筹划，曹锟和吴佩孚便披挂上阵。先是曹锟在民国九年四月九日，以追悼历年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各省代表，组织八省联盟。同时以吴佩孚充任电战先锋，抨击段祺瑞使吴光新往夺赵倜的河南地盘，“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系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象，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吴佩孚既始发难，八省督军纷起响应。北政府的徐总统、靳总理，正好借此口实，拒不发表吴光新的河南督军任命。

军事方面，另有部署，被徐树铮枪毙了的陆建章，他有个外甥冯玉祥，在北洋军中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正率部驻扎湘西常德，他和吴佩孚曾经几度并肩作战，由于惺惺相惜，常有信使往还，这也是吴佩孚套个交情，预先布置的一着闲棋。当援川总司令吴光新正要大江东下，过荆沙汉口，转赴河南。这一着闲棋便发生了莫大的作用，由曹锟下一道命令，吴佩孚加一封私信，冯玉祥立刻全旅出动，越过湘鄂边境，将部队在宜昌、沙市一带暗暗埋伏，当吴光新兵船开到，伏兵一拥而出，隔江大战，吴光新的大队一战而溃，吴光新本人仅以身免，他部下只有一个赵云龙，辗转逃到了河南南阳。段、徐企图力阻吴佩孚北上，兼以兼并河南的一支大军，便这么风流云散，烟消灰灭。

直系自八省联盟成立后，声势益见浩大，四川来援的吴光新败得这么惨，张敬尧心惊胆战，日夜不安。又听说吴佩孚也在下令官兵不得请假，同时价购船只，派人设立兵站，眼看他撤防北上即将成为事实，张敬尧更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急切无奈中，竟然让他想出了一条笨计：他命人寻来第三师的老旅长，跟吴佩孚闹别扭而离开队伍的张学颜，派他秘密南下，勾结他的旧部。这张学颜跟吴佩孚虽然意见不合，却是共事已久，他心知吴佩孚带的队伍岂是随便拉得动的，奉命以后，上湘南打了一转，就此影踪杳然。

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吴佩孚亲率第三师和三个独立旅，堂而皇之，撤防北归。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让位，北洋祸国，袁世凯一死，全国成了个分崩离析，军阀割据之局，向来只听说武人争夺地盘，每每同室操戈，不惜性命相搏，惟有这么一个吴佩孚，放过向南进军的大好机会，舍弃湘南这一大片肥沃膏腴之地，以息争御侮是重，薄广东督军而不为，奋发兴起，剑及履及，把自己的队伍撤回老巢去！因此他的回师撤防之举，不但赢得全民喝彩，而且消息播出，轰动国际！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中华民国贞下起元，否极泰来的复兴契机。

吴佩孚一手训练的北洋劲旅，容光焕发，服装整齐，他们排成行军队式，在衡阳百姓爆竹齐燃，欢呼阵阵里，一路高唱着吴佩孚填的满江红军歌，昂首挺胸，齐步前进。衡阳老百姓对于吴佩孚所部的离去，由于多日相处，有了感情，确实是不胜依依。自衡阳北上长沙，沿途所经之处，老百姓莫不扶老携幼，站在路旁伫看欢迎，箪食壶浆，以迎仁旅，士兵们却是微笑道谢，婉语推拒。吴佩孚的队伍，但取民间一草一木，无不给偿付值，老百姓若不肯收，他们宁愿弃之于地，不敢拾取，因此无人不予赞叹，说是几曾得见如此严明的军纪！

大军诉湘江北上，所有船只，一概论酬计值，决不封船拉差。每四艘帆船排成一串，用一艘小火轮拖曳而行，吴佩孚率领参谋卫士，乘一艘较大的轮船，堂堂正正，竖起了帅字大旗，坐船走的，都是吴佩孚的中军，沿江两岸，鱼贯行进的则为掩护部队，骁将张福来亲率一旅，作为殿后。吴佩孚的队伍开到了衡州，即已进入张敬尧的防区，张敬尧自获悉吴佩孚大军已发，他便觳觫战栗，心悸不已，下令沿线严密防范，惟恐吴佩孚登陆奇袭。守衡州的师长吴新田，一面严阵以待，一面携来卫士，扮起笑脸要求登轮谒见吴大帅，当被吴氏副官婉言挡驾，再请大帅下船到衡州休息时，副官也推说大帅早就下过命令，沿途决不登岸，以免“骚扰朋友”。

吴新田待吴佩孚的座船通过，立刻便用电话通知正在长沙苦等消息的张敬尧。据他的看法，吴佩孚用兵如神，变幻莫测，他几次三番推脱不见，极可能他本人并不在那艘船中，而且，看模样第三师是在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他们不至于登岸启衅。

话虽然这么说，张敬尧晓得吴佩孚的“厉害”，终究怀着一肚皮鬼胎。他下令长沙四门紧闭，全部戒严，此外并调集重兵，列阵两岸，枪支一概实弹，大炮都卸了炮衣。五月二十七日，吴佩孚的船队通过长沙，双方剑拔弩张，气压之低沉，仿佛大战一触即发。但是在表面上，张敬尧依然派一名高等参谋，带几位长沙士绅，乘一艘布置一新的火轮，驶向吴佩孚的座船。当那位高参站在火轮上高声叫道：

“我是张督军遣来迎接吴大帅赴宴的，请把船停一停，让我上船当面报告。”

“对不住，”船上的人答说：“大帅有令，过长沙不许停留，张大帅的盛意，请你代为道谢！”

长沙来人又说：

“能否让我上船？请见吴大帅，听他老人家的示下。”

“不必了，”答得很干脆：“大帅此刻正在睡觉。”

“那就不敢惊动了，不过，张督军惟恐大帅懒得下船，可能不会赴宴，叫咱们带了桌酒席来，可否停航几分钟，让他们一一送上。”

“谢谢。这两条船并着走，也是一样的，张大帅厚赐，烦您让他们递过来吧。”

就这样，一桌酒菜，在两条船鼓轮行进中传送过来，张敬尧的专使告退，吴佩孚的大军继续通过。直到全军过完，张敬尧方始长长地吁一口气，以为吴佩孚去了，自此可以再事搜刮，高枕无忧。殊不知，局处郴永之间的一万余名湘军，在谭延闿、赵恒惕的领导下，紧接着吴佩孚撤防之后，高举义旗，揭竿而起，以血肉之躯悍然的和北洋军大炮机枪相拼，他们为了解除桑梓故里的苦难，拯父老诸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两千余杆子弹奇缺的旧枪，在五月二十七日以猛虎出柙之势，奋勇喊杀，进搏张敬尧麾下的十万大军。北洋大队平时瞧不起衣不蔽体，三餐不继的“叫花子队伍”，但是和这支“叫花子队伍”一交起手来，却败得曳兵弃甲，落花流水。湘军一举连克衡州，宝庆，声势大震，再呐喊向东，吓得张宗昌从攸县、醴陵逃到江西。张敬尧派他的弟弟张敬汤任援衡总司令，驰往湘潭御敌，他带去的是第七师主力，湘军打得子弹都没有了，用爆竹放在洋油筒里燃放，连珠劈啪之声，居然把张敬汤吓得回头便跑。第七师节节败退，张敬尧急得连连向北洋政府请援，请下讨伐令，段祺瑞力主再度对南用兵，徐世昌却捻髯微笑，慢吞吞地说：

“算了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罢了。”

这一万余众湘军，因为吴佩孚撤了防，只花14天工夫，便将皖系主力张敬尧的十万大军全部击溃。六月初，张敬尧搜刮来的1000余件箱笼运走。又逼迫总商会向长沙市民勒索了好几十万大洋。六月十一日他仓促撤出长沙，一直到了汉口。湖南一省，除北洋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还在常德，仍回湘军怀抱，而将北洋军阀势力，全部逐出省外。

吴佩孚的部队撤出湖南，经过武汉，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地方人士、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雄赳赳，气昂昂的齐整队伍，通过武汉街头，高歌一曲吴佩孚自己作词的“满江红”，又称“登蓬莱阁歌”：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歌声慷慨激昂，响彻云霄，使得驻足欢迎的百姓、学生热血沸腾。荡气回肠。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最富革命朝气和蓬勃焕发的精神，但自黎元洪被诱北上，袁世凯及其鹰犬屠杀首义元勋。继之以北洋军阀的轮流盘踞，压制自由，横征暴敛，湖北人动辄得咎，多年以来，武汉反成了黑暗恐怖，生气灭绝的地界。只有民国九年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吴佩孚率部北归过境，又给武汉百姓带来了鼓舞和振奋，于是成千上万的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万万千千条嗓子齐声在喊吴佩孚是“革命将军”！

吴佩孚和王占元私交不错，在公的立场，又同属北洋直系，王占元诚意地留他在武汉盘桓数日。但是吴佩孚因为当前局势外弛内张，还不知道皖系段徐对自己将从何处下手？另一方面，自己的队伍受到当地民众如此盛大热烈，出自衷诚的欢迎，他也怕王占元耳闻目睹，心中不是滋味；喧宾夺主，伤了和气，他是雅不欲为的。因此，他从汉阳龟山拾舟登陆，到谌家矶车站，登上平汉铁路的专车，准备绕城而过，避而不在武汉市区露面。然而，王占元待客殷勤，执意不肯，他率领高冠峨服的各级将校、政府首长、地方士绅，列队在龟山恭迓，苦苦挽请吴佩孚在武汉多住几天。于是吴佩孚便留下来观望风色，布署长江各督的联络事宜，直到他的队伍全部过境方始离去。不过他在武汉时期，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而且处处礼让尊重王占元。吴佩孚的这一手，颇使武汉百姓失望，却让王占元直在暗中说：

“子玉这人，挺够意思！”

由于王占元、赵倜和曹锟的安排，平汉铁路的火车车厢，几已全部集中，沿线客货为之停运，专门运送吴佩孚的大军北上。因此，一列列火车首尾相衔的向北开，行军速度，非常之快，专车抵达郑州，河南督军赵倜，派他的弟弟赵杰，亦即宏威军司令，在车站以隆重军礼迎迓。吴佩孚在郑州住了几天，部署军事，早先他已决定拿洛阳当作一个据点，以便和保定的曹锟采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并且可以兼顾陕晋豫川，乃至华中一带。河南督军赵倜感激他的仗义执言，保全自己督军一席，正想以吴大帅为靠山，一切不成问题。不过，洛阳却驻有徐树铮的边防军，张亚威、宋一勤两个旅，徐树铮自以为西北边防军是全国部队的精英，吴二爷却偏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他派第三师第五旅旅长董政国，便带他的本部人马开到洛阳驻防，轻而易举，夺得了洛阳的控制权。

其余第六旅和三个混成旅，吴佩孚在六月中旬，全部带回第三师的老家——保定，孚威将军不是闪电战的祖师吗？这一次，他动作更快，五月底还在南岳衡山一带驻防，六月中旬，京汉铁路沿线，从保定一直到高碑店，就只看得见北洋第三师的军旗和番号了。吴佩孚自己，从容部署竣事以后，轻装简从，回到保定府，和曹锟相见，两人都是不胜之喜，只是彼此都有个了解，直皖两系，势必付之一战，因此，一连多日，关起门来秘密会商，显得分外的忙碌紧张。

一年以来，吴佩孚的声望急速增长，他以国民的公意，发为各种政治主张，用铁一般的事实，贯彻息争御侮的决心，“吴佩孚”三个字成为中国人的新希望。第三师撤防北归，遂为中外报章的大新闻，英美报纸，尤以长篇累牍的报道与评论，把他形容、歌颂为“新中国的大英雄”。但是吴佩孚却偏不稀罕洋人加诸于他的这份殊荣，他对外谈话，仍然口口声声的不结交洋人，不举外债，不进租界，尤其重要的是，他不要地盘，不做督军，洋人力捧，吴佩孚便给他们兜头一盆凉水。这么一来，益更使中国同胞对他大声喝彩，把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吴佩孚的个人声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

乘着自己的声望如日中天，吴佩孚很巧妙的运用其政治手腕，广结外援，增长声势，向国人共弃的皖系同申声讨。头一步，他请曹锟派出代表，分赴“中立”各省，进行游说，然后，他将曹三爷建立的八省联盟，扩大范围，增列单位，使其包括了长江六省，黄河六省，外加上新疆。这十三省是公开表示参与直系阵营，张作霖的东三省则属于暗中联络，大战一起，立即携手，因此，曹、吴的这个庞大阵营，实已扩充到16个行省之多。

13省联盟，提出了吴佩孚的政治主张：（一）各省防军，一律撤回原防地，惟南军例外。（二）拥护靳内阁，不反对段祺瑞，但却必须罢黜徐树铮。（三）宣布安福系的罪状，请求政府强制解散安福国会和安福俱乐部。

在这一段时期，北京城里，由“新华老人”徐世昌坐镇的“大总统府”，早已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从吴佩孚擅自撤防大举北上，张敬尧痛失三湘，吴光新兵溃荆沙，皖系在西南的两支大军几将土崩鱼烂、全部星散，直把段祺瑞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将吴佩孚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生啖其肉。他无法上保定去找曹、吴算账，便成天缠着徐世昌、靳云鹏大吵大闹，逼着总统和内阁下令，将曹、吴二人革职拿问。老谋深算的徐世昌，眼见吴佩孚雄师北来，曹、吴会合，13省联盟声势浩大，早先部署的棋子发生了作用，腰把子渐渐地硬了。他对付老段。便开始从嗯嗯啊啊，变成了哼哼哈哈。张敬尧告急，他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根本置之不理。长沙一失，他反而板起脸来下道电令：褫夺张敬尧的本兼各职。吴光新明明受厄于冯玉祥和王占元，跟张敬尧两个伤心人相对，徐世昌好生挖苦他一下，派他为湖南检阅使，责令收复三湘，却又加委直系大将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兼管湖北、湖南，最妙的则为他命令张敬尧“瓦解”了的军队，即刻“交”由王占元接管。

徐世昌明枪暗箭，刺戳得段祺瑞好不疼痛，而且防不胜防，拿这位新华老人，无可奈何，于是一口恶气，尽吐在靳云鹏身上。靳国务总理虽可获得老弟兄吴子玉的大力支持，可是，段祺瑞终究是他的老师、老上司，当面无法抹下脸来，吃老段逼不过，他便决心掼纱帽了。靳云鹏在辞职以前，先去谒见“太上总统”段祺瑞，说了半天自己的“病”况，然后恳切陈词：

“实在因为病魔缠身，难任繁剧，我想辞职了。”

殊不知，段祺瑞真的在以“太上总统”自居，听了靳云鹏的话，他便一声冷笑，回答他说：

“你果然有病，暂时休养休养，倒也无所谓。只不过，将来你可莫要说是受了哪个哪个的排挤，让你干不下去，非辞不可啊！”

莫说是幕后操纵政局的段祺瑞，这个话，连新华宫里的大总统，也不该如此直说的呀。靳云鹏憋一肚皮气，回家便写了辞呈，送给徐世昌。徐世昌制皖有望，怎肯放过他这个好帮手，批了个准给病假十天，暂委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

吴佩孚全师而还，十三省联盟宣告组成，徐世昌看看时机快成熟了，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要角，应该上场。为了不露痕迹，找个陪衬，他电令奉督张作霖、直督曹锟和苏督李纯，入京共商大计。命令下达，李纯因病告假，曹锟推说抚慰归军未便轻离保定。带着盛大扈从，赫然晋京的惟有奉天督军张作霖。

民国九年六月十九日，张作霖到了北京，先谒徐世昌，密谈良久。辞出后，表面上便以奉大总统之命，调解直皖争执的姿态出现。

驱车往访段祺瑞，两个人还正经八百地展开谈判，张作霖“劝”老段，不妨接受十三省同盟四条件中的三条，而保全安福俱乐部，不解散安福系操纵的国会。

几经折冲，段祺瑞动了肝火，他厉声地说道：

“好呀，便依你的！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照办。小徐可以开去西北筹边使，改任远威将军，留在北京办事。第三条靳翼青是真心真意要辞职，何必非难为他不可，换个别人，倒也可以商量。”

张作霖正自暗忖，老段怎么会如此好相与的呢，照他所答应的，调停争执，说不定会弄假成真，竟了大功咧。

但是，紧接下来，段祺瑞又咬牙切齿地说：

“我这儿只有一个条件，吴佩孚必须跟小徐同时免职。”

张作霖一吐舌头，说了声：

“这个。恐怕办不到吧！”

老段眼珠一弹，疾颜厉色地问：

“你怎么晓得办到办不到？”

决心不跟他引起争论。张作霖仍然一副和事佬的腔调，他说：

“好吧，让我上保定府去走一遭。”

第六章　军阀混战中磨练，明争暗斗中升官

一

张作霖到了保定，曹、吴盛大欢迎，当晚在曹锟的经略使署，大排酒筵，即席议事。张作霖坐在首席，放眼一看，心想曹、吴两个还真有两手哩，与席嘉宾，可不是13省的代表全到了。

席间，惟独吴佩孚一个，放言高论，慷慨陈词，一迭声的内忧外患，都是安福祸国，小徐擅专！当时，张作霖觉得这人一副正经面孔，满口仁义道德，未免有点锋芒太露，目中无人。他对吴佩孚的印象，大为不佳，趁他正侃侃而谈，偏生打个岔，侧过脸去问曹三：

“三爷，咱只问你一句，边防军人数比你多，兵器比你好。这个仗，你能打吗？”

曹锟望吴佩孚一眼，方始断然地答道：

“能打！”

“你有把握？”

傻呵呵地笑着，曹三爷眼睛望着吴佩孚说：

“子玉说有把握，那就是有把握了。”

“吴师长，你请坐下，”张作霖向愣站在那儿的吴佩孚打个招呼，等吴佩孚话没说完便坐下了，他才又跟曹锟说：“既有把握，那就得打。咱们这会儿别讲大道理，先商议该开什么条件。”

大伙儿一商议，条件越开越多，四条变成了六七八九条：（一）挽留靳云鹏；（二）撤换内阁中安福系的三要角：财政李思浩，交通曾毓隽，司法朱深；（三）撤换南北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四）湘事由和会解决；（五）和会不能解决的事，另开国民大会，提付公论；（六）边防军、南方军队及各省防军全面裁减；（七）罢黜徐树铮；（八）取消中日军事协定。提到了第八条的时候，张作霖骤然想起，辫帅张勋自从复辟失败，将段祺瑞恨得入骨，多时来都在联络各方，鼓吹倒段，又曾再三嘱托自己，设法开复原官。何不趁此机会，也列为条件之一呢？当时，他一开口，大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并无异议，于是又加上这个专为张勋而设的第九条。

明知道这些条件是老段断乎不肯答应的。次日早晨，奉直两军的主帅，张作霖、曹锟，还有吴佩孚。便共进早点，即席决定了作战方针。再由张作霖回京，将调人的这一出戏唱完。

果然，回到北京，老段看了条件，勃然大怒，他顿时表示决裂，扬言不惜付之一战。张作霖便“准备”撒手不管，即日出关，徐世昌又拉住了他，多住几日，作最后的斡旋。七月一日，张作霖再三要走，徐世昌明知大战爆发在即，他得回去调兵遣将，于是欢送如仪。

直皖大战，一触即发，北京好戏连台，看得人眼花缭乱，老段十万火急，把徐树铮从库伦召回，积极部署军事。七月二日，徐世昌和靳云鹏接席密谈，为了免得大战期间靳云鹏在台上左右为难，由大总统批准他免职，阁揆仍由萨镇冰兼代。三日，报上出现使老段、小徐大吃一惊的消息，曹锟、张作霖、李纯三督联衔发表通电，宣布徐树铮的六大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直到这时段祺瑞方始恍然大悟：

“张雨亭分明是跟曹、吴沆瀣一气，通谋倒皖，堪恨自家瞎了眼，还把他当做调人看待！”

一怒之下，催促徐树铮赶快用兵，徐树铮集中人马，决以定国军的名义出阵，尊段祺瑞任总司令，自任参谋长，大兵分为四路：第一路曲同丰，策前敌总司令，率边防军第一师。第二路陈文运，以他的边防军第二师为主。第三路第九师魏宗瀚，配合第十三师李进才，因为李进才和徐世昌有关系，徐树铮打算备而不用。第四路第十五师刘询，也由于十五师原系冯国璋的卫队师，被刘询拖向皖系怀抱，各级军官，大半亲直仇皖，徐树铮也不敢派它打头阵。四路大军之外，又派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麾下只有第九师拨出来的一个团，还有一个混成旅。徐树铮拨拨算盘，可用之兵，一共是37000名。

人马分拨已定，当日便在团河段氏总部召集紧急会议，分配任务，并且募集军饷，皖系的文武要角，一概到齐。段祺瑞为了强调“大安徽主义”、“北洋正统”，特地请来淮军宿将姜桂题列席。姜桂题这老头儿当年82岁了，他曾追随李鸿章征太平军和捻匪，袁世凯小站练兵，带兵官的资望官秩数他最高，连袁世凯都得尊称他一声“翼长”或“分统”，这是北洋新军中仅次于“总统”袁世凯的长官。

当时，82岁的姜老头儿，听段祺瑞说完了对直系用兵的开场白，他以长者的姿态，劝段祺瑞道：

“吴佩孚年纪轻，不懂事，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教他赔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军队，对内开起仗来，让老百姓受罪。”

段祺瑞不曾想到这位“从长矛子杀到机关炮”的“老帅”，不但不捧场，反而当众给他一顿教训，因而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可是，姜桂题还不放过他，老头儿犹在追诘：

“芝泉，你真要打吴佩孚吗？”

段祺瑞一肚子没好气，悻悻地答道：

“真要打！”

姜桂题一声冷笑，再问：

“你打得过他吗？”

“打得过！”

倚老卖老，姜桂题便冷讽热嘲地挖苦起老段来：

“这年头的小孩子，可比我们老一辈的厉害得多啦！芝泉，你不是时常在说：中华民国是你首创的吗？你打胜了吴佩孚，中华民国还可以靠你，万一你败了呢，你叫中华民国靠谁呀？”

段祺瑞难以忍耐，几乎就要发作，可是，姜桂题突然面孔一板，扭转头去盯望着徐树铮，开口便骂：

“什么坏事，都给你这个小把戏闹出来了！”

徐树铮不敢言语，段祺瑞却聊以解嘲地说道：

“不管怎样，又铮（徐树铮的号）总是帮着我的。”

一语双关，冒犯了老将，姜桂题勃然色变，站起身来便道：

“那你把我请来做什么？”

语罢，拂袖而去，段祺瑞要表现他的尊老敬贤，还不敢不把老帅送到大门外。

请一位北洋耆宿来帮腔，反而自讨一场没趣，段祺瑞重回厅上，继续开会，先由小徐宣布作战计划，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异议。接下来，便请在座的安福巨子分担筹募军饷，安福“大好佬”，一向最肥，这时都晓得皖直一战关系自己的政治前途，身家性命，因此一个个地移公作私，踊跃输将，开出来的数字大得惊人。财长李思浩、交长曾毓隽负责1000万，京绥铁路局长丁士源1000万，外长陆征祥800万，司法总长朱深500万，财政次长张弧400万，前国务总理汪大燮100万、浙江盐运使蒋邦彦300万，山东教育厅长袁荣叟80万，李盛铎、田应璜各200万，以上这十个人便代筹了五六千万元之谱，一概交给徐参谋长备用。

安福巨子哪来这许多钱捐献？举一例以明之，丁士源的1000万元便自京绥铁路局提出，后来事泄，他乃乘路局查道车，以察看铁道为名，逃得不知去向。

徐树铮正在段祺瑞的“上将军府”收取军饷，调兵遣将，忙得不亦乐乎。七月四日，徐世昌下令裁撤边防军总司令，开去筹边使，改任徐树铮为尽释兵权的远威将军。徐树铮闻讯，怒发冲冠，他向段祺瑞大发牢骚，段祺瑞也是至表忿懑，愤愤然地去找徐世昌，一见面便质问：罢黜小徐，究竟是谁的意思？是不是你大总统在给曹锟、吴佩孚牵着鼻子走？

图穷匕见，两阵已圆，徐世昌认为无须乎再保留什么秘密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段祺瑞说：

“不，这回倒是张雨亭（作霖）的主张。”

张雨亭有此主张？段祺瑞不禁又是一惊。徐世昌看出他的慌张，一声冷笑道：

“芝泉如果不信，我有件公事让你看看。”

段祺瑞将那份公事接过来，一看之下，不禁呆了。那果然是张作霖给大总统的一份密告。指出徐树铮获悉张作霖应召晋京，担任调人，立从库伦致电北京。派他的代表去与张作霖谈条件，只要雨帅肯于阴助皖系，他愿献巨金为寿，并且拥张雨帅为副总统，张雨亭听后将脸孔一板，说道：

“你去转告又铮，叫他先把挪用奉军的饷款，给我结算清楚了再谈。”

一计不成，徐树铮又遣密使怂恿日本关东军，设法阻止奉军入关，另一方面，更派安福系姚家将中的姚步瀛，辇重金贿买东北胡匪，叫他扰乱东清铁路一带的治安，袭击奉军根据地，百计牵制奉军。不料事机不密，被奉方捕获，于是，张作霖气冲斗牛，一个电报打给徐世昌，呈明小徐种种阴谋，请他立将小徐罢黜。

证据确凿，段祺瑞无话可说，当时，顾左右而言他，站起来怒冲冲地来了一段题外之谈：

“看来大总统是要宠任曹、吴到底了，该宠谁任谁，那是大总统的权，只要大总统将来不要后悔！”

言讫，他头也不回，大踏步地离去。

段祺瑞把会见经过都跟徐树铮说了，徐树铮听后咬牙切齿，誓必报复。他剑及履及，说声风，便是雨，当下便喝令副官，点一排卫队，荷枪实弹，跟他同去大总统府，找徐大总统“算账”。

“大总统府”的卫队，原是边防军第十三师的一个团，如今眼见徐总司令带了枪兵来，惟有立正敬礼放行，于是徐树铮一直冲到徐世昌的跟前，逼着惊慌失措的徐世昌，下了一道命令：

“吴佩孚免去第三师师长职务，所部交由陆军部接管。曹锟应予革职留任。”

扬眉吐气地得了这道命令回去，依徐树铮的意思，即日发表，立刻开火。然而段祺瑞在大战前夕，忽又有点惊疑不定，踌躇难决，他命人再召几位安福系的核心人物来，作最后的商议。于是，在此一秘密会议中，被老段方派充定国军总参议的湖南败将傅良佐，当众涕泪纵横，力陈皖军决非直军之敌，双方果真打了起来，定国军必败无疑。傅良佐说到激切处，不禁声泪俱下，使段祺瑞益更犹疑，和欤战欤？着实难以委决。便在这最后决定的分际，段祺瑞的弄儿，向有“小滑头”之称的交通总长、安福会计曾毓隽，他任交长不过一年，亏空已达两三千万，有人说他是半济安福，半饱私囊，因此他是比徐树铮尤为积极的主战派，听傅良佐说得那么颓废悲观，曾毓隽声声冷笑，他站了起来说道：

“天下太平，人人都好，谁愿意打仗来着？只不过，现在光是交通部，不能报销的账目，就已经有了两千多万。不打仗，事事都得依着曹锟、吴佩孚的办，人家早就指明要撤换咱们了，到那时候，得办移交。请问，咱们亏空的钱，是督办（指段祺瑞，当时还挂着参战督办的衔）拿出来呢？还是我们自己敷衍过去？”

曾毓隽把心中的话，说得痛快明白，斯语一出，举座哑口无言。直皖之战这一仗，便只为了安福系红人的报销问题，也是非打不可。

要打仗，得找借口，要找借口，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直皖之役，段祺瑞发表了一篇好文章，时人都以为出自萧县秀才徐树铮之手，其实是安福健将办报乌泽声的得意之作：

“曹锟、吴佩孚、曹镆（曹锟的七弟，斯时在当混成旅长，驻防杨村）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证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拿办！令下以后，院部又迭电促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一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归，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

与徐树铮调兵遣将的同时，保定方面，曹、吴积极备战，如曹锟和段祺瑞之有徐树铮一样，但以统帅自居，打仗的事，全由吴佩孚去管。

直军在保定举行军事会议，曹锟宣称直军任务，在于讨段讨徐，为国家驱除卖国贼，因此称为讨逆军，由曹锟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副之。在前敌总司令指挥之下，讨逆军兵分三路，东路自杨村进攻，由曹锟任总指挥，中、西两路的总指挥，均由吴佩孚兼任。当时，吴佩孚发号施令，他说：

“请仲帅即日便回天津，担任东路的指挥之责。讨逆这一仗，最要紧的是“师直为壮”，我们站得住道理，便占了一半以上的胜算。逆贼的队伍都是北洋弟兄，他们的心理和我们相同，必不肯替徐又铮拼命！”吴佩孚将敌方的部署向大伙儿说明以后，紧接着又道：“光看徐又铮跟段香岩（芝贵）的布置，就可以看出他们漏洞百出，第一师是新兵，从来没经过战火，军心必怯。我已经接获侦探的报告：徐又铮派一名李委员发子弹到第一师的时候，士兵们便纷纷发问：队伍开到哪里，究竟跟谁作战？那个姓李的居然支吾其词，不肯明说，可见得他是受过命令，不许透露是跟咱们久经阵仗的第三师打。还有，第一师的中下级军官，全是保定军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大帅在保定对他们很优待，他们晓得了是跟咱们开干，当场就有不少人表示挺不情愿，所以我认为敌方正面的队伍，以第九师居中，一、三两师分列左右，而用第十五师作后卫，四路里面便有左、后两路大有问题。”

吴佩孚的一番分析，说得在座的高级军官，人人眉飞色舞，兴奋得意，于是，曹锟也即席插嘴说：

“是呀，保定军校这些年来的学生，我对他们着实费了不少的心咧。旁的不说，光是每个礼拜天放假，我怕学生们没地散心，总是先让戏园子留好座位，当天的戏码子，头三两天使人送去他们那儿贴起。”

吴佩孚笑笑，又道：

“就是说了，所以我觉得敌军虽然多我一倍，却并不足惧，这一仗的重点在于解决魏宗瀚的第九师，那是小徐边防军的主力。再则，团河方面有两门重炮，口径二十五生的，一颗炮弹重两百磅，射程足够二十里，炸射面积有二百平方米突。我打听了这两门炮是日本东京帝国兵工厂名手的杰作，钢口是八幡钢厅炼的，前不久才在第二次卖国军械借款里拨来，威力确实不小。因此，咱们中路这一支军，倒是相当吃重，我决定先领着子衡（张福来）的第六旅和萧珩珊（耀南）的第三混成旅，打这个冲锋。”

人马分拨已定，曹锟翌日便去了天津。他的七弟曹镆，率一个混成旅，驻防杨村，那便是东路的前线。吴佩孚送走了曹锟，随即登程北上，到中路第一线长辛店领军发动攻势。行前，他发了一道密令，电饬驻防洛阳的第五旅旅长董政国，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即将边防军驻洛阳的西北军第一、第四两个混成旅，加以包围缴械。

为使“师直为壮”，一正天下视听，吴佩孚大笔一挥，洋洋洒洒，一口气发表了四篇通电：出师讨贼，宣布段、徐罪状和两度告西北军、边防军书。这些文章，铿铿锵锵，掷地有声，尤以“宣布段徐罪状”一篇，等于给“包揽政权，把持朝政”的安福系，算了一笔总账。

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各护军使、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报馆、各法团学校均鉴：民国八载，海内分崩，追原祸始，段为戎首。谨为我邦人君子，袍泽兄弟剀切陈之：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自受知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厕身军界，嫉梁华殿为愈己，而暗杀以逞凶（梁华殿是北洋前辈，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初，请陆军大臣荫昌推荐人才，荫昌便举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四个，充任袁世凯的高级干部，梁华殿在某次演习中失足溺毙，当时传说是段祺瑞阴谋加害），妒冯河间（冯国璋，河北河间人）为比肩，而排挤以构怨。洎乎共和肇造，入绾军符，高下在心，黜涉由己，援引小徐，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疣，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凶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己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己之喜怒为福祸，漠视民膜，轻启兵端，嗜杀以争，残民以逞！唆使刘存厚祸川，而令吴光新攫夺川督，排斥谭延阄离湘，而令傅良佐盘踞湘省，卒至重庆丧师，长岳败衄，连年烽火，满目疮痍，波及闽秦，牵及滇粤，谁生历阶。至今为梗！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树铮）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上”，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斲丧无余。利用参战（世界第一次大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腾笑全球，坐失机会，愧对友邦，亦当无地自容！稍有心肝，何忍出此？乃复藉端迁怒，殴辱议员，国会天绝，西南祸起。制造安福系以祸国殃民，并设边防军以穷兵黩武。我袍泽本不愿为箕豆之煎，彼段氏偏欲作犬羊之斗。私借日债，不下六亿万元，尽为鹰犬狐鼠所销费，阅墙无底止之秋，同室罹操戈之惨，清夜扪心，当知自悔！

溯其覆前清而专制胜于前清，覆项城而狠戾过于项城，覆黄陂（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则教军人犯上，覆河间则使同气相残？兹对今大总统（指徐世昌）又行故智，段氏之肉，其足食乎？试问定武（指张勋的“定武军”复辟之役），谁设计而卖友？试问友邦，谁作伥而卖国？二膺揆席，毫无成绩，分崩离析，统一无期，稍有廉耻，当知退避。乃权利热中，亟作冯妇，假借边防督办，暗中操纵政权，凡此逆迹昭著，罄竹难书！

元首（徐世昌）罢除徐树铮，原为俯从民意，段氏以翦其羽翼，因羞成怒，团河会议，凶焰鸱张。竟派徐树铮亲率军警，包围公府，软禁元首，夺出印信，擅发伪令，都门喋血，津保弄兵，谋为不轨，窥窃神器！

本师长、镇守使（曹镆是蓟榆镇守使）、旅长等忝列戎行，密迩畿辅，居晋郑勤王之地，效李郭拨乱之举，本救国卫民主志，出讨贼敌忾之师，为拥护元首计，为俯顺舆论计，为保全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精神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公等或任封疆，或居军旅，或属商学团体，或系言论机关，救民救国，谅有同情，除恶除奸，决无反顾！如能助军助饷，均为全国之同胞，否则附逆盲从，自有相当之对待！既非党恶助虐，必不观望周章，若能前途倒戈，必富胁从罔治，凡属明哲之士，必知顺逆之分！应天顺人，时不可失，扫清君侧，奠我神京！谨纾至诚，海内共鉴！

吴佩孚坐帐点兵，誓师出征，他麾下的大将，计有曹锟的四省经略使署总参谋长潘榘楹，第三师参谋长李济臣，第五旅旅长董政国（驻洛阳），第六旅旅长张福来，这是他的基本队伍。此外第一到第五，五个混成旅，照番号次序，旅长各为：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曹镆、商德全，其中第一、二、三旅是吴佩孚从湖南带回保定来的。四、五两旅原随曹锟在天津，当时便担任东路。还有在河北新编的三个旅，则第一旅旅长为王用中，第二旅旅长李荣殿，第三旅旅长彭寿莘。

讨逆军大本营设在保定，总司令部则佯在天津。吴佩孚请曹锟坐镇天津策划联络，准备迎接奉张来援，他自己亲督各军，充任前敌指挥，在保定的大本营，则由潘总参谋长留守。

名义上的总指挥，分为三路，东路曹镆，西路吴佩孚，后路王承斌，实际上则由他亲自率领张福来的第六旅和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批亢捣虚，直薄固安、大兴的中路一线。在他发动中路攻势之初，西路总指挥则由王承斌暂代。

民国九年七月十四日，直皖大战爆发。定国（皖）军的前敌总司令，临时有了变动，由于段芝贵自动请缨，得了老段的委任。这位北洋老将，把司令部设在一节花车上，吴佩孚的侦探好不厉害，开仗之前都到那节悬有“总司令处”木牌的车厢上去逛过。他回来报告玉帅，把总司令处的配置说得一清二楚，那一长列火车上办公的官员多达100余人，卫队也有300多，军械弹药、通信器材之外，尤有鸦片烟具14套，荷兰水（汽水）数百打。麻将牌七副，山珍海味无数，还有能做各色名菜、名点的24名大师傅。

吴佩孚听了莞尔一笑，跟暂代西路指挥的王承斌交头接耳，吩咐他如此这般。王承斌会意，立刻出去寻一位营长，命他依计行事。

中路总指挥是吴佩孚，他这回的闪电战，速度快得惊人。他命西路总指挥王承斌率领本部的两个混成旅。而以原在保定的一个补充旅为后队，沿平汉铁路向涿县集中。他自己便带了张福来的第六旅和萧耀南的第三混成旅，由涿县西出固安。守固安的边防军，没有想到直军的大队伍会向这边来，一场激战，吴佩孚身先士卒，奋勇冲突，定国军第二师师长陈文运右腿受了重伤。师长一退，全面败溃，吴佩孚便得了固安县城，虏获俘虏和辎重，不在少数。

与中路激战的同时，早先就在琉璃河驻防的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受到皖军第一骑兵团和第十三师第一营四倍兵力的猛烈攻击，直军沉着应战，进入早先挖好的战壕。誓死不退。当时王承斌本人亲率第一、二混成旅，已经由涿县推展到大清河一条支流的南岸，他接获前方接触的报告，相度一下地势，这位出身陆军大学，足智多谋的总指挥，顿时心生一计。他下令所部渡河，凭堤岸为掩护，埋伏起来，然后他传令正在拒敌的十二团第二营，立刻放弃阵地，火速退到河边。

于是直军急退，皖军急起直追，捷报传到皖军总司令处，段芝贵旗开得胜，大为振奋，他顿时下令全线推进，想趁此机会，把直军压迫回高碑店去，进占涿县以南的直军阵地。殊不知他这一次全面攻击，恰好中了王承斌的诱敌、埋伏、背水为阵的“大鸡三味”连环计。当诱兵退到堤岸，追兵不旋踵而来，皖军见有小河相阻，第一师的骑兵首先便逡巡不前，勒马徘徊，第十三师的步队反倒趴在麦田里面，向堤岸密集射击，一时但闻嗤嗤有声，弹下如雨，都在河水里溅起一股股的喷泉，随而化作无数漪涟。

段芝贵的“总司令处”专车，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得悉报告，第一师骑兵团作战不力，当时便发了脾气，他下令第一师长曲同丰，亲赴前阵督阵，曲同丰于是把他的第一、二两旅，全部沿铁路线大举南下，段芝贵尤在催动刘询的第十五师。同时下令李进才的第十三师，也往京汉铁路之东发动侧面攻势。

最前线，皖军十三师部队猛烈射击，由于堤岸高，直军位置低，打他们不着。王承斌下令，一概不得还手，这边毫无声息，皖军第一师的骑兵团，胆子渐渐地壮了，以为河畔无人，十三师的部队是在打高空。他们的团长一声叱令，全团冲锋，万马奔腾，眼看将抵河边，突地“格格格，哒哒哒……”埋伏好的直军齐同开火，只见皖军人仰马翻，骑兵纷纷坠地，而直军却几排枪后，一致上了刺刀，由低处向高处猛冲，高高举起的刺刀正好下搠马，上挑人。这一阵，皖军当场阵亡一百余，被俘十余人，剩下来的，拨转马头，扭折腰身，飞也似地逃跑，弹药辎重和马匹，弃了一地。王承斌正待下令追击，却有直军侦探，死命赶来，告诉他说，“段芝贵已经下了总攻击令，皖军主力，正在风驰电掣般兼程南下。”

王承斌一想，机会虽好，但是这个阵地过于平坦，无险可守，实在不合理想。因此他立即下令后退，而且一路上直在那儿颁发些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他叫殿后的弟兄，抵拒皖军来攻，枪不可打得准，炮弹也别让它开花，打几枪，放几炮，便赶紧再退一阵。再则，他打电报到保定，请兵站部把所存的子弹，尽数往前方运。他还规定运送子弹尽量公开，绝对不准掩蔽。

当皖军前锋中了埋伏之计，损兵折将，曲同丰过了琉璃河，段芝贵的花车也开到了良乡。到站方停，骑兵团受挫急退的败耗即已传来，车上的幕友清客，吓得险色发白，他们勤促段总司令，何不先回北京？段芝贵把手里的荷兰水（汽水也），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眼珠一弹地说：

“本总司令是誓与定国军共生死的，列位害怕，要回北京的话，请自便吧！”

果然，傍晚便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一概都是皖军报捷，直军节节后退，第一师的前锋已经攻克涿县，大军准备在涿县过夜，明日继续追击。段芝贵听到消息，喜得直跳起来，一面打电话到团河，向定国军总部段、徐二位报佳音，一面吩咐厨下大开筵席，马到成功，今晚他要痛饮三百杯！

幕友清客，一迭声地道喜，段芝贵踌躇满志，洋洋得意，花车上正热闹，好消息又来了，曲同丰用电话报告，他们在涿县搜索，俘虏了王承斌所部一个营，据说这一营人因为退得慢些，皖军已在入城，只好分别匿于民家，逃不过严密搜查，惟有束手就擒。那位营长挺身而出，他说他这一营多是南方人，在第三师颇受排挤，倘若曲大帅肯予收录，他们愿充前部或者缴械投降。

段芝贵乐得呵呵大笑，他高声地说：

“用不着他们充前部，也别让他们分散了，你赶紧派队伍，把他们连人带枪坐火车押到良乡来，明天我领他们回北京去，向芝老行献俘礼！好叫芝老高兴高兴！”

当夜，段芝贵手舞足蹈，酒兴极豪，禁不住多饮了几杯，醺醺然上床去睡了。半夜三更，阒寂无声，蓦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将段总司令一惊而醒，酒意尽去，穿着汗衫裤头便逃。危急关头，偏偏身边只有一名武官，两个人拉开车门，枪声更密，无声无月，一团漆黑之中，隐隐地听见有人在喊：

“活捉段芝贵！活捉段芝贵呀！”

心摧胆裂，手脚齐颤，副官催他快走，才一迈步，便是“哎哟！”一声惨呼，只怪段总司令慌乱中开错了车门，月台在他背后，这一脚踏空，笔直地摔向铁轨，正好跌了个元宝翻身。

副官赶忙摸下车去扶他，嘴里一迭声地叫他“不能嚷呀！不能嚷呀！”段芝贵浑身疼痛，只好忍住，由副官扶掖，摸黑走了好些路，且不容易找到一幢蛮像样的房子。当时喊声已歇，枪声犹仍，两人不敢大声，轻轻地在喊门。屋里的人没掌灯就出来了，居然是良乡车站站长，敢情好极，也没暴露身份，推说是逃兵灾的“贵人”，便在站长官舍，眼睁睁地哆嗦了一夜。

黎明，枪声停止，站长先出门，副官正蘑菇着不肯冒险前去打听。不多一会儿，站长回来，他向总司令处问清楚了，昨夜有一营被俘的直军，用火车押回北京，因为段总司令的专车在良乡站上，怕夜里车过，吵了总司令的瞌睡，便在前面一站宝店停车。夜半，直军夺了押解队伍的枪械，向良乡猛冲，意在段总司令，幸亏卫队旅就在良乡以南布防，双方激战半夜，那一营人左冲右突，无法越过守军的火网，天快亮时，他们方始向东边退却。

段芝贵听完，两颊的胖肉一坠，那对绿豆眼珠突地一弹，吆喝那名副官：“傻站在这儿干嘛？还不快去把我的衣服拿来！”

回到花车，幕友清客一个个脸色灰败，怔忡不定地前来道惊。段芝贵却哈哈一笑，若无其事地说：

“君子可欺以方！算我误中了吴佩孚那小子的诈降之计。充其量一场虚惊而已，这有什么关系！”

当段芝贵饱受虚惊，北京城郊，段祺瑞却险乎送了性命，原来吴佩孚力克固安，他所派的便衣手枪队，早将团河与固安一带的电话线，全部加以破坏，使坐镇团河总部的段祺瑞，无法获知固安的败讯。皖军第三师溃退，吴佩孚骑匹大马，率一支骑兵，便开始和败军赛跑，他抱定“擒贼擒王”的决心，要批亢捣虚，深入皖军的腹心，将段祺瑞一鼓成擒，使直皖大战传檄而定。

殊不料手枪队百密一疏，漏剪了大兴——团河间的一条电话线，有第三师的军官拼命跑到了大兴城里，十万火急地通知团河总部，吴佩孚眼看着要到。这一个电话把段祺瑞吓得魂飞天外，手足无措，幸亏徐树铮机警，他催段祺瑞赶紧回北京城，让他留下来到处搬救兵。

当段祺瑞坐上汽车，逃回北京，吴佩孚已经过大兴，逼南苑，距离团河不及20里。段祺瑞走了，各路援军亦已赶到，尤有把守团河的那两门巨炮，吴佩孚的队伍推展到他们的有效射程之内。吴佩孚“擒贼擒王”之计于是功亏一篑，他下令火速退回大兴，然后，丢了大兴再回固安。

翌晨，城外便有枪声，吴佩孚派出斥堠，移时来报，那是在良乡夜袭段芝贵花车未遂的诈降一营，向东撤退摸到了大兴城外，于是撞上远远围着吴佩孚的皖军，两军猝然相逢，发生接触。

斥堠带回西路战讯，段芝贵全面总攻，王承斌退到涿县以南；吴佩孚听说之后，欢喜得一拍大腿：“孝伯打得对！”

他因为部队在固安，中路位置已嫌突出，当日便率张福来旅打出城去，接应那一营早在保定定计诈降的队伍，同赴西路支援。行前，吴佩孚交代萧耀南说：“中路我交给你，你只要给我办到一件事，守在这儿，别动！”

二

那日吴佩孚带张福来旅突围赶赴斜坡店，直军还在向后撤，王承斌正要开口向总司令报告，吴佩孚目光四射，神采飞扬，他笑容可掬地说：

“别报告，我知道你都照我的意思办了。不过，现在你下命令叫队伍顿住，用密集火力，阻遏一下敌军的攻势！”

“不是要诱敌深入的吗？”王承斌大惑不解地问：“何——何必又多此一举呢！”

“扮戏得比真的更像！”吴佩孚笑容不改地说：“第三师能这么窝囊？曲辫子不起疑心才怪！”

王承斌懂了，赶紧下令，就在斜坡店扎住队伍，集中火力向皖军追兵猛烈反攻，只是有一条，炮弹别开花，枪也别瞄得太准。

一声令下，后军改作前队，枪炮流星般地向皖军轰击，反攻开始，皖军逼得太近，颇有伤亡，却因后面队伍一阵阵地涌上，前锋无处退却，只好卧地还击。炮声隆隆，枪声直如雨打芭蕉，吴佩孚坐在临时司令部里看表，打够了两个钟头，再下一道命令：

“全军后撤，到下辛店为止。”

于是，西线又恢复退退打打，且战且走的局面。

曲同丰弄不清吴佩孚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给段芝贵拍个电报，请求转饬航空署，派飞机来低飞侦查。

王承斌在路上把他的计策都告诉了吴佩孚，两人抵达下辛店，坐下来休息时，曹锟遣人来告：河南督军赵倜，亲自率领大队豫军，赶来河北助阵。又道是湖北督军王占元，也有电报来到，说是即将派一师人北上支援。

吴佩孚忙问来人：

“赵大帅到了哪里？”

“保定。”

“好。”吴佩孚点点头道：“劳驾你即刻回保定去，转报仲帅，请赵大帅到这儿来，再嘛，王子春（占元）那儿婉转点回个电报去，用仲帅的名义，就说战局不日可定，不必劳师远行！”

吴玉帅说什么没人能打回票，更不必寻根问底，来人亲眼目睹直军节节败退，却是玉帅要婉拒援军，他疑惑不定，只是不敢置喙，喏喏而退。

因为曲同丰要派飞机来侦探，追兵进展速度减缓，容吴佩孚等在下辛店歇马半日。

于是河南督军赵倜率队赶来，和吴佩孚、王承斌相见之下，至为亲热。赵倜紧紧握着吴佩孚的手，噙两泡热泪，慷慨动容地说：

“玉帅，我从郑州北上，就跟家里和部下说过，我这一趟追随玉帅作战，这条命便算是玉帅的了。玉帅打胜仗，我会回来，玉帅失败，我惟有一死！”

真挚友情，发自肺腑，使吴佩孚听了十分感动，他留赵倜在他的左右。但却声明，豫军之来，希望能够保密，以便在必要时，奇兵突出，发挥更大的作用。

赵倜欣然领命，他一回头，告诫吴佩孚和他自己的副官卫士说：

“我从今天起，当玉帅的参谋，你们务必要以‘赵参谋’称我。”

当日，赵倜看见吴佩孚为图便捷凉快，这位举世瞩目的总司令，竟是赤脚穿着麻耳草鞋，他顿时便学样，喊副官赶紧给他买几双草鞋来。

追击大军在斜坡店受阻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值段祺瑞团河撤退，胆怯心惊，当日，他派在段芝贵左右的密探，又传来一则令他啼笑皆非的笑话，段总司令降兵“叛变”，险险乎仅以身免。七月十六日晚上他正在“总司令处”花车上扳庄要搓麻将，突然又起清脆嘹亮的枪声，当时有人大喝赶快熄灯，经过两分钟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卫队来报，那是哨兵的步枪走火，大伙儿惊魂甫定，灯光重亮，打麻将的发现桌上三缺一，单单不见了段总司令。

其后方知，段芝贵有了昨夜的前车之鉴，得了些经验，枪声一响，灯光乍灭。他便跳下车去，拔足飞奔。第二天早晨，是在农家的柴堆里面，找到了蓬头垢面，状至狼狈的段总司令的。

既受惊吓，又经刺激，段祺瑞颇有不祥之感，心中焦躁，便催小徐出阵。徐树铮决心担任东路，亲赴廊坊作战。

直军东路，以曹锟为总指挥，麾下人马，有他七弟曹镆所率的第四混成旅，驻扎杨村。此外还有曹锟增拨的直隶督军衙门警备军20个营，一共有两万人马左右。徐树铮往东路进攻的队伍，抽调了边防军第三师的两个团，再加上边防军第二混成旅，计达15000人。

大军出发，徐树铮慷慨激昂，使段祺瑞热泪盈眶，荡气回肠。临别之际，学生小徐在师尊老段面前屈膝一跪，泪眼婆娑地说道：

“老师，我此去非胜不可。万一失败，便请老师到战场上去收学生的尸。”

当时，段祺瑞不胜欷歔，频频为之长叹息。小徐方走，第二天外国报章评论皖军开辟东战场，都说是就战略观点而言，此举实属不当。老段这才注意，连日中外舆论，都对皖系大为不利，他一怒之下，封闭一家“晨报”，从此中西各报噤若寒蝉，绝口不提直皖战役，使北京百姓更陷于恐怖黑暗之中。

东路战事在七月十五日夜间九点半钟爆发，皖军尽出精锐，分兵三路，向杨村以北的张庄、蔡村和皇后店三个据点攻击，而以铁路线上的张庄一路为主力。每一路配备一队炮兵，用六门野战炮，猛烈轰击直军阵地。当三路攻击同时展开，炮声隆隆，惊天动地，弹道所经之处，在暗寂夜空，闪过眩目的弧光；一拨拨的炮弹爆炸，强光倏闪，将直军阵地上的麻布袋、铁丝网，映得历历在目，巨细靡遗。

但是直军屹立不动，既不退却，也不还击，成千上万发炮弹，把阵地前后的泥土都翻了个面，战志昂扬，训练有素的直系弟兄，却在战壕里撇嘴嘲笑：

“喝他妈的！安福系跟东洋人借钱得来的大炮，那炮弹还会开花？”

连续炮轰了许久，皖军开始挺进，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机枪、步枪纷纷加入射击。远在阵后督阵的徐树铮暗暗着急，他看得出来麾下这支队伍全无斗志，进展无比缓慢，军官们满头大汗，往返不停地在士兵后头吆赶。西北军、边防军没有经过大阵仗，上火线时一个个心惊胆战，更兼以方才那一阵子排山倒海的炮火，军中有一句人人皆知的谚语：“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炮火不曾轰毁直军的阵地，反把这支攻击部队吓得心茫茫然，于是打起枪来便一枪高，一枪低的，简直是在胡来，枪声一响反而给战壕里的直军找到了目标，密集还击，弹如雨下，皖军前仆后“驱”，伤亡相当可观。

这一仗直打到深夜两点半钟，皖军全线，不曾获得尺寸进展，快天亮的时候小徐发了狠，将生力军全部投诸最前线，用一列纵队的队形，前仆后继，轮番猛攻。直军曹镆这方面由于战线拉开，兵力分散，渐渐地有点儿顶不住了。于是中路张庄的队伍，沿铁道线陆续后撤，一步步地退到杨村车站附近。

徐树铮眼见直军放弃阵线，一路且战且走，心中大喜，顿即挥军急进。其实，他已坠入曹镆的诱敌阵中，便在杨村车站运河吊桥的两旁，曹镆早已集中所有的大炮，排好阵式，准备等皖军蜂拥而上，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然后左右两翼分头包抄，他打算一举歼灭皖军这一万五千兵马。

然而，便在皖军人潮滚滚，将近直军大炮的射击范围，直军方欲下令开炮时，阵地右首，突然来了一批日本军官，高头大马，气势汹汹，直人直军的炮兵阵地，找到了指挥官。厉声地说：“你们在这里打仗，大大的不行！”

指挥官愣了，接口便问：

“为什么不行？这里是中国的地界呀！”“皇军就住在附近！”日本军官盛怒之下，大声咆哮，“你们懂不懂，按照中日军事协定，皇军驻防地区两英里之内，华军不准有军事行动！现在，赶快把你们的大炮拖走！拖到两英里后头！”

丧权辱国的“中日军事协定”是段祺瑞签订的，必须废除这个卖国条约，正是吴佩孚力主打倒皖系的原因之一，但是双方方始交绥，胜负未判，直军弟兄明知日本人在抽后腿，帮皖军的忙，让他们逃过全军覆没的噩运，也只有忍气吞声，转胜为败，乖乖儿地听话撤退。只是他们的这一撤，变成了“弄假成真”，中央阵线露出个大缺口，皖军顺利进占杨村，继续追击，演为直军忽被中央突破，苦于两翼不及联络的危局。皖军获此意外胜利，军心大振，士气转昂，一个个高声叫喊冲杀，奋勇争先，凌厉直前！

但是，直军毕竟是久战之师，不怯不惧，临危不乱，他们集中机关枪的火力，步步为营，阻遏追军。“不怕机关枪”的新兵，这会儿尝到炽烈火网的滋味，贸贸然地尽往前冲，反而被一阵阵的铁雨，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

一路急退二三十里。将及北仓、李家嘴一带了，再往后撤，便是直军东路的据点天津。当日，天津街市已经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响，直军情势，危殆万分，曹镆亲上前线督阵，正急得搔耳挠腮，走投无路，蓦地，身后闪出一彪军队，人高马大，威武雄壮，一路朝天开枪，急急赶来，临近时，方看见他们后脑勺都是平的，正是“脑袋瓜子是护照”的关东军，奉军来也！当下便听见他们高声嚷嚷：

“直军的弟兄们，稳住！俺们关东军都到啦！”

就这一声喊，曹镆喜极狂笑，直军勇气倍增，不但站住了脚，而且和奉军齐步并肩，立刻展开反攻，重克杨村，直下廊坊，击毙皖军一千余人，剩下的，更逃散大半。因此，七月十七日，直奉两军又自廊坊出击，扼喉抚背，长驱直入，反观皖军则弃兵曳甲，四散豕突狼奔，从此一蹶不振，打到二十日那天，京奉铁路线上，不见一个皖军。徐树铮马失前蹄，化装逃回北京，当日便带了家眷，住进华洋杂处的六国饭店。东路战事，直军方面终获全胜，将皖军杀得片甲不留，东路一线为之彻底解决。

事实上，奉军何曾全来了呢？在北仓驰援直军的，起先只有一个营，往后方始陆续开来；却是曹镆置之死地，获援而胜，反成了曹镆勇往直前打冲锋，奉军跟在他的后头，一站一站地接收。

在张作霖入关“调停”之初，以张大帅的安全警卫为名，奉军即已相继入关，张大帅回去了，天津到山海关一带，仍还留驻奉军不少。七月十三日，张作霖通电“奉军入关”，派张景惠为关内军总司令，其实，他所指挥的只有三个营，而真正的奉军入关则在直皖大战结束以后，奉军第二十八师方始全队开到天津，他们的抵达，不但接收京津沿线要地，而且是在为张作霖势力入侵中原，充任前站。直军除了在声势上以外，真正得到奉军的助力，是为“北仓”之役那一个营的支援，付出的代价，则为与奉张同享胜利果实，往后的北政府，奉张处处要分一杯羹。自民国十一年以后，遂而形成直奉失和，直奉相争，直奉一次、二次大战之局，北地生灵，又遭几度涂炭。

便在曹镆北仓一战，反败为胜的同一天，吴佩孚在西线，更获得决定性的大胜，皖军前敌总司令曲同丰，居然被他大发神威，生擒活捉。

当吴佩孚由固安赶回西线，在斜坡店虚晃一枪，再往南退，曲同丰便打电报回北京，请段祺瑞派飞机侦查直军情况，所得的情报是保定和直军前线之间，军运频繁，运的都是粮糈弹药。此一情报使曲同丰深信直方弹药不继，节节后退是实逼处此，不得而已，于是他放心大胆，挥师急进，紧紧追赶。

T字形战术，在民国九年（1920年）以前，东方战场尚属空前未有。吴佩孚兵力不及对方之多、之强、之大，而敢于悍然采用，使往后研究战史者为之惊异。其实，吴佩孚之所以出此战术，适足以显示他当时目无余子、气吞河岳之概，如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曲同丰者流，他根本就不曾看在眼里。

直皖之战开始时直军三路进兵，就是T字战术的头。三头并进，待中央一路突击不成，吴佩孚退大兴、固安，他亲赴西路指挥，即已命令第三混成旅确守固安不许后退一步，与此同时则西路退到涿县以南，东路急撤天津门户的北仓、李家嘴，等于T字两端抄后，中央挺出。七月十六日时机成熟，于是东西两路以风扫落叶，雷霆万钧之势，大举反攻，东路因为得了奉军声势之助，顺利成功，不需支援，所以中路第三混成旅乃得以全力驰赴西路，腹背夹击敌军，曲同丰之败、之降、之献刀，可说早在吴佩孚的妙算之中。东西两线退却，中路突出，暴露于三面包围之间，待东西两路发动反攻，即以中路分兵侧袭敌军腹背，借收夹击之效。这种打法，一个搞不好，中路可能遭到围而歼之的噩运，反让敌军易客为主。由中路分击自己的东西两路。除非兵力远胜敌方，或是生死关头，被迫铤而走险，连西欧兵家也不敢轻为之，壮哉！直皖战中的吴佩孚，诚然一身都是胆！

七月十六日，曲同丰连战连胜，踌躇满志，把吴佩孚直追到松林店。当时边防军第一、二两旅旅长为了争功，驱赶队伍尽快向前挺进，前线兵力越集越厚，进抵松林店前，吴佩孚预先埋伏下的地雷阵，首先发难，轰然巨响，震耳欲聋，皖军第一线的队伍被炸得断脰决腹，血肉横飞；自此，地雷不断地爆炸，腥风血雨，洒得跟踪而上的皖军满身血污，面目全非。正当他们回头要跑，吴佩孚、王承斌身先士卒，指挥刀在阳光下灿然生光，矫若银龙。这时候直军奋勇反攻，杀声震天，炮兵准确射击，弹弹开花，机枪步枪子弹密若飞蝗，直杀得皖军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转瞬之间第一师第一旅全军尽没，无一生还，旅长范尚品当场阵亡，第二旅也死伤大半，余众一哄而散，程旅长潜逃无踪。可怜才尝到了甜头的曲同丰，心摧胆裂，瞠目结舌之余，环顾左右，只剩下了恓恓惶惶，相顾茫然的少数参谋、副官与卫士，惟一的希望，便是第四路的刘询第十五师和第三路李进才师的一部，快些儿赶上来接应，否则的话，他将是非降即死。

然而，直军中路死守固安的萧耀南，又在吴佩孚发动反攻的同时，突围而出，直奔涿县。萧耀南方抵涿县外围，又有一支人马，身穿黄、白、蓝、绿各色便衣，为首的便是赤脚着草鞋，英气勃勃的河南督军赵倜。两人相见倍觉兴奋，当即合兵一处，向涿县城里的皖军第十六师、第十三师展开攻击，于是皖军不战而溃，争先恐后，攀附火车便往后退，列车首尾相衔，冲出车站。吴佩孚的炮兵推展神速，先在涿县车站外面列好阵势，火车一到，排炮齐轰，一时车翻人亡，悉数成了齑粉。

至此，吴佩孚派第六旅张福来为尖军，打冲锋，张福来把涿县一片凌乱的战场交给赵倜、萧耀南，自己奉吴二哥之命，兼程北进，二哥叫他在七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以前，把良乡以南的重要据点琉璃河拿下。

皖军第一师和第十五师两位师长，几乎是同时请降，西路主力，五六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转眼间摧枯拉朽，死、伤、降、溃，四大皆空！试看吴佩孚当日发往天津，打给曹锟的捷报，词简言赅，将大胜经过寥寥数语，说了个清楚明白：

现边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停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系一致，因在积威之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职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息，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耀南）、彭（春华）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之一旅愿缴械投诚。第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职明日抵涿。

曲同丰字伟卿，湖北黄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投身北洋。辛亥革命时，他在云南当19镇协统，吴佩孚还是第三镇曹锟麾下的炮兵营长。曲同丰曾在云南大理投降革命军，旋又弃官北上，当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是段祺瑞的入室弟子，宠信的程度和卒因小徐跋扈而反段的靳云鹏相伯仲。

曹三爷让吴佩孚派人把曲同丰押到保定，由他亲自接受献刀礼受降，当日，三爷大为得意，发表通告，晓谕前线各军：

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将军刀给还佩戴，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其污辱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得按本军优待云云……

曲同丰松林店丧师，刘询涿县大败的消息，传到后面段芝贵段总司令的花车上，当时，段芝贵不耐连宵独守空帏，虎帐寂寞，他便密命副官，到北京八大胡同接了两名相好的妓女，左拥右抱，在卧车里大喝其香槟酒。参谋长接到电话，急得团团乱转，不好意思闯进房里报告，便央求段总司令的亲信副官，硬起头皮往里撞，一见那不堪的情景，平时的伶牙俐齿，都化做了结结巴巴，讵料话还没有说完，段总司令睁开惺忪的醉眼，眄他一瞥，却也同样地大着舌头答道：

“直——直军来了又怎样，该——该你们上去顶呀！”

副官无可奈何，在总司令和妓女的哄笑声中退下。

隔不多久，15师的溃兵，一路脚底板直打臀部，没命的抱头鼠窜而来，总司令的卫队喝令他们止步，溃兵置之不理，于是卫兵朝天开枪，枪声惊醒了段总司令，他推开了两个花朵般的女人，不及穿衣，推门出来便喊：

“直军果然来了！叫站上快在后面挂车头，咱们回北京去！”

这时，15师的弟兄误以为第一师同袍相残，起了公愤，再一看总司令的专车在挂向后转的火车头，益发怒不可抑，有人向卫队开枪还击，有人尖声嚷嚷：

“第一师把咱们当敌人了！咱们都别活啦！大伙儿一齐跟他们干！”

兄弟阋墙，良乡车站枪林弹雨，成了战场。皖军自相残杀起来，比碰见直军更加起劲，重机关枪架上了月台，密集火网尽向车厢扫射，一时车里车外，死尸狼藉，伤者呻吟悲号，秩序为之大乱。这时候，又有一批15师的弟兄到了，他们中间有长官，比较持重，一面大叫：

“这是总司令的司令处呀！不能打！不能打！”

一面，绕过战场直奔轨道，他们足有100多人，都想攀上火车，请段总司令出来镇压，制止双方开火。谁想段总司令眼见事急矣，生死不容间发。嘴唇哆嗦着直叫开车，车一开，在轨道上那一两百人便首当其冲，一个个被碾得血肉四溅，粉身碎骨；当时的惊呼骇叫，鬼哭狼嚎，诚令日月无光，天人同悲，惟独段芝贵和花车上的大好佬，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满染漓淋血迹的皖军“总司令处”花车驶回北京，段芝贵惊惶万状，回到家里，一家老小争先恐后地赶来迎接慰劳，他却只晓得频频地抚摸脑袋瓜子，连呼：“好险！好险？”家小们着急地问：“到底怎么样啦？直军会不会打上北京啊？”他气喘吁吁，一个字也答不上来。

好容易平了喘息，定下心神，段芝贵一迭声地快请师爷。段总司令家中的这位师爷倒是位老学究，颇能料几分事机，做一手骈四俪六的文章，却是个性耿直，脾气不大好，当时他见段芝贵形状如此狼狈，心中明白准是吃了败仗回来，于是鼻子孔里声声冷笑，一声长叹道：

“那日你慷慨激昂，自动请缨，必要亲自领军上火线。老夫也曾苦口婆心劝过你来。你执意不听，果然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呀？”

段芝贵吃了老学究一顿抢白，有求于人，无可奈何，只有涎脸干笑地说：

“胜负兵家常事，不值一提。倒是急于要请师爷大笔一挥，起个通电辞职的稿子。”

一提起稿子，老学究气往上闯，顿时便道：

“东翁膺命定国军总司令，原曾叫我拟过一篇《告将士书》的，当时我就预料到有这一天，以是总共写了两篇。没想到东翁嫌我拟的那篇‘就职宣言’，尽讲些个忠君爱国的道理，嫌它太迂阔了，因此弃而不用，另请高明，重新写过。如今我这第二篇稿子倒是还在，只要东翁觉得可以对付，不必再找外人的话，那就发表出去应应景吧。”

段芝贵一听这话，分明是在挖苦他，人家在奉命起草就职宣言的时候，老早就把“辞职通电”连带打好了稿。当下他气得满脸通红，师爷却佯装没有看见，径自回书房将稿子取了来，当他递到段芝贵手上，段芝贵正怒不可遏，三把两把就撕成粉碎。师爷倒也不愠不恼，哈哈大笑，迈步出了房间。

却是段芝贵猛地省悟，皖军全面崩溃，直军即将入京，不趁此星移斗换之际，及早发表辞职通告，自己岂不是更为罪孽深重？一转念间，心想这个脾气还是发不得的，于是赶紧追上那位师爷，满脸陪笑地说道：

“我知道老夫子都是为我好，刚才不过开个玩笑，请老夫子别搁在心上，现在事情紧急，务请老夫子再照原稿录出一份，我马上拍发出去，保证决不更改一个字。”

岂知这么一来，反倒让段总司令闹了个大笑话，因为他逃回北京来得快，发表辞职通电更是急若星火，闪电动作，于是时论笑他那篇骈四俪六的文章，早有夙构。

这是祸国殃民的安福系，一连串“丢人现世”笑料的开始。就段芝贵本人来说，接下来，他便听到消息，当直军诈降的一营猛攻花车，他逃到原不知情的良乡站长家里躲了一夜，往后被直军查明真相，怪罪站长，立被直军枪毙。段芝贵良心出现，望空大哭，称他是救命恩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于是请来僧道，在家搭起道场，念经做法事，为那冤死的站长超度。讵料法事尚在进行，北洋政府通缉祸首令下，吓得段芝贵匆匆逃入东交民巷，一场法事遂告卷堂大散，半途而废。

段芝贵进了东交民巷，托洋人的庇护，却是照样吃喝玩乐如故。八月三号下午，他和安福系的十大祸首，在洋行里大开筵席，叫了京师名妓三十余人，征歌逐舞，乐而忘忧。当时惟独段芝贵的相好迟迟不到，让段芝贵发了虎威，立命洋行老板的汽车夫，开车子把她“抓”了来。那名妓女进门，便打着苏白说：

“格几日热得来，侬寻来寻去寻不着段大人，只当陪段总办（祺瑞）到汤山歇暑去了哩，原来是在东交民巷逍遥快活！”

冷讽热嘲，让段总司令差点儿气昏，他勃然大怒，抄起一只汽水瓶，甩手便要砸过去。众人见状，连忙拦阻，那名妓女却还在假意笑着，再来一记挖苦：

“段大人何苦如此，要晓得东交民巷的荷兰水啥价钱？狄是有资格大好佬吃的，我呢就没狄个福气，挨我伲不着！”

皖系作威作福，国人皆曰可杀，八大胡同的妓女，尚且如此，亦可作为当时民心与情的映照。结果是段芝贵大为惭愧，借故溜走。

三

吴佩孚松林店大捷，皖军主力，风流云散，于是直军顺利北上，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张福来在七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攻抵琉璃河，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将近畿溃散的皖军，全部肃清，皖军残余逃到居庸关，被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解除武装。至此，段、徐大力编练之边防军与西北军，成军多年，毁于一旦。

当东路吃紧，段祺瑞放弃了他的团河总部，仓惶逃回北京，他的公馆在旧户部衙门打开后门，便是《庚子条约》划为洋人特别居留地，华军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因此，段祺瑞一到家里，便发现营营扰扰，门庭若市，所有安福系次一级的要人，都挤在他家，宦囊已饱，有点头脑的高级干部，则均已自行设法，分别逃入东交民巷了。躲在段公馆的那般人一见段总办到，立刻一拥而上，七嘴八舌，指天矢日地说：

“总办，我们都是来跟您老人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像那般一闻败耗，就卷铺盖往六国饭店、东交民巷跑，利则共之，败了就溜，那还成其为人吗？”

段祺瑞听了，心里很受感动，回到内室，捋着胡子摇头苦笑：

“总算还有一群有良心的，在这种危急开头，依然追随不舍！”

非正式的舅爷，他姨太太的一个弟弟，随侍左右，一声冷笑地说：

“他们说的都是诳话！这帮人上公馆来，一则是贪图您的打发，二来呢，打开咱们后门便是东交民巷，惟有这儿好溜！”

段祺瑞怫然不悦，板起脸来斥道：

“胡说，你别看低了人家！”

舅爷的性子拧得很，他不服，大声地说：

“总办您老人家不相信，我马上试给您看。”

说罢，他翻身出外，先跟一名副官约好，然后跑到间壁，借个电话，挺促狭地往户部衙门段公馆打。

电话铃一响，大客厅里好几十人，不约而同的挤过去想听消息，副官接电话，那头开口便说：

“不得了！直军的宪兵已经进城，派了一个大队，开到户政衙门抓人来啦！你赶紧禀告总办，即刻动身！”

副官大声嚷嚷，这几十人面色大变，扭头便往“会计部”冲锋，把那里的零星钱搜出来，手忙脚乱，抓到一把，立刻打开后门，进东交民巷作鸟兽散。

舅爷洋洋得意地回家，副官正在报告众人抢钱开溜的经过，舅爷眉开眼笑，幸灾乐祸地问：

“总办，您老人家的忠臣呢？”

没想到段祺瑞顿时眼珠一弹，破口大骂：

“混账！还不给我快滚！”

东路全线溃败，直奉联军兵临廊坊的噩耗传来，徐树铮一走了之，他部下则先报知团河总部，再由总部知会段公馆，不前不后，刚好压了一夜。十八号早晨，段祺瑞方才获悉，他想起小徐辞行的时候信誓旦旦，当时情不自禁，泪下沾襟，他欷歔不已，顿足太息说：

“又铮死啦！”

副官却早已获得情报，只是没敢言语，这会儿便忍不住讥刺地说：

“不至于吧！”

段祺瑞赫然震怒，厉声呵斥：

“你们怎晓得又铮的为人？还不快派人到战场上去收他的尸！”

反正豁出去了，这位副官便反唇相讥地说：

“总办说得不错，这姓徐的真是一条好汉，我听说他昨天已经战死，可是顿时就变成了僵尸，半夜里跳回北京，一手抱了一名姨太太，自己葬到东交民巷外国坟山去啦，请总办不必劳这个神吧。”

段祺瑞狂怒不已，副官立刻打电话找人，徐树铮没到东交民巷，他回到北京，当夜便带了他的太太和两位姨太太，住进了六国饭店，翌日一早，还召集了安福系的十余位首要，举行秘密会议。六国饭店的老板深恐惹事，打电话请示英国公使馆，问一声可否容纳他们居住？这事被徐树铮知悉，当即打电话，请了两位日本朋友来，“保护”他们一行到东交民巷。时在七月二十，北京盛传直军业已入城，为策万全起见，徐树铮决定“化装易服”，头一步，先把他的胡子剃掉。

徐树铮娶姜夏氏，闺名宣，字红筠，幼承家训，很有见地。她时常讽谏徐树铮的种种作为，蒙事结束，便劝他趁功成名就之日，早早急流勇退，上书辞职，或者以谦让为怀，释兵权、离安福，跟曹锟、张作霖交好，而与吴佩孚相携手，她说：

“这样，或许可以保全身家于末路。”

但是徐树铮笑而不答，后来张作霖入关“调解”，提出“罢徐”的条件，说是曹吴坚持不让，徐树铮大怒，跺脚大骂：“干胡子甚事！”（胡子即云胡匪，他是在揭张作霖的底）再往后张作霖和曹锟、李纯发表通电，宣布徐树铮的罪状，他又恨恨地说：“干胡子甚事！”这时，徐夫人眼见他割须易服了，她乃微微地笑道：

“干胡子甚事？”

段祺瑞败得彻底，但也输得漂亮，七月十九日，徐世昌下令“各军队”停止攻击，当天他便通电宣告辞职，而且在安福系诸要人箱笼铺盖，络绎载道，纷纷挤进东交民巷的时候，他不走，不逃，不降，辞职通电发出，便拔枪自杀。

以为段芝贵必胜而不胜，以为徐树铮已死而未死，曲同丰是皖军第一员猛将，居然败得树起白旗投降，给吴佩孚不屑一面，押解到保定去给曹三傻子献刀。回想战斗未决之际，曲同丰是主战最力的人，然而皖军首先竖白旗，降敌军的居然也就是曲同丰。曲同丰投起降来还更彻底，衔璧舆榇，自缚就戮犹以为不足，他更一日之间连发三电：第一封电报发给曹锟、张作霖，说明他“被命参战”的苦衷，又谓他曾“进谏芝老（段祺瑞），未蒙允从，致战端忽起，”因此“罪在一人（指段），无涉彼等”。第二封电报拍给边防军北京的陈师长（文运），济南的马师长（良），说自己被段祺瑞“严令逼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请这两师弟兄“誓驱奸凶（段徐），为申天讨”。第三通电报呈请北京段督办钧鉴，居然口气一改，骂声不绝，他不惜昨非今是，洗心革面地指证：

……乃知我督办竟为徐树铮所利用，徐树铮自随从督办以来，平素对于督办进德修业之举，实无一事可述。而盗卖国权，把持党派，滥用国币，贻误国计，则无所不为。前此吕公望在京所呈徐树铮各项劣迹手摺，句句确凿，而督办饬其改悔，迄未听从。对督办则任意欺蒙，对他人则假用号令，向日此等情形，曾屡进忠告，而督办卒以同坐之言语笨拙，未肯深信。纵恶养奸，数年于兹，以致国事日非，大局破裂，丛尤聚怨，皆在我督办一人之身！

严词讨徐，还嫌不够，曲同丰更进一步，列举安福系的罪魁祸首，接下去他又说：

此外与为朋比者，如曾毓隽、李思浩、朱深、王揖唐、丁士源等，皆属“一丘之貉”，直以国家大计为三五人所私主。外间均云我督办利用树铮等，而不知我督办实为树铮等所利用。今“大奸所指，全国一致，同（曲同丰自称）受恩最‘深’，不‘敢’不尽‘最后’之忠言，即将徐树铮等六人，速请大总统（徐世昌）令交法庭依律研讯，以治其祸国殃民之罪。各省意见，均以除去徐等六人，即为保全督办名誉，奉直各军，立回原防，并请督办察明此意，此举只为铲除国虫，对我督办，仍为‘竭诚’之‘拥戴’，并无他意，除一二日内赴京面陈一切，谨先电禀，伏乞垂鉴。”

学生曲同丰叩皓

三电之外，又复有一通附电，拍到琉璃河最前线，请张福来、萧耀南转给皖军第一师程其祥旅长。电文曰：

琉璃河车站转直军萧、张二位旅长，送交李兰齐旅长鉴：请嘱程其祥旅长，将散兵沿途急速收集‘缴械’，带到保定经略使（曹锟），均给路费，极为优待，务于两日内办齐，不得有误！其有退败至北苑者，静候吴师长接收，其他军官有来保者，经略使均特加体恤。予在保定，极为安逸，勿念。

曲同丰皓

“皓”是韵目代日，表示曲同丰的这四通电报，都发在七月十九日。

因此，当七月二十日，段祺瑞得到消息，阅毕曲同丰的四通电报，环顾四周：徐树铮兵败廊房，匿身六国饭店；吴光新大军溃散，被囚武昌督署；段芝贵五万雄师，落了个仅以身免；曲同丰也献刀称降，反口狺狺不已。安福系要角纷作鸟兽散，四下逃窜，自己的四大台柱，全都完了，分明是众叛亲离，只剩下孑然一身，困守危城，无异在唱那出“李陵碑”啦。不过，这位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的“上将军”，毕竟出身军旅，为人还有骨气，他不但峻拒左右力请，托庇洋人，逃到东交民巷，反而发表通电，承认失败，他坦然致电直系各督各将领——单单漏了一位“讨贼军”总司令吴佩孚。段祺瑞在电文中说：

……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初非穷兵黩武，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责言，上劳主座之屋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陈沥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共谅，寸衷奉达，即祈鉴察。

七月二十一日，直奉两军，相继入城，头一件事，便是搜捕安福余孽，分别抄家。府学胡同旧户部衙门段邸，下午三点多钟，来了大批军警，先将段祺瑞的卫队加以缴械解散，然后留下二十名看门管事的仆役，四点整，段祺瑞当着他的徒手卫队之前，悲愤莫名，一时冲动，拔出手枪便开枪自杀，头一颗子弹，射高了些，一名在他身后的卫士，应声倒地，当下做了冤鬼。段祺瑞正待再开第二枪时，卫士们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枪支。

从此以后，他不逃，不走，坐在家中静候直鲁两军处置，而且从早到晚，一语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他都以摇头作答。段祺瑞尽在摇头不止，他的家小惟恐他得了什么毛病，请大夫来诊治。这位大夫问明白缘故，当即嬉笑怒骂地说：

“总办这个毛病，竟是绝症！安福一日不复，总办便不能一日不摇头，要请大夫，倒是去请曹大帅、张大帅的好。”

皖军全面大败，安福要人，鸡飞猫跳，当时惟一的庇护所，除了六国饭店，便是东交民巷。二十号那天，六国饭店全部爆满，随后带着箱笼铺盖来的。犹仍络绎于途。饭店老板告诉他们确已人满为患，无地容纳，这般人却苦苦哀求，不肯回头，饭店老板无法可施，他们便自愿照付房租，在盥洗室里挤一挤。后来，英美方面认为安福系人是“内乱犯”，六国饭店只好下逐客令，安福系人乃纷纷移转东交民巷日、意使馆和兵营，日本人和意大利人趁火打劫，大敲竹杠。司法总长朱深去迟一步，只剩一座牛奶棚，尚有余屋数间，因为牛只都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花每天租金80大洋的代价，将妻妾子女，全部迁入。奶棚门口镌有“牛舍”二字，有诙谐者跟他开个玩笑，提笔在牛字上加一勾两点，成为“朱舍”。

七月二十日，张福来的前锋直抵长辛店和北京西路咽喉要道卢沟桥，遥遥相对，吴佩孚胜券在握，他电令张福来屯兵原地，暂止前进，张福来问他为什么不乘胜直追，吴佩孚的回答很简单：“是非之地，断不可往”，事后北京城里的闹剧连连，丑闻传播久远，证明吴佩孚要第三师“洁身自好，勿堕溷泥”，绝对的正确，而且具有真知灼见。

当天，北京城里人心惶惶，天下大乱，幸有82岁的老将姜桂题，亲率毅军十营，开进北京。姜桂题正告各界，毅军入城，纯粹为了保大总统徐世昌的驾，直皖两系，他可是谁也不帮，严守中立。姜老将派三营队伍，担任总统府的警卫，另外七营，则会同北京军警，将北京十三座城门一律关闭，免得散兵游勇，入城骚扰。有了姜桂题此一敏捷行动，断然举措，北京秩序赖以安定。于是，徐世昌下午派出两位代表，一位去慰问段祺瑞，允许保障他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位则派往保定，向曹锟和吴佩孚接洽：“如今恭喜二位大获全胜，如何处理善后，尚祈惠示高见”？

曹锟回答这要看子玉的意见如何，吴佩孚说：

“头一步，应该惩办直皖之战的罪魁祸首，请大总统早下通缉令，以免卖国的奸臣逃之夭夭！”

这话不错。只是，吴玉帅指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于是吴佩孚便开出了一纸黑名单，榜上有名者，共达十人。他算是顾全段祺瑞的老脸，讲些北洋系的义气，让老段名落孙山，当时开的第一批通缉名单是为：徐树铮、曾毓隽（交长）、段芝贵、丁士源（京汉铁路局长、航空事务处长），朱深（司法总长）、王郅隆（为安福系贩运江苏食米，月获暴利四五十万元）、梁鸿志（安福国会临时参议院秘书长）、姚震（大理院院长）、李思浩（财长）、姚国桢（姚震之弟，交通部次长）。

消息一出，徐世昌那边还没来得及发表命令，匆匆赶到天津的张作霖，抢先采取行动，他派遣奉军宪兵开进北平，分别查抄安福祸首的家产。此一工作由宪兵队长袁得亮主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了西安门大街梁鸿志，羊肉胡同丁士源、南池子曾毓隽，北池子徐树铮等人的家，以及边业银行。被奉军藉没的，徐树铮动产100余万，不动产30余万。李思浩动产800余万，不动产200余万。丁士源动产150余万，不动产80余万。曾毓隽动产300余万，不动产30万。朱深动产500余万，不动产30余万。吴炳湘动产200余万，不动产400余万。其中动产系指现金、钞票，不动产则为股票和房地产。此外，光是吴光新家里搜出的印度公班鸦片烟土，价值即在30万元以上。

多一半的安福祸首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却也有见机而作，趁火打劫，又发了战乱财的，如：丁士源在京绥路局，卷拐公币1000万；李思浩带走了财政部的存款400万元；交通部当日共有公款350万大洋，结果部长曾毓隽分了300万，次长姚国桢到手50万。他们离部的时候，又将所有账目全部烧毁，历年亏空2000万元的巨款，从此无账可稽。安福胡同安福俱乐部中存有60万元公款，也由高级人员一扫而光。

民国九年左右，中人之家，每月有个二三十元的开销，便过得挺舒服了，安福系人，出卖国家，贪赃枉法，他们几年的搜刮，所得动辄百万千万，听了实在令人咋舌！“悖入悖出”，当他们一旦垮台，家产查抄，身畔剩下的钱，又在逃难时期，被外国人多方敲诈，大笔的花。六国饭店给他们住了两三天，每日房价收入，恒在七千余元。等他们一进东交民巷，东洋斧头更是接二连三地向他们砍来。

当时，英、美、法三国，对于吴佩孚非常敬重，虽然吴佩孚“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他们每每向吴暗送秋波，吴佩孚要求惩办安福祸首，各国公使团便为之举行会议，讨论可否收容安福要人问题。会场上，英、美、法三国异口同声，认为徐树铮等人扰乱京畿，贻害中外人民，不应照国事犯例，加以保护。日本和意大利，则别有用心，因而扬言反对。接着，英、美、法公使便发表通告，知会本国人民，一律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果已经容留者，亦应严限即日迁出。

这么一来，安福要人便只有日、意使馆好走，他们决定往投日方，为了进入东交民巷路上的安全，纷纷化装为日本人，一时成衣店中的和服，大涨其价，尤且供不应求。财政总长李思浩得了和服独缺一双木屐板，邻家有人前来兜售，说他千万家财原是搜刮得来，如今既要逃命，这双木屐便索价两万，李思浩情急无奈，只好照付。又有一位会动脑筋的日商，向十大罪魁献计，他愿意代办必可乱真的各色假面具，让他们改头换面，逃入东交民巷，或竟逃出北京，一问价钱，要300万。此外更有一位日人来兜生意，使他们趁日军换防，化装日本兵，离开京城，不过价格更惊人了，他要每一个人付500万，十大罪魁，共需5000万元之巨。

十大祸首逃进了日本使馆，寻觅空屋，分别安顿。起先是要缴纳巨额房租，后来又被强索保护费。保护费按各人身家和当时经济情况，自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祸首们骇怕日本人将他们撵出，惟有一一照付不误。

经过徐世昌和曹锟、吴佩孚之间信使往还，再三折冲，吴佩孚惩办祸首的主张屹立如山，不容修改。所以，在七月二十三日，奉军进驻北苑，直军扎营南苑以后，北洋政府先将李思浩、朱深、曾硫隽安福三总长免职。二十六日下令撤销前此对于曹锟、吴佩孚的处分，并将京师警察总监兼京都市都督办吴炳湘黜免，二十八日下令罢免段祺瑞，取消督办边防事务处和边防军、西北军名义。二十九日，举国期盼的惩办徐树铮等十大祸首的通缉令下，于是，人心为之大快。

在吴佩孚的极力敦促之下，徐世昌对十大祸首悬以赏格，绘影图形，严令缉拿，车站和通衢要道，东交民巷巷口，到处贴上十大祸首的照片，赏格最高的是徐树铮，32000千元，徐树铮在东交民巷日本军营里听说了，放声大笑，他道：

“我这颗头，难道连大言不惭的梁任公都不如么？”（逊清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赴日本，清廷悬赏十万元加以缉拿。）

十大祸首的照片，总共只寻出了八张。其中丁土源、王郅隆的遍觅不获。往后一问，才晓得这两位仁兄平素决不照相，无论公私宴会，盛大场合，有人要替他们拍照，必定百计辞却。主事者无计可施，竟将当年著名的扒手马二顺子和萧国柱二人的小影，附列其后，说明马萧和丁王有虎贲中郎之似，聊备一格，作为参考。这一个笑话闹得很大，报章腾为笑谈，指为窃国者与窃钩者并列。

直奉联军全面胜利，谁都知道这完全是吴佩孚的功劳，中外报章，交相赞扬，认为吴佩孚是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他的声望急速上升，更上层楼。当时，他一心一意以为，辉煌的军事顺利，必可贯彻他的政治主张，于是当曹锟、张作霖忙着分赃、放抢和匿居东交民巷的安福巨擘砍条斧，商议保释条件，惟有吴佩孚作股正经，高谈国事。在直皖战争胜负已判时，七月二十八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和唐绍仪等再度宣言：贯彻救国护法主张，北方应先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及“二十一条”，南北和议即可赓续。此一宣言的发布，使吴佩孚大为鼓舞，他觉得和议告成，全国统一有望，即可全国一致共御外侮。所以，他从二十九日开始，连续发表他对于当前国是的意见，然而，令他无法想象的是，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举国民意攸归为取舍，而他每提出一种主张，准是立刻便受到打击或阻碍。

吴佩孚要求解散安福系组合操纵的新国会，首先便遭受徐世昌的激烈反对。徐世昌正是这个“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安福国会果若解散，国会被宣布为非法，他这个大总统便也是非法的了。其次，吴佩孚在八月一日通电，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主张，他拟订了八条大纲：

一、名义：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参与或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纵。

三、宗旨：国民自决统一善后、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以及一切重大问题，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互举一人为初选，如无工商等会组织，宁缺毋滥。初选会员由各省复选1/5，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各省县农、工、商、学各会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由各省县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各该省总事务所，由该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限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各节议定公布。

此一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除却时限和临时性的任务以外，跟孙中山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可以说精神立意，大致相同。但当吴佩孚新胜之余，相机提出，原应有付诸实现的希望。不料，主张方始提出，立刻便碰了奉张的钉子，张作霖坚决反对，不惜针锋相对地当天发表通电，强词驳斥。这一件事，大有闹成直奉两系公开破裂的危险，曹三爷左右为难，无法两袒，他竟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两份通电一概扣留。

甚至于连他对段祺瑞的处置意见，也因为段祺瑞本人的断然拒绝，都不能付诸实现。吴佩孚觉得段祺瑞可以免予处分，但他目标太大，不宜在北京住家，他要请段祺瑞迁居昌平县东明陵以南的汤山，那儿有乾隆皇帝所建的行宫，硫质温泉，于人健康大有裨益。但是老段傲骨嶙峋，他不愿以败者自居，非得贯彻他“不为傀儡”的作风不可，他不肯去，谁也拿他没法。

张作霖对于吴佩孚的不满，越来越露骨了。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报记者到地纬路恒记德军衣庄访问张作霖，问起他对吴佩孚这个人的感想，张作霖声声冷笑，满面骄容地回答：

“国家大事，我一向只跟曹巡阅使商量，吴佩孚不过区区一名师长，我国师长多达数十名，即使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让他们干预政治，那还成话吗？”

岂止奉张报以白眼，扦格难入，即连将自己倚为肱股，视同心腹的曹仲帅，也是南辕北辙，各自为政，面目态度，跟以前大不相同，双方渐渐地有了距离。当吴佩孚在大声疾呼，解决国是，促进团结，使国家归于统一，曹锟却在忙着和张作霖结亲家，攀交情，经济勒索，政治分赃。种种令吴佩孚为之气结的丑闻，不绝如缕地从京津二地传来。

四

首先，由于曹、张左右亲信的掇促，把曹锟二姨太所生的一个女儿，许配给张作霖二姨太生的儿子。这一对新人其实还是小孩子，但是直奉新胜，两位亲翁炙手可热，声势益隆，行聘之日，奇珍异宝，堆如山积，竟比专制时代的公侯驸马，尤要胜过几分；引得全国瞩目，一城轰动。直奉两系人物，除了一个拼命打了胜仗，雄心壮志，全不获酬的吴佩孚，哪一个不是眉开眼笑，喜气洋洋，以为曹张成了亲家，直奉永久团结有望，普天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对抗。从今而后，大家后台扎硬，靠山稳固，升官发财其有厚望焉。

于是，两位亲家在天津酬酢频繁，有商有量，关于经济方面，匿居东交民巷里的安福十大祸首，家财藉没以后，身上还大有油水可榨。直曹奉张采取联合行动，协同一致，会衔迭呈徐大总统，派人去跟公使团办交涉，限即交出，依法惩办。一再敦促的结果，日本公使小幡，二度正式照会外交部，认为徐树铮等人是国事犯：“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道义，及中国几多惯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诸氏加以保护。”小幡态度强硬，北洋政府便无可奈何。曹锟和张作霖颇不甘心，秘密遣人向安福祸首开盘子，谈条件，只要拿得出钱，不论如何罪大恶极，一概保障其生命财产，并且保证获得特赦。

吴佩孚甚至打听出来，对于这批“奇货”，曹、张的开价是曾毓隽1000万，王郅隆、朱深、梁鸿志等各500万，李思浩、丁士源各300万。段芝贵和张作霖是世交，他爸爸便是张作霖的干爷，他托人向义弟说项，好歹意思意思，出了10万大洋赎身，张作霖的答复是：

“这事碍着曹亲家那头，区区10万块钱，叫我怎么说得出口？”

一面指名勒索，大开条斧，一面还从事理直气壮的绑票生涯，段系大将，前任湖南督军傅良佐，三湘见逐以后便寄迹奉军戎幕，直皖战起，张作霖翻脸不认人，下令将他扣押，这时候也就跟“战犯”同一待遇，勒令报效若干。曾毓隽千万金赎命的谈判未成，他的秘书吴宾驹遂而下狱，吴秘书以大洋30万为曹、张二使寿，居然获得无罪开释。除此之外，曾毓隽的外甥女李陈氏也一度沦为阶下囚，她只花了15万，又有王揖唐的族侄见捉，悉索敝赋，凑了万把块钱脱身。

政治分赃，则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地盘，曹、张两位亲家斤斤较量，寸土必争，此一事实使曲高和寡，事与愿违的吴佩孚极端愤慨。当八月一日，曹锟兴冲冲地亲自往邀吴佩孚，明日一同到天津去正式会晤张亲家，吴佩孚憋了一肚皮牢骚，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很率直地问他老上司说：

“仲帅，奉张入关的目的安在，您知道吗？”

“这……”

一声冷笑，吴佩孚又道：

“老实不客气说，奉张入关的目的有三：第一，掌握北平，当他向内发展的根据地。第二，扩充外围，他要搜取小徐的地盘，拿下绥远、热河跟察哈尔。第三，渗透长江，好作来日进图中原的准备。仲帅，奉张的三大目的，无一不是针对我们而发，今日之友，来日之敌，俺们必须预为防范。”

曹锟很窘，但仍虚心求教地问：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吴佩孚说得一干二脆，“奉军退出关外，第三师退驻洛阳。双方约定，从此将军人干政的恶例彻底铲除。”

“这个，……”曹锟煞费踌躇，吞吞吐吐，“只怕张亲家不肯答应咧！”

“他凭什么不肯答应？”一提这个，吴佩孚便气往上闯，“仗是俺们打的，皖段也由俺们推翻。在这一仗里，张雨亭算老几？为啥让他混在里头穷搅和，他起先两面讨好，往后坐观成败，等俺们四天之内彻底摧毁了皖军，他才带那么一个二十八师来，趁火打劫，坐收渔利。老实不客气说，今日之局，何曾有他的一席地？”

曹锟终究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战成功，获得掌握朝政，把持大局的地位，他还有点儿色厉内荏，心惴惴然，又怕自己威望不够，难以获得天下信服，又怕羽翼未丰，敌不过张亲家的10万雄师。于是他夹在张雨亭和吴子玉两人之间，左右为难。如今被吴佩孚一番警告，语语激励，不觉又增长了一些志气，当下，他眉飞色舞，奋袂而起地说：

“好！我不妨跟张亲家提提看！”

“何必提提看呢？”吴佩孚再逼一步：“仲帅必须以此作为惟一主张。”

“好吧！我就作这个主张！”

“那么，”吴佩孚又道，“明天早晨，我送仲帅动身。”

曹锟大为惊异，茫然不解地问：

“怎么？子玉，你是说你不去天津？”

“我去，”吴佩孚点点头答道，“只不过我想比仲帅晚一天到。”

“这又是为啥呢？”

吴佩孚深沉地一笑，答道：

“仲帅早到一天，好跟张雨亭提出您那个主张。”

“啊。”曹锟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让张亲家明白这是我的主张，而不是你的主意。”

“仲帅跟张雨亭提这个的时候，”吴佩孚摇头苦笑说，“我不在跟前，比较方便些。”

“好吧。”曹锟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明儿我先回去。”

却是，曹锟返抵天津，曹张二使晤面以后，寒暄已过，谈到正题，借个机会，曹锟便将两军撤回，不问政事的主张提了出来。张作霖听了，眉头一皱，他来一个攻心为上：

“三哥，子玉今儿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说来说去，不知将你我置于何地？我看你得约束他一些，叫他少开口，多办事！”

明明说是自己的主张，张作霖却一语道破，指为吴佩孚的意见。曹三爷被张作霖说得面红耳赤，无法措辞，他惟有支吾嗫嚅，轻易地抛开这个正题不谈，从此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天吴佩孚抵步，不等曹锟对他格格难吐，早有曹仲帅的左右来报，仲帅的主张，被张作霖四两拨千斤，寥寥数语，便告支开，吴佩孚跌足叹息，连声地说：

“大势去矣！”

所以。当曹锟向他反复陈说，力劝敷衍奉张，免生枝节的时候，吴佩孚惟有嗯嗯啊啊，不赞一词，曹三急了，大声地说：

“子玉，咱们刚打过了一仗，难道你还想再打一仗不成吗？”

“此刻当然不便再打，”吴佩孚面有重忧地说：“不过，仲帅，我可把话说在前头，充其量再过两年，这个仗还是非打不可！”

曹锟一脸苦笑地说：

“能拖，还是多拖些时候的好。”

面临关键重大的交涉，事关直系全体，尽憋气是不行的，吴佩孚还得权衡利弊，煞费心机，为曹锟借箸代筹，出出主意。他请曹锟用个手段，提名王士珍出而组阁，王是北洋的元老，直系的前辈，声誉高，德望够，张作霖纵有一千一万个不乐意，推却的话很难出口，就怕得罪了整个直系。瞧着他为难的时候，吴佩孚再教曹锟匡救弥缝，李代桃僵之计，退一步说，请王士珍出任长江巡阅使，用直系老将为南天屏障，挡住奉系入侵南方。

然而，张作霖当时统兵入关，气焰正高，他根本不把直系诸子放在眼里；曹锟方始提出王士珍组阁的话，张作霖一翻眼睛，顿时便说：

“这一仗原是为靳翼青打的，咱们赢了，三哥您反而要扔掉翼青，您这话说得过去吗？”

一句话问得曹锟哑口无言，别说王士珍组阁的建议通不过，连退而求其次的长江巡阅使一席，也是无从提起。反转过来，张作霖却竟提议起用复辟趣剧主角，贻笑中外的张少轩（勋），担任位据要津的长江巡阅使。这个意见一提出，曹锟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苦于亲家情面，张少轩的老交情，当场不便推托，只好虚晃一枪说：

“这个，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回到津寓，把首次会谈情形，跟参与密晤的几个人一说，除了吴佩孚双脚直跳。连曹锟的几位介弟，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那怎么成？闹了半天，李秀山（纯）半点好处都没有捞到，反倒给他加上道紧箍咒来啦！”

“可是，”曹三爷愁眉苦脸地说：“亲家那边话都说出了口，再则，当初咱们在保定开会，跟段芝泉（祺瑞）提条件，原就有张少轩再予起用的这一款呀。”

瞧着曹仲帅这般尴尬，吴佩孚转觉不忍袖手旁观。同时，他又想到，往后几天，问题更多，像曹三爷这么办交涉法，断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因此，他相机献计，打明儿起，将曹张两人的密商，扩大范围，多容几位直奉两方高级人员参加，取个“集思广益”的意思，能这样，他自有对付奉张的妙策。

曹锟很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在吃喝嫖赌，追欢作乐的应酬节目进行中，觑个空，跟张作霖一提。张作霖倒也爽决，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的会议，曹锟得了吴佩孚保驾，精神一振，胆子转壮，态度便随吴佩孚而转移，渐趋强硬。那日，吴佩孚不等张作霖催问张勋的事，一开头，他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首先提出皖系大将刻仍盘踞安徽的皖督倪嗣冲，究该如何处分？这一问，果然使张作霖暗叫糟了，因为他想利用张勋，巡阅长江，一个光杆巡阅使，济得甚用？他所指望的是由张勋调度指挥倪嗣冲的队伍，尤其是张勋旧有的定武军，复辟失败，定武军被倪嗣冲接收，此际如若张勋重回江南，地盘和部队，一举两得，奉系的南下根据地即可顺利建立。如今吴佩孚一提倪嗣冲的处分问题。义正词严，没法拒绝，万一成了事实，他的部队立将易手，张勋南下，必定徒劳无功。所以，奉张深知吴佩孚这一记“釜底抽薪”很厉害，他不得不强词夺理，先为倪嗣冲辩护，他说：

“丹宸（倪嗣冲的号）也是北洋老人了，这回开战，他两边都不偏袒，不是特地告假上天津治病的吗？我瞧他这一点上，侈言处分，未免过分。”

吴佩孚是早有准备的，听张作霖这么一说，他立刻打开面前的卷宗，那是有关直皖之战当时，倪嗣冲的行动侦查报告，吴佩孚有凭有据，朗声宣布：倪嗣冲如何托病，如何向曹使暗中接洽，虚与委蛇，一面又跟段祺瑞划策；他部下的精锐，又是如何穿着便服，化装平民，前后总有好几千人陆续北上，加入皖军。证据确凿，不容置辩。张作霖仔细地听着，吴佩孚词毕，他无视张作霖怒目注视，徐徐坐下。

于是，曹吴分赃会议的第一回合，直系占了上风。张作霖被迫同意，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应予免职，由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兼摄长江巡阅使。张勋呢，起复是起复了，经北政府派他为“热河林垦督办”，张勋不干，仍回天津遁居，跟黎元洪、冯玉祥，冯德麟等，开了一爿“中美实业公司”，以迄民国十二年病殁，活了七十岁。

接下来，扩充地盘的打算，双方相互杯葛，所使的气力全部对销，谁也迈不开一步。曹锟想用蔡成勋当陕西督军，边守靖代阎锡山为晋督，张作霖“投桃报李”，一一加以否决。所以，天津会议一连开了四天，直奉两系并无若何斩获。曹锟全不懊恼，反而绝口称赞，阻遏奉张，又是子玉的功劳。

直奉两系的所获都是些什么呢，直曹和奉张私人所得的钱财不算，这一对亲家，成为了时人谑称的“双胞胎太上总统”，徐世昌则“方除一纣，又生双秦”，驱逐了跋扈嚣张的段祺瑞，却又新来了事事争着要管的曹锟和张作霖。直奉的共同敌人皖系算是连根铲除，靳云鹏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内阁改组，皖系人物下台一鞠躬，内政换为张志潭、财政则为山东五子之一的周自齐、外长颜惠庆、司法总长董康、教长范源廉、交长叶恭绰、农商总长王廼斌。

此外，直系还有点儿小收获，李纯得了长江巡阅使（不久又改苏皖赣巡阅使），并且取代王揖唐，再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另有四位旅长升了官——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和冯玉祥，都升任师长。

打胜仗的总司令吴佩孚呢？徐世昌、靳云鹏竭力主张酬答他的不世功勋，想聘他山东督军一席，吴佩孚则婉词拒绝，有以贯彻他“不要地盘”的主张。往后曹锟改四省经略使而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北政府即以“副使”一席相酬，吴佩孚再三推辞，徐世昌、靳云鹏实在太过意不去，下了一道“毋许一再固辞”的命令，强迫他接受。与此同时，徐世昌又跟他私人套交情，邀他参加“晚晴簃诗社”，秀才将军成了大总统的诗友。

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吴佩孚初次涉及政治，他所接触的不是重重打击，便是痛心疾首，不尽感慨，使这位爽直汉子实在受不了，他在极端灰心之余，率领所部，黯然地离开了北京。八月五日，北京城东车站遍地铺洒黄土，欢迎曹、张二使和吴佩孚以次一干直奉文武要员入京，吴佩孚觉得这种铺张，对于自己是一大讽刺；军事胜利，政治惨败，一切“军人干政”、“太上政府”的恶例照旧恢复，尤其曹张的贪婪，反不如老段的强项，全国统一无望，军阀割据如故，自己多年的努力，所为何来？给全国同胞开出的支票，几时兑现？他怀着无限愧恨忿懑的心情，特地延迟一天，到八月六日才悄悄地上北京去。接连着演出的五花八门般喜剧，欢迎、庆功、温谕嘉勉、贺客盈门，他是一概不生兴趣，别人在踌躇得意，欢欣鼓舞；惟独吴佩孚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他深感自己置身歌舞升平，火树银花的北京是多么不合适，因此，当他接到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内阁全体“公府欢宴”的请帖，他便一声苦笑，频频摇头，而在大宴举行的头一天，飘然南下，当日并肩作战的患难朋友，河南督军赵倜，亲自在郑州车站迎候，吴佩孚一行下榻于华商旅馆。

第二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心直口快，向来不会绕弯儿的吴大帅，不问自答，开口便说：

“这次战胜，是一件既痛心，而又可耻的事情！”

河南督军赵倜，字周人，出身行伍，先投满清毅军宋庆的帐下，宋庆死后，追随姜桂题，从排连长升到统领。当年，毅军各部，惟有赵倜这一个团讲战术，勤操练，军风纪冠于全军。民初白狼巨匪成为大患，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曾附和劝进，排斥河南省长田文烈，自行兼摄，于是以研究政治为名，设立机关，遍布全省各要津，确实掌握河南的军民二政。民国九年，段祺瑞亟欲攫夺他的地盘，先派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继又命吴光新从四川东来圈豫。赵倜赖吴佩孚仗义支援，联络长江三督一致通电阻止，方始安然于位，因此，他知恩图报，奉吴佩孚有若神明，先助战于河北，后欢迎吴佩孚南来，请他开府洛阳，埋头练军，自己甘以吴佩孚的部下自居。

洛阳西宫，位北邙山南麓，当伊水河东岸，占地400万平方米，早在民国五年，由袁世凯斥资上色白银170万两，以一年之期，建造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营房。袁世凯造这些营房的用意，是他预作准备，拿这儿当他最后的根据地。

徐树铮比吴佩孚更早一步，看上这“居天下之中”的古都洛阳。他派遣边防军宋一勤、张亚威两旅驻防；但是当吴佩孚引兵北上，他曾先下一着“闲棋”，命第三师第五旅旅长董政国，率部开进洛阳城去。直皖战争初起，他拍一通密电，董政国立即紧急出动，当夜便缴了边防军两个旅的械。

五

民国九年九月二日，吴佩孚率部进驻洛阳，成立“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巡阅副使以下为秘书长，另设东、西两厢房，作为各高等顾问治公之所。再次则系名闻遐迩的“八大处”，亦即参谋、军需、执法、军械、政务、教育、交际、副官（又称承启处）。参谋处下分五课：海军、交通、印刷、铁道、河川。政务处下亦设五科：机要、外交、财政、法律、通信。八大处之外尤有三场（试农、养鸡、制冰）、两局（植林、蚕农）、两所（航空、无线电），小两处（花卉、电气）、两院（病院、兽医）、一楼（继光楼，招待宾客之所）、一房（汽车）。此外又有咨议厅，设有顾问、咨议、随办营务、副官、差遣各等各级人员。

从民国九年到民国十三年为止，吴佩孚在洛阳编练的军队、直属，而且业已蔚然成军者，一共有五个正规师和两个非正规师。五个正规师系驻洛阳的第三师，由吴佩孚自任师长，第八师驻宜昌王汝勤，第十四师驻郑州靳云鹗，第二十师驻潼关阎治堂，第二十五师驻开封杨清臣。两个非正规师则为第四师胡景翼，第三十六师憨玉岷。

光是军饷和部队经费，每个月要花七十八万两银子。吴佩孚讲究队伍编制足兵足额，经济来源自给自足，他规定每一个正规师的月费是十四万两纹银，非正规师则发四万两银子的补助，不敷之数，责成当师长的就地取财，实报实销。

当年国家财政一片紊乱，各级队伍有国军之名，而无国军之实，除非强力逼迫中央，否则绝无可能领到兵饷。吴佩孚在洛阳开府治军五年多，他所支付的军费，高达纹银六百八十余万两之巨。或有人问这么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实则是赵倜对吴佩孚敬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提供财源。赵倜将河南全省最大的一笔收入，京汉铁路南段的客货运费，一概拨给吴佩孚。所谓京汉铁路南段是从黄河南岸，一直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因此，这一项收入自是相当可观。

吴佩孚练兵，有他的独特之秘，他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参详诸子百家兵法，发现历来武功之胜斯以蒙古为最。成吉思汗在位仅二十二年，但是他编练大军，亲率铁骑，平西辽、灭西夏、大破俄罗斯联军，纵横天下，所向披靡，奠定元朝奄有全亚、东欧、南洋群岛，威震中外，空前未有的大帝国基础。吴佩孚说：

“成吉思汗得以横行欧亚，百战百胜，正因为他有一支精锐部队，号称‘怯薛’，又曰‘怯薛歹’，人数仅只一万八千。他将这支‘怯薛’军带在身边，而由自己发号施令，亲身指挥。以‘怯薛’为核心队伍，然后扩展兵力，到他拥有欧亚两洲之境，远征欧西的极盛时期，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他的麾下士卒一共只有十三万八千名，那是元代兵额的最高峰了。”

“怯薛”和“怯薛歹”都是蒙古话，“怯薛”意指“轮流守卫”，“怯薛歹”是“护卫死士”的意思。吴佩孚将这一点研究得很透彻：蒙古兵的“怯薛”分三种：一曰“客卜帖兀勒”，亦即“宿卫”，负责夜战及夜间防护；一曰“土儿合兀惕”，汉语“侍卫”，职司日间作战暨警备；一曰“豁尔赤”又称“箭筒士”，那是帝后行帐行后的卫士。

一万八千名“怯薛”日夜跟随成吉思汗，他们都是骑兵，配备是一把雨伞、一锅一碗，肩背弓箭而腰跨大刀，他们每到一处，便就地征粮取食，因此不备粮秣，减轻负担。他们的任务除了作战，还有警卫、侦察、传令、兵站、交通、火攻，以及服侍主帅，治餐、兵站诸责。“怯薛”身强体壮，勇敢骠悍，而且风纪严明，行动敏捷。主帅指挥“怯薛”，由于日夕亲炙，长期相处而倍增了解，认识清楚，于是有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非常灵活利便。

成吉思汗以“怯薛”为三军的中轴，攻坚摧锐，疾若狂飙，旌旗所指之处，斩将搴旗，攻城略地，可谓一支战志昂扬，雷霆万钧的攻击部队。往后元代的疆域拓广，用兵的机会增多，成吉思汗仍然运用“怯薛”的兵制，让每一位主帅，编练他们自己的“怯薛”，依然用之于攻击，至于地方戍守，则按事实需要，就地取材，在敌人境内召募编组。

吴佩孚很机密地运用“怯薛”兵制，训练他的队伍，他先自步兵第十二团开始，充实其设备、给养，改定其营制和章程，据说训练之严格，规模之庞大，不在日本士官学校之下。他将步兵第十二团扩充为一个师，一师三旅，一旅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一班十二人，再配备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电信、铁道、航空各队，全师编制一总是一万二千名。再召募一批幼年兵，由一千之数逐渐扩充为六千人的一个旅，两支精锐加起来，恰好是成吉思汗“怯薛”的人数。

这支轴心部队的训练，是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之下进行，中外人士都晓得吴佩孚练兵打仗极有把握，经常有人前往洛阳参观。吴佩孚的“怯薛”却始终秘不示人，惟独民国十三年有一次例外，日本派来的教育考察团，看到了“步兵第十二团”操练，但是他们仍然无法获悉内中的底蕴。

测绘出身的吴佩孚，居然能够每战必胜，用兵如神，名副其实地成为“常胜将军”，他兵学造诣之精深，与其不断求新、求进步的精神，以及其高瞻远瞩，目光如炬，这些都是很能令人折服的。早在民国十年左右，他即已深知陆海空三军严密配合，整体作战的重要，所以他的每一师里全有“航空队”的配置。民国十一年，北政府陆军部从法国买了法尔曼式大型飞机八架，还派了十几个学生到法国去学习航空术，但是飞机买了，学生学成归国，陆军部却以维持费用太大，因而弃置不用。事为吴佩孚所知，立刻便向陆军部连人带飞机全部要了来，他在巡阅使署参谋本部设了一个机构，那年阴历三月初七是他49岁生日，恰值第一批四架运抵洛阳，从此逐日在西宫一带上空举行“特技表演”，使洛阳全城市民大开眼界，为之轰动。

中国海军在民国初年，几乎是一支独立兵种。萨镇冰以清水师宿将的资望，建立了多半由福建人包办的海军，他们在内战频仍时期，辄常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朝秦暮楚，不以为怪，仅只北政府所建立的渤海舰队，用的是清廷遗留的旧舰，司令则为山东老乡温树德。吴佩孚利用乡谊和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在这位温司令身上下了些工夫，于是在民国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温树德投入吴佩孚的阵营，他从汕头领舰北上。抵达青岛。温树德的叛变，使时任大元帅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大为震怒，曾经下令免去他的“海军总司令”职，并且电饬各炮台一体戒严。

海圻等六艘军舰很勉强地驶抵青岛，使吴佩孚喜之不胜，极其感奋，但是当他亲往视察，不禁又大失所望，因为这六艘军舰实在太破烂旧陋了，旧得只能摆摆样子。而无法负起作战任务。吴佩孚为此特请日本长崎造船所派了专家来，详予查勘，并且请他们克期修好。双方议定修理费用为上银240万元。吴佩孚要交通部和青岛督办署分摊这一笔巨款，不过当时这两个机关也在闹穷，案子搁置很久，依然不得解决。

表面上说是在洛阳埋头练兵，实际上吴佩孚则利用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位，和震慑北方的曹氏兄弟密切联络，遥为呼应，将直系势力广向四面八方推展。当年袁世凯的两大武器：贿买与暗杀，他算是两者仅择其一，西边的陕西他先支持陈树藩撵走了陆建章，又暗助冯玉祥赶跑了陈树藩。冯玉祥登上陕西督军的宝座，奠立了他“西北王”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吴佩孚的方面大将。对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天府之国四川，吴佩孚则用的是羁縻之计，跟段祺瑞的派吴光新西上，以刘存厚为开路先锋的方略，恰好是背道而驰。吴佩孚在四川许多将领之中，他选中了能征惯战，擅打硬仗的杨森，他给杨森道义上和实质上的支援，他鼓励并且支助杨森统一全川。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入川的准备，吴佩孚研究过四川的地理和分崩离析的川军各部实力，早年四川没有口径7.5生（厘米）的以上的大炮，他派人买下日本大华洋行向上海江南造船所定购的两艘铁壳轮船，秘密地加以武装，装上7.5生（厘米）的主炮一门。有这两艘改装军舰，一旦他要进四川了，两艘军舰便成为他的另一支“怯薛”军，因为沿长江、嘉陵江两岸，四川的膏沃繁华地区，都将在7.5生的炮口的威力之下屈服。

当国父孙中山开府广州，志切北伐，吴佩孚也曾有些“金袋收买”的杰作，广州大元帅府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的率舰叛离，是为其一。几使孙中山陷于绝境的陈炯明叛变，又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在顾品珍遣往广东的滇军将领，在白马庙时会起兵申讨陈炯明后不久，吴佩孚又贿买了滇军将领沈鸿英，粤军将领谢文炳，公然称叛猛攻韶关，于是国父亲往平乱，吴佩孚便派赣南镇守使方本仁率部入粤，联合沈、谢二逆扰乱粤北。

民国十二年国父孙中山西征，湘黔粤滇四路大军克桂林、下柳州，底定全桂。国民革命军声势为之大震，国父委派了四省北伐总司令，召集他们在桂林举行军事会议。其中黔军总司令谷正伦的两个旅，驻扎在他们所攻克的柳州城里，趁谷正伦赴桂林开会，吴佩孚命人用大笔金钱，收买了王天培、彭汉章两名旅长，使谷正伦变生肘腋，一无所知。开完了会他回柳州去率部参加北伐，王、彭二将竟伏兵中途意图加以杀害，幸亏谷正伦机警，得免于难，可是北伐黔军就此全部易帜，谷正伦为此迭经险阻逃往上海，度过了两年闭门读书生涯。

洛阳练兵时期的吴佩孚，声誉达于巅峰，也开始盘旋下降，与此同时，犹在半山坡上，向巅峰攀援的“平生志业”——统一全国，抵御外侮，行进的速度却由于阻力尚多，颇嫌迟缓。尤其是曹锟和他的介弟如曹锐、曹镆、曹镇、曹钧，以及保定巡阅使署的官员，谁没有“问鼎华夏”的野心？他们必需利用吴佩孚崇高的声望和庞大的兵力，导致他不知不觉地陷于权力欲支配之下，这是英雄的悲剧，也是个人主义者不可避免的命运。

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北洋直系的中坚，当李纯暴毙于南京，他便仿佛自己已经成为跟直曹、奉张鼎足而三的人物，寝假乎在吴佩孚之上。王占元的一生事业，始于武汉也终于武汉，说起来这真是一个巧合。辛亥年武昌起义，王占元在冯国璋的第一军中还是一名团长，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逐屋巷战，使北洋军死伤颇多，难以进展，便由王占元和李纯两人献计，放一把火将汉口夷为平地。此一焦土之计果使革命军作战失去了掩护和凭借，于是北洋军克服汉口，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一百十数万市民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这便是王占元、李纯所造的孽，而他们这一对难兄难弟居然也因此战功升官发财，扶摇直上，由师长而旅长，而一在南京一在武汉总绾一省军民二政，都当了督军。

直皖之战结束，王占元并无战功，但却因为湖南创制省宪，宣告独立，他便成为北政府面对南方强敌的先锋。形势所致，他的地位日渐增高，再由于当时全国只有奉张、直曹、鄂王三名巡阅使，王占元居然以为自己也是“太上总统”之一。

民国十年五月初，内阁总理靳云鹏为了交长叶恭绰、财长周自齐不听调度，事事掣肘，闹得焦头烂额，风波时起，再加上选举、征蒙、西南、财政种种严重迫切，令人棘手的大问题，统统无法委决，因此他电邀三位“太上总统”，都到天津来开一次会，借使各项问题迎刃而解。

这是王占元一生的最高峰，他踌躇满志，却又虚张声势，端足架子。一开始，便诿称鄂防吃紧，不容轻离，推三阻四，扭扭捏捏，等促驾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尤有天津派来的专使王启贵南下迎迓，他方始捻髯微笑，欣然就道，而派参谋长方日中镇守巡阅使署，代拆代行。

王占元晓得天津一行，关系重大，因此他不惜花费，拼命摆谱。先遣副官李济澜到天津去布置行辕，然后在巡阅使署点了一位参谋，两名承启，秘书二位，副官三名，外带一员监印，尤在卫兵营、宪兵营和马小队内，挑选了两连人高马大，威武雄壮的卫队，充任扈从。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启程之前，他更像煞有介事，召集云南代表张子贞、贵州代表薛尚珞、湖南代表田应沼、四川代表熊昌明举行会议，咨询意见。即席致词时候王占元装腔作势地说：

“本人此次应邀北上，只为沟通中央与西南各事的意见，其余如中央政局，占元无暇过问。”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王巡阅使启程北上，他率同随员卫队，盛大扈从，由武昌乘坐兵船过江，抵汉口，在刘家庙车站登上花车。因为士农工商各界送行的代表很多，王占元“谦冲为怀”，礼貌周到，他要一一握手而别，因此，直到傍晚七点多钟，专车方始汽笛一声，渐行渐远。

吴佩孚和他早已约好，两人在郑州车站见面。王占元对吴佩孚的话还真能听，常胜将军口授锦囊妙计，他叫王占元参加天津会议，该开出以下三项条件：

一、粤事须依西南各省联盟计划（也就是吴佩孚正在实施的计划），支助江西陈光远，抵御广州军政府。

二、西北各省督军，暂时不必更动，以免徒滋纷扰。

三、所谓的新选举，仍以缓办为宜。

四月二十五日十时二十五分，王占元的花车驶抵长辛店，月台上，早已排好盛大热烈的欢迎行列，抢先登车迎接的是京兆尹（等于北京市长）孙振家，此外还有徐大总统和靳国务总理派来的代表，各部总长，以及尚未就任的热河林垦督办张勋，也有代表在长辛店车站恭迎。凡此代表，待客至为殷勤，他们纷纷地挤上花车，直将王占元送到丰台为止。

王占元在花车上告诉欢迎代表们说：

“占元这一次北来，原想先到北京，晋见徐大总统。却是因为曹、张二使频频来电，又遣专人迎接，委实催得太急，二使都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占元情非得已，不由自主，只好先往天津，再赴北京晋见。这一层苦衷，还请列位在大总统跟前口角春风，代为美言。”

当时有一位代表像是新闻记者，他站起身来，朗声地问王占元：

“请王巡阅使见示，阁下此来的宗旨？”

“这个——”顿一顿，王占元方始眉梢一扬，想了个说法来敷衍，他说：“没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只不过为了在湖北的主客二军，一个月的军费得七十多万，以湖北一省的财政实难支持，我是来请中央筹划一个接济的办法。除却这层，别无其他。”

车过北京，抵达丰台，代表们兴辞告别，王占元亲自把他们送下车去，态度谦抑诚恳，旋又上车，投东疾驶，当夜十点五十分，方始安抵灯火辉煌、要人麇集的天津总站。王占元下车和迎候诸人一一寒暄，这一夜的天津总站真是冠盖云集，漪欤盛哉，亲往迎候的大好佬，计有曹锟的介弟曹锐，奉张的把兄弟张景惠，还有许兰洲、赵玉珂、洪帮大爷，自前清到民国的不倒翁，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

四五十位达官要人之外，光是军乐队，便有三组之多。直隶督军衙门，混成营，还有保安队，鼓钹齐鸣，乐声悠扬。王占元当时十分之喜，一一答礼。当时他问靳总理今儿在哪里下榻？有人告诉他是在黄纬路曹家花园，于是，王占元便也选定曹家花园作为下榻之所。当晚，曹锟、张作霖、靳云鹏，打心眼儿里表示热烈欢迎，宵夜之后，继以三使一总理，外加各省代表的夜猫子会议：一开头，靳云鹏仍然以财政问题无法解决为词，声明决意辞职，虚席让贤，然后曹、张、王三使先后发言，极力挽留。他们一致承认，中央政事悉听内阁总理主持，各省决不干涉，出兵援库，由曹、张、王三使合力担承，联络西南，进行统一，则由王占元自告奋勇，负责商请赵恒惕同意假道，派兵援桂，王占元要求北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军，供给湘军饷械，同时保证客军不得侵入湖南，俾免冲突。

王占元一到天津，才开一次会议，一切应棘手问题，居然迎刃而解，满天愁云惨雾，阴霾叆叇，化作一片祥和，满目光明，因此，曹锟、张作霖和靳云鹏，对他极口称赞，倍加推崇，王占元欢欣得意真有飘飘然如在云端之中。第二天，举行正式会议。按照昨夜的议决案，逐项通过如拟，这一次天津会议眼看着就要顺利完成，宣告圆满闭幕，殊不料曹锐曹四爷仗了他家三哥的势，目高于顶，傲气凌人，竟会狠狠地顶撞了靳云鹏，而且当众砸破了茶杯，冲冠之怒，横生枝节，闹出了一场大风波来。

那日讨论到最后一案，靳云鹏一时起了感触，摇头苦笑，发了一顿牢骚。他说近来各省封疆大吏，太不体谅中央的困难，一面穷凶极恶，逼着中央要钱，一面又强行将地方应解中央的款项，擅自扣留。他越说火气越大，后来更声声冷笑地道：

“各省省长应该多了解中央的财政情况，最好请他们推举一位，当一任财政总长，也好身历其境，尝尝当家的甜酸苦辣滋味！”

靳云鹏只提各省省长。没敢点明逼着要钱的是各省督军，当下在座列席的省长只有河北曹锐，他听了这话心中已经很不受用。加以接下来张作霖又跟他开个玩笑说：

“四哥，你是河北省长，何不进内阁去做一任财政总长呢？”

曹四正要找茬儿，一听张作霖提到自己名下，顿时抹下脸来，炮口对准靳云鹏就轰：

“总理有能耐帮咱们筹款，给国家理财，方才不愧为一国的中枢首揆。要是好官我自为之，筹款理财交给别人干，那你何不早日退避贤路，干嘛在这儿尸位禄餐？”

这话说得太重，大伙儿怕靳云鹏面子上罩不住，连忙加以拦阻，讵料不拦犹可，一拦反倒使曹四爷指桑骂槐，发了大脾气，他忽地站起身来，抓起面前的茶杯，便往地面猛摔，摔得杯破汁流，众人相顾错愕。接着，曹四爷又狺狺然地吼道：

“咱姓曹的难道看着财政总长眼红了呀？干嘛要咱上台？替你们背这个大包袱，上你们的大当？四爷把话说在前头，谁干财政总长，谁是王八蛋！”

骂完了，一扭头，折身外出，拂袖而去。在座众人全惊呆了，靳云鹏气得面孔发青，憋住了气，说不出话，惟有王占元正在兴头上，数他是个没事人，睹状急起直追。横拖竖拽，说好说歹，硬把曹四爷拉了回来。偏巧这时靳云鹏刚回过气，一心反唇相讥，因此他脱口而出地说：

“国家大事，全靠大家伙儿彼此相帮，和衷共济，这玩意儿又不是我姓靳的个人私务，像这么样不肯原谅，我横竖是干不下去啦！老实不客气说，我何曾愿意当这个家？罢罢罢！我姓靳的要是再往下干，我也是王八蛋！”

言讫。气呼呼地立命副官打电话回北京，叫郭秘书长上辞呈，又命内务总长张志潭，财政次长潘复即刻来津，商议办理移交的事。

双方斗气，唇枪舌剑，居然闹成了严重政潮，此一后果，着实使与会诸人大出意外，却是已成僵局，极难转圜。曹锟赶紧叱止曹锐，并且代为向靳总理道歉，靳云鹏当时说道：

“这不干四爷一个人的事，我早晓得：‘当家三年，连狗都嫌’！不干了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难不成三哥你要我做王八蛋！”

一席话，说得曹锟哑口无言，默然而退。这时，靳云鹏便一迭声地喊副官：开8万块钱支票，还张作霖的赌账，然后又吩咐专车升火待发，他当夜要走。张作霖见局面太僵了，苦口婆心地来劝慰：

“翼卿，你何必这么性急？要干，大家好好儿地干。咱们坐在轿子上，还怕没有人抬吗？”

众人七嘴八舌，齐来劝慰，靳云鹏这回火光大了，随便怎么说，执意不听。正式会议于是不欢而散，政治的低气压，又度笼罩京津华北。当晚，王占元便以调人自居，往返奔走，他先去找张作霖，两使相偕夜访曹锟。密谈过后，旋即展开“慰留”靳总理运动，会议停开，三大帅专责劝驾，一连忙了两三天，直把曹、张、王三使说得舌敝唇焦，靳云鹏方始有点回心转意。于是由张作霖为主体，四月三十日晚上，三巡阅使在恒记德军衣庄，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靳云鹏赏光，作为和解。临上轿，靳总理想想又是气往上闯，扬言决意不去，禁不住内阁要员叶恭绰（交长）、王廼斌（农商）和张作霖的代表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死乞白赖，苦苦地劝，将靳云鹏推上汽车，拖进恒记德军衣庄里。

席间，曹、张、王三使赔够了笑脸，说尽了好话，什么“燮理阴阳，非公莫属”，“翼青不出，如苍生何”，西席先生临时传授的说词，琅琅在口，全部出笼。三位“太上总统”确有诚意，靳总理的心思不免渐渐活动，曹锟最会察言观色，他将靳云鹏的心事料中了几分，顿时便高声叫道：

“酒足饭饱，来人呀！快摆牌桌子，咱们陪总理打二十四圈，好让总理散散心。”

麻将桌子摆好，便凑搭子，王占元嗜赌，却是生平不肯打大牌，他打麻将，最高不得超过一百元底，这个行情，靳，曹、张三位断然难以迁就，一再劝他，王占元还是怕输，宁愿溜出去找恒记德的掌柜聊天，余下各人，心想这是最好的报效机会，一个个伸长颈子，急着等待三大帅下令递补。这时，曹锟的眼睛骨碌碌一转，一眼瞥见一名好配角，于是他招招手说声：

“玉虎，你来！”

那一头在北洋政客之中，交通系健将，直奉的亲信，靳阁交通总长叶恭绰，一听曹三爷叫到他的名下，当时不禁大喜，他坐位扳庄，从当夜十点到翌晨十点，整整打了十二个钟头的麻将。叶恭绰手气越坏，越是笑逐颜开，打完了一结账，三大帅大有收获，叶总长独任捐输，靳云鹏捻髯微笑，因为三大帅中以他赢得最多，除却输给张作霖的那8万元，他还结余一两万。

麻将打完，各自归寓，翌日晚间，天津会议重新揭幕，众要角相继登场，王占元自愿担任“促驾”，把大好佬们一一拉到曹家花园。这一次群英大会，又恢复一团和气，曹锐到场，春风满面，当众向靳总理寒暄了几句，谈今天天气，打几个哈哈，于是满天星斗尽去。会中决议，周自齐“辞意”甚坚，无可挽回，三大帅和国务总理一致同意以中国银行总裁、华北金融巨子、安徽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乘龙快婿李士伟继任。此一任命，完全是因为李士伟在金融界有极大的影响力，便于给北政府借钱的关系。

天津会议经过详情，吴佩孚远在洛阳，却是每天都有曹锟的密电来告消息。五月初会议决定内阁改组，十位总长之中更换了五个：内务张志潭换了齐耀珊，张志潭调交通总长；陆军总长靳云鹏不兼了，改由蔡成勋继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去职，亦由他的部属李鼎新擢升。则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惟独财政总长周自齐，换了英年有为，时正44岁的李士伟，使吴佩孚骤感马失前蹄，受到重大的挫折，这是他所断乎不能容忍的。

原因在于周自齐虽然是交通系的一角，凡事惟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之命是听，但他毕竟也是山东老乡，所谓山东五子之一，民国元年还做过一任山东都督，他这个人敦厚诚笃，颇重乡谊，跟吴佩孚关系比较接近。他当财政总长，纵使时在皖系误国之后，内债外债千疮百痍，中央财政几乎竭泽而渔，不留余地。却是周自齐对于“挟战胜之余威，作曹锟之灵魂”的吴佩孚，总算比较乐于支持些。吴佩孚开府洛阳，练兵十万，所需的庞大经费，京汉铁路南段的收入不敷，渐渐地又用上了津浦铁路路款，旁人指责，周自齐则默许。财政部里，各地军头索饷逼欠，电报专差，纷至沓来，一辈子只爱做官，不惜跳了火坑的周自齐，焦头烂额，悉索敝赋之余，吴佩孚那边，他必然是会优先拨发的。

民国十年八月，天津会议之后，靳云鹏内阁改组，新阁员名单，十总长之中只去了周自齐和叶恭绰，事实上，靳云鹏邀三巡阅使晋京开会，等于是在威吓叶、周二人，逼他们下台，而由张志潭和李士伟取代。这其间，张作霖和王占元不满周自齐。那是理所当然，靳云鹏的必欲去之而后快。表面上说是不同意周、叶整理内债，恢复信用，然后再发新债的办法，实则与周自齐较为袒直袒吴，自亦有所关联。因此之故，吴佩孚为周自齐的受逼丢官，大为不满。靳云鹏挟三巡阅使以自重，推诿这是天津会议的决定，吴佩孚便老实不客气，运用起否决权，他扬言李士伟亲日，对新任财政总长公开表示反对。

李士伟是河北永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学成归国，他便跟龚心湛、冯耿光等创设了中国实业银行，民国四年当中国银行总裁，九年靳云鹏第一次组阁，他即已为财政总长。他跟日本人的渊源，除了曾在日本留学，便是为了清末民初，开滦煤矿中英交涉事件，所引起的余波荡漾。开滦是我国最大的煤矿，日产量达14000吨，而且煤质之佳，素称亚洲第一，欧美在远东的军舰，如果不用开滦的煤，简直就无法达到应有的速率。开滦煤矿共有两处煤田，开平煤田在唐山，滦州煤田在开平，两地相距18里。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他首先设立了开平煤矿局，进行开采。庚子拳乱，督办张翼借了英国人的债，开平煤矿遂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人在唐山装机器，铺铁路，大量生产。到宣统末年，煤挖完了，剩下的机器设备弃置无用，恰好在这时天津士绅发现了滦州煤矿，产量惊人、蕴藏无穷，于是他们组成公司，派李士伟和英国开平煤矿负责人洽商，利用英人废弃的设备，双方合作经营。当时，因为李士伟坚持华股100银元应与英股100金镑享受同等权利，英方拒绝，交涉闹僵。

为图迫使英方就范，李士伟跑了一趟日本。日本垂涎开滦煤矿已久，他们对李士伟盛大欢迎，热烈招待，由日皇接见，颁发勋章，开了中国平民获此殊荣的先例。于是，双方协议成立“中日企业公司”，华方财团，由李士伟担任代表人。他在日本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英国驻日大使可慌了，连番急电，拍回伦敦，待李士伟一回天津，英方立刻移樽就教，华方一应条件，全部照办。李士伟和英国人签了约，开滦矿务总局于民国元年成立，那个什么“中日企业公司”，他就此不再闻问，让它空有名义，想不到，却给吴佩孚抓住了他这条小辫子，指为亲日，反对他当财政总长。

吴佩孚一反对，靳云鹏又弄巧成拙，慌了手脚，李士伟上不了台，只好由财政部次长潘复暂代。这个僵局一直拖到五个月后，始由北政府宣布李士伟辞职照准，而以天津人高凌蔚继任。高凌蔚字泽畲，举人出身，做过直隶财政厅长，跟曹锟十分要好，自是直系政治要角之一。

王占元开完天津会议，跟曹锟、张作霖每人得了200万元的军饷，威风凛凛，踌躇满志地回到汉口。自以为从此成了跟奉张、直吴分庭抗礼的太上总统。殊不知诚所谓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他回到汉口不上几天，六月四日，驻宜昌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发生兵变，烧杀劫掠，殃及洋人，宜昌一地打死了1000多名老百姓，商家损失数逾1200万。王占元闻讯大怒，立派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和二十一混成旅长王都庆驰往弹压、查办，好不容易把乱事平定，讵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七日夜半，在武昌的第二师第七、八两团，居然也变生肘腋，闹了起来。乱兵先在蛇山放枪，旋即割断电话线，捣毁发电机，在全城一片黑暗，对外联络不通的恐怖情况下，四出开抢，自七日深夜十二时到八日早晨六时多，肆行烧杀的结果，使得武昌城里陈尸满路，商民官署，损失多达2000余万元。王占元既惊又怒，把心一横，派副官长和两个团的军官，分别劝促乱兵缴械解散，声明抢到手的财物，任由他们带走，此外还加发恩饷两月。乱兵信以为真，徒手集合了1800余人，王占元乃派楚信军舰，拖一串驳船，把乱兵们载到刘家庙，上了31节空火车，浩浩荡荡，驶赴孝感。

孝感站上，王占元早已派第四混成旅长刘佐龙，十面埋伏，火车一到，立即包围。第四混成旅的官兵，故意在车站预备食物，诱乱兵下车进食，乱兵眼见枪口直指，杀气腾腾，人人战栗觳觫，没有人敢下车就死。刘佐龙一看，大不耐烦，高声叱令密集扫射，于是小炮机枪，乒乒乓乓，打得乱兵们抢天无路，入地无门，一时血肉横飞，尸积如山，1800余名乱兵全数就歼。

零星携赃逃亡的散兵游勇，经王占元派遣军警，四下搜捕，到六月十日止，又抓到了将近300名。至此，他下一道命令，先在武昌阅马场砍下18颗脑袋，全武昌九座城门，每一座挂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余下二百七八十人，分别在十日、十一日斩讫。这两次兵变两度屠杀，闹得王占元的部队兔死狐悲，人心惶惶。于是督署得了密报，第二师又有蠢动之势，王占元大惊失色，下午亲往右旗和两湖书院开导，晚间又在营盘四周分布十余挺机关枪，严禁任何人出营门一步。翌日下令收枪，官兵置之不理，答应每人发20块钱解散，照样置若罔闻。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王占元自知大势已去，当时又有湖北耆彦孔庚、黄恭辅等在北京开会，要求北政府将他撤换，湖北的革命先进，军界要人李书城、蒋作宾、吴醒汉等更是会集长沙，宣布湖北自治，商请赵恒惕出兵攻鄂。王占元跟他的家小慨乎言之，自己年龄有了60多岁，挑水夫的出身终算当过了长江王，统计搜刮得来的家产也有了3000多万，至此他已萌生退志。勉强维持到七月二十九日，湘军北上，与他的部队大战于羊楼峒，不旋踵蒲圻、通城、通山纷纷失守。因此，八月七日，他向北政府呈请辞职，轻装简从，垂头丧气地上了天津，开始他整整九年的寓公生涯，民国十九年，王占元病逝津门。

王占元自求速祸，迅即垮台，这便是湘鄂大战之始，造成了吴佩孚势力南下的大好机会。

六

民国十年五月，三巡阅使天津会议，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俨然以北洋政府三“太上总统”之一自居，跟张作霖、曹锟分庭抗礼，威逼北政府，得了200万元的欠饷，盛大扈从，声势煊赫地回到武昌。当时，他部下的官兵，由于欠饷已久，对王占元带回来的这200万元，直如大旱之望云霓，人人指望领一部分欠饷来应应急，万万想不到王占元利欲熏心，他将200万元中提出十分之七八，分别存到上海、大连等地外国银行，当作他自己发了一笔横财，不顾部下官兵妻啼儿号，衣食无着。这一下使宜昌、武昌两地的队伍大为气恼肆应无方，竟然决心强讨，在六月四日、七日分别爆发兵变，焚杀劫掠，使两地官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王占元变出仓促，不该残暴不仁地屠杀变兵，采取高压手段，于是他的队伍众叛亲离，几于全面溃散，事态遂演至不可收拾。

湖北耆彦缙绅久已痛恨王占元祸鄂殃民，搜括聚敛，他在湖北五六年，刮地皮的所得已逾3000万元，鄂民常年陷于水深火热、叫苦连天，如今又加上这兵燹浩劫，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一面组织义军誓驱彼王。一面以湘鄂两省唇齿相依，地壤互接，湖南督军赵恒惕，当时拥师八万之众，兵强民富，又无后顾之忧，耆彦缙绅们便推派代表，说之以义，请赵恒惕出兵声讨，把王占元赶出湖北去。

赵恒惕义不容辞，终于应允出兵援鄂，他尽出湘军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第八两个混成旅，都是湘军的精锐，又派第一师师长宋学皋为援鄂总司令，第二师师长鲁涤平副之，湖北宿将夏斗寅为了解救桑梓厄难，振臂一呼，组成自治军，这一支队伍原驻湖南北部，这时正好担任先锋。宋鹤皋拟订作战计划，置一二两师重兵连同夏斗寅的自治军担任正面，由岳阳、临湘仰攻鄂南蒲圻，第一混成旅叶开鑫从平江攻通城，居右。第八混成旅唐荣阳自澧县出公安、松滋，居于左。

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自治军的一个旅往北进抵路口铺，距离湘鄂边境要隘羊楼司只有15华里，在武汉处理哗变，焦头烂额的王占元方始得着消息，身家性命，权势利禄攸关，他要做最后的挣扎，一面分电北政府和相关各省，指控湘军违约进攻，一面严命蒲圻镇守使严密防守，加派孙传芳第十八师一部，寇英杰第二旅一团一炮兵营，开赴蒲圻羊楼司迎敌，又命停泊鲇鱼套的炮舰、鱼雷艇各二艘，协同截阻。

二十九日上午三时，天还没亮，夏斗寅义师出动，猛攻羊楼司险隘，跟北洋军激战两小时，才推进了三华里。前队偏又踩着北洋军的地雷，炸死一百多人，但是自治军士气高昂，继续前进，奋战不休，从二十九日打到三十一日，终使北洋军伤亡五六百之众，力克湖北通往湖南的门户——羊楼司。

八月一日天气燠热，南风强劲，北洋军团长潘守桢苦战终日，得不着便宜，他决意当夜实施偷袭，计划一举歼灭自治军。不料秘密为当地百姓侦知，火速通知夏斗寅，是夜潘守桢趁风高月黑，衔枚疾进，起先夏斗寅诈败，急退十里，诱潘守桢进逼朱鹤镇，然后枪炮齐作，两边伏兵齐起，潘守桢马失前蹄，中弹殒命，北洋兵被击毙300余人，剩下来的全部缴械投降。自治军后面的湘军跟上来，当夜便进占赵李桥。

孙传芳在八月三日赶到前线，把负责卫戍武汉的第二师第六旅第三团都带了来，当午决战，湘鄂联军每五个人只有两支枪，又值大雨初霁，遍地泥泞，天上刮的变成了呼啸北风，天时地利，使湘鄂联军作战至为不易，孙传芳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身先士卒，始终都在前线指挥，双方鏖战，空前激烈，一位郭营长畏惧退后，被孙传芳抢上去一枪打死，于是北洋军人人争先，拼斗了好几个钟头，果然大败联军，尽复失地，迫使联军退守羊楼司。

可是好景不常，五日联军整队再战，宋学皋、夏斗寅亲冒矢石，在第一线挥师急进，湘鄂健儿勇气百倍，锐不可当，孙传芳奋力抵抗，他的第十八师都快拼光了，联军因而又把北洋军逼回苦茶岭，大雨倾盆，犹仍猛攻不已，终使孙传芳放弃苦茶岭向北逃窜，于是北军当面之线全溃，北佬儿弃兵曳甲，四散奔逃，伤亡之众，损失军械辎重之多，为前所未有。七日下午三点钟，夏斗寅跃马挥刀冲入蒲圻城。他乘胜直追，顺利进抵距离武昌50余英里的汀泗桥，采用迂回侧击，绕道击败北军，自此以后，武昌门户大开，从汀泗桥到武昌城下，一片平阳，无险可守。而四川方面消息传来，赵恒惕遣使入川，说服川军总司令刘湘，派两师兵鼓轮东下。援鄂驱王。

当湘鄂联军发动攻势之初，王占元的求援急电，便像雪片般地飞向洛阳，因为他深知当时能够出兵援救他的，唯独吴佩孚一人而已。吴佩孚洛阳练兵，士饱马腾，兵精械足，河南督军赵倜，宏威军司令赵杰两兄弟，所掌握的豫军，一概服从吴佩孚的调遣指挥，尤其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和萧耀南的第二二十五师正驻扎在京汉铁路驻马店至武胜关一线，可以说是北洋军的精锐，纯为应付南方有事而设。吴佩孚向南的先锋只要跨一步，便抵达湖北省境。

湘鄂构衅，吴佩孚何尝不忧心忡忡，密切注视，武汉居天下之中，西控川康，下绾赣皖苏浙，这么大的一块地盘，抑且其地位之重要，形势之险固，吴佩孚是无论如何不能轻弃的。他得了王占元无数求援告急的电报，先则按兵不动，最后情势过于危殆，眼看武汉即将失陷，他方命靳云鹗率部南下，过武汉而直抵汀泗桥前线，此外再使萧耀南续往增援，靳云鹗一抵汀泗桥，接替了溃散殆尽的孙传芳第十八师防务，攻势凌厉的湘鄂联军，果然便迟疑不决，停止前进。

其实，靳萧南下，吴佩孚曾授以密计——若非万不得已，他不准靳云鹗向联军主动攻击，同时，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都开到了汉口附近的刘家庙（江岸），王占元亲自到他的司令部拜访，面恳萧耀南过武汉而向南，协同靳云鹗，大举反攻，赶紧把湘鄂联军击溃，最低限度也要将他们打回湖南去。萧耀南也是推三阻四，迟迟不出，王占元急如热锅蚂蚁，便出之以贿赂，他连续送了萧耀南十七万大洋和汉阳兵工厂造的三千杆快枪，萧耀南“情不可却”，只好应付应付，他向王占元要船，运送他的队伍过了武汉，却是船队方抵鲇鱼套，他又顿住不进。

吴佩孚、萧耀南、靳云鹗的“迟迟不前，欲行又止”，在当时颇引起一般人的物议，以为吴萧是为了湖北的地盘，必欲乘人之危，取而代之，所以非等王占元黯然离开湖北，下野息影，他们方始向南用兵。事实上，当时吴佩孚确有他不得而已的苦衷，势实逼处此的隐情。头一桩，王占元是一名贪鄙之徒，专横武夫，他在武汉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莫说老百姓，即连他的部属，也都在处心积虑的图谋去之而后快。王占元恶声播天下，因此川湘桂起兵，天下俱以义师视之，吴佩孚声誉中天，他万不能助虐为恶，使他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的声望为王占元而毁之于一旦。然而，同为北洋一系，王占元又素与直系相亲，他想讽之不如归去，却又苦于够不上这份交情。

其次，民六驻戍衡阳，他和赵恒惕倾心交结，早成莫逆，他永远忘不了岳州绅士对他的一席忠告：三湘男儿重义气而轻生死，不可以势相逼。自民二到民十，赵恒惕身当北洋与南方的缓冲，他虽然兵只八万，却是身系天下安危，举足轻重。王占元不走，他犯不上为保全王占元的地盘，而跟赵恒惕兄弟阋墙，兵戎相见。必须王占元让出湖北，北政府另简湖北督军，他方始可以勉强挟“北政府”之名，为确保北洋直系地盘与利益，硬起头皮来奋力一战。对国内外舆论和对赵恒惕，毅然用兵的理由，那就坚强多矣。第三层纯粹是他自己的隐衷，北洋军人勇于私斗，肯于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其目的厥在于升官发财，得地盘，抓权利，然后威福日恣的作南面王。北洋系中以吴佩孚的部下仗打得最多，苦吃得最足，然而吃尽苦中苦，能为人上人，分茅烈士的机会却一点也无。吴佩孚志在澄清天下，共御外侮，他可以放弃到口的热馒头，口口声声不要地盘不做督军。他的部下又如何呢？连年苦战都归他们打，各省地盘则尽着别人拿。天长日久，怨怼之心一起，就怕离心离德，再也掌握不住他们了。

凑巧在湘鄂之战前后，江苏、陕西，接连出了两大疑案，江苏督军李纯，好端端的一个人，突以遗书厌世，举枪自杀身亡，李纯之死震动中外，风传是他的左右手苏浙赣巡阅副使齐燮元阴谋弑上，北政府为此还派大员组团南来调查，可是后来齐燮元仍然坐上江苏督军的宝座，吴佩孚为了趁此良机，将他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下游，当齐燮元心中惶惶，向他卑谄足恭，通款输诚，宣称今后唯玉帅之命是从，吴佩孚顺水推舟，干脆收录了这一员大将和东南地盘。经他挺身而出，加以保举，齐燮元不但安然无事，甚且从此青云直上，作东南之盟主。使吴佩孚的势力南及苏浙，徇上海而出海。

阎相文是直隶保定人，北洋正统出身，清末在北洋第三镇级职远比吴佩孚高，一人民国即任直隶混成旅旅长，是时吴佩孚不过一名管带而已，阎相文确系直系嫡裔，只是他近保府而疏洛阳，尤其他能力薄弱，胆子又小，混成旅旅长一直干到民国九年直皖大战，吴佩孚已经是叱咤风云的直军总司令，他方在战胜以后升任第二十师师长，并且因为当时的陕西督军是皖系人物陈树藩，树倒猢狲散，陈树藩的去职固是“理所当然”，北政府派阎相文督陕，陈树藩抗不移交，阎相文带去的第二十师打不过，结果也是吴佩孚帮忙，费了很大的事，方始驱陈而立阎。

由于直皖之战冯玉祥有退守荆沙遏阻吴光新自四川赴援之功，他那个第十六混成旅扩编而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当了师长也驻守陕西。吴佩孚的此一部署是使冯玉祥为阎相文撑腰，免得阎相文再度有失。影响洛阳安全，但是冯玉祥对阎相文貌似恭顺而心怀叵测，大好督军何不我自为之，他不愿替阎相文助长声势，高卧陇中，于是有一天陕西督军衙门举行高级会议，众将官都在坐候阎相文出来主席，等了许久不见督军驾到，有焦躁些的军官派督署副官去催督军升帐，喊了几声不闻声响，推门进去一看，阎相文肋下一个枪眼，鲜血汩汩在流，他早已躺在床上死了，众人大惊之下再一搜查，又从他的衣角找到一张字纸，上面赫然写着如下之遗书：

余本武人，以救国为职志，不以权利萦怀抱，此次奉命入陕，因陈督（树藩）顽强抗命，战祸顿起，杀伤甚多，疚心曷极？且见时局多艰，生灵涂炭，身绾一省军符，自愧无能补救，不如一死以绝天下。

相文绝笔

阎相文自戕毕命，连同遗嘱发表了消息，北洋系中人难免又是一大骚动，没有人相信阎相文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会为战胜陈树藩而“疚心曷极”，竟至自杀！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是李纯自杀事件的翻版，幕后凶手冯玉祥呼之欲出。吴佩孚近在密迩，他为直系前程和个人事功着想，他再一次容忍弑上的罪行而迁就事实，冯玉祥能征惯战，颇堪重用，失一阎相文而得一冯玉祥，拈在手上分量重得太多，何况他心目之中的未来直奉之战，冯玉祥必有重用，于是他又保举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陕西一路得了个“感激涕零”的方面重镇——如齐燮元和冯玉祥这种有小辫子捏在他手上的人，指挥差遣起来当然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由于这两次事件，使吴佩孚提高警觉，民国九至十年间，他手下谋士如雨，名将如云，张福来、王承斌、萧耀南、董政国等人论资历战功，和吴佩孚之间的关系，都在齐燮元、冯玉祥等半路相从者流之上。这班人在吴佩孚前毕恭毕敬，唯唯诺诺，从不敢为自己的心愿希望提出任何要求，一切瞧着玉帅的意思办——玉帅在此时此境，便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内心向往，亦即他们说不出口，其实是巴望不得的地盘问题。

王占元自贻伊戚，痛失江山，以全国舆论之鼎沸，鄂湘民情之激愤，“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义师已起，基本队伍众叛亲离，所余无几，他实在是再也耽不下去了。唯一的意外，是吴佩孚“一丘之貉，助桀为虐”，他不愿天下物议，拼个自毁声誉，强出头，硬撑腰，使用武力支持武力到底。——吴佩孚不是傻子，这么做未免太不值得，何况，奉系张作霖虎视眈眈，目标在于长江各督，他若能争取其中一个，暗中联络，一旦直奉有事，直军即将腹背受敌，张作霖这一着棋够险，吴佩孚不能不小心提防。五月天津会议，奉张和鄂王互送秋波，而且颇有联络，“群雄比于连鸡，势不俱栖”，便为了解除来日的心腹大患，吴佩孚对于王占元下野息影，当然也是乐观厥成。

王承斌是吴佩孚的副手，张福来是结拜的兄弟，秀才出身的萧耀南是湖北黄冈人，他对鄂督一席垂涎已久，何不趁此机会，了掉他的深心大愿。使他代自己巩固长江后防，比王占元靠得住多了，何况，吴佩孚手下只要有一位当了督军，其余诸将必将精神一振，这等于玉帅在以实际行动说明他的政策：只要大伙儿好好干，将来每一位都会如愿以偿得着地盘。

王占元那边，直到萧耀南得了械款与轮船，勉强行军数十里，却又一到鲇鱼套便停；他这才死了恋栈侥幸的一颗心，吴佩孚的用意很明白了，他一败再败，无兵无勇，只好早作归计，调一艘专轮，将家眷财产，悄悄地装上，拍两通电报，一向北政府诡词辩解，一向徐世昌走马荐贤，便照吴、萧的愿望，荐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电文有云：“萧总司令关怀桑梓，当有所转移办法也。”

准备最后挣扎，与湘鄂联军决一死战，王占元还留下五百余万元军饷，原计划打算用之于犒赏，这会儿宣告下野了，五百多万还是委托银行，汇往天津。于是王占元一家拥资三千万，鼓棹东下，到上海后又乘海轮抵达津门，这一年王占元61岁，从挑水夫干到雄踞华中的两湖巡阅使，敛聚私财三千余万元，他觉得这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息影津门后便不再作出山之计，不过有了那么多钱，桑榆晚景如此优裕，他的悭刻之风依然不改，他在天津置了大批房产，腰挂大把钥匙，每月亲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天津闲居的那一段时期，干的差使是“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

王占元后来担任过一次直奉大战停战证人，民国十五年又衔吴佩孚之命赴沈报聘，十九年殁于天津，总算活到了古稀之年。

鄂王自动下台，北政府乃于八月九日下令，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并且改派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叫他整顿王占元的残部，西上荆宜。便在洛阳虎帐点兵，吴佩孚一口气派出五路大军：第一路，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打头阵，第二路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第三路宏威军司令赵杰，第四路鲁军第一旅张克瑶，第五路由吴佩孚亲率他的“怯薛”第三师。一至四路的总指挥，他派萧耀南担任。

大军陆续南下，八月十二日，新任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自己也到了汉口，就在这一天，汉口车站接连开到十八次兵车，第三师第九、第十两团，炮兵一团，辎重一营全到，俨然是追随主帅的“怯薛”。这一支部队连同二十四师一部和鲁军第一混成旅，人数计达3万。

吴佩孚一到汉口，先就把先锋官靳云鹗召来大骂，因为八月十日他跟湘军接触，在汀泗桥吃了败仗，辎重尽为湘军所得。当天吴佩孚乃自汉口渡江，进驻武昌，他改派升了二十四师师长的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留下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在他身畔当参谋长。

叫张福来第十四旅和四十三旅守第一道防线，以第六旅和五十二旅合后，吴佩孚先采取守势，派代表去跟湘鄂联军说和，赵恒惕是老朋友了，有话好说，何必非打不可？赵恒惕在出兵之前早就派人上过洛阳，征求吴佩孚同意他援鄂之举，吴佩孚碍着两难，支吾其词，赵恒惕以为吴佩孚业已默许。这时候，和谈便以此为基础，顺利展开，赵恒惕转达湖北人士的意见，计有以下四点：第一，萧耀南是湖北人，合乎“鄂人治鄂”的原则，因此不拟反对；不过，请萧耀南废除督军名号，改称总司令，同时宣布湖北自治。第二，吴佩孚须自动辞去两湖巡阅使一职。第三，举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第四，赔偿湘省战费。

吴佩孚一听这四项条件，心中不悦，他便抹下脸来，冷冷地说道：“这哪儿像是炎午（赵恒惕）老弟的口吻？同袍无世仇，阋墙无义战，佳兵者不祥，作俑者无后！这些道理，炎午老弟岂不省得？我看，湘军完全是被湖北的那些野心政客，无聊党人利用了。”

但是，南军的代表，态度很强硬，他们确以战胜者自居，因为南军业已冲过了汀泗桥，在武汉以南的部队，集中了4万多人，北军刚到，还没有扎住阵脚，尤其自汀泗桥直到武汉，简直无险可守，自古兵家在武汉会战，拿下了汀泗桥，胜负即判。

南军集结的总兵力已逾8万，在人数上吴佩孚也远非其对手，既然已经兵临城下，咄咄逼人的架势，当然在所难免。

还有一层，四川方面，六月六日方始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第二军军长兼重庆督办刘湘，被全川将领推举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此一推举乃由于川军将领反对熊克武联络唐继尧而来，北洋政府认为这是四川生变，出现乱局，于是又派刘存厚入川，联络熊克武，分别占领了重庆和成都，刘湘因而大恚，他派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往攻宜昌以响应援鄂为名，直接介入对北洋军的大战。湘鄂联军变成了川湘鄂不算，吴佩孚孤军南下，他立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联军方面对于吴佩孚，确有气吞河岳，灭此朝食之气概，他们深信双方一旦开火，联军即可摧陷廓清，犁庭扫穴，一举击溃北洋军的主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堂堂吴佩孚。

赵恒惕虽然很讲交情，他觉得不该对吴佩孚频施压力，逼人太甚，但是他禁不住邻省豪杰、帐下健儿拍马横刀，跃跃欲试。川鄂军认为胜券在握，绝对不肯罢手，湘军将士去年方经以1万余众驱逐了张敬尧的10万大军，士气之高，无以复加。八月十日靳云鹗不听命令，擅自偷袭湘军阵地，他那个第八混成旅又被杀得大败亏输，糟的是辎重文件全失，湘军搜获了他乃兄国务总理靳云鹏拍给他的一封密电，其中有句：

“南人禽兽也，除杀尽无遗，别无他计。应一面与之敷衍，一面乘其无备，攻其不意……”

这封密电往赵恒惕手上一递，湘军将士人人争欲出战，“形势比人强”，赵恒惕内外交逼，使他无法顾及友道，他想劝吴佩孚脱离重围，安然无恙地回洛阳去，也是出自一片衷诚。但是，吴佩孚是不屈不挠的硬汉，越是没有把握的仗，他越敢打，当时他在武汉的危险，比败走麦城前的关羽尤有过之，西有川军，南有湘鄂联军，背后是伺机而噬的强大奉军，援鄂一战，等于孤注一掷，只要再败一次，那就够吴二爷瞧好半天的。

办了六七天的和议交涉，南军坚持不让，丝毫不获进展，八月十七日，川军和湘军约好会攻武汉，宜昌前线发生接触，消息传到长沙，湘鄂军将士忍不住了，推举代表跟赵恒惕请愿，将士代表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不能再等了！别人怕吴佩孚，我们不怕！这次一定要跟他见个高下！”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赵恒惕只好一声长叹，简洁地回答将士代表：

“好吧，打就打！”

利用议和时期，吴佩孚悄悄集中一支奇兵，他命北政府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艘江防军舰，秘密在新堤以下的螺山集结，然后下令张福来亲率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鄂军第四混成旅和他自己的“怯薛”军第十二混成团，分为数路，穿越湘军的防线，昼伏夜赶，一路人含枚，马衔钚，神不知鬼不觉地集合在螺山军舰上。然后，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乘汀泗桥前线湘军发动攻势，这一支奇兵便鼓轮东下，用最高速度，飞快地冲过临湘、道人矶、羊铃矶、城陵矶等处，两岸湘军布有炮兵，发现北洋军舰立即展开炮击。张福来、杜锡珪则一面回轰，一面疾走，吴佩孚叫他们并力向前，他们便不敢后退一步，或是耽误分秒。上午十点钟冲到了道人矶，湘军大炮弹落如雨，杜总司令在舰桥指挥，中了炮弹碎片，耳朵跟大腿两处受伤，鲜血涔涔滴流，副官卫士要抬他进舱裹伤，杜锡珪情急大叫：

“受这点伤算啥？我若退下，玉帅吩咐过了的，叫我拎着脑袋去见他！”

于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路苦撑猛冲，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果然按照吴佩孚的计划，一鼓作气冲到岳州城外，舰炮轰击，硝烟弹雨，张福来率领大队，高声喊杀，直登江岸。岳州城里湘鄂首要云集，蒋作宾、宋鹤庚和陈嘉佑等正在伫候捷报，不料张福来、杜锡珪竟然冲过了50多里的两岸夹击防线，飞将军自天而降，使众司令措手不及，抽身便走。司令们一退，湘鄂联军便溃，溃军争先恐后到车站上抢车皮，当时有前线撤下来的伤兵十余辆车，伤兵行动不便，急切间搬不下来，又阻碍了南行轨道，于是便有人七手八脚，将伤兵专车挂火车头驶到南津港铁桥，恰好碰上北军发炮，原来是打算轰断桥梁，截堵湘军退路的，可怜这十几车伤兵首当其冲，炮弹引起大火，全数活活地被烧死。

蒋作宾、宋鹤庚、陈嘉佑等高级将领匆匆赶到站上，只剩下三节车皮，众人连忙登车，加速南逃。当这三辆车冲过南津港铁桥另一条轨道，铁桥已被北军大炮轰得摇摇欲坠，三节车皮刚过桥去，大桥天崩地坼般拦腰断为两段，在桥上步行撤退的湘军纷纷落水，连摔死带溺毙，又死了一千多人。

于是。张福来顺利攻入岳州。

奇兵突出，岳州失守，在汀泗桥到羊楼司、岳州一线的南军归路截断，不战自乱，4万大军如潮水般急往后退，吴佩孚在这4万余人生死存亡关头，放了个大交情，他下令张福来，让他们绕过岳州，“穷敌勿追”，任由溃军由汀泗桥退蒲圻。

不过，当南军退到临湘以南的桃林，以及另一路逃到云溪骝一带时，靳云鹗为了出胸中的怨气，狠狠咬掉了他们的尾巴。

史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水路袭击，力克岳州，使吴佩孚在四面楚歌中，扭转乾坤，扼喉抚背，打了极漂亮的一场胜仗，他让远在保定急得眠食不安的曹锟，猛拍大腿高喊一声：“痛快呀痛快！”又使遥于奉天坐山看虎斗的张作霖倒抽一口冷气，暗呼：“吴子玉真是狮儿难与争锋。”长沙的赵恒惕转胜为败，嗒然无语。开口说了话的吴佩孚，他以痛心疾首，情乎见词的好文章发表通电，指出川湘鄂三省“势若唇齿、谊属兄弟”，“既无丝毫芥蒂之嫌，焉有同根箕豆之燃”？于是他斥责“野心者假联省自治为名，以瓜分鄂省利权为钓饵，日鼓簧于川湘当道之前，不惜出口兴戎，以邻为壑，铸成今日大错！”“五三省人民何辜，吾双方士卒何罪？吾各军袍泽又何仇？蒲岳惨剧，彝陵覆辙，战血犹腥，言之有余痛焉！”

可是，接下去应该如何了局呢？吴佩孚不理靳云鹏催兵南进，他仅只说：“有此阋墙战争，无非为政客党人所拨弄，川湘鄂战事之缘起，率由政客党人酿之，则其责任当由政客党人负之！”然后呢，“幸川湘当道，幡然觉悟，川湘将领，迅让息争，息事宁人，止戈为武，移阋墙之野心，作御侮之勇气，往虽不谏，来犹可追！区区此心，全国共鉴！”

“既往不咎，息事宁人”的通电在武昌发表，吴佩孚自己却悄然地去了宜昌，他亲自督阵，与川军但懋辛决战，第一仗战于宜昌城外，但懋辛不是吴佩孚的敌手，败退到宜昌西北四十里处南沱镇，吴佩孚率尖兵直薄南沱镇外南沱溪渡口。当夜，但懋辛发动夜袭，可是吴佩孚营中早有所备，川军又损兵折将，但懋辛晓得难以取胜，于是步步后撤，吴佩孚照样地也是胜了便罢，得饶人处且饶人，派一支兵紧蹑其后，步步追踪，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方始将川军全数逐出湖北省境。与此同时刘湘的建议川湘鄂联省自治的电报，也到了武昌总部吴佩孚的办公桌上。

刘湘的电报，等于是川军乞和，却是吴佩孚也不提川鄂之战罪咎问题，善后种种，他根据刘湘的来电，诚诚恳恳，回电一通，说明理由不赞成联省自治，将川鄂之战轻轻地带过，一件纠纷，就此了结。

吴佩孚又在武昌听说，湘军溃散大半，长沙风声鹤唳，赵恒惕面临覆败，有意退到湘西。吴佩孚说这又何必呢？吴某人并没有取三湘的意思呀？于是他遣人知会赵恒惕，请他驾临岳州议和。赵恒惕是坐英国兵舰去的，吴佩孚在江干亲自迎候，老友战后相见，难免有点尴尬。正式谈判，吴佩孚要求湖南取消省宪，惩治“挑起战祸”的湘军两位师长：宋鹤庚与鲁荡平，妙在赵恒惕败是败了，主张依然不改，吴佩孚的这两项要求，他竟全部拒绝。吴佩孚拿刚直强项的赵恒惕毫无办法，只好和他签了个几于无条件的停战协定。川湘鄂三省之战，华中风云，便这样有惊无险地轻易解决。

萧耀南如愿以偿，坐上湖北督军的宝座，吴佩孚打了一场血仗，得了个两湖巡阅使，他仍旧回洛阳去练他的兵，乍看起来，他业已升了一级，和同拜巡阅使的直曹、奉张，跻于同等的地位，但是他这两湖其实只有一湖，湖南自治如故，根本就不承认他这个巡阅使的地位，函电往还，仍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称呼，吴佩孚说他“身在戎马，时济艰危，微特功利等于浮云，即毁誉亦付之月旦。责任所属，义无宽假，为国为民。生死以之，知我罪我，非所计也。”这便是他布露天下，表明心迹的电文，升不升官，得不得地盘，他一概不摆在心上。

湘鄂之战结束，王占元息影津门，他的第一员大将孙传芳，却因为集合残部，力挽狂澜，狠打了几仗。这位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山东泰安老乡，从此颇受知于吴佩孚，也成了直系的方面大将，奠定他往后独霸江南，号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事业基础。

第七章　解除后顾，密谋讨张

一

吴佩孚回到洛阳，继续练兵，在他的心目之中，西南是他的后顾之忧，奉系是他的当前大敌，因此他在洛阳所积极从事的厥为两端，一系安定西南，一系扩充武力，企图一战而消灭奉张。至此，他统一中国，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方可初步告成。所以当民国十年九月九日，北洋宿将，任过陆军训练总监的张绍曾，发起召开庐山会议，解决时局，吴佩孚便头一个通电表示赞成，希望能产生一个摒弃奉张在外的联合阵线。但是旋不久曹锟、张作霖也继起响应了，于是张绍曾奔走联络，其结果只得了个纸上谈兵，直奉之间成见太深，矛盾日增，战云自南而北，正在渐渐弥漫。

家庭里发生了一项变故，郁郁闷闷，住在保定别墅的李氏夫人，突告一病不起。吴佩孚得讯至表伤悼，李夫人美而慧，明眉皓齿，艳光照人，她长身玉立，体态丰满，当年吴佩孚驻防长春，同僚中妻小眷口，少妇长女不下数百位，论聪明美丽与风姿谈吐，李夫人允称第一。张佩兰未曾进门以前，她和吴佩孚十分恩爱，遗憾的是她不育，因而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下，经吴太夫人一手安排，逼着吴佩孚又娶张佩兰。当时，吴佩孚为此非常痛苦，一则违反他平素一夫一妻的宗旨，二来深感愧对热爱着他的李氏夫人，他曾对知己朋友大发牢骚：

“中国人蓄妾，是一种野蛮风俗，男子以原配为正室，妾侍为从属，不过人家不论娶多少妾，一概分开来住，当然不会感到相爱时的诸多不便。可是如今我没这个资格，非要叫我娶了妻妾隔邻而居，这岂不是找我的麻烦，让我左右为难，没好日子过嘛！”

朋友们还跟他开玩笑，说是：

“哎，吴二哥，你要知道你们老太太这么做是有深意的啊，你不是常说你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吗？西洋有一句谚语：‘能驾驭一妇人，可以与问国家大事，能驾驭两位妇人，即可调和阴阳，治理天下。’你们老太太前后给你娶二位，正是要磨炼你的志气和手腕，作收揽天下英雄的预备工夫！”

后来吴佩孚自关外回北京、保定，李张二位夫人又同在一起合住了两年不到，在这一段时期，吴佩孚经常唉声叹气，而把“没法子，没法子”挂在嘴上，当做了口头禅。民国二年十月袁世凯派曹锟率第三师南下，驻防岳州，李夫人曾大吵大闹，坚持不许吴佩孚上湖南，闹得吴佩孚无计可施，乃由曹锟夫人出面“调解”，由吴佩孚给李夫人在曹家宅第“光园”旁边盖一幢房子，供李夫人居住，每月则由吴佩孚供给三百两银子的生活费，当时还找了几名年轻伶俐的女孩子陪伴她。这便是两夫妻正式分居之始。

当时李夫人非常焦躁懊恼，渐渐地便萎蘼颓废，她抽上了鸦片烟，以致一个月三百两银子都不够用，而由曹夫人瞒着吴佩孚暗中补助。民国十年李夫人逝世，濒死前还喃喃地喊：“子玉，子玉！”使吴佩孚在洛阳听到说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英雄之泪，他感慨万千地说：

“过犹不及，这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女人婚嫁以后不能生孩子，唯有将全部爱心放在丈夫身上，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只不过，过分之爱因而发生过分的嫉妒，将会演至不可救药之境。李夫人是我糟糠之妻，我很了解她的心情，以及她的用心之苦，每一想起，心中总是十分的难受！”

为李夫人殡殓营葬事宜，吴佩孚自汉口回洛阳后，他曾跑过保定一趟，为她营葬。旋返洛阳，他便积极筹备长江联防会议，而于十一月四日宣告揭幕，参加长江联防的各省，计有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和浙江，吴佩孚为解除后顾之忧，总算有了这么一道防线。

隔一个月，吴佩孚礼聘江东才子杨云史（圻）人幕，担任他的机要处长。这杨云史是江苏常熟人，系出江东名门，他中过顺天乡试南元，任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来弃官为商。在南洋群岛购地12000亩，组设种植橡胶公司，不巧遇上欧战，橡胶价格大跌，所业三年不治，鞠为茂草，因为欠缴地价税，全部财产被英国人没收，于是怏怏回国。后来人过江西督军陈光远的幕，宾主之间处得很不愉快，杨云史诗文冠绝一时，他曾写过一首感秋诗，内有：

“白骨如山诸将贵，黄金满地五丁愁”之句，挖苦陈光远黩武好货，陈光远有点起疑，问他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杨云史怕惹祸上身，便托辞东归。后来同年好友潘毓桂在吴佩孚面前推荐他的长才，吴佩孚大喜过望地说：“这是江东才士呀！”旋即礼聘他为机要处长，两人极宾主之欢。杨云史的太太是李鸿章的长孙女，外务部左侍郎李经方的掌珠，杨云史到洛阳后写信回家，告诉他的太太说：

“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

由此可知他和吴佩孚的相得。

开过一次保定会议，由曹锟出面召集，这也是出自吴佩孚的主意，他认为直系近年以来权力分歧，统一无策，问题重重，大都由于直系领袖松弛懈怠使然。他要求直系集中力量，对奉系时刻戒备，在这一次会议席上，吴佩孚大声疾呼，要大伙儿拿出年前击败皖系的蓬勃朝气来。

直奉两系合作之局，一开始奉系便拣了个大便宜，吴佩孚亲冒锋镝，攻坚摧锐，拼性命打了一场大胜仗，将皖系军队一举击溃，张作霖则跟在后面接收分赃，操纵政局，明明坐享其成，偏又是那么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凡此都是直系将士所断乎不能忍的。民国十年湘鄂之役。吴佩孚孤军深入，也是出生入死，行险侥幸，保全了直系心腹之地湖北这一块地盘，让他的部将萧耀南，升了湖北督军。可见这件事看在张作霖的眼里，又觉忌刻恚忿，恨不能分一杯羹，于是他亟谋对策，一连三次保举张勋，推荐他当苏皖赣巡阅使，他想重建张勋这一股力量，略分曹吴之势。司马昭之心，路人可见，曹、吴当然决不答应，张作霖三次电保，曹吴便三次打消，张大帅一计不成，又来绝招，民国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盛大扈从，入关晋京，当时，北洋政府因为财政支绌，正在焦头烂额，国务总理衙门，整天在为索饷索薪，内债外债忙得团团乱转，不亦乐乎，靳云鹏眼看年关将届，不能再恋栈了，他决意辞职，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下去。于是，趁此机会，张作霖便想把交通系的首脑，梁财神梁士诒给抬了出来，让徐世昌发表他为北政府第八任内阁总理。

有一回，吴佩孚和他的知己好友，心腹亲信闲聊，聊出了直奉之战的远因，他说：

“辛酉之役（他指的是民国九年的直皖之战），我从湘南回师，讨伐安福系，一战成功。作战时期，张作霖也曾领军入关有以声援，仗打完了，有关诸将领齐集天津，开会讨论如何论功行赏，仲帅首先站起来说我应居首功，他问大家应该给我哪一处地盘，当时我在会场隔壁一间屋里，亲耳听见张作霖在说：‘那小子就让他继张敬尧之后，给他个湖南督军得了。’我一听这话，对张作霖的机警大为惊骇，他怎么就能料中我的心事呢？因而我想，这人不可不防，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那么壮的口气，他必为我将来之敌，于是我决心用加倍于他的机锋和他对抗。一心一意以整顿民国为己任，而不求功名利禄，甚至地盘地位，我只求当一名师长，以我一名师长的地位监督政府，纠察天下，凡有主张便是公论。于是我不就湖南督军，率部回洛阳去。”

张作霖称吴佩孚“那小子”，吴佩孚嘴上说是不以为侮，而只惊异于奉张口气之大。心思之敏，但是在他内心里只怕还是不无耿耿的，论年龄，吴佩孚比张作霖大一岁，谈出身，一个中过秀才而又在保定陆军学堂测量科以第一名毕业，一个则起自草莽，当过胡匪接受官家的招安，云门第，则两人一般的是贫家子弟，父亲早故，由慈母抚养成人。日功勋，安福之败是吴佩孚出奇制胜，浴血鏖战得来，张作霖的奉军，只能说是呐喊助威，放过了几枪而已。因此在当时那种场合，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故作轻蔑，任何人也会为吴佩孚抱不平。不过吴佩孚高人一等，他在忿懑之余，犹能觉察得出张作霖对自己含有敌意，于是他早已料到直奉之战断然难免，不得不以加倍于张作霖的机智，准备抗衡。

分析张作霖的心理，他并不是一个目空四海，骄傲狂妄的桓桓武夫，在北洋军阀上百个成了“功”的人物之中，他的机警敏锐，手腕灵活，可以说得出类拔萃，数一数二的：他的成功完全由自身的聪明智慧得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他又有足以藐视吴佩孚的履历与资格，当吴佩孚级职上尉在给日本人当情报员，张作霖恰在那年被张锡銮、增韬收编而一跃为管带，等吴佩孚在第三镇熬到了管带一职，张作霖却又遥遥领先当了第二十七镇的统制官，也就是说在清末年他已经跟吴佩孚的老长官曹锟，有着相等的地位和身份。

北洋传统，视部下为豪奴，天津之会，曹、张已经成为了亲家，张作霖当然也可以跟曹锟一样的以主子自居，开口一声“那小子”，若是那般谄媚阿谀，不讲骨气的部下，还会以为这是张大帅跟自己表示热络，随便轻松以至出之于昵称呢。

然而当时的张作霖，他对吴佩孚故表轻蔑，却既不是“骄狂自大”，也不是“在拉近乎”，彼时彼境，面对曹锟那种庸碌懦弱的对手方，他这么做，确实有他相当的机心，同时亦为政治手腕之一种。直皖之战，吴佩孚应居首功，这个说法是放乎四海而皆准，无人可以否认。张作霖倘若不耍这一手，气焰特盛，压倒曹、吴，他凭什么高高在上，操纵会议而坐地分赃？要是他礼敬英雄，谦恭下士，把吴佩孚抬出来跟自己分庭抗礼，均沾利益，那么，吴佩孚这个对手方，岂有曹卖布那么好相与？

明乎此，便豁然可知吴佩孚当时听到那句“那小子”，为什么会惊骇至此，立刻便将张作霖列为来日的大敌，而不得不以加倍的机智以对抗了。吴佩孚亲口叙述的这一幕，跟三国演义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直奉之战爆发的近因，则为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之组阁，梁士诒字燕孙，广东三水人，比吴佩孚大六岁，光绪二十年应殿试，得了二甲第十五名进士，时年二十六。光绪二十九年再应经济特科考试，中一等第一名，可是有一位军机大臣在慈禧面前进语言，说：“一等第一名梁士诒系广东人，为梁启超之弟；其名末字又与康祖诒（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可知。”当时慈禧深嫉新党，居然弃而不用，后来邮传部成立，梁士诒得唐绍仪之汲引，方始成为邮传部的要员，清廷初设铁路局，即派梁兼任，为日后交通系政客之肇基。袁世凯组阁，任他为邮传部副大臣，从此襄助袁幕，参与密勿，民国成立，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梁士诒任秘书长，并且特许他参与各铁路事，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民国元年到民国五年，他曾是袁世凯左右炙手可热，权倾当朝的人物。

梁士诒又是袁世凯称帝的幕后策划者，为了替袁世凯筹战费发行纸币3000万元，使北方金融陷于绝境，便是他的“攀龙附凤”之作。帝制失败，袁世凯一死，惩办祸首，梁士诒被黎元洪下令拿办，他逃出都门，后来到了日本。他最怕段祺瑞，段祺瑞当政，他永远出不了头，九年直皖之战，皖段一倒，他立刻大肆活动于曹张之间，亟谋东山再起，他曾面谒直曹。对曹三爷以语挑之，曹二三的回答是：

“燕荪（梁士诒的号），你们何不先替我筹个500万的军费？”

一句话把他吓跑了，于是梁士诒便利用拥他为首的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极获张作霖信任，派郑洪年拿了叶恭绰的密函到奉天去游说张作霖，当时曹张还在直奉合作的蜜月时期，张作霖自然要考虑直方的意见，因此他答复郑洪年说：

“只要曹仲珊赞成，我这边没有问题。还有一层，徐大总统那边的关节，似乎也要预先打好。”

郑洪年听他这么说，喜出望外，他为达成梁士诒所交付的任务，骗取张作霖一言九鼎的推荐，造成既成事实，当下不惜撒了个谎说：

“仲帅早就同意燕老（指梁士诒）出山了，徐大总统那边更不成问题，大总统跟燕老在前清邮传部时代便是同僚，燕老人民国当袁大总统的秘书长，和徐大总统也合作得很好，他们二位有二十年的交情。雨帅（指张作霖）只要您肯推举，一切的事情，燕老自会布置，断不至于让雨帅为难。”

张作霖信以为真，接下来便商洽条件，最主要的是梁士诒组阁，奉军粮饷要优先发给，此外郑洪年又代梁士诒答应“另为雨帅筹饷”，这桩大事几乎已成定局。旋不久到了民国十年阴历二月二十二，张大帅做47岁生日，郑洪年摆出自家人的姿态，为张作霖担任招待。郑洪年是广东番禺人，举人出身，跟梁士诒在邮传部同过事，一直是梁的亲信，交通系的要角。他在大帅府的演出，当然会引起许多拜寿军政首要的猜测。

张景惠时任察哈尔都统，专程前来拜寿，他也颇以郑洪年的活跃、卖力而心中纳闷，他跟张作霖是多年相从的老弟兄，找个机会便率直地问起这件事来，张作霖把这段交涉据实以告，张景惠顿时便摇着头说：

“姓郑的说仲珊赞成梁燕荪组阁，这话未必确实，一则仲珊近来跟翼青（当时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号）挺要好，二来他若赞成一定会有电报来洽商条件，你可别上他们的当，还是先打个电报问问仲珊看。”

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张作霖，他致电保定，果然曹锟接电以后大发雷霆，他到处找梁士诒不着，便在叶恭绰面前破口大骂：

“燕荪怎么这样荒唐，他想当国务总理，就该从筹款上设法，光凭卖嘴，行吗？”

然后一个电报回复张作霖，声言他决不同意用梁士诒代靳云鹏，张作霖获电也发了脾气，叫郑洪年来骂了一顿，说他如此欺骗，若不看在誉虎（叶恭绰）的面上，我非办你不可！郑洪年乘兴以来，锻羽而归。梁士诒组阁一事，自此胎死腹中。

但是梁士诒机会难得，官瘾难熬，民国十年下半年直奉之间争权夺利愈趋积极，明眼人看得出来合作之局不会久长，而当时北政府罗掘俱空，穷得要命，各部官员薪水欠了二十个月之多，一切政务几陷停顿，而奉张、保曹、洛吴硬逼军饷，闹得靳云鹏内外夹攻，焦头烂额，他实在干不下去。梁士诒眼看旧话重提的机会已到，派叶恭绰亲自出马往说张作霖，这一次叶恭绰动之以下列三事：

一、多筹军饷。

二、联络南方，合作倒直。

三、事成后由张作霖操纵北京政局。

张作霖要梁士诒先把应诺之事办出个头绪再说。

梁士诒得讯大喜，他为求速效说办就办。民国十年八月他托词回广东三水原籍为他父亲梁知监做寿，十一月十日由香港转上海，特地到杭州相庐、七里泷游山玩水，其实他是为了“三角同盟”一事专程南下，联络广东与浙江，密谋共同推翻直系，打倒曹、吴。待十一月底他完成任务，乘津浦路车北返，在洛阳的吴佩孚已经得着了消息，他攻心为上，直接打电报给他的老上司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惜指出——

“张作霖身起胡匪，盗心未改，历年以来，残民祸国，罪恶贯盈，固已中外共见。今已于日暮途穷之际，勾结梁（士诒）叶（恭绰）余孽，剽窃公开统一之虚名，隐行蚕食鲸吞之诡计，蒙蔽国人，欺我袍泽。

“试问，年来统一之障碍，畴任其责？中央一切施政，为中外所致憾，而中央乃彼之外府也。掠劫国帑，垄断政柄，权集于一人，祸中于国家，惆怅往事，言之增痛！

“佩孚频年忍默坐视豺狼残噬，狐鼠纵横，隐忍未尝与较，梁氏辱权卖国，远有神宇沦胥之痛（指袁世凯称帝前夕，日本人逼迫袁世凯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约，后来国人定签约之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近有桑梓庐墓之悲（指梁士诒夤缘获任国务总理以后，第一件外交事件，即为根据二十一条的首四号，将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直接与日本联络，借日本的钱，赎中国的路，然后再交由日本经营，实在是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宜乎举国舆论哗然，群起而攻之。本案由于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故曰‘桑梓庐墓之悲’，可谓贴切之至，无懈可击。）勉一诘问，同恶相济，张脉债兴，遂至于此。（表示吴佩孚的一股悲天悯人，无可奈何之情况。）

“犹忆公言：‘胡匪（指张作霖）当政，即国人置而不问，余（指卢永祥自称）亦遁迹海外，不与回国。’（吴佩孚够厉害之一着，复述这几句话，卢永祥便不能将这封电报公开，或则送呈‘三角同盟’的任何一方），佩孚闻之拳拳不忘，体以力行，以迄今日。

“田督（指山东督军田中玉），合肥（指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面谕：不准助奉，谅公当亦有关（这是吴佩孚举一铁的事实，隐示安福系不至于和奉张、交通系梁士诒组成联合阵线。因为田中玉也是北洋旧人，对段祺瑞相当敬服）。故佩早于兹有疑而继之以请也。（疑皖段与奉张之矛盾何以如此之深，而曾请教于皖系中坚的卢永祥本人也。）

“一视同仁，固征博爱（讽刺卢永祥个性懦弱，遇事不能当机立断，泾渭分明，于友于敌，总归一视同仁，不分彼此，谓博爱者，无异滥好人，这是卢永祥无法否认的基本性格），然大节所关，令名所系（接下来便以名节勖勉激励），佩孚顾数十年所钦戴之恩帅（指的是他自己和卢永祥的老上司，清军第三镇统制官曹锟），自爱尤厚也（说他洁身自好，较诸老上司‘恩帅’曹锟，亦且并无逊色。以此语和老实忠厚的卢永祥共勉之）。

“救国以法（自此句提出他的主张），行法以人（为法治人治之争作一论断），胡逆不去，何以为国？（这胡隐指那胡，胡匪张作霖也。）

“至会议如何公开？制度如何确定（这是吴佩孚的民主法治精神）？付诸耆年硕德，政治名流（接下来便又表白他的长老政治观念），乃佩孚夙夜与公同其祷祝也，耿耿血诚，犹是昔年，（昔年吴佩孚是卢永祥的部下，他在此顺提一笔，也有动之以情的意思。）知我罪我，惟公教之！吴佩孚敬（民国十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可是梁士诒在张作霖力保之下，组阁已成定局，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大总统明令特任梁士诒为北政府第十八任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的时候发表政见，他说他此次之出任国务总理，抱定三大宗旨：

一、树立外交政策。

二、活动金融经济。

三、消弭内战。

事实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他当国务总理以后所从事的积极工作，乃在于扬奉抑直，千方百计为直奉之战作准备。他就职六日后便下令赦免安福系要角通缉犯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内幕则为安福、奉天、交通三系通力合作推翻直系。第二着狠棋是他扣发洛吴的军饷，意在使吴佩孚的十万大军无粮无饷，不久必定溃败，用以制吴佩孚的死命，第三着则为结好日本，取得对奉张的军事财政支援，以便发动大战。第四着则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当时全国有识之士，都在注目华盛顿和会中，中日代表所“磋商”的山东问题，一次大战中日同为胜利之一方，日本人却要接收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这种无理侵略宁非岂有此理？所以各地学生民众纷纷游行示威，请愿抗议，而在华盛顿交涉的最要紧关头，梁士诒却为了取得奉系的利益，指令中国代表让步，答应借日本人的钱向日本人赎回胶济铁路，尤且应允胶济铁路仍归日人经营，这变成了路没赎成，反而多添了几千万元的国债，与中国堂堂正正地收回胶济路要求，相去何啻千里？于是舆论大哗，都骂梁士诒卖国媚外，山东老乡吴子玉更是气愤填膺，悲痛万分，他发表通电痛责梁士诒，“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而且他更从此开始便猛烈抨击梁士诒，一电、二电、三电乃至四电、五电、六电，请梁士诒“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与此同时各地反对梁阁声浪，如怒潮澎湃，梁士诒则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于是到十一年元月十九日，吴佩孚便联合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和省长，电请徐大总统俯从全国民意，将梁士诒免职。否则的话，这六省将与梁阁脱离关系。

在此以前，徐世昌采战国魏文侯待乐羊，直到乐羊立功而返，方始示以“谤书一箧”之义，所有反对梁士诒的电，一律束之高阁。唯独这一回问题严重，他乃批了“交院”二字，派人送给梁士诒看，梁士诒一看便晓得徐世昌示意他好炒鱿鱼、卷铺盖了，他带着电报上大总统府，聊以解嘲地说：

“士诒不敏，累大总统操心，今日之局，个人进退毫无问题，我所以迟疑徘徊者，是希望大总统持政不阿，稍稍压抑武人跋扈之风，能够这样，方始可以免了国脉断丧殆尽！”

徐世昌是三朝元老（清、袁、民国），标准的老官僚，遇上这个尴尬的场面。他便效法老僧之入定，嘿然不答。梁士诒拿他没有办法。就只好说：

“士诒是来辞行的。”

言罢辞出，从此不入府院办公，吴佩孚驱梁倒阁。算是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梁士诒元月十九日向徐世昌辞了行，却是不走也不上辞呈，他等到二十三日，才开始“告假”，同时朝发夕至去了天津。二十五日徐世昌下令梁士诒“请假照准”，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后台老板张作霖得了消息，不胜恼怒，因为这件阁潮的发生，正足以表示张大帅栽在吴佩孚的手里，梁士诒、叶恭绰趁此机会兴风作浪，力说张作霖以“三角同盟”为后盾，赶紧向直系用兵。张作霖先设法使梁士诒回任，曹锟和吴佩孚便极力反对，多方阻止，自元月底到二月中，谈判破裂，交涉不成，张作霖便抹下脸来，扬言决定武力解决。

二月初，奉张和洛吴一再通电，相互攻讦，一般而言之，则张作霖骂吴佩孚时怒眉横目，咄咄逼人，吴佩孚则略施讽劝，多少有点委曲求全，甚至他还曾向各报馆发通电表明他对于奉直双方的态度，认为外间谣传，直奉将以兵戎相见，其实都是谣言。他更打个比方说：“譬人之身，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丧之理？”又道：“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阁实无畛域之见。”

只是，他越是婉转陈词，顾全大体，越使张作霖以为他兵力薄弱，怯于一战，一方忍让，一方面步步进逼。从二月份起，张作霖兵车辚辚，调集大军，使得榆关内外，战云弥漫，遂有大战一触即发之概。这时候，夹在两大派系之间的徐世昌和只求维持现状的曹仲珊，全都手忙脚乱，大起恐慌，因此各方所挽所派的调人，也就仆仆风尘于京奉道上。

二

奔走调停，主张讲和最力者，在直方为直隶省长曹锐、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镆，曹四爷和曹七爷的看法，张作霖是亲家，吴佩孚是他家三哥曹锟的部属，三哥庸碌无能，凡事都听吴佩孚的支使，这便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反正是做傀儡，任人拨弄，又何不跟兵多势大，拥有东北地盘，日本后台的亲家张作霖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当权奸有当权奸的好处，搜刮财富、作威作福，跟张作霖当然要气味相投，“同心同德”多了，像吴佩孚，开口国家民族，闭口统一御侮，得了钱就练兵，练了兵还不肯占地盘，让他领着大家获得成功，让他领着大家讲四维八德，讲清心寡欲，那么，“做人上之人还有什么意思呢”？因此，曹四曹七是打定了主意宁贴奉张，不靠洛吴。

直方另一位热心讲和的，则为仆仆于后奉（天）保（定）道上，前后历三次之多的王承斌，王承斌是辽宁省奉天府兴城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在直系将领中，他不仅学历最高，程度顶好，而且精通韬略，足智多谋，他的学识能力与战功，可说与吴佩孚不相上下，但自曹、吴形同一体，迹不可分，他充其量不过被吴玉帅依畀最深的一员战将而已。吴玉帅气焰越高他越受不了，自吴佩孚开府洛阳，望重天下以后，他渐渐地和保府接近（保府系指曹锟的大本营，因为曹锟该算是开府保定的），保府不满洛吴的人很多，自曹锐、曹镆以下都很拉拢王承斌，挑拨离间吴王之词听多了时，王承斌也在那儿想，要耍曹锟这个傀儡容易得很，彼吴未必不可取而代之，如果奉张咄咄逼人只是为了倒吴，他又何尝不乐于厥观其成？

奉方公然倡和的则为张景惠，字叙五，跟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汤玉麟等一般的是“胡匪”出身，又都是拜把子弟兄，几兄弟一道为匪，一道接受招安，一道吃粮拿饷，一道发财升官，所以他有资格在奉张跟前说讲和的话。多年来传说张作霖是顶了张景惠的名字接受赵尔巽、张锡銮和新民知府旗人增韫招安的，因此张作霖本名张景惠，张景惠则为张作霖。这种说法其实不然，当时接受招安的时候，张景惠的力量比张作霖大，部属比张作霖多，说他是张作霖的头儿也未尝不可。但是张景惠不相信官家，怕被谁骗了去砍脑袋瓜，于是乃由张作霖挺身而出，洽商条件，从此以后张作霖便一直爬在张景惠的头上，张景惠无可奈何唯有服他的管。眉目清秀，个子矮小的张作霖拼命地想向上窜，对待他的大恩人、老上司和旧日同门弟兄难免排挤欺压，张景惠没念过书，很容易听人家的挑唆，曹锟便看准张景惠是张作霖左右有机可乘之一人，在直奉一家亲时期便对他多方接纳，两人换过兰谱，拜了把子，往后在直奉一次大战中果然发生极重大的作用。

二月八日，张作霖召开奉天会议，决定和战大计，曹锟便派王承斌出关调和，正好张景惠也要回奉天开会，他便受了徐世昌和曹锟双方面的请托，力劝张作霖切莫挑起战火。十日王承斌回保定复命，张作霖态度非常强硬，因此他此行全然不得要领。十一日曹锟便又劳烦他再跑一趟奉天，跟他同去的有徐世昌所挽张作霖老上司、“义父”赵尔巽，洛阳方面，曹锟也逼着吴佩孚派了一名代表车庆云，去跟张大帅说明，吴佩孚绝对不想跟张大帅打仗。结果是这三位代表全部碰壁回来，尤有甚者，张作霖悍然表示要撤回原驻关内的奉军，表示决裂，准备开火，这一下徐世昌、曹锟更慌，徐派孟恩远、曹派王承斌，三度出关谋和——孟恩远到了奉天，张作霖根本不许他开口讲话，王承斌只要求张大帅您就别撤回奉军吧，张大帅断然地答道：

“不行！”

徐世昌走投无路，急切中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梁士诒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奉天海城人，北洋老将，宣统三年就当了第二镇第四协协统，民国六年投在张作霖的麾下，和张大帅成了儿女亲家。张作霖派他当过吉林和黑龙江的督军，此次官排总长，可谓张作霖派在梁内阁的代表。鲍贵卿跟曹、吴都是北洋一系，交情相当的好。因此徐世昌便在二月二十五日，拍一个通电，表示将免去梁士诒内阁总理一职，而请鲍贵卿组阁。同时他更掇促鲍贵卿跟张景惠同去一趟奉天，面恳张作霖能饶人处且饶人，就照这个方案，缓冲危机。鲍贵卿兴冲冲地由张景惠陪着，到了奉天，满以为亲家翁一点头，自己就可以稳坐内阁总理的宝座，哪儿想到张作霖执意要打这一仗，彻底消灭奉系，于是亲家鲍贵卿兜头被他泼一盆冷水，张景惠这个老把弟也再碰了一次钉子，两人怏怏而回。

张作霖说是要调回关内奉军，其实则奉军正源源出关，直军迫不得已，不免也要调兵遣将，应付万一，京津一带，于是战云密布，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已有风声鹤唳之概。全国各地，纷纷通电直奉双方，请求弭兵息事，以免“民不聊生，国亡无日”！电文中率皆痛切陈词，年来天灾人祸，何堪再经战争？北京方面，军政各界，不分朝野，都在为调停、谋和而努力，经过许多热心人士的奔走，最后又抬出了六位极够分量的调解人，其中包括袁世凯的一条龙，在北洋系军中地位之高，不作第二人想的王士珍，三大帅之一下台不久的王占元，老陆军总长张绍曾，前清时代拔张作霖于后草莽之中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奉天、河北、山西督军、东三省营务总办张锡銮，吉林将军孟恩远。这六位调解人应该有排难解纷，一言九鼎的力量。以直系而言，王士珍和张绍曾只要肯于大力干预，一定可以压得下曹锟、吴佩孚的任何行动，张作霖对赵尔巽、张锡銮至少在面子上是感恩戴德，衷心敬服，因为他忘不了这两位老长官对他的知遇提拔之恩，即使张作霖贵为东北王，声威震天下，他对赵、张依然尊称“老帅”，每到北京必去请安，谒见时还垂手肃立，连声喏喏，有人说这便是张作霖的妩媚处，老帅一有吩咐，张作霖从来不敢不遵。因此，当六个人的联名通电公开发表，笼罩于战祸恐怖之下的北方百姓，全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一场迫在眉睫的战祸多半可以避免。尤其联名通电中除了恳切陈词，再四晓谕，又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赵尔巽等六位调解人请张作霖和曹锟二位——

“……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藉为贡献之资。……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当时，直系实力远不及奉张，曹锟的左右，主持和议的人相当多。方才说过，河北省长，曹锟的四弟曹锐，便是主张最力的一个，王承斌三度铩羽而归，曹锐便自告奋勇，专程赴奉天一行。他以河北省长的地位，公然向张作霖表示：欢迎奉军入关，保卫京津治安，曹四爷肯如此让步，这等牺牲，使张作霖大出意外，但是退而与梁士诒、叶恭绰他们俩商量，梁叶都说，曹四爷哪能当得了直系的家，直系队伍不是全在吴子玉的手上吗？曹四和吴佩孚，一向格格不入，他认为他家三哥，不该把大权捏在外人之手，一切听从吴佩孚的主张。因此他们指出，研究曹四的心理，与其“仰吴佩孚的鼻息”，还不如结援亲家，挽留奉军，反就曹家人的利益来说，决不会差到哪里去。

利用曹锐这种“酸葡萄”的心理，张作霖便开出了谈和的条件，他要求曹锟下列四点：

一、梁士诒复职。

二、吴佩孚黜免。

三、段芝贵当直隶督军。

四、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驻防。

交通系恢复执政，吴佩孚自动下野，皖系借尸还魂，京津全人奉张掌握。这样的条件，等于是叫直系举手投降，宣告自动解散。倘若答应，那么直军势将无可领之饷，无可战之将，无可居之地，无可用之兵，即使是迫人订城下之盟，也不能来得如此之凶！

但是，曹锐一心结好奉张，排斥洛吴，他把这四个条件带回保定，联络他家老七曹镆，见了三哥曹锟，却又有他的一套说法。曹锐和曹镆的意思，队伍、军械、粮台和战费，直系远非奉系之敌，这个仗打起来，直方决无胜算，既然打不过，那就不能打，而他俩把当前问题的着眼点，就放在吴佩孚下台的这一件事上，这两弟兄振振有词地说：

“现在咱们的队伍都在子玉手里，倘若要免他的职，他决不肯依，一个翻脸不认人，恐怕会对三哥不利。奉军入驻平津，正好制住吴子玉，他不遵守三哥的命令，咱们就叫奉军对付子玉去。”

曹锟一听，顿时便将脸孔一板，愤愤地说：

“你们两个这笔账是怎么算的？用奉军去对付子玉？子玉一垮，咱们不也跟着完了吗？”

然而，主和派吵吵嚷嚷，依旧呼声甚高，一天到晚絮聒得曹锟受不了，他这人素来耳朵根子软，尤且懦弱无能，和欤战欤，不得而决，于是他便断然地说：

“咱们还是开一次高级会议，要和的跟要打的，大伙儿面对面地商量。”

四月十一日，直方决定和战大计的会议，在保定督军衙门秘密进行，由曹锟担任主席。主战派以吴佩孚为首，主和派则由曹锐、曹镆领军。曹锟先让吴佩孚说话，他站起身来，扫视与会诸人一瞥，然后面容严肃，语气沉重地说：“头一件事我们得弄清楚，这么些年以来，我们唯有应敌之师，并无侵略之战。我们用兵，是实逼处此，不得而已，正当防卫不可谓之斗，吊民伐罪不能说是争，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渴望和平，我们又何尝不然？今天要讲和，条件很简单，仲帅干的是直鲁豫巡阅使，京津是仲帅的防区，张雨帅不是在当他的东三省巡阅使吗？双方河水不犯井水，我们请张雨帅把他的队伍撤出榆关去，再取消他那个‘北京司令部’，只要张雨帅肯这么办，那就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冲突。”

曹锐立刻反驳，他说奉军入关已为既成事实，逼他撤退，唯有造成亲家翻脸，而翻脸的结果，是“咱们一定打不过”，与其闹到不可收拾，何不此刻退让一点，多少还能保持实力。

双方的意见都说出来了，使曹大帅更加迟疑难决，戎服辉煌的将军席上，于是恼了一位吴佩孚的老把弟，北洋骁将张福来，他自动地站了起来，大声嚷嚷地说：

“仲帅您就不要心再犹移了，和跟战，其实都是仲帅您自己的事，您要当直系的领袖，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咱们就只有努力作战，拼命打仗。您要愿意凡事听着张雨亭的，那也不必讲什么和，干脆，咱们投降了他们，不就得了吗？”

几句话刺挠得曹锐、曹镆好疼，四爷沉不住气，光了火，啪地一拍桌子，破口大骂：

“张福来，你是什么玩意儿？胆敢说什么投降不投降的话！你说这个，便是造反，看我不毙了你！”

曹锐这么盛气凌人，吴佩孚当时便勃然色变，他正要发作，王承斌赶紧站起来，劝这劝那，说好说歹。曹锟也觉得老四老七的态度都太过分，端出兄长的架子，责备曹锐、曹镆几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趁此机会，表示他绝对支持吴佩孚的意见，他侃侃然地发了言：

“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责骂张作霖通日卖国，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战不战，反而跟他们讲和，只怕全国民意，都要把他们对奉张的痛恨，转嫁到我们头上来了，对于仲帅的事业和声誉，必有重大的影响！”

接下来，便是全体高级军官，一致起立，齐声喊道：

“奉张一日不驱，国家一日不安，请仲帅立刻下令，我们决心效一死战！”

吴佩孚赶紧相机进言：

“将士人人愿战，仲帅就不必再迟疑了。”

直到这时，曹锟方始义形于色，慷慨动容，他伸手一拍大腿，毅然决然地说：

“好，打就打！子玉，还是你当前敌总司令！”

主和派那一边，曹锐、曹镆的和议为之粉碎，于是曹锐恼羞成怒，气得胀紫了一张脸说：

“明知道打不过人家，你们偏要胡来，是不是要大伙儿全毁了，方才遂你们的心！”

曹锟听他话说得重，深怕吴佩孚不受用，当时又抹下脸来叱责：

“老四，你少在这儿胡说！”

“我胡说？”曹四爷向来焦躁，此刻更是怒火冲天，双脚直跳。这一怒之下，他便干脆掼了纱帽：“好好好，你们要打，尽管请吧。对不起，四爷这次恕不奉陪了，我这个直隶省长，三哥，请你另选高明！”

说完，也不等曹锟答话，拉了曹镆一把，两兄弟掉头便走。

曹锟的脸上又红又白，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四爷的脾气，吴佩孚素来晓得，为了不使曹锟过于窘迫，同时遏抑他部下的忿懑不平，他故意转移目标，开始透露他筹思已久的驱奉之役大计，他即席说明：

“奉张必欲和我们付之一战，除开他们自以为力量大过我们，此外还由于梁士诒、叶恭绰这般政客的挑唆，奉方的部署，我已经了若指掌，他们最近和广东、浙江，订立了‘三角同盟’，由广东出兵攻打我们的江西和福建，牵制我们在这两省的队伍，再让浙江的卢永祥出兵，联络上安徽马联甲的旧部，有这支队伍足可扰乱我们的后方。再加上河南的赵倜、赵杰，我们能胜，还可以作为后援，我们一败，他俩无所依归，势必投向奉方，与我们为敌。”

曹锟听吴佩孚的分析，奉方声势，果然浩大，部署安排既灵活而又严密，他嘴上不言语，却是忧急之色，业已不期然地流露出来，吴佩孚见了，微微一笑，继续往下说道：

“奉方军械犀利，粮饷充足，军费方面，他们有多年的积蓄，倒皖时得的大笔横财，还有交通系梁士诒这一帮人作后盾，必要的时候，尤且可以取得日本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有钱，所以利于持久。我们呢，梁士诒扣了我们那么久的饷，士兵粮秣，都成问题，作战的战费，至今还不知如何筹措！两相对比，即使我们不动手打这个仗，队伍无饷无粮，一定会溃会散，所以说，今天我们是非打不可，而且非得赶紧地打，快快地打，能够一战成功，才是我们死里逃生的机会。”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曹锟望望吴佩孚说：

“子玉，你还是先说咱们怎么个打法吧？”

“奉张的‘三角同盟’，老实不客气地说，我已经略施小计，将它破了。”

“破了？”在座各人，异口同声地惊问。

“破‘三角同盟’，倒很简单，”吴佩孚从容自在，若无其事地说：“广东的队伍，都在陈炯明的手里，我已经跟他取得了联络，无论如何，他决不会出兵北上，攻打闽赣。他不动，我们在福建、江西的队伍就可以监视住浙江的卢永祥。釜底抽薪的结果，‘三角同盟’到头来还是奉张一个人的独角戏。”

曹锟捻髯微笑，十分得意，不过他又想起一个心腹之患来，于是他问：

“赵倜跟赵杰那两兄弟呢？他们万一来个乘虚北上，那要比卢永祥的浙军更麻烦啊。”

“这两兄弟是个问题，”吴佩孚点点头说：“我的应付之计，可得要花点儿代价，焕章（冯玉祥的号）在陕西的队伍，一共有两师一个旅，我想都拉出来，充作后军，一方面支援前方，一方面看住赵倜、赵杰。”焕章，他目视冯玉祥，直截了当地问他，“让你暂时放弃陕西，到河南来换一个位，你看如何？”

当时，冯玉祥对吴佩孚，不但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且，他还有条小辫子，抓在吴佩孚的手里，一声不对，吴佩孚立刻可以跟他翻脸算账。原来，直皖之役过后，民国十年五月，吴佩孚保举他手下的一员大将，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便在阎相文的麾下，当年八月，冯玉祥便迭施阴谋，逼迫阎相文自戕身死。吴佩孚佯做不知，卖了冯玉祥天大一个交情，从此冯玉祥对吴佩孚感激、畏惧，兼而有之。遇事巴结犹恐不及，这次军事会议，吴佩孚命他率兵出陕，却添了“换位”的一句话，使冯玉祥心知来日战胜他大有河南督军之望，怎不叫他连声喏喏，一口答应。——这便是直奉之战关键最重大的一着棋子。

大计已决，直系将领人人振奋，个个表示乐观，剩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宣战”，如何调兵遣将？当年内战之起，以发布通电揭露对方罪状为第一要务。直奉之役，照说这则重要通电应该由曹三爷领衔，却是曹三碍在和奉张是亲家，还有点儿不好意思露面。吴佩孚见他为难，于是慨然说道：

“仲帅如果不嫌我僭越，那就由我领衔。”

曹锟听了，如逢大赦，一迭声地说：“那好极了！那好极了！”

由吴佩孚率领“全体将领军士”。发表了一道有凭有据，指证凿凿的通电，声讨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列举事实，约略如下：

一、阻挠民国十年吴佩孚等筹备的国民大会，破坏全国统一，同时“勾结西南”，四出构兵。

二、举洪宪祸首梁士诒为国务总理，保复辟罪魁张勋为长江巡阅使。这是他“倒行逆施，危害国体”。

三、唆使耿玉田运军械给俄国人，诱致蒙匪。又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了青岛和胶州湾。——“勾通外人，贻祸祖国。”

四、招匪为兵，出扰山东，不理友邦劝请裁兵之劝。——“丧心病狂，负罪友邦”。

五、陈师入关，挟制中央。——“危及元首，破坏法纪。”

六、奉军入京，白昼劫掠。——“政以盗成。纵匪殃民。”

七、侵入直隶，肆意宰割，使直军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得陇望蜀，黩武逞兵”。

八、劫夺军火，剽窃金钱，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叶恭绰当交通部长，张作霖受贿三百万元，梁士诒入阁，又“报效”了他四百万，张弧发行“九六公债”，更所入无算。——“劫掠械饷，形同盗匪”。

九、“帝制”“安福”余党，无不收纳，使其盘踞要津、或为护符。——“招亡纳叛，作逋逃薮”。

十、赵尔巽、张锡銮、段有恒（段芝贵之父，张作霖当胡匪接受招安时的保证人），是张作霖的干爸爸，他曾先后背叛，孟恩远、冯德麟、段芝贵是他的八拜金兰之交，他百计驱逐，孙烈臣、汤玉麟跟他起于贫贱，他加以猜疑。暗使耿玉田诱致蒙匪，然后将他毙之于狱，以图灭口。——“残杀同类，凶逾朱温”。

由于直皖之战，曹镆在杨村吃过日本人的亏，使那一线反胜为败，险乎被徐树铮攻进了天津卫。这一回，吴佩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在用兵之先，特地向北京外交团发表声明，备述奉张的罪状，说明用兵的原因，他保证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并且强调：“战事一告结束，即行恢复交通，整理善后，用达亲爱诸友邦希望中国和平统一之诚恳”，但是，他要求各友邦在战事进行期中，根据条约，按照公法，“毋得有资助匪军行为”，这便是措词相当严峻的警告了，最后，他更指着日本人的鼻子说：“其有外人在东三省军事上服务者，亦希先期声明，即行退出，不得参与战斗！”

很周到地，他旧事重提，再致电以前担任调解人的赵尔巽、张锡銮等六位先生，声明只要奉军退出关外，取消北京司令部，吴佩孚还是愿意讲和。此外，又打个电报给浙江督军卢永祥，再次明辨直奉之间的是非，最后一电则打给奉军将士。请他们“详审利害，明辨顺逆”，自由撤出关外，而后“我直奉袍泽，仍当恢复旧好，势若唇齿，情同手足。从此奠定邦家，俾能使张作霖为在野之伟人！”

自民国七年以至民国十五年，吴佩孚的全盛时期，他所发表的通电函牍，报章竞载，传诵一时，论词章固属情文并茂，掷地有声，日内容更是指证凿凿，义正词严，他通电讨伐“对方”，一定列举罪状，极少破口谩骂，滥施人身攻击。譬如他声讨张作霖，第十款责他“狠若吕布，凶逾朱温”，其中列举张作霖所背叛和驱逐的那些义父、结义兄弟与患难朋友，确实都曾吃过张作霖的苦头。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一手提拔张作霖，使他从胡匪头目一跃而为东三军旧军的领袖。张锡銮是袁世凯的老把兄，他在东边兵备道任上使新民知府满人增韫招安张作霖、冯德麟等部，张、冯之归顺俱由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慨然担任保人，这三位长者对张作霖都有大恩，但是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上终因张作霖锋芒太露，无法驾驭而请辞，张锡銮继任奉天都督，更受够了张作霖的气，民国四年八月他因移防问题，跟张作霖闹翻，被迫下台，改任湖北督军又受王占元之阻不克到任，当时他曾寄了一首感慨万千的诗寄段上将军芝贵，字里行间，不难寻出他在奉天十年吞下的气恼和苦盏，诗云：

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

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悬耻待君来！

段芝贵是张作霖的义弟，袁世凯的心腹爱将，素有“乾殿下”之称，他当时在作湖北督军，老袁为了敷衍张作霖，下的命令是“奉天、湖北两督军”对调，他以为段芝贵的父亲于张作霖有救命成全之恩，义兄弟俩关系不同，因此才派段芝贵出关与张作霖合作。张锡銮以父执辈地位寄这首诗给小段，“十年悬耻”大有叫小段来为他报仇雪恨的意味。讵料小段一到奉天便对他的义兄张作霖巴结奉承，无微不至，偏偏张作霖还不买这两代交情的账，时时予他难堪，最后则检举小段亏空公帑数百万，把小段给撵出了奉天。冯德麟跟张作霖同时出道，一字并肩，奉军编为两师，张是二十七师师长，冯是二十八师师长，张作霖继段芝贵为“盛京将军”，命冯德麟帮办军务，冯大为不服，处处杯葛，以张作霖之道还治其身，使张作霖尴尬万分，于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之役，冯德麟竟“莫名其妙”地赶去北京参加，一着错全盘输，终于复辟兵败成为阶下之囚，从此默默无闻，不得翻身。——孟恩远曾被张作霖逐出吉林，汤玉鳞、孙烈臣是他两员心腹大将，后来也同样的变脸、闹翻，以致拆伙。

吴佩孚通电声讨张作霖，十大罪状，一一列举事实。张作霖对吴佩孚下战书，可就毛焦火躁，肆意谩骂，而把孚威上将军，比做了李自成、张献忠、乃至于安禄山、史思明。他骂吴佩孚的妙句如下：

乃吴佩孚狡黠成性，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指民国十年四月十四日河南彰德兵变，前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被开缺后潜赴安阳，唆使驻军团长孙会友，突于四月十四日占据彰德，十六日并窜抵汲县，由河南省军和吴佩孚派队前往剿办，而在四月十八日将乱事敉平。）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指援鄂之役，外间风传吴佩孚决金口堤防以淹湘军）。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指河南卢氏县之废金矿，因需资本一千万元，吴曾拟与美国企业家合作开采。计划未定，而后来发现含金量仅为十万分之一略强，并无开采价值，议遂寝。）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做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为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电战告一段落，战幕即将揭开，京津百姓，宛如大难临头，北京公使团，更一连三次，照会外交部，请警告奉军，不得步步进逼，占领辛丑条约订定的各国驻兵地点，“其破坏条约，如因乱事致外侨生命财产遭受损失”，由“中国政府负其责任”！

老百姓人心惶惑，闾阎骚动，外国人再三警告，措词严厉，夹在直奉两大派系之间的大总统徐世昌，纵使“号令不出于都门”，也唯有硬起头皮，“哀哀上告”，电请“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

可是，东海老人徐世昌所得到的答复，是第二天晚上直奉双方开了火。

三

战前双方布阵，则奉军方面，兵多械足，先声夺人，直奉一次大战于四月二十七日爆发，奉军自三月中旬，即已开始调动部队，积极准备。早先在关内的奉军，计有一师三个混成旅，三月中旬集中于预定作总司令部的天津之东军粮城，接着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等自四月初起，迄四月二十日止，分为八批，源源出关，人数多达十二万五千，南起马厂，北抵长辛店，连营百里，枪炮如林。重兵器配备，带得有大炮一百五十门，机关枪两百挺，打出来的旗子，系红黄蓝三色，表示这是汉满蒙三族的联合部队，士兵徽章，则一概用白的。三路大军攻击目标指向直系的根据地——保定府。

直军那边，吴佩孚调兵遣将，煞费周章，颇有捉襟见肘之苦。他以保定为总司令部，在下头一道命令之前，他还得挺为难的。赔着笑脸，去跟曹三爷和王孝伯（承斌）探个口气——

“仲帅，马厂方面的第二十六师……”

曹锟见他迟迟不往下说，立即会意，赶忙便接口说：

“我不是把咱们家老七给撤了差吗？如今换了张国镕当师长，子玉，我这么做就是恐怕老七逞意气，不听你的调度，张国镕他一定服从你的指挥。还有，老四（曹锐）的直隶省长，我也不让他干，免得碍手碍脚，我派警察厅长杨以德暂代。”

衷心感动，便也坦然地说：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仲帅这样安排。”

王承斌听说曹、吴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他便义形于色，自动找上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

“诚然，我曾经奉了保府之命，接连三次，到奉天去洽商和议，然而那是我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本意。如今大战将启，你是总司令，我是你部下，即令你让我赴汤蹈火，我也是万死不辞！”

“好极了，孝伯，”吴佩孚大喜过望，当下便说，“固安那边的中路一线，十分要紧，这千斤的重担，我只有托付给你了。”

在直隶省境驻防的直军，总计有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国镕接长的第二十六师，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和第十混成旅，此外便只有第二、第三，两个补充团。曹、王的态度一表白，吴佩孚的第一支主力，也就从此运用自如，如手使臂。

直隶省外的直军，散置湖南、陕西、湖北、河南四省，从四月十五日起，吴佩孚连续下令，渐次集中。在洛阳他自己的第三师先开保定。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在岳州。葛豪、董政国、彭寿莘的第十二、十三、十四混成旅分防蒲圻岳州一线，这两支部队尽速开拔，直抵前线。陕军有冯玉祥的第十一师，阎治堂的第二十师，胡景翼的暂编第一师一部，吴心田第七师和刘镇华、刘镇嵩军各一部，还有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吴佩孚叫他们全体开出潼关来，进驻郑洛一带，作为援军后队，同时负责监视河南二赵，赵倜与赵杰。约略的算了算，全军约有十万人，计为六师五旅，又五个混成旅，却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陕军，得巩固后防，没法调上前线作战，因此之故，前线奉军就要比直军多出了一倍——重兵器咧，火力不及奉军猛，制式远比奉军差，数量既少，弹药补充更是难上加难，吴佩孚罄其所有，拼拼凑凑，只得大炮一百门，机关枪一百挺。

前线斥堠和侦探，派出去的不少，奉军布阵，吴佩孚可以了若指掌。他刚按照奉军的阵式和部署，定下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总司令部，他和参谋长杨宇霆一看地图，立刻发现部队布署错误，头一桩战线拉得太长，三路纵队进攻，反而连成了一条长龙，指挥既不灵活，到处都可能被直军突破。第二桩，总司令部落得太后，奉军前线从马厂拉到长辛店，总司令部则设在军粮城，这便形成了一把扇子，越到后面，兵力越薄，发号施令不便，同时更不安全。

于是张作霖便下紧急命令，全盘更改作战计划，军粮城改作后路粮台，总司令部挺进到两百里外的落垡，由总司令张作霖、副总司令孙烈臣相偕坐镇。大军分为三路，每路三个梯队，东路沿京奉、津浦两铁路前进，第一梯队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二梯队暂编第三旅长张大帅的大少爷张学良，三梯队第七旅旅长李景林。

又以京汉铁道线为西路，一梯队热河都统奉军第一师师长张景惠，二梯队十六师师长邹芬，三梯队第二混成旅旅长郑殿升。中路是总司令部，拥兵五个补充旅，五千人，以及九个混成旅，由张作霖、孙烈臣亲自指挥。

奉军变更计划，人马大事调动，京汉、津浦两条铁路线上车辚辚，马萧萧，吴佩孚派出去的侦探斥堠，从早到晚，奔走不停。一批一批地回来利用电话报告敌情，总司令部的人员，由于情况急变，措手不及，大都紧张慌乱，唯有吴佩孚雍容镇静，他手持电话筒，注目大地图，得一次情报，他便下一道命令，兵来将挡，水到土掩，等到奉军改变部署已毕，吴佩孚这边照样的大计决矣，各路迎敌人马，一概部署定妥。

吴佩孚知己知彼，从容应付，他改以郑州、洛阳为后路粮台，仍以保定为总司令部，东路奉军张作相、吴俊升、李景林，他派王承斌、张国镕、张克瑶前往迎敌，西路奉军张景惠、邹芬、郑殿升，吴佩孚则令张福来、葛豪、董政国、彭寿莘拒之。中路有奉军正副总司令张作霖、孙烈臣，尤拥精锐之师许兰州、鲍德山等部，吴佩孚便拟亲往搦战，他带的是他那英勇剽悍的“怯薛军”，第三师之大部。

直奉第一次大战究竟是谁先开火？实实在在，奉军首攻，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马厂，奉军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动了手，他们向直军第二十六师进行攻击，二十六师沉着应战，枪炮互击，直军迫使奉军退出马厂，唐官屯，然后很快地将沧州与唐官屯之间，17英里的铁路一齐拆毁，阻碍交通，便能加强防务。

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双方前线哨兵不断地发生小冲突，起因都是奉军挑衅，直军奋起抵抗，然后奉军便告后退，双方互有死伤，却是与大局并无影响。

将战未战时际，谣诼特别的多，连日前方有些小接触，外间便说：奉军已经占领马厂，连德州兵工厂都给奉军夺了，因此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镆被吴佩孚免了职。还有什么山东督军田中玉来帮直军的忙，派鲁军第一旅助守兵工厂，等等流言，不一而足。吴佩孚便道这样不好，谣诼以讹传讹，会影响士气，于是，他下令张国镕：

“你好好儿地给我打一仗看。”

张国镕是直皖之战时皖军的降将，他得令以后，精神抖擞，立功心切，拉起队伍便扑向正面的敌军，当面之敌有奉军第七旅的两个团，实力强劲，阵地顽固。二十六师的弟兄前仆后继，几度冲锋，傍晚时分眼看着奉军即将不支撤退，让出第一线阵地来了。突然之间炮声连响，万马奔腾，远远望去只见烟尘滚滚，直冲云霄。张国镕一看便知道是奉军的骑兵炮兵大队来援。他迅即下令弟兄们往后退，赶紧撤出平坦空旷的地方，然后各找掩护加以还击。这一次奉军骑、炮、步合力大战张国镕，战场便在姚马渡，双方猛烈轰击互不退让，整整打了三个多钟头，直到日落西山，夜幕四合时方始各自收兵。

张国镕收兵回营好不懊恼，因为他觉得他这一仗实在没有打好，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便集合队伍，展开拂晓攻击，他要再接再厉，杀奉军一个措手不及。待第一波队伍高声喊杀，直奔敌阵，他便挥舞指挥刀，亲自率领一个团，身先士卒，大步向前。这一团人见师长领在头里跑。于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后面的大队不顾奉军炮火一捅而上，奉军料想不到直军会使用大部队打冲锋，排山倒海般直压下来。第一线奉军不战自乱，回头便跑，于是冲动了第二线以至第三线，奉军第一、第七两旅节节后退。张国镕大汗淋漓，足足追了十五六华里，奉军死伤累累，尤其被直军夺下了大炮一门，快枪三五百杆，让直军漂漂亮亮地赢了一仗。

黄昏，直军冲过陈官屯，直逼静海城，奉军因为再一退却，便要退到跟天津同在平行线上的独流或良王庄，于是据城死守，寸土必争。张国镕久攻不下，发了焦躁，他调集后队，继续增援，把一座静海城三面围定，只留下北门让奉军开城出走。静海城的攻防战从薄暮持续到深夜。枪炮齐鸣，曳光闪舞，深夜里直军枪炮密集扫射，使他们所在的位置因而暴露了，这时候独流、良王庄方面的奉军援兵适时赶到，又是推进迅速，凌厉直前的骑兵，千骑当先，几阵冲突，把张国镕的半包围圈，冲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奉军趁胜急追，张国镕在千军万马之中紧急下令，往西南走大城集合整顿。

张国镕想退守大城，重新整理部队，然后鼓勇再战，拿下静海，却是奉军转败为胜，怎肯给他喘息立足的机会？他们骑兵在前，步队在后，大声鼓噪，衔尾急追。这一路的奉军第一梯队长张作相，字辅忱，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即已投身绿林，成为胡匪。他跟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同时接受招安，当了满清的军官，可说是一身是胆，曾经百战，素为张作霖手下的一员骁将。当夜得悉张国镕夜走大城的消息，便认为这是消灭直军西路主力二十六师的大好良机，他急调第一梯队全部，夤夜开赴大城，同时通知第二、三梯队火速赶来助战，他决心趁此机会解决掉奉军东路之敌。

张作相还没有抵达大城之前，奉军骑步两军围攻甚急，有一位穆团长右臂中弹，受伤仆地，奉军的攻势因而稍受顿挫，而直军二十六师的援兵闻讯也在源源开来，情势又变得对于奉军不利。恰在这时，张作相虎将军自天空降，他带来了卫队旅的四个营，以及第四混成旅的整一团人，在他的后面尤有奉军第三混成旅，不旋踵即将开到，张作相有心以大城为张国镕与吴佩孚东路主力第二十六师的葬身之地。

直军西路告急，吴佩孚在他的指挥总部得着消息，他摇头叹气，说是张国镕明明晓得我寡敌众，就不该贪功恋战，反而遭了敌方的暗算。当时总部人员请示他应该如何解围，吴佩孚说：

“我们东、西、中三路，当面之敌至少一倍于我，哪儿还有部队可以抽调得出来？牵一发，动一身，一着错，满盘输，这事实在很伤脑筋，”然后他略一沉吟，便又自言目语地说道，“罢罢罢，情非得已，我只好再用一次奇兵之计。”

于是，他吩咐左右，喊一名工兵连长来，附耳授以锦囊妙计，叫他如此这般。

张国镕浴血苦战，拼斗不休，从四月二十七日发动拂晓攻击，直到围攻静海，卒告败退，回师大城力抗奉军。二十八号整整一日杀声震天，目不交睫，再打到二十九日午刻，张作相率领大队，并力来攻，他已经五六十个小时不食不眠，实已精疲力竭。张作相后面的奉军第三混成旅又到，轮番冲锋攻击，终使张国镕难于拒敌，迫不得已，他便想向中路直军靠拢，以求支援，于是下令全军西撤任丘，当张作相挥刀跃马，冲入大城，奉军清点战场，直军遗尸共达四百余人。

张国镕往任丘撤退，张作相正待派遣人马，急起直追的同时，他忽然接到进驻静海的李景林电话，李景林告诉他说：方才突见一队直军，正在大城西北一块旷地上挖战壕，看样子仿佛是准备驻守，李景林决意带一支兵去察看究竟，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大城很近，所以他特地打电话来知会一声。

这个电话使张作相迟疑彷徨，举棋不定，如果大城西北发现直军，那么，东路奉军多半已在大城集中，他带这批人马去追张国镕，万一那个腹心地带有事，那他岂不是中了吴佩孚的调虎离山之计？用张国镕作牺牲，引走东路主力，然后批亢捣虚，顺利夺回东路奉军方始拿下的重要据点吗？——就犹移了这么一下，使张国镕险处逢生，顺顺当当地逃到任丘去，二十六师终获保全，直军西路总算不曾一败涂地，全军尽没，而且还有意外的收获。李景林率队往攻挖战壕的直军，少数直军一见奉军大队来临，丢下铁锹铁铲便跑。李景林正待下令追击，紧跟上来的一营骑兵，风驰电掣般来了，李景林高声嚷喊：

“你们骑兵马跑得快，赶紧追上去，可别都杀光了，得给我抓一名活口过来！我还要问他的话咧！”

奉军骑兵一看，直军正在前面不远之处，抱头鼠窜而逃，他们欺直军人少，以为这是唾手可得的功劳。于是由营长发号施令，马队一字儿摊开，一声向前冲呀，便是沙尘滚滚，声势有若卷地狂飙，步兵站在原地艳羡地瞧骑兵八面威风。杀敌致果，讵料马队方到直军方才所挖掘的战壕，蓦地轰隆连响，红光迸射，就地炸开了无数地雷，转眼间天崩地裂，鬼哭神嚎，一营骑兵如风卷落叶，纷纷栽倒。吴佩孚的地雷阵大发虎威，来势凶猛，直炸得一营骑兵人仰马翻，半空中胳臂大腿直飞，奉军三百余骑不曾走了一个，尽数丧生在地雷阵上。一地的尸骸狼藉，血流成渠，看得李景林和大队奉军心摧胆裂，十分凄惨，再望那些直军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在落垡专车上的奉军总司令张作霖，获报一营骑兵误陷地雷阵，全军覆没，损失殆尽，他气得连连跺脚，高声咒骂，骂吴佩孚惯使阴谋诡计，专埋地雷伤人，又骂李景林久经阵仗，见多识广，居然也会上了吴佩孚的大当。骂过人后他命参谋下一道紧急命令，叫奉军全军将士务必牢牢记住：

“往后追击直军，必须半守半追，以免又误中了吴佩孚的地雷。”

吴佩孚用地雷阵作诱兵之计，暂时止住了李景林大军支援张作相，合攻任丘城，使张国镕退入任丘得以喘一口气，协同城内直军紧急加强城防，准备应付明日的大战。这任丘县出城往西，过高阳县便是直军的总部所在保定府，吴佩孚晓得张作霖必将把握时机，并力猛攻，所以他连夜调动人马，把后面的王承斌赶紧拉到任丘来。

王承斌率领他的二十三师和四混成旅衔枚而进，连夜攒赶，当他在二十九日正午渡过永定河时，奉军第二梯队匆匆赶来邀击，二十三师也是久战之师，遭遇任何情况都可以不慌不忙，沉着应战，王承斌留下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四个混成旅，与奉军中路第二梯队隔河大战，这一仗打到下午六点钟，奉军死伤过多，开始退却，直军涉水直追，渡河后便将奉军追到固安西北三十里，张作霖急派骑兵两团，步兵一营来援，于是合兵一处，奋力反攻，又把直军打了回去，鲍德山占领固安，往东南追向永清。驻琉璃河的直军便趁机出动，紧蹑鲍德山之后，来解直军四个混成旅之危，于是四混成旅立定脚跟，整军回身再战，鲍德山腹背受敌，行将大溃，张作霖立遣中路骁将许兰洲的一个师驰往解救，这便是中路的第三梯队。许兰洲带了四门大炮，射程可达八千米远，大炮猛轰，直军有点顶不住了，他们只能匿身战壕，用步枪还击。许兰洲利用炮火掩护亲率大队打冲锋，居然被直军一枪击中，许师长受了轻伤，他一退下，第三梯队便从此不肯向前，张作霖一怒，派吉林第二十八师两营骑兵，猛踹直军阵地，迫使直军后撤，奉军渡过永定河，疾走数里，黑夜中又触发了直军的地雷，炸死了一百多人，垂头丧气退回固安。

任丘城里，吴佩孚给王承斌、张国镕的命令是固守城池之外，还得相机发动攻势，规复失地，直攻马厂、青县、杨柳青，长驱向北，拿下奉军的后路粮台军粮城。四月三十日上午，围攻任丘城的奉军，欣然看见第三梯队李景林，奉了张总司令之命，带了一万多人马前来助攻，于是他们大声欢呼，利用机关枪队打冲锋，继之以骑兵和步队，轮番攻击，勇猛无比。张国镕见奉军机关枪架在汽车上，挺出阵势之前，密集扫射，弹落如雨，对于本阵威胁既大，而且机关枪与汽车，“皆我所欲得”，因此他派骑兵一队前往破敌，可是骑兵挺进，先给机关枪扫毙不少人马，接下去又被奉军骑兵蜂拥而来。双方短兵交接，直军渐呈不支之势，正在十骑八骑的，一批批拨转马头向后败退。

任丘情势。因此紧张危急万分，倘若任丘不守，不但保定东面即将受敌，而且津保公路也被奉军掌握，吴佩孚亲自指挥的中路，亦将蒙受严重威胁。张国镕在前线督战真是心忧如焚，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眼见奉军正在节节推进，直逼任丘，正北方忽然尘头大起，枪炮齐鸣，飞将军卷地风雷。直奉两军都在引颈翘望，揣不透究竟是否己方发来了援军，俄而骑兵先到，红旗高挑——第一次直奉之役，直军一律用红旗，表示这是汉人的军队，士兵徽章也用红色的。当时直军一见旗号分明是友军来援，发声喊，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正是直军东路总指挥王承斌，带着他的二十三师大部星夜赶到。二十三师将士们为解任丘之围，不及埋锅造饭，扎住阵脚，方一到便展开攻势，猛冲敌阵，守任丘的二十六军于是奋袂而起，开城反攻，锲入奉军阵里。李景林的第三梯队是奉军精锐第七、第八两旅合组而成，第七旅是李景林的队伍，素称军纪严明，勇敢善战，但是碰上了王承斌、张国镕两只出柙猛虎，毕竟抵敌不住。前锋一退，后面的队伍阵脚冲动，关东子弟兵拔脚向后转，王承斌、张国镕不遑休息，乘胜追击。这恶狠狠的一仗，从拂晓打到下午四点钟，直军鼓其余勇进抵大城、白洋桥一带，虏获奉军的十五生的重炮三门，机关枪六挺，骆驼、骡子、马匹不计其数。

从四月二十一日奉军首先挑起战火，到四月二十六日吴佩孚下令张国镕进攻奉军，直军东中二路，连连失利，直到四月三十日这一仗，王承斌、张国镕合力击败张作相、李景林，直军方始扬眉吐气，也使总司令吴佩孚稍微宽心。但是在西路那一线，直军却是连战连北，一退再退，到四月三十日。前敌总指挥、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中弹阵亡，奉军直叩良乡，犹在步步进逼，情势千钧一发。

原来西路战事由于双方都设有重兵，张作霖和吴佩孚都有在此一决雌雄的决心，因此战况自也最为激烈。四月二十六日驻在长辛店的奉军，派出大队骑兵冲突直军最前线董政国的阵地，尽董政国用十三混成旅的全力，加上一、二、三、四等四个补充团，合力将这一支骑兵击退。但是直军方面业已受到很大的损失，击走奉军骑兵以后，董政国方始发现。奉军之来并非纯为试探性攻击而已，他们是利用这一次攻势掩护架炮，奉军的重炮大部分集中到长辛店来了，那些庞然巨物般各式大炮排列成行，炮衣已经卸下，每一门大炮的附近炮弹堆积如山，直军军官在战壕里用望远镜眺望，想起那些重炮的威力，难免有点不寒而栗。

奉军以长辛店为第一线，他们的炮兵阵地，便排在镇前一座土山上面，一共设了七处炮座，吴佩孚摸入敌阵的侦探带回了惊人消息，那七处炮座，每座设榴霰炮三门，口径六寸，就这一处阵地已有重炮二十之多。

二十六、七日中路无战事，吴佩孚决意暂离保定，亲自指挥西路军应付强敌，他一走曹锟立刻便陷于“议和联奉派”的包围。事实摆在眼面前，“常胜将军吴佩孚，东西两路都吃了败仗”，一时胜负倒不要紧，问题在于奉直两军实力过于悬殊，这个仗再打下去直系准要落花流水，全部消灭。他们又逼着曹仲帅向奉方求和，三爷说这不成，仗才开打哩，怎地背了子玉去跟敌方谈和咧？可是这帮子人身家性命要紧，苦苦劝他这是直系生存的最后一线之机，曹锟被他们逼得无可奈何，于是绕了个弯儿，却也是荒乎其唐，莫名其妙到了底，两军对阵，大战方起，堂堂一军的统帅，居然打电报给奉军的副总司令，西路前敌指挥，热河都统张景惠，他后来的解释是张景惠跟他是把兄弟，他也不赞成直奉兄弟阋墙，而且他跟张作霖关系不同，在他面前说话比较有力量。

曹锟在这封电报里是这么说的——

……直奉一家骨肉，无事不相提挈，有何嫌衅可计？子玉戆直有余，决无他意，老弟亦知之，雨帅误于传闻之词，置之不论，亦何至劳及师旅，惊骇中外？直省为兄桑梓，决不轻启兵端，而旬日以来，险象环生，我弟明达，试为愚兄筹思，有何善处之法？足使双方疑云，一时冰释，非特兄所盼望，亦全国人士所顶礼以求者也，临电怅悯，不知所云。

兄曹锟感

当吴佩孚在驰赴前线督战旅次，接到保定总部转来的这份“不知所云”电报副本。真把他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却是一纸报告捏在手中，坐在椅子上许久不说话也不动作，最后，他也仅只付之于一声浩叹，他环视室内各人，感慨万千地说道：

“‘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这份电报，诚然是做绝了！保定府的那一帮人，为了保全首领妻子，竟会掇促仲帅，做出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来？设若我不了解这并非出于仲帅的本意，我马上就把队伍统统拉回洛阳！”

唯恐奉军将曹锟阵前乞和的电文印出来，散发传单，打击直军士气，吴佩孚立谋对策，采取紧急措施，当下拟就一篇“告奉军弟兄书”，吩咐连夜赶印，尽快用飞机散发到奉军阵地，替曹锟弥补、解嘲，并且表示直军的态度。这篇文书用“直军全体将士”的名义，信上写的是：

奉军最亲爱的弟兄们均鉴：我们奉直，本是一家，两方的将帅士卒，亲爱和睦，也像同胞兄弟一样。

这次因为张作霖一人跋扈暴虐，捣乱横行，把我们逼得没有法子，不得不抵御自卫，想兄弟们都很明白谅解。

这些罪恶，都在张作霖一人身上，把张作霖除了，我们奉直就可以亲爱到底，永远再没有冲突。

凡我弟兄们，要能马上醒悟过来，弃暗投明，来归直军，格外欢迎，开诚优待，编入国军，一视同仁。

我们现在已设了招待所，竭诚敬候，谨以诚心忠告，尚希明察。

直军全体将士敬启

四

四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抵达直军西路前线，与他抵达的同时，张福来第二十四师的主力也随车同来。下火车后就在战地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这个会议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敌方的部署我都晓得，董旅长、孙旅长不必报告了。长辛店上的大炮越设越多，炮弹还在源源地运来，你们怎可以在这儿采取守势？没别的可说，今天先给我把长辛店拿下！”——这是在战略上对于高级军官的指示，除此而外，吴佩孚照例地还要颁布士兵作战要领，让各级军官一层层地转达下去：“告诉弟兄们啊，听见炮啸先得躲一躲，附近有林子便往里钻，即使敌炮正在轰击这林子，也不要轻易往外跑。须知道炮弹是些碎片在伤人，炮弹落地爆炸，碎片四散射开，树高人趴着低，碎片打着的就都是树干树枝！”

从此以后，直军每每逃往树林子里躲奉军的炮，这法子还着实有效。

中午十二点钟，吴佩孚一声令下，二十四师和十三混成旅，开始全面进击，直军将士晓得总司令在后面亲自督战，人人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小土山上的奉军重炮不停地轰，战场上一时硝烟弥漫，远近莫辨。从中午打到下午四点多，直军前仆后继，踏着弟兄们的尸首血迹前进，一波波地冲锋攻势，再接再厉，绝不稍衰。四个钟头之内奉军发炮一万余发，直军伤亡累累，还是不退。吴佩孚耳听敌炮炮声渐渐疏寥，又有斥堠来报告，奉军已经在曳拉空炮向后方移动，他情不自禁，一声欢呼地说：

“你们瞧吧，准是他们的炮弹打光了！”

当时他便下命令，叫孙岳带着他那一旅人，绕道长辛店右侧，并力进攻，黄昏薄暮，夕阳衔山，孙岳抵达奉军右阵地，命全旅将士高声喊杀，一鼓作气冲入阵去，双方在街道上展开肉搏，正面的张福来、董政国趁势冲锋，居然也到了长辛店上。四月二十八日这凄厉无比的铁血之役，张景惠、邹芬挥师急退，直军付出惨重代价，总算拿下了长辛店，伤毙奉军一千余人。残余奉军，纷纷地向东北溃走。

吴佩孚亲身督战，直军大发神威，可是张作霖有杨宇霆当参谋长，兵多将广，投鞭足以断流，尤其指挥灵活，当然绝非弱者。奉军总司令部据报长辛店炮弹耗费太多，输送补充不及，张、杨即已料到张景惠可能斗不过吴佩孚。长辛店兵马虽多其势已危，因此张作霖不待张景惠请援，先一步命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挑选二十八师精锐三千五百人，赶赴长辛店接应。

汲金纯快马加鞭到了长辛店东北，恰好遇上奉军大撤退，他使麾下将士大声疾呼：

“二十八师全到啦！咱们快回长辛店，活捉吴佩孚！”

张景惠的奉军第一师和邹芬的十六师正感到今儿个实在败得太冤，大队援军一到，人人精神一振，于是转过身去便往长辛店猛冲。董政国、孙岳刚到长辛店，还来不及清点队伍，部署防务，不旋踵便有数倍的奉军，如潮水般涌来，直军心怯，转身便退。这一退“兵败如山倒”，奉军转败为胜，便一路穷追不舍，吴佩孚夹在乱军之中，他指挥所部，且战且走，整整一夜，混战不休，二十九日拂晓，奉军竟将直军赶到长辛店外六十余里，并力追杀到琉璃河附近的一座小桥。

吴佩孚率众渡过了琉璃河，进入琉璃河集，喘一口气，便命后撤的队伍，一概凭河岸死守，不许后退一步。另一方面，他明知奉军势大，又挟新胜余威，败军实不足以抵拒，事急矣，他唯有再出疑兵，派一团人，一直潜行到宛平正西，山峦起伏的大灰厂，也许他们让奉军发现，却是暂且不必出击。

直奉两军隔琉璃河大战，枪炮互轰，各有死伤，打了半个钟头，奉军忽然撤退。董政国、孙岳误以为奉军打了一天一夜，眠食不得，过于疲倦，心想他们一定是退回后方筑好的阵地休息，因此不曾请示吴佩孚，当机立断，过河便追，一迳追过了窦店。殊不料奉军的援军又来，他们在窦店以北，设好埋伏，而以琉璃河畔的奉军，诱敌深入，待直军中伏，枪炮齐施，撤退中的奉军更返身厮杀。这一仗，直军又是败得很惨，一路狼狈逃回窦店、琉璃河，奉军则攻势凌厉，琉璃河三面是敌，险象环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佩孚派出去的一支奇兵，果然发生重大效力，奉军总司令部得悉大灰厂有直军出现。心生怀疑，他们惧于吴佩孚用兵神出鬼没，从长辛店两度退回琉璃河，说不定正是要把奉军东路的主力拉开，然后用埋伏大灰厂的这股人马，批亢捣虚，直贯京津线的咽喉。故所以，他们知会在前线的张景惠，叫他千万小心，不可急躁轻进，张景惠得令后委决不下，难以决断，琉璃河当面的攻势，因而迟缓。——这时候，吴佩孚死里逃生，他矍然而起，立刻便下命令，不计代价，全线反攻。

败军逞勇，竟然会全线反攻起来，遂使张景惠更加相信，大灰厂一支直军必定大有作用，他怕直军两面夹击，使他首尾不能兼顾，于是断然下令再退。这一次，他退到了良乡。吴佩孚还不放松，他穷追猛打，死拼缠斗，又将张景惠逼回了长辛店。张作霖听说吴佩孚又打来了，极其懊恼，他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迅速集结北京以西的兵力，务必要把吴佩孚再压下去，长辛店倘再失陷，前线将领应以军法从事。

张景惠除了勇往直前，再击退吴佩孚，别无他路可走。他把重炮阵地设在卢沟桥，自己守在长辛店四里之外的一座黄土坡上，当众扬言，他将和小山坡同存亡，共生死。当日下午五点，吴佩孚攻克了南岗涯，十点钟，直军前锋就已经到了黄土坡下，卢沟桥的大炮，夤夜发射，杀伤力极大的重炮炮弹，如骤雨迸溅般在直军的前后左右爆炸，从夜十时到翌晨七点，发炮之多，无法胜计。七点前后，北京以西的奉军全部赶来，第二、第九两个旅，外加上察哈尔骑兵旅长齐占九，带了他的一旅骑兵，匹马当先，奋勇衡突，张景惠也从黄土坡上骤马直下，高声喊杀。直军面临数倍之敌，众寡悬殊，终告不支，于是再一次节节后退，退到良乡以南，直奉双方，乃将良乡作为中空缓冲地带，各自罢兵，休息半夜。这一仗直军大败亏输，丢了两门野战炮，四挺机关枪，官兵被俘，即达一百多人。

三十日一大清早，董政国、孙岳便接到吴佩孚的电话，告诉他们长辛店当面之敌又只剩下张景惠一师和邹芬、梁朝栋两旅，他命令董、孙二将，立刻发动攻势，希望一战成功。当时，董、孙二将已接连鏖战四昼夜，双目尽赤，精疲力竭，但是董政国放下电话筒，还不胜感念地说道：

“你们想，玉帅这些个消息是哪儿得来的？可见他昨儿一夜，准定没睡。倒是我们还打了几个钟头的盹哩。”

言讫，便下令所部多带干粮，挥师前进，无论如何，今儿非把长辛店拿下来不可。天色大亮，直军将士列队北上，过良乡空城，到了窦店、黄村，长辛店外小山上面，奉军又布下了二十余门重炮，两军接仗，先以排炮互轰，然后是机关枪猛扫，转而步枪射击，短兵相接，已经撤往长辛店北的奉军十九师及二十八师，听说直军又来，便匆匆南返加入战团。

在窦店、黄村之间，枪来炮往，忽进忽退，打了四个钟头，四小时中炮声不绝，无数挺机关枪的咯咯嗒嗒之声，从无一秒半秒中辍，战况之惨烈，由此可以想见。十二点整，最前线的奉军，忽然奉命，立即向齐村退却，到齐村后，尤须绕村而走，不准停留，奉军遵照办理，突如其来地作阵前急退——原来，张作霖决心报复吴佩孚的地雷阵，他预先派人在齐村埋好一百余枚地雷，也施诱敌之计，要将直军前锋一概轰成齑粉，以泄胸中之忿。

敌前抽师急退，犯兵家之大忌，追兵赶上，死伤必多。尤其两军阵地这么接近，董政国、孙岳于是不假思索，立命将士衔尾急追，杀他一个落花流水。

奉军逃得快，直军便追得急，眼看着将要进入齐村了，总司令的传令气喘咻咻，骤马赶到，他说总司令有紧急命令，全军志在占领长辛店，便该直线向北，猛扑南岗洼，吴佩孚叫他们停止追击，赶紧把队伍拉回南岗洼当面！军令如山，尤以吴佩孚为然，董政国、孙岳即令败军就歼在迩，齐村唾手可得，也不敢不下令放弃，再回南岗洼去。——就由于吴佩孚这一道命令，将数千直军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辜负了张作霖巧妙安排的地雷阵，一百多枚地雷，全部闷声不响。

攻南岗洼之役，又打了四五个钟头，奉军以猛烈炮火却敌，直军则冒死冲锋，用血肉之躯去拼奉军的炮弹。董政国久攻不下，极其焦躁，五点钟，他拍马挥刀，令士兵大声鼓噪，全旅猛扑敌阵，奉军阵地，眼看着就要摧破，不幸小土坡上的重炮一弹飞来，正中董政国，把他连人带马，轰倒在地，附近将士急往探视，这一员勇冠三军的骁将，身受重伤。

旅长受了伤，军心大为震撼，奉军趁势回扑，直军慌忙又退，转眼之间主客易势，直军全线溃败迫于眉睫，这时候，一匹骏马，一员孚威上将军，奋力冲前，自阵后适时赶到，尤有吴佩孚的参谋、副官、卫士、随从，振臂高呼，鼓舞直军：

“总司令到！总司令到啦！”

引得残余败退的直军，爆发欢呼，齐声喊杀，折转身，便跟着吴佩孚冲锋陷阵，争先效死——吴佩孚亲身杀敌，鼓舞了士气军心，回过头来的直军便像是猛虎出于柙，人人奋勇冲刺，挡者披靡。这一下奉军又是大败，弃兵曳甲，逃往正北，吴佩孚身先士卒，乘胜掩杀，冲过了南岗洼，拿下了长辛店，他并不停留，一直把奉军追到卢沟桥南堍。

便在卢沟桥头，奉军第十六师师长邹芬走慢了一步，中弹重伤，被所部士兵拼死抢救，抬过卢沟桥去。旅长梁朝栋又落在邹芬之后，被直军前锋排枪轰毙，梁朝栋的部下愤于旅长之死，扼守桥北，誓死不退，两军各据桥之一端，枪战两小时半。直军因为卢沟桥全长六百六十尺，宽二十六尺，直长宽阔，毫无掩护，梁朝栋旅在桥北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想尽方法都无法冲过，这两小时半的对峙，终于又成了奉军转危为安，绝处逢生的契机。

由于张景惠在吴佩孚挥师急攻，拿下长辛店的同时，便急速后退，准备到落垡去向张作霖请罪，讵料方抵落垡的前两站廊坊，张作霖已命奉军混成第五旅上了火车，升火待发，俟张景惠一到便命他不必请示，立刻率这一支援军反扑卢沟桥。除此之外，张作霖又遣派奉军最精锐的一支骑兵，一色外蒙骏马，军械是锐利无比的无烟钢，这两支生力军绕到吴佩孚大军之后，大举逆袭，直军方一回头应战，桥北堍的奉军便利用空档，直冲过来，于是直军前锋溃败，遂使后队自相践踏，秩序大乱，吴佩孚跑前跑后，声嘶力竭，依然无法弹压。倒是直军有两位营长和一百多名官兵，被奉军包围缴械，缚为俘虏，使直军将士睹状大愤，回身救援，一场激战使直军颓势略为改观，有此透气机会，吴佩孚便急遣一团直军往攻长辛店北的三家店。与此同时，当面直军还在急急溃逃之中。

吴佩孚为什么要派一团人去攻打三家店？那是因为三家店上设有奉军的军火弹药库，这个弹药库原由奉军十六师邹芬部扼守，当这一团人将三家店四面围定，店上守军奋战不屈，双方猛烈战斗之时，在落垡的奉军总司令部获得消息，唯恐三家店失守，弹药军械尽为吴佩孚所得，于是张作霖急忙下令自丰台赴援的奉军精锐二十七师。火速驰援，吴佩孚在“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大混乱时期，他最担心的便是这一支张作霖的看家部队，极可能开拔往西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如今他只用一团人便将二十七师吸住，尤且转移了奉军全体的注意力，他那再败三败之师便有了起死回生的契机，不至于被奉军并力追击，一网打尽。

果然，直军之退先慌乱而后镇定，奉军之胜利先凌厉而后松弛，这么一个变生肘腋，突如其来的敌前大撤退，直军竟然损失轻微，吴佩孚麾下只有一个营，被奉军四路围定，无路可走，三百多人被迫进入张作霖埋下一百多枚地雷的齐村：却是天幸见，适时天降狂风暴雨，地雷引线被急潦冲断，一百多枚地雷只爆发了一枚，直军死伤不多。

直军西路四月三十日之役，能够在全军覆没的边缘，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吴佩孚指挥若定，迭出奇着，固然有以致之，可是直军将士用命，临危不乱，厥功也不在少。吴佩孚自己评论这次战事，便一再强调士兵训练和作战经验的重要，不过他认为直军作战也有缺点，那就是高级军官往往轻身向前，位置突出，而主将之阵亡或受伤，极可能影响士气，妨碍大局，董政国之重伤是为一例。——事实上，直军将校的轻生死，肯拼命，正是学着吴佩孚他自己的榜样。

五月一日天色微曙，直军行列整齐，井然有序地退入良乡，据城而守。吴佩孚命人清查伤亡，精锐之卒死了一千多人，尤且少了董政国这一员独当方面的大将，使吴佩孚不胜伤悼。

奉军方面，虽然长辛店失而复得，又击退了吴佩孚亲自领军的凌厉攻势，可是，师长邹芬重伤、旅长梁朝栋战死，损兵折将，亦达一千余人，张景惠尤且因为长辛店一度易手，被吴佩孚逼到卢沟桥，恼羞成怒，愤懑难忍，借曹锟有过乞和电给他的缘由，当夜特地回他一电，一面质问老把兄，一面怒责吴佩孚，败军之将，以骂泄忿，大概唯有“兄弟阋墙”的战争，才会产生这种妙文，张景惠在通电中说：

……本晨贵军忽乘不备，拂晓攻击，竟猛扑长辛店我军防地，连日本有小扰，我军“概置未闻”，兹乃大举相逼，不得不“正当防卫”，弟今“擐甲阵地，正在指挥激斗之中，生死关头”，胜负固不必计，特西路（奉军西路）均弟所部，兄所素知，弟向主和平，兄所深信。忽而迎头痛击，究竟衅属谁开？吾兄若不负责，则必子玉（吴佩孚）执政（主之），弟虽与役，仍抱初衷。（这便是张景惠后来为奉张诟病之把柄）。倘可转圜，尚希住手，放过调人车去，和战必有一决（语意之间，实嫌暧昧不明），再较雌雄，亦不为晚。

若子玉冥顽不悟，兄（指曹锟）始终无法制裁，是“性善”（张）难抗好杀（吴），公德（我）不敌私欲（你），弟亦惟有奋我师旅，殄死元凶（又是吴佩孚），吾兄长厚仁慈，弟决不敢侵犯，倚剑待命，乞赐复言。

弟张景惠叩艳

五

中路战事，张作相于四月三十日击败直军第十四旅，占领霸县以北，固安以南的牛驼镇，已与攻克固安的鲍德山，互为犄角，情势十分雄固。有这两大进展，张作霖的长公子张学良，乃于当夜十二点，带领奉军中最精锐的第三、第四两个旅，由静海北上独流，再往西走，猛攻直军的中路重要据点霸县。霸县向为冀中重镇，它的城池，曾是宋朝的杨家将杨四郎所修筑，凭以北拒契丹。即令在民国初年，这儿也是四条公路的交叉点，又有大清河绕城而过。连接北运河和保定正西，河北省境唯一的湖泊白洋淀，其地位之冲要，不言可喻。因此，吴佩孚败入良乡，在董政国阵亡不久的空前严重关头，他也不能不暂时搁下西路，匆匆赶赴中路亲自指挥。

他在这时候变更战略，将战事重心，跟着他自己移转到中路来。他置重兵于京汉线上的涿县，支应中西两路，将西路指挥之责交给孙岳，濒行之际，更不惜再三叮咛孙岳说：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你要抓住这个要领，不但可以守住良乡，说不定还能有所进取！”

五月一日早晨六点钟，吴佩孚率部自涿州出发，大战张学良之役，从此展开。他亲自督队，渡过永定河，孚威上将军声威所至，占南许庙，克固安县，这固安不但是中路名城，而且盛产栗子，括地志云：“固安之栗，天下皆称之”，因为它和良乡毗邻，良乡又在京汉线上，运输方便，于是“天下之栗，皆称良乡”。

吴佩孚亲自督阵，拿下固安，眼见奉军势衰，他又放心不下西路的战事，席不暇暖，拨转马头再回涿县，他把大部分带来的队伍，留在固安，叫他们守住便好，不可轻出。哪里想到，吴佩孚一往东拐，张作相便得了消息，他为防万一，调集大批援兵，携带重炮赶来，援军开到永定河边，正好碰上固安方面退下来的奉军，于是两军合在一处，回头再向固安猛扑，重炮阵地，便设在永定河北岸，自中午到下午五点，密集射击，使固安城中弹落如雨，瓦木纷飞，城中建筑纷纷倒塌，简直连地皮都要轰个翻转。城里的守军，起先还沉着应战，决心不退，可是后来实在抵御不住，尤其苦于掩护和防御物全毁，再不走就只有与固安城共存亡，迫不得已，他们乃向新城方面逸去。——这一仗奉军重克固安之役，光是炮弹便打了五千余发。

奉军又得了固安之后，立即分兵南下，会合牛驼镇上的张作相大队，往攻霸县，于是霸县四面受敌，奉军攻势锐利，守军众寡不敌，开城逃走，中路转危而安昙花一现，张学良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他把霸县拿下，立刻调遣原驻通州的骑兵大队，增强固安的任务，他知道吴佩孚明日必来。

五月二日吴佩孚先则好整以暇。率领他总司令部的高级人员，到永定河边的榆垡，观察地势。丽日在天，清风扑面，沿途的老百姓早已逃得一个不见，吴佩孚站在河堤上，用马鞭指指点点，他说：

“你们别看这儿荒僻，我要置一支重兵在此，截断永定河的交通，跟京汉线北段的奉军成为人字形，如此向南可以包围奉军中路，投西便能支援我们西路。”

便在马上传令，各路直军，尽可能抽调人马，向榆垡方面集结。从此，直军西路便斜出榆垡向东南伸展，连成铜墙铁壁般一条战线。

在吴佩孚出发观察地势的同时，直军第六旅和第四十五旅，由张福来率领，偃旗息鼓，悄悄地开出涿州，向固安和霸县之间挺进，张学良在霸县得讯，他邀同奉军名将郭松龄，带了卫队旅和第三旅的一部，开出霸县应战，不料直军走动安静，打起仗来却十分凶猛，奉军顶不住，急向后退，直军便占领了慈茶埠一带的阵地。张学良又调两个混成旅。用重炮掩护，增援反攻，双方鏖战从清早直到中午，损失相当重大。直军在强烈炮火威胁之下，苦战将近一倍的奉军精锐，其势渐呈不支。于是张福来打电话回涿州，向总司令吴佩孚求援。

吴佩孚在电话里高声地说：

“与其发兵援救，不如分敌之势，方可转败为胜。”

在火线上的人焦灼万分，因此张福来抗声说道：

“二哥，这边就怕远水不救近火哩，二哥你说分敌之势，你可是怎么个分法呀？”

“你连孙子兵法都忘啦？”吴佩孚厉声训斥，‘“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马上派队去打永清，张学良他怕腹背受敌，一定分兵往援，他阵势一动，你们立刻反攻。”

搁下电话，便飞调第三师的第十二旅和第四十五旅，迅速往攻永清，又命张锡元的第四旅，二十一旅李鸣钟赴永清和慈茶埠之间，截堵张学良派去援救永清的奉军。吴佩孚在此一战役中“攻其必救”，进攻目标实在选得太好，永清在固安、霸县和落垡三角地带的正中心，直军如果拿下永清，不仅可以抚张学良之背，尚且能够扼张作霖之喉，因为张作霖总部所在地的落垡，距离永清只有五十华里的直线距离。

果然，当张学良在慈茶埠和张福来狠斗力拼，由于奉军炮猛兵多，已能稳操胜券，突然之间传来永清告急的消息，吴佩孚此一围魏救赵的穿心战术，使他大出意外，而永清危急实在不容坐视，迫于无奈，他便派出1200名敢死队，尽快驰援。这1200人冲出战团，前进了才200米，便与吴佩孚派来的李鸣钟、张锡元二旅劈面相逢，一方以为猝然中伏，一方却成竹在胸，早有准备，直军用排枪齐轰，再加上机关枪密集扫射，1200名奉军不及还击，被直军如风卷残屑般杀了个一干二净。

慈茶埠上的奉军有人亲眼目睹此一惨况，张学良、郭松龄获讯也不知道右侧直军从何而来？两位少年将军深恐身陷重围，于是挥师便退，当面和右翼来的直军睹状不禁大喜，两路夹攻，奋勇冲锋，郭松龄又在乱军之中，负了重伤，奉军因此更加气馁，直军乘胜直追，迫得奉军大溃，狼奔豕突，四散窜逃，自此不复成军。

张福来指挥直军四个旅两路会师，连续猛攻，他们紧紧追在溃退奉军之后，重伤郭松龄，斩获无算之外，还得了奉军的五门重炮、五挺机枪，以及堆积如山的枪械、军需、辎重。奉军则有如伤弓之鸟，闻弦心惊，只顾并力奔逃，落在后头的让直军逼定了，便唯有返身格斗，至死方休。这一仗打得惊天地而泣鬼神，奉军牺牲极为惨重。有一营之中阵亡连长四人者，可见战况之激烈。

张福来“穿心”再“穿心”，由于四旅奉军是溃，而不是退，遂使直军只顾追赶，竟由慈茶埠一直追到了津西要地胜芳桥。胜芳居民稠密，商业鼎盛，子牙河畔舳舻相接，当地所产的稻米名重京师。幸好溃退的奉军逃到胜芳已如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他们无力再战，只好举手投降，免了这繁荣市镇的一场刀兵之劫，否则的话，两军力拼，地方必定麇烂。

张福来自胜芳打电话回涿县的捷报，曾使吴佩孚为之大喜，他在电话中报告吴二哥：仅此一仗，俘虏奉军已达1000余人，而两军交战以来，俘虏最多的，也不过百把个人而已。奉军成千的投降，吴佩孚捻髯笑道：

“敌军士气已隳，正是我们取胜良机已到！”

进占胜芳的直军，传遍了总司令的这一句话，军心大振，士气如虹，他们方抵胜芳，不遑休息，张福来一声令下，便一致纵身而起，再去追击张学良。五月三日，居然又被他们追上，奉军卫队旅拼死抵抗，保住张少帅，一路且战且走，直奔落垡奉军总司令部而去，途中，张学良不幸又以受伤闻，消息传来，直军将士精神陡长，奉军卫队旅为了掩护张学良先回落垡镇裹伤，站定脚跟，和直军反复冲刺，连番肉搏，直军挟胜利余威，锐不可当，再度迫使敌军步步后退，将抵落垡，更夺下了奉军重炮五门，机关枪九挺。

吴佩孚喜获胜芳方面的捷报，放下电话，立刻出动，他率领第三师“怯薛军”一部，以雷霆万钧之势，在中路战场上长驱直入，与此同时，攻永新的直军听说总司令亲自出马，分兵一半，鼓噪前进，顺利攻下固安，为总司令开路，将奉军驱散，再两军合为一股，先去解决麇集田家镇附近的奉军大队。这一仗整整打了两个多钟头，方将大队奉军压迫到新安、后奕，到这时候直军依然穷追不舍，分兵两支，各自跟踪追杀，其中一支追得快些，又把后奕给拿下来了。

当时，奉军总司令部附近，廊坊、后奕、落垡一带，纷纷告警，处处可见直军，奉方情势，危殆万分，张作相亲率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急驰来援，直军从此陷于两面作战，将士虽然越战越勇，可是追击厮杀了整整大半天，此刻又和奉军缠斗四五个小时，既无暇进食，又不得休息的机会，直军将士人人不胜饥疲，奉军则越战越多，张福来又顾虑位置过于突出，就怕后援不继，因此他们已经决定暂时退却，准备找一处立足点，休息过后再打回来。一方面也好跟后头的队伍取得联络。

正待下令抽身急退，安排掩护撤退队伍的位置，蹄声得得，号音悠扬，友军来得不多，却是拥着一位八面威风，神采奕奕的上将军。吴佩孚骤马赶来前线，甘冒矢石，亲自督战，使精疲力竭的直军，精神抖擞，大为感奋，“总司令到了，总司令到了！”由耳语相传，渐次变成了欢声雷动，张锡元、李鸣钟，高声喊杀，直军阵里，如浪涛滚滚，再一次向奉军炮火，奋勇猛进！

便在这时，奉军炮兵阵地上，登高瞭望的一名军官，用望远镜严密注视直军，他突然发现吴佩孚骑着高头大马，正在第二线上往返指挥，鼓舞将士，奋力向前。这位军官曾经见过吴佩孚，一再细看，认定了是他，因而大喜过望，立即指挥重炮炮兵，瞄准吴佩孚所在之地，连续发炮，猛烈轰击。

吴佩孚正在指挥直军作战，他偶一勒马，参谋、副官与卫士，齐同站定，忽然天空中炮弹呼啸，吴佩孚情知不好，大叫一声：

“快下马趴下！”

说时，他已翻身下马，两脚才及地面，轰然一声巨响，炮弹爆炸，红光现处，平地卷起一阵狂风，便在他的身旁，一位姓王的副官尖喊一声：“哎呀！”吴佩孚急转脸看他时，已是中了炮弹破片，脑袋被削去了一半，卧身于血泊之中。这时候，有两名卫士在硝烟弥漫中发出了哀伤凄厉的哭喊：

“总司令中弹了呀！”

“别乱叫！”吴佩孚就怕他下了马，引起将士误会，影响了军心，听卫士哭叫，他立刻厉声叱止，与此同时，更快跑几步，一直跑到打冲锋的官兵队里，拔出指挥刀，大呼小叫：

“吴佩孚在这儿，吴佩孚在这儿，我跟弟兄们一块儿向前冲！”

直军将士眼见总司令真的跟着冲上来了，热血沸腾，振奋若狂，挺起刺刀便冲向敌阵，这一场生死相搏的厮杀，杀得奉军人人胆寒，个个骇怕，一般儿高大结实的直军，仿佛化做了毒龙猛虎，直军将士杀得眼睛血红，一遇敌人，枪刺刀挑，枪把子横扫。奉军一员姓张的旅长，后退不及，当场被刺刀贯胸而死，于是奉军阵线，全部动摇，前锋后撤，后队丢下枪支就跑。吴佩孚率队急追，一口气追了二十多里，二十多里沿途地面，奉军尸骇狼藉，军械辎重，弃了一地。俄而，正在由胜芳攻打信安的直军，看见友军大获全胜，欢声盈野地靠过来，两路大军会师，将士们喜得相互拥抱，激出了欢泪。

就在阵地上，吴佩孚召集高级军官，立马一处，举行紧急会议，他说：

“奉军虽然吃了大败仗，但是他们的主力，还在西路，今天咱们得了一个好机会，奉方以为我中炮阵亡了，咱们正好将计就计，赶紧派人上胜芳，选一口最好的棺材，照我的尺码，备办殓衣，其实则装好王副官的尸身，多派卫队，郑重其事地送回保定。只是另有一桩，要吩咐全军将士，外间不管是谁问起我是生是死，一律效法金人三缄其口，不许回答。”

张福来接嘴便问：

“那么，总司令是否还留在这边，指挥战事呢？”

“我改个装，”吴佩孚笑着答道，“连夜赶赴西路督战，我要在那边复活还魂，吓奉军一下，出其不意，加速解决奉军的主力。”

交代过这件事，再指示战略，两军既已会合，休息一夜，明天开拔，限上午八时以前，各部一律赶到永清城，采三面包围之势，将永清要地拿下。

当夜，吃过晚饭，吴佩孚换了副官的服饰，带领他的卫队，连夜赶回良乡。他要部署西路决定胜负的一场猛烈鏖战。

由于奉军炮兵指挥发现了吴佩孚这个重大目标，发炮射击，硝烟散开，又用望远镜看清楚了吴佩孚的座骑，马鞍上人已不见，而那匹受惊的马，尚在盲目飞奔。于是在溃退的敌军之中，仍然有人用军用电话，报告了奉军总司令张作霖，说是吴佩孚已被炮火击毙，张作霖起先不敢相信，及至潜伏胜芳的侦探秘密通报，也说直军高级人员，正在胜芳遍访巨室富户，向他们征购一具上等的棺木，殓庄里则正在赶制殓衣，尺码赫然与吴佩孚身材相埒，又说直军将士虽获大胜，反而人人面容沉重，向他们打听吴总司令的生死，一概都是默不作声，张作霖得了这个报告，方始一跃而起，欢声叫道：

“吴子玉这小子真的死啦！”

于是，紧接下来便闹了两个大笑话，落垡奉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新闻，宣称吴佩孚已在中路前线，被奉军击毕，翌日中外报章，一致用大字刊登，中外震动，举国皆惊。头一桩笑话落在张作霖自己身上，他不但当夜设宴庆功，开怀畅饮，大有快极平生之慨，而且，他还颁发五十万元的巨额奖金，分给中路激战“击毙了吴佩孚”的炮师官兵全体。

第二个笑话，闹得大啦，河南督军赵倜，跟他的三弟河南第一师师长定威军司令赵杰，直皖之战前夕得到吴佩孚仗义支援，保住了河南督军一席，两兄弟对于吴佩孚，自是衷心感激，巴结之至。然而直奉战起，张作霖曾经暗中派人联络，唆使二赵一等吴佩孚率师北上，随即声称脱离直系，宣告河南独立，他要二赵扯吴佩孚的后腿，二赵惮于吴佩孚之威，没敢轻举妄动，却是心知奉张实力倍于洛吴，只怕吴佩孚打不过张作霖，奉系胜利，独揽大权，那二赵就要大大地得罪张大帅了。

因此这两兄弟打从直奉之战揭幕，简直夜不兴寐，密切注视战事的进行，他们想找一个胜负可判的时机，抢先一步，表示态度，奉胜则攻吴，打落水狗，也好希荣固宠于张大帅。奉败则赶紧出兵援直，虽然起不了作用，至少也算作锦上添花，为来日和吴大帅见面时留一个交情与余地。

极不凑巧，张作霖偏在战争胜负未定的紧要开头，中了吴佩孚的佯死之计，报章腾战，孚威阵亡，这消息还能是假的吗？二赵自以为得着了机会，是他们两兄弟该向张大帅送秋波的时机来临，五月四号吴佩孚阵亡的新闻见报，刚好碰到冯玉祥派他的第十一师一部北上参加直奉决战，当天中午，原驻郑州到许昌一线的吴佩孚嫡系部队靳云鹗旅，又奉吴佩孚之命，开赴良乡——长辛店前线，投入战场，作为增援。靳云鹗驻许昌的队伍都上了火车，首尾相衔，启程北上。中午刚刚驶到长葛以南的和尚桥，轰隆乒乓，铁路两侧枪炮齐响，火车头给大炮吊中了，行不得也，困守车上的直军将士只好硬着头皮，冲出车厢，仓皇应战，他们看得很清楚，埋伏袭击的队伍竟是河南第一师，这一仗由亟于表功的赵杰领着头打，直军猝然遇伏，又是寡不敌众，只好且战且退，被赵杰步步进逼，一直逼到了河南湖北交界之处的武胜关。

赵杰伏击靳云鹗。正好应了个“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说法，吴佩孚在河南早已安排好了陕西督军冯玉祥的两师一旅，靳云鹗退到武胜关，又得到直系大将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支援，于是豫北由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奇正相生，派出两支大军，一支沿陇海铁路向河南省城开封疾进，另一支精锐则日夜兼程赶到中牟县后侧的韩庄。豫南呢，萧耀南会合靳云鹗，对赵杰展开猛烈反攻。——赵杰招架不住，又沿着京汉铁路节节后退，一路损兵折将地在往回走。

冯玉祥大军来攻，早在赵倜的意料之中，他也曾预作准备，预在开封以西的中牟县，沿铁道两侧，埋伏好了他的主力。冯玉祥的队伍风驰电掣般搭火车来，赵倜便采用他家三弟的老法子，伏军齐出，大炮先轰毁了火车头，却是冯玉祥棋高一着，料到他会耍这一手，赵倜的豫军照准火车打，火车里的陕军便凭着门口窗口还击，他们一个也不下车。督战的赵倜正感讶异，自中牟县的侧后韩庄方面，枪炮齐鸣，弹如雨下，大队直军精锐杀声震天，由他的背后奋勇杀来。

豫军大惊，方回头看，火车上的直军都上好了刺刀，一涌而下，于是赵倜便陷于两路夹攻，他拼死抵御，急忙后退，豫军弃兵曳甲，伤亡大半，当赵倜心摧胆裂地退回开封，冯玉祥亦已兵临城下，将他包围。

这一天已是五月五号，赵倜气急败还，回到督军衙门，往督军宝座上一坐，副官立刻双手呈上一封电报，赵倜接过来看时，惊得他骇汗如雨，直跳起来，整个身子都在猛烈哆嗦——真正是大白天活见鬼哇！这个电报竟会是他以为死了的吴佩孚打来的，一封严词责问，豫军为何无故挑衅的“歌电”。

漏子捅大啦，赵倜绕室彷徨，懊恼欲死，问题太严重了，如何善其后呢？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他只好老起面皮，牺牲自己的胞弟，拍电报向吴玉帅告罪，把责任往赵杰的身上推。

他命人拟了一个奇妙无比的电稿，即刻拍发急电，“探投吴总司令子玉”，文曰：

顷读我哥歌日通电，不胜骇异！查此举本系三弟所为，弟制止无“权”，故有此举，请我哥迅速决心，以宝师长为豫省军务帮办，常翼长兼归德镇守使，合力解除三弟所部之武装，以免地方糜烂，其他各事不成“问题”矣！是否同意，迅盼电复。

光自己这份电报，还怕不足霁孚威上将军之怒，赵倜又卑颜厚贶，往求吴佩孚保定军官学堂时期的老师、河南督署总参议裴其勋，请他也发一封电报，为自己缓颊。裴其勋在这封求情的电报中说：

周帅（赵倜字周人）已严饬前方军队一律停战，并由中外人士公推其勋偕同各代表等，于明日趋赴郑州，面谒冯将军（玉祥），谅解一切，是此事已完全和平解决。惟停战系双方之事，现闻鄂省军队进攻许昌，自当一了百了，务乞我公发电萧督军（耀南），转饬赴许队伍停止进行，并饬即日开回原防，一面并电冯督军暨在郑各军队，立刻一律停止战事，以免别生枝节，大局幸甚，豫省幸甚，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吴佩孚时在西路前线，连战连胜，他本可以下令萧冯，一鼓作气，击溃赵倜、赵杰的豫军，报复这乘人之危的一箭之仇。但是他尊师重道，裴其勋的一封电报很有力量，再加上他也回念赵倜前年和他并肩作战的一番情谊，兼以愿见“豫省幸甚，豫民幸甚”，免了一场无妄战灾。所以他终于决定“息事宁人，不为己甚”。他立刻遵照裴老师的叮咛，电令萧耀南、冯玉祥等诸将，命他们即刻停止进攻，对于裴老师，他也即复一电，好叫裴、赵放心。只不过，这封电报一开头，他还是教训了赵倜、赵杰这一对难兄难弟两句：

“语云：‘君子拯人之急，不乘人之危’，既蒙周帅‘见谅’，学生则即当遵照办理，豫军撤队，学生已电令南、北、西三路之军，一律停止进行，并饬驻郑各旅停止追击。”

第八章　当年秀才变军王，官场杀场任徜徉

一

北京城里的民国第六任大总统徐世昌，当直奉之战初起，他安然坐在大总统府里，也是每天留心战况，坐候两军胜负早决，然后再由胜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徐东海嗜诗如命，尽管城外直奉搆战，炮火连天，诗友如赵尔巽、周树模辈，都因为避难而风流云散，但是徐大总统依然诗兴不减，每天照旧吟哦。在战事期中，他所作的诗有《闻炮声有感》，《闻北伐有感》和《寄张曹两巡阅使》等首，在《闻炮声有感》诗中，尤有斥责感喟之语，如——

“藐躬惭薄德，何日见升平？”

每日深夜，人静更深，徐大总统必命左右安排香案，由他亲自拈香，远屏近侍，向苍天喃喃祝祷，他究竟是祷祝奉军胜利，还是祈求直军凯旋，则由于近侍隔得太远，从来不曾有人听得真切。

不过，若说徐大总统也跟二赵一样，苦候消息，把握机会，邀一次“意外”奇功，其实也不为过。当豫变发生，正值奉军中路大败，西、东两线吃紧，徐大总统便无须祷告，即已觇知洛吴胜利在握，趁曹锟备一纸具文，呈报大总统，徐世昌便先意承旨，帮吴佩孚板下脸来，对赵倜、赵杰怒言相向，严厉惩处，给二赵下了这么一道“号令不出于都门”的大总统令：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许，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许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径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弗得轻进’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首即行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隔一天，赵倜伏击冯玉祥的具文又到，徐大总统再次下令，河南督军撤职查办，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递遗陕西督军缺，由刘镇华兼署。

徐世昌是何以当机立断，下了赌注，押准吴佩孚必胜的呢？原来，自吴佩孚大胜中路奉军，改装回良乡，指挥西路战事，他早已晓得自他督阵中路以后，一连几天，西路前敌指挥孙岳，都能遵照他的指示，以攻为守；每日出击，虽然折兵不少，却是确保了南岗洼战线，而且迭次予奉敌重创，奉军势大，直军危急的时候，孙岳便调那么两三架飞机，丢些轻磅炸弹，吓唬吓唬奉军弟兄，阻遏一下攻势。

尤且，孙岳更一一遵照吴佩孚自中路发来的密令，用吴佩孚的妙着，尽量消耗奉军的弹药。以往，直军一见奉军的炮弹将到，便使出吴总司令的避弹法，尽可能地钻进树林子里，后来吴佩孚又将这独出心裁的避弹法，加以变化，他让弟兄们一入树林，马上就穿过树林逃跑，奉军炮兵，总以为直军还在林子里躲着，于是持续不断，发炮猛轰，直把树林夷平为止，这一来，奉军的炮弹损失便大了。还有往先打冲锋，每每一团一营，作为一波，往后他便使冲锋波减少到二三十人，而奉军那边，则直军每冲一次，重炮便得猛轰一阵，人多人少，炮弹照样的消耗。

有这许多使奉军浪掷弹药的妙方，使当时驻北京的外国武官，都为奉军嗟叹，他们说：

“这么样滥用炮火，即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亦从未之见。”

滥用炮火的结果，是五月三日晚上，奉军携出关外的炮弹全部打光了。五月三日清早，吴佩孚赶到西路前线，他着实嘉勉了孙岳几句，然后便决定战略：奉军既乏炮弹，重炮已成废物，双方火力均等，不妨全面进扑。三日傍晚，他跟曹三爷的老把弟张景惠开个玩笑，派两架飞机，低飞到长辛店张景惠的指挥部去丢炸弹。炸弹一下，张景惠十分骇怕，当即带了几名卫士，各骑快马，飞奔到卢沟桥的后头，丰台镇上去躲飞机。

张景惠轻离阵地，吴佩孚正好趁西路奉军指挥之人，发动总攻。当晚，灯光昏暗，人影幢幢，他在临时设立的总司令部，运筹帷幄，分派人马，西路将领，人人面容严肃，坐在大会议桌两旁，恭候吴佩孚发号施令，可是吴佩孚注视摊在桌上的地图，沉吟不语，一室静默，连针落地都听得见，久久，孙岳忍不住了，他想提醒吴玉帅，轻轻地喊了一声：

“总司令！”

于是，吴佩孚站了起来，指挥棒在大地图上指指点点，说出这次全线总攻击，他的作战计划：

“我要你们在明后两日，一战成功，把当面的奉军，全部击溃。直奉之役，胜负便决于这一仗……”

吴佩孚说他用的是复线迂回，三路进击的打法，正面由张福来率领，发动全面攻击，冲突长辛店方面的敌阵，第二路，由他亲自带队，迂回到长辛店的背后，侧击卢沟桥。奉军一定以为直军攻势只有这两路了。不然，吴佩孚还有奇兵突击，他派孙岳领着一支精锐，昼夜不停，绕道北京城西80里，离直军阵线200余里的西山马鞍山，然后改而向南，长驱直入，攻击卢沟桥到丰台之线，使奉军以为我飞将军自天而降。

他算定了时间，一日两夜后孙岳从奉军背后杀来，正好是长辛店奉军退却，和卢沟桥守军合在一处，跟裹在当中的他自己，以及急起直追的张福来，展开一团混战之时，孙岳的一支兵自北边马鞍山打一个冲锋，恰好在决定时刻来到，奉军再多，三面迎敌，孙部来又大出他们意外，这一仗直军可以稳操胜券，大有斩获，不怕奉军不败，不溃。

“前两天我们奇袭过三家店，”吴佩孚最后告诉孙岳，“打那仗的弟兄对于直赴马鞍山的路径很熟，禹行（孙岳的号）你三小时后出发，半路上，自会有人接应，当你们的向导。”

当孙岳敬礼退下，自去准备长程急行军。吴佩孚则挑选了一个营，授以密计，命他们即刻出发。

这一营人乘着月色朦胧，埋头疾走，将抵长辛店右侧，突然大声鼓噪，伏地射击，奉军起初慌乱了一阵，及后听听枪声不密，晓得来攻之敌，人数不多，于是派出大队，一度枪战过后，很容易地将这一营人团团围住。

直军深入腹地，陷身重围，当下便放下枪支，高喊缴械投降。奉军又立“奇功”，不由大喜，但当他们一拥而上，收枪押解俘虏，他们浑然不知，这一营人投降的只不过半数而已，另一半人，都依照吴佩孚授予的锦囊妙计，自动矮了一截，躲进黯黝黝的麦田里头。

当迎击奉军欢天喜地，押解半营俘虏回去，另半营直军便在麦田里蠕蠕而动，他们绕过了长辛店，又去埋伏在卢沟桥前。

直军总攻击开始，奉军突然听见，四面八方都是枪炮与喊杀，摸不透敌方的主攻击部队何在？吴佩孚使张福来师全部向长辛店正面猛扑，又派一个混成旅，占领长辛店西的凤凰山，然后将队伍展开，向奉军两翼迂回攻击其背部，再以精兵数千，由吴佩孚亲自带领，趁奉军四面迎敌，穿越火线绕到卢沟桥头。

长辛店的奉军虽然主帅早已吓跑，又处于四面围攻之险境，但是他们得到总司令张作霖的电话指示，大队援军，即将由榆垡、庞各庄这一条空隙赶来。张作霖叫他们死守长辛店，否则据点一失，将会出现四面楚歌，无路可走。奉军听张总司令这么说了，只好咬紧牙关，死守不退，他们期待援军望眼欲穿，殊不知中路奉军既败，当张作霖好不容易调集守永清、落垡的奉军孤注一掷，赴援长辛店，这一彪军方抵榆垡，便遭到吴佩孚预先部署的重兵迎头痛击，奉军意外受阻，只好又退回去。

四日清晨，长辛店和卢沟桥两大据点，同时遭受直军包围，弹尽援绝，束手待毙。这时候，总司令部不再有消息，却是逃到丰台的张景惠，在直军孙岳两日一夜赶到了马鞍山，奇兵突出，吓得奉军东逃西窜时，急忙下令，两处守军准予突围撤退，而在丰台集中。

双重包围之中紧急撤退，奉军斗志全失，至为狼狈，他们因为到处是敌，不敢轻离铁道线，不分官兵，见着火车便死命挤上去。奉军麇集京汉铁路线上，正好给直军围而歼之，于是，裹伤力战的第十六师师长邹芬投降于门头沟，张景惠的参谋长周子新，旅长田献草阵亡，旅长鲍德山受伤，中级军官伤亡近200，兵见杀1000余名，脱下奉军军装四下溃散的多达两师之众，军粮器械，被直军虏获70余辆列车，益有重炮数十门，机关枪30余挺。至此，奉军精华损失殆尽。

拼命突围终于抵达丰台的奉军，九死一生，偏又找不到张景惠，或者任何奉军单位，车站上只有一个火车头和八列货车，在那儿升火待发。两年来横行京津，不可一世的奉军将士，此刻一个个服装不整，神色恓惶，累累然如丧家之犬，他们还在车站上等待援军或高级军官，俄顷西方角落里枪声大作，一万多精神抖擞，高擎红旗的直军蜂拥而来，月台上的奉军睹状大骇，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去，相互踹踏致死和掉下铁轨被辗的尸首留下五六七十具，幸运挤上车的就匆匆开车逃走，直驶天津。有一队伤兵没来得及赶上，他们纵火破坏了一列满载子弹的车厢，乒乒乓乓，子弹爆发连珠般响，像是在为直军之来放炮仗。

五月四日下午两点钟，吴佩孚抵达丰台，他的第一道命令是派人到北京城里搜购十万只面包，以供降卒伙食。也就在同此一天，在保定欣闻长辛店已克的吴夫人张佩兰，她命副官在保定市上购得罐头牛肉五千。听装饼干一万，乘专车直抵长辛店，亲自犒赏将士，一时欢声如雷，直军将士和降军都在赞颂玉帅和夫人，情绪之热烈几乎忘却大战方过，人人都是锋镝余生。

到了下午六点钟，北京城外，西南一带，已经看不见一个武装奉军，京汉路车站上，煌然贴出直军的安民告示，说明开战经过，列举奉张罪状，并且请老百姓们各安生业，不再惊惶。

这一天在中路永清前线，直军趁吴佩孚亲自督战的胜利余威，将一座永清城三面包围，自上午八时总攻击令下达，白热化的攻城战持续了9个小时之久，一直到下午五点钟，城内的奉军伤亡太重，吃不消了，方始开城逃走。

奉军逃，直军追，追过了安次，追过了杨村，便在杨村南边撞上了西路溃逃的奉军大队，由于人潮汹涌，不知兵马多少，直军起先还呆了一呆，可是这时溃逃的奉军早已无心恋战，他们有的徒手，有的背着枪跑，直军旅长张锡元立刻就判断这些奉军无意迎拒，他毅然决然，下令以少数兵力，一路撵赶追击，这一回，他竟打到奉军总司令部所在的落垡附近了。

留守永清的直军，听说张锡元穷追猛打，都到了落垡，不禁一个个地拍手欢呼，雀跃三百，他能进展得这么快，就说是闪电战也没有这么个快法呀。当下便有弟兄抄起枪杆，大呼小叫：

“咱们尽呆在这儿干嘛？还不快去帮着他们活捉张作霖呀！”

于是整队又出，迎头赶上，攻打杨村，切断奉军的归路，同时作为侧翼攻击，从奉军手中夺来的大炮，这时正好拖来回敬奉军，落垡、杨村炮声隆隆，火光烛天，奉军守不住，第二旅和第八旅，外加总司令部的卫队，纷纷地向廊坊撤退。直军因而一举攻占杨村和落垡。退到廊坊的队伍恰好是自投陷阱，被夹在直军两路大军之间，动弹不得，有一位旅长懊恼万分，说是：“半辈子没打过这种窝囊仗！”羞愤交集，当场拔枪自杀，剩下的奉军心惊肉跳，恓恓惶惶，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两路直军业已开始围攻，开几阵炮便打死了奉军好几百人，其余奉军只好高举白旗，缴械投降，直军得了一千多俘虏，外带子弹八百箱。

张锡元攻进落垡扑了一个空，由于战局逆转，张作霖的总司令部先已搬到了军粮城。四号下午一点钟，张作霖听到直军三路齐进，他曾扬言要亲自到落垡督阵，后来有事耽搁了一下，当晚七点钟他到天津，据报落垡已经失守，张作霖怒不可抑，顿足大骂：

“咱们的队伍，真他妈的不中用！”

第一次直奉之役东路大战，因为王承斌得力，简直没让吴总司令操什么心。四月三十日王承斌赴援任丘城，击退李景林，五月一日李景林死守大城，被王承斌九次挥师冲锋，将大城收复，俘虏了两连奉军，击毙击伤三百余人，李景林再退马厂，王承斌急起直追，加以包围。李景林情急时，只好连番急电，向中路作战的奉军告急求援。

当时，奉军中路总指挥张学良，方克固安、霸县，声威大震，正打得得心应手，二号那天，他在慈茶埠和两旅直军对阵，得了李景林的告急电，立派许兰洲带他的一师人，计有步兵万人，骑兵一旅和炮兵一团，驰往马厂助战。

许兰洲的大队人马，在五月二日下午五时开到，王承斌不怯不惧，分兵抗之，两军决荡，形成拉锯，王承斌进而复退，前后达四次之多。整整打了一夜，马厂战地，已是血流漂杵，尸积如山。苦战到黎明，王承斌的后面，开来了第三师的一部，内中一名狙击手，瞄准了骑马指挥的许兰洲，一枪射去，左臂应声而断，于是奉军不战自乱，放弃马厂，纷纷逃向杨柳青。王承斌挥师急进，缴了1000余名奉军的械，虏获军械子弹无数。

得了马厂，王承斌威风凛凛，精神抖擞，他分一支兵，顺利拿下马厂以南的青县，自己领军北上，直捣天津卫，他连下唐家屯、逼李景林退陈家屯，奉军还想往静海逃跑，这下恼了奉军骁将李景林，他厉声叱止，士兵不理，李景林便拔出手枪来连杀数人——真正是兵败如山倒，奉军官兵不怕李司令的手枪，怯于直军的炮火，仍然像潮水一般的往北退却。李景林拿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捺下一肚皮气，杂在乱军之中，也走静海。

到了静海，奉军因为跑得快，后头的直军一时不及赶上来，喘口气，歇一阵，李景林检点人马，败军集合，还有四旅之众，这一天已经是五月四号，他告诫部下，无论如何不许再退，讵料奉军西路大败的消息，由口耳相递而扬扬沸沸地传开，奉军心慌意乱，无心再战，有一些团长营长，居然收拾细软，悄悄地逃向天津租界。刚好撞上张作霖自军粮城赶到天津，想去落垡督战而落垡已失，他觇知静海迭有高级军官潜逃津门，盛怒之下，派队搜查，果然有一位团长被抓，张作霖不经审问，便命人枭去了他的脑袋。

大势已去，张作霖为了多少保全一点实力，电令李景林，把溃军集中于天津，驱上火车，送回关外。四日下午，撤走不及，直军已攻抵静海城外，奉军一见直军，无不立刻缴械投降。李景林集合他那一旅的残余，整军退往杨柳青。于是从静海到良王庄一线，任由王承斌、张国镕长驱直入，而且一路收俘虏，缴枪械，东路奉军在这一天之内，束手待缚者达七千余名。

这日，李景林率领本部人马退到杨柳青，位置已在天津西北角落，他决心死守，自动掩护奉军撤退。第二天，五月五号，张作霖得了六个火车头，数十节车厢，自军粮城浩浩荡荡地撤退，他带走一万余残军，直奔滦州。这时候，天津城里有李景林的好朋友，得到消息，在兵荒马乱中赶到杨柳青，苦劝李景林：

“张大帅早到滦州啦，你这一支孤军，还守在这里干啥，你还不快走哇？”

李景林慷慨激昂地答道：

“杨柳青一丢，直军就可以长驱直下军粮城。军粮城落入他们之手，京奉交通截断，交通断绝固然不会危及雨帅，可是中路西路，还有多少辽东子弟，唯有指望着从京奉铁路回老家！我李景林只要能在这儿顶一天，我便不走，以招我辽东子弟归去！”

他这位好朋友正是河北老乡，一听他这话，便啐一口痰，高声说道：

“算了罢，芳宸（李景林的号），我看你竟是连根本都忘啦！什么‘招我辽东子弟归去’？难道你不知道你是直隶省大名府枣强县人氏？”

朋友的话虽如此说，李景林却依然诚悫事上，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他在杨柳青守了一天，五月六日下午带两门大炮和本部人马，再退天津正北京奉铁道上的北仓，列阵据守。是夜九时有大批直军乘坐四列火车追来，见了李景林的队伍以为还是投降缴械唯恐不及的奉军，他们先不开火，高声喝令投降！李景林却指挥部众开炮轰击，双方打了一个多钟头，奉军不支，丢下两门大炮便跑。直军急忙赶上，加以包围，李景林部于是半数投降，半数突围而出。降于直军的李景林部坦然自承，他们已一日一夜水米不曾粘牙。这时候有直军高级军官在降卒之中大索李景林，结果是听说李景林早已率领余众，去守军粮城了。

于是到了五月七号早上，直军出动两万人，分乘十四列火车，首尾相衔，声势浩荡，开到军粮城去扫荡奉军残余。李景林毫无惧色，率部力抗，双方伤亡极夥。当时吴佩孚业已抵达天津街，闻讯立即赶往，亲自督部进攻。李景林听说吴玉帅来了，向他的部下指示机宜，然后带几名卫士，悄然逃去。他的部下一直等到估计他走远了，方始竖起白旗，派遣代表，声称愿意全部缴械，但是附有一个条件，李司令的部下决不当俘虏，缴械以后，请求准予全体解散。

吴佩孚对此一请求很感兴趣，他面带微笑地说：所请可予照办，只不过他也有一个附带条件，他要会一会奉军最后一支残军的首领，李司令李景林。

残军代表挺骄傲地笑着，他说：

“李司令早走啦，咱们顶了这么久，就是要让李司令抵达安全地界。怪可惜的，吴大帅你一时见不着咱们司令哩！”

就这一仗，是直奉之战西路的最后一役，他允准奉军，缴械解散，却是从此对李景林有了深刻的印象。

奉军入关，气势如虹，兵马多达五师十好几个旅，为数计达12.5万众，三路之败，战死者两万余人，重伤逃亡一万有余，被直军围截缴械者，更在四万以上，损兵折将，高达六分之五。待张作霖到滦州召集残部，清点人马，余下的只有两万多官兵，编一个师，不是官缺，便是兵少。奉军损失最惨重的，厥在西路，第十六师、第二十五旅和第二混成旅、第一师、第二十八师一部，还有几个混成旅全部缴了械，这几个单位的投降或溃散人数，总计约为3万人，占了出关奉军总数四分之一弱。

二

五月五日，吴佩孚进抵天津，阴助奉系的日本外交官，借外交使节团代表的名义，马上就跑去对他施以警告。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驻军司令铃木，联袂来访，他们气势汹汹地对吴佩孚说：

“吴将军的部队，对奉军无故启衅，现在都已经开进天津来了。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可以在天津驻扎，我们是代表各国使节团来的，请吴将军现在就下命令，把你的军队统统撤走！”

吴佩孚一听之下，勃然大怒，他猛地站起身来，疾颜厉色地说：

“我打个比方给你们听，譬如邻居上我家拜访，我这做主人的奉之以茶叶，敬之以烟卷，那是我在尽礼数。假使邻居无故糟踏我的庭院，毁泉石，折花木，我身为主人，势必要起而阻止，甚至撵他出去！在主人立场来说这正是非常合理的事。奉直相邻已久，张作霖率兵入关扰乱畿辅之地，我职司所在，当然要举兵驱逐，我按照道理行我所当行者，有何不可？再则，你们说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兵不得开入天津，我并非不知，所以我也并不准备在天津久住，不过，我带的有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印绶，我也有文官的身份，天津属于直隶管辖，疆吏有事而来辖境，试问何物《辛丑条约》，可以阻止得了我？”

这番话，语气很硬，却是并非不讲道理，不顾《辛丑条约》，带来的兵，是侍卫疆吏有事而来辖境，小作停留，即将撤走，日本人喊吴佩孚作吴总司令，但是他的巡阅副使，确系文职。吴佩孚用满面怒容，斥责语调，所说的话则依然入情入理，甚且带点商量口吻。他发泄了自己胸中的忿愤，同时也作了适当的解释，这种办外交的方式，使小幡、铃木瞠目结舌，无词以应，只好自找台阶下，颓然地告辞离去。

小幡和铃木方走，法国驻军司令官又来拜访，也是为了直军过天津的事，以《辛丑条约》为词，提出抗议。于是，吴佩孚便照着方才所说过的话，振振有词，复述一遍，使法国司令也知难而退。办完了这两场交涉，他余怒未息，越想越气，对他的幕僚恨恨地说：

“分明都是日本人搞的鬼！不许我们过天津，目的在掩护奉军撤退！我偏不信他们真拦得了我，咱们非打出关外去不可！”

当天恰好有一位美国记者，前来访问，吴佩孚便抓住机会，借题发挥，美国记者问他大军动向，是否就到山海关为止，他断然地答以：

“不，我要打出关外，将张作霖的军队，彻底解决。”

美国记者再试探地问：

“进军东北。倘若引起国际干涉，将军准备如何应付？”

这时候，吴佩孚已经有点冲动，他目光闪闪，反问美国记者：

“你的意思是说国际干涉，还是某一个国家要介入这场纠纷？”

美国记者的回答是：

“姑且假定是某一个国家有意介入吧。”

吴佩孚更进一步地逼问：

“你假定哪一个国家？”

“譬如说，贵国的强邻——日本。”

当下，吴佩孚仿佛愤忿已极，他涨红了脸，眼睛睁得挺圆，握拳作势，高声答道：

“那我就打到东京去！”

第二天，消息刊出，吴佩孚的一时忿怒，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公使提出交涉，日文报章讥讪吴佩孚有“怯犬远吠”之嫌，于是北京政府连忙否认，说吴副使决无是项谈话发表。外交交涉虽寝。不过，张作霖退到滦州，难免大起恐慌，他连忙整顿残军，又自关外调来大队增援，积极布防。一个月另六天以后，直奉两军果然又在滦州，狠狠地再干一场，是为直奉一次大战的余波。

北京城里，徐大总统的动作好快，五月五日，直奉两军战事尚未全部结束，奉军西线三万余大军，战欤降欤？犹在两可之间，北政府徐大总统的煌煌电令，业已发布，第一道命令叫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军亦退回原防，“静候中央命令解决”。第二道命令则为：

“此次近畿发生战争，残害生灵，折伤军士，皆由叶恭绰、张弧、梁士诒等构煽酝酿而成，误国殃民，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张弧、梁士诒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章勋位，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便在徐世昌电令发出的同日，吴佩孚不以战胜者自居，却为“此次战争，违背钧命，腾笑友邦，苦我人民，劳我将士，是皆张作霖、曹使、佩孚之罪”，因而呈请大总统徐世昌，将张、曹和他自己本兼各职，同时罢撤，以谢国人。

吴佩孚怎么会呈请连他上官曹锟都一概罢黜呢？那是因为曹锟也在当日，发表了一通情词恳切，备述战事经过的长电。电末他说：

“……但求兵祸早能消弭，地方不至糜烂，锟即解甲归田，不问世事，知我罪我，以俟公论！”

直奉一次大战，奉军之全面惨败，主要原因，在于西路历经七日鏖战，突然在三日一夜之间，情势全盘扭转，奉军一撤再撤，四日便全线崩溃，被直军一路势如破竹，攻抵丰台。而在三日以前，无论在火力、人数和攻守之势都屈居下风的直军，可以说是屡败屡战，损失惨重。三日那天西路直军并无增援，局面怎么会转变得这么快？难免令人大出意外，因此奉军溃败以后，京津一带，谣诼纷纭，有谓吴佩孚惨无人道，施用氯气炮，遂使奉军死亡过多，唯有撤退，又有谓曹锟花钱运动张景惠、邹芬通敌卖阵，更有人言之凿凿，说是张景惠暗助老把兄曹锟，将奉军的军火弹药，大批资助直军，所以打到后来，直军炮火越来越加凶猛，奉军反而炮弹罄尽，重炮失却效用，被迫全面退却。

关于前一谣传，经吴佩孚公布氯气炮的真相，总算一举而澄清，吴佩孚正告各界，所指他使用氯气炮一事，是因为汉阳兵工厂一位化学科科长熊梦莘，日本陆大工兵科毕业，他发明了两种军用毒气，一种可致人于死，一种但使敌人昏迷，他这两种发明不但中国现有机器可以制造，而且系为固体，装入枪炮弹中时，比外国人发明的液体毒气远为便利。熊梦莘在十一年三月间，曾将他的发明经过，呈报陆军部，同时呈请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备案（因为汉阳兵工厂在湖北）。吴佩孚说他确曾批准备案——仅仅备案而已，事实上并未正式制造，所以他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氯气炮。

第二种谣言指陈张景惠、邹芬通敌卖阵，可是害苦了张景惠，这一位奉军副总司令，西路总指挥，张作霖同生死，共患难的察哈尔都统，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竟然会被此一谣传吓得不敢归队，跑进北京城去躲了起来，度过五年落魄赋闲的时光。张景惠跟张作霖的交情极够，然而西路一败涂地，已经够使他心惴惴然，不敢去见拜把子的弟兄，再加上这个传布迅速的谣言，他不比邹芬，大败之前就已经受了伤，可以洗得脱嫌疑。因此，他极骇怕张作霖信以为真，将他治罪，他便留在北京没走，他这一逗留，谣言便越传越盛，甚至有人加他以“军界掮客”的恶名，直系方面的谋士，为了使他永远不能出关，再作张作霖的帮手，便也掀风作浪，落井下石，有意无意间表示他真跟直系有勾结。

当初，在张作霖跟前，力持和议的，是张景惠，他跟曹锟也拜过把子，本身与直系人物又比较接近，西线反胜为败，令他无词以解，直系人物又每每把嫌疑往他身上推。当时张作霖是否确信他曾通敌卖阵，那是任何人都没有把握敢于言其必的。张景惠闲居北京，曹锟几度畀以高官厚禄，他始终不敢接受，一直到十五年四月，直鲁联军与奉军再度合作，迫段祺瑞下野，张作霖顾念旧交，曹锟竭力拉拢，他才算再度出山，就任陆军总长。

既不曾使用毒气，又没有奉军将领卖阵，吴佩孚是如何扭转逆势，一战成功的呢？当五月四日直军奇兵突出，推展神速，力迫奉军全面崩溃，连各国的军事专家，驻华武官，都一致表示惊讶，国人更在“常胜将军”的尊号之外，再给他加一个“飞将军”的荣誉头衔。大战方终，吴佩孚踌躇满志，昂扬不可一世，他曾以挺得意的口吻，向他的心腹大将透露：

“不瞒你们说，跟奉军打的这一仗，我用的是日俄之役，日本大山岩元帅包围俄军于奉天一役的战略，我自己亲率第三师的精锐，当奉军之中坚。再派孙岳带一旅人，迂回包围奉军的右翼，同时威胁他们的后路。这个打法正是大山元帅命乃木将军由旅顺绕道越过新民屯，推进到铁岭、法库门一线，使敌人的右翼陷入包围圈内，兼且有后路截断的危险。咱们的那一仗孙岳算是很卖力，由驻防地绕到战线后面，一两百里的路程他只跑了两天，待他跑到了我所指定的地点时，双方胜负已判，奉军之败绝对无法避免。”

十二万五千奉军，只剩下两万有余，北窜败兵，西路由天津经军粮城而走，中路自安次、杨村退天津，东路则从独流、良王庄而天津滦州。当时张作霖在滦州坐镇，收拾关内残余，调集关外人马，引军出关，还是整军再战，正在踌躇不决，委断不下。中外报章，忽然登出了吴佩孚的大言炎炎，直军不但要打出关去，消灭奉系，搞不好他还要“跨海东征，打到东京”，这在吴佩孚固然是一时气话，可是张作霖新败之余，伤弓之鸟，闻弦心惊，他当然不能不预作准备，因此，他从关外再调一批援军出来，重新部署，一口气设了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设开平，由骁将李景林把守；第二道防线设古冶，守将张作相；第三道防线设滦县，张作霖亲自指挥；第四道防线设昌黎，守将孙烈臣。张作霖设防关外的用意很明显，吴子玉你要打到关外来，我偏把战场摆在关内。

防务部署粗定，辽东湾里，又来警耗，海军中的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靳云鹏内阁、海军总长萨镇冰，都跟吴佩孚关系密切。直奉战事一起，萨镇冰特地南下，游说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表示助直，后来又由杜锡珪通告外交团，海军即将征讨奉军，于是，萨镇冰便率领舰队北上，在张作霖退到滦州的时候，他率舰直抵秦皇岛，扬言将在秦皇岛邀击奉军，阻止奉军出关。

通过秦皇岛的北宁路，距离大海，不及一里，萨镇冰带来的海筹、海容各舰，对于奉军的后路，已经构成严重威胁，而杜锡琏的第二舰队，又旋踵而至，海军舰只，沿山海关、秦皇岛、连山湾、龙口，卸下炮衣，列阵以俟，一见往来火车，立刻发炮轰击，于是，张作霖的归路被截，京奉铁路，只能局部通车。

吴佩孚这边，打出关外，消灭奉军，固然力有未逮，势所不能，可是张作霖又在增固兵力，部署防线，他一日不出关去，直军任务，便一日不得完成。故所以，他还得调兵遣将，再打一仗，直到把奉军全部撵出关外为止。

这最后一仗，吴佩孚唯恐直军将士胜而骄，奉军则背城借一，可能誓死力拼，他丝毫不敢轻忽大意，他派彭寿莘为第一路，出胥如庄，穆旅为第二路出芦台，王承斌为第三路出军粮城。

就在双方准备再战的时候，张少帅张学良，请一位在奉天传教的英国人德·库特尔协助，商由外交团出面，调停直奉之争，德·库特尔未能完成使命，他便亲自奔走双方，交涉联络，在六月九号那一天，直奉双方都派了代表，在秦皇岛见面，即席商定，六月十一日再开一次会，到那时候，双方代表都要提出具体意见来。

殊不知，奉军便在约定再度集会的六月十一号，大举反攻，彭寿莘率部仓促应战，奋力回击，当奉军忽然败退，他不该急起直追，被奉军引到一处地形复杂的战场。这一下，张作霖终于用上了他的地雷阵，直军抢入小山坡下的一片平阳地，于是地雷爆发，电网迸出火花，再加上山坡里埋伏的大炮弹如雨下，待彭寿莘顿悟中计，挥师急退，直军早已伤亡重大。

后路直军声说彭寿莘吃了大亏，迅即赶来增援，于是直奉间战事又起，你来我去，形成拉锯。从六月十一日打到十五日，四天之中烽火不息。双方死伤人数，各在3000以上，这时候吴佩孚光了火，他果真派大军出关了，从天津运兵北上赴援，迂回侧击战术，分兵两路，一路由九门口绕出长城，直捣奉军之后，一路由热河前进，袭击奉军右翼，与此同时，他又派出直军航空队，低空轰炸扫射，这一支空军头一次出击，便建立殊勋，炸伤了张作霖的左右手，黑龙江督军兼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

于是张作霖觉得再打下去吃不消了，他又一次表示谋和的诚意，一面央托外国人调停，一面派人向北政府呈述这一回他决心求和，不再反悔。经过双管齐下的安排，直奉双方乃于六月十六日、十七日，连续两次在秦皇岛英国兵舰中举行和谈。

这一次的中立国船只海上和谈，直方的代表是王承斌、彭寿莘，奉方代表则为张学良和孙烈臣，他们在两日之内商定八条两款的“直奉和约”，两“系”跟两国一样地正式签字如仪。

此一民国史上空前未有的两“系”和约，其内容约略如下：

一、（其实是第一条）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之目的，双方同意罢兵。

二、奉军之撤退，系指撤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一步。

三、双方订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午后一时，直军接收南路可以推进之地点。

四、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上午六时起，奉军撤退南面之部队，但直军须于奉军撤退之前一小时，南路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距离之地点。（这是奉军恐怕直军趁他们撤退时，突施攻击的一种安全保障要求）。

五、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六时起，奉军撤退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应与第四条同。

六、奉军南北两路之撤退，限三日之内竣事。

七、奉军撤退未完成前，直军不得有任何军事上之行动。（语语叮咛，真不放心）。

八、双方签字后，倘有一方部队违约行事，即责由该方签字人员负完全责任。

附则：

一、所谓南路、北路，其界限为直奉两军时下相峙之战线，亦即以二郎庙与里峪间为中线，线以南为南路，线以北为北路。

二、自签字时起，双方俱应勒令所部严禁射击，倘敢故违，唯其长官是问，而处以最严厉之惩罚。

两系在海上中立国兵舰签订了和约，还有点不放心，于是联名请求北政府派员监督双方撤兵，北政府派的是前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军界前辈东北耆宿，黑龙江民国首任都统宋小濂（字铁梅），同赴榆关（山海关）监视双方撤兵。六月二十四日，王占元和宋小濂从山海关打电报回北京，报告双方队伍已经如约撤退完毕，并且划滦州以东直到锦州以西一带为中立缓冲地带，在这一大片地方里面，直奉双方驻扎军队不许超过一个旅，尤其热河方面的奉军也在同时开始撤退，到六月二十八日，热河已无奉军。

七月一日，大部分的直军随同吴佩孚回返洛阳，四日，设在秦皇岛上的直军司令部予以撤销。自酝酿以至结束，直奉第一次大战历时整整半年，而被徐世昌斥为直奉之战罪魁祸首的梁士诒、叶恭绰和张弧，从梁士诒组阁那一天算起——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他被吴佩孚六次通电骂下台为止——民国十一年元月十九日，梁士诒一共只当了二十六天的国务总理。直奉大战，河北生命财产损失何止亿万，国脉断伤，人心惶惶，真不知所为何来？

直奉一次之战，曹吴大获全胜，此一胜利和民国九年直皖之役的胜利颇不相同，直皖之争胜利果实须由奉直双方分享，直奉之战凯歌系为直系所奏，奉张退守关外，口口声声只求保境安民，语意之间是在向曹吴表示，从此放弃问鼎中原的壮志雄心，东三省不独立，遥奉北京的正朔，而北京政局悉听战胜的曹、吴安排，七月十六日，张作霖谦冲自抑，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使孙烈臣为副总司令，改驻长春。

在制裁张作霖激成战斗，涂炭生灵罪过方面，北政府的徐大总统远比曹、吴和直系将领严厉，认真而又慷慨激昂，东海老人在五月十日一口气下了九道大总统令，兹志其概略如次：

一、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二、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

三、吴俊升调署奉天督军。

四、冯德麟署理黑龙江督军。

五、袁金铠署理奉天省长。

六、特任史纪常署理黑龙江省长。

七、蒙疆经略使一职，前经张作霖迭次恳辞兼任，现在张作霖业经免职，蒙疆经略使应即裁撤。所有蒙边一切事宜，即由国务院暨主管各部院妥筹办理。

八、河南省督军赵倜，着免去本职，听候查办。

九、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

乍看起来，仿佛是徐世昌在积极从事直奉大战的善后事宜，他所颁发电令，在代表曹、吴的主张，倘若他果真应曹吴之所“请”，而发布这一道道的命令，那也就是说，他甘为曹、吴的工具，易言之，则曹、吴也愿意拨弄他于股掌之上，工具也好，傀儡也罢，徐世昌的北政府第六任大总统，好官我自为之。

梁士诒的内阁总理一职，早于五月五日被徐世昌下令黜免，北政府第十八任内阁全体阁员，照说也该跟着梁士诒一起，下台一鞠躬，全体辞职了事。可是，五月五日直军大获全胜以后，由于曹锟、吴佩孚相继发表通电，自请罢黜以谢国人，因此北政府群龙无首，一片紊乱。除了新华宫里赖着不走的徐世昌，内阁九位总长之中，财政张弧、交通叶恭绰同被撤职查办，外长颜惠庆从元月十九梁士诒“告假”便开始代理阁揆，司法总长王宠惠从梁士诒出关之日起就不曾到任，四月八日更辞了兼职，教育总长黄炎培更妙，他自分资格不够，却要过一过总长的瘾，由于他代梁士诒穿针引线，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参加“三角同盟”之功，他跟梁士诒取得协议，发表他为教育总长，却是保证不就，一发表便辞职。后来北政府派周自齐代理，四月八日颜惠庆不兼国务总理了，这位周代教长又兼代总理，一人二代。

于是，直奉一次大战后的北政府，内阁里只剩下直系的内务总长高凌蔚、代总理代教育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李鼎新和硬起头皮留在北京的奉系陆军总长鲍贵卿、农商总长齐耀珊，实际到公的只有三位总长，在撑那凄凄切切，冷冷清清的场面，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六月十一日新阁成立为止，历时一个月零六天之久，中枢无主，六部真空，是为民国开元以来破纪录之怪现象。

当时心里最着急的要算徐世昌，直胜奉败，曹、吴当了北政府的后台大老板，而曹锟则什么都听吴佩孚的，吴佩孚让不让他再当这个北政府大总统，他千方百计，摸不到一点口风。曹、吴自请罢黜，也是发通电布露天下，并不曾向他徐某人请辞。徐世昌以北政府大总统的身份，总不好意思当面去请示曹吴尊见如何，自己该留该走？他为确保自己的大位，只好转移方向，再三再四地催请曹吴，应由何人组阁，务乞颁赐高见。徐世昌的想法是，内阁总理一决定，间接地也就表示北政府大总统亦已成了定局，最低限度，一时不会“更动”。

曹三爷找吴二爷商量政治问题，他问吴佩孚今后国家大计如何厘定？吴佩孚便慨乎言之，说出了他的雄心壮志，由衷愿望——

“国家连年用兵，实在不能再战，复兴国家的唯一契机，唯有先使国家统一。”

——怎么样进行统一呢？

吴佩孚的答复很简单：

“恢复法统，重开国会。”

曹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恢复约法，重新开会”，那么跟曹锐、曹镆两人的主张——直军马到成功，如今挟战胜余威，拥十余万雄师，环顾宇内，已无可与直系抗衡的力量，与其便宜别人，何不就给自己，肥水不落外人田嘛！三哥此时不当总统，更待何时？——不是南辕北辙，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心中极不是滋味，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吴佩孚一团正气，遇事直言，连曹锟都不便跟他打这种商量。曹锟只好暂将内心餍望捺下，想拖一阵再讲，他乃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委婉地说：

“你所提的方针兹事体大，不能一蹴而就，那得慢慢儿地来。子玉，我看我们还是先解决内阁人选，不能老让内阁唱空城计。叫别人笑话咱们，只晓得冲锋打仗，一涉及政治，便告棘手。”吴佩孚觉得他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当下便反问一句：

“仲帅您看呢，请谁来干内阁总理合适？”

“肥水不落外人田”，曹锟再点他一点，

“王聘老（王士珍）总算是我们一系的前辈、他闲着很久了，就以‘收拾时局’为名，请他出来维持一晌，你看怎样？”

王士珍和平中正，淡泊名利，请他出山，又带点敬重前辈的意味，吴佩孚认为这个建议很不错，点了头，便分头进行，王士珍那边，由曹锟去挽请，吴佩孚则分别联络各省军政大员，而以曹、吴领衔，约齐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萧耀南、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陆洪涛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王士珍出任国务总理，收拾大局。

曹、吴的这一次密谈，很巧妙地被传到了王士珍的耳中，于是，当曹锟往访，殷殷劝驾，王士珍便一再地推脱，他笑着说：

“仲珊，你是老实人，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既然子玉早有国是的主张，通盘的大计，你又何必多费说词，拉我出去过渡那么一个时期。”

曹锟脸上讪讪的，颇有些儿僵，一语道破，王士珍便端茶送客。王士珍组阁，就此胎死腹中。其所生的影响，不但内阁无法产生，连徐世昌也是心惴惴然，坐立不安，不晓得他的前途命运如何？

三

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孙传芳，是吴佩孚新收录的一员大将，当时不过一名师长，僻处荆沙宜昌，吴佩孚因为他原是王占元的部属，投效自己不久，色彩还不太浓厚。所以他暗使孙传芳为始发难者，联络同驻宜昌的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在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发一个通电上徐大总统徐世昌，理直气壮地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的捷径。应请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徐世昌一看这个电报，真是猛一下子凉了半截，孙传芳他们说的恢复法统，亦即恢复民元约法，“召集六年旧国会”，便是否定段祺瑞一手导演，选出徐世昌为总统的“安福国会”，说它“伪”，是因为这个国会全无法律依据。孙、卢二将的意见说得简单明白，清楚得很，请徐世昌下台，促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有法律根据的黎元洪回任，然后再选一位副总统，全国即可借约法的恢复而统一。至于南方的护法政府，不是由于“维护约法”而设立的吗？如今约法业经恢复，“非常政府”目的已达，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照这个办法解决国是，消灭畛域，万一有谁捣乱，那就将成为“全国所共弃者！”

孙、卢这个电报给徐世昌的打击很大，“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作保全总统大位的准备。他毕竟老谋深算，在表面上声色不动，不找曹、吴磋商，也不将孙电公开，免得授之以柄，予人可乘之机，徒使问题公开，自己会被迫下台。他一面电复孙、卢，羁縻敷衍，说什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本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志，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的话，先把孙、卢给稳下来。另一方面，则运用政治手腕，派出许多代表，秘密奔走于直系各督军之间，企图离间挑拨，造成直系内部的分裂。同时，又使他的亲信幕僚，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什么什么会的名堂来，代表“民意”，作为缓冲，使他这个“伪大总统”也有个合法的地位。

然而，吴佩孚认定徐世昌是全国统一的障碍，他若不走，北政府永无合法的地位，南方护法政府也有借口继续存在。他起先为了免得破脸，是避些嫌，特意使孙传芳、卢金山两个提出要求，徐世昌装痴装呆，佯为不睬，又在暗中密谋破坏直系的团结，为他自己保全禄位而欲再组什么会。徐世昌“敬酒不吃吃罚酒”，吴佩孚接下来的步骤，便不得不使东海老人难堪。六月二十八日，孙、卢再电徐世昌，语气之间越显强硬，有云“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望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等等。徐世昌得电正在筹思如何措辞答复，再抵挡一阵，二十九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的通电又到，齐燮元说了一篇“国人苦怨日深，友邦希望将绝”的话，直接要求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干脆请他立即宣布退职了。徐世昌读罢，哪能不慌，邀集心腹筹商，却是除了拖兵之计，别无他法可想。

咱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胜仗，倒让你安安稳稳，端坐在新华宫里。曹锟对于徐世昌，这时已全无半分好感；五月底六月初，张作霖还在关内滦州据守，收集残部，准备等海军的威胁解除，吴佩孚全盘放弃追出关外的想法，他再统兵出关，生聚教训，此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因此，他在滦州的言行，曹锟这边，不时也有情报传来，曹锟接连听说了不少的笑话，当奉军初败，叶恭绰、张弧、潘复等化装黄包车夫，逃出天津，奔向塘沽，路上还遇见了朋友，看见这狼狈不堪的一行，大笑不止，告诉他们说：

“你们涂了两手两脚的泥，却露出白净的面皮，哪点像是拉胶皮的呢？”

叶、张、潘是上轮船逃往大连的，梁士诒当张作霖五月七号那天，还在军粮城急办善后，准备撤退之际，他匆匆忙忙地赶了来，要求雨帅派兵保护，让他上船逃亡日本。张作霖一听，赫然震怒，顿足大骂：

“咱们为了你，要干什嘛总理，丧了十万雄师，折了无数猛将，坏了曹亲家的颜面，又跟吴子玉那小子结了莫大的冤仇！光是军费，便花了三千万大洋，损失的兵器和辎重，还不知有多少？这会儿打了败仗，你倒晓得要往日本跑？你一逃了之，叫咱们这一帮人往哪儿走哇？”

梁士诒见张作霖火气大了，自知理屈，连忙赔罪，并且当时便双手奉上一家实业公司的股票两百万元，请张雨帅收下作为退兵之费。张作霖方始息怒，派队伍送他上船，后来他便在日本鱼崎蛰居。

听到这儿，曹锟还只觉得可惜，梁士诒、叶恭绰之辈，都是金融巨子，交通系的大阔佬，梁士诒尤有“财神”之称，倘若先一步在天津逮着了他们，还怕他们不乖乖地奉上大笔钱财？如今张作霖只不过派几个兵送上船，便白白地捡了两百万。

另一个情报，言者凿凿，相当可靠，据说张作霖曾在滦州大发牢骚，他说徐世昌太不够意思，当初暗中掇促他跟直系开仗，一举消灭直系，免得直系处处要分奉系一杯羹，尤且得地利之便，把持操纵北政府。这么说来，直奉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竟是徐世昌，若不是子玉用心，将士效力，说不定自己已经栽在那东海老儿手里了，这么一想，大为愤恚，再勾起往先自己想问鼎北政府副总统，也是徐世昌阴谋诡计，多方阻挠，结果才变成了画饼充饥。新仇加上了旧憾，乃使曹大帅也下定了决心，没话可说，先把徐世昌撵走了再讲！

曹锟改变态度，对驱徐渐趋积极，使吴佩孚极为欣慰，他的做法，更可以密锣紧鼓，加速进行。对于外间，曹吴合作无间，并无歧见，则不但消除了许多猜疑，尤且对于直系的团结，也是大有裨益。

再进一步，吴佩孚便与国会中人，切取联络。

民国五年八月一日当选为参议院议长的王家襄（幼珊），浙江绍兴人，六年五月当选为众议院议长的吴景濂（莲伯），籍隶辽宁。在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大总统黎元洪被段祺瑞逼迫下令解散国会后，这两位议长奔走南北，呼吁号召，一直在为恢复约法，行使国会职权而奋斗努力，尤其吴景濂曾组会广州，远走重庆，为北政府下令通缉。当吴佩孚决心恢复约法，吴、王二人殊为兴奋，他们曾赴保定和曹锟、吴佩孚面商重开国会，敦促黎元洪复职的问题，他们认为曹吴确有诚意。曹锟同意此举，一方面是支持吴佩孚的意见，二则他对徐世昌有许多不满之处，于私则徐世昌曾暗中阻挠他竞选副总统，在公则他往后察觉直奉之役，徐世昌对奉方会经推波助澜，并且相互勾结，阴谋消灭直系。

由于当时北京已是直系之天下，吴景濂和王家襄，便不顾北政府的“通缉”，堂而皇之，晋京召开国会，他们集合了议员150多人，在六月一日那天，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措辞严厉，对徐世昌公然地加以声讨和指责——

“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

“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

“乃两院显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

“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

“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十七省议员38人，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起草民国根本大法，三月十一日由参议院议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凡七章五十六条，这便是《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中华民国宪法尚未产生之前，吴景濂、王家襄等国会议员150余人的这个通电，开宗明义第一句说得很对：民国宪法未完成前，国家根本组织，厥为《临时约法》。根据《临时约法》，徐世昌被斥为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系篡夺行为，应即宣告无效。当然是于法有据，振振有词，徐世昌纵有百口，也难申辩，他是个“伪大总统”。

民国十一年六月一日的徐世昌，诚所谓焦头烂额，手足无措，除了参众两议把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宣言之外，吴佩孚的方面大将，河南督军冯玉祥和陕西督军刘镇华，这两位方由徐世昌明令任命不久的直系中坚。居然也拍来通电，请徐世昌勿再恋栈，立刻辞职。尤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宣言电文咄咄逼人，而保定方面，又派来了新任农商总长张国淦。张国淦字乾若，籍隶湖北蒲圻，清末便追随徐世昌于东三省总督任内，极获徐世昌的赏识，直系战胜奉系后的北政府第十九任内阁，他当了农商总长，不啻新朝新贵，因此，当张国淦衔命而来，徐世昌一见名帖，误以为天降救星，心中非常高兴，一迭声地请进。

可是，张国淦一见老上司，面容尴尬，欲语又止，徐世昌察言观色，胸中的一团欢喜，便又化作了三尺冰冻，不用问，张国淦专程前来，决不会是事情有了转机，他准是奉了曹、吴之命，当面促驾的。于是，他一声长叹，故作韪心之论地说道：

“我久想辞职，早卸仔肩，只是苦于不得机会，如今能辞便好，能辞便好。”

张国淦听他这么说，好些曹、吴二帅交代的话，天幸可以免了，当下，他只是问：“大总统决意辞职，不知是否已经定了荣行之期？”

脸一沉，徐世昌似有怒容，歇半晌，他又摇头苦笑，轻声地问：

“真有这么样急么？”

唯恐误事，张国淦也是无可奈何，他只好实话实说，却仍满脸陪笑地答道：“这是曹、吴二帅的吩咐，政局举棋不定，外间啧有烦言，国家大事，刻不容缓，大总统既然有了这层意思，还是及早办了的好。”

徐世昌实在忍不住了，反正是在自己一手提拔的老部下面前，他语意略带挑衅地再问一句：

“倘若我还有些未了的事，必得迟个十天八天呢？”

万万没有想到，张国淦的回答竟是——

“就怕对大总统有所不便。”

这么说，张国淦之来，并非促驾，而竟是逼宫了。所谓不便，可能会涉及安全问题，话从张国淦的口中说出，徐世昌便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依然置之不理。大势去矣，徐世昌不胜感慨，转觉黯然，手捋着颔下一把胡子，沉吟俄顷，他再慢声地问：

“多一两天，让我料理些私事，再离开北京，我想总可以吧。”

办这场极难的交涉，张国淦都一身大汗了，他不忍再逼徐世昌。同时在这会客厅里，实在也是如坐针毡，于是，他趁此机会，站起身来告辞，再添上一句，对徐世昌加以强烈地暗示：

“那么，我明天再来请示大总统荣行之期。”

送过了客，徐世昌想想又是气忿难忍，他吩咐左右，快请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来见。

王怀庆不但是曹锟、吴佩孚的老朋友，尤系徐世昌的旧部，徐王之间，关系密切，他可以说是徐世昌在军界中的第一心腹亲信。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王怀庆便是他的“总督中军官”，兼中路巡防营统领，营务处会办，声势烜赫，权倾一时。后来锡良出关，他贬为淮军统领，民国初年又为天津镇总兵、密云镇守使。袁世凯当大总统，徐世昌一再保他为将军，开府直隶，但是袁世凯认为他贤望尚浅，始终不肯答应。在徐世昌的心目之中，王怀庆不但对自己感激涕零，而且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应能感恩知己，为自己效死拼命。

果然，王怀庆一喊便到，徐世昌委委屈屈，将直系苦苦相逼，今日张国淦又来面催，听他的说法，竟是要自己立刻搬出新华宫，连一日也不许停留的意思。一肚皮的愤懑不平，牢骚和苦经，向他这位“中军官”，倾吐净尽。末后，徐世昌更直截了当地问：

“懋轩（王怀庆的号），你是我的体己人，你说，事到如今，咱们还有没有什么法子可想？”

“只怕是没有法子可想了，”王怀庆答得好不干脆，他不顾当时徐世昌的惊诧错愕，只顾滔滔不绝地往下说：“这一回，直系保洛一致，里应外合，大家都把您老人家当做统一全国的障碍。您瞧那些个通电上说的话，要想转圜，真比登天还难。我看您老还是让步些个，免得节外生枝，多添些气恼。”

连王怀庆都跟直系中人一鼻孔出气了，直到这时，徐世昌方才死了尸位之心，当下他一声浩叹，眼睛望着王怀庆，担忧地说：

“从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到今天，我在任三年七个多月，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当然很多。这一次我匆匆出京，一切准备，竟是来不及了，就怕有人乘此落井下石的机会，给我为难。”

其实，王怀庆在应召谒见徐世昌之前，先已得了曹锟的密令，叫他派兵强制押解徐世昌出京，因此他方才所说的话，仅只语气不同，其实逼迫的程度，要比张国淦更凶。当下他听徐世昌在以家小安全为虞，心中不禁大喜，押解出京与保护出京同样的是用枪兵，徐世昌的一番话，正好让他两全其美，保护而实为押解，押解而不落痕迹，于是他立刻一拍胸脯，慨然地说：

“您老放心，从您老下野的那一刻起，您老的身家财产，一概由我负责。”

既如此，徐世昌也就不必再多挨一两天了，当日，便命人拟就一道“辞职命令”，说是本人怀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六月二日上午，公布辞职令，并将印绶交给内阁总理颜惠庆，当天下午徐世昌在王怀庆派遣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出京赴津，从此侨寓津门，寄情诗酒，这年他六十七岁，是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徐世昌有百万家财，多半是他担任两年东三省总督和一年多邮传部尚书时期存下的积蓄，他在河南卫辉置了不少田产，还有一幢华宅，青岛置房产，苏州设别墅，在北洋首要之中，他的私财要算是很少的，民国二十八年夏他病逝天津，得年八十五岁。

四

把北政府“伪大总统”徐世昌送到了天津，各方函电交相敦促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却还在天津犹疑徘徊，举棋不定。黎元洪自民国六年七月，辞去北政府大总统职务，他遁居天津，绝口不谈政治，闲来无事时，倒有兴趣做做生意。跟一名美国人华克合作，开了一爿中美实业公司，股东老板，都是北政府军政要人，如张勋、冯麟阁、冯玉祥等，冶开国元勋、复辟主角、奉系、直系于一炉，这个中美实业公司便推黎元洪为董事长。

黎元洪搞政治，上过袁世凯的当，吃过段祺瑞的亏，惊涛骇浪，瞬息万变，使他难免偶一回想，便有些儿心有余悸，所以他自息影津门以后，连北政府每月致送1000元公费，都坚拒不收。不过人类生来便是政治动物，如黎元洪则每每面冷心热，临到取舍关头，辄常难以自禁。例如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头一天他还当众亲手杀了两位前去他营中联络的革命党，严厉镇压，往后革命军一时乏人统率，把他从床底下拖了出来，拉到楚望台，他却又就了武昌军政府的都督，成为武昌起义革命军的领袖。

直奉战后，在吴佩孚的极力主张，策划安排之下，恢复约法，拥黎复职的呼声，响彻云霄，黎公馆门前又恢复了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的盛况，六月二日徐世昌出京，当天，举国瞩目，正在操纵政局的吴佩孚，便一改要求徐世昌下台，概由各省督军、总司令、高级军官拍发通电，表示主张的先例。首先第一次由他自己发表通电陈述国是意见，可以谓为他对黎元洪的一份敬重，一项鼓励——

“胡（因为张作霖是关外人，他又辄常责之为胡匪，此字语涉双关）运告终，及应迅谋统一，俾慰中外之望。收束现局，拟分常局，创局两种办法。常局则恢复法统，创局则召集各省军政代表，及省会各法团代表择地开会，共议国是。

常局办法，其利有三：

一、南政府可即日取消，中央可同时改良，名正言顺，反对者无所借口。

二、副总统可即选出，北洋正统从此可以巩固。

三、旧会制宪完毕闭会，正式国会总统，即根据新宪成立，速除私碍，事半功倍。

创局办法，固有推陈就新之益，但属创格，在常法上无根据。西南以法统之说相抗，势必再以武力征伐。乃延时日，不便一。

各省代表全体集齐与议，时期过长，新法不能适时迅速产生，仍因现状，取消广东政府，万难办到，不便二。

中国幅员广阔，现情太杂，与美十三洲会议时代，繁简难易不同，非有大多数赞助，无以屈服异派反对，创局之举，夜长梦多，贯彻不易，不便三。

釜底抽薪收功较易，以恢复法统为宜。‘仲帅尤赞成常局办法，期奏速效。国运人事，不堪再乱，非速解决，恐纠葛愈多。诸公卓见如何，希迅赐复，以便电仲帅领衔通电全国为荷。’”

吴佩孚的这个冬电（二日韵目）一发布，宛如投石入潭，立刻漾起无数漪涟，其反应之热烈，洵称空前。首先，便由他的老上司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躬率直隶、江苏、山东、湖北、江西、河南、察哈尔、陕西、甘肃、绥远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

电文中尤且恳挚表示其竭诚拥护之心。

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有数十封劝驾的电报，以百计登门谒见的贵客、敦促黎大总统即日返京复任。各省、区代表，京师各团体，除了拍发通电，益更派遣代表，当面请黎元洪以天下苍生为重，东山再起，及早入京。二号那一天，天津镇守使赵玉珂先到，继之以曹锟的代表曹锐，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联袂造访，面致拥戴黎元洪复任北政府大总统的一片衷诚。

当然不能马上就答应下来，三日，黎元洪也发布通电，婉谢各界的推重，其中有云：

“自引咎辞职，蛰居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外国记者不懂北政府官员“以退为进，惺惺作态”的妙用，访问黎元洪，开门见山的问以复任与否？当时，黎元洪慷慨激昂，情见乎词地答道：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既然各方面基于救国热忱，力促复职，我岂能置之不顾，再事高蹈？追不得已，也只有牺牲个人的前途了。”

吴佩孚在保定看到报纸，向曹锟一笑。说道：“仲帅，我看这就成了。”

讵料，偏在“功德圆满”的分际，起了波折，“恢复约法，黄陂复任”，目标是在使民国重归法治之下，而消除南北之间的对立状态。北方闹得热烈兴奋，如火如荼，西南方面，却是反应冷淡，不予重视。尤且，前国会议员中极具影响力量的褚辅臣、孙洪伊等，又提出了法律问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届满，根本就谈不上复任的事。广州非常国会更通电主张继续民国八年成立的国会，否认王家襄、吴景濂等人筹备召集续开六年国会于天津。

除此之外，不属于直系的各地军政首脑，也在纷纷表示反对，奉天方面不必说，张作霖向驻奉天的各国领事团发表声明：东三省自治，以后满蒙交涉，全由奉天作主。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反对黎元洪复职。淞沪镇守使何丰林打电报来奉劝黎元洪，请他千万别干。黎元洪不曾回电，三日后，何丰林便再通电全国，主张以第一届国会制宪，第二届国会选举总统，并且声明徐世昌在法律上的地位仍然存在。

黎元洪于是又踟蹰难决了，各方面的态度均已明白表示，他若复位，绝不可能得到全国一致的拥戴，充其量，只不过当时势力最大的直系做后台而已。黎元洪由积极又趋消极，着了慌的有两批人。一是新胜的直系，好不容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撵跑了奉张和徐世昌，北洋政府乌乎定？定于曹、吴二人矣！可是曹、吴不惜掀起政潮，谋一个全国统一，偏偏诸事已备，新娘子迟疑不肯上花轿，于是北洋政府便唱了空城计，闹成虚悬着北洋大总统一席。

四号那天北京公使团开口发了问：你们北政府的大总统呢？北政府外交部只好回一个照会，北政府大总统职权正由国务院代行着哩。并且外交部解释说：这是依法有据的，按照北政府奉行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

“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

另一批着了慌的是黎元洪若干门下士，其中以后来在黎元洪复职后第一任内阁中，当了一个月零十四天司法总长的张耀曾特别着急，他为了黎元洪上一届北政府大总统任期已否届满的问题，特别由他自己发表通电，“依法言法，自信无他”，作了一番解释。

张耀曾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他说：

“（北政府）总统在任期内，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

一、死亡缺位。

二、弹劾去职。

三、因故不能执行职务。

“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让职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挟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

他再根据事实分析，民国六年七月黎元洪的离职，由于其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也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准此，则往后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也是事实上的代理而非法律上的代理。他的结论则是黎元洪的大总统任期，还有一年三个月而有余。

当时直系曹、吴的处境，实在是相当地尴尬，国务院里只剩下三位总长，再把徐世昌一撵走，闹得北政府大总统也没有了。黎元洪再不上台，对内对外如何交代？迫于无奈。只有用尽功夫先把黎元洪抬出来。于是由直系人物发动“劝进”，天津黎公馆门庭如市，代表川流不息。光是六月五号那一天，黎公馆到的各地要人，便有国务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等于往后的北平市长）刘梦庚、商界代表安迪生、张维镛等，曹锟的代表熊炳琦、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最后赶到的尤有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再加上各省区的代表，计有四十余人之多。

十五个省份，各地议会、商会、教育会，还有直系地盘的各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刘湘与杨森，全部拍来通电，促请黎元洪：“依法复位，以维国本。”

当天晚上，黎元洪留京、保、洛三地来的大好佬吃饭，以便接席畅谈，藉聆高论。贵宾只有五位，王家襄、吴景濂、曹使代表熊炳琦、吴使代表李倬章，再末便是国务院代表高恩洪。

高恩洪字定庵，他是吴佩孚的山东蓬莱老乡，跟吴佩孚私交弥笃，他在逊清宣统二年，任职北京蜀学堂英文教习，民初担任上海交通部电料转运处处长，吴佩孚出人头地，高恩洪便跟吴佩孚办了不少的事情，算是吴佩孚幕府中相当重要的人物。那日，在黎府晚宴席上，杯觥交错，酒过三巡，高恩洪便首先发言，他以国务院代表和吴佩孚亲信的立场，说道：

“连日各省来了这么些电报，到了这许多代表，他们都是一片热忱，恳请黎大总统早日赴京复任，收拾大局，安定人心。尤其现在公府里大总统、副总统都是缺位，按照国际上的章程，大总统缺位三个星期，外国人是可以干涉的，所以目前不但举国人心惶惶，便是代理国务总理的周子老，也是十分的焦急，希望大总统千万以国家人民为重，大责当前，您就别再谦冲推辞了吧。”

黎元洪听了，莞尔一笑，眼睛一扫在座诸人，和颜悦色地答道：

“诸公爱护，都是出于至诚，曹仲珊、吴子玉光明磊落，决无私见，素为兄弟所深知。但是愚意要为收拾大局着想，最好还是推举曹仲珊，较为便利。否则的话，旁的不说，仅只直鲁豫三省的军饷，每个月就得大洋一百万，节流也好，开源也罢，当今除了曹巡阅使，随便哪一位上台，只怕也是没法。”一谈便谈到细节上来了，在座诸人，不禁暗喜，看来黎元洪已经心动，席间曹、吴的最高代表，应该是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但是熊参谋长心里明白，黎元洪所提的问题，兹事体大，即令曹使、吴使双双在座，曹大帅一定也要看吴大帅的眼色行事。他更知道在吴大帅跟前，李倬章的身份地位又远不及高恩洪，因此他先不作答，却对对席的高恩洪以目示意，高恩洪省得，当下便很爽快地答道：

“这个，尽管请大总统放心，军饷问题，曹、吴二帅早已有所筹划，详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曹、吴二帅来日断然不会使大总统为难就是了。”

高恩洪这几句话方说完，熊炳琦和李倬章两个，便赶忙抢着随声附和：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军饷问题务请大总统放心。”

黎元洪听后，哈哈一笑，然后便再正色地说道：

“军饷问题，不过在下打个比方而已。比较起来，这还是小事一桩。凭良心说，国人迫于爱国热诚，要兄弟赴京复任，兄弟也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征召，我怎能故事高蹈？连日再三熟思，委决不下，只因为碍着许多顾虑，要兄弟复出，兄弟必须拿得出一种主张，说得出几项政见，主张无法达成，政见实现无望，那还不如韬光养晦的好，实在没有多此一举的必要。”

于是，王家襄和吴景濂不约而同地问：

“大总统的高见，可否略示一二？”

黎元洪便郑重其事，一一道来，他所提出的政见主张，共分四项，概略地说。即为——

一、南北统一。

二、恢复国会。

三、废督裁兵。

四、财政公开。

席间众人听后，全都宽心地笑了起来，齐同一致表示：黎大总统的四项政见，跟曹吴二帅，乃至于全国的民意，都是不谋而合。照这么说，大总统返京复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了。端起酒杯，便要祝饮庆贺，同尽一觥，谈笑宴宴中，仿佛大功业已告成。

黎元洪喝了半杯酒，将酒杯放下，然后慢言细语，却是意味深长地问：

“其中第三项，裁兵废督，曹、吴二帅姑且不谈，他二位手下的那些将官，竟是也愿意乐观厥成吗？”

熊炳琦回答时，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只要达成全国统一的共同愿望，废督裁兵，可谓绝无问题之事。”

“能如此固然大好，”黎元洪捻髯微笑，徐徐说道：“就怕环境如异，人心不同，认真付诸实行，唯恐前途荆棘犹多。”

吴景濂一听黎元洪这个说法，分明是指熊炳琦人微言轻，话说出口，却未必能负得起这个责任。他唯恐熊炳琦难堪，连忙抢着说：

“大总统高瞻远瞩，考虑周详，我想这个问题既然是曹仲帅和吴玉帅以往不曾提过的，为郑重起见，不妨再烦熊、李二公，再跟曹、吴二帅通个电话，得了结果，然后再上复大总统。”

熊炳琦、李卓章无可奈何，便道：“这样也好。”

高恩洪连忙添上一句：

“事不宜迟，我想明日便该有消息了。”

于是国家大事谈到这里为止，宾主重整杯箸，开怀畅饮，盛宴散后，李倬章一回津寓，立刻打电话到北京，将当晚洽商经过，详细呈明，吴佩孚闻讯，晓得黎元洪复出业已不成问题，当下不禁大喜。他在电话中告诉李倬章说：

“我今夜便去晋谒仲帅，准定明日一早，挂专车来天津，亲自迎迓黎大总统。”

翌日清晨，李倬章便邀了高恩洪，双双再谒黎元洪，说是吴玉帅昨夜说过，今天一早便将乘车来津，亲迎黎大总统还京复任。黎元洪乍听之下，倒还吃了一惊，他怕吴佩孚懒于谈判，也要耍上一手“霸王硬上弓”，挟制他上北京去。高恩洪察言观色，连忙加以安慰，他说吴佩孚尊老敬贤，竭诚事上，他绝不是那种动辄便施蛮横手段的赳赳武夫。

果不其然，当吴佩孚于是日下午抵步，驱车往谒黎元洪，他对黎元洪钦敬礼重，执礼甚恭，黎元洪也能殷勤接待，跟吴佩孚辟室长谈，他很谦虚地请吴佩孚发表对于当前国事之意见，吴佩孚便以他的中国统一论为题，告罪过后，侃侃而谈：

“征诸中外史乘，任何民族之发展，俱由各别分立浸润而成集体制度，这是千古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自古以来，从未见有已形团结的民族，而竟再化为个体独立的原始状态。所以我认为任何分割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论调不是迂阔，便是荒谬，而不论其为倡联省自治或南北分立之说者，套一句俗话，这就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凡此荒谬迂阔之徒，实不可与之谈中国的国民性。”

“透彻之至！”黎元洪欢声赞道，又说，“吴先生，请你续予明教。”

“大总统，不敢当，”谦一句，吴佩孚又滔滔不绝地往下说：“华夏立国垂五千年，虽然时有盛衰隆替，图强积弱，但是至少在名分上从来不会有损于统一之局面。以人事而言，英雄角逐，鹘起鹘落，乃有成王败寇之谓，老百姓则总归是概括一句天灾人祸，纵有乱臣贼子，拨乱一时，赤地千里，血流漂杵，也未尝破坏过中国人的自尊心。又有若干时期，中国难免受到异族的侵略，然而中国文化却并不因此遭受破坏，中国人严华夷之防，顶怕‘吾其披发而左袵矣’，可是用不了多久，异族征服者持此论调居然要比中国人更为激烈。由此可见‘王此大邦’者，浸假久之心定会被大邦所同化。因为中国历史一日不缺的上溯五千年，幅员千万里，这么一个古今中外允称第一的文明古邦，自一村一镇，一城一省，乃至十八行省九千余县，那是日积月累，渐次并合膨胀，而非一朝一夕，十年八年所可竟其功者，所谓大势之所趋亦即自然之进化，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系属违反历史传统与自然法则者之炯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之下，要想把泱泱中华分割为无数小邦，根本就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之事，此即逆天则亡之谓矣！”

“吴先生所说的，真是颠扑不破之至理，兄弟极是承教，”黎元洪由衷诚恳地说，“却是还要请问，以先生之高见，当今之世，应该采取何种途径，有以统一中国？”

“依我的一得之愚，”吴佩孚微微而笑，得便时，送一顶高帽子，使黎元洪戴上，他特意压低声音答道，“无他，使首义国家，尊重民意如大总统这样的领导人物，正其位而行其志，便是统一民国的不二法门。”

说得黎元洪大喜过望，心花怒放，为了掩饰，他特地出以怒然忧之的神情，慨然说道：

“只怕——不见得吧，此时此境，唯力是视，像我这种手无寸铁的人……”

吴佩孚赶忙打断了他的话，眉头一皱，仿佛不胜厌烦地说：

“大总统何必说什么‘唯力是视’，您干脆便说是军阀得啦！自从洪宪称帝，安福祸国，奉张与无耻卖国的政客结合，中国这一十八行省，竟是闹得分崩离析，各自为政。正因为国土四分五裂，军阀争伐连年，却是一丘之貉，势均力敌，就实力可言都是伯仲之间，没有人能够崭露头角，毛遂颖脱，故所以相互搏噬攘夺，不绝干戈，相互均衡之势的造成，反使举国上下，迄无宁日，尚且不知伊于胡底，反不如有一位不世的英雄人物出现，使群雄辟易，方始可免糜烂之局，中国统一的希望，确实尽在于此了啊！”

吴佩孚说这一大段话时，态度诚挚，语调恳切，使黎元洪不能不信他纯然发自肺腑，而吴佩孚放言高论，是在讲他自己的见解，他自己的抱负，与黎元洪风马牛并不相及，却是歪打正着，使黎元洪果真相信他自己便是乱世之英雄，天下之明主，“予欲不出，奈天下苍生何”？于是他深心感动，惕励奋发，忙不迭地便和吴佩孚谈起实际问题，如何复任，如何组阁，如何达成统一，如何废督裁兵？所谓财政公开，原是一种自我表白，至于恢复国会，那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举国民意共同主张。这一晚，黎元洪和吴佩孚促膝长谈，快极生平，他为了不辜负吴佩孚的亲来迎迓，吐露衷曲，旋即和吴佩孚商议定了进京日期和复任细节。

黎元洪的诚朴迂拙，轻于寄信，使至性中人的吴佩孚也觉可感。倘若黎大总统肯于跟他合作，四项大总统政见也是吴佩孚自己的宗旨，又何妨利用自己的声望，逐一达成黎元洪的愿望？当晚，吴佩孚辞出天津黎邸，他心中亦已暗暗地有了准备。

吴佩孚和黎元洪一席谈，居然能劝动了民国第四任大总统的驾，使他破釜沉舟，过河卒子般勇往直前，又接第六任“伪”总统徐世昌的大位，填满他那一年三个月有零的大总统任期。吴佩孚此一成就使北政府中枢有主，打开了天大僵局，这一着使曹三爷曹锟也禁不住一翘大拇指，夸赞一声：

“子玉还能办外交哩，真是了得！”

五

直奉一次大战，吴佩孚居于绝对劣势，居然以少敌多，以寡胜众，打了极其漂亮的一次大胜仗。自民国元年以来，分崩离析，群雄割据的局面，由于直、奉、皖三系胜负已判，乍看起来，仿佛出现了一点复苏、澄清的希望，而当时胜利者曹锟、吴佩孚所表现的种种作为，又由于胜利伊始，吴佩孚威望之高，一时无两，使得曹锟甘愿处处屈就，一切都听子玉老弟的。所以就大体上看，可说是无可厚非。

自民国十一年五月十日，曹锟、吴佩孚联名电请北洋政府，同时罢黜东三省、直鲁豫和两湖巡阅使，将形同封建割据的“藩镇现象”一举廓清，这事虽然只由徐世昌主动免去了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一职，但是曹、吴的表现，仍能一新天下耳目，使窘于连年战祸、民生凋疲的国人，激起了一丝新的希望。六月十四日，吴佩孚更通电各省，征求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的意见，一时江苏齐燮元、山东田中玉和湖北萧耀南纷纷来电表示赞成，法统恢复，于是乍露曙光。二十八日尤在两度征求各界意见之后，由曹锟、吴佩孚联衔发表通电赞成恢复第一届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从这时候开始，便有大批政客，分头奔走，想要做直系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吴佩孚对这般人的“内幕私图”，深恶痛绝，他不惜发表通电直指其名，加以斥责——

天津王幼珊（承襄）、吴莲伯（景濂）两议长、边洁清（守靖）议长、张敬兴（绍曾）将军同鉴：江电悉，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故，敦请黄陂（黎元洪，湖北黄陂人）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援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周少朴（树模）、孙伯兰（洪伊）果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瞀私利，真可痛哭也。幼珊，莲伯两兄，应即代表议会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重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特电奉复，无任企盼。

从这一封电文中可以看出，吴佩孚性格上的耿介刚直，嫉恶如仇，在北洋直系那个乌七八糟的圈子里，参与实际政治，委实不太适宜，光这一封电报，就给他开罪了几位当年好友。

六月十一日，当黎元洪入京就大总统职的同日，吴佩孚又曾致电国父孙中山先生，护法政府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和北伐赣、滇军总司令李烈钧，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谨当三薰三沐，以待我公之临”，然而，当时西南正是危疑震撼，一片动乱。吴佩孚因为之助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自以为羽翼已丰，发动叛变，围攻大总统府。国父迁登永丰舰，伍廷芳尤于当月二十三日悲愤致卒。陈炯明后来在七月下旬，联合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主张在上海召开联省自治会议，和吴佩孚竭力奔走呼号的全国统一，反而成了对抗之势。

陈炯明野心勃勃，热衷利禄，这位方收买的叛将尾大不掉，滥唱高调，吴佩孚一心一德“恢复法统，统一中国”，陈炯明则口口声声的“联省自治”，“遂行割据”，使吴佩孚极感忿懑。尤其在此之先，吴佩孚早知陈炯明阴蓄异志，太靠不住，因此他将桂军沈鸿英、黔军袁祖铭，先后罗致帐下，互为联络，作为直系势力伸入西南的两支主力，他曾一次拨给沈鸿英军饷二十万元，使困处湘省的桂军，绝处逢生，沈鸿英对吴佩孚自是感激涕零。当陈炯明和唐继尧、赵恒惕筹开“联省自治”会议于上海，头一个通电反对的，厥为紧蹑陈后的沈鸿英。

战胜奉系以后，吴佩孚决意革新全局，促成全国统一，在他心目之中，针对时弊，对症下药的方针，共为九项：

一、废除巡阅使及各省督军。

二、裁兵。

三、查抄奉系各重要人物家产。

四、组织超然内阁。

五、召集国会，制定宪法。

六、划分租税，国税概归中央。

七、各省设省长，直接对中央负责。

八、军队归于国家，军饷由中央发放。

九、各地治安由国军与省警，分别担任。

以上九项改革措施，亦为当时国人馨香祷祝的愿望，在九项计划里面，吴佩孚实施的重点，厥在废督裁兵，因此，黎元洪所提出的条件，实即吴佩孚的主张。这可以从他五月二十二日接见美国记者约翰·贺尔的谈话中，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约翰·贺尔的报导说：

“中国时事问题，以废督裁兵最为重要，此固余（指吴佩孚）数年来的主张，裁兵一事，非真正统一之后，不能完全实行。但豫省以赵倜之乱，已将其部下裁撤九十营，又因此次奉直战争，奉军丧失原驻北京之第十六师及暂编第一师、损失至七八成，此为由战争而收裁兵之实效者。次谈山海关方面之奉直战争谓（五月）十七日已订停战条约，奉军开始撤退，此事系因战事延长，则阻碍交通，中外人民蒙极大之不便，故欲早日实行媾和，而从中尽力之结果。又言对于张作霖之处置，谓以收拾时局之故，姑以不严加究办为方针，倘张氏极力反抗，则决意破坏奉系之根据地。因对豫督赵倜，曾取宽大之处置，故对于张氏仍应取同等之态度。吴氏不就陆长之职，因以尽力于极力裁撤各军为方针，故俟山海关方面战事定局之后，即回洛阳，始终自居军人不干政之原则。”

事实上，国际舆论，也有鉴于此，咸认为处在生死关头民国十一年的中国时局，由于吴佩孚之大获全胜，可能获得转机，五月十日的东京《读卖新闻》上一篇《奉直战后》的社论，即可作为持此论调者的代表：

“吴氏大获全胜，同时复有无上之机会，吴氏处事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实吴氏与中国国民今兹正当生死关头。固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惟毅然舍弃武力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计应善用战胜之地位及机会，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因此之故现在无论任何势力，均须并不偏倚，并扫除一切恩怨，使南北各代表参加，从新召集国民会议，讨论上文所云之根本大计，亲自拥护此种国民之运动，则和平统一之大业达其目的，其易将非意料所及。吾人为邻邦中国国民之利益幸福起见，切望吴氏决定意见，选择应行之道焉。”

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以后的国运，是否果有一线光明之望呢？君不见，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时在他民国六年七月一日被迫下台的四年十一个月之后，那日上午八时整，国会众议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国务院代表周自齐、高恩洪、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倬章（字济臣，时任吴佩孚的参谋长）等，准时抵达天津黎府，恭迎黎大总统登车启程，一群故都显要，把面团团如富家翁的黎大总统，簇拥上了专车，当午十一时零五分，抵达北京车站。

京中人士、各界商民悬旗结彩，欢迎如仪，黎大总统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氏私邸休息，十一时四十五分再自黎公馆同赴公府怀仁堂，举行“暂行大总统职权”的“就职典礼”。

这夜，黎元洪批第一件公事，任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直系当权，北洋第十九任内阁，开出来的阵容，倒也相当的坚强——

总理兼外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谭延闽

财政总长董康

陆军总长吴佩孚

海军总长李鼎薪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汤尔和

交通总长高恩洪

农商总长张国淦

但是，这个十九任北洋内阁。尽管阵容堂堂，网罗各方，却苦于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头一位，陆军总长吴佩孚，当黎大总统十二日明令发表内阁人选，他十三日便自保定北上，入京亲贺，同时向黎元洪表明心迹，恳请辞职，他说自从战胜奉张，他立刻便和曹锟呈请罢免三巡阅使，目的即在于昭告天下，自此不再开军人干政之例。如今他一心只想返回洛阳，重整军旅，为国家保持一支武力，“陆军总长”一职，他实在是志不在此，毫无兴趣。黎元洪的答复倒也坦白，他说废督裁兵，势在必行，我正是要借重你吴玉帅的威望，请你担任这个执行废督裁兵的陆军最高长官。于是吴佩孚再三谦谢，他承认废督裁兵原是他的一贯主张，以当时情势而论，只怕他不在其“位”，从旁协助，所收的效果还要大些。

黎元洪甚以为然，吴佩孚确有诚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内阁名单发表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宣布陆军总长吴佩孚辞职照准。派张绍曾继任。

直皖之役，奉张、直曹打了胜仗便忙不迭地联袂晋京，左右政局，唯独吴佩孚二度获胜，威震华夏，却远远儿地离着北京，仿佛“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他到北京亲贺并辞职，一夜都不肯歇，当天晚上就要回保定。曹锟硬拖住他不让走，一来借此盘桓，商量商量今后的军国大计，二则当时山海关内昌黎一带直奉两军的冲突犹未结束，曹锟还得子玉老弟运筹帷幄，遥遥指挥。十五日北政府下令各省一律停战，吴佩孚命直军批亢捣虚，绕出长城围攻奉军右翼，直到十七日奉军方始央洋人出面议和，跟直军签订了八项和约，直奉大战，于焉宣告正式闭幕。

奉张大败，逃出关外，算是自动放弃了扬威京畿，干预政治的“权益”，同时也被迫让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盘，由北政府派王怀庆为热察绥巡阅使，取代奉系。六月二十日，东三省的省议会开联合会，通电赞成东三省统一，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副之。七月三日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升等三省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北政府保持“中立”，然后整军经武，埋头练兵，准备来日和曹吴决一雌雄，报仇雪耻。

黎元洪入京复职以前，在吴佩孚的登高一呼之下，各省督军。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决定，但当黎元洪“一朝权在手，便将令来行”，带兵的督军，多一半又阳奉阴违，迟疑观望，谁肯真的立即下台？唯一宣告自行废督的，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但是才只一天，便由浙江军官张载阳等通告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致使黎元洪怫然不悦，暗呼不妙，讵料卢永祥改个名义，做个手脚，还算是好的咧，其他各省，对于废督裁军的呼声，根本置之不理，充耳不闻。

全国各省唯一废了督军的，是江西，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命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三军入赣，进行北伐，六月十五日江西督军陈光远，听说北伐军已抵吉安，吓得弃职而逃，正好给黎元洪得着个机会，把江西督军一缺给废了，命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队”。

兵裁不掉，督废不了，使黎元洪诺言不能兑现，内心十分焦躁，他为了勉维北洋政府威信，只得跟吴玉帅先商议好，拿盘踞湖北武汉一带的北洋军。吴佩孚的嫡系部队开刀，他下令撤退前驻岳州和湖南的北洋队伍，责成吴佩孚、萧耀南妥办撤防及善后。吴佩孚等将这一出戏演得很像，他和萧耀南遵照命令，派张福来将各军一律调回洛阳。

七月一日，吴佩孚自保定凯归，他回到洛阳，表示他绝无权位之想，同时也在往后的一段时期，在洛阳大兴土木，扩建他的总部。——洛阳兵营，原有其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前，曾经想到北京城里还有一个宣统小皇帝，对于若干遗老，未始没有号召力，因此他曾有过迁都洛阳之议，密令徐世昌在直隶、河南二省境内，物色一座都城。徐世昌列举彰德、顺德、许昌、洛阳四处，经过实地查勘，老袁终于决定在洛阳设一行宫，于是卜地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岸，划地四百万平方米，参酌日本及欧西各国的军营建筑图样，建造砖墙瓦顶的营房，工程历时年余，耗资上银一百七十万两。

这座大营房未及竣工，袁世凯已天夺其魄，一命归阴。往后在这座营房驻扎过的，先是张勋的巡防营，继为张敬尧的第七师，吴佩孚是它的第三位主人。不过，当民国八年八月吴佩孚进驻时，营房的窗楹门扉，全部不翼而飞，无一子遗，整个营房成为一座座的空屋架子，经过他三年多修补增建，经之营之，方始渐渐地恢复旧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挟胜利余威，是中外物望，洛阳西营，访客毕集，往往一日要接见各方宾客二三十人，尤有各省各方派遣的代表，常驻洛阳，承颜接辞，光只营房便不够用了，因此吴佩孚乃在西营之东造一幢私邸，之西筑一座参谋本部，之南建一栋西式洋房继光楼，备有精美客房十余间，专供接待各方宾客之用。

接待四方宾客的继光楼落成，吴佩孚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他的日本顾问，当年在东北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房里，联曰：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日本参谋本部利用冈野和吴佩孚的私人友谊，命他在吴佩孚的极盛时期，前来投效，期能相机进言，穿针引线，影响吴佩孚改变他的仇日心理，进而与日方合作。冈野之来，必有背景，吴佩孚心中自然明白，所以他和冈野相处，亲而不尊，虚与委蛇，一谈到有关日本的问题，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他给冈野的差使，更难免有点委屈了这位老友——吴佩孚让冈野搬进继光楼长住，命他当一份承启迎宾的职务。

根据冈野的统计，自民国十一年七月一日吴佩孚战胜奉军，凯旋洛阳，到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领军北上，二度对奉作战，两年一个半月期间，亲赴洛阳使署访谒吴佩孚的中外名流，日必数十起，冈野收集每日访客的名片，装满了一只一尺立方的皮箱。在此两年内来访的国内显贵，计有北政府国务总理四、各部总长十六、次长十三、全权公使三、名幕十三、各省督军省长六、各省代表六、蒙古王公一、硕儒文豪二、政客五、名门后裔四、工程师一，据冈野补充说明，凡此仅为显要中十分之一，访客中“九牛之一毛”而已。

当冈野迁入继光楼，职司迎宾承启，不久以后，日本达官显要，便开始川流不息地到洛阳来晋谒吴大帅，如日本遣外第一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少将。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重雄少将、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使署交际处的人员统计，前后26个月间，日人来访者多达47名，居各国人士之首位，因此，使署人员喷有烦言，外间也有吴大帅越来越跟日本人接近的传说，一日，吴佩孚便将种种烦言与谣诼，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冈野。

冈野的回答，则是双手捧上了一顶高帽子，他俨然若有其事地说：

“洛阳已成北洋政府的重心，中华四百余州政柄之所在，吴将军你像是神龛中的观世音菩萨，人人都有必欲瞻拜肉身之心，敝国要人远道来访，正是怀着这个心理。将军试想他们远来所需的费用及时间，真是谈何容易，做主人的怎好意思不假以辞色，聊充报偿？同时这也是宣扬将军德威于中外各邦的无上妙法，更是来日功成名就之途径，‘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依在下之意，这事不必大惊小怪。”

吴佩孚要是真听了他的，岂非变成了三尺童子，无识匹夫？对付冈野领来相见的日本人，吴佩孚自有应付的妙策，那便是坚壁清野，使他们无缝可钻。譬如，伊丹重雄是奉日本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元帅之派，专程来洛阳晋谒，劝促吴佩孚谋取“中日两国军界之亲善”，并且请他聘用日本军官，训练士卒。这位专使很难应付，敷衍既不可，以当时中国国势积弱，偏又板脸不下，得罪人家不得，因此，吴佩孚便在宴会之上滔滔不绝，大谈其“中国文化优越论”，让伊丹重雄根本得不着开口的机会，翌日一早送客，乃使上原勇作的特使，铩羽而归。

旋不久，日方又派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一马少将重作冯妇，来劝吴佩孚，应允中日军事合作，吴佩孚则改变方式，避而不答，娓娓不休地追述他在保定念军官学校时代的往事，他说起授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野外要务令八字真言的恩师，日本教官樱井文雄大尉。吴佩孚感慨系之地对铃木说：

“樱井大尉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但是前年我听说大尉业已病故，其未亡人茕独无依，度其凄凉寂寞晚年，听后令我兴不尽的感慨。我今日幸而得此地位，深感辜负师恩之处多多，很想对樱井师母聊尽报恩之心，铃木少将倘若得便，望能为我转达这区区微忱。”

一席话说得既感伤而又诚挚，与席诸人无不为之感动，但是直到席终人散。吴佩孚对于日方二度提出的问题，仍然只字未谈。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之来，系在民国十二年七月八日，他奉了日本政府的训令，在八日下午两点多钟抵达洛阳使署，一进继光楼，冈野立刻遣人通报，可是副官答说：

“玉帅正在午睡，不便惊扰。”

林久治郎无奈，只好在继光楼坐候，等到吴佩孚午觉睡醒，方获接见，他向吴佩孚当面提出日本政府的正式训令：

“本总领事鉴于贵国各地排日、排斥日货及罢工等事件之连续出现，若任其漫无止境，将来在贵我二国间之邦交上，恐惹起重大事态。故日本兹派本总领事请吴将军以诚意阻遏排日举动，目下北京政府因黎大总统之失位而群龙无首，北洋元老曹巡阅使，虽隐任天下之重，然事实上之枢机，握于吴将军之手，此本总领事所以具陈一切而诉于将军座前。”

吴佩孚又拿出他办外交的那一套，就事论事，快刀斩乱麻，直话直说，决不敷衍推诿，他疾颜厉色，正告林久治郎：

“此次敝国各地所起的排日运动，原由于不满贵国之对华政策，而有此民意的发皇，其曲在于贵国！”

语惊四座，使林久治郎大出意外，瞠目结舌，吴佩孚却故意顿一顿，待在座诸人都看出来林久治郎为之语塞，他方始再往下说：

“近日湖南长沙及其他各地的排日事件。吾人推究其起因，莫不都是贵国凭借强权，压迫敝国民意所引起。贵总领事你还没有开口之前，本人并非不知贵我两国关系之密切，但若论各地方兴未艾的排日事件，本人实无法置喙，因为本人深知这是发扬民族正义的中华民众爱国运动。”

局面之僵，众皆失色，参谋长李倬章怕林久治郎下不了台，酿成意外纠纷，他出来打圆场，请玉帅暂停会见，先休息一下，再示意林久治郎辞出，带他到了外面，才告诉他说：

“请总领事在洛阳多住几天，等我们再向玉帅进言，第二次、第三次会见，或许能使双方的意见有所沟通。”

林久治郎被吴佩孚教训了一顿，任务不能达成，他也是迫于无奈，只好由李倬章陪着，畅游龙门、关帝陵等洛阳名胜。另一方面，由冈野上了一封意见书，备述排日问题妨碍中日邦交，亟应谋求补救之道，以免增加日本少壮军人侵华之口实，使日本政府难以应付，酿成战祸。与此同时，李倬章也在吴玉帅跟前剀切陈词，剖析利害，花了好半天功夫，吴佩孚总算答应了不再使林久治郎难堪，当晚请他在吴公馆便饭。

翌晨，再度接见林久治郎，对付日本的两面外交政策，吴佩孚用一纸具文，应付了事，听从众人的劝告——让林久治郎回口打电报到日本外交部时有个交代，吴佩孚当场叫政务处长白坚武起个电稿，请曹锟虚应故事发一个通电。吴佩孚致曹锟电的电文如次：

现日本驻汉口林总领事来访，面称此次对日外交之愤激民气，到处发生排日货之运动，势之所趋，滔滔而无休止。关于外交问题，理应待中央政府之交涉，不可徒凭民气有碍邦交，况因此而无视彼我通商条约上之规定，更使双方俱蒙不利，请速以钧座名义，说明如上理由，发一通电，以收防止排日之效为祷。

吴佩孚印

第九章　主力渐弱现末路，一代军阀离奇死

吴佩孚接见英、美访客，比对日本人要客气得多，不过他决不放过“挫一挫对方锐气”的任何机会，言谈举止之间，永远保持他的无上尊严和威仪。民国十三年元月四日，英国驻华公使麦马利偕随员三人前来洛阳谒见，吴佩孚头两日前得到北洋政府外交部和英国公使馆的正式通知，他命令英国公使专车抵达洛阳时，立刻直接驶往金谷园车站。

原来那日正值吴佩孚新年阅兵，洛阳文武齐集北练兵场，英国公使抵步，吴佩孚只派一名使署外交科科员去把他带到练兵场上来。

英国公使及其随员二名带到，便由外交科科长薛撼岳介绍，吴佩孚只顾阅兵，他和麦马利略施一礼，也不征求对方的同意，立命薛科长带公使一行坐进来宾席，看吴大帅阅兵。

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是日北风凛冽，寒气彻骨，练兵场阅兵台飞沙走石，朔风扑面有如刀割。英国公使方经长途旅行远道而来，不遑休息便给带到练兵场来灌风塞砂，受寒受冻，英国公使养尊处优，几时吃过这种苦头？但是这便是吴大帅待客的一贯方式，麦马利只好咬紧牙关在阅兵台上受罪。

这一场罪足足受了三个多小时，阅兵式毕，已是十点半钟，当麦马利一行如逢大赦，正待主人前来慰劳，遣人领他们赴行馆休息，然而，吴大帅却似忘记了他们似的，对大英帝国的使节并未一顾，他被洛阳使者的文武百官簇拥着下了阅兵台。英国公使一行四人，则由冈野等陪同驱车继光楼，而且才坐下来冈野便道：

“吴将军请大使阁下参加午宴。”

酒过三巡，麦马利表明来意，他专程到洛阳一行，晋谒吴大帅，是为中国收回焦沟煤矿和道清铁路的事而来，因为收回这两大利权正出于吴佩孚的主张，道清铁路位于河南北境，自河南浚县道口镇，筑至沁阳清化镇（现已改为博爱县），全长284.5里，由英国“福”公司投资筑成。这一条平汉支线的兴筑费，一共花了835万元，它除了专运焦作所产的煤炭，民国十年前后，每一天的客运收入，亦达每年24.7万元之巨，在平汉铁路犹未全线通车以前，道清铁路是豫北很重要的一条交通线。

焦作煤矿在河南修武县偏西北，山西晋城东南方的太行山麓，当地盛产无烟煤，每日产量达1800吨，系由英、德、比三国北京银团投资124万余金镑开采，全矿工人人数有8000之多，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

由于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都在洛阳附近，属于国家的重要资源与财产，把持在外人手中，已历二十余年之久，因此吴佩孚处心积虑，收回利权，他千方百计地找洋人漏洞，果然被他找到了民国元年英国人曾与晋豫两省订约，道清铁路得由两省随时备价赎回。

有了赎回道清铁路的口实和机会，吴佩孚十分欣喜，但问题紧接着又来，当时北洋政府，罗掘俱空，欠薪欠饷，财政困难空前严重，如若筹款赎路，莫说是830余万，即使只要那个零头，也是无从筹措。没有钱而要把道清铁路赎回，事实上必不可能，不过吴佩孚长思大考，终于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故将收回道清铁路和收回焦作煤矿混为一谈，命北洋内阁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非正式照会英国公使麦马利。英国外交官对于中国情报之灵通，政情之熟悉，为任何外国使节所无法望其项背，所以，麦马利得了顾维钧的非正式照会，说是中国希望展开收回焦作煤矿和道清铁路的谈判，他一猜，便知主动者唯有洛阳吴佩孚。于是，新年方过，他便匆匆忙忙赶赴洛阳，晋谒吴大帅，企图作最后的转图。

吴大帅对付麦马利，先临之以兵威，再加之以风吹，他让麦马利困顿不堪，大受其罪，方始摆开筵席来招待。席间，双方先自北京和洛阳的天气谈起，继以麦马利大为赞扬吴大帅阅兵典礼的盛况，酒过三巡，渐渐地谈及正题。

麦马利备述焦作煤矿之经营，是英国人投下巨资，煞费苦心，历20余年始有现在的规模，今日之焦作煤矿，尤且除了18名英国工程师之外，三万余员工悉为中国籍，最要者，厥为英方早已开放华人投资，所以焦作煤矿可谓中英双方商民所共营，他强调焦作煤矿之维持现状，可以作为中英合办事业的模范，使英国人与当地民众感情，始终融洽无间。麦马利恳切地希望吴大帅对此有所谅解，有所认识，不再坚持收回焦作煤矿作为中国独占事业的决定。

吴佩孚听后心中暗喜，他的声东击西之计，果然奏效，英国公使请他放弃收回焦作煤矿的要求，言下之意岂不正是在说道清铁路可以无条件奉还，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

既已觇知英国有让步的迹象，甘愿放弃道清铁路，只求保全英国人在焦作煤矿的股份，于是吴佩孚便改容相向，表现其“谦光自抑，厥辉愈扬”的泱泱风度，对于焦作煤矿，他表示愿意尊重英方的意见，不特如此，为给麦马利一份“体面”，他慨然承诺，道清铁路收回以后，准予援照开平煤矿的先例，对于焦作煤矿煤炭的运买，一律减价百分之三。

英国公使犹在极口颂扬：

“吴大帅断事，果然公平无私，令本人非常佩服。”

而道清铁路，从此无条件收回，后来它被并入平汉铁路列为支线。

民国元年以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美国驻华公使史坦因，机智深沉，通晓中国国情，对于中国素称热爱，史坦因任期届满，曾应袁世凯之聘，担任北洋大总统的顾问，参与外交事务，月支公费三千。民国四年中日二十一条条约和往后凡尔赛和会损及我国利益，北政府发为抗议，都有史坦因在幕后极力主张，多方筹划，有这一层缘故，吴佩孚心仪其人，为时颇久。当民国十三年三月下旬，史坦因返美退休以后再度来华，特往洛阳访晤吴佩孚，吴佩孚颇为兴奋，他决定给予盛大热烈，而且出自衷诚的招待。

史坦因不失为有心人，他再度来华之期，正值中日外交关系恶化，他特意来提醒中国要人，旅顺、大连两处要港，租赁期限业已届满，应于民国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加以收回。但是因为中国国势积弱，日人视旅顺、大连为其禁脔，这一场交涉未能办成，史坦因怅然而返，归途中，他特意往访洛阳。

吴佩孚敬其为人，待之以贵宾之礼，通常，吴佩孚宴客只在家中或者食堂内，遇有中外贵宾使节，方始延入大餐厅，那日，吴佩孚却是在大餐厅郑重其事地宴请史坦因，可惜史坦因年迈体衰，害神经衰弱症，已很严重，不能多说话。他致词时，只是说关于东北问题，不能光靠笔墨口舌对付日本，必须依靠像吴大帅这样的实际力量作为后盾。他对吴佩孚推崇备至，于是吴佩孚也就兴高采烈，他即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东北问题论”，一谈便是两个多钟头之久。

史坦因在洛阳继光楼住了一夜，翌日便登程赴上海，准备搭轮返国，不幸他在上海一病不起，客死沪上，使吴佩孚闻讯至为震悼。

据统计，吴佩孚在洛阳接见的外宾，以日本人最多，美国人次之而英国人又次之，当史坦因来访的半年多之前，曾有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毕肖普博士，带着美国大总统哈定的介绍信，前来洛阳晋谒吴佩孚，目的在于考查洛阳四郊的名胜古迹。吴佩孚对此一异国学者之关注中国文化，至表欣慰，他对待毕肖普十分亲切，给他所要求的一切便利，尤曾和毕肖普一席长谈，将“老子”的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毕肖普喜出望外，因为他得到了一项意外收获。

但是当毕肖普在洛阳住了一个星期，完成考古工作兴辞离去的前夕，吴佩孚晓得他行期在迩，特地邀他便饭，席间，他连饮数杯，意气轩昂，从裤腰带上解下一块古玉，递给毕肖普，然后睥睨四座，用气吞河岳的气概，朗声说道：

“这一块白玉，根据中国金石学者专家的鉴定，大概是二千八百多年以前的古物，中国文化的渊源，差不多也跟这块白玉一样，现在我把这块白玉送给哈定总统，因为我听说美国的哈定总统，也是赞同‘中国共管论’之一人，他果然相信中国可由列强瓜分的话，那么就请他快快进行，事成之日，我请他到中国来将这一块白玉交还到我手上！”

吴佩孚侃侃而谈的时候，毕肖普还以为他是在致赠宝物，心中十分欢喜，待至翻译译成英文，他这才知道吴佩孚在借题发挥，向赞同列强共管中国的哈定总统“挑战”，当下他唯有连声喏喏，答应吴佩孚准定把话带到。不久毕肖普返回美国，而就在那一年里，哈定总统巡视美国西部，在旅途中吃螃蟹而中毒暴卒。

各国记者为采访新闻往返洛阳，令人兴“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吴佩孚对新闻记者谈话极有分寸，尤其诚恳坦白，不卑不亢，只不过遇到他情绪冲动，也会荒腔野板，冲口而出，使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饰词解释，大为尴尬。在当时中国显要中，吴佩孚可能是较受新闻记者欢迎的一位，民国十一年他战胜奉系以后，美国通讯社曾经特派电影技师，小住洛阳，替吴佩孚拍摄日常生活和练兵情形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曾在美国各地放映，往后来华的美国天津驻军司令官唐纳少将，即因在美国看过吴佩孚影片的影响，对吴佩孚极为景仰，民国十三年六月八日，他带了大批参谋、副官、译员和卫士，前来洛阳访晤。

吴佩孚对待唐纳很客气，开大餐厅，设宴款待，唐纳致词的时候说起他久仰“洛阳将军”的声威，看过吴佩孚将军的各种纪录片，他尤其称道吴佩孚“幼年兵”之训练，他说这是中外兵家最感钦佩的一项“练兵新猷”，还有吴佩孚练兵人人投以中国固有的武技，唐纳认为绝对正确，他说：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往往是以白刃战决定最后的胜负，尤其平时练习刀枪剑戟，徒手相扑，对于精神教育，尤有非常之效果。”

在吴佩孚所接待的无数外宾之中。首推唐纳少将待遇最厚，吴佩孚和唐纳很谈得来，于是公谊之外又复建立了私交，他留唐纳少将在洛阳住了一个礼拜，直到唐纳游遍了洛阳四郊的名胜古迹，同时也跟吴佩孚几度畅谈以后，方始尽兴归去。

尽管吴佩孚平生接见的日本访客，比较其他各国人士为多，但是他有一条“不成文法”，始终不曾打破，那便是不论来访日人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他一概便餐招待，决不为日本人开大餐厅，享以文武百官奉陪，以及齐奏军乐，合唱军歌的隆重仪典。这一件事，使职司迎宾承启的日本人冈野极为困扰，当十三年三月九日日本遣外第一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将军来访，冈野由于野村的军阶较高，又是闻名国际的海军权威，他特地恳请吴佩孚破一次例，为野村开一开大餐厅，也好增光日本人的体面，但是吴佩孚仍然坚守原则如故，他跟冈野“打太极拳”，答复他说：

“你的热心我很谅解，只不过我这使署里有个规矩，那便是凡开大餐厅招待的贵宾，以其持有本国公使之正式照会者为限。”

于是冈野嗒然而退，其实他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林久治郎来访，不但他本身只比日本驻华公使低一级，而且，他还持有日本外务省的正式照会，吴佩孚仅只在家里请他吃了一顿便饭，林久治郎对吴大帅的大餐厅，也是可望而不可即。

吴佩孚和冈野之间的关系，相当深厚，冈野是日本参谋本部一力培植的对华特务，他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就在这一年他奉派赴烟台芝罘接受守田少佐的指挥，便在守田公馆，由守田亲自介绍而跟吴佩孚初度晤面，嗣后为刺探俄军情报中日军官并肩作战，合作无间，吴佩孚和冈野尤以同生死，共患难，成为极亲密的异国友人。两人时常结伴而行，往返复州半岛沿岸各城镇村落，有时共眠一炕，有时相偕匿身稻草之中。

当复州半岛情报搜集工作完成，吴佩孚和孟恩远等找到了撤退基地娘娘宫，中日情报工作人员齐集李乘海开设的粮行，行前适值端午，李乘海因为跟吴佩孚投机要好，特意备办酒筵，招待吴佩孚的中日朋友，席间，吴佩孚仔细端详冈野，像是在为他看相，然后他突如其来地向席上众人说道：

“我国俗谚：‘眼深智谋深’，我看座上诸位仁兄，唯有冈野的眼睛最凹，将来一定是可用之材。”

便这几句话，使守田起了警觉，也让吴佩孚自己念兹在兹，始终不忘，对于冈野来说，可以谓为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日本陆军少佐守田表彰吴佩孚的功勋，致函袁世凯推荐他晋阶上尉，那份保举书便由守田吩咐冈野执笔主稿，当夜，冈野复为吴佩孚在芝罘设宴饯别。吴佩孚奉命派驻锦州，他与日方军事单位的居间人，也由守田指定冈野担任。

许是守田早已认为吴佩孚断非池中之物，他在吴佩孚身上很下功夫，吴佩孚在长春因兴凯湖测量之役，得到曹锟的赏识，在第三镇升任步兵第十一标一营管带，非常凑巧，冈野也以“关东都督府附”的名义，被派到南满铁路第一大埠长春，他到长春才一个月，第三镇果然如应斯响地开抵长春城内。

冈野记得很清楚，北洋第三镇驻防长春之初，时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起先屯兵于西门内俄国兵营，及后便在南岭另造营房。是吴佩孚闻讯先去拜访早一月到达长春的冈野，两人抵膝畅谈，欷歔往事，每一星期至少有三两日的盘桓。

等到吴佩孚奉母迎妻北上长春团聚，以至奉慈母之命再娶张佩兰，冈野始终是吴府穿堂入室，形迹不分的亲密友人。冈野很有耐性，肯下工夫，因此他和吴佩孚的姻亲赵尊贤，大舅张百龄都很要好。逊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吴佩孚的大夫人病逝长春，满铁因为绝无先例拒绝运送灵柩，便由冈野“说服”长春车站站长北田正平，以特定运费使得吴大夫人的灵柩得以回南安葬蓬莱故乡，这一件事使吴佩孚和张佩兰娘家，以及葭莩之亲赵尊贤，都觉得恩重如山，十分感激。

日本特务之鼻祖，守田少佐深知吴佩孚必将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他安排冈野为其身畔的一枚棋子，却由于吴佩孚在娘娘宫为冈野看相，说他眼深智谋深，难免有点犹移，唯恐吴佩孚对冈野预为防范之计。因此，他使冈野在长春一住七年，和吴佩孚晨昏与共，形影不离，却是自此以后便鱼雁中辍，失却联络，然后直到民国十一年吴佩孚一胜皖系再败奉军，声望如日中天，冈野方始于是年秋季投函洛阳，声称深愿再度履华，为十余年知己之交略尽绵薄。

吴佩孚轸念故旧，迅即复函，函中附有一纸聘书，聘任冈野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冈野遂于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洛阳，成为吴佩孚帐下的唯一日本幕僚。

在所有风尘仆仆，驶往洛阳晋谒吴佩孚的中外名流之中，最罗曼蒂克，而且也是最具传奇色彩者，厥为德国小姐露娜。她由于仰慕吴佩孚的威名，特自德国远涉重洋，抵达洛阳，她向孚威将军示爱，接席相晤，吓得吴佩孚自此不敢再让露娜小姐上他的门。由于他这一招做得太绝，而露娜小姐则死心塌地，一口咬定实在是芳心爱上了他，非吴大帅不嫁。

吴佩孚自此不再接见露娜，而露娜小姐的情书，则一封封地不断投来，这些情书幕僚人员不敢截扣，呈上去时吴佩孚看了真是啼笑皆非，迫不得已，为求免“灾”，他在露娜小姐的情书上振笔直书，批了四个大字：

“老妻尚在！”

于是便在这一段时间，由于亲戚闲话，“老妻”絮聒，吴佩孚无可奈何地要为他们一一正以名分，避免德国籍的露娜小姐再度乘“虚”而入，袭了张佩兰夫人的宝座。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露娜小姐示爱遭受吴佩孚婉拒之同日，吴佩孚对他的妻党施以一连串的封赠与荣典，他宣告张佩兰由篷室而扶正，张夫人的哥哥张百龄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署交通处处长，兼任洛阳市内汽车公司经理。他使张佩兰的大姐夫长春商会会长赵尊贤，官拜“侨政局副总裁”，还有张佩兰的妹婿刘绍曾，也当上了军需处长的要职。张佩兰的六妹年纪还小，犹未成人，吴佩孚便使张夫人将她迎来使署住着，徐图乘龙快婿。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天津当一名戈什哈时，吴佩孚所结识的一位文案委员，后来成为他把兄的郭绪栋，曾是共甘苦，同患难的平生知己。郭绪栋以一介文人，在北洋队伍里混不出什么名堂，辛亥革命，民国成立，郭绪栋便回家乡山东胶县住着，虽然和吴佩孚鱼雁互通，信使往还，却是不论吴佩孚怎么强挽力恳，郭绪栋始终不肯“出山相助”，来分享一下老把弟威震华夏的富贵荣华，直到吴佩孚战胜皖系，以三省副使，两省正使，兼第三师师长开府洛阳，有了根据地，某次吴佩孚顺道省视把兄把嫂，再请郭绪栋到洛阳“助他一臂之力”，郭绪栋见他情词恳切，不便再予峻却，只好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衷。

原来，郭绪栋自回家乡，做那闲来无事的太平绅士，由于长日寂寥，而抽上了鸦片烟。郭绪栋晓得吴佩孚向来最恨这玩意儿，在他的衙门里，抽鸦片必定悬为厉禁，因此，他始终犹豫，不肯往随老把弟，叫郭绪栋戒绝鸦片，实在是年纪大了，何苦再受那一重罪；让他到吴佩孚的衙门里去开灯公然吸食哩，明知老把弟治军严明，令出必行，犯不着为他一个人为难，开例。

郭绪栋把拒不出山的原因说明白了，吴佩孚满怀欢喜，哈哈大笑，他朗爽地说：

“大哥，这件事一点不难，您一到洛阳门我便下条子，全署文武官员，自兄弟我以下谁都不许抽鸦片，唯独大哥您例外。”

问题解决，郭绪栋挈眷上洛阳，吴佩孚亲率文武百僚，迎于车站，到达洛阳使署后，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义兄弟俩整日盘桓，娓娓长谈，吴佩孚聘郭绪栋为高等顾问，对他敬爱备至，言听计从，孚威上将军一发脾气，雷霆之怒，阖署震慑，唯有郭高等顾问可以三言两语，为之化解。吴佩孚对郭绪栋敬事如兄，终生不懈。一次直奉战后，立升郭绪栋为使署秘书长，连江东才子，素为吴佩孚钦重的杨云史，也不得不暂时屈居吴大帅老把兄文案出身的郭绪栋之下。

在洛阳使署1000多名文武官员之中，经吴佩孚一再关照必须优礼相加，待遇与自己相埒者，空前绝后，只郭绪栋一人而已。

民国十二年一月初，吴佩孚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全国各地种植鸦片，违者一律处死。秘书长郭绪栋奉到吴佩孚的条子，认为在当时全面禁绝鸦片绝无可能，同时“种烟者死”用法未免“过于严峻”，因此他拿着条子去和吴佩孚研究，吴佩孚当时情绪欠佳，没顾到老把兄的面子问题，他振振有词，直斥鸦片烟之害人，甚于洪水猛兽。于是便应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郭绪栋觉得字字刺耳，语语为他而发。当下，也不等吴佩孚说完他的长篇大论，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说：

“子玉，俗话说得好：‘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承你老弟重友道，念旧交，拔我于里闸之中，这一晃，就是好几年啦。但沐荣宠，愧无建树，我看我还是早日还乡的好，希望你能成全我这个愿望。”

吴佩孚一听，这便是老把兄在以去就力争了。他惊了惊，满脸赔笑，向老把兄婉转解释，说他禁鸦片完全是从大处着眼，决无丝毫涉及老把兄的那口“例外”，请老把兄千万不要误会。但是，郭绪栋一起了归乡之念，便不容更改，他坚决求去，一次对禁烟问题的“研究”，一变而为决定郭绪栋的去留。

郭绪栋告老还乡之念已决，吴佩孚再三挽留，留他不住，内心中颇有憾意。他想起老把兄虽然当到使署秘书长，总是居于幕僚，不曾出长方面，为了补偿兼资报答，他便将郭绪栋的“告老求去”改作了“衣锦还乡”，透过曹锟的老参谋长——时任山东省长的熊炳琦，保举郭绪栋充任山东盐运使，这也是官高位尊的少数肥缺之一。然而，郭绪栋却在新职发表后，不久便以卧病闻，缠绵床笫，奄奄一息，吴佩孚遍访名医，为老把兄悉心诊治，却是郭绪栋大限已到，十二年五月病逝于洛阳使署。郭绪栋之死，使吴佩孚不胜哀痛，他曾数度为之大哭，尤且亲制一副推崇备至，情文并茂的挽联：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由我完全负责任。

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吴佩孚是一个极重友谊的人，郭绪栋之客死，实曾予他相当沉重的打击。

直奉第一次战后洛阳声势显赫，如日中天，各方名流时彦，络绎于途，谋差使的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吴佩孚则招贤纳才，衙门大开，但有一技一能之士，莫不兼容并蓄，照单全收，没有实缺可派，则暂时委为顾问、咨议、帮办营务、副官、差遣等名义，总计挂名支薪的人员即达一千余名，形成使署很大的一笔负担。

顾问、咨议之中，名流宿彦有康有为、辜鸿铭、张謇、郑孝胥、王士珍、江朝宗等。到过洛阳的有康、江二人，南通状元张謇则曾派他的长公子张孝若前来报聘。

除了顾问、咨议之外，还有各省当道派在洛阳的代表，各省代表来来往往，人数多至不可胜计，不过在公谊之外又复和吴佩孚建立了私交，于是日夕盘桓，常共宴饮的则为江苏齐燮元的代表田文渠、福建孙传芳的代表王金钰、陕西刘镇华的代表孙桓卿，以及四川杨森的代表刘泗英等，刘泗英后来且被吴佩孚留下，在他的幕府担任要职，后来做到他的秘书处长。

吴大帅在洛阳办公与会客，经常两者合而为一，使署大办公厅一幢五楹，中间做通道，吴佩孚的办公厅在通道之右一大间，正中赫然置放一张会议桌，大帅坐在左端，面前笔墨纸砚外便是一大堆的公事。上午八时开始办公，吴佩孚一面会客一面办公，访客不论来自何方，地位高低。依抵达以后顺序往上坐，坐满了时便只好在办公厅外等候。

一边批阅公文，一边耳听访客陈词，口中曼声应答，访客多半三言两语，谈完便走。若有机密大事，不宜当众道出，吴佩孚则根本不管，他认为谈的既是军国大计，便就事无不可对人言。对待各省驻洛代表也是一律待遇。有话大家当众谈，这其间当然难免有许多不便和尴尬，因此当时流传一句话：“洛阳无机密。”

洛阳使署采会食制，一日两餐，进食时间相当的长，吴佩孚有客待客，无客则与幕僚同食。他一天吃两顿，早上八点钟上班，十一点吃中饭，晚餐四点半始，直至六点七点，因为“会食”不仅是吃，而且还得谈。有时谈公事，有时听吴佩孚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聊天，他的谈兴一高，一顿饭吃个三两个小时，那是司空见惯，常有之事。

宴客分为两等，“开大餐厅”与“进膳堂”，招待一般宾客都是“进膳堂”，每天供应两餐饭。文官省长、武将司令官督军以上，外国贵宾或外交使节拥有本国正式照会者，始得“开大餐厅”，赴正式宴会。大餐厅一开，名堂就多了，首先，陪客济济一堂，因为照吴大帅的规定，凡有贵宾，驻洛阳武官营长、文职课长以上一律列席奉陪，所以光是陪客的人数，已很可观。

文武官员奉陪之外又有军乐队，又有由十六名军中俊秀儿郎组成的唱歌班，时而侍应筵席，时而引吭高歌，以助主人的豪兴。军乐队所奏的都是吴佩孚所撰歌曲，当吴大帅酒酣耳熟，兴会淋漓，他会拉开喉咙参与合唱，这时候满厅文武必定随声附和，燕赵之声发乎洛阳，往往唱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给中外嘉宾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跟北京、保定、天津的北洋权贵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相比，洛阳风气大不相同，吴佩孚律己严御下亦严，在他手下当差就该放弃一切个人的享受与欲望，除了事业还是事业，使署组织分为八大处，八大处中卧龙伏虎，很有一些真才实学，埋头苦干的人物，秘书长郭绪栋、参谋长李倬章。吴佩孚最亲信的干部白坚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是北洋法政学堂同学，与另一位郁嶷三素有“北洋三杰”之称。白坚武在使署担任政务处长，他因为吴佩孚择善固执，每天不但看报纸，还得每天汇编一次中外要闻呈阅。此外，洛阳使署的檠槃长才还有参谋处长张方岩、副官处长孙芝田，杨云史在洛阳游幕，和吴佩孚相有唱和。

兵学权威杨杰在吴佩孚洛阳使署当过中将交际处长，另一位广西桂林籍的逊清名进士张其锽字子武，也如云中之鹤般以金兰交而参使署机密政事，吴佩孚和张其锽的订交，始于民国七年吴佩孚屯兵衡阳，当时张其锽方卸湖南军事厅长任，偕谭延闾厄守零陵以与北军抗，吴佩孚和湘军立约互不侵犯，张其锽居间策划联络有功，吴张是在衡阳会晤相见恨晚而义结金兰，民国十一年直皖战后吴佩孚曾保举张其锽为广西省长。他在吴佩孚每有决策之前辄常提供意见，对吴佩孚的方针决策颇有影响，民国十二年吴佩孚五秩之庆，张其锽曾有贺诗两首，对吴佩孚的恭维相当得体，在当时是与康有为那一联并称的，诗云：

渐喜神州定，应知砥柱功，蓬莱钟淑气，海岱想雄风。说礼思遥集，浮罂智不穷，远邦惊将略，近世更谁同？

洛下花如锦，开轩值令辰，知非还折节，学易每书伸。自是回天手，无惭后乐身，更看归马日，称兕九州春。

吴佩孚招贤纳士，不惜屈节下交，洛阳幕府于是人物荟萃，埋头苦干，充满蓬蓬勃勃的朝气。以视京、保、津三地直系显要之花天酒地，酒色财气，一浊一清，相距岂止道里计？

洛阳气氛，紧张繁忙而严肃，政务处下设秘书十人，都是一时之选，他们每天办稿，自签拟以至封发，每人日可二三十件，工作效率之高，由此可以想见。又如吴大帅秘书吕哉先生所言：

“洛阳民风朴厚，将军（指吴佩孚）亦生活简单，天气炎热，绝少电扇等设备。远离城市，汽水冷饮，贵若琼浆，同仁皆以‘人丹’为解热之品。退公之后，绝无不正当之消遣，勤俭治公，洛阳足以当之。”

如果以吕哉先生所记述的“勤俭治公”洛阳精神，慨然以当天下之大任，刻苦经营，实事求是，只怕直系还可有作所为，却是，直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群只求升官发财，亟于名利的贪欲汉，只靠一个出类拔萃，震古烁今的吴佩孚凭其愚忠，竭尽绵薄，要想以单拳只手扭转乾坤，匡定天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故所以，直系其胜也速，其败也迅。吴佩孚殚智竭虑，尽心尽力，无非是在沙滩上筑造七级浮屠而已。

直系当政为时两年，这两年之间的诸多“谐剧”，历历都是吴佩孚的血泪沧桑史。直系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吴佩孚提出“法统重光”的口号，将安福国会所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迎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国会，以谋求南北的统一。吴还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即废除各省的督军和裁减军队，但这只是军阀时代的一种空谈而已，事实上吴佩孚仍坚持“武力统一”政策。

吴佩孚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英、美等国皆看好吴氏，争相结纳。他又素有爱国进步的令誉，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等也都对他进行争取，不但影响吴提出了“保护劳工”、“劳工神圣”的政治主张，并试图促成他与孙中山的联合。但吴坚持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军和归还中东铁路主权，并在1923年2月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吴氏开府洛阳，权倾成了中国最有权势之人物。朝野，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中外政客名流络绎来访。他50岁生日时，各方贺寿者麇集中州，极一时之盛。康有为赠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但与此同时，直系内部的裂痕日益加深，分化为拥吴的洛派及拥曹的保派和津派。

曹锟为了当上大总统，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王承斌等直系军人演出了一场“驱黎夺印”的丑剧，将黎元洪赶下台；并以5000元至1万元一票的价格贿赂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就任大总统。吴佩孚不满曹氏所为，在洛阳埋头练兵，醉心于武力统一。他为了加强对直系军队的控制，剥夺了冯玉祥的河南地盘，并促使曹锟于1924年4月下令免去各巡阅使、督理（即督军）省长所兼的师长职务。这些举措搞得将帅离心，直系内部形成了以冯玉祥、王承斌等为首的反吴同盟。奉系自败退关外之后，在日本扶植下整军经武，蓄志再度问鼎中原。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督理齐燮元与皖系残余军阀、浙江督理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9月15日起兵讨直，攻进朝阳、凌源，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此爆发。曹锟急召吴氏入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迎战奉军。

这场战争在山海关和热河两个战场展开，奉方兵力约25万人，直方兵力约20万人，双方均有海、空军参加作战，是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奉方有备而来，装备精良，饷糈充足；直方军队系临时调集，加上财政支细，装备给养均感困难。奉军于10月7日攻陷长城要隘九门口，直军山海关阵地动摇，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拼死反攻，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付出重大伤亡，战事呈胶着状态。

正当吴佩孚与奉军酣战之际，直军后方发生巨变。奉令取道古北口进兵热河的陆军检阅使兼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及直军将领胡景翼、孙岳等，暗中通款于奉、皖两系及国民党，于10月22日晚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截断京奉、京汉铁路，联名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并胁迫曹锟下达停战令及罢免吴氏本兼各职。

冯的倒戈使直军阵脚大乱，吴率兵一部回救北京，被国民军在杨村击败。奉军从冷口突入长城以内，占领滦州，截断直军后路，山海关失守，直军主力全军覆没。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下，吴佩孚退往天津，日本为了控制吴氏，曾由领事古田茂出面，劝其避入日租界，但吴素持“不要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的“三不主义’，予以拒绝。11月3日，吴率残部2000余人在塘沽登舰从海路南逃，到长江流域徐图再起。

吴佩孚乘船南逃，飘浮海上，处境狼狈。船至青岛，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预备从上海入长江，过武汉再返洛阳。在途中，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定的组织“军政府”的计划，但四处碰壁。他一气之下，径自回到洛阳，调动老部下，以图重整旗鼓。

吴佩孚喘息未几，肘腋之患又起。从前巴结吴佩孚的陕西督理刘镇华，乘国民军进入河南连连告捷之机，唆使其部下，东出潼关，进军洛阳，谋取地盘。守备洛阳的官兵，都是刚招募的新兵，未战先溃。吴佩孚在无兵可防的情况下，只得匆匆乘车出逃，准备到萧耀南处避难。不料，逃难的火车尚在河南省内行进时，吴佩孚就先后收到萧耀南和湖北省议会几次发来的急电，婉拒他进入湖北，逼得吴佩孚只得带领一班人马停留在鸡公山避难。鸡公山的鸟语泉声使人有脱俗之想，但给他带来的却是孤独凄苦之感，发出“人海茫茫，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的哀叹。然而，在北京的段祺瑞执政府发出了一道接一道的“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国民军又攻至鸡公山附近，吴佩孚要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不行的了，只得再次出逃避难。最后逃往自认为“发祥之地”的岳阳，托庇于赵恒惕。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在与奉张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中失败，宣布辞职出洋游历。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调动大批奉军进入关内抢夺地盘。奉系妄图将其势力伸向全国的野心，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冯玉祥和孙传芳。冯、孙二人在“抗奉自保”的一致目标下，很快不谋而合，两人结为“金兰之好”，相约南北两路同时出兵夹攻奉军。另外，他们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吴佩孚尚有一定的影响和潜在势力，如能拉吴出来，既易于号召，又便于发动，因此各派代表穿梭来往于岳阳、张家口、杭州之间，相商共同出兵讨奉之事。

冯、孙的联合抗奉，为吴佩孚“出山”提供了机会。吴佩孚岂能放过这重振军威的时机，他立即见风使舵，一变过去“讨冯”为“讨奉”，采取“联孙和冯”的策略，暂时迎合冯、孙主张，趁机借势而起。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反对奉军压迫上海工人运动为名，通电讨伐奉系，兵分五路向奉军猛攻。浙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趁势宣布出山，在汉口挂出了“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招牌。而此时在吴佩孚心中，第一个敌人实际上还是冯玉祥，只是现在大势所趋，暂时收起“讨冯”的招牌，挂上一块可“讨冯”、可“讨奉”的模棱两可的“讨贼”招牌。

浙奉战争一开始，奉军就败退出南京。此时由于奉系军阀在各地的暴行和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一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取得联系，在滦州倒戈，转过头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最初，郭松龄的军队攻势甚盛，直趋关外，沈阳也危在旦夕。后来，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援助下，改变了其“下野亦可”的颓势，致使郭松龄兵败身亡。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军事上严重地削弱了张作霖的实力，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直隶全境，与国民军占领的河南地区联系一片。

国民军地区的扩大，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张作霖就派遣密使到鸡公山，对吴佩孚说：直奉战争的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张、吴能联合起来，那就“天下无敌”。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死里逃生，对冯玉祥恨之入骨，特别害怕国民军在北方的发展，想与吴佩孚联合，以共同进攻国民军。经过在前线的张宗昌与靳云鹗的往返传话，张作霖与吴佩孚日渐接近。1925年12月，张、吴代表会晤于大连，“大体取得了谅解”。次年，又商定了联合的条件。就这样，过去两个敌对的军阀，今日为了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联合起来了。

1926年1月21日，吴佩孚正式通电宣布“讨冯”，并命令冠英杰率军进入河南。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借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名，向关内进犯。这时，吴佩孚的“讨贼联军”总司令不变，只是“贼”的含意已明显由“奉”变为“冯”了。在奉直的联合夹攻下，国民军第二军几乎全部崩溃，岳维峻逃入山西。

河南的岳维峻被赶走，湖北的萧耀南又患心脏病去世，此时的吴佩孚又是踌躇满志，野心勃勃了。他洋洋得意地对部下大谈其“循环理”，意思是说，事情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他吴佩孚从今又会由失败走上中兴。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今日的再起就是明日的再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被逐下台，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吴佩孚抓住机会，急忙着手进行所谓恢复“法统”和组织政府的工作。吴佩孚深知自己在北方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张作霖，只有从政治上加速进攻，耍些花样，用护宪来恢复颜惠庆内阁与国会，才能争得北京政权，控制大局。岂知“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已懂得“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吴佩孚提出起用原曹锟手下的总理颜惠庆出来“摄政”，遭到张作霖的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借“贿选”大做文章，要求恢复约法，召集国会，甚至提出了重新组阁的人选。为此，双方争持不下。尽管吴、张双方存在着若干无法解决的矛盾，但当时的形势是：南方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之中；北方的国民军虽败退，实力并没有消灭，冯玉祥虽暂时宣布下野，但仍积极扩充军队，接受苏联援助，并兵分三路与直、奉军队对峙，时时威胁北京政府。对此，吴、张二人从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利益考虑，决定维持目前的“联合”，并迅速采取共同行动，消灭共同敌人。在双方取得“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一致认识后，吴、张终于在组阁问题上达成妥协。事后，吴佩孚曾和向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发表过自我解嘲的谈话，说：“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

5月28日，吴佩孚乘坐的列车，在两驾飞机的护送下，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两巨头会议”。张作霖与吴佩孚互换兰帖，结为兄弟，随即商定一致行动的计策：在联合攻下南口后，吴佩孚向南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当晚，吴佩孚就乘车回长辛店，张作霖也回天津。在告别时，张作霖祝吴佩孚“马到成功”，吴佩孚则谦虚道“仗老弟洪福”。这两个军阀异想天开地以为，将来的中国定是他们的天下，而不知乃是各自末日之来临！根据“两巨头会议”商定的军事计划，直奉联军和国民军爆发了争夺南口的战争。本来按照约定，应该由吴佩孚来指挥关内的奉军、直鲁联军和直军各部，攻下南口。吴佩孚在长辛店设立总司令部，亲自指挥南口之战。他满有把握地夸下海口：“旬日攻下南口。”但事与愿违，他所指挥的奉军和直鲁联军迟迟不发动进攻，存心持观望态度；他的一线主力，虽有六个旅的编制，但多由原国民军改编而成，勉强开到前线后，与国民军一接触，就马上溃散。尽管吴佩孚一再下达限期攻下南口的命令，并且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引诱将士，可就是久攻不下。

在南口的争夺战正在紧张时，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7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而在此前，北伐的先遣队已开赴湖南。巩固北伐的前沿阵地。7月初，北伐军兵分三路进军湖南。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北伐军一开始就占了优势，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7月12日，北伐军占领长沙。

这时，吴佩孚陷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困境中。直系内部的一些将领认为吴佩孚的老巢在湖北，南重于北，应抽身南下，将进攻南口的指挥权交给奉系。可是，吴佩孚即认为如果自己放弃进攻南口的指挥权，而南下主持湖北的战事，那京汉线北段的地盘，就会被奉军夺去，致使无法继续控制北京政权。因此，他不管南方的告急电报多么频繁，还是咬紧牙关发誓：“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同时，他督促孙传芳出兵，要求唐继尧援助，以缓南方形势。但是孙传芳为了避免卷入漩涡，对湖南战事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吴佩孚无可奈何，只得厚着脸皮，派其秘书长同奉军代表协商，表示愿意把北方军事完全交由奉军负责，自己则预备逐步抽出兵力，全力对付南方。从7月19日起，进攻南口的主力和指挥大权遂由奉军方面担任。8月14日，国民军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迫放弃南口。

北方的南口战役刚结束，南方战场上吴佩孚的“联军”已无法抵御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攻势。8月22日，北伐军攻克湘北重镇岳阳，打破了吴佩孚固守待援的计划，使革命战争迅速推进到湖北境内。随后，又以风卷残云之势，接连攻克通城、崇阳、蒲圻等县，直逼汀泗桥。吴佩孚接到岳阳守军的十万火急电报后，立即命令齐燮元驻长辛店，行使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自己则率军星夜南下增援。自此起吴佩孚在北方的势力一落千丈，部队逐渐瓦解。

8月25日，吴佩孚急匆匆赶到武汉，在查家墩司令部发布了“死守河泗桥”的命令。汀泗桥为鄂南第一门户，地势险要，西、南、北三面环水，东面山崖耸立，只有南面有粤汉铁路可通，而铁路桥东，河深难渡，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据点。自古以来，汀泗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死守汀泗桥”，吴佩孚迁司令部于贺胜桥，集重兵于河泗桥，企图凭借汀泗桥的天险据守，求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他不断发出电报，急调京汉线各部队星夜驰援。

8月26日，北伐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直军尽力死守，吴佩孚亲率卫队到阵地督战，并组织八个大刀队，分八路监视各军，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凡遇临阵退却者，不分官兵，大刀队挥刀便砍。就在那一天，吴佩孚当场处决临阵退缩的中、下级军官达九名之多，因逃退被大刀砍掉脑壳的士兵不计其数。北伐军攻了一昼夜，进展不大。27日拂晓，作为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被调来参加战斗。叶挺独立团进入阵地后，从右翼高山往下猛冲，第四军其他部队铁路两侧配合，吴佩孚的军队在夹击下，被打得晕头转向，仓惶溃退。这时候，吴佩孚气得两眼血红，几近疯狂，亲自手持大刀随同大刀队一起举刀飞舞，转眼间砍杀其溃兵一百余人。然而，即使刀光闪闪，人头滚滚，也阻挡不了部下官兵的四散溃逃。当日上午，北伐军占领了汀泗桥，又乘胜追击，拿下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

吴佩孚败退至武汉，紧闭城门，以守待援。他清楚地知道现在要守卫武汉，既无可用之兵，又缺忠心能战的将领，只得命令败兵加紧挖掘战壕，在当地构筑炮兵阵地，想凭借武汉的城垣和长江天险暂作守卫，以等待援兵的到来。吴佩孚为了表示自己“要与城共存亡”，反复地对部下说：“我决不放弃武昌，我吴佩孚死在战场上比死在床上好。”为“死守武汉”，吴佩孚不断发电报催促各方面迅速派兵来援。但是，京汉线上吴所属的各支部队，见势不妙，各怀鬼胎，虽经严电催促，却迟迟不来。杨森、袁祖铭忙于内部的争斗，无兵可派，孙传芳自感境况不妙，也按兵不敢动。因此，吴佩孚所有这些求援电报发出后，都像石沉大海，永无回复。在北伐军围攻武汉的这段时间里，吴佩孚已无兵可调，心里又急又气，无奈自己力不从心，只得借助吹牛来支撑局面。他在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竭力吹嘘自己的武力，仿佛只要他亲自督师，就可以一举歼灭北伐军。他还发出通电，谎称其击毙北伐军数万人，其部队已占领长沙等等。但吹牛似乎也并不能让吴佩孚苟延残喘，很快，在内外交困下，吴佩孚自知大势已去，于9月7日清晨，在一团卫队的护送下偕靳云鹗等人偷偷地从汉口逃往河南。被困在武昌城内的吴佩孚残部，在外无援军、内无弹粮、军心瓦解的情况下，成为瓮中之鳖。北伐军占领了武汉，这从根本捣破了吴佩孚的巢穴，断绝了吴佩孚的生命（因为吴佩孚的生存靠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武汉之饷源），“可算从根本结果了吴佩孚”。从此，逃到河南的吴佩孚尽管一再收拾残兵败将，以谋反攻，但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直系内部将领人人自危，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吴佩孚好不容易收罗的残军，还未来得及同北伐军交战，就自行瓦解了。吴佩孚只得急匆匆地向西逃窜，堂堂的“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此时是人枪两空，他自知大势已去，遂不能不重新计议新的出路。

吴佩孚在大势已去，天涯茫茫，四面楚歌，别无良策的情况下，只能于1927年6月，渡江南下，西逃入川，暂时投靠“于惠老弟”——杨森。在逃窜途中，他的一行人马，疲乏零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至灰店铺时，当地土匪误认是商队，企图抢劫，一枪将吴佩孚的秘书长击毙；再到太平店渡河之际，又遭到已改投冯玉祥的原部将张联陛的堵截，硬拼之下，吴佩孚仅率二百余残兵狼狈过江，连夜向南障逃窜。以后，他为避免沿途守军的截击，只得带领残兵败将，专拣土匪出没的荒僻小路逃跑，凡过一山寨，必先命士兵手持“吴佩孚”的大张名片，向盘踞一方的“绿林好汉”借路，幸亏“盗亦识货”，一路尚通畅无阻。7月，他终于抵达巴东，由杨森迎至白帝城，以此暂作栖息之地。

吴佩孚图谋东山再起之心不死。在白帝城他表面上喝酒赋诗，哀叹自己的失败，并不得不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政治於否均非我知。”暗地里却另有打算，整日与亲信幕僚密议国内形势，策划于密室，并拟出一个东山再起的“计划”。不久，他在白帝城打出“孚威上将军”的旗号，搭起了“大帅行辕”的架子。这时，吴佩孚加紧勾结四川有旧交的军阀，向他们索取金钱和物质方面的馈赠，还不断派人出省，暗中联络原部下将领。在多方游说和四处拉拢下，他的残兵败将相继尾随而来，结果，竟先后收容了二千多人。流亡的靳云鹗派遣亲信前来，表示自己带领的三万人民愿听从吴的调遣，在北方统治已摇摇欲坠的张作霖，也命张作相代为转告：“公能督率川军，早日出征，则得之也。”表示了愿与吴佩孚再度合作，共挽危局的愿望。吴佩孚入川托庇杨森意欲再起的野心，势必引起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政治集团的争权夺利，蒋、汪之间尚未合流，双方正各自加紧抢夺地盘，扩大势力。此时，四川各派军阀虽然名义上都已投靠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实际上仍各自为政，独霸一方。蒋介石早已垂涎“天府之国”，只是力量有限，一时不能控制，现在吴佩孚入川，更使他担心四川因此而“独立”。于是蒋介石施用各种手段，来驱逐吴佩孚出川。首先，蒋介石从四川内部来发起讨吴活动。192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首先发出通电，声讨吴佩孚。随后，成都又举行了颇有声势的“四川各界民众讨吴大会”，宣布吴佩孚历年祸国殃民罪恶三十条，“共讨吴逆”。其次，蒋介石设下调虎离山计，决定调杨森部队到湖北讨伐唐生智，以削弱吴佩孚所依托的杨森的实力，使吴佩孚在四川孤立无靠，难以立足。12月，吴佩孚唆使杨森与武汉的唐生智联合攻蒋的阴谋败露，蒋介石干脆以南京政府名义，公布吴佩孚祸国殃民的事实，发出通缉吴佩孚的命令，要求四川军阀协助捉拿归案。

吴佩孚为在四川有个立足之地，在与杨森共谋下，一出“缴械共管”的假戏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杨森先在万县“一本正经”地对外发表谈话，宣布“将其所有少数卫队武装解除”。接着，吴佩孚就在白帝城煞有其事地交出一批枪支弹药，遣散卫队中一些老弱残兵。并乘船移驻万县。吴佩孚演的这出戏，似乎告知人们：“这确实可以证明我是无政治野心的了。”实际上，吴佩孚何曾放下过屠刀？杨森何曾收缴他的卫队枪械和监管他的行动？他只是掩人耳目，平息风波，取得立足之地罢了。可是没住上十几天，他就感到此地不能久留，因为万县地处川鄂交界，交通方便，蒋介石军队如入川捉拿，会缚手被擒。于是，他又借口“解除东道主困难”，率残部离万县北去，逃遁到四川腹地，选择离城三十里的云雾山笠竹寺，搭起了“讨贼联军总部”的空架子。在深山古寺中，吴佩孚整日与跟随的僚属高谈阔论，窥测方向，慨叹国事非我不可为，自喜可以乘乱世，以杨森部队为依托，以巴蜀天险为根据，图谋东山再起。他把云雾山看成了当年的鸡公山，重温旧梦。

但是，吴佩孚和杨森的机谋既露，蒋氏所给予的压力也接踵而来。1928年4月，蒋冯阎桂等新军阀，取得了暂时妥协后，开始全力向北进军，讨伐张作霖。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为控制四川，采用“分而治之”，维持四川军阀内部不统一的策略。可是，吴佩孚在四川拉拢军阀，结纳旧部，密谋串联，使蒋介石感到这是他控制四川的最大威胁，必须予以翦除。5月，在蒋介石的笼络和策动下，与吴佩孚有“袍泽之交”的邓锡侯，指使其师长罗泽洲，包围笠竹寺，向吴佩孚发出了解除其卫队武装的最后通牒。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对吴佩孚打击甚深，赤手空拳的吴佩孚只得又发出了愿为“太平之民”的哀鸣。

1930年秋，中原大地风云飘零，蒋、桂、冯、阎的中原大战正在策划之中。野心勃勃的吴佩孚不甘老死林泉，乘机又跃跃欲试。他招揽了一批失意军人、政客，扩充了武装，联络了各方势力，又准备出川“调解”政争了。然而，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刘湘派兵阻拦，只许吴佩孚一人经过，随同人员一律不得同行。吴佩孚刚刚举起的“孚威上将军”的“帅”旗未满一天，颓然倒下。1931年7月，吴佩孚借游览山水之名，悄然离开成都，而后进入西北。他宣称，他与国民党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准备招抚旧部，以图东山再起。然而，正如冯玉祥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佩孚到哪里，即可能把蒋介石的部队引到哪里。”12月，蒋介石密令杨虎城进入甘肃“驱吴”，吴佩孚又狼狈逃窜。

1931年底，吴佩孚辗转逃至北平，寄居于“世侄”张学良之下，企图寻求张的支持。张学良对这位老世伯毕恭毕敬，安排了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为其寓所，每月送上四千元，然而见面却绝不谈国家大事。吴佩孚对张学良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作法大失所望，说：“张学良这小子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发牢骚之余却无可奈何，每日在家与手下仅有的“八大处”属员讲述《春秋》、《易》、《礼》的微言大义，一面又在住所设“正一堂”，早晚打座参禅，扶乩念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国侵华战争。吴佩孚又有复起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需要汉奸，需要傀儡来掩人耳目，“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吴佩孚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何况，吴佩孚既与蒋介石有宿怨，又是坚决反共的先锋，自称“以均产主义来对付共产党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以振兴礼教来扑灭共妻主义”，无疑是日本侵略者选择傀儡的合适人选。

日本侵略者与吴佩孚早有联络，或曾答应助他“武力统一”，或曾同意助他东山再起。“七·七事变”后，吴佩孚与日本人关系深化，联系密切，接触频繁。他一反过去抗日的姿态，多次向日本侵略者表示自己的“抱负”和“坚决反共”的决心，以期取得日本当局的青睐。

1937年底，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吴佩孚列衔“特高顾问”，每月“车马费”四千元，什锦花园吴寓也一改“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吴佩孚也放出风声：“要是民意让我出来，那我倒是可以考虑的。”

日本人对吴佩孚也确实情有独钟，确定了吴为中央傀儡政府的拥立对象，精心制定了代号“吴佩孚工作”的计划，派出了大迫通贞、川本芳太郎等高级特务负责吴佩孚“出山”，同时又诱唆一批社会渣滓向吴佩孚发出所谓劝进信、拥戴电，促吴“出山”。

吴佩孚倒也不甘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提出了“出山”条件，就是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和一个自己的政府。吴的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进退两难，于是采取了“霸王硬上弓”的方法。1939年1月，汉奸组织“和平救国委员会”，聘请吴佩孚为“绥靖委员会”委员长。1月31日，按照土肥原布置，在吴佩孚住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欲对吴施加压力，迫其就范。这一天，吴寓军警林立，参加招待会的记者达130余人。之前，军警散发了由土肥原机关拟定好的吴佩孚书面讲话稿，人手一份，中、英、日文字俱备。然而，吴佩孚却抛开日本方面的讲稿，出其不意地发表即席讲话，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做一个有实权的政府首脑。于是，在吴佩孚“出山”问题上，日、吴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吴佩孚逐渐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利用他而已，而自己若一旦上当得到的不仅是“尸位素餐”，而且还有千古罪名，为四万万人所不齿。于是，这位自命“肩担道义安天下”，标榜今生“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以抗倭英雄戚继光同乡而自豪的吴佩孚，终于表明自己的对日态度。

6月7日，吴佩孚给汪精卫复信，指出：“甲午丧师，庚子碟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事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溃疡附身，终归一溃！”对于抗日前途是战是和，他信中说：“中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而他本人，则将“委质国家，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苟能河山无恙，自计已足。”由此可见，吴佩孚与汪精卫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已有明显的不同。

6月1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汪精卫拟定的《收拾时局具体办法》，指示汪精卫与吴佩孚“折冲”。18日，大迫通贞在北平与吴佩孚再次进行会谈。大迫通贞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汪吴合作”的建议，可是吴佩孚却反复重申了他“出山”后应拥有的权限和地位，要求成为中国之元首，与天皇处于平等的地位，其所任命的各部总长，在进行交涉时，与日本各省大臣平等。在以后的多次会谈中，吴佩孚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因所企望，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

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秉承其主子意旨，还想积极拉吴佩孚一道“下水”。6月27日，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安排下，趁到北京与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会晤，成立伪中央联合政府之时，约请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舍会面，商谈“合作问题”。吴佩孚即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理由而拒绝前往，后来汪精卫又提出“在顾维钧寓所进行会谈”，吴佩孚又以“在外面晤谈不方便”为词，提出要汪精卫“来敝舍会晤”，摆出威严的姿态，在寓所等待汪前来参见。为此，汪精卫不得不放弃与吴佩孚直接会晤的打算，于7月10日颓丧地乘车南下。

在日本侵略者把主持“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向汪精卫后，吴佩孚对汪氏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9月、10月，汪精卫在主子的指使下，又连续几次发函，邀请吴佩孚参加伪政权，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10月9日，吴佩孚在给汪的复信指出，汪组织政府，在重庆政府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属于非法，若听之任之，“有碍和约之履行，反之则西班牙殷鉴不远，而人民益将不堪其命，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吴佩孚还公开表示：汪精卫已“在日军监督下组织御用政府之形成，到底不如老蒋在支那大众特别是中青年层中得人心。”吴佩孚的这种态度，使日本当局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然而，吴佩孚的“学生”川本，仍不愿罢休。他怂恿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面，拜会了吴佩孚，再一次劝诱“汪吴合作”，共筹“新生之政权”，使“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可是，吴佩孚却强硬地回答：“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吴佩孚的态度既然如此强硬，日本终于决定选择汪精卫而抛弃吴佩孚。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初期，把促使吴佩孚的“出山”看作是日本开展“和平运动”的头等大事。这项工作使日本当局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资3千万巨款，然而，到头来却是一无所得。日本当局对“吴佩孚工作”中止后，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吴公馆，又变得门庭冷落了。此时，吴佩孚已清楚地知道，自己最后东山再起的希望，已从“吴有办法”变成了“无有办法”，只能闭门喝酒赋诗打发日子了。

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午饭时，饺子馅里肉骨头渣子正好嵌入左边一只镶有金牙套槽牙的牙缝里，疼痛难忍。家人急忙请医院里牙医来寓诊治。医院派来的牙医是日本人伊东，当场就替吴佩孚拔去了这棵槽牙。但到第二天，吴佩孚牙疼不见好转，而且左颚高肿，浑身忽冷忽热。家人又从天津请来中医郭眉臣来诊治。吴服用了几剂汤药后仍不见效。以后又遍请名医诊治，可是吴佩孚左颚肿痛越来越剧，甚至连粥和水都难以下咽，渐渐地两腮尽肿，喉头发炎，神情也恍惚了。12月4日下午3时，“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稍作检查后，告诉川本这病非动手术去脓不可。川本不征求陪伴在一边的吴佩孚老婆和儿子的意见，竟自作主张地立即要寺田给吴佩孚动手术。齐燮元也在旁极力“劝慰”吴的家属，要他们放心。3时45分，对吴佩孚施行手术。但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就断了气。

精明过人的吴大帅死得却不明不白，当时各方面传说纷纭。日本当局宣称：重庆方面害怕吴佩孚“出山”，于是收买人设谋毒杀；重庆国民党政府则宣言：“吴佩孚将军之死，据各方调查，得悉吴并非因病致死，确系敌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拥护新政府宣布，被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不管怎样，叱咤风云的吴佩孚的结局令人感慨万端。

不过，长于卜卦算命的吴佩孚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死后会这么热闹。国民党《中央日报》予以头版大标题报导。蒋介石亲发唁电，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大义炳耀”。而后，国民党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和政府各部部长也纷纷致电哀悼，吹捧其“大节凛然，数年如一日”，“足为我国军人之模范”，“可为中国旧军人最后一个典型。”几天后，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和政府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也在北平大祭吴佩孚。头号汉奸汪精卫致电表示“哀悼良深”。华北汉奸政府连夜下令：二日之内，所有各省市一律下半旗志哀，由伪治安部总长齐燮元主持治丧处，拨款二万元。只见吴佩孚宅前，车马络绎，喧闹一时。

吴佩孚一生罪孽深重，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和灾难，然而他与其他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相比，多少有些不同。董必武曾对他作过分析：“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追溯阎家
追根溯源
自幼丧母
“虎市”失足
第二章　习武求取新经
考取学堂
留学日本
追随革命
第三章　响应武昌起义
朝鲜观感
初掌军权
改造军队
部署起义
起义成功
第四章　都督三路出兵
拥为都督
布告安民
三路出兵
回晋主政
第五章　以屈求伸得生存
推行新政
利用孙文
居屋檐下
府院之争
第六章　保境兴建设
保境安民
唯力是视
发展军事
六政三事
兴办实业
见风使舵
第七章　问鼎中央权位
改弦易帜
“清党”反共
出兵讨奉
轻取京津
山雨欲来
“唇亡齿寒”
第八章　拉战线混战中原
三角周旋
功亏一篑
反蒋阵线
电报论战
混战中原
政治善后
第九章　埋头搞建设
金蝉脱壳
老树根深
建设救国
再兴山西
“门楣生辉”
第十章　三个鸡蛋上跳舞
三方选择
守土抗战
组会救国
绥远抗战
“调停”西安事变
倡言“自强救国”
第十一章　整军抗战
总领军务
礼迎八路
太原失陷
重整晋系
晋西政变
勾结日军
借尸还魂
上党战役
第十二章　过去灰飞烟灭
破标停战
南北皆败
晋中惨败
困兽犹斗
临阵脱逃
第十三章　孤岛的晚年
假意调停
苦撑残局
十年隐居
终老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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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阎锡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山西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这是难以否认的。关于阎锡山，80年代前的学术界基本是以价值性认识取代了考实性认识，在教条化了的政治思维模式的约束下，“反动”的东西是一定要被打倒的，阎锡山一旦被界定为反动军阀，显然就没有生路了。可是，阎锡山毕竟被称为“山西王”，在20世纪的战乱时期，是辛亥革命的推力将他拥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统治山西长达38年。

阎锡山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贯穿其一生的、以“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为指要的实用政治理念，这类实用政治理念一般体现在他的统治行为、制度、政策及思想观念之中。

第一章　追溯阎家

追根溯源

人挪活，几经迁徙的阎氏家族，在繁衍了六代子孙后，便有了兴旺的阎氏家族，渐渐成为亦农亦商的般实之家。

五台山，与峨嵋、普陀、九华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五峰环抱，风景秀美，是著名的“清凉胜地”。

五台县，因五台山而得名，同样闻名于世。

流经五台县的滹沱河水，曲曲弯弯，来到了一个有近千户人家的大村子边，这个村子便以此得名“河边村”。

河边村，得川流不息之滹沱河哺育滋养，拥有数千亩良田沃土，既利稼穑，又有交通之便，富裕繁华自盛唐而始。因此，当地一直流传着“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

河边村背靠文山，地势自然起伏，南北绵延五华里，依山而筑，形成各具特色的十八个堡子。其中的一个堡子坐落在村东南的土丘上，堡中建有供奉主管功名禄位之神的“文昌庙”，因而被称为“文昌堡”。文昌堡虽位居河边要地，但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记载的内容。它的出名是得之于一个叫做阎锡山的人物。

阎锡山祖籍洪洞县，先世早在明洪武年间即从洪洞棘针沟移民到阳曲县坡子街，再从坡子街移居五台县长条坡。

阎氏家族何时迁居河边村，因年代久远，已是一个无法考证的问题了。但据乡人传说推算，阎氏家族大约于明末清初即定居于河边村。

阎氏始祖名思悦，号存诚。赤贫如洗，四处飘零，来到河边村时，仅是一个衣服破烂不堪，身无分文的单身汉子，只能靠给有钱的大户人家放牧牲畜或干一些零活、杂活聊以度日。直到50岁左右，他眼看步入暮年时才跟一个贫妇成婚，有了自己的家。

第四代传人阎合义。也许智力超过先祖，也许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他的生活优于祖宗，社会地位稍有改变，因而能够准确地推出自己的家族谱系来。

阎合义共生三子：老大锦绣，字成父；老二锦芳，字向荣；老三锦美，字文华。

“锦”字辈三兄弟，也都是穷苦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收入甚微，正常年景尚可勉强度日，每遇灾年即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阎氏家族传到第六代人手中，家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人丁开始兴旺，逐步在河边村形成东股、中股、西股三大族支。

阎锡山属东股，属阎锦绣一支。

阎锡山的曾祖父叫阎兴泰（第六代）。他从小聪明过人，人缘很好，勤奋一生，终使阎氏家族从他手里开始由衰转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阎兴泰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叫阎安泰。

阎安泰忠诚厚道，家境虽然贫寒，却立志要供弟弟阎兴泰上学，企盼着阎家能出一个读书人，也好光宗耀祖。因此，他费了不少周折，把弟弟阎兴泰送入私塾读书。

上学是要花钱的，虽然数额并不很大，但对一个贫苦农民来说，却是一个较重的负担。为此，阎安泰累死累活，拼命干活，就是数九寒天，也要到几十里外的窑头驮炭，然后沿街叫卖，希望能够赚到几个钱。而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吞糠咽菜，用节省下来的钱供弟弟上学用。

18岁那年，阎兴泰实在不忍心再连累哥哥了，便下决心辍了学，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

阎兴泰辍学不久，便在一个叫王维藩的朋友的引荐下，远离家乡，到数十里外的山阴县的永恒粮店当了小伙计，开始自食其力。

到永恒粮店不久，少掌柜就发现阎兴泰是个饱学之士，便另眼相看。

当时，粮店专门请了掌笔先生，负责处理店内的往来信件和起草各种业务文稿。少掌柜每次从掌笔先生手里接过文稿审阅时，就偷偷转给阎兴泰，要他提出不妥之处，加以纠正。每遇此种情况，阎兴泰总是十分认真地阅读文稿，慎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疏漏。少掌柜为了在掌笔先生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能，以阎兴泰的意见为意见，转告掌笔先生。

开始一段时间，掌笔先生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只当少掌柜长大了，学业大进，有了自己的见识；后来逐渐发现其中有一些很深奥的问题，连他这个老学究也弄不清，竟然从一个在他看来并无多大才学的少掌柜的口中说出来，不由产生了疑问。他思之又思，似乎觉得有什么高人在背后指点少掌柜，便多次询问，希望少掌柜能以实言相告。

最初，少掌柜还躲躲闪闪，虚与委蛇，不敢暴露真实情况，但后来再也掩饰不下去了，才说了实话。

掌笔先生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且与老掌柜为莫逆之交，交情笃深。为永恒粮店着想，他并不嫉妒阎兴泰，反而立刻将此情况告诉老掌柜并建议说：“柜上向外发送的信件，如果有什么差错，不仅影响柜上的生意，而且有损柜上声誉。我人老了，文化又不高，实在是力不从心。柜上既然有兴泰这么个可用之人，何不让他帮我一起搞文案呢！”

老掌柜向少掌柜查问了阎兴泰的有关情况，遂接受了掌笔先生的建议，让阎兴泰参与了永恒粮店的文案事务。

阎兴泰在永恒粮店尽心竭力地做事，很受老、少掌柜的器重和信赖。为了投桃报李，3年后店掌柜格外施恩，让他顶了4厘股，后来又加为整股。像他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私人店铺里，特别是永恒粮店，是绝无仅有的。

阎兴泰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品行端正，为人诚实正直，严于律己，从不搞歪门邪道。他在永恒粮店干事十余年，给予店掌柜很大帮助，使店内生意一年胜似一年，收入逐年增加，永恒粮店不仅在广武镇的粮行中成为第一大户，就是在各行各业中，也排位第一。

38岁时，阎兴泰终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床上，只好告别店掌柜，回到河边村养病。因他在永恒粮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在他养病期间，店掌柜有许多大事委决不下，也不得不经常派人到河边村向他讨教。

为了便于养病，阎兴泰在自己的打谷场边专门修造了三间房子，与家人分居，单由他的妻子侍奉。当时，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都有限，他的病久治不愈，终于在41岁那年，怀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阎兴泰苦苦地奋斗一生，积累了不少家产、钱粮，为阎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阎锡山的祖父名青云，字龙雨，因在同辈弟兄中排行老七，故乳名叫庚七。

他先与定襄县青石村高国珍的女儿成亲，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阎锡山的父亲是长房，叫阎书堂，老二叫阎书典，女儿叫改变。高氏青年夭亡，阎青云又娶陕西的师氏为继室。他有幸继承了一部分祖业，当时拥有耕地60余亩，自己耕种一部分，另一部分租给一家佃户耕种。

他也许接受父亲阎兴泰的遗传基因较多，颇有经商之才，因此除收取地租外，还兼做买卖，有时还放高利贷，故生活比较富裕，已经是一个小地主了。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字子明，乳名长春，堂名“庆春堂”。他从小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里，很少参加体力劳动。他7岁入私塾读书，对所学的“五经”、“四书”没什么兴趣，倒是爱上了打卦算命之类的旁门左道。他有空就钻研《增删卜易》、《玉匣记》、《麻衣相法》等书，掌握了丰富的占卜、相术知识。

阎书堂15岁开始经商，在一家店铺里当小伙计，学习商道。他聪明机灵，为人又谦和，更兼善于言辞，深得掌柜、同店伙计们和顾客的喜爱。他几年后就锻炼成一个老练的商人，对商道上的事非常熟悉。

在阎书堂20多岁时，兄弟分家另过。他分得好地20多亩，自己又新买了近30亩。他不愿干地里的活计，把土地全部租出去，只收地租。他本人最初只在本村做一些小买卖；后来觉得这样小打小闹，不会有大的发展，就咬咬牙，到五台县城开办了“吉庆昌”钱铺，投入资本约500吊。

吉庆昌钱铺初创时，只有两个人，阎书堂做掌柜，另雇了一个小伙计。他的钱铺，主要是出“钱帖子”和放高利贷，还兼营一些日用杂货。

所谓出“钱帖子”，即私发纸币。当时，一些商人用木版自行印制自己的纸币，对外发行，在局部范围内流通使用。这样可以把收回来的钱作资本，放高利贷。其性质，有点像现在的“炒股”。

五台县是山区，当时交通很不便利。五台、定襄及周边的县份，银子与制钱的比价波动很大，时高时低。阎书堂就利用比价波动，采用买空卖空的办法，做着金融投机生意。

这种生意，交易时买卖双方均不见现款，仅凭一句话就买进卖出，其中所担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一次失算就会把全部家当赔进去。所以当时人们把这种金融生意称作“打虎”。其寓意是：要么把老虎打死发笔横财，要么就被老虎吃掉。

阎书堂做这种生意与众不同。他一方面利用自己人缘好、交往广的优势，到处打听行情，分析市场动态，选择最佳时机；另一方面靠占卜，根据卦辞决定买进和卖出。

说也奇怪，他就靠这种荒诞无稽的做法，虽然有时也难免要栽点跟头，但一般情况下是只赚不亏。因此，生意做得兴兴隆隆，几年后他便在县城崭露头角，变成一位颇有影响的商界人物。

自幼丧母

阎锡山的降生，为家族添喜。母亲过早的去世，结束了其美好童年，性格大变，好在外祖父母和继母对其爱护有加，再加上圣贤书的教导，使他脾性渐改，养成深藏不露的做派。

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就降生在这样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是其祖阎青云一门第二代中的第一个男丁，他出生那年阎青云已五十有六。老年得孙，喜不自禁，故命乳名“万喜”，依当地习惯，村中人称“万喜子”。

阎锡山上承祖父呵护，下有父母疼爱，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童年。他6岁时，母亲曲月清突然病故。

曲月清是本村小堡子里曲成义的女儿。

曲家世代经商，是一户殷实之家，生活颇为富裕。

曲月清17岁与阎书堂拜堂成亲，一生只生了阎锡山一个孩子。她临死前，牵肠挂肚，怎么也丢不下才6岁的小万喜，不知为此流过多少眼泪。她知道，自己死了，丈夫正值壮年，一定会续弦另娶妻室的。民间有一句俗话：“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特毒。”她害怕自己死后，小万喜受后娘的虐待，便把儿子托付给了她的娘家人。

曲月清死后不久，阎书堂就娶了定襄县陈家营村一个私塾先生陈养中的女儿陈秀卿为继室。

陈秀卿跟阎书堂结婚时才18岁。阎锡山的外祖母考虑到阎书堂长年住在县城做生意，很少回家，继母陈秀卿还很年轻，一来怕她不会抚养孩子，二来怕虐待外孙，就跟阎书堂商量好，接小万喜到自己家里代为抚养。

陈秀卿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知书识礼，为人谦和，虽为继母，但对小万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而是关怀备至，多方照顾，视为亲生。小万喜虽然住在外祖母家，但她经常带一些食品去看他。他做错了事，她设法庇护，不让别人对他有什么责难。他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鞋袜等，都由她亲手缝制、浆洗，并亲自送去。有时她接他回家住几天，还带他到陈家营她的娘家去走亲戚，母子感情十分融洽。

陈秀卿一生没有生养，阎锡山对她十分孝敬，从不惹她生气。

母亲死后，虽然外祖母和继母都很疼爱他，但因长期寄人篱下，有时难免遭人白眼，给阎锡山幼小的心灵刺激很大，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有时沉默寡言，一个人手托脸腮一坐几个小时；有时驯服得像一只小羊羔，大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时又桀骛难管，狂暴异常，令人不可理解。

阎锡山十分贪玩，常常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出来，惹出不少麻烦。

他自制了一把木刀，玩耍时将木刀挂在腰间，把村里的孩子分成两队打仗。

他每次都把自己封为一个队的指挥官，把木刀举过头顶，高声呐喊着带头“冲锋陷阵”，不把对方打败不罢手。

每年春天，他都要背着大人，不顾危险，爬到屋檐上、大树上，去掏麻雀、掏喜鹊蛋。

他常到村外的滹沱河里去游泳，玩够了跑到岸上，抹一身污泥，躺在草滩上晒太阳。一次，他在草滩上睡着了，不知怎么，醒来后裤子找不见了，只好光着屁股跑回家里。

他的顽皮是出了名的，没有孩子跟他玩时，他也闲不住，一个人在院子里朝天扔鞋，还边扔边叫。有几次，他把鞋扔到了烟筒里，又哭着让大人帮他找鞋。

有一年，他爷爷把他从外祖母家接回去小住。他不知从哪里听说，村东的枣圪瘩儿有一个狼窝，大狼不久前在这个窝里生下一对小狼儿。他好奇极了，真想见见小狼儿是什么样子。于是，他心里装着自己的这个秘密，背着大人们，只身悄悄出了村。他在枣圪瘩儿转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个狼窝。恰好，当时大狼正外出觅食不在，他跟两只小狼儿玩了一会儿，临走时还不忍丢下，便把两只小狼儿抱回了村。

走到堡门外，他深知把小狼儿带回家，会遭到大人们的责骂，思之再三，最后竟爬到堡门外的一株大槐树上，把两只小狼儿挂在树上。

小狼儿在树上饿得乱蹬乱叫，他站在树下看着开心地嘻笑着，欢叫着，奔跑着。他玩够了，耍腻了，便丢下小狼儿不管，一个人回了家。

大狼回到窝里，不见小狼儿了，到处寻找，最后找到村里的文昌堡下，发现了小狼儿挂在大槐树上。大狼要救小狼儿，一连几天，在树下狂奔乱嚎，惊得全村人不得安宁，甚至把人们吓得不敢出门。

后来，阎锡山的爷爷知道这事是阎锡山干的，把阎锡山狠狠地骂了一顿，然后把小狼儿送回狼窝，事情才算了结。

光阴荏苒，转眼之间阎锡山进入了学龄期。1889年，六岁的他被外祖父就近送入村中小堡曲姓公立之私塾，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出生以来，众人一直以祖父所赐乳名“万喜”称之。现在要进学了，必须起一个官名。于是，其父阎书堂求到了一个颇有名望的老先生门下。老先生在摇头晃脑地大谈了一通“名”、“字”演变史之后，说：“起名号是个大事，宗族家谱，生辰八字，秉性属相，身世事业，样样都要顾及到，得慢慢来”。过了几日，阎书堂带着儿子，再访老先生。老先生告知，“万喜子的名字起好了，就叫阎锡山吧。”接着，解释说：“按阎氏族谱，这孩子排在‘锡’字辈上，所以得在‘锡’字上做文章；而这孩子又是他娘梦中从庙里抱来的，跟庙有缘，还得在禅上用心。杨载赠惠山长老诗云：‘道人卓锡问名山，路绝岩头未面攀’。‘锡’者，禅杖也。老道手柱禅杖，欣赏名山，优哉游哉。将诗中的‘锡’字与‘山’字连在一起，既合了家谱排行，又融进了禅道，可谓两全其美，至玄至妙。”老先生一席话，说得阎氏父子心花怒放，连连称是。从此，万喜子正式以“锡山”为名。

阎锡山的启蒙教师姓曲，名近温，是一位颇具学识的秀才。阎锡山虽性格孤僻、顽劣，但却天资聪颖。从师曲老先生后，很快就读完了启蒙教材《百家姓》、《千字文》。先生对他的悟性十分赏识，不无夸赞地说，此子“异于常重”，“先一日所教者，翌晨多能背诵”。从《三字经》、《千字文》启蒙开始，阎锡山在曲老先生的指导下，进而攻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习作古文。其间，祖父为加强对他的督导管教，责成每三五日归家一次，由继母陈秀卿亲加抚育。

启蒙教育一晃进行了三年。1892年春，阎锡山离开小堡私塾，离开照顾了他四年的外祖父母以及朝夕相处的表兄弟们，回到文昌堡，改入祖父阎青云所设之大堡义塾，继续接受旧学教育。

在大堡义塾，阎锡山师从曲本明先生。这位曲先生也是一名秀才，不仅有学识，而且对学生严厉有加。初入义塾时，阎锡山虽然学习努力刻苦用功，但顽劣的脾性却一如既往。为此，没有少受老师的责打。当时，在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万喜子，挨板子，双手肿成毡片子，头发扭成一卷子，鼻涕掉了两管子，裤裆滴出尿点子，草包从此露馅子。”在恨铁不成钢，严加责打的同时，曲本明对阎锡山的聪颖也是很赏识的。曾不无喜悦地对阎青云说：“此子记忆力强，悟性特好，虽不多言，时有奇论。”俗语说：“不打不成才”，“严师出高徒”。阎锡山在曲本明先生的教导下，在启蒙教育的基础上开始研读经史之书，先学《诗经》，继读《书经》、《易经》，再读《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等，从而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国学基础。及至私塾前后共读八年，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知概略。

在大堡义塾学习期间，由于回到自己家中，既有祖父朝夕督导，教以人情练达、处事诀要；又有继母接手管束，弥补母爱之不足；加上读书“知理”的缘故，阎锡山开始通达人情事理，桀骜不驯的脾性逐渐转变，进而养成深藏不露的做派。

“虎市”失足

“打虎”失败这件事，让阎家负债累累，阎氏父子告借无门，绝望中远走他乡；他乡也并非就是险恶地，挫折或许是人生新起点。

阎锡山长到16岁，家里人都认为他已长大成人了，便开始准备给他操办婚事。

一年前，他的父亲就给他订了亲。姑娘叫徐竹青，是离河边村10里的大建安村人，父亲叫徐一敬。

徐家开一座“六合店”，经营煤炭，收入颇丰，也是周围村寨中有名气的人家。

婚后，夫妻感情很好。徐竹青虽然没有念过书，不过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家庭妇女，但人样长得标致，性格开朗，颇有见识，常在枕头上规劝丈夫要好好做人，自强自立，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将来也好光宗耀祖。阎锡山对她也很敬重，凡事都跟她商量，夫妻间很少有口角之争。

结婚的当年，阎锡山就伙同他的姨兄梁志爵一起到他父亲的吉庆昌钱铺当小伙计，帮助他父亲做金融生意。

他到钱铺当了小伙计，听从父亲的教诲，做事很勤快，也很认真，用心学习经商的诀窍。他有一套独特的应酬客人的本领，什么样的客人上门，都能应酬得恰到好处，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在钱铺里，他开始只是照看铺面，招待客人，印“钱帖子”，计账，算利息。稍有经验后，父亲就大胆依靠他，让他外出讨债，在“虎市”上探摸行情，参与生意上的决策。仅一年多时间，他就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精明老练的商人，做起生意来既有独到见解，又能写会算，很使他的父亲高兴。

久走冰凌没有不失脚的时候，更何况做“打虎”生意本来风险就大。1900年，阎锡山18岁那年，他父亲终于在“虎市”上翻了船，损失十分惨重。阎书堂除把吉庆昌钱铺里的所有货物变卖抵债外，尚欠2000吊。2000吊，在当时一般平民眼里，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得很！

阎书堂又急又愁，整天坐立不安，饮食俱废，像置身于死地一样绝望悲观。为了还债，父子俩商议再三，最后忍痛把家里的大部分土地卖掉。但他们欠债太多了，这样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关了钱铺的门，在梁志爵和佃户智万金的帮助下，把铺内尚存的一些货物和家具偷偷运回河边村。他们父子也回到河边村躲债。

家境一落千丈，囊中羞涩，为养家糊口计，阎锡山出于无奈，只好每天提着一个柳条篮子，上街卖烧饼。他走东家，串西家，到处叫卖，所忍受的耻辱是可想而知的。

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京都，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避难，德国军队进逼五台县边境的龙泉关，有不少官军在五台县布防，阻止德军西进。官军不断向地方派款派差，搅扰得百姓不得安宁。当时阎锡山年轻力壮，被村里派去支差，每天给官军担水、切草、喂马、做杂活，经常挨打挨骂，吃尽了苦头。

“打虎”失败这件事，对阎锡山的教训太深刻了，几十年后他都念念不忘，每每提及，总是说冒险的事是千万干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对他后来处理军政大事总是留有退路的处世哲学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年关将近，债主们纷纷赶到河边村，找阎氏父子讨债。有的债主来时还雇了打手，对阎氏父子恫吓、威逼。村里的人成群结队，拥到他家门前看热闹，有人还趁机起哄，大吵大嚷，说风凉话。阎书堂怕吃眼前亏，白天躲到朋友家里，连面也不敢露，晚上出来四处奔走，向乡亲们告借银钱。

父亲躲起来了，那些债主只好由阎锡山出面应付。人穷志短，理亏腰软，他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债主面前，连一点脾气也没有，一个劲地低声下气，给人家说好话，请求宽限时间。

过罢年，阎氏父子眼看在村里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省城太原，寻找一条生路。

出远门多少总得筹措一点路费吧！阎书堂知道，阎锡山的堂舅陈钧手头比较宽余，就打发阎锡山到陈家营去借路费。

陈钧是个正派人，见不得人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事。他听阎锡山说他们父子俩在“虎市”上栽了跟头，还没来得及说借不借给钱，心里早毛了，就教训开了阎锡山。开始，阎锡山还硬着头皮往下听，希望这位堂舅可怜他们父子，能多少借给一些钱。可是，后来听这位堂舅的教训没完没了，年轻人总有点脾气，实在忍不住了，一气之下拔腿就走。

阎锡山在陈家没有借到钱，又跑到宏道镇去找他的叔父阎书典。

阎书典一直在宏道镇经商。亲亲的叔父，他满以为找他不会吃闭门羹的。可是没想到阎书典非但不借给钱，还拿话损他，说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跌倒自己爬，你们的商号赔塌了，难道还想把我也拖累倒不成！”

阎锡山心里想：天无绝人之路，我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于是他又去找一个本家叔叔阎书康。

阎书康在宏道镇一家店铺里当伙计，收入极其有限。阎锡山找到他，说明情况，阎书康十分同情他们父子的遭遇，答应借给他钱。可是阎书康作为一个店铺伙计，能有多少富余钱借给他呢！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仅是几个钱，实在太少了！然而，钱是太少了，可那份情却沉甸甸的，使阎锡山深受感动，终身没有忘记。

父子两人出远门，仅有几个钱做盘缠是绝对不够的。继母陈秀卿了解情况后，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副银镯子拿出来，交给阎锡山说：“万喜子，娘就这么点值钱东西了，为了你们父子，也为了这个家，你拿去做盘缠吧。”

阎锡山收了银镯子，又到老丈人家辞行。

老丈人徐一敬送他出门时，也送给他一些钱，嘱咐他放心出门，家里的女人们他会照顾的。

滹沱河畔的早春，依然冰封雪飘，料峭的寒风嗖嗖刮着，田野上一片皑皑白雪，路上行人十分稀少。阎氏父子天未明，就背着简单的行李出了村……

他们走到南作村边，见村里走出一辆铁轱辘车，车箱空空的，像是到什么地方拉东西的。

阎书堂走上前去询问，才知道这辆铁轱辘车是到太原拉废纸的，赶车的人叫薄吉福。

阎书堂想搭车，又出不起两个人的车费，于是跟车夫薄吉福讲好，父子俩轮流坐车，只出一个人的车费。

一路上父亲坐一会儿车，又换儿子坐一会儿车。换过几次，薄吉福已问明他们是河边村的，心里有点过意不去，答应让两个人坐车，只出一个人的车费。

阎锡山人穷志不短，不贪占这点小便宜，车夫薄吉福催促几次，他仍不上车，一直跟着车走。直到后来薄吉福生了气，父亲阎书堂也放了话，他才上了车。

一路上，阎书堂盘算着父子两人都去太原，觉得那里是大城市，不比一般地方，花销太大，如果一时找不到事做，只怕连店钱、饭钱也支付不起，还得睡马路、讨饭吃，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暂时把阎锡山留在忻州城，由他一个人先去省城，等他站住了脚，然后再叫儿子去。

因此，车到忻州城，阎书堂就领阎锡山到了“成钰东”药铺。

药铺掌柜和阎书堂过去在生意上有过来往。熟人好办事，经阎书堂说明原委，药铺掌柜就爽快地答应让阎锡山留在药铺帮忙。

阎书堂只身到太原后，果然不出所料，一时很难找到事做。他落脚于柴市巷“荣庆栈”，靠向朋友、熟人借钱度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勒着裤腰带熬时间。

后来，一个同乡介绍他跟着一个人合伙包揽了一项土木工程，才算有一口饭吃了。再后来，他又在巡抚衙门“稿房”（负责管理收发公文）里找到一个干闲杂活的差事，生活才有了着落。不久，他就写信把儿子阎锡山也叫到了太原。

阎锡山到太原后，为了能找到事做，今后在省城站住脚，随父去拜望了同乡魏仰微。

魏仰微虽是五台人，却在太原居住多年，有一定的社会威望。他见到阎锡山后，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挺讨人喜欢，几次夸奖阎锡山会说话，懂礼貌。

阎书堂趁机提出，要魏仰微收阎锡山为干儿子。

魏仰微很高兴地答应了。

从此，阎锡山给魏仰微做了义子。

不久，经魏仰微介绍，阎锡山就到柳巷的“裕盛店”当了小伙计。

在“裕盛店”做事期间，阎锡山广交朋友，结识了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和张瑜。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各自的抱负，有时也评论时局。因志趣相投，三人结拜为换帖弟兄，来往日渐频繁。

第二章　习武求取新经

考取学堂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当阎锡山为自己的前途感到彷徨时，正值山西复办武备学堂。

我国有陆军学校是在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6月20日，李鸿章向清廷正式奏请成立天津武备学堂。这是我国开办的第一所陆军学堂，用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它与其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毋宁说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产物。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迟滞了军事学堂发展的进程。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北方才又创设了小站随营学堂和开平随营学堂。至于山西，由于风气闭塞，直到1898年间才得以创设。但因义和团运动兴起而停办。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朝野大练新军的呼声日高，国人痛感“旧式清军不足恃”，一致认为“筹饷练兵为急务”。9月，清政府在实行新政的上谕中强调编练新军的重要性，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练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而要普练新军。就得广建武备学堂，此正所谓：“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于是不久清廷又命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正是在全国普练新军声势的推动下，复办起来的。

阎锡山很不甘心自己当伙计的社会地位，很想进入新的学堂深造，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阶梯，因此，当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公布后，他便鼓足勇气，偕黄国梁、张瑜一块报考。

当然，为“时势所趋”，一些有志青年一般认为“欲有补时艰，想为国家效力的途径，只有投笔从戎”。当时，太原城里仍有旧学，但是也有山西大学堂等新学，阎锡山选报考武备学堂，也说明他受新学与旧学之争的影响，向往新学，并愿意步入军旅，为国效命。

山西武备学堂属于初创，又是新学，入学考试并不很难，试题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所以阎锡山和黄国梁、张瑜都顺利通过考试，而且，最后在加试中，阎锡山言简意赅的对答，还受到主考官姚鸿发协统的赏识，所以他们三人均被该校录取了。

武备学堂是培养军人的新式学校，其中能开设的课程有操典、训练等军事科目，还有历史、地理、理化、数学、国文等文化科目。首年武备学堂共招收120名学员，大多是各县应试童生，还有一些秀才。与阎锡山同时考入的，还有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阎锡山住“信”字第五号宿舍，与张瑜、周望英等同住一室（学生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该校属于省立学校，除保证学生衣食外，每月还发一定饷银。成绩优异者，另外奖励。

初入武备学堂，因为除国文课外，对阎锡山来说都是新课，所以感到课程有些吃力。但他天赋良好，加之勤学用功，一年之后便适应了。他对新课程最感兴趣的是步兵操典，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其中知识领域相当广泛。对文化课他感兴趣的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历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变；地理可以知晓世界。他最不想费力的是国文课，而他的成绩最优秀的也正是国文，每考必名列前茅。对第一年的学习，他感到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收获颇丰。

第二年，他对各种新课程已经能够全面适应，并且对理化也发生了兴趣，同时对军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勤于笔记，注意要领，渐渐博得了老师的喜欢。

第三年，他对于学与术，均很努力。术科方面他对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动作姿态，较为标准，经常被选作出队示范，渐渐在同学中也树立了好的形象。以后便当上学生班长，颇得老师与同学的信任。

三年学习，阎锡山各门均获得了好的成绩，其中国文分数名列前茅，操典也获得了最优的平均高分。于是很受当时武备学堂的主持人李廷飚（山西浑源人，进士出身）的器重。李廷飚欣然赠字“伯川”，意在配锡山的“山”，而百川汇海，义取高深广大。这也就是阎锡山字伯川的来历。

另外，三年期间，阎锡山的政治思想也有所发展。当时，康有为主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已有四五个年头，但在一般青年学生中仍有广泛影响。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然而，即便这些口号，对阎锡山来说，也是此前未接触过的东西，因而颇具吸引力。从以后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他在政治上曾一度仰慕维新派的主张，比如他多次谈到清政府，“当维新而不维新”以致“丧失帝业”。这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是主张维新变法的。

留学日本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的三年，正是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实行所谓“新政”的头三年。学习三年届满，又正是清政府增加公派留日学生学习军事的起始年。从这时起每年派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为了响应这一“新政”举措，山西巡抚决定在山西武备学堂选拔20名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其中3名由满清政府资给公费。选拔工作当然只能以在校成绩为依据。经过甄选，入选名单中正好有阎锡山、黄国梁、张瑜拜把三兄弟，而且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三人为清政府公派的公费留学生。

得悉儿子要负笈东瀛，阎书堂好生欢喜，而更兴奋的是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他翻箱倒柜找出五台人清代大学问家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要爱孙浏览掌握，要求他通晓世界大势，明了时代潮流。

回过家乡，告别邻里，再返省城，准备出发之前，山西省巡抚衙门包括巡抚张曾、布政司、提法司、提学使和一名道台所谓五大宪（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一概到场，召见这20名赴日留学生，并向他们谆谆训诫，满堂灌输一些效清忠君的话，大意是：“朝廷资送你们留学日本，你们就应该专心学习，以图报效。千万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听信邪说，误入歧途！”并对革命领袖孙中山大肆诋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阎锡山到了日本以后，很快就走上了与之相反的道路。

阎锡山一行由候补知事吴春康充任监督带领，从太原起身，途经石家庄、北京、天津，坐过正太、平汉、北宁三条铁路线的火车，在天津登上日本轮船，负笈远游。沿途所见所闻，使他感慨万千，他不时点头感叹：

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

所以，当他抵达日本之初，脑海中便经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国小而强，中国国大而弱。只是，出国前山西五大宪的严词告诫，仍在发挥着制约作用，使得阎锡山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跟革命党人往来。

然而，以后日久，他从书刊上看到有关报道清政府愚腐的事情渐渐多了，才深深感到满清腐败无能，委实误国太甚。

阎锡山抵日本未几，日俄战争爆发，两国为争夺我国东北权益，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清廷反而腼颜宣告中立。这一桩大事，给留日中国学生很大的刺激。有一天，阎锡山翻阅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日本创刊的《中国魂》，他看了又看，从康梁等人的尽情揭发中，他彻底知晓了清廷的无可救药。但是他对康梁一派提出的救国主张，却认为“断难有望”，于是他愤愤然将保皇党编印的书刊，往字纸篓里一丢，说：

“保皇党怎么能救中国！”

从这一刹那开始，阎锡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出国前所谓五大宪千叮万嘱的“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告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立定志向，决心投身推翻满清腐败政府的行列。

对于这段经历，阎锡山以后记忆犹新，他在1956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记述：

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书刊之《中国魂》，益谂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追随革命

阎锡山到日本后，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1906年入日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

振武学校是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创。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日本学习陆军的学生，曾入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进入士官学校。明治三十一年（1899年）由日本陆军部委托成城学校设施预备教育，……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学生渐多六十九名，专办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改名为振武学校。”阎锡山一行是1904年赴日本的，那是振武学校改名的第二年。

说到留日学生，他们可谓中国反清革命的中坚力量。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日学生翻译出版18世纪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的著作。只是那时留日学生不到百人，他们的举措影响不大。但从1901年起，赴日留学学生人数骤增，到阎锡山出国的这一年已达3000多人。这种情形自然与清政府“新政”中提倡留学有关，但更主要与废除科举有关。自1901年废除科举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已经断绝，知识界多把出洋留学作为理想坦途。日本距中国较欧美近，所需费用较少，因此，大批青年学生涌向日本。在日本，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比国内要少得多，又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新学，在民族灾难的强烈刺激下，他们感到，要救国不能靠清廷的所谓“新政”，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义，于是开始探求新的道路。到1903年上半年，随着拒法、拒俄两大运动被压制，留学生运动转入了反清革命的新阶段，许多青年学生纷纷转向革命。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阎锡山到日本时，主张通过革命道路救国的人已不下数百，在东京这一革命党人的集散地，他除学习业务外，直接受到的影响主要是革命的思想。所以，他到日本仅三个月，即参与了革命党人的一些革命活动。

1905年7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东京。拟同华兴会领导黄兴等会晤，商谈筹组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8月13日，东京的华侨和留日中国学生1300多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这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大会盛况空前，气氛热烈，人们把孙中山视为“中国英雄中的英雄”和“四万万人之代表”。当时设在鞠町区富士见楼的会场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有几百人情愿站在马路边上。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针对康梁保皇派散布的反对革命的谬论，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驳。

听完孙中山的演讲，阎锡山反复体味其精神，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来说太适时了。以后他曾说：

政治不可失时，若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时代所抛弃。清末百年之间，中国与世界的交通，事事相形见绌，国热日衰，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应改革而不改革，能进步而不进步，使爱国之士认满清是亡国的因素、救国的障碍。国人的目标全集中在推翻满清政府，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遂致有“戊戌立宪万世帝王（按指戊戌百日维新倘若成功，满清或犹将维持其万世一系），癸丑立宪家破人亡”（按指民国二年衰世凯袁家宪法之订立，导致二次革命，演成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之局面）之批判。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觉的德慧，高瞻远瞩的眼光，站在时代的前边，领导革命，遂能一呼万应，全国同心，不久实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此一为违时，一为适时，违者即亡。而适者即兴，其理至为明显。

阎锡山这一段“宏论”确实不无道理，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阎锡山能有如此论述，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亲身体会，比如说：“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为推翻其自身的力量”一语就是自己的亲历。和他同期赴日本学习军事的260余名留学生中大部分为清廷政府和各省抚台所派，这已经是清政府派出的第六批学生，人数超过前五次的总和。然而，往后参加革命，推翻满清的，也正是这些留日学生。

阎锡山这批留学生，在抵达日本不久就做出了一件震动清廷的快事。那时，他们从报上经常看到，清朝官吏残杀业已回国的前几期士官学校的学生。于是，他们就联名写信，警告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的端方。

在这封联名信上说：如果他们再不停止残杀，那么，旅日的革命同志，便不惜以近万人的性命换取他们两条性命。这封恐吓信不知是否对袁世凯、端方有所震慑，但从以后的传播媒介上看，残杀之事果然不再多闻了。

孙中山在东京住定后，阎锡山多次前往拜谒、请教。他不仅赞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且羡慕孙先生的渊博学识，每次晤谈，孙中山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都耐心解答。经过几次晤谈，他对中国革命所存疑问完全消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以三民主义救中国的思想也铭记在心。他认为当初自己的情绪是高涨的，意志是坚决的，距初到日本，在对革命的认识上，仿佛判若两人。以后，他应新闻记者之请，追述历次晋谒及集会的情景时说：

孙先生指出中国积弱之原因，在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之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并要将“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并行。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之时，须同时改革社会经济形态。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因中国还是幼稚时期，欲加防止尚较容易。我们须先患预防，故应三种革命同时并举。中山先生进而指示我们，救国家要从高尚的方面入手，莫要取法乎中间，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后祸。若我们今日改革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万不能永久太平。并谓绝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其进步收效方速。因之，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意志更趋坚确。距初到日本，个人对时事之认识，已判若两人。

1905年8月20日，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参加革命运动的同志是当然的同盟会会员。阎锡山也属当然会员，他的入盟由同盟会的重要领袖黄兴监誓，当场表示奉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留日学生踊跃加入。

阎锡山不但自己加入，还介绍了四个小同乡康佩珩、赵之成、徐翰文和以后的老搭挡赵戴文一块加入。

同盟会成立后，其领导人对清政府派来的学军事的学生特别关注，因为这部分留学生回国以后就是清政府组织新军的骨干，掌握了他们，就等于掌握了新军，对领导起义夺取政权极为重要。所以孙中山、黄兴不仅对这些留学生作了大量教育争取工作，更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吸收其中特别积极的分子，予以专门的培养和特殊的联系。

“铁血丈夫团”的名称是孙中山先生亲定的，顾名思义，铁与血是革命的两大利器，丈夫团则取自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铁血丈夫团”的团员共28位，其中山西就占四位。分别有：湖南的程潜、仇亮；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翙、张益谦；四川的尹昌衡；浙江的黄郛；河南的杨增蔚；直隶的何子奇；湖北的何成浚、孔庚、朱绶光、李书城；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乔煦、张瑜等。

孙中山建立这一纯军事干部团体，目的就是要联系学习军事的同盟会同志，担负革命时期的军事重责。因此他为了保持这28位成员的秘密身份，避免引起清廷官吏的注意，特地嘱咐他们暂勿参加对外活动，专心学习军事，以待大举。

阎锡山既成为同盟会成员，又成为“铁血丈夫团”中的重要一员，他为能参加到这一反清革命行列感到非常荣幸，平时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很高，虽然不苟言笑，但情绪一直保持在兴奋点以上。当然，他毕竟过早进入社会，过早受过磨难，不像从学堂到学堂仅有学习经历的一般留学生那样单纯，那样轻信一些时髦口号与动听主张，他每遇一事，都要深究。他既然欢欣鼓舞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既然宣誓要为孙中山倡导的十六字纲领奋斗，就要一丝不苟地弄清楚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当时，他对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甚了解，因此特地去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的回答言简意赅：

“平均地权的这个‘权’字，既不是质，也不是量。这也就是说：所要平均的并非地亩多少，亦非地质好坏，而是说它的一种时效价值。”

阎锡山听了，直率地答道：

“我还不明白。”

于是，中山先生便举例说明，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譬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文钱，但是现在因为纽约已经繁盛起来，所以纽约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两银子。”

阎锡山当时并没有问一方尺是英尺呢还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追问：

“美国也是使银子，花两数的呀？”

“不，美国的货币叫达拉Dolar，一达拉大约等于我们中国的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地值七百达拉，你一定不晓得究竟值多少钱，所以我才跟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这样你一听就懂了。”

阎锡山恍然若有所悟地说：

“那么，您所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由这一文不值涨到了的七百两呀！”

中山先生和蔼地笑笑说：

“你说对了。”并又进一步解释说：“原来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两银子，但这并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造化所授，纯粹是因为国家的经营而提高，所以不应当让地主享有，而应该由国家享有才对。你明白了吗？”

阎锡山很高兴地说：“我明白了！”

孙中山先生又说：“像纽约这样的情形，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们中国来说吧，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有这种情形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紧接着又问：“商埠码头可以实行平均地权，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实行平均地权呢？”

中山先生肯定地答道：“凡是有这种情事发生的，都应该实行平均地权。”

阎锡山再问：“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说：“耕作地因为国家经营而提高价值的比较少。”

阎锡山还在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说：“那么，因为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不可以归于国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复说：“不可以，人力改良的，应该归出力人所享有。”

阎锡山内心的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复，他欣欣然地起立告辞。事后他说：“这一席谈话，历时三十分钟，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谈话里，中山先生频频地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回想，尤觉敬服不置呢！”

关于革命进行的程序，在东京的同盟会骨干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最后确定了“南响北应”的总策略。

据阎锡山1945年1月15日在总理诞辰讲话时回忆：

最初讨论革命进行的程序，经多次的研究，因种种的关系，将革命程序分为两部：一为江南，一为江北，也就是江南发动，江北响应。因为江北离北京近，发动起来易遭扑灭，所以决定由江南发动，其理由有三：一是距北京远，清军南下不易；二是由海口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人协助比较容易；三是江南的革命潮高，发动后易于感召。

这个程序决定之后，各省的任务也就因此有了区别。山西的任务是什么？就是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要出兵石家庄断清军的后路。

第三章　响应武昌起义

朝鲜观感

1907年7月，阎锡山在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一年期满，转入东京士官学校。

士官学校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专门的军官学校。在“军国”兴国的日本，其知名度是很高的。但在士官学校学习时，阎锡山读书的兴致并不很高。其原因：一是由于热衷于反清革命，时间多半用于联络同志、开展工作上，并“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绶光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二是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军事的学生存有戒备之心。自蒋方震（百里）在士官学校拿了第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秘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付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妓女学校，是专门训练妓女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当上了山西督军和山西省长，又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可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初掌军权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以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份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份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和马增福。二人都是旧式军官，昏聩无能，且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那时清朝官制已相当腐败。姚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曾向阎提出拿出5000两银子举荐他充任遗缺，被阎锡山婉言谢绝了。阎在《早年回忆录》中说：

姚协统鸿发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呈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这样，第43协统由谭振法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习惯上第85标、第86标仍称一标、二标）。这时，阎锡山仍任教练官，屈于夏学津之下。

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85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同盟会内部开展了与夏学津、齐允斗争的活动，以阎锡山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材料，以便相机打击。这个小组由同盟会会员《晋阳公报》的访员蒋虎臣（清源县人），岢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弟兄，张树帜以及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组成，由李嵩山具体负责。不久便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经常出入抚署，与丁宝铨关系暧昧。小组成员在阎的策划下，立即通过《晋阳公报》，把这件丑闻公诸报端。在这前后，齐允贪污庸鄙的种种劣迹也被揭露。对此，丁宝铨恼羞成怒，下令严厉查拿敢于诋毁官长者。

恰在这时，弓尚文将载有与同盟会员往来的情况及同盟会活动的日记本丢失。协本部有人拾得后，即向丁抚告密。蒋虎臣、弓尚文被捕下狱，赵萃珍弟兄闻风逃匿。李嵩山是日记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丁、夏捕搜尤紧。南桂馨在195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其中所记的主要人物就是李嵩山，因为关于奔走登报各事，嵩山出力最多。此外，有关人物更多。因之，姚协统派二标队官祝孝萱至嵩山住所搜捕。我那时与李同院居住，正在紧急之际，我把嵩山送到基督教堂霍心斋处暂避，霍又把他转送到外国人邮务长宅。但这时，姚协统紧闭四门，搜捕嵩山，日久，必有被捕之虞。嵩山倘遭不测，则一切革命计划势必泄露。阎锡山特别着急，找我设法放李出城远逃，则一切均无征验，大狱可免。适警务公所职员李树洲不悉此事，来找嵩山。我即延入我的屋里，向他说明嵩山被通缉事，并请他转求警务公所侦探长李成林。但树洲并非同盟会员，亦无革命意志，当时我怕他不肯照办，我先晓以利害。我说：“弓的笔记，涉及巡警道王谟，王与丁抚不睦，倘嵩山被捕，与王诸多不便。”树洲为了他长官的安全，才肯转求成林。成林本系同盟会员，于是欣然慨允。我即在夜间，以轿车送嵩山至成林处，化装警察，以查火车为名，随成林混出城外，登车逃至保定。在保定与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同盟会员张培梅等会晤，张等为之布置善后，逃往安徽。我又向阎锡山索取百元，赶到保定。这时嵩山已离保先逃，我交张培梅转寄此款，便又返回太原报告阎锡山。这一危机才算度过。

这次打击夏、齐的活动，是山西同盟分会与清廷在山西统治者斗争的初次交锋。虽然统治者将同盟会员蒋虎臣等逮捕下狱（后被保释），但同盟会初试锋芒就使巡抚红人夏学津不能安于宝位（丁宝铨不得不将夏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会员们的警惕，大家不分文人武将，同心对付当权者，展示了革命方面的力量。

但是，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等待时机让他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

“文交惨案”是因铲除（罂粟）酿成的。原来自咸丰年间以来，交城、文水两县之交，以开栅镇为中心，附近农民即开始种烟，“所出土浆几为天下之最”。农民因利之所在，扩大种植面积。政府为了增收地亩税，乃“履亩升科”。种烟遂成为半合法性质。1909年清政府又颁布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农民以种烟为生，要求缓禁。文水县农会会员杨增荣曾请求县令刘彤光购备杂粮种子，按亩借给，限期改种。刘彤光为了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认为让夏学津重掌兵权的时机已到，遂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本想借此表现，不依群众，并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旁观者亦受其害，一学生弹中额角，一骑马行人中弹立毙。夏学津又威逼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以后又将武树福斩首。夏残民以逞，自以为得计。不料此事为《晋阳公报》所闻，同盟会员总编纂王用宾以案情重大，即密嘱该报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驰赴肇事地点，实地察访，按其见闻写成新闻，揭诸报端。丁抚见报怒形于色，即传报社经理刘锦训，诬民为匪，否认肇事，要求刘登报更正，并许以知府保升。刘回社商诸各位负责人，认为新闻千真万确，不仅不能更正，尚须继续报道。刘以公职在身，乃辞去报社总理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次日，丁抚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无更正字样，遂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此事传向全国，上海《申报》和汉口《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丁抚见事难于掩盖，遂变本加厉将刘锦训传折奏参，又拟逮捕王用宾等，以转移社会视听。后王用宾逃到石家庄，又撰写《正告山西咨议局》一文，以刺丁抚，在报上发表。丁宝铨见报怒不可遏，正欲大兴冤狱，不料，此事被御史胡思敬奏参，上谕“交直隶总督陈夔尤彻查，拟议具奏”。这时丁宝铨的气焰方杀。到1910年5月15日，始奉谕将丁宝铨交部察议，文水县知县刘彤光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知县刘星明革职，陆军教练处帮办夏学津撤差褫革。

在“文交惨案”中，同盟会员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主持公道，申张正义，终于斗倒残民以逞的坏官，既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又积累了斗争经验。

“文交惨案”中，由于同盟会员的勇敢斗争，使丁宝铨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无法实现，因而也圆了阎锡山掌握兵权的梦。胡思敬参奏见谕后不久，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

改造军队

阎锡山出任第86标标统后，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了。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越任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85标军需官，马开崧任第86标教练官，乔煦任第1营管带（营长），张瑜任第2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反对革命的实际上只有第85标第3营管带熊国斌和第86标第3营管带瑞镛（满族）了。

此时，阎锡山环顾三晋，觉得前途大有可为。因为山西的军队共分新军、旧军两部，新军计有一个混成协（旅），下辖两标，第85标除步兵外，尚有骑兵营和工兵队。第86标除步兵外，尚有炮兵营和辎重队。全协新军共有4000余人，都驻防太原，而新军的将校中大部分不是同盟会员就是阎锡山的同学。旧军共有13个营。但总兵力也不过4000人左右，而且大部分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临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3个营，旧军又守旧落伍，力量很单薄。这样，新旧军力量对比形成新强旧弱之势，明显对革命有利。

为了进一步改造军队，控制新军，为发动起义作准备，阎锡山一连办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他在暗里支持同盟会员“倒丁”活动的同时，又公开争取到山西巡抚丁宝铨、新军协统姚鸿发、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赞同与支持，在山西独树一帜地实行征兵制，征集了全协人数十分之六的山西农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营混子”，使新兵与旧兵的比例从二比八变成了八比二；于是更容易纳入掌握，使他们在同盟会的一声号令之下，成为忠实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越，日夕密议如何促使新军革命化问题。正在这时，已调到省督练公所任总办的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了整理军队的计划，这对同盟会来说，是一次建立军事基干队伍、扩充力量的极好时机。因此，阎锡山积极活动，与姚鸿发商定从两标中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并争取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队长。据阎锡山讲，模范队“名义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三、积极在基层官兵中发展组织。姚鸿发既然要整理军队，阎锡山即顺其意，与其商量决定了“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办法，并借此机会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开始下连队当兵或任文书职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彭龄（字篯甫），他就是组织决定下营去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在兵营中他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士兵，工作成绩非常出色。1955年6月温寿泉、黄国粱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11年间，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即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后来山西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上述的各旧什长士兵中的同盟会同志，都在起义中表现了最勇敢最积极的先锋作用。

可是，在旧兵的处理问题上，出了重大问题。因为旧兵中有许多人已是同盟会员，而且不少是正目（班长），如果听任这些人流散社会，对革命将是重大损失。在老兵来说，退伍即是失业，所以都不愿离开部队。杨彭龄将此情况报告南桂馨，南又汇报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不易更改，只有我们另想办法，或者把裁下来的人，设法安插到巡防队（旧军）里。”南不同意这种做法，决定另行商讨。最后他们决定筹集几千两银子，到绥远后套购地，建设农庄，把退伍旧兵安置在那里从事生产，使他们生活有保障，而不致于分散，一旦有事，集中起来就是一支可观的力量。同时阎与南还决定，在太原到后套农庄的路上，沿途开设旅栈，安置一些旧兵，作联系工作。南桂馨把这些决定告诉杨彭龄，杨再转达各营连的退伍老兵，大家都表示赞同。

1911年10月6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经与阎锡山商定，借中秋节之机，由同盟会员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等出面，召集第85标第1、2两营准备退伍的正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柳殿魁、谢得之、梁俊王、马孔青、魏斐然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和准备退伍的老兵共80余人，在太原城内察院后德盛园饭店，歃血饮酒，以“从事革命、誓不背盟”为誓词，宣誓结盟，等待遣散命令宣布后，即按计划分头行动，一旦有事，或闻讯集中，或就地响应，总之以继续革命为目标。不料集合后四天，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姚鸿发不敢宣布遣散计划，害怕因此促成事变。但同盟会却借此机会，团结了很多正目和士兵，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气概。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部署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告捷，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同一天），其次响应的是江西（10月23日）。江西起义对山西影响不大，大者是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陕西起义。陕西同盟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陕西省政府后，推新军队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张凤麴为都督，并由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切断清廷与西北的联系，也从侧面威胁到清廷在山西的统治。

这时，山西也和全国其它省份一样，围绕政权问题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第一种势力是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力量。这种势力的代表者，当然是最高官员巡抚。1911年6月巡抚丁宝铨因“文交惨案”被开缺后，由顺天宛平县人，时任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进士出身）调升。巡抚衙门有：布政使王庆平，分管财政；提法使李盛铎，分管司法；提学使骆成骧，分管教育；劝业道王大贞，分管实业；巡警道连印，分管治安。统称六大宪。巡抚能指使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改练的巡防队和新军，但新军基本上已由革命党人掌握。巡防队有三路：前路巡防由太原镇总兵统领，驻临汾，担任河东及上党地区各州县的防务；中路巡防由大同镇总兵统领，驻大同，担任韩信岭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防务；后路巡防由绥远将军节制，担任口外7旗的防务。另有太原抚标，即巡抚卫队。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每旗300余，共约2000余人。

第二种势力是立宪派。立宪派以省咨议局局长梁善济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首。他们企图以“和平让渡”的办法抵制革命。他们商定一面劝陆钟琦自动交权；一面又联合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人物，自然也联系到了阎锡山。

第三种势力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新军。虽然新军第43协统领是谭振德，但标统以下军官多数是同盟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第85标三个营管带依次为白文惠、姚以价、熊国斌，前二人同情革命，只有熊国斌反对革命。第86标三个管带依次为乔煦、张瑜、瑞镛，前二人是同盟会会员，只有瑞镛（满族）是反对革命的。在协直属部队中，骑兵营管带马开崧和辎重队队官焦纯礼是同盟会会员，炮队队官张治尧和工程队队官殷铭，陆军警察队队官李润发，测量队队官张维清，大都是同情革命的。在两标的队官（连长）和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所以，新军的形势对革命是相当有利的。

当时，新军驻防太原城内外。第86标标本部及第2营驻文殊寺（今东仓巷）营盘，第1、3两营驻后小河营盘，第3营驻岗上营盘。辎重队和工程队驻南门外，骑兵营驻满州坟（今晋阳饭店西南），炮队驻菜园村。

巡抚陆钟琦对同盟会的活动早有所闻，所以到职以后，千方百计企图扼杀革命。他首先派人修理城墙，进行防范；其后召见留日学生和到各学堂视察，以观动静；再后，以视察新军为名，统计官兵无辫人数；最后着人搜集同盟会员名单，准备一网打尽。

但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陆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慌了手脚，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会商对策。他们提出新军不可靠，应该调到省城以外驻防，并决定立即调巡防队两旗到太原（行至忻州，太原已起义，被忻州知州朱善元劝阻回到大同）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他的又一对策是搞缓兵之计。他把他的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让其联络革命党人，麻痹革命者的意志。据陆钟琦的家庭教师孙振汝回忆：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陆钟琦的这一缓兵之计，其实是包藏祸心大有阴谋的。原来，他想叫他的儿子陆亮臣暂且稳住阎锡山，然后，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虎离山与釜底抽薪双管齐下，将存在山西的5000支德造新枪运3000支到河南，再把新军第85、第86两标分开，一标调临汾，一标调代州。

面对几派势力角逐的形势，革命党人在陆钟琦图谋对策的同时，也在积极策划起义。然而对巡抚的耳目，他们同样采取了麻痹对方的策略。据《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说：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也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5000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3000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和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与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那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新军造反，平时是不许新军携带子弹的，有枪无弹难以举事，因此同盟会员们都在积极准备，待机发难。

在这紧锣密鼓的运筹中，阎锡山和赵戴文估计了一下两标的力量。阎锡山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镛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镛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他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文惠）、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这时，赵戴文问：“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吗？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阎锡山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意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1911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命令第85标先行出发，但“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

在这紧急关头，同盟会核心成员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据南桂馨回忆：“九月初七日下午，在黄国梁家中开会计议起义办法，当时到会者：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南提议：我军开到河岸后，联合陕军，反攻运城、临汾、太原。阎、黄、温等均主张在省起义，即是首府革命，影响极大。最好明早一、二营领到子弹，及时发动。”

同盟会的纲领就是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清的统治是所有同盟会会员的责任，然而10月28日（即农历九月初七）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起义的决定，确系以阎锡山为主的。这种提法目前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却得到了以下几方面分析的支持：

一、山西省最早参加同盟会的谷思慎，曾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负责人，1906年即回省发动革命，但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因人告密，转赴北京，所以他不可能参加28日的特别会议。

二、参加28日会议的温寿泉虽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并在留日学生会试中考到优等，在新军中威信尚高，但起义前并无实际兵权，所以起义的决定不可能首先由他提出。

三、参加28日会议的黄国梁，拥有兵权，但本人不是同盟会员（也是参加会议唯一非会员者），只是革命的同情者，所以不可能主动提出起义计划。之所以要他参加会议，并集中在他家举行，本身就可以看出同盟会领导人的良苦用心，这是在主动争取这位拥有兵权者。

四、参加28日会议的南桂馨，虽是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并在第85标中担任军需官，但屈居黄国梁之下，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虽提议先南下，后反攻，但被大家否决了。

五、参加28日会议的张瑜、乔煦，虽忠诚革命并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在第86标任管带，但有上司阎锡山在场，显然起义计划，不会由他们二人提出。

六、阎锡山是同盟会会员，又是“铁血丈夫团”成员，同黄国梁是拜把兄弟，自出任标统后，更积极在军队中发展同盟会的力量，包括南桂馨出任军需官，也是他同黄国梁斡旋的；张瑜、乔煦又是他的部属，所以起义计划由他提出并最后裁定是合乎情理的。据阎锡山回忆：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农历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19日。

七、从1946年即去世的张树帜的日记中也能得到印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下午五点

树帜由陕省旋晋，甫下马即到咨议局晋谒副议长杜君上化。杜君喜云：今当中华民军起义之际，君在外面回来，令人可喜。现值我省群思起义，又令人可忧，未知君意若何？树帜云：可无忧。武汉起义地点、军器俱占优胜，况黎公元洪革命中之最有能力者，其筹划确有把握。现清政府已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南洋水师提督萨镇冰，统海陆军竭力攻之。攻如不胜，势必假兵外洋。吾晋若现时举事，清政府若移攻汉之全力，以攻吾晋，晋省人力枪械万难支持。又兼财政困难，何能奏效，待时而动未为晚。杜君云：与予意相合。我等即同订暂时不起义之约。

初五日早

驻军八十六标统带阎君锡山闻树帜旋省，即遣人邀之至寓所，会议起义办法。阎君云：前接君旋省信，渴望多日，未曾面谈。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树帜即以与杜君约言告之。阎君曰：不然。现今大势，君在途奔波，未必周知武汉起义详情，黎元洪已与德、美订有密约，接济人力枪械军饷。现有德人某君在黎君处协助办事。英、法二国俱极赞成，日俄虽未表同情，日与美为同盟国，美既赞成，日亦不至反对。俄则势成孤立，不敢为难。假兵外洋之举，无庸顾虑。况有黄君与来函约会响应。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树帜云：既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我虽与杜君有约，亦何可遇事固执，岂肯为迟延，以贻后悔。阎君令树帜至五台县会馆见王栋材、杨沛霖、高冠南、谢维梓、李成林、杨彭龄、董化时、张绍丰、王嗣昌、史宗法、李润发、崔正春、胡亮天、南桂馨、赵萃瑛、陈锦文、霍全德、张培梅、王缵绪、金殿元、刘文英、张子奇、李嵩山、宁子青、乔贻斋、张树楠、仇亮、杜上化、张煌、赵戴文、张秉等，询其鼓吹数日，究竟筹划如何。奈树帜至馆后，祗得数人晤谈，均具有热心，尚难确指方针。是日晚间，树帜又返商于阎君寓所。阎君云：兹事体大，非赖军队不为功。现有时机可乘，抚台陆钟琦令驻城外八十五标统带黄君国梁带全标往韩信岭南驻扎，以御陕省民军。从此要求储蓄金及水壶、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规则，每兵月有储金二两，统计约有兵饷七万余两。现时库款支绌，断难如数发给。即开差军用要品，亦难一时备购，以此藉口为罢兵不动计，陆抚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先发制人，乘此即杀八十五标三营恶劣之管带熊国斌，纵陆抚派我全标军队出为攻打，我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陆抚亦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乘此复杀本标三营管带满虏瑞荣，令三营兵士勿离原驻地点，各安秩序，一面令谘议局议长梁君善济向陆抚呈明兵变情形，逼令陆抚出城，派人护送，或城南小店镇，或城北阳曲湾，令其暂住，以避危险。俟大局甫定，即护送归籍。一面到谘议局大开会议。大举都督，意在不伤一人，不毁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树帜云：如此办法甚善。阎君又云：君明日邀我同志等即向八十五标官长兵士宣布此意，我与该标统带黄君相契，亦暗相结合。

初六日早

树帜与李成林、谢维梓、王栋材等晤面，将阎君锡山罢兵不动之手续，逐条宣布，众然其言。树帜即出城晤八十五标二营右队三棚正目杨彭龄、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一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等，欲将罢兵不动情形，报告各该营兵士，令其要求储蓄金并军用品。倘要求不遂，即行罢兵，以图举义。奈各该营官长士兵同志者，筹划尚未一致。树帜以此时难于骤举，扫兴而归。

初七日上午

树帜复纠集五台会馆所会之王栋材等，仍欲以罢兵之策激变军心，乃筹划至下午，尚未议定一致办法。八十五标统带黄国梁因与岭南出发命令甚为吃紧，不敢违抗。是日午后二钟先行南下。树帜睹此情事，几成画饼，败兴回城。然心犹未死，又觅李成林、刘文英偕至阎君锡山寓所，劝其赶速举事。并云：抚宪陆钟琦、警道连印防查极严，起事固为不易，然失此不图，窃恐我同志等偶为破获，终无起事之日。阎君默然良久云：我为倡首，决非有所顾虑，故意迟延，特恐举事无成，伤害人民，损失财产，何以对我三晋诸同胞，不若从容计划，庶能有济。如君等言，既危在眉睫，刻不容缓，何暇他顾，未知八十五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树帜云：该标官长兵士能否响应，未敢断定，如君决定或今晚或明晨一同举义，树帜虽无能，愿竭力担任，速至该标联络鼓吹，必达响应之目的而后止。且警界缉探队队官李成林亦允内应事，刘文英复应允宣告各机关诸同志，赶紧准备。于是阎君即以举事手续，布置方法，一一告于树帜并李、刘二君。谓：八十五标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二营攻抚署，本标二营接济；其后该标一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一营两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但该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全体大会，公举都督。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甚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言毕，阎君即令树帜出城与八十五标联合，响应起义。约成，由电话以要了钱为暗口号，否则以没要了钱为暗口号。又令李成林通知杨沛霖、贾英联络警界。

复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缵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阎君亦着护兵邀参谋处帮办温寿泉及本标一营管带乔煦、二营管带张瑜约会举事。

张树帜的日记不像当日所记，可能有事后追忆成份。追忆的内容免不了有溢美之词，但整体上考察所述情节基本上是可信的。

从以上几方面看，阎锡山不仅在决定起义的会议中起了主导作用，而且召集会议本身，也是出于他的主动。

起义成功

同盟会主要领导者决定起义之后，传达起义的决定，在秘密进行着。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将决定分头传达下去：

一是由南桂馨传达给王嗣昌、杨彭龄，并由杨转知李成林等。据当时第85标2营左队2排4棚正目（中士班长）的郭登瀛回忆：

这天下午，当我领着士兵在城里搬运弹药时，杨彭龄悄悄告诉我，让我立即去侯家巷巡缉队找李成林，一起到南门外岗上铁路旁边老槐树下等他，有要事相商。当我同李成林一起来到约会的地点时，杨彭龄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我们三人坐在大槐树下，杨彭龄问我们：“你们知道我找你们干什么？”我们说：“不知道。”他说：“有一件顶重要的大事。”接着，他给我们传达了同盟会关于在29日拂晓举行起义的决定，并告诉李成林，在29日早上六点钟以前，务必把新南门打开，起义军进城时，不要让他的部下和起义军发生冲突。最后，老杨还再三嘱咐我们，严守秘密。

二是由张树帜奉阎锡山命到城外狄村第85标第1营进行联络，与正目和士兵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王致嘉等人见面。他们对起义计划表示赞成，然后由王致嘉和曹永升去动员各长官。最后到营本部（管带白文惠回家），督队官苗文华愿同大家一道起义。张树帜遂派人与第2营联络，并用暗语向阎锡山作报告。据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载：

树帜当即出城拟与八十五标一营见习员高冠南及该营前队三棚正目王泽山，该标二营前队队官王嗣昌，该营右队三棚正兵杨彭龄晤面。不料是日适值星期，俱已外出，往返数次，未得一晤。树帜焦灼万分，拟归城再另筹办法。归于半途时已日晚，突与王君嗣昌途遇。王君一见甚骇，即云：君远游各省，因何速旋，此时出城，必有要事。树帜以无事浑之。王君下车，再三质问，谓我等知己，有何回护。树帜据以阎君锡山一切筹划实告。王君以军队清晨入城最为上策。因与王君同载归该营秘密筹划，时杨君彭龄适至，甫谈数语，该营管带姚君以价遣人邀王君讲说本营队伍南下，防备陕省民军一切事宜至两小时之久。时树帜将阎君锡山与应约会举事手续详告，杨君彭龄不以为然。谓我辈亦与黄君国梁、景君定成、李君嵩山、李君汝麟等并各营队官长兵士筹划再三，业经拟定办法，俟南下军队与岭南一带哥老会结合，假此群力，反攻太原，最易成功，我素与哥老会密有结纳。树帜与之辩，谓：哥老会能否结合，未敢预定，纵能结合，难免旷日持久，蹂躏乡民，曷若省垣人力枪械，俱臻至完备，成功较易。况抚宪警道搜捕益严，坐失时机，卒至贻误大局。彭龄因意旨不合，勃然而去。树帜挽之，欲与从容研究以图举事。适有一营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张得魁、刘思、杨大胜、赵有福、霍玉清、刘殿英、郑文龙、赵福堂、李玉炳、申魁文、黄兴武、马学曹、李玉魁、田墨林，本营监学高冠南亦相继至，力主必办，无少疑虑。树帜喜甚，将阎统带决定一切办法，向大众宣告，众拍手叫绝。树帜即以要了钱的暗口号，达锡山知之。复与众云：事关重大，推司令官为第一要事，谁能担此重任？君等阅历已久，必有素所钦佩。众云：司令重任，非君莫属。举事手续，任君指挥。时已夜半，树帜又令各邀同志，一时兵士齐集者三十人之谱。树帜云：营中官长俱已就寝，将各该官长门户分派把守，随带马刀，倘有阻挠，登时杀坏。树帜复令邀同志官长数人，右队司务长王致嘉至。树帜着王致嘉、曹永升并数正兵至各官长处，以推倒满虏大义相劝，有反对者杀之。各官长莫不从命。复至营本部，适营管带白文会〔惠〕归宿寓所，旋到督队官苗文华处。文华云：余蓄谋已久，特未预先联络，今日此举，甚合吾意。有正兵复向树帜请问办法。树帜云：官长虽勉强用命，是否心服，尚未敢必，一面把持电匣以防事泄，一面看守官长以防中变。又会本营兵士，持枪站队领取子弹，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兵士要求速发子弹，官长言子弹库汝等所知，可自行去取，遂一拥入库，任意携带。树帜令各归各棚，勿乱秩序。至是，树帜始得与众官长晤面。谓，今日乘机举事，真是天助成功。磕头订盟，复为演说，翌晨进城，严守军纪，勿得抢掠焚毁，至失革命宗旨。遂遣曹永升于二营杨彭龄、王嗣昌处言：一营准备已好，二营举动与否？我辈决意举动。嗣昌以此告各队官。成谓吾辈素有此意，岂肯让人先我着鞭，卒至自失价值。遂报告本营管带姚以价，以价立表同情，将同志杨彭龄等一齐会议办法，复愿自任司令事。树帜闻知，因与督队官苗文华，右队队官应芝，左队司务长王致嘉私相计议，谓以价兵权在握，有不得不让之势。当即推司令官以价下令该营：前左二队攻抚署，右后二队守军装库，一营右后二队派苗文华率领攻满营。

张树帜日记中记载的有关与杨彭龄相谈的情况，说杨“不以为然”，并准备南下结合哥老会等，可能是杨彭龄有意回避张树帜，这正说明了杨彭龄的高度警惕性。因为张树帜虽然早已是同盟会员，但因“文交惨案”被丁宝铨逮捕入狱，获释后赴陕，10月24日才从陕西回并，杨彭龄并不完全知晓张的身份，故不敢与之轻言起义事。

另据阎锡山回忆：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官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4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革命的人意见分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三是由阎锡山亲自向第86标中下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传达的。

阎锡山回忆说：

我即召集二标（86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我们是遵命开，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讨论至半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按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镛之弟瑞禄（满族）就拉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崞县唐林岗人）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后被救起）。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

决定起义的当天，接到开拔命令的第85标士兵，从西校尉营子弹库里领取弹药。每个士兵的子弹袋里装得满满的，有的还将子弹用白布包成包背在背上。这样，整装待命的士兵就武装起来了。

杨彭龄、王嗣昌向有关同志传达起义计划后，即回2营进行准备。他们先与同盟会员、队官张煌和刘汉卿等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管带姚以价（音介）虽非同盟会员，但同情革命，且练兵有方，在士兵中威信颇高，应该争取他参加并领导起义。他们向姚讲明同盟会决定明晨起义计划后，姚欣然同意。大家遂分头准备。

姚以价决定参加起义后，就派人把后队队官岳桂（满族）叫来，姚对岳说：“有句话和你商量，第一杀巡抚，第二打满城，你愿意不愿意？”岳桂吞吞吐吐地说：“大人，你看着办吧！”众人见他态度不够明朗，当即有人主张把他杀掉。姚以价说：“他一个人造不了反，先把他押到惩禁室。”同时命令崔正春接任后队队官，又派人切断通往城内的电话线。

杨彭龄、王嗣昌、张煌、刘汉卿等研究决定，挑选30名身强力壮、勇敢善战的士兵组成先锋队，由杨彭龄率领，张煌带左队在后紧跟，向巡抚衙门冲击。

这天半夜，第2营官兵饱餐以后，集合起来持枪待发。他们的左臂上都缠着一块作为起义标志的白布。接着，第1营官兵由督队官（副营长）苗文华率领，来到第2营会师。两营起义官兵的骨干杨彭龄、张煌、王嗣昌、刘汉卿、苗文华、应芝等公推姚以价为起义司令。

姚以价集合起两营官兵，当场宣布起义，并向大家发表了讲话。他说：满清入关，虐我汉人二百多年，可算是穷凶极恶。大家知道扬州十日，知道嘉定三屠，也知道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吧！现在外患日亟，国难日深，政府不思外御其侮，反而屠杀我爱国志士，还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大家想想，家奴是谁呢？就是我们汉人，就是你我大家，就是大家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今天我们要不再当这家奴，要救中国，非先推翻满清政府不可。说到这里，情绪激昂，声泪俱下。又说：我今天要率领大家拼个死活，夺取巡抚衙门，大家愿意不愿意？在场官兵齐声回答：愿服从大人命令！

姚以价随即宣读命令：

一、本军今天拂晓攻占太原。

二、第一营由督队官苗文华率领，攻打满州城。

三、崔正春率两队攻占军装局。

四、其余营队随本司令攻打抚署。

接着又宣布纪律：

一、不服从命令者斩！

二、临阵后退者斩！

三、抢劫财物及奸淫妇女者斩！

四、烧毁教堂及骚扰外国侨民者斩！

宣布命令和纪律后，起义军整队出发。时为10月29日晨4时，路过岗上第3营驻地时，一个队的士兵越墙而来，加入起义队伍。同时，姚以价又派人到菜园村，发动炮兵参加起义。

起义军进抵新南门（正式名称为承恩门，辛亥后改称首义门，旧址在今五一广场）时，尚未破晓，队伍便隐蔽在新南门西的吊桥下和城壕等低洼之处。拂晓，起义官兵听见城内吹了起床号，振奋起来。这时，清道队长杨沛霖率领该队在城内响应，夺开城门，起义军顺利进入城内。侦探队长马孔青派兵首先砍断电话线，然后各营分头前进。苗文华率第1营直扑满族集中居住的新满城（今新城街）；第2营向巡抚衙门（巡抚住地）挺进。

第2营杨彭龄率先锋队在前开路，张煌率左队官兵在后紧跟。他们沿着海子边、桥头街、柳巷、楼儿底、北司街，跑步前进。跑到北司街，听到城东南攻打新满城的枪声已响彻长空，这更激励了起义军的士气。到达巡抚衙门时，枪声大作。曹毓琪、石高田二人用石条将大门砸开，杀死门官。起义军奋勇而入，防守巡抚衙门的清军卫队，在睡梦中被惊醒，披着衣裳，四散逃逸。起义军在巡抚衙门内搜索前进，杨彭龄和张煌率队进入巡抚内院，众人乱声吆喝：“巡抚在哪里，巡抚在哪里？”上房走出两个老婆子，一个说巡抚去藩台衙门没有回来，一个说没见“大人”的面。正说间，从上房走出一个身穿长袍的男人，边掩衣服边说：“我八月十五来山西，接印还不到一月，有啥对不起你们之处？……”他的话音刚落，起义军中有人就喊：“这就是巡抚，开枪！”几声枪响，陆钟琦便倒于血泊中毙命。接着从东房走出一个身穿军服、手持军刀的年轻军官（即巡抚的儿子陆光熙）厉声喝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话音刚落，又被乱枪击毙，倒于台阶之下。

击毙巡抚后，张煌率部走出巡抚衙门。协统谭振德带着两个卫士从东骑马而来，厉声向官兵发问：“你们是哪一营的，谁叫你们造反？”张煌迎上去说：“我们是一标二营，这是革命。你随了我们吧！”谭怒道：“我不随！”转身就走。士兵们随着张煌的手势，连发数枪，谭振德也当场毙命。这时张煌高声喊道：“文武大帅都已打死，咱们的大功告成了！”检点人数，全营除王福全一人在冲入巡抚衙门时被击伤胸部外，再无人伤亡，接着命令士兵上藩台衙门，并吩咐：“见了藩台可不敢杀了，藩台死了，咱山西的财政就摸不着头绪了。”起义军到藩台衙门时，藩台王庆平已吓得正要上吊。士兵们砍断绳索，把藩台解救下来，押送咨议局看管。起义军到巡警道搜索，里面空无一人。于是，张煌命令大家到坝陵桥子弹库补充弹药。之后，鲍吉庆带一排人把守官钱局，张煌率大部人马前往咨议局（今山西省总工会所在地）。

阎锡山虽为起义的发动者，但他所任标统的第86标的起义行动却落到了第85标后面。原来他们在头天晚上，研究了半夜，散会之后，排长李执中跳井自杀，大家又忙着从井里把他救出。这时已是29日晨2时，阎锡山试图窃听动静，拿起电话机就听到抚署打给督练公所的电话：“武昌大智门克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知军、学两界。”接着听到督练公所电话叫85标、86标。这对阎锡山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他担心这个消息传下去，会遏止起义的举动，遂一面差人告知85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86标是否传此电话（后来才知道那时85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已被起义者事先割断了）。及至枪声大作，知道第85标已经起义后，阎才派傅存怀等带兵到子弹库领取子弹，并宣布“第86标兵变”，以保护为名，派第2营排长陈锦文守护军装局，第2营前队（模范队）排长张培梅、右队第3排排长金殿元率队到抚署西北酒仙桥（今七一电影院所在地），派右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率部到抚署东北小二府巷，相机驱散驻在那里守护抚署的巡防马队。

巡防马队亦无戒备，听到枪声大作，起来之后见大局已定，略有抵抗就放下武器，静待接收。所以86标派出的部队，很顺利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苗文华率第1营攻打新满城，驻防旗兵死力抵抗，战斗相当激烈。攻打新满城的战斗，阎锡山也在前线指挥。据张树帜日记记载，“树帜以抚署既陷，急去满营，时督队官苗文华、统带阎锡山率军登城并攻满营，复调炮队兵士于凤山、高永胜、刘德魁等，向满营南门轰击。”炮兵营得知第1、2营起义，班长于凤山、刘德魁、高永胜、张文达等立即集合士兵，动员响应。管带张洽尧出而阻拦，被高永胜枪击未中，逃跑出营，炮兵遂整队由驻地菜园村向城内进发。正当攻打新满城的1营进展困难，子弹已感缺乏时，炮兵入城，将炮位架在小五台城墙上，居高临下，向新满城开炮。未发数弹，太原城守尉增禧（满族，留日学生，后行医，善画）即竖起白旗，缴械投降。至此，太原起义即告成功。清政府在山西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此结束。

第四章　都督三路出兵

拥为都督

阎锡山知道新军起义胜利在握之后，马上就议论选举都督的事，于是召集温寿泉、张树帜、乔煦、张瑜、常樾、李成林、杨沛霖、周玳、赵戴文等人研究对策。阎主张选姚鸿发为都督，理由有二：一，姚鸿发原任协统，是85、86的直接长官，地位较高。二，如果起义失败，姚父现任兵部侍郎，事情亦好转圜。大家也都同意，但认为如果姚鸿发不干的话，就推阎锡山为都督。

起义队伍补充弹药以后，张煌派右队鲍吉庆排长带一排人到活牛市街（今估衣街西口以南至西羊市东口以北）保护晋泰官钱局，看守总办渠本澄，其余官兵则到咨议局选派都督。咨议局会议室阶前站着姚以价和阎锡山等人。张煌带头喊道：“举姚大人当都督！”官兵应声呼喊，枪手并举。姚以价表示谦让。官兵们又举张煌，张煌说：“我没有管辖大人的权，咱们举阎锡山吧！”

正式选举是在咨议局议员们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由议长梁善济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了多数议员外，主要人物有：姚以价、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乔煦、张瑜、李成林、赵戴文、杨沛霖、姚鸿发、徐一清、贾英等。会前酝酿时，有人主张选姚鸿发为都督，姚以价其父姚锡光现任清政府陆军部侍郎，力辞不就。有人推举姚以价，姚以价说他不是同盟会员。也有人以阎锡山军职较高，提议选阎为都督的。还有人以同样理由，提议选黄国梁为都督的，但有人反驳说，黄不是山西人，被否定了。而咨议局议长、立宪派的梁善济却有意掌权，已在议员中秘密活动。

会议开始后，阎锡山首先讲话。他说：“清政黑暗，专制已久，国是日非，民不聊生。我们早有革命思想，因为时机未到，所以没有行动。现在武汉、西安已经起义，全国震动，良机难得，不可失去，因有这次的山西起义。”温寿泉也作了类似的讲话。姚以价则强调他不是同盟会员，但是汉人，驱逐鞑虏，建立民国，责无旁贷。选举开始前，梁善济散发选票，意欲选己为都督。这时，张树帜从李成林手中抢过手枪，跳到台上，欲击梁，被阎制止。张在台上乃大声高呼：“大家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即在台下应声高呼：“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议员们在惊愕中，相顾举手，一致通过。梁善济见势不佳，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高呼：“大家应当推举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举手通过。

据阎锡山回忆：

是日，山西咨议局及军政民代表集会，举我为山西都督，温寿泉同志为副都督。我在就任都督的大会上，曾向军民说：“太原虽然光复，不可认为成功。因革命如割疮，我们已往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对全局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亦甚大，愿与诸同志军民本高度的革命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在与文武僚属的集会上，曾向大家说：“只为人谋，不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圣贤是也。为人谋，亦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豪杰是也。只为己谋，不为人谋，失败是失败，成功亦是失败，糊涂人也。吾辈当勉作前者，忌作后者。”在与我的同志的集会上，曾向他们说：“尽人事听天命，为社会上普通的道理，我们革命同志应当具有‘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分’的意志。”这三个场合上说的这三段话，我现在忆及，犹历历如在眼前。

就在这天晚上，阎锡山还果断地处理了一件非常事件。据他回忆：

经过整天忙乱之后，傍晚才到寓所接受亲友对我的道贺，因为这一天适为我29岁的生辰。在我自己实在没有兴致顾及这些私事，因为从这一天起，革命的担子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双肩，一切一切都需要亲身处理与担当。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住在二标二营，一标三营管带熊国斌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兵来，一见我就说：“我是来保护都督来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乘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未迟疑地答复他说：“好罢！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在原地候命，不赞成革命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我从献身革命迄今，有八个自分必死而未死的场合，这可说是八次中的第一次。

阎锡山和温寿泉当选都督和副都督后，立即召集重要的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研究当前应该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扩充武装力量，光复全省；尤应派兵防堵清军的反扑。于是，决定在都督之下成立4个标，以张煌、苗文华、刘汉卿、张瑜分任1至4标标统；并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1标前往娘子关，防堵清军进攻，并令姚部于当日下午出发。

据阎锡山回忆：

虽然在我举义之次日，清廷即下诏罪己，准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党，但有识者皆知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祸，为中国的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清廷的统治。我虽然向军民宣布先求固守，然我的内心中总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顶好是出兵直隶（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断绝平汉路的交通。惟感力量不够，又不敢轻作尝试，于是仅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

同时阎锡山还决定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南下河东，光复平阳、运城。

在南北两路民军出发之前，为了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光复问题，又决定派太平县（汾城）举人董桂萼赴南路进行招抚，派李苑林、胡行赴北路进行招抚（李、胡后被清军杀害于雁门关关沟）。

以阎为首的军政府还决定年号仿武昌用黄帝纪元，行文记事均用四千六百零九年，军政府门前悬挂“八卦太极图”白旗。

之后，阎又以杨彭龄为敢死军司令，派人到各地主要是洪赵一带招募新兵，扩充武装力量。

布告安民

山西军政府的成立，无疑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理当受到山西人民的庆贺。但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同盟会领导人忙于对付清兵和光复三晋大举，却对太原城的卫戍任务未作认真的研究和布置，以致就在军政府成立的同时，藩库和一些有名气的商号、金店被一些兵痞抢劫一空。

参加抢劫的主要是被打散了的巡防队，其次是拟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第86标第3营官兵。当第3营营长熊国斌被毙后，部分士兵散漫于街头，参加了抢劫。太原起义后，先由张煌派鲍吉庆排长把守官钱局和藩库，之后，骑兵营管带马开崧命令左队队官崔俊率部守卫藩库。据当时担任守卫任务的骑兵营左队排长张剑南说：

我看见新南门街上，许多士兵在商号和老百姓家里出出进进抢劫财物，不少士兵携带抢来的财物要经过新南门出城，我命令守卫士兵拦阻查询，那些抢劫人的士兵一拥而上，怒目相向。守卫士兵看见他们人多势众，不敢拦阻。……这时候我看出我排士兵看见别的士兵抢劫财物，由羡慕而眼红，他们就要离开岗位去参加抢劫行列。我想我到职刚刚五天，与士兵不熟悉，不能强行阻止，只好婉言相劝。我后来到纯阳宫去喝水，返回新南门时，我排守卫新南门的士兵都不见了，原来他们乘我走后都抢劫去了。我只身回到营盘，看见士兵们抢回的东西很多。还有士兵在厨房里炉火上坐铁锅，熔化他们抢劫来的妇女银首饰。

到了晚上，乱兵进而放火烧了藩库。接着，“钱商、银号、票庄所在之街如麻市街、活牛市、通顺巷、大中市等处均遭放火抢劫。”城内火光冲天，枪声不绝。张剑南回忆说：“我回到住房内，一夜未睡好觉，只听见人喊声、枪弹声、犬吠声、火爆声，声声震耳，城内放火抢劫一夜未停。我不时出屋了望，看见城内一片火海。”

直到“革命起义之次日，阎锡山才委派马开崧（一说张培颖，一说温寿泉）负责维护太原城秩序，派出的武装部队背着大令箭在街上巡查，阎锡山授权给他们，可以就地处决抢劫犯。阎并挑选85标一个司务长周尧宽，身体魁梧，气力很大，浑号大将军。他在巡查街道时，用枪刺把一个人挑起来再向下戳死在地上。一共处决了十几个人，太原城秩序逐渐安定下来。”

据张树帜回忆：

下午一钟，树帜外出，刻就都督关防。一切办事人员移居抚署。嗣副都督温寿泉率张树帜、马子乔看守藩库，并未携带枪械兵士。不料甫至藩署，巡防队勾串陆军巡警数百人，已入库抢掠，寿泉等止之不得，因下令有看守银库者，每兵赏银一百，不听；复下令每兵赏银二百，仍不听；再下令有能将抢掠者击退，将库银全行赏给。兵士不服其令，举枪即击，寿泉等由间道回都督府，随即到谘议局商办善后事宜。午后八时都督旋八十六标二营，即前标本部原寓所。奈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未奉军令，私带该营军队排立二营西墙下，假月影以掩其迹，意在暗刺都督，恢复清政府。伺都督旋营，该管带以要事谒见，甫晤面即出手枪。都督窥其诡谋，猝然伏地，幸未中弹。都督护兵立即枪毙该管带。国斌死，另委管带统其兵。时有土匪多人勾串巡防队并客籍恶徒，沿街抢掠放火。都督云：此等乱兵，声势汹涌，出为弹压，必敢抗拒，须以重兵攻击，庶不难于扑灭。时至十二钟，火焰愈炽。

初九日上午一钟，都督一面派重兵弹压街面，一面与张树帜亲往外国医院，恐外人遇害，欲邀至谘议局妥为保护。行至半途，二营管带张瑜、二营右队司务长周尧宽率两棚兵士，尾随都督护卫之。先是都督令在省外人苏牧师、海大夫等聚集医院，派兵严护。及至医院与该牧师等晤面，询其惧否？如惧则请到谘议局暂寓。牧师言：民军不与我辈为难，若土匪则易于抵制，以不去为辞。都督出医院后，沿街巡查，见抢掠者即杀之。有正兵以军装库已被抢掠焚烧，及至军装库检阅，已失十之八九，无可补救。仍到街面逡巡，直至天曙，共计杀伤二百余人。嗣又齐到谘议局，欲与杜上化商拟维持街面办法，适上化外出，树帜与陈子达、常裕至各学堂，请学生站岗弹压，时已上午九时，市面抢者敛迹。

10月29日一夜的放火抢劫，太原陷于一片混乱。各家各户紧闭院门，各学堂的教员和学生，距省城比较近的，有的连夜跑回家里。到了10月30日（辛亥年九月初九）黎明，军队上街捕杀抢劫的人，城门口的军警开始不让那些带衣物的人出城了。

正如张树帜所说，对维持社会秩序，学生也起了一些作用。据当时目击者张晟回忆：

在混乱中，农林学堂的学生举出代表三人赴军政府请愿，找见赵戴文、孟步云、徐一清等，提出召集各校师生协助制止焚抢的办法。军政府接受了这个意见，传集各学堂派人到咨议局一会，不料各教职员中，敢提意见的绝少，结果另组织了一个学生自治团体——省城学生联合会，推山西大学堂学生万宗藻、山西农林学堂学生李登瀛为全权总代表，各学堂又自举本学堂代表各二人，协助两总代表承办会中一切事宜，立即着手整顿各学堂伙食，分发学生武装枪弹，临晚即传下巡逻口令，分别到各街站岗，或巡视全街。从此，再没有焚抢事件。以后，白天开会讨论，夜间站岗，习以为常。

这时，军政府乃出布告安民。其文曰：

照得本军起义，恢复大汉江山；

省垣一朝平定，各县早已均安。

省外府厅州县，诚恐不免讹传；

土匪乘机抢劫，业经举办民团；

所有村乡市镇，一律保护安全。

凡尔士商民等，切勿误听谣言；

应当各安生业，得以地方为先。

要知本军此举，实与种族有关；

倘敢立意反对，兵到万难瓦全。

都督阎锡山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经过几天的整顿，到11月上旬，秩序完全恢复正常。在北京的同盟会员景梅九等人也应邀回到太原。阎锡山于是命令孔繁霨、仇亮和景梅九等商议正式成立都督府的办事机构。他们取法湖北军政府的组织，成立军政、参谋等部，并确定了各部负责人。其机构和人选为：

军政部：部长温寿泉（兼）副部长马开崧

参谋部：部长黄国梁副部长孔繁霨

军令部：部长常樾

政事部：部长景定成（梅九）

财政部：部长曾纪钢副部长徐一清

外交部：部长乔义生副部长李成林

大汉银行：行长徐一清（兼）

参议部：总参议杜上化

不久，山西军政府的机关报《山西民报》就出版了，由安邑张起凤（字麴之）任报馆馆长，越南阮尚贤（鼎南）任主笔，薛笃弼任编辑。该报社论均出自阮尚贤之手。一出版，即登载《山西讨满洲檄文》，各界人士争相传阅，读诵一时。文中历数清廷罪恶，号召“凡我同胞，速举义旗，光复旧物”，并说“倘有助桀为虐，杀之勿赦，檄到如律令！”

秩序安定以后，太原街头渐渐恢复生气。军政府招募和操练新兵，一派激昂慷慨的气氛。起义城乡，军民开始歌唱颂扬辛亥革命的歌曲：

中华开国四千有余年，神武玄元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勘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我武维扬共和民国建，五色国旗遍三关，放开杀人心，抖起英雄胆，不翦仇虏誓不生还。

在安定秩序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学生巡逻队，后来因与某奸绅发生争执，此人便要求阎锡山收缴枪械，将他们予以解散。同盟会员张起凤（翙之）、高祯臣、荣炳（子文）、景梅九、郭朗清等闻之，极力反对，遂倡议组织学生军。“学生团代表韩忠极力赞成，学生中之铮铮者，亦愿投身军界，誓死从戎，即集合各学堂学生编制成军，因志在敢死，故属之敢死军协司令部节制。公举王仁泽任管带，孔庚（文掀）、何遂（叙甫）、刘越西、倪普香任教练，刘俊英充督队长，支应遴充第一队长，郭振淮充第二队长，韩忠充副官。共学生二百余名，编为两队，八日之间教练熟。”后因王仁泽与刘俊英意见分歧，改由郭朗清临时任管带。

山西军政府对清政府的旧官吏，采用劝降任用办法，只要投降就不问罪。布政使王庆平，提法使李盛铎，劝业道王大贞，提学使骆成骧，太原知府周渤，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等于起义后均被押往咨议局看管。军政府办事机构建立，各项工作稍有头绪后，这些人均被释放。后因军政府不谙民事，政事部长景梅九又多在前线，遂请李盛铎任民政长，出理民事；李初不敢答应，后在梁善济劝说下，始消除疑虑。

三路出兵

根据阎锡山的决定，姚以价、张瑜、刘汉卿分任东路军、北路军、南路军总司令，分别向娘子关、大同、河东进军。

东路军于10月29日黄昏开往火车站。先由标统张煌偕兵乘车前面探路。后由姚以价率大部军队跟进。1911年10月30日天明，张煌等到达娘子关。除留一部守关等待姚以价等大队人马外，其余人在饭后攻占娘子关东南约15里的晋冀险要通道——旧关。原守旧关的清军是从平阳府调来的太原镇巡防队的一哨部队。哨官申洪吉。民军前进到旧关附近，哨兵听到动静，即鸣枪报警，民军停止前进，佯称自己人，不要开枪。少顷，不见动静，遂继续前进，到得关止，已无一人，原来申洪吉已率部逃逸。民军据关以后，遥见清军骑兵一队由东向关而来。后来也来到旧关的张煌亲自率领护兵王建安、戴凤臣、龚玉山等锁上关门，准备迎敌。清军接近关前时，民军一阵排枪，吓得清军骑兵掉转马头，落荒而逃。10月31日（初十日）天明以后，守关士兵正在整修工事，张煌命令说，前面五六里处的清原平是个要紧关口，遂派右队队官尹太钧率本队前往防守。这时，姚以价也来到娘子关，他巡视阵地，勉励官兵紧守岗位。驻守清原平等地的官兵，因当地人烟稀少，清原平只有两户人家，没有粮食可卖，只能在地里拔萝卜充饥。直到11月2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张煌才从旧关送去两骆驼大米，据说这是截获的清军军粮，同时还送去小钢炮一门。旧关则配备了一门英国造的九尺长的大炮。至此，民军在山西的东部门户娘子关和旧关，以及它们的前进阵地乏驴岭和清原平，驻守妥当，严阵以待。

北路军于11月1日奉阎锡山的命令，由一等副官张培梅、四标标统张瑜率第1营、第2营共1000余人附炮队200余人向代州和龙泉关进军。此时，以崞县为中心连同附近各县的同盟会员，也都在积极准备起义。续桐溪、李嵩山利用巧妙方式夺取大同镇总兵王得胜向雁门关运送的200枝枪支，乘势攻进山阴县城，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又率众攻打应州。西社村是同盟会员续桐溪的家乡，这里群众革命情绪相当高涨。11月20日阎锡山请续桐溪到太原议事，决定成立忻代宁公团，由续任团长。续由太原回到崞县，迅速与附近各县同盟会联系，令他们带领民团在崞县原平镇集中，并令弓富魁就地在下层群众中进行招募，很快召集起1000多人。11月23日，公团成立，领导机构相应组成：团长续桐溪、副团长康佩珩、参谋赵三成、粮台督办赵丕廉、五台县分团长康佩珩兼、定襄县分团长贺炳煌、崞县分团长邢斌丞、繁峙县分团长任涌、宁武县分团长丁致中、静乐县分团长武泽霖、忻州分团长王树侯、统领弓富魁、左翼游击队长史宗法、赵承绶、右翼游击队队长贺炳煌、任涌、总团部卫队续范亭、续廷梅。公团成立后，由于士兵多系农民，遂动员陆军小学堂学生赵承绶、张德枢、宫宝衡、续培梅、续廷梅、王靖国、李伯平等、担任下级军官及教练员。不久这支民众武装奉阎锡山令配合张瑜所率北路军、北取大同。在公团成立前两天（11月21日）张瑜所率北上民军在原平与续桐溪、弓富魁等相会。双方议定分三路进兵直捣大同转取归化之方针：中路出代州攻雁门，东路出繁峙攻胡峪口，西路出宁武攻阳方口。24日，决定续桐溪、弓富魁率刚刚成立的公团东出繁峙。27日，张瑜率部对代州城发起攻击。开炮轰击一阵，民军由东北城角登城，守军逃往雁门关，部分投降民军。同日，西路攻占宁武。28日，进驻阳方口。29日，公团抵繁峙。12月2日，公团以左翼游击队的前锋，越铁角岭北出茹越口。时茹越口清军调往雁门关，只有一个班驻守，遥见公团大队人马，即落荒而逃，公团未发一枪即出茹越口。12月4日，公团神速赶到怀仁县。时大同在同盟会员李德懋、李国华、刘干臣等人的领导下已于11月30日举行起义。清廷派驻宣化等处的毅军陈希义都开赴大同进行镇压，12月4日抵达阳高县。张瑜和忻代宁公团团长续桐溪闻讯后，决定由续率公团驰援大同起义军。公团遂立即由怀仁出发向大同前进。阳高、怀仁距大同均为80里，两军于12月5日分别从驻地出发向大同进发。清军中午到达，但不敢直入大同城，而驻于城东八里的古城村；公团下午在南门外则由大同军政府都督李国华等迎入城内。于是开始了40多天的攻防战。

南路军由3标标统刘汉卿率领于11月19日由太原出发南下。在此之前，阎锡山曾派参议董桂萼（举人、太平县人）到临汾招抚，争取和平解决，但未成功。刘汉卿的第3标，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约500余人，分左右前后四队南征。11月29日顺利通过晋南北门——韩信岭，12月2日抵霍州，12月3日光复洪洞，12月5日晚，南路军后队抵临汾。当时驻扎临汾的清朝太原镇总兵谢有功奉命带步一旗中哨官兵前往风陵渡一带视察黄河防务，以防陕西革命军东渡黄河。平阳革命党人侯少白、张维藩趁机劝刚从河东筹粮回到临汾的清军前路巡防帮统胨政诗与民军议和，陈佯许之。阎锡山接电报后，即委陈政诗为平阳知府，陈惶恐不敢接受，从临汾悄遁绛州。所以南路军未发一枪即顺利进驻平阳重镇。两日内，南路军全部进驻平阳城。刘汉卿委任刘拱璧暂时置理平阳府知府，负责处理民政；洪洞会党领袖牛如虎为平阳府镇台，负责招募民兵，建立地方武装；张连升负责布置城防；南路参谋王家骏、许志显为正副统领，负责改编巡防各旗。各项工作初步安排后，刘汉卿以奉命到河东筹饷为由，12月12日挥师南下。这时，被阎锡山委任为平阳知府的陈政诗逃到河东向谢有功汇报平阳情况。谢、陈决定率兵向平阳反扑。12月13日南路军抵达侯马，探知谢有功的部队已到闻喜，闻喜与侯马间有一高地，名为隘口，遂决定与谢军争夺隘口重地。当南路军赶到隘口时，隘口已为谢军所据。刘汉卿只得率部强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南路军大败。刘汉卿及前队排长苏金石等均被谢有功杀害。所剩部队由郝富珍、王泽山等收容，推李大魁为临时管带，继续南向复仇，又未取胜，后为保存力量，转进平阳城。

回晋主政

太原失陷，革命进入低潮，阎锡山兵退包头，以退为进，此时天下大势已变，南北和议，阎锡山经过一系列运作，重回山西，再任都督。

娘子关为人晋天然险要，此关既失，省城太原自然直面敌锋。而太原则既无屏障可以依恃，又非民军的一统天下。由于阎锡山等民军领导人在太原光复后，主要致力于迫在眉睫的军事斗争和地方治安，忽略了政治的安定。一帮清朝遗老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清廷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后，咨议局就邀集了一伙人，准备欢迎新抚，署府局面竟至全行改换。娘子关形势危急，阎锡山从前线返回时，又被咨议局长梁善济闭门不纳。

娘子关失，太原难守，从保存现有力量出发，先行撤出，以退为进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早在得到曹锟率兵进攻娘子关的警报之时，军政府中就有“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惟有一战，不可退让；胜则长驱北上，败则分兵南北，另作计划”的议论。

关失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总司令姚以价“弃队出走”；民军残部退回省城；内部意见纷呈，有主张毁灭省城付之一炬者，有主张保全省会以图再举者，有主张全军人陕协助陕军起义者……；那些清廷遗老们则跃跃欲试，准备彻底推翻革命迎接新抚。

在娘子关失守的危急形势下，阎锡山重提分兵南北的旧话，虽被温寿泉等人看做是心怀私念，临危失措，提出反对意见，但却得到了赵戴文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阎锡山以军政府的名义于仓促间做出决定：暂时放弃太原，兵分南北两路，退守晋北、晋南，北路军由都督阎锡山统领，南路军由副都督温寿泉指挥。

娘子关失守之后的第三天，12月16日，根据上述决定，山西民军分兵南北。阎锡山偕赵戴文等撤出太原城，率参差不齐的残兵败将，向清廷统治薄弱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转进。

数十日的戎马困顿，使年轻的阎锡山亦感身心俱疲。出得城来，暂时摆脱繁杂的军政事务，突然有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轻松之感。看来，没有实力的都督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民军撤出后，清军节节推进。1912年1月5日，卢永祥率部进驻太原；10日，巡抚张锡銮由石家庄到并赴任。清军入据太原后，又分兵向南北进攻，北至忻州，南至平阳府，所到之处，大肆抢掠，危害地方。

阎锡山率部由太原撤出，一路北上。沿途先后与从大同、雁门关撤出的孔庚、张瑜等部会合。

遂在孔庚建议下，通电全国，声明此行是进军北路。同时发出《致黎元洪书》，建议北伐。

一路北上，一路收容散兵残部。及至到达与绥远一河之隔的河曲时，阎锡山已经拼凑起了大约有3000人的队伍。望着这一支还算可观的队伍，都督阎锡山不由得平添了几分信心。12月23日，阎锡山率队行进在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滩上。因偶得同治年间铸造的大炮四尊，而群情振奋士气昂扬。

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北路民军在阎锡山统率下，向绥包转进。

1912年1月初旬，兵临包头城下。

1月12日，民军分两路进攻包头，守城清军一千五百余人闻讯弃城而逃，被民军击溃。包头各界举行仪式欢迎革命军，阎锡山以山西都督身份进驻包头。

进驻包头之后，阎锡山首先安民告示：改包头为包东州；接管盐务、垦务机关；开监释囚；整军扩军。接着，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1月20日，民军进攻萨拉齐，大败谭永福的清军巡防队，清军溃退刀石村。

1月26日，民军与据守刀石村的清军接战。因连克两城，民军产生了轻敌情绪，致使统带王家驹阵亡，进攻受挫。

1月28日，民军在刀石村失利后，兵不血刃和平进驻托克托，阎锡山随军入驻托城。

阎锡山率部北上绥包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

1911年12月18日，南北和议开始。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由海外归国抵达上海。

12月29日，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此同时，作为议和条件之一，南方代表提出了山西等省停战的问题；清军占据太原后，又复行撤出南下。

在上述情况下，1912年1月中旬，山西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派代表赴绥邀阎锡山返省主持。因其时局势尚未明了，他未置可否。民军进占托克托后，太原方面再次派人持咨议局的公函往邀。其时，阎锡山见南北议和已接近尾声，许多问题已趋于明朗化，遂以清军已增兵，难以得手为由，否定了孔庚等一再坚持的攻取归绥的主张，决定南下返省。

2月6日，阎锡山复电南京和议代表伍廷芳，“请电袁照约撤退清兵”。

一切打点停当后，2月7日，正式下达返省令，改“北伐”为“南征”，号令“回攻太原”。

2月9日，阎锡山率部由托克托出发南下，依两个月前北伐时的路径南返。2月17日，抵达晋西北重镇忻州。

就在阎锡山返抵忻州的前五天，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延续了二百余年的专制统治宣告结束。在五色旗猎猎通城野，一片共和声中，阎锡山被迎进了忻州城内，这与两个多月前北上时的情形确有天壤之别。

正当阎锡山踌躇满志，打算在忻州稍事停留即行返省，复位都督之时，却接到了逼宫告成，即将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就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的电令。与此同时，抵忻州的次日，接获北洋宿将段祺瑞电，嘱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清抚张锡銮退出后，再行回并。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意在“自重”，本与共和无关，实为司马昭之心。袁世凯决不会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所以停战在即尚纵容北洋第三镇攻晋。为彻底消除山西民军势力，在后来的南北议和中，北方代表又以都督出走和起义初期的掳掠行为为借口，提出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此番鉴于南北议和的结果，阎锡山及其民军即将返省，就更为袁世凯所不能容忍。于是便亟亟于在取得临时大总统名义的次日，给了阎锡山一个当头棒喝。阎锡山在不知个中原委的情况下，只好暂住忻州，以求转圜。

其时，虽就全国来看，停战早已实现，然而，由于袁世凯对山西民军势力的成见和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心理作祟，进犯山西的清军一直滞留不撤，加上都督返省受阻的情节，就不能不引起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孙中山的关注与重视。

2月以来，孙先生亲自数次或通过和议代表、或直接电报袁世凯，要求清军退出山西，召回晋省都督。对于袁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之议，孙中山表示：“此议我们决不承认，宁可和议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

在孙中山先生为其力争的同时，阎锡山自己亦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试探和疏通。在以退为进，提出辞呈的同时，通过原军政府所派山西国民会议代表向孙中山建议以狄楼海（山西人，同盟会员）为宣慰使，出面调解。狄氏遂于3月7日，以宣慰使身份分电大都督、民政长（清帝逊位后，已改巡抚为民政长，山西民政长由李盛锋署理）及咨议局、国民公会、各报馆，提出：“公恳阎都督，顾全大局，力任其难，毋固言辞职”；“安插未撤驻兵，取消河东军政分府（温寿泉南下后，在晋南组织临时政府），以定统一机关”；“调和旧日意见，急收各属人望，以期一致进行”等七条意见。阎锡山即刻复电，以“政府爱晋，简君宣慰使，已感且喜。条示政见，具见我公关怀桑梓，顾全大局，惟山一节，则自审才力薄弱，绝不敢肩此重寄，只以接替无人，未便遽行脱卸”等语表示响应。

另一方面，多方展开说项。一是由孔庚以同乡之谊游说黎元洪。黎自武昌起义阴错阳差做了湖北都督后，扼重兵坐镇长江上游，颇为各省所看重，黎的向背无疑颇具分量。二是通过董崇仁直接向袁世凯疏通。董崇仁乃山西定襄人氏，因祖上几代包揽皇宫工程，得以出入宫廷，混熟了宫中的太监、王公，并因此与袁世凯有了较深的交往。

在忻州受阻，疏通返省的问题上，阎锡山折冲樽俎的本领得到了初步的施展。由此也不难看出，身任都督的他已非昔日“婉谢”姚鸿发以5000银元贿买协统建议的那个阎锡山，他决不肯丢掉得之不易的都督宝座，他要尽力保住自己的地位。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运作，事态迅速出现转机。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碍于各方面关系，不得不于3月15日下达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正式任命。同时作为交换，亦正式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

1912年4月4日，阎锡山在滞留忻州将近50天后，率部返省视事。

第五章　以屈求伸得生存

推行新政

复任都督的阎锡山，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着手削平“山头”，实施省政统一，顺时应势推行“新政”。

复任都督后，阎锡山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社会上，由于清军的掳掠骚扰，地方不靖，治安混乱；政治上，风云变幻，人心不安；组织上，省城的督署与晋南的河东军政分府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民军内部，则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这时的他，虽因少年得志的缘故，权力欲日增，但毕竟年轻气盛，决心“革故鼎新”，一展胸襟。于是，复职伊始，便着手省政建设。

鉴于政令不一，且兹事体大，他首先向河东军政分府开刀，动手“削平”“山头”。温寿泉率南路军转战晋南时成立的河东军政分府，虽属临时机构，但地处晋省南部的棉麦产地富庶之区，依恃优越的自然条件，试图相对独立。阎锡山返省后，立派专人迎温回省，随即任温为军政司长。但河东军政分府实际上并没有撤销，仍在担任旅长的实权人物李鸣凤、张士秀掌握之下，持不合作态度，自行其是，不受督署节制。为了彻底削平这个“山头”，达到政令的“统一”，阎锡山对李、张大张挞伐。先以统一财政为由，任巡警道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至晋南筹响。后又借河南与河东方面发生冲突被李鸣凤等人囚禁之事，大做文章指责李、张叛乱，致电北京，造成北京政府派驻河南的毅军统领赵倜率军将李鸣凤、张士秀逮捕，解到北京的结局。李、张一去，河东军政分府不解自散。

除掉河东军政分府之外，可以称得上“山头”的还有一个忻代宁公团。忻代宁公团是续桐溪（西峰）、弓富魁等人在太原光复后，集结忻县、定襄、崞县一带的同盟会员，由都督阎锡山拨发部分武器，组建的一支武装力量，曾攻取过代州城，也曾协助张瑜攻打过雁门关，一度还进入大同城，人数最众时达三千余。南北议和实行停战后，由大同撤出，移防于代县、五台、崞县地区。公团领导人续桐溪自恃才高，一贯与阎锡山不睦，实际上亦不受阎锡山节制。适逢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各省裁减军队，山西只准保留一师，其余解散。阎锡山便一方面以此为由挟制续桐溪解散公团，一方面给续本人许以巡警道一职。经过多方着力，续桐溪就范，出任巡警道，忻代宁公团宣布解散。至此，南北两个“山头”先后削平。

“山头”的削平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新旧事物的迅速更替，必然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山西则集中反映在新旧两派的矛盾上。新派以谷思慎、黄国梁等为代表，多系留学生、同盟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旧派则以杜上化等为代表，主要是一批科举出身的前清官员。新派在太原光复时起了先锋的作用，以共和的功臣自居，目空一切；旧派则自认虽非革命者，但亦没有阻挡起义，且于光复后的过渡时期在稳定人心、维持地方秩序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旧两派各不相让，互为排斥。这样，协调好新旧两派，理顺关系就成为厉行“统一”的重要一环。是故，阎锡山从施行“统一”，稳固自己的地位出发，在削平“山头”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平衡关系。他权衡利弊，左右逢源，既重用新派，照顾新派利益，军政方面的重要职位交新派任之，如以赵戴文任秘书厅厅长、孔繁蔚任参谋司司长、黄国梁任军政司司长、刘绵训任司法司司长、王大祯任实业司司长等等；又适当地拉拢、利用旧派，将徒有虚名的职位让给旧派，如继李盛铎之后又先后以周渤、赵渊等任民政长，如推举杜上化为临时省议会议长等等。除了一系列人事安排之外，他对那些旧派前清官员表现得十分恭敬，常常拿一些事务去请教，以博得旧派官员的好感，保持平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旧两派矛盾渐渐淡化的过程中，阎锡山在山西政坛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复位之初，在厉行“统一”的同时，阎锡山还施行了军队的整编。山西旧有新军两标，太原光复后，扩充为四标。其时根据北洋政府的通令，核准整编为一个师，以孔庚为师长，下辖两个步兵旅，旅辖两团，共四团；师又直辖骑兵团、炮兵团各一个。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正规化程度。

进过新学，留过洋，接受过近代文明的阎锡山，不管他在权力的问题上怎样替自己打算，怎样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对那些摧残民众身心健康之旧文化旧风俗所持有的否定态度。如同对科举制度的深恶痛绝一样，他对数千年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女人缠足、男人蓄辫等落后愚昧风俗一如既往地表示反对。他当权之初，虽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但作为历史的潮流，共和开始深入人心，除旧布新正逢其时。于是，便顺时应势在山西推行以放足、剪辫、兴学堂为中心内容的“新政”。

阎锡山注重以经济手段解决问题，他对于剪辫。放足的奖罚规定是切实施行的。以放足为例，就有放足者奖小洋二角，拒不放足者罚款一元的规定。他这样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

此外，阎锡山还发动了广泛的剪辫、放足的宣传运动。一时间，小学生们胸佩上书“不娶缠足的女人”之布条，出入于集镇街肆，几乎成了山西的一大景观。

由于极力推行，剪辫、放足在民国初年的山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封建残余，蓄发、缠足的彻底根除必须假以时日。

在推行剪辫、放足的同时，阎锡山还提倡创办学校，并以此作为其“新政”的内容之一。限于经济条件，他倡导各地发动群众搬掉神像，以庙宇做教室，兴学办校。此风也是从五台、定襄一带刮起，然后推及各地的。

阎锡山的这些“新政”，尤其是搬神像建学校的举措，多不为世人理解，一些守旧分子更是毁谤有加；于是当时在五台、定襄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意即胡折腾），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

利用孙文

清廷虽亡，但袁世凯施行的依然是专制，南北又陷僵局，阎锡山借孙中山亲临山西视察之际，为个人提供政治资本。

正当阎锡山全力以赴，打开山西军政局面之际，1912年5月25日，接到了广东都督胡汉民一份有关反对中央集权、力主地方分权的电报。电报指出，袁氏政权，“应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于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亦致电阎锡山，列举了北京袁氏政权“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失权于个人”等种种情况后，指出：应当“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防失权于个人，从而消弭专制。

胡汉民和李烈钧均为辛亥时期重要人物，他们对袁世凯假统一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担忧，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阎收到电文后，深知事关国家前途，遂主张联合各省阻袁集权。

从7月19日至8月14日，阎为了阻止袁世凯集权，往各地发出电报16次之多，但未收到预期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为了造成全国拥护统一的假象，袁世凯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到北京会晤，并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权。孙中山当时尚未完全弄清袁的真正面目，且误认为革命已获成功，希望致力于经济发展，遂应允袁的请求。8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乘船北上，24日抵京。孙中山与袁就全国铁路、外交、实业等问题进行了长谈。25日，中国同盟会在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4个党派，合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被推为理事，胡汉民、阎锡山等29人被推为参议。

孙先生到京的消息传出后，山西各界人士群情振奋，热切盼望先生能亲临山西视察。阎锡山顺应民情，一面致电中山先生，表示“此间铁路实业及诸要政，俱待先生解决，请速示行期，以便通告各处。”一面特派代表赴京迎迓。先生接电后，当即回复：“此次来京，本拟游晋，以领诸同志大教。乃先辱蒙电招，感激无似。一候事竣，即当奉命。”确定在京之事办毕后，起程赴晋。

1912年9月17日，孙中山先生在阎锡山所派代表的陪同下，离开北京。为了考察铁路，先生特邀交通部的叶恭绰一同到山西。

中山先生巡晋，是民国初年山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鉴于此，山西方面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场面。9月17日下午6时30分，专车抵达石家庄，即有山西老同盟会员景定成专程等候迎接。同时，山西都督派出之卫队200名抵石家庄护卫。次日上午8时，专车自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到达山西境内岩会站。都督阎锡山早已在站上伫立恭候。车一到站，阎锡山即上车与中山先生晤面，并陪同前往太原。下午5时左右，专车到达终点站省城太原。各团体到车站迎接者达三千余人，一时间军乐齐鸣，欢声雷动，热烈至极。欢迎的队伍从火车站一直排到新南门内大街。许多人为一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风采，自发地涌上街头，把一条新南门街挤得水泄不通。中山先生在阎锡山的陪同下，乘坐特备的马车，一边向欢迎的群众频频致意，一边穿过大街，驶向省议会。

阎锡山自从日本回国后，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与孙中山先生谋面。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谋划的革命虽已实现，但仍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阎锡山虽已“贵”为都督，但初出茅庐的他尚感底气不足，还需要不失时机地借助于外力的作用，需要对以往的一些做法作出必要的解释。因此，就在孙中山先生抵达太原的当天晚上，他即与先生作了一次长谈。

谈话是在孙中山先生下榻处进行的。

谈话开始，孙先生问：“你原与我约定革命军到河南后，山西出兵接应，你提早在太原起义，对革命之影响很大。”

阎锡山解释道：“我早动作，是出于不得已。山西巡抚陆钟琦之子亮臣，为我日本同学。陆巡抚有感革命力量之威胁，调其子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需要造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巡抚命令山西新军两标，一标开平阳府，二标开代州，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拔，我的二标后开拔。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拔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

孙先生表示理解，说：“我与清廷议和时，最后争执的就是山西问题，我坚持一定要将山西包括在起义省份之内，和议几陷僵局。但因我力争，方才奏效。”

话题还涉及吴禄贞被刺，以及燕晋联军等问题。对于吴禄贞的被刺和燕晋联军的夭折，孙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事先的接触和交流，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党人及阎锡山本人颇多赞誉。

9月19日上午，先生出席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举行的欢迎会，即兴演讲时，表示：“今天兄弟初次来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同日中午，先生出席山西农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举行的欢迎会，发表题为“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的演讲。再次肯定了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下午，阎锡山以都督名义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先生以“山西赞助共和之功”为题，再次发表演讲。演讲称：“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需苦心建设十年后，方可言享福。文摈弃一己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一共逗留了三天。其间，除出席各界欢迎会外，还在阎锡山的陪同下会见了山西的同盟会员、游览了太原城、考察了实业情况。当他了解了山西的资源状况后，很有远见地提出，“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发展独立的军事工业，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中山先生当初的设想在山西后来的工业发展道路中得到了印证。

9月21日，孙中山先生结束了在山西的巡视，离开太原。

孙中山先生巡晋以及其间的一系列演讲，在充分肯定太原起义光复于辛亥革命之地位的同时，高度评价了阎锡山个人的力量和作用。其用意是在于鼓舞勉励革命党人，“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然而这一切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阎锡山个人提供了政治资本，成为阎锡山在此后的政治角逐中，从维护既得权益出发，疏远当初同志，翻云覆雨的“护身符”。想来这是孙中山先生所始料未及的。

居屋檐下

南北失和，二次革命爆发，为保住权位，阎锡山采取观望态度，并渐渐向袁世凯靠拢，以以屈求伸的韬晦之策，得以存生。

1912年，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原则，私自任命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假民国之名，不断加强其独裁统治。而与此同时，孙中山表示以在野身份发展实业，不再过问政治；黄兴也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军队，表示拥护袁世凯。同盟会这时的工作实际留给了热衷于议会政治的宋教仁。8月25日，以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建立后，由宋教仁负主要责任。1912年12月，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中均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宋认为这是振兴国民党的难得契机，他力图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于是巡回各地不断游说。宋的行为对袁世凯实施独裁是一个严重的阻碍，袁害怕国民党组阁成为事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3年3月20日指使其党羽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袁自知革命党人势必发难，因而作出两手准备：一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为发动战争作经费准备；二是通过组织进步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集结反动势力，对付革命党人。

“宋案”和“大借款”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他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即召集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商讨对策。孙中山主张联日速战，武力讨袁，陈、戴均表赞同。但黄兴主张以法律解决；其他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均主张“法律倒袁”，认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

4月14日，袁先向革命元勋开刀，下令逮捕参加武昌起义的熊秉坤、季雨林。16日，梁士诒又奉命毒死了在镇江响应武昌起义的林述庆。黄兴受到了巨大震动，4月26日，他同意与孙中山联名通电全国，提出严究宋案主谋。4月27日，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反对袁世凯大借款，从而拉开了国民党与袁合法斗争的序幕。

时为国民党参议员的阎锡山，认为国民党所握兵力，很难与袁世凯的武力抗衡。于是，他呼吁和解，并于4月28日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请其出面调处。5月9日，黎元洪向革命党人发出通电，竭力为袁辩护。5月16日，又抛出了处理“宋案”、大借款的办法。无非是“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其用途；整顿盐纲，应由国会主持监督”之类的老套套。对于黎的建议，阎锡山则是极力赞颂，称其“一言九鼎，万众同声，折衷一是，群言自息”。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没有理睬调和之论，决心彻底揭露袁世凯的独裁真面目，并进而武力倒袁。5月2日，孙中山发表《告外国政府与人民书》，揭露“宋案”与借款真相。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闽、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通电，严辞谴责袁政府，通电号召全国各方“协力抗争”。同日，国民党众议院特开会议否决大借款案，并发表通电，视借款为违法，拒绝承认。

四都督和国民党众议院的通电，激怒了袁世凯。袁不顾黎元洪的调处，令国务院通电训斥四都督，污其“张皇宣告，灾惑人心”，并唆使北方将领进行反击。

陕西都督张凤翔发表了一则通电，攻击李烈钧等4都督行为，责骂国民党。电文为：“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珍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污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并污黄兴等“逞私图，推波助澜，妄耸簧鼓。极其用心所至，非借此淆惑观听，演出亡国恶剧，以沦陷我四万万同胞，不足以达其破坏之目的”。同时还以武力相恫吓，此电报与袁派的声音如出一辙。在未通知阎本人的情况下，张凤翙署上了阎锡山的名字。

阎锡山的中间调和立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从客观上削弱了国民党的讨袁力量，助长了袁的倒行逆施。袁世凯见清除革命党人的时机业已成熟，遂加紧布置内战。5月6日，袁召集秘密会议，商讨进攻湘、赣、皖、苏民军的方案。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控制战略要地。6月9日，袁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职务，以黎元洪兼任；14日，免去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以陈炯明代替；7月1日，免去安徽都督柏文蔚职务。

7月7日，阎锡山见南北对立势同水火，遂致电袁世凯，请求其念民国缔造之艰难，以国家为重，本着息事宁人、消除内争、平定外患的宗旨，即刻敦请孙、黄入京，消除党见，共图国事。但是，对国民党仇恨极深的袁世凯，早已作好了武力征讨革命党人的准备，根本不顾阎的劝告。革命党人只好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继之，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一时间，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闽先后宣布独立，纷纷组织讨袁，掀起“二次革命”。但阎锡山始终未予响应。

由于仓促应战，加之力量对比悬殊，二次革命不久以失败而终。袁世凯志得意满，决意强化其独裁统治。为了把山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袁于1913年派其党羽金永到山西任内务司司长，以监视阎锡山及革命党人。为了收回各省都督的军权，袁又于1914年5月，宣布“废省改道”，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借此机会，任金永为山西巡按使，分阎权力。

金永是一个骄悍旗人，不仅掌管山西民政及巡防警备队，而且受命监督财政、司法及行政。来晋后，金大力捕杀革命党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了与阎相抗衡，金成立了3个警备队（团），其后陆续扩充至11个队，还编练了马队4营。金多次授意警备队向阎署挑衅。

为了取信于袁世凯，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韬晦之策。在金永面前，阎装作平庸无能，显示出对权力毫无兴趣；对金永的威慑和监视，对其在自家地盘上扩充警备力量瓜分军权及横征暴敛，阎采取宽容态度。为了响应袁世凯的裁军方案，阎不待命令，即于1914年将晋军第九师所辖的3个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三、第十四两个混成旅；1915年，又将上述两个混成旅裁编为两个独立团，命北洋将领李炳之另招第十五旅。这样，阎仅拥有1旅2团，总兵力不足7000人。军事一摊，阎也全权委托给黄国梁处理。一时间，太原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每逢谈及袁世凯，阎亦竭尽恭顺之能事，以至金永相信阎毫无二心，效忠于袁。

阎以屈求伸的韬晦之策，部分得到了袁的信任，因而保住了自己的位置。而金永误以为阎平庸无能，更肆无忌惮，加剧了自身与晋人的矛盾。

为了附袁固位，阎还多次对袁本人表示忠心。1912年，袁密令阎“对山西议员有所联系”进而有所组织，目的是便于袁控制和掌握。阎即派邢殿元、南桂馨赴京，在山西议员中活动，左右他们曲承袁意。1913年，袁世凯直接传见了阎锡山。袁声色俱厉，先发制人，给阎一个下马威。阎曲意迎承，进一步打消了袁的疑虑。1915年，袁成立“筹安会”，复辟帝制运动日益明朗化。阎对袁虚与示忠，派南桂馨秘密入京，传达阎赞成帝制之意，阎还拨款2万元，作为筹安会活动经费。

然而在暗处，阎则坚持与金永做坚决斗争。对为金所注意的革命党人杨彭龄、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30余人，阎暗中加以保护，或资助让其离晋外逃，或预先通知情况，让其躲过了金永的狂捕滥杀。

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的北京政府落入段祺瑞手中，但是非却着实不少，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一波不平，一波又起，阎锡山始终站在段氏立场，段祺瑞最后的胜出，也使阎锡山更加稳固了在山西的地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改洪宪帝制。31日，下令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这时，以蔡锷为首的南方“护国军”举起讨袁义旗。

接着，1916年1—3月，各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护国运动达到高潮。惊魂未定的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取消帝制。6月6日，袁在一片讨伐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实权逐步落到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手中。段曾一度主管陆军部，现又以总理身份把持北京政权，大有代袁而起之势。而直系头领冯国璋虽于1916年10月经国会推选为副总统，但为了保住自身的势力范围，无暇顾及北京；继任大总统一职的黎元洪则毫无势力，仅寄希望于直皖两派系之间的矛盾裂痕，以冯排段，收渔利之功。

1917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因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4月25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召集各省督军及都统在北京开会，商讨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事宜。5月10日，因国会否决参战案，黎元洪以此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在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天津为基地，另起炉灶，指使各省督军提出解散国会，脱离中央。

5月23日，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响应，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接着，奉、黑、直、鲁、陕、豫、浙、闽等省亦随之响应。

在段与黎的“府院之争”中，阎锡山始终是段的忠实支持者。早在段为陆军总长时，阎便呈具门生帖子，行三跪九叩之礼，拜段为师，竭力恭维，博得了段的欢心。段也对阎着意维护，并在袁世凯、黎元洪当政时，对阎有“保位之恩”。这种渊源关系使阎一直站在段一边，唯段马首是瞻。1917年3月5日，正是“府院之争”激烈的时候，阎致电段，称颂其为辛亥革命以来的“硕望元勋”，表示自己坚决拥护段的参战主张。4月25日，段祺瑞主持召开督军会议，阎参加了会议。会上，阎发动河南、山东、江西、湖北、吉林、直隶等省督军及安徽省长、察哈尔都统等人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

在5月18日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文上，阎站在段的立场上，与各省都督一起署了名。6月初，阎奉段旨意，宣布山西独立，脱离中央。与此同时，为了对黎元洪进行武力威胁，阎命第一旅旅长商震率晋中兵力进驻石家庄，并借故逼迫黎元洪方面委派的山西省长孙发绪离职。

在段祺瑞的一手操纵下，黎元洪腹背受敌，招架不住，迫于情势，遂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各省始相继取消独立。至于国务总理一席，各都督仍意在拥段，但作为过渡，以温和派代表王士珍组阁。

“府院之争”的直接恶果是引发了张勋复辟的丑剧。6月2日，正值“府院之争”僵持之际，黎元洪明令“张勋、徐世昌合力调停”，意在借张的势力与段抗衡。6月7日，张勋率3000余人自徐州北上，至天津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14日进入北京。

张勋进京后，并没有充当黎的保镖，而是与康有为等保皇党约合，筹划复辟帝制事宜。7月1日凌晨，张勋身着朝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300人，拥戴清逊帝溥仪“登极”。

张勋实施复辟阴谋之前，各方即多有传闻。阎得知信息后，6月12日即致电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指出：“复辟谬说，危清室，害国家。”当“出兵讨伐，敉平政变”。复辟当日，阎即“整饬师旅，准备进讨”。7月3日，在全国一片讨张声中，冯国璋、段祺瑞分别发出“誓讨复辟”通电，段干马厂誓师“讨逆”。次日，阎锡山派张子其、台寿民分赴南京、天津，晤见冯、段，请授方略。

同时，阎还致电段，赞扬其“护持民国，薄海同钦”，并表示“刻经选派混成一旅进驻石家庄，以便会师北上”。5日，晋军出兵石家庄。8日，讨逆之师于京城外围大败张勋部，张顽抗到底，拒绝调停。7月12日，讨逆军发起总攻，张勋残部终于投降，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退位，复辟丑剧告终。冯国璋、段祺瑞因讨逆有功，分任总统、国务总理，段更是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主宰北洋政府。阎锡山也因反对复辟、追随段参与“府院之争”的调解，而得以兼长山西民政。

第六章　保境兴建设

保境安民

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因南北的妥协言和，而偃旗息鼓。在北洋系中，先是“主战”的段祺瑞号召“武力统一”，结果川湘战事失利，然后是冯系曹锟主和，逼段辞职。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自此冯、段失和，形成直皖分裂。

晋军入湘作战失败后，面对纷繁动荡的政治局势，阎锡山从“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的沉痛代价中认识到，就山西现有实力，远远不足以外出争雄，当务之急是退出纷争，休养生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于是，他休兵罢争，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号。

按时间推算，阎锡山倡导“保境安民”当在晋军入湘作战以后。但正式见诸文字，却到了1918年初。是年2月21日，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因“邻省兵匪不分，为患堪虞”，电阎“拟恳增请部队，隔河布防，断绝交通，以防侵扰”时，阎锡山回电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卫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竞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始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首次表明“保境安民”的态度。此后，阎锡山多次在相关的电文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919年5月26日，在复段祺瑞宥电时称，“外交棘手，时事益艰，老成谋国，统筹全局，熟权利害，硕划尽筹，敬佩无已。晋省地方现尚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

1920年6月，直、皖两系之争日趋激烈，终于酿成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混战——直皖战争。在此期间，阎锡山与宁夏马福祥、济南田中玉、保定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等电报往还，屡申“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的保境安民之宗旨。

是年6月24日，在复北京田应璜电中指呈：“但凡事以利合者，利尽则离，利反则冲。小言之：秦失其鹿，逐则两方所必争，将为反目之导火线。大言之：副座一争，一不争，不争者亦非不争，将更有所争，其利害更相反，恐终不免有大变化也。”

7月13日，以“减少兵祸保全生机”事，电大总统徐世昌。电报云：“迥恩频年以来，南北失和，生灵涂炭，兵多饷少，火将自焚，凡百现象，久抱悲观”。“祸起无端，变生不测，同舟皆敌，无人不危。俄国过激之党起于行武，墨国党争之祸，即在目前。瞻顾前途不寒而栗，伏思我大总统身系兆民之重，心怀万类之仁，宁人息事必有良谟。目下旱象已成，危机四伏，但能减少一分兵祸，即可为人民保全一分生机，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7月17日，复田中玉筱电，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

7月18日，复曹锟巧电，表示：“兄以为国兴师，弟以为民保境，相差甚远，对之殊生愧色。兹承来电称许，益证同心，惟外间谣言纷起，不值识者一笑。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亦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

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大体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与邻省结盟，使不为我患，进而为我所用。这一点在前述给张培梅的电文中“保境安民”“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所用，代我御侮”一语即已表明。“保境安民”其意只在确保我境安全。为确保我境安全，决不能开罪邻省。若与邻省不睦，我境则难以保。反之若睦邻友好，则不仅不为我患，而且能为我用。

陕西与晋省毗邻，阎锡山与陕即实行睦邻政策。“自民国七年九月初，徐世昌（七年九月四日）当选总统，陕西陈树藩为靖国军所困，益复不能自支，告急文书一日数至，段氏三令五申强聒不舍，先生不得不略微敷衍，乃委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指挥官，编两支队，于七年（1918）十一月十五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一方故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又面谕王支队长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故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国军开衅”。至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

直隶与陕西一样，也同晋省毗邻。直皖战争时，曹、吴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以“保境安民”，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直系，便设法与其修好。是年12月，阎有一函致吴佩孚，电称：“久钦伟略，正切驰系，辱奉惠函，弥增神往。藉念勋名彪炳，福祉骈蕃，慰如所颂。弟以辁材，谬膺疆寄，山右僻陋，知识闭塞，勉尽保境安民之责，时有风雨飘摇之虞。所幸直晋密迩，唇齿相依，叩附同舟，实深托庇。后值旌旗驻洛，德邻相望，大河南北，受赐益多。前者政局不靖，海内骚动，我兄率师澄清，勋业灿然。挽救狂澜，众意所属。忝在胞泽，早已倾心。乃荷先施，许为知交，感佩厚意，岂有涯矣。兰谱附呈，即乞晒纳。交谊伊始，来日方长，仍盼时赐南针，以匡不逮。”为示睦邻修好，在致函解释前此不出兵之缘由，吹捧吴佩孚的同时，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两千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逾月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可谓处在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元老、“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又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像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拟定了先行夺取山西，占领太原兵工厂，巩固豫、晋、陕三省，然后再竭全力对付奉军的计划。按照事先部署，樊钟秀率部由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出发，经由峻极关进攻山西。

樊钟秀攻晋的消息，早有徐永昌与胡德辅通报给阎锡山。徐永昌，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时任国民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郑州会议上，徐就不同意攻打山西的计划，认为其时国民军的主要威胁是奉军，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应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而后，再行图晋。续桐溪固执己见，坚持攻晋。徐恐山西无备而受害，便遣人将樊军动向告阎。胡德辅，山西五台人，时任国民第三军旅长，驻节石家庄。阎得徐永昌通报之信息后，随即派人前往胡德辅驻地进行疏通。胡遂将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和盘托出。

由于事先得樊军攻晋之情报，阎锡山预为布置——以蔡荣寿旅两个步兵团及一个手掷弹营，在东阳关、峻极关、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下庄一战，晋军大败，伤亡惨重，不支而退。樊军一战告捷，再战于蛤蟆滩，又获全胜。随即乘胜直下辽县。樊军的迅猛攻势，大出阎锡山意料之外。他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由南北去增援辽县；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候守常部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前进。李旅在辽县外围曹家寨与樊军接触。阻其前进。樊仍率主力继续北进，在辽县寒王镇、拐儿镇与商部遭遇，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第六旅杨爱源部亦由寿阳调驻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由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来对付樊钟秀。与此相反，樊军孤军深入，人地两生，恃勇取胜，难以持久，在被晋军四下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节节后退，撤出山西。在晋军的强力反击下，樊钟秀攻晋以失败而告结束。

策划樊钟秀进攻山西的续桐溪，因不同意阎锡山的一些作法，长期以来一直在外图谋倒阎。此次以樊钟秀攻晋，自认成功的把握很大，岂料功败垂成，一气之下，卧病不起，逝于天津。

其四、停兵罢战，“息事宁人”。“保境安民”，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来保证，所以，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对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停兵罢战。

阎锡山停兵罢战，“息事宁人”的态度在上述与各方的来往函电中多有明确表示。如1920年7月17日，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就有“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紧接着，在次日复曹锟巧电中，重申上述观点。电文在表明“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之态度后，进一步表示，“弟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生平别无他长，只守此二语而已。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以相从也”。同日，在复马福祥巧电中，再次表示，“此次政争之初，本是内阁问题，大哥列名共谏，原指为和平组阁起见，不料事变多端，竟致诉诸武力，洵与始愿相违。来电以固圉睦邻，静待事定为主，极佩荩筹。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应行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

7月18日，直皖战火正炽，阎锡山遵前所约，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当时陕、甘、皖、闽各省均复电赞同。皖军因两路受挫，牵动他部，而东路又有奉军加入，以致全局动摇，不能再战；段氏鉴于颓势已成，知难复振，始决心停战，自请总统办理善后。徐世昌遂令撤销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军名义，又严令惩办徐树铮等祸首，解散安福部。直皖战争遂宣告结束。

唯力是视

北洋时期，是群雄蜂起的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深谙“唯力是视”之理。他高唱“保境安民”，是为了养精蓄锐，积蓄力量。反之，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保境安民”亦属空谈。有鉴于此，阎锡山在倡导“保境安民”的同时，不动声色地一步步扩充山西的军事实力。有资料说明，从1917年独掌山西军政，到北伐前的1927年，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军。

阎锡山虽自辛亥始，即任山西督军（其间虽一度名称有异），然而在袁世凯时期，迫于政治压力，时有不保之虞，在军事上一直不敢有所动作。到1916年袁世凯垮台，时过五年，山西的军事实力并无太大的发展，只有两个步兵混成旅，7000余人（金永编练之警备队等除外）。靠这区区两旅兵马，想在军阀林立之中，争雄于世，是万万难行的。于是，阎锡山执政伊始，即着手进行了第一次扩军。

第一次扩军开始于1917年8月间。其时，张勋复辟刚刚平定，晋军在拥段讨张小试“牛刀”之后，“撤回原防”。阎锡山先将原第12混成旅与金永的警备队合编，扩充为3个混成旅，旅辖团，每旅两个步兵团，外加一个炮兵营。其番号与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参谋长郑翌民

第一团团长蔡荣寿第二团团长王嗣昌

炮兵营营长周玳

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崧参谋长黄金桂

第三团团长张治圭第四团团长谢濂

炮兵营营长张培兰

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霨参谋长吴藻华

第五团团长刘树藩第六团团长应之

炮兵营营长顾祥麟

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参谋长陈锦文

第七团团长龚凤山第八团团长丰羽鹏

炮兵营营长张振万

另编有两个镇守使：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参谋长张汝频

辖第一混成团团长李维新

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参谋长高冠南

辖第二混成团团长傅存怀

此外，还成立了两个骑兵团（第1团，团长路福保；第2团，团长孙祥麟），以及5个特种兵营——工兵营，营长杨澄源（归第3旅督训）；机关枪营，营长关颖凯（归第2旅督训）；卫生营，营长陈鸿庆（归第1旅督训）；宪兵营，营长张建（以宪兵司令兼任）；卫队营，营长朱灵昭（归督军署直辖）。

次年秋，再增设两个步兵团：第9团，亦即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团长由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兼任，荣鸿胪任中校团副；第10团，团长蔡荣寿（原任第1团团长遗缺由营长杨爱源升任）。新增之9、10两团，名义上归第4混成旅建制，实则人事、经费等一应事项均直接由督军署统辖。

经过这次扩军，山西地方总兵力达10个步兵团、2个骑兵团、2个混成团，4个炮兵营，5个特种兵营，共约2万人左右。

在扩充军队的同时，阎锡山还利用段祺瑞的“参战借款”，从日本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计有大正六年式山炮12门，三八式野炮12门，三八式步枪3000支。开始改善晋军之装备。

阎锡山这次扩军，从1917年8月开始，不断进行，一直延续到1923年。是年，他为了推行“军国民教育”，分别在晋中、晋北、晋西北、晋东南成立了4个在乡军人训练连——第1连，驻平定，连长原屏藩；第2连，驻朔县，连长王振恩；第3连，驻五台县台怀镇，连长冯鹏翥；第4连，驻长治，连长崔凝祥。训练连，每连辖4个大排，每排4班，每班设左、中、右3个军士及25个训练兵。这些训练兵相当于预备兵，实行分期训练和会操制——每三月训练一期，每年训练三期，训练后回乡；每年会操一次，每次一个月。与此同时，各驻县步兵团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训练团，对驻地预备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军人训练连”作为“军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开对在乡壮丁普及军事常识，进行军事训练之先河，为阎锡山进一步进行军事扩张准备了充足的兵源。

第一次扩军，晋军不仅由小而大，力量倍增；而且有了正规的建制和统一的指挥（此前既有督军掌握的混成旅，又有原巡按使掌握的警备队）；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阎锡山由此奠定了他的军事班底，开始跻身于地方实力派的行列之中。

第二次扩军开始于1925年间。正式扩军的前一年冬，“北京政变”后，阎锡山应段祺瑞、冯玉祥等之请，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时，为扩大声势，将其原有之团的番号改称为旅。战事结束后，他深感当此群雄纷争、军阀混战之际，不论是图存，还是求发展，都必须不断地扩充实力。

于是，在1925年部队返防后，阎锡山便着手进行第二次扩军。第二次扩军主要是将前此的团改称为旅（10团改10旅）的番号进一步充实起来，此外又另加一旅，使成为11个旅。其编制为旅辖团，每旅两团；团辖营，每团3营；营辖连，每营3个普通连，1个机炮连（配有机关枪4挺，迫击炮2门）。全部共22个步兵团（其中第21团为炮兵团，团下辖营，营下辖连，每连配炮4门）。同时编成第1、2两个师，分别辖第1、第2和第3、第4旅。此外，还新成立一个手掷弹旅，一个迫击炮团。其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师（辖第一、第二旅）师长商震

第一旅旅长傅存怀

第一团团长杨效欧第二团团长卢丰年

第二旅旅长王嗣昌

第三团团长李培基第四团团长侯守常

第二师（辖第三、第四旅）师长孔繁霹

第三旅旅长李维新

第五团团长文海第六团团长荣鸿胪

第四旅旅长谢濂

第七团团长程廷栋第八团团长傅作义

第五旅旅长丰玉玺

第九团团长傅汝钧第十团团长张荫梧

第六旅旅长杨爱源

第十一团团长赵承绶第十二团团长孙楚

第七旅旅长杨中科（亦说该旅旅长由张培梅兼任）

第十三团团长杨呈祥第十四团团长高冠南

第八旅旅长丰羽鹏

第十五团团长关福安第十六团团长金铸洲

第九旅旅长荣鸿胪

第十七团团长荣鸿胪第十八团团长辜仁发

第十旅旅长蔡荣寿

第十九团团长白晋毓第二十团团长许晟蔚

第十一旅旅长李德懋

第二十一团（炮兵）团长周玳

第二十二团（警卫营、宪兵营）

手掷弹旅（下辖两团）旅长张振万

团长分别为赵永胜张万胜

迫击炮团（下辖六个迫击炮营）团长冯鹏翥

第二次扩军也先后延续了两年。军队得到初步的扩充后，紧接着就进行了反击樊钟秀进犯之役。是年冬，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打退了樊钟秀。

打退樊钟秀之后，继续进行扩军。

1927年春，以周玳原有炮兵团为骨干，将炮兵扩充为八个团：

炮兵司令周玳

第一团团长辜仁发第二团团长杨耀芳

第三团团长温玉如第四团团长曾延毅

第五团团长卢光第六团团长周俊杰

第七团团长冯鹏翥第八团团长王锡符

二次扩军后，晋北和晋南两个镇守使依然存在。

第二次扩军使晋军在原有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由第一次扩军结束时的2万兵力，增加到大约4万人左右。阎锡山对自己几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支军队颇感得意。借助这支军队，他先败樊钟秀，再战冯玉祥，进而乘胜出击，占有了绥包。此时阎锡山虽然仍以“保境安民”相号召，但事实上已经跃跃欲试，开始准备在军阀混战中显示身手，一争短长了。

第二次扩军之后时隔不久，阎锡山便乘冯玉祥的国民军兵败，占有了国民军的地盘绥包，将辖区扩大到晋省以外的地区。随着辖区的扩大，晋军相应地改称为晋绥军，同时将原来旅的编制扩充为师，编为17个师。师辖一个旅及一个团，旅辖两个团，团约1500余人。其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师师长李培基第二师师长赵承绶

第三师师长杨士元第四师师长傅作义

第五师师长傅汝钧第六师师长孙楚

第七师师长张会诏第八师师长关福安

第九师师长李维新第十师师长卢丰年

第十一师师长杨效欧第十二师师长高鸿文

第十三师师长丰玉玺第十四师师长李服膺

第十五师师长李生达第十六师师长吴藻华

第十七师师长孟兴富

是为第三次扩军之起始。

1927年春，徐永昌率国民军第3军投晋，使阎锡山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徐永昌原系孙岳国民军第3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深得孙之信赖。徐因籍隶山西，又对阎锡山之“模范省”有好感，故有不同意续桐溪进攻山西，进而为阎锡山通报樊钟秀攻晋消息之举。樊钟秀攻晋时，徐随孙岳转攻天津，占了天津。1926年1月直鲁联军反攻，国民军兵败退守包头。其时，第3军军长孙岳患病休养，徐永昌受孙之托，代理军长职务。是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致电徐永昌，与其共举大事。徐想起当初段祺瑞曾向他说：‘冯玉祥难共事。你是山西人，不如接近阎锡山。阎锡山为人稳健，在国内外有些声誉，大有前途。’”所以，未答应冯之所请。而于次年2月通过阎的炮兵司令周玳的引荐，赴太原面见阎锡山。

“阎锡山对徐早怀好感，这次徐永昌到太原，由周玳引见，与阎会面，阎一见即向人表示‘恨相见太晚’。”徐永昌则向阎表示，“‘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如要讨张，我愿为前驱’。阎对他抚慰备至，优礼厚赠，请他仍回包头驻防。4月，徐永昌二次到太原见阎锡山，表示愿率部进驻山西，并提出：（一）不改变国民军第三军的番号，以客军驻晋；（二）打奉军愿为先驱。阎锡山一一照允，并给他一笔巨款，以资开拔。徐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碛口渡河入晋，驻汾阳县一带。”

徐永昌率部进入山西后，虽因孙岳仍领第3军军长衔，一度继续保留第3军原有番号，直到翌年孙岳病故之后，方才加入晋绥军序列。但事实上第3军从一入晋始就已经成为晋绥军的一部分。徐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相交相知，历数十年，一直到终死台湾。

徐永昌的加盟，以及对谭庆林所部直军等部的收编，使晋绥军的实力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阎锡山进行了第三次扩军。第三次扩军的时间，在1927年北伐之前。此前，晋绥军只有师的编制，第三次扩军即是将原有师的编制，一律扩充为军。扩充后的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如下：

第一军军长商震

第一师师长李培基第三师师长杨士元

第二军军长杨爱源

第二师师长赵承绶第六师师长孙楚

第三军军长徐永昌

第四军军长谢濂

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第十师师长卢丰年

第五军军长傅汝钧

第五师师长傅汝钧（兼）第十六师师长吴藻华

第六军军长傅存怀

第十一师师长杨效欧第十三师师长丰玉玺

第七军军长（空缺）副军长张荫梧

第十四师师长李服膺第十五师师长李生达

第八军军长谭庆林

骑三师师长孙长胜骑六师师长杨兆林

炮兵司令周玳（仍辖八个炮兵团）

手掷弹旅旅长张振万（仍辖两个团）

另：第十七师师长孟兴富（归总部直辖）

警卫旅旅长杜春沂（归总部直辖）

此次扩编完成后不久，阎锡山“又用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暗中收编了冀南的陈光斗、刘桂堂，山东的范澄秋，冀东的张膺芳等部队，均系估计人数酌给接济，不列入正规编制之内”。

综上所述，经过前后三次扩军，晋绥军迅速崛起，由旅成师，又由师而成军，军队人数急剧膨胀，从两万余人增至13万余人，成为国中屈指可数的几支主要的武装力量之一。阎锡山也随之成为一名颇具声势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发展军事

对于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来说，武器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重要的因素。军队的强大与否，武器的优劣与兵员的多寡同样重要。阎锡山深谙此理。所以，从他独掌山西军政始，即十分注重军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山西的军事工业，是随着晋绥军的扩充而产生、而发展的。

近代山西的军事工业，可以上溯到创立于晚清的“山西机器局”。在鸦片战争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山西始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1892年创办了山西火柴局，1895年设立了山西工艺局。此后，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于1897年上奏清廷，“请求设立以修造枪械为目的的山西机器局。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清朝政府下谕各省：‘据荣禄奏，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请饬筹款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着就各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足以仓猝应变’。同年三月，胡聘之聘任候补道徐桂芬为山西机器局总办，拨出库银480两择址于太原北门外柏树园普济观旁购庙地38亩筹建。派候补知县王曾奇赴天津口岸，通过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来机器设备，并以高薪由天津、汉阳等地招募来30余名技工。同年12月又上奏朝廷，获准动用光绪二十三年山西整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关税敛收之余银50000两，作为开办山西机器局的经费。同年底机器局初具雏形，部分开工生产，并向社会亮出‘机器局’招牌。”山西机器局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木样厂、铜帽厂以及锅炉房。虽名之日机器厂，实际只是一个枪械修理厂，其生产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初级火器，大刀、戈矛、洋鼓、洋号等。枪械产品起先为十八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后改为由英国福公司提供全部金属件，配制枪托进行装配，生产只能装一发子弹的“独子快枪”。“独子快枪”虽远远落后于英军当时装备的五子连发步枪，但在国内仍属新式武器，受到清廷赞赏。加之1900年慈禧出逃西安时，为“护驾”卫队马玉昆部修械有功，山西机器局一时名扬全国。

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就是在山西机器局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辛亥至1930年中原大战，在阎锡山的一手主持下，山西的军事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整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下列几个时期：

1．山西陆军修械所时期。“这一时期，由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共计六年。在这一时期中间，扩大范围，增添设备，逐步向前发展。”

辛亥革命山西光复后，军政府便迅速接管了山西唯一堪称军事工业的“山西机器局”。随即任命李陶庵（李蒙淑）为机器局局长，着手进行扩建工作。几年中虽有一定的发展，职工由初创时期的80余人，增至200余人。但基本情况未变，仍保是留原“五厂一房”，仍以修理枪械为主。

1914年7月，阎锡山任山西督军期间，开始对原山西机器局进行改组，成立了“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陆军修械所与山西机器局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相对独立的机构，而是隶属于督军公署的军械局，直接纳入阎锡山政治军事的运行机制之中。

修械所创办后，其经费指定由杀虎口（山西雁北通往口外的一个重要关口）的税收供给。其负责人——所长，先由督军公署军械局一等局员郑祥徵担任，同年10月改由原机器局局长李陶庵兼任。因经费关系——每月仅1400元，修械所创办初期，只在内部进行了一些革新整改，无大的变动。

1917年，阎锡山以山西督军兼省长后，与其第一次扩军相适应，对军事工业进一步重视了起来。修械所得以继续扩大与发展。

制约修械所发展的因素在于经费之不足。阎锡山为解决修械所的经费问题，首先设立了“铜元局”。铜元局看似与军事工业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正是它为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物质的基础。铜元局的作用在于用低价从民间收购旧式制钱，然后铸造铜元，从中获利。“阎锡山筹谋以‘三九’制钱（即含铜量99.9％的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流通制钱中约用50亿文，改铸铜元19亿枚，可当制钱340亿文，币值即扩大5.8倍。按当时主币银元与制钱的兑换率，所铸铜元即相当于1700万银元；若按流通中的约50亿文制钱计则不过250万银元，一经改铸之后相比，凭空获得1450万银元之巨”。

筹建之初，从节省经费考虑，铜元局由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于是扩充范围，兴工建筑。计增设提铅厂、炼铜厂、熔化厂、钢模厂四个厂，原有的机器厂改为印花厂、碾片厂、较准厂、铳光厂等，同时添购了大锅炉一部，一百马力的汽机一部，并将锅炉房也加以扩充。当时全所组织加以革新，所长下设技正二人，以王嘉瑞（字梦龄，英国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学电气的）、郑永锡（字恩三，英国习菲尔大学冶金科毕业）担任。各厂添设厂监，职员工人共有400余人”。就职工人数而言，较前增加了一倍。

与此同时，为今后军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选派张书田、刘笃恭等10余名大学毕业生赴当时国内军工技术比较先进的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学习深造；一方面在修械所内创设“实习工业学校”，招收学员百余名，半工半读学习技术（后改归国民师范职业科）。

山西陆军修械所名实相符，仍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虽较其前身——山西机器局有了不小的发展，但仍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只能视为阎锡山军事工业之雏形与嚆矢。

2．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自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至十五年（1926年）共计七年。其间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较各时期为多，而兵工厂规模之形成，亦在此时期。”

1920年初，北洋军阀政府鉴于群雄蜂起，兵员激增之情形，为限制各省武力，通令裁军。对此，阎锡山一面继续图谋发展，一面虚与委蛇做表面文章。“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是这样的产物。

适逢前此派往汉阳兵工厂学习军火制造技术的张书田等一批大学生学毕归来。同时，铜元局通过铸造铜元，有了一定程度的资金准备。1920年3月，阎锡山将原“山西陆军修械所”与“铜元局”合并，改称“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实习”者，实践学习是也，这一改，顿使山西的军火工业有制造枪械弹药之实，而无有其名，既可表示出拥护裁军的姿态，又不影响自身的发展。阎锡山善于作文字游戏，由此可见一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是在必要的资金准备和技术准备（除了派出去学习的十几名大学生之外，还从汉阳兵工厂招聘了一些技术工匠）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山西军事工业的发展。

实习厂初建之时，实行总办制，由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兼总办。总办下设厂长，李淑蒙任厂长。开始下设铜元、化炼、总务3科。总务科辖出纳、保管、文书、会计、采买、执事等股；铜元科辖铜元、碾片、印花、较准、钢模、铁工、木样、虎钳、机器等分厂；化炼科辖提铅、炼铜、化渣、淘铜、翻砂等分厂。后又设电汽科，购置发电机，为全厂提供动力。因军器中枪弹消耗较大，尤感需要，又从上海兵工厂订购日产2万粒子弹机一套。1921年7月，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的组织机构重新作了调整。原总务科撤销，其所属各股直隶于总办、厂长；铜元科改为机械科，管理铜元制造、军器修配、动力供给；化炼科仍旧；另设一枪弹科，管理制造各种弹药事宜，开始制造军器。又建立了罐头分厂，制造专供各部队军需用的各种食品罐头。1923年7月，阎锡山为再次扩军准备武器，对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再次改组，取消总办，将全厂原有及新设的分厂分归3个科，科下委若干主任，分别管理各个分厂。第1科分管机械、电汽、锻工及新设置的大炮、机关枪等分厂；第2科管新设置的枪弹、炸弹、炮弹、无烟药、炸药、硝酸等分厂；第3科管熔铸、炼铜、罐头等分厂。铜元局则直属厂长。同年9月，又附设了一个兵工研究会，专门研究各种兵器的制作和改进。研究所除会员10名外，尚有研究生22名，“厂长兼会长，聘各军官之有学识者为研究员，学员中调选优秀者为研究生。及后军器制作之改进，受该会之指导不少”。1925年4月，厂长之上复设总办，总办由时任督军署兵器委员会会长的黄国梁兼任。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比其前身——山西陆军修械所无论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实习厂成立之初，其16个分厂，即“拥有机器63部，职工500余人，除修械外，可日产铜元120万枚，并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到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铜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民年9月相继投产。”“1924年，停止铜元制造，各分厂相应调整，全部生产能力转入军火生产，并新设了飞机分厂，从德国聘任两位工程师——傅乐曲和余来得（均系中文译音），装制成一驾双翼飞机，聘请英国一位名叫冯富鲁登和驾驶员试飞成功；全厂职工增至5000余人，机器增至1100余部。”“1924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于同年夏间派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5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委派军人工艺实习厂化炼科长郑永锡和机关枪分厂主任刘笃恭（治平），分别担任两厂的筹备主任；由德、英、美在华洋行购置设备建设两厂，于1926年竣工投产。1926年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铜壳分厂添置压弹设备后改称水压机分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到11000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30挺、炸弹30000余发。”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作为阎锡山主要的军工企业，与晋军的重大扩充行动是同步发展的，它弥补了大规模扩军所带来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的缺陷，为晋军打出娘子关，参与北伐，领有华北三省及平、津两市，提供了武器装备及后勤方面的有力保障。

3．太原兵工厂时期。“这一时期是起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共计四年。这四年之中，为兵工厂极盛时期。因为那时阎锡山的实力，经过了十年培养已相当雄厚，于是扩张出山西，统治了河北、察哈尔、绥远，尚有北京和天津。经济上有了力量，所以兵工厂的设备，也大规模的扩展。同时阎锡山把军队已扩展到二十多万人，兵器弹药的需要，自然随之增大，因此制造军火的兵工厂，生产能力随军事的膨胀亦着着上长而加大。太原兵工厂设备的扩大，全在此时期。”

1927年，经过三次扩军，阎锡山所掌握的晋绥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近20万兵力、实力雄厚的地方武装。强大的武装需要强大的军事工业来支撑，所以，自恃羽翼丰满的阎锡山一改过去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作法，公开打出了军事工业的旗号。是年1月，他正式将原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更名为太原兵工厂。

太原兵工厂虽然在名义上仍归省署军械处，但事实上则直接隶属于阎锡山的督办公署。就其组织形式来说，则更接近于现代工业。兵工厂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总办制，进而实行厂长制。厂下分设采运、验收、工务、检验、核稽等6处，每处设处长一人，负各该处全权责任。厂部组织系委员制会议，负责处理厂内有关事务。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外，原学兵团实习工厂也划归太原兵工厂，改为其中的一个分厂——冲锋枪分厂。上述6处中，以张书田（与阎锡山有亲属关系）任处长的工务处地位最为重要。工务处分管厂内20多个部门，“计有处本部、工程师室、医疗所、制图室，以及十七个分厂。即枪厂、冲锋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压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木样厂等。其中压铜壳厂与压钢弹厂，合并改为铜壳厂，成为十六个分厂”。

在太原兵工厂成立的同时，将原无烟药和制酸两个分厂单独划出，另行组建了山西火药厂。山西火药厂首任厂长由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化工科的张恺担任，工程师是日本帝国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

太原兵工厂时期，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不仅在生产规模、产品数量上都较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新建的山西火药厂，其厂房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工艺设备107部，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能力之强，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尤其是废酸还原设备在我国为首创；溶剂收回装置用活性炭方式，在德国也是最新发明。”以火药厂厂长张恺之名命名的“恺字炸药”，学习德国先进制药技术，改铝粉和皮克林制药为硝酸制药，成为山西火药制造的重大发明。

其时，“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000余人”。“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一六式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机关枪、六五步枪子弹、冲锋枪子弹、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弹、一四式75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105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75毫米迫击炮弹、15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0枝，机枪15挺，冲锋枪900枝，炮弹15000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2.5倍，步枪增加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6倍。”“在我国后起之秀的太原兵工厂，不仅可同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其规模与现代化程度也超出了汉、沈两厂。”

太原兵工厂时期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全盛时期。正是它支撑了中原大战期间巨大的军火消耗。同时也正是中原大战的爆发，导致了阎锡山军事工业的由盛到衰。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兵败避居大连。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节制晋绥军政事宜。在编遣晋绥军的同时，对阎锡山的军事工业也施行打击，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于1931年4月合并改组为“太原修械所”。太原修械所时期，原15000余名职工被编遣13000名，只余2000余人。武器生产基本停顿，开始向民品生产转变。

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重整山西兵工——以壬申命名，将原兵工厂部分改为壬申制造厂，原火药厂部分改为壬申化学厂。由于阎锡山的重视，山西的军事工业又以壬申两厂的形式迅速发展起来，职工人数回长到5000人。

1933年8月1日，西北实业公司成立。壬申两厂及其辅助性工厂——育才炼钢机器厂，遂统一划归西北实业公司。

六政三事

阎锡山的“用民政治”中的“六政三事”确使山西有了新气象，大力兴救亦使山西子孙的文化程度有所提升。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立民财”目标的具体措施。

“六政”，包括水利、种植、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是指种棉、造林、畜牧。

为了推行“六政”，阎锡山做了大量宣传教化工作。他先后颁发《手谕人民十四条》、《督军训言》、《告谕人民八条》等。

除宣传晓喻外，阎特别强调官吏的组织、实行的关键性作用。1917年10月，成立了“六政考核处”。随后，派出50多名实查员到各县考查督促。

“六政三事”从1917年10月到1923年春，推行近6年，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据阎锡山1918年办理六政的报告，该年阳曲、太原等39县，新开和疏通干支水渠156条，凿井3300余眼，修筑水池8处，共可灌田729000亩。从浙江换购湖桑树苗10万株，购回桑籽9000余石，全省种桑3300余亩，成活桑苗5000万株。1917年7月，开办的省城蚕业工厂开始收蚕织绸。还办了传习所，由各县保送百余人学习技术，女子蚕桑传习所也即将有学员毕业。各县种树1000万株，成活十分之七。禁止缠足方面，虽然明令“未缠足者，不许再缠，已缠者令其解放”，但收效甚微。10岁以内女子缠足约禁十分之八，11岁以上女子解放缠足者，约十分之六。剪辫子推行较快，1917年3月，官学商各界已基本剪除，普通民众则延至7月底。对于禁吸鸦片，所花力量最大。阎下令军界从旅长起，地方从省署起，厅道局所至县知事，层层清理，一层禁断不净，下一层即不开始，具体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负责查拿，依法严办。

为了堵塞外省鸦片运入，沿黄河成立稽查队，“大案运输，业已绝迹”。另外，公开悬赏捉拿售烟者，“抓获烟土一两，赏洋二十元”，并且制造戒烟药丸数万，查明烟民，勒令戒断。总计1918年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案4609起，由官厅勒令戒烟者36469人。

阎锡山的“六政三事”使山西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也有相当多的地方欺上瞒下，网开一面，对吸烟、赌博放任不管，致使一些地方恶习如旧，积重难返。

“长民智”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主要目标之一，“民无智则为愚民，其弊则椎鲁劣钝”。欲长民智，非教育一途不能实现。教育之于经济、之于军事、之于整个国力，就像基础之于大厦。缺乏教育而谈良好政治、谈民主意识，是空洞的，因为国民素质远不能达到其要求程度。阎在推行“用民政治”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首要位置，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这样的话：“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足见其对发展教育的远见。

阎锡山所说的教育包括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几个方面。“国民教育”指普及性的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为了使山西能普及国民教育，阎提出了“扩充师范”、“筹集资金”、“调查劝导”、“分步推开”等步骤和措施。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500所，在校学生约50000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为722156人。按当时人口计，国民教育普及率已达70％，比1917年增加10倍。

“人才教育”是“以供给适应时代之行政自治，及社会高等事业之用为主”的教育层次，是“屋之在地上者也”。1919年，阎锡山即按照“用民政治纲目”设立育才馆。其后，又在太原设法政、工业、农业、商业、医科专门学校、外国文言学校、进山中学等，并在运城、大同、长治、临汾、代县等地设省立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为各项事业培养专门人才。

“职业教育”“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重在培养学生从业技能。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自高级小学起，加授职业课程，如养蚕、造林、植树、畜牧、商业等科目；二是开办实业学校及各种工艺传习所、职业补习学校等。

“社会教育”“以改良风俗开通知识为主”，主要通过设立冬学、颁发《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普及刑律知识等措施实施。

为了普及国民教育，使学生学有所成，阎锡山特别推出了“文言改白话”和“使用注音字母”两大措施，并将后者写进了《山西用民政治大纲》之中。他认为，文言课本古奥难懂，非十年功夫不能应用；采用白话课本，书面所述与平时习闻习见相同，通俗易晓，四年可抵十年功夫，收“事半功倍”之效。注音字母可以使读音统一，并进而推动语言统一；学生亦容易通过注音识字。

兴办实业

阎锡山在发展工业、开办银行、修筑铁路的“厚生计划”中，为的不是民众，而是由此聚敛财富，掌握山西的经济命脉。

兴办实业，是阎锡山“厚生计划”的一大措施。“厚生”，即“厚民生”，通过开发资源，开办实业，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财富，增强国力。1925年2月，阎以“关于晋民自动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为题在全省实业会议上作演讲，提出“开发实业，不可过滥。必须选定实业的种类，各按其出产之状况，而因地制宜”的原则，并公布六项实业发展的计划：炼油计划案；炼钢计划案；机器计划案；电气计划案；农业计划案（包括水利、肥料、农业试验场三项计划案）；林业计划案。这六大计划案都是根据山西物产资源状况及地理环境特点设计出来的。其中，“炼油计划案”规定每年拨款30万元用于炼油计划，逐渐建成年产720吨之炼油厂25个，以达到全省原油自给。“炼钢计划案”拟在省内设育才、经济两大钢厂。育才厂以培养炼钢人才为目标、经济厂以产钢铁为目标。经济厂又分制铁、炼钢、钢轨、电机四部。制铁部计划日产生铁40吨；炼钢部计划每日产钢40吨；钢轨部计划日产85磅之标准钢轨40吨；电机部计划供应全厂电气。“机器计划案”规定，先在省垣建设育才机器厂一处，一方面培养工人及管理员，并负责改良山西产业所用各类机器。另一方面，负责生产机器，每日至少产出10台，以资推广，力争三年使山西现有的1万余编村，每村拥有10架机器。为了使“电气效用”在各村普及，“电气计划案”规定，将全省划分为15个区，在每区设一电气厂。太原厂规模为1500千瓦，其余14个厂各为500千瓦，15个厂年发电量为8500千瓦。“农业计划案”对改良土壤，实施灌溉，防治病害作了规定；“林业计划案”规定从1925年至1954年分阶段造林，总量为98万亩。

“厚生计划”于20年代中期全面实施。1926年9月，育才机器厂及育才钢厂同时投入生产。到1930年，机器厂生产出机器1300多台，钢厂产钢数万磅。育才机器厂首先专门为兵工厂提供机器设备，后来改造社会生产所用机器，同蒲铁路所需机械工具及西北各厂建筑所用机器设备。所造机器还远销至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与二厂同时开办的还有山西火药厂，该厂投资140万美元，下设无烟药厂、酸厂、火工厂、炸药厂、黑药厂、压药厂等分厂。日产无烟药400余磅、硫酸3吨，生产规模在当时为全国之最。

作为“厚生计划”之具体实施，阎锡山还主持改造扩建了山西军人实习工厂、普晋银矿公司、裕晋煤矿公司（1915年建）、蚕业公司（1916年设）、山西省工业实验所（1917年设）、同宝煤矿公司（1919年设）以及山西平民工厂等。

官方、民间“两条腿走路”兴办产业，是阎锡山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阎认为，“山西的实业，不能不办，也不能专靠官办，必须人民负责自动办理”。为了真正做到“人民负责自动办理”，阎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实业发展的鼓励政策及奖掖措施，从而使辛亥革命至中原大战结束这一段时期，成为“山西私营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历史上，山西有着经商理财的传统。早在明清时期，晋商足迹遍及全国。民初，山西仍“执全国金融牛耳”。但当时的金融均为民办，规模小，经营方式落后。阎锡山上台后，充分认识到金融的“经济核心”作用，于是，竭力发展和掌握金融业。山西省银行的成立，乃是其操纵金融，把握山西经济命脉的重要举措。

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后，经济处于拮据状态。于是，权且设立铜元局和机器局，在民间收购制钱和废铜，铸造铜元，从中获取利益，以敷急用。由于考虑到省政和军事开支日益增加，阎认为有必要设立具有地方发钞权的机构。这样，山西省银行在原官钱局的基础上，于1919年8月1日成立。成立之初，采取公私合办形式，预定资本额300万元。发动各县公款局、商会、钱业公会、粮食公会等机构认购股份，但募金额很少，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善后公债”充股的。这部分公债是辛亥革命时，阎锡山向祁县渠筱洲劝募的13万两白银，原准备分年抽签偿还，省行成立后，此项公债便折合成股份。公股方面，除官钱局转交的20余万元外，其余由财政厅筹措，开业时资本总额约为180万，公私合办形式持续到1922年至1923年。后来，阎锡山为了摆脱私人股东的监督和控制，以利于自己随意调用省行资金，便以省行不应有私人股本为名，以现金将私人股一律收买，此举使省行由公私合办变为公办，同时，私股返还兑现，也保证了该行的信用。

在代理金库方面，山西省银行在太原分行设立了省金库。省金库代财政厅发放各种款项、支付军政等费，同时，兼顾发行和兑换金库券。该券即公债券，它是以硬性摊派方式认购的债券，需6个月后才能兑换，利息极低。金库券发行额由财政厅决定，此项发行从1921年开始，1928年结束。

省银行直接控制省钞发行。山西民间发行纸币“钱帖子”由来已久，各地私营商号，只要有一定的资本和信用，即可发行纸币，从而导致纸币发行陷入过滥的混乱地步，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1922年，阎锡山召开全省商界联合会，禁止私币发行，统一省钞发行。规定由银行增加纸币，限期兑换私商所发的铜元券。到1923年，私币基本收回。为使省钞发行权成为法定，阎还颁布了“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山西省发行铜元规则”、“山西省长阎颁布发行镍币条例”、“禁止商号私发银元纸币惩罚规则”、“山西省查禁私发纸币规则”等。这些法规多被编入《山西现行政治纲要》、《山西省政现行法规汇编》中，从而通过法律手段，保证了省钞发行权集中于省行。

由于省银行拥有适当数量的准备金，因而省钞兑现还是不成问题，山西省银行也信用昭著，该行发行的钞票一度流通于京、津、绥远甚至宁夏，省行由此获利丰厚。然而，随着阎锡山介入军阀混战，作为军费开支主要来源的省钞越发越多，逐年攀升。

阎锡山通过成立山西省银行，掌握了发行省钞的大权，操纵了山西金融，控制了山西经济命脉，并使山西经济成为其政治、军事发展的有效手段。山西省银行的成立，也改变了过去“各商号滥发钱帖，几成不兑现之纸币”的金融混乱状态。然而，由于无视经济规律，不清楚准备金情况，依军政之需，无限量地扩大省钞发行，省钞信用随之扫地，在更大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交通实文明之导线”。阎锡山执政山西后，遂以“改进交通为百政之先”。当时山西有105个县，无航路可通，陆路除平定、大同原有铁路两段能东达外，其余山路崎岖，平原泥淖，转运困难，生产元由发达，人民生计“日形艰窘”。针对这一状况，阎一上台，便颁布了《修理道路桥梁规则》、《区长督修道路条例》，督饬各县区对所辖之道路，认真修理。1919年，拟定了规模宏大的《山西全省修路计划大纲》，将所待修筑的道路分为省路、县路、乡路三级，宗旨为“省路省修，县路县修，乡路乡修”。其中，省路包括干路和支路两种。干路为大同——太原——运城线；支路又分为大支、小支及大支兼小支三种。县路为各县城彼此间的官路，乡路为乡与乡之间的四邻联结之路。根据计划安排，省路从1920年1月开工，6年完成，其中，前3年修筑干路，后3年修支路。县路及乡路与省支路同期，为保证实施这一计划，在省城设立了路工总局，各路段设路工分局。

1920年4月，干路开工。筑路队伍包括军队、招募路工、以工代赈、监犯外役四个方面人力。通过三年修建，完成了省干路1480里。

但是，由于财力拮据，原来的筑路计划很难完成，阎锡山本人对此也不抱乐观态度。故将原计划“自民国九年一月（1920年）开工约以六年一律告成”，改为“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

见风使舵

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当羽翼丰满之时，阎锡山便由局内加入军阀混战的局外之中，走出山西一隅之地，最大限度地扩充地盘。

“保境安民”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军阀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积蓄力量以屈求伸，所惯用的一手。而当他们羽翼丰满时，则必然以手中的武力为依恃，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军事扩张。所以事实上保境安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永远的中立是没有的。阎锡山正是这样，当他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通过“致力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使实力逐渐膨胀起来之后，参与军阀纷争就成为势所必然。

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阎锡山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宣布“中立”，冷眼旁观。然而，等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他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之初，阎锡山表面上仍取观望态度。但实际上已经倾向于拥段联冯倒直。在三角联盟与新直系对峙之际，元勋孙中山曾使张继以私人名义，函达阎锡山、赵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会的旧关系，要求晋方协助，使孙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温寿泉回晋联阎倒曹。阎锡山因深切感受到曹吴的骄横诡谲，对所受压迫（把持中央政权的曹锟、吴佩孚，想把山西纳人自己的势力范围，故而不免向阎施加压力，并曾有索要饷械之事），心有不甘，故决定附段，于是对张继所请，顺水推舟，“慨允如命”。但他不亲自出面回复，而是以赵、南两人名义各复一信。两函都是由阎锡山亲拟，令秘书缮写，交张继来使带回。而温寿泉转达的段意则是，出兵石家庄，堵截吴佩孚所部，不使通过，他也予以默许。

直奉双方酣战之时，阎锡山一面预做准备，一面静观事态发展。直到得知段祺瑞将要出山主持国政以及北京政变的背景，直军败势几成定局后，他才应冯玉祥电请，于11月1日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止直系援军北上，正式介入反直军事。

出兵石家庄是晋军自1917年入湘作战失利之后，首次出省作战。它标志着阎锡山几年来一直为之标榜的“保境安民”，晋军不出省一步“宗旨”的终结。

出兵之初，阎锡山先以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霨为总指挥，率第三旅黄金桂部、第四旅谢濂部、第五旅刘树藩部、第七旅龚凤山部，共六七千人。后又改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全权指挥。关于作战原则，阎锡山在给张培梅的电报中作了如下指示：“不准我军先开仗，是此次本军之宗旨，已与各方宣布。且本督军现正与各方周旋和议，我军若攻入，则我计穷矣。”“只可吸取增灶故智，虚张声势，使敌望而生畏，不敢北越雷池，即足以应付段方；损兵折将，虽胜不取。”

晋军到石家庄后，分别布防于定县以南，京汉路沿线附近地区。首先袭击了由湖北北上增援的直军，并解除其武装；接着，又一鼓作气阻击了来自河南的增援部队，也算旗开得胜。不料问题却出在内部。原来，晋军虽在几年中不断扩大迅速发展，但因久不作战，又失之于阎锡山的骄纵，“顽皮松懈，士气颓弱”。开入石家庄后，对总指挥军令多有不从，号令难以统一。总指挥张培梅为整肃军纪，决定杀人立威。遂以指挥不力和谎报军情为由，先斩后奏，将龚凤山、刘树藩两旅长枭首示众。龚、刘被杀后，一时谣言四起。阎锡山对张培梅不经请示，擅杀将领，深表不满，疑张有独立之心，并由此引发了张培梅率部撤防后不久的去职返乡。

晋军驻守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直军不知虚实，不能北上。牵制直军北上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大约在12月底，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由石家庄过境，一时间几支队伍混杂，市面秩序不稳。有鉴于此，阎锡山准张培梅所请，将晋军悉数撤回娘子关内。

晋军虽以出兵石家庄的军事行动，参与了反直战争，但是，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所以并没有经历大的战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作了一个姿态，也可以说只是阎锡山将其势力向娘子关外扩展的一次预演。以此为开端，在后来的一个时期中，阎锡山以他的晋军为资本，在军阀混战的漩涡里“摸爬滚打”，也曾“辉煌”一时。

在出兵石家庄参加反直军事的同时，阎锡山一方面顺应拥段出山主政的呼声，与各方频频电报往返，极力推戴段祺瑞出主中枢。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4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另一方面亦加强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曾几何时，阎锡山从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出发，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步步地疏远了与孙中山及昔日同志的联系。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善于掌握时机的阎锡山开始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因而有了对张继的默许响应。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11月13日，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在此情况下，11月27日，阎锡山派出专人赴津迎接中山先生，“并请训示”。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设会址于海子边教育会，由山西大学教授李翰章担任主持人。以示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中“速开国民会议”的号召。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向“各省各军民长官”发出“马电”。阎锡山接电后，于23日复电先生，表示：“马电奉悉。尊处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具见伟筹，已饬属知照矣。”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方势力皆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翻云覆雨，今日甲乙联手以制丙，明朝乙丙合作以对甲；忽而称兄道弟，山盟海誓，忽而剑拔弩张，视为寇仇。阎锡山既已置身于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也就自然不能脱此窠臼。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转换向背，由联段、冯反直，而联直吴、联奉张，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兵戎相见。

只要有拥兵自重的军阀存在，国内纷争就不会平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而是与新的分化组合相伴随。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孙中山先生到京后，因“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得不到响应，忧愤之中病情恶化，突然逝世，“反直三角同盟”首先瓦解。接着，直系再起，控制了湖北及东南五省。继而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同时，为争夺地盘和军队，奉、冯反目。奉张、直吴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三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曾经两次开战厮杀的直、奉两系，在1925年底、1926年初又重新携起手来，共同对冯，迫使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

面对新的形势，阎锡山并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等待时机。出兵石家庄作为军事扩张的一次预演，使他看到了晋军的弱点和不足。所以，在石家庄撤兵后，即着手进行了第二次扩军——将晋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二个旅，步兵将近四十个团，骑、炮兵各两个团。总兵力达八万人以上。

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借倒戈反吴之新胜，迅速扩编，兵力扩大到三四十万人。人多饷缺，军械无着，扩大地盘势在必行，于是山西成了首选目标。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军三个军分别驻在察绥、关中豫西和河北，从北、南、东三个方向扼住了山西，直接构成了对山西的威胁。这样阎锡山无论是向外发展还是守土自保，都必须首先打破国民军的三面围困。

为了摆脱困境，阎锡山走出了修好吴佩孚的棋子。1925年夏，他派时任《晋阳公报》经理的梁航标（汝舟）到武汉面见吴佩孚，以释前嫌，联合倒冯。梁航标代表阎锡山与吴佩孚商定了双方配合对付国民军的行动计划。接着，阎锡山又与奉张取得联系。

1926年春，奉军、直军，以及张宗昌的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起进攻，所谓的“讨赤”之役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前，吴佩孚要求阎锡山予以配合，先行出兵京汉路，肃清驻扎京汉要冲顺德（今邢台）的国民第二军郑思成部，扫清由武汉北上之障碍。由于当时直吴军队尚在江南，奉张所部主力也未入关，阎锡山担心公开与国民军对立，会引火烧身，首先对山西不利，便以抓孔庚为借口，出兵顺德。

孔庚自1917年被释兵权，出省谋职后，即策动反阎。1925年，樊钟秀进攻山西，孔就参与过策划。其时在郑思成部任职。1926年3月初旬，阎锡山应吴佩孚之请，继出兵石家庄后，再一次兵出娘子关。所派部队系商震第一师、杨爱源第六旅，外加周玳的一个炮兵团。为了“师出有名”，阎锡山对这次出兵行动的解释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出兵顺德，完全是为了解决孔庚，这是山西内部的问题。”部队出关，先取石家庄，然后沿京汉线南下，一路肃清元氏、高邑、赞皇等地的国民军后，集结于顺德附近。接着，以炮兵为先导，始行攻城。经过一番激战，破城而入，郑思成出逃，孔庚被俘。

孔庚是在藏身的天主教堂里被俘的。孔庚被俘后，被带回了山西，软禁在督军府庆远楼。两个多月后，阎锡山又悄悄将其放走，元勋，临行时还送了3000元的旅费。

郑思成部被解决后，商、周等部北返石家庄待命。随即，为部署对国民军进攻山西的作战，杨爱源部返防山西，其余各部再由石家庄北上保定，收编了魏益三的国民第四军。对于魏部的归附，阎锡山深表欢迎，遂授予“正义军”之名义，仍以魏为军长驻守石家庄。至此，晋军由石家庄而顺德，再由石家庄而保定，打通了京汉路，为吴佩孚北上扫清了障碍。

收编魏部后，阎锡山命出关晋军稍事休整，即行撤兵返防。

尽管阎锡山以抓孔庚为借口，多方掩饰晋军出兵的真实意图，然而既与国民军交火，即成骑虎之势，正面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晋军回防后不日，吴佩孚就率部北上保定。在此之前，阎锡山与直、奉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由大同一带进攻察绥的国民军，从外线对国民军形成大包围态势。吴佩孚进驻保定时，奉军已提前于4月中旬压迫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面对直军北上的形势，国民军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在南口和多伦两地与奉、直军作战；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攻打雁门关，试图乘机占领山西。

1926年5月18日，国民军以八万之众进攻山西。对此早有防备的阎锡山，大约在4月份即开始陈兵大同一带。一俟国民军来攻，严阵以待的晋军即发起反击。与冯玉祥部的正面军事冲突爆发。由于交战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军韩复榘部曾一度打通京绥线，直逼大同城下。受整个“讨赤”之役形势的影响，战事断断续续，时而打得难解难分，时而胶着对峙；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一直进行到8月中旬。

8月，直、奉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起攻势。中旬，国民军从南口悉数撤出，退往西北。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经过一番厮杀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积极调整部署、弹药供应充足、各部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有鉴于此，国民军于撤出南口后，不得不开始从山西撤军。以8月18日大同解围为标志，晋军与国民军在山西境内的战事宣告平息。

国民军撤兵后，阎锡山瞅准此千载难逢的良机，趁势以三路追击，一鼓作气占领绥远的丰镇、集宁、平地泉。9月3日，兵至绥省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亦称归化）。他又不失时机地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至此，攻冯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境内撤出，晋军占领绥远，为阎锡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以后，绥远归人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因为领有绥远的关系，晋军自此被称为晋绥军。

此次阎、冯交恶，阎锡山以八万大军持久作战，最终转败为胜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晋军的实力。通过这次作战，还夺取了绥远地盘，收编了国民军所部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分别称为第十三、十四、十五师），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北中国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七章　问鼎中央权位

改弦易帜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在北伐大军的凌厉攻势下，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势力基本垮台。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拥戴下，奉系首脑张作霖于12月1日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权，同时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为拉拢阎锡山，壮大声势，12月20日又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但阎始终没有就职。洞明世事的阎锡山虽已看出北洋军阀集团不过是强弩之末，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则与时驻绥远、陕甘，响应北伐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尚未完全修好旧隙；二则其僻处晋绥一隅的军事实力也实难与控制北方的强大的奉军相抗衡；三则不愿因战事中途废弛在“保境安民”旗帜下所进行的经济建设、“村政建设”和军事建设等用于增强自身实力的一系列举措。故而一面继续同奉张虚与委蛇，一面暗中与北伐军接款，手握主动，静观待变。

对此，阎锡山于1926年10月13日在山西第四次村政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表白：

说到打仗一层，话则甚长。我山西向抱“保境安民”主义，并不闻问外事；然而保得住安得住与否，尚有问题；果真山西有强硬之武力，野心家不敢来打耶？抑为不爱山西之金钱、土地、子女、玉帛耶？二者非也。然则山西非有可靠之保障不可，保障维何？中央政府是也。山西向来绝对服从中央，以地形上之关系，山西距京师甚近，使中央政府稍有力量，即足以保护山西安然无事。例应报解之款项，山西无不如期运解惟谨；而中央政府能令山西安然无事，山西亦不惟命是从，仰藉政府威力，保护地方得以平安无事，历来如此。不意比年以来，中央政府之力量日绌，而非中央政府之力量，反日见膨胀；山西失却可靠之保障，时移事异，则有非自强自救不为功者。特苦于山西民气既弱，兵力又单，人数既稀，物力更薄，实力有限；抑且倚靠中央，已成习惯，十数年来，积重难返；欲山西一省于此风雨飘摇中存站得住，非变更宗旨另想办法不可。方法安在？即一变其闭关自守之政策，而借重于国内之外交是也。简言之：即俗所谓“拉朋友”而已。国内政治力失其重心，迫不得已，而讲求地方之互助，此中苦心正复繁杂，未易言也。我山西“保境安民”之宗旨，原为不肯多事与民休息而定。时至今日，则非有充分之自卫能力，绝不能贯彻‘保境安民’之宗旨……此次战费，约略大数为一千五百余万，地方供应车骡粮秣物料，尚未算入；按全部详计，其数量之可骇，又将如何？作战耶，则耗费滋甚；不作战耶，则蒙钜大之损失；两方顾虑，均属可怕之事，此犹言胜利之战事。倘再为失败之一方面设想。其惊心动魄，又如何耶？

阎锡山在这里既算政治帐，又算经济帐，并就山西近年来的整军扩军和南北广拉“朋友”作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北伐军兴之初，国民革命军所部仅8个军，10万人，其对手则是拥兵约75万的北洋军阀（盘踞湘鄂豫及直隶南部的吴佩孚集团20万人，据有苏浙皖闽赣五省的孙传芳集团20万人，占据东三省及直鲁热察的张作霖集团35万人）。这样，手握兵符，骑墙于北方的阎锡山自然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努力争取的对象。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不久，即于1926年11月派胡宾为代表赴晋见阎，联络山西参与北伐事宜。此举正中阎锡山下怀，阎当即派山西老同盟会员赵丕廉以代表山西教育会赴沪出席全国教育会议为名，偕胡宾前往武汉与北伐军取得联络。“赵行前，阎再三嘱咐：‘秘密未揭开前，由你负责，揭开以后，是我的事。’因为阎有一批枪械，须在三个月之后，才能由日本运到山西，所以不能有所举动。赵随胡到汉，首先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会晤，又见了陈公博，陈引赵赴南昌与蒋介石见面，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举事。’赵将阎的处境和三个月内不能举事的原委说明，请蒋谅解。蒋嘱赵见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加伦将军。赵折回武汉，由蒋作宾引见鲍罗廷。当时军委会曾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北伐。会议前夕，赵丕廉接到阎电，表示在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于是，军委会批准授阎锡山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赵丕廉即携带军事计划回了太原，向阎陈述详情。阎在此时仍不愿骤然表明态度，因而没有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这是阎锡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首次接触。蒋介石在南昌给的密电中称“先生以就地理言，山西实为北方革命基地。但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现定：出师须俟两种关键时机，一为山西出师革命即能成功之时，一为山西不出师革命即将失败之时”。

在争取阎锡山站到国民革命一边的问题上，中共也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国民党“一大”以后，北方的工作由孙中山信赖的共产党人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组织部负责人）参与主持。阎锡山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北伐大局已呈明朗时，向李大钊发出密电，要求派教官到太原军官学校，引入“黄埔”经验。赵戴文也曾召集山西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谈话，暗示山西有与国民革命军、国民军行动一致的可能。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与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方党组织决定不失时机，利用军阀矛盾，争取阎锡山响应北伐，在北方形成阎锡山同冯玉祥合作，一致对奉的局面，改善党军和北洋军阀力量在北方的对比态势。为此，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相继派翦伯赞等特派员到晋，策动阎锡山、商震等响应北伐；李大钊则在北京会见阎锡山的代表孔繁霨，同意由阎组成“北方国民革命军”，并要求阎政治态度明朗化，迅即于武汉国民政府取得联系等等。于树德（当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员）曾经回忆道：李大钊还写给阎锡山一封长信，这封信对阎锡山的响应北伐起了重要作用。

在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络的同时，阎锡山加快了与冯玉祥修补裂痕的步伐。1927年2月，阎锡山特派河东盐运使崔廷献到刚刚移驻潼关的冯玉祥处拜谒慰问。冯玉祥其时正处于军费无着、粮饷两缺的境地，对阎锡山遣使致候多有好感，即与崔廷献两次长谈。其谈话大意由崔整理为十条电阎：“（一）感谢我帅遣使厚意，并嘱代达谢忱。（二）钦佩我帅‘保境安民’，如有侵犯山西者，就是民党之罪人。（三）感激我帅成全接济国民军第一军之苦心。并云：去国后，晋北误会之抱歉。（四）谓我帅为革命元勋，近来谭祖庵、蒋介石、唐生智诸位来信，仰望至切。国家大事，非我帅合作不能成功。（五）力言中山主义及遗嘱为救国之必要。但山西环境不同，我帅苦心应付，自有因时因地之机宜，革命是曲线的，未便直进，只好渐进。（六）言陕、甘国民军连陕军共编制十七路。吴新田已联合，又派孙连仲、冯治安两师赴紫荆关与襄阳镇守使张连升军队结连。（七）潼关刘师长调驻渭南，孙良诚总司令调驻潼关。（八）言刘雪帅两次派代表来，我劝告须实心投国民党。（九）言吴玉帅抱武力政策之迷梦，不能觉悟可惜。（十）谈话之际，题诗四句文曰：‘铁链捆缚全地球，重层压迫世人愁，列宁主义行天下，解放人类得自由。’赠我帅作纪念”。冯玉祥的谅解和实力的削弱宽释了阎锡山的防冯之心。

这时，李大钊对阎、冯关系也进行了多方弥合，先为冯玉祥提出“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的方针，待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又为其提出“固甘联陕，联晋图豫”的方针，既为冯的国民军解决了出路问题，又打消了阎锡山对冯的顾虑，从另一方面增强了阎加入国民革命的决心。

对于阎蒋、阎冯间的秘密往来，张作霖实际早有所闻，但出于抵御北伐之目的，他一方面以“讨赤”为名竭力拉阎加盟，另一方面又不时电报质询一二，然而均被阎锡山巧妙应付过去。从北伐开始到1927年初的一段时间，阎锡山与张作霖若即若离，与冯玉祥重归于好，与崛起南方的国民政府暗通款曲，在南北交恶，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犬牙交错的大环境中潜心积聚实力，并得到敌对双方的推崇和谅解。而其所踞的晋、绥两省皆能免遭战乱之苦，并借机进一步发展了兵工生产，壮大了军队力量，通过推行“村政”稳定了地方统治，这一切充分证明了阎氏“保境安民”政略的成功。

根据与武汉方面“次年5月5日可以举事”的约定，阎锡山于1927年4月1日宣布废除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同时将所属山西、绥远各部军队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4月5日，阎电告其驻汉代表赵丕廉，即日起颁动员令，“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

但此时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迁都之争”已愈演愈烈，赵丕廉根据武汉的形势，于次日即致一密电给阎，称“方密奉电五日宣布动员。据告政府，极为满意。但此间内部化分与前局势骤变，北伐主力难免延缓，我们独挡劲敌，责任过重，宜攻宜守，相机审度。”

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在“清党”的名义下，大肆逮捕残杀共产党人，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面对南方北伐尚未成功，内部业已分裂的局势，阎锡山起初感到迷惑不解，但经过观察，很快就表明了拥宁拒汉的态度。阎锡山作为山西地方的统治者，出于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反感，对武汉政府联俄联共、反孔等“过激主义”的做法本就颇为不豫，在宁汉之争中自然采取了上述态度。对此，阎锡山在5月6日致其驻京代表温寿泉鱼电中称：“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时期愈延长，愈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腐败军阀，必不足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拥蒋拒汪的态度跃然纸上。5月11日阎锡山致南京蒋介石的真电中更反映出他希图联奉联蒋，共同反共的心机：“此间前本亚农（何澄）兄来意向张雨亭（张作霖）处进行一致讨赤办法。顷接驻京代表称：雨帅面告联蒋讨共，完全容纳百帅主张，已分电效坤（张宗昌）、馨远（孙传芳），对蒋勿再进攻等语。现在效坤、馨远所部是否停止前进？及近日情况如何？我兄对于暂时联奉讨共有何意见？如何进行？均乞详示，以便与各方接洽为盼。”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双方都以“总理信徒”、“正宗国民政府”自居，因而都未轻言放弃北伐。武汉方面对以后的发展方向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首先东征讨蒋，然后再继续北伐；二是首先继续北伐，进军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中原，再与阎锡山联合，驱逐奉军出京津，最后解决东南问题；三是先巩固革命基地，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四是先南伐，向广东进军。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进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进军。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北渡长江，攻打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阎锡山这时表面上虽与双方依旧保持信使往来，但其感情的天平无疑已经大大倾向于南京一边。北伐两路出兵，战事顺利。6月1日，武汉方面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4日克复开封；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于6月2日攻占徐州。北伐军已经打到北方，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遂于6月3日在山西全省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改编所部晋绥军15万人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向东出击，做出了响应北伐的具体行动。此时阎锡山仍以电报力劝奉系新派杨宇霆、张学良等在“讨赤”旗帜下转向“三民主义”，接洽和平办法，并于6月5日再电蒋介石建议与奉方停战，“联合讨共”。阎的主张虽因奉系旧派吴俊升等人作梗未果，但阎锡山不战而胜的政略思想和顽固的反共心理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南京授予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最终亮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尽管阎锡山的表态来得未免有些迟缓，但南京方面仍然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对此，《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七号》这样说：“蒋总司令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已请国民政府任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二月二日通过，国民政府三月十一日特字第三十八号任命。先生十五年派代表赵丕廉于南昌晋谒蒋总司令，嗣经多次晋谒，并至武汉、南京，密切联络，策定北伐方针，研定作战计划，巩固革命阵营，促进合力北伐。先生同时，力劝奉方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半年之间，全国各方演变纷繁，先生坚持三民主义立场，与蒋总司令密切结合，运筹全局，高瞻远瞩，审度事机，振臂奋起，拒受武汉之游说及委任，接受南京国民政府之任命，于今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为了把阎锡山置于麾下，增强北伐的声势和力量，武汉方面见通过阎的驻汉代表赵丕廉不够得力，遂派与山西有渊源的孔庚赴晋说阎。因路途阻隔，孔庚6月17日方抵达太原。其时，对于归属，阎锡山已有定夺。孔庚在晋自然受到了冷遇，事后孔在向武汉国民政府汇报山西之行，谈及6月17日与阎锡山商讨北伐事宜时说：

他说他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他的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他也不知道何所适从。提到政府方面，他说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他又说……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是为他所把持，一切事务，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共产党忌刻蒋总司令的功劳太高，怕国民革命成了功，想出种种办法在后方掣肘；但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他还是革命的。他说他不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说我去了很好，可以对他讲一讲。同一篇报告中，还讲到：后来见着国民政府参事赵丕廉，他说他初回山西的时候还能讲几句话。到后来越说越不行，一般人都把他看作是共产党。又去会赵次陇，赵避嫌不见。会着了南警察厅长，他说武汉怎样的糟，南京是如何的好。他到了南京之后，本预备到武汉来，因为武汉被共产党盘踞，所以就回去了。他又说共产党排斥辛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辛亥起义的老人物，自然不见容，只有同蒋介石合作。……还会着了阎锡山很信任的秘书长同实业厅长，他们既不晓得国民党，更不晓得三民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

孔庚在太原饱受坐冷板凳的滋味后，终以被阎锡山“礼送出境”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之后，阎锡山走向了以同蒋介石合作为主流，以反对共产党为主线的政治道路。尽管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其间不乏反复，如中原大战时的联冯反蒋，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等。但基于个人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阎锡山终于沿着拥蒋反共的道路走向了人生的终极。

“清党”反共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方面中常委通过《取缔共产党案》，开始在武汉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宁汉双方在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反共的契机下达成了一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就此结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山西始有了国民党的秘密活动。山西代表苗培成、赵连登等人从广州返并后，即会同在并的国民党员韩克温、赵光庭、李江等人，以太原平民中学为基础，发展国民党组织。同时，高君宇受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委派，来到太原，住在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负责筹建中共山西党组织并筹划山西地区的国共合作。1924年5月，山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成立，由张叔平、傅懋恭（彭真）、纪廷梓三人组成支部干事会，张叔平任书记。高君宇在完成建立共产党组织期间，还同苗培成、韩克温等人进行了筹备国共合作的谈判。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时间大致为1924—1925年——据该省党部首任执行委员李冠洋的回忆为：1924年冬成立了临时省党部，1926年冬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正式省党部；据王建富的研究为：1924年5月成立临时委员会（省党部），1926年12月15日由国共双方共同协商召开了国民党山西省“一大”，选举产生正式的山西省执行委员会（简称省党部）；据《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中的资料为：1924年5月5日成立省党部筹备处，1925年冬改为临时省党部，1927年5月5日在太原市四川会馆召开国民党山西省“一大”，成立正式省党部。第一任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为韩克温、苗培成、李冠洋、郭树棠、梁贤达（以上5人为国民党员）、王瀛、孙真如、王鸿钧、彭兆泰（以上4人为共产党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为朱志翰（女，共产党员，以后4人为国民党员）、艾晋泰、郭镐都、薛映离、高淑英（女）5人，韩克温、李冠洋、彭兆泰3人为常务委员。当时阎锡山在南北之间持骑墙态度，对党派活动限制较严，且两党主要负责人及普通党员均非阎系人员，两党有关国民革命的活动均不为阎锡山所喜，尤其是善于组织群众运动的共产党受限制和压迫更甚，故各种活动均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两党达成合作，近期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尽管内部不乏争执，但国民党的许多活动仍多由共产党人主持。

1924—1927年间，山西的国共两党主要合作进行了以下工作：一、号召山西民众，声援国民革命；二、组织学生抗房税取得胜利；三、组织太原国民师范学生运动，把该校建成山西反帝爱国运动的坚强堡垒；四、“五卅”惨案后，掀起以“沪案后援”为特征的反帝怒潮，发动工农群众，反对军阀战争；五、共同促进，发展了两党的组织；六、北伐前后，展开了联阎反奉的统战工作。

随着北伐的胜利，一些官僚政客及旧军阀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山西，阎锡山手下的一些干部也在北伐大潮中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党内亲阎势力“官厅派”；以苗培成、韩克温为首的新右派，向来就主张排斥共产党，但又同阎锡山没有渊源，遂成为蒋介石在山西的代言人；上述两派同以共产党员为主要成份、代表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对立日见明显。

1927年初，山西国、共合作的破裂已见端倪，在两件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阎锡山对两党态度的演变：一是1927年3月12日，国民党省党部在太原文瀛湖公园举行工人、学生联席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主席苗培成无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首次在公开场合公然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当即受到在场的几千群众的口号反对和共产党员王瀛讲话的驳斥。苗见广大工人群众不买帐，即与其手下“山西工人代表总会”委员长杨笑天组织人员捣毁了共产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次日，总工会会友又捣毁了设在平民中学的右派大本营。嗣后，以国共两党为背景的两个工会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月，双方的人见面就要打架，被当局称为“街斗”。这段时间，宁汉尚未分裂，阎锡山对此持“观望”态度，基本上不予过问，也不偏袒一方。至4月下旬，阎锡山表态支持国民党省党部，下令禁止国共两党“街斗”，并让苗系骨干每人从山西省公署领取手枪一枝，以便向共产党动武。

二是1927年5月9日，中共山西省委召集太原全市各大、中学校师生及工人群众在国民师范大礼堂为李大钊举行追悼大会，由张勋（张文昂）任大会主席，薄书存（薄一波）负责布置会场，省委负责人颜昌杰、崔锄人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尚未开始，阎锡山即以“共产党集会不合法”为名，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会场，冲散了大会，当场逮捕了共产党员张勋、武学和、王道明和进步青年杨怀义等四人，在会场揭露阎锡山背叛革命的薄书存幸得群众掩护才离开了会场。

“五·九”事件是阎锡山向蒋介石靠拢，也是山西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右派联合反共的一个信号。由于当时阎锡山同武汉国民政府还保持着联系，中共山西省委对争取晋阎站在革命方面还没有完全失望。时隔不久，中共打入国民党省党部做情报工作的周凉云（张晔）发现了一份“清共”名单，立即报送省委，得到这一情报，中共山西省委才提高了警惕，采取了规避措施，在以后阎锡山的“清党”中，组织未受到大的损失。

阎锡山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即遵照南京国民党中央命令，对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进行了改组。这次改组，实际上也就是山西公开清党的开始。它在省党部“排除了全部共产党人，由张继、何澄（2人为国民党中央派来），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霨（4人为阎锡山的人），苗培成、韩克温、李冠洋、郭树棠、杨笑天（5人为原省党部委员）等11人，组成党务改组委员，苗培成、韩克温、郭树棠等为常务委员。不久，即由这个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通缉共产党的名单，交党务改组委员会决议通过，颁发通缉令。公开缉捕颜昌杰、崔锄人、王瀛、王鸿钧、邓国栋、薄书存、赵秉彝、孙真儒、朱志翰、王箴、杨高梧、彭兆泰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32人”。（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第56页。）同时指派张继、南桂馨、梁永泰、苗培成、李冠洋、郭树棠、杨笑天7人为山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进行“清党”活动。

在“清党”过程中，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派系分化，改组后的省党部除南京中央和阎锡山的人外，逐步分化为由掌握党务实权的苗培成、韩克温组成的CC派和以李冠洋为代表及受其影响的郭树棠、杨笑天等亲中央党部丁惟汾的“中山主义大同盟”派。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又统一将各省省党部改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山西省委员会由赵丕廉、李鸿文（2人为阎锡山的人），苗培成、韩克温、姚大海（3人为亲二陈的CC派），李冠洋、杨笑天、胡伯约（于右任的人）等9人组成。因李冠洋在省党部内遭苗、韩等人排挤，从上年9月离开山西，到了南京后就一直未归，杨笑天不久也离开了省党部，而阎锡山对党务工作向来不感兴趣，“清党”后只派了两个闲散角色参加委员会，故新的山西省党部即由苗、韩等CC派所把持，直至中原大战阎蒋分手时为止。

阎锡山不仅追随蒋介石在组织上清党反共，而且绞尽脑汁想出了“清其法”重于“清其人”的做法，提出在思想上“清党”的概念。他说：

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于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之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肇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鄙意清其人，尤须清其法。若清其人而效其法，则共产党党员得以反共之口号，潜伏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作共党之工作。且故意为本党得罪社会，必使国民党三字不容于中国而后已。试问本党自活动以来，社会上怨声载道，是岂救国救民之三民主义所应招来者乎？皆仿效共产党挑拨阶级斗争手段所致也。尤可注意者，为农民协会。工人罢工，铺伙迫掌，弊病虽大，范围尚小，操纵较易，尚可转头。若农民协会散在乡村，范围既大，证之政治能力，无论如何组织，无法操纵。况以自谋自利相号召，已入破坏途径，更失操纵原则。提倡之初，即是正人忧之，坏人喜之。成立之后，必为流氓地痞所把持，劣绅土棍所利用。初则报复，继则抢夺，终必至内讧，互相械斗，放火杀人，提倡者亦无法以制止。以往事实，可为殷鉴。即使操纵有术，亦必为共产党所利用。是农民协会，若办理不当，非特国民党自杀，并以杀国人也。亟当慎重处之。深愿本党于此竭力清党之际，确定本党行为之界限，恢复被共产党已失之人心，保存本党在中国存在之基础，党国幸甚！

武汉汪精卫政府发动“七一五”政变，开始“分共”后，阎锡山在山西加快了“清党”步伐。在阎锡山的支持下，苗培成等人一方面调动军警封闭了共产党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太原兵工工会，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国民师范、进山中学等共产党活动的中心，通过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便衣警察告密、侦察，对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开会斗争、侮辱打骂、开除学籍，甚至逮捕拘留。省立一中因被视为“共产党巢穴”，还在校门口架起了机枪，恐吓进步师生。“清党委员会”没有捕到主要通缉对象，就从中共外围入手，单在太原市受迫害的就有一百余人，其中公审知名人士、山西法学院教授胡遽然一事最为突出。

胡教授和王瀛是陕西同乡，思想左倾，素受进步学生拥戴，平时言论多同情王瀛等共产党人，常常指责苗、韩等CC派，故而成为CC派的首要目标。苗培成带头斥责胡组织“西北革命大同盟”和“偏袒”王瀛等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大的“罪恶”，要胡“彻底认罪”，争取“从轻处理”。胡教授坚持大义，据理驳斥CC派的斥责，结果被当堂用刑，打得惨不忍睹。幸由平常敬重胡遽然为人的南桂馨从中转寰，保证让胡先回去休息，好好考虑一下问题，然后再作处理，才结束了这场“公审”。事后，胡教授被扣押一年，才由赵丕廉等人保释，但不许其再回法学院任教授。

胡遽然这样的知名人士，且与阎锡山的一些高级幕僚相契，只因思想左倾，就被CC派扣了一顶“红帽子”备受折磨，在清党期间，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旦被捕，则万难生还，王瀛的被害就是一例。在清党中，被通缉的省党部共产党员王瀛、朱志翰夫妇到武汉中央汇报山西国共分裂情况，接受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很快回山西去整顿工作”的指示后从京汉路绕道大同，在沿同蒲路南下太原途中，被特务跟踪，于崞县城外一家小旅店被捕。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均不能奏效。王、朱夫妇还是被提交军法会审，定以“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因王瀛是山西知名的共产党员，审理情况专门报告了正在井陉讨奉前线督战的阎锡山，阎当即电令：“为维护地方治安，抓住共产党要犯，立即执行枪决。”“临时特种刑事法庭”即按阎锡山指令，于10月11日判处王瀛死刑，执行枪决。王妻朱志翰因有孕在身，幸免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交监执行，直至抗战开始，才被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

在“清党”中，阎锡山借演说怎样“实现三民主义”，也对CC派提出了限制性警告：“山西党政，欲得良好效果，必须使党成为公道之净白团体。不偏不激，不畏浅识者之言，不要无意识之好，鼓其智仁勇，切实监督本省行政首领机关，使之事事纳入正轨，尊重山西全省之利益，及各方面相关系之公道，按照三民主义之党纲，循序而行。监督机关，若枝节为之，必至窒碍横生。尤不可唱高调，而窒碍事实，作无益而妨害有益，致入自杀之途……党无权力时，易招人轻视；党有权力时，须防人利用。贪官劣绅皆绝大本领者，利用党以胡闹，自当严防。但图利与图名者，每藉党以自谋，而图名者为害尤烈，因其易于欺世。”

阎锡山追随蒋、汪“清党”反共，迫使中共在山西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陷入低谷，直至抗战军兴，国共二度合作时止；至于国民党组织，因山西党务经“清党”后基本由CC派所把持，阎锡山尽管想用“掺沙子”的办法控制省党部也终未如愿，但从此国民党CC系也基本失去了对山西政局的影响力，以后的20多年间，政治经济方针大计，阎锡山基本上都是实行山西版本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省党部事实上已成了阎锡山应付蒋介石的一只政治筹码，可以任由阎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政治地位远在阎氏后来一手创立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以下。

出兵讨奉

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震惊最大的莫过于张作霖，昨日方信誓旦旦共同“讨赤”的盟友，今日一转眼成了“革命军”。山西方面态度的公然转变，使得因宁汉分裂迟滞了北伐进程而形成的南北军事均势产生了严重不利于奉方的变化。张作霖一方面于6月18日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海陆大元帅”，任命潘复担任“安国军政府”内阁总理，将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并发表了7个“军团”级的战略单位，以壮大声势；一方面以北洋诸将的名义发表一篇“讨赤”通电，意在暗示蒋、阎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南北“对等联合”，以延缓北洋系的灭亡。另外，又速遣和阎锡山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军政府参谋署长于国翰为代表赴并见阎，明为劝阎接受“安国军副元帅”职务，请阎推荐“军政府”阁员，实则窥探阎锡山的动向。时值宁汉相争，无暇北顾，山西军队承平十数年未有大的战斗，如其独力正面对奉作战，战力和数量均非奉军对手。阎锡山很明了这一点，故虽未答应再度与张合作，但友好地接待了于国翰，表示易帜是为了自保，并不意味与张对敌，今后反共立场绝不改变，并剖陈利害，托于转劝张作霖取消“大元帅”称号，改易“东北国民革命军”。至于晋方今后是否向奉方用兵，则始终未与透露。于国翰不得要领，无功而还。奉方只得根据印象判断，阎锡山素性谨慎，且实力有限，又与奉方长期交好，不致单独冒险与奉军作战，故对阎的防备有所放松。

6月11日，阎锡山接其驻南京代表携回的蒋介石真电，要其暂缓进兵，待蒋方攻占徐州后，分兵陇海线，形成侧击京汉线态势，再行出击。此电正合阎意，故山西军队只是号称分大同、娘子关两路出兵，实际并未有大的动作。在北伐战略认识上，阎蒋之间经多次文电往复，基本达成一致：一、奉方视国（宁）共（汉）为鹬蚌，自以渔人居之，故代奉讨共易，要奉方易帜归从，共同讨共难；二、对付奉、共两敌，先共后奉，奉方实力强大，易在侧后取渔人之利，且中原隔有奉军和冯玉祥大军，晋军很难与南京呼应，成功把握只有六成；三、先奉后共，易于联络南方各省及冯玉祥的军队，且攻略首都北京，是国内外观瞻所在，又兼一举敉平北洋军阀，完成北伐大业，更利于登高号召，统一全国，成功把握即有八成；四、伐奉步骤，由晋方全力从京绥、京汉两路进攻，宁方沿津浦路北上，并尽可能联络冯玉祥部共同北伐。

阎锡山与蒋介石正式接洽不到一年，双方已能就国是达成高度谅解，尽管阎在一期北伐中一兵未出，但他拒汪拒奉，“清党”反共的作为，深深得到蒋介石的赞赏；而蒋能以后学之身，一举成为北伐全军最高统帅，并得到英、美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控制了中央政府，亦使阎锡山不得不以领袖人物相看。在各种利害关系的交织中，阎锡山与张作霖的谅解已无法继续下去了。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胡汉民、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等46人为委员；7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各军军长：第1军商震、第2军杨爱源、第3军徐永昌、第4军傅存怀、第5军傅汝钧、第6军丰玉玺、第7军张荫梧（为副军长，军长由阎锡山兼）、第8军谭庆林、第9军郑泽生、第10军李维新；7月15日，北方国民革命军进占石家庄，奉军退守正定，奉晋冲突已成必然之势。

北方国民革命军各军均由二至三师附炮、骑、工等特种兵分队编成，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为第1、第7、第9各军，出兵京绥路；右路军为第2、第3、第4、第10各军，出兵京汉路；另以第6、第8军为挺进部队，其余为总预备队。当面奉军京绥路方面为第3军团所属的第9（军长高维岳）、第12（军长汤玉麟）军，主力配置于宣化、张家口附近，另在平地泉派驻一部机动部队；京汉路方面则为奉军3、4军团之主力。双方兵力对比，奉军占有较大优势，且能依托京绥、京汉、京奉三条铁路进行兵力机动。晋军则居于外线作战，掌握主动，并且占有炮兵优势，阎锡山密谋采用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方式，乘对方不备，一举击溃奉军，乘势控制京津。

尽管晋奉双方剑拔弩张，张作霖还是于7月28日、8月25日派代表与晋方联络，希望阎锡山能从石家庄撤军，守中立地位。但这时阎已下了北伐决心，头次还接见张的代表邢士廉，劝张服从三民主义，第二次则对张作霖、张宗昌两人的代表拒不理睬。8月初，张作霖为应付局势，一面令驻兵京绥、京汉线的第3军团主力积极补充训练，一面组成三个校阅组，视察该军团所属部队。8月中旬，由第3军团中将参议于珍率领的第一校阅组经过大同到丰镇、平地泉校阅第9军各部后由该军参谋长刘维勇陪同返经大同，突遭受阎之命的晋军大同镇守使李生达扣留，并转送太原，晋北顿呈紧张局势。

此时，出乎阎锡山的意料之外，他所投效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迫于北伐失利和武汉方面的压力，于8月13日宣布辞去总司令一职，在沪通电下野。阎锡山为此去电多方表示挽留之意，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态度截然相左，但物议所在，蒋留任已不可能。8月19日，武汉政府通电宣布迁都南京。9月16日，国民党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决定宁汉合作，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次日，中央特委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4人组成主席团（阎锡山在内）。9月21日，汪精卫、唐生智等不满蒋介石恋栈不走，返回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反对南京特委会；9月28日，蒋介石在反对派的压力下离沪赴日本；胡汉民则深居上海，闭门不出。国民党党魁三巨头皆不在位，其他大员们则多沉迷于“党统”之争，根本无暇顾及北伐大业。这一阶段，阎锡山已发动兵力，并于奉军有过多次小的战斗，亟待中央配合支持，而奉方乘南京混乱，在津浦方向连连反攻得手，一时声势重振。故阎锡山连连向南京中枢要人和驻扎河南的冯玉祥发电，请求速定北伐大计，会商共同进兵方略，却杳无回音。因而，这一时期阎锡山成为主张进兵北伐最积极者。

9月29日，阎锡山以“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为题发表讨奉通电，指责张作霖“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之尊。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既无悔祸之心，何有改善之望”，重申了自己“不惜委曲婉转与张作霖相周旋，原冀其有所悔悟，以期和平解决”的一片“苦心”。即日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奉阎之间终至决裂。

奉军当前部署为主力沿京绥、京汉两线配置，力求机动。其防御重心一头在察哈尔的怀安，一头在石家庄和新乐，预备队则布置于津浦铁路沿线和冀中一带，可以方便地向京绥、京汉、山东方面运动，加之奉军经年作战，部署得当，装备又好，其防御相当稳定。针对奉方部署，为达到突然袭击，尽快攻占北京之目的，阎锡山制定了“集中重兵，两端下手，多路进攻，分割围歼”的战役方针，拟将奉军当面主力及预备队吸引到京绥、京汉线的两头，出奇兵腰斩京汉线北端，“直下京津，厥收奇功”。

至发表讨奉通电时，左右两路军均已进入进攻出击地域：左路军总指挥商震，所部前敌总指挥、第7军军长张荫梧率第5师王靖国部由大同沿京绥线向张家口，附近之敌攻击前进，最靠前的第14师李服膺部由阳原县经蔚县谢家堡向南口附近之敌攻击前进，第15师李生达部由天镇经怀安县左卫向宣化附近的沙岭子之敌攻击前进，攻占张家口、宣化后即向北京进军，以策应右路军；所部左翼队司令，第1军第3师师长杨士元率本师及配属部队攻占平地泉，并同时袭击同北丰镇之敌；所部独立骑兵队司令、第1军骑2师师长郭凤山率部配合左翼队袭取平地泉、丰镇后，向怀安方向运动，策应15师；所部挺进骑兵队司令、第9军军长郑泽生率本军各部及骑9师担负东翼阻击任务，协同左翼队袭取平地泉后，转战察东、古北口附近，待敌向关外退却时，截断京榆（山海关）间交通，全歼残敌；所部骑兵别动队司令、骑6师师长杨兆林率本部及骑7师担负西翼阻击任务，在察西一带阻敌退却，并负责阻断张家口、多伦及京、张之间的交通；总预备队由第1军（缺第3师）、步兵第9师、直属炮兵及保障分队组成，接应各部。右路军为北方国民革命军主力，由阎锡山直接任总指挥（实际由徐永昌代行），第3、第2军军长徐永昌、杨爱源分任副总指挥，第2军第6师师长孙楚任前敌指挥。该路军以2、3联合军为主力，由石家庄、获鹿、平山、井陉一线向北进攻；第4军（缺第7师）傅存怀部由高邑、邢台沿京汉路向北车运，接替驻石之第2军的防务，并担负侧翼佯攻任务。另派第6军第4师傅作义部为一支奇兵，由太行山间挺进，从京、保（定）之间截断铁路，以求全歼京汉路保定以南之敌，并相机策应左路军李服膺部。

战局开启，北方国民革命军初期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经激战击退奉军高维岳第九军，占领了宣化；右路军杨爱源第2军兵力最强，2、3联军很快以优势兵力推进到接近保定的定县、望都一线。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路、津浦路也发起进攻，以策应晋军。面对两线作战，张作霖决定在津浦路方向取守势，集中兵力先解决西线战事。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了兵力部署，向京绥、京汉、陇海三路军队下了总攻击令，开始向阎、冯军队发起反攻，当日即收回定县，切断了晋军右路军前线部队与石家庄方面的联系，右路军全线动摇。原在石家庄亲自指挥战事的阎锡山次日即将总部转回正太线获鹿车站，右路前线由徐永昌任前敌总指挥，所属各部皆转战于太行山地。左路军6日推进到张家口、宣化一线后，即遭到奉军激烈抵抗，奉方频频增兵，先头15师伤亡几近三分之一，陷入与敌胶着状态。10日，奉方又发起猛烈反攻，前敌总指挥张荫梧最后出动了卫队，才保住既得阵地。由于晋军兵力不足，在收缩兵力转战之际，被张作霖调集来的号称30万大军节节压迫，张学良、韩霖春第3军团等部由石家庄向娘子关南北地区进攻，晋军右路军全军退守娘子关；张作相、万福麟5军团等部反攻连连得手，乘势将商震左路军压至天镇永嘉堡一带，才被李生达15师力战所阻。商震拟在大同布置防线，因阎锡山深感兵力薄弱，遂令放弃雁北、绥远，左路军集结雁门关一带山地，凭险防守，晋北重镇大同也被奉军占领。幸得奉军一向在铁路沿线机动作战，缺少山地攻坚作战经验，加之阎锡山及时收缩兵力，在南北两个方向组成依山傍关据险防守的重兵防御集团，并增强了炮兵力量，虽暂时失去大同以北的地盘，但毕竟大部拒敌于“省门”之外，此时已是1927年10月底了。

因奉军反攻猛烈突然，北方国民革命军左右路主力均很快收缩于省内，执行南路挺进任务的第4师傅作义部在挺进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络，未得到撤退命令，遂照原定计划出易县，趁奉军主力云集京绥、正太两路，腹部空虚的机会，于10月13日一举攻占京南重镇涿州。因为联络中断，无法确定下步方略，傅作义只得踞城固守。而这时，涿州已成为陷于奉军防守腹地的一座孤城。奉军向来看不起晋军，认为其打不了硬仗。现在晋军全数兵败撤回，孤军一师守一座孤城，更不被张作霖放在眼里，遂令张学良、韩麟春限期攻取涿州。孰料奉军四次总攻，多次增援，均未拿下涿州。

张作霖震怒，派张学良亲自指挥攻城，最多时一天竟向城内发射炮弹四五千发，及至派工兵炸毁西南城墙。傅作义则集中兵力，亲自督战，数次打退奉军进攻，固守不移。

傅部以一师兵力坚守涿州3个月，牵制了奉军十万之众不能南下，大大缓解了冯玉祥部压力。傅数次电阎请援，阎锡山无力增援接应，只得多次回电嘉勉，12月18日，阎锡山致电傅作义着第4师全师官佐一律晋衔一级，军士以排长记名，并赏洋7万元鼓励士气；南京方面此时一面催冯玉祥、白崇禧等部北进接应晋军，一面于12月27日任命徐永昌、傅作义二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对阎锡山表示笼络，而以师长一级任军委会委员，傅作义实为空前绝后之一人。尽管如此，涿州遭奉军重重围困，城中粮食乃至鼠雀均被军民食尽。傅作义粮尽援绝，而围城奉军也成强弩之末，双方即接受了北京商民代表调停，议定傅部改编为国防军而不属奉军序列，傅作义本人离开部队。从1927年10月13日攻占涿州至1928年1月12日傅部接受改编出城，历时90天的涿州攻防战终于结束。涿州之战使傅作义一举成名，其在涿州城内建立的防御工事系统被后来的参观者誉为防御工事的典范，晋军也因此以其对奉防御作战的成功使得“善守”之名更扬于天下。

傅作义出城交出兵权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傅优礼有加，待似上卿，傅却始终未接受奉方许以的方面军司令官职，亦未接受蒋介石事后的两次收买，深得阎锡山赞赏，阎曾不无得意地对赵戴文说“傅作义是咱们的关云长，义重如山”。

由于奉、直联军同时在陇海路方向对冯玉祥猛烈进攻，冯部当面压力很大，已无法策应北方的阎锡山。阎锡山兵退省内后，再无力发动反攻，只能调整部署，以第2、第3两军为主力，组成右翼地区军，由徐永昌、杨爱源分任总、副指挥，孙楚任前敌指挥，以井陉为前进阵地，防守固关、娘子关、六岭关、黑三关一线；以第1、第7两军为主力，组成左翼地区军，由商震、张荫梧分任总、副指挥，防守龙泉关、长城岭、铁角岭、雁门关一线，并以京绥线撤回的骑兵担负阳方口及其以西地区防御，以李服膺师布防于繁峙平川两侧，担负诱敌入繁峙川“口袋”的任务。晋军部署既当，又兼山西表里山河形胜之地，终于稳定了战线。阎、冯两军遥相呼应却伐而未进，深感缺少中枢协调和经济力量支撑之苦，遂形成邀蒋复职的共识。

轻取京津

蒋介石下野只是迫于政敌攻讦的权宜之计，在日本不到两月时间，即于1927年11月10日回到上海，开始频频露面，作出准备重新上台的姿态。蒋介石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并有英、美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又与日本取得一定程度的谅解，原武汉一派的力量已不是对手。经阎锡山、冯玉祥多方活动，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电请，并得桂系李、白赞同，蒋介石终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并于5日致电阎锡山，感谢阎对其的支持。阎则于7日致军委会主席团、蒋介石、李烈钧、冯玉祥的电文中称：“据驻津专员报称：前派赴济南之某国人返津。据云：孙传芳有二万余人、张宗昌亦有二万余人，势均力敌。张作霖与杨宇霆内定拟将山东军民政权交孙，任为一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宗昌亦作空名义督办，张有去大连之表示。张之部下固反对孙接任，而孙之部下亦因张之部下反对，大为不满，双方意见已生隔阂。某国人曾谒张宗昌，张对之甚好。并云：北方无晋，大局万无解决之法，奈奉方不听，无可如何。但反奉之事，宁可牺牲地位，亦不愿为。观察鲁方情形，如果孙夺张权，必有问题发生。张宗昌虽不做，亦必有其他之组织，此时各方军队，如能前进，使北伐有紧张之势，彼内部必生变化，或乘孙张之隙而离间之，尤为有效。等语。”电文中不无夸张自己情报工作的缜密和表白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高明之处的用意，也带有尊崇中央，“情报资源共享”之意。接着，借奉军年初向山西发动新的攻势之际，阎锡山又专电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称“兵不统一，用兵大忌”，建议中央统一北伐全军战斗序列，提议由蒋介石任北伐全军总指挥。并分电冯玉祥，建议二人共同促成此事。对阎的拥戴和伐奉的贡献，蒋介石心中明白，就任后即为北伐援晋积极筹备，在电报中给阎锡山以“屹立河朔，功在党国”的高度评价。阎、蒋的合作，这一阶段堪称默契。

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了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常务委员人选：蒋中正、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冯玉祥、杨树庄、阎锡山、谭延闽11人为常委，蒋中正为主席。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了北伐军序列，成立3个集团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后又将驻扎两湖的广西军队编为第4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因为2、3集团军原驻北方，靠近前线，加之蒋介石私心保存嫡系第1集团军实力，自然就把主要战斗任务交付2、3两集团军。一个月来，奉张在京汉路向阎冯所部增大压力，并于4月1日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山西进攻；蒋介石亦于同日在徐州指挥部通令2、3集团军7日开始总攻击。

其时北伐军由第1集团军担负津浦路方向攻击任务，循泰安、济南、沧州直驱天津，当面之敌为直鲁联军张宗昌及孙传芳残部；第2集团军担负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域的攻击任务，沿新乡、大名、顺德一线北上，然后与各集团军会攻京津，进军路线关隘重重，当面之敌为可沿两条铁路机动作战的奉军主力，故任务最为艰巨；第3集团军仍由京绥、京汉两线夹攻北京，然后与各军会攻天津，作战对象亦为奉军主力，但易于同第2集团军呼应，进退裕如，战略地位较冯玉祥部略优；第4集团军因远驻两湖、豫南一带，令随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攻，相机填补1、2集团军作战地域之间的空档，属于战略预备队性质。

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看似根据各集团军集结地域安排作战方向，且把驻有日军，容易引起涉外争端的济南划归自领的第1集团军作战范围，显得非常周到。但其让嫡系避开奉军劲旅，专攻北洋军阀残破部队，而以阎、冯两军担负消耗极大之作战任务，尤以冯军进攻路线最长，作战地域最广，作战对象最强为甚。蒋介石借北伐作战削弱异己的心理昭然若揭，精于世故的阎锡山岂能没有察觉，只是由于晋绥军位于伐奉最前线，受奉方压迫也首当其冲，不推倒奉张难有发展出路，所以阎才没有作声。冯玉祥尽管对北伐作战较为积极主动，但因所部粮饷弹药俱缺，补充工作一直未能如愿，年初作战还是阎锡山在关键时支援了200万发子弹。拥蒋上台，依靠蒋中央支援补充的想法落了空，故在战斗中也产生了保存实力的念头。这样，4个集团军北伐从头起就各自有了想法，加之在作战任务和战后权利分配中的苦乐不匀，终成为两年后中原大战的诱因之一。

阎锡山既跻身北伐，事成骑虎，即在蒋介石军令下开始行动。面对劲敌强友，虑及战后权利分配，阎锡山对第3集团军北伐确定了一整套战略、政略方案：在军事上，采取了“中心突破，径取北京”的战略方针，化繁为简，充分利用优良态势，在逐鹿北方的棋局中巧获先手；在政略上，阎锡山洞察当时的中国政局，一头紧紧倚靠中央，充分获取了掌握中枢权力的蒋介石的支持，一头着意拉拢日、美、英列强，预埋伏笔，挟洋人以自重，掌握了战后权力分配的主动权；在实际操作中，阎锡山更为信奉“心战为上”和情报工作，重视“智胜”，终于以1、2、3三个集团军中实力最小之地位，轻取冀察京津两省两市；成为北伐讨奉之役最大的赢家。

阎锡山发兵二次讨奉，在态势上是以逸待劳，从固守前进阵地出发，攻击师老兵疲的当面奉军，未战已获先手。在第一次讨奉部署的基础上，阎锡山略加调整，完成了第3集团军新的部署：总司令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前敌总指挥商震；以原右路军为右翼军，总指挥为第12军军长徐永昌，副总指挥为第2军军长杨爱源，前敌指挥为2军6师师长孙楚，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迫敌转向京汉、津浦两路之间第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从而迟滞冯部前进，并吸引奉军增援部队，助左、中路军顺利攻取北京；以原左路军为左翼军，总指挥为第1军军长商震（兼），副总指挥为第四军军长傅存怀，前敌指挥为第7军军长张荫梧；另增加中路军，由原机动游击部队组成，亦由商震任总指挥，左翼、中路实为作战主力，其共同任务为分头出平型关、涞源和龙泉关、阜平，从侧背对仅有六七师兵力可以机动防守支援的保定形成南北夹攻之势，势在必得，并向京绥线方向派兵一支（由左路副总指挥傅存怀率领），由雁门关向大同方向出击，屏蔽察绥奉军主力张作相、汤玉麟部向南策应，并相机作预备队，从北路围攻北京，确保主力攻占保定、北京。

经4月上旬右翼军中路获鹿战役、南路马山（山西平定县属）诸战役、北路塔崖（河北平山县属）诸战役一期作战，平山、保定一带奉军预备队被牵制到石家庄以南，为中路出击营造了良好的态势。其时，第2集团军在陇海路及豫北彰德（今安阳市）遇到了张宗昌所部和奉军的激烈抵抗，冀南之敌大部被吸引到豫北战场，冯玉祥尚派石友三等部支援津浦路方向的第1集团军作战，彰德前线冯部主力孙连仲、韩复榘两部血战半月有余，战线几次险被奉军突破，牺牲累万，方才打垮当面之敌。其间冯玉祥、蒋介石多次发电请阎锡山迅速攻打石家庄，以解豫北之困，均为阎敷衍过去。直至4月26日，奉军在京汉路石南段防御已被冯军突破，开始向北溃逃，阎锡山才下令右翼军集中优势兵力总攻石家庄一线，并于5月3日令左翼、中路相机发动总攻击，策应攻石战役。5月9日晨，第3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此时，奉军察哈尔方面主力被阎军左翼偏师阻击，无法南下增援，石南军队大部在冯玉祥军追击下溃逃，保定已成无险无兵的不守之地。第3集团军各路会攻冀中，在保南方顺桥一带与奉军展开了北伐中最为激烈的一战。方顺桥为保定门户，一旦失守，保定即暴露在冀中平原，四面皆敌。故奉军在方顺桥一线调集了大量兵力，形成对攻方晋军的压倒优势。晋、奉两军在方顺桥胶着十数日，战线一日数易。奉军不时进行短促反击，危急时，阎锡山把卫队旅和宪兵营都拉上火线，并连连电冯，请派在方顺桥东南方向距离前线最近的韩复榘部紧急支援。晋军右翼军总指挥徐永昌也派周玳与韩取得联系，韩复榘已当面同意照办晋军的请求。孰料正值此一发千钧之时，冯玉祥却一纸调令，借口津浦线方面危急，将韩部调至石家庄。韩部撤离后，晋军右翼顿失屏蔽，进攻方顺桥的部队险遭奉军合围。幸得第4集团军先头部队赶到，才得以解围。但阎、冯两人在北伐中遭遇危难，互不救应，一报还一报，成为以后种种不快的因果。

晋军分南北两路侧背接敌，对奉方守军形成钳形夹击。为减少牺牲，晋军在对守军集团实行夹击的同时，中路军在方顺桥以西实行了三次大的迂回作战，迫使奉军向北延伸战线，正面顿显空虚，阎锡山于5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石家庄就近指挥，晋军遂于5月29日以优势兵力克方顺桥、完县。至此，阎锡山已经料到剩下的只是折冲各方，保定乃至北京方面单等传檄而定了。

5月下旬，奉方败势已呈。第2、第4集团军亦均已进入河北境内。三路大军一齐指向北京，究竟鹿死谁手，阎、冯、李之间尤其是阎、冯之间不言的较量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阎锡山在战略政略态势上稳操胜券，故意抬高调门，于5月17日向国民政府发电，请战地政务委员会迅速北来河北统筹该省政务，同日还向冯玉祥发一电，请其在政务委员会到来之前，主持统筹河北税收粮秣，以示自己没有染指河北政务之想。冯玉祥在战乱之中根本无法筹措军需和税收，马上回电请阎锡山主持，恰给阎以口实，使冯自己在以后蒋介石把京津冀察划给阎锡山时难以出口，只能发发第2集团军“工作要好，地盘要小”的牢骚。

冯玉祥因在北洋军阀混战中屡次反戈，一度被称为“倒戈将军”，改编为国民军后又执行亲苏、亲共路线，并有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的历史，故不为蒋介石所喜。虽然冯在弥合宁汉裂痕、促蒋复职等事上对蒋有过帮助，但因其军队数量和作战力均为北伐诸军之佼佼者，是为蒋之所忌。4月中旬，战事方启，阎锡山驻南京代表在徐州见蒋，蒋介石即云“阎总司令先到北京办法较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何成浚对其的“体己”话更为露骨：“冯方不卖力，讨便宜。介石意思始终望阎总司令态度持重，严守待机。且谓山西先到北京，尚有办法。若冯先到无办法，且有危险。现在最好于井陉方面以牵制方法助冯。”

最高统帅对战区负责人相亲相间，遂使阎锡山有机可趁。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急须对策，阎锡山于5月4日、5日、9日三次去电献计，主张避免与日冲突，转道北伐，建议“联英美以制日”，并投合蒋的心理，称“中国外交无善法，只有忍之而又忍之”，表示对蒋介石在“五三惨案”的善后中对日示弱充分理解。与冯玉祥“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的强硬立场截然相反，使蒋对阎有了一种“老成谋国”，可资信赖的印象。有鉴于此，当美国政府致电国民政府愿意充当中日关系调停人时，蒋介石立即向阎征求意见。阎锡山回电认为“以夷制夷”的办法“于外交裨益甚大”，“历来外交，用此策略，致胜者故多”，主张请蒋促成其事。蒋、阎对外交事务的着眼点基本一致，阎又积极主张由蒋行使国家外交大权，这对蒋介石以后决定把外交事务冲繁的京津冀察地区交给阎锡山不无影响。

5月30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磋讨收复京津及善后事项。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蒋、阎都对冯玉祥军事力量过于强大感到不安，特别是阎、冯都希望向河北、京、津一带发展，利害冲突尤为尖锐。据说蒋、阎谈及冯玉祥时，阎锡山对蒋说了这样一段话：“请你翻开历史看一看，哪个人没有吃过冯的亏？”使蒋在确定人事安排时采取了不利于冯的措施。

能够把比邻晋绥的京津冀察纳入势力范围，实在也是阎锡山加入北伐的一个要因。为实现这一目的，阎锡山早在1927年春即在京津安下了钉子。是时，阎的驻京首席代表田应璜去世，阎即派谙熟日方情况且善于折冲尊俎的南桂馨赴京继任。并与南商定一旦北伐到京津附近，恐有日方阻碍，就由南桂馨通过其在段祺瑞系的关系疏通日方，以便顺利接受京津。如果国内舆论不利，就把责任推到南一人身上。南桂馨到任后，为阎锡山维持与奉方的关系作了大量工作，并且与在日本时的旧交、日本驻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后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少将取得联络，事先通报了山西方面准备出兵北伐的信息，使日方有所了解，为事后取得日本对阎锡山占领京津的“谅解”打通了关系。南桂馨到任前，阎的几个代表行动极不统一，南到京后，统一了事权，山西方面的公关情报工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不久南就和英国驻京公使蓝普森举行了一次会谈，蓝普森称侨民们担心国共合作收回租界，特别表示怕冯玉祥军进驻京津“发生意外”，南详细解释了阎锡山不会是武汉政府的做法，如阎接收京津，一定并且必须遵守与各国的既定条约。安定了外使，初步摸清了外交方面对北方大局的心理，为以后阎锡山展开对英美的外交活动作了铺垫。直至同年6月晋奉开战，南桂馨始迁津躲避奉方的缉捕。

当时，因在华北用美国借款修筑铁路一事，张作霖和日本方面交恶。日本驻京公使芳泽曾密告与阎派驻京代表苏体仁有联系的原安福系政客姚震，“只要阎军打入保定，我们日本就可压迫奉军退出华北，如果退出时，溃不成军，恐怕山海关也不易出去了。”日方这一情报很快由姚震从京转到天津，即由南电告阎锡山，加上事后更为准确直接的相关情报，对坚定阎锡山二次攻奉时采取“中心突破，侧面接敌，先下保定”的决心起了很大作用。南桂馨在天津先后联络了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内务部警政司长李升培、警察总监署司法处长蒲子雅等人，能够及时获得日方、奉方主张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派、掌管京津治安卫戍大权的北洋皖系势力对时局的看法。在张作霖即行败逃之际，南已经联系好了以上各个方面，尤其是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新井达成谅解，由日方放出不惜一战的口风，坚拒归降冯玉祥军的原张宗昌部徐源泉、孙殿英两军以第2集团军名义接收天津，而由张宗昌撤离时，留一个团交从保定奉方软禁中跑出来的傅作义指挥，并报请阎锡山同意，由傅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出面负天津卫戍之责。甚至阎对京津冀察的主要人事安排都通过南取得了北京外交使团的“谅解”。在掠取地盘，扩充实力的总目标前，阎锡山可以说是不计手段，事事尽可“从权”的。

南桂馨“不辱使命”，在关键时刻，于5月18日电阎：“奉方又议决反攻，阻我前进。（一）咸日去电，已否接到？最重要者外人表示冯军到京津附近，必挑衅。我军单独到此，极欢迎。（二）伟民方面与馨规定四条：（甲）芳泽劝告奉张于最短期内退出关外。（乙）奉张将中央政权及近畿维持秩序各事交付伟民负责，由伟民征求各方意见解决国事。（丙）奉军退后，无论何方军队，不得侵入马场、任邱、大城、保定线上，并由山西约同宁方劝止各军前进。如冯不听劝止时，山西及宁方军队概不参加北进，冯方所有单独行动，山西与宁方不负责任。（丁）山西设法约同各方赞成伟民征求解决国事意见电。以上四条，昨日芳泽回复认为甚妥。拟一、二日向奉张作有效之劝告。如条约有效，我方似应预作准备。”阎锡山即于21日将此电内容报告蒋介石，蒋次日即予原则同意之回复。北伐即将告成之时，南桂馨于5月29、31两日向阎电告了“法国领事及驻津部队司令不同意第二集团军到京津……日本第三师团以动员编制大部抵津”及“美领事询问第二集团军能否不至京津？”等情报，此时蒋介石正在石家庄与阎晤面，这些对蒋在善后安排中充分考虑京津的归属问题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阎锡山派员与日方接触，尽管事属机密，但为了浑水摸鱼，在张作霖之后寻找新的代理人，也不排除日方有意透露机密之情事。1928年5月11日，北伐战事正酣，蒋介石忽致阎锡山一电，称“现密倾据上海电呈日本土肥原致我兄一电文云：目下各方情势均极危急，日本为保障东亚和平，维持大局起见，业已决定彻底地讨伐南方之暴行，而扑灭过激主义，确望阁下从速与反过激派奉天讲和，倘不讲和，恐亦为日本之敌，请熟思之断然讲和，以救中国于累卵之危，谊属知交，故直陈劝告等语。土肥原夙以挑拨为事，兄曾注意及之。此电尤有离间恫吓之作用，可恨亦复可笑也。”阎锡山即于5月14日电复蒋介石云“现密承示日人土肥原致山电文，离间恫吓，诚如尊论，可恨亦复可笑。奉张惯用离间挑拨手段，值我整个革命军一致猛攻之际，要须慎防，当团结我全军将领，一致奋斗，以破其奸也。”阎锡山复电未提及他本人是否接到过土肥原此电，且复电电文言辞闪烁，这段公事与史徵，鉴于土肥原是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且二人在校时过从甚密，“土电”的出现更显得扑朔迷离。不管如何，“土电”确实起到了：一、离间蒋阎关系，二、促蒋在考虑华北人事安排时注意日方态度的作用。对在北中国政治角逐中增强阎锡山的地位无疑是有利的。

5月30日，第3集团军攻占保定。这时，同在京汉路方向北进的第2、第4集团军只推进到石家庄及其以南地区。为不失时机抢占北京，第3集团军以张荫梧部为左路先锋，以孙楚部为右路先锋，兼程挺进北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逼迫，张作霖不得已于6月2日晚离京返奉，6月4日晨在沈阳皇姑屯站被日人爆炸陨命。而同日阎锡山则被南京国民政府限即刻到电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8日凌晨，阎锡山先头尖兵孙楚率其卫队营及副官处乔装为奉军，在北伐诸军中最先进入北京，顺利接收了奉军留京卫戍部队鲍毓麟旅的防务（一说张荫梧部先到北京）。鲍旅和平退往通州时被第2集团军先头冯治安部所阻，又退返北京，被第2集团军汽车抢运到京的韩复榘部尖兵营缴械。韩部试图趁势接受北京防务，被掌握北京警政的地方维持会王士珍等人拒绝。

同日，阎锡山电命南桂馨接受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投诚，接收天津防务，并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请任张荫梧、傅作义分别担任京、津警备司令。

6月11日，阎锡山暨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

6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了对张荫梧、傅作义的任命。

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改称北平市，并以北平、天津二市为特别市。

6月25日，中政会决定成立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李石曾任主席，暂由阎锡山代任。后又经中政会决定，国民政府任命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楚溪春为北平宪兵司令，何成浚为北平公安局长；南桂馨为天津市长，袁庆增为天津宪兵司令，曾延毅为天津公安局长；商震任河北省主席，赵戴文任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任绥远都统。除北平市长何其巩、公安局长何成浚外，京津冀察绥要职均为阎锡山夹袋中人所占。不久，赵戴文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遗缺由察哈尔警备司令张会诏护理。同年12月，察哈尔、绥远由特别区改省，都统改任省主席，两省主席分由杨爱源、徐永昌担任，华北地区的控制权就此转入阎锡山手中。

山雨欲来

克复京津，北伐既成。在“北伐”旗帜下驱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集团军效命疆场，逐鹿中原，得使自己职掌中枢的蒋介石志得意满，即准备以“中央”名义号令天下，实行“削藩”策，进而一统天下了。6月12日，国民政府发出对内施政方针通电，声称北伐完成后，将立即施行力行法制、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减免苛税、裁减兵额“五要政”。

7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称：国民革命军现有84个军272个师计220万人以上，全年需军费80000万元，而财政岁入仅45000万元，相差甚巨。军委会希望将军队缩编为80个师120万人，军费减至财政收入的60％。7月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

经对直鲁军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的草草收编围剿，确定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方针后，北伐军四总司令蒋、冯、阎、李及李济深、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烈钧、戴传贤等人于7月11日——13日在北平小汤山会议北伐善后问题。会上，划定了各集团军的辖区范围：第1集团军为广东及华东沿海富庶地区，第2集团军为山东、河南及原有的陕甘宁青4省，第3集团军为冀察平津及原有的晋绥两省，第4集团军为湖南、湖北及原有的广西省。对于如此划分，李、白嫌地盘太小，又无出海口；冯玉祥则因济南和胶东半岛为日本占领，山东是一个残缺省份，又未得到心中久想的河北和平津，此次北伐牺牲最多，所得却寥寥，意见更大。但北伐刚刚结束，他们均不好意思像旧军阀那样公开争夺地盘，只能在心中隐忍不发。而阎锡山和蒋介石均在北伐中获利颇多，为北伐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没有意见。故会议开始时尚和风细雨，融融一堂。谈及利害问题后，拥有重兵的冯、李马上表示出自己的不满，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会议最后，蒋介石忽然提出一个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同时举行编遣会议，整理军事之议案。建议取消各种“总司令”、“总指挥”名义及相应的集团军和军一级编制机构，由编遣委员会负责在全国军队中择优编成国防军50—60个师，其余军队一律遣散，以集中财力进行国家建设。并要求会议原则通过其提出的《军事整理案》，还当面邀请与会的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和他一块去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对蒋的发难，冯、阎、李、白等人洞若观火，但蒋介石说得冠冕堂皇，对“编遣”二字绝难正面反对，因地盘分配早已满腹牢骚的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马上在“编遣”的枝节问题上大提意见。唯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议案不置可否，作好了后发制人的准备。小汤山会议虽以四总司令共同签署《军事整理案》结束，但同时埋下了各个军事集团间不和的种子。以蒋氏心理，借裁军建设为名行“削藩”之实，势在一举两得。孰料各集团军兵符在握，均有问鼎中央权位的野心和力量，一旦举措失当，必将导致狼烟烽起，战端再开。就蒋而言，如何能够平稳“削藩”，以“中央系”一统政局，即成为当务之急；就冯、阎、李而言，如何能够妥善保存本团体的军事实力，借以维持既得之利益乃至有所扩展，从而可在中央占一席之地，更成为生死存亡之关键所在，故必尽全力以争之。北伐成功，阎锡山是蒋中央之外各集团军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偏促于娘子关内一隅而成为手握晋绥冀察京津六省市军政大权的华北实际统治者，且内厚结以把握中枢实权的蒋总司令，以“革命元勋”枢臣地位可谓一言九鼎；外广延于日美英法诸强驻华使领官员及日本驻华军事首领，挟洋人以自重，疆臣强藩地位更增问鼎之心。与3、4集团军相比，冯军力最强却失之于外无奥援，所占陕甘宁青鲁豫东西遥遥，难以呼应，其势已坠；李、白份属新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控制地盘均不足论，在党争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绝难独树一帜。至于唐生智及粤、川、滇大小军阀，或地处偏远，或实力微弱，皆不在踌躇得志的阎锡山眼中。故北伐善后伊始，阎锡山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决计紧靠“中央”，削弱他人，借机发展自己。蒋介石则限于羽翼未丰，对各军事集团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蒋对阎锡山在地盘分配上已市其“恩”，且阎对中央执礼甚恭，自然成为蒋裁兵“削藩”之依仗。与此相反，执傲不驯且军力最强的冯玉祥则成为首批裁兵的主要对象。

小汤山会议后，蒋、冯、李等人相继离平南下，阎锡山借口身负平津卫戍之责，难以即刻南下。冯玉祥面对“裁兵”大势，急欲和地位相似的阎锡山联合行动，离平时坚邀阎结伴同赴南京，阎锡山推辞说请冯先行，至多再耽搁一天即动身。冯沿途不断用电话联络，听说阎的专车已向南开出，才放心前进。不想阎锡山的专车开到顺德（邢台）后电告各方称胃疾复发，以医治为名径自回了山西。8月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裁撤各政治分会、设立国民政府五院八部、《军事整理案》等重要决议。其中最为关键和敏感的军事整理问题因阎锡山的缺席，不能正式开会，以致到宁的各总司令在“裁兵”程序和预案等一系列问题上争得焦头烂额。年底前裁撤政治分会的决议亦因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抵制而流产。蒋介石应付不了冯、李等人的联合攻击，亟待阎锡山来给他从中转圜；冯、李等人则以为和阎利害一致，盼望阎锡山来“加盟”，共同与蒋抗衡。如此，各方函电交催，形成了似乎阎锡山不到，编遣就进行不下去的舆情，阎的身价较北伐时又抬高了一截。阎锡山却故意迟迟其行，先是疗疾，后又以“侍父疾”为托词，尔后又是“侍疾劳顿致病”。其间，阎锡山一面观察南京各方军事首领的动态，以摸清底蕴。一面加紧调整冀察平津人事，整顿收编部队，联络在关外的张学良，稳固辖区统治。直至文章作足，才在各方频频电邀下，于12月12日行抵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后，受到各个方面的热烈欢迎，接连在宁就任“冀察绥赈灾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并于12月20日应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在中央无线电台发表了和蒋介石口径一致的题为《裁兵为建设之先务》的广播讲话，标榜自己立场公允，一时声誉鹊起。12月29日，张学良等奉军将帅通电宣布东北方面“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受到全国舆论欢迎，国民政府也取得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半年之久的“编遣会议”终于新年元旦在南京开幕了。编遣会议名为裁兵，实质上却刀拔弩张，在生死利害的冲突面前，国民党各军事集团间分化组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阎锡山到宁前，冯玉祥一面准备和3、4集团军共同抵制蒋翦除异己的做法，一面又幻想依靠蒋的支持，保存实力，从而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再相机领导其他力量推倒蒋介石。所以，冯见军事实力仅次于他和蒋的阎锡山迟迟不到南京，即很快就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一职（军政部常务次长由冯系将领鹿钟麟担任），并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拉蒋压他人的编遣原则和具体方案，即有名的“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的四项原则和“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共编8个师”的具体提案。当时第1、第2两集团军分别拥兵50余万和42万（据《李宗仁回忆录》），第3集团军官兵共计近24万人（据《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4集团军人数无确切资料，但当在第3集团军之下。按冯玉祥提出的四项“编遣原则”衡量，根据各集团军所属部队组成情况，冯的编遣提案表面上还是比较公允的。当然，冯玉祥潜在的想法是把1、2两集团军拉齐，把3、4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以蒋、冯团结为中心，借此控制其他方面。孰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并不愿让一个与己力量相近的军事集团并存，故对冯的提案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让其待正式会议开始后提出。冯玉祥的提案不仅蒋氏不喜，也没有得到李、白的支持，结果把自己摆到了各派的对立面，先输了一着。

阎锡山到宁后，蒋介石派何应钦先去看阎，据当时阎锡山派驻南京具体负责编遣事宜的周玳回忆，“何对阎说：‘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好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提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何走后，阎就召集我们共同研究提案的内容。几经研究，最后决定：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到八个师；其余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当即写成了书面，送交何应钦转交。”这一方案与冯案的前半部分完全相同，关键在于增加了“由中央处理”“六到八师”一条。中央何许人也？明眼人一看便知。在会前的私下活动中，蒋介石拉阎压冯马上得到阎锡山的响应，奉上了一份“钦定”方案。冯玉祥使劲贴不上的，阎锡山竟坐在家中就轻易得到了，阎冯二人心计高下，泾渭分明。

在正式会议上，阎锡山提出的方案得到多数代表赞成。蒋介石因势利导，表示他本人对编遣方案并无成见，顺应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原则上采用阎锡山的提案，并建议在中央编遣区外，再加上一个东北编遣区。冯玉祥对蒋、阎的配合极端不满，提出战事刚毕，还不到裁并军队的时候，以抵制阎案。为防急中生变，蒋介石只得同意先把编遣办事机构建立起来，下半年再召开编遣实施会议，着手裁兵。编遣方案最后基本实现了蒋介石的计划，照会议通过的编遣方案，蒋介石不但在编的军队最多，而且通过增加东北编遣区，获得了张学良的好感，实力和声势越发膨胀。为了进一步笼络阎锡山，蒋介石决定在编遣委员会里成立一个管理编遣经费的经理组，委派阎锡山作组长。阎锡山对冯玉祥在方顺桥战役中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利用蒋冯之间的矛盾和李、白对冯一意靠蒋的不满，在编遣会议内外营造不利于冯的舆论环境，致使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中陷于孤立，最后只得称病抵制会议，并于1929年2月5日以养病为名，避居豫北辉县百泉村，其军政部长一职也交由鹿钟麟署理。由于各实力集团的消极抵制，编遣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决议，最后以各集团军（编遣区）各指定了一个编遣主任委员（1、2、3、4集团军分别为何应钦、鹿钟麟、周玳、白崇禧）而于1月25日不欢而散，草草收场。

在编遣会议上，各集团军首脑人物看透了蒋介石把持中央，翦除异己，对地方实力派去之而后快的心理，深深感到蒋介石实行各个击破方针对自身的威胁。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亦因蒋介石独自包揽党政军大权，想在中央分一杯羹而不可得，故以革命“左派”相标榜，在反蒋的军事实力派中寻找同盟军。以编遣会议的结束为标志，各方反蒋势力在相互争权夺利的重重矛盾中不断分化组合，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反蒋潮流。阎锡山在这一反蒋潮流的风口浪尖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演出了一幕在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闹剧。

“唇亡齿寒”

由于各方意见的不相一致，召开编遣会议的目的并未达到。会后，为统一党权，紧接着又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蒋氏一手把持，出席代表406人，其中他圈定与指派的就占到81.2％。会上蒋介石操纵党权，宣布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人的国民党籍；开除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的党籍；恢复因分裂国民党而被开除党籍的西山会议派林森、张继等人的党籍……引起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不满。这样，由编遣会议导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进一步激化，并进而演变成一场从政治倒蒋到军事倒蒋的反蒋运动。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并未在南京留任掌管裁兵款项的“经理组长”，而是径回山西，一面整理辖区军政事务，巩固新控制区冀察平津；一面观察蒋中央和各实力集团的动向，以决定下一步行止。阎锡山见蒋介石急于“削藩”，自己与冯玉祥因种种原因殊难一致对蒋，第4集团军方面又缺少历史渊源，难以密切呼应。尽管蒋暂且尚不至对己下手，但为自身安全计，必得有一唇齿相依的力量引为奥援，方可万全，故而把目光放到了关外“故旧”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身负父仇，易帜东北，深受日人挟制之痛；且与阎锡山有多年渊源，在党军北伐始终，亦深感晋方回护之功；现在二人辖区相接，双方又无利害冲突。另一方面，张学良远处东北，虽因易帜深受蒋介石之欢迎，但亦须有人在中原互为依托，阎锡山以辛亥“元老”，素有“老成持重”之称，在国民党内声望正隆，可谓正当其人。这样，张学良以晚辈自居，和阎锡山文电相往，感谢阎在编遣区划分上对东北的关照，表示“此后事件如承指导，无不愿效步趋”，“嗣后关于时局重要事宜，尚祈遇事关垂，风雨同舟。”阎锡山也表示“属在交旧，幸接邻光，既深车辅之依，宜有挈提之雅。此后遇有可以为力之处，仍当竭其绵薄，以副雅命也。”晋奉关系一时修好如初。1929年三四月间，张学良派鲍文樾为首的代表团到晋见阎，通报了东北解决常荫槐、杨字霆的内情，鲍称“张学良说，他年青无知，对关内事，不知该如何应付，说阎是他的父执，请求阎指导他。这分明是表示反蒋，只是没有明言。”阎锡山当时的交际处长梁汝舟的这段回忆虽有臆测之嫌，但鲍文樾曾任奉军参谋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特派其到晋见阎，必有重要之事相商，由此说来，这又当在情理之中。

因为蒋介石的编遣会议并未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故而从其他角度加快了“削藩”的步伐。会后，蒋氏先拟向反对其编遣主张，称病发难的冯玉祥开刀。但第2集团军军力雄厚，未便轻动干戈。于是，蒋通过吴忠信向李宗仁疏通，希望4集团军一致对冯行动，但李宗仁以“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为由，不愿加入纷争。李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借机向蒋剖析各军事集团统兵大员都似一串制钱上的“钱串子”，中央有事，拿这“钱串子”一提即起，一但串子断了，钱撒遍地，恐怕不好收拾。见李宗仁态度如此，蒋介石考虑利用各派力量相互攻打恐难成功，遂采取分化瓦解，由“中央力量”各个击破的方针来对付各地“强藩”。打击的首要目标则改变为实力较弱，又近在肘腋的李宗仁第4集团军。以求肃清湖北、武汉，先真正“统一”长江流域，再安定北方。于是，有了蒋桂战争。

蒋桂战争源起于1929年2月。是时，蒋介石经由江西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运去大量军火，以便在向湖北用兵时，由鲁负责隔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防止广西和广东李济深方面派兵支援武汉。李宗仁预料蒋可能对其下手，遂先下手为强，于2月19日主持武汉政治分会决议罢免鲁涤平本兼备职，以何键继任，派兵控制了湖南。蒋介石即以此为名，下令第1集团军各师向武汉方面施行讨伐。为孤立桂系，蒋介石连电阎锡山，要其赴宁商讨军国大事。阎见反蒋派各树一帜，大事难成，故伎重施，称病不到南京。同时，又以“和事佬”自居，一面向蒋表白服从中央，并替李、白缓颊；一面致电白崇禧，请桂系诸将“礼让为国”，并遵照蒋介石通电命令，于3月16日将原“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改为“第三编遣区办事处”，静观时局变化。随即于3月29日通电响应讨伐桂军。

阎锡山更为得意的一件事是借讨桂之机，由阎从中斡旋，蒋介石启用了闲赋北平的唐生智，由唐携巨款游说驻扎冀东、原属唐旧部的第4集团军李品仙、廖磊两部脱离了桂系，由唐带往河南漯河驻地，解除了阎锡山的“肘腋之患”。

蒋介石特别注意冯玉祥的动向，深恐冯与李、白合兵。故特派邵力子等人到冯的驻节地华阴见冯，劝冯同蒋合作。“当时在华阴总司令部内盛传邵力子带来了三个重要条件，就是：1．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2．要孙良诚回山东担任主席，如果有所不便的话，也可派石敬亭（山东人，西北军将领）去山东任主席；青岛特别市归西北军接收。3．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蒋的要求是让冯玉祥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北。但冯还是虚与委蛇，不作正面的答复，尽量拖延时间以待事态的发展。不料正当长江战事激烈的时候，桂系将领李明瑞被蒋介石收买，突然倒戈，桂系遂一败涂地。这场战事如此迅速结束，对冯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于是冯不得不答应蒋介石的要求，赶忙发了个‘马后炮’的声讨桂系的通电。可是这时蒋介石见目的已达，竟把上述的三个条件原封收了回去。冯玉祥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冯玉祥本来就与桂方有共同反蒋之约，在蒋桂大战长江时，他派韩复榘为总指挥，率兵出武胜关作壁上观，准备见机行事。不料桂系兵败迅速，蒋介石乘机在武汉行营约见韩复榘，盛情款待，备加夸赞韩在北伐时的战功，并送洋10万元。又通过韩给冯玉祥的另一员大将石友三送款30万元，使冯玉祥的两员心腹战将萌生了投蒋之意。

由于冯玉祥在武胜关迟迟不动，既失去了进兵武汉的时机，又使蒋介石和李宗仁都认为冯无助己的诚意，弄巧成拙，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蒋介石见南方基本平定，遂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冯玉祥。蒋系特务散布说，冯玉祥和苏俄勾结，中央获苏联东方政治分会1929年2月10日致驻外各临时政治分会和军事分会训令一件，内称苏俄支持冯玉祥向天津、浦口发展，进攻蒋介石；向山西发展，打倒阎锡山，将中国西北部与苏联连成一片。这些说法引起阎锡山的警惕，不得不加强黄河一线防务，以防冯军进攻山西。

为了进一步逼迫冯玉祥，蒋又在背后阻止日军撤出山东，使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收济南和胶济路发生困难，只得与4月25日称病辞职，率军返回河南；随即，蒋介石却于5月3日派陈调元为接收胶济路特派员、代理山东省主席，接管了路、省大权，第2集团军仅有的一个临海富庶省份也落入“中央”手中。至此，蒋、冯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5月7日，蒋介石发布题为《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的文告，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矛头所及，一眼便知。冯玉祥在舆情上自不甘落后，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通电指责蒋介石在外交上卖国、党务上非法指派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行政上用人不当等，促其下野。并公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正式向蒋发难。同时冯军主力集中于豫西、潼关一带，炸桥毁路，冯、蒋之间的军事行动呈一触即发之势。殊料就在双方即将交兵的关键时刻，原来依附冯玉祥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中央，冯的心腹爱将韩复榘、石友三亦受蒋策动，背冯投蒋，于5月22日通电“拥护中央”。蒋冯间尚未开战，韩、石率部东行途中即遭忠于冯玉祥的孙良诚、庞炳勋等部阻击。眼看内部相残，又见从滦洲起兵时就追随自己的老部下竟反戈相向，再加上蒋介石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冯玉祥在精神上已难支撑，亦不敢贸然应战，故采取了避战自保的防御策略，于5月27日发表“洁身引退，以谢国人”、“入山读书，遂我初衷”的下野通电，遂上华山隐居读书。

借与冯相争之机，蒋介石把另一地方实力派唐生智推到了前台。先是令其从河南进攻冯军，冯通电下野后，又让其偕何成浚往太原谒阎锡山，转交蒋介石促阎对冯玉祥属部用兵函。阎锡山对蒋介石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以求各个击破的计谋洞若观火，眼见各集团军中力量最强的冯玉祥起兵伊始，即被蒋介石消弭于一旦，唇亡齿寒，能不心惊？故阎锡山一改编遣会议捧蒋压冯的做法，对冯玉祥曲予维护，甚至不惜以与冯“共进退”来向蒋说项：“山为促成和平统一，故决计约同焕章出洋，果能如愿以偿，非特目前免除战祸，将来亦不至留国家隐患。焕章去，山若不去，山为失信背义，当亦钧座所不取也。玉成此举，全仗钧座割爱。山约焕章同去，即军事可停，国家可定。……山自抵运城后，即派朱参谋长绶光、贾秘书长景德赴华阴促驾，焕章随派曹浩森、邓哲熙来运，据转述情形，焕章尚能知难而退。惟对于所部之安置，撤销通缉之成命。将领之保全，军食之维持等事，尚容有顾虑之处，现正在商酌中，俟有结果，再行电请核示只遵。”针对蒋介石的疑虑，阎锡山于6月11日在太原接见唐生智、何成浚等人后再度电蒋，重申冯若出洋，必偕行；冯若爽约，则为中央负责北路军事剿冯任务。阎锡山以退为进，获得了蒋介石如冯出洋，给予经费，撤销通缉，保证安全，对冯部统筹拨发欠饷、恤赏的许诺，并表示不允许阎走，还要借重阎“收束西北，办理善后”。

蒋介石在表面上对阎锡山任用有加，实际上却在北平、河北乃至阎的统治中心山西指使党务人员组织学生、市民抗阻阎的政令，甚至直接殴辱阎系行政官员，阻挠政务，瓦解阎锡山对辖区的统治体系。阎锡山本欲将行之于山西一省的“村本政治”等一整套行政方略拿来在华北诸地试行，以培植经济实力，扩大政治影响，为问鼎中央厚植基础。孰料万事方才起步，即遭蒋百端阻挠，离心之想油然产生。遂一面于6月15日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发出“请严定党政权责”的抗议电，一面指使河北省主席商震和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及有关厅局长严格限制各级党部的活动，授意对地方各级党部挑起的纠纷，必要时可用非常办法处置。并加紧了联冯抗蒋的行动。

阎锡山为冯玉祥东山再起做好了文章，自然博得了处境窘迫的冯玉祥之感激，使冯在绝望之中增加了联阎抗蒋的信心。为了达到共同对付蒋介石的目的，亦从便于回旋计，冯玉祥力拒大部分部属的劝阻，应阎锡山之邀，继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之后，于6月21日晨7时携随员20余人和汽车3辆由风陵渡渡河入晋。

为进一步笼络冯玉祥，同时向蒋略显颜色，阎锡山于6月20日再度电蒋，坚拒向西北用兵，坚决与冯一并出洋，并在电文中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焕章退据甘、新，联俄联蒙，将来必为中国患。（二）国家初建，国基未固，军事若旷日持久，倘少生变化，恐动摇国本。（三）北方连年兵旱，民不堪命，若再用兵，非特民困可虑，且恐民怨日深。共党乘机煽动，致蹈俄、德复辙。有此三点，故决计约焕章出洋，以期和平统一。如彼不来，则应当遵照中央原定计划，以军事解决，山绝无丝毫犹疑。此意曾屡向钧座言之。今幸焕章决来，国事已可无虑，焕章所部只须钧座加以布置，西北更无问题。惟与焕章同游，已有前约，国人皆知，信义所关，山固不能有负于焕章，并负国人。想钧座爱山，当亦不肯使山有负于友朋，重为天下笑也。”阎锡山为现任北方封疆大吏，手握重兵20余万，下野出洋实不可能，但他一口咬定要与反蒋兵败的冯玉祥共同出洋，挟蒋之意尽溢言表。尽管蒋介石最为顾忌阎、冯联合，但在阎、冯两军实力尚存，根本依在的情况下，不得不准阎所请，改逼冯出洋为请阎扣冯不出山西，隔离冯与西北军的联系。在军事实力的凭仗下，经一番折冲，阎锡山在拥蒋反蒋的棋局上又获小胜，取得了下一回合的主动。

第八章　拉战线混战中原

三角周旋

1929年6月25日，阎锡山亲至南同蒲路上的介休县迎接冯玉祥抵太原，阎、冯二人见面，回想离北伐全胜仅只一年功夫，2、3集团军的鼎盛已如昨日黄花，人是而物非，不禁百感交集，抱头大哭。阎锡山窃喜冯玉祥进入彀中，更恨蒋介石过河拆桥，决计挟冯与蒋周旋到底。冯玉祥初到后，被阎锡山安排到太原南郊名胜晋祠小住，阎每隔三、五日即去探望一次，礼遇极周。但阎此时并未切实和冯商讨反蒋大计，而是把精力放在与蒋及其近臣的电报战上，屡唱“与冯同行出洋，促成统一”的高调，使蒋无法下台，只得在授意国民党中央诸大员和供职南京的赵戴文接连去电挽阎“请取消息肩之意”的同时，亲赴北平约见阎锡山，以解决北方问题。

蒋介石到平之前，先派吴稚晖、孔祥熙二人到并抚慰阎锡山和冯玉祥，并委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西北善后事宜，全权护冯出国，给足了面子。阎锡山考虑北平市长何成浚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军警大权均在自己手中，遂欣然随吴、孔去平谒蒋。阎锡山有其所恃，6月30日抵平当天，即强硬地对蒋重申冯玉祥出洋必须同行之意，因双方距离较大，阎锡山第三日便称病住进了德国医院。蒋介石专为解决问题到平，目的未达，怎肯甘休，不得已屈尊纡贵，携带礼物，亲自到医院看望。并于7月5日宣布取消对冯玉祥的通缉令，以示对阎特别尊重。

蒋介石谙熟政治权谋，在拉阎的同时，又于7月7日召张学良来平，先行密谈一次，假阎以声色。阎锡山见张来到，恐有变化，即于次日出院。7月9日，蒋、阎、张在北平就国是达成一般性谅解，决定由张学良负责对苏联持强硬态度，收回中东路；发表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负责西北军事善后。蒋还向阎表示可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许阎荐山西财政厅长杨兆泰任内政部长职。蒋介石用国家名器作为回报，换得了阎锡山不再“出洋”，尽力善后西北军事，支持中央裁兵的承诺。阎锡山后对“西北边防司令长官”一职坚辞不受，但回晋后却再也不提与冯玉祥共进退的事了，并将冯迁居于五台建安村，派军警层层严密把守，形同软禁。

阎锡山在平答应支持中央解决军事问题并非本愿，但李宗仁、冯玉祥仓促反蒋，匆匆事败，东北的张学良又态度不明，不能不使他尽力与蒋周旋，以免重蹈覆辙。故而阎一面拒任西北边防司令，给西北将领留下余地，又把冯玉祥视同人质妥加保护，以求善价，而不是遵蒋之命令其出洋；一面在“请早着手自三集团军开始编遣”的高调下，先给南京编遣委员会开了一张第3集团军共计遣散“军官佐7564员、士兵夫81250名，需遣散费220余万元、北伐阵亡官兵一次性抚恤金198万余元”的索欠清单，以堵蒋介石之口。

冯玉祥入晋，牵动了全国各地反蒋派的神经。在蒋介石迫阎驱冯的同时，上海反蒋团体，西南反蒋实力派也都纷纷派代表到太原活动，力图促成阎冯联手反蒋。为了应付拥蒋、反蒋各派的代表，阎锡山专备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一套专门接待各反蒋派代表，借机笼络各方，探讨反蒋问题。一时间，太原府东街（山西省政府所在地）犹如山阴道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被阎锡山羁居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对阎、蒋之间的交易并非无睹，更担心蒋或阎趁他不在军中之时，瓦解吞并了西北军。冯夫人李德全劝冯安心读书赋诗，韬光养晦，以松懈阎锡山的警惕。暗中却派前任济南市市长凌勉之给驻守陕州的宋哲元送了一封亲笔信，指示宋团结西北军将领坚决反蒋，只要团体仍在，持军威以不坠，终有前途。但西北军的老将领鹿钟麟、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等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留冯玉祥的作为痛恨至极，认为西北军要发展，不把山西地盘拿到手，永远要受威胁。故决议由已经投蒋的韩复榘牵线，向蒋介石献策，由西北军打头阵，用武力驱逐阎锡山出山西。在阎锡山用各种方法明推暗阻蒋介石的编遣计划之时，西北军将领向蒋输诚，正合蒋意。蒋介石即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点编西北军，安抚将领，供给军饷，还将先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弼等人请回南京，官复原职。

蒋介石打了西北军将领输诚这张牌，蒋、冯、阎三角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是年8月1日，确定良久的编遣委员会编遣实施会议在南京召开了，是为第二次编遣会议。与年初会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手握兵符的四总司令中两员已经兵败下野，阎锡山势孤力单，请假未到，只剩蒋总司令一人与会发号施令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央大员只有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等亲蒋一派，西北军、晋军、东北军只有承办军务的代表，而李宗仁第4集团军已被蒋介石分化收编，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这次会议，蒋介石在军事上拥有了压倒优势的地位，各地方实力派已经没有与之商量的余地了。会议伊始，即由胡汉民代表中央党部致训词，强调“裁兵为义务，为天职”，“凡不服决议者，其结果必失败”，对各派实施恫吓。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就此大加发挥，称裁兵是“今日各将领唯一必要的出路”，是“保持革命历史与功绩的最大光荣”，“裁兵为今日唯一首要之任务”，并尖锐指出，“谁的兵多，谁就是新军阀，谁就是千夫所指的罪人”，“养兵愈多，力量愈大，其亡愈速”。因为2、4集团军已成群龙无首之状，可以任人处置了，故蒋介石还对阎锡山略作敷衍，召集阎派中央的裁兵代表朱绶光和周玳，嘱二人将其一手重新确定的裁兵方案电阎“征求意见”。朱、周二人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报告：“蒋主席拟中央与一、二、三各集团各缩编为九师，腾出额数，预备留为韩、石及其他各部编遣数目。职等当时即表示如此分配，冯方实在便宜。蒋主席但嘱云：先电征求钧座意见如何。职等窃以为如果按此规定，我方大为吃亏，务请钧座加以考虑。”阎锡山回电说：“我年来本系以十二分诚恳之意，辅助主座，奠定国基。此次编留兵额，我前在北平时，曾面陈主座，三集团无论缩编为若干师，一听主座主持，我毫无意见。现既拟缩编为九师，以中国情形论，对外既不能，对内则只嫌其多，不嫌其少。此次编遣，攸关建国基业，中外人心均注及于此。只求编遣成功，其他何必计较。”话虽冠冕，无奈之情，跃然纸上。

这次会议通过了三个重要决议案：（一）定全国军队数目为68个步兵师，以及其薪饷服装、公费和中央直辖军事机关月费为1884万元。（二）各省政府主席不得兼军职；各师长不得兼任政务官。（三）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编遣，削师长之权。这次会议，等于中央给各个地方实力派发了一道催命符，蒋介石实际上只给了他们一条路：交出兵权，皈依中央。在赖以军队维持其政治生命的地方实力派而言，交出兵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何谈问鼎中央权位！

阎锡山在会议通过决议的8月6日当天，投石问路，给国民政府上了一件“请辞山西省府委员兼主席”的鱼电，不料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前一月强阻其“出洋”的态度，国民政府马上于10日准其所请，调任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继商任河北省主席，蒋介石及中央诸公未有半句嘉慰之言，一丝挽留之意，与上月蒋需己控制冯玉祥时中央大员频频函电往来成为鲜明对照。眼见蒋中央“削藩策”步步紧逼，自己即将成为李宗仁、冯玉祥第二，阎锡山方感助蒋压冯的失策。为求自保，阎锡山决计再走拉冯共同抗蒋的道路，以摆脱当前困境。是年中秋，阎锡山借节日探望之名，来到建安村，当面向久已回避不见的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反蒋大计。冯玉祥的主要目的仍是联阎反蒋，见阎锡山态度转圜，遂表示愿捐弃前嫌，与阎重修旧好，相约共同反蒋，并与陕西方面取得联系。

对蒋介石把持中央，消灭异己政策不满的还大有人在。亲汪精卫的粤系军人、原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编遣后任第4师师长，因受汪精卫、李宗仁“株连”，蒋亦欲除之而后快。9月19日，张发奎于广东树起反蒋旗帜，提出三点政治主张：一、取消三全大会选出之代表；二、现政府用人皆帝制余孽，一律罢免；三、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原定与张同时举事的安徽省主席、第六路总指挥方振武因机密泄露，被蒋扣押于南京。广西俞作柏也同时通电反蒋。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幕后支持下，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孙良诚等27人亦于10月10日通电拥戴冯、阎为国民军正副总司令，列举蒋介石六大罪状：一、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人之党；二、自蒋氏主中枢，政以贿成；三、财政不公开，黑暗贪污；四、消灭革命武力，以恣行其帝王专政之淫威；五、假编遣为名，行武力吞并之实；六、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人目标。11月上旬，兵败下野的李宗仁复出，与张发奎切实合作，成立了拥戴国民党改组派中央的“护党救国军”。各地反蒋势力此起彼伏，虽然军事力量尚未对蒋形成大的威胁，但一时在国民党内又掀起一次反蒋的浪潮。

蒋介石在军事上对各派反蒋军逐个讨伐，在政治上于10月3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交国民政府通缉在上海的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白云梯、王乐平等改组派部分二届中央委员，以防止反蒋的军事、政治各方势力联合。蒋介石面临各方的武力反对，在东北让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反苏不利，国内舆情也多偏向反蒋力量的重重压力之下，他又想到了尚未出面反对自己的阎锡山。于是，冷清了一段的南京——太原电报线又热了起来，蒋介石通过在中央任监察院长的赵戴文和在北平的何成浚与阎锡山频频往复，重又祭起国家名器这一法宝，想以兑现先前在北平晤阎时允诺的“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换取阎锡山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

此时，各反蒋实力派也都紧盯着阎的动向，尤其是对以拥戴冯、阎为号召的西北军诸将领来说，阎锡山的举手投足，均关系着他们起兵反蒋战事的成败；此刻，反蒋与拥蒋，成与败系于瞬息之间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变化上面。时张学良正在全力应付中苏边境冲突，且无意介入关内各方的政争，故而阎锡山就是当时唯一可以左右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砝码。以阎氏的缜密，非到局势明了，绝难发难反蒋；从阎氏的内心，则更不愿出力拥蒋，且极欲借机向中央索取一二。在此矛盾心理之下，阎锡山自然要通过赵戴文维持与中央的联系，遂于10月21日就赵戴文20日说其“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哿电复电称：“此事绝不可发表，我之拥护中央是为党国，若发表此事，反有拥护中央是为自己权利的嫌疑。我之为人，你深知，使我站在理不长的地位，就将我的能力也没有了。千万速见介公，切实说明，我将来只要个新县县长，一个月与我30万经费，将三集团的闲员带去，为党去做实验主义的建设，是我十分的希望。”

10月22日，阎锡山再次致赵一电，强调不能就任副司令：“我对奠定党国，日夜筹思，稍得相当办法，此是时万不可发表副司令之职。若就职则我的步骤大受打击，战祸反恐延长，不就则有损中央威信，大局必受影响，到那时我实在没法任此艰巨了。介公对此不如我自知深，为大局计，此事万万不可。然介公盛意，不宜重违，拟候时机到时，我再电知执事，即请介公发表。如无此种必要，则待事定后发表，我必即就职，决不推诿，此时则万万不可。此非谦抑，实为大局计也”。

鉴于阎锡山之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假以姿态，一再推诿，蒋介石仍不放手，随即又让赵戴文于24日电报说项：“大局如此，山西如此，党国成败，几乎全系钧座一身，重何如之。文已定为党国牺牲，钧座如能最后扶助党国完成革命，亦一大快事也。再者近日得到情形如下：（一）广西事完全解决。（二）张发奎在湖南亦快解决。（三）到广东的一八两师，已由粤返京。（四）中央此回用兵，最小限度要将陕西、宁夏两省拿回来。（五）钧座须多与雪竹、耀廷两兄通电。（六）中央望钧座快表示者，一半是在分化西北军，一半是在坚固中央军队的心。文在此间，欲使各方面知道钧座苦心，钧座将于中央的著急处亦要与雪竹、耀廷常通电，这回事方能做成。（七）因读钧座漾戌电，忽然想起吴稚晖前日与文说的一段话来，吴云：此回不将改组派打下去，中国全境没有一个能安生者，百川治晋十八年来，成绩甚好，但这回事，如能用从前‘保境安民’的法子，转眼恐山西亦成了个大乱的省份，请将此意切告百川明白。”

赵戴文24日电可说是忠告形势，晓以利害，甚至带有“哀的美敦”的意味。阎锡山见蒋用兵决心甚大，又受赵电及蒋介石说客方本仁的影响，即日回电，就其暂不能就任副司令进行解释，并原则答应了遵从任命：“自古以来，处事不能有经无权，……现孙元良、庞炳勋虽到前线，尚未大接触，魏凤楼、宋哲元两部仍在潼关一带，张维玺、田金凯犹在汉中，刘汝明未出紫荆关，吉鸿昌从宁夏开拔，预计非有两星期左近，大部不能离开陕境。前线不能粘住，未至此种程度，我绝不能有所表示。谭、胡、戴诸公不谅解，无足深怪，终必有谅解之一日。此计划已与雪竹深切言之，耀廷已略与之谈及，自当随时与两君电达也，不必定为只缓一周，时机一到，我即有所表示，彼时中央再为发表，于国于省均有莫大好处。我平日不肯用权，这回事关系太大，故不惜一做。至冯方宣传，近日更甚，故意向各处发电，不日与我赴平组织，即日我曾接济饷弹，其用意在急求煽惑也。”阎锡山的等待观望使西北军处于内外无助的境地，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只得退守陕西。从此，西北军诸将领深深衔恨于阎锡山的言而无信，成为中原大战中两军不能融洽合作的起因。

因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加之冯玉祥不在军中，内部指挥极不统一；阎锡山不仅按兵不动，竟至于11月5日通电就任南京任命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宋哲元等发动的西北军武装反蒋终归失败。与此前后，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护党救国军”和“西山会议派”领导的几次反蒋军事投机也先后失败。民国十八年（1929年）绵延一年的反蒋运动被蒋介石成功地运用分化瓦解策略各个击破，中央控制能力更为加强，各反蒋派的政治、军事地位也更加岌岌可危。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各派的鼎力合作，没有强劲的军事实力，反蒋绝无成功可能。于是，各种反蒋力量和派别都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实力派的联合之上。

功亏一篑

阎锡山在1929年一系列的反蒋活动中总是隐蔽于幕后，一方面是出于政略的考虑，一方面则缘于军事实力不足。北伐军兴，阎对奉张两次用兵，深感晋绥军战力的不足和数量的匮缺。以晋绥军现有力量，莫说对蒋中央，即使在反蒋诸方中也难以达到绝对优势，而如此是根本不足以问鼎中央权位的。于是，在蒋介石大张挞伐、编遣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各地方实力派藉此掀起武装反蒋的政潮风浪中，阎锡山自然采取了首鼠两端的态度，既不为反蒋派火中取栗，更不为蒋介石出兵卖力。而是抓紧时机，加强省政建设，扩充军事实力。从1929年夏起，阎锡山利用蒋介石委派其主持西北军事善后的机会，表面遵照编遣精神，拥护中央裁兵方案，通电“编遣请自三集团起”，实则以主持2、3两集团军编遣善后的名义，向中央大行索要，对晋绥军队进行了第四次扩编；并以维持治安，巩固西北边防的名义，指令所部加强军事训练，增强部队战力。到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已将第3编遣区各部编成了步骑炮工辎兵种齐全，装备训练完备的一支劲旅。

经过第四次扩军，晋绥军的编制如下：

（一）步兵，10个军又4个保安纵队：

第一军军长孙楚

辖一、二、三师，师长分别为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

第二军军长杨效欧

辖四、五、六师，师长分别为周思诚、徐岱毓、李乐滨

第三军军长王靖国

辖七、八、九师，师长分别为田树梅、杜坤、田绣章

第四军军长李生达

辖十、十一、十二师，师长分别为霍原壁、段树华、陈长捷

第五军军长李服膺

辖十三、十四、十五师，师长分别为朵珍、李俊功、贾学明

第六军军长杨耀芳

辖十六、十七、十八师，师长分别为方克猷、赵廷英、温玉如

第七军军长关福安

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师长分别为郭宗汾、鲁英麟、刘添贵

第八军军长张会诏

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师长分别为杜春沂、周原健、于镇河

第九军军长冯鹏翥

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师长分别为楚溪春、高鸿文、黄光华

第十军军长傅作义

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师长分别为苗玉田、叶启杰、白濡青

第一保安纵队司令丰玉玺

辖一、二、三旅，旅长分别为李廷秀、王辅、刘召棠；

第二保安纵队司令杨澄源

辖四、五、六旅，旅长分别为刘光斗、李嘉林、梁鉴堂；

第三保安纵队司令周士廉

辖七、八、九旅，旅长分别为王弼、刘逢吉、马良；

第四保安纵队司令秦绍观

辖十、十一、十二旅，旅长分别为刘濯清、樊赓灿、黄士桐。

（二）骑兵，4个师，司令赵承绶；

（三）炮兵，7个旅，司令周玳；

（四）其他兵种，工兵10个营，辎重兵10个营，各设专职司令。

全军约24万余人。

在反蒋势力中，政治上最有号召力的是成立于1928年的以汪精卫、陈公博为中心人物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国民党改组派。这一派别上以“左”的面目出现，标榜“民主政治”，主张“实现国家统一，打破割据局面”，因其是文人政治集团，故积极主张裁军，想以“民主政治”方式掌握中枢权力。尽管改组派的多数主张亦符合国民党整体和蒋介石的利益，但手握军权的蒋介石绝不容另一势力置喙中枢决策。且改组派主要成员为宁汉政争时的汉方领导，故蒋介石对其亟欲去之而后快。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采用指定代表的方式将改组派排除于大会之外，给其主要人物汪精卫以书面警告处分，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处分。见通过合法途径难以与掌握中枢大权的蒋介石进行合作，改组派即把注意力转向各个地方实力派，企图利用各派反蒋军事力量把蒋打下台，然后再实行其政治主张。改组派先是与李宗仁等组织南方“护党救国军”，又与其他地方实力派广为联络，阎锡山处亦派驻有代表卢蔚乾。北方另一资深将领唐生智也积极拥戴汪精卫，准备亮出反蒋旗帜。

唐生智自辛亥即投身革命，并亲历讨袁护法之役，又是北伐宿将。但因其政治上倾向于汪精卫，故一贯受蒋介石排挤。心中早萌反蒋之意，其派太原代表袁士权在阎锡山面前多次流露出唐对蒋的不满情绪，意图联阎反蒋。唐生智虽然只有基本部队第5路军万余人，但在讨伐西北军时，受蒋介石命令，指挥河南境内各杂牌部队十数万人，亦有一定声势。为摸清唐的底蕴，阎锡山派赵丕廉为代表，随袁士权赴河南信阳见唐，以定大计。赵丕廉在南阳见唐生智军威颇壮，唐又表示愿乘蒋不备，腹心开花，在河南通电反蒋，并在通电中拥阎为首，一举逼蒋下野。阎锡山遂答应与唐共同反蒋，并同意接济唐生智军费60万元，支援军需若干。孰料唐生智、宋哲元、孙连仲、徐源泉等75名将领在12月1日的反蒋通电中只称受汪精卫任命的“护党救国军”职务，更于12月3日响应石友三，发表拥汪（精卫）联张（发奎）通电，称“统兵三十万，倡导和平”，阎锡山见状颇为不豫。

时蒋介石尚未敉平两广，石、唐又连连兴兵发难，局面顿显危急之势。为挽救危局，蒋介石急派吴铁城赴东北劳军，安抚张学良；又派赵戴文回晋，规劝阎锡山拥蒋讨唐。赵戴文本是辛亥元老，崇奉儒家之学，一向视蒋为孙中山先生的“正宗”传人，认为反蒋各派均系“称兵作乱”；赵回晋前，蒋介石为表示尊崇，又提出让其以监察院长兼任国府主席，赵戴文虽然力辞未就，却因此对蒋氏的知遇感激莫名；赵戴文与阎锡山素有“半师半友”之公认关系，这次衔命劝阎旗帜鲜明支持中央，自然是竭力而为。赵到太原，以山西元老和中央枢臣的身份，自以为山西前途、为社稷计，先将山西内部的反蒋派贾景德、赵丕廉痛斥一通，又声色俱厉地称“你们要害俺阎百川”，斥退了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力主山西出兵讨唐拥蒋。阎锡山见唐生智未按双方事先协议发表通电，本就不愿自己出钱出力，为汪精卫打天下，遂听从赵戴文意见，同赴河南前线发兵讨唐。唐生智与远在两广的“护党救国军”互为奥援，远水难济近火。他在通电中拥汪为首，亦为西北军诸将所不喜。12月20日，阎锡山、张学良、刘振华、陈调元、韩复榘、孙殿英等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声讨唐生智。次日，石友三也转换态度，通电反对改组派，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阎锡山并于1930年1月2日在太原举行讨唐誓师，出兵讨唐。一时，中央军声势大振，唐军本就力量微弱，又未接到与山西方面原定的接济和响应，很快即归于失败，唐本人只好通电下野。

北伐成功后，政治局面归于统一，虽然反蒋势力仍喧嚣一时，但南京政府的控制远较北洋政府稳固。蒋介石手握党政军财大权，具有运用组织、政令、军事、经济各种调控手段的便利条件，且善于运用分化瓦解的政治手段，所以尽管各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的总和大于中央，但其内部政见各不相同，利益关系矛盾重重，极难达到一致行动。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政策下，一个个归于失败。尚有一定实力，能够与蒋一争短长的只剩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三个方面了。

在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压力下，阎锡山由自保而不保，由拥蒋而反蒋，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阎锡山的秉赋，实质上更善于经济行政。他十分注重山西的经济建设。在省政建设中，拥有中央财力的蒋介石未予相应支援，反而要把平津税收收回中央。以贫瘠的山西一省养兵20余万，还要替中央张罗华北、西北军事善后，财力是远远不足的。阎锡山自认为在北伐、编遣中为中央出了大力，蒋介石在经济上不图以回报，还要釜底抽薪，无异于卡住山西向外发展的脖子，阎锡山自然不肯善罢。据周玳回忆，“阎自从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即将平津两市税款留用。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阎答应了这样办，就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阎至此始知受骗。他便借口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军费，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但蒋不准发行。阎为这两件事对蒋恨极了。有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阎是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的人，这两件事实，正是他后来反蒋的重要因素。”

有史家在著述中提到，在1929年此起彼伏的反蒋浪潮中，有几次机会只要阎锡山登高一呼，反蒋军事态势马上就会大为改观，极有可能直捣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但阎锡山为何在机遇面前首鼠两端，直至放弃成功的机会呢？在当时可以在阎锡山之外唯一阅看阎的电务处截获的各地往来电文内容的交际处暨行营办公处处长梁汝舟有段回忆，可作为这一疑问的答案。梁提到，1929年秋，蒋介石消灭异己愈急，各方纷纷派代表入晋劝阎领导国人共同倒蒋，“而阎则一再以时机尚不成熟为词，往后推延。一般人不明他的真意，认为他是坐失良机，尤其是冯玉祥，大骂大闹，不可终日。其实，他所谓不成熟的含意，不是指倒蒋，而是指蒋倒后的善后问题。他估计他掌握二三两集团军，再加上总数号为二十万人的杂牌军队，就可以把蒋打到长江以南。而东北军一再表示愿意参加反蒋，蒋之内部亦有人来接头，所以他认为倒蒋问题不大。但蒋倒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前途真不堪设想。阎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些问题，直到冬季，仍无妥善办法。就在这时，唐生智迫不及待地领导蒋方一部分将领通电反蒋，迫其下野。当时反蒋重心，本在阎、冯，谁也没有想到蒋方将领先行发动。因此，蒋系内部颇行慌乱，何应钦首先沉着观变，态度不明。所以，各方认为只要阎、冯通电响应，蒋介石只有下野一途了。蒋本人亦认为事以至此，进退只好取决于阎。乃致电请教，大意谓：‘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将何以教我。’等语。唐生智通电之前，并未向阎联系。阎如何肯助唐倒蒋？所以立即复电，义正辞严地以勘乱自任。蒋得电后，精神大振，马上电阎部署讨伐。阎并亲率大军，进驻郑州。于是蒋方内部情况大变，何应钦亦积极主张用兵。而唐生智方面，则逐渐解体。”

作为事实上的反蒋派领袖，阎锡山的顾虑是题中应有之义。以当时情况而论，阎锡山在军事实力上仍不如冯玉祥；在政治号召力上，则莫说以山西一省，就是连华北、西北加在一起也难与政治领袖汪精卫相匹敌。但冯玉祥没有地盘，改组派没有军队，要领导反蒋，必须由阎锡山出钱出兵，作为中坚。然而一旦反蒋军事成功，在财力、兵力上贡献最大的阎锡山能否执掌最高权力，实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反蒋军事刚刚发动，唐生智即违背协议，打出改组派“护党救国军”旗号，视阎锡山的实力于无物，给阎相当大的刺激，故而有了反蒋却又讨唐的举措。阎锡山在反蒋活动中奉行幕后策划支持，表面折冲调和的策略，以时间换取蒋中央和反蒋各派实力的损耗，以待坐收渔利，最终一举收拾残局。故阎锡山在表面上一直坚持“拥护中央”的态度，实则与冯玉祥、张学良两大实力派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平衡与蒋介石关系的筹码。冯玉祥在反蒋问题上的态度与阎锡山迥然不同，其想法是“只有拉阎下水（指联合倒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之后，回过头来收拾阎，那就容易得多了。”

从阎、冯两人在反蒋策略的运用上看，似乎只是倒蒋先后次序的差异，但其中蕴藏着双方不同的用心。就阎锡山而言，很希望在倒蒋后能够掌握最高权力，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其在经济、文化、行政等方面的抱负。故反蒋是以执政为明确前提的。而冯玉祥个人向往民主政治，但缺少一套成熟的治国方略，只是急于推翻蒋的独裁统治，以解脱自身当前所处的困境，其他事务均可从长计议。正是由于阎、冯双方在反蒋问题上的不同想法，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反蒋派的机会。就此而言，阎锡山可以说是反过来帮了蒋介石的忙。阎看不到各反蒋派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自己亦从纯利害角度处理与各方的关系，使反蒋各派在1929年掀起的军事反蒋浪潮功亏一篑，丧失了一次次迫蒋下台的宝贵机会，而且蒋中央的统治力量在反蒋势力日渐衰减的基础上越来越强，合纵反蒋的困难越来越大。阎锡山削弱各实力派、在反蒋力量中突出自身优势的计划是达到了，但能够一举倒蒋的机会却再难遇到，这恐怕是阎锡山在拒绝与李、白、冯玉祥、唐生智共同发难反蒋时所料未及的吧。如此，阎锡山只能算是一个失败了的纵横家。

蒋介石利用了阎锡山的观望和犹豫，顺利地施展了连横之计，对北伐成功后军威赫赫的2、4两集团军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讲，蒋氏“削藩策”的成功，无疑得益于阎在事实上的支持。

反蒋阵线

阎锡山熟读经史，深谙“兔死狗烹”的道理。他一方面希望通过纵横捭阖，依附蒋介石，保持自己已经获取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又“认为历代统治者成功后，很少能保全他的同事和功臣。蒋平乱后，接近成功，自己就更危险了。”而蒋氏独揽大权的做法和“削藩策”的步步紧逼，更加重了阎对蒋的疑忌。蒋果如帝王自居，继李宗仁、冯玉祥后者所何？于是，唐生智反蒋兵败之后，阎锡山遂打消了对蒋打与不打的斟酌，而坚定于与蒋一决雌雄了。这样，原先希望通过借助蒋介石之手削弱各个地方实力派的计划不便再继续下去。时间也不容许考虑好反蒋成功之后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了。在与蒋介石电报论战前后，阎锡山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组织自己的反蒋联合阵线了。

阎锡山认为，倒蒋必须首先否定南京政权的合法性。既要否定南京中央，就必须另立一个“合法”的中央以与之相抗衡。同时，将来善后也要在法统上和理论上有所持。而国民党内在党务方面能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只有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了。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借口广州起义指责汪精卫一派的委员是“共产党的尾巴”，排斥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出席会议，汪派出席会议的其他委员即先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创办杂志，联络党员，进行有组织的反蒋活动。约在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不久，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由此而得名。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派主要领导人或被开除，或被警告，从此处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在1929年反蒋浪潮中，每一起军事反蒋活动都有改组派的幕后参与。改组派在政治上主张以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国民党“民众运动、组织纪律、反帝、党内民主”的“革命精神”，反对“恶化腐化势力、唤醒并组织社会上一切民主势力”的建党宗旨，实现国家外交、军事、财政、政治各个方面的统一，打破割据局面的治国方略和主张全国裁军、结束军事的善后思想。由于这些政治主张适应当时民众和平、民主建国的心理，也非常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口胃，故改组派首领汪精卫虽然手无寸铁，在1929年反蒋浪潮中却一时成为备反蒋派“护党救国”的精神领袖。阎锡山清楚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强于自己，将汪绑在反蒋的战车上，不仅利于各反蒋实力派的大团结，而且一旦军事成功后也利于自己通过“党人治党，国人治国”的口号把握局势。

其时，蒋介石派人在上海法租界内杀害了改组派中央负责人王乐平和潘行健，在蒋的巨大压力下，改组派在南方已无法立足，其总部转移到了北平，正需与北方的反蒋实力派相联络。阎锡山竖起反蒋旗帜，陈公博、王法勤等改组派头面人很快到平、津与阎锡山的重要将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人取得联系。双方逐步形成了“以阎锡山为首主持军政大计，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为号召，集合全国反蒋的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的共识。几乎在同时，受蒋介石压制打击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首脑邹鲁、谢持、傅汝霖、覃振等人也来到天津，策动阎锡山反蒋。为了共同的反蒋目的，原先国民党“左”“右”两派都聚集到阎锡山周围，成为以后举行“扩大会议”，鼓吹“党人治党”的重要力量。但两派所奉“党统”不一，在政治上的观点尤其分歧甚大，成为事后反蒋派成立新中央时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阎锡山非常清楚，光靠舆论吓不住蒋介石。因此，他组织联络反蒋联合阵线的重心仍然放在各个地方实力派身上。已在其手中控制的冯玉祥是第一个联络对象。在上年诸次反蒋战争中，受蒋介石之命返晋的赵戴文力阻阎锡山参与反蒋活动，阎的办公处处长梁汝舟亦多次向阎剖析拥蒋之利与反蒋之害，在此二人影响下，阎锡山一度对军事反蒋犹疑不定。遂有了1929年12月鹿钟麟等人策划的西北军向蒋介石输诚，石友三准备进攻太原，借以从阎锡山手中解救冯玉祥的军事行动。冯玉祥事先已知鹿钟麟等策划的这一行动，但他是坚定的反蒋派，这一行动的目的仍是联阎抗蒋。乘此时机，冯玉祥派其代表向阎锡山作了三点声明：一、石友三进兵之事冯完全不知；二、冯要同阎合作到底反蒋；三、事态紧急，请阎让冯速回军中，说服鹿、韩、石退兵，并以冯玉祥的名义保证决不做背信弃义的人。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两人对倒阎最为热衷，两人往来的有关电报多被阎锡山的电信机构截获破译，阎锡山亦感到继续软禁冯玉祥是不明智的，遂决定放冯回陕，共同对付蒋介石。赵戴文不愿见到反蒋大战的发生，徐永昌回忆阎锡山决定放冯之后，“赵次陇问阎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阎答：‘不放他二集团即跑了。’赵闻之，义形于色，大哭而去。可见此老实不愿有此战事，亦为我所仅见榘坚决反对阎先生之一次”。久已回避不见冯玉祥的阎锡山这次很快就来到建安村，“同冯玉祥又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在场见证人有李书城、王鸿一、梁式堂等。”

3月8日，在晋羁留8个多月的冯玉祥携一致反蒋协议在太原与阎锡山话别。阎锡山赠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作为欢送礼物。在反蒋的共同前提下，阎、冯再度携手合作。但阎锡山两头骑墙，长期软禁冯玉祥作政治筹码，在冯玉祥及其下属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给阎、冯军事反蒋同盟的内部团结带来一定消极影响。“1930年3月10日，冯由山西到达潼关，他的妻女仍留住太原。冯回到潼关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为了壮大声势，起码令其在战争中不为蒋方出力，阎锡山对各方军事实力派都进行了合纵连横。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北伐中出力尤多，却因政见不合，被蒋介石首先打下台去，是为坚定的反蒋派，其派晋代表潘宜之对促成晋、桂联合穿针引线，做了大量工作。李宗仁亦对联合反蒋报积极态度。3月初，阎锡山电邀各派主要人物到并共议“国是”，李即派叶琪、胡宗铎、麦焕章等桂系核心人物到会，自己欣然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桂系遭蒋介石打击后虽然元气大伤，但其加入反蒋阵线，不仅增强了政治上的号召力，而且当战事发动后，还起到了在南方牵制蒋军的重要作用。

石友三离冯投蒋后，因蒋介石要分化其部队，便将队伍拉到河南新乡一带，与韩复榘靠拢，互为犄角。阎锡山了解蒋介石对韩、石只是拉拢利用，韩、石亦对蒋多有戒惧，石友三驻防新乡，正当平汉、津浦交通要冲，且军力较强，故许以赵丕廉相机用款权限，到新乡与石友三联络反蒋事宜。出于利害，石友三痛快答应反蒋，赵丕廉当面许以其军费80万元。孰料赵回省复命时，阎锡山却斥赵“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不愿认可赵丕廉许石的军费，并另派人去与石联系。石友三为此很恼火，后经韩复榘解劝，始派人去太原见阎，接受了阎锡山委任的第4方面军总司令一职和50万元开拔费，归顺了反蒋阵营。驻豫的刘镇华、任应歧、驻安徽亳州的孙殿英、驻鲁的高桂滋等北方大小实力派均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做法感到如芒在背，一一被阎锡山用种种方法拉入反蒋阵线。就连远在四川的刘文辉（为了与亲蒋的刘湘对抗），以及湖南的何键，也主动派代表到晋洽款，愿意奉阎为反蒋盟主。这样，在各种力量的再度分化组合中，阎锡山重又际会风云，逐渐成为反蒋派公认的领袖人物。

继承父业虎踞东北的张学良是军事力量最强的地方实力派，且与阎锡山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政治上，张学良也受蒋介石的挟制，具有反蒋的政治基础。阎锡山在对各方面联系成熟之后，拟好了讨蒋通电，即将电稿送请张学良征求意见，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这样，不仅反蒋方增加一支生力军，而且可彻底解除阎锡山在北方的后顾之忧。恰在电稿刚刚发走之时，赵戴文携蒋命回到太原，劝阎放弃反蒋。赵对阎说：“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听了赵戴文的话，阎锡山的决心有所动摇，遂电告张学良暂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原委，特派秘书长王树翰携“息事宁人”的“国事主张”到并联络。张学良接到王树翰的报告后，对阎在政治上的出尔反尔很为不满。

事后阎再度决定通电讨蒋，已不便再请张在电报上署名，只得先派薛笃弼、贾景德赴沈阳向张学良作解释，但张已被蒋介石先期派去的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等说动，对阎锡山的代表只是虚与委蛇。阎锡山不得要领，战事马上要发动，又急派与东北方面关系要好的交际处处长梁汝舟再使沈阳，以图得到张学良的谅解。梁汝舟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这时已是三月初旬，当我到平、津时，冯已回到防地。阎、冯与蒋系的高级人员互骂电报，已在报端开始披露。当我抵沈时，蒋阎之间已经宣告决裂。张学良本来在唐生智事变后，认为蒋的力量加强了，阎的威信降低了，曾对他的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但阎、冯若真停止反蒋，东北对于南京的压力，仍然无法减轻，所以他又不敢说不反蒋。今蒋、阎已经破裂，他乐得不参加，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只因前有成约，不能简单谢绝。于是他很客气地告我说，他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他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他。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云云。他又让张作相、万福霖等人分别与我谈了话。又过两天，他来到我的寓所，很客气地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这就是我赴沈阳的结果，当我返晋时，战事已经开始了。”由于阎锡山的犹豫，失去了和张学良共同举事的机会。但张学良言而有信，在中原大战中先是保持“善意”中立，即使后来出兵入关，也对晋军不为己甚，曲加维护。但由于毕竟没有把张学良联络到反蒋阵营中来，终于酿成了东北军入关助蒋定乾坤，关外空虚，日本军国主义趁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恶果。利钝成败，不可尽言！

作为一个纵横家，阎锡山的才干是显而易见的——他从辛亥肇基，久历军阀混战而以山西一个局促穷省立足不隳，且在政治经济建设上小有建树；北伐伊始，他顺从大势，以区区一省兵力而成为四集团军之一，一揽华北政务并问政中央，且以完整军政力肆应至蒋介石的“削藩”尽程；反蒋军兴，如日中天的冯玉祥2集团军、党国新进李宗仁4集团军等各路诸侯一一铩羽，连声望卓绝的汪精卫亦难有容身之地，不得不尊阎为反蒋同盟事实上的领袖。

而正是由于阎锡山的反蒋领袖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和经济实力基础上的，作为一时的领袖人物，阎缺少统领全局的军事优势，尤其缺少与蒋对衡的经济力量，因而其左右局势的手段便受到很大局限，往往因数十万元的军费即要反复斟酌，导致在关键时刻严重缺乏政治领袖的干练果断。斯时斯地斯人所组织的反蒋联合阵线，人事已尽全力，先天毕竟不足，以后局势的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电报论战

在历次反蒋活动中，多有阎锡山的幕后参与。但阎兵权在手，又经略华北要地，且始终在蒋介石与反蒋派别之间处于居中调和的微妙地位，对蒋介石而言，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尽管蒋对阎的幕后作为并非不知不晓，但政治上的拉拢却一直没有放弃。然而，随着反蒋实力派的一个个败阵，阎锡山的缓冲作用逐渐减弱，蒋介石的“削藩”令箭终于开始向他挥舞了。

1929年11月5日，阎锡山同意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蒋即于11月26日宣布“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

1930年元旦，讨伐反蒋派的军事甫定，国民政府即在南京发表授勋令，授阎以宝鼎一等勋章，授张学良以青天白日勋章，其他蒋系各将领皆有褒奖。授勋之时，“蒋还以中央名义为自己吹捧了一番，嘉奖令云：‘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同志，宵旰忧勤，指挥略定，鞭镫所至，典刑以彰，斩当图之荆棘，置训证于康壮。’实系向阎氏示威。2月9日，蒋又电阎，谓‘平定两粤，极有把握。’阎更深感蒋咄咄逼人。1930年2月10日，五院更秉蒋意，发《告全国军人书》，威势逼人，不可一世。其中有云：‘历观叛逆军阀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

1月16日，吴铁城受命到太原，代表中央监视阎锡山补行“陆海空军副司令就职典礼”，要阎“宣誓”服从中央。

2月18日，改组派中委王乐平在上海法租界被刺陨命。种种迹象，使阎锡山感到再难与蒋和平共处下去了，但其发动军事反蒋，尚须时日进行准备；倒蒋善后，更须从长计议。故阎锡山首先在1月22日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主旨为“尚治不尚兵”的演说，提出反战观点，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舆论支持，拉开了中原大战前与蒋介石长达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之序幕。

阎锡山在电报战中，删繁就简，针对国内当时兵燹不休，百姓和各政治力量都思安定建国的想法，抓住蒋介石最不得人心的几件事大加发挥，在“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党人治党，国人治国”还是独裁政治；以及国民党“三全大会”统绪三个方面与蒋展开论战。

阎、蒋电报往还始于蒋介石2月9日（佳日）给阎锡山催促赵戴文回南京，平息谣传，以示蒋、阎“团结始终”的佳申电。阎锡山在2月10日（蒸日）的复电中提出了前述三个方面己方观点，并要蒋履行前言，“礼让为国”，与己“共息仔肩”。打响了向蒋电报进攻的第一炮：

“南京蒋总司令鉴：佳（9日）申电奉悉。中国危亡，已达极点，……窃念钧座受先总理托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朽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助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愈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疑窦重生，……继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原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总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创造三民五权之最高原则，实足为世界开大同先例。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如有跋扈军人，违抗国家命令者，仍由钧座以党国元勋之资格，负责纠正。锡山不敏，窃愿追随钧座之后，略效绵薄。抑锡山尤有进者：前此西北事起，锡山自思，既不能解决西北军饥寒之苦，有失信约，又不能为国家消兵戎之祸，有愧职责。日夜彷徨，无以自解。曾两次派员购得船票，意欲离国他游，籍减愆戾，而迟回却顾，迄未忍遽然而去者，诚恐孤钧座殷殷图治之苦心也。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于民主党党治之下。锡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日救国唯一之途径。钧座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太平之基，亦可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从此钧座之苦心既可大白于天下，锡山以驽骀得附骥尾，亦与有荣焉。”（《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本节以下电文均引自该书）

在政权问题上，蒋介石岂肯“礼让”？但鉴于阎锡山的实力和号召力，蒋还是希望与阎锡山缓冲一时，由此有了2月12日（文日）给阎的文电：

阎总司令百川勋鉴：蒸电奉悉。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语！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筹办编遣，悉取公开。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分不逞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全国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凭藉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此不但全国国民所当共谅，即兄前有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中绝非贪恋权位之人，去年四月讨桂，曾宣言军事结束，即行辞职；不幸叛变迭出，责任未尽，遂使弟又不得不继续尽瘁，存死而后已之心。成败利钝，非所逆睹；而革命救国之本怀，则未忍须臾背弃。我兄革命元勋，党国安危所系，万不可肥遁鸣高，轻卸救国重任。窃谓目前党国阽危已极，但我辈能一德一心，共谋匡济，消弭反侧，实非甚难。一俟和平统一真正完成，国民革命进行无阻，兄如有邀游海外之逸兴，中敬当追随同行，今则绝非其时。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竟救国之功。

蒋介石的文电首先推出“义务”说，并以中央自居，表示非武力不足讨平“反动派”叛乱。“和平统一”的口号必以武力为后盾，近代中国的统治者无不以此为圭臬。北伐胜利后手握中枢大权的蒋介石经“编遣”和“戡乱”，用武力削平或削弱了一个又一个军事集团，使所部第1集团军成为国内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自然当仁不让。蒋介石并在电报中要阎锡山就其逻辑回复，试图把阎引到与中央“共谋匡济”的路子上来。作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阎锡山当然要为受蒋介石压制的、欲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地方实力派讲话，其在2月13日（元日）复蒋介石的元电中，针对蒋的文电，逐条予以反驳：

……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才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谨将钧座见商者，分别答复于下：革命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锡山以为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今日所开除通缉的党员，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的分子？今日所讨伐作战之军队，何者非尽力国民革命之军人？革命的党员破裂，革命的军人残杀，非特革命救国不易，革命成功亦难。至云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赋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山意当开编遣会议之际，大众一德一心，毫无疑义。因党务财政致起戎端，一处发难，众处响应，贤者之责备集于钧座之身，并及于山。锡山以为山随钧座暂卸仔肩，使攻击者无其目标，反动者无所藉口，无目标无藉口，当然无人附和，是灭其气焰，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也。否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张其气焰，乱不能止，争不能息也。……至凭藉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裁制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之目的？山意彼以凭藉武力维护党国为口实者，我辈能以武力尽平之乎？亦正不必以武力尽平之也。且今日所谓凭藉武力以谋危党国者，皆昔日努力党国革命之军人也，何乃前正而后邪若是之相悬耶？愿钧座安其心而杜其口，山以为必能化险为夷也。至锡山之讨伐改组派，以其仍走破碎党的路径，必陷党于循环报复，此仆彼起，祸乱终无已时，故努力而讨伐之也。锡山与此尤有顾虑者两点，请钧座加以考虑：将多数党员划出党的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诸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锡山以为将共产党除外，凡属国民党者团结一致，取决多数，以解决国事，完成整个的党，使党颠扑不破，中央常立在理直气壮的地位，然后有阻碍国民革命者驱除之，破坏和平统一者扑灭之，较之今日多数党员多数军人居于不合作之地位以图治，钧座以为得力乎？否乎？党国之危机，减乎？增乎？国人之信仰，外交之同情，多乎？少乎？钧座达革命救国之目的，易乎？难乎？山以为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间，乞钧座察之。

阎锡山的元电把当时国民党内分裂、国家财政困难的责任归于蒋介石，不仅不与蒋“共谋匡济”，而且继续要蒋下台，其态度较蒸电又强硬了一步。蒋对元电未予回复，阎遂于2月18日（巧日）又向蒋发电，表明其政争非为个人利益，实“纯系为党为国”而谋：

元电迄未蒙复，甚为悬念！倾接京讯，盛传钧座接电后，赫然震怒，以为锡山受人挑拨，背叛钧座，将大张挞伐，已下令动员，肃清鲁豫，问罪冀晋。闻讯之余，慌恐无既。山之衷曲，迭电言之，奠定国家，钧座确有认错处。钧座待山甚厚，知山亦必深。山如有负钧座之心，当发现于前此危急存亡之时，必不发动于助钧座平乱之后。山此次敢犯钧意者。日夜筹思，纯系为党为国，兼为钧座及锡山历史谋也。愿钧座深察之。钧座如必以此罪锡山，无须劳师动众，一纸命令，锡山无不服从。谨再奉陈。特电奉闻。

蒋介石见阎锡山决心要其下台，即在2月19日（皓日）致阎的皓电中点明阎锡山准备发动战争的事实，警告阎“临崖勒马”，并要阎履行让冯玉祥出洋的前约：

……不邀谅察，重加责难。以我辈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结果如斯，中惟有痛自愧悔，更何容哓哓辞费？且已由胡、谭、王三院长续进忠言，果兄不认为逆耳之言，临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中之渎陈。中日来静默思过，何以平日负疚党国之处，不能得兄随时指陈匡救，而突于此时，严重督责？雷轰霆击，必欲中立即放弃党国赋与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出倒蒋之谣言。……

中亦迭接报告：谓兄已决定对中央作战，所有总指挥，各路司令，均已委派；且又强二集团军以主力由郑洛直取武汉，以大部进犯襄樊；对平汉路局与北平电局之中央机关，皆派队监视，且以武力强取；而对北平行营所发电报，全行检查；在河北各县征发车骡，急如星火，中未敢据以诘责，适因来电，为兄言之。兄矢言服从中央命令，甚善！然中央付兄以重大之责任，固未尝许兄轻自放弃；中与各院长苦口敦劝，亦冀兄继续为党国尽瘁。兄果有服从命令之诚意，则请立即取消下野引退之说。非然者，兄虽矢言服从命令，恐兄动员令完毕之日，即兄通电辞职之时；而辞电朝布，兵祸夕发。是以礼让为名，争夺为实。不惜甘为党国罪人。兴言及此，中实不寒而栗也！尤有为兄言者：我辈革命，在公当服从党国命令，在私当重视个人信义。党国未许我退，我不能擅自言退，此为服从命令者所宜知。信义为礼让之本，无信义则所谓礼让者，皆属虚伪。兄与焕章有通谱之雅，亲同手足，共事尤久，其交谊固视中正与兄尤有过之。去年八九月间，中央迭促焕章出洋游历，旅费二十万元亦早拨请尊处转发。使焕章早得成行，则西北战祸可免。不幸，兄坚约焕章同行于前，束缚焕章行动于后。……

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负责实行编遣会议之议决案，以昭示大信于天下。天下亦将群信兄之光明磊落。始终为革命党人而服从命令。非出矫正对拨二集军，确为谣诼，群疑尽息，人心大安，斯真和平统一之福星，愿兄图之。……

编遣会议议决案乃蒋氏“削藩策”的杰作，阎锡山再次在2月20日（号日）复蒋的号电中强调了“三全大会的合法性”问题，对实施编遣提出了“交兵于党”的意见：

奉读皓电，惶恐无似！锡山追随钧座，共生死患难者，有年矣。山自处如何，对钧座如何，挑国家如何，钧座均知之。谅我罪我，锡山决不愿以一言一字，致烦钧听。惟对于党国安危大计，一得之愚，不忍缄默。戡乱不如止乱，必须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若不能止乱，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锡山所见如此，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若有贻人口实之处，必须设法消除。止乱有方，戡乱始有果。至于编遣，固为当务之急。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而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此锡山不惮忌讳，敢陈钧座者。区区之意，纯为党国久远计耳。深望钧座于此两点，有所指正，阎锡山无不竭诚接受也。若谓阎锡山别有辜负钧座之谋，于津浦、平汉准备军事，纯系挑拨离间者是言，祈勿轻信，是为至祷！

蒋介石接着于2月22日发出长达1200字的养电，强调阎锡山对皓电所提一、取消礼让引退，二、请冯玉祥出洋未正面回复，提出“戡乱止乱之义，胡、谭、王三院长早为兄详言之，至全体大会之论，吴稚晖又重为次陇院长明剖无遗，”认为就此无须再费口舌。养电特别界定了“个人武力问题”，蒋介石提出“军权受之于正统中央”的法宝，表示再不屑与阎锡山进行游离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外的争论：

以个人为中心之武力，今日诚不宜再有！惟吾人所统率之武力，皆受之于党国，吾人无背叛党国之行动，即武力为捍卫党国之干城，内省不疚，正不必以个人中心之武力自惭形秽。兄自居何等？诚不敢知；若中则自信只知有党，只知有国，不知有个人。吾人以身许党，为国服务，即举生命与自由尽献之于党国。以党之意志为意志，以国之休戚为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岂武力可居为己有？但在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定叛乱，实现主义，巩固国防，正吾人天职所在也。今日本党之武力，乃总理千辛万苦，艰难缔造，付之吾人，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者。中躬受总理之托付，创办党军；又奉党国命令，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非敢如以个人武力为中心，受少数叛乱军阀所推戴，不惜为违犯党纪，反抗革命，祸国殃民，争权夺利之具也。中实不忍妄自菲薄，尤不愿轻受诬蔑。使中果有背叛党国之罪状，党国当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又或中违犯党纪，淆乱国是，倡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之谬说，及别设枢密院元帅府以解决国事之怪论，则亦无所逃于清议之责备。今中惟服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以为党国扫除叛逆，何得指为个人中心之武力乎？兄于本党革命历史，或尚未尽明了，放鹜礼让之虚名，责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议果见实行，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中所以万万不敢从命也。兄或谓总理曾让位于袁世凯，以促成南北统一，中正何人，乃违让德。不知总理之让位，系服从当时本党干部之决议，非徇任何人之请，尤非以此自鸣高蹈，而总理毕生尚以此事为憾！使无让位袁世凯之举，实行总理革命之主张，彻底荡涤瑕秽，不与反革命者妥协，则中国革命早可成功。十余年来，兵祸相寻，如袁氏之称帝，溥仪之复辟，以及国民党之解散，陈炯明之叛变等，使我革命党之命脉几乎中绝者，皆当时一般失节党员与无聊政客，不明党义，贩卖革命者，高谈礼让所误也。……

编遣会议之产生与进行，实经过党人之决议，政府之命令，兄亦始终参与其事。今不能服从其决议案，而必相约放弃党国所付之重任，始能实施编遣，恐兄之苦衷，实不能使人谅解。兄若真能信仰革命之主义，服从党国之命令，凡所指示，中甚愿竭诚讨论，冀得真理。仍望于皓电所陈，切实赐答！否则革命与礼让，真伪难容，文电往返，无补高明，徒灾枣梨，甚为戚然不安也！

蒋介石亮出了“总理嫡传及中央授命”的杀手锏，一口否定了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要“为党国扫除叛逆”。阎锡山怎肯示弱，即于次日（2月23日漾日）联名冯玉祥、李宗仁、何健、刘文辉等共45名反蒋派将领向全国全党发表党统问题的通电，反否定蒋介石占据中央权位的合法性。通电云：

慨自党内纠纷迭起以来，由党争而变为兵争，士兵则死亡枕藉，人民则困苦颠连，对外无御侮之能，对内失统驭之力，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尚何党？夫今日之争，纯系煮豆燃箕，不当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所争者，三届续统与二届复统两点。而主张息争者，拟由一二三届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党员外，组织临时国民党党员干部会议，于最短期间，成立四届。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行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此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用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纷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特电陈词，敬祈鉴察。

漾电提出的投票决定党统，以及“先求整个的党，再求统一之国”的政治主张，从理论上讲，是有利于国民党自身建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从团结的角度处理党争，对创建和平环境，加快社会发展，巩固国防，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均有其意义。阎、冯、李及川、湘等地方实力派希望通过这一办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取一定权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已经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不容党内其他派别染指中枢权力，力图以压服和征讨的方法对付地方实力派。

阎锡山紧接着在2月24日（敬日）致蒋一电，重申号电要点，要求蒋交权于党，“亡羊补牢”，可视作阎对蒋的“哀的美敦书”：

养电奉悉。答复钧座两点如下：一，取消引退之意，可以取消钧座引退之意，不能取消锡山引退之意。二，锡山与焕章出洋，系钧座力阻而止，焕章在晋，原本自由，无所用复。至实施编遣一节，锡山本曾竭力施行，裁去步骑炮兵共三十六团，点验委员报告有案，今欲再行实施编遣，锡山考察情形，非将一、二、三、四集团军之军权，全行交还于党，难于实行。此答复钧座者也。锡山号电所陈两点，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党国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施编遣。在锡山之愚，确认识为党国安危之关键，故敢请加指示。钧座引总理之谦让为憾，锡山以为总理之让袁，是逼于强力，我辈之交还军权于党，是归于正义，两者实不相同。再锡山有不忍与钧座言者，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之不直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以上之三全大会，非国民党之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乱实肇于此，亡羊补牢，尚犹有术。愿钧座察焉。并乞赐复为祷。阎锡山敬印。

蒋介石必须维护三全大会的合法性，才能确定自身法统，故在2月26日（宥日）复电阎锡山，谓：

指派圈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创其例，第二次代表大会亦师其志，三全大会代表产生之方法，系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所议决。指派所圈定之代表，亦均提出常务会议，经众公决。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亦无异于中一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党国危乱，久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方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爱国者，果如此乎？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

宥电还指责阎锡山“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昔之对袁劝进，而今殆欲以袁自居”。最后警告阎锡山说：“中犹冀兄之不至此，故不惮烦而再尽最后之忠告，结果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固党国大幸也。”

此时，阎锡山已与冯玉祥取得一致，并请冯回到太原，即在2月28日（勘日）给蒋的勘电中表示亦不与蒋再作口舌之争：

宥电奉悉。锡山引退一节，碍难取消，以国家安危之点，锡山所见与钧座所见不同，钧座以为负责心安，锡山以为引退心安，只好各行其所安而已。钧座嘱结束无益之辩论，停止不祥之举动，临崖勒马，维持和平云云，自此以往，锡山不再言国家事矣。维持和平，本属素志，哓哓不休，愿亦在此。山本无举动，何须制止？本未临崖，何须勒马？再锡山有（25）日回五台晤焕章，转述钧意，本日偕同返并。钧座对焕章有何意见，可迳行电商，锡山亦不再做中间人，益增咎戾也。特电奉复。

正如蒋介石所料到的，阎锡山随即于3月3日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与蒋以武力说话了。蒋介石亦预作准备，在此之前的3月1日于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开除汪精卫党籍、查明阎锡山行动之真相等议案，并在济南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以对付晋军。

3月14日（寒日），以鹿钟麟、商震、黄绍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责蒋通电，历数蒋氏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

顷致蒋介石一电，文曰：蒋先生鉴：北伐告成，海内望治，我公正位中枢，已逾一载。以考其时，宜若可为；然而党争兵争，纠纷靡已，举国骚然，亿兆愁苦，内失统驭之力，外无御侮之能。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灾荒莫救，饥馑在途。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国人惴惴，皆集矢于我公。未敢为公讳，亦未敢为公辨也。乃者，阎公百川，从容讽谏，忠告嘉谟，公曾不稍悟，道路传闻，且将拥兵以防民口。麟等待罪西陲，尚何敢再渎，以取罪戾？直言无隐，恐干雷霆之威；默而息之，又违爱人以德之旨。中夜彷徨，在喉有鲠，爱国爱公，不得不终言之，幸垂察焉！

全国代表大会，为党治最高权力机关，其尊隆殆无与比。本党三全大会出席代表，共应400有奇，乃其中：指派者逾二之一，圈定者逾四之一，纯粹选出者，73人耳。谬持总理在粤权宜指派先例，施于全国统一时期，大错铸成，孰尸其咎？党已不党，国将安托？论者谓公非法毁党，责有攸归。此其一。

求中国独立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此本总理之遗嘱，犹为全国所切望。我公利其美名，以修订欺国人，置废除于度外。但能博得腹余借款以自利，宁使增加新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而不顾。故论者谓总理遗教，有便于公，则援用之；有利党国，则蔑视之。此其二。

廉洁政府，革命所尚，首都政所从出，民具尔瞻，乃政治腐化，有甚昔时；琐琐姻娅，悉置要津，贪婪龌龊，成与登庸，政以贿成，人言喷喷。识者谓逊清往政，殆不是过。此其三。

裁兵救国，及时不图；然阳托编遣之名，阴行并吞之实。以禁募为揭橥，而征役遍于闾阎；以迭减为号召，而增编远逾原额；厚植一己军实，消灭革命军队。论者谓公务造成以个人为中心之武力，故冒不韪而弗恤。此其四。

帝制国家，惟专制君主有此观念。若乃党政大权，悉凭个人支配，岂惟贻举世党国之讥，亦实篡党祸国之渐。论者谓总理天下为公，公则天下为私。此其五。

和平救国，总理遗训昭然；武力政策，决不容于党治之下。乃喋血中原，伫兵岭表，多数革命军队，概加讨伐。国危至斯，宁不可已。论者谓公武力迷梦，远甚军阀。此其六。

民主集权，本党所宗。公以党为己有，但有集权，不见民主，即各地初级党部，所以领导民众，代表地方者，亦皆凭喜怒以为更张，民主精神，名存实亡。论者谓罗马昔有教皇，吾国乃诞党皇。凡属真正革命，多被剪除，或横遭危迫，或亡命异域。王乐平同志之遇害，尤骇听闻。洪宪宋案，同斯惨剧。昔叹三思谓天下无善恶，我所善者为善，我所恶者为恶。论者以此拟公，勿乃颇似。此其八。

国内粗安，非公所喜，非联甲以倒乙，即嗾丙以制丁。极挑拨离间之能事，师威迫利诱之故智，酿乱阶祸，国无宁日。论者谓公夙营交易，长袖善舞，此其九。

若乃扰乱各省，用及匪类。他不具论，豫陕甘之省，土匪蜂起，豪客绿林，攻城掠地。初则疑其潢池弄兵，为饥所迫；嗣见委状，皆有公名，乃知发纵，固有自来。以号称革命政府，令匪殃民，古今中外，未之前闻！三民主义，讵有此说？论者谓公但知利己，手段故自不择。此其十。

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革命，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

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愆，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霖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革命，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日革命，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日反革命，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荩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盍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3月15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在阎、蒋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通电就任总、副司令职务。在持续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之后，阎锡山在其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阎、蒋关系至此已无法弥合，国民政府于4月5日发出对阎锡山的免职并缉拿令。缉拿令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对阎氏自辛亥革命至最近与国民党的关系贬损有加。令称：

阎逆锡山素昔狡诈。辛亥革命，遭遇时会，僭窃一省，无所建树，既为袁氏所不容，总理犹扶掖之使安其位。袁氏叛国，该逆竟怀禄贪势，反颜事仇，始则宣告脱离国民党党籍，继且请求解散国民党，以接纳于袁氏。迄袁氏称帝，该逆率先劝进，并奏请改建立宪帝国，为袁氏所激奖，故当时有一等侯爵之伪封。该逆受之，曾无愧色，其不得厕于中华民国国民久矣。及国会解散，督军团变叛，以至张勋复辟，该逆均依违其间，以为可以臣洪宪者，未尝不可帝溥仪也。当此之时，总理兴师讨贼，凡使命往还于晋地者均被峻拒，故终总理之世，未闻该逆于革命有所协助。且杌陧之。洎我国民革命军师次淮、济，该逆始束身来归。政府含弘光大，舍罪责功，且欲以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迄授以晋、冀、察、绥各省，不惟无所建设，又复诛求无厌。去年李、白、冯、唐之乱多为该逆所潜煽，一方密请政府声罪讨冯，一方密款冯氏以劫持政府。举凡所有阴险狡诈，悉集于该逆之一身，近且集合各种反革命之军人、政客以图一逞。政府奉总理之遗教，弘训政之建设，际兹该逆干党纪、构国难，犹再姑息遵养时贼，何以为党？何以为国？阎锡山应即免去本兼各职，著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以做奸凶，而申法纪。此令。

蒋介石亦于同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出《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历数阎锡山、冯玉祥两人“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以“割据之野心”“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等“罪状”，要求“各将士须知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其各忠勇奋发，灭此朝食，以竟革命之全功而奠国基于永固”。

至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历时近两个月的电报论战，以双方的彻底决裂而划上了句号，剩下的就只有武力解决之一途了。国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终于因为各个集团之间利益之争的不可调和而如箭在弦了。

混战中原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电报论战结束后，反蒋联军与蒋介石之间已成必战之势，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反蒋联军以护党救国的名义发起战争，政治方面主要由改组派设计，军事上由各实力派负责，阎锡山当仁不让，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平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未就任通电中列名的副总司令职务，但在战争初期亦未有其他表示。

各参战部队按以下序列编成并划分作战地域：

第1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出兵3万，经湖南进攻武汉；

第2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主力集团，26万大军全部出动，担负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线主战场作战任务，分别东向徐州，南向武汉进攻；

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另一主力集团，出兵20余万，一部担负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线作战任务，一部在豫东北陇海线与冯军会攻徐州，然后合兵，沿津浦路直捣南京；

第4方面军总司令石友三，倾其兵力10万之众，先东攻鲁西济宁、兖州，然后与晋军会攻济南；

第5方面军拟给东北军，未果；

第6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第7方面军总司令何键（二人只肯暗地接受任命，不愿公开发表，在军事上也未起作用）；

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由原驻许昌的杂色部队组成，作战归冯玉祥指挥。

为统一指挥2、3、4三个主力方面军，特任命鹿钟麟为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为前敌副总指挥。

这样，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合阵线称兵70万，在津浦、陇海及鲁西南、平汉、湖南4个战场同时进攻。计划2、3方面军西、北夹击，攻占济南，会师徐州，进兵南京；1、2方面军南、北对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顺江而下，与北路友军会攻南京，一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蒋介石对阎、冯联合早有准备，在反蒋联军编成的同时，他命各地方驻军团队继续围剿红军，令粤系军队负责在南方对付桂军，并使老牌政客何成浚在武汉组织杂牌部队牵制反蒋联军攻汉主力，让投蒋的韩复榘、陈调元、马鸿逵、刘珍年等杂牌部队在津浦和山东战场应付阎锡山、石友三军，而将中央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陇海战场，准备以压倒优势一举粉碎阎、冯联军的南下、东进攻势。蒋的部署，重点在对付冯玉祥所部，其他方面都属于牵制用兵。阎锡山作为这次反蒋联军领袖，晋军作战地域则无中央军主力。

中原大战先以双方在河南的小接触起，拉开序幕。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不愿亦不敢同冯军作战，向蒋介石请调山东战场，联军顺利占领河南省境的大部。5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在新乡相会，3日同车抵郑州。阎、冯二人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对讨蒋军事已准备就绪，即将开始行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暂时不能出兵，但已允为弹药之助；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合作，共举大事；各友军均愿戮力同心，反蒋到底。从总的形势看，时机已经成熟，应即积极准备进攻。他们对此次大举讨蒋信心很强。”有鉴于此，阎锡山随即在郑州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略进行了深入研究，调整了具体部署，加强了2、3两方面军的协同指挥。阎的部署突出了晋军在陇海线方面的位置，颇有与津浦线晋军共同包打徐州，直薄南京的意味。冯部有人担心阎锡山借此树立威信，冯玉祥却对此一笑了之。盖因冯与当时多数兵学家皆认为晋军长于防守而绌于大兵团进攻作战，对晋军的进攻能力颇持保留看法。

1990年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鲁西、豫东战场率先发生战事，历时5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正式开始。

战争初期，蒋方以优势兵力在归德（今商丘）一带大败万选才部，万部将刘茂恩战场反戈，配合蒋军反击晋军，在陇海线配属鹿钟麟指挥的晋军杨效欧、孙楚、关福安三个军失去豫西宁陵、睢县、民权等地友军屏障，节节败退，至5月24日始守住新的防线。同时，处于安徽亳州的孙殿英和鲁西方面的石友三因相邻归德，失去侧翼屏蔽，顿转颓势。刘茂恩反戈，主因为其本是刘镇华之弟，阎锡山却把刘镇华的部队和河南省主席职位交与万选才，故而心生怨恨，于5月21日诱捕万选才于宁陵。阎的意图本是因刘茂恩实力雄厚，不如万选才好控制，恐将来河南的事权难以收回，才将刘茂恩派作万选才的下属。孰料事与愿违，因阎的料事过远，反导致眼前之败，战线动摇。事后，石友三的背叛，又如出一辙。

所幸冯玉祥及时派驻扎郑州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提前投入战斗，又调吉鸿昌协同孙良诚部迎头痛击当面蒋军的陈诚11师。在晋军的积极配合和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吉、孙两部生力军将11师几度包围。幸该师装备优良，火力炽盛，始得突围而出，但蒋军全线动摇，恰与月初之势相反。直至6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才在鲁西南定陶、曹县至豫东民权一线稳住了战线。陇海初战，西北军即显露锋芒，只是由于两翼的晋军和庞炳勋部进攻跟不上，虽然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却未能围歼更多的蒋军。

山东战场，石友三第4方面军由新乡以东渡过黄河，占领东明、考城，向济宁挺进，与蒋军几经争夺，在鲁西南站稳了脚跟，牵制了蒋军大量兵力，给津浦路向南进攻的晋军创造了极好的条件。阎锡山亲自指挥在津浦路方面的晋军，当面无蒋介石嫡系主力，负责这一方向军事指挥的韩复榘对蒋已有不稳状态，持观望态度，不作认真抵抗。晋军5月29日在姜家沟渡过黄河；6月25日攻占济南，然后分兵，一路东进追击韩复榘部，一路南下攻取泰安、兖州；至7月下旬，津浦战场已全部牢牢控制在晋军手中，大有兵临城下，直取徐州之势。

在平汉路方向和两湖战场，反蒋联军都处于良好态势，蒋军四处接战，忙于奔命，国内舆情又大不利于蒋介石，整个形势对蒋方似有不可逆转之势。阎锡山亦认为如此，开始打起节约财力，保存实力，准备后发制人的算盘。于是，战场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孙殿英部因刘茂恩反戈，被隔断在亳州成为孤军。但亳州位于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又处在上述两线作战的蒋军后方，对蒋军侧背威胁极大。孙部战斗力颇强，蒋介石派人劝降无望，只好派重兵围攻毫州。孙殿英部吸引了蒋军相当的机动兵力，但自己也在两个多月的被围作战中几近粮弹两绝，十分艰难。幸冯玉祥决定派从大西北赶到中原的孙连仲部于7月中旬解了亳州之围，然后命二孙合兵，由毫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切断蒋军后路，配合陇海、津浦两线正面总攻。

但是，“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亳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达成任务。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亳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亳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阎锡山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蒋军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阎军在兵员的补充方面非常及时，按月发饷，给养充足，并且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则以军费困难，士兵生活极为艰苦，甚至连咸菜也吃不到，当他们看到阎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冯玉祥这次倾家出动加入反蒋联军，血战两月，固然取得突出战果，但损失无算，苦衷谁知？遂转向保守，采取内线作战、稳扎稳打的方针，以便于补给和呼应。阎锡山在攻克济南后，曾集中主力猛攻兖州。但当蒋从陇海线调兵增援兖州，津浦线压力增大时，即不敢继续南下，转将主力调到胶济线，进攻已对晋军表示善意、躲避胶东“观战”的韩复榘，兖州晋军悉数向北撤至汶上、宁阳、新泰一线，与冯军相距愈远，难以呼应。致使西北军7月份在陇海线发动的一系列猛攻收效不大。蒋介石甚至得以从南部战场机动兵力，沿津浦线向北输送和海运青岛。7月27日，蒋介石亲到兖州督战，决定兵分左中右三路发起兖州以北的会战，先从晋军处打开缺口。8月5日，在蒋军优势兵力和德国大炮的攻击下，晋军退至泰安、肥城、平阴一线，傅作义、李生达两员战将亲临前线指挥，仍难挽晋军战线整体动摇之势。

阎锡山以保存实力财力始，首先危害到自己。这时才急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和军需给养，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其在陇海战场发动进攻，以牵制蒋军。尽管冯的幕僚和部将对阎锡山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做法极其不满，冯玉祥还是从全局出发，于8月上旬在陇海战场发起连续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并取得相当战果。蒋军左翼战线连连后撤，为确保退路，蒋介石分电各将领固守豫、皖、苏边界各重要城池，凡敌兵至而守城不失者各晋升两级，赏洋5万元，以激励士气。在情势危急时，蒋已经准备自陇海战场正面及归德以南撤退，但参谋长杨杰和军政部陆军署长曹浩森力主再苦撑数日以待变，恰又逢连日大雨，河水泛滥，迟滞了冯军的进攻，蒋军的危险局势遂得以扭转。

这一仗，冯玉祥下了最大的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小量兵力外，把主力全部投入到陇海战场，以期通过围魏救赵之计，一举夺取徐州，取得决定性胜利。位于陇海线正面配属冯玉祥指挥的晋军担负七路总攻之一路。该部晋军兵力达三个多军，还配有十几个团的炮兵，“但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并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而是前进迟滞，不能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紧密配合，以致西北军不得不在大雨滂沱、遍地泽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艰苦奋战，在攻取蒋军每一个据点的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西北军卒以官兵过度疲劳，又得不到及时的补给，乃不得不忍痛停止进攻，坐使本来可以被击溃的蒋军，复得到调遣援军的喘息时间，在全线动摇之中逐渐稳定下来；而对于津浦线的晋军，也没有起到支援作用。结果是晋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使蒋军得以抽出大部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攻取徐州的时机便被这些无情的现实所断送。当冯玉祥谈到这些情况时，真痛心到了极点，不由得说出这样一句话：‘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作为这次反蒋战事的总指挥，阎锡山在决事和用人两个方面都有重大的失策。一是与冯玉祥的关系。大战之前，阎锡山把冯玉祥作为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换的筹码，本已在道义上有亏于冯，这虽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然，阎亦在放冯归陕时反复解释道歉，冯也对其表示了谅解。但大战开始，作为军事上最为有力的同盟军，冯部战斗力最强，独缺作战经费和物资，而阎锡山在冯部最需要后勤支援以扩大战果的时候，有能力供应却自食其言，大部停发了事先许诺的军需给养供应，使冯军战力受到很大损失，不仅贻害了冯军，事实上损失更大的是阎锡山自己反蒋的大业。把这一点理解为是阎企望借与蒋作战之机削弱未来角力对手冯玉祥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固有一定道理，但在大敌当头，战事尚未有决定性胜利前景的时候即着手削弱友军，似又为时偏早。如果认为是阎锡山从经济上打了小算盘，固符合阎的一贯思想和作法，又有当时一幅蒋介石手握票子，冯玉祥手拿窝头，阎锡山手持算盘的流行漫画为佐证，但阎氏在军政大事上近视于此，似又难以说通。抑或是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但无论原因如何，在战争关键时刻，阎锡山在对冯关系的问题上或失之于预见性过强，过早削弱自己当前的盟友，未来的对手的力量；或失之于经济算盘过精，致使前线军事功败垂成。从史实上看，后者的可能要大一些，由此也可看出在反蒋同盟最终归于失败的种种原因中，经济力不足是相当重要的因素，阎锡山本人不善于很好的运用有限的战争资源，也难辞其咎。

二是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张在战前表示了“善意中立”的态度，但并未与蒋介石决裂。在反蒋联军与蒋介石的战争中，张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举足轻重的力量。蒋介石为把张学良拉到己方，于6月3日专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张祝贺三十岁生辰；又于6月21日派张群把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出兵入关；旋又在7月份张学良参加葫芦岛建港工程开工典礼时派吴铁城、刘光到葫芦岛，将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密交于张。由于东北军中的老人多主张持中立态度“保境安民”，不与交战双方、尤其是不与蒋方合作，对张学良影响较大，故张在大战初期一直持观望态度。蒋介石急于加强己方力量，竟抛开张学良直接重金收买其下属马庭福等人，从各方面逼张就范。而阎锡山派往东北的贾景德、孔繁蔚等人既无处事全权，又乏活动经费，连见张一面都很困难。阎亦再无机会向张说明反蒋通电会签中的误会，使联合张学良的大计一误再误，终于以张学良听从蒋介石之命，出兵关内而告大战终结。

三是对石友三的安排。石友三本是西北军宿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所部实力颇强，在反蒋联军中被编为一个独立的方面军。石投蒋后又反蒋，在鲁西南为晋军起了重要的侧翼屏障和牵制蒋军作用。为笼络石友三，阎给了其山东省主席的位置，却又在暗中操纵当地青红帮与石捣乱。并且在晋军进入山东后，占领一县就委派一县的县长和税务局长，使石友三的省主席成了空头职位，招致了石的严重不满。及至后来在北平组织政府时，石意欲谋得军政部长职位，就石部当时在战场上的地位来言，实应敷衍一番，以安其心。而阎锡山则又以“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为理由，坚不同意。阎对石背叛冯玉祥，替蒋介石打头阵攻太原记忆犹新，故有以上认识，却忽略了石在当时反复的可能。结果石友三于冯军在陇海战场展开8月攻势的时候以东北同乡的身份与张学良联系，准备休战投张，另起炉灶。石友三致张的电报称阎锡山狡猾失信，排斥友军，万难与共大事，愿率部北上，听张指挥云。该电被蒋方截获，正值蒋介石在冯军猛烈攻势下准备全线总退却之时。蒋阅电后大喜，即命各部苦撑坚持，终于在陇海线站稳了脚。石友三致张的电报亦被阎的电信机构截获。但联军在陇海战场的前景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四是在山东战场的军事策略。是时，为表示信任，蒋介石将山东战场指挥全权交给了韩复榘。但韩复榘亦是“十三太保”之一，迫于形势投蒋，见反蒋军事顺利，颇有回头报效老长官冯玉祥之意，在津浦战场连避三舍，自然也有观望待变的意思在内。而阎锡山对韩复榘和石友三在其扣冯于山西时的出兵救援之事耿耿于怀，在兖州遇蒋主力难以前进时，竟转向进攻在胶东观望避战的韩复榘，北伐时纵横捭阖的纵横家风范全然不复存在。致使山东战场少了一个可能的朋友，多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成为阎军最后兵败齐鲁的一个要因。

五是在津浦战场的人事安排。津浦战场是阎部进攻的主战场，当面之敌又非蒋的嫡系。如能运筹得当，由此直下徐州，战局一举可定。作战初期，阎锡山在津浦战场部署了6个军另3个炮兵团，编为第2路军，由傅作义任总指挥。战事相当顺利，不日即克济南。正当傅准备扩大战果时。阎忽命张荫梧率王靖国、李服膺两军并附炮兵两团组成的第4路军，到济南成立2、4路联合军，以张荫梧为联军总指挥。原来张在傅作义攻占济南时，给阎去了一个密电，称张学良和蒋方代表吴铁城、张群、方本仁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会议，要阎锡山注意这一动态。阎即加派张荫梧率两军来主持津浦战事，意在对傅监视。傅作义以涿州守城为契机与张学良结为朋友是人所共知的事，阎当时还称赞傅为“关云长”，这次却在临近决战之时换将，并把傅置于素有隔阂的张荫梧指挥之下，致使两人互相攻讦、掣肘，严重影响了津浦战局，直接导致了攻兖战役的失利，并由此引发了晋军在山东战场的全面溃败，其余波甚至造成傅作义因不受信任而脱离山西的后果。此事阎的幕僚多持不同意见，但阎坚决下令执行。直至阎失败下野后，在机要文电中检出张荫梧的上述密电，人们才得知原委。

六是在处置战争和政治设计的主次关系方面。因反蒋战事初期较为顺手，阎锡山对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对蒋介石政府支持战争的力量认识不足。开战后不久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筹备扩大会议，搞政治设计方面。忽略了军事方面与友军的协调、后勤组织工作，尤其是忽略了战果的扩大和巩固，过早收缩了战争机器的运转，在同盟军中产生了很大的离心倾向，从而为蒋介石的收买瓦解策略提供了便利。以致在冯军8月攻势之后，反蒋联军遂一蹶不振，渐次分崩离析。

政治善后

随着阎、冯倒蒋局面的逐渐明朗，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但聚集在平津的改组派骨干和西山派却因“党统”问题的严重分歧，争吵得不可开交，乃至在北平发生了双方在报纸上互相攻讦，在大街上游行指责对方，竟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予以排解的事情。其时阎、冯正在集中精力筹划军事，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遂连连敦促在香港的汪精卫北上到平，主持政治设计。

然汪精卫在港却迟迟不肯动身北上，其托词是“适患肺炎”，实质上是有两项难言之隐：一是他担心过早北上，会陷入各派之争，失却超脱地位，对以后改组派掌握党务大权不利；二是汪的根基在广东，期望张发奎和桂系反蒋联军在南线取胜，即可在广州开府议事，更为主动。但到了7月间，张桂联军兵败退回广西，广州开府已无可能，又传言北方反蒋派内部有人主张撇开党务，先成立政府，若有迟疑，机会不再。汪精卫即于7月23日取道日本，乘日轮长城丸抵津，当日转赴北平。汪精卫深知反蒋必须依靠军事实力派，同时亦认为与西山派的联合实属必要。他在旅次就向《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在政治和党务方面的主张与阎、冯一致，希望由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他自己则专心党务，对政府处于赞助地位，以取悦于阎锡山。在平数日，汪约见了西山派首领谢持、邹鲁等人，协调了双方关系，提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基本大法；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由地方自治做起；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不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并得到了西山派的基本认可。

由于反蒋联合阵线由各个大小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组成，在政治上的认识、利益和权力的分配上面，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只有阎锡山握有地盘和一定的经济力量，汪精卫则在政治上最有号召力，故二人取得了必须合作反蒋才有出路的共识，并于8月4日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时冯玉祥正在陇海前线组织8月攻势，由阎、汪主持，各派别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基本文件。

阎锡山还以“主政者”的身份对外公布了他与“主持党务”的汪精卫晤谈后得出的四点结论：“（一）人民求安，国要图治。三民主义当在安与治上设施。（二）党员是为党，党是为国的。党员不得借党图自身利益。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三）先定训政规约，规定严密办法，以资遵守；实行训政前提，即社会安宁，财政公开。政治廉洁，取民有制，以作实行训政基础。（四）以革命精神整理破碎国家，以公道原则，处理党政事务。”以团结各反蒋派，取得舆论支持，并在其中埋下了“党不得借政图本党的利益”的伏笔，以作将来在权力中心限制汪精卫的张本。

在中原前线隆隆大炮声中，为反蒋派政治舆论服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发表了“党务宣言”，推举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锡山）、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泉7人为常务委员，主持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随即，扩大会议开始了紧张地组织政府的工作，于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公布了由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并未征得本人同意）、谢持7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后又增加石友三、刘文辉2人），推阎锡山为主席。阎久蓄心中的问鼎中原之志离掌握最高权力终于只有一步之差了。

然而，前线的军事却以西北军8月攻势的受挫为标志而急转直下了。蒋军在津浦线的主力并未因陇海战场的紧张西调，在山东战场的晋军却因主帅易人，傅张不和，二人分兵各趋津浦、胶济两线，削弱了协同作战的力量。蒋的参谋长杨杰力排众议，亲率一军穿插到两路晋军的后方大汶口，迂回作战大获成功，在兖州一带与蒋军对峙的傅作义部全线崩溃，北逃济南；在胶济线与韩复榘作战的张荫梧部亦被迫撤往济南。晋军立足未稳，即在各路蒋军追击下，于8月15日弃守济南，随即败退至黄河北岸，才稳住阵地。

晋军既败，蒋介石又通过赠给金钱、许以官位、派人拉拢等办法，一个一个收买冯玉祥的部将。西北军久处贫瘠的陕、甘等省，待遇低、生活苦，广大官兵希望通过这一战打出一个局面来，改善自己的环境和待遇。但从调动部署起，已历半年，战事胶着，胜利无望，历经7、8两月苦战，亟需休整补充，而阎锡山在饷项军需上又不能一视同仁，遂对反蒋前途失望，普遍产生了厌战思想。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趁虚而入，用腐蚀瓦解的办法大大削弱了西北军的战斗力。反蒋军事战线已经产生了崩溃的裂痕。

随着阎、冯部将怠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暗地向蒋输诚者逐渐增多，蒋介石在前线的军事优势逐渐增大，但一时还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为防战局反复，蒋介石加强了促成张学良拥蒋入关的活动。除前述允诺的对于学忠、王树常的任命外，蒋又命吴铁城、张群携巨款在东北进行活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价格高过日本25元的高价为南京定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张250万元。“8月以后，蒋介石连电催张出兵山海关，并答应给出兵费500万元。9月，蒋介石根据吴铁城的电请，拨给张学良1000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后来又允许东北军入关后，驻平津部队的薪饷由中央负担。1500万元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蒋介石在军费开支浩繁的情况下，舍得这样花钱，就是因为张学良的一句话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还增加了委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朱启钤为北平市长、臧启芳为天津市长的任命，并许以“北方诸事托汉卿全权处理”，内政、参谋两部部长，平绥、平汉、正太、沧石等铁路局长，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负责人均可由东北方面保荐。这样，张学良不仅可以控制整个东北和华北，而且把势力伸入了中枢和北中国的铁路系统，这是其父张作霖久谋而未得到的利益，对张学良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阎锡山只对张本人许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和国民政府委员两个职务，很少提及他人的任命，更没有明确给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在蒋介石派沈代表张群、吴铁城的不断催促下，向二人口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

为统一部属的思想，张学良“于9月10日在沈阳北陵别墅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张首先发言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1926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在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1926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而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所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就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事变，更可看出他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张学良拥蒋的态度一旦明确，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马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反蒋联盟的失败就已是时日的问题了。

为了稳住张学良，起码令张继续保持中立，汪精卫、阎锡山一面派人赴沈，以察绥平津永久让与为条件，希望张出兵援助，一面加紧成立政府的步伐，以期增强号召力，或可使张学良回头。9月9日，反蒋联合阵线在北平组成“国民政府”，阎锡山于当日上午9时零9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汪精卫、谢持一左一右站立阎的两边，同时就国民政府委员职。同日，阎、汪、谢三人通电请其余“国民政府委员”于所在地先行就职，“以安党国”。因前线军事吃紧，阎锡山宣誓就职不到两个小时，就离开北平登车往津浦线督战去了。从此，他再未回到“龙骧九五”的紫禁城中。

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蒋“巧电”，宣布出兵关内，呼吁各方“罢兵以纾民困”。自阎锡山得知张决定拥蒋的消息后，即背着冯玉祥悄悄收缩晋军战线，由山东撤回河北、山西；冯军则在勉力抵抗蒋军的9月大反攻之后，在蒋“银弹”、枪弹的双双攻击下，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尽管冯玉祥还力主一战，但整个西北军中除宋哲元、刘郁芬两部外，其余均不愿听命再战；投附阎、冯的各小股反蒋武装则纷纷改换门庭，分别投蒋、投张。反蒋联军已经处于土崩瓦解之状，到了蒋介石可以传檄而定的时候了。

阎锡山、汪精卫并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他们还想借助“扩大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招牌，利用晋军残存的力量，继续与蒋介石周旋。但蒋介石既胜，岂容对手再作反扑。从9月20日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兵车入关，10多天就完成了对河北及平、津的占领。9月底到10月初，反蒋联军树倒猢狲散，阎、冯两部一些统兵将领迫于情势，纷纷向张学良和蒋介石投诚，反蒋军事一败涂地。

9月22日，扩大会议被阎锡山接到太原，在汪精卫的主持下，用了一个月时间，起草成一部“约法草案”，于10月27日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10月28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成了改组派、西山派联合反蒋在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以后，扩大会议的代表们如鸟兽散，或转而投靠蒋中央，或下野韬晦以求再逞，也有为求真民主而投向共产党革命阵营的。改组派作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派别，也以汪精卫的结束声明而宣告终结。

因蒋介石急于抽出兵力到南方围剿红军，对军事善后处理问题故示宽大。除要阎锡山、冯玉祥必须下野外，其余人员都在“赦免”之列。10月16日，阎、冯、汪在太原议定如能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下野，军事大权交有才力的部属接任，阎锡山指定徐永昌，冯玉祥指定鹿钟麟，后又改为孙良诚。阎、冯这一主张基本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蒋、张相约分别改编西北军和晋军，将收拾华北残局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仍然念旧，回护晋军整编为4军8师，后又增编了正太护路军3个旅，骑兵司令部4个旅，炮兵司令部10个团，另3个独立旅，安排了阎部大部份高级军官，并使晋绥军作为一个整体集中保存下来，为阎锡山的东山再起埋下了种子。西北军一则少人缓颊，二则其坚强勇猛的战力令当局后怕，遂决定逐军分割整编使用，冯玉祥苦心孤诣创立的西北军从此再未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

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4日致电张学良“释权归田”，冯玉祥无处可归，遂隐居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汪精卫于11月23日偕夫人璧君亡命日本；阎锡山在安排好山西人事之后，于11月29日离开五台，转道天津，以观后况。

中原大战的发动者们尽管失败了，尚可全身而退，乃至待机卷土重来。却给耗尽人力、财力的山西及北方诸省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生命财产损失。中原大战的反蒋联军一方70万大军主要依靠华北数省的有限财力支撑，而平津等地的财政税务大权在战前还不为阎锡山所有，故战争的负担绝大多数压在了山西一省。战后，又有十数万客军滞留山西境内，使晋省人民继续承受着战争带来的重重负担。阎锡山的反蒋战争不仅是输在了军事上，而且更是输在了经济上。不仅把阎主政山西近20年建设的一点积累全部赔到了战争中，而且严重制约了三十年代山西的经济发展，对其后山西抗日战争资源的运用留下一定的后遗症。阎锡山在山西重视建设，又因争夺中枢权力而导致山西经济基础的破坏，功过是非，殊难尽述；山西本为表里山河，易守难攻之形胜之地，在民国初年全国性军阀大混战中都未受影响，却从中原大战起，屡遭兵燹，个中隐因，尤值得史家探幽。

第九章　埋头搞建设

金蝉脱壳

失败的阎锡山被迫下野，老谋深算的他逃过蒋介石的追捕，避居大连；早有安排的他，利用亲信，虽身在大连，却能遥控山西。

中原大战的失败和通电下野，标志着阎锡山问鼎中央权位企图的破灭。然而，这对于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来说，并不意味着政治生涯的完结。得意时争名于朝争利于世，失意时宣布下野以退为进，纵观一部民国史，这样的闹剧层出不穷。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是每一个下野者的必然选择。

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军声势浩大，南北响应，兵力总数也大大超过蒋军，最后竟土崩瓦解，以失败告终，自然令作为统帅的阎锡山感到沮丧。

阎锡山是不甘心失败的，在宣布下野时，他恨恨地讲了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下野是暂时的，晋军被人节制也是暂时的。”10月5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15日，正式通电下野。接着阎锡山又对山西的军政、人事作了一番安排，宣布取消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并假借父亲有病，要回家乡侍疾，意在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以退让求生存。但打了胜仗的蒋介石已不能轻易放过阎锡山，绝不给阎任何喘息的机会，非得驱赶阎锡山离开太原出洋。他指使何应钦致电阎锡山：“百公不出洋，无以善其后。”同时命令飞机在太原狂轰乱炸，企图给阎锡山施以压力。阎锡山见到蒋介石态度强硬，知道不走不行，走了自己又不甘心，多年苦心经营的山西老巢，弃于一旦，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阎锡山决定虚晃一枪，离开太原，但不出国。于是他扬言去苏联，特意派了他的手下仲跻翰装模作样乘汽车北上五原察看西北上苏联的公路，这一切都被蒋介石在山西的特务作为情报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讯后，密令华北五省军政负责人“缉获阎逆，就地正法”，他已决意置阎锡山于死地。

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长期的勾心斗角彼此都互相了解，摸透用心。阎锡山知道蒋介石的狠毒，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一向言行不一的阎锡山，行动更加诡密。

1930年11月28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称：我已决心出洋，12月1日到石家庄，2日到天津。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又马上密令张学良：各铁路沿线纠查，缉拿阎逆勿误。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阎锡山已经比电报里的日期提前两天动身了。

阎锡山的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亲自精心策划安排，消息极其严密，就连他身边的人也极少知道。

一路上阎锡山化装成商号老板，具体身份是山阴县富山水利公司经理曲容众。他身穿普通布袍子，黑缎马褂，外套一件青色毛呢便衣大氅，头戴土尔其毛线套帽，脖子裹着一条大毛线围巾，脚着一双老棉鞋，颇似他伪装的身份。随行只有3人，都是经过阎锡山多次研究考虑最后确定的。这3个人是李汝骧、王怀奇和张培梅。李和王都曾留学日本，做事谨慎小心忠诚可靠。而张培梅精明强悍，武艺高强，身手不凡，对阎忠贞不二，是保镖的最佳人选。

阎锡山这次行动不但时间提前了，走的路线，也和电报里写的不同，他并不按照所讲由正太路经石家庄赴津，而是乘汽车至大同，再从大同火车站沿京绥铁路转赴天津。

一路上，阎锡山高度警惕，由他和李汝骧共坐一辆汽车，张培梅和王怀奇乘坐另外一辆随后跟随，暗中保护。当汽车驶至雁门关太和岭口时，阎锡山下车休息，站在山上，一抹夕阳把周围映得如血般通红，阎锡山茫然四顾，不禁发出一声长叹，曾几何时，他统率80万大军威风凛凛就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如今落到这样的地步，伤感之情油然而生。

汽车经过一天的跋涉，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大同车站。一打听，晚上11点火车才能开出。阎锡山一行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进了住房，李汝骧问：“晚上吃什么饭。”“我自己带有干粮”，阎锡山说着，就把带来的饼子啃了几口。李汝骧买来的罐头他也不敢吃，怕中毒。

火车到半夜才能开，阎锡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难以安下心来，时不时问李汝骧时间到了没有。

上了火车，由于蒋介石有捉拿阎锡山的命令在先，一路上军警盘查甚严，多亏李汝骧沉着冷静，巧妙对付，阎锡山总算有惊无险过了一关又一关，顺利到达天津。

抵津后，阎锡山心中多疑，不敢去找他当年进驻天津时委任的天津市市长南桂馨。直到次日清晨李汝骧向南桂馨报告阎锡山已到天津后，南桂馨才急急忙忙拜见阎锡山，说：“饭店不能住，快到我那里去。”阎锡山便到了南桂馨住处呆下来。

但阎锡山还是不放心，他对李汝骧说：“你去找薄永济来。”

薄永济是阎锡山的堂妹夫，住在法租界50号，阎锡山认为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便又搬去薄宅住了。

《大公报》得知阎锡山已抵津，立即发了消息，蒋介石看过报纸，大发雷霆，他怎么也没料到阎锡山竟像变戏法一般躲过层层关卡悄然到了天津。他连忙派出大批特务在阎的住处监视，张学良也不断派人催促阎锡山出洋。

阎锡山见住所周围尽是蒋介石的特务，张学良又逼得紧，心知此地不可留住，便打算到大连去，大连离山西远一点，可让蒋介石、张学良稍微放心，那里又是日本的租界地，蒋介石也不敢妄为。便声称先去大连，然后东渡日本继游欧美。12月22日凌晨，阎锡山在法租界巡捕的严密保护下，登上了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客轮“武昌丸”号，安全到达大连。

蒋介石知道阎锡山在耍诡计赖在国内，但大连与山西相隔甚远，又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就暂时作罢，不再逼阎出洋。

阎锡山走后，蒋介石安排张学良接管山西，张学良开始对晋军实行“整军缩编”，准备把晋军的数量由原来的14个军40余师压缩为4个军8个师，张学良的主张马上就遭到了晋军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经过反复争吵，张学良终于同意再增加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炮兵独立旅。这一切斗争，都与远在大连的阎锡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早在阎锡山离开太原赴津时，已安排好他的文武僚属，军队也改名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由他的心腹徐永昌、杨爱源、赵承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都是为了今后东山再起做好准备。所以徐永昌、杨爱源等人表面上执行张学良的命令，但实际上又在暗地里接受阎锡山的操纵遥控。山西许多大小事情，都是由远在大连的阎锡山最后拍板的。

为了控制山西的局势，他经常派其亲信副官刘升化装潜回太原，仔细了解各军、师长思想与行动状况，并与他们保持联系。

在大连，阎锡山还积极利用日本人的关系，进行重返山西的努力。日本人见阎锡山虽然下野，但实力尚在，也有意扶持阎锡山与有英美背景的蒋介石作对抗，以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中原战败后，阎锡山利用在大连蛰居的这段时间，也静下心来进行了他的一些理论研究。在政治上他认为凡事都应适中求对，不偏不倚。这也是他在动乱的政局中保持一方的独裁统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深刻总结。他说“槁木死灰的生龙活虎，才是真的生龙活虎”。暗示了他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失败了，不会妄想执天下之牛耳了，但他决不会从此放弃政治野心，而是要寻找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条件，以准备东山再起。

对经济理论，阎锡山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提出了自己创造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还出版了名为《劳资合一》的月刊。

老树根深

身在大连的阎锡山，心却在山西，他借日寇重返老巢；老蒋自顾不暇，阎氏重掌山西大权，巧送瘟神出境，恢复阎记一统天下。

大约在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司令派赵欣伯由沈阳到大连去拉拢阎锡山。赵欣伯系东北的留日学生，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后成为伪满洲国大臣。赵欣伯到大连后，并没有直接面见阎锡山，而是托人向阎转达说，东北三省让张家父子搞得一塌糊涂，人民水深火热，不堪其苦，所以很多人希望阎先生以治晋之方救救东北。并声明，此为东北人之希望，亦为关东军之意见。阎锡山闻言大惊，急派人主动访赵，敷衍了事。两日之后，赵遂返沈复命。事后，阎锡山就此事对周围的人讲，此种人远不得，近不得，见了面就麻烦了。弦外之音，在炫耀自己的应付之妙。

尽管阎锡山以他的“小聪明”支走了赵欣伯。然而，赵的来访无疑是一个信号，它再明确不过地告诉阎锡山，在日本人统治的大连长期居留下去，这样的事情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不想彻底投靠日本，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一走了之。

适逢其时，经过中原大战后将近一年的风云变幻，山西局势早已今非昔比。西北军宋哲元等部客军战后继续留在山西，并有长期占据的迹象；国民党加紧了在山西的活动，曾遭削弱的省党部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山西，积极进行反阎活动；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向纵深发展，并开始在山西建立革命武装；七个省的军阀部队，都集中到山西，军队与军队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军队内部，因兵多饷少，衣食缺乏，时有士兵哗变。山西的政局事实上已是以在野之身远避大连的阎锡山所难于控制的了。

面对这一切，阎锡山是无论如何也沉不住气了，他敏锐地感到，不管从那方面考虑都不能继续在大连蛰居下去了。就像当初不得不出走一样，眼下的问题是必须设法尽快回晋，否则苦心经营的山西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然而，阎锡山以下野出走之身，突然要返回山西，对内对外都需有个交代，有个说法。于是，1931年8月1日，阎锡山便接到刘升由五台河边村带来的口信，说阎父书堂自7月20日后，屡感身体不适，饮食渐减，念子之心益切。阎接信后，翌日即着靳瑞萱与日本人接洽，以飞机送回山西。

经过一番策划和接洽，8月5日，阎锡山包租一架日本小型飞机由大连飞抵山西大同。与八个月前离晋时的情形完全一样，阎锡山的返晋也完全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阎锡山在大同住了一个晚上。次日，再由大同出发，悄然回到他的家乡五台县河边村，以探“父疾”。

阎锡山回到山西的消息不日就被传了出去，成了一条颇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对此，各方面纷纷作出反应。受命统一节制晋绥军政事宜的张学良首先发难，于9月11日直电阎锡山，接着又通过徐永昌提出三项条件：“一阎先生自动移北平”；“二副（指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担保体面安全自由”；“三晋将领对以往不听调遣事认过”。对于张学良的催逼，阎锡山早有准备，随即复张一电，以父之病进行搪塞。

蒋介石闻讯后，也大为震怒，立命何应钦、孔祥熙等电阎“从速离晋”，声称如若不从，将采取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刘峙、韩复榘等也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发表通电，要蒋逐阎迅速离开山西。

各方面压力重重，就在阎锡山疲于应付之际，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从而在客观上为阎锡山重归政坛提供了契机。在“九·一八事变”中，由于不抵抗政策的推行，使东北三省几乎在一夜之间沦入敌手，直接负东北国防责任的张学良也成为众矢之的，在国人中激起公愤，空前的抗日救国高潮随之而起。以汪精卫、孙科为首的反蒋派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乘势通电全国促蒋下野，号召另组统一的国民政府，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建立起了十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和拥有十余万正规红军的工农革命武装。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

此时，蒋介石被日本侵华的突然事变搞得焦头烂额，无暇自顾，民族危机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政敌个人的去留已无关宏旨。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阎锡山反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取消对他的通缉令的要求。蒋介石为了与广州政府寻求“统一”，由中常会决议：因政治问题开除党籍者一律予以恢复。据此，1931年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取消对阎锡山的通缉令。接着，10月3日，以国民政府名义命令：阎锡山免于通缉。阎锡山终于摆脱了套在头上近一年的紧箍咒，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只不过是阎锡山通向东山再起之路的第一步。为了努力复出，重掌山西，他还积极进行了多方面的疏通。除了以赵丕廉（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驻南京，与中央方面联系外，另以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正式任命与阎锡山免于通缉的命令同日下达）到北平做张学良的工作，并通过李石曾等向蒋介石说项。

阎锡山最终得以复出，自然离不开政治背景，但是与徐永昌的大力保举也不无关系。

徐永昌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以朋友的身份对阎锡山的返晋做了一番颇为得力的解释。

随后不久，徐永昌在奉召到汉口面见蒋介石时，又以山西省主席的名义为阎锡山说情担保。

经过一番疏通说项，在宁、粤合流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先是表示对阎锡山“捐弃前嫌，团结御侮”。随即，于1932年1月29日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又于2月20日通过国民政府正式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非常时期设立的这一机构和职位，其职权已超越省主席，总揽了晋绥两省军政）。这样阎锡山在下野蛰居一年多之后，夤缘时会，终于得以东山再起。

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后，2月27日，阎锡山在山西军政界要人的出面拥戴下，由河边村到达省城太原。同日上午10时，在山西省政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在就职典礼上，阎锡山慷慨陈词，发表演讲：“我卸去军政责任，差不多已一年多了。回想此一年多的期间，就身体上说，觉着可以休养；就精神上说，觉着可以藏拙，本不愿再负责任。只因国难当前，承中央诸同志之敦促，晋绥父老及各界之催迫，不得不勉力负此晋绥绥靖之责，为国家尽一部分之责任，为地方谋长期间之安宁。我想这绥靖的责任从正面说涸是安定地方；从对面说，即是扫除建设的一切障碍。因为地方不安定，一切建设均无法说起。这种责任关系很大。深望我晋绥全体同人，共体斯旨，以期不负国家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将来国家如需用我军人牺牲的时候，我当率领我武装同志共同牺牲，以尽我军人的天职。”

建设救国

重回山西的阎锡山再把经济建设做为中心来抓，确定实施纲要。并重整山西金融，组建“四银行号”与“实物准备库”。

1932年2月，阎锡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军政大权。他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环境，提出了“建设救国”、“造产救国”、“自强救国”等口号，着手制订十年自强计划，致力于发展山西经济建设事业。

1932年4月，阎锡山自任“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上，他确定了“建设计划案”的宗旨：前三年以政治为中心，注重扫除建设障碍，确立民主政治基础；后七年以经济作中心，以完成自足为目标。在阎锡山的安排下，由邱仰浚、樊象高分别主持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设计工作，经反复讨论与修订，于同年12月正式编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经报送山西省政府审议后，规定自1933年开始遵照实施。

这份计划分为三篇：一、《总则》；二、《省政建设之部》；三、《县村建设之部》。

《总则》分为六项，其中“应遵守之原则”规定：经济建设应着重于合作主义之提倡，使分散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集合而为集中强固之经营势力。产业属诸私营者，施以私营公督政策。“应注意之事项”规定：十年建设之理论，是适于就防御而言，不适于就攻击而言。“建设先决事项”规定：筹措建设经费，要借外债、发公债，由省筹集三者并举。

《省政建设之部》分为四章，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省政建设研究院，附则。

在政治建设中，计划列举了改善警政、财政、教育、文化等方面必成和期成的指标。其中，特别强调革新警政的内容，以加强其特务统治。

在经济建设中，计划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分别列举了农业、水利、棉业、烟叶、林业、植树、畜产等方面的期成量与必成量。农业之后，依次是矿业、工业、商业、交通。矿业上，提倡分采合销，以免各厂间的竞争。工业上，设立工业试验所和女子工业传习所，奖励特种工业及新发明，倡办县村工厂，提倡家庭工业。商业上，主要是实行商标法与商品检查，设立商品陈列馆与公营百货市场。交通上，主要为修筑同蒲铁路与修建公路。此外，还扶助社会办理实业，主要为发展毛纺织业、酿造业、化妆品工业、造纸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为了解决经济建设资金问题，提出在省、县、村设立经济统制机关和增发纸币。

成立省政建设研究院，计划以阳曲、太原、榆次三地为建设研究区，对各建设项目，先研究试验再推广。

在附则中，提出设立山西省政府建设考绩委员会，负责监督考察，以保证计划的实施。

《县村建设之部》，分县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与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两级，分别由县、村两级自行编定。

中原大战给山西的金融带来了危机。大战前，阎锡山为筹备军费，扩大省钞发行量，至1930年，晋钞发行总数已达7500万元。在山西境内，各县地方商号的钱票已被收尽，只能用省钞进行交易。大战后，阎锡山出逃大连，提走了各地收入现洋3000万元及省银行库存的200万元；而流行外省的晋钞因被拒收倒回山西，晋钞陷入“毛荒”之中。晋钞与银元的比值自1929年的1∶1至1931年贬值为20∶1甚至30∶1。省铁路、邮电等部门甚至拒收晋钞，晋钞的信用下降，金融系统陷入一片混乱。

省主席商震曾试图以“抽签兑现”的办法，来缓和晋钞的危机，但这一办法并不能挽回危局。而1931年7月商震率部离晋，又从省银行仅存的现金40余万元内提走30万元，此后，便无人来维持晋钞了。

阎锡山上台后，开始着手整理晋钞，重建省银行信用。他一方面采取“二五存款，拆收股本”的办法收部分省钞；另一方面严令省银行经理高步青一日内凑足现洋100万元，由王尊光清点入库。然后以这100万元作为准备金发行新省钞。新省钞1元兑换旧省钞20元，不到半年就将旧省钞全部收清。

阎锡山下令整顿省银行，修改章程。以总行代理总监理处，以王骧为总经理、王尊光为省府代表、王兆泰等9人为民选监理，共同监理银行业务。改组后的省银行是由山西省政府设置经营，由全省商民监察，并利用民选方式，选出几个县市的商会会长为监事，定期检查省银行的库存准备金与纸币发行额，发挥“公营民监”的作用，从而树立新省钞的信用。省银行的宗旨是“调剂全省金融，扶助经济建设”，阎锡山依靠它为省政建设提供资金，规定它概不借垫军政各费，而独立经营，同时给予省银行发行兑换券、公债及经营省金库等特权。1932年7月山西省银行改组完毕，向南京政府财政部重新注册登记，转入正常运行。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确立了山西省银行在山西金融界的统治地位。

除整顿省银行外，阎锡山还增开了垦业、铁路、盐业三家银号。1932年8月，在包头开设绥西垦业银号，由绥靖公署经营。1934年7月，为发展晋绥两省地方所有铁路及扶助有关铁路的建设事业，开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由山西省公营董事会与绥远省合组董事会来管理。1935年1月，为扶助盐户经济，调剂盐区各县金融，开办晋北盐业银号，由山西省公营董事会经营。从1936年7月1日起，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接收管理省银行、垦业、铁路、盐业四家银号，称“四银行号”，它们是阎锡山的金融台柱，共同统制山西的金融，为阎锡山推行“建设救国”提供资金保障。

阎锡山还在各县设立县银号与村信用合作社，负责各地金融业务。1932~1933年成立了临汾、孝义、五寨、方山等12家县银号，采用“县政府监督，县地方经营，县全民监察”的经营方式。1933年10月，阎锡山在五台河边村召集五台、忻县、定襄等县长、区长以及附近各村长开会，议定改变县银号经营方式，由各县委托县内一家殷实商号代理县银号业务。至1935年，全省设立了32家县银号，总资本约为40万元。县银号统揽各县财政，又成为省银行的基础。

1933年前后，阎锡山在忻县、五台、定襄、崞县试办信用合作社，设想以农村土地为担保，一亩土地发行一元信用合作券。后来，阎锡山扩大了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并普及到各县，至1935年，有16县成立了各村信用合作社，共发行信用合作券100余万元。后因南京政府币制改革，阎锡山被迫停止并逐步收回“合作券”。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施行法币政策，限制各省银行发行纸币。阎锡山为了抵制法币，1935年12月设置了实物准备库。由四银行号发行无准备的纸币，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等实物，作为四银号的准备金。实物准备库在资金、运输、汇兑与业务等方面享有很大的特权和优势，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物资与不动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这样，晋钞就有了十足的实物准备，纸币又得以大量的发行。到1937年，四银号发行纸币达4500余万元。阎锡山凭藉这些纸币，修筑同蒲铁路，经营西北实业公司等官办企业。因此，当时人们戏称同蒲铁路为“纸糊的铁路”，而把阎锡山的实物准备称为“口吹大洋”。

再兴山西

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口号后，在山西修筑同蒲铁路、发展西北实业公司、进行“土货”运动、寓兵于农、垦殖绥西等，使全省各业有了长足发展。

早在1907年，清廷以“商办”形式，成立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开始预算、测量，后因辛亥革命爆发筹资困难而停办。1913年，北京政府以“国办”方式，把同蒲铁路并入同成铁路，向法人借款修筑，但不了了之。1927年，阎锡山提出由山西本省筹资修筑同蒲铁路，并制定修路计划。次年，阎锡山又提出改为建设厅筹办，争取在1929年春开工。后因中原大战而被搁置。直到阎锡山重新上台，在“十年计划”中才把同蒲铁路的修筑放在重要地位，提上日程。

1932年10月，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设立晋绥兵工筑路局。次年2月又议定成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阎锡山亲自担任总指挥，赵戴文、朱绶光、贾景德、孔繁蔚为襄办。并决定自12月22日起，每周在绥晋举行筑路会议，阎锡山亲任会议主席。经过筹备，同蒲铁路于1933年5月在太原正式开工。

阎锡山考虑当时各方面条件，经过多种比较计算，决定将同蒲铁路修成宽轨的路基与窄轨轨距的形式。他授意写成《山西修筑窄轻轨铁路理由》一书上报南京政府铁道部，后以“将来拆除窄轨，由铁道部改修宽轨”作保证，才得到批准。阎锡山力主修窄轨铁路，除经济力量不足以外，据说，还同他与德国人的一项交易有关。阎锡山曾在德国银行存有一笔巨款，用的是其族叔阎书康的名字，后因阎书康病死，德方就不许提款。经过托人反复交涉，德方始允以废旧窄轨铁路器材付给，阎锡山便计划以这批器材修成同蒲铁路。

同蒲铁路筑路工程主要由兵工担任。参加施工的部队计有第六十六、第六十九、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及正太护路军、炮兵独立第一旅等部约3万余人，他们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土石方工程。阎锡山还设立了兵工筑路传习所，专门培训筑路工程技术人员和行车人员。学员主要从晋绥部队编余军官内招收，培训期满后担任施工技术方面的工作，并充当其中的骨干。

为了确保筑路工程如期完成，阎锡山不拘一格地选派工程负责人。当时在山西曾有个小有名气的乞丐边尔旺，他住在路旁一座破窑里，每日除乞食以外就是修补道路，方便行人，他还将乞讨来的钱用于补路上。阎锡山修筑同蒲路时，委派边尔旺担任监工，负责开凿土石方工程。边尔旺除吃饭以外分文不取，按期完成了由他监工的北同蒲线上的段家岭隧道，这一隧道被命名为“尔旺洞”。

同蒲铁路的资金来源，一是西北实业公司各厂所营利润，二是依靠“四银号”发行纸币以应付工资、补贴、材料费用。由于阎锡山一切从节俭出发，处处精打细算，大大减低了筑路费用。

同蒲铁路干线全长约850公里，以太原为界分为南同蒲（约500公里）和北同蒲（约350公里），原计划3年时间内全线贯通。实际上，南同蒲提前半年完工，北同蒲因沿途多崇山峻岭，工程进展缓慢，但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也基本完成。在4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花费了很大精力在筑路上。每周开两次筑路会议，阎锡山亲自主持，及时解决问题，保证了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同蒲铁路的贯通，对于三晋的交通，绥蒙的发展，冀豫陕蜀的联络，以及对于中央及地方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1933年8月，西北实业公司正式成立。它是阎锡山根据“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的统管各新设工矿企业的机构，隶属于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阎锡山自任总经理，彭士弘任协理。公司下分总务、特产、矿业、化工、纺织五组。

公司初成立时，省政建设计划案中公营工业的那些创办而必成与期成的企业项目，如毛织厂、卷烟厂、印刷厂、洋灰厂、纺纱织布厂、炼钢厂、电气机械制造厂等工厂，有的正在筹建，有的尚未进行。因此，首先开始的仅有西北贸易商行，办理西北特产输出；在绥远设立的洗毛池，办理羊毛、羊绒；在天镇设立的特产经营场，于山西天镇和绥远凉城、丰镇三县之间种植大黄、黄芪、枸杞、胡麻5万余亩，以输出土特产品。

1934年9月，阎锡山再次改组旧有的工矿企业，并在厂名前冠以“西北”二字。改组后的西北各厂相继投产，规模宏大的西北炼钢厂也开始兴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西北实业公司不仅有自己的贸易商行和特产经营场，而且包容了山西官办的各主要工矿。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阎锡山调整了其内部管理机构，总经理改为总理，仍由阎锡山兼任。

1935年8月，阎锡山又颁布了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宗旨为“开发西北各种实业”。章程还规定了公司的组织管理及盈余分配等，从此，西北实业公司从经营管理到内部运作都走上了正轨。

西北实业公司从初创到全面抗战爆发，短短4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公司所辖工矿企业发展为33个，员工总数达2万余人。并逐步形成了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内，多种门类、多种行业的经济实体，不仅在山西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而且在全国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阎锡山十分重视人才，在西北实业公司中培养了一大批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骨干。从公司经理到各处处长、分厂厂长，大都是留学国外或国内大专院校毕业、学有专长的人才，课长和课长以下职员，也大部分出身于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

阎锡山创办西北实业公司，是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经济实力，以达到“造产救国”的目的。因此西北实业公司主要是发展民用工业，新建设或扩展的一些工厂全部从事民用品的生产，一些原来的工厂也转入民用品的生产。直到1936年西北制造厂成立前，西北实业公司各厂基本上是生产社会用品和民用品。1936年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阎锡山便适时改组成立了西北制造厂，扩大军火生产。

西北实业公司在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卷烟业等方面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由当时的西北炼钢厂、机器厂、发电厂、卷烟厂等发展起来的太原钢铁公司、山西机器厂、太原发电厂、大原卷烟厂等，现在仍是山西工业的大户。而当时形成的以重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也一直延续至建国以后。

外货的大量涌入，严重地冲击了山西的地方经济。阎锡山复出后，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为了保护山西地方经济，采取了统制经济的政策，在全省开展了一场“土货”运动。

1933年4月，阎锡山在“对经济统制处职员之训话”中谈起统制经济的动机，统制经济与土货运动是相辅相成的，统制经济意在抵制外货，而提倡使用土货，因此，“土货”运动首先在于统制经济。

阎锡山的统制经济，实际上就是由政府对出入境货物进行严格管制的“贸易统制”。它于1934年开始施行，其具体作法是：一。增加入境税，对外货实行专卖。对进口洋货，除征收统税外增加落地税，即按照海关价格抽税2.5％。二、发展生产，扩大输出。阎锡山给所有官办工矿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和资金上的方便，使它们迅速发展生产，以满足省内市场的供应。同时，扩大地方土特产品的外销输出，以实物准备库及其他贸易商行大量收购粮棉等农副产品，增大出口量。组建大同煤矿总销处、晋煤总销处，将全省各地的煤矿组织起来，分别开采，集中运销，增加晋煤外运。

阎锡山的“土货”运动，实质上是完全撇开市场规律的作用，使用政权力量，在土货的营销中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它开始于1933年，其主要做法是：一、颁布政策法规，对国货、土货的营销作一系列具体规定，明令禁销禁用外货。二、广泛宣传，提倡服用土货。编成《晋绥土货一览》，公诸社会，以便检购。责令各商号将国货、土货、外货分别陈列，作出标志，以供识别。提倡“县人服用县货，省人服用省货”，在“省垣及各县均办理土货商场，沟通土货，无论布匹棉花纸张均可有无互通”。三、要求机关公务人员带头服用土货。他要求机关公务人员须认清服用土货是唯一的天职，也是领导人民的必要工作，希望他们脚踏实地，多方提倡，积极去做。四、采取“已往者宽未来者严”的渐进的办法，将旧有者进行登记，以后不许再买。

统制经济与“土货”运动，是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所采取的重要经济措施。统制经济，提高了山西商品的出口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开发了传统出口商品，而“土货”运动，拓展了土货营销的渠道，打击了洋货涌入的势头，从而保护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代表的省办工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土货”运动的推行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阎锡山复出后，在张学良对晋绥军改编的基础上，再次缩编军队，每师裁去两团（约2000余人）。对于编余裁减的晋绥军官兵，阎锡山把他们组建成屯垦队，开赴绥西河套从事生产，这就是绥西屯垦。

绥西屯垦始于1932年5月。根据阎锡山“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的精神，由王靖国第七十师、李生达第七十二师和傅作义第七十三师各拨编1个屯垦队（相当于1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的枪械服装，开赴后套临河县的祥泰堡开始垦种，这里垦地约计300余顷。并在包头成立绥远垦殖联合办事处，公推绥远垦务总办石华岩为处长，第七十师交际处长石成文为副处长。接着，阎锡山又在包头成立晋绥兵垦试办处，并颁布了“失业军官垦殖优待办法”。根据“优待办法”组织了有300余人自愿参加的军官屯垦（编为3队），于同年7月开赴后套地区。第一、第二队驻临河县的永安堡，其垦地约300余顷；第三队驻五原县的董国隆村，其垦地约170余顷。这两次屯垦队伍的开赴是阎锡山绥西屯垦的先声。

1932年8月，阎锡山在包头成立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自兼督办，由傅作义、王靖国、张荫梧担任会办，石华岩担任坐办。此后，绥远垦殖联合办事处与晋绥兵垦试办处均归并于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由督办办事处统一负责绥西屯垦事宜。接着，阎锡山又进而把成建制的部队改编成了屯垦部队，开始大规模的屯垦行动。

阎锡山从为编余军官寻找出路的屯垦发展为大规模的建制部队屯垦戍边，既保存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又通过生产减少了军费开支。同时，借屯垦之名，以重兵进驻绥省边界地区，以便在必要时进一步向东西扩张。

后来，屯垦由普通的生产事业变成了专门的鸦片种植，垦殖与官卖鸦片联系在一起，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官卖鸦片是与阎锡山的禁烟相联系的。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禁烟政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全用法律制裁，对烟民采取严刑峻法，“结果人民之破产亡家者，不因于吸烟，而因于禁烟”。第二期用感化主义，“是无异任人吸食，禁烟法令，等诸虚设”。对这两次禁烟，阎锡山认为：“查禁烟不外种运售吸四端。禁烟一层，本省早已完全做到。第以省外各处，仍多种植，故禁运禁售二事，迄无大效。山西非独立国家可比，已往查禁愈严，烟价愈高，每两至20余元。烟价愈高，贩运之利愈大，偷运愈甚。是禁运其名，奖运其实。其影响：一、烟匪遍地。二、白面充斥。三、20年来漏卮在10万万元以上。政府虽以是博得虚名，而社会却因之反受实害。”于是，阎锡山又进行第三期禁烟，采用“渐禁”的办法。规定：对于烟民，分开年龄，30岁以下者绝对禁止，30岁以上者分期戒除。在推行渐禁法的同时，开始了官卖鸦片。

阎锡山改组了原有的禁烟考核事务所，成立了山西省禁烟考核处，负责官卖鸦片。禁烟考核处在各县分设禁烟委员，以协助县长推行渐禁法。禁烟考核处设有专门的制药厂，制造“戒烟药饼”。药饼是以烟土加其他辅料制作而成，按土质优劣分成甲、乙、丙三类，每块计重一两，由考核处定价。他们宣称，烟民通过吸食该药饼，可逐步减轻毒瘾，以渐次达到禁烟目的。戒烟药饼的销售是由禁烟考核处批发给各县，由县长指定代售商号售给烟民。由于使用行政手段，使鸦片由民间私售变为政府专卖，很快占领了省内市场。

禁烟考核处的鸦片来源主要靠绥西垦区。到1932年，阎锡山派人在雁北各县低价强迫收购农民种植的烟土20余万两，连同以前没收的烟土10余万两，作为首批药饼。由于专卖需要大量的烟土供应，阎锡山便选择了绥西垦区大量普种鸦片。屯垦各区都以鸦片为主要产品，另外廉价收购农民生产的鸦片，由屯垦办事处晒成“烟板”，连同由绥远“土店”收购甘、宁、青运往平津的大量鸦片，转运太原。经山西省禁烟考核处制成“戒烟药饼”，畅销于晋绥两省。

“门楣生辉”

阎、蒋相会山西，蒋介石莅临河边村，拜见阎父，大搞感情阴谋；看到山西建设情况，大力称赞，树为标杆。

阎锡山复出后，认为自己要想在山西站稳脚跟，必须首先改善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任命他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是出自内心的，而是迫于各种复杂形势，不得不如此。如果形势有变，蒋介石还会设法制裁他的。因此，他装出对蒋介石俯首听命的样子，蒋介石让他干什么他就答应什么。蒋介石指示他防共反共，他立即在山西成立了10个防共保卫团；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组织第五次“围剿”，命他派兵参加，他便毫不犹豫地派李生达率72师赴江西参战；1933年，蒋介石命令他派兵赴多伦攻打伪军李守信部，他便派赵承绥率骑兵赴多伦与伪军作战。这样，从表面上看，蒋、阎的关系已趋于正常。而实际上仍是勾心斗角，互相算计。

1934年11月，蒋介石有事到了北平。他一来为了表现自己襟怀宽广、不记私仇，二来为了减少阎锡山对他的猜疑，巩固北方的统治，决定顺便到山西走一趟，对阎锡山搞一点感情投资。于是，他让赵戴文把他的意思转告阎锡山。

一对政敌要见面，难免尴尬，而且感情上也不好接受。可是阎锡山已猜出了蒋介石的用心，认为这是借以消除他和蒋介石之间相互猜疑的一次极好机会，因此尽管他对蒋介石反胃，但还是摆出一副真诚、热烈、隆重的姿态，下令准备迎接蒋介石。

一时间，太原市民总动员，修理、清扫街道，粉刷墙壁，交通要道悬挂旗帜，张贴标语，组织学生夹道欢迎。值勤警宪也换上新装，维持秩序。太原城像过节一样，一派热烈气氛。

蒋介石在宋美龄、杨永泰、万耀煌等的陪同下，乘汽车来到太原。当他看到阎锡山这么隆重地欢迎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并低声对他身边的宋美龄说：“我原以为阎百川是不欢迎我们的，想不到他这样隆重地迎接我们，足见他还是胸怀宽广的人。”

蒋介石一行被安排在天地坛王靖国的公馆里下榻，并派赵戴文负责接待事宜。

1929年，阎锡山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曾带他的夫人徐竹青同行。在南京，阎锡山、徐竹青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热情接待，并设家宴宴请了阎氏夫妇。这次蒋氏夫妇莅临太原，阎锡山也以他和夫人徐竹青的名义，设宴为蒋氏夫妇洗尘接风。

当时，徐竹青与阎锡山分居，是从不出头露面的，但为了回报当年蒋氏夫妇对她的盛情款待，欣然答应出席宴会，并在宴席上与宋美龄重叙旧情，谈话十分投机。

蒋介石为了缩小他和阎锡山之间的感情距离，提出要到河边村拜见阎父。

阎锡山总以为蒋介石此次来太原是深藏用心的，故一直处于疑惑状态。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到河边村拜见他父亲时，他以为蒋介石也许想到河边村察看什么，便再三婉言推辞，说他父亲正患病，不便与蒋见面。

但蒋介石执意要去，说他来山西不去拜见阎老太爷，心里会永远不安的。

没奈何、阎锡山只好答应，并打电话让河边村做好迎接蒋介石的准备工作。

当时，阎府的东、西花园刚刚修好，阎锡山害怕蒋介石看到后说他生活侈奢铺张，便电话通知他父亲阎书堂从东花园搬回文昌堡的都督府去住，并吩咐他父亲派人连夜用柴草把到东、西花园的路堵塞，不要露出任何痕迹。

河边村的村长李秉彝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村民们修路、整街，在街道上贴了欢迎蒋委员长的红绿标语、横幅，还组织川至中学、河边村生活小学的师生、劝业厂的工人、河边村各界代表约500多人，每人手执彩色纸旗，列队到村外的汽车站欢迎。

在汽车站还特意搭了一座彩棚，棚内放了桌椅、茶具等。从汽车站到阎府，由阎府的卫队负责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相当热烈。

1934年11月9日上午11时，蒋介石由阎锡山亲自陪同，乘汽车来到了河边村。路上，有两辆警车开道，车到河边车站，十几个宪兵跳下车分立路边恭候。

蒋介石和阎锡山同坐一辆卧车，到站台后阎锡山首先从车上下来，恭敬地打开车门，请蒋介石下车。

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披着敞帔。阎锡山身穿长袍，头戴黑色瓜皮帽。两人频频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蒋介石还摘下礼帽，向人们点头微笑，表示谢意。这时，欢迎的队伍中鼓乐声起，响彻四野，口号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

半小时后，蒋、阎又同入汽车，缓缓驶向阎府。

阎书堂身患半身不遂，一直躺在炕上不能行动。可是这天他特意换了新衣服，还理了发，修剪了胡须，喜气洋洋地由侍者扶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中，被抬到都督府的大门口，迎接蒋介石的到来。

蒋介石在离阎府大门十几丈远的地方就弃车步行，尽力显出对阎父的尊重。

阎书堂见蒋介石走来，硬撑着由侍者扶着站起来，向蒋介石作揖，口中说：“有劳大驾，有劳大驾……”

蒋介石急忙趋前数步，上前扶住阎书堂，坚持让阎书堂坐下，然后嘴里叫着“伯父”，向阎书堂深深鞠了三个躬。

阎书堂急忙还礼，说：“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进屋后，双方互问短长，显得十分亲热。

阎书堂自谦地说：“锡山不肖，还请委员长多加指导。”

蒋介石急忙摆着手说：“哪里，哪里，我这次到山西，是来向百川兄请教的……”

中午，阎府特意准备了具有当地风味的宴席——“五盔四盘”、馒头、黄米油炸糕招待蒋介石。席间拉了好多家常话，蒋介石还建议阎锡山把阎书堂送到上海或南京去冶病。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附近村的共产党员的耳朵里。这些党员们不失时机地在蒋村、西汇、建安等村，贴出了反对蒋介石、阎锡山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到了阎府的墙上。

当警卫人员发现了这些标语，立即向阎锡山作了汇报。

阎锡山正和蒋介石共进午餐，听了报告后满脸不悦地说：“他们也太闹得不像样子了……”

蒋介石说：“共产党就是无孔不入，竟敢闹到河边村来，太不像话了！”

因有此不愉快的插曲发生，午饭后蒋介石不敢逗留，便告别了阎书堂，匆匆由阎锡山陪着，从小路乘车离开了河边村。

路经定襄县城时，城内的官民列队出城欢迎。

这时，定襄县的共产党小组也在城内的街道上，用粉笔书写了反对蒋介石、阎锡山的标语，使定襄县的大小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急忙派人到处擦这些标语。

事后，阎锡山因此而处分了定襄县的县长张辰。

按原计划，蒋介石是准备在下午3点以后才离开河边村的。因此，3点钟，河边村公所又组织数百人到汽车站欢送蒋介石。为了整齐美观，村长李秉彝还特意从川至中学，给生活小学的学生每人借来一顶学生帽戴着。可是他们左等右等，不见蒋介石从阎府出来。后来还是派人到阎府查问，才知道蒋介石早走了，只好扫兴地散去。

蒋介石走后，河边村的百姓议论纷纷，多数人羡慕阎书堂，说阎书堂好福气，受了蒋委员长三个鞠躬礼，就等于受了皇帝的三拜。但也有人说，蒋介石这三个鞠躬礼“不把老汉给烧死，也要把他吓煞”。

在河边村之行的往返路上，蒋介石和阎锡山进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是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经验如何推行到全国。

此次山西之行，蒋介石对阎锡山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阎锡山对他是尊重的，而且埋头务实，努力发展经济，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桀骜不驯，而且谦和、俭朴，和人极好相处。因此，1935年4月，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授予阎锡山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对阎锡山加强山西省政建设的做法，蒋介石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是对山西财政收入猛增颇感欣喜。因此，太原之行后，在一次庐山召开的全国高干会议上，他给与会者介绍了山西的情况，然后说：“你们今后别再提学德国，学日本，要学就学山西，学阎锡山！……”

第十章　三个鸡蛋上跳舞

三方选择

1936年春夏之际，阎锡山事实上处于三种势力的威胁之中，这三种势力：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抗日力量。面临着助蒋反共、联共抗日和投日弃国三条道路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对阎锡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日本侵略势力。

从历史上看，阎锡山和日本方面有着较为深远的关系。早在留日期间就热衷于日本军国主义，并同后来成为日本军方重要成员的冈村宁次、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都有过接触。虽归国多年但一直没有中断与日方的联系，1928年在北伐声中，依靠日本驻屯军的协助，不战而得天津；1930年中原战败后，又避居日本占据的大连；十年建设时期与日本人不间断的贸易往来……，这一切构成了阎锡山在中国政界的“亲日派”形象。他自己也曾毫不避讳地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民族矛盾的不断尖锐化，阎锡山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及热河全境之后，又策动了旨在攫取华北主权的“华北事变”。是年5月，日本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6~7月间，先后逼迫国民党政府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亲日派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华北五省脱离中国政府。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扩张，华北的铁路、航空、矿山、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的大部分已逐渐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

恩格斯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日本对华北主权的侵犯，尤其是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扩张，日本日益猖獗的武装走私活动带来的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在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加在华北民众头上的同时，与阎锡山加紧省政建设，扩大生产和地方产品输出，改善山西经济，维护自己统治的利益与愿望自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如前所述，阎锡山在1932年复出后，埋头于山西省政建设，建成了山西自成一体的工业体系。这些新兴工业急需有广大的市场来支持，然而它却遇到了凶猛的日货倾销。以煤来说，山西最大的资源即是煤炭，它行销华北各地，是山西经济发展的大宗。这时日本却用东北廉价的煤在天津——河北一带大量倾销，使山西煤的销售受到严重损失。其次，山西的棉纺织业也受到同样打击。山西晋南、晋中一带生产大量棉花，多年来一直被运往天津、上海、武汉。为了改变山西入不支出的窘困经济，阎锡山下决心发展山西的棉纺织业新建了私营的晋生纺织厂和官营的新华纺织厂，这时由于日本廉价棉布和棉纱在华北的倾销，山西的棉纺织品被驱逐出华北各省。到1936年这两个工厂都先后破产。……此外，日本制造或日本监制的鸦片大量涌入山西，毒害山西人民，使山西萧条的经济更加恶化。这样就直接影响到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经济之稳定与发展。

另外，日本对察哈尔、绥远的侵略行为，又对阎锡山造成了间接的威胁。察、绥系山西北部之邻省，与山西唇齿相依，关系密切。绥远自1926年攻打国民军之役，为晋军所占后，一直与山西并称晋绥，被阎锡山视为禁脔；察哈尔则由于与晋绥的紧邻关系，以及自北伐胜利到中原大战曾为晋绥军所控制等原因，成为阎锡山重点发展的地区之一。从经济上来说，察绥既是山西工业的原料基地（两地均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又是山西商品的重要市场。然而，日本先是于1935年直接出兵侵入察哈尔；接着，又在绥远的蒙古族上层策划分裂——于1936年初，在绥西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以蒙古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5月，正式成立伪“蒙古军政府”和伪军性质的军事组织“大汉义军”；随即，策动了对驻扎绥东之晋军的进攻（是为绥远抗战之前奏），与阎锡山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察哈尔既已不保，绥远也危在旦夕，不仅使阎锡山将其作为山西原料基地和重要市场的打算落空，而且唇亡齿寒，成了山西今后命运的前车之鉴。

“更使阎锡山感到直接威胁的还是日本对山西本身的觊觎。日本急切开发山西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大量的煤。1935年9月20日日本提出的‘侵略华北之计划’就明确提出‘拟由正太线之石家庄与津浦线之沧州相接，再由沧州接至大沽港，目的在将山西之煤炭输出，送至津沽，再将日本之货物，输送至山西。’日方并认为这是‘极有重要性质之横断铁路，先谋着手。’1936年日本军部进一步提出在华北新建或改建四条铁路，其中就有两条直达山西。其侵略山西的战略态势已非常明显。”与此同时，1936年1月，日本派特务机关进驻太原、大同，加紧对山西进行特务活动，刺探山西经济和国防防卫情报。据记载，仅“日满铁”在1936年2月的半个月中，为调查察、绥、晋等省实业，就派员达200余名。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还曾公开声称要“迫使山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势力退到汾河以南。”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与位居国民党中央统帅地位的蒋介石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他们交往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勾心斗角互相争夺统治权力的争斗史。这种争斗在中原大战时期达到了顶点。此后，虽然表面上有所缓和，但实际上是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的继续。“总的特点是，蒋介石处于攻势，阎锡山居于守势。阎锡山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他一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蒋介石力图将其嫡系分子打入山西各种机构的内部，同时千方百计从阎锡山的内部收买一些人为其所用；阎锡山则千方百计地控制其属下的军政机构，只用忠于他的人员，歧视、监视和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分子和与蒋暗中勾搭的人，并且在使国民党省党部在很长时间内不得不‘停业’，连个挂招牌的地方都没有（指借穆光政事件赶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之事——作者）。而阎则另外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指青年救国团、自强救国同志会等，后边要作专门介绍——作者），实行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红军东征之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再一次尖锐起来。如前所述，红军的东渡黄河和横扫山西西部地区，使阎锡山的军事防共政策归于失败。鉴于在红军的进攻面前，晋军兵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的现实，阎锡山不得不放弃恪守多年的不使蒋介石插足山西之原则，转而求救于蒋，从而造成了中央军10余万大军云集山西的事实。红军回师陕北后，一方面当初应阎所请入晋的中央军不仅一直按兵不动，毫无撤走的迹象，而且竟然在山西发展起国民党组织，收买拉拢阎锡山的高级军官，挖阎锡山的墙脚，甚至还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命令阎锡山从晋军中挑选15个团的兵力，附以骑、炮各一个团，由晋西。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继续围剿红军，并任命亲蒋的李生达为总指挥，由其门生、嫡系将领汤恩伯作为监护，率中央军殿后。如此阵势，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是要以其惯用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利用剿共削弱阎锡山的实力，以便染指山西，进而取阎锡山代之，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也。对此，阎锡山洞若观火，因而发出“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的哀叹。于是，阎、蒋矛盾在新形势下重新激化。

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李生达的被刺。李生达，山西晋城人，保定军校毕业。虽不是阎锡山的嫡系，但也算是晋军中的一员干将，无论是1926年的与国民军之役，还是1927~1928年的“北伐战役”，李生达都有不俗的表现，到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5月已升任晋绥军第5军军长。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之改编中，李生达又被任为第72师师长。然而，李生达对此并不满意，出于对阎锡山地域观念的不满和继续发展的愿望与要求，李生达从1928年北伐胜利，进驻天津开始，就设法与蒋介石接近，向蒋介石靠拢，与蒋函电往来，互有馈赠。而这恰好是阎锡山所最为忌讳之事。

1934年8月，“蒋介石召集全国中级以上军官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为了夸耀他的权威，表示所谓‘军令的统一’，特调山西阎锡山及山东韩复榘各出一师的兵力到江西打红军。”不知出于何种缘故，阎锡山派李生达率所部第72师及周原健独立第2旅前往江西。李生达率部到南昌后，蒋介石用第一流的饭店、新式轿车、豪华宴会招待晋军官兵。晋军由南昌开拔，所部千余官兵全部乘坐新式轿车。蒋介石还在李生达到南昌的第五天，明令提他升任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同时，相应地给随李而去的其他官佐加官晋级。显然意在培养他们对阎锡山的离心力。

剿共军事结束后，李生达返回山西，据说是接受了蒋介石委派的“特殊任务”而归的。对于李生达与蒋介石的种种往来关系，阎锡山虽不动声色，但已早有耳闻，心存芥蒂。“这时，蒋介石亲自任命李生达为晋军‘剿匪’总指挥，让李生达带领晋军15个团前往陕北剿匪，要带走阎锡山正规军的四分之一（当时阎总共有正规军不到60个团），又是挑选的精锐部队，阎锡山着实心疼，但又不能不执行。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计策：一面派李生达准备率部渡河，一面又派人收买李生达的卫士熊希月，在即将渡河的凌晨暗杀了李生达。然后阎锡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借口李生达被暗杀，军心不稳，请予缓期。蒋介石无奈，只好批准，从而暂时阻止了晋军入陕。”

李生达的被杀，使阎锡山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尖锐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快，阎锡山与蒋介石在对日态度和反共政策上也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分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阎锡山从民族利益，和维护个人统治，保住惨淡经营多年的山西之目的出发，在“防共”、“剿共”的同时，开始着手整理军备，训练干部，修建国防工事。而这时的蒋介石仍在一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在对日态度上亦开始有所转变，但其政策的重心仍然放在加紧剿灭红军和消耗各地方实力派力量方面。阎锡山不仅得不到蒋介石在国防准备上的积极支持，而且还要服务于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对此，阎锡山深表不满。1936年9月14日，他就曾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满腹牢骚地说：“我于去年及今春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兵数之留多留少，亦由中央决定，迄未蒙邀准，我当再行呈请。”并大声疾呼：“国家应当努力协助山西。”

同年8月，第一次绥东战事平定后，从种种迹象阎锡山断定日伪必要“再犯”，故而致函蒋介石，指出：“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若绥远不守，不特‘大元国’圆满成立，‘大夏国’亦将发生。但守绥须有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工事，不只兵力财力之问题，且亦有对日之问题。……山决以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请钧座将陕北剿匪另派兵力，抽拨三十团以上兵力，助山一拼。”对于阎锡山之所请，蒋介石在虚与委蛇的同时，一方面继续陈兵陕西，作“剿共”的打算，一方面催阎再次派兵入陕。所以，他曾无可奈何地对他的部下说：“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是很知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我决定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

对于共产党，阎锡山一直是持着反对立场的，这种立场可以说从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奠定了，1921年进山会议的举行、1927年的“清共”、“地土村公有”的提出，以至于全面防共的实施和对东征红军的拦阻进击，皆源于此。从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到一系列“防共”措施的提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员，阎锡山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那股势头强劲的历史潮流，因此，发出“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之兵力，数十倍以上之民力，数百倍以上之财力，与数千倍以上之械弹补充力；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的感叹。因此，而有如临大敌般的一整套“防共”措施。

红军的东征，证实了阎锡山对共产党势力的上述认识。

首先，在军事上。东征红军以大大少于晋军的兵力（如果加上后来增援的中央军，其悬殊就更大了），打了阎锡山一个措不及防。两个月里，南北出击，旌旗所指遍及半个山西，使阎锡山损兵折将，赔上了1.3万之众的兵力。这不能不令他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威胁。所以，红军回师后，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的军队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因为河长千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要把这一千多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那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阎锡山不能设想，假若红军再行东征，将如何对付。

其次，在政治上。东征红军以军事斗争为先导，同时辅之以政治宣传。红军所到之处组织工作队、宣传队，通过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发动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还于3月10日和4月5日两次在山西发布布告，公开申明：“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军的政治宣传，不仅在山西广大的民众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极大地震撼了阎锡山的军心。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分化。“有的人已经感到与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亲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有的人看到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法令、布告，争相传诵。阎锡山得知这种情况后，‘立令各部队在进村前先派人进村洗刷红军的标语、布告，消灭会场遗迹，严禁相互传说红军的政治宣传。’”然而，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作为正义的呼声，作为民众的心愿，是禁不住的。这就在无形之中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

来自日、蒋、共三方面的威胁，使阎锡山如同生活在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本人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是好比“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颗都不行”。在阎锡山看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抑或是共产党，都是他的劲敌，他既无力消灭任何一方，又不能同时把他们都当作对手。然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总归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一直跳下去，就难免有踩破的时候。所以，这时的阎锡山又处于一个转折关头，必须作出历史的抉择。也就是说，必须找出一条所谓的“万全之策”，找出一条所谓“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道路。

适逢其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了自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毛泽东认为，“华北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薄弱环节，争取其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朋友，进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于是，作为突破口之一，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早在1935年9月15日，为与晋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即“向阎锡山当局发出一份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书。建议书意深词切地向晋省当局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时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持和保守，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帝国主义任何部分的向中国进攻，都必牵涉到对于全国的进攻，而抗日运动的部分开展，都必定影响到抗日全面的开展。所以，晋省当局以为既可以不反蒋、不抗日，而又可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与压迫，则必会成为一种空泛之想，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晋军目前的处境，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开展抗日运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6年5月25日，红军回师陕北20天之后，毛泽东又亲笔致书阎锡山，再次表示，愿与晋省当局建立反蒋抗日同盟。并明确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对晋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约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蕴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见阎，为约请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疏通；5月，朱蕴山再次到山西与阎晤面，进而谈到“反蒋抗日”之事；同年底，绥东抗战后，朱蕴山应阎所请，三次抵晋，并依照北方局的意图，向阎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山西的情况下，依靠蒋介石和倒向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团结抗战，山西才有前途。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进而派出彭雪枫、周小舟等到太原直接与阎方接触。

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工作，在阎锡山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起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促进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阎锡山进行了反复的权衡。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是志在必得，国之既亡，省将何存。救亡图存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共同的呼声，舍之必为“千夫所指”，成为历史的罪人。因而，“抗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是深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的：要借共产党之手消灭他；但如果反蒋，他和蒋介石实力悬殊，以山西一隅之地是无法对抗蒋介石的，反蒋必遭失败；拥蒋又非自己所愿，而要对付日本是需要中央政府支持的，所以他是既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蒋介石，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于共产党，虽然一贯站在反对立场，前不久双方还兵戎相见。但是，不可否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民心所向，代表了中国现时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那么，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保卫山西，未尝不是一条生路。

基于上述的考虑和反复的权衡，阎锡山从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宗旨出发，大敌当前，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要变中国为他的“殖民地”的危机时刻，作出了他的历史性选择，开始走上了一条“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6年9月，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同时邀请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主持其事，使牺盟会实际上成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

同年11月，阎锡山同意中共中央北方联络局书记彭雪枫秘密进驻太原，谈判合作抗日。

同月，主持绥远抗战，一举收复百灵庙。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太原以“彭公馆”的名义建立了联络点（七七事变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

守土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日益加快，中国朝野出现了种种各不相同的抗日主张，阎锡山在“联共、抗日”的既定方针指导下，独树一帜，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

“守土抗战”是一个颇具山西特色的口号。阎锡山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奋斗。纵观他对山西20余年的统治，总是离不开一个“守”字，能向外发展时就乘机向外发展，不能向外发展时，就退回娘子关，闭关自守，1917年的入湘作战后是这样，1930年的中原大战之后也是这样。因而晋绥军以“守”闻名，阎锡山以守存在。大敌当前，他又以“守土”二字来说明他的抗战主张，自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含义。

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正式提出于绥远抗战前后的1936年秋冬，然而其思想渊源则可以上溯到1932年初。“九·一八”事变爆发，阎锡山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上任（1932年2月27日）不久，鉴于日本占领东三省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他向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提交了“请政府检拔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提案指出：“日本以武力占我东三省，其逞强蛮横，藐视我国家之主权与国际间之正义，至此而极。……今者日本野心未死，节节进迫，其处心积虑，势必亡我东省全土，吞我东蒙全部而后快意。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苟措置不当，华北数省，覆亡堪虑。……在此人存我亡，间不容发之计，为国家主权领土而牺牲，为人类公理正义而奋斗，为我民族存续而流血，义之所在，皆不能因循迂缓，再取无抵抗主义，退却揖让，以自取灭亡。夫日本既以武力占我领土，我即不愿轻与宣战，亦宜以铁血主义，坚抗死守，不使日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地，得寸进尺，而后乃可以徐图自存也。锦州为东省之要口，北方之屏障，设我锦州再失，藩篱自坏，其进则浸及平津，危及察绥，其覆亡之祸，势必迫于华北全部。锡山等兴念及此，良用心悸。夫国家兴衰存亡，固政府之责，国民牺牲奋斗，实乃民族之光。……处此艰穷危急之时，图国家民族继存之道，政府速宜检拔十万劲旅，增防锦州。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血染敌刃，骨掩长城。”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抗日”的问题，但是，“坚守死抗”，“检拔十万劲旅，增防锦州。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无疑已经蕴含了“守土”的思想，似可视为阎锡山“守土抗战”主张之萌芽。遗憾的是，阎锡山“坚守死抗”的主张，与其他有识之士的抗日主张一样，并未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

其后，面对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阎锡山则以“自强救国”相号召，致力于经济建设，实际上也有着“守土”的意思，其内涵就是自力更生，增加国力，保家救国。正如他在为国民党中央拟订的“三十年防守国策”中所说：“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别无他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良以国力增加一分，在忍耐上减少一分痛苦，牺牲上增加一分力量，对压迫我者，亦使其增加一分顾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策划新的侵略计划——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在于征服全世界，通过“九·一八”事变占有了东三省后，他又得寸进尺，把侵略的下一个目标瞄准了无论是地理，还是经济、政治、军事都与东北密切相连的华北。然而，鉴于武力进攻的条件尚不具备，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采取了与东北不同的作法，这就是一方面倾销商品，进行经济扩张；一方面密谋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打着支持中国地方“自治”的旗号，扶植华北的地方实力派，诱使他们脱离南京政府，听任日方摆布，从而控制华北。

在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时，鉴于“他是旧时代的军阀，并在全国统一之后，曾有背离中央的经历，故而对之颇为看重。”这样，阎锡山就成为日本方面最寄予厚望的担纲人物。因此，“华北自治运动”一开始，日本就将阎锡山作为重点争取对象，频频拉拢。1935年6、7月间，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首先到并，访晤阎锡山，拉拢他出任“华北自治”政府头面人物。随后，日本陆军部满蒙课课长，以及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的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接踵而至，对阎锡山再行拉拢。1936年1月13日，日本驻津参谋中井，偕新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也飞到太原会见阎锡山。他们满以为鉴于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由来已久的矛盾所在，只要支持反蒋，他就必然会倒而向之。但事实却出乎日方意料之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就已奠定了民族存亡关头，只有“坚抗死守”才是出路思想的阎锡山，深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必将落得一个“千人所指，不病而死”的下场，为智者所不为。是故，他一方面对于频频而至的说客优礼有加；另一方面，则婉言“拒绝日本之华北自治”。

对此，徐永昌在与宋哲元谈论“华北自治”时这样说：“日人华北五省特殊化阴谋，其心目中之领导人物首为阎主任锡山，惟阎公绝不走离开中央之途径。主张对日极力忍耐敷衍，但不出头负责，日人绝望于阎，转而寄望于商（河北省主席商震）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今则责望于宋（哲元）”。《蒋总统秘录》也作了这样的记载：“六月，日军对于华北五省当政者的政治工作，也还是进行的颇为起劲。日方所寄予期待的是山西的阎锡山。二十四年六月下旬日本陆军省当局满蒙工作的负责人前往太原访问。其后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以及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干部，曾陆续到晋。不仅阎先生没有为他们动摇，反而在报端发表公开信，将日本阴谋揭穿。并更致函孔祥熙，道出：‘看到来太原访问的日本军官所持军事地图，显示日本最初只想利用黄河以北，作为日苏交战时的补给基地，但现扩大及于长江以北地区’，呼吁中央，提高警觉。”

与对日方的态度相反，1935年4月，阎锡山受国民政府特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0月26日，赴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并受命参与拟定“三十年防守国策”（或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同年12月，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就是这一年的11月26日，阎锡山难得在南京逗留一个月之后，返回山西。翌日，即就此期间所见所闻及感想，对山西军政人员言及：“国难日趋严重，危亡可虑，而我晋绥首当其冲，郑重急切呼吁全体军民蜂起牺牲奋斗，死里求生，人人以卫国保家自任。”

1936年秋，打退伪“蒙古军”对绥东的第一次进攻后，阎锡山在给蒋介石的一份复电中，明确提及“守土”二字。他说：“晋绥自肃清共匪（指东征之役之后——作者）以来，积极准备守土，迄未稍懈。军民均有决心死里求生”。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演变，阎锡山在逐渐确定“联共、抗日”基本策略后，进一步将其“守土”的思想与“抗战”结合起来。1936年11月23日，他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采用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1936年12月28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后的第三天，阎锡山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发表讲话。讲话在提及西安事变终得圆满解决时，指出：“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应抱定人不亡我，我不惹人的弱国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正式在公众场合提出了他的“守土抗战”主张。此后，阎锡山又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形式，对“守土抗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诠释，并将其与“牺牲救国”结合起来，成为“七七事变”前后，山西朝野之共识。

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也就是说，面对日本的侵略，在财力、物力、经济力都不如人的情况下，要生存只能死守。“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就当在守上努力。”死守就要不怕牺牲，“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既不同于冯玉祥的“收复失地”，又有别于蒋介石“准备抗战”的提法，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含义。

首先，“守土抗战”不同于“收复失地”。阎锡山说：“能成功，固是该守土抗战，不能成功，也应该守土抗战。说到收复失地，也没有人敢说句不该收复，不过收复倒是对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对。失地是不敢不收复，不过收复可要预先打算打算，看有没有力量收复，打算之后，觉得能收复，那就得很火速的去收复，若打算后，觉着自己的力量不够，那就得看是什么不如人家？比方说预算不如人家，就得加大预算，国民的爱国心不如人家，就得加强国民的爱国心，人民的道德不如人家，就得提高人民道德，人民的体格不如人家，就得讲求人民的卫生，国民的科学知识不如人家，就得普及国民的科学教育，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

其次，“守土抗战”不同于“准备抗战”。阎锡山说：“事有万般，路只三条：一条是是非与成败相连的，两条是是非与成败分离的。这是非与成败相连的一条，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完全以成败定是非。那是非与成败分离的两条，统是不以成败定是非，一条是成功固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一条是失败固是失败，成功也是失败。以成败定是非，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必须审慎，到成功的时候才可为之。义之所在不容反顾者，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不容审慎，应尽力而为之。”“守土抗战”即是“义之所在不容反顾者”，所以“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的意思是倒因为果。抗战是为守土，不应因准备而不抗战，即不应因准备而不守土。”

再次，“守土抗战”还强调了“抗战”的全民性。阎锡山说：“我们今日没有打胜仗的把握，可以怨前数十年内当国者不负责任，没有与我们预备下相当的人力物力，这实在是前者当国者的大罪。若是我们不能打死仗，则不该怨前人，这实在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拼命的守土抗战。但守土抗战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实是全部分的责任，应当大家一齐努力。为保全国家，抱弱国的态度，不能不向人低头；但不能常向人低头，且常向人低头也是无益的。应当赶快踢破经常范围，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加紧自强，使我们的国家，与人立于平等自由的地位。”

除了对“守土抗战”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外，阎锡山还为在山西实施“守土抗战”，守住山西这块“土”，作了一系列物质的准备，极力加强山西的国防力量。

对于在抗日中山西之战略地位，阎锡山这样认识：“对日作战，山西在形势上应负左之两种任务：（一）为全国之要塞，应永久固守之。按历史上观察，山西地位之重要，不仅为华北之要塞，且为全国之要塞。以世界现势来观察，尤不仅为中国之要塞，且为东亚之要塞。诚以山西不守，则豫陕必相继沦亡，则大江以北亦非我有。江北既失，则江南亦不能保。此皆历史上事实也。至于就世界形势言，山西能守始有与苏俄谈攻守之凭借，盖山西若失，则日本在华北之势力，立足稳固，不惟苏俄希望我于开战时，威胁日本之侧背，完全绝望，且中俄间亦无以联系”。“（二）为全战线之一翼（即山西——洛阳——荆州之线）亦应坚固守备。按此种目的，仅以山西作全部之掩护而非与国家共存亡。但即此任务，亦非固守至相当时期，断难收效也。”“若负（一）之任务，则山西必抱全体牺牲之目的，以与国家共存亡。若负（二）之任务，则山西亦必抱定牺牲主义，以期固守。”

为保国家永久固存，就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山西之防备力量。为此，除了扩大西北实业公司的军火生产，加紧制造国防武器，增强部队装备之外，阎锡山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加大军备预算，从1935年开始，在山西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绵长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基本完工。同时，阎锡山还在省内实施全民军训。基于“守土抗战不是一部分人的责任，实是全部分的责任，应当大家一齐努力”的认识，从1936年底开始，首先对各机关公务员，一律施以军事训练。由军队上抽派军官，负责教练军事动作，并练习打靶。各县行政人员也是每天上军操，由警官担任教官。同时在各学校也实行军训，……当时规定高中一级以上的学生受军训，所以凡有高中班的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和助教，负责军事训练。训练科日分术科、学科。学科每周在课堂上讲授一小时，内容为典范令和一般军事知识。术科每周两小时，内容为制式教练、射击教练、刺枪和手掷弹教练等。每月会操一次。每逢暑假或寒假时，率领学生作野营或野外学习等动作。据一位在当时访问过太原的记者说，他在太原街上遇到的人几乎有一半是穿军装的。另外“阎锡山想把其军队扩充到十万人，再建立一支比其正规军还多两倍的民兵和一支由一万五千名学生组成的青年尖刀军官队”。阎锡山还为学生军训亲自编写了《军训歌》四首：

其一，操练本领

学生军训第一要齐整，齐整才能表精神。

托枪开步走，行军与宿营，抖起精神练本领。

其二，冲锋陷阵

作战须要全民总动员，人人均须上前线。

冲锋与陷阵，学生须当前，军事知识，学习为先。

其三，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交迫最当心，自古外患内忧引。

第一除汉奸，第二除坏官，欲御外侮，且清内氛。

其四，努力战胜

国家民族危险莫若今，挽救全赖我学生。

努力一战胜，民族可复兴，领导人民，死里求生。

组会救国

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它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的业绩。然而，另一方面，牺盟会又是一个戴着“山西帽子”，以阎锡山官办团体的面目出现的群众救亡团体，因此又与阎锡山是有联系的。

官办群众团体可谓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之一大特色。“九·一八”事变后，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面对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阎锡山认为：“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出于上述考虑，他觉得有组织群众团体，将其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必要。于是，在他的支持与许可下，从1932年开始，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员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阎锡山利用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操纵山西的政治方向，但是由于左派青年的积极活动，这些团体通过约请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王辑五等左派教授到太原，传播新的思想，特别是向青年学生讲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又汇聚了一批左派进步青年和青年领袖，这是阎锡山所始料不及的。

这些群众团体虽然同属官办团体，但是，由于阎锡山如同对待军政人员中的各派势力一样，对他们施以“制造矛盾，分散力量”，互相牵制的策略。因此，“各团体彼此不相联系，互相间时常发生冲突与磨擦”，以致难以协调领导。有鉴于此，1936年春，阎锡山又以“自强救国”相号召，将所有由他控制的群众团体统一合并，组织成一个新的团体——“自强救国同志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赵戴文任副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虽然没有自己完整的纲领，但由于阎锡山亲任会长，较之以前的那些群众团体，其“御用”性则更强，政治色彩也就更加浓厚。自强救国同志会的主要作用在于宣传阎锡山的政治主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逐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利于抗战的政治主张，如“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迎头赶上现代化的国家”；“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准备抗战”；“主张公道”和“牺牲救国”等，自强救国同志会实际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推动救亡运动发展的作用。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时，原有各团体中的左派进步青年也都随各自所在的团体归并于其组织之下。

但是，由于自强救国同志会在实际上仍是由阎锡山的旧人员把持，加之成份复杂，人员参差不齐，号召力和影响力都很有限。于是在会中左派青年的倡议下，阎锡山又同意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8月初，绥东爆发了晋绥军与伪“蒙军”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日本的侵略已经开始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存在”。在这危急的形势下，阎锡山进一步感觉到组织发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必要性，于是他提出“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并发布悬赏捉拿汉奸的通令，提出“第一除汉奸”的口号。明确改变了此前“防共”、“剿匪”的政策和提法，开始把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了重要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办的暑期训练班中，一些进步学员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提出要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因势利导，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救国会”。这正好与阎锡山的上述想法相吻合，从而也就得到了阎锡山的支持。但他提出，在组织名称上须作改动，认为以“牺牲救国”称之，更为合适。于是，团体名称根据阎锡山的建议定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1936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上正式发起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同年10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召开宣传大会。新成立的牺盟会组织仍由阎锡山亲任会长，自强救国同志会部干事、他的表侄儿梁化之兼任总干事。下设委员，委员由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担任。牺盟会虽然成立之初仍是阎锡山的“御用”团体，然而他却与自强救国同志会不同。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青年的实际工作，牺盟会一开始就有了自己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纲领，宣布“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本省民众将于此项组织下，实行总动员，铲除汉奸，武装抗敌。”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和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更从此扩大到全国军民的大团结。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

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团体及其他进步人士纷纷致电表示祝贺。同时“却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感到愤怒。日本除指令其驻太原特务机关直接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外，还由其外务省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蒋介石的外交部即打电话给徐永昌，要徐问阎锡山是否知道这件事。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这时把阎锡山包围起来，对他说：那些青年胡闹，给你闯了乱子！并乘机要求取消牺盟会。”由于各方面的非难，牺盟会刚刚成立，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展起来，就被迫停顿。

然而，既要抗日，就要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要发动群众，组织民众。于是阎锡山又采取了一个能够左右逢源的新策略，这就是：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希望把牺盟会这个组织办得有声有色。而要做到这一点，靠山西的旧班底不行，必须大胆延揽共产党的人才。于是，在允诺筹建牺盟会的同时，他想到了曾经被他通缉的共产党人薄一波。随即便派薄的同学郭挺一去北平寻访，请薄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原名薄书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阎锡山“清党”时被迫离晋，同年8、9月间，与其他几十名共产党员一起受到山西当局的通缉。1931年因工作需要薄一波曾潜回山西，被当局侦知后，再一次受到通缉。也就是在这一年，薄一波在北平被捕，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阎锡山派人到平时，薄一波与其他一批共产党人经中共党组织营救，正在准备出狱。

薄一波出狱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了阎锡山的邀请，回晋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薄一波先于1936年9月回晋考察了40天左右，通过各种关系，广泛接触了所认识的与阎有直接接触的朋友，对阎锡山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摸清了山西确已形成可以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然后，薄向梁化之提出并请他转告阎锡山：表示愿回山西工作，但还需要回去同“远方的朋友”商量一下。薄回北平后，立即通过组织向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经北方局决定，薄一波和由薄一波选择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人一同到山西，以抗日活动家身份，帮助阎锡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1月3日，薄一波等到山西后，翌日即受到了阎锡山等人的约见。阎锡山对请来的客人表示了欢迎，薄一波笑着说，在山西对他是有通缉令的。阎锡山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的。当薄一波向他提出三点要求（“约法三章”），即：第一，这次如果回来，是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必须保证所用之人的安全时，阎锡山表示同意和接受。同时阎还答应了薄一波与几个“找来”的朋友一起工作的要求。这说明阎锡山事实上已经默认了薄一波延揽共产党人到山西工作，也就表明阎锡山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于薄一波等“是阎锡山请来工作的，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而是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山西来的；他们同阎锡山自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可以说是阎的部下，但不是一般的部下，而是特殊的部下，因为早有前述的‘约法三章’。当阎方提出要按上宾的规格定他们的薪金时，他们表示是来帮助做救亡工作的，不是作客，不要高薪。他们知道，作客的，地位、薪俸高一些，但没有实权，做不了实事；反之，不作客人，地位、薪俸低一些，但有实权，能干些实事。对他们的这种态度，阎锡山是满意的，他自认为是选对人了。”这样，薄一波等人在山西积极开展工作，逐步与阎锡山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挂着“山西牌子”，“讲山西的话”，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

开始工作后，薄一波等人在征得阎的同意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仍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但实际上由薄一波等共产党人主持工作。这样，牺盟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之间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由中共通过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牺盟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36年底开始，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

牺盟会在成立初期，在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培训救亡骨干和军政干部的工作。

为了对军政干部实施培训，以适应抗战的需要，1936年6、7月间，阎锡山成立了一个专门性的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委员会由他自兼会长，下设政治助理和军事助理，前者由赵戴文担任，后者由杨爱源担任。薄一波回到山西接管牺盟会后，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随即，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逐步纳入了牺盟会工作的轨道之中。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下，牺盟会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要者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

在这些训练班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是以阎锡山“村政”的名义命名的，属于阎锡山训练基层政工干部的机构，因此，阎锡山：对其十分重视和关注。在训练班开办期间，他曾多次到场讲话。关于为什么要办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他这样说：“今日敌人侵略下的晋绥，就应该趁尚有办法之前，很快的唤起民众，一致救亡。……该谁出来抵抗敌人的侵略，不用说，谁也会想到用兵抵抗。可是晋绥只有十万兵，到这些兵抵抗不住敌人的时候，又该谁们去补充。你们想想，国是大家的国，事是大家的事，兵并不是为兵而打仗，乃是为保护国家而打仗。到了兵保护不住国家的时候，人民还能不受亡国的祸害么？你们想谁愿受亡国的祸害，那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的。不愿意，那就得人人起而自卫。到了今天，本该是人人起而自卫的时候。可是看我们的人民，还是自私自利，你不管我，我不管你的各自为谋，不知自卫为何事。在这里，我们要教老百姓知道自卫是不可缓的，只有唤起他们。至于如何唤起他们，那就是你们今天应该负起的责任。”因此他要求参加训练的村政协助员：“教老百姓明白爱国就是爱自己，拿钱是为了自己，出力也是为了自己，把一片散沙的民众变成一块胶石的民众，保卫晋绥，巩固国防，保护自己。完成伟大的救亡任务。”

训练班共招收两批学员，大约1000人。村政协助员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就分到各县去工作。主要任务是：“（1）广泛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地把亡国灭种的危险性和抗日救亡的迫切性告诉民众，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2）发展牺盟会会员，用十人团（即一人发展十人，十人发展一百人，以此类推——作者）的方式，组织一百万会员；（3）选择会员中间民族意识强、工作积极努力者，介绍其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招收名额为两万人（这是阎锡山提出的武装民众计划，要两万名连排级干部，五万名班干部，三十万名国民兵）。村政协助员派到各县以后，牺盟总会又派出几位巡视员前往各地，分别检查和帮助他们的工作。总会还创办了《村政协助》刊物，对村政协助员的工作起了协助作用。”

这些训练班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为山西培养了近万名基层军政干部。这批干部经过训练，都初步具备了进行群众工作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素质，先后充实到后来成立的山西新军和地方政权中，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骨干力量。

在此期间，阎锡山还在牺盟会的促进下，释放了一批关押在山西监狱里的“政治犯”。如前所述，从加年代共产党诞生起，阎锡山就一直在山西推行反共政策。到1936年底1937年初，被关押在太原的“政治犯”已达二三百人，这些“政治犯”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王若飞在内。为了把这些“政治犯”救助出狱，薄一波多次找阎锡山谈话，向阎表示山西的抗敌救亡运动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而这些“政治犯”又都是爱国的有为青年，他们却被关在牢房里，这和山西目前的政治形势很不相称。既以抗敌救亡相号召，并愿和共产党合作，就应该把这些“政治犯”全部释放。阎锡山则认为：蒋介石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没有释放，山西也不能放。薄一波又向阎锡山表示目前山西的做法与蒋已有不同，山西可以做得漂亮一些，首先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经过多次协商，阎锡山首先同意释放王若飞。随之，也同意了释放其他“政治犯”。1937年4月，阎锡山在全国首开释放“政治犯”之先例，释放了关在山西陆军监狱里的王若飞。接着，关押在太原的其他“政治犯”也分批被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

由于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和左派进步青年的积极努力，由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需要，牺盟会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1937年2月，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到太原访问，他对于太原和山西省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现在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齐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歌唱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作法，普遍到全省。”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对此则作了这样的记述：“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进步青年，成立牺盟会，解放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是有了光明，虽然是仅仅点出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的青年一样，像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绥远抗战

绥远1928年分省，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归绥）、包头两市。绥远不仅以畜产丰富闻名中外，且盛产云母、军马、小麦等战略物资。同时，由于与外蒙古接壤，又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早在1927年，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就在其预谋侵略中国的《田中奏折》中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其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里所说的“满蒙”就是指我国的东北以及包括绥远、热河、察哈尔在内的内蒙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为实现所谓的“满蒙”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染指内蒙。1933年夺取热河全省，1935年又陷察北。其后，日方又进一步拉拢、扶植绥远苏尼特右旗扎萨克王位的继承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作为傀儡，利用其建立“蒙古帝国”的野心，煽动蒙古独立。1933年7月间，德王为了在日蒋之间独树一帜，拉拢部分王公代表，召开“自治”会议，以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震惊全国。当是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无暇北顾绥蒙，被迫同意成立了管辖蒙旗事务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于是，德王便以此为资本，与日本方面私下交易，接过日本人赠送的5000支步枪和50万元钱，在察北组成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聘任村谷彦治郎以下200余名日本军人为各级顾问。伪蒙古军成立后，在日本关东军和驻蒙绥特务机关的支持下，迅速扩展到9个师，外加1个炮兵团。与此同时，日本为完全控制内蒙古，还收买绥远五原的花花公子王英作了汉奸。任王英为所谓的“大汉义军司令官”，在察北招收土匪，组织了伪“大汉义军”。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以伪“蒙古军”和伪“大汉义军”，在伪满热河之骑兵的配合下，进攻绥东，占领绥远。

如前所述，绥远自1926年为晋军所占起，即成为阎锡山治下不可分割的部分。绥远的存亡既是国家民族利益所在，更为阎锡山地方个人利益之所系。因此，在阎锡山看来，绥远和山西一样，自然属于他的必“守”之“土”。日伪对绥远的觊觎和“磨刀霍霍”，也就自然是阎锡山所不能容忍的。从其“守土”的观念出发，抵抗和反击也就是必然的。

1936年夏初，德王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和操纵下，加紧扩军备战，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侵绥部署。同时日本的特务活动也更加猖狂，日军的飞机不断在空中侦察，汽车连夜赶运物资，调动部队，潜伏各地的汉奸也蠢蠢欲动。鉴于绥远的危机，傅作义于6月1日赴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秉承一切。当时副委员长阎立下决心，誓保国土，绥省重要城镇，各筑永久工事。”是年7月底8月初，经过一番筹划，伪蒙军首次犯绥，进攻傅作义所部驻守之土木尔台和红格尔图。对此，阎锡山不仅以傅作义部组织抵抗，而且命其骑兵赵承绶部予以配合，彻底将之打退。是为绥远抗战之前奏。

8月的进攻，对日伪来说只是一种试探，其后必有大举侵绥的行动。阎锡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于9月14日“上蒋委员长函”中指出：“自王英匪击溃后，绥远晋北，表面上虽较沉静，然日方积极招匪调兵，预备甚力。盖以王匪试探我方决心，以作其准备之标准，恐秋冬之交，必再来犯。”进而提出：“预估敌人最大兵力，不过五万，日军参加，不过一万左右。山意对彼第一次来犯，必须暗集七万以上兵力，出其不意一击，始能迅速战胜，或可期其暂不来犯，使我得以从容布置”的对策。并主张从全局考虑，以“统一国论”、“制止汉奸”、“下令征兵”、“非常财政”对之。同时，指定晋绥军“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挺战之部队”，并指出“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并召集“晋绥全体军官，轮流到省听训，谕以：‘我们要为国家尽责任，我们要为责任牺牲，全体官兵应成功以尽责任，成仁以保人格’。同时手谕在绥各将领云：‘我决无保留晋绥军的实力，到他省苟活的意思，告我全军遇敌作决死战。’”

在此期间，应阎锡山所请，蒋介石派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也入绥作战。

此后，阎锡山进一步关注着日伪动向，并随时与在绥远的傅作义通报敌情。在10月8日给傅的一份电报中，明确向傅通报：“（一）张北特务机关长调任化德军政府科长，遗缺由植原继任。（二）冬日张北田宝昌征来蒙兵幼军及精壮者各二百余名。（三）王英匪部三个骑兵团六、七百名，枪马齐全，现由各乡村移驻张北宙滩。（四）李守信扩充机炮大队，计分十二连，每连百六、七十名。（五）张北现停载重汽车六、七十辆。（六）张垣之汽油多被日人买去，运往商都（属察北境，伪蒙军基地——作者）。并闻日本唐克车五辆，由化德开往张北。（七）驻热河张海鹏部，准备向察省出动。”

10月11日，根据日益紧急的敌情，阎锡山电令绥远方面颁发战斗序列如下：

（一）兹任命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第一路所部为三十五军，附第二零五旅（欠四零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个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

（二）任命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十三军，附七十二师，及炮兵二十七团。

（三）任命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六十八师附炮兵二十四团，及小炮一、三两中队。

（四）任命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七十师（欠二零五旅四零七团），附独立第八旅。

（五）任命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一师、第二师及第七师。

并于是月23日，电报蒋介石，称：“长密绥远境内并无伪匪军，我军现已在绥边之兴和、陶林等县驻有重兵，并做国防工事，其沿边之红毛营、玖瑰营、大六号高家地等处，亦并分扎军队，已令傅主席遇有敌探，立即拿获枪毙，倘果入境来犯，即予迎头痛击，追踪追剿，与钧座硕画幸相同也。”

至此，在阎锡山的主持部署下，绥远前线各部队已呈严阵以待之势。然而，一贯谨慎从事，此时又以“守土”为行动准绳的阎锡山并不急于发动战事。他在11月3日，复蒋介石2日“请酌收复百灵庙（绥境重镇，德王把持之蒙政会所在地——作者）之时机”冬辰电的电文中说：“长密百灵庙地居绥境，任德王以蒙政会驻在地为借口，屯兵聚粮，为将来西进南犯之根据地，关系至重。惟以山预料下令之日，德王或即宣布独立，借日军抗战，不免有对日挑动真面目战争之虑，利害亦关重要。

山意现在伪匪军果不出钧座所料，有所发动模样，俟其发动，再由政府下令，较为有词。”此电所持方针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后并以此执行。

就在阎锡山静观敌之动向的时候，11月5日德王借口百灵庙特税改路事，向傅作义发出挑战性的通牒。阎即电傅指示：“德王此电显系开衅之先声，师直为壮，我方自当一一明白答辩，免为所诎。惟原电所列各点，此间有不甚详悉者，应由执事饬拟辩驳电稿拍来核定再发。但文首必要的话，须说出者为：‘自来辩难之文，有强词夺理者，未闻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了，颇引为憾也。

兹特分条答复如左，幸详察焉云云。’至百灵庙特税改路一事，系商人因绥蒙交涉纠葛为时太久，自由变更路线，我所深知，当予据理答辩。其余应变各节，及不能应允之无理要求，亦须振振有词，使中外共见共闻，知其曲不在我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事已至此，日伪大举犯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1月15日，经过周密的部署，王英率伪军5000余人，在日本驻察北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直接指挥下，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由商都出发，向绥远门户——红格尔图进攻。驻守红格尔图的晋绥骑兵赵承绶所部根据事先部署，奋起反击，是为红格尔图保卫战。绥远抗战由此正式拉开战幕。

红格尔图保卫战，由于守军的顽强作战，经过三日激战，以伪军的败退而告结束。该战之后，日伪军集结于百灵庙，准备更大规模的犯绥。

在红格尔图激战正酣之时，11月17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太原。这是蒋介石第二次亲至太原。此前，于1934年11月8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首次到山西，逗留4日，其间还在阎之陪同下，至五台河边村，拜见了阎父。这次来晋，主要是商谈绥远及与日关系问题。就在飞并的前一天，11月16日，蒋介石在给阎锡山的电报中要求：“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蒋介石此番来晋面议，与阎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

11月18日，蒋介石结束太原之行，乘飞机返回洛阳。晋绥方面随即开始部署收复百灵庙的战役。

23日夜，傅作义部孙兰峰旅、赵承绶部孙长胜旅经过300余里的长途行军，抵达百灵庙外围。午夜，发起总攻。经过十余小时之激战，于次日上午胜利收复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乘飞机逃脱，残敌败溃。整个战役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获日伪军200余人，并缴获大量日伪文件和弹药辎重。此后，晋绥军又乘胜出击，以孙长胜骑兵部队一举收复了百灵庙以东日伪盘踞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大庙。基本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

绥远抗战以打退日伪进攻，进而收复百灵庙等地的胜利载入史册，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对于绥远抗战，阎锡山作为晋绥军政首脑，不仅力主抵抗，主持部署，而且带头捐输。就在收复百灵庙前的11月17日，他将其父遗产87万元（阎锡山之父阎子明，于1934年12月17日病逝）以其母的名义捐给绥远前线，“以作御侮之用”。在他的带动下，晋绥军将领纷纷解囊：赵戴文捐款1.5万元，王靖国捐款4万元，杨爱源捐款2万元……。太原市各学校还纷纷成立学生救国会，停火、节食。募捐运动还由学校普及于商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敌将士，已成为太原人的中心任务！”

绥远抗战的爆发，犹如平地一声春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当时，以舆论为先导，以募捐为主要形式的援绥抗日运动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由于对绥远抗战的主持领导，阎锡山一时声名鹊起。“从11月中旬开始，许多地方如杭州、上海、广东等地都派代表来太原，甚至亲来绥远慰问前线部队。代表团肯定地告诉阎锡山，绥远的抵抗就是保卫全中国，并且鼓励他继续坚持斗争。许多代表团还给阎带来大量的资金，这些钱都是作为全国‘援绥运动’，为前方战士捐献一天工资的口号下而募捐起来的。此外阎还收到好几百份，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其他地方实力派们及世界领导人的电报，赞扬他和傅作义将军敢于反抗日本，晋绥军杀退敌人的拼搏精神。《中国周刊》载文说，绥远抗战发生后，全国人民即一致动员起来支持英雄的保卫者。《华北通报》载文说，许多人们都看到，在绥远的抗日运动中，阎动员起来的广大民众，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调停”西安事变

就在阎锡山以“守土抗战”相号召，主持发动绥远抗战，名噪一时之际，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演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国内外各种势力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姿态和反应。支持张、杨者有之，谴责张、杨者有之；主战者有之，主和者也有之。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阎锡山则是以“调停人”的姿态出现的。

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一方面以其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另一方面分别致电各地方实力派，“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对于阎锡山则不仅致以张、杨联署致各地方实力派的“靖机电”，而且以张学良个人名义另致“元未电”，进一步说明情况，请求得到理解和支持。张、杨何以对阎锡山这样“器重”呢？事情起源于双方在“停战抗日”问题上的共识。

从1935年开始，张、杨奉命在陕北“剿共”，同时阎锡山出于“防共”的需要，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派晋绥军5个旅的兵力入陕作战。然而，在与红军的交手中，无论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还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抑或是杨虎城的西北军，都难逃出师不利的“厄运”。从直罗镇战役东北军的败北，到红军东征晋绥军的不支，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得以先后站在了同一的立场上——摒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阎锡山与张、杨同属地方实力派，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一样，既有过合作，也有过对抗。中原大战中反蒋与拥蒋的分歧，再一次使他们处于对立的地位，隔膜经年。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双方在1936年前后，却越走越近，关系日渐密切。从1935年10月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

值得指出的是，阎锡山与张、杨之间的这一系列接触，是以商计“剿共”开始，却一步步走向其反面的。1935年10月7日，张学良在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5天之后，即亲自驾机飞抵太原，“商陕北剿匪事”。接着，次年1月8日至11日，张学良、杨虎城联袂赴并，与阎锡山“会谈剿匪事”。

很明显，张、杨与阎锡山的上述两次接触都是以商谈所谓的“剿共”为目的的。但是，此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张、杨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对于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取得了停止内战、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具体成果；同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准备联合抗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和建立交通站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阎锡山在红军东征的打击下，感受到了新的威胁，开始考虑政策的调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4月29日，张学良再一次亲驾飞机到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张学良此行虽在名义上仍是与阎锡山会商“剿共”军事，然而事实上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其真正目的是试探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的态度。1个月后的5月27日，张学良再次飞并，进一步与阎交换意见。与此同时，6月，杨虎城也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向阎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双方在新形势下的这些接触虽然还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却达成比较接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6月6日阎锡山在日记中写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肯更甚焉。”正因为这样，对于杨虎城的秘书他如是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此后，张、杨，特别是张学良，与阎锡山反复联络交换意见。李金洲作为张学良的秘书，以“私人”身份几次往返于晋陕之间。据李金洲回忆，就在张学良第四次到太原之后不久，他受张之派往并，“相机与阎锡山晤谈”。到太原后，先行拜访了山西省主席赵戴文（1936年5月27日徐永昌赴南京任职，赵戴文继任山西省主席）。赵称：“阎主任时以剿匪非计为念，理由为对内则将来无对外也。”继而在赵的陪同下与阎锡山面谈。阎锡山在谈话中，除表示了上述看法外，还嘱转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当张学良得知这一切后，“颇有喜色”。10月初，张学良再派李金洲并戢翼翘，携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张在信中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当时正值绥远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张学良同时允诺援助绥战。因而阎锡山在复函中称：“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暑去寒至，时过境迁，几番往来，几经交流，可以说阎锡山与张、杨之间在“停战抗日”问题上初步取得了共识。正是基于这一点，10月31日阎锡山方与张学良一起向蒋介石进谏。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在此之前，蒋氏为督饬张、杨继续“剿共”，以避寿为名，先到西安，再飞洛阳。然而“避”之不及，众多军政要员还是要进行祝贺的，阎锡山也不例外。借赴洛给蒋介石祝寿之机，他偕徐永昌、傅作义于蒋氏寿辰前一日乘包机先赴西安，对张、杨的多次太原之行进行回访，同时进一步交换意见，当晚同乘专列沿陇海路东行洛阳。在蒋介石的祝寿典礼完毕之后，阎锡山履行与张之诺言，联袂晋见蒋氏，并就停战抗日问题向蒋进谏。岂料其时仍一心要“剿共”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谏言，厉声责之：“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与张学良寄予很大希望的进谏不得不就此划上句号。进谏没有结果，两人均感遗憾。在此情况下，他们之间单独进行了一次长谈。阎锡山最后对张学良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

正是由于上述这一系列的铺垫，加上晋陕之间在地理上的密切关系，张、杨在事变爆发后，同时发出两电给阎，希望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发动兵谏，扣留“元首”，其事非同小可，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消息，阎锡山接电后大感意外，吃惊不小。遂连夜召集紧急军政会议，探讨事变真象及其对策。会上，阎锡山表示了对张学良此举的不满，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作者）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

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

张、杨在收到阎锡山的回电后，先于15日以“向亥”电回复，一则表示对绥远抗战的“佩仰”，一则解释“请蒋暂留”的目的——“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继而于17日以李金洲为代表赴并见阎，面陈详情。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受到南京方面的注视。事起突然的西安事变，由于蒋介石的被扣，使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变成权力的真空。国民党政治集团内部依照不同的利益关系，迅速分野，出现了旗鼓相当的两派势力：一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一是以孔祥熙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首的主和派。两派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愿望，在和战问题上争执不下。于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遂成为解决这次事变的关键所在。阎锡山作为当时实力派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人选，加上山西与陕西之间不可分割的紧邻关系，他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时任行政院长、主持南京政务的孔祥熙所说：“阎伯川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亦如何应钦、孙科在致阎的信中所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切即日向汉卿剀切劝导。”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12月13日，孔祥熙在与阎锡山通报情况时，就明确指出：“我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乞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办法相商，称：“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14日，孔祥熙再次电阎：“弟意请公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即希迅速密加运用，或派妥员即往尤佳。”15日再电阎：“务乞我公切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并，弟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在连日文电相商催促的同时，孔祥熙与何应钦达成一致意见，派黄绍骇、莫德惠等专程前往太原与阎锡山面商一切。

这样，事实上在事变一开始，阎锡山就被推上了调停人的地位，阎锡山自己也顺水推舟，开始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

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同时，以“寒午电”致行政院长孙科，称：“元电诵悉，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允应适宜。”并将致张、杨“寒电”抄送转达。在孔祥熙提出促使蒋介石先转赴并的转圜意见时，他又立刻表示了赞成的态度。

12月17日，张学良的代表李金洲到达太原。阎锡山在听取了李对事变的详细陈述后，“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命令秘书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同时，准备以赵戴文、徐永昌为代表，于18日同李金洲一道去西安，参与解决事变。后因代表去陕“能与委座单独谈话”的要求未得到西安方面的明确回复而将行期推延。

就在阎锡山准备派代表随李金洲一同赴陕之际，南京方面决定派黄绍螗“赴晋与阎面洽”。鉴于情况有变，阎让李金洲先行返回，约定20日再来并接赵、徐。

此后，阎锡山继续与各方接洽，履行“调停”之事。

12月19日，致电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称：“皓电诵悉，营救介公出险，为目前第一要义，尊见至佩。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原则尤为切当。弟致张、杨寒电，杨承察及。昨汉卿代表来晋，谈次察知汉卿颇有悔过之意，但尚不能认为确有解决之方。辱承垂诿，当勉力为之，尚乞随时指示，俾利进行。”

12月20日，致赵丕廉“号电”，说明：“顷接汉卿、虎城皓申电：李君金洲返，具述尊意及经过情形，敬悉。洞察愚情，指示周挚，感佩非可言谕。良等愿再为公告者：一、抗日之外，绝无他图。为抗日而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二、决不造成内战。兹事体大，动关安危，惟望我公不弃，切实指教。”

21日，再致电赵丕廉，称：“顷接汉卿号来电。文曰：效电尽悉。李秘书金洲因今日天气不佳，拟缓返并。谨复。等语。当复一电。文曰：接号来电，知天气不佳，致阻来使。鄙意为国家计，非使现在僵局善化，不能上一致救国之途径。特复。等语。”

另于同日致电冯玉祥、居正等，表明：“辱承垂诿，谨当在中央严整纪律之下，竭尽绵薄，不顾一切，营救介公脱险。但恐心余力绌，有负尊命耳。季宽兄今日可到，一俟晤面，当秉承中央意旨，迅速执行。特先奉复。”

12月22日，鉴于先是“天气不佳”，再是“福特机现因端纳南返，已飞南京”，赵戴文、徐永昌一直未能成行，阎锡山决定先派傅作义前往西安。他在就此事给赵丕廉的电报中说：“顷接汉卿来电云：福特机现因端纳南返，已飞南京，次陇（赵戴文）先生及次辰（徐永昌）兄如何来陕，并何时可到，尚乞裁复。等语。我意汉卿代表现未再来，而于次陇等能否单见介公一节，又无明白答复。傅宜生与汉卿个人私交尚好，拟先令其以代表前敌将士名义赴陕一行，打开僵局。次陇、次辰俟察知机宜，即行前往”。傅作义在接到阎锡山要他赴西安的指示后，准备先飞太原请示后再作行动。不料，所乘飞机因迷失方向中途误降河北易县，及至25日方才返抵太原，此时蒋介石已在张学良的护送下离开西安。

就在阎锡山以调停人的身份周旋于各方各面，以反对内战，“共维大局”相号召调停于宁、陕之间的时候，局势一步步走向明朗化。一方面，已与张、杨在事实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制定了促进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17日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作为第三方面，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表明了自己和平解决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支持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立场。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内部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抗衡，主和派占了上风。以孔祥熙和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通过蒋介石的英籍澳人顾问端纳直接与西安建立了联系。在端纳先行赴陕之后，宋子文、宋美龄也相继到了西安。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作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原拟派往西安的赵戴文、徐永昌也就再未成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推动下，在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各个方面力量的促进下，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主张的口头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此为标志，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解决而告结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识的必然结果。虽得力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以及各个方面的促进，但阎锡山作为调停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对此，毛泽东在于12月22日写给阎的信中这样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倡言“自强救国”

1937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临近，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这一点，在地处“国防第一线”的晋绥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年元旦，阎锡山就此拟写“遗呈”，“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守土抗战”、“加紧自强”。他说：

吾国自“九·一八”以来，已五阅年矣。国家一切虽属皆有进步，究不足以独立图存。列强均势不可久恃，立国必须独立自存。始能有国可与，自非速谋自强，不足以图自存。盖不速恐时不我与也。日本国际法家芦田均在中日亲善之座谈会上，曾云：日本今日之力量，尚不足以并吞中国四百余州，必须再进步十年二十年方能。此本老成训诫其少壮之语，乃仅为我留十年二十年之余地，我国必须乘此图存。应踢破经常范围以图自强，而自强之道必须加大预算，武装民众。国家预算为国家富强文明之根据，不加大预算，国家富强文明难期发展。民众武力为抗敌御侮之实力，若不武装民众，则抗敌御侮难以成功。欲加大预算，必须变负担为资本，人民始能乐从。欲武装民众。必须使人民知今日之亡国，非抢夺政权，实攘夺国民经济，“那个朝廷不纳粮”之心理，应使其确实改变。区区之意，留呈中央。供诸同志之参考。

1月2日，傅作义因日本驻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代“关东军要求成立防共协定、斡旋察绥”电阎锡山，请示“对此应如何应付”。他在收的傅的电文后，当即回电，命令：“对羽山应由接头人转达祸害东亚之和平者，诚然莫过于共产主义（傅作义转达羽山之语——作者）。但关东军若与绥方有所协定，及暂任察绥之斡旋，皆足以扬共希望，仅以同情为助力，则获益良多。无论有何形式，皆不利于防共。至于德王原出彼之西犯，并非出之我之东攻也。但我方环境，只能承其攻击而尽力抵抗，不能与其协商也。”要傅作义以强硬态度拒绝关东军的挑拨与要求。

此后，阎锡山在不断倡言“自强救国”的同时，加强了训练民众的工作，进一步支持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等就是这个时期创办的。他在对民训干部教练团的讲话中说：“去年北平学生慰劳绥东前敌将士代表，及晋察绥三省慰劳绥东将士代表，先后提出愿到前线牺牲。我告以牺牲不是抗战的目的，抗战要求胜利，必须先获得军事知识和技能，抗战才有更大的意义，所以才有民训干部教练团的组织。大家知道：我们是弱国，应该自卫，进而自强。尚须踢破经常范围，加紧努力自强。”

1月28日，阎锡山呈请国民党中央，将原为“防共”而组织的“防共保卫团”改编为“陆军”。

如前所述，绥远抗战的胜利进行，几乎轰动了整个中国，援绥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举国上下一派抗日激情中，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通令嘉奖抗战将领，阎锡山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等宝鼎勋章”，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被授“二等宝鼎勋章”。

3月15日是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3月14日，阎锡山作为晋绥两省的实际统领者，与前一天到达太原的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一道前往绥远首府归绥，出席大会。

绥远虽自1926年以来一直属于晋军之势力范围，但阎锡山本人则大约从辛亥初年转战绥包后，再也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此番到绥，抚今追昔，他感慨良多。对此，阎锡山在《告绥远民众书——牺牲奋斗守土抗战》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

我近年时常想来看看绥远的民众，但总找不到机会，直到现在，才得如愿以偿。此次我来绥远，和民众们见面，所感到的“愉快”，要比我过去所走到的任何地方，都增高数倍；和民众们谈话，所感到的“兴奋”。要比我过去和任何人谈话，更超过几分。

我们绥远这次守土抗战，红格尔图的坚守，百灵庙大庙的克复，捷报传扬，海内外同胞，欢欣鼓舞，各省市方面，不远千里万里，捐款项，备礼物，派代表，前来绥远，慰劳我们的抗战将士，甚至救死扶伤，到兵营医院去服务；全国对于绥远的热烈援助，已经为人人所看到。这种伟大的感召，固然应归功于前线为国牺牲各忠勇将士，但是我们绥远的爱国民众，一部分能同军队一样的到前线拼命打仗，如兴和县守庆余乡的服务队。及各县帮助军队作战的保安壮丁服务后备各队，暨各民团，屡次奋勇抗敌参加大战；一部分能精诚团结，巩固后方，一心一德来做前方战士的后盾；这和到前线拼命，一样的可嘉可佩！敌势所以不致蔓延成患，并且能够迅速扫荡，恐怕不单纯是由于惧怕我们军队的威力，实在更因为看到我们绥远全省的民众，有壮烈的牺牲心，和坚强的团结力，不能再容许他们一逞的缘故吧！

绥远和山西，壤地相接，不仅是西北各省的门户，实为全国的国防要塞；在昔绥远，本是山西的一道，民国成立，析置为特别区，近年才改为省区；但是不管他的名称如何更换，在地理上，两省所形成的密切关系，是永久变不了的；而且还不止地理一方面，两省需要互相扶助的密切关系，那是更多更多。现在国难日益严重，几乎是全国的难题，一时都集中到晋绥，并且要在晋绥解决；我们晋绥民众，非本着共存共荣的心理，有真确的认识，密切的联合，牺牲的勇气，奋斗的精神，那就绝对不能过渡这个空前未有的难关！

我常想：绥远要安全，必须赖山西作后盾；山西想图存，必须先能保绥远的稳固。这次绥远抗战，绥远民众，在前方出了很大的力，牺牲了很多的人，山西民众在后方出了不少的钱，结果击退了敌人，夺回了我们自己的许多国土。从这件事实上，更可证明我们晋绥两省，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渡过此难关；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死里求生；非共同牺牲奋斗，不能担当我们在“国防第一线”应负的重大责任！

阎锡山在归绥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说：“此次来绥感想有二：第一绥远本是山西旧日的一道，划分为省，原期以国家力量发达绥远，以固疆圉，现在尚未能做到，我心上感觉得未能十分的满意。第二此次追悼阵亡军民，全国人士，十分注意，尤其是新闻界来宾很多，觉得我们的民族意识很发达，这就是民族意识的巩固。”

3月15日，归绥5万群众在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隆重集会，举行“绥东抗战胜利阅兵大会”暨“绥东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追悼大会”。阎锡山出席了这次大会，一起出席的大会的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有各省、各地方实力派及社会各界代表，盛况空前。上午9时，大会正式开始。继汪精卫之后，阎锡山发表讲演，向大会致词：

亲爱的将士们！

我们定住心想想：今天的守土抗战是不是已经成功了呢？此后的绥远是不是已经能够过安心的日子呢？全体将士们！我不如此想，我相信你们也不如此想，希望你们不要如此想！

当敌人的炮火打到我们的家门的时候，我们应该守住我们的领土，这是不能计较利害的对。从去年八月以来，赖诸将士忠勇抗战的精神，获得土木尔台、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数役的胜利，因而使得我们绥远人民在今天还能过较安身的日子。诸将士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九·一八以来的教训，应痛下守土抗战的决心！我们要更加努力准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领土！

将士们！四百多军民在这次抗战中是牺牲了！可是由他们的死。换来了绥远的安宁，换来国防第一线的巩固。亲爱的将士们！死难军民遗留下的这些产业，是要我们加力保护的，是要我们继续他们的大业而发荣滋长的；不然我们怎能对得起死难的英雄？怎能对得起四万万同胞对我们的热望？

亲爱的将士们！死难的英雄，给我们下了自强救国的种子，我们要培植他，灌溉他，使他发芽，以至于开花结实；我们要对得起死难的英雄与四万万同胞的热望，我们只有振奋起我们军人勇气，继着阵亡将士的精神，努力准备，为国奋斗！

3月16日，阎锡山在归绥接受新闻记者采访。

3月17日，阎锡山先后出席绥远党政军各机关学校联合升旗典礼和绥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发表题为“自力更生发达绥远”和“发达教育、增大生产、今世亡人国家的动机与方法”的讲话。当日在结束绥远的活动后，返回太原。

第十一章　整军抗战

总领军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山西作为华北的战略要地，自然成为中日两军的必争之地。从地理环境看，山西地处华北地区西部，山岳环绕，重崇叠嶂，是华北的天然屏障，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从军事战略上看，山西雄踞华北，俯瞰中原，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日军要占领华北，非占领山西不可。相反，“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进攻感到困难”。

为此，日军在《昭和12年（1937年）度作战计划要领》中就计划，“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阎锡山，同日本军界打交道多年，对于日本的侵华野心和路数，是有较明确的认识的。尤其是华北事变之后，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华北、危及山西的情况下，阎锡山认识得更为明确。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所考虑。正如他自己所说：“山西表里山河，中外军事家对他都有华北要塞之称，合上绥远，可以说是西北的门户，也可以说是西北的屏藩；就全国说，与华南互为犄角，是全国的一个堡垒。山西保不住，不只华北失掉了地理上的重心，西北和华南也感受重大的威胁。也就是因为晋绥占着这样重要形势，所以晋绥就成为敌人必争的目标”。

为了防范日本的入侵，阎锡山于1935年9月28日，就曾致电蒋介石，建议制定三十年防守国策。电文云：“窃以现在国家外侮凭陵，匪乱未定，深长计虑，拟请决定三十年防守国策，以图‘自强救国’之计。”他建议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将土地划分为份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安定其生活，稳固其心理，然后分期加以军事训练，以100个师计，半年退伍一次，30年可训练完毕。5年即可训练1000万人，10年则可达2000万人，“则自信世界任何强国，无能亡我者矣。”推行此项政策，在北方处此情势之下，能否实现，尚不一定。而在中南各部5省完成，可保5省，10省完成，可保10省。那么，这5省、10省即“可作国家复兴失地恢复之根据”。“未识钧意以为如何？幸垂察焉。”

此建议蒋介石并未及时答复。同年10月26日，蒋介石始派专机接阎锡山赴南京，共商国是。在南京期间，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与陈仪、张群、黄郛、熊式辉、杨永泰、黄绍竑拟订“三十年防守国策（或称卅年自力更生国策）”。该方案称：“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别无办法。于此国难迫切之时，而言增加国力，深有赴不及之慨，但此为立国之有效方法。”因而必须努力增加国力，而增加国力，不外集中人力、发展物力两项。为此，应以6年为一期，共5期，编订建设计划大纲，并责成各专门机关，编订各项专案，经各级主管部门审核后，照准推行。

此外，阎锡山还同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拟定了“国防计划”案，现摘录如下：

一、国防计划

国防计划，应分两层：一是永久的，三十年分为五期，先计划第一期，每期前一年，计划本期，以需要求供给。分为六项：国民训练；民兵训练；军官训练；军实制造；要塞构成；交通建设。

以每年增加二百万之战斗员为标准。一是临时的，就已有之军实，作临时之作战计划，其计划，应以下列各项为标准：判断敌人之企图；敌军作战之长处；敌军之畏忌；我之环境；我之内部；我之短处；我之长处；我之企图。

此计划如条件上有变更，其计划上亦须随时变更。

二、军队整理

军队整理，亦应兼顾永久与临时两层。永久方面：如借军队之训练，作军官之养成，借军队之分驻，作国民之军事训练等。临时方面：如按我作战之企图，分抗战军与暗袭军等类，分别整理。

三、兵器制造

兵器制造，亦应兼顾永久与临时两层。永久方面，如工厂之设置地点及其能力，与夫工业方面之联系，交通方面之利用等。临时方面，应就现有一切设备能力改造，或照原造供给，并地点之有无顾虑等。

上述方案，不论以后是否付诸实施，但这一方案说明，国民党的军事大员对日本已有防范意识。至于阎锡山就不用说了，从提出“守土抗战”口号和首肯绥远抗战的行动，已可看出这种意识，从他作的一首诗，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意识：“谋国全凭早绸缪，前人遗误后人忧。而今再不急起迫，国命将来何处求。”

其实，早在1935年，阎锡山为了自保，就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有纵深配置的绵长的国防工事。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紧，1936年4月，阎锡山又成立了山西省防工事指挥部，专门负责省防工事的构筑，下属第一部和第二部两个办事机构。第一部由周玳负责，专管建筑材料的采购、运输、调拨和建筑资金的运用；第二部由孙楚负责，专管工事的战略部署、战术守备区的划分、地形勘察、工事位置的确定、构筑图纸的设计，以及施工组织和技术指导等。

省防工事指挥部，根据山西地形，以预想的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确定了7个战略守备区。即：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之线；阳方口区；雁门关区；平型关区；五台山区；娘子关区；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依地形，又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此外，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阳高等地，也构筑了工事。

山西的省防工事，除核心区有部分丘陵地带外，其余绝大部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岩石，可就地取材，进行构筑。这样既可节约大量的钢材、水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可以提高工事的坚固性。为此，阎锡山自豪地说：“利用山西的自然条件做工事，可使日本的飞机、大炮倒退20年。”这些防御工事，虽不像阎锡山自诩的那样，但为日后防御日军的进攻确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另外，阎锡山在积极发展山西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加强军工生产。1936年，他将西北实业公司所属的11个工厂改组为西北制造厂（18个分厂），全部投入军火生产。至1937年11月太原沦陷，一年的时间，其军火产量已达到装备30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师的能力。这对于改善晋绥军的装备，提高作战能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阎锡山上述举措，虽然主观上是为了自固自存，但是，客观上为有效地抵抗日军对山西的入侵，坚持山西抗战，产生了无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1937年7月初，阎锡山因患胃肠炎正在养病，突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阎锡山曾感赋云：

已过九一八，今日卢沟桥。

我未现代化，国中任敌骄。

由于时局的变化，阎锡山身体虽未彻底康复，但只好“抱病参国计”，通令各地驻军严加戒备；令绥远部队赶筑作战工事，并要傅作义对察绥边境严加防备，以作好应战准备。此外，他还派张荫梧携亲笔信赴天津，劝宋哲元接受中央军的援助，协同抗战。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为日军所陷。蒋介石一面电邀各地军政大员赴南京，商讨国防大计；一面于8月1日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为副总司令，第13军军长汤恩伯兼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哈尔前进，以威胁北平敌之侧背。

阎锡山应蒋介石之召，“扶病飞京”前作诗曰：“病体未痊国难来，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8月2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随行的有机要科长吴绍之，副官刘绍庭、张逢吉、孔庆祥等。会议期间，阎和他的随员住在南京紫金山北极阁宋子文的一幢小别墅。小楼坐落在山顶森林密布的草木丛中，既是优美的避暑胜地，又可防空，即使敌机低飞俯冲也很难发现。小楼的建筑和室内摆设，虽看上去极为简朴，好似沪宁普通的洋式旅馆，给人一种毫无豪华奢侈的简朴之感，但是，厨房所备的中西两餐、冷热饮料及各式糕点菜肴，又颇为讲究，比太原的阎公馆要胜似十倍。山上山下，别墅周围，戒备森严。站在别墅前后或左右，举目眺望，金陵景色，尽收眼底。但是阎锡山忙于会务及有关事宜，根本无暇也无心观此美景。

8月6日下午，阎锡山在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对抗日战略的设想：

1．政略：抵抗日本之侵略。

2．战略：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3种力量，即：飞机、战车、大炮。

3．战术：现敌军甚为骄傲。香月说：中国军队若干师，均等于一师。又说：中国军队师长以上，不知国家，只知有个人。

最好在敌傲慢之下，第一次会战须求得胜利，以正世界视听，迩后再将军队疏散，实行持久战。

4．战斗：日军除运用火力外，他无所恃。其军官士兵（1）生活优裕；（2）感觉战争无意义。故在战斗上只要避开其火力，使其火力不能充分发挥，必可取得胜利。故我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使其飞机、战车、大炮皆失作用。

阎的这番谈话，既对敌情作出了分析，也表明了他的抗战决心与设想。应当说，阎当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抗日态度是坚决的、进取的。

8月7日，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回到寓所，将会议结果告诉随从们说：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4个战区，分别由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负责。第二天中午12点，阎锡山便匆忙由南京明故宫机场飞回太原。

阎锡山此次南京之行，除与蒋介石讨论了华北局势，受命指挥驻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对日抗战外，还想让南京政府解决财政和人事等问题。但是，他又不想直说此事，心情十分矛盾，在日记中曾写道：“财政解决易，人事调整难，多少欲言事，停留在舌端。”于是，阎锡山三番五次让其高级参谋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阎早年的参谋长）向南京政府讨要“第一期（国防）工事费70万元”、“不敷工事费400万元”，甚至还索要“前（晋军）李生达部‘剿共’费2万元”等欠帐，但没想到蒋介石仅以一纸“照通案不发”的批文，予以回绝。因此，返回太原后阎作诗云：“年来忍痛复吞酸，国难何容学桂冠。千言万语说不尽，多少心事留舌端。”

此时，日军已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南进攻，其中由平绥路西进之敌意在夺取绥远、山西。所以，阎锡山一回到太原，便着手进行军事部署：将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即第6、第7集团军，分别由杨爱源、傅作义任集团军总司令；并在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地区，经广灵、天镇到丰镇、平地泉、百灵庙一线的防御阵地上，部署防御兵力。将主力兵力集结于天镇、大同等重点地区。其部署是：“北区以天镇、平地泉为两大据点，以兴和、陶林、百灵庙等点构成外围警戒线，大同、绥远成为两大核心。中区系由平型关经凌云、茹越、阳方各口到利民堡之线，拟构成国防北部主线。平型关方面，在砂河、繁峙等地，准备一斜交阵地，以作决战地带，更以灵丘、广灵编成一机动区。南部系由东阳关经娘子关、六岭关至龙泉关之线，拟构成东部国防主线。寿阳、忻口等处，尚拟设备中间防线，以太原为总核心”。

8月13，日军又挑起事端，进攻上海，战事扩大。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确定战略方针，调整部署，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绥战事，指挥该区的作战部队。根据军委会的编制，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

副总司令孙楚

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兼）

第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

独立第三旅旅长章拯宇

独立第八旅旅长孟宪吉

第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

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

新编第二师师长金宪章

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

第二○三旅旅长梁鉴堂

炮兵三团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

副总司令刘汝明

前敌总指挥汤恩伯

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兼）

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

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

第二○五旅旅长田树海

第二补充团团长邓崇禧

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

第二○○旅旅长刘谭馥

独立第七旅旅长马延守

第一○一师师长李俊功

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兼）

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兼）

独立第四十旅旅长夏子明

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

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兼）

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

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兼）

第四师师长王万龄

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

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

新编第五旅旅长安华亭

新编骑兵第二旅旅长石玉山

新编第六旅旅长王子修

预备军总司令阎锡山（兼）

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

第二○五旅旅长杜堃

独立第二旅旅长方克猷

第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

第一补充团团长刘效曹

第二○九旅旅长段树华

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

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

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

新编一团

同日（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军委会名义颁布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和《战争指导方案》，认为，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而第二战区位于华北主战场之侧背，“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不久列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

至此，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统辖9个军、4个师（含八路军3个师）、4个旅的兵力，初步完成战前的军事部署。之后，阎锡山指挥所部同日军展开积极的作战，第二战区被一度誉为“模范战区”。

礼迎八路

七七事变的翌日，中共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作好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的准备，同时电告在山西的彭雪枫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因为，红军如开赴华北对日作战，山西是必经之地，因此，首先必征得阎锡山的同意。

为此，7月1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毛泽东的秘书，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山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引者注）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并提出与阎锡山商量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

信中说：“日寇进攻，华北危急”，希望阎锡山“促成全国上下一致团结，救此危难”。

周小舟将信带到太原，转交阎锡山。阎锡山看了信之后，与周小舟就有关事宜进行了商谈，并拟“定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办法”。

7月17日，毛泽东又致信阎锡山：“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即彭雪枫——引者注）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7月22日，彭雪枫即会见阎锡山，商议我军东渡前的有关事宜。阎锡山说，原拟在雁门关与敌决战之计划，因敌有将袭击雁门关之举，因此决战暂缓。

彭雪枫向阎锡山提出，我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你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回答：“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一、事先商量；二、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尽管阎锡山提出了两项协同作战原则，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担心红军一旦进入山西将对他构成威胁。因为一年前的红军东征，他的军队一触即溃。

于是，他心有余悸地问道：“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八路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最后，阎还要求彭将他的意思转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并建议红军与晋军会合为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显然，阎锡山是想将红军完全置于他的领导之下。

7月23日，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并报告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挺，此外还准备汽车为办事处用等事项。彭雪枫在电文中还建议：“我军应依阎意，活动于五台山以南地域，另一部配合王兆相部进击绥远。”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同意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抗日根据地。

此时，日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平津。国民政府派庞炳勋第40军、孙连仲第26路军、万福麟第53军等部约13万人，北上应援宋哲元第29军。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国共双方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在庐山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对日作战方针等问题举行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蒋介石同意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在此背景下，阎锡山于7月28日复信毛泽东说：“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为督促阎锡山速下抗战决心，7月31日，彭雪枫再次会晤阎锡山，他首先分析了平津陷落后的形势和日军可能采取的侵略步骤：沿平绥路西进，进攻山西，因此“在此形势极为严重的时刻，希望阎主任能够领导华北各军，立即实行抗战，并推动蒋及南京速下最后决心。”

阎锡山听了之后说：“关于抗日问题，我已经下定决心，一是坚决排除汉奸；二是加紧各种准备。”他还认为华北抗战有两种前途：“一、坚决抗战；二、不和不战。目前走上第二个前途的可能为大。”

经过商谈，阎锡山向彭雪枫正式表示：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至此，阎锡山与中共正式建立了山西省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

8月2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决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部开赴山西，归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协同作战。阎锡山对其随行人员说：“非打不行了！不打，共产党不答应！”在阎锡山回寓所休息后，他的高级参谋台寿民则冒出一句：“共产党红军开赴山西，由老总（指阎）指挥，够对付的。”

8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就与阎锡山交涉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指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应向各方着重说明红军“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它，致失去其长处”。并且指出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问题，请阎同意红军由韩城渡黄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开赴抗日前线。此外，立即开设太原公开办事处，以彭雪枫为主任。

经彭雪枫的交涉，阎锡山同意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并且就红军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等都商谈妥当。至此，红军本可迅速出师，入晋抗日。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纲领、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尚有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因此，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望向阎锡山说明，以免引起阎的多疑。

8月17日，毛泽东为红军抗日的出动路线问题，分别致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在给朱、周、叶的电报中还指出，红军“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训令中指出，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锡山节制。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八路军编为3个师：以原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红军第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全师兵力约15000余人；以原红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第27、第28军，独立第1、第2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全师兵力14000余人；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西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第386旅（旅长陈赓），全师兵力13000余人。同时，还组成以肖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留守处。全军编制共45000余人。

红军改编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正式宣告成立，彭雪枫为主任，周恩来为中共代表。

8月30日、3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要求二人赴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和部队的补充计划等问题，并与阎锡山开诚晤谈，促使其努力抗战。在此之前八路军第115师作为先头部队，已于8月22日由三原县出发，边行军边改编，经富平、蒲城抵韩城芝川镇，然后东渡黄河，在侯马沿同蒲路北上抗日。

为了便于与阎锡山顺利达成协议，毛泽东特委派徐向前随同周恩来一同前往。因徐向前与阎锡山既是同乡（五台），又有师生关系（徐在阎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

9月4日凌晨，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聂荣臻、肖克、程子华等在西安乘蒋鼎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派的专列达潼关，然后换乘木船渡过黄河。时值秋季，正值黄河的汛期，河水浊浪滔天，席卷着滚滚泥沙湍急而下，站在岸边就令人头晕目眩，渡船在翻腾的激流中颠簸着缓缓驶向北岸，抵达风陵渡。

当时战事已发展到晋北，阎锡山处于不打一仗就无法向山西人民交代，打又没有把握的矛盾中，自然愿意八路军早日对日作战，因而，对于共产党、八路军入晋，表现是积极的，立即派其心腹秘书、上校军官梁化之用专列（仅有两节车厢）前来迎接。

9月5日下午，专列抵达太原。阎锡山让赵戴文代其迎接周恩来等，并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随后，安排周恩来等在东缉虎营街傅公祠院内的绥署高级招待所下榻。不几日，周恩来便移住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当时，阎锡山正在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部署与日军的“大同会战”。9月7日凌晨，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从太原动身，乘汽车前往岭口，会晤阎锡山。阎锡山尽管对共产党、八路军入晋问题作了多方准备，但他未想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能够亲自前来，所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

寒暄中，周恩来首先称赞阎锡山积极抗战。阎锡山见徐向前也在其中，便半开玩笑说道：“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刨我的墙角啊！”

周恩来马上答道：“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了。我这次同徐向前一块来，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和你见见面，以后，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

之后，阎锡山设午宴款待周恩来一行。

下午，双方开始谈判，阎方代表有阎锡山、朱绶光、续范亭、王靖国、陈长捷、梁化之；中共代表有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彭雪枫。谈判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内容来进行。

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对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希望阎锡山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阎为了“守土保疆”，表示愿意联共抗日。

接着，周恩来鼓励阎锡山要坚持抗战。他分析了抗战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敌强我弱，但我们是正义战争，敌人是非正义战争，只要动员全体民众，团结奋斗，就可以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我们的力量。

打到一定时候，敌人会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会一天天强大起来。阎锡山对周恩来的分析深表佩服，谈判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

二是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八路军准备在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孟县及涞源、灵丘两县的南部地区活动、布防，创造游击根据地。现第115师已经入晋，正在侯马一带修火车路（因同蒲路被洪水冲断，阎锡山让八路军边修路，边前进）；第120师即将入晋；第129师尚在整顿中，晚些时候才可出动。八路军入晋部队希望早日到达预定作战地域，请阎锡山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当即表示同意。

为了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周恩来提出，八路军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

阎锡山满口答应，并派员协助八路军开往中共要求的活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扼要地介绍了他的“大同会战”部署。彭德怀等也提了些意见，供他参考。阎锡山在防御上采取阵地防御战法，想依托所构筑的防御工事抵抗日军。而对周恩来等主张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法，却不能理会，所以以后也未能加以采纳。

三是八路军入晋部队的薪饷和装备补充问题。既然八路军已列入第二战区序列，也就意味着要受阎锡山的节制。但是，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装备优良的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为此，周恩来等向阎锡山提出八路军急需补充的物资，包括枪炮、子弹、炮弹、炸药、刺刀、手榴弹、军毯、皮衣、棉衣、通信器材及医药卫生材料等数十项，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不能厚此而薄彼。阎锡山当时曾十分爽快地答应，并下令兵站帮助运输大炮和炮弹。但后来，除给了八路军一些棉衣和弹药外，并未全部落实。

会谈后，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给他写一个第二战区对日作战计划，并希望周等去大同会晤傅作义，疏通关系，与晋军共同准备“大同会战”。必要时，还烦请周等到第一战区会见刘峙，商谈配合作战的问题。

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并于当晚开始着手起草作战计划，次日中午就写好，交给阎锡山。阎锡山看了之后，十分惊讶，连声称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并慨叹道：“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9月8日下午，周恩来、彭德怀根据阎锡山的建议，离开岭口，赶赴大同，与傅作义商谈有关事宜。次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岭口，阎锡山又主动约见，商谈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当阎锡山谈到准备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彭德怀提出，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第115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第120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锡山表示赞同。

9月9日，周恩来等返回太原。又按阎的建议去河北保定会晤刘峙。此时，大同已失守，绥远空虚，山西局势更加危急。13日周恩来从保定回来后，又派南汉宸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让南汉宸转告阎锡山：敌人有可能以一部略取绥远；以重兵扫荡雁北直逼雁门关；以骑兵突破广灵、灵丘。攻入平型关、代县、五台之后直下太原；另以一部随刘汝明部之后先取涞源，后转向东，与涿州、沧州之敌三路攻取保定。并向阎锡山建议：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雁门关的防守不应单纯死守，宜实行出击，以侧击和扰击的方式作战；骑兵应向大同、兴和、商都之线活动。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驻于八路军办事处。当天傍晚，周恩来与朱德一起，乘车去太和岭口会见阎锡山（次日到达），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以及兵力使用等具体问题。经过磋商，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

会谈之后，阎锡山和周恩来一道，视察雁门关一带阵地。但见，阵地工事只挖了一些单人掩体沟和交通壕，碉堡仅用石头砌成，仍未抹水泥。周恩来指着一个碉堡说：“这样的碉堡，怎么能顶得住敌人的炮火呢？”

阎锡山也承认：“确实修得不好”，并且责怪道：“下面这些人啊，就是拿修工事不当回事儿。”

周恩来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后，用谦虚的口气问阎锡山：“如果日寇进攻到这里，你准备怎么打？”

阎锡山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只说：“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

9月27日，周恩来在太原致电阎锡山、黄绍竑，提议：下令平汉退军转侧面发展游击战；催桂军立即北上增援娘子关；督促蒋介石迅速武装河北民众，组织河北游击战争。阎锡山复电表示赞同，并提出“华北局势日危”，“请将刘师（即第129师）早日北开以挽局势”。

八路军根据与阎锡山商定的作战区域，将第115师推进到晋东北，第120师转赴晋西北，第129师开赴晋东南，实施战略展开的同时，开展山地游击战，于侧翼积极配合友军，打击敌人。

阎锡山作为割据山西多年的地方实力派，在当时令人最为欣喜的一点，就是他能根据其“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年前，他积极反共，阻拦红军东征，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却能礼迎共产党、八路军入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尽管这一转变是在日本侵华，危及到他“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们也不能否定他的积极意义。正如张闻天所说的：“我们承认阎百川先生是在当代政治家中间比较有远见的。不论在过去一时期内，他同共产党怎样立于完全对立的地位，想出了各种各样‘防共’的办法，反对过共产党，然而当日本增兵华北，华北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之下，阎先生就开始把‘防共’的精力转向于‘守土抗战’，……阎先生的这种转变，是值得我们赞许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阎锡山礼迎八路军入晋，一方面是根据国共两党协议进行的，另一方面也怀有其个人的目的——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因为他深知仅仅依靠他的晋军是根本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的，他希望八路军这支新型武装与他共同对付日军，这样，他便可保住他的一些地盘。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阎锡山才答应给八路军相当的装备和给养。尽管以后并未完全兑现，但毕竟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政治条件。从这一点来讲，礼迎八路军入晋抗日，可以说是阎锡山一生中值得肯定的一举。

太原失陷

随着忻口、娘子关等失守，各路人马逃散，傅作义率部保卫太原，怎耐大厦倾倒，独树难支，阎锡山经营了20年的老巢沦陷。

自平型关大撤军后，山西境内已是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的打油诗。为扭转危局，保卫山西地盘，晋阎将主力集结在忻口附近一带，准备依凭忻口天险，筑起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雁门关、平型关等要塞的失守，日军有逼取太原，跨过黄河南下之势。鉴于山西的危急形势，原先未能清楚认识到保卫山西的重要战略意义、曾在南口战役后将汤恩伯13军调出第二战区的蒋介石，此时方意识到保卫山西对全国整个抗战的影响。他要求阎锡山务必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为此，他于10月2日急令第一战区的第14集团军卫立煌部从石家庄星夜驰援山西，经太原转赴晋北对日作战。

忻口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处，是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交汇处云中山、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滹沱河、云中河在此汇合东流，在河谷中间有一个几十米高的土山，自古以来便是战略要地，以确保这直接关系太原安危的战略咽喉之地。

为争取时间部署兵力，阎锡山严令王靖国的第19军死守崞县，姜玉贞的第196旅死守原平镇，马延守的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阻止日军南进。

此时日军统帅部下达了太原作战指令，以第5师团坂垣征四郎为前线总指挥。关东军司令部从察哈尔调独立混成第1旅团前往协同作战。10月1日，该旅团便沿代县至原平公路，以步兵、骑兵、装甲车协同向崞县、原平阵地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英勇阻击，直至进行巷战肉搏。驻守原平镇的姜玉贞旅苦战旬日，多次击败日军进攻，但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阵地最终失守。姜旅长督率所部与当地居民坚持巷战，使日军付出极大代价。经过11天的英勇战斗，姜旅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但全旅官员牺牲殆尽，姜旅长也壮烈殉国。

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有效遏止了日军长驱直入的企图，为忻口会战争取了时间，以至当日军进至忻口正面时，卫立煌的第14军李默庵部、第9军郝梦龄部均已先后到达忻口，由雁门关、平型关撤退下来的二战区部队也如期到达，进入阵地，完成了军事部署。

10月10日，忻口会战正式拉开序幕。进攻忻口的日军主力是坂垣师团，此外有关东军混成第2旅团、混成第15旅团、堤支队，共计5万余人，配备了150辆坦克，250门火炮以及飞机。我军在忻口作战的有晋绥军的19军、35军、61军、郭宗汾军等24个步兵团，赵承缓的6个骑兵团及8个炮兵团；有中央军卫立煌14集团军的两个军，还有刘茂恩军、高桂滋军等部。总兵力达8个军16个师，近10万人，部署在东西50里长的战线上。阎锡山坐镇太原，任命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傅作义为副总司令，以忻口为轴心，将所有作战部队编成左翼兵团、中央兵团、右翼兵团等3个兵团，分别由14军军长李默庵、9军军长郝梦龄、15军军长刘茂恩担任兵团前敌总指挥。

10月13日，日军开始向我忻口正面阵地展开猛攻，以优势炮火很快撕开一个缺口，突破李仙洲21师防守的主阵地，占领了中央西侧的南怀化。中央兵团总指挥郝梦龄急忙组织反攻，力图夺回，但连续两天的出击均未奏效。卫立煌、傅作义亲临忻口，拟定了先行攻夺南怀化，进出云中河，牵制敌人主力，然后由左翼兵团迂回包抄的计划。因夺回南怀化为这一计划的关键，卫立煌于是悬赏10万元夺回南怀化，得胜的各部队长官均请颁发“青天白日最高勋章”。15日夜，我军以5个旅的兵力分兵三路进行反攻，与日军在南怀化展开激战，寸土不让，阵地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郝梦龄军长在前线督战阵亡，54师副师长刘家骐、晋绥军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也在此役中不幸牺牲。

阎锡山得到南怀化失守和郝梦龄等殉国的战情报告后，极为震惊，严令卫立煌抽调部队反攻，同时加派晋军投入战斗，并令骑兵军长赵承绶率部出阳方口，向广武方向前进，焚毁南桑乾河大桥，切断敌人交通。

18日，忻口正面战场的战斗呈现白热化。接任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的晋绥军61军军长陈长捷，积极调整防线，明确各守军的防守责任，规定师团以上的高级指挥人员一律到第一线指挥作战。对以王牌自居、不听命令的中央军予以严厉整饬。

在忻口战役进行之时，八路军奉命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配合正面战场。八路军深入敌后，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和后方目标，曾几度占领雁门关。10月19日夜，129师769团3营袭击了日军在代县的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0余架。并且因交通运输线被切断，日军还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因而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战场。

正当忻口之敌处于困境之时，日军川岸师团在占领石家庄、邯郸后，集中平汉线上全部力量沿正太路直扑娘子关，以解忻口之危。娘子关是晋东之要冲，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便通过周恩来向阎锡山建议，坚守娘子关确保东面安全是此战役的关键要点。但阎锡山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晋军仅有新编的第10团在此防守。在得到日军将进攻娘子关的消息后，阎锡山即电告蒋介石求援，蒋急命作战部长黄绍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前往娘子关指挥，并令中央军孙连仲部、川军邓锡侯、陕军冯钦哉等入晋参入娘子关的防卫。从10月21日开始，日军在后续部队的增援下，以步、炮、空联合向娘子关阵地发起立体式的猛烈攻势，战至26日，从娘子关右侧突破我军阵地，娘子关是日失陷。接着阳泉、寿阳相继陷落，日军逼迫榆次，太原告急。10月27日，日军增派2个联队的兵力投入忻口正面战场，忻口守军陷于日军南北两面包围之中，战事急转直下。

鉴于忻口守军腹背受敌的困境，阎锡山与卫立煌决定：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各路军队在接到全线撤退命令后，陆续南撤，向太原附近阵地转进。

至此，持续了20多天的忻口战役结束。在此役中，中国官兵团结御侮，不怕牺牲，英勇抗击入侵之敌，共击毙打伤敌军2万余人，成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况最烈的一次战役，包括郝梦龄军长在内的数万官兵壮烈殉国。

11月2日，也就是忻口全线撤退的当天，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中和斋会议厅举行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卫立煌、赵戴文、傅作义、杨爱源及行营参谋长朱绶光等高级将领与会，讨论保卫太原问题。阎锡山首先谈了保卫太原的重要战略意义，然后重点提出固守太原、依城野战的作战方针，即以一部分守城部队吸引敌人，城外部队合围，歼敌于太原城郊，确保太原。

两天后，阎锡山电邀黄绍竑、孙连仲来太原，又一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征求黄、孙对守太原的意见。黄绍竑认为撤下来的部队均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不宜匆匆进行另一场会战，因而不同意阎氏提出的计划，并得到卫立煌、孙连仲的支持。而阎锡山坚持己见，不肯相让。晋绥将领对阎的计划自然不敢表示异议，阎、黄各持己见，会议由下午4点一直开到午夜1点，仍无结果，不少人由于战场上的劳累，竟在会议厅里打起呼噜来。最后，阎锡山说：“军队已经行动了，要改变也无法改变了。”说完之后，阎锡山对赵戴文、朱绶光等轻轻地说：“咱们走吧！”率领赵等人急急忙忙离开太原，把守太原的重任，一股脑儿交给了他，平时并不很亲信的傅作义，委以太原守备司令之职。

阎氏等晋系要员一走，太原顿呈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秩序大乱，散兵游勇，趁火打劫。傅作义受命于危难之中，一面任命35军副军长曾延毅为太原城戒严司令，维持城内秩序，一面进行军事防务。当时守城兵力共有1万余人，其中战斗兵员约6000人，以35军为主力。傅作义以孙兰峰旅为城东守备部队，董其武旅为西城守备部队，其余为机动部队。

11月5日，傅作义召集守城部队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作守城动员，表示固守太原城，阻止敌人前进的决心。这时，忻口前线的部队已陆续撤退下来，日军尾追其后，逼近太原，并派出数十架飞机，在太原上空轮番侦察轰炸。太原城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卫立煌的14集团军3个军，由于卫根本不同意阎氏固守太原的战略方针，因此退至太原时均未进入防守阵地，而是绕城撤往晋南。在太原城北郊一线依城野战仅有晋军王靖国、陈长捷部，另有郭宗汾的71师并指挥孟宪吉、马延守两个独立旅在太原城西万柏林一带防守。但当日军以装甲车队向我军阵地冲来时，王靖国首先率19军残部向汾河以西逃避，并向部下说：“到14军所在地集结去。”陈长捷见王靖国已逃，也率部向韩伏岭以南撤退。郭宗汾等见状，也与孟宪吉、马延守弃阵南撤。到6日，环太原城附近已无依城野战的部队，太原城成为一座孤城，阎锡山的依城作战计划变成一纸空文。

11月6日拂晓，已完成攻城部署的日军，开始向太原城围攻。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35军将士毫不畏惧，沉着应战。下午3点，日军主力猛攻太原北郊，将北门外的兵工厂作为攻击重点，驻守在此的董其武旅李思温团拼力防守，重创敌军，我军也伤亡重大。一直坚持战斗到夜间，才奉命撤回城内。与此同时，大门外的守军在经过与敌人激烈战斗后，因众寡悬殊，也命令撤回城内。

7日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太原城，摧毁了城墙上的大批工事，然后从北、东、西几个方向出击，形成对太原城的包围之势。我守城官兵同仇敌忾，用冲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集中火力，甚至展开白刃肉搏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势受挫。傅作义将军亲赴城内各防区巡视，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家为民族争光。

8日拂晓，日军向太原城发动总攻，集中大炮、飞机对太原城狂轰滥炸，东、北两城到处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杀声震地。至9时许，东北、西北城角被炸塌，东、北两面城墙也相继轰开破口十多处，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城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傅部官兵拼死抵御，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一直坚持到下午7时，终因寡不敌众，难以挽回败局。晚上9点，傅作义在接到蒋介石“相机撤退”的电令后，下达撤退命令，太原失守。

傅作义率所属6000劲旅抗击日寇，守卫太原，虽然只坚持了3天时间，但却为晋绥军以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山西省政府各机关及其重要物资的向南转移争取了时间。在这几天中，阎锡山已从太原到达交城，再至隰县大麦郊，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省政府则已安全撤至临汾。从此，晋系开始进入流亡政府的日子。

离开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太原老巢，阎锡山不免心情有些沉重。他为晋绥军损失十之六七而难过，这毕竟是他作为地方实力派的资本啊！他在大麦郊住了10天，目的是想收容溃散的部队，在这里，郭宗汾率部与之见面，阎氏异常高兴，令郭部守住平遥、文水一线，掩护各军在隰县、离石、临汾一带收容整顿。又令王靖国部在隰县以北石口附近抗敌，企图保住一块安全之地。

对于王靖国在太原城外不战而逃，本应予以军法制裁，但阎氏并未绳之以法，反而信任依然。故此，有人猜测阎为了保存实力，密令王靖国向后撤退。此中奥秘，局外人至今不得而知。而此次王靖国在东口又因作战不力，导致205旅旅长赵锡章及72师团长刘崇一阵亡，引起了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的愤怒。张培梅从辛亥太原起义便追随阎锡山，堪称晋系元老，因脾气暴躁，与赵戴文不和，便长期闲居在家，但对阎的忠心始终不变，中原大战后挺身护驾至大连，曾令阎氏有些感动。抗战开始后，张培梅出于民族感情，再次出山，被任为二战区执法总监，伴随阎的左右。他看不惯王靖国的怯懦，请阎令王死守石口，而王竟退守石楼，张于是拟绳以军法，遭到阎的拒绝。后日军南来，张培梅愤而自杀于隰县午城镇。

1937年11月24日，阎锡山到达临汾，与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太原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的人员会合，使临汾一时成为晋系的中心。随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十八集团军总部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的陆续到来，临汾又成为当时山西乃至华北的抗战中心。阎锡山到临汾后，召集晋绥高级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合并整编为19军、35军、61军3个军，以及66师、71师、教导师3个师，同时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准备积蓄力量，重振晋系实力，与日军进行长期战争。

重整晋系

当山西困于日本的强势攻击下时，八路军及时堵住日军南下，成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使阎锡山在日军尚未深入到的乡间僻壤得以暂时喘息，收拾残局，重整晋系。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牺盟会，通过晋阎的合法外衣和合法形式，推动山西的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薄一波等立即召集牺盟会紧急会议，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全面进攻的开始，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牺盟会作为一个救亡的组织，应该向群众指出，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严重关头已经到来，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志，应立即准备对日作战。

此时的晋系在抗战的问题上达成空前的一致，因为日军的战火早已烧到了绥远，山西面临的危局将很快来临，不抗战则不会有晋系生存的余地。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抵抗，这既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山西人民的心声，也是晋绥军广大官兵的愿望。但绥远一战却暴露了晋绥军致命的弱点，除傅作义军等可战之外，不少部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光依靠这支旧军队是不足以抵挡日本人的强大进攻的，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组建一支战斗力强的新军，以保卫山西。

为此，阎锡山由“守土抗战”进而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从山西和晋系出发，他认为在非常时候必须采取非常政策，即他所说的“非常时需非常策”。

这“非常策”的当务之急是扩充军队，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争之急需。

一天，阎锡山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该怎么办？”薄一波回答道：“组织新军，改革旧军。”提出了正式组建山西抗日新军的建议，阎氏当即同意，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吧！”

随后，薄一波立即就组建新军一事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批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因为这正是中共竭力主张和争取的一件大事。

1937年8月1日，以牺盟会原开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军官教导团第8团、第9团各300名学员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宣布正式成立。决死总队原准备叫抗日青年先锋队，报阎锡山审批时，阎改为此名。薄一波担任总队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下辖3个大队，共2000多人，阎锡山派晋系军官担任各级军事干部。

随着日军大举入侵山西，9月中旬雁北失守。山西战事日益吃紧。9月下旬，薄一波率决死总队开赴晋东五台山区，一面准备参战，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0月初，晋军的内长城抗战又再次失利，阎锡山由太和岭口行营回到太原，筹划组织忻口战役。眼看旧军节节失利，士气不振，阎氏决心扩大新军。

当薄一波向他提出扩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的建议时，他满口应承，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着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决死一、二、三、四4个纵队陆续组建完毕，分别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担任政治委员，各纵队长在晋绥军中选任。同时，还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队，后来也发展成为纵队。

新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在纵队中拥有最高的政治、军事权力，享有绝对的领导权。阎锡山心里很清楚，政治委员多为共产党员担任，但他还是认可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他觉得在日本人逼迫、晋系处于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蒋介石的中央军靠不住，需要联合共产党，依靠扩建的新军维持山西日益严峻的局面。他只有一个条件，即纵队政治委员都必须是山西籍人，在他的心目中，既然是山西人，就会为山西办事，就会为他服务。因此，4个纵队的政治委员均系山西人。

山西新军名义上是第二战区的部队，而且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的正式番号，依次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旅、第2旅、第3旅、第4旅和第207旅，但政委制保证了共产党人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八路军先后派去500多名优秀干部予以帮助，因此它是共产党与晋阎合作的统一战线武装力量。这支新军“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说着山西话”（薄一波语）迅速成长壮大，到1939年底，已发展为46个正规团、4个游山纵队，主力部队约5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晋绥军，成为坚持山西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

1937年9月20日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也是晋阎采取的“非常策”之一。当时雁北13县在日军的炮火中已成为沦陷区，大部分县长均随军撤退，晋系在雁北的统治基本瘫痪，而由八路军在这些地区进行敌后抗日。9月初，中共代表周恩来到太和岭口与阎谈判，提出要保卫山西，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抗日群众运动。阎锡山表示同意，经反复商讨，决定在沦陷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不久，周恩来委托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起草了一份绥远、晋北等沦陷区成立战委会的工作纲领，由南汉宸、续范亭送交阎锡山批准。9月13日，阎氏正在看这份材料，当看到纲领中规定战委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时，便一脸不高兴，恰好薄一波此时到太和岭口见阎，阎即把材料递过去，薄一波看完后，诚恳地开导阎，听了薄一波的一席话，阎锡山才有所开窍，在作了少许修改后，就批准了这个纲领。

战委会由晋系代表和共产党代表以及晋、察、绥三省各驻军代表、各民众团体代表等共21人组成，晋系代表有薄右丞、梁化之、王尊光、郭宗汾等。战委会主任由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

战委会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以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真正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为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赶快行动起来，参加保卫祖国保卫乡土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战委会”成立后，立即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他们组织了宣传队、运输队、慰劳队、救护队、劝募队、情报网、除奸网、难民收容所，积极支持抗战。同时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建立抗日政权，配合抗日军队作战。不到一年时间，战委会组建了一支拥有8个游击支队、15000人的部队，活动于雁门关内外及晋中平川，经常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袭击日军的据点。

晋阎在撤到临汾时，已经元气大伤，山西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地方官吏席卷而逃，晋绥军损失十分之七，所幸存的也多溃散，晋系集团几乎濒于崩溃。

阎锡山面对此情此景，不禁黯然神伤。他本想不去临汾，将战事推由卫立煌等中央军将领主持，故一直停留在大麦郊，收容从太原溃败下来的部队。

好在此时八路军仍在敌后和两侧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加上日军占领太原后需要一段整休时间，因而给了晋阎一个喘息整顿的机会。

在卫立煌等人频频电催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南下临汾，时间已是11月24日。考虑到日军必然会向晋南进攻，阎氏在并编晋绥军的同时，令第二战区所辖部队一律朝晋南地区和同蒲路两侧山地集中，将主力摆在子洪口、韩信岭、兑九峪一带，即设国防工事，形成与敌对峙局面。

对于如何坚持抗战，阎锡山从抗战以来的几次战役中体会到，单纯坚持阵地防御战只能被动挨打，得不偿失，而共产党、八路军采取的游击运动战不但行之有效，而且愈战愈勇，在运动战中既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又壮大和发展了队伍，阎氏对此十分欣赏和羡慕。在山西危难日益加深、晋北晋中沦于敌手的情况下，他决计与共产党实行全面合作，借此渡过难关，积蓄力量，与日军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此时，全国的抗战军事形势进入了艰难阶段。上海于11月9日失守。12月13日，都城南京也沦于敌手，日军在南京城内大肆奸虏焚杀中国平民，军民死伤数十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武汉成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12月29日，阎锡山赴汉口出席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形势及新决策。1938年1月8日返回临汾，于12日召集了军政高级人员会议。按照武汉会议决议，决定第二战区在军事上必须确保黄河以东以北阵地，绝不让敌人渡过黄河，以屏障西北和西南后方的安全；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战法组训民众，军民联合，全面抗战。改阵地战为游击战，利用山西山地的有利地形，将二战区分为数个游击区，配置军队，于机动运动战中，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在晋系政权尚存的晋西、晋南，阎锡山对牺盟会越加倚重，并通过它来与中共进行合作。1937年11月6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公布了薄一波起草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提出了贯彻全民抗战，组织自卫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铲除汉奸卖国贼，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十大任务。牺盟会以“为保卫山西血战到底”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在各县各村组建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队、牺盟会员、农救会员猛增加到100万人。与此同时，阎锡山进一步扩编了决死队，把他们先后派往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拆除城墙，坚壁清野。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吸取新的力量，阎锡山还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

由于山西是抗日第一线，抗战的旗帜吸引了来自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进步青年和随校迁移的学生，仅在武汉一地便招收了1800多人。到1938年1月正式上课时，学生近5000人。

民大总校设在临汾的铁佛寺和临汾六中内。随着全国各地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民大又先后设立了4个分校。

民大校长由阎锡山自兼，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梁化之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杜任之任教务处主任，杜心源任政治处主任。进入民大任教的有许多有名的进步人士、学者，如李公朴、何思敬、施复亮、秦丰川、江隆基、侯外庐、周巍峙、徐懋庸、庄启东、胡磊、温健公等人。所授课程，除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和“中的哲学”外，主要开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以及民族问题与时事政治等。

由于这样，在太原失守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山西便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抗日局面。

1938年2月初，日军统帅部从华北、晋绥抽调坂垣师团与矶谷师团南下，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介石电令阎锡山派军反攻太原、归绥，以牵制华北日军南下。

阎锡山接到电令后，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制定作战计划。当时经过并编后的晋绥军总兵力约四五万人，另有归于二战区序列而驻扎在晋南的高桂滋军、卫立煌军。阎锡山令高桂滋军为右翼军，晋绥郭宗汾部为左翼军，并指挥傅作义部的董其武师，从东西向正太线及太原反攻。傅作义主动请缨，愿率35军反攻太原，得到阎的批准。战争开始不久，日军正集结兵力沿晋南大道南下，气势凶猛，意在打通同蒲路南段。

高桂滋的一个团在平遥被日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晋绥军也与日军多次交锋，损失甚大。见反攻太原没有指望，阎锡山不愿再牺牲兵力，遂命令出击各部队转移至山区，建立根据地，实行运动战，并对各军转移地区作了规划，共分六大区。

晋绥军的主力主要在晋西南一隅之地，此外有杨澄源指挥的金宪章师在晋东北，傅作义、郭宗汾两部在晋西北。后来赵承绶的骑兵军也由雁北、绥远转移至静乐、凤县一带，彭毓斌师在乡宁、吕梁山一带打游击。

2月26日，日军从东阳关、垣曲等处向临汾侧背发动进攻，阎锡山率长官部及省政府在陈长捷、杜春沂等随身部队掩护下，从临汾撤离，向西退驻吉县。28日，临汾失陷。日军随即沿同蒲线南下，长驱直入，很快推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晋南沦于敌手。

逃到吉县的阎锡山，将陈长捷、杜春沂等部部署在吉县以东地区，同时考虑日军如侵犯吉县，将退往何处的问题。经派人到西安与陕西当局接洽，将洛川县划为二战区的后方基地。阎因自己字伯川，对“洛川”两字颇有忌讳，遂把洛川改为宜川。后来日军进犯吉县，迫使阎锡山带着几个随从副官渡过黄河，到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过河的那一刻，阎氏真是英雄气短，涕泪交流，以为他苦心经营的山西，可谓丧失殆尽了。

幸运的是，当时他自己并没死在黄河的浊流里，因为八路军支撑起了山西的抗日重任。日军在占领临汾后，开始向山地进攻。1938年5月，日军向晋西北进攻。八路军120师在晋绥军赵承绶、郭宗汾两部的配合下，痛击了前来进犯的日军。120师在义井缴获了日军山炮3门，几乎全歼日军步、炮兵。与此同时，在晋东北、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115师、129师也不时袭击日军。4月初，日军集结了1万多兵力，从同蒲、正太、平汉铁路以及邯（郸）、长（治）、临（汾）、屯（留）公路，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129师与115师一部英勇抗击，在决死一、三纵队和一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在武乡县长乐村痛击日军主力师团，歼敌2000余人，迫使各路日军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共歼敌4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围攻。八路军不但保卫了山西，而且对邻近山西的河北、河南的日军也相机进击，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因此，山西境内的晋绥军，在日军尚未深入到的乡间僻壤得以暂时的喘息，而阎锡山也得以收拾残局，重整晋系。

晋西政变

在抗日战争中，山西的晋阎系，由于连战连败而势力渐小，而八路军却越战越勇，势力渐大；阎锡山早就把山西看成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决不能容他人染指，遂联合蒋介石发动晋西政变，结果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折兵。”

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集团在逃过劫难后，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自太原失守之后，作为晋系支柱的十多万晋绥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到临汾时能搜罗起来的败兵残将，仅仅二三万人，而且大片地盘沦陷敌手。与此相反的是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断扩大，八路军及山西新军决死队挺进敌后，在战争烽火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迅速发展壮大，仅新军的力量就超过晋绥旧军。牺盟会的势力也扩展到全省。自抗战开始后，各县旧有的官吏纷纷弃城而逃，就是没有沦陷的地区，一些没有逃亡的县长、专员也无能为力，晋系地方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情形下，牺盟会抓住有利时机，在各县大力发展牺盟会组织，并建议阎锡山采用游击县长制。1937年9月，阎锡山决定在沦陷区实行游击县长制，规定县长不必固守城池，改为游击，以组训民众，展开游击工作，协助军队抗战为主要任务。不久后，阎锡山鉴于县长分散，难以掌握的情况，又把全省105个县按自然地理形势划分为七大行政区，每区设一行政主任公署，下辖十数县不等，牺盟会的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等被任为区主任，区主任有直接任命所属县长之权。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

阎锡山对牺盟会、决死队这种日益强大的新力量而惴惴不安，已感到对其“存在”的严重威胁。尽管还需依靠牺盟会、决死队抗击日本人的侵略，暂时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但阎锡山在站稳脚跟后，第一件事便是如何重整旧军，因为这旧军毕竟是几十年来晋系赖以存在的支柱。只有旧军强大了，才能对付今人头痛的山西新军，不致使自己大权旁落，以再度恢复阎锡山在山西的一统天下。

为此，1938年6月上旬，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集逃散的晋绥军各军、师主要军官，秘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即古贤会议）。会议一开始，阎锡山对这些旧军官数落道：“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这两句话，令在座的军官们猛然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阎锡山解释说：“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地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完了。所以给你们预先开一个追悼会。”

他提醒军官们，自抗战以来，某友军人员增加了四倍，我军某军却减少了一半。按此比例，10个月后，就是友军的一变成十六，我某军的一变成四分之一，这就成了六十四与一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我们不能抬着棺材去抗战！因此，时至今日实有新的必要，就好比冬天穿皮袄，生火炉，夏天穿衫子，扇扇子，这就适合气候，这就对，对就能生存。否则，就不能存在。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旧军必须赶快变新。什么叫新？能适合需要就是新，这是存在灭亡的事，谁适合，谁新，就能存在；谁不适合，谁旧，谁就灭亡。这就叫新能存在，旧必灭亡。而要做到新，必须采用新做法，实行新的教育、新的统驭、新的管理、新的作战。

会上，阎锡山决定了几项扶植旧军的具体办法：各军、师成立军政干部学校，由一部分士兵与一部分青年学生混合编成，为各正规军培养青年军官；1师、教导二师分别扩编为33军、34军，由孙楚、杨澄源分任军长。

这是一次阎锡山号召旧军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军事会议。会后，阎锡山采取了限制和剥夺由牺盟会委任的专员和县长职权的措施，由省政府派员到各区、县监督专员、县长，视察军政、民运等方面的工作。

继古贤秘密军事会议后，阎锡山又于9月间在古贤村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制定了《抗敌行政权能十大纲领》、《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虽然表面上是对全体抗战人员的基本要求，其实条条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实质上就是要限制革命势力的发展，并加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控制。

1939年元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发表了“唤醒党魂”的讲话，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并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具体政策。

蒋介石的反共给阎锡山向右转以大力推动。1939年春，在西安的街头上贴出了打倒汉奸阎锡山的标语。阎锡山听说后不以为然，说：“我不当汉奸，也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让贫农分房分地，驱赶地主扫地出门，不公道；国民党对土地这个大问题，一袭旧制，让老百姓交了粮银便了事。我主张土地村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赞成搞阶级斗争。……蒋先生重视军事反共，我则重视思想防共。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说到做到，在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举行的秋林会议上，晋阎迈出了重大一步。

参加会议的有晋绥军师、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共167人。

阎锡山首先为会议定下基调。他在分析当时形势时说：“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的最前线，陷入日军攻击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个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会议期间，阎锡山打出了“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意为抗战已经到顶了，往后应该是不择手段谋求晋系的“存在”了。所以，“抗战只是手段，复兴才是目的”，即要打着抗战的旗号，达到复兴晋系的目的。

基调既已定下，阎锡山的军政要员王靖国、赵承绶、陈长捷、邱仰濬、薄毓相（右丞）、李冠洋等，向牺盟会发起猛烈进攻。他们组织了地主豪绅代表团到秋林，向阎锡山跪求哭诉，要求取消牺盟会、决死队和各抗日救国团体。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

薄一波等考虑到阎锡山肯定会要“摊牌”，经研究和向上级党委请示，决定采用明取消暗不取消的办法，即明地里不再反对取消政委制，而实际上不执行，仍坚持决死队从编制到领导现有的一套。

这样，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等分别被解除了决死一、二、三纵队的政治委员。紧接着，阎锡山在会上又抛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统一待遇的“五统一”方案，要求取消决死队原有的番号，一律按国民党中央国防部统一的建制和番号进行整编，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后一纵队改称独1旅、216旅，二纵队改称独2旅、196旅，三纵队改称独3旅、197旅，四纵队改称独4旅、203旅，工卫旅改为209旅。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反共的气氛日益浓厚，武力解决决死队、牺盟会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39年4月22日会议结束后，晋阎以各种借口，不让参加会议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返防，企图采用调虎离山计，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并伺机向牺盟会、决死队开刀。同时进行政治引诱，许诺只要薄一波等人交出军队，不担任政委，薄一波可回秋林当省政府建设厅长，雷任民可为少将参事。直到5月底6月初，这些人才陆续返回。

7月间，阎锡山正式下令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不断派遣大批“联络员”、“视察员”去新军中监视，并抽调新军的干部到秋林“受训”，进行“突击”。“突击”的意思是同志会的人，包括阎锡山本人，要找新军干部谈话，许以金钱、老婆，达到分化新军和牺盟会的目的，故“突击”成为当时在秋林的流行语。

然而，这种企图并没有实现，阎锡山恼羞成怒，变“突击”为真正的突击，露出杀机。他公开号召旧军“要破除情面，大刀阔斧地实行突击”，“哪个部队障碍进步，阻挠革命，要不客气的铲除了他”。对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军的八路军进行经济封锁，不让地方政府供给八路军粮食，说什么“绝不能用咱的粮食供给别人”，发誓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赶走八路军”。

10月，阎锡山加快了“解决”新军的步伐。此时晋绥旧军已恢复到战前建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大大超过新军，阎锡山得意地宣布：经高干会议直到现在，一切办法都已完成。阎锡山认为，在其统治区域内，“共产党分子究竟是少数，就是在牺盟会、决死队内部，共产党也是少数。只要我们能把军政民都团结起来，到适当的时候把共产党从我们的队伍中赶出去就是了”。也就是说，最后解决牺盟会、决死队的时机已经成熟。

12月1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对日军实行所谓的“冬季攻势”，命决死二纵队张文昂、韩钧率部务于12月5日准时向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日军大举进攻。同时，又将19军、61军作为“总预备队”堵在二纵队的背后，企图配合日军形成对二纵队的夹攻之势，在不知不觉中一举消灭。

按照阎锡山的“妙计”，如果决死二纵队不听从命令，则可以给二纵队扣上“叛军”的帽子，旧军就可以公开向新军进攻。

在12月5日，旧军袭击二纵队196旅旅部之后，张文昂、韩钧等二纵队全体将士，忍无可忍，被迫对旧军的进攻实行自卫，并以韩钧的名义向阎锡山发出虞电，说明自卫反击实出于迫不得已。

韩钧的电报，使阎锡山终于找到了消灭新军的借口，进而大动干戈。调集起47个团的兵力，在“讨叛”总指挥陈长捷的指挥下，分三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起进攻，揭开了“晋西事变”的序幕。

晋阎南路纵队为61军、81军、警备军73师，由陈长捷亲自指挥向驻隰县义泉、黄土的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进攻；北路纵队为19军和33军一部，由梁培璜指挥，攻击八路军晋西支队驻地孝义附近的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部，由该旅旅长崔道修指挥，向隰县泉子坪一带进攻。

根据晋西南区党委关于在必要时，可以先发制人，不能被动挨打的指示，以张文昂、韩钧为首的决死二纵队决心给阎锡山军队以坚决的还击，宣布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总司令部”，由张文昂任司令，韩钧任前敌总指挥，与晋西支队一起主动出击，西进南下，突围至阎军的后方。在前有阎军阻击，后有日军追杀，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二纵队虽经苦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终因双方兵力悬殊太大，伤亡很大。鉴于局势对我不利，晋西大局一时难以挽回，二纵队遂向晋西北突围转移。12月23日，在中阳、石楼附近与阎军33军展开激战后，乘虚由中阳突然北上，于27日与晋西支队突破汾离公路，到达晋西北临县以南的招贤镇集结，与决死四纵队和八路军120师会合。

接着，事变又扩展到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

在晋西北，一开始，阎锡山命骑兵司令赵承绶一面同八路军假装谈判，搞缓兵之计，一面让赵部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到兴县、临县、方山一线，进攻在晋西北的决死四纵队等新军和八路军。12月27日，当决死二纵队到达招贤镇后，赵承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集结兵力，阻止二纵队与晋西北新军会合。晋西北新军决定进行自卫，接应二纵队，成立了以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分左、右两纵队，向赵承绶部及原驻临县的郭宗汾军反击。从1940年1月2日至12日，双方在临县、方山一带交火，赵、郭两部损失惨重。这时，蒋介石藉剿叛军之名，提出愿派胡宗南部两个军的兵力过黄河增援，接替61军在晋西的防地。阎锡山害怕中央军占去晋西地盘，急令赵承绶南撤，陈长捷的61军也各回原防地。13日晚，赵承绶率残部从临县仓惶南撤。次日，新军攻占临县，与二纵队胜利会师。晋西北完全被新军及八路军控制，晋阎在此遭到彻底失败。

在晋东南，由戎子和、董天知领导的决死三纵队遭到阎军孙楚部及驻扎在此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夹攻，沁水、阳城、晋城、浮山、壶关、高平、陵川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先后摧毁，大批共产党员、牺盟会干部和进步青年被绑架、杀害，其中遇害者达五六百人，遭绑架者在1000人以上。决死三纵队7个团中的3个主力团，被旧军官赵世铃、孙瑞琨等拉走，共损失3500人。

同时，晋南政卫新军212、213旅也受到阎军的军事进攻，216旅旅长郝玉玺被暗杀。

在晋东北，由于八路军在这里力量占绝对优势，驻五台的第一行署主任杨澄源，指挥金宪章师和两个保安团进攻抗日政权，未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损失了金师大部，被迫撤回晋西。

中共中央对这次山西内部以新、旧军之间冲突的面目出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采取了从中调解的姿态，原因是在民族矛盾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阎锡山与日、蒋的矛盾依然存在、争取晋阎留在抗日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这对抗日是有利的。

此时阎锡山的处境并不太妙，军事上本准备在一个月之内“解决”新军的企图已完全破灭，而且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更可怕的是蒋介石提出新军由国民党中央改编，并派胡宗南的部队东渡黄河占领晋西。现在中共及新军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岂能不答应？于是，他复电中共中央：“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抵达秋林。萧、王二位代表还向晋阎各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之地位等意见。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都对此表示欢迎，就连最顽固的王靖国、薄右丞也表示赞同。

萧、王向晋阎提出了具体的和平建议：

（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

（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

（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

（5）今后统一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

（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往来；

阎锡山对中共的主张表示接受，下令晋绥各军停止军事和政治攻击，保持与新军电台的经常联络。至于新军的归宿问题，任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他还公开说，今后当注意进步以求团结，晋阎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其存在是有利于团结的。阎锡山还答应了八路军恢复晋西兵站线的要求，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萧、王回到陕北时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坚定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阎锡山企图消灭山西新派力量、积极进行反共而发动的“晋西事变”，是一次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行动，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然而在这次事变中，新军的力量除三纵队有3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被旧军官分化拉走外，其余新军33个团全部脱离了晋绥军，加入到八路军的战斗序列；虽然扫荡了晋西南，旧军却在晋西北遭到彻底的失败，旧军的势力从此完全退出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这里新、旧两种势力、两种政权长期并存在局面，使晋西北成为完全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在晋东南，晋阎看到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蒋介石的中央军在孙楚部拉走三纵后，趁机攫取了晋东南的一片地盘。1940年1月30日，国民党军令部的一纸军令更给阎锡山当头一棒，命令曰：“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立煌）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

如此一来，非但没有消灭新军，反而损兵折将，地盘也损失了四分之一被压缩到晋西一隅。

勾结日军

阎蒋联合不能取得反共成功，阎锡山就想出更恶毒的方法，那就是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利用青洪帮，成立铁军组织，在反共的道路上继续下滑。

阎锡山由抗战转向与日本侵略军的勾结，早在“晋西事变”前后便已露端倪。从太原退守临汾时，阎锡山就提出“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汪精卫叛国后，高唱所谓“和平”，阎即加以响应，声称“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太原沦陷后，担任山西第一任伪省长的苏体仁，原是阎的部下，对这样一个大汉奸，阎不仅不予声讨，反而口口声声称道什么“苏先生”，而且替他作辩护。

王靖国部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在晋西柳林镇公开投日，被日军任命为“兴亚皇军司令”。阎锡山不下令声讨，还通令不准说蔡是汉奸，明显是有意的安排。此后，阎锡山便通过这位“皇军司令”加紧与日军的勾结。

1939年11月，阎锡山以19军军长兼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61军军长兼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的名义，派代表梁培璜、吕瑞英在临汾刘村与日酋清水师团长试行“和平谈判”，希望借助日军的力量剿除在山西的抗日军队八路军、决死队。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消灭决死队的企图未能得逞，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阎锡山把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比作三个圈，说晋阎必面在这几个圈的间隙中求得生存。他提出二战区是晋阎的生死之地，一旦离开山西这块发迹的地方，便没有生存的余地，因此晋阎的重点是集中在晋绥存在上，只有晋绥军永远存在，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阎锡山在1940年11月间，曾找心腹第6集团军总司令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表明为了生存只能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的态度。阎氏宣称“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但摆在他前面的只有两条路可走：即继续联共，站在人民一边，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与日军妥协，与人为敌。经再三权衡，阎氏选择了后者，他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求得自己的生存。

1941年3月，受阎锡山派遣，赵承绶偕骑兵军军长温怀光等，到白壁关白太冲家与日军驻汾阳旅团的高级参谋宫内中佐举行第二次会谈，达到如下协议：

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

离石——军渡（黄河东岸）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进剿，由日军负责；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在协议之后，赵承绶按照阎锡山事前的指令，以“联系更方便”为由头，要求日方让出孝义县城，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宫内本人表示同意，但自己做不了主，须向太原军部请求后，再作答复。并要求温怀光派高级军官到汾阳城内与日军搞“联欢”。

到6月，日军通知阎方，答应将孝义城让渡，但附带声明：这是为了双方友好，才将孝义城“让渡”。因此阎军不得再沿用对双池、兑九峪的“佯攻”故伎，对外宣传说是“攻下”孝义城，再次损伤“皇军”的威望。如果这样，“皇军”必将断然将孝义城收回。

当温怀光率骑兵军军部及所属骑2师沈瑞部进驻孝义城时，日军派出两名便衣宪兵，监视阎军有无“攻下孝义”之虚伪宣传，因此，温怀光这次既没敢向孝义城佯攻，也没敢做攻克孝义的宣传。不久，骑1师赵瑞部、骑4师陈济德部进驻孝义城附近村庄，赵承绶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也由隰县移驻孝义城。阎锡山委任赵承绶统一指挥在孝义一带的晋绥军，并令其在孝义加紧修筑城郊防御工事和征集粮食。

阎、日双方通过一系列接触、会谈，加上阎锡山在克难坡进行“洪炉训练”，加强内部控制，为降日作了一番“精神准备”后，正式签订协定的时机正一步一步地接近，到7月底双方就所有条文进行了商定，约定8月间在汾阳签字。

8月11日，阎锡山派刘迪吉携带已经打印好的日、阎“协定草案”和阎本人的图章，以及阎用第二战区长官部信笺亲笔书写的“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的指派书，密令赵承绶代其前往汾阳在“协定”上签字。

第二天上午10时，签字仪式在日军驻汾阳城若松旅团司令部举行。

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日方实施条款：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5万枝，轻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并配给一个动员额的子弹；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2000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700万元；3．日方供给阎方军队给养及一切装备；4．日方先拨给阎方50个团的壮丁及全部武器装备，尔后根据形势的发展，继续再拨给50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以充实阎方力量；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阎方，由阎方陆续派人接管。

阎方实行条款：1．阎本人即刻通电，表明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2．阎方将小船窝黄河流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3．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4．阎本人第一步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接管；第二步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第三步进驻北京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政府）合作，阎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5．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阎可以组织“华北国”。

《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勾结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阎日双方出于各自目的，互催对方早日履行条约。日军此时正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急需对阎工作取得成功，因此东京催促山西派遣军抓紧对阎工作，促其早日归降。阎锡山则想早得到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

10月初，赵承绶偕同梁铤武、刘达吉、续仁志、齐骏鸣、靳谊等由孝义经汾阳到达太原，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的代表楠山秀吉会谈，进行关于履行《汾阳协定》的细节的谈判。

赵承绶一行在太原呆了三个多月，此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由花谷正继任。花谷正比楠山更加盛气凌人，一再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

为促使阎早日投降，减轻日军在华北战场的压力，以抽调日军去南洋作战，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也来到太原，在赵承绶面前大大“称赞”了阎锡山一番。赵承绶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阎觉得大有可为，复电指示赵同冈村直接交涉，要求日方赶快拨给人、枪，武装晋绥军，让赵努力为之。可是冈村仍以阎先通电投降为先决条件，而且第二天便匆匆飞走。

眼看谈判毫无进展，阎锡山便电令赵承绶返回克难坡，留下梁綖武等继续与日军交涉。1942年1月间，赵承绶回到克难坡，向阎面呈了谈判的详情，并说：“我在太原住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阎听了不置可否。

正当阎、日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铨叙部长贾景德这两位阎锡山的老部下，由重庆来到了克难坡，面见阎锡山。因为蒋害怕阎锡山脱离了他的控制，会分散国民党本身的力量，不利于反共。徐、贾向阎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失利只是暂时现象，最后日军可能失败，因此对日求和，只可从缓，不要单独进行。阎很清楚蒋的用意，于是提出“补给问题”相要挟，徐、贾二人经请示蒋介石，答应在兵源、物资上都可酌予补充，除清理欠饷外，还可增加军费，并同意晋阎为了共同防共，仍可与日本人继续保持联系。

在与日军交涉陷入停顿状态下，阎锡山于是使出了他最拿手的“中的”手法，脚踩两只船，一面答应徐、贾二人提出的要求，一面电召赵承绶回来，留下梁綖武、曲宪南等人留驻太原，和日军保持接触，暂缓对日勾结的步伐。

此前，中共代表王世英也面见了阎锡山，给阎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降日的危机问题，并表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谁投降就打谁”的态度。这使阎锡山对降日产生不少思想顾虑，感受到投降日本人太不得人心。所以，在召赵承绶回克难坡后，决定暂且静观时局的变化，并诡称与日军往来是策略，并非真投降。

晋阎的这种变化，令日军大为不满，早在谈判期间，便提出要轰炸克难坡，进攻晋西，以武力相威胁。阎锡山则回答说：如果要进攻晋西的话，我们将坚决抵抗，即使军事上失败了，也没关系。我到重庆可以当元老，到延安可以做世界革命者。无损于我，何利于日。这样，日方的态度才转向缓和。

1942年3月，日军正式制定出代号为“B”的作战方案，即“对晋绥作战计划”，命令有关兵团对晋绥军进行炮击，逼阎投降。13日，岩松雄义通过梁上椿、梁綖武叔侄向晋阎提出最后“通牒”。19日，日军各兵团在其防地内对晋绥军进行扫荡，并炮击河津以北黄河对岸的中央军阵地。24日，日方约见晋阎驻太原的联络员，就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限4月4日前答复，过期则将以往所签的协定概予作废。25日，日军发动了第二次攻击。

与此同时，日军派汉奸梁上椿亲赴克难坡，促使阎对《汾阳协定》迅速表明态度，并邀阎亲到太原进行谈判。当3月18日梁上椿到达克难坡时，日军派飞机轰炸小船窝渡口附近的黄河便桥，以示威胁。

阎锡山慑于日军的威力，便又派赵承绶为代表，随同梁上椿取道河津，乘飞机赴太原，与日军重开谈判。3月27日，赵抵达太原。次日会见花谷正时，花谷正毫不客气地说：“阎锡山诡诈多端、曾骗遍了中国军阀，难道还想骗日本‘皇军’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非和阎锡山亲自面谈不可！”拒绝以赵为商谈对象。赵承绶被花谷正一棒打得颜面全无，在太原呆了11天后，仍不得要领，于4月8日返回克难坡，向阎锡山报告此行的经过。阎听完赵的汇报后说：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可不能。你想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日本人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

20日，日军开始对晋绥军进行炮击。伪省长苏体仁乘机出来斡旋，致电阎锡山，阎锡山害怕与日军重新交恶，便以此为台阶，于27日复电同意双方首脑会见。29日，双方商定：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双方之通告一律撤销；日军解除对山西军之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山西军恢复停战时之态势。

5月6日，阎、日首脑会谈在安平村窑洞民宅内如期举行。阎锡山出席人员除阎本人外，还有赵承绶、王靖国、吴绍之（阎的秘书长）、梁綖武、刘迪吉。日方有岩松义雄、花谷正、安达十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以及参谋茂川大佐、三野中佐，松开大尉和驻北京的特务头子林龟喜。此外，苏体仁、梁上椿列席。

会谈开始，阎锡山首先发言，大谈了一通“亚洲同盟”理论，岩松没等阎把话说完，提醒阎应看清目前的形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希望间立即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只要马上表态，日方即刻可交付现款300万元，步枪1000枝。

阎锡山一副老相，脸上毫无半点表情，以不紧不慢的腔调说：“凡事都要有个准备，现在一切还没准备妥当，通电还需要相当时日。最要紧的是力量，如果日方能把《汾阳协定》中答应的东西先行交付……。”花谷正听到这里，极不耐烦，蓦地站起来说：“珍珠港一战，美国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蒋介石更不在话下，阎阁下和日本合作，对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时候，观望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花谷正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扯住阎的衣袖，弄得阎十分尴尬，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苏体仁忙出来打圆场，建议临时休会。

这时，在会场外负责警卫的杨贞吉从望远镜里发现，在安平村老远的山路上，来了许多驮骡马匹，误认为是日军炮兵开来（原来是日军给晋阎驮送的枪械、款项等），感到大事不妙，立刻把这一情况向阎报告。阎闻讯大惊，怕自己遭劫持，决定中途开溜，与警卫总队队长雷仰汤等从预先修好的小道，坐轿舆逃走，而留下赵承绶、王靖国等善后。阎一行一直奔走了10里路，确认脱离了日军炮火射程之后，才稍作喘息。

等到继续开会时，日酋进入会场，却等不来阎锡山，才发觉阎已逃走，便立即宣布中止会谈。岩松对留在会场的赵承绶等人训斥道：“你们的阎长官这样无礼，我们会给他惩罚的。”

“安平会谈”后，日、阎关系暂趋“恶化”。日军把在会议中所拍摄到的阎锡山和岩松义雄握手言欢的照片印成传单，用飞机到重庆、西安等地到处散发，欲造成阎已决定脱离重庆政府而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假象，迫使阎走投无路，不得不向日屈服。同时，从华北抽调了1万多人的部队，向驻汾南的晋绥军34军王乾元等部进攻，用武力迫阎就范。

1942年5月17日，日军通告阎锡山，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废除基本协定、停战协定以及协定细则等。在另一布告中，日军指责阎锡山为“匪首”。

阎锡山迫于无奈，宣称进行“晋西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摆出一副应战的架势。还针对日军称其为“匪首”，特地刻了“匪首阎锡山”五个字的图章，在对“铁军组织”的指示信上，加盖这枚图章，并警告部下：“你们要争口气，再不要叫人家称我为‘匪首’了！”恰在此时，传来汾阳日军的一个大队与孝义的晋绥军骑1师3团在宋家庄附近，发生冲突的报告，阎为了叫部下为自己争口气，也有利今后与日军重修于好增加资本，便向温怀光、赵瑞下达了抗击的命令，强调说：这次不同以往，务必给我狠狠地打，要叫日本人也知道知道，我阎锡山并不是没有力量！千万不能败回来！否则，组织制裁，绝不宽贷！骑3团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日军伤亡四五十人后，将兵撤回。

然而，“这口气”不好争，很快晋南传来战报：王乾元的34军在稷王山一带遭到日军重创，军长王乾元受伤。日军在继续增兵进攻，扬言要向晋阎老巢吉县进攻。这样一来，阎锡山宁愿不要争这口气了，也要保存实力，于是厚着脸皮向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写了一封信，岩松在接信后，认为阎锡山已低头讨饶，如再继续进攻，就有可能逼其西渡黄河，不利于今后的诱降，于是下令撤兵，并告以暂停进攻，并趁机催促晋阎履行《汾阳协定》，早日“合作”。

从此，晋阎仍一方面玩着所谓“晋西大保卫战”，装着抗战的把戏；另一方面让其在太原、汾阳、临汾等办事处，继续与日军秘密联系，进行勾结。

出于“共同防共”的目的，日军除停止军事进攻外，还减轻了对阎锡山的经济封锁，允许阎锡山在汾阳、平遥、介休、浮山、临汾、曲沃、翼城、绛县、稷山、万泉、猗氏、新绛、河津、荣河等地区向农民“征粮”（实为抢粮）。1942年夏收时，阎锡山在这些地区抢到粮食40万石。与此同时，阎锡山计划将一部兵力移植到日军占领区充当伪军，借日军发展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协助日军“剿共”，实现与日军“共同防共”的诺言；而另一方面为尔后返回太原增加警卫力量，而且不露马脚，不给人以妥协投降的“口实”。阎锡山美其名曰“内应工作”。

骑兵军温怀光在阎锡山的授意下，很快与日军商订了一项密约：由阎军输送至少一个师的兵力，确实控制于日军指定的地点，由日军用战斗的方式，使阎军投降，然后改编为共同的防共部队。

7月10日，赵瑞亲自到达净化，觉察到日军驻临汾的井上师团和汾阳的若松旅团正在向净化周围据点增兵，遂分别致电温怀光、赵承绶、阎锡山。

7月12日，温怀光奉阎的命令，以“督征汾阳夏粮”的名义，派新任骑4师师长杨诚、副师长何炳、骑1师副师长兼汾阳县县长段炳昌等到达净化。

7月13日，净化至孝义之间的交通被日军截断，日军突然攻占了净化村附近的中街、王智村，向净化展开攻势，迫使驻净化的阎军投降。阎军被迫进行自卫，并向阎告急请援，阎未予答复。日军见阎军不降，认为是阎锡山“失约”，于当日黄昏前向净化阎军展开猛烈攻击，阎军阵地顿时陷入混乱。这时，杨诚、段炳昌向赵瑞请求，自动走出净化村与日军交涉，请日军按照《汾阳停战协定》办事，将兵撤回。日军随即将杨、段二人扣留，威迫他们在前领路，攻入净化村，阎军赵瑞以下2000多名官兵被解除武装押往太原。

阎锡山闻讯，大大松了口气，但生怕日军“违约”将赵瑞等部编人工程队作苦力使用，便又密电苏体仁向日酋建议：将在净化俘去的官兵改编为“山西剿共军”。

26日，“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与伪省长苏体仁在太原宣告“山西剿共军”成立，以赵瑞、段炳昌为第1师正、副师长，杨诚、何炳为第2师正、副师长。接着，阎锡山又委任赵瑞、杨诚为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议，指示他们掌握好部队，发展实力，除执行与日军“共同防共”的任务外，还要准备作“内应工作”。以上便是所谓“净化战争”的真相。

此后，晋阎不断派遣官兵加入到日伪军的行列，日军还特地在汾阳、临汾等处设立了“晋绥军归来官兵招待处”。在日阎统治区内，出现了所谓“三友军”（日、伪、阎三军）这一怪现象。

1943年春，太原日本军部高级参谋苣井中佐向晋阎“太原办事处”处长梁綖武抛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合作方案”，其要点包括阎锡山派官员到太原参加日伪政权，进行政治合作，逐渐建立“日阎合流”的山西政权；日方同意晋绥军向汾河以东地区发展，实行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日阎双方共管太原附近各厂矿，以晋阎原投入各厂矿的资本作为阎方股本，双方共建“董事会”，实行经济合作。

这些正合阎锡山的意图，他于是积极行动起来，提出“开展政权，重光山西”的口号。

1943年夏季，阎锡山开始派遣大批亲信干部投入日战区，与日“合作”。派靳祥垣到太原任“太原办事处”政治代表，王乾元任军事代表，分别与日军协商关于人员派遣与安排，关于在汾东联合“剿共”“开展政权”的问题。经日军同意，李畅生、郝步庭、李石麟、张从龙、焦棋瑞5人分别担任日伪五台、交城、沁源、安泽、浮县县长。

同年秋，阎锡山派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偕同该公司总务处长贾三英等到太原与日军协商所谓“经济合作”。协商结果，按照日方所提方案组成日阎合办厂矿的“五人董事会”，日方以河本大作等3人为董事，阎方由彭、贾2人为董事，会长由河本大作担任，彭士弘为副会长。“董事会”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日阎在太原各厂矿有关军事物资的生产，负责双方物资交换事宜及其他临时协商事件。

1943年，日军对包括汾东在内的太岳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6次“大扫荡”，使用了所谓“精密战法”——“铁棍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企图消灭太岳区的八路军、决死队，但遭到了太岳区军民的英勇抗击，损失惨重，未能得逞，气得冈村宁次直瞪眼睛，将驻临汾的日军师团长井上撤职。

日军提出日阎在汾东和上党地区“合作剿共”时，阎即令梁綖武、靳祥垣、王乾元等与日军在太原签订《秘密协定》，时间是1943年12月底。

此后，阎锡山与日军疯狂地展开了所谓“全面合作”，并大肆宣传“开展政权”，即要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晋阎政权。

1944年1月中旬，阎锡山召集高干王靖国、孙楚、杨澄源及梁培璜（61军军长）、续汝揖（第五专区专员）等人开会，决定先以61军全部兵力在临汾日军师团掩护下，迅速出击汾东，攻占要点，构筑工事，作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态势，然后根据事态发展，再增派部队，将汾东的八路军、决死队消灭，最低限度也须将其压迫到白晋公路以东地区，然后开展上党。会后，阎一再交代梁培璜等，必务和日军密切配合，不得发生冲突。

1月28日，春节刚过，梁培璜61军的48、69、72三个师，续汝揖所属保安第5、9团以及县、区、村行政干部1万余人，在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总参赞杨澄源的统一指挥下，向汾东解放区大举进攻。阎军从日军控制的渡口渡过汾河，顺利侵入汾东解放区，占领浮山西南塔儿山地区，将其主力布置在浮山城、天坛里、梁家河、东峰顶等4个日军据点的中间地带，以便与日军互相配合。随后，日军又先后将响水河、韩村、左村、王村等据点让给61军。阎军与日军互称“友军”，经常信使往来，互通情报，互相支援，不断地向汾东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最初的十多天中，便向八路军、决死队展开了4次大规模进攻。八路军太岳区负责人薄一波根据中共中央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再三函告杨澄源、梁培璜等，劝其深明大义，悬崖勒马。但他们始终执迷不悟，勾结日军，加紧修筑防共碉堡，四处扫荡，大肆抢粮，以备固守。

3月，阎锡山陆续增派挺进第2纵队、39师一部东渡汾河，进入汾东，加强阎军力量。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密令梁培璜亲赴临汾，与日军签订了“各部队对日军之协定书”，规定阎军进入汾东地区之军队，直接归日军驻临汾之山浦师团长指挥；如阎军进入上党地区时，即归日军驻潞安之奥村旅团长指挥。

同年秋，阎锡山为实现抢粮、抓丁壮大实力，饿死八路军的目的，特邀请临汾日军增派步炮联合3000余人的兵力，协同61军在浮山、安泽一带，实行“三光扫荡”，所过村庄，皆化为灰烬。

此后，阎锡山又加派史泽波的19军2个师（37、68）及挺进二、六纵队进入汾东，准备开赴上党。同时以杨澄源身体有病，命赵承绶前去汾东担任总指挥。但史泽波向上党地区推进的企图，在八路军太岳部队的沉重打击下，未能得逞，阎锡山只得命令史泽波在汾东“养精蓄锐，待机再发”。而梁培璜61军在汾东“开展”的政权，也仅只有在刺刀尖下勉强维持的一小块，在太岳军区英勇抗击面前难以扩展。

1945年，抗战形势迅速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全国各解放区相继发动春季攻势、夏季攻势，把日军压缩到各铁路交通沿线和较大城市，使其完全处于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同盟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月8日德国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预示着日本法西斯灭亡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

数月前还一再确信“皇军不可战胜”、为自己依靠日军“开展政权”求取“生存”而庆幸的阎锡山，对如此急速变化的局势，大吃一惊！他与同志会高干们反复开会商量，决定要赶在日军失败之前，暗中“移木接花”，把日伪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以保持晋系的存在。为此，在“开展政权”的基础上，提出“解救训练”，召集阎记青帮、洪帮、敌工团、铁血团中的骨干分子以及其他一切亲日反共分子，加以特种训练。由高干薄右丞讲授“兵农合一”，梁化之、王靖国等讲中日共同防共，由自称“希姆莱”的杨贞吉传授特务技术。经过短期培训，将他们派到日军占领区，与日伪密切配合，建立“防共政权”，实现其“配合日军收复山西，收复城市”的目标。

借尸还魂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为了能抢得山西的胜利果实，打击八路军，阎锡山竟利用“残留”日军，大肆进攻共产党，宣扬其日本武士道精神，假他人之手，以达到自己目的，真是一只老狐狸。

1945年7月，随着中、英、美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已是日暮途穷。为了抢占太原，晋阎已顾不得遮遮掩掩了，下令委任赵瑞、杨诚分别为第二战区新编第1、2军军长，同时以温怀光为两军总指挥，到祁县与赵瑞会晤，转达阎锡山的两点指示：假如日本宣布投降时，新编军一定要好好“看守家门”，不得将防地放弃，被八路军占领；晋中各县，尤其是孝义至太原间的交通大路，必须确保，以便会长返回太原时，得以安全。

在此期间，晋阎指挥部也一步步靠近太原。先后由克难坡到吉县城，到大宁桑峨镇，再到隰县。1945年8月，进驻孝义。

1945年8月初，阎锡山偕亲信梁綖武、吴绍之等，在孝义县瑶圃村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举行秘密会谈。高桥向阎锡山透露了日军不久即将停战，宣布投降的消息，提出日本想直接向中国投降，撇开苏、美、英等同盟国家束缚的意向，请阎锡山向重庆政府和蒋介石从中调解。阎锡山则希望日本如果将要宣布投降，务请先行通知，好让他早日作好抢占太原及其他城市与交通线的准备，同时提出了他想借日本兵力抢夺人民八年抗战胜利果实的可耻计划，即所谓“武力寄存”。

这就是说，他要借用日本军队对付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重新恢复在山西的全面统治。

圃瑶密谈后，阎锡山连夜电令晋绥军迅速完成“集结待命”，以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骑1军的骑1师、骑2师、骑4师及第7纵队进驻孝义，作为抢占太原的第一梯队。

以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为总指挥，部署23军集结在隰县，暂编第40师在汾西，暂编第46师在灵石，暂编第47、49师在吉县，83军的暂编第50、66师驻乡宁，作为抢占太原的第二梯队。

史泽波率19军的37、68师，61军的69师，加上第二、六挺进纵队以及保安五、九团等地方部队，抢占上党地区。

61军军长梁培璜率部抢占临汾。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次日，百万苏联红军向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总攻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配合苏联红军和其他同盟国作战。最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下达作战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的日伪军发起反攻。

日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全线崩溃。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4日，日本被迫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由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阎锡山抢占太原行动也在展开。

8月10日，楚溪春率第一梯队火速从孝义出发，沿汾河两岸直奔太原。13日，其先头部队进抵离太原城30里的南郊小店镇附近地区。楚溪春派人与驻太原的晋阎军事代表王乾元联系，请求日方准许部队提前进入太原，并向太原城周围派出部队，进行侦察警戒，以阻止八路军前来接收太原。

8月14日，彭毓斌所率的第二梯队也向太原挺进，于次日到达小店镇，与楚部汇合。

8月17日，赵承绶到达太原，与澄田及其参谋山冈道武达成所谓“妥定事项”：日军仍驻原防地候令，万勿将防地让给共产党八路军；双方共同堵击共产党军队接收太原，但由日方负主要责任；日军如需调动，须事先通知赵承绶电请阎长官同意后再实行；太原城内一切日方企业、商业照常经营，“联币”继续通行。当日还议定：第一梯队全部移驻于太原北郊新店一带，但须绕道而行，不得穿城通过。原驻地由第二梯队接防。

18日，楚溪春率第一梯队西行绕经大南门、水西关、旱西关、大北门外，进抵新南门外，驻扎在新城村。阎锡山又令楚以北区作战军总司令的名义，准备率骑4师进出雁北，抢占大同。

一切准备就绪后，8月23日阎锡山从孝义赶到介休，准备北上返回太原。他先用电报通知太原日酋：“本人已接到重庆政府的命令，任命为第二战区的‘受降长官’，所有驻山西境内的日军部队，均归本受降长官负责处理。”并说明他决定即日返回太原。共商“大事”。

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接到阎的电报后，即派日军铁甲车队队长伊藤中佐带领一个大队约500人的日军，乘两列铁甲车前往介休顺城关迎接。24日阎锡山在介休车站检阅了日军，26日，乘日本铁甲车驶向太原。

但车行至介休北义安车站时，得到邬城店村至平遥之间的铁路已被人民群众和抗日武装破坏的报告，不得不折回介休。

阎锡山一面令进至太原的部队沿同蒲路两侧，南返铁路沿线，布置警戒掩护，同时要日军派部队来接，义安至平遥间，由日本派汽车接送。当时负责阎锡山回太原的安全的是王靖国，王与阎的参谋长郭宗汾等研究，发誓“要铺上人头回太原，要杀出一条血路”。当即派贾宣宗、温怀光、商得功等人带上部队及修路材料，会同铁路工务段，抢修铁路，在铁路沿线配合伪警备部队，抓捕路上有嫌疑的人。

尽管铁路很快修复，但阎锡山向来疑心很重，还是决定绕开义安至平遥间的铁路回太原。8月30日，阎锡山率郭宗汾、赵世铃等一行从介休站上车，至义安站下车，然后坐上日军早已安排的军用卡车到达平遥，再由平遥上火车，于当晚八九点钟进入太原，在大批日军和军警的护卫下，由先后担任伪省长的苏体仁、冯司直、王骧等汉奸的陪同下，下榻督军府，返回离开了8年之久的老巢。

进入太原的当晚，阎锡山立即召集晋阎高级军政人员与山西伪省长王骧等人举行联席会议，商议战后事宜。

在会上，阎锡山提出要和王骧联合发布告示，令“全省各地旧有（指日伪）文武官员照常供职，一切率由旧章，照常行事，不必有所顾虑”。晋阎的一些高级人员委婉陈述联署发出布告不妥，对阎再三提醒，才改由王骧单独发布告示，称：“奉阎长官命令，一切照常办理，不得消极怠工。”阎还对苏体仁等大汉奸予以重用，委任苏及梁上椿为高等顾问，旋又委王骧、冯司直为高级参议，随同办公。

8月31日，阎锡山出席了由王骧主持的、由太原城郊日伪机关的大小汉奸们参加的“欢迎阎长官胜利归来”大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对汉奸们予以安慰，一再强调“行者”与“居者”同功，即随他流亡晋西的人员与留在太原降日的伪职人员的功劳是一样的。他说：“行者”与“居者”原系一家人，同样有功，目前应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专门对付共产党，千万不要分出彼此，自划鸿沟，对销力量，减少防共实力。阎锡山从来就把伪职人员当作“自家人”，因为他要依靠日伪势力来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对于日军，晋阎以实现“武力寄存”，增强其防共反共实力为目标。

在参加完日伪汉奸们举行的“欢迎会”后，阎锡山亲赴日军司令部拜访了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阎重提“武力寄存”的问题。

阎锡山还在其住宅东花园的书斋会晤了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员日人城野宏，表示“从前为了山西，承蒙各种帮助，十分感谢，今后也希望更好的合作”。

澄田、山冈道武、城野宏等在山西的日军首领，也有把日本军队残留中国，待机卷土重来的想法，认为战后日军如能在中国保存势力，“以待日本东山再起之机，并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异常的、半封建的而且是以情义关系牢固建立起来的山西的特殊政治气氛，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复全国的失地，驱逐日本势力的可以预料的形势下，阎锡山方面也有可能与此相反地采取保留日本人的势力，并与之合作的措施”。这正好与阎锡山想借助日军力量来消灭共产党的军队，恢复晋阎在山西的统治的企图不谋而合，于是“阎日合流”的丑剧在抗战胜利后的山西正式上演了。

9月1日，澄田与山冈道武乘坐小汽车风驰电掣地直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回拜阎锡山，阎待之为上宾，询问对“寄存武力”是否有了答案，澄田答复说：山西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但可考虑留下一部分，而且最好是采用“个别发动”的办法。至于日本侨民，只要他们愿意留下，则可全部留下，没有什么问题。

阎锡山见此事有了眉目，内心一阵激动，立即要求澄田指派一部兵力帮助维持太原的治安，以防八路军的袭击。

澄田说：“在日军未遣返之前，协助阎阁下维护地方治安，共同防共，当然义不容辞。”说完停顿了一下，似乎略有所思，然后提出：“但有一点，日本现在宣告投降，如再拿起武器直接战斗，恐怕违反《波茨坦公告》，有所不便！”

阎锡山笑了笑，当即答道：“我是战区受降长官，一切都由我完全负责。”并表示将聘请他们作为二战区的顾问之意。

9月2日，阎锡山在省政府大礼堂接见了几百名日侨，发表演说，公开动员他们留在山西。

9月3日，阎锡山派一度投敌当汉奸的赵瑞与日军参谋岩田清一进行秘密谈判，经过5天的紧张协商，达成了日军残留山西的议案：

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编成军队，置于阎的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的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退伍手续，办完日军方面的复员手续。

二、阎方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的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

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

四、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之。

五、合同期暂定为二年，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

六、在同日本的交通恢复的同时，给予从日本接家属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

随后，阎锡山指定由其妹夫梁綖武负责实施这一协议，聘请澄田、山风和日军师团长山蒲三郎等日本将官为二战区“总顾问”和“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

本来，作为败军的日军，想到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肯定会受到报复，所以，过去耸着肩膀、挺起胸膛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从战败的一瞬间起，就显得无精打采，丧魂落魄，原先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但自阎锡山回到太原，搞起日军“残留运动”，日本人受到了优待，其嚣张气焰又重新燃起。

在阎锡山的庇护下，战后的太原城门和街头竟出现了“山西日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日本军于8月17日停止了战斗行动，然而向我挑战或者有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与此同时，太原市的日本居留民也接到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通知书：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平者，可暂留太原。

不仅在太原，在临汾、大同、长治等山西日占区，也莫不如此。阎锡山生怕伤了日军的“感情”，在山西境内始终没有举行“受降”仪式，被派往临汾、大同接收的阎方“受降”代表梁培璜、楚溪春，在阎锡山的指令下，分别与日军增订了所谓“妥定事项”：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晋绥军担任掩护铁路运输，并共同防御八路军之“侵犯”。

在阎锡山接收的地方，日军、伪军、汉奸以及日伪所属的机关会社等部门，纷纷易帜，实行“阎日全面合流”。在长治，日伪机关一律照旧，只是将伪“新民会”改为“民族革命同志会”，伪警察所改为“公安局”，伪保安队改为“爱乡团”和“省防师”。不仅如此，阎日还联合起来，借接收日方军用物资的名义，大肆搜括老百姓。

为了使日军“残留运动”顺利实施，阎锡山耍了不少花招。他接受岩田清一的建议，将日军武器上的特别标志“菊花”去掉，打上“晋”字钢印，又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宣称二战区接收完毕，以此欺骗社会舆论，掩盖其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可耻行径。然后，委任赵承绶、梁綖武、苏体仁、梁上椿等亲信成立了一个“合谋社”，作为发动日本人残留山西的机构。

阎锡山还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日侨管理处”，由徐士珙负责，积极进行日军“残留”工作。

1945年11月，晋阎“残留”日本人的运动，业已成熟，便在“合谋社”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到会的日本人约七八万人。赵承绶代表阎锡山向日本人宣布所谓“留用政策”：基于“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凡是被留用的日本人，一律官升三级，兵发双饷。城野宏也在会上作了鼓动讲话。

到12月底，“残留”山西的日本人（包括军官、士兵、技术人员和家属）号称1万，实际约6000余人，其中编入部队和担任其他职务者约5000人。他们先后被编成6个铁路护路大队，分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接受扩路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泉福、参谋长于复国（岩田清一）指挥，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部队。

此外，阎锡山在大同，也“残留”近千名日军，成立了“大同保安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林大佐，改名为陈丰山，副总队长为日本人武威。

上党战役

上党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阎锡山在接收过程自然是不能放过，并悍然发动对八路军的进攻，结果八路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彼身”，消灭晋阎在晋西多年来培植的精锐部队，阎锡山吞下发动内战的“苦果”。

1945年8月，阎锡山的将领楚溪春、彭毓斌率部向太原挺进的同时，19军军长史泽波奉命由汾东开向上党地区，“接收”日军地盘。

在早些时候，驻扎在孝义樊家庄的阎锡山得到日本人准备投降的消息，立即召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参谋长郭宗汾等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如何收复山西的问题。

阎主张全部接收正太、同蒲线和晋北重镇大同，确保控制北起大同南至风陵渡的晋北、晋中和晋南地区，并派有力部队袭取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

在晋系一向以知名的“战略家”见称的“孙神经”孙楚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战线不能拉得过长，如果这样，则会分散兵力，有被八路军各个击破的危险，不如采用握紧拳头的办法，全力控制晋中、晋南，先巩固基根，然后再图进取。他特别提出：上党是八路军势力最盛的地区，孤军深入，更犯兵家之忌。杨爱源对孙楚一向信任，对孙的意见表示同情。但阎坚持上党是兵家必争之地，要巩固山西，进而控制华北，必须先据上党，趁日军未完全在上党撤退之前，借日军的掩护，抢先下手，最为上算。

尽管孙仍据理力争，但晋系上下一向对阎锡山的旨意绝对服从，杨爱源不敢再同情孙，王靖国、郭宗汾善观风向，都表示支持阎会长的主张，否决了孙楚的意见。

8月17日，史泽波率19军的暂编第37师（师长杨文彩）、68师（师长郭天辛），61军的69师（师长赵向斗，因病由建军委会周建祉代），挺进第2纵队（司令白映蟾）、第6纵队（司令徐其昌）以及续如揖的五专署保安团队等部队，共计17000余人在浮山县尧村、东张村集结，间道袭取上党。

当阎锡山回到太原时，立即接到了史泽波发来的捷报，已顺利接收上党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襄垣6座县城。

上党是指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这里地势险要，群山环抱，东制太行，西据太岳，南连中条，为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韩在此设置上党郡，秦朝时为36郡之一，并因此而得名。抗战期间，薄一波等率决死一纵队、三纵队，配合以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副师长的八路军129师，在上党地区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属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行政区管辖。

阎锡山接到捷报后，脸露微笑，为自己前些日子的决策而扬扬得意。

当晚，他在长官部内北厅与身边将领们开了个碰头会，与会者个个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呢制军装，品尝着阎会长为他们准备好的中西点心、咖啡、可可和红茶，沉醉在一派胜利愉快的气氛之中。阎锡山让孙楚给晋南的高悼之发个电报，要高务必把运城地区的治安维持好，要紧的是协助盐务局顺利接管。

然而，好景不长。9月初，从上党不断传来史泽波的告急电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之，以及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军队的指示，制定了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县城，并吸引长治敌人主力出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尔后再进攻长治的作战方针。

9月1日，八路军攻克襄垣城，俘获晋阎襄垣县解救总指挥翟大昌（翟品山）、县长闻嘉言以及汾东第一支队队长孙士林等，揭开了上党战役的序幕。

阎锡山闻襄垣失守，几天来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即电史泽波、续如揖：上党必守，援军即到，事关重要，务求必胜。

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八路军太行纵队首先向屯留之敌发起攻击，同时将太岳、冀南两纵队部署在长治至屯留的公路两侧，准备歼灭长治援军。战斗打响后，在长治的晋绥军果然出动增援，但由于伏击地区的八路军有些部队过早暴露，援军略经接触，即迅速缩回。打援无望，刘邓下令执行原作战方案，攻打长治周围各城。12日，八路军攻克屯留。

17日，攻占潞城。19日，相继攻克壶关、长子两县。阎军损失7000余人。20日，长治县城被八路军团团包围，史泽波所率晋阎主力1万多人成为瓮中之鳖。

眼看战局迅速逆转，阎锡山慌了神，一面电令史泽波死守，一面令孙楚连夜召开作战小组会议拟就增援上党作战方案。9月20日，增援方案出笼：以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为总指挥，率许鸿林的23军（缺暂第47师）、孙福麟的83军（缺暂50师）共4个师，沿白晋线前进，作为佯攻，诱使八路军撤长治之围前来打援；由汾南高悼之军担任主援，候八路军调打白晋线赵军时，迅速从侯屯公路直趋长治城下，形成合击；史泽波军待八路军与援军接触，立即出击，甚至可弃城不顾；赵、高、史三军，必全力以赴，围歼当面之敌，以获全胜。

阎锡山正专心听着孙楚讲解作战方案，突然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拿着一份电报匆匆到来，说续如揖来电：弹尽粮绝，固守孤城，情势危迫，乞速增援。

阎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低着头，两只手习惯地从后背插入裤腰里，在地毯上踱了两个来回，说：“还要加两点，每个战士除自带充足的弹药以外，还得给长治守军带上一份，济川（续如揖字）说已经弹尽粮绝。”

这时，赵承绶也奉命赶到会场。阎展臂示意赵在旁坐下，让赵阅看作战方案。赵承缓对派自己去解长治之围，面露为难之色，因为他正忙于接收日伪物资，不愿去，便向阎锡山建议：“蒙（我）的意见，绍周（彭毓斌字）去就好，许鸿林、孙锐周（福麟）都是干练的用兵好手，我看八路军没多大气候。”

阎锡山又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在考虑高悼之调离晋南，会给中央军胡宗南留下空子，怕晋南有失，他于是听从了赵承绶的意见，而否决三路增援计划，决定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为总指挥，并派赵承绶亲自去叫彭前来听命。

彭毓斌这时脚因绊伤，正在请假休息。他拄了根拐杖，一瘸一拐走到阎的面前，阎告诉他：史泽波被围甚急，你带23军和83军速去救援。这一仗关系到山西的生死存亡，锐周、鸿林已去集合军队，你就去准备一下。

这样，长治援军总指挥部宣布成立，以彭毓斌为总指挥，指挥23军的武世权暂编40师、郭溶暂编46师、程云峰暂编47师，83军的张宏暂编49师、樊德鸿暂编50师、李佩膺66师；配属两个炮兵团，大炮24门，并以炮兵司令胡三宗为副总指挥；后又加派省防第3军的段炳昌第8师以及省防第2军的第13团。共计21000余人。

其实，彭毓斌对此重任心存不愿，一是觉得责任太重，困难太多，风险太大；二是许鸿林、孙福麟两个军长是王靖国的人，不好指挥。但阎锡山的命令又不好推脱，只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增援长治的任务。

9月24日，集结完毕的23军、83军沿同蒲路东西两侧前进。当时，已是晚秋季节，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沿途山峦起伏，崎岖难行，不仅徒步行走困难，而且连火车也不时发生故障。士兵们没有雨具，整天泡在雨水中，而且除自己带的弹药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一份，负重前行，真是十分吃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因而士气低落，怨声载道。直到27日，部队才到达沁县。

休整3天后，9月30日，彭毓斌率部从沁县出发，沿白晋公路，直扑长治。但沿途都是粘性特别大的红土胶泥地，人马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气力，往往是这条腿拔上来，那条腿又陷下去，军队未经战斗，即已疲惫不堪，费了三天时间才到达离沁县仅百余里的襄垣县虒亭镇。

为加快行军进度，彭毓斌决定改变原计划沿白晋线前进的线路，从虒亭镇过漳河，通过襄垣县磨盘垴与屯留县老爷山之间的大道，抢占屯留县的余吾镇，趋长治城。

10月2日，前卫部队66师在襄垣关上村与八路军发生接触战，彭毓斌即令阎军停止前进，以83军的3个师占领关上正面地区，23军的暂46师占领83军左翼的磨盘垴，暂47师占领右翼的老爷山，暂40师为总预备队。总指挥部及炮兵驻于关上村。3日，各部队加紧构筑防御工事。

这时，刘、邓已作好军事部署，令八路军继续攻击长治，吸引援敌向长治靠近，同时以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作好伏击准备。

10月3日晚，八路军开始对老爷山进行攻击，将阎军分割包围在方圆十几里的老爷山各大小山头。4日夜，磨盘垴、老爷山及两山之间的正面阵地都受到八路军的猛攻，阎军损失惨重。此时，阎军携带的粮食已尽，被围困在山头的官兵，只能啃生玉米和山药蛋充饥，斗志全无，且不断有部队向八路军投诚。

6日拂晓，彭毓斌召集许鸿林、孙福麟两军长和炮兵司令胡三宗等开会，讨论扭转困境的办法。

这时阎锡山来电，说令杨诚已率省防军段炳昌等部从沁县出发增援，即日便可到达。彭等决定待杨诚到达后，于次日全线出击，并电告长治史泽波派主力出击八路军的后路。

然而，在八路军的烈攻击下，阎军伤亡人数剧增，彭毓斌认为出击无望，在杨诚到达后，便下达撤退命令，回沁县休整。各部接到命令后，便纷纷收拾行装，争先恐后地逃跑，阵地上一片混乱。八路军发现阎军后撤的企图，一面尾追，一面抽调部队拦截，阎军一闻枪声便乱作一团，自相践踏，在一条不到三丈宽的狭路上蜂拥逃命，被踩死和掉在沟里的人不计其数。

7日，逃到漳河北岸虒亭附近的阎军再次遭到八路军的重创，被打死和被俘的达8000余人，炮兵司令胡三宗及郭溶、张宏、李佩膺等师长被俘，许鸿林、孙福麟落荒而逃，仅以身免。彭毓斌在西漳河的一个山坡上被击伤后自杀。至此，晋阎援军除2000名残兵逃回外，其余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气急败坏，忙派赵承绶去沁县处理善后，又电令史泽波、续如揖相机行事。

10月8日，史泽波兵分三路突围：左路周建祉69师，右路郭天辛68师，中路杨文采暂37师、军部及五专署，企图连夜逃往临汾。八路军围城部队迅速追击，太岳纵队由虒亭地区直插沁河以西的马壁一带，切断阎军退路。阎军腹背受击，被迫应战，边打边逃。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至10月10日史军主力在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一带全部就歼，军长史泽波被俘，只有周建祉、续如揖率领少数人马逃回临汾。

上党战役，晋阎军队损失了13个师共3.5万人，占其总兵力的1/3。其中，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以下4000人被击毙，19军军长史泽波以下20多名将级军官和3.1万人被俘，使晋阎在晋西多年来培植的所谓“精锐”部队遭到沉重打击，吞下了发动内战的“苦果”。

第十二章　过去灰飞烟灭

破标停战

国共两党经重应谈判后，暂归停战，双方进入由美国参加的调处状态，此时的阎锡山却在美方调处人的身边，大肆鼓吹美、日、蒋全力“剿共”，发动内战。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努力，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在这个“协定”里，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1945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免去不同共产党合作而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职务，另派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

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要求，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国共两党代表通过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从1月13日午夜12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还成立了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和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停战协定的实施。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

阎锡山对蒋介石同中共签订“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做法一开始是极力反对的。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后，阎锡山在他的军官面前大骂蒋介石“糊涂”，不该签订“双十协定”。“蒋介石不晓得用己所长，来击敌（指共产党）之所短；他也不晓得避敌之所长，来护己之所短”。

尽管阎锡山对蒋介石这一套做法一开始极力反对，但他们毕竟都主张反共到底，都需要打内战，只是蒋介石在与共产党斗争的策略上显然要比阎锡山略高一筹。就在停战令正式发表的前三天，阎锡山便接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举行前全面停战，停战命令10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命令未生效前，应尽速抢占战略要点。”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直接通报阎锡山说：“国共战争，应在1月13日夜12时完全停止，山西应在停战前，保持有利形势。”

阎锡山在接到蒋介石的手令和何应钦的通报后十分高兴，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先生这一回可做对了。我们应该继续出动兵力，赶快向外‘开展’。”接着，他立即命令驻临汾的王靖国指挥第六十一军向浮山、翼城以及蒙城等地的中共军队阵地进攻；命令驻大同的楚溪春指挥第三十三军三十八师与东北挺进军骑兵五、六两师进攻大同南北的平镇和浑源；命令赵承绶组织野战军，带领第三十八军孙福麟部、第三十三军七十一师韩春生部和独立第一总队赵瑞部3万余人，配合日军独立第十四旅团的丸山大队，沿东（关）沁（县）铁路的马洪口向南进攻，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六师3个团和由上党溃退下来的杂牌部队配合日军独立第十四旅的毛利大队，由沁县沿铁路两侧向北进攻。

阎锡山的部队虽然来势汹汹，但在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下，大都归于失败。王靖国指挥的六十一军主力刚一出动，便遭到八路军的迎头痛击，只得赶紧缩回临汾，楚溪春抢占战略要地的行动，在八路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只有在留用日军的配合下沿东（关）沁（县）线西北对进的两路部队，由于八路军的主动撤退，才得以在分水岭会师。

停战令生效后，阎锡山仍然命令他的部队在各地继续出动，制造事端，破坏停战。特别是当军调小组于1月17日到达太原之后，阎锡山对军调小组的工作极力加以阻挠和破坏，玩弄了不少花招。

当时，驻太原军调小组的主要成员有：美国代表和礼上校，国民党代表邹陆夫，阎锡山方面代表郭宗汾，共产党方面代表是许光达（后由陈赓接替）。军调小组所有成员均住在山西大饭店。阎锡山害怕自己利用日俘的行为遭到揭露，更害怕自己构筑碉堡工事的行动受到阻拦，于是，他不但对中共代表封锁消息，而且派出特种警宪人员对中共代表的行动加以监视，密令除了梁化之和郭宗汾二人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同中共代表接触或通信联系，否则即以违反组织纪律论处。

军调小组在开展调处工作期间，阎锡山仍纵容其部下在东沁铁路南关一带挑起新的冲突。为了解冲突真相，军调小组于1946年2月前往东沁线视察。在南关视察时，军调小组邀请当地双方负责人参加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经过协商，双方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了东沁线的交通运输。但规定火车只许运送旅客及一般货物，严格禁止用于运输军事物资。阎锡山却趁机钻空，他以运送伤病员为名，从军械总库里调拨了大批军火，由机枪总队司令宫子清押送，偷运到东沁铁路沿线各部队，以作战争准备。军调小组闻讯后，提出要到现场调查处理，阎锡山慌了手脚，急令军械处长周海赶到仓库，毁掉所有可疑痕迹，布置假象。军调小组在来远镇东站进行调查的日子里，阎锡山终日心神不定，因为日酋元泉福和一些留用日军尚未从来远镇撤出。这些留用日军整天躲藏在来远镇南面偏僻的山沟里，不敢迈出一步。后元泉福接到阎锡山的命令，要他们赶快设法离开东沁线，回太原南大营躲避起来。当天夜里元泉福率留用日军借夜色的掩护，从山沟里悄悄溜出，连夜跑到盘陀车站，又从这里乘火车回到太原。

1946年3月3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太原视察。为了防止太原人民向三人小组请愿，阎锡山特召开第二战区党政军团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作出：第一，为全国扩大宣传揭破共产党的阴谋；第二，使中央命令适合地方状况，勿使脱节，勿使地方长官一面负违抗命令之咎，一面负惨夺人民之罪，与共产党以最有效的藉口最得势的机会；第三，一定划出一笔政治斗争的经费，扩大组织民众，加强政治奋斗工具，稳定政治基础。同时，他密令各行政专员、县长，发动地主、富农及其反动分子，冒充百姓，写了许多控告共产党的信件。在马歇尔等到太原的那天，阎锡山命梁化之派人将这些无中生有的控告信堆集于马歇尔等下榻的正大饭店楼梯两侧。同一天，阎锡山还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夹杂着部分逃亡地主、反共分子，沿着飞机场到正大饭店的道路上，呼喊口号，对于那些向共产党代表控诉阎锡山行径的群众，则派出了200多名宪兵、警察，进行监视镇压。

军调小组在太原视察期间，4月3日，阎锡山单独会见了马歇尔，提出停止军事调处，阎还向马歇尔提出，希望美国出兵中国，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不仅如此，阎还向马歇尔提及了留用日军问题，公然建议马歇尔不要将在华日军全部遣返回国，应将其一律编成国民党的部队，参加“剿共”。认为只有美、日、蒋全力“剿共”才是最佳的“剿共”方案。

在内战日益迫近的情况下，中共代表陈赓曾找过阎锡山谈话，指出和平解决政治问题，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对山西地方也有好处，并主张在山西实行局部和平。阎锡山表面上应付，暗地里却继续煽动他的部下积极准备内战。果然，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国支持下彻底破坏了“停战协定”。随后，阎锡山即跟随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南北皆败

汾孝一役，打了阎锡山一个晕头转向，晋南三战皆败，使“铜墙铁壁”的临汾神话不攻自破，晋阎正逆历史之潮流而必将不断瓦解。

1946年2月到6月的军事调处期间，阎锡山在初步尝到了抢占有利地形的甜头之后，进一步利用暂时没有大战事的空隙，整训部署军队，强化统治，徐图再举。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围攻宣化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部为标志，全国性内战正式爆发。

内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军队先后向各解放区发动的进攻相呼应，阎锡山指挥他的太原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也在山西摆开战场，与解放军进行新一轮的厮杀。

尽管阎锡山在此之前已经做了自认为还算充分的准备，但是开战以来的情况还是令他不免沮丧。

原以为凭借他近一年来不顾一切抢占的“有利地形”，和充实整训过的看家军队，加上中央军胡宗南部的配合，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能先声夺人，略胜一筹。

然而，事与愿违。1946年夏秋两季，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阎锡山遭遇到的是一连串的失败。

在晋北，面对阎锡山向解放区的不断扩张，解放军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分别调动部队于6月中旬至7月初，7月初到8月中旬两次发动攻势，先后攻占朔县、宁武、繁峙、崞县、五台、原平、定襄、忻县等县城重镇，控制了同蒲铁路忻县以北段。8月3日至9月20日，又发起大同围困战，扫清了大同外围的所有据点。至此，阎锡山在晋北只剩下大同一座孤城。

在晋南，为粉碎阎、胡的联合进攻，从7月12日开始，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先后发起闻喜、同蒲、临（汾）浮（山）三战役，连续攻占洪洞、赵城、霍县、灵石等县城，阎锡山再受重挫。

这年冬，为配合打破蒋介石围攻延安计划的战略行动，陈赓部于11月22日至12月12日发起晋西南战役，二十天中接连攻占了隰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大宁、蒲县等八座县城。阎锡山挫上加挫，失掉了整个吕梁山地区。

1946年在一个个败绩中过去了。不论阎锡山的心境如何，时光的年轮照例转向了新的一年。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阎锡山想让它们统统成为过去，期望1947年能有一个好的转机。新年伊始，他宣布：定1947年为“复兴年”。

决心以所谓“面的战法”，“面的军队”，“攻灭敌、守歼敌”的精神，与共产党作战，以“维持广大的政权”。

晋西南战役后，解放军陈赓所部为了遏制阎锡山正在策划的与胡宗南部的联合行动，决定在吕梁军区王震部配合下，扩大战果，以“围魏救赵”之法，进攻其守备相对薄弱的汾阳、孝义。

1947年1月14日拂晓，先对汾阳外围发起攻击，并迅速攻下田屯镇、孝臣村等据点，兵临汾阳城下。17日，解放军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以其余大部南向孝义城，随即发动攻城战。孝义城中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措不及防，全部被歼。18日，解放军入城。

汾、孝位于吕梁山边沿，系晋中门户，是晋西与晋中腹心地带连结的纽带。汾、孝一失，解放军即可沿太汾公路长驱而上，直抵太原。对汾孝地区的疏于防守，事实上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汾阳被围、孝义被占后，阎锡山才意识到了他的疏忽和失策。惊恐不安之中，当即命令孙楚以第四十三军为基干，编组南路兵团；赵承绶以第三十三军为基干，编组中路兵团；王靖国以第六十一军为基干，编组北路兵团，分别增援。同时不得不“御驾亲征”，夜赴平遥，坐镇督战。

各路援兵迅速集结完毕，分由南、中、北三路向汾、孝增援。

1月20日，阎锡山在平遥城中发出第二道命令：“王总司令以汾阳城为中心，孙总司令以孝义城为中心，赵总司令以快速歼匪队，寻围奸匪主力，而歼灭之。”为避免各部之间行动上的不协调，附带命令：三路援军配合“不及时者杀无赦”。当日，阎锡山指挥他的三个集团军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大约三万余人的援兵队伍，开始反攻作战。

面对阎锡山的三路增援，解放军调整战术，由围城战改为打援战，对北、中路援军施行阻击，重点打击南路援军。

21日，南路孙楚部第六十九军及第三十四军军部在孝义城东一带发动进攻时，被解放军主力四个旅从侧后包围，全部溃散。接着，其第七十三师、暂四十四师亦遭围困。

与此同时，北、中两路也在各自的进攻方向与解放军交战。战事甚为激烈，伤亡惨重。

24日黄昏，解放军分三路撤出孝义城。25日，阎锡山所部回占孝义城后，整个汾孝地区的作战并没有结束。援军被围，援军救援，反复厮杀，解放军越战越猛，阎部继续伤亡，战斗一直延续到29日。

汾孝战役整整持续了半个月。半个月中，阎锡山以损失两万兵力的代价，换取了孝义城的失而复得。

在周边已大部被解放的情况下，夺回一座县城，意义到底有多大，得与失之间是难以“拎得清”的。

孝义城的失而复得，有论者认为是阎锡山取得了汾孝战役胜利的标志，并推断出“由于此一胜利，使晋中获得一年半之安定”。从1947年初算起，到1948年夏晋中战役打响，其中确实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种“安定”充其量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殊不知，在这宁静的背后，随着解放区周边的逐渐扩展，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整个晋中的大风暴。与此同时，聚光点发生了转移，解放军又在晋南开辟了新的战场。

阎锡山从汾孝战役的惊恐中回过神来之后，吸取前段作战失败的教训，决心“亲训”部队，加强战力，再打“翻身仗”。为此，他从各部队中挑选所谓“优秀”干部，配备最好的武器装备，于这年的春天组建起了样板部队——“亲训师”。

正当阎锡山以练兵求发展的关头，全国战局的戏剧性变化发生了。这就是，从1947年6月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态势互换，前者由“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后者则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

全国性内战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同时，“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解放军在山西战场上的战略进攻，是以运城攻击战为标志展开的。

运城是晋南重镇，同蒲要冲，南扼黄河渡口、陇海铁路，西接陕西渭南，是当之无愧的山西南大门。鉴于运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阎锡山在这里实行的是与胡宗南联防。守城部队包括他的保安第五、第十一团，以及胡宗南中央军之第三十六、第十七师各一个团，共万余人。1947年5月，为配合战略转变，解放军晋冀鲁豫部队对运城发起围攻作战。守军依仗坚固的城墙、密集的碉堡、火力，固守城池，攻击失利。

8月，在该地区作战的解放军陈赓兵团接受新的任务，转向外线进攻，阎锡山的对手变成了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部。徐向前籍隶山西五台，与阎锡山同乡，乡虽同，道却不同。从五台走出来的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身经百战，屡建殊勋，及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十大元帅之一。阎锡山则以反对共产主义，对抗共产党运动相始终。

由此而及，随着共产党解放事业的势如破竹，两人在山西战场上的较量事实上已胜负分明。

1947年12月间，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在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继10月的第二次进攻失利后，对运城发动了第三次攻击。鉴于前两次攻击的失败，解放军改变战术，于肃清外围据点后，采取坑道爆破。守军则是“以不变应万变”，仍以密集火力封锁地面。27日北门被炸，解放军冲入城中，守军措不及防，阵脚大乱。在持续了一整天的巷战之后，战斗结束，守军万余人除3300人战死外，其余悉数被俘。阎锡山与徐向前的第一次较量以失败而告结束。

失掉运城之后，临汾就成为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

临汾古称平阳，系尧之故都，是晋南第一重镇。运城失守后，阎锡山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临汾，决心死守。临汾守兵一时增加至两万五千人，其中包括第六十六师主力三个团，胡宗南第三十旅两个主力团，以及八个地方保安团。虽然运城既失，临汾已呈孤立之势，但是阎锡山对于临汾的防务还是不乏信心的。运城解放后，面对满堂的高级将领，他这样说：

“临汾城作为襟带河（黄河）汾（汾河），翼蔽关（潼关）洛（洛阳）的军事要地，决非运城可比。

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太原失陷后，绥署省府一并撤至临汾之事。当时不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临汾古城墙，各位都登临过，领略过它的雄风。可以想像得到，明末李白成攻临城不克，损兵折将，束手无策，只能撤兵而走的惨败情景。现在咱又有了日本顾问指导下构筑的城防工事，临汾城‘铁壁铜墙’啊！”

因此，断言：“有哪位将军敢来碰一碰？其结果，还不是明末李自成的下场！”

不切实际的自信，使阎锡山夸的海口未免有点太大。事态的发展却只能令他瞠目结舌。

攻下运城之后，解放军晋南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即把目标转向临汾，开始部署攻击临汾，扫平晋南的作战。

1948年3月7日，徐向前以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十三纵及太岳军区、吕梁军区部队等，约三万五千人的优势兵力，发起了临汾攻坚战。

曾经令阎锡山得意不已的城防工事，起先确实起过一点作用。攻城部队在扫清外围后，一度曾对全城的关键部位——东城墙上远远伸出的“牛头”（临汾有“卧牛”之称），连攻三日不下。这时，阎锡山显得欣喜若狂，忙向蒋介石中央报捷。

阎锡山高兴得未免有点太早了，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他的对手不是那个明末的农民领袖李自成，而是共产党人徐向前。汹涌澎湃的解放大潮不是一个临汾城所能挡得住的。攻城受挫后，徐向前稳扎稳打，再次效法“封神榜里的土行孙”，“钻到地底下去挖洞子”。4月10日，坑道爆破成功，解放军迅速攻占东关。

东关既下，临汾城不保之势已明。在阎锡山鼓劲打气和“城存成功，城亡成仁”的严令下，守军开始亦曾奋力抵挡。但终因经受不住遍地开花的坑道战，渐渐不支。5月1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击，临汾城破，城防司令梁培璜出逃，在城外被俘，既未“成功”，也没有“成仁”。梁培璜以下官佐兵士两万五千人，或死、或伤、或俘，损失殆尽。

晋中惨败

晋中一战，再次证明阎锡山已成强弩之末，这次战役给他以决定性打击，使其老巢太原完全陷于孤立。

临汾城的解放，意味着富庶的山西南部广大地区已经不再“姓”阎。阎锡山的势力所及，只剩下省城太原，及其周边的晋中数县和大同孤城。

临汾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又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下，在山西战场组织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晋中战役。在这一战役中，阎锡山遭到了更惨重的失败。

临汾失守后，阎锡山慌了手脚，一面责成梁化之、郭宗汾组织收容从临汾逃至晋中的残兵败将；一面召集他的高级将领王靖国、赵承绶、孙楚等商议布防“保卫”晋中，“固守”太原。阎锡山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固守点线，以攻为守。即以一部兵力固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其主力则机动于铁路、公路沿钱，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架势。他认为，依照他的布防，即可“永保晋中，万无一失”，即使解放军向晋中推进作战，以其“强大”野战军主力机动作战，解放军亦难立足。退一万步说，一旦晋中难保，太原城里有兵、有粮，城池坚固，又有军工厂可以自制武器弹药，还可求得蒋、美军援，太原城不啻金汤。徐向前指挥的“游击队”用土枪土炮能打下临汾，绝对攻不破太原！

阎锡山还总结了多年来与中共军队作战的经验，说：共军多年来所以能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以免被对方吃掉。为使他的军队学会同共军“打运动战”，他也归纳出十六字诀，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他解释说：战机好，就出太原城打；见势不妙，跑回大原来，寻找时机，再出城去同共军打。野战军司令赵承绶表示，要按阎的办法去做，愿意率部到晋中去寻机消灭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也表示愿意打先锋。阎锡山见赵承绶、高倬之在这种时候敢于主动请战，立即命令赵承绶率领野战军从太原开到晋中，并统一指挥晋中地方保安团队，伺机与解放军决战。还以其第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各一部组成“闪击兵团”，任命高倬之为司令，实行机动作战。

临汾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同意徐向前提出的北上晋中的作战计划。为此成立了华北军区，统一了部队序列，将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指挥第八、十三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46个团6万余人发起晋中战役。

根据阎军的部署，为了在运动中相机歼敌，徐向前命令吕梁部队攻击汾阳、孝义；太岳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正面推进，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兵团主力则由太岳山区东侧，隐蔽向晋中开进。在这之前，为了造成假象、迷惑阎军，徐向前派出一支地方部队伪装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部队，开赴风陵渡征集船只，作出准备横渡黄河支援西北作战的姿态，使阎锡山、赵承绶真以为解放军主力不会马上推进晋中。

6月11日，解放军吕梁部队首先楔入汾阳、孝义之间围攻高阳镇，威迫汾阳、孝义两城阎军。12日，沿同蒲铁路北上的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解放了晋中盆地最南端的灵石县城。

阎锡山得知解放军吕梁部队出动后，他怕解放军抢占了汾阳、孝义。6月13日，急令其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实施向心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消灭围攻高阳镇地区的解放军吕梁部队。解放军吕梁部队坚守阵地，英勇抗击，与之形成对峙局面。阎锡山又派其“亲训”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这样一来，就调了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第四十师、第四十六师、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全部拥向汾孝地区。

为了减轻解放军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阎军回撤平遥、介休一线，晋中战役提前一天，于6月18日发起。向晋中隐蔽开进的兵团主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见阎军“闪击兵团”被诱向西，平遥、介休、祁县地带空虚，便直下平川，神速突破平遥、介休东山各隘口据点，突入晋中平原，向铁路线逼进。阎锡山发现解放军突然出现在晋中平原后，急令围攻高阳镇地区的“闪击兵团”所部第三十四军回援平遥、介休。

6月21日，阎锡山增派配属给“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由“亲训师”师长陈震东率领，从介休向平遥，企图与三十四军会师平遥。当行进至平遥县的张兰镇以北地区时，突然遭到解放军第八纵队和北进的太岳军区部队的前后夹击。经过3小时的激烈战斗，阎锡山苦心经营起来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7000余人全部被歼，师长陈震东负伤后逃回太原。为扩大战果，23日，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于平遥东北之北营村又歼灭了阎军第十九军军部、第四十师和两个团共3000人。解放军在晋中战役的第一阶段连连告捷，共歼阎军1.7万余人，打破了阎锡山的整个防御体系。

遭到解放军凌厉打击的阎锡山极为震怒，连病三日。此时蒋介石来电给阎壮胆鼓气，要他“大胆与共军决战，保卫晋中”。于是，阎锡山急令赵承绶、原泉福率领野战军主力，采取攻势，寻机与解放军进行决战。6月23日，赵承绶、原泉福率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由榆次到太谷。25日，高倬之率第三十四军两个师由平遥北移，第三十三军沈端部由祁县南下接应，会合于洪善地区。26日，阎军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向洪善以东地区的解放军展开全线攻击。

为了调动阎军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以徐向前为首的晋中战役指挥部制定了第二阶段的战役部署：北上创造战场，围歼阎军主力赵承绶集团。预设战场选在榆次、太谷、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地带。决定以太岳军区部队向北挺进与北岳部队共同破击榆次至太谷段铁路，切断敌北撤归途，以动摇、分散阎军。赵承绶发现解放军主力北移后，恐截断其向太原的退路，急于6月30日由祁县地区北移太谷、东观。7月3日，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于太谷东北的董村构筑防御工事，阻上阎军北撤。至6日，解放军击退了阎9个团兵力的多次轮番攻击，迫使赵承绶放弃通过铁路北撤的计划，不得不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这正好掉进了解放军预设的包围圈。

7月6日夜，阎军第三十四军、第三十三军和第十总队，以及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离开铁路线，开始向东北方向退逃。解放军第十三纵队尾追其后，并先期插人徐沟以东、榆次以西、子牙河以北和尧城镇以东，切断了阎军由徐沟以东北逃太原的另一条退路。

就在7月7日这一天，解放军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将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野战集团军团团包围于大常镇、小常村、西范、南庄一带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小地区之内。徐向前指示，组织村落阵地攻坚战，集中兵力火力，像包饺子一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攻歼阎军。先以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主力攻击太常镇之第三十四军；解放军第八纵队主力攻击南庄以残留日军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最后攻歼赵承绶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三军。8、9日，解放军连续击退阎军的突围行动。10日对被围阎军发起总攻激战，到11、12日，大常镇、南庄均为解放军攻占，歼灭阎军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战斗中，阎军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自己换上农民服装，又一次逃回太原。残留日军头子、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小腿被炸伤，于绝望之中开枪自杀。7名日本军官也纷纷自杀。16日，解放军攻克西范、小常村，全歼阎野战军总部及第三十三军，缩在避弹坑里的阎部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端和军参谋长曹近谦等，被解放军——活捉。阎军由郭宗汾率领的所谓“南援兵团”获悉赵承绶野战集团被歼后，见势不妙，匆忙逃窜。接着，解放军各部队继续扩大战果，横扫晋中，连克其余各县。至7月21日，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晋中战役，解放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仅以6万人的兵力连续作战一个月，歼灭阎军主力10万余人，毙伤俘阎军高级将领28人。这次战役给了阎锡山以决定性的打击，解放晋中14座县城，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完全陷于孤立。

困兽犹斗

虽然只剩太原、大同孤城，但阎锡山坚信自己的“碉堡城”固若金汤，坚信国民党仍可以长江以南为反共靠山，坚信美国会大力相助，坚信自己的现代化武器。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事实却都是相反的结果。

晋中战役失败之后，阎锡山元气大伤，主力丧失。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阎锡山决定退守太原孤城，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密集的百里防线作困兽之斗。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早在二三十年代，太原就修有工事。日本侵华时期，也曾经在太原修筑了强固的碉堡工事，作为侵略华北的战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而且继续加强太原城的防务。他以太原市为中心，在北起周家山、关口，南达武宿、小店，西到石千峰，东至罕山的所谓“百里防线”之内，就筑起了大小5600多座碉堡。这些碉堡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设计而成的，它突破了传统的筑城规范，无论是碉堡的构筑和武器的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依地形险要有主碉、副碉的布置；依武器火力有炮碉、机枪碉的配备；依兵力布置有半班碉、班碉、排碉和连碉之分；依形状有高碉、低碉、人字碉、十字碉、方碉、圆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等，名目多得很。在碉堡与碉堡间皆有地下坑道相连，便于输送兵力互相支援。有的能向周围射击，有的是专向两侧射击。有的在前面不开射口，专门倒打，称为“没奈何碉”。为防堵外来子弹射入碉堡，还将碉堡射口改为球形射口。碉堡的火力配置也是多种多样：有品字形，有倒品字形，有菱形和梅花形。而且，在每个碉堡周围，建筑有三个火力点，下面伸出三条暗道，互相策应，形成犄角之势。

为了加强太原城的防务，阎锡山还构筑了环城工事，东面是罕山，南面是武宿机场，西南是石千峰，北面是周家山，构成外围的四大据点。牛驼、淖马、聂家山、松树又构成内部的四大据点。四个据点外围都有核心阵地、主阵地、前方阵地以及纵深配置的阻击阵地，城内则筑了巷战工事。城外3000公尺的地区为前沿阵地带。3000米以外至五万米以内的地带为主阵地。距太原城20公里至30公里为前方阵地。此外，在城墙上也修了许多种类不同的工事。这样，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经过阎锡山的一番苦心经营，太原城的防务堪称“固若金汤”。即使这样，阎锡山还不放心，他仍说道：“地球转动一天，工事就要加强一天。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的转动而不断加强。要把每一个主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1万发炮弹轰炸的永久性的工事。”他认为，只要有了这样坚固的碉堡和工事，加上近千门的大炮，有日本人的技术，美国人的援助，还有几万士兵，就可高枕无忧，维持住他的统治了。

阎锡山在加强太原城防御工事的同时，还积极扩充军队。经过晋中战役，阎锡山在太原只剩下第六十六、六十八、六十九师和暂编第四十五师、四十九师及暂编第八总队等6个师。阎锡山知道，要死守太原，单靠这些兵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又到处疯狂抓兵。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五六十岁的老人，见到就抓，一个月里抓了8000多人。又重新恢复了第六十一军军部，重建了第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4个军部和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师、暂编第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四十六师及暂编第九、第十总队，加上蒋介石从西安空运来的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师，使太原守军的总兵力共达到12万余人。

阎锡山为了驱使他的部属官兵和太原人民为他卖命，提出了“总体战”的方针。也就是不仅要依靠军事力量，而且要组织训练民众，还要加强经济上的控制与搜刮，为太原的防务提供物质基础。1948年9月，阎锡山下令成立“总体战行动委员会”，成员由山西省军、政、教、经负责人组成，梁化之被任命为主任，督导工作。

为了有效实施“总体战”方针，阎锡山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

根据“十二条行动纲领”，阎锡山还制定了《战斗城男女成员编队实施办法》，把太原城内外8个区的11~35岁的妇女5.96万人编成妇女助战队，任务是缝洗、看护、募捐、慰劳、炊扫；把13~17岁的学生5400人编为少年助战队，任务是做义勇警察队、担任宣传；把7~12岁的儿童1.4万人编成儿童助战队，任务是担任传话、宣传、歌咏、募捐等；把48~60岁的男子6000余人编为老年助战队，任务是担架、运输、做工、守护。除抓去参加民卫军的壮丁6000余人以外，又把所剩壮丁及学生一律编进甲级参战队和乙级参战队。战斗城编组于1948年11月中旬完成，全市共编13万余人参加战勤和直接入伍参战。阎锡山把这次编组誉为“满天星的布置”，说“一旦有事，关上大门，一起上房，院守院，街守街，成了天罗地网”。

在所谓的“太原大保卫战”中，阎锡山还提出“舍命才能保命，毁家才能保家”的口号，勒令太原市民、商人捐献钱财、物资，供战争使用。仅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就搞了四次大规模的“劳军”，搜刮商民财物达12亿元法币，另外还有面粉3万多袋，合银洋48万余元。为了给守城部队提供修工事所用的材料，仅在太原城南门外就拆毁民房5000余间。

阎锡山虽然对固守太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决心死守。但他内心对固守太原还是缺乏足够信心的，不得已只好向蒋介石伸手求援。蒋介石深知保住太原这个反共堡垒的重要性，一方面于1948年7月22日亲莅太原巡视，为阎锡山排忧鼓气；另一方面答应迅速调兵增援，协助死守太原。他派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及第三十师师长戴炳南等率部陆续于9月中旬自西安空运增援。10月18日又派第八十三师4个团，由谌湛率领陆续由陕北的榆林空运太原增援，加强太原的防务。

晋中战役结束之后，人民解放军马不停蹄地把太原紧紧地包围了起来。中央军委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任命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华北第一兵团及晋北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执行攻打太原的任务，并拟定于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

9月24日，华东解放军解放了济南，全歼守敌10万人。阎锡山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恐慌。为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拖延攻城时间，同时又大肆抢粮抓丁，为长期防御作准备，10月1日，他集中了7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进犯，一直进到小店、秋村、红寺地区。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徐向前司令员决定提前发起太原战役。

10月5日拂晓，解放军对阎军发起攻击，经过11个昼夜的连续战斗，到16日，解放军共歼灭阎军2个师又3个团。其他出犯之阎军见势不妙，溃退回太原。解放军乘胜攻击，扩大战果，攻占武宿机场等据点多处，向纵深推进6公里，从而打开了阎军防御体系东面的缺口。

阎锡山耍花招不成，反遭重重一击。解放军在初战获胜后，便转移兵力，不失时机地夺取东山要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条件。大原东山是城东的天然屏障，东西长60公里，南北宽30公里，主峰罕山高500米，可直瞰全市，山上筑有永久工事。阎锡山决心死守住东山保住太原，解放军却必须夺取东山，打开太原的门户。因此，夺取东山的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从10月26日起，解放军各纵队遵照徐向前的命令，分别向东山要点发起突然攻击。阎锡山集中了所有机动部队，拼命顽抗，并仗着空军配合，不断地向解放军反扑。解放军先后出动了10个旅23个团进行连续攻击，双方使用火炮800门。解放军每占领一个阵地，都要反复争夺几次。经过17个昼夜的激烈争夺，到11月12日东山四大要点全被解放军占领。东山战斗共歼阎军二万余人，解放军伤亡也达8500人。

此时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即将开始入关会同华北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地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1月16日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估计太原过早攻克，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敌困难。”太原前线的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时调整部署，巩固已得阵地，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同时利用这一机会就地休整，进行战场练兵，做好过冬准备，力争1949年初解决太原问题。

人民解放军转入围困太原之后，即以各种方式对太原城内的阎锡山军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阎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动摇，缴械投降和宣布起义不断发生。1948年10月19日，在罕山争夺战中，阎锡山的“雪耻奋斗团”第三团在李佩膺率领下向解放军投降。11月12日，第八总队司令赵瑞在解放军占领淖马大部阵地后，抗拒阎锡山命其亲率残部作孤注一掷的命令，与参谋长曹振中率500余人火线起义。至年底共有1.2万阎部官兵陆续起义或投降。这时在阎锡山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和平解决获得新生；一是顽抗到底彻底灭亡。阎锡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作垂死挣扎，顽固拒绝和平谈判，决心顽抗到底。

其一，拒绝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大原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早就考虑了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晋中战役结束时，徐向前和周士第曾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提出：“阎锡山如能降服，减少我方伤亡，保存太原军工及各种建设，其人力、物力统为我用，利益甚大。拟命赵承绶劝降，其内容及条件如何请速指示，以便遵办。”7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徐向前、周士第：“你们完成对大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

接到中央军委电示后，徐向前亲自找赵承绶谈话，要他去做阎锡山的工作。赵承绶是跟随阎锡山多年、由阎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改造较好，他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但考虑到进城去阎锡山会杀他的头，只好由他写信给阎锡山的高级将领劝降。与此同时，华北军区还派副参谋长王世英来协助徐向前、周士第做瓦解阎军的工作。王世英抗战初期同阎锡山打过交道，有不少关系。他们策划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徐向前的信件，先进城试探。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竟把老师杀掉了。

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再次估计了和平解放太原的可能性。1949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徐向前：“北平和平解放后，太原亦有和平解放的可能，应派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敌谈判，和平接收大原。”同时，中央军委还指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叶剑英、彭真做住北平的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山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王怀明及阎军师长之家属的工作，拉阎锡山一把。指示叶剑英入城后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放太原、大同问题，亦允许郭宗汾保留在北平的电台。中共中央还在2月4日表示：太原如能照北平那样和平解放，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还可考虑让其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些统统为阎锡山所拒绝。

其二，反对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1948年11月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阎锡山就昼夜不安，密切注视着平津战役的发展。因为他知道平津战役的结局，及傅作义指挥的几十万大军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太原的存亡。12月下旬，平津战役进入第二个阶段，解放军以“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法，先后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并进一步包围了大同。傅作义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主意动摇，举棋不定，12月30日他打电报给阎锡山征求对策。第二天阎回电说：“军事上能守才能攻，政治上能战方能和。不能守而谋攻是速败，不能战而求和是投降。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为傅作义撑腰打气，要他坚决与人民对抗到底。当傅作义正酝酿着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改编时，阎锡山又前后六次急电傅作义，劝以“只有牺牲奋斗，万不敢侥幸共存”，企图动摇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的决心。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被迫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极大震动，许多人倾向和平主张，效法傅作义走北平之路。阎锡山立即召集他的高干和基干开会，斥责他们要检查“和平思想”和“投降意识”，进行“自我反省”，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阎锡山决心要顽抗到底。

阎锡山在行将覆灭之时为什么要拒绝和平解决呢？第一、这是由阎锡山的统治地位所决定的。第二、当时国民党败局已定，但阎锡山看到国民党仍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可作为他反共的靠山。第三、阎锡山对美国一直抱有希望，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只要爆发新的大战，他即可再度恢复在山西的统治。第四、阎锡山仍然迷信着武器。但是，阎锡山所梦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发生，他所迷信的飞机、大炮也未能阻挡住解放军的凌厉攻势。

临阵脱逃

兵临城下，危如累卵之时，阎锡山一面严厉要求部下城破之时服毒自尽，一面设计逃往南京，到南京后；他遥控太原，但解放军只用了4个多小时，太原即解放，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已成过去时。

1949年1月，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日益缩小，阎锡山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阎锡山深知孤守太原是毫无希望了，他的部下也有不少人曾劝他离开太原，但他却一直宣称要与太原城共存亡。

阎锡山在他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张横批，上写：“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他表示要“以城复省，以省复国”。为了显示自己死守太原的决心，阎锡山还仿效希特勒的做法，下令在川至制药厂生产了一批毒药，又从五台老家运来木料，做了一口棺材。1949年2月的一天，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会议大厅里接待来访的美国《柯利亚》杂志记者约翰旦时，指着桌子上放的500多瓶毒药说：“我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太原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他又指着房间外面摆的一口棺材说：“我与共军不共戴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口棺材，就是我这种决心的证明。到时候，这里边不是装着共军的尸体，就是我的尸体。”阎锡山还觉得不够，他令侍从人员给他找来一个身佩手枪、目露凶光、杀气腾腾的日军士兵。他对众人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我让他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

其实，阎锡山这一套不过是为了愚弄部属，以便让他们为他沽名钓誉卖命而已。他明里仍然宣称坚持不离开太原，暗里却在加紧寻找机会，逃离太原。

北平和平解放后，蒋介石知道太原不能久守，但他又不愿意把阎锡山牺牲掉，于是曾指示阎锡山：一、太原绝难长久支持，请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指挥西北各处重责。把重要的干部用陈纳德的飞机接走，部队尽量往西突围，由胡宗南派遣精锐，从离石军渡至太原的公路，打开一条走廊，并由陈纳德的飞虎队，派出战斗机100架掩护。二、共产党对太原兵工厂很重视，放弃太原的时候，一定要把兵工厂彻底破坏。阎锡山知道这一计策难以成功，假意装作要固守太原，等待机会，便拒绝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主持局势。由于蒋介石的幕后操纵，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当孙科气愤之下于3月初辞职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便指示在南京的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并利用陈纳德等人，在李宗仁面前尽力斡旋，意图是促使李宗仁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太原形势紧张下去，他就飞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如果太原形势有所缓和，就留在太原继续顽抗，这样，他便进退有路了。可是，就在阎锡山的如意算盘行将实现之时，李宗仁改变了态度，于3月12日，对外公布了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电告阎锡山，称阎的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长一职委屈，正筹划授予更高职务。阎锡山接到电报后极为恼火，但当务之急是离开太原，因此急忙复电给在南京的山西大员贾景德，说为了拯救晋民，名位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力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曾参加平津战役的华北野战军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四野炮兵第一师开赴太原前线，这样，攻打太原的解放军兵力总计20万人。1949年3月，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战斗从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区附近。南郊和北部的飞机场完全被解放军控制，新开辟的西门外红沟临时机场也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整个空中运输眼看就要被解放军完全切断了。阎锡山看到一切均没了希望，不找出一条退路，只有等死了。他又悄悄地给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发了3封电报，叫方闻“多方活动，尤要接近李代总统，设法将吾调出太原”。

就在阎锡山被困在太原城一筹莫展之际，3月28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阎锡山接到李宗仁打来的电报，当即批了“有飞机即去”5个字。次日，复电李宗仁：“寅俭辰电敬悉，遵当如命晋京，恳赐饬派飞机为祷。”这天下午2点，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内召开高级军政要员会议，会上，阎锡山首先叫秘书长吴绍之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电文念完之后，阎锡山说：“这次他去南京开会，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见众人没有别的意见，他又说：“在我离开期间，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最后，阎锡山又提出要大家学习古代齐国田横五百壮士。这时，梁化之则在一旁催促阎锡山立即动身，说飞机早已在机场等候了。阎锡山立刻起身离座，谢绝了众人相送，跨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西门外红沟机场。到机场后，阎锡山见所带贵重物品已装上飞机，便匆忙登上飞机，逃往南京去了。

阎锡山走时，连常年不离他左右的五堂妹、民族革命同志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阎慧卿也没带，这也是阎锡山玩弄的花招，要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他真要再回太原。实际上，阎锡山这一去便沓如黄鹤了。

阎锡山逃往南京以后，每天早晚都要用无线电和太原五人小组联系，严厉督促五人小组务必坚守到底。因为只要太原能够存在下去，他在南京的地位及说话的份量就会得到加强，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而太原不守，还能博得个“反共英雄”的称号。反之，如果太原方面很快就向解放军投降了，那么，他在南京也就成了个无人理睬的孤家寡人。为了给五人小组撑腰打气，阎锡山经常变换手法，欺骗他们。今天对他们说，蒋介石已答应派两个师增援太原；明天又对他们说，美国、英国的海军已决定参加保卫南京、上海和武汉的战斗；后天又对他们说，陈纳德的“飞虎队”已经组织起来，不日内即飞往太原参加战斗。

尽管五人小组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太原的防守，但太原守军不为阎锡山争气，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丧失斗志，整师、整团的溃散、投降，太原城已是指日可下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并没有放弃为和平解决太原作最后努力。

1949年4月1日至15日国共代表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李宗仁表示愿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中共告诉李宗仁的代表，允许太原和平解决，解放军太原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致函孙楚、王靖国，派阎旧部赵承绶、高斌、曹近谦进城谈判，结果被王靖国以“中央有命令，被俘人员不准进城”，“老头不在，无人作主”为由，加以拒绝了。这样，谈是谈不成了，和平解放太原也无可能，只有采取战争方式解决。

4月20日，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了总攻击。至22日，太原城外围据点已被解放军全部肃清，解放军直逼太原城下。这时，阎锡山打来电报说：“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4月23日午夜，阎锡山又从上海来电：“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阎锡山要梁化之等人为他死守太原，“杀身成仁”。

4月24日清晨5点30分，解放军展开最后攻击。1300余门大炮在太原城墙上轰开12个突破口，6时10分，解放军步兵登城成功。入城部队将阎军分割包围，展开激烈的巷战。10时，战斗结束。这时躲在太原绥靖公署二号楼地下室内的孙楚、王靖国、赵世铃、吴绍之等人，插翅难飞，乖乖地做了俘虏。

阎锡山手下的特务头子梁化之自知罪恶深重，难逃法网，早已抱定了自杀的决心。4月24日晨8时许，梁化之得知解放军攻入城内后，即与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的避弹室内一起躺在床上，盖好被子，服下毒药自杀。之后，梁的卫士柏光元根据梁在事先的安排，在室内浇上汽油，引火焚尸。

与此同时，“特警处”的头子徐端、兰风、李紫云等在解放军攻入城后，也作好了自杀准备。徐端事先发给“特警处”内中层以上干部安家费黄金一至数条（每条10两）不等，命令他们送回家后回处集中。之后，任何人不得外出，否则一律开枪打死。布置完毕，当得悉解放军已抵“特警处”附近时，徐端下令将“特招室”木笼内所谓的“伪装分子”全部杀死，然后一齐服毒，并互相开枪射击，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此外，太原特警队代主任王九如、军政训练队队长范养德、山西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人，于解放军入城后也相继自杀。

阎锡山吹嘘的太原“钢铁城”，只用了4个多小时，即被解放军攻破。在整个太原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阎军13.8万余人。太原的解放，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的彻底结束。此时，仅剩下由于镇河指挥的一支万余人的军队盘踞在山西大同。太原的解放，也使大同之敌失去了依靠。4月29日，于镇河率部投诚，大同宣告和平解放。至此，阎锡山建立的晋系军事集团全部覆灭。

第十三章　孤岛的晚年

假意调停

山西没了，为了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阎锡山利用矛盾，充当蒋李之间的调停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从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太原，乘飞机逃到了南京。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行将崩溃，阎锡山心里十分清楚，他的军队行将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作为一名“败军之将”，以后依靠军队来增强自己地位的做法已不可能。所以，到南京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拉拢各方要人上，曾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晤，以图博得美国人对他的好感及支持。而对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和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阎锡山则利用矛盾，充当调停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两度赴桂林，敦促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1949年4月22日，蒋、李在杭州会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提出要成立由他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总揽党政军权的最高决策机构。

李宗仁对蒋此举表示不满，加上他所提出的发动第二次国共和谈的建议被制止，以及因和谈失败而引咎辞退代总统职位的请求被拒绝，导致两人矛盾激化，会谈不欢而散。李宗仁当晚赶回南京，下令总统府和行政院于次日迁广州办公，而他自己就在座机去广州的半路上折回，飞往了桂林。

李宗仁临时决定飞往桂林，其目的仍是向蒋施加压力，逼蒋交权，同时李也有另组政府与中共谋和的意图。蒋介石没有料到李宗仁会来这一手，使他陷入难堪的局面，自己赴广州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决定策动阎锡山出面斡旋，以求打开僵局。阎锡山满口应承了。

5月2日，阎锡山偕同国民党元老居正、李文范随白崇禧赴桂林。当见到李宗仁时，阎声称他们3人来这里之前，已得到蒋5年内不干政的保证。

李宗仁称：赴广州主政可以，但需蒋介石作确切的保证。为此，李宗仁提出六点先决条件：1．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只能向“代总统”提建议，不能强制执行。2．“代总统”应有人事调整权。3．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4．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给各部队使用。5．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支付军政开支。6．拟请蒋介石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阎锡山、居正、李文范3人携李宗仁的六项条件于第二天飞返广州，何应钦特派专机飞往上海，将此条件送给滞留在吴淞口外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李宗仁提的条件后火冒三丈，当场给何应钦写复信，让他转告李宗仁：

1．“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曾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依照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也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3．美援军械之保存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关于出国之事，蒋介石作了如下声明：有人要和共产党讲和就是迫我下野，和谈失败了又来撵我出国。国还未亡，为什么单要我去国亡命？这事实难从命。最后他表示，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本人不再过问一切，算是对李宗仁的答复。

5月5日，蒋介石的复信用专机送达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再次推举阎锡山去桂林，迎接李宗仁。5月7日，阎锡山带上蒋介石复信原件第二次去桂林。由于这时白崇禧也力劝李宗仁“以去穗为好”，并说“只有德公在穗，蒋介石便无东山再起的借口”。因此，当李宗仁看了蒋的复信原件后，便决定返回广州主政。

阎锡山以蒋、李调停人的身份，顺利地完成了敦促李宗仁由桂林返回广州主政的任务。事后他曾对别人说过：“孙悟空再翻跟斗也出不了如来佛手掌心，当今的中国人终归得听老蒋的。若不，就得听毛泽东的。”实际上，李宗仁返回广州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幕后操纵着广州政府。

苦撑残局

虽然阎锡山已一无所有，虽然全国将易主，但做为蒋李之间的调停人，此时，他却出掌中枢圆旧梦，“入阁拜相”任院长，但随着败走台岛，随着蒋氏重新掌权，他的行政院长也做到了头。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迁至广州。面对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何应钦内阁一筹莫展，于5月20日被迫集体辞职。

何应钦辞职后，由谁组阁成为蒋介石、李宗仁斗争的焦点。“代总统”李宗仁担心“行政院长”一职遗缺时间长了会动摇军心民心，5月30日，遂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由国民党元老居正继任“行政院长”。但因蒋介石的反对，在“立法院”表决时，居正以一票之差被否决。李宗仁不甘心，“打算再把居正作第二次提名，奈何居正老满怀悲愤，悄然赴港去了”。李宗仁无奈，只好接受蒋的举荐，于6月1日提名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深知，能否当上“行政院长”，必须通过老蒋这一关，于是在被提名的当天下午，他就借继母陈氏在台逝世，回家奔丧之名，到台湾晋见蒋介石，并请示施政方针。果然，在蒋介石的公开支持下，“立法院”在投票表决时，以300票对50票顺利通过阎锡山组阁。6月3日，阎锡山正式就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一上台就明确宣布：其“所主持之新内阁，系作战内阁，决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反共色彩很鲜明。为挽回国民党的败局，他奋力经营，力撑残局。

首先在经济上，实行“货币改革”。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不仅面临着军事、政治的总崩溃，在经济上也陷入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力图通过实行新的币制改革，以缓和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经济局面。1949年7月2日，阎锡山在广州正式签署和发布了《行政院改革币制令》和《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实行银元券。开始政府尚可用行政命令强迫使用银元券，然而，在“银元券”发行不到一个月，由于“银元券”的贬值和战局的恶化，许多商店、机关乃至军队都纷纷拒用银元券。于是，物价继续猛涨，经济上的困难局面未有改观。

其次在外交上，批评“白皮书”。在乞求美国援助这一点上，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是一致的。但是，南京政府垮台后，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开始有所冷淡，在援华的问题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旨在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非是美国的责任，而在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军事首领“指挥不当”。

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最后，白皮书明白指出，美国不再对国民党政权继续给予支援。

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文章予以批驳。国民党内也有人强烈要求批判白皮书。

8月13日阎锡山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了《对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感想》的小册子，在这篇《感想》中，阎锡山一方面继续乞求美援，另一方面对白皮书进行了抨击。

再者，在军事上，游说大西北。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时，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已经完全解放，程潜和陈明仁也表示了愿意和平解放湖南的态度。因此阎计划在湘粤间竭力阻挡解放军南下。同时，他又自恃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决定以“银弹”为武器，开展游说。首先，阎锡山通过王乾元的关系，拉拢绥西屯垦军，以空运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为条件，将他们编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以河套为中心，建立“大西北反共根据地”。

为了笼络马家军集团，7月初阎锡山又派金典戎去西宁，把马步芳接到广州，许给他“西北行政长官”兼“甘肃省主席”，让他在陕甘宁青四处境内拥有自行筹饷征粮的权力。将原来的“甘肃省主席”郭寄峤调离，让陕甘宁青四省变成纯属马家的天下，以巩固西北的局面。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带上他的亲笔书信和几箱礼金（银元）去绥远，游说董其武，叫董不要随同傅作义响应共产党和平解放的政策，要坚守国民党阵地，并相机策反，争取傅作义“觉悟返归”。

正当阎锡山踌躇满志地等待着西北“奇迹”发生的时候，接踵而来的消息给了他一连串沉重的打击。

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与马鸿逵的主力部队，马鸿宾宣布起义，兰州、银川相继解放。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9月25日至26日，“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与“省主席”包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西北地区的地盘很快化为乌有，阎锡山以“银弹”游说西北的人情战术一无所获。

就在这时，阎锡山布置在湘粤交界处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进攻下，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韶关、英德相继被解放军占领。10月初，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逼近广州，“国民政府”仓皇撤退至重庆。

阎锡山由广州逃往重庆后，继续顽抗。人民解放军于11月底解放重庆，阎锡山又逃往成都。解放军已兵临成都城下，他即于12月8日慌忙登机逃往台北。

阎锡山逃到台湾之初，整个台湾孤岛处在严重的危机和混乱状态之中，阎却仍然想拼死挣扎一番。他先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方面的战法，以对付‘共匪’的船海战术之来攻”。又选训了所谓“革命种能干部”，准备作为“收复大陆”重建政权的骨干。

为了控制台湾地方政府，阎锡山积极参加“台湾省行政会议”，频频发表简短讲话。经济上，他指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所有外汇支票，均须“院长”亲自盖章，始为有效，不让别人插手外汇管理。12月15日，他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准陈诚辞“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吴国祯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二）任命蒋渭川为“台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显群为“委员”兼“财政厅长”，彭德为“委员”兼“建设厅长”，陈雪屏为“委员”兼“教育厅长”，徐庆钟为“委员”兼“农林厅长”。另外还任命了彭孟缉等17人为“委员”，浦薛凤为“秘书长”。

阎锡山还认为有必要惩治一下国民党内的贪污现象。12月19日，他向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提出“经济部长”刘航琛犯有叛国贪污罪，应予以撤职查办。

后阎锡山听取了“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建议，任命前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为“经济部长”，严家淦在国民党中央任职从此开始。

国民党溃逃到台湾后，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各种组织也随之瓦解，一片混乱。为调整人事，阎锡山忙得不亦乐乎。12月20日阎锡山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李弥接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余程万为“云南绥靖主任”。

12月24日，“行政院”会议又通过改组“西康省政府”，任命袁品文等为“委员”，并新任命了“保安处长”、“田粮处长”和“秘书长”。不久阎又主持“行政院”会议决议派唐式遵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指示“行政院副秘书长”倪炯声赴香港处理“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在香港财产，及收容维持留港伤患士兵。

以上的种种情况表明，阎锡山作为国民党当局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行政院长”，受命于国民党危难之际，为最后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确实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尽责尽职”。但是，他仍未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他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中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完全是蒋、李权力斗争的产物，本属过渡性质。

阎锡山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到台不久，阎就曾对他的幕僚贾景德说：“我准备交代。”贾问：“何故如是之速？”他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由辞修（陈诚）替总裁分劳。”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失败，李宗仁已成了一个光杆“代总统”，拒绝赴台。不久，以治病为由，于1949年12月8日由香港飞往纽约，一去不返。此时蒋介石重操权柄已成必然，阎锡山只有“激流勇退”一途。

1950年2月12日，台湾当局“监察院”决议弹劾李宗仁。次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联名电促李宗仁由美返台，遭李宗仁拒绝。2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接着，台湾当局“立法院”380余“立法委员”联名电请蒋介石“复行视事”。在一片紧锣密鼓的鼓噪之下，3月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了1年又2个月之后，复行“总统”职权。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五天，准许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最终被挤出了政坛。

十年隐居

从政坛的惊涛骇浪中走出来的阎锡山，很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由台北市区搬到了菁山草庐，过起隐居生活，闭门造车，构想“大同”。

在1953年2月的纽约《生活杂志》里，有人撰文盛赞阎锡山在行政院长任内对国民党所做的“贡献”。文章说：“他，阎锡山将军，像个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他不避一切的艰险与困难，一定要把中华民国政府，从风雨飘摇中迁移到安全地带，由广州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复由成都到台湾。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人心，其混乱的程度，自不待说，而中央政府每到一地，立足未稳，又行迁移的情形，正如同一个王室的流亡王子一样。然而，阎锡山将军，是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他一如保卫太原一样，他秉承着天赋予他的革命精神，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从容地迁移到台湾，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继续从事反共复国的革命大业。”

1954年2月19日，在国民党结束对大陆的统治前后，一手制造了阎锡山“兴”、与“衰”的蒋介石，于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词中对阎锡山在此期间的“功绩”进行表彰。

然而，“激流里的勇夫”也好，“功不可没”也罢，对阎锡山来说，已经全都成了历史。这时的他，感觉到的除了莫名的失落之外就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在经过频繁的卸任交接，辞别答谢，往来酬酢之后，阎锡山复归平静，显得异常超脱，开始谈佛理经。惟求一个“静”字。

卸任行政院长后，蒋介石给阎锡山安排了两个最“合适”的头衔——总统府资政、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高高地抬起，轻轻地落下，有职无权的“资政”和评议委员，伴随阎锡山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

为了与卸任后的地位心境相匹配，阎锡山一再迁移住所。

早在太原被围之时，阎锡山即派人将其继母陈秀卿和二儿媳（次子阎志宽于抗战期间病故）护送到了台湾，在台北市设立了“阎公馆”。败逃台湾后，他就一直住在位于繁华闹市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05巷16号的公馆之中。

正式卸任之后，阎锡山迁出公馆，移居丽水街八号。丽水街八号较之中山北路的公馆少了几分喧闹，多了几分神秘：僻静的街区，独门独院的小楼，常来常往的造访者，保护前行政院长的军警……无不给这里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丽水街八号仅仅住了五个月，阎锡山又二次迁居，这一次他索性远离台北市区，搬到了阳明山上的菁山草庐之中。

菁山位于台北市郊之阳明山中。在这里阎锡山遣人选择一片废耕之茶地，建成“菁山草庐”，并于1950年8月12日正式入住。

所谓“菁山”，其实是日占时期兴建而未成的一个农场。这里现代化生活实施，诸如电灯、电话，甚至自来水，一应俱无；距离公路有30分钟的步行路程。就是这样一个极不开化的地方，被一辈子标新立异的阎锡山选来作了“安度”晚年的藏身之处。

阎锡山迁住菁山的用意为何？是厌烦了尘世的纷繁；还是以此标榜自己的“淡泊”；抑或是为了得以静下心来总结点什么？也许三者兼而有之。此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他实际上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一块小小的领地，一个世外桃园。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惜改头换面，把山西的特产——一窑洞搬到了山中，赋予“种能洞”的雅称。

与此同时，他向附近的矿务局租地，开辟种能农场，安营扎寨，植树造林。

关于阎锡山在菁山中的生活，有人著文如此描述：“阎氏隐居菁山后，即专事著述，闭户不出，非国家大典，或总统有召外，不轻易入市。每晨七时起床，晚十时入睡，午膳后，休息二小时。其余时间即为会客、讲话、会议、思考与写作。晚饭后，独出野外，散步数十分钟，就寝前，展阅床头木板《易经》以自怡。”

在自己精心设计的菁山“草庐”种能洞里，阎锡山一住就是十年，直至老死。在此期间，虽然也偶尔外出参加一些例行会议，应邀出席有关的集会，发表演讲，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山中度过；虽然也不时有一二旧交老友，或对他的历史、思想理论，及其本人感兴趣者，登门造访，谈东论西，但这较之过去在山西时期的门庭若市和“行政院长”任内的热闹、比起在台的其他“逊位”政要就要冷清多了。

阎锡山正式交卸行政院院长是在1950年3月15日，于此之前，3月10日，他在谈到卸任之后的打算时说：“中共的主力十八集团军，抗战时期在建制上归我指挥了八年，又和他们奋斗了四年，与他们的谈话和对他们的判断想贡献给世界，加强反共的空气与力量，这是我的宿愿。我感交卸之后，应于静中闭门思过。”

他在这里所说的要在“静中闭门思过”。“贡献给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几十年防共反共的经验教训，以及那些抵制共产主义的空洞理论。为了这些，他把十年山居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著述，不惜起早贪黑，不问秋冬春夏，如醉如痴，几乎到了惜时如金的程度。

十年中，他先后写成并出版的著述依次为：《人应当怎样》、《世界和平与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日本应当怎样》、《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联合国的责任》、《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如何造成足够反共的力量》、《台中讲演集》、《对革命实践研究院各期讲演》、《共产党为何必败》、《大同国际宣言草案》、《对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反共复国的前途》、《共产党为何与中国文化为敌》、《反共的哲学基础》、《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辛丑座谈会记录》等，洋洋洒洒二三十卷，数百万言。

阎锡山蔚为大观的众多著述，虽貌似庞杂，但其核心不外乎两点：其一，站在固有立场，“剖析”共产主义及其共产党运动的所谓“错误”，以反共理论弥补反共实践失败带来的遗憾；其二，继承儒学传统文化的衣钵，构筑一个空泛的“大同世界”，作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武器。

通过这些著述，他为人类勾勒出一个高度理想的“大同世界”——“大是世界，同是一致，大同就是世界一致”。“去国与国的矛盾使之大，去人与人的矛盾使之同”。“使国与国关系上得到安和，人与人生活上得到互助，共享大同的幸福”。“在大同主义之下，无矛盾，无斗争，国与国间，生存发展，得到平等；人与人间，和睦互助，利害一致”。“尽除这种种不平，成为‘四海一家’，无区域大小强弱众寡之分，‘人类一人’，无种族贫富智愚之别，视人皆为同胞；一切制度，皆公平而合理，一切施为，皆成己而成人；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富不欺贫，智不诈愚”。

尽管这些东西远远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聊以自慰的说教。但在缺乏理论指导的国民党新右派兖兖诸公中，特别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中，如此孜孜不倦，十年如一日深入钻研并多有著述者，也惟有阎锡山这员“儒将”一人而已。由此可见，阎锡山的政治设计才能确实要优于其军事才干。对此，他颇为自鸣得意，以“仁者”、“圣贤”自比，期以此蓝图警醒世人，挽回共产主义赤化世界之命。

终老孤岛

书斋生涯，让阎锡山的身体每况俞下，带着“反攻大陆”的不死之心，离开了人世；他曾经占据的山西，他叱咤风云的几十年，也只能出现在历史的某一页中了。

阎锡山曾被孙传芳（两人系留日时的同窗）戏称为“厨子将军”。孙传芳的本意是讥讽他“只守着山西一省的范围，没有雄略远志”，就如同一个厨子，“整天双手勤劳操作，总是周旋在厨房内的一小块方寸之地，用刀范围不超出那块菜板之外”。但同时又是对他生活上不尚奢华，崇尚自然的白描。

阎锡山一生，在风云际会搏击政坛的同时，颇注重养生之道。平日里起居有定，饮食有制；布衣素食，反对铺张；深居简出，疏于游历；烟酒不沾，嗜好全无。

山居之后，虽生活益加规律，但由于不遗余力地潜心著述——有时一天伏案时间长达12小时；有时“午夜忽醒，略思有得，即起而录下”。久而久之，体质便有所下降。起初是糖尿病，后来又引发动脉硬化症，同时伴随有较为严重的胃病。

1959年初，阎锡山因胃病复发，动脉硬化加剧，心跳间歇严重，不得不暂时搁笔，住进台大医院治疗调养。

也就是在1959年这一年，他的两个至交好友先后故去。

1月2日，始终对他言听计从的五台同乡、昔日的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病逝。同年7月12日，另一在台同乡、与他相知相交，并能直言是非的徐永昌又随杨爱源而去。两友的相继辞世使他伤感不已，在亲往台北吊祭的同时，分撰祭文。

身体的每况愈下，挚友的去世，使阎锡山在忧伤之余产生了紧迫感。因此，1959年4月24日，他在复友人函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写书就是我最乐做的事，我是为古人鸣冤，为今人申冤，为后人防冤，如泉水外涌，越涌越舒畅。我需要在世的日子很短了，再有二年，就将我一切愿说的话，愿做的事，可以说完做完了。我这虽不是闻道而死，可以说是尽情而死，了无遗憾。”

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与心境下，阎锡山立下了他的遗嘱，并自拟挽联。遗嘱的主要部分说的是身后举丧之事，具体内容如下：

一、一切宜简，不宜奢。

二、收挽联，不收挽幛。

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四、出殡以早为好。

五、不要放声而哭。

六、墓碑刻思想日记第100段：“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第128段：“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七、七日之内，每日各读选作（事先已选好）之《补心录》一遍，每七早晚各读一遍，至尽七为止。

挽联则甚为蹊跷。阎锡山生前自拟挽联共有四副，并具体安排了所挂之处：

其一，上联：“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下联：“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批：“朽嗔化欲。”挂于灵前。

其二，上联：“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批：“努力摆持。”挂于檐柱前。

其三，上联：“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下联：“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批：“公道爱人。”挂于院中。

其四，上联：“对在两间，才称善。”下联：“中到无处，始叫佳。”横批：“循中蹈对。”挂于院门。

自拟挽联的做法本来就非寻常人所为，若再加上充满玄机的内容，更令人捉摸不透。这些似警句非警句，似谶语非谶语的文字，是他自己的人生感悟？是他对世事的洞察？是“高深莫测”？是故意卖弄？是，又不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成了善于故弄玄虚的阎锡山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来日无多的紧迫感使阎锡山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他所谓“为古人鸣冤，为今人申冤，为后人防冤”的著述之中。1959年2月16日住院之前，正拟做《三百年的中国》、《世界大同》两稿的修改工作。住院期间，便带书稿到医院，着手进行。住院50天，病情有所好转后，出院继续他的“工作”。这年，除修改上述两书外，又写《阎锡山早年回忆录》、《我对孔子的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等。

1960年初，《三百年的中国》初稿，复核将毕，阎锡山命随员选购市面各种版本的《二十五史》及《十三经》，拟将《三百年的中国》及《世界大同》稿修改复核完成后，秋季开始写《读史感想》、《读书随录》。手无毛瑟的一级上将，紧握寸管，执著地实施着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要说完他“愿说的话”，做完他“愿做的事”。

然而，天不假年。

5月2日，老暮的阎锡山突患腹泻。10日开始又添下肢浮肿之症。16日，腹泻虽止，浮肿却延至脸部，且精神欠佳。病况日重一日，乃至连5月20日举行的台北国民党政府第三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也不能出席。

5月21日，病情继续加重。在此之前，曾与人有约。待上午11时，客人在贾景德陪同下依约而至时，阎锡山已“不能站立，舌僵，语言困难，头低垂”。遂延医紧急调治，病情稍缓。

5月23日凌晨，有了明显的回光返照现象。延至上午8时许，贾景德再次上山，两人交谈半小时。后情况急转直下，由气管炎扩展成肺炎，并影响到心脏，遂急送台大医院。但为时已晚。就在这一天的中午12时左右，阎锡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七岁。

阎锡山因反共战争失败，而逃离大陆退居台湾。山居十年，又以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反共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但是终究也没法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面对一败涂地，根本不可能有将来的现实，一直表现出一种不甘心，至死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

对于死后的阎锡山，蒋介石除给予所谓“国葬”的“隆礼”，亲往致祭，并题赠“怆怀耆勋”匾额之外，还特颁“褒扬令”。“褒扬令”极尽溢美之辞：

“总统府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才猷卓越，器识宏通。早年追随国父，著籍同盟。辛亥之役，倡举义旗，光复三晋。民国肇建，即任山西都督、督军及省长，振饬庶政，训齐卒伍，军容吏治，焕然一新。北伐告成，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主任等职。外膺疆寄，内赞枢衡，硕画敷陈，并昭懋绩。抗战军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创行兵农合一之制，促进生产，增强战力，厥效弥彰。故宇既收，赤氛重煽。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驰驱蜀粤，载徙台员，遗大投艰，勋勤奋著。中兴在望，匡辅方资，遽丧老成，实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5月29日，是阎锡山的公祭日。公祭由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以下数千人出席仪式。公祭之后，入殓盖棺，移灵于山居时所开之“种能洞”内暂厝。

12月6日，举行安葬仪式。生于山西，兴于山西，败于山西的阎锡山入土为安，带着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长眠于台北菁山草庐右侧。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历经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民族抗日战争、国共决战、残留台湾几个时期。在各个时期中，他的思想、政见、做法可谓独具一格，具有许多为政为军者所不具有的特色。对于经历如此复杂、又颇具个性的阎锡山这样的历史人物应该如何评价？实为史界一大难题。

阎锡山死后，台湾舆论毁誉不一。《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阎“是我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卓越的军事统帅，坚强的反共斗士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的勋业，在国民革命的历史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公论报》发表社论也称：“其生平，实兼有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反共抗俄三时代，本身经历即不啻一部生动的民国史。其勋名之显赫崇隆，声望之历久不衰，环顾当代名公，殊罕有其匹者。”《民族晚报》则认为，“阎氏一生历史，是功，是过，功多，过多，犹待于未来历史家公正客观的裁判，实难以遽下定评”，并以此为由，反对“以国葬之隆礼加诸阎氏之议”。

大陆史学界对阎锡山的评价，除基本否定之外，承认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某个阶段，也曾跟随时代潮流，顺乎历史需要，起过某些进步的、积极的作用”。

对阎锡山这样的复杂人物，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之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历史的分析。他早年赴日留学，受进步思想影响，追随孙中山革命，回国后，积极运动军队，发展革命武装，响应武昌起义，组织晋燕联军，为推翻清朝在山西的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基本肯定的。辛亥革命后，他媚袁固位，甚至肆允袁氏称帝；袁死后，他又附依在段祺瑞门下，参与征讨护法运动，这些都是他的历史污点。晋军征湘失败后，他接受教训，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使山西人民免遭战争的骚扰，客观上有利于山西经济的发展。北伐军兴，他顺应形势扯下了五色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表现了对革命的倾向。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紧追其后，公开“清党”，反共趋向日益明显。在国民党党统、党权之争中，他左右逢源，时而拥蒋倒桂，时而联冯制蒋，甚至联合各反蒋派，掀起了兵连祸结的中原大战，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是应该否定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提出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着手“整顿晋钞”，筹建“西北实业公司”，修筑同蒲铁路，这些举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经济社会的进步，应予以部分肯定。但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他组织了“主张公道团”，提出了“公道主义”，构想了“土地村公有”，成为国民党营垒中态度更坚决、理论更完备的反共主角之一。华北事变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下，他放弃了原先的反共政策，同中共在山西建立了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的这一行动，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利于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的。因而，这一阶段的进步作用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尽管他是被迫的，是为了保住山西地盘，为了自己的“存在”而无奈进行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看到山西大片领土陷于敌手，能够保存的又置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控制下，从而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壮大影响着他的“存在”，于是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重操旧业策动晋西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后又公开与日军勾搭，签订了“汾阳协定”，进行了安平会谈，这些当然要予以否定。

晚年阎锡山可以卸任行政院长为界分为前五年、后十年两个时期论评。

前五年，积极与中共争夺胜利果实，主动挑起内战，强推兵农合一，惨施“三自传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顽抗到底，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太原解放后，阎本已无力与中共对抗，作为败军之将，他只好苟安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在两大夹缝中求生存，反致重握政柄，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与组织武装抵抗，成为败退的国民党中权倾一时的反共斗士。在此期间，他制定了一系列“保卫”方案，甚至组织“战斗内阁”，但均无法挽救国民党的覆灭。

后十年，他虽反共之心不死，不断进行反共演讲，鼓吹“反共复国”，但总的说来，主要从事的是构想未来社会的著述。他的两部长篇遗著《世界大同》与《三百年的中国》就是他精心研究、刻意绘制的臆想未来世界与中国的巨幅“蓝图”。这些著述所体现出的思想，与在大陆时期相比，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看待问题的视野拓宽了。在大陆时，阎锡山的思想主要局限于对山西一隅的统治。他的“村本政治”说、“兵农合一”说、“物产证券”说、“平民主义”说，均是源于山西又用于山西的，看法和做法均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地盘上的问题。到台卸任行政院长后，他不仅考虑军事政治问题，而且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如先后出版了《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孔子是个什么家》等著作，撰写《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文化的逆流是什么》等论文；不仅关心台湾政局，而且相当关注世界形势，如撰有《国际局势》、《韩战与东德暴动》等文，经常与外国记者探讨国际间的重要问题；不仅站在中国一国的立场分析问题，而且站在世界的立场考虑问题，如先后出版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安和世界言论选集》、《大同国际宣言草案》、《对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等书，撰写了《联合国的责任》、《对俄共提出和平共存十大条件的评论》、《日本应该怎样》等文；不仅考虑现实问题，而关心未来的问题，如撰写《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等著作。

第二，抨击的主要对象改变了。在大陆时，阎锡山的言词中一直将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作为抨击的主要对象。到台湾后，尽管他很担心中共的军队直接解放台湾，不断叫嚷要“安和人类”，甚至主张由美国出兵制止共产党势力向台湾发展，但在他的主要著述中，却把共产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并在继续抨击共产主义的同时，着重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抨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上。如在《世界大同》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就制度说，是资产皆私有，劳动者供其所能，与资本家共分所值。资本家不劳而获，剥削了劳动者的劳动代价”。“因之劳动者受到剥削，就要发生工潮。”资本家“剥削劳动者，造成劳资的不平，形成劳资对立。共产主义者是利用劳动者，煽动劳资斗争，实行阶级清算，与资本主义成为不两立的矛盾”。在《三百年的中国》中，他抨击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生产之弊有下列数端：一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产物与工作机会成为连锁的三角矛盾；二为资本家的利润无购买力，侵占生产者劳动代价物的矛盾；三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于物价工资上的矛盾；四为资本主义的多种矛盾均是病命相连的矛盾。”在《我对人类的感怀》一文中，他主张实行全民资本的生产制度，要求资本家将私人资本的工厂卖给全民资本，尽去资本主义的剥削，消除本国工人的不平。

第三，从敌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上说，由主要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转到主要反对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阎锡山认为，要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展，就得研究共产主义的弊害，让世人知晓共产主义弊害，而共产主义的弊害主要表现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上，因此在他的晚年著述中，不断批评“按需分配”制度。他说：“共产主义的分配是按需分配，人的生活需物产，产物需劳动，劳动生产为因，分配享有为果。按需分配下，劳动与享有不相联系，是将生产与分配的因果分离。因果分离，即是离因说果，所以说共产主义的分配是个谜。”在《三百年的中国》中阎说：共产主义如能实现，有七个利处（前已述及——笔者）一个弊处。一个弊处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劳享分离，“理想太高，超乎人性，背乎人情，成为不能实现的空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阎锡山毕竟是个反共老手。这在台湾国民党高层中也是公认的。何应钦在阎离世后《呈请国葬与明令褒扬》的呈文中就说阎“对反共认识至清、理论至精，有方案，有对策，有行动，有经验，尤为人所称服”。所以说对阎锡山这样的长期反共人物绝不能认为由拼死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转到轻描淡写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是逐步放弃反共立场的表现，只能认为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共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可以说他山居十年是著述不息，反共不止的。

第四，在他晚年的著述中，很多主张是早年就提出来的，如村本政治、兵农合一、物产证券、按劳分配、资公有产私有等等，但阎不是将原来现成的思想进行简单的拼凑，而是依据所谓“中”的哲学和“大同主义”思想，经过去粗取精，重新阐扬，使之成为形态更完备、理论更系统、内容更全面、独领一宗的思想体系。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追朔渊源，大帅之子
流年碎影，后起之秀
绿林匪首，东北之王
一步蹬天，感极必衰
奉天办警政的第一人
第二章　年轻的指挥官
悠悠慈母心
“双喜降世”
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
郑家屯相亲
初相会，相见恨晚
新婚初夜羞满面
年少有为
背夫让岳父回家
战场临危不惧
东北空军司令部
年差三十送照片
与孙中山合作
前沿挂帅
坠入爱河
在战争中总结经验
对鉴赏文物有经验
身不由己，劝父罢兵
父亲被害，少帅统治时期的开始
第三章　军事新秀，扬国救灾
东北易帜
杀死杨宇霆吓死郑谦
帅府入红颜
题序撰碑文
战场上的新秀
拒绝受贿，扬国救灾
第四章　繁荣经济，抗日救国
与蒋往来
繁荣经济，调兵入关
九一八事变，水果中的炸弹
锦州失守，抗日救国
热河失守，谁先下船
为抗日雪耻，游历欧洲
奉命“剿共”，激烈演讲
运动会授勋章，忍痛处决“老师”
第五章　与中共建交，西安事变扣老蒋
避免剿共，加入职业教育社
加入共产党，与毛泽东交往
会晤中共代表，历史性的会谈
假意“剿共”
为抗日努力，与老蒋出现矛盾
活捉蒋介石
扣蒋免不了波澜
第六章　少帅被幽禁，夫人知己情谊深
张治中一探少帅，蒋介石“严加管束”
身处幽禁，夫妻现真情
含泪会亲朋，酒后吐真言
迁移黄山别墅，秘押凤凰山
张治中二探少帅，夫人出国就医
少帅动手术，天门洞见故人
一场游戏一场梦，余生烽火泪难干
张治中三探少帅，24年后父女相见
幽禁岁月恩怨浮云，与知己结为伉俪
少帅行踪见证，与蒋经国交往
赴美探亲
夏威夷颐养天年
一代将才平静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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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对于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像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几乎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党将领，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军人炸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像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为了谋求集中全国力量共同御侮，他于同年12月，以“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直被软禁，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没有成功。后国民党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让我们打开书去探索少帅那传奇的一生。

第一章　追朔渊源，大帅之子

流年碎影，后起之秀

1875年3月19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山海关内大江南北正是万物萌动、春燕啄泥时节，而关外的东北仍是冻土未化、春寒料峭，一片寒萧景象。在奉天海城掌驾寺村的一个赌点里，却是烟雾缭绕、人声鼎沸，赢钱的狂叫声和输钱的骂娘声搅混在一起。赌徒们一个个猩红着眼睛，撸着袖子，死命地盯着自己投押的赌注。随着一声“开庄”，一个穿开花棉袄的汉子狂叫起来“哈哈，俺赢了，俺赢了”。其他赌徒正暗自沮丧与气恼，忽听“嘶嘶”之声，抬头一看，原来那汉子的棉袄袖子已糟，经不起他这一番抡臂踢腿的折腾，脱落了下来。众人不禁哄堂大笑。恰在此时，一个黑瘦的孩子跑进来告诉那汉子，家里又生了一个小弟弟。那人喜不自禁，以为是儿子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一溜烟跑回家里去了。

这个新生儿就是后来叱咤风云、曾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当然张作霖是后用之名，这时叫做张霖，乳名老疙瘩。那个赌徒是其父张有财。张作霖出生之年正是光绪帝登基元年。

张氏一系远祖李姓，世居河北大城，后其祖上过继姑家改姓张。清道光年间，河北灾害频仍，广大人民无以聊生，不得不冒险向山海关外逃荒移民。关外的东北地区是满清皇族的发祥地，以前历朝都颁有禁封敕令。道光初年，朝廷对关外驰禁，大量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闯关移民以求生存，于是形成连绵不断的“闯关东”浪潮。张作霖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居海城的。经过张家几代人白手起家的辛勤劳作，到张作霖祖父张发持家时，日子虽不殷实却也可勉强度日。张发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张有财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张发给儿子取名有财就是希望他能继承祖业，发家致富。岂料张有财不务正业，终日游手好闲。时他已娶妻邵氏，生一女儿，合家上下指望着他糊口。但张有财嫌弃务农，想选择一条“不费力又快捷”的生财之道，便相中了赌博这一行业。张有财嗜赌成性，还设赌场抽红。然而事与愿违，张有财常常输得一名不文，负债累累，全家生活毫无保障。生活的艰辛和折磨使他的结发之妻和女儿相继过世。后张有财继娶王氏，有三子，长子张泰，次子张孚，幼子张霖。后来张有财在三个儿子名前分别加个“作”字，老疙瘩更名张作霖，字雨亭。

张有财虽又成家，却仍未能立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不顾家人饥寒饱暖，终日嗜赌如命。但因张有财性情暴虐，常与村人争吵打架，村人对他或避或辱，无人理睬。张有财深感在村中已无立锥之地，遂几次搬迁，后在栾家铺子定居。经过这一番三挪四移，本来穷困不堪的张家真正是家徒四壁了。迁居后张有财仍恶习不改，赌博成性，欺凌乡里。后因与村中无赖王小二结仇，一天深夜被王小二袭击，一命呜呼。王小二逃之夭夭，张家无力报官，案件遂不了了之。王氏靠邻里凑钱草草埋葬了张有财。此时张作霖年仅十四岁。后海城西部地区发水灾，张有财的棺木被水冲到下游叶家铺子河畔搁浅。家里无力搬运，此地又是无主之地，于是顺势埋在那里。张作霖做了大元帅后，就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认为张有财的墓地是“龙穴”，保佑张作霖能够发迹。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也甚为流行，村头子牙河边有两棵老槐树，清光绪年间，忠亲王与太平军激战于此，太平军数十人围住亲王，以箭射之，亲王借老槐树庇护，安然无恙。张作霖之能高官得做，是有家乡老神树的保佑。这两种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是一部分人的附会，但这些有意无意的附会或渲染，正说明张作霖官位之显赫。试想如果张作霖始终是一介草民，这些附会就成为无源之水。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事实是张作霖飞黄腾达了，官至殊位，一部分人出于为名者讳和趋奉的心理，编造出种种说法掩盖大元帅年幼家贫无力葬父的事实和附会他发迹而为其脸面上贴金吧。

张作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就跟随父亲出入赌场，耳濡目染，渐渐谙熟了赌场中的门道，小小年纪便已是赌场老手，人称“老油子”。村人对之侧目，并讽谑曰“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说并非虚妄，张作霖的赌博成癖、泼皮无赖性比其父张有财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意味。王氏虽极疼爱这个老疙瘩，然怕他步其父后尘，也为了维持生计、补贴家用，便让他在赵家庙趸卖包子。一天细雨霏霏，下得人心烦意乱，张作霖的一篮包子未售出几个。正烦闷无聊时，忽见几个老太太玩纸牌赌钱，立时勾起了张作霖的赌瘾，心中仿若有千百条虫在爬，奇痒难忍，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摸牌。几个老太太对他那点寒酸家当了如指掌，不肯与他玩。张作霖强词夺理地以包子做抵押，强行加入。结果他一人大输，恼羞成怒，抓起桌子上的钱转身就跑，并大喊“钱被大风刮走了”。阴雨连绵，哪里来得大风？几个老妪焉能追得上一个少年气盛的后生，被气得七窍生烟，叉着腰跺着小脚将张作霖臭骂了一顿。张作霖却不以为意，在不远处向老太太做鬼脸，还嬉皮笑脸地说“下次你们别跟我玩了”。纯粹一个地痞无赖。更有甚者，他将邻家的猪赶下水，然后扮做见义勇为者下水救猪，让邻里人感激得将张家欠下的债务一笔勾销不说，还忙不迭得送礼感谢呢！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是一个极贤淑温厚的妇人，张有财死后，独自抚养几个孩子，真是举日维艰、度日如年。万般无奈之下，王氏带着孩子回到广宁县赵家庙二道沟子屯娘家暂住。当时民生凋敝，张作霖外祖父家与张家景况彼此彼此，相差无几。又逢张作霖的大哥张作泰患痨病，这真应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谚语，本来就在温饱边缘挣扎的家里委实拿不出一个铜板治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了张作泰未满二十岁年轻的生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丧夫又痛失爱子的王氏痛断肝肠，在漫漫黑夜里默默垂泪，一面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一面因未给张作泰治疗而受着良心的谴责。白日里王氏还要咬紧牙关，勤劳苦作，抚育膝下的几个幼子。张作霖此时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如狼似虎，饭量奇大，王氏那些针线钱对他的需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张作霖因时常过着饥饱难料的生活，成年后身材矮小，这算得一个相关原因吧！

张作霖这样一个市井无赖，也并非大字不识、一介草莽。他幼时还曾受过几个月的启蒙教育，写的一笔“龙”字还蛮有风格呢！当时尚无学校，适龄儿童一般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张家贫寒，生活尚不保，又哪有余力供张作霖读书呢？所以他至十二岁还未识得斗大一字。有一次张作霖闲极无聊，遂走进村中私塾贴窗聆听，又抠破窗棂纸偷窥，见私塾先生杨景镇摇头晃脑讲得起劲，感觉很新鲜，也很想读书。一连几日都去偷听，后被杨景镇发现，问明情况同意他免费来读。杨景镇何以如此热心、如此有爱心呢？其实不然，当时人们生活困苦，食不果腹，没有余力供孩子读书，村中幼童求学甚少，杨先生徒有满腹经纶，无处兜售。杨见张作霖如此，误以为他是好学之徒，对这样的学生求之不得，所以才破例允他免费入学。张作霖生性聪颖，未及多日，学业大有长进，深得老师欢心。可是假以时日，张作霖的顽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他不愿受管束，常常欺凌弱小同学。老师用戒尺教训他，他却一把夺过戒尺折为两截，狠狠向地下一掷，忿忿地表示不再读书了，张作霖的学习生涯就此夭折。及至日后他纵横捭阖于政坛，时常出丑，才深感读书的重要，后悔不迭，这也使得张作霖对文人重视有加。他还曾请杨景镇为子女张学良、张学铭、张冠英等启蒙，父子两代同事一师，留下一段佳话。

“无恒产则无恒心。”张作霖早年因家世贫寒无以为生，又无土地经营，只得终日游荡乡里，成为地道的“无产者”。这成为张作霖日后投身绿林及闯荡政界的决定因素，因其无恒产，他的小农求稳求安定的意识便很淡薄，与其挨饿受穷，不如起来拼搏一回，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再加上张作霖少时养成的胆大心细、孤注一掷的性格和幼年浪荡的种种经历都为他日后的发迹埋下因子。

晚清的东北尤其是辽河下游地区强盗横行，土匪流窜，是地道的“土匪窝”。造成如是情况，一方面因东北是满清统治者的“龙兴之地”，多年的封禁政策使此地的经济大大落后于关内，富饶广阔的黑土地急待开垦。19世纪初，虽然中原不少移民闯关开发辽河下游，但从整个地理区域来看，被开发的地区宛如点缀在草原中迎风飘摆的小花一般星星落落，广袤的大地仍是一望无垠的密密苇塘。这一充满野性的自然环境，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一地区常年兵戎相见。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疯狂进犯辽南，辽河下游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00年沙俄侵略者为吞并东北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将魔爪伸向东三省，昏聩的清廷把东北视为鞭长莫及的边陲地区，束手旁观，任人宰割。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在东北境内枪弹相接。1905年沙俄战败，借地赔偿，将东三省南截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常年的兵戈之争辅以大小官僚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广大人民生存无着。这之中，有不堪忍受者杀官造反；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有不肖之徒啸聚而起，趁机劫掠民财；有散兵游勇流窜各地，危害四方，使得辽河地区土匪蜂涌。

当时东北人民把土匪通称为胡子，胡匪又分马、步两种。在林区半林区地带，山高林密，马匹难以驰骋，胡匪多以徒步为主，作案后易靠山林躲避追捕；而在冲积平原和草原地区“马贼”居多，能充分发挥骑马抢劫聚之快、走之急、来去飘忽、难觅踪影的优势。张作霖青少年时期曾学过兽医，经常给马匪医马，结交了不少“绿林豪杰”，对他影响甚大。从自己闯荡多年的经历及胡匪身上，张作霖渐渐懂得“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就拿他的婚事来说吧，当他还是乡间一浪荡子时，向赵家提亲，女方母亲、舅父皆激烈反对二人婚事。及至张作霖投毅军升任哨长，白马红缨回乡后，女方家的态度竟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对他殷勤备至，惟恐张作霖悔婚变卦！女方前倨后恭，全是一个哨长官衔带来的。

胡匪头子那种耀武扬威、吆五喝六的生活刺激了张作霖蠢蠢欲动的野心。当然，更直接刺激他的还是物质利益。当时东北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充分反映了大多数人投奔绿林不过是混碗饭吃，自由自在地保证生活的心迹。张作霖当然为这些利益诱惑所动，更为那种虚荣的生活所惑，按捺不住争权夺利之心，遂起而行动。但直接促使张作霖投身绿林的还是赌博引起的。张作霖为了炫耀，时时言语中吹嘘与土匪关系不错。有时他赌钱大输，囊空如洗，常常耍赖不给钱，并借土匪头子威名压服对方。后被人告官，诬他与其兄张作孚私通匪首，被捕入狱。在狱中，张作霖咬紧牙关拒不承认，终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张作霖深感羞辱与气愤，遂决定铤而走险。1897年春，他先投广宁土匪董大虎的匪团。不久退出，遂纠合二十多个绿林兄弟自己拉起队伍。但因其根基浅，又无自己固定的势力范围，遂不得不去投靠程敬芳帮派。在此匪帮中，张作霖的主要职务是看守绑架来的“肉票”。土匪黑话将绑来的人质称为“秧子”，他们被圈禁在“秧子房”中，由“揽把”管理。张作霖在入帮后就被派来做“揽把”。在看管过程中，张作霖要不断用各种酷刑拷打被绑人员，以使其惨情传入家人耳中而尽快送来赎金。后张作霖感到这种做法实在不当，尤其对绑架女人质不满，遂脱离程匪帮，回到赵家庙。

1900年，在岳父赵占元和乡绅李龙石的帮助下，张作霖建立了一支“保险队”活动在赵家庙一带。“保险队”，又叫“大团”或联庄会，是下层士绅、富户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豢养的地方乡兵性质的组织。当时土匪横行，俄国侵略者也时而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士绅、富户遂招募来一些土匪，划分“保险区”，保护居民免受其他匪股、散兵游勇的劫掠。张作霖见保险队相当于地方性乡兵，十分稳定，又便于日后结伙壮大力量，于是拉帮组建。张作霖建立保险队并非出于高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受雇于他人罢了。但他建立的队伍，纪律严明，对抗土匪应付自如，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为时不长，张作霖声名鹊起，十里八村无人不晓，把他看成救命菩萨。

当然张作霖的发迹并非一帆风顺，在绿林道上混迹的人，每个人发家都伴随着一段险象环生的历史，把命陪上的也屡见不鲜。张作霖也不例外。他初出道时，在赵家庙西北，还有一个势力不小的金寿山大团。金寿山原是北洋新军的一个哨官，因不愿忍受军纪束缚，回家啸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大团。后他还与俄军勾搭成奸。俄国人见张作霖势力日益壮大，想拉拢他为己所用，遂派金前去做说客。金寿山面见张作霖之日正值张作霖娶二夫人卢氏的吉日。张作霖瞧不起媚骨的金寿山，当面予以严词拒绝，毫不留情。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丢了面子，心里十分窝火。恰在此时，张作霖受中安堡百姓之邀，将保险队移驻中安堡镇，这无异于在金寿山心脏扎了一刀。中安堡镇本是金的势力范围，人民不堪其暴，才请张作霖加以保护。如此一来，金寿山的收人大大减少。旧仇新恨一并涌来，金寿山暗自咬牙：张作霖真他妈的活腻歪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金寿山恨不得一口吞掉张作霖，但碍于实力又不敢强攻。后他派人混进张作霖的队伍卧底，摸清其防御部署，于1901年2月18日阴历除夕之夜率部偷袭张作霖。张作霖疏忽大意，毫无防范，仓促间被打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时张妻赵氏身怀有孕，长女冠英年幼力弱，行动迟缓，张作霖的心腹汤玉麟、孙福山各负一人终得突围而出。

人的命运实是吉凶难测，不知何处是风雨，何处有彩虹。张作霖遭此一劫，元气大伤，无奈之下，只得投奔早年打过交道的巨匪冯麟阁。冯麟阁又名冯德麟、冯玉祺，字阁忱，是辽西巨匪之一。当时他和杜立三、洪辅臣三足鼎立于辽西。而张作霖要去冯处，必须经过八角台。八角台即现在的台安县，是辽河西岸的交通要塞。时八角台商会头目张子云见张作霖借道，情知硬顶不住，只好用怀柔政策，想用好言好语把他打发走就算了。张子云亲自率人将张作霖迎进镇来，礼仪隆重，这哪里是败亡之徒借道，分明是凯旋将军班师。相见之下，张子云暗道：还以为张作霖是个面目狰狞、举止野蛮之徒，不想却是这般文雅儒气、彬彬有礼。张子云心中顿生爱慕之情，遂留张作霖在八角台立脚。张作霖正愁无处容身，此来正中他的下怀。时八角台保险队队长张景惠胸无大志，头脑简单。而张作霖经多见广，办事有方，张景惠遂推张作霖为头目，自己甘居次职。张作霖心里喜不自胜，嘴上却坚持不受，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演绎了一场让贤别走之剧，掩人耳目。后经众人强留力荐，张作霖才算答应。张作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八角台就成为他日后发迹的基地。

张作霖这一“塞翁失马”事件之后，在八角台扎下根基，使用各种手段壮大自己力量。张作霖对这一套仿佛无师自通，非常懂得如何收买人心。张作相来投奔时，他马上与张作相、张景惠结拜为兄弟。作相行三，景惠为大，张作霖开口闭口称张景惠为“我大哥”，称张作相为“我三弟”。张作霖还结交各地名士、豪强富户，从他们那里得钱得利，用来招兵买马，很快就成为辽西一带声名远播的巨匪。然而树大招风，张作霖的迅速崛起使得绿林同人们既忌妒又愤恨，想灭他者大有人在。台安一带有名的土匪项昭子就是其一。此人残暴成性，作恶多端。他勾结曾与张作霖结仇的金寿山等人合击八角台。由于张作霖事先作了周密部署，使得项昭子的计划失败。1902年4月，张作霖再施巧计，一举击毙项昭子。项昭子是“陪了自己又折兵”，实在划不来。而对张作霖来说，这一役是至关重要的，是运气转折的一役。从此以后，张作霖声威日渐壮大，又收拢不少散兵游勇，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辽西一带无可匹敌的巨匪。

张作霖这一段真是春风得意，论势力他可算得上辽西一带声威赫赫的人物，提起来无人不知；看家庭，他这时已有一儿一女，可谓儿女双全。若论养家糊口的目的早已达到，若论拥有自己的势力也已然不少，张作霖似乎该满足了。可是，张作霖不是凡夫俗子，他还有更长远的“志向”，不是那些山大王能望其项背的。

人的欲望是无极限的。张作霖虽然成为名噪一时的绿林匪首，但他并不甘心只是一只领队的草鸡，而终想成为出头的彩凤。张作霖曾与汤玉麟煮酒论英雄，酒后吐真言，表示当今之世，满洲无主，他们不应安居一方，而应将小股流匪合并一起，形成强大势力，而后称霸满洲。汤玉麟直言不讳“吾意亦然”。

张作霖热衷权势，有很强的政治野心，这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他从小生长于贫寒动荡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毫无保证，任人嘲弄与欺凌，他穷怕了，受够了。物极必反，张作霖不甘现状，必另图他谋，以期改头换面，成为人上人，可以趾高气扬地对别人发号施令。而更重要的深层因素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张作霖挥之不去的影响。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但终究是在传统社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渗入骨髓。张作霖以为做土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一职业很不稳定，无发展前途，且名声不好，不仅这一代，以后几代都要受牵连。只有做官，才是正途，才能扬名立业，光宗耀祖，为儿孙积德；加之个人天性热衷政治，几个因素组成的合力必然将张作霖引到受招抚这一轨道上来。

当时的盛京将军是增祺。增祺，字瑞堂，满洲镶白旗人。1894年署黑龙江将军，1897年任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1899年任盛京将军。满洲是皇族发迹之地，让增祺管理可以确保其无异心，保证满清的根基地安稳。但东北地区的胡匪之多之乱却也让这位将军大伤脑筋。增祺见武力剿伐胡匪收效甚微，遂改变初衷，饬令地方官员对绿林实行招抚政策。张作霖对官府早已情有独钟，如今有脱胎换骨、进入仕途的契机，自然大喜过望。可是谁来做牵线搭桥的“月下佬”呢，总不好自己去投怀送抱吧？张作霖深知那样会得不到官府信任，自己从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正在他愁眉不展时，天公作美，为他送来了“红娘”。她就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如夫人。1899年增祺调任盛京将军，时隔一年，即1900年庚子事起，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清掌政者慈禧老佛爷出逃。俄国乘机进占奉天，增祺狼狈西逃义县，将眷属送回京城。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天下暂告太平。增祺回任，准备接回家眷，中途须经过张作霖管辖的地盘。这给了张作霖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他抓住机会，紧锣密鼓地导演了一场“好戏”。张作霖命手下人扮做土匪劫掠增祺眷属，而他自己则扮做见义勇为者救下增太太，并对她好生安慰招待。张作霖对夫人陈述自己迫不得已落草为寇，误入歧途，现空怀报国之志，却无报效之门的处境，请夫人在增祺将军面前替自己美言举荐。几日中张作霖把增氏照顾得无微不至，并派人亲自护送她及随从平安回奉。此举让增夫人感激涕零，回奉后时常在增祺耳旁吹枕边风。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久增祺令新民知府增韫收编张作霖。上支下派，增韫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将军增祺的机会，很快于1902年将张作霖收编，任为帮带，归总巡李洪亮、朴玉管辖，统率五个哨。翌年被正式任为管带，驻扎新民府。他的结义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也都捞到相应的官职。张作霖从臭名远扬、令人不寒而栗的胡匪头子摇身一变而为堂堂的大清官军。张作霖欣喜若狂，他知道其政治命运转机的时候到了。穿上官服那天，张作霖在屋内坐卧不安，坐，怕弄皱官衣；立，怕失去官大人的威仪。张作霖就在屋内坐下起来，起来坐下，反复难宁，心里在感激着不知祖上哪辈人积的功德保佑了自己。

张作霖受招成为他在政坛上的摸爬滚打和官场上进行权力角逐的起始点。他对上司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又做得恰到好处，不露痕迹，深得上级欢心。然而张作霖也并不是光凭伶牙俐齿就一路发迹的，他是以众人的血作为进身之阶的。

1907年东北建制改省。原盛京将军增祺因“丁忧”回籍而去职（旧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清代制度规定，官吏丁忧须离职守丧），时盛京将军为赵尔巽。赵尔巽（1844~1927），奉天铁岭人，字次珊。清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护理山西巡抚，次年任湖南巡抚。1905年出任盛京将军，在东北设立督练公所，训练新军。1907年4月20日，清廷下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调任四川总督，徐世昌成为清廷任命的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1855~1939），直隶天津人。字卜五，号菊人。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兼管营务处，成为袁世凯的主要策士。1907年任东北三省第一任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11年任内阁协理大臣。武昌起义时，力主起用袁世凯，助袁窃取总统职位。后退居乡里，被袁封为“嵩山四友”之一。1918年10月，总统冯国璋下台，由安福系举荐为总统。1920年在奉系支持下执掌北京政权。1922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徐遂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此后迁居天津。此时正是徐世昌势力扩展之初。他到任后，改变前两任将军招抚胡匪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剿匪。因兵力不足，徐世昌不得不由关内抽调亲信兵弁，驻扎东三省。他打着保境安民、肃清匪患的幌子，实际上加强了自家手中的军政控制能力，为日后的角逐做下铺垫。不过徐世昌的剿匪亦卓有成效，不少小股匪帮或亡或降，局面大有改观。但对一些尾大不掉的巨匪并无多大震撼。徐世昌想搬倒一大匪团，起“杀一儆百”之功，其目标便选中辽西巨匪杜立三，严令新民府尽快剿杀。杜立三，原名杜国义，乳名立子，排行第三，土匪世家出身。他勇猛剽悍，兵强马壮，自称“马上皇帝”，活动在辽阳、新民、海城分界“三不管”的三界沟一带。张作霖早年与杜立三有过冲突，后因人从中调解，结为“金兰至交”。徐世昌令新民府剿灭杜立三是他早已盘算好的计策：张作霖若剿灭杜立三，可祛除一大心腹之患，又可乘机向朝廷表功；张作霖若抗命不从，可以用旧情不忘、藕断丝连之罪名处罚他，削弱他的势力，可谓一箭双雕。张作霖接令后，颇踌躇了一番，毕竟他是绿林出身，十分重视结义情分，杜立三也算是自己的结义兄弟，又怎能忘恩负义去下毒手？可他转念一想：不毒不恨非丈夫，要成就事业焉能念及儿女情长？功名的利诱马上压倒了张作霖心中仅存的一点情分。但他深知要剿灭杜帮并非轻而易举之事，硬碰硬只会损兵折将，所以必须智擒。于是他请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帮忙。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宗叔父，杜立三对他非常尊敬。张作霖用甜言蜜语和一副仁慈心肠使杜泮林入了圈套，杜泮林欣然执笔写信招杜立三前来受抚。杜立三见信深信不疑，前来拜会张作霖，进入张布置下的天罗地网，一下就被击毙。张作霖因剿灭匪首杜立三有功被授予蓝翎都司衔，赏银五千两。不久又被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此后，辛亥革命给了张作霖在奉天政治舞台上展露头角的机会，革命党人的鲜血为张作霖换取了高官厚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枪声震撼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大有“振臂一呼，赢粮影从”的趋势。奉省革命党人张榕和驻省新军协统蓝天蔚、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人欢呼雀跃，厉兵秣马，准备响应起义。张榕（1884~1912），辽宁抚顺人。原名焕榕，字荫华，号辽鹤。1903年入北京译学馆学习俄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弃学回乡，与丁开璋等人在兴京（今辽宁新宾）、海华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谋划抵御外辱、挽回主权。1905年参与吴樾等人在北京前门车站暗杀清廷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曾组织东三省保安会，任副会长。不久保安会改为联合急进会，任会长，逼东三省都督赵尔巽反正，并积极运动庄河、辽阳、凤城等地民军、军警，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12年被张作霖杀害。蓝天蔚（1878~1921），资产阶级革命者。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与纽永键、秦毓鎏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队长。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旅统领，驻奉天。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奉天发动新军起义。1912年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关外大都督。南北议和时辞职，出国游历。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在湖北宣布独立。1917年参加南方军政府。1921年与湖北都督王占元部发生冲突时，兵败在四川被俘。同年3月在重庆遇害。此时正是张蓝二人通力合作响应起义之时。革命派在东三省早有活动。1906年，赵尔巽任奉天将军时曾调陆军第三镇一部分前来东北。翌年5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又将第三镇驻关内一部分调来，使新军势力在东北大增。这些新军中容纳了一批革命人物如孙谏生、吴禄贞等，他们在新军中播撒革命的种子。1907年同盟会辽东支部成立，成为革命党人的指挥中心，而此时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核心人物就是蓝天蔚。蓝天蔚与张榕积极策划，拟定于11月12日在谘议局举行各界代表会议，迫使1911年调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出走，宣布东三省独立。赵尔巽闻知此讯，吓得魂不附体，未等革命党人相逼，就欲去职潜逃回京城。张作霖侦知这一情况，知道这是自己表现的大好时机，在没有调令的情况下率部队从驻地洮南星夜奔奉。赵尔巽宛如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张作霖的擅自行动非但未加斥责，反而委以驻奉天、铁岭一带的中路巡防营统领，总兵力在十五营以上，俨然成为奉省最大的军事首领。张作霖进城后，奉天城即刻杀气冲天，气氛空前紧张。11月12日下午，吴景濂与张榕召集会议，试图通过和平手段，使奉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会上赵尔巽表示反对，革命党人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赵尔巽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正在这万分尴尬之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张作霖从暗处走出，掏出手枪威胁革命党人听从赵总督的安排。会场外布置好的其他人也均掏出手枪，枪口直指与会代表。这种土匪式的流氓行为，吓得众人目瞪口呆，纷纷散去。蓝天蔚当晚弃部入关，吴景濂亦借他故离奉。张作霖便和赵尔巽沆瀣一气，“公举”赵尔巽为国民保安会会长。该会实际上代表清廷继续行使统治权。革命党人不甘就此罢休，在张榕组织下建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与保安会分庭抗礼。赵尔巽视张榕为眼中钉，遂与张作霖密谋除掉他。张作霖遂派手下于文甲枪杀张榕及其好友宝昆、田亚斌。此后数日，张作霖指挥部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和进步学生，弄得人心惶惶，寝不安枕。全城一片腥风血雨，到处悬挂着人头。正是这些鲜血和人头为张作霖换来了关外练兵大臣的头衔和赏戴花翎的“荣誉”，使他向权力顶峰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不能绝对地看待一个人，对卖友求荣、利欲熏心的胡匪张作霖也一样。张作霖在做管带时，曾奉命镇压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在维护祖国统一上功不可没。1908年白音大赉、牙什、陶克陶胡人等在沙俄操纵下，经常侵扰中国边疆，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分裂，屡剿不尽，耗资巨大，成为国家大患。张作霖奉命围剿，率部穷追陶克陶胡。在沙漠中进军八百里，所到之处，冰天雪地，人烟寥落，夜晚露宿树林，饮食供给维艰。但张作霖每战身先士卒，从不惰怠，苦战余年，终于将白音击毙，生擒牙什，打败陶克陶胡，迫其逃入沙俄，边境遂告安定。徐世昌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实非寻常剿匪之功可比”。尽管张作霖剿匪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在上司面前邀功，以图日后晋升，但这一役在客观上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绿林匪首，东北之王

张作霖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分，在各种关系中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加之幼年与少年所处环境和所受磨砺，愈发使他此项才能“日臻完善”。

早在日俄战争之时，张作霖的这一奇才就充分发挥了出来。1904年2月，即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之后的第三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双方为争夺东北地区的丰富资源拼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软弱的清廷对岌岌可危的统治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管得“别家”事情。1904年2月12日，光绪帝下谕：“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清朝外交史料》卷一百八十一）公然划出地盘让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为争夺中国权益而战，真是荒谬之极！时任盛京将军的增祺是朝廷政令的忠实执行者，他不仅要求手下文武官僚严明纪律不得卷入战事，还亲自划出辽河以东作为双方交战的范围。具体界限为：西自盖县所属之熊岳城，东至丹东县界街。由东向西，以黑峪龙潭、洪家堡、老岭、一面山、沙里寨、双庙子等为南北界限。界限以南直到海边，其中金州、熊岳三城及丹东县街为指定战区；西至海岸，东到鸭绿江、南到海岸线北行至五十里以上，为指定战区。然而这仅仅是增祺的一厢情愿，战争事起，形势发展并非人为所能左右，不久战火就已波及辽西。日俄双方都注意到了辽西胡匪集团的利用价值，纷纷拉拢、利诱，使其投靠自己一方，为本国卖命。日俄两国都派人对胡匪组织进行训练，成为本国正规军的辅助力量。日本官方称这些胡匪队伍为“东亚义勇军”或“满洲义军”，而俄国招募的胡匪，因肩上或臂上皆佩带“中俄旗式”的标志而被民众称为“花膀子队”。

时辽西几大巨匪如冯麟阁、杜立三、金寿山、田玉本等人成为日俄角逐的对象。这些人的老巢内往往是俄国代表刚走，日本联络人员又至。战争初期，几大匪首几乎都为俄军效命。随着形势日趋明朗化，日本逐渐占了上风。匪首们纷纷见风使舵，转身投入日本的怀抱，对牵制俄军起了很大作用。除此而外，握有地方兵权的张作霖也成为日俄关注的人物。在利益诱惑和武力威胁的双重夹板中，狡黠圆滑的张作霖感到如果能应付自如，从双方都可获利，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又能乘机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他铤而走险，在日俄之间踩起了钢丝。

张作霖既未像其他地方官一样恪守中立，不越雷池一步，也不像金寿山、冯麟阁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某一方效劳；而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投机手段，时常暗地帮俄国搜罗粮草、提供情报，回过头来又化装成日本“东亚义勇军”偷袭俄军。日本对张作霖这样从双方渔利的做法异常反感，曾决定干掉他。后来觉得他尚有利用价值，便手下留情，未下毒手。但为防止张作霖的两面三刀，日方让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张作霖倒也豪爽痛快，干脆在誓约上按下手印。

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骑墙”态度，并非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故意造成两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面，使清廷有喘息之机，以图振作。他的出发点不过是为扩充个人力量，实现个人野心。至于他在日方誓约上按印画押，也不过是为保全性命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据此而说日本即已选定张作霖为侵华工具。但从这时起，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后的腾达及覆灭之路都与这段缘由密不可分。

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圆滑自如地应付了如此复杂的环境，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和老谋深算。这场战争不仅使他迅速地扩充了实力，更使他的灵活机敏、狡黠圆滑的天性得到锤炼。他从中尝到了甜头，认为这一方法可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每每采取这样的手段，屡试不爽，赢利可观。

辛亥革命给了张作霖在奉天展露头角的机会。虽然他的铁血高压手腕使奉天城内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关内大江南北的革命却如火如荼，日益高涨，各地纷纷拥护起义，宣布独立。张作霖鞭长莫及，痛心疾首，因为他这时还是坚定的“勤王论”者。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然由于其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只有专制君主才是正统，什么民主、什么共和全都是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张作霖认为清廷还没有到覆灭的时候，自己欲大展鸿图还有赖于清政府的存在，只有清廷才能给自己带来权力和利益，因而必须挽清廷于即倒。1911年12月31日，张作霖联合奉天省的主要领军军官聂汝清、冯麟阁、吴俊升、马龙潭等人通电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政官员，号召组织一个联合的东三省勤王之师，进关南下，以武力解决北京政体问题。他还通电关内：“东三省与内地省不同，军队已经配置就绪，而且勤王之心耿耿于怀，精兵数万，一旦令下，即可取道山东挥师南下，誓死剿灭革命军以尽微忠于朝廷。”（《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好一个忠君的臣子！张作霖磨刀霍霍欲插手关内，把东三省总督老头子赵尔巽吓得魂不附体。失去张作霖的武力拱卫支撑，赵尔巽在奉天恐怕一天也难以维持。因而他极力劝阻张作霖发兵，告其三思后行，万一进关不利悔之晚矣。张作霖前思后想，觉得赵的建议不无道理，遂按兵不动，等待时日另图打算。然而时不我待，他这端踌躇不定，关内时局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贫弱的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政体。而以北洋军起家的袁世凯却秘密命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政体，张作霖以北洋外系列名其中。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号容庵。1881年到山东投淮军，1895年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戊戌变法时伪装成赞同维新，后却出卖维新派，博取西太后信任。1899年任山东巡抚期间，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5年借军制改革之机，扩编北洋军为六镇，成为北洋军阀首领。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被摄政王载沣罢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陈兵长江，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实行独裁统治。1915年12月恢复帝制，1916年元旦“登基”，改元“洪宪”。3月22日在全国反袁怒潮冲击下，取消帝制，不久忧惧成疾，6月6日病死北京。此时正是袁世凯被清廷引为股肱之际。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侍手中兵权，一面压迫孙中山让位，一面迫清廷退位。清廷此时欲哭无泪，才明白自己引为心腹的人却是一条狼。无可奈何花落去，1912年2月12日清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长白山麓，到宣统帝共十世二百六十余年，到这一日，爱新觉罗氏的社稷江山终于如此脆弱地束手以归。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轻而易举地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东北是满清的发祥地。清亡后，遗老们以肃亲王善耆、什允为首，在东北组成“宗社党”，把东北作为复辟的基地。他们暗中与日本相勾结，以企求日方的支持。作为南征勤王论急先锋的张作霖此时被宗社党视为擎天柱，他亦主动与宗社党联络，过从甚密，积极筹划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活动，并策划武力讨伐袁世凯。张作霖此举受到宗社党人的额首称颂。

张作霖还积极与日本人联络，寻找后路靠山，以期在东三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1912年1月31日，张作霖拜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宁死也不赞成共和，与其受制于共和，不如依附日本的心意。然而日方对他明显的依附态度并未马上表态。他们有自己的顾虑：中国政局变化莫测、捉摸不定，满洲态势如何也难以预料，因而决定先观望再作理论。这下可惹恼了这位胡帅，但他又不便采取强硬措施，故而巧施伎俩。他对其他各国驻奉天使馆逐个进行拜访，这样就使日领事落合乖乖地回访他。张作霖喜出望外，再申前论，准备拥戴肃亲王依附日本。落合考虑如果日方不支持张作霖，他极可能倒向俄国，这对日本极为不利，因此决定与张作霖保持密切联系。

张作霖既联络宗社党，又讨好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放弃与袁世凯的接触。他就这样脚踏三只船，在政治的旋涡中颠来倒去，与三方都保持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态度，静待时局变化，以备倒向于己最为有利的一方。

袁世凯对东北问题十分关心，对张作霖投机的心理亦洞若观火。他知道张作霖在东北的一系列活动无非是想保全现有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因而决定投其所好以名利拉拢，使之服帖。袁世凯亲自给张作霖写了一封密函，诱其归顺、支持自己，并许诺一旦成功，将任他为东三省防务督办。这一对张作霖垂涎已久的职务的许诺重若千金，使他怦然心动，张作霖遂将昨日还信誓旦旦的誓言一口吞回肚里，翻然一变，由积极的勤王者变为暗中支持袁世凯。其脸面变化之快实出人意料，但细想起来也并不为怪，以张氏那善于投机的性格来思量，这种变化倒也合情合理，否则那也就不是张作霖了。况且“识时务者为俊杰”，张作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廷气数已尽，实难中兴，今后自己的腾达必须与袁世凯拴在一起，因而开始与袁世凯暗渡陈仓。张作霖还说服冯麟阁、聂汝清等人听命于袁，对赵尔巽也一反常态而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赵致电袁世凯称“东三省之事无足为忧”，保证后院的安全。在清覆灭之际，曾经勤王论调最高涨的东北地区却按兵不动，坐视不管。

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顺利地“荣任”临时大总统，张作霖与其他官僚一起致电祝贺并随送厚礼乞怜。当初，孙中山先生被迫让位时曾提出要袁到南京就职的条件，但袁世凯并不愿去南京受掣肘，于是暗中指使手下制造事端，以北方政局不稳为口实要求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在其中推波助澜，发电威胁南京方面“东三省逼处强邻，土匪活动猖獗，极力保卫尚有危险。如果总统离京，恐怕匪徒会在东北乘机破坏，酿成国际纠纷则更加危险。如果本省不保，那么北方全局立即会大乱”（《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张作霖的做法使袁世凯心花怒放，深得其心。

及至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如愿地登上总统宝座，张作霖在奉天的府邸里擦着冷汗庆幸道：亏得自己脑瓜灵活，及时调转了船头，依附了袁大总统，否则为满洲人卖命损兵折将不说，性命恐也难保，后果不堪设想呀！万幸，万幸！张作霖充分意识到袁世凯可以给他带来权力和财富，因而如藤条般缠住他，以望迅速攫取好处，尽快实现自己的鸿图大志。

人生的际遇有时真是变幻莫测，实难预料，就拿张作霖与张锡銮的关系来说，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张锡銮（1843~1922），字金坡，又作金波。浙江杭州人，监生出身。曾任广东嘉应州知州、直隶海防营务处总办、奉天东边道税务总监等职。甲午中日战争后，任山西巡抚。1912年民国成立后，任直隶都督、奉天都督兼吉林都督。1914年以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袁世凯称帝时，封为一等伯爵。1917年退出政界，闲居天津。提起张锡銮与张作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06年。日俄战争后，清廷派张锡銮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担任整理军备的重任。张锡銮身经百战，绰号“快马张”，甚喜良马。时张作霖任职管带，他窥知上司张锡銮爱马成癖，遂趁星夜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这下马屁正拍在点上，张锡銮对张作霖大加赞赏。张作霖还利用自己学过的一些兽医相马知识与张锡銮谈得格外投机。张作霖早年学过的雕虫小技此时派上了用场。张作霖还声称“五百年前同姓是一家”，拜张锡銮为义父，乐得张锡銮眉开眼笑。殊不知张作霖惯用此伎俩，每每有人施恩于他或能为他所用，他都拜为义父，如此算来，加之生父和继父，张作霖的父亲不知凡几！当年张作霖对张锡銮曲意逢迎，惟命是从，是有所祈求，现今此一时，彼一时。张作霖不再是昔日位低卑微的小营官，所以对张锡銮的态度一变再变，由傲视至不尊直至最后嫌其碍眼，排挤出奉。

1912年7月17日，袁世凯为肢解地方大权，防止地方权限过重，将东三省都督撤销，改为奉天都督，不再对吉林、黑龙江两省拥有管辖权。从东三省都督到奉天都督的赵尔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和削弱而无可奈何，只能束手以待。同年9月，奉天地方武装巡防营被改编为国家正规陆军部队，以张作霖的前路巡防营和中部步马营合成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荣升师长，驻防省城奉天；冯麟阁把持的队伍改编为第二十八师，驻防锦州和北镇县一带；原右路巡防营隶属东边镇守使，驻扎在安东、凤凰城一带，由马龙潭统领；原后路巡防营隶属于洮辽镇守使，驻防辽源县一带，由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吴俊升统领。

张作霖一步登天，好不得意。张公馆门前总是车水马龙、宾客如云。一些豪绅、权贵纷纷前来巴结奉承，行贿送礼者不绝如缕。张作霖俨然成为奉省政治的主宰者，无论大事小情，官员们总是跑来请他定夺，倒把总督赵尔巽丢在一边，成为一个摆设。赵尔巽凡事还要看张作霖的眼色，生怕一不小心触怒这位胡帅。

袁世凯对赵尔巽也放心不下，处处提防。东北是满清的老巢，宗社党活动频繁，袁世凯鞭长莫及；赵尔巽又曾是勤王派的骨干力量，还曾组织过勤王军，如果东北事起，会直接影响全局计划。因此袁世凯也时时对赵尔巽的权限加以限制，总想借口辞退他。赵尔巽的地位岌岌可危、如坐累卵，他却不识时务，总觉得自己是前清遗老，跪了一辈子皇帝，吃了一辈子皇粮，如今复清有责，于是与宗社党藕断丝连，被人密告到袁世凯处。袁借故大做文章，逼迫赵尔巽引咎辞职。赵尔巽受内外的制肘与不信赖，只得上递辞呈，于1912年11月3日辞职，灰溜溜地跑到青岛做寓公去了。

赵尔巽辞职后，奉天无首。袁世凯亦后悔不迭，不该意气用事，轻易就把赵尔巽免职，毕竟他在奉天多年，对奉省的情况熟悉，对张作霖、冯麟阁等一批人的特性熟知，还稍能驾驭。如今奉省都督的人选问题真让袁世凯挠头，思来想去，反复掂量，也不能果断决定。忽然袁世凯一拍额头：“人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真是急糊涂了，怎么把人骏兄忘了呢？”这个人骏兄就是张锡銮，时任直隶总督。11月16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署理奉天都督。袁世凯任命张锡銮的意图很明显，张锡銮曾任过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于张作霖、冯麟阁均有旧恩，有这一层关系牵涉，袁世凯认为是一大优势。张锡銮也意气风发地走马赴任奉天。张作霖表面谨慎恭敬，暗地里却阳奉阴违、渐盗权柄。此时的张作霖早已不是昔日的毛头小贼，如今他手握重兵，在奉城已成为实际的掌权者。小官僚们根本不把老朽的张锡銮放在眼里。负责与日本交涉的于冲汉，每天必到张作霖的公馆汇报情况；度支司司长慕原、警察厅长廖筏如、垦务局总办阎泽溥、上将军参谋张仁等人每晚云集张公馆，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张作霖还力荐陶冶平做张锡銮的公署军务课长，成为他在张锡銮身边安排的耳目；张锡銮在奉省的亲信王彪也被张作霖栽赃并就地枪决，其军队被张作霖收编。张锡銮对张作霖明目张胆的揽权行为，敢怒不敢言，有时还得亲自到张作霖官邸拜访，以示笼络。张锡銮的权力已渐渐被架空。

1914年6月，袁世凯再次对地方官员的设置进行调整，裁撤各省都督，改设上将军或将军。张锡銮被封为镇安上将军、陆军上将军衔，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张作霖对此十分眼红，怀恨在心，更加紧对张锡銮的排挤。张作霖为了夺取奉省最高统治权，在军事上，设立士官学校，培养青年将校，聘请日本顾问，训练士卒；在财政经济方面，在省城经营三畲粮栈，着眼于军粮储备，开设三畲银号，试图掌握奉省的经济大权。张作霖在各个方面的准备，使其权力早已凌驾于张锡銮之上。张锡銮苦不堪言，如鲠在喉，不得已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向袁世凯上呈辞职。袁世凯意识到“末大必折”，遂想用调虎离山、明升暗降的计策，杀杀张作霖的傲气，剥夺他的权力。1914年8月袁世凯授予张作霖护军使衔，调驻内蒙。张作霖对此心知肚明，亦十分窝火。28日，他给其权力伙伴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拍发电报，指责北京政府干了“鸟尽弓藏”的勾当，并强硬地说“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袁世凯深知张作霖这时已是尾大不掉，不敢蛮干，怕引起兵变；且又顾虑日本与张作霖关系密切，若强令张作霖调动恐日本人干涉。袁世凯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先调张作霖进京面谒再作定夺。张作霖在袁世凯面前极力装成不懂政治的一个武夫形象，说话满口秽语，使袁世凯对之掉以轻心。张作霖还逢人便讲“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袁世凯及大吏们都被一个土匪出身的张师长放出的烟雾弹迷住双眼，谁也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张作霖的银票发挥作用。他一到京城就上下打点，请人在万一时做调解。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员们拿到钞票后，态度一变，纷纷为其美言。袁世凯不仅未斥责张作霖，反而温言安慰，赠物笼络。此一来，张作霖更加跋扈。张锡銮日渐有职无权，不得不再呈辞职。在呈文中他悲哀地称自己为庭前古树、窗上斜阳，不堪为用了。袁世凯只得准其呈请，但他又不愿委张作霖为将军，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怕其称帝时张作霖会扰乱；况且起用一个土匪出身之人为将军，于情于理都讲不通。恰巧此时湖北将军段芝贵不堪地方实力军阀王占元的排挤，亦向袁世凯陈情辞职。这样反倒救了袁大总统的驾。1915年8月22日，袁世凯发布了将奉天将军张锡銮和湖北将军段芝贵对调的命令。

段芝贵（1869~1925），安徽合肥人，字香岩，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年少时曾做过李鸿章的书童。1897年投靠袁世凯，拜为义父。1907年以重金为皇族亲贵载振赎娶名妓杨翠喜而升任黑龙江巡抚，后遭弹劾革职，造成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1912年任察哈尔督统。1914年任湖北都督，授彰武上将军。次年调任奉天将军，曾联合十四省将军通电袁世凯“速正大位”，拥护帝制复辟。1917年随段祺瑞讨伐张勋。1920年直皖战争中任皖系前敌总司令，战败逃匿天津。1925年病死。此时正是他洋洋得意赴任奉天之时，他觉得从此不必再受王占元的辖制了。孰料东北这位胡帅比王占元丝毫不逊色。

“按倒葫芦瓢又起。”刚刚挤走张锡銮，又冒出个段芝贵，张作霖恼在心头，却笑在脸上，对段芝贵的到任殷勤奉承。段芝贵虽知道张作霖笑里藏刀，但不想弄僵关系，遂对张作霖安抚一番，无非是些台面上寒暄应承、无关痛痒之语。开始一段二人还算相安无事，齐心协力地鼎力支持袁世凯称帝。他们屡屡致电劝进，并强奸民意，称奉省人民清一色赞成君主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打算翌年元旦登基。事后袁世凯论功行赏，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段芝贵为一等公爵。这一下更激怒张作霖，他一蹦三尺，怒发冲冠，拍着桌子指着北京大骂袁世凯的不仁不义，并“搁车”不干。袁世凯闻讯后亦十分恼火，感觉张小个子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但又无可奈何，时下正是用人之时，只得采取怀柔政策，拟调张作霖为绥远督统。谁知张作霖却不识抬举，竟强硬回绝了。

张作霖之所以敢如此抗命不遵，不单是因为有兵力做后盾，还有政治因素为依恃。此时全国反袁称帝运动正逐渐高涨，1915年12月25日，蔡鄂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起护国运动，反袁复辟称帝。继之，贵州、广西等地也相继独立。全国讨袁檄文多如飞雪，游行活动势如排山倒海向群丑压将过来。在此情形下，袁的一班亲信自顾不暇，袁世凯不得不求助于张作霖挽救时局。张作霖遂乘机向袁世凯要饷扩军，粮饷拨发后他却又按兵不动。张作霖对袁世凯不满是因利益而起，而后又加政治因素在内，这不能不说张作霖的政治眼光敏锐；而且又能乘人之危要挟好处，这不能不说张作霖老谋深算。

全国反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运动的矛头自然也连带指向帝制祸首“干殿下”段芝贵。段芝贵早已焦头烂额，坐卧不宁。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取消帝制。张作霖、冯麟阁决定乘此天赐良机驱逐段芝贵。冯麟阁与段芝贵素来交恶，加之冯麟阁亦有辖制奉天的野心，因而决心排段。张冯二人一拍即合，密谋导演了一场“驱段”双簧剧，由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在前台唱白脸，冯麟阁的二十八师在幕后扮黑脸。时隔不久，奉天城内军队调动频繁，时时枪声大作。一日，张作霖慌慌张张地闯进将军府向段芝贵报告冯麟阁的二十八师已然开到奉天，要找上将军理论，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一听，吓得六神无主，浑身发抖。他深知“种瓜得瓜”之理，以前素与冯麟阁不睦，此次冯前来定然不肯善罢甘休。段芝贵慌乱之中间计于张作霖，张作霖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一个“走”字。段芝贵恍然大悟，匆匆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收拾行装准备进关避难，张作霖慨然应允派人护送。临行前贪婪成性的段芝贵还不忘揩油，提取二百万元官款和大批军火装车打算一并卷走。张作霖侦知此事，秘密通电冯麟阁，让他拦车缴款。这样一来可以截留大批资金，二人分红；二来可以使段芝贵当众出丑，无颜再回奉天。

冯麟阁在沟帮子拦车阻行，段芝贵吓得魂不附体。张作霖差派护送段芝贵的孙赞尧此时挺身而出充当调停人，仿佛向冯麟阁求了很大的人情，冯麟阁才答应扣款放行。其实孙赞尧与冯麟阁一伙人在喝茶聊天，可怜段芝贵上当受骗不知，还对张作霖心存感激。段芝贵被放行灰溜溜地进京之后，大骂冯麟阁的心狠手辣，褒扬张作霖忠心耿耿。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次日又任他暂时署理奉天军务并兼任巡按使。袁世凯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一方面是当时西南各省已纷纷独立，如果再强塞一个将军督奉，必定引起东北兵变，那么自己腹背受敌，不能自保；另一方面东北经过此番变动，也无人敢去奉任职，与手握重兵、时时翻脸的胡匪为伍。如此看来只有让奉人治奉才可确保安定。张作霖收到委任状后，欣喜若狂，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夙愿，一朝得以实现，焉能不高兴！张作霖捋着唇上的小胡子，乐得仰天大笑。可是欣喜过后，他又打起算盘，想向更高的目标攀登。对于野心勃勃、得陇望蜀的雨帅来说，一个奉天将军焉能满足他的胃口？

人类欲望的沟壑是无止境的，像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尤其对于野心家来说，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仿佛吸食鸦片上瘾一般，没有一时不想，一刻不念。

张作霖在坐稳奉省的江山之后，又把欲望的黑手伸向黑龙江、吉林两省。清季以来，奉吉黑三省共戴一个最高行政长官，如前清的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都曾力主东三省军政；民国初年东三省都督和镇安上将军也有权力节制三省军务。之所以在这三省之上还要不厌其烦地多设一层统治机构，主要是因为其地处山海关外，介于日俄两国之间，两列强觊觎东北之心昭彰历久，设一最高长官便于统一军事外交政策。由于奉省在三省中实力最强，因此一般三省长官由奉省兼任。按照惯例张作霖既然出任盛武将军，吉黑两省军务本该由他管理，谁知偏偏出了岔头，他却无权过问两省事务，这怎不让视权如命的张大帅夜不成寐？论实力，张作霖完全胜任东三省长官。他的武力除却庞大的特色外，还有一点就是关系牢固，以结义兄弟之关系为纽带。这种主从和上下级关系在维系内部团结和一致对外方面作用重大。张作霖依恃其庞大的军力踌躇满志，举目北眺，暗地里观察吉黑动静，寻隙而入。吉黑两省中，吉林是督军孟恩远苦心经营的地盘，想短期控制谈何容易；于是张作霖先把目光对准了内部官员替换频繁的黑省。

黑龙江省是东北边陲的边境省，当时省城不在哈尔滨而在齐齐哈尔市。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任命原黑省巡抚宋小濂为黑省都督兼民政长。东北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历来为与之接壤的沙俄帝国垂涎，其侵吞东北的野心随着清王朝的衰弱和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而日渐暴露。俄方派遣间谍活动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搜集情报。1913年6月25日，警方抓获一名窃取黑省军事情报的俄国记者。经审讯，他对自己的职业间谍身份供认不讳。但俄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词夺理，要求黑省放人并压迫北京政府撤换宋小濂。袁世凯为获得俄国的支持，对列强惟命是从。不久，宋小濂“因病”去职，由毕桂芳暂行代理。毕桂芳是一名职业外交家，早年求学于同文馆，毕业后赴俄留学，历任驻俄公使随员和北洋洋务局总办，是袁世凯政府外交部的得力干将。毕桂芳是有名的“俄国通”，袁世凯任命他也正是看中这一点。按惯例外交人员不应在边疆省份担任军政要职，是为防止外交人员利用与各国接触之便里通外国，图谋分裂或割据一方，演成大祸。因而毕桂芳仅上任三个月就被调回外交部。11月3日，原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朱庆澜走马上任，成了黑龙江护军使兼民政长。

朱庆澜（1874~1941），浙江绍兴人，字子桥。清末曾在奉天等地做过知县。1915年被袁世凯委为黑龙江护军使。9月他联名段芝贵并联合十四省将军通电拥袁“速正大位”。后被袁世凯封为一等子爵。1916年为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1917年参与护法运动。1918年去职。1922年应张作霖之邀赴东北，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市行政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病逝于西安。朱庆澜办事吹毛求疵，一些细碎之事也必躬亲处理。他曾亲自在街上检查军士们的风纪，军士领扣少扣一个，或冬季戴护耳军帽，或穿棉大衣，必招致他的一顿呵斥，因而军士们对他久怀不满。加之朱庆澜为加强军权，进行整军，裁撤冗员，并把营级军官一律换为自己的亲信。如此一来，中下级官员人人自危，军心惶惶，引起了士兵哗变。幸得时任陆军第一师师长的许兰洲及时解围，才未激起事端。许兰洲，1876年生，字芝田，河北南宫人。早年入清军，后为张作霖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东北奉系军阀的主要人物，曾任黑龙江军务帮办、奉军副司令。参加两次直奉战争。1927年担任安国军大元帅府侍从武官长等职。1928年后曾任河北省国术馆长等职。时许兰洲正是在黑省权力鼎盛时期，人称“黑龙江省之张雨亭”。许兰洲久怀异心，觊觎黑龙江将军多时，意欲取而代之。经过此次事件，许兰洲认为民心可用，坚定了逐朱决心。在许兰洲的精心策划下，1916年黑省人民上京状告朱庆澜的部下被服厂厂长潘桂亭贪污公款，中饱私囊，并与朱瓜分部分公款；许兰洲还煽动手下士兵，呼吁朱庆澜下台。朱庆澜百口莫辩，气恼交加，辞职离黑。

1916年5月19日，北洋政府只得又把毕桂芳派驻黑省。6月6日，袁世凯死去，23日黎元洪继任总统。7月6日，各省军政长官名称划一，毕桂芳任黑省省长兼督军。毕桂芳的去而复归让许兰洲万分恼怒，虽然他的军权和野心正成正比膨胀，但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与毕桂芳作对，只好暗中勾心斗角。其时黑省还有两个军事实力与许兰洲相当的旅长英顺和巴英额，他们也久怀异心。许兰洲以委巴英额为师长、英顺兼镇守使为诱饵，与二人策划驱逐毕桂芳。双方一拍即合。毕桂芳乃一文职官员，手下无一兵一卒可以调度，行政上越来越受到许兰洲的干涉与掣肘。忍无可忍之下，毕桂芳与许兰洲发生冲突。许兰洲恰以此为借口用武力逼迫毕桂芳去职，毕终日惶恐不安。英顺和许兰洲手下的心腹任国栋等人公然到督军署请毕桂芳“让贤”。毕桂芳无奈于1917年6月14日通电下野。18日毕桂芳离开黑龙江，许兰洲未及中央任命便自任督军。许兰洲“上任”后大封群臣，这一封又出了矛盾：师长一职原许给巴英额，但事成之后许兰洲听信夫人的枕边风耳软心活，加之他对巴英额、英顺两人实力估计不足，骄傲轻敌，于是一改初衷，任命心腹任国栋为师长。巴英额、英顺二人觉得自己白白为人驱使利用，激愤难平，遂追回毕桂芳，以毕的名义起兵讨伐许兰洲。许兰洲毫不示弱，摆开阵势。两方对峙，剑拔弩张，一时黑省内“黑云压城”，战争一触即发。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不久以前，奉天张作霖与冯麟阁因权力分配不均也几乎演成两军对垒的局面。张作霖、冯麟阁联合赶走段芝贵后，张作霖捞了个督军做，而冯麟阁不过是个帮办。冯麟阁一则因驱段芝贵出力甚大；二则他是堂堂的绿林前辈，如今被一个蟊贼晚辈踩在脚下，怎能咽下这口气？冯麟阁与张作霖明争暗斗，矛盾日趋激化，即将兵戎相见，但最终张作霖以高明的政治手腕赢得胜利。许兰洲驱朱赶毕，与张作霖当年的行动颇相类似，难怪人称“黑省之张作霖”呢！可惜许兰洲却远没有张作霖的心机，对于张作霖派来的调解人孙烈臣未能窥透其心思。原来，张作霖见黑省有机可乘，遂派孙烈臣假意为调解人，实则前来摸底。孙烈臣先赴英顺处，英顺表示一切由张作霖裁决；他又到许兰洲府邸，许兰洲亦表示“唯雨帅命是从”。张作霖摸清双方底细之后，给其权力伙伴段祺瑞拍发电报，推荐其同乡中央陆军讲武堂堂长鲍贵卿为黑省督军。鲍贵卿（1865~1934），奉天海城人，字霆九。早年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与张作霖比邻而居，关系非比寻常。虽然鲍贵卿一无学历，二非名门望族，但却幸运地得到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的赏识与庇护，多年来在军界屡屡升迁。1917年被任为中央陆军讲武堂堂长。即便如此，鲍贵卿仍心有不甘，总想放任外省以填肥缺。于是他求助于张作霖。张作霖正四处拉拢人员壮大力量，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向段祺瑞大力推荐。1917年7月26日北京政府特任鲍贵卿为黑省督军兼省长，中央并非惟胡匪之马首是瞻，而是有自己的主张：对于许兰洲赶走毕桂芳的横暴行为北京方面非常厌恶，于是故意不正式任命许为督军，并有他调之意；而且段祺瑞也认为自己的股肱鲍贵卿为最合适的人选，遂正式下达任命状。鲍贵卿喜不自禁，即刻走马上任。

但许兰洲与英顺、巴英额的关系并未因鲍贵卿的到任而有所改善，且许兰洲对鲍贵卿不屑一顾，仍以先前的手段对付他。但鲍贵卿与毕桂芳、朱庆澜等背后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将军不同，他有张作霖的大树庇护，又有中央段祺瑞的支持，因此许兰洲尽管暗中使用排挤手段，但不敢公开为所欲为。但许的存在对鲍贵卿是个极大的威胁，必须解除隐患。经过鲍贵卿与张作霖和中央政府的多次协商，又使用威逼利诱双管齐下的措施之后，许兰洲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调往奉天。9月22日，许兰洲到奉天，张作霖对他礼遇有加，亲自迎接把盏，安抚一番，令许兰洲服帖。许兰洲失掉根据地，再无力反抗，成为变相的俘虏。而英顺、巴英额对劝说不从，对此北京采取了以强抗强的策略。1917年12月2日中央免去英顺陆军少将衔，免除巴英额步兵第一旅旅长衔。英顺、巴英额在张作霖派驻的吴俊升二十九师武力的虎视之下，不得不乖乖地交出兵权，黑省骚乱平定。此番经历中，张作霖既出力又出策，使鲍贵卿的地位得到巩固，又有同乡之谊这根纽带，鲍贵卿成为张作霖的傀儡。张作霖间接地将黑省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为其进一步统一东三省奠定基础。

张作霖在黑省顺利得手后，又对吉林省的权力朝思暮想起来。“侧塌旁岂容他人酣睡？”张作霖对吉林始终耿耿于怀，然而他深知想拔掉吉林督军孟恩远这颗钉子，是不可能轻而易举达到目的的。

孟恩远早在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便投入新建陆军，由管带、标统一直升到协统，后历任直隶巡防营统领、南洋镇总兵、吉林巡防营督办、北洋第二十三镇统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于11月22日任命孟恩远为吉林护军使。1914年任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1916年孟又登上吉林省督军的宝座。孟恩远驻守东北边防重镇吉林十余年，势力遍及全省，独霸一方，惟其独尊，在东三省也颇有影响。1917年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分别背靠英美与日本，争权夺利，形成“府院之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双方争斗日趋明朗化、白热化。黎元洪主张宣战，段祺瑞与日本勾结，反对参战。双方僵持不下，局势十分尴尬。适时，段祺瑞请河南“辫帅”张勋入京调解。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84年投军，1895年投袁世凯。武昌起义后，率部与起义新军激战于雨花台，并在南京城内屠杀民众数千人，败退后驻徐州。为表效忠清廷，其所部禁剪发辫，故有“辫帅”、“辫子军”之称。1916年袁世凯死后，图谋恢复清廷，召开徐州会议，组织“十三省区联合会”，准备复辟。1917年，利用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之“府院之争”，于7月1日在北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逼走黎元洪。至12日为皖系军阀段祺瑞击败，遭通缉。1918年被“特赦”。1923年病死天津。此时正是张勋乘机复辟之时。张勋进京后，赶走黎元洪，拥立清废帝溥仪重座龙廷，全国各地一片复辟浪潮。孟恩远在其间推波助澜，一时吉林省内黄龙旗飘扬，长辫招摇过市。及至全国群起反对复辟，孟恩远见风声日紧，忙扯帆换旗，拥护共和，但终究还是慢了半拍。孟恩远上下运动，使出浑身解数推脱责任，终归保住了督军职位。但今非昔比，孟恩远在吉林名声扫地，威信江河日下，反对派势力抬头，大肆进行驱逐活动。而此时亲日派军阀段祺瑞组阁，对孟恩远未能在排日策源地吉林实行强有效的控制政策不满。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北京政府于1917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免除孟恩远吉林督军衔，任为诚威将军，任命原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为吉林督军。此令倒未出乎孟恩远的意料，他也不准备反抗。但全省大大小小的党羽却不容许孟恩远轻言放弃，一旦孟恩远这棵大树倒掉，他荫庇下的大小亲信都会垮台败落。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们齐心协力为孟恩远鸣冤叫屈，并拥护他宣布独立，对抗中央。其中的中心人物一位是督军参谋长高士傧，另一位是吉长镇守使裴其勋。高士傧是孟恩远的女婿，其兄高峻峰任陆军混成第四旅旅长。高氏兄弟与孟恩远同乡，备受重用。高士傧一直以未来督军自居，自命不凡，撤掉岳父就等于断送他的一切前途。于是高士傧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宣称脱离中央。张作霖见此情景，暗自拍手称快，本想趁此乱之际插手吉省事务，坐收渔人之利。不想孟恩远还未退出角逐，又派来一个比他更为强劲的对手田中玉。田中玉，河北抚宁人。从北洋武备学堂肄业后，供职于军队。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田中玉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他为兖州镇守使，旋提升为陆军部次长，后晋升察哈尔都统，成为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相较于孟恩远而言，田中玉的到任是张作霖统一东三省梦想成真的一块更大的绊脚石。“两害相侵取其轻”，与其迎接田中玉，不如留住孟恩远再图计议。所以在张作霖的暗中相助之下，在群小们积极奔走和武力威胁之下，加之孟恩远在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中东铁路督办权中的出色表现，终使政府收回成命，令其继续留任督军。

夺取吉林军权一事暂时搁浅，张作霖变更策略，改为“曲线吞吉”，即先在中央取得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再利用拥有的职权吞并吉林，称霸东北。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总统黎元洪下野，直系军阀冯国璋继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上台，独揽北洋政府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8月，革命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兴兵讨伐段祺瑞。面对南方军的压力，北洋政府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发生分歧，冯国璋主和，段祺瑞主战。段氏主战自然是妄图以武力压制革命党人，保住他的地位。而冯国璋主和自有他的小算盘：段祺瑞把持军政大权，恣意骄横，他总统的地位不过是个陪衬。冯国璋企图与南方妥协，乘机从段祺瑞手中收回一些权力。双方争执得骑虎难下，段祺瑞的心腹总参谋徐树铮建议引奉系入京，借刀杀人，借奉压直。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后结识段祺瑞。1905年被保送去日本留学。归国后入段祺瑞幕府。1916年段祺瑞出任总理，他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代表段祺瑞到徐州怂恿张勋北上复辟清室，后又随段祺瑞驱逐张勋。1918年勾结张作霖，任奉军副司令，指挥奉军入关。曾与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为段祺瑞出谋划策，时称“小扇子军师”。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他逃往上海租界。1924年赴欧洲、美国、日本考察。1925年回国后，由京赴沪时，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派人刺杀。在皖系与奉系的接触中，徐树铮起了重大作用。张作霖和徐树铮旧有交谊，1917年春，冯麟阁、张作霖二人因权力分配不均对峙疆场。徐树铮说服段祺瑞支持张作霖而压制冯麟阁，令张作霖在角逐中占据上风，保住地位，张作霖因此对徐树铮感恩戴德。这一次徐树铮利用旧日之交，当然也少不得许下种种好处，另加以副总统这一重磅砝码为诱饵，使张作霖迅速倒向段祺瑞，主战派在天平上占尽优势。冯国璋鉴于主战督军的压力，不得不于1918年1月31日发布湖南讨伐令，内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3月16日，奉军陆续进关。张作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为徐树铮的如簧巧舌所惑，竟任徐树铮为奉军副司令，随往前线。后各奉军将领不堪忍受徐树铮的飞扬跋扈，也不齿为他指挥，纷纷向张作霖进言，要求撤换徐树铮。张作霖才幡然悔悟，他挥军入关不过想借南征名义捞取更多的武器和军费，并无意直接在战场上交火。如今徐树铮借奉抑直的目的被识破，张作霖遂急速改变南征方针。为了限制徐树铮的专权，张作霖接受孙烈臣等人的建议，由三个师长分别统率奉军，架空徐树铮。他还制造口实，极力强调中俄边界情况危急，并向政府漫天索要军费，政府无力支付，他便有了更充分撤兵的借口，南征奉军终至偃旗息鼓。这次南征无功而返，徐树铮许下的副总统一职也鸡飞蛋打。因徐树铮“一女二聘”，又将这一职务许诺于直系军阀曹锟。曹锟有中央的直系做后盾，张作霖自然无力抗衡，不得已以退为进，主动退出竞争。北京方面为抚慰张作霖让出副总统的不平和鉴于北方中俄边境骚乱频仍，需要统一兵权加强防御抵抗，于是于9月5日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苦心浇灌终于开出鲜艳的花朵。

孟恩远并未因张作霖拥有这一头衔自动交权，而张作霖逼迫却日甚一日。北京政府为平复两只猛虎，万般无奈只得采取折中之法，免孟恩远的职务，将鲍贵卿调驻吉林，黑省督军授予奉系孙烈臣。高士傧等人依然如故，强硬抵抗。双方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战争密云笼罩吉林。恰此时，高士傧与日军发生冲突，酿成“宽城子事件”，日方也调动军队对高士傧部武力威胁。在内外夹攻之下，孟恩远、高士傧渐渐难以支撑。7月23日，高士傧被免职。8月4日孟恩远打电话给张作霖表示愿意交出吉林省的政权。5日，孟恩远离开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根据地。他的终老吉林的夙愿在枪口之下被击得粉碎。离吉列车开动时，孟恩远脑中闪过一幕幕往昔的情景，两行浊泪打湿衣襟。“无可奈何花落去”，名噪一时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最终客死天津。高士傧与其兄高峻峰一起亡命大连。8月11日，大总统徐世昌正式任命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

孙烈臣驻扎黑龙江，鲍贵卿主持吉林事务，张作霖坐镇奉天，统揽全局，霸业已成。张作霖此时如日中天，灿然耀眼，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一步蹬天，感极必衰

张作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从其出身来看，真可谓一步登天。按说该满足了吧，可是他不，“天外有天”嘛！登上“东北王”这重天，放眼关内，张作霖又相中了“大总统”那重天。这除却前已分析过的个人因素外，还有环境因素的推动。中华两千年的历史血脉涓涓不断，边疆大臣、诸侯王公拥兵割据，起兵谋帝王位自古久已有之。自周封王建制演成列国争雄，至东汉三足鼎立、南北朝政权迭更，盛唐之安史之乱及其后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这些起而做的人大多生逢乱世，崛起于国家式微、腐败不堪之际，其政治野心随着实力的增长和国事日渐凋敝而膨胀，张作霖亦然。张作霖虽不懂历史，但传统因子早已积淀在血液中，此其一；其二，张作霖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占有优厚的地利条件。他以东北为根据地，手握重兵，扼山海关天险，如靠山猛虎，进可攻，退可守，占尽优势；其三，关内动荡的政局使张作霖有机可趁。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这机会对磨拳霍霍的张作霖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岂有坐失之理？

直皖两派是北洋系内的不同派别。直系首领初为冯国璋。他是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字华甫，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北洋三杰”。武昌起义后，任第一军军统，1913年参与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16年曾当选副总统，次年代理大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后在北京病亡。因冯国璋祖籍直隶，所以他治下的军队称为直系。皖系领袖为段祺瑞。他是安徽合肥人，原名启瑞，字芝泉。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1896年投靠袁世凯，1912年领衔支持袁世凯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被任为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余党分为直皖两派，段祺瑞成为皖系首领，控制北京政府，依靠日本与继任的总统黎元洪形成“府院之争”。1920年爆发直皖战争，失败后退居天津。冯段二人原本皆跟随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起家，袁在世时，二人还能维持面子。袁之离世使两人争权倾轧愈演愈烈，段祺瑞对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嫉恨在心，暗中经营培植党羽势力，渴望有朝一日与直系一决雌雄。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去世，直系继起两个首领，一个是保定曹锟，另一个为湖北吴佩孚，二人联手对抗段祺瑞的扩张。在这场争斗中，张作霖分析利弊，渐渐放弃昔日权力伙伴段祺瑞，转而投向直系的怀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与张作霖有宿怨，他曾企图借用奉军对抗南方革命军，还私自动用奉军军费自编军队，扩展地盘成为“西北王”，与张作霖对抗，使张作霖兼并满蒙的野心受到阻碍，招致张作霖的不满与嫉恨；另外，张作霖还以其犀利的政治眼光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必遭全国一致反对，于是断然改变与段祺瑞勾结的策略，而暗中加入直系策划的八省反皖联盟，将昔日的权力密友一脚踢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前打着调停时局的幌子，不辞鞍马劳顿，入关为两派调解。他貌似公允，实则处处偏袒直系。徐树铮看透张作霖的鬼把戏，遂生杀机，曾假段祺瑞名义将张作霖骗至团河会晤，伺机除掉。张作霖感觉气氛紧张，发现情况不妙，乘机与侍卫兵换衣脱身，幸免于难；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段祺瑞念及几年来二人合作的友情及对张作霖日后倒戈再度支持自己的幻想，不忍对他下其毒手，否则张作霖此行怕早已见了阎罗。

迨至直皖两军对垒、箭在弦上之际，张作霖又以“不忍战端再起”为由，准备进关夺权。段祺瑞深恐腹背受敌，遂与心腹徐树铮商议。徐树铮主张派人杀掉张作霖，段祺瑞默许。不想徐树铮派出赴奉天刺杀张作霖的暗杀团被抓获，这更授张作霖以入关口实，即肃清段祺瑞身边的小人。1920年7月16日，奉军分批入关，集结于军粮城、天津、北仓一带。直、皖两军沿京汉路、京奉路和固安一带对峙。7月14日起直皖两军已小有接触，在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处发生战事。直皖两系本来实力相当、势均力敌，张作霖的插手使实力的天平迅即倒向直系。战争仅进行四五天，皖军已溃不成军。段祺瑞无奈派人与直系议和，19日段祺瑞辞去一切职务，皖系成为败北之师。战后，直奉共同控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成为直奉控制下的笼中鸟。不消说，此战中奉军出力最少，获益甚丰。军械弹药自不必说，于权力方面张作霖也扩张不少。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奉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的都统。热河都统姜桂题不是奉系，这可成为张作霖的心头病，必欲拔之而后快。张作霖一面命部下汲金纯率二十八师进入热河，武力迫姜去职；一面还派人携蒙疆经略使的辞呈和印绶进京，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气势汹汹地一摔，转身返奉，宛如太上皇一般，以拒职要挟中央撤换姜桂题。北京政府敢怒不敢言，只得灰溜溜地将姜调开，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如此一来，热河、察哈尔两特区又成为张作霖的囊中之地，张又向其梦想迈进一步。

直皖战后，共同面对的对手暂时消失了，曾经携手作战的直奉两派矛盾开始升温，时有火花擦出。这一方面因两派分赃不均，各怀野心，同床异梦；另一面也是双方投靠的英美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矛盾日益激化导致的。

直皖战后的靳云鹏内阁虽是直奉共同扶植起来的，但靳云鹏较亲近直系军阀，奉系获利甚少。张作霖为与直系抗衡，又暗中联络皖系残余势力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人，迫使靳云鹏辞职，并于1921年12月扶植亲日派梁士诒组阁。梁士诒上台后，处处秉承张作霖的意旨，看张作霖的眼色，讨张作霖的欢心，充当日本的侵略工具，这自然遭到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军阀的强烈反对。加之当时美国操纵下的华盛顿会议正就山东问题争论，日本早就觊觎山东而苦于无机侵占，此时日本觉得可以利用此次会议实现目标。日驻华公使会见梁士诒，以借款为诱饵要求梁士诒同意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梁士诒擅自应允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并电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全盘无条件接受日本的要求。此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大哗，梁士诒即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所唾的对象。直系吴佩孚抓住此时机，大造舆论，操笔投书，矛头直指梁士诒、张作霖。吴佩孚真不愧是秀才出身，无辱“戎马书生”称号，妙笔所书，鞭辟入里，处处击中要害。相较之下张作霖的宣电则单薄得多，通篇突现蛮横意味。两派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

1922年4月初，奉军入关，集结军粮城，张作霖任总司令。直系大本营驻保定，吴佩孚任总司令。直奉两派互相利用时，又是换兰谱，又是结姻亲，又是宴请送礼，恭维的话几火车也装不下。如今利益冲突，马上就翻脸无情，兵戎相见，用飞机大炮问起居了。其实历来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不是以政治利益为杠杆变幻风云的。从四月末开始，双方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展开激战。此即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缺乏训练、素质较差，一班土匪家底，与直系少而精、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比，弱势不言自明。奉军军纪败坏，百姓厌恶，加之师中有许多强行整编进来的部队，其心必异，战场上原冯国璋所部第十六师临阵倒戈就是明证。此举“牵一发而动全身”，六天后，奉军全线溃败。张作霖见大势不可逆转，只好下达退却令。此时奉军的士兵、将领惶惶如漏网之鱼，争先恐后向关外逃散，潮退一般，这又充分显示了奉军素质之差。只有新派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尚能且退且战，为奉军溃退赢得宝贵时间。张作霖出关时，满怀留恋而又无可奈何地向北京望了望，心里默念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着瞧吧！

张作霖败退关外，直系操纵北京政权，下令免除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张作霖割据东北多年，其权势和地位岂是“中央”一纸空文所能免掉的？张作霖乘此时机宣布独立，公然与北京政府对抗。但他进关争权，无功而返，实在不能让他咽下这口气。深夜里张作霖辗转反侧，反思兵败缘由，思忖如何洗雪耻辱，并召小六子（张学良乳名）询问对策。经过深思和听取意见，张作霖意识到军队素质是关键，于是大刀阔斧地开始整军。他接受张学良的建议，首先整理充实陆军，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将军队统一编制，增聘日本顾问，破格提拔重用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军官。其次建立海军、空军，设立东北航警处和航空处，建立学校，训练干部，选派青年到国外航空学校受训，并购买大批新型船只和飞机。第三是扩展兵工厂。张作霖积极延揽兵工人才，扩建军火工业，至1924年，沈阳兵工厂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一跃而居全国之冠。张作霖这一段卧薪尝胆确实奏效，奉军面貌焕然一新，实力大增。张作霖在增强内部实力的同时，还从外部着手孤立直系。他为壮大声势，派人与广东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段祺瑞及皖系的浙江都督卢永祥联络。各派虽然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反直目标却是一致的。在反直的大旗帜下，各派人物会聚一堂，很快结成粤、皖、奉“三角反直同盟”。张作霖还派人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企图从内部分化瓦解直系。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清废帝溥仪，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1928年因与蒋介石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先后爆发蒋冯大战和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和独裁统治。1933年5月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抗战胜利后，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内战。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1948年9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途经里海轮船失火遇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对吴佩孚成见颇深，二人因利益常发生龃龉，早已心怀不满，遂与张作霖一拍即合，当即回复张作霖手书一“成”字。就在张作霖整军经武、四处活动之际，关内的曹锟、吴佩孚却自毁其业，拱手送给张作霖一个发展契机。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北京政权，一时“直系即中央”的叫嚣声空前高涨，曹锟本人亦有“更上一层楼”登临总统宝座的心意。由于各方面制约因素的牵制，直系不得不先捧出黎元洪装点门面，掩人耳目。但还未等黎元洪的总统宝座温热，曹锟就已迫不及待地利用金钱和枪杆将其驱赶下台，自己爬上这一职位，是为贿选总统。直系诸人物纷纷沐猴而冠，弹冠相庆。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把持权柄，叫嚣“武力统一”，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曹吴政权专横霸道，已然声名狼藉，怨声载道。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张作霖的倒直运动。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是直系人物齐燮元，浙江督军是皖系亲信卢永祥。二人为争夺地盘发生战争，这也反映出直皖两派之间的矛盾。张作霖此前已与卢永祥有同盟之谊，遂举兵再次入关，支援浙江督军，声讨直军。张作霖通电诘责曹锟，“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不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何用意？”张作霖还强硬表示“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的回答”（《戊戌以后三十中国政治史》）。曹锟见电早吓得六神无主，魂魄出窍。他慌忙派人将救命稻草吴佩孚请至北京，委以“讨逆军”总司令的重职。吴佩孚在山海关、热河一带排兵布阵，对抗奉军，是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激战五十余天，相持不下。在这紧要关头，直系将领冯玉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戈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逐溥仪，使吴佩孚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局势一下明朗起来。直军仓皇败退，溃不成军，奉军乘胜追击，获得大批军火辎重。张作霖最终反败为胜，演绎了一幕现代的“勾践与夫差”。察之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奉军经过整顿，战斗力大大增强，已然具备现代战争的能力。另外此战中充分反映现代战略重要性的是地图及重炮的助战，此间日籍顾问仪我大尉将一份绘制精细的地图送于奉军，使其在山海关战役中赢得充分作战时间，大炮也发挥重要作用。而这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冯玉祥的临阵倒戈对吴佩孚是致命一击，打乱了他的部署；其三，吴佩孚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常言“骄兵必败”，他不懂“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理，仍旧认为奉军还是昔日阿蒙，手下败将，不堪一击。战前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中许多人员未曾布置具体任务，就向记者夸口“今欲扫灭奉军，确信从今日开始，有二个月时间足够了”。以上种种原由加诸起来决定了吴佩孚必败的命运。

冯玉祥发动政变，曹锟贿选政府垮台，张作霖、冯玉祥共同控制临时政府，推举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段祺瑞上台后，为平衡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关系，在地盘分配上，绞尽脑汁以使二人满意。他规定从津浦路沿线至长江下游地区为张作霖的领地；京绥线及京汉线主要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但张作霖仍不满足，处处掣肘排挤冯玉祥。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状态，不得不拱手让出政权。他发动的北京政变徒为他人做了嫁衣。张作霖竭力扩张地盘，到1925年8月，其势力由河北、山东、安徽进而扩至江苏直达上海。奉军“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势力达到鼎盛。

张作霖中原问鼎，虽未问明其轻重，但已成就其政治生涯的辉煌。

历史的辩证是任何人也无法扭转的。“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些话语将此道理诠释得再深入浅出不过了。

张作霖一路春风，鞭及上海，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可奉军势力的不断膨胀，令冯玉祥国民军惶恐不安，也使新任浙江督军孙传芳深感威胁。孙传芳（1885~1935），北洋直系军阀。山东历城人，字馨远。先后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北洋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孙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后被任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孙传芳为自家安危计，遂鼓起如簧巧舌，联络闽、赣、鄂、苏等省直系旧部对抗张作霖。各省督军一面为雪第二次直奉之战中直军惨败之耻；另一面与孙传芳感同身受，为保住地盘和身家性命，遂与孙传芳达成同盟。他们联合建立起五省反奉联军，推举孙传芳为总司令，并与冯玉祥暗通款曲，共同对付张作霖的扩张。1925年10月11日，孙传芳先发制人，突袭奉军。时奉系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因孙传芳事先准备充分，奉军即刻溃不成军，仓皇败北。时奉军势力从榆关中经天津、徐州、浦口、南京直到上海，有如一字长蛇，张作霖深恐孙传芳攻于前，冯玉祥断其腰，遂下令速撤。孙传芳举手之劳，就将奉军悉数逐出东南。

权力有如张作霖生存的血液，孙传芳一下夺去他苦心打下的江山的一大部分，令他有割肉抽血之痛，张作霖焉有轻易袖手之理？他整军经武，勤训苦练，缜密部署，以图报一箭之仇。正当张作霖雄心勃勃，准备再度进关之时，却突然“前院失火”，奉军重要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郭松龄是奉军重要将领，属新派人物，深受张学良的信任。郭松龄平素作风严谨，要求士兵严格，个性倔强，办事认真，背地里人称“郭鬼子”。他受新思想影响，有一定进步倾向。他厌恶内战，主张发展东北，防御日本的侵略。但这些主张遭到张作霖身边亲信杨宇霆的反对，二人十分不睦，而张作霖偏听偏信，对郭松龄的意见毫不理睬；加之郭松龄去日参观秋操演习，探知张作霖与日本勾结的一些内幕，更坚定了他反奉的意念。郭松龄回国后，暗中与冯玉祥、李景林联络，订立倒张密约。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出反奉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信用群小”，不顾“国家灾难，民生凋敝”，一再向关内用兵；并“要求雨帅下野，推少帅（张学良）主持大政”（《郭松龄将军》）。郭松龄率六师之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回兵东北。郭军一路绿灯，兵临锦州。张作霖闻讯惊慌变色，急裹细软，命汽车日夜发动，准备随时登车而逃。后日本出兵助张，郭松龄兵败遇害，张作霖方才转危为安。

郭松龄反奉给张作霖敲了一次警钟，而他却浑然不醒。待残局收拾殆尽后，张作霖依然挥师人关，对冯玉祥宣战。奉军多年征战，财政已日渐捉襟见肘，即使有敛财能手王永江坐镇，也无力回天。王永江见财力大部用于战争，劝阻无济于事，干脆挂冠而去，这是给张作霖敲的第二次警钟。王永江的离职对张作霖打击甚大，他曾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虽然如此，但张作霖利令智昏，不思悔改，一意孤行，用兵西北。政治上无永远的朋友，也无永远的敌人。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张作霖打的落花流水的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临阵倒戈，拆台挖墙的行为大为光火，耿耿于怀。他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遂与奉系尽释前嫌，联手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山西军阀阎锡山也依附直奉两系。再加上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四股绳索紧紧勒住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节节败退，相继放弃大沽、天津、北京，直退到陕甘地区。

就在北中国混战连年、政局动荡、宦海扬波之际，南方政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孙中山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筹建同盟会，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但民国肇建伊始，革命果实就为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的势力根基在北方，所以他夺取政权后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大权独揽，倒行逆施，妄图过一把“皇帝瘾”。孙中山领导发动护国战争，各地进步将领和民众也纷纷讨袁。袁世凯狼狈不堪，不得不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6日在忧愤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方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为争权夺利，各派军阀尽显神通，互相倾轧拆台，无一宁日。其中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史称“府院之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复辟派的辫帅张勋乘机进京复辟清室，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反对，短短时日帝制的大厦再次倾覆。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不忍坐看鬼魅当道，愤然而起，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两西南军阀首领被选为元帅，开始北上护法。然而孙中山利用西南军阀打北方军阀以期护法是天真的。各派军阀无非是想利用孙中山这块招牌谋取利益，战争根本无法进行。西南各派与北方军阀作战无方，勾结妥协有术。孙中山终于认清军阀的本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愤然于1918年5月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积蓄力量，以图再起。1920年孙中山回到广州。1921年5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再张护法旗帜，以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然而其弟子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帝国主义和直系拉拢收买，发生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差点儿命赴黄泉。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于1922年8月9日再次退避上海，二次护法遂告破产。孙中山痛定思痛，明白利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以完成革命任务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和合作力量。正在孙中山苦闷彷徨之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合作之手。建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又接受苏联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的三大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实现。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实现“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于1924年抱病偕夫人宋庆龄北上。焉知此时政权已为奉张和皖段把持，冯玉祥被排挤出局，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协助孙中山。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要求置之不理，气病交加之下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由于北方政局跌荡，无力南下，给予南方革命以发展契机。这段时间里，在国共的共同努力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镇压了几次叛乱活动，统一了广西，改组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改编军队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在这一系列的壮大发展之后，北伐推翻军阀的任务提上日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矛头直指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由于农众的大力支持，国民军的较高素质及作战方略的正确等诸因素，更由于北伐顺应潮流，北伐军一路劈荆斩棘，似下山猛虎势不可挡。从北伐起始到1927年3月，出师还不足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部队。

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兵溃如山，即使用砍头相警告也拦阻不住败退兵丁。吴佩孚、孙传芳二人有如“咬败的鹌鹑”，匆匆北上天津求救于张作霖。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人此时是同命相惜，马上放弃前嫌修好，矛头一致对外，迅速结成“讨赤”联盟，组织安国军，于1926年12月推举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嗣后，张作霖以支援吴佩孚抵抗北伐军为名，派张学良率部进入河南。张作霖伪称“派学良带兵南下，以子侄之礼接受老前辈的调度”，“决不计及地盘”（《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可这分明是一派骗人的鬼话，奉军一到豫地，就抢夺河南地盘，自食其言。不过张作霖早已惯耍这样的小伎俩，不以为意，反以为荣。即使大难临头，他依然不忘强占地盘，张作霖视权如命可见一斑。安国军总司令一职并不能填满张作霖的欲望，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是爬上最高元首的宝座。当时北京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已于1926年4月垮台。对于北京虚席以待的总统职位，张作霖早已望眼欲穿，垂涎三尺，心里奇痒无比，好似饿虎遇到一块悬空肥肉，千方百计要吞掉它。其心腹杨宇霆劝阻他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不达，反而会弄巧成拙，张作霖只得暂按欲火。岂知奉军军事上节节败退，加之山西阎锡山见张、吴大势已去，马上见风使舵，转换论调，投靠南方军去了，这更让奉军雪上加霜。张作霖见军事上一时难以转寰，遂想在政治上争取主动。1927年5月孙传芳等将领按张作霖的授意发表通电，推举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北京军政府，内阁总理由大元帅任免。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任气氛之冷清，虽有一百零八响礼炮的轰鸣也难以掩饰。各国公使获知张作霖就任的消息竟无一人发贺电，置其脸面于不顾。各国的态度之所以如是，是以其利益为立脚点的。此时全国形势日趋明朗，旧军阀已成强驽之末，再行扶植有害无利。为确保自己的利益，各国必须抛弃旧日奴才，寻找新的代理人。无论如何，在北洋政府行将没落、军阀专权业已日薄西山之际，张作霖终于实现多年夙愿，爬上了最高权位，问鼎权且算做成功。

按说，张作霖是绝顶聪明之人，他难道不知这末代帝君的滋味吗？其实，除却此时张作霖利令智昏，一意想尝尝最高元首的滋味外，更主要的是政治因素起作用。一言以蔽之，张作霖想借对等的政治地位，与南方妥协谈判，幻想以黄河为界，维持南北对峙局面。张作霖早与南方暗中勾结，暗渡陈仓。正当北伐军士气高涨、所向披靡之际，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张作霖闻讯拊掌大笑“吾道不孤”，即刻向蒋介石暗送秋波，迅速残害了共产党员李大钊及其他二十余名革命志士，犯下滔天罪行。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谈判的条件：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委其为“东北革命军总司令”职，维持东北治安；还要求奉方易帜，改挂国民党旗，以期“南北议和”可图。张作霖细细琢磨一番，认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全盘接受，自己的基业岂不毁于一旦。于是张作霖急急忙忙爬上大元帅之职，想以对等的地位在谈判中多争取些权利。此外，张作霖此举也含有试探帝国主义各国意图之意。张作霖想以此来刺探各国对自己的态度，并幻想用“剿赤”来换取对他的支持，增加“南北议和”中有利的砝码。

张作霖在匆忙之间黄袍加身，做起了最高统帅。然而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张作霖的末日高升，不过是在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之前的回光返照吧！

奉天办警政的第一人

张作霖从辽河畔最贫困的浪荡子一跃而为万乘之尊，可谓一步登天。张作霖既非名门，又无学识，还曾在绿林中混迹，最终却在如林强手中脱颖而出，是一种奇怪而又有意思的现象。不过细细纠察起来，在民国初年那样一种怪圈的环境中出现此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在清末民初这样一种政局跌荡、暗无天日的大背景下，给一些“有识之士”可乘之机，为其提供了大展鸿图的滋润土壤。清末，清廷早已成为摆设，它的号令只能调动别有用心之徒。南方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廷自顾不暇，威信扫地。各地权贵拥兵自重，尤其在长城屏障后的东三省，皇廷更是鞭长莫及，那一纸空文下的将军、总督、督军不过是割据势力的掌中玩物、进身之阶。在这样政治无力的情况下，张作霖等人便有了自由发展的宽松空间。当时东北匪盗成患，清廷无力剿灭，只得任其按优胜劣汰原则发展，演出一幕幕“大鱼吃小鱼”之剧，张作霖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道理，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扩充队伍，为其日后争霸奠定基础。

其实，张作霖之所以能出人头地，最主要的还赖于他个人。大的社会环境放在当时每个人的面前，可以说机会均等，而张作霖却能独占鳌头，自然有其独特的制胜技艺。

其一，从其早年的身世与环境来看，张作霖早已产生为王的欲望。张作霖年幼家贫，温饱成为大任，是个地道的“无产者”。“无恒产则无恒心”，张作霖骨子里的动荡因子也因此较别人为多。当时辽河匪窝林立，匪首荣耀的生活及摆脱贫困的欲望激荡着张作霖年轻而不安分的心，向往为王独尊的滋味。

其二，与同时代人比，张作霖老谋深算，政治目光敏锐、思想灵活。他虽无学历知识，但对政治却颇有天赋。张作霖对于官场宦海中那一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术仿佛无师自通。其实也不尽然，环境是最好的老师。张作霖在浮浮沉沉和摸爬滚打的锻炼之后方才练就一身硬功夫。不过张作霖的城府确比他人略高一筹，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拿第一次进京谒见袁世凯的事情来说，就典型地代表了张作霖的老辣心计。他深知袁世凯对自己放心不下，深恐自己夺取奉天军权，于是掩迹敛气，巧于周旋，故意装出不谙政事、毫无头脑的样子，满口秽语，令袁世凯产生雨亭“不过一介武夫耳”的印象。张作霖释放的烟雾弹居然蒙混了政坛老将堂堂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岂不使人发笑。可叹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与清廷斗智斗勇的较量中稳操胜券，反败在小小的张作霖之手，可见其心机之深。

张作霖的政治眼光之敏锐异于常人。在拉帮后不久，张作霖就觉察到清廷的利用价值，便略施巧计，一晃而为大清官兵，这是其他匪首所罕曾想到的。在日俄虎视东北的夹缝中，张作霖高踞墙上，左右摇摆，四处捞取好处。及至清室覆灭在即，张作霖又一头扎进袁世凯的怀抱，从激烈的保皇勤王论者一变而为立宪的积极提倡者。而且张作霖的政治嗅觉灵敏，处处能体味袁世凯的心意，秉承他的意志，甚得袁世凯的欢心。

张作霖的思想非常灵活。张作霖早年未受过严格的教育，传统思想对他的禁锢成分相对少些；况且张作霖最是实利主义者，只要是关乎身家利益，无论美与丑、新与旧他都会悉数采纳。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日未长奉军惨败。这给张作霖带来的不仅是懊丧与耻辱，更是思想上的震惊。张作霖夜不成寐，辗转反侧，反复思量，并虚心向儿子张学良盘问对策。张学良建议整顿军队，改编成新形式的队伍，并要建立海、空军等措施。这是张作霖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但他却全然接受，并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张作霖手下多是跟他出生入死的一班人马。要改革必然触及诸多人的利益，然而张作霖灵活机动，恩威并施，使得改革一贯到底，奉军面貌和素质焕然一新。

当然说张作霖受传统思想禁锢少，并非是说他能脱离当时之时代。张作霖的封建专制独裁意识根深蒂固，他根本不知“民主”“法制”为何物，与他谈论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但他又并非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一无所知。他深知要保持不败地位，必须睁眼看看大势所趋。他曾在与美国教授孟禄谈话中公开批驳外间传言其要复辟的谣言，并谓“……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这一点大概也得益于早年张作霖即与俄日有所接触，对国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张作霖只取帝王之实，绝不取帝王之名。这也是他远远高明于热衷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张勋辈的地方。

张作霖能身担大任，韧力极好。每个人发家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也必然经历过种种苦难艰辛，张作霖也不例外。张作霖在接受清廷招抚后，为迅速邀功进爵，奉命剿灭陶克陶胡等蒙匪叛乱。蒙古地区气候恶劣，道路不通，地势险峻。张作霖带兵追击，每战必身先士卒，艰苦鏖战，终于肃清蒙匪，而张作霖已瘦如猴形。张作霖所受之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和承担的。

其三，张作霖能放手重用有用之才，使其如虎添翼。张作霖因年幼家贫无力读书，及至后来越来越感觉知识的重要，因而造成他素慕知识分子的性情。1916年段芝贵被驱逐后，张作霖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奉省最高统治者。他初秉奉政，向身边的官员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金毓黻《张作霖别传》）。颇若汉帝刘邦的胸怀。张作霖说到做到，随即礼聘袁金铠为军民两署秘书长，杨宇霆为总参谋长，王树翰为财政厅长，这些人都是关外的知名人士。袁金铠，字洁珊，辽宁省辽阳人，清朝进士。1907年投盛京将军赵尔巽，辛亥革命时期，为赵尔巽出谋划策，镇压革命。1913年任奉天行省公署参政院参政。九一八后组织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任主席，投靠日帝国主义。伪满洲国建立后，任参议府参议。1945年8月伪满洲国垮台，被俘押往苏联。袁金铠后来成为张作霖的得力助手，助其成就大业。

张作霖得到这些豪俊人士，仍求贤若渴，屡屡求才于袁金铠，袁金铠推荐辽阳名士王永江。王永江，字岷源，辽宁金县人。1907年他在辽阳办警务学堂，被视为奉天办警政的第一人。1915年任奉天省税务局长。1916年任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长，后又任奉天省财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成为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后因不满张作霖穷兵黩武的政策，于1926年请假归里，辞去本兼各职。王永江曾与张作霖有过矛盾。1912年张作霖升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人争趋奉，独王永江不往，张作霖心怀忿恨。旋赵尔巽任王永江署理奉天民政司使，张作霖扬言若王永江就职将对其不利。王永江慑其威未敢赴任。然而张作霖一经识其才，便摒弃前嫌，礼贤聘之，信任不疑，起用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初时奉省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王永江上任后，雷厉风行，对各项政策大胆改革，很快内外债渐次偿清，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奉省人民皆感念其好。

如果说王永江是张作霖的左膀，那么杨宇霆不啻为他的右臂。杨宇霆在奉军中素有“小诸葛”之美称。他足智多谋，谙熟军政，被张作霖任为参谋长。虽然在直皖战争期间，杨宇霆与徐树铮有勾结偷用奉军军费和武器另外招募军队之过，曾一度被张作霖以渎职罪免除职务，但其后张作霖深感继任参谋长“处理军务不称意”，常常叹惜杨宇霆的才能，遂于1922年4月将其召回，委以巡军两署总参议。于是二人和睦如初。

张作霖对其所任的部下皆能放手使用，不许别人干涉。王永江任奉省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长不久，就与奉省军界头目汤玉麟发生冲突。汤玉麟是张作霖的生死兄弟，曾与张作霖同甘共苦艰难创业。他是土匪出身，性情粗犷。他属下的军队大多目无法纪，作奸犯科，为所欲为，深为民众所恶。王永江上任后，整饬法纪，逮捕罪犯，触怒了汤玉麟。汤玉麟即要求张作霖撤换王永江，被张作霖断然拒绝，并对汤玉麟大加申斥：“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什么？”为此张作霖与早年的结义兄弟断然翻脸，公开交恶。于此可见张作霖对王永江尊敬重视之程度。

张作霖还采取招聘与培养并举的方针解决人才来源问题。他采取“不分畛域，惟才是举”的方针延揽人才，从关内请来诸如韩麟春、于学忠、何柱国、沈鸿烈等名流人士。张作霖还于1923年创办东北大学，广聘国内外大学毕业学者及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师资力量在全国属一流水平，对一个出身贫寒的武夫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四，张作霖在笼络人心方面自有一套心得。张作霖在早期刚刚起家之时，常常采用结盟拜把以笼络人心，这也是绿林中常有之事，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人皆为其兄弟。他对于手下部属恩威并举，使手下人既害怕又争相效忠。张作霖还常常耍些伎俩，做些戏剧掩人耳目。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一为平息自己的惊吓，也为了平息部下的怨气，安抚人心，召集人马开会。在会上他大骂张学良对郭松龄太过信任，乃至酿成如此大祸，使兄弟们担惊受怕，最后张作霖下令将张学良枪毙以谢众人。那些长年在张作霖手下之人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他的一点“灵气”，对其心意洞若观火，忙劝慰张作霖并替张学良求情。张作霖本无杀子之心，不过做个样子，遂就势下了台阶。张作霖这一出戏唱得真够滑稽，无非用“刘备摔孩子”的伎俩收买人心。

张作霖不搞株连，善于化敌为友，也是文武官员人心安定、愿意为奉系效力的原因之一。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大会文武百官，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恰在此时，参谋人员抬来一箱文件，均是郭松龄与城里人员的私通密件。平时与郭松龄过从较密者均忐忑不安，人人自危，举座皆惊，深恐大祸临头。然而张作霖这时却豁然大度地挥手，命人将其抬下焚毁，不再提及此事，并对在坐的人安慰一番。于是漫天烽火归于平息，如此哪个不对张作霖感恩戴德，倾力辅助？张作霖对被俘的人员也宽大为怀，肯为奉系效力者，悉数留用，委以重任。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大败，奉系缴获吴部军校学生数百人，被解至沈阳。张作霖传令设宴招待被俘学生，学生们皆大惊失色，以为此宴乃枪毙行刑的讯号，个个痛苦不堪，书写遗嘱。待到席间，张作霖温言厚语，委婉留任，并许诺若不愿为奉军效力，则厚赠路费，为其饯行。学生们皆感其恩德，均留任。这样的容人之度在封建军阀中是很罕见的。

其五，张作霖秉政较公平。他考核部属以整纪为准绳，初聘王永江时，王永江即与张作霖约法：“凡省内大小官吏，悉由己任命，不许雨公作干预。”张作霖一口允诺。王永江秉公执事，铁面无私，张作霖麾下将吏如云，亲戚众多，竟无敢找王永江求情托事者。王永江尚实际，无圆滑应付之恶习。任奉天代省长时，张作霖有事请他到帅府。王永江坐稍久，不见张作霖出来，便向副官说“我还有事”，即转身离去。待张作霖出来，副官向他禀报，张作霖非但不责怪王永江，反而说他确实太忙，对王永江的不辞而别非但不怒，反而表示理解，而且对王永江的作风非常欣赏。

一年春节，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前来给张作霖拜年，并掏出压岁钱给张作霖的儿女们，每人一千元。张作霖见状随即面沉似水，对吴俊升大加训斥，毫不留情，拒绝这变相的行贿。吴俊升灰溜溜地退出，一时传为佳话。

在郑谦秘书长之前的一任被张作霖撤职，有人问及此中原由，张作霖解释说他并无什么错误，不过做八年秘书长却从未同我抬过一回杠，岂有我八年之中没有做错过一件事？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来何益？张作霖的理论虽稍显怪诞，却反映了他对部下评判的价值取向，这是其他军阀只要求忠顺的奴才所不及的。

正因为张作霖有诸多其他军阀所不能企及的优长之处，假以有利的环境，他就发迹起来，势力飞黄腾达，文治武功达至极盛，中国近代史的史册中才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第二章　年轻的指挥官

悠悠慈母心

张作霖曾吟诗“美人名马英雄胆”，这是他所追求的最佳享受吧！的确，这几样张作霖可以说是件件齐全。名马勿须说，不知拥有其几。而从他一生经历来说可谓胆大过人，雄才无敌，他所仰慕的英雄主义光环也都折射在其自己身上。而更为难得是，张作霖的家庭非常和睦。张作霖一生妻妾众多，大帅府内佳丽翩跹，但却从未发生妻妾干政、鸡犬不宁的事件。

张作霖的元配赵夫人也即张学良的生母，是张作霖的结发妻子、患难时的伴侣。张作霖当年随母亲迁居外祖父家中，母亲为养家糊口，让老疙瘩张作霖走街串巷当货郎，补贴家用。张作霖当时年方十九，虽然营养不足，个子矮小，但仍发育成一英俊少年。他肤色白净，面貌清秀，这在那成群剽悍的关东红脸汉子中无疑是十分抢眼的。赵氏当年芳龄十八，是赵家庙一富户赵占元的次女，也算得上小家碧玉。在这样一个少女怀春的年龄里，赵氏对张作霖一见倾心。每当张作霖摇鼓走进村中，赵氏都会在门口翘首以待。待张作霖到来，她就会羞红着脸迎上前去，递上一瓢水给张作霖，在翻捡东西和怦怦的心跳之中，偷偷地瞟上张作霖几眼。张作霖对赵二姑娘的秋波暗送心知肚明，也心存感激。在过去的成长岁月中，除却母亲外，几乎没有人对他如此照顾体贴。他早已习惯了冷言冷语和看透世态炎凉，而赵姑娘的热情和善良像一把火逐渐融化了他心中积结的冰霜，使得这个懵懂的顽劣少年情窦初开。时日不长，二人已陷入热恋，感情渐笃，及至私订终身。

此消息一经传出，无异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赵家引起轩然大波。赵氏的母亲和舅父对此桩婚事极力反对，因张作霖的坏名声早已远播方圆，家里又贫困无着，本人不务正业，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姑娘一辈子受穷，不能让女儿将来的生活朝不保夕。只有其父赵占元持异议，他觉得张作霖是个奇才，让赵占元有如此印象是因为他曾目睹过张作霖的一件“壮举”。张作霖在乡间游荡期间，一日因输钱无力给付，被人绑在门外大树上毒打。张作霖毫不示弱，仍破口大骂。时值赵占元路过，见此甚为惊异，觉得此人有傲骨，料定他日必有作为，遂已心拟将女儿许配给他。而此时女儿与张作霖情投意合，正中赵占元的下怀，因而举双手赞成。但此事终因赵氏母、舅的激烈反对而暂时搁置了。待张作霖入伍升做哨官，高头大马、披彩还乡时，他再托人前去保媒，赵氏的母亲、舅父竟一改往昔态度，一口应允，左一个“娇婿”，右一个“姑老爷”，并催促二人及早完婚。此一事件让张作霖进一步领略了人世炎凉，也更直观感受到权和钱的威力。

新婚的两个年轻人如胶似漆，如鱼得水，徜徉在爱的海洋里。不久长女出生，取名冠英，又名首芳，之后又相继生下学良和学铭。赵氏在张作霖白手起家的创业岁月里，跟随他出生入死，颠沛流离，却毫无怨言，尽心扮演着夫唱妇随的贤妻角色。张作霖脾气暴躁，性情武断，动不动粗言秽语冲口而出，时常与手下兄弟发生口角。每当此时，赵氏就得出面调和，打圆场。她尽力劝解安抚受委屈的兄弟，请他们不要与张作霖计较，直到这些人气消。因而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对赵氏既敬佩又顺服，辅帅张作相常说“大帅能成就大业，多亏我那老嫂子”。就连汤玉麟那样火爆脾气的人对赵氏也甚是佩服，不止一次地由衷感叹，“老嫂子多么贤惠，雨亭兄多少大事，多亏了她啊”！而赵氏去世后，时人也有类似的评介，“赵氏善良贤淑，相夫教子，对于张作霖的勋业很有帮助”。这些评语或许有片面之嫌，但至少说明在创业初期赵氏对于调和、联络张作霖的一班兄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张作霖的事业大有辅助之功。

赵氏非常通情达理。常言说“饱暖思淫欲”，的确如是。与张作霖的事业之帆渐鼓、权力地位急剧上升相伴的是他对年老色衰的赵氏感情的急剧下降。赵氏年轻时相貌平平，且目有斜视。如今年纪渐长，又只顾持家教子，辛勤操劳，日渐显得色衰难看，张作霖的虚荣心得不到满足。他越看赵氏越觉得她没见过世面，上不得场面，时常为此发愁苦恼，“我焉能带一个如此姿色欠佳的人出席各种场合？我身边须有一个才色俱佳的人陪伴才不成为笑柄！”此念一经萌动，张作霖便四处寻找猎物，二夫人卢寿萱就是在此时被他发现的目标。对于此事，赵氏深知劝阻无用，男人的心一旦改变即使以性命相威胁也唤不回，加之平日张作霖的“一言堂”的绝对权威主义，是断不肯改变主张的；且三从四德的中国传统伦理理念深入赵氏心里，她认为丈夫拥有三妻四妾是人之常情，是理所应当的，自己既无娇媚的容颜，又无文化素养，诸多台面的事情不能辅助丈夫，他理应再娶一位有才有容的人陪伴身边。这就是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即使丈夫背叛自己，依然处处为他着想！因了这样的想法，赵氏遂主动为张作霖操办婚事，时在1900年赵氏怀有长子张学良已四月有余。卢氏进门，善良的赵氏并未对她怀恨忌妒，反而关怀有加，二人不久竟情同姐妹。但五年的糟糠之妻就此下了厅堂，夫妻感情日趋冷淡。后张作霖移驻奉天，赵氏独自居留在新民县的旧房中，自甘寂寞。1901年，一次她带五岁的学铭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住里间，她与学铭住外间。夜半，张学铭啼哭不止，张作霖心烦意乱，对学铭恨恨不已，起身将学铭痛打一顿。赵氏为此与张作霖大声争吵，负气回新民，旋即病卧在床。其实导致夫妻间如此，张学铭事件不过是一诱因，最重要的是此时张作霖感情已然转移，对结发之妻日益冷淡。赵氏忧伤愤怒，气病交加，不久即辞世。时张学良十一岁，学铭只有六岁。其间张作霖也曾回来探望，却不肯与赵氏讲话。赵氏去世后葬于锦西驿马坊，或许是天意吧，张作霖百年之后却与他不喜欢的糟糠之妻合葬一处，这是后话。

卢夫人名寿萱，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卢老先生为女儿取名萱（古代一种忘忧的植物），大概是希望她在乱世之中少些祸患与忧愁吧。卢寿萱幼时在父亲的熏陶训导下，即能熟读诗书，而且练得一笔娟秀字体，这更为她那与生俱来的端庄娴静加入些许书香气息和儒雅气质。1900年秋，张作霖到中安堡当保险队队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卢寿萱，立即被卢姑娘那独特的美迷得忘乎所以，觉得此女正是代替赵氏不能扮演的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张作霖频频向卢家献殷勤，最后终于摊开底牌向其家求婚。卢家以张作霖已有妻室、女儿不能为妾之由婉拒。张作霖答应两房均为大，强行逼婚。卢家手无寸铁，又无权势，出逃亦有被抢掠的危险，不得已忍痛将女儿嫁与张作霖。卢氏年轻貌美，又识文断字，既在外面给张作霖挣足面子，又在事业上对他帮助有加，因而张作霖对卢氏十分宠爱。

但卢氏生性善良，并不恃宠骄横，是个泛爱心的女人。对于赵氏她尊敬谦让，二人感情十分融洽。赵氏临终托孤，便将三个孩子托付给卢氏照养，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卢氏果不负众望，对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疼爱程度胜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天性的善良让卢氏对佣人也非常宽容，赢得府院上下的交口称赞。一次张作霖在卢氏房中吃饭，竞吃出一只苍蝇。张作霖异常震怒，当即要将厨师杀掉。卢氏拉住执行命令的士兵，温言细语地慢慢劝解张作霖消却火气，从而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

卢氏对赵氏托付的孩子及其他人都能关爱备至，却无力保护自己的两个女儿，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丈夫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当做政治筹码，分别被许配给痴呆的蒙古王子包布和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张勋之子张梦潮。卢氏心痛如刀绞，却无能为力，整天暗自流泪，为女儿们的前途担心忧虑。精神的折磨使她转向佛界寻找寄托，中年以后卢氏开始诵经素食，乐善好施，与世无争，倾尽全力积德积善。

赵氏和卢氏二位夫人是慈母的典范。赵夫人虽然只抚养张学良到十一岁，以后的岁月便由卢夫人接任照顾，直到他娶妻为止，但赵氏毕竟是张学良的生身之母，血脉相连，其善良贤德的品性全部遗传给了张学良；而卢夫人的言传身教更给张学良后天的性格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二位慈母身上善良、坚韧、仁爱的本性深刻地影响了张学良的一生。

张作霖的三夫人戴氏即张学良的戴姨娘是钱与权的牺牲品。

戴氏本已为人妻，是北镇县一捕盗班头的儿媳。她是那一带遐迩闻名的美人，她的美是一种冷艳而神秘的美，动人心弦，背地里人称“冰美人”。张作霖对戴氏早已名闻心动，但碍于事业草创，实力无暇顾及，因而一直耽搁下来。1906年，张作霖升为清军统带，在新民府成为一手遮天的人物，他的心又蠢蠢欲动起来，欲将戴氏据为己有。但戴氏毕竟是有夫之妇，且其夫家也是官方人家，张作霖不得不审慎行事，明火执仗、强娶豪夺是行不通的。为此急得张作霖茶饭不思，六神无主。后经其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指点迷津，方才茅塞顿开。他一面罗织罪名，恐吓戴氏的公公，一面又命说客挟千金银两去说服戴氏的丈夫让出戴氏，来个官势威胁和金钱利诱双管齐下。在权的压迫与钱的诱惑下，在命与爱的天平上，戴氏的丈夫选择了前者，忍痛割爱，将戴氏让予张作霖。

戴氏过门之初，张作霖宠爱备至，特意在外购置房子，让她独自占用。张作霖对戴氏虽有专房之宠，却无法得到她的心。张作霖即使在戴氏面前使出浑身解数，仍难博一笑，不能激发戴氏的真情，夫妻情分很是淡薄。而且张作霖喜新厌旧，未得到时朝思暮想，得到后很快就厌倦，不再喜欢，也不再肯花费更多的精力；更加之戴氏本是有夫之妇，传统的观念让张作霖对戴氏日渐冷淡与鄙视。戴氏个人的秉性也是造成二人反目的重要因素。戴氏性情刚烈，换句话说，她恃宠而骄，脾气暴躁。因她一直被众多男人捧若天仙，众人为讨她欢心，对她言听计从，更促使她产生骄横、不讲事理的心理。嫁人张府，她的这一心态未曾改变。她不了解张作霖的性情，以为凭宠可以为所欲为，控制要挟他，而张作霖对此最为反感，这就导致二人之间的情感愈来愈冷漠。

1909年张作霖征剿蒙匪大获全胜后，派手下陶历卿护送家眷回洮南暂住，戴氏也在其间。她对沙漠中的食宿很不习惯，颇不称心。她将这一切都归罪于陶历卿，并对他大加指责和申斥。陶历卿一直是张作霖的宠信，管理公文、粮饷等公务，甚是负责，如今听得三姨太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如何不窝火？年轻气盛的陶历卿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迎头泼在戴氏身上。戴氏何曾受过如此侮辱？她为整治陶历卿，见到张作霖后就寻死觅活，哭哭啼啼，定让张作霖惩罚陶历卿。张作霖不是个耳软心活的人，他了解情况后，非常欣赏陶历卿的勇气，非但未处罚他，反而安抚赞扬了他。可见张作霖并非是无主见之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戴氏在张作霖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很重要。戴氏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尔后张作霖依法将戴氏之弟处死以严明纪律之事使张戴之间的矛盾冲突白热化，二人判若仇敌。戴氏的一个胞弟在张公馆担任警卫。一晚，他走在大街上，突然心血来潮，拔出佩枪射击路灯，不久竟将整条路上的灯全部破坏。张作霖知道此事后，大怒，命人将妻弟抓来处决。执行命令的卫队长以为此时是巴结戴氏的绝好机会，想等张作霖消气后再替戴弟求情使其获免。哪知张作霖毫不留情，坚持将妻弟枪决。戴氏为此悲痛欲绝，对张作霖更是怀恨在心。张作霖几番解释总是白费口舌，毫无用处。此后，戴氏的性情愈加暴躁，下人稍有不慎，非打即骂。一次一个丫鬟为其斟茶，水不慎溅落在她的衣服上，戴氏当即暴跳如雷，扯住这名丫鬟大打出手，使其难以坐卧。张作霖得知后非常生气，觉得自己是一省之长，家里出此野蛮之事，有损名声，因而召集各房太太及丫鬟，当众将戴氏痛斥了一顿。经过此事，早已心如死灰的戴氏更觉在张家无颜容身，遂请求张作霖允许她皈依佛门，削发出家。

经过反复的请求与抗争，张作霖终于应准戴氏出家。戴氏出家于奉天小关大悲庵内，整日诵经，与青灯佛像为伴，过着清苦凄凉的生活。戴氏以前的荣华富贵与今日的凄苦生活相差悬殊，她又并非心甘情愿皈依，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其忧闷苦难的心情自必不言。她无法使自己六根清静，真心向佛，修身养性，不久便抑郁而终，了结了她不幸的一生。

张作霖的四夫人、张学良的四姨妈许夫人是权与钱的又一位受害者，但与其他夫人命运相比，许氏的一生又蕴涵了不同的意义。

许氏名澍，1888年3月出生在河北省宛平县一个乡村的铁匠之家。她少小家遭变故，父亲病亡，母亲无奈，带她流落到辽西新民县穷乡僻壤间，靠给人浆洗缝补勉强度日。日月如梭，转眼间昔日的垂髫少女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花儿一般。许氏天生丽质，姿色过人，成为十里八村的一只金凤凰，许多年轻男子都梦寐与许家结亲。自古红颜多薄命。一次许姑娘去井台打水，恰被张作霖骑马撞见。一见之下，张作霖叹为天人，牵动他内心的欲望。未几，持枪的“媒人”来到许家求亲。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却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无可奈何。在一片哭天抢地与唢呐锣鼓的二重奏之中，许氏被抬进了张家大门。

昔日的贫家女摇身而成大帅夫人，这令许多人艳羡不已，觉得许氏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然而许氏过得并不开心。初入张家脂粉圈中，一股强烈的自卑感压抑着她。她终日小心翼翼，看人脸色。物极必反，过分的自卑感也就导致强烈的自傲与自强。许氏是个有主见、有见地的人，在逐渐适应大帅府的生活之后，开始决心闯荡自己的路。许氏进入省城，开阔了眼界，不甘心做一只笼中的金丝雀。她毅然拿掉身孕，果决地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大帅夫人进洋学堂，这立即成为奉天省的重磅新闻。张作霖自感颜面无光，强迫许氏退了学。但许氏并未在淫威下屈服而放弃志向，而是在帅府中与其他孩子共同听塾师讲学，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

知识使人明智。善良朴实的本性加之渐增的学识使许夫人对待孩子的教育有一套独到的见解。许氏共生有四子：怀瞳、学曾、怀曦、学思。她对孩子们非但不溺爱，反而严格要求他们求学增长知识。许氏把自己的夙愿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她与张作霖几度抗争，终于使孩子们获准去学堂读书。十一岁的怀曦和八岁的学思进入奉天第四小学读书，开了帅府子女入学堂的先例。怀曦和学思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告诫他们不要太奢华特殊，要与其他同学一样。许夫人知晓此事后，马上让人为两个孩子连夜赶制灰布制服，再也不许汽车接送姐弟二人，一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以消磨掉二人身上的奢侈习气。张学思有一次在学校与同学打架，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许多人都为这位老师捏着一把冷汗，生怕帅府少爷回去告状。许夫人知道后，不但严厉责备学思一顿，还亲自打电话给这位老师，称赞他的做法，并希望老师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要姑息。这赢得了在校师生的称赞。

许氏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她也以此来要求子女。怀曦在第四小学毕业后，又升到女子师范继续学习。她上学时一直穿最普通的蓝布大褂，这在官家小姐里是少之又少的。一次张作霖过生日，孩子们争相出钱点戏班唱戏。学思不服气，也向许夫人要二百元钱点戏。许氏当时将学思痛打一顿，语重心长地教导学思不要摆豪门公子的阔架子，千万不能染上纨绔习气，并以生死相警告。

许氏常告诫子女要自立，要有骨气，不要争权夺利。她希望学曾、学思用心攻读，将来自食其力。许夫人不许孩子们依靠张家势力生活，不许与大帅府其他的孩子争分家产。

许夫人所做这一切统统导源于她过分的卑微感而导致的强烈的自尊和自强。她期望通过严格要求子女，使孩子成才，通过他们来体现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而且也可以使子女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脱离帅府，自强自立，脱离军阀的既定命运。

许氏的申明大义、言传身教、朴实善良的性格，对孩子们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为其子女的幼小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子，使得他们从小就能了解外部世界，为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她的教导与影响下，在这样一个旧式军阀家庭中，在这样一个帝王庭院里，培育出张学思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本身就是一件惊天壮举！

许氏的磊落光明、胸襟宽广、自强自立的性格感染了帅府中的人，也甚得少帅张学良的敬佩，尤其是许氏敢于反抗强权、勇于抓住自己的命运的做法更让少帅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张学良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张学良不禁在心底为许夫人喝彩。

许氏在对待孩子方面与众夫人不同，她不是只顾给孩子物质上的奢华享受，而是要做他们精神上的领路人；而且她敢做敢为，坚韧勇敢，面对张作霖的专政敢于反抗。而在许夫人身上最闪光的一点还是她的爱国情操。1934年，许夫人得知三子学曾在天津结交一外国女友，怒不可遏，命人将学曾绑上，并送到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处，要求严惩儿子。学铭无奈，放开三弟，并到四姨娘面前替学曾求情。许夫人不允，又命人将学曾绑赴张学良处。张学良哭笑不得，但对许氏一片爱国之心敬佩不已。后许夫人跟随女儿怀曦辗转到达香港，他们将从这里踏出国门，飞赴美国。出国在即，她十分想念四子学思，于是约来话别。时为1938年，张学思早已加入共产党，正在为抗日尽其全力，拼洒疆场。张学思到香港后，姐姐和姐夫都劝他跟随他们一起出国，学思坚执不允。对于幼子学思的事业，许夫人不了解也不理解，但她坚信儿子的事业是正确的，是为人民谋利的，于是大力支持。她毅然让女儿先行出国，自己在香港多逗留几日，陪伴儿子。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她便毅然放弃国外的安逸生活，只身回国与幼子学思同住，直至1976年病逝于北京。

综观许氏的一生，初时的遭遇与卢夫人颇为相似，都是在强迫高压之下进入张家，而二人以后的生活道路却大相径庭。卢夫人不过是一位泛爱心、随遇而安的贤淑女子，而许氏不仅善良，而且坚韧，爱憎分明，对子女教导有方。尤为可贵的是她开阔的眼界和她身上闪烁的爱国光辉，这使前几位夫人黯然失色，即使后续的五夫人也无法企及。

仿佛上天注定张作霖娶妻的手段必定要与权势联系起来，五太太寿夫人又是一例。

寿夫人名懿，是原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王氏所生，这样算来她还是将军府的千金小姐呢。寿懿从小聪明伶俐，在将军府环境的熏陶下养成一派大家风范。寿山死后，荫庇王氏母女的大树倾倒，二人备受歧视。王氏无奈，只好带寿懿回奉天老家居住，因而她又随母姓，另取名王雅君。

寿懿格外懂事，也非常自尊要强。在学校里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里她是妈妈的乖乖女，王氏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寿懿学习出类拔萃，加之沉鱼落雁的容貌，她在学校里脱颖而出，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宣读答辞。是老天弄人吗？偏偏张作霖出席了这次典礼，他一见寿懿便心旌摇动、神魂颠倒。张作霖为何在百忙之中还顾及出席这样的典礼？一方面校方因张作霖是奉天省长，不敢不请，不得不请；另一方面张作霖本人非常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他又想附庸风雅，做样子给外人看，博取好名声。没想到这次竟意外让他挖掘到一朵鲜花。张作霖故伎重演，拎枪求亲。“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年方豆蔻的寿懿中学刚刚毕业便做了年近中年的张大帅的新娘。

寿夫人聪明伶俐，知道如何讨好张作霖，如何笼络他的心。有一次，张作霖带她去部队驻地视察，官兵列队欢迎。寿氏了解张作霖带她来无非是想风光的心理，遂投其所好。为满足张作霖的虚荣心，寿懿在士兵面前落落大方，与他们握手、交谈，并当众讲了几句话，言简意赅，却十分得体。寿氏还表示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拿一部分赠给部队，以改善士兵生活。官兵对寿夫人交口称赞，不胜感激。张作霖得意又骄傲的心情难以描述。

寿夫人胆大心细，能慧眼识金。张作霖为报答当年的救命恩人干爹常雨农，在高坎设立三畲当，经营收入归常雨农所有。张作霖怕常雨农经营不善，遂派部下栾贵田替他理财。寿氏曾在1915年到高坎镇视察，她见三畲当生意红火，栾贵田的账目一清二楚，井井有条，知道栾是个理财能手，经营一家当铺实在是大材小用，太过屈才。回奉天后，寿懿向张作霖举荐栾贵田。张作霖便调栾任军需处长。事后证明寿氏的眼光没错，栾贵田将财务理得一丝不紊，在财政上使张作霖非常安心。

寿懿对手下人非常宽容，以此来笼络人心。有一次，寿氏吃素菜竞吃出一块牛肚，但她并未兴师问罪，指责下人。厨师知道后连忙赶过来赔礼，恰遇张作霖到寿夫人房中。寿氏怕张作霖知道会生气责罚厨师，忙示意他们离去。还有一次，帅府摆宴，下人忙昏了头，竞忘记给张作霖准备酒杯。张作霖气冲牛斗，即刻要惩罚下人。寿夫人急忙打圆场，劝解张作霖，并以手代杯，为张作霖祝酒，使他转怒为喜，免去对下人的责罚。中秋时节，府中为示庆贺，大排宴宴，阖家团聚。此时寿夫人又提出多加一桌，让丫鬟、老妈也入席，大家同乐。张作霖觉得寿懿这个主意很高明，既能笼络人心，于己又无损害，一举两得，遂举双手赞成。

寿氏精明能干，持家有方。寿夫人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进府以前是大帅府的内当家，全府上下几百人的吃喝用度全由她一人打理。而寿氏也确实能力非凡，管理家务有条不紊，非常合宜，且规矩严明。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入住中南海，奉天帅府由寿夫人留守管理。她严格按照帅府昔日的规定办事，不随心所欲任意挥霍。她规定各房夫人每顿饭要严格按标准开支，如哪位夫人有事需要添菜或提高饭菜质量，这位夫人必须自掏腰包。这样的持家有方，保证了全家的安定，为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可以将心思悉数用在事业上。

寿氏遇事沉着冷静，不让须眉。张作霖被炸后，火速被抬进帅府。全家人都乱了章法，要么瑟瑟发抖，要么流泪无着。惟寿氏沉着冷静，吩咐下人去请杜医官，并避开日人耳目。当张作霖身死之后，寿氏又用各种手段掩日人耳目，天天浓装艳抹，谈笑风生，与各路细作巧妙周旋，使得老帅去世的消息未被透露出去，保证了政局的安定，直至张学良回奉才公开发丧，避免了许多麻烦或可能的骚乱。在此事上寿氏不让须眉，许多男子自叹弗如，她对确保皇姑屯事件后东北政局的安稳做出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寿夫人精明能干、刚柔相济的品行，使她赢得众人的敬佩和畏服。张作霖对她一直宠爱有加，一往情深，即使后来张作霖又娶了六夫人，也未减却对寿氏的信任与宠爱。长公子张学良对寿姨妈既敬佩又叹服，及至寿夫人去台湾，张学良念其为父守节，终不改嫁，加之对她的敬佩之情，所以每到寿氏生辰之际，张学良总要亲往府上行叩首礼，十年如一日，直至1966年寿氏病故。

张作霖的最后一位夫人叫马月清，府中习惯称呼她为岳姑娘。这位马夫人是仰仗着“福相”而走进张作霖的生活的。

1923年秋，张作霖因军政需要常去天津，在“恒聚德”军衣庄暂住。天宝班的“小李妈”听到消息后，马上挑选几个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送去供奉军享乐。张作霖本无兴趣，但周围陪坐的官员大力鼓动他挑选一位，并以“旺夫”为名打动他的心，“你看那个高挑个女子，一脸福相，肯定旺夫”。张作霖闻言举目细察，见那高个子少女天庭饱满，鼻直口方，一脸忠厚，果然一副旺夫相。张作霖十分迷信，觉得将此女带在身边准能遇难呈祥。这位女子就是马月清。张作霖就凭她一脸的福相而将其收在身边，成就了一则轶闻美事。张作霖这位准夫人与五太太寿夫人又有着不解之缘。

张作霖起初碍于寿夫人未将马姑娘带入帅府，只在天津买房藏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细心的寿夫人还是知道了此事，她并未横加阻拦，大肆撒泼，反而主动将马月清接入帅府。后马月清生下一女怀敏，从孩子起名到安排下人伺候月子直到办满月的席宴，完全由寿夫人一手操办。三年后马月清获得正式的夫人名分，也是寿夫人策划实现的。1927年3月，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和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张作相一同来看望张作霖。张作霖大喜过望，摆宴叙离情。寿氏见张作霖难得的高兴，遂在席间将马月清介绍给大家，众人齐声道贺，马月清才有了正式名分。

这位旺夫女子在过门后，张作霖的政治生涯确实一帆风顺。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大获全胜，继而问鼎中原、饮马长江，直至爬上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认为这一系列成功的奥秘皆因有马月清陪伴左右，于是他处处带着这个“护身符”。张作霖入驻中南海，虽有几位夫人轮流陪伴，但经常围绕在他身边的还是马夫人。

然而，当张作霖从北京败退回关时，这个“护身符”却失灵了。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炸车案时，马月清与张作霖在一起。这次马夫人未能让丈夫逃离灭顶之灾，但自己却幸运地只受了点轻伤，无甚大碍，看来她还是很有福气的。

张作霖死时，马月清年仅二十三岁，与张作霖仅仅有五年的夫妻生活。或许是对张作霖的一往情深及感恩心情的主使吧，或许是世俗名节观念对她的影响吧，马夫人一直未再嫁。

她认为是寿夫人给了她一切的荣华富贵，因而对寿夫人十分信赖，一直追随寿氏生活，从奉天到天津再至台湾，她都与寿夫人形影不离。直到1966年寿夫人去世，马夫人才独自孀居。

马月清从走入张作霖的生活到张作霖离世，只与他度过五个春秋，尔后却孀居了近半个世纪，有福乎？无福乎？有福，张作霖的一句话让她脱离卖笑生涯而入驻大帅夫人行列；无福，只五年缘分，却守住五十年的寂寞。张学良对这位为父守节的年轻的六夫人亦十分敬重，在台湾时时常去拜望她，并在她生辰之日亲往府上为其祝寿。

无论寿夫人、马夫人还是其他几位夫人，无论是受宠的还是被冷落的，都能于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共同辅助张作霖，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吧。而这几位典型的母亲形象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性格的形成，在他一生都留下深深的印痕。

“双喜降世”

1901年2月18日，正值大年三十。辽西一大马贼金寿山在沙俄操纵下袭击了张作霖。此时，张作霖正带着匪兵在镇安县（今黑山县）赵家庙休息。危急之中，张作霖命令他的部下孙福山背着赵氏，汤玉麟背着他的女儿首芳，自己负责掩护，在硝烟弥漫中冲出重围。此时，张作霖本打算东渡辽河投奔冯麟阁，以便东山再起。可是，当他逃到姜屯时，抢夺了几匹蒙古马和一辆卖盐大车后，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来到了八角台（现台安县）。途中，为了行动方便，摆脱后面的追兵，张作霖先将妻女藏在八角台西北的胡家窝堡张景惠家，而后又转送到桑林镇以东的张家窝堡赵明德家。在途中，即6月4日，赵氏在马车上生一男婴。由于马车颠簸得厉害，男婴头上被撞伤出血。从此，赵氏便在叔伯侄赵明德家的五间大草房的东屋里匿居。时值张作霖拥有二百多号人马武装，又得贵子，乃认为是双喜临门。所以，他给刚刚问世的男婴取乳名为“双喜”。此时，有谁能想到这个名叫“双喜”的男孩数十年后竟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呢？！这双喜就是张学良的乳名。

张学良出生后，母亲赵氏奶汁不足，便通过张景惠联系，由邻屯王氏喂奶5个月。从此，张学良与生母赵氏、姐姐首芳在这里居住了5个春秋。

由于张作霖在危难之际得到张景惠的相助，所以两人情意格外深厚，进而结为兄弟，携手雄踞一方。后来，张作霖与镇安县桑七子的汤玉麟和张作相合伙击毙了当地大股马贼首领回回项昭子，收容了他的残部，扩充了自己的人马，在当地有了立足之地。从此，他摆脱了被人追杀吃掉的厄运，开始了吃掉别人扩大自己势力的厮杀。他杀了巨富的匪首杜天义，征服了海沙子的匪团，成为辽西一带赤赫赫有名的“绿林”之雄。

张作霖是个有远见、有野心的人物。他的势力巩固后，一面扩大实力，积极勾结地主绅商，攀权结贵；一面又筹划怎样争取官府招抚，以达到升大官发大财的目的。可巧，奉天增祺将军的老婆在护卫的保护下，乘马车由沟帮子向奉天赶路，张作霖闻讯，感到这是个机会，便命令众匪在新立屯附近将增祺夫人一行人马一并拦截到屯街上。

张作霖摆上美酒佳肴，宴请增祺夫人及随行官员。宴后，他又陪着他们吸鸦片烟，一再解释：现在路上不太平，这次举动是为了保护夫人和随身财产的安全，并没有别的企图，请把这个意思转告给夫人。他还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命。

增祺夫人听了随行官员的报告后，决定和张作霖面谈。她叫来张作霖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人平安到达奉天，我一定保证向将军建议收编你的队伍，你可为奉天地方效劳。”张作霖感激道：“假使我能带众弟兄投到将军麾下，为国效命，有生之日，决不忘夫人的大恩。”就这样，张作霖亲自带队伍于翌日护送增祺夫人一行到奉天。

1902年9月，张作霖由商绅张紫云等人作保，被增祺收编。从此，他由马贼头领摇身变为新民府巡防营的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把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鳞等人也都当上了巡防营的哨官（相当于连长）。张作霖做官了，但并未结束“绿林”生涯，还要和往日的仇敌厮杀，更要和占领东北的沙俄军队拼命。

在这样的环境里，张学良长到3岁。他父亲请人来为他算命。算命人说：双喜的命太硬，要拜寄给和尚，换个名字以消灾灭祸。按当时的社会迷信习俗，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取来给双喜做名字。在去拜寄的路上，忽听见村子里有人在喊“小六子”。于是，张作霖就把儿子双喜这个乳名改为“小六子”。从此，张学良的父亲就一直称他“小六子”。

1904年2月至翌年9月，日本和俄国为了分割满洲和朝鲜地盘争执不下，在辽东爆发了日俄战争。张作霖首先是反对沙俄的，因而不断和俄军小部队冲突。当俄军在奉天一带被日军驱走之后，张作霖带部队又和日军发生摩擦，有时，他还“帮助”俄军找日军的麻烦。为此，日军对张作霖恨之入骨，下令以俄军间谍之嫌将张作霖抓捕到手。日军总参谋长玉源太郎决定将张作霖处死，后经新民屯民政署长井户川辰和中佐参谋田中义一的说和，张作霖才幸免于死。为此，张作霖率部协助日军外围“征讨义勇队”，在俄军后方从事一些游击活动。

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的人马又壮大了。他的官职由管带晋升为巡防五营统带官（相当于团长），防地由新民府移到郑家屯。在这个防区，张作霖率部围剿了蒙古马贼队，除掉了蒙匪头目白音，捉住了牙什，赶走了蒙匪首领陶什陶胡。于是，张作霖声威远扬，升任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相当于旅长），兵力扩充到7个营，拥兵3500名。

此时，年幼的张学良和生母赵氏居住在新民县杏核店胡同。1907年，张学良开始从师学习。张作霖为儿子精心选聘了台安县八角台的崔名耀担任家庭塾师，讲授四书五经。

崔名耀字骏声，是光绪末年的秀才。因学识渊博，又孚众望，张作霖在八角台当团练长时即识得此人，对他十分器重。崔名耀在张作霖身边，既从事办理文件的公务，又兼家庭塾师，教张学良和张首芳读书识字，是张学良的第一位启蒙教师。

这年，张作霖夫人赵氏又为张学良生了弟弟张学铭。张学铭出生时，张家的看门人老薛正在午睡，这时一位小喇嘛冲进门，将老薛惊醒。老薛生气起身就追，正巧与张作霖相遇。

“你跑来干什么？”张作霖问。

“我见一小喇嘛闯进院里，正在追他。”

张作霖骂老薛：“胡说，你在做梦吧！”

这时，赵氏刚好生下张学铭。张作霖突然想起办团练时，在匪帮内有一个小喇嘛被他枪杀了。此时，他又听到婴孩的啼哭声，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为这件事，张作霖总是耿耿于怀，对张学铭很是厌恶。

1910年冬，赵氏带着张学铭从新民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张学铭与母亲住外间，张作霖住里间。夜深时，张学铭哭啼起来，吵醒了张作霖。他气极败坏地把学铭痛打了一顿。赵氏见儿子被打，很心疼，便和丈夫争吵起来。翌日清晨，赵氏便带着学铭回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此后不久，赵氏患了重病。张作霖闻讯后。先派二太太卢氏前往新民探望赵氏夫人病情。而后，张作霖又亲自看望赵氏，由于两人关系疏远，故互相间没有说话。

1911年4月，张学良还不足10岁，生母赵氏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去世，年方38岁。她临终前对张作霖说：“我死后，小六子他们就交西屋妈抚养吧。”这位“西屋妈”就是张作霖的如夫人卢氏，因住在西屋，故人称她“西屋太太”。这样，年幼的张学良和5岁的弟弟学铭就由卢氏照养。卢氏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平日对张学良、张学铭照料细心周到。她的举止言行对张学良的影响也较大。

1907年后，卢氏连生女儿怀英、怀乡，张学良又有了两个妹妹。这时，张作霖家已是子女满堂，出入差弁，声势显赫了。

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奉天省革命党人张榕、新军协统蓝天蔚等人决定东北宣布独立，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这时，在奉天的赵尔巽已发觉驻防奉天的新军和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等人有响应革命的企图，于是，他想秘密调动驻防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队开进奉天以防万一。这消息首先被张作霖派驻省城的张景惠知道，当即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认为，这是他抢夺权力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若放弃将悔之晚矣。于是，张作霖当机立断，擅自调动9个营二千多人马，由洮南星夜兼程，越过通辽直奔奉天。当张作霖率部进城时，吴俊升才刚刚收到赵尔巽的入城命令。张作霖一到省城，立即去见赵尔巽，解释擅自离防率部进省的原因：恐总督身边危险，故火速率兵保驾。此时，正处在危机关头的赵尔巽只好默认张作霖捷足先登这个事实。他火速向吴俊升发出了不要再来的命令，又为张作霖补发了调防人卫的命令。由此，张作霖走进了东三省政治军事中枢奉天的官场，兼管了铁岭中路巡防营，兵力扩展到15个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的军事首领了。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着父亲来到了省城奉天。这是少年张学良第一次进入大城市。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中心，也是个复杂的国际都市。这里有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张学良在这样混乱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的新的学习生活。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而没有选择日语。

张学良在奉天城与同龄的中国学生不太相合。他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举办的讲演及各种球赛活动。从此，他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享受到一些在家里所得不到的乐趣，呼吸到传统式的中国家庭中所缺乏的气息。后来，他学会了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再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

1912年1月，张作霖与袁金铠密谋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榕。6月间，张作霖又派兵镇压了蓝天蔚部下的“哗变”。至此，张作霖独握了省城军权。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张作霖拥护其做总统。9月，张作霖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27师，张作霖为中将师长。张作霖的部下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孙烈臣等人，分别被任命为旅、团长驻防省城。这样，张作霖一伙又由清朝武弁变为民国新贵。

张作霖这时有9个子女，到了就学年龄的有5个：长女首芳、长子学良、次子学铭（均赵氏生）、次女怀英（卢氏生）、三女怀瞳（许氏生）。他悔恨自己年轻时没上几年学，决心让子女多读书，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他请来家庭教师，在自家中办起了私塾馆。

在请教书先生时，张作霖不忘少年时杨景镇先生曾免费让他学习的恩情，所以特意从海城将杨先生请到家里教子女。后来。张梦九、白永贞等老先生也来张家教张学良兄弟姐妹读书。在私塾中，张学良和姐妹们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学起，后读《论语》、《孟子》等，直到《史记》。张学良聪明，学习认真，很快就能写文章、填诗词，书法也不错。

此时，张作霖正处在飞黄腾达的时期。按理说，张学良应当将父亲的荣耀引为自豪，但他却不然。他从小过的是朝夕不宁、动荡不安的兵马生活，幼年丧母，父亲热衷于权力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分不出多少时间照料。张氏家族门前，虽然每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是他的心灵却是孤单与空虚的。所以，他厌烦暴力、动荡，希冀安定、和平。他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也不想当什么将军。他希望能过普通人的生活，学习一门知识。

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能得到父辈们的支持，谁知他们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千古圣训阻止他。有一段时间，张学良想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报名登记。但是，他的这个想法被父亲无情地扼杀了。张作霖已为儿子选择了军旅之路，少年张学良只有听任父亲的安排。

郑家屯相亲

1914年，张学良14岁。这天，他知道父亲为他选定了比自己大3岁的郑家屯姑娘为妻，心里非常不满。张学良虽年少，但在考虑婚姻大事上是个早熟的少年。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西方婚姻自由的想法，对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反对态度。在奉天，多少风流少女的追求，他都不动心，难道郑家屯的姑娘竟有让他倾倒的才貌吗？他不相信接连娶进好几房姨太太的父亲能为他选个称心如意的妻子。

张学良憧憬婚姻自由，坚决反对父亲强加给他的婚姻。张作霖对此虽然很生气，但也不能逼迫儿子就范。张作霖看不上奉天城里那些浓妆艳抹的女子，更不会同意任性果敢的儿子再找个时髦妖冶的女人做媳妇。张作霖是个讲信义、说到做到的人，他早就对郑家屯的把兄弟于文斗说过“娶于姑娘做儿媳”的话。最后，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对张学良说：“小六子，你的正室原配夫人，非听我的不可！”他盯着儿子说，“这门亲是定了！你如果不同意这婚事，和于家姑娘成亲后，就叫她跟你妈（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找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这总行了吧？”张学良见事情已到如此地步，也只好屈从了。因为张作霖毕竟是他敬畏的父亲，年少的他也只能遵从父亲的安排。按照东北农村的习俗，张学良要到郑家屯给未来的岳丈送聘礼。

1915年2月16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三。15岁的张学良顶不住父亲的再三催促，愁肠百结地启程到郑家屯相亲。临行前，父亲叮嘱他：在向于家行聘礼前，他作为女婿要亲自到岳父家去“拜岳丈”，农村一般称其为“相门户”。

郑家屯是一座古镇，坐落在东辽河口岸的西北角上，方圆不过数十里，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水旱码头。东北西部的各种土特产都在这个镇集散；北部草原的牛羊肉、木材，黑龙江的瓜果，也都从这个镇运销到奉天和关内。为此，郑家屯这个古镇又有“沙荒宝路”之称。然而，张学良一到郑家屯却住进了父亲挚友吴俊升的公馆里。此时，他对未婚妻于凤至是陌生的、毫无兴趣的。他终日闷在吴公馆里，闭门谢客，根本没有去于家相亲的念头。

于凤至听说张学良来到郑家屯，心如池水泛起层层涟漪。她躲在闺房里，无心读书，注视着窗外。她看到家人在扫雪布灯，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心里很欣悦。然而，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于凤至还是不见张学良登门。她在心里犯疑：专程来拜见岳丈的张学良，为什么不露面？她满怀惆怅，看来自己憧憬的婚姻很可能是南柯一梦。

于凤至是一个刚强的姑娘。她不想高攀名门权贵，只求得到一个才识广博、品德具佳的好男儿。此时，她冷静地考虑到，自己比他大3岁，两家门第悬殊；自己是郑家屯的姑娘。没有见过大世面，连汽车还不曾见过，而他是大城市的将门虎子，终日被那些时髦女郎追逐包围。他怎能选自己这样不善交际的姑娘为妻子呢！

这时，于凤至的母亲轻轻掀开门帘，走进屋来。于凤至扶母亲就坐。

于夫人笑着说：“孩子，吴（俊升）夫人来了，她要看看你，还说明天一定让张学良来过礼。”

于凤至听了，请求说：“好妈妈，求你告诉吴夫人，我觉得明天过聘礼，为时尚早。”

“孩子，你不要瞎说！”

“妈妈，我是认真的！”于凤至解释说，“我想张学良最好和我见见面，然后再决定是否过礼。婚姻是人生大事，我不想让人家勉强。否则两人都痛苦。”

于夫人听了女儿的话，默默不语。于凤至见母亲有些为难，便扶着老人家去见吴夫人，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吴夫人听了。从心里称赞凤至姑娘处事考虑得周到。

吴夫人回到吴公馆，想把于凤至的意思立即告诉张学良，可是张学良没在公馆里。据仆人说，张学良出去了。吴夫人只好等张学良回来再说。

原来，这天是张学良在吴公馆苦苦煎熬的第五天。在前四天里，他想得太多了。他想到父亲的专横，家规的威严，特别是父亲包办他的终身大事……他气得不愿再为此事而烦恼，索性走出吴公馆。

此时，他正在小镇上满有兴致地游玩呢。张学良虽然身居奉天闹市，但眼前这个自古有“水旱码头”之称的郑家屯风情，使他大开眼界。

他逛市场，看戏听书，累了到茶馆休息，然后到街上看拉洋片、说大鼓、打把式、变戏法、演驴皮影等节目。就这样，他在小镇上游逛了一整天，直到夜幕垂落下来，才回到吴公馆。

吴俊升见张学良回来了，就向他夸起于凤至来：“汉卿，明儿个去于家看看吧。唔，凤至姑娘可是样样都行啊！你说哪一宗吧？炕上的地下的，做饭炒菜……唔，她哪样都行啊！”顿时，张学良那上好的心情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是个滋味。他想：凭我张学良打老远地来这郑家屯，就是相个能做炕上地下活的女人？！

这时，吴俊升的夫人鲍氏进屋来，委婉地劝说：“汉卿，你来这儿好几天了，郑家屯这小地方，今儿个你也逛够了。我看，明天你该到于家去了吧？”

“那好吧。”张学良带着不情愿的口气说，“反正是父帅之命，我明天去就是了。”

“汉卿，明天去先不过礼……”

“为什么？”

“这是凤至姑娘的意思。”鲍氏把上午到于家的经过说了一遍。没等她说完，张学良就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盼她说这话呢！”此时，张学良“大少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决定翌日回奉天。

初相会，相见恨晚

1915年端午节，于文斗为一批商货来到奉天。于凤至也随父进城，一则是为了探望亲友，二则是顺便买些文房四宝、书籍字画。她和父亲住进奉天中街路南的天益堂药房。

吴俊升得知于文斗带凤至姑娘进城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张学良与于凤至见面的极好机会。他想到正月间张学良没有见到于凤至就回了奉天，没能促成他俩的婚姻，不好向张作霖交待，所以，总是耿耿于怀，想找机会作媒，以求张作霖的欢心。于是，吴俊升便匆匆地从古镇郑家屯来到奉天，到帅府向张作霖通报了这一消息。

张作霖听了这消息，果然眉开眼笑。此前，他正对张学良竟敢违抗他包办下来的婚事大动肝火、大伤脑筋呢。他托吴俊升去探探凤至姑娘的意思。吴俊升便两次到天益堂药房劝说于凤至到张大帅府与张学良见面。然而，于凤至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谢绝了吴俊升的劝说。于文斗出于对张作霖“把兄弟”的情份，想劝劝女儿凤至，可是她坚决不允。吴俊升面对此景也只好表示无能为力了。

张作霖得知吴俊升这两天的尴尬处境，很是过意不去。他以父亲的威严，命令张学良去天益堂药房。张学良开始有些不情愿，但见父亲态度很强硬，只好提出折中的办法：见于凤至可以，但最好不公开身份，万一不成，对双方都有好处。吴俊升见张学良总算答应去天益堂了，忽想到凤至姑娘到奉天是为了买古画真迹的，便计上心头：让张学良以画店掌柜的身份送画上门，与凤至见面。对此，张学良也表示赞同。

这一天，张学良按计划充当画店“掌柜”。吴俊升为张学良带路去于凤至下榻的天益堂药房。两人见面时，张学良发现于凤至皮肤白皙，娥眉凤眼，身段苗条，脚步轻盈，神态端庄，举止大方。这些与张学良想象中的样子真是判若两人。他感到郑家屯一行，不登于家的门，有些不合情理。此时，他简直不敢直视于凤至，内心也颇为慌乱。

于凤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以自己聪颖过人的敏感，判断出眼前的年轻“掌柜”有几分蹊跷。她看到吴俊升对年轻“掌柜”的举止神态，猜出这“掌柜”的定是在郑家屯冷落自己的张学良。想到这儿，她自己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吴俊升面对这情景，立即打圆场说：“凤至姑娘，你不是要买古画真迹吗？张掌柜带来了。”张学良听到这儿，随即把一幅古画展开，说道：“于小姐，这幅画是《竹兰图》，你看怎么样？”

于凤至娴静地凝视着《竹兰图》，认为这是一幅清淡幽雅的古画，上面的一丛浓墨泼洒的翠竹，生机盎然，几叶幽兰间杂其中，显得浓淡相宜。

此时，张学良见于凤至赏画入神的样子，心里不由升起一股自负的喜悦。原来，他在接受吴俊升安排的这次见面时，就有了自己的打算：他要以古画的真伪考考于凤至的眼力、学识。她若没有真才实学，当着吴俊升面出了丑，那么回绝这门亲事就有了借口。张学良出于这样的动机，把帅府珍藏的古画真迹拿了几幅来考于凤至。

这时，于凤至从画面上已得出结论。她说：“这《竹兰图》画得不错！”

“岂止是不错，”张学良显得十分内行地说，“这画可是地道的珍品，出自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之手。”

“掌柜的，果真是这样，你要多少钱？”

张学良见此情景，神秘地伸出三个手指，出了画的价钱。

“啊，三十，这价不贵，我……”于凤至还没说出“要”字，张学良就截断话说：“这画少说也得三千！”

于凤至听了价，不由笑了，用嘲讽的口气说：“掌柜的，别吓唬人了，这画要是真迹嘛，三千不多。怎么这赝品你也要三千？依我看三十都不值！”

张学良听了于凤至嘲讽的话，弄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在内心里暗暗叫苦：她的嘴好厉害！眼睛好毒啊！但为了挽回面子，他强词道：“你不买也罢，何苦贬低这珍品呢？”

“画掌柜，你若是行家，不会不知道，板桥画竹挥挥洒洒，初看轻俗，再观意味横生，三赏则见暗藏风骨。而这幅画，徒有空架，实无神韵，定是后人伪造之赝品。”

“于小姐，你的结论是错的，”张学良肯定地说，“你看，这画是绢本，有后代名人题跋，怎么会是赝品？”

“怎么不是赝品！”于凤至肯定地说，“古往今来，伪制赝品高手比比皆是，上乘赝品乱真时有发生，不过那只能唬弄外行而已！”

此时，吴俊升见势不妙，急忙解围道：“掌柜的，既然人家看不中，再拿出一张给她看看。”张学良借机下了台阶，又拿出一轴画卷展开。

于凤至面对这幅字画，立即认出：这字画是大书法家苏轼的真迹。她高兴极了！因为她特别欣赏苏轼的书法，决心买下这幅字画。她不动声色地问：“这幅字画卖什么价？”

“你有意买，我有意卖，八百块怎么样？”

“八百？好吧，我买了。”于凤至欣喜地拿出一叠钱，说：“这是一千，不用找钱了。”

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于凤至买这幅字画如此果断、慷慨。他从心里不想卖这幅字画，但又感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好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时，张学良十分尴尬，只好以收卷字画掩盖内心的不安。

于凤至似乎觉察出张学良慌乱的心情，暗想：这个在郑家屯狂妄的少爷，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窘态吧！这时，于凤至要回报一下张学良在郑家屯的非礼之举，试探一下这个阔少的学识。她上前说：“掌柜的，在古画真迹上，你是内行，我想请你鉴定一下我买到的两幅画，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还没有摆脱窘境的张学良，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于凤至的请求。这时，他眼前展现的画面是《钟馗捉鬼图》。对这幅画，他早有耳闻，只是未见真迹。此刻，他面对这幅画称赞说：“这幅画是真迹！是出自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之手！”

“掌柜的，你说的不全对。”于凤至纠正道，“确切地说，这画是出自吴道子门生黄筌之手。”

吴俊升见凤至姑娘如此让张学良出丑，有些急了。他把于凤至拉到一边，低声说：“凤至姑娘，你知道他是谁吗？”于凤至假作不知道，摇了摇头。吴俊升说：“他就是张学良啊！”此时，于凤至感到自己的满腔忿懑也发泄了，不能再让眼前这个帅府的少爷尴尬下去。于是，她满面笑容地解释：“真是对不住，请您别……”

“不，不用客气。”张学良急忙借梯下台阶，“鉴别古画真迹是门学问，彼此争辩是不可避免的。”

自从和于凤至见面后，张学良的脑海里总是不断地浮现出于凤至那温文尔雅的神态，矜持得体的举止。他羡慕她有学识，自愧在郑家屯时的非礼。他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与于凤至相见恨晚的情感。此间，张学良曾两次到天益堂看望于凤至，但由于于凤至以种种借口避而不见，使张学良未能如愿。

新婚初夜羞满面

1916年春，张作霖看到袁世凯的帝制梦行将破灭，立时转舵。他打出了“奉天人治奉天”的旗号，从奉天驱逐了帝制祸首奉天大头目——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此时，袁世凯正处在四面楚歌之际，哪还敢得罪张作霖？他只好任命张作霖为盛京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至此，张作霖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

这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权。张作霖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他开始效仿那些封建士大夫，附庸风雅，重视起门面来了。他治家素严，讲究规矩礼法，常常绷起面孔训斥子女，“不要当败家子儿！”他对儿女要求很苛刻，把子女管束得服服帖帖。他让四个夫人各占一套房间。平日彼此很少来往。他命令各房的老妈、丫环不能乱走乱串，学舌传话。在这个家族中，张作霖是最尊严的统治者，一切人都要按他的脸色行事。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深受父亲宠爱。他敢于冲破家里的一些禁令，常常带领弟妹们在张帅府里捉迷藏，堆雪人，打雪仗，还把高尔夫球之类的“洋玩艺”引进大帅府和弟妹们一起玩。因此，弟妹们对大哥张学良的感情特别深。

张作霖独揽了奉天军政大权后，又开始为称霸全东北做准备。他在与对手的角逐中，因文盲吃尽了苦头，深感文化知识在实现个人野心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不愿意看见自己遭受的痛苦在儿女身上重演，望子成龙之心迫使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全才。为此，他对培养子女倾尽心血，尤其对长子张学良，更是全力栽培。这年，他把张学良送进奉天督军署学习军事，并从师英文科科长徐名东学习英语。

这年秋，张学良遵父命前往郑家屯和于凤至完婚。他到丰聚长商号拜见于凤至父母，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是遵父帅之命前来完婚的。此时，驻防郑家屯的后路统领官吴俊升闻知婚期已定，急命家人将自己的三进套院全部清扫，悬灯结彩，披上红绸。将里进小四合院粉饰一新，作为张学良和于凤至的新房。于凤至的母亲怕女儿被张小看，和丈夫于文斗商定：陪送两座银行。这两座银行，一处在沈阳，叫“富裕祥”；另一处在锦州，曰“庆泰祥”。

1916年8月8日（阴历七月初十日）是张学良和于凤至结婚的喜庆吉日。郑家屯整个东街鼓乐齐鸣，爆竹震天，花轿缀彩，骏马披红，笙歌盈耳，迎亲场面非常壮观。

洞房花烛之夜，张学良面对含羞端坐帐前的于凤至，徘徊良久，踌躇再三，他居然不敢去揭新娘的盖头。自从去年在天益堂药房见过于凤至后，张学良看出她不但品貌端庄，而且心性纯正，非同一般等闲女子。几经周折，他们终在今日结成伉俪。张学良想到这儿，乐陶陶地去挑开于凤至的盖头，只见她满月般的姿容和明丽的目光，使张学良面呈羞涩。窘迫之中的张学良，竟情不自禁地脱口叫出“大姐”二字。

在郑家屯小度蜜月之后，新婚燕尔的张学良、于凤至返回了奉天城。于凤至对坐落在大南门里的张公馆感到处处新奇。她看到：张帅府是一所三进四合院，王府式的门屋显得威严。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和栩栩如生的一对石狮。朱红的廊柱，青石垫铺的门阶，翘檐起脊，雕梁画栋的房舍，处处显得富丽堂皇。

于凤至作为刚进张帅府的少奶奶，处处谨慎，和悦对待府内的人。她不肯多说一句话，也不多行一步路。她以自己的才学和为人，很快在帅府内获得赞誉。

张作霖因为宠爱长子张学良，加上珍视与儿媳之父于文斗的友情，更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所以在张学良偕妻回府后，又在帅府内重新为他们补行了一次隆重仪式。这天，张作霖的部下旧交张作相、张景惠、杨宇霆和汤玉麟等，纷纷赶来致贺，场面十分热闹。

年少有为

1917年，张学良16周岁，父亲张作霖请了辽阳名儒白永贞（字佩珩）到奉天张府为张学良讲授古典文学。

这年，张学良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萧树军、张国栋、贾连山等人相识，参与支持该会的活动。此后，张学良又与这个会的美籍干事普赖德、丹麦籍干事华茂山结识，往来极其密切。

在杜泽先医师的引见下，张学良又与王少源、刘玉棠、刘进之、刘仲宜等医师相识，结为密友。同年，张学良又结识了一些西方教士及教育人士，如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先生等人。

张学良交往的外国友人多是品学兼优的人才，所以在同他们的交往中，他学到了许多知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深感祖国的贫弱，爱国思想开始萌生。在同医师的交往中，张学良曾立志学制药，以应国家人民的需要。其父张作霖以唐朝李世民为其榜样，以日本裕仁天皇勉之，而张学良却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又以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为楷模。当他出国学医、制药的理想破灭后，便致力于学习中外民族英雄为祖国民族利益而忘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心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方面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

这年寒食节，张学良约盟兄弟周大文到郊外，买了香纸，到生母的坟头焚香烧纸，拜祭母亲赵氏的养育之恩。祭毕，张学良仍留连忘返。哀伤之情不能自持。后经同来拜祭的周大文百般劝解，张学良的情绪才恢复平静。他们一起骑着自行车，披着晚霞踏上归途。到家时，奉天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停办多时的东北三省讲武堂。他把绿林伙伴张作相、汤玉鳞、阚朝玺等人都送进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从北京召回张学良，准备送他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张学良在进讲武堂前，认真准备功课，迎接入学考试，最终以四科考试第一的成绩考入东北讲武堂。张学良进讲武堂，头一个月考了第一名，第二个月又考了第一名，第三个月也考了第一名，第四个月还是考第一名。有人对张学良四次月考第一的成绩有怀疑，向讲武堂告状，要求重新考试。于是，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且重新编排了考生座位。考试结果公布，张学良仍然是第一名，至此众议乃服。对此，张学良说：“其实并不是自己多么聪明，而是入讲武堂的学生多系行伍出身，而自己从小受到较好教育的结果。”

讲武堂是张作霖为扩充实力训练和培养奉军中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教官大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及我国保定军校和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学生。军事教育内容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课本。在校期间，张学良勤奋学习，刻苦训练，从不以张大帅之子自居，深得教官与学员的敬慕。尤其是战术教官郭松龄，对张学良的宏伟抱负特别赏识，不仅教他战术课，还辅导他学习数理化及高等军事学。张学良在讲武堂系统地学习了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等六大军事课目，为他以后统帅奉军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充满风暴的人生注入了搏杀的资本。

这年7月17日，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张作霖采用一系列可能奏效的方法，使张学良崭露头角。于是，张学良很快就得到了徐世昌的赏识，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这时，张学良年仅18周岁。

这年12月末，张学良又被徐世昌任命为暂编奉天陆军第3混成旅步兵第2团团长。

直皖战争爆发，张学良便参加了战争。战前，奉军组成东路军司令部，由张景惠任总司令，率奉军入关。直皖战争打响后，奉军在东线向皖系发动猛攻。经过十日激战，皖系大败。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除了执行“近卫”的任务之外，还参加了总司令部的工作，是东路奉军的重要指挥人员之一。这是张学良初次参与战争。他统率的卫队旅，除留一部分驻守沈阳城之外，主力悉交郭松龄率领入关，参加东路战斗。在天津小站，张学良所部以一团兵力击败皖系龙济光两个旅之众。由此，张学良和郭松龄名声鹊起。

1920年6月，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北三省巡阅使署卫队第3混成旅旅长。

张学良认为旧军队必须改革才能提高战斗力。他想到了讲武堂教官郭松龄。郭松龄，1882年生于奉天，毕业于奉天武备学堂。1910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他在奉天被捕，后经营救而出狱，到广东政府任韶关讲武堂教官，后回东北任奉天督军署少校参谋。当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郭松龄为张学良的教官。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为人正直、博学多识、严以律己、好学深思、志在改革的思想作风深为敬重，视其为良师益友。特别是郭松龄遇事冷静、刚正凛然的气质和精通军事理论的才华，使张学良尤为钦佩。于是，张学良向父帅张作霖推荐郭松龄做他的旅部参谋长。此时，张作霖正渴望长子能尽早成熟，以便日后成为自己大业的继承人。所以，张作霖欣然应允了张学良的请求，调郭松龄到张学良身边，辅佐军务。从此，张学良与郭松龄携手治理部队。当时，张学良看不惯军队的种种恶习，想进行改革，又没有经验，便依靠郭松龄出谋献策。他在部队中重用学生出身的军人，使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的旅便名冠奉军之首，成为公认的奉军劲旅。

1920年夏，吉林、黑龙江两省土匪十分猖獗，以至占据了佳木斯城。张学良奉命率本旅官兵开赴剿匪战场，旅部驻扎在一面坡。他把第二团编为一个支队，交郭松龄指挥，被称为“郭松龄支队”。在与土匪的战斗中，全旅官兵都称张学良为“剿匪司令”。

这年秋，张学良率部剿匪，大获全胜，攻克了佳木斯城，盘踞在城内的土匪全部被肃清。剿匪任务完成后，张学良认为郭松龄剿匪有功，报请东三省巡阅使署，给郭松龄编了陆军第8旅。经过直皖战争和黑吉剿匪，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显露锋芒。11月，张学良被晋升为陆军少将。从此，他在东北政治、军事等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开始进入决策圈。

背夫让岳父回家

张学良率部剿匪胜利归来不久，突然用加急电报将岳父亲于文斗由郑家屯请到奉天。于凤至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问丈夫叫父亲来干什么？张学良只是笑而不答。这可把于凤至给弄懵了，不知丈夫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于文斗来到张帅府，被安排在张作霖府内垂花门内的小四合院里居住。每天，年迈的于文斗受到张学良派的人的殷勤服侍。这期间，亲家张作霖也常常来到于文斗室内问寒问暖，与他攀谈。

于文斗对这种上宾般的款待感到不安，但也不好开口问，在张帅府里住了一个多月。此间，于凤至处处留心府内人对父亲的反映，想从中知道张学良接父亲来的真正用意。有一天，她和公公的五姨太在闲聊中得知端倪。这一夜，她想了很多，决定向父亲说明此事，征求老人家的意见。

这天，暮色降临。军务繁忙的张学良猛然推开于凤至的卧室门，气呼呼地责问：“你太不应该了，怎么背着我把岳父送回去了？”

于凤至见丈夫是为这事发火，便嫣然笑道：“汉卿，父亲在这儿住一个月了，他老人家总是悬挂着家里的商务，不回去怎么能放心啊！”

“唉，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他老人家回去。你知道我心里想啥？”

“汉卿，”于凤至斟满一杯茶，递给丈夫，“你的好意，我替父亲领了。”“你知道了什么？”“我知道你和公公聘请我父亲担任富裕银行总裁，对吧？”“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于凤至对丈夫的问话，只是笑而不答。张学良不解地问：“那你为什么让他老人家回去？你真糊涂，岳父经商大半生，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你就忍心让他回到郑家屯去受苦？”

于凤至听了，被丈夫的深情所感动，亲切地说：“你让我父亲来做官，我当女儿的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汉卿，你想过了吗？若是有人说：‘郑家屯的老头子，凭什么来管银行？还不是靠张家的势力！’你该做何解释呢？”

张学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震。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道理说得如此深刻。

“如果我父亲当官了，帅府内外，议论纷纷，这岂不是给你和公公脸上抹黑吗？就为这，我让父亲悄悄地离开奉天，回郑家屯去了。”至此，张学良心中的恼火烟消云散。他对妻子不攀裙带关系的美德从心底敬佩。

战场临危不惧

1921年秋，张学良与张作相应日本军方邀请，东渡赴日观秋操。在本庄繁（后任日关东军司令）陪同下，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以四岛弹丸之地称霸东南亚，感慨万千。特别是日本人展示的军事实力，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对张作相说：“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日本人总是想以势压人，反而促使我反抗。”

当本庄繁面带淫威地问张学良有何观感时，张学良回答：“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

归国后，张学良向父亲提议：对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张作霖采纳了儿子的建议。然而，张学良还没来得及实行建议，直奉战争便迫在眉睫了。

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争夺地盘和中央政权问题上成为敌人。张作霖先以“征蒙”之名赴京，迫使亲直的靳云鹏内阁于1921年12月17日辞职。此后，张作霖便推荐梁士诒为总理，重新组织内阁。梁士诒上台后，以奉系军阀为靠山，重新任用曹汝霖，准备向日本借款一千万元，同时克扣直系军饷等，引起直系不满。特别是梁士诒的卖国行为被直系抓住后，吴佩孚随即通电反梁说：“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于是，吴佩孚率领鲁、豫、陕、苏、鄂、赣六省直系军阀通电反梁士诒，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梁士诒被迫托病请假，悄悄地躲到天津去了。

1922年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反击吴佩孚，声称以拳对拳血战到底。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指挥东中西三路奉军于4月9日开始陆续入关。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司令，率东路军4万余众，集中在天津附近，随时准备向保定方向的直军进攻。

4月26日，直军不宣而战，对奉军驻南苑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张作霖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坐镇天津附近的军粮城。29日，“镇威军”分东西两路向直军发起全面进攻。

张学良指挥东路军第2梯队、第3和第8两个旅及第10混成旅开赴前线，与吴佩孚所部激战于北京附近的信安、唐家铺一带。有一次，直军骑兵袭来，情况十分危急，张学良跳到司令部房顶上指挥战斗。当部下劝他下房时，他说：“战争危急，我能退吗！宁死于此，也不后撤。”士兵见张学良如此不怕死，个个奋勇杀敌，终于将直系军精锐部队击溃。

5月初，张学良指挥第3和第8旅坚守山海关石门寨，阻止了直军的追杀。3日，张学良、郭松龄设伏兵于唐家铺左右伏击直军，攻下胜芳、崔庄，使直军溃散。在战争中，张学良命手下人为他准备了一口棺材，司令部移到哪里，棺材就运到哪里。这是他奉父帅之命学习古人，仿三国时庞德战关公的办法，抬着棺材督战。在战况极不利时，他亲临第一线战壕内，鼓动士兵坚守阵地，誓与大家共存亡。士兵们感动地一致要张学良回到指挥部去，并自动用身体排成一道人墙，以挡住子弹，掩护其回指挥部。见此情景，张学良心情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然而，正当张学良指挥东线激战时，4日，奉军张景惠所部第16师在西线倒戈，长辛店被直军占领，从而导致奉军在西线的全线失败。

5月5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奉军即日退出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均应静候中央命令解决。”

6月15日直奉停战。17日张学良和孙烈臣作为奉军代表与直军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在秦皇岛海面上的英舰“克尔”号上签定停战和约。和约指定以山海关为直奉两军的分界线。于是，双方于19日起撤退各自军队，从而宣告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东北空军司令部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败回奉天，为报失败之仇，决心整顿军队，扩充军备，以图再战。他立即召开了东北三省各界会议，宣布将东三省巡阅使署与奉天督军署合并，组成东北保安司令部，张作霖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尽管如此，他还是因被直军打败而恼火。

这天，张作霖把张学良叫到卧室说：“小六子，我跟你核计一件要紧的事……这仗咱们输得太暴了！十几万人的队伍，只在长辛店打了7天，就全花搭了。要是没有你和郭松龄两个旅打了几场阻击战，只怕我撤也撤不下来了。唉！真他妈拉八子窝火！”

张学良知道在父亲恼火时，说话要谨慎，便安慰说：“父亲，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张作霖一摆手说：“你别送‘宽心丸子’了！我今儿个为啥找你？不就是听你说个实话。咱爷俩靠什么？不就是枪杆子嘛！队伍不弄好，就得垮台！我反复琢磨着，队伍非改改不行，可眼下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这场仗，我看出来了，你和郭松龄的新派军队确实不错，打起仗来能进能退。这回你就多想想改改队伍的主意吧。”

张学良沉思了片刻，说：“父亲，我想主要的事情应该是培养和提高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旧队伍……”接着，他提出了全面加强东北三省武力的意见，主要是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加强空军，筹建海军等等。

张作霖对儿子提出的各项意见都很满意，增强了整军练武的决心。他采纳了张学良等人的建议，于同年7月31日成立了“东北陆军整理处”（后改整训处）。孙烈臣任总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负整编之责。在整顿、改革东北军中，凡是部队的整编以及人的部署和迁升等均由这个处主办。

张学良在“陆军整理处”负责部队整编、整训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新干部，重用新人。他找在讲武堂学习时那些成绩优良、才干出众的师生谈话，选拔他们担当重任。这样，东北军内便容纳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学校、陆军大学和讲武堂等许多地方培养的人才，使东北军的素质大大增强。他原所辖的第3、第8两个旅改编为第2、第6旅，由于部队素质增强，成为奉军劲旅。从此，奉吉黑三省军队不再以省区分，统一改组为东北军。此外，还设立了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航空处等，极力扩充军事实力。

1923年初，张学良兼任调整后的东北航空处总办。其前身航空处是张作霖于1921年1月建立的。

这年3月2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北京学生举行提灯游行，要求废督军裁兵，遭到军警拦阻和殴打。游行学生100余人被打伤，20余人被逮捕。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声讨北京政府的暴行。张学良读报得知后，立即写信慰问李兰昌等重伤学生，并汇款100元给两位受伤学生补养身体。

3月18日，《盛京时报》全文发表了张学良的《慰问北京学生函》：

我亲爱的同乡兰昌兄：

看报纸知道青年学生们因为提灯（游行）被军警殴击，我心里非常难受，欧美各国的军警对于学生们的示威运动只有在旁维持秩序，没有军警和学生们冲突过。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外患的责任，但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们施他的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我知道这一桩事情之后，非常愤激、痛心。我曾经因此告诫我的部属，希望他们以后不至效尤，并且，希望做这种暴行的人，因为社会和他自己良心上的制裁，减少他以后的罪恶，因为青年纯洁精神无形中感化革除他的旧性，从今天以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努力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不能使民得永久的安宁。我因为职务的羁绊，对于受伤的青年学生们不能亲自到医院来慰问，尽我青年一分子的责任。只有以一个青年的资格，从我劳心劳力所得的薪金项下拨汇款现洋50元，做你医费的一部分，请你收受。这是我个人的行为，目的不过是藉此可以教我自己心上的难受减少一点，并没有别的意思。读了黄君鹏的血书，觉得非常可怜。他的伤势很重，需用的药费一定很多，所以我也送他50元，请你转给他做一种补充的费用，并且请把我的意思告诉他。我希望诸位受伤的青年，好好地休养，早一点脱离病状。我希望你们病体痊愈之后，努力向学业主面奋进，做将来为国家奋斗的预备，并且祝你们精神上的健康。

张学良启

同年3月，航空处又附设了航空学校，张学良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为了建设空军，张学良从国内外聘请了十几名教官，从陆军中选拔100名学员，学习驾驶飞机。他训练航空干部，并选送28名有才干的青年分两次赴法国航空学校受训。

从1924年起，张学良派人出国考察，先后从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购进各类新式飞机120余架。其中，英制“爱佛楼”式、法国“高德隆”式、“布莱克”等飞机数十架。张学良把这些飞机编成5个飞行队——“飞鹏”、“飞虎”、“飞鹰”、“飞豹”飞行队。这5支飞行队组成了东北空军，张学良兼任东北空军司令。他亲自任命各飞行队队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吸收优秀人才任驾驶员，高薪聘用英法飞行教官，任命姚锡九为总处长。

同年夏，张学良组织人马，为空军建造了一座面积为5760平方米的飞机库，扩建工厂厂房，引进设备，提高了飞机维修、零部件制造能力，使航空工厂具备一定规模。

1925年秋，东北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命冯庸任参谋长。此时，张学良的东北空军称雄天下，拥有飞机130架。其中，日、英、法制侦察机、轰炸机、驱逐机50余架。

1926年，奉军进攻北京后，张学良把东北空军司令部改成了航空司令部，并任司令。此后，张学良加快了空军的扩充速度，组建了水上飞机队。在他的主持下，东北空军成为当时中国的空军之最。

年差三十送照片

第一次直奉战争使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掌握了北京政权。曹锟为了对抗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和抑制吴佩孚势力的壮大，抬出了黎元洪，以“恢复法统”，挟黎自重。面对曹锟的威胁，章太炎深为孙中山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担忧，于1923年4月15日致函张学良，时值孙中山与西南各省领袖联合通电后的第二天。

张学良与章太炎的忘年交往，是从章太炎任“东三省筹边使”开始的。章太炎作为民国后第一任东三省最高长官，任职不久，被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辞官与袁世凯决裂。虽任职仅三个月，却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惨败告终，张学良秘密联络皖系段祺瑞、卢永祥、广州护法军孙中山先生，又暗中策动直系冯玉祥反戈，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而章太炎则促进西南各省联合在孙中山先生军政府旗帜之下，对抗曹锟的威胁。经其全力周旋，西南各省领袖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相继同意与孙中山合作，公推章太炎草拟联合通电，宣布“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共同对抗曹锟和吴佩孚。所以，张学良与章太炎的忘年交往既有政治上的默契，又有感情上的融洽。

章太炎在致函张学良的信首写道：“汉卿世兄执事：前由成君济安赍致尊容，不意衰颓伏枥之躯，得君小骥引为同志也。”

此时，章太炎54岁，张学良仅22岁。章太炎为什么称张学良为同志？原来此前，张学良为表示崇敬之意，派人把自己的照片送给章太炎。章太炎对张学良千里迢迢送照片的礼节和诚意很感动，便在信首这样称呼张学良。

章太炎为了表达自己对孙中山事业的匡助，表明自己对张学良“反直三角同盟”的支持，在信里写道：

西南、东北，休戚是同。中山先生与各省领，现已结合巩固，待关东出师以后，亦能急起直追，相为犄角。唯湖南一省，自十年战败以后，子弹缺乏，前卢子嘉（注：卢永祥）允与接济，犹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贵省如能量与补助，湘军岂肯端坐待毙？好在海军独立，运输之事，较前为便。以上望致尊公力为扶助，是则老病夫所馨香顶礼以求之者也。

1923年，曹锟用贿赂手段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立即发出《讨曹令》。11月27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派杨芳毓到上海，面见章太炎，陈述讨曹战事，呼吁给予援助。于是章太炎决定再次给张学良写信。

11月31日，章太炎在致张学良的信中说：“半岁以来，天地否塞。直系僭窃，已阅旬余。东南兵弱，殆无进取之望。贵省待时而动，亦审时察势者所应有，所幸川、滇合作，已下重庆，夔、万亦指日可破”，“贵军尔时与之犄角，或不以孤军挺进为忧耳。”章太炎还是力图巩固“反直三角同盟”，同时努力为西南国民党争取援助，对张学良写道：“民军纪律或不如正式军队，然倡勇敢死，不惮牺牲，则有胜于正军者，值此群情观望之时，此种奋身直前之民军，断不可少。惟饷糈多取之地方，不可长久，军行在即，执事能代启尊公，量与补助，裨益实多。”

由于章太炎扶助张学良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及冯玉祥反戈，曹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被赶走，使孙中山得以北上共商国事。

与孙中山合作

张作霖自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日以复仇为念”。他一方面设立“东北陆军整理处”，整军经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经营，狠抓战备工作，并在政治上广结外援。

1923年秋，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张学良和父亲张作霖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接待了他。汪精卫同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锟、吴佩孚大计。汪精卫提出军事方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讨伐曹、吴，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张学良与父亲完全同意“南北夹击”的这个方案。与此同时，为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在冯玉祥与李德全女士结婚时，张学良派人前往致贺，并表示愿与其合作。经过反复磋商，冯玉祥用一张毛头纸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并在下款署名“玉祥”。这样，张学良与冯玉祥联合倒直军的盟约就确定下来了。他们俩还约定：“两军相遇，均应向天鸣枪”，互不相击。

1924年初夏，孙中山派伍朝枢来东北与张学良父子联系有关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具体步骤，考察奉军的军事实力。不久，张学良派人到广州拜会孙中山，并带去一封他的亲笔信。当时，张学良在东北军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了《革命》一文。他所说的“革命”，虽然只是为了推翻曹锟，但这思想在当时还是令人赞赏的。

这年9月3日，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争夺上海地盘的“江浙之战”。翌日，张作霖致电曹锟：

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迹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弟本拟再行遣使前来，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

随后，张作霖集中几十万军队，海陆空齐出动，由山海关到古北口，在几百里长的战线上部署军队。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出兵讨直。曹锟则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分三路出兵。于是，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

这时，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第3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他们率军与第1军合组成联军，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和直军激战。此时，张学良与冯玉祥联系反直，并答应给冯军军费支援。这正中冯玉祥下怀。原来，冯玉祥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下，与直系的两名步兵将领胡景翼、孙岳密约，在战争中推翻直系的北京政府。于是，冯玉祥欣然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倒戈反直，命军队从前线开往北京。

9月22日，孙中山给张学良亲笔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时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

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

九月二十二日

1924年10月，在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前，张学良同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三位军长在石门寨会谈，商议组织军队出击秦皇岛吴佩孚总部，截断敌军归路，一举歼灭吴军的军事部署。

首先张学良说明前方情况和段祺瑞电告冯玉祥倒戈之事。三位军长决定郭松龄副军长担任出击秦皇岛的任务。

郭松龄听了很高兴，但韩麟春军长却多说了一句：“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也可以立功。”没想到这句话使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地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他说完怒气冲冲出门，率部撤退。

郭松龄的举动使大家很难堪。他们面面相觑，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张学良说：“我把郭松龄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策马加鞭追赶郭松龄，一路上看到郭的部队，就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张学良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了郭松龄。郭松龄见张学良出现在眼前大为吃惊。

张学良看了看郭的部下，说：“走，咱们到后面谈去。”于是，他们到店后院，坐在一条凳子上谈起来。

张学良说：“茂宸，你这是做什么？我视你为我的老师、兄长、朋友，我最尊重你；但你别忘了，现在我是你长官，你要听我命令，否则，你拿枪把我给打死吧。”张说到这儿，拍拍自己的腰间，打开衣襟，表示无枪，又说，“不然你听我命令，给我回去！”

郭松龄被张学良的肺腑之言感动得流泪，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做不下去，但求一死。”

“要死，还不容易？”张学良截话道，“你到前面去拼死，死得其所，死得漂亮！”

经过张学良的劝说，郭松龄同意率部回九门口，按原定计划行动。

10月中旬，张学良所辖奉军突入九门口，向秦皇岛的吴佩孚总部进攻。吴佩孚电令各军急赴前线增援。冯玉祥接到电报，料定吴佩孚败局已定。10月21日，冯玉祥命令在古北口前线部队倒戈，于是，部队后路为前路，以昼夜200里左右速度急行军回到北京，把贿选总统曹锟监视起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赶逊清小皇帝宣统出故宫。

这时，奉军借冯玉祥倒戈之势，使直军全线溃退。吴佩孚走投无路。带着残兵败将登上“华甲运输舰”，从海上向南逃窜。这样，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失败宣告结束。

11月14日，张作霖率部进入北京。翌日，张作霖与冯玉祥、卢永祥等联合，控制了北京，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掌北京政权。此前，冯玉祥曾电请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政。孙中山应冯玉祥电请于11月4日启程北上，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则提出“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以此主张与孙中山的主张对抗。而后，张作霖把军队分派到指定战略要地驻防。

12月1日，张学良在北京大学讲话时，宣称：

今日幸得与诸君共聚一堂。良素无所畏，即吴佩孚之大敌当前，良亦不觉有何可畏，此为诸君亦深知。但今与诸君相聚，不觉有所畏惧，此良一无学识，二无经验，三无功劳，以良此三才与诸君较，仅足供诸君奔走之役，何敢与诸群同座。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决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因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良意但做苦事，不争权利，以免为大军阀。望诸君对良多教训，良不愿受他人之推戴，诸君皆学者，良虽欲有言，实不敢以贡献于诸君。良知教育界年来甚苦，自己当尽力为诸君财政之友，转为段执政、总司令等言之。此本个人良心之主张，非为求名，亦非为诸君欢迎故。良私意以为军人与教育界皆当各问自己分内事，各尽其职，勿问政事，国事或可有望。吴佩孚为一好军人，惟以干政故，致失败。中国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不出风头，各尽其职，良所愿与诸君共勉者，青年求学时代，最好不必干涉政治。此良之愚见。此言或诸君不爱听者。此皆良本诸良心之言，诸君爱听与否，所不敢计。

后来他接任国民大学校长，在对学生、教师讲话时说：“中国地大物博，人民众多，本应为世界强国，而我们自己不振，困难重重，我辈青年均须负起救国爱国的责任，而我个人责任尤重。”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抵达天津。此行，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他是在日本作短暂休息后，乘海轮到天津的。此时，张学良同父亲正驻守天津，听说孙中山抵达，立即率领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孙中山一行。

孙中山为了感谢张氏父子，决定前往张宅会晤。随员怕张作霖设鸿门宴，让汪精卫、邵元冲、孙科及李烈钧4人陪同孙中山前往。

孙中山进入张府客厅后，许久才见张作霖出来，且径自居于上座，其态度傲慢已极。孙中山起身对张作霖说：“昨天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他又说，“此次直奉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谁知张作霖竟不屑一提似地回答：“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

张作霖的话使孙中山及陪同人等陷入尴尬之境。这时，李烈钧站起来，先向孙中山和张作霖点头施礼，然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

张作霖听了这话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孙中山慢慢说道：“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即张作霖）兄一人耳。”大家听了这话，不禁欢悦起来。张作霖高兴得举杯请茶，孙中山与他互相握手。

孙中山与张作霖会晤之后，张学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请孙先生挥毫留言。孙中山为赞扬在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弭兵，鼓吹息内争、御外侮的青年将领张学良，欣然挥毫书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条幅。张学良向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先生此行对中国统一问题有所贡献。

不久，孙中山病情加重，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在病重期间，张学良到医院探望孙中山先生。对此，张学良回忆说：“孙中山先生没死以前，我见过他一次。这个人说话，我很佩服，这是个很有脑筋的一个人。我那时见他，他躺在病床上，病得很厉害。他看到我，让我坐在他床边，他对我说，你们东北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间，你们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对他这个话，我很受感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情恶化而逝世。不久前他为张学良写的“天下为公”条幅，竟是他的最后绝笔。张学良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牢记心底。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盛殓在楠木棺内，暂厝西山碧云寺，中外人士，多往瞻仰。翌年，北伐战争开始，北洋军阀节节溃败，其中张宗昌部也被北伐军打垮。

1927年秋末，张宗昌滞留京门。一天，他带侍从数人突然闯入碧云寺安厝孙中山遗体的大殿，指着棺木恨恨地说道：“中山！中山！昔日你一再讲革命！革命！如今革得老子的地盘也没有了，看我哪天不带着枪杆子来敲碎你这棺材，解我心头之恨！”

守卫碧云寺的谭惠全（原孙中山的卫士）见此情景，不知如何应付张宗昌。他忽然想到张宗昌曾投靠过张作霖，此时张学良正在北京驻军。谭惠全知道张学良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重且与孙科交情甚笃，就把张宗昌在碧云寺胡闹的事，火速报告给张学良。

张学良听到汇报后，气愤之极，让部下把张宗昌叫到跟前，当面怒斥道：“如果你再到碧云寺去乱说乱动，我就命令那边的卫士对你不客气！”

从此后，张宗昌再没有到碧云寺胡闹。这样，一场可能毁损孙中山先生遗体的恶行被张学良及时地制止了。

前沿挂帅

1925年3月23日，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取消了奉军混合旅的名义。张学良任东北三省国防军所编的18个师的第4师师长。而后，他又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和第3军军团长。总司令部设在天津蔡花园。

这时，北洋各界的遗老政客都围着张作霖转，他便领衔通知国会议员及各省督军团，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公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组织新内阁。这样奉系与皖系又联合起来，于5月逼迫冯玉祥的军队退出北京。于是，段祺瑞政府成立，张作霖便成了这个政府中有实权的人物。

这年，张学良仅24岁。他肩奉军津榆驻军司令要职，人们由张作霖大帅想到其长子张学良，于是“少帅”这个美誉就逐渐被传扬于世。

6月4日，张学良读报得知上海“五卅惨案”后，即《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6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刊发电文：

上海西藏路二马路角平乐里日报公会转全国学生会鉴：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为英租界巡捕开枪轰击，死伤多名。展诵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以廉俸所入，捐助2000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藉慰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及，聊以尽心而已。临颖雪涕，不尽欲言。张学良。豪印。

这年6月13日，张学良率兵进驻上海，从而为奉军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了道路。6月22日，张学良离沪返津。他在离上海前，答天津《大公报》记者问，他说：

今日自晨起之后，见客未息，舌敝唇焦。适有数团体代表以最后手段做外交后盾为请。学良曾语之云：爱国之心，余自问与各界无异，但处此时局艰难之际，眼光当放远，步骤当严整，国人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到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此时并非怯于对外，实际上实不得不慎重考虑。学良军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今交涉正在进行，如何解决，虽未可料，但是非曲直，已为各友邦所明了。主张公道表同情于我国者，不乏其人，不患不能正当交涉，以伸公理于天下。国民当谨守秩序，忍一时之愤，静候政府交涉。学良来沪，以维护治安保卫国民为唯一责任。对于交涉绝对不能干预，然私心窃愿交涉之能得公平解决，恢复国际友谊，维护世界和平。要知国际战争其祸甚烈。譬如欧战，法虽获胜，而国家元气今犹未复。明乎此，则世界上无论何人，为视战争唯有害无益之举。学良年幼，且寡学识，窃敢一言以勉国人，并以自勉，其言惟何，即牢记国耻，发奋图强，人人从修养人格入手，工商学界各以发展其业为职志，则二十年后，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谁敢再以侮辱临我。譬如现在我国已如日本之地位，英国讵得以此次之行为施诸于我哉？学良曾忆十余岁时，闻天津南开校长张君演说《中国之希望》，谓人人当有此责任云，余深服其说，迄今不忘，愿与国人共勉之。

记者问：少帅曾与英领晤谈，其态度如何？

张答：曾见面。英领个人甚悼惜五卅以来惨死者。但其责任系外交官，为大英帝国主义所笼罩，其言不能令吾人满意，好在有此案无关系国之委员居间，其强硬终不能坚持耳。

记者问：少帅对于罢学、罢工、罢市之感想如何？

张答：余绝对不赞成国人自己牺牲过大。罢学，令学生荒弃求学光阴，对手方面，正希望我国人无知无识。罢市则华商日损三百万，对手则不及十分之一。倘能速即开市，以三百之一成，维持对手行厂之罢工华人，其效力如何伟大。罢工仅华商雇工，而对手雇用华工，则反无一致举动，实等于自杀。且我国正宜一致力起，抵御经济侵略。今此现象，实非国家之福。

记者问：贵部军队通过租界无碍否？

张答：英领曾言，余部如能负责人租界维持治安，外人甚为欢迎，但租界近甚安谧，实无派兵之必要。今日经遣一营驻防曹家渡，于万一时，可随时人租界。余此来所带军队，皆系学生，仅千余人。如需用军队，沿沪宁路驻者皆可借用。

记者问：帅节何日可北返？

张答：今日家父曾有电来速余返津，以便随家父回奉，但蔡、曾诸公留余，俟交涉解决后离沪。

记者问：少帅之伟论可否尽载报端，以告瞩望少帅者？

张笑云：学良本性率直，言必由衷，不善敷衍，学良言行愿受国人督责。

同年8月，他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同时收编渤海舰队为东北舰队的一部分，扩大了他的海军力量。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内部发生了明显的派系斗争。其中，张作霖支持的杨宇霆派和少帅张学良支持的奉军第1军军长郭松龄派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

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战后张作霖为他升官晋级。他飞扬跋扈，对郭松龄极为嫉视，经常在大帅面前进言，压制郭松龄。郭松龄无论是为奉军训练，还是为大帅东征西杀、扩充实力，特别是对直军作战，功劳都是很大的。然而，张作霖对他有功而不赏。郭松龄最不满意的是，杨宇霆热衷军阀混战，鼓动张作霖再次举兵进攻冯玉祥部的国民军。所以，他视杨宇霆为奉系奸雄，决心改变东北的现状。

在郭松龄与杨宇霆的尖锐斗争中，张学良支持、重用郭松龄，并将奉军精兵让他统帅。此时，郭松龄在全国反帝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再不愿为奉系与军阀的混战卖命。这年10月，他便开始积极筹划反奉。早在1924年11月12日，张学良持父帅手令让郭松龄进攻冯玉祥时，他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决不再参加军阀战争，决不替大帅、杨宇霆卖命。郭松龄的这个想法和张学良一致。于是，张学良劝郭松龄回奉向大帅张作霖陈见。郭松龄坦率地和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我要推你继任东北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年仅24岁的张学良听了，不禁骇然失色，因为他同情、信任郭松龄，却无违背父命之意，更不想大义灭亲。他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

不久，郭松龄到日本“观操”——参观日军的军事演习。这次秋操，日本约请中国的国民军和东北军前来参观。冯玉祥的国民军以韩复榘为首一行人和东北军以郭松龄为首一行人，同住东京一处。这天，郭松龄找韩复榘说他遇到一件稀奇特别的事：日前，日本参谋本部有一位重要职员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本签定密约的任务。对这个问题，郭松龄茫然不解。那位日本要员见此情景，便不敢再问，只好讪讪而去。此后，郭松龄一直把这件奇怪之事放在心上，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方，说签字代表已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这时恰巧郭松龄到东京参观秋操，日方误以为郭松龄就是奉方派来的签字代表，而泄露了这一天机。郭松龄了解到奉方派来的签字代表是于冲汉，对其与日本人搞的祸国殃民的阴谋非常愤慨，便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诚相告。他愤慨地说：“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他这种做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郭松龄回国后，以养病为名，住进了天津法国医院，秘密策划讨伐张作霖的事宜。此时，韩复榘正在包头，向冯玉祥报告了张作霖与日本人签定二十一条密约的阴谋，并说了郭松龄的反奉主张。冯玉祥听后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韩复榘衔命来到天津法国医院，会见了郭松龄，转达了冯玉祥的意图。不久，郭松龄就派他的参谋长和弟弟郭大鸣到包头，会见了冯玉祥。他们带来了郭松龄拟具的亲笔条款，大意是：一、张作霖勾结日本，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二、张作霖进攻国民军时，他即进攻奉军，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在这个条文后面，郭松龄签上了他的名字。冯玉祥看后，向郭松龄的代表建议：除郭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条款都予赞成。另外，冯玉祥写给郭松龄一句话：“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在医院里看到了弟弟郭大鸣和参谋长带回来的冯玉祥同意他计划的签字，认为自己再不需要住在医院里了，便立即出了院。他赶到滦州，在火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的百人紧急军事会议。这时，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上，郭松龄一身戎装，身披黑色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使气氛十分紧张。他用目光巡视了与会军官，说：“自民十（1921）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在老将（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骄纵专横、长君之恶；妒贤忌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主意已定，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农业开垦，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接着，郭松龄又讲了“外御日本侵略”，“讨伐张作霖”，“推举张学良统治东北”等主张。会上，有几个高级将领对郭松龄的举动表示异议，郭松龄当即命人将他们逮捕，交李景林负责拘押。这时，有人报告：曾任皖督的姜登选专车经由滦州车站回奉。郭松龄立即命人将姜登选骗下火车，将其秘密处决掩埋。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

当天晚上，张学良乘专车匆匆返奉，在经过山海关时，通知张廷枢团长迅速采取应变措施。随后，张学良专车开到连葫支线，开抵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驶往秦皇岛。在军舰上，他看到郭松龄部一列列兵车在秦皇岛铁桥上向东开去。这时，军舰炮长向他报告：“我舰上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对炮长摇摇手说：“不能开炮，他们都是我的部下。”

11月23日，郭松龄拥兵7万，在滦州誓师倒戈，反对张作霖。

张学良在前线要求与郭通电话。郭松龄让其夫人韩淑秀接。韩淑秀说：“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拥护你接管东北。”

11月27日，郭松龄部队至昌黎。张学良托郭的日本医生守田转给郭松龄一封信。信中首先向郭松龄问候病情，然后写了几句悲痛之词句：“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信的末尾“向夫人致意”。郭松龄看完信，满面悲情，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守田见此情景，乘机上前劝郭不可起事。郭松龄反驳一两句后，终于默默无语了。

翌日早晨，郭松龄对守田说：“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证人。”同日，郭松龄在滦州《晨报》上发表了《致张学良信》：汉卿军长钧鉴：

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况老而无嗣，独夫终身，功名事业，悉无所用。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万万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日可鉴。……然龄仍为公事业计，为东三省幸福计，以为此时尚不能即死，现在已知不能回奉，故拼将此身，仍以效忠于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如蒙鉴谅，即请暂移租界，稍待数日。如以为不可，即请指示以善后办法。披诚直陈，不尽欲言。

郭松龄叩。

张学良回到奉天，一进帅府就遭到父亲张作霖的责骂。张作霖在盛怒之下，竟发出处死张学良的命令。这时，张作霖的部将老友再三恳求老帅饶恕张学良，让他戴罪立功，才使张学良免于一死。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处理事情一向都是用绿林方式。他看着儿子张学良，在心里谋划着：郭鬼子不是拥护“小六子”吗？我就叫“小六子”带兵打你，看你们谁是真正的好汉！此时，幸免于死的张学良只好接受父命，于26日乘军舰前往秦皇岛劝郭松龄息兵。

张学良派飞机投传单，斥责郭松龄策动官兵反戈，要求与其面谈。然而，郭松龄却拒绝与张学良会面，以长信述说倒戈原因。他在写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乃前日接天津电话，上将军（张作霖）派我公前来查办，已抵秦皇岛，并谓松龄将有严重之处置。是我公对松龄最后之通告，故敢尽慎披陈，唯我公详查焉。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松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唯龄主张班师，诚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龄，似犹未能谅解……”郭松龄在信中，还以恳切的心情，劝张学良切不可“愚忠愚孝”，盲从“老子”，指出：“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自危。”他在信的结尾殷切期望张学良“为新世界之伟人”，恶“旧时代之枭雄”，愿张学良“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最后，郭松龄表示：“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待举事成功，仍拥张学良“主持一切”。

张学良看罢信，对郭松龄的披肝沥胆、赤诚忠心很是感慨。他理解郭松龄起兵之因，但也恨郭松龄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于是，张学良乃复信郭松龄：“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阶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主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父亲……。”最后，他劝郭松龄，只要偃旗息鼓，放弃军事行动，一切要求均可磋商解决。然而，郭松龄志向已定，无可更改。张学良劝和之举，毫无结果，不得已，于28日乘战舰到大连，与逃到此地的杨宇霆黯然返回奉天，向张作霖复命。

此间，张学良为郭松龄与父亲张作霖兵戎相见、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苦恼。郭松龄不仅曾是张学良的战术教官，而且还是他仕途晋升的得力之人。郭松龄征战数年，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精通军事理论。张学良佩服他博学多才、遇事冷静、刚正凛然的英雄气质，特别是他在辅佐自己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令他不能忘怀。然而，现在他的密友、师长郭松龄却兴兵征讨自己父亲，这叫他张学良帮助谁呢？他左右为难。为此，他失眠了。

这时，奉军总参议杨宇霆看到张学良痛苦不堪的样子，心怀叵测地说：“汉卿啊，大丈夫做人的第一条便是精神不能垮。你的苦衷我知道。我叫人给你来送一套烟具，苦恼的时候呷几下，管用。”此后，集忧虑感慨和痛心悲愤于一身的张学良，见到杨宇霆送来的精致的烟具，迫不及待地拿起烟具吸起来。他要求助于鸦片达到精神上的解脱。这便是张学良一生中第一次吸毒。

1925年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对郭松龄的“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张作霖见郭松龄倒戈势如破竹，为了挽救局势，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乞求派兵支援。

在讨伐郭松龄的前线，张学良面对郭松龄倒戈攻势，被迫下令，命工兵营长杜振庭到锦州，炸毁锦州大桥，以此阻止郭松龄军队前进。张学良站在火线上，向倒戈的郭部官兵喊话：劝其不要同室操戈，互相残杀。

在郭松龄倒戈的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郭部的士兵们都敬佩张学良的为人，加上他们有强烈的宗法观念，不愿对张学良部队作战。但是倒戈官兵迫于郭松龄的命令，不得不与前来阻击的张学良部队交战，许多官兵只得向天空开枪。郭松龄倒戈开始，是以张学良之名发令的，出关后，他将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不再以张学良名义发命令，这使军心大为浮动。战斗进行了几天之后，郭松龄的旅长富双英和参谋长邹作华起来反抗，命令士兵不与张学良部队作战，使郭松龄孤立起来。

日本对郭松龄起事很紧张，关东军主张干涉，外务部则主张暂取中立。当郭松龄拥兵到锦州时，关东军司令白川派人来谈判，要求郭松龄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并多方进行威胁。郭松龄对日军的威胁严辞拒绝。谈判决裂。于是日本决定“袒张阻郭”，声明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极为有利。为此，郭松龄军队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

12月21日，郭松龄部队进抵新民屯，与张学良部隔着巨流河决战。张学良说：这好像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学良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他们都很熟悉，就让师生在此比比高低吧！

此时，郭军已是军心涣散，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郭松龄给旅长、团长下达战斗命令时，均遭到拒绝。22日，郭松龄军队三面受敌，伤亡惨重。23日夜，郭见败局已定，便于翌日晨偕夫人韩淑秀乘坐民间四马大车向西南逃遁。他的卫队及幕僚跟随马车迅跑。

这时，张学良部下王永清得知郭松龄去向，命令骑兵队向营口方向追击，行至新民县城西南苏家屯老达房附近，在一老农的菜窖里，将郭松龄夫妇抓获。此时，张学良正在兴隆店。他听到郭松龄被抓获的报告后，心里却产生眷顾深情。他让副官刘鸣九即刻起草电文，命卫队团长高金山押送郭松龄夫妇一定要路过兴隆店。

刘鸣九不解地问：“为什么非要路过这里？到这儿又不顺路。”

张学良说：“到这里，我要把郭松龄放了。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

“这不行啊！”刘鸣九劝道，“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若是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不要紧，你就写吧！”副官见少帅如此坚定的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便起草电文。然而，电文发出不久，高金山即拍来电报：“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张学良看罢电文，一边跺脚，一边叹气地说：“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将才，若让我处理，就让他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深为惋惜，后经了解得知：25日上午，高金山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就地处决了郭松龄夫妇，然后将尸体运回沈阳示众。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其所属的4个军的军长、旅长都陆续来见张学良，请求宽恕，并要求部队由少帅指挥。随后，张学良将司令部移到新民，设在郭松龄失败前的司令部里。他视郭松龄部下为兄弟，一个也不加株连，经过3个月的时间，就把郭松龄部队完全整顿好了。

郭松龄失败后，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转危为安，伺机再次入关。这时，广东的革命军正准备北伐。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控制了京、津、河北和察、绥两个特别区，与张作霖的奉军形成各据一方的对峙局面。

1926年1月，张作霖与吴佩孚重新联合，取得阎锡山的全力支持。于是，三方以“反赤”为名共同进攻国民军。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任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任副职。4月间，国民军抵不住奉军的攻击，不得不放弃京、津、河北等地区，退至南口。

张学良和韩麟春率第10军、第11军及直辖炮兵、工兵、坦克等团队直趋北京。8月12日，张学良、韩麟春召集所部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13日向国民军发动总攻。翌日，奉军攻下南口，随后占领张家口。

9月中旬，奉军骑兵师穆春所部进攻多伦时，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民不堪苦。当地有名的喇嘛庙的金佛被奉军抢走，群众和喇嘛极为不满，向张学良控诉穆春所部罪行。

张学良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张家口处理此案。张学良分别召集该师军官和士兵集合训话，拟趁机将其缴械。张学良在训话间，军官中有人向其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四起，死伤惨重。由于张学良卫队长姜化南反应快，为掩护军团长张学良而中弹身亡。

张学良面临如此险境，临危不惧，指挥部队平息了这场骚乱之后，当场枪毙了该师团长于奉林。然后将师长穆春、旅长王永清和徐永和带回北京关押查处。

坠入爱河

1927年的春天，当温暖的东南风吹绿了天津大华饭店前的网球场上的草坪时，这个冷落一冬天的饭店开始热闹起来。

大华饭店的经理叫赵道生，是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曾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长的赵庆华之子。赵庆华在梁士诒做总理时，官至交通部次长。他生有六男四女，男女孩分别排行。

这一天，赵道生的胞妹赵绮霞正躺在网球场草坪边的软椅上晒太阳。她的祖籍是浙江兰溪，1912年初夏诞生于香港，属鼠，小名为笙香。当她出生时，一轮朝阳冉冉升起，东方的天幕上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父亲赵庆华见此奇异的美景，视为吉祥征兆，欣然为她取名绮霞。赵绮霞在家中最小，上有六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她在姊妹中排行第四，所以家里人又亲昵地称她赵四。此时，她已是15岁，毕业于天津中西女校，正值青春妙龄，生得娇媚动人。她虽然是中学生，但在受过西方教育的家庭的熏陶下，不仅学会诗书琴画，还懂得以桥牌、网球、华尔兹舞做交际本领。她的性格、气质和一般的少女不同，既有大家闺秀之雍容，又兼小家碧玉之文雅。其最大的嗜好是喜欢读书，尤其对新文学作品特别偏爱。

此时，赵绮霞正躺在椅子上专心读书。突然，网球场那边发生一阵骚动，把她的目光吸引过去：几辆轿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一些人。正在球场上娱乐的人，有的赶上去欢迎，有的和最前面的那位青年军官亲热地打招呼握手，有的则垂首恭立在一旁，就连在场的几个外国人也放下球拍，上前和那位青年军官打招呼。不远处，三一帮五一伙的太太、小姐在低声私语。

“他是谁？为什么年纪轻轻这样令人注目？”赵绮霞怀着少女那颗特有的好奇心，向人群走去，想听个究竟。

“怎么，你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张学良，人们叫他少帅！”

“别看他年轻，人家可是东北军军团长哩！听说他这次来还带着十几万人马呢！”

“啊，他就是大姐夫说的那位赫赫有名的张学良！”赵绮霞从心里赞佩道。

原来，赵绮霞对张学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她的大姐夫冯武越（字启缪）曾做过张学良的法文秘书，是少帅的挚友和高级幕僚。张学良委托冯武越在天津办起了《北洋画报》。少帅不仅对他给予大力资助，而且有时闲暇高兴还写些小诗，以化名在该画报上发表。由于这层关系，赵四的大姐降雪对少帅的家世有较深的了解。冯武越办的《北洋画报》封面，每期都选登一帧名闺佳照。所以，赵四小姐的芳容丽影曾出现在画报上。张学良对她的佳照很欣赏，得知是冯武越的妻妹，很想结识这位年轻美貌的小姐。于是，冯武越便向赵四说明此事。然而，赵绮霞却拒绝与张学良见面。此时，赵绮霞万万没有想到，她竟在这儿见到了这位少帅。

这时，张学良开始打球。他穿着翻领运动衫，打球的姿势简直像久经赛场的运动员。赵绮霞被眼前这位传奇式的青年军官吸引了。她感到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情感掀动着心田，用少女，那无边无际的想象，描绘着少帅的戎马生涯……

夜晚，大华饭店灯火通明。游人们聚集在舞厅里，在悠扬的舞曲中尽兴跳舞。

此时，赵绮霞也和两个姐姐来到这里。姐妹三人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见哥哥赵道生正在同一位年轻的军官热烈交谈。赵绮霞一眼看出，那年轻军官就是白天在网球场上的张学良。她想躲开，便停下了脚步。然而，赵道生见三个妹妹来了，高兴地叫她们，并向张学良介绍：“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三位是我的胞妹。”然后，赵道生又以敬佩的口吻说：“张将军就是我常提起的少帅！”赵绮霞听了，暗道：“我白天就知道了。”

张学良微笑着逐一同赵氏三姐妹握手寒暄，表示很高兴结识她们。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少帅便坐在沙发上。随后，赵氏三姐妹也各自坐下。在交谈中，张学良注意到，她们虽是一母同胞，但在气质和风度上却大相径庭。赵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显得很妖艳，给人以轻佻、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则不然，尽管她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却有一种自然美。张学良仿佛感到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赵四，但又一时想不起来。这时，有人请赵道生经理接电话，他向张学良说声“失陪”，便起身出去了。舞场那边音乐奏起，赵二、赵三跳舞心切，向张学良告辞，急匆匆步入舞厅。此时，赵绮霞的心在快速跳动。她想：“要是能和少帅跳舞，那该多……”然而，她出自女性的自尊，克制住自己的欲望，等待并盼望少帅能约她跳舞。此时，一位副官走上前来，递给张学良一叠信函。他翻看后，便在上面签字，又拆开一封信读了起来。见此情景，赵绮霞感到莫名其妙的烦乱，两颊烧得绯红，感到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突然，外面传来两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顿时，舞场上的人惊恐万状，东躲西藏，男人呼喊，女人尖叫，舞厅内、休息室混乱已极。

张学良对这突然发生的情况，立即做出反应，拔出手枪就向舞厅外冲去。然而，副官手疾眼快，上前拦腰抱住他说：“军团长，你不能出去！我去！”然后，他冲出去。

此时，张学良举着枪，面对慌乱的人们，大声喝道：“大家要保持镇静！我的卫队在外面，保护大家……”尽管他满有把握地说，但是人们还是四处乱钻乱藏。忽然，少帅在慌乱的人群中看到一位小姐安稳地坐在沙发上注视着自己。张学良心一惊，定神一看：她就是赵道生的四妹，赵四小姐。

外面的枪声停了，副官从外面跑进来，向少帅报告：“枪声是因卫兵不慎走火，引发一场虚惊。”慌乱的人们得知情况后，才安静下来。他们似乎没有心思再跳舞了。这时，只见张学良把手枪插进枪套里，面带微笑地坐在赵四小姐的对面，用赞佩的口气问：“枪响时，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赵绮霞嫣然一笑：“我怕什么？有你的卫队在外面。”

张学良听了，笑道：“感谢赵小姐对学良的信任。”他高兴地和她握了握手，“我能认识你，深感荣幸，请你跳舞可以吗？”

赵绮霞欣然接受少帅的邀请，有礼貌地伸出手，随少帅步入舞厅。张学良向乐队示意，舞厅内奏响了华尔兹舞曲。张学良轻轻挽住赵绮霞的蜂腰，两人随着乐曲旋律翩翩起舞。此时，赵绮霞感到心花怒放，品尝到与少帅初次交往的欢悦。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在大华饭店相识后，两人之间的友谊在迅速发展。赵绮霞纯洁的心灵、开朗的性格给少帅留下美好的印象，特别是她临危而不慌乱的举止使张学良看到：她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性。

张学良一有闲暇时间，就约赵绮霞见面。他们一同打网球或去幽静的林中散步畅谈。当酷夏来临时，张学良常常带着赵绮霞去北戴河避暑。

赵四小姐的母亲对女儿很疼爱，常常询问她的行踪。每次去北戴河游玩，绮霞都请胞兄赵道生在母亲面前保证：“四妹由我照看。”对此，母亲也就不再反对了。这使赵四小姐非常感激哥哥。其实，赵道生对四妹为人处事很信任，对张学良也很敬佩，对四妹与少帅的友谊很是尊重。

在张学良和赵绮霞相处的日子里，少帅与赵氏兄妹相处得非常亲密。赵四的六哥赵燕生与四妹手足情深，同时他对少帅无限信任与敬仰。张学良和赵燕生的关系也很亲密。每当赵四和张学良去北戴河游玩，赵燕生就在母亲面前担保：“四妹由他（学良）负责，绝不会出事！”然而，赵燕生毕竟知道四妹与少帅产生了感情，但他认为：他爱四妹，信任四妹，就应该尊重她的感情。

这一天，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到北戴河游泳。少帅的卫兵在海滨辟出一块安全的水域，然后在水域外围负责警卫。此时，赵绮霞和少帅在海水里游累了，就爬到沙滩上休息。他们一边晒太阳，一边谈论各自关心的事情。这时，卫兵上前为她在沙地上支起了一顶太阳伞。

赵绮霞对卫兵说：“请把伞拿走吧，我不喜欢它。”

张学良看到远处海滨沙滩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底下躲藏着的皮肤白嫩的女人，问：“绮霞，你不怕晒黑皮肤吗？”

“不怕！”她爽快地说，“晒得黑，是健康的标志！”

张学良听了，从心里赞同赵绮霞的观点。他感到：绮霞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她有着那些只珍爱白嫩皮肤的女人所不曾有的思想；她平时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却透出女性的自然美；她的思想开朗，言语常常含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感慨。赵绮霞的这些美德是一般少女所缺少的，他从内心深处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张学良和赵绮霞从海水里走上沙滩。从他们的笑声中就可以知道，今天两人很快活。这时，赵绮霞穿好了衣裙，从袖珍包里取出少帅送给她的项链。这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上面带有殷红色象牙的鸡心形链坠。

张学良看着赵绮霞戴好项链，心中掀起一股冲动，想知道她藏在链坠里的秘密。他诚恳地说：“绮霞，让我看看，链坠里放着什么。”

“这……”赵四小姐本能地用双手捂住殷红的链坠，不知如何回答。然而在张学良一再恳求下，赵绮霞只好把项链摘下来，羞涩地递给少帅。

张学良打开链坠盖，看到里面镶着的一张小照片正是自己，照片背后写着娟秀的小字：“真爱我者是他。”霎时，少帅深深感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此时，两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在燃烧，两人沉浸在炽烈的爱之中……

然而，由于时局紧张，战事告急，张学良没有时间顾及与赵绮霞的恋情，又赶往充满硝烟与血腥的战场……

在战争中总结经验

1927年1月3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武汉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前演讲。英国水兵乘舰登岸寻衅，用刺刀刺伤中国听众数十人，激起中国民众极大愤怒。5日，中国民众奋起反抗，收回英租界。6日，九江民众集会游行，声援武汉民众。英水兵干涉，打伤中国工人。武汉民众愤怒占领了英租界，这就是轰动于世的汉（武汉）浔（九江）惨案。

1月12日上午，英国驻华公使蓝蒲森前往张学良在北京文昌胡同的住宅，谈论汉浔事件经过。14日，张学良《对英国某要人谈汉浔惨案》内容，在天津《大公报》披露。少帅说：

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国民性。此次汉口、九江事件，其行为虽近于鲁莽，然自信日内或可平息。中国民众久压于不平等待遇之下，迟早势必发生反动。倘无反压，则此种鲁莽行为，亦可免再见。若对方再加以反压，则结果必愈激愈厉。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倘中国人中，或有利用民众久压思起之气，别怀用意，牺牲民众，以遂私图者，则民气稍平而后，必能发觉其奸而加以攻击与反对，民众决非可久欺者。

贵国对于中国，其最大目的为通商，欲通商发达，必先融合中英多数人民感情。年来中英人民感情，未十分融洽之故，未始非不平等之反动。英人倘一反以往之所为，以恢复民众之感情，勿为利用者驱雀，以结怨于民众，则其所得，较之以武力鲁莽从事，当必胜强百倍。

对鉴赏文物有经验

张学良对鉴赏文物颇有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不解之缘”。

1927年，张作霖单方面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该院原有的成员大都被解职，只有张学良被聘任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张学良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密切。早在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逊清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次年10月10日，即宣告成立故宫博物院，其最初的组织机构是“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该组织成员由史学、文学以及军政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组成，设有21名董事，张学良便是其中之一。

1926年，段祺瑞政府企图改组新生的“故宫博物院”，将其重新交给清室控制。针对段祺瑞政府的这一阴谋，故宫博物院设立了由各界名流60人组成的“维持会”，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员。

这次，张作霖单方面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张学良被聘为委员。在该组织任职不足8个月，南京国民政府便对故宫实行接管，张学良又被推举为理事。

每年太平花盛开时节，故宫博物院在御花园举办茶点招待会，张学良都被邀请到会。

在任职期间，张学良对购买和收藏古书画的兴趣更加浓厚。当时，故宫书画陈列室的历代书法名画展览经常更换，张学良便以个人身份前来欣赏，并以此为参考，验证自己藏品的真伪，从中积累了鉴赏文物的经验。

身不由己，劝父罢兵

1927年3月，张学良统率部队驻扎在津京一带。东北军总部设在北京。此间，他率第3、第4军团所辖的6个军，沿京汉铁路线南下，消灭吴佩孚的靳云鹗部于郑州和开封之间，以期与北伐军对抗。

这年春，张作霖与蒋介石之间已有勾结，策划“南北妥协”、“共同反赤”。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前，4月6日，张作霖下令北京警察厅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35人，并于4月28日下令绞杀了李大钊。

这年5月，张学良率十万余人的部队，沿平汉铁路线推进，窥视武汉。在豫南大战中，张学良指挥第3、4方面军与北伐军作战。在奉军占领郑州后，张学良再不愿与北伐军作战。于是，他未经父亲同意，就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连发三封息兵言阻的电报。他还派葛光庭去南京洽谈停战议和之事。而后，蒋介石派何成溶到新乡，劝说张学良响应三民主义，把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完成国家统一。

5月28日，张学良违抗父命，放弃郑州，撤兵黄河北岸。北退时，他下令保存了郑州军火库和黄河大桥，还给北伐军留书信一封，以表示无敌意。

当有记者问张学良“为何不息内争一致对外”时，张学良答：“我为军人，只知服从。我崇信旧道德，忠孝两字，绝对遵守，大局主张，固另有主宰者。”

6月初，张学良以个人名义从新乡前线给蒋介石拍发电报，希望停止内战，共商国事。此后，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要求顾全大局，避免军事冲突。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同日发表“反赤通电”，准备与蒋介石的北伐军讨价还价。

8月初，张作霖为防备阎锡山突然袭击，特命张学良、韩麟春对所部积极补充军需，加强训练。张学良指挥部设在北京光明殿，军队驻扎在京绥、京汉铁路沿线。他临时编成三个校阅军容委员会，于中旬出发，到各部分头校阅部队。

9月中旬，阎锡山令部队向新乐东长寿的奉军袭击。张学良、韩麟春急令驻河间、任丘、博野的部队星夜兼程，从定县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侧击。经三昼夜激战，阎军支持不住溃退。

10月上旬，傅作义的先头部队乘虚攻占涿州火车站。张学良接受父帅张作霖之命，速派所部应战，并限期部队收复失去的涿州火车站。中旬，张学良率部4万余众，开始了奉晋两军的涿州之战。奉军主攻，以张学良为总指挥；晋军主守，以傅作义的第4师为主力，约1万人。张学良的部队围困涿州两个多月，使傅作义部队军粮净尽。阎锡山见涿州已失去战略作用，授意傅作义与张学良停战谈判。本来，张学良不愿意进行这场战争，见傅作义求停，便同意谈判。于是，12月30日，奉、晋两军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

1928年1月6日，傅作义大开涿州城门，亲自带领高级军官幕僚，在南城门外，摆队欢迎奉军入城。张学良将傅作义安排在保定居住，待为上宾。而后，傅作义部队徒手开赴黑龙江被张学良收编。9日，蒋介石开始动员北伐。张作霖为了应付局势，命令张学良军团开赴河南邯郸以南，防备冯玉祥军队的进攻。

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南京政府决定再次北伐。

这年2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调动军队北伐奉军。张作霖得知这一情报后，于3月在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张学良与杨宇霆参加这次会议，制定作战方案。会后，张学良立即返回保定，准备与冯玉祥作战。他命令部队务于26日前到达指定防地。

1928年4月1日，张学良、杨宇霆率参谋处及各处部分人员乘专车由保定开赴邯郸，并在火车上暂设前进指挥部。翌日，张学良、杨宇霆召集前方将领军事会议，部署了作战方案：命令于学忠、戢翼翘、富双英及骑兵第1、第2军，以戢翼翘军为中心，开始前进，于4日拂晓向丰乐镇一带的冯军进攻；炮2旅以一部分在戢军后方，以一部分在于军右后方，协助进攻；各骑兵军掩护奉军侧翼，并发挥包围打击冯玉祥军队的威力；铁甲车沿铁路前进，掩护部队进攻；侦察机在天空，协助前进，收集情报。

张学良、杨宇霆部署完毕后，拍电邀请第7军团长褚玉璞来邯郸会面。4日当天，褚玉璞就来到邯郸。张学良、杨宇霆在火车上同褚玉璞进行了秘密商讨，双方同意进行军事联防。

在张学良指挥下，奉军进攻了一天一夜，冯玉祥军队就支持不住了，于5日退守到漳河南岸。6日，张学良、杨宇霆乘专车赴石家庄，对进攻阎锡山的部队进行视察。他们亲临井陉和石家庄西方前线，指导方略后，于10日返回邯郸。据密报，阎锡山有抽调大部骑兵绕攻万军左翼并袭击京汉铁路的意图。为确保京汉铁路中段安全，张学良立即召见谢珂面授机宜，命令他即日到井陉同荣、胡两位军长商议，调丁喜春师到赞皇万军的左翼布防，担任掩护京汉铁路的任务。

4月下旬，张学良、杨宇霆在津浦线的部队作战失利，于是天津告急。此时，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沿津浦铁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于陇海、津浦两线，逼迫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节节败退。阎锡山的“晋军”又猛攻龙泉关。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杨宇霆部队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28日，张、杨在邯郸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后，乘专车到石家庄，召集攻击阎锡山的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张宗昌在津浦失利的前后经过及撤军原因。

5月上旬，张学良和杨宇霆由保定回北京。张学良住在万字廊，每天到设在光明殿的军团部处理公务。他在撤退前写给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为个人谋荣华富贵”，“兄弟奉命征讨，但一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他屡次建议父帅张作霖“罢兵息争”，退回东北，“防止日本有所异动”。这次，他再次建议父亲：停战议和，撤兵关外。这位“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感到大势已去，便接受了儿子的建议。

5月10日，张学良在复上海总商会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文中说：“人之欲善，谁不如我，频年戎马，夫宁本怀？”又说：“人方利用外争，以息内哄，我乃增长内乱，以召外兵，此中是非，宁待再论？”他表示：“南北双方，彼果无弯弓射月之诚心，我确有免胄寻盟之真意。”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与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发生了面对面的严重冲突。张作霖说：“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样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张作霖之所以这样发怒，是因为芳泽来见张时，向他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芳泽诱惑张说：“如果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对芳泽的诱惑并没有动心，正气地回答：“我们家中事，不劳邻居费心。”芳泽问：“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向关外。”芳泽威胁道：“恐怕未必能回去吧！”张作霖斩钉截铁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张作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种种要求，包括“开矿、移民，停建葫芦岛港，新的二十一条”，深为日本痛恨。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等人紧急会议，决定奉军总退却，放弃保定，北撤抵京。奉军在北京做短暂停留后，准备撤往琉璃河。

父亲被害，少帅统治时期的开始

1928年6月3日凌晨，北京从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2时15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从中南海启行，驶进了前门火车站，军乐队立即奏起军乐。车队中乘坐第一辆车的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官员。张作霖从第四辆黄色大轿车下来时，张学良与杨宇霆、孙传芳等人上前迎接，一一和张大帅握手告别。

停在站台前去奉天的“泰山号”曾是当年慈禧太后所乘的专列，共有7节车厢，造型精美，富丽堂皇。张作霖乘坐在列车中间的蓝色铁甲车厢里，由潘复和鲍贵卿陪伴。于是，“泰山号”专列准时由北京向奉天方向驶去。这就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到败退离京的最后一幕。他虽然表面维持镇静，但内心则是不胜感慨及颓丧。

此时，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更有另一种感受：一种曲终人散的唏嘘，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平静。因为他并不觉得这幕来得太突然。早在一年前，父帅在参与中原内争时，他就向父亲苦谏过，但张作霖不听。张学良作为军人、张作霖的儿子，只有以服从军令来做老子实现野心的工具。眼下，父帅撤退离京，张学良又只好奉命暂留北京，处理军事上的这一场残局。

此时，张学良正处在国民革命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搏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下，竟一泄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和杨宇霆自然不能在北京长久留驻下去。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指挥统辖的第3、4方面军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出关外。

张学良送别父亲的当天晚上，由天津的电话报告中得知父亲张作霖已于午夜离开天津站，专列向山海关、锦州驶去。张学良的心里仿佛有了安全感，轻轻地出了口气，因为山海关外是张氏的天下。然而，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翌日（6月4日）清晨6时，他却接到了奉天发来的急电：5时23分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帅受伤较重。

原来，这密电是随张作霖出关回奉的密电处处长周大文让人拍发的。他亲身经历了这场爆炸：张作霖专车驶经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抵达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老道口三洞桥时，突然一声巨响。这是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佐将预先放置的炸药引爆，当即将“泰山号”专车四号铁甲车厢至七号车厢炸得不成车形，铁路桥的钢梁也随即下塌。校尉处长温守善和周大文看见张作霖身受重伤，全身血污，喉咙被穿破一个窟窿，血流不止。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汽车赶到现场。张作霖被三子张学曾、齐恩铭等人抬上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速送回帅府。同车遇难的有专程由奉天到山海关迎接张作霖的“东北三省留守”吴俊升，他被下塌穿透车顶盖的钢梁铆钉刺人头部，当即死亡。张作霖的六姨太也被炸死。见此惨景，周大文急忙跑到市内，因为不了解这次爆炸的原因，所以未敢回家，先给家里挂了电话试探情况，认定无事时才回到家里。他马上给张学良打电话，但没要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他，周大文立即求张志忻到密电处代发了密电，向张学良报告此事。随后，周大文又给天津胡若愚打了电话报告，便匆匆赶到帅府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九弟）。袁秘书告诉周大文：张大帅被运回帅府时，还能说话，随后即伤重去世。对此，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对帅府内外严守秘密。这时，张学良对父亲去世的噩耗还一无所知。

张学良接到父帅被炸伤的密电时，正在邯郸临洛关车站的军列上设置的指挥部里督军作战。他立即回到北京，命令司机伊雅格（苏格兰人，其父曾任奉天北宁路机务处总管，后来由他继任）和副官及近卫官等人收拾行装随他当日晚启程离开北京。张学良为了防备不测，在崇文门秘密登上杨宇霆军团长的军列。他的专用小汽车则开到东便门装上军列火车。

张学良乘坐的军列行至黄土坡稍停，驶至北仓时天色已明。司机伊雅格把小汽车从军列上卸下来。张学良让他开车去天津打听父帅的消息。伊雅格驾车进入天津后，通过英国通讯社证实“张大帅被炸”的确实消息，于当日下午4时返回张学良处报告。张学良听罢，命令伊雅格马上将车直开军粮城，路过天津时不要多停留。他此行的任务是：用车将随行人员罗文干、赵欣伯、杨云史送进天津英租界；把密信面交胡若愚；采购罐头、食品。伊雅格完成上述任务后，路经天津时买了几份报道“张大帅被炸”消息的英文《明星报》。张学良看了报纸后，知道了一些情况，乘上专列继续前进。当专列抵达滦县车站时，火车停了下来。张学良和杨宇霆在车站附近一座山顶的小庙里住下。他的警卫队在山脚下搭起了帐篷，安下营盘。此时，张学良并不知道父帅已经去世。他在这里停留了十多天，主要是部署撤军。

6月8日，张学良的鲍毓麟旅由北京撤经通州，准备取道古北口回奉，被冯玉祥部队缴械。张学良不仅为此大伤脑筋，还要为安排阻拦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残部和部队撤回奉天而昼夜不眠。当张学良军事行动部署就绪后，便把部队指挥权交给了杨宇霆。他要先回奉天，看望被日本人炸伤的父亲。

6月17日，张学良将卫队营长崔成义叫到列车指挥部问：“你听说老将遇难了吗？”

崔营长故作不知道：“不清楚。”

“不管你清楚不清楚，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张学良说到这儿，停了片刻，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为防备敌人在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于是，崔营长奉命带领全营官兵做好回奉准备。临行前，张学良身着灰色士兵服装，佩带“王德胜”符号，化装成伙夫的模样，在刘多荃、谭海、苑凤台、崔成义的保护下，登上卫队专列。

张学良夹杂在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里，身旁坐着他的私人医生马扬。此人日语说得好，也化装成士兵，防备万一出事时，好与日本人攀谈。列车经过山海关时，由于机车需要上水，所以专列停了下来。

这时，三个日本宪兵向专列上的士兵问：“这列车上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们回答：“是崔成义营长。”

三个宪兵对崔成义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

“我们到奉天另有任务。”崔营长答。

“你们的张学良军团长在车上吗？”

“张军团长没来，他正在滦县督军呢。”

三个日本宪兵巡视了列车的每个窗口，没有看到张学良的身影，才相信地走开了。

张学良乘坐的专列加完水后，便风驰电掣北上，到山海关车站约停了半个小时又继续前进。列车在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车站站长都上专列上查看张学良是否在车上。由于卫队营长崔成义和士兵们的巧妙应答和掩护，才蒙骗过各站站长的检查，使张学良得以蒙混过关。

当列车从新民县火车站开行后，张学良嘱咐崔成义营长：“车经过老将遇难处时，你告诉我一声。”崔营长遵命，站在车窗口前，一眼不眨地盯着窗口外。专列驶过兴隆店后，崔成义向张学良报告：“军团长，列车就要经过大帅遇难地点了。”张学良闻报，立即站到车窗口前。当列车通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张作霖遇难处时，张学良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

6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张学良乘坐的专列在奉天西边门车站停止前进。这时，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情况，发现只有黄显声一人在车站迎候。张学良见车站无异常情况，便下车，随黄显声、谭海横穿铁道线向东急行，避开车站出口，坐进了早在那里暗地等候的汽车里。汽车没有直奔大帅府，而是先到伊雅格家，暂避世人耳目。当天深夜，伊雅格亲自开车，把张学良秘密送进张“帅府”。

张学良一进帅府，就急切地问父帅伤势。当他得知父亲已去世近半月的噩耗，如五雷轰顶，立时泪水如注。这时，张作霖的卢夫人向张学良哭述了大帅临死时的情景。

那天，当差官慌张地跑进帅府报告“大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的时候，帅府内的人慌作一团，赶快涌到府门口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小心地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身是血。有人用剪刀把张作霖的衣服剪开，发现他的一只胳臂已经折断。这时，杜医官赶来了，见大帅伤情，立即施行了紧急治疗。此时，张作霖还能说话。他对卢夫人说：“我受的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腿并没断），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死了算不了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来……”说到这儿，他就闭目长逝了。此时，正是6月4日9时30分。张作霖终年54岁。

张学良听罢卢夫人的哭述，沉痛已极。这时，大帅府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向张学良解释道：“大帅去世时，怕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顾虑日本将乘虚有所举动，所以决定在您未回府前，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大帅的饭食；杜医官天天来府假装为大帅换药、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以上做法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窥探。”

这一夜，张学良痛苦已极，精神恍惚。他猛然间想到：那日算的卦，乩语上的四个字“大帅归矣”；想到父亲出事那天是阴历四月十七日，正是自己28岁的生日，而父亲恰是在他生辰日身亡，怎么会如此巧合？为此，张学良决心不再祝贺自己的生辰，把生辰日改用妻子于凤至的生日阴历五月初八，尽管如此，阴历四月十七日，是张学良终生不能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对他来说是有生机也有死机的日子。

在张学良回帅府前，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巧施妙计，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还扬言张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已接近康复，以此迷惑日本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此时，张学良已回到帅府。他一面尽可能地继续隐瞒父帅之死真情，一面迅速地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他命令军队要以最快的速度撤回奉天。

在张学良回奉天的前一天，即6月16日，臧式毅召开了高级会议。会上，他提议，全体一致通过张学良为奉天督办。这样，在张学良回帅府的第三天，即6月19日，就宣誓就职，并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

6月20日，张学良发表就任奉军务督办通电，告军民长官、各报馆致省各县父老宣言。电报文曰：

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当此任事之始，敬以至诚之意，倾吐素抱为我父老陈之：（一）学良束发从戎，屡亲行阵，目睹兵火之惨，战区则妇孺沟壑，间舍丘墟，列郡则捐税苛烦，商民停业，贫者将死，富者亦贫，民苟不存，国于何有？学良上年战胜，渡河以后即有弭兵之电，言之綦详，事变相乘，夙志未遂。自今以后，谨当遵大元帅佳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抱息争宁人之旨，以期贯彻初衷，自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一。（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交邻亲善，古有明言，东省地介边陲，尤宜讲求外交。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友国相周旋，屏除挑拨离间之阴谋，折达共存共荣之目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二。（一）东省为国防地带，整饬戎政固职责所当然，然古有明言，兵在精不在多，比年因战事发生，编制不无冗滥。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过剩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力，但使畎亩中多一耕农，即社会上少一游惰，彼时生产之力日增，军费亦因之自然日缩，袍泽同感生存之乐，而饷需亦无竭蹶之忧，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三。（一）奉省金融困滞，公私痛苦同深，勉事补苴，终非善策。自今以往，当盛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蠲除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一面提倡实业，奖盛生殖，其他推广教育，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之改革可期完善，此为我父老敬告者四。（一）至于国家之大，主体在民，民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行，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庶将来政治入于正轨，全国可企同风，此为我父老敬告者五。以上所列，上之则秉承于庭训，内之则发动于良心，端绪虽繁，精神不贰，志愿所在，生死以之。敢布腹心，敬希公鉴，谨请明教。

6月21日，张学良对路透社记者谈其新政纲要点。23日，天津《大公报》发表张学良谈话。他说：

连年用兵，人生已不堪其苦。吾之政见大纲，将为维持和平，内部整理则在注重教育。吾父生时之财产共值1000万元，特用作推广三省教育。关于工业及经济之发达，必设法提倡及赞助。至于外交上，必谋取消不平等条约，同时并欢迎外资之合作，但不应附有任何特别权利。对于日本，认可和平解决种种悬案。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之重要一部分，吾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决以全力破坏此图谋。东三省与国民政府不能成立亲善谅解之难关，在于国民党无一定之主见，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

当日，张学良正式向外界公布父亲张作霖的死讯，并令人在哀挽录、行状内填上“21日”这个假日期，以此隐瞒日本人。少帅把父帅的灵柩存放大帅府东花园花厅内，以冰镇防腐。

此时，张学良还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吉林和黑龙江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张学良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公开与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竞争，很可能会遭到失败。张作相是张作霖的伙伴，其资历和声望以及在东北军界、政界领袖中的好人缘，使他在东北军队中广泛受到拥戴。年轻的张学良在这些方面，根本不是张作相的对手。然而，张学良并未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争夺东北的最高权力，而是谦恭地请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这是东北最高统治者的官衔。这天（21日），东北三省议会联合召开了三省紧急临时会议，当场议决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为此，张作相极为动情，一再回辞，拒绝了总司令要职，发誓：他要像忠诚于老帅那样辅佐张学良，支持少帅。此时，杨宇霆也发出通电，表示要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拥立“汉帅”（张汉卿）。

7月2日，在东三省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仍兼奉天保安司令。于是在7月4日。年仅27岁的张学良宣誓就职，同时兼任奉天东北大学校长。从此，张学良开始了对东北的统治。张学良的“少帅”这一非正式的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东北开始了少帅统治时期。

第三章　军事新秀，扬国救灾

东北易帜

张作霖遇难后的一个星期，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城。全国除东北外遂告“统一”，举国高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

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决不妨害统一通电》：

急。北京蒋介石先生、冯焕章先生、阎百川先生、蒋雨岩先生、何雪竹先生、南京谭组安先生、李协和先生并诸公先生、何敬之先生、李任潮先生均鉴：吾国不幸，兵祸频仍，民生憔悴，国是阽危。学良上年渡河之后，故首倡弭兵，事与愿违，有志未遂。今遭大故，重寄勉膺。先人遗训谆谆，以无违佳日息争电之旨为戒，言犹在耳，痛切于心。外审国情，内丁家难，既具肺腑，宁有更事私争！在前敝军退驻滦河，本系孔代表蓉生指定地点；兹为贯彻和平起见，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已令前方敝军从事撤退，以明真意。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除派代表即日趋前晋谒外，敬布诚悃，伫候明教。张学良。东印。

蒋介石为促使东北三省早日归附中央，加紧了与张学良将军的秘密联络。1928年7月6日，蒋介石摆着“革命者”的架式，在北平碧云寺的中山灵前宣告：北伐成功。之后，派代表刘光到奉天与张学良秘密接洽改挂国民党的旗帜。张学良表示顺从民意，赞成统一。10日，他委派的胡若愚、邢士廉、王树翰到北平香山六国饭店谒见蒋介石，商谈南北议和条件。17日，张学良与某外人谈时局。当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举行大会，通过《东北各省区临时保安公约》，设立“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对联合会负责，处理各省区一切重要政务。18日，《盛京时报》发表了张学良与某外人关于时局的谈话：

南北妥协问题。现在进行程度，未便具体的表示，惟双方意见已形相当接近，确属事实。

临时保安全问题此项机关性质，初与从前施政精神无异，要亦尊重民意焉耳。

财政问题。财政固以金融安定为其目的，惟果能收如何程度之成功，尚属疑问。

裁兵问题。此案重大，一言难尽，现由军事委员会研究裁兵善后办法，正在进行之际。

对日侨民希望，与其徒倡“共存共荣”，无宁互相谅解，推心置腹。

防备问题。热河及山海关方面，防备十分完全，无须忧虑。

改约问题。以吾人观之，条约也者，系属双方合意缔结，即有不合理之处，亦应由双方合意改订，若夫任何一方单独改正，殊不成理。惟此次改约问题，日本则亦宜表示相当雅量。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前于中山首倡时，早经表示谅解，及今不复成为屈服不屈服之问题，惟共产党则誓必防止到底。

安保会问题。此案现交省联合会审议在案，尚未决定。

不日，蒋介石特使李石曾到奉天，在同张学良的会谈中，答应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他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统治；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7月20日，张学良致电邢士廉、王树翰说：“蒋公对弟诚恳之意，并屡转告以国家为前提，合作携手之利益，闻之感涕。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省一切不成问题。”

7月21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

万急，北平，蒋总司令介公勋鉴：密。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敝处连接代表电述尊意，凡弟所希望者，无一不蒙容纳，身非木石，能无感动。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惟此次弟决心与兄合作，纯本之个人天良，外交虽有问题，兄能有妙法应付最好，否则我辈精神上之结合，亦非外力所能阻隔，甚盼兄於归途指定晤面地点，弟决不惮此一行，既可面罄苦痛，并可切商此后进行方法。第五次大会弟并愿派员参加，以谋事实上之合作。总之，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是否有当，敬乞逐一教示。弟学良。

张学良基于国仇家恨，深感国家统一大有必要。双方几经协商，决定尽早易帜，即取下悬挂着的北洋政府时代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挂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表示服从国民政府的统治。

东北“易帜”的消息刚一传出，即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惊慌。从田中首相到驻奉总领事和关东军施展了各种威胁利诱之手段，干涉张学良归顺南京。早在6月下旬，日本田中首相曾连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张学良不得与蒋介石妥协，希望张学良在东三省搞“独立”。否则，日本将采取强硬措施。面对日本的干涉，防止日军“狗急跳墙”制造“第二个济南惨案”，张学良只好推迟易帜日期。张学良的这个决定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蒋介石急忙派特使李石曾到奉天与张学良再次会谈。

在会谈中，李石曾要求张学良尽早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诚恳地表示：结束国家分割的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眼下立即易帜，时机尚未成熟。他向李石曾讲了东北的局势。在张学良为父帅张作霖治丧期间，日本首相密电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阻止其归顺国民政府。7月19日，林久治郎把田中首相的意旨面送张学良，施加警告。然而，张学良面对日本人的警告，冷静地向林久治郎说：“我是否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易帜只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样的事实报告给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听了这话，没有再谈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言行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国际社会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天，张学良又去拜访日本关东军村冈司令官，把对林久治郎的话向村冈重复一遍，使村冈陷于窘境。尽管张学良对日本人的威胁无所畏惧，但是对现时局势的利害关系，他不能不慎重考虑。所以，他向蒋介石特使李石曾表示：原商定易帜之事，只有待时机成熟时才能付诸实现。

在张学良为父帅张作霖举行葬礼时，日本政府以吊丧为名，特派其驻法大使林权助于8月3日到奉天。翌日，林权助带着田中首相的使命到张作霖灵前吊丧。陪灵的张学良面对杀父之国的特使前来“吊丧”，心如刀绞，决心要与他进行一番较量。这天，溥仪闻张学良宣布为父发丧讯，命师陈宝琛和朱益藩给少帅写了一封慰问信并送来“御笔”挽幛以尽悼念之意。8月9日，林权助又一次与张学良密谈，透露了日本政府田中首相给他的秘密训令：“自日本观点言，在目下情形中，东三省与南方请求妥协实在不利。如张学良不与南方继续洽谈，则东三省当成为中国最进步之省份。此不仅中国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国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张大元帅如尚在世，必愿见此成就，张学良如循此路线，亦足以完成其先人遗志。万一南京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密谈中，林权助对张学良说了一些露骨而不客气的话。对此，张学良严正明确地对林权助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张学良又说：“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林权助听了，仍然哓哓不休地说：“我和令尊是好朋友，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罢，愤然变色，大怒道：“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说罢，他就令人端茶送客，弄得林权助狼狈而去。

但是，日本对此并不甘心，又让派在张学良身边当顾问的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国皇帝”。他还给张学良写了一份“王道论”。张学良看罢，问土肥原：“你这是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让我当满洲皇帝，你是什么意思？”说完，张学良让千田森告诉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这个顾问调走。千田森当时就对张学良说：“你这个顾问是日本派的。当年订条约时规定你有两个顾问，你没有权让他调走，他是政府派的。”

张学良气愤地说：“那好，我没有权。我没权没法子，我的顾问我也没权调，那么我不见他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我有权吧。我不跟他谈话！”张学良说到这，对千田森说，“以后，土肥原来，我一概不见！”

此间，溥仪从心里不愿意张学良与自己争“皇帝”。他更不愿看到南方和北方的统一，这对清朝的复辟不利。为此，他也做张学良的工作。他有位老臣名叫商衍瀛，字云汀，清朝翰林院编修，还在溥仪的小朝廷中当过“南书房行走”。此人后来成为东北红万字会的名人，与奉系将领广有联系。溥仪利用商衍瀛的身份，让他替自己说情，接触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向这些人送礼，诡秘地从事政治活动。在张学良“易帜”的关键历史时刻，溥仪又命商衍瀛与张学良密商。

嗣后，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身份写了一封亲笔签名信“敬呈清帝尊展”：

敬复者：商君云汀来沈，辱荷过谈，敬稔雅意殷拳，感激莫名。比维潭第多福，动定咸绥，允符私祝。学良才短学疏，谬膺疆寄，循省遭际，韦越为虞，重以奖言，弥增愧悚。承示各节，已与商君面谈，晤时谅能备道。好风多便，尚望时惠德音，藉资韦佩，无任盼祷之至。耑肃拜复，敬请台安。

制张学良拜启

商衍瀛与张学良说了些什么？这封信中没有阐明。但从信的行款上的变化和字里行间可看出，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是坚定的。没有给溥仪任何政治上的许诺。

此后，张学良为实现东北易帜的决心更加坚定。然而，日本不甘心，还不断地向张学良施加威胁利诱。他们让派到张学良身边当顾问的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张学良始终不为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所动。

10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张学良为国府委员。而后，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赴南京报告了易帜准备情况。隔日（10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致电，表示积极准备，一旦就绪，即将通电宣布三省同时易帜：

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密。佳巳电敬悉。学良过承提携，许以追随左右，为国服务，感幸何极。已专电致谢，并请列名通告依时受任，计邀明察。兹尚有数事敬求核示：（一）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指日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3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即张群）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二）政治分会，五次会议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主席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三）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将前项服装图样及公文程式手续已经颁布者，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而归一律，当否均祈裁示。

张学良。蒸。

此电发出后，10月12日，蒋介石即致电张学良，告诉已将其名加入国府委员会发表并在委任电称：

奉天张总司令汉卿兄勋鉴：密。青电奉悉。统一完成，建设开始，海内贤俊共同努力，此党国之大幸，佩慰非可言喻，已将兄名加入委员会发表就任矣。台从不获常川在京，自应遴派代表于必要时列席报告。惟国府组织伊始，诸待筹商，尚希拨冗一临，共论国是，尤所盼祷。

蒋中正。文。

同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时宣布易帜：

奉天张总司令汉卿兄勋鉴：密。蒸电奉悉，至为欣慰。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其时，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指蒋氏）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关于政治分会，五中全会既决议于本年内取消，实不便再有设置，东省果有特别情形，可另筹妥善办法，各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人选请先电保，不久当即发表，军队服装式样及公文程式手续；自当派员送上。专此布复。弟蒋中正。文二。

10月13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实践前约，改悬国旗：

学良不才，谬蒙推举，寸衷感篆，莫可言宣，只以东省善后万端待理，弗克追陪末席，良用慊然。承示亟速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至热河问题，毫无成见，容俟杨邻葛（指杨宇霆）兄由热归来，当即电商办理。先此伸谢，诸希亮察。

蒋介石对张学良一如所诺的电报很赞赏，便派张群率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合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暨各委员均鉴：……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张学良为了检阅和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式上，他身穿新式陆军礼服——上衣是瓦灰色，裤子是黑色镶红道；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帽顶有十字金花，帽檐饰一圈金色花牙，正面饰金质帽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佩挂着指挥刀——刀柄和刀鞘镶嵌金花，下垂金丝绦穗。

这身装束使张学良英姿勃勃，神采奕奕。平时，他不骑马。此时，他骑着战马，毅然宣布“易帜”。于是，北洋军阀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降了下来，代之升起的是国民政府送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12月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在就职典礼上，张学良身着中山装向总理遗像宣誓。方本仁、刘光监誓。这天，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张学良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此时，张学良并没有忘记父亲的灵柩还没有归位。他在这年底着手在抚顺附近的铁臂山，仿清代福陵、昭陵规模修建大帅陵。修陵期间，其父张作霖遗体采用大量冰块镇冻防腐。

杀死杨宇霆吓死郑谦

1929年1月1日，南京召开以解决裁军问题为名的遣散会议。全国各地的军事领袖都出席了这个会议。唯有张学良委派了王树常将军代替自己在南京开会，他本人留在奉天着手完成一项颇为大胆的行动。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告组成，张学良任委员长。翌日，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拜访张学良，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电话局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的安装费。

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来见张学良。他们以“中东铁路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为理由，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杨宇霆极力推荐常荫槐为督办。常荫槐不好意思地转过话题并对张学良说：“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中东铁路纳入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

杨宇霆称赞常荫槐说得对，把事先写好的文稿拿出来，递到张学良面前，说：“我们俩已决定这么办了，你签个字，我们就发表公布于众！”

张学良面对杨、常的一唱一和，听着他们那不可置否的口气，看着他们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神态，感到事情的复杂和严重。此时，张学良的脑海里浮现出日本田中首相四次派人向他交涉修建满蒙五铁路的情景，尽管日本人软硬兼施，但都被他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张学良想：“莫非杨、常二人和日本……”想到这，他心中立时升起一股怒火，但他很快把情绪稳定下来，推托说：“你们的建议，我可以考虑。不过，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一事涉及外交，不能草率行事，请二位容我一点时间慎重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了，我们一起晚餐后再商量……”

“不用再商量了！”杨宇霆向常荫槐使了个眼色。

常荫槐会意地说：“我们还有要事回去处理，临来时，我们已告诉家人准备晚饭了，待会儿我们来听结果。”说完，杨、常二人起身告辞。

客厅里只剩下张学良一个人，他坐在沙发里，思考着处理这件事的良策。然而烦躁的心情却使他坐不安稳，于是取出香烟燃着。他从喷吐的烟雾里面，仿佛看到了杨、常二人的阴险嘴脸。立时，往事历历在目……

张学良在早些时候就对杨宇霆的野心不满，但由于杨宇霆是父亲张作霖的左膀右臂之一，很受宠用，所以从第一次奉直战争到第三次东北军进关，杨宇霆一直左右着东北军。

在杨宇霆兼任督办的奉天兵工厂，弊端百出，贿赂公行，在东北可谓尽人皆知。当时，张学良为了促使杨宇霆收敛自己的行为，特向父亲请求自己办一个迫击炮厂，以其经费开支少，出品精良的事实，企望杨宇霆觉悟。然而，张学良的用心并未使杨宇霆有丝毫的改悔。

杨宇霆善权术，计谋多端，一心要在东北树立自己的势力。在刘尚清、莫德惠继任省长时期，他挟其威势，开始大量安插亲信，凡是各县县长、税捐局长、警察局长，一有空缺即安插自己的党羽。于是东北政治人事大权便落在杨宇霆的掌握之中。然而，杨宇霆并不因此满足，还要将他的嫡系日本士官派插进东北军，以求逐渐掌握东北军的实际军权。当时，东北军的吴俊升、张作相是张作霖的创业伙伴和把兄弟，东北军的精锐部队三、四方面军的统领是张学良，所以杨宇霆在东北军插进嫡系日本士官的企图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杨宇霆采用日本士官同学于珍的建议，成立预备军，大量储备日本士官派嫡系军官。他以掌握张作霖图章的便利条件，曾用盖着张作霖印章的命令通令东北军各部，官兵空缺一律无权补充。他以为这样做，东北军迟早就是他的了。然而，郭松龄却识破了杨宇霆的阴谋诡计，并向张学良报告，竭力阻止杨宇霆的阴谋。杨宇霆对郭松龄恨之入骨，想方设法企图除掉他，最后导致郭松龄倒戈反奉，险些使张学良陷于死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东北军获胜，张学良、郭松龄的战功卓著。杨宇霆本无战功，但他竟盛气凌人地出任了江苏督办，而后被孙传芳、陈调元打得惨败，狼狈逃回奉天。他为了雪“无能”之耻，竭力怂恿张作霖再次发动战争，以达到其重返江南的目的。张学良识破杨宇霆的企图，主张东北军休养生息。但是，张作霖经不住杨宇霆的怂恿，决定东北军第三次进关参加内战。当时，杨宇霆代替已病的韩麟春与张学良同任三、四方面军军团长。他掌握军权后，更加骄横狂妄：凡是作战措施，他都先经身边的四名术士选择吉日吉时，说干就干，从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有一天，杨宇霆的专车停在京汉铁路的马头镇车站。突然，一只白兔跳进车厢，旋即逃脱。杨宇霆面对此景不解地问四名术士，有何缘由？这时，“张神仙”和“马神仙”灵机一动说：“卯酉相冲，下午酉时必有不幸发生，我们赶快将车退出马头镇。”张学良在一旁听后，甚觉荒唐，认为杨宇霆不应该相信术士之胡言。然而，杨宇霆根本不把张学良的话当回事儿，令专车退出马头镇。事有巧合，当天下午一股敌部骑兵冲人马头镇，烧杀抢掠。杨宇霆感到身边四术士神机妙算，乃是天意。于是，杨宇霆玩弄权术的野心愈加膨胀，与张学良的芥蒂愈来愈深。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伤身亡后，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当时，东北人心惶惶，日本人虎视眈眈。张学良为谋求团结统一，迫切需要左右悉心襄赞，与他共御外厚，报杀父之仇。然而，杨宇霆返回奉天，却俨然以父执自居。他不仅摆老资格，指手划脚，还在口头笔下从不把张学良放在尊称地位。在日常行政上，张学良对杨宇霆越是尊重，杨越是跋扈，甚至张学良的政令不经他的同意也不能下达执行。他还同常荫槐勾结在一起，拉拢奉天的文武官员。他的“大东关青云巷”公馆，每天晚上设宴款待文武官员，通宵达旦。受惠的人大多数都相信杨宇霆必定能操纵张学良。杨宇霆不仅如此，还从多方面设障碍，阻挠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实施。

杨宇霆和常荫槐为达到操纵整个东北政治之目的，整日在杨公馆内接纳各方面的官僚政客，一时间杨公馆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此时，杨宇霆、常荫槐的气焰十分嚣张，大有“东北天下非杨、常莫属”之势。他们对张学良委派接替黑龙江军务督办、吉林重任之命到了公然反对的地步，并加紧同日本人信使联络，以实现夺取东北政权的野心。

当时，日本为了了解民意归属，在奉天《满洲报》举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把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的名字列为一表，下面印出选票，要求读者每天填写东北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选票寄该报馆，以统计当选者的票数。杨宇霆和常荫槐夺权心切，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每日派出数十人购买《满洲报》达数千份，然后在选票上填上他们的名字，企图向日本表示东北民意归属他们。然而，杨、常弄巧成拙，在卖废报纸时秘密败露，引起社会轩然大波……

张学良不能忘记，有一次，杨宇霆和常荫槐来找他，要求扩充兵工厂，请求拨给经费。张学良向他们说明：东北目前财政困难，各方面都在裁减经费，无能力拨款扩充兵工厂。这时，常荫槐却慷慨地说，他愿意从铁路方面每月拨款给杨宇霆扩充兵工厂。常荫槐的“将军”使张学良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这使张学良想起了不久前的事：他向常荫槐请求由铁路筹拨款项，以补充军费，结果遭到常荫槐的无情拒绝。而今天，常荫槐有意当着他的面旁若无人地拨款给杨宇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戏谑自己吗？这时，张学良想起顾问端纳的那次密告：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3万枝步枪，并有充分的证据，包括往来电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证等等。

张学良当即找来杨宇霆，询问购枪之事。杨宇霆居然坦承其事。

张学良问：“你购枪干什么？”

杨宇霆答：“装备常荫槐的黑龙江山林警备队。”

“兵工厂不有的是步枪吗？为何购外国的？”

“咱们的枪没有人家的枪好啊！”

张学良从杨宇霆骄横的话语中，听出了他们的企图。原来，杨、常两人不但在扩张武力，而且要在武器上胜过张学良。杨宇霆为父过70寿辰时，张学良恭敬地以《贺杨督办封翁双寿诗》表示祝贺。张学良诗曰：

长白探渤澥，盘郁壮坤纽；灵粹钟异人，如公近希有。纯孝固所性，同气笃爱友；戚党感博施，诵义不去口。柔嘉有良匹，瑰姿耀琼玖；事亲相夫子，一惟女范守。

杨宇霆对张学良的盛情不理不睬，他要让张感到自己请来各方面人物云集奉天，以此向张学良炫耀其势力。其中，白崇禧的代表叶琪和唐生智的代表叶开鑫到奉天多日，整天在杨宇霆左右，对张学良不加理睬。在这当口，日本首相派员町野武马于10日上午大摇大摆地走进帅府，先入为主地说：“汉卿！邻葛（杨宇霆号）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的意见呢？”张学良听了，大义凛然地说：“你全然想错了！在这件事上，杨宇霆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无权和你谈判。”张学良说到这儿，转身取来准备好的文件，说：“上面写着：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国府参加，不能生效。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町野武马见张学良拒绝他的要求，气鼓鼓地吼道：“我去找邻葛去！”当天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同来张学良处兴师问罪。

张学良想到这儿，一股怒气升上心头。他气愤地扔掉烟蒂，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感到头脑在膨胀，耳朵在鸣响，仿佛看到杨宇霆、常荫槐在向他狞笑：“你每天注射毒针那么多，将来必会自毙，必会自毙。”这话是杨宇霆常在张学良背后攻击的恶语。此时，张学良感到杨、常二人的行为实难容忍，一个处决他们二人的计划在心里酿成。他平稳了一下自己的心绪，走到电话机前，立刻用电话将警务处长高纪毅召进客厅。

“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他们想方设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还要来逼我签字，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这件事关系到同苏联的外交关系，要请求南京，从长计议。可他们非要我签字，吃晚饭后来听结果。他们真是欺人太甚！所以，我要结果他们！你看如何？”

高纪毅说：“杀他俩的事，说办就办，说了不办必有后患。”

“好！我现在命令你，他们来时立即处死，你率卫士执行好了！”

高纪毅听了少帅的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命令，请示张学良道：“我们在何处执行？”

“就在老虎厅内，”张学良嘱咐高纪毅，“你可千万要小心，他们两人身上都带手枪啊！”

于是，高纪毅同张学良侍卫副官谭海带上6名卫士，埋伏在老虎厅外面。两个多小时后，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帅府，径直进入老虎厅就坐。高纪毅见时机已到，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枪冲进老虎厅。杨、常二人被这突然发生的情况吓得不知所措，还没等他们掏枪，双双被卫士们缴了械。当即，他们每人由两名卫士反剪双臂按在地上捆绑住。几个小时后（即11日凌晨3点前），高纪毅向杨、常宣布：“我们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杨宇霆和常荫槐听了，顿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于是，两名卫士上前，用手枪结束了杨、常二人的性命。

此前，2点半时，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接到了杨宇霆家人打来的电话：“今天晚上，宇霆本说是8点钟回来，可是到现在他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啊？”听罢电话，他觉得事情很奇怪，便立即坐车赶往张学良公馆。此时，张公馆的门紧闭着，外面卫兵守卫。经通报，町野武马直奔张学良寝室。张学良出室迎接町野武马，没等其开口就说：“町野顾问，请你同意我……”

“同意你什么？”町野武马截话而问。

“杨宇霆和常荫槐合谋企图取代我，所以我的部下把他们打死了。请你能承认我的做法。”

町野武马气极败坏地说：“他们二人不是要你的位置，而是为了铁路的要求！”

“不！决不是！”张学良反驳道，“是杨宇霆和常荫槐合谋取代我，被我的部下枪杀了。”

“你，带我去看看！”

过了片刻，张学良把町野武马请到老虎厅。只见杨、常尸体放在大厅的台子上。町野武马上前，恭恭敬敬地向杨、常尸体行礼。此时，他感到，信仰三民主义的张学良已不可能同意建造满蒙五铁路了，他这次来东北的使命不能实现了。町野武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张学良说：“我将永远不再和你见面了。”

杨宇霆和常荫槐被枪毙的第二天（1月11日）上午9时，张学良召集了司法部诸人商议善后事宜。会后，发表了由张学良领衔的通电和军法审判杨、常的判决书。通电称：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之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擅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感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请友人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更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其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务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言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等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11）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洞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判决书的内容与通电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又据报告，被告人等又与×××（不便说名）等勾结，预定本年3月间中央代表大会，南北同时发动，杨（宇霆）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常（荫槐）力收江省防军，扣留交通款项，利用失意军人。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指向捷克购军火）汇去巨款。”

1月13日，张学良发表《致三省父老电》，再次向世人说明此事：

各报馆、各县署、各团体转各县父老昆仲姊妹及本省各军队长官一切同寅同鉴：杨宇霆、常荫槐，皆为先大元帅倚畀之人，与学良共事最久，私交之笃，无异昆弟。此次因维持东省和平，迫于公论，不能不忍痛处置。经过情形业经通电宣布，计已共见。惟是学良所最为疚心者，以平日关系最密之人，事前不能纠正制止，致令一旦同罹法网，此皆由学良诚信未孚，防范无术所致。言念及此，涕泪交挥。所望嗣后桑梓父老，袍泽同人，各以大局为前提，协力图治，学良如有过举，无论何人均请直言匡导，无不虚己服从。务使东省治理日进有功，地方共臻宁谧，不但有以报先大元帅在天之灵，亦可使死者甘服于地下。掬泪陈词，伏希公鉴。

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后，念与他们的旧情，特派人慰抚死者家属，赠恤金各1万元。他还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信：

杨大嫂鉴：

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杨宇霆），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念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于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张学良在这封信的末尾又补述说：“如大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

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第二天，（即12日）国民政府派员为张学良举行了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仪式，并通电全国党政军首脑。此间，日本驻奉天领事林久要求张学良迅速解决吉会铁路等问题。张学良以对外交涉须由中央政府办理为由，拒绝了林久的要求。14日，苏联驻日本大使同日方谈判，将中东铁路苏方利益售与日本，以此抵制中国之收回运动。对此，张学良向日本领事林久提出强烈抗议。

少帅处决杨宇霆、常荫槐后，郑谦惊恐万分。郑谦字鸣之，南京人，弱冠应县试即高居榜首。后来，他因生活所迫，远走广东，投靠两广总督李经羲。李经羲见郑谦老实忠厚，文笔犀利，任其为文案（秘书）。民国成立后，李经羲（因是李鸿章之子）又当上了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郑谦又来投靠。李经羲自知总理职务不能久任，便把郑谦介绍给张作霖。张作霖当即委任他为秘书长。从此，郑谦追随张作霖，夙夜辛劳，竭忠辅佐，深得信任，大帅一切重要文函稿，均由其草拟。1925年，张作霖挥师南下，占据了苏、皖两省。同年9月，张任命爱将杨宇霆为江苏督军。杨宇霆推郑谦为江苏省长，从此，郑谦与杨宇霆、常荫槐关系甚密，常常在一起围桌作方城之戏。为此，人们视他为杨、常死党。其实，郑谦与杨、常并无政治联系。

张学良处决杨、常后，第二天，1月11日晨，召郑谦进帅府。原来，少帅得知郑谦坐立不安，特意派人召他进府温言抚慰。少帅知道郑谦为人老成，生活严谨，虽居高位，但无声色之好，又有“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之美誉。张学良想让郑谦起草向南京政府报告处决杨、常的电稿。然而郑谦却因恐惧紧张，写不出电稿而患脑溢血，于28日上午医治无效而逝世。

张学良闻讯后，慨叹道：“杀了杨宇霆，吓死郑谦！”他对郑谦的死深表哀惋之忱，遂命左右厚恤其家属，亲临其家吊唁，还协助其家属运灵回籍安葬。

3月1日，张学良为郑谦写了《挽郑鸣之联》，联曰：

往事话南皮，忽省姓名伤鬼录；

修词问东里，忍将文字概生平！

他将此联发表在《新晚报》上，表达对郑谦的哀思。

帅府入红颜

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后，使他在东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加强。他的威望日益增高，从而统一了东北的军令、政令。他的行动不仅震动了南京各派政治领袖，也使全国为之一惊。原来张学良绝非是碌碌无为的贵公子，南京政府的要员们对少帅刮目相看，敬重异常。此后，张学良又全力狠抓经济，使东北的经济开始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1929年2月，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3月，他又兼任了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他在支持东北人民反日护路斗争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抵制日本的铁路侵略。他不顾日本的反对，积极修筑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之后，又于5月修通了吉林至海龙、洮南至昂昂溪、四平至洮南的三条铁路，完成了从东西侧包围日本控制下的“满铁”。这使“满铁”完全陷入了非常状态，各项收益大为减少，致使满铁不得不解雇三千多名社员，给予日本“满铁”以很大打击。

这年5月下旬，张学良把各项工作安排就绪后，才松了口气。这天，他感到内心阵阵骚动——强烈思念赵绮霞的心绪使他坐立不安。他再也控制不住对赵四的思念之情，在少帅府要通了天津赵公馆的电话。

这突然降临的喜讯，使赵四小姐惊呆了。她欣喜若狂，不知说什么好，兴奋的泪花沾上双睫。她用激动的声调问：

“你，你现在哪儿？”

“我在奉天帅府给你打电话。这些天，我特别想念你。我希望你能来奉天。我已给你建造了一幢房子。我送你上大学读书。你来吧！”

赵绮霞对少帅的请求感到太突然了。她慌乱地不知如何回答：“好，不，不，让我好好想想，再回答你。”她说完后，迅速地放下电话，心乱如麻。原来，她与张学良的关系父母一点也不知道。不久前，她的父亲曾硬逼着她答应一位阔少爷的求婚。可是，她誓死不从，多次请求父亲为女儿的幸福退掉那门婚事。然而，固执己见的父亲根本不理睬她的请求。此时，她接到日夜思念的少帅的电话，真想去请求母亲同意她去奉天。可是她想到父亲在直系政府任职，和奉系势不两立，她又打消了求母亲说服父亲的念头。她犹豫不定，心里涌起难言的惆怅。然而，她那颗热恋少帅的少女之心，促使她最后做出抉择，中辍学业，悄悄离开父母，到奉天和张学良在一起。于是，她秘密地给少帅打了电话，告诉她的决定。

张学良得知后，高兴地说：“你来吧！只要你想读书，我就送你到大学读书。我立即派副官到天津接你。”

三天后，赵绮霞在奉天北陵别墅里，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张学良。这是一所面积不算大的欧式洋房。小楼被高大的绿树掩映着，显得异常的幽静。赵四小姐忘情地扑到少帅的怀里，幸福地闭上双眼，喃喃道：“我爱你，永远和你在一起。”

“霞，我也是……”张学良轻抚着赵四小姐乌黑的秀发，语重心长地说：“我爱你并非是为一时快活。虽然我已是有妻子儿女的人了，但是请你相信，我会永远对你好的。你聪明，有才华，会外语，非一般女性所能比，你可以上大学，做我的秘书或侍从小姐，我需要你帮助我……”

“汉卿，”赵四小姐坚定地对张学良说，“既然命运把我引到你身边，我愿终生追随你！”

正当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交臂海誓山盟的时候，天津赵府却闹翻了天。赵四小姐的父亲、母亲为女儿的“私奔”而恼羞成怒。天津的小报上掀起了“赵四小姐失踪”的轩然大波。赵庆华气极败坏地责骂儿子赵道生知情不举。母亲则觉得女儿“私奔”太不体面，责骂赵绮霞不该找那个已有妻儿的张学良。赵庆华感到女儿的做法使自己丢了体面，不顾儿子赵道生、赵燕生的反对，决定和赵四断绝骨肉之情，随即在报上发表了声明。此后，赵庆华感到自己的脸丢尽了，便辞去了官职，在北平郊外过起隐居生活，至死也没有再回天津。

不日，赵绮霞在天津报上看到父亲与她断绝关系的声明，悲伤地痛哭起来。此时，张学良才知道这事的严重后果，这对赵四小姐的打击太大了。他知道，绮霞从小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如今闹得父女公开断绝亲情，年仅17岁的她能经受得了吗？张学良感到内疚、痛心，恨自己的决定给她招来这场风波与伤害。当少帅向她说出自己的悔恨时，绮霞立即停止了哭泣，擦干了泪水，表示自己“私奔”并不懊悔。她觉得能追随在少帅的身边，是自己终生的幸福与满足。赵绮霞的赤诚情感使张学良非常感动。

在北陵别墅秘密同居的日子里，张学良为赵四小姐以后能有作为，送她进了奉天大学。赵绮霞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精通英语，熟谙密码。从此，少帅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位温文尔雅、擅长英文的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张学良懂英语，平时常常用“Edith”称呼女秘书。于是赵四小姐这个名字又被人们称为“赵一荻小姐”。

不久，赵一荻怀孕了。张学良决定带她到顺承王府去见夫人于凤至，向她说明他与赵一荻的关系。对此，赵一荻没有说什么。尽管她从少帅嘴里了解到于凤至夫人是位心地善良的女人，但是她知道，自己同少帅的关系已到了这种地步，毕竟是非同一般的事。少帅要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于夫人，她能宽容和接纳自己吗？赵一荻想到这儿，一股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然而，她转念一想，与其这样不安地生活，倒不如同意少帅的做法。倘若于夫人不原谅自己的话，那么为了爱情，自己甘心情愿地承受于夫人的白眼或辱骂。张学良听了赵一荻的心里话，既感动又难过。他感动的是一荻对自己的爱情坚贞赤诚，宁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他难过的是一荻不能光明正大地成为妻子，太委屈她了。想到这儿，张学良决心去向夫人说明一荻对自己的真情实意，让凤至理解赵一荻。

这时，门外有人报告。张学良让报告人进了屋。来人是陈副官。他说：“于夫人请您马上回去，有急事……”

“知道了！”张学良严肃地说，“我马上就去。”陈副官出去后，张学良望着赵一荻内心有些慌乱，但他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以不让她察觉。然而，赵一荻早已从少帅的眼神里猜到了他的心情，便微笑着说：“汉卿，夫人一定有急事，你快回去……”

“她有什么急事！”

“汉卿，回去吧，求你了。”赵一荻不愿意因为自己使少帅和夫人闹僵，恳求道，“你真心爱我，就快回到夫人那里。”

张学良见一荻急得哭泣起来，不忍心再让她伤心，一边穿大衣，一边安慰说：“一荻，我听你的，就去见夫人。”

“汉卿，你要向我保证，不和夫人发脾气，不然，我再也不见你了。”

“一荻，我听你的，一定。”张学良说完，恋恋不舍地离开北陵别墅。

此时，于凤至在心中已做出了新的决定：她要亲口对丈夫说，让赵一荻搬进帅府里住。这个决定并不是她出于一时的善良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原来，于凤至对赵四小姐和少帅的关系是有看法的。她认为赵四私奔来奉天和自己的丈夫秘密同居，既败坏了家风，又使她受辱，实在是令她不能容忍。但是，她毕竟是有涵养、有学问的贤妻良母，为人处事深思熟虑，所以没有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她考虑到丈夫正处在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指挥千军万马，系军政要事于一身，也是很不容易的。她想只要赵四能使丈夫获得欢悦，只要不干涉影响丈夫的大事就不追究了。所以，她对丈夫和赵四小姐的风流韵事采取了大度和宽容的态度。但是，她向丈夫宣布：赵四不能住进帅府，她不能有正式的夫人名义。于凤至以为这样做会使赵四小姐断绝情思，离开少帅，另寻他欢。可是当张学良把于凤至的话告诉赵一荻时。她不仅接受了，还向少帅表示：“我私奔到奉天，不是想在这里争个正式夫人的名义，只是想永远跟随在你的身边。”

张学良听了，异常感动，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工作再忙，也常常抽时间来北陵别墅陪伴赵一荻。对此，于凤至表面上装做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里也不能不感到不安和醋意。然而，于凤至毕竟是位非凡的女性，在经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和细心的观察之后，她竟发现了赵四小姐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为了让丈夫更好地执掌军政大权，她决定采取取长补短的做法，支持少帅成就大事业。为此，她让陈副官到北陵别墅把少帅请来。

于凤至把丈夫请到自己的卧室里，向他讲了自己打算与赵四小姐合作共事的想法。少帅听罢，惊喜不已，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挺直身躯，两只马靴一并，“啪”地给夫人敬了一个军礼：“感谢大姐对学良的厚意！”

于凤至见丈夫如此高兴的样子，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同时也感到慰藉。是啊，于凤至知道，在前段日子里，少帅很少有这样高兴的时候。

“汉卿，快到赵四那儿去，把她接到府里住。”

“是，大姐。”张学良又是一个军礼，兴高采烈地走了。

赵一荻搬进帅府后，亲身体验到于凤至夫人对自己的亲切容纳，万分感动。她在帅府内，识大体，顾大局，处处以她贤惠的品德维系着少帅家庭的融洽与和睦。于凤至则以大姐的身份，帮助照顾怀孕的赵一荻。她俩人以姐妹相称，和睦共处。

后来，赵一荻的背上突然生了一个险恶的痈疽，人称“搭背”，睡觉时只能向一方侧卧，想翻动一下身子得先撑着坐起来。她有病心焦，常常思念母亲，弄得她身心交困，苦不堪言。不得已，于凤至和少帅商量决定把一荻送到天津，住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以便能见到她的家人。在医院里，医生劝赵一荻提前取出胎儿，否则不利于医治“搭背”。医生还劝说，如不把胎儿取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严重时可能危及她的生命。然而，医生的劝说没能使赵一荻改变主意。她知道腹中的胎儿是自己和少帅爱情的结晶啊！

在最困难的时候，赵一荻的母亲来到医院，看望护理赵四。赵四又获得了母亲的爱抚和安慰。一荻咬紧牙关，带着7个月的身孕，同医生密切配合，既治愈了“搭背”，又保全了胎儿，使他平安无事降生人世。不久，她告别了母亲和亲友，抱着刚出世的男孩儿回到奉天少帅府。

张学良对儿子的平安降生欣喜若狂。他和赵一荻为男孩取名为张闾琳。赵一荻是自尊心很强的女性，从不允许有人视她为姨太太。在对外工作时，她总是以少帅的女秘书或侍从小姐的身份，陪伴着少帅，全力支持少帅专心处理军务、政务。在家里，她时时以爱子闾琳的生母身份维护自己的尊严。由于她毕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人，所以她很有自知之明，很少在军政界的社交场合出头露面。除此之外，在一般私人交往中，她总是和于凤至大姐携手陪同少帅前往应酬。为此，当时凡是和张学良将军有交往的人都羡慕少帅的美满家庭，赞美于凤至和赵一荻是少帅的贤内助。

题序撰碑文

张学良在掌管东北军政大权后，虽政务繁忙，还十分关心并亲自过问地方志工作。他除了担任《奉天通志》的编纂总裁外，还为《台安县志》亲笔挥毫题序。

1929年10月，台安县政当局在县志脱稿后，通过在大帅府工作多年又担任过“张巡阁使府教读”的崔名耀的关系，转请张学良将军为县志作序。张学良接到故乡题序的请求后，欣然命笔，不日便将序言墨迹以专信寄给了台安县志局。

张学良在题序中写道：

方志出于史家，乾道临安志以来，暨于无明，赤畿望紧，咸见著录。清代各省修通志，各以县志为取材之资，于是遐陬僻邑，莫不有志。顾自来言志者皆以征文考献为鹄的，或斤斤于考证之精疏，或沾沾于文字之繁简，体例之同异，人伦之藻鉴，自非鸿硕，莫敢操觚。然在今日，则地利民生所系尤切，昔人谓志者治之谱，固官斯土者所宜知。台安之为县，肇造于清季，然则斯志之作，当在此而不在彼矣。孙令维善知台安时，属副教育局长玉璞纂修县志，于令冠瀛继其任，将为刊布，来请序言，余为亲民之官，当周知所治如其家，尤当使后之来者，其周知所治无以异乎，吾则斯举也，可谓知所务者已。

张学良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

张学良的题序，概要阐述了方志的渊源和作用，而且对编志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充分表达了他对台安第二故乡的落地亲情和一片桑梓丹心。

1929年11月，张学良为刚刚落成的哈尔滨文庙（现哈尔滨工程大学内、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撰写了一篇《文庙碑记》：

哈尔滨据松花江上游，东省铁路横贯其间，欧亚商旅麇集而鹑居，列肆连廛言庞俗杂。自政权收回后，百务聿新，当事者以学校勃兴，不可废崇祀先圣之典。于是鸠工兴事，凡历时将三载，庙成。余惟君子之敷教也，必端其本，夫亦植于仁孝而已矣。孔子之教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所恒言，则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盖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而其三世之说，尤以世界大同之治为极归，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蒸之为善俗，即恢之为郅治，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孝之极诣，所由通神明而光四海也。晚近学子，年少气盛，其持论唯新是骛，而抑知民德即离，势必家邦陵替。本实先拔，而求其枝叶之无伤，胡可得也！今欧美诸邦，类皆厌兵戎而趋文化，其究哲学者，且旁搜中国经籍，以尼山之学为能止至善，而共深其企向，盖世界大同之机兆，而孔之教之气昌矣。中华为至圣祖国，哈埠又为华夷错处之区，使无杰构，以虔奉明祭其何以动学子钦崇，而回易友邦之视听。夫古之人抚车服礼器犹不胜概慕流连。而况趋跄将事，摄以威仪，其有不感观兴起者乎？记有之曰：“祭者教之本。”此文庙之建所为不可缓也。庙基在南岗文庙街东南，计地九十亩，经始于十五年十月，则大成殿暨配殿两庑皆蒇事。其用款，由官商合筹为元七十三万有奇。董其役者前行政长官张焕相及今长官张景惠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岁次己巳十一月庚戌朔十日己未张学良记。

哈尔滨文庙于1926年至1929年修建，时值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世界列强有十来个国家在哈尔滨攫取了特权，进行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和宗教渗透。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伺机吞并东北。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之下，张学良支持哈尔滨修建文庙，主张尊孔、祭孔，支持哈尔滨人民抵御外国文化侵略，振奋民族精神，撰写了《文庙碑记》。这篇五百余字的碑记中，张学良以凝练、精辟的文字论述了哈尔滨文庙的地理环境，建庙的历史背景，建庙的宗旨和作用，建庙的始末及其他有关事宜。

少帅开宗明义地指出：“……学校勃兴，不可废崇祀先圣之典。”他主张“君子之敷教也，必端其本”。他强调以孔子的思想为教育之本，用孔子的学说“教天下之顺，……遏天下之逆”。使人人有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从而形成淳善的社会风德，达到“通神明而光四海”的理想境地。

张学良认为，哈尔滨地处世界列强侵略之地，要崇尚、遵循孔子的思想，就要举行祭孔的仪式，就要有举行仪式的理想场所。于是，他的《文庙碑记》文字镌刻在石碑上。石碑坐落在文庙中院，大成殿的东侧前方。石碑通高5.51米，碑额为“四蛟盘石”，碑身阴阳两面雕刻着24条纹龙。碑座是巨形汉白玉雕成的“贔屃”（ｂìｘī。为龙的第九子），碑座下刻有水盘，水盘四角漩涡中刻有鱼、鳖、虾、蟹四种动物。此碑碑额镌刻着“文庙碑记”四个篆字。碑阳的全文由杭州钱拯书写，刻文由北平陈云亭欧体阴刻。

张学良在《文庙碑记》里指出：中华是孔子的祖国，哈尔滨是华夏后代聚居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祭祀场地，怎么能激起学子的钦慕和崇敬之情。少帅最后在碑记结尾处，引用了《礼记》中的一句话：“祭者教之本。”一语道出兴建文庙不可延缓的结论。

《文庙碑记》折射了少帅张学良的爱国兴邦的思想。

战场上的新秀

自从南京召开裁军会议后，各地军阀谁也没有裁减自己的一兵一卒。相反，各地军阀都在继续扩军备战。几个月后。即1929年3月间，在华北地区便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蒋（介石）桂（李宗仁）军阀混战。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广西派，为了争夺湖南、湖北，便向蒋介石的权威地位发起了直接挑战。

正当张学良在东北励精图治，想干一番事业之际，爆发了蒋桂之战。4月2日，张学良与张作相和万福麟两位副司令联名发表通电，谴责桂系，支持蒋介石。电文警告桂系说：“倘再挟私逞忿，趋走极端，凡我袍泽，必当拥护中央，共伸大义。”不久，蒋介石就策动桂系将领倒戈，打败了曾不可一世的广西派对手，迫使他们逃往香港。这次胜利使蒋介石增强了独占中国领导地位的信心。他开始清除国民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激起了国民党内很多人的反对。

这年10月19日，正当国民党改组派与蒋介石斗争正酣之际，宋哲元将军以冯玉祥麾下27名将领的名义，发布联合讨蒋檄文，要求冯玉祥和阎锡山领衔发动一场讨蒋战争。蒋介石针锋相对，立即下令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是在河南平原上打响了“南北之间的一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1930年2月，阎锡山乘张发奎讨蒋之机，向蒋介石发难，命令他的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蒋介石部队进攻。至此，民国以来军阀之间空前惨烈的大厮杀——中原大战，在中国的腹心地带展开了。在这场混战中，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中原逐鹿之争。战场上的局势，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战事呈僵持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在关外拥兵数十万，显得举足轻重。于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各界的密切关注。少帅的地位骤然间突出起来。在战场上旗鼓相当的双方，谁能赢得少帅的支持，谁就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在“逐鹿中原之争”中，蒋介石和北方军阀都把注意力盯在张学良身上，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的支持，以赢得这场战争。阎锡山和冯玉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向张学良许以有名无实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希望少帅能率东北军劲旅进关支持；若不能入关支持，则要求少帅不要介入中原大战，在关外严守中立。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少帅的重要作用，发誓一定要把张学良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为此，他不仅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要职为诱饵，还派张群携带委任状专程到奉天，向少帅表示诚意。

在这场中原大战开始时，张学良采取中立观望的立场。因为，他不相信国民党，害怕中央政府有朝一日会剥夺他在东北的最高权力；同时，他也不愿意和父亲的老对手冯玉祥之辈结盟。在同苏联的关系上，刚刚过去的“中东铁路事件”使他心有余悸，倘若参加中原大战，他担心共产主义会乘机侵入东北；更可怕的是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野心勃勃。少帅很珍惜自己为东北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的局面，不想因参加中原内战而冒以小失大之险。由于这些原因，张学良对中原交战双方所献的殷勤并不动心，采取了坐壁观望的立场。他觉得这样做有益无害，特别是中原战场上的僵持状态，更有利于加强他的地位，从而成为这场权力多边之争中举足轻重的砝码。

3月1日，张学良对中原内战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向交战双方发表通电：

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济事。介公主席与百公副司令，党国柱石，物望所归。近者偶以报国之术，积极消极异其途，致救国之方，戡乱止乱殊其论，函电往复，易启误会之端，众口喧腾，尤虑兵戎相见，侧闻消息，怒焉忧之。

溯自统一完成，瞬逾一纪，以言军政，自应如期结束，以言训政，尤须努力进行。然而回首前尘，国内之兵革屡见；环顾中土，民间之喘息未苏，加以灾祲频仍，工商凋敝，交通半梗；匪寇方张。当此之时，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之环伺我侧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兴念及此，能无凛然？区区之愚，以为政见无妨磋议，而不可为意气用事之争，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为箕豆相煎之具。自维陋劣，政治上固未敢率为主张，然一年以来，迭经内乱，纵无曲突徙薪之力，深知扬汤止沸之非，故不惮苦口呼吁，冀和平早现。此次介、百二公政见分歧以后，亦曾以和平息争之义，迭电分陈冀邀采纳。复以遇见所及，贡诸国内各首领之前，以期一道同风，共消隐患。口未敢安于缄默，行非敢稍涉模棱，耿耿此心，当蒙共鉴。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析里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不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

所冀举国同胞，洞察危局，注视于国外，立泯内争，本诚意以相维，共图匡济。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良则职在防边，身已许国，凡事之有利党国，不背和平者，必当沥胆陈词，期迥避忌，果使万众一律，急起直追，中国前途庶其有豸。谨掬诚悃，惟国人其鉴察之。

张学良叩。东（1）日

少帅指出：尽管蒋、阎二人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问题上政见不同，但双方都应认识到，武装冲突、国家分裂是绝对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恳请双方珍惜国家统一局面，各自退让，罢兵息争。

张学良在另一份私人电报中，还分别警告蒋介石和阎锡山：目前，东西列强环伺中国，在这个紧要关头重燃内战之火，可能会招致外敌入侵。

此时，张学良成为中国政坛上最受欢迎的人物。中原战场上，交战两大敌对阵营，纷纷向少帅大献殷勤。于是，奉天城里，南来北往的使者、说客，摇唇鼓舌，频繁活动。尽管如此，张学良仍对交战的双方闪烁其词，不对任何一方做出肯定的承诺。

这年3月，阎锡山最得力的将领傅作义访问奉天。因为张学良和许多东北军政要人都很敬重傅作义的为人，所以对他热情欢迎。在记者采访时，他声称少帅表示支持阎锡山的事业。为此，南京方面很是不安。恰巧这时张学良的高级私人秘书王树翰正在太原，南京方面误认为少帅和太原之间已开始谈判。这就更加引起南京方面的恐慌。

6月3日，是张学良30岁生日。因少帅对中原大战有举足轻重的威力，故其华诞成为各方献殷勤的机会。于是，全国各方代表云集沈阳。蒋介石派负有特别沟通任务的李石曾由南京赶到沈阳祝贺少帅30岁生日。这时，滞留在沈阳的吴铁城接到蒋介石密电：

密。明日为汉卿兄伉俪30岁寿辰，请兄代表致贺，并将左贺电转达为荷。中正冬（二日）

蒋介石亲拟致张学良贺电全文是：

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贤伉俪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蒋介石考虑到，张群曾和东北军许多将领是留日同窗学友，私交甚厚，凭此优势，与奉天谈判将会更加有效果。于是，这年春，蒋介石将张群派往奉天。

张群为了完成蒋介石委派的使命，在奉天一直逗留到夏天，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会谈，并达成机密性的非正式协议。张学良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北面临着苏联的威胁，存在着日本的压力，国内只有保持统一才能形成共御外侮的联合阵线。另外，张学良与南京达成非正式协定，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南京政府将拨款1500万元，作为奉军南下入关与南京军队合作的军费；二是少帅私人顾问端纳的劝告。端纳认为阎锡山、冯玉祥属于旧军阀，反动保守，希望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打败他们，在中国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

此间，张群在奉天频繁出入少帅的官邸，宾主你来我往，谈笑风生。与此相反，阎锡山的代表在奉天大受冷落。他们实际上没有机会与张学良商谈。张学良只是派人间接地和他们进行表面上的敷衍。而冯玉祥的代表在奉天一直等了几个星期，也未得到少帅的接见。

这年夏天，张学良离开奉天，在河北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消夏。

8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克了一直被阎锡山军队占领的济南，中原大战的战局朝着有利于南京的方向转化。这一新动向使张学良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蒋介石把攻克济南看作是动员张学良从背后打击阎锡山的最好时机，因为它将使山西军队受到致命的打击。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也意识到这一点，不惜使出浑身解数拉拢张学良。一时间，北戴河这个宁静幽雅的避暑胜地也变成了南北军人政客频繁出入的喧嚣场所。在这场角逐中，南京密使张群又一次发挥了他的魅力，不仅成功地接近了张学良，而且使少帅最后决定支持蒋介石，并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时，阎锡山为拉拢张学良，把少帅的名字列入新成立的反对派政府的11名国家委员名单上。张学良对此并不动心，公开谢绝了阎锡山的好意，并否认自己参加了阎氏政府。

8月27日晚12时，天津《大公报》记者到北戴河章家大楼拜访了张学良。记者问张学良是否有斡旋时局和平之意？张回答说：“国民苦兵革已久，本人当然愿尽个人力量，劝进和平，或缩减战祸，要视时局推移如何，与夫个人意见能否受人接受为断。万一无可为力，只有守我素志。至于取巧图利之事，决不愿为。本人所行所为，终期于国于民两无愧怍而已。”记者又问：“对副司令一职，究拟就职否？”张答谓：“本人甫届而立之年，业膺兼圻之任，才位不相当，已感惭悚不安之至。中华民国副司令，职位何等隆重，岂非躬所敢承受，且如此年龄，如此资格，遽肩兹任，国民纵不相鄙弃，本身实觉不太相称，长却却顾，端在此耳。”记者征询张个人意见，时局如何乃可收拾？张答曰：“各退一步，自然后路宽容，绰有余裕。今日所望者，大家均有觉悟，以一力各自整理地方，与民休息而已。”记者最后问张学良，何时返沈？张回答：“日来与外交界过从频频，交换意见，不日车通，尚拟沿途检阅驻军，大致回沈当不在远。”张又说，“本人在平津相识之人甚多，但向来公私分明，任何要务，概系亲自裁决，无论何人不能代表，特托记者代向公众声明。”月底，张学良从北戴河返回奉天。

9月9日，北平各派系组成了旨在反对南京政府的北方联合政府。张学良意识到政局的严重恶化，于10日在奉天召开了东北高级军政人员秘密会议。在会上，张学良向高级军政人员宣布了他的意图：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接着，他向众人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这个联盟得胜，日后各派也难免纷争破裂；蒋介石虽然不可靠，但较之北方军事联盟要略胜一筹；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必须早日息兵言和。故此，东北军必须以武力入关，帮助南京中央政府实现统一大业。

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和平通电，历数中原大战自开战以来，民生遭涂炭之惨状，阐明终止国内纷争的必要性。少帅在通电中说：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各院部、各委员会勋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各总指挥部、各司令部、各军师旅部、各法团、各报馆均鉴：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喑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7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栗栗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是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庶几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察。

张学良叩。巧（18日）印

张学良的通电宣布了东北军将以武装对中原大战的双方进行调停，此举不仅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且轰动了世界。

张学良发表通电并对来访的《大公报》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强调：

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中之地，负调停之贵，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惟以添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我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之绝对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我不得已而出兵干涉。

在通电发表的第二天，张学良就向东北军发布开赴天津的动员令，并发布严申军纪电：

此次我军进驻平津，纯为捍卫闾里，保护商民，师行所至，务宜严守军纪，融洽感情。官兵驻在之区，无论乡村市镇，不准离开散游，致滋惊扰，所有戏园妓馆等一切公共娱乐场所，均须严禁，官兵上下，一律不准出入。对商民交易，更须格外平和，公平给价。其他一切违犯风纪事项及骚扰百姓行为，概行绝对禁止。仰即严饬部属，切实奉行，并由各级长官负责督查。如有违犯者，查明属实，准予先行枪毙，以示警惕。倘有放任玩忽、知情徇纵情事，惟各该长官是问。除由本长官随时派员密查外，特电遵照。张学良。

10月4日，张学良答《东三省民报》记者问。

记者问：司令长官如此发出和平通电，派兵入关，数省内乱，或可藉此告一段落，但外间对此事群相揣测，真相难明。拟请司令长官再进一步为简单之说明。

张答：此次战争已延长7月之久，各处直接受灾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即幸免于祸者亦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长此以往，势将全国糜烂。本人前发通电，原冀止乱于未萌，此次又发巧电，实欲挽救于事后，仍恐空口主张，无裨事实，万不得已，继以出兵，意在促进和平，保全民命。师行所至，对乱党极力防止，对人民加意抚绥，至一切可以免除之杂项捐税，必于可能范围内设法免除，凡此情形，皆为人所共见。

问：“巧”电未发以前，闻东北各领袖要人曾开会议，对此事外间谣传颇多，甚至有新旧不睦，主张歧异之说，现虽已事过境迁，仍请司令长官一示究竟，俾众了解。

张答：会议事诚有之，因东北非一人之东北，乃东北人之东北，故遇有重要问题，必集负责领袖暨名流共同商议，以期妥善。至会议时各抒己见，互相研究，乃事所当然。若谓新旧分派，意见不一，则绝无其事。

问：出兵后第二步办法及接收平、津各机关经过情形，外间有种种传闻，真相如何，可得闻否？

张答：通电出兵，意在避免战事，求得真正和平。辽宁拟共出四军，已出动者二军，如至必要时，吉、江、热更可续出二军。所谓第二步办法者，亦不过至必不得已时，于可能范围内设法贯彻维持和平之素愿，不使别生枝节耳。至关于接收平、津各机关一节，当第一军进驻平、津时，并未办理，虽平、津各团体及人民再三催请接收，仍未肯派一人前往。后张群、吴铁城二代表转示中央政会及蒋主席电令，所有平、津一带军政各事，由本人全权负责，始于日前派人前往接收，以维一切秩序，俾无停顿。

问：北平扩大会议宣言七项，似亦可餍足一般人之愿望，照此做法，能否即可息争？

张答：宣言所述，亦未尝无理由，不过根本大计，非一时所能实现，防止内乱，维持和平，实为当今第一急务。本人之意，在目标既定，即脚踏实地做去，……人民喘息稍苏，然后对于国是开诚讨论，则一切问题当可次第解决，否则轻重倒置，治丝而益棼，未见其可也。

然后，少帅命令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于学忠率10万精兵南下，开赴河北重要战略城市滦州。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然而此次与前三次入关不同。前三次入关是张作霖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而所为，结果加剧了分裂割据与军阀混战之局面。这次入关，则是张学良有意实现国内和平，促成全国早日统一。由于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使中原战场上的反蒋联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于是，中国军阀割据时代空前惨烈的一场军阀恶战，由于少帅的武装干涉及早地结束了。

中东铁路是沙皇俄国于甲午中日战争后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后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20世纪初开始通车，贯通东北三省而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的“T”字形铁路。这条铁路在近代史上，曾是沙俄政府侵略、控制和企图独占中国东北并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激烈争夺的得力工具。日俄战争后，沙俄将中东路长春至旅顺口的南段划给日本，被称为“南满铁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政府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要求两国开始谈判，重建友好平等关系。由于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不承认苏联，这些问题未能及时解决。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宣布“独立”，公开宣称：自1924年5月1日起，所有北京订立关于东三省、蒙古、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为此，苏联政府于同年9月同东北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该协定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内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的时限从沙俄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奉俄协定》之后的几年里，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的合作经营中，虽然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时有摩擦。但尚能维持正常业务。

1927年，蒋介石公开暴露了他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张学良易帜后，东北当局对苏联的政策也开始为国民党反苏立场所左右。蒋介石几次派特使吴铁城来东北当说客，鼓动张学良在东北挑起中苏冲突，从而转移国内视线。

1929年新年伊始，东北当局又收回了中东铁路电讯权。驻奉天苏联领事为此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百余万元。4月，东北当局再向中东铁路提出新要求。苏联政府满足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此，张学良认为，苏联政府没什么了不得的。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少帅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严加防范。是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即派军警强行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事后制造了所谓“苏联驻哈使馆开第三国际宣传大会，进行赤化宣传，破坏中国统一，助长中国内乱”等舆论，称苏联明显违反《奉俄协定》，为强行接收中东铁路制造舆论。于是，东省特警处迅速派人搜查逮捕了前来苏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

这次事件被称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件的开端。张学良深知他对此事件所负的责任，因此对此事的处置十分重视和谨慎。6月6日，他密电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及东铁督办吕荣寰：“译出苏联领事馆所搜文件，不可轻于宣布，并不可使外人刺探明白，至要。”

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时，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等要求张学良进兵吉林、黑龙江，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将苏籍铁路局长及全部工作人员解职。吕荣寰等又将所谓苏联国内局势紊乱、决不能打仗的情报和接收中东铁路的计划送交张学良。张学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决不能与自己对抗，于是决定出兵对苏联作战。

1929年7月7日，张学良抵北京。蒋介石接见了他。张学良提出武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意见，蒋介石表示赞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偕驻俄代办朱绍阳抵北京，与张学良商议东北外交事件。同月10日至11日，东北电政总监蒋斌强制接收中东铁路电讯机关。张景惠查封苏联远东贸易局等机关。吕荣寰下令接收中东铁路，解除苏籍正副局长及其他苏方工作人员职务，驱逐出境，解散中东铁路工会，并逮捕苏籍人员200余人。张学良强制接收中东铁路后，加紧调集兵力驻节北满，并加强同白俄部队的合作。此时，苏联方面也增强了远东兵力部署，战争气氛日趋紧张。

7月14日，苏联外交部向张学良发出通牒，要求恢复中东铁路原状，释放苏方被俘人员，举行正式会谈，解决一切纠纷。苏方宣称：问题既已扩大，如再不挽救，中苏邦交恐将发生重大变化，若因此而启战端，殊为可惜。张学良对此并没有理睬。18日，苏联政府再次通牒，声明召回驻华使领，断绝中东路交通。

此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反苏，支持张学良对苏联的军事活动，于7月24日通电全国各省市及军队，要求全国军民“随机应变，先事筹备，一心一德，以御外侮”。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发表通电说：“除一致讨俄以外无出路”，要求“举国一致，共同御侮”，“诸将士同心同德，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

8月6日，苏联成立特别远东军。此后，苏军与东北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8月15日，张学良发布动员令，出兵6万（后又增兵至10万）之众，任王树常、胡毓坤为东西两路总指挥，向中苏边境集结。18日，蒋介石派何成溶赴沈阳协助张学良处理讨俄军事。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名义下达防俄动员令。20日至23日，他又召开军事会议，任命防俄军将领：总司令张作相，副总司令万福麟，第1军长兼东路总指挥王树常，第2军长兼西路总指挥胡毓坤。东北军出兵国境后，蒋介石曾向张学良提议：由阎锡山、唐生智等抽调8个师兵力集结关内，以便必要时出关协助。张学良在答记者时说：“对俄战事，兵力充足，无劳中央军必要，但望在军火弹药上予以接济。”

然而，张学良哪知道，与他较量的是苏联特别远东军。由勃柳赫尔（即加伦）将军指挥，所属兵力计有3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和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4万余众，并且装备了飞机、大炮、战舰和MC-1型坦克。

8月23日，张学良发表谈话说：“我本军人，为国家服务，在此有守土之责，今苏俄不顾中俄、奉俄两协定，乃以恫吓手段相加，我自当尽军人天职，实行自卫。”

9月25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停止“地方政权的犯罪性活动，并警告，如果招致严重后果，概由中国负责”。南京国民党政府对苏联的警告置若罔闻。

这年10月中旬，苏联红军向中国发动攻势，先后占领了同江、富锦、密山、满洲里、海拉尔等地。张学良的东北军伤亡惨重，被俘达8000余人，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等重要军官阵亡，哈（尔滨）满（洲里）警备司令梁忠甲等300名军官被苏军俘虏。

张学良面对如此惨败，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阻挠，迅速决定派代表同苏联和平谈判。他发出通电说：“以东北一隅之力，对抗俄倾国之师，支持四阅月之久，卒以实力悬殊，军需支绌，牺牲袍泽，实为痛心，惟无论如何，当誓竭绵力，以卫疆土。”

11月26日，张学良致电苏联政府，接受苏联方面提出的三项条件，同意恢复谈判。苏联的三项条件是：一，中国方面无条件同意恢复中东路原状；二，中东路正副管理局局长即时复职；三，立即释放被捕之苏联人民。张学良立即派出蔡运升赴伯力与苏方谈判。

12月22日，中苏签订议定书，人称《辽俄和平草约》或《双城子草约》。议定书规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尊重其共同管理的原则，解除白俄部队武装，恢复双方的领事馆，实现边境正常化。随后，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务委员会，决定承认蔡运升所签订的草约，并仍派他为举行正式会议的代表。中苏议定书签订后，苏军即撤回本土。一场中苏边境冲突，从此宣告结束。

1930年初，张学良系国恨家仇于一身，决心摆脱日本的束缚。他亲睹日本霸占旅大港口和南满铁路，控制着东北的交通命脉，认识到国人如不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任日本侵略野心膨胀下去，中华民族就会有亡国灭族之危险。为此，他十分重视东北的现代化建设。为抵制日本经济侵略，他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加速铁路电信建设，发展教育和体育事业，积极扩充军事实力，建立自己的军事口岸，与日俄进行抗衡。特别是他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之后，为了巩固海防，振兴东北，一方面利用东北海军学校，培养军事人才，一方面多方筹划经费，建立葫芦岛港。少帅把建立港口的具体事宜责成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主持。1月24日，高纪毅与荷兰筑港公司正式签定了“葫芦岛筑港合同”，规定5年内建成，港口吞吐量为250万吨，包价640万美元，筑港公司办公地点为东山脚下两层小楼。

1月26日，张学良在葫芦岛航警学校轮机班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

航警学校之创立，意在造成海军专门人才，幸赖沈司令等数年辛劳，殷勤诲迪，得有今日斐然之成绩。诸生毕业后，应重实习，尤须与下级士兵同其甘苦，并当不畏艰难，发扬朝气。现中国海军尚在幼稚时代，欲求发达，端赖人材，否则纵有海军，徒资敌用，甲午之役可为殷鉴。近来外患更亟，诸生既为军人，有捍卫国家之天职，责任重大，今举三事，用相策励：一、修养人格；二、继续求学；三、放大目光。三者之中，以人格为立身之本，更须注重为党国之干城，树军人之模范。

7月2日，张学良亲笔为葫芦岛筑港纪念碑撰写了醒目的碑文，还亲临实地主持了隆重的筑港开工典礼。参加典礼仪式的有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吴铁城、中央特派员张群、天津市长张廷献以及东北军政要员、各界人士、荷兰筑港公司人员和新闻记者等700余人。会上，张学良说：“今日筑港，标志着中国人民要奋起建设，直接与外国人竞争……”少帅因此受到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拥戴，人称之为“中国复兴之曙光！”

筑港典礼后，张学良身着洁白的海军服装，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为筑港纪念碑揭幕。这时，五艘战舰和茂司号飞机在海上和空中鸣笛报喜。而后，张学良等人参观了炸药崩山，观看了海军表演。为了重视这次举动，张学良还批准辽宁省邮局在往来信件上加盖“葫芦岛筑港纪念”戳记三天。报纸称：葫芦岛筑港开工，乃是空前之盛举。

然而，这个振奋东北同胞精神的壮举——葫芦岛港还未竣工，“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致使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中途夭折。但少帅亲自主持竖起的汉白玉筑港开工纪念碑，仍巍峨屹立在葫芦岛至望海寺之间的炮台山上。

拒绝受贿，扬国救灾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通电后，中国的统一终告完成。就在这时候，少帅接到了一封信。信是英国大冒险家、作家、东北海关行政官员辛傅森写的，内容是：如果张学良同意辛傅森出任海关税务司长，辛傅森愿意给张学良200万现金，再加每月100万元；关于此事交易的细节，辛傅森准备明天来与张学良当面商谈。

张学良看完这个英国人写的信后，把信的内容告诉了自己的顾问端纳。端纳听了，面露警觉而又庄重的神色，对少帅说：“这是行贿啊！”他尖锐地指出，“辛傅森的信，是在瞧不起你，对你的为人评价甚低。他想用钱收买你，答复他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张学良对端纳的话表示赞同。9月19日，端纳陪少帅打完高尔夫球。在回家的路上，张学良对端纳说：“今天晚上，我要见辛傅森。”

“你要当心，”端纳说，“要是他认为你可以收买，而你又让他作此想的话，其结局只能是：你可能交上另一个朋友，但肯定是买椟还珠，失去现在这个朋友。”张学良听罢，对端纳笑了起来。一进屋，两人便停下脚步，因为有位仆人拿来辛傅森的名片。端纳见此情景，知趣地告辞了。

翌日上午，张学良见到端纳时，便叙述昨天晚上与辛傅森会面的事。当时他们见面后，辛傅森大声地说：“少帅，你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地高兴！”

“我答应了你的要求？”张学良冷笑讥讽地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我的想法不对？我把我的计划向你亮出来了，是你请我来和你会面的呀。”

“是的，辛傅森先生，”张学良严肃认真地说，“我请你来，不是答应你的要求，是要你交出负责的海关！”

辛傅森听少帅这么说，立时脸吓得发白，但还不相信地问：“怎么，你没有答应？不要那么多的钱？”“我才不摸你那些臭钱呢！”张学良满面正气地吼道。

辛傅森不安地说：“你不让我干了，我怎么办？”

张学良说：“你去问阎锡山。”“他跑了。”

“你去追他呀！”辛傅森向少帅请求说：“你可否给我两个星期，让我把自己的事情处理一下？”

“给你两个星期去抢劫海关吗？”张学良毫不客气地说，“我现在命令你，把海关交出来，交给适当的当局。”端纳听完张学良讲的这番情景，满意地望着年仅30岁的少帅，不由暗暗敬佩。端纳对中国的官员们太了解了，据他所知，少帅拒贿数百万元的事迹，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为此，他第一次称呼少帅的字——“汉卿”，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叫辛傅森来面谈呢？”张学良笑着答：“我想看看这个英国冒险家是怎样在中国人面前丢丑的！”

1930年10月，东北四省第一届田径运动会将在沈阳举行。这是张学良将军盼望已久并为之奋斗的盛会。从1915年，东北的一些学校开始出现体育活动。相继在凤城、大连、奉天召开过运动会，但还很不普及。1921年，第九届华北运动会决定在奉天举行，这对东北，特别是当时的奉天体育事业是个很大的推动。黑龙江、吉林、奉天、山西、直隶等5省有48个大、中学校6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运动会。其中，奉天省就有13个市、县28所大、中学校的4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此时，身任东北军旅长的张学良担任运动会的代理会长，并主持了运动会。这是张学良支持发展东北体育事业的开始。

1928年7月1日，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和东北大学校长。在繁忙的军政公务之余，张学良还要履行东北大学校长的职责，聘请吉林刘凤竹为该校副校长，邀请国内知名人士章士钊、罗文干等人来东北大学任教授。在开学典礼上，他身穿笔挺的中山装，偕夫人于凤至步入会场，受到全校千余名师生的热烈欢迎。在会上，他慷慨陈词，鼓励学生好学上进，提出“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办学宗旨，造就“完全之体育人材”、“振兴东北体育”、“振奋民族精神”。

9月，为了推动东北地区的体育运动，提高东北地区运动技术水平，张学良积极进行对外交流，与东西方几个国家进行体育友好往来，倡议邀请日本、法国选手到沈阳来举行比赛。这是辽宁体育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选手前来比赛。抢修运动场地、接待所需要的经费都由张学良支付。届时，法国选手未能如期前来，只举行了中日比赛。在开幕式上，张学良亲自致词，倡导“运动无国境”。他还特备了电影机，摄制了日本运动员的撑竿跳高等项目。后来，法国选手从日本、朝鲜访问结束后，张学良邀请他们来沈阳，举行了示范运动会。同月，张学良还在大帅府网球场亲自主办了一次旅奉外侨国际网球赛。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日本等国的外侨参加了网球赛。比赛中，张学良也挥拍上阵。

张学良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重体育”，并主张“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为此，决定10月6日至9日在沈阳举行有奉天省、吉林省和哈尔滨代表的“东省特别区”参加的“东北三省学校联合运动会”。

9月上旬，张学良电令哈尔滨特区选拔组队参加运动会。10月2日，哈埠在少帅的关怀下组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支拥有60名田径、篮球、网球运动员的参赛队伍。抵达沈阳时，张学良及其夫人于凤至亲切地接见了哈尔滨特区代表队成员。

在“东北三省学校联合运动会”开幕式上，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致词并和运动员一起绕场一周，接受观众和来宾的检阅。

1929年1月，东北大学足球、篮球队访问了日本，并取得八战五胜、一平二负的好成绩。

当时，东北大学在小河沿处的体育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面对此景，体育教师耿伯威多次向奉天市长李发权反映情况，请求批准经费维修体育场，但没有结果。于是，耿伯威同体育主任马惠吾等4人到张学良处求援。张学良虽公务繁忙，但仍亲自接待了他们。马惠吾向张学良提出兴建华北九省运动会场所问题；耿伯威陈述了具体修复小河沿体育场的办法。张学良听了情况后，满口应允说：“很好。我很忙，此事就让秘书长吴家象督办。”为了表示对体育事业的支持，他还从个人的财产中捐献出30万元。不久，东北大学小河沿体育场得以修复。

1929年，由于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因连年战乱而中断了几届的华北运动会得以恢复，定于当年5月在奉天召开。为了迎接第14届华北运动会，张学良早在去年10月就倡议召开了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作为参加华北运动会的预选赛。其后在沈阳举办了第一次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联合运动会，共有93名运动员参加。张学良亲自任运动会会长。

这年5月29日，第14届华北运动会在东北大学体育场举行。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担任本届运动会正副名誉会长。在开幕式上，由于军务繁忙，张学良未能莅临，便委派其弟学铭代表他向大会致欢迎词。下午3时，张学良赶到会场，兴致勃勃地走到田径场的沙坑边，脱掉外衣，穿着白汗衫和短裤，做了跳远表演。顿时，全场观众欢声雷动。在这次运动会上，曾得张学良支持和培养而倍受鼓舞的东北大学生刘长春在100米决赛中创造了10秒8的全国最高纪录；张学良赏识的体育教师耿伯威在教师400米赛中，以59秒的成绩获第一名。在发奖式上，张学良亲自把一座银盾授予耿伯威。他为东北大学师生取得的成绩高兴，为他们给东北人争光而欣悦。至此，东北大学的体育运动一跃成为全国之冠。而后，张学良令耿伯威率领东北大学篮球、足球远征团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共取得八战六胜、一平一负的辉煌战绩。张学良接到胜利电报高兴至极，便令其弟张学铭在日本豪华大饭店为远征团置酒宴庆贺威震日本之大捷。

1929年夏，张学良决定实现很早就想在沈阳建筑现代大型体育场的愿望，在东北大学兴建了可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在当时，这座体育场居全国之首。这年10月，张学良在这座体育场举办了中、德、日三国田径赛。在比赛的前三天，他发现运动场地土壤松软，对比赛不利，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调来两个营的兵力，昼夜加工改造场地，直到大会开幕的早晨才告竣工。

张学良特邀德国、日本一流运动员来沈阳进行中、德、日三国田径赛。中国队的运动员有短跑名将刘长春、中跑名将姜云龙、长跑名将陈伯林等；女运动员有哈尔滨的孙桂云、王渊、刘静珍，北平的彭静波以及东北大学的富一丁等人。为祝贺这次三国赛，张学良专门在德国制造了一批镶有他本人头像的金壳怀表，赠给大会57块作为获胜者奖品。

在这次比赛中，刘长春不负张学良的希望，紧咬住德国短跑名将奇鲁特拉比尔，将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尔甩到后面，获得第2名；在200米跑中，他又把日本冈健次、今井超过，取得远东地区的最好成绩。为此，张学良感到十分高兴。

这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五条国民体育法”。张学良亲自签署下达了所属各市县的文件，令组织各学校开展体育活动。他认为，要推动体育运动发展，就要注意培养人才。在他的提议下，东北大学在招生时注意招收体育较好的学生和运动员。他决定在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内开办体育专科，于这年9月招收了第一期学员约50名。

为了提高田径运动水平，张学良不惜用重金聘用教学人才。体育科的教师有美国留学生宋君复、王文林，德国留学生吴蕴瑞。张学良还聘请德国长跑家担任田径教练，每月待遇为800两白银，另配一辆小汽车。刘长春被张学良收入东北大学体育科后，就由德国教练培训。

1930年4月，在杭州举办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张学良的积极提倡和支持下，东北各省均派代表团参加。仅辽宁省代表团就有123名运动员。这次运动会上，辽宁运动员不负张学良厚望，获得6项冠军。

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以后，辽宁运动员刘长春和哈尔滨的孙桂云等13名男女运动员被选为全国代表队，准备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张学良还专门汇去现洋3000元，奖励创造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勉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争光。在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表现出实力不足的缺陷，无一取胜。回国后，东北体育界决定创设东北各省体育联合会，以促进东北体育事业的发展，并决定秋季在沈阳举办第一届东北各省联合运动会。张学良对这个决定表示全力支持并从各方面提供方便条件。

这年10月，在沈阳举办的东北四省第一届田径运动会上，张学良亲临大会致开幕词，并在运动员、裁判员、大会职员绕场一周时，偕夫人于凤至从主席台上走下来，行进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乐曲，绕场一周。全场2万余观众向张学良夫妇及运动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重教育，捐巨款办学

张学良热心教育，视教育为东北之希望，视人才为东北之未来。1923年东北大学创立，1928年张学良就任该校第三任校长。这年秋，张学良赠东大学生诗曰：“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在办大学的同时，他又相继办了东大附中和男女同泽中学及小学，使东北的教育配套成龙。

这年3月1日，沈阳同泽女中正式开学。开学前夕，张学良为《同泽女子中学一览》写序道：

自文教东暨，人渐知女学之重，于是学校不足以容，试可而被摈者济济也。去冬余督师保阳，军书之暇，延见乡人，辄以吾省垣之大，而女校无几，相为感喟。余在故京若陆军大学、民国大学，经费中断，余一力资助；今桑梓之地，如何可忘？因定创办女中之议。……尝慨吾国旧俗，女子惟议酒食，习缝纫，而不读书。其读者，又惟学刺绣，工词章，而鲜实用。今学校制度，盖因时而制宜，诸生能循序而深造焉，则可以强国而保种，宁独一人一家之计而已。

1930年10月，张学良带着一名侍从骑马从辽中去台安视察新民小学。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鼓舞该校教师的办学热情。

原来，同年3月，张学良为了发展台安教育事业，以表深厚的桑梓情谊，从“汉卿教育基金”中，捐款兴办了新民小学，校址设在县城通往新开路南的东便门里（即现台安县实验小学院内）。将原来五间正房改做教员办公室，另外新建十间砖瓦房做学生教室、宿舍和厨房。

在新民小学建校后，张学良将军不顾政务繁忙，亲自从奉天到台安，为学校选定张显忱为校长，由张显忱聘请教员。学校开学时，全校四个教学班共有学生155名。主要设置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博物、体育、美术、音乐等。张学良将军以夫人于凤至为户名，每月初从“汉卿教育基金”中，拨出办学经费，汇给台安县官银号300块奉小洋。学生统一服装，教师待遇优厚，还统一发给墨盒。全校师生得到张将军的资助，倍受鼓舞，学校办得很有声色，深受民众的欢迎。

张学良在新民小学建校7个月后，又亲自到师生中间详细地询问了师生们的教学、学习、住宿和伙食等情况。在这次视察中，他批准了“文行忠信”四个字为校训，还给住宿生增加了伙食补助费。

张学良对东北教育事业费尽了苦心。在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他曾先后三次个人捐款达180万元现大洋。他为东大教育事业发达，向世间招纳高才，礼贤下士，令全国著名教授学者向往，纷纷赴校授业，使东大成为全国名闻遐迩的高等学府。

1931年元旦，张学良在自己的别墅里召开了辞旧迎新元旦联欢会。他特邀了东北大学、东大附中、男女同泽中学、新民小学等师生代表出席联欢会。他高兴地说：东北教育形势大好，大中小学成龙配套，特别是东北大学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的总旨已经初步实现，所以请师生们庆祝元旦，庆贺教育事业发达兴旺。

张学良为使元旦联欢会达到预期效果，拿出相当数量的私款，派人购买纪念品，布置别墅：大门口两侧放置新做的大彩箱；搭起能容纳千八百人的大席棚，砌筑十多处大炉灶，生火取暖；设置游艺室、舞厅等娱乐场地。

这时，一个男学生走到张学良面前行礼问候。张学良认识这个男生，高兴地说：“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不过明天你得回家去看望父亲啊！”不知情者很难知道这话的里含义，原来，有一次郊游时，这个男学生遇到了张学良校长，上前提出问题：

“校长，您的部队在外驻防，是否可以占用农民的耕地？”

“当然不可以，”张学良问，“你说是什么地方？”

“法库县，我家的地被占当操场了。”

“告诉我你家详细地址，那部队番号是多少？”

男学生一一实说。张学良字字记在本子上，然后安慰男学生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我要感谢你。”

几天后，男学生的父亲来信说：张少帅派人撤走了部队，咱家的土地退还了，部队长官还向咱家道了歉。

张学良对男学生说：“明天你回家，替我向你父亲问候。”

张学良举办这次师生联欢会异常热烈，鼓声、号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张学良还兴高采烈地为师生们放留声机。他让厨师做好多的肉包子作为师生的午饭。傍晚，全体师生在别墅大楼前集合，聆听张学良校长讲话。他站在二楼凉台上，勉励大家好好学习，锻炼身体，爱国反帝，建设中华，学习奋斗。师生以热烈的掌声回答张学良校长的期望。

1931年7月，辽西连绵大雨酿成了大水灾，方圆千里顿成湖泽。正在北戴河避暑疗养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得知灾情后，便以社会福利事业的名义发起女子急赈会“以拯灾黎”。随后，她中断疗养，返回沈阳筹措救灾工作，成立了“辽西水灾协赈会”。

此次赈灾，张学良夫妇为受水灾的灾民解决了很大困难，受到辽西父老乡亲的称赞。

1931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张学良为赈灾事呼吁和平电：

窃维国家事重，赖众力以共擎。祸福机微，击亮心之感召，必先权衡利害，始期挽救危亡。溯自民国创建以来，凡百所届，草昧艰屯，其间战乱递兴，凌侮时至，国家地位，日就沦胥。降至于今，建设则甫觏初萌，而破坏则已臻极度，国如累卵，民厄倒悬。本年沿江各省水灾之重为数百年来所未有，田庐漂没，民命丧亡，竟不可以数计，空前浩劫，兴亥陆沉，因固非仅海内贤达所共悱悯，即凡秉赋血气，亦莫不具有恻隐之心，被发缨冠，岂容忽视，弟念灾降戾，兆于人事之不臧，事实可徵，史垂殷鉴。方今国家命脉一线仅存，绝续之交，讵可再加戕斫。乃近据报纸所载，和平将有破坏之说，一时逞快，千载沦亡。夙仰治术奉公，忧国当不后人，维冀深体时势，共策和平，泯夙见以蠲畛域，开诚心以援饥溺。后先缓急，反复三思，庶期振振祥和，匡扶颓运，于民慰其苏之望，于国树不世之勋，党国幸甚，民族幸甚，良危目击，迫切陈词，款款愚诚，伏祈明教。

9月6日，张学良又在《大公报》上发表致北方各省市盼努力募救灾电：

天津王主席、太原徐主席、沈阳臧主席、吉林张主席、龙江万主席、承德汤主席、张家口刘主席、绥远傅主席、哈尔滨张长官、北平周市长、天津张市长、青岛胡市长均鉴：艳（29日）电计达。本年水灾惨重，不仅武汉一方，迭据各省区官民函电呼吁，各方报告，濒临江淮各省，巨风一泻千里，山洪暴发，高原顿成泽国。万众沦胥，死伤枕藉，孑遗待救，危在呼吸。其被灾区域之广，商民受祸之烈，洵为近代所未有。怆闻惨状，寝馈难安。即虽筹集巨款，不能尽拯饥溺。诸公关怀民瘼，素佩热忱，对此倒悬垂毙之民，定抱异地同情之感。切望各就所属，设法迅筹，多方劝募。一俟集有成数，即行汇交行营，统筹支配，派员运送各灾地散放，以省周转。如此再电驰达，务希矜念灾黎，努力进行。仍盼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告。特达。张学良。副总印。

少帅为救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电告全国停止内战，呼吁和平，募捐赈灾的言行，表达了对人民的耿耿爱心。

9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电文（蒋介石9月1日在汉口曾发出“弭乱救灾”通电）：

南京蒋主席钧鉴：奉读9月1日通电，忧国至切，责己以周，示天下以大公，轸斯民之饥溺，仁声义闻，感动群伦，逖听之余，莫名钦服。窃维国家多难，讧侮频乘，毒流数省，甫经钧座劳苦督师，剪夷垂竟。讵谓天灾继降，洪水横流，弥迤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怵目惊心。以我积弱不振之国家，倒悬待解之民命，丁兹运会，什百艰难，凡隶中华党国统治之下，苟非丧心病狂，俱宜及时猛省，群策群力，共求自拔于惊涛骇浪之中，况复迭蒙钧座以身作则，诲谕殷勤，稍具良心，岂容充耳。学良夙凛服从，窃忧危患，和平统一，矢忠护持，愚见所及，并尝通电全国，吁祈共济。兹奉谆诰，倍有遵循，敢勉驭骀，唯力是视，敬陈末悃，伏维鉴察，张学良叩。

9月11日，《大公报》发表张学良关于设立水灾筹赈会通电：

急。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司令钧鉴，南京各院部会、各省市区党部、各省市政府、南京国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各法团、各报钧鉴：本年南、中各省江河漫溢。巨灾浩劫，亘古罕闻，迭接各方函电呼吁，备悉惨况，哀我灾黎，怒焉如捣，势非集合群力，无以匡救沦胥，特于本副司令行营设立各省水灾筹赈会，并于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哈尔滨、威海卫各特别区，北平、天津、青岛各市政府，设立分会，由学良兼任会长，各省、区、市长官兼任分会副会长，即日组织成立，淬砺进行，对于赈款赈粮，广事募集，随时赶解中央救济水灾委员会，运往灾区，分别施放，庶期勉效壤流，稍回劫运，疮痍待起，临电彷徨，特此奏陈，敬希鉴察。张学良。齐。副总印。

张学良此时虽然军政大事百务缠身，但是对夫人筹备救灾工作却非常支持。他于10月亲自批准以“辽西水灾协赈会”的名义发行面额为1元的“赈灾奖券”5万张，共计大洋5万元，用作救灾资金。奖券由造币厂——北平财政部印刷厂印刷。奖券的正面首额印有“于凤至主办”和“辽西水灾协赈会”字样，正中印有“赈灾奖券”四字。券面底纹印有“为善最乐”等字，左边盖有骑缝印章。

张学良与于凤至批准的赈灾奖券发行简章规定，所售之券价“专为辽西水灾急救之用”，“不得从中截留它用”。奖券奖品为100个号，分4个等次。这笔奖券奖品资金额相当可观，是少帅点头支持，于凤至夫人借助张学良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向各界筹集的。

第四章　繁荣经济，抗日救国

与蒋往来

张学良率东北军第四次入关，进驻平、津，迫使“扩大会议”解体，支持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取得对阎、冯、李、汪的一次重大胜利，维护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对此，蒋介石大为感激，曾致书张学良，有“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之句。其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更尽力拉拢，给其以高位，授以大权。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在当天举行的委任仪式上，蒋介石特派张群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了就职典礼。张学良在就职通电中说：“本人以才疏学浅，曾一再吁请收回成命，未蒙允准，近已发出巧电促成和平，当局益复敦促就职。”他表示今后“谨当从总司令之后，为党国服务”。此后，蒋介石又特意邀请张学良赴南京，商议华北善后问题。

11月8日，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弟张学铭等人陪同下，由100名卫兵护送到南京。在途经天津时，少帅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热烈欢迎：蒋介石派文武大员各一人前来，武官为国府参军长贺耀祖，文官为上海市长张群。他们亲抵天津欢迎张学良一行。津浦沿线车站，欢迎张学良的标语到处可见。标语称赞少帅“促进统一，拥护中央，有功于党国”。12日，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及随行抵达南京。蒋介石命令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一律穿制服，渡江到浦口站恭迎张学良。当张学良下火车乘专轮渡江时，狮子山炮台鸣炮19响，军舰上奏起《迎上将》军乐，外国军舰均悬挂中国国旗欢迎。张学良一行上岸后，国府卫队分段为他们警戒，装甲汽车开路前进。宋子文将铁汤池财长官邸腾出来作为张学良的行馆，所有随行人员均下榻南京的豪华中央饭店。这样的欢迎盛况，对张学良还是第一次。更令张学良感动的是，蒋介石不以对待下属的方式对待他，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张学良在回答记者采访他来南京的目的时说：“我此次来南京，是为了看看新首都。许多党和国家的要人，我以前还未能有幸相识，这次来可以进一步结识他们，以便把我自己完全置于中央当局的支配之下。我期待着与蒋公介石总裁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使我在为国家和人民致力于和平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具备更强的信心。”

在南京期间，张学良应邀出席了各种形式的官方集会。每次少帅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蒋介石总是与张学良并肩而行；蒋夫人宋美龄和少帅夫人于凤至恰似姐妹。张学良还出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同蒋介石和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并与南京政府达成了关于“在东北征收食盐和烟草税；东北军缩减为15万人，改称‘边防军’”的协议。另外，就一些军事和政治问题也达成了协议。

此间，宋美龄、宋霭龄姊妹盛情邀请于凤至到上海见她们的母亲。于凤至偕张学铭、朱光沐同行。到上海后，宋氏姐妹非得让于凤至拜其母为干娘。从此，她们便以姐妹相称，并穿同样的服装合影留念。在相片中于凤至在中间伸出两臂各挽宋氏姐妹之颈，亲昵之状，胜过同胞姐妹。

11月16日，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集会上演说，呼吁和平与统一。他说：“我自19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最后，他在演说结束语中庄严声明：“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从此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中国的和平。只有那些最低级的野兽和最野蛮的民族才采取好战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在中国保持5年或10年的和平，其进步便会极为可观。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张学良的南京之行消除了南北双方潜在的分歧，为南北之间的真正合作铺平了道路。通过这次访问，少帅实现了在9月18日通电中所阐明的初衷：平息了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中外赞叹不已。

蒋介石自从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以后，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以便当总统。这个决定遭到胡汉民的反对。蒋介石把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后，又恐怕时局有变，于1930年12月在北平设立副总司令行营，东北、华北各省的军事均由张学良节制。

1931年1月16日，张学良发布命令：整理华北军事善后问题。商得蒋介石的同意，决定成立7个军。除东北军于学忠、王树常两部已编为第1、2军外，委任宋哲元为第3军军长、商震为第4军军长、徐永昌为第5军军长、杨爱源为第6军军长、傅作义为第7军军长。翌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晋军和西北军将领谈话。他最后说：“近数十年来，内战不息，国家与人民均蒙受极大损失，望大家速即回防，加紧减编，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希望上下合作，不再发生内战。”20日，张学良由天津回奉天。沈阳市各界举行欢迎张学良大会。

4月18日，张学良由奉天到北平组成副总司令行营，以戢翼翘为行营参谋长，王树翰为秘书长。他在顺王府办公，开始执行陆海空副总司令行营职责，并兼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长官。

24日，他在对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职员的训词中宣布：

一、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凡服务于此机关内之职员，均应奉公守法，勤于律己，已往如染有习气者，应即日改正。

二、副部既为最高机关，在内服务人员，均应以下级机关模范自居，凡公私行动，均应为各机关之表率，以保持最高机关声誉。

三、副部事务甚多，人员亦众，各职员应勤于办公，谨守本部一切法令。本人不在北平时，一切由戢参谋长负责。

蒋介石拘禁了胡汉民后，引起了国民党的宁粤之争。广东陈济棠等人借口蒋介石擅自软禁党国元老，欲做总统为名，与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酝酿联合倒蒋之计。为了对付这一局面，蒋介石又召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

张学良由奉到京，4月27日，在北平各界扩大纪念周暨欢迎大会上答词说：

今天各界举行纪念周，对兄弟表示厚意，在众目之下，实不知如何说好，因为兄弟既无学识，又无经验，不过只凭良拣要说的讲一讲，不管其好不好。

中国和平，20年来时时为人民所要求。于今破坏时期已过，至建设时期，和平建设为全国人民之责任，应大家提倡拥护。谈到此，不仅兴起一种感叹，感叹近几年来，国内业经乱得不得了，仍然不免有祸乱谣言发生，可见仍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和平，从中故意造作谣言，图谋利用机会。所以大家欲求和平，应真正起来做和平运动，反对破坏和平之人，视为全国人民之公敌，一致攻击，使在社会无立脚点，自不敢再为。惟个人素昔爱好和平，因个人和平之结果，对过去中多置而不管，与人以图谋机会，所以欲求永久和平，希望对破坏和平者永不忘掉，永久加以攻击，使不和平则失其出路，而为图谋不和平而找出路者戒，自可维持永久和平。

适间张同志、郑同志谓繁荣北平，此非为一市之问题，实为全中国之问题，与环境有莫大之关系，如要繁荣北平，即须谋华北及全国繁荣，始克有济，所以希望诸同志放大眼光，应起而运动全国，方有价值，而全国人民固均有此资格。我国民族性质，以往多为自己谋出路，而不为国家谋幸福，只知谋自己之利益，不为民众谋利益，故无良好结果。殊不知牺牲自己为国为民造福利，其结果亦即为自己造幸福。国家地位愈高，则个人地位亦愈高，国家无地位，则个人亦无地位。在国内尚不觉如何，出国则感受非常苦痛。兄弟曾游历外国一次，亲受外人之欺压，对此只应怀恨自己，抱怨自己无能。所以无论个人地位如何高大，均无足用，必须要有强国，国强自己方有地位。希望诸同志抱定牺牲自己为国为民的决心，谋国家之富强，其人数固不须多，即今日到会诸同志，果使齐心合力，已足成功。而今蒋总司令及中央诸同志，均极努力从事，此为中国最有希望之时期，失掉此机会殊为可惜，故应一致努力，夙夜匪懈，有好处则予以奖励，否则旋以惩戒，不久即可达强国目的。

开国民会议，为中央及蒋总司令几经努力所造成，与国家前途及民众均有利益，应利用之，以谋发展，大家均应一致拥护，乃近来又有人反对，殊不知其意之所在。很希望诸同志一致拥护，俾得完成总理初志。

今天，诸同志对我太客气，使我不安，兄弟年纪甚轻，诸事均赖督促，希望不要推托。吾人做事，最怕不忘掉自己。兄弟也深知自己责任较大，一有错误，关系亦大。所以希望时常赐教，对欢迎盛意，非常感谢。

4月30日，张学良由北平先到天津，然后由天津飞抵南京。在南京，“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标语到处可见，欢迎少帅盛况不亚于去年。

5月5日，南京“国民会议”开幕，张学良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全会人员合影时，少帅又被安排在前排中央特意空出的位置上，与蒋介石并坐。

5月16日，蒋介石亲自邀请张学良共同阅兵，并请少帅训话。张学良说：

奉总司令命，向各武装同志说话：我们武装同志，就是民众的武力。今天请国民会议代表阅兵，这就把民众的武力贡献于国民之前。兄弟以为谁都酷望统一、和平、建设，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但无武力，就不能和平统一，无武力就不能谈建设，更谈不到取消不平等条约。今天看许多的武装同志，都充满了朝气，非常高兴，希望继续努力，锻炼自身的体格，更希望在我们的首领指导之下拥护和平统一，这就是我们武装同志的责任。

开会期间，蒋介石经常召见张学良到中央军校住所进行密谈，还随时到少帅下榻处回访。

5月17日，张学良发表呼吁和平之通电称：

连日接读云南龙主席，暨军政部何部长等，先后对粤事通电，剀切周详，义正词严，洛诵回环，无限钦佩。

溯自民国肇造，于兹廿年，祸变相乘，迄少宁日，及今思之，余痛犹深。迩者内乱底平，完成统一，而先总理夙所期盼之国民会议，亦已如期举行，观夫各方代表踊跃与会之精神，足为全国民众迫切望治之表现。矧际此破坏之时期已过，建设之需要方殷，环顾闾阎，疮痍满目，庶政待举，经纬万端，此正地方休养生息之日，亦即国人卧薪尝胆之秋。果从此上下一心，斯富强无难立致，何图不祥之事，又复发自粤中，远道闻之，曷胜骇愕！回念先总理手创共和，备尝险阻，益以已往诸先烈前仆后继，不惜膏血原野，始克奠安宇内，树此邦基，我辈效忠党国，方维持拥护之不暇，岂宜再起衅端，自促国脉，况彼此均属同志，尤贵和衷，纵或有政见之偶殊，正无妨从容以商洽，所冀速蠲小忿，力遏感情，以党国为前提，期艰危之共济，否则自拼孤注，躬为厉阶，必至失足一时，噬脐无及，倘因此而引起战役，则荼毒生灵，破坏统一。窃以为爱国爱身者，必不出此。

学良等猥以庸才，迭经世变，然此维护和平之念，始终未之或渝，但使一息尚存，决不愿统一之山河，重复濒于崩裂，用特不揣谫陋，略布愚忱，尚希海内贤达，明以教之，幸甚。

张学良夫妇离南京赴上海，滞留期间得知：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要求东渡日本访问比赛，请求南京国民政府解决经费。南京政府拒绝了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的要求。这时，张学良得知此事，便解囊资助，承担了上海两江女子篮球队访日的全部经费，从而使我国第一支女子篮球队走出了国门。她们在张学良的支持与鼓舞下，在日本参赛中五战五胜，没有辜负少帅的期望。女篮在回国途中，又在朝鲜应邀比赛，又是三战三捷。对上海女篮取得的战果，张学良喜悦非凡。

繁荣经济，调兵入关

张学良年轻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主繁荣东北经济，发展文教事业。当时，海外华侨民族民主意识普遍高涨，奋然投身到中国民主革命洪流之中，踊跃投资国内经济建设。张学良认识到华侨的巨大潜力，决定把华侨工作同地方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进行。

1922年，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并退守关外。张学良向父亲提出建议：一方面广招兵马，整军经武；一方面积极招揽各方人士投资东北实业，凡是华侨回国投资，均表示欢迎。张作霖接受了儿子张学良的建议，对侨胞投资东三省实业给予热情支持。

1925年1月14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在上呈的信函中指出：侨商孔宪林在东北设立的旭东电灯事业，颇有成效。为此，张作霖对张学良欢迎华侨投资的建议大为赞赏。

1928年7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锐意革新。为了求得东三省的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于翌年4月18日公布了华侨投资奖励办法。由于东北华侨人数不如南方多，因此可资借助的实力也不如南方雄厚。为此，张学良委托与南方华侨有联系的东北籍人士，以个人名义做侨胞的思想工作，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投资东三省。然而遗憾的是，南方华侨素视东三省为荒寒朔漠充军之地，加之连年军阀政客常借发展国内事业欺骗华侨金钱，甚至将华侨自营事业没收充公，又加之当时南北政局动荡不定、华侨无所适从等原因，此项工作进展不大。面对这样的境况，张学良毫不气馁，继续积极联系各方海外侨胞，并亲自过问涉侨工作，热情接待爱国华侨到东北考察、访问。

1930年6月20日，张学良指令东北农矿厅、建设厅汇编各种合乎华侨投资开发的实业的详细计划书。同年11月14日，农矿厅送上《华侨投资实业计划书》，其中有铁路投资实业、公路投资事业、垦务投资实业、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开发森林资源、经营营口境内田庄台水稻生产以及开发矿产，创办毛织工厂，造纸工厂，筹设工商银行，设立烟草公司等。

由荷兰华侨陈炳丁等一行17人组成的商业考察团拟定于1931年6月赴辽宁等地参观考察。张学良闻讯后，即提前于5月23日电告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

据三秘书长树翰马电称，顷实业部及张岳军面告，华侨代表二十余人赴津、辽、哈、平参观，派王兴周陪往，请照料，并请电告各处照料等情，如该代表到达时即予照料是盼。

张学良嘱其预先做好周密的安排。臧式毅遂分令各主管机关到时妥为照料，并电告天津、北平市政府，“务祈于该代表由天津启程来辽时，即赐电知为祷”，还将电文分别抄送省农矿厅、沈阳市政公所、沈阳铁路、省公安局、纺纱厂、沈阳县公署、省城工农商各会，以期做好接待等工作。

该团抵辽后，张学良即由省农矿厅、民政厅派出两位专员负责陪同接待事宜，并前往各机关拜会要员，出席欢迎酒会，参观访问有关实业公司及旅游景点等，所支费用达180元大洋。事后，张学良亲自听取了接待部门关于接待华侨商业考察团的情况汇报。

不难看出，作为东北地方长官的张学良，以最大热忱善待、礼遇华侨，吸引他们来东北投资，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这表明张学良将军已认识到引进华侨资本的重要意义。

1931年5月21日，张学良从上海返回北平。由于染上伤寒，于28日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直至9月上旬方愈。由于少帅身体过于虚弱，乃留在医院继续疗养，带病处理军务。

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期间，即7月6日，张学良据蒋介石意图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7月22日，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华北各位将领，谴责石友三。于是，讨伐石友三的战争开始。原来，石友三在中原大战之后，投靠了张学良。张学良派人清点了石友三的6万余兵力后，亲自向蒋介石为其部请饷请粮。1931年春，石友三到沈阳谒见少帅。张学良以礼相待。这时，石友三听说蒋介石为打通平汉路，恢复南北交通，给张学良密电：要张学良将石友三扣留起来，以设法解决石部。对此传闻，石友三怀恨在心。3月间，石友三回到顺德，即开始了倒张活动。在备战期间，石友三和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的国民政府已有联系。广州政府委以石友三第5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张学良得知石友三有不稳定动向，加以责问。石友三派其参谋长唐邦植、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毕广垣见张学良，声明“绝对拥护中央，服从东北”。张学良警告说：“东北矢志和平，汉章（石友三字）谅所深悉，如有存心破坏和平者，实为天下公敌，望汉章深体我意。”6月28日，张学良驻北平副总司令行营截获石友三致张学成（少帅叔伯弟兄，素有野心）密电。此密电大意是：弟部即将进攻平津，后图东北，希兄即与日本取得联系。张学良当即召行营参谋长戢翼翘和万福麟、于学忠等商议，由关内外调集十数万兵力，分驻平津、津浦、平汉两线。7月中旬，石友三在顺德集结军队，宣誓就任广州政府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18日发出讨伐张学良的通电，同时割断电线，扣留列车，截断南北交通，石部即沿平汉路北进，于第三天占领了石家庄。

7月23日，张学良以副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华北各位将领，谴责石友三：“誓约服从，竟尔背叛北进，已占领石家庄，声称夺取平津。我奉中央政府命令，为除此逆贼，已实行出兵，务于短时日内予以解决。”随即命令于学忠为第1集团军司令、王树常为第2集团军司令讨伐石友三。蒋介石向国民政府提议免除石友三身兼各职，下令拿办。蒋介石委派张学良兼任剿石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

当石友三部至保定附近时，与东北军于学忠部遭遇，激战数日，不得前进。此时，南路已被蒋介石部队胡宗南所阻。于是石友三腹背受敌，于31日全军退却。当退至滹沱河时，被包围缴械，几乎全军覆没。石友三仅率数千人逃往山东。张学良命令韩复榘将石友三残部收容。

张学良讨伐石友三之变，虽然时间不长，但原在关外的东北军大部兵力被调人关内，致使东北防务空虚，为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水果中的炸弹

张学良在中苏边境战争中失败之后，派何柱国、张学铭等人到日本观秋操，顺便探听与日本在东北和平相处的可能性。何柱国与日本陆军参谋长铃木、陆军大臣宇垣等多次会谈。日方均表示必须完成以日本海为中心的国防计划，因此必须修复吉（林）会（宁）铁路，以便与北满取得密切联系。日本则愿在清津港给中国一块专用地，以便中国出口。何柱国回国后，将日本的国防计划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听后气愤地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1929年10月上旬，日本代表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要求修筑敦（化）图（们江）铁路，并以张作霖曾与日本订立合同（后来张作霖又声明不能履行合同）为借口，责成张学良必须履行诺言。张学良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诺言，如日方有真凭实据，你们可以向南京中央政府交涉。”日本代表借口不承认南京政府，仍要求张学良解决。张学良对此要求不予理睬。

1931年3月，日方再次催促解决。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亲自写信给张学良，认为“现在形势紧迫，倘不及时谋求解决办法，诚恐酿成不良后果”。后经双方一再交涉，东北方面决定同意谈判，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日本方面认为，张学良一拖再拖，毫无解决的诚意，声言要“用武力膺征张学良”。与此同时他们又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

当年7月2日，吉林长春县属万宝山韩人强占华人熟地，侵害邻田，开渠筑坝，将伊通河水阻塞，淹没中国人旱地。当地中国农民要求政府驱逐韩人，未能解决。于是中国农民集体出动。日军以保护韩侨为名，开枪射击，打死中国人3名，伤数十人，中国警方人员也有死亡。然而，日方却向东北当局提出无理要求，遭到张学良拒绝。这就是所谓的“万宝山事件”。

此后，也是在7月间，日军中村大尉等4人化装潜入兴安屯垦区等地侦察，测绘地图，被当地屯垦军盘查，搜出军用地图、手枪、调查笔记、测绘仪器等许多军用器械。屯垦军以中村等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罪，将他们秘密烧死，扬灰荒野。此事后来被日本驻洮南领事馆获悉。于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多次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参谋长荣臻提出强烈抗议。张学良严肃表示：日本人擅入中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故中村事件中国人不能负责。日方以中村事件为由，无理要求张学良：履行当年袁世凯都未履行的“二十一条”的一些条款。张学良对日方无理要求不予理睬。

8月下旬，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移防到图们江沿岸，举行水陆大演习。9月上旬，日军在沈阳城北开始演习，关东军司令部亦从大连迁至沈阳。日侨民，特别是日关东军纷纷集会，责骂张学良“妄自尊大，胆敢不理日本，仇视日本，想拉拢英美来抵制日本”，“万宝山事件还没有解决，中村事件又发生，是张学良存心挑衅”，“中村事件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日本也就无法再客气了”。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此间，张学良将日本军队的动向报告给蒋介石，请求对策。

8月16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少帅又起草一电转发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同遵守。

9月6日，张学良令驻奉天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是日，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9月12日，张学良接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报：“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人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张学良接此电报后，急令驻奉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这一天，蒋介石惟恐给张学良的电文说不明白，又邀请少帅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与张学良会谈后，反复叮嘱少帅“切勿抵抗日军”。张学良下专车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问蒋总司令谈了些什么，张学良说：“总司令要我们不得与日本人还手，让他们打，我们好向国际联盟说话……”

9月18日晚，张学良与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吃完晚餐后，参加了时事商会。散会后，东北军政要员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在开明大剧场举行盛大京剧义演，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前往开明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当剧演到精彩处时，忽闻随从副官报告，有长途急电。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到荣臻电话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一刻，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少帅听了荣臻的电话报告，气愤地命令：“随时报告日军动向！”然而此后，他与荣臻的电话再也叫不通了。

9月19日凌晨1时，荣臻拍发十万火急电报。秘书将此电送到协和医院时，张学良正在召集东北高级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人开会。他说：“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路轨之理。总之，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众将领同意少帅的主张，即电告南京。这天早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罗干、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咨询东北外交问题。少帅听了众人汇报情况后，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高级将领研究商讨大计。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发表通电，声明大致内容是：“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纵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各有关当局做了报告……日本捏造谎言，说是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连日本人火烧北大营时，我们都没进行抵抗。”

9月19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当日上午10时，张学良在医院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我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昨晚日军以300人偷袭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

9月21日，张学良邀请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王克敏、王揖唐、汪荣宝、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等27人，磋商东北局势。在会上，大家主张听候南京政府的决定。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接受了澳大利亚顾问端纳的建议：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援助；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来抑制日本扩张。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要求国人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耐心。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抵南京，再次向蒋总司令请示。蒋介石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厚负重，顾及全局。”少帅听了万福麟、鲍文樾的汇报后，只好遵照蒋介石总司令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裁决。

9月2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张学良24日致蒋介石、王正廷电报全文：

特急。南京。蒋主席钧鉴：王部长儒堂兄勋鉴：密。日军侵据沈阳各地节经先后电陈，业蒙钧鉴，谨将各处详情，摘要汇列于下：

（一）关于沈阳者

9月18日晚10时后，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至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未几，日军攻入北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遂退出营房。日军复举火焚烧，同时并用野炮轰击我北大营、迫击炮厂、兵工厂等处，兵工厂至5时左右，尚无若大损失，迫击炮库被轰塌，迫击炮厂亦被占据。我官兵及附近居民避免不遑，伤亡甚多，详确数目，未得查明。当炮声初起之时，我方交涉员即向日领质问，日领诿为原因不明，我方请其于5分钟内，速予制止，日领请求延长5分钟，以便办理制止手续。11时许日军射击如前，有加无已。又有步兵向沈阳攻击，我方向日领交涉，答以军队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日军仍复前进，并未稍停。迨到19日早8时，攻入城内，先登城墙，向下射击，把守四关城门，解除军警武装，占据官署，搜查文卷，捉捕军官，搜索私宅，所有城内外警察分所，均被日军用机关枪射击。凡占领之机关，均标贴日本军占领，犯者死刑字样。当时市内我方军警，亦以事前奉到命令，不许与日军冲突，又以沈阳城中外杂居，我军警负有保护地方之责，自当竭力维持治安，遂亦在毫无抵抗情形之下，惨死于日人弹下者为数不少。

10时左右，日军已将全市完全占据，东三省官银号、中国交通、边业各银行，均经侵入，兵工厂暨飞机厂棚，亦被占据，而与通信有关之电报、电话等，至是竟完全断绝，并将监狱打开，犯人完全释放，市内居民，猝遭惨变，惊惶万状。日军凶暴已极，对于行人，任意枪杀，见有军警服装者，尤为仇视，几难幸免。文官未逃走者，亦多被监视行动，不能自由，捕获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我军先行攻击，破坏其铁路桥梁之事，我方百计设法，请其商洽，日军悍然不顾。嗣烦各国领事，代询暴行原因，日军所谓事变之起，实由于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实则事变初起之时轰然爆炸声音，乃系日军自行爆破北大营附近之南满路小桥梁也。平日日军对于南满路保护綦严，凡于桥梁之处，莫不有日兵把守巡逻，日夜不懈，华人之行经此处者，虽便服亦受监视。至于军人，则盘查尤严，否则不许通行，华人恒视此为畏途，此有以往事实可查。在此种严厉状况之下，我军何得轻至南满路。且我军对于日军，向来极力避免冲突，讵有破坏桥梁之事。至于日方宣传种种，皆系一面之词，且自沈阳被日军占据以后，所有官署公文印信，以及一切军政两方重要人员、物品，均在日人掌握中，自可随意造作，任何证据，我方不能负责。其他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容查知其详，故不能以确数说明。近据报称，日军极力搜查我人民军警尸体，悉被焚化，以图消灭证据。

（二）关于安东者

日军于9月19日早6时，侵入安东，将全市完全占据，所有市内军警武装悉被解除，并把守各机关，我军亦未抵抗。至军警市民死伤若干，公私财产损失若干，因消息阻隔，迄未据报。

（三）关于营口者

日军大部于9月19日早8时侵入市内，将我练军营及警察之武装，完全解除，复至河北中国车站破坏铁路数段，我军警以事前奉有命令，在与沈阳同一情况之下，未与抵抗，所有机关均被监视。至军警市民死伤情形，及公私财产损失状况，亦因交通隔绝，尚未得有详确报告。

（四）关于长春者

日军于9月19日佛晓突向宽城子站护路军营开枪炮射击，我军伤亡张营长一员，兵百余名，副营长受重伤，全营被缴械。日军8时占据车站及电信机关。又长春附近南岭所驻吉林步炮两军营房，全被日军炸毁，我官兵及附近居民，死伤甚众，确数待查，路员多被驱逐监禁，并有受伤者。至其他生命财产之损失，尚待详查。

（五）关于吉林者

日军于9月21日午后5时，占据吉林省城，先于午后2时，有日飞机在吉垣空中，散布传单，捏称日本占领奉天时有学生军抵抗，因之激烈，吉商民机关军队，不必惊恐，如有抵抗，必牺牲之等语字样。日军占据后，消息隔绝，我方生命财产损失如何，尚未据报。

（六）关于昌图者

日军于9月20日晨，用炮向红顶山营房射击，将东、西、中三面焚坏。先是，常旅为顾虑地方糜烂，避免冲突起见，已于1.9日申时退驻法库一带。此后电报电话，业已不通，至生命财产损失如何，尚未据查报。

以上各节，均系得有确实报告，至其他各处，有无同样情况，现因平沈间通讯断绝，迄未明了。查日军此种暴行，纯属违背国际公法，该国自应负其责任，拟请钧座通电各国，宣示真相。谨电奉陈，敬乞垂鉴。张学良叩。

9月28日，张学良对北平各界救国会代表说：“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国家着手”，“欲抵抗日本，必须国家统一。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则罪过更为严重。”

张学良服从中央，南京政府依赖国联。然而，南京政府对国联的期望不仅过高，而且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为国联是有其名无其实的，操纵国联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德国、意大利、日本是配合默契并串通一气的伙伴。国联能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什么有效办法呢？11月22日，张学良写了《关于国联的宣言》。24日，天津《大公报》将其全文发表：

自国联行政院11月20日会议消息自巴黎传出，在中国全境，以及审慎观察者之心中，发生一种印象，以为国联为减少满洲情势严重性起见，阻止再有敌对行动，所采取之行为，对于现时应坚定应付之问题，以不智态度，误采其他方法，行政院对于其10月24日自身之决议案，似未能令其生效。该决议案中，明白申述解决满洲危机之和平公平办法，其初步即为坚持在南满路外之日军，应于11月16日自中国领土撤退。倘令上述果确，则行政院未能坚持令人尊重其自身建议与命令，不得不令人严重怀疑，国联自身在此情势下，是否自认其无能，其所采地位，于国联自身之将来，良非佳兆。

巴黎或日内瓦之观点，当然与东京、南京或北平之观点悬殊，惟世界各首都对日军未按照行政院决议案，自满洲中国领土撤退，且实际遵行一种侵略新区域之政策，此种事实，不应抹煞。日军公然蔑视行政院10月24日之决议案，在事实上且于行政院11月16日开会时，以维持交通为借口，进兵北满，日军现已占领中东路北之齐齐哈尔，并拟向北推进，作军事之行动。中国政府迭经表示，愿意保护南满线外日侨之生命与财产，但因日军当局之政策与举动，不能有力实行其诺言。日军现时阻断吉、黑两省交通，同时以与日军自身行动有直接关系之纷扰，归咎吾人。

自日军占领沈阳后，即谓满洲有大队华军，此系伪说。现时日军又谓中国驻兵在通辽集中，有5万人驻屯锦州，并有步兵三列车，自平津开出关外。此等消息，亦系不确。此又为制造口实，从事进一步侵略之有计划政策之一例。

日军没收满洲合法政府之税收，并拟胁迫吾人，令吾人遇有财源竭蹶之危险。

中国代表施肇基曾迭次以诚恳态度在日内瓦陈述此项情势。现时虽有消息，称行政院谈及条约权利，避免真正之问题。惟中国对于行政院，并未失去一切信仰。在适当时间与地点，中国颇愿对于满洲条约权利，允许做详细调查，如行政院不坚持，对于应付满洲问题，须使用适当之程序，不坚持日本首先撤军，然后始能期待中国谈判条约之原因与问题，则非但不能解决满洲危机，且或将违背其本愿，使情势陷于更臻严重之地位。

又可注意者，行政院坚持返回至以前原状，使机敏之观察者，信其现时采取一非常之程序，其结果唯有失败，中国对于国联一向愿无条件合作，并随其提议。

余知国联如附和日本军方政策，在满洲树立傀儡政府，无疑必归失败，故不能不表示余个人之观点。余怀疑将来世界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华盛顿九国公约》，将抱何种观念，此三种条约今后是否均将掷入废纸篓中耶。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威胁张学良，使他不抗击日军侵略，关东军司令强迫停止修建大帅陵。本庄繁司令曾电告张学良：如果对日妥协，那么日军将代其为张大帅安葬灵柩于大帅陵内。对此，张学良以严辞拒绝。日军司令见威胁张学良没有奏效，就将张作霖灵柩弃之不管。不久，张作霖尸体腐烂，臭气四溢。本庄繁司令只好下令将灵柩暂厝沈阳小东门外的株林寺内。（直到1936年，大汉奸张景惠提议：张作霖灵柩应早“归位”。这才引起日本关东军的注意。此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是植田谦吉。他不同意张作霖灵柩归位于大帅陵。张景惠又提议将灵柩葬于海城县张作霖故里。植田想到那里是张作霖发迹之地，葬在彼处，影响不逊于大帅陵，加之此时海城各界正在上书请求张作霖灵柩归葬故里，促使植田断然否决。此后不久，张景惠又提出张灵葬入辽宁省锦县东北70里的驿马坊。此地是辽西巨绅无偿献给张作霖的一块茔地。张作霖曾将生母葬于此地。植田反复斟酌，认为张作霖灵柩只能埋葬在这里，便于1937年6月2日将灵柩葬于驿马坊。）

由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关东军有机可乘，竟在一夜之间占领奉天。由此，他获得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受到各方面舆论的奚落和谴责。

爱国学生到张学良北平寓所顺承王府请愿，有的学生因年少气躁，出言失当。僚属和卫队士兵对学生的言语接受不了，怨气上涨。张学良深恐肇出事端，向部下解释：“我们不抗而退，虽属奉命，实际上确是丧权辱国，学生们出于爱国热忱，叫骂几句，又有何妨，我们应该忍辱负重。”大家听了少帅的话，都认为有道理，心情平和下来。少帅对学生代表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二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张在答复上海抗日救国会的电文中说：

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勿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

张学良向主张立即同日军作战的中下级军官们说：“我爱中国，我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我手失去东北，我永远不安。但我实不愿以他人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英雄之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我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可有大发挥的一日。”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日本关东军声势逼人，占领了辽宁和黑龙江的大片中国土地。在日军侵占中国领土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显得无可奈何。张学良为了阻止日军进一步入侵，宣布在辽宁西部重镇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为代理边防军司令，米春霖为代理辽宁省主席。少帅面对东北支离破碎的残局，只能希望日本东京政府能够阻止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同时希望列强大国使锦州成为一个“非军事区”。这个想法获得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然而中国大众却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使少帅很难堪。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不顾国联和美国的警告，开始大举进犯锦州。锦州是联系关内外的交通要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领了锦州，不但扼住东北的咽喉，而且保证了对东北的完全占领。对此，南京政府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这时，蒋介石在全国大众的谴责声中辞职。面对危局，在国家没有元首的时刻，国民党第四届一中全会做出了“防守锦州”的决定。在这个月的下旬，张学良头上被人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得到了澄清。

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感时诗，题目是《马君武感时近作·哀沈阳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朱五，北洋政府国务卿朱启钤的女儿，北平交际场中的活跃分子）

这两首诗对张学良、赵四小姐和电影明星胡蝶乃是天大的冤枉！马君武根据社会传闻“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胡蝶跳舞之风波”写了这两首诗。其实，张学良和胡蝶根本就没有见过面，更谈不上跳舞了。这事的起因是日本通讯社对张学良制造的谣言，以此中伤少帅，以引起中国人对张学良的愤慨，从而转移中国人对日军侵略东北的反抗情绪。

事实真相是：电影明星胡蝶和明星影片公司外景队北上到天津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了。到北平后，外景队因有三部影片同时开拍，工作异常紧张。导演张石川为防止大家散漫，为不影响拍片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生活纪律，所以胡蝶和演职人员空闲时间不多，即或有时间也都是集体应酬活动，故胡蝶和张学良从未谋面。

11月21日。胡蝶在上海《申报》上刊登辟谣启事。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张石川和演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人，也在该报上登出启事，为胡蝶未与少帅见过面作证。至此，“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胡蝶跳舞”风波已经澄清。

1931年7月23日，在日本留学的溥杰回国度假，到静园觐见溥仪。他向大哥传达了经吉冈安直传递的信息：日本军方对张学良不满，希望溥仪接管满洲统治权。

日本军阀反对张学良是显而易见的。两年前，日本军阀曾让土肥原贤二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引诱张学良，希望他宣布“东北独立”，以逞自己独吞之欲，结果遭到少帅的严厉拒绝。两年后，土肥原仍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为诱饵，猎取对象由少帅改换成溥仪。溥仪在跟土肥原谈判时，没有少帅那样的气概，虽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条件，但最后还是就范于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侵略者，从而走进了无以挽回的卖国之深渊。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两度向溥仪伸出挽救之手。

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甜言蜜语地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反对张学良，对满洲并无领土野心，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对土肥原的话表示接受。

蒋介石得知此事，忙派人密见溥仪，说明只要他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然而，溥仪拒绝了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于11月6日晚6时许，派人前往溥仪所居的静园送了一筐水果，其中潜藏了炸弹。少帅这样做，意在警告溥仪，让他清醒。张学良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做法使溥仪失去了安全感，进而加速了溥仪投靠日本的步伐。4天后，溥仪出关。4个月后，溥仪就任伪满执政。

1932年7月，张学良得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暑假，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向溥仪伸出挽救之手。他亲笔写信，邮给溥杰。信的大意是：日本人歹毒异常，残暴无比，我们父子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领教够了。他们对中国人视同奴仆，随意宰割。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悬崖勒马……。

尽管少帅诚恳劝说，但溥杰同溥仪一样都想恢复满清王朝，所以视少帅的忠言为逆耳之言。

故此，张学良两次阻止溥仪卖国投敌均未能奏效。

锦州失守，抗日救国

1931年10月3日，张学良对东北滞留北平学生救国会的电报复电说：“此次外侮侵凌，事极重大，负责解决，自应仰赖中枢，坚忍待时。学良大义所在，决不后人，是非功罪，则俟之于将来。”同月21日，少帅接见抗日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等12人，向他们表示：决以力之所能，为国尽力；至对日方针，惟中央之命是从；希望民众准备实力，与政府协力奋斗到底。

12月10日和12日，张学良两次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国难当头，舆论界亦往往为不正确之议及感情冲动所掩蔽，致虚骄成为风气”，“甚愿舆论界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勿囿于虚骄之词，勿作不负责任之论……”

12月12日，张学良在北平发表声明：“锦州地区发生严重事态，将由日本负完全责任”。对此，全国舆论愤怒谴责少帅。15日，张学良决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职务。他表示自己“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原欲“侵地尽复之后，始肉袒归罪，……不图凡所经营，悉与愿违，请褫去副司令职，一新天下耳目”。16日，南京政府批准了张学良的请求，改任少帅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7日，张学良对在北平的东北籍学生代表说：“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但求无愧于心。自信一不屈服、不卖国，二不贪生、不怕死。”

12月25日，张学良接到中央“防守锦州”的命令。这是日本威胁东北以来，国民党政府给少帅下达的第一道抗击日军的命令。为此，张学良非常振奋。然而，南京政府此时才想抵抗日军谈何容易？由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9月18日后仅5天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个省的大部分地区，掠走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在沈阳，仅一夜之间，就损失步枪95000枝、各式机关枪2300余挺、飞机260架……日军获得了如此之多的军火物资，真可谓恶虎添翼，所向无敌。

日军这次进攻锦州，是日本内阁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分化和改组，终于确定了灭亡中国的重要一步。这次进攻锦州，是日本自“九一八”以来，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三方第一次协调一致的行动，总共投入4万人的精锐之师，摆出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姿态。

这时，南京政府正值蒋介石下野，辞去国府主席职务，群龙无首；孙科刚刚新任行政院长，其强硬政策正遭到政府各方面的怀疑与抵制，军费和援军毫无着落。这些因素，严重地影响了张学良及前线官兵的决心和士气。况且此时，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丧失了东北三省，失掉了自己的根据地，他的声望和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

12月27日，张学良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日军长驱直入，锦州危在旦夕。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932年1月2日，张学良不得不忍痛退出锦州，撤兵关内。3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锦州失守，张学良便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举国上下谴责声浪高涨。

此时，章太炎不以和张学良有忘年交而袒护其过错，在公开场合或与友人接触中，均谴责了“攘内安外”的不抵抗主义。他在给孙思昉的信中说：“有此总司令（指蒋介石），此副司令（指张学良），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接着，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章太炎一面在沪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一面决定北上面见张学良，准备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和多年交往的情谊，说服张学良出兵抗日，以挽救中华之危局。

这年2月23日，章太炎冒着淞沪抗战的炮火，在未通火车的情况下，拖着65岁的多病之躯坐船到青岛，然后改乘火车，于29日抵达北京，住宿在花园饭店。

张学良听说章太炎到北京，立即前往花园饭店看望。章太炎一句都不听张学良的问候，开口就是质问：为什么不出兵抗敌？为什么把32万东北军撤出东北，使日本人顺利侵占我国东三省……

张学良面对章太炎激昂慷慨的话语，对眼前这位正直的民国元勋从内心里感到敬佩。他既无从申辩，又无法出兵，只好对章老出示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密令，说明自己的苦衷。这是张学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人出示蒋介石的不抵抗密令。

章太炎看过密令后，感到无话可说，只好无可奈何地南归，回到上海。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约一千人云集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一方面积极准备军事活动，另一方面还发布《抗日纲领》向国内外宣传。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武器弹药、粮食等，大部分都由张学良暗中资助，其余的来自各方面的募捐。

张学良在接见救国会的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决无怨言。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在中国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救国会成立后，决定派黄宇宙以张学良将军的私人秘书身份出关，到长白山区建立抗日武装。

黄宇宙，1906年在河南新野县校场村出生。在北伐军中曾任炮兵连长，曾见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加伦将军、周恩来、蒋介石等要人。特别是他在华北大学学习时，曾遇到鲁迅先生，聆听其教诲，颇受启迪。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这天，会领导人王卓然（字迥波）、阎宝航来找黄宇宙，开门见山地说：“宇宙，常委会决议，也请示了少帅，都同意叫你出关。一则，因为你在北伐革命时打过仗，有军事经验，能机智灵活地应付一切意测不到的变化。再则，前几年，你同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希尧等化装成工人，在铁岭马莲沟破坏了日军在辽河上游建筑兵营的工程，并在各县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止吸食鸦片等工作。在深入敌人腹地工作方面，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认为你出关是比较合适的。宇宙，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解决。”

黄宇宙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既然常委会决定了，少帅也同意了，我是执委，绝对服从决议！”

翌日，在救国会的机要室，会领导人车向忱掏出一封信说：“宇宙，这是王卓然老师让我转给你的信。今天中午12点前，咱们去顺承王府面见张副司令，王老师在门前等我们。”

黄宇宙接过信拆开，取出一块白绸子，展开一看，是一封盖有公章和私章的信。内容是：

辽、吉、黑军政民钧鉴：

派黄宇宙秘书前往代为问候，并协助组织联防部，以防胡匪。

张学良

中午12时，黄宇宙和车向忱、张德厚一起来到顺承王府，见王卓然在门前等候，便一同进府去见少帅。见到少帅后，王卓然把黄宇宙的姓名、学历及九一八前所做的爱国抗日工作介绍了一遍。

张学良听后，点头赞许，然后语气深沉地说：“出关抗日，生死莫测，但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为安全起见，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宇宙，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黄宇宙回答。

张学良接着说：“这封信是弥补救国会文件的不足。因为救国会刚刚成立，东北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救国会是干什么的，万一发生误会，你一个人在那孤军奋战的环境里，有口难辩，危险太大。你见到东北军、政、民等方面人士就说是我张学良派你去问候他们，问问他们能不能抗日，有多少人和枪。详细调查后，救国会好根据情况计划抗日，打回老家去。若万一这封信被日本人搜查出来，你就说是为了防止胡匪，千万不要说出抗日二字，以免日军借此找你麻烦！我们一方面用救国会这个民众团体的名义抗日，一方面电请蒋委员长命令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只靠我们东北军抗日是不行的，何况东北的主力部队，多半都调到关内来了。总之，你出去，要特别谨慎，不要叫敌人知道我们为抗日而活动。”

黄宇宙听了少帅的话，坚定地回答：“我一切按命令办事！”

在黄宇宙出关前夕，张学良还通过王卓然转给黄宇宙2000元做路费。他接过少帅给的钱，只拿了200元做路费，其余的钱交给车向忱，请代转给创立辽西和热河义勇军的郑桂林司令用于抗日。是日下午，黄宇宙化装成商人，把少帅的亲笔信带好，乘火车赴辽东。一路上，他舍生忘死联络、动员抗日力量。他到了通化，见到了驻守在那里的唐聚五团长。

唐团长看了少帅的亲笔信，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黄宇宙的手说：“黄秘书代表少帅来慰问我们，这太好了！再迟了，我们都要被迫当汉奸了！”

唐聚五是讲武堂毕业生，曾是张学良的学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当黄宇宙谈到于芷山侮辱少帅手谕，认贼做父，投靠日本当汉奸时，唐聚五拍案大骂。从此，黄宇宙按少帅之命以唐聚五的兵力为基础，开始创建抗日义勇军。

1932年4月21日，辽东抗日义勇军成立。黄宇宙和大家宣传联络的抗日力量有14个县，义勇军扩编到十几路。唐聚五任总司令，黄宇宙任副总司令。这支抗日队伍深受辽东人民的欢迎，使日军及汉奸惶恐不安。为此，日寇下令通缉黄宇宙。

一天，北平“抗日救国会”突然命令黄宇宙立即回北平。他一到北平，就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送交军法处关押。原来，黄宇宙任名誉经理的印刷厂印刷的共产党的《北方红旗》刊物被查获，所以他被投入监狱长达5个月之久。

张学良得知后，派机要秘书王卓然联合车向忱、阎宝航、郑浩然等社会名流联名保释，黄宇宙才得出狱。少帅见黄宇宙身体受到摧残，赠其2000元，以治病疗养身体。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日本为了借此之机将东北的傀儡政府“满洲国”推上国际舞台，扬言要派刘长春和于希渭两名运动员代表伪满选手参加奥运会。

刘长春，1909年生于大连市一贫农家庭。1923年，日本在大连举办的“关东州陆上运动会”上，14岁的刘长春初露头角，以11秒8和59秒的成绩分别取得了100米和400米两项赛跑第一名，创造了中学生从没有人达到的好成绩。1929年，刘长春进沈阳东北大学就读，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当年沈阳举办了第14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以百米10秒8的成绩，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这年10月，张学良邀请德、日两国第一流的选手到沈阳，与中国选手举行三国田径对抗赛。刘长春在百米赛跑中，紧追德国短跑名将奇鲁特拉比尔，使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尔无力赶上，以10秒8的成绩获第二名。刘长春在200米赛跑中，又超过了日本冈健次和今井，以20秒6的成绩获第二名。

1930年4月，刘长春参加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获100米、200米、400米三项赛跑冠军。从此，他威震全国，使国内短跑运动员无人敢望其项背，成为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为此，张学良给刘长春特别奖励——每月发给补助费30元。

九一八事变之后，刘长春流亡北平，大连日本当局曾数次到他家，令刘长春的父亲将儿子找回来，并许以高官厚禄。不久伪满各报登出刘长春、于希渭将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天津后，引起教育界和青年学生及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响，纷纷要求中国政府表态反对，然而南京政府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刘长春出于民族义愤，不为威胁利诱所动，毅然于1932年5月间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张学良对刘长春的爱国精神非常赞赏。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在这次奥运会中，仍如上届那样只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作为观礼员前往。于是，国民同胞责问南京政府：为什么不叫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由于国民政府怕得罪日本，加上体协无钱，刘长春还是不能参加奥运会。此时，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决定去找校长张学良商议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事。少帅对郝更生的建议很赞成，慷慨解囊，拿出1000美元作为刘长春的路费，后又考虑到刘长春不懂英语，一人出国不便，决定派东北大学的宋君复为教练兼翻译，又增加了600美元。

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自宣布：刘长春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兼翻译，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他们赴美国洛杉矶，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刘长春代表中国运动员手擎国旗为前导，后面是沈嗣良、宋君复等5人。至此，由于张学良的支持，日本和伪满的阴谋破产了。

热河失守，谁先下船

日军侵占锦州后，又把矛头指向山海关，窥伺华北，威胁平津。张学良看到日军的这一企图后，便交给何柱国重任：指挥全旅兵力驻守山海关，既要阻止日军继续深入，又要避免与日军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1933年1月8日，张学良为榆关事变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他说：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自己常常想到中日问题……我们始终抱定宗旨，要设法阻止日本少数野心家，也可以说是暴烈者危害国际和平之侵略行为。不仅我们中国人有这思想，即日本国内有志之士及有眼光的政治家，也与我们抱同样的见解……我说暴力者，只是指日本少数野心家而言。我们并不与日本一般公正的国民为敌，中日两国国民与国际间都一致祈祷和平，然结果都归无效。……九一八以来，前后所发生的事实，便可证明日本是否爱好和平：

第一，此次榆关事件发生的原因，日人自己有意扩大行动，反说由于中国向热边调动军队，并且，日本人还问我调动军队之目的何在？……我对他们说：我们在本国领土之内调动军队，是绝对的自由，其目的别人管不着！……此次山海关事件……明明系日人之主谋，而日人反诬我为主谋。……日人对山海关事件之发生，是日本即利用此为题目，攻打人家的城池，并颠倒是非，淆惑世界听闻，这就可以证明日本有意破坏和平。

……有人问此次事件将来如何了结？我认为很简单，惟有日本将我国的领土归还我们！……

我以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

第二，有人问日人之目的何在？……据日人说：并非侵略中国，只为打倒张学良，一若张被打倒，即可了结。殊不知张某是最弱者，中国人攻击张某最利害，张某何能代表全中国；张某即被打倒，中国人若不全被杀完，谁也不敢把中国让给日本。

有人问：保障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责任，外国人对中国有甚么帮忙的地方？……我们希望欧美各国的朋友帮忙，就是希望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之真相尽量披露，使日本国内的人民能够明白明白，使正义不被埋没，便是人类的幸福正义必有胜利的一日。

第三，有人问到目前的局势等等，关于军事行动，过去的大家已知道，现在的我无法说，我的话完了。

最后，欧美记者相继发问：（一）中日双方现在是否已进行交涉？张答：并未交涉；如日方有交涉之意，自当由我国中央政府负责，本人对此点未考虑。（二）对日本是否抵抗？张答：这个要问日本是否还来打我们而定。

1月17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电曰：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迭据各方探报，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现已调沈克部赶速前往，俾资援助，但其防线均在凌源、凌南一带，大都偏于南部，至东部开鲁、赤峰一带，则全由吉、江退回之杂军、义勇军、热军一部防守，而各军杂处，意见分歧，统率无人，所有一切布置，亦未能臻于巩固，日军倘由各处乘虚进攻，则前途变化洵属可虑。现正调孙魁元部开往热北，并拟派张委员作相即日前往统属冯占海所部，作为中心势力，并联络其它各部一体防御。惟该处情形极为复杂，仓猝整理，亦难期其于事有济，良为未雨绸缪，力图周密计，拟请速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热边之战，恐即在目前，万乞迅赐裁夺，即日实行，不胜企祷之至。

1月24日，张学良见热河局势愈来愈紧，乃飞往南京，同蒋介石面谈后，旋即秘密回到北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和张学良的一逼，不得不有所行动，派宋子文北上，编组两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宋哲元，第二方面军是张作相。宋子文的税警团也由温应星率领北上参战。

1月25日，新上任仅一个月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没有得到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类重要人物的支持，特别是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宋子文在上海时，以200万银元收买了汪精卫对妹夫蒋介石的忠诚。从而汪精卫接替了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职务。此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月2日晚8时，“后援会”的朱庆澜、张作相、王以哲、王化一会见张学良，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军指挥权移交军分会和如何进行后援工作等问题。少帅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侃谈至深夜，情绪高亢而兴奋。

2月16日，张学良给南京拍发了电报：

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的领土。我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本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

张学良的这封电报似乎打动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看到了局势的危急：热河保不住，华北就危在旦夕；已经让出了东北，再不能失去华北了。于是，南京政府同意了张学良筹备热河保卫战的请求，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20多位军政要员和军事专家前往北平。他们到北平后，受到了张学良的热烈欢迎。当天晚8时，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军事会议。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黄绍竑、杨杰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少帅向有关将领分配防务任务，然后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分防地。最后，张学良手指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对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

“不行，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么能担当得了这么一大面？”宋哲元不同意地说。

“明轩，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哲元见张学良这么说，只好不再说什么。

翌日晨4时许，张学良同何应钦、宋子文等一行数十人，分乘轿车、卡车30余辆，向热河进发。此时，少帅还有嗜毒瘾，在去热河途中，每走30余里就得停车一次，注射毒品针。当日下午5时，他们到热河承德时，已是疲劳不堪了。

2月18日中午的欢迎会上，张学良向众人致词，勉励大家要誓死保卫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这天，少帅与宋子文从承德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张学良与宋子文署名的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大意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世界声明；另一份是由少帅领衔的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通电称：

溯自沈变发生，转瞬已十六阅月，国土沦胥，民众丧亡，损失之大，几难数计。目击时艰，忧愤曷已。当事变之初，我为尊重盟约维持和平起见，不惜含垢忍辱，根据盟约，提请国联裁制，冀以正义之主张，期获公理之实现。不图日人贪饕，得寸进尺，我讲公理，彼恃强权，我愈让而彼愈争，时愈久而变愈烈。迩来且复肆其凶焰，侵榆侵热，揆其用心，非等以我民坚忍为懦弱，直视一切盟约如具文。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尤具决心。现已遵照中央确定方针，简率师旅，积极进行，只求有利于党国，讵敢更计及发肤，诚以时急势迫，至此已极，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倘不幸而不成，亦可振我军誉，扬民族之精神。此次陪同宋院长来热，检阅部队，并力晓军人捍国卫民之大义，我袍泽忍辱已深，含愤已久，及经告诫之后，均皆愤慨异常，涕泣图报。惟兹事体大，关系全国存亡，热河倘有疏虞，是必牵及华北，华北动摇，亦必影响全国，一发千钧，莫此为甚。尚祈海内贤达，全国同胞，俱体时艰，一致奋起，俾作有力之声援，期收最后之胜利，妊电迫切，请维鉴察。

2月22日，张学良陪同何应钦、宋子文及其他军政要员视察热河后，让端纳给南京发急电，建议对日军采取强硬行动，要求提供抵抗日军所需的军备给养。

这时，日本侵略热河的一切准备就绪，便以锦州为大本营向热河调动进攻部队。日军的这个行动计划，由日本新任内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草拟。他主张派大批军队前往热河，“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日本便以“满洲国”的名义，通知热河驻军司令汤玉麟，让他派代表到北票开会。会上，日军向汤玉麟的代表张舜卿提出三个无理要求：第一，狂妄地称汤玉麟是“满洲国”委派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人来长春驻守联络；第二，为了“满”热一体，铁路由北票延长到承德；第三，在承德设立日军军部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本的无理要求电告张学良后，很快就收到少帅的复电：“断然拒绝。”

2月23日，日军向中国当局下了最后通牒，声称热河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必须在24小时以内离境。中国当局不接受日本的这一最后通牒。于是，日军在锦州集结的三个师团分兵三路，于翌日向热河发动进攻。

日军在热河的烧杀抢掠和狂轰滥炸，使张学良再次受到极大的刺激。作为“东北王”，热河是他最后的一块领土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委会委员长，热河是华北最前沿。无论为公还是为私，他都要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否则他将更无脸见国人。此时，张学良已对“不抵抗政策”、依靠国联主持公正毫无信心。

张学良率部奋起抗日，在保卫热河的一个星期战斗中，部队急需的军火给养不足。他让端纳向南京政府求援。于是，端纳按少帅的意思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发出一份加急电报：

罗文干部长：

如果政府把那些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派来，接管古北口与承德之间的设防地带，他们仍能击退日本人。

德国顾问汉斯和宋子文熟悉这个地区。在这里，日本的通讯和交通将被延长，依靠掩蔽物和高射炮，日本飞机也会失去作用。谨提出这点紧急建议，望贵国不要放弃希望。

端纳

然而，南京政府对张学良请求的军事支援，未加理睬，既没有给前线派兵，也没有派飞机支援。少帅的军队在没有设防的热河城市作战，在只有膝盖深的战壕里抵抗日军的进攻。大批士兵在日军飞机的空袭下阵亡。更严重的是，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与张学良宿怨颇深，他们的军队根本不听少帅的调遣，阳奉阴违，迟迟不按预定作战方案发兵抗日。各派系部队只求自保实力，无心参战，只要与日军一接火，便擅自撤退。

由于上述诸因素，致使热河防线全线崩溃。在热河保卫战中，张学良旧部将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本应最先尽守土之责，但是大敌当前，他却丢下军队不管，征集大批军用汽车，为自己转移私人财产和鸦片，致使部队率先溃不成军。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暴露出的腐败与贪生丑闻，不仅为国人所耻笑，还使张学良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先遣部队轻松地攻陷热河省会承德，而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占领了热河全省。然而此时，蒋介石总司令却正在江西指挥军队进行“围剿”共产党的战役。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了热河省，全中国舆论大哗。由于张学良是热河保卫战的指挥，热河失陷，罪责难逃。他再次成为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他的政治地位骤然下降，在国民中的声望、威信扫地。少帅又一次遭到举国上下的怨恨与谴责。

一时间，舆论界把“欺诈”、“生活放荡”、“花花公子”等种种丑恶言辞，一股脑地扣到张学良的头上。《中国评论家》杂志登载了致少帅的讽刺信，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著名作家林语堂则以张学良收集文物癖好羞辱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你为我们丢失了祖国大片领土，当然你也为我们保护了许多国宝。”在上海，大华剧团排演了时事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挑选相貌酷似张学良的王久龙扮演男主角；影射张学良和胡蝶。

在政界，一些高级官员也向张学良发难。行政院长汪精卫怀着对少帅的刻骨仇恨，为了报“1930年9月，张学良把酃队开进北平，粉碎阎冯汪同盟”之仇，发表了要求少帅辞职的长电，指责他在日军进攻面前胆怯，甚至望风而逃；不保卫领土，反把军队撤出热河，把人民交给敌人；向南京榨取约500万银元，装备他的部队等等。

张学良对汪精卫的电报指控，非常气愤，立即给南京政府、蒋介石和汪精卫发电表明：我肯定要辞职，但不希望在没有采取适当的挽回败局的步骤时离开职位；否认向政府榨取约500万银元的指控；阐明没有命令不能离职的法律程序。

蒋介石为了安抚张学良，在回电中答复张学良：你继续任职，并尽力应付困难的局面。然而，汪精卫却不肯罢休，继续发动抨击张学良的运动，使政局陷入危机之中：政府要员，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要求辞职。汪精卫此举使蒋介石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政府职责。与此同时，广东和广西的领导人也坚决支持汪精卫反对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也主张张学良辞职。

在国内舆论和政界的沉重压力下，张学良与其顾问端纳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之后，决定辞去他兼任的各项职务，把他的军队、飞机和物资移交给蒋介石。张学良在辞职前，以洋人法律专家说保定监狱苛虐黑暗为借口，在他离北平前，下手令释放了保定监狱所有政治犯，并亲嘱心腹秘书黎天才（李渤海）承办。

3月8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请求辞职。他在电文上说：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丧土之责，弗能旁贷，自愿辞职，以报国人。

当天，蒋介石接到少帅电报，得知其心态，正中下怀。于是，他立即偕宋子文匆匆乘专车北上，至石家庄后，即电告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这一晚上，张学良偕顾问端纳、副官处长汤国祯、秘书王卓然和周从政前往保定。少帅在专车上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会见，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唾骂好得多，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3月9日早晨，张学良的专车到达保定车站。蒋介石得知后，让宋子文先行到保定车站，在专车上与少帅密谈。片刻后，张学良匆匆下了专车，神色有些紧张。

这时，端纳、王卓然等人上前问少帅密谈内容。张学良转述宋子文的话说：“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更是责无旁贷，蒋先生更是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舟共济，但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个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可再上船。”

众人听了少帅这席话，急切地问：“副司令，您是怎么回答的？”

“我当然先下去了，”张学良说，“我让子文报告蒋先生了。”当天下午，蒋介石的专车到了保定。

蒋介石在专车上召见了张学良。在会晤中，蒋介石暗示张学良说：“汉卿，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想办法平息全国的愤怒，难免要同遭灭顶之灾。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两人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

少帅知道蒋介石在要自己的口供，说：“我离开为好。我已经拍电报了，请求辞职，今天上午，我又和子文兄表明了这个意思。”

“汉卿，我决定同意你辞职，你不要多心，我这样做也是实属无奈，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你下去后，可以出国旅行考察，国内的事你就不用费心了。等以后有机会，我还是要起用你的。”

此时，张学良对自己能否再被起用并不重视，他关心的是要动员全国进行抗战，说：“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阻止日军前进。”

“汉卿，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蒋介石辩解说，“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无法战胜日本，如果再打败仗，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目前，我们的作法只能是：稳定局势，做好准备，再图抗日。”

张学良听了，还要说什么，可是蒋介石却转了话题：“汉卿，你就不用费心了，关于你下野的事，我定要和张夫人当面讲清楚，以免她误会。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要回去了，许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处理。”

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车上，随从人员立即围拢过来。他带着阴沉的神情说：“蒋委员长已经同意我辞职。不久，我将出国去旅行考察。”随从人员听了，群情激愤，为少帅抱不平。张学良只好安抚部下，鼓励他们日后要为国尽力。

这时，在保定驻扎的东北军117师岳如升团官兵闻少帅辞职，纷纷来见张学良，车站上哭声一片。张学良对岳如升团官兵说：“大家对学良的心意，我领了！希望大家不要难过，我们不久还会见面的。弟兄们要保重，国家还需要你们尽力呀！”少帅说完和众人挥手告别，满腔悲愤登上北去的专车。

这天夜晚，于凤至和赵一荻一边聊近来的局势，一边等候张学良归来。夜深时，一辆轿车在公馆前停稳。张学良被两名侍卫从车上搀扶下来。于凤至和赵一荻闻声，急忙去迎接。她俩万万没有料到，张学良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面色苍白，衣冠不整，一副颓唐模样。于凤至和赵一荻急忙上前，搀扶张学良到卧室床上。他全身无力、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于凤至见状不知所措，上前抚慰着丈夫。赵一荻从少帅的神态中，知道他又犯了大烟瘾，不情愿地拿来烟具。张学良看到燃着的烟具，一把抓到手里，贪婪地吮吸起来。

翌日，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内召开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宣布他辞职出国的消息。到会军官个个愤愤不平，同声反对少帅辞职出国。有的军官主张与蒋介石讲理，有的则主张造反。一时间，群情激奋到极点。张学良竭力劝阻部下，要他们切切不可轻举妄动。他说：“我同意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我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离开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儿，交孝侯（于学忠）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最后，少帅号召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住河北这块地方”。

3月11日，张学良正式把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职务移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而后，少帅向全国发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

……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父亲和我的共同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业而献身。为了实现我已故父亲的遗愿，自从我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已选定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目标，我才不顾日本的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地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最近与蒋委员长会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履行对党对国家的责任所选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经最后决定辞职，以谢国人。

然而在这时候辞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挂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来，他们一直为我供职，尽管他们来自东北，但他们并不亚于国家其他部队的士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1930年入关支持过国民政府。由于东北失陷，他们绝大部分人已变得无家可归。我相信中央政府能体谅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与困窘，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我还要冒昧地恳请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长官给予他们帮助和接济。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们能够理解我的诚意，原谅我愚蠢无能。虽然我已铸成了许多大错，理应受到最强的指责，但我确实已经为我国的利益进行了奋斗，尽管它是徒劳无用的。

辞职通电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依依惜别之情，拳拳报国之心。尽管如此，少帅有一腔苦衷难以说明，那就是今天的政治生涯中的失败，是中央政府、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对此，少帅只字不提，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一切过失都承担下来，甘为蒋介石充当替罪羊。

张学良在发表通电辞职的当天晚上，在北平向东北军主要将领告别。他向大家解释：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原因出发，他都要辞职。少帅强调，如果紧紧把住曾给他带来耻辱的、无力胜任的职务不放，那么更是不可谅恕的。最后，少帅对东北军将士说：“蒋介石委员长作为朋友，对我始终是十分友好和信任的。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是在为国尽力而不是为我，服从蒋委员长也就是服从我。你们应该忠心为国尽力，我相信蒋委员长是不会亏待你们的。”他还说，“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地干，要保持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东北三千万老百姓。”

为抗日雪耻，游历欧洲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及顾问端纳等人陪同下，在北平清河机场乘飞机前往上海。当天下午抵达上海，张学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大意是：东北军属于国民革命军，他的辞职包括转让指挥权。最后，少帅说：“我十分宽慰地卸掉了我肩上的重担，使我能致力于实现很久以来的愿望：恢复健康，进一步训练我的头脑，使自己能够履行一名公民的义务。我希望我的朋友和同胞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

张学良一行人到上海后，先暂居于挚友张群在福煦路的81号公寓。少帅将在上海逗留，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此间，张学良总是被忧愁和烦闷所困扰。他吸食鸦片的恶习又发作了。少帅吸食毒品的恶习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对他刺激很大，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便开始借物消愁。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时，他就借刺激物兴奋精神，日积月累，被“阿芙蓉”所染。每当指挥部队作战时，他都要靠吸食鸦片提神。就这样，少帅染上了依赖毒品消愁解闷的恶习，致使于凤至夫人也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前些天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少帅进行谴责时，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等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

此时，年仅32岁的张学良变得精神萎靡，面黄肌瘦，病体恹恹，一副老态，先前那英俊飘逸的少帅风采不复存在。见此情景，赵一荻小姐非常难过，下决心帮助少帅戒毒。她是位识大体的女性，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为了少帅摆脱毒害，只好独自出面找人劝说张学良戒毒。她不好强拉有吸毒嗜好的于凤至大姐劝说张学良，便暗地里找端纳和宋子文，请求他们帮助她说服少帅戒毒。端纳和宋子文听了非常称赞赵四小姐的想法，欣然同意劝张学良戒毒。

端纳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英语，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却用汉语讲话。他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之机会，戒除吸毒的嗜好，休养身体，恢复健康，发奋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但“大丈夫”这三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

宋子文在劝张学良戒毒时，则由浅入深、天南海北、旁征博引地说明吸毒的危害。他还从生理学的角度，讲了吸毒对人身体的损害，讲了少帅未来的前途。最后，宋子文说：“汉卿，我劝你在出国前一定要戒除毒品嗜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大事。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

端纳和宋子文的劝说使张学良深受触动，骤然醒悟：到国外，我张学良就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若吸毒不改，岂不让洋人耻笑；我这面黄肌瘦、萎靡不振的样子，不是“东亚病夫”是什么？于是，张学良下决心戒毒。

这天，张学良把身边的人都召集到屋里，郑重地说：“我无论如何要戒毒，你们是我身边的人，最容易动摇我的意志。当然，戒毒也是有危险的。我想你们就把要说的话都讲出来，不然，你们都会后悔。”

于凤至和赵一荻及端纳等人听了少帅的话，都瞪大了眼睛。戒毒，这是他们共同对少帅的企盼。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少帅现在就开始戒毒。眼下少帅瘦弱不堪，戒毒受的罪能挺得住吗？大家看着少帅铁青的脸，坐在沙发上闷不出声的样子，就不再说什么了。

屋内的气氛令人窒息。于凤至开口打破了这氛围，用温和的口气说：“汉卿，你戒毒的决心使我们大家感到高兴。只是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得了，我很担心。我看，先征求一下医生的……”

“医生？”张学良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吼道，“我不相信医生，那次我算领教了。我的命运，自己主宰，绝不容别人插手！”

于凤至夫人听了并没有动气。她理解丈夫。那次少帅戒大烟时，找来一位日本名医，不但没有戒掉大烟，反而又染上了吗啡，真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这件事，张学良对请医生有顾虑。

这时，端纳心平气和地对张学良说：“汉卿，医生里是有坏人，但我深信好人还是多数。你的身体虚弱，强行戒毒身体是否能受得住，只有让医生检查一下再决定。为了东北父老，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施展，你就听夫人的话，找医生决定吧。”

张学良觉得端纳说的有道理，同意请医生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

在屋的好友宋子文答应为张学良请来德国名医密勒博士。这位博士对张学良早有所闻，知道少帅是已故张作霖的大公子，又是统兵数十万的年轻将领。他对少帅染上吸食毒品的嗜好表示同情和惋惜，决心帮助少帅戒除这个恶习。密勒博士为少帅仔细诊视病情后，认为他身体没有别的疾病，只是虚弱些，可以戒毒。博士郑重告诫少帅：“要戒除毒根，对阁下是极其痛苦的，我想至少需要两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奏效。所以，请阁下要有精神准备，下决心忍受痛苦的折磨……”

张学良从密勒博士的话音里听出，他对自己戒毒的决心有疑虑，便说道：“密勒博士，请相信我的决心吧！”密勒博士见少帅有决心戒毒，答应从明天早晨起为他戒毒。

这天傍晚，上海的一些名流都来看望张学良，听说少帅要戒毒，都到病榻前祝贺。张学良慷慨激昂地拱手说：“诸位，学良我为能收复失地、上前线杀敌，现借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这方宝地戒毒，还望各位体谅我的苦楚。从今天起，我闭门谢客，不戒毒干净，清除毒根，学良决不出门见人。所以，还请各位仁兄给予谅解。”

众友人听了，对张学良的决心深为感佩。张群对少帅的这席话更感欣慰，端起酒杯敬请张学良喝下，预祝他戒毒成功。张学良接过酒杯，一仰脖，将酒一饮而尽。宋子文上前紧紧握住少帅的手，久久不放。

3月13日早餐后，张学良便进了内屋。开始戒毒前，他叫赵一荻进来。

此时，赵一荻不知屋里发生了何事，匆匆进屋，见密勒博士与少帅没发生什么事，有些莫名其妙。这时，张学良对赵一荻说：“我要戒毒了，你一定帮助我。”

“汉卿，我一定帮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一荻，从现在起，你在门外看着，不管屋内发生什么事，不许任何人进来！”

“这是为什么？”

“密斯赵，”密勒博士解释，“我要为张将军戒毒，要从他的内脏治起，这是极其痛苦难熬的，时间可能在两周左右。我担心，在张将军疼痛难忍时亲朋好友会闯进屋来营救，这就会前功尽弃……”

“所以，我命令你把住门！”张学良坚定地说，“不许任何人进屋，你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赵一荻见少帅戒毒决心如此坚定，高兴得几乎掉出眼泪，保证道：“我向你发誓，坚决执行你的命令！”就这样，她一直看守着屋门。

张学良戒毒的第一天上午，屋内只有他一个人。他看莎士比亚戏剧集和线装《全唐诗》。茶几上，有一大盘瓜子和一大盘水果及一壶浓茶，供他无聊时吃喝用。中午，赵一荻让警卫端着午餐送进屋内。张学良因胃口不好，只吃了几口就让警卫把饭菜端了出去。下午，屋内传出张学良焦躁不安的踱步声。赵一荻知道，此时少帅的毒瘾发作了。隔一会儿，她又听到张学良高声朗读诗句。她听得出来，这诵诗声中夹杂着一腔排遣不掉的烦恼，饱含着男人的激昂。晚饭，张学良一口未吃，警卫无奈，将饭端出去了。

掌灯时分，张学良走到门口，告诉赵一荻：请欧阳教授进屋来。赵一荻领命后，让副官去请欧阳教授。不一会儿，欧阳教授快步进了少帅戒毒的屋里，见到中国象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欧阳教授明白了：少帅请他来是要战几个回合，以分散毒瘾之缠绕啊！

欧阳教授故意激少帅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想和我下棋？”

“看你说的，学良下几盘棋的力气还是有的，今天我非得让你认输！”

在平时，张学良和欧阳教授对弈时，少帅获胜是偶尔的。下棋时，欧阳教授从不让棋。他认为下棋代表一个人的性格，如果轻易认输，就会影响人的本性。所以，不管张学良输得怎样惨，欧阳也不让棋。而少帅又是个专好碰硬的人，对方越是强硬，他反而愈是钦佩。然而，此时欧阳与少帅对弈却破了例：几次让棋，目的是让戒毒中的张学良高兴，以有利戒毒。

可是在下棋中，少帅的毒瘾又发作了。欧阳见少帅痛苦的神情，轻声说：“汉卿，我理解你的苦处，要不要把夫人和四小姐请进来？”

“不用，欧阳教授，你先去休息吧。让我自己度过这一关吧。我要是这点勇气都没有，那还能统率三军吗？”

欧阳教授告辞了。屋内只剩下张学良一个人。他轻轻闭上眼睛，以坚强的意志抗拒着毒素的煎熬。午夜，张学良屋内静静的。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忐忑不安，时刻注意少帅戒毒的动静。

突然，少帅屋里传出“咕咚”声响。于凤至预感到丈夫可能发生不幸，气喘吁吁地跑上楼。见赵一荻和一名警卫守在门口，她的脸上流着泪水。于凤至知道赵一荻对少帅在屋内的痛苦一清二楚，但是她没有进屋，而是站在门外忠实地执行着少帅的命令。

于凤至对赵一荻和警卫说：“我有权关心丈夫的死活，把门打开……”

“我说过，谁也不许进来！”张学良在屋内吼道，“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违抗！”

于凤至听了丈夫的话，只好作罢，站在门口处，倾听屋内的动静。这时，端纳、欧阳教授和副官等人也来到门口，静听屋内的动静。

此时，张学良在屋内毒瘾难忍，用头“咚咚”撞墙。这声音像利剑，刺痛了门外人们的心。渐渐的，那“咚咚”声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最后，屋里一点声响也没有了。

这时，站在门口守卫的赵一荻再也控制不住急迫的心情，用钥匙打开屋门，让于凤至大姐第一个冲进屋里，她紧跟其后进屋。只见张学良横躺在地板上，满头是血。于凤至扑过去，抱住丈夫的头，放声大哭。

端纳见这情况，和赵一荻一商量，立即找医生来抢救。片刻，密勒博士来到少帅身旁，见他双眼紧闭，浑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博士从内心佩服少帅的坚强意志。

密勒博士为张学良检查，决定给他打针。从昏迷中醒来的张学良见到针头，条件反射，大吼：“我不打针，你们都出去，我不打针……”说到这儿，就又昏了过去。

密勒博士对少帅拒不打针，感到莫明其妙，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端纳急忙上前解释，密勒听罢，笑着摇了摇头，催助手赶快打针。当张学良被注射了安眠剂后，便安静地睡着了。

这时，端纳问密勒：“戒毒，你有什么特效药吗？”

“先生，我可以坦率地说，戒毒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完全要靠戒毒人的意志和体力。凭我观察，张将军是意志坚强的人，完全可以挺得住戒毒的痛苦。要注意，这种情况在戒毒过程中还会发生。”

在密勒博士为张学良戒毒期间，为了防止毒瘾发作时抓伤、挠破皮肤，他让人把少帅的四肢用绳索绑在床柱上。当药力或毒瘾发作时，张学良经受着揪肠裂腑的痛苦，发出阵阵痛苦的求救声。站在门外守卫的赵一荻不忍听到这痛苦之声，只好用手堵住耳孔，但泪水却一次次地模糊了她的视线。就这样，张学良以顽强的毅力配合密勒博士治病，经两周的痛苦折磨，终于剔除了毒瘾。为使少帅尽快恢复健康，他们全家移居到上海法国租界，闭门谢客。在此，少帅经过半个月的休养，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大大改善了。当友人问张学良戒毒秘诀时，他欣然挥毫书写一条幅：

陋习好改志为鉴

顽症难治心作医

这时，张学良的朋友、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及其夫人回国，由北平专程到上海看望张学良，并准备和少帅全家同行去欧洲。

3月25日，胡汉民派何世桢（字思毅）持函赶到上海，劝阻张学良出国。函云：

自热河沦陷，吾兄去职，华北局面，日趋浑沌。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闻将有远适异国之志，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恝然远行，似非其时；即不得已而行，亦须力策善后，挽回危局。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此间国人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兹遣何思毅同志趋陈近意，至盼廷洽。

4月8日，张学良给胡汉民复信云：

何思毅同志携示琅翰，捧诵一一，辰维勋履绥和，式符私颂。良乍息薪劳，闭门自讼，乃蒙远垂记住，勖以方来，高谊殷隆，曷胜感奋！抚时多艰，耻痛毋忘，苟图少补涓尘，敢委匹夫之责！引詹榘范，弥切心驰，尚祈时锡教言，俾其待罪之身，多叨宏益。

在这封信里，少帅只表示了他不敢忘记耻痛，不敢抛弃个人责任，但对于是否出国问题，却没有正面回答胡汉民。因为他的出洋，实际上是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对此不便也不可能说什么。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秘书赵一荻及其子女，在端纳和齐亚诺夫妇陪同下，乘坐驶往意大利的康脱罗素伯爵号邮轮出国。少帅去意大利并非是为了游览欣赏罗马教堂、威尼斯的水乡月色，而是要向墨索里尼求教。因为张学良在北平时，同齐亚诺相识，彼此往来频繁，情投意合。齐亚诺是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女婿，在和少帅的交往中，宣传法西斯主义，对少帅影响很大。张学良常想：为什么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很快地复兴起来呢？是不是法西斯运动的作用？为此，张学良很想了解和探求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出国首先选择了到意大利去考察。

在意大利期间，墨索里尼会见了张学良，并对他说：“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少帅对这句话颇为欣赏。尔后，在墨索里尼的介绍下，张学良又前往德国考察。在德国，少帅又会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及戈林将军。张学良片面地看到德意两国国民能完全服从领袖，而使国家一丝不乱，进而联想到中国，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只能依靠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用全体主义的方法来统帅，才能抵抗日本侵略。为此，他在致国内友人的信中说：

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地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上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

在欧洲考察期间，张学良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季维诺夫。这又使少帅十分渴望到苏联去考察。因为5月间他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时，得知《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他预感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急切盼望早日回国。少帅曾电邀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前往罗马交换意见，共商在东北开展抗日救国大计，并表示他们要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一致认为：在东北发展抗日武装，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为此，少帅想访问莫斯科，与苏联政府接触。张学良曾转请中国驻法国公使、他的好友顾维钧，与苏联驻法使馆联系。然而，苏联当局因中东铁路事件，把张学良看成反苏人物；认为如果允许他到苏联，恐怕会刺激日本，引起苏日外交纠葛。所以，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谢绝了少帅访苏的渴求。

1933年7月，张学良和宋子文在异国相会。少帅向宋子文表示，他在欧洲仅做短暂逗留，即拟回国，报效祖国，借以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宋子文听后，郑重地向少帅说：“蒋先生希望您在国外多考察一段时间。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给你，应当安下心去，以待机会。”这番话，使张学良感到心灰意冷，无限伤感。

11月，张学良一行考察、旅游抵达丹麦哥本哈根。在国外半年多的考察、旅游生活中，少帅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这天，他接到了一封发自他办公室的电报：“福建已发生叛乱，现在有一种动向在拉我们加入反对蒋介石的派系。务请立即返回。”

原来，在张学良出国期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军队侵入华北，导演了“华北特殊化”。在全国反对侵略、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绥靖”人民，执行了反动的“安内”政策，几次想调东北军为其驱使。这年5至6月间，新疆发生了叛乱，蒋介石想利用东北军“平定新疆”，但东北军将领只愿打回东北老家，不愿到西北去平乱，所以拒绝蒋介石的调动。同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高举反蒋旗帜。蒋介石又想调动东北军入闽“平乱”，又被东北军将领所拒绝。

奉命“剿共”，激烈演讲

1933年12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向江西、湖北发动的进攻都被红军所粉碎，消耗了巨大的军事实力。他想调动东北军“剿共”，但苦于东北军将领不服从命令，所以他不得不想到正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于是，蒋介石致函正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张学良，召他回国共谋大事。

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兴奋已极，欣然放弃考察诸国的计划，返回祖国。临回国前，少帅征求于凤至夫人的意见，是否一同回国。于凤至考虑到国内动乱不定，自己的身体又有病，不适应军旅的动荡生活，子女在国内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眼下孩子们正在学习备考，她需要在孩子们身边照顾。另外，于凤至和赵一荻在相处中发现：赵四小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才子，她也天资聪颖，温柔贤慧，对少帅体贴入微；在军政方面，她是少帅的有力助手。于凤至想，丈夫回国后，有赵一荻在身边精心照料生活，自己是很放心的。于是，于凤至向丈夫表示愿留在英国，一方面继续治病，另一方面照料孩子们生活，等孩子们考学后再回国。

张学良回国前，电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12月23日，胡汉民派刘显丞持函赴欧洲迎接。胡汉民在函中说：

闻兄东归，至为欣慰。显丞兄前来相迎，并将国内政情有所陈述，藉备参证，因嘱奉候兴居。弟意种种，兄可并询之，能得其详也。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一行到达香港。登岸后，张即向新闻界发表游欧归来在港之谈话。他说：

此次出国，纯系游历性质，考察空军事业。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今后救国责任，固望民众一致，更望青年努力。本人归国，非奉中央召，无非思乡念切，将卜居沪上。

少帅访问了胡汉民。而后，乘“浮第伯爵号”轮船去上海。8日，张学良所乘轮船驶进上海水域。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立即乘专轮到港外迎接。这时，宋子文乘坐的保险汽车也到了天文台码头欢迎张学良归来。

张学良到上海后，回到在莫利哀路2号的私宅住下，东北军旧部闻讯纷纷前来看望。有人向他告状，述说蒋介石对东北军在待遇方面的歧视行为；有人劝少帅回国后，对蒋介石要提防。原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已退职闲居家中听说张学良回到上海，立即前往拜访，劝少帅快回北平，不要去见蒋介石。原北宁路局长高纪毅是少帅的心腹密友，也来劝少帅，要自立门户，不要对蒋介石唯命是从。

1月11日，张学良向报界发表书面讲话。他说：

出国游踪所及，达意、瑞、德、法、英、丹、瑞典，于各国物质文明，利用厚生之建设，感受印象最深，进一层追求，则有不少感觉：（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入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有磨穿铁砚精神。而我国则名不副实，大学甚多，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于国家所供献者，亦仅摇旗呐喊。（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至于本人回国原因，一则鸟归林；二则料理家庭个人私事；三则急于与政府商根本救济东北难民及失业者之办法。至于是否做事，则本人系军人，惟有服从命令。国家如有用我地方，自度力能胜任，决不敢偷闲；不能胜任，则不敢一误再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乃始终不变之志愿。如志不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1月12日，陈言北返，邀刘显丞同行，胡汉民托他们带信给张学良。胡汉民在信中说：

在港晤叙，甚慰，此行后起居佳胜为颂。报载宁闽之战，据北间确讯，不如宁方宣传之甚。两粤以闽有辅东之势，虽闽中措施悖谬，而济困扶危，于义不能坐视，故于保存十九路军全力并办理善后各事，经在积极布置中。至对大局主张，亦不以环境之转变而有所移易也。国事至此，有救亡之责者，不当狃于目前之小利，惟宜彻底做去，则中国庶有可为，想存亡绝续之间，先生必能熟之。

张学良看了胡汉民的信后，与刘显丞密谈，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刘显丞即回港向胡汉民报告。此时，张学良已有打算：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精卫、蒋介石敷衍，免其猜忌；准备联络两广，待机反蒋。

这时，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致电称他为“副总司令”，召少帅在杭州会面。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立即起程，前往杭州。在杭州车站，蒋介石的亲信戴笠专程前往迎接，随后，蒋介石设宴款待。席间，张学良向蒋介石讲述了欧洲之行的情况。为使蒋介石不猜忌，少帅大谈德、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赞扬德、意的办法好，值得效仿。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此后，张学良一行又去南京。

2月7日，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对这一职务，他从心里不愿接受，但为了不使蒋介石猜忌只好接受。少帅于3月1日就任副总司令，总部设置在武昌。3月9日，蒋介石到南昌，召见张学良晤面，谋划“剿共”。张学良奉命指示在北平的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调动东北军南下，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计划。

张学良认为，既然身为“剿匪”副司令，就要研究研究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伙“匪徒”，乃责成总部机要组组长黎天才派人搜集有关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历史、人物、事件、词语等材料，并仿照《辞海》，按笔划的多少，分部分类编辑成书，定名为《匪情辞通》，印发到各部队，作为了解、分析红军情况的工具书。张学良对这部书十分满意，还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引用了晋书温峤传的一段话：

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复出，奇形怪状。

他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作为研究共产党和阅读进步书文的辞典。

有一次，张学良请应德田（少帅曾送他公费留美）吃饭。饭后，他对应德田说：“你主张抗日，而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柳亚子曾主盟南社，1928年出席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1931年“宁粤合作”，又被推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监察委员。此前，柳亚子曾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清党”后逃往日本，后来接受杨杏佛、朱少屏之劝告返回祖国，结束了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活。

1934年1月24日，柳亚子偕夫人郑佩宜到达南京，稍作休息后，游览雨花台、灵谷寺、牛首山等名胜古迹。与柳亚子夫妇同游的有于右任、张溥泉、邵力子、傅学文等。

在游览中，柳亚子得知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并且就在南京，来参加会议。于是，柳亚子立即结束游览名胜之行，偕夫人郑佩宜前往少帅下榻之所拜晤。就这样，一个曾是主盟南社之杰，一个是统兵北国之帅，由于历史的机遇，他们相识了。在晤谈中，柳亚子得知：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代人受过，蒙受“不抵抗”之名，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被宁粤双方作为派系之争的题目，不得不“出国考察”，暂离故土的经历。

柳亚子对少帅一见如故，对其慷慨豪爽，喜好结纳各方有识之士的个性颇为赞赏，挥笔赋诗《赠汉卿》：

汉卿好客似原尝，家国沉沦百感伤。

欧陆倦游初返棹，梦中倘复忆辽阳。

在诗中，柳亚子对张学良的“好客”，比之为战国时期四公子的孟尝君、平原君，以此表露：少帅不能率国士报国，比战国四公子更加不幸。柳亚子在诗中，对少帅系国难家仇于一身深表同情，对他遭逢“家国沉沦”之痛，却又不能明言“不抵抗”的命令来自何人，只能自嗟“百感伤”而鸣不平；对张学良从欧洲大陆归来，依然只能在梦里重忆辽阳的处境表示理解，鼓励他早日光复东北，恢复家园。

柳亚子与张学良自见面晤谈后，二人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日。

1934年4月30日，张学良对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全体职员进行了长时间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首先讲了国际形势。他说：“诸位同志：近日从报纸上看到国际风云异常紧张，想已引起大家的深刻注意。我愿就游欧时观察所得和诸位谈谈，以作诸位研究国际情况参考资料。”

说到这儿，他向全场巡视后，继续说：“去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正逢着11月11日欧战停战纪念的日子，以前参加过大战的战士们，在万分悲壮的整队游行中，高喊着反对战争的口号，一面是在追悼为国家民族而亡命在战场上的烈士，一面也表现出来他们对于战争的新的估价，这充分显示他们对于战争的深恶痛绝的了。当我望着这些由于参加战斗而残废了的军人，踉跄的随着游行队伍诅咒战祸的时候，内心颇受感动，觉得万分难过。当时我曾和一个军人谈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现在全世界除掉一两个国家以外，都不愿再发生战争了。其实这一两个国家还不配说战争，还不晓得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战争的残酷及其所引起的人类痛苦！’”

张学良接着讲：“当我在法国参观凡尔登要塞的时候，看到了为大战而牺牲的战士们的坟墓，有的是获得了尸骨，在坟头标明了姓氏，……有的是尸骨无存，只由其他作战的友伴们说明了他们的姓氏，将许许多多这样的姓氏刻在一块石碑上，竖在一个公共的坟头里面，表示他们就埋葬在这个坟头底下了。

我曾遇到一个年迈的妇人，她用了一个小铁盒装满了鲜花去致祭，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着：‘我的丈夫，我的两个爱儿，和我的夫弟与胞弟，都为了卫护我的国家，在大战的炮火下牺牲了；我想你们的尸骸一定是在这里边！’我看到那纸片，使我异常的感动。”

少帅讲到此向大家问：“法国人何以竟能战胜了阴鸷沉着的德国人呢？”此时，全场一片寂静，全体职员们都在等待答案。张学良说：“我曾在凡尔登要塞参观过世界闻名的刺刀阵地。

当大战之初，法国是这样地推想着：德国不会破坏了卢森堡的中立，即使德军能由这一方面向法国推进，也只能派极少数的队伍，决不会有大军袭来，因此当德军袭击凡尔登时，在刺刀阵地那一个要塞前，只有一营守兵，有所谓刺刀阵地荣誉的那一连是中间连，其余两连分在左右翼，一连是预备队。

当德军来袭时，司令官命令死守阵地，不要使敌人接近要塞的腹部，破坏了要塞的作用。后来法国发现德军兵力过大，下令后退，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在正面的一连竟没有退下来……都留在阵地和敌人拼命抗战。这一连人完全牺牲在敌人炮火之下了。到了后来，战事暂停，发现驻守阵地的一连人，已经完全埋在炮灰土泥之下……望不见他们的全身，只是在炮灰上面到处露出些刺刀头，衬托着这群死守阵地的烈士头颅。

同时，在阵地的侧面还发现了三具尸骸，后来判明是法军所派遣的三个斥候，他们也毫不畏缩地终于和这一连人同样的临阵不退，都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光荣，在阵地殉难了。”

张学良说到这，为了证明是真实的史实，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韩麟春军长曾前往参观战迹，亲眼看到这一惊心动魄的史实。……在战争中死几十几百人本是常事，但这一连人竟似钉在那里一动不动，这就令人稀罕了。其实，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也很容易，那就是由于法国军人能以认识了军人的目的与军人生活的真意义；他们的最大目的是求死得其所，为国家，为民族，为服从命令，为抵抗敌人，乃以必死的决心死守阵地不退。

军人最不应该把自己个人的生命看作是生命，而必须把整个民族之历史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会打破了生死关头，才能宁阵亡不退却！……他们的死对于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国家，都是有莫大光荣的。

而且这死守阵地的连长，还是一个传教师，竟能如此忠勇，率群殉难，更足使我们深受感动。刺刀阵地一面暴露战争的残酷，另一面却正足显示出军人的忠勇。我们再转来一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又诚不能不倍觉惭愧，而应知所警惕与痛下决心了。”

张学良讲到此，全场军人深受鼓舞。大家向少帅报以热烈的掌声。张学良高兴地向大家示意，然后说：“我下面讲讲中国的前途。”他说，“当我回国之后，人们多问我世界第二次大战究竟能否避免，我断然回答：大战是一定要爆发的，而且已经迫在目前。

……我们应当深知中国在一个斗争形势下的处境及其地位，然而又不容我们徒抱悲观。假使我们能确信大战开始足以予我全民族以莫大威胁，那么，我们为了维护整个民族的生存，为了取得我们民族的复兴，势须全国上下一致觉悟，来积极准备应付这不可避免的大战之袭来。

如果我们能在大战中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在微妙的国际形势中运用得当，那也许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机缘。因此，我们应当认定世界第二次大战是我们这一民族复兴或覆亡的总决算之到来，那里有生路又有死路，唯由我们自己去抉择。”

少帅接着讲道：“诸位身在本国，还不甚明了国家强弱与本身的切肤关系，正如有国的时候不知道国家的好处，亡了国之后才会知道亡国的悲哀。老实说国家强弱是你个人的荣辱所系，你的利益或痛苦都要视国家之强弱而定。……唯有以自拔自振自励自救之精神，对症下药，起死回生，而且必须人人能够如此，国家始能少有转机。毛诗上说：‘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这些话正足说明……我们今日已经身临于最后的紧急关头，再不急起直追，努力奋斗，我们的苦痛将永世无法解脱，我们不仅对不起地下的祖宗，对不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而更要对不起我们的后世子孙！”

“我现在可以向诸位提出一个总的题目：我们决心努力保卫我的国家！我们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可以常常地这样自问着：国家何以弄到这个田地？我们所有的苦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国家是谁的？我应如何完成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假使能把这些问题时时刻刻存在心里，且能逐一解答而身体力行，那么国家一定会弄得好。很久以前。我在辽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讲演，题目是‘中国将来的希望’，他劈头就说‘中国是不会亡的！’当时我很诧异他的自信心太大，仿佛对于‘中国不会亡’具有什么绝对把握。他继续说：‘中国何以不会亡呢？’当时听讲的人都聚精会神来静听他这‘中国不会亡’的主论，他很快地用力地回答三个字：‘有我在！’……假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这样想：‘有我在，中国就绝对不会亡！’四万万人，一心一德，中国焉有不强之理呢？’……我最希望大家都不要说自己无能，不要灰心短气，不要妄自菲薄，切记要救我们的国家，要救我们自己，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必须自己不怕牺牲，并要作无代价而有意义的牺牲……”

“我们必须人人能于万分苦楚中兴奋起来，力求湔雪了我们的耻厚，排除了我们的悲哀……团结一致，拼命奋斗，排除万难，杀开一条血路，我们今日岂不更应当拼命奋斗，争取我中华全民族的生存！”

张学良最后说：“我们现时在这间屋子里面的人，只要都肯埋头苦干，我们一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敢请诸位相信我的话，坚苦卓绝，奋斗不息，等到十年后再看，必会看到民族国家的复兴了！”

立时，全场向张学良将军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运动会授勋章，忍痛处决“老师”

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昌总部军务十分繁忙，但是还挤出时间到武汉大学向该校的体育主任袁浚学习游泳。

5月16日，武昌举办华中运动会。这天上午竞赛尚未开始，运动场内空空无人，各校学生都围观在运动场四周。这时，张学良一个人从东边进入运动场。他光着头，穿敞领衬衫和西装，面带微笑，向大家频频招手，场内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热烈欢迎他从国外归来。张学良以这次运动会的名誉会长身份，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

今天是第五届华中运动大会开幕之日，湘、赣、皖、鄂，集合一场，各显身手，希望各位运动员，自今日开始，不以一试为止，自后愈益努力练习，到远东运动会去，到世界运动会去，夺得锦标，为国家增光，涤除东亚病夫耻辱。再者，各位锻炼体育，尤其注意于群育，造成国家之代表，人民之模范。今日各位集此，即系代表各省群众，吾人今日勉励于运动会同人及各位运动员者，计有三点：第一，运动员须绝对服从大会裁判员之裁判，遵守纪律；第二，运动员胜勿骄，败亦勿馁。当胜负系一时，成功仍在平时，勤加练习；第三，大会职员，须大公无私，不能稍存意见，及省城之分。今日时间已久，不能与各位多谈，谨祝各位运动员和本次大会圆满成功。

同月下旬的一天，张学良第一次到武汉大学游泳。下水前，他兴致勃勃地和袁浚谈到在葫芦岛学游泳的趣事。那是1930年，他在葫芦岛看到海军士兵在大海上畅游，非常羡慕，下决心学会游泳。开始学游泳时，他是在军舰上用绳索系住身体，让警卫员把他吊人海水里游，经过无数次练习，他就甩掉绳索，在海水里游几十米远。在葫芦岛期间，少帅几乎每天要下海游上几十分钟。他对袁浚说：“我听说武汉大学新建了东湖游泳池，全身都痒痒了。”陪同少帅前来的钱大钧、张群等人，听了张将军的话都笑了。

初夏的武汉大学东湖，风景秀丽诱人。湖水清澈得见底，环境幽雅而恬静。张学良兴高采烈地说：“这儿和大海相比，真是另有一番情趣呢！”他一边说，一边脱下军装，不等众人脱完衣服就率先跳进湖水里。

他想重施在海上游泳的技巧，好好享受一番游泳的愉悦，然而多年没游了，加之湖水没有海水的浮力大，他的旧技遗忘许多。此时，他感到身体在慢慢地往下沉，幸亏水浅，双脚踩在湖底上才未出问题。尽管如此，岸上的钱大钧、张群和袁浚等人都虚惊不小。

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再次来武汉大学游泳。这次陪同来的人除了张群没带夫人外，钱大钧等人都携夫人来游泳。这消息像生了翅膀，迅速在武汉大学传开。特别是要员的夫人们也来游泳，更引起全校师生尤其是女生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赶到游泳池附近，在警戒线以外围观。原来，在3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仍认为女人游泳是有损“国风”的事，就连武大这所高等学府也不例外。校方规定：禁止女学生游泳，不开女学生游泳课。

少帅这次携赵一荻及高级军政人员与夫人到此游泳是有目的的。张学良首先让赵一荻小姐下水为众人表演游泳，而后又带头跳入水中游起来。在少帅的带动下，众人及夫人也都下水游起来。张学良在东湖精心导演了一场男人和女人在一池水中畅游的喜剧，使“不准女学生游泳”的禁令不攻自破。

事后，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浚借少帅之“东风”，再次向校方递交了建议开设女生游泳课的报告。校方面对现实，只得同意袁浚的建议，但却订出几条规章制度：一、女生游泳课由袁浚一人亲授；二、女生上游泳课时，男生不得擅自逗留池边；三、女生必修游泳课，成绩合格者方可毕业。

这年暑假，武汉三镇学生在武昌右旗集中军训。开学的那天，张学良应邀在开学式上讲了话。由于没有扩音器，少帅只好尽量放大声调讲话。同学们对声音清晰、仿佛文人的少帅感到新奇，令他们难忘的是眼前的将军并没有训话讲大道理，而是亲切地讲了一些自己年轻时在学校里的趣事。当时，同学们和全国人民一样都在议论“独裁”，便问少帅什么是“独裁”？张学良对同学们的提问胸有成竹，因为他在意大利亲眼见到独裁的头子墨索里尼。他很痛快地说：“‘独裁’，简单说就是：讨论是大家的，决定是个人的。”同学们对少帅的快人快语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9月，张学良将军为了洗刷“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倡导在武汉首次举行横渡长江游泳比赛。这是震惊中国近代体坛的一个壮举。

比赛前，担任总裁判的袁浚主任担心地问少帅：“横渡长江时，按比赛规定，所有船只必须停止航行，那些外国商船怎么办？”

张学良坚决果断地回答：“在比赛这天，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外国船只也不例外。”

横渡长江比赛这天，张学良将军亲自出面，外国船只虽然蠢蠢欲动，但在少帅的威严命令面前只得乖乖停泊在港口码头边。参加横渡长江比赛的30名游泳健儿，从武昌黄鹤楼下水，一直游到汉口五码头才上岸。这次比赛，使武汉三镇为之轰动，围观助兴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盛况空前。最后，张学良激动地把一枚刻有“力挽狂澜”题字的银质奖章授予横渡长江比赛的优胜者，一位鞠姓士兵。

1934年7月25日，张学良正在准备去陕西事宜，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东北军少校以上的军官，赴庐山军官团受训。7月27日，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在汉口汇合，再乘车去庐山。这些军官在汉口下车后，聚合在汉口银行公会聆听副司令张学良的训话。

张学良说：“……诸位有的是我的部下，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是我的新朋友，无论是旧的关系或新的关系，我都愿以国民的资格，和诸位说良心话。”

首先，张学良讲道：“国家必须统一，才能抵御外侮。”他说，“我生长在东北，在座的也有东北人，在多少年前我们所眼见的和身受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就使我们无时不在想如何才能表现出反抗力量？深知道那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能具有国家思想，见仁见智，纵有不同，而其设欲解除帝国主义之束缚，则非把国家统一力量集中不可，这确已成为人所共喻的前提。老实说，就是用国家整个的力量去一致对外，是否能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都不能具有绝对把握；如以支离破碎之局，谋其御侮，谈何容易？‘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的已有事实证明，今后我更要在这一方面尽最大努力。”

张学良在谈到今后的工作时说：“我已决心来改善东北军……诸位在东北军任政训工作，将及一年之久，对于东北军必已具有相当认识，军队的弱点，诚然不少，这也无庸隐讳。东北军一般的知识、精神、军容、器械，也未必后人，惟其一般的行为趋于浪漫，染有嗜好，确已造成了过去的严重错误。然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负百分之九十五，因为多由于我个人过去的不检点，过于溺爱了他们，而致领导错误，虽不能说我个人的一切言行足以支配了整个东北军，但致少是可以给他们极大的影响。在今天，我已经觉悟了过去的错误，决心走向新的途径，一面要切切实实地管好了我自己，一面要领导我的部下重新做人，总想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地步。我常想：我们不也是圆头方趾吗？我们能永久忍辱含垢吗？我深信果能痛下最大决心拼命领导我的部下，总可以使得他们彻底改变，而且终会健全起来。同时，我更敢信迟早必有雪耻的那一天！”

他强调：“要想彻底改善军队，必有赖于政训工作的推行……最重要不外这两项：（一）统一军人的思想，也就是树立一个中心思想，坚确了他们的信仰，使其思维言行有所适从。（二）提高军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且能使其切实明了国内外大势，廓清了往昔封建军阀所有传统遗毒。政训人员的工作果能完成这两个要旨，即可谓无愧于天职。”

在谈到“为国家服务和应有的认识和精神”时，他说：“救国更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我切望我们的同志都能切实觉悟，要以身作则，要为国家服务。”

张学良最后总结说：“诸位此次回到部队，工作推行定能顺利。要注重潜移默化之方，万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军队中的一切弱点，既不是一日造成的，也就不是一日能够去掉的。必须痛下训导功夫，切记不要让他们作伪，慢慢地自然会彻底改善了。更应当注意的是军队中的官兵纵然幼稚，你们诸位却不要幼稚。假设双方都幼稚，则结果徒增无谓纠纷，多给长官增加苦痛与烦恼。切盼你们能体谅长官的一番苦心和对于诸位的希望！余如关于工作的内容方面，应当如何去实施，诸位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自无庸多说。总之，在原则上知所遵循之后，工作推行如何，就全靠诸位自己努力了。”

会后设宴款待受训军官。张学良身穿黄色军装，佩带上将军衔，精神抖擞，走进宴会大厅。全体军官起立，向少帅致敬。张学良挥手让大家坐下。按惯例，像这样的宴会开始时，大家要干杯，酒由副官按宾主席位依次斟满。可是眼下，副官不仅没给大家斟酒，而且酒瓶盖也没打开。众军官不解其意。

这时。王以哲小声对少校连长孙德沛说：“你是副总司令的学生，问问，这酒让不让喝？”

孙德沛当即站起来，立正敬礼说：“报告老师，这酒可以喝吗？”

张学良坐在位子上，看了看孙德沛，先示意让他坐下，然后站起来，态度严肃，声音低沉，发表了即席讲话：“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是‘不抵抗将军’，我蒙受了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委员长的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抵抗，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还恐怕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汉卿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略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然备有名酒，但今天你们不能喝。我们今天要效法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为保存。等待时机，我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强加在我头上‘不抵抗将军’的耻厚，以谢国人……”

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皆来自东北，听了少帅的话倍感亲切，大家都流下热泪，决心牢记少帅的教诲，追随他披甲执戈，打回老家去，消灭日寇。

1934年9月间，张学良为效仿德、意法西斯那一套，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组织了四维学会。

这时，在苏联塔斯社任记者的刘尊棋欲拜访张学良将军，便找留苏时的朋友潘冬舟帮助。潘冬舟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和机要组长黎天才共同将此事安排妥当。刘尊棋便从北平赶到武昌徐家棚张学良总部，见到少帅，说明来意。张学良欣然接受刘尊棋的来访。

他们落座后，张学良指着潘冬舟秘书对刘记者说：“老潘现在是我的老师。”

刘记者问：“什么老师？您在学俄文吗？”

张学良答：“不，不，不是俄文，是《资本论》。”原来，张学良好学不倦，曾用较短的时间，从师潘冬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及《资本论》。

在交谈中，刘尊棋向张学良将军反映了东北流亡青年的苦闷与苦状，反映他们反对消耗东北军力去打内战。他说：“他们非常苦闷，犯愁的是没有人出头，带他们打回老家去。他们现在唯一指望的，就是您和您手下的十几万东北战士！”

刘尊棋说到这儿停了片刻，又继续说：“有这十几万战士，您才做了副司令。可是，在打内战中，他们肯定是越打越少，剩下不到一半人，恐怕您这个副司令也得换别人了。但是，如果您不打内战，而是打出‘打回老家去’的旗号，那么，东北军就不会越打越少，而是越打越多！”刘尊棋接着劝说张学良应当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打日本，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听了刘记者的这席话，很激动，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说：“这也得看大局。”

然后，他问刘记者：如果中国打日本，“老毛子”（苏联）可能采取什么态度？刘尊棋向张学良谈了自己的看法。

张学良接见刘尊棋记者后不久，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发现潘冬舟为中共提供情报。蒋介石下令处决潘冬舟。张学良被逼无奈，忍痛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

第五章　与中共建交，西安事变扣老蒋

避免剿共，加入职业教育社

1934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间，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红军第25军已突围远征，并于1935年1月间进入陕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重新制定了他的军事计划：决定用嫡系军队跟踪追击共产党中央红军；调东北军到西北方面，企图以这两把钳子夹击北上抗日的红军。

1935年2月5日，蒋介石召张学良赴庐山，限他在三个月内肃清共产党在陕南山区的红军。同月25日，蒋介石又召张学良在汉口接见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树常、万福麟等人，并部署了东北军移防驻地问题。

2月28日，蒋介石撤销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改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3月1日，张学良被任命为该行营主任。6月3日，张学良奉命由汉口抵达成都。蒋介石命令少帅将东北军第51军向河南、陕西移动。此前，5月29日，日本方面蛮横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字孝侯，东北军51军军长）。蒋介石屈从日方要求，致电张学良，征求同意。张复蒋电称：

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

蒋介石装作没有收到此电的样子，硬是将于学忠及其部队调防川陕甘边区。此时，蒋介石已开始陆续调动东北军驻防西北。他的目的是借东北军消灭共产党红军，同时也削弱东北军；东北军驻防西北，又可以使陕西的实力派首领杨虎城与张学良互相牵制。

1935年9月13日，古城西安秋高气爽，天空碧净无云。太阳明亮而温暖。一架美制“波音”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当机舱门打开时，年仅35岁的张学良将军出现在舱门口。他神采奕奕地走下舷梯，身旁伴随的是风姿绰约的女秘书赵一荻小姐。随机同来的还有张学良的两名参谋和两位副官。他们一下飞机就受到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夫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夫妇等人的热烈欢迎。

张学良这次带东北军来西安，是奉蒋介石之命，以副总司令的身份部署对陕甘宁红军的“围剿”，并在此处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权。这样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里，一下子住进了大批机关人员。张学良将总部设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南院门。少帅在新城大楼住了大约半个月后，搬进自己买的地处东门里金家巷的公馆里。

张学良到西安后，与杨虎城、邵力子及西安人士交往十分频繁，还多次接见开赴西北经过西安的东北军，每次接见时都发表长篇讲话，鼓吹部队将士要为“平定内乱”而冲锋陷阵。此时，他把“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寄托在“剿共”胜利之后。在深秋游览华山时，张吟诗感怀道：

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向共产党红15军团发动的进攻中，少帅的第110师和129师攻占了红军有意空出的延安。于是，东北军官兵便陷入没有棉衣御寒、没有粮食饱腹的困境。9月下旬的一天，东北军将领王以哲派营长陈镇藩率5个连人马，到甘泉城接运西安运来的棉衣、粮食、草料，被红军15军团围困。

10月1日早晨，张学良接到蒋介石从成都发来的电令：“积极进剿。”翌日，蒋介石兼任西北剿共总司令，张学良被委任副总司令；设在西安的剿共总司令部由张学良指挥。于是，少帅电令第110师南下，迅速解决甘泉之围，然后退兵至鄜县（今富县）。何立中师长率第110师由延安南下，经劳山时遭到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伏击。双方经过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歼灭东北军110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俘虏3700多人；东北军何立中师长颈部中弹逃跑后毙命，参谋长范驭州被击毙，团长杨德新临阵自戕，团长裴焕彩被俘。

10月7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同张学良商谈西安剿共计划。26日，红军15军团向榆林桥镇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全歼东北军4个营，并活捉张学良心腹团长高福源。

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惨败，使张学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打破了他信奉蒋介石的“剿共胜利后再抗日”的梦想。此时，他对蒋介石的“平定内乱的国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这时候，张学良将赴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大”会议，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对前线形势很不放心。

10月29日，张学良赴南京。临行前，他亲自驾驶飞机到庆阳，告诫部下董英斌：“你这个梯队须暂缓前进。部队何时开动，须听我的命令。”他还嘱咐部下，没有他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尽量避免与红军交火。

然而，在张学良到南京后的11月中旬，董英斌得到总部的命令：部队东进，以解甘泉之围。于是，董英斌命所部第109、106、111师分前后一字摆开，浩浩荡荡向鄜县进发。21日，第106、109师进到离直罗镇20里处向红军发动进攻，结果第106、109师被红军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阵亡。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损兵折将近3个师。为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大为不满。在南京开会期间，张学良不仅遭到蒋介石的冷遇，还受到国民党要员的讽刺、挖苦。少帅想到来南京时，在机场上蒋介石对他冷冷清清的“礼遇”。那天，只有他的原参谋长钱大钧一个人来迎接他，这情景与他刚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受到的声势显赫的迎接场面，可谓是天地之别。

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会上，张学良提议：“现在全国有几个省旱情严重，灾民极多，我们应提倡不互相宴请，将省下的钱赈济灾民。”话未说完，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汤恩伯等人发出“嘘”、“嘘”之声，有的人甚至拍桌大骂：“这里哪有你这‘不抵抗将军’的发言权！”在喧扰中，少帅被轰下台。

当天晚上，张学良到冯玉祥住处，倾述委屈：“我在南京呆不下去了。当年并非我不抵抗，是上司下死命令不准我抵抗的呀！现在，他们一伙人反咬一口，诬我为‘不抵抗将军’，把罪过推到我一人身上，我真是有冤无处伸呀！”冯玉祥听后，非常诚恳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不要难过，你的苦处我很清楚。谁是谁非，事情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杀死你父亲的是日本侵略者，国仇、家仇都要找日本侵略者清算，你为什么屈从于某些人的旨意，放着日寇不去打，却去打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不完、杀不绝的，不是有人围剿了多少年也失败了，反而使红军愈‘剿’愈多吗？我可以断言：共产党不会被剿灭，到头来你张学良却要垮台，千万不要上别人的当。汉卿，大叔之言，你要深思。来日方长，好自为之吧。”冯玉祥的肺腑之言，张学良听了极为感动。临别时，他十分动情地说：“大叔的话，学良明白。国仇、家仇一定要报。大叔，你以后就看我的行动吧！……”

12月9日，北京大中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华北政权特殊化，爆发了“一二·九”抗日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使张学良想到：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局面下，自己本应该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但是自己几年来总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服从了“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的命令，从而导致丧失东北，离开了华北，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落得个中国之大，无立足之地，遭受国人的唾骂。他想到，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自己收复东北的抗日要求是一致的，况且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还能以劣势之武装击败自己装备优良的东北军，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自己为什么要与共产党为敌呢？少帅思前想后，最终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而在上海监禁的杜重远。

1935年7月19日至2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青岛召开第十五届社员大会暨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第十三次年会。会前，职教社向社员张学良将军发出会议通知书。

张学良身为副总司令，对邀请赴会之事极为重视，亲笔签名函复中华职教社：

顷接大函，以七月十九日起举行十五届社员大会承属推派代表到会，感纫实深。兹派本行营（国民政府军委委员长行营）第四处杨秘书为桢届时代表前往，检同报到表函达，即请查照是荷。

此致

中华职业教育社

张学良（签名）启十七日

会议期间，张学良的代表杨为桢曾询问张学良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何种关系。后来又于8月6日致函职教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公鉴：

敬启者，日前鄙人代表张副总司令出席青岛年会时，曾向江问渔先生（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询及张副总司令在贵社中之名义永久社员或他种地位。此承江问渔先生允函总社查询，至希早日函示，以便回汉，复命为盼。青岛会后，刊物如大会记录、照片等件，亦希掷寄，耑此即颂公祺。

杨为桢启八月十六日由青岛

8月13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函复杨为桢先生，明确回答张学良将军是职业教育社的永久社员。同时随函寄去有关情况：

汉卿先生大鉴：

敬启者，此次本社举行第十五届年会于青岛，荷蒙先生特派代表杨为桢君到会参加讨论，仰见热心社务，不遗在远，曷胜感奋。本届年会共到会员二百余人，会期三日，精神甚好，杨君度已详细报告矣。一俟月刊年会专号出版，再行寄请台教。此复并希时赐箴言，以匡不逮。

中华职业教育社谨启

经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史资料中，最早的一份社员清册，即1929年3月编印的清册中，永久社员表中，张学良名列其中。

加入共产党，与毛泽东交往

杜重远是辽宁怀德县人。1926年，他在沈阳创办肇兴窑业公司，与张学良结识，从此与少帅的关系甚好。九一八事变后，因窑业公司破产，他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友情甚笃。他任《新生周刊》总编辑期间，大力宣传抗日。1935年5月4日，因在该刊上登出《闲话皇帝》一文，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日军以“侮厚天皇”罪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杜重远因此被判处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1936年，他在服刑期间患病，获准保外就医，移居上海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

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一定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他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就秘密去上海，设法约见杜重远。一天黄昏，少帅独自驱车到虹桥疗养院附近，把汽车停在马路转弯处的小树林边上，等着从疗养院出来散步的杜重远。然而此时，杜重远已买通看守，回家过周末去了。张学良探知此情，立即驱车赶到杜重远家中，两人终于见面。

在会晤中，张学良将自去年冬从意大利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拥护蒋介石做领袖，违心服从蒋介石打共产党，希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的做法坦率地全部说出来。然后，他向杜重远征求意见，请求指点。

杜重远听了张学良的话，建议：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同胞，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少帅个人的荣誉，必须下决心抛弃以前的错误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实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杜重远分析了实现上述联合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将军有抗日思想，其部下有些人主张抗日；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地理形势，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三个条件是实现西北各方政治力量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基础。

张学良对杜重远精辟的分析表示赞同。他对联合杨虎城、盛世才信心十足，但对联合共产党还存有顾虑。杜重远针对少帅的这个顾虑说：“共产党是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能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足以看到其诚意，是不容怀疑的。”

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秉性爽快的人，听了杜重远这番话，打消了疑虑，决心联合抗日。在上海，少帅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张学良知道，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后，退到苏联境内，同共产党组织有接触，回到上海后，很可能仍和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张学良同李杜会晤时，向其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同共产党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他请李杜帮助自己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李杜听后，欣然表示一定相助，待找到共产党关系后设法通知他。

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杜重远、李杜之后，约在年底回到西安。这时，他对能否联系到共产党很担心，因为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是实现西北联合抗日的关键，所以他非常盼望能极早与共产党联系上。为此，少帅除了静候李杜的消息外，又想到了两条线索。

张学良想到，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而东北大学的学生又是积极参加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自己做为校长也许能从东北大学内找到共产党的关系。少帅回到西安后，立即召见了东北大学救亡工作委员会派到西安的学生代表宋黎等三名学生。宋黎向少帅报告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和当前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还讲了东北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生活，激愤泪下，使张学良大受感动。在和宋黎谈话的三个半天时间里，少帅从他的言谈、态度、思想、观点上看出，眼前的这个学生不只是位进步青年，而且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人。最后，少帅诚恳地问宋黎：“你是不是共产党？”宋黎确实是共产党员，但眼下他还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回答：“我不是。”但是，张学良断定宋黎同学肯定是共产党员，本想把自己找共产党的心事告诉他，可考虑到宋黎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证实，不便把这重大的机密暴露。于是，少帅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打算经过考察后，再把大事托付于他。这是张学良借以找到共产党的一条线索。

而另一条线索就是他想通过东北军前线部队与红军接触，取得与共产党的联系。

1936年1月初，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首先通过被释放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建立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性格刚强豪放，正直诚实，深得张学良的喜欢，是少帅心腹之一。他在1935年10月26日榆林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在俘虏营中，他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等文件，特别是聆听了周恩来副主席在学习班上的讲话，茅塞顿开，迅速觉醒。他主动向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并自告奋勇，回去做少帅的工作。共产党中央同意了高福源的请求，随即派中央联络局长李克农与他谈话，要求他以个人身份去试探张学良的态度。于是，高福源身负特殊使命离开瓦窑堡，到达甘泉城，托人致信王以哲将军。此时，王以哲正奉少帅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联系。他闻知高福源是被红军释放回来的，立即将他接到洛川。高福源一到洛川就向王以哲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

王以哲立即发出密电，与少帅联系。此时，张学良正急切地盼望着与共产党联系的消息，突然接到王以哲从洛川发来的密电：

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向副司令面陈。

翌日，张学良驾驶飞机飞往洛川。为了摸清高福源的虚实，少帅决定先对他进行考验，所以一见到高福源就大发雷霆：“你好大的胆！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回来叫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对少帅的怒吼，并不畏惧，声泪俱下地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他把周恩来写的信交给少帅。张学良亲眼看到共产党副主席在信中呼吁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调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在他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周恩来指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

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这封信感动了，紧紧握住高福源的手。少帅和王以哲慎密地思考后，决定派高福源再去“苏区”，请求中共中央派正式代表来洛川商谈抗日救国大事。

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把张学良寻求抗日合作的心愿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高福源，对他的爱国行为给予赞扬，表示将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同张学良将军会晤。

此间，蒋介石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经宋子文送到宋庆龄处。宋庆龄在上海亲自召见了董健吾。董健吾，1941年毕业于美国圣公会举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牧师。宋庆龄拿出一封重要信函，叮嘱董健吾一定要当面呈毛泽东或周恩来。董健吾深知此事不同寻常，即刻将加有火漆印的密信缝进贴身背心，以他同学宋子文给他的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身份上路了。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交通受阻。他于1月底到达西安，决定亮出宋子文给他安的头衔见张学良，请求帮助。他开门见山地说：“有一件事相求，欲通过张将军防地，前往红军区域。”

张学良听了，不觉大惊，警惕地注视着董健吾问：“你说什么？！”

“请副司令设法送我去瓦窑堡，”董健吾不紧不慢地说，“见毛泽东。”

张学良瞪起隰睛，严厉地说：“你身为党国特派员，竟敢到我这里提出这种要求，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

董健吾对少帅发怒并不惧怕，莞尔一笑说：“张将军，我是为抗日大业而来的，你要是打死我，我并不感到遗憾，而且感到光荣之至。”

“你是干什么的？受谁指派到这里？若如实讲，我可免你一死。”

“副司令，我是受孙夫人之托，给中共方面送信，传达国共两党重修旧好、联合抗日之目的。”

张学良听来者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委派而来，惊喜地说：“是孙夫人叫你来找我的？！”

“正是孙夫人。”董健吾肯定地说，“日寇步步入侵，欲亡我中国，孙夫人深为忧虑，在沪上奔走呼号，吁请停止内战，共御日寇。应最高当局要求，孙夫人委派我去见毛泽东，传递国民党愿意和谈的信息。”他说到这，出示了财政部委任状，以资证明。

至此，张学良对董健吾相信了。他说：“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抗日，有求必应，何况你又是孙夫人委派来的。”

翌日，张学良驾车亲自送董健吾到机场。他把一封信交给董健吾，说：“请先生转交毛泽东先生。”

董健吾乘坐张学良座机到达肤施（延安）。而后，张学良又在一个有利的时机，派当地驻军骑兵连护送董健吾顺利地通过东北军防区，直达红军管区，受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的欢迎。

2月27日，董健吾抵达瓦窑堡，林伯渠、张云逸等人出城迎接，代表毛泽东表示欢迎之意。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说明来意，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已率红军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宋庆龄和张学良的两封信由他负责电报传达。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前线发给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联名电报。电报说：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六）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中共毛泽东等人的联名电文离开瓦窑堡，踏上返回西安的路途。至此，中断十年的国共两党关系又接通。董健吾成为国共两党之间联系的第一使者。

1936年的初冬，西北的严寒侵袭着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共产党红军。在最寒冷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部分转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对此，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官兵尤为感动。由此，东北军内的亲日分子日益不得人心，与共产党红军合作、共同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支持联合红军抗日，甚至连比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将领也对联合红军跃跃欲试。军心所向，同仇敌忾，使张学良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劝少帅直接与中共毛泽东主席会晤。张学良听后虽有些动心，但还是犹豫不决。他深知自己一直在蒋介石的控制监视之下，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问题就大了。对此，少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常常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露出“联共”的情绪。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心理顾忌有所了解。为此，他们主张只同张学良将军进行单线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要通过少帅进行。这样做既安全可靠，又可以打消张学良将军的种种顾虑。当张学良知道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后，如释重负，欣然告诉共产党联络人：张学良能处理一切，包括与川军沟通联系，要求共产党不要与他们直接联系。

董健吾完成宋庆龄交给的“红区之行”任务后，不过两个月，又被请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请他作第二次赴西安之行，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去陕北“红区”。

宋庆龄说：“这件事仍需汉卿帮助，董先生与他已有初交之谊，所以请先生再辛苦一趟。”

董健吾说：“谨听夫人安排，两个外国朋友一到，我即当前往。”

宋庆龄说，两个美国朋友已先行出发，快到西安了。她又告诉董健吾与美国朋友接头的暗号及方法。董健吾接受任务后，立即踏上了去西安的旅途。

斯诺自1928年到中国后，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主编，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沪记者。其间认识了宋庆龄，他对她的博学、勇气及伟大品格极为钦佩。他发誓“用自己的笔，对中国老百姓有所帮助”，决意冲破阻力，到陕北“红区”去采访，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于世。为此，斯诺求助于宋庆龄。

马海德怀着“以医救世”的愿望，于1933年到中国，次年11月，在外国友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聚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宋庆龄。后来，请求宋庆龄帮助他去陕北“红区”为伤员治病。

宋庆龄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后，通知斯诺和马海德先生去西安，住西京招待所等候“王牧师”（董健吾）安排他们乘张学良将军座机去陕北“红区”。

董健吾到西安，当天和斯诺、马海德接上头。翌日，去张学良公馆拜会。此次，是他们第三次见面，已经有了深厚了解与感情。他向张将军说明来意。

张学良毫不犹豫地说：“既是中共方面请来的客人，又有孙夫人的嘱托，自然效力。”

“孙夫人的意思是，如前次那样，借用副司令的飞机，送两位美国朋友过去。”董健吾说。

张学良听后，没马上答应。他解释说：“这次有些不方便，我的座机暂时聘请一个外籍驾驶员，弄不好走漏了消息，还是谨慎点好。”

“副司令说的是，可否借一辆汽车，最好是军车……”

“没问题。”张学良爽快地说，“还可以武装护送。”

“这倒不必，中共方面会派人来接头，到时候，请副司令给签发一张通行证就行了。”

张学良满口答应，给他们开了通行证。董健吾送走斯诺、马海德后，本想立即回上海，但是张学良将军盛情挽留，只好再逗留一段时间。两人多次交谈，家事、国事无所不及。张学良还陪董健吾游览西安名胜古迹，以古论今，抒发胸臆。两人往往所见略同，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西安逗留期间，董健吾念念不忘一件事：上次在陕北和林伯渠谈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告诉董健吾：“周副主席讲，现在戎马倥偬，毛主席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听了林伯渠的话，把周恩来副主席的嘱托默默牢记心头。

董健吾何以能收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呢？原来，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一同来到圣彼德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办一个幼稚院，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董健吾这时已是有二年半党龄的“牧师”，除了收养部分教友的子女，大多数是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如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蔡和森和杨殷之子及李立三的两个女儿等。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毛岸英三兄弟由亲友护送到长沙板仓外婆家。为防国民党反动派下毒手，其舅妈李崇德于1931年春节前将岸英三兄弟护送到上海，先由毛泽民安排住在旅店。3月间，周恩来认为，这样住旅店不安全，令毛泽民将岸英三兄弟送进大同幼稚院。此时，毛岸英8岁、毛岸青6岁、毛岸龙4岁。4月间，毛岸龙突发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治疗，抢救无效死亡。

1932年3月，由于中共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党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院，安排毛岸英、毛岸青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收养。从此，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失去固定的经济收入，靠扎纸花卖钱维持数口之家的生活。

一天晚上，少帅在自家公馆设宴款待董健吾。张学良喜爱收藏古玩，赵四小姐尤爱明瓷，董健吾恰恰对明瓷鉴赏造诣颇深。他看到赵一荻捧出来的瓷瓶瓷碗，一眼就辨出好些赝品。至此，张学良才知道，他收藏的古玩还有不少冒牌货。

张学良非常懊恼地对董健吾说：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孔祥熙、宋霭龄夫妇来西安时，赵四小姐拿出来给他们观赏，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少帅无意说的话，董健吾却有意记在心上。翌日，他在西安找了一位与松柏斋有过生意上来往的古玩商，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赵一荻对这套彩瓷爱不释手，深为喜爱。

张学良见此情景大喜，定要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决不收。少帅说：“董先生，那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要我张学良能够办到的……”

董健吾随即想起了周恩来的嘱托：“毛主席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送到苏联去。”他想，这不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吗？于是，他爽朗地一笑，字斟句酌地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那边为国家献身朋友的儿子……”董健吾抬头望了张学良一眼，见他正听得非常认真，继续说，“这三个孩子现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那就请你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读书……”

“行！”张学良欣然应允道。

1936年春天，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这期间，他秘密到了上海，在哥伦比亚路（现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吧里面，打电话约董健吾先生会面。少帅此次专程找董健吾，是实现自己曾许下的诺言：送董健吾收养的三个孩子出国赴苏学习。张学良把董健吾介绍给自己的部下、爱国将领李杜，并帮助李杜办好了出国手续，由李杜将军把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之子带到法国。而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历经许多磨难，于这年底到达苏联。

会晤中共代表，历史性的会谈

1936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以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名义，通过电台与张学良联系，通知了李克农一行人出发的日期。此前，高福源又被派到洛川，通报了双方的电讯呼号和密码。21日，李克农偕秘书钱之光和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及警卫员等四人，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于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立即电告少帅。张学良回电说，因去南京，暂不能前往洛川，嘱咐王以哲妥善招待好李克农一行。少帅同意王以哲先与李克农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此间，王以哲与李克农经商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其中，包括肤施、甘泉两地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购买，红军予以方便，东北军向红军提供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4日上午驾飞机到洛川。下午3时，在洛川东门孔子庙旁的四合院内，张学良与李克农就有关团结抗日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虽然双方是第一次会面，但主客之间都很随便，并不感到有什么拘束。张学良谈笑风声，十分潇洒；李克农谈吐机智，风趣幽默。尽管有时双方为了某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表现得很紧张，但是整个会谈的气氛是轻松和谐的。他们会谈的内容，除了完全同意关于红军与67军的局部口头协定外，主要是有关抗日问题。张学良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一“反蒋抗日”，表示异议。

张学良问：“你们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答：“蒋介石对外屈从，专打内战，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共产党不能把他作为联合对象。若与他合作，无异是与虎谋皮。”

张学良听后，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双方在“联合蒋介石”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双方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如中共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保护；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等。在会谈结束前，张学良向李克农表示：中共应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能够直接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地址定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李克农对张学良建议当即表示：待向党中央汇报后，再给予答复。

3月5日凌晨4时，洛川密谈结束。李克农立即电告在山西石楼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并请示下一步行动。6日，中共中央复电慰劳，同意会谈结果，要求李克农到山西石楼向中央汇报会谈详情。翌日，李克农到石楼汇报完毕。8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要求会见中央负责人是有诚意的，因此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谈判。

3月10日，红军接到命令，主动解除对甘泉东北军的包围。张学良自从送李克农回陕北后，就返回西安。这时，他接到上海李杜来电：“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少帅知道李将军说的“朋友”的含义，虽然已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他对李杜介绍的中共关系同样重视。为此，他决定选派自己的亲信112师参谋长、高级参议赵毅秘密前往上海接关系。

3月中旬，赵毅到了上海，通过李杜和中共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原来，李将军给张学良找的“朋友”是中共党员，名字叫刘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南京逃出前往苏区，途经闽浙赣苏区时被阻。经方志敏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刘鼎便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战事失利，被国民党俘获。刘鼎等人因此隐蔽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1935年盛夏，他因下山觅食被敌人俘获。后来，他寻到机会溜出俘虏营，花钱买通“扛黄鱼”（拉私货、私客）船员，藏身于船舱里，偷渡离开九江，只身到了上海。他在原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叔厚帮助下，找到在华的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遂安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里。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刘鼎与董健吾相见。两人原来都曾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一见如故。董健吾把张学良寻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担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不知底细，便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健吾说：“到了西安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刘鼎听了，认为这是自己找到党中央的唯一途径，很高兴，但是，他想到此事关系重大，表示要好好考虑两天再答复。两天后，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便立即电告张学良将军：“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虽然张学良已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对李杜介绍的“朋友”也很重视。

20日，张学良参加了西北“剿匪”总部在西安召开的“剿匪”会议。因张学良在开会，刘鼎暂住董健吾牧师介绍的陕西省禁烟局局长家中。21日，赵毅接刘鼎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了张学良。23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电令：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备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这道命令，断然拒绝执行。为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大为恼火。

刘鼎被张学良安排在某机关内。在首次会面时，少帅听了刘鼎此行的意图：是奉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来西安了解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学良因和刘鼎是初次见面，没有把所有打算如实讲出来，只是以试探性的口吻提出几个问题：“共产党骂我投降、不抵抗、卖国，有何根据？苏联因中东路事件不仅痛打东北军，还骂我勾结日本这对吗？红军对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狠？……”

刘鼎对张学良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没有贸然答复，只是说明在下次晤面时再谈。翌日，刘鼎又来见少帅，并对他昨天的几个问题逐项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说：张将军掌握着几十万东北军的兵权，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将军所部守军不放一枪一弹，以致一夜间奉天失守，数日内东北全土沦陷。因此，全国人民必然骂阁下是不抵抗将军、投降将军，而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同全国人民是一致的，不能不表示意见。在中东铁路事件发生时，东北当局一方面首先挑衅，进攻苏联；另一方面又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对张将军的这种做法，苏联红军保卫国土、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的。至于红军打东北军，首先是阁下的军队充当了蒋介石“剿共”先锋军，先后在鄂豫皖及西北积极为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和苏区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不久前，红军为了自卫，进行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同东北军给红军造成的损失相比能算打得狠吗？

最后，刘鼎对张学良说：红军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能征善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呢？所以，张将军不要上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的当，把东北军推上“剿共”前线，损失军事实力。因此，张将军应当考虑东北军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红军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到底是否真打日本？东北军只有联合红军抗日，才能洗掉“不抵抗”、“投降卖国”等耻辱，这才是张将军的明智之举。

刘鼎的这席话，确实说到了张学良的要害处。张学良从心里佩服，感到十分高兴，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我们还要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刘鼎听了，表示要去陕北，请张学良将军帮助。少帅把前不久与中共方面李克农在洛川会见并约定将与周恩来在肤施见面的事告诉刘鼎，然后说：“我们一同去，你先到洛川住几天。”刘鼎听了欣然接受邀请。于是，少帅带着刘鼎飞到洛川。这里是王以哲的67军军部所在地。张学良将在这里同周恩来会谈。为了保密，张学良对外的托词是：红军渡河，他奉命到洛川督师“剿共”。少帅和刘鼎住在洛川军部西侧一个两套的四合院内。少帅住里面一套，刘鼎和少帅随从军官住外面一套。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几个小时在一起。他们共同探讨了许多问题。刘鼎把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合、红军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尽可能地向少帅作了介绍和解释。

当张学良问，红军用什么方法使部队能征善战，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团结一致时，刘鼎说，因为红军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他向少师建议在东北军中用抗日民族意识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对此，张学良极为赞同。在十几天生活、交谈中，张学良从刘鼎那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并为即将开始的与周恩来的会谈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这时，中共中央会议的决定以密码电报的形式飞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少帅接到电报，见电文写道：

一、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代表，李克农陪同，前往肤施与将军会谈，时间定在1936年4月4日，周李事先在肤施东10余公里川口处，等候将军派人迎接；二、谈判宜速，周李在肤施城只住一天一夜，一俟完毕，即请将军派人送出城；三、将军方面有什么讨论的问题请事先电告我们。

张学良看完电文，先前悬着的心立时安稳下来。从密电中，他知道李克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和他同中共领袖之间的关系。他相信，经李克农穿针引线的事情一定能成功。张学良立即给中共中央回电，说没有什么问题，请周恩来、李克农二先生按时前来会谈。但后来会谈时间改为4月9日，延期的原因是少帅患喉疾，说话困难。

1936年3月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小姐怀着对于凤至大姐的思念之情，到飞机场迎接她前来探亲。到飞机场欢迎的人还有杨虎城及夫人、邵力子及夫人。原来，这年元旦，于凤至从英国起程回国。她先在北京顺承郡王府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来西安看望丈夫和赵一荻妹妹。此时，于凤至已38岁。

当飞机在机场着陆停稳后，于凤至从飞机上走下来。张学良、赵一荻和杨虎城夫妇及邵力子夫妇上前欢迎。赵一荻高兴地扑到大姐的怀里，姐妹俩人热烈地拥抱之后，她用手挽着凤至的胳臂同杨、邵两夫人同乘一车。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则乘另一辆车回公馆。

当天下午，张学良设宴为凤至大姐接风洗尘。宴席上，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三家乐乐融融，谈笑风生，开怀畅饮，于凤至和杨虎城夫人谢葆真、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及赵一荻四姐妹挨坐在一起。她们小声地议论着她们有兴趣的话题。这时，谢葆真和傅学文看着谈吐风趣的少帅，便品评起来。

“你看，张将军和三年前下野时，简直是判若两人。”

“是啊，那时张将军被逼迫出洋，精神萎靡、身体衰弱的样子，现在是荡然无存了。”

“我感到，张将军原先的浮躁、冷漠、骄横之气，今天一点也看不到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你俩人别光说话了，快吃菜。”于凤至不好意思地想把话题岔开。然而，谢、傅两姐妹岂肯错过赞扬于、赵两姐妹的机会。

“凤至大姐，”谢葆真有意问，“张将军翻天覆地的变化归功于谁呀？”

“是啊，”傅学文故意说，“归功于谁？”

于凤至和赵一荻被问话弄得面红耳赤，不知如何回答。此时，在旁边坐着的少帅早把这场景看在眼里，感慨万千地说：“杨夫人、邵夫人，让我说吧，学良之所以能有今天，要感谢凤至大姐和一荻小妹，她两人费尽心血，互相配合，帮助我戒了毒瘾。我明白了，要抗日救国、打回东北，我的身体必须健壮，我的精神必须振作！”

这时，杨虎城将军站起身来，举杯说：“张将军说得好，我提议，为我们今后精诚合作，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于凤至在西安探夫期间，张公馆几乎是天天宾客盈门。少帅交往很广，于凤至热情好客，赵一荻总是在旁补台相助。每当宴请军政界的朋友，张学良必定邀请杨虎城夫妇和邵力子夫妇到公馆赴宴。当他们想品尝陕西风味的牛羊肉汤泡馍时。张学良夫妇及赵一荻和邵力子夫妇总是围坐在杨虎城夫妇的公馆里，一边掰着硬馍，一边畅谈。与此同时，邵力子夫妇也常常请张、杨两家人到公馆做客。由于杨、张、邵三人的团结合作和四位贤内助的姐妹之情，使得西安的政治纷争大大减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气氛愈来愈浓。

于凤至看到祖国大西北的形势日益向着有利于抗日救亡的方向发展，心里异常喜悦。她对丈夫在这样的环境里带领东北军很放心。此时，她唯一挂念的就是在英国读书的孩子们。所以，于凤至和张学良商量，决定返回英国照料孩子们，准备迎接英国学校的春季招生考试。

于凤至临行前，三姐妹恋恋不舍的情意使她很动情。特别是谢葆真亲自为三姐妹做导游，为她举办了一次送别的郊外春游。令她终生难忘。

这是1936年3月25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的时节。西安满城垂柳，挂着柔软的金丝，飞花纷纷扬扬。于凤至和谢葆真、傅学文、赵一荻结伴郊游。

“姐妹们，你们看，”年约23岁的谢葆真用甜脆的西安话，指点着古城四周景色，以主人的身份说，“这里就是古代京城女子最喜欢游览的乐游原。据说，每年三月上巳、九月重阳，这里车水马龙，从早到晚聚满了来祓禊登高、消除病灾的女子。”

“谢姐说得对，”赵一荻接过话题对凤至大姐说，“李白词中有‘乐游原上清秋节’的句子，就是说的这儿！”

于凤至拉着赵一荻的手，深有感触地说：“是啊，虽然古河淤塞，但清流不绝，乐游原的风光仍然是古景依在呀！”

四姐妹迈着轻缓的脚步，谈着笑着，她们的身姿融入了古城的春色之中……（然而，就在于凤至回到英国刚刚9个月的时间，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1936年4月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周恩来、李克农行期及联络地点，提出了这次会谈需要商量的几个问题：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7日早晨，周恩来、李克农携电台在警卫队的保护下，从瓦窑堡出发。8日，他们抵达预定地点肤施城东20里处川口。当时雨雪交加，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上，只好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闻讯后，从山西石楼发报，直到9日上午才与少帅取得联系。

张学良将军得知周恩来一行到达川口的消息，立即命人从洛川急电驻守肤施的129师师长周福成做好准备盛情接待；另外，他亲自驾驶他的专机，带着王以哲军长、刘鼎“参谋”和孙铭九卫队营长从洛川升空飞到肤施，然后派亲信高福源前往川口，将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人员引导入城。这时，已是黄昏。周恩来、李克农换上便衣，来到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前。

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门前迎接中共代表。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加上事前刘鼎对周恩来形象、风度之描述，所以，周恩来一行人出现在眼前，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用不容置否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有耳闻，但没有机缘面识，此时初次相见，就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着张学良，风趣地说：

“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谦逊地说，“谁人不晓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大笑不止。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豪爽，不无感慨地说：“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

张学良听了，不禁一怔，问：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原来如此啊！难怪周先生也如此痛快，称得上半个老乡了！”

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见张学良和周恩来初见便如此愉悦，便说：“一个东北人，和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即便是在天主教堂中秘密进行会谈，我看也无需祈祷上帝的保佑了。”王以哲的趣谈引来双方的笑声，然而张学良却认真地说：“诸位有所不知，我和周先生不仅有半个同乡的情分，还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哩。”

在场的人听张学良这话，都愣住了，就是周恩来也有点迷惑。“周先生不知这其中的原委。”接着张学良讲起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劝他戒毒，事后拜张伯苓为师的往事，又笑着说：“按照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先入庙门者为长，周先生自然就是我的师兄了。”

“不敢，不敢，”周恩来忙拱起双手，“张伯苓先生一生爱国，迭次声明反对内战。我们这两个弟子当遵师教，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好！”张学良肃然转身，指着天主教堂的大门，“请，周先生！”

在教堂里，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说：“我这里还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一看，刘鼎竟是阚尊民！他这时才知道自己熟悉的同志改名叫刘鼎了。于是，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首长好！”刘鼎强抑制着激动的心情，从内心深处进发出这三个字。此时，刘鼎像一个走失了的孩子见到母亲，多么想紧紧地拥抱最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啊！原来，1930年初刘鼎从苏联回国就是向周恩来报到的，而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敌人心脏里进行特殊的战斗。翌年底，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刘鼎与周恩来四年多没有见面。在这四年中，他们各岛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出生入死的战斗啊！但现在，不是他们互相慰问、追忆往事的时候。此刻，他们要马上进入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庄严的会谈。

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有：中共方面是周恩来、李克农；东北军方面是张学良、王以哲、刘鼎。会谈是从傍晚时分开始的。双方经过寒暄之后，便在坦率、直爽、诚恳的气氛中开始了会谈。

张学良首先爽快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曾相信法西斯能救中国。可是经过实践和周围朋友的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的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留着黑胡须，目光炯炯地静听张将军的讲述。

张学良接着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主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是赞成的。不过，关于争取蒋先生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在洛川我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了，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约请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表示欢迎地说：“这很好嘛，我们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然后，他表示：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共很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以便在决策时考虑。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先生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财政、金融、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办。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的。”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并非不愿意争取蒋先生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满清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张如出一辙。所以，蒋介石实际上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

张学良听到这儿，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你们对蒋先生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到此，周恩来肃然起身，历数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的种种行径。他说得十分激动，使少帅一时间无言可对。

周恩来长吁了一声说：“这些旧帐我们共产党人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截住话说：“对，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

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只要蒋先生愿意抗日，共产党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张学良高兴地向周恩来表示：“你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先生扭转过来。”对此，周恩来也表示赞同。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接着，周恩来进一步向张学良解释：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曾是蒋介石的部下，因此，只要蒋介石以诚相待，他们愿意再度服从他的指挥。

而后，张学良与周恩来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止内战的条件，主要为以下几项：（一）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二）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三）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四）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五）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活动的权利除外；（六）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七）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八）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进行活动。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如果蒋先生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押在西安，作为人质。张学良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的追求所倾倒，答应周恩来：一定向蒋先生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努力劝说蒋先生同意这一既成事实。最后，他真挚而坦率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张学良是坚决抗日的，我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周恩来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

张学良表示接受这一观点，他说：“日本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不幸，也给中国造成了民族耻辱。我决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头。然而，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先生理解你们。”谈到这儿，张学良与周恩来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为了表示与红军联合的诚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款2万元光洋资助红军。而后，他又赠送红军20万法币。10日清晨4时，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历史性会谈结束。餐后，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纪念《申报》60周年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彩色地图册赠送给周恩来，语重情深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在周恩来一行与张学良辞行时，刘鼎也同少帅告别，随同周恩来迎着东方的曙光赴陕北苏区。在路上，周恩来兴奋地说：“这次会谈，谈得真好啊！出乎意料！”原来，中共领导曾估计会谈在抗日救国十大施政纲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议，故设了多种方案。然而，张学良对最初方案原则上同意了，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他既大方又主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

假意“剿共”

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十里铺，遇上大雨，只好在此住下。周恩来在这里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还在报告中反映了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的情况。

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少帅处了解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对刘鼎说：“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这样做统战工作还是第一次。中央寄托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你与张学良已建立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这种关系，善意帮助他。他确实缺乏干部，要帮他培养干部，招收青年学生。东北军有很好的条件。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抗日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你这次去，和中央的联系要加强，按约定的密码联系。东北军防区内的秘密交通线已建立，你要经常去检查，保证畅通。这次红军东征缴获到一些山西钞票，你要带出去设法兑成法币。”周恩来指示完毕，李克农和刘鼎约定了两套电报密码，以供其交替使用，避免被敌人发现。

刘鼎准备完毕，便与担任交通的王立人在一天的清早从瓦窑堡起程，牵着一头毛驴，驮着一藤箱山西钞票，当天下午到达肤施。驻扎在这里的东北军赵团长见过刘鼎和少帅在一起，以为他是东北军的人，留他住下。翌日，赵团长用汽车把刘鼎送到洛川王以哲军部。当少帅见刘鼎重新出现在眼前时，欣喜得像旧友重逢。他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就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客人了，你就是我的助手，这要谢谢周先生！”

刘鼎递上周恩来4月22日写给张学良将军的亲笔信。少帅立即拆开信，只见上面写道：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

张学良读完信后，深有感触地说：“周先生比我想的好得多。会谈后我很愉快，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啊！周先生是这样友好，说话既有情又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若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啊！”特别使少帅感到快慰的是，中共中央决定采纳他提出的建议：“联蒋抗日。”他说：“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了，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

几天后，张学良偕刘鼎从洛川飞到西安。他亲自驾驶飞机，让刘鼎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少帅还饶有兴趣地在黄河上空飞旋了一圈，直到快降落时才把驾驶盘交给驾驶员巴尔。到西安后，张学良把刘鼎安排在他公馆内的东楼住宿。他对刘鼎说：“你在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从此，刘鼎开始考虑如何帮助张将军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多次向少帅提出建议和实施办法，并按张学良的需要参加一些具体工作。在刘鼎的鼓动下，张学良大胆地支持抗日群众团体，使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这两个抗日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为了提高东北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张学良在6月创办了《西京民报》，宣传抗日思想。

6月15日，张学良根据刘鼎的提议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在西安市郊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轮流训练连、营长以上的军官。为了提高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政治素质，少帅还在西安东城楼创办了“学兵队”。

6月22日，少帅以“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的身份，向全体团员作了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这是张学良又一次在公开场合对其部属表示自己誓死抗日的决心。他在讲演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蒋介石等人的“长期准备论”和“唯武器论”，指出“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我们要马上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他在这次讲话中向部下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联共抗日决心：“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决不干！反之，又决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决无所惜！”

7月初，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临行前忽然派人把刘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处。他向刘鼎讲了一个重要问题，并断言道：“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刘鼎衔少帅之命，立即回到西安城里，从地图上查到离肤施最近的城镇是安塞。他立即发电报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翌日，他乘飞机到肤施，然后步行去安塞。当他到安塞小镇时，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等人已等候在那里。周恩来问：“只是你一个人？原以为张学良或王以哲一齐来。”原来，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知张学良有大事要谈，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赶到安塞来了。

晚饭后，刘鼎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以及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开办情况，张学良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开会研究到午夜。最后，毛泽东同志做了重要发言，大意是：东北军正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商谈，回去又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其中，有些高级军官思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要对张学良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弄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这时，东方天已亮，会议开完了。刘鼎刚要睡下，又被周恩来叫起来，说毛主席找他单独谈话。毛主席对刘鼎强调：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收集情报，更要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

刘鼎告别了毛主席后，立即返回西安。这时，张学良已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秘密去了上海。少帅在8月的一天，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公馆接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翌日，少帅到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回访鲍格莫洛夫。在交谈中。张学良意味深长地对鲍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审慎地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回去后认真考虑苏联大使的意思。

刘鼎回到西安后，按少帅的嘱咐，马上追到了上海。可是不巧，张学良又回西安了。刘鼎又马上折回西安。他见到少帅，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向张将军做了汇报。

张学良听了，沉思了好久，说：“过去有些人担心共产党讲联合是要以此吃掉对方，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一向互相拆台，互相吞并，司空见惯；而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少帅说到这儿，停了片刻，又谈到了改造东北军的问题：“东北军骄娇二气很浓，要克服。高级军官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还要增加领导力量，提一批青年军官。”最后，他们在谈到推动全国抗日局面时，少帅说：“我以后要尽一切办法劝说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这年7月末，张学良接受刘鼎的建议，亲自发起组织东北军中的秘密核心机构——抗日同志会。他亲自任主席，旨在使其成为联共抗日的组织。尔后，刘鼎又提议抗日同志会出版《文化周刊》，得到少帅的支持。这份刊物由刘鼎介绍他在上海时认识的左翼作家吴窦如任主编，由左翼作家徐平羽、陈克寒及后来的丁玲等人为该刊撰稿。《文化周刊》极力宣传团结抗日，畅销西安、兰州及整个西北地区。张学良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对该会主办的《文化周刊》的社会影响很满意。当他获悉当局要查禁这份刊物时，毅然站出来支持《文化周刊》的出版工作，从而使该刊得以顶住当局的无理查禁而继续出版。

刘鼎以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身份，在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利用职务之便，并征得张学良的默许，建立了一条自西安到达陕北的安全交通线。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后，中共中央即于4月25日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内。接着，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又发表了《五五通电》，呼吁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止内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同月，蒋介石致函章太炎，请教抗日之策。章太炎在病中复函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建议将察哈尔一省“付之共党”，要是共产党“能受我委托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视之”。这样可集中力量保卫南京，又可以发挥共产党的抗日作用。

章太炎这封敢与蒋介石直率而言的信竞成为他的绝笔，十天后他与世长辞。

张学良得悉章太炎逝世的噩耗，立即请齐岳英、龚振鹏给章太炎家属发唁电：

惊闻太炎先生忽归道山。哲人其萎，倚梁栋以何从；经术既衰，抚简编而空往。尚惟挽戢哀思，用襄大事，特电致唁，并颂礼安。张学良。

不久，张学良又亲自致唁电一份：

章夫人及哲嗣礼鉴：惊闻章太炎先生逝世，天丧斯文，朴学谁续，瞻言国故，悼悲极深，继志为先，尚希抑节，特唁。张学良。

张学良以个人名义两次唁电章太炎，是罕见的，其中包含着对章太炎深厚的感情。

张学良对中共《五五通电》表示赞赏，于5月21日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商讨时局问题。25日，他与陈诚、杨虎城飞往兰州视察。翌日，少帅与陈诚抵宁夏布置军事。27日，两人又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抗日问题。

8月初，张学良在司令部会客厅接见了上海沪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社”为了解“真正的中国面貌”考察团18名成员。

他们向少帅提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舆论对张将军提出指责，认为将军不抵抗，一退千里，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请问将军对此有何感想？”张学良听罢提问，心情沉重，垂首流泪道：“这个责任要我张学良来负，我确实负不起啊，我当时是奉命撤退的！”

又说：“我个人是国仇家恨集一身，哪会不抵抗呢？多年来，我的部下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我也是如此，否则，对不起三千万东北父老同胞。至于舆论对我的指责，那是促我省悟的动力，我不责怪他们。”

考察团成员又问：“将军奉命调到西北来同共产党打仗，共产党越打越壮大，将军对此有何看法？”少帅说：“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贫苦了。他们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时候，只要有人说跟着他来就有饭吃，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的。”

考察团员问：“将军认为谋求中国的出路和前途，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张学良答：“我个人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张学良愿为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会见结束后，张学良与考察团师生在会客厅门外合影留念。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到西安来，共同建设好大西北。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团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从此，中共放弃了反蒋口号，实行“联蒋抗日”的新政策。张学良面对中共的实际行动，更加坚信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为此，他决心实现自己与周恩来的约定：劝谏蒋先生联共抗日。

8月29日，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宋黎应杨虎城将军之邀到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大会上作报告。宋黎在报告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罪行和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行径，深受与会者的欢迎。散会后，宋黎在返回住所西北饭店时，与同住的东北大学学生马某被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在押送途中，宋黎向杨虎城的巡逻队呼救。于是，他们和特务一起被押送到端履门宪兵营一连连部。正巧一连长认识宋黎，将其带到值班室与特务分开，并立即向少帅报告了情况。张学良闻讯大怒，立即派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卫队到宪兵营，将宋黎接回张公馆。宋黎向少帅详述经过后，少帅对特务如此猖狂，在光天化日下公开逮捕他身边的人气愤已极，立即派兵包围了“省党部”。少帅还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桌质问：“我是代表总司令，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委员，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中央，瞧不起蒋委员长！省党部那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他们居心何在？”

邵力子确实不知道这件事，只好解释说：“副总司令息怒，这个事我还不清楚，容我查明原因后再向你报告。”当天，邵力子来报告说：“副司令，省党部逮捕宋黎等共产党分子，是奉蒋委员长命令。他们逮捕人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不是，现委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处理……”

“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蒋委员长指令！”少帅厉声斥责，“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张某人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8月31日晨，孙铭九奉少帅之命，率卫队冲进省党部，将正被刑讯的东北大学学生马某等人救出来，然后查抄了蒋介石特务的电台和档案。张学良和杨虎城看到抄来的档案材料中，有许多是关于他们如何联共抗日的黑材料，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产党和进步群众的黑名单，以及有关调查邵力子的黑材料。

张学良查抄省党部后，立即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步骤，主动致电蒋介石说：省党部非法逮捕我的人，又不通知我，这是对我“西北剿总”的藐视。同时，承认自己的行动是“鲁莽”的，请求“处分”；要求将所逮捕的抗日青年留西安“管教”。这时，蒋介石已听了蓝衣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的哭诉，说张学良背叛中央，有与红军秘密联络的迹象，但是他又拿不出人证物证。蒋介石看着张学良请求“处分”的电报，心里有数，但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不好对张学良下手，便装作大度的样子，给张学良批了个“应免置议”的回电。张学良为了应付蒋介石，对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群众，经过形式上的“审讯”后，均无罪而释放。

为抗日努力，与老蒋出现矛盾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在西安接见了常给伦敦《每日先驱报》撰稿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并邀请中央社记者参加。谈话于当日晚6时开始，历时35分钟。张学良在百忙之中，会见了中外新闻记者。这次会见是由“一二·九”时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由少帅请到西安主持《西京民报》的张兆麟安排的。黄华、陈翰伯、张兆麟都是斯诺的学生。此时，斯诺正在陕北红区采访，还没有来西安。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尼姆，韦尔斯及中国新闻记者先同张学良将军会面交谈。

海伦问：对于中日问题之意见如何？

张答：中日问题，在九一八以前至九一八以后，以至今日中国政府，实无时无刻不在和平上努力，有时甚至使一般国民亦不谅解。故中日问题之解决关键与责任，全在日本，而不在中国。

问：对于中日外交之意见如何？

答：最近未到南京，外交情形不甚深悉。但个人意见，以为如日本能了解两国间之危险，使交涉能顺利进行，则中国政府自当一面根据一贯和平之政策，力谋国交之调整，一面使民众凉解，以求和平之实现。总之，国交能否调整之责任，全在日本，盖如日本所提条件为中国所不能容纳者，即使政府容忍。而民众亦难接受也。例如二十一条，曾为当时北京政府所接受，而民众始终并未承认也，可以为证。

问：现在中日关系暂呈紧张，中国政府将何以应付？

答：此事恐难确实答复，但个人意见，以为政府必定能遵从民意，盖政府之基础，建筑于民意上也。

问：关于中国统一及停止内战（包括剿匪）之意见如何？

答：统一是民意，此次对两广和平解决，纯系遵从民意。中国在对外之立场上，一定能统一。回忆九一八前，内乱频仍，而事变后，即促成一致团结，此即所以表示民众热烈渴望统一之结果也。至于剿匪，决非内战可比，派兵围剿，即促匪乱之早日解决，秩序早日安定。

问：现在中国一般青年，希望停止“剿匪”，代总司令以为如何？

答：此不过一种情绪耳，情绪为一事，服从命令又为一事，绝不能混为一谈。但如“赤匪”能觉悟自新而投诚，服从中央命令，使统一工作早日完成，少损一分元气，即增一分国力，当然亦所深望者也。

张学良在此次问答中，曾郑重声明三点：一、外报前传西北四省“独立”及联俄之说纯属谣言；二、本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拥护领袖，拥护统一，一致对外；三、个人及西北诸将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甚至愿效命于国防第一线。

海伦问：当前在中国，一场新的、强大的爱国运动正在发展，如学生运动。他们在救国方面，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要求民权和从事抗日运动的自由；各党各派，团结对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去年冬天，被关押在北平监狱里的46名东北学生，由于你设法帮助，最后被释放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你对这场爱国运动持同情态度。你对此有何想法？

张学良答：只要这场运动是合理的、合法的，政府一定会允许。不过，政府在这方面有时也有它自己的难处。

问：很明显，日本决心沿着广田计划的路线走下去，并且在华北付诸实践，任何阻力也没有遇到。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就我所知，政府没有接受广田计划。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即使政府想与侵略者在此基础上合作，人民决不会容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例如，北京政府1915年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人民拒绝承认它。

问：最近在成都、汉口、上海等地发生的八起事件，对中日关系已造成新的危机，你认为政府会拿出什么样的政策——是继续镇压抗日运动，还是反对日本要求？

答：抱歉得很，我不是政府，我个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然而，张学良毫不隐讳，公开发表了他个人的声明：我坚信，中国实现真正统一是可能的，那时，我们就能成功地抗击侵略者。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自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以来，内战危机不绝。但因全体国民实想团结对敌，各种内战均被公众舆论所制止。然而，唯有抗击外敌，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最后问：那么，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内战如何看待？你是否认为，中国的真正统一也包括停止这样的战争？据说，东北军不愿意这样打下去，而是想同红军合作，协力抗日。

答：我和我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绝对忠诚于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诚心诚意地同我们合作，抵抗共同的外敌，这个问题，也许会像最近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参考张学良的建议，改变了过去“反蒋抗日”的政策，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并经刘鼎转告张学良。对此，少帅很感动。而后，张学良为培养抗日军官，创办了东北军学兵队。为保证安全，学兵队办在卫队二营内，称卫队二营学兵队。

9月18日，张学良在西安“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会后，他接见了群众代表，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张学良自从和周恩来会谈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向蒋介石进言，9月23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虽只请求抗日，没谈到与中共的接触，但已苦衷毕现：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它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乎沦陷，而多数民众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所当然，情不可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至此间东北青年暨官佐，尤多富于抗日情绪。赤匪投机，更往往以抗日口号肆其摇惑。良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以明示抗日为镇压纷歧统一意志之策略。区区苦衷，谅蒙垂察。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唯命是从。

10月4日，潘汉年随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离开保安，由红军交通员护送，安全地转送给设在东北军中的交通员。然后，叶剑英、潘汉年被张学良派来的专车接进西安。他们拜会了少帅，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并解释说明中共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此时，张学良身处西安政局的各种矛盾之中，叶剑英、潘汉年及时地送来中共的两个文件和他们的解释，对于巩固和发展拟建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对于少帅的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于此同时，张学良获悉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拨5万元请宋庆龄转交。当他获悉红军缺少御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及一些食品，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的驻地。（这些钱物不仅接济了红军，还救了邓小平的命。邓小平女儿邓榕在1992年5月纪念聂荣臻去世的文中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邓小平的命。）当他获悉红军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一定会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将军部队阻拦时，就对叶剑英、潘汉年说：贵部“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采取攻势，四方面军应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闯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动。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了”。

10月5日，张学良接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周恩来的信：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西，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华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周恩来

十月五日

张学良对中共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非常赞同，更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他决定找机会面见蒋委员长，说服他放弃剿共方针，联共抗日。

蒋介石用4个多月的时间处理了两广事件后，眼看着日寇在华北、平津、察北和绥东的新侵略行动即将开始，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然而，蒋介石置民族危机于不顾，急迫地想把“剿共”内战打胜。当他得知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联共“嫌疑”时很生气，但是他自信：只要亲自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就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蒋介石便于10月22日，偕宋美龄乘专机从武汉飞往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一时间，西安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爱国官兵与“剿共”内战分子怒目相视；双方摩拳擦掌，荷枪实弹，就像炸药桶一样，一个火星就会引爆。

蒋介石到西安后，顾不上休息，连连听取心腹“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二处情报处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长江雄风等人的汇报。他了解到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部署的围剿红军的计划执行得不积极，收效不大，非常恼火，但却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姿态，请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陪他攀登西岳华山，游览终南山，漫步大、小雁塔……在游山赏景中，他还问到张学良最近都看些什么书。张学良坦率地回答：“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听了大为不悦，像训儿子似的对张学良说：“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种书。这些书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是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再看这些书。你以后要好好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张学良听罢蒋介石的话，没有说什么，只是付诸一笑。此间，张学良陪蒋介石一行游览华山，诗兴大发，乃诵诗《华山绝句》一首。诗曰：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两天后，蒋介石宣布了他的大举“剿共”计划。张学良听了，心情愤懑，据理相劝：为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恳切地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杨虎城则对蒋介石表示：他个人服从“委座”的命令不成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昂，“剿共”士气低落，请“委座”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杨的话，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张学良争辩说：“‘委座’言之有理，但我认为打内战肯定调动不灵，要是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挡。”这时，杨虎城也要表示这样的看法，却被蒋介石制止了。蒋介石断然道：“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他想深入东北军、西北军，企图显示自己“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迫使张、杨执行他的“剿共”大计。为此，蒋介石决定到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学良将军三个多月前创办的。少帅为了向部队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剿共”的名义向蒋介石提请获准成立了这个训练团。

10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他首先说了些明礼义、知廉耻的话，讲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道理；接着又大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内患不除便无法抗击外敌的谬论。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是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又说，“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

10月28日，少帅寻觅到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向他说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张学良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强调说：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共同抗日。蒋介石完全明白张学良此话的用意，峻然回答：“你不要说了！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进监狱，那时再来谈论这一问题。”说到这儿，蒋介石又把口气缓和下来，“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

张学良这次对蒋介石的劝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0月3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带着对张、杨极为不满的怒气飞到洛阳“避寿”。张学良为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便邀请阎锡山、王以哲同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他们随蒋介石夫妇之后飞抵洛阳。少帅想借蒋氏过生日不便发火之机，再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向蒋介石祝贺50寿辰之后，转过话题，说：“委座，读点辩证法……”蒋介石一听就知道张学良的用意，忙截住话说：“汉卿，你别叫共产党的迷魂药迷住了，那玩艺我十几年前就读过了。”

蒋介石为了阻止张学良再来劝谏“停止内战”，就于翌日（31日）上午在洛阳军校召开的军事干部会议上阐明自己的反共观点。他又一次指着张学良训道：“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为虑；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必须彻底消灭。‘剿共’是我们既定的政策，也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决不能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变更！”最后，他又指桑骂槐说：“我认为，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

张学良听后，本想找机会再与蒋介石理论，但是考虑到正值蒋介石50寿辰之际，全国文武百官都聚集在洛阳，一方面为其祝寿，另一方面聆听其教诲，若在这时把事情闹得很僵，有失礼节。于是，少帅决定暂时不对蒋劝说，于11月1日乘飞机回到了西安。

他感到要实现全面停止内战是毫无希望了，但是他自己要实现局部停止内战，便把自己的想法通知了周恩来。随后，中共派叶剑英来到西安，带来一份详细的停火计划和一份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叶剑英把张学良的建议向中共中央汇报后，红军真地从瓦窑堡撤走，向北驻扎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带。少帅从共产党的行动中再一次体会到：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说到做到，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决心把自己与共产党的口头允诺和书面协议当做誓言，决不轻易背弃。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发展到互相合作。

11月初，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指示设立东北军整编委员会，向何柱国催要东北军整编方案。下旬，少帅带整编方案再去洛阳，以请示为名向蒋介石陈述说：“东北军官兵士气低落，要求打回老家，请前往训话。”此后，蒋介石邀请主要将领以餐叙形式进行安抚。对将士说：“有我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你们要听从命令，首先要剿共。”不久，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向陕甘集结，万耀煌所部已开始抵咸阳城附近，向红军发动总攻，情况日见紧急。

11月23日，蒋介石在洛阳遥控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七人。

尔后，张学良又一次驾机飞往洛阳劝蒋。在少帅与蒋介石谈话时，张学良请蒋委员长释放被捕的“七君子”，同时痛陈国情，说明了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的才可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的道理。

蒋介石听了大发雷霆，和少帅争吵起来。张学良气愤地拍桌子道：“你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除了你张汉卿，除了西北，谁敢这样批评我！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蒋介石说到这儿，脸气得发青，手打着哆嗦，完全失去了平时说话行事的风度。

这时，在场的阎锡山灵机一动，以长辈的身份硬是把张学良拉出门外，买蒋介石的好。阎锡山在门外亲热地拍着张学良的肩膀说：“汉卿，光劝不行啊！我们自己也要另外想办法。”他说这话是有用意的，于是怂恿说：“老侄，你干吧，我跟着来，以后有什么主张，请随时通知我，我决计支持你。”（但是，西安事变爆发，阎锡山却来个180度大转弯，公开在报上质问张学良。）

同月的一天下午，张学良命令卫队手枪营值日官李文聚集合部队。李文聚奉命将手枪营二百余人集合到营部，聆听张副总司令训话。

张学良在训话中说：“东北的父老姐妹们在日本人铁蹄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翘首盼望我们去救他们。可是我们在这里打内战……”他又说：“我们苦，还有的军队（指红军）更苦，他们到现在还穿单衣，士兵连盐都吃不到。可他们精神百倍，唱起歌来、打起仗来都很出色。日本人要亡我中华，我们为什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少帅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卫队营的官兵见张副总司令如此动情，都被感动得哭了。他们听完少帅的训话之后，情绪激昂地唱起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

活捉蒋介石

1936年11月下旬，张学良乘飞机经兰州转飞平凉，在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筹谏蒋步骤。参加会议的人有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少帅的心腹将领；西北军只有杨虎城参加。会上，少帅谈了蒋介石“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曾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无效，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张学良的谏蒋步骤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是一次“西安事变”前的准备会议。

11月初，日本决定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和匪首王英各部为前驱，先进占绥远东部军事要镇红格尔图，然后攻下归绥（今呼和浩特），再进犯甘、宁两省。11月中旬，傅作义部激战七昼夜，保卫了红格尔图，24日，又乘胜收复了百灵庙。

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发出《请缨抗敌书》。他写道：

委员长钧鉴：……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何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奋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侍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请，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以来，对于个人及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先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均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被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企祷之至。

同月底。张学良对在西安的叶剑英说：“内战我绝对不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政变的音译）。”叶剑英说：“蒋不抗日，有些人不认识，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中共方面知道张学良的打算后，曾派人劝说张学良要慎重。

12月初，蒋介石到洛阳巡视。戴笠因为有重要的情报要向蒋介石报告，匆匆从南京赶到洛阳。

戴笠见到蒋介石便说：“校长，根据陕西站站长江雄风紧急情报称，张学良与陕北的共产党某一负责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得而知。又据西北‘剿共’第三科科长王新衡报告，张学良与中共某要人确有接触。”

蒋介石听了，仔细追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谈些什么？”

“学生已经指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弄清详细情况。”戴笠急忙保证道。

“有新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蒋介石严厉地说，“要严加保密！”

这时，侍从室又传来一份电报。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将电报呈送给蒋介石，告诉说：“这电报是张学良拍来的。”

蒋介石一看，是张学良对自己进行指责，说明进剿陕北红军不力的理由，是因军队内部情形复杂，请求蒋介石亲临西安召集干部面予训勉，以安定军心，重振士气。

陈布雷见电文内容，心里不由一翻个儿，但他知道蒋介石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自己不便插嘴，只是说：“蒋先生，你看……”

“我知道，”蒋介石说，“我准备亲自去一次，面加教谕，统一军心，或可挽回局势。”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联合起来将对他进行“兵谏”了。他看了陈布雷一眼说：“布雷，你的病一时恐难痊愈，你先回南京养病吧！”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到西安，住在距西安城东40里的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内。他一方面将嫡系部队开入潼关，进驻西北，同时将大批战斗机云集西安机场；另一方面，他的高级军政要员也先后到达西安。立时，西安政局紧张，形势险恶。面对这样的局势，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相应做了“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行动”的军事部署。

12月7日，张学良以在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一事为借口，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镇慑，先后分别带他俩去临潼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最后谏蒋抗日，顺便摸清临潼华清池的道路和蒋先生容貌及住所。少帅已做好准备，如果这次谏蒋抗日失败，就让白凤翔执行兵谏计划。白凤翔是东北军骑兵师师长，从没有见过蒋介石。为万无一失，张学良带白凤翔见蒋，并陈辞：要求防止内乱，一致抗日；红军的问题，可以政治方法解决。少帅声泪俱下，与蒋介石争辩达二三个小时之久。蒋介石怒斥张学良年轻，受了共产党的宣传蒙骗，并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削平内乱的政策。”这样，张学良的“哭谏”蒋介石联共抗日失败了。

张学良回到西安与杨虎城商妥“兵谏”的具体行动与分工：关内的中央军由杨虎城、于学忠部队分别加以监视或缴械；张学良派白凤翔、刘桂武及警卫营长孙铭九等人执行临潼捉蒋任务。

同日，张学良又来临潼华清池五间厅和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作最后争辩。他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谏言：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结果，少帅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和拒绝。

12月9日，西安市各学校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罢课游行，要求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失地。上午9时，近万名学生集中在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向总司令蒋介石请愿。因蒋介石驻临潼不在西安，学生队伍只好到北院门求见陕西省政府主席，而省主席也不在。于是学生又前往新城向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请愿，不料杨虎城也不在公署。这时已是下午2时，学生们认为：当政者对民族危机太漠不关心了，一致通过决定，去临潼找蒋介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万名学生队伍到达十里铺2产河边时，忽听后面有人高喊：“停止前进，前面有危险！张副司令来了！”这时，只见张学良将军的汽车沿麦田颠簸着飞驰而来，在学生队伍前头停住。张学良下车后，一边用手帕擦满脸汗水，一边说：“好极了，好极了，我追上你们了！”他接过学生代表递交的请愿书，读完后立即指着泸桥东边说：“同学们，你们看！蒋先生已给你们布置好了机关枪阵地，下令‘格杀勿论’，今天我若晚来十几分钟，不知你们要死多少人。”学生们顺着张学良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桥那边宪兵荷枪实弹。原来，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已奉命严阵以待，只要学生进入禁地就开枪射击。学生代表对张学良哭着说：“我们就是死在救国的路上也心甘情愿！”张学良被请愿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登上一个半人高的土坡，向请愿学生讲话，诚恳地说：“同学们这种爱国热情，令人感佩。你们的要求，我张学良完全接受。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要求抗战的。你们爱国，我更爱我的家乡。我是军人，东北失守我是有责任的。现在我就拿你们的请愿书去临潼见蒋先生，和蒋先生商谈，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如果没有圆满的答复，你们每一个同学都可以骂我张学良是汉奸！你们从早上到现在水米未沾，赶快回去吃饭、休息，不要再去临潼了。”请愿的学生们听了张将军铿锵有力的讲话，都怀着满意的心情齐声高呼：“拥护张副司令抗战到底！”“拥护张副司令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12月11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决定向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劝谏。他在蒋介石面前苦苦劝说，直到口干舌燥。然而，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少帅甚至声泪俱下，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寇。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好向张学良摊牌。他说：“你和杨虎城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服从中央‘剿共’命令，把军队开赴‘剿共’前线；二、你们若不愿‘剿共’，东北军将调至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至此，张学良的劝蒋抗日已无希望，除“兵谏”外已无路可走。于是，张学良向蒋介石告辞。当他走到华清池的头道门时，便对正在值勤的王玉瓒营长说：“你跟我回城走一趟。”少帅说罢便上了汽车，王营长衔命驾驶三轮摩托在少帅车后紧紧跟随。他们驶到金家巷一号张公馆，下车进了客厅。张学良上下打量了王营长之后，目光严峻地说：“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

王玉瓒听了少帅的话，周身打了个冷战。他竭力控制一下情绪，坚定地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你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少帅问。

“蒋委员长的侍卫只有二三十人，华清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兵、骑兵两个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保证能活捉他。”

少帅听了很满意，又以沉重的口气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他又说，“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者，应先行动……”

这时，于学忠军长突然闯进客厅，神色急迫地问：“一切准备好了吗？”

张学良对问话没有立即解答。他命令王玉瓒：“你们要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和蒋侍卫的黄色军装有所区别。”最后，嘱咐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向你讲。”

这天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招待军政大员。因为他准备明天离开西安。少帅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来参加。张学良事先不知道蒋介石举行告别宴会，由他主持的招待西安城内部分将领宴会的请柬已发出，所以赴蒋宴前，商得邵力子的同意，由邵代他做东道主。

张学良参加蒋氏告别宴会后，急匆匆地赶回西安城内易俗社。此时，南京来西安的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和各界人士正在看戏。他一边看戏，一边和在场的陈诚、卫立煌、钱大钧等观戏品评。此间，他没有看到杨虎城将军。戏散场后，少帅坐车急速回公馆。进门后，轿车在院内转了一圈，又开到大门口才急刹车。他没有下车，副官谭海马上跑过来。张学良在车里问：“杨主任来了没有？”谭海答：“没有。”于是，轿车急速冲出门外，朝着杨虎城公馆方向疾驰而去。

张学良在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找到了他，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协商了各自的任务。张学良的警卫营和105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少帅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全部飞机。杨虎城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决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还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张、杨两将军部署军事行动完毕，已是深夜。少帅回到公馆，找来刘鼎，郑重地把“兵谏”行动告诉他，要他立即向中共中央通报。刘鼎衔命急速奔向张公馆院内东楼，那里设有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

午夜时分，张学良在主持东北军高级会议。于学忠、王以哲、缪激流三位军级将领和105师师长刘多荃、骑兵军的白凤翔师长和副官谭海，还有高级官员米春霖、参谋长董英斌、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高级顾问鲍文樾等参加了会议。少帅向众人宣布了他的决定后，会场一片寂静。经过片刻沉默之后，于学忠向少帅问道：“抓住蒋介石以后，下步怎么办？”张学良说：“捉了以后再说。”他向与会者强调，“我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众人听了少帅的话，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大家纷纷表示：“既然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愿意服从命令。”于是，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少帅的决定。张学良责成谭海负责传达逮捕蒋介石的命令和执行命令的时间；由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武和第二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直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会后，谭海星夜赶到华清池，向负责警卫的王玉瓒营长传达了少帅的命令：“明天拂晓，刘多荃师长、白凤翔师长、刘桂武团长、孙铭九营长率部到达此地后，你要全力配合他们行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1时，张学良将军向卫队营全体官兵发出了活捉蒋介石的命令。

在王玉瓒办公室里，他和谭海正和衣躺在一张床上，眼睛直盯着电话。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谭海一下子抓起电话，从电话里得到了少帅的命令。于是，谭海立即驾驶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少帅捉蒋的命令，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企图外逃的人员。随后，他又赶到灞桥镇，命令金万普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来到华清池参加捉蒋行动。

凌晨2时，张学良将军和高级将领们在绥靖公署大厅中等候逮捕蒋介石的消息。此时，少帅的神情有些紧张。他在大厅内不停地来回走动，一口接一口地吸烟。

此时，张学良亲拟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文：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弟毅文寅

清晨5时30分，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蒋介石住的华清池临时行辕还在一片寂静之中。此时，白凤翔、刘桂武、孙铭九率部下乘汽车赶到华清池门前。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但遭到拒绝。孙铭九乃下令士兵强行冲进大门，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王玉瓒营长见时机已到，举起手枪向华清池二道门哨兵连放三枪，全营士兵以枪声为令开始进攻。蒋介石的卫兵面对此景竭力抵抗。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叫声四起。

白凤翔、刘桂武、孙铭九等人带部下利用黑暗角落、廊柱前进。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宫殿式平房五间厅前平台上，只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门半掩半开。他们箭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他们检查床底，也不见蒋介石的影子。但是，他们发现蒋介石的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断定蒋氏不会逃得太远。他们只好命令士兵四处严密搜寻蒋介石。

这时，张学良在电话里焦急地向刘多荃师长询问捉蒋情况。刘多荃通过电话向少帅报告：蒋委员长不见了！这消息使少帅极为恼火。他拿着电话，大声厉斥道：“要是捉不到，以叛逆论罪！”刘多荃师长对少帅的话不敢拖延，急忙向孙铭九营长传达了张副司令的命令。当孙铭九和部下搜到山腰时，捉到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氏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枪口抵住他逼问：“委员长在哪？”蒋孝镇吓得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来，颤抖地回头向骊山上看了一眼。于是，孙铭九带部下又向骊山方向搜去。

此时，张学良将军正在绥靖公署大厅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厅里的高级将领都在默默地看着少帅的一举一动。突然，张学良将军对大家说：“若找到委员长，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亲自向他请罪，以维护他的威信。如果找不到他，他真地逃了，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那就割下我的头来，请杨虎城将军送往南京，以了此案。”

当东方的天际现出黎明曙光时，王玉瓒和官兵们正在到处搜寻蒋介石。突然，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说后墙根处发现一只鞋。王玉瓒立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翻墙逃跑，隐藏到骊山上了。于是，他下令让部下到骊山上搜寻蒋介石。此时，蒋介石真地躲藏到距五间厅500米左右的骊山半腰处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他由于惊吓，周身不住地颤抖，窥视周围的动静，准备翻山逃走。这时，卫队班长陈思孝和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来到大岩石附近，发现了蒋介石。他们喊道：“委员长在这哪！”此时，孙铭九也发现了蒋介石，便带兵悄悄地将大岩石包围起来。这时，大家看到：蒋委员长身穿古铜色绸袍和白色睡裤，光头赤足，满身尘土，面色灰白，赤裸的手和脚在匆忙爬山时划破了，假牙也丢了。孙铭九一声令下，战士们蜂拥而上，把蒋介石活捉了。开始，蒋介石以为他是被红军捉住的，可是当知道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时，心里有了底，故意耍赖不肯下山。他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下山。”孙铭九见此情景，劝道：“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为什么要打死你呢？副司令请你进城是为了抗日救国，快下山吧。”蒋介石听了，还是不肯下山，假称腰被摔坏了。孙铭九听罢，蹲在蒋介石面前，命部下帮助把蒋介石放在背上。于是，蒋介石趴在孙铭九的背上，慢慢下山。走了一段山路后，王协一连长见孙营长累得满头大汗，就接替了他，继续背蒋介石下山。到了公路上，蒋介石一屁股坐在公路上，又逞起威风说：“张副司令在哪？他在哪里？快把他找来见我！”面对此景，官兵们不知如何是好。正当大家为难时，不知是谁喊道：“吹号欢迎委员长进城啊！”于是，号兵吹响了号角，在场的官兵一齐拍手欢迎蒋介石坐进一辆小轿车里。刘多荃、自凤翔等人坐另车紧随其后。

这时，已是早晨8时多了。孙铭九知道少帅正在焦急地等待他的消息，便要通电话，向张学良将军报告找到蒋介石的情况。然后，他亲自押车送蒋介石到西安城内绥靖公署。在途中，蒋介石坐在孙铭九、谭海中间。开始，他们一言不发。后来，他们给蒋介石披上大衣，却被拒绝了。孙铭九劝蒋介石说：“委座，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从现在起，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您打算怎么办？抗日是中国的紧迫任务，这是我们东北军将士的一致要求。您为什么不打日本，反下令要我们打红军呢？”蒋介石回答说：“我是中国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我是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自己。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关进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向任何人投降。”

此时，杨虎城将军的部队攻克了西安宾馆，逮捕了蒋介石的所有军政大员。他们中有军政部副部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豫皖赣边区剿共司令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29军军长万耀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等。这些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软禁在西安宾馆。

早晨9时许，蒋介石被安置在西安新城大楼。张学良立即前去探望，见到蒋介石就道歉：“委员长，让你受惊了。”少帅表示，希望和他谈谈救国大计。然而，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如此兴兵动戈地抓他，肯定是不怀好意，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故作镇静，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蛮横而色厉内荏地对张学良说：“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

“我当然是委员长的部下！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拥护委员长抗日。”张学良诚恳地说。

“既然是这样，你立刻送我到洛阳。否则法币、公债都要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就无从说起。”

“委员长，”少帅说，“我们总得商定一个办法以后再送你回去。”

“你不要再说了！你既然不听我的命令，不马上送我走，那就任凭你怎么办好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和你讲。”

“委员长，”少帅还想劝劝蒋介石回心转意，可是无论他再说什么，蒋介石只是伏在桌子上，捂着耳朵耍赖。

张学良见此情景，只好告辞。他与杨虎城将军联名发出事先写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当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安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安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这日中午，张学良神采飞扬。他得知邵力子夫人受伤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杨公馆。此前，邵夫人已被杨虎城从医院接到杨公院“止园”，以“扣押”之名将她保护起来。少帅见到邵力子首先就是道歉：“老大哥，学良很是对不起你，预先未和你们打招呼，害得嫂夫人受了伤。现在又把你们限制在这儿，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能不这样做！兵谏，实在是逼不得已……”接着，少帅又把他和杨将军扣蒋的意图告诉了邵力子，并解释：他俩深知省主席邵先生一直拥护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主张国共合作，共救国难，是会同情支持这次事变的，但怕日后连累邵主席，所以未能事先向其透露兵谏消息。以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切责任由他们两人承担。

尔后，张学良叫应德田和刘鼎共同起草以张、杨的名义给陕北中共中央的电报，说明蒋介石已被扣留，八大主张已经公布，请派代表团来西安，特别约请周恩来先生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表示可派飞机前往肤施迎接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刘鼎于当日（12日）上午将电报发出。

12日深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委员长，以建千载一时之功。李兴中将这封匿名信交给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看罢信后，意识到绥靖公署内部情况复杂，这里不适合蒋介石继续居住。为防备不测，张、杨两将军经商量，决定把金家巷张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打扫好，把蒋介石秘密转移到此处居住。于是，13日夜10时。张学良命令刘多荃、孙铭九和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去接蒋介石到高桂滋公馆。蒋介石见来人个个手枪插腰，深更半夜让他迁居，以为凶多吉少，霎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说：“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我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决不到别的地方去。”

孙铭九、宋文梅再三向蒋介石解释迁居的目的，可是蒋介石怎么也不相信。他索性耍赖，钻进被窝，把头蒙起来不肯迁居。此时他突然想起：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带白凤翔请自己召见。蒋介石顿有醒悟，原来所谓召见实为认人。对此，蒋介石怀恨在心，总是耿耿于怀，称之为“照相”。他常和人说：“张学良多可恶，事变前他竟叫人给我照相！”

12月13日早，西安《解放时报》发表了《张、杨对时局宣言》。

同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话：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

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好些时间，很觉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地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地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的我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地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

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内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无奈四周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和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第三种办法。采行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几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于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点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做，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查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己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既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可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定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人因工作忙，目前不能常到总部，总部事请由董参谋长多负责，希望各位都切遵董参谋长的指导。至于诸位有什么意见，请用书面报告我，我当很虚心地酌为采纳。

扣蒋免不了波澜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与杨虎城等19人联名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各院部会等，提出八项要求后，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宋美龄。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帽（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张学良这封信的主旨是向宋美龄说明西安事变的苦衷，希望得到她的理解。

当时，宋美龄正在上海。是孔祥熙最先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告诉了宋美龄：“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此时，宋美龄正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寓所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忽然闻听丈夫生死不明，有如晴天霹雳，立即昏了过去。当她清醒过来，当夜即与孔祥熙及端纳匆匆返回南京。此前，南京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剥夺张学良身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国民政府并下令拿办张学良。13日，宋美龄接到少帅电报，读电报全文后，下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变。于是，她力排众议，主张对事变不采取“急剧之步骤”，随即决定派端纳及黄仁霖赴西安，查明情况。同日，宋美龄复电张学良云：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

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谅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别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蒋宋美龄叩。元。

宋美龄为更有把握，将这封电文又以书信形式交给将动身到西安的端纳，请他亲自交给少帅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致孔祥熙电报打到南京。此时，孔祥熙正在上海，从电话中得悉少帅电报内容，便立即复电给张学良，肯定少帅“爱友爱国”，发动事变事出有因，“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词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孔祥熙最迫切的是要和张学良建立无线电联系，以随时谈判。孔祥熙在电报里说：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勋鉴：奋密。返上各电，未知得达否？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待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讯，而免延误。伫盼电复荷。弟孔祥熙叩。元秘。印。

同日，孔祥熙又致张学良一电。他知道要和平解决事变，必须先消弭这一情绪，故在电文中努力为蒋介石对日政策辩解，说明少帅和群众的要求，“仅有时之不同决非宗旨之异趣”。他对张学良的兵谏有婉转的批评，但同时又表示体谅，要求少帅持以冷静，从长计议匡时救国各种问题。

翌日，即12月14日，孔祥熙又致电张学良：他最担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也担心发生内战，因此以身家性命为担保，要求放蒋介石回南京。他懂得这不是轻易可做到的，又提出第二方案，即由陕西方面派代表，或允许蒋介石的随行人员蒋作宾、邵元冲等随端纳返南京协商。

12月15日，张学良见孔祥熙多次来电表示和平解决事变，乃复电给孔祥熙：

南京孔院长庸之兄勋鉴：

元秘、文亥、汉密、寒晨先后奉到。端纳来，获诵尊函，并聆所述，殷殷筹国，至佩荩怀。介公委员长安全无恙，起居如常，特盼释念。弟等此举，绝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尊论救亡须举国一致，极佩卓见。弟等此举，正所以要求一致。至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弟等抗日主张，敢信万分纯洁，决不愿引起内争。如有违反民意，发动内战者，自当独负其责。弟等绝不敢多所顾虑，只图自全，坐视国家民族危亡而不救。沥胆直陈，详由端纳函达。承询通电一节，弟于京沪原设两台，皆可随时应用，并祈赐以维护，俾资便利。又为各方澈底明了真相计，欧亚飞机之京陕航程，请饬即日恢复，此间必负责保护。救国之愿，彼此所同，开诚指示，至所祈祷。弟张学良。

张学良以此电报严正申明：“弟等抗日主张，敢信万分纯洁，决不愿引起内争，如有违反民意，发动内战者，自当独负其责。”从而给某些不顾民族大义，企图混水摸鱼者以严厉警告。

12月17日，孔祥熙给张学良发电，口气较以前强硬，有“劫持领袖愈久，吾兄所负责任愈重”，“悬崖勒马，及此不迟”等言辞。孔祥熙虽然态度转趋强硬，但仍尽力争取和平解决事变，其方法之一是动员张学良的东北军故旧和少帅亲人出面劝说。他曾邀请前吉林省省长王树翰由北平来南京，与前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入陕晤商。同时二王又致电于凤至夫人，请其率子女由英国拍电到西安，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日，孔祥熙为王树常、王树翰去西安致电张学良，请求少帅应允。

张学良对孔祥熙发动的攻势借机利用，向故旧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因，争取同情和支持。12月18日，张学良致电孔祥熙，复述致王树翰、莫德惠电文大意。电云：

南京财政部孔部长庸之兄勋鉴：

秘电悉。斗密。庭午、维宙两兄来陕，至所企盼。其来电迄未收见。弟前致维宙、柳忱一电，未审得达否？该电大意，略谓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否则，救亡无方，空言商洽，非弟本意云云。恐前电有失，请兄再将此意转达庭午、维宙两兄为盼。再，兄之“寒”、“寒秘三”、“成秘二”三电均奉悉，倍承关注，尤深铭感。日内子文、墨三两兄即将来陕，似无庸再由雨岩、翼如两兄传达意旨矣。并闻。弟张学良叩。

张学良在电报中，希望孔祥熙将这份电文大意转告王树常、王树翰，实际上是说给孔祥熙等人听的。少帅希望南京政府拿出实际行动来。

12月17日，国民党中央军第28、36、57等师进入潼关，空军轰炸三原、富平。张学良面对南京讨伐派的气焰，毫不示弱，于19日又电孔祥熙：

孔院长庸之兄勋鉴：

咸、洽两电均敬悉，濮密。前电拍发稍迟，致劳切念，复承拳拳故旧，再三见救，至感。铭三兄到京，想已悉此间真况。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决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弟之部队，初未前进，而中央军进入潼关，占据华阴一带，反诬此间准备攻豫，抑何颠倒事实之甚耶？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谁负其责，自有公论也。特复。弟张学良。

张学良在电文中再次声明：自己的行动出于抗日，并非有其他目的。同时表现出威武不屈、对正义和力量的信心。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事变的有关消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广播电台采用强大的电波进行干扰；切断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都受到严格检查或删节，有些报道则是流言蜚语。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宋美龄无法考虑解决对策。为此，她需要尽快与西安沟通对话。她让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少帅指定一处电台，以便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她发电报给张学良，说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

12月14日上午，刘鼎的报务员彭绍昆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周恩来一行人16日可到肤施。原来，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请中共方面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张学良急切地盼望着中共的反应并希望得到中共的配合，要刘鼎随时准备用他的专机去迎接中共代表团来西安。

这天下午，宋美龄得到少帅的答复：允许端纳来西安。于是，宋美龄派蒋介石顾问端纳带宋美龄给少帅和蒋介石的信，乘飞机到了西安。

当天晚上，西安广播电台向社会各界广播张学良的主张：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主权，日本基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沦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青年爱国。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

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置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坚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大家只知做官，自然有改组的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渚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并，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昭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地向全国人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我们愿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好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

端纳是英国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与英国的情报机关有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是张学良的顾问。少帅被迫下野出国期间，端纳又当蒋介石的顾问。他与少帅的关系很好，亲自将宋美龄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宋美龄在信中说，希望少帅本着以往和蒋介石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张学良看罢信，向端纳详细地介绍了这次事变的意图，郑重地说：西安的行动，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委员长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还是拥护他做领袖的。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介绍之后，对少帅的主张表示赞成，愿竭力劝蒋介石转峦。

尔后，张学良陪同端纳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理办法，把宋美龄夫人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从信中知道：“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原来，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陷入明争暗斗的混乱之中，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明令讨伐，趁机把蒋介石置于死地，以取而代之；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蒋介石亲属集团，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设法营救蒋介石。两派斗争异常尖锐，各行其是。蒋介石看完夫人的信，基本明了南京何应钦派的阴谋，伤感地禁不住哭泣起来。

这时，端纳趁势劝蒋介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的。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位将军的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的心思的一转啊！”

蒋介石听端纳这么一说，感到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想到西安事变两天来，张学良每天都来看望自己，确实没有加害的迹象。他看了夫人的信，又品味了一阵端纳的话，明白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让他迁居的真意。于是，蒋介石的态度缓和下来，答应从这里迁居到安全之处。张学良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很高兴，立即和端纳陪着蒋介石从新城大楼迁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端纳完成了宋美龄委托的使命之后，于12月15日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真相和张、杨的意图及会晤蒋介石的详情，强调了少帅的善意和蒋介石的安全及和平解决的希望。

12月16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举行了群众大会，共同向公众解释了逮捕和扣押蒋介石的原因。少帅在大会上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只身一人乘军用飞机抵洛阳，请求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有的见过，也不太熟。而我之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甚么区别？’而他却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接着又说，“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有和平劝导，用使学生、也可以用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蒋委员长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决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由以上两项事情看来，我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最后，少帅说：“我们现在把我们的主张清清楚楚地拿出来，清清楚楚地报告给全国民众。同胞们！我们只求实现主张，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场，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

这天，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极力主张出兵西安，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宋美龄无可奈何，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只好请端纳再赴西安，请蒋介石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等人以讨伐西安为名的军事行动，以便顺利地进行政治协商，加速营救蒋介石的进程。

翌日，端纳由洛阳飞到西安，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明此行目的。张杨两将军同意由蒋委员长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等人进攻西安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对此答应考虑并与张学良商定第二天写信，派蒋鼎文送信到南京。但是，蒋介石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想利用南京“戏中有戏”的军事攻势，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为此，他亲笔写下电文：“敬之吾兄：闻昨天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蒋介石下达手令之后，向张学良提出要求：在三天之内，他要返回南京。少帅向蒋介石说明，这么短的时间有许多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希望把回南京的日期推延几天。蒋介石坚持己见。无论如何也不改变回南京的时间。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急变。在这样的局势面前，应当怎样做才能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呢？张学良和杨虎城事先考虑得并不周全，眼下他们又没有明确的、尽量减少偏差的方针可依。他们都期待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后研究解决。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12月15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位领导人率罗瑞卿、童小鹏等人从瓦窑堡出发，于16日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到达肤施。

17日晨，少帅致毛泽东、周恩来电：

东、来兄，电均奉悉。联军以抗日救亡之目的现集结主力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以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宗南）、毛（炳文）等施行戒备。希贵军主力驻环县、豫旺以北地区，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对胡、毛、曾（万钟）、汤（恩伯）等，不使其联络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李宜（张氏代号）筱子

12月17日下午，中共三位代表到肤施保安。他们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东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刘鼎带一名美国驾驶员驾自己座机到肤施，把周恩来一行中共代表团接到西安。周恩来等人下飞机后，被送到金家巷涂作湖木匠家里小憩。而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张学良公馆内下榻。

这天晚上，张学良在公馆中间的大屋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欢迎晚宴。

在宴席上，少帅第一句话就问周恩来：“美髯公，您的胡须呢？”

周恩来听罢，作了一个潇洒的手势说：“剪掉了！”少帅感叹道：“那太可惜了！”

晚宴后，张学良和周恩来到大屋东边室内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少帅表示：在团结抗日的问题上，他怎么劝，蒋委员长就是听不进去，顽固地坚持错误政策，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内战，逼迫东北军、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消灭红军；不捉蒋，就无法使他改变，内战就不可能停息；捉蒋，就能促他反省，逼他停止内战，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现在已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少帅主张只要蒋委员长答应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蒋并拥护其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就是我们逼蒋联共抗日的方针。

周恩来听了少帅的观点，同意张将军的分析。他说：西安事变的手段虽然是“军事阴谋”，但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国共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又说：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的前途，应该争取西安和南京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矛盾，走团结抗日的前途，必须反对新的内战；另一种可能是杀掉蒋介石，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内战，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周恩来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深表同情，决定对张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给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彻底实现。

在这次谈话中，张学良与周恩来还研讨了一旦南京进攻西安时的防御战。周恩来说：如果南京军队进攻，必须给予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扩大内战，而是为了阻遏内战，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12月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将军会晤。杨虎城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抱有疑虑，怀疑蒋介石是否同意抗日，更担心蒋介石的报复。但经过周恩来的分析解释后，杨虎城也表示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张学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大计已定，认为必须迅速实行，及时谈判，即刻解决，早日放蒋，以卸下这系天下安危之重担。然而，蒋介石借口脊骨跌伤，每天躺在床上，火气频发，致使解决事变的谈判无法开始。根据这种情况，张学良给宋子文打电报，请他来西安协助蒋介石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

12月18日晚，张学良陪同周恩来来到蒋介石住处晤面。当周恩来进入蒋介石的住室向他友好地问候时，蒋介石吓得脸色发白。因为他为了取得这位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人头，曾悬赏8万元。他认为自己会受到“公审”，然后被枪毙。

蒋、周的这次会晤是简短的，礼节性的。

周恩来告辞后，少帅留下来陪伴蒋介石。

“汉卿，”蒋介石捧着小茶壶边取暖边喝，“前几天你说过，自从出国后是怎么转变过来的？”

“这个，”少帅向火盆里加进几块木炭后，面对着蒋介石坐下说，“您当然很清楚，直到1931年为止，张学良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可是到了九一八，我就惨了！”张学良朝蒋介石苦笑道，“不抵抗的罪名是搁在我头上的。它毁了我，却救了您！您正在动荡的政权复趋稳定，重新开始歼灭红军了！直到热河失陷，您和我说，咱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下台，否则在全国百姓面前没法交代，为了您，我引咎辞职，到欧洲考察。我戒了毒瘾，回国后一身轻松。弟兄们都说我简直是变了一个人，真的在实践回国以后的誓言——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东北！那一段时光，您在我的心目中没有失掉信任，现在也是如此，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有对您的忠诚有过动摇。这次兵谏，我是希望您领导抗日，收复东北，再也不要发生不抵抗而失去领土的悲剧了。有一点您可能现在还不清楚，东北军兄弟们同红军打了几个月之后，不但没弄清您‘剿共’的目的，相反倒认识了您所谓的‘共匪’是一支爱国、抗日的队伍。尤其是去年10月至11月间，我们在西北吃了几个大败仗，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被红军俘虏的弟兄们，经过红军的‘抗日教育’，又被释放回来，他们说……”少帅说到这把话停了下来，看了看蒋介石。

“他们说什么？”蒋介石问。

“这，”张学良略有所思地说，“您不必生气，红军的抗日教育是十多万东北军弟兄喜欢听的，您就不要问了。总之，红军的话极为简单，没有什么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只是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军人打日本鬼子去！”

蒋介石听到这，说：“共产党又是那一套！又是那一套！”

张学良说：“您说过，对共产党的看法改变了，可人家说什么话，您都听不进去，这怎么成？拿我来说吧，学良是同情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近年来，我曾和来西安找我的大学生说：凡是抗日的学生，无论政治信仰如何，我都欢迎来西安工作。您知道，各地政府是不允许抗日宣传的，而在陕西，抗日宣传却得到了鼓励和保护。您如果怀疑这是共产党教我这样做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说实话，共产党的抗日是全面的，他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们不仅是这么说，而且是这么做的。而我张学良的抗日，只不过是为了收复东北，以雪个人之耻。您把延安描绘为魔窟，把共产党说成是魔鬼。您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弟兄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把延安描绘成爱国志士的圣地，共产党人如何组织民众向抗日目标挺进。事实表明，共产党不是东北军的敌人，是东北军的友军。”

“哼！”蒋介石冷笑道，“于是，我就不是你们的官长，却变成你们敌人！”

“您不能这样认为！”张学良微笑着说，“自从您答应周恩来先生他们一致团结抗日时起，您还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从来也没有把您当敌人看待。”

“汉卿，”蒋介石沉思片刻，叹息道，“哎，过去了就不必提了，问题是以后。”

“您说的对！关键是以后，我们要把主和派、妥协派、投降派统统收拾了，不要让他们再败坏了您的名声！”

“不，不是这个意思。”蒋介石摇头说，“我是说，以后我的名誉、地位怎么办？我这次在西安，在你的手里栽了个大筋斗，我以后怎么……”

少帅听蒋介石这么说，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蒋介石见状，几乎是声泪俱下。他说：“汉卿，你看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我是领袖、委员长，这么高的地位，让你们来这么一下子，翻了船，我什么都完了！”

“不会的，您不要这么想。”张学良安慰说。

“我怎么不这样想啊，以后我怎么回南京？天下人怎么看待我这个委员长？他们会嘲笑、讥讽说：瞧呀，蒋某人就像一条狗，给张学良打了一顿，又夹着尾巴逃回南京了！姓蒋的开口闭口是礼义廉耻，可如今让部下捉弄了，他不也没办法，忍着吧！”

张学良听了这席话，在蒋介石面前有些无地自容，再也忍不住了，说：“您别说了，以后谁这么讲，我同他拼了！”

“你同谁拼啊，南京连代表都不派，分明是要把我置于死地。他们散布我的流言蜚语，能和你说吗？我算是认了。我回南京后，我的地位被你们砍倒了，我发出的抗日命令谁还听？”蒋介石说到这儿，伤感地痛哭起来。

“汉卿啊，你把我枪毙了吧！”

张学良被蒋介石哭得手足无措，心在剧烈地跳动，不知怎么说才能安慰蒋委员长。他面对这个瘦骨伶仃、涕泣呼号的领袖，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想：要对委员长有所表示，给他人以一个姿态，为领袖挽回一些名誉、面子，日后好统帅全国抗日。于是，张学良对蒋介石说：“我是个军人，说一不二，只要您真心抗战打日本，您回到南京，下令怎样处置我都行！”

蒋介石听这话，抬起头，抹了抹泪水说：“汉卿，你说什么孩子话！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你的举动虽然轻率鲁莽了，但是动机是为了抗日，为了收复东北，也没有加害于我，我怎么能加害于你呢？我要是处置你，我这个委员长叫天下人怎么评说？”

“委员长，这是我的真心实意！”学良激动地说，“为了使您的声望更高，权力更大；为了抗日，收复东北，我宁愿学廉颇负荆请罪，在天下人面前表达你我之间的清白与伟大！让天下人知道，我张学良这次兵谏纯粹是为了抗日，绝无个人企图！让天下人看看，您回南京就发令抗日，不愧是中国的贤明领袖！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可以陪您到南京，我说到做到！”

张学良和蒋介石谈话后，就准备实现自己说的话。他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送他回南京。12月19日，他在回答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提问的电报中说：

《泰晤士报》用以谴责我扣留委员长的谩骂及不正确的评论，已经拜读过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将涌起同样的谴责，因为大家不了解当时逼迫我扣留委员长的处境，不了解我此种举动的真实原因。我未曾替用武力扣留别人者辩护过，更不能为扣留身居高位的委员长的举动辩护。我因此深觉抱歉，因为当时特殊处境强迫我做出这样的事。

事实并不是如《泰晤士报》所攻击的一样，我没有“个人的野心”，没有“争取较好条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员长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动机。这事情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的政府明确地改正现行的国策，实行武装保卫我们的国家，断然停止在不断的内战中千百万中国金钱、中国人命和中国财产的耗费，停止围剿所谓“赤匪”，他们虽然见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我们的国家。……我们已受尽国人的责备，我没有回避责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没有力量发动全国的抗战……但我们渴望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敌人，不要攻击中国的民众。国军迄未移动一步去实行抗日，但它为要进攻我的动员却像飞风一般的快，当敌人正在我们国境内的时候……我们切望着委员长的领导，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他的权力被人剥夺……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伤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他所以未恢复自由，这不能责怪我们。我在星期一的晚上电请南京政府派员听取委员长的意见，跟他商讨阻止内战爆发的必要措置……委员长跟我们一样一直等待着京方派员来此处理这件事情，使委员长能够回京复职，但还没有等到。这事情竟迁延得这么久，实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则委员长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还在等待着，他在这里受人尊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且有端纳先生陪他住在一座新式房子里，没有谁去搅扰他。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说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

张学良启

12月20日，宋子文不顾南京方面的阻拦同端纳及随员陈康齐、陈凤扆同机到了西安。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了面，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及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向宋子文明确声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政治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释放蒋委员长回南京。

12月23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了，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4省，我们的察北6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的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

12月21日，宋子文急匆匆地返回南京，向宋美龄通报了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的晤谈情况。翌日，宋子文又与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到机场迎接。宋美龄下飞机后，对少帅说：“汉卿，我带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说：“夫人请便，我不检查就是了。”说罢，请宋美龄一行上了汽车。当戴笠上车时，张学良让卫兵将他身上的手枪缴械保存。宋氏兄妹一到，蒋介石立即委托他们为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提出对谈判商定的所有款项，均由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不做任何书面签字。

谈判内容大致以八项主张为根据，归纳成六条：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增加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此外，谈判还通过了两项：一、关于对红军的接济，宋子文答应由周恩来、张学良商定后，他保证拨发；二、关于西北善后，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主持。在谈判中，由于双方都急于解决事变，所以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项要求。西安方面同意释放蒋介石回南京。谈判一直到12月24日上午才告结束，至此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在会谈议程中，张学良将军提出“放蒋”的问题，与会人几乎都同意。但是12月23日，设计委员会开会时，大家对“放蒋”的问题一致意见是：蒋介石不做可靠保证，不能匆忙草率地放他回南京。

设计委员会认为蒋介石必须保证三条：一、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必须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撤走，解除对西安的威胁；二、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以取信于全国人民；三、谈判通过的条款，必须由蒋介石亲笔签字，公诸报端。如果这三条得不到保证，绝不能释放蒋介石。会后，设计委员会召集人高崇民把上述意见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作了汇报。

这天晚上，应德田来见少帅。张学良问他对“放蒋”的事情有何看法？应德田说：“副司令，没有保证就放，空口无凭，他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双十二事变岂不白变了一场？”

张学良说：“你的看法，我觉得不对！你们提出的保证，他不见得能答应，即使勉强答应了，也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逼迫的结果。你想，这样的保证还有什么可靠性？有什么价值呢？从一开始，他就声明他不在谈判的决定上签字，以个人的人格作保证，你硬逼着他签字，以为签了字就万无一失了吗？他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应钦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了，我们怎奈何于他？释放上海七君子的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我们做事，必须能放能收，自己做的事必须自己了，不能两手捧着刺猬放不下。阎锡山要派赵戴文来，还不知道卖的是什么药。”少帅说到这，拿出21日阎锡山拍来的电报，又继续说，“他以前来的电报内容，你几乎都知道。我们不能把放蒋这件事做得好像是听了什么人的主意、照别人的支配行事，要让人家看出是我们自心的诚意。你知道，我们内部也有问题，杨主任方面的冯钦哉就靠不住。这是关系重大的国家要事，非同儿戏，事不宜迟，万一出了岔头，谁担得起！”

应德田说：“副司令，尽管如此，我认为放蒋也不应过急，有保证总比没有好。如果他签了字能够不算数，他的人格又能做什么保证？签字是实在的，不承认不行，人人看得见。口头上的人格保证是无形的，一口否认，我们连根据都没有。当然如改组政府和召集救国会议等须他回去后才能办得到，但是有的现在就可以着手解决。即刻释放七君子，这并不难，放了，全国都知道了，可以提高他的威信，他也不好再把他们抓回来；他想再抓，也不一定就轻而易举地再让他抓到。他如果那样背信弃义，必将遭到国人的反对。中央军退兵问题也是这样。还是在他答应的条件上有他的亲笔签字的好，这样他想反悔也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他变卦，不履行决议，更可以看出他出尔反尔，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有他的签字，我们就能争取到广泛的信任和支持，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当然不应该老是手捧着刺猬放不下，但必须有了可靠的保证而后放蒋，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确实的结果。”

这时，张学良将军显得很急躁，问应德田：“如果这些保证委员长一条也不答应，你怎么办？”

“那样，我们就不放他，一直等到他答应为止！”应德田肯定地答。

“那怎么行！”少帅很不高兴地说，“那一定要搞出大乱子来。我决定要尽早地让委员长走，你不要想不通。我还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呢。”

应德田听了少帅这席话，心头猛然一震，急切地说：“副司令，这怎么行？这太危险了。您亲自送他，到南京就很可能回不来了，这里怎么办？”

“你不懂，”张学良解释说，“委员长是领袖，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我们说抓就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使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要知道，我们今天不但应当好好地放他回去，而且以后还拥护他做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就不至于反悔了。你担心的是怕他不放我回来。我想他不能，他那样做还有什么信用？我们东北军能让吗？这里的三位一体能答应吗？只要我们东北军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团结一致，他不会不让我回来的。就是真的有些危险，我想应该首先看我们做得对不对，不应该首先看本身有无危险。我们发动这次事变，何曾只顾本身的利害？只要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好处，于联共抗日前途有好处，就是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措。”

“副司令，您说的当然有道理，”应德田还是担心地说，“但这次事变古今所无，是副司令为国策的转变，为救国，为抗日，也可以说是为爱护委员长，使他走上救国大道而显示出的赤胆忠心。但委员长的为人，副司令是知道的，他能这样理解吗？他这次在西安受了这样的折磨，是委曲求全。他不会甘心的，他能不想办法报复吗？为国家，为民族，个人的安危当然应当置之度外，但是不是非要副司令亲自送他不可，副司令应当想到这一层。您到了南京，他不放您，到那时，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呢？”

此时，少帅非常激动地说：“照你这么说，为了避免他扣留我，就只有不送了。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他邀请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能采取措施扣留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都能办到的如果我因此而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放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要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留我吗！”应德田见少帅的态度如此坚决，一下子想不出更充分更透辟的道理来劝阻他，只好说：“副司令，无论如何亲自送他是不妥的，请副司令再三考虑，千万不要大意，以免为此后悔莫及。”

在“放蒋”和“亲自送蒋”的事情上，孙铭九等人也曾努力劝阻少帅，仍不能使张学良改变初衷。为此。张学良在12月24日下午，召集设计委员会和部队中一些较高级干部在他的公馆会客室里，当众说明“放蒋”和“亲自送蒋”的理由，反驳了三项保证的提法；说明他亲自送蒋，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敢再讲什么怪话；可使蒋介石对于所答应的条件没有反悔的余地。与会者听了少帅这席话，知道副司令决心已定，只不过是走的日期未定罢了。大家虽然同意放蒋，但还是不同意没有具体保证就放蒋的做法。

在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前夜，即12月24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举行告别宴会。

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师级以上将军；蒋介石、宋子文及其随行人员；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神情威严的张学良首先站起来，高举酒杯，激昂地说：“委员长、周副主席、诸位兄长，你们受惊了。我采取的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口饮尽，眼里饱含泪花，然后激动地将高脚杯摔碎在地上。

接着，周恩来向众人敬酒说：“委员长，汉卿和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张、杨两将军的行动，在促成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站起身来，举起斟满酒的高脚杯，第二次向众人敬酒：“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有了志向就要努力去实现。我有我的志向！”少帅说到这儿，泪水沿着面颊淌下，一只脚猛地踩上椅子，激昂地说，“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过‘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军人更应当有‘中国不亡有我’的气魄！”说到这，少帅将酒一饮而尽，又一次将酒杯摔碎在地上。

当宴席进入尾声的时候，张学良端起酒杯，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件发生。希望委员长回到南京，说到做到。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少帅举起酒杯痛饮而尽，蓦地又将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见少帅如此激愤之情，非常尴尬，沮丧地说身体不好，酒也不能喝。

这时宋子文急忙接酒杯代蒋而喝。

12月25日早晨，宋子文接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给他的一封义正严词的联名信，向宋提出商定的条件只由“领袖的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否则决不“放蒋”。宋子文看罢信，大吃一惊，赶紧把信送给蒋介石、宋美龄。蒋宋夫妇两人看了也很害怕，叫宋子文马上找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们表示：回南京后，保证立即命令中央军撤出潼关。

这事发生后，张学良心里很是焦急不安：他最担心的是怕部下节外生枝。他知道，自己“亲身送蒋”的计划一时难以说服部下；对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又绝口不答应签字。少帅感到如果再拖延时间，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他只好去找杨虎城商议。少帅说：“现在不送委员长走不行了，夜长梦多，恐怕会出乱子，我决定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

杨虎城对张学良将军的决定不由一怔，表示坚持反对“亲自送蒋”，担心他被扣留；如果真发生这事，那么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的团结、西安的好形势也将削弱或瓦解。张学良听完杨虎城的话，向其解释，不能不想到意外的发生，万一蒋真的出了差错，结局就不可收拾。最后，杨虎城被少帅的真诚所感动，同意了他立即送蒋回南京的主张。杨虎城问少帅几天返回西安？张学良回答：“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五天，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东北军就完全归你指挥。”少帅说到这儿，急忙写下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即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臣（城）代理余之职。

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立刻“放蒋”，唯恐部下知道后进行阻拦，所以这个决定谁也没通知。两人商量，下午3时半送蒋介石到机场。然后，少帅乘空隙时间驾车急驰回到公馆，向赵一荻简单地说明情况。

赵一荻一听，坚决不同意：“你不能去，绝不能去南京！到了南京就是委员长的天下了！”

“宋子文说了，他担保我的安全不会出问题！我决定了就得去做！”张学良说完，忽匆匆地到爱子闾琳床前，在正在熟睡的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急匆匆下楼。

张学良把车开到蒋介石夫妇下榻的公馆。下午3时许，蒋介石、宋美龄走出公馆，少帅与蒋介石夫妇同车；杨虎城和宋子文、端纳乘另一车。他们悄悄地离开玄凤桥高桂滋公馆，向西郊飞机场飞驰而去。

此时，西安东门里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里，仿佛一下子空落沉寂下来。赵一荻忧虑重重地坐在沙发里，不知如何是好。她后悔，为什么不阻拦张学良去南京。猛然间，她想到：这事应当问问周恩来先生，也许他能有办法劝阻少帅去南京。这时，少帅警卫营长孙铭九已在周恩来处，向其说明张学良的去向。周恩来惊愕地说：“他是几时走的？”孙铭九说：“现在快到飞机场了。”周恩来焦急地说：“现在有车吗？咱们到机场去！”

这时，赵一荻打来电话，向周恩来说明情况。周恩来说：“我们不多说了，我马上去机场。”周恩来放下电话出门，正巧孙铭九带车来到门口，周恩来上车后，车便向飞机场急驰而去。

张学良、杨虎城送蒋介石到了飞机场。当蒋介石看到飞机场有一大批学生和群众时，心里很不安。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在等待欢迎绥远抗日将领傅作义的，便向张学良、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担保，我再讲一遍。”于是，又再次重申了六项诺言。下午4时，上机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我回到南京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你同机去不是很尴尬吗？你就乘自己的专机去南京吧。”这样，蒋介石夫妇和端纳同乘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紧随蒋介石之后飞往洛阳。

这时，周恩来赶到飞机场，眼看着蒋介石、张学良乘坐的飞机相继飞上天空。周恩来仰望着飞机，慨叹道：“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队列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呢！”

此时，西安事变设计委员会正在开会，高崇民把高级将领反对无保证就放蒋介石的意见作了报告之后，大家正在进行讨论。当他们得知张学良副司令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真是晴天霹雳，众人立时目瞪口呆，相对无言。杜斌丞捶胸顿足地说：“天地间竟有这等事，我是不是在做梦？”说罢，他失声痛哭起来。而王菊人却愣愣地瘫软在座位上，一时动弹不得。大家都感到头脑昏沉，不知如何是好，会议无法开下去了。

当天晚上，蒋介石、张学良的飞机在洛阳降落。他们住在洛阳军校。蒋介石向张学良保证履行诺言，要求他给杨虎城发电报，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位大员。当日夜，西安的杨虎城将军便接到了有张学良署名的有上述内容的电报。

杨虎城将军立即召开了各方面将领参加的讨论会。会上，杨虎城主张暂缓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等张学良将军回西安后，再由少帅做主决定。然而，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立即释放陈诚四人，说“人情送到家”，将其余的十几名南京要员也一齐释放。对此，杨虎城本应坚持反对，但因为王以哲、何柱国是东北军将领，出于维护团结，只好勉强同意释放陈诚四人。

当孙铭九和应德田得知释放陈诚等四人后，再三请求王以哲将军考虑这样做的后果。王以哲则不高兴地批评他们说：“你不要太多心，张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我怎么能不办呢？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还遵从什么呢？”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在洛阳电传陈布雷，让其为他起草《对张、杨训词》。当日中午12时20分，蒋介石由洛阳飞抵南京机场。到机场等候欢迎蒋委员长归来的有南京党政军重要官员。当蒋介石从“美龄”号专机上走下来的时候，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还是强作笑脸，与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并脱下礼帽向文武官员频频点头，以表示对大家的感谢。他立即发表声明：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受到他伟大人格的感召。才送他回南京的。最后，宋美龄挽着蒋介石的左臂，坐进轿车驶回蒋公馆。

第六章　少帅被幽禁，夫人知己情谊深

张治中一探少帅，蒋介石“严加管束”

张学良和宋子文乘飞机抵达南京，是在蒋介石到南京两个小时之后。少帅下飞机时，机场前热烈欢迎蒋介石的场面已不存在。这时的机场已是戒备森严、刀光剑影了。

张学良的身后跟着四名卫士和宋子文并肩前行，然后乘轿车，在军警特务汽车队的护送下驶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

宋子文把少帅让到一间宽敞舒适的房间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便出去安排其它事情去了。在此，蒋介石给张学良配备了随从秘书、副官卫士等11人，他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少帅气势仍在。

12月26日，张学良独自在屋里，一边吸烟一边思考。突然，房门被敲了几下。门开了，只见宋子文乐呵呵地说：“汉卿，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张学良定神一看，不阳惊喜地迎上去：“文白兄，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于是，他俩热情地问候，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原来，少帅称的“文白兄”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正在苏州秘密研拟京沪区抗日战争计划，闻讯张学良已到南京，暂居宋子文公馆，便急速驱车赶来探望。这天中午，他听说蒋介石一下飞机就立即发表了《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从表面上看，委员长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但从话语中，不难听出背后潜伏着的杀机，从心里为少帅的安全担心。张治中与少帅简单地寒暄之后，张学良开口道：

“文白，我希望能早点回西安，那里情况极端复杂，我不回去，是一定要发生乱子的。”

“是的，汉卿，不过你刚到京，还是暂时放宽心，免得影响健康。”张治中安慰说。

接着，张学良谈到：蒋委员长已经答应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非好好准备不可。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形势危急，我也非早日回去不可。最后他还提出：西安事情，临行前虽然委托给虎城全权代理，但终非长久之计，请文白兄向委员长转达我张学良的要求，早作决定。

张治中说：抗日是没有问题的，全国军民是这样的，政府态度也已明朗，再说委员长也有诺言，不过事关重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决定的。

张治中最后表示，他一定把少帅的意思代转给蒋委员长。然后，他便匆匆向张学良将军告辞了。

12月26日夜，蒋介石让宋子文找张学良，劝其应有认错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为早日回西安，即向蒋呈文：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请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学良谨肃。十二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为了不使张学良起疑心，随即宴请了张学良，对他呈文请求处分之事只字不提。

张学良睡至半夜，外面响起枪声，接着是一阵嘈杂声，他拔出手枪，想出门看个究竟。一个卫士匆匆来报：“军统局的人把侍卫都缴械带走了，公馆四周都换上戴笠的人。”

张学良听了大怒，正要冲出门，却被一个陌生的军人拦住。他向张学良恭敬地行了军礼，然后报告：“我是中校副官刘乙光，奉戴局长之命前来保护副司令的安全。”

“我要你保卫安全了吗？”张学良怒火中烧气愤地说，“快让戴笠来见我！”

“副司令，戴局长没来，他有信让我带给您。”刘乙光说着，双手将信呈上。

信上写道：

张副司令汉卿兄钧鉴：弟此次赴陕，承蒙礼遇，不胜感激。今奉委员长手谕，负责兄之安全保卫，为避免外界滋扰，委员长嘱兄闭门谢客，暂于宋公馆小住，兄之侍卫弟已妥善安置，另派副官刘乙光听候调遣，冒犯之处谅察，恕罪，弟戴笠叩。

张学良在宋公馆住了两天，身边有随从秘书、副官、卫士等11人，负责少帅的生活与安全。此间，张学良在行动上还是自由的。张学良曾经要求回西安，但总是被蒋介石以种种理由挽留下来。他常出去拜客，出门时有四辆汽车供其与随从乘坐，前后还各有一辆南京警察厅和军统局派的车跟随。

在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接触中，蒋介石一扫总司令的架子，和张学良亲切交谈，仿佛西安事变的不愉快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每次交谈，蒋介石都表示不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誓言。张学良听了很受感动，觉得面前的蒋委员长是他可以信赖的领袖。此时，蒋介石获悉：西安方面王以哲和何柱国同意把扣留的南京十几名军政要员和50架战斗机及飞行员、技术员、500地勤人员全部释放回南京。蒋介石见张学良失掉手中足以保证他回西安的“王牌”，便准备施行他的下一步打算了。

张学良在南京留居几天后，他的处境开始有明显的恶化：南京的宴会不仅与少帅无缘，甚至舞会也将他排斥在外；他的行动被限制在鸡鸣寺北极阁的宋公馆里。为了消磨时光，张学良只好每天同宋子文夫妇下棋、玩麻将或打网球，常常是心不在焉，错误屡出。

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会议，决定组成高级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然而，张学良对此一无所知。此时，他正在宋公馆接待前来看望他的客人。这天，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匆匆来看望大哥。西安事变前一天，张学良给张学思拍了一封电报，让他火速赶到西安。然而此时张学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前的军事大演习，故不得前往。西安事变当夜，军校学员均已进入梦乡。突然，几个人影窜到张学思床前，未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他的嘴已被什么东西塞住，手臂也给绑起来。他被押回中央军校，秘密关押起来。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思才被放了出来。张学思见宋公馆里宾客盈门，大哥正忙于应酬客人，只好在旁边等着。这时，张学良对四弟说：“学思，大哥几天后就要回西安了。今天我太忙了，你明天来，我有事和你谈。”于是，张学思走了。

27日夜，张学良在致杨虎城的信中写道：

虎城仁兄大鉴：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些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防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大安弟良顿首廿七日夜中

12月28日上午，张学良奉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他刚一进国民政府，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就带着一排宪兵将张学良及其随从包围，并缴了他们的枪。随后，张学良被转移押送到孔祥熙公馆。

这天，张学思如约来到宋公馆与大哥晤谈。宋子文告诉他：张学良将军已转到孔祥熙公馆去住了。下午，张学思赶到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他看到孔公馆四周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人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豪华雅静的洋楼里，窗户被黑纱遮挡得严严实实，门厅旁、走廊上、楼梯口，到处都是流动的军统特务。两小时前，张学良经军事委员会“审讯”后，被押送到这座洋楼二层的一间屋子里。

张学思上前，还没踏进公馆门，就被一把把交叉的刺刀挡住。

张学思对卫兵说：“我是张学良将军的弟弟，请允许我进去看望我大哥。”

宪兵生硬地回答：“这里没有你大哥！走开！”

张学思恳求说：“我刚从宋公馆来，宋子文先生说他转居在这里，求你们给个方便吧。”

宪兵蛮横地说：“告诉你，这里没有你大哥，赶快走开！”

12月2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80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

12月30日，李烈钧、鹿钟麟、朱培德等人组成高级军事法庭准备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在开庭前，李烈钧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道：“审判长打算对此案如何处理？”

李烈钧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之意，但念其能悔改，亲自送委员长回京，望委员长能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这席话，完全是为蒋介石着想，如蒋介石能释放张学良会使国人更加崇拜领袖的宏伟胸怀，然而蒋介石对此却没有表态。

宋子文得知蒋介石要审判张学良，亲自去质问蒋介石：“你说话算不算数？”

蒋介石拍桌子喊道：“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宋子文气得用脚踢门、跺地板，大声唾骂蒋介石背信弃义。宋子文回去后，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得知审判长是李烈钧，认为这次对他进行审判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张学良一直将李烈钧视为长辈。辛亥革命前后，李烈钧一直追随孙中山，曾任元帅府参谋总长。张学良先父张作霖和孙中山的联系就是通过李烈钧才得以实现的。为此，张学良安慰宋子文说：“李老是了解我的，审判能把我怎么样？”

“我也这么看，审判不过是委员长走走过场，审判后马上就会宣布释放你。”

12月31日上午，张学良身穿将校呢军服，佩戴一级上将徽章，腰间挂一佩剑，脚穿乌亮的马靴，在宋子文陪同下，乘车到军事委员会受审。

当张学良一人走进军委会后，一名副官递给他一纸公文，张学良打开一看，竟是拘捕证。他脸色立时大变，感到蒋介石已经食言变卦，便气愤地将“拘捕证”扔到地上。

这天上午9时，审判长李烈钧和朱、鹿两位审判官、陪审官及书记官即席就座。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观众席上人数不多，几乎全是特工人员或南京政府中反对少帅的元老。此外，还有几名记者。

法庭以“反对中央、劫持领袖、危害民国”等罪名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李烈钧审判长宣布把张学良带上法庭。一个副官便走上前，直呼张学良的名字，用命令的口气让他摘下军帽、肩章和腰间的佩剑。对此，张学良火冒三丈，冷笑着。因张学良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所以李烈钧让他坐下。张学良不从，仍笔直地站立着。

李烈钧问：“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张学良答：“我不知道。”

李烈钧翻开陆军刑法给张学良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胆敢出此言？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

张学良说：“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

张学良面对审判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侃侃而谈。他问法庭：“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当然可以。”

“民国2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是的。”李烈钧回答。

“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是的。”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胡说！”李烈钧斥责道，“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能归罪于谁？”

李烈钧对张学良劝告说：“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

鹿钟麟也对张学良劝说：“汉卿，千万勿失良机呀！”

此时，任鹿钟麟怎么劝说，张学良就是不予理会。

李烈钧在法庭上又问：“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是不可能的。机不可失，君其毋悔！”

这时，张学良慷慨陈词：“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侵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好河山沦为敌手。而国人哗然，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数十万部下杀敌之意弥坚，义愤填膺，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众怒平群愤？目前，敌寇对我国土贪婪日甚。我多次请缨不准，而中央置外侮不顾，反同室操戈。我出于广大同胞之谴责，部属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谏陈之……”

李烈钧截住张学良的陈词，拍案警告，令其如实供认自己的罪过。

张学良气愤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夹，取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日军侵略的密电，宣称要当众读出全文。

李烈钧见势不妙，恐怕蒋委员长的电文暴露于国民，乃立即宣布休庭。

片刻过后，李烈钧向全场宣布复庭，声称不再对张学良追讯其余。他向张学良宣读了判决书，主文是：

中华民国25年12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12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25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张学良听了判决书，心中非常气愤，判决书不提其抗日主张，只说“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自己是自愿送蒋回南京的，可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他要申辩。

然而，法庭不允许他说话，强行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审判结束后，张学良黯然走出法庭。尴尬异常的宋子文陪着张学良坐上汽车，驶回太平门处的孔祥熙公馆。

1937年1月1日，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学良将军告东北将士书：

危机四伏，困苦艰难的民国25年，已如逝如水般地飞去；关系民族存亡绝续的民国26年，又随时序的嬗变俱来，我们当这样的一个新年元旦，想想我们的国家前途，想想我们的故乡惨状，应该怎样决定我们今后的任务？再看看国防潮流的激荡，国内新局面的展开，我们更应该怎样振起我们的精神，坚强我们的意志，认清我们的目标，巩固我们的战线，来为民族国家及至全人类的和平而奋斗？

民国25年，即西历1936年，谁也知道是世界和平的最后关头，谁也知道是中国存亡的重要关键。列强海军条约在这一年里时效届满，日本作俑于前，其他国家便也暗渡陈仓，卒至明目张胆地实行扩军于后，届时加以清算，结果便是战争。所以世界人士对于1936年，总是谈虎色变；我们中国是国际的一环，自然也不能独为例外。现在，这一个年度，已经是勉强地渡过，但世界的危机，却因此而益见其严重。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才能换取人类的真正和平；也只有战争才能争得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我亲爱的将士们！在今年具有重大意义的元旦，请你们首先认清了这一点。

我们还要认清：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人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

这次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而这次事件的结束，是仰仗着领袖人格的伟大，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所以我对你们的希望，不只是认清“双十二”事件的真假，同时还要你们认清我们最高领袖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崇高的伟大的精神与人格。

自从12月25日，我恭送领袖入都后，不到几天，便是民国26年的元旦了，无疑地，她已给我们带来了无限光明，同时也给我们加重了无限责任！抗敌复土的责任，我们当然不要怕，但也不能忽视这种光荣责任的异常艰巨，因为这样的热血，企求我们的责任能够顺利地完成，争得民族复兴的最后胜利。大家要知道：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然后这种事件才有了真实的意义，这在我们军人方面，便是立刻加紧我们的抗日训练——精神的、技术的、体力的，三者有一种不够便不能算是好军队，能够担起杀敌复土任务的好军队。

我亲爱的将士们！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们能否担起这种任务？马上就是实验的最后关头，光荣可以属之我们，羞辱也可以属之我们，其中的最后选择，只看我们能否马上就加紧训练起来。

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都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真干！就干！在我个人，自然也有我本分内所应做到的种种任务，我绝不丝毫忽略稍稍放松，关于这一点，你们务须放心，努力去干，不要有任何的踌蹰和疑虑。

我亲爱的将士们！民国26年已从今天开始了！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已往，我们也曾为急于“回家”与不甘容忍而怨恶政府，但现在已迥非从前的情形了，我们当此新年开始之日，过去的，只如听其过去，不要再去怨望；现在的，我们必要把握得住，也不必再去讴歌，怨望不足济事，讴歌便有惰心，现在是我们的主张就要见诸行动的时候了。我亲爱的将士们！你们真爱我们文化悠久广土众民的祖国吗？你们未忘我们故乡的父老兄弟和田园庐墓吗？你们知道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就是强占我们东北四省，现在还在侵略我们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吗？好了，现在就请你们随着这次的元旦一致努力，加紧训练，待命杀敌，务求在最近的将来收回我们的白山黑水！

元旦这天，民国政府核准了对张学良的判刑。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理由是：

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方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

1月4日，国民政府批准蒋介石特赦张学良之请求，并发布了特赦令：

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长居正。

张学良自“特赦令”后，便由原先的暗中软禁变为公开的在孝陵卫的孔祥熙公馆里软禁。

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严加管束”工作交给国民党军统局及宪兵司令部共同执行。军统局局长戴笠委派该局书记周伟龙负责，派出军统特务15人，由王芳南任组长，监视管束张学良。为防备不测，宪兵司令部派出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带领宪兵特高组组员7人及武装宪兵一排人担任警卫管束张学良的任务。

在孔祥熙公馆软禁张学良期间，少帅看到自己住屋门口、楼梯口，均有宪兵把守，楼的四周设有巡逻哨，大门外有宪兵岗哨。他感到无限的孤独，情绪极坏，整日茶不饮，饭不吃，蒙头大睡，吸烟一根接一根……

张学良居室除了负有特别任务的戴笠等人可以自由出入外，奉派照料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每天被允许看望张学良一次。对西北善后问题的处理有向张学良商洽必要的二三位军政大员可以见张学良，此外，任何人都无法进室见少帅。

在张学良居室门口警卫的宪兵，发现张学良在睡觉时总是把背心脱下来，垫在身底下，便怀疑背心上藏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敢对少帅进行公开检查，只好报告上级。不久，上边派来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宪兵高组组员，趁少帅熟睡时，潜入室内，对张学良的背心进行检查，没有发现疑点。张学良被惊醒后，对此行径大骂：“你们真缺德，真缺德啊！”

就这样，张学良在抑郁与愤懑中，在孔祥熙公馆被“严加管束”了两个星期。

此间，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写信给在北平的东北军人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王树常，特许他们到孔祥熙公馆会晤张学良。

见面后，他们向张学良报告：蒋委员长有意派王树常去西安统帅东北军，请张学良写一封信，令东北将士服从。

张学良当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王树常是个老好人，无法控制局面，军队一定会出事。

张学良拿起笔想写什么，但见监视人员在用笔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索性放下笔不写了。

王树常等人告别少帅后，找到何应钦，希望能减轻对张学良将军的精神压力。他们建议，外边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他们请求把少帅的夫人或赵四小姐接来，让他们在一起，对其是个安慰，防止发生意外。

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请示，上述建议均得到批准采纳。

1937年1月2日，蒋介石回老家奉化溪口休养。他给戴笠电令：

限旬日内送汉卿来此，离京前不得与任何人晤见，防范切忌疏忽。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毁弃诺言，令中央军再入潼关，以军事威胁进行政治上的讹诈，旨在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维护他的独裁统治。西安方面被迫准备自卫，于1月5日，以杨虎城领衔发出“歌”电，要求南京政府罢兵释张。于是，再次出现了内战危机。由于中共红军正式参加西北抗日临时军委会，蒋介石不敢贸然用兵，他利用张学良不愿内战，尽可能多地保存抗日力量的心理，写信给张学良，要他说服西安方面服从南京政府命令。1月6日，蒋介石派戴笠送信。翌日，张学良为解决陕甘问题致蒋介石函曰：

介公委员长钧鉴：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如蒙下问，愿述其详。盼钧座以伟大之精诚，更彻底而伟大之。敬祝吉人天相，钧体早复健康，深望为国珍摄。专肃。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七日

然后，张学良致函杨虎城曰：

虎城兄大鉴：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专此并颂近安弟良顿首七日

同日，张学良又致函东北军各将领曰：

中央之处置已见公令，委座为兄丧去奉化，七日由奉化来书，已见另函，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为难处，弟已在此设法运用，使勿生战事，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前锋。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者，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过急，兄等务安静一时，使弟有机运用，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父老，对得起国人也。兹嘱瀚涛、化一来述，兄等有何意见，请告之。张学良

1月10日，周恩来致信张学良，表达了“候兄归来主持大计”的心愿：

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十号

这年初，刘乙光被委任为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湖南人，民国前13年生，农民出身，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北伐结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的特务队队长。1月13日，戴笠派刘乙光等4人押张学良乘专机，由南京飞往杭州，然后由武装士兵押送他到溪口武岭学校暂住。同日夜，张学良伏案疾书，为蒋介石限期实行解决陕事方案请杨虎城等速下最大决心收束陕局。他在函中写道：

虎城、孝侯、鼎方、仲贤、乃赓、秀方、蔚如、宪章、世甫、开源、柱国、志一、公侠、芳波、伯纯、炳南、菊入诸兄鉴：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来，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第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专此。并颂戎安。弟良顿首十三日夜

接着，张学良又给秀方、志一、宪章、孝侯、鼎方、公侠、柱国、开源、芳波等人写信曰：

委座之意，对东北军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临书不胜依依。专此。并颂戎安。

弟良顿首十三日夜

在此期间，戴笠设置了一个专门“严加管束”张学良的特务队。这支特务队由戴笠亲自策划组成，委派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名称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刘乙光手下有队副熊仲青专门负责开支。特务队成员30人，分4组轮流值班。特务队的任务是秘密监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有言必记录，有行必书文，随时向刘乙光队长汇报。刘乙光对外的称呼是“秘书”。熊仲青，人称熊队副，是湖北人，1907年生，毕业于杭州特警班一期，张学良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他是在场戒护的特务之一。

张学良在武岭学校囚禁前，蒋介石派特使到奉化雪窦山南麓中国旅行社溪口分社。特使责令分社经理钱君藏：停止接待任何旅游客人及对外营业，准备接待重要客人。

钱君藏经理向特使解释说：“恕我不能从命，旅社要经中旅总社签订合同方能停止对外营业。”于是，特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令军委会与中旅南京分社签订了包房合同。于是，雪窦山中旅社钱君藏经理让服务员做游客的工作，腾出房间，找来工匠整修室内，安装火炉等。半个月后，钱君藏经理才知道来旅社住宿的“重要客人”就是西安事变中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就被转送到雪窦山中旅社。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和市警察局长陪同张学良上山。

当张学良来到位于雪窦寺西侧500米处的中旅溪口分社门前时，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下，高兴地说：“啊，中国旅行社！”他所以高兴，是因为想到自己在西安时，经常出入于中旅社，在那里举行宴会，所以对眼前的“中旅社”很感兴趣。

然而，他哪里知道，此时蒋介石已下命令：在雪窦山幽禁的张学良，没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许任何人会见。从此，“严加管束”张学良的责任就由军统局单独完成，具体执行者便是中校军阶的刘乙光队长。

中旅社的十几间房子，全被军统局包下来，专供张学良及担任“管束”的主要人员住用，其余队员及宪兵连都住在距离招待所不远的雪窦寺。刘乙光与张学良同住二层楼，隔室而居。张学良的居室、饭厅、前门、后门，都有人监视。旅社门口设有岗哨，周围有巡逻哨。雪窦山麓有个“入山亭”，是上山的唯一要道，此处设置宪兵一班人和4名特务把守。

张学良在特务、宪兵的“严加管束”中生活，常常闷闷不乐。有时，他仰天长叹；有时，他低首吟哦；有时捶胸顿足，仿佛一头被关在铁笼里的雄狮，耐不住这种揪心的委屈和寂寞。

身处幽禁，夫妻现真情

自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赵一荻就时时关心少帅的消息。她从四弟张学思那里得知张学良遭囚禁，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流淌不止。

她想，凤至大姐正在英国照料子女上学，不能到张学良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她担心张学良没有亲人陪伴，孤独、郁闷、忧愤的幽禁环境会置他于死地。她决心要到少帅身边去与他共患难。

赵一荻决心下定，开始整理行装，为张学良缝制衣衫。她很勤劳，特别是妇女手工活很出色。平时，她喜欢收集国内外各种报刊上的图案，并在衣物上编织出自己喜爱的图案来。她要在出发前，为张学良赶织一件毛衣。

1937年1月17日，赵一荻决定动身到张学良身边去。临行前，吴妈抱着小闾琳走到赵一荻跟前，让她母子吻别。

赵一荻把心爱的幼子紧紧地搂抱在怀里，在闾琳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是啊，小闾琳是她和少帅爱情的结晶啊！但是她还是一狠心，把独生子留给吴妈抚养。

赵一荻相信吴妈，相信她和吴妈的缘分：那是小闾琳不到一岁时，身体很虚弱，想找一个能干善良的保姆。赵一荻常到清华大学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哥哥赵燕生和女友吴静，听说清华园有位女校工叫吴妈，丈夫去世后留下两个儿子，全靠吴妈养家糊口，生活很苦。

吴妈待人和善，手脚勤快，粗活细活都干得好，加上有哺育两个孩子的经验，赵一荻欣然同意吴妈做闾琳的保姆。从此，吴妈进了张公馆，对闾琳十分疼爱，使闾琳身体很快就摆脱虚弱状态。

赵一荻对吴妈平时平等相待，使吴妈感恩不尽。为此，吴妈对赵一荻忠心耿耿，悉心侍候。赵一荻绝对放心把闾琳交给吴妈抚养，她吻别爱子后，便带上行装踏上前往雪窦山的行程。

在张学良孤独、烦躁、苦闷、颓唐的时候，赵一荻来到了雪窦山。这对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她的到来给少帅的精神以极大的安慰。

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奉杨虎城之命到奉化与蒋介石交涉有关军事事宜。张学良写信给杨虎城说：

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1月20日，李志刚将张学良亲笔信带到西安，面交杨虎城将军。

2月1日，杨虎城将军派代表李志刚来溪口谒见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蒋介石以种种理由拒绝了李志刚的要求，但同意他到山上会见少帅。

于是，李志刚上山，在戴笠陪同下同张学良共同吃了两次饭。在第三次吃饭时，戴笠因有事没有参加，这使张学良有机会向李志刚询问来此之目的和西安的情况。

李志刚说：“西安方面都一致要求副司令回去，我来此就是要求蒋委员长放你回西安的。”

他又告诉少帅说，“我第一次来溪口，向蒋委员长提出放你回西安，蒋却说：‘我的腰痛，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他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这次我来，蒋又说：‘本来我就不叫汉卿来南京，是他自己要来。既来了，就不由我做主了。’”

张学良听了李志刚的这席话，情绪有些抑郁，慨叹地说：“蒋委员长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他说完挥毫写信，函劝东北军遵照中央命令撤防。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各家报纸都纷纷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

这时，在英国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平时一样，坐在桌前看书读报，她虽然身居异国，但时时留心着国内丈夫的消息。在她的书架上，依次摆放着近期的各种英文报刊。特别是中文版的《中央日报》，她每天必看。

前不久，于凤至从美国的《纽约太阳报》上，看到丈夫张学良同美国女作家韦尔斯的谈话文章后，不由为丈夫担心起来。可是转而细想，觉得自己的忧虑没有必要。因为几个月前，她回国到西安探望丈夫时，亲眼目睹那里的局势是稳定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与邵力子先生团结合作，各政治派别的争斗大大减少，和陕北红军之间的战事平息，全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气氛很浓……于凤至想到这些，心里敞亮许多。她轻倚沙发背上，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她与少帅的结婚照，又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

“夫人，这是您要买的报纸。”仆人王妈的话把于凤至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来。她接过英国《泰晤士报》看了起来。突然，“张、杨兵谏”四个赫然大字闯入眼帘。她惊呆了，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

几天来，英国报刊几乎天天登载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文章，对事态的报道也越来越详细，还配有照片。国民党派往英国的特务在于凤至夫人及子女居住的旅馆周围活动频繁。他们张贴标语，煽动一些旅居英国的华人到旅馆骚扰于凤至及其子女。于凤至和子女们日夜不得安宁，担惊受怕。

这天，于凤至在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通电全文。阅后，她悬挂在半空的心才稍有着落。特别是从报上看到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使她的心安稳了许多。然而，何应钦筹划轰炸西安的消息，使于凤至稍有安稳的心情又紧张起来。尔后，她又不断获悉各种传闻：什么“张学良在西安爆炸中身亡”，“日本指使张学良逮捕蒋介石”，“东北军变成了土匪”，“东北军倒戈刺杀张学良”等等。

正当于凤至被纷纷传闻惊扰得坐立不安之际，家人王妈又急匆匆地给她送来报纸。于凤至迫不及待地在报上寻找有关丈夫的消息。突然，一条醒目的新闻闯入眼帘：《南京军事法庭审讯张氏，蒋委员长发布特赦令》。她看罢消息后才知，丈夫将被“送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霎时，她觉得眼前天昏地旋，全身无力……

当于凤至被王妈唤醒后，被扶到床上休息。这时，妯娌朱洛筠（张学铭的夫人）来看望她。她俩谈论着西安事变的消息，猜测张学良以后的处境，认为少帅凶多吉少。于凤至多么想帮助丈夫啊！然而，她身居英国，与丈夫相隔万水千山，有什么办法？忽然，她想到了与宋氏姊妹的深情厚谊。她想，应当向宋美龄请求帮助。于是，她立即提笔拟写电文：

亲爱的美龄姐：听说张学良判罪，幸蒙委员长特赦，但须严加管束，不知如何得了？学良不良，离开我以后发生这件事，我甚为遗憾！可否把学良交给我看管？我当尽力而为，以不负兄姊等一番好意。

可是，这份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全无回音。

于凤至焦急、失望，但还在想方设法营救丈夫。她想到前几天报上登的端纳飞往西安调解的消息，便急忙找来近些天的《中央日报》，发现端纳已回南京。她高兴地自语道：“何不求他帮助！”这时，王妈进屋来，递给于凤至一封信。于凤至打开一看，是赵一荻来的信。她看完信，失望了，无论求谁都营救不了丈夫了。原来，赵一荻向她报告了蒋介石已背信弃义，把张学良秘密囚禁于南京鸡鸣寺，不许任何人会见。此时，她没有别的选择，决定立即回国去向蒋介石求情。眼下，她的孩子们正是在伦敦高考复习功课的关键时候，需要母亲的关心与照顾，但是想到囚禁中的丈夫，她只好撇下孩子，于1937年元旦后踏上回国的旅途。

于凤至一踏上祖国的大地，就直奔南京。在南京宋美龄的公馆里，于凤至见到了昔日私交深厚的宋美龄，向她述说了这次回国的原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曾将此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杰作。她曾洋洋自得地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好比一座大厦，地基是端纳打的，大梁是宋子文架的，最后是我封的顶盖。”然而，自蒋介石回南京后，对张学良食言，将其“严加管束”，使她狼狈不堪。宋美龄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在于凤至妹妹面前脸面无光。她劝道：“凤至妹妹，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姐姐我实在无能为力了。为了汉卿的事，我和委员长都闹翻了！可是事情终不像我们女人想的那样简单。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接着，她向于凤至讲了张学良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情况。这时，于凤至才知道，张学良软禁的地方已转移到溪口。

于凤至从宋美龄闪烁其辞的话语中听出，就是自己亲自找蒋介石求他释放丈夫也是不可能的了。她用手帕擦干泪水，毅然地说：“既然总司令不肯释放汉卿，我情愿陪他坐牢，照顾他的生活！”

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于凤至能说出这样的话。她原以为：凤至千里迢迢回国，为丈夫奔走求情，不过是尽妻子的责任。她说：“凤至妹妹，你别太痴心了，汉卿早有人陪伴了。”

“是谁？”

“还有谁，是赵四小姐。”

“噢，她在汉卿身边。”于凤至感到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凤至妹妹，你我私交深厚，听我的话吧，”宋美龄劝道，“陪汉卿过那种生活，可不是女人能熬得过的，既然赵四小姐愿陪汉卿，你就别去自找苦吃了。”

“不，姐姐，我决定了就要做！”于凤至断然道，“我是汉卿夫人，既然救不了他，陪他受苦也算是我尽了妻子的义务！”

宋美龄听了，无言以对，连连摇头，叹息于凤至太固执。她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既然你不听我劝，我就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委员长不在南京，我也说了不算。”

“美龄姐，我并不为难你，请你转告委员长，我要到溪口去，和汉卿在一起。”

宋美龄当天向在溪口的蒋介石电告了于凤至的要求。此时，蒋介石正在为兄长蒋介卿举行隆重的丧事。原来，西安事变那天，蒋介卿惊闻弟弟介石被张学良逮捕，吓得瘫倒在地上，猝然中风，三日而死。蒋介石忽闻美龄电告于凤至陪监之事，便计上心头，让戴笠接受于凤至到张学良身边陪伴的要求。

于凤至告别了宋美龄，离开南京从杭州到溪口，来到镇西北约十公里处幽禁丈夫张学良的古刹雪窦寺。她知道，这座雪窦寺始建于东晋。古刹前山岗上的雪窦山亭，传说是北宋政和五年建造的。明代嘉靖年间，庙宇重修，题额“善息亭”。寺前矗立的“御碑亭”上那“应梦名山”四个大字，是宋仁宗皇帝亲笔书写的，使这深山古刹增添了不平凡的气势。它是我国佛教禅宗著名古刹之一。

此时，负责“管束”张学良的特务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对于凤至的到来不敢怠慢，将她引入古刹。寺内，风景秀丽，林木幽深。西侧的小楼是囚禁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樊笼。于凤至在特务的护送下来到小楼跟前。

张学良和赵一荻见于凤至突然降临，倍感惊喜。他们把凤至大姐接到屋里，顿时，夫妻重逢、姐妹相见之情驱使他们抱头痛哭起来。

片刻，赵一荻小姐走到门外，对守护在院庭的特工人员说：“人家夫妻想说点话，你们是不是……”特务理解了赵一荻的话音，互相挤眉弄眼，自知无趣地走开了。这样，赵一荻一直守在屋门外，为的是让少帅和凤至大姐好好地倾述离别之情。

这天晚饭，为了给凤至大姐接风洗尘，赵一荻同特务队长刘乙光费了不少口舌，终于使他答应弄来丰盛的菜肴。张学良夫妻和赵一荻三人围坐在桌前，边吃边谈，暂时忘却了囚禁中的不快和烦恼。

席间，于凤至向赵一荻说了不少敬佩之言，感谢她在丈夫身陷囹圄中，舍弃独生子闾琳而来此陪监。当于凤至问小闾琳的情况时，赵一荻不由低下头。于凤至知道一荻妹妹是在思念儿子，她不忍心再问，但她又不能不问个清楚。在她的逼问下，赵一荻只好将儿子留给奶妈照料的实情说出来。

“这怎么行！小闾琳年幼，他不能离开母亲！”于凤至双手扳着一荻妹妹的双肩，劝说：“你回去，把闾琳抚养成人，汉卿由我陪伴照顾。”

“不，大姐，为了汉卿，为了大姐平时待我亲如姊妹之情分，我什么都舍得，情愿替大姐陪伴汉卿一辈子。”

“好妹妹，你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别再争了，你先离开这里，回去照看孩子，保养一下身体，你一定要听我的！”赵一荻从凤至大姐的口气中知道，她再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她默默地站起身来，动手收拾桌上的碗筷。

几天后，经过张学良、于凤至的努力交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赵一荻终于离开雪窦寺。

临行前，于凤至含泪叮嘱一荻妹妹，让她好好抚育闾琳，让他接受最良好的教育，长大成才。赵一荻对凤至大姐的良苦用心从心里感激，深情地发出肺腑之言：“大姐，你真是我的好大姐！等闾琳长大了，我一定让他看望你、孝敬你！”

赵一荻迈着恋恋不舍的步子走出雪窦寺大门。当特务把寺门关上后，赵一荻才忍痛踏上归途。她回到上海马思南路的张公馆里居住。少帅常常捎信，让赵一荻在上海购买他和于凤至需要的用品。赵一荻每次都买许多东西，让人送给少帅夫妇。

经过一段时间的囚禁生活，于凤至感到身体有些不好。张学良对夫人的健康深感担扰，一再做她的工作，让一荻来替换她一段时间，恢复恢复身体健康。

于凤至考虑到赵一荻为丈夫付出的牺牲很大，她对少帅的感情又很深，就和丈夫商量，决定每个月两人轮流陪伴少帅。

这个想法，由刘乙光向戴笠作了汇报，然后又征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从此，于凤至和赵一荻便每月轮流来到张学良身边陪护。张学良的情绪由沉默寡言到心情开朗，先前愁云满面，现在常常绽开笑容。

于凤至或赵一荻每次由上海来雪窦寺换班时，都带上好多好多东西给刘乙光，让他分赠给特务队的全体人员。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书刊，她俩就在换班时从上海带给张学良。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在幽禁中得知：南京政府下令将东北军调出西北，移驻江苏、安徽“整训”。张学良知道这道命令实际是调虎离山、肢解东北军的诡计。他想到半月前的“二二事变”，鼎方（王以哲）将军、蒋斌（西安电信局长）、徐方（参谋处长）三人惨遭东北军少壮激烈军人刺杀的悲剧，立即给在西安主持全局的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字孝侯）写信，请他转给东北军全体将士：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方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吾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尽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开源、宪章、静山、芳波同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

此颂

近安弟张学良手启

2月27日

于溪口雪窦山

含泪会亲朋，酒后吐真言

蒋介石为了更好地“管束”张学良，最先派来一名叫蒋周益的前清进士，每天给张学良讲书。张学良要求刘乙光和特务队的人也来听蒋进士讲课。

每天，蒋进士为他们讲一个半小时课，先由《论语》、《中庸》开始。张学良和刘乙光等人对这些课的内容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这是蒋介石为他规定的课程，只好每天硬着头皮听课。

上完课，张学良如释重负，和周围的人聊天，借以消愁解闷。蒋老进士见张学良等人对他的课感觉乏味，勉强讲了10天课，然后自行离去。

自从张学良将军禁居这里，雪窦山中旅社就停止了对外营业。钱君藏经理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好旅社的房子和照顾张学良的生活，渐渐地与少帅建立了感情。钱君藏发现少帅喜欢打球，专门为其开辟了场地；少帅喜欢玩单杠，他就为其设置了一架单杠；少帅喜欢游泳，他寻找了一条水深适中的溪水；少帅喜欢爬山，他就陪同其登山观景。张学良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活动范围只能限制在雪窦山60华里之内，即东起镇海口，西至曹娥江。

有一次，张学良和钱君藏聊天时，内疚地说：“你的旅社，给我包下了，我怎么过得去呀！”

钱君藏说：“你就安心住吧，有人付给我钱！”

张学良还是不安地说：“这不行，我得给你一笔钱，你给我另造一幢房子，我搬出去住！”说完，他拿出500英镑交给钱君藏。

钱君藏说服不了张学良，只好接过钱。他按着少帅的意思，在附近的一个名叫水涧岩的地方，建造了三间楼房，并用余下的钱为张将军买了很多东西。

然而，当张学良要搬进新盖好的楼房时，却被刘乙光制止了。不管张学良说什么，刘乙光就是不同意，对此，张学良十分气愤地说：“不搬就不搬，我死也死在这里了！”

这天，张学良百无聊赖，忽然想起在北平时结识的吴老举人。他对刘乙光说：“吴老举人旧学渊博，我想把他请来，给我讲点古书。”

刘乙光听了，表示愿意帮这个忙，并向上司请示后派人去把吴老举人请来。

张学良见吴老举人来到眼前，满怀欣悦，立即吩咐布置开课。课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商量说：“你看，队员都是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年少好胜，火气十足，我们何不利用这时间，叫他们也读一读书。我的意思是打算组织一个读书会，叫全体队员都来参加，你以为如何？”刘乙光听了张学良的建议，当即表示赞成。于是，读书会便成立了。

吴老举人给读书会成员讲的第一课是《左传》上的“郑伯克段于鄢”的一段故事。听者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于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想。张学良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学历史上那种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却可以防备别人对于我们的加害。你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也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

张学良与读书会成员规定：每天抽出两三个钟头的时间读书，每逢星期三、六由会员轮流报告读书心得。吴老举人讲学期间，张学良每月给他“束惰”法币500元。

在此期间，来溪口雪窦山探访张学良将军的人，除了以前提到的戴笠之外，还有端纳、宋子文、汪兆铭、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组、祝绍周、宋子良、董显光、邵力子、贝祖贻以及东北耆宿与旧属莫德惠、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王卓然、田雨时等人。他们有的是专程来访张学良，有的是借吊祭蒋介石的兄长蒋锡侯之丧顺便上山看望少帅。他们坐上一两个小时即走，或是盘桓稍久与少帅寒暄。在山上受到张学良招待吃饭的有端纳、汪兆铭、董显光、贺耀组和莫德惠等。

张学良对异国朋友端纳不辞辛苦上山探望，特别感动。东北耆老莫德惠等跟少帅见面时，他的情绪极为激动，常常是眼含泪花，无以言表。

宋子文上山看望少帅时，他陪其游山，二人谈话很随便自然，彼此毫无拘束。宋子文在雪窦山上住了一夜，与少帅抵足长谈至深夜。翌日晨，宋子文辞行时，张学良与宋子文依依不舍。在少帅幽禁雪窦山期间，宋子文经常为张学良送书籍、日用品及水果等，对其关怀照顾甚周。蒋夫人宋美龄也常常给张学良送东西。

宋子文上雪窦山或送少帅东西都要经过蒋介石的允许。

后来，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贻、浙江省警察局长赵龙文夫妇，也上雪窦山探望张学良，还陪少帅住了十多天。

此后，张学良叫刘乙光派人到上海把意大利贸易商人尹雅格找来，有要事让其办理。原来，尹雅格曾是少帅部属，后来经商。张学良曾让他经手在美国订购一架有武装设备的大型客机，西安事变前此飞机尚未运回。少帅这次叫尹雅格上雪窦山来，是让他把那架大型客机运回国送给蒋介石。尹雅格来后，即遵照少帅的意思办理。这是张学良在雪窦山幽禁时接见的第二个外国人。

这年夏天，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不仅到雪窦山上看望张学良，还在山上陪少帅住了一个多月。时值夏季，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气候凉爽宜人。邵力子夫妇与张学良经常到山上野餐，他们一边吃，一边畅谈，很是欢洽。

张学良在雪窦山幽禁期间，他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他的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活动的范围还比较大。此间，幽禁少帅的费用都由军统局全数供给、实报实销。另外，张学良也有自己的钱财，常常自己掏腰包购买需要的东西，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是较宽裕的。此间，常常有朋友部属来山上探望少帅，所以张学良也就不怎么孤寂了。

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三个月，即1936年9月，在苏联工作的蒋经国突然被免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兼工厂报纸主编的职务，同时还取消了他苏共候补党员的资格。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蒋经国如临没顶之灾，整日惶恐不安。西安事变发生，12月24日晚，周恩来与蒋介石密谈时，蒋介石提出让他儿子蒋经国回国的问题。周恩来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这时蒋经国也有回祖国回故乡的愿望。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言词诚恳的信，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不久，斯大林同意了蒋经国的请求。于是蒋经国得到了通知：让他准备回中国。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着妻儿，登上了莫斯科至西伯利亚的第二号快车，开始了归国的旅程。4月中旬，蒋经国和妻儿乘飞机抵达上海，然后赴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及宋美龄。第二天一早，蒋经国因思母心切，带着妻儿从杭州乘汽车看望生母。

4月28日，正值蒋经国27岁生日。这天下午2时许，蒋经国带妻儿来到奉化溪口镇，看望日思夜想的生母毛福梅（名义上与蒋介石离婚）。

蒋经国夫妇在雪窦山游玩时，住在妙高台父亲的一幢别墅里。一天上午，他们在武岭下散步，见到一位30多岁的男子朝武岭门走来。这男子身着西装，上衣敞着，气派不凡。在他周围，一大帮侍从前呼后拥。

蒋经国问身旁的竺培风：“这人是谁？外出带这么多保镖，招摇过市。”竺培风听罢告诉蒋经国，那人是张学良，他周围的人不是什么侍从、保镖，而是监视他的警宪人员。蒋经国一听是张学良，立即快步上前迎接。他邀请少帅到自己住的别墅里小歇。张学良对蒋经国的邀请没有拒绝，欣然人内。

蒋经国向少帅问：“张将军在山上还过得惯吗？”

张学良答：“在禁之身，焉敢奢望。只是小日本得寸进尺，东北三千万同胞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东北人，作为军人，我张某不能为家乡父老效犬马之劳，实在于心不安哪！”说到这儿，他沉默不语了。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一声，便起身告辞。临走时，他又邀请蒋经国上山相聚，同游雪窦山。蒋经国对少帅之请，欣然接受。

几日后，蒋经国带着妻子方良和随从人员乘车应邀上山。汽车行驶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在善息亭前停止前进。蒋经国一行人又坐乘山轿上山。一路上，他们观赏了山间美景，心情欢悦。这时，黄墙青瓦的雪窦寺出现在眼前。蒋经国一行人仿佛到了世外仙境。妻子蒋方良用俄语高兴地说：“很好！”

蒋经国说：“我们还是先到少帅那儿去看看吧！然后再一同进雪窦寺。”蒋方良表示赞同，大家便由轿夫抬往张学良住处。

此时，张学良正在与士兵们打篮球。他见蒋经国一行人到来，马上跑上前迎接。他们闲谈、休息片刻后，由张学良陪同，一起进雪窦寺观赏。

张学良向蒋经国一行人讲起雪窦寺的历史。此寺建于晋朝，距今有1600多年，最初叫瀑布院，唐朝重建时，改名十方禅寺。到宋真宗时，定名“雪窦资政禅寺”。从此，这雪窦寺便成为浙东闻名的古刹。

这年夏天，蒋介石很少顾及溪口的事。蒋经国只收到父亲来的一封家书，对他在溪口的读书心得和反省表示满意。

蒋介石在信中说：“近日形势紧张，日方在华北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张学良在雪窦山上，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一改往日忧愁神色。平时，他一向是在自己房内吃饭，现在一改往日习惯，到大厅里和大家一起吃饭，谈笑风生。这时，蒋经国带妻子方良上山避暑。所以，他们又常到一起相聚寒暄。

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听到了吗？北平卢沟桥打起来了！”

“日本鬼子太可恶，”蒋经国说，“在咱们国土内搞演习，明明是侵略嘛！”

张学良一击桌子，慷慨激昂地说：“日寇侵占我东北，又欲侵我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我要求委员长派我出征，收复失地，收复家乡。”

蒋经国说：“日本亡我之心，昭然若揭。我看，中日之战已经全面爆发……”他说到这儿，泪水盈眶。

张学良猜到了蒋经国的心情，知道他不可能把自己要求抗日的事告诉蒋介石。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让我北上抗日，我就死在雪窦山上算了。”

于凤至见丈夫如此语气悲愤，在旁边安慰说：“汉卿，何必如此呢，当心伤了身体。”

“是啊，你要保重身体才是。”蒋经国只有这样说，因为他知道父亲对待张学良是有既定方针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于凤至欣喜不已，以为陪伴丈夫苦度幽禁生活的岁月就要结束了。张学良也精神振奋起来。平时，他在自己的房里用膳，而今天他特地到餐厅里去吃饭，并对众人慷慨激昂地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全国抗日，这一天终于被我张学良等到了！”少帅认为，自己赴战场杀日寇报效国家的时机已经到来，希望蒋委员长能重新启用他，率部队抗日。他专函致蒋介石，请求准他参战。

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亲笔请战书后，将信函束之高阁。

可是蒋夫人宋美龄觉得丈夫这样做不妥，乃代蒋出面回信：不能批准张学良的请求。宋美龄在给少帅的回信中，叮嘱他“好好读书”。

接着，蒋介石指示戴笠了解一下张学良的情况。戴笠奉命来到溪口张学良幽禁地雪窦寺住了两天，观察张学良的动静。

戴笠走后不久，蒋介石就派一位浙江籍的前清进士步某到张学良身边教书讲课。但是，张学良不愿听步进士教书讲课，弄得步进士很尴尬，只好在雪窦寺勉强讲几天课，即行离去。

这天，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到雪窦寺游览。他们进了山门，就看到庙寺庄严宏伟的姿态：重檐飞角、红柱绿瓦交相辉映；四周有红墙围绕，绿树环抱。进了庙门，他们观赏两旁面目狰狞的四大天王，正中是一尊笑哈哈的大肚弥勒佛像，其身后是全身甲胄的护法韦陀。

张学良偕夫人往里走，过了丹墀，来到大雄宝殿，看到正中有三尊数丈高的释迦牟尼坐像。夫妇毕恭毕敬地站在佛像前，闭目垂首，双掌合十，祈祷佛祖保佑。祈祷完毕，两人又信步穿过红色栏杆的通道，来到殿宇两厢，在寺庙的台阶上伫立了许久，面对着朦胧的山峦，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愁绪。

时值黄昏，张学良偕夫人走出雪窦寺，经过千丈崖，登上妙高台。忽然，他们听到雪窦寺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哭骂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匆匆下了妙高台，来到雪窦寺前。

他俩看到负责“警卫”的几个便衣队员架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下山去了。张学良听不清那女人骂些什么，就问刘乙光。刘队长开始不愿意说，但经不住张学良的再三追问，只好从实说来：“那女人是刺客，幸亏我和弟兄们防范及时，副座和夫人才免遭冷枪！”

“她是谁？”张学良十分惊讶地问，“我与她有什么仇？”

“那女人是蒋孝先的妻子，要替丈夫报仇。”刘乙光向张学良夫妇讲了刺客未遂之经过。

原来，蒋孝先是宪兵3团团长，是蒋介石的远房侄子。在西安事变中，他负隅顽抗，在临潼被少帅部下击毙。蒋孝先死后，他的女人一直住在溪口蒋介石府邸里。当张学良被秘密幽禁在雪窦山的消息被她得知后，便起了为丈夫报仇的心思。她几次乔装成上山进香的香客，探知张学良的行踪，曾几次企图刺杀张学良，但是她的企图都因便衣“警卫”而没有得逞。

今天，蒋孝先的女人从蒋邸出来，一上雪窦山就被便衣队员盯上了。她打扮成香客直奔雪窦寺，寻觅到张学良夫妇，便远远地尾随其后，寻找下手的机会。在妙高台处，她加快脚步，追至距张学良夫妇约50米处，急速地掏出白朗宁手枪，还没等她扣动扳机，便衣队员就扑上去，夺下枪。

蒋孝先的女人见刺杀张学良夫妇失败，便气急败坏地撒泼哭骂，扬言还要找张学良夫妇拼命。

张学良听了刘乙光的讲述后，苦笑道：“原来如此，不过，不要太为难她。你把此事报告给委员长，会对她严加管教的。”

后来，蒋介石知道了刺杀张学良未遂的事，并没有深究，只是给蒋孝先女人一笔巨款，在上海为她买了一幢房子，才算了结此事。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军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大员们也希望蒋介石能对张学良解除幽禁，让其出来抗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放出了可以释放张学良的风声，对少帅的看管相应地放松了。

1937年7月中旬，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去奉化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将军。张学思从塘沽港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从海路到达上海。在上海，张学思先后与赵一荻和大嫂于凤至见了面。张学思向大嫂于凤至和赵一荻讲了来上海的目的，使她俩很高兴。她俩告诉学思：凡是探望张学良的人，都要经过军统局和蒋介石的批准。她们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促成他们兄弟相见。

这天，蒋介石派来一位姓黄的代表到了上海，约赵一荻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黄代表会见了张学思，说蒋委员长早有释放张将军之意，此次派兄弟与张将军谈话，就是为张将军出来做准备的。张学思向黄代表诉说了自己如何想念大哥，请求帮忙同去溪口。黄代表同意帮忙，乃向蒋介石电请获准。于是，黄代表、赵一荻和张学思一行三人同乘由上海开往宁波的客轮。在宁波他们三人由一位前来迎接的副官陪同，转乘去溪口的汽车。

张学思到雪窦山的当天晚上，被指定与刘乙光队长同住一室，那位黄代表与徐建业副队长住另室，赵四小姐则被安排到比较阔气的房间里。

翌日早饭后，黄代表找张学良在客厅里单独谈话。张学思与赵一荻小姐和便衣队员打牌。当张学良从客厅里走出来时，张学思看到大哥面色不悦，甚至连对自己胞弟都不说话。张学思真想问大哥，那黄代表都说些什么，然而周围尽是便衣队员在“警卫”，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外，不允许说别的。

中午饭，菜肴是丰盛的。刘乙光对黄代表、张学思和赵一荻小姐到山上来表示欢迎，并坐陪中餐。在午餐中，张学良与众人谈笑自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午饭后，张学良兴致勃勃地邀请弟弟和赵一荻去游览雪窦山名胜。

张学思哪有玩乐之心，多想找机会和大哥说说话呀！他说：“大哥，天这么热，还是明天早晨去吧！”

张学良好像没有理解弟弟话似的，说：“你难得来一趟，怎么能不尽情玩玩！”说着，他一手拉着学思，一手拉着赵一荻，催促道：“走吧，走吧，不抓紧时间，说不定明后天就下雨了，想玩都玩不成了。”就这样，他们三人在“警卫”人员的跟随下上路了。

当夕阳西下时，张学良一行披着晚霞回到住地。张学思企盼着晚饭后能找到机会和大哥单独谈话，因为他这次来的目的不仅仅是探望大哥，更主要的是探明大哥有无获释的可能，听听大哥对东北军前程和对抗战事业的看法。

然而，晚饭桌一撤，张学良却上前拉他去打乒乓球，还叫刘乙光当裁判。张学思对大哥的行为虽不理解，但也只好应酬。

乒乓球玩累了，张学良又拿来国际象棋要与弟弟比个高低。张学思只好硬着头皮下起象棋来。他在内心里暗暗叫苦：“大哥呀，大哥，你变了，玩起来什么都忘了！”

其实，张学良并非如此，他何尝不着急和弟弟单独谈话啊！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每个行动，每句话，都在便衣队员的监视之下，做详细记录，报送到上边去。所以，在张学思上山的第一天至第三天，张学良都是兴致勃勃地和弟弟及赵一荻吃喝玩乐，以使“警卫”放松警惕。

第四天，雪窦山上突然雷雨大作。几天来，张学良企望的雨真地降临了。这样的天气中，他和弟弟及赵一荻只能躲在屋子里，便衣队员们无法在其左右“警卫”了。在吃早饭快撤桌时，张学良有意地自语道：“今天这天气，不能上山游逛了，只好在书房看画报了。”

赵一荻听后，站起来对学思说：“你们兄弟去看画报，我和弟兄们在这玩牌。”她的话得到便衣队员的欢迎。于是，张学思乘机和大哥离开，到书房里去了。

张学良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有三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6尺高，装满了书。大多是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还有许多外国画报及外文杂志。此外，书房一角还有一个报架。

张学良把弟弟叫到报架前的沙发上坐下，此处正好避开了门外的视线。张学思理解大哥的意图。他们兄弟在此，用纸和笔写字交谈起来。张学思抢先在纸上速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看后，则在纸上速写出弟弟想知道的情况。纸写满了字，看后就撕得粉碎，再用新纸再写。

张学思从大哥的字里行间知道：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此次，黄代表来是让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不要闹乱子。张学良告诉弟弟：请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还叮嘱弟弟：“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看着大哥写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直往下淌。因为他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多少年来却政见不一致，从没谈过一次心里话。此次在雪窦山，在大哥遭幽禁时，大哥和他谈出肺腑之言，却是用笔谈的方式。此时，张学思还不能向大哥袒露身份，只能在心里说：“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了共产党，你的愿望一定能变成现实！”张学思最后在纸条上写道：“您的话我一定办到。”张学良看了，高兴地握着弟弟的手，表示感谢。然后，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书房门外传来说话声，张学良知道，是刘乙光来了。他急忙把学思写的字条夹在一本书里，假装在看书。

“副座，我们下棋呀！”刘乙光破门而入地说。

“好啊，”张学良笑呵呵地说，“我看书都看腻了，该换换花样了。”

张学思从心里恨这位刘队长，因为他是在有意打断他们兄弟的谈话。

翌日，张学思离开雪窦寺，从此他与大哥永无相见之日。

张学良幽禁雪窦山，按“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规定：不准看报，不准收听广播。他只好借助听留声机、看古籍旧书或看旧外国画报、杂志消磨时光。

这天。张学良从便衣队员和宪兵的聊天中得知“八一三”淞沪抗战失利的消息，便急切地上前打听，然而士兵们对他这位“副座”守口如瓶，谁也不敢透露。对此，张学良感到异常气愤，心境又变得忧郁、烦躁起来。尽管雪窦山风光优美，雪窦寺钟声诱人，却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他时刻想知道前方抗日战局，惦念着国家之安危。

于凤至从上海回到雪窦山来，替换了赵一荻。她见丈夫整日不安、痛心疾首的样子，很着急。她拿出一些书来，要丈夫借书消磨时光，调解一下情绪。此时，张学良也想借读书平息一下心火。

然而，堆积案头的史集、唐诗、宋词，他翻阅几页就心烦意乱了。他常常望着窗外青山发呆，或在书房内焦躁不安地踱步。他为自己远离抗日战场，远离东北军弟兄，在这幽山静谷中过着无聊的生活而悲愤。在极度悲愤中，他偶然间显示出少帅的气质，低沉而亢奋地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于凤至见丈夫整天关在书房内，愁容满面，担心他会闷出病来，便提议去游不远处的天台山。刘乙光对于凤至的想法表示支持，也来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终于同意去天台山了。

时值秋季，天高气爽。清早，张学良夫妇便在刘乙光及6名便衣队员的“警卫”下，在溪口镇乘坐三辆小车直向天台山驶去。

天台山，位于天台县城北，群山挺立，峰峦争秀，飞溻流泉，景色迷人。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边走边观赏这里的秀美景色，不觉来到山中古刹清国寺。

这座庙宇是隋代建造的，拥有约六百间殿宇的大型建筑群，比雪窦寺更加宏伟壮观。张学良被这座卓绝的古代建筑吸引了，暂时排除了萦绕在心间的愁绪。他满有兴致地在大雄宝殿中观赏，那明代铜铸的释迦牟尼巨型坐像使他留连忘返。他还对寺内的隋梅、隋塔等古迹称赞不已。

中午，张学良夫妇及刘乙光一行人在清国寺内吃了一顿素餐。

饭后，他们又去看天台山八景。由于八景相距甚远，一下午不可能全部游览，所以当夕阳西下时，他们只游览了“石置飞瀑”、“铜壶滴漏”、“华顶秀色”这三景。

在归途中，张学良见天台山出产的板栗颗颗硕大如盅，便欣悦地让夫人于凤至买了些带回雪窦山。

翌日，张学良捧着板栗，逢人便送一颗，让人品尝。

便衣和宪兵人人都说：“这是张副司令最高兴的一次。”

1937年9月19日，恰逢中秋节，张学良指定要到附近名胜妙高台赏月过节。刘乙光为使“副座”高兴，不致生病，自己好交差，便高兴地答应。他准备了3桌饭菜，供去妙高台赏月人员进餐。

中秋之夜，张学良夫妇及随行人员到了妙高台，赏月进餐。张学良、于凤至与刘乙光全家和副队长许建业一桌席，其余的“警卫”人员分坐两桌席。大家一边赏月，一边进餐，气氛很热闹。

席间，张学良触景生情：时值国家全面抗战，自身以国难家仇，坚主抗战之身，此时却幽禁山中，难偿对敌拼斗之愿。眼看锦绣河山，遭敌蹂躏，炎黄子孙，饱受劫难，久埋心中之抑郁愤懑，实难压抑，因此借酒浇愁，多喝了几杯之后，便情不自禁、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众人说：“如果讲到钱，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讲名，除了蒋先生就是我了。……唉，今天还说什么？现在，日本鬼子大举侵略我们祖国了。我要带你们打日本鬼子去。”

张学良酒后露真情的话语，当然会如实地被记录，并报告给上级。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秋节后的第三天，即9月21日，“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突然起了一场无名大火。由于山上无水，火势无法控制，不到一小时，所有房舍都化为灰烬。

刘乙光把张学良夫妇及伴随人员，暂时安排在雪窦寺内。然后，急电南京，请示下步如何安排。几天后，南京方面打来电话，指示刘乙光，将张学良移住安徽黄山幽禁。

此时，雪窦山“中旅社”钱君藏经理正在上海向总社汇报旅社被烧之疑案。当他返回雪窦山时，张学良已被转移他处。

张学良将军临走留给钱君藏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感谢他在生活上多方照顾；委托他把水涧岩的楼房，无偿赠送给雪窦寺的当家人。

迁移黄山别墅，秘押凤凰山

1937年11月，时值初冬的一天晚上8时，南京派来七八辆小汽车（其中一辆是宋子文送给张学良的）和六辆卡车抵达溪口。原来，这些车辆是接送“张学良招待所”全体约200号人转移用的。

临行前，张学良向队长刘乙光提出：是否能延迟一天转移，他要去看看千丈岩的瀑布，听听妙高台林间的鸟鸣。刘乙光为难地向他解释，南京一再用电报电话催促启程，若再拖期，自己吃罪不起。

张学良听后，觉得不好使刘“秘书”为难，便同意如期起程。于是，张学良夫妇和两名副官乘坐在宋子文赠送的小汽车内，夹在车队中间，在前后武装士兵的保护下，从溪口向指定地点黄山进发。

虽然时值初冬，但是雪窦山仍然林木丰盛，姹紫嫣红。刘乙光指示车队在清晨出发，这时太阳还没有升起。张学良透过车窗，在淡淡的雾霭中，寻觅着自己曾留下足迹的山间小径和林中古亭。此时，于凤至仿佛猜到丈夫的心境，便伸手整理盖在他膝上的毛毯，亲切地唤了一声：“汉卿。”张学良回头看了看凤至，又扭头回望窗外。

车队经过两天行驶进入安徽境界。第三天中午，车队在屯溪停下。刘乙光队长安排大家在此午餐。正巧，从黄山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澜在屯溪午餐休息。张学良与张澜相视很久，才彼此互相问好。两人似有许多话要说，但见有武装士兵在旁保护，不便多说。分手时，张澜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兄，要多加保重啊！”

从溪口到黄山脚下的歙县，距离约500公里。车队在沿途走走停停。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到歙县。此时，夕阳隐去，黄山在暮霭中显得格外凄凉。

当地县政府早已获悉张学良车队到来之消息，派人在通往黄山的路口处等候。当车队到时，县长立即上前迎接，引导车队上山，直奔已选定好的居住处。

县长向张学良介绍说：“这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晚年时修建的别墅，叫‘居士林’，本来是准备拜佛念经用的，可是，他却从来没在这儿住过。”

这所别墅房间很多、很大，特务队的许建业为张学良夫妇挑选了一间比较干净而宽敞的房间做卧室。

为了保密，在张学良到此处之前，这里的客人都清出搬迁他处。“居士林”的租金由南京以几倍的高租金支付。从少帅夫妇居住的“居士林”到便衣队员和宪兵们居住的空军俱乐部附近的风景区都布下岗哨，划为禁区，严禁任何人入内。

张学良有多年的军旅生涯，所以对这里的环境很快就适应了。然而，于凤至对这样的环境却有些受不了。她虽然对动荡的生活不太习惯，但从来没有流露出半句怨言，总是以愉快的表情接受磨难。在来黄山之前，于凤至与赵一荻一直轮流陪伴张学良。此行黄山时，赵一荻正在上海。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继而上海沦陷，赵一荻便移居到香港。

黄山是中国著名的游览胜地。它的层峦叠嶂，险峻异峰，和山间云海及温泉、奇松、怪石，引人入胜。历代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都在此流连忘返。

张学良来前，这里原是国民党空军受伤军官的疗养地，这里的温泉专门为受伤空军军官使用。可是张学良一到这里，温泉区就被严禁一切人进入。为此，在这里疗养的空军军官非常不满，要求他们解除温泉区禁令。当军官们知道少帅幽禁在这里时，都打消了怨气，千方百计地想接近张学良。刘乙光对空军军官欲见少帅的要求一概予以拒绝。

在张学良到黄山的第二天，安徽省主席刘尚清闻讯后，立即上山来拜访张学良。

第三天，黄山附近的歙县县政府匆匆派人上山，找刘乙光告诉说：南京官邸来了长途电话，赶快下山去接。刘乙光命司机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到县政府接了电话，才知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

蒋介石向刘乙光询问了张学良移住黄山的情况及黄山人的反映。刘乙光诸项汇报详情。蒋介石对黄山空军军官要求见少帅的情况很担心，告诉刘乙光，要严密注视情况的进展，随时向他报告黄山空军军官的动向。

歙县政府为方便张学良将军在山上游览，专门派来一名熟悉黄山名胜古迹的人住在山上，充当导游及解说人员。张学良高兴地让他同自己走在一起，一同游览了练江南岸的太白楼和长庆寺塔。

导游向张学良解说：太白楼建于唐代，相传是李白当年饮酒赋诗的地方。长庆寺塔是北守时建造的。张学良对这两处古迹观赏得很认真，还向导游问这问那。当走在堂中柱前，张学良还停下脚步，读上面的楹联或诗词。

张学良夫妇在黄山住了十余天，几乎游遍了黄山风景。12月17日这天，张学良感到很无聊，便向夫人提议到河里去捉鳗鱼。于凤至听了丈夫的主意，高兴地赞同。于是，少帅夫妇在刘乙光和警卫人员的保护下来到河边。他们仿照着黄山人抓鱼的方法，先用石头在河边堆筑起一个圆圈，预先留一个口，在石圈中间撒下许多用油浸过的白米，静静地等待鳗鱼进入石圈里。当他们发现鳗鱼游进石圈内觅食时，就迅速地用石头堵住预先留的缺口，然后两个人便在石圈内欣喜地捉起鳗鱼来。这天，张学良和于凤至共捉到了20多条鳗鱼和黄鳝，心情非常愉快。

然而，正当少帅夫妇玩得高兴之际，一位便衣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南京方面来了长途电话。刘乙光向弟兄们吩咐了几句，便跑着回去接长途电话去了。

原来，自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黄山附近情况复杂，治安混乱，加上黄山疗养的空军军官一致要求见少帅，蒋介石向戴笠指示：给刘乙光打电话，命令他将张学良从黄山移送到江西萍乡待命。

这天，张学良和于凤至回到住处。刘乙光告诉他们夫妇“整理行装，准备转移”。

张学良考虑到为自己讲课的吴老举人再也不能受流离奔波之苦，商得老先生的同意，让他北返老家。吴老举人临走时，张学良送他2000元法币，供其日后生活用。自此，读书会无人讲课便自行结束了。

从黄山到萍乡仅两天的路程，但走得却极其艰难。张学良坐在车中，凭窗而望：公路上，拉伤兵、辎重的车辆纷纷西行；两旁人马拥挤，撤退的军队和逃难的百姓混杂在一起……这景象使张学良感到局势十分严峻。他不忍心再往窗外看，只好闭上眼睛沉思。

两天后，刘乙光带领全体人员将张学良夫妇转移到江西萍乡。这个地方小，可是逃难到此的人很多，秩序很乱。这种情况可急坏了刘乙光，然而最难办和最重要的事是为张学良夫妇找一所安全的住所。他和便衣队员几乎寻遍了这个小小山城，终于选中了一个旅馆，全体人员才暂时住了下来。三四天后，刘乙光又在距离萍乡城约4华里的地方，找到了一栋石块建筑的两层小洋房。这里环境幽雅肃静，房主人姓李，曾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授。刘乙光之所以选中这小石楼，主要是因为李教授是当地人，他与妻子儿女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李教授一家人非常好客，很欢迎他们来住，特别是教授的女儿年轻可爱，和少帅夫人于凤至很谈得来。这位李小姐便成为于凤至的唯一客人。于凤至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着一台小型留声机和一些唱片，经常靠听唱片消遣时光。李小姐也很喜欢唱歌，对于夫人的唱机、唱片兴趣很浓。开始，于凤至放唱片时，李小姐就写条子给她，请求把某一张唱片多放两遍。于凤至对李小姐的要求总是欣然接受，尽量满足她。后来，于凤至不在时，就索性把唱机和唱片借给她。

萍乡是个小县城，街道不多，没有什么好风景。张学良夫妇在这里不像在黄山有名胜风景可以打发时光，排除心中苦闷，只好每天躲在石头洋楼里看书、听唱片等打发日子。

这一天，张学良在屋内看书，感到心情很郁闷。忽然，他想起有人说萍乡附近有座煤矿，便向刘乙光提议到煤矿去看看。刘乙光这几天也看出张学良情绪的烦躁和郁闷，就同意了。

此时，于凤至和李小姐正在聊天，谈得正投机。张学良便问于凤至是否愿意去煤矿看看。于凤至回答：“我不去了，到煤矿有什么意思呀！”于是，张学良在刘乙光和便衣队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煤矿。

煤矿场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发给每人一套工作服和一支小手电筒。张学良对煤矿既陌生又感兴趣，高高兴兴地穿好工作服，拿着小手电筒，在煤矿主人的指引下，乘坐小煤车进入煤洞。小煤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洞里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到达了采煤地点。这里漆黑一片，空气很坏。此时，张学良已没有来时的兴趣了。听了煤矿主人的介绍后，又乘上小煤车向洞外面驶去。

几天来，张学良闷在屋里很不开心。刘乙光对此也颇为焦急。

这一天，刘乙光在萍乡西门外发现一个山洞，听当地人说：这个山洞里藏着毒蛇猛兽，从来没有人敢进去看个究竟。还有人说：这个洞一直通到湖南省安源县。刘乙光为了让张学良高兴起来，就到副司令的屋里讲了山洞的事。张学良听刘乙光谈到这个奇妙的山洞，立时就来了兴致，让大家准备好，明天就到山洞里去看个究竟。

翌日早饭后，张学良和警卫人员带着手枪、冲锋枪及火把、鞭炮等向山洞进发。此山洞距萍乡西门约三里多。在到达洞口时，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他们看到：这山洞口有十多丈高，一条小溪从洞外流向洞内。进洞前，张学良让人先把鞭炮燃放，为的是让鞭炮声吓走洞内的毒蛇猛兽。鞭炮声响过后，张学良便和大家一齐向山洞里进发。他们走了十几丈远，山洞突然变得狭窄起来，最后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张学良跟在特务队员后面，踏着既湿又滑的洞路，向前走了约半里路程，狭窄的山洞又豁然开朗起来。阳光从岩石缝隙间射进洞内，仿佛像束束探照灯光。突然，张学良在地上发现了很多野兽的足迹，从足迹的大小判断，可能是较大而凶猛的野兽。他担心大家的安全，便大声叫住前面的队员停止前进。于是，他们转身向洞外走去，这场“探险”到此告终。

张学良和于凤至夫人在萍乡度过了大约3个月的幽禁生活。这里不但风景不佳，而且天气阴冷，细雨绵绵，使他的心情很低沉。由于少帅身体缺乏维生素，腿脚每天都肿得厉害。于凤至用手在丈夫的脚上一按，就会留下深深的坑。这使她很着急，让刘乙光找医生。医生诊治后，对张学良说：“这病是缺乏营养所至，平时要多吃些蔬菜。”张学良听了，不以为然地说：“这没什么，只要我出去走走，活动活动，浮肿就会消下去。”他不顾夫人于凤至的反对，强撑着身体到外面走了一段路。他对刘乙光说：“这太不公平了，弟兄们在前线打日本，流血牺牲，可我在后面闲呆着，腿脚却肿得不能走了！不行，这样下去不得了，真有一天我到前线怎么办？”

1938年1月底，春节来临。虽逢战乱，但萍乡人们过旧历年的节日气氛还是很浓的。玩狮子、唱花灯、踩高跷等各种节目，从大年初一直闹到元宵节。张学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情绪，为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风俗，几次向刘乙光提出到街上看看热闹。刘乙光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张学良的要求。为此，刘乙光作了周密的安排，先派出便衣队员在萍乡城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才让张学良上街。这天正值大年初五，萍乡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以维持秩序为名的宪兵；保安队也派出了巡逻队，各街道口都放置了岗哨。

这天，张学良吃过早饭就和负责“保卫”的便衣队员化妆上街。张学良身穿蓝卡叽布工装，头戴蓝色鸭舌帽，打扮成汽车司机的模样。刘乙光和特务队员有的着西装，有的穿中山服，有的则套上长袍，打扮成商人或绅士。他们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面上，看着两旁张灯结彩的店铺，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锣鼓、鞭炮声，感到欣喜欢悦。张学良在人群中左顾右盼，沉浸在这小煤城的欢乐气氛之中。突然，人群中有人操着东北口音说：“这不是少帅嘛！”张学良转身一看，说话的人是位东北汉子，正在向自己挤过来。张学良见东北汉子很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

这时，刘乙光发现了这个情况，挤上前，截住东北汉子讪笑道：“老乡，你认错人了，他是我们的汽车司机，不是什么少帅老帅！”此时，便衣队员都围上来，向着东北汉子发出一阵嘲笑，然后簇拥着张学良挤出人群。刘乙光向便衣队员使了个眼色，那位东北汉子被盯梢了。经了解，此人曾在张作霖府上当过理发师。九一八事变后，他流浪到关内，前不久才来到萍乡，仍以理发为生。刘乙光听了队员汇报，心里感到很紧张，当即和上司戴笠通了话，请示此事的处置办法。戴笠听后，向刘乙光命令：“一、立即切断电源；二、做好转移到湖南的准备。”从此，那位东北汉子被切断“电源”，在萍乡小城里消失了。

1938年2月初的一天，刘乙光接到戴笠发来的密电：将张学良转移到湖南郴州。此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西逃。蒋介石逃到重庆，无暇与刘乙光联络。张学良的去向全由戴笠掌握。于是，刘乙光和队员们又带着张学良夫妇从江西萍乡去湖南郴州。此程多为山路，盘山绕岭，坎坷颠簸，但路旁风景比较诱人。

在这次转移途中，经过几个较大的城镇。张学良夫妇最大的兴趣是收购网球、羽毛球等娱乐品。有一次，张学良夫妇竟把一个商店里的乒乓球全部买下来。当张学良一行人到达距郴州不远的“凤栖渡”时，因为住处尚未觅妥，所以就暂时停止前进。刘乙光将张学良夫妇安排在凤栖渡一所很古老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然后，他立即派许建业等人到郴州选择驻地。

许建业等人在距郴州城约4华里的苏仙岭上选择了苏仙观作为幽禁张学良的地方。这里山势险峻，仅南面有一条1760级的石板路可达山顶。进山不远有一座云中庵，是山下到山顶苏仙观的必由之路。苏仙岭是湘南胜地。相传西汉文帝年间，有一名叫苏耽的人在此修行，最后得道成仙。到了唐代，人们根据传说，在山顶修了苏仙观，这座山峰被人称为苏仙岭。山上有奇峰异石，古松拔秀；有白鹿洞、三绝碑、玉溪、跨鹤台等名胜古迹。苏仙观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古老建筑，有大小20多间房屋。时值战乱之际，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疟疾）”。

张学良和于凤至来到苏仙岭，被刘乙光安排在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下榻。观内荒草丛生，环境凄凉。负责保卫张学良安全的宪兵连除一个班驻在云中庵守住进山要道外，其余的人全都驻至苏仙观外临时搭的营棚里。刘乙光在山顶四周布置了岗哨，修筑了工事，然后又派便衣队员到郴州城和凤栖渡车站探听情况。

在苏仙观里住下后，张学良的情绪极为不好。刘乙光怕他闷出病来，不好向上司交待，劝张学良到外面散散心，但少帅根本不理睬。这天，刘乙光向张学良建议到郴州逛逛。张学良答应了。可是刘乙光却兴师动众：少帅坐的车前有两部小车开路，后面有两辆卡车载着宪兵。对此，张学良感到很扫兴，于是改了主意，半路又返回驻地。

几天后，张学良在夫人于凤至劝说下，到山上游览风光。他们去观白鹿洞。走下1760个石阶，两旁古松森然，人称苏岭云松。传说：苏耽之母居山之西南，苏耽得道后仍日夜思念母亲，松为其所动，枝叶遂伸向西南，故而得名“望母松”。

张学良听了传说，又观实景，打趣地说：“苏耽当年在此成仙，说明这儿的山水好。如今，我来此处修行，不知是否能成仙……”

“你要是成仙了，我怎么办？”于凤至截住丈夫的话，风趣地说。

“你不要担心，仙国寂寞，每年七月七日，我会下凡看望你的。”

张学良夫妇的对话，逗得随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张学良和夫人来到“三绝碑”。它是苏仙岭最有名的古迹，地处白鹿洞附近悬崖石壁。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大词人秦观因党争被削秩，贬监处州酒税。流放途中，秦观途经郴州，在此写了词；著名书法家米芾将秦观的词和苏轼的跋用他行书之墨迹抄下，成为举世少见的“三绝”。南宋时，郴州守邹恭将之翻刻在苏仙岭的石壁之上，成为郴州的第一大古迹。此时，正是雨过天晴，阳光照射在崖壁上，上面的《踏莎行》词显得分外清晰。触目动情，张学良夫妇和刘乙光等人默不作声地看着石壁上被世纪风云染成紫褐色的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张学良对这阕词很熟，但此时立于“三绝碑”前，这词之字句却变得赫然惊心！这秦少游的凄婉绝唱，分明是写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张学良呆若木鸡一般，只是两眼的目光在词句上反复移动，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下。

春节快要到了，张学良对刘乙光说：弟兄们和我在一起都很辛苦，今年春节要好好地乐一乐，这座破苏仙观要有过节的气氛，扎几个灯笼挂上……刘乙光对张学良说的都一一记下，然后吩咐人去操办。警卫和便衣们从刘乙光的口里、从“副司令”的表情中看到喜庆征兆，人人都感到欣悦。因为平时他们的生活太单调乏味了，所以大家都希望过一个快活的春节。

除夕之夜，荒凉破旧、沉寂了不知多少年的苏仙观骤然喧闹起来。寺内，人声喧嚷，笑声、闹声不断。刘乙光命人在相连的两间大屋里摆了五桌酒宴，特务队及诸警卫人员都坐在席前。张学良事前早就准备好了“红包”，里面包的是年钱。此时，见弟兄们都已坐好了，便将“红包”逐一分发给大家。其中，刘乙光、许建业和宪兵连长所得的“红包”，里面的钱要比一般人多些。弟兄们见“副座”如此关怀体恤大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在刘乙光的带动下，大家纷纷高擎酒杯，向张学良敬酒。张学良从座位上站起来，举杯致谢，将酒一饮而尽。在喜庆新年的气氛中，张学良借酒兴同刘乙光等人划起拳来。

于凤至在席间时刻关心丈夫的身体情况。她怕丈夫酒喝多了吃不消，不时劝阻他少喝。刘乙光也害怕张学良酒醉伤身，便起身向“副座”提议，改换喝酒方式。当夜色已深，年席才结束，随后又玩起麻将。刘乙光劝张学良回房休息，改日再玩麻将时，张学良像是没听见似的，玩兴正浓，刘乙光只好不再劝说。直到大年午夜时分，张学良实觉身体疲乏，才放下手中的麻将牌，告诉刘乙光：让警卫拿鞭炮，到院里放了。于是，他们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度过了首次苏仙观年宵之夜。大家互相拱手道喜、祝贺、拜年之后，才各自回屋休息。

春节过后，张学良新的一年的幽居生活又开始了。在苏仙岭上，张学良每天将大部时间消磨在书刊画报之中。有时，他经不住刘乙光的再三鼓动，和于凤至、许建业玩几圈麻将。每当麻将玩烦了，张学良就改换下象棋或下围棋。下棋厌烦了，许建业又拉少帅唱京戏。因为许建业拉一手好京胡，所以张学良也愿意和他配合。于是，二人一唱一拉，还闹得挺开心。于凤至每次听丈夫唱京戏走调时，总是笑得前仰后合，很是开心。

……

张学良幽居后，每次理发都由刘乙光亲自找他了解过的理发师。不久，刘乙光觉得这样太费事，就调来一个会理发的特务为“副座”及其他人理发。然而，张学良对自己的发式相当讲究，从不马虎。他在沈阳北大营时，曾训斥过头发蓬乱的军官：“男儿头颅贵值万金，乱糟糟的成何体统！”自从被蒋介石幽禁后，张学良虽然对穿衣服饰有些不讲究了，但是对发式尤如以前。所以，当警卫员为他理发后，他总是对镜反复观看，总是不满意。为此，张学良一有机会就到理发店里去理发。刘乙光对“副座”的做法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这天，张学良提出进城理发之事。刘乙光便同意了。他吸取了上次进城的教训，没有兴师动众，只派了12名队员保卫张学良。这12名便衣簇拥在张学良周围，任听他在城里游逛之后，到卫阳街一家理发店理完发就返回苏仙岭。

张学良有爱洗澡的习惯，即便没有澡盆等设施，也要在木桶里洗一洗。由于搬迁转移，途中不便洗澡，所以张学良显得十分烦躁。一到苏仙岭，他得知这儿有泉水，便每日到泉水中泡一泡。他逢人便宣传洗泉水澡的好处。一时间，用泉水洗澡成为特务和警卫人员的时尚。后来由于气候的原因，洗泉水澡不行了，在木桶里洗澡又不方便，张学良有时不得不提出到城内东大街的浴池里去洗澡。每次去洗澡前，刘乙光都要先派人去城里浴室接洽，定下日子，老板“挂牌谢客”，专门接待张学良来洗澡。

3月阳春的第二天，张学良向刘乙光提出到城里洗澡。刘乙光同意陪他进城，并按照上次进城那样，又派了12名保镖。他们行至澡堂途中，碰到一位佩戴炮兵中校军衔的军官。那军官看到张学良，突然向他恭敬地行了个军礼。然而，张学良异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理睬。可这场景却把刘乙光吓坏了，心想：“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张学良？而且这人还是位炮兵中校？”刘乙光对此不敢疏忽，急忙对张学良扯谎说：“浴室里人多没空，请您改天再来洗……”张学良猜出刘乙光此话的原由，便笑着说：“那就回去吧。”刘乙光向一队员暗示：跟踪那位中校，查明其情况。

经调查，那位向张学良敬礼的炮兵中校是少帅的旧部，现任炮兵旅炮兵团副团长。他所在的炮兵旅是由东北军炮兵改编而成的，前不久这个炮旅才调驻郴州县。

这年4月，驻郴州县炮兵旅的官兵三五成群地上苏仙岭游玩。他们沿着石板路上山，在云中庵的下面被“保护”张学良的宪兵阻拦。宪兵向炮兵声称：山上是军事基地，不准任何人上山。然而，炮兵官兵不罢休，非要上山不可，双方几乎发生冲突。幸好宪兵班长及时派人报告，刘乙光和连长童鹤连及时赶到云中庵，向要上山的炮兵官兵出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国防工事要地，不准擅入”的手令。炮兵官兵才悻悻地退下山去。几天后，炮兵团的官兵又乔装打扮成游客，卷土重来。童鹤连见势不妙，命令宪兵向天空鸣枪，这才把企图上山的“游客们”吓回去。

刘乙光惟恐郴县炮兵旅知道张学良幽禁在苏仙岭而突然发生意外行动，便采取紧急措施，加强戒备，严防出事。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亭司镇人，他的家乡距郴州30余公里。他怕张学良在苏仙岭发生意外，决定将张学良转移到自己家乡永兴亭司镇，安排在一个空着的小学校里暂住。这个小学名曰“文明书院”，有20余间房舍，足以容纳下刘乙光的“队伍”。

张学良对这次突然转移，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他心里清楚，此次转移与那位炮兵中校向自己敬礼有关。

永兴县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张学良夫妇匆匆到亭司镇，心理上还未适应，所以没有心思外出转悠。他们一连两日闷在房子里，以报刊度日。第三天，当满天的阴云消散时，温煦的阳光驱散阴霾，张学良夫妇才从屋里出来，在院里晒太阳。

这时，刘乙光来到张学良面前，无话找话说：“永兴这地方，气候还……”

“我不管气候好坏，只想了解一下那天在郴州街上向我敬礼的军官是谁？”

刘乙光万万没料到张学良会问这事，支吾道：“噢，副座，那个军官，是新调到郴州炮团的副团长。”刘乙光只好把调查来的情况如实向张学良说了。

张学良听后，沉吟了一会儿，对刘乙光说：“东北军里的官兵对我很尊敬，见我时敬个礼是很正常的事。刘秘书，我希望那位军官不会因为给我敬礼，日后受到什么影响。”

“副司令，”刘乙光立即接话说，“你想得多了，那人不会有什么事的。”

张学良听了刘乙光的话，心里知道他在说谎，但自己有什么办法呢？张学良嘲讽地说：“既然你说‘不会有什么事’，那我就回屋休息了。”说罢，转身回屋去了。

在永兴亭司镇暂住期间，刘乙光向上司汇报了将张学良转移的情况，请求戴笠指示下一步行动。

大约十日后，戴笠命令刘乙光将张学良迁移湘西沅陵。张学良听说又要去沅陵，心绪闷闷不乐。在搬家前一天，张学良看着墙上挂着的地图，对夫人于凤至说：“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又指着湖南地图说：“我们在这儿又能住多久呢？”

此时，刘乙光已派许建业先行出发去沅陵，选中凤凰山上一所宽敞的庙宇，作为幽禁张学良的地方。

1938年3月22日，张学良夫妇在刘乙光一队人员的护送下，由永兴亭司镇起程，向湘西沅陵凤凰山进发。途程遥远，他们跋山涉水，乘车坐船，旅途单调乏味，烦闷不安。

当车过桃源县时，刘乙光命全队人马下车休息。张学良在于凤至的陪伴下来到路边不远的石壁前，看到上面有“桃源洞”三个大字。张学良向经过这里的老乡询问，才知这里有个山洞，是当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古迹。张学良听了，一扫全身旅途疲劳，嚷着要上山洞里参观。

刘乙光只好让警卫护送张学良上山。当他们爬到山洞前，不禁大失所望：洞小得连狗都难入内，根本没有陶渊明描述的影子。张学良连声叹悔：“上当了，上当了，这里肯定不是真正的桃花源。”

汽车队从桃源县起程，又行两日到沅陵。

凤凰山，屹立在沅水江畔，沅陵县城东南岸，山势奇特，风光秀丽，酷似一只凤凰展翅，故而得名。山北临沅水，是陡峭如削的绝壁；东南西三面连着起伏如涛的山峦，俨如鹤立的群鸟，兀立在绿水和群峦环抱之中。山顶古树参天，林木奇异茂密，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巍巍壮观的古寺。这古寺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的，由山门、大佛殿、送子殿、弥陀阁、观音堂、玉皇楼等建筑组成。后来，在凤凰寺平行的对面山头上筑起了7层巍峨壮观的“凤鸣塔”。

张学良和于凤至夫人就幽禁在凤凰寺里。穿过山门，进入大佛殿，殿内陈列着“金刚”、“罗汉”等神像。穿过大佛殿，再往里走，就是送子殿，为少帅夫妇的起居室和书房。

这天，张学良诗兴大发，提笔作《致于凤至》诗一首。以此表达对夫人的感激之情，诗曰：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蒋介石为防止原东北军用飞机来凤凰山营救张学良，又恐怕日本或异部飞机轰炸凤凰山，亲自下令给戴笠，命刘乙光及宪兵连在凤凰寺少帅住地后面的高地上设置高射炮台，再往后的山坳处，凿筑防空洞。张学良在防空洞内的石壁上，刻下了“雪仇”二字，以表达自己“国难家仇”和壮志难酬的心境。

刘乙光在凤凰山上为张学良夫妇划定了活动范围：山上前后左右五里为界；沅水江上，上至洲头，下至河涨洲15里为限。少帅的散步、运动、钓鱼、游泳等活动均不得超越界限。这范围规定的执行，由跟随在少帅夫妇前后左右的便衣队员监督遵守。

张学良和于凤至在凤凰山上幽禁时，常常回忆在西安和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友好共事的那些美好日子，更加思念他们。原来，当少帅离开17万东北军将士，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囚禁后，杨虎城将军也被蒋介石以“调虎离山”之计，派往欧美考察。幽禁中的张学良夫妇对此一无所知。一天，张学良独自登上了新建的望江楼，眺望碧波荡漾的流水缓缓北去，蔚蓝的天际帆影绰绰。少帅面对此情此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他回到寺中书房，在心中涌出思念好友的诗句：“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当他想到自己不能率军冲杀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时，心里就极其痛苦。他对凤至遗憾地吟诗道：“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于凤至听出诗句的内涵，感慨地安慰丈夫说：“汉卿，你的诗，我很喜欢，说出了我们的思念和遗憾。你给这首诗拟个题目吧。”

“大姐，我想这诗名就叫《自我遗憾作》好吗？”

“好！汉卿。”于凤至高兴地站起来说，“我给你拿笔墨来，把这首诗写在墙上，让我们天天看到它。”

“大姐，你的主意很好！”

于凤至兴冲冲地拿来笔墨，张学良挥舞着饱蘸墨汁的毛笔，将诗句书写在书房的墙壁之上：

自我遗憾作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1938年冬，沅陵县县长王潜恒多次派人到凤凰山晋见张学良。张学良对来人说：“不必说晋见，王县长的心意我领了。我这里身体欠佳，去处不多，能否请王县长给我在山顶修个小亭子？”

王县长听人汇报此情，得知张学良在凤凰山上游境不多，常常想登高远眺。于是，王县长派人在凤凰山顶古寺右侧，沿沅水陡峭的绝壁上，为少帅修建了一座两层楼。张学良将它命名为“观江楼”。在观江楼与凤凰寺之间，相距40余米，为便于行走，又在寺与楼之间修了一座宽1.5米、长45米的天桥。这样，张学良和于凤至每天都能通过天桥到望江楼远眺群山和对面的沅陵古城及绝壁下碧波千里的沅水……有时，少帅凭楼远眺，转念想到自己如笼中之鸟，不禁触景伤情，暗自落泪。

凤凰寺旁新造的“望江楼”，引起游客们的注意。人们都想知道是谁修建了这座雕窗红柱的濒江小楼？但谁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会说。游客们只能从凤凰寺戒备森严的情况判断：此地住着一位非同寻常的大人物。

在天桥下面，是一方养鱼池。这个养鱼池是张学良为了消磨时光让人找民工在寺庙的右侧挖成的。养鱼池宽20米，长35米，深2米。

养鱼池里的水，是刘乙光让民工从凤凰山脚下的沅水江里一担一担挑上山的。开始，民工往返4华里挑水上山，每担水刘乙光让宪兵只给5分钱。张学良对民工的辛苦很同情，知道此事后，便当着民工的面宣布：“每给鱼池担水一担，给钱两角。”民工们对这位张先生非常感激。

张学良爱好钓鱼，以前从香港托人买的钓鱼竿在沅江不适用了。因为这儿钓鱼的传统工具是一个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再拴上一个很大的鱼钩，在这个大钩上又分出三个小钩。张学良对这种钓鱼方式很感兴趣。每次钓鱼前，先派人租用四五条木船，他与便衣队员乘船到江中。把船停泊在江心用竹筒钓鱼。开始几天，于凤至满有兴致地陪着丈夫上船钓鱼或在船舱里编织毛衣，困了就睡一觉。后来，她的兴趣慢慢减退，便独自留在寺里，看看书，帮帮厨。寂寞使她越发思念在国外的孩子，虽然她刚40岁，但发际已见白霜。

有一次，张学良钓到了一条特别大的鱼。几个人怎么也拉不起来。少帅让船夫摆船跟着鱼走，等那大鱼挣扎得筋疲力尽时，几个船夫跳下水，把鱼托上船。张学良面对自己钓上来的这条硕大之鱼，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少帅钓鱼的兴趣越来越浓，都不愿上岸回寺里吃饭了。刘乙光图省心，索性把厨师也叫到船上，烹调各种可口的鱼肴，供大家在船上品尝。每次钓鱼归来，少帅还把钓到的鱼拿回寺里，放养在鱼池里。有时，张学良和于凤至坐在养鱼池边，观赏池里的鱼自由嬉戏，会有触景生情之苦。于是，张学良想为养鱼池里的鱼儿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让刘乙光找来民工，錾凿一只大石龟。这只石龟有六七千斤重，放进养鱼池里。张学良又让民工在池水里修建了假山、石砬子等水景，供鱼儿在水中享用。

在凤凰山幽禁时，张学良读书很专心，有时读书一坐就是半天。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他时而埋头细读，时而奋笔疾书，常常写读到深夜。每当少帅读书时，于凤至总是在一旁陪伴他，或为他查查资料，或为他做好夜宵。于凤至常常劝丈夫不要太熬夜，注意身体，适时休息。张学良听后，反对她安慰说：“你身子有病，你就早点歇息，不要陪我了。”见丈夫这么坚持夜读，于凤至也只好作罢。

张学良在凤凰山幽禁，按规定，他的伙食标准为每天5块大洋。上边为他配备了两名厨师：一个是四川人，会做拿手的川菜、湘菜、大菜及面食糕点；另一个是浙江人，擅长烹调下江菜。有时，于凤至要求厨师为张学良做些有营养的菜肴，他们感到很为难。因为当时沅陵城里实在买不到什么好吃的或营养丰富的东西，只好每天给少帅炖一只鸡补养身体。

张治中二探少帅，夫人出国就医

1938年9月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到第二年，张治中将军由淞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也将一年。此时，他赴湘西视察，得知张学良在凤凰山幽禁，便到沅陵专程去拜访张学良。这是西安事变后张治中第二次拜访张学良，距第一次快两年了。

这天，秋高气爽，山色迷人。上午8时许，张治中身穿米黄色中山装，头戴白色礼帽，带着四个随员沿着长达两华里的红砂岩石石阶步行上山。张学良得知张治中来访的消息，便偕夫人于凤至从后殿住室出来，在凤凰寺正殿迎接。张治中与张学良相见时，彼此紧握双手，黯然相对，然后两人慢慢步入后殿。

张治中走进张学良卧室，看了看墙上的题诗和桌子上的文稿、书籍，高兴地说：“汉卿，你总算宽下心来，我很高兴。你潜心研究明史，这很好，若需要什么资料、书籍，我一定帮你找。”

张学良听后，只是苦涩地一笑。他面对张治中的来访，心中又升起重回前线抗日的希望。他关心的仍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少帅向张治中反复地表示自己想参加抗日战争的急切心情。他说：“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我怎能忘记九一八事变！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我张学良到哪里去了？”

张治中对少帅的这席话只能表示同情，却无能为力，只好转话题问张学良的身体情况。张学良对张治中说：“你看，我的身体是不错的，为了抗战，我打篮球、划船，锻炼身体，参加抗战是没有问题的。”

张治中见少帅念念不忘抗战，非常感动。他索性和张学良谈了湖南的情况。

张学良问：“万一武汉失守怎么办？”

张治中把准备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张学良。原来，基层人员大多数更换了新人，民众组训、学生组训、抗日自卫队组训都在进行，还聘请了叶剑英担任高级顾问，将来指导游击战等。

最后，张学良表示：“只要我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务必请向委员长转达我的意思。”

张治中说：“好，我建议你给蒋委员长写封信，等我看到委员长时再作详细说明。”

张学良对张治中的建议表示赞赏，然后立即伏案给蒋介石写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要求参加抗日战争，要求见面详陈一切，剩余的事请张治中代为转达。

大约10时许，张治中起身告辞。张学良夫妇送张治中将军出寺庙，在门口处二人留影纪念。临别时，张学良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十分难过地说：“没有人来这里看我，你这次来，我实在是万分感动。从今一别，又不知何日能再相逢。”两人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张治中回长沙后，即派人将信送给蒋介石。张学良得知蒋介石已收到他的信，天天盼望能早日回音。然而，他失望了，他的信如石沉大海。

此后，张学良的脾气又坏起来，常常因为一件小事而暴躁不安。平时。大家都习惯地称他“副总司令”。可是此时，他听到这称呼，立即烦恼地瞪着双眼，怒吼道：“我是什么司令，你们不知道我早被撤职罢官了吗！以后不许你们叫我副总司令，叫我张老百姓、张老板！”

不久，长沙起了大火，身为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被这场大火弄得焦头烂额。蒋介石虽然飞来召开南岳会议，可是张治中自身难保，也没有机会为张学良说情了。

1938年底，在日本的诱惑和美、英劝降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了日本，在南京拼凑了伪政权。

张学良得知汪精卫叛变为汉奸的消息，气愤得大骂：抗战一再失利，就是因为政府里有许多像汪精卫这样没有民族气节的小人。他说：“如此下去，抗战何时能够胜利啊！”

1939年4月，在长沙大火的第三天，戴笠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突然来到凤凰山住了两天。第一天，戴笠和张学良谈了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经过；第二天，戴笠分别召见了刘乙光、便衣队员和厨师进行个别谈话。

戴笠走后，凤凰山周围的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大家都明白：他们在凤凰山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此时张学良也意识到这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自从他被幽禁以来，搬迁了好几个地方，只有在溪口和凤凰山两处生活得比较开心。因为这两个地方风景好，可供游玩、消磨时间的场所多。

在同戴笠的谈话中，张学良得知东北军将领鲍文樾参加了汪精卫的伪政府，十分气愤。他说：“鲍文樾这个人，一年前还在为我的自由和东北军的前途奔走，没想到才仅仅一年，就成了软骨头！”他连声长叹，“看来，我是看人看得不透啊！早知他会投敌，我一枪崩了他，也算给东北父老除害了！”

戴笠这次来凤凰山见少帅，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让张学良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鲍文樾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后，鲍文樾被迫离开东北军，经周佛海牵线，投靠了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樾，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

鲍文樾接到张学良的劝告信后，没有理睬，反而当上了汪精卫伪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军政部长。张学良得知后气得大骂。于凤至见丈夫脸色不好看，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鲍文樾当了汉奸时，她对丈夫的怒火很理解。她知道，鲍文樾在九一八前是北平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事变后，又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西安事变时，张学良让他代表东北军参加和蒋介石谈判；而七七事变后，他背叛了少帅的意愿，背叛了东北军，投靠了汪精卫。这怎么能不使少帅义愤填膺呢！她劝丈夫消消气，不要因鲍文樾的事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张学良听了夫人的劝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姐，我感到高兴的是，听说我的侍卫长刘芳波和日本鬼子打得很英勇。我真想见见他呀！”

“汉卿，你想念他，就写封信，等有机会让人捎给他。”

张学良听了夫人的话，表示赞同。于凤至拿来纸墨，放在桌子上。于是张学良伏在桌前，给刘芳波写起信来。

芳波兄：

好久没有通信，时常想念。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要灭亡我们，九一八的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群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我身心两健，可告慰故人者。颂你健康，并祝胜利！

弟良顿首4月5日

此后，张学良从凤凰山发出的信源源不断。他认为自己虽然不能上前线亲自杀敌，却能以笔为武器，鼓励旧部拼死抗日，责骂叛贼逆子卖国求荣的丑恶行为。

5月的一天，张学良接到原在西北总部机要组管人事档案的科长陈旭东的一封来信。从信中得知，陈旭东自西安事变后已转隶军统，专门负责掌握沦陷区内军政人员的动向。陈旭东在信中开列了一份滞留沦陷区内的东北军旧属名单，请求少帅分别给这些人写信，要他们万万不能投敌，告诫被迫入敌营者及早弃暗投明。

张学良看罢原部下——小小科长的来信，马上照办，数日闭门伏案疾书，有时写信到深夜。于凤至见此情景，心里为丈夫担心，劝其注意身体。张学良觉得陈旭东的请求对抗日救国有利，自己能按陈旭东的请求办，就是尽抗日的心意。他对夫人说：“将士们在前方天天流血牺牲，我不过动笔写写信而已，有什么累的？”

张学良将写好的信交给许建业，让他尽快将信邮出去。许建业带着满满一包信到县城邮电所寄发时，刘乙光开玩笑地说：“看来沅陵邮电所要成为副司令的个人邮电所了。”张学良听了这话，庄重地说：“如果这些信能起到作用，我张学良也算是在抗战中尽了力了。”

1939年7月的一天，张学良在江边钓鱼，见凤凰山后的一位穷苦农民（名叫高应欢）在用筝网捞鱼，便上前搭话聊天。

在交谈中，张学良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非常同情。少帅当即取出3块银元，送给高应欢说：“我身上仅留下3块钱，你就收下吧。”高应欢被张学良的关怀所感动，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被幽禁的少帅的钱。而张学良却执意让高应欢收下钱，还好言相慰。高应欢在盛情之下，只好收下少帅送的3块银元，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年5月，端午节过后的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大暴雨。顿时，平地三尺洪水，冲毁了沅江两岸许多房屋，不少人畜被卷入江中，顺洪流向下江冲来。翌日，洪流殃及沅陵境地。清晨，张学良起来，站在望江楼上用望远镜观看沅江，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无数人、畜尸体。突然，他发现洪流中有些人骑在木头上或站在屋背上求救。而岸上的人竟不顾水中人的危难，只顾在江边打捞财物……

张学良见到这种场景，心急如焚。他喊来刘乙光队长和童鹤连连长，一反平常的神态，命令他俩人：“赶快集合队伍下山，到江上救人。”于是，少帅和大家赶赴救灾现场，并亲自指挥救人。少帅向大家说：“凡是有木船的群众，都要先救人，救得一人，奖银元5块，由我当场兑现！”在少帅的鼓动下，大家救上了许多老百姓。

当便衣队和宪兵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张学良并不食言，慨然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赏给了那些救人的人。

凤凰山上没有公路，汽车上不了山。汽车停在沅陵汽车站附近。宪兵一班人和司机都住在用竹子临时搭的棚子里。这年8月的一天中午，时值盛暑。汽车队一名司机助手从油桶中倒汽油时，因嘴上叼着燃烧的烟头，引着汽油，油桶被爆炸的气浪抛上天空，当场将司机助手烧死，而后酿成为火灾，烧毁了营房。这时，正赶上司机和宪兵们在营房里睡觉，来不及抢救自己的衣物，只拿了枪枝弹药，穿着短裤就逃了出来。张学良知道这事后，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给每个司机、宪兵5块银元，供他们买衣服。

1939年秋，湖南时局紧张，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直逼长沙。戴笠给刘乙光拍电报，指示将张学良转移到贵阳。路线是：沅陵——辰溪——芷江——黄屏——贵阳。在转移途中。为了防止遭受袭击或劫持，宪兵连的十多辆卡车分做两处：一部分在前面引路，一部分在后面押队。卡车座楼顶上都架着机关枪，随时准备对付突然发生的情况。

在转移途中，车队艰难地爬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张学良夫妇在车上饱尝了长途颠簸之苦，身体像散了架一般。在这次转移中，张学良虽没有发生身体方面的问题，于凤至却经受不住，加上一路受到不少惊吓，身体很虚弱。

刘乙光的车队到达贵阳后，张学良夫妇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暂住。刘乙光立即与军统局戴笠联络，得到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距贵阳以北60里的修文县龙岗山阳明洞幽禁。

在贵阳暂住时，张学良感到生活稍有平静。他想到端纳来信有些日子了，应当给端纳写封回信了。于是他拿起笔，伏案写道：

端纳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也谢谢您的老板。我懂得你们两人对我的好心和好意。但我这为人，我想您是很清楚的。我不愿以怨报德。我盼望您的人民尽力帮助不幸的中国。我决不会消沉。请勿为我过分操心。

汉卿10月20日

于贵州贵阳

刘乙光按着戴笠的指示，率车队载着张学良抵达贵州修文县城北的龙岗山阳明洞。此处岩石嶙峋，古树参天，洞内宽敞明亮，可容纳百余人，石凳石桌，不假修凿，自然生成。明朝正德元年（即1506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不满宦官刘瑾陷害无辜，与之分庭抗礼而得罪朝廷，被谪为龙场驿（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在龙岗山东洞讲学，教当地苗汉居民学习文化，自称阳明先生，故后人称此洞为阳明洞。洞口有明代贵州宣慰史安贵荣题刻：“阳明先生遗爱处”七个大字，还有明御史冯晋卿所立碑石。洞前面有两棵挺拔苍劲的柏树，传说就是阳明先生亲手栽种的。龙岗山上树木茂密，巨石矗立，其间有王文成公祠、何陋轩君子亭等古迹。刘乙光把张学良夫妇安排在王文成公祠内右侧楼下的房子里，派20名便衣队员住在祠内，执行“保卫”任务。从张学良来到龙岗山起，这里便划成禁区，防范不测。刘乙光将宪兵连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从县城至山脚的第一道防线上；在第二道防线上，兵力分布在山的四周，分设岗亭看守；而便衣队大都布置在第三道防线，负责阳明祠内外之安全。每到夜晚，张学良卧室门口还要加设警卫。

张学良到这里不久，就对龙岗山发生兴趣。这里野兽很多，特别是獐子、野猪、山兔最多。为此，张学良极喜欢上山打猎。他每次出去打猎，都有两名副官和便衣队员6人跟随。早晨8点钟出猎，太阳下山才归，中午饭由厨师把饭菜担送到山野猎场。张学良最喜欢吃烘煎的野味，在山洞里烧起一堆柴火，把打来的野兔、山鸡或獐子烤得滴油飘香。随着打猎兴趣的增加，张学良开始不满足于打野兔、野鸡和獐子，希望撞到“大家伙”过过瘾。所以，在打猎时，张学良总是拼命地往森林里钻，害得跟随其后的副官、便衣队员个个气喘吁吁。

有一天，张学良打猎到龙岗山西北坡，听到树林深处传来野猪的哼叫声，欣喜地跑过去。“随从”们见此情景，不敢大意，立即紧随其后钻进树林。此时，张学良看到三头凶猛的野猪围着一棵老松树拱土。于是，他端枪向猎物一步步逼近。“随从”们怕野猪受惊发狂，伤害少帅，都端起卡宾枪瞄准野猪，以防不测。这时，张学良已躲在靠近野猪的树后，“啪啪”两枪，一头野猪应声倒在地上，另两头野猪见势不妙，疯狂地逃进树林深处。“随从”们跑到野猪前，只见它头部和腹部各中一弹，都称赞副司令的枪法准。张学良笑了笑说：“多亏这支枪是双筒的啊！”这头野猪是他打猎以来所遇到最大的野兽。便衣队员们轮流抬着猎物回到驻地，剥掉猪皮，挖出内脏，净肉有百余斤。张学良只留下野猪一条后腿，剩余的肉都给便衣队和宪兵连食用。这天晚上，他们高兴地吃了一顿野猪宴。

1939年10月初，日军由赣北、鄂南、湘北集中12万兵力，分三路进犯长沙。国民党军队在第15集团军司令关麟征等人指挥下，英勇抗敌，歼灭日军数万，恢复了原有阵地。此次长沙大捷后，张学良无比兴奋，步关麟征所写《鹧鸪天》原韵，填写了这首诗词：

欣闻长沙传捷报，敌骑难越旧山河。

关军能继先哲志，碧血黄沙把敌却。

民欢庆，我亦乐。

乘胜直捣长白山，松花江畔奏凯乐。

1939年冬，是于凤至在幽禁中陪伴张学良的第三年。三年来辗转奔波的幽禁生活，使她的身体受到伤害。经医生诊断，她患了乳房癌。于凤至躺在光线黯淡、充满霉气味的屋子里，面色蜡黄，说话没有力气。张学良守在她的床边，深情地凝视着妻子的脸，怎么也寻不到当年郑家屯那妩媚端雅的芳容。无情的岁月，使她眼角爬上了道道深深的皱纹，黑色的秀发，染上缕缕银丝。

张学良不能忘记在郴州城外苏仙岭的幽禁生活。那段苦难的生活对于凤至的摧残太重、太残酷了。蒋介石授命戴笠，将张学良、于凤至分开：张学良幽禁在山顶破烂不堪的大寺殿堂里；于凤至居住在山下城中心公园内。少帅夫妇一个在山之巅，一个在山下，遥遥相望不可及。有时，于凤至一再要求上山见丈夫，刘乙光才同意她去见丈夫。

这时，于凤至突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

张学良急忙问：“大姐，你感觉怎样？”

“汉卿，”于凤至呼吸困难，满面憔悴，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说，“我恐怕是不行了。”

张学良说：“不会的，大姐，我张学良一定让你出去，到美国去治病！”

这天，军统局长戴笠来探望张学良。张学良便向他提出送于凤至出国治病，改换赵一荻来此照料自己的生活。

戴笠听了张学良的话，没有立即表态，声称等请示蒋委员长后再答复。

入夜，戴笠对张学良的请求感到进退两难。他虽然阴险狠毒，杀人不眨眼，但是对张学良却总是惧让三分。从前，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组织“四维学会”时，戴笠还是少帅的部下。当时，张学良对他以诚相待，视为朋友，两人关系一直很好。由于这层关系，所以在“西安事变”后，戴笠才敢于陪同宋美龄飞往西安。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一下飞机，就被少帅的部下解除了武装，使他这个军统局长狼狈不堪。然而，张学良知道这事后，却将自己的手枪摘下来，送给他，挽回了他的面子。如今，张学良提出请求，让妻子出国就医，自己怎好拒绝？至于张学良让赵一荻来陪护，她会来吗？想到这儿，他干脆来个顺水推舟，连夜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于凤至的病情和张学良的要求。

开始，蒋介石不同意，后来夫人宋美龄一再劝说由赵四小姐代替于凤至，对张学良更有益。于是蒋介石便批准于凤至出国治病。

时值深秋，张学良给赵一荻拍去电报，希望她来替换于凤至。

少帅动手术，天门洞见故人

1939年秋，在香港的一座中西合璧的乳白色小楼里，女主人赵一荻正面对桌子上的两封电报而惆怅。两封电报，一封是重庆军统局长戴笠打来的，另一封是张学良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基本相同：于凤至将出国治病，征询赵一荻是否愿来贵州龙岗山，接替于凤至照料张学良生活。

三年前，赵一荻离开雪窦寺后，回到上海马思路张公馆居住。这段时间，张学良和于凤至所需要的日用品，均由赵一荻购买，然后请人捎送到雪窦寺。不久，上海沦陷，赵一荻迫于无奈便到了香港，在女友李兰云（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之次女）为她购买的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小楼居住。从此，关于张学良的消息基本断绝。有一次，她偶然从大陆来香港的熟人口中，得知一点张学良的消息，才知少帅已在湖南。她高兴地为张学良买了许多英文画报，托人带到武汉，请友人转交给张学良。然而，此后又与张学良断了音讯，不知他是否收到那些英文画报。

现在赵一荻从电报中知道凤至大姐病重，需到国外治病；张学良孤身一人在幽禁中度日。她决心要回到少帅的身边去陪伴他。决心下定了，但要付诸行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心爱的儿子闾琳可怎么办？她知道幽禁的生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无辜的、不足10岁的闾琳不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想到张学良有一位美国朋友，在少帅主政东北时，他是座上客，与汉卿过从甚密。后来，少帅通过他把一笔财产转到美国，委托他代管。多少年来，张学良与这位美国朋友情谊深厚，彼此十分信赖。于是，赵一荻带着心爱的儿子闾琳到了美国，将孩子交给那位美国朋友照料。她嘱托美国朋友给闾琳以最良好的教育，绝对不许闾琳接触外界不熟悉的人，不向任何人谈及闾琳的情况，以防有人加害于闾琳。那位美国朋友向赵一荻保证：视间琳为自己的儿子，抚养他长大成人，绝不辜负张将军的期望。赵一荻临别时，不满10岁的闾琳哭闹的十分厉害，紧紧抱住妈妈的腿不放松。赵一荻泪满双颊，望着爱子哀求哭闹的样子，她的心碎了，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闾琳被美国朋友强行抱走。赵一荻忍痛从美国返回香港，踏上赴龙岗山的旅程。

此时已是1940年初。这天，于凤至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守在她身边的张学良告诉她：“蒋委员长已经同意你出去看病治疗，你不要担心我，把病治好是最重要的。”于凤至得知丈夫和戴笠已给赵一荻妹妹拍去电报，知道她不要很长时间就会到达，心也就放下了，她忍着病痛做离开的准备，同时向丈夫索要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丈夫不抵抗日军的那份电报。张学良完全明白夫人的用意：她带走这份密电，是防止有人对自己下毒手。他感激地说：“大姐对学良恩深义重，我将永世不忘！”于凤至将密电藏在身上，躲过便衣队的检查，离开了幽禁丈夫的龙岗山，然后赴美就医去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与丈夫分手，竟是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

当戴笠接到赵一荻给他的回电时，知道她已在赴贵州的途中。他情不自禁地赞叹：“红粉知己！张汉卿之福啊！”

1940年2月，龙岗山来了一位新的女主人——赵一荻。她一到山上，就把带来的生活日用品和书报杂志掏出来，让张学良过目。张学良见她拿来这么多的东西，知道她是做好长久陪伴自己的准备了。张学良从心底感激她。此时，赵一荻打开另一个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些小礼物，对刘乙光队长说：“请把这些小礼物分送给你的队员。”刘乙光叫人把这箱子抬出去分给众队员。这时，赵一荻又取出一个纸箱，对刘乙光说：“这纸箱里装的是玩具，送给你的几个孩子。”刘乙光欣喜地接过纸箱走了。

此时，屋里只有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个人。赵一荻仔细端详着心爱的人：仅仅才三年多，少帅已呈现出老态，头顶的头发掉了许多；当年少帅的英姿已荡然无存了。

“汉卿，你吃苦了……”她说着，泪水已簌簌地流下来。

“你来了，我很高兴。”张学良握着赵一荻的手，拍着，轻轻地抚慰说，“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赵一荻来到龙岗山的第二天，便脱下绣花旗袍，抹去红粉，穿上乡下常见的青色旗袍和软底布鞋，时刻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从此，她用柔弱的双肩，分担起少帅幽禁中的巨大忧愁与痛苦，使张学良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赵一荻深知张学良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好动不好静，只要他要求，她都尽可能地满足。

当张学良要下围棋解闷时，赵一荻就与其下围棋；当他要去打猎、钓鱼时，她就毫不迟疑地提起枪或钓鱼竿；当他要打网球、排球时，她就快乐地陪他玩；当他研究明史、写文章时，她就帮他抄写或查资料……

赵一荻在生活上对张学良照料得无微不至，以缝纫、烹调等手艺，满足张学良的需要。她为心爱的人做新颖的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张学良最爱吃鲜蘑烧鸡、蘑油面条，赵一荻就带着两名副官到龙岗山的松林里去采拾蘑菇。为了学会做新鲜蘑油面条，赵一荻还亲自下山，向村妇请教。她的所作所为，使刘乙光和警卫们不禁为之感叹不已：“这个赵四小姐，真是不简单啊！这是副座的福啊！”

张学良深知自己获释无望，索性埋头读起书来，并致力于明史的研究。因为他被幽禁在昔日王阳明受贬的龙场驿，所以深有同命相连之感，特别专心地研究“阳明学说”。自从赵一荻来后，王阳明祠堂中因添了这位善良贤惠的女主人，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张学良在研究明史时，案旁又有了一位喜爱明史的助手。张学良需要做笔记，赵一荻对这项工作情趣极深，便欣然承担起来。她从早到晚埋头桌案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从不露出一丝倦容。这种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氛围，荡涤了昔日的苦闷与寂寞，使张学良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

有一次，在研读明史时，张学良问：“小妹，你还记得委员长送我的那本书吗？”

“汉卿，你说的是那部明朝的《绥寇纪略》？”

“对！对！”张学良惊叹地望着赵一荻说。

“这部书是木版印刷的，一共有4册。”赵一荻补充说。

张学良对赵一荻的非凡记忆力深感惊叹的原因是：这部《绥寇纪略》是1934年少帅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的。当时，蒋介石以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寇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张学良对赵一荻说：“委员长当时要我认真读这本书，从中吸取历史经验。”

“是的。”赵一荻笑着说，“可你忙得没有时间看，交给我保存了一阵子，又叫应德田副官读给你听……”

“应德田这个人啊，”张学良感慨地说，“他是个激进派，读完《绥寇纪略》对我说：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出绥寇的办法和经验，有的倒是一句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书里讲的不是绥寇，倒是寇亡了明’。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受到了震动。我觉得，委员长倡行的‘剿共’方针，同明朝皇帝相似，我不想亡国，不想再打内战，所以才决心发动兵谏。”

赵一荻听了，若有所悟地说：“这是委员长送你书时想不到的，这部书倒起了反作用。”

张学良的幽禁地山势不高，风景优美。山腰有石洞，离洞数十步，有一座木结构两层楼房的四合院落。楼上六间房，张学良用三间：一间寝室，一间书房，中间房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上面摊着报刊杂志及书籍。

时值秋季，张学良常穿一件咖啡色丝棉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军人的勃勃英姿。负责“警卫”的队员们都说，这是赵一荻小姐的功劳。

有一次，宪兵连来了两个朋友，大家包饺子招待这两位朋友。为了随便谈笑，吃个痛快，就没有请张学良将军来。当队员们都入座举筷时，张学良将军来了。他见大家吃饺子，说：“好啊！你们吃饺子！”众人见此情景，“唰”地起立，并向张学良致敬。宪兵连长曾磊（新换任）上前，欢迎说：“副座，欢迎你和大家一起吃饺子！”张学良说：“好！我吃！”队员们听了，立刻把席中首席让出来，请少帅入座。于是，众宪兵各自坐下和张学良一起吃饺子。张学良一边吃一边谈笑自若，逗得大家不时发笑，席上无任何拘谨之感。

张学良喜欢打篮球，而且球艺娴熟。每逢宪兵打篮球时，张学良都去当义务教练或当裁判。有时球兴大发，他就脱了上衣，赤膊上阵。宪兵见副座上场，打球时总有顾虑，不敢放开胆子抢球。张学良见这情景就说：“上球场就是上战场，要勇敢，否则就会打败仗。”每场球下来，张学良都是全身大汗。宪兵问他累不累？他满有兴致地说：“只有这样才过瘾！”

在龙岗山幽禁时，张学良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看报刊、听留声机、练武术。有时赵一荻陪他散步或做其它活动。在感到寂寞时，常常到宪兵营房去看看。他特别喜欢和“宪兵娃娃”打交道。他喊宪兵时，常加上“娃娃”二字。有一次，张学良和一个宪兵娃娃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谁输了要挨打五手板。下第一盘棋，宪兵娃娃输了，张学良高兴地拿“米达尺”打“娃娃”五下手心。第二盘棋，张学良输了，便伸出手让宪兵娃娃打，可是宪兵娃娃不敢打副座。张学良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然而，宪兵娃娃还是不肯打少帅手板，很乐意地伸出自己的手，让副座再罚打五个手板，逗得围观的宪兵们开心大笑。

张学良在幽禁时，虽然与外界失去联系，但非常关注抗日战局的进展，每当接到报纸杂志，都首先看有关时局的消息报道。有一次，他在看报时，突然拍案而起，大声怒骂：“王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这时，宪兵连长曾磊从外面进院，听到副座在楼上发怒，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宪兵回答：“副座看到报纸上登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曾连长和宪兵们每当见到少帅发生这种情况，都很同情他，深深为副座的处境而不平。

1941年5月底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医生给他几粒消炎药，张学良吃药后腹痛反更加重。医生诊断后向刘乙光建议：副座恐怕是患阑尾炎，应到医院住院治疗。

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上司戴笠已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病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应向重庆方面请示。此时，刘乙光便电请戴笠局长指示。但不知为什么，戴笠没有回电。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责任重大，乃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

吴鼎昌听说张学良在龙岗山患病急需住院，觉得此事重大，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联系。于是，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包了下来。此外科病房仅20多张床位，从此，病人许出不许进，为的是保守张学良住院之秘密。

刘乙光把张学良送进中央医院外科特别病房。张学良的病床名卡和病历上只写“张先生”三个字，其它全是空白，负责特别病房的医务人员只知道患者叫“张先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患者。

张学良一入院，就被诊断为阑尾炎，需手术割除。著名外科医生杨静波主刀，用了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为张学良切除了阑尾。手术期间，赵一荻守在手术室门外，坐立不安，心急如焚，泪流满腮，不住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渡过难关。当张学良被推出手术室后，赵一荻欣喜地扑过去，同护士一道推张学良到病房。她身穿高领旗袍，脚着缎子绣花鞋，守护在张学良身边，体贴入微。

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刘乙光按上司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

每当护士进病房时，赵一荻总是主动上前迎接打招呼，还对“张先生”说：“换药来了。”几天后，刘乙光经观察、监视，对“特护组”医护人员很满意，便放松了对他们的监视。因为赵一荻在病房内对张学良的护理无微不至，刘乙光便知趣地退到病房外，在走廊监视，不许生人进室。

抗战开始后，中央护士学校由南京迁往贵阳。这年，周舜华18岁，正在护校学习，突然被派往医院做张学良将军的随身护士，协助医生对其进行医务及生活护理。

周舜华是“特护组”的护士。开始，周舜华护士心里非常疑惧，惟恐稍有差错担不起责任。可是经过数日护理这位“张先生”，她发现这个了不起的患者和赵一荻女士对自己很和气。张学良和赵一荻都称呼她为“小周”，后来索性就叫她为“胖儿”。周舜华护士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感到很亲切。她非常尊敬地称张学良为“先生”。

“特护组”的医务人员对“张先生”和赵小姐都很感兴趣，他们趁刘乙光不在病房时，就跟“张先生”和赵小姐聊天。有一次，他们见赵小姐给“张先生”翻相簿，凑上前观看。护士长邓兹年指着一张女士照片问是谁？“张先生”回答：“她叫于凤至。”邓兹年又问：“她是你什么人？”“张先生”说：“是我太太。”突然，张学良看到邓兹年衣袖上镶有锡扣，触景生情，神色黯然地说：“我以前在北平住协和医院时，曾送了一对金袖扣给照顾我的护士。现在不行了，我没法报答你们了。”这时，护士们发现赵小姐转过身去，似乎在悄悄地擦眼泪。

张学良见此情景，便转移话题对邓兹年说：“小妹妹，听你口音，好像是湖南郴州人。我在郴州苏仙观住过，那里空气很好，风景宜人。”邓兹年听了，对“张先生”点了点头，然后讲了她在郴州读书的一些往事。“张先生”和赵小姐对她讲的很有兴趣，还不住地点头。

一天，护士长李月影神秘地对周舜华说：“张先生有只金壳表，精致极了，你去开开眼界吧！”翌日，周舜华在为张学良整理床铺时，果然在枕头下看到了金表，端详了许久，大开眼界。数日后，周舜华发现，张学良病房一隅又放有数根钓鱼竿，都是外国货，漂亮而精巧。她好奇地问张学良：“先生，您酷爱钓鱼吗？”张学良对护士的问话没有回答，只是喟然长叹，不住地摇头。见此情景，赵一荻知道，张学良又想起他与蒋先生互赠“金表”和“钓鱼竿”暗示对方的事：前者要求释放出去抗日，后者希望前者闭门思过，休身养性。周舜华护士见张学良面色不好，开口想问些什么。赵一荻上前对护士说：“胖儿，先生要休息了，这儿由我照看。”周护士只好走出病房。

此时，宋子文虽然在美国，但时刻关心张学良的情况。他曾向戴笠询问过张学良的病情。7月11日，戴笠致电宋子文报告张学良病情。12日，宋子文回电：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

同日，宋子文在美国又致电张学良表示慰问：

顷闻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卫。已请雨农（戴笠）逐日电告尊况。嫂夫人（指于凤至）安吉勿念。

其实，宋子文在此电原文末尾写有“未敢通知嫂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这句话在发报前，宋子文将其删掉，怕张学良反过来忧虑于凤至的健康。

戴笠和宋子文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自从接到宋子文的“逐日电示病情”电后，不敢怠慢。7月17日，他在贵阳给宋子文发电：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然而，张学良手术后，身体并没有迅速“平复”，反而病情恶化，发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手术。

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

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二次手术后，腹腔脓肿。医院医药器具缺少，设备差，没有引流管。护士长邓兹年想了个办法，用香烟锡箔纸卷着纱布代替。纱布不够，就用皮纸（用棉花作原料的纸）作纱布，在病房里为“张先生”做引流。邓兹年恐怕“张先生”和赵小姐不放心，便解释说：“这都是经过消毒的。”张学良听了笑着说：“哦，小妹妹，你很聪明，假如我以后住医院，一定请你去当护士长。”邓兹年听了连忙点头，表示一定去。

张学良这次住院治病，拖了好几个月。由于负责治疗的“特护组”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张学良的身体逐渐康复。在张学良将要出院时，“特护组”人员商定：每人做一样拿手菜肴，庆贺张学良恢复健康，为他送行。张学良听赵一荻告诉他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欣然赴宴。周舜华做的是湖南家乡的“米豆腐”。少帅手艺欠佳，做的是一碗鸡蛋汤。赵四小姐做了鱼香肉丝。分手时，张将军眼圈潮红，赵四小姐伤心地哭出声来。

最后，张学良让赵一荻拿出预先买来的一本纪念册，在上面题了字，大意是：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同是高尚的职业，均须怀有一颗圣洁的爱心。他把纪念册赠送给护理他的周舜华护士，感谢她为自己付出的辛勤劳动。周护士接过纪念册，热泪盈眶。她多么期望“张先生”多住些天啊！护士长邓兹年拿来一个本子，让“张先生”签字留念。张学良欣然写了“勤于事，慎于言。庵”七个字。

张学良这次秘密住院，只有一个人可以随便进入病房，他便是吴鼎昌。因为他是贵州省主席，张学良住院，他帮了刘乙光大忙，所以，他三天两头地就到病房来看张学良，并送鲜花或水果及滋补品。

当张学良伤口完全愈合后，刘乙光张罗着出院。张学良把刘乙光叫到跟前说：“我想在贵阳再住段时间，不准备回阳明洞。”刘乙光听了，惊愕地望着张学良，半天没说什么。

“是啊，”赵一荻在一旁插话，“汉卿在阳明洞住长了，想换换环境，在贵阳多呆些日子，万一有病痛在这儿治也及时，不要像这次了，可把我吓死了。”

“副司令，这事……”刘乙光有些为难地说，“您是知道的，这种事我是做不了主的，等我请示一下戴局长。”

张学良微闭双眼，没说什么。刘乙光告辞张学良后，立即向戴笠报告请示，得到戴笠同意，指示他：让张学良暂住在黔灵山麒麟洞。

黔灵山位于贵阳市西北角，距市区约1.5公里。这是由四座山连结构成的风景区，山上气候温和，古树参天，溪泉奇异，猕猴珍鸟出入林间。清康熙27年，登山小路被辟为“九曲径”盘旋而上，数步一折，沿途怪石耸立，浓荫蔽日。山顶有一名为宏福寺的寺院，四周林木千重，围绕如幄。山后有圣泉，山前有数洞、清池和碑石。山后脚下有青山环抱的黔灵湖，站在石堤上或登水榭楼台上，湖光山色尽入眼底。登上宏福寺右侧的王岭，可俯视贵阳全城景色。麒麟洞位于黔灵前山，因洞内有一巨石酷似麒麟，故而得名。麒麟洞内，幽深曲折，有天然生成的石花、石幔、石椅、石榻，冬温夏凉，比阳明洞更显奇异。麒麟洞前还有一片平地，花木繁茂，一座游廊濒临鱼池，举目便可望见对面的狮子崖。

张学良就在麒麟洞内居住，休养身体。但重庆方面对张学良久留贵阳很不放心，指示贵阳的军统局有关高级人员要经常与张学良周旋，加强监视，防止出现任何意外或不测。为此，军委会监察处贵阳分处龚少陕处长、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吴仲谋主任和贵阳缉私处郭墨涛及贵州省会警察局夏松局长等人经常到麒麟洞来，陪张学良打麻将、玩扑克或进行其他娱乐活动。他们到此来表面上是同张学良娱乐，实际上是稳住张学良，使其不到外面招惹麻烦。

张学良身体康复后，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邀，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与会者纷纷以诗慰勉张氏。张学良对众人盛情，吟诗作答，诗曰：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1941年11月，戴笠奉命来到麒麟洞。他到时，张学良和赵一荻正在球场上打网球。刘乙光即派队员将张学良从网球场上找回来。

这时，戴笠问刘乙光：“张汉卿近来情绪如何？”

刘乙光说：“很好，跟我们的人和宪兵玩得也开心。”他详细地说了张学良玩的那些新花样。

戴笠听说，笑着对刘乙光说：“嗯，你工作得很有成绩，校长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此时，张学良和赵一荻从球场上回来。戴笠见面就说：“校长命雨农前来与副司令贺寿，还带来了校长给的薄礼。”说完，他让队员把三口木箱抬进张学良的住屋里。

这天中午，张学良和赵一荻请戴笠共进午餐。刘乙光也应张学良和赵一荻之邀出席作陪。

午餐时，张学思向戴笠问起杨虎城将军的情况。戴笠不好实说，只好说杨虎城还在国外进行考察观光。其实，杨虎城夫妇这时正在监狱中倍受虐待，并在狱中生了一个女儿。蒋介石为了摧残杨虎城，命令戴笠将杨虎城夫妇分开监禁，对他们进行更残酷的折磨。

张学良和赵一荻听了戴笠的谎言，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也曾到国外考察过，那样的生活总比幽禁生活自由得多。

张学良请戴笠向蒋先生转达他的心愿：只要能解除幽禁，出去后随便干点什么都可以。戴笠听后，表示一定代他转达给蒋委员长。

1942年2月2日，军统局戴笠指示刘乙光：将张学良转迁到距贵阳82公里处的开阳县刘育乡。这天，天气格外阴冷。张学良身穿灰色旧棉军装坐在藤椅轿上，被抬进刘育小学。在这所小学里，县长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欢迎。然后，张学良一行便去“行辕”居住。

开阳县原是一个古驿站，始建于明朝崇祯3年。后来，这个古驿站设立县治。它地处黔北，三面临河：东南是清水江，北面是乌江。为此，它成为兵家屡争之军事要地。刘育乡与开阳毗连，是贵阳到遵义、湖南的交通要冲，距“陪都”重庆420公里。刘育地区周围山峦起伏，群峰叠障，地势险要，可攻可守。这里曾有国民党第16补训处、税警团和南京汤山炮校等军事单位驻扎过。此地的县长、乡长都是蒋介石的忠实心腹，他们的封建袍哥势力十分强大。所以，此地对蒋介石来说，是“管束”张学良的理想之地。

戴笠遵照蒋介石的意思，于1941年9月，指派军统局在刘育建造“行辕”。从表面上看，这里建造的“行辕”是蒋介石执事之地，但实际上蒋介石从未来过此地，不过是为日后长期幽禁张学良而掩世人耳目。

“行辕”地处刘育寨子以东约百米，位于黔北古道南侧。其周围有4个山头，上修造4座碉堡和数个哨位，警卫人员可清楚地看到“行辕”内的人物活动。

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行辕”，被安排在正房居住。正房连着图书室、澡堂、会客厅和副官室。刘乙光将特务队的办公室、宿舍设在正房对面的房间里，以时刻观察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活动。每当张学良与赵-一荻走出正房，都能看到四面高高的围墙外，古树参天；值勤的哨兵在枝叶间的哨棚里，密切地注视着院内活动。

张学良幽禁在“行辕”后，刘乙光奉命对其进行严密监控。张学良的书信包裹，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寄来的外，一律打开检查；张学良的活动范围被划定半径10公里内，每次出门“保护”的警卫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约50人。这样的严格管束使张学良很痛苦。他常常坐在门口处的老青枫树下沉思，或者长时间呆呆地望着远山，一言不发。每当这时，善解人意的赵一荻总是来到张学良身边，柔声地劝说：“汉卿，我们散步去，心要往宽了想，钻牛角尖会毁了自己的。”于是，她轻轻地挽住他，向林中走去。

张学良在“行辕”内断绝了外界音信，连《中央日报》和《贵阳日报》都看不到。这时，赵一荻、张学良提出到县城去看看。开始，刘乙光表示不同意去县城，可以到刘育乡集市上转转。后来，张学良又几次提出到开阳县走走，刘乙光没办法只好同意张学良化装成商人进城。

张学良和赵一荻进县城逛集市的最大收获是：买了七八十只小鸡。由于幽禁生活很寂寞，张学良竟对养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一荻对张学良买鸡养很赞同。她说：“这儿的人都说，家里不养鸡就不像过日子的样儿。等我们把小鸡养大了，一天给你炖一只，好好补补你的身体。”

张学良把小鸡运回住地，同赵一荻一起动手，在正房边的空地上，用篱笆圈起了一个鸡栏。张学良看着七八十只小鸡在鸡栏中，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心里感到很快活。不长时间，他对这些家禽产生了感情。每天早晨起床，便和赵一荻到鸡栏外边喂小鸡，观看它们争抢菜叶、米粒的样子，笑容不时绽开脸上。

赵一荻见张学良开心的样子，风趣地说：“看你的样儿，像个养鸡王。”

“像养鸡王有什么不好？”张学良两手一摊说，“自己养鸡，自食其力，没准我们会发财呢！”

当张学良和赵一荻把小鸡养到半斤多重时，突然发生了一场鸡瘟。开始，有几只小鸡不吃食，耷拉着头，不长时间便是长喘气，然后一只接…只地死去。张学良见这情景心里不是滋味，急忙找来兽医，将其给的药拌进鸡食里，然而效果不大，小鸡死的越来越多。就这样，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七八十只活蹦乱跳的鸡都死了。对此惨景，张学良和赵一荻忍不住落泪了。从这以后，张学良一连几天都没有打起精神，孤独地闭门长叹。

刘乙光看见张学良的样子也很担心，为了不失职责，他通知宪兵连和特务二团的军官轮流来“行辕”陪张学良下棋、打牌、玩麻将。刘乙光知道张学良酷爱京戏，还在晚上安排他去看京剧。渐渐地，张学良的情绪又有所好转。

1944年冬，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阴霾密布的日子。从4月起，日军集中了几十万大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攻占了河南、湖南、福建、两广等地。日军攻占独山，贵阳告急，人心惶惶，百姓四处奔逃。

这年12月7日，刘乙光接到军统局指令：速将张学良秘密迁往到开阳县北200余里处的桐梓县。于是，张学良被幽禁在崇山峻岭中的古“夜郎郡”南门外的天门洞，以一个团的兵力对张学良进行“保护”。

天门洞很偏僻，曾是国民党兵工署41兵工厂和海军学校所在地。这里群山环抱，有几十亩大的一围碧湖，湖水清澈透底。湖堤上是一溜碗口粗的杨柳，湖中有三座亭阁，在湖面水气的缭绕下，宛若仙境。

赵一荻面对此景赞美道：“这简直是杭州的西湖啊！”

“四小姐说得对，”刘乙光指着湖心，“这湖的命字叫小西湖。你们看，那儿是三潭印月，那儿是湖心亭、放鹤亭和望湖亭，完全是仿照杭州西湖而建的。”

张学良听了有些不解地问：“怎么在这儿建小西湖呢？”

原来，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为了保证兵器供应，防备日军轰炸，将兵工署第41兵工厂从广西迁移到这里。为保证兵工厂和同时迁到此地的海军学校的用电，便在离此不远的金家岩下，筑了一道水坝，故而形成了这个湖泊。

“噢，是这样。”张学良自语道，又问：“那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刘乙光答：“水从天门洞来，金家岩后面有两眼70多米的大溶洞，前面的叫上天门洞，后面的叫下天门洞。河水自洞中穿越而过，所以这河叫天门河。这里可是一块风水宝地。”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住房样式很普通，呈“凵”形，有7间：左边三间住着刘乙光一家，右边三间住着张学良、赵一荻，分别布置成书房、会客室、卧室，正中是饭厅。

住下没有几天，张学良就把附近的山山水水游览个遍。然后，他向刘乙光提出要去参观天门洞发电厂。

刘乙光对张学良的要求很为难，因为工厂工人集中，情况复杂，但张学良执意要去。刘乙光为避免意外，事先到发电，一进行安排，又请兵工厂的警卫队长张亚群帮助，在关键地方安置了卫兵。在发电机组所在的地下隧洞里，哨兵林立。张学良来到发电厂时，厂内工人都已调开，只留下一位工程师为他介绍电厂情况。张学良原打算能在参观时与工人接触，然而他一个工人也没接触到，只好失望地离开发电厂。

在桐梓的日子里，张学良的幽禁生活比较平静。他除了闭门读书外，最多的事是钓鱼。赵一荻几乎是每次都陪伴在张学良身边钓鱼。每当他们在湖心亭钓鱼时，刘乙光都让警卫人员看守入口，不允许任何人再上湖心亭。

1945年2月，莫德惠获准去桐梓探视张学良。莫德惠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自20年代追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奉天省长、北平政府农商总长等要职。皇姑屯事件，他与张作霖等人同车，身受重伤而生还。西安事变后，莫德惠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担任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担任该会主席团主席，成为东北籍政界人士的代表。他要看望张学良，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此时，幽禁8年的张学良已是头发斑白。他听说莫德惠来访，心情甚为兴奋。这时，莫德惠在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的“陪同”下来到天门洞。当张学良奔到车前，热烈欢迎莫老时，已是泪流满面了。莫德惠此行，带来蒋介石送给张学良的一只金壳怀表和好友给少帅的一些慰问信。张学良接过蒋委员长赠送的怀表，向莫德惠半开玩笑地说：“时间不短了，这块怀表很好……”莫德惠听了，完全理解这话的涵义，理解学良的心境，也半开玩笑地说：“自有佳期，君莫问！”

这一夜，张学良一封接一封地阅读好友的慰问信。他感到情绪激动，不能自已，乃至彻夜不眠。

翌日吃完早饭，张学良就提笔给友人回信。他在给周鲸文的回信中，除了表示“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之外，只淡淡地写下这样几句话：“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他只能这样写，因为虽然是让老莫带出去，但还是要经过刘乙光检查的。

莫德惠在桐梓天门洞住了两个星期，天天陪伴张学良。这两星期，张学良非常开心。因为自从离开溪口直至今天，8年中很少见到故人。莫德惠来时，戴笠派特检处处长李肖白陪行。张学良和莫德惠在一起时，李肖白寸步不离，所以二人只能谈家常事及读史心得，绝口不谈政治。

有一次，张学良和莫老在散步时，莫老悄悄问：“你几时可以重获自由？”张学良小声说：“我估计有两种时机可以出来：一是对日抗战获得胜利之际；二是国民大会开会，全国各党派团结合作，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之日。”然而，张学良的这两种估计都落空了。

莫德惠与张学良分手前，张学良请他代捎给蒋介石一只瑞士手表。这主意还是赵一荻想出来的：她拿出少帅送给自己做纪念的“欧米茄”手表，送给蒋委员长，暗示关押“管束”时间已到。

张学良把表递给莫德惠，开玩笑地说：“时间不短了。”莫德惠接过金表，理解张学良赠送金表的涵义，微笑着表示定将表带到。

这年3月15日，张学良给于济川（名珍）将军写了一封信。原来，于济川（1884～1959）是辽宁铁岭县人，是东北著名爱国将领，早年留学日本，与蒋介石同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前，他先后担任东北讲武堂教官及堂长、奉天陆军小学校长、陆军第29师参谋长、镇威军第10军军长、北平京畿卫戍总司令等职。1934年，他拒绝伪满洲国邀请他出任军政大臣的要职；1939年，在北平期间，又拒绝华北伪政府请他担任军政部长等职。张学良敬重于济川将军的为人与品德，但由于身陷囹圄，不了解于将军的处境，以为他还在率兵作战。

1945年春，于济川居北平。这年张学良应戴笠请求，为策反在沦陷区东北旧部，共写了200封绸函，唯独于济川将绸函保留于世。

这封给于济川将军的信，是张学良用墨笔在黄绢布上，一气呵成的。书写竖字32行，约400余字。

张学良以遒劲流利的笔法写道：

济川我兄大鉴：

自九一八事变别来于今，已十有四年矣。每一念及，诚如古人所云：肠可九回。想兄亦当有此同感乎？

抗战以来，八载于兹。就国内近日大势为兄一陈：盟军迫近柏林，希特勒之败即在目前，不待计而后知之者。日军在太平洋及缅甸屡败，动则全员战死，此乃非其猛勇，是无抵抗之力、无可退之地也。日本海空两军，外强中干，不堪为盟军之对手。菲列宾之海战可以证之。现日本船支损失泰半，致海外日军孤悬，恐不久皆得为全员战死乎！我中美空军联合袭敌，万里航行，如入无人之境。此等情事，想兄早已知之矣。此不过盟军一部分力量而已。转瞬德国问题解决，盟军陆海空将聪袂东来，我国五百万大军同时反攻，而我盟友苏联西方之敌已灭，其不忘张鼓峰、哈欣河之役必得行有以报之也。日本之必败，路人皆知。此之实现当在不远矣。古人云：久蛰思启。愿我兄当大军反攻之日，纠合同志，领袖群伦，扰敌后方，断其归路，使其片甲不回，建不世之功，此诚男儿报国之时也。

最高当局宽仁下士，对人之诚，当为兄所悉，对兄当能保障，弟亦愿以人格生命担保之，切勿介介于怀，坐失良机。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兄好图之。

笔挫情深，不能叙心境于万一。谨布区区。

并祝顺利

弟张学良顿首

3月15日

他写完这封信后，托人带出天门洞，几经辗转送到于济川手中。

于济川看后，确认来信是张学良手迹，但对信末之话有疑惑：“最高当局宽仁下士，对人之诚，当如兄所悉，对兄当能保障，弟亦愿以人格生命担保之，切勿介介于怀，坐失良机，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兄好图之。”于济川看罢，思之良久，终有所悟：张学良身处幽禁环境，不违心写上几句话，这封信是很难通过检查之关，转送到自己手中的。

（此信由于济川次子于国良于新中国成立后交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一场游戏一场梦，余生烽火泪难干

1946年5月，赵季恒从贵州遵义调到桐梓县任县长。他听说张学良将军被幽禁在自己的县境内，很想结识。尽管他是一县之长，但要拜访张学良也是不大可能的。

6月24日，担负“警卫”张学良任务的宪兵团刘团长来县政府，找赵季恒县长解决军需物资。赵县长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刘团长，并请他共进午餐。刘团长几杯茅台酒下肚，便向赵县长倾吐了心中的积郁。他说：“张学良将军对下面的人很和蔼，经常同老兵摆家常。他爱钓鱼，钓来的鱼经常分给我们吃。上边怕张将军把周围的人感化了，经常给部队换防，我已经是第三任团长了。我这个团，不全是我的兵，里面安插不少中统的人，我也在上边的监视之中。中统的人常常打我的小报告，上边也时常给我敲警钟，警告我：不要忘记张学良是阶下囚，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向上级报告。所以，我每天都得写一份张学良将军的作息情况，向上边交差。”

赵县长见刘团长是个忠厚直爽的军人，便坦诚地说：“老兄，我不瞒你，我想拜见张将军，希望你能帮忙。”

“你想见张将军？”刘团长有些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倒没问题，关键是那个刘队长。再说，张将军对上边的人总是不屑理睬。有一次，省主席杨森专程来看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见。而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来了，他高兴得不仅出去迎接，还和戴院长打了一场网球。至于你赵县长他愿不愿见，我心里可没有底，但请放心，刘乙光队长那边我包了；张将军那儿，我尽力而为。”

赵季恒陪刘团长吃完午饭，还特意准备了两份礼：一份给刘团长，一份请他捎给张学良将军。

刘团长回去后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把赵县长的礼物送给了张学良。身处逆境中的张学良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县长很感激，欣然答应同他见面。刘团长见“副座”同意了，就去做刘乙光的工作，说明部队军需、给养还要靠赵县长帮助解决，他只想见见张学良而已。刘乙光听了，觉得不会出什么问题，对此事也就灵活处理了。

7月上旬的一天，刘团长亲自驾车到县府接赵季恒县长，到离县城5公里的黑种乡兵工厂会见幽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将军。吉普车途中经过了几个哨卡，除了看见荷枪实弹的卫兵，不见一个老百姓。当吉普车驶进兵工厂大门时，赵县长看到四周山坡上都架着电网。不多时，吉普车停在五间平房前，此处就是幽禁张学良的新地点。在张学良和赵一荻住宅左边有个小湖，人称“小西湖”；右边是一个大广场，门前有两个花坛，屋后是几株杨槐树。

赵季恒刚下车，就见到一位身材苗条、面容端庄，身着栗色暗花绸旗袍的青年女子迎上来，她就是赵一荻小姐。她落落大方地把赵县长让进客厅，温文尔雅地说：“汉卿正在练字，请赵县长稍候。”说完，她又去端来一杯茶，放在茶桌上。然后，转身进屋去叫张学良。张学良听赵一荻说赵县长来了，欣然放下手中毛笔，从屋内走出来。因为天气炎热，他身穿白色短裤，脚穿雪白拖鞋。两人见面，亲切握手后，入座畅谈。

张学良说：“承蒙县长对我的一片关心，送的礼物我收到了，釜底之鱼能使素不相识的赵县长关心，学良十分感激了！”

赵县长说：“张将军为驱强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万人敬仰，我以区区小意略表寸心，将军何足挂齿。”于是两人便交谈起来。赵县长问：“将军平时以何种爱好消磨时光？”张学良苦笑了一下，请他进书房看看。赵季恒看到：书房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排排书柜靠墙而立，上面整整齐齐地陈放着各类书籍；在靠窗的书案上，一条幅上的墨迹未干，案角上摆着一部《明史》。墙上有一副张学良自己书写的自嘲的联语：“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

看罢书房，张学良请赵县长落座后，两人又谈了起来。赵季恒问：“张将军在此生活是否习惯？是否还需要什么？”张学良答：“我已转移了许多地方，对这样的动荡生活已经习惯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夜晚听到外面的‘梆梆’声，心里有些烦。不过，我这里很安全，有一般人很难得到的清静。平时，我读《明史》、看报刊，不过都是旧的、外国的，再就是练练书法。”两人聊得很投机，很随便。当谈到官场弊端时，张学良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封建王朝，亡于宦官内戚者多矣，正如你所说的裙带关系一样，若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了。”

赵季恒见张将军毫无顾忌地抨击时政，恐被人听到，对将军不利，便站起身来，走到书案前观赏书法。他称赞：“将军笔力雄厚，字如其人，儒将之风令人钦佩！”

张学良谦虚地说：“县长过奖了，我是这几年才开始学习写字的。”说着，他拿出一些自己临摹书写的碑帖条幅给赵季恒看。赵县长一边翻一边看，从中选出几张，请张将军赠送留念。张学良急忙说：“这怎么行，这几张写得不好，过两天我写好派人送给你。”就这样，两人像是多年故友，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张学良为人做事，说到做到，从不食言。在赵季恒回到县府的第三天，果然收到了张将军送来的一条横幅，只见上面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下面落款署名为“毅庵”。赵县长反复品味字幅含意，决心牢记张将军对自己的期望与教诲。

7月末，内战的硝烟已弥漫全国。赵季恒胸中愁肠百结。他抑制不住再次拜访张学良将军的渴望，凭借同刘团长和刘乙光建立的关系，又顺利地见到了张学良。

两人一见面，赵季恒就感谢说：“张将军所书真乃大家手笔，字幅既有颜体之沉雄，又有赵体之俊逸；寓意深刻，令我受益匪浅。”张学良谦虚道：“赵县长过誉了，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我看有道理，我现在仍按古人用笔之道而已。练习书法对人大有益处，可以修身养性，过去却不懂这些道理，只知道尽情玩乐，我到欧亚许多国家，特别在巴黎和东京住得长，玩得身体也垮了，医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康复。”

“将军，现在身体好吗？”赵季恒问。

“现下我身体很好，精力也充沛。我会开汽车、装甲车，能驾驶飞机，骑马上阵，带兵打仗。可现在，我只能在这里看书、写字、打球、钓鱼……”张学良说着，感慨万千。

赵季恒为自己的问话又引起张将军的不快而懊悔。为了转移话题，他走到书柜前，取出几本唐诗宋词，同张学良探讨历代诗雄词圣：从屈原到李白，从柳永到苏东坡、辛弃疾。张学良越说越激昂，竟咏出“壮岁旌旗拥万夫”和“梦里挑灯看剑来”。赵季恒知道，张将军咏出的词句是辛弃疾的，担心他又要说出抨击时政的话来。这时，赵一荻走进来，说她已包好家乡风味水饺，请赵县长品尝。这样才把张学良慷慨悲愤的情绪平静下来。

张学良请赵季恒落座，又请来刘团长和刘乙光作陪。当他们等水饺上桌时，善解人意的赵一荻进屋来，说水饺要煮一会儿才好，并对张学良说：“再增加个豆瓣鱼吧。”张学良点头应允，取出于凤至从美国捎来的套筒鱼竿，邀请赵季恒到外面的“小西湖”钓鱼。只是片刻时间，张学良就钓上来四五条大鲤鱼。赵县长称赞张学良钓鱼技术高。可是张将军却诙谐地说：“比起姜太公来差远了，人家的钓鱼钩是直的，专钓帝王将相。”他说着，便大笑起来。

这时赵一荻来湖边取走张学良钓上的鲤鱼，干净利落地剥鱼鳞、开膛，然后烹饪，很快就把香喷喷的“豆瓣鱼”做好了。她把张学良和赵县长叫回来就餐。当张学良、赵季恒、刘团长和刘乙光坐好后，赵一荻把豆瓣鱼、水饺和一碟泡菜辣椒端到桌上，让他们品尝。

张学良指着泡辣椒和鱼说：“这是一荻亲手做的，你们可得多吃一点啊！”他说着又指着泡辣椒说：“这玩艺，我到西南来才学会吃，现在是每餐必备，不可少。”赵县长品尝着赵一荻做的菜和水饺，感到别有味道，从心里称赞她的烹调技术，更敬佩她与张将军共患难的美德。

9月9日，赵季恒第三次来看望张学良将军。他把外面的局势及自己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和忧虑讲给张将军。最后，他说：“百姓苦了整整八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可是还没喘过气来，内战又开始了。这样不只是苦了百姓，还将丧尽民心。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样打下去，不能不让人担心啊！”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是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么？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唉！我但求无愧于心。想当年，冯玉祥、阎锡山讨蒋，那场中原大战，不是我拥军入关助他，仓促应战的中正兄只好束手就擒了。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九一八那天，日本人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炮，随即侵占了东北三省，弄得我有家难归，受制于人。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一场梦，演了一台戏。我们几个人当面称兄道弟，浑身是戏，如今回味起来，才解其意。”

赵县长见张将军如此悲忿，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赵一荻上前解围说：“汉卿，你自己定的规矩，现在是打牌的时间了，赵县长难得来一次，我已准备好了，请刘团长来凑个局。”这几句得体之言，使张学良和赵季恒一扫愁云。张学良对赵县长说：“我们打牌总是三缺一，今天你来了，总算凑够局了。”这天，他们玩得挺开心。

9月15日下午，张学良派人给赵季恒送去一张便条和几样礼物：两卷字画、一小罐泡辣椒和一对波斯猫。赵季恒打开纸条，上面写道：

两卷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辣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领很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喂熟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汉卿民国卅五年九月十四日

赵县长读罢信，又看了看礼物，心情有些不安，似乎感到张将军那儿发生了情况，不然他最喜欢的东西怎么会送人？他后悔，去张将军那里不该谈政治，给张将军带来了麻烦……

赵季恒一夜未眠，想了许多，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立即赶到黑种乡兵工厂看望张学良将军。然而，他来迟了，这里已经是人去屋空。原来昨天深夜，在赵季恒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时，张学良与赵一荻又被秘密转移他乡了。

1946年夏天，沈醉来到张学良的幽禁地桐梓。沈醉此时任国民党军统局西南情报站站长，系少将军衔，来此看望少帅，并非是奉戴笠之命，因为这时戴笠已经在空难中身亡了。

张学良与沈醉很熟。自从少帅幽禁在贵州后，戴笠与刘乙光之间的通讯联络均经过沈醉之手。在张学良被幽禁的头几年，戴笠每年都要亲自看望少帅，后来战事吃紧，没有时间去看望，但是联系并没有断，由沈醉代为联络。有时，戴笠还亲笔写信给张学良，或买些东西，命沈醉送到张学良手中。这样几次往来，沈醉便与张学良成了熟人。

在军统中，沈醉是戴笠的心腹和干将，他知道老板曾做过少帅的下属，为此缘由，对张学良很客气、很尊重。他每次看望张学良都要与少帅打猎。后来，他知道张学良特喜欢吃斑鸡，就给带上几只。张学良见到斑鸡兴致大增，会亲自挽袖下厨做熟鸡肉，请沈醉和刘乙光品尝。

由于沈醉来看望多次，身处逆境中的张学良很是感动。所以每次沈醉走时，他总要坚持将其送上车，并远望车子消失在路端才回住所。

这次沈醉来桐梓小西湖，一见到少帅就哭着说：“副座，戴老板遇难了！”

张学良听了，一惊，他让沈醉坐下，又招呼赵一荻为沈醉倒水。然后，张学良向沈醉问起戴笠死因。原来，这年初春，南京暴雨雷电交加时，戴笠乘坐的专机撞在江板桥镇南畔戴山的山腰上，机毁人亡。此后，军统局宣告解体。蒋介石成立了以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的保密局。

张学良听了沈醉的讲述后，对戴笠之死并没有说什么。好长时间后，他才说：“情况变化很大啊。”然而，沈醉对少帅说的这句话，却不解其意。接着，张学良又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可我还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能离开……”他叹息地说，“恐怕我已被人遗忘了啊！”

沈醉听了少帅的话，急忙说：“哪里，副座不会被人所忘的。副座是党国要人，部属又多，哪会为人所忘呢？”

“但愿如此吧。”张学良不无感慨地说。

当沈醉向张学良告辞时，张学良还像以前那样坚持送他上车，一直望着沈醉乘坐的车影消失路端。此时，他预感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这年9月中旬，莫德惠又来到桐梓。他这次来看望张学良是受蒋介石之命，劝说其接受三个条件，以解除对其“管束”。

莫德惠见到张学良后，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哦，真的？！”张学良的两只眼睛立刻放出神彩，“你说说，让我高兴高兴。”

莫德惠喝着赵一荻泡的茶，慢慢地说：“由于各界人士一致呼吁还你自由，你的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你重返军中，蒋委员长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你的‘管束’。但是，委员长让我转告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

“什么三个条件？”张学良急切地问。

“第一，是你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是你要交还九一八事变时委员长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第三，是你自由后要出国居住。”

“这分明是不让我自由嘛！”

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

“我怎么能接受这三个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激动地说，“西安事变前，我没有和共产党商量过兵谏的事。兵谏后，委员长不答应我提的要求，南京大兵压境，西安形势危险复杂，委员长的生命危在旦夕，为了解决问题，我才电请共产党的周恩来先生到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我张学良从来不说谎，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到外国去住？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莫德惠对张学良断然拒绝三个条件表示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然而，莫德惠对张学良说的话很钦佩，自由对每个人来说是无价之宝，但更可贵的还是人的气节和良心。

1946年秋，蒋介石觉得要继续囚禁张学良，台湾比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于是，蒋介石指示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张学良应当立即秘密移解到台湾。郑介民得密令后，于11月17日致电重庆军统局处理善后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

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起解。

刘乙光领受了上司的诸项安排之后，便返回了桐梓。

10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平时用来买菜的卡车发动了。张学良、赵一荻和部分随行保安人员化装后乘上这辆卡车。这辆卡车在公路上与等候的车队汇合，直奔重庆急驰而去。为了避开人们的耳目，车队在离重庆市30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在夜幕下悄悄潜入重庆市郊。途中，张学良问：“这次我们到哪里去？”随行保安人员说：“刘队长说，先到重庆，然后再去南京。”车队载着张学良一行人，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处停下。张学良和赵一荻便在这里暂时住下。

翌日，负责张学良生活的军统上校组长侯桢祥领着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和沈醉来见张学良。为了不使张学良产生疑心，他们一口一个“副司令”、“副座”，显现出格外恭敬的样子。

张学良在松林坡大约住了一个星期，等待刘乙光联系飞机。此间，为了稳住张学良，刘乙光和张严佛商量，请李觉夫妇来松林坡陪伴张学良和赵一荻。原来，李觉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在1935年张学良当武昌行营主任时，归少帅指挥。他的妻子何玫是湖南省主席何键之女。李觉夫妇得到通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已有十几年不知少帅的音讯了，所以第二天便到松林坡看望张学良和赵一荻。当李觉夫妇看到张学良时，少帅已是头发花白，略具老态之人了；而赵四小姐已变得消瘦憔悴、衣着旧朴。张学良为能见到昔日之部属而高兴。这样，李觉夫妇在一周内经常来松林坡陪伴张学良和赵一荻。

11月1日清晨，张严佛匆匆来到松林坡，告诉刘乙光飞机已联系好了。两人商量一会儿，刘乙光便向张学良报告，谎称：“明天拂晓，我们在白市驿军用机场上飞机，送副座去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里来回走动，说：“委员长想起我张学良了！”

刘乙光离开张学良后，不禁暗暗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谎言使张学良信以为真了。然而，当张学良把这消息告诉赵一荻时，她只是淡淡一笑：“我担心，委员长对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招了？”

“小妹，你太多心了，10年期满，好多人为我奔走呼喊，我想委员长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抗战胜利了，他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他没理由不放我。”赵一荻听了，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总是有一丝疑云。

原来，头一天上午，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驾驶美制C47型运输机，把蒋经国从重庆送回南京又返回重庆。飞机刚刚在九龙坡白市驿机场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场部。站长用锐利的目光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了许久，然后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8点30分由本机场飞达台湾桃园机场。”说完，站长又给他规定了“三不”，即“不准走漏任何消息；不准与任何人见面；不准打电话”。

当天晚上，刘乙光全家陪着张学良、赵一荻吃晚饭。刘乙光的两个孩子把吃剩下的骨头往地上吐，张学良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样不行，这儿不比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像这儿这样干净漂亮，可不能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然而，刘乙光的老婆对张学良的话很反感，怂恿两个孩子往地下吐个不停。赵一荻见此情景，只好扶张学良离席到屋里去休息，避免发生不快之事。

这时，张严佛来找刘乙光说：“毛人凤说，今晚他要来这里，为张汉卿饯行，宴席安排得越晚越好。”

刘乙光按着张严佛的意思准备好了宴席。毛人风领着沈醉、张严佛就座。张学良想着明天就要到南京，十分兴奋。毛人凤等人见张学良没有察觉去台湾的样子，一个劲地向他敬酒。张学良对他们的敬酒应承着一饮而尽。赵一荻见汉卿喝得面红耳赤，便拉他的衣袖，劝他不要喝得太多，免得误了明天一早上路。

张严佛见张学良被蒙在鼓里，想到他在得知事实真相后的心情，心里有些不好受。他急忙打圆场说：“既然是四小姐相劝，大家就不要勉强喝了吧。”

翌日拂晓，张学良、赵一荻在特务宪兵的护卫下，悄悄地离开戴笠寓所，前往距重庆60里远的白市驿军用机场。飞机临起飞前，刘乙光对张严佛说：“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他的心腹，和宪兵特务混得很熟，对管束张学良是个障碍，决不能让那个副官再跟在张学良身边了，请你想办法留下他，这样张学良身边除了赵四小姐就没有心腹之人了。”

这天上午8时10分，王赐九登上座机准备执行飞行任务。他向机场外远眺，隐约见到四周有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把守机场。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机坪，一位体态魁梧的中年男子跳下车，直向机舱奔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放飞通知交给机长。王赐九心下暗生疑问：为什么不按常规签发说明专机运送主要人物的姓名呢？为什么外面警戒森严却又无人前来送行呢？为什么机组人员非要临时配备？为什么动用专机只是为了送一对中年的夫妇？突然，他猛地想起：这二人不是少帅张学良夫妇吗？西安事变后，登在报纸上的巨幅照片使他家喻户晓。他身边的女人肯定就是赵四小姐了。

王赐九仔细地看着张学良。张学良穿身藏青色中山装，明显地有好长时间没好好修饰了。赵一荻一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互相依偎着登上飞机。

这天上午8时30分，一架飞机从白市驿机场升空而起，径直向东飞去。飞机在重庆高空穿云破雾飞行，能见度仅2公里。飞到江西上空时，云雾减轻，可见地面。飞机进入福建上空时，碧空无云，能见度极佳，苍茫大地一览无遗。飞机过了福州，可遥见台湾岛。当飞机飞越海峡时，张学良感到苗头不对，气愤地责问刘乙光为什么要蒙骗他。刘乙光没有办法，只好把蒋委员长的密令说给张学良。刘乙光见少帅极为愤怒的样子，又解释说：“副座，副座……”

张学良生气地截过话说：“还叫什么副座，干脆把我当犯人算了！”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飞机终于飞临宝岛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王赐九测定风速超过每秒12米，在机场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恶果。怎么办？王赐九在抉择。最后，他和副驾驶员商量决定向台北机场飞去并和机场进行联系并获准降落。下午13时35分，王赐九驾驶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

闻讯赶到飞机场迎接张学良的是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陈仪20年前曾和张作霖有些交往。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与陈仪有过往来。

在停机坪上，陈仪和张学良寒暄了几句后，便让其坐进自己的汽车。汽车载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向台北近郊草山招待所驶去。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被安排在招待所下榻。三天后，陈仪亲自陪同张学良、赵一荻去预先选定的住处——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

新竹是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其四面高山环绕，峰峦起伏。井上温泉在竹东山上，是一潭热气腾腾、水质优良的碳酸温泉。这里的房子原来曾是日本警察招待所。在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台湾前，蒋介石就派陈仪选中此地做为幽禁张学良之地，并为张学良、赵一荻建造了一座平房，矗立在温泉旁。自从张学良和赵一荻住进这座平房里，周围便设置了层层岗哨，严禁外人进入囚禁地。

在这山峦起伏、树木葱郁、风景极美的环境里，张学良暂时忘掉了烦恼和不快。赵一荻为了使张学良适应新环境，将他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她陪伴张学良看书，作札记，或到外面散步和娱乐。刘乙光对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监视得很紧，张学良对此也不在意了。然而，他不能忍受的是刘乙光的老婆和孩子每天都吵吵闹闹的没完没了，常常给张学良增添烦恼和诸多不便。每当这时，赵一荻总是千方百计使张学良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在台湾的查缉人员在查缉私烟时，用枪托毒打一卖烟老妇致伤，加之枪走火打死一无辜市民，引发了台湾人民的反抗。市民们砸了烟酒专卖局，殴打国民党到台湾的官员，意欲夺取武器，与国民党军队抗衡。台北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这天，刘乙光得到了上边的通报，立即对张学良幽禁地井上温泉加强了防御，切断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张学良来到井上温泉后，远离大陆，郑介民对其“管束”略有放松，允许其阅读台北《新生报》和隔日运到的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的《大公报》等。然而，由于“二二八事变”发生，刘乙光卡断了张学良的信息来源，张学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去问刘乙光和周围的人，结果人人都对他保密。他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屋里。

赵一荻见到张学良的不悦之情，安慰说：“看他们那副凶神样子，连你打招呼都不理，你能从他们口里得到什么消息？算了，不知道更好。俗话说：‘耳不听，心不烦’嘛。”

刘乙光之所以对张学良加强了“管束”，是因为获悉参与事变的吴克泰和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在这次事变中，想救出张学良和赵一荻。他们集合一些人，前往竹东山，派人探查井上温泉的地形和警卫情况。原来，蒋介石选中这里幽禁张学良是有道理的。这里四面是崇山峻岭，招待所临头前溪而矗立。这里与外界仅靠一条狭窄小路相通，谷地最窄之处是桃山隧道，只能通过一辆车。这样的地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乙光为防：万一，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桃山隧道封闭得严严实实，使任何企图救助张学良的人都无法入内。参与事变的吴克泰等人见此情景也就放弃了解救张学良的行动。

在“二二八事变”期间，刘乙光将手下的200名特务宪兵全副武装起来，实行紧急状态应付事变。事后，张学良和张严佛说：“今年2月，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房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得到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赵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是这样下场吗？准备在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同你在这里见面。”

在“二二八事变”中，井上温泉与外界断绝音讯期间，粮食不够吃，宪兵、特务连续5天吃山芋、蕃薯，赵一荻也和他们一样吃，仅张学良有少量米吃。到3月4日，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可吃一顿米饭外，其他人一粒米也吃不到了。刘乙光的孩子、老婆饿得直骂娘。张学良把惟一的一顿米饭让给刘乙光的孩子，和大家一样吃起山芋、蕃薯来。张学良和大家熬到第9天。山下的军队才上山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送来了粮食等东西。这样张学良和赵一荻才摆脱了困境。

在事变中，张学良的心情很苦闷。他后来对张严佛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官兵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二二八事变”到第10天才渐渐平息下来。在第9天时，约有一连的兵力开到井上一带。这时，刘乙光才松了一口气，打开隧道关口。这场险些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混乱结束了，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平静。

这时，刘乙光对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态度又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像事变期间那样冷酷无情了。当刘乙光主动来房内问这问那表示关心时，张学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只“鹰犬”，说：“刘队长，这一次你本应该立大功的！”

刘乙光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吾道：“这些天，形势紧张，有不周之处，还望副座和四小姐包涵。”

赵一荻说：“刘队长说哪里去了，这些天，多亏你关照了！”她说完，一转身走了。

此时，张学良瞅了刘乙光一眼，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刘乙光见张学良和赵一荻如此表情，真是尴尬已极，只好悄然退出门去。

1947年5月，一直为释放张学良而奔走的莫德惠获准到新竹井上温泉探望张学良。这是莫德惠第二次来这里探望张学良。第一次是在这年3月初，他给张学良带来大姐张冠英（字首芳）的亲笔信。张学良读信后深为感动，热泪盈眶。他忘不了：当年母亲去世时，他年仅10岁，而大姐仅长他5岁，却亲自照顾他和弟弟张学铭的日常生活。如今，他已是46岁，大姐还念念不忘幽禁在台湾的弟弟。为此，张学良对大姐敬仰之情油然而升。他立即给大姐写了回信，这是他身囚台湾给大姐写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还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那末，就是所谓过40岁才觉得老的道理吧！也许是这几年来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

此复并叩

年禧

大弟良手奏一荻附笔拜年

莫德惠这次来探望张学良，两人的谈话内容集中在历史方面。张学良表示了自己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教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甚至他想有机会效仿朱熹和王阳明……张学良对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矣。”

5月12日，张学良、莫德惠和赵一荻三个人在网球场横网前照的合影冲印出来了。莫德惠望着三人合照，爱不释手，请张学良题字。张学良欣然应允。赵一荻端来笔墨。于是，张学良挥毫在照片上写：“网球作戏于台湾井上温泉柳老纪念”，然后落款写“毅庵卅六（民国）五、一二日”。

当莫德惠向张学良告辞时，张学良以“毅庵”署名赋诗相赠。这是一首五言绝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在同张学良的接触中，感到他完全变了，和以前的少帅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人。正因为他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乃使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

莫德惠临走时，张学良托他给大姐冠英捎去第二封回信。

他在信中写到：

首芳（字）大姐：

您的四月卅日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即鲍育才）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的信写得有些简略，现在详细说一点（以下是家事，略）……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弟良手奏五月廿日

四小姐附问候

1947年10月初，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找张严佛谈话。郑介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同刘乙光的关系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刘乙光已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一个月假，到医院去照料妻病，以此休息之机，缓和同张学良之间的紧张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所以打算让你陪张学良住上个把月，并对张学良进行考察。”此时，身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严佛，实际是空头主任，没有事可做，想借此机会去台湾看看，就答应了局长交给的任务。

郑介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英国加利克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它食物，作为郑介民和张严佛给张学良的礼物。翌日，张严佛坐飞机由上海飞抵台北和刘乙光见了面，然后乘火车到了井上温泉。

张严佛见到张学良，两人就亲热地交谈起来。在谈到幽禁时，张学良对超过10年的期限表示极大的不满。他当着赵一荻的面，向张严佛倾泄满腹幽怨。他谈到了10年幽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厚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当天晚上，张学良与张严佛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早饭后，张严佛又到张学良屋里交谈，张学良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夜里作的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诗的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款写“张学良敬赠”。张学良写完后，把诗交给张严佛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

张严佛在井上温泉住了一个月，张学良和他谈了几次话。有一次，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10年，无话可说。但10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张严佛说：“老戴（笠）、老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张学良说：“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有一次，张学良和张严佛谈到刚到这里的情况。张学良和赵一荻一到台北，陈仪就来了，陪他们到井上温泉。陈仪是台湾行政长官，对刘乙光说：“这几间朝阳的房间光线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可供散步看书用，就让他们两人住，你们一家人住在背光的那几间。”刘乙光对陈仪说的话表面上愉快地接受，心里却恨得不得了。所以当陈仪走后，刘乙光立即变了卦，让老婆、儿子强占了朝阳的房间。张学良和赵一荻只好忍气吞声住在阴面的房间里。

几天后，陈仪又来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见情景不对，叫来刘乙光，问是怎么回事？刘乙光答不出来。陈仪让刘乙光立即将住的房间倒出来，让张学良和赵一荻搬进去住。

张学良对张严佛说：“陈仪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我认为他为人比较正派。我和四小姐初来时，陈仪给我们雇来两名下女，照料生活。可是不两天，她们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令人气愤的是，夫人（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们的东西，常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干脆截留一半或全部被没收。有时他们这么做让我们看到了，仿佛没事似的，毫不在乎。我们只好装做不知道的样子，怕因这些事和刘乙光夫妇闹翻了，以后就更受罪了。”

这天晚饭，张学良请张严佛共餐。赵一荻在厨房亲自动手做饭菜。他们三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张学良高兴地说：“像今天这样高兴地吃饭，真是难得啊！”张严佛笑着说：“这是为什么？”赵一荻说：“还不是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些天清爽饭了。”张学良说：“刘乙光一家在这儿，每天我们一起吃饭，他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在饭桌上，他们吵吵嚷嚷，你抢我夺，把饭桌弄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这饭能吃好吗？”

张严佛听了张学良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明白自己来这里的任务，是替刘乙光监视张学良的。他只好劝张学良不要往心里去，要保重身体。张学良说：“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

张治中三探少帅，24年后父女相见

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在解决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带家属到台湾休假。在台湾期间，他向台北警备司令彭孟辑提出访问张学良的要求。彭孟辑曾是张治中的学生和部属，对这一要求很感为难，犹豫不决。

张治中因见张学良心切，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担心，委员长要是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决不会连累你的。”

彭孟辑听罢，才勉强答应了张治中去访问张学良的要求。

10月30日，张治中携家属到台湾新竹市，随来的有：他的夫人，四弟张文心，女儿张素我，儿子张一真及其妻子。张治中一行人下火车后，新竹市市长及黄国生先生前来迎接，请他们共进早餐，然后派专车送他们到井上温泉。

汽车在山路上蜿蜒行驶了两个小时。一路上，张治中与家属看到这里风景秀美幽静，山峦环抱，树林葱茏。上午10时，汽车在一座大木桥前停下。司机说：“车不能向前走了。”原来，这已是公路的尽头。张治中一行人下了汽车，走过大木桥，上了一个小山坡，看见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井上温泉”四个大字。他们拾级而上，沿路警卫森严。由于警备司令彭孟辑事前安排好了，所以警卫们并不阻拦张治中一行。此时，张学良和赵一荻早已在院里迎接来访的客人。

张治中一走进院门，就看见了张学良，叫道：“汉卿！”

张学良爽朗地迎上去说：“文白兄，真的是你来了！”于是两人张开双臂拥抱在一起。片刻，他们又分开，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你比以前好像黑了，大西北的风沙够厉害吧？”张学良问道。

“光是大自然的风沙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张治中欲言又止，转言道，“噢，你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咱们一晃十年没见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你当湖南主席的时候，那时是你忙我闲，这回是我闲你也闲。来，咱们到屋里慢慢说。”

此间，赵一荻也热情地和张治中夫人、女儿说着话。她们也随着进入客厅里。

在客厅里落座后，张治中凝视着张学良的面容，心里不由升起一股酸楚之感。自从1938年9月他在沅陵和张学良相见，至今已是10年了。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张学良的额上、脸上已经出现了好多皱纹；人瘦多了，也老多了，眼睛也变小了。

在交谈中，张治中得知张学良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多半时间用在读书上，晚间还要做札记，因为眼睛使用过度疲劳，视力较以前差多了。

张治中问：“在这里还有什么亲人？”

张学良答：“亲人都在美国，这里只有四小姐陪伴我。”接着，他又高兴地说，“我的儿子闾琳已经有了孩子，我已经做爷爷了！”

张学良说到这儿，让赵一荻拿来小孙孙的照片，让张治中夫妇看。这是一张闾琳全家照。赵一荻指着小孩说：“这是孙子巴比，抱着他的是儿媳陈淑贞，是陈济棠的女儿。”

经过一阵家常话后，善解人意的赵一荻为让张学良和张治中自由畅谈，便对张治中夫人说：“让他们谈些别的，我带你们看看这里的风景去。”张夫人点头应允，便和女儿、儿子、儿媳同赵一荻到外面游玩去了。

这时，客厅里只剩张学良和张治中两个人，这对久别重逢的知己来说是十分难得的良机。他们待副官端来茶水后，吩咐不许任何人来打扰。

张治中侧过身子一把拉住张学良的手说：“这里的人对你管束得挺严呐。”

“文白兄，好眼力啊，你刚到这儿就看出来了。”

张学良说着，端起茶几上的茶碗，示意张治中喝茶：“不过，你的得意门生彭孟辑还算讲师生情分，没和你摆警备司令的架子，要什么委座的手谕……”

“汉卿，你别说他了！”张治中摆了摆手，“我一点也不领他的情，要不是我拍胸脯激他，出事责任由我负，决不连累他，这个彭司令才不同意呢！”

“原来是这样，这个彭孟辑……”

“汉卿，咱们不谈他了。”张治中转过话题，“近来你到底过得怎样？”

张学良刚要说话，不料那位倒茶水的副官进来报告：“副座，四小姐一个人回来了。”

“这是什么要事吗？还要报告！”张学良不高兴地说，副官自知无趣，走出屋门。

张治中问张学良：“听说你早就不许他们叫你‘副座’、‘副司令’了……”

“文白兄啊，你受骗了，这个副官是故意在你面前这样叫的，你看他对‘副座’多么尊重！”张学良生气地说，“我现在是什么副座？干脆就是犯人嘛！”

这时，赵一荻走进客厅，笑着对张治中说：“我让副官陪着张夫人他们到山上看看。中午了，我回来到厨房叫人准备午餐。”

“你告诉厨房，中午饭菜都要照我平时教的方法做。”张学良叮嘱说。

午饭后，赵一荻又陪张夫人等到外面游玩去了。

张治中和张学良又继续他们的谈话。他们从家庭谈到国家，从政治、军事又讲到国内国外……最后，张学良问张治中：“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恢复自由？”对这个问题，张治中确实无法回答。他半天没有说什么。

“文白兄，你怎么不回答我？”

“啊，这个，”张治中支吾说，“这个问题，我想你就别老是想它了。”

“我为什么不想？”张学良不服气地说，“抗日战争一爆发，我就要求上战场，可是委员长却把我送到大后方；抗战胜利了，军政要员都争着回南京，而我却留在了大西南；现在中国人自己又打起自己来，又把我送到这里，以后还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

“汉卿，你别失望嘛。我想，国共还会恢复和谈的，这一天来了，国家就和平统一了，你自然就恢复自由了。”

张学良听了这话，心情也平静下来。他说：“我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那时我还是回到东北老家去！”

张治中看到张学良像孩子似的兴奋劲儿，不由暗暗叫苦：“汉卿啊，汉卿，你哪里知道蒋委员长已决心和共产党打到底了。”

“文白兄，我觉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没什么。只要国家不打内战，能统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我张学良当年把东北军带到青天白日旗下，图的就是这个，从没有想到个人的荣华富贵。现在，我的东北军也瓦解了，我不再想重掌兵权了。我只托文白兄向委员长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我希望与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因为刘的家眷既吵又闹，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我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学良拜托张治中，请宋美龄从旁协助，说服蒋介石应允他的两点要求。

张治中向张学良保证，一定如实向蒋委员长转达这两点要求。这天，他们一直谈到下午4时。这时，赵一荻陪张治中夫人及家属出游回来了。

张治中见时间不早，便向张学良表示：他们得下山了，还要赶乘晚6时的火车回台北。

临别时，张学良把张治中拉到身边，对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说：“给我们拍一张合影留纪念。”照像后，张学良又赠张治中一首诗：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残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这首情感真挚的诗句，使张治中感慨万分。

张学良与赵一荻恋恋不舍地将张治中一家人送到车旁，张学良紧紧地握着张治中的双手不放，他说：“这里没人来看我，你这次来，实在使学良万分兴奋，铭感于内。从今一别，你我又不知何日再得相逢了。”两人相对黯然，热泪盈眶……

张治中离台后，飞到南京。他找机会见到了蒋介石，报告了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的两点要求。蒋介石听后，脸色一沉，以示不想再谈这个话题。张治中见状，只好告退，另找宋美龄帮助。

宋美龄听张治中说完情况后，说：“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啊！”她说着咬了一下嘴唇又说，“张汉卿的要求，第一条，我看不容易做到，现在时机不成熟，不便提出。至于第二条要求，我一定想办法尽快实现。”

这天晚上，蒋介石回到住所。宋美龄见忙碌一天的丈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替他摘下手套，脱下戎装。然后从侍从手中接过长衫，为他穿上。她见丈夫的情绪挺好，便把张治中来找她的意思说了。她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啊！我觉得汉卿的第二条要求，是不是就答应……”

蒋介石听夫人说到这，不由抬起手托住下巴，眯起眼睛，使人看不出是笑还是怒。但是，和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宋美龄知道，丈夫已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宋美龄吩咐副官立即按委员长的意思去办。

蒋介石叫住副官，说：“我再补充一条：以后非经我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面见张学良。”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派程思远为代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

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知道张学良的幽禁地，就把张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为了保密，蒋介石甚至不让一个宪兵跟随。

蒋介石坐兵舰在高雄登岸，住在要塞司令部内，立即召见刘乙光。刘乙光进屋后，见蒋总统把脚放在桌子上，不知是福是祸。蒋介石向刘乙光问了张学良的情况后，表示满意，然后叫来侍卫通知情报局发给特务队一万元。在当时，黄金一两值二三百元，一万元相当三百两黄金啊！刘乙光回去后，对熊仲青队副说了蒋总统的奖赏。最后，刘乙光向全体特务队员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你们辛苦了。”

程思远到台湾后，向陈诚说明来意，结果被幽禁张学良的人以此事一向归军统局管理，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理由予以拒绝。对此，李宗仁代总统也无可奈何。

这年9月，杨虎城全家被杀害。熊仲青队副说：“好惨啊，用刀杀了，白布一包埋了。”

当时，四川局势混乱，车塞人逃。特务们对杨虎城之死闭口不谈，所以张学良不知此事。后不久，张学良从其海外亲友来信中方得知杨虎城死讯。

由于时局紊乱，刘乙光对张学良的管束也更严了。张学良与刘乙光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产生了矛盾。保密局得知张学良与刘乙光之间的矛盾后，考虑到张的地位，委派了局内一个军校六期的副处长王恺运来到张学良处，暂代刘乙光工作。对外，他们声称刘乙光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以此缓和张学良的情绪。

1949年末，张学良在台北住所接到旧友——原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由日本东京辗转寄来的一本书稿《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这是一本报告文学，记录作者参加抗日时参与对口情报工作的秘事及抗日游击队的经历和后方政府腐败的种种社会现实。

张学良与萧承恩原来是旧识。萧承恩对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抗日主张非常崇敬，希望自己的手稿能得到少帅的审阅，更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书序。

张学良很有兴致地读完书稿，了解到萧承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对日情报工作和在江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经历，很希望《孤岛野火》这部书稿印成书。

翌年初，张学良把自己阅稿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欣然给萧承恩写了一封信，表示以此信做为《孤岛野火》一书的序言。张学良在信中仍表示支持“全民抗战”，指出中共“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是正确的”，“应付侵略者的手法是高妙的”，认为中共在抗日救亡中“不临阵脱逃，不高竖白旗，自始至终是担任了实际的救亡工作”。

萧承恩得到张学良的亲笔信后，一气读完全信，高兴万分，立即将信放到书稿前作序言。由于张学良还在幽禁之中，这篇序言是费尽周折才到萧承恩手的，所以萧承恩没有张扬，将信后的“张学良”签名以“×××”隐蔽起来。

很快，东京《每日新闻》便抢先连载了《孤岛野火》书稿。国民党当局获悉后，立即通过其驻日本军事代表团与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进行干预，令《每日新闻》立即停止连载该书稿。于是，张学良为《孤岛野火》作的序，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越轨”之举。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为《孤岛野火》写序后，很生气，下令：外界寄给张学良的物品不能轻易地不加检查地送到；张学良寄出的信件必须要严加检查之后才能发出。

1955年5月下旬，蒋介石约张学良会面。张学良被送到蒋氏官邸。这座官邸坐落在台北衡山脚下中山北路和福建路交界处，名日“士林官邸”，是蒋介石1949年从大陆败退台湾后一直居住的地方。

蒋介石在和张学良谈话中透露，让其再忍耐些时间，国家还有需要他的时候。此时，蒋介石想试探一下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是否有所转变，说：“西安事变已这么多年了，你还有什么话不好说？”

原来，张学良对西安事变这个问题最不愿回答。他曾对一位挚友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我是被共产党蒙骗，显然是骂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当时，蒋介石正着手编著《苏俄在中国》一书，需要多方面资料参考。他对张学良说：“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应变的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张学良听后，对蒋介石说：“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于是，张学良伏案疾书，按着当初自己所想所做所见所闻，据实写出了回忆录。他在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思想时说：“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志有为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父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在这段话里，张学良表达了对亲日派丧权辱国的憎恨，流露出对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的不满。他看到东北军上下都有抗日要求，看到共产党抗日的决心，所以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联共抗日。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不能再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在述及联共经过、被迫采用兵谏逼蒋抗日，以及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立即释放蒋等重要情节时，张学良用含蓄的词语委婉说明，团结御侮不仅是他的主张，也是蒋介石同意了的。（对共产党）总觉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怕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些错误的也不少。张学良这样写是指蒋介石而言，因为蒋介石不仅接受了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还亲自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他的主张并没有超越蒋介石的国共合作范围，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西安事变也没有错。

当张学良写完《西安事变回忆录》后，右眼患了白内障，视力逐渐减弱。他把回忆录交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由他转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他让张群把张学良写的回忆录摘要印发给少数高层领导人。张群只印了30份。而后，蒋介石把张学良的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并批示说：该文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蒋经国把有总统批示的“回忆录”转给了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此材料又在总政战部被缩编为五六千字的短文，由王升批转给主管文宣的政二处萧处长，嘱咐他在张学良的回忆录上做做润色工作，使它成为军队教材。岂料萧处长没有体会到所谓“相机运用”的真正含义，即将短文交给总政战部一本刊物上发表，题目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此刊还未正式公开发行，该文就被台湾《希望》杂志创刊号搞到手。于是，1964年7月1日，《希望》杂志抢先向社会披露《西安事变忏悔录》全文。而后，台北《民族晚报》又转载了这篇文章。王升副主任见《西安事变忏悔录》文尾注明的转载杂志名称，竟然是总政战部的刊名，不觉大惊失色，知道问题出在自己部里。

此时，蒋介石也在为《西安事变忏悔录》的公开发表而大为恼火。他立即把蒋经国找来责问，下令把所有刊载这篇文章的报刊，按发行份数限期收缴回来。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已流传到海外。不久，香港的刊物也相继转载这篇回忆录，最后，蒋经国只好处分了几名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1959年3月，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来到张学良幽禁地，向他传达了蒋介石解除“管束”的命令；为了对张学良负责，需派警员进行“保护”。

张群和张学良人称“二张”，既是政治上的盟友，又是私交甚笃的朋友。西安事变前后，两人因政治原因而疏远，一直没能谋面。张学良来台湾幽禁后，张群才又与之恢复关系。1954年6月，张群担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加强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沟通。1957年9月，在蒋介石70寿辰时，张学良委托张群向蒋赠送礼物，以表示贺寿。蒋介石通过张群向张学良还礼，回赠了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让张学良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此时，张群又带来了蒋介石的命令，解除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但是，张学良的住房对面增设有警务处，任何人欲见张学良都需要警务处人员的批准，否则谁也休想见到张学良。

有一次，一个5岁的王家小孩在张学良住宅附近玩耍，扒开了灌木丛和铁丝网，看到院子里坐着一位慈祥的老人——张学良。张学良看见那小孩后，笑着向他招手，示意他到院子里来玩。于是，王姓小孩就大胆地钻进院里，向张学良老人走去。这时，不知从哪儿出来一个持手枪的大汉，对小孩大声喝斥，把小孩吓得差点哭出声来。张学良见此情景，愤怒地责问那持枪大汉：“你怎么对一个孩子这样？”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小孩跟前安慰，然后把小孩送出铁丝网，目送小孩消失在灌木丛后，才气冲冲地回到房里。

1961年9月1日，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们搬进了在台北市郊新北投复兴三路新建的住宅。在他们搬进新居的第4天，一位出乎他们意料的朋友周鲸文突然来访。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周鲸文任秘书长，两人关系甚为亲密。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燃起内战烽火。周鲸文所领导的东北文化协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人士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而积极奔走。然而，蒋介石却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鲸文以民主同盟成员的立场，向中共代表周恩来请求，希望中共能在此时为张学良的自由有所行动。周恩来接受了周鲸文的请求，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一要求。1947年元旦，南京中央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同时也公布了《大赦令》。周鲸文及东北人士在《大赦令》中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便聚集在上海，向南京中央政府请愿。大家一致认为，张学良已被幽禁10年，期限已满，应恢复他的自由。1948年，周鲸文举家迁往美国，在旧金山郊外一幢别墅里专心学问。

周鲸文这次来台北，是出席“国民政府”邀请的阳明山会议。他向台北当局提出先决条件：批准他看望老朋友张学良。经过一段时间后，台北当局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这对阔别25年的老友终得相见。

两人见面时，百感交集，有说不完的话题。这次会面，他们亲切交谈了6个小时，当时台风袭击了台北，电线被吹断。在没有电灯的情况下，两人还侃侃而谈。在谈话中，周鲸文了解到：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对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赵一荻一起去做礼拜，信仰极其笃诚；他还精通英文，不仅能说能写，还用笔名以英文写阐述基督教义的书出版。

张学良在向周鲸文谈与蒋家关系时说：“头两年在新竹住，忽然一天接我到台北，让我一个人在一间大客厅等候，我以为一定是外国人或记者会见我。等了一会，进入客厅的不是别人，而是蒋总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有数年了，这次见面我有新奇之感。蒋总统风姿不减当年，见到我后表情上是很亲切的，询问我生活情况和身体健康。我说‘一切很好，请不必劳神挂念。’我并请他多为国家珍重。”

张学良说，他与蒋介石经过寒暄之后，“蒋总统很严肃郑重地对我说：汉卿！你要多保重身体，国家还有重用你的地方。我叫经国和你经常联系，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你可以搬来台北住，你和经国商量，看看什么地方适宜……”

张学良说：“自从和老先生会面之后，经国先生和我往来两年时间，我们看了不少土地，这是他和我商量选定这个地方。地皮是公家的，建筑费是我自己出的。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条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条通往芦沟桥的永定河吗？早晚眺望可引起对故国山河之思。”

张学良最后对周鲸文说：“经过两年和经国先生亲切往来，我两人相处得很好，不知什么缘故，近来不相往来了，据我侧闻，好似老先生不教他再和我往来了，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1966年7月初，周鲸文又来台北，得知张学良喜搬新居，便找到新址，与张学良叙旧。这时，张学良正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致力于宗教研究。

1961年8月初，一架“皇冠”号大型客机从美国旧金山起飞，此时已飞临台湾上空。机窗前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他们就是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他们于1941年结婚。陶鹏飞是美国加州圣旦克兰大学教授，他们夫妇此行来台湾是应邀参加“阳明山会议”的。这个会议是蒋介石为垄断舆论、联络海外华人学者而召开的。张闾瑛则是受母亲于凤至嘱托，随丈夫来台湾探望幽禁中的父亲张学良。

“阳明山会议”结束后，台北当局邀请与会海外华人学者游览台湾风光名胜。陶鹏飞与妻子游览了台湾的新竹八景狮子洞、嘉义县东北的阿里山和台南的日月潭。但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是探望幽禁中的父亲。现在，父亲幽禁处与他们近在咫尺，而台湾当局却一再拒绝他们探父的请求。为此，夫妻俩终日郁郁寡欢，愁眉紧锁。他们几乎找遍了在台湾的张学良当年的部下和朋友，连与父亲有联系的“立法委员”王新衡、“国策顾问”何世礼等国民党要人都找过了。然而，由于蒋介石早已有密令，所以探父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

这里是台湾的慈湖，蒋介石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当年，蒋介石从大陆仓皇逃到台湾后，经过纵横百里的寻觅，终于发现了埤尾这个地方。它雄踞在险峻的角板山下，山青水秀，景色宜人；沿着绿树葱茏的角板山麓，环绕着一泓凹型的天然湖。蒋介石见埤尾这块宝地完全可与在大陆奉化溪口的家乡媲美，就在这湖心岛上大兴土木，建造起和溪口别墅格局相同的丰镐房，亲自为别墅命名为“慈湖”。

此时，在慈湖里，一只小船在碧波上漂荡。船上坐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蒋经国一边荡着双浆，一边望着心情不悦的父亲，暗自考虑如何开口谈那件事。

“父亲，”蒋经国停止双浆终于开口，“张汉卿的大女儿张闾瑛和丈夫陶鹏飞，从美国来台参加阳明山会议后，准备……”

“我晓得了。”蒋介石应了一声，又缄默无语了。

“父亲，我觉得不管您和汉卿有多深的芥蒂，按中国人的常理，您总不该拒绝他们父女相见吧？”

“什么常理短理的！”蒋介石生气地说，“我不是下令了吗？不经我同意，任何人不能和张汉卿见面。”

“父亲，您再好好考虑考虑，不然外面的舆论……”

“舆论？娘希匹，我当年在南京不杀他就够宽容的了！如今，要不是美、日和党国内部‘第三势力’的压力，我才不考虑对张学良解除管束呢！”

“父亲，张汉卿的女婿陶鹏飞是美国圣旦克兰大学教授，在海外很有影响，人家携夫人来台湾参加您亲自举办的‘阳明山会议’，他们是我们要团结的海外学者，您何不给他们个面子，让他们和汉卿见面……”

“经国，”蒋介石冷冷地说，“政治这东西奥妙莫测，‘阳明山会议’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父亲，不管您怎么说，依我的看法，陶鹏飞夫妇和张汉卿见见面是应该允许的……”

“你不要再说了！”蒋介石一摆手，厉声制止说。这样，蒋氏父子的这次湖上消遣，因看法不一致，闹得不欢而散。

此时，张闾瑛和陶鹏飞正在为能早日见到父亲而苦苦奔波。最后，他们决定去请求“总统府”资政张群帮助，因为他与父亲私交最深，他的地位不仅高，而且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甚密。

张群在前些天已接到了张学良的委托：让张群出面，使他能和女儿、女婿见面。

原来，张学良是从报纸上得知女儿女婿来台湾的。当张闾瑛和丈夫四处托人求情时，台湾《自立晚报》发表了一条新闻：“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这天，赵一荻外出买菜，看到这消息后就买了报纸，给张学良看。张学良看罢，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才能见到女儿女婿。赵一荻为了分担张学良的忧愁，一连几天外出买菜，实则想寻到张闾瑛夫妇居住的宾馆，和他们见面。但是由于“保安”人员的监视，她找不到机会见张闾瑛夫妇。在这种情况下，赵一荻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请她帮忙。张学良为了不使女儿女婿失望，便给宋美龄写了信。可是发出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张学良不得不写信向张群求助。正当张群想见到张闾瑛夫妇时，他们却找上门来。

张群听了张阊瑛夫妇的请求后，欣然表示要去找蒋介石，说服他允许他们去探望父亲。

这天，蒋介石获悉张群为张氏父女翁婿见面之事要来找他，知道张群的面子不好驳，就躲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群得知蒋介石的下落后，立即赶到故宫博物院。这时，陪同父亲在这里的蒋经国匆匆地走进大厅，向蒋介石报告：“张群在外面等您。”

蒋介石不由一愣，万万没有想到张群会找到这里来。他自知避而不见张群是不可能了，只好让张群进来晤谈。

张群坐轮椅进屋来，蒋介石笑脸相迎，问：“岳军兄，有什么大事，非你来不行？”

张群说：“总座，汉卿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陶鹏飞教授，这次来参加阳明山会议，想和岳父张学良见见面。他们找到我头上了，我和汉卿的交情，您是知道的，我算了一下，他们父女翁婿有24年没见面了……”

“岳军兄，”蒋介石截过话来，说，“汉卿父女见面是应该的嘛，我不是宣布结束管束恢复汉卿自由了吗？”

“总座，负责汉卿的刘乙光秘书向张闾瑛、陶鹏飞说过，没有您的准许，谁也不能见汉卿。”

蒋介石听了，脸一沉，怒道：“娘希匹，那个刘队长怎么会这样说？我一定要过问这件事。”

“总座，”张群劝说，“您既然说已恢复汉卿的自由，那就让他们父女翁婿见见面吧，再说汉卿已是60岁的人了……”

“岳军兄，你就放心吧，既然你都出面了，我怎么能驳你的面子呢！”蒋介石说着，对身旁的蒋经国说，“你马上告诉那个刘乙光，以后不许胡闹，让汉卿和女儿、女婿见面！”

1961年8月30日，张闻瑛和丈夫陶鹏飞乘坐一辆雪佛莱轿车，沿着一条曲折的盘山公路，从台北直向张学良的幽禁地北投复兴岗疾驶而去。当轿车驶进张学良住处时，张闾瑛、陶鹏飞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特别是他们构想着怎样珍惜这24年来好不容易盼来的第一次与父亲相见。

轿车在一栋很不起眼的平房前停下。这栋房子爬满了绿藤，围满了绿荫，张学良和赵一荻就居住在这房子里。张闾瑛和丈夫看到：便衣的保安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房子四周。他们被引到一间光线黯淡的房间里，看到一位头发灰白、老态龙钟的老人坐在藤椅上，老人的脸颊上布满皱纹，举止呆然。这位老者就是张闾瑛夫妇朝思暮想的父亲，当年名震世界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

“爸爸！”张闾瑛和陶鹏飞抑制不住心头的激情，扑到父亲的膝下，述说着思念之情。

张学良被女儿、女婿千里迢迢探父的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哽咽着许久说不出话来，他那双颤抖的手在女儿的秀发上爱抚着……

这时，陶鹏飞走到岳父身旁，用双手扶着老人颤抖的双肩。

“闾瑛，”张学良用泪水盈盈的双眼打量着陶鹏飞问，“你女婿叫……”

“爸爸，我叫陶鹏飞。”

“陶鹏飞。”张学良自语道。

“爸，鹏飞当年还是您的学生呢！”

“是的，爸爸，”陶鹏飞说，“您老…定还记得当年东北大学的校歌。”他说到这儿索性唱起来：“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有此山川之伟大，故生民质朴而雄豪。地所产者丰又美，俗所习者勤与劳。愿以此为基础，应世界进化之洪潮……”

陶鹏飞唱到这儿，对岳父说：“这校歌，使我想到爸爸在任东北大学校长时的情景：您戎装佩剑，步履雄健地走上主席台，面对东北大学生的海洋讲演：‘我敬告诸生，严格地讲起来，汉卿我实在不配任校长，但在命运上、历史上造成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为担负起这一责任，为救国的宏愿，一心一德，共同奋斗！’”陶鹏飞自豪地说，“当时，我就在台下，聆听您的讲演后，我们激动得掌声雷动，热泪涌流……”

“鹏飞，”张学良听了女婿的话面带笑容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对，鹏飞，过去的事，我们不说。”张闾瑛截过爸爸的话说，然后取出母亲于凤至的照片，恭敬地递给父亲说，“爸爸，这是妈妈让我们带来给您老的照片。妈说，她在美国很好，她十分怀念您。”

张学良用颤抖的手戴上花镜，然后接过照片，对着光线，泪眼凄迷地凝视照片好一会儿，悲怆地自语道：“凤至大姐。”张闾瑛和陶鹏飞深深地理解父亲此时的心境。为了让父亲从情感的愁苦中摆脱出来，张闾瑛说：“爸爸，这照片是妈妈在旧金山照的。”

陶鹏飞岔开话说：“对了，爸爸，妈妈说您老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研究《明史》，是吗？”“唔，研究《明史》的事，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阵子，我确实对《明史》着了迷，可现在，我不再研究了。”

“那为什么？”

“现在，我在读《圣经》，这可是一部最光辉的经典著作啊。”

“爸爸，”张闾瑛亲昵地说，“我想知道您老放下《明史》改读《圣经》的原因……”

“这个嘛，”张学良用手抚了一下嘴巴说，“我当初研究《明史》的目的，是想弄清中国近百年来老是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为了弄清这个，我曾有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先研究明史，后研究清史，最后研究民国史。但后来……”张学良说到这儿不说了。是啊，他明白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是终生幽禁与世隔绝的人，休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了。在出笼无望、报国无门的长期幽禁之中，他接受宋美龄的劝告，弃《明史》而读《圣经》，最后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前，即9月1日，蒋介石向外界谈话：恢复张学良自由。接着，宋美龄又特意在蒋氏官邸接见了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宴席间，宋美龄说：“汉卿，听说你对《圣经》感兴趣了，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位有名的牧师。待吃完饭后，我就陪你们去见他。”饭后，一辆美式轿车载着宋美龄、张学良、赵一荻去士林附近的一座基督教堂。在和张学良的对话中，周联华牧师已感到张学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了。他问张学良有什么要求？张学良回答，请牧师为他举行受洗礼仪式。

这时，宋美龄对张学良说：“汉卿，依你现在的情形，是不能接受洗礼的！”

张学良问：“为什么？”

宋美龄说：“因为你和于凤至还有正式的婚姻关系。现在你又和赵四小姐同居几十年，这就等于你有两个太太，根据基督教规，这是断然不准许的！如果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后，才能接受洗礼。”

赵一荻听了宋美龄的这席话，觉得张学良这样做太伤凤至大姐的心，就向张学良表示：不同意他和凤至大姐解除婚姻。她说：“汉卿，你真的那样做，对凤至大姐的打击太大了！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这么长久地陪伴你，都是大姐的苦心。对这，我已经是很满足了。”

尽管赵一荻一再表示这样的意思，但是张学良还是郑重地向宋美龄表示说：“我同意夫人的意见，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就这样，张学良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向她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他把信放在衣袋里，随时准备托人带到美国，转送给于凤至。现在，凤至的亲生女儿、女婿就在眼前，张学良便对他们说：“我已经是虔诚的基督徒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颤抖地伸手取出那封写好的信，然后对女儿说，“闾瑛啊，爸爸老了，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你妈妈和一荻的原因，牧师不肯为我进行教徒洗礼。这封信带给你妈，就说我请求她帮助我下决心吧！”

张闾瑛从父亲的话里，明白了信中所写的内容。她面对父亲的请求能说什么呢？只好怅然地接过父亲写给妈妈的信……

幽禁岁月恩怨浮云，与知己结为伉俪

张学良视钱财如粪土。他遭长期幽禁花费的巨额款项的来源，对很多人来说一直是个谜。有人甚至说张学良耗费了国库钱财。

张学良对这不实之说，虽不争辩，但常常为此感到不安，耿耿于怀。

1962年春节期间，张学良患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使他在荣民总医院一楼特别病房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此间，监管人员和张学良是隔室而居。这时期，监管措施对张学良已经有许多放松。

有一天，张学良乘副官、司机出去午餐之机，突然一改沉默寡言之态，较为激动地向来访好友洛父医生说出了鲜为人知的隐秘。

他说：“不少朋友都误会我张学良，这些年浪费了政府很多钱，谁知道我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张学良说到这句话时，憨态可掬，竟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小学生。

他接着对洛父说：“我在美国花的钱更多，我内人于凤至长年住在医院，她用的钱就非常多。”

随后，他向洛父说出他的经济来源：“我父兴建东三省铁路，请了一位美籍工程专家当顾问，他返国时，我父亲送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投资经商。这位专家确也是个理财能手，几十年后竟变成了亿万巨富。十分难得的是，这位专家为人忠厚，对我父时刻不忘。在他致富之后，曾一再打探我们家人的下落，直到国府迁至台湾，他才得到宋子文先生的帮助，来台北看望我，归还给我一大笔钱。这位知恩报恩的美国豪富，也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张学良向洛父作了简短的表白后，像是完成了一件早就想完成的任务似的，随即收敛了急切的神情，恢复了他原有的宁静。

1962年，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队长已经是64岁了，这天，他被调回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在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上，蒋经国和彭孟辑及张学良等出席了辞别仪式。

刘乙光，1898年出生于湖南农民家庭，是黄埔军校4期学员，北伐结束后转任军统局工作。他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长及军统特务队队长，1937年被蒋介石委派为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与张学良朝夕共处25年。他对蒋介石给予的任务尽忠职守，任劳任怨，一生清廉，家徒四壁。

张学良在宴席上，幽默风趣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蒋经国对张学良说的“心意”当即表示婉谢。

张学良说的“仇人”虽是出自幽默风趣，但还是有所指的。他与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好。刘乙光惟恐张学良逃跑或自杀，处处限制其自由，使张很难堪。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不免要发生冲突。但在后来的相处中，张学良理解了刘乙光，知道刘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在刘乙光的口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如蒋经国为行政院长的八股骈文，刘乙光都恭恭敬敬、整整齐齐地抄录在日记里。由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了。所以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为此，视张学良为仇雠的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刘也只有更加地卖力了。后来，蒋介石老了，管束张学良的任务交给了蒋经国负责。然而，蒋经国对刘乙光的一些做法是不满的。这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刘乙光扮演的角色也完成了使命，只好被调回安全局，由熊仲青队副代替刘乙光的职位。

张学良说刘乙光是“恩人”，主要是指他在贵州乡下得急性盲肠炎时，刘乙光来不及向上司请示获准，断然决定把张学良送往贵阳中央医院急救手术，使张摆脱死亡的威胁。对此，张学良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台湾，特别是对张学良“解除”管束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的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一荻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如刘乙光太太、女儿与赵四小姐合影就有许多张。这些照片都是张学良拍照的，尽管照片都是黑白照，但在当时还是平常百姓不敢奢望的。

刘乙光的长子刘伯涵（1992年10月去世）说：“我8岁时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然，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还送了旅费。二弟后来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生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竟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官校四十三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住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

1982年，刘乙光因病去世，享年84岁。有一次，记者在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这是1963年的秋天，在美国旧金山郊区的小镇——多树城，在一处乡间别墅的台阶前，迎着轻柔的和风，伫立着一位身体硬朗的老妇人。她就是张闾瑛的生母于凤至。此时，她虽然已年过六旬，但容颜却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些，还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韵。眼下，她正和女儿观赏碧绿的草坪。

“闾瑛，你和鹏飞从台北回来大概有两年了吧？”

“是的，妈妈。”张闾瑛回答。

“孩子，说心里话，这两年，我总是怀疑，你们有事在瞒着我，我总是在想，你爸爸为什么连封信也没给我？”

“……”

张闾瑛被母亲这突然的问话，弄得很紧张。她确实在瞒着妈妈，并把父亲写给妈妈的信压了两年。此时她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又问起了这件事。

张闾瑛压下父亲的信有她的道理。她知道母亲是个不幸的女人，乳癌手术后，虽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但是长子闾琪、次子闾玗先后病殁，对她的打击太沉重了。多少年来，母亲在远隔重洋的异国，时时刻刻在思念着台湾遭幽禁的丈夫，作为女儿，怎么能把父亲的信——要求离婚的信给她，在她受伤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呢！想到这，张闾瑛不禁哭泣起来。

“闾瑛，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是有事在瞒我！”

张闾瑛见母亲那急切的面容，狠了狠心，把父亲写的信交给了妈妈。

于凤至拿到这封信时，已是迟了两年。

这些天来，于凤至坐卧不安，常常一人静静地思考着丈夫张学良的请求。丈夫的信是他们夫妻自1940年分手以来的第一封亲笔信，而这封信里竟有离婚的请求。她想到自己已有二十多年未尽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深感内疚。她对赵一荻二十多年如一日伴随张学良的忠贞爱情深感钦佩。所以，她看完张学良的来信并不感到过分的难过和对赵一荻的嫉妒。相反，她对赵一荻能在自己在美国治病养病期间伴随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20多年与世隔绝的艰辛生活而感动。

于凤至口气坚定地对女儿张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有安慰之欣悦，我任何事情都答应。”

她欣然动笔写了回信，在信的结尾向张学良表示：接受离婚之请求；向赵一荻表示祝福。她说：“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萝。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

于凤至的豁达体谅，使得张学良提出的与她离婚之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她很快地办妥了同意离婚的手续，于1964年3月寄到台湾张学良手中。

1963年初夏，张学良携赵一荻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82岁的沈鸿烈先生。

沈鸿烈，字成章，湖北天门人。清朝末年在湖北新军充当文书。1904年，经两湖总督张之洞选送日本留学，入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正值辛亥革命，在湖北策动长江的海军反清。1914年，他任北京政府海军部中校科长。1919年，北京政府为了防苏反共，加强东北边疆黑龙江及松花江的江防，在哈尔滨设立江防公署，组建吉黑江防舰队，沈鸿烈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在山海关内外，均受到直军海军舰上火炮的威胁，深感无海军的痛苦。张作霖败退关外后，认为必须加强海防，建立海军。此时，沈鸿烈乘机提出兴建东北海军的意见书。为此，沈鸿烈得到张作霖的赏识与信任，委任他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航警处少将处长。于是，他建议组建了东北海防舰队。

1926年，东北海防舰队改称第一舰队，将驻青岛原北京政府的渤海舰队改称第二舰队，均由沈鸿烈指挥。他被任命为海军司令。

1928年7月，海军司令部移驻奉天，改称东北海军总司令部，张学良兼任总司令，沈鸿烈担任副司令。从此，两人关系甚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海军江防舰队陷落敌区。沈鸿烈指挥的三只军舰舰长擅自行动，开船离他而去广州，投奔陈济棠。这时，张学良将军已辞职旅居意大利。他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感东北海军是他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培育起来的一个军种，决不忍心这样丧失。他认为反对沈鸿烈就等于反对他，立即在欧洲电告京绥铁路局长汤国桢，设法经香港与南去广州的三只军舰取得联系，转告务必找机会返航南京。那三位舰长在张学良的劝告下，摆脱了陈济棠的羁绊，返回沈鸿烈舰队之中。后来，沈鸿烈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沈鸿烈此次是因心脏病发作住进荣民总医院。这天，张学良和赵一荻到了医院，径入病室，连呼沈鸿烈“成章、成章”。守在沈老身边的女婿被张学良的呼声惊呆了，不知此人是谁。这时，沈鸿烈也感到有些奇怪，平时人多称他为沈“伯”、“公”、“老”，而这位年龄轻自己两旬的来者却直呼其字，他注目细看，不待女婿扶持便立即起身离床，与来者握手抚肩。

沈鸿烈问张学良：“您怎么来的，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张学良答：“经国本拟一同来，因今天是他的生辰，饭间告诉我的。”

沈鸿烈说：“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张学良答：“从溪口算起，已是26年了。”

此间，沈鸿烈的女婿听到“经国”、“溪口”，注视来者面容、风度，乃知来客定是张学良将军。

1964年7月4日，是张学良、赵一荻终生难忘、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他俩历经三十多年坎坷岁月之后，终于向世人宣布——结成伉俪。这年，张学良刚过64岁生日，赵一荻53岁。

良辰吉日这天，张学良和赵一荻在警卫、便衣人员的“保护”下，前往台北市杭州南路的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寓所举行结婚典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总统府”资政张群、“立法委员”王新衡、“国策顾问”何世礼和画家张大千等12人。他们的证婚人是百岁高寿的博士陈维屏。由于赵一荻在台湾没有长辈可以为她做主婚人，乃请黄仁霖充当。婚礼开始时，黄仁霖太太文华弹钢琴伴奏，黄仁霖挽着赵四小姐的手臂，伴送她登上改造过的礼坛，与张学良并肩而立。牧师唱完圣歌后，便神情肃穆地开始了基督教的婚礼仪式。赵一荻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因为今天对她来说可谓终生难忘啊！三十多年来，她那种“秘书”、“小姐”之类的不明不白的身份从此宣告结束了。她的爱情之树终于结出果实，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她将以张学良夫人面世。

当牧师用缓慢的声调问：“你愿意嫁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赵一荻的双眼忽地盈满热泪，用激动的声音说出“我愿意”这三个字。

当牧师让张学良与赵一荻交换饰物时，张学良拿着戒指的手抖动着，半天也套不进赵一荻的手指。此时此景，他俩心中感慨万千。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里，张学良和赵一荻似乎适应了寂寞孤苦的生活。尽管今天是他们的可喜可庆的丝萝佳日，但是台北市喧哗繁杂的环境，婚礼的热闹气氛，反而使他俩感到有些不适应。然而为了不使前来祝贺的朋友们扫兴，赵一荻伴着张学良跳起舞来，这对患难夫妻的欢乐，博得人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和掌声……

婚礼当日的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告别了各位朋友，驾着他们的轿车，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复兴岗住地。

夜的帷幕垂落下来。月亮姑娘似乎也在为这对患难夫妻的良辰增辉，她把皎洁的明亮的银辉撒向复兴岗，给半山坡上那幢小楼披上了神奇的色彩。庭院南端椭圆形水池边沿上摆放的名贵兰花，今夜似乎开得更加艳丽，花朵在微风中频频点头，像是在祝贺他俩的婚礼。

此时，张学良和赵一荻在赏月观花，诉说着绵绵情意。张学良最喜爱兰花了，眼前盆盆兰花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扑鼻沁肺，让人陶醉。他喜爱的这些兰花今夜开得如此绚丽多姿，那上面浸透着赵一荻的汗水和心血呀。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摘下一朵白兰花，深情地说：“一荻，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载，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白兰花送给你。”

他说着，用手将白兰花轻轻地插进赵一荻的鬓发，然后仔细端详她的面容，赞美道：“今天你漂亮得就像当年的绮霞！”

赵一荻听了，欣悦地莞尔一笑，将身体投入他的怀抱，深情地说：“汉卿，我多想变成当年的赵四啊！然而，时光不饶人啊，我老了。”

“不，你还是我当年的绮霞。”张学良拥着赵一荻，字字真切地说，“我爱你，离不开你，你是我的一切！”

7月21日，台湾《联合报》向世人披露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举行结婚典礼。张学良和赵一荻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少帅赵四正式结婚。

红粉知己白首缔盟。

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弹指俱往矣，喜看来日方长……

张学良读着报上的消息，停了一下，对赵一荻感慨道：“是啊，我们老了。”

这是张学良自幽禁台湾以来，台湾报纸刊物首次报道少帅的情况。

少帅行踪见证，与蒋经国交往

1980年6月2日，台湾电视台在联播节目播出了“大时代的故事”节目。这个节目由国民党党史会秦孝仪主持，居然又追问起关于“九一八”那天张学良的行踪问题。这使沉默了半个世纪的目击者、台湾“国策顾问”何世礼将军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何世礼将军与张作霖、张学良关系密切。他是广东宝安县人，1926年经张作霖保送到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学炮兵科，毕业后以陆军中尉资格，进入法国炮兵专门学校。当他刚由法国炮兵专门学校毕业回国时，适逢东北发生巨变，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遇难，张学良继承父业执掌了东北大权。何世礼见张学良后，坚决要求参军，以学而致用。张学良视何世礼为有志青年，对其颇为重视。何世礼宁愿不做高级军官，而从低级军官干起，以获得较多的军旅经验。在部队服务期满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步兵第7旅平射炮连上尉连长。1930年，张学良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时，将何世礼晋升为自己设置的北京行营少校参谋，意在将其培养成为全面的军事人才。何世礼在九一八事变中，不顾危险，坚决要求赴沈与全营官兵共患难，使张学良很受感动。此时，东北讲武堂炮兵教导队正由沈阳转迁到北平整训，改编为炮兵营，张学良选调何世礼为该营营长。由于何世礼责任心强，工作成绩突出，颇得张学良的赏识，被擢升为上校军阶，保送到美国参谋大学深造。1935年，何世礼学成回国，张学良允派他当炮兵团长，后因人事调配问题，乃委任他为通信大队上校大队长，工作深受嘉奖。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被长期幽禁，两人不得见面。后来，何世礼升至陆军二级上将而退役，任台湾“国策顾问”。

何世礼看到了台湾电视台的“大时代的故事”在追问“九一八”那天张学良的行踪问题，便写文章，在《中外杂志》（10月号）上，发表了《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的文章。文中说：

民国20年9月初，本人服务于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处，充少校参谋，嗣奉调沈阳北大营，任第7旅第620团第2营营长（本人前曾在北大营该旅王铁汉先生之37团，新番号619团，任平射炮连连长）。正拟遄往沈阳到差之际，适先父晓生公，亦应张副总司令汉卿（学良）先生之邀赴平，洽商东北边业银行改组事宜。盖其时张先生系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身份，驻节北平，仍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主理东北军事宜。故先父偕先母张太夫人由港赴平，祗以不谙国语，张副总司今遂命余内子留平数天，担任临时传译，以便讨论改组银行事宜。

迨9月18日，在平之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济金，当晚举行平剧盛大义演，地点在开明大剧院，所有在平著名伶工，如梅兰芳等等，莫不参加演出，极一时之盛。各国驻平使节，及当地绅商名流，亦踊跃观赏，座无虚席。因先父有所捐助亦偕同先母与本人夫妇，应邀趋陪末座。当演戏至精彩阶段时，忽见张副总司令随员（当时行营副官处长汤国祯），趋向张副总司令报告，谓沈阳有长途电话，请其亲往接听，张先生尚轻松地嘱该员代为接听。讵不旋踵，该员迅速返报，谓沈阳出事，务请张副总司令亲自接听。张先生始行离席，此后即未见张先生再行返座。先父母当时亦甚诧异，不意翌日北平各报之头条新闻，均报导日寇已于“九一八”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等地，震惊了全世界，也预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种。事隔虽已半世纪，但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本年6月初，本人适在台北，于6月2日晚间看联播节目时，听广播员报告：谓当晚张副总司令汉卿先生究在何处，尚无法查明云云，又看到老长官王铁汉先生讲述当晚情形，爰特说明事实如上，以为历史见证。

当年10月1日，陈国桢在《民生报》上，撰发《“九一八”之役少帅在哪里》一文。该文说：“现在75岁的王铁汉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张少帅在‘九一八’之夜的行踪，他确实不清楚，只知道人在北平。他说，何世礼将军在《中外杂志》上的‘见证’应属可信。”

这就是80年代初台湾政坛刮起的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夜行踪问题”的真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真相在半个世纪之后，又大白于天下。

1969年至1986年期间，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曾和张学良见面11次。第一次，在1969年7月22日，于衡在博爱路中央药房门口，见到张学良买药出来，他上前欲和张学良打招呼，但张学良没有理睬，大步上了草绿色的小轿车，匆匆离去。第二次，在1981年春，张学良来到新生南路的基督教会，参加冯庸将军追思礼拜会。会上，于衡见到张学良。第三次到第十一次见到张学良都是在荣民总医院的中正楼内。

于衡后九次同张学良见面，是因为他和张学良都在荣民总医院住院。在1986年6月17日至6月30日的14天中，于衡对张学良进行了九次采访。其中，最长的一次是56分钟，最短的一次是5分钟。

于衡因“内耳不平衡症”住进荣民总医院。6月17日下午3时许，他身穿医院发给住院患者的“号衣”在43号病房护理站看到一位穿同样“号衣”的秃顶老人正在高声与护理站的医务人员讨论病情：“我已发烧到38度，高烧不退，重感冒。”于衡见老人有些面熟，仔细辨认，竟是曾见过两次面的张学良。为了以防认错人，他在43号病房护理站的服务台上，看到留有传染病科主任郑德龄的留言条：我今日赴韩国，张汉卿先生的病由施芳文大夫主治，曾文祥实习医师随时报告病情，勤量血压及体温。于衡暗自庆幸：“等了30多年，我要采访的对象，终于给我等到了，而且就在眼前。这次如果采访成功。不仅尽了我做职业新闻记者的职责，而且将在争取新闻的历史中留下脚印。因为全世界著名的记者，自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没有一个人能访问到张学良。我感谢上帝，给予我这个机会。”

6月18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荣宝峰大夫探视张学良。于衡也跟进去。他听张学良告诉荣大夫说：“昨天晚上，体温高到39度。”张学良还说，赵一荻夫人住在病房内，护理他。她把自己睡的床移动到冷气口的位置，用床阻挡冷气直袭到张学良的身上。这天下午，于衡在43号病房护理站的名牌上发现：张汉卿的名牌已取下，换上了“张毅庵”的名牌。晚间，于衡给张学良的好友台湾“立法委员”王新衡打电话，告诉张学良高烧住院的事。王新衡回答：他已知道了。

6月19日，于衡和张学良的侍从组长李先生及安全人员邓先生聊天，了解情况，以制定采访张学良的计划。翌日，他又认识了张学良的侍从人员卢先生，于晚9时进张学良病房内采访。张学良因为耳有重听，讲话时嗓门特别高。他的眼睛视力不佳，但头脑清楚，对《圣经》读得极熟，能够背诵。他的东北乡音很浓，话音洪亮。自称英文程度不好。张学良对于衡说：“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别人而活。”他避免谈“西安事变”和政治问题。当于衡问他为何研究明史时，张学良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近百年来中国为何一直受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于衡此次采访张学良，时间长达56分钟。张学良的情绪很好，还和于衡谈了访问金门的情况。他对于衡说：“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他还说：“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他最后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子也喜欢。”

在于衡和张学良谈话间，赵一荻不在病房，故意躲避记者。但她还是不放心，打来电话，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叮嘱丈夫注意身体。张学良告诉她：“我现在很好，正在和于先生聊天。”此间，护士沈小姐也进病房来劝告张学良勿大声讲话。住在18号病室内的杂文作家王中原也打来电话，声称谈话声高，使他不能人眠。在这样情况下，张学良向于衡提议：结束聊天，免得打扰邻室，使别人不安。

6月21日上午，于衡的女儿幼衡来医院探望父亲。于衡让女儿捧着陈宝川校长送来的一盒梨和水蜜桃，送到张学良病室内。张学良欣喜地接受了幼衡送来的礼物，并夸奖她很乖，问她在什么学校读书，功课累不累等。傍晚，于衡来到张学良病室外，正要进去，忽然一人当门而立，阻挡其入内。于衡只好转身回去。他向护理站询问：守在张学良门外的是何人？护士回答说，是保护张学良“安全”的侍从。晚餐后，于衡在43病房及45病房间散步，以寻机再访张学良。这时，张学良的侍从人员李先生走到他的面前，警告说：“你过去写张先生的事已经够多的了，凡事不可做得过分！”而后，于衡看到何世礼将军来探望张学良。当何将军从病室内出来时，又一位侍从将何将军送到楼下。于衡感到今天访问张学良已是不可能了。

6月22日，于衡又寻机进入张学良病室。他发现张学良的态度已有变化，表现得十分不耐烦。张学良的侍从向于衡表示，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同时以十多年前卜少夫写的《与张学良纠缠经过》那件事相警告，让他自我节制。

6月23日，张学良泻肚，作直肠镜检查。侍从李先生陪同张学良去检查室。于衡利用病房内无保安人员之机，采访了赵一荻。此时，赵一荻虽然已是75岁，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讲话的声音也很高，是因为张学良耳重听的缘故。于衡和赵一荻谈了大约1小时。然而，赵一荻对于衡的采访问题避而不谈，问非所答，只是向记者传教。在于衡约1个小时的采访中，赵一荻对“少帅之事”守口如瓶。她和张学良一样，能背出《圣经》的某章某节。她说：“人生的旅途极短。我们真正的老家在天国。”她还告诉于衡：9年前，她罹过肺癌，由卢光舜大夫替她开刀手术，迄今未再复发，但想不到卢大夫在两年前却得了肺癌不幸逝世。听了赵一荻的话，于衡觉得她的辞锋锐利，咄咄逼人。

6月24日，王新衡来医院看望张学良。他在西安事变时，任戴笠手下第二处处长，为人正直热情，很愿意和文人交往。45年来，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密。他在离开医院前，还到记者于衡病房内探望，赠水果一篮。临辞前，他对于衡说，不要再到张学良病室内进行采访了，否则将使张学良的侍从人员很为难。

于衡感到采访张学良遇到了阻碍，但他毕竟是位新闻记者，要得到有价值的新闻，就要付出代价。他鼓起勇气，于当天晚间7时，又进入张学良病室进行采访。面对于衡的提问，张学良有的给予回答，有的只是冥思不答。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张学良不断地咳嗽。于衡见张学良咳嗽厉害，就不忍心再提问，只好暂停采访，告辞出了病室。

6月25日，张学良侍从人员卢先生来到病房内。赠送给张学良一盒桃。他见记者于衡在病室内，不悦地说：“请你不要再采访张先生好不？”于衡只好退出病房。

这天，张学良的高烧退了。赵一荻为了躲避记者于衡的采访，连医院的小厨房都不进了。当晚，于衡不顾侍从人员的警告，又进入张学良病室内采访。他与张学良谈话约5分钟，侍从人员便以张学良需要休息为理由下了逐客令。于衡只得停止采访，起身告辞。张学良把自家的电话号码和邮政信箱告诉给于衡，并说：“以后你可以和我通信，谈栽培兰花的问题。”

6月26日，张学良在赵一荻搀扶下，由43病房17室转移到45病房11室。于衡用整整一天时间企图找到机会采访张学良，由于“保安”人员加强了对张学良的“保护”，始终没有找到采访机会，翌日，于衡闯进张学良病室，访谈了20分钟，又被侍从人员发现，驱逐出病室。

6月28日，赵一荻回家。这天是侍从卢先生值班，恰巧护士不在。于衡乘机进入病房。这时，张学良正在戴耳机听评剧。开始，张学良不理他。于衡只好干坐在椅子上。过些时候，张学良摘下耳机，回答了于衡提出的几个问题，都很重要。这天晚上，于衡在走廊遇见了侍从李先生。李先生郑重警告说：“于先生，我看你的病不会好了，因为你的心机太重了！”于衡问：“为什么？”李先生说：“清朝的刽子手看见人的头，就研究从什么地方下刀，砍人家的头；你这个新闻记者，看到张学良就想采访，你做得太过分了，到了不好看的程度了！”于衡被李先生说得面红耳赤。李先生又说：“我郑重忠告你，从今天以后，不可以再访问张先生了！”于衡反问：“少帅去过金门，蒋经国先生邀他赏月，他不是自由了吗？”李先生说：“他早就自由了，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为了万一，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于衡不客气地说：“他既然自由了，我应该有访问的权力。”李先生反驳说：“张先生有拒绝被访问的权力。”

6月29日，记者于衡又到张学良病室内采访，他与张学良又谈了12分钟。于衡又被驱逐出病室。晚上，于衡向医生请假回家，找出张学良给刘哲的信。翌日下午，于衡又进入张学良病室。张学良正在听广播。于衡把信交给张学良。张学良用放大镜，逐字阅读，承认信是自己写的，并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这时，侍从李先生见于衡又进入病室，大怒：“张先生本人极不愿见你，他可以到法院告你侵入私人住宅。”于衡回敬道：“我送张先生一盒桃子，张先生回送我一篮芒果，我们之间，已经礼尚往来了。”李先生见硬的不行，就面带笑容地对于衡说：“请您和我们合作，您再继续访问张学良，我们要受处分了。”于衡听了，说：“既然如此，我决不再访问张少帅了。”

7月1日上午10时，张学良在荣民总医院大扫除时，由侍从人员“保护”，悄悄地出了院。这天晚上，记者于衡开始构思撰写《张学良访问记》。此文发表后，在港台引起轰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掀起了一股张学良热。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戴笠死后，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于蒋经国在出身、经历方面与张学良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对张学良的为人很钦佩，所以蒋经国从接受“管束”工作起就决心和张学良做知心朋友。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仍像过去那样充分满足张学良的需要，而且在照顾张学良精神生活方面较他父亲蒋介石有所改善。

蒋经国记得，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促成他和俄国妻子回国的主要原因。1937年4月，他携俄籍妻子及孩子由苏联回国到南京谒见父亲后，回到老家溪口。他们夫妇在雪窦山游览时，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别墅内，得知张学良幽禁在雪窦山“中旅社”内，即向刘乙光提出探望张学良的要求。刘乙光同意后，蒋经国便携妻子拜见了张学良，并以侄子的辈分称呼张学良。

蒋经国想起父亲曾说过：他同张学良的关系如父子，不能以国法公义而论，蒋经国决定同被看管的张学良做朋友。他让“管束”的人将张学良、赵一荻从井上温泉迁到高雄、基隆暂住，然后再做安排。最后，蒋经国为张学良选定台北北郊阳明山为居所。

阳明山在七星山南，纱帽山东北，居高而眺，见磺溪水逶迤西去。日本统治时期，阳明山叫草山。台湾光复后，为纪念明代思想家而叫阳明山。

蒋经国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前，不论工作如何繁忙，他总是过不多久就去看望张学良与赵一荻。有时蒋经国也邀请他们夫妇到他的官邸小聚，还有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作陪，关系甚为密切。

1961年初，张学良向前来看望他的蒋经国提出：他年纪大了，住在阳明山上上下很不方便；阳明山距台北市区远，朋友来访和他看望朋友都有诸多不便；他想自己出资，在靠近台北市郊的地方盖一幢房子，搬下山住在那里。蒋经国听了，即表示同意，并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他满意。

这年9月，张学良出钱，蒋经国代其张罗勘定建房基地在台北市新北投复兴三路70号营建了一栋二层楼房。“国安局”为了保护张学良住所的安全，在周围建筑起了3米高墙，墙外有一条护城河，上面架设有活动吊桥。住宅对面设有“警务处”的房子，以“保护”张学良的安全。

张学良夫妇登上居山岗之上的新宅，顿感心旷神怡。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啊！望着台北大道上的车水马龙和夜间的万家灯火，有说不出的愉悦。当张学良和赵一荻搬进新宅时，身为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赠送给他们一套客房用的家具。尔后，张学良又买了一部二手货福特牌轿车。这样乘它进城访问张群、莫德惠、王新衡及其他亲友就更方便了。

张学良常去五条通与王新衡先生来往。蒋经国住四条通，张学良也常过去交谈，常常是谈到深夜。有一次，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建设吧！”于是，加速建设台湾的构想就在他们的闲聊中诞生了。此间，张学良的管家伊雅格也常从外国带来建议。高速公路开工后，台中以北没有一段工地张学良没去看过。看过之后，他就与蒋经国长谈，常常到凌晨2点。张学良向蒋经国谈重视台湾建设，谈他在东北、西北的建设。台湾儿童剧院改成停车场就是他向蒋经国提出建议的。张学良一有空就到处看，他去苗栗，去台中……

1962年，张学良与蒋经国两次观看美国白雪溜冰团的表演。第一次，蒋经国派人买来12张票，其中有4张票的座位号码是连续的，供蒋经国夫妇和张学良及赵一荻坐。剩下的八张票是在蒋张4人周围“插花式”的坐席，由保安人员坐，负责警卫。在蒋经国夫妇和张学良及赵一荻来剧场前，“保安”人员已和场地负责人交待清楚：第一，张学良来此，不能随意告诉观众，严防泄密；第二，不许告知新闻记者；第三，严禁背闪光灯、照相机者走进“保安人员”坐席区域。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所以张学良与赵一荻来场观看溜冰演出的消息无人知晓。两三天后，张学良又想再次观看美国白雪溜冰团的演出。蒋经国知道后，又派人买了票，坐席位置和第一次时相同。

张学良是很有分寸的人，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就坚决地减少与蒋经国的往来，以减轻其负担。他对蒋经国表示：如若不接受此项建议，将考虑拒绝院长的邀请。这样，在张学良的坚持下，蒋经国减少了与张学良的往来。

1969年中秋节，蒋经国邀请张学良、赵一荻参加在他官邸举行的中秋茶会。不久，“双十节”到了，蒋经国又邀请张学良与赵一荻参观阅兵大典。

1979年10月5日下午4时，蒋经国伉俪在大直寓所举行中秋茶会。时值蒋经国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邀请张群、何应钦、张大千夫妇、黄少谷夫妇、张学良夫妇、马纪壮夫妇、张宝树夫妇到寓所。张学良与赵一荻前往大直官邸，出席蒋经国的赏月晚会。会后，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到阳明山赏月。张学良触景生情，有感于自己的身世，怀念亲人，寄托思乡之念。于是，他当场挥毫书写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张学良曾于1970年9月挥毫书写过此诗，赠送给台湾《自立晚报》副社长罗祖光。张学良笔书内容是：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这年10月10日“双十节”，蒋经国又发出邀请。张学良夫妇前往总统府，然后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他们夫妇就座于观礼台上贵宾区的座席上。

1980年10月10日，张学良夫妇应蒋经国之邀出席了“双十节”庆祝活动。台湾当局宣传机器对此新闻大肆张扬。同月20日上午，蒋经国满足了张学良的愿望，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岛参观。

这天上午9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抵金门，目睹了这里的各项军事设施，同官兵见了面。他看到这里民风淳朴，生气勃勃，大为赞誉：金门不仅是军事前线，也是海上乐园。

赵一荻担心丈夫的身体吃不消，不时地问这问那，是否休息或回去。张学良说：“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得好好转转。”马安澜见张学良兴趣正浓，又带领一行人来到古宁头。

古宁头是金门岛距大陆最近的凸出部。1950年，国共两军在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眼下仍能看到当年炮火留下的痕迹。张学良与赵一荻站在滩头，面对大海汹涌的波涛，心潮起伏。他们夫妇两人长久地站立在礁石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他们来台湾34年来，第一次距离大陆这么近眺望故土。

最后，马安澜带领一行人来到一架高倍望远镜前，人们依次通过望远镜观看大陆风光。当张学良夫妇看完后，马安澜问张学良：“怎么样？”张学良回答：“风光很好。”

这时，摄影师来到众人面前，张学良夫妇与马安澜、张祖诒夫妇留影纪念。当天下午，张学良夫妇乘机离开金门岛，返回台北。

张学良偕赵一荻的金门之行，台湾官方的“中华社”和军方的“军闻社”的报纸均作了报道。美国的一家中文报纸还刊登了题为《张学良在金门眺望故国河山》的报道，并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合影；另一幅是张学良的照片，他眯着眼睛，脸紧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着海峡对岸的大陆。

张学良参观金门之后，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于右任晚年思乡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他用这首诗向亲友们表达了对故园深切的思念之情。

1988年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翌日，台湾党、政、军官员分别到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唁。其中，87岁高龄的张学良在赵一荻的搀扶下，在怀远堂里吊祭蒋经国。当这位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步入灵堂时，只有极少极少的官员知道他就是张学良。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报道说：“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认识此老。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

张学良说：“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在这一点上我要稍微说说。台湾的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理，他都下了很大的力量，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赴美探亲

103岁的张群在给张学良做完90大寿以后，似乎为他们的世纪之交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不到半年便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三张一王转转会”只剩张学良一人，再也转不起来了。

此情此景，让喜爱热闹的张学良备感落寞、伤感，竟无端生发出“还能望几回夕阳西坠”的感慨。

张学良的许多亲属都在美国，除了儿孙们之外，与他感情甚笃的五弟张学森及家人也居住在美国的夏威夷。已过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萌发出赴美探亲的宏愿，桑榆晚景，能够诒孙弄祖，不亦乐乎？他把自己的出国之愿，透露给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兼“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

邱进益与张群关系不错，平时与张学良也有往来，听说张学良想要出国，他表示非常理解，并说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要求转达给李登辉。

1991年2月14日，旧历除夕，张学良夫妇应邀来到李登辉官邸。这次新年会见，是通过邱进益安排的。在简短的寒暄和道过新年祝福后，张学良径直向李登辉提出了打算出国的想法，“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

李登辉当即表示他很同意张学良出国的想法，并说：“过去政府有很多解不开的结，现在环境现实都有了变化，我很愿意协助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他又表示，张学良已解禁多年，与儿女们团聚是理所应当的事，“至于张先生什么时候成行，到国外呆多久，我看应该充分尊重您个人的意见。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办理。”

有了李登辉的这番首肯，再加上邱进益等人从中协调，张学良出国的各项手续异常顺利，不到一个月，一切手续办妥，3月10日，在幽禁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终于得以走出台岛，赴美探亲。

下午3时，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相携，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华航”的贵宾室里，早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立刻蜂拥上前，将其团团围住。

虽然行前张学良为避免新闻界的干扰，已经做了防范措施，登记买票时未用本名，但那些善于捕捉消息的记者们还是在查阅机场出境旅客名单中发现了线索。

此时面对蜂拥而至的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的记者们，张学良只得接受了专访，率性而谈。

记者：您马上就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张学良：我觉得好，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记者：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

张学良：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

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作公开演讲？

张学良：我不一定待多久，好玩就多待一点，不好玩就少待一点，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儿用手指指夫人赵一荻）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很多次。

此行我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全部的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戚加起来比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作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作公开演讲。

记者：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学良：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张学良：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张学良：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很多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35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张学良：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一样。

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

张学良：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91岁了，脑子已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啦。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

张学良：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我就是你们记者给限制住的。

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我平常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走走路，北投后面的大屯山都没有去爬过。

记者：听说蒋夫人对您的信仰方面影响很深，您最近还常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吗？最近有没有看到蒋夫人？

张学良：蒋夫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年轻时对佛教很有研究，刚刚来台湾住在高雄时和佛教界的印顺法师常常来往，从前也向班禅法师请教过佛法。有一次，蒋夫人和老总统到高雄来看我，我很得意地对他们说关于佛教的研究，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后来我和我太太在正式结婚时领洗，以后就常常去凯歌堂做礼拜。从前老先生在时，每个礼拜他们夫妇都来，最近我还是到士林去，但是老夫人腿不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在凯歌堂出现了。

记者：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好吗？

张学良：我没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好吃好喝，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就是这样而已。

记者：您曾说“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

张学良：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这次专访，很快见诸于台湾各大报纸。

《中国时报》刊载的《秋后蚱蜢，心如止水》一文中这样写道：“张少帅虽已老矣，但与他接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率直和爽朗的一面。他步履虽缓但行动稳健，即使是现在，他仍自认是‘军人’，他说话声如洪钟，这是看起来仅存的一点将军气势了。”

《联合报》记者寇维勇和程川康则撰文如此评定：“昔日统兵百万叱咤风云的东北少帅，为了理念的坚持，经过长年幽居和五十年荣辱叹息，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不过在时代叶脉上，却是个不轻易褪色的人。”

《中国时报》记者杨索在《张学良赵四相携走过坎坷人生》中谈到，“发现他（张学良）极具幽默感和童心，见解亦灵活殊异常人。和他相携走过人生岁月的赵一荻，则流露出宗教濡染的赎世情怀，更彰显出风月洗练过的面貌”，“当两位老人相扶着准备登机时，张学良哈哈大笑说：‘别人都说我成了电影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钱。’赵四小姐则在他身后不忘嘘寒问暖。人们不禁感叹，他们确实是一对走过坎坷人生的真正伴侣。”

《中央日报》记者马西屏著文《出国寻常事，何处都一样》，结尾写道：“56载沉潜，少帅有知己高谈转清，有神交印心证道，有研明史、莳花草、观山水、万物静观而怡然自得的雅趣，更有赵四小姐的情深依傍，张学良坐上‘华航’飞机，心中恬淡无争，他早已没有往后看的‘平反’困扰，只有往前看的‘历史评价’。”

1991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张学良夫妇乘坐华航004号班机离台飞往旧金山。经过了19个小时的飞行，跨越了东西两个半球，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时间依然是3月10日下午2时23分，飞机徐徐降落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张学良身披一件乳黄色风衣，坐在轮椅上，由“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两人引路照料出机场。出海关后，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以及孙子张居信夫妇前来迎接，张学良与儿孙们一边走，一边用英语交谈，显得精神状态颇佳。

尽管张学良千方百计想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但早已闻风而动的记者们哪能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他们立即围上来进行现场采访。“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话虽这样说，但在记者们的再三缠问下，张学良还是简短地谈了谈他的出国打算：“第一次出国，并无任何特别感想。此次来美，主要是看看儿女及孙子们。”记者见从张学良口里一无所获，就将采访目标转移到赵一荻，请她讲讲。赵一荻以“跟他在一起，一切都听他的”为由，婉言谢绝回答。

张学良抵达美国的消息，不止令新闻记者们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闾瑛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学良的故友、东北同乡打来的，但更多的是与张学良并无任何关系，仅仅是钦慕张学良的英名，渴望能与他说上几句话的人。女婿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疲于应付，铃声一直响到深夜，还持续不断。

3月11日，抵美的第二天，吃罢早饭，张学良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在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的陪伴下，整整一天，游东河、逛金门公园、观金门大桥，深入旧金山唐人街，张学良均是游性盎然，兴趣十足，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对旧金山的风景、市场的货物、甚至水果摊上卖的金山桂，无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尽情地看了个够。而且一旦发现什么新玩艺儿，张学良的眼睛就发出光彩，脸上绽露出如孩童般的好奇。对于张学良的过人精力，女婿陶鹏飞如此评价：“身体健康状况比去年在台北做90大寿时还好，脑子清醒极了，对任何外来的景物反应都很快，说话非常开朗，懂的东西又多，美国市场上售卖的货物，他都能说出来龙去脉。”

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与女儿、女婿等6人来到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张学良又一次让儿女们大吃一惊：席间，他不但把他那份儿佳肴、汤、甜品吃个精光，还吃了不少水果和面包。女儿女婿见91岁高龄的老父亲有如此好的食欲，既感欣悦又自叹弗如。

旅美第一天，张学良给美国下了个结论：美国还真不错。在旧金山的四天时间里，张学良夫妇几乎游遍了所有的名胜，又看望了久未谋面的三弟张学曾。陶鹏飞形容说，难以想像他有那么好的精神和兴致，而且“父亲是说故事的能手，在旧金山这些天，他每到一处，常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无一不是学问”。

3月14日，张学良夫妇前往洛杉矶，到儿子闾琳家中小住。在洛杉矶，张学良寻访了亡妻于凤至的遗踪。于凤至一直盼望着能在美国和张学良团聚，1990年，当她听说张学良将来美国探亲访友时，年迈多病的她特意买了拐杖，准备迎接张学良和赵一荻，然而此愿未了，她便于同年3月在洛杉矶去世，安葬在洛杉矶比佛利山的一块墓地上，如今，张学良终于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却只能无语凭吊故人。

张学良夫妇先来到了好莱坞山顶的那幢环境幽雅，风格独特的欧式米黄色小楼，正是在这里，于凤至度过了孤独寂寞的晚年，并走完了她最后的人生旅程。这幢别墅的右边，又是一幢掩映在绿树鲜花丛中的二层小楼，这是于凤至生前特意为张学良购置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学良生活在这里，而今，楼空在，人已去。张学良憾恨交加，心绪难平，他只能静静地面对着那幢在风雨中瓦釉斑驳的小楼，在心里喃喃地说道：“大姐，我来晚了！”

接着，他们一行驱车来到洛杉矶城外比佛利山脚下，前往玫瑰园公墓祭奠于凤至的亡灵。在一尊优美典雅的塑像前，有一座新冢，冢前花岗岩刻成的墓碑正面，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着：

张学良先生之发妻

于凤至女士之墓

（1899-1990）

张学良、赵一荻以及张闾瑛、张闾琳夫妇都来到了于凤至的墓前，陈淑贞和张闾瑛将一只花篮安放在于凤至的墓碑前，然后，五个人默默祈祷。闾瑛跪在母亲的墓前点燃了香烛，张学良双目微闭，喃喃低语道：“大姐，我来看你啦！你去得太匆忙了，如果你再等一等，也许我们就能见面了。”

伫立在于凤至的墓前，波涛汹涌的记忆之潮将张学良推回到了遥远的往昔，冥冥之中，他似乎又见到了她——待他宽厚如姊，至情不渝，甘心付出无以言喻的永远的张夫人凤至大姐！张学良深情地凝望着墓穴左侧的那只空穴，双手合十，虔诚地默默祈祷：“上帝啊，请保佑她在天国里幸福快乐！”

告别了于凤至的坟墓和那一墓空穴，百感交集的张学良挥毫作书：“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数日之后，张学良只身飞往美国东部的世界大都会纽约，住在位于曼哈顿花园街的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太太的家。贝太太原名蒋士云，当年在北平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其芳名，她曾是张学良的女友。在纽约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张学良平时就与30年代的老朋友一起叙叙旧、打打牌、聚聚餐，偶尔去乡间看看亲友。这期间他去了一趟华盛顿，也只稍作停留而已。

4月初，张学良到纽约的消息终于在华人社交圈里传了开来。4月7日，张学良首次在纽约公开露面。上午8时，在3位友人的陪伴下，张学良来到中华海外宣道会播恩堂做主日礼拜，郝继华牧师向200余名会众介绍张学良和大家见面，大家热烈地鼓掌欢迎，张学良以微笑拍手的方式表示回敬。在一个半小时的聚会中，张学良始终端坐，聚精会神地听道，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尽管张学良行前声称此行纯属“个人探亲观光”，并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也一再婉拒各界的盛情邀约，但有关他可能从美国直飞大陆的消息，却在报纸上越炒越热。特别是3月下旬北京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式宣布：“张学良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从有关报道上得知他本人愿意回大陆看一看，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这样一来，张学良在美国的行动，不能不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据港澳和美国的有关报道，台湾当局担心张学良造成难堪，曾派官员秘密飞往纽约加以劝阻。

最终，在纽约，张学良还是不得不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讲演邀请和《世界日报》《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

哥伦比亚大学安排得体的座谈会使张学良非常愉快，这次座谈是否让张学良产生了什么想法，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后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张学良应允张之丙的请求，同意与哥伦比亚大学签署一项“口述历史”的合同。

在接受《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记者采访时，张学良的回答与前略有不同，他说：“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

记者问到两岸和平统一问题时，张学良说：“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假如我能有所贡献，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能有贡献很愿意，但不知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力很有问题。”此次采访内容在电台、报纸上披露后，人们似乎又从中窥见到了张学良凛然的军人气概和为民族利益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

5月26日，张学良在祖国大陆的老部下吕正操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特意飞抵纽约拜会张学良。在贝太太公寓，两位老友久别重逢，握手良久，半个世纪的离别思念之情尽在其中。

吕正操送上了从北京带来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学良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录音带；当年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一帧肖像和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手书的一幅贺幛，书录着张学良的一首小诗：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5月27日，美籍中国近代史专家唐德刚先生邀请张学良与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聚餐，为张学良91岁寿辰暖寿。这天，张学良兴致甚高，席间谈了很多轶事，唐德刚教授风趣地说：这是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见面，甚有哈德逊河畔谈历史的味道。

在纽约期间，恰逢张学良生辰，张学良又过了一次90岁生日。1990年张群在台湾发起的张学良九秩寿祝是虚岁，这次按西方习俗足岁祝寿，寿宴连续一周，除在美的东北同乡及张学良的亲朋好友外，华人各显赫家族的代表包括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刚、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女儿、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夫妇等都参加了寿宴。

在寿宴上，已经没有人再去问张学良是否自由的敏感问题了，因为对张学良来说，背着历史的包袱已经太久太久了。弱冠戎伍，他几乎没过过一天自己想过的日子，张学良常说“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似乎暗示着他只有抛弃虚名，做个普通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正如包柏漪女士在祝寿贺词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张学良实现这些愿望几乎不可能，他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改变历史；他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住在一个闪耀着荣誉的城堡中，它限制了张学良的行动。”

在纽约度过生日后不久，张学良飞回了旧金山，纽约之行，历时三个月。

1991年6月26日，旧金山时间晚8时，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回台北。离开旧金山时，张学良对记者谈及在美探亲访友、旅游观光3个多月的感想时说：“很好，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夫人赵一荻也连声说：“很好，很好。”

在到达台北机场时，张学良对包围他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回答时却说：“随便玩玩，没有什么感想。”赵一荻在旁补充说：“在美国看到了儿子、孙子，很好。”

夏威夷颐养天年

赵一荻自从1972年因肺癌切除了一叶左肺之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近年来更是每况愈下，并且又患上了骨质疏松症，有一部分骨头已出现裂缝，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张学良听说夏威夷的气候对夫人恢复健康很有好处，于是，便想陪她去疗养。

1993年12月16日，张学良夫妇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乘坐一架CH003华航大型波音飞机再次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重要城市旧金山。也许由于经过了张学良第一次美国之行的轰动效应，人们终于能够以平常心看待张学良赴美探亲之举，这一次，新闻媒体几乎很少予以关注。台湾有影响的报纸几乎没有登载张学良夫妇赴美的消息，只有《联合报》在一个并不显著的位置上，刊发了一则不足百字的短讯：

张学良夫妇再度赴美探亲，若有机会或可回东北。

张学良将军和夫人赵一荻，16日下午乘飞机前往美国探亲。这次主要是到美国西海岸看儿子和孙子们。在被问及何时要返回大陆老家探亲时，张表示：东北是他的家乡，有机会当然希望回去看看，但具体时间目前尚未安排。

从文字看，这是则老生常谈的新闻，并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张学良夫妇悄然抵达旧金山不久，当地的一家华人报纸很快在头版刊发了一篇题为《张少帅再抵美国探亲》的报道：

因西安事变而闻名中外的张学良将军今日再次飞抵旧金山，他和赵一荻女士各乘一辆轮椅，走出海关时，并没有像两年前来美时为大批记者所包围，他显然纯为探望亲友而来，因此并没有受到媒体关注。

当记者趋前询问时，张皆淡然答之，无非还是来此探望儿女及孙子们。其他许多问题，他都以年纪大了，视力与听力都不太好为由，不予回答。当记者改问赵一荻时，也被婉拒。看来张氏此次来访还在重复两年前的旅游活动。

这次来旧金山海关迎接这位前东北军大家长的，除了他的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和赵一荻所生的儿子张闾琳夫妇之外，还有张氏在东北大学的旧友宁恩承、方庆英等人……

张氏夫妇抵达旧金山后，并无前次那样引人注目，也无任何官方人士来接机。尽管经过10余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张学良的精神尚好，他在海关大厅里与赶来迎接他的亲友及宁恩承、方庆英等人用英语进行寒暄及交谈时，并无倦容……

这同样是一则平淡无奇的消息。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踏出台岛，会让张学良做出定居大洋彼岸，终老夏威夷的决定，从此结束了他在台湾46个冷暖春秋的生活。

在旧金山，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新年，与儿女们再次团聚。1994年1月24日，张学良夫妇乘飞机抵达四季如春的夏威夷。两年前张学良偕赵一荻第一次来美国时，返归台湾途中曾经在这里作短暂停留，这次他和赵一荻则是专程来夏威夷做长期疗养的。

一踏上夏威夷的土地，五弟张学森就以东道主的身份向长兄张学良介绍起了夏威夷的概况：夏威夷地处北回归线的热带地域，介于西经154度～178度、北纬18度～28度之间，这里常年四季如春，几乎没有冬夏春秋的明显季节变化，温度总是在24度左右，十分宜人。夏威夷是由20多个小岛组成的，其中的毛伊岛、瓦胡岛、考爱岛、尼豪岛、莫洛凯岛、卡胡拉韦岛构成了大海中的天然屏障，使得碧水环绕的夏威夷就像神话中的仙境一样迷人，恰如美国作家马可·吐温形容的那样：“夏威夷是碇泊在海洋里的一支最可爱的舰队。”夏威夷风景秀丽，环境宜人，最重要的是这里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没有工业污染，四季鸥鸟云集。

最后，张学森诚恳地对张学良说：“大哥，这个地方确实很适合您与大嫂养病啊！”的确，对于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赵一荻来说，四季恒温，没有污染，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吗？从一开始，张学良就对夏威夷产生了好感。

抵达夏威夷后，张学良先是在五弟的寓所休养，为了不给五弟添更多的麻烦，不久，他又另租了公寓暂住。张学良暂居的公寓名为“礁岩塔”，位于檀香山市市区，属于希尔顿酒店集团所拥有和管理的“希尔顿夏威夷村”。“礁岩塔”公寓楼依傍着一片蓝色的汪洋大海，景色十分美丽，楼前还有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淡水湖。在“礁岩塔”里居住的人只能承租，而不能购买。因为环境好，租金高，所以居民大多数为略有资产的退休老人。

张学良在“礁岩塔”试住了两个月，有规律的新生活让他很快便喜欢上了夏威夷。每天早晨，他都要去海滩散散步。夏威夷的海边，常常云集着各种肤色的游客和移民，这里以日本和美国游客居多，大陆和台湾去的中国人毕竟属于少数，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头戴小凉草帽，身穿短衫的老人，而在华籍游客中，能够认出他就是曾经叱咤风云风流倜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凤毛麟角。这使长期深居简出且已习惯于清静恬淡生活的张学良感到很是快慰，自1990年公开露面以来，他一直为新闻界的穷追滥打所困扰，不得安宁，如今，在异国他乡的海滩上，他第一次能够悠闲宁静地面对自己，真正成为闲云野鹤，过起梦寐以求的神仙般的生活。他和赵一荻的生活平静、安逸，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海，看鸟，看日出日落、潮来潮去。更让张学良欣喜的是，在此居住了两个多月后，赵一荻的健康状况远比在台湾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再加上“礁岩塔”公寓离五弟张学森所居之处很近，平日可以彼此往来，互相照应。凡此种种因素，终于促使张学良夫妇决定长期居留夏威夷。

主意既定，张学良便开始着手移民夏威夷之事，他首先委托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芳帮他处理台湾北投的房产和一些收藏品。不久，香港一家杂志社登出了一篇署名唐东岸所撰写的文稿《张学良“囚居”话旧》，文章的上方是张学良北投旧宅的大幅彩色照片，文章曰：

“北投复兴三路上的一栋巨大宅第，是国民党迁台以后，曾用于软禁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的地方。只是原主人已于1990年（应为1992年）搬到台北天母去了，稍后又移居美国。不久前，屋子已经卖给本地富商，但迄今未见新主人迁入。亦不知将来是否改建，令附近居民好奇万分，且有不少人希望新主能保持这座住宅的原貌，以资纪念。”

1994年4月11日，《台湾新生报》上又刊登了记者李佩云所写的报道《张学良收藏品拍卖200余件均成交》，内称：

“定远斋主人少帅张学良的收藏品，本月10日在索思比拍卖会上，果然成为世界各地收藏家最注目的焦点。拍卖过程一直在热烈竞标的情形下进行，结果207件收藏品全部标出，总值是新台币13289.55万元，比原先预估的4000至5300万元高出三倍。

定远斋拍卖是台湾第一次的专题拍卖，种类以扇面、成扇、书法及尺牍诗札居多，大部分出自明清的文人与画家，可看出张学良爱好带文学气息的小品。索思比表示，全球各地的大买家纷纷赶来参与这场重要的拍卖会，电话投标情形也颇为热烈，喊价声此起彼落，成交价往往比估价高出二三倍，甚至五六倍，尤其没料到扇面与书法也很抢手。”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学良售出北投居所及定远斋拍卖会在台湾引起轰动，此波未平，又起一波，199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又爆出了一则消息：张学良决定定居夏威夷，文中称：

“据可靠消息指出，当年西安事变关键人物张学良将军与夫人赵一荻女士最近和美国亲友商议后，决定长期定居夏威夷，不再返回台北。

消息来源指出，张学良在北投旧居已经出售他人，而在天母附近所租的房子，也于日前退租搬出，所有桌椅、床铺及家具，亦分赠在台至亲好友。

据悉，张学良与夫人赵四小姐最后选择美国夏威夷定居最主要原因，是那里气候及居住环境均适合，而台湾天气潮湿，多年一直为张学良夫妇所苦。之外，当年一些老友张群、张大千及王新衡等先后凋谢，也是他留美定居原因之一。

但张学良重返阔别50余年的中国内地东北辽宁老家探亲的愿望并未放弃，等到夫人赵四小姐身体状况适于长途飞航后，仍会安排时间回去。”

张学良是以年迈体衰没有依靠遂投奔儿子张闾琳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长期居留“绿卡”的。按照规定，美国移民局要求张学良提供能够证明张学良与张闾琳具有血缘关系的详细资料。张闾琳1930年11月28日出生于天津协和医院，天津有关部门很快就出具了手续证明。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移民局核发的“绿卡”。

定居夏威夷后，张学良夫妇的日常生活及对外联络主要由张学森代为照料与处理。平日里，夫妇二人除了定时上教堂做礼拜外，就是去夏威夷海边的沙滩上散散步，看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在家里，偶尔打几圈麻将，听几出戏，有兴致时，张学良也会激昂慷慨地唱上几段京剧。

在夏威夷湛蓝的天空下，金色的沙滩上，两位无愧无悔的老人，以宁静的心灵，静听上帝的足音，安度着平凡、恬淡的晚年生活。

1995年4月，张学良夫妇正式取得在美居住“绿卡”，终老夏威夷。

一代将才平静谢世

定居夏威夷的张学良夫妇，过着宁静恬淡的晚年生活。

在当地人的眼里，张学良夫妇是一对安详恩爱的中国老伴儿，邻居们对他们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张先生”“张夫人”。一位白人老太太说：“那位中国人张先生很安静，从不打扰别人。他的夫人相对比张先生出来勤一些。”在这里，张学良不打扰别人，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张学良夫妇，就连“礁岩塔”公寓楼的管理人员也被特别关照过，“张先生是个特别人物，不能随便跟外界讲他的情况。”

在夏威夷，张学良的生活很有规律，从早上起床后做的第一桩事，到晚上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几乎每天都千篇一律。通常早晨10时左右起床，首先到赵一荻的房间，探望夫人病情，然后他们诵读圣经做祷告。张学良因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充实着自己的心灵，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毫无寂寞之感。在夏威夷，张学良夫妇的一项最主要的固定活动便是到教堂做礼拜，他去的是赫赫有名的夏威夷“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张学良当初决定定居夏威夷，其中宗教方面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对此教堂一见钟情。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的建筑极具浓郁的中华建筑风格，酷似中国南方的祠堂，而建在教堂大门右方的三层塔造型，又极似佛教中的“浮屠”，张学良一见之下，大为喜爱。该教会牧师陈家和说：“张学良先生十分随和，教友们都知道他曾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然而，他与教友们谈的都是有关宗教信仰的事。他生活十分单纯，宗教是他的生活重心。在做礼拜的时候，张学良的精神十分专注。他和教友们同唱诗歌、祷告和读经。宗教信仰是他生活的最大欢乐。”

张学良的健康状况从90余高龄来说应属良好，只是耳力日减，视物模糊，双耳失聪，须高声与言，才勉强可听。他腿上长有骨刺，有时疼得伸不直腿。日常生活除夫人随身照料外，聘有两位菲佣承担整理饮食清洁等家务。另有一位随从代读报刊书信，经常推张学良乘坐轮椅，到海滩做日光浴、散心，聊代散步。

关于张学良晚年的消遣，张学森的大女儿张闾蘅曾这样说：“我大爷说，他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就是京戏。只要有的玩，他就不累。”在夏威夷，午餐后，张学良会有固定的牌搭子过来打几圈麻将，兴致好时，晚餐再打几圈。张学良玩的纯属卫生麻将，多半限定只玩8圈。因为张学良的视力极差，平常凑到眼底，还模糊不清，所以随身常备一个类似水晶球大小的放大镜，而在打牌时，张学良就全靠手感摸牌。跟他打牌，每打一张，一定要报牌给他听，打过的牌张学良看不见，只能靠脑子记，不仅记自己的，还要记别人的，实际上等于他一个人要记四家的牌，难度很大。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新打法，原有的规则不变，只打11张，这样记起来方便些。张学良的牌艺很高，每次打牌，十有八九是他赢，不是大家要让他高兴而故意输给他。张学良常对人说：“现在站不住，走不动，搓麻将打牌既是娱乐，也是锻炼身体，锻炼脑子。”打完牌，天色尚早时，就由亲属开车，沿着全岛几条风景秀丽的干道兜风。

张学良有固定的牌搭子，住在张宅附近的郑杰西，就是其中之一。郑杰西因与张学森熟识而一直和张学良也往来频繁，并也以“大哥”称呼张学良，长期以来，她每个星期都会到张宅陪大哥打一次小牌。由于张学良要睡午觉，所以她大约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到张宅喝下午茶，聊聊天，喝完就开始打牌，至于打多久，那要随张学良的兴致。有时打了一两圈，张学良觉得累了，一句话“我要去睡觉”就离开了牌桌，真的睡觉去了；有时突然外出的兴致一来，交代一句“我要去兜兜风”，就坐着轮椅下楼去海滩或干道享受夏威夷的美景去了。这个时候，郑杰西她们就会停下来聊天，很体谅地等着张学良重新回到牌桌。

晚饭后，如果张学良兴致好，精神好，就再打几圈牌。他们的输赢很小，整个输光也才四十美元而已。通常赢家总是张学良，因为他算得精。

“我们打的是十张牌，每张牌都很大，大哥手一搓就知道是什么牌，他喊一声‘三万’，然后往桌上一放，果真是‘三万’！”郑杰西说，“大嫂赵一荻为大哥准备了一个钱包，里面就是一些小钱，由于大哥老是赢，我们有时会打趣说；‘你根本不需要钱包嘛。’”

有时牌搭子有一个没来，三缺一，赵一荻就会上桌代替，由于肺不好，这几年她都戴着氧气管，随身有氧气筒跟着。

因为张学良喜欢打牌，所以在打牌时常常妙语如珠，牌搭子们每次都可以感受到他风趣的一面。有时，牌搭子故意逗他讲话，要他交代少帅时代往年的罗曼史，张学良便毫不保留地一一讲出来，话题总是从“有一个小姐……”开始，不过这些话是背着赵一荻讲的，讲到后来，张学良就连连摆手说：“不能再讲了，讲多了，大嫂会骂的！”

有时候，打着打着，张学良还会兴致突发，干脆一句不漏地唱个全本《空城计》或《战太平》，这是他最拿手的两个段子。每次打完牌后，张学良都会感叹：“打牌很好，第一手臂可以运动，第二可以用脑，还可以联络感情。”正因为此，张学良从台湾直到夏威夷从来没有停止过打牌，他把打牌当作是他的健身之道。

迟暮之年，害怕孤独，喜欢热闹，张学良除搓麻将外，还爱说笑话和唱京戏，特别是对京剧情有独钟。在台湾期间，大陆的京剧名角只要应邀访台的演出，张学良几乎场场必看，中国京剧院著名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在台北公演5场，张学良就看了4场。1995年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礁岩塔新居欢庆95岁寿辰，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特意从北京请来了中国京剧院著名青年演员于魁智一行5人飞抵夏威夷，为张学良送上了最让他开心的寿礼。于魁智代表中国京剧院，向张学良赠送了用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大幅《寿字图》。6月1日，张学良95寿筵在夏威夷希尔顿大酒店举行，于魁智等祖国大陆演员登台演唱，张学良兴致甚佳，洗耳恭听，当寿筵接近尾声时，他也想过把瘾，随着伴奏，唱了《失街亭》《斩马谡》《珠廉寨》选段，有板有眼，颇有韵味。张学良一口气能唱好几段，还能记清这样长的戏词与繁杂的腔调，实属不易。

张学良如此长寿，除心情开朗外，跟他能吃能睡好吃好喝有关，他曾对人自夸：“如果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今天晚上我照样能无牵无挂地睡个好觉。”在夏威夷，张学良每天要睡10多个小时，早上10时起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了，郑杰西说：“我的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大哥大概有十七八个小时在睡觉！”

张学良能吃，几乎每个与他吃过饭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中西餐都吃，而且极为讲究，做生菜沙拉的生菜叶，一定要像在地里长的一般鲜嫩，叶叶都竖得起来他才吃，否则就把盘子往前一推，不吃了。他最喜欢吃的是鱼翅羹及北京烤鸭，不论自己请客还是别人请他吃饭都是如此。“我一说请他吃个饭，他就说好啊，毫不客气地点鱼翅及北京烤鸭。他真能吃，鱼翅羹一次可以吃两碗。”郑杰西说。

张学良还爱吃饺子，他常说：“东北人觉得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在美国，中国餐馆包的鸡肉韭菜水饺最合他的口味。张学良吃饭时，顿顿要有汤，以前他最爱喝乌鱼蛋汤，可惜夏威夷没有，就改喝蔬菜汤。张学良菜吃得非常多，什么风味都行，只要好吃，主食则相对较少。张学良饭后水果的用量也是很惊人的，香蕉、芒果是他最爱吃的水果。对于三餐张学良绝不吝惜，下馆子吃得很有品味。

99岁寿诞之后，张学良曾于八月间因肺炎住院，且病情一度危急，在夫人赵一荻彻夜祷告守候之下，老人家度过危难。张学良住院期间曾经插了呼吸管及胃管，但因以胃管输入营养剂之故，身体反而养得比前一阵子好得多了，面容也红润起来了。以往，张学良还可以离开轮椅走动一下，大病之后，就全靠轮椅了。看护常常推着他到处走走，有时还找个平坦的地方稍微飙飙轮椅，让老人家乐一下。张学良觉得坐轮椅很不错，他说：“坐着也挺好，干嘛要走路？”

张学良年纪虽近百龄，但头脑一直很清楚，他十分关心老伴赵一荻，凡事都能想到她。1999年母亲节，他就亲自为赵一荻选了张母亲卡。不过也终归是近百岁高龄了，老年常见病总免不了，张学良有小便失禁的毛病，坐在轮椅上或是外出坐车，如果不是家人提醒，常常不知不觉失禁。1999年，由于比往年更需要医疗照顾，张学良夫妇便搬离了希尔顿海滨公寓，住进另一处医疗、饮食照料得更加完善的老年公寓，在那里安享百年。

2000年5月底，张学良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我要满一百岁啦！”老先生兴奋地对朋友们说，显然，他对自己能活过一个世纪而感到十分高兴。百岁的张学良依然眼神炯炯，谈起话来简捷有力，有时豁达，有时调皮，言谈间时有真情流露，对于敏感问题，他仍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5月28日，纽约《世界日报》记者对他进行了访问：

记者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张学良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记者：对于百岁以后的生活，您觉得该怎么过？

张：还是做个小老百姓吧。我现在是政治思想一点也不碰。

记者：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已经不执政了，张先生知道吧。

张：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个小小老百姓。

记者：您对当前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发展，有没有什么看法或呼吁？

张：这我没有意见。

记者：对您的东北故乡，您现在还想回去看看吗？

张：我当然愿意回我这个家去。

记者：身体状况允许您走这么一趟么？

张：我的身体很好。

记者：有没有打算安排回东北老家？

张：当然我愿意回去，但我回不去。

记者：为什么回不去？什么原因？

张：没什么原因，我回去就受不了。

记者：怎么说受不了？是气候、感情，还是政治？

张：不是政治，是感情上的因素。

记者：对台湾的友人，谁是您特别想念的？

张：（想了想）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马马虎虎的。

记者：先总统蒋公，会不会常常想起他？

张：（点点头）

记者：现在您在夏威夷这么几年了，对先总统蒋公的看法怎么样？

张：（停了下，郑重地）他是一个好人。

记者：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张：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挂心。

记者：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张：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记者：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张：我还打啊。

记者：没有啦，您很久不打啦。

张：（促狭地）我没有钱。（张学良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记者：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张：那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记者：夫人陪伴您这么长一段时间，谈谈您对她的感情？

张：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记者：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张：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记者：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张：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记者：外面有传言说，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所以脑子会有些不大清楚，我看不是。

张：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访谈以大笑结束，张学良似乎对自己的回答很是满意，自得其乐地一直微笑着。

百岁寿宴二十余天后，夫人赵一荻病逝夏威夷。赵一荻去世后的一年来，张学良的生活相当简单，早晚都会坐着轮椅外出散散心，他的亲属也常常来探视他，同他聊聊天，逗他说几句话。这一年来，张学良再也不去第一华人教会参加主日礼拜了。那个教堂是他与夫人定居夏威夷数年来做礼拜的唯一场所，以他过去多年来的虔诚而言，不做主日礼拜是不可能的，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2001年5月28日，在夏威夷颐养天年的张学良就要过一个没有夫人赵一荻在身边陪伴的一百零一岁生日了。此时的张学良，身体依然健朗，只是常常思念逝世已近一年的老伴。与张学良接近的人士透露说：“他有时会冒出一句话：‘太太已经走了。’但他讲这话神色平静，接着又说：‘上帝都有安排。’”

对张学良而言，赵一荻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年来，想起夫人，张学良常常简洁地说：“她最关心我，我们两人最要好！”

2001年9月28日，张学良因肺炎住进史特劳比医院，被送进加护病房后，就感到呼吸困难，病情不断恶化，经家属同意，院方不得不在肺部插上呼吸器协助呼吸，但仍未见好转。由于插管痛苦，加之张学良亦曾交代过不要如此做，院方应家属要求，于10月11日上午拔除了他的维生系统，殊料，此后一段时间，他竟能自己呼吸，意识亦相当清醒。

10月12日，张学良血压降低，呼吸缓慢到一分钟只有六次，为免除他的痛苦，家属同意关掉他的心律调节器，只用吗啡点滴为老将军止痛。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张学良却再次展现出了强韧的生命力，在只有胃管的灌食下，心脏一度恢复了有力的跳动，让医生惊讶不已。

不过，毕竟是百岁的老人了，在与死神进行了数日搏斗之后，张学良的呼吸日渐沉重。夏威夷时间2001年10月14日晚8时50分，在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在儿子、女儿和三个孙子的哀伤低泣中，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终于走完了他风云际会、悲壮绚丽的人生之路，平静谢世。

张学良将军病逝檀香山的消息传出后，世人深感哀痛，两岸同声悼念。北京方面，江泽民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台北方面，陈水扁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汉卿先生家属礼鉴：

惊悉汉卿先生捐馆，曷胜震悼，谨电致唁，敬祈节哀。

陈水扁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五日

台“外交部长”田弘茂于10月22日抵达夏威夷，代表陈水扁“总统”颁发褒扬令给少帅张学良的遗属，表彰张学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忠心，同时肯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褒扬令全文如下：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受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终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惊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张俊雄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九日

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发言人周守训说：“国民党对于张学良将军的去世感到很遗憾，姑勿论其历史功过，张学良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张学良这位历史人物如今走人历史，国民党希望过去的恩怨也能随之走人历史，至于其历史功过，则留待世人去评价吧。”

10月20日，张学良将军的亲属在北美洲《世界日报》上刊登了“讣闻”：

女闾瑛男闾琳侍奉无状祸延显考

张公汉卿将军讳学良府君恸于二○○一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八时五十分奉主宠召，寿终正寝于夏威夷史特劳比（STRAUB）医院，距一九○一年六月一日生得年百有一岁，积闰享寿百有五龄，闾瑛等随侍在侧，遵礼成服。谨择于十月廿三日上午十时移灵波扶域殡仪馆（Bbrthwick Mortuary, Honolulu）大殓，并举行追思礼拜与公祭，旋即发引殡葬于神殿谷纪念陵园墓地（Valley of the Temples, Memorial Park Cemetery）安息。

叨世乡戚在学族寅闻

谊哀此讣

未亡人于凤至赵一荻

哀孤女闾瑛婿陶鹏飞

哀孤子闾殉闾玗闾琳媳陈淑贞

夏威夷时间10月23日上午十时，张学良将军的亲属、生前友好及中外各界人士聚集在檀香山市博思威克殡仪馆附设的礼拜堂内，为张学良举行隆重的葬礼。礼拜堂外摆满了各界人士敬赠的花圈。治丧委员会把两岸领导人的花圈分别安置在棺木两旁：来自北京的花圈由左方排起，依次是江泽民、李瑞环等人；来自台湾的花圈则由棺木右方排起，依次为蒋夫人宋美龄、蒋方良女士、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宋美龄赠送的花圈是一个由白花编织而成的十字架，象征着基督徒获得永生之意。

葬礼由周联华牧师主持。上午九点开始家祭，张学良的亲属先举行了亲人告别式，十点开放各界宾客进入礼拜堂瞻仰少帅遗容。由于行礼的人士众多，一直到十点五十分才封棺，然后进行丧礼仪式。

周联华随即证道，他从宗教观点来评述张学良的一生。他最后说：“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受到软禁，使得他的志业画上句点，从个人的发展来看是不幸的；但他为国家为历史尽了一己之力后，从此远离所有的政治纷扰而安享天年，这又可以说是他的幸了。”

代表宋美龄前来致悼的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女士说：“我与张学良夫妇是在60年代相识的，当时张学良每周日到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如果不谈张学良年轻时的历史，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学者。”

葬礼之后，张学良遗体旋即移往檀岛北方神殿谷纪念公园中的“中国海景”墓地，与赵一荻女士合葬在一起。

与此同时，北京也隆重举行了张学良先生悼念会，追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悼念会以“民族英雄”的名义高规格举行。

在张学良将军的故乡，10月17日，辽宁省各界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即大帅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17个单位的代表上千人与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政协主席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张学良一手创建的东北大学礼堂，师生们精心设置了张学良的灵堂，供各界人士前来祭拜凭吊。

10月18日上午，在张学良的老家辽宁省大洼县东风镇马家村的“张氏墓园”中，举行了“大洼县乡亲沉痛哀悼张学良将军追悼会”。会上，张学良的亲堂侄孙张志军代表老家的各位张学良亲属族人表示，切盼张学良能忠骨还乡。

现在的“张氏墓园”里，安葬着张学良的高祖张永贵、曾祖张发、祖父张有财和二伯父张作孚等直系族人。张学良生前得知家乡社会各界修缮张氏祖墓时，欣然题写了“张氏墓园”，托人带回家乡。现在，这四个字已经勒石为碑，矗立在墓园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