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分 人的本质
一、人类的起源

二、人的历史

三、人的精神

第二部分 自我意识的本质
一、超越和反思

二、自我意识辨义

三、自我意识的自欺

四、忏悔与真诚

第三部分 自由的本质
一、自由的起源

二、自由的历史

三、自由的谱系

四、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后 记

D’où venons-nous？Qui sommes-nous？Où allons-nous？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门新课，叫作“哲学起步”。在座的大部分是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有的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哲学，可能觉得哲学是一门非常难懂的学问。哲学的确很高深，但它也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只是在现实中一般人没有考虑到哲学家那样的程度，有些问题与我们的谋生不太相关，平时就被放过去了。而哲学家就是抓住这些问题冥思苦想，把它们想透，这就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我今天不想介绍这些哲学体系，只想让大家跟着我，来一次哲学上的起步训练。

之所以叫“起步”，大体上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引导大家进入一段哲学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哲学知识。凭借已有的常识，或者尽量运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以及生活中的体验，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来触及人类世世代代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当今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或者平时静下来思考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1］

这是法国大画家高更的名言。高更原来是一个收入颇丰的股票经纪人，三十多岁时从事绘画，后来抛妻弃子，独自一人跑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专门画那些原始部落中的人的生活，还娶了一个当地土人。他的画是那种特别原始、特别蒙昧的风格。他最后的杰作，也是被他当作“艺术遗嘱”的作品，就是一幅巨幅油画，画的是那个岛上的日常生活，但是很神秘，好像每一处都隐藏着秘密。这幅画的名字就是这三个问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在代表人类发问，也是在代表每一个人发问。一个人从蒙昧中走出来、从沉睡中醒过来的时候，往往会问这三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每一个“我”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康德曾经讲过，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学会用“我”来说自己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时，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智慧。我们知道，西方人经常把智慧称为“理性之光”，所以，升起一道光，就意味着智慧开悟了。我们在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小孩子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小女儿才两岁多，她想要一个玩具，另外一个人就说：“给她，给她。”那个小女孩连忙也说：“给她！给她！”她不会说“给我”，她听到大人说“给她”，她以为自己就叫“她”，她还不会用这个“我”字。小孩子基本上要到三四岁才会正确地使用这个“我”。在此之前，虽然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小明——比如说吧——但是，他只会说“小明要喝水”，而不会说“我要喝水”。他学会用“我”字来代替“小明”是后来的事，而且他还会知道别人也可以用“我”字来代替他们自己的名字。知道别人的“我”和自己的“我”并不是同一个“我”，但可以用同一个“我”字，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可以说，这就开始在他的内心里面照进了一道理性之光，也就是一道智慧之光、哲学之光。这就是最早的哲学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已经是哲学起步了。只不过小孩子说出“我”以后就很少再想它的意思了，除非他后来成了哲学家。

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太阳神的德尔斐神庙上有一个神谕，叫“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神说的，换成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我自己”，这就是最早的哲学素养。现在我们把“认识我自己”这个问题做一种展开：怎么认识自己呢？那就要从上面所谈到的这三个问题入手，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现在可以用哲学的术语表达为：

1. 人的本质问题

2. 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

3. 自由的本质问题

首先，如果要回答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所谓本质问题，就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委。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就要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不了解他的过去，就会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人类也是这样。要知道人的本质，就要了解人类的过去。人类的过去首先就是人类的起源。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当然不光是人类最初的起源，也包括人类产生以来的几百万年中，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个历史的本质如何理解。还有人类几千年所创造、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它的基本结构是什么，这是人的本质最终的归结点。所以，讨论人的本质要讨论三个问题：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和人的精神。

其次，“我们是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了。当一个人可以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有了自我意识。小明说“我要”，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我”就是小明，他就可以用“我”来加在这个名字之上。人家问他：“你是谁？”他可以回答：“我是小明。”当他用这个“我”字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对这个名字的反思，他把他的名字“小明”当作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把他提升到了一种普遍性。因为他知道，这个“我”字谁都能用，当他把“我”用在自己身上时，并不是给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而是使“小明”这个特殊的个体有了一个普遍的“人格”。凭借这一人格，他可以不用别人代替而参与和其他无数的“我”打交道的社会活动中，他具有了社会一员的资格。反过来，他也就能从“我”这一普遍人格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自己这个特殊的个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对自己加以衡量，看“他”像不像“我”。所以，当一个人问“我是谁？”的时候，他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询问、一种内心审视，将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进行客观的观察，用自己认可的普遍标准来对自己特殊的言行加以评判。这就是自我意识。

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观察，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和拷问，之后，我到底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苏联“解冻”时期，柯切托夫有一部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就是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人归根结底所要的就是自由。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讲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内容，也是谈这个问题，他由这部小说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你往何处去？”是圣彼得对耶稣基督说的话，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你的自由把你引向何方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凡是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自由，当然对自由的理解又是各各不同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到了哪里才有自由呢？这个一般的问题，到了这里才会出现，它是以前两个问题为铺垫的。

“我们从哪里来”，是过去时；“我们是谁”，是现在时；“我们到哪里去”，是将来时。法文原文并未做这样的语法区分，但这三句问话的内容本身有这样的时态。这三个问题表达了人类的来龙去脉，也规范了人类哲学智慧的三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人的本质。

［1］　加粗字体的，都是板书。下同。

第一部分 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包括三个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人的精神。把握住这三点，就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什么哲学起步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探讨的这些问题属于人的本质问题，属于我们自己的切身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哲学中的其他问题都要以这些哲学问题为前提，这是核心的问题。其他的哲学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大概可以分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逻辑、语言哲学等，很多不同的哲学流派对这些哲学问题有不同的界定。所有这些哲学问题都是由人提出来的，它们都立足于人。如何理解人，就如何理解哲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那么，什么是人？这就构成了一切哲学问题的根基。当然，在哲学史上，这个问题是比较晚提出来的，一开始人们在哲学上讨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宇宙是由什么构成以及怎样构成的问题。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古希腊有很多种说法，泰勒斯说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说是气，赫拉克利特说是火，毕达哥拉斯说是数，还有说是水火土气四大元素。中国古人讲阴阳二气，还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有无之辩等。这些都属于宇宙论的问题，属于自然的本原问题。但是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想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例如，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气，那我们就要发扬自己的精气神，或者就要保养自己的元气；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无，那我们就要放宽一点心胸，不要太执着于所得；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数，那么人就要讲数学，讲精密地计算，讲清晰地推导……最终还是归结到人类的属性。又比如讲存在论，存在论有很多，上帝的存在、宇宙的存在、物质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讲来讲去，最后归结到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本质问题，它属于人的存在。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当然也可以，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人的思维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身心关系，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这三个问题。

一、人类的起源

首先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可能有些人认为谈哲学不必谈人类的起源，认为这是一个过于专业的问题，应该让某些专业人员去谈，让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们去谈。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是作为人来谈哲学的；在谈哲学的时候，我们这些谈论者——人——是如何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起源把握住了，我们在谈到其他哲学问题的时候，才能时时处处不离开我们的本原。我这个人讲实际，不喜欢悬在半空。当然，我也很钦佩很多人的哲学，哪怕他们悬在空中，我也可以尽量去理解他们。比如黑格尔，他的逻辑学、存在论、有和无、变易，直到绝对理念，这一整套思辨的概念、体系很有他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验证的，但整体来说是悬空的。我认为，我们谈哲学不是炫技，也不是做梦，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包括思想上的现实问题，解决我们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本人也比较现实，我谈任何哲学概念，都希望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我们自身的生命存在里。

所以，我们要从人类的起源来进入哲学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们这个民族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中华民族起源于距今七十万到二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这太扯了。要追溯的话，中华民族最早要追溯到大约三百万年以前东非草原上的猿人——南方古猿，这是全人类最早的起源，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是从南方古猿发展而来的。而北京猿人，根据基因测定，是从非洲迁移到中国大陆来的另外一支，跟现代中国人不是一个品种，已经灭绝了。现代中国人的远祖是大约五万年前才从非洲来到亚洲的。谈这些科学上的问题，一定要排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事实为根据。有的人为了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就咬定北京猿人是我们的始祖，连基因技术都不相信了，说那个靠不住。可是今天公安局办案，基因技术还是最可信的，如果连这都不相信，那麻烦就大了。没有基因测定，人类起源问题注定无解，即使能够在形态学、环境分析、文化比较和其他方面得出某种结论，最终还得靠基因技术来验证或者推翻。

（一）古代的回答：人的定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做出过很多猜测，哲学家们也曾经给出过各种回答。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回答。

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古人通常会回答：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中国古代也有女娲氏造人的神话。这种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纵观古代留下来的文献，在达尔文以前，只有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过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说：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他大概是看到人的胚胎最初的确很像鱼。这种猜测直到今天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陆生动物最初都是从海洋里上岸的，这段进化的历史保存在人类胚胎的形态发育过程中。这真是很了不起。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给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更加切近的答案。这个答案开始一段时间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痛斥，成为一个笑柄，但后来人们慢慢都接受了这一说法，到今天则成了一个常识。我们今天谈人类的起源问题，都是在这一常识的基础上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的已经不是人类起源于什么、是不是猿类，而是人类是如何从猿类中产生的。而这个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人类和猿类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又是如何从猿类中发展出来的。

所以，一提到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人和猿的区别，但在古人那里却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古人已经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有欲望的、有运动功能的，动物的世界千姿百态，人也是其中的一态。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就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了呢？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呢？如今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结到人和猿的区别，而且人猿之别今天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学说。但是，早期的哲学家，由于知识缺乏，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人和动物的外部形态上来区分。他们看到人和动物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定义：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这是很外在的一个定义，只抓住了人的一些表面特征，于是在当时就遇到了哲人们的反驳。有哲学家就反驳说，你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那我把一只鸡的毛拔掉，难道这就是人了吗？中国古代的荀子也讲过，“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不仅仅是两脚无毛，还有别的，还有更重要的。抓住一点表面特征就给人下定义，就来区别人和动物，这是很可笑的。人的定义必须是一个本质定义，才能切入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本质定义？人们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定义应该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两脚”、“无毛”这些都只是些外在的差别，离本质很远，而且很偶然，随时有可能改变。只有最近的种差才是不会改变的，是与“人”这个概念不可分的。所以，直到亚里士多德，由于他掌握了给事物下本质定义的逻辑方法，才给人下了比较靠谱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是首次对人和动物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区别，或者说是首次对人的本质做出的比较严格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这句话通常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Logos一词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说话”，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人是说话的动物。Logos的意思一开始就是说话、表达，但后来变成了“理性”，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已经含有了理性的意思，所以它有双重含义。表层的含义，就是日常人们说话的意思。在这方面，它仍然可以看作人的一种外部形态特点。我们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比一比就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说话。当然，有些动物也可以鸣叫，一些鸟儿在求偶的时候也整天叽叽喳喳的，但是那不叫说话。虽然同样都是空气振动发声，但人的语言是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说出来，也才能被理解的。这也是Logos为什么后来成了“理性”的原因。这和动物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逻各斯这个概念一旦被理解为理性，一旦从理性这个意思上来理解，就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被抬高到一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神圣的高度。因为所谓“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种把握普遍性的能力，一种使用概念和共相来涵盖个别和特殊的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撇开具体事物而上升到普遍规律，不为眼前的感性冲动所支配，我们就说他这个人“很理性”。而人类的语言就是建立在概念和共相之上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共相，对它的内容都有一种超越性。这也是一个人的语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并被其他人所理解的秘诀。所以黑格尔说过，语言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能够把事情颠倒过来，让普遍的东西凌驾于个别具体的东西之上。

最初人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给具体的东西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名字，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个名字去称呼它，而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理性本质。语法和逻辑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人们发现说话不但要使用各种名字，或者说“指称”，而且要有逻辑，按逻辑的规律来说话才能够让人懂得，否则就“不像话”。你要人家准确把握你的意思，你自己就要清晰，你的指称要前后一致，你说话不能自相矛盾。而这个逻辑是公共的，不是某个人所定的。所以，古希腊人把逻各斯称为“神圣的逻各斯”，认为它是神所定的，甚至认为逻各斯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性，就是神。按照逻各斯的规律来说话，就是听神的话。因为所谓神，所起的就是一个“公共的人”的作用，是超越个别人之上的，所以逻各斯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在说话。

这一传统后来也影响到基督教，基督教讲“太初有道”，上帝就是“道”，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逻各斯，上帝就是神圣的逻各斯。上帝没有别的本质，他的本质就是说话，上帝凭借说话创造一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什么，什么就产生了。当然，上帝的逻各斯与理性又有不同，它被抬到理性之上，成为一种神秘的东西了。但这种抬高最初还是由于逻各斯本身带有必然性和不可违抗性的特点，带有超越于世俗感性和个别事物的普遍性的特点，而这就是人的理性的特点。

古希腊人认为逻各斯是神圣的话语，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话语。话语凭什么不可违抗？就凭它的语法和逻辑，你要违反了，别人听不懂，你说的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人是说话的动物”，意思不光是说人可以用语言互相交流，而且是指凡是人都有理性，最好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或者“人是理性的动物”，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或者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定义。人是什么？如果要给出一个严格的本质定义的话，那么人属于动物，他的“属”就是动物；我们进一步就要问，他是怎样“一种”动物？就是说，他的“种差”是什么？当然可以举出很多来，什么两腿无毛啊、直立行走啊，但有一个最近的种差，是人根本无法分割的，这就是理性。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它是符合真正严格的本质定义模式的，即“属加最近的种差”。当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提出过另外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不如前一个那么贴切，但还是比较贴切的，这就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作为一个种差，不如理性和人那么贴近，但它是以理性作为前提的。正是由于人是理性的，他才是政治的。所谓政治的，就是人只能过社会的生活，只能和他人在一起，发生各种关系，组织成国家城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依据。但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前提，还是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跟别人打交道的主要方式。我们有了交往的语言，就能和别人交换意见和看法，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就可以在这样一种互相交往、互相商谈的过程之中共同建立起一种常规制度。在古希腊，要从事政治，首先要看你能不能说话。有些人专门靠教人说话来谋生，这就是智者学派。他们的职业就是教别人怎么说话，怎么具有说服力，怎么具有煽动性，怎么立于不败之地……教那些想从政的人说话的技巧，其中主要就是语法、逻辑和修辞。凡是想从事政治的人，就要去跟人家学习怎么说话，这是古希腊当时的状况。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人是说话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两个命题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的。人首先要会说话，然后才能从政。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与此几乎同时，荀子也提出了对人的一种定义。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前面讲到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什么叫“有辨”？有辨就是“有分”，而有分就是“有礼”。有了礼的等级划分，人类社会才能有良好的组织和秩序。所以，他提出一种观点叫“明分使群”。什么叫“明分使群”呢？意思是，明确了礼的等级区分才能使人合为一群。就是说，人和动物很多方面是一样的，动物也有群，如牛群、马群、羊群、狼群……但是在动物那里，群是靠什么来维系的呢？一个是靠生殖，靠交配，靠繁殖后代，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族群；再一个是凭借强力，争做头领，有了最强的头领，就可以维系一个群体了。人群，与牛群、马群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群，但是人要维系这个群体，可以靠“名分”——我们人类的“分”，就是名分。一个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具有什么样的名分，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就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人群与牛群、马群不同的地方在于，人靠的是等级名分。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单纯的生殖关系，而是靠圣人制定的一套规范、礼仪，又称作“名教”，来教育每个成员从小就要懂得礼法。所以荀子是很强调“礼”的，礼义廉耻，礼字打头。首先礼要分清，人分成三六九等，每个等级都有自身的名分。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群、这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这就叫和谐，也就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这就是荀子对人的一个定义，即有辨、有分或有礼。

这个定义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提并论。在什么地方相提并论？它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定义。首先人跟动物有共同之处，就是“群”，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类社会和马群、牛群都是群。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讲“分”，讲礼节，讲等级。这是圣人所定下来的，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在这样一种框架之下，人就能达到一种群体的和谐。那么，我们在确定这个礼、这个分的时候，就必须要“正名”，正名就是“明分”，明确各种名分，摆正各种名分。在先秦，很多哲学家都想要正名，无论是法家、墨家、儒家还是名家，都想正名，就是要把名分搞得清清楚楚的，这就叫“名符其实”，或者叫“取实予名”。什么样的名就符合什么样的实，什么样的实就配享什么样的名，名分和实际地位相当，这就叫正名。有实无名或者有名无实，都需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上的立名、命名，命名不恰当的就要重新正名，所以这也跟语言有关。

这表明中国古代对语言的作用的认识是重在正名，是一种政治作用。正确地命名，是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关系的稳定和谐，所以中国人对语言的解释是政治性的，名和言都是统治工具。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切磋……但是那些都不那么重要。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当然也需要互相交流，但那是很次要的，没那种语言交流，凭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农民也可以种出粮食来，可以自给自足。一旦说话，往往不是显示家长的权威，就是表达成员的服从。有时候甚至集市做生意的人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避开语言交流，比如在牛马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人们不说话，靠打手势就可以把价钱讲下来。语言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空间功用有限，但是在政治上就非用不可，说明你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有特定的用语。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理解基本是一种政治权力化的，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定名分、别尊卑、立政教而设立的。政教就是教育人，从小让人学习怎么服从这个名分等级制度。

在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和西方可以做一个比较。亚里士多德也深入到了语言和政治的关系，他先确定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人的另外一种定义，即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依靠语言的，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语言在先，政治在后。而在中国呢，恰好相反，政治在先，等级在先，而语言为政治服务；语言与政治有区别，语言没有自身的实体，语言只是“名”，即命名，但名要符实，也就是符合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比如说你很能辩论，你讲得头头是道，但那都是没有分量的，你要让人家服，就要有权威，话语要看是由什么人说出来的。这方面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人把能说话放在人的本质定义里面，肯定会惹人嘲笑的。话说得再漂亮，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等于白说。［1］

上面讲的是古代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但定义并不等于说明了起源。定义是静态的，起源是动态的，静态的定义只是为动态的起源暗示了追溯的方向，但起源问题还是一个必须另外探讨的问题。它尤其与实证性的动物学、人类学相关，而且只是在现代人那里才有条件进行探讨。首先是对人猿之别的探讨。

（二）现代人的回答：人猿之别

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种种假设。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了，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能说话的口、能劳动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阐明。阐明这个问题是在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形成了与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么能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草原的形成，早期的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平地；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影响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就可以制造工具，手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的解释。首先是解放前肢，前肢本来是用来爬树的，也是用来帮助奔跑的，而现在前肢可以自由地用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所以他提出来，“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但是后人总结出了这个意思）。

如果要从人的起源来给人下个定义的话，通常人们认为，人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自从他制造第一件工具起，并且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后，他就跟猿区别开了，他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定义，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本质定义。其他那些定义，比如人是社会的动物，像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有些人仍然坚持的人的语言本性，像卡西尔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定义。它们着眼于比较贴近的种差，但还不是最近的种差，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是最近的种差。很长时期，恩格斯的这一定义被视为金科玉律，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于是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如果要讲人与猿的区别，那显然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抓来，看它们是不是会使用工具。把它们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头，上面挂上香蕉，猴子够不到；然后放进一个箱子，猴子站在箱子上还是够不到；再放根棍子进去……有的猴子就毫无办法，但是其中一个猴子灵机一动，抄起棍子把香蕉给够下来了，这就是使用工具。但是人还能够制造工具。你把猴子关起来，给它各种材料，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会制造工具。这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英国有一个动物学家叫珍妮·古道尔，20世纪60年代起她对非洲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几十年住在黑猩猩群体旁边，每天都跟它们在一起。她发现黑猩猩居然也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有个例子就是，黑猩猩想吃到白蚁，非洲草原上的白蚁窝到处都是，那是白蚁用泥和唾液制造的坚硬的窝。白蚁的蛋白质非常丰富，怎样才能吃到它们呢？珍妮发现，有一只黑猩猩掰了一根树枝，把它的叶子去掉，制造成一根很实用的“钓竿”，然后把它伸到白蚁洞里去，那些白蚁认为是大敌入侵，纷纷来咬这根树枝。黑猩猩就从白蚁洞里把这根上面咬满了白蚁的树枝抽出来，放到口里顺着一过，就吃到了一口白蚁，然后再把它放回到洞里面去，接着又抽出来，再吃一口，这样交替着来。珍妮·古道尔后来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并且写成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这至少说明，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掰一根树枝，把上面多余的叶子去掉，这就是在制造工具嘛。你也许嫌它的工具太简单了，没有关系，再怎么简单它也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啊。它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当作工具，来“钓”白蚁。好了，现在我们能不能说黑猩猩也是人呢？好像不能！黑猩猩不是人，它是猿，顶多是类人猿。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人们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悬念了，但现在这样说不行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连珍妮·古道尔自己也感到茫然了，既然不能承认黑猩猩也是人，那么总得找一点理由来把它和人加以区别，来证明人和黑猩猩虽然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两种制造和使用还是不一样的。珍妮·古道尔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认为人制造工具是双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用他制造的工具再去制造另外一件工具。比如，他先制造一个石斧，再用这个石斧砍一根树枝，把它砍削成一个大棒，这样一来，这个石斧就是“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黑猩猩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

这个区别从现在看也还可以，但是，解释得有点复杂。这样解释从类人猿到早期人类的过渡，中间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要想到先制造一件工具，为的是制造另一件工具，这恐怕只能是成为人以后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和远见。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需要准备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不必讲得这么复杂，我们只要对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就可以形成一种更加单纯的假设。这个假设是我提出来的。

我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与黑猩猩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从整个过程来看，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完工具以后，不是简单地把这个工具扔掉——像黑猩猩那样，用完就撂一边不管了，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再临时去找材料来制造工具——而是用完了以后，就把它带在身边备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但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把人的本质定义重新拟定了一下，归结到一个定义——原来那个定义也没有错，但是有缺陷，不够完整，还需要补充，补充以后就是我的定义——“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我的定义与旧的定义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携带”工具，看起来区别不大，其实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携带工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只有运用哲学的思维才能阐明。

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下次用时再去找、去制造。它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只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所以，黑猩猩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某个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是“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他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黑猩猩用棍子够得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它做的解释，黑猩猩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就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的手、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头工具能够使人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比猛兽更厉害……

所以说自然物，比如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肢体不是天生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绝不会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花了他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很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那个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制造工具的复杂度加深、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人越来越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带着它。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身边，要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的区别。

当然，还有“保存”工具，你把工具带在身边，就已经在保存它了，但是携带工具和保存工具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携带是更根本的，保存则可以是留在某一个地方，不一定带在自己身上，因此它不一定表达了人和自然的那种不能相互分离的关系或中介关系。国内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保存工具也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2］，但没有追溯到携带工具，而且没有把这种要素添加到人的本质定义中去。人们之所以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能够用哲学的眼光来分析这种经验现象，没有抓住这个现象里面的本质结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结构。

由上述本质定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其他的次级定义。首先就是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我认为，甚至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都是与携带工具直接相关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就是为了携带工具。人要用手拿着工具走，所以才把手解放出来，最后形成了直立行走的习惯。我看到网上说，最近有几个英国科学家提出假设，认为原始人的手之所以解放了出来，是为了拿更多的食物，那些可以带走更多食物的种群活了下来，那些没有这种习惯的种群就灭绝了。哎呀，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怎么没有更进一步呢？说要拿食物，还不如说要拿工具更合理啊！食物多到吃不完，要靠手拿，这是很偶然的现象，不是经常性的，但工具可是每天都要携带的啊！这些英国科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出要用手拿自己制造出来的工具。工具比面前的食物更重要，因为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家伙，而食物呢，多的时候就多拿，当然会尽可能把手腾出来，但是没有的时候呢？你拿什么呢？如果不需要拿工具，没有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四脚着地的好啊，你还是要爬行啊，这怎么能够形成日常的习惯呢？可见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

我认为，仅仅是由于随时要携带工具，工具不能离手，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人的手才真正地分化了出来。否则，手不用拿食物了还是会在地下爬，或者是用来爬树。即使周围没有树，手还是闲不下来，因为与其让它闲着，不如让它帮助奔跑——四条腿肯定比两条腿跑得快。当然，如果遇到一棵树，那么空着手也有利于爬树，这也是一个优势。这都不会让早期人类的手单独分化出来。所以说，仅仅是由于要携带工具，人类才不得不把前面两个优势都牺牲掉了。手拿工具，手拿石斧，手拿棍棒，无论是追逐猎物还是抵御猛兽，都足以抵偿他的奔跑速度和爬树功能的损失，所以长此以往，人就直立行走了。

制造工具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是以人的直立行走为前提、以手脚分化为条件的。比如黑猩猩，它并没有直立行走，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四脚着地，但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所以，并不是先要会直立行走，腾出手来，才能制造工具。黑猩猩虽然有时也可以直立，熊或其他一些动物也可以，但是它们在奔跑时肯定都是四脚着地的，而不像人手持工具两足奔跑。同样，直立行走也不是使用工具的前提。海獭用石头砸开贝壳，就是躺在水面上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的。反过来说，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不会导致直立行走。总之，如果不是为了要携带工具，人是不会直立行走的。而人一旦直立行走，他的前肢不会退化，也正是因为他要携带工具，他的手在直立行走中是派有用场的。有时候，工具很沉，石头做的工具拿着是很费体力的，所以他的手就不会退化。其他的两足动物，前肢一般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比如霸王龙、袋鼠。凡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它的前肢都呈现退化的倾向。而人类不同，人类的前肢和后肢，手和脚，在分化以后，仍然是呈齐头并进的进化趋势，十分匀称。所以，直立行走不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而是携带工具的后果；由于携带工具，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由此可见，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公认，人类起源于三百多万年以前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露西化石，露西是一具南方古猿的女性骸骨，考古学家为之起名为“露西”，有二十来岁。相关研究证明，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介于猿和人之间的环节。我们今天的人类全部要追溯到这样一个始祖，我们把她称为“夏娃”。有的科学家根据她的骸骨化石画出了复原图，但是所有这些图都画得她两手空空，并且加上这样的解说，说人类之所以直立，是为了在大草原上视力更加开阔。这是一种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的更为流行的说法，说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得干旱，原先栖息的树林消失了，变成了草原，草原上没有树，人不能在猛兽来时及时爬到树上躲避，所以必须在天敌还没有靠近自己、还在很远之处的时候就发现它，这就需要站立起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站立的习惯，因此就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了。恩格斯当年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但这种解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视野开阔？他们不会需要一天到晚视野开阔，派一两个人站在高处警戒，其他人就可以埋头找食物，挖草根，干自己的活儿了。非洲有些动物就是这样，像猫鼬，它们会派一只猫鼬站在高处，去观察天上的飞禽、远处的猛兽有没有动静，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报警，其他同伴就会撤离，钻到洞里去。不光是猫鼬，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是这样。凡是群居的动物，如羚羊，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其他的都各干各的事情，接到报警大家就奔逃，这样更节省安全成本。所以，即便为了视野开阔，人类也不必固定一个直立行走的姿态。

后来在露西发掘地点的附近又出土了与此同时代的甚至更早的石质工具，以及带有被石器砍砸过的痕迹的动物骨骼，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当然，在这个露西的旁边没有发现工具，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也许她当时使用的不是石器，而是棍棒什么的，年代久远烂掉了。但是既然她能够直立，她的手又没有退化，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她手中应该是握有某种工具的，设想她已经处在一个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阶段。要是我来画露西，或者拍一部关于露西的科教片，我就会在她的手里放一件工具，否则，她就还只是猿，而不是人类的始祖。

20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野人报道，现在还有，经常有哪里又发现了野人，甚至还有拍成录像的消息。但是用我这个观点来分析，可以说那些都是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看见一个野人手持工具在那里行走。有一个最新奇的视频是，一个两米多高的野人，大脚怪，甩开膀子走到树林里去了，中间还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电影导演帕特森拍的，据说这是他在森林里面遇到的。当时我看了就说，他那两个胳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看就是没有用的，那它们不会退化吗？他那两个胳膊那么粗壮，要么就用来爬树，要么就用来奔跑，这并不妨碍他也可以用来御敌或攻击，就像其他猛兽那样。他两条腿直立着走路，那两个膀子却空着没有用——那么粗的两个膀子，不用来走路，这不是浪费吗？如果给他手里面放一根棍子，那就好说了，他留着两个膀子是用来拿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里面任何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它的合目的性。这两只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合目的性？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目击到一个野人带着他的工具，那么我就会相信野人可能存在，相信这就是一个野人，而不再是猿了。否则的话，它还是猿猴。［3］

这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特意把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线。携带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现有考古的实证资料，加上最简单的想象推理出来的。这种想象比珍妮·古道尔的想象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增加任何假设，不需要设定人类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而是就在黑猩猩已经达到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水平上，将这种制造和使用加以时间上的延续。然而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下面一个问题，是语言的诞生。

（三）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谈到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Logos。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这是人和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首先，从哲学上来看，携带工具这件事表明，人类已经能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直接性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是间接性的目的和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由于人着眼于那个目标，但又不能直接达到它，而必须采用工具，所以那个目标是间接的。而这个工具就是促成那个目标实现的中介，用这个工具不是着眼于这个工具本身，而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别的目的。但是人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是直接性的，他直接抓住它，使用它。而黑猩猩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它仍然把这个工具看作一种间接性的自然物，是它临时需要一下但本质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两件间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从中留下了它想要的，而另一个用完就抛弃了。但人类不同，人意识到这个本来也是间接性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的直接性，是他把它变成了直接性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个工具保存在身边，好像它是直接长在自己身上的。当然其实它也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身体之外的间接性的自然物，它要是被损坏了，不能像自己的手一样自行修复、长好。但他仍然像用自己的手那样直接支配和使用它，这就使直接性的东西和间接性的东西成了一个东西，或者说通过工具，就把直接性和间接性打通了，把人和人之外的自然界打通了。人之所以要保留那个工具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界相通的目的。这表明人类已经把间接性的东西纳入了直接性的东西，统摄进了直接性的东西。直接性的东西已经在他手里面了，他把这些工具作用于别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这就叫“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用这件工具去对付。这里面就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广义地来说，叫“符号”。

什么是符号？一般来说，符号就是那种既是间接性又是直接性的东西。它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直接性的东西就是呈现在面前的东西，间接性的东西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而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是确定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是“一”，在背后有待于被带出来的则是“多”。按照这种模式，工具就是“一”，而工具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那个目的就是“多”，所以工具作为符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纲举目张”的东西。那个“纲”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共相，是抽象和简化了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

原始的工具几乎是万能的。一把石斧，可以干各种事情，可以用来打猎、砍树、割草、挖掘植物的块根、切碎食物、抵抗猛兽等。原始人随时把它带在身边，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多，更因为这个共相、这个工具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制造出来的。如果随时都能找到，并且三下两下就可以制造出来，就像黑猩猩掰一根树枝去钓白蚁那样，那它就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共相，它还只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殊相。当然，在东非草原上到处都有树枝，但是万一到了一个没有树枝的地方呢？全是红土和岩石呢？那就需要把一根树枝带在身边，带着它就可以到处漫游，不受局限了。这就是原始人考虑到的问题。工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的，不带着怎么行啊，必须要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表明原始人已经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了，他的工具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运用场景，他能够考虑到无数可能的场景了。而且这样思考也很实在，虽然目前看起来带着这种东西没有用，还要花上多余的力气，但这是值得的，带上会有用的。

“符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符合的记号，“符”字本身就是记号的意思。中国古时候的兵符叫“虎符”，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块虎形的铜制品剖成两半，主帅和将军各执一半，主帅的传令兵要传达命令，必须带上虎符，与将军手中的那一半合上了才有效。西文的symbol这个词也有类似的意思，它的本义是“陶片”，是说古罗马人如果谈得投机，分手时发誓永做朋友，就举行一个仪式，当场摔破一个陶罐，双方各执一片，即使几十年后，双方或者双方的后代拿着这块陶片到对方家里，只要对上了，就会受到盛情款待。当然，这种“符合”不仅仅是指两样东西相吻合，而且指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与这个符号相合，两块陶片或两半虎符合上了，就意味着想要传达的意思合上了，所以西文中这个词又有“象征”的意思。虎符是权力的象征，陶片是友谊的象征，一个有形的符号象征着很多无形的东西，意义大于形式。

工具在人类这里就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性，它不光是拿在手里的这件东西，而且象征着其他的东西。一个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借此向自然界发号施令；再一个，它传达着人与大自然的友谊，有了这个符号，大自然不再是陌生的、可怕的，也是亲切的。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既然人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像马克思和黑格尔说的，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那么由它所控制的其他自然物也将一个个成为他的无机身体，最终，甚至整个自然界，也会在原则上被看作是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4］ 。所以，工具在这里具有一种符号结构，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注意马克思讲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这表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人的肉体与自然物的关系，而且是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人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使人具有了精神，或者说，人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但它也正说明人的精神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最开始的精神是朦胧的、沉默的，并不伴随着语言。当然不排除有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但还没有分音节的口头语言，言语。最初的猿人与黑猩猩一样，他的口腔和喉部结构很不适合发出清晰的音节，只能发元音，就是嚎叫，而不会用辅音分出一个个音节。人类从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到形成能够说话的一套发声器官，人类学家估计至少经过了一两百万年，有的甚至认为人能够清晰地说话还是最近十几万年的事。但人的行为则早就具有了精神的特点，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深思熟虑的特点。携带工具表明他已经具有了抽象能力，并且长期的携带工具使他养成了携带工具的习惯，在他的大脑皮层上就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思维的心理能力，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语言。不过即使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言，人的心理也已经具备了产生语言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就是在人的行为中形成了那种符号模式，或者说，人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活动。

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在两岁以前是“感知运动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感知运动图式”，也就是运动和知觉之间的某种协调模式。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到六岁的“前运算阶段”，则是语言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5］。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

通过分析其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人的携带工具和运用语言这两种能力是同一级别的、同一类型的能力，也就是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美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他的这个“符号”就包括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也包括制造和使用语言。他没有提及携带工具，不过这个定义既然把工具看作一种符号，也就包含这个符号是常设常备的意思。因为符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它的内容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过，但它本身作为形式却一直不动。所以他这个定义和一般说“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排除了那种“用过就丢掉”的意思，因为丢掉了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只是符号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因此它隐秘地包含我说的“携带工具”的意思。但这个定义同时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的意思，因为语言同样也是符号。语言都是符号，每一个词、每一个音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代表某种含义。但除了某些象声词和感叹词之外，又不是直接显示出含义，因为同一个含义、同一个所指对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种语言中，某种发音、某种符号意指什么，那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了的，都代表某种共相、普遍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考察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也有“语言”。首先动物有“肢体语言”，比如动物有表情、姿态等。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有肢体语言，还有各种不同含义的发声、呼叫，用于求爱、报警、威胁、宣示领地或者招呼同伴等。这些都是“语言”，但都不是真正的语言。为什么呢？它们不能用来讲述。这些“语言”，这些打引号的“语言”能够用来进行某些联系和交往，能够用来命令、祈求、警告、威胁等，但它们都只是些信号或者记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和记号、信号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语言应该是符号，符号是可以用来讲述的，或者如皮亚杰所说，是用来计算和操作的。黑猩猩和那些动物所发出的都是信号或者记号，是直接的表示和发泄，而不是间接的计算和操作。真正的语言是符号，是象征，它必须从直接性进入间接性，并把间接性包容进直接性中，两者“相符”。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但这个联系又不是直接的，它不是单纯指面前的这个对象，而是从这个对象回到自身，使语词自身作为象征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词可以有它自己的意味，但这个意味不一定在跟前，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某个词的时候不必指着一个东西来表示说的意思，而是像皮亚杰说的，“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它可以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来操作。这才是真正的语言。人们用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对象，给它“命名”，然后用这个简化了的符号、这个“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相互交流，这就是讲述。这个“名”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它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要讲述的对象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运用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对它的想法。这就是符号和记号、信号的区别。

比如动物在天敌或者猛兽来袭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来报警，有的动物可能比较精明，看到不同的敌人就发出不同的信号，但是它们不会在猛兽没有来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谈论”猛兽，只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动物用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猛兽来发警报，这还不叫“命名”，只有人才以某种声音来给某种动物命名，因为人不仅仅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报警，而且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也用这些声音来谈论这些动物，来交换对它们的看法。比如我们可以谈论狮子，这个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命名它，来传达对它的感情，恐惧或者崇敬，以及对付它的办法。或者我们要打一头野牛，那我们就要交谈，要统一目标、制订计划、做好分工，这些都需要进行符号操作，光有默契是不够的。再或者，我们打到了野牛，吃饱喝足了，有了剩余精力，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娱乐，当然其实也是为了把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就开始庆祝成功，重复表演这次狩猎的过程，并谈论这次冒险的经历。这时候语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发声和嚎叫了，而是“叙述”（articulation），也就是各种声音单元的有规律的连接，这就是分音节的语言。一个发声不能只代表一个警告，而必须要接下去，要和别的发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命题”。动物的发声只表示警告，或威胁，或别的直接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语言应该形成命题，就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什么叫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标准形式，就是要有一个系词，作为联系纽带，把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来构成一个句子。比如说“这是……”（this is...），这里有一个“是”字，后面可以加任何词，这是最简单的命题语言，最初用于命名。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告诉他，“这是爸爸”、“那是妈妈”，然后要他“叫爸爸”、“叫妈妈”，“叫”就是和他约定一个命名。最简单的命题语言就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向同伴们通报威胁，而是要和别人交流、商讨。当然，不是任何命题语言都是这么标准的，它可以是名词加任何动词，在某种语境下或者配合某种手势，也可以是单独一个词就表示一个命题。比如，我向同伴们大喊一声：“狮子！”意思是：狮子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把狮子赶走了。赶走以后我们聚在一起，我说：“那是狮子。”这就是用命题语言和大家约定，我们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名字安到这样一个动物的头上。所以，不一定要用“是”字来联系一个句子，中国古代常常是这样表达：“此乃狮子也。”孔子说：“人者仁也。”原始人更简单，往往用一个单音词来代表一句话，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一个“椅”字，有可能是表达“给我椅子”或“让我坐椅子”等。但这都是语言初创时的情况，说话者心目中已经有命题语言的意思了，但还没有学会表达，假设我们问他：“你要的是这把椅子吗？”他会点头。所以他说的意思可以转换成标准命题语言的形式：“我要的是这把椅子。”［6］

有了命题语言，人类的交流就变得随时随地了，就变成普遍的了。一群黑猩猩在一起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语言交流，顶多就是互相梳理毛发，它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有时候，一只黑猩猩要向另一只黑猩猩讨一点儿吃的，它也不会说，只会可怜巴巴地伸一只手过去。而原始人在一起呢？他们就会喧哗，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做表情，不断地做动作，在篝火前不断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大叫，也不怕把猛兽吸引过来。为什么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在所有动物的新生儿中，只有人类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哇哇大叫呢？康德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孩子对自己的无能和受到强制表示“愤慨”，体现了人追求“自由”的天生本能。［7］这当然是瞎猜了，他主要想以此来证明“天赋人权”。但也有一点道理，就是人类的孩子生出后就大声哭叫，表明他在要求声音上的交流，要求亲人语音上的关爱和抚慰，这是人类的孩子跟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幼仔不一样的地方。人类的孩子是要求语言交往的，所以他要用声音来宣告他的到来，这是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进化出来的一种先天机制。在人类的基因里已经有了语言的基础，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其他动物分娩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千方百计隐蔽起来，因为怕天敌发现。人类当然也怕天敌，但是人类的天敌已经比较少了，他们的语言交往的需要迫使他们在先天结构上必须准备好说话的身体机制。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上次课给大家讲到了人的起源问题，以及人和猿的区别，人的本质从哪一点上可以跟动物区别开来。前面讲了，一个是工具的问题，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且，我特别强调了携带工具的重要意义；再一个呢，是语言。现在我们可以总起来考察一下。携带工具和语言这两者具有一种同构性，都具有一种符号结构：携带工具是一种符号性的感知运动图式，它内化为人的心理思维模式；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结构，它由人的这种心理思维模式外化而来。那么，携带工具这种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携带工具与大自然打交道，来征服大自然，来利用大自然，来亲近大自然，使大自然成为自己无机的身体。而语言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与他人打交道，来支配他人，来和他人共同合作，来使他人和自己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两者都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媒介，一个是人与人的媒介。媒介的作用也就是符号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的符号，都是用一个直接的东西支配无数间接的东西。符号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不用讲那么多，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把它提出来，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概括到里面。我们把这样一种符号结构内化于心，它就是概念的抽象作用，也就是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很多具体的事例，或者从很多事例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功能。

例如，人类的携带工具，以及语言的形成，都表明人类具有了一定的概念抽象能力。只有思维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抽象水平，才能够携带工具，才能够创造和使用语言，才能够形成命题和给事物命名。这种抽象作用使动物的心理活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质的飞跃。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也有心理活动，心理学家除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外，还研究动物的心理。那么，心理活动的这样一种抽象作用，我们就称为意识。动物，我们从类比的意义上讲，也有“意识”，比如它能“意识”到它的对象，但是严格来讲，它是不具备意识的。因为意识需要用语言来做载体，只有表现为一种语言、一种概念、一种共相，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称为意识。

早期原始人，在还没有产生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产生出语言的心理结构，只是生理上、发声器官上还跟不上，还不配套，只能有各种肢体语言和手势语，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意识是朦胧的，他的概念是模糊的，还没有摆脱表象的含混性。清晰的意识是伴随着语言（即口头言语）而产生的。最早的一种，我们称为“类意识”。什么叫类意识？类意识就是一种共相，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视为同类。动物种群虽然也聚集为一类，但它们是靠本能，而不是靠类意识，所以动物有类而无类意识，因为它们缺乏形成类意识的语言媒介。原始人一旦有了语言，就有了类意识，就是把他们能用语言交流的一些人认同为同类，其他的呢，就是禽兽，就不是一类了。类意识使人类的聚合不再凭借单纯的生殖，也不再凭借武力，而是凭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媒介，即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群体由此就不再是偶然的聚集，而是有规范、有礼俗、有等级和有道德秩序的，这就是荀子所讲的“有分”，也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真正要成为“政治的动物”，除了语言之外，还要有文字。没有文字，人类虽然已经有“文化”，但还没有“文明”。这就是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了。

人类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类意识表明人是不可能孤独地存在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语言是独自使用的。人可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情绪，但语言不可能是私人的，语言是公共的。语言再独特，也是要说出来给别人听的，而且是能够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否则就不叫语言。这就和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是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人是通过与他人打交道来给自己定位的。当然，与他人打交道和与自然界打交道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首先通过携带工具来和自然界打交道，工具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媒介。但是工具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或延长的手，实际上也是可以传承给别人的，比方说我的手是不可以借给你用的，但我的工具可以借给你用，甚至送给你。把自己用得顺手的工具送给另外一个人，这是只有具备强烈的类意识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因为他不但把这工具看作自己个人延长的手，而且看作整个部落、整个类的延长的手，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和整个类是一体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一个是携带工具的习惯，有携带才有保存，有保存才有传承；另一个就是语言的形成和传承，它导致类意识的形成。语言也是可以传承和必须传承的，因为语言是社会的，这个社会性不但表现在同一代人之间，而且表现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代代相传。人们通过传承工具和传承语言，实现他们的社会性。我们世世代代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这才体现了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前面讲动物也有群体，如牛群、马群、黑猩猩群体，但是动物却没有一种语言，也不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当然也不能够传承工具和语言。只有通过这两个要素——一个是对工具的制造与传承，一个是对语言的使用和传承——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本质不是他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把一个人孤立出来考察他的本质，那是考察不出的，那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人的所有的本质都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和他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其现实性上”，不是空谈的，要看他在社会上是如何生活的，在历史中又是如何传承的。我们由此进入人的本质的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

二、人的历史

人类的社会关系一开始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无论是携带工具也好，分音节的语言也好，都体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我们通常讲“社会历史”，社会是从空间上讲的，历史是从时间上讲的，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社会的就是历史的，历史上的也肯定是社会中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人类社会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一）历史的双重含义

首先，我们看历史的概念。它有双重含义。通常来说，动物是没有历史的。当然人可以为动物写一部历史，如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写，但是动物自己没有历史，大自然安排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只有人才有历史。这个历史如何理解？首先要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一方面是工具的携带、保存和传递；另一方面是语言的传承，比如小孩子一生出来所学的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说话。这样，我们所讲的历史就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就把那些事情叫历史，这是由过去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含义。第二，是指对这些事实或者事件的描述，即历史的讲述。把某个过程写成历史，或者说，某件事历史上有记载，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讲述，也就是“历史学”，我们也把它叫历史。但是“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希腊文、拉丁文里是没有区别的，在英文和法文里也没有区别。唯独在德文里有所区别，Geschichte主要指历史事件，Historie主要指历史讲述或者历史学，当然也常常可以混用。这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故事”，故事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但是同时又意味着我们所讲出来的故事。

历史的双重含义在人类的起点上已经都具备了。一重含义是历史事件，最基本的历史事件就是人可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这就有了历史。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不算历史，就像黑猩猩一样，用完就扔下了，就不用了，下一次要用再去制造，那就没有历史了。一扔下工具，历史就中断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历史不是间断的、断断续续的，而是积累性的。必须有一条线索把它保留下来、延续下来，前后照应，前面的影响后面的，后面的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前进，这才是历史事件。这个线索就是人能把自己的工具携带在身边，并且能够传承，不仅传承工具的实物，而且传承制造、使用工具的经验和知识。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讲历史的主要线索就是工具的发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历史阶段命名也是这样，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等。再一重含义就是历史记述，作为历史记载的历史，那是有了语言之后了。有了语言以后，我们首先用它命名各种事物，对我们所经历过的感觉对象、事情、人物加以概括、命名，它们就留在我们的讲述中了。比如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就已经是初步的历史讲述了。通过历史讲述，我们形成了历史语言，然后形成了历史故事、史诗、民族传说及神话和英雄传记，中国古代的官方修史和野史，以至于后来有实证材料证明的历史，都属于历史。

刚才讲了，工具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它们的层次和结构都是一样的，它们所达到的心理层次和心理结构也是一样的。心理结构没达到那个层次，像黑猩猩，就上不来，成不了人；达到这个层次呢，这二者就是一样的了，它们都使用符号，而符号的特点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所以，历史的传承，在原始人那里是工具的保存和传承，以及语言的传承。我们讲携带工具，本来就有保存工具、传承工具的含义。对于个人来说，他死了，工具在还没有用坏的情况下就可以传给子子孙孙，或者被别人拿去用。这种保存和传承，不仅仅限于个人，而且会延续到子孙。对于集体来说，作为一个整体保存了工具，也就是这个群体本身始终携带着这件工具，不被个体的死亡所中断。另外，通过语言传承，人们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劳动经验，以信仰和知识的方式在代际传承、传递，保证了人类生存的世代延续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它的起源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就工具来看，前面讲它是个人延长的手，但就传承性来看，工具不仅仅是个人延长的手，还是群体延长的手。我们一群人都属于同类，不管哪一个人制造的工具都可以传承，使用和制造工具可以彼此学习，工具一旦制造成功还可以相互分享。工具虽是人延长的手，但它与人生来具有的手不同，工具还可以给他人使用，它是可以借出的“手”，人凭借习惯把它保存在身边。工具是大家共同的延长的手，也可以说是社会延长的手，它是社会性的手，而不是自然性的手。自然性的手只能自己使用而不能借给别人，而工具是社会性的手，也是历史性的手。黑格尔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工具比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因为产品会被消费掉，而工具会被保留下来。通过制造、使用和保存工具，工具显得比人们所获得的那些产品更高贵，地位更高。所以我们在划分历史阶段的时候才通常以工具为线索。用工具来划分时代能最大限度地突出那个时代的特点，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是根据使用何种工具或者如何使用工具来决定的，使用的工具不同，人的历史就处于不同的阶段。

从另一方面看，语言的学习和传承，是原始人最重要的维系族群的方式，它不仅协助人们制造、使用和携带劳动工具，保存了劳动的可贵经验，传授给后代以劳动知识和技巧，而且本身也形成了日益丰富的语言系统。语言系统与现实劳动有一定的区分，它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利益，但是通过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且表现出层次上的超越和提高。

比如，一群原始人围绕一堆篝火听语言大师（祭师、法师）讲故事。语言大师记忆力一般都非常好。现在在边疆的某些部落里，还有一些祭师可以背诵他们民族好几万行的史诗，记忆力非常惊人，这些人都属于语言大师。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他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早期的人类有了语言能力以后，不仅可以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想象出来，我们称为“回忆”，当然，回忆里就有想象了，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能够把它回忆起来，并且把它生动地讲出来，这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并且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真实地想象什么东西呢？哪怕是不真实的东西，神话、鬼怪（我们今天称作迷信），但是他想象得很真实啊，他觉得真有这回事。这是原始人类精神能力的巨大飞跃，是想象力的巨大飞跃。

最开始他只能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经历过、感受过的，他感到恐惧、痛惜、悲伤……这些东西，他能够把它复述出来，这当然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可以复制、再生的。康德说过，想象力有再生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创造性的想象力是先天的。马克思所说的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能够把真实的东西再生出来、复述出来；而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那就是创造性的。一种东西哪怕不真实，他也可以真实地想象出来，用生动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命题语言，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了命题语言，就可以在一个对象不在跟前的时候来谈论、讲述它，也就可以进一步谈论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完全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幻觉、错觉、梦……凭空想象出来，说给别人听，他说的是假话，但说得跟真的一样。人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有的人类学家对人这样定义，说“人是能够造假的动物”。因为人能够把不真实的东西真实地想象出来。

但这个能力对人是很好的，他不仅可以讲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会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会发生而只是理想中的事情。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本来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压根儿不会有的事情，要想出来，异想天开，那就要有想象力啊。所以这是人类想象力的巨大进步。有了这种想象力，人就可以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鬼点子来。比如，有一头野兽，人们好几天都没有把它搞到手，它太狡猾了。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出来，比它更狡猾，来把它弄到手。我们可以计划一次狩猎，真实地进行策划，每个人的细节都考虑到。这就要靠灵感、天才，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嘛，要靠想象力把它想出来，这种创造性的想象能力、虚构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很有用的。这种想象力是基于一种命题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思维和符号思维，也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发声、一个词语来概括无数相同和相类似的事物，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类推”或推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

这样一来，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就不太一样了。有些动物的记忆力很好，特别是一些灵长类，还有狗、大象……几十年了，它们都记得非常清楚，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几十年前，有一个人对我做过好事，我见到他时就要报答他；几十年前，有人伤害过我，我见到他时就要报仇。有些动物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但是它们的记忆力是非常情绪化的，当下见到了、有情绪了，就想起来了，没有见到、没有情绪就不会去想。而人的记忆力是概念式、符号化的，通过命题，可以脱离现场的那种情绪，来回忆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并且在其中进行想象力的加工。以前的仇敌早已不在了，时过境迁了，我们还可以谈论他们。这样就有了神话传说、民族史诗……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概念式的记忆，就形成了民族的、历史的记忆。

所以，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本质所演化出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人，人就是历史。只有人有历史，人本身就在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就是由人所构成的，所以人只能是历史的存在，不能够脱离历史而存在。我们前面追溯到人的起源，如果猿没有变成人，没有携带工具，没有形成语言，那么就不能形成历史，就不能和动物区别开来，就是受大自然的本能所支配的。人的生存、交往手段都是历史所形成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历史。每个人都降生在历史发展的既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对他也有一种期待，期待他去延续和发展历史，因为延续和发展历史就是延续和发展他的自身、他的本质。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历史使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是有的。人活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必然赋予他一个使命，这就是让他在历史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历史。所以，历史学就是人学。从最初的人与动物相区别，携带工具、发明语言，然后到野蛮人和文明人相区别，脱离蒙昧、进入文明，到文明社会还要不断地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人性的发展。人性在历史中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追求自由、理性、理想……这个过程整个来说都是人学、历史学的对象。历史所要研究的无非就是人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和人性，研究人的来源、人性的发展和人类的最终目的。历史学的意义就是这些，可以归结为历史学就是人学，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

（二）历史的历史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历史学史，中国叫史学史，也就是关于历史的历史，关于历史事件的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变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如果从更高层次来讲历史，那么历史本身在发展，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在发展。

最初，人们对历史着重于传承和坚守，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人讲三皇五帝、天下大同，西方人讲黄金时代——这都是历史的起点，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坚守。当然最终守不住，历史发展了、变化了，那些过去的历史就给人留下了伤感和怀念。最开始的历史是这样的，被看作无须质疑的传统。所以我们的历史一开始是着眼于传承的，是比较静态的，不是动态的、发展的。发展的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我们对历史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坚守，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观，这方面始终非常浓厚。我们这个种族历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历史记忆丢掉了，我们就把传统丢了，那我们就不是（这个种族的）人啦。古希腊开始也是如此，荷马的史诗直到雅典时代仍是希腊人最基本的教科书，每个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要背诵，否则就是野蛮人。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记载都是不大可靠的，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特别是口口相传的时代，随意的添油加醋是免不了的事。真正的历史学还是从那些用文字记载下来，并且是特意记载下来的文献开始的，如中国古代的《春秋左氏传》，西方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的《历史》。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还是带有不少神话和虚构的因素的，不像中国的史书讲究客观真实，不语怪力乱神，也不明确表明观点，即使要带观点，也要隐晦，采用所谓“春秋笔法”。

在近代史学中，人们最看重的便是实证材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包括良好的记忆力、全面的资料收集能力以及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描述的能力。这其实还是古代历史学传统的一种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讲，历史和诗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是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诗是讲可然性和必然性的事情。中国汉代的经学、清代的朴学，都只注重经典的注释和整理。那个时候有一套传统，历来就是这样一路讲过来的，一个字都不能改，而不是看重想象力和自由的创造力。学历史的要什么自由的想象力、自由的创造力？历史没有什么可创造的，只要把资料收集齐全，发现那些被淹没了的资料，那就是成功，至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东西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对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就是钻故纸堆的，就是考证、挖掘……搞这些事情的。它是一门“硬”科学，你让他对艺术什么的下一个判断，一般他是回避的。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常常不敢下判断，毕竟只有一部分资料，历史资料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收集完备，只能根据大体上的、现有的数据来说话，而且不能把话说满。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有一种想象力在里面了，虽然他自认为要排除想象力、创造力，但只要他不是照本宣科，当复读机，还想做一点研究，他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自己的观点开路了。根据现有的材料，为什么收入这个而不取那个，为什么把这个材料和那个材料联系起来，这里头已经有他的想象和创见了。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思维水平，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不一定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水平从人类早期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他在自己的历史研究里无形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避免不了的。他想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像孔子讲的“述而不作”，以为这是做历史研究的本分，但实际上已经加进去了自己的想象。记忆力本身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想象力了，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够完全复原呢？当然要靠想象力。如果只靠脑海里留下的痕迹，那也不等于当时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口述历史”，要通过录音把它留下来，但是口述者的回忆往往也会出错。更何况他们的回忆即使可靠，也不全面，只是一面之词。口述历史、传说都是不可全信的。那到底什么是可相信的呢？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他们说出来的，都是经过他们的想象加工的，不一定真实。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开端就存在了。比如，我们今天认为，原始民族的神话都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是虚构出来的，但当时的人可不认为那是神话，他们都认为那些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认为有神仙、妖魔鬼怪……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到今天还有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的人会相信，他们认为那些幽灵等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都是真的，认为世界上真的有鬼。

历史学后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那种完全实证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重视人的创造性解释和对史实的能动处理，历史学开始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成为人学。最开始人们是想仅仅靠史实来说话，但后来发现史实也靠不住，并不存在那种一直保留到今天还不走样的史实。史实必须要加上一些东西，不可能不加上。人都是有偏见的，偏见不一定是贬义，它可以理解为“前见”（Vorsehen），就是主观上的先入之见，一个自己的视角。人在理解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带有前见的，预先有一个视角、视野，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有一个“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就是人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种期待，他希望从里面看出什么，他就能看出什么。这是现代解释学（或诠释学）对历史的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人总是从历史中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最开始历史被看作史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真相”。我们经常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抹杀，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如实地记载下来。其实这样一种“如实”的记载里面已经有主观的成分了。比如，在《史记》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对人物的褒贬。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写的，即便有古人写了，都要由当代人重写。伽达默尔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前见和古人的记载的结合，是我们的视域与古人的视域相互融合的产物。今天的眼光与古人的眼光融合起来，加入了我们的主观东西，才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历史。这种情况，今天很常见。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潘金莲，历来被认为是淫妇，而我们今天对潘金莲的评价要缓和多了，甚至有人还有赞扬之意，认为她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追求自由恋爱。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电影，无论是港台的还是大陆的，都改变了我们的视野。而像武松那样，疾恶如仇，把自己的嫂子杀死，那种英雄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正义的，在今天呢？已经有人认为是野蛮的了。

但在史学界，至今我们仍然推崇的是传统的史学观点。这种观点当然也不能说错，一般来说，历史当然不同于艺术创造，也不等于可以信口开河或者故意歪曲。文天祥有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关于前半句，《左传》中有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的故事，我们可以讲一下。崔杼是齐国的右相，但他是靠杀掉他的前任君王上位的，“弑君”当然是个贬义词，于是崔杼就把这样记载的太史杀了。当时太史是一个世袭的职位，只能由他们家的人来继承，于是这个太史的弟弟就被任命为新太史，由他来继续写史。他的弟弟来了又写“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把他弟弟也杀了。太史有三个弟弟，这样死了两个以后，最后一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没办法了，就没有杀他。这个故事是古代人尊重史实的典型例子，当时的太史忠于职守，忠于客观史实，所以对于任何一任国君来说，只要想到什么事情是要“上书”的，内心都会产生威慑力的。史书是很客观的，做了坏事就是做了坏事，做了好事就是做了好事。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崔杼弑其君”真的是客观的“史实”吗？崔杼真的是因为太史记载了客观的史实才杀了太史吗？显然不是！他杀太史是因为这个“弑”字，它是个贬义词。如果太史不写这个“弑”字，而是简单地写上“崔杼杀齐王”，恐怕他也不会死。如果这个太史写上崔杼“诛一夫”——“一夫”就是国贼了——那他就会很高兴了。但是用了这个“弑”字，他就成了乱臣贼子。史书上写到谁时用了一个“弑”字，那他就遗臭万年了。当年孔子作《春秋》，在用词上费尽了心机，这个人该用什么字，那个人该用什么字，或褒或贬，这叫“春秋笔法”。所以人们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他要是给你写上不好的一笔，就让你世世代代也洗不干净了。司马迁写《史记》呢，其实也有他的笔法。司马迁应该算客观的，但他也不能做到完美，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些现场经历。《史记》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他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传说、口述、文献、材料来写。很多他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写出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好像他就在当场。那怎么来的？肯定是通过想象，通过作者的合理想象，重新塑造出来的。至于完完全全的客观史实呢，以这种理解来看，恐怕是不存在的。

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又译作《希波战争史》，讲希腊和波斯的那场著名的战争，也是这样的。希波战争发生好多年了，作者亲身游历，实地调查、采访，才写成了这部《历史》。其实他还是免不了加入各种各样的想象，甚至还混入了神话、神谕，神人杂处，打仗的时候神也在里面帮忙。他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他只是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他的治学态度是尽可能客观，力求不偏不倚，不持偏见。比如说对波斯人，他也秉持着客观的态度，不把他们妖魔化。他认为人家也有优点，他对波斯人既有批判又有赞赏，甚至有很高的赞誉。这方面至少比孔子和崔杼的道德立场更有历史客观性。对待各种史料记载、各种传说，他也是反复地参看对照，去伪存真。时间上不能搞错了，后面发生的事搞到前面，那就闹笑话了；逻辑上也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一个人如果当时不在现场，就不能说那件事是他干的，否则就是不对的了。最后他才得出自己的论断，所以他的《历史》还是可信的，在这方面堪为楷模，并且也为后来的很多考古发掘所证实。但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完全客观，那些神、那些幻想的东西都加进去了，因为那代表古人的一种理想，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

但是现代人逐渐看出点眉目来了：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些历史学家必须努力肯定的，必须要预设这个前提，否则就不要写历史，写诗就行了。历史学家为什么样的人写历史？首先这个人要存在，这件事情发生过，不能子虚乌有，最好是考古工作者能够把他的墓和遗骨发掘出来，这就毫无疑问了。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把这一点预设为前提：这个人物是真的。但是对于把握历史的本质而言，这只是起码的要求，还不是最根本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还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历史的本质并不是一些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对象的本质，不是生物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是可以通过物理学、通过自然科学、通过生物学或者化学甚至天文学来调查的。比如那个时候是否出现过一次彗星，发生过一次月食、日食等，那都是自然科学的事。写历史当然要参照那些，尽量使史料能够确凿，但如果仅仅是那样，那就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物理事实，那就不是历史。历史需要解释，所以历史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人文科学的本质。

历史的本质最重要地体现在人性的本质中，要考察人性中是否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事情是人做的，结果产生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前的神话传说是有历史意义的，它们讲述了人类早期的人性所经历的历史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物质生活的形态，比如，我们从史诗、神话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用火、用青铜的兵器，看出他们的住房、饮食；从他们的宫殿、神庙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生活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状态。但是这些事实需要我们加以解释，需要我们体会人类早期的精神形态。我们看荷马史诗绝对不只是为了去看那个时代的人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用什么武器，我们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当时的人性？我们设身处地，像当时的希腊人一样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自己当时要是在场也会那样。

虽然历史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形态所决定的，但历史本身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割裂开来，看到的只是一面，可能把另一面甚至有时更重要的一面丢掉了，这就是精神的一面。从整体上看，在这种物质条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状态以及人性发展的状况或层次才是更重要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之说，史才和史学都与史料有关，史识则注重史观。研究历史，更本质的应该是史观，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如果把历史看作人性的发展史，那么只有立足于人性发展的较高层次的阶段上，才可以对以往的历史做出更为深刻、准确的评价，所写出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性的发展史。当然，这总是相对的，因为人性还在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疑问。

（三）历史的疑问

我们刚才所讲的“历史的历史”就是史学史，人类的史学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早期的是“史学”，后来慢慢注重“史观”，再后来就注重“史德”了。“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但什么是史德，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说是要有道德心、诚心。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只有弄清了下面的问题，才能够谈得上有史德，也就是说，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下面来详细解释。

前面讲历史学界对历史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里面充满了疑问，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观点，甚至相互冲突。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困惑导致的，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客观的历史？我们讲究并且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这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客观性？到底有没有所谓“历史的真相”？第二个问题：历史有没有规律？或者说，历史能否做假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历史的意义？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客观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现代以来，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做法非常流行。以往，人们认为历史是具有客观性的，历史的真相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能否达到。但是现代以来，这一点受到了挑战。历史到底有没有客观性？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压根儿就没有真相，“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据说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胡适秉持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我需要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它描绘成什么样。那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这是一种观点——没有历史真相。另外一种观点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胜利者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写历史或者改写历史，甚至谈不上隐瞒历史真相，因为历史毫无真相可言，谁赢了，谁就是唯一的客观事实。这其实不叫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叫胜利者的权力话语，他有权创造、撰写和修改历史。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否认客观的历史，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没有一切历史了，过去的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来写的，我们过去以后，我们写的就不算数了，又要由将来的当代人写了。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点，叫作“六经注我”：我觉得“六经”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可以随便把“六经”作为我的观点的注脚，为我所用。这当然是唯我主义的观点。上面这几种都属于主观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客观性。这是一类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历史是死人的王国。人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就不存在了，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我们要关注当下的事情，向前看。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刚刚我们说，历史靠口述、记忆，靠一些目击者等，但是这些经不起推敲。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目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片面的出发点，从他的立场出发，他一定会否定某些东西、强调另一些东西，甚至会有选择地遗忘，掩盖、淡化那些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东西，反之就会加以强调、突出。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野史、稗史多了，就会难以取舍，就找不出所谓的历史的真相，所有历史的叙述就都成了“罗生门”。什么是“罗生门”？《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小说。说的是关于一个谋杀案，各个参与者和目击者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用有利于自己的眼光向法官描述这个案件。事情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描述出来又各不相同，这就使案件扑朔迷离了。这部电影最后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就是说事情还是有真相的。导演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设定了一个真相，在旁边添加了一个樵夫，案子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樵夫说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樵夫在其中就没有利害关系，说的就是真实的呢？这都是很难确定的。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

上述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所有这些看法，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它们都把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真相理解成一种自然界的或者物理学上的事实了，这是它们共同设定的前提。这种事实在时间中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要想再把它追回来，再重新考察验证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了的事情全都没有意义，甚至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可以嘴巴一抹：没说！如果今天人们想使历史显示出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它进行打扮，把它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者赋予它价值评价，赋予它人文色彩。而这种评价落到不同的人手里自然是不同的，那就必然是相对主义。但这个前提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完全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的事实、一种物理学上的事实。

我们当然要把握历史的真相，但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前面那些观点的片面性都在这里，就是只紧紧抓住历史的效果来理解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理解成主客观统一体，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除了考虑客观的效果，或者是物理的、自然的过程以外，还要着重考察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经过这个历史过程，人们的精神有了哪些推进。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单纯从后果来看，它是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整个是失败的，再也没有人想重新经历一次。当时有很多哲学家、有识之士，像康德、黑格尔，更不用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多批评。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它所弘扬的原则和精神来看，恰好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景。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不能简单化。从外部的客观的后果来看，它对人的生命麻木不仁，血流成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牺牲，没有在这种牺牲中显示出理想的崇高性，人类历史是没办法发展的。所以，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些哲学家，在激烈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的同时，又对它的精神、它的原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卢梭的原则，在美国就获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拿破仑上台又下台，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毫无意义，但当时法国人却成了欧洲的领先者。所以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不是欢呼它杀人，而是欢呼人性原则的确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据说跑到郊外去种了一棵“自由树”来庆祝。后来拿破仑打到德国来，黑格尔还把他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因为他把德国那些乌烟瘴气的封建的东西一扫而空。虽然最后他被赶出去了，但封建的东西被彻底打垮了，人们在一片废墟之中可以按照他们的理念来重新建设他们的国家，这的确对德国有所推进。这是要做双重评价的，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必须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原则、根据人性的发展来做评价；不是对历史进行外部的乔装打扮，而恰好是发掘历史的内在真相。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当然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是真相，你可以调查，可以统计，不能掩盖，但还有一种内在的真相，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当时法国成了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俄国宫廷里面都要说法语，人们以说法语为荣，因为它的层次确实高。法国人经过启蒙以后，他们的层次确实比一般封建的腐朽的宫廷贵族要高。

所以我们说，符合人性发展前景的历史解释才能触及历史的真相。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要深入人性发展的真实状态，这是内在的真相，不是外在的表象。外在的那些现象也要顾及，但不能撇开人性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单独来谈。人性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从历史中所体现、所弘扬的品质和精神在人类发展、人性发展中有没有前途这个角度来评价，才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否则就是谎言。这种历史的谎言，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前景，再怎么对它进行打扮，终归是谎言。所以历史的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它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它的客观性，但不是那种静止的绝对客观性，不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性，而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传承性。古人虽然已经不在了，古人的人性却是可以和今人相通的，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的精神状况，将它列入人性的某个发展层次来做同情的理解。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比那个时代更高了，但我们自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过来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历史虽然必须有主观的、精神的层次，但它仍然是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可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不解之谜，比如法国大革命，有一些不解之谜缺乏史料，有一些秘密的答案已经消失，但历史中精神的大趋势却是无法遮盖的，是可以一直与后人相通的。在这种意义上，掩盖历史真相就是泯灭人性，而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今天我们讲的许多历史的谎言，掩盖了人性，粉饰了兽性，阻碍了我们与人性的大趋势相通，将我们置于历史的发展之外。

所以，历史学家除了要有史料的考证以外，还要有史观，更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什么叫史德？章学诚讲要“慎辨于天人之际”，什么叫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就是主客观都要考虑到，天和人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他特别强调要掌握“辨心术”，当然他有他的解释，他是从儒家角度进行解释的。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拿过来，做新的解释。所谓辨心术，就是历史中的人心是怎么样的，人性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是真正促进人性提高的方向。我们要深入到这个层次，这才叫作“史德”。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层次，要掩盖这个层次，那就是谎言。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今天很多人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的，不光是今天，以往也有很多人这么看，说历史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有人喜欢对历史进行一些假设——既然是偶然的嘛，那当时也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什么叫作偶然的？当时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但却是这样了，这就叫作偶然的。本来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假设太诱人了，所以很多假设就出来了。比如，假设当年慈禧太后不修什么颐和园，而是把钱用来建海军，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就不会失败；假设当年袁世凯不称帝——他总统当得好好的，称什么帝呢？——那么中国就会走上共和的道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如此等等。还有人喜欢说，如果能从头再来一次，那我就如何如何。很多电视上抛头露面的人被问：如果从头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有的人说我再不会选择这条路了，有的人说我还会选择这条路，但说这些话的人都知道，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假设。历史事实不像自然科学的事实，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而总是一次性的。马克思曾经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要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性的，而第二次是喜剧性的。这恰好说明一切重复都是表面上的，好像是要重复两次，其实是不可重复的。这不像你把一张桌子从左边移到右边，再把它从右边移到左边，历史事件要是有重复的话，每一次其实都不同，因为人不是桌子。人是有记忆力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有历史的积淀，同时又有自由的选择。以往的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经验，他下次再选择就跟以往的历史不一样了，他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但他一旦选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反悔了。这就说明历史是一次性的，是偶然的。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完全说历史是由偶然情况决定的，根本无规律可循，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规律，有没有必然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就可以看出，历史在大量的偶然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甚至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有一种势，有一种大势所趋，像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例如，假使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我们回到皇帝的时代——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现在很憧憬原始人类的生活，觉得多么自然、多么环保，但是如果要退回去过那种生活，你去不去呢？不排除有人愿意，但很少，不是大趋势。再比如，今天建立在传统经济之上的传统道德日益衰落，如果没有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来填补当今时代的道德真空，道德的沉沦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不是提升中国人性水平的一个必要的阵痛呢？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填补道德真空的问题，而是要建立新型道德模式的问题，旧的道德模式必然要被取代。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看出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而历史哲学家应该从中追寻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里面有没有必然的逻辑规律？传统的形式逻辑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不多的，但它有某种逻辑，有某种不可抗拒性，有某种必然性。古人讲“势所必致，理无固然”，但“势”之所以“必致”，正说明了它内部有种“固然”之“理”，即一种历史的逻辑性。

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历史做出某些假设还是有意义的，否则历史的内在规律就会被湮没在史料之中，显示不出来了。对历史做假设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起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为了历史的未来，我们要向历史的前方迈进，前方的可能性总是无限的，正如以往的可能性曾经也是无限的一样。历史既然是自由行动的人造成的，它就有能力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和突击。如果没有假设，人们就只能听命于偶然性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如果没有对过去历史的假设，我们就不能在任何一个历史点上吸收以往的经验，来为自己制定行动纲领。所有为未来的行动制定的纲领都是假设的，我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都要假设。而这些假设，如果不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的话，就必须建立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之上，借鉴历史的经验。所以，归根结底，人们是在假设中创造历史。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从历史事实来说，过去了的当然不能假设，但着眼于未来，历史必须要假设，历史离不开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太肤浅，不能是“戏说”。当年慈禧太后搞改革，她失败了，她的经验教训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为她设想，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我们要走怎样的一条更加可靠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问题，实际上里面有它的必然性。

上次课讲到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有无规律，可不可能假设？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着眼于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人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下一步我们要朝哪里去，怎样走才是合乎人性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些方面人的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就是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而在别的方面呢，历史的假设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带有偶然性，并且已经过去了。如果不从它在人性发展方面所留下的影响、留下的经验教训来分析它，那么假设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上次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它涉及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人性的发展。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意义，历史的意义何在？我们通常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要学历史？中国古人讲史学，是和经学相提并论的，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凡栋梁之材必须熟读经史。所以，历史是为了给君王在安邦治国方面提供一些参考，起一种智囊或智囊团的作用。唐太宗的名言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知兴替可以怎么样呢？知兴替就可以平定天下、稳坐江山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历史意义，则是站在人性发展的视角来看的，是为了给人性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比较发达的，什么“二十五史”啊、《资治通鉴》啊，都是一个目的，即为帝王统治服务。君王坐天下以后要熟悉怎样才能够治理天下，保住自己的位置。至于人性，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人性本善，一直就是这样，只有归化和野蛮之分，那与是否接受圣王的教化有关，而圣王本身代表绝对的人性，是人类永远的楷模。所以历史不存在是否代表人性的发展的问题，只有一治一乱的不断循环，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这样的历史学，只对需要它来稳固权力的帝王才有意义，而对一般人毫无意义。

我们今天讲的历史意义，不是对某个特殊身份的人物而言的意义，而是对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而言的意义。当然有些人可能不会关注它，但它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他或她都有人性，而且这个人性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哪怕有时候并不觉得。例如我们今天的人性，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举动是多么可笑。牢记历史，就是为了对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全面的考量，以便看清前面的发展道路。当年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谁呢？背叛自己！所以，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基于人性的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帝王将相怎么打江山坐江山，怎么改朝换代。就是说，人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它就显露出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恰好是为了未来人性的层次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地用考据来满足自己的怀旧之心，或者为权力者提供某种警示和借鉴，更不是要纠缠于历史恩怨，搞影射史学。今天我们学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一说历史规律人们就反感，但我说的这种规律不是什么外部决定了的“铁的必然性”，它不是自然规律和物质规律，而是自由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人的自由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为所欲为的，但其实是有规律的。

要研究历史，首先就要认清我们所处的人性发展的层次。我们现在处于人性发展的哪一个层次，下一步我们将要进入哪一个层次，这是我们要把握的。这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向哪一个方面努力，就会在历史研究中失去方向，失去人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贯性的线索。我们除了要对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或者事件做客观的、实证的考证之外，还要用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只有用这种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历史才会显现出它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意义，我们也才能把握这个意义在历史上的前前后后的相互联系。单用物理学的眼光、自然的眼光、客观事实的眼光，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前后联系。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是研究事和物的，而是研究人的，是研究人的自由的形态和精神的发展的。它也研究事和物，但它研究事和物都是为了研究人和人的精神服务的，因为这些事和物都是人的活动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人自己所造成的，是人的自主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搞清楚历史事实，从考古发掘里面印证某个历史事实，搞得客观、确凿、容不得半点造假，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真正要确定的是当事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以及我们今天与他的精神发展水平之间的异同。我们代表今天的水平对他做出当代的评价，也就是立足于当代对历史的整体发展做出评价。从这个意义来说，一部历史的确就是一部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是以当代人的精神为人类精神的评价标准的，即评价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的精神发展做了哪些贡献和准备，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人类的精神是怎样一步步从古代发展到今天的，并且将来要如何发展。

所以，当代人的精神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展，而是在原地转圈呢？那么这种历史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也有历史经历和历史事件，但是它没有历史意义，它是原地循环。我们读这种历史往往会发出像《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临江仙》那样的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感慨。中国历史具有这种历史意义是从当代开始的。当代人随着人性的发展，与过去人的精神层次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以往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价。或者说，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那些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因为人性和人的精神与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重审历史。历史上很多遗留的问题，现在事实上都在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比如李自成的问题、太平天国的问题、义和团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重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对以往忽视了的一些问题重新加以挖掘。有些具体的事件，在历史上记载不多或者被淹没了，但实际上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性以及后来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将它们从历史的支流、历史学上记载的支流中提升起来，甚至通过一些考证，把它们从被淹没的状态突显到一些重要的位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事实方面可以任意地“戏说”、任意地“穿越”，而是必须确保史料的确凿性和考证的严密性，这种客观性是任何时候我们进行历史写作的最低保证和最低标准。起码要做到这点，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有的学者考证得非常确凿、有根有据，而且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呢，他没有把历史的精神灌注进去，那也是不行的。一部历史没有精神，就只是一部史料。当然它还是有用处的，我们可以拿来用在真正的历史研究上，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的意义仅此而已，没有充分的历史意义，它还不等于历史。

历史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要对它加以评价、加以叙述，就需要有一种意义加入进去，作为这些史料的灵魂，将它们激活。而且人赋予历史以意义之后，由于人本身也是发展的，人性、人的精神和人的眼光都在发展，所以历史的意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深化的过程。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本身在生长。历史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可以自行生长，因此需要不断地解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是如何发展到这个时代来的加以重新考察。即使大的方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但是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历史当然有它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这些基础都是为了在此之上生长起精神来，使人类精神的发展进入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三、人的精神

人的精神，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三点。前面我们讲了人类的起源（包括携带工具和语言的产生）和人的历史，现在我们讲人的精神，主要讲人的精神结构，以及它的内涵。那么什么是精神？说到精神，就要说到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研究。在谈人的本质的时候，在谈精神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简单描述一下自我意识的结构就行了，因为精神的结构出自自我意识的结构。现在我们要确定：什么叫自我意识？

简单地说，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同时又把对象当作自己来看的意识。通常，这叫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或者反身性结构。这个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说某人缺乏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反思，不会用旁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他对旁人不能够设身处地，不能够换位思考。这样的人都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或者说是自我意识不强的。我们把这两方面总结起来，一个呢，就是要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要有自觉，要善于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同时呢，又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将心比心，看别人的时候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自己当作别人，又把别人当作自己，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意识，有这两个方面。

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语言，语言使人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前面讲到所谓的类意识，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同类，我们同属于一类，这都是基于语言。因此，我们能够把别人看成自己，也能把自己看成别人。用整个类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把整个类都看作自己，这两方面就产生出来了。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有种人类的意识，我们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同时，我与自我又有一种分化，因为我发现，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于是我对自己也有一种分化，就是要跳出自己来站在语言的立场上反思自己，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是原来的自己，那是一个个别的自己；一个是跳出来的自己，那是一个普遍化的自己。一个是对自己的反思，一个是对他人的认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既然他人和我讲一样的语言，我们就能够互相理解，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而且也是他，他也是我。这个时候每个人说出“我”来，就都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我”自己，另一重含义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他也可以用，别人也可以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我”。

黑格尔在讲自我意识的时候曾经讲过，自我意识就是“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表明一个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已经蕴含在任何一种意识里面了，只要有意识，里面就已经包含自我意识了。因为前面讲过，真正的、清晰的意识是和语言一同产生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都是同类，我们互相认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对方看作自己的“镜子”。在同一个类的群体之中，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镜子”，我们要对照对方来认识自己。我们前面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要靠对象才做得到的，不是闭上眼睛冥思苦想就可以的。你需要看看别人、看看你的同类，并且和他们互动，通过这样来认识你自己。你在观察别人，在和别人打交道，在关心他人，并且和他人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你在不断地交往和认同之中，认识自己。我们讲人要照镜子，要有镜子才能够认识你自己。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任何事物，但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见眼睛自身呢？眼睛是不能直接看见眼睛自身的。那眼睛怎样才能看见自己呢？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见自己，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对我的反应。如果我做一个表情，他回报我一个表情，那么我在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了。别人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的镜子。

进一步看，在这样一个把自己当对象看，又把对象当自己看的最初的信念之中，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并且使它成了一种习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训练、这种习惯扩展开来，扩展到什么方面去呢？扩展到一般的对象上去，扩展到自然界万物身上去。这就不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了，而是扩展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类似于在同类中接受这种训练一样，我们在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同类的对象当然是另外的人，我们在他人中形成了自我意识。那么，经过这种训练以后，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我们就可以把一切事物看作同类，看作可以和自己沟通的对象。我们把一切对象都做一种“拟人化”的想象和设想，通过这种拟人化，人不仅和他人，并且通过他人而和天地万物开始有了某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真正有了某种“关系”。马克思说，动物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8］。当然，动物还是要与其他动物和自然物打交道的，但它不是主动和对象发生关系，而是接受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的关系，它不是关系中的一项，而是和它的对象同属于一项。而人呢？人可以和万物发生一种主动的关系，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可以把非人的对象拟人化，而这是基于他已经习惯于把他人“自我化”，把他人认同为自己。中国古代有这种说法，像宋代的张载所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都和我相融洽。这里面有种因果关系。中国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不但要爱人，而且要惜物。不能暴殄天物，要爱惜所有的东西，东西本身是值得爱惜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当然，前提是仁者爱人，爱人的人就会有仁心，而有仁心就会爱惜自然万物，就会和天地相通，否则就会“麻木不仁”。这里面有一种拟人化，也就是一种移情关系，移情和拟人是人与他人、人与万物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当原始人用自己的语言给万物命名的时候，就达到拟人化了，就是在移情了。比如，就像我们可以给一个人取名字以方便叫他，我们也可以给万物取名字。原始人一开始认为万物有灵，那肯定也会万物有名，你叫它，说不定它会答应的。原始人有这样一种原始的观念，使万物人化、精神化，整个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所以万物本身就包含拟人性和精神性，首先就是能够与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沟通。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指出，语言的诞生是诗性的，对万物的命名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原始部落的人，如亚马孙原始部落民族，他们说话全都是带有比喻的，异常生动形象，不像我们今天说话，常常带有抽象概念、逻辑推理等。当然诗性的精神本身也体现了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的很多概念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物理学所用的“力”的概念，最初就是从人自己身上的“力气”、“用力”的感觉来的。最初的命名就是一种比喻，就是立足于与自身相切近的东西做类比而产生的。一个陌生的东西，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首先就要看它像什么，像不像我们已经熟悉的事物，尤其是看它像自己身上的哪一个部位。比如说一座山的形状，我们分别称为山头、山口、山脚、山脊梁……在动态方面也有，我们说风“吹”、雨“打”，这都是一种诗性的命名方式。所以，黑格尔曾经把诗称为“最初的语言”。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即原始部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规律，就是把万物看成与自己相渗透，万物都有灵，而且会按照人思考的方式去思考。比如南美洲的原始部落，那里的人把自己看成金刚鹦鹉，认为自己就是金刚鹦鹉，用金刚鹦鹉那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们的图腾崇拜就是金刚鹦鹉。这就是人与鹦鹉/动物之间有一种互渗。

现代语言学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语言的修辞本质。什么是语言的本质？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是修辞，也就是语言的隐喻性，就是打比方。现代语言学倾向于认为，语言是从隐喻发展出来的，离开隐喻没有语言。词典里有很多字和词，要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由隐喻形成的，最开始就是隐喻，后来就成了常规的词被收进词典里去了。比如“太阳”，最开始没有“太阳”这一说法，就是日和月，是象形字。但是我们觉得它们和男女之间有类似的关系，阳和阴的关系，于是设想出最高的男女关系，就是“太阳”和“太阴”。太阳本身象征男性、象征阳刚，月亮象征女性、象征阴柔；后来我们把日叫作太阳，月叫作太阴；再后来把太阳、太阴收到词典里去了。一般来说，阳代表正面的，阴代表背面的，再通过男女关系里面的夫为妻纲、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它们在词典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从语言的形成我们会发现，没有隐喻形成不了语言。哪怕是后来的科学，追溯它的术语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它们也是基于隐喻之上的。前面讲“力”的概念来自人的“用力”、“力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惯性”来自人的“懒惰”，这都是把人的感觉附会到物理现象中去。这些基本概念看起来很抽象，但是它们的来源很具体。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惠施，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有人就对梁王说，惠施说话总是爱打比方，如果不打比方他就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不信你试他一下。于是惠施来的时候，梁王就让他不要用任何比喻来说话。惠施就顺手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弹”——弹就是打弹的弹弓——那么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叫“弹”的东西，那个人会不会明白？梁王说，不明白。惠施又讲，如果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形状像弓——弓箭大家都很熟悉了——以竹子为弦将石子弹出去的东西，那他会不会明白？梁王说，那他当然会明白啦。于是，惠施就从中得出结论：“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意思就是：说话的人当然应该以其所知来比喻他所不知，这才能够让人家知道。由此证明语言离不开比喻，离不开打比方。比喻就是诗的想象力。比喻有直喻和隐喻，最开始是直喻，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后来习以为常了，就成了隐喻，不说这个“像”那个了，而说这个就“是”那个，甚至直呼其名为那个。

语言绝不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机械的规定，而是经过了人的想象力和诗性的渗透，由此带来了自我意识的特点。自我意识也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意识，前面讲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设想成对象又把对象设想成自己的意识。我当然不是对象，但我可以打比方，比方说我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对象看，就会怎样；又比方说我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我自己，我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又会怎样。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只有人才会运用这种比喻，它是人的语言的本性，动物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没有语言。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对象化”，同时又把对象“人化”、“拟人化”。所以，自我意识也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把对象、自然界人化。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在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结构下，就建立起了人的精神大厦。

什么是人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我意识在“知、意、情”，也就是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所建立起来的“真、善、美”。动物的心理世界也有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没有自我意识，它们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表象、欲望和情绪，都是低层次的。而人类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把动物的这三个方面提升到了概念式的认知、策划性的意志和移情性的情感。谈到人的精神，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可以说人的精神是三维的。下面我们分别来考察。

（一）知的方面

人类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知”的方面。谈到人的精神，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的精神在他的知的方面与动物相比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动物也有一定的知，但是只有人的知才能称为知识或认知，动物的知只是一种知觉、感觉，不能叫知识。有了自我意识，人与动物相比就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就上升到了意识、类意识等。而动物呢，只有一种表象、印象，也就是对事物和对象的直观表象、记忆表象，还有预期表象。而人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能够使自己的表象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动物的表象是一个一个的感性、知觉所留下的痕迹，包括动物的记忆、印象和预期。一头猎豹去追逐一头羚羊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强烈的表象始终保存在它的脑子里，这是外界事物的感性知觉在头脑里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留下来，就是记忆，所以猎豹可以通过失败的捕猎来学习，来改进自己的技能。动物的记忆也很顽固，有的好多年都不退，但它仍然是感性的，而不是知识。

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就把自己的表象抽象化、对象化，提升为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概念也是一种表象，但它不是一般的表象，而是一种高层次的表象。这种表象通过命名而成了概念。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语言、命名，命名就是概念的形成，命名使表象成了概念，因为它附着于语言之上，不再是沉默的，不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再只是在头脑里留下的一种痕迹，而是有了外界的客观对象支撑的一种共相。当然命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提升过程，对个别对象的命名还只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空间上的概括性。比如一个小孩子出生后，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从此就这样叫他。他死去了，这个名字就只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这已和单纯的表象有所不同，在动物中没有给单个对象起名字的。一只猎豹用某种声音呼唤它的幼仔，这不是幼仔的名字，而只是一种信号。人的名字则不仅可以被人呼叫，而且可以被人谈论，哪怕他已经不在了。但个体的名字毕竟还不是概念，而只是从表象到概念的一个过渡。概念作为命名不能只是跨时间的，还必须是跨空间的，这才是所谓的“共相”。我昨天打到了一只兔子，我把它叫作“兔子”；我今天又打到一只兔子，我说这又是一只“兔子”。虽然这只兔子已不是那只兔子，但它们都属于“兔子”。皮亚杰把儿童形成概念的发育阶段，即从六七岁开始，称为“具体运算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概念的形成基于某种计算，也就是空间上的归纳。只有这样才能把不同个体归于同一概念之下。只有当一个“单位”成了一个普遍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运算”才有可能。

一个纯粹的概念是纯粹的共相与普遍的抽象，这种抽象水平就连某些原始部落的人群也还没有达到。人类学家到原始部落考察时发现，有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人群，只会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还不会用“我”。就像小孩子三岁以前还不能使用“我”这个称呼，一些原始部落的人群也有这种现象，还没有发明用“我”字，只能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可以说，他们走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之中。为什么说他们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命名了，而且这种命名已经不是个别的名字，而是有所归类的共名。但是所有这些名字最后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我”，他们还没有找到，还没有达到共相这样一个层次。他们已经找到共相了，只不过他们对共相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感性而又具体的层次。比如说原始部落的人对同一种动物的命名就达几十种，你记都记不住。人类学家发现：

从原始语言时期到语言分化时期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具体词汇的丰富和一般词类的贫乏。例如，在南非的朱鲁人那里，对于红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的母牛都有特殊的名称，却没有一般种类的母牛的名称……在人称代词方面，他们可以个别地表示：我和你，我和他等等，却不能一般地表示“我们”。此外，像“树”、“鱼”、“鸟”、“水”、“冷”、“雪”等等，许多原始民族都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专门的词来表示具体的区别，但却没有一般的词来表示这些事物。［9］

所以他们命名的普遍性和共相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知道命名且已经说出这些名字，就说明他们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向更加成熟的方向过渡。对这种共相的掌握已经是一种理性，而且含有一种理性认识。

原始人已经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他们不仅仅是感性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感性的，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共相并能熟练运用。这种初步的理性认识使他们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他们的活动有了预先策划、预先安排、共同合作的特点，而当他们运用共相来进行推断的时候，他们可以有预见性地把两件相隔遥远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可以制造出在动物界捕捉猎物的机会，原先只能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现在原始人到处都可以发现机会。比如，如果他们知道猎物的必经途径，又知道猎物在一个多么深的陷阱中会被困住，他们就会在猎物必经的地方预先挖好一个陷阱，或者说利用一个现成的陷阱（比如一个悬崖），然后把猎物赶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或者赶下那个悬崖。这是任何别的动物都做不出来的，只有人才能够做得出来，这也是“人是理性的动物”的最初体现。当然对于动物来说这就是欺骗了，所以有的人类学家说“人是能够做假的动物”，这也就意味着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一个重要作用，或者说特点，就是可以做假。特别是理性认识，一开始就是造假，用一个声音、一股气流来代表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并且在这个动物不在跟前的时候还谈论它，这不是造假是什么？但这就是人类的智慧，“真作假时假亦真”，比一般直接的真和假高一个层次。

人的智慧一开始就高于动物。动物只能运用它的本能，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某种自然物或者自然条件作为它的生存手段；而人却可以通过理性、通过全盘规划把整个自然界纳入考虑之中，用作自己的生存手段。这是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动物也利用自然界，但它是很狭窄的，它就是按照被规定好了的方式来利用那些规定好了的对象；而人则可以把那些看起来与人无关的东西（如悬崖）都纳入全盘规划而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是人的特点。他甚至可以改变周围的自然状态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比如在平地上挖一个陷阱来欺骗动物。

刚刚讲到人类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纳入策划中，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使人的生存水平远远高于动物。这方面有一个最明显、最典型的例子——人能够用火。

人什么时候开始用火？考古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人毕竟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知道用火了。比如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遗址中就有用火的大量沉积物。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的化石和遗址，也有用火的痕迹。古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偷下来给了人类，这是一个神话，但也说明能够用火是人类进化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能够引来在自然界中蔓延的火并能够保存火种，甚至后来能够人工取火，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这个进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自己的工具，当作生存手段；而且说明人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把自然界的现象拟人化地设想为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自然界的雷电使森林着火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逃跑，人也不例外。但是当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他会想到，既然自然界里所有动物都怕火，见火都在逃跑，那我是不是能掌握火呢？我掌握了火，那火不就成了我最厉害的武器了吗？那就不光是延长了我的手了，那就是将我整个地提升为万物的主宰了，火就是我本身的延长了，我就能以火的主人自居了。本来火的主人是自然界，但是人由于能够换位思考，能把自然界设想为自己，所以他就能够想象，有一天他掌握了火，那他就是自然之神，就是火神了。这样一来，所有动物都会怕他，都不敢欺侮他了。于是他就会想到，去那个大火燃烧后的灰烬里面取一根还在燃烧的木棍，引一个火苗出来，将它作为火种。

这正是人能够想到的，因为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我来加以策划，整个自然界都可以用他的立场来考虑。自然界这么强大的力量，何不把它据为己有呢？现存的火摆在他面前，他就可以把它拿来为其所用。人只有把整个自然界当作整体来对待的时候，才能考虑到这些。而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前提就在于，人是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种能力使他形成了进行抽象的能力和建立并使用共相的能力，最终形成了自我意识，即把对象，不管是什么对象，看作与自身相同的拟人化的意识。

人对自然界各种关系的掌握要比任何动物都全面得多、都懂得多，那些动物都是凭借自己本能的一些反应发挥着某种技巧。而人呢，可以学习，可以掌握，可以探索，可以筹划。火可以伤人，那能不能被人掌握呢？只要我们想办法既避开它的伤害，同时又掌握它，那它就是我的了。这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学习和尝试才做到的。因此，他比所有的动物更有远见，更能够算计。有的动物很狡猾，它也是处处防备的，但是它算一步，人可以算两步，还可以算三步四步，人的算计原则上是无限的，所以动物总是赶不上人聪明。这也说明人已经具备了概念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当然他是不自觉的，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形成逻辑学，但是他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能力，能够判断，能够推理。看到地上动物的脚印，就能知道有哪一群动物经过了、经过了多久、要多久才可以追上它们。这全是推理，这是由他们的想象力发展而来的，想象力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比理性推理更早一些。动物也有一点点想象力，有时也闪现出“灵感”，就像黑猩猩表现出来的，但人的想象力更丰富、更广阔。而一旦有了概念上的推理能力，人的想象力就极大地爆发了出来，有了理性能力的帮助，他的想象力就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也就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的表象。比如成为火的主人。这就显现了一种创造力，一种首创精神。自我意识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他的对象、当作他的另外一个自我，来加以全盘支配和规划，这就是他驾驭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他提升到“万物之灵长”这样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首先，他通过像支配自己的手一样支配自己的工具，而感到了自然界是他的“无机的身体”。因为工具并不是他身上长出来的，棍棒和石器本身也是自然物，但是通过人的制造和携带，这种原本是自然物的工具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所谓延长的手，只不过是无机的而不是有机的。所以马克思说人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这里的自然界最初就体现为工具。进一步，通过这种“无机的身体”的扩展，他可以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万物上去。工具本来是万物之一，而他把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设想，既然工具是身体的一部分，由工具所控制的其他事物也可以当作自我的一部分，使它们受自己的支配。比如刚才讲到的火，人是携带工具的动物，现在人还成了携带火种的动物。火种是不能熄灭的，要好好保存，在山洞里有专人看守，那是人的命根子。所以火就成了人类的二阶的工具——由工具所制造的工具。珍妮·古道尔说的“工具的工具”这个时候有了应验，这是必须有更复杂的思维结构才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只有当人能够自如地像运用自己的手一样运用一件工具时，他才能用它来制造另一件工具。但这种思维模式离人猿最初的区别已经很远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人就开始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可以支配的对象、可以为其所用的潜在工具，因此他对万物都具有了好奇心和兴趣，他留意各种自然现象，努力探索和研究它们：既然火成了我身体的外在的部分，或者是我身体的延长，那么我探索万物就都和自身相关了。例如，我开始仰望星空，因为就连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用它来确定季节，以及预测什么时候该下一场雨。

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身：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我这一部分是这样，我那一部分是那样。原始人也是，当他把万物都看作与自己切身相关时，他就有了一种好奇心，有了一种探讨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有来由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对万物的了解用于自己对万物的规划之中。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周围的态势太了解了，各种事物他都有把握掌握它们的动向，能够把它们加以利用，所以他就对万物有了广泛的兴趣，哪怕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比如他知道哪个地方有个水塘，哪个地方有个悬崖，好像这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有一群动物从这里路过，那就显示出它的用处来了，他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来策划一场围猎。那么他要了解这样一些资讯，平时就要注意去观察、去掌握。比如经过一个悬崖的时候，领头的人就会去目测这个悬崖的高度，并记在心里，看似没有用，但到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求知的兴趣超过了眼前的功利，知识带来了预见，预见激发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求知，这就带来了更大、更长远的功利。兴趣和好奇心可以带来更大的功利，这就比一般的动物要高明多了，使人类远远超越了其他一切动物，而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一个物种。

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求知的兴趣里面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超功利的倾向，这种超功利的倾向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发展成一种完全超功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种惊奇感。惊奇感就是，你一看，哎呀，这个事情多么新奇啊，我想要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当然原始人也是有目的的，他关心一件事是为了对周围的环境更加了解，将来在与动物发生遭遇的时候，他就能预先筹划，并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兴趣会发展成一种纯粹超功利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和惊奇感一旦独立出来，就会成为一种精神生活。这就是到了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有了一部分不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好奇心就可以不只是用在生产劳动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了。比如说一些奴隶主，他们衣食无忧，这时候他们的惊奇感就独立出来了，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好处，而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最纯粹的知识，也就是爱智慧，就是哲学。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闲暇”，同时也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就是说，哲学是闲暇使人的好奇心彻底摆脱了功利的产物。什么人才有闲暇呢？贵族和奴隶主啊。有那些奴隶帮他做事，他就不用操心啦，他就可以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干什么呢？好奇嘛。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仰望星空时一不留神掉进一个坑里，别人就在旁边笑，说他对天上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对脚下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泰勒斯告诉他，明天会下雨。那人只是当成笑话听，但是，第二天果真下了雨。泰勒斯还曾观察天象，预测来年的气候比较适合橄榄的生长，橄榄肯定会丰收。他事先把米利都整个地区的榨油房都租了下来，于是第二年发了大财。你说我仰望星空没有用啊？我证明它是有用的，但我不是为了要发财。发财算什么，我又不缺钱，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泰勒斯有力地回击了世人对“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的讥笑。当然，这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才会有的现象。我们经常痛骂阶级社会、阶级分化，其实阶级分化在开始的时候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分化，没有一部分人脱离生产来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人类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和幼稚的精神水平上。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也就是对事物感到迷惑不解，对新鲜事物感到特别惊奇。小孩子都会有惊奇感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把这种精神的本能都压抑住了。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惊奇感不是感到高兴，而是觉得它妨碍了小孩子学习知识，所以要拼命把小孩子的惊异感压下去，凡是与考试无关的都不要学。这是不对的，哲学起源于惊异，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一份天赋，有惊异感。所谓惊异感，就是摆脱一切功利的考虑、不抱任何目的地对纯粹知识的一种追求，也就是爱智慧。对智慧的爱是人类的天性，压抑这种天性就是压抑人性。但是在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智慧，但并不爱智慧，因为中国人始终未能达到超功利的爱智慧。所以很多西方哲学家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只是用来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是很切中要害的。爱智慧是一切智慧之源，由于中国人缺乏爱智慧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智慧一爆发出来就停滞了，停留在日常够用的水平上了。

要探讨哲学的起源，我们必须看看西方、看看古希腊的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哲学在古希腊是最高的知识，当然它产生以后可以用于各个方面，比如说发财，但首先是用在思想上，它是“对思想的思想”。人类在产生的时候就有一种爱智慧、追求知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阶级社会里被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并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发展起来。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真理和真相的纯粹精神活动，它要搞清事情的源头以及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根。古希腊哲学产生时就是一种科学，讲万物的本原、自然的构造、运动的原因等，这都是后来自然科学的话题。哲学到后来研究更高级的东西，但是它一路走来留下的都是科学，而所有的科学背后都是科学精神、爱智慧。

我们要搞清楚，科学和一般的技术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精神，也就是哲学，就是爱智慧。我们的学校叫“华中科技大学”，把科学技术混在一起，容易导致误解。当然，我们学校不光有工科，也有理科，还有文科，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科学就是技术，科学技术发展了国家就发展了。人们往往忽视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是有哲学根基的，技术则没有。我们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有一个说法很经典，他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而没有一流的哲学，就没有一流的文科。”为什么？哲学就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科学如果缺少哲学就是没有魂的，就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不要以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解决任何方面的问题，就具有科学精神了。

不仅仅是中国，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科学精神也开始走下坡路，所以有科学理性违背人文精神一说。但其实违背人文精神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没有哲学做基础的技术理性。毕竟西方人的表现是不同的，他们的大学要求每一个理科或者工科的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这种哲学素养不一定要通过上哲学课或者获得哲学的学分而取得，而是从小就要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善于提出问题和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如我们，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如我们好，对学生很放任，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或者说保护小孩子的哲学天性，以便他们长大了以后具有哲学精神，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的支持。

哲学在科学里面就体现为一种科学精神，当然这种科学精神也只是哲学一个方面的体现。哲学除了体现在科学认知上，还体现在其他的一些精神活动中。“真、善、美”都是人的精神活动，但是人的哲学思维还是最切近地体现在认知的方面，人的理性首先成就的是真的精神——求真。在这个基础之上，理性被运用到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理智支撑着人其他方面的精神，比如说道德需不需要知识？道德本身需要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审美和艺术也是这样。审美和艺术也是一门学问，道德也是一门知识，当然不一定是科学知识、自然知识，而是人文性的知识，是哲学知识。今天有人说，有的人没有知识，他反而有道德。他没有知识怎么可能有道德呢？凡是人都有一定的知识，也许他没有读过书，但他还是有一定知识的，至少有人际关系的知识。这是“知”的方面，我们要先讲。为什么要先讲？“知、意、情”、“真、善、美”，知和真都是奠定基础的。

下面我们再看“意”的方面。

（二）意的方面

“意”就是意志。有了自我意识，动物对生存的物质对象的欲望就上升到了人的自觉意志，所有的欲望就变成了人的意志。人也是动物，但是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望不太一样。动物也有自己的目的，但动物的目的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饿了就要寻食吃，渴了就要找水喝。而人的目的、欲望随时有意志控制着，常常与饥、渴没有直接的关系。意志和欲望的一般不同之处就在于，意志是由理性所掌控的。理性在认识方面形成了知识、科学、哲学，在行动方面形成了有意识的自觉的目的性活动，那就是意志活动。意志活动是理性在行动方面的运用，不是为了好奇心去单纯认识世界、追求知识、爱智慧，而是用理性来掌握人的行动。意志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自己按照理性的普遍法则所设立的目的性。动物也有目的性，动物的目的性不是它自己所设定的，而是由它的本能所决定的。狮子吃饱了以后就躺着睡大觉，旁边有羚羊经过，它也不理不睬，因为它不需要。然而人就不一样了，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有自己策划出来的行动目的，并且在这种策划中，他对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合理认识。人树立自己的目的不是通过感性而是通过理性，哪怕是在不饿的时候，人见到他可以捕猎的对象也会捕猎，以备不时之需。动物也有手段，比如猎豹的奔跑，但那是大自然给它规定好的。而人呢，由于他会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并且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作为他的手段来加以策划，所以他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设定好了一个手段的链条。他有一个程序，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他的规划都是由理性所控制的。

因此，意志肯定是以理智为前提的。人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有一种认知，即便有时候这种认知不太正确或者根本不正确。这个手段能否达到他这个目的，他没有自信，甚至明知不能达到他的目的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在他的设想中他是可以达到目的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有目的的，他不在乎自己实际的后果，他在乎更高的东西，比如道德。不管他的认识是否准确，也不管他是否想利用现实的手段去达到现实的目的，总之，他在自己的设想中认为自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他朝一个假想中可以实现的目的去努力。当然，他有时候可能失败，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但是毕竟这样一种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他的认识不正确而否定他行动的意义。前面讲哲学的精神，那是为认识而认识，为真理而真理，而现在这样一种思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认识。他的认识成了他的工具，他的认识不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要通过认识去达到其他的目的。

如果达到了目的他就给一个好的评价——这个手段是好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手段善，但是好和善在后来开始区分开来了，善主要被提升到道德的层次上来理解，如讲“人性本善”。古时候，经常把好和善当成一个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实用性的善，也就是好。这种意义的善，就是说那个工具和这个目的恰好适合，它十分“利”于这个目的，也就是善。善最开始有这个意思，就是某种东西好，它适合一个目的。我们说这个锤子很好，这把剪刀很好，因为它适合达到我的目的，所以善和好最初就是合适的意思。合适不合适，要因人的目的而定。西文good在拉丁语里面就是“适合”的意思，适合就是善，就是好。动物只需用它的本能就能决定它的手段和目的，所以它不需要善啊好啊这种概念——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也算是一种认识、知识，这是动物所不需要的。而人呢？在他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过程中，在他利用大自然来达到他的目的的过程中，他首先要判断这个工具是否实用，是否好，好的工具他就“爱不释手”。所以，他的目的和动物的目的不一样，动物的目的就是找些东西来吃，而人的目的通常都是间接性的，达到一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另外一个目的，制造一个工具是以制造另外一个工具为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也可以当作一个手段助他达到另一个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在手段与手段之间不断地往后推移。

这样一来，意志在实践行动中，在走向最终目的的过程中，就可以设计人的行动的程序和步骤。意志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可以体现人最终达到的目的以外，还能体现出他对这种最终目的的推延和克制。要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首先要做一系列的准备，要设计一个程序，先干什么，再干什么……一步一步接近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克制和忍耐，以免把事情搞砸了，以免欲速而不达，这就是行动意志的特点。这个行动的意志始终在各个环节保持它的一贯性、计划性，以及它的坚韧不拔和对挫折的承受力。一个有意志的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那他就受不了、做不到，他只有很小的承受力。他虽然也设定好了目的，但没有设定好完整的手段链条，也没有定力去走完整个链条，或者受到一点挫折就算了，前面就白费了。但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呢，他就可以坚持到底，有言有信。这需要强烈的意志，而强烈的意志则要通过理智来维持，有理智的人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懂得隐忍不发，现在还不到时候，要养精蓄锐，步步为营，伺机而动，该出手时再出手！或者他善于在实战中吸取教训，调整他的手段设计，变失败为成功。

人一直在实践活动当中，而且不仅和事物打交道，还要和别的意识打交道。人生活在群体中，人的类意识与自我意识使得人比动物更适合在群体中分工合作。在狮群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分工与合作，有的狮子去追捕，有的狮子去埋伏，彼此达成默契。但是人的类意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直接的交流，可以明确分工：你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而且在行动中，他们可以形成统一的共同意见，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如何更好地建立人的协同意志？那就要大家团结一致。于是，用来评价事物与人的目的相适合的那个“好”字，这个时候就提升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善”的意义。原来那个好也叫善，但是那个善呢，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我们今天通常称其为好，而不再称其为善了。我们说这个工具很好，但是不会说这个工具很善，今天讲善的时候都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好呢？好可以讲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个好人”，也可以讲人与物的关系，多半用于人与物的关系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层次区分开了。最开始是人和自然的适合，我们称为“好”，但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有了彼此相互适合的“善”的一面，这个时候就开始具有了道德。因此，人与人关系中的善和道德都是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上的，它与每个人在同自然打交道时的“好”的意志具有相同的起源和结构，但层次更高，它是诸多个人意志相互协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意志。当我们将这种共同意志转过来对付自然界的时候，人类的力量就比单个人的时候大大增强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错，但团结是更高层次的力量。

但是，人类的道德长期以来是靠牺牲某些人的意志来成全总体意志上的一致性的，所以在这种道德关系中，意志上的自由因子长期以来被遮蔽、被压抑了。人和自然的适合本来是由人自己的意志所设定的，这时人的自由虽然也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限制，但人毕竟是感受得到这种自由的，因为人有理性而自然物无理性。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善，则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意志所设定的。人所面临的不是无理性的自然物，而是另外一些同样有理性的人，人们之间不一致的意志很难由单方面的理性来消除。所以，人在道德上行使自己的意志时，这种意志的自由本质长期以来就被遮蔽了。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好、道德上的善，好像不是由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强迫性的意志决定的。我们要做好一件事，先要把工具打理好，这样一个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好像不是由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既定的。我们生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从我们生下来就决定了。于是呢，道德就变成了外在的一种框架、一种伦常、一种礼。中国人讲的“天命”，就是这样一种规定好了的东西。由于生存的需要，人与人最初的道德关系并不是通过提升到自由意识上的一种自觉行为来确定的，人总是以神的命令或圣贤的楷模来要求他人，这固定为一种传统伦常的思维方式、一种风俗习惯，甚至一种宗教信仰的方式，以上帝的名义强制灌输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实际上，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意志，是由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的，但是他自己长期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贡献就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地把道德的本质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道德的本质就是每个人的自律。自由意志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纯粹的意志，只有自律的意志才是纯粹的意志。这样一种道德不再是我们向圣人学习的体会，也不再是神的命令，而是遵守自己纯粹理性的自律法则，为道德而道德，为意志而意志，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揭示了道德的本质。道德的本质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的自律之上的。自律，就是自己给自己建立规律、建立法则，自己遵守自己的规律、自己的法则。如果按照自律来行动，就没有现实的功利和其他强制性的目的的束缚，就是超功利的，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为意志而意志、为自由而自由，就达到了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这个最终达到的境界就是“目的国”。康德讲人类最终走向一个“目的王国”，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人类未来事业的发展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使得全人类都成为自由人，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这个目标同时也是一个理想的道德目标，它体现为每一个人的道德追求，这就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个层次显然和那个功利性的、技术性的、实用性的目的完全不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

我们上次讲到了意志方面的问题，意志产生人精神上的追求。“知、意、情”，认识、意志和情感这三方面都属于精神生活的内容。意志上产生的追求，我们讲到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比较低层次的，就是为满足人的欲望服务的——所以人们通常把欲望和意志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很接近。欲望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意志就是为了欲望而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坚持不懈地去实现某种更长远的欲望，这种坚持就被看成意志。但是意志实际上有更高的目的，有超越欲望之上的目的。意志本身超出我们日常的生物本能方面的欲望，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目的、纯精神的目的。这种高层次的追求有时也被称为欲望、渴望，但实际上与一般的欲望不是一个层次的。

我们上次也讲到，康德的“目的国”以及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都是人的精神上的追求，是对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一种理想的社会的追求。当然，康德不认为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把他的理想国、目的国实现出来的，也没有设计实现这种理想的完整的手段，他认为那只是个理想而已，只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道德素质、道德修养而提出来的。作为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你可以这样去生活，那就够了，不一定也不可能把这个目的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出来。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他这种观点怎么样，反正人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哪怕是一种空想，只要它是一种合乎人性的空想，你为这种空想去有目的地生活，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对人性的提高总是非常有用的。宗教也是一种理想，它也不指望此生此世就能实现它所许诺的目的。这种道德的理想属于意志领域的精神层次，或者说纯精神层次。既然它不掺杂那些本能的欲望和感觉经验的层次，不掺杂人世间的幸福和物质上的幸福，那么这样一个理想的目的是不是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当然，像康德那样完全把它当成抽象的理念挂在那里也是不够的。至少，我们应该为它寻求在现实中实现的途径，而且它一旦实现，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将带来人类物质幸福的飞跃。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

在人类的历史中，这样一个理想的目的，只有在人类社会已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能满足人类基本的物质需求这样一个基础上，才有条件去实现。大家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吃饱饭，然后还要多吃，要比别人多吃。多吃多占不一定是为了多长几斤肉，也不是要比别人更经得起饿——我们今天已经觉得肉太多了，要减肥，还发明了饥饿疗法。那时候多吃就是要比别人占有更多的特权，就是要追求这种不平等。所以这是个道德问题，人人都在追求不道德，个别人坚守道德就会吃亏，甚至会活不下去。这就没有道德理想的条件了，那些理想就成了幻想。所以，就连康德也讲德福一致，既有德，也有福，这才是最完善的。人们所得到的幸福能不能与他们的道德相匹配？如果能相匹配、成比例，那就是最高的完善了。康德设想这样的德福一致时，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但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就会认为，这种寄希望于上帝的德福一致，是一种空幻的假设。这种理想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人类自身高度发达的文明。

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追求幸福的手段的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会相应地有所提高。中国古代的管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看出了这个道理，他有一句话叫作：“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库里有了粮食，人们就知道礼节了；衣食充足了，人们就知道荣辱了。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时候是没有尊严的，当他衣食富足的时候，他不再为自己起码的物质生活奔波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人的尊严，他就想到要过一种人的生活、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充分的适合、提高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之上，才能够真正地得到解决。在此之前，当人类的生产力很弱，人类还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需要一定的规则。那个时候的道德就是吃饱肚子的道德，谁能够让大家吃饱肚子，谁就是道德的。

几千年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人与人也要发生关系，但是那时的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服务的，是一种服务性质的。人要与自然打交道，但单个的人对抗不了大自然，所以必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就可以对抗大自然，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所相信的一个道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一般的解释是，人“一定能够战胜天”，这种解释其实是不对的。人定胜天的意思应该是：人类社会如果安定团结了，就能够战胜天；天下大定了，人就可以胜天。换句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西方人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讲“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取更多满足我们需要的生活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为了这个才要团结。

这种团结在古代就是在一个皇帝周围搞大一统，大家都服从他一个人，皇帝就是大众的“救命恩人”。用一句说烂了的话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解民于倒悬，就是让人们有饭吃、有衣穿。这就是儒家的理想社会了。儒家对理想的看法就是满足老百姓衣食的基本需要，认为这就能实现国泰民安。但对老百姓精神上是否有更多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需要，好像儒家还没有来得及讲，而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又都是落实在拯救生民、维护皇权之上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面临吃不饱饭的问题、饿肚子的问题，这是首先要解决的。当人与自然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时候，比如今天进入到新时期，我们能够吃饱饭了的时候，人才能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超越出来，超出广大劳动人民能够吃饱饭这个最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而进入到一种纯粹精神性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才有可能颠倒它们的次序，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成为人与人的精神关系的一种手段。

我们现在发展生产，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道德的、正义的社会，一个有利于人性自由发展的社会。这就具备了实现康德理想的“至善”的条件，具备了实现与道德相配的幸福的条件。你拥有幸福不错，康德也不反对，但是如果你在道德上与你的幸福不相配，那么这种幸福只会是一种腐败。比如，贫富差距那么悬殊，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紧张，一些无才无德的人非法获得了巨额利益，GDP再增长也是不道德的。当我们满足了起码的生活需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些问题。现在不是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分配不均，我们的某些官员缺德，带坏了社会风气的问题。为什么托克维尔说繁荣时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就是这个道理。衣食足了，不但知荣辱，而且知正义、求公平。如果忽视这一点，还抱着老眼光，认为吃饱了还闹什么，那就有丢失政权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倒过来，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为整个社会道德的改进、为达到一种德福一致的至善而服务的。我们要提倡一种精神生活——不是说不要物质，物质是基础，这个没错，但是不要仅仅停留在物质上。很多老百姓现在还有这种观念：我不要你讲什么理念什么道理，也不听什么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大话空话，我只有一个标准，能够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实惠的事我就拥护。愚昧啊！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穷怕了，饿怕了，每次动乱带来的都是灾难，所以他们已经不相信任何道理，只相信吃到嘴里的、吞到肚里的东西。我们应该朝更高的水平发展，建立起公平正义的政治体制，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颠倒的过程：一开始人与人的关系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服务，发展到后来，人与人的关系开始独立出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虽然人与人的关系一开始是为了经济、为了生产服务的，但毕竟已经蕴含了纯粹的精神，蕴含了为道德而道德的目标，蕴含了为义务而义务的因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讲道德都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道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已经是不道德的了，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种道德原则。比如宋明理学中讲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节是最大的，为了守节，饿死了都可以。抽象地讲，这相当于孟子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过当时讲的具体内容却是不准寡妇改嫁，说是违背“从一而终”的贞操观。还有一些荒谬的做法，比如你的嫂子掉到了池塘里面，你去拉她一把都不行，万一没办法去拉了她一把，那就要把这只手剁掉。极端到这种地步，在今天看来是极不现实的，也是极不道德的。但是那个时候讲道德已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甚至哪怕有极大的害处也要坚守。所以尽管这个阶段的道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仍然有一些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的仁人志士，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说他是为了物质利益吗？他也不是，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就是为了守住那个节、那个德。尽管那个节、那个德在今天看来不值得守，但是他已经有这种精神在了，就是超越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超越生命的考虑。

这种情况在人类的早期，在人类的类意识非常强烈的原始时代，反而有更多的体现。原始人自愿牺牲个人成全群体，这样的事情很多，那个时候的群体意识要远远强于个体意识。原始人是没有多少个体意识的，有的原始部落连“我”都不会说，但他们有很强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为了“类”可以牺牲自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原始时代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但这种道德是非常粗糙的，在今天的严格意义上只能算是习惯，或者说是传统、伦常。只是在今天的人类看来，原始人比文明时代的人在道德上更高尚，卢梭和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有这种说法，就是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他们的道德就堕落了，因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导致了人类的道德水平下降。文明时代产生的过程，就是道德堕落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道德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文明时代道德普遍堕落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还讲道德，那这种道德就比原始部落的道德更深、更高，因为它已经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而不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本能的服从形式。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你说他们是道德的吗？他们不干坏事，也不知道干坏事，他们本来就是善的，上帝造的都是善的，你让他们干坏事他们也不会干。可是到了文明社会，如果有一个人是道德的，那么就和亚当、夏娃不一样了，因为他会干坏事但他不干，这个道德水平应该就更高。当然这些人在文明时代是个别的，而在原始时代这几乎是全体的道德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导致了道德的衰落，但同时也导致了道德的升华。

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社会道德的目的，从内容上看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首先是为了某个恩人，感恩、报答、知恩图报，为了某个人的有恩于己而去遵循某种道德。当然这里面最直接的恩人就是父母，生养之恩、养育之恩，这是最直接的。然后就是从某个家庭扩大到某个家族，继而扩大到某个宗族，某个同宗同姓的群体。再就是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某个国家，或者说某个民族。比如我们讲中华儿女，凡是中国人我们都认同。最后扩大到为一切人类，而且是为了一般人性，如果有外星人——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也承认他们也是人。到了这一步，就是一个根本层次的提高，因为讲到一般人性，我们就不考虑地区空间范围了，而是考虑它的性质和本质，一般的人性最终要归到我们内心理性的良知，那就是为了良心了。康德的哲学就是讲这个道理，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性而道德，那么他就是为了人类，而且人类只是一般良知的一个例子，不只是地球上的人，也包括外星人，只要他有理性，他就会有良知。康德那时已经猜测在其他星球上也许会有理性的生物，如果有，那么道德也可以扩展到他们身上。他是跳出了地域的限制，而将其提升到了哲学层次上的普遍原则，就是个人理性的良知。

反观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现象，这正是从我们传统道德的内容，也就是“家国情怀”，转型或扩展到共同道德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因为我们不适应啊，我们之前所习惯了的是家和国、忠和孝的道德规范，现在要我们超越这样的道德规范，放眼于普遍理性，包括全球人类，我们旧有的道德标准就不适用了。这样的转型对旧时道德有一种解构作用。旧道德只顾及家庭或国家、民族，当然顾及民族没有错，但还有别的民族。怎么与别的民族相处？我们今天要突破这个框框，要进入到普遍理性的视野。但我们还没这个习惯，还接受不了，这就导致道德滑坡，无所适从。当然，最冲击旧框框的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加入WTO以后，整个经济生活都全球化了，以往自然经济的那种家庭、家族血缘的封闭观念都被解构了，我们的道德就没有依凭了。旧的开始衰微，新的却还未确立。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我们要把自己的道德扩展到全人类，同时又深入、深化到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两方面是相通的。深入自由意志的普遍规律不是外来的，而是每个人内心自生的。这样一个旧道德的解构过程恰好在为新型的道德准备新的基础，所以展望未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在全球化的时代最终都会形成一种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这个基础之上，是不是就实现了理想社会呢？那倒不一定。很可能到了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切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美好。就像我们今天讲民主、法治，我们讲的好像是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反过来看，已经建立起民主、法治的那些民族、国家和地区，好像也不怎么样。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全都是好的，那肯定不现实，不可能有一个社会方方面面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层次上有所不同。章太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叫作“俱分进化”，就是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但是这个进化呢，不要想得那么美好，它的善在进化，恶也同样在“进化”。哪怕我们觉得未来社会很理想了，但恶也“进化”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和恶是不可分的，同时进化，这是很有辩证性的。但是不可否认，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善和恶这样一种矛盾关系也比当代社会善和恶的矛盾要高级，作恶也要比现在的作恶层次高一些，善就不用说了。哪怕那个时候的恶人、坏人的层次比现在高得多了，也许按现在的标准看还是善人，现在我们有时候和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连动物还不如。我们不能因为将来的社会也有坏事就停滞发展，甚至要回到古代去，那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历史必然性的。今天之所以要在道德方面建立自由意识，建立自由理想，建立精神生活的追求目标，理由就在这里。

人类从人猿相分离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人类起源上的本质特点就已经蕴含了一切精神生活的种子，虽然还没有发展出来。在意志方面，也蕴含着道德的种子。道德的种子就是我们可以毕生追求的精神上的理想。

这是意志的方面，我们下面再来看情感的方面。

（三）情的方面

人类知、意、情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归结到人类的起源和人的本质，前面我们都是这样讲过来的。在情的方面，一旦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前面我们讲了自我意识是怎样产生的，人类从最初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类意识和自我意识，产生了把对象人化和把人本身对象化这样一种心理结构——那么，动物由外界被动引起的一种盲目的情绪就上升到人的有对象的情感。我们在情的方面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即从情绪上升到情感。

人们很容易混淆情绪和情感这两个概念。在西文里，这两个概念字面上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做出一个本质的区别：情感是有对象的，因为它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对象、把对象当成自己，它里面是有对象的——而情绪是没有对象的，是不指向任何对象的，它没有区分自我和对象，是物我不分的。

在自然的条件之下，动物没有情感，只有情绪。情绪是不指向对象的一种内在的体验，是由生理刺激而产生的，比如动物都有喜怒哀乐。人也有情绪，我们有时候说今天我情绪不好，为什么情绪不好？那要回忆回忆、考虑考虑，才找得到原因。比如，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感冒了，或者今天天气不好……要想想，才能想得到。情绪是先就在那里的，不管你想不想。但是，人类除了情绪还有情感，情绪和情感在心理方面统称为感情。与情绪不同，情感是有对象、有指向性的，它必须明确意识到它所针对的对象，它本质上就是对一个对象或者他人的情感。这个对象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物，但是人们把它拟人化了，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比如，人们在爱的时候一定能够意识到所爱的对象。也就是说，你说我爱，那么人家肯定会问，你爱谁？但是，情绪呢，你说我今天情绪不好，这可能没有对象，或者没有意识到对象，它是内在的，不指向任何人，即没有指向性。人家说，你怎么脾气那么大？你就解释了，你说我不是对你的，是我今天情绪不好。但是对于情感，你不可能没有明确的爱的对象，不是对一个人，就是对一个物。而且即使对一个物，也是拟人化了的物。你不可能把对象看作一个没有情感的东西而对它发生情感，即便是一个物，也要把它拟人化，设想它是有情之物，这样才能爱它。像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看到青山多妩媚，我料想青山看到我时也应该是这样。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青山，青山就活起来了，成了有情之物。不仅爱的眼光有一种拟人化、对象化的感觉，相对的恨肯定也有一个对象。说一个人恨，却不知道恨谁，这是没有的事。羡慕、怜悯、嫉妒、嘲讽等这样一些感情也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情感都是这样的，都是有对象的，而这个对象至少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

所以，情感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一个人的情感，这是情感社会性的本质，表现在它是有对象性的，这个对象只能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人的情感。你爱他或者你恨他，你是爱他或恨他的相应的情感。马克思讲过，“人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你的爱是要得到交换的，也要得到回报。但不光是回报，如果你的爱得到的回报是恨，那么你的爱就是失败的；如果你的爱得到的回报是爱，那么你的爱才是成功的，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情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同情、一种共鸣，它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同情、得到共鸣。情感必须要以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或表现出来，最直接的就是用你的话语、表情、关爱等来表现你的爱，这都是对象性的方式。

专门做这样一种情感表现的就是艺术。人们用艺术品来表现对人的爱恨情仇，这个艺术品就是一个媒介，是用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社会性媒介。它演变成这样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艺术和艺术品。这就不光是以对象性的方式表现情感，而且是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了。这样一种媒介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我们前面讲了，动物也有一种打引号的“情感语言”，比如说表情、姿态或者肢体语言，但只有人才有真正的情感语言。前面讲到人的语言是一种命题语言，它是一种叙述、一种描绘，因此它是对象化的语言。即使是抒情，也是借助叙述和客观描述对象而进行的，如中国古代讲的“赋、比、兴”。以客观描述的方式说一句情感性的话，这就具有艺术性，因为这种客观描述承载着向另一个人传达情感的使命。卡西尔曾经讲过，命题语言和情感语言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卡西尔看得很准，但是他的用语有一点问题，因为在西文里面情感和情绪是不分的，在英文、德文里面情感与情绪都是同一个词。卡西尔的区分要是更准确一点，或者他用汉语来表述，他应该说，具有命题性、描绘性的情感语言与不具有命题性、描绘性的情绪语言的区别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分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优势，汉语可以区分很多西文区分不了的微妙概念，下面我们还要讲到。

其实，人的情感语言与动物的情绪表现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有命题性。什么叫命题性？也就是具有对象性。命题性也就是对一个对象加以客观描述。我们说“这是狮子”，或者说“狮子是凶猛的”，这都是对对象的描述。这是动物做不到的，动物只会叫唤、报警、示爱等。但是人可以描述，人的情感不是主观自发的（像情绪那样），而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指向一个对象，并且他要使别人能够懂。他的情感语言是为了使另外一个人能够懂，而不仅仅是让另外一个人做出反应。

比如说，母爱常常用某种肢体语言来表现，通过发出某种声音来表现。这在人和动物身上都有，很多家庭的母爱就属于这种动物层次。母亲肯定爱自己的孩子，怎么爱呢？就是关心他的衣食住行、冷暖、温饱，这就是母爱！但是这种母爱严格说起来是一种情绪而不是情感。我们今天虽然认为这是一种情感，母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就知道了，他就会对母亲说，你实际上爱的是你自己。很多母亲实际上爱的是自己，她不是爱一个对象，不是把对象当一个对象、当一个人来爱，而只是当作自己身上的骨肉来爱。母爱的概念是有歧义的，有的还停留在动物层次。这也许可以引起孩子对她的感恩，但是这个感恩和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她可以用母爱这种情感在孩子那里换来一种感激之情，孩子长大了觉得母亲从小就关心我、养育我，我得报答，但母爱本身并不求报答，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对等的。真正的母爱应该是爱的对等的交换和传达。也就是我爱这个孩子，也让他能够爱他自己身上值得爱的地方；我对孩子的爱影响了孩子，让这个孩子形成一种自爱，也因此爱一切值得爱的人。这才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一种情感，而不单纯是情绪了。

当然这个界线是很难分的，有时候你说母爱是情绪，但它也有一种情感的因素，这是分不开的，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区分。我们有时候讲，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爱孩子，你一贯纵容他，那能叫爱他吗？他将来懂事了以后就会说：“你爱我就是为了爱你自己！”许多父母爱孩子，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爱中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是情绪还是情感。如果是情绪，那就是本能。符号和记号的区别也基于这一点，记号可以是个人的，但是符号必须是两个人之间确定的一个共同意义，它可以使两个人所理解的东西相符。符号和记号——单纯标记下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继续讲刚才讲到的符号。符号是至少两个人，或者人与人之间，在对一个对象的理解上面能够达到“相符”的标志。情感的符号就是这样。母亲对孩子的爱能够换来孩子对她同样的爱，这就是情感的传达。如果换来的只是孩子对她的报恩，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感，还不能说她的情感交流是成功的。一种爱的情感如果不能得到对方的回爱，那么这种情感就是失败的，因为情感的交流是未完成的。如何能够借一个对象把自己的情感传达出去，使对方引出同一种情感呢？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对象化，营造出一个艺术作品来。当然，一般的表情、语言都可以表达情感，但是传达情感则要求对象化，语言要艺术化，表情要表演化，或者造出一个东西要具有艺术性。

比如一个同事病了，或者说他的脚受伤了，你到医院看他，送他一根拐杖，他当然很感谢，这就是表达了情感。如果你在拐杖上面刻上一首诗，那他就不光是感谢了，那就是心意相通了。感谢这种感情是带有功利性的：你买这么贵的拐杖送给我，肯定有利益的考虑，至少我会掂量一下它的资费。但是刻上一首诗，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让我真正懂得你的情感。如果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那就更是传达你情感的一种方式，就已经是艺术了。所以，人类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这种情感。比如原始时代的陶工制作陶器，据说他在完成一件作品时会把它高高地举起来让其他人欣赏。他做一个精美的陶器，把全部的情感倾注在里面，然后把它举起来让别人也欣赏，这就是在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了。所以，情感从本质上说是有共鸣性的，情感需要得到共鸣，不光是得到回报。当然情感也需要得到回报，但是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原先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情感传达就是未完成的；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的情感是一样的，达到了共鸣，那么他的情感传达就完成了它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艺术性的”。情感传达的程序完成的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这就涉及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了。

在最早的生产劳动中，艺术性已成为生产劳动的本质性因素。但这个艺术性在其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具有一种实用的、工艺性的作用。所以，我们把那时的艺术称为“实用艺术”，把那时的劳动产品称为“工艺品”。最早的艺术性活动在原始人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用性和工艺性。比如一把刀具的形制，既要适合某种使用的要求，也要具有优美的形式。又如人们在划船的时候一起唱歌，这样就能保持节奏一致，就不累。艺术就有这样的一种技术作用。工艺性的艺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性。社会性可以促进大家一起用力，这样就能节约体力，而在步调一致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又传递了一种情感。最早的节奏、用力时的号子、和声等都是传达情感的。除了步调一致，更重要的作用是增进感情、增进了解。在原始生产中，艺术性因素最根本的作用不在于技术性的作用，而在于通过情感的传达，把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情感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影响，对物质生产也有一种间接的反作用。以往的原始艺术研究者们经常只看到艺术性在生产效率、技术上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它在社会情感方面、在形成统一的社会性方面的更高层次的作用。

艺术性因素在原始社会的劳动中就有这样一种作用，而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和整个历史的发展，随着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部分人独立了出来，比如一个部落里的酋长、祭师，他们就可以不用劳动了。于是，他们的巫师就专门创作他们部落的史诗、歌谣及祭祀的仪式，这就形成了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分化。从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了分工，一部分人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从事脑力劳动，这样精神劳动就从物质劳动中分化了出来。这时，艺术性的因素就开始独立出来，出现了一些行家。比如，有一些人成年累月地在洞穴中画壁画。那些形象很逼真，现代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不可能画得那么像。这样，艺术性的因素就从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了，它不再为了技术，而是为了美。当然，刚开始也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巫术和宗教。进一步分化后，就仅仅是为了美，这就产生了真正的艺术家了。

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开始有了专门的艺术，有了美的艺术，就是纯粹的艺术。中国古代的 “艺”，最初是劳动生产的一个概念，即“种植”的意思。如同今天的园艺、农艺，就是种地的技巧。而古希腊的“艺术”，techne就是技术、工匠的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了美的艺术了。但从近代以来，人们才意识到，艺术和技术是有区别的。技术也叫艺术，但是艺术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叫“美的艺术”。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撇开实用性而专门用来传达情感的。传达情感不同于单纯的交换情感或激发情感。当他人感受到你的情感并与之产生共鸣时，这才是传达情感。比如一篇讲话，如果它具有传达情感的意思，那它就包含了一定的艺术性因素；如果它干巴巴的，仅仅是一些概念，那就没有艺术性，只是一篇讲话而已；如果它通过一些形象、隐喻的方式能够激起听众同样的情感，那这个讲话就具有艺术性了。这就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

我在阐述我的美学观点的时候，提出了艺术与美的一个定义系统。现在的艺术学和美学都不讲定义了。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人们都不讨论了，但我还是要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一种哲学上的、经过严格推敲的定义。我的定义是：艺术就是情感的对象化；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所以，美与艺术是一回事，但表述是不同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恰好构成自我意识的内部结构，即把自我当对象和把对象当自我的结构。艺术就是把情感对象化，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这种对象化就是为了引起对方或欣赏者的共鸣。而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把情感对象化了以后，在对象上看到了自己的情感，那就是美了。在对象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传达出来的情感，我就对这个情感产生了共鸣，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情感，那就是美。而美感呢，就是通过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这种情感共鸣。总体来看，审美活动就是借助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传达情感的活动。它在现实性上就是美感。传达情感有现实性的和非现实性的，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如果成功地传达了情感，那就引起了美感，我们就把这个引起美感的对象称为美的。为什么称为美的呢？因为它里面蕴含着情感，它看起来是一个对象，实际上是对象化了的情感。

这里是一个定义的体系，我把这个体系称为“传情论的美学”——这是我20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体系。“传情论”的本质就是情感的对象化。情感与情绪的区别就是刚刚我所讲的，看它有没有对象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对象化呢？就是为了传情，在人和人之间、在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之间传情。艺术的情感对象化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对方、传递给别人，使其成为另一个自己。而对象化的情感和美呢？就是传情的中介。美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对象化的情感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情感是内在的，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怎么才能知道别人的情感呢？只有一个办法来沟通，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对象化出来，引起别人的共鸣。通过这个对象化的情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达，而整个过程的完成就表示获得了美感。这就是艺术、美和美感，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这里面最直观地呈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即黑格尔讲的“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以及我和对象之间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结构、自我的对象化和对象的自我化结构。

但是，正如自我意识本身包含一种自相矛盾性一样，审美活动本身也有一个矛盾。艺术、美、美感都有一个矛盾，就是个人情感的对象化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共鸣。这并不像做数学题一样一下子就能得到确认，而是有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个人的情感是个人的，情感的共鸣是社会普遍的。个人的情感如果能成功地传递，就会形成共通感，大家就会认为你这个艺术品很美，就会产生共鸣。但是时间久了就成了老生常谈，成了陈旧的模式。很多成语在古代刚产生的时候一鸣惊人，当时很新鲜，但是成了套话以后就不新鲜了。甚至有人讲，第一个人说是天才，第二个人说就是蠢材啦！说的人多了就成了老掉牙的东西，就需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或者把旧的方式用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者创造另一个新的意向、新的对象化的情感出来。情感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生命周期的。它的对象化作品创造出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就老化了、僵化了，就不足为奇了，有的甚至被慢慢忘记了。等过了几百年，大家忘得差不多了，有人又提出来，就又会是一个新东西，它又复活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言文有将近一百年时间被压抑了，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用文言文了。现在有人把它拿出来显摆一下，哎，大家觉得很不错，很有感觉。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变成套话，是个“新”东西。你要是生活在20世纪初，这些个老生常谈谁不会啊，谁都能来两句，那就没啥意思了。这就说明情感会老化。很多艺术品你不断地欣赏，它会使你厌烦；再好听的乐曲，每天听每天听，你试试看，你会厌烦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情感这个东西是活的，不是固定的、僵化的。因此，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艺术作品要求普遍传达，产生共鸣的人越多越好，否则它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一旦达到这种普遍性，它就成了老套，又要呼唤创新的作品、个性十足的作品出来。

当然，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不朽的艺术品。比如《红楼梦》，几百年了人们还在读它，还觉得新鲜。这是因为它的情感底蕴的确深厚，可以跨越各个时代，与各种人性相通。鲁迅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当然焦大式的人物也不会去读《红楼梦》，但这不足以否定林妹妹的情感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只说明焦大之流缺乏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内心生活。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时代在发展，再过几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更多新的情感方式有待人们去传达，那时《红楼梦》的情感模式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束缚，会被人们重新定位。艺术就个体的情感方面而言永远要创新，个体的情感和总体的、共通的情感必须要达到和谐的一致。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这种和谐是不能封闭的，总是要不断翻新。

又比如西方人欣赏古典音乐，欣赏了几百年也烦了，他们现在就开始篡改古典音乐，把它变得通俗化或者摇滚化，采取各种形式来改变、来出奇。艺术总要追求新奇——标新立异，才有生命力。当然也不能太标新立异，要让更多的人认同、引起共鸣，这就是一个矛盾。总体来看，当代艺术应该是处于走向衰落的过程，它体现在太强调个人的个别性、特异性、发散性，几乎没有一种东西是大多数人都欣赏的，都成了小众艺术。当然小众艺术还在探索，不能说它就没有价值，应该说既然它存在，就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有待于人类整体的欣赏来确认。即使人类现在一时还适应不了，过几百年回头再看，也许突然就发现它的价值了。很多艺术品都是这样的，在作者死了几百年以后，人们才发现它的价值。当时是小众的，但是过了几百年就成了大众的、风靡一时的东西。

艺术品、精神产品，一直处于一种既要和谐又要开放的过程之中——它不是从逻辑上、从概念上被定义的一种永恒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或者说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一个有生命的领域，处于不断的开放中。在认识方面、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没有绝对的终点。而最开放的就是审美艺术，因为它特别强调个人的突发情感。越是个别的，越能够得到普遍的欣赏。我们经常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于艺术来说也是这样，“越是个人的，就越是世界的”。你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不是模仿谁，人家一看就是有个性的东西，这才能得到认同、共鸣。如果仅仅是师承某人，甚至惟妙惟肖，人家也懒得看。大师的作品我已经看过了，这小徒弟的作品我就不看了。要独立、独特，就要自立门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赞赏。可见，作品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作者和大众共同的作品。当然，现代作者都非常有个性，但是还要得到读者、观众的承认才行。观众要不承认，你就自生自灭了；观众若是承认，你的艺术就成立了。所以它有开放的和谐这样一个结构，艺术的前景也应该从这个方面来看。

这是我们所讲的三个方面，“知、意、情”或者“真、善、美”。这三个方面都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我们为之献身。我们生而为人，至少要在三者之中选择一个。或者追求真理和知识，不是追求科学技术，而是追求科学精神；或者追求正义、追求道德和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理想社会或者为了全人类的慈善事业而献身；或者追求艺术和美，为之殚精竭虑。在这三者里面能够成就一种，那就死而无憾了，这一生作为人就没有白过。当然三者兼备更好，像达·芬奇那样。

这些都是精神性的工作，是人的精神生活，它包含在人的本质之中。人类从产生开始，就蕴含着这样一种本质，即蕴含着人的精神生活。但是当你饭都吃不饱的时候，那自然另当别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先要赚钱、求食、糊口，才能谈别的。你先要把生活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考虑精神的问题。当然这也不矛盾，你要从事精神活动、精神生产，那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而当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再从事精神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原来你从事精神生产是为了糊口，“著书皆为稻粱谋”，或者先糊口再著书；当你发现你已经能够糊口的时候，你的糊口就只是为了精神生产的延续了，这时候你做的都是为你所设定的精神目标、精神生产服务，至于是不是能在你的物质生活上锦上添花，或者是不是能使你一夜暴富，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当然有些人那样追求也未尝不可，但那个层次是不够的，如果他们那样选择，那他们的精神生活恐怕也到头了。

现在有很多有天分的企业家赚了大钱以后回过头来补精神生活这一课，但是他们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就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划不来的。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就选择温饱，这是我起码的生活标准；有了温饱以后，我就要选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来从事精神生活。其实，西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物质需求方面没有很多的要求。别看那些富翁那么有钱，在物质方面其实温饱就够了，然后他们就追求别的方面，比如慈善。慈善就是善，为了慈善献出自己的一切，在道德方面成就自己的理想，像比尔·盖茨这些大慈善家那样。

这一切都属于人的精神的内容。它们在人和猿分别开来的时候已经包含在人类起源的符号模式中，并且在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符号模式也就是社会化模式，这种模式是从人最初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从最初的人猿之别中形成起来的。我们设想一下一群原始人携带他们笨重的工具时的心理状态。前面我特意强调“携带”的重要意义，这些工具在石器时代是很笨重的，当携带这些笨重的工具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而且暂时得不到补偿。他饿着肚子还要把他笨重的工具带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工具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种精神关系之上的。

首先，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基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自然界中具有的影响以及自然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知道使用工具，就已经知道了工具与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因为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啊！这个石头，把它打制成石刀，用来切割动物的皮肉，这就是两种自然物的相互关系——他对此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个认识很重要。他当然要携带工具了，他不会傻到把自己的工具随手扔掉，不然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就不得不重新制造工具，有的石器要花很长时间才做得出来。我们发现，哪怕是旧石器时代，有些工具也做得很精美，是经过精心打制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丢的，是对他有用的。其次，他对他的劳动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并从中训练出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他还挨着饿，为什么还要把这么重的东西带在身上？因为有强烈的目的意识，他用意志把想要轻松一点的念头给控制住，因为工具是他吃饭的家伙，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意志要靠它来贯彻实行，所以他非要把它保留在身边不可。再就是他对他制造和使用的工具饱含着一种爱惜的情感，将它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把它纳入自爱的范围。从自我意识的结构来看，工具就是他的第二个自我，他打制它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使用它很顺手，他对它有了感情，他把它看作另外一个自我，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前面讲了，它就相当于人类延长的手，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手丢掉呢？我们对自己的手是有感情的，是很爱护的。所以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认识，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就构成了早期劳动过程的精神方面。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三方面，就是“劳动意识”。

我们在劳动中是有意识的，是自觉的。什么叫自觉的？就是包含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说劳动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生命活动。劳动意识表面上看起来是人和物的关系——在劳动中我要携带我的工具，这个工具当然是物——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实际上，我和我制造的工具已经升级为人和人的关系了。因为我的工具就是另外一个“我”，是我的好朋友，死了还要和我埋在一起，我对它有了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老人对他骑惯的自行车、用惯的家具，哪怕现在不用了，也舍不得丢，因为那上面凝聚了他整个的生活、生命。他的经历、记忆，都会睹物思情地重现出来。这实际上已经是人和人的关系了，虽然表现为今天的他和昨天的他的关系，他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但在自我意识结构中，这都是同构的。

人和人的关系，我们今天叫作“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主体之间有一种“主体间性”。现代哲学特别强调这个，现象学把它看得很重，要分析主体间怎么能够有一种“主体间性”。而上述三者都是“主体间性”，都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比如认识，我们以为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其实最终还是归结为自我认识。比如目的性，我们也看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有一个目的，他把那个目的当一个对象来追求，但是目的性最终归结为人是目的——最后都是为了人的生存。而情感归结为传情，传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主体间性”，但是它隐藏在主客体关系之中。这种隐藏很普遍，总之是看不见的东西隐藏在看得见的东西中，精神隐藏在物质中，必须用精神的眼光，或者用精神和物质统一的眼光，才能看出来。比如科学隐藏在技术中，最初的科学就是一种技术或者巫术。比如道德隐藏在技巧中，最初的道德就是一种人生技巧，所谓“实践智慧”或者“明智”。常听老人说，你若是能够做到某个道德原则，那你就能在这个社会上谋生。或者对一个将要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说，“你记住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安身立命、左右逢源。这就把道德变成了一种生存技巧，这是康德极力批判的，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道德，而他所做的就是把道德行为中隐藏着的真正的道德原则、为道德而道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揭示出来。再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艺术隐藏于技艺之中。技术、技巧和技艺，在西文中没有区分，在英语和德语中都是一个词，art或者Kunst，而汉语中可以分出这么多。

所以，人和人的关系隐藏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形而上之道隐藏在形而下之器中，精神关系隐藏在物质关系中，劳动意识隐藏在劳动活动中。最初的劳动意识就体现在人们策划劳动、传授技能、约定劳动信号，以及在劳动前互相激励，在劳动过程中保持注意力和意志力的一致，在劳动以后庆祝收获、沟通感情，为下一次劳动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之中。劳动并不像某些教科书上讲的，仅仅是用物质的手段对物质的自然界发生作用而满足人类物质的需要那么简单。这种观点只看到劳动生产的表面，看不到物质过程中隐藏着的精神过程。劳动意识的一系列活动都是精神活动，只不过最初的精神局限于劳动意识，局限在劳动过程本身，被封闭、被埋藏在里面，那时实用压倒一切。最初的劳动当然是为了实用，人类首先要活命，精神上的目的基本上是不考虑的，虽然已经有了，但它只以实用的成功与否为转移。就像以前我们崇拜一个神，现在我们不崇拜了，因为它多次让我们失望，我们就可以转而崇拜另一个神。最初带有巫术性质的祭祀行为都是以最基本的需要为目的的。现在考古学家发现，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里面有一些壁画是被放弃了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奏效啊！壁画是为了祭祀，祭祀达不到目的，人们就把它放弃了。不论它画得多么好、多么感人，他们也得另外画一些别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

随着劳动的发展，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精神劳动才从物质劳动中脱离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艺术和宗教道德的活动，人类才进入文明社会，人类的精神生活才单纯、自由而又不受束缚地发展起来。当然文明社会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是阶级的分化。文明社会的道德堕落、阶级分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人性的异化使精神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本身又是文明的一大功劳。人类历史最后要通过异化的扬弃，才能获得精神上更强的生命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纯粹的精神最终还是要立足于人们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之中，否则它就被架空了。异化产生的精神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抽象的、纯粹的，但它是被架空的，要从底层汲取它的精神养料。我们今天讲的高雅艺术啊、纯粹艺术啊，最开始都是从底层来的。比如京剧，最开始它也是下里巴人的，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当作高雅艺术，因为它从老百姓那里吸取营养，升华了。

我们上次讲到人类的精神生活，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今天我们涉及这样一个问题：精神生活，它是属于人类本质的一种最高层的生活。

我们知道，凡是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生活，基本的物质需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还有思想、情感、意志，他要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精神需求是逃不脱他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是包含在物质条件里面，并且为基本物质生活服务的。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就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于劳动的异化和分工，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这就使得精神生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异化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道德这样一些活动，它们独立起来，并且走向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不是说它们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而是它们与物质生活之间有了间隔，有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它们形成一个“界”，一个“象牙之塔”。这个时候人类的文明程度就大大提高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停留在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中，没有异化和社会的分化，要建立如此繁盛多样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当程度上二元分化的环境中，人类的精神生活才能找到自己相对独立的地盘，以不受束缚的、单纯而又自由的形式发展起来。

精神的异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全人类一个充满痛苦和艰辛的过程。但是从历史上看，它还是有必要的。精神能够以一种纯粹的方式单独发展自身，全面划定自身的领地，这是它的必经之路。当然这种方式是有自身的限制的，但是从精神本身的发展来说，它确实需要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只有通过这种异化养成一批专业人士，才能单纯地把它独立出来，形成它自己的“象牙之塔”。话又说回来，在此之后，也只有通过这种异化的扬弃，精神才能从实质上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成为活生生的、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异化毕竟是人类不能长期忍受的，人类已经忍受了两千多年，到今天只有通过异化的扬弃，精神才会赋予自己新的生命。

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却又如此脱离底层社会，精神的分化使精神和物质相分离，并且已经分离得太久了。今天要获得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就必须对异化的现象加以克服。其实原来一直有这种融合的倾向，但是呢，被遮蔽了。比如说，文学艺术来自日常生活的土壤，科学发明也来自实践活动中的一些灵感——当然不一定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可以在科学实验活动中，但是科学实验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种虚拟的生产劳动过程，只是用科学的问题取代了实用的目的而已。今天，生产劳动和科学艺术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不是把科学艺术拉回到粗陋的物质生产，如同中国几十年前奉行的所谓“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样，而是反过来，把物质生产提升到精神生产的层次。在今天的发达国家，最大的产业就是精神生产，人数最多的从业人员不是搬运工之类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坐在电脑面前的白领阶层，他们亲眼看到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我们国家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象牙之塔已经下降到人间，而人间也正在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这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国际趋势。今天讲的“后现代”思潮，在学理方面表现得很清楚，就是在西方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之下，人性开始转向他们生存的根基，从上面返回到底层。这个倾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倾向。

但是，从人类数百万年特别是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精神生活不光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最高花朵，还是自然界整个进化和发展的最高花朵。人类的精神生活代表了自然界的本质和精髓，形成了用来衡量宇宙发展水平的最高标准，体现了自然界最深刻的本质。因为精神是由物质中产生出来的，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在物质的本质里面就蕴含着精神，从精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物质世界能产生出什么、蕴含着一些什么样的能量。比如，思维、情感、意志、对自由的追求等，在日常的自然界好像没有这些东西，于是很多人就认为这些功能都来自上帝。实际上，作为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这些功能归于上帝，它们就是自然界本身的属性。自然界看起来很简单，但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像从外面河滩上随便捡来一块石头，你当然看不出什么，你认为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放在那里一万年，它也只是一块石头。其实它里面包含着思维的可能性，在某个时候、某种条件下，它组成了你的血肉、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并具有了大脑的一切功能。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看，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要谈人的本质的话，不能仅仅停留于机械理解的物质，而要看到物质中包含的潜在的精神属性。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我们也不能仅仅谈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而必须深入这种生产劳动中的劳动意识和从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往往缺少了这个方面，以为谈唯物主义只要谈物质生产劳动、物质需要就够了。其实，人的本质要比这个丰富复杂得多。谈论物质基础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向精神发展的必然性，从物质里必然会生长发展出精神这一方面。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会想到这一点。不是简单地把精神因素排除掉，单从物质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是从物质和精神统一的观点上来看人类、看整个自然界，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无论看待自然界还是人类历史，必须有一个历史目的论的眼光，要看出自然中隐含的历史的目的性，也就是从物质中发展出来的精神目的性。历史是有目的的，但也有人认为历史是毫无目的的，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种毫无作为的历史观，把历史的本质因素抛弃了。真正的历史观是要从历史中看出某种终极目的，这是超越于任何主观目的之上的客观目的，是超越于物质需要的目的之上的精神需要的目的。所有的主观目的、物质目的都不足以构成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我们有很多主观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比如赚钱啊、温饱啊、小康啊……这都是目的，但它们都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什么才是终极目的呢？只有精神的目的，或者说只有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目的，才是终极目的，才是历史的客观目的。在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中，物质是基础，精神是物质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目的；或者说，物质是存在，精神是存在的本质。只有在这样一种统一关系中，才能看出整个自然界的最终目的何在。

我们讲精神目的，很多人一般都会同意，但是通常都会理解为精神生产的发展是服务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最终把精神生产还原为物质劳动或者等同于物质需要，以为这就是终极目的，精神只是实现物质的手段，这就把历史目的的关系搞颠倒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暂时的目的。21世纪要达到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水平，这是暂时的目的。历史的终极目的则要考虑到这样一种生活水平最终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素养。当然，要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历史的最终目的毕竟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这个意思。自由王国离不开必然王国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毕竟是立足于人的精神创造力之上的。什么是必然王国？必然王国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精神没有自己的活动余地，它只能服从于物质需要。而自由王国就要把这一点颠倒过来，就是物质必须服从精神的需要，人不仅获得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由，而且尤其在精神领域获得自由，其他的物质条件则可以为此奠定基础，但只是被拿来作为手段。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始终没有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所以导致阶级分化。统治阶级利用自己的特权，养尊处优，凌驾于被统治阶级之上。只有上层人士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纯粹的精神生活，实现自身精神上的追求。几千年间基本上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但通常来说，底层的人要奋斗到上层是很难很难的。你在底层，你要当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那是非常难的，那都是有权有钱的人的专利。所以几千年来精神生活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刚才讲，这种异化也有它的成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的异化、阶级的分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还不能马上取消。一取消，社会就倒退了。这种分化在当时也具有统一整个社会意识的作用，从而能够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

长期以来，我们的精神生活都被那些有一定条件的上层人士所领导；底下那些大众呢，就是下里巴人，他们创造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起来，但当时是比较粗糙的，是无足轻重的。几千年来我们都是靠高雅文化来创建并引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当然这种引领是带有阶级意识的局限性和偏见的，这方面我们以前讲得很多。另一方面，它还是有统一的作用的，不光是分裂的作用。它在一个民族中能够提升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水平和精神素养，并且惠及每个平民。比如科学的发展，它不仅使一部分人得到利益，而且使全人类都受益。比如文学艺术，它由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老百姓也许一时不欣赏，但是它放在那里就是瑰宝，它有它本身的价值，它提升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水平。这你没有办法否认。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观念的进步，在我们已经解决或者将要解决全人类生存温饱需要的问题之后——当然现在还没有，但是有这样一种趋势，大部分国家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一些中东的难民、非洲的饥民，他们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将要到来的时代，就是一个异化日益被扬弃的时代。阶级分化还会有，但是它会越来越被淡化，而且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世界一些顶尖级的大富翁都意识到，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人类，最后都要回归给人类。按照这个趋势的发展，在异化日益被扬弃的时代，阶级也许不会一下子消灭，但是每个人自由的精神追求都有机会得到最好的发展。以往这种追求都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局限，比如下层的老百姓一天到晚忙于温饱，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创造，那么以后这方面的条件就宽松多了。科学研究当然还需要一些科学仪器，要靠国家拨款置备大规模的设备，但是艺术创造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只要你有才，哪怕不能一鸣惊人，也可以创造，不用再像以前总要为了温饱而天天劳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些青年就是靠乞讨、靠救济生活，然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有些人年纪轻轻不去工作，就在街上讨钱，当然这养了很多懒汉，但是也有一些不是懒汉，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们不愿意把精力花在赚钱方面。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苗头，这跟以前是不可比的。当然，在这样一种趋势中，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不是能等得来的，包括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调整等，都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

这三个方面，“知、意、情”，或者“真、善、美”，都是关于人的精神的展开。关于人，总的来说我们讲了三个方面：人的起源、人的历史、人的精神。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部分：自我意识的本质。

［1］　以上是第一堂课的上半部分，中间休息。下面凡是两堂课之间或是中间休息，都以中间加花纹的形式隔开。

［2］　参看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204页。

［3］　这个视频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

［4］　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5］　参看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

［6］　有些现代语言学者可能不同意我的这种“转换”，认为这是一种“还原论”的做法，把原始民族很多丰富细腻的内容丢掉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主要讨论的不是哪种语言更好、更丰富，而是语言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7］　参看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8］　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9］　参看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不过，说原始人已经能够说“我”却不能说“我们”，对这点我有点怀疑。从儿童心理来看，有的幼儿甚至是先学会说“我们”、“我们家”，然后才学会说“我”的。

第二部分 自我意识的本质

在本课程的开始，我们就提出了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第二个：“我们是谁？”第三个：“我们到哪里去？”第一个问题揭示了我们起源、我们的历史、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第二个问题，我们回到了我们自己——“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使我们意识到自我问题了。自我意识的启动、自我意识的发动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现在要开口问自己是谁，或者说：“我是谁？”其实这个问法有点奇怪。我们经常会问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只有面对一个具有人格的人我们才会问：“他是谁？”但这个问题是基于前一个问题的，比如我们看到一个黑影，我们首先会问：“那是什么？”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人。”这时我们才会进一步追问：“他是谁？”但是，唯独在问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先设问：“我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关于前面这个问题——人的本质问题，我们会问：“什么是人？”“人是什么？”更有学术性的问法是：“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们前面讲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荀子讲人是能够“明分使群”的动物，他们回答了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跟人是什么样的动物是不同的。我们问的是：“我是什么？”你可以问：“人是什么？”你却不能问：“我是什么？”因为任何一个“什么”都不能问“我”是“什么”，只有“我”才能这样问。但当“我”这样问时，就已经把“我”放到任何一个“什么”的同一水平上来了，而“我”和其他任何“什么”并不能处于同一水平，它只能与其他的“我”处于同一水平，所以这样的问法是自相矛盾的、非法的。换言之，“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把“我”等同于一个“什么东西”了，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问：“我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你不可以回答“我不是个东西”（大笑）。你要是回答“我是个东西”也不行，因为这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我只能问：“我是谁？”也就是说，我在其他那些和我处于同一水平、同一层次上的“我”中间是哪一个“我”？我在“我们”中是哪一个？只能是用这个特定的“我”来回答，回答什么东西都是不行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自己问到“我”的时候，只能用“我是谁？”来发问，因为他跟所有的动物都不同。你说人是动物，那可以，人类学家可以从旁加以定义：人是什么样的动物。但“我是谁？”是自我意识的问题。要回答自我意识的问题，就要先从这个问题入手来考察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

一、超越和反思

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反思。它既是超越的，又是反思的。超越就是超出自身之外，反思就是从外部返回自身。

我们前面讲到，自我意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必须借助语言，也就是命题语言、符号语言，在与他人交往的关系中建立起来。当然，语言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从自身中发展出一个“我”的概念是经过漫长的历程的。我们最开始不会说“我”，小孩子要到三岁已经会说很多话时，才开始会说“我”。人类的语言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从前人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每个小孩子生下来都要从父辈那里学习语言，原始人也不例外。所以说，语言是传承下来的，它蕴含着人类以往的全部生活经验。而自我意识的培养离不开人和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交往；自我意识就是在人与人的不断交往之中，由于语言的形成，特别是由于创造出一个“我”字以方便交往，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的运用是后来才出现的。最初人们还不会用“我”来指称自身，但是，语言的产生使人的记忆具有了连续性和传递性，人类就在相互交往中培养起了自我意识的萌芽，首先就是对自己的同一性和连贯性的体认。对自我意识在交往中的形成，记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记忆的传承和整合作用在我们学说话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而由于我们学会了说话，我们就有了一种整体性的记忆，语言就把记忆凝结到了一起。这就使人类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点。

人的记忆要考察一下。首先，人的记忆跟动物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动物的记忆只能被看作一个备用的资料库，这些资料互不相干。动物的记忆基本上就是这一点那一点，有的印象深，有的印象浅，它熟悉的某种声音，它经过的某个地方，最终都可以用在它求生的目的方面。但是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即使有时间、空间上的联系，或者这个表象和那个表象同时在场的并存关系。比如“条件反射”所形成的联系，这也是它所记得的一种现成的资料，它就和其他资料一起摆在那里。动物的脑子就是一个储备箱，它有时候就到里面挑出一些资料来用。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不同，就在于人的记忆处于自我意识的统觉之下。人的记忆有统觉在起统摄作用。康德就特别重视统觉。统觉通过自我意识把所有观念表象的记忆统起来，人的每一个记忆、每一个表象里面都伴随着自我意识，并以此来和其他所有的记忆表象产生关联。在自我意识统觉的统摄之下，记忆的总和就构成了组建自我形象的材料。

我的记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形象，当我问“我是谁”的时候，我脑海里所涌现的是我从生下来到现在的所有记忆，我在这个记忆里寻求自我。我要看到我自己、考察我自己的时候，就把这些记忆尽可能完备地提取出来，形成一个自我的形象。例如，我是个善良的人或者我是个狠心的人等，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材料，当我自己问自己是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起浮现出来。人的记忆就是人对自己全部表象的总和。我对自己的内心记忆加以扫描，我记得我自己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把那些表象加起来、统起来，就是我的形象。它可以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谁。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哪怕是高级动物，哪怕是猩猩、猴子、大象，它们都不会把所有的记忆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自我的形象。只有人才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的对象来观察、思考、研究。

最早的意识并没有体现为自我意识。“我”的概念、“我”的表象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最早的意识就是一般的意识，也就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意识，指向一个对象的意识。一切意识都有一个所指的对象，我们称为“对象意识”。对象意识是与自我意识相对而言的，一个指向对象，一个指向自我。一般讲的意识都是对象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一定是实有其物，也可能是一切你把它当作对象看的表象，包括你的想象、幻想、梦境……最早的意识就是这种对象意识。

那么，归纳一下，什么叫对象意识呢？就是首先要把意识和意识的对象区别开来。在意识自身和对象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区别，并且通过语言的共相把它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首先把自己和对象分开，有一个对象，我现在面对着它了，我就用一个共相把它确定下来，把它叫作“这一个”。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把对象称为“感性确定性”，这个最初的对象是感性的“这一个”，是直接的对象，这一个东西在面前，我们就称为“对象”，简单一点说就是“这”。“这”是一个共相，因为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能指着它给它安上一个“这”。我们把它称为“这”，好像是特指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但其实它又是一个最普遍的共相。这片树叶、这块石头、这一处泉水、这一座山……都是“这”。所以“这”的概念是一个最广泛的共相，它是一切命名的前提。不管给什么东西命名，首先都要说“这是……”。“这是纸”、“这是桌子”、“这是台灯”……小孩子学语言的时候，母亲给他指着说，这是马路，这是人，等等。我们学英语的时候，首先就是“This is...”，都要用This或者That，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共相、语词。当你会说“这”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意识了，你可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命名就是语言的最原始的状态、语言的细胞，语言就是通过命名建立起来的。前面讲到真正的语言是“命题语言”，而最基本的命题语言，其实就是命名，通过命名才形成命题语言。命题语言形成以后就有了类意识，这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我们使用同样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是同类了。

我们可以给这个那个对象命名，那么我们是否能给同类的这个那个人命名呢？当然可以。只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我可以给其他事物命名，但我叫它，它不会答应，它也不在乎我怎么给它命名；而我给另一个人命名，如果他接受了，认可了，我叫他他会答应。有些家养的宠物（比如狗）也能听得懂自己的名字，但野生的就不行。我们看《人与自然》节目，节目里经常给某只野生动物命名，但大家都知道那是为了拟人化描述的方便。人类则借助互相命名而意识到对方不仅被命名，而且也是一个命名者；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命名，也就意味着他在用我的眼光看他自己、为他自己命名。这样，我们在语言交往中就可以把对方看作自己，同时也把自己看作对方。因此，我在命名的时候也意识到了他人也是一个个体，也有决定权，能够决定是否接受我的命名；而我本身也是一个个体，可以接受别人的命名，也可以给任何物、任何人命名。

我给你命名，你同意了，那么你和我的“这一个”就沟通了，我就知道你也是一个可以命名和接受命名的主体。所以通过我们的类意识，人就能够把对象看作自己。在语言的交往中，我们知道，我说一句话别人懂了，能够回应我的话，我才能把话继续说下去。当我知道对象也懂我的话时，我就把这个对象看作自己人，我就把他看作我自己。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我知道他人和我是“同格”的，我的“这一个”人格和他的“那一个”人格是同格的。如何表达这一点呢？这时候，一个既是个别又是普遍的命名就呼之欲出了，这个命名就是“我”。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名称，而是一个人称代词，但它可以代替真正的名称来用，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可以说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名。但它只是自称的名称，它所代替的只是每个人的专名，它的所指就是那个说出这个字来的人，而它到底是指谁，要看是谁在说它。张三说它就代表张三；李四说它就代表李四；大家都在说它，它就是“我们”，即复数的“我”。本来我的话是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但是通过语言的交往，我知道别人也懂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可以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了。

当人类能够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时候，也就能够把自然万物都看作“我们”中的一员，虽然是不说话的一员。“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然万物不说话，但它们可能提供暗示；它们不能在语言上回应我，但它们可能在行动上回应我。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我把自己设想为别人，也将心比心地把别人设想为自己，那么这个别人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对象，包括其他的自然物。正如我把工具当作自己延长的手，我也就能够进一步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己延长的身体一样。我把自己的立场置入对象，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以对象的立场自居，以至于最后我把万物拟人化，从而和万物成为一体，感悟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超越，向外部世界的超越。这就形成了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对象返回自身，即反思。由于向外部世界的超越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自身的移情活动及将对象拟人化，所以有人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内在超越”，因为它整个都是在人性的范围内将自然界“人化”，使自己超越到对象世界中去。但它毕竟超越到自身之外了。另一方面，意识本来就是有对象的，但是又要通过语言的交往来把自己当作对象，从而对自己做整体上的把握，也就是回过头来，把对象、把他人、把整个自然界都看作和我是一体的。我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把自己也看作对象，尝试用一种好像是“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这就是反思。这样我就以别人自居，我就把自己设想为别人。那么我就会想到，在别人眼里，我是什么样的呢？我是谁呢？当我说“我是谁？”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对象化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追问了，这个时候自我意识就产生了。自我意识就是在我把自己看作对象，同时又把对象看作自己的时候产生的。把对象看作自己是向外超越，把自己看作对象是向内回归或反思。

自我意识的形成，把对象看作自己可以说是第一步，这就是用自己的心思去猜测他人、去附会万物，于是就有了超出个人以外的拟人化、移情和诗性精神的对象。把自己看作对象可以说是第二步，在一切对象中看到自己之后，再对这个自己加以反思，将它本身也当作对象，这使我对自己有了一种充实的意识，而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共相。但这两步也是相对的、可以循环的。把对象看作自己是把自己看作对象的前提，反过来，把自己看作对象也是把对象看作自己的前提。总之都是将心比心、以别人自居，也可以叫换位思考，把自己换成别人，又把别人换成自己。换位思考就导致把自己对象化，也把对象“我化”。一方面用他人的眼光来看我，另一方面用我的眼光去看他人和世界，进一步体会他人、体会整个世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

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从意识里面一步一步产生出来的，中间经过了语言和共相的中介。没有语言和共相，它是过渡不来的，意识本身也不可能形成，而仍是感性的表象。感性有很多表象、形象在脑子里面，但是没有概念、意识；只有语言才能把这些表象固定为概念和意识，使它们的意谓对象化出来，成为意识的对象，并进一步形成意识本身的对象化。这才造就了自我意识。但这种对象化不是一次性的。为了把自我这个对象塑造成形，我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用这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又用那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自己，而且在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每次看都不一样。我在用别人的眼光看我自己、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最开始是很表面的，但是随着我与他人交往的加深——比如与多年的好朋友，那么他对我的看法肯定比一般人要深刻，通过他对我的评价和反映，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自己。

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我对自我的把握，我对自我的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反复尝试的过程，甚至原则上说是一个无限深入的过程。每个人对自我的认识都可以看作一个无限深入的过程。你表面上好像也能把握自己，比如你从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判断：我是一个好人。但这是不可靠的，有时候你在与人打交道时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好人；又过了很长时间，你也许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就是好的底下有坏，坏的里面可能还有好的一面。文学家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层次提取出来，从坏的里面揭示出好来，从好的里面揭示出坏来，同时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深入灵魂的本性。理解人性最深入的文学家，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他们追究的就是人类心中的善恶层次。我们很难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些人喜欢给某一个人定性：某某人是好人，某某人是坏人。这太简单化了。你必须把所有的记忆都尽可能保持在心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尝试，去检验自己、考验自己，在实践中一次次地刷新以往的经验，你才能够比较深刻地把握你自己。

古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你说认识就认识了，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一辈子也认识不了。基督教把自我认识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给放弃了，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认识一个人是谁。当然你自己也能够做很多工作，但是最后要由上帝来认识。只要你在你的一生中不断努力认识自己，最后上帝可以拯救你的灵魂。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到底是谁，只有上帝是知人心者。基督教在这方面是讲得比较多的，它对人的自我意识设定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历史地反思自身的过程。

下面讲得深奥一些了啊，在座的如果一定要听的话，要做好思想准备，有些东西可能不会像听相声那么有意思。但是呢，这一关一定要过，你们要学哲学，或者你们要了解一点哲学，这才是根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把刚才讲的总结一下。刚刚讲到类意识，类意识已经是一种超越意识，它超越个体、超越肉体。我们进行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当然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物质现象，但是谁都知道它的意义不在于空气振动，而在于所表达的思想，它可以跨越在物质层次上两个不同肉体的人，使他们达到精神上的沟通，所以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性。维特根斯坦说，没有私人的语言。你可以先设想一种私人语言，是你一个人用的，你像天外来客，你自己的语言，谁也不懂。但那是不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有些气功师就喜欢搞什么“宇宙语言”，神神道道的，谁也不懂，只能由着他解释。语言都是公共的，而且具有历史性，是前人传下来的。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使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内在性，意识到别人跟我们一样也是人，这是语言最重要的作用。语言的工具性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人类所做的事情绝大部分需要语言做媒介才能够完成。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不仅是个人的存在，也是类的存在。语言使人意识到他人跟我是同类。类意识就是超越的意识，通过类意识，我就能在他人身上看到我自己。这种超越个人之上的普遍意识，也就是最初我们所讲的理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就表现在对自己的超越性方面。理性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当然情感有时也能够沟通，同样的人的情感可以沟通，不同的人的情感有时就无法沟通。但理性总是可以沟通的，所以类意识是很重要的，它把人从孤独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一个完全孤独的人，他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我们经常以为，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就是沉浸于自我意识中了。其实不是，孤独的意识是看不到自己的，就像一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我们前面讲过，人需要一面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而他人才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在社会中，你要找自己的镜子，就得到别人身上去找。人只有在社会中、在他人身上才能看到自己，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而所看到的这个自己就是一个普遍的人。个别的人，比如你，你的手脚的某个地方有个痣是别人没有的，这你自己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你的灵魂、你的内心、你的本质究竟是怎样的，你必须通过与人沟通才能够看到。而这样看到的这个自己是可以与他人沟通的，是可以普遍化的，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对自己的反思。

什么叫反思？就是从别人身上反过来看自己，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镜子。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也就是反思自己。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的超越、对肉体的超越首先就体现在反思上。自己和别人在肉体上肯定是不同的，但反思、换位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人的意识由此就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超越自己和对象的肉体区别，看到了我们精神的共通性，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反思就是照镜子，reflexion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镜子里面的反射、光的反射，就是从自己所做的事上面，从自己对客观事物包括对他人的影响上面，反过来观看自己，彰显自己的本质。你光说你的本质是好的，你生下来从没做过坏事，那是不够的。哪怕你生下来没做过坏事，你下一步也许就可能做坏事。你的本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要看你做了什么事，不能看你没做什么事。你一实践就可能显出你的本质。所以只有在对对象、对他人的影响上面，我们才能够看出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反思。对象世界就是你的一面镜子，你的灵魂就是你发出的光，这个光在镜子上面反射回来，你才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这就是反思本来的含义。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反思与此不同，比如曾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或者孟子讲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也是反思啊，这个反思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反思有什么区别呢？“反身而诚”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当然也是自我意识，不能说它们不是自我意识，但它们是自我意识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缺乏一种深度，它是平面的。“反身而诚”就是我坐在屋子里回头一想，反思到自己是诚心诚意的，就“乐莫大焉”，就感到很快乐了。我这个人心里对谁都没有恶意，都是很友好的，从来不欠谁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很高兴、很轻松。“吾日三省吾身”也是这样，我每天检查我是不是对得起朋友，我是不是为人谋而不忠，先生交代的作业我是不是每天都温习了，等等，用一种已经定下来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检查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了，符合标准了。但这种反思恰好是阻断人的反思的，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阻断反思的反思”。为什么是阻断反思的呢？因为在反身而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内心的那个衡量标准是既定的，它不需要再反思，需要反思的只是外在的一些举动是否符合这个既定的内心标准。这个标准是一面镜子，但这种反思是颠倒的，不是把外面的世界当作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把自己的内心当作一面镜子去照外面的世界，这是非常主观的。我们常听说某人把某种主义当作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为什么不照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主义的化身，他自己就是评判一切外部事物的一面“照妖镜”。即使这种外部事物就是自己做出来的行为，也不能动摇自己纯洁本心的信念。

中国人，特别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喜欢标榜“我的内心是一面镜子”，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所有的世态炎凉、所有人间的善恶都一清二楚，而自己的内心从未动摇过，可以对所有这些事情做出自己的评价。但自己的内心是什么呢？不知道，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转念，就可以置身事外，自己是一个“0”，一个“无我之人”。的确如此，当你把自己的内心当作一面镜子的时候，你自己就消失了，你就看不见自己了，因为镜子本身不可能反映在镜子之中。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不到镜子，看到的是镜子里面反射出来的东西，镜子本身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能看到这个镜子，那说明这个镜子的质量不好，像哈哈镜。正因为你看不到这个镜子，这个镜子质量才是好的。所以，这样一种反思实际上是拒绝反思，不是要认识自己，而是要把一切可以用来认识自己的东西都从自己心中排除掉，达到“无我”或“忘我”。而剩下的那个“大我”是一个空的、静止不变的东西，大而化之，虚假不实，在里面看不到生动活跃的“小我”。

镜子的问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以作为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一个枢纽。西方人讲的镜子和中国人讲的镜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面互相颠倒的镜子。西方人把外部世界看作内心的一面镜子，要在对象世界里看到自我、反思自我。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象世界本身不可知，就像康德讲的，自在之物不可知。中国人遇到的问题则是自己不可见，就是说无我。很多人标榜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放弃我的执着，凡是我个人的事都不当回事，一切任务都已经由别人、先人安排好了。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不是由我自己建立起来的，而是古圣先贤定好了的，我拿它们来做自己内心的镜子，来衡量我的一切所作所为。这就叫作“做人”，否则我就还不是人。所以，内心的这个我是天然固定好了的一面看不见的镜子，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谁追究过它的根据，对它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理过它里面的学理？不需要，只要反身而诚就可以了，就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了。所以这个我、这个内心其实是无，就是没有自我、无我，它本身不需要拷问，也拷问不到它，因为既然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儒家讲的这个反省，这个“反身而诚”、“吾日三省吾身”，或者“慎独”——一个人在黑屋子里面没人看见也可以坚守自己的原则、把握自己不犯错误——这些当然也可以说是反思，但是它们的结果是无我，它们的原则是拒绝对自我反思。

儒家的这个结果在道家和佛家那里早就看出来了。和儒家的忠厚愚拙相比，道家是聪明过头了，它看出来，你们讲到最后不就是无我嘛，就是忘我、坐忘。庄子讲“坐忘”、“吾丧我”，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执着，忘掉自己有自由意志，把自己等同于自然。佛家也是这样。佛家有名的一场争论，就是禅宗的神秀和惠能的争论。神秀就是把人心比作一面镜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惠能看到这首偈就不服气，他也写了一首，他认不得字，就让别人写出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首诗，佛家叫偈，这两首偈语里面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说神秀的那种说法呢，其实还是儒家说法，“时时勤拂拭”，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天天打扫自己的心灵，保持内心的干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神秀虽然是佛家禅宗弟子，但他骨子里还是儒家的。而惠能则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理论归宿，必然会推到否定镜子本身，所以他提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哪里有什么菩提树，也没有什么明镜台，你到哪里去打扫呢？何处能惹尘埃呢？人心在佛家看来就是无，就是空，你不能去打扫，你找不着。你想去拂拭它，去擦干净它，都无从下手，不如干脆放开来，就彻底轻松了。

所以说对自我意识中的真正的反思，中国的儒家和佛家、道家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勉强可以承认它们触及了反思，但是不能深入，在一个平面上就止步了，并且弹回去了，不再反思了。这个平面就是自己的“本心”、“诚心”，凡事到达这个平面就止步了，乐莫大焉，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凭借这个本心的平台，就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自本心和诚心，只要我的本心是好的，我就不会干坏事。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的本心是和天道相通的，我做的事就是“替天行道”。这种对自己的本心不加反思的信心，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里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很难跳得出来，它也是中国一切极“左”思潮和“愤青”情绪的心理根据。

但是在今天，如果我们吸收了西方文化心理中的真正的反思原则，我们就可以对这种未经反思的天经地义的信心进行一番深度挖掘，进行一番自我拷问。就是说，你内心的那些道德法则，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是前人的道德楷模和传统教化留下来的，你首先得自我拷问一下它们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要遵循它们。传统的中国人是不敢这样问的：我为什么要学那些圣贤和道德模范？你要提出这个问题，长辈就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家法伺候。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要问一下，人为什么要学那些死了几千年的楷模？他们提出的这些道德法则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以前我们听说这些法则是基于自我的本心和本性的要求，这个本性只能爱护不能怀疑，但现在我要问一下自己，我的本心是否像我自己所感觉的那样良好、那样纯洁无瑕？对此要加以怀疑、加以推敲、加以拷问，要通过自己所做的事情反身来看自己。中国人如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反身而诚就不是乐莫大焉，而会是苦莫大焉，因为真正的真诚是发现自己骨子里的不诚，苦得很哪！自己要反思自己，要拷问自己，那不苦么？要否定自己，要推敲出自己人性善底下的伪善！然而，当你推敲出自己的伪善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时候你才是善的，因为只有善人才会推敲自己的伪善，只有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罪。这时你的善是建立在性本恶之上的，那么这个善后面是恶，而恶的后面才是善。所以要不断地深入，对人的本心的推敲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样的反思就不再是平面的了，而是立体的，具有向内心不断深入的深度。它不再是静止的了，而是动态的，不再是什么也不干、“虚壹而静”，而是骚动不安，不断折腾自己、深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一种反思运动。

所以自我意识是不断反思、不断深入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只要愿意反思，他对自己内心的探索是没有底的。基督教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正因为人生在世对自己的拷问是没有底的，像奥古斯丁所讲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所以基督教发展出一种忏悔精神。所谓忏悔，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盛气凌人，不要自以为纯洁，而是要低调、谦卑。哪怕你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你都要承认自己做坏事的可能，承认自己的“原罪”。凡是虔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人生苦莫大焉，在绘画和雕塑中都是一脸的苦相。那些修士修女们每天流泪祈祷、忏悔，普通人每个礼拜要去一次教堂，一脸的严肃和深沉。我们中国人会说，何苦呢！中国人是很实际的，对内心灵魂的事情不太关心，只在现实生活中找乐子，“没事偷着乐”，充满着“乐感意识”。其实基督教的这种文化体现了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当然是以宗教的形式，就是有个上帝在充当人心的无底深渊中的那个“底”，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只有上帝才有权下断语。但对于有限的人类来说，灵魂仍然是无底的。我们中国人太快乐了，太怡然自得了。你到网络上看看，读读那些微博，你还会发现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因为他们的“底”就在当下，他们缺乏反思，也就缺乏自我超越。

二、自我意识辨义

下面我们对自我意识做个辨析，分析一下自我意识的含义和意义。“自我”在德文里面写作das Ich，在这里要注意，作为人称代词的ich跟名词化了的代词das Ich是一个意思，都是指的“我”，但是它们有区别。一个是词性上的区别，前面那个das Ich是名词，后面那个小写的是代词。作为人称代词的“我”，只能翻译为“我”，而不能翻译为“自我”，翻译为“自我”就只能作为名词而不能作为人称代词用了。例如我们只能说“我今天要出门”，而不能说“自我今天要出门”。只有作为名词的das Ich，我们才能翻译成“自我”。“我”和“自我”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光是词性不一样，它们的意思也有区别。要注意，谈自我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讲德语，不能讲英语，因为它在英语里面没什么区别。英语的I没有大小写的区分，都是大写，只有德语才有这个区别。当然更好的是讲汉语，讲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更加细致。为什么das Ich不能用作人称代词呢？因为它已经名词化了，而人称代词没有名词化。没有名词化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名词化就意味着没有对象化，没有成为对象。这个ich变成了das Ich，也就是“我”对象化成了“自我”。“我”变成“自我”，这在汉语里面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今天要出门”，而不说“自我今天要出门”？就是因为前一句不是对象化的，我并不把“我今天要出门”这件事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而“自我今天要出门”不是完全不能说，而是显得太严重了，有点可笑，我出门这件事通常不值得我自己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

我们通常说：“我要反思一下自我。”我当然知道前面一个“我”和后面一个“自我”其实就是一回事，但它们的位置是不能颠倒的，我们不说：“自我要反思一下我。”这个不太好，虽然也能懂，但是怪怪的，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不太像句话。这两个词不能颠倒，它们有固定的位置，“我”是进行反思的我，是主词；“自我”和“我”虽然是同一个，但它是被反思的对象，是宾词，它一定是对象化的。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严格地表达应该是“我思故自我在”。当然在外文里面这没有什么区别，笛卡尔的拉丁文原文甚至连这个“我”字都没有，“cogito ergo sum”，两个“我”都是通过动词“思”和“在”的单数第一人称形式表示出来的。但在汉语里面，前一个“我”是语法上的主词，“我思”是“我”在思；后面一个“我”是“自我”，它是一个存在着的实体，是一个客体，一个对象。后来康德就提醒笛卡尔说，Subjekt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主词，一个是指主体，主词和主体不能混淆，前者是语法上的“我”，后者则是一个实体。不能因为把“我”当作语法上的主词用了，就断言它也是一个主体了，也是一个实体了。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前一个“我”是主词，后一个“我”是主体，主体也就是实体，他以为通过主词就可以证明主体的存在。所以康德后来说笛卡尔混淆了两种Subjekt的不同含义。

这里就显出我们汉语的优势来了，汉语很容易就区分了主词和主体，在外文里面则没有这种区别，subject既是主词也是主体，而且还是“主观”，这三个词就是一个词，怎么会不发生混淆呢？在汉语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混淆。所以康德批评笛卡尔说，从“我思”我们不能直接断言一个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是存在的。对此他做了很多论证。如果他懂点汉语，也许会省掉不少口水。论证“自我”的存在就是论证他作为一个对象的存在，而“我思”的“我”是一个作为主词的“我”、作为主语的“我”，从主语的“我”怎么能够推出对象的“自我”的存在呢？作为一个思维对象的“自我”，如果把他想象成一个对象，那么他就是一个实体，“自我”是一个实体，用笛卡尔的话说：我就是一个灵魂实体。但这样一个灵魂实体不是仅仅凭借“我思”就能够确定的。凭借着你在那里思，你就能够确定有一个灵魂实体存在？那跳跃性也太大了吧！所以康德认为作为一个灵魂实体的“我”的存在只能是一个自在之物，这是不能单凭自己的思维就推出来的。后来罗素也讲，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其实在表述上是不合法的，要正确表述的话，应该说“思维，故思维在”，这个“我”字根本就没有来由。

那么在汉语里面，哎，我们现在跑到汉语里面来了！我觉得如果加上现代语法的话，汉语其实是最适合哲学思考的，在某些时候比德语更适合哲学思考。我们在汉语中考察一下“自我”这个词。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自”，一个是“我”。首先看什么是“自”。在古代汉语中“自”是什么意思呢？是“鼻子”的意思。你看看“自”这个字最初的写法像不像个鼻子？中间还有两个鼻孔啊！读法也是一样的，“自”最初也是读鼻。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是这样讲的，“自，鼻也，象鼻形。”这个“自”原来的写法是像鼻子一样，里面两横就像鼻子里面的两个孔。清代的段玉裁写了一本《说文解字注》，他说“自”和“鼻”字“义同音同”，但“用自为鼻者绝少也”，都是用的引申义，如“己也，自然也，皆引伸之义”。就是很少有人把“自”直接当作鼻子来理解，都是用引申出来的含义，主要是两个引申义，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自然。自己和自然、自然界这些概念都是从鼻子引申出来的意思。

“自”主要是用在这两个方面。“自”和“己”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己”不是来自“鼻子”，而是出自“中心”的意思。“自”也不光是指自己，不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那个“己”，它还指自然。自然是什么呢？我们曾经有一次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谈到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翻译，有人说是“大道”、“本有”、“自是”、“本成”，我认为可以译作“自成”或“成己”，并且同意译成“自然”，但是要深究一下，把这个“然”理解为一个肯定动词。如古汉语中的说法：“足下以为然否？然！”这个“自然”是自己“然起来”的，自己而然，自然而然。“然”相当于一个“是”，相当于说“是的”、“对啦”、“yes”、“Ja”。“自然”就是它自己就是那样的，有点像斯宾诺莎的“自因”，自己是自己的原因。但是不管“自己”也好、“自然”也好，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最初的东西，都是开始的东西。所以段玉裁举例说，“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也就是在他们清代的时候有句俗语、民间的方言，把始生子称为“鼻子”。始生子就是家里面的长子，长子就是头生子，头生子就称为“鼻子”。大概现在江浙一带的方言里还有这种说法，段玉裁是江苏人。我们现在的语言里也保留有一点痕迹，比如说一件事情的开创者，我们就称为“鼻祖”。所以，这个鼻子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那么，为什么鼻子是开始的意思呢？为什么人们把鼻子看作是最先的、最早的、最开始的东西呢？我想是因为人在站立的时候鼻子是位于最前面的，鼻子是最突出的部位，走路的时候我们最先碰到的是鼻子。我们俗话也讲，“碰了一鼻子灰”。为什么讲碰了一鼻子灰，而不讲碰了一脸灰、碰了一肚子灰？因为鼻子在最前面嘛。当人们说到自己的时候，总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而在指别人的时候呢，也总是指着他的鼻子，没有人指别的地方。因为只有鼻子才具有代表性，才代表这个人，那是他最靠前的部位。所以在汉语中，“自”这个词就是指开始的地方；在人身上指的是鼻子这样一个开始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就是自我，或者自己，这是它的一个引申的含义。“自”的另一个引申的含义，是自然。自然当然是一个最初、最先的东西，一个本源的东西。古希腊哲学一开始都要“论自然”，寻找自然的“始基”。中国老子的哲学也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的。当中国人讲到“自然”的时候呢，你们注意到没有，这本来就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是用自己身上的鼻子来指代大自然，指代自然界。这本身就是人把自己对象化的结果。我们前面讲到语言就是起源于这样一种对象化、拟人化的隐喻，我们把一座山的各部分叫作山头、山口、山脚，山哪里有头、脚呢？我们是把人的身体部位指代山的各部分了。同样，我们用自己身上最开始的部位代表自然这个最开始的原则，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西文里情况有所不同，西文里这个“自”不是什么鼻子，英文里边的self，以及德文中的Selbst，都是反身代词，它代它前面的那个词；它前面那个词可以是人，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自己”，也可以是物，我们译作“自身”，“这个事物自身”，这都可以的。反正它什么都可以代，它是一个代词嘛，也可以代任何抽象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概念自身”。由于它是如此宽泛的一个词，所以中山大学的倪梁康先生就主张，这个德文词Selbstbewußtsein（英文self-consciousness），不像通常那样翻译成“自我意识”，而翻译成“自身意识”或者“自意识”，甚至最终简化为“自识”。他写了一本书叫《自识与反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反对把这个词翻译成“自我意识”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德文和英文里面，Selbst或者self的确没有“我”的意思在里头。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有“我”的意思，但它本身也可以有别的意思，要视它所代的那个词的性质而定。如果把它译作“自我”，就把它限定了。只要是自身，不论是人还是物，都可以用这个词来代。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道理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上的道理，因为Selbst固然没有“我”的意思，但是它和意识Bewußtsein联系起来组合成一个词Selbstbewußtsein，其中却必定包含有“我”的意思。你把它和别的东西联系起来，或者组成一个词，那没话说，我们把它翻译成自身、某某自身，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跟“意识”联系起来，它绝对指的是“自我意识”，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自”或者“自身”的意识，而且必定是对“我”、对“自我”的意识。它肯定有“我”在里头，它就是“我”对“自”的意识，因而是我对我的“自我”的一种意识。没有这个“我”，不但没有这个被意识到的“自”，而且也不会有这个“意识”本身。所以被意识到的这个“自”必定是“自我”，而不是其他东西的“自身”。翻译成“自身意识”或者“自识”，把“我”去掉，这个意识好像就是对我的“身体”的意识，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我”，连我对我的身体的意识也都是不可能的。康德早就说过，我的一切意识都是“我”的意识，“我”伴随着我的每一个意识，没有“我”就没有意识。所以凡是意识，里面必定有一个“我”。

把“自我意识”改译为“自身意识”，反映了一种通常的理解，就是把Selbst这个词仅仅理解为一个对象，把“自身”仅仅理解为一个对象。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一个对象，它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主体。而我坚持把它翻译为“自我意识”，表明我同时把它理解为一个主体。这在倪梁康先生看来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形式逻辑的。当然了，在这个词里面，Selbst无疑是个对象，因为前面说了，自我本身就是一个对象，对它的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意识。但它同时又是意识的主体。它不像任何别的东西那样，仅仅是意识的对象，它也是意识者，是意识的主体，否则它就不是这个意识的真正对象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就是要把自我作为主体那样来意识到。如果它不是一个主体，那么这个意识所意识到的就不是这个“自”，不是这个自己，而是某个“它”了。而那个“它意识”显然不是“自意识”。只有当这个意识的对象同时又是意识的主体时，这个意识才能被称为Selbstbewußtsein，也就是自我意识。

当然，倪梁康先生那种理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形式逻辑来说，意识的对象不可能同时又是意识的主体。对象就是对象，它怎么可能又是意识的主体呢？这是不可理解的。比如我们说，责任意识、网络意识、国家意识、都市意识、交通法规意识等，对这些东西的意识，本身并不就是责任，并不是网络，并不是国家，并不是都市，并不是交通法规啊，那些都是它的对象。意识作为主体是不同于它所意识到的对象的。我们前边也讲了，所谓的意识就是意识到对象跟自己不同。我意识到一根燃烧的火柴，是因为它跟我不同，它能够对我的皮肤造成灼伤，造成痛苦，那它当然不是我了，它是对我的一种伤害。所以意识本身确实有这一方面，凡是意识都是建立在主客观对立之下的，不能混淆。一旦我和对象没有区别了，混淆了，那就叫作物我两忘、主客不分，甚至丧失意识了，就处于无意识状态，或者是超意识状态了。我们说这个人迷糊了，躺在病床上已经分不清自己和他人了，已经不认人了，已经没有对象意识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意识又必须和对象有某种本质的同一性，我所意识到的对象只是在我意识中的对象，我在我的对象意识中可以看出一个“我”，而这个时候我就找到了自我意识。所以黑格尔曾经讲，自我意识就是把我和对象区别开来，同时这种区别又没有区别，这种意识才是自我意识。为什么会有区别？因为它首先是意识，这个“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对象被意识到的。为什么又没有区别呢？因为这个意识的对象恰好就是意识的主体本身。在自我意识中这个“我”既是我又是我的对象，所有我的意识都是“我”的意识，一切在我的脑海里面呈现出来的意识对象都是“我”的。凡是有清醒意识的人，他的一切意识、一切表象在脑子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都伴随着一个“我”，都是“我”的意识。所以在自我意识中，我和对象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这就是自我意识的本性，这个本性当然是一个矛盾，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从形式逻辑是把握不了的。但是这个矛盾有很丰富的内涵，有一个动态的辩证结构，我们下一节课就要专门讨论这个矛盾结构。

我们上次讲到了自我意识和对象的关系、自我意识的辨义，讲到了它的含义。什么叫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一个是把对象当作自己来看。自我意识的这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但它们同时又是没有区别的。凡是意识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意识的主体；一个是意识的对象。而自我意识要比意识高一个层次，它在自我和对象之间看到了一种统一性——把对象看作自己，也把自己（也就是“我”）看作对象。把对象看作自己的时候，这个对象里面是有很多内容的。什么是“我”？“我”就是所有对象的总和，在“我”这个概念里面把我所有的意识以及意识到的对象都集合起来，这就构成了“我”的概念，这就是我所面对的“自我”。每个人从小到大所接触、记忆、学习、体会的东西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我”。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对象，但是在我的组合之下构成了“我”的概念，所有的对象都是“我”的对象。我们讲这个对象和“我”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讲的。当说到“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对象都聚集起来了，聚集到“我”的名义之下，把它们统称为“我”。如果撇开这些内容，“我”还剩下什么呢？“我”就什么也不是了。如果把我所有曾经接受过的对象、内容全部抽掉，那就是抽象的“我”，那就相当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了。所以这两方面，我和对象，具有统一性，我的一切对象就是“我”，“我”就是我的对象。

当然要能够这样说，首先还是要把“我”和我的对象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自我意识首先还是一个意识。我和对象区别开来，这本来就是一种意识的结构，在这个意识之上，再考察我和对象之间既区别开来又等同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关系。那么在我的自我意识里面，我时时刻刻意识到这样一个主体也就是“我”的存在，我意识到我的一切意识都是“我”的意识，反正“我”就是有一种意识，或者凡是我们讲我意识到什么东西，那么不言而喻就是“我”意识到的某些东西，这后面都是有一个“我”伴随着的。意识的真正对象，就是对所有意识的对象加以意识的这个“我”本身，就是我把我本身当对象。我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对所有的对象进行意识的主体；我要把这个主体当作对象就要考虑，这个对象可不是一般的对象，它是凌驾于所有对象之上的一个更高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对象，这个最基本的对象就是“我”。所有的意识最基本的意识就是对“我”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是包含在意识之中的更高的一种对象意识。

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对象意识，因为我把我当对象了，但是这种意识包含着一切意识对象在内、统摄一切意识在它之下。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了，当我意识到别的东西，比如说国家，我们讲有“国家意识”；比如说责任，我们讲这个人有“责任意识”；比如说城市，我们讲城市有“都会意识”……在对这些东西的意识中，对象都只是意识的对象而已，它们都不能跟意识的本身相等。我意识到这个火柴，这个火柴跟我的意识肯定是不能相等同的，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我意识到“我”，我这个意识与“我”既是相区别的，又是相等同的。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特点了，这个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我”既是不同于意识的外在对象，又是等同于意识本身的“我”。我意识到“我”了，这是一切对象意识的前提，因为一切对象都要在“我”之下才能够被意识到。每当我意识到一个对象的时候，都伴随着“是我在意识”这样一种意识。这种对“我”的意识是自我意识一切对象的一个前提，所以“我”是一切对象的对象，没有“我”就没有一切对象。这听起来有点像主观唯心主义了，但每个人的意识确实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我”，那我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所有的东西尽管在那里，也不会成为我的对象，我也不会意识到它。

但是这个“我”不一定每一次都浮现到面上来，在一切意识里它往往是潜在的，就是我意识到这个东西了，但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似乎意识先于自我意识，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前提。比如刚刚我们还讲，首先要把意识的对象区分开来，然后才能够把自我也当作一个对象。表面上看自我意识只不过是意识的一种特殊情况，我先是意识到了很多对象，然后也意识到了我，把自己也当作一个对象来意识，或者意识转过身来，对着这个意识的我来加以反思。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承认，意识可以意识到一切对象，有一天意识发现它也可以把自己当作对象，来进行一番研究、考察、关注。这个时候对我的意识好像只不过是平常时候意识的一个特例——这一次我不考察别的了，我就考察我自己。这就叫反思了。平时我们都没有时间反思，现在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回事。好像是说，平时我没有自我意识，唯独这个时候，我反思一下自己，才形成了自我意识。好像是说，意识本来有很多对象，其中有一个对象是“我”。所以一般认为，先有了对象意识，然后才有了自我意识。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种看法是表面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接受，逻辑上也说得通，并且似乎也符合心理上的事实，但其实一切意识在潜意识之中已经是自我意识了。当我们上升到一种哲学的理解时就会发现，当你能意识到任何对象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自我意识了，就已经把自己当作对象了，虽然还没有经过明确的反思。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有一种“我思”叫“反思前的我思”，也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已经是我思了，我已经有意识了，已经有“我”作为潜在的对象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刚才在这里写作，写累了，然后把笔放下，抽出一支烟来，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燃，吸了一口烟，突然我想起来，我刚才在干什么？我刚才在点烟，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动作是不是有自我意识呢？我没有反思，但是这个里头是不是有“我”呢？显然我要承认，哪怕刚才是一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它也是有意识的动作，这时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我知道火柴不能烧到手，也不能点燃桌子上的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在我的意识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反思前的我思”。哪怕是事后证明在下意识的时候也会伴随着一个“我”，哪怕只是事后我会承认这一点，也说明我在当时的确是有一个自我意识在控制的，并不是一个毫无指挥的意识在那里行动，那就不叫意识了，那叫作本能。本能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大脑意识，而凡是意识肯定是要通过自我意识来加以统治和调控的。当然它有时不是很明确，所以说它是潜在的。事后回想起来我会承认，因为我当时是清醒的，没有喝醉、睡着，更没有神经病，那么当时肯定就有一个“我”了。承认我的一切清醒的意识里面都有一个“我”，这是意识所反思到的。

凡是意识都是“我”的意识，这是康德的一条原则——我的一切表象都是“我”的表象，包括我的表象。我的一切意识，只要我意识到它了，那么它就属于我，不属于别人。如果不属于我，那么我就意识不到它了，那我就完全无意识了。既然下意识、潜意识不等于无意识，它还是有意识，那就说明我知道它是我的意识。这说明意识本身有一定的深度，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从这方面来看，一切意识已经都是自我意识了。虽然从心理事实来看，似乎是先有意识后有自我意识，但这是表面的，我们只有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才能把握住更深的本质。经过我们的分析，其实一切意识本质上都是自我意识。至于反思，一切自我意识都是反思。前面我们讲到，自我意识的本质要素，一个是超越，一个是反思。我思本身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本身就是反思。那么，怎么可能有“反思前的我思”？怎么可能有无反思的自我意识呢？萨特的这种说法不太明确，他其实想说，反思不一定是完全清晰的，也可以是朦胧的、潜在的。反思前的自我意识虽然不可能，但是绝对清晰的反思也不可能，反思总是要留下某个缺口有待于进一步反思。这就表现出自我意识和反思自身的矛盾性。自我意识本身已经是反思了，但是这个反思有潜在的和显在的区分，而且这个区分展现为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是一步步提升上来的，并且永远处在不断后退的历程中。

这样一种反思的根源在某些动物那里就已经有了。我们前面多次讲到动物和人的区别，这里也要讲一讲动物和人的联系。高等灵长类动物，包括一些很聪明的动物，像狗、大象等，它们都有一定的自我感，这是可以测试的。你拿一面镜子放在它面前，看它认不认识镜子里面的自己，或者说，它开始认不出自己，但是经过几个回合，它就会认得那就是“我”。这就叫作“自我感”。在动物那里要经过尝试才可以建立起自我感，其实在小孩子、婴儿那里也是这样，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最初觉得很惊奇，觉得是他的朋友，想跟他玩。小孩子也是一个小动物嘛，就是说人的自我意识一开始也是从动物那里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动物那里我们把它叫作“自我感”。为什么不叫“自我意识”呢？因为它没有语言。我们的划界就划到语言上面，当然这个“界”本身也经历了上百万年，但是这个过程的基础是已经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符号模式。

自我感就是萌芽中的自我意识，但人的自我感是有语言的，而动物的自我感是沉默的，只是用来维持它的生存。比如说，一只动物不会咬掉自己的尾巴，它知道那是它自己的尾巴；一只鸟晓得梳理自己的羽毛，它不会去梳理别的鸟的羽毛；唯一的例外是一条蛇在与另一条蛇搏斗中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但似乎也没有把它吃下去，等等。它们都有自我感。但是人的自我感由于有了语言、类意识而提升到精神的层面，它不仅是感性的形象，而且是一种在社会之中以及从别人那里反射回来的精神形象，这就是自我意识。这是只有在人这里才有的反思，而在动物那里唯有自我感。

人有了语言，构成了自我意识，从此以后就摆脱不了自我意识了，人的任何感知都带有自我意识的这种统摄的作用。在人的大脑皮层里形成了一个语言区，它居高临下控制除了本能以外的一切。大脑里面的语言区控制着人的思维、活动，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意识到了，那么他就有自己的自我意识，就伴随有自我意识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人的思维就是一种语言思维，即使你有情绪、情感，实际上也是语言在里面起作用。你有感觉就可以马上把它变成语言，有些也许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你至少能够说：“这个东西不好说，说不得，说不出来，无以名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去体会。但是总而言之，它是在语言的控制之下的，人的思维、感觉都在语言的控制之下运作。

所以现在有些哲学家说，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语言是社会的，语言是普遍的，语言是历史上积累下来传到我们这里的一个既定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它不断地在利用具体的言说者的言说在刷新自己、扩展自己。所以，看起来你的一切话语都要用它来说，其实是它在用你来说，是语言用人来说它自己。现代的现象学、语言哲学喜欢这样解释，这当然有它们的道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道理。自我意识的确只能用语言来说，有了语言才有了自我意识，但除此以外，自我意识本身也是对语言的提升，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我们用语言来思维，但自我意识反过来还要对这种语言思维进行语言思维，由此不但使潜在的自我意识进入到明确的自我意识，而且使明确的自我意识提升到哲学的自我意识。在不断深入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对初级的反思进行再反思，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无穷后退的过程。

笛卡尔讲的“我思故我在”就是这种说法，他说，为了我知道，我必须知道我知道。后来斯宾诺莎批评笛卡尔，说这个“我思”根本是不必要的，“我在”就是我在了，已经知道了，不需要先有“我思”。因为我要知道一个东西，我不必知道我知道那个东西；我要知道我知道那个东西，我也不必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东西（全体大笑）。他就是反驳笛卡尔。笛卡尔说意识是无穷后退的，否则就无法意识，什么也不知道。他就反驳笛卡尔，说别装了，你哪里什么都不知道呢？只要你有直观，你就已经知道了，不需要反思。但是他也看出来，笛卡尔这个意思就是要无穷后退地反思。直观是最初的，直观以后还需要反思。他可以在这一点上驳倒笛卡尔，就是最初不需要反思，只要直观就可以知道；但是知道以后还必须深入到后面的本质，这就必须反思。黑格尔说，熟知不等于真知。而达到真知一定是一个过程，反思是我在知道，是我在知道我知道，等等，这个过程是自我意识本身的一个结构、一个开放的无穷后退的结构，或者说，自我意识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的矛盾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自欺上面。

三、自我意识的自欺

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就是自己认识自己，苏格拉底也讲认识你自己。但是认识可能是一种自欺，可能会掉进一个陷阱。你认识不到你自己，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只能够掉进这个陷阱里面，这里就是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性。

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的意识。什么是对象意识呢？对象意识就是把对象当作自我来看的意识。只要你能意识到对象，你就已经把对象当作自我来看了，你就已经把自己将心比心或者是用拟人的手法把对象当作自己来设想了，那样你才能形成对象。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例子，比如隐喻、移情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来认识世界，否则这个世界就是认识不了的自在之物。因此，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真正的对象意识本来就是一回事。自我只有当它是对象而不是自我的时候，它才是自我；自我在我把它当对象来看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自我。如果我不把自己当对象看，那我自己想想我是谁？那是想不出来的。我必须把自己当对象，或者设置一个对象、一面镜子，才能在里面清楚地看到我自己。反过来，对象只有当它不是对象而是自我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对象。对象如果不是自我，它如果跟自我没有关系，那就只能像康德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在之物。我们所有能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经过了“我化”的；而我们看不到的，那个背后的东西才是对象。那个对象既然看不到，它就是一个自在之物了，就是认识不到的东西了。而那个对象你也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有——你看不到，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呢？你说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自在之物，但是你又不认识，那你如何能够确定它呢？你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个现象。

康德在这方面倒是讲出来一些道理。就是所有我意识到的对象都是我的对象，我已经把它“我化”了，我已经把它变成我的了；不能变成我的，那就还不是我的对象。所以康德所意想的自我本身，在自我的认识活动背后有一个支撑者、一个实体，那个实体只能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自在之物，而认识的对象本身也只能是没有任何性质的抽象的自在之物。在康德那里有两个自在之物：一个是自在之我；一个是自在的对象。这两端是不可认识的，只有中间是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感官，产生出一大堆感觉印象；然后我们用自己一整套的范畴来把握它们，把它们整理出来，形成了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的知识对象。对象本身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自我本身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自在之物的中间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东西，才是我们的知识、对象，才是我们能够认识的，而两端则不可认识。如果你把中间的显现过程从两端全部抽掉，我们就不知道两端是什么东西了。这种态度当然很老实，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了。但这也太笨了，你划分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什么不能跨过去呢？为什么一定要限定自己呢？康德的道理就在于，他崇拜的还是形式逻辑，就是不能有矛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能自欺。一个坚持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人是一个认真的、不愿意自欺的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把它摆在那里，叫作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就行了。他在这里展示出了他的无私与真诚。

一个坚持形式逻辑的人是一个不想自欺的人，说明自欺是违背形式逻辑的。从逻辑上看，自欺应当是不可能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自欺这种事情？人怎么可能自欺呢？要么你不知道，那就不是自欺，那就是被骗；要么你知道，那也产生不了自欺，那就是你在装糊涂。但是，自我意识的确就是这样一种自欺。自我意识就是把那个不是对象的自我当作对象，把那个不是自我的对象当作自我。明明知道那个对象不是自我，但还是要把它当作自我来看，要对它移情、拟人化、隐喻……明明知道不是，还要把它当作是，这就是自欺。从逻辑上自欺是不可能的、经不起推敲的，但事实上自欺每天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

自欺是很常用的一种说法，如果我们说这个人喜欢自欺，那就是说他经常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他抱定一个幻想，每天都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似乎就有了意义。或者用麻将、酒精、性、毒品来麻醉自己，让自己忘掉一切烦恼。这不就是自欺吗？他明明知道这些都是虚假的、无济于事的，但是他自暴自弃，宁可让这些来蒙蔽自己，放弃自己清醒的判断，自己为自己找借口。还有的人把自己的人格寄存于某个权威，认为自己是渺小的，只有某个权威才能够代表自己，才是他的最终归宿，从而把自己变成听命于某个权威的工具。其实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并非工具，而是自由的，但他在逃避自由。所有这些都是他有意识地、故意做出来的，但是他给自己推脱责任，好像那是一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他。有人就怪罪于自己的命，认为是命运把自己变成这样了。我们称这类人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首先是自欺，然后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欺人，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不合逻辑的事情，逻辑在生活空间其实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在理论中用到逻辑，但是在生活中理论往往是不奏效的。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我们不能过分相信逻辑。

但是，这样一种不合逻辑的生活，很少有人把它归于人的本性——人性的劣根性。鲁迅经常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实际上，人性本身就有劣根性，那是摆脱不了的。鲁迅还相信所有人的劣根性都是可以克服的，有一天可以变得好起来。但是对于人性的劣根性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它就是自我意识的本质结构。人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带有自欺性，或者人在骨子里头就是一种自欺的动物。前面我们讲了，有人类学家定义，人是一种会欺骗的、会伪装的动物，没有哪个动物可以像人一样会欺骗、会伪装。所有的动物都搞不过人，因为人最会欺骗（大笑）。人也可以把这种欺骗带到社会中来，可以欺骗别的人。所以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尔虞我诈是免不了的。人只要有理性，他就会欺骗自然，从而就可以欺骗人，而最后，他也可以用这一套来欺骗自己，这就是自欺。

所以，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欺的结构。人总是要假装相信某些东西，不光是那些吸毒的、酗酒的，每个正常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把自我当作对象看，他才有真正的自我，而且只有把对象当作自我来看，他才有真正的对象。把自己当作对象看，但自己不是对象；把对象当自己看，但对象也不是自己。总之，他和对象是有区别的，但他又要相信两者没有区别，这不就是假装的相信吗？反过来，他在这样相信的时候，又努力要在两者之间划出界线，切断两者的联系，相信对象与我无关，我与对象也无关，这更是双重的假装相信、双重的自欺了。他自己知道，在他面前、在他之外的那个他对之无可奈何的对象，其实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他是有能力为它承担责任的，但是他往往把这个责任推到对象上去，他不敢自己承担责任。为什么不敢自己承担责任？也是因为他只有把对象当作自我，自我才能够落到实处，他才能够安心。他把责任推到对象上面，比如说这是上面让他做的，只有这样才能安心。上面是谁？上面是他的主心骨，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自己不能安身立命，他需要一个上面让他安身立命。他把对象当作自我看，他把自我的意志都放弃了，交给另一个意志了，另一个对象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

西方的基督教也是这样，把人的一切都交给上帝了，上帝代表他，他才有安身立命之所。否则，他自己都不可靠，他感到极大的空虚、无奈，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可以相信、可以信赖，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就会感觉到一个抽象的、孤零零的自我，以及失去了一切对象的恐慌。所以，西方哲学家们提出，人都有一种逃避自由、逃避自我的本能。美国的哲学家弗洛姆写了一本书叫《逃避自由》。汉娜·阿伦特也对这一点做了揭示：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在受到审判时为自己辩护说，他所干的事情都是上边的命令，他很坦然，觉得自己没干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上边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不过是尽职尽责而已，所以他没有罪。要说死了几百万无辜的犹太人都是由一个毫无责任能力的小人物干的，怎么说得过去？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汉娜· 阿伦特把这种现象称为“平庸的恶”——并不是说这种恶本身是普普通通的，而是说干出这种滔天罪恶的人其实是很普通的，并不是什么大恶人；不是说他怀有一种罪大恶极的邪恶念头，他可能就是很平庸的上班族，他只希望你别把他当人了，就把他当作一个工具就行了，他就起一个工具的作用，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就可以了。但是后果他从来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了人性他不考虑，那不是他的事，那是上司的事，因为他已经没有自我了，一切都有他的元首为他负责。这是在自我意识里面所埋藏的劣根性，这是需要反思的，只有在反思中才能警惕。这个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是自我意识劣根性的一面。

自我意识的自身矛盾性，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劣根性。说它是劣根性，是从它的恶劣后果来看的。基督教认为，人的劣根性就是他的原罪，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人有了自我意识，他就有可能犯罪。为什么说自我意识是一种劣根性？它相当于基督教的原罪。人吃了智慧之果，有了自我意识，眼明心亮了，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犯罪了。人有了自由意志，他就可以选择，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而做坏事的可能性是摆脱不了的，因为他是自由的，这就是人的原罪。所以自我意识有它的劣根性，这是摆脱不了的。由于自我意识的客观结构，只要是个人，只要有理性，就有这样一方面，它深深地植根于自我意识中。人们经常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错误，或者是一种意志薄弱的后果，但是这种观点比较表面。它不是一种错误，它是一种罪，人性的结构里面包含这样一种罪的可能。

但是自我意识另一方面的意义我们也要看到。刚刚我们讲的是劣根性的一方面，但自我意识除了有它的劣根性以外，还有正面的含义。不要把自我意识看得太理想，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黑暗，它有它的正面含义，这个正面含义只有在超出形式逻辑以及日常思维之上才能看得出来。如果还是局限于形式逻辑和日常思维方面，那么你就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做选择：要么是做一个好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呢？要想做个好人，你就什么也不干，就清心寡欲，到大自然里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不跟人打交道，那你就是一个好人，就能保持自我的善良，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一样。要么，你就做一个有丰富自我意识的人，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之中。但是这样你就必须牺牲自我的独立性，受到命运的支配，命运把你裹挟在其中，让你干坏事，你不干也得干。在两难之中究竟如何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刚才讲了自我意识有两种选择，看你倾向于哪一种。一种就是坚持自我的独立性，这有点类似于老庄，老庄想要离开社会到大自然里面去生活，什么也不干，无为。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你无为，那就是什么都可以为了，但是那个“为”已经不是你的“为”了，而是大自然的“为”。自然界自己会为，你跟着它就行了。到头来，追究下来，你没有任何责任，你的双手是干干净净的。就像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面讲的，那个隐居者马鸣住在村子后面的山上，不食人间烟火，靠吃蚯蚓等过活，经过了合作社，经过了“人民公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到最后，整个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有罪，就他的手是干净的，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干，他只吃蚯蚓。这样一种隐居者，远离了人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把人当人了，人的所有的作为都被取消了。一个社会如果对这样的人还羡慕不已，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退回到与动物相邻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儒家的，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以前叫治国平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叫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之中。我们经常讲，不要躲在象牙塔里自命清高，要投身于社会运动中，这样才会有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充实的人生。儒家强调这个，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代价就是要牺牲你的自我，把你的“小我”变成“大我”。道家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的，但是这个独立性是空的。你如果不坚持独立性，就要服从社会对你的召唤，投身到社会历史的潮流中，那你就要受到命运的支配。所以自我独立性一旦失去它的内容就没有了意义，绝大多数人能选择的只是后者，只能投身于生活。投身于生活，当然就讲到了儒家，不光是儒家，也就是一般的常人吧，常人就要养家糊口，要生产粮食，要干活。道家的生活，一般人是不主张的，也没有条件主张。除非是衣食无忧了，你才能过；衣食还成问题，你就守不住道家的那种独立性，哪怕是讨饭，也得让人家给。所以，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比如一个人带着一笔财富到深山中去，像韩少功那样租一块地，雇几个农民帮着养猪种粮，那就可以自给自足。一般情况下人们还是选择后者，投身于生产劳动、赚钱做生意、和人打交道，然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如此而已。要是志向更高端一点呢，就是治国平天下，为国家谋划。绝大部分人选择的还是后面这种方式，就是宁可牺牲自我的独立性，也要紧紧抓住人生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只不过是被抛入了自己的命运中。

但这种自我意识的选择也带有很大风险，它可能是自我否定的。假如一个人发现他当年所看重并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到头来一钱不值，甚至是人类的一场灾难，那该怎么办？如何评价？一种最廉价、最轻松的解脱就是：“我上了某某的当！”在逻辑上他的确没有错，他认为他是被骗的，他的行为都可以由骗他的人负责，不由他自己负责。但是他不反思的话，就很难解释当年大家为什么都纷纷争着上这个当，生怕自己落后了一步，而使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我想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觉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终于来了一个机会，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生得太晚了，没有赶上抗日战争，没有赶上解放战争，也没赶上抗美援朝，我们现在赶上“文化大革命”了，终于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反思，当年为什么做这种选择？选择后面是否还有一层隐秘的选择？这就不是单凭形式逻辑可以看得出来的了。形式逻辑是直来直去的，在一个平面上推理。但是要看出更深层次的理由和选择，就需要一点辩证法。比如当年如果我不加入这样一场运动，我就成了落后分子，那就有点恐惧了，那就叫作“我的政治生命完了”。当时认为“政治生命”比肉体生命更重要。如果所有人都在干一件事情，你一个人被排除在外，那你就被打入了另册，你就一钱不值了。所以人人都要争先加入群众运动的洪流之中，其实后面是一种恐惧感，尽管我们表现得非常勇敢，甚至英勇，但背后是一种怯懦。形式逻辑只管一次选择，就把它当作一切推理的前提了，而不管这个选择后面是否还有深层次的选择。我认为这是我选择的，我就是自由的，但是自由后面还有不自由、不得已的部分。我们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一个积极对待生活的青年不那样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情势所迫啊！就是背后还有一层隐秘的恐惧。

形式逻辑的眼光是比较表面的，没有考虑到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自相矛盾的。我选择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服从于某个伟大的自由意志，把他的意志当作我自己的意志，好像这是我的自由选择，但实际上这是不自由的，或者说我是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性。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否定性。为什么有“逃避自由”这一说？自由不是谁都趋之若鹜吗？但从自由的本性，也就是自我否定性来看，逃避自由很好理解，它就是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追求表面的自由而错失了深层次的自由，最终是自由地使自己陷入了不自由。如果没有辩证法的训练，单凭形式逻辑的眼光看，就只能看到自我意识的自欺的后果，却把握不住这种自欺的根源。我知道有的人已经反省了，认为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被欺骗，同时也是自欺，我们故意让自己以为自己在从事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但是自欺的根源在哪里呢？如果仅仅是别人骗了我们，那么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就只不过是下次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甚至根本就不能相信别人，只能相信自己。但这仍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如果恰好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过于相信自己不还是要上当受骗吗？你只树立起了对外界的警惕性，但是否还应该树立起对自身的警惕性呢？可是，更为麻烦的是，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了，那我们还能够做成任何事业吗？实际上，我们这一代里目前还保持某种事业心和信念的人已经很少了，这的确与我们受到过太多的挫折和欺骗有关。年轻人把他们这个时代称为“小时代”，其实我们这些从“大时代”过来的人也有同感。

在这种根本性的矛盾面前，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形式逻辑或者日常思维的层次，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停留在“知性思维”的水平，而不提升到理性思维或辩证思维上来，最后我们只能怨天尤人，悲叹命运捉弄了我们。要么我们就只有寻求某种更高的精神拯救——归于宗教，觉得只有上帝，只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才可以拯救我们。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相信一个更高的神。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既不能不负责任地把自己抛给某个神，又要超越这种日常思维或者知性思维，那就要达到一种理性的、辩证的思维。理性思维是具有一种辩证性的，只有达到辩证理性的人才能把握和承担自己的命运，不需要求助于某一个神，也不需要怪罪于某一个人。

什么是辩证理性？我所理解的辩证理性就是，首先揭示自身的矛盾，然后通过矛盾的冲突和解决矛盾的努力来激发起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从低层次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所以对自我意识来说，就是要不止一次地把握自己。要把握自己，就需要辩证的眼光，这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所描述的那样，人的精神现象走着一条不断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反思之路。知性也有反思，但是知性的反思是一次性的，反思到某个前提就停住了，就以此为根据来规定其他的东西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吾日三省吾身”那种中国传统的反省就是一次性的，所反思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固定的天性、天命，是由古代的圣贤给我们规定好了的，我们只要按照那样做就行了。这就是一次性的反思，反思到当初的一次选择，就不再怀疑了，就止步不前了。对于知性来说，它能够想得起来的就是一切事情的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人生的起点，它教你怎么做人，把你教会了，你就这样做人了。你如果要反思你的人生，只要反思到这样一个起点就行了。但是这个起点本身是不容反思的，它就是你的固定的起点，你的不可违抗的天命。至于这个起点后面还有没有更深的东西，或者还有没有另外的不同的起点，这是不能反思的，否则你就要准备挨骂挨批了。

我们经常把自己的人生起点归到自己幼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某某组织或者某某老师或者某某亲人从小对自己的谆谆教导，带着深情和怀念。当然自己当初也是有选择的，不过这个选择是“乖”，是听话，是“做个好孩子”。小孩子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但是在老师、家长的教导之下，有时甚至是体罚之下，懂得了要乖要听话，这就是第一次选择。这些教导不是都没有道理，但是这些道理都是自己内心未经反思的，只是在缺乏反思的幼年时代被灌输进了头脑里面来，而且根深蒂固。但是一个具有辩证理性的人，一般是成人，他在某个阶段就会对这些天经地义的教条产生怀疑，甚至要从头来过。笛卡尔就是这样，他说一个人一生中必须至少有一次，把所有从小接受的教条，包括宗教的教义以及神学院的功课，全部倾倒出来，一个个地检查一下，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从那些道理里面剥离出来。哪怕他长期是认同这些道理的，甚至将它们看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但这些东西并不是由他自己合理地得出来的，而是由别人准备好，然后灌输给自己的。他自己的自我和这个已经成为对象的自我毕竟不是一回事，他可以检查、反思、怀疑它，当检查的结果他不认可时，他就可以抛弃它。

知性的思维方式就只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辩证的理性却知道，当我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由我自己“是”起来的。要把这个“是”当作一个动词来理解。当我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我自己“是”起来的，是我自己要成为的；既然是我自己要成为的，那我就也可以不是它，我就可以不成为它，而且我还可以批评它。辩证的理性尽管具有批判性，但是它并没有先见之明，不可能事先具有批判性。即使它具有先见之明，它也不可能避免犯错误，它也只能在犯错误中反思错误从而纠正错误、少犯错误。辩证的理性不像知性那样呆板，非黑即白，它可以犯错误，但是它的长处就在于它可以反思错误。

被抛入错误及荒谬之中，这是一般人躲不开的，但是自我意识强的人不会安于自己的被抛，他不会停留于伤感和叹息，而是奋起切断自己和对象之间的联系，冲进虚无里面，否定过往的一切。冲进虚无是有目的的，不是一切都没有价值。目的是什么？是超越当下的现实，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反思和批判这个现实，来重新寻求一条出路，来改造和重建自己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尽管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于他的，但既然他参与其中，他事后会知道那也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他必须为自己的作为承担责任。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反击它、改进它、重建它。而这样一种奋起也恰好是基于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这就是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的正面意义。反面的意义是它的上述劣根性，它导致了自欺、推脱责任、逃避自由；正面意义就是它能够激发人的能动性，让人突出重围。

所以，当自我意识要逃出自身的矛盾、逃避自由，要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安身立命之所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充满了矛盾，而内心却不知道。他以为自己的内心没有矛盾，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完全放弃自我。那些红卫兵小将，开始都是很纯洁的，他们争相表忠心，想要做乖孩子、纯洁的青年，甚至为了要实现一个“拯救”民族、“拯救”全人类的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好与他们的真心背道而驰，而且越是乖的纯洁的青少年越是恐怖，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抛弃，人性、父母、亲情、爱情都可以不要，他纯洁到把自己的全部都献了出去。当然，这在一开始是免不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少年都投入进来了呢？那样的整齐，说明我们那个时候被教育得十分整齐。这在今天还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整齐的，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至少思维方式是一样的。自我意识不可能让青少年在一开始就识破人生的真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它确实能够让那些经历过的人尽早地醒悟过来。当时你还小，你还纯洁嘛，不经过世事，不知道利害，不明白深浅，只要你不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那就已经是万幸了，你只能求助于你的幸运。万一陷进去了，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中就有一个，他一时冲动杀了人，当时他认为是杀流氓，后来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现在出来了。当时他也是非常纯洁的青年，被抓进去以后通过反思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但是人已经死了，救不活了，大错已铸下，他一辈子后悔不已。这就只有依赖于偶然性了。自我意识有这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很强，那么事后他可以尽早地醒悟过来，他可以在反思与忏悔中重塑自己的对象和自我，只要他还有时间，只要他还来得及。怕的是那种顽固不化、自以为纯洁高尚的人，一辈子没有悔过之心，死不认账。凡是自己干下的坏事，他们通常都选择性地失明。

人的确离不开他的对象世界，他只有在他的对象中才是他自己，离开这个对象他活都活不了。但是他也的确可以和对象世界不同。他生活在对象世界之中，但是他可以意识到他能够不由这个对象世界任意塑造自己，而是利用这个对象世界由自己来塑造自己，并且也重新塑造自己的对象世界。人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然，青少年还暂时达不到这个认识，人必须有了一定的阅历以后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个世界的意义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也可以通过我的思考赋予它某种意义，在我自己的眼里，这个世界就可以有所改观，而不是别人描述的那样。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考来塑造自己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统一性不是一次就定型了的，不是一种既定的格局，它总是处在不断地流变之中。但是很多人的世界观却是一次就定型了，很多人至今还生活在“文革”之中，他那一套术语就是“文革”的术语，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从来不反思，因为他认为那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一个有健全自我意识的人，他的自我意识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好了的。一开始就被注定，那就是一个僵死的框架了，那就相当于他的棺材了，一直到死，他都住在里头，无法摆脱出来，只会怨天尤人：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自我意识的生命就在于，首先在与对象世界的区分和疏离之中划清一个界线：我是我，世界是世界，我有我的主张。其次，在这样一种疏离之中，由它的主体性作为主导，用旧的材料创造出自己新的世界，达到我和世界的统一。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自我意识有这样一种能力，它把自己从对象中划开——当然它是我的对象，但是我跟它还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评价对象、批判对象、改造对象，使之改观、改变原来的意义。原来是那样解释的，我现在这样解释，跟原来的解释完全不同。材料都是旧的，但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逻辑、一套新的生活规律，以及评价生活的一套新的眼光，这个世界就是全新的了，这就是我自己创造的了。虽然我从小受到了它的教育，但是我通过我的自我意识可以跳出来，不让命运来支配我，而是我来支配命运。

相反，像康德那样执着于自我和对象的不可知，虽然他是想避免自我意识的矛盾，但最终仍然无可奈何地陷入了矛盾。他把这两方面隔离开来，一方面是自我，另一方面是对象，双方都是不可认知的，能认知的只是中间这一段表现出来的现象。这听起来非常实在。康德认为，自在之物，你要自以为知道它，那就是自欺了，你知道的其实只不过是现象而已。他不想自欺，他正好想排除自欺，他不想自以为知道那个不可能知道的东西。自在的对象是不可认知的，他不想装作自己可以认知。但是到头来他还是在自欺，因为他其实已经知道了自在之物，却还自以为不知道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东西。后来对康德进行批判的那些哲学家都指出，康德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自在之物了，但他却装作不认识，这就还是陷入了自欺。他本来是为了避免说那些过头的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去乱说，但是他知道了还说不知道，这也是一种自欺。这种自欺可以定义为对矛盾的掩盖，它使人心安理得、没有责任，因为不知者无罪。我只为我知道的东西负责，我只为我的动机负责，我不为我的后果负责。康德的道德学说就是唯动机主义：只要我的主观动机是好的，那么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没有关系，不用去考虑。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矛盾排除掉了，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当然，在现实世界中他还是有责任的，但是他认为在内心世界中就可以没有责任了。

这样一种自欺体现了一种怀疑的倾向，就是不相信一切对自在之物的断言，要把那些独断的观点全部清除掉。康德从一开始就怀疑，认为怀疑论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可以用它来清除很多武断的谬见。笛卡尔也是从怀疑开始的，怀疑一切，最后发现怀疑本身不可怀疑了，那就是“我思”，这才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所以他最后确定了“我思故我在”，只有这个是不可怀疑的。康德其实也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就是通过怀疑把一切不可靠的东西清除掉。但是在他们两人看来，怀疑只是一个过渡的起点，他们已经通过怀疑把地基清理干净了，从此就可以不再怀疑，放心来建立高楼大厦了。这是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想。但是后来，黑格尔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怀疑看作一个不断向真理接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点。不是说把地基清理好就没有可怀疑的东西了，就稳靠了，那不过是一种幻想、一种一厢情愿。应该有一条“怀疑之路”，要不断地怀疑、不断地推敲、不断地拷问自己，使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层次，一天天走向真理。

在“文革”之后，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普遍怀疑之中，既然我们的路走不通了，那所有的路都值得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只不过是原地踏步，并没有使他们的思维模式提升一步，而是使他们陷入到了另外一种盲信，比如陷入气功热中，还有很多走火入魔的。在他们那里，怀疑只不过是两个盲信之间的一个过渡而已，它是一个暂时的、局限的点。实际上他们从未认真地怀疑过，只不过是还没有找到盲信的对象罢了。

真正的辩证理性应该把怀疑变成一条怀疑之路。怀疑之路不是虚无主义，怀疑之路其实就是真理之路。怀疑和真理看起来是势不两立的，但真理要通过怀疑之路才能够产生。走向真理的怀疑之路是由自我意识的矛盾性激发出来的，它不是回避矛盾，也不是在矛盾之中摇来摆去，而是要对这些内部的矛盾加以拷问，要把自己投入到自我冲突之中，不断地推敲矛盾，把矛盾变成一股探索、突围的力量，以便去寻找新的道路，去寻求真正的自我。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作“寻找自我”。刚开始很新鲜，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也没有人这样想过。自我就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我们以为最不需要寻找的就是自己了，除非脑子有了毛病。其实自我是有层次的，我在这里，这不过是纯粹表面的层次，它后面还有无穷的深度，有假我和真我之分。所以我是我自己，同时又不是我自己，而是他物，而是对象，要把自己当对象来看，来研究探索。不要以为自我感觉良好就能把握住自己，要把自己当作对象，拉开距离来研究。

但这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它需要把自己一贯认同的自我当作假我来批判。原来做事的时候没有考虑，一往无前，满腔热情，但是冷静下来之后，要对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加以拷问，这并不容易。当然你不拷问也可以，没人拦着你，那就像阿Q一样，你会感到一种幸福。昨天的事情刚做过，转身就忘记了，那样你就会永远处于幸福之中。但这种人就丧失了自我意识。而一个有自我意识、有独立人格的人，会在自我反思、自我拷问时陷入一种智慧的痛苦之中，他会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内在矛盾性。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当然要追求自我意识的统一性，最终要达到矛盾的解决、调和。但是独立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不能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不能以这个为代价来消除矛盾。相反，他对一个统一自我的追求没有终点，或者说他永远处于对自我寻求的路途之中。这就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点了，就是对自我意识的运动、发展的观点，而不是说到哪一站就可以停下来了，这就是我了——你没有那么幸运。

基督教讲唯有上帝才是知人心者，而你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更何况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的文化，就更不理解这一点了。我们通常以为，难道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自己吗？！我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了。哪怕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起码知道我自己、我的内心；就连我的父亲母亲都不知道我的内心，只要我谁也不说，你们就没办法知道。这是一种非常骄傲的说法。我们可以想想，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吗？尤其是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你真的那么有把握吗？那你为什么会做出那么多当时理直气壮后来却痛心疾首的事来呢？今天做的事情过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你可能会改变眼光，你会重新发现一个自己，更不用说一辈子了。所以说，人的确必须一辈子对自己进行探索，才能逐步接近那个真我，但永远不能够最终把握。

但人毕竟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朦胧中，一个人也许会根据以往的经验，设想出新的理想，做出新的决定。刚才我们讲到要重铸自己的世界观，重建自己的对象世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提出一个理想，从而设定自己的道路。但是你已经有过经验教训了，你会怀疑：这个新设定的理想是不是又是一种幻觉呢？这一次是不是又是一次欺骗呢？是不是我的一切追求最终都逃不脱命运的捉弄呢？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么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了。所有我们的理想，只要有理想，就可能是欺骗，那就不要有什么理想了，人生只有那么几十年，很快就离棺材差不多了！一个人也许就会陷入这样一种无所作为的观念中，悲叹人生的无常，等等。但是，能够把人从这种虚无主义中救出来的，仍然是自我意识本身的自欺的结构。

这个自欺结构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就是这一次它的确可能又是一种幻想，真正的理想很少有完完全全实现出来的，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甚至没有哪一个理想是可以原原本本实现出来的。那你还去追求干什么呢？人总是要受骗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对人类的精神生活有某种实质性贡献的人都有某种执着，你也可以说他是偏执，就是把他所追求的目标看成是最终的绝对目标，这样他才能够爆发出全部的生命力，投身于他的理想的实现。这当然需要某种自欺，他执着地去实现的只是他意想中的真我，其实不一定是绝对的真我，但的确是他未来的新的自我，而不是以往的陈旧的故我。因为他要追求的理想是对以往的故我的反思，他要重新开始、重新起步。那么只要是为这样一种理想，他就会爆发出全部的创造力，他就会对人类有贡献。这就是这种自欺的积极意义，它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而那些在自己已经看准了的目标面前左右犹豫、瞻前顾后、裹足不前的人，注定不能够投入他的全部生命力。他虽然有理想，但是半信半疑，怕犯错误。这种人看起来很谦虚，因为他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特别是认识到了他自己的有限性；其实他很骄傲，因为他想不犯错误，而只有上帝才不犯错误，他是把自己当上帝了。他什么也不做，当然也就不会犯错误了，但实际上，任何事情只要做，就有可能犯错误。要想避免这一点，只有不活，或者成为上帝。

人所能够犯的错误，最根本的就是自欺。康德曾经把这种人性中的自欺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自以为能够避免自欺，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但是能够引导人类从错误走向真理的，也是同一个自欺。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曾经把艺术的本质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欺”。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有意识的自欺。你画一幅画，把它当作真的来欣赏，把一张肖像看作有血有肉的真人，那不是有意识的自欺吗？但如果把这幅画只看作一块绷起来的麻布和一堆颜料，那就不叫欣赏了。自我意识也是这样，你设定一个对象，把它当作自己来看、来欣赏，那就是有意识的自欺。这个自欺是积极的，是从好的方面来讲的。有了这个有意识的自欺，人们才有生命的活力，艺术家才有激情。否则，人就什么也不要干，也就没有生命活力，人类也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

当然自欺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能说因为自欺有积极意义，那就让我们大家都去自欺吧！自欺肯定是因为人的无奈，因为人的有限性。但自欺是激发人去做一番事业的机制，人不可能回避它，也不必回避。人的有限性使人永远摆脱不了一定程度的自欺，可以说这是人的原罪。但是人可以将自己的“戴罪之身”投入一项崇高的事业，投入一项改善人性状况的事业，这就是人的本质上的原善。它既是原罪，也是原善。在自己的事业中，人永远不可因为自己的原罪就丧失信心，从而无所作为，而必须运用他的有意识的自欺来激发自己的生命活力，冒险突围。不管有没有效果，我们也要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姑妄行之，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经常听说一些仁人志士“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自欺啊！明明知道它实现不了，但还是要把它当作能够实现的那样，用俗话来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要那样去做，抱定一个理想、原则，也许这个理想不能实现，也许这个理想本身就值得怀疑，但是作为行为的原则，你还是要去试一试。失败了，我们来检讨，来忏悔，来重新尝试……总之，从人的历史来看，人的自欺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自我意识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矛盾结构，或者说是一个自欺的结构。就是当我们想要把握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自己是有无穷深邃的层次的，必须在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不断地调和调解这个矛盾；在每一个层次上面，你如果停下来就会发现，内心的自我意识里面隐藏着一层自欺。只要你自我反思，就会发现自欺，这在文学作品里面体现得最为明显、最为清晰。前面讲到康拉德·朗格把文学艺术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欺。其实不光是文学艺术，也包括审美，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审美和创造里都包含着一种自欺结构。如果没有这个结构，那是创作不出作品来的。比如某个作家只能凭记忆来写作，那是没有才气的表现。只有记忆力好，却不能够把别人想象成自己，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别人，那是创作不出好作品来的。我们看小说也好，看戏剧电影也好，都要有一种换位的自觉性，这样才能有收获、有感动。反过来，任何一个自我意识里面都已经隐含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了，所以艺术是人性的本质要素。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一个缺乏艺术想象力的人，一个没有才气、没有灵魂、只凭习惯机械地活着的人，而自我意识每天都在培养人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感受力。然而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活又是非常痛苦的，正如艺术家的生活一样，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总在动摇和徘徊，而不像那些一辈子不动脑子的人那样稳靠和有固定的安身立命之所。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学家、艺术家，一生都处于彷徨之中。他曾经讲到过绝望和希望之间的关系——你看到自己永远摆脱不了自欺，你就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本身又是虚妄的、虚假的，所以他引用了裴多菲的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虚假的，绝望也是虚假的。不要太抱希望，不要抱那种可以一下子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那是假的，但绝望也是假的。在这个真假之间，我们要奋起一搏，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所以鲁迅先生一生就处在这样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当中，他经常讲，他不愿意去未来的“黄金世界”：你们许诺我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我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你们觉得那是好的，但我不愿意！我不如停留在虚空之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他仍然愿意为一个能够合理地做人的世界去“扛起黑暗的闸门”。这是鲁迅先生最深刻的地方，他毕生都在这样一种绝望和希望之间挣扎。也可以说鲁迅的这种对未来的信仰是一种自欺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的信仰是不可靠的，但是，人总是要有个信仰，就像那个跌跌撞撞的“过客”，总是要往前去吧。“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不很靠得住的信仰为他提供了一个着力点，他立足于这个信仰才能够往前去；没有这样一个着力点，他的全部思想、他的全部情感、他的全部生活阅历和文化修养就都白费了，所有这些思想就都一钱不值。

对于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自我意识的人来说，什么信仰里面都免不了带有某种自欺的性质。但是，是不是因此就不要信仰了呢？我们在所有的信仰里面都看到了某种自欺性或虚妄性，用通常的话来说，这就叫作“看穿了”，或者“看破红尘”，这表明一个人开始有了独立的清醒的自我意识，开始用自己的思考来对待一切问题，不会被别人忽悠了。那么，“看穿了”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信仰一直在，并且是人所无法缺少甚至无法摆脱的。虽然我们通常不会称为信仰，而是称为“信念”。我们每天所做的大量的事情都不是按照固定不变的绝对必然性去做的，而是按照某种估计、某种大致的概率，我们相信这样做大概没有问题，即使有问题也是个别的、偶然的，可以不加考虑。我们每次旅行都是相信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才可能高高兴兴地出门。如果没有一定的信念，我们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甚至躺在床上也怕中枪。但这种信念不也是一种自欺吗？比如你听说某种交通工具的事故率是十万分之一，你就以为可以大胆出行了，但再小的概率只要摊到你头上，那就是百分之一百，所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你还出不出行呢？

同样的道理，你看穿了，看破红尘了，就把所有可能的信仰都抛弃了，不要任何信仰了，那你的生命实际上也就完结了。虽然还未死去，也等于行尸走肉。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怕再次上当而抛弃一切信仰，甚至不屑于去寻求、探索一种新的信仰，那他的生活和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还不如动物。当然新的信仰与旧的盲目的信仰也应该有所不同，不再具有像数学题的答案那样的“铁的必然性”，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是“知其不可”，知道它实现不了，但是还要去做。为什么要去做？因为人要去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哪怕这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但是我为此而尽力了，尽管看不出效果，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活得像一个人一样。这种“为己”的信仰超越于现实之上，又具有影响现实生活的力量，它是为了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它不可能被别人忽悠，也不会被淹没在从众心理中，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人们通常把信仰和理性加以对比，并且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信仰是非理性的。康德也讲，我们要悬置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其实这种对立是表面的，并不是根本的。黑格尔认为，理性本身有消极的理性，也有积极的理性。消极的理性是一种批判精神，那是很厉害的，它看穿了万事万物的相对性和自我否定的本性。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积极的理性，它是建设性的，它里面包含有信仰。因为建设性就是要创造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在创造出来之前只有靠信仰支持，才能获得创造的动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任何人有经验，你要去突破，你要有信心，你要为此而奋斗，同时你要准备品尝失败的苦果。这里面就包含某种信仰的成分。积极理性包含的信仰经过消极理性的怀疑，经过否定和摔打——它经得起摔打，它就提高了。一般讲信仰，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摔打，我们就把它称为“迷信”。你信一个东西信得如此执着，却没有经过消极理性的批判，一旦遇上消极理性就全部垮了，一旦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更是烟消云散了，那么这种信仰是脆弱的。但是我们想：如果有一种信仰经受得住消极理性的批判与否定，然后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种信仰就是非常坚强有力的了，非常有韧性的了。这个信仰不再是追求一个现实的终点，不再是到某年某月我们就要实现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而是一条怀疑之路，也就是通过不断怀疑而形成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通往某个日益确定的方向的。我们不是散漫地怀疑、盲目地怀疑，而是有章法地怀疑、一步步怀疑，使这些怀疑呈现出不断从低到高的层次，从而指向某个未来的目标。信仰和怀疑不是对立的，我们怀疑是为了信仰，不是为怀疑而怀疑。在怀疑之路上，我们体会到自己的思维层次在提升，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方向，我们把遵循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视为自己的使命，这就是真信仰了。

我们个人是这样，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几千年来那么多仁人志士为理想而献身，现在看来那些理想都是很有局限的，是值得怀疑和反思的。但人类并未因此完全失去理想，而是在对一系列的误入歧途进行反思之后，重新确定了自己未来努力的更高的目标。但人类最终的目标只能是一个大方向，它不可能在某一天完全实现出来，现实的目标也只是通往终极目标途中的一些驿站。这些驿站都应该被“当作”终点去追求，但是你知道那不是终点，那只是近期目标，真正的终点是看不到的，它只是一个方向。那些崇高的精神目标，真善美、绝对的自由，都只能是一个理念。你怎么能确定在某个时候做了某些事情就达到了真善美的极致呢？人类所有的精神财富都是通往它的，而它本身是完全追求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够人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去追求的，也是值得你毕生为之奉献的，是完全可以安身立命的。那些具体的可以实现的信仰都不是，因为它们一旦被实现出来，即使不走样，也让人类失去了继续前进的目标，人类就此停止了发展，进入了自行灭亡的倒计时。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肯定是追求不到的东西、超验的东西。比如西方人信奉上帝，上帝高高在上，处于彼岸。中国人不信上帝，我们的理想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我们也不能太实用、太功利，得有些超验的精神性的东西来追求，虽然追求不到，但是可以朝那个方向不断前进。人类世世代代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多的精神遗产，不都是一些人凭借自己的信仰创造出来的吗？

所以，问题不在于人是不是要有信仰，而在于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信仰抱有一种反思的态度。你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就一锤定音，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每走一步都要反思、都要审查你的信仰，看它是否偏离了那个终极的大方向。而且在每一个行动之后，你都不要得意，要审查并且拷问自己，包括自己的出发点、目标、动机，当然也包括自己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忏悔精神并不妨碍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因为忏悔都是事后的。那么有了这种忏悔精神，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去努力的时候，才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是为了世俗的功利，而最终是为了认识自己、完成自己。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人世间走了一趟，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自己是否把握到了，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具体的目标当然应该设在遥远的地方，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要完成自己。你有多大本事，你就按它来设定你自己的目标，力图使自己这一辈子问心无愧。但这里面充满了自欺，所以你应该警惕。由此便生出了人生的忏悔的话题。

四、忏悔与真诚

忏悔与真诚也属于自我意识结构的应有之义。由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我们提出自我意识包含一种忏悔的精神，而与忏悔相连的就是“诚”的问题。自我意识无非是要达到对自我真实的把握，那么对自我的这种把握就是真诚。

什么叫真诚？真正能够达到自我意识的真诚，不是孟子所讲的“反身而诚”。我们前面讲，“反身而诚”可以说是想一想就达到真诚了，往自己心里面看一看就达到真诚了，或者扪心自问就达到真诚了，这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人心不是单一层次的东西，它是一个立体结构，而且是一个无限延伸又不断深入的结构。

真正的真诚，也不像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人都是从婴儿长大的，所以老子主张只要每个人想想自己的儿童时代，像小孩子那样回到纯真，就可以做到真诚。我们通常也说，小孩子不会说谎，童言无忌，皇帝的新装的谎言就是一个小孩子拆穿的。但这是不一定的，小孩子只是还没有学会说谎的技巧，但从本心来说，他也是想要撒谎的，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只不过他的谎言大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罢了。人是能够撒谎的动物，连小孩子也不例外。更不用说一个成人完全回到童年是否有可能，除非他得了失忆症。

庄子讲的倒是更适合于成人，他主张要“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什么叫环中？门枢转来转去，中间那个环是不动的。你们捉对厮杀，争来争去都在转圈，你咬着我的尾巴，我咬着你的尾巴，而智者就站在环中，跳开是非，你们去争，我不介入，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老谋深算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们互相打倒，我反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一个狡猾的态度。那么这能否解决自我意识的自欺的矛盾，达到真正的真诚呢？显然不行，这解决不了矛盾，只是逃避了矛盾，而且暗藏机心。

再就是禅宗所讲的“难得糊涂”，就是装糊涂、装傻。“难得糊涂”是为了逃入虚无，就是什么东西讲起来都好像知道，但是又好像不知道。做事也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对错，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行。这与庄子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极无诚意的虚无主义。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自欺的矛盾？应该是在行动中。“反身而诚”也好，走进“环中”也好，“难得糊涂”也好，都只是一种态度，但不是一种行动，都是对生命力的一种压抑和放弃。行动才暴露你的本质，你是个什么人，行动起来就知道了，做一做就知道了。人是很容易自欺的，尽管很容易自欺，你还得行动，能够破除自欺这个“环”的，就只有行动。你要做一做试试，不要老是怕这怕那，防止这防止那，在观念里面打转。你一行动起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才会暴露出你的真相。当然这只有在行动中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才能做到，行动是为了认识自我。由此就生发出一种忏悔意识。在行动过后，回过头来再看，你会鲜明生动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及自己在自欺中埋藏着的根本恶。在不行动的时候，待在屋里、躺在床上，那就没有什么好反思的，只会觉得内心一片纯洁。而有了行动之后，你就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反思了，于是从这个反思里面就产生出了一种忏悔精神。

鲁迅著名的小说《伤逝》，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的哲学含义揭示出来。尤其是涓生和子君谈恋爱同居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生活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每天陷入赚钱谋生的琐事中，过得极其艰难，爱情最后也逐渐消失了。有一天涓生就对子君说，既然你不顾重重障碍、冲破了传统观念来跟随我，说明你是一个独立的女性，那么你现在也可以离开我，独立地去过自己的生活，总比两个人缠在一起去死要好。子君受了这致命的一击，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她只好回到她父亲那里去了，不久就死了。涓生非常后悔，不光是后悔，而且非常痛心地忏悔，他认为是他用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把子君杀死了。当时这种五四青年，人人都用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样一套空洞的话语来自欺，还自以为真诚。但正是这种真诚，这种把真相直接摆出来的直率的态度，把子君害死了。最后涓生满怀忏悔地说：“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为什么跨进新的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呢？真诚难道就做不到吗？真诚还真是做不到。人们意想中那种纯粹的、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真诚，不光是做不到，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有，那就是伪善，或者是自欺。涓生自认为很真诚，他要求自己彻底的真诚，他跟子君的关系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是按照新的女性、新的观念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幸福的。但是最后搞成这样一个败局，他认为最后的责任在他，他把说谎的责任摆脱了，把真话让对方承担起来，真话是不堪承担的。什么是真话？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爱了，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还有待于探讨。但是，为什么要用遗忘和谎言做前导？涓生实际上是对自己当时的那种真诚加以忏悔：我不该那么真诚。太真诚了害死人啊！连害死人都在所不惜的真诚，是虚假的真诚，是走向死路的真诚。所以要走出一条生路，就必须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在这种遗忘和说谎的前导的背后，才有真正的真诚。因为我知道这是说谎，知道这是生命中无法摆脱的自欺。

中国人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真诚，鲁迅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他不盲目相信真诚，但是仍然要试探、要探讨真诚。真正的真诚不是当下即得的，而是有待于在生命的道路上寻求的。而走上生命道路的第一步，则是遗忘和说谎：要把以前的那种真诚忘掉，以前的那种真诚不值得耿耿于怀，那其实是一种虚伪；说谎不是要骗人，而是指所有自己说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那只不过是一种试探。说真话是不容易做到的，所有你当作真话说出来的东西，都只代表你有说真话的意图，而不代表你说出来的就是真话。所以你宁可承认这些话实际上是说谎，承认人摆脱不了自欺这一事实，以便保持对自己的一种忏悔意识。然而，明知自己说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真诚，但是姑妄言之、姑妄信之、姑妄行之，把它当作真的那样去做，这就是向新的生路迈进的第一步。反之，你自以为你说的话是真的，你自我感觉良好，这就叫自我欺骗而不自知，你就会被自己的实践行动所驳斥，所以你最好预先就要留下忏悔的余地。

忏悔和后悔不同，中国人经常分不清这两者。你说忏悔就是你后悔了吧，当初你就不该那么做嘛！忏悔当然是事后的，但它不是着重于当时那么做的后果，而是着重于动机，着重于对自己人性的恶劣本性的自我批判。忏悔与后悔都是于事无补的，已经做过的事情无可挽回，但后悔导致人有一种想做某些事情来将他所造成的后果加以弥补的意向，而忏悔则不是要把自己的过失补救回来，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挞。后悔追究的是所犯的错误，而不追究为什么会犯错误；忏悔则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忏悔不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恶从善——比如你以前做了不少坏事，从今以后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相反，忏悔就是不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做个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你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种有限性肯定是会导致罪恶的，要承认这一点，要看清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人性本恶，康德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恶，一切恶都是从人的有限性生出来的。根本恶是不可能通过忏悔摆脱掉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忏悔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把握自己的自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为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忏悔的目的其实就在这里，即为自己的根本恶承担起责任，促成一种人性的宽容性和人情味。同时，正因为忏悔在事后才发生，所以它并不束缚人的手脚、妨碍人的行动，当然也不能消除人的自欺。人在行动中总是有一种自欺，忏悔不能消除这种自欺。但是它能在人的行动中、创作过程中、行为过程中揭示一个永恒的真相，就是人总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性，但它又总还保留继续接近真理的可能性。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人总是可以再努力的，所以总是可以接近真理的。犯错误当然是远离真理了，但是我们犯错误也要有进步，不要老是犯低级错误，应该从低级的错误到越来越高级的错误、越来越复杂的错误。这就是人性的进化，这本身就是向真理不断接近。低级的错误离真理最远，高级的错误应该说离真理就比较近了！它把人的层次、水平提高了。

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当然并不能避免犯错误，但它不会老是重复犯过的低级错误。像纳粹所犯的，就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种族主义。德意志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确很优秀，但说它是至高无上的优等民族，其他民族都该被奴役，那就是很低级的错误了，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会看得出来。这个民族由于有忏悔精神，就不会老是重复犯这个错误，如果能够避免犯低级的错误，这个民族就把自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日本这个民族由于缺乏忏悔精神，只有后悔意识，只是从灾难性的后果来反思“二战”，没有对人性的劣根性保持警惕，就很难保证不重蹈覆辙。人性本身的自我本质——人类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欺的矛盾，只有在人类不断的忏悔过程中，一次次地退回到自己的根本来拷问自己，才会被扬弃，才会从不自觉的自欺走向自觉、走向真诚。哪怕开始显得非常虚伪甚至伪善，但是只要能够反省，就会变得越来越真诚。

这样一种自欺的矛盾，在形式逻辑中是一个矛盾，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逻辑上是不能并存的，但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这种矛盾会得到扬弃和调解，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在时间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调解。每一次欺骗的自我和被欺骗的自我都不在同一个层次，被欺骗者总是比较靠前台，而欺骗者总是躲藏在后台，被欺骗者总是努力去挖掘出后面隐藏着的欺骗者，从而使人性的层次逐一暴露出来、深化起来。弗洛伊德提出的潜意识学说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人性结构，就是在人们有意识的行动中，往往会有潜意识在后面起作用。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但是为什么引起了哲学家这么大的兴趣呢？就是因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学含义，它揭示出人的自我意识是分层次的，在时间的进程中，它会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开始是被欺骗者，你当然可以为自己辩解：我被人家欺骗了啊，我上当了啊！但是精神分析学会指出：你潜意识之中是知道的，你并不是完全被欺骗，你在作恶的时候，潜意识之中知道这是恶的，但是你还去做，你骗自己说这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一个更崇高伟大的目标。所以，你是被欺骗者，同时你也是欺骗者。而忏悔呢？忏悔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向后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探索自己：我当时的潜意识是什么样的？你铁面无私，像一个法官一样对待自己，那你就会拷问出自己背后的这些东西。而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些，我们的精神层次就大大提升了一级，就再也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有凭借对自己的忏悔，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层次有所提升，看出我们内心的后台后面还有后台，我们要不断地深入它。像奥古斯丁讲的“人心是一个无底深渊”，你在这样一个深入自身心灵的过程中是触不到底、没有尽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反思性的回答。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就是那个“谁”。“我是谁？”本来是一个疑问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我就是谁。”我就是那个对“谁”的追问。我不是任何“东西”，我是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独立的人、任何一个有人格的人都不是一个“东西”，但他是一个问题，他是一个自我反身的问题，要反过身来问自己：我是谁？如果没有达到反身自问，那么我就还不是我，或者说我就还没有自我。而假如有一天，我把这个“谁”追问到了，我们对这个“谁”加以定义、加以规定，使它是一个“东西”了，那我也就失去自我了，我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就只是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对自我到底是谁的追问过程，也就是忏悔的过程，自我追问就是自我忏悔。我就是要看看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内心中、潜意识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在潜意识后面还有潜意识，要将它一步步揭示出来。这种忏悔意识，揭示的是人的虚伪，体现的却正是人的真诚，只有真诚的人才会忏悔，才会面对自己的虚伪。真诚的自我既不是欺骗者，也不是被欺骗者，而是忏悔者，是这个对“谁”的追问。

但对“谁”的追问在人这里是不能完成的，因为人永远是有待完成的，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你就有待完成。有些老人，或者自己还没有老，或者还没有太老，就说这一辈子完了，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自暴自弃了。但实际上呢，每个人在临死之前，只要他还没有咽下这口气，他都是有希望的，他可以在临死之前重建自己的一生。比如，有的人也许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但是他在临死之前吐露了一个真相（大笑），他这一辈子就了不起！他就发挥了他这一辈子的价值。所以人在死之前都不要给自己下结论。我们讲“盖棺论定”，就是盖上棺材板子，才能给一个人下定论。在没有盖上棺材板子之前，人是不可预料的，是不可预先判定的。

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追问就是一种忏悔精神，它永远不能够完成。通过这样一种忏悔，人的自欺的过程就变成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寻找真我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结果，但它可以使人变得日益深刻，使人变得日益真诚。这个真诚的话题，应该这样来解决：如果你想做一个真诚的人，你就要忏悔自己的虚伪，忏悔就是一个必修的功课，忏悔是一个真诚的人的必要素质。每个人都有虚伪，不要回避这个词，只要你有理性，你就会虚伪，而忏悔自己的虚伪就是真诚。“反身而诚”是不能做到真诚的，因为“反身而诚”的预设就是人性本善，人性本善的预设就是认为人的本心不会说假话，比如小孩子不会说假话，小孩子生下来是真诚的，所以，大人要回到小孩子去，要返回到“赤子之心”。人性本善，凡是恶，都是受到外来的影响或污染，这是中国文化设定的一个前提。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是未经反思的。小孩子怎么不会说假话？小孩子当然会说假话，大人如果纵容这种假话，他长大了就更不知道什么是假话了，他的不诚实就会恶性膨胀起来，这就叫作把小孩子“惯坏了”。当然小孩子不一定是有意说谎，他是在试探大人的尺度，大人通常也不会过于在意，往往还会觉得这是一种幼稚的可爱。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度，让小孩子误以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标准，那就麻烦了，他将来有可能把做任何坏事都当作撒娇或儿戏，笑嘻嘻地去做。所以人是有可能真诚地去做坏事的，甚至可以真诚地去犯罪。

忏悔精神主要是由西方人特别是基督教建立起来的。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都写过《忏悔录》，以奥古斯丁的最早，也最著名。奥古斯丁原来不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包括他的儿童时代，都进行了忏悔。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有震撼力的恐怕还是他在《忏悔录》里所举的一个例子：他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们在街上玩，看到附近的梨树上挂满了梨，就趁深夜把树上的果子都摇了下来。当时只觉得好玩，现在想来觉得很奇怪，他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偷梨呢？我并不是想吃梨，最后还拿去喂了猪，我到底是为什么？他反复想这个问题。最后想到了，因为这勾当是不许可的，人生来有一种作恶的愉快！人干坏事就有一种愉快，这是从小就有的，没有人教他。你要是说他有什么私心，他的确没有什么私心啊！他又不是想吃那个梨子，他又不是想占什么便宜。但是呢，他有一种作恶的愉快，在作恶中显示出他的能耐。小孩子嘛，他的生命力需要寻找发泄的渠道，如果能让他发挥最大的效果，哪怕是最大的破坏力，他也会感到很愉快，并且感到自己很伟大。有没有私心并不能决定他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是有一些人，把一个卖淫的妓女带到耶稣面前，要对她采用“石刑”——就是用石头把她砸死。这个石刑至今在某些国家里还被保留着。耶稣就说，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去砸她。结果那些人面面相觑，纷纷扔下石头走掉了。于是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我也不判你的罪，你回去，今后好好做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读到这个故事，我经常有一种感动，就是说，这些人的道德水平很不一般！他们肯定都是耶稣的信仰者，他们抓到一个人送到耶稣这里来让他来判，肯定他们是经过耶稣的教诲的，他们都具有忏悔精神。当耶稣说，你们若是谁觉得自己没有罪，觉得自己心地是干净的，就可以用石头砸她。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干净。我想，要是换做某些中国人的话，那就非把她砸死不可，因为不砸死不足以证明自己心地纯洁。看到坏人，你不去砸死他，那你也是一个坏人了。我们今天讲“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就是看到坏人坏事就一定要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势不两立，否则就是同流合污了，就会被别人斗争。这说明我们缺乏这种忏悔精神。西方人的这种忏悔精神主要是在基督教里面。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忏悔”，不是向上帝忏悔，也不是自己内心的自我忏悔，而是向别人，特别是向在自己之上的有权有势的人表白和认错。其实这只是一种生存技巧，当然不是出自内心的。阿Q在遇到王胡的时候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阿Q内心想的也许恰好相反。但这种被逼之下的生存技巧，有时候竟然会成为一种自轻自贱的竞赛，甚至是一种标榜，好像说：你看我多么会忏悔。很长时间以来，每一次搞运动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写了检讨书在大会上念，而且痛哭流涕。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也提到这种作态，并且对此非常反感。他说忏悔不是要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那都是假的。今天我们流行的说法是：要求某人向某某人道歉。动不动就要求某人向自己道歉，实际上就是要求某人在你面前服软，这样你就特有面子了。忏悔当然也包含歉疚的意思，但并不是向别人道歉，道歉是很表面的，也不光是对被你伤害的人进行补偿和安慰。你伤害了某一个人，你当然应该给他道歉，你赔偿他医药费，你到病房、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这都是应该做的。但这是不是就说明你忏悔了呢？未必。这离忏悔还远得很，如果你把这理解为“服软”，那就更是和忏悔南辕北辙了。这些外在的行为可以是内心忏悔的一种表现，但是它们本身只表明了一种民事或刑事纠纷的正常调整，与内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见忏悔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它不一定要说出来、写出来，它是一个人内心的事情。懂得了这一点，一个人就不能要求另外一个人忏悔。作为一个凡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没有权利要求另外一个人忏悔。《圣经》上说：“你忏悔吧！”那是耶稣基督说的，上帝才有权利说这句话，世俗的凡人，没人有这个资格。你要忏悔，你就自己先忏悔，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忏悔。忏悔应该是在内心进行的，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为自己做过的事羞愧，这样才有可能排除自己的骄傲。但是我们中国人通常会觉得自己本性纯洁啊，觉得自己当时天真烂漫啊、一片真心啊、美好的青春啊……现在很多知青回忆当年，打出的口号是“青春无悔”，觉得自己当年很光明正大。我提过好多次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论调不值得宣扬。你要唱那个时候的歌可以，你在屋子里唱唱，或者和几个当年的朋友一起唱，作为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但是不足为外人道，不应该去向别人标榜炫耀，更不应该把它搬到舞台上去做“红歌”唱，都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老爷爷了，舞台上蹦蹦跳跳的像什么话！（大笑）他们不听我的，他们都觉得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青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走出知青情结》，你不要总时时想着自己是个知青，你要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人，要用人的标准来看待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不要以为你的青春就那么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怀念，但是回过头来，都是需要忏悔的，不要毫无悔过、毫无忏悔地去标榜自己的青春如何辉煌。只有这样才可以消除一些骄傲。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忏悔精神可以使我们在今天摆脱一种戾气。戾气就是一种凶暴乖张的气质，这已经是我们现在国民的共同气质了。现在打开网站，看看微博的跟帖，我们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戾气。每个人都显得那么义正词严，哪怕是满嘴脏话，也都是出于正义感，动不动就说人家“脑残”之类，好像“世人皆醉我独醒”，别人都是那么愚蠢，只有我聪明绝顶，只有我深明大义。实际上，微博上的跟帖表现的才是中国人心底的东西。你在日常生活中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好像还是彬彬有礼、很通人情的，但是到了网上，反正他们又不留名，你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才表现出了他们真正的心智。中国人心中都有一种戾气，都想赢在别人之上，都想发泄一下残暴，想要骂娘，骂这个骂那个……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忏悔精神，那他就可以使自己心态平和，富有慈悲和爱心，能够通情达理、谅解别人。

真正的忏悔是承担自己的责任，原谅他人的过错和伤害，使自己更加具有宽容精神，更加具有对人性的缺点的包容性。忏悔是对人性真相的一种揭示。人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宽容，这才是真相。这也是对圣人情结的一种摆脱，不要去迷信圣人，也不要想去当圣人，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任何你所崇拜的圣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消除圣人情结，回到人性的真相，就是要回到人的有限性。马克思最欣赏的一句名言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人所具有的，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我无不具有。承认这一点并不低人一等，而正是一种平等思想的体现。我忏悔不等于说只有我是坏人，别人都比我好，承认自己有罪并不就是低人一等。谁没有罪呢？只有意识到和还没有意识到之别。

卢梭也写了一本《忏悔录》，忏悔自己一生做过的种种坏事，他诱奸了谁啊，偷了谁的东西啊，说了什么谎话啊，骗了什么人啊，自己多么虚荣、多么下流龌龊啊……他全部都坦白出来，写了很厚的一本。可是写到最后，他来了这么一句：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原原本本摆在你们面前了，没有任何隐瞒，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我想有一天大家都会站在上帝面前，我会说，请大家看一看，有谁比我更好！［1］他实际上是通过忏悔来说明自己其实比那些人还好一些，或者说至少不比那些人差。尽管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但他忏悔过了，而很多人还没有忏悔。

只要没有对人性这种自欺本质加以忏悔，我们越是标榜自己的赤诚、标榜自己的真心、标榜自己的纯洁，就越会落入伪善。真正的真诚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是无愧怍于天地之间，而是反思或者忏悔自己本质上的不真诚。反思不真诚才是真诚。但这个反思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条道路。这条忏悔之路通往某种理想或者更高的东西，我们叫绝对真理也好，叫绝对精神也好，叫绝对自由也好，叫绝对理想也好，或者干脆叫上帝，都说明它虽然是无穷无尽的，但它是有方向的，它是不断深入的。而且不是深入了以后就不再上来了，看了自己的内心一眼，又马上跳出来，不敢看了；而是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自己的内心。这种忏悔实际上是给人提供信心的。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深化了一个层次，既然我能够做到这种自我深化，我就可以指望自己不断继续下去。人在陷入无可奈何的自欺状态之中时，就可以通过这样一条忏悔之路走向真诚，使自己得到拯救。所以说人做到真诚并不是毫无希望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虽然天真幼稚的希望破灭了，人生还不至于绝望。而忏悔所体现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后退、不断审视自身和深入自身的结构，最终导致了一种对彼岸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由于没有个人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做支撑，常常沦为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服从，甚至一种功利性、实用性的机会主义的考虑。而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就体现在对自我的反思以及自我忏悔精神中，这是中国人从来所不习惯的。中国人只要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权威供他崇拜就够了，他不需要有一个彼岸的信仰，他的心灵不需要有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对话者。而西方人需要一个上帝是有来由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人逐渐意识到自我的独立性、人格的独立性以及每个人灵魂的平等这样一些问题，他只能通过自己后退一步来认识自己，而不能通过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等级地位来把握自己。在这样一种不断后退、不断从旁审视自己的过程中，他需要有一个终点，因为不断后退对于想要给自我一个确定性的人来说是一种煎熬，通常的人是很难忍受的。于是西方人就设立了一个上帝作为最终的知人心者，作为对自己失去归宿的心灵的一种安慰。所以西方人的上帝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归宿，而不是物质上的祈求对象。

西方人需要一种这样的归宿，但是中国人不需要，中国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世俗生活中得到解决，哪怕暂时不能解决，顶多就是推到未来的世俗生活、推到历史中去解决。未来的世俗生活就是历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信仰就到这里为止，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日常的信念，就像相信死后太阳还会升起一样。“汗青”也是世俗的，“天道”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没有超越、没有彼岸的东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都是此岸的。所以，从超越性的角度来看，这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仰，它只是一种信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需要有一种信念，但它还不是信仰，信仰应该是超日常生活的。这也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超越性。我们前面讲到自我意识的两大特点：一个是反思性，一个是超越性。前面讲的超越性就是人与人之间凭借自我意识超越各自的肉体，彼此能够在精神上相通，那是横向的。而这里的超越性是纵向的，就是我可以超越当下，把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打通，用我的将来刷新我的今天和我的过去，用今天的我来审视过去的我，又用未来的我指导今天的我，而这未来的我就通向了永恒的上帝。这是一种纵向的超越性，这种纵向的超越性是让我们产生真正彼岸信仰的一个必要前提。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信上帝，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真正的信仰，相信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呢？只要我们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立体性的自我意识结构，这应当不是什么难事。上帝就是纯粹精神性的东西，西方人用上帝这样一个权威来代表纯粹精神性的东西；我们不用这个权威，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对人类纯粹精神生活的信仰，以便为自己的自我意识建立起精神的殿堂。

我前面讲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起源，“知、意、情”，或者“真、善、美”，都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它们构成有限人类的无限的精神追求目标，成为人类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之上的理想。我们即使不信上帝，也可以信仰“真、善、美”，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当然这是人所达不到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人才可以借此安身立命，可以不断追求而永无终结。无神论者也可以有一种宗教情怀，所谓religiousness，也译作“宗教性”，我更倾向于把它翻译为“宗教情怀”，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提出来的。他其实也不相信上帝，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不相信上帝，但可以有一种宗教情怀，也就是像对上帝一样的一种情怀、一种追求，即对纯粹精神的一种追求，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物欲所限制，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人都是要有理想、有追求的，这种追求是超越一切、高高在上的一种精神的目标，虽然你永远达不到，但是它时刻鼓舞着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自由的人，不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所束缚。

最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自我具有一种摆脱不了的自欺结构，这是必须承认的，这也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即使你以各种办法去抹杀它、遮蔽它、无视它，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摆脱它，相反你恰好坐实了它。你抹杀它，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你努力想摆脱这种自欺，但要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你只有走出一条路来，离它越来越远。这就只有一种办法——正视它，直面这种自欺的结构，并且反思它，使你的忏悔成为你生活的常态。当然，我们中国人很难忍受像基督徒那样每天晚上都要对上帝祈祷，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双手合十感谢上帝给我们带来面包，每个礼拜都要去教堂里面默想祷告。一般中国人是做不到的，中国人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不愿意受精神上的束缚。但是，你心里面要有这个维度：你不会那样做，但有些人会那样做，而且对他们来说那是一门功课，完全放任自己了，那就容易堕落了。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结构才能够建立起人格独立的模式，才能具有担当精神和进取精神。担当精神也就是敢做敢当，有忏悔精神你才敢做敢当，习惯于忏悔、习惯于拷问自己的灵魂，你才有担当精神。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是建立独立人格的基本要素，也是伪善的克星。

这里讲的是关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比较难的，自我意识是涉及每一个人生存的东西，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做过深层次的反思，那就会感到很难很复杂。但实际上这是必需的，今天的大学生应该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应该经过这样一种训练。下面我们就要讲到自由了。

1［］　这段话是卢梭在《忏悔录》的一开始就说了的，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前后呼应。

第三部分 自由的本质

我们前面讲过，自由的本质是这门课所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到哪里去？”这里面含有一个“要”，虽然字面上没有写出来，但意思是：“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要”字已经涉及自由意志的问题了。没有人逼着我们到哪里去，是我们自己要到哪里去。不管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都是要到有自由的地方去，我们都是要追求自由。

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点，自由就是自由意志，就是自己要，没有任何外来的强迫，没有人强迫你到哪里去；第二点，自由是将来时，我们要到哪里去是将来时，如果自由是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就是生活在将来，这一点海德格尔讲得特别多，人是生活在未来的，人是向死而在，在死之前，你还是有未来的，你总是有未来的，这个未来决定了你的一生；第三点，自由是开放的，所谓自由，就是人所拥有的无限的可能性，自由选择，你可以选这，也可以选那，就连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是开放的，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有无限的可能性。

由这三点决定了：自由是不可定义的。你不能给它下一个属加种差的定义，这是一个纯粹哲学的概念，凡是纯粹哲学的概念都是不可定义的。前面讲了人的本质和自我意识的本质，它们还都是可以定义的。比如人的本质，我们可以说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而自我意识也可以从心理学上加以定义。因为这两个概念虽然已经是哲学的概念了，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概念和心理学的概念。人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概念，甚至动物学的概念；自我意识可以理解为心理学的概念，由心理学探讨这个问题。这些具体科学的概念都可以下定义。但自由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既不是心理学的也不是人类学的，它纯粹是哲学的。或者说，自由是第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也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其他的一切哲学概念都可以还原于它，也都可以由它推导出来。

比如“自然”，我们前面讲了自然的概念，自然的概念只不过是自由的一种类型。自然就是自己“然”起来，就是自然而然。前面还讲到了“自”，“自”是从自己、从自我来理解的，这个“自”本来就是讲自己，指鼻子，这个鼻子就代表自我，代表开始的地方。我们把这样一种“自”引申到外界，把它称为“自然”，就是把这个外面的“自”也当作一个“自”，跟我相对立，是我的对象。我是一个“自”，它也是一个“自”，就是“自然”。这是通过类比、隐喻而引申出来的一个概念。“自我”本身也是通过“自”引申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引申义。

又比如“存在”这个哲学概念，这是哲学中用得最多的一个纯粹哲学概念，它也可以翻译为“有”啊、“是”啊，德文里面的Sein或者英文里面的Being，都是这个概念，现在海德格尔把它揭示出来了，存在骨子里头是“自由地存在起来”，它与“存在者”（也就是存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存在，你要说是一种东西，那就只是Seiende，而不是Sein。真正的存在跟存在者不一样，存在者是存在起来的东西，是名词；而存在本身是自由地存在起来，它是个动词。一谈到存在就要谈“虚无”，有无之辨嘛。那么虚无是个什么概念呢？虚无也是一个纯粹哲学概念，但它实际上相当于“自由地说不”，最初的自由就是说“不”，就是否定，你要否定就要说“不”，这也是自由，它从自由概念里来。再就是“物”这个概念，它也是一个纯粹哲学概念。比如“物质”的哲学概念，任何一个对象要实现出来必须有一个着力点，它自己在虚空中没有办法存在，它要找到物质来显示它的存在。那么什么是物或物质呢？我们可以定义为时间和空间的充满，就是使空洞的时空充实起来的东西，有时叫“质料”，它是在时间空间中的东西。先看时间，时间的概念是自由的连续性。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是探讨时间的概念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联系到人的自由的生存才能够解读时间。空间的概念也是如此。空间，我们通常称为广延，广延性就是扩展性。空间是一种自由的扩展性、自由的扩张性。因果性呢，这是一个知性范畴了，原因和结果。什么是因果性？当然，有机械的因果性、物理的因果性、历史的因果性，但最高的因果性是自由的因果性，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讲过了。所有的因果链条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充足的理由，在充足的理由里面缺了一环，这些就不可能发生，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充足的理由。而充足的理由就是说所有的理由都在这里了，再也没有别的理由了。这个充足的理由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再没有别的理由的理由，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理由，所以因果性最终归结为自由。必然性也是，必然性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化，自由意志决定你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你选择定了，那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你把它外在化，这就成了必然性。客观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命运、一种天命，似乎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实际上最初是你自己选定的，是自由意志的一种外化，你一旦选定了这个就不能选那个了，这就是自由的必然性。所有上面这些纯粹哲学的概念，最终我们都可以还原到自由的概念，自由是第一个纯粹哲学概念，而上面这几个概念也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它们都来自于自由。

我以后再讲哲学，可能先从自由这个哲学概念讲起，先讲什么是自由，然后由这里出发，把其他所有的概念都重新梳理一遍、系统地解释一遍。在这里，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的起源。

一、自由的起源

自由虽然在纯粹哲学概念中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溯它的起源，它是人的一种本质特性。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起源来追溯它的起源；然后，描述它的历史；再然后，划分它的谱系，所谓谱系，就是它的层次高低。通过这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接近自由的本质。自由的本质不可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接近它、靠近它。下面将分三个方面来回答自由是什么的问题：一个是自由的起源，一个是自由的历史，再一个就是自由的谱系。先看自由的起源。

通常我们讲，自由有广义的自由和狭义的自由，自由是多层次的，或者是有多层含义的。狭义的自由，当然是指我们人都是自由的，这是人和其他动物（因而也和其他万物）的一种本质区别，就是人是自由的，而其他万物都是不自由的。我们通常讲，人是活的，东西是死的。至于广义的自由，那就很广泛了，因为广义的自由涉及我们对万物的类比、隐喻，还有引申的含义，推广开来可以扩展到万物身上。有时候，我们觉得自然界也是有自由的，自然万物都在自由地生长，特别是生物界，生物都在自由地生长。但是无机物有没有自由呢？无机物好像也有自由，物理学上面有“自由落体”一说。当然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借用，或者说是一种类比，真正说来，起码我们认为无机物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说无机物没有自由呢？因为无机物没有“自”。什么是“自”？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在汉语里面，讲“自我”、“自己”的时候，其中的“自”起源于鼻子，就是指最初开始的地方。但是在自然界里面，无机界是无始无终的，它没有任何地方是开始，在没有生物的自然界，你不会找到任何地方有一个开始；唯独有机体、生物，每个有机体都是以自身为开始的，它具有自我保持的特性，有一种内在的目的，它的一切行动或生长变化都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自”这个概念是专属于有机物的，有机物具有一种自我组织能力，自己组织自己，植物是由自己而生长的，动物则是由自己而行动的。因此，我们通常认为有机物可以有“自”，当然它的“自”与人的“自”还是不一样的。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自由的起源问题，以及它在自然界中的扩展和引申。自由的起源肯定要追溯到人在自然界中的起源，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作为唯物主义者，这是我们公认的一个前提。但是，我们经常把自由设想为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说也没有错，人本身既然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人有自由就相当于自然界毕竟有自由了。但是除了人之外，自然界中还有其他动物，还有植物、无机物。有时候，我们会通过类比的方式把自由附会到自然物身上。我们上次讲到无机物，虽然我们也讲“自由落体”这样一些概念，但是无机物自始至终都没有“自”，也就是没有开始的地方。如果自然界全是无机物，那么它从哪里开始呢？它没有目的，没有起点。我们把一个物体从高处落下来称为“自由落体”，这并不是当真的。只是在它降落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东西阻拦，我们就把它叫作“自由落体”，好像它是自己要落下来，有种自由意志一样。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叔本华，都把某种目的或者意志赋予自由落体，但是伽利略已经把这种解释彻底推翻了，他认为那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那么，自然界有没有“自”呢？自然界也有“自”，像生物界，植物、动物都是有机体，每个有机体都是以自身为开始的。讲到有机体就会想到有机体的诞生和死亡，有机体的诞生就是“自”的产生，“自”的产生就表明它是有目的的，它把它的一生安排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合目的的过程之中，把它周围的环境用作它生存繁衍的手段。这个时候，我们把自由附会到植物、动物身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有机物是有一个“自”的。有机物是有organic的，organic就是组织性、有组织的，这是它本来的意思，我们把它翻译成“有机的”，有机的就是组织起来的。如何组织起来呢？就是以它自己为中心。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生命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组织自己，它把自己的各个环节组织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所以，有组织的有机生物才可以有一个“自”，才可以由自己而行动。我们讲“自由”就是由着自己行动，这种“由着自己”在生物界里面是可以说的，因为它已经有一个自己了，它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行动了。

但是严格说起来，有机体的自由也是我们人看出来的，也是我们人将它们拟人化的结果。从生物学和动物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有机体，我们找不到它有什么目的意识，有什么预先主动的安排。如果说它有什么目的，那也是大自然给它安排好了的一种本能。它并没有目的意识，并没有为了要完成一个目的而去有意识地维护自己，它的本能就是这样，它被安排成这样了。所以，它们的自由也是我们人看出来的。我们通过拟人化把我们的自由意识推广到动物、植物身上，我们说它们“要”长成这样，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生存目的，甚至推广到整个自然界身上，于是我们形成了“造化”这样一个概念。“造化”就是说，好像自然界是一个工匠、一个设计师，它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想要创造出自然产品并将它们安排得出神入化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这种拟人的眼光是人所不可能避免的，我们看任何事物都免不了要带上拟人的眼光。这方面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子，像物理学里的那些概念都是通过拟人化的类比而建立起来的，力的概念就像是我们用了力气，惯性的概念就像是我们平常免不了会懒惰，等等。我们用这样一种人的体验和眼光来看待万物，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种人化的世界，或者拟人化的世界。不要说这是一种错误或者是一种幻觉，再科学的眼光其实也免不了拟人化。

在诗歌里面，拟人化的诗性思维运用得最多，如果用诗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一切都像是有目的的。例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里面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在毛泽东眼里，万类霜天都在“竞自由”。这首词写得好！在人的眼睛里面，万物都有对自由的追求。但是具体的客观事物是怎么样的，这要由各门自然科学来研究、分析，这种分析用不着自由的概念，自由概念在这里只会对科学研究造成干扰。不过不管怎么分析，我们还是免不了用这种眼光来看世界，不论是无机物、动物、植物还是人，我们都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这首词也涉及无机物，“橘子洲头”、“湘江”都是无机物，植物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动物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人呢，是“百舸争流”，都在里面。这是我们看待人、看待世界的一种真实的眼光。

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自然物比如这个那个动物能意识到自身的自由，但是我们的确可以采取这种眼光，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有自由的。为什么我们能够采取这种眼光？这不是毫无道理的，不完全是诗人的一种幻想。事实上，人就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到动物，从这个宇宙中发展出来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花朵。我们前面讲到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部分，这个最高级的部分恰好反映出自然界最内在的本质，越是高级的自然物越是反映出自然界更本质、更深刻的层次，因为它全部都是从自然界本身来的，没有任何别的来源。所以人的大脑思维，包括人的自由意志，就反映出自然本身固有的、最深刻的本质。当然是自然界一步步发展到人的阶段，才能把人的自由发展出来。所以马克思说，“自然向人生存”，把整个自然界看成从无机物向人一步一步生成或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么，自然界作为一个包含人在内的整体，就可以看作是以人、人的自由为目的。因为人就是自然界，人不但是自然界产生的，而且是自然界最根本、最深刻的本质的一种展现，所以人的自由就可以代表自然界的自由。

当然，在人之前的有机生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人的自由的前提，因为人要有自由首先要有“自”，而这个“自”首先是在有机体那里出现的。自由就是不受其他东西束缚，那就必须要有“自”和“他”之间的区别，要划出一条界线来。而泥巴、水、空气等，是没有这条界线的，但是在植物和动物里面已经明显表示出这种不同，甚至从单细胞生物的细胞膜开始就明显划分开了内部和外部这样一种区别。所以在动植物身上和一般生物身上，已经为人的自由奠定了一定的自然基础。

要追溯的话，实际上在自然界里面已经有了自由的基础，凡是不能在狭义的方面称为自由的，都可以称为自由的基础。因此，今天讲的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实际上是把自由本身和自由的基础看成了一个整体。最高层次的环境保护就是保护动物，因为动物离我们最近；当然也有植物保护，甚至矿物保护，比如某个火山遗迹、某个地形、某个地貌……但是最能够直接让人感动的就是保护动物，而且越是跟人生活在一起的、越是人类的朋友的，我们越要保护它。

这是一个不断向人靠近的等级阶梯，其中的关键就是“自”的纽带。在无机物里面还没有“自”，但是在植物、动物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自”，有机体开始有了“自”和“他”的区分。因此，有机体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是“依自不依他”，依照自己来采取行动，而不是完全依靠外界、听凭外界对自己的作用，甚至它可以抵抗外界对它的不利影响，可以摆脱其他事物对它的约束。

有机体虽然已经有了“依自不依他”这种结构，但与人的自由还是有根本区别的。绝对来说，它还是要“依他”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着自己、发展自己，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赖整个自然环境，以及大自然给它规定的本能。从进化论来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动物界的规律。也就是说，是“天择”，是大自然在选择它，而它自己是没有办法择的，只能适应，所以叫“适者生存”。你能适应外界的环境，那你就能存活，否则，你就只能灭亡。所以这样一种天择，是在动物之外、在植物之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选择它。动植物自己是盲目的，它不可能把这种天择纳入到它自己的目的，它所依靠的就是本能。动物的行动是受本能支配的，所以它没有能动性，也没有创造性。当然它有偶然性，比如基因突变，以及灵感突发，但关键是它不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动物已经开始有了任意性，但动物的任意性都是以它的本能为边界的，动物从来都不做那种用本能无法解释的事情。包括一些小动物、幼仔，它们做的一些游戏，好像是没有什么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好玩，我们看着也觉得挺好玩的，但它们是有目的的，游戏就是为了它们将来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存环境，要训练它们的体能和灵活性。这都可以用本能来加以解释。

而人就完全不同了，人可以异想天开、胡思乱想，甚至不是为了将来的谋生，只是一些毫无利用价值的念头，而且他能够把这种胡思乱想付诸行动，于是人就有了创造性和想象力。高等动物也有一定的想象力，但人的想象力是创造性的想象力，所以人能够产生语言和思维，可以在一个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层面来设定自己的目的。比如说，你将来要成为音乐家，不是为了谋生，很多音乐家穷困潦倒，但是你将来一定要搞音乐，不讲成名成家。要是讲要成一个什么家，那就俗了，那就是带有功利性了。有的时候你没有功利性，你就是喜欢这个，宁可穷困一生，就是凭自己的兴趣来做，完全是超越一切功利的。所以人的目的往往很难全都用本能来加以解释，有时候是完全超越一切欲望的，甚至有时候是超越求生的本能的。比如魏晋时期的嵇康，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弹一曲《广陵散》，弹完之后把琴一摔，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然后，从容就义。小孩子在受教育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将来要像某某那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人的自由和动物的任意，这个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人类的起源——人猿之别。人类的起源在于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由这样的符号结构，产生出人类的理性与自我意识；因此，动物的一种本能性的欲望，经过长期的进化和演化，凭借自我意识而在人类这里提升到了意志。这个意志和欲望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动物也是有欲望的，但是它没有意志。动物没有意志，它只有欲望，可能有很强烈的欲望，但这个欲望是随机的。比如它饿了就知道要吃，一旦满足了，就没有欲望了。狮子吃饱了以后就躺在那里睡大觉，哪怕是有羚羊从它身边经过，它也不去追，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所以它的欲望是随机的，随着本能的满足而消失。但意志是一贯的，不是说你吃饱了就不去干活了，吃饱了就是为了干活嘛！所以它是有步骤地坚持一个长远的目的，虽然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不一定是眼前的欲望。因为人有理性，他要设定一个长期性、普遍性的目的。我们说一个人没有意志力，那就是说，他做事总是不能够坚持。怎样才能够坚持呢？必须有一种理性来设定自己的长期目标，并以此来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这样一来，人就有了自由的余地，能够摆脱眼前的需要对自己的诱惑而从长计议，也就是说，意志使人有了自由筹划的余地，自由和意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理性的筹划，意志就会退化为欲望，退化为本能，也就失去自由了。

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自由首先表现为生命活动，但这种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是自觉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谈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他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其他动物没有。在这种生命活动中，包括他的需要、欲望，在追求的过程中，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也就是有意志贯穿其中的，他是由自己的意志安排好，然后将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则贯穿下来、执行下来的。这样一种生命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所以这就不是单纯的欲望，更不是本能了。当然首先要有欲望，要有冲动，不能撇开欲望、冲动，如果没有欲望、冲动，也就谈不上自由了。自由包含意志，但这个意志还是由欲望提升上来的，所以它还包含欲望，只是欲望由理性掌控着，不是随机的，而是服从原则。我要去做一件事，虽然它是由我的理性控制的，但还是要有冲动、要有热情，特别想达到那个目的，这才能够做成功。在这里面，意志既有感性的色彩，同时也有理性的原则。我们经常一谈到意志好像就完全是理性的，你的意志坚强，好像就可以不顾感性了，你设置了一个目的，就要按照那个规范去做。但是如果你没有欲望、没有冲动、没有热情，那么你是坚持不下去的，所以这里面还是有欲望和冲动的。但光有欲望和冲动又是不够的，没有理性的制约，你还会受到偶然情况的捉弄，你要学会超越这些偶然情况，才能自由地行动。对于欲望来说，自由同时对它又是一种克制；有欲望、有冲动，但是这个欲望和冲动是要受到克制和制约的，这才叫自觉的。

我们经常会以为，如果欲望不加克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是自由了，其实这是不对的，那只是欲望而已。自由其实一开始体现出来的就是对欲望的控制，当然这个控制不等于取消，它还是有欲望，但是要控制它、制约它。比如，最早的劳动就是对欲望的控制。就连动物对欲望也有一定的控制，只不过那种控制是依靠本能，依靠狭隘的经验。比如，在它上过一次当的地方，它就不会轻易吞食诱饵了。动物靠本能来限制它的欲望，而人靠意志和理性来克制他的欲望。比如，人在吃饱的时候，为了生存，还不能休息，还要去干活，乃至吃饱了就是为了去干活，这就是理性为意志设定的目的，它使人能够想到今后的事，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还有克制食欲，早期人类肯定想放开肚子吃一顿，但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些粮食是留作种子用的，把种子吃了，明年吃什么？这就必须用意志来控制了，要量入为出，每天定量，而且有一个东西是专用的，谁也不能动，那是专门装种子的。还有打鱼、狩猎，渔猎的时候往往要留下一些诱饵，那也是不能够用掉的。再就是原始人的祭祀，祭祀要奉献、牺牲，那些也是不能够随便吃掉或者享用掉的。所以劳动一开始就对欲望有一个控制，那才叫作劳动，那是有计划的，只有这么多粮食，一年有多少天，一天能够吃多少，必须计划好。这充分体现出人的生命活动一开始就是自由策划的，是对自然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本能的一种超越。如果按照原始人的自然本能，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几天就把它吃光了，但是他们计划非要用这点粮食维持到某个时候，比如维持到新粮成熟，或者鱼汛到来，那就接上气了，整个部落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饿死。所以这是对自然本能的一种超越。

但是除了这样一种克制以外，劳动也是一种创造过程。自由更明显地还体现为一种创造性，也就是人能够创造出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前面我们讲到了工具，那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怎样才能够制造出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我们现在考古挖掘，把工具挖出来，一看就知道，这是人造的工具，因为上面有人打造过的痕迹，哪怕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也是经过打造的，自然界哪能生成这样的东西呢？那是生成不了的。所以劳动一开始就具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也是对自然的超越，这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前面讲的对自己本能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你控制自己，你的食欲、享受欲以及你的懒惰的休息的愿望，这些东西你都要克制，你不能休息，你现在还得去干活……这是对自然本能的超越。那么对自然界外在的超越，就在于创造出自然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或者是自然中从来不会有的东西。如果没有人，自然界永远不会有这些东西，哪怕只是一些粗糙的石器，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的技术，飞机、电视机、网络等。这都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都是通过人类的劳动创造出来的。

所以，自由的超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超越；一个是外在的超越。而在这两者之中，首先是对内在的超越构成了自由的源头。有了内在超越，才会有外在超越。比如，人把石器进行那样的加工，这是要耗费精力而暂时得不到补偿的，有那闲工夫不如睡一觉解解乏，但是人有远见就会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就会克制自己的懒惰。内在超越是最根本的，它构成了超越自然的源头。真正的自由，可以归结为在一个普遍理性的层次上面制约并驾驭我们的欲望。当然，驾驭我们的欲望也包括满足我们的欲望，欲望最开始就是要满足，但是如果你不驾驭自己的欲望，你就可能被自然界消灭掉，在自然界之中你就无法生存，你会被别的更强大的动物种群所消灭——你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所以，你必须驾驭自己的欲望，这是为了满足你更大的愿望，你牺牲一点，获得的更多，两利相权取其重，丢一条小鱼去钓更大的鱼，丢一头小羊羔去捕获一头猛兽……这都是牺牲一点点欲望，获得更大的满足。所以驾驭欲望包含满足更大的欲望，这个满足与动物的直接满足是不一样的，是在普遍性的层面上有计划地克制人的欲望、规划人的欲望，通过克制欲望、规划欲望，满足几十倍的更大的欲望。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是最成功的一种动物，就在于他能够超越暂时的欲望而看得更远、眼光更广阔、想得更长久更周到，而动物一般是比较“近视”的。动物也有聪明的，但是，它聪明不过人，人总是比它算计得更远。一般来说，动物只要看到它想要的就会扑上去，把它吃掉。它不会像人一样，设计一个机关来捕捉动物。所以人凭借自己的理性，成了万物之灵长，就是因为他的技巧、远见以及欺骗能力、设计陷阱的能力、普遍设想的想象力。他会设想一个场景，怎样捕获动物；如果没有捕获到、失败了，他会总结经验，设想这个动物为什么没上圈套，下次再设计一个更加巧妙的陷阱，等等。这些都是基于理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克服暂时的愿望，来满足自己长远的愿望，他具有这种能力。

由于具有这种理性能力，人在自己的日常劳动中，在狩猎、种植、捕鱼、采集等活动中，已经体现了克制眼前欲望的能力；而一旦他掌握了这种能力，他就具有了超越一切欲望的创造力。他既然已经可以克制某一个欲望，那么原则上，他就可以超越一切欲望，他就可以做一些完全没有确定目的的事情，或者做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完全是“吃饱了撑着”的事情。最初的克制能力是在克制的框架之内的，如果他是为了更长远的目的，一般人不会对他说三道四，而会认为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甚至会佩服他。我们今天仍然有这种例子，看到一个人天天埋头读书，我们就会想起“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话，觉得他将来是要成大事的；但如果发现他并不是为了将来考大学，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他就只是为了“好玩”，那么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了，我们就会说他还不如去打工挣几个钱了。但是实际上，人的自由创造力正是体现在这里，体现在他不把满足自己现实的欲望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因为人的超越能力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全面超越的可能性，就不只是可以有限超越，即超越暂时的某个欲望，而且可以无限超越，也就是超越所有的欲望。他可以不是为了满足更多的欲望，而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欲望，纯粹为了精神的创造或者精神的享受。精神不能当饭吃，精神也不能当衣穿，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欲望转向精神的创造，那么这种欲望的满足往往比任何欲望的满足都要强烈、都要高。比如献身于艺术、搞发明创造，人们对这些常常是看不起的，这些有什么用？你让我画些花花草草，将来有什么出息？发明创造，中国历来认为是“奇技淫巧”，带有很强的贬义——说一个人不老实，老想偷懒耍滑，所以就发明一些偷懒的办法，就说这是“奇技淫巧”，或者哗众取宠。至于纯粹为了好奇而仰望星空，那是这个人吃饱了没事干。但实际上，科学和哲学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再就是，道德达到崇高的层次，也会显出某种完全超功利的性质，人们甚至可以克制自己求生的欲望来成全某种道德理想，如我们刚才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所有这些都属于超越的精神，是全面超越欲望功利的精神，但是这种全面超越的精神是从劳动本身的机制中引申出来的。劳动本身有一种机制，是超越眼前的利益，只不过它是为了将来更大的利益。既然它已经具有了这样一种超越眼前利益的能力，只须把这种能力作为理性的原则扩展开来，普遍化为超越一切利益的能力，就直接提升到精神的高度了。这两个层次的能力都是超出具体事物之上，而去探求更高的东西。无论更高的东西用来做什么，至少已经有这种能力了。于是从通过克制欲望来实现更大的欲望这样一种机制中，培育了能够克制所有的欲望而追求更高的精神目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只要我们培育克制欲望的能力，我们就有了很大的余地，不仅仅可以满足更大的欲望，而且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从事完全超功利的真善美的精神事业，这就可以真正干大事而不是干小事了。你学一门手艺来谋生，那是干小事业；你不是为了个人的谋生，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天下人的温饱，那就是干大事了。为人类谋利益，这个目的算是很大了，但仍然是利益。除此之外，还有更大、更有超越性的事业，那就是科学、艺术、道德这样一些精神的事业、自由的事业。当然，科学、艺术、道德最后都可以对人类有好处，人类受惠于这些东西。知识就是力量，艺术就是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道德就更不用说了，道德和法制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借助这些好的效益才成为人类的目标；相反，有些人根本没有考虑到用这些东西给人类带来利益，却能毫无保留、无怨无悔地为之献身。例如爱因斯坦，他想过他的科学研究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多少GDP吗？有人说袁隆平的身价好几十个亿，把袁隆平气坏了，他说我的身价能用好几十个亿来衡量吗？科学是无价的！同样，艺术也是无价的。我们今天在拍卖市场上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品已经上亿了——国画以前是很卖不出价的——甚至当代画家的国画也已经上亿了，这是大大提高了艺术的价值。但是画家画画的时候想到过他的画值多少钱没有？如果想到这一点，他还能画得动吗？单纯为了钱画出来的画恰好就不值钱了。道德也是这样，正是有一批人不计后果，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生，为自由而死，才促进了人类道德的进步。这样一些目标就是“真、善、美”的目标，就是超越一切利益之上的目标，也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目标，为自由而自由的目标。

自由是从这里产生的，但是它当初的超越性还是从很现实的人类的生命活动、劳动生产中萌发的，从人类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样人类就从自己生命活动的历史中一步一步产生出超越能力和创造能力，超越自我、超越自然界，在自然界里面创造出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这就是自由的起源，如果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这里。卢梭当年说过：“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生而自由，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人生而自由是他的使命，人应该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来完成这个使命。人生而自由，这是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但是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是说人的这种本质、这样一种使命，并不能保证人处处都自由，而恰好说明人有这种本质，才能不断地追求自由。有的哲学家把自由看作人的一种负担，像存在主义者萨特所说，人注定是自由的，逃都逃不掉。自由是人的命，你想不自由还不行，你想不承认还不行。所以人注定了必须去追求自由，这样才是一个现实的人。你生来是自由的，但是你还不是一个自由人，只有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在实现你生来的本质、实现你生来的使命的过程之中，你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自由人。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就是在那种枷锁中不断去追求自由的人，你戴着枷锁，但是你要拼命地去挣脱枷锁、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恰好说明了一个现实的自由的人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你无时不在枷锁中，你才要去追求自由，才要去摆脱枷锁。有句俗话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但是有一位诗人说了一句反话：“哪里有不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就是在不自由的地方，我才有充分的动力去追求自由，那里才有我的事业，才是我的“祖国”。

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人毕竟是在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是更高层次的自由，也就是一种“追求自由的自由”。反过来，一个安于不自由的人、一个自愿去做奴隶的人，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受奴役而负责，不要抱怨别人。有些人自己安于做奴隶，然后每天还抱怨，抱怨主人给他的待遇不够好；你要他反抗，哎，那不行，他马上就会去报告主人了。其实他原本是可以自由的，但是他选择了不自由，那就要怪他自己了，那就是他咎由自取了。你自己选择了当奴隶，你抱怨什么呢？没什么可抱怨的。所以他只是可能的自由人，但他还不是自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奴隶。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和一个可能的自由人，这两者是天壤之别。现实的自由人就是要用行动去破除他的枷锁，即便这个枷锁永远也破除不了，一层又一层，破除了外在的枷锁又有新的枷锁，但是他不断地努力，这就不错。虽然都是处在枷锁之中，但是现实的自由人在不断地解脱枷锁、突破枷锁，变得越来越自由。而仅仅是可能的自由人，他认同他的枷锁，觉得这枷锁很舒服，甚至很光彩、值得炫耀，他把自己禁锢起来，他的自由仍然停留在沉睡状态之中。这就导致了一种差距，而这种差距呈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人追求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从不自由到自由。人生来自由的意思是，人生来就具有追求自由的自由，而这恰好意味着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为只有在枷锁中，才必须去追求自由。这就是卢梭那句话的辩证含义，它并不是两句话，而是一句话，是同一个意思。

二、自由的历史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自由的历史。

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是从最开始的低层次发展到高层次的。我们不要以为自由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有不同的层次。从高层次的自由看低层次的自由，就会觉得它还不够自由，甚至完全不自由。但是，其实它们都是自由的，即使到了高层次，那个低层次的自由也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也是少不了的、不能丢掉的。也许会有人以为自由里面的欲望、冲动都应该排除掉，其实不是的。在最高层次的自由中，最低层次的自由因素都不能排除掉，人毕竟是从动物发展出来的，而且永远摆脱不了他也是动物这一事实，他肯定会带着动物身上的那些特点，这才能够称为一个完整的人，否则他就片面化、抽象化了。但这并不否认自由本身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挤掉另一个，而是一个叠加在另一个之上，后者将前者扬弃地包含于自身。

（一）自由意识的三阶段

自由的历史，在哲学上只有黑格尔做过区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整个人类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并且以这个为线索来阐述人类历史的发展，把历史阐述为自由意识的不同水平的提升过程。他是这样做的唯一的人。其他的哲学家，包括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像以赛亚·伯林讲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像贡斯当讲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都只是对不同的自由概念在历史上的表现做过一点区分，黑格尔的分析比他们要细致得多，也深刻得多。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自由意识的进展分为三个阶段，体现了人类在自由意识的理解上的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从地理空间方面来讲时间，这也是黑格尔的一个特点。他说的从东方到西方，相当于从古代到现代。东方相当于古代，直到今天东方都还是代表古代，我们中国人觉得这很没面子，于是宣称我们是“后现代”，其实后现代在中国就是“前现代”，本质上还是古代，还没有进入现代。黑格尔的观点至今都没有过时，至少相对而言，东方就是古代，而西方才进入了现代。他把这个发展的过程描述为从东方到西方的进展。东方是人类自由意识的起点，但是那个起点的自由层次很低。他说：“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绝对是自由的。”东方只知道一个人自由，那个人就是皇帝。一个人自由，其他人都不自由，哪怕你当了宰相，你也是不自由的。希腊世界、罗马世界知道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那就是自由民、奴隶主是自由的，公民是自由的，但奴隶是不自由的，外邦人是限制自由的，还有妇女是不自由的，妇女相当于奴隶。尽管只有一部分人，但是希腊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部分人内部的关系是自由的，他们互相之间是自由平等、自由交换的关系。黑格尔讲，从基督教以来的西方日耳曼世界，就开始知道了一切人是自由的。为什么基督教世界知道一切人是自由的呢？因为在上帝面前，所有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哪怕你是奴隶，哪怕你是女人；只要你有灵魂，那么你的灵魂就和他人的灵魂是平等的，你的灵魂就是自由的，没有谁的意志可以取代你的意志，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说法其实是十分深刻的，已经把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种族、家庭、肤色、性别等一切都从个体灵魂上剥离掉了，只剩下个人的人格性。当你的灵魂就这样赤裸裸地站在上帝面前时，谁还会考虑你原先是总统还是平民，是亿万富翁还是乞丐，是白人还是黑人？谁还会在乎你的父母是谁？

作为中国人，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黑格尔对中国自由意识的评价。在中国，人们知道的就是皇帝是最自由的，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意味着只有皇帝是自由的，黑格尔讲的不是具体的现实，而是一种文化心理。就是人人都认为皇帝是自由的，人人都想当皇帝，于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人都成了皇帝，即使他不是真正的皇帝，他也是“土皇帝”，至少他关起门来，在家里就是皇帝。其实中国人最想当的就是皇帝，因为只有当了皇帝才是自由的，所以人人都有“帝王思想”，哪怕是阿Q。阿Q已经穷到那样的地步了，他还有帝王思想，总在做梦，“要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还有比他更弱的，他就要去欺负。中国人由于皇权至上的思想，每个人都希望向皇帝靠拢一点儿，哪怕沾点边，都可以“奴役”更多的人。比如京城里，“皇城根儿”的人对外地人就可以颐指气使，北京户口成了婚姻嫁娶的一大本钱；广告上充斥于目的尽是“御赐”、“宫廷秘传”、“贡品”、“皇家”之类的字眼；电视屏幕上经常上映清宫礼仪，叩头下跪、山呼万岁满足着人们对皇权的渴望。一个人自由，其他人都不自由，这种观念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一点黑格尔抓得非常准。古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就超越了这一层次，他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除了你是自由的之外，还有别人，这就开明得多了。黑格尔甚至认为，一个人的自由根本不能算是自由，只有两个人以上的自由才算自由，才能进入真正自由的门槛。或者用一句现在的话说，两个人以上的自由是自由的多或少的问题，而一个人的自由则是自由的有或无的问题。

这很现实，一个人如果认为只有他自己是自由的，那他是很可怕的，他跟别人是无法相处的。他在家里顶多是服从他的父亲，父亲靠暴力和权威让他服从，如果父亲死了，他自己就成了又一个“帝王”。当媳妇的注定要受到折磨，这个媳妇熬成婆了，又要去折磨别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自由的，别人都该侍奉自己。如果知道有两个以上的人是自由的，那就不同了，这两个人之间就可以制定一套游戏规则，互相遵守规矩，就可以达到双赢，而且这套规则可以在一定层次上扩展开来，让更多的人加入，这就是古希腊罗马的情况。我们经常批评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只限于奴隶主和自由民，事实当然如此，但是他们的法治原则和制度规范原则上却并不限于哪个阶级。道理很简单，在这套制度下既然两个人可以双赢，那么人民也就可以借此造成共赢。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就是由这样一些被限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程序、法制来选举出领导人并制定国策的。虽然奴隶被排除在外，但问题只是扩大公民权的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自由的多或少的问题了。所以这套制度为近代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普遍自由的法治思想和政治设计提供了蓝本，虽然那时已不存在奴隶制了。

到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世界，人们才相信在精神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当然，最开始是斯多葛派提出了这种观念，后来被吸收进基督教教义，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还要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才由一种内心的信仰转化为外在的社会制度。基督教从公元1世纪开始一直到17至19世纪，才开始试图在现实中把“每个人的灵魂是自由的”这一思想兑现。但经过近两千年的历程，甚至到了黑格尔时代都还没有完全实现。黑格尔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西方的天赋人权、法律制度、保障自由这一套观念已经开始形成意识形态，但是在现实中还没有完全做到，还在实现过程之中。现代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这方面落实得越来越到位了，当然还有问题，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至少基督教提出这样一个理想——“人人都有灵魂，每个灵魂都是平等的”，这个理想两千年来不断引导西方人，不断付诸实现，现在就构成了一套观念。

黑格尔这样划分是很有历史感的，在这三个阶段中，自由从最初的欲望的自由，上升到政治的自由，再上升到精神的自由。所谓一个人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欲望的自由”，他已经有意志了，但是他依旧以欲望为目标，还没有超越欲望上升到精神的追求。希腊人的自由，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政治的自由”。希腊人已经懂得了政治自由，就是由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设计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大家在这个制度之下达到共赢和利益共享。到基督教，提升到了“精神的自由”，就是在上帝的圣灵的保障之下，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立的，并且是平等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利害冲突，但在精神方面是一体的、相通的，精神上的正义原则可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法的规范。这就比古希腊罗马那种政治自由更提升了一个层次，那种政治自由没有完全摆脱欲望的自由，缺少内在的精神上的支援；近代的政治自由则有天赋人权、自然法和个体人格平等的概念作为精神支撑。但是后面这两种自由都体现在政治自由上，这本身表明它们远远高于东方的欲望自由。

当黑格尔讲“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时，他还说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为什么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因为如卢梭所说，“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他的自由只停留在单纯的欲望上，我们叫“穷奢极欲”，这只有通过把别人当作奴隶才能做到；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生命就会随时受到威胁，他要剥夺人家的自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他自己的自由也会受到威胁，天下人都在觊觎他的王位，也都想成为自由人，所以他的自由也是假的。皇帝其实是最不自由的了，他一天到晚在宫里，不敢出来，出去一次都是享受，叫作“微服私访”，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到小酒馆里去喝杯酒都是一种奢侈。他必须乔装打扮，不引人注目，他感觉危机四伏，提心吊胆，生怕人家认出来，或者猜到他是谁。

黑格尔的自由意识发展三阶段只是大体上勾勒了东西方的自由观，他对中国人的自由意识并没有具体的研究。下面我们来就近分析一下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

（二）中国人的自由观

中国人的自由观，这里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就自由本身来说，所有人的自由都是一样的，但是对自由的理解就有可能各不相同了。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是什么样子？

自由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经常写作“自繇”。“繇”，也读“由”，与“由”也同义，就是“跟从”、“顺着”的意思。可见“自繇”和“自由”，同样的读音，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由着自己”的意思。过去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是一个贬义词，像我们通常讲的：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东周列国志》里面讲到这样一段情节，周宣王几年前曾命一个大臣去调查处理一件事，大臣调查以后却并不回奏，而且自行中止了查访，周宣王知道后大怒：“怠弃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怠弃就是延误，不服从皇帝的命令，行为由着自己，如此不忠之臣，留着他还有什么用？于是就把他杀了。这是古代的故事，这里面讲的“行止自繇”的意思就是由着自己来，为所欲为，不受拘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往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不服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隋文帝杨坚，他有一个皇后，叫“独孤皇后”，独孤皇后很厉害的，管他管得很紧，后宫没人敢进御。有一次趁杨坚不在，独孤皇后把他宠爱的一个女人偷偷杀掉了。杨坚回来知道了，一气之下就骑马出走了，狂奔三十多里，在山里面躲着不出来。那些大臣吓坏了，骑着马去追，追到山里面，看到他一个人流连于山谷，就一齐跪下，请皇帝回宫。杨坚长叹一声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我虽然贵为天子，但是我却不得自由。据说，后来没几年皇后去世了，没人管着杨坚了，压抑了多年的欲望就迅速膨胀起来，他纵情声色，两年之后就一命呜呼了。临死之前他对人说，要是皇后在的话，我不至于此。他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欲望这东西，一放纵起来就是害人的。这就是他所理解的自由，相当于欲望，我们前面也讲这是一种欲望的自由，这是害人的东西。所以后来宋儒就说要“存天理，灭人欲”，自由在当时绝大部分人的理解中相当于“人欲”，也就是人的一种动物性的冲动。

中国的先秦时代，刚刚进入文明的门槛，整个社会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礼崩乐坏，纵情声色、尽情享受成了流行时尚，自由就被理解为穷奢极欲、荒淫无道。孔子当年对季氏僭越礼制，八佾舞于庭的现象深恶痛绝，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你一个普通人，也用起帝王的威仪来了，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而在那个时候，人们所能想到的自由也就是私欲膨胀、破坏礼法、退回到动物式的本能欲望。当然在广义上，我们前面讲了，动物式的本能欲望也可以看作自由，甚至植物的生长我们都可以看作是自由的，因为动物、植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由着自己”。但是狭义上讲，只有对这种自由加以反思，才会有一种起码的自由意识，所以人并不能等同于动物。儒家把这种自由等同于动物的“欲望”，就是没有对自由进行反思，把它作为“人欲”抛弃了，以免堕落为动物，因为他们认为人有了自由就会成为动物。

而道家呢，倒是对这种广义的自由进行了反思，不过他们的反思不是把这种自由提升到精神性的自由意志，而是使它退回到它从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界。道家是崇尚自然的，也崇尚自由，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自由就是自然。他们进行了一番反思，一种逆向反思。道家的自然观是拟人的，他们之所以崇尚自然也崇尚自由，就是因为他们把自然拟人化了。比如，庄子就把河里的鱼、天上的飞鸟，甚至旷野里的一棵树，都看作是自由的。鱼在水里游，多么快活，多么自由自在啊；天上的鸟也是，多么无拘无束啊；旷野里的一棵树，木质很差，没什么用处，所以呢，木匠就不去砍它，它就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长，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庄子非常羡慕，认为人就要像这样——没有用，这样别人就不会来利用它，那它也就落得自由自在了。但是庄子的拟人不是让这些鱼、鸟、树具有人的自由的主体性，而是让人放弃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回归自然——人回归自然就自由了。我们讲自由本来是对自然的超越，但是在庄子看来，人回归自然才是自由，也就是不要任何超越，直接把自己认同为自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逆向反思。

老子、庄子以及整个道家对社会、对一切人为建立起来的东西都有一种逆反心理，这个逆反是否定社会生活的，但并不是对社会的反抗，而只是对社会的逃避。因为对社会的反抗仍然是社会的，是不自然的，你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去跟社会作对，你仍然摆脱不了社会。老庄、道家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逃避，这也是一种逆反，但是这种逆反不是要改变社会，而是要逃到大自然里面去。道家是肯定人的自由的，这一点跟儒家不一样。他们肯定人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是很高层次的，超越道德善恶之上的，既不是一种道德作用，也不是一种人性的败坏，而是人的本色、人的本性。但道家是在自然的形式上面来理解自由的，这是向后看的，倒退的。本来人从自然界里发展出来了，发展到人类社会了，发展出自由了，就应该在人类社会中争取人的自由。但是老庄觉得，一进入人类社会就谈不上自由了，所以只有逃离人类社会，恢复到史前时代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那样一种自然状态，回到自给自足的非社会、非政治的时代，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如果能够就这样离开社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那多好！所以他们以为脱离人类社会，人就自由了。然而事实上呢，这是幻想。脱离了人类社会，人实际上是没法生活的，人就是靠社会才得以在这个星球上立足并发展起来。脱离人类社会，人早就被大自然灭掉了。

所以，老庄所理解的自由是被拟人化了的自然界的一种自由自在、一种怡然自得，他们不愿意上升到普遍理性，甚至不愿意上升到语言。他们对语言也很反感，庄子讲“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天道是不可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里面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之事”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做也不要上心；“行不言之教”就是什么也不要说，即使说出来也要“得意而忘言”。这就是圣人。他们拒斥语言，拒斥符号，拒斥一切行事规范，只求内心的轻松、无拘无束、不担责任。所以我把他们这种自由称为一种“无意志的自由”，也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自由。他们崇尚自由，但这种自由是自然而然、怡然自得，不是自己有意造成的，不是自由意志。它相当于植物、动物的那种自由，而自然界是没有意志的，也是无理性的。他们讲“清心寡欲”，但清心寡欲不要理解为禁欲，道家所讲的寡欲不是禁欲，而是清除掉社会性的贪欲，也就是超出人的自然需要的那些攀比性、炫耀性和变态性的贪欲，只留下自然之欲，所以说是“寡欲”。欲望不要太多，超出了人的自然需要，所有的欲望都是多余的。能够做到这一点，人生就会没有负担了，因为仅仅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是很容易的，一个人一生能够吃多少、用多少？用不着花那么多力气。

所以《庄子》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逍遥游》表达了中国人对生命和自由的终极看法，直到今天还被很多中国人接受。刘小枫写了一本书《拯救与逍遥》，内容有没有误解不说，但这个标题还是抓得很准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拯救，一个逍遥，把中西对自由的理解凝练地表现出来了。中国人就是“逍遥”，而西方人就是需要“拯救”。为什么需要拯救？因为他们的自由意志导致了每个人的原罪，又不能把自由意志取消，不能返回到自然，而只能向上寻求精神的归宿，靠上帝来提升，这就是拯救。《逍遥游》则讲人游于自然之中，人的自由消融于自然，天地万物和我齐一。《逍遥游》和《齐物论》里面讲的都是同一个精神，就是都要到自然界里面去，和自然万物认同，才能摆脱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种种烦恼和不适应。所以我们常讲，与其说中国人追求的是自由，不如说中国人追求的是逍遥。什么叫逍遥呢？逍遥就是回避社会，到大自然里面去。人多的地方不可能逍遥，互相干扰、扯皮的事情多。今天很多人喜欢旅游，喜欢到大自然里面去“放松放松”，放松就是逍遥啊！没有责任，没有目的，没有要干什么，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那就是逍遥。在自然和自由的关系方面呢，老庄、道家就是把自由等同于自然，把自由归结为自然，这是一种反方向的、倒退的自由。因为把自由归结为自然就是把人归结为动物、把人的意志归结为欲望，真正的自由本来是从自然里面提升起来的，现在倒是又要转回去了。当然自由也不能完全抛弃自然，但是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正的自由，应该把自然归结为自由，把自由看作自然的本质；而不是反过来把自由归结为自然，把自然看作自由的本质。老庄恰好是反过来的，无意志的自由实际上是取消了自由。自由本身是社会性的，应该把人的自然归结到人的社会性自由这方面来看待，把自然看作人类社会及人的自由意志本身的一个环节，这才是自由本身发展的方向。

道家是这样推崇自由的。而儒家，更不用说法家，都是贬低自由的。道家是自由的沉沦问题——表面上推崇自由，实际上把自由归结为自然，以便退出人的社会性的贪欲。儒家、法家则把自由贬低为人欲、贪欲。儒家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而法家不讲灭人欲，而是要利用人欲来治理国家、称霸天下，在这里自由同样是被贬低、被利用的东西。在理论上，儒家说得比较多，就是说，你不要太自由了，你要坚守某些规范，要克己复礼，用“礼”来克制自己动物式的欲望，也就是荀子讲的“以道制欲”。我们把道家的自由看作一种动物式的欲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没错，道家确实是把自由看作是动物式的，他们崇尚自由，其实是崇尚自然。而儒家主张的是超出自然，他们认为完全回归自然那就成禽兽了，儒家强调人和禽兽是有区别的，人要高于禽兽。但是呢，人一旦超出自然就要排除自由，人比禽兽要高，高在什么地方呢？高在他不像禽兽那样自由，高在他没有自由。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一种意志，它要凭意志超出自然，但是它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如果说道家是无意志的自由，那么儒家就是一种无自由的意志。为什么无自由？因为儒家一开始就把意志引向了一种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即对孝和忠的严格遵守。儒家的意志实际上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对权力的服从意志，立志要当一个孝子或忠臣，为一个比他自己更高的权威而牺牲自己。这就需要对某种理想的坚持，但这种坚持不是由理性来规范的普遍原则，而是对一套非理性的情感规定和等级规定的固守，比如将家庭自然的亲情固化为一个等级系统，即“礼”的规定，要求人们先爱这个再爱那个，否则就是背德失礼。连最自由自发的“爱”都被预先规定好了，还谈得上什么自由呢？

有人说儒家其实也是讲自由的，孔子就讲过，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经过一辈子的操练，到了七十岁了，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超越规矩了，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由境界吗？从心所欲，这符合自由的规定；而又不逾矩，这又摆脱了动物性的冲动和欲望的弊病，不是既有自由又有意志吗？但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不逾矩”的“矩”，就是这个“规矩”，也就是这个“礼”，它是从哪里来的？显然它不是由理性推出来的，也不是自由选择的，它是由先王所传下来的。先王是圣贤，他能够治国平天下，他懂得只有以礼治天下，这个天下才能够平安，于是他们就制定了这样一套东西，要后来的人遵守。而“礼”的这一套东西，就是一种让人服从的规范，就是晚辈要服从长辈，下级要服从上级。这些都是由先王传下来的，无可选择，必须服从，你不服从，你就是禽兽。孔子自己经过七十年“克己复礼”的训练做到“不逾矩”了，但这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自由选择。一个年轻人就不一定能做得到，而做不到，就会沦为禽兽。

当然，儒家、道家的区别也不是那么严格的，道家有一些言论近似于儒家，儒家也经常表现出一些道家的情怀。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中国人缺了任何一方都会走向偏离。儒家要是没有道家做补充的话，是活不下去的，屈原当年的投江自杀就是因为缺了道家这一块。后来中国的士大夫们学乖了，每个读书人、知识人都有道家的东西，在他失意的时候可以给他安慰，可以让他怡情养性。这就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圆融的人格结构，可以在穷达之间顺势流转。这是儒道互补的一个双极结构。说起来很完美了，道家是无意志的自由，儒家是无自由的意志，那么这两方面合起来不就是自由意志吗？不是的，因为这两方面不是统一的，而是交替摇摆的，机会主义地从这一方跳到另一方，一会儿成了道家，一会儿成了儒家，看情形而定。当了官就是儒家，下野了就是道家，一会儿是没有自由的意志，一会儿是没有意志的自由。这两方面都跳过了中间的自由意志，所以两方面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要么就是没有自由，只有意志的强制，像儒家那样；要么就像动物那样，率性而为，没有规矩，这在社会生活中是不被接纳的，你要像动物那样没有规矩，那你就只有离开这个社会，被这个社会淘汰到大自然的深山里面去。可见，儒家和道家两方面都没有理解真正的自由。客观上，中国人当然也是自由人。从他的可能性来说，也是自由人，并且也是追求自由的。但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哲学对自由的看法，中国人对于人的自由缺乏一种理性的反思。

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的自由意志还没有达到自觉，总是把自由等同于自然。这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对自由的理解。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我们最容易接受的就是“个性解放”，这是一大批“新青年”的旗帜。但我们所理解的个性解放其实就是任其自然，其实就是道家对自由的理解。因为个性的解放并不是五四的时候才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庄子就是讲个性解放的，老子还不好说，但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更加是个性解放的标榜者。所以这还是老古董，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不是什么真正的启蒙思想。启蒙思想一进来就被我们的传统文化扭曲了，这是中国文化对西方自由思想的一种遮蔽。一直到20世纪的严复，他在翻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时就遇到了麻烦。他明明知道liberty就是自由的意思，但英文和中文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英文的这个自由概念是一个法权、法律上的概念，一个政治上的概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概念。它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为所欲为的意思，或者“人欲”的意思，而是人的一种权利，今天有人把它翻译为“自由权”，应该是比较贴切的。liberty翻译成自由权，跟freedom还不太一样，它更强调法律上的意义、政治上的意义。但严复就是找不到一个对等的中文词来翻译它，他就把现代已经废掉的“自繇”这个词重新启用，用来代替我们通常讲的“自由”，也就是回避用“自由”这个词。除此之外，他在书名《论自由》上做了一个改造，把书名On Liberty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群就是群体，己就是个人，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权利有界线，把这个权利的界线划定了，才能够确定人的自由权。这就是完全的意译了，倒是抓住了要点，从意思上来说，他的这个翻译还是比较到位的，西方这个词讲的确实就是“群己权界”。自由的确是一种权利。我们通常讲，“这是我的自由”，或者“这是我的权利”，是一个意思。“这是我的权利”就是这是我可以自由处置的。怎么才可以自由处置呢？就是不违法，做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事情就是我的自由。这是严复的一番苦心啊，但是一直到今天，真正懂得这番苦心的人仍然很少。

下面我们再看看西方人自由意识的发展。

（三）西方人的自由观

刚才讲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长期停留在温饱、实惠这样一个欲望的层次，但是我们没有介绍它的背景。为什么中国人会长期停留在这个层次？实际上这跟中国人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是有关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人很容易满足，他只要有一块地、一头牛，再有几间房子，就可以在那里世世代代繁衍下去。他不需要更高的追求，只想发点小财，发财也不超过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也不敢用新奇的途径去发财。而西方人就不一样了。

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导致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个体的独立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建立在私有制的观念之上的。希腊人的自由概念很早就不是局限于欲望的自由，而是政治的自由。古希腊人理解的自由就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体现为正义、公平。自由不光是你一个人在考虑，同时你还要考虑别人的自由，你想为所欲为，别人也想为所欲为，必须在这中间达到一个平衡，那就叫正义，那就叫公平，否则你们谁也得不到自由。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就说：“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自由是幸福的前提。幸福当然就是欲望的满足了，希腊人也要满足人的欲望，如何才能满足人的欲望呢？有个前提，就是要有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幸福的自由。如果失去了自由，那就不会有幸福，就会一团糟，就会巧取豪夺，就不会有公平正义。怎么才会有自由呢？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提出了三大政治原则：一个是平等，一个是自由 （自由就是权利了），再一个就是法制。自由、平等和法制，就是这三项。所以他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这就是雅典的政治体制，它已经是一种民主体制了，当时还成为希腊社会的楷模。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由少数人来操纵，也就不会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损害大家的利益了。当然这个“全体公民”是排除了一些人的，奴隶和妇女都被排除了，再就是外邦人，就是还没有拿到“绿卡”的、临时过去居住的人。

希腊人的自由意识还体现在古希腊的神话之中。比方说，古希腊最高的主神宙斯，就是正义和法律之神。正义之神，在中国好像谈不上是神，中国也没有正义之神，好像也只有阎罗王勉强算得上（大笑），做坏事了，到阴间会有果报。可是阎罗王也是“进口”的啦，是从佛教里面引进来的。除此之外呢，中国没有谁是正义之神。而从希腊神话的角度来看，希腊人很早就意识到人的幸福和法律、正义的关系了。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西方人的自由观。我们把中国古人所理解的自由和西方人所理解的自由进行比较，对自由的概念就能了解得更全面一些。

中国人也有自由观，但是基本上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都是自然欲望或人欲，这和西方人所理解的自由的概念是很不一样的。西方人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欲望来理解自由的，也就是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把为所欲为理解为自由，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西方人的神话中。古希腊的神话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维度，为什么要设想一个神呢？就因为神是最自由的。人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人是有限的，但是神就不一样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些神，都是和人同形同性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具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任何意图的能力，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自由境界，相对于人来说他具有无限性。

但是古希腊的神也有两个层次，有一拨是旧神，有一拨是新神。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特别讲到，古希腊的神话里面旧神和新神的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包括荷马史诗，包括赫西俄德的《神谱》，这些经典的神话里面所记载的神和神的冲突、神和人的冲突、英雄和神的冲突，乃至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背后都有旧神和新神斗争的影子，有这个背景。那么，什么是旧神？旧神就是那些欲望之神，他们代表了人类自己实现不了的欲望，人把自己的欲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设想那些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旧神除了这一点就没有别的了，不代表更多的东西。什么是新神呢？新神除了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一点上与旧神相同，也具有同样的神力之外，还具有另外一些东西，还带有精神意义的一些职能。我们看到希腊神话里的奥林匹斯神系，想象中他们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这一大群神都是代表某种更高职责的神，比如正义、法律、理性、智慧、文艺、音乐、婚姻、交通等。这些特点是旧神没有的，旧神只是体现出一种强力、暴力，新神也有强力、暴力，但是新神更多一个层次，更多一个精神的层面。

从希腊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希腊人寄托在神的自由的概念里的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欲望，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含义。比如，希腊被当作主神的宙斯是正义之神、法律之神；他的妻子赫拉是婚姻之神，强调婚姻的合法性；还有智慧和理性之神雅典娜、音乐之神缪斯、文艺之神阿波罗、交通信息之神赫美斯等，都是新神。当然这些新神也都是拟人化的，与人同形同性，具有和人一样的欲望。但是他们已经不单是自然本能和欲望的发泄，不单是为所欲为，而是加入了理性和精神的维度。这样一种神，他们有无穷的能力，他们法力无边，但是都伴随着意志，伴随着责任。所以古希腊神话中，神的自由意志已不单纯是为所欲为了，他们还有法律需要服从。自由意志和法律已经开始发生关系了，它不是无法无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样一种意志、那样一种自由。自由伴随着法律。雅典娜作为理性之神在法庭上主持正义、主持法纪。在雅典的法庭上，雅典娜是个大法官，她组织投票，维持程序正义，在原被告两边会审投票无法决出高下的时候，她有权投决定性的一票，雅典娜充当了主审法官这样一个角色。

当然，正如人有七情六欲一样，神在遵守法律方面肯定也是不彻底的，有些人间的情欲，人们也把它附会到神之上。就像宙斯，虽然他是法律之神，但他自己的行为常常是非常不合法的，他甚至违法乱纪。他经常跟人间的女子通奸，充满了人间的情欲，哪个人间美女被他看上，就会被他掳走。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得偷偷摸摸的，因为他的老婆赫拉要嫉妒的（大笑）。他只能偷偷摸摸，他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只好变换各种形态，化身为天鹅等，他也不是那么肆无忌惮的。虽然他手里面掌握着自然界最高的强力，像雷电，这是他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不仅仅是情人，也不仅仅是雷电，他主要代表着法律，而法律代表着人间自由的一种调节。神话里面讲，他派他手下的赫美斯把法律带到人间，让人间能够有法可依。赫美斯就问宙斯：“我把法律带到人间，是带给一部分人呢，还是带给一切人？”比如，把木工的技艺带给木匠，把医疗的技艺带给医生，就够了，其他人用不着。法律是城邦的技艺，应该带给哪些人呢？宙斯说：“带给一切人。”因为法律的技艺和木匠、医生的技艺都不一样，法律是每个人都要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代表着正义，而这个正义是由神颁布的，它具有神圣性。所以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最终都把正义看作是神圣的，或者说，在古希腊，正义被看作最高美德。

这跟我们东方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的最高美德应该是“忠孝”，特别是“孝”，孝敬，这是最高美德。我们把正义看得并不是很重要，而且我们的“义”的概念跟西方也不太一样，我们的“义”的概念是个等级概念，是合乎礼法秩序。凡是合乎礼法的，那就是义了。违背君臣之道、违背父子母子之道、违背朋友兄弟之道、违背师生之道，那都是不义的。这都是在礼的等级制的前提之下来谈义的问题，不像西方的正义概念是对一切人的，它开始有人人平等的含义。

中国的墨家稍微有一点平等的意思，墨家讲的“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这基本上属于社会的边缘，侠客游走于江湖，在社会正统的边缘地带，能够起到一点调节作用；而且它在理论上并没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而只限于个人的一种气质，因此也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制度和程序。西方的正义是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的，而我们的侠义只是世俗的，只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次性行为。比如我们讲这个人够义气、够朋友，这只是一种小团体的精神，而没有被当作神圣的法则。

而在古希腊已经体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就是自由概念不但跟责任、正义、法律、理性开始有了一种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被看作具有神圣性，它通过宗教的权威被抬举到至高无上。就是说，自由在公共生活中是由正义来保证的，而这样一种正义的概念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正义至上的传统，一直到中世纪基督教仍然如此。中世纪的上帝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上帝也代表神圣的正义，它是最后的审判者，在上帝面前，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赤裸的。不管生前你有多大财富，你有多高地位，你是皇帝或者奴隶，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你做了坏事，不论你是谁，都要受到惩罚；你做了好事，上帝会保佑你。这是上帝的律法。通过摩西的传道，上帝的律法传给了人类，这与宙斯通过赫美斯授予城邦法律具有同样的结构。总之，自由不是任性而为，而是政治自由，是在正义保障下的自由。这一模式在古希腊已经确立了。

在古罗马时代，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法：神法和人法，即上帝的法和世俗的法。世俗的法就是罗马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私人财产关系，主要是民法或私法，再就是公民法和万民法。神法则不管这些，它只管人的灵魂。所以这两者之间也有冲突——你到底是服从上帝呢，还是服从凯撒？基督教就把它们分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按照法律，你可以在法庭上判我有罪，但我心里是服从上帝的法律的。这两者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另外在神法中，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自由意志也有冲突，在亚当和夏娃的犯罪故事里就可以看出来，人的自由意志违背了上帝的自由意志，就会受到惩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世世代代都有一种“原罪”。原罪也可以说是“原责”，原始的责任、原始的罪过，要世世代代的人偿还，因为这是上帝的自由意志所定的。

这里有一个与古希腊不同的特点，就是上帝既是立法者，同时也是立约者，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种契约。上帝是立约者，他跟人类——在旧约里面是跟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是跟所有的信徒——立约。这个立约表明，上帝跟人、跟人的灵魂有一种契约关系。虽然人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自由意志有冲突，但上帝还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这在新约里面是比较明显的，旧约里面也有一点——看起来上帝好像为所欲为，上帝说要毁灭一个城市，他就要毁灭一个城市，但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当有人对他说，这个城市里面还是有好人的，上帝就说，那我就不毁灭它了吧！上帝原则上是可以发洪水的，一下子把整个世界毁掉，但是如果还有一个义人和上帝说说，上帝还是可以通融的。对于人的自由意志，上帝也不是一笔抹杀，虽然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能力。所以这是立法，同时又是立约，法律还是需要人自愿地去遵守的。旧约、新约，不光是从上到下的一种命令，而且对人有一种启示，要让人自觉自愿地去遵守。我们可以看出来，上帝在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意志已经是一种理性的自由意志，已经在按照他的律法来衡量人们的自由意志。他不是说，我比你们强大，所以你们就要服从我。他不是这样的，而是诉诸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立约：你们如果服从我的律法，我就赐给你们迦南宝地，或者拯救你们的灵魂。这样一来，上帝跟他所创造的自然界就完全是两码事了，跟自然界的威力也是两码事了。即使上帝是自然界的创造者，是创世者，他也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界。他超越了他创造的东西，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包括真善美，最后代表了正义。

西方传统把正义看作是神圣的，尽管当代西方人的基督教精神走向了衰落，现在西方人进教堂的很少，很多人已经不信上帝了，但是他们两千多年的这样一个传统还在，就是正义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你可以随便问一个西方人，哪怕他是无神论者，你都会发现神的正义是没有价钱可讲的，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便他口头上不承认上帝，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一旦他打官司的时候，他心中就会有一个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观念。当然，人世间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层次还不一样，人间的正义是世俗的，上帝的正义是灵魂深处的。但是，灵魂的正义是作为根据的、垫底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相信正义？那还不是因为上帝赋予了它神圣性，神圣正义超越世俗正义并给世俗正义撑腰，使它普遍有效并建立起灵魂平等的政治自由观。这就开始从世俗的政治自由提升到了更高的根据，即灵魂的自由。

我们前面讲了自由的三个层次：欲望的自由、政治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政治的自由本身还是在处理人们的欲望之间的关系，它体现为权利的自由或自由权，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权利的法则基本上还是基于欲望，基于人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权利法则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层次更高，更能满足大家共赢的欲求。就是说我们不再停留于你争我夺的偶然性，而是有了政治自由，有了法权，有了规范。但是这个规范还是用来规范人们世俗的幸福、世俗的欲望的。基督教则把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提升到了灵魂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就是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得高人一等，所有的人不管外在的方面差别是多么大，内在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仍然是平等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讲的，日耳曼人开始知道了一切人都是自由的。

为什么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当然，首先体现在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斯多葛派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后来被基督教吸收了进来。斯多葛主义的自由观就是完全纯粹的灵魂的自由观、人格的自由观，他们首先确定了人格的概念。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面具，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人格，无论他表演的角色、他的职业和地位是多么卑微，都是上帝给他安排的，与所有其他角色都是平等的。人无贵贱之别，在人格上人人平等。这一点基督教吸收进来了，不管是奴隶也好，皇帝也好，他们都是人，在这方面都是一个人格。在别的方面可以有种种世俗的不平等，但是在对待人格、灵魂方面，人人都应该平等，每个人都值得同样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人都是自由的；从灵魂和人格上来说，一切人都是自由人。基督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有了对这一点的意识，并不意味着这一点就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长时期内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基督徒们有那么一种观念，但他们并不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把这种观念用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实现出来，而是只限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因为他们对黑暗的现实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而只是期待上帝来救赎自己。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仍然有这种特点，好像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主”，使他们能够对任何人不卑不亢，有很明显的个人人格意识。他不去强求什么东西，内心也不屈服于什么东西，他服从于世俗权力要他做的，但他绝不是五体投地，而是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这就是基督教的一种训练，它使人类在人性上有了重要的深化，深入到了精神的自由。

当然，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一千多年的基督教都是黑暗的，我们说它是“千年黑暗”。它的成果主要是在内心方面，而在外在方面，它没有产生出任何惊人的科学、技术、文艺的成就。但是基督教的这种内在的反省功夫对西方人的人格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基督教的这一千多年是西方人性的一门功课，学过这门功课的人和没有学过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不过这一千多年毕竟是黑暗的，没有人再愿意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它不但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对人性的压抑也是空前的，这是其他民族所没有受过的，包括东方人、中国人。中国虽然也有“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但是并不过分，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的那种禁欲理念，甚至苦行主义。基督教很多教派都实行苦行主义，像鞭笞派，就是拿树枝抽打自己，惩罚自己的肉体，常常是无缘无故地惩罚自己的肉体，抽得满身是血，就为了证明他信仰的虔诚。再就是禁欲，修道士和修女们采取完全禁欲的生活方式，每天吃一块面包，喝一些水，然后就整天祈祷、读经，住到修道院里面，很窄小的静修暗室，与世隔绝，像是坐牢一样。这样一种生活，一般人是受不了的，但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够得救。

这种禁欲主义在中国是没有的，再怎么“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人也不会到那个地步。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顺其自然的，吃饭穿衣、繁衍子孙，这些不是人欲，而是天理，那是“灭”不得的。“灭人欲”并不是要把人所有的本能欲望都灭掉，而主要是要灭掉超出一般水平之上的贪欲。其实朱熹他们都辩解过，说所谓“灭人欲”，主要是灭私欲，即一个人特殊的欲望；至于共欲，人人所共有的穿衣吃饭、饮食男女，这些东西不是要灭掉的，它们是天理。所以中国人对欲望的态度也不是“灭”的态度，也不是“禁”的态度，基本上是“制”的态度，就是荀子讲的“以道制欲”。“制”就是制约、不要泛滥，后来讲的“灭人欲”，是讲得过分了，但是他们的解释仍然是“制约”，就是要控制超出一般水平之上的欲望。

但是基督教的严酷禁欲，则是把人置于生理上的极限。我们讲基督教是一门磨炼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存在的功课。肉体已经存在了，你没有办法，你不能自杀——上帝不允许自杀，上帝让你有一个肉体就是为了让你在人世间经受磨炼，你要是自杀，就是经不起考验了。基督教的意图是，通过这种肉体折磨、这种自虐，让灵魂得到锻炼，让灵魂接受洗礼。所以，基督教最初那种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接受的禁欲主义和违背人性的做法，实际上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就是逼迫他们放弃肉体，而转向灵魂、转向精神性的东西，去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因为基督教把人的肉体看作是邪恶的，是一切恶念的源头，甚至是魔鬼，人的肉体自然和自然界在极端的基督徒们眼里是很恐惧的，人的肉体和灵魂是势不两立的，你一定要把肉体抛开，远离自然，才能把遮蔽你心灵眼睛的屏障去掉，让精神之光普照。这是西方人性的功课，你上过这样一门功课，你的人性就多了一个层次。

所以坏事又可以变成好事；当然，反过来，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好事就是中国人没有那么极端，我们比较重视世俗生活和现实生活，我们的观点更现实、更合乎自然。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是我们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不足的一面，就是太容易忽视内心的精神生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一门功课，我们所理解的自由就得不到深化。而自由在基督教那里经历了这样一种考验、受到过这样一种训练以后，人们就开始意识到一切人在灵魂上都是自由的。在现实生活中当然到处都是枷锁，到处都不自由，但是只要你心向上帝，你就会意识到一切人在内心其实都是自由的，在上帝之下，每个人的灵魂面对其他灵魂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自由的关系。这是中世纪所形成的一种自由观，它的局限性在于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内心和现实的对立。只是在内心灵魂中向往上帝，获得内心的精神上的自由，而现实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终究是不圆满的。这就埋下了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契机。

中世纪以后，开始进入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弹，很多大师们都是在这方面做出过他们的成就的——跟传统宗教、基督教的道德对着干，要从世俗生活中发挥出一种现实的道德，以克服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对立。以往的基督教的道德，你信上帝就有道德，你不信上帝就没有道德。但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就把这个界线给打破了，不信上帝的人也可以是道德的，而信上帝的人呢，他们的道德也可能是伪善的，他们要抨击那种假装虔诚的伪善。

文艺复兴把世俗生活的所有的人文性的学术发挥出来了，“人文”的意思就是跟神学相对立、相区别。我们现在不谈神了，不谈上帝了，我们来谈我们自己，来谈关于人类的学问，也就是把文学艺术和科学思想大力发展起来，产生了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当然他们认为这是重新发现人和自然，因为在中世纪以前，在古希腊罗马，人们还是崇尚自然和人本身的，后来基督教则把这一点遮蔽了，所以必须复兴古代学术。这就对基督教的僵化的教义形成了毁灭性的颠覆，很多人甚至成了无神论者，成了无神论者还不够，还要自我标榜。这在西方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也可以说是“世风日下”啊，人们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已经彻底伪善化了，不能用了。但是文艺复兴毕竟继承了基督教的自由观，并不是完全毁灭基督教一千年所获得的所有成果，而是保留了基督教灵魂的自由，并且把它发扬光大了。体现在什么地方？不是体现在虔诚地信上帝、顶礼膜拜中，而是就体现在世俗生活当中，世俗生活就是灵魂自由的一种表现，特别在文学艺术这样一些感性的精神享受方面。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像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的作品就是传达上帝使命的福音，是灵魂自由的一种表现。所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灵魂自由才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一定的落实，彼岸和此岸、精神和自然两个世界互不相干的状况已经被打破，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不仅仅体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灵魂，每个人的灵魂都与上帝相沟通，而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极致就是文艺。文艺复兴嘛，首先是文艺，文艺的灵感就是上帝的召唤。然后涉及其他方面，如科学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也涉及道德方面、法的方面。

虽然文艺复兴也算是一种逆反心理，对基督教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是一种反叛，但是这种逆反心理跟我们前面讲到的道家的逆反心理还有些不一样。道家的逆反体现在一种逃避，逃避社会制度，逃到大自然里面去，而对基督教的逆反则是要从天上下降到社会和自然，并且要对灵魂的自由进行一种积极的探索，主要是把灵魂的自由落实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不是要逃离世俗生活，而恰好是要返回世俗生活。意大利那些人文学者都是专门研究世俗学问的，包括世俗的科学、文学，还有政治、国家、法制这些，要在其中把灵魂的自由落实下来。光是讲信仰，光是讲上帝，你能获得灵魂的自由吗？你在现实生活中一点自由都没有。必须要用灵魂的自由来进行一番开拓，把上帝的正义落实在人间。上帝的正义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是说人过完了一生，人死之后，上帝会做出最终的公平审判。上帝掌握着最高正义，好人会有好报，坏人肯定不得好死。人们顶多是这样相信，但这对世俗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现在，要把这样一条备用的原则落实下来，就产生了所谓的“自然法”的思想。自然法的思想最开始就是从上帝正义论里面引申出来的，因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本身有法、有规律，那就是上帝的法。自然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神是世界的创造者，那么他就有一套程序形式来规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学说奠基者是格劳秀斯，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追求自由和幸福，这种本性虽然是上帝给予的，但上帝也是按照理性的原则造成的。这样自然法的含义有了一点改变，不再限于“自然法则”，而是包含了“自然权利”，也就是天赋人权的意思。

近代又产生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比如文艺复兴以后的启蒙思想家们，像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每个人都用自然法或者天赋人权来设计一种现实的、合理的理想社会，用理性来设计一套理想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以往的社会或者人类最初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弱肉强食，人跟人像狼一样，于是人们协商建立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权利交给政府，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洛克则说，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人和人之间虽然是自由的关系，但这种自由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大家商量来设计一个合理的政府，使人们的财产关系得到保护。卢梭也说，自然状态中人们是自由的，每个人为所欲为、自行其是，但那是形不成国家的，形不成国家就形不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公民，那就是自然人，自然人还没有完全成人，真正要完全成人，就必须建立国家。怎么建立国家？就是按照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建立一个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其实不是卢梭的专利，霍布斯也讲过，洛克也讲过，他们都讲过。社会契约论的本质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相互之间沟通，来建立一个法治社会。他们所提出来的理想社会的设计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启蒙思想家，崇尚自由、平等。

这样一种理想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尝试、酝酿，乃至实践、修改、协调，最终在西方社会，在西欧以及后来在美国、在美洲实现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了，当然现在还在完善，还有一些地方有待完善。西方虽然说是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但还是有一些毛病，有的是新生出来的问题。他们自己也承认，民主社会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跟其他制度相比，它最不坏，毛病最少，但不能说没有毛病。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它可以靠自己的机制来使自己完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西方建立起来的这一套法权哲学是权力制衡的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就是一种使自己完善化的制度。即使没有提出三权分立，其他理论，例如卢梭的公意理论，也还是有制衡的。权力是需要制衡的，没有制衡的权力肯定会损害自由。

各种与法权哲学结合的自由理论，标志着西方的自由意识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其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来自由。人的自由是生来固有的，这个“生来”不要拘泥于字面上，不是说它是人从出生就带有的东西，而是说任何一个人，他的人格在理论上都应该是自由的，因此这不是一个表面的生物学的原则，而是一个精神性的原则。所以“生来自由”是指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精神个体一开始就是自由的，所有后来的财富、地位的差别都不能改变这一点，也就意味着这种自由是超越一切外部差别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地自由的。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在自由理论方面所达到的层次。

刚才讲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对自由的理解。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近代自由观念是古希腊自由观念和中世纪自由观念的一个“合题”。古希腊强调人的欲望，同时强调用现实的民主体制、民主政治来调节人的欲望；中世纪强调禁欲，同时远离现实，上升到精神的彼岸来看待自由问题；而近代则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很多文艺复兴的政治家都要求回到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自由，把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原则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但是，它又不单纯是一种欲望和利益的调节，而是一种灵魂自由的实现，是人格尊严的守护。这显然与中世纪的精神生活训练有关。近代的政治自由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自由相比在层次上提高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自由就是人的欲望必须要有一种利益调节，但是近代的政治自由除了调节人的利益以外，还要维护每个人的人格，或者说，权利问题不光是欲望和幸福的问题，而且是人格平等的问题。这是经过中世纪的教化以后，西方人性发展到的一个更高的层次，人的尊严、人格要在现实中表现出来。政治自由着眼于建立制度来保障每一个人平等的自由，自由不仅仅是财产自由，还包括一系列的自由和自由权，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古希腊都没有。像苏格拉底的时代，苏格拉底因为讲了几句话，不信城邦的旧神就把他判了死刑，所以说当时是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信仰自由的。他并没有触犯法律，讲了几句话哪能触犯法律呢？他只是违背了多数人的习惯。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中，没有这样的法律来保障每个人的个体权利。

可见，西方近代政治自由的确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自由为其他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学术研究自由、财产自由、贸易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这些自由都是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必须有一套政治制度来保障这样一些自由，或者说首先必须有参政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自由与意志看作是一体的，它不是没有意志的自由，也不是没有自由的意志——像中国的道家和儒家那样——而就是意志自由，或者是自由意志。近代西方人讲到自由就是自由意志，自由和意志是不可分的。

在康德那里，这一套理论得到了哲学上最严格的表达。康德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就是政治自由，而法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之上的；道德是内在的自由，政治和法律是外在的自由，外在的自由是以内在的自由为基础的，这是康德的一个法哲学体系。康德以道德形而上学为政治自由奠定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这是他的了不起的一个功劳，也可以说，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直到康德才真正完成了它的理论建构。在此之前，当然也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对什么是自由、如何维护人的自由等都做了很多论述。我们前面讲的启蒙运动那些大家们，他们都预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把这种人性论在理论上建立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那还是要归功于康德。康德以后还有人做了些改进，比如黑格尔也谈到了法权的问题、法哲学的问题。黑格尔对康德有所批判，说他的理论太脱离现实、太抽象。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使这一套抽象概念和理论加以充实、加以现实化，在现实中加以推演，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过程。所以，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一套理论也有很大的推进，特别是认为自由本身是具有辩证的本性的，自由和不自由往往是同一个东西，自由总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不自由，自由必然会有一种异化现象，等等。自由的异化理论是黑格尔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比较完善地建立起来的。今天讲自由主义，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到这一层，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接受英美的自由主义，而忽视德国人的理论。

黑格尔指出，自由本质上涉及异化的理论。自由肯定要异化，你要是把一件事当成自由，它一旦实现出来，就会使你变得不自由，它反过来会成为你的束缚。比如说法制，为了维护每个人的自由，人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制，你在法制下面生活，哪怕这套法制是你自己参与制定的，你仍然免不了会感觉到不自由，它会束缚你。说起来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触犯他人的权利——后面这半句好像是随意的补充，但是谈何容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触犯了他人的权利。这需要不断地协调，在历史中不断地获得经验，加以调整，而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要以为自由是多么轻松、愉快，多么美好，除非你到大自然里面去“放松放松”，那可以。你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就没那么轻松了，每个人都要考虑别人。而别人需要你考虑哪些方面，这是需要互相协调、互相商谈、互相沟通的。黑格尔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把这种沟通、互动看作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比康德的抽象的理论建构、道德建构要具体得多了。但是就那些原则本身来说，最初还是康德确立起来的。

康德的意志自律、自由意志的自己给自己立法，是了不起的。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义务？都必须建立在意志的自律之上。自由意志是自己建立起道德法则的。在康德以前，所有的道德要么是上帝颁布的，要么是不得已必须遵守的传统习惯流传下来的。康德第一个提出来，不是这样！它就是自由意志根据自身的理性法则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自由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地位。在道德中，自由意志不是服从别的规律，不是服从他律，而是服从它自身的规律、自律。它本身就包含理性法则，在行动中必然起作用。道德和义务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是康德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黑格尔的理论其实也是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之下引申和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基本的原则已经在康德那里奠定了。

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把康德的原则更加具体化、更加细化。既然这种抽象的原则要在历史中、经验中获得完善，那么现代的政治哲学家们就致力于讨论如何把它打磨得更精致、更实用，能够用来指导现实的政治生活。像现代的罗尔斯、哈耶克，他们就把自由主义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并且细化了，不单单是抽象的理论，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单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用它来解释和建构社会生活中很多具体的方面。

比如，哈耶克特别强调程序正义，有了程序正义，就可以维持长久的正义，实质正义则只能管得了一时，它没有普遍性。但程序正义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正义，像美国的辛普森案，所有人都知道那人是杀人犯，但是拿不出可靠证据，要遵守程序，证据已经被毁了，没办法，只能疑罪从无，只好把他放了。这就是程序正义。看起来这一次是违背正义的，但它维护的是长远的正义。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重要。通过程序正义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那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普遍的自由。中国人在讲正义的时候比较强调实质正义，至于程序，可以不严格遵守，有时候遵守也只是为了做备案或其他，不作为一种必要的程序。所以国内的司法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不仅仅是权力的干扰，还包括网络民意的干扰。哈耶克对程序正义的强调，正说明了西方政治自由观的成熟。

而罗尔斯是比较讲究社会正义的，当然他也承认程序正义，但是他觉得光有程序正义是不够的，他强调在程序正义的大框架之下，还要给实质性的正义、社会正义留下一点余地。在制定程序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实质的具体性，不是说按照理性规则一概而论、一刀切，那往往不是那么理想的正义。所以他强调社会正义，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有大致相当的平等，只要是人，不论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要有起码的权利保障，要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考量这一方面。比方说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一样，有一个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或者有一个人智商高一些，有一个人智商低一些，当然按照通常正义的观念，只要机会均等，这些因素都不应该考虑，他智商高一些，那他理所当然就应该高收入，智商低的，那就当穷人、当蓝领，这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抓不抓得到机会，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罗尔斯说，一个人和比他条件优越的人应该有大致相同的竞争条件，虽然它的结果可能就是智商高的人收入高，但要看到他们的条件是不同的。智商低的人可能他家几代都是穷人，他营养不良、教育条件差，他跟富人家的孩子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条件。因为前辈的结果不平等，所以这一辈的起点就不平等，要考虑这些问题。平等不应当一个人一个人的比，而要兼顾一家几代人的条件，所以就不应该把这个距离拉得太大，要照顾到那些最不幸的、最无能的阶层。在那个阶层上面，保证他们竞争的平等机会，他们才有可能上升到有一定条件的、比较优越的阶级，要保证他们也有这种可能。那些有一定条件的人，那些本就占便宜的人，他们仍然可以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干和创造力，但是同时也要把那些乞丐啊、社会底层的人啊，把他们的权利考虑在内。不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说你们这些人活该，谁叫你们不努力——这是不对的，是违背社会正义的。

罗尔斯的考虑还是更全面一些。哈耶克的程序正义，当然是一个基础，那是没问题的。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就在讲程序、讲理性规范，但是讲程序、讲规范之余，你现在已经有余力了，还是应该考虑一下实质性的平等。有些人天生家庭条件就不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你要他们跟那些富家子弟去竞争，那是很难竞争得过的，得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那你就得偏向他们。比如黑人，比如那些低等阶级的人，你就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最弱势的人群是否能够得到好处。在罗尔斯看来，这甚至不是什么照顾，不是办慈善，而是应该的，是正义的另一种形式，属于天赋人权。所以，美国的法律从来没有说国家照顾了黑人，黑人就应该感激国家，没有这回事，你看，他们从来不感激。虽然很多人觉得太照顾黑人了，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得便宜，但一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种做法，就是必须考虑到在基础层面、起点层面要有一定的突破，要排除社会歧视，减轻由于遗传、天分等带来的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许最终的结果他们还是竞争不上，那另当别论，但是至少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所以，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在逐步考虑如何把民主体制的漏洞或者不完善的地方补上，使它更加完善起来。当然现在还在争论，还在争这个平等的问题——是起点的平等，还是分配结果的平等？究竟偏向弱者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或者是应不应该偏向？罗尔斯就认为应该兼顾结果，但是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认为不需要兼顾，要是兼顾就是养懒汉了，给他那么好的条件，他不好好利用，那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等等。他们现在还在争这些问题。总而言之，都是为了让这个制度更加完善。

中国人从来都十分强调政治，孔子和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怎样“为政”，怎样通过一种道德情感建立一套“德政”的规范，达到为帝王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但那些观念都不是政治自由的观念，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自由观念拿到政治上来考虑。自由的观念在中国古代至多被看作一种心情，或者一种“境界”，比如老庄的那种境界，那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是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但是它跟政治没关系。中国人即使讲到平等，也和自由没有关系，基本上就是平均主义。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从君王治国之道来讲的，必须讲平均，否则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但是这个平均主义的目的只是使社会达到稳定，而不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什么叫“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这个“平”的一个意思就是“均”，大家都平均，天下就“平”了。所以王夫之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当然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平复、平安，如果各地还有盗贼、匪帮，那天下就还没有平。但如果大家都平均，盗匪也不会有。所以讲到平天下呢，主要是从政权、君权是否安定这个角度来看的，其实跟自由没有关系，跟今天讲的人人平等更是挨不上边。

下面，我们来讲自由的谱系。

三、自由的谱系

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来划分，自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自在的自由”，一个是“自为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这是黑格尔的一套辩证术语，听起来很抽象，但是讲起来并没有那么抽象。

（一）自在的自由

什么是自在的自由？就是自由自在。我们通常讲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庄子讲“逍遥”，都是自在的自由，就是感觉很自在，很本色，没有受到束缚或加工。这是最起码的自由。自由在人类的儿童期表现得比较单纯。儿童期的自由就是自在的自由，就是自由自在。我们经常看到儿童的那种天真无忧，好羡慕啊！只要他吃饱了，他就可以到处玩，一天到晚就知道玩。人类的原始时代也是自在的自由，比如印第安人当年在美洲大陆游荡，那个地方完全是无主的土地，美洲那么广阔的大陆，北美、南美随便他去游荡，只要他有本事，他就可以四处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打猎、捕鱼……哪里猎物多，就跑到哪里去。没有人会说，这块地是别人的，是别的国家的，你越界了，或者这块地方是私人领地，你不能进去。没有这种限制，他随意来去，那才叫真正的迁居的自由，想迁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只要有本事。当然这已经是自由的迁徙了，和动物的大迁徙不一样，和角马、候鸟不一样。因为人嘛，小孩子也是人，原始人也是人啦。但是呢，他们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自由，像小孩子，长大了以后你告诉他，你那个时候是多么自由自在啊！他也会承认。但是他小时候并没有觉得多么自由自在，小时候也有很多烦恼和束缚，想吃的吃不到，想玩的玩不到，干什么都不能尽情尽性，只能听大人的，要做作业啊！等等。当时没有觉得自由。或许长大了以后，回想起来，他会觉得，哎呀，那时候太自由了，无忧无虑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到了青春期以后就想回到童年，就是因为比较起来，童年是自由的，是自由自在的，是逍遥的。

人类社会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经常回忆原始时代——那时的人是多么自由，像老庄对古人的回忆，像儒家对“大同世界”的回忆，尧舜禹、三皇五帝，那都是原始时代，都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直到夏朝才进入阶级社会，在此之前，人类就是一个无阶级的自由社会，就是所谓“天下大同”。只有在后来怀旧的时候，那种生活才被安上“自由”这样一个名号，成为自由的理想，人们以为回到那个时候就自由了。所以，这种自在的自由，或者这种自由自在，只有在它失去的时候，才能够被人们所意识到，而在当时是不会被意识到的，其实是一种没有自由意识的自由。人类进入奴隶社会、文明社会以后失去了自由，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自由的宝贵。所以在文明时代的初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开始怀念那种古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意识总是带有一种怀旧的伤感，失去了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对于早期的自由自在，当时人们没有这种意识，也没有这种自觉，也没有有意识地去享受它、珍惜它。但是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人们就带着伤感的眼光去怀念那个时代，这个时候才有了追加的自由意识，我们就把它确定为一种自由形态了，这种自由就叫作自在的自由。

但是，人类毕竟要从自在的状态逐步达到自为的状态，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原始时代，人们属于一种自在的状态、自在的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人类才进入自为的社会。所谓自为的社会，就是自己要设定一套制度来管理自己，当然实际上是由一部分人来管理另外一部分人，但从人类社会整体来说，就是人类开始自觉地管理自己。这就叫自为，自己为自己建立一种制度。人类在达到自为以后，仍然要把这种自为落实到自己现实的生命活动中，看是否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提高，是否更多地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够确立，还是因为它毕竟使得人的自由度有所提升。比如，在原始社会中，俘虏是杀来吃的，在奴隶社会中他们毕竟可以活命了，而那些征服者们也更有条件满足自己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奢侈的欲望。所以，自在的自由在自为的自由中还是一个不可抛弃的因素，虽然它在自为的诸多束缚之下好像很低级，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跟人的自由、跟人的生命活动结合得最紧、最直接，它是一种欲望的自由。后来的自由，包括自为的自由和我们下面还要讲到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最后都要落实到自在的自由上面来，用它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无论什么自由，自为的自由也好，自在自为的自由也好，都要由自在的自由是否有所增长来衡量所达到的自由的高度。所以这种自在的自由，虽然不是自由意识的觉醒，但是它可以在自由意识觉醒之后被反过来纳入自由意识里面。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人们后来意识到以后，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理想的标准、一个现实性的要素。自为的自由，以及自在自为的自由，它们的结果最后还是给人以更多自在的自由，所以它们只是超越了自在的自由，并不是抛弃了自在的自由。三种自由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串联的关系、积淀的关系。自由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最后还是要看自在的自由是否得到了满足。

现在人们不可能在自然界天然地获得原始时代那种自在的自由了，但是在文明社会中，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的人仍然有可能活得自由自在。虽然统治阶级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自由度代表了当时人类所达到的自由度，它显然是远远超过原始时代的。只是这种自由已不再是无拘无束的了，而是在许多前提之下自觉实现的，这些前提往往是不自由的，甚至限制大多数人的自由的。不过在内容上，人们所追求的仍然是自由自在，不受束缚，并以此来评价自为的自由的最终结果，看它带来了多少自在感。和自在的自由相比，人们不再像原来那样盲目了，而是已经清晰地伴随有自由意识，并用自由意识来评价自己的自由，看它体现了多大的自由度。而评价的标准就是自在的自由，也就是在自由意识中所包含的“自由感”，最后的评价要落实到自由感上。

比如在美洲印第安人身上，文明人体验到了一种自由感，觉得人就应该有这种自由，如果文明社会也能够感到这一点，那么人的自由就提到很高的程度了，就是每个人在这样一种人为建立的体制下都感到了自由。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自由感，或者就是一种现实的自由，人们渴望能在体制的设置之下感到那种自由，在文明社会的伦理道德之下感到那些自由。但这是很难的，正因为难，人们才会羡慕印第安人的自由自在。为什么难？还是因为在文明社会中必须学会与不同阶级的人共同生活，在发生利益冲突时遵守某种规范，以尽可能多地保留一点自由自在的权利。即使穷人或被剥削者，能够维持平时喝上一小杯，在微醺中放开喉咙唱上一曲的生活，也会觉得心满意足了。但就连这点可怜的自由自在也可能是牺牲了大量其他自由权利才勉强保住的，社会主流所关注的不在这方面，他们致力于打造一种牢固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使人的生存达到自为。

后面会讲到康德的自律，康德的自律很抽象，为什么很抽象？就是他把自由感去掉了，他没有那种自由感，他只问你应该做什么，只重视自由自决；等最后落实下来，你就没有自由感了，你就觉得人被异化了，人被抽象化了。所以我们要回到童年，回到史前的黄金时代，这些想法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我们仍然要给它留下一定的地位，它仍然起作用，就是我们对自由的设计规划最后还是要达到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要追求自由感。自由感是不同于植物的舒展和动物的享受的，因为它是人的一种自由感受，虽然我们常拿动物打比方，其实它跟动物的那种快乐、那种享受的层次是不同的，它已经提升到了精神的层面。我们享受的不是口腹之乐，而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今天去旅游的时候，不是为了到那里去吃好东西，而是要欣赏大自然，而且是自我欣赏，欣赏我在大自然里面怡然自得、忘记一切的心境，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当然高层次的享受必须有现实的条件，要以心理上的或者生理上的一些特质为基础。比如旅游，你必须在物质条件上有所准备，如果你跑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结果饿了个半死回来，那就惨了，或者大病一场，那就享受不到了。你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才能够自由自在得起来，才能够逍遥得起来。所以我们讲到自由感、讲到这种现实的自由，就是要把禁欲主义、苦行主义排除掉。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自虐，那绝对不是自由，哪怕打着追求精神自由的招牌。自由肯定首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自由和幸福是不可分的。不管是自在的自由还是更高层次的自由，到最后都还是一种对幸福的追求。当然幸福是有不同的层次，高层次的自由对应的是高层次的幸福，那跟一般人理解的幸福不太一样。比如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它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幸福，因为它是自愿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清朝大臣，被抓以后写了一首有名的诗，里面有两句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体现了一种自由的高峰体验、一种幸福感，“引刀成一快”，他图个痛快，而且他觉得这颗头值得了。当然后来汪精卫当了汉奸，这是后话。还有，裴多菲的一首诗也很有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比生命和爱情更值得追求，这就是更高的幸福了，追求自由是最高幸福，哪怕抛弃生命和爱情，都有一种自由感、一种幸福感。

刚才我们讲的自在的自由，它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但是它作为一个必要的环节，包含在后面的那些自由的层次里面，它不会被取消。用我们最朴素的话来说，就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带来实惠，就是带来幸福，最后自由是要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这个幸福不一定是实惠，比如说文化、娱乐、精神生活、精神享受等，到一定层次上也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个人尊严等，这些也是实惠。比如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所获得的所有的“实惠”都会丧失掉，没有人为你说话。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包含在幸福里面的。这样一种自由感，我也把它称为现实的自由。它是现实的自由，最后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人必须要有自由感，凡是把自由感弄得模糊不清了的，架空了的，说得再天花乱坠，都不能说是真正的自由。

下一个就是自为的自由，自为的自由就比较复杂了。

（二）自为的自由

自为的自由是自由的第二个阶段，但它是一个很大的阶段，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意识到的自由几乎都可以归入它里面，所以它是比较复杂的。自在的自由，那种没有明确意识到的自由，是比较简单的，中西都有，凡是人都有。史前时代，儿童时期，只要是人，都有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在这个第二阶段，它已经不是自然的了，而是人为的，是自觉的，是人所设计出来的。文明社会的建立使得自由受到了束缚，在一个国家里面，在政府的管制下，人不可能为所欲为。

我们刚才讲了印第安人的自由，他们数千年来一直在美洲游荡，但是到了某个时候，游荡到某个地方，这块土地已经是有主的了，就不行了。原来你可以把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赶走，只要你足够强；但现在你是违法的了，你会被抓起来，因为你触犯了法律。国家有一套制度，你不可能为所欲为。而且，国家有阶级的划分，最开始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划分，让人间有了奴役。原来我们讲农民起义是农民和地主的冲突，后来有人考证，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冲突，而是农民和官府的冲突。有人研究了历次农民起义，发现都不是农民反抗地主，而是农民反抗官府。总而言之，阶级社会有了奴隶，官府也好，统治阶级也好，他们压迫被统治阶级，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奴隶制度。在自然状态里面本来没有制度，就是弱肉强食，你的力气大，或者是你比较狡猾，那人家就搞不赢你。只要你打不过人家，那就“成者为王败则寇”，你就只能被别人赶走，这个是没有规律的。而国家建立起来了，它是有自觉意识的，由政治家制定一个国家体制，有一套与之相应的法律、警察、官兵等，由这些人来控制。国家控制了人的自由，因此也迫使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很多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基督教是把人抽空了，逼迫人上升到了精神的层次，国家也是如此。国家束缚了人的自由，但是也逼迫人的自由意识提升了，从毫无约束提升到自我约束，也就是从欲望的自由提升到政治的自由。国家压迫人的欲望，这是对于奴隶而言的。奴隶被压迫，无非就是说，他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他干什么都不行，都要按照奴隶主的意志去做，他当然就失去了自由。但是在奴隶主之间、自由民之间，人们的自由却有一个提升，就是从欲望的自由提升到了政治的自由。就是说，在制度的安排上，应该保证这些人能够去追求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按照这种安排来获得的。人的欲望本来是人和对象的关系，本来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现在把这种关系提升到了人和人的关系。自由已经不只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是人和人的关系，欲望的满足必须在这双重关系中才能实现出来，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上次讲到自为的自由的概念。

自为的自由，顾名思义，它跟自在的自由就不一样了，它带有一种自觉性，也就是它是有意为之。这个层次的自由就比自在的自由要高了。前面我们谈到自由的谱系分为三个阶段，自在、自为、自在自为，而自为的自由本身又分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一种自觉性，因而带有一种必然性。自在的自由，是一种自由感，一种现实的自由。自为的自由，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必然的自由。之所以是必然的自由，是因为这种自为的自觉性是由理性所支持的，是建立在理性的推理上的。当然它里面也包含偶然性，但这些偶然性都是被意识到的，因而是由理性来把握、来预测和来筹划的，所以我们要从必然性来看它。这三个层次分别是反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和立法的自由。

1. 反抗的自由

自为的自由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反抗的自由。对不自由的反抗，当然是在阶级社会以后，建立在有了人压迫人以后，这是一种人和人的关系。自在的自由或者说欲望的自由，还停留在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以便满足更大的欲望，人在自然界中如鱼得水、自由自在。但自为的自由的第一层次，即反抗的自由，一开始就是针对别人的。我们讲反抗，总是对别人的反抗，而不是说对自然界。对自然界没有什么反抗不反抗的，只有对人压迫人的这种现象才有可能表现出一种反抗。对不自由的反抗，对压迫、对奴役的反抗，最初也可以有两种方式。就是说，当社会开始产生了压迫、产生了奴役、产生了阶级分化，就存在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倒退的办法，一种是前进的办法。

所谓倒退的办法，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庄的主张，就可以代表一种倒退的办法，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一种消极的反抗。退回到自然界，避世，逃避社会上的不公和压迫，或者说是怀旧，在幻想中退回到人从中发展出来的那个大自然，直接退回到自在的自由，认为人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是一种理想的状况，这是老庄他们想出的办法。当然，那样一个时代其实是回不去的，那样一个时代只是人和自然发生关系，人和人还没有发生冲突。而人和人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冲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能够有多余的财富让人们来争夺。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对付大自然给他们造成的生存危机，否则就会被自然界消灭掉。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有了多余的财富，一小部分人，首先是部落的首领，就开始有了偏心，人和人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而部落战争中的战俘也有了被蓄养起来成为奴隶的条件。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一步步产生压迫，或者是部落上层对一般部落成员的压迫，或者是主人对奴隶的压迫。这种进程具有不可阻挡的必然性，人与自然的单纯的关系不存在了，人与人的关系被严酷的等级关系败坏了，那么这时产生的这种消极的选择，就是希望返回到过去那种不自觉的自由，从自为的自由倒退回自在的自由。但是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个成人不可能再返回童年一样，已经意识到了那种不自觉的自由，说明自由已经有了自觉意识，怎么还能够退回自由的不自觉状态去呢？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积极地反抗不自由，也就是说“不”！不行，这样下去不行，非要反抗不可。甚至有的人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反抗，所有的自由本质上就是叛逆和反抗，叛逆和反抗才进入人和人的关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加缪专门写了一本书《反抗者》，讨论反抗与革命、暴力与专制等问题。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等也多以反抗为题材，阐明反抗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积极意义。

道家的那种哲学，逃到大自然，避开人际关系，单留下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对自在的自由的空怀念。因为人总还是要在社会中生活，总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缺乏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就变成动物了。而进入人和人的关系，这种反抗的自由就体现为一种叛逆精神，也就是说“不”。那么老庄呢？也有人说，他们也是一种叛逆，消极反抗也是反抗啊！老庄本来是逃避，当隐士，隐居起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叛逆。据说，古时候有人请贤人许由出来做官，他听都不愿意听，连忙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是把耳朵弄脏了。我们今天还有人说政治是很肮脏的，如果你是好人家，你千万不要去搞政治。一般认为这就是一种反抗精神、叛逆精神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叛逆精神是非常无力的。我们看老子和庄子，他们从来都不说“不”，都只说“无”。老庄贵无，他们崇拜的是“无”，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说“不”，他们要么不作声，或是不置可否，要么就大讲贵无的好处。无知、无欲、无为，可以省掉好多麻烦。说“不”是针对某个对象的，是对一个对象的否定，那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说“无”则是无对象的，并且首先连自己都虚无化了，消失了。所以，老庄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反抗，而是一种逃避和退缩。

至于禅宗，那就是完全缩回到内心了。佛家连“无”都不说了，他们说“空”。禅宗就是“本来无一物”，连自然都是“空”的，连“无为”都是不必要的。洗什么耳朵呢？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干什么，但是我不上心，我整天乐呵呵的、嘻嘻哈哈的，和你逗着玩、装糊涂。“大隐隐于朝”，我不必到深山老林里去，我在朝做官也可以很超然。当然，不上心也是一种无为，所以老庄和禅宗是相通的，禅宗似乎还更高一个层次。中国古代讲“狂狷之徒”，“狂”就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顾忌；“狷”，就是有所不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不做。老庄和禅宗基本上就是属于“狷”这样一个范畴，但有时候也表现为“狂”。他们兴之所至，毫无束缚和禁忌，也叫“性情中人”。但狂者做任何事都不是他有意要那么做的，那只是他的自然本性、气质所致，没有针对性，任何人都不必介意。因此，禅者好像在世俗中也活得挺好，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很平淡的，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愿望、要求，他们只凭本能而活着。

而反抗的自由，恰好是要有所作为，要有为，并且有意为之。老子推崇无为，但实际上你要反抗，那就要有为，就要干点事情出来。要干什么事情呢？首先就是要说出这个“不”！这是最直接的反抗，而且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一个巨大的压力来临的时候，能够站出来说“不”，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比较重，大家都这样说的时候，你不敢说不；大家都不作声，你也不作声，顺着去就是了，你顶多就是不作声。但是站出来说“不”，这是需要勇气的。说“不”，这本身就已经是个行动，你把这个字说出来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已经不是那种一味的逃避了。

但真正的反抗行动，是起义、暴动，推翻统治者。说“不”是最初的苗头，真正要反抗还是要起来行动，进行一种武器的批判，揭竿而起，像陈胜、吴广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是一个规律。但这种反抗本身仍然是一种很初级的自由，虽然比那种自在的自由要高级一些，比逃避也要高级一些，因为反抗者已经付诸有意识的自由行动了。但是，把这种反抗单独拿来看，它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级的层次上面。比较低级体现在它没有全盘的规划、没有制度的设计，反抗者的反抗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叫作“夺过鞭子揍敌人”。这就是一种报复心理，没有整体的规划，更没有追究这个压迫人的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考虑怎么去改良、改善这个制度，他凭借的就是一种仇恨。历代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靠仇恨调动起来、组织起来的。在仇恨的热情鼓动之下，这些反抗者基本上不动脑子，他们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谁谁谁欺负了我，我就去投奔起义军，然后带着起义军回来把那个人杀了。这就是他们的想法，这一拨人压迫那一拨人，然后那一拨人翻过来压迫这一拨人。今天你奴役我，明天我要报仇，我就要奴役你，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不论谁压迫谁，压迫人的模式是一样的。反抗基本停留在复仇的心理，把仇人杀了，我就自由了，甚至杀仇人本身就有自由感，痛快啊！

但是像曼德拉，这个黑人的反抗运动领袖，坐了二十几年牢，然后放出来，当了南非的总统。他在牢里终于想透了，反抗固然需要，但是不解决问题，冤冤相报何时了，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这是他在牢里想了二十七年想出来的。大家都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互相之间要宽容、容忍，哪怕是已经压迫我的、把我关进监牢里面的人，像德克勒克这些白人统治者，我出来以后还是要宽容他们。曼德拉的伟大就在于他已经超出了这种冤冤相报的反抗，他就不再是“翻烧饼”了。他出来以后，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取消种族隔离，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以，南非的前途从此就广阔了，不然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停留在武装斗争上，把那些种族歧视的人都杀掉，然后他们又杀你，那不解决问题。这就是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反抗本身还是精神可嘉的，虽然层次不高，但它还是表现了人的特点的。曼德拉早年也是崇尚暴力反抗的，鼓动黑人“以暴制暴”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这种斗争，如果不是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摆在那里，甚至有几十年的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那里，南非在今天恐怕也实现不了新的制度。白人也不是那么好让步的，有一个武装斗争的威胁在那里，他们才有可能让步。白人是非常功利的，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不如建立一个新制度好，老那么斗争下去，也看不到出路。所以有人说德克勒克也很伟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伟大。他们两个是双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为什么两个人都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是前任白人总统，一个是黑人总统。就是说他们这个路子走对了，这个要双方同心协力。并不是出于道德，并不是说他们两个哪个人的道德特别高尚，也许高尚，但也不一定，但至少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人民为此而受益，大家都要感谢他们。

所以反抗的精神是可嘉的，如果人连这样一种反抗的精神都没有，甘于做奴才，那么人就成了动物。牲口就不知道反抗，牛啊、马啊、驴啊就不知道反抗。人呢？你要压迫他，逼急了，他就要反抗。但这个反抗的层次是不高的，停留在一种比较幼稚的层次。能够说“不”的自由只是停留在一个三岁幼儿的水平。小孩子随着心理发育，到了三岁就会说“不”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他觉得很痛快，因为他表现出他是有反抗权的：你不能小看我吧！大人叫他向东，他偏偏向西，大人要他做什么，他偏偏说“不”，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自由。至于他说“不”了以后，他“要”什么，那还没有想，反正是先说了“不”再说。有时候大人就会问：你到底想要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不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这是他最初表现出来的一种自由意识。这当然是一种自由意识了，是一种自由意识的体现，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萌芽，虽然这个萌芽还停留在初级状态，但它仍是自由意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我们不能说这不是自由，我们也不能说你要放弃这种自由——劝人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反抗，这是很不光彩的。当你遇到压迫的时候，当你在遇到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时候，拼个鱼死网破也体现了你活着的尊严，也体现了人和动物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有由此建立起一种制度，但这表明你毕竟是人。他们以后就知道了，不能够欺人太甚，不能把人逼到墙角，总要留有余地，因为别人也是人！这就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萌芽。

对此，现代存在主义者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比如萨特和加缪都是反抗精神的鼓吹者，只不过萨特更倾向于以恶抗恶，而加缪则主张适可而止，不要陷入冤冤相报。现在看来，加缪的观点更显深刻些，以暴易暴绝对不是人类的出路，也体现不了有理性的人类的尊严。有理性的人对待压迫和恶应当像对待一场“鼠疫”那样，不带个人情绪地加以抵抗；或者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不计成效地做韧性的战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战斗。

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讲到两种自由，就是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伯林的消极自由，实际上是很低层次的，就是回到欲望的自由，回到起点。他的消极的自由就是人的起码的、必需的东西，那是不能侵犯的，比如说他的私人财产、人身权利、生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伯林认为，唯有这样一种消极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至于积极的自由，那是带有虚假性的。他不太赞成积极的自由，因为他认为积极的自由往往是取消自由的。消极的自由，他下了个定义，就是免于什么什么的自由，或者说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的行动的自由。你不被别人阻碍，你免于做什么，人家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说“不”，相当于三岁小朋友说“不”。他认为唯有这种自由才是最可靠的！他讲自由最终归结到这样一种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就看人们是否有免于做什么的自由。但是他没有想到，实际上这种消极的自由里面已经有了反抗的自由，也就是有了积极的自由，因为反抗就是人们不得不去做的，是不能免除而必须去做的，也是一定会受到别人的阻碍的。比如，人家要强加给你某件事，你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说“不”，以便免于那件事；但是你摆脱那件事的行动受到了别人的阻碍，你就不得不采取某种手段排除这种阻碍，这就成了积极的自由。

所以，自为的自由里面首先就是反抗的自由，它既是伯林讲的消极的自由，也是他讲的积极的自由。其实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政治自由来，无不是由于许许多多人的反抗的自由造成的社会动荡引发出来的。没有反抗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体现不出来的，最初的政治自由也是不会被发明出来的。但是，这只是自为的自由里面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选择的自由。

2. 选择的自由

反抗的自由，不一定要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他就是要反抗，以排除加在他身上的枷锁，维护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还是个人，不是个动物，不是个牲口。反抗以后怎么样，他没有考虑。反抗的自由还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而选择的自由则有了一种目的性，它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目的可供选择。有一定的目的性，就有了一种理性的权衡。他的选择说明他的面前至少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他凭借自己理性的权衡，从中选择其一。而这种选择是基于任意性的，任选一种，所以是自由的选择。如果说在这几个东西里面你只能拿这个，不能拿那个，不能任选一种，那就不叫自由了。任意性当然不是偶然性，任意性是有它的意图和目的的。你出于这种目的而选择了这个，你本来也可以出于那种目的而选择那个，你有你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选择的自由叫作任意的自由，任选一种的这种选择的自由。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反抗是一种选择，你是选择反抗，还是选择不反抗？有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反抗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在做选择，而是认为自己“无可选择”，选择的自由在反抗中是隐藏着的。如果你问那些起义者，为什么要参加起义啊？他就会说，实在活不下去了，逼到绝路了，没有选择。但其实还是有选择的，没有选择是不可能的，总有一种选择，最终是选择去死呢还是活，这也是选择。反抗也许还有活路，不反抗肯定就是死。陈胜、吴广就是这样，不反抗就死定了！但是反抗者的头脑里面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选择，因为死这个选项是不被考虑的。谁愿意去死呢？除非活得不耐烦了。他的意识中就是我没有选择了，我只有反抗。

所以，反抗的自由意识基本上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东西，而选择的自由则已经有了理性的通盘考虑，它是在理性的权衡之下的一种任意性。既然是这样一种选择的任意性，不仅仅是对眼前的、眼睛看得到的唯一目的物，而且是在各种目的物包括那些看不到的可能的目的物之间的一种选择，他就不能只凭借感觉，而必须运用理性进行推理。也许他选择的选项还没有出现，只是可能，目前只有一条路，但是他估计到可能还会有别的路，于是他要在这些之间做出选择，那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判断和推理了。

那么，他是怎么凭借理性进行选择的呢？是根据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害的最小化来选择的。如我们俗话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有利的东西越多越好，有害的东西尽可能避开。所以这个选择的自由是通往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特别主张这样一种选择，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由选择之上的。当然这个选择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供选择的目标是预先提供的、现成的，人被抛到他的命运之中、他的环境之中，他再自由、再任意，也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选择。他所在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决定了他有多少可供选择的选项。有的人运气好，处于优越的位置，他的可供选择的项就多一些，也好一些；有的人地位很糟糕，他处在最底层，或者运气不佳，那他就没有什么好的选择。这都取决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环境的偶然性，他的选择虽然是自由的、任意的，但已经被命运注定了，所以这种自由就有了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使他的自由大打折扣。我们只能在现实中选择那些已经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就是一种偶然性的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当然我们还是把它划在必然的自由范围之内，就是他的选择还是通过运用理性来达成的。在偶然的现有的基础之上，他通过理性决定了，只有这样做对他是最有利的、损害最小的，其中有必然性。所以他的选择是自由的，他可以这样自由地选择，使得他一旦选定，事情就必然会朝着对他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他也知道，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是他能够自由决定的，人的有限性注定他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虽然选择的自由比反抗的自由提高了一个等级，但它仍然不是彻底的自由，因为持有这样一种自由观的人并不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而只是看作人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手段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这个条件就是人对所处的环境的掌握。你周围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对象，你有时会看不清楚，这会导致你举棋不定。再就是它依赖人的理性的成熟程度。如果有多个选项，你是否能条分缕析地将它们的优缺点整理成一张一览表，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你就会在这些选项面前慌乱无主。理性尚未成熟的小孩子往往是这样，大人把他带到玩具店里，要他自己在各种玩具中任选一个，他就慌了神，不知道选哪个好，最后只好要大人帮他拿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让别人来帮他选择，其实就是放弃选择。放弃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就是把自己选择的权利让渡给另外一个人，这是在对自己不自信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选择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它有时候会导致逃避自由，最后依赖于某种偶然性。但是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并没有能够真正逃避自由，因为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别人也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自愿的，是你选择了放弃选择，所以这还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权。萨特讲过，人是逃避不了自由的，自由是人注定的命运。只要是人，就是自由的。你不自由，你做奴隶，那也是你选择了做奴隶，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所以，自由选择是人永远摆脱不了的。

讲到选择的自由，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儒家的选择。最著名的就是孟子讲的熊掌和鱼、义和利的选择。熊掌是我所欲，鱼也是我所欲，到底选哪个好？由你选择，选择的最后结果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这是自由选择吗？看起来是，因为有两个选项，而且都是“我所欲也”，你选哪个都是满足了欲望的自由。然而，从实质上看，根据说话时的语境，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由。因为孟子谈的是道德，仁和义都是现成的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所以这个选择是规定好了的，是必然的。如果你想做个君子，做个好人，你就必须选择义，而不是利；如果你选择了见利忘义，那你就是禽兽，那就把你开除“人籍”，你就禽兽不如。所以，这里已经规定了，其实你并没有选择，孟子也不是告诉你在这里你有两个选择，而只是告诉你应该如何选择，并且他自己为此做了一个选择的标准示范。儒家的无自由的意志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你实际上没有选择，你的选择实际上已经被规定好了，道德、礼义、伦常等礼法规范已经规定好了，你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所以表面上让你选择，实际上有一种强制性在强迫着你。就像监狱里面贴的横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选择哪一个？由你选择！你要是抗拒的话，就死路一条；你要是坦白的话，就可以重新做人。这看起来是要你选择，两条路已经给你指出来了，实际上你只有一条路，想走另一条路，谅你也不敢！所以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功利主义的自由观，比如边沁、穆勒，他们所设计的选择，跟这个就不一样了，他们的选择对象是偶然摆在面前的，而不是预先定下来必须遵守的，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有那么多选项，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也不是说你只能选某一项，你既可以选这个，也可以选那个，这是你的权利。什么是权利？就是说你可以这样选，也可以那样选，都行，都不会有人骂你，更不会有人干涉你。甚至你还可以不选，做不选之选，你选择把选择权交给命运、交给偶然性，或者说抛枚硬币，正面、反面，这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是选择。即使选“错”了，也就是与你的目的并不相符，人家顶多说你不明智，但是不会说你不道德。这是你的选择，你有你的自由。旁观者也许会说你干吗选那个呢，你怎么那么蠢、那么糊涂，但是不会像熊掌和鱼、义和利的选择那样，你要是选这个而不选那个，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这是一种容不得自由的道德必然性。

所以，我们不要一听到“选择”就以为是自由的。当然实际上都是自由的，前面讲任何人都是自由的，人甘愿自觉地服从这种道德必然性，也是他自己的自由。但是从理论上说，这种道德必然性是排除人的自由的，选择的理论不一定都是自由的理论。选择的很可能是给你规定好的，你必须这样选，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而真正的自由就是你不这样选，也没人会惩罚你，那是你的权利，顶多人家会对你的选择不以为然，或者认为你的选择缺少理性的审慎，这才是选择的自由。

3. 立法的自由

第三个层次就是立法的自由。从选择的自由中，已经产生了第三种自为的自由，即立法的自由。我们刚才讲到，人的选择是一种“权利”，把这种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法律规定了人的合法权利，这就是立法的自由。

“权利”这个词，英文为rights，德文为Recht。它本身有两层含义，这两层含义在中国人看来恰好是相反的，这搞得中国的译者们很恼火。一个含义是“权利”，另一个含义是“法”。在中文里，“权利”主要就是“利”、利益，而“权”则是“权衡”、摆平，转义为权力、权势，当然也是对个人有利的东西；［1］而“法”则高高在上，它是超越个人利益的。中国古代理解的“法”就是“刑”、“刑法”，主要是皇帝用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下属和民众的。你犯了王法，那就要打板子、坐牢、没收财产，甚至满门抄斩，那就跟个人利益完全对立了。但是在西方，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词，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法”。怎么翻译？我们通常比较稳靠的做法是把它译为“法权”，它就既有“法”又有“权利”了。但还是不对，翻译成“法权”很容易理解成一种镇压的力量，是很恐怖的，因为这里的“权”很容易被理解为“权力”。普通话里面“权力”和“权利”这两个词读音一样，区分不开，只有在方言中，比如武汉话或者长沙话里面才可以区分。“权利”是自由的，而“权力”是对自由的限制，它本身也是奉命而行，不是自由的。但是，即使理解为“权利”，也还是不好处理，这类似于前面讲严复翻译liberty的时候感到的苦恼。要是翻译成“权利”，它就丢掉了法；要是翻译成“法”呢，那又没有了自由，丢掉了权利。所以在中国人的理解中这些概念很麻烦。西方人的自由概念就是合法的权利、合法的自由，于是严复只好把这个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权利的界线，或者是有界线的权利，也就是合法的权利。你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中间的这条界线要由法来规定，哪一方越界了，侵犯别人的自由了，那就是违法，法就是划分这个界线的。

英国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经常讲到立法的原则，就是应该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立法。要立法，就要让最大多数人尽可能得到最大幸福，当然全都幸福那不可能，但尽可能是最多的人。总有少数人是不幸的，但是要最大多数人都幸福。幸福也有大小，立法要使这种幸福达到尽可能最大。按照这样一种观念来立法，就是功利主义的立法，这已经是一种法治的观点了。但是英国人的观念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把这种立法当作自由本身的原理，而只是当作实现自由的一种工具，他们理解的自由仍然局限于幸福，局限于利益。大家都希望得利，但又无法达成一致，相互总是有利益冲突，导致最后都追求不到利益，那怎么办呢？那就立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能够让大家得到尽可能的最大自由、最大幸福，也就是最大利益的一个工具。法律在他们看来只是对自由的一种外部的限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光凭这一点谁也活不了，反而会由于利益冲突而陷入霍布斯的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必须立一个法来限制每个人的自由。

这样建立起来的法是一种外部的限制，法本身不是自由，它只是一种人为法，或者一种实证法，就是人为的、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而建立起来的法。实证法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来的一种法，而不是自然法。自然法是天赋人权，不是人有意建立起来的，而是生来具有的。但是英国经验派的功利主义主要考虑，要采用一种什么办法，想得周全一些，根据实际情况，用理性和逻辑人为地建立一套完善的规范。比如说一个人要自由，但是你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你损害了别人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的总量就会减少，所以每个人的自由都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度”，在这个度上可以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度就是建立法制的标准。功利主义就是把自由从定量化的角度来加以计算的，什么叫作最大？最大多数人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哪些人能够提高收入，这个可以算出来，但最大幸福，这个就不好算了，幸福有多大？你不能拿个话筒，满大街去问人家“你幸不幸福？”，那是很荒唐的。但是功利主义者就觉得可以，比如，你收入有多高就代表你有多幸福，还有有没有房子，或者有没有车，等等。从定量的层次来计算自由，这是英国人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英国崇尚经验主义，把自由定量化，但是忽视了自由的质的属性，以及形而上学的本性。自由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东西，当然它和经验有关，但经验只是它的后果，它本身不是一个经验化的、定量的东西，它是人的一种哲学属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性。英国人是非常拒斥形而上学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他们不讲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他们的长处就是比较实在，他们的缺点就是狭隘，缺乏超越维度，没有办法把握自由的本质。他们虽然也建立了现代的法治，英国人、美国人都是这样，但这种法治缺乏道德的根基。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讲功利，双赢、共赢，大家都赢，大家都能最大程度地得利。至于道德，则是另外一回事，道德是被放到宗教里面去讲的，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政治自由是一个技术问题，立法是一个技术活儿。他们也讲立法，讲自由，但是只把自由当作人人想要的利益。四大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都只是利益，立法则只是用一种技术手段防止这些利益受损。他们并没有深入到立法和自由的更深层次的关系，只停留于手段和目的这种表面的关系。

刚才讲到的以赛亚·伯林，他推崇消极的自由，认为消极的自由比积极的自由更重要，也是这个意思，即目的比手段更重要。他认为积极的自由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比如说立法，它在伯林看来就是对自由的限制，甚至是对自由的削减，它本身是不自由的。本来人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有了法，人就不自由了，所以立法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削减。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把自由都占全了，得分一点给别人，这就是法所规定的。他提出自由只是各种价值中的一种，有时候人可以为了别的目标，比如幸福、安全，牺牲自己的自由，或者把自由交给某一个信得过的人，由他来处置。他对自由的这种理解是极其经验化的，只是自由的外部表现，他的层次的确不高。伯林是很实在的，太实在了，所以他没有把自由这种价值理解为终极性的价值，而只是各种可选择的价值中的一种，这样对自由的理解就是非常狭隘的了。难道安全、幸福这些不都是基于自由吗？难道它们可以和自由并列吗？这样一种狭隘的自由，与法当然格格不入，甚至对立。

刚才讲到立法的自由。实际上，从英国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立法的自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他们都把立法看成一种技术，谈不上是一种自由。通过严格的技术考核，如果人们得出的结果是最大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好的体制，但是这种技术考核本身是不自由的。他们坚持，比如刚刚讲到的伯林的这种观点，把自由的经验后果当作自由本身来考虑。这同样是返回最低的层次——自由感，自在的自由，把那个作为标准来衡量自由。当然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而立法的自由本身把自由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立法的自由不仅仅是对自由的限制，或者对自由的一种操作，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伯林把它称作积极的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把它真正看作自由，而是认为它只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我们要把它当自由看，也就是说，立法的自由不单单是为自由而立法，而是自由地立法。

为自由而立法跟自由地立法，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仅仅是为自由而立法，不能随便从哪里找一个办法来试一试，不行了就再换一个，不是这样的；而是自由地立法，你既然是一个自由人，你就要自由地立法，或者说，是自由为它自身立法，即自由的“自立法”。既然是自由，那它就有一个自立法，这说明自由不是单纯欲望的为所欲为，而是有理性法则在里面的一种自决，真正的自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自立法就成了自由本身的一个本质环节，这个环节就叫作“法权”。法权，既是法又是权利，是正当的权利，也是自由为它本身所立的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自由”，对欲望的自由的立法的自由。这个自由的层次就上了一个台阶了，就是二阶的自由了。以前都是单纯地讲自由，现在我们讲的是对自由的自由，那就是更高层次的自由了。我们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自由地来立一个法，或者说为自由而自由地立法，这个法完全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立的，而且是经过每一个人的自由而立起来的。经过每一个人的自由而立起来的法就体现在社会契约中。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凭借一种自由意志的同意，建立起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自由。这样一来，选择的自由就不再只是任意性的了——我们刚刚讲了选择要靠任意性——而是从任意性上升到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志。

任意和意志在英文里面没有办法区别开来，只有一个will；在德文里面则可以区分开来，Willkür 就是任意，Wille就是意志。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要从任意提升到意志，就要把握任意和意志的不同之处。意志是带有普遍性的，它就是理性的实践和运用；任意性，它当然也可以用理性来加以选择，在诸多可能性之中，通过理性的权衡任选一种，但这个理性的运用是外在的。任意性本身是出于自身的欲望，自己对利害的权衡，另外有一个理性，是外在地运用于其上的。任意性本身并不是理性，任意性为所欲为，想怎样就怎样，这并不是意志，并不是理性，而只是欲望。任意性本身还是欲望，它只是运用理性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意志不但运用了理性，而且它本身就是理性。意志本身就是理性的一种体现，在康德那里称为“实践理性”。康德那里有“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之分，我们通常对理性的理解就是理论的理解，但是康德说有一种“实践的理性”，那就是意志，它本身是理性的一种体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实践中的一贯性，它有一贯的方法、法则，它有规律。自由的法则本身是一种有法则、有规律的自由，这就是对自由的意志，这就是自由的意志，这种法则、规律就是理性的体现。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对意志的意志，它用一种普遍的规律来规范它的任意，使它成为意志，是对任意的意志，或者是对意志的意志。所以自由在这个方面就是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我们通常讲得很平淡，似乎没什么可多说的，其实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复杂。既然是自由意志，它就具有一贯性，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在时间中它是一贯的。一个人的人格就靠它来保证。我们说“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我就是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以人格担保，我昨天许诺了，今天就一定会实现。这就要靠自己的意志来保持人格的一贯性。意志就是要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也就是时间上的连续性，这就是自由意志。自由的任意呢，就很可能是朝三暮四的机会主义者，看到什么可以投机，马上就改变主意了，这就叫缺乏自由意志。

这种立法的自由在古希腊已经萌芽了。古希腊就已经提出，法律、社会规范、伦理道德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如伊壁鸠鲁，更早的还有普罗塔哥拉，就已经提出来约定的思想了，凡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都是约定俗成的。这已经有社会契约论的萌芽了。当然这个约定俗成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是一种自由的权利。近代以来，通过天赋人权的学说，通过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讨论，这些观念普及开来，一直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立法的自由才得到弘扬。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公意”，又译作“普遍意志”。社会契约论建立在什么之上？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太具有偶然性了，而是以一种普遍意志为基础。普遍意志即公共意志，所有人的意志。卢梭认为，除了公意以外，跟它相对的还有一个“众意”。众意就是多数人的同意，众多人的同意。比如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众意，我们就要从众，就要服从大众的意见。但大众的意见是不是公意呢？是不是公共的意志或者普遍的意志呢？不见得。

我们一讲自由民主制度，就想到大众的意志。比如普选，少数服从多数，票数超过一半就搞定了。如果没有过一半的票数，那就再投一遍，或者减少候选人，再投一遍，最后总要决出一个胜负来，最后只有一个人可以当总统。其实把民主仅仅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投票来决出胜负，这不一定对。当然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而且是通常的情况。如果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按照选票来决定谁来当领导，那就不叫民主政治了。但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起点，并不是基础，它的起点和基础还是公意，就是所有人都承认、都同意的公共意志、普遍意志。在这个基础上面，所有人同意：在我们投票的时候，将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才能够获得合法性。可能在有些场合下，所有人都会认为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来表决，比如有些学术问题、专业问题，必须听专家的。还有，打起仗来听谁的？听多数人的意见？那是不行的，它是很专业的事情，要服从一个统帅。所以，某些时候大家会同意多数服从少数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是由公意决定的，而不是由众意决定的。

那么什么叫公意？就是所有的人都承认，都同意。但是这样的公意存在吗？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社会这么大，哪有一个决定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呢？但是确实有。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社会要有法律，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的，没有人会认为不需要法律和秩序，即使那些想推翻现存法律秩序的人，也是为了建立他自己认同的法律秩序。至于要有什么样的法律或秩序，那当然是众意，你说这样好，他说那样好。但是你不要搞得无法无天、兵荒马乱的，那样是谁都不会愿意的。要有什么样的法律，这是众说纷纭的，是可以讨论、可以票决，最后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没有人认为社会可以不要法律。就连那些造反的人，他们也会向老百姓许诺，将来要建立一个有公平法律的社会。他们造反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有法律，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法律不公平，是恶法。特别是皇权专制的时代，皇权的时代也是有法律的，但那是恶法，那是皇帝制定的，他说的话就是法律，那是不公正的，我们就要推翻它，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肯定是要有法的，连刘邦都要约法三章，起义军打下一个城市都要约法三章。所以，即使是造反，也是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否则就没有人跟随他们了。

还有言论自由，言论不是一个人能够定于一尊的，你说这个意见，他说那个意见，每个人都说一通，各不相同，但是大家都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这应该是公意。有句名言据说是伏尔泰说的：“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每个人都要有发言权，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禁止他人发言的人，他也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违背了公意。因为按照同一个理性的逻辑，他既然可以禁止别人发言，别人也就可以照此办理，禁止他发言。而他肯定是要维护自己发言的权利的，这样他就和他自己采取的原则相矛盾了。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这肯定是不能反对的，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就是自己反对自己，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是不可信的，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他自己的话。所以这里的区别还是理性的一贯性，人都是有理性的，我们根据你的理性来判断你真正的意志是什么，而不看你说出来的是什么。公意就是人们的普遍意志，每个人都有的意志，根据自己的理性都会得出的那种意志。

所以，公意是立法的最初根据，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人的实践理性。社会契约论最终是建立在公意之上的。那么公意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立法的自由。公共意志，每个人的意志，就是最基本的立法自由。单纯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不够的，可能陷入“多数的暴政”，让少数人失去自由；而这最终也会让所有的人失去自由，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变成少数人，哪怕他现在还属于多数人之列。功利主义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少数人怎么办呢？把他们杀死吗？或者为了大多数人而把少数人的血抽干？据说有人设计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人的血型很特殊，当时流行一种传染病，只有他的血可以救所有的人，那是不是就可以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把他的血抽干呢？这就叫作“多数的暴政”！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事先必须要有公意的认可，在什么情况之下少数服从多数？当然，一般人都会同意，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应该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呢，要有所修正，这个修正案，特别是在现在的西方法治国家，就是要添加保护少数的条款，虽然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也要得到起码的保护。不能说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就可以不顾，这是不对的。每个人，即使那些赞成少数服从多数的人，自己也都有可能处于少数的情况，只要他凭理性想一下，做点推理，他就会建议，那些在投票的时候处于少数的人也应该有某种基本的权利是不容多数侵犯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就会事先认识到自己处于少数是有可能的，当他同意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时候，他就预计到自己有可能处于少数，所以必须同时设计一些基本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行。理性使他从众意上升到公意：即使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少数的基本权利也要保障。

但是反过来，是不是既然少数有基本权利的保障，那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必服从多数，否则就是失去自由了呢？这就是伯林的想法，他觉得自由就是不服从任何其他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自由有可能是自由地服从其他人。在政治事务上，既然你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了赞成票，那就说明你事先已经认可了：如果我是少数，我就要服从多数，这并不违背我的自由，因为我是事先同意了的。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强迫你自由”的问题。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也可以看作被多数人强迫，这时候如果说少数人还是自由的，那就会得出他们是“被强迫自由的”这一结论。伯林认为，积极的自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有可能变成被强迫的自由，这在他看来是荒谬绝伦的。因此，他对黑格尔、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大加攻击，说他们这种政治自由理论很可能使少数人遭到强迫，继而多数人都只好服从极权统治的压迫，还美其名曰这是“为了你们的自由”。其实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一种法律都有这么一面，就是说有人要杀人，法律就要制止他，或者杀了人的话，就要判他刑。这就是要强迫他，要使他受到限制。而这种法律是每个人都希望制定的，否则每个人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如何理解这种关系？伯林认为，由于这种自由是积极的自由，它也有可能变成不自由，变成专制。但实际上他说的“强迫自由”是对积极的自由或立法的自由的一种误解。

再民主的体制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违法的时候，他必须受到制止，或者受到惩罚，这可以说是对他的强迫，但是他在民主的体制之下仍然是自由的。当然，在专制体制之下另当别论。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这种惩罚是他自己同意了的，他当初没有犯罪的时候是同意过的，并且通过一定的程序，比如选举、代议制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同意通过这种立法。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会想到如果有人这样犯罪，他肯定无法容忍，这个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他自己犯了罪，也许事先他并没有预料到，但法律是把他当作一个有一贯人格的自由人来看的，既然当初他是同意的，那么现在他自己犯了罪，对他的惩罚就是实现了他当初的自由意志。所谓的强迫自由，不是别人强迫他自由，而是他自己强迫他自由，是他原来的自由意志强迫他现在的自由意志，他现在的自由意志要为他原来的自由意志负责。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啊！也许他犯了罪以后不想进监狱，想逃跑，他原来同意这条法律时没有想到自己会触犯它，他现在想成为一个例外。但是他原来的自由意志还在起作用，原来他是一个自由人，没有人逼着他同意这条法律，所以人们根据他原来的自由意志来追究他现在的责任，这是把他当自由人来看，否则就是把他当动物来看了，那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了，是侮辱他的人格了。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不管是刑事犯罪还是其他犯罪，都把嫌疑人当作一个自由人来看，这就是尊重他的人格。犯罪嫌疑人只要不反抗，只要不试图逃跑，警察连他的身体都不碰。当然有一些粗暴的，但是一般来说，只要他表现得服服帖帖，警察是很尊重他的身体的，警察会把他当作自由人来看。这是自由所造成的自己对自己的强迫，虽然犯罪受罚，但是人格仍然不受损害。

我们可以举两个直观的例子。荷马史诗《奥德赛》讲到，特洛伊战争以后，奥德修斯到处流浪，他和一些水手在海上航行的时候经过一片海峡，那片海峡据说有海妖。海妖唱歌很好听，一般人听了她们的歌声就经不住诱惑，会投水淹死。但奥德修斯很聪明，他是希腊人智慧的代表，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水手的耳朵里面都灌上蜡，这样就听不见声音了。但他自己还想听，他就让水手们把自己五花大绑地紧紧捆在桅杆上面。经过那片水域的时候，海妖出现了，她们唱起歌来，他听得如此痴迷，但是他动不了。这个动不了，是他自己预先筹划好的，所以他还能捡回一条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说他也在强迫自己的自由，他为了自己的活命、为了自己生命的自由强迫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他不束缚自己，让自己去送死，会更自由一些吗？

雨果的《九三年》里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的司令官郭文和他以前的老师朗德纳克侯爵——一个保王党贵族首领。大革命时期，他们两个成了敌对方，革命军到处搜捕朗德纳克，朗德纳克就到处逃。有一次逃到一栋房子里面，革命军把他包围了，但这个贵族是很有办法的，他趁着房子燃烧时的烟雾溜了出来。他已经逃出革命军的控制范围了，这时他突然听到一阵喊声，他回头看见那栋房子里面还有三个小孩，眼看就要被烧死了，于是他返身回去，把那三个小孩从火场里救了出来，结果自己被捕了。司令官郭文被他老师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他本来就很钦佩这位老师，但是现在老师成了大革命的敌人，他为了革命就不得不去抓捕老师。在老师被关进牢房的时候，郭文到牢里去探望他，两人谈了一番话，他就把朗德纳克放走了，然后自己留在牢房里。放走敌人的头领，这是犯了大罪，按照大革命的法律要处以死刑。本来要杀头的是朗德纳克，结果是郭文代替他坐牢，并且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郭文知道自己犯了罪，但是他敢于承担，敢作敢当，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法律，只有服从自己的法律，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其实他也可以逃跑的，但那就是莫大的耻辱了，那还不如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时候有人愿意帮助郭文逃跑，或者对郭文说“你走，我来替你死”，郭文肯定会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你怎么有资格代替我去死，这是我的罪，只能我自己去赎，让我逃跑，是陷我于不义！这是涉及他的人格和尊严的事情。

对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好的注释。当时意大利的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一种听起来很怪的理论，他说，犯罪受罚是罪犯的“权利”。就是说，一个罪犯犯了罪，被判坐牢甚至被判死刑，这是他的“权利”。当然“权利”在这里可以译作“法”，这就很通俗了，就是罪犯实际上是作法自毙，他服从的是他自己的“法”。但译作“权利”可能更深刻，就是说在承担自己的罪责上，别人是不能够代替他的，也不能枉法而免除处罚，否则就是剥夺了他的权利，损害了他的人格尊严，或者说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因为最初的那个法律是他同意的，现在他自己犯了法，那就是知法犯法，他作为一个有一贯人格的人，被认为是自愿承担相应的处罚才去犯法的，所以不能够剥夺他的权利，而只能让他完成这一过程，让他有尊严地走向刑场。古代的苏格拉底自愿赴死其实也是出于这一法理，但这是贝卡利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

实际上，真正能够这样看待的人并不多，人除了是理性的动物之外，还是感性的动物。但是这种观点有一种理论教化的意义，就是在理论上每个罪犯都是自由人，虽然他犯了罪，但是你得尊重他，这体现了自由意志的连续性和人格的一贯性。当你昨天的自由意志和今天的自由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了保持你自由意志的一贯性，你必须让今天的自由意志服从昨天的自由意志。昨天已经不能反悔了，你已经是那样决定了，所以你不可能让昨天的自由意志来服从今天的自由意志，你只能让今天的自由意志服从昨天的自由意志，这样才能保持你人格的统一。你昨天是怎样决定的、怎样承诺的，那么你今天就应该怎样去做，言行一致。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就是一个独立的人，这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当然这是非常抽象的，必须追溯到哲学层次，一般的经验主义的实证法学和经验论哲学都不会考虑这个层次，也无法理解。

这条学理在康德那里得到了详细的论证。康德提出，道德是内在的自由，而法是外在的自由，它们都是自由，也有同样的原理。所以康德把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建立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之上，这就是他提出的“绝对命令”。绝对命令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他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存在者，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有他的意志，这个意志是理性在实践中的体现。既然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理性的体现，那么它就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意志都能够普遍立法。这个普遍立法首先表现在他自己的行为前后贯穿着普遍性。这个法适用于他以前，也适用于他以后；以前他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以后他自己也得遵守。普遍立法还有一个意思是，不光他一个人遵守，凡是有理性的人都可以遵守。因为这种立法是按照理性而制定的，每个人都有理性，一旦他同意，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就是普遍意志，也就是卢梭的公意。这种道德命令用到法律上面，就相当于法律上的公意、公共意志，所以我们说，康德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公意学说提供了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缺乏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根据，或者功利主义把利益或幸福当作道德的根据，所以他们的道德其实是非道德的，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之上的。在自私的基础之上当然也可以升华到舍己为人，所谓合理利己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正义之举，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可以解释为一种为自己获取名誉的聪明决策，但它的根仍然是假定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而康德提供的这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不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理性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他不否认，但是道德不能建立在自私之上，不能建立在人的欲望之上，道德必须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所以法哲学在康德这里有了严格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西方的自由意志上升到了自律，而不再是他律。

自律和他律，这是康德的一对哲学概念。自律，就是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建立规律，建立法则。他律，就是由自由意志之外的其他的东西来为自己立法，比如经验、欲望、情感、某个具体的目的、外来的强制等，以此来为自己建立一些规则。这些规则都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这一次我要这个东西，我就为此寻求一个合适的手段，这个手段就与这个目的之间有一种合乎规则的关系。但是严格说来，这不能叫作法则，它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不能由理性自己一贯确立起来，而要取决于理性之外的他物，所以是“他律”。在这里也要使用理性，所以还有“律”或规律，但理性只是片断地被运用，而不是一贯地、真正合理地被运用，它每运用一次都要被感性的东西所中断。而自律跟他律是不一样的，它是理性自身一贯的运用。自律是更高层次上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个人都为自己立法。所以康德讲，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像功利主义所讲的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不是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而是自立法，自己给自己立法。真正的自由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Autonomie就是自律，auto就是自，nomie就是律，是法规。所以立法的自由最终归结为自立法的自由，理性立法的实质是自己给自己立法。这种自立法的自由，把前面的那些自由都包含在自身之内，比如选择的自由、反抗的自由，乃至欲望的自由。它们作为自由，本质上都是自立法的，而不是他立法的，只是它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所有这些自由的根基都是立法的自由，归根结底是自立法的自由，或者说，唯有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律把其他的自由都吸收在自身之内，也包含了选择的自由，但最终是一种普遍自律的原则。

作为普遍的自律意义上的自由，它是超功利的。不论是道德的自律还是法的自律，都是超功利的，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人在立法的时候，对自己将要怎么做，只有一个可靠的、普遍的法则可以依据，就是他能够从理性来判断，将来自己生活在这个法律之下该怎么做。但是具体他将会遇到什么情况，是很难预料的。有很多偶然情况，比如某种诱惑，或者某种形势所迫，使他不得不犯法，这都很难预料。但是出于理性，必须建立一个法律，首先是为自己建立的，是准备以身作则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道德法规，而不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它是超越私利的，是建立在“无知之幕”上的。“无知之幕”是由罗尔斯提出来用作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前提的，意思是说，我要单凭我的理性来建立一种法规，至于我将来在这个法律之中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会处于有利地位还是不利地位，这时都不加考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变化的，而理性是不变的。比如少数服从多数，我将来有可能处于少数，我自己定的这个法可能就会把我自己限制住。又比如尊重知识产权，我可能在知识生产上一无建树，所以我不可能凭借这条法律为自己谋利。但在定这些法的时候，这些具体情况都必须被视为不存在的，而且我确实不能断定我将来一定就是少数，或者我在学问上注定一事无成，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具体情况看作是未知的，我们平心静气，把所有的东西都撇开，仅凭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公意，也就是仅凭正义原则来判断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法比较好，比较合乎正义。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理性来，把自己以后可能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先撇开，当作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法律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包括我自己。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立的法才是公平的，否则，我估计我将来可能身居高位，我就按照我身居高位的利益来制定法律，那就不公平了。你将来是否会身居高位，身居高位之后会不会摔下来，这都很难说。所以，你必须秉公办事，每一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理性、根据自己推出的公意来决定是赞同还是反对。而一般来说，只要遵从了理性，又撇开了私利，那就会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者。

康德是这样设想的，卢梭也是这样设想的，即每一个人都有理性，理性的原则既是超功利的，又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所以它是公意。但康德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并不贬斥人的欲望。如果大家最后都能够在这样的立法之下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能够满足自己尽可能多的幸福的愿望，那当然是好事了。只是康德不主张用这种后果来评价道德法则，道德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最高的价值。而由于他并不否定人的欲望和享受，他认为一个人有了一定的道德，就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幸福，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配享幸福”，即幸福要和德行相称。所以我们可以说，康德的道德律容纳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和合理利己主义的原则，不过这只是外在层面；在内在层面上，他为这样一些原则提供了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反思的道德维度。

康德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他指的法，不再是一种技术性的处理、一种惩罚的机制、一种把人不当人或者把人当作一种有害动物的管理机制，而传统的刑法基本上就是这样。比如中国传统中没有民法，只有刑法，它基本上是把人当作刑的对象，当作一个总是要为所欲为的对象来加以管理，加以处理。英国经验派的伦理学和法学基本上也认为，归根结底，人是出于自私的考虑来建立某种意义上的道德的，比如建立在道德情感的快乐和痛苦之上，这也是对人的理性的贬低。康德反对把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建立在情感之上的道德还不是真正的道德，那只是出于同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而且每个人的情感都不一样，有的人有丰富的情感，有的人缺乏情感，有的人很冷酷，但是每个人都有理性。道德应该是建立在普遍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这个法才是正义的法，才是真正普遍的法。

康德为道德和法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形而上学。自由在他之前一直是形而下的东西，一直是被经验化的东西。一问什么是自由，人们马上就会列举出财产的自由、人身安全的自由、生存的自由、生命的自由、婚姻的自由、传宗接代的自由、建立家庭的自由……一个一个列举出来，还列举不完，但实际上，自由有一套形而上学。所谓的自然法，康德也讲，只有一个，就是天赋人权，人生来是自由的，其他的都是实证法，就是为了人的自由这样一个先天的法则，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后天制定的法则。我们要怎么做，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或者要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等，这些都属于实证法。但是在这些观念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显然的法则做标准，那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理性，都具有自己立法的能力，这是建立任何社会契约的基础，也就是卢梭所讲的公意。

当然你可以讲康德这一套东西有自己的毛病，他的道德基础是非常抽象的，他认为按照公意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只是一个理念，人们在理想中可以设想，但绝对不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投票，决定国家要有法律等。他说，如果是这样理解，那就把公意理解得太经验化了。卢梭也没有摆脱这样一种理解，卢梭虽然也讲自然状态并不一定要在历史上真的有过一次，让大家来投票决定公意，但他还是要做这样一种设想，就是说假定有一次，大家都同意了，国家要有法律，或者今后投票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康德就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所谓公意只是我们的理想，公意的投票程序不可能实现，因为现实中人的感性对理性干扰太大了，公意的理想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有理想和没理想是不一样的，有这个理想，你就可以努力，无穷无尽的努力，你就不会把某个具体现实中的立法的现象当作尽善尽美的，你就可以无限地朝理想靠拢。这是康德的理想主义的一个特点，他借此为立法的自由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提供了哲学的基础。

（三）自在自为的自由

下面我们讲自由谱系的第三环节，自在自为的自由。

自由的谱系，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是自在的自由，一个是自为的自由，第三个环节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要比前面两个层次更高，也可以说是前面两个层次的合题——自在的自由和自为的自由，综合起来就是自在自为的自由。这样一种自在自为的自由，就是“自由的王国”。通常讲到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理想，或者说是一个可能的自由。我们前面讲到，自在的自由是一种现实的自由，自为的自由是一种必然的自由，那么，自在自为的自由就是一种可能的自由，它是一种理想。

人类的理想就是一个自由的王国，这个理想在康德那里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提到了一个“目的国”的概念。什么是“目的国”？每个人为自己立法，每个人的意志都是一个立法的意志，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目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目的。康德讲，不要把人格中的人性当成手段，而要当作目的。每个人都是目的，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在这样一个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目的，同时每个人都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一个目的王国，不同于远古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当时有很多哲学家设想，远古时代是黄金时代，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卢梭就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为所欲为的。那就相当于“人人不为我，我也不为人人”，当然效果不可能好，因为这就是弱肉强食，实际上也不可能为所欲为。怎么才能够为所欲为，同时避免弱肉强食，又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这是远古时代无法解决的难题。它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大同”，“大同”很理想，但那都是幻想中的，而且那种理想不是自为的，完全是自在的，没有自己立法。由于没有法，所以即使有那种理想的情况，也是很脆弱的。虽然在某一个村落、某一个地区曾经有过那么一片“净土”，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写的那样，但马上就会被打破。所以那个“大同”是美化了的、理想化了的，而且是不现实的。古代西方被称为“黄金时代”、“英雄时代”，像荷马史诗里面描绘的那样，那是每个人的个性自由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今天再也找不到那个时代的人了，现在的人都不是英雄，都是庸人，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个时代和那些英雄。但是英雄也是有代价的，某些人是英雄，其他人就是奴隶，而且总的来说，英雄碰到英雄就是互相残杀。所以，所有这些理想的远古时代都不如康德所设想的在未来有可能的那个目的国那样，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理想的。

在古典哲学中，康德的目的国第一个提出这样一种理想，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后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状态的一个思想来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不光是本体论、认识论，也包括自由理论、社会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哲学里面，尤其是在康德那里，有其思想来源。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里是这样说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可能自由。这个社会是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设想、设计的，这跟康德的目的国非常类似。当然，我们不能说康德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作为一个理念提出来，康德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当作目的的，每一个人的自律的自由在这样一个目的国中是能够互相融洽的，是能够共存并且相互依赖的。如果仅仅是一种欲望，仅仅是一种自在的自由，那就会弱肉强食。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那这个目的国就建立不起来了。康德是在他的道德自律的基础之上提出这样一个未来社会的理念的。所谓理念，就是无限遥远的、近期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它会起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它有它的作用，它会影响到你的现实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自由人。恩格斯的说法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到那个时候，人类就进入了自由王国；在此之前，人类是从阶级社会一路走过来的，一切阶级社会肯定都是必然王国。人类为什么要划分阶级？从人的理想来说，最好不要划分阶级，大家都一样，这是符合人的类意识的。但是为什么竟然成了一个阶级社会？它有它的必然性，这不是哪一个人能够阻止的，它就是这样一步步按照人类的必然命运走过来的。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社会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必然规律造成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他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有它的“铁的必然性”。所谓“铁的必然性”，就是人们不可违抗的一种客观的规律。但是我们通常把马克思的这句话看得太绝对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它的铁的规律，有它的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但如果永远是这样，那么何谈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呢？既然有铁的必然性，那就是不可能打破的，就不可能有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以不能这样理解——马克思提出来的这个规律是万古不变的规律，而只能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铁的规律。只要在那个社会里面，就阻止不了，它就有它的规律。所以，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意思是说，这个社会将会以铁的必然性自我否定，必然走向一个不再有铁的规律而是让位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新社会。铁的规律必将自我扬弃，而要扬弃这个铁的必然性，就只有改变这个社会，从经济上、政治体制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等。这样就可以过渡到自由王国，自由王国就是对这种铁的必然性的扬弃。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什么永恒的铁的规律的，铁的规律只是一种异化现象，是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暂时现象，甚至在他的时代，他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谁也没有办法，谁都无可奈何，但绝不意味着那就是应该的。那只是暂时的，人类要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就必须把一切所谓的铁的规律推翻——当然这本身也是一个铁的必然性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未来的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任何人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方向。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康德的理想是相通的。

其实，马克思的理想不仅仅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蛛丝马迹，而且和基督教的理想也有相同之处，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世世代代理想社会的一个新版本。我们前面讲了，黑格尔早已指出基督教展示了每个人是自由的，当然，基督教的这种自由只停留在每个人的内心生活——宗教、信仰、内在的灵魂之中，而不是体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跟灵魂是两个世界，凯撒之国和上帝之国是两个世界。但它毕竟提出来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这是对以往自由观的一个超越。所以，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们致力探讨的就是，怎样把基督教里面已经启示出来的人类的理想在现实中实现出来？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人想了很多办法，探讨怎样建立一种通往自由王国的社会体制。当然，马克思也是从这个思路来的，就是怎样才能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实现出来。马克思看出，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就是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一整套法权。这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探讨的一个方向。西方现代很多民主体制的国家走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条路，虽然他们没有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之后，恩格斯指出来，其实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走向那个理想目标。后来的第二国际，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第二国际本身是恩格斯筹划的，那些国家的社会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得到上上下下大多数人赞同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福利制度，它们是从第二国际的正统里发展出来的。北欧当然也有它们的条件，它们都是小国家，搞起社会主义来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

这样一种自由王国，为了便于理解，我们还可以借用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来形容。当年孔子是作为一种个人修养提出来的，我们今天把它作为一种未来社会的原则来追求，意思已经不同了。我们前面对孔子这句话做了一些分析，我们讲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自由境界，既从心所欲，又不逾矩，多好！但问题就在于那个“矩”是既定的，不是自律，而是他律，是由先王、圣人和传统传下来的，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制定的，也不是由人的理性所建立起来的。而现在我们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要赋予它新的意思，因为这句话说得很好，撇开它本来的意思抽象地看，给它加上新的意思，就会觉得特别好。加上什么新的意思？就是这个“矩”，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由人自己的理性作为自由意志的自律而建立起来的。如果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这样从心所欲又不违背自己建立的规矩法则，那就对了，那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孔夫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所以他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回到了人的本性，先王在那个时代所建立起来的规矩都是以人性本善为依据的。但如果只是服从人性本善这样一种规矩，那还是属于人的一种自在的状态，因为这种人性本善是未经反思的。虽然孔子经过了七十年的操练，但他对人性本善这一条仍然未经反思，相反，这一条正是他操练的前提和章程。这种性善论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时什么都是善的，因为都是上帝造的，但是他们未经反思，所以他们必然作恶，善良的本性必然被败坏，这种必然性恰好又体现出人性本恶。

所以，人性本善，那是很难说的，他马上就向你体现出恶的一面。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在中西思想家那里争论多少年都不得其解。我们今天讲的自在自为的自由，也就是冲破了自在的本善状态，经过自为的反思提升——在对本恶的天性做了自为的规范和超越以后，再回到自在，这样就把前两者综合起来了：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既是回到人性本善，又是对人性本恶的反思。我们讲到立法的自由，讲到政治自由，前提就设定了人性本恶，人是自私的，所以要立法。到了康德的自律，他说这个法不是人家从外面建立的，而是你自己建立的，那就已经开始进入自在自为的自由了。这样一种自在自为的自由，它的基础不是人性本善，也不是人性本恶，而是人性的自由。

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好，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很肤浅的。人性没有什么“本来”的样子，自由本身就有两方面，它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那才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只能为善，那就不叫自由，那是造物把他造成了善的；反之，如果他注定只能为恶，那也不叫自由，那他就是一个害虫，无法拯救，只能消灭。真正的善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要经过反思的。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你说他们是善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为恶，这种善只能说是上帝的善，而不是人类的善。对于人类来说，只有当他知道了为恶而自觉地不去作恶，这才是善的。人性本恶也是，一个害虫，你说它是善的还是恶的？都谈不上，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灾害。所以，善恶的评价必须建立在这个人是自由的基础之上：他是能作恶的，但是他不去做，这就是善；或者说，他本来可以不做坏事，但是他毕竟做了，这才是恶。如果他完全被逼无奈做了坏事，在法律上你是不能够追究他的，你只能够说，他是被迫的。比如，别人抓着他的手杀了一个人，你能够追究他的责任吗？在被迫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善恶的评价；只有在自由的时候，才有善恶的评价。

因此，自在自为的自由这个层次要更高一些、更深一些，它的基础建立在人性自由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性善或者人性恶之上。而前面讲的自在的自由是以人性本善为前提的，自为的自由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的，都没有立足于自由意志本身。以人性自由为前提，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这样一种目的国实现了，那么孔子另外一句话也就可以起作用了，那句话说得也很好，我们也可以拿来用在这里——当然，从它的语境来说，我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从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来看，我觉得它有一种概括性。我比较同意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抽象继承法”，就是说，古书里面的一些话，本身都是好的，但是用当时的意思一解释就不对了，就显出它的局限性了。你把那些话抽象地拿过来，赋予新的意义，那还是很有深意的。孔子的那句话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刑法、政治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老百姓可以免于作恶，却无羞耻感，他免于作恶只是因为他害怕。严刑峻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固然可以维稳，但是老百姓没有羞耻感，没有羞耻感毕竟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反过来，以德和礼来教化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有羞耻感，并且能够约束自己。“格”就是规范，就是自己给自己建立规矩，自律。当然，孔子这句话是讲要以德治国，他反对法家的以法治国，这在古代是很著名的。我们可以对这句话具体批判，抽象继承。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如果再补充一个“具体批判法”，那就很完备了。没有具体批判，是不可能抽象继承的。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将来一旦目的国实现，国家和法律就会消亡，而法治就会让位于德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讲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消亡，将会没有法，也不会有权利，自由也就不再体现为权利了。自为的自由、立法的自由本来是说每个人的自由都应该是合法的，它是每个人合法的自由，但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法了，也没有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了，那么这个社会靠什么来维系呢？靠道德和羞耻感。那将是一个“德治”的社会。中国儒家讲了两千年的德治都没有实现，真的靠道德来统治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其实还是靠王霸并重，也就是王道和霸道并重。王道就是讲道德，霸道就是讲武力，讲枪杆子，王霸并重，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单靠道德那是空想，是书生之见，每一任皇帝都知道这个道理。更何况儒家道德的层次太低，对人性的理解太表面，连自由意志都不讨论，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王国？

而在将来的理想社会，有了新型的自由道德，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家、法律都会消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凭自由的道德来支配就行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我们今天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逻辑推论。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在逻辑上听起来好像可以自圆其说，挺辩证的，但并不现实。这种疑虑有它的道理。自在自为就是把自在和自为的优点都包含在内了，或者把它们都扬弃地包含在自身之内了，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或者说，它至多可以部分实现，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试验地有可能实现。而且即使实现出来，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说我们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德性的国家了，就是一个君子国了。君子国那是天方夜谭，那是《山海经》里面设想出来的一个怪怪的国家。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它随时可能被败坏掉。一个人，他既然有自由，他就有可能作恶，虽然他可能有很高的道德素质，但是你不能保证他就不作恶了。假如能够保证，那人的自由也就丧失掉了。人性，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它的有限性。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理想的终极目标，在现实社会中，它又是不可缺少的，毕竟这种理想是有意义的。总而言之，人类总会有这样一种理想，也总会需要这样一种理想，就是用道德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要有道德心。这个理想甚至可以脱离宗教，它不一定是基督教的理想，它是人类的理想，所以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应该缺少这种理想的。而那些宗教圣徒，以及那些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说他们的道德如何高尚，就因为他们是人类共同理想的一种具体体现。如果把他们抽象到人类共同理想这个层次上，可能就看得清楚一些，就是人少不了有理想，人总是要有理想，总是要有道德。老百姓通常讲：“人不能没有良心。”良心的基础所在就是道德，哪怕所有的人都坏了良心，你还是要有良心，那是靠什么支撑？就是靠一种理想嘛！

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眼前，尽管我们还看不清那个理想的道路，但是，有这么一个理想，就可以衡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有这么一种高度，有这么一种章法，我们就不会同流合污。人家做坏事，人家同流合污，我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可以凭借我们的理想来完成我们的人格。我们用它来衡量这个社会的自由达到了什么程度，衡量人心达到了什么程度，并且用它来追求自我超越。理想虽然还看不清楚，但我们首先要超越眼前，在这个超越的过程之中来寻求那个途径。而理想作为这样一个尺度是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真的会像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所说的，走到了历史的终结。福山是从黑格尔出发的，别人说资产阶级的法权和现在的民主体制是一个最不坏的体制，他说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人只能达到这种境界，事到如今只能做些小修小改、小打小闹，做不出什么革命性的改变了。无论是罢工，还是示威游行，还是占领华盛顿，反正能改变的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大体的格局已定。几百年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尝试，都没有超出黑格尔当年在《历史哲学》中所奠定的人类理想的目标——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终点，以后就没有历史了，历史到此为止。如果这样来看，人类就没有前途、没有理想了，我们就只能安于现状了。

从全球的眼光来看，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究竟向何处去。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前面有没有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所讲的理想，这种自在自为的自由，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是要起这个作用，要填补这个空白。不要以为人类未来就只能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病啊！包括法治、民主，都有很多弊病，在西欧、在美国，哪怕是民主体制，仍然表现出很多弊病。那么人类还能不能继续追求？难道就永远甘于在一个有毛病的体制之下走到历史的终点吗？显然不会！人既然有自由，就要追求尽善尽美，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讲它太空洞，或者太抽象，其实正因为抽象、空洞，它才是自由生活的指南；太实在了，反而失去了指导内心生活的意义。

比如法律和道德相比，法律比道德更实在，更具有可操作性——法律是不讲理想的，它以人性恶为前提，而道德是讲良心的，它促使人心向善。那么法律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它不管你去遵守、去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守法就够了，它不会去追究你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恐惧。一个很不道德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很守法的人，法律也只要求他守法就够了，每个人的内心它是不追究的。在法律上尤其不能够搞诛心之论，不能以道德代替法律。尽管如此，康德也早就指出来，作为法律的义务，人仍然可以为义务而义务地去遵守——为义务而义务就是道德了。我守法不是担心我会受到惩罚，不是出于恐惧，而就是为了遵守这些义务。我的理性告诉我，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我为义务而守法，甚至在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甚至在不可能追究我责任的时候，我仍然守法——在康德看来，这就是道德的守法。道德的守法跟一般的守法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在境界上是不一样的。法律本身给道德留下了余地，虽然不能按照道德来判刑、来断案，但法律是引导人们趋向于道德的，在完善的法律体制的条件下，它可以培养人的道德心。

当然，总会有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守法，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自觉，不是出于为义务而义务，而是为了别的目的。比如说，我守法就能发财，我违法的话，一次罚款就能把我罚光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权衡一下，我觉得还是守法更划算一些。有这种想法的人大量存在于法治社会中，这也是法律本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这样一些人大量存在也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人人都知道守法比不守法要划得来一些，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会。出于利害关系，大家都守法，总比那样一个社会——违法要比守法付出的代价小，违法总能够获得暴利的社会——要好得多。一个法治社会就是要让那些守法的人能够盈利，违法的人受到惩罚，罚得他倾家荡产。这就促使大部分人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守法，这就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但是这毕竟不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觉，这样一个社会也会有空子，也会有一些人有空子就钻。你要是出于某种不道德的心机，那么你总能在法律上找到某种空子，能够让你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这就叫作“民免而无耻”。比如你开车撞了人，如果你有道德心，你就应该自觉地负起责来，打110和120，接受交警的处理。但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就会看周围有没有人发现，附近有没有摄像头，如果没有，就赶快开车逃逸。这样的社会可以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但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会逐渐培养出一种法治的道德性，法治社会和非法治社会的区别就在这里。要说不道德的人，各种社会中总是有的，多少而已，但是在法治社会中，人可以慢慢培养出一种遵守法制的习惯、一种风俗，最后内化成一种道德、一种良心、一种人格的尊严。人的内心会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会觉得，做了坏事不敢承担，这有损他的尊严，他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康德在他的道德哲学里也讲了这个道理，人在违反道德的时候，他会瞧不起自己。这种尊严、这种道德心就不限于明文规定的法律了。合法行为有法可依，条文已经写在那里了，但他不仅仅遵守这种条文，而且遵守自己良心的呼唤，这种呼唤可以渗透到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之中，包括一些法律顾不到的死角，包括人的内心。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解决一些财产、利益上的问题，当然这是首先要做的，首先要追求公平正义，但不仅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而且要为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大环境之下，人的道德素质要提高是很难很难的，个别人可以做到，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反过来，有公平、有正义，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慢慢提高，人的素质就会慢慢提高。当然无论怎么提高，还是会有个别的人不道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性总是有它阴暗的一面。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法治、公平、正义，这些是提高人们道德素质的基础，前提就是要从理想化的方面把守法变成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这就是理想化的意义。我们不要说它没有意义，为义务而义务，为道德而道德，纯粹的道德，这个人类自由的目的国理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会起作用。有理想跟没有理想是大不一样的；要不要建立这样一个理想，那也是大不一样的。社会总是要向越来越自由的方向发展，那就需要设立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

我们前面讲了自由的谱系。自由的谱系有三个层次或者三个阶段。对我们之前的问题：“我们要到哪里去？”不言而喻的回答就是：“我们要到自由的地方去！”要到自由王国去，要做一个自由人；为了做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这样一个理想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低到高、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但取决于外在的因素，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环境等，这些都有影响，更根本地取决于人的思想所达到的层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道德素质的层次。道德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道德素质不提高，这样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是没办法实现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自由人。在外部、在客观上，也许我们还不自由，有种种障碍，但是我们首先在内心、在思想上、在观念上、在自身素质的提高上要有一种突破。我们知道前方要到哪里去，这才能够使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个指导。这是有关自由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了自由的起源、自由的历史，又讲了自由的谱系，对自由进行了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我们一开始讲到自由不可定义，因为它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没有东西比它更高，没有东西可以对它进行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描述。定义有两种，一种就是本质定义，属加最近的种差，就是用一个更高的概念来对它加以规定，A是一种什么样的B，B这个概念比A更高、范围更广。但这种定义对于自由没办法进行，因为自由已经是最高的概念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你说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B，这不靠谱，这定不下来，定下来也是假的，因为你把自由这个最高概念降低了。但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描述，从它的起源、它的历史发展形态和它的谱系对它进行描述，因为描述它的东西可以比它低。通过这番描述，我们大致能够理解自由的内容。但是上面这些描述的定义都不具有纯粹的性质，当然它已经是哲学，但不是纯粹的哲学。它涉及人类的起源、涉及自我意识、涉及法、涉及社会、涉及历史……涉及这些方面，所以它不具有纯粹哲学的性质，而是一些经验的内容，属于应用哲学。通过经验的内容，我们可以大体上知道自由应该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它下一个纯粹哲学的定义。

那么，我们在纯粹哲学上是不是完全不能对它下一个定义呢？还有一个办法，在纯粹的哲学层面，我们还可以对它做一个解释性的定义。于是我们就有三种定义方式了：一种是本质定义，就是属加最近的种差，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一个规范、一个标准，这种定义我们已经从自由概念中排除了；一种是描述性定义，就是用种种现实的、经验的例子以及人类学、心理学的例子来说明，当然这些举例不是毫无系统的，我们可以系统地举例，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再一种就是对自由概念进行一种解释，解释性的定义，就是看这个概念跟其他纯粹哲学概念的关系，这个纯粹哲学概念既不高于它也不低于它，而是与它同属纯粹哲学。那么，我们马上可以找到一个最直接的可以用来解释自由概念的概念，也就是用自由的对立概念来对之加以解释。自由的对立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必然的概念。所以我们下面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四、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我们这门课所要讲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讲自由的问题，讲自由的本质，已经一步步走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起步的问题了，而是已经进入哲学的门槛了。因为自由与必然这两个概念都是纯粹哲学的概念，它们可以构成一个纯粹哲学的命题，所以现在所讲的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话题了。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是一个纯粹哲学的问题，很多哲学家都探讨过这个问题。莱布尼茨就曾经讲过，哲学有两大迷宫，两个最难解释的、最难探索的大问题：一个是连续性和不可分的点的关系——世界都是连续的，没有飞跃，但又是由单子构成的，单子就是不连续的。所以，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个哲学上的大难题。另外一个就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自由就是要摆脱或克服必然，而必然就是要限制自由，所以，必然是不自由的，而自由就是违背必然的，和必然作对的。这就是纯粹哲学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是纯粹哲学的概念，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必然，它们的关系很难用人类学或者心理学这样一些学说来加以解释。这两个概念，虽然历来有不少哲学家都想把一个归结为另一个，要么把自由归结为必然，要么把必然归结为自由，但总的来看，谁也不能完全被归于对方之下，它们属于“平级”的概念。两个平级的概念，构成一个纯粹哲学的命题，那就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所以，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可以看作哲学起步的结束和纯粹哲学的开始。前面讲的都是起步，它跟现实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把在座的各位一步步地引入纯粹哲学的殿堂门口。到了现在这一步，已经是纯粹哲学的起点了。

（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

自由与必然是纯粹哲学的开始，从这个纯粹的开始，我们可以展望整个哲学体系的构成。从自由开始，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哲学体系，那么它的第一个对立面就是必然。从纯粹哲学来看，自由与必然是一对相反的、对立的概念。有时，我们把自由看作主观的，把必然看作客观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主客观对立的一对哲学范畴。当然这也不一定，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的自由意志对于人来说是客观的，它和人的自由意志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大体上说，自由意志是主观的，必然性是客观的；自由代表主观一方，必然代表客观一方。

什么是必然？必然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就是你想做什么，它可以让你做不成，或者至少是划定你的限度。所以一般来说，必然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我们通常把它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叫必然。或者我们把这种客观规律叫作命运，必然性就是命运。你就是这个命，你就是被这个命运所决定、所注定的。

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对命运的反抗，就是对必然性的摆脱。“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体现了自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但还是要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我要这样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就体现了自由。之所以明知不可能还要试一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心存侥幸，不太相信必然性，不太相信这是注定了的，还抱有一线希望，这种希望并没有什么论证和根据，而是寄托于偶然性；另一个就是不抱任何希望，只是为了体现人的独立性，表明人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必然性来行动的，他还能够按照内心的必然性行动，这就是更深层次的自由了，也是更深层次的必然性了。

自由与必然，如果完全当作外在对立的范畴来理解，就是这样的关系：自由就是不必然，必然就是不自由。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字面上的理解，辩证法对此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即它们看起来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是统一的，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理解对此有所突破。比如，斯宾诺莎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黑格尔也非常赞同、赞赏这一点。当然黑格尔的理解和斯宾诺莎还不一样。斯宾诺莎的意思是自由可以归结为必然，自由只是必然的一种样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自由。黑格尔则把对必然的认识看作自由本身的一个环节。“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后来恩格斯在后面加了一句，“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就是自由了。单是认识还不够，还必须加进实践的理解。当然，黑格尔的认识本身已经包含实践了，所以他加不加无所谓。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辩证的，都不是把自由与必然看作毫不相干的、完全对立的范畴，而是可以相通的。必然一旦被我们认识和掌握，就可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那么这就是自由了，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行为。

但是，这种理解还没有完全到位，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一般理解中仍然是服从于必然的，它取决于人的各种需要。而且，即使这种目的是任意的，为这种目的“服务”的必然规律仍然是外在地适应于目的的，这种规律本身必须预先存在于自然界，以便自由能够现成地将它拿来为自己所用。这种观点仍然是把自由与必然看作两种不同的东西，似乎表明，自由最终还是消融于必然，必然则优先于自由。这种自由的辩证法还没有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目的理解为我们的需要，首先是物质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能够产生并且生存下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善于利用自然来为我们的生存目的服务。但是这个目的一般被理解为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人要穿衣、吃饭、住房子、利用人缘……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一种必然的负担吗？我们经常讲，人要是能够不吃饭，那就是自由的了。有些气功大师也宣扬这些东西，说我们以后不吃饭了，我们辟谷！据说有些人可以辟谷一两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吃饭，只喝点水，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说出来很吸引人。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美好。人可以不吃饭，那就没有争斗了，如果没有本能的需要，那么人就自由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人没有欲望，连人这个物种都不会存在。我们一般理解的自由，就是在这样一个目的的前提之下，为了满足这样一种目的，而利用自然界的一种必然性或必然规律为我们服务。但由于这个目的本身是不自由的，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由。

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今天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我们可以迫使自然界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甚至超出我们的目的，甚至我们的目的产品都已经过剩了。物质生产劳动，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产过剩。有东西，但是没有人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单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还没有到位。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谜，而且这个谜仍然把自由与必然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就是所谓自然本身只是自由的外在的工具，我们利用对必然的认识，让它为我们必然的需要服务，那么这个自由显然还是要归结为必然，必然还是优先于自由。必然在先，人是动物，我们必然要吃饭，于是我们想出种种办法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还是被我们的动物需要所决定的，我们不可以不吃饭。这说明，这个自由跟必然还是对立的两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自由，一切都归结为必然。这样一种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完全可以还原为科学问题来谈，完全纳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观点还应该深化。

其实按照黑格尔原来的意思，必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摆在那里的东西，而是自由的一种外化的环节。这个意思我们从康德实践理性的“自由的自律”中就看出苗头了，即自由也有它自身的必然规律。恩格斯对自由的解释并没有完全到位，因为它恰好没有把这一层意思包含在内，而这正是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中最深层次的意思。一旦抓住了这层意思，我们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理解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观。我们会发现，必然性的概念本身就是通过自由意志的自身立法而形成的，否则只有命运，只有偶然性，而无必然性，或者说，只有偶然命运，而无必然规律。所以，只把必然理解为人的自然需要，那就不够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必然性其实是自由意志的一种外化，自由不仅仅是对必然的认识，或者利用对必然的认识来为我们的必然需要服务，而且自由本身就有它的必然规律。这就是康德的自律，它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把自由建立为一种必然的规律，而这种必然规律是不能完全还原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而是超越这两门科学之上的哲学和伦理学、美学问题，也就是“人文科学”的问题。

这样一种必然的本质就是自由，它是由自由建立起来的必然，必然本身有自由，自由本身也有必然。而且这种必然不仅限于康德所讲的道德律，而是由自由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者说，人文科学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康德也讲过“人为自然立法”，其实不仅是为自然立法，而且是把自然界建立起来。正如费希特说的，“自我建立非我”，扩展开来就可以这样看。一般说来，无论是外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还是道德上的必然规律，都是通过自由意志的自身法则而形成的，否则，就没有必然的概念，只有偶然的命运。

命运有两种：一种是偶然的命运，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缘分、运气。我们有时说，某某人的命不好，某某人的命特别好，他总是有运气。运气是没有规律的，但它是一种命运，不论它如何荒诞，你只能接受。这叫偶然的命运。另外一种命运是必然的命运，就是可以通过理性分析得出来的，不服从也得服从。这种必然的命运既然是通过理性的法则而被承认的，它就离不开自由意志的自律。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自身法则，没有自由意志本身，我们就形成不了必然命运的概念，而只有偶然命运的概念，我们遇到不可违抗的命运，就只能说“这是命”！我们没法违抗，也没法分析，这是天注定。人们有时把这种偶然的“命”说成在冥冥之中有某个神灵、某个鬼魅在故意作怪，而这些观念都没有规律的意识，也缺乏理性的意识。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必然性，是一种有规律的必然性，这才真正叫作必然性，叫作必然的命运，否则，就只是偶然性。你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想去解释，似乎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更加被注定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必须把自由与必然这两个范畴看作是不可分的。当然，这仍然要放在历史之中来理解，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并不是说这两个王国之间有一个界碑，我们跨过这个界碑就自由了，而跨过之前就没有自由，不是这样的。对自然界，我们永远会有不了解的地方，即便我们设想的自由王国实现了，也总有自然规律还没有把握；而且对他人和我们自己，我们也永远需要一种约束和自我约束。我们刚才讲了道德的约束，当然道德的约束比法的约束温和多了，但它也是一种约束，一种良心的约束。自由王国不是没有约束，而是凭道德、凭良心来约束。

自由总是离不开必然的层面的，自由本身的意思就是要由自由意志来支配和掌握，要能够让必然受自由的掌握，甚至必然本身就是由自由建立起来的。康德就讲人为自然界立法，人为自己立法。立法就是必然性，就是立规矩，但它是由人建立起来的。这是一方面，就是必然和自由是不可分的，自由总是保留着必然的层面，如果没有必然，自由也就不成为自由。自由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必然。另一方面，必然也总是离不开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一切必然性的总体，它的总和，就是一个巨大的偶然了。如果不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必然的、有规律的，就可以设想整个宇宙都是有规律的，那么这个规律是谁给它的呢？是什么东西使得宇宙有这样的规律而不是另外的规律呢？只能归结于偶然性。它就是有了，它就是这个样子。整个自然宇宙的起步含有巨大的偶然性。我们这个星球、这个银河系、这个宇宙，为什么按照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这样一套规律在运作？你要是问到底，那么它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巨大的偶然性！用巨大的偶然性来解释必然性，毕竟是有漏洞的，你没有把整个世界、整个自然、整个宇宙的必然性完全用必然性来加以解释，还是求助于偶然性。牛顿就只好说这是上帝的第一推动造成的。

刚才是讲总体了。现在讲它的每一部分，它的每一种必然性、每一种必然规律，也都会是一种偶然性。如果没有自由来赋予它各种必然性以及必然性的根据，那么每一种规律都会变成偶然性，只不过这种偶然性是一种大概率的偶然性。什么是大概率？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好像那个东西就是不可违抗的，好像那个东西就是亿万次的重复也丝毫不会改变，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种自然规律都不是绝对的，不是能百分百地实现出来的，都有它的偶然性。比如牛顿的第一定律，就是惯性定律，一开始就说，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之下，一个物体会一直保持它的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条定律里面有一个条件：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情况之下，这条规律才成立。但是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不存在外力影响的情况呢？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没有外力的影响。于是牛顿物理学就说，有外力影响那就是偶然性，偶然性可以干扰我们的必然规律，干扰我们的惯性定律，但是你可以把这种偶然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偶然的误差控制在百分之几或者是千分之几以下，那大体上就可以说，你的计算是精密的。但不可能是绝对精密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绝对精密的，如果是绝对精密的，那就会有永动机了。之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而且理论上、原则上永远不可能制造出一个永动机，就是因为这些偶然的因素是不可排除的。既然这些偶然因素在现实物体的运动中不可排除，那么，严格按照牛顿的惯性定律计算出来的数字，难道不就是这所有的偶然性中的一个大概率的偶然性吗？它也是一个偶然性，只不过是它的概率大一些，它是99.99%。

这样一来，所有物理学的规律都会变成一种大概率的偶然性了。概率论就是这样讲的，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世界观，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概率，都是偶然性。偶然性比较大的事件，例如有70%的概率，50%以上的概率，在现实中就算不错的了，就算对认识有所推进了。而牛顿的功劳就是提出了一种最大概率，这种偶然性可以达到非常精确，但是再怎么精确，它仍然是偶然的。于是这种偶然性就把自然必然性给吞没了，甚至还原了，就是把这种所谓的定律还原为一种大概率的偶然性了。比如，万有引力的公式：。万有引力等于引力常数乘以一个比值，即两个物体质量之积和距离平方的比值。这个公式为什么要把这个G加进去，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一个常数。万有引力是包含一个常数——引力常数的，这个引力常数是很偶然的一个条件。牛顿第一定律的条件是，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有外力的作用，就要把这个外力考虑进去，而外力是常有的。万有引力也是，必须把这个万有引力的常数考虑进去。常数是偶然的，所有物理学中的常数都是偶然的。比如自由落体的定律，自由落体得出的常数就是加速度每秒9. 8米。为什么不是9. 9米？为什么不是9. 7米？这是很偶然的。恰好在地球的引力范围之内，它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自由落体的常数下落的，所以才得出这样一个公式。但它的普遍性是有限的，它在地球上会还原成一种偶然性，而在月球上就不是这样了，那是纯偶然的。所有的公式都是这样的，我们所见到的宇宙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某种场合之下，就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宇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单纯从必然性来解释这个规律，那是解释不到位、解释不彻底的。

在这种意义上，必然性或者自然规律只不过是我们用来把握自然界时所选定的脚手架和认识工具。我们搭建一个这样的脚手架、打造这样一套工具，来探讨、来接近自然界本来的运作规律。这样的运作规律并不完全按照我们的脚手架和工具来运行，它本身总是在偏离，总是在偏离我们的公式，总是把公式变为在一种偶然的场合之下、在一定概率之下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状况。所以，它就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了，而是我们制造、制定出来的，用来把握自然界的一套符号、一套工具系统。自然界本身则是另外一回事，里面充满着大量的偶然性。人们用必然规律把握它，那并不符合自然界本身。因此，如果单纯用必然性来规定自然界，或者规定任何一个对象，自然界的必然性就会走向自我否定，变成偶然性。反过来，只有通过自由意志，只有通过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保证必然性有普遍的含义。

我们前面讲了，意志本身是理性的，自由本身是合理的，我们通过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来为自然界建立起必然性。因为理性在自由意志里面是有原则性的，它不需要在自然界顺从某种偶然的情况，所以这些公式都是我们主观的规律，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按照我们的合理性建立起来的。那么，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自由意志的合理性，自然必然性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们把它们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不管自然界偶然的现象如何，我们把那些偶然现象看作表面的，而本质上是合理的。所有的现象看起来是偶然的，但是每一个偶然性后面都有必然性，这个“后面”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立法。

比如自由落体，它并不是严格按照每秒9. 8米的加速度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偶然性。你把一片羽毛从楼上扔下来，它要多久才落地？或者你把一个空心球从楼上扔下来，它要多久才落地？这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要受到偶然性的干扰的。但是我们的理性可以针对这些偶然性找出必然性，将每一个偶然的因素还原，找出它的必然规律。比如羽毛在天上飘，它受到空气动力学的影响，它与自由落体定律如何共同作用，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找出规律来的。而这种在自然界一次性给出的偶然性中寻找必然规律的努力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哪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全部必然性了。而这正好体现了自由的无限性。所以只有凭借自由意志的合理性，以及运用这种合理性的自由，我们才能保证必然性的普遍意义和客观意义。这就是康德所讲的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凭借自己一整套理性的法则，不断地赋予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以必然的规律、客观的规律。不然那些偶然现象就是一些命运，就是一些运气和缘分。那些东西，其实本身还不是客观的，甚至我们在解释它们的时候还带上了我们的情感，使之变成一种主观的东西。所以对自由与必然这样一种统一性的关系，我们要看得更深一些，不仅仅是利用必然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也不只是征服自然，让它来为我们服务，等等。当然这些也没错，但是这些层次还不够，我们要深入到自由与必然的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关系，即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必然性是建立在一种自由意志、一种理性法则之上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拷问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三个方面都是纯粹哲学的传统话题：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一个是方法论。传统哲学在纯粹的方面无非就是这三论。本体论又叫存在论；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它的主题就是人的认识结构和真理的构成；再一个就是方法论，也就是逻辑。下面我们首先考察的就是本体论，就是自由和自然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考察第二个方面，认识论的问题就是自由与理性的关系，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探讨自由与逻辑的关系，这是方法论。这三个方面都是从自由引出来的，但都建立了自己的必然关系。

（二）自由与自然

必然性的概念在哲学史上最初体现出来的就是自然的概念，最初的哲学家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必然性的概念，他们所意识到的就是自然。我们今天讲的自然必然性或者自然规律，在古代已经产生了萌芽。比如说，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常把自己的著作叫作《论自然》，赫拉克利特的《论自然》，巴门尼德的《论自然》，阿那克萨哥拉的《论自然》……每个人都写一本书叫《论自然》，它的内容就是探讨万物的本原，以及在本原之中万物的运作方式。它们有什么样的本原，就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比如，万物的本原是火，那么它就按照火的规律来运作，即万物都是燃烧、变化的。那么，自然这个概念，即Φυσις，它的原始含义，它在古希腊语中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生发、诞生。后来海德格尔对这个词做了进一步考察，他认为，其最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涌现”，涌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他所讲的存在，Sein。海德格尔讲的Sein，在德语中就是“存在”的意思，有的翻译为“是”，有的翻译为“有”。这个词很麻烦，在汉语里有好几种翻译，近来通常翻译为“存在”。“存在论”就是“有论”、“是论”，我们以往都译为“本体论”，Ontologie。其中on这个希腊词就相当于德文的Sein，存在。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里面讲，“存在已经从许多角度向我们表明就是Φυσις了”，存在就是古希腊的自然，也就是涌现。存在论的概念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本体论，本体论就是存在论。存在这个概念来自自然，海德格尔把它归于古代的自然概念，它最早的起源就是古希腊的自然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讲自由和自然的关系，在本体论、存在论上就相当于自由和存在的关系，自由与必然体现为自由和存在，这就是自由的存在论，也就是自由的本体论。

前面提到过，“存在”这个词在海德格尔后期被归于一个德文词Ereignis，这个词在学术界的争论很多。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召集内地现象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讨论该怎么译Ereignis。我提出的意见是翻译成“成己”，洪汉鼎先生的意见是译作“自成”，这种译法我也同意。这两个译名都来自《中庸》，都相当于海德格尔讲的“存在”。因为他那个“存在”，不是说“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起来”，就是自己成为自己。当时陈嘉映在会上提出来，我也附和说还不如干脆就翻译成“自然”，自己“然”起来，“自己然”。这个“然”也是肯定的意思，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然”起来，自己“是”起来，自己“存在”起来。我们前面也讲到汉语的“自”，它的原始含义就是“鼻子”；它的引申含义，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自然”——段玉裁在他的《说文解字注》里面就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自由”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当然翻译海德格尔那个词的时候没有讲到自由，但是我们汉语的“自由”，无非就是“由着自己”的意思。自由的“由着自己”和自然的“自己然”是相通的，在汉语中是同根生的。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也可以说是自由，Ereignis就是自由，所谓自成、成己、自己然，同时就是自然，也是自由。我们追溯自然的词根，可以追溯到这里。自由和自然有词根上的联系，西方有，中国也有，但西方需要转几个弯解释，汉语则直接显示出来它们是同根的。

上次已经讲到自由和自然的关系、自由和理性的关系、自由和逻辑的关系。这三重关系分别相当于自由与必然这一对哲学概念在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对立统一。

我们已经讲到自由和自然了，而且从汉语的“自”的概念引出了“自己”和“自然”这两支，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自由和自然是同根的。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只不过要说明这一点，西方比中国要难得多，直到海德格尔才看出来。我们前面讲到西方的自然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就是自己涌现出来，暗含着自由的意思。但是，西方传统哲学中自然跟自由的联系不是那么明显，它跟自由通常是对立的，是主客二分的。讲到自然，你就必须要服从自然，不能够由着你来。这个概念深层次的含义，包括涌现，到了海德格尔才揭示出来，而在此之前呢，它的自由的意思一直隐藏在它的深处。相反，中国古人对自由和自然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能从字面上把它们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甚至可以把自由直接理解为自然。魏晋时代的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是老庄的信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超越名教——名教就是儒家那一套东西，儒家的名分礼序、正名那一套教化，他要超越那一套教化，而任自然——任自然就是任自由的意思。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解脱名教束缚而任其自由自在。他个人对此也是身体力行，表现出中国古代道家的风范，一种自由放任、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精神。所以中国人很容易把自由和自然联系在一起，所谓自由就是自然，你不要去束缚它，随便让自己的才情、情感、情绪等去发挥、去宣泄，那就是自由。

但是，古希腊的自然本来并不含有自由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原因和规律的意思。我们前面讲了，在希腊文中自然是生长、诞生的意思，其他的东西都是由它生长和诞生出来的，都是以它为原因的。我们追溯自然，就要追溯到万物的原因、万物的规律。从亚里士多德就寻找万物的原因，形式因和质料因，所以从这里就产生了后来的物理学（physic），就是追求自然的原因的学问。只有在深层次里面，像海德格尔所分析的，从它的词源和形成，包含“涌现出来”这个意思，才可以和人的自由搭上界。但是，不分析是很难看出来的，西方人很长时期也没有看出来。反之，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不太强调原因性，也不太强调规律性，它强调的是你不要去有意干预它自己的运行，所以与中国的“自然”概念相对立的是“人为”概念。而且这个人为也不是自由之为，而是矫揉造作、扭曲性情、受制于教条，也就是儒家的“无自由的意志”。所谓自然，就是不要人为做作，而要自然而然，也就是无为。你不要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做什么事情，你任其自然、顺其自然，那就是自然了，而自然而然就是自由了，自然无为你就自由了。我们把自由等同于自然无为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无意志的自由概念。

而古希腊的自然的概念恰好是相反的，它就是指有为，是个有为的概念。比如，他们探讨万物的本原，我们前面讲到万物的本原、自然的本原，“本原”这个词，也翻译为“始基”，希腊文是αρχη，拉丁文写作arche。但是，它同时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也就是“执政官”的意思。为什么是执政官？因为它是本原，是首先、第一的东西，我们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首脑、头头的意思，就是最高权力、第一位的权力。这里头就包含着“有为”的意思，包含有权力意志的意思。万物的始基是说，万物是由某种权力意志所支配的。这跟后来尼采的观点就有点类似了，就是自然的概念，它不是无为，而恰好是有为。同一个词arche，它有双重的含义，它既是西方人理解的自然的始基、本原，又是执政官，它的原因是有为的，是有意志的自由。当然，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有时也有一点这个意思。比如，我们讲自然的“造化”——造就是造就，化就是变化，好像也是有为。但是，中国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去探讨造化的原因，或者它的规律、过程。那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赞词，并不是认真的。对于自然造化，中国人只停留在惊叹、羡慕上，只是一种审美观，美的欣赏，或者敬畏，至多是利用，我们可以利用大自然来为自己服务。就此而言，从深层次来说，古希腊的自然更接近真正的自由，虽然从表层看不出来，但是，你要追溯到它的深层，你要追溯到arche。arche在现代英语、德语里面也都有这个意思，就是创建、建筑。比如architecture，建筑术。这都有人为的意思，不是说自然而然形成的，必须有人去策划、安排，费力才能把它造出来。所以，从根儿里说，它有一种自由意志灌注在里头。但它又不等同于自然，而是自然后面的始基。西方的arche暗含着一种自由意志，当然它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所以它跟自然还有一段距离。西方人谈自然而不去追究后面的原因、始基的时候，这个自然和自由意志是绝然区别开的，他们不讲什么无意志的自由。

所以西方人的自然概念和人的自由还有一段距离，两者不可能是等同的。而这正说明西方人的自由是一个必须向自然靠拢、必须在自然中逐步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直接摆在那里的事实。直接来说，自然就体现为自然的必然性，体现为自然的因果性，体现为自然的规律，体现为物理学。而这样一种自然，实际上也被西方人看作自由意志的产物，但最初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客观造物主或者神的自由意志。这个世界是神造就的，那么这种必然性就体现了神的意志。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他的理念论的体系就设计了一个造物主，所谓的德穆革（Demiurge），这是音译了，就是造物主的意思，这个造物主造出了万物。它是怎么造出万物的呢？柏拉图对它进行了一番研究、一番考察，他认为德穆革根据几何学的规则造出了水、火、土、气四大元素。古希腊历来就有水、火、土、气，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阴阳五行，水、火、土、气四大元素就是制造万物的材料。根据几何学的规则，造物主利用原始质料——宇宙中原来有一些不成形的东西——把它们塑造成水、火、土、气。例如，正四面体就是火的元素，最简单的几何体就是正四面体，所以火的元素是最灵活的；正六面体，就是正方体，是土的元素，因为土是最稳定的，正方体也是最稳定的；正八面体就是气的元素；正十二面体呢，就是水的元素。德穆革就是按照这样一种几何学的法则来创造出水、火、土、气这四大元素的，然后用这四大元素再组合成万物。在柏拉图眼中，造物主德穆革本身也是自然，但是它有神，有Nous，它是自然里面的灵魂，它不是盲目的，它是一个有神的自然，或者是在自然后面创造自然的自然。它凭借自己能动的创造精神，这样一种自然本性，把那种被动的自然创造出来了，这就构成了整个宇宙。所以，西方人更注意悉心探讨自然造化中的几何学和数学原理，并建立起一门精密的科学。当然中国人也有讲阴阳五行的，但是没有定量化。阴阳五行是怎么造出万物来的？笼而统之地说一下，混沌啊、气分阴阳啊，然后经过金木水火土啊，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但是没有一种寻求规律、寻求必然法则的要求。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还是比较含混的，德穆革到底是自然还是自然后面的神，不清楚。到了中世纪神学，形成了对自然的两个层次的理解：一个层次是“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一个层次是“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这是承接柏拉图的思想而来的，而且把它进一步精确化了。中世纪拉丁文的自然natura，也就是英语里面的nature，它本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本质或本性；一个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界，而本质就是自然界的本质，它跟外在的自然界不太一样，本质性的自然是深层次的内在的自然。所以，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创世者，他创造了整个自然界，而且他与他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从本质上是互相分离的。你可以说上帝也是本质，上帝是万物的本质，但你不能说上帝就是自然界，那是后来自然神论的论调，是受到正统神学的强烈谴责的。上帝跟那个被创造出来的自然是不一样的，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很长一段时间自然界是代表魔鬼的。你说上帝是自然，那么上帝在自然中有什么表现呢？已经没有任何表现了！上帝没有眼睛、嘴巴、手，他是怎么创造自然的？他就凭他的话语，凭他的Logos，凭他的道说，凭他的语言。《圣经》里面讲，“上帝就是道”，但是不要把这个“道”和道家的“道”混淆起来。道家的道就是自然之道，“道法自然”，而且是不可言说的，“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常道”是不可道说的。而上帝的道，它的根本意思正是说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他丝毫不需要任何材料来造出万物，他一说要有什么，马上就有了什么，这才是上帝的神力。所以，上帝跟自然界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本身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一种Nous。柏拉图已经讲了，德穆革的精神就是Nous，那么上帝则是纯粹的Nous。上帝凭借他的纯粹Nous来说话，以此来创造万物。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样的上帝就是一个纯粹的自由意志的典范。你要是讲自由意志，那没有人能够超过上帝了，上帝什么都不需要，他不受任何局限，他凭自己的道说来创造万物。我们经常说，上帝其实是人的一面镜子，我们在上帝身上看到了人自己，只不过上帝是一个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完善、更加纯粹。所以西方的基督教起了这样一个作用，就是给人们树立了一面镜子，这个镜子里面是人的灵魂的形象、人的纯精神的形象，是人的榜样，人就可以按照上帝那样去做。在上帝的自由意志和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相互对立之中，人看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也可以摆脱自然必然性的一种可能性。上帝既然可以超越自然的必然性来创造世界，那么，人也要以上帝为榜样，人在上帝那里看到了自己也有这种能力，因为人也有Nous，人的Nous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人就可以向上帝学习来超越自然界。而且上帝只运用言说、话语来创造自然界，也就是只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世界，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榜样。什么榜样？也就是把自己自由的必然性实现为自然的必然性，而不光是超越自然的必然性。

自然万物都是按照上帝的自由意志来运转的，那么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也能够建立起自然的必然性呢？这一点，西方人在近代以来就开始领悟过来了，也就是说，上帝不仅仅高高在上，让我们去崇拜、去信仰、去观赏，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培根提出来“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寓意很深刻。人有了知识、有了理性，就可以拥有支配自然界的力量。而到了康德，就提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不光是立法，而且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人建立起来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最初看起来，西方人所理解的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好像没有人的自由意志，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反复——他们设想一个上帝超出了自然界，把自然界的规律归结为上帝的自由意志，再回归到人身上，人向上帝学习——这就体现出了人的自由意志。自然界的规律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神学家说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哲学家说自然界的规律是人为它建立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经过神本主义，到最后就归于人本主义，把自然归于人了。西方经过两千年的思考所获得的成果，就是把自然主义归结到人本主义。

但是，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与此相反，人一开始就被归于自然，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老子说得很明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所有的人、天地、道这些东西都是以自然为法，自然为人立法，自然为万物立法，而不是人为自然立法。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合于天，人合于自然。有人考证“道”的本义为“产道”，“自然”的本义是“生养”，这跟古希腊、罗马是一样的。但中国人强调的是一种生养、化育关系，即阴阳、男女关系，而不是一种涌现、创生、创造。中国从来没有创世性的神话，只有改造世界的神话，如盘古开混沌，女娲氏补天。这种“关系”对于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只能“顺其自然”。西方人也讲天人合一，但那个归法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方向是相反的，西方是把自然归于人，天合于人。在老庄和道家哲学家那里，人最后要归于自然，看起来是自由自在了，但是自然界有什么规律，人并不用去探讨，顺着去就是了，那就只有无知、无欲、无为、无我，人在归于自然时就把自己丧失掉了。这些道家的思想，在面对自然的时候要“吾丧我”，而不是要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易经》讲“生生之谓易”，何谓“生生”？就是阴阳相感，风雷相动，氲氤化生。讲的是大化流行、生殖繁衍，而非个体的人为创造。所以自然即天然，天生使然，莫之为也。《庄子·杂篇》讲“或使”与“莫为”之争，各执一偏。其实老子早就讲了，“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就是“大顺”。自然即天，天道无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叫人跟上天时、与时俱进，而不是创造发明、逆天而行。当然也有对天的利用改造，如荀子讲“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学至于行而止”，只有机会主义的利用，应天顺时，而没有对普遍规律的探索。在天人关系中，中国从来是人合于天，融于自然。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只有被动接受，而无积极建构，没有建立起数学和逻辑的公理体系。这种规律总是停留于外在的天命、天运、天数、天道，是人所不可抗拒的偶然的命运或“缘分”、“天机”，而不能为人所完全掌握或参透，至多能够被人机会主义地利用。所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的自由的发扬，而是人的自由的萎缩。

自由意志要从自然中独立起来，必须经过一个天人相分的过程，甚至异化为神的意志来凌驾于自然之上，然后再回归自然。这时的自然就成了人的外在的身体，成了人的自由的赞助者和成全者。可见，自然规律其实是人的理性的自律，自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外化或对象化。自然规律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终极意义上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比如当代自然科学提出的“人择原理”。1973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在纪念哥白尼诞辰500周年时提出了一个“反哥白尼”的观点，即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于其中。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存在，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宇宙也都不会存在。这种听起来十分荒谬的看法，如果撇开那种可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某种宇宙目的论的复活，即把整个自然界看作“向人生成”的。这种思想其实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那里就已经有了，即整个自然界都在为人类的诞生做准备。马克思则从实践唯物论的立场上表述了这样的原理：“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Werden der Natur zum Menschen）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2］显然，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现实的自由活动，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感性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3］。这就意味着，自由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通过自身的理性原则把自然必然性理解为自身的一个环节，从而建立起自己能够理解的自然必然性，使之成为真正的“必然规律”。否则，自然必然性只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命运或者偶然性命运，它只有与自由对立，甚至取消自由的含义。没有人的理性，或者说没有感性向理性的直接提升，就没有自然的必然性。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却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的过程，所以，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看起来好像很自由，但那种自由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只好服从自然，只好服从自然规律。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主要是针对社会而言的：我逃离社会，逃到自然里去，就可以不受束缚了，似乎就自由了。可是你逃到自然里去，你也要吃饭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然后退回到他蜗居的地方，种一点粮食，还吃不饱，经常挨饿，他觉得那也是一种自由，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实际上呢，那是一种无奈。所以，我们讲自由意志，要真的从自然中独立起来，就要经历一个天人相分的过程。在西方，这个天人相分是通过异化为神的意志，把神的意志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然后从那个上面再回归到自然而实现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重新发现了人，发现了自然，发现了人可以成为自然的主宰，这个时候的自然就成了人的外在的身体，人跟自然就合一了。怎么合一的呢？自然必然性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自然界成了人的自由的赞助者或成全者。所谓的自然规律，其实是人的理性的一种自律，归根结底是人的一种外化或者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对象化。

所以，西方人眼中的自然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这是在它的异化状态之下。在终极意义上，它是由人建立起来的，自然必然性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建立起来的。这一点在当代的自然科学里好像已经有所意识，人择原理就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这是对古代“地心说”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是对基督教的人类中心理论的一种摧毁。那么现在呢，这一套“地心说”或者“人类中心说”又复活了，开始回归了。当然不是在那种原始状态之下回归，它有一套理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都是在我们人的尺度之下来安排的，过大的我们看不到，过小的我们也看不到，为什么我们恰好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就是为了生出人来而存在的，至于这个宇宙之外，那对于我们人来说没有意义。要问这个宇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的宇宙，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能想出来别的方式的宇宙，那它还是人所想出来的。人择原理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这个宇宙是有目的的。自从牛顿、伽利略以来，已经把目的论从自然界完全赶出去了，现在又回来了，但它不是一种纯客观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主客统一意义上的回归，就是把自然和人看成一体。你不要把人撇开，你之所以能够观察自然、研究自然，首先就是因为自然把你生出来了。自然为什么要把你生出来？这涉及一个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人本身。我们只有把自然看成一个“向人生成”的大系统，才能研究自然，才能把人所能理解的规律赋予自然，使自然成为有系统的、有规律的，否则，自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自由只有通过自身的理性原则，才能把自然的必然性纳入自身，或者说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自然必然性，使它成为真正的必然规律。如果没有理性，或者说如果你不用理性来看待，只凭一种愿望、一种情感来看待，那么这种自然必然性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自然必然性。它只具有偶然性的含义，是你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命运，你不能对它质疑，也不能对它进行分析，它是一个巨大的偶然性。而这样一来，所谓的自然必然性就会被取消了，同时这样一种偶然性跟人的自由是绝对对立的，也是荒谬的，它的出现根本不允许你思考，也容不得你的自由，它是对你的自由的一种取消。我们由此得出，没有人的理性就没有人的自由，也不存在自然的必然性。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理性？

（三）自由与理性

我们讲人类的起源和自由的起源时已经提到，理性在人的本质和自由的本质中占据根本性的地位。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理性的动物。这里的理性是Logos，是逻各斯。逻各斯是基于语言、基于言说的。我们前面讲到命题语言、符号语言，它最初体现为命名。人可以给万物命名，《圣经》中的《创世记》里面也讲到了，亚当、夏娃被创造出来以后就给各种各样的事物命名，对动物、植物这些东西命名。人是万物之灵长，就体现在他可以给万物命名，而万物只能被命名。命名有两种：一种是专名；一种是共名。专名就是起名字，一个小孩生出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某某人姓甚名谁，这是专名。某一个东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也可以给它取个名字，比如“太行山”、“北极星”、“大本钟”。但是共名就不一样了，共名是一类，我给树命名，树有一大类，它们都叫作“树”；我给杨树命名，杨树也有一大类。所以，专名和共名是不同的，专名是单个对象的、一次性的，而共名是一种共相。“共相”，Allgemeine，也可以翻译成“普遍的东西”，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符号语言，专名还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当然专名也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人，所以取名以后一般可以延续下来，维持他的一生，甚至死后还属于他，这在时间上具有普遍性。但是，在空间上它并没有普遍性，你不能把你的名字安在别人的头上，如果安在别人的头上，你就得区别一下，同名同姓的人也有，但是我们就觉得不方便了，就要区别一下，“大S”、“小S”，“大威”、“小威”之类的，就要把这种共同性给打破。而共名就不同了，不但有时间上的普遍性，还有空间上的普遍性，也就是具有时空上的普遍性。所以，专名还没有把符号和记号完全区分开来，也可以理解为记号。我们喊某某人，等于这个名字就是某某人的记号，但并不是那个人的符号。因为这个名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为了喊他方便。当然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往往要给他人为地加上某种意义，什么建国啊、卫红啊……这个都不能代表什么，只是一个名号、一个记号，而不是一个符号。而共名呢，那就是共相了，它具有完全的符号意义，具有时空的普遍性。所以，命名中，只有共相才是普遍的逻各斯，而普遍的逻各斯就是理性最初的含义了。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理性的动物，实际上是讲，人是逻各斯的动物，但是我们翻译成人是理性的动物。没错！他就是这个意思，逻各斯就是理性，最初理解的理性就是逻各斯，就是可以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凡是可以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就是理性。通过命名你就可以说了，而通过共名就有了别人能懂的共相，理性就在于我们可以用共相对殊相加以规定，从而使别人通过这个共相把握到其中的殊相，这就叫作“听懂了”。

共相和殊相也是一对哲学概念，即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所以，一提到理性，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共相，马上想到了普遍的东西，包括命名、定名，还有定量、计算，这都属于普遍的东西。rational一词原来在拉丁文中的意思就是计算，就是按一定的量来分配，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有定量计算的意思。当然扩展开来也有命名的意思：把命名分给某一个对象。所以理性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规定性，共相的特点也就在于它的规定性。我们前面讲到“以不变应万变”、“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用一个东西把其他所有的这类东西都概括了、规定了，这就是共相的特点。而殊相恰好就在于它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它是多变的、不稳定的。一旦有了规定性，那就有了普遍性，就不会随着临时的变化而改变，就有可能一贯到底。所以，最开始rational这个词我们翻译为“合理性”，合理的东西，合乎规律的东西，这确实是理性的功能。凡是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也不管你是什么文化、什么信仰，只要你能够计算——比如说，二加二等于四，你一说大家都懂，或者，只要你说出一句有意义的话、大家都能懂的话，不一定要赞同，但是大家都懂你在说什么——那么我们就说你有理性，你能够说“人话”。更复杂的理性当然就更高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理性，建立起逻辑理性，这就是更高层次了，但它还是立足于这样的共相。这种理性，我们今天称为“工具理性”，而且这种工具在当代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靠什么？就是靠工具理性。所以，今天人们一听到“理性”这个词，想到的最直接的含义就是这种工具理性。

但是这种含义在今天受到了质疑。很明显，工具理性具有它的片面性，以至于人们认为，理性只是人性中非常片面的一个方面、一种禀赋。人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东西，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给它们以地位，不能一讲理性就把其他的东西都给吞没了。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今天反思理性，反思科学理性，反思科学主义，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并不在于理性本身的狭隘性，而是人们通常狭隘地理解了理性的本质。理性本身不仅仅有工具理性这样一个层面，它还有别的层面。理性的这种规定性的作用当然是最明显的，我们一讲理性，那就是很确定的，一个人说起来头头是道、层次分明、逻辑严谨，这个人就很有理性，这是最明显的。但是除此之外，理性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方面，那就是超越性的方面。一个是规定性的方面，一个是超越性的方面，这是理性的两个方面。我们通常讲理性，就是讲它规定性的方面，很少讲到它超越性的方面。当理性通过共相来对感性、殊相进行规定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有超越性了，或者说，只有凭借超越性，才能够对感性、殊相加以规定，停留于殊相本身是规定不了殊相的。因此，这样一个过程除了显示了理性的共相、普遍的规定之外，同时还显示了这个共相的超越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超感性。理性就是超感性，把超感性当作一个技术处理，抽象出一个共相，我们就可以用共相来概括各种事物了。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程序，简单地把感性的东西撇开，不是的。你要超越到一个理性的层面，要凌驾于感性的东西之上，形成一个超感官的世界，你的理性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这是进入了一个世界，一个超感官的世界，一个抽象的王国。通常从技术的层面来理解，我们就把超越性仅仅当作一个技术性的技巧，但实际上这是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的更深层次的本质。所以，只有超越殊相，才能够对殊相进行普遍的规定，才能够形成共相，否则，就会被殊相“拉下水”，自己也变成了殊相中的一个，那就超越不了殊相了，共相就没法建立来。所以超越性是规定性的前提，这一方面应该是更深层次的，但是往往被人所忽略。

我们刚才讲了逻各斯的含义，它主要是一种规定性、一种共相、一种普遍性。我们又提到了超越性，它也是理性，而且是更深层次的理性。正如前一个方面有一个希腊语Logos来表示，而后一个方面呢，古希腊哲学中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就是Nous。Nous和Logos，在汉语里都翻译成“理性”，也可以音译，但Nous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灵魂”或“心灵”。它本来的意思就是灵魂，但是跟一般的灵魂不一样，它特别表示“理性的灵魂”。古希腊语中灵魂这个词有好多同义词、近义词，心理学中的psyche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就是灵魂的意思，pneuma也是灵魂，这两个词都是由“气息”、“呼吸”这个意思转过来的。有好几个词都可以表示灵魂，但是Nous这个词，它是理性的灵魂。理性的灵魂有什么特点呢？它跟别的灵魂都不一样，别的灵魂多半受自然干扰，甚至本身就是自然的灵魂，如动物灵魂、植物灵魂，它们随着动物、植物的死亡而消失，但Nous是理性的灵魂，它可以不受任何自然力的干扰，甚至可以在肉体消失后继续存在，保持不灭，因此它也可以是神。最早提出把Nous作为理性灵魂的是阿那克萨哥拉，他认为Nous是在整个宇宙之外安排宇宙万物的精神力量，它是非物质的、超物质的，对感性世界有种超越性，它是跟物质世界截然分开的。后来柏拉图给Nous下了个定义：Nous就是那种自动的东西。灵魂是自动的，就是说，理性是自动的。后来康德讲自律，自律的自由，也是这个意思，自动的就是自由的，它不受物质、肉体的阻碍和束缚，具有理性的能动性，具有实践的能力。所以Nous这个词翻译成“理性”时，就不是只在“规定性”的意义上，而主要是在“超越性”的意义上，它超出一切感性，进入一个超感性的世界，来能动地规定感性世界。这种超感性的能动性，是理性的功能，或者说这是理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所以它是自动的，它是自己运动而能够推动万物的，这是Nous本来的意思。Nous译作reason在英语里面比较适合，而reason译为汉语时就成了“理性”，据说是从音译来的，当然也有意译的成分，可以联系到中国古代的“性”和“理”，这是日本人用汉语词翻译的。rational则是合理性。

所以，Nous我们通常翻译成理性，它和Logos常常是可以互换的，如果不那么精密地区分，两者就可以相通。在德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Verstand，一个是Vernunft，也就是知性和理性。这两个词也是可以相通的，在康德那里，也是经常把它们换着用的，知性有时候叫作理性，理性反过来有时候也叫作知性。其实它们就相当于规定性和超越性的关系，知性比较强调规定性，理性比较强调超越性。为什么它们又可以相通呢？因为它们是统一理性的两个方面或者两个层次。而就超越性意义上的理性来说，它和自由就具有了一种统一性的关系，甚至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和自由就是同一个东西，因为自由本身就是超越性，而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的超越，理性在这种超越过程中体现为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和普遍性。Nous就是在超越过程中的自由意志，或者可以理解为自律。所以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可以称为价值理性或者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就不只是工具理性了。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把工具理性叫作目的理性，这种分法是有问题的。目的理性有价值在里面，它不仅仅被当作一个工具。比如不能仅仅把人当工具，而要把人当目的。人是目的，这是康德提出来的，这里面就包含价值理性。我们前面讲自由的起源的时候已经讲道，哪怕最起码的欲望的自由或者任意的自由，它跟动物的本能的欲望也已经不同了，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有理性在里面了。它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工具理性，就是技术上已经比动物更聪明了，人有了自己的安排，有了自己的设计、机巧——我力气不如你，我采取别的办法，总要把你搞定；再一个就是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就是对目前欲望的一种超越——我非常想马上享受它，但由于有价值理性、有目的理性，不着急，要超越目前的具体的欲望，要为未来的目的着想。执着于未来的目的，这就是目的理性了。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同一个理性的两个方面，这个从我们对自由的起源的分析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它们其实也可以归于Nous和Logos的不同。

说起理性，中国也有一个词，人们经常把它等同于西方的理性，那就是“天理”，或者单用一个“理”字，所以翻译reason的时候，要放一个“理”字在里头。西方人一听，以为我们中国人早就是理性主义的了，包括中国的一些专家也这样看，比如贺麟先生就认为，我们中国的天理就相当于黑格尔的理性。其实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当然也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它们都是必然的、不可违背的，都有自己的规律。但天理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它是天命，它是人的命运，它本身是不受制于理性的，它的必然性也不能用理性来分析。天理不受制于理性，它受制于人情，天理就是情理，是人情之不可免。凡人免不了有这样一种情感，于是这种情感就叫作天理，就叫作人情，或者给它取一个名字——情理。天理不是逻辑之理，也不是语言之理，不是逻各斯的理，它是一种人之常情，以及基于常情常理的直接体验、直观和直觉，说不出来，要靠自己悉心体验。天理写在书本上好像很明白，但是哪怕你从小去背，背得滚瓜烂熟，你也不一定懂，不一定能体会到，要经过长期的人生实践，最后才能悟到一些东西。所以天理是不可以教的。宋代的理学家程颢就讲过，“吾学虽有所受”，我的学问虽然有人教给我，我是受教的，我是有师承的，但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两个字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那是教不了的，老师也教不了我，每个人都要自己去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传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有了这个工具、这个手段，最后是否能够达到你的目的，那还要看：一、你是否努力，是否每天挂在心上，悉心体会；二、你还要有慧根，有天赋，我们今天叫“情商”，不是每一个人花了力气、花了功夫就能够体会到天理的。

天理，它是天机，不是工具理性，不是数学，不是逻辑，也不是目的理性，它基于每一个人特定的那些条件，父母所生的条件，以及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外在环境都是不可抗拒、不可分析的一种偶然性。我生于什么世家、什么灵秀之地，这是无法追究的一种偶然性，它决定了我该怎样做。所以，它是没有普遍性的，它是非常特殊的。当然也有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是一家人，那么我们可以互相沟通；我们是同乡、同地域，那么我们也可以沟通；我们同种，那么我们也可以沟通。于是我们就可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这只限于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偶然范围，它不是普适的。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人”能不能包括敌人呢？那不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我们不把他叫作“人”了，我们把他叫作“鬼子”（大笑）。要么我们就把他看作神，如果他比我强大；如果他不如我强大，或者我们想要打败他，我们就把他称作“鬼子”。总而言之，凡是不跟我同心，不跟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都不是人，而是神或鬼。而凡是被看作和我一样的人的，我就认为他和我的心也一样——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没有必然性。这种猜测在今天国际化的大环境中显得越来越狭隘和不靠谱，因为人们不是通过理性，而只是通过自己固有情感的猜测来和他人打交道，但这种情感往往是不适合于他人的。对这种“将心比心”感到绝望的人，就会不相信任何人，而是陷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阴谋论中，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暴力崇拜或丛林法则中，变成道德虚无主义者。只有真正的理性才具有真正的普适性，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每个人的理性都是同样的，可以相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说每一个人都爱国，这并不足以沟通，因为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我们可以打得死去活来。唯有理性，在理性的前提之下，我们有什么互相过不去的地方，可以谈判，可以协商。只有理性才能够商谈，非理性就没法商谈。

中国人不是没有理性，只是在中国文化里面这种理性长期以来被压抑了，被扭曲了。被什么东西扭曲了？被“天理”扭曲了！我们学国学的，这一点首先要辨析一下，中国人讲的天理和今天的理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是一种天理和理性的交战，潜规则和明规则的交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相信天理，还是服从理性，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得到自由的问题。

理性和自由的关系，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看自由与逻辑。

（四）自由与逻辑

逻辑，是由逻各斯中引出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代还没有“逻辑”这个词。到了罗马时代，斯多葛学派从逻各斯这个词里面引出了logic，也就是说，西方的逻辑就是从话语、语言里面引出来的。为什么能够从语言里面引出来呢？因为语言里面有语法。当然诗化的语言也许不完全遵守语法，它有“诗的特权”，就是一定情况下可以违背语法。诗化的语言就要去猜测，就要去玩味，就要去体会了，不是你一说出来马上就能够懂的。但日常的语言、散文化的语言是有语法的，它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功利的交往。人与人之间不能产生误会，否则就要遭受损失，所以必须遵守语法。希腊雅典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比如智者派，还有苏格拉底，他们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把希腊语的语法搞得比较精确，特别是普罗塔哥拉这些智者学派的人，惯于搞诡辩，所以他们就要在语法上面多下功夫，以免被别人忽悠——他要忽悠别人，先得防止被别人忽悠——他们是希腊语法规则的制定者。后来这种语法就被看作一种“神圣的逻各斯”，是神所规定的统治万物的法则；而对贯穿万物的这个逻各斯加以研究、加以抽象，就形成了后来的逻辑。逻辑的这一套法则是在斯多葛派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雅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只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把它取名为“逻辑”，而是叫作“工具论”，尽管他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的体系。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形式逻辑，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功劳。他建立的形式逻辑，两千多年以来变化不大，只有一些小的修改和补充，包括中世纪和现代，都有人在引申和发挥或者补充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的逻辑有的是没有发挥的，卢卡西维茨就从亚里士多德的模态范畴里面，从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偶然性这样一些概念里面，搞出一套模态逻辑来，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概率论，都是属于模态逻辑的。模态讲可能性，讲可能世界的规律，那就是概率了。但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的东西都在那里，他的基本的东西已经比较齐备了。再就是现代人从形式逻辑里发展出数理逻辑，把它数学化，把它完全符号化、公式化、精密化。

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今天的数理逻辑，这种一脉相承的逻辑思想，看起来和自由毫无关系，只是概念之间的一种必然的关系。虽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自由和逻辑，但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他们会认为，自由和逻辑是两码事，逻辑是逻辑，逻辑还有什么自由？逻辑就是要排除自由的，而自由无非就是要打破这个逻辑——你不按逻辑出牌，人家就无法控制你，这就是自由了。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逻辑就是对自由的限制，甚至是对自由的压迫。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过于逻辑化了，老是拿那一套逻辑来压人，你辩也辩不过他，很讨厌。太逻辑化了，太理工化了，就缺乏正常的感情了。而自由肯定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感情是比较自由的，感情不能够受限制，受限制就不叫感情了。自由一旦遇上逻辑，好像就只能销声匿迹。它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发展，比如说审美的领域、信仰的领域、道德的领域，都可以，在那些领域里自由才有发挥的余地。但要是在逻辑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今天的数理逻辑范围里面，你就没办法发挥。这么说好像信仰、审美、道德、价值那些领域就不需要逻辑了，但其实也不完全对，逻辑的力量已经渗透进了这些领域。比如美学，美学也有一派——科学美学，就把逻辑引进来了。至于信仰，在这个领域里面，中世纪的安瑟伦就提出过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与否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来加以证明，把逻辑也引进宗教，引进信仰。而在道德领域，康德是最典型的，他把道德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而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就是所谓的道德的自律、道德的绝对命令。道德的绝对命令就是一个逻辑上的关系——逻辑上的不矛盾、不冲突，它符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你要使你的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这就是康德提出来的绝对命令，你的行为的准则能不能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在普遍应用的时候会不会破坏这个法则，会不会自相矛盾？用逻辑理性一想，就知道了：要不自相矛盾才能成为普遍法则。所以，纯粹实践理性也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理性法则之上的。

但是逻辑本身却开始从形式逻辑的立场之上有了松动。最开始，这个形式逻辑的立场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这是铁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凡是违背的，那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那就是违反逻辑了。一句话，如果违反逻辑，那就是假的，就作废了，也就是说，按照逻辑的观点，那是不允许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形式逻辑本身也在突破这样的规定，也开始突破这三大规律——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首先揭示这一点的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也叫作“逻辑”，但实际上在现代逻辑学家看来，那根本不能算是逻辑。我们在图书馆里经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被放到了“逻辑”那一栏目的书架里面，这是放错地方了。它并不属于逻辑的范围，他讲的不是形式逻辑，他讲的是本体论、认识论，讲的是世界的结构和知识的结构。但也并不是和形式逻辑毫无关系，辩证逻辑实际上是深入到形式逻辑底下的内容而总结出来的一套规范。形式逻辑是一套固定的形式，它是很抽象的，是一套思维的技巧、一套思维的模式，这套模式对于任何对象都是可以运用的，好像无关它的内容。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实际上就是对形式逻辑的这种空洞的形式加以追溯，就是要返回到那种规定性底下的语言的本性。语言的本性之一就是逻各斯，我们刚才讲了，逻各斯是有规定性的，它是建立在共相之上的，但它的另外一个本性就是Nous，就是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就是一种自由的超越，它是有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体现。你要怎样才能够超越？你要花力气才能够超越。如果沉浸在感性里面，像个动物一样，你就超越不了。你必须舍弃很多东西，必须做很多“吃饱了撑着”的事情，看起来无用的事情，才能够超越。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就叫作“不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这实际上是从有机生命中超越出来的自由的体现。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形式逻辑本身也是人的自由本性在思想上的一种自律，黑格尔在《逻辑学》里对这种形式逻辑的规范有详细的分析。《逻辑学》有三大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概念论里面，第一个就是“主观概念”，讲的就是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主观概念，但是在这种主观形式下面，黑格尔揭示出它有概念的生命力——“概念”这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有生命力的，是有自由的，它会自己发展自己。每个概念、判断或推理，只要你认真对待它的内容，就会发现它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体现出它不是僵死的，而是有生命的。所以，形式逻辑在他那里不是单纯的思维技术，而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一种体现，因此它本身就有本体论的方面。再一个，形式逻辑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运用它，这也恰好体现了人的自由，是人超出动物之上的一种自由、一种能耐。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就在于人能够超功利，能够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思维技巧，来为自己服务。所以，形式逻辑恰好体现了人的自由。怎么能说跟自由没有关系呢？你掌握了形式逻辑就能够合理地思考，就能够合理地行动，那不就是导致了你的自由吗？所以形式逻辑和自由是有关系的，不要以为它只是对人的一种限制。

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内的逻辑学界，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现在不管是哪一方都腻了，都不争了，没什么好争的，争论太多也没有结果。众多的逻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想把辩证逻辑纳入形式逻辑的规范之下，甚至还原为形式逻辑，建立起一套“辩证逻辑形式化”的体系。这还是比较宽容的一派。就是说，你要容得下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黑格尔创立的，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赞赏的，它还是很有价值的，但问题就是太难懂，也不可操作，所以我们要把它形式化，要用形式逻辑来改造它、吞并它。辩证逻辑的形式化耗费了很多有识之士大量的精力和才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你把它形式化了以后又能够怎么样呢？就可以把它输入电脑？就可以代替辩证思维来解决历史的问题、人性的问题？那显然是不实用的，即使搞成了，也只是一种概念游戏而已。这种做法无非是想把辩证逻辑的规律解释为形式逻辑的规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做到，但是那就要把辩证逻辑的精髓丢掉，使它成为诡辩——古希腊的诡辩学派、智者学派就是这样做的。辩证逻辑恰好不是形式逻辑的形式化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就是在形式逻辑的形式化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才站出来的，而且它站出来，体现出形式逻辑的那一套形式实际上是有内容的，是它的内容的一种表现，这个内容不能再加以形式化，否则就白费工夫了。

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辩证逻辑才真正揭示出了形式逻辑自身的本质。形式逻辑很流行，但是人人都没有体会到它后面的真正的本质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可以看作形式逻辑的一种内容化的理解或者一种具体化的理解，它其实是形式逻辑的母体。形式逻辑就是从这一母体里面分化出来、抽象出来的。它很抽象，但是如果你把它具体化来理解，那就会进入辩证逻辑。它不是一种形式化的操作，而应该是一种理解、一种领悟，它的每一个命题都应该加以超越性的理解。但是形式逻辑学家们并不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有如此本质上的联系，他们都不相信。只有当形式逻辑本身的悖论出现的时候，逻辑学家们的自信心才受到严重的打击——再怎么把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精确化，甚至把它搞得可以用电脑来计算、来高速运算，它最终还是摆脱不了逻辑悖论。逻辑悖论有很多，集合论的悖论、语言学的悖论、说谎者的悖论，等等，古希腊哲人已经提出了不少，而且很多新的悖论在现代都出现了，没有办法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解决。现代逻辑在研究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迈不过去的坎，但是从头至尾，直到现在，他们都在拼命想办法用一种技术性的手段来撇开悖论或者消除悖论，而不去反思悖论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悖论的深层含义究竟何在。悖论是什么意思？悖论有意义吗？

我提出，悖论总是出现在形式逻辑的极限处，而在它的极限处显示出来的恰好是自由的根基，或者说，悖论的本质就是自由，即辩证的“自否定”（Selbstnegation）。通常形式逻辑所要避免的就是自否定，或者自我否定，而悖论本质上无非就是自我否定。你搞了半天结果自己否定自己，这就表明你失败了，你的论证无效了。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形式逻辑避免不了自否定，在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悖论。我们把这个悖论或自否定也叫作矛盾。辩证逻辑是讲矛盾的，自否定就是一种矛盾，而这恰好是形式逻辑所不允许的。矛盾律是三大规律的核心，那是一种铁的规律，凡是形式逻辑里面出现了矛盾，那这个形式逻辑就没法运作了，它肯定是错了。我在和国内的逻辑学家们争论时，他们往往会说，如果矛盾是可以允许的，那任何结论都可以推出来了。他们以此来反驳我，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恰好说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矛盾可以允许，那就“自由了”，自由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矛盾是辩证逻辑的出发点，正说明辩证逻辑是自由的逻辑。辩证逻辑肯定矛盾的意义，而形式逻辑否定矛盾的意义，这两者看来是不可调和的。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竭尽所能地区别这两种矛盾，为了不把辩证矛盾否定掉，他们就区分出来，一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一种是“辩证逻辑的矛盾”，两者不搭界。他们试图这样给每一种矛盾限定它的用武之地，使它们隔绝开来，不相互冲突。这当然是好心好意了，为了不把辩证法完全踢开，我们就设定两种不同的矛盾，把一个留给形式逻辑去否定，另一个则留给辩证逻辑去阐明。更加极端的就是说，既然矛盾是不允许的，那辩证法也是不允许的，这就完全否定了辩证法。这是很强的一派。这就是我们逻辑学界几十年以来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其实，所谓的两种矛盾是没办法区分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矛盾，就是逻辑矛盾，既是形式的逻辑矛盾，也是辩证法的矛盾。它就是自我否定，这个自我否定是形式逻辑想要避免却避免不了的，悖论总是在它意料之外的地方冒出头来。

那么，形式逻辑为什么不能避免悖论？就是因为它的根就建立在辩证逻辑的自否定之上。而且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极限处明确呈现出来的悖论上，甚至也表现在日常的合乎逻辑的判断之中，可以说矛盾、悖论无处不在。形式逻辑在它的极限处遇到的悖论，是指那种明显化的悖论，悖论已经摆在面前了，回避不了了，人们才觉得受到了震动。但是日常判断中的悖论，我们日用而不知，我们每天都在按照悖论来说话却并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每句话都是合乎矛盾律的，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矛盾律一旦付诸运用，用它来说出任何一句话都会发生矛盾，根本避免不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树叶是绿的。”我们不能说这个判断有什么矛盾，如果你说“木头是铁做的”，那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们说“树叶是绿的”，这个总是没有矛盾的。但是你仔细分析一下：“树叶是绿的”，我们说出了什么意思？我们说了“树叶”，又说了“绿的”，还说了“是”。但是，“树叶”是一种个别的东西，而“绿的”则是一般的性质，因为绿的不光是树叶，还有很多东西都是绿的，树叶只是绿的东西的一种。但是我们却说“树叶是绿的”，那么我们就等于说“个别是一般”。可是，个别怎么会是一般呢？谁都知道，个别不是一般。“树叶是绿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命题里面，就包含着“个别是一般”这样一种关系。我们通常认为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个别就不是一般，所以“个别是一般”里面就包含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它还包含更深层次的一种关系，即“个别不是个别，而是一般”，相当于A≠A，以及A=－A了，这就是自相矛盾了。本来“树叶是绿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命题，是合乎形式逻辑的，但是一经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它已经包含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即“个别是一般”，还把两个对立的东西用一个“是”连接到一起。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个别不是个别”，或者“个别是非个别”，这就是矛盾关系了。这说明，其实很普通的一句话里面就包含有矛盾关系。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看出这一点了，公孙龙子就讲“白马非马”。白马不是马，为什么呢？白马就是白马，怎么会是马呢？相对而言，白马是个别，而马是一般，个别不是一般，所以白马绝对不是马，这两个概念要搞清楚。“白马是马”这句话是不成立的，这跟我们讲“树叶是绿的”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是同样一个结构。就是说普通一句话里面就有悖论，你以为你是在按照形式逻辑说话，其实严格按照形式逻辑是不能说话的。比如我说“树叶是树叶”，“白马是白马”，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如果严格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来说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要引进差异，要有不同，主谓不同才有意义，才不是同义反复。引进了差异，接下来你会发现，实际上就是引进了对立，而引进了对立实际上就已经引进矛盾了。这三个层次，层层深入，追溯下去，你就会发现每一句话里面都包含矛盾。

所以，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和辩证逻辑的矛盾只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不同的层次，也就是同一个理性的两个不同层次。前一个是规定性，后一个是超越性。而超越性就是一种自否定原则，也就是自相矛盾的原则，这是辩证逻辑的本质。马克思有一句话，说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否定性的辩证法。辩证逻辑的自我否定是能动的，是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换言之，也就是自由的辩证法。所以追溯到逻辑的本质，如果不把它只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技巧、一种思维技术来用，它就是一种自由的使用。哪怕是形式逻辑，它也是自由的使用，因为它本身已经超越了感性的偶然性。形式逻辑可以用一套符号来演算，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感性的具体事物，它用人制造出来的一套抽象符号，按照合乎理性的规律来指导人自己的思想，来达到思想的自律，并且以此来为自然界立法，来判断万事万物的对错。而辩证逻辑呢，只不过是揭示了形式逻辑底下的这种本质内容。形式逻辑不自觉，每天日用而不知，一个非常高明的逻辑学家也不见得意识到它有辩证逻辑的内容，一种自否定的内容。形式逻辑实际上基于辩证逻辑，我们可以把辩证逻辑看作内容的逻辑、内容的规定形式，那么形式逻辑一旦意识到它自身的反身性（自否定性、自律性），它就已经是辩证逻辑了。黑格尔在《逻辑学》的“主观概念”部分就是用辩证逻辑的内容来描述、来充实形式逻辑的形式的，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以及逻辑规则。这些在黑格尔的解释之下都成了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形式逻辑的一种自觉。一旦达到自觉，它本身就是辩证逻辑。它不需要引进很多别的东西，只需要对自己的范畴、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加以内容上的理解，认真对待它们的实质含义，就行了。这里面的区别只是理解的层次有高低，而不是什么两种不同的逻辑。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辩证逻辑实际上揭示了一般形式逻辑下的人文性，揭示了逻辑所蕴含着的人类自由活动的历史性。逻辑和历史有什么关系？一般人认为没有关系，但是辩证逻辑恰好揭示了这种关系，揭示了逻辑的创造性内容，因为它的根基是自由，而自由必须要在历史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逻辑就从一个抽象的思维规律被提升为一种历史的逻辑或者历史的规律。逻辑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逻辑，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历史和逻辑相一致。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称赞黑格尔，就是因为他在历史中看出有一种逻辑，有一种规律性。他怎么看出来的？就是他的辩证的逻辑是一种自由的逻辑，他把整个历史看作自由意识的发展，由此，他把整个逻辑变成了历史的逻辑。所以，辩证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方法论，不仅仅是单纯的技巧，它同时是本体论，是认识论，也是逻辑。作为本体论，它是人类历史的自由规律；作为认识论，它是人类把握自身、把握我们的自由能动性的最严格的自我意识；而作为方法论，它是我们思维的自由形式，那就是理性本身。

我们的课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耐心地倾听！

［1］　荀子在《君道篇》中谈君王用人之道，说考察下属的方法之一是“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这里的“权利”指权势和利益，能够不为“权利”而动摇的人才是好干部。

［2］　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译文参照德文本有改动。

［3］　同上书，第72页。

后 记

本书根据2013年下半学期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给外系（主要是法律系）本科生讲“哲学导论”课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经典的解读和阐发，以及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除了把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顺便带出来，以及偶尔有几篇纯哲学的文章发表以外，很少有机会直接展开我自己的哲学。完成于1987年、出版于1995年的《灵之舞》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那时我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以一种体系化的方式进行一番哲学的清理，但主观色彩比较浓。由于长期做一种“注经”和比较的工作，有年轻朋友经常问我，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哲学“正式”建立起来？我的回答是，起码要六十岁以后，要看的书太多了，还有一些必看的经典尚未掌握。然而，现在我满六十岁又有好几年了，还在经典解读的“围城”中艰难地突围。其中，康德“三大批判”的“句读”花了十年，接下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句读也已经快五年了，该课的课堂讲授虽然已经结束，但整理的事还得再努一把力才能完成。看来我的哲学计划要真正着手，可能要推迟到七十岁以后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有不甘但又无能为力的状况下，我接受了系里安排的本科教学任务“哲学导论”课。当时的想法是，即使无法在六十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能够把这个哲学体系的导论部分完成，也算没有食言了。所以，虽然是一门本科生的课，我也感到绝不轻松，而且是把它当作创建我自己哲学的一桩重要的工作来做的。当然我还是尽量讲得通俗易懂，我认为，如果一门“哲学导论”课连大学本科生都听不懂，这样一种哲学是失败的。我将来要建立的哲学也肯定不会像西方那些古典哲学大师们那样在思辨的云端盘旋而不肯下降到人间来，但也绝不是现时流行的那种“心灵鸡汤”，而应当是朴素又深入的一种个性化的哲学思考。

当然，通过这次讲课，我也勉强建立起了一种类似于“体系”的建构，而且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基本上是按照辩证法的三段式一步步展开的。但我知道自己的准备仍然是不足的，原先计划要看的一些重要的书还是没有来得及看，而且恐怕以后也很难找得出时间来看了。但我也知道，把一切都准备好才动手干活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思维的创造总是在不经意间，甚至在仓促之间就必须走上自己的征途。据说，法国启蒙思想家、散文大师蒙田一次在郊外和朋友一起散步，突然间掉头就往家里跑，朋友以为出了什么事，跟在后面猛追。等追到家，看到蒙田正在伏案奋笔疾书。后来朋友问起他为什么这么慌张，他说，我如果不及时写下来，恐怕这个念头就会被忘掉了。这种体会，我相信每个写作的人都会有，是很真实的。我自己也经常会为某个一闪而过的灵感惋惜，通常是在半夜醒来想到，决心早上起来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可是等到早上起来，脑子里面已经空空如也，再也想不起昨天的话题了。有些人因此喜欢在床头柜上准备好纸和笔，和蒙田的做法是一个道理，但我始终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我更相信的是那些长期以来深思熟虑、驾轻就熟的思路，宁可不断地对它加以锤炼，而不情愿在脑子里装满一大堆偶然冒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多了，恐怕会妨碍思维逻辑的轻灵通透。但毕竟自己想到的有意思的念头没有留下来还是可惜的，在这方面，我发现课堂实录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首先，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敲准备好讲稿，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往往又会脱稿发挥，有些想法是埋头写作时绝对想不到的，如果没有录音，靠回忆也是想不起来的。事后再根据录音进行加工和补充，还会有些灵感迸发出来，常常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次课堂实录，我实际上是写一部分就拿一部分去课堂上讲。每周两次课，讲稿是陆陆续续写成的，所谓“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最后完成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预先经过精心策划的体系一样。当然总体构思是早已有了的，其中有的章节几乎就是我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的改写。但也有一些观点是临场发挥而定型的，这些观点往往是本书的看点。

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我以为就在于把全部哲学都建立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种新观点上，这个观点我已经在好几篇文章中表达过［1］，这就是：人的本质定义以及人和猿的区别应当修订为“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本书对“携带工具”这一现象的哲学意义展开了系统的大规模的论证，尤其是它与形成语言和自我意识结构的密切关系，这是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运用这一观点，我解释了一系列人类现象，如人为什么能够用火？“野人”是不是人？婴儿生出来为什么要大声哭叫？人的语言和动物的“语言”到底有什么区别？由此进入人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构成，以及人的自由的起源和发展。但所有这些，我仍然认为都还属于哲学的“起步”，当然已经是哲学了，但还没有进到纯粹哲学，而是为纯粹哲学做铺垫、做准备。

有意思的是，我自己事先未曾料到，本书会终结于“自由与逻辑”，即有关方法论的问题，这居然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做法如出一辙。康德“三大批判”每一批判的最后部分都是“方法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以方法论结束。为什么会这样？是巧合吗？我还没有想清楚，但至少给了我很大的便利，就是与我将要建立的“自否定哲学”有一个很自然的衔接。所谓“自否定”，首先肯定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概念，但逻辑问题是现实问题的最高抽象，它是打开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根本的钥匙，并且正因为如此，也是切入一切现实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哲学体系来说，方法总是在先的，只是有的哲学不承认这一点而已。我将要建立的哲学，就是要在本源的方法后面揭示出现实的内涵，使它成为我们能动地对待现实问题的一种新型的世界观。

本书从那些不太清晰的录音转换为文字的大量烦琐工作，得力于一批热心的听众和学生，他们的名字是：潘文权、田素英、丁阳光、王丹凤、何汉斌。他们完全是出于兴趣和对学问的向往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一工作，我在此谨向他们道谢。

邓晓芒

2014年9月14日

于华中科技大学喻园

［1］　参看《论历史的本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5期；《什么是自由？》，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从哲学看宏观历史问题》，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