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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小说全集：全3卷/（奥）卡夫卡著；高年生，韩瑞祥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14-9

Ⅰ.①卡… Ⅱ.①卡…②高…③韩… Ⅲ.①小说集—奥地利—近代 Ⅳ.①I52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9500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980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34 插页9

印数 1—5000

版次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014-9

定价 88.00元（共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序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派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对歌德、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试图摆脱不再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样，跟他的同胞里尔克和韦尔弗相比，卡夫卡与布拉格保持着更长时间和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命运。

布拉格是世纪转折时期奥地利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随着维也纳现代派的兴起，在二十世纪初，布拉格德语文学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它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区域性影响，在很短的时间里赢得了世界文学的声望。布拉格也是里尔克和韦尔弗的诞生地。值得注意的是，布拉格德语文学这种突破性的发展正好开始于社会各层讲德语的人数日益锐减的时刻。一八八○年，在这个多瑙河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都市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犹太人还是一个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少数民族。但到了世纪交替之际，当全市人口增长到四十多万时，讲德语的人仅为三万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比例就变得更小，其中大部分是德意志犹太人。

直到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前，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不仅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他们越来越陷入孤立的境地。这个以官员、地主和商人为主的阶层形成一块独立的领地，有自己的大学、德语剧院、报纸和学校等，布拉格德语与捷克语文化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在这个文化大都市里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斯拉夫—德意志—犹太文化的气氛”[1]，各民族的文化意识也不断地引起激烈的民族冲突，表现了哈布斯堡文化充满矛盾的危机。

语言问题是造成这种文化气氛的原因。大约从十九世纪末起，布拉格的德意志人拒绝学习捷克语，捷克人也对讲德语的人嗤之以鼻；两个民族，两种语言，相互存在，相互排斥，直至敌对。在布拉格，讲德语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德语因此也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德意志人和犹太人遭受着与捷克人竞争的折磨。进入二十世纪，德意志人无奈于他们所占比例的锐减，越来越为他们的未来担心，怕他们有一天会被捷克人吃掉。环境的不稳定决定了布拉格德语知识分子必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对社会矛盾具体的经历有力地促使他们或者用艺术的手段去表现，或者从理论的角度去阐释。布拉格是卡夫卡的布拉格：陌生、孤独、压抑、痛苦、灾难；布拉格是库宾的小说《那一边》（1907）中扑朔迷离的梦之国；早期的里尔克也真实地描绘了一个“朦胧的、脆弱的、充满斯拉夫感伤和沉闷污浊的温室气息的”布拉格[2]。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造就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在有代表性的作家（卡夫卡、里尔克、布罗德、韦尔弗、基施、柯思费尔德、迈林克、魏斯、贝鲁茨、翁卡、乌齐迪尔、魏茨柯夫等）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在矛盾日益激化的生存危境中，在理性毁灭的现实里以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道出了对整个现实的危机感。

当时的布拉格作家和评论家乌齐迪尔曾这样描述说：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同时至少根植于四个民族的泉源里：文化和语言上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德意志文化；捷克文化四处包围着他们；犹太文化在影响着他们，因为它构成了这个城市文化历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再就是具有决定性的奥地利文化。[3]

布拉格德语文学是各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但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任何文学组织，却共同拥有一个汇聚各种文化的都市与社会传统，拥有一个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一切几乎在所有的布拉格德语作家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仅表现在题材和主题上，而且渗透进他们的社会与文学观念里。在维也纳现代派反自然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布拉格德语文学在创作上追求神秘离奇，要么讽刺，要么怪诞。作家们以各自独有的方式，表现出世纪末日的情感。他们的作品大多以梦幻化的布拉格古城为背景，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幽默地融朦胧不清的梦幻和对腐朽没落的现实环境的感受于一体，使现实现象蒙上了一层神秘荒诞的面纱，直至世界毁灭的幻影，既有表现主义的呐喊，又有维也纳世纪病的印记，充满着现实危机感。在表现中，他们打破了传统的叙述艺术，大多采用了在维也纳现代派文学中盛行的小品文叙述风格，追求语言游戏式的描写，结局的讽喻高潮，突如其来的感染效果，而且往往借用神秘题材和异国色彩的点缀，结合打破幻觉的诙谐更进一步烘托表现效果。

实际上，随着卡夫卡命运的终结，一个融汇了捷克—德意志—奥地利—犹太文化的布拉格精神也宣告结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家庭环境、个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其他具体的因素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创作。他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末期：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日薄西山的挣扎，布拉格的德语文化走向衰败。但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并没有去猎取当时时髦的风格，借以表现现实的经历与感受，而是赋予表现那种末日现象以卡夫卡式的形式，一种并未使他生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形式。如果卡夫卡在他绝大多数作品和札记里表现了绝望和徒劳的寻求的话，那么这无疑不只是犹太人命运的写照，而更多溯源于二元王朝面临衰亡和自我身心的绝望，也就是处于社会精神和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一九○一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后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学，一九○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一九○八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一九二二年因肺病严重离职，几度辗转疗养，一九二四年病情恶化，死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

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尤其对歌德的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钻研颇深。与此同时，他还涉猎斯宾诺莎和达尔文的学说。大学时期开始创作，经常和密友马克斯·布罗德一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职以后，文学成为他惟一的业余爱好。一九○八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变形记》（1912）、《在流放地》（1914）、《乡村医生》（1924）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但在生前均未出版。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满意，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在给知友布罗德的遗言中，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罗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断、日记和书信）。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出了六卷集，一九五○至一九五八年又扩充为九卷集。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四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万别，无论有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卡夫卡也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卡夫卡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其一，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长年累月地等着通往法的门开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与表现主义作家相比，卡夫卡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在他的笔下，神秘怪诞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那近乎无诗意的、然而却扣人心弦的冷静。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经历，但这些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卡夫卡对他的朋友雅鲁赫说过：“那平淡无奇的东西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我不过是把它写下来而已。”[4]其二，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毫无疑问，卡夫卡的作品往往会让人看出作者自身经历的蛛丝马迹，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现代官僚世界的影子。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作者在回复他的出版者沃尔夫对小说《在流放地》的评注时指出：不是这篇小说“令人难堪，而更多是我们共同的以及我们特有的时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样令人难堪”[5]。然而，卡夫卡的艺术感觉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于矛盾层面的表现中：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地描写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人情世态，清楚、真切、明晰；另一方面是所描写的事件与过程不协调，整体却往往让人无所适从，甚至让人觉得荒诞不经。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所面临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从第一篇作品《一场斗争的描写》（1903）开始，他那“笼子寻鸟”的悖论思维几乎无处不在。在早期小说《乡村婚礼》（1907）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却抗拒这种联系，且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沉陷于梦幻里，想象自己作为甲虫留在床上，而他那装扮得衣冠楚楚的躯体则踏上了旅程。他无所适从，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昏暗的世界。梦幻里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是拉班无法摆脱生存危机的自我感受，人生与现实的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短篇成名作《判决》（1912）是卡夫卡对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理解中的判决，是对自身命运的可能抗拒。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判决》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不是现实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本德曼写信给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富家闺秀订婚的消息。这个朋友是光棍汉，流落他乡，与世格格不入，一事无成。订婚标志着本德曼的幸福和成就，也就是资产阶级世界令人尊敬的人生价值。而这位朋友的存在则成为幸福和成就的障碍，就像本德曼的未婚妻所说的：“格奥尔格，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就真不该订婚。”[6]这位异乡朋友就是异化本身。本德曼有意要或者更多是必须把写信透露订婚的事报告给父亲。他在一间昏暗的、密不透气的房间里会见了父亲。寻找父亲实际上是转向良知存在的内心世界。《判决》描写了父亲，也就是良知从随遇而安的成就世界到格格不入的陌生世界的转变。由于父亲出人意料地直立起来，并施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卡夫卡显然在这里采用了诙谐的喜剧手法——，本德曼被从辉煌的成就世界里分离出来。父亲称他既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又是一个“卑劣的人”。[7]本来的命运就决定他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捉弄生活的故事叙述者，因此父亲判他去“死”，本德曼欣然接受。接受良知赐予的、与现实世界不相融的生存便意味着随遇而安的本德曼的死亡。他怀着对父母的爱投河自杀，告别了追求功利的资产阶级现实世界，存在的是一个漂流他乡的陌生人。

卡夫卡于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变形记》是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主要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了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下人的异化现象。如果《判决》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寻求自身归宿的话，那么，《变形记》里的主人公在自我异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灾难和孤独。一天早晨，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他担心失去工作，不能再挣钱养家，感到十分恐惧。他的出现使人们都为之惊倒。前来催促他工作的公司秘书夺门而逃，父亲厌恶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也厌倦了。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倒挂在天花板上。然而，他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能够感觉、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够体会到他的变形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灾难与孤独中，给家庭招来了很大的不幸。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日夜折磨着他。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出来，搞得举家不宁，家里招来的房客们大为不满，吵着要退租。他被视为“一切不幸的根源”，连怜悯他的妹妹也要无情地“把他弄走”。[8]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在孤独中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僵尸。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春意盎然的阳光下，父母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长成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卡夫卡在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内涵，寓言式地显示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结尾渗透辛辣的讽刺。格里高尔梦幻式的心理感受深刻地暴露了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无论卡夫卡的创作多么反常，变化多么多端，他的作品越来越趋于象征性，风格越来越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他未竟的三部长篇小说体现了“卡夫卡风格”的发展。

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27年出版）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岁时因被一个女仆引诱而被父母赶出家门，孑然一身流落异乡美国。卡尔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卡尔的轻信，他常常上当，被牵连进一些讨厌的冒险勾当里。卡尔要寻找赖以生存之地，同时又想得到自由，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愈来愈陷入卡夫卡的迷宫世界里。从主人公的坎坷行踪里，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比较具体可感的社会现实。作者从未到过美国，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无疑是自身生存环境的映像。《失踪的人》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但在叙述风格上，卡夫卡已经开始了独辟蹊径的尝试，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和叙述者的直叙交替结合的方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现代小说多姿多彩的叙述层面，形成分明而浑然的叙述结构，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失踪的人》还带有模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痕迹，那么，《审判》（1914—1918）便完全是“卡夫卡风格”了。后者的内容已远非前者那么具体，其普遍化的程度已近乎抽象。《审判》是布罗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年），由此西方现代文学也开始了争论不休的卡夫卡一章。

《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个银行高级职员。一天早晨，他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起先非常气愤，尤其在第一次开庭时，他大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他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却使他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因此慢慢地厌恶起银行的差事，自动上法院去探听，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并四处为之奔走。但聘请的律师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外，一直写不出抗辩书。K去找法院的画师，得到的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9]。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他讲了“在法的门前”的寓言，晓谕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只是无谓的申诉。小说结尾，K被两个穿黑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

《审判》的表现充满荒诞和悖谬的色彩，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卡夫卡风格”成熟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审判》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和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作为受害者，K的反抗使他越来越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遭受幽灵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折磨；但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K又是与他自身相对立的现实的一部分，他觉得自己不干净，于是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朦胧模糊，变化莫测，像比喻一样虚幻，黯淡无光。因此，他除了傲视一切的绝望以外，简直是什么也没有了，K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矛盾体。实际上，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内心体验，也就是审判和自我审判，从头至尾给人以压迫感。这种压迫感来自那无所不在的“法”的力量：“毫无疑问，在这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活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贪赃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监督官和养尊处优糟糕透顶的预审法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个高级的和最高级的判决组织，那里有一群数不胜数、必不可少的追随者……，甚或还有刽子手……这个庞大的机构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审判……既然这一整套都如此的荒唐不堪，又怎样来禁止官员们恶劣至极的贪赃枉法呢？”[10]既然有这样一个是非不分、贪赃枉法、藏污纳垢的庞大的机构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谁能幸免于无妄之灾呢？“像一条狗！他说，仿佛他的死，要把这无尽的耻辱留在人间。”[11]这也是《审判》留给读者的深思。

与《审判》相比，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1921—1922）更具“卡夫卡风格”。小说主人公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受城堡伯爵的雇用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城堡虽然近在咫尺，对于K却可望而不可即，他永远进不去。他在村子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反常现象，几乎连栖身之地都不容易找到。据说管K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K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除了得到信差送来的两封内容矛盾的信以外，始终见不到人。他在村子里一步步陷下去，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一切联系的可能性。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在《城堡》第一版后记中说，卡夫卡计划的结局是，K将不懈地进行斗争，直至精疲力竭，在弥留之际，城堡传谕，准许K在村中居住和工作，但不许进城堡。

《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体现。“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对它的体验。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的、惊心动魄的。为了进入城堡，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好像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无所适从，无能为力，城堡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公文函件似是而非，难以捉摸。像《审判》里的约瑟夫·K一样，K对“城堡”制造的迷宫一筹莫展，忍受着荒诞的煎熬，其生存的现实发人深思。

“卡夫卡风格”独成一家，卡夫卡的作品是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正因为如此，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才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卡夫卡学。

自《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中译本至今，卡夫卡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和接受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特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各种译本源源问世。这些译本中，除了个别作品译自英文版外，绝大多数选取了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整理出版的版本。我们这套《卡夫卡小说全集》选自《卡夫卡全集》的校勘本（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包括作者创作的（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编者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和异乎寻常的书写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布罗德的一些勘误，尤其对三部未竟的长篇小说在章节和结尾的校勘上不同于布罗德版本，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作者手稿的风貌，为翻译和认识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卡夫卡小说全集》力图为我国的卡夫卡读者和卡夫卡研究再现一个新的视野范围。在译介卡夫卡的探索中，我们在此愿与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同仁共勉。

编者 韩瑞祥 仝保民

2003年3月1日

[1] W.M.约斯顿：《奥地利文化史》第275页，维也纳，1992年。

[2] C.马格里斯：《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第78页，萨尔茨堡，1988年。

[3] F.乌齐迪尔：《卡夫卡在这里》第7页，慕尼黑，1966年。

[4] 转引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德国文学史》第464页（兹迈伽什等著），柯尼希施泰因，1985年。

[5] F.卡夫卡：《1902—1924年的书信》第150页，法兰克福，1992年。

[6] 卡夫卡：《判决》，见《中短篇小说集》第20页，法兰克福，1990年。

[7] 卡夫卡：《判决》，见《中短篇小说集》第32页，法兰克福，1990年。

[8] 同上，第94页。

[9] 卡夫卡：《审判》第157页，法兰克福，1994年。

[10] 卡夫卡：《审判》第56页，法兰克福，1994年。

[11] 同上，第241页。

- 失踪的人

- 一 司炉

- 二 舅舅

- 三 纽约郊外的乡村别墅

- 四 去往拉姆西斯的路上

- 五 在西方饭店里

- 六 罗宾逊事件

- 这汽车停了下来，……

- 清晨，……

- 残章断篇

- 审判

- 译者前言

- 逮捕

- 格鲁巴赫太太——毕尔斯泰纳小姐

- 初审

- 在空荡荡的审讯厅里——大学生——办公室

- 鞭手

- K的叔叔——莱尼

- 律师——厂主——画家

-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 在大教堂里

- 结局

- 残章断篇

- 城堡

- 前言

- 第一章 到达

- 第二章 巴纳巴斯

- 第三章 弗丽达

- 第四章 同女店主的首次谈话

- 第五章 会见村长

- 第六章 同女店主的第二次谈话

- 第七章 教师

- 第八章 等待克拉姆

- 第九章 抵制讯问

- 第十章 街上

- 第十一章 在学校里

- 第十二章 助手

- 第十三章 汉斯

- 第十四章 弗丽达的责备

- 第十五章 会见阿玛丽亚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阿玛丽亚的秘密

- 第十八章 阿玛丽亚受到的惩罚

- 第十九章 求情告饶

- 第二十章 奥尔加的计划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变形记

- 一

- 二

- 三

- 地洞

-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

-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 揭穿一个骗子

- 突然的散步

- 决心

- 山间远足

- 单身汉的不幸

- 商人

- 凭窗闲眺

- 回家的路

- 擦肩而过的人

- 男乘客

- 衣服

- 拒绝

- 为骑手先生所想

- 临街的窗户

- 盼望成为印第安人

- 树

- 不幸状态

- 判决

- 在流放地

- 新来的律师

- 乡村医生

- 在马戏场顶层楼座

- 一页陈旧的手稿

- 豺与阿拉伯人

- 在矿井的一次视察

- 邻村

- 家父的忧虑

- 十一个儿子

- 杀兄

- 一个梦

- 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 第一场痛苦

- 小妇人

- 饥饿艺术家

-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 与祷告者的谈话

- 与醉汉的谈话

- 喧嚣

- 煤桶骑士

- 作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

- 乡村婚礼筹备

- 一场斗争的描述

- 乡村教师

-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

- 〔桥〕

- 〔猎人格拉胡斯〕

- 中国长城建造时

- 〔敲门〕

- 〔邻居〕

- 〔一只杂交动物〕

- 〔一样每天都发生的事〕

- 〔桑丘·潘沙〕

- 〔塞壬的沉默〕

- 〔普罗米修斯〕

- 〔夜〕

- 〔拒绝〕

- 关于法律的问题

- 〔征兵〕

- 〔海神波塞冬〕

- 〔集体〕

- 〔城徽〕

- 〔舵手〕

- 〔考验〕

- 〔兀鹰〕

- 〔小寓言〕

- 〔陀螺〕

- 〔出发〕

- 〔辩护人〕

- 〔荆棘丛〕

- 〔一条狗的研究〕

- 一个评语〔算了吧！〕

- 〔论比喻〕

- 夫妻

- 〔回家〕

失踪的人

韩瑞祥 译

一 司炉

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他那可怜的父母发落去美国，因为一个女佣勾引了他，和他生了一个孩子。当他乘坐的轮船慢慢驶入纽约港时，那仰慕已久的自由女神像仿佛在骤然强烈的阳光下映入他的眼帘。女神好像刚刚才高举起那执剑的手臂，自由的空气顿然在她的四周吹拂。

“多么巍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儿也没想到该下船了。一群群行李搬运工簇拥着擦他身旁流过，他不知不觉地被推到了甲板的栏杆旁。

“喂，您还想不想下船？”一位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年轻人走过他身边时喊道。“我这就下去。”卡尔微笑着对他说，随之把行李箱扛到肩上，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他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目送着那位稍稍挥了挥手杖便随着人群离去的相识。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他急忙上前求这位显然不大情愿的相识帮他照看一会儿箱子，匆匆地看了看眼前的情形，看好了折回去的路，便一溜烟似的跑去了。到了下面，他懊恼地发现本来可以供他走捷径的一条通道现在关闭了，这大概是因为所有的旅客都已经上了岸。于是他不得不穿过数不胜数的小舱间，沿着拐来拐去的走廊，踏着一道接一道上上下下的扶梯，艰难地寻找着那间里面仅摆着一张写字台的空房间。这条道他仅仅走过一两次，而且总是随着大流走的，他最终完全迷了路。他一筹莫展，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只听见头顶上响着成千上万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和那从远处传来的已经熄火的机器最终呵气似的转动声。他开始四处乱撞，随意停在一扇小门前，不假思索地敲起门来。“门开着，”里面有人喊道。卡尔急不可待气喘吁吁地推开门。“您干吗这么狠狠地打门？”一位彪形大汉问道，几乎看也不看卡尔一眼。一丝微弱昏暗的余光从上层船舱透过某个天窗，映进这寒酸的小舱室里。室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靠背椅连同这个人拥挤不堪地排列在一起。“我迷路了，”卡尔说，“这条船大得惊人，可我在旅途中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是的，您说对了。”这人带有几分自豪说，依旧忙着修理一只小箱子的锁；为了听到锁舌咔哒锁上的声音，他用手把锁压来压去。“您进屋来吧！”这人接着说，“您可别老站在门外呀。”“不妨碍您吗？”卡尔问道。“啊呵，您怎么会妨碍我呢！”“您是德国人？”卡尔试探着要弄个明白，因为他听说过许许多多关于初到美国的人遭受无妄之灾的事，尤其是爱尔兰人作恶多端。“是，是的。”这人回答说。卡尔依然迟疑不决。这时，这人突然抓住门把手，狠力一拉，迅速关上了门，卡尔被拽进了屋里。“我无法忍受有人从走道上往里面看着我。”这人说着又修理起他的箱子。“无论谁路过这儿都往里面看看，这让人受得了吗？”“可这会儿过道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卡尔说着紧紧巴巴地挤在床腿旁，心里不是滋味。“我说的就是现在，”这人说。“事关现在，”卡尔心想，“这人可真难打交道。”“您躺到床上去吧，那儿地方大些。”这人说。卡尔一边尽力往里爬，一边笑起自己刚才企图纵身鱼跃的徒劳。可是当他刚要爬到床上时，他却突然喊了起来：“天啦，我的箱子给全忘了。”“箱子放在哪儿呢？”“甲板上，一个熟人照看着。只是他叫什么呢？”他说着从母亲给他缝在上衣里的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鲍姆，弗兰茨·布特鲍姆。”“这箱子你非常急需吗？”“当然啰。”“那您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我把雨伞忘在船舱里了，我是跑回来取伞的，不愿随身拖着那只箱子。我哪里想到会迷了路。”“就你一个人？没人陪伴？”“是的，就我自己。”我也许应该求助于这个人，卡尔思考着，我一时上哪儿去找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连箱子都丢了，我根本用不着再提那雨伞了。”这人说着坐到那把靠背椅上，似乎卡尔的事现在赢得了对他的几分兴趣。“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失。”“信任会带来幸运。”这人边说边使劲地在他那乌黑浓密的短发里搔来搔去。“在这艘船上，道德也在变化着；不同的码头就有不同的道德。要是在汉堡，您的那位布特鲍姆也许会守着箱子，可在这儿，只怕连人带箱子早就无影无踪了。”“可是我得马上上去看看。”卡尔边说边看看怎样从床上爬起来。“您就呆着吧。”这人说着用一只手顶着卡尔的胸膛，粗暴地将他推回床上。“为什么呢？”卡尔生气地问道。“您去顶什么用！”这人说。“过会儿我也走，我们一道走好吧。您的箱子要么是让人给偷走了，找也无济于事，您到头来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要么是那个人始终还在照看着它，那他就是个傻瓜蛋，而且会继续看守下去，或者他是个诚实的人，把箱子放在原地。这样等船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再去找它岂不更好。还有您的雨伞。”“您很熟悉这船上的情况？”卡尔狐疑满腹地问道；他似乎不敢相信等船上的人走光后就会更方便地找到自己的东西，觉得这种本来让人心悦诚服的想法中埋藏着某种不测。“我是这船上的司炉。”这人说。“您是这船上的司炉。”卡尔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仿佛这事完全超越了所有的期待。他支起双肘，凑到近前仔细打量起这个人。“恰好就在我同那些斯洛伐克人住过的那间舱室前有一个天窗，透过它就能看到机房里。”“对，我就在那儿工作。”司炉说。“我向来就着迷技术工作。”卡尔固守在一成不变的思路上说，“要不是我迫不得已来美国的话，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您干吗非得来美国呢？”“啊呵，那就别提啦！”卡尔说着手一挥，抛去了那全部的故事。这时他笑嘻嘻地瞅着司炉，好像在恳求他谅解那讳莫如深的事。“这其中想必会有什么原因吧。”司炉说，可谁也说不准，司炉说这话是有意要求还是拒绝卡尔说出那原因。“现在我也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现在对我父母来说，我无论干什么差事，全都无所谓了。”“我这个位子要空下来了。”司炉说，他完全有意这样说，两手插进裤兜里，那两条裹在褶褶皱皱的、皮革似的铁灰色裤子里的腿往床上一甩伸了开来。卡尔不得不挪到墙边。“您要离开这条船？”“是的，我们今天就离开。”“究竟为什么？您不喜欢这工作？”“对，事情就是这样，不总是取决于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您说的也对，我是不喜欢这差事。您可能不是决意想当司炉，但要当非常容易。我可要劝您千万别干这事。既然您在欧洲就想读大学，干吗在这儿就不想上了呢？美国的大学无论如何要强得多。”“这很可能。”卡尔说，“可我哪儿有钱上大学呢？我虽然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有那么一个人，他白天给人家打工，晚上读书，最后成为博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而且当上了市长。可是这得有锲而不舍的劲儿，您说不是吗？我担心自己缺少的就是这股劲儿。再说我也不曾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说真的，中途辍学，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格。我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我想，这里的人准会对外国人抱以偏见。”“这等事您也听说过？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是他乡遇知己了。您看看，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艘德国船上吗？它属于汉堡—美洲海运公司。为什么这船上不全都是德国人呢？为什么轮机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叫人想不通。而这条癞皮狗竟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负德国人。您可别以为，”——他几乎喘不过气来，打了个迟疑不决的手势——“我只是为抱怨而抱怨。我知道说给您也不顶什么用，您还是个穷小子。可这也太过分了。”随之，他一拳接一拳狠狠地敲打起桌子，边打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拳头。“我在那么多船上干过，”——他一口气连说出二十个船名，就像念一个词似的，卡尔完全给弄糊涂了——“我向来干得都很出色，处处受到赞扬，总是船长得意的工人，而且在同一商船上一干就是好几年。”——他说着竟挺起身来，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而在这个囚笼里，无论干什么都受到约束，一点欢乐也没有，死气沉沉的。我在这儿是个无用的人，始终是舒巴尔的眼中钉，成了懒虫，只配被扔到外头去，靠人家的施舍过活。您懂吗？我就是弄不明白。”“您可不能这样忍着。”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眼下处在一个陌生大陆的海滨旁，踩在一条船上那摇摇晃晃的舱板上。在这司炉的床上，他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您找过船长吗？您在他那儿讨要过您的权利吗？”“咳，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吧！我不想让您呆在这儿，您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反而还给我出主意。我怎么会去找船长呢！”他又疲惫地坐下来，双手捂住脸。“我不可能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喃喃自语说，甚或觉得不该在这儿出些让人家看不起的主意，倒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当父亲把那只箱子永远交到他手里时，曾戏谑地问道：它会跟你多久呢？可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真的失去了。惟一让他宽慰的是，无论父亲怎样去打听，也不会得到他现在一丝一毫的消息。同船的人能告诉的不过是他到了纽约。卡尔感到很遗憾，因为箱子里装的一切他还没有享用过；要说他早就该换件衬衣了，但没有合适的更衣地方也就省去了。可是现在，正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起步时，他多么需要衣冠整洁地登场，却不得不挂着这件污迹斑斑的衬衣来亮相。这下可够瞧的了。不然的话，就是丢失了箱子也不至于那么糟糕；身上穿的这套西装比箱子里的那套还要好些。那一套只不过是拿来应急用的，就在他临行前，母亲还要把它补了补。这时他也想起箱子里还有一块佛罗纳色拉米香肠。这是母亲特意给他放进去的，可他仅仅只吃去了一丁点。他在旅途中压根儿就没有胃口，统舱里配给的汤就足够享用了。此时此刻，他真盼着拿来那香肠恭奉给这位司炉。因为像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拉拢过来，只需施点什么小恩小惠就是了。这一招卡尔还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就凭着给人家递烟拉拢那些跟他在生意上打交道的低级职员。卡尔现在可奉送的还有带在身上的钱，但他暂且不想动用它，即使他也许丢失了箱子也罢。他的心思又回到箱子上，他眼下真的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旅途中一直那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箱子，多少个夜晚不敢合一眼，而现在却把这同一个箱子那么轻率地让人拿走。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他始终猜疑那个矮小的斯洛伐克人在打他箱子的主意。这人就躺在他的左边，隔他两个床位，一味暗中窥视着卡尔随时会困倦得打起盹来的时刻，趁机会用那根白天总是在手上舞弄或者演练的长杆子将箱子钩到他跟前去。白天，他看来够纯真无邪，但一到天黑，就时不时地从铺上起来，垂涎欲滴地朝卡尔的箱子瞅过来。卡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儿或那儿不时地会有人随着移民的哄哄嚷嚷，不顾船规而点起一盏小灯，借以试图去琢磨移民局那难以理解的公告。当这样的灯光在他近旁时，卡尔就会迷迷糊糊地打个朦胧。一旦这灯光离他远些或者四周昏暗暗的，他就必须睁着眼睛。这样劳累简直折腾得他精疲力竭。可是，这一切现在也许全都付之东流了。这个布特鲍姆，要是卡尔有机会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话，非得让他瞧瞧厉害不可。

这时，外面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短促的敲打声，好像是小孩的脚步声，一下子打破了这地地道道的宁静。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原来是一群男人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很显然，他们在这条狭窄的过道上自然列队行进，人们听到了武器相撞似的铿锵声。卡尔正想在床上舒展开身子，进入摆脱掉对箱子和斯洛伐克人的全部思虑的梦想之中，他大吃一惊，推了推司炉，提醒他注意，因为那队伍的排头似乎已经到了门前。“这是船乐队，”司炉说，“他们刚刚演奏完毕，要去收拾行李。现在一切都已就绪，我们可以走啦。”他抓住卡尔的手，在最后的时刻又从墙上揭下那张挂在床上方的圣母像，塞进他胸前的口袋里，提起行李箱，与卡尔一起匆匆离开这间舱室。

“我现在去办公室，把我的想法告诉那些先生们。船上的人都走光了，不必顾忌什么。”司炉以各种方式一再重复着这句话。他走着走着一只脚踹向一旁，企图踩住一只横穿而过的老鼠，可惜只是更快地把它踢进了正好还来得及钻的洞里去。他动作异常迟缓。虽说他拖着两条长腿，可它们却不大听使唤。

他们经过厨房的一角时，看见几个系着脏围裙的姑娘——她们故意弄脏围裙——在大圆木桶里洗碗盘。司炉把一个名叫利纳的姑娘叫到跟前，手臂搂住她的腰，拥着她往前走了几步，姑娘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一个劲地卖弄风情。“今天该发饷了，你愿意一块去领吗？”他问道。“干吗要我劳神呢？你最好代我把钱领来。”她说着挣脱开司炉的手臂跑掉了。“你从哪儿捡来这么个英俊小伙子？”她又喊道，但不再企望得到回答。姑娘们一个个被逗得停下手里的活儿捧腹大笑。

然而，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扇门前。门上方装着一个三角楣饰，由一根根细小的镀金女像柱支撑着。作为船上的一个装饰，这未免太富丽堂皇了。卡尔发现他从未到过这里。这里可能是旅途中供给一、二等舱的乘客用的，而现在为了大清扫，船上的隔门全都卸去了。他们确实也遇上了几个肩上扛着笤帚，并且跟司炉打招呼的男人。卡尔对这么大的场面感到惊讶。他在统舱里，对此当然知之甚少。沿着过道，是一条条的电线，一个小钟不住地叮当叮当响。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了敲门。当有人喊“请进”时，他向卡尔打了个手势，要他进去别恐慌。卡尔跟着走了进去，在门旁却停住了步。他透过这房间的三扇窗户望着大海的波涛，观赏着那汹涌澎湃的欢快，心潮起伏，仿佛他五天来从未看见过大海似的。巨轮相互交错着它们的航路，只是依照着它们的重力让步于波浪的冲击。如果人们微微眯起眼睛看，那些巨轮就好像在纯粹的重力下摇晃。它们的桅杆上挂着一面面长条旗，虽说在航行中张得紧紧的，但依然不停地来回飘舞着。或者从战舰那儿传来礼炮的轰鸣。一艘战舰从不很远的地方驶过，舰上的炮筒连同它们反射的钢甲闪耀着一道道光芒，就像得到了那安全顺利有惊无险的行程的精心宠爱。至少从这扇门往外看去，人们只能看到远处各式各样的小船成群结队地驶入那巨轮的空隙间。就在这一切的后面，纽约拔地而立，用它那摩天大楼上成千上万个窗口注视着卡尔。站在这间舱室里，你就会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穿着蓝色船服的军官，另外两位是身穿黑色美国制服的港口官员。桌上高高地堆着一叠各种各样的文件。那军官首先挥着笔把文件浏览了一番，然后递给了那两位官员。他们俩时而阅读，时而摘抄，时而把文件塞进自己的文件夹里，要不就是其中一位口授让另一位记录些什么，嘴里还不停地发出牙齿磨撞的响声。

在窗前一张办公桌旁，背朝门坐着一位矮小的先生，忙碌地翻阅着齐头高排放在面前书架上的大账本。他身旁立着一个打开的钱箱，一眼看去，里面是空空的。

第二个窗口毫无遮挡，可以让人极目远眺。可是靠近第三个窗口站着两位先生正在低声交谈，其中一位也穿着船服，倚靠在窗子旁边，手里抚弄着剑柄。同他谈话的那一位面向窗户，随着他一次次的晃动，不时地亮开了对方胸前佩戴的部分勋章。他身着便服，手里拿着一根细竹杖。由于他两手紧紧地插在腰间，竹杖翘立着犹如一把剑。

卡尔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观看这里的一切，因为不大一会儿，一个听差朝他们走过来，问司炉究竟要来干什么。看他的目光，仿佛司炉就不是这儿的人。像听差问话一样，司炉也低声回答说，他想跟总会计先生谈谈。这听差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打着手势拒绝了司炉的请求，但还是踮起脚尖，避开圆桌绕了个大圈，走到那位忙碌着大账本的先生跟前。很显然，这位先生听到听差的话简直发起怔来。他终于转过身来望着这个要跟他谈话的人，接着挥挥手，毫不留情地拒绝跟司炉谈话，并且为了保险起见，连听差也撵开了。听差随之回到司炉跟前，似乎带着一种托付什么的口气说：“您赶快离开这个房间吧！”

司炉听了这话后，低下头看着卡尔，仿佛卡尔就是他的心，默默地向这颗心倾吐着自己的苦楚。卡尔不假思索地冲上去，横穿过屋子，甚至无所顾忌地从那军官的靠背椅旁擦过去。那听差弯着身子，张开准备抱缚的手臂跟上去，像是在追捕一只甲虫。可是卡尔已经抢先赶到了总出纳的桌旁，紧紧地抓住桌子，免得什么人会企图把他拽开。

不言而喻，整个屋子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那个坐在桌旁的军官蹦了起来；两个港口官员平静而全神贯注地观望着；窗前的两位先生并排站到一起；听差觉得这些高贵的先生已经出面了，不再有他插手的地方，便退了回去；站在门旁的司炉紧张地等待着有必要让他助阵的时刻；总出纳坐在靠背椅里往右转了一大圈。

卡尔当着这些人的面，毫不迟疑地从内兜里掏出他的旅行护照，未做任何介绍，摊开放在桌上。总出纳似乎把这护照不当回事，用两根指头把它弹到一边。卡尔随之又把护照装进衣兜里，仿佛这手续已经圆满地办理完毕。“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卡尔终于开腔了，“照我看，如此对待这位司炉先生是不公正的。这里有个叫舒巴尔的人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司炉先生已经在许多船上干过，他能给你们说出全部船名来。他干得无可挑剔，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可真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条船上左右不是人呢！更何况这里的差事并不比在商船上难多少。这里无非是恶意中伤在作怪，阻挠他晋升，使他得不到本来完全应该得到的承认。我只是笼统地说说这事，而司炉先生非同小可的境遇，他自己会讲给你们听的。”卡尔有意要把这事说给在场的先生们听听。他们确实也在竖耳静听，看来他们当中非常有可能站出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来。而这个主持公道的人绝不会是总出纳。再说卡尔出于机智，闭口不谈他跟司炉只是刚刚认识。另外，他站在现在的位子上第一次瞥见了那位手持竹杖的先生。这人满脸通红，使卡尔感到迷惑，要不他还会讲得更是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他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的。”司炉还没等到有人问他就开口了，甚或人家看都没看他一眼。司炉的急不可耐险些酿成大错，幸而那位佩戴勋章的先生已经打定主意要听听司炉的说法。卡尔现在才明白这人肯定就是船长。这人伸出手，冲着司炉喊道：“您过来！”这强硬的声音似乎能斩钉截铁。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司炉的举动了。至于他的事，卡尔一点也不怀疑是正义的。

幸好司炉久经世故，见过大世面。他十分镇静自若，伸手从他的小箱子里取出一叠证件和一个笔记本，捧着走到船长跟前，摊在窗台上，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完全不屑于理睬总出纳。总出纳无可奈何地自己搅了进去。“这人是出了名的常有理，”他解释说，“他守在出纳室的时间比在机房里还多。他把舒巴尔这个平心静气的人折腾得无所适从。你听着！”他说着转向司炉。“你这样胡搅蛮缠，实在太过分了。你没完没了地无理取闹，人们多少次把你从出纳室轰了出去，这完全是你自找的！你又多少次从那儿跑到总出纳室里来闹！人们一次次好心相劝说，舒巴尔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一定要甘心当他的下属，跟他好好共事！而你现在得寸进尺，甚至追到这儿来纠缠船长先生，好不害臊！更有甚之，你恬不知耻地带来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学着你那无聊透顶的腔调，为你鸣不平。这小子我还是第一次在船上看到。”

卡尔极力克制着自己，没有跳上前去。这时，船长开口说：“还是让他说给我们听听吧！不管怎么说，我看舒巴尔越来越变得过分专断了。但这话我可不是有意要顺着你说的。”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司炉听的。船长自然不会马上替司炉说话，但一切似乎都已进入了正轨。司炉开始了他的一席话，一开始就克制自己，称舒巴尔为“先生”。卡尔站在被冷落的总出纳的办公桌旁喜不自胜，不停地把一个称信件用的天平压来压去，情不自禁。舒巴尔先生是不公正的。舒巴尔先生袒护外国人。舒巴尔先生把司炉赶出机房，让他打扫厕所，这本来就不是司炉的事。他甚至怀疑舒巴尔先生的干练也是不可靠的，与其说他干练，还不如说他善于装腔作势。司炉说到这里，卡尔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船长。看那亲切可爱的样子，仿佛他是船长的同事，其实不过是为了使船长不要因司炉笨拙的申述方式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无论怎么说，从司炉那一大堆谈话里，谁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虽然船长仍一直朝前望着，从他的眼神也看得出他决心这一次要听完司炉的陈述。但其他几位先生变得不耐烦了。司炉的声音顷刻间也失去威震这间房子的力量，这不免让人有点担心。首先是那个身着便装的先生，开始挥动他的竹杖敲击地板，尽管敲得很轻；其他先生当然也这儿望望，那儿看看；港口的两位官员显然已经心急火燎，又拿起那些文件，心不在焉地查阅着；那个海军军官又靠近自己的办公桌；以为胜券在握的总出纳嘲讽似的深叹了一口气。惟有那听差没有陷在这笼罩起来的心不在焉的气氛里，他一起感受着这个被置于大人物奴役之下的可怜人的种种痛苦，郑重其事地向卡尔点着头，似乎借此要说明什么。

这期间，窗前的港口上依旧是一片繁忙景象。一艘平底货船满载着堆积如山的圆桶从近旁驶过，遮得这屋子几乎陷入一阵黑暗。船上的圆桶摆放得实在了不起，纹丝不动。一艘艘小汽艇随着直立在舵盘前的掌舵人两手的抽动径直呼啸着驶去。要是卡尔现在有时间的话，他准会大饱个眼福。千奇百怪的漂浮物时而自由自在地从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浮上来，时而又立刻被淹没下去，在惊奇的目光前消失。远洋轮船的小艇满载着乘客，由水兵们卖力地划向前去。乘客们好像被挤塞到那小艇上似的，无声而满怀期盼地坐在那里，即使也有人东瞅瞅西望望，不放过看看这变幻多端的情景。一种没完没了的动荡，一种由那动荡的自然力转嫁给无依无靠的人们及其创造物的不安。

然而，一切都告诫你要争取时间，要言简意赅，要完全准确地表述。可是这司炉干了些什么呢？他讲得不过是大汗淋漓。那颤抖的双手早已抓不住放在窗台上的证件，对舒巴尔的怨恨从四面八方涌上他的心头，而且在他看来，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足够把这个舒巴尔彻底埋葬。然而他能够诉说给船长的，完全是一堆昏头昏脑杂乱无章的蠢话。那个手执竹杖的先生早已冲着天花板吹起口哨了。港口的两位官员已经把那军官拉到他们桌旁，看样子也不会再放过司炉。总出纳心里直痒得跃跃欲试，显然只是看着船长的沉静而沉住气了。那听差严阵以待，时刻期盼着执行船长发出涉及司炉的命令。

这时卡尔再也坐不住了。他从容不迫地朝这些人走过去，边走边越发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尽可能巧妙地来干预这事。现在确实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仅仅还有短暂的一瞬间了，他们俩还能够体面地走出这间办公室。船长也许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卡尔看来，船长正好现在更有理由充当主持公道的上司，但他毕竟不是任人随意玩弄的工具，——而司炉正是这样对待他的，当然这出于他内心深处极度的愤怒。

于是卡尔冲着司炉说：“你要把事情说得简明扼要些。像你现在这样陈述，船长先生就无法断个是非曲直。难道他熟悉个个轮机长和小听差的名字甚或教名吗？难道你只要一说出这样一个名字他马上就能知道指的是谁吗？你好好理一理你的苦楚，先说最重要的，其他一语带过就行了，也许绝大多数无关紧要的枝节根本连提的必要都没有。你给我讲得一直是那么有条有理。”如果在美国有人可以偷箱子，那么偶尔说一次谎又何尝不可呢，他心想着解脱自己。

但愿这样做会于事有补！或许这样做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司炉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马上中断了自己的讲话，但他的眼睛完全给泪水蒙住了，连卡尔的面容一点儿也分辩不清了。这是一个蒙受耻辱的男子的尊严之泪，往事不堪回首之泪，眼下困苦交加之泪。他现在怎么会——卡尔面对眼前这位沉默的人无疑暗暗地理会到了——他现在怎么会一下子改变他说话的方式呢？他好像觉得他想要说的都说过了，却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承诺，又仿佛什么话还没有说过似的，眼下也不能指望这些先生再听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陈述一遍。而在这样的时刻，卡尔出面了，他依然是司炉惟一的支持者，想好好地开导一下司炉。然而，他非但没有做到出谋献策，反倒告诉他一切的一切都失去了。

要是我不去观看窗前的景致，早点站出来就好了，卡尔自言自语地说。他面对司炉低下头去，两手拍打在裤缝上，示意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但司炉误解了卡尔的意思，肯定揣摩着卡尔在暗暗地责怪他什么。他怀着让卡尔别责怪他的好意，开始跟他争吵，以圆满结束他的所作所为。这时，圆桌旁的先生们早就对这干扰他们要事的、无聊透顶的喧闹愤怒了；总出纳越来越觉得船长的耐心不可理解，恨不得立刻爆发出来；那听差完全又回到主人的势力范围里，瞪着凶狠的目光审视着司炉；最后是那位手执竹杖的先生，他对司炉已经全然麻木不仁了，司炉的言行令他作呕，于是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显然做起了别的事情，目光不停地在笔记本和卡尔之间来回移动。甚至船长也不时友好地朝他望过去。

“你不用说，我知道，”卡尔说，竭尽全力去阻挡住司炉现在冲着他滔滔不绝地发泄。尽管如此，他在争吵中始终给司炉露出一副友好的笑容。“你是对的，一点没错，对此我始终坚信不移。”他宁可装出害怕挨打的样子上去抓住司炉挥来舞去的手，当然更情愿把他挤到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对他说几句谁都听不到的安慰的话。但司炉完全失去了自制。卡尔现在甚至想从思绪中寻求一种安慰的办法，因为司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不顾一切地征服这七个在场的男人的。可是一眼看去，那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装着许许多多电线按钮的控制盘，只要一只手随便一按，这整个船连同它所有挤满敌对的人们的通道顿然就会被弄个天翻地覆。

这时，那个手执竹杖、如此漠然置之的先生朝卡尔走过来，声音不高不低，但清晰地压着司炉的叫喊问道：“你究竟叫什么？”这当儿有人敲起门，似乎就在门后等着这先生开口说话。听差朝船长看去，船长点了点头。于是听差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老式帝王上衣的男人，中等身材，看外表不大像是跟轮机打交道的——他就是舒巴尔。连船长也不例外，都流露出满意的神色，要是卡尔不去注视着这些人的眼睛的话，他准会吃惊地看到司炉拉紧两臂，攥紧拳头，仿佛这凝结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他把全身的力量，也包括维持着他站立的力量统统都聚结在这拳头上。

而此时此地，这个仇敌身披节日盛装，自由自在，精神焕发。他腋下夹着一个业务本，大概是司炉的工资单和工作卡。他毫无惧色地逐一扫视着大家的眼神，首先坦然地断定每个人的情绪。这七个人全是他的朋友。虽说船长开始说过批评他的话，或者那也许只是推托之词，但司炉给他带来痛苦以后，他似乎觉得对舒巴尔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指责，而对待司炉这样的人，无论采取什么严厉的方式都不过分。如果说舒巴尔要受到什么责备的话，那就是在这期间，他没有能够制伏司炉的蛮不讲理，使得他今天还在船长面前恣意妄为。

人们此刻或许还可以这样想象，如果司炉与舒巴尔的对质面对上苍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作用的话，那么在这些人面前也是不会付诸东流的。固然舒巴尔善于伪装，但他决不可能天衣无缝地坚持到底；只要他的卑劣行径稍一露出破绽，就足以使在场的先生们看清他的真面目。卡尔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对这里每位先生的洞察力、弱点和情绪都已有所了解。从这一点来说，在这里度过的时间可不是浪费了。要是司炉能应付得强一点就好了。但他显得全然无能为力。如果说有人把舒巴尔推到他面前的话，他准会把这个可恨的脑袋当作一颗薄皮核桃一样敲得开花。可是，他几乎没有朝舒巴尔走近几步的能力。为什么卡尔竟然没有预料到这谁都会预料到的事呢？舒巴尔最终肯定会来，即使不是出于自愿，也会被船长唤来。为什么他同司炉在来这里的路上没有商量好一个周密的对付方案，而实际上是一碰到门就毫无准备、冒冒失失、无可挽回地闯将进去呢？司炉还能说话吗？还能说出“是”和“不是”吗？可这在盘问中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样的盘问只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司炉叉开两腿站在那儿，两膝微微倾屈，脑袋稍稍仰起，气流穿过那张开的嘴，仿佛胸膛里没有了呼气吸气的肺。

当然，卡尔感到浑身是劲，头脑清楚，他或许在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在异国他乡，他面对一群有名望的人物而维护善者，即使他还没有取得胜利，但准备着为赢得最后的胜利全力以赴。如果他的父母能看到这个场面，那该多好啊！那么他们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吗？会让他坐到他们中间表扬他吗？会一次次看着他那恭从他们的眼睛吗？这全都是些捉摸不透的问题，而且提得根本不是时候。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我相信司炉在指控我怎样诡诈。厨房里一位姑娘告诉我，她们看见他到这儿来了。船长先生，诸位先生，我随时准备着拿我的书面材料，必要时通过在门前等候的、没有偏见和不受左右的证人的陈述来驳斥任何指控。”舒巴尔这样讲道。诚然，这是一个男子汉明确不过的演说。看听者面部表情的变化，人们会以为，他们等了好久之后第一次又听到了人的声音。他们当然不去议论这即便是再美妙动听的演说也有破绽。为什么他想起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词就是“诡诈”？难道他在这儿不得不使用的“指控”二字不就是他那民族偏见的替代吗？厨房里一位姑娘看见司炉到办公室来了，而舒巴尔立刻就意识到会发生什么？难道这不是负罪意识使他的头脑异常敏感吗？而且他马上就带来了证人，并口口声声说他们没有偏见？不受左右？招摇撞骗，十足的招摇撞骗！而这些先生竟然容忍着，甚至把它看作无可挑剔的行为？为什么他肯定无疑地把厨房姑娘的报告和他来到这儿之间那么多的时间一语抹去了呢？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他要让司炉把这些先生磨得精疲力竭，使他们逐渐丧失清醒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首先是舒巴尔最害怕的。他无疑早就站在了门后，听到了那个先生提出的那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期盼着司炉已经精疲力尽。难道他不就是在这样的关头敲起门了吗？

一切都不言而喻，而且也是舒巴尔别有用心地表演给人们看的。而对这些先生必须换个方式说，说得更明确些。他们需要被唤醒。也就是说，卡尔现在要当机立断，起码要赶在证人出场淹没全部真相之前充分利用这个时机。

就在这时候，船长示意舒巴尔别再说下去了。舒巴尔立刻把身子挪到一旁——因为他的事好像要搁置一会儿——，和那个马上就跟他凑到一起的听差开始窃窃私语。他目光不时地瞥向司炉和卡尔，打着充满自信的手势。舒巴尔似乎以此来演练着他下一次非同小可的演讲。

“雅各布先生，您不是要问这位年轻人什么吗？”船长在一片寂静中问那位手执竹杖的先生。

“当然啰，”这位雅各布说，彬彬有礼地欠欠身，感谢船长的关照。接着，他又一次问卡尔：“你到底叫什么？”

卡尔心想，把这个执意要问到底的插曲快快应付过去，当然有助于大事的进行。于是这次他没有习惯式地出示护照来自我介绍，而是简单地答道：“卡尔·罗斯曼。”

“可是，”这个被称做雅各布的人说，开始几乎不敢相信地微笑着向后退去。船长、总出纳、海军军官、乃至听差也都对卡尔的名字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过分的惊讶。只有那港口官员和舒巴尔对此漠然置之。

“可是，”雅各布先生重复说，迈着有点僵硬的步子朝卡尔走去，“这么说，我就是你舅舅雅各布，你就是我亲爱的外甥呀。我从一开始就猜想是这么回事。”他转向船长说。然后，他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卡尔一声不响地听任着这一切。

“请问您尊姓大名？”卡尔感到被松开后问道，虽然很有礼貌，但显得完全无动于衷的样子。他竭力捉摸着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会对司炉带来什么结果。暂且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舒巴尔会从这件事中捞到什么好处。

“年轻人，您要懂得这是您的幸运。”船长说，觉得卡尔的问话伤害了雅各布先生的人格尊严，身子转向窗口，用手帕轻轻地擦着脸面，显然是不愿让人看到他那非常激动的神色。“这是参议员爱德华·雅各布先生，他已经向您说明他是您舅舅。从现在起，等待您的是一条跟您迄今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光辉灿烂的前程。您好好地想一想，您一开始就这么走运，您要好自为之。”

“诚然，我有一个叫雅各布的舅舅在美国。”他转向船长说，“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是这位参议员姓雅各布。”

“是这样。”船长充满期望地说。

“我是说我的舅舅雅各布，他是我母亲的兄弟，但雅各布是他的教名，而他的姓当然肯定跟我母亲一样。我母亲的娘家姓是本德迈耶。”

“我的先生们！”参议员喊道，离开在窗旁歇息的位子，兴冲冲地走回来，是冲着卡尔的解释而来的。除了港口官员外，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发自肺腑，有人讳莫如深。

我所说的绝对不至于那样可笑吧，卡尔心想。

“我的先生们，”参议员重复说，“你们违背我的，也违背你们的意愿参与了一场微不足道的家庭争论，因此我只好向诸位作一解释。我相信，这里只有船长先生——”提到船长，他们相互躬身致意——“知道事情的原委。”

现在我可不能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字眼，卡尔自言自语道，朝旁边瞥了一眼，发现生机又回到司炉的身上，不禁感到高兴。

“我在美国逗留这么多年以来——诚然‘逗留’这个词对我这个全心全意的美国公民来说是很不贴切的——，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我跟我在欧洲的亲属完全断绝了联系，原因之一与在座的无关；原因之二一言难尽。我甚至害怕有一天我不得不把实情告诉我这亲爱的外甥。遗憾的是，我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他的父母及其亲戚。”

“他是我舅舅，一点儿没错。”卡尔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竖耳细听。“他可能是改名了。”

“我亲爱的外甥简直就是被他的父母——我所说的‘父母’二字，实际上也不过是指名称而已——赶出家门的，就像把一只惹人生气的猫抛出门一样。我绝对不想在这里掩饰我外甥的所作所为，掩饰他受到这样的惩罚。掩饰不是美国人的习惯。而他的过错，只要简单一提就可足以让人宽恕。”

“这话值得一听。”卡尔心想，“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把事情说给大家听。可话说回来，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从哪儿知道呢？不过我们等着瞧吧，他终会知道一切的。”

“也就是说，他受到——”舅舅接着说下去，微微倾起身子，靠在支撑在面前的竹杖上。这样一来，其实也免去了这事本来无论如何都会少不了的一份庄重——“也就是说，他受到一个名叫约翰娜·布鲁默尔的女佣，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女人的勾引。我用‘勾引’这个字眼绝对无意要伤害我外甥的心，但是难就难在另外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

已经走到舅舅近前的卡尔停步转过身来，想从在座的各位脸色上看出他们对这番话的反应。没有人笑，一个个都静心而严肃地听着。人们毕竟也不会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取笑一个议员的外甥。这里可以说的倒是，司炉面带微笑望着卡尔，哪怕是一丝一纹也罢。可这微笑是新的生命的象征，既值得高兴，又可以原谅。这时，舱室里的卡尔则试图从这个现在已经人人皆知的隐私里保守住一个特别的秘密。

“就是这个布鲁默尔，”舅舅接着说，“和我外甥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小子，洗礼时取名雅各布，这无疑联想到了鄙人。我的外甥肯定只是随便提到过鄙人，却给那个姑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值得庆幸的，我说。因此，我外甥的父母为了避免支付抚养费或者其他直至降临于他们头上的丑闻——我要强调的是，我既不懂那儿的法律，也不了解他父母的其他情况，而只是从他父母前些日子的两封乞求信里知道这些的。这两封信虽说没有回复，但保存着，这也是这么多年中我跟他们惟一的、况且也是单方的信件联系——，也就是说，我外甥的父母为了不用支付抚养费和避免丑闻，就将他们的儿子，我亲爱的外甥不负责任地发落到美国来。正像大家所看到的，他孑然一身，连起码的必需品也没有。姑且撇开正好还存在于美国的奇迹不说，像这样一个小伙子，如果他全要凭自己来养活自己，马上就会在纽约的哪条胡同里堕落下去。多亏那个姑娘给我写了封信来，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描述了我外甥的相貌，并且细心周到地连他乘坐的船名都写在了里面。这封信几经辗转，前天才好不容易到了我的手里。诸位先生，如果说我是存心要占用你们的时间的话，那我就可以把这封信里的几段”——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晃了晃——“在这里念一念。这封信肯定会打动你们，因为它是带着颇为单纯的、但无论如何又怀着善意的狡猾和充满对孩子父亲的爱写成的。但是我不想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只是借机作必要的解释罢了，更不愿意使我外甥听到后可能会伤害他现在的感情。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可以在那间已经期待着他的房间里静静地阅读这封信，以吸取这个教训。”

但卡尔对那个姑娘并没有什么感情。在回顾那一段越来越使他厌恶的往事时，他感到很窘迫。她总是坐在厨房的碗柜旁，胳膊肘支在柜台上。当他进进出出厨房时，不是替父亲取只喝水杯子，就是帮母亲干什么事，她总关注着他。有时候，她以六神无主的样子在碗柜的一侧写信，从卡尔的脸上获取灵感。有时候，她用手捂着两眼，跟谁都不搭腔。有时候，她跪在自己位于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对着一个木十字架祈祷，卡尔走过时，只是羞怯地透过稍稍掩闭的门缝看看她。有时候，她在厨房里兜过来兜过去，卡尔一挡住她的路，她就像女妖一样笑嘻嘻地缩回去。有时候，卡尔一进来，她就关上门，手抓着把手，直到他央求要出去。有时候，她取来卡尔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一声不响地塞到他的手里。可是有一次，她叫起了“卡尔”，也不管卡尔对这出乎意料的称呼感到多么惊奇，她又是做鬼脸，又是唉声叹气地把卡尔拽进她那小房间里，随手关上了门。她疯狂地搂住他的脖子，一边求卡尔剥去她的衣服，一边把他的衣服剥得精光，将他按到床上，要抚摩他，温存他，仿佛从现在起决不把他让给任何人，直到世界的末日。“卡尔，噢，我的卡尔！”她喊着他，似乎在看着他，并且向自己证实占有着他。而他什么也不去看。他躺在那显然专门为他铺垫的、厚实温暖的被窝里感到不是滋味。然后，她也躺到他身边，想听听他的什么秘密。可他什么也不会给她说，她似真似假地生起气来，摇晃着他，倾听着他的心房，又把胸部挺过去让他也这样听。但是卡尔执意不肯听。她把赤裸裸的腹部压在他身上，用手在他的两腿间搜寻着，那么令人作呕，卡尔连头带脖子都摇得从枕头上滚将下来。接着她用腹部一次次地撞着他，他觉得她好像成了他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种可怕的需求协助的情感占据了他。他最终一次次地满足她幽会的欲望，又一次次地哭丧着脸回到他的床上。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然而舅舅却会借题发挥，演绎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来。而那个女佣偏偏也想到了他，并且把他抵达美国的日期告诉给了舅舅。这事她干得很漂亮，他有朝一日会报答的。

“那么现在，”参议员喊道，“我想当众听听你说，我是不是你舅舅。”

“你是我舅舅。”卡尔说着吻了吻他的手。舅舅随之吻了吻他的额头。“见到你我很高兴。但是，如果你以为我的父母只说你坏话，那你就弄错了。可除了这事以外，你的言语中也还有不妥之处。这就是说，我认为，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那样发生的。可话说回来，你身在这儿，确实也不可能把事情判断得那么准确。另外，我觉得，如果这些先生对一件他们确实不会放在心上的事在细节上的了解有所出入的话，也不会出什么特别大不了的问题。”

“说得好。”参议员说，并且把卡尔领到显然关切着这事的船长跟前。“你看我不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外甥吗？”

“很荣幸，”船长一边说，一边鞠躬致意，看来跟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一模一样，“在这里结识了您的外甥，参议员先生。我这艘船能够充当这样一次相逢的场所，真是莫大的荣幸。不过，乘坐统舱的旅程也许太不尽如人意了。可是谁会知道那儿坐的是些什么人呢！比如有一次，匈牙利头号大贵族的长子乘坐过我们的统舱，他的名字和旅行的原因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也是我后来才听说的。现在我们尽一切努力，要最大可能地使乘坐统舱的旅客在旅途中轻松舒适些，比如说要比美国的轮班强多了。但是要把这样的旅程变成一种享受，我们当然始终还办不到。”

“这对我没有什么不好。”卡尔说。

“这对他没有什么不好！”参议员大声笑着重复道。

“我只是担心我的箱子丢了……”卡尔不由想起了所发生的一切，想起了他现在还要做的一切。他看了看四周，发现所有在场的人都呆在他们原先的位子上，关注和惊奇得一声不吭，一个个的目光都盯着他。惟有那两个港口官员，从他们严肃而自鸣得意的神色里可以看出，他们的遗憾来得那么不是时候。那块他们刚才放到面前的怀表对他们来说似乎比这屋里发生的一切和也许还会发生的一切都更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船长之后，第一个表示关心的是司炉。“我衷心祝贺你！”他边说边和卡尔握手，借此也想表达出某些被人承认的感觉。当他接着转向参议员要表示同样的祝贺时，这位却向后退了去，仿佛司炉这样做超出了他的权利。于是司炉也立刻放弃了。

但其他人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该做什么：他们马上就围着卡尔和参议员挤成一团。这样一来，卡尔甚至得到了舒巴尔的祝贺。他心领了，并对此表示感谢。在其间又出现的宁静中，最后走向前来祝贺的是那两个港口官员，他们说了两句英语，给人留下了可笑的回味。

参议员神采奕奕，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欢乐，要把这些相对来说次要的瞬间插曲带进自己和其他人的回忆中。这一切自然被大家不仅容忍，而且也颇有兴味地领受了。这样，他特别告诉大家，他把那个女佣在信中提到的卡尔最突出的标志一一地记在了他的笔记本里，以备可能必要的时刻用。也正因为这样，当司炉喋喋不休的废话让人难以忍受时，他无非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掏出这个笔记本，试图把女佣那当然并非侦探般确切的观察与卡尔的相貌联系起来，借以来开心。“哦，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的外甥。”听他最后这句话的口气，似乎希望再一次得到大家的祝贺。

“现在司炉怎么办呢？”卡尔接着舅舅最后的讲述顺便问道。他觉得处在这新的地位上，心里想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司炉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参议员说，“船长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我相信，我们的耳朵都让司炉给灌满了，实在太满了。我想每位在座的先生都会赞成我的看法的。”

“可是涉及到一个公正问题时不能以此来下定论。”卡尔说。他站在舅舅与船长之间，相信或许通过这个地位的影响会左右逢源。

尽管这样，司炉好像不再抱任何希望。他把两手插在裤带里，由于他激动得动来动去，花格衬衣边露在皮带外面。他对此一点儿也没在乎。他把自己全部的苦痛都吐露出来了。现在人们还会看到的，就是他挂在身上的那几件不得体的衣服，然后便会把他弄走。他想象着，这听差和舒巴尔是这儿地位最低的两位，他们将会向他表示这最后的宽容。从此以后，舒巴尔就会放下心了，而且不会再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正如总出纳说的那样。船长就有可能雇用一色的罗马尼亚人，四处都会听到讲罗马尼亚语，也许一切真的会更好。不会再有司炉来这总出纳室里没完没了地抱怨了。惟有他最后这场废话连篇的诉说将会留在人们相当美好的记忆里，因为——正如参议员特别说明的——它为认外甥提供了间接起因。另外，这位外甥先前一再力图要帮助司炉，因此对司炉在舅舅和外甥相认中的功劳早在这之前就已涌泉相报了。司炉现在一点儿也没想到还向他提什么要求。再说，尽管卡尔是参议员的外甥，但他毕竟远远不是船长，而最终从船长嘴里吐出来的用心险恶的话则举足轻重。同他的想法一样，司炉也没心思朝卡尔看去。可遗憾的是，在这间敌对者的房子里，哪里还有地方容得下他的眼睛呢！

“别曲解了实际情况。”参议员对卡尔说，“这也许涉及到一个公正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一个纪律问题。在这里，这两者，尤其是后者取决于船长先生的裁决。”

“原来是这样。”司炉喃喃自语道。谁觉察和理会了这话，谁就会笑得诧异。

“此外，这船刚到纽约，船长肯定公务成堆，我们已经这样妨碍了他的工作，现在该是我们离船的时候了，免得再节外生枝，再让某些丝毫也没有必要的干预把这两个轮机长之间不值一提的口角弄得纷纷扬扬。亲爱的外甥，我完全理解你的行为，而正是这个赋予我把你从这儿快快带走的权利。”

“我马上给您叫一条小船来。”船长说，而对舅舅的话没有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这叫卡尔很吃惊。人们倒无疑会把舅舅的这番话当成是一种自谦。总出纳急不可待地跑到办公桌前，打电话向船工传达船长的命令。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卡尔自言自语说，“要是不得罪任何人，那我就什么事也别做。我现在确实不能离开舅舅，他好不容易才把我找到了。船长虽然客客气气的，但充其量莫过如此而已。一说到纪律，他也就没有了客气；而舅舅肯定给他说的是心里话。跟舒巴尔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甚至悔不该去跟他握手。而所有其他人都是一群废物。”

他这样思索着慢慢地走到司炉跟前，从裤带里拉出他的手，把它轻轻地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他问道。“你为什么一切都听凭自然呢？”

司炉只是皱了皱额头，似乎是在为他要说的话寻找表达，同时低头看着卡尔和他自己的手。

“在这艘船上，没有谁像你一样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卡尔的手指在司炉的手指间来回移动着，司炉睁着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四周，似乎一种幸福之感油然而生，但愿不会有人扫他的兴。

“但你必须起来抗争，说明是非，要么这些人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得向我保证，照我说的去做，因为我担心由于种种原因根本不可能再出面帮你了。”随之，卡尔吻着司炉的手不禁哭了起来，他捧起司炉那粗大而僵硬的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面颊上，就像是一件舍不得放弃的宝贝。就在这时，参议员舅舅也已经来到他身旁，连说带拽地把他弄走了。“司炉好像让你着了魔似的。”他边说边心照不宣地从卡尔头顶上朝船长看去。“你感到很孤独，正好找到了司炉，你现在感激他，这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但是，看在我的份上，你别做得太过分了，要学着明白自己的身份。”

门外响起一阵喧闹声，听见有人在叫喊，甚至好像有人被粗暴地推撞到门上。一个水手走了进来，一副粗俗不堪的样子，身上系着一条女人的围裙。“外面有人！”他喊道，并且两肘四下撑来撑去，仿佛他还处在拥挤的人群里似的。最后他恢复了理智，打算向船长行礼。这时他发觉了那条系在腰上的女人围裙，一把扯了下来扔到地上说：“这真叫人作呕，他们把一条女人围裙系在我的身上。”说毕他“啪”地一声并拢脚跟行了个礼。有人想笑出声来，但船长却严肃地说：“我看这就叫做情绪高昂。是谁在外面呢？”“我的证人。”舒巴尔抢先说，“我深切地请您原谅他们的失礼行为。这些家伙只要船一入港，有时候就像发疯了一样。”“把他们立刻喊进来。”船长命令道，马上又转向参议员殷勤而迅速地说，“尊敬的参议员先生，劳驾您现在和您的外甥跟着这位水手走好吗？他会把您送到小船上。我要说的都是后话了。参议员先生，结识您使我欢乐不已，荣幸备至。我只希望不久会有机会与您参议员先生能够再一次接着我们中断了的关于美国远洋海运情况的话题，到时也许会像今天一样，又一次如此愉快地中断这样的话题。”“眼下有这么一个外甥就够了。”舅舅笑哈哈地说，“请接受我对您的盛情致以最深切的谢意。多保重！再说我们远非不再没有了可能，”——他把卡尔真挚地搂在怀里——“在下一个欧洲之行时会相处更长一段时间。”“这叫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船长说。两位先生相互握手道别，卡尔只是一声不响地稍稍跟船长握握手，因为大约有十五个人已经冲着他围上来。他们在舒巴尔的带领下虽然有些慌慌张张，却又吵吵嚷嚷着往里拥。那水手请求参议员跟在他后面，自己在前面为他和卡尔从人群里开出一条道，以便他们顺利地从躬身致意的人群里穿过去。看来这些素日心地善良的人把舒巴尔和司炉之间的争吵当作一件开心事，那可笑劲甚至当着船长的面也无所收敛。卡尔发现那个名叫利纳的厨房女佣也在人群里，她乐滋滋地向他眨眨眼，随手把水手扔给她的那条围裙系在腰间，因为那是她的。

他们继续跟着水手走去，离开办公室，拐进一条狭小的过道，走了不几步便来到一扇小门前，穿过它，下几级台阶就是为他们准备好的小船了。这水手毫不迟疑地一步跳下船去，船上的水手顿时起身向他们的头头行礼。参议员正要提醒卡尔下台阶时要小心，只见还在最上一层的卡尔放声大哭起来。参议员右手托着卡尔的下颌，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左手抚慰着他。他们就这样一级踩着一级地慢慢走下去，难舍难分地踏上了船。参议员正好在自己的对面为卡尔挑了一个好座位。他打了个手势，小船随之驶离大船而去，水手们马上全力投入工作。他们还没有离开大船几米远，卡尔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正好坐在对着总出纳室窗口的地方。三扇窗户前挤满了舒巴尔的证人，他们友好地频频挥手致意，甚或舅舅也向他们致谢。一名水手表演了他的绝招，他一面匀称地划动着桨，同时又借着手送去了一个飞吻。真的，似乎再也见不到那司炉了。卡尔的两膝几乎触到了舅舅的膝盖，他更仔细地观察着舅舅，不禁疑虑重重。这个人对他来说能不能替代得了司炉呢？舅舅避开了他注视的目光，朝摇晃着小船的波涛望去。

二 舅舅

在舅舅家里，卡尔很快就习惯了新的环境。即使在很小的事情上，舅舅也待他很好。卡尔从一开始就不用去经历种种不幸，在挫折教训中求生存；他不像许许多多的人那样，不幸的经历使他们初来乍到异国时的生存那般痛苦不堪。

卡尔住在一栋楼房的六层。下面五层连同地下三层都是舅舅经营商务的地方。清晨，他一走出自己的小卧室，那透过两扇窗户和一道阳台门照射进屋子的光亮总使他惊叹不已。要是他以一个穷困无靠的小移民踏上这块土地的话，哪里会有他的栖身之地呢？诚然，人们也许根本就不容他踏入这个合众国，而是把他遣送回去，也没有人还会想到他已经没有了家乡。舅舅按照自己对移民法的了解甚至认为这是很可能的。在这个世界里，谁也别指望得到什么怜悯。卡尔在书本里看到的有关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全都是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只有走运的人才能在他们周围那些漠然的面孔之间真正享受着他们的幸福。

这房子前面有一个与房间等宽的狭窄阳台。要是在卡尔故乡的城里，它准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眺望台。可在这里，从阳台上望去，能看到的莫过于一条夹在两排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的街道，这条街道笔直地延伸而去，仿佛倾斜着消失在远方，只见茫茫云雾中，影影绰绰耸立着一座大教堂。在这条街上，无论清晨还是晚上，或是在沉入梦乡的深夜，那拥挤的交通总是川流不息。从上面看去，歪歪扭扭的人影同各种各样的车顶错综交织在一起，时而分，时而合，分分合合，更替不息。喧闹、尘灰和气味更加狂烈地交融着向空中升腾。接着，这一切都被卷入和弥漫在一片强光之中。这强光永不停息地被那些成群结队的物体分散，带走，又送回，它赋予着了迷的眼睛如此的物体感觉，仿佛在这条街的上方，一块笼罩着万象的玻璃板每时每刻都往复无穷地被万物的力量所打碎。

舅舅凡事都小心谨慎，他嘱咐卡尔暂且什么事情都别涉足，要他好好审度和观察一切，但不能让眼前的情形捆绑住手脚。一个欧洲人在美国最初的日子就好比是一次降生，虽然他要比从彼岸降临人世更快些适应环境——免得卡尔产生不必要的害怕——，但他必须牢牢记住，最初的判断往往是靠不住的，凭借它肯定会使后来的一切判断陷入混乱。要想靠着那样的判断在这儿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就知道有那么一些新来的人，比如说他们不照着这些很有裨益的准则去行事，而是成天站在阳台上，像离群的羊一样，朝着下面的街道东张西望。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会使人茫然无从的！这种孤独的、痴迷于忙忙碌碌的纽约生活之中的无所事事对一个观光旅游者来说是可以允许的，也许可以不无保留地建议这样做。可对一个要留在这儿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堕落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堕落”这个词，哪怕是言过其实。事实上，舅舅每次来看卡尔时，一见他站在阳台上，就少不了板起不高兴的面孔。舅舅每天只来一次，而且每次都在不同的时间。卡尔不久便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不再去站在阳台上眺望消遣。

这当然也远非是他惟一的消遣。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最佳式样的美国写字台。多年来，他父亲梦寐以求，跑遍了四处大大小小的拍卖行，力图以可以承受的便宜价格买这样一张写字台来，可到底因财力不足而未能如愿。当然，这张写字台不可同那些漂游在欧洲拍卖行的所谓的美国写字台相提并论。比如说，它配装着一套搁架，上面有一百来个大小各异的隔层，连合众国总统都会为他的各种文件找到合适的位子。另外在这搁架的一侧还有一个调节器，只要转动手柄，就可以把隔层随意调换成各种各样的形式，或者按照需要重新调整。如果把侧面的薄壁慢慢往下降，便形成新隔层的底板或者升高的隔层的盖板；哪怕只是转上一圈，这套搁架就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模样。隔层的一切变化都取决于转动手柄的快慢节奏。这是一项最新的发明，但这叫卡尔兴致勃勃地回想起家乡的耶稣诞生戏。耶稣诞生戏是在圣诞市场上演给好奇的孩子们看的。卡尔也常常身裹冬衣站在前面，观看一个老头儿转动手柄，持续不断地把这种动作同在耶稣诞生戏中的效果，同东方三王那断断续续的行进，同星辰的闪闪烁烁，同圣厩里那不公正的生存联系起来。而他总觉得，仿佛站在他身后的母亲并没有全神贯注地观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把她拽了过去，直到他觉得母亲挨到他的背上。他久久地大声叫喊着，让母亲看看更隐蔽的情景，也许那是只小兔子，它在前面的草丛里交替端坐在后腿上，然后又准备跑开，直到母亲捂住了他的嘴巴，又回到先前漫不经心的样子。当然，这写字台并不是让卡尔用来回忆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发明的历史中，想必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卡尔回忆中的模模糊糊的联系。与卡尔不同，舅舅丝毫也不喜欢这张写字台，一心想为卡尔买一张像样的。而这类写字台现在全都配着这种新装置。它们的优点也在于，如果你买旧一些的，也不用掏太多的钱。舅舅总是不厌其烦地劝告卡尔尽量别去用调节器。为了使这劝告更起作用，舅舅声称这机关很敏感，容易损坏，修起来十分昂贵。不难看出，这些话无非是借口而已。但反过来也可以说，这种调节器是很容易固定住的，但舅舅不会这样做。

不言而喻，头几天里，卡尔和舅舅时常在一起交谈。卡尔也说起他在家里很喜欢弹钢琴，虽然弹得不多。当然，他只能弹一弹母亲教给他的启蒙曲。卡尔自己心里明白，这言下之意就是请求舅舅弄一架钢琴来。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舅舅也无须在乎那么几个钱。尽管这样，他的请求并没有马上得到满足。大约八天以后，舅舅几乎以一种勉强为之的口气告诉卡尔钢琴刚到货，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去看着搬运回来。这当然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搬运则更不在话下，因为这楼里就有一部货运电梯，里面能宽宽松松地容纳一辆家具搬运车，钢琴也可以通过这部电梯轻松地运到卡尔的房间来。卡尔虽然可以随钢琴和搬运工乘同一部电梯上楼，但隔壁的客运电梯正好闲着，于是他上了这部电梯，并借着操纵杆，保持着与货运电梯同步运行。他透过玻璃隔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架现在归自己所有的悦耳动听的乐器。当他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了这架钢琴，第一次弹出音符时，他感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欣喜。他宁可暂且琴也不弹了。他跳了起来，双手叉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惊奇地观察这架钢琴。这房间的音响效果也好极了，它使卡尔起初住在这铁屋里的一丝不快顿然化解得无影无踪。事实上，固然这栋楼从外表看是钢铁构筑的，但在屋里，人们丝毫也觉察不到钢铁建筑部分的痕迹。没有人能指出这房间的布置上有什么东西会不知不觉地影响这完美无瑕的舒适感，哪怕是一丁点儿。开始，卡尔对他的钢琴演奏寄予厚望，每天入睡前便寻思着通过弹奏钢琴来直接影响这种美国环境的可能性，一点也不为之感到自不量力。当他坐在朝着充满喧嚣的空气而敞开的窗前弹奏起一首家乡古老的士兵歌曲——这首曲子是士兵们夜晚躺在兵营的窗前，朝外望着黑暗的广场时相互窗对窗唱的——时，弹出的声音很奇怪。可是，他每次弹奏完毕就朝街上看去，街上的一切依然如故。这情景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分子，就其本身而言，不了解作用在这其中的所有力量，就无法阻挡它的发生。舅舅容忍着卡尔的弹奏，一句反对的话也不说，尤其是卡尔不受敦促时也很少去寻求弹奏的快乐。舅舅甚至还给卡尔弄来了美国的进行曲乐谱，当然还有国歌乐谱。但是，有一天他不无戏谑地问卡尔愿不愿学拉小提琴或者吹圆号，这肯定不能单单说成是对音乐的爱好吧。

当然，学习英语是卡尔的头等大事。商学院的一位年轻教授每天早上七点钟来到卡尔的房间，发现他不是已经伏在写字台前翻书本，就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背诵什么。卡尔肯定意识到，要学会英语就得争分夺秒。另外，他在这里有天赐的良机，能够以快速的进步博得舅舅格外的欢心。起初，在和舅舅的交谈中，卡尔的英语仅仅限在应付几句问候和告别上。但没过多久，他交谈时越来越多地说起英语，因此他们同时也开始谈论更知心的话题。一天晚上，卡尔居然会第一次给舅舅朗诵了一首描写火热青春期的美国诗。在满意之余，这首诗也使舅舅陷入严肃的沉思。当时，他俩站在卡尔房间的一扇窗前，舅舅望着窗外，天空的明亮已经逝去。他伴随着对诗句的感受，缓慢而均匀地用手拍着节奏。而卡尔直直地站在他身旁，睁着出神的眼睛，使这首难以理会的诗句脱口而出。

卡尔英语说得越漂亮，舅舅就越高兴把他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旦有这样的会面时，他总是安排那位英语教授一定要呆在卡尔近旁，以便应付万一。卡尔最先认识的，是一位身材修长、唯唯诺诺的年轻人。一天上午，舅舅格外殷切地把这个人引到卡尔的房间里。很显然，他是那许许多多在父母的眼里不争气的纨绔子弟之一。他所过的日子，哪怕是其中任意的一天，可叫平常人家看来，只能是目不忍睹望而兴叹。他似乎知道或预感到这些，好像要竭尽自己的力量来针锋相对，因此他的嘴唇和眼睛周围始终挂着幸福的微笑。这微笑好像针对着自己，针对着面对他的人，针对着这整个世界。

舅舅同这个叫马克的年轻人商量好，让卡尔早晨五点半一起去学习骑马，无论是去马术学校还是到野外都行，舅舅都是绝对赞同的。卡尔虽然开始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因为他毕竟还从来没有骑过马，心里也想着要先学一学骑马。但舅舅和马克一再劝说，而且把骑马根本不看作是一种技艺，而只是一种纯粹的消遣和健身，他最后还是答应了。这样一来，他每天四点半就得从床上爬起来，这常常使他苦不堪言，他的注意力一整天都不得不绷得紧紧的，因为这会儿正是他最嗜睡的时候。但他一进浴室，心头的抱怨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在浴盆的上方，纵横排列着一个个的淋浴网眼——在家乡，无论哪个同学，即使很富，也不会享有这样的条件，而且只供一个人享用——卡尔舒展地躺在浴盆里，伸开两臂，随心所欲地让网眼局部或全面地喷洒在身上。一会儿放温水，一会儿放热水，一会儿又放温水，一会儿又放冷水。他躺在里面，犹如还在继续享受睡意未尽的美梦一样，特别喜欢合上眼皮，接纳最后零零散散地滴落下来的几滴水珠。这水珠溅在脸上后顺着面颊流下来。

卡尔乘坐舅舅的高顶汽车到达马术学校时，那位英语教授早已在等着他，而马克则毫无例外地晚些时候来。但他尽可放心地晚来，因为只有他到了，真正的骑马训练才开始。当他一进去时，那些马不就才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腾跃起来吗？那马鞭不就才啪啪地响在训练场里吗？那回廊上不就才突然出现一个个观望者、马夫、马术学生或者其他什么人吗？卡尔充分利用马克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做些哪怕只是最简单的骑马预备性练习。给他上这个课的先生身材修长，几乎不用抬臂就可以够到最高的马背上。每次课不到一刻钟。卡尔在这儿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可他却日积月累学会了英语里不少诉苦的话。在练习期间，他把这些话一古脑儿向他那位总是倚靠在同一门柱旁昏昏欲睡的英语教授发泄出去。然而，马克一来，卡尔几乎对骑马的一切抱怨都停止了。那个身材修长的人被打发走了。不大一会儿，在这个依然半明半暗的大厅里，听到的不过是奔驰的马蹄声，看到的不过是马克挥动着手臂向卡尔下达命令。半个钟头后，这种如同美梦流去的娱乐结束了。马克总是匆匆忙忙地向卡尔道别。他对卡尔的训练特别满意时，间或也会拍拍他的面颊，可一转身就无影无踪了。他急如星火，连跟卡尔一起走出门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卡尔拉着教授一道上了汽车。他们大多绕道回家上英语课，因为本来可以直接从马术学校到舅舅家，但那条大街十分拥挤，要穿过那里，路上会浪费太多时间。另外，过了没多久，终于不用那位英语教授陪同了。卡尔责备自己，烦劳这位困倦的人去马术学校陪伴毫无用处。特别是他与马克的英语沟通是非常简单的，卡尔请舅舅别让这位教授再徒劳了。舅舅几经考虑，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尽管卡尔经常请求舅舅要看看他的公司，但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舅舅才决定让卡尔稍许见识一下。这是一个代购和运输之类的公司。就卡尔所知，像这样的公司，欧洲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公司类似于一个中间商，但它所经营的不是把商品从厂家中介到消费者或其他商人手里，而是充当了为大卡特尔提供所有商品和原料的经纪人，或者在它们之间周旋。因此，它是一个包采购、存储、运输和销售于一体，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的公司。它始终必须不断地跟客户保持密切的电话和电报联系。那电报厅可真不小，比他故乡城里的电报局——卡尔借着一位相好同学的光参观过——还要大。在电话厅里，放眼看去，电话间的门开开闭闭，让人应接不暇；电话铃的响声使人神思迷惘。舅舅打开近前的一扇门，里面闪闪烁烁的灯光下坐着一位职员，他对任何开门的响声都无动于衷，一条钢带夹在脑袋上，把那听筒牢牢地压在他的耳朵边。他右臂搁在一张小桌上，似乎特别沉重，惟有抓着铅笔的指头在异常均匀和迅速地晃动着。他对着话筒说话非常简捷，让人往往甚至会觉得他也许要驳斥通话人什么，想问得明白点，但还没等到他说出自己的意图，他所听到的某些话就迫使他垂下眼睛写起来。他也不必讲话，舅舅向卡尔悄悄解释道，因为这个人所受理的报告同时还有另外两个职员受理，然后进行比较，这样就会尽可能地避免出现差错。当卡尔和舅舅走出门的瞬间，有一位实习生匆匆闪了进去，很快拿着那张此时已写满东西的纸又出来了。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穿梭不停，谁也不打招呼，因为打招呼被取消了，一个踩着前一个的步子，看着地板，想尽可能快地向前走，或者眼睛盯着拿在手里的文件，猎获着其中的只言片语或数据。手里的文件在疾步中飘动。

“您真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卡尔在穿过公司的一条走廊时说道。要想把整个公司走一遍，哪怕只是走马观花似的看看每个地方，也得花好几天的时间。

“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三十年前自己安排的。当时，我在港口区开了一个小公司，要是一天能卸五条船就算了不起了，我就会洋洋得意地回家去。今天我已经拥有这个港口的第三大库房，当年的铺子如今已变成了我的第六十五组打包工的餐厅和工具房。”

“这简直是奇迹了！”卡尔说。

“一切都发展得很快。”舅舅说到这里中断了谈话。

有一天，卡尔像平常一样正打算独自去进餐，舅舅前来找他，要他马上穿上黑礼服，同他一起去陪两位业务伙伴进餐。当卡尔在旁屋更衣时，舅舅坐在写字台前，翻了翻他刚做完的英语作业，手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喊道：“真是棒极了！”卡尔听到这赞叹声，无疑穿得更舒心。可话说回来，他对自己的英语也确实满有把握。

在舅舅的餐厅里，两位身高体胖的先生起身打招呼。从席间的谈话可以听得出，一个叫格林，一个叫波隆德。从卡尔到达的那天晚上起，这餐厅就留在了他的记忆里。舅舅向来不喜欢随便介绍任何熟人，而总是让卡尔自己观察、判别和获取必要的或者有意思的东西。席间，他们一味谈论的是业务上的事情，这对卡尔来说倒是一堂获益匪浅的商用英语课。他们让卡尔不声不响地吃饭，似乎觉得他还是个孩子，首先得让他确确实实地吃个够才是。之后，格林先生向卡尔躬躬身，随便问起他来美国的第一印象。显而易见，他极力想说出明白易懂的英语。在四周一片鸦雀无声中，卡尔瞥了舅舅几眼，相当详细地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并且企图以一种颇有纽约味的讲话方式表示谢意和博得欢心。当卡尔用到一种表达时，甚至三位先生都笑得不亦乐乎，卡尔担心犯了一个失礼的错误。不，一点儿没错。波隆德先生告诉卡尔，他说得恰到好处。这位波隆德先生似乎对卡尔特别中意。当舅舅和格林先生又回到业务话题上时，波隆德先生让卡尔把座椅挪到自己跟前，先询问了他诸如姓名、出身和旅行的事，到了最后，为了让卡尔歇息下来，他才一边笑，一边咳嗽，一边急匆匆地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女儿。他同女儿住在纽约郊区的一个乡村别墅里，但他只在那里过夜。他是个银行主，银行的事把他整天拴在纽约。他马上就十分热情地邀请卡尔出来到这别墅里看看，像卡尔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美国的人肯定也有间或换换纽约空气的需求。卡尔立刻请求舅舅准许他接受这份邀请。舅舅似乎欣然同意了，但出乎卡尔和波隆德先生的预料，他没有说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哪怕只是说考虑考虑也好。

就在第二天，卡尔被召到舅舅的一个办公室，——舅舅单在这幢楼里就有十个办公室。他看见舅舅和波隆德先生两个人几乎一声不吭地躺在靠背椅上。“波隆德先生，”舅舅说，黄昏中，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孔，“波隆德先生来接你去他庄园，我们昨天说好的。”“我不知道就在今天。”卡尔回答说，“要不我会做好准备的。”“如果你没有预先准备的话，那我们也许最好推后再去拜访，”舅舅说。“有什么好准备呢！”波隆德先生喊道。“年轻人说走就可以走。”“这倒不是因为他的缘故。”舅舅转向客人说，“可他怎么说也得回他房间去，那不就要让您等候吗！”“我有足够的时间等着，”波隆德先生说，“我把拖延的可能也考虑进去了，因此提前下了班。”“你看，”舅舅说，“你的拜访现在带来了多少麻烦。”“很抱歉，”卡尔说，“不过我马上就来。”说毕他转身就要走。“别太着急了，”波隆德先生说。“您没给我带来一丝一毫麻烦。相反，您的拜访使我打心眼里高兴。”“这样会耽误你明天的骑马课，你同人家说好了吗？”“没有。”卡尔说，这翘首期待的拜访开始变成了负担，“我可是不知道……”“难道这样你还想去吗？”舅舅追问道。波隆德先生这个热心人又出来帮腔了：“我们顺路在马术学校停一停，这事就迎刃而解了。”“说好说，”舅舅说，“可马克真的会等着你的。”“他不会等我。”卡尔说，“但是他肯定会去的。”“是这样吗？”舅舅说，似乎卡尔的回答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波隆德先生又一次说出了举足轻重的话：“可克拉拉——她是波隆德先生的女儿——也在盼着他去，而且就是今天晚上，她该比马克优先吧？”“当然啰，”舅舅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快回房间去收拾吧。”他一边说，一边好像无意地在靠背椅的扶手上拍了几下。卡尔已经到了门前，舅舅又拦住他问道：“你明天一早肯定要回来上英语课吧？”“可是！”波隆德先生喊道，吃惊地将他那肥硕的身子尽可能从靠背椅上扭转过去。“难道不允许他起码明天在外面呆一天吗？后天一大早我就送他回来。”“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行，”舅舅回答道，“我可不能让他这样荒废了学业。等他将来步入了正规的职业生活后，我将非常乐意他有更多的时间接受这种热情和荣幸的邀请。”“说得多么前言不搭后语！”卡尔心里嘀咕着，波隆德先生感到很扫兴。“但是说实在的，就为了一个晚上，这几乎是不值得的。”“这也是我的意思。”舅舅说。“人们应该获取他该得到的东西。”波隆德先生说着又笑了起来。“那就这样吧，我等着。”他大声告诉卡尔说。舅舅再也没有吱声，卡尔急匆匆地走开了。当卡尔收拾好行装回来时，看见办公室里只有波隆德先生一个人，舅舅已经走了。波隆德先生十分欣喜地握着卡尔的双手，仿佛他要竭尽全力证实卡尔现在真的一块去。卡尔急得依然浑身发热，也握起波隆德先生的手，很高兴能够去郊游。“舅舅是不是为我去的事生气了？”“不是的！这一切他也不会那么当真的。他倒是心里挂念着你的学习。”“他亲口跟您说过，他不会把以前的事那么当真？”“噢，没错。”波隆德先生故意拉长嗓门，借以表明他不会说谎。“奇怪的是，他那么不愿意让我去拜访您，何况您还是他的朋友呢。”波隆德先生也无法说得清是怎么回事，尽管他没有公开坦白。当他们乘坐波隆德先生的汽车穿过温暖的夜幕时，两人虽说马上就谈起了其他话题，但这件事依然久久地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紧挨在一起坐着。波隆德先生说话时一直握着卡尔的手。卡尔很想多听一听有关克拉拉小姐的事，仿佛他耐不住这长时间的行车，借着这些讲述能在心里早些到达那里。卡尔还从来没有在晚上乘车光顾过纽约的大街小巷。他们穿过人行道和车道，不时地变换着方向，犹如行驶在追逐喧嚣的旋风里。这喧嚣不像是人为的，而像是一种陌生的自然力。尽管如此，卡尔还是一边试图仔细聆听波隆德先生的讲话，一边又痴迷地留心注视着那黑坎肩。坎肩上横挂着一条金项链，一动不动。在一条条的街道上，去看戏的人一个个掩饰不住生怕迟到的样子，不是疾步飞奔着，就是乘坐着风驰电掣般的汽车拥向剧场。他们从那些街道里驶出来，穿过过渡地带来到城郊。他们的车子一再被那些骑着马的警察引向小道，因为大街被正在罢工游行的钢铁工人堵塞了，只有非经不可的车辆才允许从交叉路口驶过。他们的车子从一条条昏暗的、回声沉闷的巷子一出来，便横穿过一条犹如广场似的大街。沿着这条街两旁，呈现出谁也望不到边的景象：人行道上缓缓流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齐声歌唱着，节奏犹如一个声音发出的。但是，在未被堵塞的车道上，映入眼帘的时而是骑马流动的警察，时而是扛着旗子的旗手，时而是横挂在街上的标语，时而是被工人同事和传令人团团围着的工人领袖，时而又是未来得及逃去的电车，它们现在空停在道上，黑洞洞的样子，而司机和售票员则坐在车台上。三三两两好奇的人群站在离游行示威者很远的地方，尽管他们不知道这场事件的原委，但也不肯离去。然而，卡尔高兴地偎依在波隆德先生搂着他的手臂里，想到自己马上就会走进一家灯火通明、四周用墙围起来、而且有狗守护的庄园里，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不禁喜上心头。尽管卡尔由于昏昏欲睡已不能把波隆德先生所说的一切完整无误地或者至少连贯地串起来，但他还是不时地振作起精神，揩一揩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想看看波隆德先生是否注意到他的睡意；他无论如何要弄个明白，免得让他看出来。

三 纽约郊外的乡村别墅

“我们到了。”波隆德先生说，这时卡尔正在迷迷瞪瞪地打着盹儿。汽车停在一座乡村别墅的前面。这座别墅具有纽约周围富户人家别墅的气派，比通常独家享用的乡村别墅要高大宽阔。因为只有房子的底层亮着灯光，谁也难以估量出它有多高。房前沙沙作响的栗子树中间，有一条不长的小道通往室外的台阶。入口的栅栏门敞开着。卡尔带着困倦下了车，这才好像发现车子已经行驶了好一阵子。在黑洞洞的栗子树阴下，他听到身旁一个姑娘说：“终于盼来了雅各布先生。”“我叫罗斯曼。”卡尔说着握起姑娘向他伸来的手，这时他才分辨出这姑娘的轮廓。“他只是雅各布的外甥，”波隆德先生介绍说，“名叫卡尔·罗斯曼。”“不管叫什么，有他在这儿，我们照样高兴。”姑娘说，并不怎么在乎姓啥名谁。尽管这样，当卡尔夹在波隆德先生和这姑娘之间朝房子走去时，他还是问道：“您就是克拉拉小姐吧？”“是的。”她说着朝卡尔转过头去，一丝微弱的光亮从屋里透出来照在她的脸上。“可我不想在这黑暗中作自我介绍。”看来她就在这栅栏门前等着我们？卡尔心里嘀咕着，走着走着才慢慢清醒过来。“我们今晚还有另外一位客人。”克拉拉说。“不可能！”波隆德生气地喊道。“是格林先生，”克拉拉说。“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卡尔好像预先知道似的问道。“他刚到。他的车子就走在你们前面，难道你们没有听见？”卡尔抬头望望波隆德，想知道他对这件事抱什么态度。但波隆德两手插在裤兜里，只是稍稍加重了脚步。“即使住在纽约郊外也无济于事，干扰依然免不了，看来我们非得把住地挪得更远一些不可。这么一来，我要回家的话，就得开半个夜晚的车了。”他们在室外台阶上停下来。“但格林先生的确已经好久没有来过我们这儿了。”克拉拉说。她显然同父亲的想法一模一样，却企图宽慰他从中解脱出来。“他干吗偏得今晚来呢？”波隆德说。这话愤愤不平地从那撅起的下嘴唇边滚了出来。这嘴唇像一堆松弛而沉重的肉团上下不住地颤动着。“说的也是！”克拉拉说。“也许他马上就会走的。”卡尔插话说，连他也惊奇自己竟然跟这些昨天还完全陌生的人持有一致的看法。“噢，不，”克拉拉说，“他为爸爸揽了一大笔什么生意，洽谈大概会持续很久，因为他已经开玩笑地吓唬我说，如果我想当一个彬彬有礼的女主人的话，就只有恭耳静听到明天一大早。”“原来还说了这样的话。这么说他整个晚上就呆在这儿了。”波隆德喊道，似乎这是再也糟糕不过的了。“我真恨不得，”他说，这新的念头使他变得温和起来，“我真恨不得让您再上车，罗斯曼先生，送您回您舅舅那里。今天晚上从一开始就让人扫兴。谁知道，您的舅舅先生下次什么时候才会让您再来我们这儿呢。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今天再把您送回去的话，下次想必他是不会拒绝您应邀来这儿的。”他说着便抓住卡尔的手，想实施他的意图。但卡尔一动不动，克拉拉也央求把他留下来，因为至少她和卡尔不会受到格林先生一丝一毫的干扰。最后，波隆德也觉得自己的决定并没有一锤定音。此外——这也许是决定性的，这时突然听到格林先生从楼梯上朝花园里喊道：“你们在哪儿呢？”“来啦！”波隆德说着踏上室外的台阶，卡尔和克拉拉跟在他身后，他们借着灯光相互打量着。“看她那红艳艳的嘴唇。”卡尔自言自语说，不禁想起波隆德先生的嘴唇在女儿的嘴上变得何等的美丽。“用过晚餐后，”她这样说，“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我们马上就到我的房间去，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摆脱这个格林先生，尽管爸爸不得不去跟他周旋。但愿您会赏个面子给我弹弹钢琴。爸爸说过，您钢琴弹得很棒。只可惜我全然没有演奏音乐的天赋。虽然我本来对音乐情有独钟，却没有摸过我的钢琴。”卡尔完全赞同克拉拉的建议，当然他也想把波隆德先生拉到他们的圈子里来。当他们一步一步地踏上台阶，格林那巨人般的身躯渐渐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卡尔刚刚才适应了波隆德身躯的硕大——时，卡尔企图今晚把波隆德先生从这个人身旁诱走的一切希望都化成了泡影。

格林先生十分匆忙地迎接他们进屋，似乎有许许多多的事要弥补回来。他挽起波隆德先生的手臂，顺手把卡尔和克拉拉推到餐厅里。餐厅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那一束束插在青翠的枝叶丛中的鲜花更增添了光彩，也使人为这个扫兴的格林先生的到来而倍加感到遗憾。在桌旁等其他人入座的卡尔正为那扇对着花园敞开的大玻璃门而暗暗高兴，一阵阵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让人觉得犹如进了一座园亭。就在这时，格林先生呼哧呼哧地走上前去，将这扇玻璃门关上。他弯下腰关上最下面的门闩，挺起身又插好最上面的门闩，一切干得那样干净利落，连急忙赶上前来的仆人也无事可做了。席间，格林先生先是喋喋不休，说他对卡尔能得到舅舅的允许来这里拜访感到奇怪。然后，他一边大勺大勺不停地往嘴里灌着汤，一边向右边的克拉拉和左边的波隆德先生述说着他为什么这样惊奇，舅舅如何管着卡尔，以及他对卡尔过分的爱心已经到了不能称之为一个舅舅的爱心的地步。“他不知趣地搅和到这里还嫌不够，同时还要在我和舅舅之间瞎搅和。”卡尔心想着，那金黄色的汤汁他一口也咽不下去。但他又不想让人觉察到他十分扫兴的心情，便开始不声不响地把汤灌了进去。这顿饭吃得就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折磨，惟独格林先生，至多还有克拉拉，显得饶有兴致，时而凑上机会笑一笑。波隆德先生只是在格林先生谈起生意时，有几次被扯进谈话里。然而，他随即又从这样的话题中缩回去，格林先生只好过一阵子再突然拾起这话题来唤起他。另外，他口口声声强调说——卡尔听得出了神，好像有什么危险就要来临，克拉拉不得不提醒他，烤肉就摆在他面前，他正在用晚餐——，他压根儿就没有不期而至的意图。尽管这笔要商谈的生意非常紧迫，但今天要是在城里有机会的话，至少会谈妥最重要的事，那次要的事便可以留待明天或以后去处理了。正因为这样，他确实早在下班前就去找过波隆德先生，但没有见到他。于是他不得不打电话告诉家里今晚不回去，开着车子出来了。“这么说我得请求原谅了。”卡尔没等到别人搭腔就抢先大声说道，“都怪我，波隆德先生今天才提早下了班，很抱歉。”这时，波隆德先生用餐巾遮着大半边脸，而克拉拉虽说朝着卡尔微笑，但这并不是一种会心的微笑，而是一种企图要感化他的微笑。“这儿没有什么要原谅的。”格林先生边说边大刀阔斧地切开一只鸽子。“完全相反，我倒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圈子里度过这个良宵，而不用孤单一人在家里让我那年迈的女管家伺候着吃晚饭。她已年老体衰，从门口走到我的餐桌前都要费很大的劲儿。如果要我看着她那蹒跚的步履，我就得坐在靠背椅里等上好一阵子。不久前，我才实现了让用人把饭菜端到餐室门口的安排。但照我的理解，从门口到我餐桌这段路仍要归她管。”“我的上帝！”克拉拉喊道，“这才叫忠诚呢！”“是的，这世上还是有忠诚的。”格林先生说着便拿起一块吃的送到嘴边，舌头一摆卷了进去。卡尔偶然看到了，对此几乎感到恶心。他站了起来。波隆德先生和克拉拉几乎同时抓住他的两手。“您还得坐下来。”克拉拉说。当他又坐下来时，她悄悄地对他说：“过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要耐住性子。”此间，格林先生悠然自得地用着餐，仿佛他给卡尔造成的反感理所当然地要由波隆德先生和克拉拉来安慰。

这顿饭简直吃个没完没了，尤其是格林先生十分仔细地品尝着每一道菜。尽管他始终不知疲倦地迎接着一道道新上的菜，实际上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似乎借机要彻底摆脱开他那年迈的女管家。他不时地称赞克拉拉主持家事的本领，显然是在阿谀奉承她；而卡尔则企图阻挡他，仿佛他在伤害她。然而，格林先生并不只是满足于恭维克拉拉，他时而也对卡尔明显地倒了胃口表示遗憾。尽管波隆德先生作为主人应该劝卡尔进餐，但却为卡尔没有胃口打了圆场。事实上，卡尔由于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遭受着强制的折磨，因此他的感觉是那样的过敏，自己心里明明一清二楚，却把波隆德先生的这番话看成是不友好的行为。这跟他在席间的举止简直如出一辙：他一会儿完全不合情理地吃得又快又多，一会儿又没精打采地放下刀叉，久久地动也不动一口。他是这个圈子中最沉闷的，连那个送饭菜的用人也往往不知如何是好。

“明天我就要告诉参议员先生，您是怎样不吃东西而伤害了克拉拉小姐的一片心意。”格林先生说，并且比划着手里的刀叉，表示他说这话没有别的用意，仅仅是开玩笑而已。“您看看这姑娘有多伤心。”他接着说，摸了摸克拉拉的下巴。她听任着闭上了眼睛。“你这个小宝贝！”他喊道，随之身子往后一靠，鼓起酒足饭饱的力量哈哈笑得满脸通红。卡尔白白地费着劲，企图要弄明白波隆德先生的举止。这人坐在盘子前，两眼盯着盘子里面，好像真正重要的事就发生在那儿。他并没有将卡尔的靠背椅拉得靠自己近些。他要开口说话，就是说给大家听的。不过他对卡尔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相反，他却容忍着格林这个老奸巨猾的纽约光棍汉别有用心地触摸克拉拉，容忍着他奚落波隆德的客人卡尔，或者至少拿他当小孩子看。谁知道，他酒足了，饭饱了，一步一步地逼上前，要干什么勾当。

散席之后——当格林觉察到大家的情绪时，便第一个起身，几乎把所有的人一起拖了起来——，卡尔独自朝着旁边那些由白色镶条分开的大窗户中的一扇走去。这些窗户通往外面的平台。他一走近时才发现那本来就是真真正正的门。波隆德先生同他女儿起初面对格林感到厌恶，卡尔当时还觉得不大理解，那么这厌恶情绪现在跑到哪儿去了？只见他们同格林紧紧地站在一起，向他频频点着头。格林嘴上叼着波隆德送给他的雪茄。这种粗壮的雪茄父亲在家里常常津津乐道地说起，好像他真的吸过似的，可他自己大概从来就没有亲眼看见过。烟雾弥漫在餐室里，也把格林的影响传遍了他从未涉足过的每个角落。尽管卡尔站得远远的，但他鼻孔里依然难逃那烟雾的刺痒。卡尔从他站的地方回头稍稍瞥了一眼，觉得格林先生的行为太无耻。现在他似乎才理会了舅舅的良苦用心：舅舅之所以迟迟不同意他来这里拜访，是因为舅舅了解波隆德先生的软弱性格，由此而预料到卡尔在这次拜访时会蒙受不快。尽管他的预料不很确切，但他看到了发生的可能。这位美国姑娘也不讨他喜欢，他压根儿就没有把她想象得更美丽些。自从格林先生同她火火热热以来，她那容貌闪现出的美丽，特别是她那双异常活跃的眼睛放射出的光芒甚至使他惊异。他从来还没有看见过一条衣裙像她的那样紧紧地裹在身上，柔软结实的淡黄色裙料上显露出细微的褶皱，标志着绷紧的程度。然而，卡尔丝毫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他宁可不被带到她房间里去。他两手搭在门把手上做好了一切准备。与其那样，倒不如让他打开这扇门，钻进汽车里；如果司机已经睡觉去了，就独自走回纽约去。这晴朗的夜晚伴随着向他示意的圆月把自由洒向每一个人。而且在卡尔看来，在野外也许会产生恐惧感的想法是愚蠢的。他想象着——打他进到这个厅里以来，第一次有了愉快的感觉——，他明天一大早——以前他几乎不可能步行回家的——要让舅舅大吃一惊。他虽然从未到过舅舅的卧室，根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但他会打听出来的。然后，他要敲敲门，随着一声客套的“进来”跑进房间里，让亲爱的舅舅大吃一惊；舅舅会穿着睡衣挺直地坐在床上，两眼惊奇地直盯着房门。他眼里的舅舅总是穿戴得衣冠楚楚的样子。这样做就本身而言也许无关紧要，可要想一想，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他会第一次同舅舅共进早餐，舅舅坐在床上，他坐在沙发上，早点就摆在他俩之间的小桌上。也许这次共进早点会成为一个固定的安排；也许由于这样共进早点，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经常见面，而不像现在这样，一天只见一次面，因此自然也就有了相互更加坦率交谈的机会。如果说他今天不顺从舅舅或者更确切地说执拗的话，最终无非是缺少这种坦率的交谈。即使他今天必须在这里过夜——看样子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他们也任他站在窗前独自聊以自慰——，也许这次不幸的拜访会成为改善与舅舅关系的转折点。也许舅舅今晚在他的卧室里会有类似的想法。

想着想着，他略为宽慰地转过身来。克拉拉站在他面前说：“难道您一点儿也不喜欢呆在我们这儿吗？难道您不想在这儿感受到一点宾至如归的温馨吗？您来吧，我要最后再试试看。”她领着他横穿过餐厅朝门口走去。那两位先生坐在侧面一张餐桌前，高脚杯里斟着微微冒着泡沫的酒。卡尔不知道那是什么酒，巴不得也去尝一尝。格林先生将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整个脸面尽可能地贴近波隆德先生。要是你不认识波隆德先生的话，准会以为他们在这里策划着什么违法的勾当，而绝不会是在商谈什么生意。波隆德先生友善地目送着卡尔朝门口走去。尽管人们习惯于不由自主地随着与自己面对面的人的目光望去，但格林却无动于衷，头也不朝卡尔回一下。在卡尔看来，这种举止里包藏着一种信念，那就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卡尔还是格林，都应该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来奉陪；他们之间必要的社会联系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二者之一的胜利或失败而确立。“如果他这样看的话，”卡尔自言自语道，“那他就是一个白痴。说真的，我对他无所苛求，他也应该让我安安然然。”他一踏进走廊，忽然想起他的举止似乎有些失礼，因为他两眼直瞪着格林，他几乎是被克拉拉拖出了屋子。因此，他现在更加顺从地挨着她走去。在穿过走廊的路上，他每走二十步就看见一位身着勤务制服、端着枝形台灯的仆人站立一旁，他们用双手握着粗大的灯柱。开始，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电线至今只拉到了餐厅。”克拉拉解释说，“我们不久前才买下这幢房子，想彻底改建一下，这是一幢建筑风格古板的旧房子，凡是能改建的都要改建。”“照您的说法在美国也有旧房子。”卡尔说。“当然有。”克拉拉笑着说，牵着他往前走去。“您对美国的看法很离奇。”“您可别拿我取笑。”他气呼呼地说。他毕竟知道欧洲和美国，而她只知道美国。

他们从旁边走过去时，克拉拉顺手推开一扇门，边走边告诉他说：“您就睡在这儿。”卡尔自然想马上看看这间屋子，但克拉拉不耐烦地、几乎呼喊着解释说，看房子还有的是时间，他现在只管跟着走就是了。他们在走廊里来来去去了一阵子，卡尔最终觉得，他绝不能一切都顺着克拉拉的意愿，于是他脱开身，走进那间屋子。窗前一片出奇的黑暗，只见一棵树的梢头在周围摇来摆去，鸟儿在其间啾啾歌唱。屋子里面，月光还没有照进来，自然几乎什么也分辨不清。卡尔懊恼自己没有把舅舅送给他的那个手电筒随身带来。在这幢房子里，看来手电筒是必不可少的。要是有那样几个手电筒的话，就可以打发那些用人去睡觉了。他坐到窗台上，两眼望着窗外，两耳倾听着窗外的动静。一只受惊的鸟儿好像扑棱着要穿过这古树的枝叶飞去。一列纽约市郊列车的汽笛不知在旷野什么地方鸣起。接着四周又是万籁俱寂。

然而不一会儿，克拉拉就匆匆忙忙地进来了，显然气冲冲地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边问边拍打着她的裙子。卡尔想等着她变得冷静些再回答。然而，她大步地冲到卡尔跟前喊道：“您说说，您想不想跟我来？”随之便撞到他的胸膛上，要么是有意，要么只是出于激动。要不是他在最后的瞬间从窗台上滑了下来，两脚着了地，他就会被撞出窗外去。“您差点儿把我撞得掉下去。”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可惜没把您撞出去。您为什么要这样顽皮？我还要推您下去呢。”说着她真的抱住了他，凭着她那受过体育锻炼的体魄几乎把他拖到了窗前；卡尔一时给惊呆了，竟忘记了奋力去抗争。到了窗前，他猛地醒悟过来，一挣脱开身子，随手就把她抱在怀里。“哎哟，您把我弄痛了。”她马上说道。但卡尔觉得现在不能放开她。他任她随意走动，顺着她的步子，但一刻也不放开她。况且她穿着紧身衣，抱着也不费气力。“放开我。”她悄悄地说。那张炽热的脸紧贴着他的脸，他觉得挨得好紧呀，不得不后仰着身子去看她。“放开我，我就给您好东西。”“她为什么要这样呻吟呢？”卡尔暗暗地想，“不会让她疼痛的，我又没有压着她。”他依然没有松开手。可是，当他站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沉默了片刻之后，他突然感觉到了她那不断增强的力量。她挣脱开他，趁机从上面擒住了他，使出一种少见的格斗步法抵住他的两腿，毫不喘息地将他推到面前的墙边。墙边是一张长沙发，克拉拉把卡尔放倒在上面，欠着身子说：“现在你能动就动吧！”“猫，发疯的猫！”卡尔陷入又羞又恼的境地，糊里糊涂地这样喊道。“你简直发疯了，你这个疯猫！”“当心你的话！”她说着将一只手滑向他的脖子，狠狠地摁下去，卡尔顿时浑身发软，只是张着嘴喘气，根本动弹不得。她的另一只手掠过他的面颊，像是试探性地摸一摸，然后又越来越远地缩回到空中，随时都会变成一记耳光落将下来。“你看怎么样？”她同时问道，“为了惩罚你对一个女子的无礼行为，我要送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你带着回家去。这也许对你未来的人生道路是有益处的，尽管这不会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你真的叫我惋惜，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你要是学过柔道的话，准会痛打我一顿。尽管这样，看你现在躺在这儿的样子，我恨不得给你一记耳光。可是，果真我这样做了的话，我可能会感到后悔的。因此，我现在知道，我几乎是违心地不这样做。当然，要做起来，我不会满足于一记耳光，而是要左右开弓，直到打你个鼻青脸肿。也许你是个要面子的人——我认为差不多是这样——，将不情愿蒙受这些耳光苟活下去，会自我诀别这个世界。但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也许是你不喜欢我？不值得到我房间里去？记着！现在我几乎不知不觉地让你尝到了惩罚的耳光。那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开的话，往后可要放规矩点。我可不是你舅舅，可以随着你执拗。另外，我还要提醒你，我不打耳光放你走，你可千万别以为，从尊严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境况跟实际上挨了耳光是一回事；你要是这样认为的话，那我就宁可真的打你耳光。如果我把这一切都告诉马克，他准保也会这样说的。”她提到马克时松开了卡尔。在他那模模糊糊的念头里，马克成了他的救星。片刻间，他依然觉得克拉拉的手摁在他的脖子上，因此稍稍转了转身，便静静地躺在那里。

她催促他起来，但他不声不响，也一动不动。她不知在哪儿点起一支蜡烛，照亮了这个房间。一片蓝色的之形图案闪现在天花板上。然而，卡尔躺着，头枕在沙发的软垫上，依旧是克拉拉摆放的那个姿势，连一指宽也未挪动一下。克拉拉在屋里踱来踱去，她的裙子在腿间沙沙作响，她可能在窗前站了好一阵子。“赌完气了吧？”然后听到她这样问道。卡尔意识到在波隆德先生特意为他安排过夜的屋子里难以得到安宁。这姑娘在里面转来转去，走一走，站一站，唠唠叨叨。他烦透了她，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快快睡觉，早早离开这儿是他惟一的愿望。他压根儿就不再打算上床去，只想着躺在这沙发上就是了。他急不可待地盼着她走开，恨不得追着她的脚后跟跳到门前插上门，然后再回来跌倒在这沙发上。他需要展展四肢，打打呵欠，但在克拉拉面前他不想这样做。于是他躺在那里，两眼呆呆地朝上望去。他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呆滞了。一只围着他飞来飞去的苍蝇在他的眼前时隐时现，他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克拉拉又走到他跟前，朝着他目光的方向欠起身子。要不是他克制住自己，他肯定会看看她的。“我这就走，”她说道，“也许你过一阵子就会有兴致去我那儿。从这扇门数起，第四扇门就是我的房间，也在走廊的这一边。也就是说，你经过三扇门后就到了你要去的房间。我不再下楼去餐厅，而是呆在自己的屋里。但你把我折腾得够累了。我不会特意等着你，可你想来就来吧，别忘了你答应过给我弹钢琴。可话说回来，也许是我弄得你精疲力竭，你再也不能动了，那你就呆着睡个够吧。我暂且不把我们殴斗的事告诉父亲。我发觉那样做会使你心神不安。”说完，她顾不上所谓的疲倦，两下就蹦出房间去了。

卡尔立刻直挺挺地坐起来。他已经躺得受不住了。为了稍稍活动一下身子，他走到门前，朝着走廊望出去。但走廊里一片漆黑！他关上门，锁住它，又站在烛光映照的桌子旁，心里不禁乐滋滋的。他决意不在这幢房里久呆，而要下楼去找波隆德先生，坦率地告诉他，克拉拉是怎样对待他的——他根本不在乎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以这个肯定充分的理由请求准许他乘车或步行回家去。如果波隆德先生不赞成他这样立刻回家去，那卡尔起码也要请他派一个用人领他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去。一般说来，人们不会以卡尔盘算的这种方式对待友好的主人，但更不会像克拉拉做的那样对待一个客人。她甚至还认为她许诺暂且不把殴斗的事告诉波隆德先生是友好的表示。这简直是骇人听闻！难道说卡尔是被邀请来参加一场摔跤比赛吗？难道说他被一个或许把自己生命的绝大部分都伴随着学习摔跤花招度过的姑娘摔倒是一件丢脸的事吗？说到底，她也许是从马克那里学来的。只要她把一切都讲给马克听，他肯定会通达事理，这个卡尔心里是有数的，尽管他永远也没有机会详细了解这一点。但卡尔也知道，如果马克教他的话，他会取得比克拉拉大得多的成就。到那时，他总有一天会再来这里，无疑不是被邀请来。他当然要先弄清这里的环境，因为熟悉环境是克拉拉今天的一大优势，接着就抓住这同一个克拉拉，痛痛快快地将她打翻在自己今天被放倒的同一张沙发上。

现在的问题就是找到回餐厅的路。由于他初到时心不在焉，可能把帽子放在餐厅里一个不恰当的地方了。他自然想举着这支蜡烛；但是，即便有烛光，他也难以弄清情况，比如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间屋子是否跟餐厅在同一层上。克拉拉在来这儿的路上总是牵着他走，他根本就顾不上看看四周；格林先生和那些举着灯的用人也叫他思绪万千。总之一句话，现在他确实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上过一道或两道楼梯，或者根本就没有上过楼梯。往远处一看，觉得这间屋子的位置好像相当高。因此，他尽力想象着他们是踩着楼梯上来的。但他们在进楼时就先得登着台阶上，难道房子的这一侧不也同样高吗？可话说回来，要是至少在走廊的某个地方能看见从一扇门里透射出一丝光亮来，或者听得到远处传来的哪怕是隐隐约约的声音来就好啦！

舅舅送给他的怀表已经指到十一点。他举着蜡烛，出了屋子来到走廊上。他让门敞开着，以防找不到去路时至少还可以摸回自己的房间，过后万不得已时还可以找到克拉拉的房间。为了保险起见，他将一把靠背椅挡在门旁，免得它自行关上。走廊里显现出令人不快的情形：一股过堂风迎着卡尔——他当然是背离着克拉拉的房门向左走去——的面吹拂而来，虽说微弱，但毕竟很容易吹灭蜡烛。卡尔不得不用手护着烛火，而且不时地停住步子，好让被吹得奄奄一息的火苗恢复过来。他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前挪，过道因此显得分外长。他顺墙走过一段又一段，墙上一扇门也没有，谁也无法想象这些墙后面是什么。然后便是一扇挨着一扇的门，他试着去开了几扇门，但它们都锁得紧紧的，房间里显然没有住人。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空间浪费。卡尔想起舅舅答应过带他去看看纽约东部的居民住房。据说，那里一间小屋里住好几家人，一家人栖身在一个角落里，孩子们挤拢在父母的周围。而这里却有这么多的房间闲置着，只是供人们敲门时发出空荡的声音来。卡尔觉得，波隆德先生被虚伪的朋友迷惑了，痴爱着他的女儿，因此而堕落了。舅舅对波隆德的看法一点儿没错，只是他不给卡尔如何判断人施加影响的准则，对这次拜访，对在这走廊里的荡游负有责任。卡尔明天要把这一点毫无顾忌地告诉舅舅，因为照舅舅的准则看，他会乐意而从容地听取外甥对他的看法。此外，这条准则也许是卡尔对舅舅惟一不满意的，而这种不满意也并非是绝对的。

走廊一侧的墙突然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冷冰冰的大理石栏杆。卡尔把蜡烛举到一旁，小心翼翼地俯过身去。一片虚无缥缈的黑暗迎面而来。如果这是房子的主厅——在微弱的烛光下，一个拱顶显现出它的一小部分——，那为什么进来时不经过这厅呢？这宽敞高大的空间做什么用呢？站在这上边，犹如站在教堂的楼厅上：卡尔几乎感到遗憾，不能在这幢房子里呆到明天；他盼望着白天让波隆德先生领着四处转转，把这里的一切弄个清清楚楚。

这道栏杆并不长。不大一会儿，卡尔又被吞没在封闭的走廊里。在走廊突然转弯的地方，卡尔重重地撞在墙上，幸亏他始终小心翼翼，极力地举着蜡烛，才使得它没有掉落和熄灭。这走廊似乎没有尽头，也没有窗口好让人向外看看，上上下下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卡尔想道，他始终在同一道环形走廊里兜着圈子，并期望着也许又会找到他那开着门的房间。然而，无论是那扇开着的门还是那道栏杆都再也没有出现。卡尔一直克制着自己别大声喊叫，他不愿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又是这么晚的时候吵扰人家。但此刻他意识到，在这个没有照明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失礼可言。当他正要朝着走廊的两个方向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喂”时，发现从他来的方向有一盏小小的灯光慢慢移过来。这时他才能估计出这条直走廊有多长。这幢房子原来是座城堡，而不是什么别墅。卡尔看见这救助的灯光，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随之径直朝灯光跑去。他刚迈出几步，蜡烛就熄灭了。他也顾不上管它了，因为他不再需要烛光。一位年迈的仆人提着灯笼正迎着他走过来，也许会给他引路。

“您是谁？”这仆人一边问，一边把灯笼举到卡尔的脸旁，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的脸。他的脸显得有些呆板，银色的络腮大胡子垂到胸前，形成银丝般的卷儿。这准是个忠实的仆人，要不怎么会允许他留这样的胡须，卡尔一边想一边目不转睛地上下注视着这把胡子。虽然对方同时也在注视着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受到任何妨碍。另外，他立刻回答说，他是波隆德先生的客人，从房间出来想去餐厅里，但不知该怎么走。“原来是这样，”仆人说，“我们还没有把电接进来。”“我知道，”卡尔说。“您不想借着我的灯点着您手里的蜡烛吗？”仆人问道。“谢谢。”卡尔边说边点起蜡烛。“这儿走廊里有过堂风，”仆人说，“蜡烛很容易被吹灭，所以我才提了个灯笼来。”“是的，灯笼更为实用些。”卡尔说。“您身上滴满了烛泪。”仆人说着用烛光探了探卡尔的套装。“这我一点儿也没发现。”卡尔喊道。这叫他心里好不难过，因为舅舅说过，这套黑西装最合他身。他现在想起来，同克拉拉殴斗时穿着它也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这仆人倒很乐意尽快地帮他把衣服弄干净。卡尔在他面前将身子转来转去，不时地指着衣服上的蜡迹，仆人顺从地一点一滴地清除着。“这儿为什么会有穿堂风呢？”当他们往前走去时卡尔问道。“这里有许多地方需要修建，”仆人说，“虽然改建已经开始了，但进展非常缓慢。您也许知道，眼下建筑工人还在罢工。摊开这样的建筑工程，真有说不尽的烦恼。现在房子里打开了几个大缺口，谁也不去砌上它们，穿堂风满屋穿，我要不用棉花包住耳朵的话，就无法忍受得了。”“这么说我得大点声讲话了？”卡尔问道。“用不着，您的声音很清亮。”仆人说。“还是回到这座建筑的话题上来吧，特别在小教堂的附近，穿堂风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这小教堂以后无论如何非得同这房子彻底隔开不可。”“莫非在这条走廊里经过的那道栏杆就是通往小教堂的？”“是的。”“这个我马上就想到了。”卡尔说。“小教堂是值得看看的。”仆人说，“如果没有它的话，马克先生准不会买这栋房子。”“马克先生？”卡尔问道，“我还以为这房子是波隆德先生的。”“当然是他的。”仆人说，“但马克先生在买这房子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您不认识马克先生？”“噢，认识，”卡尔说，“那他跟波隆德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小姐的未婚夫。”仆人说。“这个我当然就不知道了。”卡尔说着停住步子。“这使您感到很奇怪吗？”仆人问道。“我只是要好好地想一想。要是不知道这样的关系，那就会犯大错的。”卡尔回答道。“我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事他们一点儿也没告诉您。”“是啊，确实没有。”卡尔羞愧地说。“也许人家以为您知道。”仆人说，“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好吧，我们已经到了。”他说着打开了一扇门，门后便是楼梯，往下直通到餐厅的后门口。餐厅里依旧像他初到时一样灯火通明，听得见波隆德先生和格林先生谈话的声音，同大约两个钟头以前的情形一模一样。卡尔走进餐厅前，仆人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在这儿等着，然后领着您回房间。初来乍到，要熟悉这儿的环境，毕竟有困难。”“我不会再回房间去。”卡尔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这话时伤心起来。“不会这么严重吧！”仆人略带自负地微笑着说，并拍了拍卡尔的手臂。他大概把卡尔的一番话理解为，卡尔企图要整夜呆在餐厅里，跟先生们交谈，同他们一起饮酒。卡尔此刻无意去表白，另外他想着这个仆人比这儿其他仆人都要讨他喜欢，而且过后可能会指给他去纽约的路，因此便说道：“如果您愿意在这儿等的话，那的确太好了！我打心底感谢您的好意。我肯定一会儿就出来，然后告诉您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想我还少不了要麻烦您。”“好吧，”仆人说着把灯笼放到地上，坐到一个低矮的基座上。这基座闲置着，想必也跟修房子有关系吧。“说好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当卡尔要举着烛火进餐厅时，仆人又说道：“您也可以把蜡烛放在我这儿。”“我真是六神无主。”卡尔说着把蜡烛递给了仆人。仆人只是向他点点头，不知他是有意这样，还是用手捋了捋胡须的结果。

卡尔推开门，这门便发出很响的咯咯声。这也怪不得他，因为它是由一整块玻璃板做成的，只要猛一打开，还没等人松开手，几乎就要走样了。卡尔吃惊地松开了手，他刚才还想着悄然无声地走进去呢。他身子回也不回一下，便觉察到，在他身后，那个仆人从座位上走下来，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一点响声也没有。“请原谅，打搅了。”卡尔对着这两位先生说。这两个人带着十分愕然的神色注视着他，卡尔却趁机匆匆地扫视了一下餐厅，看会不会在什么地方很快地找到自己的帽子。但哪儿也看不到帽子的踪影，餐桌上收拾得一干二净，也许那顶帽子被人不以为然地弄到厨房里去了。“您把克拉拉丢在哪儿了？”波隆德先生问道，好像对卡尔的打扰并不在意，因为他立刻改变了在靠背椅里的坐向，完全正面对着卡尔。格林先生则装出不闻不问的样子，掏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文件夹子，似乎在许多夹层里寻找着某一个文件。但他一边寻，一边也查看着拿到手里的其他文件。“我有一个请求，您可别误解了。”卡尔说着急匆匆地朝波隆德先生走过去，把手搭在靠背椅的扶手上，以便尽量贴近他。“究竟是什么请求呢？”波隆德先生问道，他用坦诚的、毫无保留的目光打量着卡尔。“当然是有求必应了。”他说着用手臂搂住卡尔，把他拽到自己的两腿之间。卡尔情愿任他这样，尽管他觉得波隆德先生这样待他未免有些太失常情了。不过这样一来，他的请求就难以出口了。“说真的，您到底在我们这儿觉得怎样？”波隆德先生问道。“难道您从城里出来到了乡下不觉得自由自在了吗？一般说来，”——一瞥不可误解的、被卡尔的身子有所遮挡的目光投向了格林先生——“一般说来，我向来就有这样的感觉，天天晚上如此。”“听他说话，”卡尔想，“仿佛他对这空荡荡的房子，那没有尽头的走廊，那小教堂，那空空如也的房间，那四处的黑暗一无所知。”“好吧！”波隆德先生说，“说出您的请求吧！”他亲切地摇了摇不声不响地站在跟前的卡尔。“我请求，”卡尔说，尽管他极力压低声音，但也免不了让坐在一旁的格林听得一清二楚。卡尔打心底里就不想让格林听见这个请求，因为它可能会被理解为对波隆德先生的侮辱。“我请求您还是让我现在，也就是连夜回家去。”既然让人最不爱听的话都已经说出口了，所有其他要说的话便一古脑儿涌了上来。他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把他本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说的事都说了出来。“我一心想着要回家去。我很喜欢再来，波隆德先生，您在哪儿，我就喜欢上哪儿。只是今天我不能呆在这儿。您知道，舅舅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我来这里拜访。他对此肯定有他不可置辩的理由。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深思熟虑的。我擅自软磨硬缠，不顾他的好心劝说，强求得到了他的许可。我简直滥用了他对我的爱，至于他是出于什么想法反对这次拜访，现在也全然无所谓了。但我完全清楚，无论是什么想法，丝毫也不会有伤害您的意思。您是我舅舅最好的朋友，独一无二的好朋友。在我舅舅的友情中，谁都不能同您相提并论，丝毫无法与您相比。这也是对我不恭行为的惟一申辩，但并非是充分的申辩。您也许对我和舅舅之间的关系了解得不很确切，因此，我只想谈谈至关重要的事。只要我的英语学业还没有完成，只要我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还没有足够的见识，我的生活就得完全依赖舅舅的恩赐。作为血亲，我毕竟还可以享受这份恩赐。您可别以为，我现在已经能够以某种方式正经八百——而充其量不过是上帝保佑着我——地挣得生计。可惜我为此受到的教育太不实用了。我在一所欧洲的中学里读了四年书，且是个平平常常的学生，要说去挣钱，那则意味着一无所有，因为我们中学的教学是十分落后的。要是我讲给您我学了些什么，您听了就会发笑的。如果继续学习，读完中学，再上大学，那一切就可能得到某种方式的弥补，那毕竟是受到了一种正规完整的教育，凭着它便可以开始干点事情，况且它也给了你去挣钱的信心。但我只叹中断了这种系统的学习。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所知。说到底，我所知道的一切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也是微乎其微。现在，我的家乡到处都在改革，建起了新型中学，那儿可以学习现代语言，或许也可以学习商业贸易。而当我读完小学时，还没有这样的学校。我父亲曾经打算让我学习英语，但一来我当时还不可能料到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不幸，我怎么会用得上英语呢；二来我得为上中学苦苦准备，也就没有太多时间兼学别的。我之所以提起这一切，无非是要向您说明，我是如何依赖于我的舅舅，因此也对他负有义务。您肯定会承认，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丝毫不能容许自己做任何违背他的意愿的事，哪怕只是预感到的意愿。正因为如此，为了多多少少挽回我对他所犯下的过失，我必须马上回家去。”波隆德先生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卡尔这番长篇大论，不时地即便是不知不觉地把卡尔搂得紧紧的，尤其当提到舅舅时更是如此；他几次严肃而又像充满期望地朝着依旧在翻着文件夹的格林望过去。然而，卡尔在说话时越是明确地意识到他对舅舅的态度，心里就越发忐忑不安。于是他不由自主地企图从波隆德的手臂中挣脱出来。这儿的一切都使他憋得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通往舅舅家的路：走出这扇玻璃门，拾级而下，穿过林阴道，沿着乡间公路，经过市郊就到了通往舅舅家的那条大道上。卡尔觉得，这条路宛如一个严格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空旷而平坦，随时等待着他，强烈地召唤着他。波隆德先生的友善和格林先生的可恶变得模糊起来。卡尔一心只想离开这间烟雾弥漫的屋子，得到恩准告辞。他虽然觉得跟波隆德先生的事已经结束，但跟格林先生还要奉陪到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气氛笼罩着他，模糊了他的两眼。

他向后退了一步，所站的地方与两位先生保持同样的距离。“您不想跟他说些什么吗？”波隆德先生问格林先生，乞求似的抓住格林的手。“我不知道我该跟他说些什么？”格林先生说，终于从他的文件夹里掏出一封信摆到面前的桌子上。“他要回到舅舅那儿去，这是值得称道的。按照人之常情，人们会以为他这样做准让舅舅特别高兴。但由于他不听劝说，也可能使舅舅大为恼火，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他当然最好就呆在这儿了。难就难在说得确切些。我们俩虽说都是他舅舅的朋友，而且也很难在我的友情和波隆德先生的友情之间分个高低，但我们却无法看见他舅舅的内心深处，更何况有许多公里的距离把我们这儿和纽约隔开来。”“对不起，格林先生，”卡尔一边说，一边克制着自己靠近格林先生，“我从您的话里听得出来，您也认为我马上回去才是上策。”“我可根本没那样说过。”格林先生说毕便埋头看那封信，两个手指在信纸边上划来划去。他这样做似乎要表明，他是应波隆德先生的提问答话的，而与卡尔毫不相干。

这期间，波隆德先生走到卡尔跟前，温存地把他从格林先生身边拉到一扇大窗前。“亲爱的罗斯曼先生，”他俯到卡尔的耳旁说，用手帕擦了擦脸，然后捂在鼻子上擤了擤鼻涕，准备说下去，“您可别以为，我有意要违背您的意愿把您留在这儿。这根本就谈不上，我之所以不能给您车用，因为它停放在一个离这儿很远的公用车场里。这里百废待兴，我还没有来得及建自己的车库。再说司机也不睡在这儿，他住在那车场附近。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此外，他根本也没有义务现在呆在家里。他的职责只是每天一早准时把车开到这儿门前。不过这一切也不会妨碍您立刻回家去。如果您执意要走的话，我马上陪您到离这儿最近的市郊火车站去。当然那也够远的了。从那儿乘车并不比您明天一早——我们七点钟出发——跟我一道坐车走会早到家多少。”“波隆德先生，那我也宁愿乘市郊火车走。”卡尔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市郊火车。是您自己说，我乘市郊火车要比明天一早坐汽车走早些到家。”“不过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尽管这样，波隆德先生，尽管这样，”卡尔说，“我不会忘记您的热情，总是乐意来这儿的。当然这就是说，您并不在意我今天的举止，还愿意再邀请我来。也许下一次我能更好地向您说明，为什么今天我能早一分钟见到舅舅对我是那么的重要。”他接着补充说，仿佛已经获准离去：“但无论如何不能让您陪我去，而且也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外面有个用人会乐意陪我去车站的。现在我只需要找一找我的帽子就是了。”说到这里，他便横穿过屋子，最后匆匆地再看一眼，或许还能找到他的帽子。“我可以不可以送给您一顶帽子来替代呢？”格林先生说着从兜里掏出一顶帽子，“或许您戴上它也合适。”卡尔惊愕地停住步说：“我怎么会戴走您的帽子呢？我完全可以光着脑袋走，没有什么不好。我什么也不必戴了。”“这不是我的帽子。您只管拿去吧！”“那就谢谢了。”卡尔说，为了不再耽搁时间，便顺手接过帽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先是笑了笑，因为大小完全合适，接着又把它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寻找着上面的特殊标志，但什么也没找到。这是一顶全新的帽子。“太合适了！”他说。“瞧，正合适！”格林先生拍着桌子喊道。

卡尔已经朝门口走去准备叫那个用人。这时格林先生站了起来，伸伸酒足饭饱休坐已久的身子，捶捶胸口，以介乎劝告和命令的口吻说：“您离开之前，一定要向克拉拉小姐道别！”“您一定要这样做。”波隆德先生跟着站起身来也说道。从他的话音里听得出，他这样说并非出自肺腑。他有气无力地让两手耷拉在裤缝上，一会儿解开上衣的扣子，一会儿又扣上。这件上衣是眼下流行的时装，短得几乎盖不过腰间，裹在像波隆德先生这样肥胖的人身上很不相称。再说，他这样站在格林先生身旁，相形之下，让人明显感到他的肥胖并非是健康的；他身躯臃肿，压得背都有点弯曲了，腹部耷拉得要坠落下来，一堆实实在在的赘肉，而且脸色苍白难堪。格林先生站在这儿则不然，他也许比波隆德先生还要胖些，但他的肥胖连成一体，相辅相成，两脚并拢得像军人一样，挺着脑袋摇来晃去，宛如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一个体操表演家。

“那么您先去克拉拉小姐那里，”格林先生接着说，“这肯定会叫您欢心的，也十分适合我的时间安排。也就是说，在您离开这儿之前，我真的要告诉您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事。这事大概对您的去留具有决定的作用。只可惜我奉上司之命，不到午夜，一点都不能向您泄露。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也使我感到遗憾，折腾得我晚上不能休息，但我要信守人家给我的嘱托。现在是十一点一刻，我同波隆德先生还能谈完我们的生意，您在场不大方便，您可以去同克拉拉小姐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刻。十二点正您准时到这里来，便会得到您该得到的消息。”

难道卡尔能拒绝这个要求吗？这个要求确实使卡尔面对波隆德只能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礼貌和谢意。再说它是由一个原本不闻不问现在却肆无忌惮的人提出来的。而身在其中的波隆德先生却竭力不露声色。那个要他到午夜才许知道的令人感兴趣的事是什么呢？这事非但没有使他回去的时间加快三刻钟，反倒推后这么长，对此他也没有什么心思去想。但他心头最大的疑虑是，到底该不该去克拉拉那里呢。她毕竟是他的敌手。要是随身带着那把舅舅送给他当作镇纸用的护身剑，那该多好啊！克拉拉的房间无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洞窟。但此时此刻，万万不可说克拉拉的一点不是，她毕竟是波隆德先生的女儿，更何况——像他刚才所听到的——是马克的未婚妻。她仅仅为一件区区小事就翻脸不认人，闹得不亦乐乎，而他竟为她与马克的关系毫不掩饰地赞叹过她。卡尔仍然在思虑着这一切，但他已经发觉人家不容他再思考下去，因为格林打开门对那个用人说：“带这位年轻人去克拉拉小姐那儿！”用人随之从座位上跳了下来。

这用人拽着卡尔抄一条特别近的道朝克拉拉的房间走去，他几乎在奔跑着，因年迈力衰而呻吟不止。“人们就是这样执行着命令。”卡尔思忖着。当卡尔路过他那依然敞开着门的房间时，想进去看一眼，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但用人却拦住了他。“不行，”他说，“您一定要去克拉拉小姐那儿。您可是亲耳听见的。”“我在里面只停留片刻。”卡尔说，盘算着倒在那长沙发上稍稍休息，换换精神，好让时间快些走到午夜。“您可别为难我了，我得完成我的任务。”用人说。“我必须去克拉拉小姐那儿，他好像把这看作是一种惩罚。”卡尔心里想着。他走了几步，但执意又停了下来。“您既然已经到了这儿，那就跟着走吧，我的先生，”用人说，“我知道，您今晚就想离开，但不是事事都可以随心如意的。我不是当即就告诉过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您是说过，可我要离开，也会离开的。”卡尔说，“我现在只是去同克拉拉小姐道别。”“原来是这样。”用人说。卡尔从他的神色里看得出来，他一句话也不相信。“既然去道别，那您为什么要犹犹豫豫的呢？跟着走吧。”

“谁在走廊里？”这时传来克拉拉的声音，只见她从近旁一扇门里探出身子，手里举着一盏红罩子台灯。用人匆匆赶到她跟前去报告，卡尔慢慢腾腾地跟在他后面。“您来晚了。”克拉拉说。卡尔暂且没有答理她，而是小声对用人说话，但由于他已经了解用人的本性，便带着严肃命令的口气说：“您就在这门前等着我！”“我正要去睡觉。”克拉拉说着把灯放在桌上。像在楼下的餐厅里一样，又是这用人从外面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半。”“过了十一点半？”卡尔疑惑地重复道，好像对这个数字很吃惊。

“那么我不得不马上告辞了，”卡尔说，“因为十二点正我必须准时到楼下餐厅里。”“您有什么急事吗？”克拉拉问道，心不在焉地整了整她那宽松睡衣的皱褶。她满脸绯红，一个劲儿地微笑着。卡尔相信看得出不会有跟克拉拉再次陷入争执的危险。“难道您不能弹一小会儿钢琴吗？爸爸昨天，您今天自己都答应过我了。”“但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卡尔问道。他也真的很想要让她开开心，因为她同先前判若两人，似乎不知怎样就突然步入波隆德甚至马克的圈子里了。“是的，已经太晚了。”她说。看样子，她好像对音乐的兴致也消失了。“这时候，每个音符都会回响在整个房子里。我相信，要是您一弹起来，连上面阁楼里的用人都会给闹醒的。”“这么说我就不用弹了，我想一定会再来的。再说，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不妨去拜访一下我舅舅，趁机也顺便看看我的房间。我有一架豪华的钢琴，是舅舅送我的。到了那会儿，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就把我会弹的曲子都弹给您听。可惜我会弹的曲子不多，那些曲子也根本不配在如此大雅的乐器上演奏。这样的乐器只是供人们来欣赏演奏大师的。不过，如果您能事先告知我拜访的时间，也会享受到这样的快乐，因为舅舅不久要为我聘请一位著名的钢琴师，——您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您可以在我上课的时候来拜访，自然就会欣赏到钢琴师精彩的演奏了。说心里话，我很高兴的是，现在要弹奏已经太晚了，因为我还什么都不会。您会感到惊奇，我会弹的曲子简直少得可怜。现在请允许我向您道个别。毕竟已经是睡觉的时间了。”因为克拉拉亲切友好地注视着，好像一点也没有为那殴斗的事而耿耿于怀，卡尔一边向她伸去手，一边笑眯眯地补充道：“在我的故乡，人们习惯说：愿你睡个好觉，做个甜蜜的梦！”

“您等等，”她说，没有握起他伸来的手，“也许您还是弹一弹好。”随之她消失在一扇小侧门后边，门旁立着一架钢琴。“究竟是怎么回事？”卡尔揣摩着，“不管她多么可爱，反正我是不能久等了。”这时有人敲了敲靠走廊的门，那个不敢把门全打开的用人透过门缝悄悄地说：“请原谅，他们刚才召我去，我不能再等了。”“您只管走吧！”卡尔说，他现在敢独自找去餐厅的路了，“您把灯笼放在门前。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就十一点三刻了。”用人说。“时间过得多慢啊！”卡尔说。用人正要关上门时，卡尔想起还没有给他小费，于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先令——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现在卡尔的裤兜里总是装着叮当响的硬币，而纸币则放在坎肩兜里——，递给用人说：“谢谢您的精心关照！”

克拉拉又走了进来。两手按在她那固定的发型上。这时，卡尔突然想起真不该把用人打发走。谁现在会陪他去市郊火车站呢？好了，波隆德先生可能会另派一个用人来。再说也许那个用人被叫到餐厅里，然后又回来听候他的吩咐。“那我还是请您随便弹几首曲子吧。这儿难得听到音乐，人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听音乐的机会。”“要不就来不及了。”卡尔不假思索地说，立刻坐到钢琴前。“您要乐谱吗？”克拉拉问道。“谢谢，我根本就不大会识谱。”卡尔边回答边弹了起来。那是一首小曲子。卡尔肯定知道，这首曲子如果特意要让外国人也能听得懂的话，必须用相当缓慢的节奏来弹奏，但他用不堪入耳的进行曲速度草草地弹了下去。弹完之后，房子里被打破的宁静一下子全又恢复过来。他们坐在那儿，昏昏迷迷的样子，一动也不动。“太美了。”克拉拉说，但没有一句卡尔弹奏完后按理会受到恭维的客套话。“几点了？”他问道。“十二点差一刻。”“那么我还有一点时间。”他说，并暗暗地想着：“要么这首，要么那首，我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会弹的十个曲子都弹上一遍，但有一首我会尽可能弹得好些。”于是他开始弹起自己所喜爱的士兵曲。他弹得那么慢，连听者那忍耐不住的渴盼都延伸到了下一个音符上，卡尔却迟迟按着不动，只是艰难地让它发出音来。事实上，他弹每首曲子时，都不得不睁大眼睛搜寻着每一个必要的琴键；此外，他还觉得心中升起了另一首曲子，它超越过正在弹奏的这首曲子的尾声，寻求着另外一个尾声，却无法找到。“我可是什么都不会。”卡尔弹完这首曲子后说，眼里噙着泪花注视着克拉拉。

这时，从旁屋里传来了啪啪的鼓掌声。“还有人在听呢！”卡尔如梦初醒地喊道。“是马克。”克拉拉低声说。随之听见马克喊道：“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

卡尔一跃而起，两脚同时跳过钢琴凳子，推开那扇门，只见马克半躺半坐在一张有天盖的大床上，腿上随便搭着一条被子。在这个原本朴素的、用贵重木材做得棱角分明的床上，那蓝色的丝织床罩是惟一一件颇有童话气氛的华丽装饰。床头小柜上只点着一支蜡烛，但床上用品和马克的衬衫洁白如玉，烛光映照在它们上面，几乎反射出灿烂夺目的光亮；丝织床罩那轻轻的波皱和微微绷起的周边也闪耀着光辉。但就在马克的身后，这床连同一切都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克拉拉身子靠在床柱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克。

“您好！”马克说着向卡尔伸过手去。“您弹得不赖啊，我还没看出来您不仅只懂骑术。”“我是样样都不通，”卡尔说，“我要是知道您在听，肯定不会献这个丑的。但您的小姐——”他停顿了一下，犹豫着未说出“未婚妻”这个字眼来。很显然，克拉拉和马克已经同居了。“这我预料得到。”马克说，“因此就叫克拉拉把您从纽约诱出来，要不我哪里会听到您弹钢琴呢？您确实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生手，就是在您拿手的曲子里也出了几个错，况且弹得很幼稚。但无论怎么说，我听了非常高兴，更何况我不会小看任何人的演奏。难道您不想坐下来在我们这儿多呆一会儿？克拉拉，给他拿把椅子来。”“谢谢，”卡尔结结巴巴地说，“我倒很乐意呆在这儿，但我不能呆下去了。我知道太晚了，这房子里竟有这样舒适的房间。”“我要把一切都改建成这个样子。”马克说。

这时，传来了十二声钟响，一声赶着一声，一声余音未散另一声就响起来。卡尔觉得，那大钟的摆动就飘拂在他的面颊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竟然有这样的大钟！“时间来不及了！”卡尔说，只是向马克和克拉拉伸去两手，顾不得握一握就跑到走廊里。在走廊里，他没找到那灯笼，后悔给仆人小费太晚了。他打算顺墙摸到他那敞开着门的房间，但还没走到一半，就看见格林先生高举着蜡烛急急忙忙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他举着蜡烛的手里同时拿着一封信。

“罗斯曼，您到底为什么不来呢？您为什么要让我等着呢？您究竟在克拉拉小姐那儿干了些什么？”“问题真多！”卡尔想。“现在他还要把我摁到墙根上去。”因为他确实紧站在背靠着墙的卡尔面前。在这个走廊里，格林肥胖的躯体显得十分可笑，卡尔打趣地问自己，莫非他连好心的波隆德先生都吞进去了。

“您真是个不讲信用的人。您答应十二点正下楼来，非但不守信用，反倒偷偷摸摸地围着克拉拉小姐的房门转悠。我说好午夜告诉您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现在不就把它带来了吗？”

随之，他把信递给卡尔。信封上写着：“致卡尔·罗斯曼。午夜时分交给他本人，不管在哪儿碰到他。”“我觉得，”当卡尔拆开信时，格林先生说，“您终归得承认，我为了您，专程从纽约开车来这儿，您根本就不应该让我在这走廊里追着您的屁股找。”

“是舅舅来的！”他几乎往信里看也没看一眼就说道。“我就盼着它呢。”他转向格林先生说。

“您盼不盼着它，这跟我毫不相干。您还是先看看信好了。”这人说着把蜡烛举到卡尔面前。

卡尔借着烛光读起信：

亲爱的外甥！在我们只可惜太短暂的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你也许会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讲求原则的人。这不仅对我周围的人，而且对我本人都是非常不愉快的、也是伤感的。但是，我现在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要求我从根本上去否认我自己。任何人，也包括你，我亲爱的外甥，即便首屈一指的会是你，倘若我有朝一日突然会产生一个念头，容许对我有那种习以为常的冒犯。到那时，我也许恨不得用我这两只拿着纸写写画画的手把你接住捧得高高的。但由于暂时还没有一点迹象预示着这样的情况有一天会发生，因此，在今天这事发生后，我不得不无条件地让你离开我。我恳切地请你既不要亲自上门来找，也不要写信或者通过中间人寻求与我联系。你是违背我的意愿，决定今天晚上离我而去，那你就永远守着这个决定吧。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男子汉的决定。我选择我最好的朋友格林先生去传递这个消息，他肯定会找到足以宽慰的话，而我眼下对此实在无能为力。他是位富有影响的人。看在我的面上，他会在你独立起步的时候大力支持你。当我要结束这封信时，又觉得我们的离别是不可思议的。为了理解它，我不得不一再告诉自己：卡尔，从你的家里出来的，没有什么好让人称道的东西。如果格林先生忘记把箱子和雨伞交给你的话，你提醒他就是了。深深地祝愿你永远幸福！

你忠实的舅舅雅各布

“你看完了吗？”格林问道。“完了。”卡尔说，“您把箱子和雨伞给我带来了吗？”“在这儿。”格林说，随之把那只旧旅行箱放到卡尔身旁的地板上。他一直把箱子用左手提着藏在背后。“那雨伞呢？”卡尔继续问道。“全在这儿。”格林边说边把挂在裤兜上的那把雨伞拿下来。“这些东西是一个叫舒巴尔的人送来的，他是从汉堡到美国海轮上的轮机长。他说这些东西是在船上找到的。您有机会时可以谢谢他。”“现在，我起码又有了我这些旧东西。”卡尔说着把雨伞放在箱子上。“但以后您要多多留心这些东西，参议员先生让我这样告诉您。”格林补充说。然后，他显然出于个人的好奇问道：“这样一个奇怪的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在我的家乡，士兵们入伍时都提着这样的箱子。”卡尔回答说，“这是我父亲的旧军用箱。不管怎么说它非常实用。”他笑眯眯地补充说：“也就是说，可不能把它随随便便丢在什么地方。”“您总算有了足够的教训。”格林先生说，“在美国，您也不会有第二个舅舅的。我这里再给您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舱船票。这次旅程是我为您安排的，其一，对您来说，东部的就业可能性要大得多；其二，在这里凡是能够为您考虑到的事，都少不了您舅舅插手去操持，现在无论如何得避免同舅舅见面。到了旧金山，您就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工作。您安心地从最低层做起吧，努力奋斗，一步一步地爬上来。”

卡尔从这番话里听不出有什么恶意。整夜藏在格林心里的这个坏消息终于亮出来了。从现在起，格林好像不再是一个危险人物，比起其他任何人来，也许同他更能坦率地交谈。这个大好人被无辜地挑选来充当传递这样一个秘密而折磨人的决定的差人，只要他还保守着这个决定，必然会显得令人可疑。“我会马上离开这栋房子的。”卡尔说，并期待着得到一位久经世故的人的确认，“我只是作为我那舅舅的外甥受到了接待，而作为陌生人，我则没有任何理由要来这里。劳驾您指给我出口在哪儿，然后把我领到去最近的一家客店的路上好吗？”“但要快点，”格林说，“可别给我再添麻烦。”当卡尔看到格林马上迈开大步要走开时，便愣了起来。那急不可待的样子好可疑。他上去抓住格林的上衣，突然间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他说：“有一点您还得向我说清楚。在您交给我的那封信的封皮上只是写着：我应该在午夜收到它，无论在哪儿碰到我都行。那么，当我十一点一刻要离开这儿时，您为什么要利用这封信阻拦我留在这儿呢？您这样做超出了您的职责。”格林打了一个手势作为回答的开始，过分地表明卡尔的话一文不值，然后说：“难道在信封上写着我应当为了您疲于奔命，非得奔个七死八活不可吗？难道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让人推断出信封上的话能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不拦住您的话，那我不就得在午夜追到乡间公路上去交给您这封信吗？”“不，”卡尔毫不动摇地说，“事情并非完全这样，信封上写的是’过了午夜交’。如果您太疲倦了，也许根本就追不上我。或许我午夜已经到了舅舅那里，当然这个连波隆德先生也会否认；或许您也有义务用您的车把我送回舅舅那里，因为我一再要求回去，您却只字不提车的事。难道信封上写的不是清清楚楚，午夜应该是给我最后的期限吗？就怪您，使我错过了这个机会！”

卡尔瞪着严厉的眼睛注视着格林。他看得出，在格林的心里，这种被揭穿的羞耻和诡计成功的喜悦斗得难解难分。格林终于尽力克制住自己说：“别再说下去了。”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是打断了已经沉默良久的卡尔的话。接着，他打开面前的一扇小门，把又拿到箱子和雨伞的卡尔推了出去。

卡尔惊异地站在门外面，面前有一道连着这房子建造的、不带栏杆的楼梯直通下面。他只需径直走下去，然后稍稍向右一拐，便是那条通往乡间公路的林阴道。在皎洁的月光下是根本不会迷路的。到了下面，他听见花园里有好几只狗在狂吠。它们被放开来，在黑洞洞的树阴下蹿来蹿去。周围万籁俱寂，完全听得清它们纵身跳跃，然后扑进草丛里的声响。

卡尔并没有受到这些狗的侵扰，幸运地走出了花园。他不能确切判定纽约在哪个方向；他乘车来这儿的路上，没太留神那些现在会对他有用处的细小标志。最后，他告诉自己说，不一定非得去纽约不可，那里没有人盼着他，而且还有一个人甚至肯定不想看见他。于是他随意选了一方向上路了。

四 去往拉姆西斯的路上

卡尔小走了一程后，来到一家小客店。这里原是纽约马车驿道的最后一个小驿站，因此通常很少用来过夜。卡尔要了最便宜的床位。他觉得，从现在起就得节省着用钱。店主满足了他的要求，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上楼去，仿佛卡尔就是这儿的店员。上了楼，接待他的是一位披头散发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被从睡梦中吵醒，一脸气呼呼的样子，几乎听也不听卡尔说什么，一个劲嘟嘟哝哝地提醒他脚步放轻点。她把卡尔领到一间屋子里，嘘嘘示意他别吱声，随之便拉上了门。

屋子里一团漆黑，卡尔一时弄不明白，是因为窗帘放下来了呢，还是这屋里根本就没有窗户。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遮掩着的小窗口。他拉开帘子，有几丝光亮从外面透了进来。这屋里有两张床，但上面已经躺着人。卡尔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呼呼大睡。看他们那样子，他一下子难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理由穿着衣服睡觉，其中一个甚至连靴子也没脱。

就在卡尔拉开帘子的瞬间，其中一个酣睡的年轻人微微抬起胳膊和腿，看到那副架势，卡尔竟不顾自己的惶恐不安，忍不住暗暗笑了起来。

他很快就意识到，即使撇开这里没有其他睡觉的地方不说，他也不能只顾着去睡觉，而使他刚刚失而复得的箱子和随身带的钱再遭厄运。可离开这里吧，他也不愿意；他没有胆量从那女人和店主身旁溜过去，马上又离开这家客店。再说，这里也许要比在大街上安全些。当然，让人感到异乎寻常的是，借着昏暗的光亮，整个屋子里连一件行李也看不到。不过这两个年轻人也许而且完全可能是客店的伙计，他们过会儿就要起来伺候客人，所以才和衣睡觉。这样说来，跟他们睡在一起固然不怎么体面，但也更少些担心。不管怎样，只要还有一丝疑虑没有排除，他千万不可躺下去睡大觉。

一张床前的下方放着一支蜡烛和火柴，卡尔蹑手蹑脚地取了过来。他无所顾虑地点起了蜡烛，因为按店主的安排，这屋子同样属于他，就像属于他们俩一样。况且他们已经享用了半个良宵，并占着两张床，和他相比，他们够占便宜了。另外，他在来回走动和收拾行李时小心翼翼，极力不去吵醒他们。

他首先想打开箱子看看，清点一下他的东西。可那些东西他已经模模糊糊地记不清了，最值钱的东西恐怕早已无影无踪了。只要是经过舒巴尔的手，你就别再指望完好无损地得到它。不用说，他会从舅舅手里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但同时又会在少了某些物品时制造种种借口，把罪责推卸到原来照看箱子的布特鲍姆先生身上。

卡尔把箱子打开一看，立刻吃了一惊。一路上，他花去了多少时间把箱子整了一遍又一遍，可现在，一切都乱七八糟地给塞在里面，箱锁刚一开启，箱盖就自动弹了开来。然而，卡尔很快就高兴地看到，箱子里的凌乱只是因为人家后来把他在旅途中穿在身上的那套西装一并塞了进去。当时装箱时，他当然没有考虑过给它留出位子来。东西一件也没少：不仅护照，而且从家里带来的钱依旧安然无恙地装在上衣的暗兜里。如果卡尔把这钱和随身带的钱加在一起，也足够应付眼下这阵子的生活了。那些他抵达美国时穿在身上的衣服也在箱子里，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卡尔立刻把表和钱放进这安全可靠的暗兜里。惟一让他感到懊丧的是，那包威罗纳色拉米香肠还放在箱子里，串得满箱子都是它的气味。如果不想个什么法子除掉的话，卡尔往后几个月就免不了要带着这种气味四处游荡。

他翻腾着放在箱底的几样东西：一本袖珍圣经，还有信纸和父母的照片。这时，他头上戴的那顶帽子掉到了箱子里。在它那固有的环境里，卡尔一下子就看出，这是他自己的帽子，是妈妈送给他旅行用的。但出于小心，他在船上没有戴过这顶帽子。他知道，在美国，人们一般戴便帽而不戴礼帽，所以在到达美国之前，他一直没舍得戴。于是，格林先生自然就利用这顶帽子来戏弄卡尔，自得其乐了。莫非是舅舅让他这样做的？卡尔无意而愤怒地抓住箱盖，啪的一声把它合上了。

这下可糟啦，两个酣睡的人被吵醒了。先是一个伸开四肢打着呵欠，另一个也立刻跟上了。这时候，箱子里的东西几乎全都摊在桌子上，如果这两个人是小偷的话，他们只需走过来随意拿了。卡尔举着蜡烛走到床边向他们解释说，自己在这儿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先发制人，而且也是为了马上弄清情况。这两个人好像对卡尔的解释一点儿也不在乎，他们依然是那般睡眼蒙眬的样子，懒得张口说话，只是木然地盯着他。他们俩都很年轻，但艰辛的工作或困苦使他们脸上的骨头过早地凸了出来，不修不剪的胡子乱糟糟的吊在下巴上，久久没有理过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头上。他们此刻还蒙蒙眬眬地没有醒过来，不停地用手指节骨揉压着那深陷的眼睛。

卡尔不想错过他们还处于迷迷糊糊的时刻，趁机说道：“我叫卡尔·罗斯曼，是德国人。既然我们同住一间屋子，那就请二位也告诉我尊姓大名和国别。我再声明一下，我没有要张床铺的意思，我来得这么晚，况且也不打算睡觉。另外，你们可别介意我这身漂亮的衣服，我穷得叮当响，无可指望了。”

那个穿着靴子睡觉的矮个子动着手臂、腿脚和面部表情，示意他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现在也根本不是这样谈话的时候，随之马上又躺下去睡了。另一位是个肤色黝黑的汉子，也跟着躺下去了。但他在临入睡前，懒洋洋地伸开手指着说：“这位叫罗宾逊，是爱尔兰人，我叫德拉马舍，是法国人，现在请安静。”他一说完这话，就一口气吹灭了卡尔手里的蜡烛，倒在枕头上睡了。

“这么说危险暂时排除了。”卡尔自言自语地回到桌前。如果他们的昏昏欲睡不是假装的话，那一切都会顺利的。只是那个爱尔兰人叫他心里七上八下。卡尔不再记得清了，在家时，他不知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在美国应该时时提防那帮爱尔兰人。可爱尔兰人到底有多危险呢？呆在舅舅那里期间，他自然本该有得天独厚的良机问个水落石出，但却完完全全错过了，因为他以为永远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于是，他想至少借重新点燃的烛光把这个爱尔兰人看得仔细些。这时他发现，恰恰这个爱尔兰人看上去要比那个法国人还要让人好忍受些。卡尔从几步远的地方踮起脚看到，这人的面颊上还留着曾经圆润丰满的痕迹，睡梦中满面笑容，可亲可爱。

尽管这样，卡尔还是打定主意不睡觉。他坐到屋里仅有的一把靠背椅上，暂且不去打理箱子，他还有一整夜的时间可以用来收拾它。他随便翻了翻那本圣经，也没有要读的意思。然后，他拿起父母的照片端详着：矮小的父亲直挺挺地站着，而在他的前面，母亲稍微陷进去似的坐在一把圈椅里。父亲一只手扶着椅背，另一只手握成拳放在一本打开的插图书上。这本书摆在位于他身边一张不太结实的小装饰桌上。另外还有一张卡尔同父母合影的照片，上面一边是卡尔按照摄影师的吩咐必须看着那照相机，另一边是父亲和母亲都严厉地盯着他。但这张照片家里没有给他带到旅途上。

于是他越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面前的这一张。他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捕捉父亲的目光。然而，尽管他变换着各种各样的烛光方向看来看去，父亲怎么也不愿意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他那浓密而直立的胡须根本不像他实际的样子。这不是一张成功的照片。相反，母亲却照得要好些，看她那走了样的嘴，仿佛有人施加给了她什么痛苦，使她不得不强扮个笑脸。卡尔觉得，好像无论谁看这张照片，都必定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转瞬间他又觉得，这种感受的清晰性过分强烈了，几乎荒谬不堪。人们怎能从一张照片上就会对照片里的人那潜藏深处的情感如此强烈地获得不可辩驳的确信呢？他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了一会儿。当他把目光再投回到照片上时，看见妈妈的手垂在圈椅的最前边，近得让人都吻得着。他心里思忖着，给父母亲写封信好不好呢？在汉堡时，他们俩确确实实向他这样要求过，而且父亲最后说得非常严肃。那是在一个可怕的夜晚，妈妈倚在窗前向他宣布了这次美国之行。不言而喻，他当时就起过誓，永远不给父母写信，绝无反悔。然而，眼下在这新环境中，那样出自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口中的誓言顶什么用呢？就好像他当时也可以发誓他到美国两个月以后就会成为美国国民军的将军一样。而事实上，他却同两个流浪汉挤在纽约附近一家客店的阁楼里。除此以外，他必须承认，这儿确实是他的归宿。想到这里，他露出微笑审视着父母的面孔，好像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是否还在盼望着儿子能捎个信回来。

他这样看着看着，很快就觉得自己实在累得支持不住了，难以熬过这不眠之夜。照片从他手里落到了桌上。然后，他把脸贴在照片上，一股清凉滋润着他的面颊，于是他怀着惬意的感受进入了梦乡。

清晨，他被腋窝里一阵刺痒弄醒了。这是那个法国人在有意捣蛋。但那个爱尔兰人也已站在卡尔的桌前。这两个人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卡尔，一点也不比卡尔昨夜面对他们时的神情有什么两样。卡尔并不奇怪他们起床时没将他吵醒。想必他们不是出于恶意才格外轻手轻脚，只是他睡得很沉罢了。再说他们穿衣，显然还有洗漱，都没费什么事。

于是，他们正经八百地相互问候，显得客客气气的样子。卡尔得知，这两个人都是钳工，在纽约好久找不到工作，因此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为了证实他们的艰难困苦，罗宾逊解开自己的上衣，让卡尔看看里面连衬衫都没有，这当然也可以从那连在上衣后边的、松松垮垮的衣领上看得出来。他们打算步行去距纽约两天路程的小城市布特弗德。据说在那儿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不反对卡尔一起去，而且向他许了两个愿：第一，他们会时不时帮他提提箱子；第二，一旦他们自己找到了工作，就给他弄个学徒干。只要那里有事可做，一切都好办。还没等卡尔同意，他们已经友好地劝他脱下这身漂亮的衣服，说是无论他找什么工作，它都会碍事的。恰恰在这个客店里，就有把它脱手的好机会，那个女招待就是干服装交易的。卡尔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们见他犹犹豫豫的样子，便一起凑上前去，替他把衣服剥了下来，拿着就跑出去了。卡尔一个人被撇在屋里，依然有点睡意蒙眬。当他慢慢地穿起那件旧旅行装时，他暗暗责备自己不该卖掉那套衣服；它也许会影响到卡尔找一个学徒的差事，但在求一份更体面的工作时当会派上用场的。于是他拉开门要把那两个人叫回来，不料却跟他们正好撞了个满怀。他们把变卖来的半个美元扔到桌子上，露出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这让谁能相信他们在这桩买卖中不会捞到好处，而且是一大笔令人愤怒的好处呢？

卡尔还来不及说出自己对这事的看法，那个女招待就闯了进来，完全像昨晚那般睡眼惺忪的样子，急着要把这三个人都往过道上赶，说是必须收拾好房子给新来的客人住。要说她这样做纯粹出于恶意，当然也谈不上。正想去收拾箱子的卡尔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那女人两手抓起他的东西，使劲地直往箱子里扔，好像那是些非要给整得乖乖不可的动物似的。这两个钳工虽然围着她转来转去，一会儿扯扯她的裙子，一会儿又拍拍她的背，但他们要是有心帮助卡尔的话，事情完全不至于弄到这等地步。这女人一合上箱子就把提手塞到卡尔手里，甩开两个钳工，赶着他们三个，并且威胁着说，如果他们不顺从的话，那就别指望喝上咖啡了。很明显，这女人肯定全忘了，卡尔从开始就跟这两个钳工不是一路人。她把他们当成是一伙的了。诚然，他们把卡尔的衣服卖给了她，这就表明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起的。

他们在过道上来来回回走了好久，尤其是那个法国人，他挽着卡尔的胳膊，嘴上叫骂个不停，扬言只要店主敢来冒犯，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尝尝拳头的厉害。看他一个劲摩拳擦掌的架势，好像随时准备好了要打架似的。终于，来了一个满脸稚气的矮个子年轻人。当他把咖啡壶递给那个法国人时，他不得不踮起脚尖。可惜只有一个壶，也没法让这小子明白还需要拿杯子来。这样只好一个喝着，其他两个站在他的面前眼巴巴地等着。卡尔一看就不想喝了，但又不愿意伤害他们，于是轮到他喝的时候，他便把咖啡壶放在嘴边，一口也不去喝。

爱尔兰人喝毕咖啡，将壶往石板地上一扔，权且当作辞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客店，踏进清晨那泛黄的浓雾里。一路上，他们默默不语，并排走在公路边上；卡尔自己还要提着箱子，看来不去求一求，他们是不会替他扛箱子的。浓雾中，不时地飞出一辆辆的汽车。一有超大型的车辆驶过，他们三个便不约而同地扭头去看；它们的式样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它们的闪现又是那样的短暂，连车里有没有坐人都来不及去留意。他们走了一阵子，路上开始出现往纽约运送食品的马车队，五辆一排，占满了整个路面，浩浩荡荡接连不断地驶过去，难得给人横穿马路的空儿。这条公路不时开阔得像一个广场，中央有一个岗楼似的高台，一个警察在上面走来走去，察看着四面八方的情况，用一根棒子井然有序地指挥着主干道上以及从支线汇流到这儿的交通车辆。然后，它们便不受监督地驶去，直到下一个十字广场和下一个警察，但那些默不作声全神贯注的车夫和司机却自觉自愿地维持着行车的秩序。最让卡尔感到惊奇的，是那无边无际的宁静。如果不是那无忧无虑的、供人屠宰的牲畜时而发出嘶叫声，也许能听到的只是这马蹄的嗒嗒声和汽车防滑轮胎风驰电掣般的呼啸声。但车辆行驶的速度并不总是一成不变。当川流不息的车辆从横街上拥挤到某个十字广场上时，主道上的车辆就不得不大大地放慢速度，顿时排成一列列的长队，只能一步一步地爬行。可片刻间，又是一辆追着一辆风驰电掣般地穿过去，而转眼间又全部缓慢下来，就像共同受到一个制动器控制似的。无论车辆怎么行驶，公路上没有扬起一点儿灰尘，一切都在清新的空气里流动。路上见不到行人。这儿不像在卡尔的故乡，也看不到四处去赶集的单帮女商贩。然而，在不时开过去的一辆辆大平板汽车上，大都站着二十来个背着背篓的妇女。她们伸长脖子，注视着前面的交通，急切地盼望着快些赶路。这也许就是这儿的女商贩吧。同时，还可以看到在类似的汽车上，一个个男人手插在裤兜里荡来荡去，这些车上打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卡尔读着其中一辆车上的广告：“雅各布搬运公司招收码头工。”那辆车正好十分缓慢地行驶着，一个站在车脚踏板上的矮个子男人弯着身子，十分热心地邀请这三个流浪汉上车。卡尔立刻躲到钳工身后，好像舅舅就坐在这辆车上会看见他似的。他很高兴，这两个人也拒绝上车去，尽管他们扮出那副不屑一顾的傲慢神态多少使他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绝对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竟不屑去为舅舅干事。当然，他不会直截了当地把话明说出来，但立刻就暗示他们留个心。随之，德拉马舍叫他别在自己不懂的事上自以为是地瞎搅和，说这种招人的方式是坑害人的骗局，雅各布公司在整个合众国都臭名远扬了。卡尔没有答话，但他从现在起更多地靠向爱尔兰人，并请他帮着提一会儿箱子。在卡尔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勉强接过了手。他提着箱子，一个劲不停地抱怨着太重。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一心想着减去箱子里那包在客店里准已让他垂涎三尺的香肠。卡尔只好打开箱子把香肠取出来。法国人随手接过香肠，用匕首似的刀子切开来，几乎只管往自己嘴里填。罗宾逊偶尔只能得到一片。而卡尔却一片也得不到，好像他预先已经吃过了自己那份。卡尔不愿意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将箱子扔在公路上，只好把它又提在手里。讨一片香肠吃吧，他觉得太寒碜了；不理睬吧，他却怒火中烧。

浓雾渐渐消失了。远方，巍巍的群山闪烁着夺目的光彩，重峦起伏地蜿蜒到更远的霞雾之中。公路两侧，一座座熏得黑乎乎的大工厂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片片延伸到工厂四周的田野显得荒芜不堪；一幢幢毫无选择地建造在其间的简陋公寓显得零零散散，许许多多的窗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和照射抖抖颤颤。只见在那狭小简易的凉台上，妇女和孩子在忙碌着什么。她们周围晾晒的床单衣物在晨风中飘动或者鼓得高高的。她们的身影时隐时现。目光从房屋移去，看见云雀在天空中高高飞翔，燕子擦着开车人的头顶掠过。

这许许多多的景象不禁使卡尔思念起了家乡。离开纽约去内地，他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纽约濒临大海，什么时候想回家就可以走。于是他停住脚步，对着两个同伴说，他还是想留在纽约。德拉马舍敦促他继续赶路，他不但不听，还说他总归还有自己拿自己主意的权利吧。爱尔兰人不得不先调停说，布特弗德要比纽约美得多。卡尔执意不肯动，这两个人死死地缠着要他继续走下去。他暗暗告诉自己，到一个不那么容易有机会回故乡的地方去，这对他也许要好些。到了那里，他肯定会更好地工作，更快些上进，因为那里不会有让他想入非非的事儿妨碍他。要不是他给自己说了这番话，他依然不会迈步的。

于是，现在却成了卡尔牵着这两个人一起走。他们一见卡尔热情很高，简直喜出望外，不用他请便主动轮换着提箱子。卡尔心里很纳闷，他到底凭什么引起了他们这么大的兴致呢。他们来到了一块丘陵地。当他们不时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去时，纽约城和纽约港的全景越来越开阔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那座连接纽约和波士顿的大桥柔弱地挂在哈德孙河上。如果你眯起眼睛，便觉得它好像在颤动。桥上似乎没有车辆行驶，桥下绷着一条平静的水带。矗立在这两座巨大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显得空虚和无用。那大大小小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那看不见的街道深处，生活大概以自己的方式在继续着。但在它们的上方，能看到的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烟雾，虽然漂浮在那里一动不动，但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驱散开来。甚至连那世界最大的港口里，宁静也降临了。人们只是偶然相信——准是同时想起了从近处观看港口时的情景——看见一条船缓缓地向前推进一段，但也不可能目送多久，它很快就逃出视野，再也找不见了。

然而，德拉马舍和罗宾逊显然看见的要多得多，他们一会儿指指左边，一会儿指指右边，挥舞着手臂指向一个个他们都叫得出名字的广场和公园。他们无法理解，卡尔在纽约呆了两个多月，居然除了一条街外，几乎没有到过任何别的地方。于是他们向卡尔许愿，等他们在布特弗德挣够了钱，就带他一起到纽约去，叫他看看所有值得一看的地方，特别是去尝尝那些极乐世界的滋味。紧接着，罗宾逊放开喉咙唱起一首歌，德拉马舍打着拍子。卡尔听得出，这是来自他故乡的一段轻歌剧曲子，现在听到有人用英文来唱这首曲子，他觉得比在家乡听到的时候动听多了。于是他们三人凑起了一台小合唱，只是下面那座据说借着这首曲子来享乐的城市似乎对此却一无所知。

有一次，卡尔问起雅各布搬运公司在什么地方，他们立刻不约而同地伸出食指指去，也许指向同一个地方，也许指向相当遥远的地方。然后，当他们继续走去时，卡尔又问，他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挣够了钱回纽约。德拉马舍回答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因为布特弗德缺少劳工，工钱又高。当然大家都要把钱存到一个共同的户头上，这样他们作为同事之间的收入差别就会得到均衡。卡尔当学徒自然比熟练工挣得少些，但他对这共同的户头并不感兴趣。另外罗宾逊还说道，如果在布特弗德找不到事干的话，他们也只好继续流浪下去，或者找个什么地方当农工，或者也许去加利福尼亚淘金。从罗宾逊津津有味的详细描述里看得出，淘金是他梦寐以求的计划。“您现在想去淘金，当初为什么当了钳工呢？”卡尔问道，很不情愿听他空谈这种不着边际、毫无把握的旅行。“我为什么当了钳工？”罗宾逊说，“不就是为了让我母亲的儿子讨一碗饭吃，还能因为别的什么呢？淘金则可以赚大把大把的钱。”“以前是这样，”德拉马舍说。“现在依然如此，”罗宾逊说，接着讲了许多靠淘金发了财的熟人，说他们还在那儿，当然用不着自己再去动手了。但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他们会帮助他发财的，不用说也少不了帮他的同事。“到了布特弗德，我们好歹会争取到事干的。”德拉马舍这样说出了卡尔的心里话。但从他的谈吐里也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

这一天，他们仅仅在一家客店里歇息了一次。在客店前的露天里，他们坐在一张卡尔觉得是铁制的桌子旁，吃着半生不熟的肉，刀叉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只好用手撕着吃。桌上摆着一种圆筒形面包，每个面包上面都插着一把长刀子。配给这顿饭的是一种黑乎乎的饮料，喝在喉咙里火辣辣的。但德拉马舍和罗宾逊喝得很起劲，他们为着实现各种各样的愿望而频频举杯相碰，两个杯子在空中一阵一阵地碰来碰去。周围桌旁坐着身上溅满石灰浆的工人，个个都喝着同样的饮料。成群结队的汽车从旁边驶过去，扬起一团团的尘烟，弥漫到桌子的上空。大张的报纸传来传去，人们激烈地谈论着建筑工人的罢工，也不断地提到马克这个名字。卡尔凑上去询问了一下，知道那是他所熟悉的马克的父亲，是纽约最大的建筑企业主。这次罢工使他遭到数百万的损失，或许还要威胁到他的经营地位。这流言蜚语出自于一群道听途说幸灾乐祸的人之口，卡尔一句也不相信。

另外，这顿饭卡尔吃得没有一点味道，也是因为他揣摩不透这饭钱是怎么个付法。按道理当然应该是各付各的账，但不管是德拉马舍还是罗宾逊，他们都借着机会说，他们剩下的钱一分不留地交了昨晚的房费。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有手表、戒指或者其他可以变卖的东西。卡尔也不能当面说穿他们变卖他的衣服时捞了些钱，那样做他们脸面上会很难堪，因此也可能跟他们永远分手。但奇怪的是，他们俩非但对付账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反而那样兴致勃勃，一个劲地试图跟那个女招待套近乎。女招待迈着沉重的步子，自鸣得意地在桌子间穿来穿去。她的头发从两侧蓬松地掠在额头和面颊上，她不时地用手插在下面把它拂回去。最后，当他们也许期待着听她说出第一句温情的话时，她走到桌前，双手放在上面问道：“谁付账？”只见德拉马舍和罗宾逊一齐飞快地指向卡尔，简直快得出人意料。卡尔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他早就料到了。在他看来，同伴让他为几样小吃付账，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况且他也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好处。要是这事先说好了，不就做得更体面些吗？卡尔惟独感到为难的是，他得现从暗兜里掏出饭钱来。他本来打算，暂时先这样跟同伴凑合在一起就是了，不到万不得已，这钱是不能拿出来用的。他拥有这笔钱，首先是隐瞒着这笔钱，与同伴相比，他就赢得了优势。但这钱一亮出来，这种优势便会被抵消掉。这两个人从小就生活在美国，对谋生有足够的见识和经验，他们终归也不习惯过优于他们目前境况的生活。不管怎么说，卡尔先前因考虑到自己的钱所产生的这些打算不能受到这次付款的妨碍，他毕竟不会吝惜那二十五美分，干脆拿出来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放到桌子上，说明这是他惟一的财产，决心奉献给他们共同前往布特弗德的旅程。这个数目完全足够应付这趟徒步旅行了。然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零钱。再说这钱和折叠起来的纸币都深藏在暗兜里，如果把暗兜里的东西全倒在桌子上来找的话，倒也容易不过。可是，他完全没有必要让同伴知道这个暗兜。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此刻，这两个同伴依然对那个女招待很感兴趣，并不在意卡尔怎样来凑钱付账。德拉马舍借口买单，将女招待诱骗到自己和罗宾逊之间，两人死皮赖脸地跟她缠来磨去，女招待只好用手捂在这个或那个的脸上将他们一一推开。这其间，卡尔则心急火燎地在桌子底下凑着钱，他一只手在暗兜里不停地搜寻着，把一枚一枚的硬币掏出来凑在另一只手上。虽然他对美国钱还不怎么熟悉，但最后看硬币的数量，觉得至少凑起了足够的数目，便顺手把钱放到桌上。硬币的响声顿时打断了那戏谑的纠缠。然而，摆在桌上的硬币几乎是整整一块钱，这使卡尔十分懊恼，也使同伴们感到惊奇。拿这些钱足够舒舒服服地乘火车去布特弗德了。尽管没有人问起卡尔为什么先前一点也没提起过，他自己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付完饭费后，他慢腾腾地收拾起桌上的钱，德拉马舍趁机又从他手里拿走一枚硬币，要给女招待当小费。他搂住女招待，将她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然后好从另一边把钱递给她。

他们又继续前进了。途中，德拉马舍和罗宾逊没有提起钱的事，卡尔因此打心里感激他们。一时间，他甚至想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统统告诉他们，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傍晚，他们来到了一片土地肥沃的乡间。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泛着初春的绿色。公路环绕着富贵的庄园。他们在那金色的花园栅栏之间行走了几个钟头，一次次穿过那条潺潺流水的小河，又一次次听见火车从头顶上方横空飞跨的高架桥上隆隆驶过。

太阳就要从远处森林那笔直的边缘上落下去。这时，他们来到一个山坡上，随身倒在一片小树林中的草丛里，想解一解这旅途的疲劳。德拉马舍和罗宾逊痛痛快快地伸开四肢躺在那里，卡尔则坐得直直的，俯视着那条从几米深的低处穿过的公路。像整个白天一样，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穿梭不停地行驶着，仿佛它们始终以严格的辆数被从一个远方发送出来，而在另一个远方又期待着同样的辆数到来。从一大早起，卡尔整个白天里没有看见一辆汽车停下，没有看见一个客人下车。

这时，罗宾逊提议今天就在这儿过夜，因为大家都够累的了，这样他们明天就可以早点上路。天黑之前，他们毕竟难以找到一家便宜而且顺道的客店过夜。德拉马舍表示同意，惟独卡尔觉得有责任表明，他有足够的钱，甚至可以管得起大家在饭店里过夜。德拉马舍说，这钱他们还会派上用场的，卡尔只管把钱保管好就行了。德拉马舍丝毫也不掩饰他已经在打卡尔的钱的主意了。罗宾逊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建议被采纳，便继续解释道，为了让大家明天有气力赶路，他们今晚睡觉前可一定要饱餐一顿，而且得有个人去饭店里为大家把这顿饭买回来，就是公路边上离这儿最近的、上面打着“西方饭店”霓虹灯招牌的那一家。卡尔在他们中年龄最小，见没有人吭声，便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接到要买熏板肉、面包和啤酒的吩咐后，便朝着那家饭店走去。

这儿附近肯定有个大城市，因为卡尔一走进这家饭店的第一个厅，就发现里面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便餐柜台顺着纵一道横两道的墙边排列着，许多齐胸系着白围裙的招待在柜台旁穿梭似的忙来忙去，依然不能使那些急不可待的客人满意。这儿或那儿的座位上不断地传来叫骂声和拳头捶击着桌子的响声。没有人留意卡尔。大厅里连个招待也没有，客人们坐在有三个人就挤得满满的小桌旁，自己到便餐柜台上取来喜欢吃的一切。每个小桌上都放着一个装着酱油、醋或者类似调料的大瓶子，用餐前，所有从柜台上取来的饭菜都一一地浇上瓶子里的东西。卡尔要买一大堆东西，如果他先要去便餐柜台跟前的话，势必会造成乱上加乱，而且必须从许多桌子之间挤过去，就是再小心翼翼，也免不了碰到其他客人。然而，这些客人像是麻木不仁地容忍着一切，即使卡尔有一次险些把桌子撞翻了，他们依然无动于衷。当然，卡尔同样是被一个客人挤得撞到那桌子上的。他虽然当即向在座的人表示道歉，但他们显然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另外，别人冲他大喊些什么，他也一点都听不懂。

他好不容易才在便餐柜台跟前找到一个容身的位子，但邻座的客人将胳膊肘支在桌上，久久地挡住他的视线。在这里，似乎司空见惯的是，人们总爱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把拳头顶在太阳穴上。卡尔不禁想起，他的拉丁语教授克鲁姆帕克博士恰恰非常讨厌这种行为；他总是悄然无声地突然走过去，出人意料地亮出直尺，狠狠地猛击一下，让胳膊肘老老实实地从桌上收回去。

卡尔被挤得紧贴在柜台边上站着，因为他刚一排上队，身后就又支起了一张桌子。卡尔跟人说话时身子向后一靠，坐在这桌旁的客人中就有一位用大礼帽顶一顶他的背。此时此刻，他几乎没有可能从招待手里得到吃的，甚至在邻座那两个大腹便便的人心满意足地离去后，也不会有什么指望。好几次，卡尔从桌上伸过手去抓住招待的围裙，可人家一次又一次地板着难堪的脸甩脱了。一个招待也拦不住；他们一个劲地跑来跑去。要是在卡尔周围至少有什么合适的饭菜和饮料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来，问好价格付上钱，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开。然而，偏偏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盘盘的鱼，像是鲱鱼，那黑色的鳞皮边上闪现出金黄色的光芒。这鱼可能非常贵，或许让谁都填不饱肚子。另外，装在小瓶里的朗姆酒也是唾手可得，但他不想给自己的同伴带这种酒去，反正他们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酗酒的机会，卡尔不愿纵容他们那样做。

这样，卡尔没了法子，只好另去找个位子，辛辛苦苦地又得从头开始。但眼下已经失去了好多时间。透过烟雾缭绕的大厅，卡尔定睛看去，正好还看得出来，挂在那头的大钟指针已经过了九点。但无论去柜台哪个地方，都要比先前那个稍微偏僻的位置更为拥挤。而且时间越晚，大厅里的人就越多，新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地穿过正门走了进来，大声地打着招呼。有的客人蛮横地掀去柜台上的东西，抬腿就坐到台面上，随之相互对饮起来。那可是眼观六路的好位子。

卡尔虽然还一个劲地挤来挤去，但他真的不再抱希望会得到什么。他暗暗责怪自己，本来就不了解这儿的情况，为什么自找着揽这差事呢。他的同事完全有理由叱责他，甚至心里还会想着，他什么都没有买回来，不过是为了省钱罢了。这时，他挤到了一个地方，四周的桌旁，客人们都在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和令人垂涎的黄澄澄的土豆。卡尔弄不明白，这帮人是怎样搞到这些饭菜的。

这时，他看见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年龄较大的妇人。她显然是饭店的人员。她正在笑嘻嘻地跟一个客人谈话，一边谈着话，一边不停地用一个发卡收拾着她的发式。卡尔当机立断，要请这位妇人来订餐。对他来说，在这一片闹哄哄的你追我逐中，作为大厅里惟一的女性，她是个例外。再说更简单的原因是，她也是这里惟一可找得上的饭店职员。当然也就是说，她可不要当卡尔一跟她说话时又忙忙碌碌地跑开。但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卡尔还根本没有同她去搭话，只是眼神稍稍地留了留意，她就像人们有时在谈话中那样左看看右看看，当她朝着卡尔望去时，马上中断了她的谈话，操着十分得体晓畅的英语，热情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当然啰！”卡尔说，“我在这儿简直什么都买不到。”“那您跟我来吧，小伙子。”她说，随之告别了她的熟人。那人摘下头上的礼帽致意。他的客套在这个地方显得不入情理。她抓起卡尔的手走到柜台跟前，顺手把一位客人推向一旁，掀开柜台上的活动门，拉着卡尔避开来回奔跑的招待，穿过柜台后面的过道，打开一道两面裱糊似墙的门，便来到了大冷藏室里。“看来不熟悉这套程序是不行的。”卡尔自言自语地说。

“好吧，您现在说说您想要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殷勤地向他躬了躬身。她身躯肥胖，摇摇晃晃的，但长着一副近乎娇嫩的脸。这当然是相对而言了。卡尔眼看着这许多整整齐齐堆放在柜架和桌上的食物，便试图订出一份美味可口的晚餐来。尤其是因为他可以期待着得到这位富有影响的妇人的优待。可他一下子却想不出什么合适的东西来，最后只好又要了熏板肉、面包和啤酒。“再不要别的东西？”这妇人问。“谢谢，不要了。”卡尔回答说，“但要订三份。”这妇人又问起另外两个同伴的情况，卡尔三言两语地说了说，他也很乐意回答人家随随便便的询问。

“但这些东西是供给囚犯的。”妇人说，显然在期待着卡尔继续提出要求。这时卡尔担心，她有意要惠顾他，不收钱，因此默不作声。“您所要的东西我马上就会弄好。”妇人说着迈开令人惊叹的灵活步子，拖着她那肥胖的躯体走到一张桌子跟前，用一把又长又薄的锯齿刀切下一大块肥瘦相间的熏板肉，从柜架上取来一个圆面包，又从地板上拿起三瓶啤酒，然后把这些东西装到一只轻巧的草篮里递给了卡尔。其间，她向卡尔解释说，她之所以把他领到这儿来，是因为外面柜台上的食物熏在烟雾和各种气味里，虽然卖得很快，但毕竟不新鲜了。可对外面那帮人来说，一切都够好了。卡尔再也不吭一声。他心里很纳闷，自己凭什么受到这样的厚待呢？他想到自己的伙伴，尽管他们对美国了如指掌，可他们未必会进入这些储藏室，能吃到柜台上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也就心满意足了。在这里面，听不到大厅里的喧闹声，隔墙肯定很厚实，使储藏室里始终保持着足够的低温。卡尔将草篮拎在手上好一阵子，可他没有想到要付钱，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当这妇人还要把一个像摆在外面桌子上一样的调料瓶放进草篮时，他才战战兢兢地连声道谢。

“您还要走好远吗？”妇人问道。“到布特弗德去。”卡尔回答说。“那还远着呢！”妇人说。“还有一天的路程。”卡尔说。“再不往前走了？”妇人问。“噢，不走了。”卡尔说。

这妇人整了整桌上的几样东西。这时一个招待走了进来，四下看了看，寻找着什么东西。妇人指给他一个大碗，里面满满地盛着撒有香菜的沙丁鱼。那招待员随手捧起这个碗出了储藏室，走进大厅。

“您究竟为什么要在露天过夜呢？”妇人问。“我们这儿有的是地方。您来我们饭店里住吧。”这对卡尔来说是盼之不得的，特别是因为昨晚简直太难熬了。“我的行李在外面。”卡尔犹豫地说，并且完全放不下面子来。“您只管把行李拿来就是了。”妇人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我还有同伴呢！”卡尔说，立刻意识到他们无疑会添麻烦的。“您的同伴当然也可以在这儿过夜，”妇人说，“您只管来吧，别再叫人请来请去的。”“再说我的同伴也是安分守己的人。”卡尔说，“但他们太不讲究了。”“难道您没看见大厅里那乌七八糟的样子吗？”她边问边做出一副怪模怪样的脸。“说真的，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可以来我们这里。我马上就让人准备三张床。当然只能住在阁楼上了，饭店的客房已经住得满满的，我也搬到了阁楼上。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比住在露天强多了。”“我不能把我的同伴一起带来。”卡尔说。他想象得到，那两个家伙保不准会在这个颇有档次的饭店走廊里闹出什么名堂来。罗宾逊可能会弄得四处肮脏不堪，德拉马舍少不了要调戏这妇人。“我就弄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呢，”妇人说，“如果您愿意那样的话，那您干脆自个儿来好了，让您的同伴留在外面。”“这不行，我哪能这么干呢？”卡尔说，“那是我的同伴，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您太固执了。”妇人说着目光移开了他，“人家对您是一片好意，很想帮助您，您却一点儿也不领情。”卡尔领悟到了这一切，但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只是一个劲地说：“非常感谢您的一片盛情。”这时他想起还没付钱，赶忙问她一共多少钱。“等您把草篮子送回来时再付钱吧。”妇人说。“最迟明天一早我就要用它。”“好吧！”卡尔说。然后，她打开一扇直接通向外面的门。当卡尔躬了躬身走出屋时，她又说道：“晚安。但您这样做有失常理。”他已经走出几步远了，她还在身后向他大声喊道：“明天见！”

卡尔刚一到外面，又听见从大厅里传来了那丝毫也没减弱的喧闹声，而且现在夹杂进了管乐队的吹奏声。他很高兴自己不用穿过大厅走出来。这时，整个饭店的五层楼灯火通明，把前面的马路照得一片雪亮。马路上，汽车依然在奔驰，虽说不是一辆接着一辆，却比白天从远方来得更快。车灯的白色光柱扫视着路面，突然同饭店的灯光交织在一起，黯然失色，然后又亮闪闪地奔向那遥远的黑暗中。

卡尔回到同伴身边时，他们已经沉浸在梦乡里。他确实离开得太久了。他从篮子里取出纸铺开，想把买来的食物整整齐齐地摊放在纸上，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再把同伴唤醒。但就在这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走时锁得好好的、而且钥匙带在身上的箱子大开着，半箱子东西散落在周围的草地上。“起来！”他大声喊道，“你们睡觉时有小偷来过了。”“少了什么东西吗？”德拉马舍问道。罗宾逊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顺手就拿起啤酒。“我不知道，”卡尔喊道，“但箱子大开着。你们只顾躺下睡大觉，谁也不管箱子，简直太不像话了。”德拉马舍和罗宾逊咯咯地笑了起来。前者说：“正好省得你下一次再去这么长时间。饭店离这儿仅有十来步远，而你一去就是三个钟头。我们饿了，想着你的箱子里可能会有什么吃的，就捣鼓了一阵锁，终于将它打开了。再说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吃的。你再把这一切好好装进去就是了。”“原来是这样，”卡尔说。他呆呆地望着那抢得一干二净的篮子，听着罗宾逊喝酒时发出的奇怪的响声：他先是把酒深深地灌到喉咙口，再让酒咕咚咚地快速翻上来，然后才一大口咽下去。“你们吃完了没有？”当他们歇息下来时卡尔问道。“难道你在饭店里没吃吗？”德拉马舍问，以为卡尔在要求他自己的那份食物。“如果你们还要吃的话，那就快点。”卡尔说着走到箱子跟前。“他好像生气了。”德拉马舍对罗宾逊说。“我没生气，”卡尔说，“可话说回来，你们背着我，撬开我的箱子，把我的东西翻出来，这合适吗？我知道，和同伴相处，有些事是得宽容，我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你们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我要在饭店里过夜，不去布特弗德了。你们快吃吧，我得把篮子还回去。”“罗宾逊，你看看，人家说得多好听。”德拉马舍说，“可以说是能说会道。他不愧是个德国人。你当初就警告我提防着他，可我真是个大傻瓜，让他跟我们一起走。我们没有拿他当外人看，拖着他走了一整天，至少浪费了我们半天的时间。可现在，饭店那儿有人引诱他，他就要和我们分手了，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要走开了。不过，他是个虚伪的德国人，不会光明正大地去干这些，而是拿箱子的事来为自己寻找借口；又因为他是个无礼的德国人，他不侮辱我们的尊严，不说我们是小偷，也是不会走开的。我们拿他的箱子不过是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卡尔收拾着自己的东西，身子转也不转地说：“你只管这样说下去，也好让我走得轻松些。我十分清楚什么叫做友谊。我在欧洲也有朋友，但没有一个人会指责我对他虚伪或卑鄙。我们现在当然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果我有一天再回到欧洲的话，他们都会热情地接待我，而且会立刻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而你呢，德拉马舍，还有你，罗宾逊，难道说我背叛了你们不成？我永远不会否认，你们的确是那样热情地关心过我，答应给我在布特弗德找个当学徒的差事。但事情并非如此。你们一无所有，这在我的眼里丝毫也不会降低你们的身份，但你们嫉妒我那点微不足道的财产，因而千方百计地侮辱我，这叫我忍无可忍。现在，你们撬开了我的箱子，非但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反而还辱骂我，辱骂我的民族。你们这样做，无非是夺走了任何跟你们呆在一起的可能。顺便提一下，罗宾逊，这一切原本不是冲着你说的。要说你的性格吧，我只是看不惯你太依赖于德拉马舍了。”“这里我们都看见了。”德拉马舍说着走到卡尔跟前，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好像要提醒他注意。“这里我们都看见了，你不是原形毕露了吗？你一整天都跟着走在我后面，拉着我的上衣，学着我的一举一动，像只小老鼠一样不声不响。可现在，你在饭店里找到了什么靠山，就开始说起大话来。你这个小滑头，我还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容忍了你的所作所为。你整天跟着我们看样学样，我们还考虑要不要收你的学费呢。你听听，罗宾逊，他说我们嫉妒他的财产。在布特弗德干一天，我们挣的钱就会比你让我们看到的多十倍，比你可能还藏在上衣兜里的多十倍，更不用说在加利福尼亚了。哼，别再这么信口雌黄啦！”卡尔从箱子旁边站起身来，也看着那个迷迷瞪瞪的、但借着啤酒劲才打起精神的罗宾逊走过来。“要是我还一直呆在这里的话，”卡尔说，“说不定我还会经受许许多多意料不到的事。看来你要拉开架势狠狠地揍我一顿。”　“一切忍耐都是有限度的。”罗宾逊说。“罗宾逊，你最好闭上嘴。”卡尔说，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德拉马舍。“你无疑打心底里觉得我是对的，但你嘴上又不得不跟德拉马舍一唱一和。”“你也许想拉拢他吧？”德拉马舍问道。“我可没这样想过，”卡尔说，“我很高兴要离开这儿，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一个人再有什么干系。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要说说，你们指责我有钱，藏着没有告诉你们，即使这是真的，那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难道说我面对几个钟头前才认识的人不该这样做吗？你们现在的行为不就证实了我的行为方式是无可指责的吗？”“别激动。”德拉马舍对罗宾逊说，尽管这家伙显得无动于衷的样子。然后，他问卡尔：“既然你是如此极端的坦诚，那你不妨把这种坦诚继续保持下去吧。我们现在这样痛痛快快地聚在一起，你老老实实地说说你究竟为什么要到饭店去。”德拉马舍一步一步地逼近卡尔，卡尔不得不跨过箱子退后一步。然而，德拉马舍一步也不让，他把箱子踢向一旁，又向前逼近一步，一只脚踩到散落在草地上的一件白色的假衬衫上，嘴里不断重复着他的问话。

这时候，有人打着强烈的手电筒从马路那边朝他们走上来，就像是来回答问话似的。来人是饭店里的招待。他一看见卡尔就说：“我找您快半个钟头了，马路两旁的斜坡上都找遍了。厨房总管让我告诉您，她借给您的那个篮子现在等着急用。”“篮子在这儿，”卡尔说，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德拉马舍和罗宾逊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退到一边，这是他们在有钱有势的陌生人面前一贯玩弄的伎俩。招待拎起篮子说：“厨房总管还让问问您考虑好了没有，要不要在饭店里过夜。如果您愿意带着他们的话，也欢迎另外两位先生一道去。床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夜里是挺暖和的，但要是在这山坡上过夜，绝对不是没有危险的，这儿经常有蛇。”“看在厨房总管如此热心的情分上，我还是接受她的邀请为好。”卡尔说完这句话，便等待着他的同伴的反应。然而，罗宾逊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德拉马舍两手插在裤兜里仰望着星空。两人显然自以为卡尔准会带着他们一块去。“您答应去了，”招待说，“那我就奉命把您领到饭店去，帮您扛上行李。”“您再稍等一会儿吧。”卡尔说着便俯下身去，把几样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收进箱子里。

突然间，他挺起身来。那张照片没有了，它本来放在箱子的最上边，现在哪儿也找不到。别的东西全都在，就少了那张照片。“我找不到那张照片了。”他恳求着对德拉马舍说。“一张什么样的照片？”他问道。“我父母的照片。”卡尔回答说。“我们没有看见照片。”德拉马舍说。“里面就没见照片，罗斯曼先生。”罗宾逊也插话予以证实。“但这是不可能的。”卡尔说，那求助的目光把招待引到了跟前。“照片就放在最上面，现在却不翼而飞了。要是你们不拿我的箱子开这个玩笑，哪里会有这回事呢？”“任何疏忽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德拉马舍说，“箱子里根本没有什么照片。”“对我来说，那张照片比我箱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卡尔对在四处寻找的招待说。“这是独一无二的一张，我不会再有第二张的。”当招待停止了无望的寻找时，他还在说：“这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一张父母的照片。”看到这情形，招待毫不掩饰地大声说：“也许我们还可以搜查一下这两位先生的衣兜。”“对，”卡尔立刻说道，“我一定要找到这张照片。但在搜查衣兜之前，我再说一句，谁向我主动交出照片，箱子连同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归谁。”过了一会儿，卡尔见没人吭声，便对招待说：“看来我的这两位同伴显然愿意让人搜查衣兜。不过就是现在，我依然保证，从谁的衣兜里找出照片，整个箱子照样归谁。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招待立刻准备要搜查德拉马舍，把罗宾逊留给了卡尔，他觉得前者比后者难对付。他提醒卡尔，对这两个一定要同时动手搜查，要不然他们之中就会有人趁你不注意把照片藏起来。卡尔的手一伸进罗宾逊的衣兜里就摸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领带，但他没有拿走，而是对招待大声喊道：“无论您在德拉马舍身上找到什么别的东西，统统都留给他吧。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照片。”在检查胸间的衣兜时，卡尔的手触到了罗宾逊那热乎乎的肥胸膛。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同伴也许太不公正了，于是他尽可能匆匆地了事。再说一切都是徒劳的，不管是在罗宾逊还是在德拉马舍身上都没见照片的影子。

“什么用也没有。”招待说。“他们说不准把照片撕成碎片扔掉了，”卡尔说，“我心想他们是我的朋友，可他们却暗地里一个心眼要伤害我。其实不会是罗宾逊干的，他压根儿就想不到这照片对我是如此的重要，多半是德拉马舍捣的鬼。”卡尔只是看着面前的招待，他打着手电筒照了一个小小的圆圈，而其他一切，也包括德拉马舍和罗宾逊都被吞没在深沉的黑暗里。

既然到了这般地步，卡尔当然不再可能把这两个人一起带到饭店去。招待把箱子扛在肩上，卡尔提起篮子，他们一块走下去了。卡尔已经到了马路上，这时他打断了自己的沉思停住步子，朝着那黑暗喊上去：“你们好好听着！要是你们俩有谁真的还拿着那张照片，而且愿意给我送到饭店里来的话，箱子依然归他，我也保证不去告发。”从斜坡上没有传来真正的回答，只听见一个断断续续的声音，是罗宾逊开始发出的呼叫声，但显然立刻被德拉马舍堵住了嘴巴。卡尔又等了好一阵子，看他们到底还会不会做出别的决定来。有两次，他一字一字地喊去：“我依然等在这里。”然而没有听见任何回声，惟有一块石头从坡上滚了下来，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没有打中目标。

五 在西方饭店里

到了饭店，卡尔立刻被领进一间办公用的房间里，只见厨房总管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正在口授，让一位年轻的女打字员打一封信。一个在极其精确地口授着，一个在娴熟自如地敲打着字键，这声音赛过了挂钟时而可闻的滴答声。挂钟快指向十一点半了。“好啦！”厨房总管说着合上了手里的记事本，女打字员顿时跳了起来，把木盖罩到打字机上。她做这习惯性的动作时，目光并未移开卡尔。看样子她好像还是个中学生。她身上的衣裙熨得十分讲究，两肩上还打着波浪式的皱褶，头上留着短发。留意这一个个细节，再看看她那庄重严肃的面孔，不禁使人感到有几分惊讶。她先向厨房总管，然后又向卡尔躬了躬身便离去了。卡尔不由自主地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厨房总管。

“您到底还是来了，这太好了。”厨房总管说，“您的同伴呢？”“我没带他们来。”卡尔说。“他们可能一大早就要上路。”厨房总管说，像是给自己解释这事似的。“难道她就不会想到我也一起去上路吗？”卡尔暗暗自问。为了排除疑虑，他说：“我们闹翻了，现在各走各的路。”厨房总管似乎认为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么说您自由了？”她问道。“是的，我自由了。”卡尔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种自由更一文不值了。“您听着，您愿不愿意在这饭店里干事呢？”厨房总管问。“非常愿意，”卡尔回答说，“可我简直对什么都一窍不通，比如说我连打字机也不会用。”“这没有什么关系，”厨房总管说。“您现在暂且只能从小差干起，然后要争取靠勤奋和精心一步一步地向上走。但无论怎么说，我觉得，对您来说，找个地方落脚总比您这样四处流浪要强些，要合适些。我看您也不是那号子人。”“这一切不也是舅舅盼之不得的吗？”卡尔自言自语地说，点头表示赞同。这时他才想起来，人家这样关心他，可他压根儿还没有自我介绍一下。“对不起，”他说，“我压根儿还没有做自我介绍，我叫卡尔·罗斯曼。”“您是德国人，对吗？”“是的，”卡尔说，“我才到美国不久。”“您是从哪儿来的？”“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卡尔说。“您看看，”厨房总管一面操着英语腔很重的德语喊道，一面几乎举起手臂来，“那我们可是同乡了。我叫格莱特·米策巴哈，维也纳人。我对布拉格简直了如指掌。我在文策尔广场的金鹅饭店里打过半年工。您想想看！”“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卡尔问。“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了。”“老金鹅饭店，”卡尔说，“两年前已经拆掉了。”“是的，不用说也知道了。”厨房总管说着完全沉浸在对当年的回忆之中。

然而，她一下子又活跃起来，拉住卡尔的手喊道：“现在，既然您是我的同乡，那您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这儿。您可别干这叫我伤心的事。比如说您有兴趣当电梯工吗？只要您说声‘有’，那您就是电梯工了。如果您四处去看一看的话，就会知道，要得到这样的差事可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您可以想到，这样的差事是再好不过的开端。您一天到晚跟所有的客人打交道，谁都看得见您，托您办点小事。一句话，您天天都有可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至于其他事情，全包在我身上了。”“我很乐意当电梯工。”卡尔踌躇片刻后说。与其说他只上过五年中学，对当个电梯工还踌躇不决，似乎太荒唐了，倒不如说他在美国更有理由为这不足挂齿的五年中学学历而感到羞愧。再说卡尔总觉得那些开电梯的小伙子讨人喜欢。在他的眼里，他们就像是饭店的门面。“这工作对语言有没有什么要求呢？”他又问道。“您能讲德语，英语也很好，这就足够了。”“我的英语是到美国这两个半月里才学的。”卡尔说，觉得不能埋没自己这惟一的长处。“这对您已经足够用了，”厨房总管说，“我简直不敢回想，当初讲不好英语有多困难。当然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昨天还刚刚提到过这事呢。昨天正好是我五十岁生日。”说毕她微笑着试图从卡尔的表情里看出这般年龄的尊严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印象。“那我祝您好福气了！”卡尔说。“好福气人人总归都需要的。”她说着握住卡尔的手，接着又为自己讲德语时想起家乡这句古老的俗语而半带感伤。

“我在这儿就跟您扯个没完没了，”她然后大声说，“您现在一定很累了，我们来日有的是机会，可以更加痛痛快快地聊个够。在这儿遇上同乡，我高兴得简直什么都忘了。来吧，我这就带您去房间休息。”“总管夫人，我还有个请求。”卡尔看到放在桌上的电话机时说。“明天，或许是一大早，我先前的同伴可能会给我送一张我急需的照片来。您待我这么热情，就劳驾您给门房打个电话，要么他让人来我这儿，要么我自己去取。”“好吧，”厨房总管说，“如果让他代您收下照片，行吗？您要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是张什么样的照片？”“那是我父母的照片。”卡尔说，“不，我得自己跟他们交涉。”厨房总管没再说什么，随手打电话给门房做了相应的吩咐，然后告诉卡尔住536号房间。

之后，他们穿过一道对着入口的门，来到一个小过道里。只见那儿有一个开电梯的小伙子倚在电梯栏杆旁睡着了。“我们可以自己来开。”厨房总管一边小声说，一边让卡尔走进电梯。“一干就是十到十二个钟头，对于一个小伙子来说是长了些。”当电梯慢慢上升时，她接着说，“可这在美国是特有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小伙子吧，他也是半年前随父母一道来这儿的，是意大利人。现在看上去，他好像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脸也变得干瘪了，上班时打瞌睡，尽管他天生很勤快。但他只要在这儿或者美国别的什么地方干下去，出不了半年，便会轻轻松松地胜任一切。五年以后，他就会变成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像这样的例子我就是给您说上几个钟头也说不完。我这样说根本没有把您等同看待，因为您是个强壮的小伙子。您十七岁了，不是吗？”“我下个月满十六岁。”卡尔回答说。“还不到十六岁！”厨房总管说。“那么只要有勇气就行！”

到了楼上，她把卡尔领进一间屋里。这虽说是间有一道斜壁的阁楼，但两只白炽灯把整个屋子照得亮堂堂的，显得十分舒适。“您对这屋里的陈设可千万别见怪。”厨房总管说，“也就是说，这不是饭店客房，而是我住的套房里的一间。我住的是三间一套，因此您一点也不会打扰我。我一关上这道隔门，您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歇息。明天您就成了饭店的新职工，当然会得到您自己的小房间。要是您的同伴也一道来了的话，那我就让人在饭店工役的集体宿舍里给你们加床位。可现在就您一个，我心想，虽说要委屈您睡在沙发上，但这儿会更合适您。现在您就睡吧，明天一上班就精精神神的样子。明天还不会太辛苦的。”“多谢您的热情关照。”“等一等，”她停在门口说，“要不您过会儿会被吵醒的。”说毕，她朝着房间的侧门走去，边敲门边叫道：“特蕾泽！”“听见了，总管夫人。”里面传来那位小打字员的声音。“您一大早来叫醒我时，要走过道来。这间屋子里睡了一个客人，他累极了。”她说这话时朝卡尔笑了笑。“您明白了吗？”“明白了，总管夫人。”“那好吧，晚安！”“晚安！”

“也就是说，”厨房总管解释道，“几年来，我总是睡不好觉。现在我对自己这个位子可以说心满意足了，真的不必有什么忧愁了。不过这肯定是我以前的忧愁所留下的后果，落下了这个失眠症。如果我夜间三点能够入睡的话，那就谢天谢地了。因为我五点，最迟五点半又得去上班，只好让人来叫醒我，而且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免得使已经烦躁不安的我再雪上加霜。于是我就让特蕾泽来叫醒我。现在您可是什么都知道了，而我还根本没有走开。晚安！”尽管她拖着沉重的躯体，却几乎飘飘然地走出了房间。

卡尔高兴地盼来了可以睡觉的时刻，他这一天给折腾得够呛了。他不敢奢望会有比这更舒适的环境让他不受干扰地美美睡一觉。这房间不是做卧室用的。它早先是间厅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厨房总管应酬用的接待室。为了他，今晚特地搬来了一张洗漱台。尽管这样，卡尔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不速之客，而只是越发觉得自己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箱子安然地放在这儿。肯定好久没有比这样放着更安全了。屋里一个带着滑门的矮柜子上罩着一块大网眼的毛织品，矮柜子上的玻璃镜框里夹着各种各样的照片。卡尔在察看这间屋子时停在那里端详着照片。照片几乎全是旧的，大部分是姑娘的留影。她们衣着不合时宜，土里土气的样子，头上顶着高高的小礼帽，右手拿着一把伞，面向着这个看照片的人，目光却回避开他。在男人的照片里，尤其是一位年轻士兵的照片引起了卡尔的注意。这位士兵把军帽放在一张小桌上，披着一头蓬乱的黑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满面带着自豪而克制的笑容。照片上，金黄色的制服扣子是后来才着上去的颜色。所有这些照片可能还是在欧洲照的，这或许在照片背面会看得一清二楚，但卡尔不想去动它们。他盘算着也要把父母的那张照片像这些照片一样放在自己未来的房间里。

卡尔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由于旁屋住着一个女人，他洗澡时尽量轻手轻脚。洗完澡，他刚躺到长沙发上舒展开四肢，准备享受梦乡的快乐时，突然似乎听到哪儿传来隐隐约约的敲门声，但一时却弄不准敲的是哪一扇门，也许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响声而已。过了一会儿，当卡尔快要睡着时，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不会再听错的，确实有人在敲门，响声来自女打字员的那扇门。卡尔踮起脚尖跑到门前低声问道：“您有什么事吗？”他的声音是那样的低，即便是旁边有人在睡觉，也不会给吵醒的。门那边立刻有人同样低声答话：“您不愿意打开门？钥匙就插在您那边。”“请等一等，”卡尔说，“我得先去穿好衣服。”过了一会儿，那边又开口说：“这大可不必。您打开门锁就躺到床上去，我待会儿再进去。”“好吧，”卡尔说，照着去做了，并拉亮了灯。“我已经躺下了，”他接着稍稍抬高嗓门说。这时，小打字员从她那黑洞洞的屋里走出来，完全像在楼下办公室里那样一副装扮。她这阵子可能就没有想过去睡觉。

“真对不起，”她说着稍稍弯下身子站在卡尔床前，“请您别说出去，我也不想打扰您多长时间，知道您困极了。”“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卡尔说，“但让我穿上衣服也许要好些。”他不得不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以便能把被子齐脖子盖上，因为他没有睡衣。“我只呆一会儿，”她说着伸手抓来一把椅子，“我可以坐到沙发跟前吗？”卡尔点点头。于是她紧靠着沙发坐下来，弄得卡尔不得不挪向墙边，好使自己能够仰面望见她。她长着一张匀称的圆脸，惟独额头显得异常的高，不过这可能只是因为发型不太相称的缘故。她穿着十分整洁，左手攥着一块手帕。

“您要长期呆在这儿吗？”她问道。“还说不准，”卡尔回答说，“不过我想，我会留下来的。”“这太好了，”她说着用手帕掠过自己的脸，“我在这儿太孤独了。”“这可叫我感到奇怪了，”卡尔说，“总管夫人不是待您很热情吗？她根本不拿您当职员看。我还心想着你们是亲戚呢。”“噢，不是，”她说，“我叫特蕾泽·贝希托尔德，是波莫瑞人。”卡尔也自我介绍了一番。随之，她第一次把目光完全投向了他，仿佛他说出名字后变得有点陌生了。片刻间，他们谁也不吭一声。然后她说：“您可别以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要是没有总管夫人，我的境况就会糟糕透顶。我以前在这饭店的厨房里干勤杂，险些都给解雇了，因为我干不了重活。这里的要求可高了。一个月前，有个厨房女工就是由于劳累过度昏倒了，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我的身体不怎么壮实，我以前经受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因此影响了发育。您可能根本不会认为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过，我的身体现在变得越来越结实了。”“说实在的，这里的工作肯定是非常辛苦的。”卡尔说，“我刚才在楼下就看见一个开电梯的小伙子站着睡着了。”“要说起来，电梯工的境况还算是最好的，”她说，“他们能挣到一笔可观的小费，而且远远不会像在厨房里干活的人那样受煎熬。可我真的是偶然走了好运。有一次，总管夫人需要一个姑娘为宴会准备餐巾，就来找我们这些厨房女工。这里有近五十个姑娘，我正好干得十分麻利，让她非常满意，因为折餐巾向来是我的拿手活儿。打那以后，她就把我留在了身边，并慢慢地教我当了她的秘书。跟着她，我学会了许多东西。”“这儿真有那么多东西要打吗？”卡尔问道。“啊哈，可多啦，”她回答说，“这可能是您根本想象不到的。不过您也看到了，我今天一直干到十一点半。可这还算不上特别忙。当然，我不单是打字，而且还要去城里办各种各样的事。”“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卡尔问道。“您连这都不知道？”她说，“叫拉姆西斯。”“是个大城市吗？”卡尔问。“很大，”她答道，“我就不喜欢去城里。不过我要问一声，您现在真的还不困吗？”“不，还不困，”卡尔说，“我还根本不知道您为什么过来呢。”“因为我没有个说话的人。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人陪着你，而最终能有人听你说话，那也是很幸福的。我在楼下大厅里已经看见了您，我正要去叫总管夫人时，她领着您进了食品储藏室。”“那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大厅。”卡尔说。“我已经完全不再有这种感觉了。”她答道，“但我只想告诉您，总管夫人待我一往情深，惟有我那已故的母亲会像她这样。但我们在地位上的差别太大了，我不可能同她自由自在地说话。从前，在那些厨房女工当中，我交了很多朋友，但她们早已不在这儿了。新来的姑娘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有时我难免会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比以前那个更让人觉得吃力，而我也根本不会把它做得比那个好。总管夫人之所以把我留在这个位子上，无非是出于同情罢了。说实在的，要当秘书，毕竟得受过较好的学校教育。说这些话是一种造孽，但我常常担心自己会发疯的。千万千万！”她突然说得非常快，急匆匆地抓住卡尔的肩膀，因为他把手盖在被窝里，“您可别把我的话告诉总管夫人，不然我真的就完了。我在工作上已经给她添了麻烦，如果再给她雪上加霜的话，那确实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了。”“放心吧，我什么都不会告诉她的。”卡尔说。“那就好，”她说，“您留在这里吧。要是您留在这儿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们会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但愿您别介意我的话。我第一次看到您时，马上就对您有了一种信赖感，尽管这样——您想想，我是多么的不尽如人意，我也有过担心，怕只怕总管夫人会让您来替代我当秘书，然后辞掉我。当您在下面的办公室时，我独个儿在这里坐了好久，才把这事想开了。我甚至觉得，如果您接替我的工作，那是很合适的，因为您干这事肯定会干得比我好。要是您不愿意去城里采购的话，这事可以留给我来继续做。不然的话，厨房里肯定会更用得着我，特别是我现在比以前壮实了。”“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卡尔说，“我当电梯工，您干您的秘书。但是您一点儿也不能把您的想法吐露给总管夫人，要不我也会把您今天对我所说的其他事和盘告诉她，尽管那样做会使我感到很难堪。”这一席话深深地刺激了特蕾泽，她一头扑倒在沙发上，呜咽着把脸紧贴到他的被子上。“别这样，我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卡尔说，“但您也要守口如瓶。”这时，他再也不能把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了。他伸出手抚了抚她的手臂，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跟她说，只想着这里的生活是严酷的。特蕾泽终于平静下来了，甚至为自己的哭泣而感到羞愧。她感激地注视着卡尔，劝他早上多睡一会儿，并答应快到八点时会找时机上楼来叫醒他。“您倒挺会叫人的。”卡尔说。“是的，我还能干点事。”她说着用手温情地抚过他的被子向他道别，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第二天，厨房总管留给他一天时间去拉姆西斯城里看看，但卡尔执意要马上上班。他坦然地解释说，去城里看将来有的是机会，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开始工作。在欧洲他曾经把一份瞄准着另外一个目标的工作白白地葬送了。他到了这般年龄才从当电梯工做起，而那些更能干的小伙子，即使按部就班，这时也快轮到接任更高一级的工作了。他从当电梯工做起，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特别要争取时间，这同样也一点没错。考虑到这些情况，逛城根本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快乐。甚至他连特蕾泽邀请他抄一条捷径去都下不了决心。德拉马舍和罗宾逊的影子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不勤奋，他最终的境况不会同他们有什么两样。

在饭店裁缝那儿，人家让他试穿了电梯工制服。这制服外表十分华丽，缀有金色纽扣和绦带，但卡尔穿到身上时不禁微微打起了寒战，尤其是上衣的腋下冷冰冰的，硬邦邦的。这是在他之前的电梯工穿过的，浸透了他们留下的汗气和无法抹得干的潮湿。这制服首先必须把胸部特地为卡尔加宽，因为现有的十套中没有一套合他的身，哪怕能勉强将就也好。虽然制服需要在这里改缝，而且裁缝师显得十分尴尬——有两次，从他手里交出去的制服马上又被退了回来——，但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一切便就绪了。于是卡尔穿着紧裹在腿上的裤子和一件裁缝信誓旦旦保证很合适但却捆绑着身子的上衣离开了裁缝部。这上衣一再诱惑着穿衣人做呼吸练习，它要看看他是否还能喘上气来。

然后，卡尔去电梯工总管那儿报到。他将要直接听从这位总管的指挥。总管是一个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的大鼻子男人，看上去已经有四十岁的年纪。他没有时间跟人谈话，哪怕只是三言两语；他随即唤来一个电梯工，偏偏就是卡尔昨天看见的那位。总管只唤他的教名：吉亚柯莫。卡尔随后才得知，在英语发音中，这个名字是无法听出来的。这小伙子接受了总管的吩咐，应该把开电梯的工作须知一一介绍给卡尔，可他却显得怯生生的样子，匆匆应付几下就了事了。其实本来就没有多少要介绍的，但卡尔从他那里几乎连这微乎其微的一点也没有得到。不言而喻，吉亚柯莫之所以恼火，无非是由于卡尔的到来，使他不得不离开电梯工作，被分配去给那些女服务员当帮工。照他难以说出口的经验，他觉得那是很丢面子的。但首先叫卡尔感到失望的是，一个跟电梯机器打交道的电梯工所能做的，无非是简单地按一下电钮，让电梯上下运行而已，而传动装置的修理只是饭店机械师的事。就说吉亚柯莫吧，他在电梯上干了半年之久，但无论是地下室的传动装置还是电梯内部的构造，他都没有亲眼见过，尽管他一再表明他对这些具有浓厚的兴趣。说到底，这是一份十分单调的差事，日夜轮班，一干就是十二个钟头，非常辛苦。照吉亚柯莫的说法，如果不学会争分夺秒地站着睡觉，这苦差事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卡尔对此不置可否，但他心里一定明白，正是这个本事才使吉亚柯莫丢掉了这个位子。

卡尔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他所操作的这部电梯只供最高层使用，因此他不会去跟那帮十分挑剔的阔佬们打交道。但在这儿同在别的地方一样，也学不到什么太多的东西，惟独对起步是有好处的。

过了一个星期，卡尔觉得他已经完全胜任了这个工作。他操作的电梯，那黄铜的壁板擦得锃锃闪亮，另外三十部电梯没有一部可以同他的媲美。要是那个和他同开一部电梯的小伙子也差不多这样勤快，不会觉得卡尔的勤劳补救了自己的懒散的话，也许还会更加锃亮。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名叫勒内尔。这小伙子喜爱打扮，睁着一对黑色的眼睛，略显消瘦的面颊刮得光光的。他自己有一套很漂亮的西装，每到休假的晚上就穿上它，洒些香水，急急忙忙去城里了。有时他还请卡尔替他上夜班，说家里有事一定得回去；他并不怎么在乎，他的外表同所有这样的借口多么前后矛盾。尽管这样，卡尔还是挺喜欢他。每逢这样的晚上，勒内尔就穿上自己的那套西装。临行前，他走到楼下电梯口，停在卡尔面前，一边戴着手套，一边还略表歉意，然后穿过走廊离去。卡尔总是心甘情愿为他代劳。再说卡尔这样替他顶班，只是想帮帮他的忙。在他看来，自己初来乍到，帮一位年长一些同事的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样长此以往，那可万万不是办法。一天在电梯里不停地上上下下就够累人了，尤其到了晚上，来来往往的人简直就没完没了。

不久，卡尔也学会了要求电梯工必须做到的深鞠躬，小费也接得自如敏捷了。他收到的小费一下子就装进马甲的口袋里，没有人会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小费的多少。面对女士，他会献上小殷勤打开电梯门，在她们身后慢条斯理地走进电梯。女士们进电梯时一般都要比先生们瞻前顾后，总留心着她们的裙子、帽子和饰物。电梯运行时，这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时候。他紧站在电梯门旁，背对着客人，手抓在电梯门扶手上，好让客人出电梯时，他一下子就能把门推向一边，又不至于使她们受到惊吓。在运行期间，偶尔也会有人拍拍他的肩膀，想询问点什么小事。这时，他便急忙转过身来，仿佛他在期待着人家的问话，随之大声地给予回答。虽然饭店有许多电梯，但也常常免不了有拥挤的时候，尤其在散戏或某些特快列车到达后，总要忙乎一阵子。遇上这种情况，卡尔一把客人送上去，立刻就得迅速地开下来，再接楼下等候的客人。他也有可能靠拉住一条穿过电梯车厢的绳索加快平常的运行速度。当然这是违反电梯操作规程的，而且也很危险。只要电梯里有乘客，卡尔是从来不会那样做的。可当他把客人送到楼上，楼下还有其他人等着时，他便无所顾忌地拉上绳索，活像一名水手，使劲而富有节奏地加快速度。再说他也知道，其他电梯工也这样干，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客人白白地让给他们。另外在这里相当常见的是，有少数客人在饭店里住的时间较长，有时会露出笑容，表示认出了卡尔是他们的电梯工。卡尔总是带着严肃的表情，但又很乐意接受这友好的表示。有时候，当电梯不太繁忙时，他也会接受一些份外的小任务，比如有客人把什么小东西忘在房间里，自己又懒得回去拿，这便成了卡尔的小差事。然后，他就会独自载着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觉得异常熟悉的电梯飞一般地上楼去，走进那陌生的房间里。他看到的大多是他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是放得散散乱乱，就是挂在衣钩板上，闻到的是那异样的香皂、香水和漱口药水混合的特殊气味。他一刻也不停留，一找到大多即便交待得很含糊的东西就急急忙忙又回去。他常常为自己不能接受更大的任务而感到遗憾。干大差事有专门的勤杂和听差，他们可以骑自行车甚至摩托车办事。只有从客房到饭厅或娱乐厅的差事，卡尔才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让人用得上。

每当他干完十二个钟头下了班，一周里三天是晚上六点，另三天是早晨六点，他总是感到疲惫不堪，径直就倒在床上，也懒得去答理任何人。他住在电梯工的集体宿舍里。厨房总管的影响也许并非像他第一天晚上所想象的那样大。虽然她竭力争取为卡尔弄一个小单间住，而且也可能弄得到，但卡尔却发现做起来困难重重，就为这事，厨房总管跟他的上司，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总管打电话说来说去。于是卡尔主动放弃了住单间的奢望，并且说服厨房总管自己是真心诚意放弃，表示这样一种优待不是真正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他不愿意因此而受到其他电梯工的嫉妒。

诚然，这个宿舍大厅不是能安安静静睡觉的地方。在十二个钟头休息时间里，人人都各不相同地安排着自己的吃饭、睡觉、娱乐和其他事情，所以，宿舍大厅里一天到晚就没有不喧闹的时候。几个在里面睡觉的人，拉着被子捂在耳朵上，想躲开这喧闹声。但只要有一人被吵醒了，他就会冲着其他喧闹的人大发雷霆，这样，连剩下那些还能睡得着的人也被吵得无法安宁了。几乎每个小伙子都有自己的烟斗，他们借此寻求一种奢侈的享受。卡尔也为自己买了一个，不久便抽上了瘾。但上班期间是不许抽烟的，其后果是，回到宿舍里，只要不到非得睡觉不可的时候，人人都是吞云吐雾，抽个不停。因此，每张床都笼罩在各自的烟云中，一切都淹没在一片烟雾里。尽管本来大多数人原则上都同意夜间只在宿舍的一端亮一盏灯，但根本无法实施。要是这个建议行得通的话，那些想睡觉的人就能够在大厅不亮灯的一边——这是个摆放着四十张床的大厅——心安理得地去睡他们的觉了，而另一些人则可以在亮灯的一边玩骰子或打扑克，或做其他一切有必要在灯光下做的事情。如果有人想去睡觉了，可他的床却在亮着灯的一边，那他就可以睡到不亮灯的一边任何一张空床上。空床多的是，别人临时用用也没有人会说什么。然而，没有一个晚上，这个规矩会得到大家的遵守。比如说总会有那么两三个人，他们借着不亮灯的地方睡了一觉后，又来了打扑克的瘾，于是便坐在床上，两人之间搭起一小块木板，当然也少不了顺手拉开就近的电灯。这刺眼的灯光势必会耀得那些正好面对着它睡觉的人暴怒不安。他们虽然还会辗转反侧一阵子，但最终依然是没有什么别的好计可施，索性就跟同样被吵醒的邻床也拉亮灯玩起来。不用说，所有的烟斗又一齐冒起了烟。不过也还有那么几个人无论如何也想睡睡觉，卡尔便属于其中的一个。他们不是把头放在枕头上，而是用枕头盖上或裹住头睡觉。然而，当邻床的人半夜三更起来，在上班前还要借机去城里寻欢作乐时；当他在自己床头的洗脸盆上洗得丁丁当当，水花四溅时；当他不光是扑腾一声蹬上靴子，而是噔噔噔地直跺着脚往里踩时——尽管是美国式样的靴子，但几乎所有的人穿在脚上都觉得太紧；当他最终因自己的装扮还缺少一样小东西而抽掉睡觉的人的枕头时，谁还能睡个安稳觉呢？不言而喻，埋在枕头下的人早就被吵醒了，也正盼着向他去发泄呢。也正是，大家都是些运动员和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谁也不想放过任何一次体育锻炼的机会。如果你半夜被喧闹声从梦乡里吵醒了，猛地爬起来一看，肯定就会发现，在你床一边的地上有两个摔跤手正在搏斗。在耀眼的灯光下，所有床上的人都穿着汗衫和短裤，直挺挺地站成一个圆圈，充当交手的裁判。有一回，两个拳手这样夜间交起手来，其中一个恰好倒在正在睡觉的卡尔身上。当卡尔睁开睡眼时，最先看见的是鲜血从那个小伙子的鼻子里汩汩地流出来，还没来得及采取应急措施，就染满了整个被子。卡尔常常在这十二个钟头里，几乎无时不在想方设法争取睡上几个钟头，尽管参与同其他人的闲谈也在强烈地诱惑着他。但他始终又觉得，所有其他人在他们的人生中都处在比他优越的地位，他要通过更加勤奋的工作和放弃一定的爱好得到补偿。虽然他明明为了工作而非常看重休息，但无论在厨房总管还是在特蕾泽面前，都从不抱怨宿舍里的状况。这首先是因为所有的电梯工大都能忍则忍着，没有人当真去抱怨。再就是宿舍大厅里的烦恼是他当电梯工工作一个必要的部分。这工作是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从厨房总管手里接受过来的。

每周有一次，换班的时候可以休息二十四个钟头，他便抽出一部分时间去看望一两次厨房总管，也等待着特蕾泽那可怜巴巴的空余时间，同她在某个角落里，在走廊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很少去她的房间。有时候，他也陪她到城里去办理各种十分火急的差事。于是卡尔提上她的包，他们几乎是跑着奔向地铁站，然后乘坐在列车上风驰电掣般地驶去，仿佛地铁列车毫无阻力似的。转眼间他们就下了车。他们不去乘电梯，嫌电梯太慢，干脆踏着台阶，噔噔噔直跑上去。上面是宽阔的广场，大大小小的街道纵横交错，从这里辐射开去。广场把鼎沸的人群汇入从四面八方径直而来的车水马龙里。卡尔和特蕾泽急急忙忙形影不离地走进一家又一家办事所、洗衣店、仓库和商店，操办着一个又一个不容易通过电话操办的、再说也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采购或申诉。特蕾泽很快就发现，且不可小看卡尔的帮助；有他帮忙，许多事情办得快多了。有他陪着，她不再像以往那样，常常要等到那些忙得不亦乐乎的售货员前来应酬她，现在根本用不着了。他走到柜台前，不停地用踝骨敲击着柜台，直到有人过来应酬；他操着自己那依然有点过火的、在众声中很容易让人听得出来的英语越过人墙喊去；他毫不犹豫地冲进人堆里，根本不管他们傲慢地退到商店大厅的深处。他这样干并非出于狂妄，有意要逞强，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赋予他权利的保险地位上：西方饭店是顾客，容不得人怠慢。特蕾泽虽然有办事的经验，但毕竟需要充分的帮助。“您应该每次都跟着来，”有时候，当他们特别圆满地办完一件事走出来时，她会满脸露出幸福的笑容这样说。

在拉姆西斯城停留的一个半月里，卡尔只有三次去特蕾泽的小房间里呆的时间比较长，每次有几个钟头。这房间当然比厨房总管的任何一间都小。屋里的几样东西几乎都堆挤在窗户跟前。但卡尔凭着自己住集体宿舍的感受，深深地明白一个相对安静的单间的可贵。尽管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特蕾泽看得出他是多么喜欢她的房间。她对卡尔没什么秘密可言。自从当初第一天晚上拜访了他以后，她似乎也不该再有什么秘密不能告诉他。她是个私生子，父亲是建筑工头，后来才让孩子和妈妈从波莫瑞过来。但他这样做，似乎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义务，或者好像期待的是别的什么人，而不是他在靠岸的码头上所迎候的历尽磨难的妻子和弱小的孩子。她们来后不久，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去了加拿大，留下这母女俩。她们既看不到他的信，也得不到他任何消息。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她们流落到了纽约东区的贫民窟里，谁也无法寻找到她们。

有一次，卡尔站在她的身旁，倚窗望着大街，特蕾泽借机讲述了她母亲的死。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母亲和她各自背着行囊，心急火燎地穿过一条又一条街巷，想找一个过夜的地方。当时她可能只有五岁。起初，母亲牵着她的手领着她，在暴风雪里十分艰难地挪着步子，到后来母亲的手冻僵了，她也不回头看看特蕾泽就丢开了她。于是特蕾泽不得不竭尽全力抓住母亲的裙子。她跌跌撞撞地跟着走，甚至跌倒了，可母亲像发疯了一样，依然一个劲地走去。在纽约那漫长而平直的大街上，这暴风雪是何等的肆虐啊！卡尔还没有经受过纽约的冬天。你要顶着卷成漩涡的风走去，一刻也睁不开眼睛，大风搓起雪花不住地扑打在你的脸上；你狠劲地奔跑着，却一步也前进不了，犹如一场绝望的挣扎。在这暴风雪里，小孩子当然要比成年人优越，她在风里跑呀跑呀，对什么事还觉得有点兴致。正因为这样，特蕾泽当时就不能完全理解母亲的心情。她坚信，要是她那天晚上聪明些——可她恰恰还是一个那样不懂事的孩子——对待母亲的话，她肯定就不会死得那么凄惨。当时，母亲已经两天找不到事干了，身无分文，饿着肚皮在街头奔波了一天。她们随身拖来拖去的行囊里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布片，也许是出于迷信，她们不敢扔掉它。就在这一天，有人答应让母亲第二天早上去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但她担心自己可能用不上这个良机了。她一整天都在试图给特蕾泽说个明白，因为她觉得精疲力竭了。那天一大早，她就在巷子里咯了许多血，使过路的人看见都害怕。她这时惟一的企望是在哪儿找块暖和的地方歇息。而偏偏就在这天晚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落脚的地方。她们每到一家至少还可以稍微遮避风寒的大门口，只要不被看门人驱赶出来，便急急忙忙地穿过那狭窄冰冷的走廊，爬上一层又一层的高楼，绕过院庭一圈又一圈狭长的露台，不加选择地敲打着每一扇门。她们开始不敢同任何人搭话，后来才恳求着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有一两次，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蜷伏在沉寂的楼梯台阶上，把近乎执意不肯的特蕾泽拉到自己怀里，嘴唇十分痛苦地贴在她的脸上亲吻着。当她后来知道这是妈妈最后的亲吻时，她怎么也不理解，自己竟然能无知到连这个都看不明白，简直就是一条小小的可怜虫。她们走过一些房前时，房门敞开着，里面一股令人窒息的污浊气味扑面而来，满屋就像火烧似的烟雾腾腾。在她们的恳求声中，从这烟雾里闪现出模模糊糊的人影来，他站在门槛里，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厉声厉色，一次次把她们赶开，不让她们在这里得到安身之处。特蕾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母亲只是在最初几个钟头里寻找着歇息的地方，因为过了午夜之后，她就不再去跟任何人搭话了，尽管直到黎明时分，除了其间的小歇以外，她几乎一直不停地奔走着，尽管她们经过的那些大门和那些还敞开着门的房子里，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处处都碰得到人。当然，并不是有什么东西推着她们快速向前奔跑，而是她们在极其艰难地竭力挣扎着。实际上，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在缓慢地爬行。特蕾泽弄不清楚，从午夜到早上五点，她们去过二十栋还是两栋，或者仅仅只是一栋房子里。这些房子的走廊构思得很巧妙，空间得到最佳的利用，但却让人难以辨别方向。有多少次，她们可能就在同一走廊上穿来穿去！特蕾泽好像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她们在一栋房子里撞来撞去，好不容易才走出了大门，但她觉得，她们好像到了巷子里，马上又折了回来，再次闯进了这栋房子里。一会儿妈妈牵着，一会儿她紧紧地抓住妈妈，一路上连半句安慰的话都得不到。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痛苦。当时，在这个尚不懂事的孩子看来，这一切好像只归结到一句话：妈妈要弃她而去。因此，特蕾泽越发把妈妈抓得更紧，生怕她走掉了；虽然妈妈牵着她的一只手，但她的另一只手依然死死地扯住妈妈的裙子不放，一路走一路哭号着。她害怕被留在这儿，留在这些人当中：她们前面的人踏着沉重的脚步爬上楼梯；她们身后还有看不见的人从楼梯拐弯处走过来；门外走廊里的人争来吵去，互相推搡着进了屋子；喝得醉醺醺的人哼着深沉的调子在楼里游来荡去。幸好妈妈牵着特蕾泽从这样一些正要纠结起来的人群里钻了进去。她们经过了几家由雇主承租的普通集体宿舍。在这深夜时分，人们不会再那么留心，也不会再有人非得把什么事都当真，她们无疑起码可以挤进这样一家宿舍里去。但特蕾泽不懂这些，母亲也不再想歇息了。清晨，当一个美好的冬日来临时，她们俩倚靠在一家墙根，或许在那儿打了个盹，或许睁着呆滞的眼睛四处张望。事实上，特蕾泽丢掉了她的行囊，母亲正要去打她，惩罚她粗心大意，但特蕾泽既没有听到打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到挨打。然后，她们继续走下去，穿过热闹起来的街巷。母亲走在靠墙一边。她们过一座桥时，妈妈用手掠去桥栏上的白霜。她们最终正巧来到了妈妈说好那天早上要去的那个建筑工地。当时，特蕾泽听之任之，但至今却弄不明白。到了工地，母亲没有告诉特蕾泽，是原地等候还是走开，特蕾泽以为这意味着让她原地等候，因为这最符合她自己的心愿。于是她坐到一个砖堆上，看着母亲打开行囊，从里面抽出一条花布条来，扎起她昨天晚上就一直戴在头上的头巾。特蕾泽太累了，哪里还会想到去帮一帮母亲。母亲一反常态，没有去工棚里报到，也不问任何人，而是径直顺着梯子爬上去，仿佛她早就知道人家分派给她什么工作似的。特蕾泽对此感到惊奇，因为帮工通常只在下面和石灰，递砖瓦或干其他简单的活儿。因此，她心里揣摩着母亲今天要干能多挣点钱的工作，于是睡眼惺忪地朝她笑了笑。工地上的墙砌得还不太高，底层几乎还没砌好。但为下一步施工用的脚手架已经高高地耸立起来，当然还没有搭上连接横杆。母亲在脚手架上敏捷地绕过一个个正在砌砖的瓦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谁也不去问她一声。她伸出柔弱的手，小心地扶在一块当作栏杆用的木隔板上。在下面的特蕾泽模模糊糊地惊叹着母亲这般敏捷的动作，而且相信母亲和蔼可亲地看了她一眼。可就在这时，母亲朝着一小堆砖走过去。这砖堆的前面没有了栏杆，或许脚手架也到了尽头，但她已经身不由己，直冲着那堆砖而去。她的敏捷似乎遗弃了她。她撞翻了那堆砖，从砖堆上直摔到底下，许多砖块随之纷纷滚将下来。紧接着，不知从哪儿又脱落一块沉重的木板，砰地一声砸在她身上。特蕾泽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她穿着那条还是从波莫瑞带来的裙子，两腿叉开躺在那儿；那块压在她身上的粗木板几乎把她全盖住了；人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来；工地脚手架上还有个男人气急败坏地向下面大喊大叫。

当特蕾泽结束了她的讲述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不顾平素的习惯，讲述得十分详细。只有说到无关紧要的地方时，比如说描述那孤零零地耸立云天的架杆时，她才会收住自己的眼泪。当时发生的每个细节，而今已经过去十年了，她依然记忆犹新，母亲在尚未砌起来的第一层楼的脚手架上让她看见的形象是她对母亲生命最后的回忆，她恨不得把这些向自己的朋友吐露个够。所以，她结束了讲述后，还想再回到这个话题上，却哽塞住了，她两手捂在脸上，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然而，在特蕾泽的房子里也有比较愉快的时刻。就在第一次拜访时，卡尔发现那里放着一本商业信函教科书，并恳求她借去看看。同时，他们商定，卡尔必须做书里规定的作业，交给特蕾泽检查。这本书，凡是她那琐里琐碎的工作用得上的，特蕾泽都读遍了。于是卡尔通宵达旦地趴在楼下集体宿舍的床上，用棉球塞住耳朵，孜孜不倦地读着这本书，这也是为了尽可能调剂一下环境。他用钢笔把作业写在一个小本上。这支笔是厨房总管奖赏给他的，因为卡尔帮她制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盘货大表格，而且完成得一丝不苟。看书时，他先让其他小伙子不断地用英语向他提些小小的建议，直到他们厌倦了，让他安静下来。这样，他成功地将绝大部分干扰转化为有利因素。他常常觉得不可理解的是，其他人如此安于自己的现状，压根儿就感受不到他们暂时性的生存特点——过了二十岁的电梯工就不受欢迎了——，意识不到为自己未来抉择职业的必要性。尽管卡尔做出了榜样，但他们读的书最多不过是从床上传来传去、肮脏破损的侦探小说而已。

卡尔同特蕾泽会面时，特蕾泽批改起他的作业，总是不厌其烦地挑来挑去，两人常常因此发生意见分歧。这时，卡尔就搬出他那伟大的纽约教授当盾牌，但这对特蕾泽来说，就如同那些电梯工对文法的看法一样一文不值。她从卡尔手里夺过笔，划掉她深信有错误的地方。但在这种疑惑难解的情况下，尽管通常也不会有比特蕾泽更高的权威来审定，卡尔出于慎重，又把特蕾泽划掉的地方再划回来。诚然，有时会遇上厨房总管来，但她总是做出偏向特蕾泽的裁定，依然说服不了人，特蕾泽毕竟是她的秘书。与此同时，她也让大家言归于和，因为茶煮好了，甜点也端上来了，卡尔得讲讲欧洲的事了。当然，他的讲述一次次被厨房总管打断。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问和表示惊讶。她这样做是想让卡尔意识到，欧洲有多少事情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打他离开以来，又有多少事情也可能已经完全变了样儿，而且还在不断地变化着。

卡尔约摸在拉姆西斯呆了一个月光景。有一天晚上，勒内尔打他身旁走过时告诉他，饭店门前有一个名叫德拉马舍的男人同他攀谈，探问卡尔的消息。勒内尔说他当时没有理由去隐瞒什么，于是就如实说卡尔当了电梯工，不过他有厨房总管的提携，还有望得到完全不同的位置。卡尔察觉到，德拉马舍是多么狡猾地对待勒内尔，甚至还邀请勒内尔这天晚上去共进晚餐。“我不会再同德拉马舍打任何交道的，”卡尔说，“你可千万要提防着他！”“我？”他说着甩开身子，一溜烟地走开了。他是这饭店里最英俊的小伙子。在其他小伙子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在电梯里，一位在饭店里住了较长时间的高贵女士说至少亲吻了他。谁也不知道这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可对每个熟知这个谣言的人来说，当他看着那位女士身挂纤巧的披纱，挺着束得紧细的腰身，迈着稳健轻盈的步履从自己身旁走过，而其外表丝毫也让人看不出她会采取那样的举动时，这必定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她住在二层，不是勒内尔电梯的客人。然而，如果其他电梯一时都占用着，当然也不能不让这样的客人去乘另外的电梯。于是这位女士时而也乘卡尔和勒内尔的电梯上上下下。事实上，这始终只发生在勒内尔当班的时候。这或许是偶然的，但没有人会相信是这样。只要电梯载着他们两人开动起来，顿时就会在整个当班的电梯工中出现一片难以制止的喧闹，甚至闹腾得非得总管出来干预不可。追究原因，是这女士也好，是那谣言也罢，勒内尔无论如何变了个样，变得绝对更加自信了。他把擦洗电梯的活儿一古脑都推给了卡尔。就为这事，卡尔也正等待机会要同他彻底摊开谈一回。在宿舍大厅里，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他彻底脱离开了电梯工这个集体，没有人像他这样。至少在工作问题上，大家通常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并且有一个为饭店管理部门所承认的组织。

卡尔思考着这一切，也想到了德拉马舍。另外，他照常上自己的班。临近午夜时分，他得到了短暂的调剂，因为特蕾泽给他带来了一个大苹果和一块巧克力。她常常出其不意地送些小礼物来叫他惊喜。他们相互说上一会儿话，虽然不时被电梯的上上下下所打断，但几乎不受什么妨碍。他们在谈话中也提到过德拉马舍，而且卡尔发现，如果说他这阵子认为德拉马舍是个危险人物的话，那真的是受了特蕾泽的影响，因为特蕾泽印象里的德拉马舍无疑是听了卡尔的话后才有的。然而，归根到底，卡尔认为德拉马舍不过是个不幸使之堕落下去的流浪汉，跟他还是可以打交道的。但特蕾泽十分激烈地反驳卡尔，并振振有词地要求他发誓同德拉马舍一刀两断。卡尔没有发誓，而是再三催促她去睡觉，因为早已过了午夜了。当她不肯走开时，卡尔威吓说要擅离职守送她回房间去。最后，她无奈地准备走开，这时卡尔说：“特蕾泽，你干吗多操这份心呢？如果我那样做会让你睡好觉的话，那我情愿向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同德拉马舍说话。”接着，卡尔来来往往忙了起来。旁边电梯的伙伴被派去干什么别的差事了，他不得不管起两部电梯来。这时有客人议论起来，说这里乱了套，一位陪伴女士的先生甚至用手杖轻轻地捅了捅卡尔，催着他动作迅速些。其实这种催促是大可不必的。要是客人们马上都上卡尔的电梯，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有些客人明明看见那边电梯无人操作，却偏不肯过来，非得要走到那部电梯前，手抓着电梯门把手站在那儿等着，甚或擅自走进电梯里。按照十分严格的电梯操作规程，电梯工无论如何也要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卡尔不得不跑来跑去，累上累下，哪里还会顾得上考虑小心仔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外，快到凌晨三点时，一位行李搬运工想叫他去帮点忙，虽然他跟这位老人还有点交情，但他此刻无论如何也顾不得帮他了，因为恰好他管的两部电梯前都站着客人。他当机立断，大步走上前去，先选定送走一批。当那个伙伴回来接上班时，卡尔高兴极了，便朝他喊了几句，责怪他一去好久不见回来，尽管这可能也怪不得他。过了凌晨四点，才有些平静下来，卡尔也亟待有个喘息的机会。他疲惫地倚靠在自己电梯旁边的栏杆上，慢慢地咬着那个苹果。咬开第一口，里面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香味。他透过天井看下去，四周是储藏室的大窗户，挂在窗户后面的香蕉在昏暗中闪着微光。

六 罗宾逊事件

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卡尔自然以为是一位客人，急急忙忙把苹果塞进衣兜里，几乎看也不看那人一眼，直冲着电梯走去。“晚上好，罗斯曼先生！”这人随之说道，“我是罗宾逊。”“您可变样了！”卡尔说着摇了摇头。“是的，我现在混得挺不错。”罗宾逊一边说一边往下看着自己的那身打扮。这身打扮用的也许都是些精美的东西，但如此拼凑在一起，看上去简直寒碜极了。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件显然初次穿在身上的白色坎肩，上面有四个黑边口袋，罗宾逊始终挺着胸膛，试图引起人们对这坎肩的注意。“您穿的可都是些高档的衣服。”卡尔说，不禁想起自己那身朴素而漂亮的上衣。要是把它穿在身上，他甚至不会比勒内尔逊色。恨只恨这两个人太不够朋友，硬是把它给卖掉了。“是的，”罗宾逊说，“我几乎天天都为自己买点什么。您看这坎肩怎么样？”“棒极了。”卡尔应道。“但这实际上不是口袋，只是做成这个样子而已。”罗宾逊说着抓住卡尔的手叫他摸摸，让他相信这是真的。但卡尔把手缩了回去，因为从罗宾逊的口里喷出一股不堪忍受的烈酒味儿。“您又喝多了。”卡尔说完又站到栏杆旁去了。“没有，”罗宾逊说，“没喝多少。”接着，他一反自己先前那心满意足的神态补充说：“这人活在世上不喝酒还有什么意思呢。”有人来乘电梯，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卡尔刚一回到楼下，又有电话打来了，说是一位住在八层的女士昏厥过去了，要他去接饭店大夫来。一路上，卡尔暗暗地期盼着罗宾逊在这期间会走开，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和他在一起。他想起特蕾泽的告诫，也不想听到德拉马舍的任何情况。但醉醺醺的罗宾逊依然僵直地等候着。这时，恰好有一位身穿礼服、头戴大礼帽的饭店高级职员打这里路过，值得庆幸的是他好像没有特别留意罗宾逊。“罗斯曼，难道您不想去我们那里看看？我们现在过得挺自在的。”罗宾逊边说边投以诱惑的目光端详着卡尔。“是您邀请我呢，还是德拉马舍？”卡尔问道。“我和德拉马舍，我们俩都有这个意思。”罗宾逊说。“那我就告诉您，并请您转告德拉马舍：我们的告别是最终的告别。如果说这事当初还模棱两可的话，现在我就给您彻底说个明白。你们俩给我造成的痛苦比任何人都多。难道你们打定了主意，继续让我不得安宁吗？”“我们毕竟是您的同伴。”罗宾逊说着眼里噙上了令人作呕的醉鬼的泪水，“德拉马舍让我告诉您，他要向您赔偿过去的一切。我们现在同布鲁纳尔达住在一起。她是一位出色的女歌手。”紧接着，他就要扯开嗓子唱一首歌，亏得卡尔及时地“嘘”住了他：“您现在可别吱声了。难道您不知道您这是在哪儿吗？”“罗斯曼，”罗宾逊只是因为考虑到唱歌的事而怯生生地说，“我毕竟是您的同伴，您要说什么，就尽管说吧。现在，您在这儿有这样一个美差，想来可以赐给我几个钱花吧。”“给了您，无非又是拿去酗酒挥霍了。”卡尔说，“我现在就看见您的口袋里装着个酒瓶子，我离开这会儿，您准保又喝了。您刚来时还相当清醒。”“当我上路的时候，喝酒不过是用来提精神的。”罗宾逊抱歉地说。“我真不敢相信您会变好。”卡尔说。“可是钱呢？”罗宾逊瞪大眼睛说。“您准是受德拉马舍的指使，让您拿钱回去。好吧，我给您钱，但是有个条件，您得马上离开这儿，永远别再到这里来缠我。如果您要告诉我什么事，就给我写信。地址是：卡尔·罗斯曼，电梯工，西方饭店。这样写就行了。我再说一遍，不许您再上这儿来找我。我在这里要上班，没有时间接待来客。您愿意接受这个条件拿钱吗？”卡尔问道，手随之伸进坎肩口袋里，他已经打定主意舍弃今晚得到的小费。对卡尔的问话，罗宾逊只是点了点头，艰难地喘着气。卡尔没有理会他的意思，便又一次问道：“行，还是不行？”

这时，罗宾逊示意让卡尔到自己跟前来，嘴里十分明显地吞来咽去，低声说：“罗斯曼，我感到好恶心。”“见鬼去吧！”卡尔脱口而出，两手把他拖到栏杆前。

就在这时，罗宾逊吃进去的东西从他的口里一下子直喷到天井的深处。在他呕吐的间歇，他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盲目地向卡尔摸过去。“您确实是个好小子。”他然后说，或者：“简直太不像话！”这样说还远远算不了什么，或者：“那帮狗东西，不知他们在那儿给我灌了些什么玩艺！”不安与恶心使卡尔无法在罗宾逊身旁忍受下去，他开始走来走去。罗宾逊的身子被稍稍遮掩在电梯旁边的角落里，可一旦有人发现了他，怎么办呢？要么是让那些神经过敏的阔佬中的某个人看见了，他准会向赶来过问的饭店头头提出抗议。这家伙便会以此为由，气急败坏地拿饭店里所有的人问罪。那些阔佬们无时不在寻找机会抗议这抗议那。要么就是那些不断更换的饭店密探中的某一个会打这里经过。除了饭店领导，没有人知道哪个是密探。因此，谁只要投以审视的目光，也许只是出于近视，谁就会被看做是密探。楼下面，修缮工作通宵不停地进行着。这时，只要有人进了储藏室，就会吃惊地发现天井里那堆令人作呕的东西，并且打电话问卡尔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卡尔可以否定这是罗宾逊干的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这个干了蠢事而处于绝望中的罗宾逊非但不会表示一点歉意，反而会把卡尔牵连进去。于是闻所未闻的事发生了：一个电梯工，一个在这家饭店那庞大的工役等级中处于最低层的、可有可无的工役，让他的朋友玷污了饭店，惊动甚或吓跑了客人。卡尔因此不就肯定会马上被解雇吗？人们还能容忍一个结交这样的朋友而且在上班时间让他们来拜访的电梯工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让人觉得这个电梯工自己好像就是个酒鬼，甚或心怀鬼胎的人吗？人们便会猜测，他是拿这饭店的东西供他的朋友尽情吃喝，直到他们醉得在这个保持得一尘不染的饭店里随便呕吐，就像现在的罗宾逊一样。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的猜测吗？而像这样一个电梯工，他怎么会只限于偷窃食物呢？这里有的是行窃的机会：客人们疏忽大意，柜子到处敞开着，贵重物品散落在桌子上，首饰盒大开着，钥匙随意丢下，实在举不胜举。

远处，卡尔正好看见客人们从一个地下酒吧走上来。那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游艺演出。卡尔站在他的电梯前，根本不敢朝罗宾逊转过去，他害怕自己看到可能看到的情景。那儿没有传来什么响动，更听不到有叹息声，这使他的心绪稍稍平静下来。他虽然伺应着他的客人，载着他们上上下下，但却无法完全掩饰自己心不在焉的惶恐。每当电梯下去时，他随时都准备着面对一场令人难堪的意外。

他终于又有了时间去看看罗宾逊。罗宾逊蜷缩在那个角落里，把脸压在膝盖上。那顶硬邦邦的圆礼帽从额头被推到了脑后。“您现在该走啦。”卡尔低声而坚定地说，“这是钱，如果您赶快走的话，我还能指给您走条近路。”“我没法走了。”罗宾逊说着用一条小手帕擦了擦额头，“我会死在这里。您想象不出我有多难受。德拉马舍带着我到处进出高级饭店和酒馆，但我天天都对他说，我受不了那过分敏感的贱货。”“这儿您反正是不能呆了。”卡尔说，“您倒想想您这是在什么地方！要是人家在这儿看见您，您会受到惩罚的，我也少不了丢掉饭碗。难道您愿意这样吗？”“我走不成啦。”罗宾逊说，“我宁可从这儿跳下去。”他随手指着栏杆之间的天井。“我就这样坐在这儿，还勉强受得了。但我没法站起来，您不在的时候，我已经试过了。”“那我叫辆车来，送您到医院去。”卡尔说，并摇了摇罗宾逊的腿，因为这家伙时刻都会彻底陷入不省人事的境地。然而，“医院”这个词似乎勾起了他可怕的想象，他刚一听到这个词儿，顿时号啕大哭起来，两手向卡尔伸去，乞求可怜。

“别出声！”卡尔说，轻轻地把他的手拍了下去。接着，他跑到自己给顶过夜班的那个电梯工跟前，请他同样帮忙代劳一会儿，又急急忙忙回到罗宾逊身边，使尽全身力气，把这个仍在抽泣的家伙提了起来，小声对他说：“罗宾逊，如果您愿意要我来照料您的话，那您现在就必须鼓起劲来，直着身子走几步路。也就是说，我领您去睡到我的床上，您在那儿可以一直呆到感觉好了的时候。您很快会恢复过来的，您自己都会为此感到惊讶。不过您现在的一举一动必须理智些，走廊里到处都有人，而且我的床是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如果有人哪怕是稍微留意上了您，那我可就再帮不上您什么了。您一定要睁着眼睛，我不能把您当个垂危的病人牵来牵去。”“您觉得怎么合适我就怎么做。”罗宾逊说，“可您一个人是弄不动我的。您能不能再把勒内尔叫来呢？”“勒内尔不在这儿。”卡尔说。“唉，对了，”罗宾逊说，“勒内尔同德拉马舍在一起，是他们俩派我来请您的。我把什么都搞糊涂了。”卡尔趁着罗宾逊含混不清自言自语地说这说那的机会推着他向前走去，同他一起幸运地来到了一个拐角，从这里有一条灯光昏暗的走廊通往电梯工的集体宿舍。这时一个电梯工急匆匆地迎着他们奔过来，打他们身旁跑了过去。再说，直到这会儿，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人。从四点到五点期间，可以说是最清静的时候。卡尔准保知道，要是他现在把罗宾逊弄不走的话，一到拂晓和交接班的时候，那根本就别再想了。

宿舍大厅的另一边正闹得热火朝天，也许是在举行别的什么活动，有节奏的鼓掌声、激动不已的跺脚声和运动场上似的喊叫声响成一片。在靠门的这一边，只有几个不为所动的人睡在床上。他们大都仰面躺着，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不时有人从床上跃起来，想看看宿舍那头闹腾的场面，有的穿着衣服，有的还没有顾得上穿衣服。这样，卡尔几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此时慢慢又可以走路的罗宾逊安顿在了勒内尔的床上。这张床离门很近，幸好也空着。卡尔打远处就看见自己的床上静静地睡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罗宾逊一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一条腿摇晃着吊在了床边。卡尔将被子深深地盖到他的脸上，满以为自己往后这段时间至少用不着担心了，以为罗宾逊肯定不会在六点前醒来。到了那会儿，他就会回到这儿，然后或许可以同勒内尔商量个办法把罗宾逊弄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上面才会派人来检查宿舍。几年前，电梯工经过多方努力，以前那种例行检查已经取消了。因此，也用不着担心有人来检查。

当卡尔再回到他的电梯前时，发现它已经同相邻的那部恰好都上去了。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电梯先下来了，刚才打走廊里跑过去的那个小伙子从里面走出来。“罗斯曼，您究竟上哪儿去了？”这小伙子问道，“您为什么擅离职守？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可我给他说过了，要他帮我顶一会儿。”卡尔回答说，指着相邻电梯的那个小伙子，他正好朝这边走过来。“在最繁忙的时候，我也替他顶过两个钟头班。”“这一切都无可非议。”这个前来搭上话的人说，“但这还是不够的。难道你不知道上班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哪怕离开一时半刻也得向总管办公室报告吗？这儿有的是电话，就是供你派这个用场的。我倒很乐意替你顶班，但是你要知道，这可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正好乘坐四点三十分特快列车新来的客人站在两部电梯前，我当然不可能先跑到您的电梯前，让我的客人等着，于是就先开着我的电梯上去了。”“是吗？”卡尔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不言语了，便神情紧张地问道。“是这样，”相邻电梯的小伙子说，“这时，正好总管打旁边经过，看见你的电梯前站着客人没人管，一下子火冒三丈，问我你去哪儿了。我马上跑过来回话，你人在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压根儿就没告诉我你去哪儿。他马上就给宿舍打电话，叫立刻另来一个人。”“我还在走廊里碰见了你。”这个顶替卡尔的人说。卡尔点了点头。“当然，”相邻电梯的小伙子申明说，“我马上就告诉他，你请我替你代班，可他哪里听得进这样的理由呢！你可能还不了解他。我们得转告你，你应该马上去办公室。你最好别再耽搁时间了，快去吧。或许他还会原谅你，你确实离开不过两分钟而已。你只管心安理得地把我端出来吧，说你请我替你代班。你最好别提你替我上班的事。听我的劝告吧，我倒不会被怎么样，因为我得到了许可。即便你把前后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搅和在一起说，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这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岗位。”卡尔说。“说归这么说，只是人家不会相信。”这小伙子说着向他的电梯跑去，因为有人走近电梯。卡尔的替班人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小伙子，他显然对卡尔抱以同情。他说：“曾经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被宽恕了。通常是调你去干别的工作。就我所知，因为这样的事被开除的只有一个。你一定要想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能够得到宽恕的理由来。千万可别说你突然感到不舒服，那样人家会取笑你的。你就干脆说，一位客人让你去给另外一位客人转达什么紧急口信，而你记不起来第一位客人是谁，第二个客人也无法找到。”“好吧，”卡尔说，“事情不会这样糟糕吧。”然而，按照他所听到的一切，他不再相信事情会有好的结局。即使这工作上的失误会被谅解了，但躺在宿舍里的罗宾逊则是他活生生的罪证，而那个性情暴躁的总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敷衍了事。罗宾逊终归还会被搜查出来。当然，没有什么明文禁令说不许把陌生人领进集体宿舍。但这种禁令之所以不存在，恰恰是因为不可想象的东西是禁止不了的。

当卡尔走进总管的办公室时，这人正坐在那里喝咖啡。他喝上一口咖啡，回头又看一看摊在面前的名册。这名册显然是那位同样在场的饭店门卫长送给他审定的。总管是个彪形大汉，他那身装扮得富丽奢侈的制服——从肩膀到手臂上还盘绕着金链和金边——使他显得比天生的身量更加魁梧。一把闪亮的黑胡须捋得尖尖的，就像是匈牙利人留的胡须一样，即使脑袋转动得再快，胡须也纹丝不动。再说由于衣服的累赘，这人行动十分迟缓，挺起身来两腿不得不向两边叉开，以便切实分摊身体的重量。

卡尔无拘无束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他在饭店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因为稳重谨慎一向被视为人际交往的礼貌，但要放在电梯工身上却被看成是懒惰。另外，他也不能一进门，就让人马上看出他的负罪心理。总管虽说朝着打开的门匆匆瞥了一眼，但马上又回过头去喝他的咖啡，看他的名册，不理睬卡尔。但那个门卫长也许觉得卡尔的出现干扰了他，也许他有什么秘密消息或请求要报告，无论怎么说，他不住地硬是扭着脑袋，两眼恶狠狠地向卡尔瞪去。当他的目光显然如愿以偿地跟卡尔的目光撞到一起时，便又扭头转向总管。但卡尔认为，既然他现在已经来了，没有总管发话，他又离开办公室，似乎是不大明智的。可这家伙依然仔细地查看着名册，同时享用着一块糕点，不时地甩去撒在上面的糖，一刻不停地看着他的东西。一瞬间，有一张表格掉在地上，门卫长丝毫也没有要捡起来的意思，他知道这不是他干的事，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卡尔已经走上前去，拾起表来递给总管。总管随手拿去卡尔递来的表格，仿佛表格是自己从地上飞起来的。这微不足道的效劳丝毫无济于事，门卫长依然一点也不收敛他那凶神恶煞的目光。

尽管这样，卡尔比先前更冷静了。他的事情在总管看来好像无关紧要。这可以看作是个好兆头。这事也毕竟只能这样去理解。当然，一个电梯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因此绝对不允许擅自行事。可恰恰因为他算不了什么，所以也就不可能干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来。总管自己年轻的时候毕竟也当过电梯工，——还算是这一代电梯工的骄傲呢。正是他，率先把这些电梯工组织起来的。他肯定也有过未经允许擅离职守的时候，即便现在不会有人逼迫他回首过去；即便人们也不能不顾及到，正因为他当过电梯工，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就在于通过一种毫无容情的严厉态度来维持这个现状。除此以外，卡尔现在却寄希望于时间的推移。办公室的挂钟已经过了五点一刻。勒内尔随时都可能回来，也许他现在已经回来了，因为罗宾逊没有回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注意。另外，德拉马舍和勒内尔可能就呆在离西方饭店不远的地方。卡尔突然想起来，要不是罗宾逊这般神魂颠倒的样子，他怎么会找到来这儿的路呢。如果勒内尔现在在他的床上遇上罗宾逊，这肯定是免不了的，那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像勒内尔这种人，尤其一旦涉及到他自身的利益，他就会想方设法，马上把罗宾逊从饭店里弄走。这期间，罗宾逊已经稍微恢复了精神，要弄走他倒更容易些。再说，德拉马舍可能就在饭店前迎候着罗宾逊呢。只要罗宾逊被弄走了，卡尔便可以更加冷静地来对付总管。这次也许还能幸免被开除的危险，虽然逃不了一顿严厉的训斥。然后，他会去同特蕾泽商量，要不要把实情告诉厨房总管。在他看来，这不会有什么障碍的。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事情就算顺顺当当地了结了。

卡尔这样思来想去，心绪稍稍平静一些，开始悄悄地把昨晚收到的小费再点一遍。凭他的感觉，昨晚的小费似乎特别可观。这时，总管把名册放到桌上说：“请您再等片刻，费奥多尔！”他突然暴跳起来，冲着卡尔大声叫喊，吓得他目瞪口呆，只是直愣愣地望着那黑洞洞的大口。

“未经允许擅离职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解雇。我不愿意听任何要求宽恕的理由，你编造的借口就留给你自己吧。事实上，你不在岗位上，我看这就足够了。要是我容忍和宽恕了你这一次，以后所有四十个电梯工都会在上班期间跑开的，那我不就得独自把我的五千客人一个一个地背上楼去吗？”

卡尔一声不吭。门卫长靠近卡尔，把卡尔起了几道褶皱的上衣稍稍向下扯了扯，无疑是要提醒总管特别去留意卡尔不大讲究工作制服的整洁。

“也许是你身体突然感觉不舒服了？”总管狡黠地问道。卡尔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回答道：“不是。”“这么说你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不舒服？”总管越发厉声地喊道，“那你肯定是编造出了什么精彩的谎言吧，快快说出来！你要求宽恕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一定要打电话请求准许。”卡尔说。“真是滑稽可笑！”总管说着抓住卡尔的衣领，把他几乎摇摇晃晃地拖到钉在墙上的电梯操作规程前。门卫长也跟在他们后面走过去。“你念一念这是什么！”总管指着其中一条说。卡尔以为要他自己默默地看一下就是了。然而，总管却命令说：“大声念！”卡尔没有大声念，而是解释道，希望借此使总管快些冷静下来：“这条我知道，这操作规程我也有，并且细细读过。可偏偏这一条从来也用不上的规定给忘记了。我已经干了两个月了，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因此你现在离开了它。”总管说毕走到桌子跟前，又把那名册拿到手里，好像要继续看下去。然而，他却把名册拍到桌子上，犹如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接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额头和面颊涨得通红。“就因为这样一个捣蛋鬼非得让人如此折腾不可！闹得夜班一片沸沸扬扬。”他气得连连发出这样的喊叫。“您知道不知道，当这个家伙离开电梯后，是谁要上楼去吗？”他转过身去问门卫长，说出了一个名字，门卫长听到后打了个寒颤，因为他肯定认识所有的客人，能够掂量出他们的轻重。于是他匆匆地朝卡尔瞟了一眼，仿佛只有卡尔的存在，才能证实叫那个名字的人不得不在一部操作工跑得无影无踪的电梯前白白地等候良久。“这简直太不像话了！”门卫长一边说，一边似乎不敢相信地冲着卡尔直摇脑袋，显出一副无限担忧的神情。卡尔忧伤地看着他，寻思着自己也得为这家伙的蠢笨而遭殃。“再说我也早就认识你。”门卫长说着伸出他那粗笨僵直的大拇指，“惟独你一个从来就不向我打招呼。你究竟有什么好自以为是呢！每个打门房经过的人都得跟我打招呼。对其他门卫你可以为所欲为，但我要的是打声招呼。有时候，我虽然装作不留意的样子，但你却完全觉得若无其事。而谁同我打没打招呼，我心里一清二楚。你这个无赖！”然后，他撇开卡尔转过身，趾高气扬地朝着总管走过去。但总管并没有就门卫长的话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结束了自己的早点，翻阅起侍从刚才送到办公室的一份晨报。

“门卫长先生，”卡尔说，趁着总管不留意的时候至少想澄清门卫长的非难。他理会到，门卫长的责难也许不会伤害他什么，倒是他的敌意不可小看。“完全可以肯定，我一直都同您打招呼。我出身于欧洲，来美国的时间还不长，人所共知，在那里，人们的相互问候多得远远到了不必要的地步。这个习惯我当然还不会完全丢掉的，而且就在两个月前，我在纽约有幸跟上流社会交往，人们每次都劝我别再拘泥于那过多的礼节。而在这里，我偏偏就会不向您打招呼。我每天都向您打过几次招呼，当然不是每次见到您都打招呼，因为我天天打您身旁要经过上百次。”“你每次都必须向我打招呼，一次也不能例外；你同我说话的时候，必须把帽子拿在手里；你必须任何时候都要用门卫长来称呼我，而不能用您。每次都得这样，少一次也不行。”“每次？”卡尔小声而疑惑不解地重复道。这时，他想起来这儿的前前后后，这个门卫长始终以严厉而充满责备的眼光看着他，打第一天早晨就开始了。当时他还不太怎么适应自己的服务工作，也有点太冒失，毫无顾忌不厌其烦地询问这门卫长，是否有两个男人来打听过他，并为他留下了一张照片。“你现在该看到了，这样的行为招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吧。”门卫长说着又回到卡尔的面前，指着依然在看报的总管，仿佛总管就是他复仇的代理人。“你以后无论干什么事，哪怕也许只是在低劣的贫民窟里，都要懂得应该向门卫长打招呼。”

卡尔意识到，他的饭碗真的已经丢掉了，因为总管已经宣布了解雇，门卫长又当作既成事实重申了一遍。解雇一个电梯工，可能也没有必要经过饭店领导批准，不过这事来得比他想象得要快。他毕竟尽职尽责地干了两个月，而且肯定比有些电梯工干得好。但偏偏在决定命运的时刻，发生了这样的事。显然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没有人会考虑到这种情况。而最终的判决不过是有人在盛怒之下信口说出的。他马上告辞离开，也许是上策。厨房总管和特蕾泽也许还在睡觉，他可以写信向她们告别，至少免得当面告别使她们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他可以马上打理好自己的箱子悄悄地走开。可他哪怕只是再呆上一天——他当然需要睡一会儿——，等待着他的也不会是别的，而是他的事被沸沸扬扬地炒成丑闻。他将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他不忍心看到特蕾泽甚或厨房总管潸然泪下，最后可能还要受到惩罚。另一方面，他却被弄得迷惑不解。他在这儿面对着两个敌人，他每说一句话，不是这个便是那个，总是百般指责，借题发挥。因此，他缄默不语，暂且享受着笼罩在这房间里的宁静。总管依然看着他的报纸，门卫长则按照页码整理着散乱在桌上的名册。他眼睛显然不好，整得很是费劲。

总管终于打着哈欠放下手里的报纸，朝卡尔瞥了一眼，看到他还没有走开，便摇响桌上的电话。他连连喊了几声“喂”，但对方没人回话。“没人接。”他对门卫长说。卡尔觉得，这家伙怀着异常的兴致在关注总管打电话。他说：“已经六点差一刻了。她肯定醒来了。您只管把铃摇得更响些。”就在这时，没等总管再去摇，对方电话来了。“这儿是总管伊斯巴里，”总管说，“早晨好，总管夫人。我不该这么早就把您吵醒。这叫我很难为情。说的也是，已经六点差一刻了，不过，惊醒了您，这实在叫我过意不去。您睡觉的时候应该把电话机关掉。不用，真的不用，我看没有什么好抱歉的，尤其是我要同您谈的事也不足挂齿啊。可我当然有的是时间。请便吧。您觉得合适的话，我等着您的电话。”“她肯定是穿着睡衣来接电话的。”总管微笑着对门卫长说。这期间，门卫长一直俯着身子急不可待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确实是我把她吵醒了。也就是说，平日都是那个在她身边打字的小姑娘叫醒她，可她今天却偏偏忘了叫她。真遗憾，我不该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又少不了发神经。”“她为什么不说话了？”“她去看一看那姑娘是怎么回事。”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总管拿起听筒回答道。“她会冷静下来的，”他继续对着话筒说，“您大可不必让什么事都闹得这样惶恐不安，您确实需要彻底养一养。是啊，我这有点小事要问问您。这儿有一个电梯工，名叫……”——他转过身去问卡尔。这时，卡尔十分留意听着总管的电话，马上就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名叫卡尔·罗斯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曾经关心过他。可遗憾的是，他没有珍惜您这份真情，擅自离开自己的岗位，给我惹来了严重的、现在还根本无法估量的麻烦。因此，我刚才解雇了他。我希望您别把这事看得太严重。您说呢？解雇，是的，解雇。可我还得告诉您说，他是擅离职守。不，我实在不能依您，亲爱的总管夫人，这关系到我的威信，不然后患无穷。不能让这样一个年轻人害了我一群人。恰恰在处理电梯工时，要极其慎重。不，不，在这件事上，我可帮不了您的忙，尽管我向来打心底里很愿意为您效劳。如果我不顾一切把他留在这里的话，那不就等于为我的工作埋下了一个隐患吗？为了您，总管夫人，他不能呆在这里。您关心他，但他根本不识好歹。我不仅了解他，而且更熟悉您，我知道，这势必会使您彻底失望的，我要不惜一切让您免受这种痛苦。我说的完全是肺腑之言，尽管这个不思改悔的家伙就站在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他被解雇了。不，不，总管夫人，彻底被解雇了。不，不，他不会被安排去干任何别的工作，他彻底无用了。另外，别的人也少不了来告他的状，比如说门卫长吧。费奥多尔，您说难道不是吗？他就抱怨这家伙无礼少教，狂妄自大。怎么，这还不够吗？好啦，亲爱的总管夫人，您可别因为这个家伙连自己都否定了。不，您别再这样强求我。”

这时，门卫长躬身贴到总管的耳旁，悄悄说了些什么。总管先是惊愕地看了看他，然后又很快地对着话筒说话。卡尔开始没能完全听清楚，于是踮起脚尖挪近了两步。

“亲爱的总管夫人，”总管说，“恕我直言，我简直不敢相信，您看人是如此缺乏眼力。刚才我又得到一些有关您那小宝贝的情况，您听到后会彻底改变您对他的看法。这话偏偏得由我来告诉您，几乎叫人难以启齿，也正是这个您称之为安分守己的榜样、聪明能干的家伙没有一个轮休的晚上不进城的，而且直到一大早才回来。是的，是的，总管夫人，这里有人作证，证据确凿，不会错的。您也许能告诉我，他哪儿弄来的钱去寻欢作乐呢？他怎么会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呢？您也许还要我给您细说他在城里干些什么吗？但我现在特别急于要让这个家伙滚开，越快越好，而且请您引以为戒，应当谨慎对待求上门来的流浪汉。”

“可是，总管先生！”这时卡尔喊道，显然松了一口气，看来这里所发生的完全是一场误会，也许这很可能使一切又出乎意料地发生转机。“这里肯定是把人弄错了。我相信，这位门卫长先生告诉您我每天晚上外出。可这根本不是事实。其实我没有一天晚上离开过宿舍，所有的电梯工都可以作证。我不是睡觉，便是学习商业课本，晚上从未出过宿舍的门。这是很容易证实的。门卫长先生显然是把我同别的人搞混了。现在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以为我不向他打招呼。”

“快闭上嘴！”门卫长说，并挥舞着拳头，而此刻要是放在别人，他不过是晃晃指头而已。“说我把你同别的人搞混了。如果说我把人搞错了，那我还当什么门卫长呢？您听听，伊斯巴里，如果说我真的把人搞错了，那我就不配再当这个门卫长了。我干了三十年，从来还没有发生过搞错人的事。从那时起，我们有过上百个总管，他们肯定都会替我说话的。难道偏偏到了你这个糟糕透顶的家伙，我开始弄错人了。就看看你这副招人注意的滑头样子，究竟会让人弄错什么呢？你可以天天晚上擦我身后溜进城里去，我仅凭着你这副面孔就可以证实，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别说啦，费奥多尔！”总管说，他同厨房总管的电话似乎突然中断了。“这事十分明了。首先，问题根本不在于他的夜间娱乐。他也许想在离开之前，图谋挑起对他夜间活动进行一次兴师动众的调查。我早就想到，这样做会正中他下怀。所有四十个电梯工都有可能会被一个个地传唤上来充当证人，当然他们也都会把他弄错了。这样一来，整个饭店的人员都要一一出场作证，饭店的运行自然要停一阵子。如果他最终还是被撵了出去，那他至少把我们戏弄了一番。这样的事我们宁可不干。厨房总管这个善良的女人，已经被他愚弄了，这就够了。我什么再也不想听了，你因失职被当场解雇了。我给你一份通知交给财务室，你的工资发到今天为止。另外，我只能在这里告诉你，就你的态度而言，这简直是白送给你的，我只是看在总管夫人的面上才这样做的。”

当总管马上要在通知上签名时，电话铃响了。“这帮电梯工今天就是给我找麻烦！”他没听几句话后就喊了起来。“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过了一会儿又喊道，接着从电话机旁转向门卫长说：“费奥多尔，把这家伙看管一会儿，我们还有话同他说。”然后他对着话筒发出命令：“立刻上来！”

现在，门卫长总算捞到了总管说话时自己没能得逞的发泄机会。他紧紧地抓住卡尔的上臂，但不是那么稳稳当当地、让人还能忍受地抓着，而是不时地松开手，然后又紧上加紧，越抓越紧，似乎那强大的体力根本就使不完。卡尔的眼前出现一片昏黑。他不仅抓着卡尔，而且好像也奉命同时要制服他。他不时地把卡尔提得高高的，使劲地摇晃着，同时一再半是提问似的对总管说：“看我现在是不是把他弄错了？看我现在是不是把他弄错了？”

当电梯工工头走进来时，稍稍分去了门卫长的注意力，卡尔一时得到了解脱。工头名叫贝斯，一天到晚总是骂骂咧咧的样子。卡尔被折磨得软瘫了似的。他吃惊地看见特蕾泽面色苍白、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从贝斯身后溜进来时，几乎连打招呼的气力都没有了。她来到他身旁，悄悄地问道：“这事总管夫人知道吗？”“总管给她打电话说了。”卡尔回答说。“这就好，这就好。”她很快地睁着那机灵的眼睛说。“不，”卡尔说，“你还不知道他们怎样对待我。我必须离开，总管夫人也已经被说服了。请你别呆在这里，快上去吧，我过后会去同你道别的。”“可是，罗斯曼，你净瞎想些什么呀！只要你愿意，你就会好好地呆在我们这里。总管对总管夫人百依百顺，他爱着她，这是我最近偶然听到的。你只管放心吧！”“特蕾泽，请你现在就走开吧。如果你在场的话，我就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辩护。我一定要辩个水落石出，因为有人撒谎诬陷我。但我越是专心致志，就越能很好地为自己辩护，也就越有希望留下来。这么说，特蕾泽——”可惜一阵突然的疼痛使他忍不住低声补充道：“只要这门卫长能松开我就谢天谢地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竟是我的敌人。但他始终在捏着我，拽着我。”“我干吗要说这些呢？”他同时心里嘀咕着，“没有一个女人会静心地听这话的。”实际上，卡尔还没有来得及用空着的手去拦住她，特蕾泽已经转身对门卫长说：“门卫长先生，请您马上放开罗斯曼。您弄得他疼痛难忍。总管夫人马上会亲自来的，到时大家都会看到，他完全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您放开他！您这样折磨他，究竟会给您带来什么乐趣呢？”说完，她甚至去抓门卫长的手。“奉命，小姐，这是奉命！”门卫长一边说，一边用空着的手把特蕾泽亲亲热热地拽到自己身边，而另一只手甚至更使劲地捏着，好像他不仅要给卡尔带来痛苦，而且似乎还要拿这只随意玩弄于自己手中的胳臂达到一种特别的、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的目的。

特蕾泽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挣脱了门卫长的搂抱。总管依然听着贝斯啰啰嗦嗦地述说着。特蕾泽打算去找总管为卡尔鸣不平。这时厨房总管跨着急速的步子进来了。“谢天谢地！”特蕾泽喊了起来。片刻间，屋子里听到的莫过于这大声的喊叫。总管马上挺起身来，把贝斯推到一旁说：“您居然亲自来了，总管夫人。就为这区区小事吗？刚才通过电话后，我就预感到了，但我不相信您真的会来。在这期间，您这位宝贝的事愈演愈糟糕了。恐怕我确实不会解雇他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我要叫人把他关起来。您自己听听吧！”他随之示意让贝斯过来。“我想先同罗斯曼说几句话，”厨房总管说，在总管一再规劝下，她坐到一把靠背椅上。“卡尔，请走近点！”她接着说。卡尔依着她走去，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被门卫长拖到她近前的。“您放开他！”厨房总管生气地说，“他又不是什么抢劫犯！”门卫长这才真正放开了他，但在松开手之前，又狠狠地捏了卡尔一把，累得他自己眼泪都流出来了。

“卡尔，”厨房总管说，从容不迫地把手抱在怀里，侧倾着脑袋，端详着卡尔，根本就不像审问的样子。“我首先要告诉你，我还是完全信任你的。说心里话，总管先生也是个正直的人。我们俩打心底里想把你留在这儿。”——说到这里，她匆匆地朝总管扫了一眼，似乎要请他别插话。总管也没说什么——“也许大家刚才在这里给你说了些什么，千万别放在心上。首先也许是门卫长先生说了些什么，你不必过分计较。他虽说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这在上班时也不足为奇，但他也有妻子儿女，知道人们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地折磨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伙子，而是希望这样做足以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屋子里鸦雀无声。门卫长朝总管望去，意在要求予以解释。而总管却朝厨房总管望去，摇了摇头。电梯工贝斯在总管身后幸灾乐祸地笑得相当无聊。特蕾泽悲喜交集，暗暗地抽泣起来，尽力克制着不让任何人听见。

然而，卡尔并没有朝着肯定在期待着他的目光的厨房总管望去，而是盯着眼前的地板，尽管这只能被看作是不祥的征兆。疼痛从他的手臂上传到浑身各个地方，衬衣紧贴在伤痕上，他真恨不得脱下上衣，仔细地看个明白。厨房总管说的一席话当然是一片好意，但偏偏他觉得，似乎正好是厨房总管的态度把一切都披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值得人家善待；他辜负了厨房总管两个月的恩惠；他只配充当任门卫长宰割的玩物。

“我说这话，”厨房总管接着说，“是要让你现在不折不扣地、就像我相信了解的你一样来回答我，除了这件事以外，你是不是还干了别的什么事。”

“请允许我去叫个医生来，那个人可能会流血死去。”电梯工贝斯突然插话进来，虽说很有礼貌，但大大地扰乱了厨房总管的谈话。

“去吧！”总管冲着贝斯说。贝斯撒腿就跑开了。然后，他对厨房总管说：“事情是这样的：门卫长刚才看管这家伙并不是闹着玩的。也就是说，下面电梯工宿舍里，发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醉汉盖得严严实实地睡在一张床上。有人把他叫醒了，要撵他走。这时，那家伙开始大吵大闹起来，不停地四处大喊大叫：这宿舍是卡尔·罗斯曼的，他是罗斯曼的客人，是罗斯曼领他来这儿的，只要谁胆敢来动他，他就惩治谁。他还说，他之所以一定要等卡尔·罗斯曼，是因为卡尔答应给他钱，只是去取钱了。请您听一听，总管夫人：他说是答应给钱，只是去取钱了。你也听见了吧，罗斯曼！”总管顺便对卡尔说。这时，卡尔正好向特蕾泽转过身去，只见她着了魔似的凝视着总管，不住地掠去额头上飘散的头发，或者是无可奈何地打着这样的手势。“但我也许要提醒你，你是不是还承担着别的什么差事。也就是说，下面那个人还说，你回宿舍后，你们夜里将去拜访一个女歌手，可谁也没有听清她的名字，因为这人始终只能唱着说出名字来。”

说到这里，总管停了下来，因为脸色显然变得苍白的厨房总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椅子稍稍向后一推。“我不想再唠唠叨叨打搅您了。”总管说。“不，请别这么说了。”厨房总管说，并抓住他的手，“您只管往下说吧，我来这里，就是想听听事情的原委。”这时，门卫长蹭上前来，响亮地拍着自己的胸膛，示意他从一开始就把一切看透了，却被总管的一句话同时宽慰和打发回去了：“对，您做得完全对，费奥多尔！”

“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总管说，“说到那些小伙子吧，他们先是嘲笑了这个人，然后便同他争吵起来了。那里有的是好拳手，他一下子就被打得趴在地上。我根本都不敢去问伤着哪个部位，有多少处被打出了血。这帮小伙子都是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拳手，一个醉汉当然不在他们话下。”

“原来是这样。”厨房总管说，手抓在靠背椅的扶手上，眼睛望着她刚刚离开的座位。“那么你倒是说一句话呀，罗斯曼！”她接着说。特蕾泽从自己站的地方朝厨房总管跑过来，挽起她的胳膊。卡尔从来还没有看见她这样做。总管紧站在厨房总管身后，慢条斯理地抚平她那微微翻起的朴实的小尖领。站在卡尔身旁的门卫长说：“快点儿！”但他只不过是要借此掩饰住自己，趁机朝卡尔背后捅了一下。

“是这么回事，”被捅了一下的卡尔说起话来比他想的更没了把握，“是我把这个人带进宿舍的。”

“更多的我们就不想再听了。”门卫长以大家的口气说。厨房总管哑口无言地转向总管，然后又转向特蕾泽。

“我没有别的办法，”卡尔接着说，“这个人是我从前的同伴。我们已经两个月没见过面了。他来这儿要看看我，但已经酩酊大醉，不能一个人回去了。”

站在厨房总管身旁的总管放低声音说：“这么说他来看你，后来喝得醺醺大醉，无法走开了。”厨房总管扭过头去，对总管悄悄说了些什么，而他似乎面带显然与这事毫不相干的微笑表示异议。卡尔只是朝特蕾泽望去。她完全无所适从地把自己的脸贴到厨房总管的身上，什么也不想再看了。惟一对卡尔的解释完全满意的是门卫长，他一次次地重复道：“是的，一点儿没错，大家都得帮助他的酒友。”他企图用目光和手势，把这种解释深深地印在每个在座者的心坎里。

“不用说，我是有责任的。”卡尔说着停顿了一下，似乎期待着他的判官们说一句友好的、能够赋予他继续为自己辩护的勇气的话。但一切依然如故。“我的责任不过是把这个人领进了宿舍。他叫罗宾逊，是个爱尔兰人。他所说的其他一切无非是酒后之言，胡说八道。”

“这么说你没有答应过给他钱？”总管问道。

“不，”卡尔说，遗憾的是他自己把这点忘了，由于心烦意乱，不加思考，竟然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自己没有责任。“钱我是答应过给他，因为他向我乞求。但我不想去取钱，而是把我今晚挣得的小费给他。”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九个小硬币平摊在手心上让大家看。

“你越来越顽固不化了，”总管说，“谁要是相信你说的话，就得始终把你先前所说的一切都忘掉。你先是说把那个人——就连罗宾逊这个名字我都不相信；自从有爱尔兰以来，就没有一个爱尔兰人叫过这样的名字——你先是说只是把他带到宿舍里，而你一个人又能够顺顺当当地溜出来；你先是说没有答应过给他钱，但当有人突然问你时，你又说答应说过给他钱。我们可不是在这里玩问答游戏，而是想听听你的辩护。你先是说不想去取钱，而是把你今天的小费给他。可事实上，你这钱依然装在身上，这显然不就是还要另取钱吗？你离开这么久不也是明摆着的吗？如果你想从你的箱子里为他取钱，毕竟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奇怪的是，你却矢口否认这事。同样，你也闭口不谈，这人到了饭店后，才被你灌得烂醉如泥，这是一丝一毫也不容置疑的事实。你自己也承认，他独自一个人来了，却无法独自一个人走开，而且他自己在宿舍里四处喊叫着他是你的客人。那么现在还有两件事情说不清，如果你想简单了事的话，自己可以来回答，但最后没有你的合作也照样可以断定：第一，你是怎样进入储藏室的？第二，你是怎样弄来要赠送的钱的？”

“如果这里没人有一副好心肠的话，我就无法自我辩护。”卡尔自言自语地说，不再回答总管的提问，尽管特蕾泽可能为此而感到痛心。他明白了，他可以说的一切，到头来都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是祸是福只能听之任之了。

“他不回答。”厨房总管说。

“这是他再明智不过的做法。”总管说。

“他还会臆想出什么花招来的。”门卫长说着用那只先前凶狠残忍的手小心翼翼地掠一掠自己的胡子。

“安静！”厨房总管对靠在她身旁开始抽泣的特蕾泽说，“你看看，他不回答，叫我怎么再为他说话呢！说到底，面对总管先生，我是理亏的。特蕾泽，你说说，难道你认为我耽搁了为他说话的机会吗？”特蕾泽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厨房总管也许觉得公开向着这个小姑娘提出问题和请求，而在这两个先生面前大大地丢了面子，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总管夫人，”卡尔再次振作起来说，但只是不想让特蕾泽来回答厨房总管的问题，并无任何其他目的。“我不认为，我使您蒙受了什么耻辱，无论是以什么方式。经过详细调查之后，想必其他任何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看法的。”

“其他任何人！”门卫长说，并用手指着总管，“这话是冲着您说的，伊斯巴里先生。”

“好啦，总管夫人，”总管说，“已经六点半了，该到时候了。我想，在这件处理得宽容得不能再宽容的事上，您最好来说这结束语吧。”

这时，矮子吉亚柯莫进来了，他本想径直走到卡尔面前去，但屋子里鸦雀无声，吓得他立刻停住步子愣在那里。

自从卡尔说完最后几句话以后，厨房总管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也没有什么表明她听到了总管的插话。她那对蓝色的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卡尔，但流去的岁月和历经的磨难使它们变得有点暗淡。看她站在那里，轻轻地晃动着靠背椅的样子，完全可以让人预料到她立刻会说：“卡尔，现在要我来看，这事情还没有弄出个眉目来，你说的一点儿不错，还需要仔细调查。不管别人赞成与否，我们现在要来组织这个调查，因为总得有个说法。”

但厨房总管没有这样说。她小歇了一会儿，谁也不敢去打断她，只有打响六点半的钟声证实了总管的话。大家都知道，伴随着这钟声，整个饭店里的钟同时都响起来了，响在耳际，响在预感之中，就像是一种极大的烦躁的两次震颠。然后她说：“不，卡尔，不，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自以为是。正义的事业也具有一种特别的表象，而我不得不承认，你的事却没有这种表象。我可以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因为我是完全袒护着你才来这里的。你看看，特蕾泽也沉默不语。”（但她并不是沉默不语，而是在哭泣。）

一个突然的决定袭上厨房总管的心头，她停顿了一下说：“卡尔，你过来！”卡尔刚一走到她跟前——总管和门卫长立刻在他身后风风火火地谈起来——厨房总管便用左手抓住卡尔，同他和稀里糊涂跟来跟去的特蕾泽一起走到房子的紧里头，并在那里踱来踱去。与此同时，她说道：“卡尔，调查有可能会在个别小节上给你个清白。为什么不可能呢？似乎你也相信会这样，不然我就无法理解你了。也许你确实向他打了招呼。对此我甚至确信无疑。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去看待门卫长。你瞧瞧，我现在依然坦诚地向你交底。但这些微不足道的辩护丝毫帮不了你。总管已经毫不含糊地宣布了你的责任，这在我看来当然是不容反驳的。多年来，我耳濡目染，非常敬重他识别人的能力，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讲信誉的。也许你不过是欠考虑而为之；也许你就不是我所看中的你。然而，”说到这里，她打断了自己的话，匆匆地回头看了看那两位先生，“我依然如故，认为你是个从根本上来说安分守己的小伙子。”

“总管夫人！总管夫人！”偶然同她目光相遇的总管催促道。

“我们马上就完了。”厨房总管说，于是加快语速规劝卡尔，“你听着，卡尔，要我来看这件事，倒挺高兴总管不愿意进行调查。如果他要进行调查，那我肯定会看在你的利益上出面阻止。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怎样和用什么来款待那个人的。再说，也不像你说给大家听的那样，他是你以前的同伴，因为你同他们分手时曾经大吵了一场，所以你现在不会去款待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那么这人可能只是个相识罢了，你同他晚上在城里的某个酒吧里轻率地称上了朋友。卡尔，你怎么能对我隐瞒所有这一切呢？如果你在集体宿舍里不堪忍受的话，如果你是出于这种无辜的原因开始了你的夜游的话，你究竟为什么一句也不告诉我呢？你知道，我本想给你单独弄个房间，完全是因为你一再请求我才放弃了。现在看起来，似乎你更喜欢住在集体宿舍里，你觉得在那里更不受拘束。而你的钱不是保存在我的钱箱子里吗？每周的小费都拿到我这里来。天啦！我的年轻人，你哪儿弄来的钱去娱乐呢？你现在又要上哪儿取钱给你的朋友呢？这当然都是些明摆着的事情，我至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向总管提起，不然检查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到如今，你无论如何得离开饭店，而且越快越好。你直接去布伦纳公寓。你已经同特蕾泽去过那儿好多次。凭我这张条子，他们会免费接待你的。”——厨房总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金笔，在一张名片上写了几行字，同时并没有中断自己的话——“你的箱子我叫人随后给你送去。特蕾泽，快去电梯工的衣帽间，收拾好他的箱子。”（但特蕾泽还是一动不动。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现在她也希望来分享厨房总管的善良给卡尔的事情所带来的转机。）

有人悄悄地打开一道门缝，没有露面，立刻又把门关上了。这显然是冲吉亚柯莫来的，因为他走上前去说：“罗斯曼，我有事要转告你。”“马上！”厨房总管说着把名片塞进俯首恭听的卡尔的口袋里，“你的钱暂且放在我这儿。你知道，你放在我这儿是可以放心的。你今天就呆在屋里，好好地想一想你的事情。今天我没时间，而且在这里也呆得太久了。明天我去布伦纳公寓，我们合计一下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不管怎样，我要你今天就知道，我不会遗弃你的。你也不必为你的未来担心，但要认真反思一下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接着，她轻轻地拍了拍卡尔的肩膀，然后朝总管走去。卡尔抬起头来，目送着这位身材高大的女人迈着从容的步履，神态自若地离他而去。

“难道你一点也不高兴？”留在他身边的特蕾泽问道，“事情的结局不是很好吗？”“噢，高兴。”卡尔说着向她笑了笑，却不明白人家要把他当小偷赶走，自己为什么还会高兴。特蕾泽的眼里闪射出无比的喜悦，仿佛她根本不在乎卡尔是不是犯了什么法，人们对他的评判公正与否；只要人家放他走，荣也好，辱也罢，她全不在乎，而特蕾泽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然而，她对自己的事情却那样毫不含糊，厨房总管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在她的脑海里盘旋和琢磨数星期之久。卡尔故意问道：“你马上去收拾我的箱子送去好吗？”他不得不违心而惊讶地摇摇头，特蕾泽竟如此迅速地答应了他；她相信箱子里肯定有东西要对所有的人保密。她简直顾不上去看卡尔一眼，也来不及去跟他握手，只是悄悄地说：“当然啰，卡尔，我这就去收拾箱子。”说完，她就一溜烟地跑了。

这时，吉亚柯莫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已经等得焦灼不安，于是大声喊道：“罗斯曼，那个人在楼下走廊里打滚耍赖，不肯让人把他弄走。他们想把他送到医院去，是他执意不去，并声称你绝对不会容忍他去医院，说是要叫辆车送他回家，车钱由你来支付。您愿意吗？”

“这人信赖你。”总管说。卡尔耸了耸肩，数了数钱递到吉亚柯莫手里。“再多我就没有了。”他然后说。

“人家也要我问问，你愿意不愿意同车去？”吉亚柯莫又问道，手里的钱丁丁当当响。

“他不会同车去。”厨房总管说。

“好吧，罗斯曼，”总管还没等到吉亚柯莫走出去就抢先说，“你现在被解雇了。”

门卫长连连点头，仿佛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总管不过是跟着说罢了。

“解雇你的理由我压根儿就不能声张出去。不然的话，我就得让你坐禁闭了。”

门卫长显然以严厉的目光朝厨房总管瞥过去，因为他知道，她就是这种过分宽大处理的根源。

“你现在就去贝斯那里换衣服，你把制服交给贝斯，然后马上离开饭店，一刻也不拖延。”

厨房总管闭上眼睛，想借此来安慰卡尔。当卡尔躬身告别时，突然看见总管偷偷摸摸地抓住厨房总管的手抚来弄去。门卫长迈着沉重的步子跟着卡尔走到门口。他不仅不让卡尔关上门，而且自己还把门敞得大大的，以便朝着卡尔的背影喊去：“一刻钟后，我要看着你在大门口从我身旁走过去，别忘了！”

卡尔赶紧离去，能多快就多快，免得在大门口遇到纠缠。但一切进行得要比他希望的慢得多。开始，他怎么也找不到贝斯。正值早餐时间，到处都挤满了人。后来，他又发现自己的旧裤子被一个电梯工借去了。于是他不得不几乎把所有床边的衣架都翻了个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那条裤子。这样一来，还没等卡尔走到大门口，五分钟就过去了。这时，正好有一位女士夹在四个先生中间走在他前面。他们朝着一辆等候的大轿车走去，一个招待已经打开车门扶着，空着的左手臂平直地伸向一旁，看上去极其庄重。卡尔指望跟在这群贵人身后悄悄地走出去。然而，他的希望成了泡影。门卫长已经抓住了他的手，一边把他从两位先生之间往自己跟前拽，一边请他们谅解。“这不才过了十五秒钟吗？”他边说边从一侧打量着卡尔，仿佛在观看一台失灵的钟。“过来吧！”他接着说，将卡尔带到大门旁。卡尔虽然早就有兴致看一看这门房，但现在只是满腹狐疑地被门卫长推搡着踏了进去。走到门口时，他突然转过身去，试图推开门卫长走出去。“不，不对，从这儿进去！”门卫长说着把卡尔扭了回去。“我不是已经被解雇了吗？”卡尔说，意思是说饭店里任何人无权再向他发号施令了。“只要我还留着你，你就没有被解雇。”门卫长说，他的话当然也不无道理。

卡尔始终也没有找到他为什么要顶撞门卫长的原因。难道还会有什么不测要降临在他的头上吗？反正这门房的墙壁都是大块大块的玻璃，透过它可以清楚地看到入口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流，犹如置身其中，整个门房里似乎没有一个角落可以逃开人们的目光。外面的人虽然显得匆匆忙忙，他们有的伸着手臂，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四处张望，有的高举着行李，各自寻找着自己的路，但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放过朝门房这里瞥一眼，因为在玻璃墙背面总是张贴着不仅对客人，而且对饭店职工至关重要的告示和消息。除此以外，门房与入口大厅还有直接的交往，两个门卫坐在两扇可以推拉的大窗前，不间断地回答着各种各样的询问。他们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卡尔几乎可以肯定，他所认识的门卫长在其职业生涯中无非就是围绕着这样的工作挣扎起来的。两个回答问询的门卫——从外面是难以确切想象的——在窗口始终至少面对着十多张提问的面孔。在这十多个不停变换的提问者中，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嚷成一片，似乎个个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几个人同时提问，同时也总是有个别人互相扯来扯去。绝大多数人是想从门房里取走或者往那里交付些什么，于是人们也总是看见一只只手急不可待地从拥挤的人群里挥舞出来。有一个人为了一份报纸火急火燎的，不料报纸在空中张了开来，一时间遮盖住了所有的面孔。两个门卫必须应付这一切。他们的任务似乎不只是说一说，他们没完没了地喋喋不休，尤其是那个满脸留着黑胡子、神态阴郁的人，更是一刻不停地回答着人们的询问。他既不看手在上面不停地传来递去的桌台，也不理睬这个或那个提问者的面孔，而只是呆呆地凝视着前方，显然是为了节省和积蓄自己的力量。另外，他的胡子也许使他的话多少有些不大好懂。卡尔在他身旁停住步子的片刻间，几乎没听懂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他正好在用拖着英语腔的外语作答。另外使人迷惑的是，答复一个紧接着一个，连续不断，这样，常常还有问询的人以充满期望的神色侧耳细听着，以为人家还在谈他的事情，片刻之后却发现自己的事早已过去了。人们还必须习惯，这些小门卫从不让人重复问题，即便问题大体让人明白，只是提得有点含混不清。然后，他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摇头，表明他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至于更正自己的错误，改进表述问题的方式，那是提问者的事。正是这样，有些人在窗口白白费去了很长时间。为了协助工作，个个门卫都配有一名听差。听差要来回奔跑着从书架上和各种各样的柜子里拿来各个门卫正好需要的东西。在饭店里，对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挣钱最多的差事，但也是最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境况还不如这些门卫，因为这些人只是思考和说话，而他们又要思考又要跑腿。一旦他们把东西拿错了，门卫当然不会在百忙中搭上时间来好好教训他们，而更多的是把他们放到桌上的东西一古脑儿推下去了事。十分有趣的是小门卫换班，卡尔一进去后正好就碰上了。这样的换班一天之内当然得有好些次，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这窗口坚持上个把钟头。到了换班时间，钟声就响了，从一个侧门里同时走出两个该来接班的门卫，后面分别跟着一个听差。他们暂且无所事事地站到窗口旁观察一阵外面的人，以便弄清楚眼下正在答复什么样的问题。一旦他们觉得接手的时刻到了，就拍一拍当班门卫的肩膀。尽管当班门卫并不会理睬背后发生了什么，但他立刻就明白是换班了，随即便让开位子。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常常使外面的人诧异，这个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新面孔往往吓得他们直往后退缩。两个换下来的男子伸一伸身子，然后在两个预备好的洗脸盆上浇一浇他们发热的脑袋。可是两个换下来的听差却还不能歇息下来。他们还得忙乎一阵子，要把上班期间被推到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放回原来的地方。

这一切，卡尔在短暂的瞬间聚精会神地看在了眼里，印在了心上。他忍着隐隐的头痛，不声不响地跟着继续带着他走的门卫长。很明显，门卫长也注意到了，这种答复问询的情形给卡尔留下了不同凡响的印象。他突然拽起卡尔的手说：“你看看，这里的人是怎样工作的。”卡尔固然在饭店里没有偷过闲，但对这样的工作却一无所知。这时，他几乎全然忘记了门卫长是他的大敌，抬头望着他，默默而赞许地点了点头。但门卫长却觉得这既像是对小门卫们的过奖，又像是对他本人的无礼，因此他大声喊道，也不顾人家会听见，似乎要以此来捉弄一下卡尔：“这里的差事当然是整个饭店里最无聊的，只要仔细听上个把钟头，就会对所有要提的问题了如指掌，剩下的也无须去回答。要是你不这么桀骜不驯，不说谎，不放荡，不酗酒，不盗窃的话，我也许会雇你坐在这样一个窗口前。干这事，绝对只需要笨头笨脑的家伙。”卡尔压根儿就没听出这辱骂他的话的弦外之音，他深为小门卫们正当和繁重的工作不但得不到承认，反而遭到嘲笑而义愤填膺。另外，这个嘲笑的人，如果他自己胆敢坐到这样一个窗口前，过不了几分钟，准会在所有询问者的嘲笑声中狼狈离去。“您让我走吧！”卡尔说，已经完全没有了对这门房的新奇感，“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干系。”“想要走开，可没那么容易。”门卫长说着强扭住卡尔的手臂，使他一点儿也动弹不得，硬是把他拖到门房的另一端。难道外面的人没有看见门卫长的暴行吗？或者，如果他们看见了，他们究竟会怎样看待这种暴行呢？难道谁也不会给予指责吗？难道就没人起码来敲一敲玻璃，警告门卫长别这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对待卡尔吗？

然而，卡尔很快就不再对来自前厅的救援抱任何希望了。门卫长扯起一根拉绳，黑色的帘子顿时从上到下遮去了半面门房的玻璃。门房的这半边也有人，但大家都在忙个不停，谁也无暇去顾及与自己的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此外，他们也全然依附于门卫长，他们宁可帮着掩饰门卫长恣意妄为的行为，也不会去帮帮卡尔。比如说，这里就有六个门卫守着六部电话。他们的工作程序让人一目了然：始终有一位专门接电话，邻座的一位则按照从前者那里得到的记录再用电话把任务传达下去。这些最新式的电话机用不着设电话间，因为它们的铃声小得还不及蟋蟀的唧唧声。人们可以悄悄地对着电话听筒说话，但话音经过特殊的电子放大，到达终端的则是雷鸣般的吼声。因此，人们几乎听不见这三个发话人在打电话，还以为他们在喃喃自语地观察着电话听筒里有什么动静。可是另外三个好像被那传给他们的、而周围人却听不见的响声弄得麻木不仁了，埋头在纸上作着记录。这是他们的任务。这里也一样，三个发话人身旁分别站着一个年轻的帮手。这三个帮手无非是交替不断地把脑袋伸向他们的主人聆听着，然后像是被针刺了一样急急忙忙地在又大又厚的黄本里找出所要的电话号码来，翻动页码的嚓嚓声远远遮去了电话的铃声。

事实上，卡尔禁不住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一切，尽管已经坐下的门卫长依然把他紧紧地扭在自己身前。“这是我的义务，”门卫长说着摇了摇卡尔，似乎只是想叫他朝自己转过脸来，“那就是以饭店领导的名义起码多多少少要挽回总管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错过的东西。这儿向来如此，人人都相互支持。要不这么一个大饭店的运作是不可想象的。你也许要说，我不是你的顶头上司。这么说，我来出面关照这件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不就更好吗？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身为门卫长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因为这饭店所有的门统统归我管，也就是说包括这个主门，三个中门和一个侧门，还有数不胜数的小门和出口就更不用提了。不用说，所有在考虑之列的服务人员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我。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享有这种殊荣，我理所当然要对饭店领导负责，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丝一毫可疑的人。恰恰你让我觉得甚为可疑，这也叫我如此称心如意。”说完他得意地举起双手，然后又狠狠地拍下去，拍得啪啪响，自讨痛苦来受。“当然有可能，”他补充说，依然显出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气，“你会从另一个出口偷偷摸摸地出去，因为你也不值得让我去发出特别命令兴师动众。可是你现在既然到了这里，那我就想尝尝你的味道。另外，我们约好了在大门口见面，我相信你是不会失约不来的。这已经成了一条规律，凡是狂妄自大和桀骜不驯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不吃苦头是戒不掉自己的恶习的。这样的事你肯定在自己身上还会常常领教得到。”

“难道您不相信，”卡尔说，他一张嘴就吸进从门卫长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常霉味；在他近旁站了这么久，卡尔现在才感觉到了这霉味，“难道您相信，我完全处在您的威慑之中就不会喊叫吗？”“那我就会堵住你的嘴。”门卫长同样冷静地脱口而出，好像早就准备好来应付似的，“你真以为会有人为了你而进来吗？谁会当着我这个门卫长的面站出来为你伸张正义呢？我看你就别再白做这个梦了！你要知道，当你还穿着制服时，你确实还多少让人看在眼里；可你现在这副模样，恐怕只有在欧洲才会有人理睬你了。”他随之上上下下拽了拽卡尔身上的衣服。这套衣服尽管在三个月前几乎还是新的，可现在毕竟已经穿旧了，皱皱巴巴的，更主要的是浑身上下油渍斑斑。这主要归咎于那些电梯工毫无顾忌的行为。按常规，他们本应每天清扫宿舍地面，使之保持清洁光亮。可他们懒得当真去做，而是给地板喷上一种什么油，不惜溅得衣架上的衣服四处都是油斑。这样，人人就会把自己的衣服收拾起来。但无论你的衣服放在哪儿，总是有人正好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时，就随手找来别人保存起来的衣服借着穿上。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好轮到他在这天打扫宿舍，他不只是给这套衣服溅上了油斑，而且从上到下彻底浇了个透。惟独勒内尔把自己那些值钱的衣服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几乎不曾有人从哪儿翻出他的衣服来。更何况即便有人穿了别人的衣服，也许不是出于恶意或贪图便宜，而只是由于匆忙和马虎信手拈来穿上了。可是在勒内尔的上衣背部正中间也有圆圆的一块红油漆。到了城里，知情人单凭这块油斑就能断定这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原来是个电梯工。

当卡尔回想起这些往事时，便自言自语说，他当电梯工也吃尽了苦头，而且一切都是徒劳，因为这当电梯工的差事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是踏上高一级职位的起点。更确切地说，他现在被踩到了更下层，甚至险些儿进了班房。另外，眼下门卫长还扣着他不放，也许在寻思着怎样进一步来羞辱他。此时此刻，卡尔完全忘记了门卫长绝非是那种听人劝的人，他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接连拍打着自己的额头，一边大声喊道：“即便说我真的没有向您打过招呼，可一个成年人怎么会因为一次疏忽的招呼而如此挟嫌报复呢？”

“我不是挟嫌报复，”门卫长说，“我只想搜查你的口袋。虽然我明明知道，我搜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早有防备，让你的朋友把一切东西都一天一天地转移走了，但你必须接受一番搜查。”他说着就强行抓住卡尔上衣的口袋，拽得两边的线缝都绽开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他边说边把从口袋里掏出的东西在手上翻来翻去：一张饭店的广告日历、一页从教科书里抄来的作业、几枚上衣和裤子纽扣、厨房总管的名片、客人收拾箱子时扔给他的一个指甲刀、勒内尔为感谢他顶了十次班送给他的一面用过的小镜子，还有几样小东西。“这些不是什么东西。”门卫长又一次说道，随手把它们都扔到座位下，好像凡是卡尔的财产，只要不是偷来的，理所当然只配被扔到座位下去。“现在该够了吧！”卡尔自言自语说，他的脸涨得通红。当门卫长要翻他的第二个口袋，贪婪得忘乎所以时，卡尔猛地一下从衣袖里挣脱出来，冲动地一步把一个门卫狠狠地撞到他的电话机上。他穿过沉闷污浊的空气朝门口跑去，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快再快。幸亏还没等到身子裹在那沉甸甸的大衣中的门卫长起身，卡尔已经跑出去了。不过，值班门卫的组织绝非那样十全十美，虽然几个地方响起了铃声，但鬼知道是干什么用的。饭店的职工在门道里成群结队地穿来穿去，几乎会让人以为，他们要不动声色地堵住这出口，因为从他们出出进进的举动中，也看不出有更多别的意思。不管怎样，卡尔很快就到了外面。然而，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走走停停地从大门口流过，卡尔无法直接走到公路上，只能沿着饭店的小道走去。为了尽快接上他们的主人，这些汽车简直连成了一串，一辆推着一辆向前。那些特别急于上公路的行人不时地从个别汽车之间穿越过去，仿佛那儿本来就是一条公用通道。他们毫不在乎车里坐的只是司机和用人，还是坐着阔佬们。但卡尔觉得这样的行为太过分。凡是敢冒风险的人，肯定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不然他准会碰上对此见怪的汽车，人家会把他从道上扔开，继而酿出一桩丑闻来。而卡尔身为一个逃走的、可疑的、只穿着衬衫的饭店职员，惟恐惹出这样的事来。接连不断的车流毕竟不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而卡尔只要没离开饭店一步，也必然是再可疑不过的人。事实上，卡尔终于走到了一个车流虽然没有停止，但已经拐向公路，而且变得稀稀疏疏的地方。他正要钻过去加入公路的人群，那里也许有比他看上去更为可疑的人在自由自在地闲逛，这时，他听到附近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过身去，看见两个熟悉的电梯工从一个墓穴似的、低矮的小门洞里十分吃力地拖出一副担架来。卡尔一眼就认出，躺在上面的是罗宾逊，脑袋、脸和手臂都包扎得五花八门。他痛哭流涕，是因为疼痛，或是因为其他痛苦，还是高兴又看见了卡尔？他把手臂搭到眼睛上，用绷带擦去眼泪。这一切简直不堪入目。“罗斯曼，”他充满责备地喊道，“你究竟为什么要让我等这么久？我已经跟他们干了一个钟头，等不到你来，我是不会让他们弄走的。这帮家伙——”他说着用脑袋撞了其中一个电梯工一下，仿佛这绷带是保护他免受撞击似的——“才是真正的魔鬼。唉，罗斯曼，我这次来看你可算是倒霉透了。”“他们到底把你怎么了？”卡尔说着走到担架旁。两个电梯工笑哈哈地把担架放下来歇息。“你还用问！”罗宾逊唉声叹气地说，“你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你想一想！我很可能被打成终身残废了。我简直疼得要命，从这儿到这儿。”——他先是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脚——“我真希望你能看见我的鼻子是怎样流血的。我的坎肩全毁了，索性就把它扔在那里了。我的裤子给撕成了碎片，只剩下了内裤。”——他稍稍揭开被子，让卡尔瞧瞧里面。“我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呢？我至少要躺上几个月。我之所以马上要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没有别的人，只有你能照料我。德拉马舍太没有耐心了。罗斯曼，我的小罗斯曼！”说完，罗宾逊把手朝微微向后退去的卡尔伸去，想抚摩着来赢得他。“我为什么非得来看你呢！”他一再重复道，想提醒卡尔，他的不幸也有卡尔一份责任。卡尔马上就意识到，罗宾逊的哀诉不是出于他的伤痛，而是出于他那非同寻常的酗酒后的难受。他醉得不省人事，几乎还没等到入睡，马上又被叫醒了，接着就是晕头转向地挨了一顿狠揍。而到了这清醒世界里，他根本无所适从。他的伤看来无关紧要，绷带全是些破布条，包得也不成样子，显然是那些电梯工为了捉弄他随随便便包扎上去的，而且这两个电梯工站在担架的两头，不时扑哧扑哧地笑。但此时此刻，这儿不是让罗宾逊恢复理智的地方。行人潮水般地从这里匆匆而过，无人理睬担架旁的这堆人，不时还有人真的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纵身从罗宾逊身上跃过去。用卡尔的钱雇来的那个司机喊道：“走，快走吧！”两个电梯工使尽最后的力气抬起担架，罗宾逊抓住卡尔的手亲切地说：“去吧，还是去的好！”这副模样的卡尔，只要一钻进这昏暗的汽车，不就得到了最好的关照吗？于是他上了车，靠着罗宾逊坐下。罗宾逊把头倚在他的怀里。两个跟他同事一场的电梯工透过车窗衷心同他握手告别。汽车急转着弯上了公路，似乎一场不幸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然而，这包容一切的车流立刻把这辆径直驶去的汽车从容地汇融于自身之中。

这汽车停了下来，……

这汽车停了下来，想必已经来到一条偏远的市郊公路上。四周一片寂静，一群孩子蹲在人行道旁戏耍。有个男人肩上扛着一捆旧衣服，十分留意地朝着一家一家的窗户高声喊叫。卡尔疲惫不堪地从汽车里钻出来，脚踩到被上午的阳光照得热乎乎亮闪闪的柏油路上，浑身上下顿感不是滋味。“你真的住在这儿？”他朝汽车里大声喊去。一路上睡得安安稳稳的罗宾逊含含糊糊地咕哝出肯定的回答，看样子是在等着卡尔把他从车里扶出来。“那么这儿再也没我什么事了，再见！”卡尔说，准备径直沿着这条缓缓下坡的公路走去。“卡尔，你瞎想些什么呀！”罗宾逊喊道。他惶恐不安，几乎直立在车里，惟独两膝还有点颤抖。“我无论如何得走！”卡尔说，他注意到罗宾逊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你就穿着这衬衫走？”这家伙问道。“我会再挣来一件外衣的。”卡尔答道。他充满信心地向罗宾逊点点头，并挥手致意。如果不是司机喊住他：“先别急着走，我的先生！”卡尔真的就走开了。令人不快的是，司机还提出要加钱，要他付在饭店前等候的费用。“没错儿，是这回事。”罗宾逊在车里喊着证实这要求是对的，“我没有办法，只好等你那么久，你多少还得给他一些。”“是的，当然啰。”司机说。“只要我还有的话，肯定会给你的。”卡尔边说边伸手去掏裤子口袋，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是徒劳。“我只能找您要，”司机说着叉开两腿，“我不能去向那个病人要吧。”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小伙子从大门那边凑过来，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倾听着。这时正好有一位警察打这条路上巡逻，一低头看见这个穿着衬衫的人便停下来。罗宾逊也发现了那个警察，傻里巴几地从另一个车窗向他喊去：“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仿佛这样会像驱赶一只苍蝇那样赶走警察。那些孩子们注视着这警察，一看见他停住脚步，便不约而同地注意上卡尔和司机，然后一溜烟地跑了过来。对面大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婆，呆呆地望着这里。

“罗斯曼！”这时从高处传来一声呼唤。原来是德拉马舍，他从顶层的阳台上呼叫卡尔，映着泛白的蓝天，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他的样子。他显然穿着一件睡衣，用一架望远镜观察着这条街上的情形。他身旁撑着一把张开的红阳伞，伞下好像坐着一个女人。“喂！”他竭尽全力喊道，想让人听清楚，“罗宾逊在那儿吗？”“在这儿！”应着卡尔的这声回答，罗宾逊强有力地从车里发出了第二个更加响亮得多的“在这儿”。“喂，”上面又喊道，“我就来！”罗宾逊从车里躬出身子说：“这才是个男子汉。”这句赞美德拉马舍的话是说给卡尔，说给司机，说给警察，说给每个想听的人听的。尽管德拉马舍已经离去了，人们依然心不在焉地望着上面的阳台。这时阳伞下果真有一个身着红衣又粗又壮的女人站了起来，从阳台胸墙上拿起望远镜，望着下面这些逐渐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的人。卡尔期待着德拉马舍的出现，定神向大门口望去，望着庭院里。那里成群结队的商店勤杂你来我往，几乎川流不息，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一个显得非常沉重的小箱子。那司机走到他车前，拿来一块破布擦起车灯，省得白白浪费掉时间。罗宾逊按一按自己的四肢，好像为那轻微的疼痛而感到惊奇，因为他只有专心体会方才感觉得到。于是他深深地低下头去，小心翼翼地解开一条厚实地扎在腿上的绑带。那警察把黑色的警棍横握在胸前，静静地等待着，怀着警察无论是平时值勤还是蹲守都必须具备的莫大耐心。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小伙子坐在大门口的石台上伸展开两腿。孩子们挪着小步渐渐地靠近卡尔，尽管他并不留意他们，但他们却觉得这个身着蓝衬衫的人是这伙人中最主要的人物。

从德拉马舍下楼来这里花去的时间，让人不难推算出这座楼耸立云端的高度。况且他赶得急急忙忙，只穿了件睡袍。“噢，你们都在这儿！”他喊道，神情显得既高兴又严肃。当他迈着大步走动时，那花花绿绿的内衣不时地露出来。卡尔不全弄得明白，为什么德拉马舍在这座城里，在这个巨大的公寓内，在这众目睽睽的大街上如此随便地穿着睡袍游来荡去，就像在自己的别墅里似的。像罗宾逊一样，德拉马舍也全然变了样。那副深色的脸庞刮得光光的，异乎寻常的干净，上面布满粗实的肌肉，闪现出志得意满和引人敬重的神气；那对此刻不住眨闪的眼睛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令人惊叹。那件紫色睡袍虽说是旧的，且污渍斑斑，他穿在身上也显得太大，但从这件怪模怪样的衣服的上方却鼓出一条厚厚实实的深色领带来。“怎么回事？”他冲着所有在场的人问道。那警察向近前挪了挪，身子靠在汽车发动机箱上。卡尔给了简短的回答：“罗宾逊有点疲惫，但他要鼓起劲来，上楼不成什么问题。我已经付了车费。司机还要求补付。现在我该走了，再见。”“你别走，”德拉马舍说。“我已经同他说过了，”罗宾逊在车里开了腔。“我要走，”卡尔说着迈出了几步。但德拉马舍抢上前去，狠劲地把他推了回去。“我要你呆着。”他喊道。“你倒是放我走啊！”卡尔说，准备着必要时挥起拳头来赢得自由，尽管面对德拉马舍这样一条汉子，取胜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可是这儿有警察，有司机，不时还有成群结队的工人打这条平日当然宁静的大街走过。难道说人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德拉马舍对他蛮横无理吗？要是单独同德拉马舍在房间里，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可在这儿呢？这时，德拉马舍不动声色地向司机付了钱。司机连连鞠躬，把这一大笔非分之得塞进腰包，并且出于谢意走到罗宾逊跟前，显然同这家伙说着怎样能够万无一失地把他从车里扶出来。卡尔觉得没有人留意他，或许德拉马舍更容易不声不响地走开。要是能够避免一场争吵，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于是卡尔就悄悄地步入行车道，试图尽可能迅速地离开。这时孩子们一齐拥向德拉马舍，提醒他卡尔要溜走。然而，根本用不着他自己去干预，因为那个警察把警棍向前一挥喊道：“站住！”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随之把警棍夹在胳膊下，慢慢掏出一个本子来。卡尔此刻才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是个强壮的汉子，但头发几乎全白了。“卡尔·罗斯曼，”他答道。“罗斯曼，”警察重复道。毫无疑问，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容认真的人。然而，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同美国官员打上交道的卡尔却已经觉得这样的重复中包含着某种怀疑的口气。实际上，他的事可能不妙，因为连自顾不暇的罗宾逊也从汽车里探出身来，无声而急切地打着手势求德拉马舍帮帮卡尔。而德拉马舍匆匆地摇摇头拒绝了，两手插在他那特大的衣兜里，无动于衷地在一旁看着。那位坐在大门石礅上的小伙子在向一位刚刚才从大门出来的女人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围成半月形站在卡尔身后，一声不响地望着警察。

“出示你的证件！”警察说。这大概只是走过场问问而已。要是没有穿外衣，谁都不会随身带许多证件。因此卡尔缄默不语，宁愿等着详细地回答下一个问题，借以尽可能把没有带证件的事敷衍过去。但下一个问题却是：“这么说你没有证件？”这时，卡尔不得不回答说：“没有随身带。”“这可就严重了。”警察说，若有所思地朝围观的人群环顾了一周，用两个指头敲了敲他那本子的硬皮。“你有工作吗？”警察最后问道。“我当过电梯工。”卡尔说。“你当过电梯工。这么说现在不是了。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呢？”“现在我要找个新的工作。”“难道说你刚刚被解雇了？”“是的，一个钟头前。”“突然发生的？”“是的。”卡尔说着像请求谅解似的举起手。在这里，他不可能把整个故事从头至尾讲一遍。即便有这样的可能，那么要凭着讲述一个蒙受过的不公正而去化解一个眼下面临的不公正似乎毫无指望。如果说他从厨房总管的善良和总管的明智中都没有得到自己的公正，那么在这里，他面对这群路人无疑就更不敢抱什么奢望了。

“你连上衣都没穿就被解雇了？”警察问道。“是这样。”卡尔说；这么说在美国也一样，司空见惯的是，那些官员们明明看见了的东西还偏得要问（难怪他父亲在办理旅行护照时对那些官员毫无意义的问话很恼火）。卡尔恨不得一下子跑掉，找个地方躲起来，不用再听这样的问话。可就在这时，警察偏偏提出了卡尔局促不安地预料到的、最害怕提出的，而且可能使他的举止显得比先前越发欠考虑的那个问题：“到底是哪家饭店雇用过你？”他低着头一声不吭，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要是他由一个警察押送着再回到西方饭店去，要是在那儿举行有他的朋友和敌人参加的审讯，厨房总管便会彻底放弃她对卡尔业已变得很淡漠的好印象，因为她发现自己估计已经到了布伦纳公寓的卡尔又回来了，是被警察抓住的，只穿着衬衫，没有她的名片。而总管也许只是满怀体谅地点点头。门卫长则不然，他会声称是上帝的手最终抓住了这个无赖。这一切千万不能发生。

“他在西方饭店干过。”德拉马舍说着走到警察身旁。“不，”卡尔边喊边跺着脚，“这不是真的。”德拉马舍嘲弄地撅起尖嘴瞅着卡尔，仿佛他还能说出其他的事来。卡尔出乎意料的激动大大地波及到了孩子们。他们一齐拥向德拉马舍，情愿从那儿仔细地观看卡尔。罗宾逊从汽车里完全探出脑袋，镇定自若地注视着眼前的紧张气氛。他惟一的动作就是时而眨一眨眼睛。大门口的那个小伙子高兴得直鼓掌，他身旁的那个女人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让他冷静些。那些搬运工正好到了吃早点的时候，他们全都端着大壶的黑咖啡，并且用长条面包搅动着凑上前来。有几个人席地坐在人行道边上，个个都咂咂地啜饮着咖啡。

“您可能认识这小伙子吧？”警察问德拉马舍。“何止认识，”这家伙说，“我当初可待他不薄，但他不知好歹。您自己刚才简短地审问过他，想必轻而易举就会体会到这一点。”“对，”警察说，“他好像是个不思悔改的小子。”“一点不错，”德拉马舍说，“可这还不是他最坏的本性。”“是吗？”警察说。“是的，”德拉马舍说；他现在开始演说了，两只插在衣兜里的手摆动起整个睡袍，“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和我那位坐在车里的朋友偶然遇上了身陷困境的他。当时，他对美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刚从欧洲来，在那边也是个没有人能看得上眼的人。于是我们就带着他，让他同我们一起生活，言传身教教给他一切，并且打算为他找个工作。尽管一切迹象都违背我们的意愿，但我们还是想着把他变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然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走了，不辞而别，而且有附带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声张出去。难道说不是这样吗？”德拉马舍最后问道，并扯了扯卡尔的衬衫袖子。“孩子们，你们往后退退！”警察喊道，因为他们一个劲地往前挤，德拉马舍险些让一个孩子绊了个跟头。这时，那些本来对这场审问不大感兴趣的搬运工也来了兴致，他们围成一团聚集在卡尔身后，使他无法后退半步。另外，这些搬运工杂乱无绪的嚷嚷声不停地响在他的耳际。他们操着一口让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也许其中夹杂着斯拉夫语，与其说在议论，倒不如说在吵嚷。

“谢谢您提供的情况，”警察边说边向德拉马舍敬了个礼，“我无论如何要把他带走，交还给西方饭店。”但德拉马舍却说道：“请您把这小子暂且交给我吧，我有几件事要同他了断。我保证过后亲自把他送回饭店去。”“我不能这样做。”警察说。“这是我的名片。”德拉马舍说着递给他一张小卡片。警察看了看表示认可，但又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说：“不，这没用。”

无论卡尔先前怎样防范着德拉马舍，可此刻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惟一获救的可能。德拉马舍如此向警察求情留下卡尔，虽然令人疑惑不解，但比起警察来，他无论如何更容易让人说动，不把卡尔送回饭店。再说，即便卡尔由德拉马舍领着回饭店去，那也会比由警察押着好说多了。不过卡尔暂时还不能让人看出他实际上更愿意跟德拉马舍走，要不一切都完了。他惴惴不安地盯着警察那随时都可能举起来抓住他的手。

“我至少得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被解雇了。”警察终于说道。德拉马舍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望着一旁，那张名片在指间揉成一团。“可他根本就没有被解雇。”罗宾逊的喊声使大家惊讶不已。他倚靠在司机身上，极力地从车里探出身来。“恰恰相反，他在那里有一份美差。在集体宿舍里他说了算，愿意带谁进去都畅通无阻。他只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你有求于他，得等上好久。他总是呆在总管那里，呆在厨房总管那里，而且是亲信。他绝对没有被解雇。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怎么会被解雇呢？我在饭店里受了重伤，他接受委托送我回来。他当时没穿上衣，索性就这样上车走了。我总不能等到他去拿来上衣吧。”“原来是这样。”德拉马舍摊开两臂说，听他的口气，似乎在责备这警察缺乏鉴别人的能力。他的话好像给罗宾逊那含含糊糊的陈述注入了无可挑剔的阐释。

“这可是真的吗？”警察用已经缓和了的口气问道。“如果这是真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谎称他被解雇了呢？”“你该说说。”德拉马舍说。卡尔注视着警察——他要在这里管好那些一味各顾自己的外国人不出乱子，而这种普遍的担心多多少少也转嫁到了卡尔身上。他不愿意说谎，两手紧紧地交错在背后。

大门口出现了一个监工，他拍着巴掌，示意搬运工们又该上工了。他们倒掉咖啡壶里的沉渣，迈着摇摇晃晃的步子，不声不响地向楼里走去。“我们该收场了。”警察说着就要去抓卡尔的胳膊。卡尔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感觉到搬运工们走开后给他留出了一块空地，他转过身，三蹿两跳地逃走了。孩子们一齐喊叫起来，甩开两条小臂跟着跑了几步。“抓住他！”警察朝着这条几乎空无人影的深巷子喊去。伴随着这富有节奏的叫喊，他迈起无声无息的、显露出强劲有力和训练有素的步子向卡尔追去。追捕发生在一个工人居住区，这是卡尔的幸运。工人们不会去买官员们的账。卡尔奔跑在车道中间，这里没有什么障碍。他时而看到人行道上的工人驻足静静地望着他，而警察却朝他们喊着“抓住他”，狡猾地沿着平坦的人行道，一边跑，一边不停地伸出警棍指向卡尔。卡尔没有抱什么希望。当他们接近横街时，警察直接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哨声。他几乎完全绝望了，因为那里肯定也有警察在巡逻。卡尔的优势不过是轻装，他沿着这条越来越成下坡的公路飞奔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冲而下，只是由于困倦而精神涣散，常常跨出太高而费时的无用步子。但话说回来，警察也用不着去思索，他始终只有一个追赶的目标。与此相反，对卡尔来说奔跑原本是次要的，他必须思索，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不断做出新的决定。他那多少无望的计划是暂且避开一条条横街，因为你不可能知道那里隐藏着什么，也许他会径直闯入一间警察亭里。只要不出什么意外，他就坚持沿着这条依旧一目了然的公路跑下去。这条公路向下一直延伸到一座隐隐约约露出头的桥上，桥身淹没在水气和霞光之中。他正要按照这个决定鼓足精神加快步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第一条横街时，忽然看见在不太远的前方埋伏着一个警察，他身子紧贴在一座笼罩在树阴下的房子那黑乎乎的墙边，准备伺机向卡尔猛扑过来。眼下除了这条横街，再也无路可逃了。当他听到有人从这巷子里恶狠狠地喊叫他的名字时，起初以为这是一种幻觉（因为这阵子他的耳朵里一直嗡嗡鸣叫），但没有迟疑多久，为了出其不意地摆脱警察，他便拔腿向左一拐，钻进了这条横街。

他几乎还没有跨出两步远——他已经不再记得有人喊过他的名字——，第二个警察也吹响了哨子。人们感觉得到他那积蓄已久的力量，横街远处的行人似乎也加快了脚步。这时从一扇小门里伸出一只手来抓住卡尔，让他“别吱声”，把他拽进黑洞洞的过道里。原来是德拉马舍，他上气不接下气，满脸汗水，头发全都贴在了脑袋上。他把那件睡袍夹在腋下，身上仅穿着衬衫和短裤。这扇门不是什么正门，而只是一道不显眼的侧门，他立刻关上门并上了锁。“等一会儿。”他然后说，身子靠在墙上，高高地仰起头，气喘吁吁的。卡尔几乎倒在他的怀里，昏头昏脑地把脸贴在他的胸脯上。“那两位先生们跑过来了。”德拉马舍边说边伸出手指着门侧耳细听。这时，那两个警察果真跑过去了，他们的脚步声响彻整条空荡荡的小巷，犹如钢锤打在石头上一样。“你可真是给折腾得够呛了。”德拉马舍冲着卡尔说。卡尔依然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拉马舍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地上，跪在他的身边，反复地抚摩着他的额头，注视着他的神情。“现在缓过来了。”卡尔终于开口说道，费劲地站了起来。“那就走吧！”德拉马舍说着又穿上他的睡袍，把虚弱得仍然耷拉着脑袋的卡尔推着向前。他不时地摇摇卡尔，好让他清醒些。“你佯装困得撑不住了？”他说。“在外面，你倒能够像匹马一样奔腾，可我却不得不绕着这些该死的过道和院落悄悄地溜过来。不过幸亏我也是个赛跑运动员。”他情不自禁地挥起手给了卡尔背上一下。“时不时同警察这样来一次赛跑也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我开始跑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卡尔说。“你这样逃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德拉马舍说。“要不是我，你早就让他们给抓去了。”“我也相信是这样，”卡尔说，“非常感谢您。”“那还用说。”德拉马舍说。

他们穿过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地面上铺着深色的光石板。走廊的左右时而是一道楼梯，时而是一扇让人可以看到另外一条更大的走廊的隔窗。这里几乎看不到大人，惟有孩子们在空荡荡的楼梯上戏耍。一个小姑娘站在栏杆旁啼哭，满面的泪水闪闪发光。她一看见德拉马舍，就张开嘴喘着气，顺着楼梯直往上跑去。她一再转过身来，深信没有人跟着或许不想跟着她时，才平静下来。“我刚才跑过去时把这姑娘撞倒了。”德拉马舍一边笑着说，一边用拳头吓唬她。小姑娘随之哭叫着继续向上跑去。

他们经过的院落也几乎被完全遗忘了。只见这儿有一个用人推着两轮车，那儿有一个妇人在水泵旁往壶里灌水；这儿有一个邮差迈着从容不迫的脚步穿过整个院落，那儿有一位满脸银髯的老人跷起二郎腿坐在一扇玻璃门前，嘴上叼着烟斗。一家搬运公司门前卸了一堆箱子，那些闲下来的马镇静地扭动着脑袋。一个身着工作服的男人手里捏着一张纸在监督着整个工作。一间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有一位坐在写字台前的职员转过身，若有所思地朝着卡尔和德拉马舍正好路过的地方望去。

“不可能奢望有比这儿更宁静的地方了，”德拉马舍说，“晚上喧闹了几个小时，但白天却宁静无比。”卡尔点点头。他觉得这里宁静得过度了。“我根本不能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德拉马舍说，“因为布鲁纳尔达绝对受不了一点喧闹。你认识布鲁纳尔达吗？你这就会见到她的。无论如何我要告诫你，你要尽可能放得文静些。”

当他们来到通往德拉马舍住地的楼梯前时，那辆汽车已经开走了。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小伙子报告说，他把罗宾逊背上楼去了，而对卡尔的再现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异的神态。德拉马舍只是向他点了点头，仿佛这是他的用人，完成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义务。卡尔有点犹豫，望着这条阳光照耀的公路。德拉马舍拽着他一起走上楼去。“我们马上就到楼上了。”德拉马舍上楼时说了好几遍，可他的预言好像总兑不了现，那没有尽头的楼梯一道接着一道，拐来拐去，只是让人没有了改变方向的感觉。有一次，卡尔甚至停步不上了。这绝不是出于疲惫无力，而是面对这没完没了的楼梯，无力去抗拒了。“我住得很高。”当他们继续往上走时，德拉马舍说，“但高也有它的好处，常常闭门不出，一天到晚穿着睡袍，日子过得十分悠闲。当然住这么高，也就没有人上来拜访。”“究竟会有什么人来这里拜访呢？”卡尔心想着。

终于在一个楼梯平台上，罗宾逊出现在一家关着的房门前。他们现在可算到了。楼梯还远远没有到头，而是在半明半暗中继续延伸上去，似乎没有一丝迹象表明它行将终止。“果然不出我所料，”罗宾逊小声说，仿佛疼痛还在压迫着他。“德拉马舍把他带来了！罗斯曼，没有德拉马舍，不知你会成了什么样呀！”罗宾逊穿着内衣站在那儿，只是一个劲地力图把自己裹进西方饭店送给他的那条被单里。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到屋里去，却在这儿面对可能路过的人出洋相。“她在睡觉？”德拉马舍问道。“我想没有，”罗宾逊说，“但我宁可等到你回来。”“我们先得看看她是否在睡觉，”德拉马舍说着弯下腰去看锁孔。他来回扭动着脑袋，从各个不同的方位向里面观望了好大一阵子后起身说：“看不清楚，帘子放下来了。她坐在长沙发上，也许在睡觉吧。”“她病了？”卡尔问道，因为德拉马舍站在那里，似乎在讨要主意。然而，他厉声反问道：“病了？”“他毕竟不认识她。”罗宾逊请求原谅说。

在隔着几家的那边，有两个女人出现在走廊里。她们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眼睛望着德拉马舍和罗宾逊，像是在议论着他们。一位金发闪闪的小姑娘从一扇门里蹦了出来，挽住这两个女人的胳膊，偎依在她们之间。

“这两个女人真可憎，”德拉马舍小声说，只是为了不打扰正在睡觉的布鲁纳尔达，“下次我要去警察那里指控她们，要叫她们老实安静上几年。别往那边看！”他然后向卡尔嘘了一声。既然他们现在一定要站在走廊里等待布鲁纳尔达醒来，卡尔觉得看看这两个女人也没有什么恶意。他生气地摇摇头，似乎用不着去听从德拉马舍的劝告。为了更加明确地表明这个态度，他想朝这两个女人走过去。这时罗宾逊却喊道：“罗斯曼，别这样！”并抓起袖子拦住了他。德拉马舍已经被卡尔激怒了，而那个姑娘的哈哈大笑更使他怒火中烧；他一下子跃起身来，手脚并举，急匆匆地冲着她们跑去。这两个女人就像被风吹走似的消失在各自的门里。“在这里，我不得不常常这样净化走廊。”德拉马舍慢慢地走过来说。他想起卡尔的对抗时又说道：“可我期待着你的是完全另外的举止，不然的话，你会自讨苦吃的。”

这时，屋子里有人拖着温柔而疲倦的腔调问道：“是德拉马舍吗？”“是我。”德拉马舍边回答边亲切地注视着房门，“我们可以进去吗？”“噢，进来吧。”屋里的人说。德拉马舍又向这两个等在他身后的人瞟了一眼，然后慢慢地打开门。

屋里一团漆黑。阳台门——没有窗户——上的帘子一直垂落到地面，几乎透不过一丝光亮。另外屋里堆满了家具，四处挂的都是衣服，越发显得昏暗。空气霉浊，简直连积落在让人无法触及的角落里的尘灰和腐味都闻得出来。卡尔一进门最先发现的是三个前后紧排在一起的箱子。

那个先前从阳台上往下看的女人躺在长沙发上。她那红色的衣裙下摆随意地堆成一团，垂在地上，两腿几乎露到膝间，腿上套着一双白色的毛织长筒袜，脚上没有穿鞋。“天气热极了，德拉马舍。”她说着从墙边把脸转过来，懒洋洋地把手摇晃着伸给德拉马舍，让他接过去亲吻。卡尔只是注视着她那随着脑袋的转动而一起滚动的双下颌。“也许该把帘子拉开吧？”德拉马舍问道。“这可不行。”她闭着眼睛绝望似的说，“那样会更加糟糕。”卡尔走到沙发一端，想把这个女人看得清楚些。他对她的抱怨感到奇怪，因为天气根本就不那么热。“等一等，我有办法让你舒服些。”德拉马舍谨小慎微地说，然后给她解开脖子下的几枚扣子，敞开衣领，使她的颈部和胸脯的上方袒露出来，同时也露出一道轻柔的浅黄色的衬衣贴边。“这是谁？”这女人突然指着卡尔问道，“他为什么这样盯着我？”“不久你就会使自己变得有用了。”德拉马舍说着把卡尔推到一边，同时安慰这女人说，“他不过是我带来为你效劳的小伙子。”“可我不愿意要任何人来伺候，”她喊道，“你为什么把陌生人带进我的屋里？”“你这阵子不是总盼着有人来伺候吗？”德拉马舍说着跪下去。尽管这沙发十分宽大，但躺在上面的布鲁纳尔达身旁没有一点多余地方。“唉，德拉马舍，”她说，“你不理解我，一点也不理解我。”“这么说我真的不理解你了，”德拉马舍说，双手捧着她的脸，“不过毕竟没有出什么事，只要你愿意，立刻就让他走开。”“他既然已经来了，就留在这儿吧。”这时她又说道。在极度的疲倦中，卡尔很感激她这番毫不友好的话，因为他的思想依然昏昏沉沉地萦绕在那没有尽头的、也许马上又不得不走下去的楼梯上。他无视安然地睡在被窝里的罗宾逊，也不顾生气地挥舞着两手的德拉马舍，说：“无论如何我得感谢您还愿意让我在这里呆一会儿。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不仅劳累，而且遭受了种种惊恐不安。我已经精疲力竭。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如果让我睡上几个钟头，您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发我走。我会乐意走开的。”“你完全可以呆在这里。”那女人说，并且不无讽刺地补充道，“你看看，我们有的是地方，绰绰有余。”“那你只好走吧。”德拉马舍说，“我们可不需要你。”“不，他应该留下来。”女人这时又严肃地说。接着，德拉马舍对卡尔说：“那你随便找个地方躺着去吧。”“他可以躺在那些窗帘上，但一定要脱去靴子，免得踩坏什么。”德拉马舍把她所说的地方指给卡尔。在房门和那三个箱子之间，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窗帘。要是把所有的窗帘都整整齐齐地叠起来，重的放在最下面，轻的一层一层摞上去，最后把夹在窗帘堆里的各种板条和木环抽出来，那就会成为应该还算说得过去的铺位，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是乱七八糟的一团。尽管如此，卡尔立刻就躺了上去，他实在太累了，也顾不了特意去为睡觉做准备。再说考虑到他的主人，一定要避免添太多的麻烦。

当他差不多已经进入真正的梦乡时，突然听到一声喊叫。他坐起身来看见布鲁纳尔达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伸开两臂紧紧地搂抱着跪在面前的德拉马舍。看见这情形，卡尔不免感到难堪，但他随后又倒下身子，埋在窗帘里继续睡他的觉。他似乎明白他在这里连两天都忍受不了，因而更有必要先彻底睡个够，以便完全恢复理智，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决断。

然而，布鲁纳尔达已经发现了卡尔由于疲倦而不得不强行睁开的眼睛，不禁吓了一大跳，于是喊道：“德拉马舍，我热得受不住了，身上要烧起来似的，我要脱衣服，我要洗澡。你让这两个先出去，去走廊也好，去阳台也罢，随你便，只要我看不见他们就行了。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总是受到干扰。德拉马舍，要是我和你单独在一起该多好啊！天啦，他们依然呆在这儿！像这个厚颜无耻的罗宾逊，他居然当着一位妇人的面穿着内衣伸展四肢。像这个陌生的小子，他刚才还用十分放肆的目光瞪着我，然后又躺下去来迷惑我。还是把他们弄走为好，德拉马舍，他们是我的累赘，他们是我的心病，要是我现在活不下去了，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立刻就让他们出去，你只管脱衣服就是了。”德拉马舍说着走到罗宾逊跟前，脚踩在他的胸膛上摇晃着他。与此同时，他冲着卡尔喊道：“罗斯曼，起来！你们两个到阳台上去。不叫你们，就别进来，不然要自讨苦吃。快点，罗宾逊——”他更加狠劲地摇晃起罗宾逊——“罗斯曼，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可别让我也踩上你。”——他响亮地拍了两下巴掌。“怎么要这么久呢！”沙发上的布鲁纳尔达喊了起来。她坐在那里把两条大腿叉开，以便为那过于肥胖的躯体腾出更多的空间。她只有使出浑身的力量，喘喘歇歇，才能曲起身子，抓住长筒袜的最上端往下脱一点。她自己不可能把袜子脱下来，这要靠德拉马舍来帮忙。她急不可耐地等待着。

卡尔疲惫不堪昏昏沉沉地从那堆窗帘里爬起来，蹒跚着朝阳台门走去。一块窗帘布缠在他的脚上，他稀里糊涂地拖了过去。他从布鲁纳尔达身边走过时，甚至神游思离地说道：“祝您晚安！”德拉马舍把阳台门上的帘子稍稍拉向一旁，卡尔从他的身旁漫游过去，走到阳台上。罗宾逊紧跟在卡尔后面，也少不了一副睡意蒙眬的样子，因为他在咕噜着什么：“总是受人虐待！如果布鲁纳尔达不一同来，我就不上阳台。”尽管信誓旦旦，他还是乖乖地出去了，并且随即躺倒在石地板上，因为卡尔已经沉睡在那把扶手椅里。

卡尔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天上挂满星斗，月亮从坐落在街对面的高楼大厦后冉冉升起。卡尔环顾了一番这陌生的地方，深深地呼吸了一阵凉爽而清新的空气，方才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处境。他涉世不深，遇事太欠考虑了，厨房总管的一片忠告，特蕾泽的热情规劝，连同自己所有的忧虑，他都置若罔闻，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德拉马舍的阳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大半天，好像在这帘子的后面，德拉马舍就不是他的大敌。躺在地板上的罗宾逊懒洋洋地翻起身来扯住卡尔的脚，似乎要这样来唤醒卡尔；他说：“你这个瞌睡虫，罗斯曼！你真是个逍遥自在的家伙。你到底还要睡多久啊？我本来可以让你继续睡下去的，可是我躺在这地上感到太无聊，再说我也饿得受不了。我请你起来一会儿，我在椅子下面藏着吃的东西，想把它取出来。你也可以分享一份。”卡尔随之站起来，看着罗宾逊趴在地上，辗转匍匐过来，两手伸到椅子下面，取出一个就像是用于存放名片的银色盘子。可这盘子里放着半截黑乎乎的香肠、几支细长的纸烟、一盒虽已打开但仍满满的沙丁鱼罐头，盒子的外面浸满油渍，还有一堆几乎压成一团的糖果，然后又露出一大块面包和一个装香水的瓶子，但里面装的看来不是香水，而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罗宾逊特别得意地指着这瓶子连连朝卡尔咂舌头。“你瞧瞧，罗斯曼，”罗宾逊边说边把沙丁鱼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塞，不时地用一条毛围巾擦去手上的油迹。这围巾显然是布鲁纳尔达忘在阳台上的。“你瞧瞧，罗斯曼，如果你不想饿死，就得这样给自己藏些吃的。你瞧，我彻底被冷落到一旁了。如果你总是被人当狗对待，最后就会认为自己真的是一条狗。也好，有你在这儿，罗斯曼，我至少有了说话的人。在这屋里，没有人同我说话。咱们都是令人讨厌的人，全都怪这个布鲁纳尔达。她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他示意让卡尔弯下身靠近他，要低声告诉他——“我有一回看见她光着身子。噢！”——回想起那赏心悦目的时刻，他情不自禁地挤压和拍打起卡尔的两腿，直弄得卡尔叫起来：“罗宾逊，你疯了！”并且抓住他的手把他推了回去。

“你果真还是个孩子，罗斯曼。”罗宾逊说，随手从衬衣里拽出一把用绳子挂在脖子上的匕首，取下匕首套，切开那硬邦邦的香肠。“你涉世还太浅，有许多东西要学，可到了我们这儿，你算是找对了地方。坐下吧。难道你不想吃点东西？当你在一旁看着我吃的时候，或许也来了胃口。难道你也不想喝点什么？看来你压根儿什么都不想，而且偏偏也不怎么爱说话。可话说回来，不管同谁在这阳台上，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人在这儿就行了。这就是说，我经常呆在阳台上，这样使布鲁纳尔达非常开心。她总是随心所欲，变化无常；时而冷，时而热，时而要睡觉，时而要梳理，时而要解开胸衣，时而又要穿上它。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被打发到阳台上来。有时候，她真的说什么就做什么，但大多数情况下，她无非像先前一样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以前我经常掀开一点帘子往里看。但是有一回，当我正往里看时，德拉马舍——我完全明白，那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是受布鲁纳尔达的指使干的——用鞭子在我脸上抽了好几下。你看见这伤痕了吗？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往里看了。后来我就这样躺在阳台上，除了吃喝没有别的乐趣。前天晚上，我就这样孤零零地躺在这儿，当时我穿的还是那身时髦的衣服，只可惜丢在你的饭店里了。——那些狗杂种！他们硬是从你身上扒去值钱的衣服！——也就是说，我这样孤零零地躲在这儿，透过栏杆向下望去，一切都使我黯然神伤，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起来。就在这时，布鲁纳尔达出乎意料地朝我走过来了，而我并没有马上发觉。她穿着那件红色的衣裙——那是她所有衣服中最合身的——，看了我一会儿，最后说道：‘我的罗宾逊，你哭什么呢？’然后她扯起自己的衣裙，用裙边拭去我的眼泪。要不是德拉马舍赶巧喊她的话，谁知道，她还会干什么呢。听到喊声，她不得不立刻回到房间去。当然，我也想过，现在该轮到我了，并透过窗帘问我可不可以进屋去。你认为布鲁纳尔达怎么说呢？‘不行！’她说。‘你在瞎想些什么呀？’她又说。”

“既然人家这样对待你，那你还在这儿呆什么劲呢？”卡尔问道。

“对不起，罗斯曼，这话你可问得不太高明。”罗宾逊回答说。“即便人家对你更恶劣，你不是也得呆在这儿吗？况且人家对我还没有那么糟糕。”

“不，”卡尔说，“我肯定要走的，而且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不会留在你们这里。”

“你说说，你今晚打算怎样走开呢？”罗宾逊一边问，一边把面包里软的部分切下来，小心翼翼地浸到沙丁鱼罐头里。“如果连这房间都不准你进去，你怎么会走得开呢？”

“究竟为什么不准我们进屋呢？”

“只要铃声不响，我们就不能进去。”罗宾逊说。他一边尽可能地张大嘴，津津有味地吞食着那油腻的面包，一边用一只手接住从面包上滴下来的油点，以便不时把吃剩下的面包在这个充当容器的手掌上蘸一蘸。“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糟了。起初，这里只有一层薄薄的帘子，虽说看不过去，但一到晚上还能看到里面的人影。布鲁纳尔达感到这样很别扭，于是就让我把她的一件戏袍改成一块帘子挂上，换掉了原来的。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从那以后，起初我随时还可以问一问我能不能进去，人家会根据情况回答我‘可以’或者‘不行’。可到了后来，可能因为我过分地利用了这个权力，问的次数太多，布鲁纳尔达就无法忍受了——她虽然很胖，但体质非常弱，常常头痛，痛风腿也几乎不断地折磨着她——，于是就规定不准我再问了，而是改按台钟。一听到台钟响，我就可以进去。那台钟响声，甚至都能把我从梦里闹醒。有一次，我在这里逗一只猫开心，它被这钟声吓得跑掉了，再也没有回来。也就是说，今天还没有响钟。一旦钟声响起来，那我不只是可以，而是必须进屋去。如果这么久没有响声，没准还得等好久。”

“你说的也是，”卡尔说，“不过适用于你的倒不一定也适用于我吧。说到底，这样的清规戒律仅仅适用于那种逆来顺受的人。”

“可是，”罗宾逊喊道，“这为什么不适用于你呢？这理所当然也适用于你。你只管老老实实地同我一起在这儿等着响钟吧。然后你可以试试是否走得了。”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难道仅仅因为德拉马舍是你的朋友或者比你强吗？难道这就是人生吗？难道你们首先要去的布特弗德不比这儿好吗？或者，索性你就呆在加利福尼亚得了，那里有你的朋友。”

“是的，”罗宾逊说，“可这谁也无法预见。”他往下讲述前又说道：“祝你走运，可爱的罗斯曼。”接着他美美地从那香水瓶里灌了一口。“当时，你那样卑鄙地抛弃了我们。我们的境况非常糟糕。在头几天里，我们无法找到工作。再说德拉马舍本来可以找到事干，但他不想干，只是一再打发我去找，而我总不大走运。他就那样在外面游来荡去，无所事事，直到一天傍晚时分，他带回来一个女式钱包，虽说非常精美，镶着珍珠，但里面几乎什么也没有。那钱包他送给了布鲁纳尔达。后来德拉马舍说，我们应该去挨家乞讨，自然会借机找到一些需要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踏上了乞讨的路。为了掩人耳目，我在每家门前唱歌。而德拉马舍总是那么幸运，我们刚刚站在第二家——一户非常富有的人家——门前，在门口给女厨和用人唱了几首歌，这时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就是布鲁纳尔达上楼来了。她也许被衣服裹得太紧，根本上不去几级楼梯。可她看上去是多么的美，罗斯曼！她穿一身洁白如玉的衣裙，手拿一把红色的阳伞。她的出现叫人神魂颠倒；她的出现叫人心醉神迷。啊，上帝！啊，上帝！她是多么的美呀！这样一个美人儿！不，上帝，请告诉我吧，世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美人呢？当然，女厨和用人立刻迎上前去，几乎是把她抬到楼上。我们站在门的左右两边致敬，这是当地人的习俗。她稍稍停了停，因为她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了，事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当时如饥似渴，几乎丢了魂似的，尤其在近旁，她显得更有姿色，无比丰满。也正是由于她穿着一件别致的紧身胸衣，我过后可以在箱子里指给你看看，全身上下都绷得那样的紧。一句话，我轻轻地从背后触摸到她，不过非常非常的轻，你知道，仅仅是这样触摸一下而已。当然，人家不会容忍一个乞丐触摸一个阔太太的。那几乎不是什么触摸，但毕竟还算是摸了一下。要不是德拉马舍当即给了我一个耳光，我随之用两手捂住面颊的话，谁知道会酿出什么恶果来。”

“讲讲你们干了些什么！”卡尔说，他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索性坐到地板上。“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就是布鲁纳尔达？”

“不错，”罗宾逊说，“是布鲁纳尔达。”

“你不是说过她是个歌手吗？”卡尔问道。

“她当然是个歌手，一个了不起的歌手。”罗宾逊回答道。他将一大团软糖在舌头上翻来卷去，时而把挤到嘴边的一块又用手指压回去。“但是当时我们自然还不知道她是谁，只看见她是一个富有而高贵的太太。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许她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实际上，我只是用指头尖轻轻地碰到了她。但她却一个劲地看着德拉马舍，他也正好心照不宣地撞进她的目光里。随之她冲着他说：‘进屋里呆会儿吧！’并用阳伞指着房间，让德拉马舍先进去。然后他们俩进了房间，用人随后关上了门。他们把我丢在外面。这时我心想，绝对要不了多久的，顺便坐到楼梯的台阶上等着德拉马舍出来。但等出来的人却不是德拉马舍，而是那个用人。他为我端来了满满一碗汤。‘德拉马舍的小恩小惠！’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喝汤的时候，那个用人在我跟前还停留了片刻，给我讲述了有关布鲁纳尔达的一些情况。这下我才意识到，拜访布鲁纳尔达对我们是何等重要。布鲁纳尔达是个离异的女人，有一大笔财产，而且完全独立。她的前夫是个可可工厂主。他虽然始终爱着她，可她压根儿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听到。他经常找上门来，总是装扮得衣冠楚楚，就像是来参加婚礼似的。确确实实是这样，我认识他。——但无论有多大的好处，那个用人再也不敢去问布鲁纳尔达想不想接待他，因为他已经问过几次，每次布鲁纳尔达都是把她随手拿的东西掷到他的脸上。有一次，她竟然将灌得满满的热水瓶掷去，打掉了他一颗门牙。是这样，罗斯曼，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怎么会认识那个人呢？”卡尔问道。

“他有时候也上楼来。”罗宾逊说。

“上楼来？”卡尔惊奇地用手轻轻地拍着地板。

“惊奇归惊奇，别激动，”罗宾逊接着说，“那个用人当时给我讲了这些，连我也感到惊奇。你想一想，当布鲁纳尔达不在家时，那个人就叫用人把他领到她的房间里，每次拿走一件小东西留作纪念，每次又留给布鲁纳尔达一些非常值钱和珍贵的东西，而且严禁用人说是谁送的。可是有一回，他——用人这么说，我也相信——带来了一些价值连城的瓷器，布鲁纳尔达一定看出了名堂，立刻将它摔到地上，踏上脚踩来踩去，往上啐着唾沫，而且还折腾了别的一些名目，那个用人恶心得几乎无法把碎片弄出屋去。”

“那个人究竟干了什么令她恼怒的事呢？”卡尔问道。

“这我真不知道，”罗宾逊说，“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时地同他说起这事。他每天都在那条街的拐角等我。如果我去了，就得给他讲些新消息；一旦我去不了，他等上半个钟头就走开了。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因为他一得到消息，总是出手不凡。然而，自从德拉马舍知道以后，我就必须把酬金全部交给他。这样一来，我就很少再去了。”

“可是那个人想要得到什么呢？”卡尔问道，“他死乞白赖地想要得到什么呢？他毕竟听到了，她不喜欢他。”

“说的也是。”罗宾逊叹息着说，点起一支烟，使劲地挥着手臂，将烟云吹向上方。然后他好像另有主意，并且说道：“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知道，他不惜破费，谋的就是允许他像我们一样，这样躺在这阳台上。”

卡尔站起来，身子倚靠在栏杆上俯视着那条街。月亮已经露出了脸儿，月光却还没有照进巷子的深处。这条白天空荡荡的巷子现在挤满了人，尤其是家家户户的门前。巷子里的人都在慢慢腾腾从容不迫地蠕动着，男人们的衬衫袖子，女人们的浅色衣裙在黑暗中影影绰绰地闪现。看不到戴帽子的，也看不到扎头巾的。周围众多的阳台上都出现了人，一家一户地坐在白炽灯光下，按照着阳台的大小，或者围着一张小桌，或者椅子并成一排，或者至少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男人们叉开两腿坐在那里，两脚从栏杆之间伸到外头，或是在翻阅几乎要耷拉到地上的报纸，或是在打牌，似乎默默无声，但使劲敲击桌子的响声此起彼伏。女人们怀里堆满了针线活，只是时而抽空朝她们四周或大街上瞥一眼。在相邻的阳台上，有一个弱小的金发女人总是不停地打着哈欠，翻着白眼，把手头正在缝补的衣物举到嘴前。即使在那些再小的阳台上，孩子们也照样能相互追来逐去，弄得他们的父母非常厌烦。许多屋子里放起了留声机，歌声或交响乐从里面传出来，家长只要一挥手示意，便有人急忙跑进屋里，换上一张新唱片。有的窗前，只见一对对情侣像钉在那里似的如痴如呆。在面对卡尔的窗前，有一对情侣站得直挺挺的，小伙子用一只手臂搂着姑娘，另一只手按在她的乳房上。

“附近的人你有认识的吗？”卡尔问罗宾逊。这时罗宾逊也站了起来，因为他冷得直打哆嗦，除了自己用的那条被单外，他又拉来布鲁纳尔达的裹在身上。

“几乎谁也不认识。就我的地位来说，这无疑是很糟糕的。”罗宾逊说着把卡尔拽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不然的话，眼下我就不会直言不讳地抱怨了。为了德拉马舍，布鲁纳尔达变卖了她拥有的一切，带着她所有的家底来到这儿，住进这栋市郊公寓，图的是彻底委身于他，不受任何人干扰。再说这也是德拉马舍的心愿。”

“那么说她把用人都辞掉了？”卡尔问道。

“是的，一点儿没错，”罗宾逊说，“在这儿，那些用人往哪儿安顿呢？他们可是些十分挑剔的先生。有一回，德拉马舍当着布鲁纳尔达的面索性打人耳光，将一个用人从房间里轰走，只见耳光一个接着一个飞去，直打得那家伙退到门外。当然，其他用人同他抱成一团，在门前大吵大闹。于是德拉马舍出来（当时我不是用人，而是他们的朋友，但我同那些用人住在一起）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那个年龄最大的、名叫伊斯多尔的用人随即说：‘你没有资格同我们说话，我们的主人是那位大慈大悲的太太。’你可能感觉到了，他们非常崇拜布鲁纳尔达。但她却一头栽进德拉马舍怀里，理都不理睬他们；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搂抱、亲吻，口口声声喊着：‘最亲爱的德拉马舍。’当时她还不像现在这样臃肿笨拙。最后她说：‘把这帮笨蛋打发走算了！’笨蛋——指的就是那帮用人。你想一想，他们干了什么样的傻事。然后布鲁纳尔达将德拉马舍的手拉到她拴在腰带上的钱袋里，德拉马舍将手伸进去，开始掏钱打发这些用人。布鲁纳尔达只是敞开腰带上的钱袋，站在那儿观望着。德拉马舍不得不一再伸进手去掏钱。他发起钱来不点也不核对。最后他说：因为你们不愿意同我说，我在这里只是以布鲁纳尔达的名义告诉你们：‘滚蛋，越快越好！’就这样，他们被解雇了。后来还打了几次官司，德拉马舍甚至被传唤上法庭，但这事我就不太清楚了。只是那些用人走了以后，德拉马舍马上对布鲁纳尔达说：‘那你现在没有人伺候了？’她说：‘可这儿有罗宾逊呀。’德拉马舍随即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那好吧，你就是我的用人了’。接着布鲁纳尔达过来拍了拍我的面颊。罗斯曼，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让她拍拍你的脸蛋，你会惊奇地感到那有多美！”

“你就这样成了德拉马舍的用人？”卡尔简单明了地说。

罗宾逊听出了这句问话中的惋惜，便回答说：“我是用人，但这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你瞧瞧，你自己就没看出来嘛，尽管你在我们这里已经呆了一阵子。况且你也看到了，昨晚我去你们饭店时那副衣冠楚楚的样子。我那身行头穿着简直阔得无法再阔了。你说用人能有这样体面吗？问题只是我不能经常外出，一天到晚总忙个不停，管这个家真有做不完的事。事情那么多，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你或许看到了，这屋里四处堆放着太多的东西。凡是在大搬迁时没能卖掉的东西，我们全都搬来了。当然这本来是可以送人的，可布鲁纳尔达什么都舍不得。你想想吧，要将这些东西扛上楼来，谈何容易！”

“罗宾逊，这一切都是你扛上来的？”卡尔喊道。

“还会是谁呢？”罗宾逊说，“当时还有一个帮工，一个偷懒成性的滑头。大部分工作都得我自己来干。布鲁纳尔达在下面守着车，德拉马舍在上面指挥把东西往哪儿放，我是马不停蹄地跑上跑下，连续忙了两天，忙得够呛，不是吗？可你根本不知道这房间里堆着多少东西。所有的箱子都装得满满的，而箱子后面也塞得顶到天花板上。要是雇几个人来搬的话，那用不了多久就会收拾完的，但除了我之外，布鲁纳尔达不愿意把这事托付给任何人。这样说来也很令人开心，可我却因此毁掉了自己一生的健康。除了健康我简直一无所有。现在我只要稍微出点力，浑身就像针刺一样。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健壮的话，你以为饭店那帮小子，那群乳臭未干的东西——他们还能是什么呢？——什么时候能胜了我吗？但不管我会得什么病，我都不对德拉马舍和布鲁纳尔达吭一声。只要能撑得住，我就一直干下去；万一挺不住了，我就倒下死去。到了那时，他们才会看到，我是拖着病体，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为了伺候他们累死了。可到那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唉，罗斯曼！”他最后边说边在罗斯曼的衬衫袖子上拭去眼泪。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穿件衬衫站在这儿，难道不觉得冷吗？”

“走开，罗宾逊！”卡尔说，“你总是哭哭啼啼的。我不相信你会成了这个样子。你看上去十分健壮，只是因为你经常躺在这阳台上，便胡思乱想编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也许你有时候胸间有针刺感，我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要是人人都像你一样，为区区小事这样痛哭流涕的话，那所有阳台上的人都免不了会哭来哭去。”

“这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罗宾逊说，用被单角擦了擦眼睛。“不久前，当我给隔壁也为我们烧饭的女房东送回盘碗时，那个住在房东家的大学生对我说：‘罗宾逊，您听我说，您是不是病了？’我不许同这些人搭话，只好放下盘碗想走开。这时他走到我跟前说：‘唉呀，您听着，您别累得太过分了，您病啦。’‘您说的是，那么请问我究竟该怎么办呢？’我问道。‘那是您的事。’他说完就转身离去。其他正在就餐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敌人，于是我还是走开为好。”

“那么你相信的是那些拿你当傻瓜的人，而真心实意待你的人，你却不以为然。”

“但我一定要知道我的身体怎么样了。”罗宾逊气鼓鼓地说，然后又嚎啕大哭起来。

“你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病，也应该为自己另找一份像样的差事，别在这儿给德拉马舍当用人了。凭你这一番话和我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来看，可以断定，你在这儿不是当什么用人，而是遭受奴役。这是谁也无法忍受的，我相信你无非也是这样。但你老想着，你是德拉马舍的朋友，就不忍心离他而去。这是不对的。如果他意识不到你过着什么样凄惨的日子，那你也就丝毫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那么你真的相信，罗斯曼，一旦我放弃了这伺候人的差事，我的身体又会好吗？”

“毫无疑问，”卡尔说。

“毫无疑问？”罗宾逊再次问道。

“肯定毫无疑问，”卡尔微笑着说。

“那我马上就可以开始休养了，”罗宾逊说着端详起卡尔来。

“这话从何说起呢？”卡尔问。

“现在你该在这里接替我的工作了。”罗宾逊回答说。

“到底是谁对你这么说的？”卡尔问道。

“这早就安排好了。几天来议论的就是这事。事情的起因是，布鲁纳尔达痛骂了我一顿，骂我把房间收拾得不够干净。当然我保证过，我马上会把屋里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但现在做起来非常困难。比如说吧，就我目前的身体状况，我无法爬到各个角落去抹掉尘灰。就是在房间的中央，也难以挪动身子，更何况在那些家具和一堆堆的东西之间呢？而要想把一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就免不了要挪开那些家具，这我一个人干得了吗？再说这一切还必须干得一点响动都没有，因为几乎足不出户的布鲁纳尔达万万不可受到打扰。这样一来，我虽然保证过要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洁洁，但事实上我却没有做到。布鲁纳尔达看到这情形后对德拉马舍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还得雇个帮工来。‘我不愿意听到，德拉马舍，’她说，‘你有一天会责怪起我持不好家。况且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你毕竟看得到，而罗宾逊也不行了。当初他精力那么充沛，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可现在，他老是疲惫不堪的样子，常常坐在角落里动也不动。可像我们这样一个摆放着如此多家什的房间是不会自己整洁起来的。’随后，德拉马舍思索了一番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随便便雇一个人来操持这样一个家，即便试一试也不行，因为人家从各个方面窥视着我们。然而，正因为我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从勒内尔那里听说你在饭店里备受劳苦的折磨，所以提议叫你来。德拉马舍立刻就同意了，尽管你当时曾经对他那么鲁莽。我能这样帮帮你，当然非常高兴。也就是说，这个位子对你尤为适合。你年轻、强壮，并且伶俐，而我已经一文不值了。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你还没有完全被雇用；如果你不讨布鲁纳尔达喜欢，我们就不能用你。这就是说，你只有手脚勤快点，博得她的欢心。至于其他的事，我会来关照的。”

“要是我在这里当用人，那你干什么呢？”卡尔问道。他感到这样的轻松自在，罗宾逊介绍的情况最初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惧也烟消云散了。德拉马舍本来对他并不怀什么恶意，不过是想让他来当用人而已。要是他别有用心的话，这个多嘴的罗宾逊肯定是包不住的。假如真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他今天晚上就去道别。他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去接受一份差事。卡尔先前还很担心自己被饭店解雇后能不能及早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尽可能体面些的工作，以免受饥饿之苦，而现在，权衡着这个强加给他的、令他憎恶的差事，他觉得任何别的差事都比这好。他甚至宁可以去忍受没有差事的困苦，也不愿接受这份差事。但他压根儿就不指望使罗宾逊会明白这些，尤其是现在不管怎样判断，罗宾逊都寄希望于卡尔来解脱他。

“因此，”罗宾逊边说边惬意地挥舞着手——他把两肘支撑在阳台栏杆上——“我首先要把一切都向你交个底，让你看看所有的家具。你受过教育，肯定写一手好字，你可以马上把我们这里所有的家具列出一个清单来。这是布鲁纳尔达早就梦寐以求的。如果明天上午天气好的话，我们就请布鲁纳尔达坐到阳台上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地干活，也免得惊扰她。罗斯曼，这个你要首先当心！万万别惊扰了布鲁纳尔达。她什么声音都听得到，大概因为是歌手，她的耳朵才那样敏感。比如说你要把放在那些箱子后面的酒桶滚出来，这势必会发出响声，因为它太重，而且到处都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你也难以一下子顺畅地滚过去。布鲁纳尔达静静地躺在沙发上，拍打着烦扰她的苍蝇，于是你以为她并不在意你，就继续滚你的酒桶。她依然静静地躺在那儿。然而，恰恰在你完全意料不到的时刻，在你最少发出响声的瞬间，她突然直坐起来，两手猛拍着沙发，弄得尘灰飞扬，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了——打我们住到这儿以来，我就没有打扫过那张沙发，我也无法打扫，她老是躺在上面——，并且开始令人吃惊地大喊大叫，像个男人的声音，一闹就是几个钟头。左邻右舍禁止她唱歌，但没有人能禁止她喊叫。她非喊叫不可。另外这事现在已经很少发生了，因为我和德拉马舍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了。那样闹来闹去，也大大地损害了她的健康。有一回，她闹得昏过去了，当时德拉马舍正好不在家，我不得不叫来了邻居的那个大学生。他从一个大瓶子里往她身上喷洒了一种液体，这也算救了她。但这种液体散发出一种十分难闻的气味，如果你现在将鼻子靠近沙发，依然闻得到。那个大学生肯定是我们的敌人，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你也一定要提防着他们，别跟任何人打交道。”

“你呀，罗宾逊！”卡尔说，“这事可不是好干的。你这是为我谋了一份美差啊！”

“别担心！”罗宾逊说，他闭着眼睛摇了摇头，为了消除卡尔一切可能的担心，“这个差事也有别的差事无可比拟的好处，你成天呆在像布鲁纳尔达这样一个太太身旁，有时候还同她睡在一间屋里，你可以想象，这会给你带来各种不同的安逸。你也会得到优厚的工钱。钱这儿有的是。可我作为德拉马舍的朋友一个子儿也得不到。只有我出门时，布鲁纳尔达才会给一点，可你自然会享受到应得的报酬，同其他用人一样。你真的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但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我将会大大地替你减轻工作负担。开始我当然什么都不干，为的是好好休养，但只要我稍一恢复过来，你就可以指望上我了。真正伺候布鲁纳尔达的事，只要不是德拉马舍干的，完全由我一手来承担，也就是说梳理和穿衣。你只需操心打扫房间，采购和干那些比较繁重的家务活就行了。”

“不，罗宾逊，”卡尔说，“这一切诱惑不了我。”

“别干傻事，罗斯曼！”罗宾逊紧紧地凑到卡尔的脸旁说，“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你去哪儿马上会找到一份工作呢？谁认识你？你又认识谁呢？我们这两条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汉子闯荡了数星期之久，连个工作的面也看不到。找工作可没那么容易，甚至困难得让你绝望。”

卡尔点点头，罗宾逊居然也能讲得这么入情入理，他很惊讶。但这些忠告对他则没有任何意义。他不能呆在这个地方。在大城市里，他准保还会找到容他立身的一席之地。他知道，所有的饭店酒馆通宵达旦挤得满满的，那儿需要人伺候顾客，他在这方面已经受过训练，会迅速而不知不觉地适应任何一种工作环境。正对面的那栋楼下开着一家小饭馆，从里面传出轰轰响的音乐声。大门上遮挂着一幅黄色的大帘子，时而吹来一阵穿堂风，帘子哗啦啦地朝巷子里飘动着。除此之外，巷子里自然变得安静多了。绝大多数阳台上都黑了灯，只有在远处，这儿或那儿还零零星星地亮着灯光，但你刚往那里看上一眼，那里的人也都站起身来。当他们拥着回房间的时候，最后一个留在阳台上的男人抓起灯，朝着巷子里瞥上一眼后便把灯关掉了。

“到现在夜晚才真的开始了。”卡尔自言自语说，“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呆下去，那我便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他转过身去，企图拉开门帘。“你想干什么？”罗宾逊说着闪身站到卡尔和门帘中间。“我想走，”卡尔说，“让开道，别拦我！”“你不要执意去惊扰他们！”罗宾逊喊叫着，“你究竟瞎想些什么呢？”接着，他用手臂搂住卡尔的脖子，把自己全身的重量挂在卡尔的身上，两腿紧紧地卡住卡尔的腿，一下子把他拖倒在地上。但卡尔在那些电梯工中间学过一点格斗功夫，便出拳向罗宾逊的下巴打去，不过没有用力，完全出于宽容。而这家伙则不然，迅速而无所顾忌地用膝盖猛地往卡尔的肚子上一撞，然后却两手捂住下巴，开始大声号啕起来，吵得邻居阳台上一个男子愤怒地拍着巴掌嚷嚷“安静”。卡尔依然不声不响地躺了片刻，想克服罗宾逊的一击给他带来的疼痛。他只是把脸扭过去望着那门帘。门帘纹丝不动地垂挂在这显然黑洞洞的房子前。屋里好像一点动静也没有，也许德拉马舍同布鲁纳尔达出去了。卡尔已经有了完全的自由。罗宾逊这条彻头彻尾的看门狗终于给摆脱掉了。

这时，从巷子的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号声。此起彼伏的喊叫声很快汇聚成共同的呐喊。卡尔扭头看到所有的阳台上又热闹起来了。他慢慢地爬起来，却不能完全直起身子，不得不沉重地靠在栏杆上。下面人行道上，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正在大步向前走着。他们甩开手臂，高高地挥舞着帽子，把脸向后转去。行车道上依然空空荡荡。零零星星的人摇晃着挂在长竿上的灯笼。灯笼的周围笼罩着一层黄色的烟雾。鼓手和号手列着纵队正步入灯光之下。卡尔见到这么一大队人，惊讶不已。这时他听见身后有动静，便转过身去，只见德拉马舍撩起那沉甸甸的门帘，接着布鲁纳尔达从黑洞洞的房间走出来。她身着那红色衣裙，肩头披着一条花边披肩，头上戴一顶黑色小帽，裹着可能没有梳理的、只是随便盘起来的头发，周围露出一缕缕的发梢。她手里拿着一把张开的小扇子，但没有扇动，而是将它紧紧地贴在身旁。

卡尔顺着栏杆挪到一旁，给两人留出位子。现在肯定没有人会强迫他留在这儿了。即使德拉马舍有意不让他离开，布鲁纳尔达也会接受他的请求立刻放他走。她压根儿就无法容忍他。他的眼睛使她胆颤心惊。然而，当他抬腿朝门口走去时，她发觉后却问道：“小家伙，要去哪儿？”面对德拉马舍严厉的目光，卡尔一时说不出话来。布鲁纳尔达把他拽到自己跟前。“难道你不想看看下面的游行吗？”她说着把卡尔推到自己面前的栏杆旁。“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卡尔听见她在身后说，不由自主地动了动，想摆脱掉她的压力，但无济于事。他沮丧地朝下面的巷子望去，仿佛那儿是他沮丧的源头所在。

德拉马舍起先交叉着两臂站在布鲁纳尔达身后，后来他跑进屋里，给她拿来看剧用的望远镜。楼下，紧跟在乐手后面的是游行队伍的主体。在一个巨人的肩上，坐着一位先生。从这样的高处看去，映入眼帘的无非是他那黯然闪亮的秃头。他在头顶上方高高地挥舞着大礼帽频频致意。他的周围，人们举着一个个木牌，从阳台看去，呈现出一片白色的海洋。这些牌子排列得井然有序，一个个从四面八方向那位先生聚拢，使他高高地矗立在它们中间。一切都在行进之中，于是这道木牌组成的围墙不断地松动着，又不断地重新聚合着。外围的追随者一圈又一圈地把整个巷子堵得水泄不通，尽管他们——就人们在黑暗中能估计到的而言——并没有延伸进巷子的纵深处；他们掌声齐鸣，在一片庄严的歌声中可能呼唤着这位先生的名字，一个简短而含糊不清的名字。少数几个人机敏地分散在人群中，打着光线特别强烈的车灯，忽上忽下，慢慢地掠过街道两旁的房子。在卡尔站着的高处，那灯光不再刺眼，而在下面的阳台上，灯光一掠上去，人们便急急忙忙地用手遮在眼前。

德拉马舍遵照布鲁纳尔达的吩咐，向邻居阳台上的人打听这集会是怎么回事。卡尔有点好奇地等着人家是否会和怎样来回答他。实际上，德拉马舍无可奈何地接连问了三次，却没有人搭理。他已冒着危险把身子俯在栏杆上。布鲁纳尔达轻轻地跺着脚，对这帮邻居的行为很生气。她的膝盖触到了卡尔身上。最终还是有人答话了，但同时也在那个挤满人的阳台上惹起了一片哄堂大笑。德拉马舍随即朝那边吼叫起来，声音之大简直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亏得此时此刻整个巷子都沉浸在喧闹之中。无论怎么说，他的吼叫还是使笑声骤然停止了。

“明天将在我们区里选举一个法官，下面他们抬着的那位是候选人。”德拉马舍心平气和地回到布鲁纳尔达跟前说。“不！”他接着喊道，爱抚地拍着布鲁纳尔达的背，“我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世间发生了什么事。”

“德拉马舍，”布鲁纳尔达又提起邻居的行为说，“要是不那么费神的话，我多想搬走啊。但遗憾的是我轻易不能动了。”她唉声叹气，心神不定，恍恍惚惚，动手要解开卡尔的衬衣。卡尔一再竭力尽可能不声不响地推开这肥乎乎的小手。他也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因为布鲁纳尔达的心思不在他身上。她完全沉浸在别的想法中。

然而，卡尔很快也忘记了布鲁纳尔达，容忍她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上，街上出现的情形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小队男人打着手势，行进在那个候选人的紧前面。他们的指挥肯定起着特别的作用，只见一张张出神的面孔从四面八方迎向他们。遵照他们的指令，游行队伍出人意料地停在那家饭馆前。这些领头人中有一个挥起手，向人群和那个候选人示意。人群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个坐在他人肩上的候选人一次又一次想立起身来，却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坐回原位。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边讲边飞快地挥舞着大礼帽。人们看得真真切切，因为在他演讲的时候，所有的车灯都对着他，使他处在一颗闪亮的星球中央。

然而，人们不难看出，整条街上的人都兴致盎然地参与了这件事。在站满这位候选人的追随者的阳台上，人们一同汇入呼唤着他名字的歌唱声里，让那远远伸出阳台栏杆的手像机器一样拍个不停。在其余甚或占多数的阳台上，唱起了一阵强烈的反调。他们当然不会取得统一的效果，因为他们属于各不相同的候选人。但为了反对眼前出现的情形，这位粉墨登场的候选人的所有反对者继续汇聚成一片共同的起哄声，甚至连留声机都陆续地派上了用场。伴随着一种被夜晚气氛激烈化了的冲动，各个阳台之间展开了一场场的政治交锋。绝大多数男子已经换上了睡袍，身上只披着大衣；女人们把自己裹在深色的大披肩里；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孩子们在阳台的边饰上让人不安地爬来爬去，已经睡了一觉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地从那黑洞洞的房间里走出来。时而有些被特别激怒的人朝他们的对手掷去一个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有的击中了目标，但大多数都落在街道上，不时地在那里惹起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当下面那些领头的先生们觉得过分喧闹的时候，鼓手和号手便奉命一齐上阵，竭尽全力，鼓号齐鸣，无休无止，那响彻云天的信号直冲到每一栋房子的顶端，压倒了一切人的声音。而他们总是十分突然——人们几乎难以相信——地停下来，随即便是街道上那群显然训练有素的人如痴如狂地吼起他们的颂歌，吼声荡漾在瞬间出现的宁静之中。在车灯的照耀下，只见一个个大张着嘴，直到那些翻然醒悟，在这期间又以十倍的狂热，像先前一样从所有的阳台和窗口爆发出震天的吼叫，把下面刚刚取胜的那一派置于从这个高度来看至少是毫无声息的境地。

“你觉得怎么样，小家伙？”布鲁纳尔达问道。她紧贴在卡尔身后转来转去，想用望远镜尽可能俯瞰眼前的一切。卡尔只是点了点头，同时发现罗宾逊正在热心地向德拉马舍报告着显然是有关卡尔行为的各种情况。但德拉马舍似乎不当回事，他用右手搂抱着布鲁纳尔达，用左手一再竭力把罗宾逊往一边推。“你不想用这望远镜看看吗？”布鲁纳尔达边问边拍着卡尔的胸膛，让他知道是在同他说话。

“我看够了，”卡尔说。

“试一下吧，”她说，“你会看得更清楚。”

“我眼睛很好，”卡尔回答说，“一切都看得到。”当她要把望远镜架到他的眼前并拿腔拿调、咄咄逼人地说了个“你！”时，他觉得这不是什么盛情，而是一种骚扰。望远镜已经架到了他的眼睛上，可他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

“我什么也看不见。”卡尔说着想推开望远镜，但她却死死地按住不动。卡尔的脑袋被夹在她的怀里，前后左右动弹不得。

“你现在可以看见了，”她边说边转动着望远镜的旋钮。

“不，我依然什么也看不见。”卡尔说，寻思自己无意中真的让罗宾逊解脱了，布鲁纳尔达那不堪忍受的喜怒哀乐现在发泄到了自己身上。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看得见呢？”她边说边继续转动着——卡尔整个脸上都感觉到了她那沉重的喘吁——旋钮。“现在呢？”她问道。

“看不见，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卡尔喊道，尽管他现在实际上可以辨认出一切，虽然不太清晰。恰好这时布鲁纳尔达同德拉马舍有什么话要说，她手里的望远镜不再紧紧地架在卡尔的眼前，卡尔便可以通过望远镜的下方俯瞰着街道，并没有引起她特别的注意。后来，她也不再固执己见，自己又用上了望远镜。

从下面那家饭店里走出一个跑堂的。他匆匆忙忙，门里门外出出进进，接受着那些领头人预订酒水。只见他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往饭店里面张望，想多喊些人出来服务。很显然，他们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酒会。这期间，那个候选人继续着他的演说。他每讲几句话，那个专门负责架着他的巨人就转一小圈，好让他的话传进四面八方的人群里。候选人大多都曲着身子，不停地挥动着两手和大礼帽，力图赋予自己的演说尽可能多的说服力。但有时候，一阵阵的激情以几乎富有规律的间隔突然在他的心中闪现，他便伸开手臂挺起身，不再是讲给一群人，而是讲给所有的人听，他要冲着所有这些楼里的居民讲演，直到最顶层。然而事情非常清楚，即使在最下面的几层，也没有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即便有这个可能，可谁又愿意去侧耳静听呢？因为每扇窗前，每个阳台上，至少都有一个演讲者在大喊大叫着。这时，几个跑堂的从饭馆里抬出一张台球桌大小的台子来，上面摆放着的斟满酒的杯子闪闪发光。那些领头的人出来组织分发，饮酒的人列队从饭店门前通过。尽管台子上的酒杯不停地斟了又斟，还是满足不了这群人的需要。两排负责斟酒的小伙子不得不穿梭在台子的左右，一刻不停地伺候着他们。那位候选人当然也停止了演说。他利用这个间歇，重新积蓄力量。在离人群和强光不远的地方，那个巨人架着他慢慢地走来走去，只有几个最亲近的追随者在那里陪伴着他，仰起脖子同他说话。

“你瞧这小家伙，”布鲁纳尔达说，“他看得入了迷，竟忘了自己在哪儿。”接着她出乎意料地用两手把他的脸朝自己扭过来，直视着他的眼睛。但这只是瞬间的事，卡尔马上就甩脱了她的手。他讨厌他们不让他有一时一刻的安宁，同时兴致勃勃地想到街上去，就近把一切看个仔细，于是他竭尽全力试图摆脱布鲁纳尔达的压力，并且说道：“请您放我走吧！”

“你要留在我们这里，”德拉马舍说，目光没有从街上移开，只是伸出一只手，阻止卡尔离去。

“放开手！”布鲁纳尔达说着挡去德拉马舍的手，“他不是已经留下了吗？”说完她进一步把卡尔挤到栏杆上。要是摆脱开她，卡尔似乎只能跟她扭打起来。但是那样，即使他成功了，又能得到什么呢！他左边站着德拉马舍，右边立着罗宾逊，他陷入了真正的牢笼之中。

“没把你从这儿抛出去，算你走运。”罗宾逊边说边用一只从布鲁纳尔达的胳膊下面穿过去的手拍着卡尔。

“抛出去？”德拉马舍说，“一个逃跑的小偷，人们是不会抛出去了事的，而是要把他交给警察。如果他不老老实实的话，明天一早就送他去。”

从这时起，卡尔对下面的场景再也没有了兴致。他无可奈何地把身子稍稍俯在栏杆上，因为布鲁纳尔达使他无法直起身来。他满怀忧虑，用心不在焉的目光望着下面那些人。他们大约二十来个列成一队，走到饭店门前，抓起酒杯，转过身，向那位正在养精蓄锐的候选人挥动着杯子，致以同党的问候，一饮而尽。然后他们又将杯子放回台子上，为已经等得急不可耐而嚷成一片的下一队人让出位子。他们放杯子的时候，总是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但在这个高度却听不见。奉领头人之命，一直在饭馆里面演奏的乐队也搬到了街上。他们那高贵的吹奏乐器在黑糊糊的人群里闪射出光芒，但他们的演奏几乎淹没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街道上，至少在那家饭店的一边，人越来越多。从卡尔早上乘车到达的那个地方，一群群的人蜂拥而下；从桥头那边，一堆堆的人又蜂拥而上；就连住在这些楼里的人也抵不住诱惑，非得亲身去参与到其中不可。阳台上和窗户前几乎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而男人们纷纷从下面的大门口拥了出去。这样一来，音乐和酒宴终于达到了目的，集会也有了足够的规模。一位由两盏车灯护送的领头人挥手让乐队停止，并吹出一声响亮的口哨，只见那个有点不知所措的巨人架着候选人，穿过一条由追随者打开的通道，迅速地走过来。

他刚一到饭店门前，那个候选人便开始了新的演说，所有的车灯都聚拢在他的周围照耀着他。但眼下一切都比先前更艰难了，巨人再也没有了一丝活动的余地，四下挤得水泄不通。那些最亲近的追随者先前还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努力扩大候选人演说的影响，现在也难以紧随在他的身旁。约摸有二十来个人全力以赴才抓着那巨人。然而，连这个无比强壮的汉子也无法再随意挪出一步，无论是转变方向还是趁势前进，或者退避，都不再可能对人群施加什么影响。人群像潮水一般漫无目的地涌流着，一浪压过一浪，也没有人再直立得起来。随着新的观众的加入，反对派的势力似乎加强了很多。巨人在饭店门旁停了好久，现在也只好毫无反抗地随着人流，顺巷子一上一下地漂去。那位候选人依然说个不停，但谁还说得清楚，他是在阐述自己的纲领呢，还是在请求支持。如果一切不是错觉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反对派候选人，或者数个，因为人们时而看到，在一片突然亮起的灯光下，从人群里高高地冒出一个脸色苍白紧握拳头的汉子发表着让众人欢呼支持的演说。

“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卡尔转向夹着他的人问道。他被这情形弄得糊里糊涂，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这小家伙看得来劲了。”布鲁纳尔达对德拉马舍说。她托住卡尔的下巴，想把他的脑袋拉到自己跟前。但卡尔不愿意让她这样做，街上所发生的情形使他更加大胆了。他使劲地晃动着身子，直晃得她不仅松开了手，而且向后退去，使他完全自由了。“现在你看够了吧！”她说，卡尔的行为显然惹怒了她，“进屋去，铺好床，准备停当过夜的一切。”她伸出手，指向房间。这正好是卡尔几个钟头以来梦寐以求的方向，他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这时，从街上传来许多摔酒杯的劈啪声。卡尔情不自禁地又迅速跃到栏杆前，想再匆匆向下看几眼。反对派的一次袭击，也许是一次决定性的袭击如愿以偿了。追随者们借助车灯的强光，至少让那些主要场面一幕一幕地表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从而把一切都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但顷刻间，他们的车灯全都给砸了个粉碎，候选人和巨人此刻都被笼罩在晃悠不定的普通灯光下。在这灯光突然延伸向四方的瞬间，那里就像蒙上了一片漆黑。现在似乎也无法说出那位候选人身在何处。一阵刚刚响起的、同声齐唱的洪亮歌声从下面，从桥那边越来越近地传过来，这更加增添了黑暗的迷茫。

“难道我没告诉你现在要做什么吗？”布鲁纳尔达说。“快点，我困了。”她补充说，然后高高地伸起手臂，使她的乳房显得比平常隆起得更高。德拉马舍依然还搂抱着她，将她拽到阳台的一个角上。罗宾逊跟在他们后面走去，要把他吃剩下的、还放在那儿的东西推到一边。

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卡尔一定要充分利用它，现在没有闲工夫往下看了。要是到了下面，他有的是时间，比在这上面要多得多，还会把街上发生的情形看个够。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忙穿过这个灯光微微泛红的房间。但门锁着，钥匙也被拔走了。现在一定要找到钥匙。可有谁能在这乱糟糟的一摊子里，甚至在这能够由卡尔支配的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找到一把钥匙呢？不然他已经到了楼梯上，会拼命地跑去。而他现在却寻找着那把钥匙！他找遍所有能翻找的抽屉，翻遍那张上面堆放着各式各样的餐具、餐巾和一块刚起了头的刺绣活的桌子。他的眼睛盯到了一把扶手椅上，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旧衣物，钥匙也可能就放在里面，但决不会找到的。最后他扑到那张确实闻着令人恶心的沙发上，摸遍所有的角落和缝隙寻找钥匙。后来他干脆不找了，站在房间的中央发愣。布鲁纳尔达肯定把钥匙挂在她的腰带上，他自言自语说，她腰间挂着那么多东西，无论怎样找都是徒劳的。

于是卡尔冒失地抓起两把刀子，将它们插进门缝里，一把在上面，一把在下面，以便获得两个相互分离的作用点。他用力一撬，刀刃自然断成两截。他不求别的，要的就是这样。他现在可以将这两把刀子的剩余部分往里面插得紧些，这样它们或许会夹得越发牢靠。然后他张开两臂，叉开双腿，使出全身的力气撬，同时边呻吟边仔细地注视着门。它也许不会再扛多久，因为他欣喜地听到，锁舌发出了清晰可闻的松动声。但撬得越慢，就越保险，千万不能让锁猛地弹开来。不然就会惹起他们在阳台上的注意。更确切地说，锁一定要十分缓慢地相互脱开，因此卡尔干得百倍小心，眼睛不停地靠近锁。

“看看吧！”他这时听到了德拉马舍的说话声。那三个人站在房间里，门帘在他们身后已经拉上了。卡尔想必没有听见他们进来。他一看见这情形，两手顿时从刀子上垂落下来。但还没容他解释一句或说声原谅，德拉马舍就迫不及待怒气冲冲地向卡尔冲过来。他那脱开的睡袍带在空中飘成一具壮观的造型。卡尔在最后的关头才闪身躲过了这一下。他本可以从门缝里抽出刀来借以自卫，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飞身跃起抓住德拉马舍那宽大的睡袍领子，将它往上一翻，然后又一拉——这件睡袍穿在德拉马舍身上实在太大了——，便蒙住了德拉马舍的脑袋。他没料到这一招，先是盲目地挥舞着两手，过了一会儿才用拳头打在卡尔的背上，但并没有完全用上劲儿。卡尔为了保护自己的脸不受伤害，便扑到德拉马舍的怀里。雨点似的拳头使卡尔痛得蜷缩着；铁锤般的拳头越打越重，但他一直忍受着。他怎么会不忍受这疼痛呢？他看见胜利就在眼前。他两手按着德拉马舍的头，大拇指正好压在他的眼睛上，想将他朝着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家具上推去，同时又用脚尖撩起那条睡袍带，缠到德拉马舍的脚上，想将他绊倒。

然而，由于他全力以赴地对付德拉马舍，何况觉得这家伙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对手的躯体也越来越死死地顶着他，卡尔竟忘记了自己不单单是在跟德拉马舍较量。但说什么也来不及了。他的两脚突然不听使唤，被扑到他身后的罗宾逊喊叫着按住了。卡尔唉声叹气地甩开了德拉马舍。德拉马舍又往后退了一步。布鲁纳尔达叉开两腿，屈着双膝，挺着整个身子站在房间中央，睁着闪闪的眼睛，关注着眼前发生的情形。她深深地呼吸，两眼死死盯着，并慢慢伸出拳头来跃跃欲试，仿佛她真的要参加战斗。德拉马舍把睡袍领子翻下来，目光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时当然不再是什么战斗了，而纯粹成了一种惩罚。他抓住卡尔的胸前，几乎把他提离地面，轻蔑得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然后将他狠狠地扔到一个相距几步远的柜子上，撞得他头和背锥心刺骨的疼。一时间，卡尔还以为这打击直接来自德拉马舍的拳头。“你这个无赖！”卡尔睁着惊恐的双眼在昏暗中听到德拉马舍大声吼道。在他昏倒在柜子前的一瞬间，“你就等着瞧吧！”的话音还模模糊糊地回响在他的耳边。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也许还是后半夜。从阳台那边，一丝微弱的月光从帘子下面透进房间。只听见三个沉睡的人安稳的呼吸声，尤其是布鲁纳尔达的最响亮，她沉睡中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就像她间或说话时一样。但让人一下子难以判定这三个沉睡者各自躺着的方位。整个房间里充斥着他们呼吸的轰鸣声。卡尔稍稍审视了四周之后才想到他自己。这时他非常吃惊，尽管他感到浑身疼得缩成一团，四肢僵直，但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会遭受这么严重的流血创伤。他觉得脑袋沉甸甸的，整个脸面、脖子和胸膛都像血染了一样，湿糊糊的。他必须爬到亮处去，要把自己的伤势弄个明白。也许他被打成了残废，这样德拉马舍准会把他一脚踢开。可他往后该怎么办呢？到了那般地步，他真的再也不会有活路了。他突然想起那个长着酒糟鼻子坐在门道的小伙子，两手捂着自己的脸愣了好一阵子。

然后他不由自主地转身朝门口望了望，匍匐着摸索过去。不一会儿，他的指头触到了一只靴子，接着又是一条腿。这是罗宾逊，不然还有谁会穿着靴子睡觉呢？他奉命躺在门前，以防卡尔逃走。但他们到底知道不知道卡尔的伤势呢？他暂时还不打算逃跑，只想爬到亮处去。如果他无法走出这道门，那他就得到阳台上去。

他发现那张餐桌已经摆到别的地方了，不像昨天晚上那样。卡尔小心翼翼地摸近沙发，奇怪的是上面空空的。相反，他在房间中央撞到了一堆压得严严实实，摞得高高的衣物、被子、帘子、垫子和地毯上。起初他心想，这不过是一小堆衣物，像他昨晚在沙发上看到的那堆一样，大概滚到地上了。可当他继续向前爬行时，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简直堆着一整车那样的东西，也许是晚上从柜子里拿出来用，白天又放回里面。他绕着这堆东西爬过去，很快就辨认出这一切堆成了床的样子。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确信德拉马舍和布鲁纳尔达就睡在这高高的一堆上面。

现在他终于弄清了他们睡在哪儿，便急忙朝阳台爬去。他爬过那堆帘子，很快挺起身。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呼吸着清爽的夜间空气，沐浴着皎洁的月光，他在阳台上几次踱来踱去。他望着街道，那里一片寂静。只是从那家饭店里依然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声，门前有位男子在清扫人行道。在这条昨天夜里乱七八糟嚷成一片、竞选候选人的叫喊与数以千计的喊声乱作一团的巷子里，现在听到的只是那扫帚擦在铺石路面上的清晰的沙沙声。

邻居阳台上一张桌子的移动把卡尔留意的目光吸引过去，有人正坐在那里学习。那是一位小伙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伴随着嘴唇迅速地动来动去，他一边读书，一边不停地捻着胡子。他面向卡尔，坐在一张堆满书籍的小桌前。他取下挂在墙上的白炽灯，夹在两本大书之间，耀眼的光线将他照得通亮。

“晚上好！”卡尔说，他以为自己看见这个年轻人朝他这边瞟了一眼。

但他弄错了，这个年轻人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他把手搭在眼睛上方，遮住光线，想看看是谁在突然跟他打招呼。但他还是什么都看不到，于是便举起灯，借灯光稍稍照亮邻居的阳台。

“晚上好！”小伙子然后也说道，目光敏捷地朝这边望了好一阵子，接着补充说，“有什么事吗？”

“我打扰您了吗？”卡尔问道。

“当然，那还用问！”小伙子说着把手里的灯又放回原地。

这几句话无疑回绝了任何交往的可能。尽管如此，卡尔还是没离开靠小伙子最近的阳台角。他不声不响地注视着小伙子一页接着一页埋头看他的书，时而又飞快地抓来另一本书，参阅着什么，并且随时记到一个本子里。这期间，他总是令人惊诧地将脸深深地埋在笔记本上。

他也许是个大学生吧？看上去他好像在潜心学习。卡尔在家里的时候——已经过去好久了——，他也是这样坐在父母亲的桌旁写他的作业，跟这小伙子没有什么两样。而父亲不是看报，就是记账或是为一家协会处理信函；母亲忙着做针线活，一针一线地从布料里穿进穿出。为了不打扰父亲，卡尔只把本子和笔摆到桌子上，而把所必需的书籍整齐地堆放在自己左右两侧的椅子上。那儿曾经是多么宁静啊！有几个陌生人会走进那间屋子吗？在孩提时代，卡尔总喜欢看着母亲傍晚时分用钥匙锁上门。可她哪里知道，她的卡尔现在落到如此境地，竟想用刀子撬开陌生人家的门。

那么，他的全部学习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他真的都忘掉了。如果要他在这儿继续学习的话，那对他实在太困难了。他回想起在家里时，自己曾病过一个月，可过后为了补上所耽误的课程，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啊！而眼下，除了那本英语商务信函教科书外，他已经好久不摸书本了。

“喂，小伙子，”卡尔突然听见有人同他说话，“您能不能站到别处去呢？您发呆似的看着我，实在叫我心神不安。深夜两点钟了，我总可以要求能不受干扰地在阳台上工作吧。难道您有什么事求我吗？”

“您在学习？”卡尔问道。

“是的，是的！”小伙子边说边利用这个反正无法学习的时刻，重新整理起他的书籍。

“这么说我就不想打扰您了，”卡尔说，“我这就回屋去。晚安！”

小伙子根本不再搭理。在排除了干扰以后，他突然下定决心，重新投入学习，并将额头重重地托在右手上。

卡尔走到门帘跟前时才想起自己究竟为什么出来了。他还根本没有弄清自己的伤势。是什么东西这样压在自己的脑袋上呢？他伸手上去一抓，吃了一惊，头上没有流血的伤口，并不像他在房间的黑暗中所担心的那样。原来头上只有一条像头巾模样的潮湿的绷带。从那些四处悬挂着的絮梢推断，这绷带可能是从布鲁纳尔达的一件旧衣服上撕下来的，由罗宾逊草草地绑在卡尔的头上。他只是忘记了拧干水，因此，在卡尔昏迷不醒时，那么多的水流过他的脸，流到衬衫里，引起他那样的恐惧。

“您还在那儿站着？”那人边问边眯起眼睛往这边看。

“我现在真的要走了，”卡尔说，“我在这儿不过是想借光看看，房间里漆黑一团。”

“您到底是什么人？”小伙子问道，他说着把手里的笔放到面前翻开的书本里，走到栏杆跟前。“请问尊姓大名？您怎么跟那帮人凑到一起呢？您在这儿已经好久了吧？您究竟想看什么呢？您还是打开您那儿的灯吧，好让人能看见您。”

卡尔打开了灯。但他在回话之前，把门帘又拉得严实些，免得让屋里的人发现。“对不起！”然后他悄悄地说，“我这样小声同你说话。要是让里面的人听见了，免不了又一次吵闹。”

“又一次？”这人问道。

“是的，”卡尔说，“昨夜我刚刚同他们大吵了一场。我这里肯定还有一个可怕的肿块。”说完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究竟为什么吵呢？”小伙子问道，见卡尔没有立即回答便补充说，“您可以把您心头上对这帮家伙的怨恨全部无忧无虑地告诉我，我也恨死了这三个家伙，尤其是那个女人。再说，如果他们还没有挑拨您来恨我的话，那才叫我感到奇怪呢。我叫约瑟夫·门德尔，是个大学生。”

“不错，”卡尔说，“已经有人跟我谈到过您，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您给布鲁纳尔达太太治过一次病，是吗？”

“有这回事，”大学生边说边笑，“沙发上的那股气味还闻得到吗？”

“噢，闻得到。”卡尔说。

“这倒叫我心里乐滋滋的，”大学生说着用手掠过头发，“那他们为什么把您打成这样呢？”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卡尔说着寻思起该怎样来向这位大学生解释。但他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然后问道：“难道我不打扰您吗？”

“其一呢，”大学生说，“您已经打扰了我。遗憾的是，您弄得我非常烦躁，需要好长时间才能重新恢复平静。打您开始在阳台上踱步以来，我就无法再学下去了。其二呢，我总是在三点钟要休息一下。您只管放心地讲吧。我对此也感兴趣。”

“事情很简单，”卡尔说，“德拉马舍要我在他这儿当用人，可我不愿意。我恨不得昨天晚上就走开。他不放我走，把门锁上了，我要撬开门，于是就扭打在一起。不幸的是，我还在这儿。”

“您有没有别的职业？”大学生问道。

“没有，”卡尔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我只是想离开这儿。”

“您说得倒好听，”大学生说，“您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接着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您究竟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他们这里呢？”大学生然后问道。

“德拉马舍不是个好人。”卡尔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曾经与他同行过一天。跟他分道扬镳了，真是万幸。难道现在要我来当他的用人吗？”

“但愿所有的用人在选择主人时别像您这样挑剔！”大学生说，似乎露出了笑脸。“您看看，我白天当售货员，而且是最低级的售货员，更确切地说是蒙特立百货商店的听差。这个蒙特立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而我却一点也不在乎，叫我恼火的只是他给我的工钱太可怜。您就跟我学着点吧！”

“怎么？”卡尔说，“您白天当售货员，晚上学习？”

“是的，”大学生说，“没有别的办法。我什么样的可能都试过了，而这种生活方式还算是最好的。几年前，我一天到晚只管读书，您可不知道，我险些都给饿死了。那时我住在一间肮脏不堪的旧棚子里，穿着那身衣服不敢去上课。但这已经成为过去了。”

“可您什么时候睡觉呢？”卡尔边问边惊奇地打量着大学生。

“噢，睡觉！”大学生说，“我学习完了再去睡觉，暂且先喝杯黑咖啡吧。”他转过身去，从自己的书桌下取出一个大瓶子，将咖啡倒进一只杯子里，然后一口气灌了进去，就像人们匆忙吞服药水似的，尽可能少地尝到它的滋味。

“这黑咖啡可是灵丹妙药，”大学生说，“只可惜您离我这么远，我也无法给您递过去一点。”

“我不喜欢喝黑咖啡，”卡尔说。

“我也一样，”大学生说着哈哈笑起来，“但我没有它怎么办呢？没有这黑咖啡，蒙特立一刻也不会容下我。我口口声声说蒙特立，可那家伙当然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个我。要是我不在那儿的柜台里随时预备好这样一大瓶咖啡的话，我简直无法想象，自己站柜台时会出什么洋相。我还从来没敢停止过喝咖啡。不过您相信我好了，不然我会很快倒在柜台后睡起大觉的。可惜这事谁都知道，他们管我叫‘黑咖啡’。这是瞎胡闹，无疑也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晋升。”

“那您什么时候会完成学业呢？”卡尔问道。

“进展缓慢。”大学生垂头丧气地说。他离开栏杆，又坐到桌子前，两肘支在那本翻开的书上，双手掠过自己的头发，然后说：“可能还需要一两年吧。”

“我本来也想上大学。”卡尔说，似乎这种情况赋予他一种权利，要求得到这位此刻保持缄默的大学生更大的信任。

“原来是这样，”大学生说，不知他是又看起他的书呢，还是心不在焉地痴望着，“您放弃了上大学，应该感到高兴。几年来，我自己学习真的不过是出于惯性。我从中既得不到什么满足，前途更是渺茫。我究竟还要什么前途呢？假冒博士遍及美国。”

“我本来想成为工程师。”卡尔又急切地对这位显然已经毫不在意的大学生说。

“那您现在要留在这伙人身边当用人，”大学生说着漫不经心地抬头看看，“这当然使你痛心了。”

大学生的这番结论无疑是一种误解。但卡尔也许能够利用他这个误解，因此问道：“那我能不能在那家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份工作呢？”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大学生从他的书本上完全吸引过来了，但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能不能帮助卡尔找份工作。“您试试吧！”他说，“或者您最好别试了。我在蒙特立那里找到了工作，这是我迄今最大的成功。如果要我在学习和这份工作之间选择的话，我当仁不让地选择工作。我的一切努力就是冲着一个目的，避免出现这种选择的必要性。”

“在那里找一份工作就这么难吗？”卡尔更多是说给自己听的。

“啊哈，您究竟在想些什么呀！”大学生说，“在这儿能当选上地方法官，而在蒙特立那里也未必能当上看门人。”

卡尔沉默着。这位大学生的确远比他见多识广，而且出于卡尔尚不知道的原因憎恨德拉马舍，因而肯定不会对卡尔怀什么坏心。但他一句鼓动卡尔离开德拉马舍的话也不说。同时，他也根本不知道卡尔遭受警方威胁，身处险境，是德拉马舍半途救他脱离了危险。

“昨天晚上您观看了下面的游行，是吗？不了解情况的人准会以为，那个候选人——他叫罗普特——会有当选的希望，或者他至少在考虑之列，不是吗？”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卡尔说。

“这是个缺点。”大学生说，“姑且不论这个，有目可睹，那个人无疑有朋友，也有敌人，这个您该不会视而不见吧。那么您现在想想吧，依我看，那个人毫无当选的希望。我是偶然得知他的全部底细的，我们这里正好住着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并非等闲之辈，就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生涯而言，这个区最合适的法官似乎非他莫属。但没有人认为他会当选。他会落选的，他要的就是这样轰轰烈烈的落选。大概为这场竞选他把自己手头的几个钱都扔进去了，这就是全部的结局。”

卡尔和大学生相视着沉默了一会儿。大学生微笑着点点头，用一只手揉了揉困倦的眼睛。

“好吧，您还不去睡觉吗？”然后他问道，“我又该学习了。您瞧瞧，我还有多少东西要仔细看呢。”说完他迅速地翻了半本书，想让卡尔明白有多少功课还在等着他去做。

“那好吧，晚安！”卡尔说，并且躬身告辞。

“欢迎您有空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大学生说着又坐在桌子前，“当然只是在您有兴致的时候。您在这儿随时都会同好多人交往。晚上从九点到十点，我也有空与您为伴。”

“这么说您是劝我留在德拉马舍这儿了？”卡尔问道。

“一定要留下。”大学生说着一头埋进他的书堆里，好像这句话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而是出自于一个更深沉的声音，它久久回响在卡尔的耳际。卡尔慢慢地走到门帘前，又朝这位在黑夜中独自纹丝不动地坐在灯光下的大学生瞥了一眼，然后蹑手蹑脚地摸进屋里。迎接他的是三个沉睡者浑然一片的呼吸声。他顺墙寻找着那只沙发，摸到后就伸开四肢安然地躺在上面，好像它就是自己习以为常的床铺。由于这位既对德拉马舍和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又有文化的大学生劝他留在这儿，他暂且什么也不去想了。他不像这位大学生胸怀那么高的目标。谁知道，即使在家乡，他能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学业呢？如果在家乡都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谁也不能要求他在异国他乡去完成。然而，他无疑更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干出一番成绩来，要让人们刮目相看。他暂且接受在德拉马舍这儿当用人，有了栖身之地，再等待有利时机。在这条街上，好像坐落着许多中等和下等办事处，它们招聘办事人员也许不会太苛求吧。万不得已时，他宁愿去当售货员，但他毕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被雇去专门干办公室的工作。到了那个时候，他会以办事员的姿态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透过敞开的窗户，无忧无虑地向外望去，就像他今天一早穿过那些庭院时看见的那个办事员一样。他合上眼睛，自己在心里安慰起自己，他还年轻，德拉马舍总有一天会放他走的。这个家看上去也不像真的有安居乐业的打算。一旦卡尔谋到那样一份差事，他就要全力以赴去干他的办公室工作，决不会像这个大学生那样分散精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要把晚上的时间也用到办公室上。刚开始，由于他事先缺少商业知识训练，人家反正会这样要求他的。无论他为哪一家商店干，都要一心想着那家的利益，任劳任怨，乐意承担一切工作，哪怕是别的办事员不屑一干的事。这些良好的意愿一齐涌入他的脑海，仿佛他未来的老板就站在沙发前，从他的脸上察看着他内心的意愿。

伴随着这样的想法，卡尔进入了梦乡。只是当他还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时，布鲁纳尔达一声惊天动地的叹息惊扰了他。她显然遭受着噩梦的折磨，身子在铺上翻来覆去。

清晨，……

清晨，卡尔刚一睁开眼睛，罗宾逊就喊道：“起来，起来！”阳台门帘还没有拉开，但从缝隙间透射进来的一道道阳光可以看得出，现在是上午什么时分。罗宾逊急匆匆地跑来跑去，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他一会儿拿毛巾，一会儿提水桶，一会儿又取衣物。每当他从卡尔身旁经过时，总是试图点点头催促他起来，或者举举拿在手上的东西，让卡尔看看他今天最后一次是怎样辛苦操劳的。第一天早上卡尔对服务的细节当然一无所知。

但卡尔很快就看到，罗宾逊到底在伺候谁。他现在才发现这屋子里有一个由两个柜子隔开的小间，里面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洗身式。只见布鲁纳尔达的脑袋、光秃的脖子——头发正好披在脸上——和肩膀的上部露在柜子上面，德拉马舍不时地挥起手，捧着一块水花四溅的海绵，为布鲁纳尔达搓洗身子。只听见德拉马舍在向罗宾逊下着一道道简短的命令。通往隔间的过道现在已经堵上了，罗宾逊只有靠着从一个柜子与一道西班牙式墙之间的空隙递去所要的东西。每次递去东西时，他总要扭着脸，将手狠劲地伸过去。“毛巾！毛巾！”德拉马舍喊道。而正在桌子下面寻找着别的什么东西的罗宾逊，吃惊得几乎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刚从桌子下面收回的脑袋便又听见他在喊：“水在哪儿呢？见鬼！”说着德拉马舍将怒不可遏的面孔高高地伸在柜子上面。在卡尔看来，一切用于洗身和穿戴的东西本来只要一次拿去就行了，可在这里却以繁复的顺序要个没完，送个没了。在一个小电炉上，始终放着一桶水在加热，罗宾逊提着这沉重的水桶，叉开两腿，不停地向洗身间送去热水。这一个接一个的工作难免使他不出差错，始终确确切切地照命令办事。有一次，人家要一条毛巾时，他顺手从房间中央那一堆床铺上拿来一件衬衫，卷成一团从柜子上面扔了过去。

但德拉马舍也是够辛苦的，也许他之所以这样生罗宾逊的气——由于他神经过敏，干脆就不理睬卡尔——，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使布鲁纳尔达满意。“啊！”她喊叫起来，连本来自顾不暇的罗宾逊也吓了一跳。“你干吗要折磨我呀！滚开！我宁可自己洗，也不愿意受这样的折磨。现在我又无法抬起胳膊了。你压我的时候，我难受得险些吐了出来。我的背上肯定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当然你是不会告诉我的。等着吧，我要叫罗宾逊来看看，或者是我们那个小东西。不，我真的不能这样做，可你要温柔些。要细心，德拉马舍！这个我天天早上重复来重复去，你就是听而不闻无所顾忌，一而再再而三。罗宾逊，”接着她突然喊道，并在头顶上挥舞着一条三角裤头，“来帮帮我，看看我怎样遭受折磨。这种折磨他称之为洗身，好个德拉马舍。罗宾逊，罗宾逊，你在哪儿？你还有良心吗？”卡尔默不作声地用手指示意罗宾逊还是去的好，但罗宾逊垂下两眼，轻蔑地摇摇头。他自己心里更明白。“你瞎想些什么呀？”罗宾逊贴到卡尔耳边说，“这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只去过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当时，他们俩抓住我，将我塞进浴盆里，我险些儿给淹死了。布鲁纳尔达一天到晚骂个不停，骂我不知羞耻。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你现在可好久没有看我洗身了。’或者‘你到底什么时候再来看我洗身呢？’直到我跪下一再求饶，她方才罢休。这些我将终生难忘。”在罗宾逊讲述这些的时候，布鲁纳尔达不停地喊道：“罗宾逊！罗宾逊！你个罗宾逊到底在哪儿呢？”

尽管没有人去帮她的忙，甚至连一句话也不回——罗宾逊坐到卡尔跟前，两个人一声不响地朝柜子望去，德拉马舍或布鲁纳尔达的脑袋时而从上面露出来——，但布鲁纳尔达依然一个劲地大声抱怨着德拉马舍。“德拉马舍，”她喊道，“我现在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你在为我洗身子。你把海绵放到哪儿去了？你倒用点劲呀！我要是能够弯下身去，我要是能够自己挪动该多好啊！我要叫你看看怎么洗。我当姑娘的时候，就住在河那边父母亲的庄园里，每天早上在克罗拉道河里游泳，是我所有的女朋友中最灵活的一个。可现在！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为我洗身子呢？德拉马舍，你四下挥舞着海绵，使点劲儿，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告诉你别把我弄伤了，可不是说要眼巴巴地站在这儿来着凉。我要像现在这个样子跳出浴盆跑出去了。”

她嘴上威胁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她自己压根儿也无能为力这样做。德拉马舍好像担心她会着凉，就抓住她把她压到浴盆里，因为那里传来扑腾一声掉进水里的响声。

“你就会来这一招，德拉马舍。”布鲁纳尔达压低声音说，“只要你一做错什么，除了献媚还是献媚。”接着宁静了一会儿。“他正在亲吻她。”罗宾逊说着扬起了眉毛。

“现在有什么事要干呢？”卡尔问道。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留在这儿，那他就想着马上担当起自己的职责来。他让没有回话的罗宾逊一个人呆在沙发上，自己开始把那堆昨夜被两个沉重的躯体压成一团的床铺掀起来，以便过后将它们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叠好。这可能已经好些星期没人管过了。

“去看看，德拉马舍，”布鲁纳尔达说，“我觉得他们要拆散我们的床。什么都要想得到，永远没有个安静。你一定要对这两个家伙严厉些，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为所欲为。”“这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小子在发疯似的干活。”德拉马舍喊道，或许要从洗身间冲出来，卡尔急忙扔掉手里的东西。但值得庆幸的是，布鲁纳尔达说：“别走，德拉马舍，千万别走。啊，水这么热，叫人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呆在我身边吧，德拉马舍！”这时，卡尔才发现，水蒸气从柜子后面袅袅升起。

罗宾逊惶恐地用手捂着面颊，仿佛卡尔干了什么可怕的事。“把一切统统都保持原来的样子。”这时传来德拉马舍的声音，“难道你们不知道布鲁纳尔达洗好身后总要休息个把钟头吗？什么都搞得一团糟！等着吧，看我怎么来惩治你们。罗宾逊，你可能又进入梦乡了吧！无论出什么事，我都要拿你是问。你要管教好这小子，这儿不是他随心所欲的地方。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一事无成；没有事干的时候，你们又来劲儿了。你们快寻个地方滚开，等有事再叫你们。”

但一切马上就被遗忘了。布鲁纳尔达似乎给热水淹没了，有气无力地低声说：“香水！拿香水来！”“香水！”德拉马舍喊道，“你们动不动！”可香水放在哪儿呢？卡尔和罗宾逊面面相觑。卡尔觉察到，这里的一切都得由他独自担当。罗宾逊不知道香水放在哪儿，干脆就趴到地上，两只手臂伸到沙发下摸来摸去，但摸出来的不过是一团团的尘灰和女人头发。卡尔急忙走到紧立在门旁的洗脸台前，但抽屉里放的全是英语小说、杂志和乐谱，塞得满满的。抽屉只要一抽出来，就很难再推进去。“香水！”布鲁纳尔达此刻唉声叹气地说，“要等多久啊？我今天还能得到我的香水吗？”布鲁纳尔达这样急不可待，卡尔当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个仔细，他得凭借自己最初的直观印象。在洗脸台的抽屉里找不到香水瓶，台上只放着用过的药瓶，其他东西肯定已经拿到洗身间里去了。也许香水瓶放在餐桌的抽屉里。但当他向餐桌走去时——卡尔一个心眼只想着香水——，猛烈地同罗宾逊撞到一起。最后，罗宾逊也正好放弃了在沙发下寻找，模模糊糊记起了放香水的地方，像没长眼似的冲着卡尔跑去。只听见两个脑袋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卡尔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罗宾逊虽说没有停住步子，却极力大喊大叫个不停，想减轻碰撞的疼痛。

“他们不找香水扭打起来了，”布鲁纳尔达说，“这样无法无天，会把我弄病的。德拉马舍，我肯定会死在你的手里。我非得要香水不可。”她接着吃力地站起来喊道：“我无论如何要拿到香水。不拿来香水，我就不出浴盆，我要在这儿直呆到晚上。”说完她拳头打进水里，传来水花四溅的响声。

但香水也没有放在餐桌的抽屉里。虽然那里摆的都是布鲁纳尔达的化妆品，比如用过的粉扑、化妆盒、发刷、卷发夹以及许许多多乱成一团的小东西，可就是没有香水。罗宾逊依然喊叫着呆在一个角落里，那里堆放着上百只箱箱盒盒，他也不顾里面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开翻腾，里面的东西半箱半盒地掉在地上。那都是些缝纫用品和信件。他不时地摇摇头耸耸肩，告诉卡尔什么也找不到。

这时，德拉马舍身着内衣从洗身间里跳了出来，布鲁纳尔达则在里面抽搐似的哭泣着。卡尔和罗宾逊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寻找，一齐望着德拉马舍。他全身上下湿透了，而且脸上和头发上还在滴着水。他大声喊叫道：“看来你们是不请就不找了。”“你在这儿找！”他先是命令卡尔；“你在那儿找！”然后又冲着罗宾逊说。卡尔实实在在地寻找着，而且还检查了罗宾逊已经找过的地方，但他像罗宾逊一样也没有找到香水。德拉马舍跺着脚在整个屋子里踱来踱去，恨不得把卡尔和罗宾逊痛打一顿。罗宾逊在寻找的时候，又极力从一侧望着他。

“德拉马舍，”布鲁纳尔达喊道，“快来擦掉我身上的水吧。这两个家伙非但找不到香水，反而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立即叫他们停止寻找，马上！放下手里的一切东西！什么都不许再动！他们准要把这个房间变成牲口圈。如果他们不停下来，你就揪住他们，德拉马舍。可他们还在干，正好有一个纸箱掉下来了。不要让他们再把它捡起来。一切都别动。让他们从房间里滚出去！把他们关到外面，你到我这儿来。我在水里呆得太久了，两腿全都成了冰的。”

“马上来，布鲁纳尔达，马上就来。”德拉马舍边喊边急急忙忙地送卡尔和罗宾逊到门口。但在放走他们之前，他吩咐他们弄些早点来，并尽可能为布鲁纳尔达向人家借一瓶上好的香水。

“你们这里简直一片狼藉，肮脏不堪。”卡尔到了门外的走廊上说，“我们把早点拿回去后，必须马上开始收拾。”

“要是我不受这样的折磨就好了，”罗宾逊说，“遭这份罪！”罗宾逊肯定很伤心，因为布鲁纳尔达对他与卡尔没有什么区别；他已经伺候了她几个月，而卡尔是昨天才来的。但他命该如此。卡尔说：“你一定要自己克制一些。”为了不让罗宾逊完全陷入绝望之中，他补充说：“这可是一劳永逸的事。我给你在那些柜子后面支一张床。只要到时所有的东西整理得有了个眉目，你就可以一天到晚躺在那里，什么心也用不着去操，那样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罗宾逊说着扭过脸去，顾影自怜，黯然神伤。“可是，难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让我安安稳稳地躺着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事我可以直接跟德拉马舍和布鲁纳尔达谈。”

“难道布鲁纳尔达会考虑吗？”罗宾逊喊叫着。出乎卡尔的意料，他用拳头砸开了他们刚刚来到跟前的一扇门。

他们走进厨房里。从那个看来亟待修缮的炉灶里升起一股黑乎乎的烟雾。炉门前跪着卡尔昨天在走廊里看见的女人中的一个。她光着两手，将大块的煤填进炉火里，并且朝着所有的方向察看着火苗。同时她也呻吟着。上了年纪，跪着实在也不是滋味。

“不用说，这个祸害又来了。”她一看到罗宾逊就这样说；她手扶在煤筐上，吃力地抬起身子，用自己的围裙包起炉门的把手关上了炉门。“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卡尔吃惊地望着厨房的钟——“你们还非得吃早点吗？真够呛！”

“你们坐下，”然后她说，“等我有了时间再来照顾你们。”

罗宾逊把卡尔拽到门近旁的一个小板凳上坐下来，悄悄地对他说：“我们一定要听她的，因为我们得靠她。我们的房子是从她手里租来的，她随时都可以辞退我们。我们的确不能再换住地了，我们怎么弄得走那些东西呢？首先搬不动的就是布鲁纳尔达。”

“在这条走廊里就没有别的房间可租吗？”卡尔问道。

“真的没有人接纳我们，”罗宾逊答道，“在整栋楼里，没有人愿意接纳我们。”

于是他们坐在小板凳上等候着。那女人不停地在两张桌子、一个圆木桶和炉灶之间穿来穿去。从她的唠叨中听出，她女儿身体不舒服，因此所有的事都得由她一个来料理，既要伺候三十来个房客，又要为他们准备饭菜。再说这炉子还有毛病，烧起饭来得费好长时间。两只大锅里熬着稠糊糊的汤，那女人多次用汤勺舀起来察看，让它从高处流下去，可汤就是煮不好。想必都怪炉火不旺，因此她几乎是坐在炉门前的地上，用捅火钩在灼热的煤火里拨来捅去。厨房里满是烟雾，呛得她一个劲地咳嗽，有时咳得很厉害，她不得不抓来一把椅子坐下，一咳就是好几分钟。她嘴上不停地叨叨着，说今天不会再供早点，因为她既没时间也没心思。卡尔和罗宾逊奉命来拿早点，却没办法强迫人家马上去做，他们索性听凭这女人的唠叨，像先前一样坐着一声不吭。

椅子和脚凳四周，桌子上下，甚至连一个角落的地上，都堆满了房客用过早点尚未洗刷的餐具。小壶里还残留着一点咖啡和牛奶；有的盘子里还有吃剩下的黄油；饼干从一个翻倒的大铁皮盒里远远地滚到外面。所有这一切，足能凑起一顿早点来。要是布鲁纳尔达不知道这早点的来历，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卡尔寻思着，望了一眼厨房的钟，他们在这里已经等了半个钟头。布鲁纳尔达也许发怒了，会让德拉马舍来惩治用人。这时，这女人咳嗽着喊道——卡尔正在凝视着她——：“你们可以坐在这儿，不过早点你们是得不到了，两个钟头后你们得到的将是晚餐。”

“过来，罗宾逊！”卡尔说，“我们自己来凑一顿早点吧！”“怎么回事？”那女人扭过头来喊道。“请您冷静些！”卡尔说，“您为什么不给我们早点呢？我们已经等了半个钟头，时间够长的了。人家吃您什么付您什么钱，况且我们肯定比其他人都付得多。我们这么晚来吃早点，您当然很讨厌。可我们是您的房客，习惯晚吃早点，您同样也得体谅我们一点。今天因为您的千金小姐病了，您当然会特别劳累，考虑到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别的办法，您也供给不了我们新做的饭菜，我们倒情愿拿这里剩下的东西凑一顿早餐。”

然而，那女人不愿同他们任何人进行友好的协商；她认为就是别人吃过早点剩下的东西也不配给这样的房客吃。但另一方面，她也厌倦了这两个用人的纠缠不休，便抓起一只托盘捅到罗宾逊的身上。他扮起难堪的嘴脸，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应该拿上这盘子，接住这女人要挑选的早点。她仓促地往盘子上放了一大堆东西，但整体看上去却不像是一顿端得出手的早点，而更像是一堆脏里巴唧的餐具。女人赶他们走。他们弯着身子急忙向门口走去，生怕再挨骂或挨打。这时卡尔从罗宾逊的手里接过托盘，他觉得这盘子端在罗宾逊的手上不够可靠。

他们远离女房东的门口以后，卡尔放下盘子坐在走廊的地上，首先把盘子弄干净，把相关的东西集中起来。也就是说把牛奶倒在一起，把各个盘子里剩下的黄油刮到一块。然后除去所有用过的痕迹，把刀子和勺子擦干净，把人家咬过的面包切平，经过整理整个盘子好看多了。可罗宾逊认为他是多此一举，说以往的早点常常比今天的样子还要难看得多。卡尔不理睬他，自己执意去做，所幸罗宾逊没有伸出他那肮脏不堪的手指搅和进来。为了让他安静些，卡尔马上给了他几块饼干，又从以前装巧克力的罐子里倒给他一堆碎渣，当然同时告诉他，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他们回到自己门前，罗宾逊正要伸手去抓门把手，卡尔却拦住了他，因为他觉得让不让进去还没有把握。“没问题，”罗宾逊说，“他这会儿无非是在给她梳理头发。”果不其然，在这依然拉着帘子没有通过风的房间里，布鲁纳尔达叉开两腿坐在扶手椅里，站在她身后的德拉马舍深深地低着头，梳理着她那乱蓬蓬的短发。布鲁纳尔达又穿了一件十分宽松的衣裙。而这一件是淡玫瑰色的，也许比昨天穿的那件短一些，因为那编织粗糙的白色长筒袜几乎一直露到膝盖。布鲁纳尔达急不可耐，嫌梳理的时间太长，她吐出厚厚的红舌头在嘴唇间舔来舔去。时不时她甚至会喊叫着“你呀，德拉马舍！”完全甩开他。于是，德拉马舍举着梳子静静地等候着，直到她又将头放回来。

“时间拖得好久啊！”布鲁纳尔达对大家说。接着她特别冲着卡尔说：“如果你想要人家对你满意的话，就要学得麻利些。你别学着这个好吃懒做的罗宾逊的样子。这期间，你们肯定在哪儿吃过早点了。我告诉你们，下一回我可饶不了。”

这太不公平了，罗宾逊也摇着头，嘴唇动来动去，当然没有出声。但卡尔意识到，要想对主人产生影响，只有干出无可挑剔的事来让他看看。因此，他从一个角落里拉出一张日本式小矮桌，盖上桌布，把取来的东西摆放在上面。没有看见这早点来源的人，准会对这一切感到满意。不然的话，正像卡尔告诫自己的那样，有些东西会受到指责的。

幸亏布鲁纳尔达饿极了。当卡尔准备东西的时候，她惬意地向他点点头。她时不时迫不及待地伸出那柔软而肥胖的、甚或可能即刻压碎一切的手为自己取来一口吃的，一次又一次地妨碍了卡尔。“他准备得挺好。”她吧嗒吧嗒地吃着东西说，拉着德拉马舍坐在她身旁的一把椅子上。他顺手将梳子别在她的头发上，以便过后再接着梳。德拉马舍一看见早点也喜形于色。两个人饿极了，四只手急急忙忙地纵横交错在小桌上。卡尔意识到，要在这里使他们心满意足，就必须尽可能地弄来很多吃的东西。他想起自己在厨房里还把各种可以享用的食物放在地上，便说：“第一次，我不知道这些该怎样来安排，下一次我会干得更好些。”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在同谁说话，他太拘泥在这件事里了。布鲁纳尔达一边满意地向德拉马舍点着头，一边给卡尔递去一把饼干作为奖赏。

残章断篇

1 布鲁纳尔达出游

一天早上，卡尔用轮椅推着布鲁纳尔达走出楼门。时辰已经不像他希望的那么早了。他们本来商量好设法赶在天亮前出游，免得在街巷里惹人注意。可要放在白天，无论布鲁纳尔达怎样试图用一大块灰布把自己遮掩得多么平常，这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从楼梯上搬她下来的时间拖得太长了。虽说有那个大学生鼎力相助，可他干起这样的事来显然比卡尔差多了。布鲁纳尔达表现得非常坚强，几乎一声不吭，并且千方百计地想减轻他们的负担。但依然没有别的法子；他们每下五级楼梯台阶，就得把她放下来，一方面让自己喘口气，一方面给她一点十分必要的歇息时间。这是一个凉爽的早晨，走廊里吹来一阵阵凉风，就像在地下室一样，可卡尔和这个大学生浑身都汗透了。每当歇息时，布鲁纳尔达便分别扯起那块遮布的两角，亲切地递给他们，他们只好接在手里借以揩去脸上的汗水。这样一来，他们花了两个多钟头的时间才到了楼下。那辆轮椅昨夜已经放在了楼下。可要把布鲁纳尔达抬到轮椅里还得费一番工夫，然后才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因为车轮很高，推起来肯定不重，怕只怕这轮椅会被布鲁纳尔达压散了架。你推着她，当然得承担这样的风险，你也不可能随身带一辆备用车。大学生自告奋勇要弄一辆来推上，这也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于是他们告别了大学生。告别甚至是非常热情的，布鲁纳尔达与他之间的所有不和似乎全都忘掉了。他甚至为以前伤害过布鲁纳尔达而表示歉意，怪罪自己的行为对她的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布鲁纳尔达则口口声声说，一切早已被遗忘，更不用说去弥补了。最后，她吃力地从自己身上一层一层的外衣里找出一块硬币，请大学生能够笑纳留个纪念。这对吝啬出了名的布鲁纳尔达来说是非同小可的礼物。大学生也确实为此而喜出望外，高兴地把硬币抛向空中，然后，他当然又要在地上去寻找，卡尔也不得不帮着他，最终还是卡尔在布鲁纳尔达的轮椅下面找到了。大学生与卡尔之间的告别则简单多了；他们只是相互握握手，表示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到那时，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大学生和卡尔你吹吹我，我捧捧你——会干出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来，只叹迄今还一事无成。随后，卡尔兴致勃勃地抓起扶手，将轮椅推出楼门。大学生手里挥舞着一条手绢，目送着他们远去，直到他们从视野里消失。卡尔一再回头致意，连布鲁纳尔达也恨不得转过身去，但这样的动作对她来说太艰难了。为了给她最后一次告别的机会，卡尔把轮椅推到街头时又往回转了一圈，好让她再看一看大学生。那家伙也瞅准这个机会，使劲地挥舞着手绢。

然后卡尔说，现在不能再耽搁了，路还长着呢，他们出门的时间已经比预先打算的要晚多了。事实上，时不时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马车和零零星星去上班的人了。卡尔说这一番话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可布鲁纳尔达出于敏感的心理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用那块灰布把自己完全遮盖起来。卡尔丝毫也没有去阻拦她。这辆蒙着灰布的轮椅虽说非常招人注意，但比起不加遮掩的布鲁纳尔达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小心翼翼地推着，每到转弯时，都要密切地往下一条街道里望望；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甚至把车子停下来，自己先走进去几步看看。一旦预见到会发现什么令人难堪的事，他就一直等到避开它为止，甚至不惜选择去走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即便这样，他也决不会陷入没完没了绕道而行的危险之中去。当然，这样那样的障碍也是在所难免的，它们虽说会让人提心吊胆，却又不可能让人一个个都事先预见到。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一条稍有点上坡的街道上。极目远眺，大街上空空如也。卡尔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走得飞快。突然，从一家黑洞洞的门里闪出一个警察来问卡尔，他这个遮盖得如此严实的车子里究竟推的是什么东西。尽管他严厉地注视着卡尔，但当他拉开遮布，看见布鲁纳尔达那副激动而羞怯的面孔时，他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怎么回事？”他说，“我还以为你推着十袋子土豆呢，拉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女人！你们要去哪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布鲁纳尔达不敢看警察一眼，只是一个劲地望着卡尔，显然怀疑连他也无力解救她。但卡尔跟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小姐，”警察说，“请您出示所有证件。”“啊，是这么回事。”布鲁纳尔达说着便开始惊惶失措地寻找起来，难免让人不对她产生怀疑。“着急是找不到证件的。”警察以明显的讽刺口气说。“怎么会呢？”卡尔不慌不忙地说，“她肯定有证件，只是不记得放在哪儿了。”于是他也开始找起来，而且真的从布鲁纳尔达的背后拿了出来。警察草草地看了看。“要的就是这个，”警察笑嘻嘻地说，“这样一位小姐还称得上是小姐吗？而您，小伙子，怎么当起中间人和搬运工了？难道您就不能找一份好些的差事吗？”卡尔只是耸耸肩。这又是当警察的那一套人人皆知的瞎搅和。“好吧，祝旅途顺利！”警察讨了个没趣后说。警察的一番话里显然带着轻蔑，因此卡尔也不打招呼就推着车离去。他宁可要警察的轻蔑，也不要他们的警惕。

紧接着他遇上了一件更令人难堪的事：有一个人推着一辆装着大奶桶的车，想方设法同卡尔套近乎，迫不及待想知道蒙着灰布的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可以看出，他跟卡尔走的不是同一条道。然而，无论卡尔怎样突然地转变方向，他却始终跟在卡尔身旁。起初，他仅仅满足于大呼小叫，诸如“你车上的东西肯定很重”，或者“你没把车装好，上面的东西会掉下来的”。但后来他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你这遮布下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卡尔说：“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但那男子听了这话后更加好奇。卡尔最后说：“是苹果！”“这么多苹果！”那人惊异地说，而且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这可是全部收成了吧。”他随后又说。“是的。”卡尔说。然而，无论他是不相信卡尔也好，还是故意要气卡尔也罢，他依然继续跟着他走。开始——一切都是在行走的时候进行的——，他开玩笑似的将手伸向遮布，最后竟胆敢去扯它。布鲁纳尔达要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呀！顾及到她，卡尔不想同这人发生争吵，于是将轮椅直接推进就近一家敞开的门里，假装这就是自己的目的地。“我家就在这儿，”他说，“多谢您的陪同。”那人吃惊地停在门前，在后面望着卡尔。卡尔从从容容地走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穿过整个庭院的。那人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但为了最后一次满足自己的恶作剧心理，他扔下车子，踮着脚尖，追上卡尔，猛地扯了一下遮布，把布鲁纳尔达的整个面孔都暴露出来了。“让你的苹果透透风！”他说着就跑了回去。即便这样，卡尔还是一忍再忍，因为他终于摆脱了他的骚扰。随后，他将轮椅推到庭院的一个角上。那儿堆放着几只大空箱子。在它们的保护下，卡尔打算在遮布下对布鲁纳尔达说几句宽心话。可是他不得不劝了她很长时间，因为她泪流满面，非常认真地恳求他，整个白天就待在这些箱子背后，等到了晚上再走。也许他一个人根本就无法说服她，这样做只能是白费力气。然而，当有人在箱子堆的另一端将一只空箱子扔到地上，整个空荡荡的庭院里回旋起巨大的响声时，她吓得一句话也不敢再说了，并随手将那块布拉在自己身上。卡尔当机立断，马上离开这里，她显然也为此感到高兴。

虽说现在街上越来越热闹了，但车子招来的注意并不像卡尔担心的那么多。也许选择另外的时间出来似乎更明智些。如果有必要再来这样一次行程的话，卡尔宁可大胆地选择在中午时分实施。他没有再遇到什么更严重的骚扰，最后终于拐入一条狭窄而黑洞洞的巷子。二十五号公司就坐落在这里。那个斜眼看人的经管人站在大门口，手里拿着钟。“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遵守时间？”“路上遇到了很多麻烦。”卡尔说。“麻烦总是少不了的，”经管人说，“不过在这儿不要提麻烦。这一点你要记住！”听到这样的话，卡尔几乎不再当回事；每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权力，谩骂下层的人。一旦你习以为常了，这话听起来就跟那富有节奏的钟摆声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把轮椅推进过道时，堆放在这里的肮脏东西让他大吃一惊，虽然他也预料到了。但走近一看，其实并不肮脏。过道的石地板几乎扫得很干净，墙上的画儿也不显旧，人造的棕榈树上只是稍微落了些灰尘，但这一切却显得那么臃肿不堪和令人厌恶，似乎它们都被人肆意用过，无论怎样干净也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卡尔每去一个地方，总是喜欢思考那里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立即动手去做，并不考虑这样也许会招来没完没了的事情。到了这里，他却不知道从何着手。他慢慢地从布鲁纳尔达身上拿开遮布。“欢迎您，小姐！”经管人拿腔拿调地说。毫无疑问，布鲁纳尔达给他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卡尔十分满意地看到，布鲁纳尔达一旦觉察到这一点，马上就懂得利用它，正如卡尔欣喜地看到的那样。先前几个钟头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了。他们……

2 卡尔在一个街口……

卡尔在一个街口看见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今晨六点至午夜，俄克拉何马剧院在克莱顿马戏场招聘人员。俄克拉何马大剧院在召唤你们！召唤只在今日，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谁憧憬未来，谁就属于我们！欢迎每一位光临！谁想成为艺术家，就赶快来报名！我们这个剧院能使你人尽其才，各显神通！谁看中了我们，我们即在此向他祝贺！但诸位务必从速，赶在午夜前接受召见！十二点整一切都将关闭，恕不接待！谁不相信我们，后果自负！请奔向克莱顿！”

虽然广告牌前站了许多人，但看上去却没有太多的反响。广告比比皆是，没有人再相信广告了。而这个广告比起那些司空见惯的广告来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它首先犯了一个大错，上面只字未提报酬的事。按说广告肯定要涉及到报酬，即便它没有太多提及的必要。这个广告似乎忘记了最吸引人的东西。不是人人都要成为艺术家，但人人都想为自己的工作获取报酬。

但这个广告对卡尔却有很大的吸引力。“欢迎每一位光临！”广告上这样说。每一位，这就是说也包括卡尔在内。他把迄今所干的一切全都置于脑后，谁也没有理由因此而责怪他。他当然可以报名争取一个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更确切地说是公开招聘人干的工作。而且广告上公开承诺，也招收像他这样的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只想寻求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涯的开端。也许这个开端会在这里显露出来。哪怕广告牌上写的一切自吹自擂的话是谎言，哪怕俄克拉何马剧院只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小马戏团，只要它招聘人员，这就足够了。卡尔没有去看第二遍，但他又一次把“欢迎每一位光临”这句话找了出来。

起初，他寻思着徒步去克莱顿，但紧赶慢赶也得走上三个钟头，说不定一到那里就赶上人家告诉你，所有可提供的位子都已经占满了。照广告上说的，招收名额固然没有限制，但所有类似的招聘广告向来都是这一套。卡尔掂量着，要么放弃这个机会，要么就乘车去。他估算着自己手头还有多少钱，如果不乘车去，手头的钱还够他花八天。他把这些硬币在手心里掂来掂去。一位在旁边观望着他的先生拍拍他的肩膀说：“祝你去克莱顿走运！”卡尔一声不响地点点头，继续数他的钱。但他很快就下了决心，分出乘车所必需的钱，一溜烟地朝地铁跑去。

当他在克莱顿下车时，立刻听到许多长号的吹奏声。那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吹奏声，长号相互没有和声，各自无所顾忌地吹奏着。但这并没有扰动卡尔的心，而更加向他证明，俄克拉何马剧院是个大企业。当他走出车站大楼，极目远眺整座设施时，映入他眼帘的一切要比他所能想象到的大得多。他不理解，一个企业仅仅为了招聘人员，竟然如此不惜耗费巨资。在通往马戏场的入口处，搭了一个长长的低台子，上面有上百个女人装扮成天使，身裹白纱，背上插着大翅膀，吹奏着一支支金光闪闪的长号。但她们不是直接站在台上，每个人的脚下都踩着一个看不见的垫子，天使衣服上那飘拂的长纱把它们遮掩得严严实实。由于这些垫子很高，可能接近两米，这些女人的形象看上去无比高大，惟有她们那小小的脑袋稍稍影响了这高大的印象；她们的头发披散在宽大的翅膀之间和两旁，显得太短，短得几乎让人发笑。为了避免千篇一律的套式，这里使用了高低大小各异的垫子；站在最低处的女人没有超出常人的高度，而她们身旁的同伴却摇摇晃晃地耸立空中，让人觉得她们在一丝微风中也有被刮倒的危险。此时此刻，所有的女人都在吹奏着。

没有太多的听众。大约有十来个小伙子在台子前走来走去，抬头望着这些女人，与其高大的形象相比，他们显得很渺小。他们相互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但好像没有意图要加入进去，让人接纳。这里仅有一位年纪大些的男子，稍稍靠边站着。他领着妻子和一个还坐童车的孩子。他的夫人一只手扶着车子，另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们虽然观赏着这场表演，但让人看得出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大概也指望有一个找工作的机会，但这号声弄得他们不知所措。

卡尔的心境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走到这位男子跟前，听了一会儿号声，然后说：“这里是俄克拉何马剧院招聘接待处吗？”“我也想是的，”这人说，“可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听到的不过是这些号声。哪儿也看不到广告；哪儿也没有人招呼你；哪儿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情况。”卡尔说：“也许是人家等到有更多的人凑到一起。现在真还没来几个人呢。”“可能吧！”这人说。他们又一声不响了。在这杂乱无章的号声中，也难以听得明白人家说什么。然而，过了一会儿，这女人对丈夫悄悄说了些什么，只见他点了点头，接着她马上对卡尔喊道：“您能不能到赛马道那边去问问招聘在哪儿举行？”“可以，”卡尔说，“可我得越过这台子，从这些天使中间穿过去呀。”“这有什么好难的？”这女人问道。她觉得这趟差对卡尔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就是不愿意打发自己的丈夫去。“那好吧，”卡尔说，“我这就去。”“您很讨人喜欢。”这女人说。她和丈夫分别握握卡尔的手。那些小伙子一齐跑过来，想从近处看看卡尔怎样上台去。看样子，这些女人吹奏得更来劲了，好像是为了迎接第一位前来求职的人。但卡尔正好从其垫子旁经过的那些人甚至从嘴边拿开长号，身子侧向一旁，目光追随着卡尔。在台子的另一端，卡尔看见一位男子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步子，他显然是在等人，以便告诉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信息。卡尔正要朝他走去时，忽然听到头顶上有人叫他的名字。“卡尔！”一个天使喊道。卡尔抬头一望，顿时喜出望外。那是芬尼。“芬尼！”他边喊边挥手向上致意。“过来呀！”芬尼喊道，“你不是要打我身旁经过吗？”说完她撩开白纱，那垫子和一道通往台上的狭窄台阶露了出来。“允许上去吗？”卡尔问道。“难道有谁敢禁止我们相互握手不成？”芬尼喊道，愤愤不平地四下张望，看是不是有人前来禁止。但卡尔已经踏上台阶。“慢些！”芬尼喊道，“要不这垫子连同我们两个会一起翻倒的。”最终倒也相安无事，卡尔幸运地踏上了最后一级台阶。“你瞧瞧，”他们相互问候之后芬尼说，“你瞧瞧我找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这工作挺好的。”卡尔说着四下望了望。邻近的所有女人都把目光投向卡尔，在一边哧哧地笑。“你几乎是最高的。”卡尔说着伸出手，要量出其他人的高度。“你从车站里一出来，”芬尼说，“我立刻就看见了。可惜我站在最后一排，你看不见我，我也无法喊叫你。虽然我吹得特别响，可你没有辨认出我来。”“你们全都吹得不怎么样，”卡尔说，“让我吹吹行吗？”“当然可以，”芬尼说着将长号递给他，“你可别坏了乐队的情绪。不然人家会开除我的。”卡尔开始吹起号来。他本来以为，这是一把粗制滥造的号，无非是用来制造噪音的，但接手一试才知道，它是把真正的乐器，几乎可以吹出任何细腻的曲调来。倘若所有的号都是同样精致的话，那对它们简直是莫大的滥用。卡尔不受其他号手嘈杂的响声的干扰，鼓足劲儿，吹奏起一支他在哪家酒馆里听到的歌曲。他高兴的是遇上了老朋友，又受到厚爱当着众人吹起长号，而且可还能会很快得到一个好位子。许多女人停止吹奏侧耳静听。当他突然停下来时，发现几乎只有一半的号手在吹奏，随后才又慢慢地恢复了那一片喧闹声。“你是个艺术家，”当卡尔递回长号时，芬尼说，“你来当号手吧！”“也招男的吗？”卡尔问。“招，”芬尼说，“我们吹奏两个钟头，然后由那些装扮成魔鬼的男人来接替。一半人吹号，一半人敲鼓。那场面实在太壮观了。整个装扮同样豪华无比。我们的服装不也非常漂亮吗？还有这翅膀？”她用目光向下打量着自己。“你相信我会在这儿得到一份工作吗？”卡尔问。“肯定没问题，”芬尼说，“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正好我们又要在一起了。当然，这还要取决于你得到什么样的工作。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俩都被招聘到这里，但也有可能根本见不上面。”“剧院真的有那么大吗？”卡尔问。“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芬尼又一次说道，“我自己当然还没有看到它，但我的一些同事已经到过俄克拉何马。她们说，大得几乎无边无际。”“可前来报名的人却寥寥无几。”卡尔边说边指着台下的小伙子和那一家子。“你说得对，”芬尼说，“但你想一想，我们在各大城市都招人。我们的广告队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而且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队。”“难道说这个剧院还没有开张？”卡尔问。“怎么会呢？”芬尼说，“这是一家老剧院，可它不停地在扩大。”“我感到奇怪的是，”卡尔说，“没有更多的人前来光顾。”“是的，”芬尼说，“这真奇怪。”“也许这种天使和魔鬼的奢华吓跑的要比吸引来的多。”“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芬尼说，“但这也是可能的。去把这话告诉我们的头头，也许你因此能帮上他什么忙。”“他在哪儿呢？”卡尔问道。“在赛马道上，”芬尼说，“在裁判台上。”“这倒让我感到奇怪，”卡尔说，“招聘为什么非得放在赛马场上进行呢？”“是这样，”芬尼说，“我们所到之处，都要为最大可能的拥挤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赛马场上有的是地方。而在所有平日比赛的终点都设立了招聘接待组，各种不同的接待组兴许有二百来个呢。”“可是，”卡尔喊道，“俄克拉何马剧院哪来这么多钱维持这样的广告队呀？”“这关我们什么事？”芬尼说，“好啦，卡尔，快去，免得误了事，我又得吹奏了。无论如何要争取在这个队里找个位子，办好后马上来告诉我。记着，我在急切地等着你的消息。”她握握卡尔的手，提醒他下台阶时小心点，又把长号对在嘴唇上，但一直看着卡尔平平安安地下了台子后才又吹起来。卡尔重新把白纱搭遮在台阶上，恢复原先那个样子。芬尼点点头表示感谢。卡尔一边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刚才听到的一切，一边朝那个男子走去。这人早已看见卡尔在台上同芬尼说话，便凑到台前等着他。

“您想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人问道，“我是这个队的人事主管，欢迎您加入。”他好像出于客套，始终微微向前欠着身子，一蹦一跳的样子，却不离开原地，手上抚弄着他的表带。“谢谢，”卡尔说，“我看过贵公司的广告，是照着那上面的要求来报名的。”“非常正确，”这人赞许地说，“遗憾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在这里正正规规地行事。”卡尔想到，他现在似乎可以提醒这人，这个广告队的诱惑手段恰恰因为其无可比拟的庞大声势而失灵了。但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因为这人根本不是这个队的大头头。另外，八字还未见一撇，马上就给人家提出什么改进性建议，似乎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只说：“外面还有人等着，他也想报名，让我先来打听一下。我现在可以叫他来吗？”“当然可以！”这人说，“来的人越多越好。”“他还领着妻子和一个坐在童车里的孩子，叫他们也来吗？”“当然啰！”这人说，好像在取笑卡尔的疑虑，“我们能够让每个人都派上用场。”“我马上就回来。”卡尔说完又跑回台子旁。他朝着那对夫妇挥手示意，喊着让他们全都过来。他帮着把童车抬上台子，同他们一道走去。那些小伙子看到后，相互嘀咕着，然后两手插在衣袋里，怯生生地、直到最后一刻才犹犹豫豫地上了台子，跟在卡尔和那一家子后面。刚从地铁车站里出来的乘客，面对站满天使的台子惊奇得举起了手臂。不管怎么说，从表面上看，好像竞争一下子变得激烈起来了。卡尔为自己来得这么早，也许是第一个而感到高兴。那对夫妇忧心忡忡，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生怕人家提的要求太高。卡尔说他还一点不摸底细，但人家确实给他的印象是，接收每一个人，毫无例外。他觉得尽可放心。

人事主管已经迎着他们走来，对这么多人光顾感到非常满意。他搓着两手，微微欠着身子同每个人打招呼，并将他们列成一队，卡尔排在第一，接着是那对夫妇，然后才是其他人。小伙子们先是挤成一团，过了一阵子才平静下来。他们全都排好队后，号声随之停了下来，这时，人事主管说：“我以俄克拉何马剧院的名义向诸位表示欢迎。你们来得早（但已经快到正午了），还不太拥挤，因此你们的招聘手续很快就会办理完毕。不用问，你们都带着全部证件吧。”小伙子们立即从衣兜里掏出证件来朝人事主管挥来挥去。那个丈夫捅了捅自己的妻子，于是她从童车的弹簧座下拿出一摞证件来。但卡尔却一无所有。难道这会成为他被招收的障碍吗？看来不是不可能。卡尔凭经验知道，只要稍许果敢些，那样的规定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去的。人事主管扫视了一番，断定大家都有证件：由于卡尔也举着手，不过是只空手，他满以为卡尔也是样样齐备。“那好吧！”人事主管然后说，示意拒绝了这些小伙子让立即检查证件的要求，“证件将会由各个接待组检查，正如诸位在外面的广告上看到的那样，我们能够让每个人派上用场。不过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从前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便我们能合理安排，人尽其才。”“这可是个剧院啊。”卡尔疑虑重重地思忖着，专注地倾听着。“因此，”人事主管接着说，“我们在赛马经纪人的房间里设立了招聘接待室，每个接待室分别负责一个职业组。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向我报出自己的职业，家眷一般随男的去安排。然后我再领你们去各自的接待室，在那里由专业人员先检查你们的证件，再考考你们的知识。这只不过是一场十分简短的考试，谁也用不着担心。完了之后，你们马上就会被录用，并得到进一步的指示。我们现在开始吧！这里是第一接待室，就像这标牌上写的，是专门招聘工程师的。你们当中也许有谁是工程师？”卡尔报了名。他相信，正因为自己没有证件，就得主动地尽快闯过所有的手续关。他之所以报名，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他真的想成为工程师。小伙子们看他报了名，心里顿生忌妒，也纷纷跟着报名，没有一个不举手的。人事主管向上挺了挺身子，冲着小伙子们说：“你们都是工程师吗？”这时他们又都一个个慢慢地放下手来，只有卡尔依然坚持他的初衷。人事主管虽然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卡尔，觉得他穿得太寒碜，也太年轻，不大可能是工程师，但他倒没再说什么，也许是出于感激之情吧，至少在他看来，卡尔毕竟给他领来了这么多的求职者。他邀请似的指了指那间接待室，卡尔走了进去，人事主管转身又去安排其他人了。

在招聘工程师的接待室里，有两位先生坐在一张方桌的两旁，比划着两大张摆在面前的名册，一个念着名字，另一个在自己的名册上勾划着所念的名字。当卡尔打着招呼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立刻将名册挪开了，拿来别的大册子摆在面前打开。其中一位显然是记录员的说：“请出示您的证件。”“很遗憾，我没有带在身上。”卡尔说。“他身上没带证件。”记录员对另一位先生说，并将答话立即写进他的册子里。“你是工程师？”另一位随后问道，看样子他是这个接待室的头头。“我现在还不是，”卡尔脱口而出，“但是——”“够了！”这位先生抢先说道，“那您就不归我们接待。请您看看标牌。”卡尔咬紧牙关，这位先生肯定察觉到了，因为他说：“用不着着急，我们会让每个人都派上用场。”说完他示意叫来那些在栏杆之间闲荡的听差中的一个：“把这位先生领到负责招收有技术知识的人的接待室去。”听差一丝不苟地遵照命令，牵着卡尔的手走去。他们从许许多多的小隔间之间穿过。在一个小隔间里，卡尔看见有一个已经被录用的小伙子正在同那些先生们握手道谢。不出卡尔所料，在他被领进去的接待室里，过程同在第一个接待室里没有两样，人家一听说他上过中学，便将他打发到辍学中学生接待室里。然而，当卡尔在那里告诉他们自己上的是欧洲的中学时，那里的人也声明不归他们管，又让他去欧洲中学生接待室。这是一个位于最边上的小隔间，比起其他所有的接待室来，它不但小，而且矮得多。那个把他领到这里来的听差十分恼怒，因为他领来领去，多次遭到拒绝。在他看来，这些全是卡尔一个人的过错。他不再等着问完话，就撒手跑掉了。这个接待室也许是最后一个庇护所。卡尔一看到接待室的头头，便吃了一惊，这个人同一位也许现在仍在家乡中学教书的教授很相像。当然马上就可以看出，这种相像只体现在个别部位上。可那副架在宽大的鼻梁上的眼镜，那把爱如至宝的淡黄色络腮胡子，那微微驼起的背以及那总是突然爆发出来的洪亮声音，依然使卡尔惊讶得久久不能平静。幸好他不必太注意听，这里的手续要比别的接待室简单些。虽然这里也登记了他没有证件，接待室的头头又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疏忽大意，但那位在这里说了算的记录员却对此一带而过。头头先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接着正要准备提出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时，记录员则宣布卡尔被录用了。头头改口想说出不同的看法，记录员却抢先打了一个就此了结的手势，说声“录用”后便立即将这个决定登记入册了。他显然认为，当一个欧洲中学生，本身就已经很卑微；再说他自己也讲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就卡尔本身来说，他也没有什么理由来对此进行反驳。于是他走上前去想表示感谢。可当他们问起他的名字时，他又暗暗犹豫了一下。他没有立即回答，害怕让人称呼和登记自己的真名实姓。等到他在这里谋得一份哪怕是最低下的工作，并且干得称心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的，但现在不行。他隐姓埋名由来已久，现在还不是透露真名实姓的时候。他一时想不出别的名字来，因此只好说出他在最后几份工作中用过的名字：“尼格罗。”“尼格罗？”头头问道，转过头来做了一个鬼脸，仿佛卡尔现在把自己的不可信任度推到了最高点。记录员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卡尔，但随后又重复了一遍“尼格罗”，并记下了这个名字。“您填写的名字却不是尼格罗呀。”头头训斥道。“写的就是尼格罗。”记录员从容地说，并打了一个手势，似乎示意头头现在该安排下一步的事了。头头克制着自己，站起来说：“这么说您被俄克拉何马——”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他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做事，继而坐下来说道：“你不叫尼格罗！”记录员竖起眉毛，站起来说：“那么让我来通知您吧，您被俄克拉何马剧院录取了。我们马上就让您去见我们的上司！”于是又叫来了一个听差，让他领着卡尔到裁判台上去。

在阶梯口下面，卡尔看见了那辆童车，那对夫妇也正好下来了，妻子怀里抱着孩子。“您被录取了吗？”那位丈夫问，显得比先前活跃多了。妻子也神气十足地笑着看了看卡尔。当卡尔回答说他刚刚被录取，现在去见头头时，那位丈夫说：“那我向您表示祝贺。我们也被录取了。这好像是一家挺不错的企业，当然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熟悉一切，不过到什么地方都一样。”他们又相互说了声“再见”，卡尔就到裁判台去了。他走得很慢，因为台上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他不想硬挤进去；他甚至停住步子，放眼扫视着巨大的赛马场，它从四面八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旁。一刹那，他多么想看一次赛马啊！他在美国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在欧洲，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经被带去看过一次赛马，但他除了还记得起妈妈牵着他从许许多多不肯让道的人中间挤过去的情景外，别的什么印象也没有了。这样说来他还没有正经八百地看过一场赛马呢。这时他身后有一台机器哒哒地响了起来。他转过身去，只见在这个比赛时公布优胜者名字的器械上打出了下面的字样：“考夫曼·卡拉连同妻子和孩子。”由此可见，被录取者的名字是由这儿通报给各个接待室的。

正好有几位先生迎面走来，他们手里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一边走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卡尔将身子紧贴到栏杆上，给他们让道。他随即向上走去，因为台上现在有空位子了。在一个用木板围起来的平台的角上——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座狭长的塔楼平顶——坐着一位先生，他手臂伸开搭在木栏杆上，胸前横挂着一条白色的宽丝带，上面写着：俄克拉何马剧院第十招聘队队长。他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一部肯定也是用于比赛的电话机。队长在见面之前，显然是通过它来获得各个求职者的全部必要情况的，因为他根本不向卡尔提任何问题，而是对一位跷着二郎腿、手托在下巴上靠在他旁边的先生说：“尼格罗，一个欧洲的中学生。”仿佛对他说，这个深深鞠躬的卡尔的事就这样办理妥当了。他朝台阶下望去，看是不是还有人来。然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时而侧耳听着另一位先生与卡尔的谈话，但大多还是抬眼朝赛场望去，同时手指敲击着栏杆。这细巧而强劲有力、修长而动作敏捷的指头不时地引起卡尔的注意，尽管另一位先生也够让他忙活的。

“您失业啦？”这位先生首先问道。这个问题以及他后来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都非常简单，一点儿也不让人为难。况且他中间也没有插入其他问题来核实回答。尽管如此，这位先生还是懂得如何去瞪大两眼提出问题，如何前倾着上身观察提问的效果，如何将脑袋垂到胸前听取回答，并不时地大声重复着回答，借以赋予其提问以一种特殊的意义；它虽然让人不解，但对它的预感却使人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常常使卡尔急切地想把说出去的回答再收回来，用另一个也许会得到更多认可的回答来替代，但他始终克制着自己，因为他心里明白，这样的摇摆不定肯定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再说答话的效果也绝对是无从估量的。另外，录取他的事好像已成定局，这种意识给了他有力的支持。

对于他是不是失业了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个“是”。“您最后在哪儿供职？”这位先生然后问道。卡尔正要来回答，他伸出食指再次说道：“最后一次！”卡尔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他的第一次提问，不由自主地摇摇脑袋，认为这最后的说明是多此一举，然后回答说：“在一家事务所。”这还算是实话。然而，如果这位先生要求他进一步说说这家事务所的情况的话，那他就只好撒谎了。但这位先生没有去追问，而是提出了一个绝对容易又完全可以如实来回答的问题：“您在那儿感到满意吗？”“不！”卡尔几乎等不到他的话音落地就喊道。卡尔从侧面瞥了一眼，发现这个头头正在微笑；他懊悔自己刚才的回话太欠考虑了。但脱口喊出这个“不”字实在太诱惑人了，因为在他整个以往打工的日子里，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最大愿望就是盼着有一天，一位陌生的雇主能走进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他的这个回答还会带来另一个不利，这位先生现在会追问，他为什么感到不满意。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问道：“您觉得自己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别有用心。他干吗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卡尔不是已经被录取当演员了吗？尽管卡尔看破了他的意图，但还是情不自禁地声明，他自己尤其适合当演员，他因此回避开那个问题，冒着让人觉得自以为是的危险说：“我在城里看过那个广告，上面写着人人都能派上用场，所以我来报名。”“这个我们知道。”这位先生说，再也不吭一声，以此表明他依然坚持先前提出的问题。“我是受聘当演员，”卡尔犹犹豫豫地说，为了让这两位先生明白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使他陷入困境。“一点儿不错，”这位先生说，然后又不吭声了。“说到这里，”卡尔说，他对找到一份工作的全部希望开始动摇了，“我也不知道我是否适合当演员。但我愿意全力以赴，力争完成好一切任务。”这位先生转向队长，两个人点点头，卡尔似乎回答对了。他重新鼓起勇气，挺起身子等待着回答下一个问题：“您本来打算学什么专业？”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明确些——这位先生说话总是一丝不苟——，他补充道：“我是说在欧洲。”这时他从下巴上挪开手，身子微微动了动，好像借此同时要暗示，欧洲多么遥远，而在那里构想的目标又是多么没有意义。卡尔说：“我想成为工程师。”他虽然很不情愿这样来回答，因为明明完全意识到自己迄今在美国的经历，而又在这里重温昔日那曾经想成为工程师的梦想，这未免太可笑了。即使在欧洲，难道有朝一日他会成为工程师吗？他一时找不到别的回答，只好这样说了。这位先生像严肃对待一切事情一样拿这话当真。“要说当工程师，”他说，“大概是一下子不可能的。可是也许您暂且适合于去干些比较简单的技术工作。”“当然可以，”卡尔说。他非常满意。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提议，虽说从演员降到了技术工人，但他相信干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更能展示自己。另外，他并不太在乎干什么样的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某个地方长久地稳住脚跟，他一再重复告诉自己。“您干繁重点的工作有足够的力量吗？”这位先生问道。“怎么会没有呢？”卡尔说。于是这位先生把卡尔叫到自己跟前来，摸了摸他的手臂。“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他牵着手臂把卡尔领过去让队长看。队长微笑着点点头，坐在那儿身子挺也不挺地同卡尔握了握手说：“我们这里就算办妥了。一切还要在俄克拉何马再审查。祝愿您为我们的招聘争光！”卡尔鞠了个躬表示告别。然后他也想同另外那个先生道别，可这人仰望上方，早已在平台上踱来踱去，似乎完全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当卡尔走下去的时候，台阶一旁的显示牌上亮出了“尼格罗，技术工人”的字样。这里的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要是这显示牌上此刻亮出他的真名实姓的话，卡尔不会再感到有什么遗憾了。一切安排得甚至异常精心，因为在台阶脚下，已经有一个听差在等着卡尔，随即给他胳膊上系了一个袖章。卡尔举起手臂想看看袖章上写的是什么，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地印着“技术工人”几个字。

现在卡尔会被带到哪儿去呢？他首先想告诉芬尼，一切进行得是多么顺利。但让他遗憾的是，听差告诉他，那些天使和魔鬼已经启程去了招募队伍的下一个目的地，在那儿预告招募队伍明天就到。“很遗憾！”卡尔说，这是他在这家公司里经历的第一次失望，“那些天使中，有我一个熟人。”“您将会在俄克拉何马再看见她的。”听差说，“现在随我来。您是最后一个。”他带卡尔顺着天使们先前站过的台子后面走过去。现在留在那儿的不过是一个个空座子。卡尔原本以为，没有天使的音乐，会拥来更多的求职者。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眼下这台子前没有了大人，仅有几个小孩在争夺一支白色的长羽毛。它可能是从天使的翅膀上掉下来的。一个男孩将它举得高高的，其他的孩子试图用一只手把他的脑袋压下来，用另一只手去抓羽毛。

卡尔指指那些孩子，可听差看也不看就说道：“您走快点！您是拖了好久才被录取的。人家肯定有什么疑问吧？”“我不知道。”卡尔惊奇地说，但他不相信是那样。反正就有那么一些人，哪怕是在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也想方设法给他人制造忧愁。然而，当他们来到宽大的看台前，面对一片亲切友好的场景时，卡尔很快就忘掉了听差的那番话。看台上，有一整排长凳被一条白布遮盖着。所有被录取的人都背朝着赛马道，坐在下一排凳子上接受款待。人人喜气洋洋，情绪激昂。正当卡尔无声无息地最后一个坐到凳子上时，许多人一齐举着酒杯站起来，其中一位向第十招聘队队长祝酒，称其为“求职者之父”。有人提醒大家从这里可以看见他。实际上，裁判台连同那两位先生离这儿并不远，一切都在目力可及的范围之内。于是人人都朝着那个方向举着自己的酒杯，卡尔也抓起摆在面前的酒杯。但是，不管人们喊得多响，也不管人们怎样竭力去显露自己，那边裁判台上却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人家注意到或者至少有注意这喝彩的意图。那个队长一如既往地靠在角上，另外那位先生手托着下巴站在他身旁。

人们有些失望地又坐下来。时而还有人朝裁判台转过身去，但不一会儿个个都只顾埋头到丰盛的菜肴里。烤得香酥可口的肥大鸡鸭——卡尔还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鸡鸭——上面插着许多叉子，端上端下，传来递去；服务员轮番不停地斟着葡萄酒，没有人对此有所觉察，个个将头埋在自己的盘子上，只见那红葡萄酒的流柱落入杯里。谁要是不想参与共同的谈论，便可以欣赏俄克拉何马剧院的风光图片。它们就堆在长餐桌的一端，供大家相互依次传看。然而，人们并不十分关注这些图片。卡尔是最后一位，等传到他手里时，仅仅只剩下一张了。但凭这张图片可以推断，所有的图片想必都值得一看。这张图片展示的是合众国总统的包厢。一眼看去，人们会以为这不是包厢，而是舞台。那成大弧形的胸墙伸到空中，上面大大小小的构件金光闪闪。在那些犹如用世上最精巧的剪刀剪切而成的小柱之间，并排镶嵌着历届总统的浮雕像。其中一位长着一个异常笔直的鼻子，嘴唇往外翻起，在肿胀的眼皮下睁着一对呆滞垂陷的眼睛。从侧面和顶上投来的灯光照耀在包厢的周围；白色而柔和的光芒映照出包厢前面的辉煌。正面的四边垂挂着由拉绳来控制的红色金丝绒帘子，褶皱的色彩浓淡相间。包厢的深处则呈现出一片暗暗的、闪烁着微红色光亮的空洞。一切看上去是那样富丽堂皇，人们几乎想象不到这个包厢是供人来光顾的。卡尔一边用餐，一边不时地看看这张放在自己盘子旁边的图片。

他还想看看其余的图片，即使一张也行。但他自己却不愿意去拿，因为有一个服务员把手压在那摞图片上，也许是要让大家按顺序来看。于是他尽力扫视着这长餐桌，看看还有没有图片传过来。这时他吃惊地发现——起初他根本就不敢相信——在这些埋头猛吃猛喝的人中有一张好熟悉的面孔。那是吉亚柯莫。他立刻朝他跑过去。“吉亚柯莫！”他喊道。吉亚柯莫像以往一样，一吃惊就露出羞怯的神色。他放下刀叉挺起身，在两排长凳之间那狭小的空间里转过身，用手抹抹嘴。他一看见卡尔就非常高兴，便请他坐到自己旁边来，或者自己过去坐到卡尔跟前。他们都有一肚子话要相互倾吐，要永远呆在一起。卡尔不想打扰其他人，暂且各自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宴席马上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当然要永远友好相处，相依为命。但卡尔依然站在原地不动，只是看着吉亚柯莫。往事一幕幕地涌上心头：厨房总管在哪儿？特蕾泽在干什么呢？从外表上看，吉亚柯莫一点没变。厨房总管曾预言说，他出不了半年准会变成一个瘦骨嶙峋的美国人。这话没有应验。他像从前一样柔弱，面颊像从前一样塌陷，但这会儿却鼓得圆圆的，因为他嘴里正嚼着特大一块肉，他慢慢地从里面剔出多余的骨头，将它扔到盘子里。卡尔从他的袖章上可以看出，吉亚柯莫也没有被录取当演员，而是当电梯工。俄克拉何马剧院好像真的能使每个人都派上用场。

卡尔沉溺在对吉亚柯莫的注视中，离开自己的位子太久了。他正要往回走时，人事主管来了。他站在高处的一排长凳上，拍拍手掌，简短地讲了一番话。这时绝大多数人都站起来了。那些还忙着吃喝而不肯站起来的人最终也被相邻的人捅得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我想，”他说，这时，卡尔已经踮着脚跑回自己的位子上。“诸位对我们的款待会感到满意的。大家普遍称赞我们这个招募队的饭菜。可惜我不得不宣布散席，因为送我们去俄克拉何马的火车过五分钟就开。虽说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但你们将会看到，一切都为你们安排得十分周到。我这里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先生负责你们的旅程。你们都得听从他的安排。”说完一个瘦弱矮小的先生爬上人事主管站着的长凳，也顾不上匆匆地鞠个躬，马上就神经质地伸开两手，比划着让大家怎样集合、排队和行动。起初大家并没有听他的，因为先前讲过话的那个人从人群里冒了出来，用手拍了拍桌子，开始了一场冗长的答谢演说；他不顾——卡尔焦急不安——刚才已经宣布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也毫不在乎人事主管压根儿就没有听，而是忙着向那位负责旅程的先生面授各种机宜；他大言不惭，夸夸其谈，一一数说着端上来的每一道菜，又一一加以评论。最后他总结似的高声喊道：“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就是这样赢得了我们。”除了说给那两个听的人，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但这笑声是发自内心，而不是戏谑。

另外，为了这个演说，他们付出了代价，现在不得不跑步赶往车站。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卡尔此刻才发现——没有人携带行李。惟一的一件行李就是那辆童车。它处在队伍的最前列，由那位父亲驾驭着，就像站立不住似的蹦上蹦下。一群穷困而可疑的人在这儿汇聚到一起，竟受到这样好的款待和保护！他们被完全交到了这位负责旅程的先生手里。他自己一会儿用一只手抓住童车的扶手，举起另一只手鼓动队伍前进；一会儿退到队伍的末尾去督促；一会儿又顺着队伍的两侧跑来跑去，注意着队伍中间个别掉队的，竭力挥动着手臂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跑。

当他们到达车站时，火车就要开了。车站里的人相互指指点点地议论着这支队伍，只听见诸如“这些全都是俄克拉何马剧院的人”的喊叫声。这剧院好像比卡尔想象的要有名得多，可他从来也没有关心过剧院的事。整个一节车厢都是特意为这队人马准备的。这位负责旅程的先生比那位列车员更着急，他先上了车。他先是看看各个包厢，这儿说说，那儿指指，然后自己才入了座。卡尔幸好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并且拉着吉亚柯莫坐到自己身旁。他们相互挨得紧紧的，个个都打心底里为这次旅程而感到高兴。在美国，他们还没有这样无忧无虑地旅行过。当火车开始起动时，他们向窗外挥起手来，而坐在他们对面的那些小伙子相互捅来捅去，觉得这样很可笑。

他们行了两天两夜……

他们的列车行驶了两天两夜。卡尔现在才见识了美国的辽阔。他不知疲倦地望着窗外，吉亚柯莫也挤过来凑在一起。坐在对面的小伙子一路上忙于玩扑克。等他们玩腻了的时候，便自愿将靠窗的位子让给吉亚柯莫。卡尔向他们表示感谢——吉亚柯莫的英语并非人人都能听得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友好多了。同在一个包厢里，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他们的友好也往往让人讨厌，比如说，每当他们寻找掉在地上的牌，总少不了狠劲地拧一下卡尔或吉亚柯莫的腿。吉亚柯莫只要一受惊，就大喊大叫，然后把腿收得高高的。卡尔偶尔也踩一脚去回敬一下，但其余的都一声不吭地容忍了。凡是发生在这个即便敞开着窗户也烟雾缭绕的小小包厢里的一切，都悄然无声地消失在窗外映入眼帘的景色中了。

头一天，他们驶过一座高山。那深青色的山石犹如尖峭的楔子直伸到车厢边。人们把身子探出窗外，徒劳地寻视着那悬崖峭壁的顶峰；黑洞洞的、狭长的、撕裂而成的深谷顿然张开，人们只能用手指比划着它们消逝的方向；宽阔的山间河流奔泻而来，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上掀起一排排大浪，夹带着千千万万个浪花；它们擦着火车驶过的桥下奔腾而去，卷起的一股股寒气拂面而来，让人颤栗。

审判

韩瑞祥 译

译者前言

一九一四年八月，弗兰茨·卡夫卡与他的未婚妻费利塞解除了婚约之后，开始写作《审判》。到了一九一五年初，这部未完成的传世之作便永远搁浅了。卡夫卡生前视这部小说为“艺术败笔”，惟独喜爱的是“在大教堂里”一章中所描写的守门人的故事，并且拿出来取名为《在法的门前》屡次发表。值得庆幸的是，卡夫卡的好朋友马克斯·布罗德于一九二五年首先整理出版了作者要求付之一炬的《审判》，称其为卡夫卡“最伟大的作品”。西方现代文学从此开始了辉煌的一章——卡夫卡学。

《审判》写的是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的遭遇。一天早晨，K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起先非常愤慨，尤其在初审开庭时，他慷慨激昂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并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却使他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因此厌恶起银行的差事，自动上法院去探听，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并四处为之奔走。然而，聘请的律师却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外，一直写不出抗诉书。K去找法院的画师，得到的回答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谁也改变不了。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他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晓谕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都是无谓的申诉。小说结尾，K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

《审判》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是“卡夫卡风格”形成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一方面，这部小说近乎自然主义地描写了K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平淡无奇的人情世态在细节上显得真切、明晰。另一方面，它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与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甚至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充满悖谬的寓言“在法的门前”构成了《审判》艺术表现的核心：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等候通往“法”的门被打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弥留之际，他却得知那扇就要关闭的门只是为他开的。K为了还回自己的清白寻求“法”的公正，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法”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法官律师的态度含含糊糊，仿仿佛佛；法律条文似是而非，难以捉摸。K在“法”制造的迷宫里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无论怎样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与此同时，他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又属于他与之相对立的“法”的一部分，因此也陷入自我矛盾之中，产生强烈的负罪感。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也显得那么朦胧模糊，变化莫测，像比喻一样虚幻。因此，他除了傲视一切的绝望以外，简直什么也没有了。K面对现实和自我始终处在审判和自我审判的重重矛盾之中，生活在透不过气的压迫感里。这种压迫感恰恰来自于那无所不在的、可又无处寻觅、幽灵似的“法”：在这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它雇用和豢养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帮凶，它的存在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审判。既然有这样一个是非不分、贪赃枉法和藏污纳垢的庞大机构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荒诞的东西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成了合情合理的。因此，K无缘无故被捕又不明不白被处死也就不足为奇了。“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对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指卡夫卡）的作品中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卢卡契）

无论世人如何把《审判》作为完整的艺术创作来理解和认识，但它毕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一方面，卡夫卡在写作《审判》的时候，把结尾一章与开头一章同时付诸笔墨，似乎在逮捕与处决主人公之间要铺垫一条必然发展的道路。但小说的各个章节则仅仅表现为约瑟夫·K遭受折磨、在情节上往往相互若即若离的阶段而已；它们虽然以一定的顺序排列，但绝非总是符合事件发展的必然过程。卡夫卡始终在不同的地方，遵循着“分段建造的体系”，让情节以多线条展开，正如他后来在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中所表现的。另一方面，《审判》的手稿写在十个四开本上；为了把手稿弥合成一体，卡夫卡把其中散落的章节从这些手稿本里分了出来，从而形成了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即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审判》的校勘本（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版）正是根据作者的手稿，突出了这两个部分的划分，尤其为翻译和认识这部作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这便是译者选择该译本的初衷。

另外，这个版本根据卡夫卡的手稿，纠正了两处勘误。其中一处出在对K赴刑场情节的描写中：那两个押送K的人“现在听任跟着他走；他循着前面那个小姐所走的方向走去。这并不是说他要追赶上她，或者说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而仅仅是为了不忘记她的出现则意味着向他敲响了警钟。‘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他对自己说，而且他的脚步和其他三人的脚步协调一致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保持冷静支配的理智。’”在这里，布罗德把数字“三”校订成“二”。这个关键的改动，实际上忽视了毕尔斯泰纳小姐对约瑟夫·K的作用。另一处勘误则涉及到“在大教堂里”一章中的一个时间概念；卡夫卡写道：“K进来时，时钟正好敲响十一点。但是，那个意大利人还没有来。”布罗德显然把“十一”当成是作者的笔误改成了“十”，从而错误地判断了那令K毛骨悚然的“时间流失”，抹去了K的心理时间与外在时间冲突的表露。

《审判》在卡夫卡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卡夫卡留给后人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在译介卡夫卡的探索中，译者在此愿与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同仁共勉。

译者

1996年3月

逮捕

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明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每天一早八点钟，女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厨娘总会给他送来早点，今天却没有来。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K倚着枕头向窗外望，发现住在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异常好奇地注视着他。K饿着肚子，也感到很奇怪，便按响了铃。随即有人敲了敲门，一个他在这栋楼里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人长得修长，但看上去却很结实。他穿着一身得体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纽扣，还有一条束带，显得特别实用，活像一个旅行者的装扮。但K并不明白这一切是派什么用场的。“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这人并不理睬K的问话，好像他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他只问道：“是你按的铃吗？”“安娜该给我送早点了，”K说完便不做声了；他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心里琢磨着，竭力想弄清楚来者到底是什么人。然而，这人不大会儿就避开了他打量的目光，转身走到门口，打开一条缝，向显然紧站在门外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点来。”旁屋随之响起一阵短暂的哄笑声，听声音也弄不清屋里有几个人。虽然这陌生人并没有从笑声中悟出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却像转达通知一样对K说：“不行。”“简直不可思议，”K说着从床上跳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倒要瞧瞧，隔壁屋里都是些什么人，看看她格鲁巴赫太太怎么来给我解释这莫明其妙的打扰！”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不该大声这么说，这样做不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陌生人对他的监视权了吗？到了现在这份儿，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但是，陌生人毕竟不是那样想的，因为他问道：“难道你不觉得呆在这儿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来干什么，我就不愿意呆在这里，也不想搭理你。”“我可是好意。”陌生人说着便有意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他的意外。一眼看去，屋子里的一切似乎像头天晚上一样依然如旧。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客厅，满屋子都是家具、陈设、瓷器和照片。也许客厅的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一进屋是看不出来的，更何况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正坐在敞开的窗前看书的男人。他抬起头来望着K。“你应该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难道弗兰茨没有告诉你吗？”“说过，你究竟要干什么？”K一边说，一边把目光从这个刚认识的人身上移向站在门旁的弗兰茨，然后又移了回来。穿过敞开的窗户，K又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她面带老态龙钟的好奇走到正对面的窗前，想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一切。“我要见格鲁巴赫太太——”K边说边挥舞着两臂，仿佛要挣脱开两位站得距他还很远的人走出去。“不行，”坐在窗前的那个人说着将手里的书扔到桌上，站了起来，“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原来是这样，”K说，“那么究竟为什么呢？”他接着问道。“我们不是来告诉你为什么的，回到你的屋子里去等着吧。你已经有案在身，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我这么随随便便跟你说话，已经超越了我的使命。但愿除了弗兰茨以外，谁也别听见我说的话。弗兰茨自己也违反规定，对你太客气了。你遇上我们这样的看守，算你走大运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走运的话，就可以有好结果。”K打算坐下来，可是他看了看，屋里除了靠在窗前的一把椅子外，没有地方可坐。“你将会明白，这些都是真心话，”弗兰茨说着和另外那个人同时朝K走过来。那人要比K高大得多，他不停地拍着K的肩膀。两人仔细地看着K的睡衣说，他得换件普通的睡衣，他们愿意保管这件睡衣和他的其他衣物。一旦他的案子有了圆满的结果，再一一还给他。“你最好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保管，可别交到仓库里，”他们说，“因为仓库里经常发生失窃的事；另外，到了仓库里，过上一段时间，不管你的案子有没有结果，他们都会把你的东西统统卖掉。天晓得像这样的案子会拖多久，近来就更说不准了！当然，你最后从仓库里也能拿到变卖来的钱，不过这钱到了你手上已经少得可怜，因为拍卖时不管叫价的高低，只看贿赂的多少。其次大家都清楚，这样的钱一年一年地转来转去，每经一道手都要雁过拔毛。”K对这些话几乎毫不在意；他并不看重他或许还有权支配自己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然而有这帮人在身边，他简直无法思索。第二个看守一直用肚皮顶着他的身子——只有看守们才会这样——，似乎显得很亲热。但是，K抬起头来一看，只见一副又干又瘪的面孔，一个大鼻子歪向一边，这面孔与那肥胖的躯体毫不相配。他正在K脑袋上方与另外那个看守商量着什么。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是哪家的人？K不是生活在一个天下太平、法律刚正的法治国家里吗？谁竟敢在他的寓所里抓他呢？K一向喜欢对什么事都尽量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只有当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时，他才会相信真的是这个样；不到灾祸临头，他根本不会去替明天操心。可是此时此刻，他觉得这种态度并非可取，也就是说，他可以把这一切当作是一场玩笑，当作是银行里的同事跟他开的一场不大高明的玩笑，只是他不明白其中的原由罢了。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吧，这当然是可能的。也许他只消心照不宣地朝着这两个看守的脸笑笑，他们准会一同笑起来。也许他们就是在街道拐角处干活的搬运工，——他们的样子倒很像。尽管如此，他从一看见那个叫弗兰茨的看守时起，就打定主意，不放弃他面对这两个人可能占有的优势，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优势。即使尔后有人会说，他连开玩笑都不懂，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他大概回想起了——他向来就没有吸取教训的习惯——几桩说来无足轻重的往事，因为不听朋友的劝告，一点儿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草率行事，结果不得不去自食其果。那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至少这一次不能重蹈覆辙。如果这是一场喜剧的话，那我就要奉陪到底了。

他还是自由的。“对不起，”他说，随之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去，急匆匆地回到他的屋里。“他好像挺能沉得住气。”他听到身后有人这样说。他一到自己屋里，立刻拉开写字台的抽屉，里面的一切摆放得井井有条，可是由于情绪激动，他恰恰要找的身份证件一时却找不见。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牌照，打算拿去出示给看守，可是又觉得这玩艺儿太不管用。他继续翻来找去，总算找到了出生证。当他再回到隔壁房间时，对面那扇门打开了。格鲁巴赫太太正好也想进去。她一瞧见K的那一刹那，显得十分窘迫，K差点儿还没有看出她来，她说了声对不起就消失在门后，而且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进来吧！”K还来得及说的就是这句话。可是，他拿着身份证件，站在屋子中央，眼睛只是直望着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门。看守们一声喊叫，才使他醒悟过来。他发现他们坐在窗前的小桌旁瓜分着他的早点。“她为什么不进来呢？”K问道。“不许她进来，”高个子看守说，“就是因为你被捕了。”“我究竟怎么会被捕呢？如此的莫明其妙？”“怎么，你又来劲啦，”那看守一边说，一边把一块涂着黄油的面包放到蜂蜜罐里蘸了蘸，“我们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必须回答，”K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件，现在让我看看你们的，首先是拘捕证。”“唉呀，我的天哪！”那个看守说，“你不能老老实实地听命于自己的处境，你好像存心要惹我们发怒，别白费气力了。我们现在可能比任何人对你都要好！”“一点儿不错，你要相信这个，”弗兰茨说。他手里端着咖啡杯，没有送到嘴边，久久地注视着K。他的目光看上去意味深长，可是令人费解。K很不情愿地与弗兰茨对视着。然后，他拍着手中的证件说：“这儿是我的身份证件。”“你的证件关我们什么事？”高个子看守喊道，“你的表演让人讨厌，连个小孩子都不如。你究竟想干什么？你凭什么身份证件和拘捕证跟我们这些看守纠缠不休，难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你这桩讨厌的案子早点结束吗？我们不过是地位卑微的职员，哪里管得着什么身份证件之类的事。我们不过是每天看管你十个钟头，拿工钱罢了，和你的案子毫不相干。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切。可是话说回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我们为之服务的当局在下这样的拘捕令前，都会十分审慎周密地弄清拘捕的理由和被捕人的情况。这可是不会有错的。就我所知——当然我只是了解最低一级的官员——，我们的官员们从来是不会错罪良民，而是按照法令行事，哪里有犯罪，就派我们这些看守去那里。这就是法律。怎么会弄错呢？”“这种法律我可不懂，”K说道。“那你就更糟了，”那个看守答道。“想必法律也只是存在于你们的脑袋里，”K说道。他极力想弄清楚这两个看守的想法，使他们的想法为自己服务，或者使自己去适应他们。可是那个看守不容K再说下去。他说：“将来会有你好受的。”这时，弗兰茨插嘴说：“你瞧，威勒姆，他承认说他不懂法律，可是他又声称自己是无罪的。”“你说得很对，不过你根本没法让他这样的人明白道理，”另外那个看守说。K不再去搭理他们。“难道说，”他心想着，“我非得叫这些最下等的官员——他们自己承认是这样——的一派胡言乱语搞得神魂颠倒不可吗？他们喋喋不休的东西，至少连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他们的愚蠢才会使他们这么自以为是。要和一个与我水平相当的人交谈，只消说几句话，一切便一清二楚，而要跟这两个家伙就是没完没了地谈下去，也弄不明白什么。”他在屋子里的空地上来回踱了几次，看见对面楼上的那个老太太扶着一个年纪还要大得多的老头走到窗前。K觉得该让这场闹剧收场了。“带我去见你们的上司，”他说道。“那要等他下命令，先别这么着急，”那个叫威勒姆的看守说。“我倒要奉劝你，”他接着说，“回到你的房间去，安安静静地等着你的发落。我们劝你别再白费气力胡思乱想，神魂不安，还是集中精力为好。你将面临的是举足轻重的审讯。我们对你可是好心好意，而你待我们却不这样好。你别忘了，不管我们是什么人，现在比起你来，至少我们是自由的，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优势。不过，如果你有钱的话，我们乐意给你从对面的咖啡店里拿些早点来。”

K没有理睬他们所说的，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如果他去打开隔壁的房门，或者甚至打开前厅的门，也许这两个家伙压根儿就不敢来阻拦，也许整个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可是，也许他们会来抓住他。一旦他栽到他们手里，那他现在在某些方面对他们还保持着的优势便会完全失去。因此他觉得不可操之过急，宁可稳妥，顺其自然。于是，他和看守们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他躺到床上，从洗脸架上拿来一个大苹果，这是他昨天晚上为早点准备好的。现在，这苹果就是他惟一的早点了。他吃了几大口，确实觉得挺可口的，怎么说也比那两个看守好心地要去那家肮脏不堪的通宵咖啡店里买来的东西好多了。他感觉精神不错，而且满有信心。虽然他今天耽搁了银行一上午的工作，但是凭着他在那里的地位，随便说说也就过去了。他要不要把不能去上班的真实理由讲出来呢？他打算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就可以让格鲁巴赫太太作证，或者也可以让住在对面的那两位老人作证，他们现在也许要走到对着他的窗前来。K觉得奇怪，至少他对那两个看守的想法感到诧异：他们居然把他赶回屋里，让他单独呆在里面，使他大有自杀的机会。不过，他同时又从自己的思路出发扪心自问，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呢？难道是因为坐在身旁的这两个家伙侵吞了他的早点吗？自杀是多么的愚蠢呀；即使他想自杀，也不会这样做。这样做未免太愚蠢了。要是这两个看守不是如此赤裸裸的蠢笨的话，那么他真会以为，连他们也同样确信自杀是愚蠢的，所以才觉得让他一个人呆在屋里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他们想怎么监视随他们的便。他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上好的烧酒，斟满一杯，一饮而尽，用来弥补早点，接着斟上第二杯，为了给自己鼓鼓气；有这么一杯垫底，必要时可以应付不测。

这时，隔壁屋里传来一声呼叫，他吓了一大跳，牙齿碰到酒杯上格格作响。“监督官叫你去，”有人这样喊道。正是这声叫喊使他感到十分吃惊。这是一声短促破碎、军令式的叫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看守弗兰茨发出来的。可是他盼的就是这个命令。“总算等到了，”他回敬了一声。他关上酒柜，立刻赶到隔壁屋里。然而，站在那儿的两个看守却走上前来又逼着K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这样子来干什么？”他们呵斥道，“你穿着件衬衫就想去见监督官吗？他非得让人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连我们也要跟着倒霉！”“放开我，见鬼去吧！”K大声喊道。这时，K已经被推到他的衣柜前。“你们从床上把人抓起来，还要他穿得衣冠楚楚，岂有此理。”“说这些都没有用，”两个看守说。K的嗓门越来越高，他们却变得非常平静，甚至有些沮丧，想借此把他搞糊涂，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理智起来。“荒谬的讲究！”他气呼呼地说。可是他说着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衣，用两手提着展开来，好像是让这两个看守瞧瞧行不行。他们摇了摇头。“一定要穿黑衣服，”他们说。K随手把这件衣服扔到地板上说：“这还不是主要的审判。”他自己也不明白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两个看守笑了笑，可是依然坚持他们的意见：“一定要穿黑衣服。”“如果我这样做能使案子审理得快些，那我也就觉得值得了。”他自己打开衣柜，在里面翻腾了半天，选出了他那套最好的黑衣服。这是一套腰身考究的西装，凡是见过的人都赞不绝口。然而，他又挑了一件衬衫，开始精心地穿戴起来。他暗暗地庆幸两个看守居然忘了要他去洗一下澡，因此而加快了整个案子的进程。他默默地注视着两个看守，看他们还会不会想起来让他去洗澡。但是，他们哪里会想到这事。相反，威勒姆倒没有忘记让弗兰茨去报告监督官，K正在换衣服。

他一穿戴完毕，就得穿过已经没有人影的隔壁房间，走向紧邻的那间屋子。威勒姆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这间屋子的两扇门已经打开。K知道得很清楚，这屋里住着一个叫毕尔斯泰纳的小姐，是个打字员，前不久才搬来这里住。她通常很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K跟她不过是碰上面打打招呼而已。现在，她的床头柜已经搬到屋子的中央当审判桌，监督官就坐在审判桌的后面。他跷着两腿，一只手搭在椅背上。

在屋子的一个角上站着三个年轻人，观看着毕尔斯泰纳小姐别在墙布上的照片。窗户敞开着，把手上挂着一件白衬衣。那两个老家伙又倚靠在对面的窗前，而且他们的圈子扩大了，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又高又大的男人。那人穿着一件汗衫，敞着怀，手指在那发红的山羊胡子上捋来捋去。“你就是约瑟夫·K吗？”监督官问道。他也许只是想把K心不在焉的目光引到他身上来。K点了点头。“今天早上发生的事一定让你受惊了吧？”监督官一边问，两手一边不住地摆弄着小桌上的几样东西：蜡烛、火柴、一本书和一根针，仿佛这些东西是他审讯时必不可少的。“那还用问，”K回答道，他禁不住感到了莫大的轻松，终于碰到了一个明理的人，能够跟他谈谈自己的事了。“不用说，我是受了惊，不过也绝非是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监督官问道，他说着把蜡烛放到小桌子中间，把其他东西摆在蜡烛的周围。“也许你误解了我，”K赶紧解释说。“我是说，”——K话没说完就停住了，他朝四下看了看，想找一把椅子。“我想我可以坐下来说吧？”他问道。“这可没有先例，”监督官回答道。“我是说，”K没有再停下来，“我当然受惊不小，不过一个在世上活了三十多年的人单枪匹马闯荡搏击，注定不会为意外的事所左右，也不会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对今天这件事尤其是这样。”“为什么对今天这件事尤其是这样呢？”“我并不是想说，我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当作在开玩笑；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为此所做的准备显得太周全了。那么公寓里所有的人，以及你们几位都得参与了。这样的玩笑未免太过分了。我确实并不是想说，这是一个玩笑。”“一点不错，”监督官一边说，一边察看着火柴盒里有多少根火柴。“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K接着说下去，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甚至想把那三个观看照片的人的注意力也吸引过来，“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么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有人指控了我，但是我一点也找不出我犯了什么别人可以用来指控的罪过。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谁指控了我？什么样的机构来审理这个案子？你们是法官吗？你们没有一个人穿着制服，如果你的衣服，”他说着转向弗兰茨，“也不算作制服的话。而你的衣服倒更像旅行者的打扮。这些问题我要求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我相信，只要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就会十分愉快地互相分手。”监督官把火柴盒往小桌上一扔。“你完全弄错了，”他说，“对你的案子来说，在座的几位先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其实我们对这案子也是一无所知。我们是可以穿上最正规的制服，你的案子丝毫也不会变得更糟。我也绝对不可能说有人指控了你的话，或者更多类似的话，我并不知道是否是这种情形。你被捕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或许看守对你唠叨了些什么别的事，那不过是瞎说说而已，即使说我答复不了你提出的问题，不过，我倒可以忠告你一句：少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少想想你将会怎么样，最好还是多想想你的处境。别再这么大声嚷嚷你是清白无辜的，这反而会损坏你在其他方面给人留下的还不错的印象。你也要少开口为好，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番话，谁都会认为是你的态度的表露。难道你少说几句不行吗？再说你那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K目不转睛地看着监督官。难道他就听着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年轻的人振振有词地来教训吗？难道他要为自己的坦诚而遭受斥责吗？难道他无法得知为什么被捕和下令逮捕的幕后人吗？他禁不住激动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谁也不阻拦他。他摸摸袖口，又摸摸胸前的衬衫，捋了捋头发，走过那三个人身旁时说：“真是荒唐！”这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和善而严肃地打量着他。最后，K又在监督官的桌前停住脚步。“哈斯特尔律师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吗？”“当然可以，”监督官回答道，“不过我不明白给他打电话会有什么意义，除非你有什么私事要跟他商量。”“你还问有什么意义？”K喊了起来，与其说是大动肝火，倒不如说是惊慌失措，“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口口声声问我有什么意义，而你自己在做的不正是这世上最无意义的事吗？这未免太荒唐了吧？你们先是闯进我的屋里来抓人，现在围在这儿，坐的坐，站的站，而且要让我像表演高超的骑术一样来给你表演。既然你们声称我被捕了，那么跟律师打电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好吧，我不用打电话了。”“你爱打就打吧！”监督官边说边伸出手指向前厅，那里放着电话，“请便，去打吧！”“不，我不想打了。”K说着走到窗前。对面楼上，那几个人依然守在窗前袖手观望。当K出现在窗前时，他们似乎才有点不好意思。两个老家伙想起身走开。然而，站在他们后面的那个人让他们别在意。“那边也有这样看热闹的，”K手指向外一指，对着监督官大声说道。“走开，”他接着朝对面吆喝一声，那三个人立即往后退了几步，两个老家伙竟退到了那男人的背后，他用魁梧的躯体遮挡住他们。看他嘴唇嚅动的样儿，准是说了些什么。只因相隔太远，无法听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走开的意思，好像在等待着时机，再悄悄地回到窗前来。“死皮赖脸、肆无忌惮的东西！”K说着身子又转回屋里。他向旁边瞥了一眼，似乎发现监督官可能也是这样想法。但是，监督官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听，因为他把一只手紧紧地按在桌子上，好像在比较着这手指的长短。两个看守坐在一个用绣花布罩着的箱子上，在膝盖上摩来摩去。三个年轻人手插在腰间，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屋子里静悄悄的，好像在一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好吧，我的先生们，”K大声说，一瞬间，他觉得好像是在座的沉重地压在他肩上似的，“看你们的神色，我这案子或许该结束了。依我看，最好别再追究你们的行为合法不合法，这事握手言和就算了结了。如果诸位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就请便了——”他说着就走到监督官的桌前，伸出手去。监督官抬起头来，咬了咬嘴唇，望着K伸过来的手。K始终以为他会握住这只言和的手的。然而，那家伙站起身来，拿起放在毕尔斯泰纳小姐床上的硬圆帽，双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戴在头上，好像是在试戴新帽似的。“你把一切想得是多么简单！”他对着K说，“你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案子结了吗？不，你想错了，这确实办不到。另一方面，我说这些话也绝对没有要你不抱希望的意思。不能放弃，为什么要放弃希望呢？你只不过是被捕了，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奉命来通知你被捕了，我这样做了，也看到了你的反应。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现在可以告别了，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告别。我想你可能要到银行去吧？”“去银行？”K问道，“我想我不是被捕了吗？”K的发问带有几分挑衅，因为他并不在乎他提出握手言和不被理睬，只觉得越来越跟这帮家伙没有什么好说的，尤其从监督官起身要走以后更是如此。他在耍弄他们。他盘算着，如果他们要走的话，他就一直追到大门口，让他们干脆逮他走就是了。因此，他便重复道：“我不是被捕了吗，又怎么能够去银行呢？”“啊呵，原来如此，”已经走到门口的监督官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你被捕了，确实如此，但是，这并不妨碍你的工作，也不会妨碍你的日常生活。”“这么说来，被捕并不是很坏的事，”K说道，并且走近监督官。“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坏事，”这家伙说。“但是，照你这么说，似乎我被捕一事，根本就没有什么通知的必要了。”K说着更加靠近了监督官，其他人也靠上前来。现在，大家都挤在门旁那一小块地方上。“这是我的义务，”监督官说。“一个愚蠢的义务，”K毫不让步地说。“也许吧，”监督官回答道，“不过，我们别这么争来争去浪费时间。刚才我以为你要去银行。既然你老是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我就再补充一句：我并不强迫你去银行；我只是猜想你要去。为了你方便起见，为了让你尽量不惹人注意地回到银行去，我留着三位先生在这里，他们都是你的同事，随时听候你的吩咐。”“什么？”K喊了起来，十分惊奇地注视着这三个人。在他的印象里，这三个如此不起眼的、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始终不过是那几个观看照片的人。现在他才发现，他们确实是银行里的职员，说是同事，则言过其实，这也露出了监督官无所不晓的破绽。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确实是银行里的低级职员。K怎么会视而不见呢？他一个劲儿地只顾跟监督官和看守周旋，竟没有认出这三个人来：一个是呆板的拉本斯泰纳，他习惯于挥动双手，一个是眼眶深陷、满头金发的库里希，另外一个叫卡米纳，他脸上患有慢性肌肉劳损病，总是挂着令人难堪的笑容。“早晨好！”K停了一会儿说，并且向这三个彬彬有礼、躬身致意的年轻人伸过手去，“我一点儿也没有认出你们来。不说啦，我们现在上班去，好吗？”三个年轻人听了满面笑容，频频点头，仿佛他们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机会才等这么久。当K要回房间去取他的帽子时，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去拿，这样免不了有几分尴尬。K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穿过两道大开的门跑进去，落在最后的当然是不开窍的拉本斯泰纳，他只不过是迈着轻快的小步子跑了进去。卡米纳把帽子递了过来，K像在银行里一样，不得不一再自言自语地提醒自己，卡米纳的笑脸不是故意做出的，就是他真的想笑，也无法笑得出来。前厅里，格鲁巴赫太太给这几个人打开了大门，看来她并不很感到愧疚。像往常一样，K低头看着她的围裙带，它深深地勒进她那肥胖的腰间，深得让人莫明其妙。到了楼下，K看了看表，决定叫一辆出租车，以免再耽误时间，因为他已经迟了半个钟头。卡米纳跑到巷口去叫车，另外两个显然竭力想分散K的注意力。就在这时，库里希突然指向对面的大门：只见那个蓄着发红的山羊胡子的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大门口。一瞬间，他露出了整个身子，显得有几分窘迫的样子。他又缩了回去，倚靠到墙边。那两个老人可能正在下楼。库里希让他去注意那男人，K感到很恼火，其实他自己早就看见了，而且也料到了他会出现。“别看那边了！”K按捺不住地喊了出来，也顾不上去考虑面对独立自主的男人这样讲话是多么的出乎寻常。不过，也不必去解释了，因为就在这时，出租车叫来了，他们便坐上车走了。这时，K想起了他没有注意到监督官和看守们是怎样离开的。刚才他只注意了监督官，竟没有认出这三个职员来；现在他又只注意了这三个职员而忘记了监督官。这说明他不够沉着镇定，K决心在这方面要多加小心。想着想着，他便不由自主地转过身，从车子的后篷望过去，兴许还能看到监督官和看守。但是，他马上又转回身来，舒舒服服地靠在车座一侧，丝毫不想再去寻找任何人。虽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是，或许他现在正是需要听几句安慰话的时候，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好像都懒得开口；拉本斯泰纳向右望出车外，库里希向左看出去，惟有卡米纳挂着他那难堪的笑脸听候他的吩咐。可惜的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这张笑脸不能作为谈笑的话题。

格鲁巴赫太太——毕尔斯泰纳小姐

这年春天，K总是这样打发着他的晚上：下班以后，只要还有时间——他大多在办公室里呆到九点钟——，他要么独自，要么和同事一块去散散步，然后去一家啤酒馆里，跟那些大都比他年长的人围坐在一张固定的餐桌前，通常一直要到十一点。当然，这样的日程安排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有时银行经理邀他乘车去兜风；有时请他去别墅吃饭。经理很看重K的工作能力，并且十分信任他。除此以外，K每周要去看一次一个名叫爱尔萨的姑娘；她在一家夜酒吧里当跑堂，工作通宵达旦，只有白天在床上接待来客。

但是，这天晚上——白天工作紧紧张张，而且还要应酬许多热情前来祝贺生日的人，一天很快就这样过去了——，K打算直接回家去。白天上班间歇期间，他总是想着回家的事，他也不大清楚为什么要这样，他觉得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把格鲁巴赫太太的整个屋子弄得一塌糊涂，觉得有责任使之恢复正常秩序。一旦秩序恢复了，今天那事也就随之过去，一切便又恢复正常。特别是那三个职员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他们又消失在银行那庞大的职员行列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变化。K好多次把他们单个或一起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观察他们。他每次都会很满意地打发他们离去。

当他九点半回到他住的那座楼前时，他发现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大门口，叉开双腿，嘴上叼着烟斗。“你是谁？”K立刻问道，并且把自己的脸贴近小伙子的脸。过道里黑乎乎的，他看不太清。“先生，我是看门人的儿子，”小伙子回答道，从嘴上拿下烟斗闪到一旁。“是看门人的儿子吗？”K一边问，一边不耐烦地拿手杖在地下敲着。“先生，你有什么吩咐吗？要不要我去叫父亲来？”“不，不用叫了，”K说；听他的话音，倒有点原谅的味道，仿佛这小伙子做了什么错事而被原谅了似的。“好啦，”他接着说，说完就走了进去，但是在他踏上楼梯前，又一次转过身来。

他本来想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却又想跟格鲁巴赫太太谈一谈。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敲了敲她的门。她坐在桌旁，正在编织一只袜子，桌子上还放着一堆旧袜子。K心不在焉地表示歉意，这么晚了还来打扰。然而，格鲁巴赫太太却很热情，要K不必客气，她什么时候都乐意跟他谈天，并说K心里很清楚，他是她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房客。K朝屋里四下看了看，里面的一切又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清晨放在窗前小桌上用早点的盘子也都清理走了。“女人的手真能干，这么多的事不声不响地干完了，”他心想。要是他的话，或许当场会非把这些盘子给砸碎不可，当然肯定不会给拿出去。他怀着几分感激之情注视着格鲁巴赫太太。“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忙个不停？”他问道。现在他们俩都坐在桌旁，K不时地把手塞进袜子里。“要干的活儿太多，”她回答道，“白天的时间都用在房客身上，要想料理自己的事，就只能放在晚上了。”“那我今天一定给你添了更大的麻烦吧？”“怎么会这么说呢？”她问道，神色变得有些不安，手里的活儿停在怀里。“我说的是今天一早来过的那些人。”“啊呵，原来是这样，”她说，并且又恢复了镇静，“这给我并没有添什么麻烦。”K看着她又拿起那只正编织的袜子织起来，默默不语。“当我提起早上发生的事时，她显得很惊讶，”他心想，“她好像觉得我就不该提这事。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有必要提。我也只有跟一个老太太才能说一说这事。”“当然，这事肯定给你添了麻烦，”他接着说，“不过，这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了。”“对，这事不会再发生了，”她肯定地说，并且含笑注视着K，几乎有些忧郁的样子。“你这话当真？”K问道。“是的，”她轻声说，“不过，你可先别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发生的事！K先生，你能这样来推心置腹地跟我谈，我可以坦诚地向你说，我在门后听到了一些，那两个看守也给我讲了一些。这真是关系到你的命运，确实让我牵肠挂肚。也许我的操心是多余的，我不过是个房东而已。是的，我是听到了一些，但是，我不能说那是什么严重的事。不。你虽说被捕了，但你和被抓起来的小偷不一样。如果有人当小偷被抓起来了，那才严重哩。可你这样被捕，我觉得这其中好像有什么奥秘似的，如果我说了傻话，请你别见笑，我觉得这其中好像有什么奥秘，这我弄不懂，不过也没有必要弄懂它。”

“格鲁巴赫太太，你说的根本不是什么傻话，至少我也同意你的一部分看法。我只不过是把整个事情看得更加尖锐罢了；我根本不认为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可言，而是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我遭到了突然袭击，仅此而已。要是我一醒来就立即起床，不为安娜为什么没有来而费那份心，也不管有没有人阻拦我，直接到你这儿来的话，我就会破例在厨房里用早点，让你从我的房间里给我取来衣服。一句话，我就会理智行事，那后来的事就不可能再发生了，一切要发生的事全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是，我毫无准备，措手不及。要是放在银行里，我则有备无患，像这样的事哪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在那里，我有自己的办事员，直线电话和内部电话就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办公室里顾客和职员穿梭不断，尤其是我一心系在工作上，保持着沉着和冷静。如果我在银行里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倒会恰恰给我带来一种愉快的感觉。哎，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本来根本就不想重提了，只想听听你的看法，听听一个很有头脑的老太太的看法。我很高兴，我们对此事的看法不谋而合，但是，现在你要伸过手来，我们一定要握握手来确认这样一个不谋而合的看法。”

“她会不会同我握手呢？那监督官就没有向我伸过手来，”他心想，并且一反常态，用审视的目光看着这妇人。她站了起来，因为K已经站起来了。她没有完全听明白K说话的意思，显得有些羞怯。然而，由于羞怯，她说了些自己根本不想说的话，而且说得一点也不是时候：“K先生，你可别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她拖着哭腔说，自然也忘了去跟他握手。“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K说，他突然疲倦了，而且意识到她赞同与否都无足轻重。

K走到门口时又问道：“毕尔斯泰纳小姐在家吗？”“不在，”格鲁巴赫太太干巴巴地回答道，然后又露出微笑，表现出一种迟到而明智的关切，“她去看戏了。你问她有什么事吗？要不要我给你带个口信呢？”“噢，不用了，我只想跟她说一两句话。”“可惜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没关系，”K说，他耷拉着脑袋转身要离去，“我只是向她表示歉意，今天占用了她的房间。”“K先生，这没有必要，你太当回事了，小姐什么也不知道，她一清早就走了，到现在还不着家，况且房间里的一切都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你自己看看吧。”她随之打开毕尔斯泰纳小姐的房门。“谢谢，我相信你，”K说，但是，他还是走到打开的门前。月光悄悄地照进这黑洞洞的房间里。就眼睛能看到的一切，确实都井然有序地摆到了原来的地方，挂在窗把手上的那件女上衣也收拾起来了。床上半在月光下的枕头好像高得出奇。“小姐时常很晚才回家，”K说，他看着格鲁巴赫太太，仿佛她为此负有责任似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格鲁巴赫太太带着歉疚的口气说。“当然，当然，”K说，“不过，这会闹出事的。”“是这么回事，”格鲁巴赫太太说，“K先生，你说得多么对呀。甚至这小姐也保不准闹出什么事来。我当然不想说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坏话，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讨人喜爱的姑娘，热情、正派、精明、能干，我就喜欢这种品质。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她应该更加自爱一些，别太招风。这一个月里，我已经在偏僻的街道里碰到过她两次，每次都和另外的男人在一起。这叫我好作难呀！K先生，上帝作证，除了你之外，我没有对第二个人讲过。但是，依我看，我也免不了要跟小姐本人谈一谈。再说，她招人怀疑的不单单是这一桩事。”“你说到哪儿去啦，”K气冲冲地说，简直按捺不住，“你分明误解了我对小姐的看法，我说的就不是那个意思。我倒要坦诚地提醒你，不要跟小姐提任何事情。你完全弄错了，我很了解小姐，你所说的，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不用多说了，也许我管得太多了，我不想干涉你，你想对她说什么随你便。晚安。”“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恳求着说，并且追着K到他门口。K已经打开了房门。“我真的还没有打算跟毕尔斯泰纳小姐谈，当然，即使要跟她谈，我还得再等等看她怎么样。我所知道的，惟独吐露给了你。说到底，我竭力维持这栋公寓的纯洁，无疑是为了每位房客好，别无他求。”“纯洁？”K透过门缝大声喊道，“如果你要维持这栋公寓的纯洁，你就得先把我赶出去。”说完，他砰地关上门，不再理睬那轻轻的敲门声。

但是，他丝毫没有睡意，因此决定不去睡觉，趁此机会也好弄清楚毕尔斯泰纳小姐什么时候回来。不管她多么晚回来，还可以跟她聊几句。K倚在窗前，闭上疲惫不堪的眼睛。一瞬间，他甚至想劝毕尔斯泰纳小姐跟他一起搬出去，惩罚一下格鲁巴赫太太。可他马上又觉得这么做实在太过分了，而且怀疑起自己，无非是因为早上发生的事想换个地方罢了。简直是愚不可及，更是无聊透顶，卑鄙至极呀！

当他透过窗户，望着空荡荡的街道感到厌倦时，便把通往前厅的门打开了一道缝，然后躺在长沙发上。只要有人进屋来，他从沙发上就看得见。他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嘴上叼着一支雪茄，直等到约莫十一点钟，还不见动静。他再也躺不住了，起来朝前厅挪了几步，仿佛他这样就会使毕尔斯泰纳快点回来似的。他并非特别渴望见到她，甚至连小姐长什么模样都记不清了。可是，他现在想跟她谈谈，而且他觉得小姐迟迟不归，使他在这一天快结束时再次陷入烦乱不安中，不禁气上心头。也是因为她，害得他既没有吃晚饭，又放弃了今天约好去看爱尔萨。当然，这两件事他还来得及弥补，只消现在到爱尔萨打工的酒吧去便可一举两得。他打算等到跟毕尔斯泰纳小姐谈过话后晚些时候再去。

K呆在前厅里，就好像在自己的屋子里似的。他沉浸在苦苦思索中，来回踱着沉重的步子。刚过十一点半，他听到有人上楼梯，便连忙躲回自己的门背后。进来的正是毕尔斯泰纳小姐。她一边锁门，一边哆哆嗦嗦地收起披在那狭窄的肩膀上的丝巾。片刻间，她就要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夜半三更的，K当然不能闯进去，就得现在跟她搭上话，但糟糕的是，他竟忘了把自己房间的灯打开。倘若他从黑洞洞的房间里一下子冲出去，她准会以为是突然袭击，至少也要吓一大跳。时间不能等人，他万般无奈地透过门缝低声叫道：“毕尔斯泰纳小姐。”他的声音听起来与其说是叫人，倒不如说是恳求。“这儿有人吗？”毕尔斯泰纳小姐问道，并且瞪大眼睛看了看四周。“是我，”K走上前来说。“噢，原来是K先生！”毕尔斯泰纳小姐微笑着说。“你好，”她向K伸出手去。“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看现在行吗？”“现在？”毕尔斯泰纳小姐问道，“非得现在谈不可吗？真有点离奇，难道说不是吗？”“我从九点开始就等着你了。”“噢，我看戏去了，哪里会知道你在等着我呢？”“我想给你说说今天才发生的事。”“是这么回事，那我就不会有什么好反对的了，除非我累得支持不住了。好吧，你进我屋里来坐几分钟。我们千万不能在这儿谈话，会把大家吵醒的。这样会让人觉得尴尬，不单是吵了别人，更是要为我们自己着想。你在这儿等一等，我进屋里打开灯，然后你把这里的灯关掉。”K关好灯后等在那里，毕尔斯泰纳小姐从屋里出来又低声请他进去。“请坐，”她指着沙发说，自己却不顾她说过的劳累，直挺挺地站在床脚旁；她甚至连头上那顶花花绿绿的小帽也没有摘下来。“究竟是什么事？我真觉得很新奇。”她稍稍交起两腿。“你也许会说，”K开口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紧迫，用不着现在来谈，可是——”“我向来不听开场白，”小姐说。“你这么一说倒使我好开口了，”K说，“今天一早，你的房间给弄得有点乱糟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过错。这是几个陌生人干的，我真拿他们没办法。可是正像刚才说的，责任在我身上。因此，我想请你原谅。”“我的房间？”小姐问道，她没有去看自己的房间，而是以审视的目光看着K。“是这么回事，”K说，此刻，他俩的目光才第一次相遇了，“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也没有提的必要。”“可是真正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倒有必要说说了。”小姐说。“没有那个必要，”K说。“好吧，”小姐说，“我不想打听你的秘密。如果你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话，我也不想跟你去争什么。你请我原谅，我就痛痛快快地原谅你，尤其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有弄乱的痕迹。”她双手深深地插在腰间，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停在别满相片的挂布前。“你瞧瞧！”她叫了起来，“我的相片被弄得乱七八糟。这简直太不像话了。有人来过我的房间，岂有此理。”K点点头，暗暗诅咒着那个叫卡米纳的职员，那家伙不守规矩，总是不甘寂寞，傻里巴唧的动这动那。“真奇怪，”小姐说，“我现在不得不禁止再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不许你进我的房间。”“小姐，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K说着也走到那相片跟前，“乱动你相片的不是我。不过，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好告诉你：审查委员会带来了银行的三个职员，其中的一个动了你的相片。我本来就考虑一有机会，要把他从银行里弄出去。是的，有一个审查委员会来过这儿，”K看到小姐疑惑不解地注视着他，便补充了这么一句。“是因为你吗？”小姐问道。“是的，”K回答道。“不可能！”小姐笑着喊道。“的确是因为我来的，”K说，“难道你以为我不会犯罪吗？”“怎么，不会犯罪……”小姐说，“我不愿意随便谈出一个或许后果严重的看法来，况且说实在的，我也不了解你。不管怎么说，如果谁让上面派来的审查委员会盯上了，那他肯定是个重犯无疑。而你呢，这么自由自在——看你镇定自若的样子，至少不是从监狱里逃跑出来的——我看你倒不会犯那样的罪。”“你说得对，”K说，“不过审查委员会会搞得清楚，我是无罪的，或者我犯的罪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当然，这是可能的，”小姐十分留心地说。“瞧，”K说，“你对法院的事经验不多。”“是的，我根本说不上经验，”小姐说，“而且也常常因此感到遗憾，因为我对什么事都感兴趣，恰恰对法院的事兴趣更大。法院具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难道不是吗？不过，我将来一定会充实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下个月我将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当职员。”“这太好啦，”K说，“这么说来，你到时在我的案子中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了。”“那当然啰，”小姐说，“为什么不呢？我倒很愿意运用我的知识。”“我是很郑重的，”K说，“或者说至少是半认真的，就像你一样。我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用不着去请律师！不过，如果我能有个出谋划策的，那是盼之不得呀。”“是的。但是，如果我要当你的顾问的话，就得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姐说。“正好难就难在这儿，”K说，“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么说，你是在拿我开玩笑了，”小姐十分失望地说，“大可不必选择夜半三更时分来开这种玩笑。”说完她从他们俩在跟前默契地站了良久的相片前走开。“可是，你弄错了，小姐，”K说，“我可不是在拿你开玩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事实上，我说的比我知道的还要多，因为那并不是什么审查委员会，只是我这样称它而已，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它才好。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我只是被捕了，可是，是一个委员会干的。”毕尔斯泰纳小姐坐在沙发上又笑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问道。“很可怕，”K回答道，但是他现在完全不考虑这件事了，小姐的神宇摄取了他的心：她一只手托着脸，胳膊支在沙发垫上，另一只手悠然地抚摩着自己的腰间。“这太笼统了，”小姐说道。“什么太笼统了？”K问道。然后，他定过神来又问道：“我把事情的经过表演给你看看，好吗？”他想比划一下，却不想离开。“我已经累了，”小姐说。“你回来得太晚了，”K说。“不用说啦，结果倒是我受到了指责，这也是自找的，我就不该让你进来。而且事情明摆着，确实也没有这个必要。”“有必要，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看，”K说，“我可以把你这个床头柜挪过来吗？”“你要搞什么名堂？”小姐说，“当然不允许！”“那么我就没有可能表演给你看了，”K激动地说，仿佛小姐的话使他蒙受了莫大的委屈似的。“好吧，如果你表演需要这小桌子的话，那你就轻轻地把它挪过去吧，”小姐说，并且过了一会儿又放低声音补充道，“我很累了，你爱怎么就怎么吧。”K把小桌子挪到房子中央，自己坐到小桌后面。“你得确切地想象一下那些人各个所处的位置，很有意思。我是监督官，那边箱子上坐着两个看守，三个年轻人就站在相片前。在窗子把手上，我只是附带提一句，挂着一件女衬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噢，我把自己忘了，我是最重要的角色，就站在小桌子前面这块地方。那监督官跷起两腿，这只胳膊搭在椅背上，坐得好舒服自在，活像一个无赖。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开始了。监督官喊叫着，好像他要从梦里唤醒我似的，他简直是在嚎叫。对不起，为了让你听个明白，我怕也得学着叫才是。再说呢，他只是这样吼叫着我的名字。”正听得开心的毕尔斯泰纳小姐，忙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叫K别大声喊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完全沉浸在他的角色里，拉长嗓门喊道：“约瑟夫·K！”实际上，这喊声并不像他拉开架式要吼的那么响亮，但是，这一声突然爆发出来后，才好像慢慢地在屋子里播散开来。

这时，有人几次敲响了隔壁房间的门，敲得又响又急，而且有节奏。毕尔斯泰纳小姐顿时脸色煞白，用手捂住胸口。K更是惊恐万状，刹那间还无法考虑到另外的情况，一味沉浸在他正在给小姐演示着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里。他冲到毕尔斯泰纳小姐跟前，抓住她的手。“别怕，”他低声说，“我会来应付一切的。会是谁呢？隔壁只是客厅，没有住人。”“不，”小姐凑到K的耳旁低声说，“从昨天起，格鲁巴赫太太那个当上尉的侄子睡在里面，他找不到别的房间。我竟把这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真不该那么大声吼叫！弄得我左右为难呀。”“没有什么好为难的，”K说。当小姐向后靠到沙发垫上时，K吻了吻她的头。“走开，快走开，”她说着又急忙直起身来，“你走吧，你快走吧。你想干什么？他在门旁听着呢，他什么都听得到。你干吗这么折磨我！”“我现在不会走的，”K说，“等你稍稍镇静下来我才走。咱们到房间那角去，他就听不到我们的动静了。”她听凭他拉着走到那边。“你不想一想，”他说，“这事虽说闹得你不愉快，但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知道，格鲁巴赫太太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她绝对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在这事上，她可是举足轻重，更何况这上尉是她的侄子。再说，她也依赖于我，她从我这里借去了相当一大笔钱。至于怎样解释我们俩在一块的事，我接受你可以想到的任何理由，哪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保证会使格鲁巴赫太太不但要叫大家相信你的解释，而且要她心服口服。在这一点上，你不必对我有任何担心。如果你要散布我突然冒犯了你的话，那么格鲁巴赫太太知道后会相信的，但她不会失去对我的信任，她是那样的痴迷于我。”毕尔斯泰纳小姐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的地板，显得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儿。“格鲁巴赫太太怎么会相信我会突然冒犯了你呢？”K补充说道。他直瞪瞪地望着她的头发：那微微发红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分向两边，稍稍蓬在上面，束得紧紧的。K以为小姐会抬起头来看他，但是，她却一动不动地说：“请原谅，我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弄得如此惊恐不安，其实并不那么在意那上尉在这儿会带来什么后果。你的喊声过后，屋里变得是那么的寂静，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所以才把我吓成这般样子。而且我紧靠着门，好像那敲门声就在身旁一样。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不会采纳的。我可以为在我的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也就是说，无论面对什么人。我感到惊奇的是，你竟然没有觉察到，在你的建议里包含着对我什么样的侮辱。你现在走吧，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安静。你求我只呆几分钟，一呆就是半个多钟头。”K抓住她的手，然后抓到她的手腕上说：“可是，你不生我的气吧？”她甩开他的手回答道：“不，绝对不，我向来不生任何人的气。”他又去抓住了她的手腕，而她这回听任了，并且这样把他送到门口。他下定决心离开。但是到了门前，他停了下来，仿佛他并没有料到这儿会有门。毕尔斯泰纳小姐趁机脱开了身，打开门溜进前厅里，从那儿轻声对K说：“好吧，你出来看一看，”——她指着上尉的房门，门下透出一道光亮——“他开着灯，正在拿我们开心。”“我就来，”K说着冲上前去，搂住她，吻了吻她的嘴，又满脸吻来吻去，活像一头口干舌燥的野兽，终于找到了一汪渴望已久的清泉，贪婪地喝了起来。最后，他吻着她的脖子，嘴唇久久地吮吸在咽喉上。从上尉房间里传来一声响动，才使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我现在要走啦，”他说，他本想呼毕尔斯泰纳小姐的教名，可又不知道她的教名叫什么。她疲倦地点点头，半侧过身子，听凭他去吻她的手，仿佛对此毫无感知似的，然后耷拉着脑袋走进她的房间里。不久，K躺在了床上。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他入睡之前，还稍稍回味了他的行为，他很满意，但是，他感到惊奇的是没有能再满意些；因为那个上尉，他真替毕尔斯泰纳小姐担心。

初审

K接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要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简短的审理。有人提醒他，这种审理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定期进行，也许不是每周一次，但是，准会越来越频繁。一方面，早日了结这个案子，是大家共同的需要；可是另一方面，审理应该全面彻底，这样毕竟十分艰辛，所以每次绝对不能拖得太久。因此，才采取了这种频繁而简短的审理办法。审理的日子选在星期天，是为了不妨碍K的正常工作，他们估计K会同意这种安排。如果K希望放在别的日子，他们也会尽量满足他的愿望。比如说，审理也可以安排在晚上进行，但是又考虑到K的精力可能不够充沛。总之，如果K没有异议的话，就选定在星期天。不言而喻，他到时必须出席，用不着再去提醒。他们告诉了他应该去的那栋楼的门牌号。这栋楼位于郊区一条偏僻的街道上，K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K听完这个通知后，一声不吭地挂上了听筒。他立即决定星期天去，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案子已经开始进入审理，那他就得出面与之对质，这第一次审理也应该成为最后一次。他依然出神地站在电话机旁，这时，他突然听见背后传来副经理的声音，他要打电话，看到K愣在那里挡着道。“有什么不愉快的消息吗？”副经理漫不经心地问道；他并不想知道是什么事，只是急着让K离开电话机。“没有，没有，”K说着闪到一旁，但没有走开。副经理拿起听筒，趁着让转接电话的时候，越过听筒说：“K先生，我想问你一下：星期天一早愿不愿意赏个光，一起乘我的帆船去郊游？要去的人不少，其中准有你的相识，比如说哈斯特尔律师。一起去好吗？来吧！”K竭力留心听副经理说的话。这对他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他向来跟副经理不大合得来，眼下这邀请意味着副经理试图要和解，也表明K在银行里的地位变得多么重要，银行的二把手是多么重视他的友谊，或者至少是多么赏识他的中立态度。虽说这邀请是副经理在等电话时越过听筒随便说出来的，可毕竟是屈高就下，降尊临卑了。然而，K不得不使副经理再次纡尊降贵。K说：“多谢了！可惜我星期天没有空，我已经有约会了。”“太遗憾了，”副经理说着便去对着刚好接通的电话讲起话来。他打了好长时间，可是K始终神思恍惚地站在电话机旁。当副经理挂上电话时，他猛地吓了一跳，如梦初醒，为自己毫无目的地呆站在旁边解释说：“刚才有人打来电话，约我去一个地方，可是忘了告诉我几点钟去。”“你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吧，”副经理说。“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K硬着头皮说，刚才已经露出破绽的借口现在越发不能自圆其说。副经理要离去时，还谈了些别的事情；K勉强敷衍着应答，可是他心里真正想的是，最好星期天上午九点就去那儿，法院平常总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办公。

星期天，天气阴沉沉的。K感到疲惫不堪，因为头天晚上他在餐馆里参加了朋友的聚会直到深夜时分，他差点儿睡过了头。他来不及考虑和整理一周来所想好的种种计划，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也顾不上吃早点就直奔郊区那个要去的地方。说来真奇怪，虽然他没有时间去四下张望，却看见了那三个参与他的案子的职员：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纳。前两个乘坐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卡米纳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K经过的时候，看见他把身子好奇地俯在栏杆上。这三人也许都望着他的背影，奇怪他们的上司为什么要奔走呢；一种莫名的执拗劲使他偏偏不去乘车。在他这个案子里，他厌恶任何帮助，哪怕是任何微不足道的外来帮助，他也不愿意去求助于任何人，因此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情况。但是，他最后丝毫也不愿意安分守己地准时到达，免得在审查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然而，他现在却奔跑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赶在九点钟到达，虽然他压根儿就没有约定确切的时间。

他心想，那栋楼从老远就可以辨认出来，不是可以看到某种连他自己也想象不清的标志，就是门前热闹非凡。但是，到了尤利乌斯大街街头，K停了片刻，发现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灰暗的高楼，里面住着穷人。据说那栋楼就坐落在这条街上。星期天一早，大部分窗口都有人，穿着衬衫的男人倚靠在窗前，或者抽着烟，或者小心而温存地扶着小孩在窗台上逗乐。另外一些窗口挂满了被褥，上面不时地露出乱蓬蓬的女人脑袋来。人们隔着街互相叫嚷着；一声喊叫正好在K的头顶引起了一阵哄笑。在这长长的街道两旁，均匀地分布着一个个的小铺子，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些铺子位于街面以下，门口有几级台阶。女人们从那里走出走进，或者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聊天。一个卖水果的小贩推着水果车一路朝着楼上的窗口叫卖，像K一样毫不留神，险些儿把K撞倒。就在这时，一架在富人区淘汰了的旧留声机十分刺耳地叫了起来。

K顺着大街一直走下去，看他那慢悠悠的样子，仿佛他有的是时间，又好像那预审法官已经在哪个窗口前看见了他的到来似的。九点刚过。那栋楼位于大街深处，大得几乎让人感到异常，特别是那大门又高又宽。这大门显然是供货车进出用的，因为大院的四周是各式各样的仓库，现在都上着锁，门上挂着公司的牌子，有几家跟银行有业务来往，K挺熟悉。他一反常态，在院子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儿，仔细地琢磨起这院子的全部外表来。一个光着脚板的男人坐在他近旁的一个木箱上看报纸。两个男孩在一辆小推车上玩跷跷板。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穿着宽大的睡衣站在抽水泵前，水哗哗地流进她的桶里。这时，她朝K望过来。院里的一角，两扇窗子间系着一条绳子，上面已经挂起了洗好的衣服。一个男人站在下面，大声地指点了几句。

K转身对着楼梯走去，打算上审讯室去。然而，他又停住了脚步。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发现院子里还有三个不同的楼梯口，此外，好像院子的尽头还有一条小过道通向第二个院子。他不禁气上心头，他们居然没有确切地告诉他审讯室在哪儿。他们对他如此的疏忽和冷漠，简直太叫他莫明其妙。他决意要把这一切干干脆脆地摆到他们面前。最后，他依然顺着这道楼梯走上去，思想转到了那个叫威勒姆看守说过的一句话上：罪过对法院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这么说来，审讯室就位于K偶然选取的这道楼梯旁。

他上楼时，打扰了一群正在楼梯上玩耍的孩子；他们顽皮地瞪着K打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再来的话，”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手杖来教训教训他们。”就要上到二楼时，他不得不停了一会儿，等着一粒弹子球从面前滚过去。这时，两个长着成年无赖一样痞子面孔的小男孩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要狠劲地把他们甩开，势必会使他们尝到厉害，他怕他们叫喊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寻找起来。他不好张口去打听审讯委员会在哪儿，便编造出一个叫做兰茨木匠的来——他之所以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格鲁巴赫太太那个当上尉的侄子就叫兰茨——，并且打算挨门挨户去打听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在那里，以便乘此机会朝屋里探一探。其实，他哪里用得着这样去做呢？差不多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孩子们不住地跑出跑进。屋子多半都不大，仅有一扇窗户，做饭也挤在里面。有些妇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在锅灶上忙着。身上好像只裹着围裙的半大姑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家家屋里的床上都还躺着人，有病的，有酣睡的，也有和衣养神的。每走到关着门的住家前，K便敲敲门，打听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在那里。出来开门的大多是妇人，听了他的询问后，便转身回去问屋里的人，他们都一个个随之从床上欠起身。“有位先生问，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一个叫兰茨的木匠？”屋里从床上欠起身的人问道。“是的，”K回答道，尽管他一看就明知道审查委员会不在那里，再去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都以为K确确实实想找到木匠兰茨，苦苦思索良久，想出哪儿有木匠，只是名字不叫兰茨；或者说出名字来，却与兰茨相差甚远；或者又去向邻居打听；或者陪着K去相隔好远的另一家去找，因为他们觉得也许有这样一个人租住在那家屋里，或者那家有人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最后，K几乎用不着自己再去询问。他就这样一层一层地被领着向楼上打听去。他为自己这个当初觉得那么切实可行的想法感到懊恼。到了六楼前，他决定不再去找了，告别了一个要领他继续往楼上找的热心的青年工人，便转身向楼下走去。可是，一想到他奔来奔去，白白折腾了一阵，又不禁气上心头。他掉回头上了六楼，敲开了第一家的门。他在这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大挂钟，时针已经指到了十点。“一个叫兰茨的木匠住这儿吗？”他问道。“请吧，”一位少妇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向门敞开着的隔壁房间。她长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正俯在木盆上洗小孩衣服。

K觉得好像进入了熙熙攘攘的人堆里。一间不大的屋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去留意这位新进来的人。屋里开着两扇窗户，屋顶紧下面，有一圈回廊，上面也挤得满满的，人们只能佝偻着身子站在里头，脑袋和脊背都紧挨着屋顶。K觉得里面的空气污浊不堪，便又退了出来，并且对那个可能听错了他的话的少妇说：“我是向你打听一个木匠，名叫兰茨。”“是的，”这女人说，“你进去就是了。”K本来也许就不会照她说的去做，他哪会料到这女人径直走到他跟前，抓住门把手说：“你一进去，我就要关起门了，不许再进人了。”“很明智，”K说，“可是，里面现在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去了。

大厅门口有两个男人紧站在门旁谈着话，一个双手伸得好长，做出像点钱的样子，另一个神情严肃地紧盯着他。这时，有一只手从他们中间伸过来抓住K。伸来手的人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来吧，跟我来，”他说，K听凭他带着走去。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间，留着一条狭小的过道，好像以此为界划开了不同的两方；果不其然，K走过几排人，左右两边看不到一张脸朝着他，两旁的人都是背着他，跟自己那一派的人又是说话，又是打手势。大多数人都身着黑色服装，披着又宽又大的传统礼袍，松松拉拉的像挂在身上一样。惟有这服装使他摸不清头脑。要不然，他准会以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大厅的另一头，也就是K要被带去的地方，是一个十分低矮，而且也挤满了人的讲台。上面横摆着一张桌子，在桌子的后面，几乎就在讲台的边缘上，坐着一个又胖又矮呼哧呼哧喘气的男人，他正在与一个站在他身后的人——这人交叉着两腿，胳膊肘支在椅背上——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时而在空中挥舞着胳臂，仿佛在漫画着某个人的怪相。小伙子领着K走过去，却难以上前报告情况。他两次踮起脚尖，试图转告些什么，但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当讲台上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小伙子时，那人才朝他转过去，俯下身子倾听起小伙子的低声报告。接着，他掏出怀表来，目光很快地投向了K。“一小时零五分前你就应该到这儿，”他说道。K正要去解释，但是来不及了。那人话音一落，大厅的右半边顿时吵吵嚷嚷响成一片。“一小时零五分前你就应该到这儿，”那人现在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并且随即朝下面看去，这吵吵嚷嚷的响声立刻又沸腾起来，因为他没有再说什么，那吵嚷声也就慢慢地消失了。这时，大厅里比K刚进来那会儿安静多了，只有回廊上的人还不停地发着议论。虽然上面尘烟缭绕，半明半暗，但也不难看出，他们比下面的人穿得寒酸。有的人还带来了软垫，垫在自己的脑袋与天花板之间，免得碰伤脑袋。

K下定决心，多观察，少说话，不再打算为自己迟到去辩解，只是说道：“我是来得太迟了，可是我毕竟现在已经到了这儿。”话音一落，大厅的右半边，又响起了一阵掌声。“这帮人也真容易争取过来，”K心想；可是，他一听到自己身后左半厅里零零星星的掌声，又不免为这部分人保持沉默而忐忑不安。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厅的人一下子都争取过来，即使这个办不到，至少也得暂时把沉默的那一部分人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可是我现在不再有义务来审问你，”——大厅里又响起一阵吵吵嚷嚷声，可是这一次却弄错了，那人向大家摆摆手让大家安静后，接着说下去：“不过，我今天要破例来审理你的案子，下一次可不允许你这样迟到了。你现在上前来吧！”这时有人从台上跳下来，给K让出了地方。K走上台去，被挤得紧站在那桌子旁。他身后的人挤作一团，他不得不强撑住身子，要不连预审法官的桌子，甚或连法官本人一起都会给挤到台下去。

然而，预审法官对此却毫不理睬，他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椅子里，对身后那个人吩咐完几句话后，随手便抓起惟一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笔记本。那笔记本看上去像是一本学生练习册，破旧不堪，由于长久翻来翻去，已不成样子。“开始吧，”预审法官一边说，一边翻着那本子，并且以十分自信的口气转向K，“你是室内粉刷工吧？”“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声回答引起了大厅右边一阵十分开心的大笑，连K也不由得跟着笑了起来。人们两手撑在膝盖上，浑身抖动，仰上弯下，就像突然强烈地咳嗽个不住似的，甚至回廊上也有人跟着哈哈大笑。预审法官顿时勃然大怒，他显然无力去对付大厅下面的人，便气呼呼地要把火气发泄到回廊上；他跳了起来，冲着回廊，怒目而视，那平日并不引人注目的两道眉毛在他的眼睛上方紧皱成黑乎乎的一团。

然而，大厅的左半边依然无动于衷，他们一排排地站在那里，面朝着讲台，不动声色地听着台上的谈话和大厅那一边传来的嘈杂声，他们甚至容许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时而跟着那一边的人一起去闹哄。大厅左边的人虽然要比右边的少，可实际上同他们一样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镇定自若好像要告诉人们别小看他们。当K开始讲话时，他深信他是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讲的。

“预审法官先生，你问我是不是室内装修工，或者更确切地说，你根本就不是在提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给我听，这就典型地表明了施加给我的这场诉讼的全部特性。你也许会反驳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诉讼。你说得一点儿不错，因为只有我承认它是那样一个诉讼的话，才可称作是诉讼。不过，我眼下之所以承认这是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怜悯。如果我要特别重视这场诉讼的话，对此也只能抱以怜悯的态度。我并不是说，这是一次无中生有的诉讼，不过我倒想把这个词送给你，让你自己斟酌吧！”

K停了下来，从台上朝大厅望下去。他说得够尖刻了，比他想要说的还要尖刻，但是他说得确实入情入理。他的这番话本来应该在这边或那边赢得掌声，可是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显然在急切地等着他说下去；在这沉默中，也许酝酿着一个将使一切结束的突发举动。就在这时，大厅那头的门打开了，那个看来已经干完了活的年轻洗衣妇走了进来。尽管她异常的小心，却分散了一些人的注意力，K对此甚为脑火。惟有预审法官的神态叫K看了觉得开心，他好像让这番话一下子刺到了痛处。K的讲话使他大为震惊，在他冲着回廊上的人站起来以前，他竟然一直站在那儿侧耳静听。现在在间歇的瞬间，他才慢慢地坐了下去，好像不想让人注意到似的。也许是为了平复一下自己的神色，他又翻起了那个笔记本。

“没有什么帮得了你的忙，”K接着说，“连你这个可怜的笔记本，预审法官先生，也会证实我所说的话。”在这个异乎寻常的集会上，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个人镇定自若的讲话，K觉得心满意足，甚至勇气倍增。他不假思索地从预审法官手里夺走笔记本，用手指尖夹住中间的一页拎得高高的，仿佛他对此有所顾忌似的。那污迹斑斑、页边发黄、写得密密麻麻的页子随之垂向两旁。“这就是预审法官的案卷，”他说着让笔记本又掉落到桌上。“你就继续从从容容地在里面去翻吧，预审法官先生，对你这个账本，我一点也不在乎，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不可接近的，因为我只能用两个指头去动它，更不用说拿在手里了。”预审法官伸手抓起掉在桌上的笔记本，试着整了整，接着又翻开看起来。他这样做，不过是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侮辱，或者至少应该这样理解。

坐在第一排的人，神情那么紧张地注视着K，K也朝下看了他们一会儿。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几个已经须眉苍苍。也许他们就是能够左右整个会场的关键人物吧？从K开始讲话以来，整个在场的人都陷于无动于衷的心态里。现在他当众侮辱了预审法官，也没有把他们从这种心态里拖出来。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K接着说，他稍微放低了声音，并且一再搜索着第一排人的神情，他的讲话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而这种个别的事件也无关紧要，因为我并不太把它当回事。但是，这却代表着像施加给许多人一样的诉讼。我现在在这儿是替那些人来受审的，而不是为我自己。”

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大厅里，有人举起双手鼓掌喝彩：“好极了！说得太棒啦！好极了！接着说下去吧！”坐在第一排的人不时地捋着他们的胡子，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突然的叫喊声转过身去看。K对那人的喝彩也不大在意，但是他确实受到了鼓舞；他现在根本不再认为有必要赢得大家的鼓掌喝彩，只要能使众人开动脑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说服争取过来，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不想去哗众取宠，”K出于这种考虑说，“这我也不可能办得到。预审法官先生或许更善于辞令，这当然跟他的职业密切相关。我只希望公开地来讨论解决一个公开的弊端。请听我说：大约十天前，我被捕了，那被捕的经过连我也觉得可笑，但是在这里也用不着赘述。一大早，我在床上遭到了突然袭击，也许那些人——按照预审法官的说法完全是可能的——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某一个像我一样无辜的室内装修工，可是他们选中了我。两个粗暴无礼的看守占据了我隔壁的房间。假使我是一个危险的强盗的话，他们也不会采取比那更缜密的防范。再说，那两个看守都是道德败坏的无赖，他们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想诱使我向他们行贿，企图以卑鄙的借口来骗取我的内衣和外套。他们当着我的面厚颜无耻地瓜分了我的早点，却又假惺惺地向我要钱，说是去给我买早点吃。还有让人更为不可忍受的。我被带到第三间屋子里去见监督官。那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女士的房间，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间屋子由于那看守和监督官的出现而遭到某种程度上的亵渎。虽说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我没有一点过错。那当儿要保持镇静谈何容易，可是我做到了；我泰然自若地问监督官，为什么逮捕我——如果他要在这里的话，无疑会证实这一点。那么，监督官是怎么回答我的呢？他的样子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他就坐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士的椅子里，好一副悠然自得麻木不仁的傲慢神气。先生们，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回答，也许他真的一无所知；他逮捕了我，便也就心安理得了。他甚至还另有准备，把我银行里的三个下级职员也带到那女士的房间里，听凭他们把那女士所珍爱的相片翻腾个乱七八糟。他找这三个职员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指望着他们同我的女房东及其用人一样，四处散布我被捕的消息，借以在社会上损害我的声誉，尤其是动摇我在银行里的地位。然而，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可以说彻头彻尾地落了空，就连我那女房东，一个十分平平常常的人——在这里，我想说出她的名字以表示敬意，她叫格鲁巴赫太太——就连格鲁巴赫太太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样的逮捕跟街头上那些无人看管的毛小子耍的恶作剧没有什么两样。我再说一遍，这一切只是给我带来了麻烦和暂时的恼怒。可是，难道说这就不会招致更坏的后果吗？”

K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的眼睛朝着一声不吭的预审法官瞥去，似乎发现这家伙正在给人群里的某个人递了个眼色。K微笑着说：“坐在我旁边的预审法官先生，刚才给你们之中的某个人递了一个暗号。在你们里头有人受台上的指使。我不知道这个暗号是要叫人鼓掌呢，还是叫人嘘我，现在我既然已提前揭穿了事情的真相，我也就完全意识到不用再去追究这个暗号的实际意义了。这对我来说丝毫无关紧要，而且我在此公开允许预审法官先生，可以大声地去命令他下面所雇用的人，随他去说：‘现在就发嘘声吧！’还是：‘现在鼓掌吧！’用不着再去给他们打暗号了。”

不知是窘迫还是不耐烦了，预审法官在他的椅子里挪来挪去。身后那个早些跟他说过话的人又朝他俯下身，看样子不是冠冕堂皇地给他鼓气，就是给他出些什么特别的点子。台下，听众们低声而热烈地谈论着。原先似乎截然对立的两方现在结合在一起了，有的人指着K，有的人指着预审法官，议论纷纷。大厅里烟雾弥漫，让人简直难以忍受，甚至连站得远点的那些人也无法看得清楚。尤其对回廊上的人来说一定更加糟糕；他们不得不一边低声问着楼下的听众，想进一步弄个明白，一边也少不了胆怯地斜着眼去望望预审法官。答话的人用手遮在嘴边，同样低声悄悄地回答。

“我马上就完了，”K说着用拳头敲了敲桌子，因为桌上没有放铃。预审法官和他的顾问因此吃了一惊，两颗凑在一起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分开了一会儿。“这件事我全然置之度外，因此我能够冷静地来评判它。如果你们对这个所谓的法庭感兴趣的话，你们仔细地听我说，对你们会大有好处的。我所说的，你们相互要议论的话，在此请你们过后再说吧，因为我没有时间了，马上就得离开。”

大厅里顿时一片肃静，K已经强有力地控制了会场。听众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乱喊乱叫了，甚至也不再鼓掌了，他们似乎已经被说服了，或者就要被说服了。

“毫无疑问，”K十分温和地说，他喜欢整个会场里听众这般屏息凝神的关注劲儿。出现在这鸦雀无声的气氛中的一个嘘声，也要比那欣喜若狂的掌声更富有鼓动力。“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一切活动的背后，以我的案子来说，也就是在逮捕及今天预审的背后，活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贪赃枉法的看守、愚蠢可笑的监督官和养尊处优糟糕透顶的预审法官，而且无论如何还豢养着一个高级的和最高级的判决组织。那里有一群数不胜数、必不可少的追随者，诸如侍从、秘书、警察以及其他助手之类，甚或还有刽子手，我不忌讳用这个词。先生们，这个庞大的机构存在的意义何在呢？它的存在不外乎就是滥捕无辜，给他们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诉讼，就像我这桩案子一样。既然这一整套都如此的荒唐不堪，又怎样来禁止官员们恶劣至极的贪赃枉法呢？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连那最高法官本人也办不到。正因为这样，那些看守们才不择手段地从被捕的人身上窃取财物；正因为这样，监督官才敢于闯入民宅；也正因为这样，醉翁之意，不在于审判无辜，而是要让无辜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人格的侮辱。那两个看守口口声声只说被捕人的衣物都给送到仓库里保存，我倒要看看这些仓库，看看那些被捕的人辛辛苦苦攒来的、只要还没有被小偷似的仓库管理官员偷窃的财物是怎样在其中霉烂的。”

这时，大厅那头发出了一声尖叫，打断了K的话。昏昏暗暗的光线使烟雾弥漫的大厅里出现一道道闪烁耀眼的雾障，K把手搭遮在眼睛上方，想要看个清楚。原来是那个洗衣妇。她一进来时，K立刻就看出她会添乱的。现在到底是不是她的过错，谁也弄不清楚。K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旁的一个角落里，紧紧地搂在怀里。但是，大声尖叫的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嘴张得老大，眼睛直盯着屋顶。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一小圈人，附近回廊上的人显得很兴奋，K给这个会场所带来的严肃气氛就这样被打破了。凭着一开始的印象，K本能地想冲过去，恢复那儿的秩序，至少要把那一对男女从大厅里撵出去。他也心想着这样做当然会中大家的心意。但是，坐在他面前的头几排人像固定住了似的，一个个动也不动，谁也不让他过去。相反，还有人阻拦他，老头子们伸开胳膊挡住他，而且有一只手——他来不及回头去看——从后面揪住了他的衣领。这时候，K再也顾不上去考虑对付那一对男女了，觉得好像自己的自由遭到了限制，仿佛他们真的当他被捕了。于是，他无所顾忌地从讲台上跳了下去。现在，他对着拥挤在一起的人群站在那里面面相觑。是不是他看错了这些人？是不是他过分地相信了自己讲话的影响？是不是他讲话时他们故意在装腔作势？是不是他讲完了话后，他们现在对自己的装腔作势感到厌倦？看看他周围是一副副什么样的神态？一对对黑色的小眼睛诡谲地闪来闪去，一个个都耷拉着脸，活像酩酊大醉的酒鬼，那长长的胡子稀稀拉拉，又僵又直，一触上去，就觉得好像碰到了尖爪，而不是胡子。但是，在这大胡子下——这才是K真正的发现——，外衣领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徽章闪闪发光。一眼看去，人人都佩戴着这样的徽章。表面看去，他们分成了左右两派，其实都是一丘之貉。K猛一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的领子上也佩戴着同样的徽章，他双手抱在怀里，悠然自得地看着下面的场景。“原来是这样，”K大声喊道，两臂挥向空中。他突然明白了，心中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我总算明白了，你们原来全都是些官员，你们就是我刚才所说过的那帮贪赃枉法的家伙。你们挤到这里来，充当听众和密探，表面上分成两派，一派为我鼓掌喝彩，企图摸清我的底细。你们要演练怎样去玩弄无辜人上当的鬼把戏！好吧，但愿你们在这儿没有白费气力，你们或者是拿别人期待着你们去为无辜辩护来为自己开心，或者是——让开我，不然我就动手了，”K对着一个特别靠近他的、战战兢兢的老头子吆喝道，“或者是你们真的领悟到了一点什么。我就拿这番话祝愿你们在自己的职业里走运吧。”他匆匆地抓起自己那顶放在桌边上的帽子，在一片鸦雀无声——至少是地地道道的目瞪口呆的寂静中，挤到门口去。可是，预审法官似乎比K还要来得快，他已经在门旁等着K。“等一等，”他说道。K停住步，但他的眼睛依然看着门，不屑去看预审法官一眼；他的手已经抓住了门把手。“我只想提醒你，”预审法官说，“你今天——想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吧——放弃了对被捕者必然会带来的好处。”K对着大门哈哈一笑。“你们这帮恶棍，”他大喊道，“我把一切审讯都赏给你们，”说着打开门，匆匆地走下台阶。在他身后，从沉寂中解脱出来的大厅里传来了叽叽咕咕的议论声；他们也许正以学者的姿态开始探讨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在空荡荡的审讯厅里——大学生——办公室

在第二个星期里，K天天等着再次传讯他的消息，他不能相信，他们会把他放弃接受审讯的话真的当回事。直到星期六晚上，他依然没有接到所期盼的通知，于是他揣测，他大概理应在同样的时间到同样的地方去。因此，他星期天又去那儿了。这一次，他径直登上楼梯，穿过走道，有几个还记得他的人从门里向他打招呼。不过，他不用再去向任何人打听，很快就来到了他要去的门前。他一敲门，门就打开了。他不想回过头去再看那个站在门旁面孔熟悉的女人，打算直接到旁屋去。“今天不开庭，”这女人说。“为什么不开庭呢？”他问道，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这女人打开了隔壁的房门，他才相信了。屋子里真的空荡荡的，显得比上星期天更加凄凉。那张桌子还是原样摆在讲台上，上面放着几本书。“我可以看看这些书吗？”K问道，他不是出于特别的好奇，只是觉得不能白来一趟。“不行，”这女人一边回答，一边又关上门，“这是不允许的。那些书是预审法官的。”“我明白了，”K说着点了点头，“那些书也许是法律书吧。这个法律很有一套，清白无辜判你罪，一无所知也判你罪。”“可能就是这样吧，”这女人说道，她并没有完全理会K的意思。“好吧，那我只好再回去了，”K说道。“要不要我给预审法官捎个话，”这女人问道。“你认识他？”K问道。“当然啰，”这女人回答道，“我丈夫就是法院的听差。”K这时才发现，这个不久前仅放着一个大木盆的房间，现在已经变成一间布置得很完备的起居室。这女人看到他惊奇的神色便说：“是的，我们免费住在这儿，可是，在法院开庭的日子里，又必须把屋子给腾出来。我丈夫的这个位子颇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对这间屋子倒不那么感到惊奇。”K说，并且煞有介事地看着她，“叫我更为惊奇的是你已经结婚了。”“你莫非指的是上次开庭时，我扰乱了你的讲话吗？”这女人问道。“当然啰，”K回答道，“现在说来都是过去的事了，差不多也忘记了。可是当时简直气得我火冒三丈。况且你自己说你已经是有夫之妇了。”“当时打断了你的讲话，对你并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后来对你的讲话更是说三道四。”“也许吧，”K说着转了话题，“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可以原谅你。”“凡是认识我的人，没有不原谅我的，”这女人说，“你看到的那个抱住我的人，纠缠我已经好长时间了。一般说来，我也许对男人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对他却很有魅力。我拿他没有法子，久而久之，连我丈夫也认了；如果他不想丢掉这份差事的话，只有忍气吞声了，那家伙是个大学生，将来准会成为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老是追着我不放，就在你到来之前，他刚刚走开。”“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呀，”K说，“这并不叫我感到奇怪。”“我看你大概想改变一下这儿的现状，是吗？”这女人用审视的目光慢条斯理地问道，好像她说的话对她和K都有危险似的。“这个我从你那次讲话中已经听得出来，我本人也非常喜欢你的讲话。可惜我只听了一部分，开头没有听到，你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和那个大学生正躺在地板上。——这儿是如此的可怕呀，”她停了一会儿说，并且抓住了K的手。“你想要改善现状，你觉得你会成功吗？”K微微一笑，在她那温柔的两手里，稍稍动了动自己被抓着的那只手。“其实，”他说，“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要改善这里的状况，那可不是我的事儿。可以说，你要这样讲给预审法官听的话，他不是拿你取笑，就是教训你一顿。实际上，我当然不会自愿搅和进这些事情里去，也从来不会去考虑改善这种法院制度而耽误我的睡眠。但是，据说我被捕了——也就是说我被捕了，我因此不得不搅和进来了，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我自己。可话说回来，如果这期间我能帮你什么忙的话，当然很乐意帮你。这样说并不只是出于仁爱，而更是因为你也会帮我的忙的。”“我怎么能帮你忙呢？”这女人问道。“比如说，让我看一看桌子上的那几本书。”“那当然可以，”这女人一边大声说，一边急不可待地拽起他就走过去。那都是些翻得不成样子的旧书，有一本书的封面从中间几乎破开了，两边仅靠着寥寥无几的丝线连在一起。“这里的一切简直脏透了，”K摇摇头说。没等K伸手去拿书，这女人立刻撩起围裙，至少也要拭去表面上的尘灰。K随手打开最上边的一本书，展现出的是一幅伤风败俗的画面：一对男女赤身露体，坐在沙发上，画家的淫秽意图显而易见。可是，他的画技则拙劣至极，画面最终能看到的只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那过分硕大的躯体凸出画面，由于远近构思不当，身子僵挺而无相对转向的空间。K没有再看下去；他只翻开了第二本书的扉页，那是一本小说，书名是：《格莱特怎样遭受丈夫汉斯的折磨》。“这些就是他们要研究的法律书，”K说，“竟是这样一帮人要来判我罪。”“我会帮你的，”这女人说，“你欢迎吗？”“你真能帮我吗？你就不怕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吗？你刚才还对我说，你丈夫的命运就握在那一群人手里。”“尽管如此，我照样要帮助你，”这女人说，“来吧，我们得认真地商量一下。别再提对我会有什么危险；什么危险不危险，我乐意怕就怕，我不乐意怕就不怕。跟我来吧。”她手指着讲台，叫他一起坐到讲台的梯阶上。“你这对黑眼睛真漂亮，”他们坐下后，她一边说，一边朝上端详着K的脸，“人都说我长着一对可爱的眼睛，可是你的眼睛比我的更可爱。再说你头一回来这里时，立刻就让我盯住了。也正是因为你，我后来也溜到会场里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允许我这样做。”“原来是这么回事，”K心想道，“她自己就送上门来了，她跟这儿四周围所有的人一样堕落不堪；她厌腻了那些法院的官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她靠着恭维人家的眼睛，热切地迎接着任何一个陌生的人。”这时，K一声不吭地站起身来，仿佛他把自己的想法已经大声地说了出来，向这女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似的。“我不认为你能帮助我，”他说，“谁真要想帮助我，就得跟那些高级官员有关系。可是，你所认识的官员，不过是那帮在这儿成群结队地兜来兜去的小卒而已。你肯定跟这帮人混得很熟，我不怀疑，你是能够让这些人办点事情的。不过，就是让他们能够办到头的事情，也不会对这桩案子的最终结果有一丝一毫的帮助。这样一来，你还会白白地失去几个朋友。我可不愿意这样做。你要一如既往，跟那些人继续保持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对你是不可缺少的。我说这番话，心里不是没有愧疚的。坦诚地说，我也喜欢你，这也就算作你对我恭维的一种回报吧。特别是你像现在这样悲伤地端详着我时，我的心里就更不好受了。我看你大可不必这样了吧。你处在我不得不与之抗争的那个人群里，而且在其中感觉很不一般，你甚至爱着那个大学生；即使说你不爱他，至少在他和你丈夫之间，你更喜欢他，这从你的谈话里也不难听出来。”“不对！”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大声说道，并且抓住了K没有来得及抽开的手。“你现在不能走，你不能抱着对我的错误看法走开！难道你真的忍心现在就这样走开吗？你连再呆一会儿这个面子都不肯给我，难道我就这样无用吗？”“你误解了我，”K说着又坐下来，“如果你真的有意要留我在这儿的话，我是很乐意的。我有的是时间，我到这里来是想着今天会开庭的。我刚才所说的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只想请你别为我这案子费心了。可是，对此你也不必介意，即使你觉得我一点儿也不在乎这桩案子的结果，将来对判决也只会一笑置之。我说这话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这桩案子总归得有个真正的结果，对此我则十分怀疑。我更认为，由于办案官员的懒惰、健忘、甚或害怕，这桩案子已经搁浅，或者即将搁浅。当然，他们也可能装作继续办案的样子，企图在我身上捞一把。我今天就可以说，别枉费心机了。我不会去贿赂任何人。如果你去告诉预审法官或者随便哪一个善于传播重要消息的人，就说无论那些诡计多端的先生们要玩弄什么样的花招，永远也别想诱使我去贿赂人。你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那是痴心妄想。再说，这些他们自己也许已经觉察到了；即使不是这么回事，我也根本不那么在乎他们现在是否已经听说。这样一来，不就只会使那些先生们省得费心了吗？当然，也使得我免受一些我倒喜欢承受的不愉快，因为我知道，我每承受一个不愉快，同时也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我所关心的，正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你真的认识那个预审法官吗？”“当然啰，”这女人说，“当我提出要帮助你时，我甚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本来并不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可是经你这么一说，那准是真的了。尽管这样，我依然认为，他给上面打的报告毕竟会有一些影响。他总是在写报告。你说那些官员懒惰，但不都是那样，尤其是预审法官，他老是在写东西。就说上个星期天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别人都走了，而他仍留在大厅里，我不得不给他送一盏灯去。我仅有一盏厨房用的小灯，但他已经很满意了，而且立刻就开始写起来。这期间，我丈夫也回来了，他那个星期天正好休息，我们搬来家具，又布置好我们的房间。后来，几个邻居也来了，我们又点着蜡烛聊天。老实说，我们把预审法官忘了，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到了半夜时分，肯定已经到了深更半夜，我突然醒来了，看到预审法官就站在我的床旁边，用手遮着灯，不让灯光照着我的丈夫。他没有必要这么小心翼翼，因为我丈夫一睡下去，灯光哪会照得醒他呢？我吓得差点儿喊出声来，可是，预审法官和蔼可亲，提醒我要当心，悄悄地对我说，他一直写到现在，他是来还我灯的。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切，只是想向你说明预审法官确确实实写了很多报告，特别是关于你的报告。审讯你无疑是上星期天开庭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样的长篇报告的确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是，除此以外，你从那件事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预审法官对我有意，现在正好处在开始阶段——他肯定刚刚才注意上了我——，我可以给他施加大的影响。他对我很感兴趣，我现在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昨天，他让自己的助手，那个他信得过的大学生给我送来了一双丝袜，说什么这是对我打扫审讯厅的酬谢。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打扫审讯厅本来就是我份内的事，而且我丈夫为此得到了应有的报酬。你瞧，这袜子真漂亮，”——她说着就伸开两腿，把裙子直撩到膝盖上，自个儿也欣赏起这双袜子来——“这袜子真的很漂亮，可也太漂亮了，我这个人就不配穿它。”

她突然住口不说了，手搭到K的手上，仿佛要让他安静似的，悄悄地对K说：“嘘，贝托尔德在注视着我们。”K慢慢地抬起目光。在审讯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他个子矮小，长着两条罗圈腿，蓄着一把稀稀拉拉略微发红的胡子，手指在上面不住地捋来捋去，好像极力要靠这把胡子给自己一副威风的仪表。K好奇地打量着他，这是他看到的他不熟悉的法律专业的第一个大学生，似乎还有点人情味儿，一个有朝一日也可能飞黄腾达的人物。可是，这大学生好像一点儿也不理睬K。转瞬间，他手指从胡子上拿开，勾着一只指头向这女人示意，自己朝窗口走去。这女人俯下身子，悄悄地对K说：“请别生我的气，我求求你，别把我想得那么坏，我现在得去他那儿。这家伙真是丑陋极了，瞧他那两条罗圈腿。不过，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跟你走，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你想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要我怎么都行。我只要能够尽可能长些时间离开这儿，就会感到幸福，当然，最好是永远离开这儿。”她又抚摩了一下K的手，跃起身直向那窗前奔去。K不由自主地去抓她的手，却摸了个空。这女人真的把他迷住了，可他为什么偏要拒绝这个诱惑呢？他思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刹那间，他怀疑这女人受法院旨意，引诱他上圈套，可这疑虑一下子又打消了。她凭什么引诱他上圈套呢？他不是有充分的自由立刻会来对付整个法院吗？至少只要涉及到他的时候就会这样！难道他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吗？她提出要帮忙，听起来是真心诚意的，也许不会没有一点作用。或许现在对预审法官及其帮手最有力的报复，就是从他们手上把这女人夺到自己身边来。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戏看：深夜里，预审法官挖空心思写完对K无中生有的报告后去找这女人，却发现床上是空的。之所以床上无人，是因为她属于K了，就是窗前这个裹在深色粗布衣里的女人，那丰满、灵巧和温柔的躯体完全只属于K一个人了。

他消除了对这女人的疑虑以后，便觉得他们在窗前窃窃私语的谈话太久了，于是他先用指节，接着又用拳头敲击着讲台。大学生瞟过这女人的肩膀瞥了K一眼，可是一点儿也不把他当回事，身子跟她贴得更紧，进而搂抱住她。她深深地低下头去，仿佛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似的。她一俯下身子，他就一个劲地亲吻着她的脖子，依然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正像这女人苦苦抱怨的那样，K亲眼证实了大学生对她施行的强暴。他猛地站起身来，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眼睛一个劲儿地瞥着大学生，思量着怎样能够尽快把这家伙赶走。K踱着踱着，恨得直跺起脚来。叫他觉得颇为开心的是，他的举动显然激怒了大学生；他冲着K说：“如果你等得不耐烦了，何不走开呢？你本来早就该走开，是谁在这儿念着你呢？真没趣儿，甚至可以说，我一进来，你就应该走开，而且越快越好。”他说了这一番话，似乎发泄出了所有的怨恨。可是，无论怎么说其中也隐含着傲慢；他俨然以一个未来的法官的样子，神气十足地冲着一个不受欢迎的被告讲话。K紧停在他的身旁，微笑着说：“我是等得不耐烦了，一点儿不错。可是，要消除我的不耐烦，最简单不过的办法就是你别缠着我们。可话说回来，如果你来这儿也许是为了学习的话——我听说你是大学生——那么，我倒很乐意带着这女人走开，给你腾出地方来。再说，你在成为法官之前，一定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吧。我虽然还不大懂法律上的事，可我想象得出，单凭粗俗不堪的讲话，恐怕是远远不够吧。当然，你在这方面已经运用自如到厚颜无耻的地步。”“本来就不应该让他如此逍遥法外，”大学生说，好像他要给这女人就K那一番侮辱的话做解释似的，“这是一个过失，我曾经跟预审法官这样说过。在审讯间隔之间，至少也应该把他关禁在屋子里。预审法官有时候真叫人无法理解。”“废话连篇，”K说着朝这女人伸出手去，“走吧！”“啊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学生说，“不，不，你是得不到她的，”说着，他就用让人简直难以置信的力气一把把她抱了起来，一面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一面伛偻着身子朝门口走去。他显然对K有几分惧怕，但仍然要逞强来挑逗K，他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抚摩和揉按着这女人的胳膊。K追了他几步，准备揪住他，必要时甚至摁住他的脖子。这时，这女人开口说：“这样没有用，是预审法官让他来叫我的，我不能跟你去，这个小丑，”她说着用手摸了摸他的脸，“这个小丑不会放开我的。”“难道你也不想脱身吗？”K大声喊道，一只手随之搭到大学生的肩上。这家伙张开牙齿就要去咬他的手。“不！”这女人喊着用双手推开了K，“不，不，别这样了，你想干什么！这样不就要毁了我吗！放开他吧，我求求你，放开他。他不过是执行预审法官的命令，把我架到他那儿去而已。”“那好吧，我放他走，而你呢，我永远再也不想看见你，”K说道，他心灰意冷，怨气冲冲，朝这家伙的背上狠狠一推，推得他一时踉踉跄跄，幸亏没有跌倒；他抱起这女人，反而显得越发蹦得高了。K慢慢吞吞地跟在他们后面，意识到这是第一次不折不扣地败在这些人手里。当然，他没有理由因此而怕起来，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可争端是他自找的。要是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像平常一样过星期日的话，那他比这些人都要强千百倍，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踢开任何一个挡道的人。这时，他的脑袋里闪现出一幕幕荒唐至极的情景，比如说，这个可耻的大学生，这个妄自尊大的小丑，这个长着罗圈腿的大胡子，也许什么时候便会跪在爱尔萨的床前，合拢着双手，苦苦乞求着她的爱怜。他想到这种情景，禁不住得意起来，决定只要一有机会就带着他去拜见爱尔萨。

出于好奇，K又匆匆赶到门口，想看看那女人会被带到哪儿去。这个大学生该不会抱着这女人穿过一条条马路吧。其实，他没有走多远。对着这屋子，有一道狭窄的木楼梯，好像是通到顶楼上去的，楼梯拐了一个弯，看不到尽头。大学生抱着这女人顺着楼梯走上去，他走得很慢，上气不接下气，刚刚他已经跑得精疲力竭了。这女人朝下向K摆摆手，竭力耸耸肩，示意她被人抢去，也怪不了她。可是她的这些举动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惋惜。K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她，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他既不想当她的面流露出自己失望的样子，也不愿让她看到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这种失望。

那两个人已经消失了，K依然站在门口。他不由得猜想到，这女人不仅引诱他上当受骗，而且还说谎捉弄他，声称什么人家要把她弄到预审法官那里去。那预审法官该不会坐在阁楼里等着吧。他久久地注视着木楼梯，但什么也看不出来。这时，他发现楼梯旁贴着一张不大的布告，走过去一看，上面就像是小孩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法院办公室在楼上”。法院办公室原来就设在这座出租公寓的阁楼上？这样的机构是不会让人瞧得起的。对于一个被告来说，想想这法院那么寒酸的样子，毕竟会得到一种安慰；他们竟把办公室设在阁楼上，连那些本来就是最贫困的房客也不过是用它来堆放杂物的。当然，也不排除钱本来是够多的，可是，还没有等到花在正当的法院事务上，就已经装进了法官们的腰包。根据K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甚或是非常可能的。果真如此的话，法院这种恣意滥用钱财的丑恶行径，对他虽说是人格上的侮辱，可与法院那所谓的寒酸劲比起来，其实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安慰。K现在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第一次审讯时羞于传唤被告到这阁楼上来，而偏要选在他家里来骚扰他。与这位坐在阁楼里的法官比起来，K处在何等优越的地位啊。他在银行里单独享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带有会客厅，透过大玻璃窗，可以领略到市广场上热闹非凡的景象！然而，他却没有靠贿赂或贪污得来额外收入，也不能命令自己的下属去抱一个女人到办公室里来。但是，K心甘情愿不染手这些事，起码一辈子要这样。

K依然伫立在那张布告前。这时，有一个男人顺着楼梯走上来，他从开着的大门看到起居室里面，从那里也看了看里面的审讯厅，最后问K刚才可曾在这儿看见过一个女人。“你是法院听差，对吗？”K问道。“是的，”这男人说，“啊呵，你就是被告人K，我这下也认出你来了，欢迎你。”随后他向K伸过手去，K一点儿也没有料到。“可是，今天没有出布告要开庭，”法院听差见K缄默不语便接着说。“我知道，”K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法院听差的便装，那是显示他身份的惟一标志，上面除了几个普通的扣子外，还有两枚镀金的，好像是从旧军大衣上摘下来的。“我刚才还跟你妻子说过话。她现在不在这里了。那大学生把她抢到预审法官那里去了。”“你看看，”法院听差说，“他们老是把她从我身边弄走。今天是星期天，我本来就没有上班的义务，但是，他们仅仅为了支开我，派我出去传达了一个绝对无用的通知。他们又存心把我派得不太远，好让我抱有希望，只要紧赶快赶，或许还可以及时赶回来。于是，我竭尽全力，拼命地跑去，一到那个单位，就冲着门缝，上气不接下气地把通知喊过去，他们几乎就没有听明白我说些什么。我一说完又疾步赶回来，可是，那大学生赶在了我的前面。当然啰，他近在咫尺，只消跑下阁楼楼梯就是了。我要不是这样被握在他们的手里，早就把他揍扁在这道墙跟前，就揍扁在这布告旁。我天天做梦都想着这样。就在这楼梯口上，揍得他死死地趴在墙上，两臂伸展，十指张开，两条罗圈腿扭成一个圆圈，鲜血四溅。可是，直到现在，这不过是梦想而已。”“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K微笑着问道。“叫我看没有别的法子，”法院听差说，“现在他更是得寸进尺了。以前，他只是把她抱到自己那里，现在也抱给预审法官。不过，这个我早就预料到了。”“难道你的妻子就没有一点责任，”K问道，他发问时强压着自己的感情，连他现在也满腹妒忌。“当然有，”法院听差答道，“甚或说她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她一头栽进他的怀抱里恋恋不舍。说起他，见了女人就穷追不舍。就在这一栋楼里，他偷偷摸摸地溜这儿溜那儿，已经让五户人家给轰了出来。整个公寓里，算我妻子最漂亮，又正好碰上了这个无力自卫的我。”“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就毫无法子了。”K说道。“为什么说没有法子呢？”法院听差问道。“那个大学生是个胆小鬼，如果他再要动我妻子一下，我逼急了非得狠狠地揍他个半死不可，这样他就不敢再胆大妄为了。可是我不能去揍，别人也不肯来帮我揍，大家都害怕他的权力。惟有像你这样的男子汉才敢做敢为。”“为什么说只有我呢？”K十分惊奇地问道。“有人控告你了，”法院听差说。“是的，”K说，“那不就更得怕他；虽然他或许对我这桩案子的结果不会有什么作用，可切不可小看他对预审法官的影响。”“对，一点儿不错，”法官听差说，仿佛K的看法跟他自己的是一脉相承似的。“但是，一般说来，我们这里办案子不会有头无尾的。”“我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K说，“可是，这并不会妨碍我有时会去对付那个大学生。”“那我就太感谢你了，”法院听差有些冠冕堂皇地说。其实，他看来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也许还会，”K接着说，“同样收拾你们别的官员，甚或是全部。”“是的，是的，”法院听差说，仿佛这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似的。然后，他向K投去信任的目光。在此之前，他虽然显得对K十分友好，但始终抱着疑虑的心态看待他。他补充说：“人总会要有反抗的。”但是，这番谈话好像使他觉得有些不安，他不想再谈下去，便告诉K说：“现在我得去办公室汇报了。你愿意一起上去吗？”“我可没有什么事去那儿，”K说。“你可以上去看看办公室嘛，谁也不会留意你。”“真有看的必要吗？”K迟疑不决地问，但心底里却很想跟着去看看。“不用再说啦，”法院听差说，“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好吧，”K终于说，“我跟着走。”于是，他跑着上了楼梯，比法院听差还要快。

K进门时差点儿绊了一跤，因为门后还有一级台阶。“他们很少替大家着想，”他说。“根本就没有着想，”法院听差说，“你瞧瞧这候审室吧。”那是一条长长的过道，两旁一扇扇粗制滥造的门通向各个办公室里。虽说过道里没有透光的地方，但也不是漆黑一片，因为有些办公室冲着过道的这一面没有安装木板墙，而只用木栅隔了开来，自然也通到了顶上，光线透过木栅射了进来。透过木栅，可以看到里面的几个官员；有的在伏案书写，有的紧站在木栅前注视着过道里的人。大概是星期天，过道里的人寥寥无几，给人一种十分凄楚的感受。他们坐在固定在过道两旁的长木椅上，彼此几乎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一个个穿得邋里邋遢的样子。但从表情和神态，从胡子式样，从许许多多难以确认的细节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比较上层的人物。过道里没有衣帽钩，他们把帽子都塞到椅子底下，这大概是一个看着另一个的结果。那些紧坐在门跟前的人一看见K和法院听差走过来，便站起来打招呼，邻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也自以为然，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挨个儿站了起来。这些人从来就挺不直身子，弯着腰，屈着膝，站在那儿就像街头上的乞丐。K等了等稍稍落在他身后的法院听差，问道：“难道他们非得这样卑躬屈膝吗？”“是的，”法院听差说，“他们是被告。你在这儿看到的，全都是被告。”“真的吗？”K说，“这么说，我跟他们是同病相怜了。”他说着转向近旁一位身材细长、鬓发斑白的人。“你在这儿等什么呢？”K彬彬有礼地问道。可是，这出乎意料的问话一时弄得那人不知所措。他显然是一个久经世故、在任何别的场合无疑会应酬自如的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面对许多人而力争来的优势，所以就让他显得更加难堪。可是，此时此刻，他竟不知如何来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只是瞅着其他人，仿佛他们有责任帮助他，而没有他们帮忙，谁也别指望会得到他的回答似的。这时候，法院听差为了安慰那个人，给他鼓鼓气，帮他解解围，便走上前来说道：“这位先生只不过问问你在等什么。你就对他说说吧。”大概法院听差这个使他觉得熟悉的声音起了作用。“我在等着——”他一开口又卡住了。显然，他有意要这样来开头，是为了切中问题来回答，可是现在却想不出怎么再往下说。有几个等待的人凑了过来，围在他们周围，法院听差冲着他们说：“走开，走开，让开过道。”他们稍稍向后退了几步，但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这期间，那人才慢慢定下神来，面带微笑回答道：“一个月前，我就我的案子递交了几份证词，现在等着审理结果。”“看来你费了不少的神呀，”K说道。“是呀，”那人说，“这关系到我的案子啊。”“不是人人都会像你这么想的，”K说，“比如说我吧，我也是被告，但我怎么痛快就怎么来，既没有递过什么证词，也没有干过其他任何类似的事情。你认为有那个必要吗？”“我说不准，”那人说道，又一次完全失去了自信。他显然以为K在拿他开心，害怕再出什么新的差错，似乎觉得最好把先前的回答完全重复一下就行了。但是，面对K那急不可耐的目光，他只是说：“反正我已经递了证词。”“你大概还不相信我是被告吧？”K问道。“噢，可别这么说，当然相信啰，”这人说着稍稍闪向一旁，但是，从他回答的口气里，流露出来的是惶惑，并无信任可言。“看来你不相信我，对吗？”K问道。他不知不觉地被这人那逆来顺受的奴才相激怒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仿佛要逼着他非相信不可。可是，K并没有想要治他，只是轻轻地跟他交了交手。不料这人大叫起来，好像K不是用两个指头，而是用一把灼热的火钳夹住他似的。这可笑的叫喊使K讨厌透了。如果他不相信K说自己是被告，那就更好；或许他真把K当成法官了。K现在要跟他分手了，才狠狠地抓着他，一把将他推回到座椅上，然后径自走过去。“绝大多数被告都这么神经过敏，”法院听差说。他们走开以后，那人也不再叫喊了。这时，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聚拢在那人的周围，好像要问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看守也迎着K的面走过来。他身上佩着一把剑，一看就知道是个看守。那剑鞘是铝制的，至少从颜色看是这样。K出神地看着剑鞘，甚至用手去摸了摸。这看守是听到有叫喊声才过来的，他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法院听差试图敷衍几句把他打发走，可是，看守却一本正经，还非得亲自去看个究竟不可。他行了个礼，便继续走去，走得虽然很急，但步子迈得很小，而且有度，大概是患痛风的缘故。

K并没有久久地留心过道里的看守和那群人，特别是因为他大约走到过道的中间时，发现右边可以穿过一个没有门的通道口拐进去。他示意法院听差是不是打这儿走。听差点了点头，K随即拐了进去。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老是得走在法院听差前面一两步，至少在这个地方，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被押送的犯人。于是，他一再停住步等法院听差，可这人立刻又落到了后面。为了结束这不自在的滋味，K终于开了口：“好吧，我已经看到了这儿是什么样子，现在想走了。”“你还没有看完呢，”法院听差十分爽快地说。“我不想都去看了，”K说，他也确实感到很累了，“我要走了，出口在哪儿？”“你总不至于迷了路吧？”法院听差惊奇地问道，“你从这儿往前走到转弯的地方，然后向右再顺着过道一直走下去，就到门口了。”“你跟我一起去吧，”K说，“给我领领路。这儿这么多的过道，我怎么会知道该走哪条呢？”“只有一条道，”法院听差这时已经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我不能再跟你回去了。我得汇报去。我已经为你耽误了很多时间。”“跟我一起走吧，”K现在更强烈地重复了一次，仿佛他终于当场抓住了法院听差在撒谎似的。“你别这么大声叫了，”法院听差低声说，“这儿到处都是办公室。如果你不肯自己一个人走回去，那我就再陪你走一段，或者你在这儿等着，我汇报完以后很乐意再陪着你回去。”“不，不行，”K说，“我不想再等了，你现在非得陪着我走不可。”K还没有顾得上四下看看他到了什么地方，只听见他周围有一扇门打开了。他随声看去，见一个姑娘走了出来，她显然是被K的大声讲话呼唤过来的。姑娘问道：“请问这位先生有何见教？”在这姑娘身后较远的地方，K看见半明半暗中还有一个男人渐渐靠近。K凝视着法院听差。这家伙刚才还说过谁都不会注意K，可是现在已经来了两个人，要不了多大一会儿，所有的官员都会注意上他，要问他来这儿干什么。惟一可以让人理解和接受的解释是，说他是一个被告，想打听下一次审讯的具体日期。但是，他恰恰就不想给他们这样解释，更何况这也不符合事实。他到这儿来，只是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渴望，要断定这个法院的内部跟它的外部一样令人作呕。当然他更不可能这样去说。事实上，他的猜测看来是对的。他不想再深究下去，至此所看到的一切已经够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恰好现在也没有心思去面对一个随时会出现在哪个门前的高级官员。他想离开，也就是说让这听差陪着，或者必要时只身走就是了。

然而，他站在那儿，木然不动，一句话也不说，显得很惹人注目。那姑娘和法院听差也真的在注视着他，看他们的神态，仿佛转瞬间在K的身上就要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他们不想错过这个可以亲眼目睹的时机。在门开着的地方，站着K刚才远远看见的那个人。这人抓住低矮的门楣，踮起脚尖悠然地晃来晃去，就像一个急不可待的观众。但是，姑娘首先发现，K木然不动的举止显得颇为不舒服的样子。她便搬去一把椅子问道：“你坐下好吗？”K立刻坐下来，双肘撑在扶手上，好把身子支撑得更稳些。“你觉得有点头晕，是吗？”姑娘问他说。这时，姑娘的脸就凑在他的眼前，显现出一副好些女人在青春年华时所特有的那种严肃的神色。“你别担心，”她说，“在这儿，这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差不多每个初来这里的人都是免不了的。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吧？既然是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太阳晒在屋架上，直烤得梁木灼热，屋里的空气简直闷热得无法忍受。这个地方太不适宜于做办公室了，不管它除此以外有多大的用场。可要说起这里的空气来，在案子多的日子里，差不多天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弄得空气污浊不堪，难得叫人透过气来。如果你再想一想，还有各种各样洗好的衣服也晾晒在这儿——当然也不能完全禁止楼里的住家晾晒衣物——你就不再会因为你有点头晕而感到奇怪了。不过，时间久了，自然就习惯了。等你来上两三次后，差不多就不会再感到透不过气了。你感觉好些了吗？”K没有回答。这突然的头晕使他只好受这些人摆布，觉得太难堪了；他现在知道了自己头晕的原因，非但没有觉得好转，反而更加糟糕了。姑娘马上看在眼里，顺手抓起一根靠在墙上的带钩的竿子，打开正好在K的头顶上通往户外的小天窗，好让K透一透气。然而，烟尘随之纷纷扬扬地涌了进来，姑娘不得不马上又把天窗关上，拿出自己的手帕替K揩净两手。K已经虚弱得不能自理了。他倒很乐意安安静静地呆在这儿，等到恢复得有了足够的气力后再离去。不过，他们越少留意他，他肯定恢复得就越快些。但是，姑娘这时却说道：“你不能呆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会妨碍人走路的——”K目光扫视四周，似乎询问着在这儿到底妨碍了什么人走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送你去医院。请你帮一帮我吧，”她对着站在门口的那个人说。那人马上就靠了过来。可是，K不愿意到医院去，特别不愿意让人家把他弄到更远的地方；他去得越远，情况肯定就越糟糕。“我已经可以走了，”他说着站起身来，在椅子里舒舒适适地坐了一阵子，一站起来就抖抖颤颤的。但是，他依然挺不直身子。“看来还是不行，”他一边摇摇头说，一边又叹息着要坐下去。这时，他想到了法院听差。即使他这个样，听差也不用费什么劲就能把他送出去。可是，他好像早就溜走了。K从站在他面前的姑娘和那人之间望过去，连法院听差的影子也看不见。

“我想，”那人说，他穿着很讲究，特别是那件灰颜色的坎肩格外醒目，下面两只长长的尖角，线条裁剪得十分分明，“这位先生感到头晕，是因为这儿空气污浊。最好别先送他去医院，干脆弄到办公室外面去，他也会觉得这样做最好。”“说得对，”K大声说道，他兴奋得差点儿没让这人把话说完，“那我肯定会马上好起来的，况且我并不是那么虚弱，我只需要有人在腋下搀一搀就行了。我不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的，再说路也不长，你只扶着我到门口就行了，然后，我自己在楼梯上坐一会儿，便会很快恢复过来。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毛病，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也是一个职员，一样习惯了办公室的空气，但这儿的空气看来太糟糕了，连你自己也这么说。劳驾你了，请稍微扶我一把吧。我觉得头晕；一站起来，我就感到天旋地转。”他抬起肩膀，好让这两个人搀着胳膊扶住他。

可是，那人并没有依着K的请求去做；他两手安然自在地插在裤兜里，哈哈大笑起来。“你瞧瞧，”他对姑娘说，“还是我说准了吧。这位先生只是在这儿才觉得不舒服，在别的地方则是安然无恙的。”姑娘也微微一笑，可是用手指尖轻轻地点点那人的胳膊，仿佛他这样冒昧跟K开玩笑未免太过头了。“可是，你想到哪儿去了呢？”那人还是笑个不停地说，“我当然乐意扶这位先生出门。”“那就好，”姑娘一边说，一边稍微点了点那妩媚的脑袋表示致意。“你可别太介意他这么笑个不停，”她对K说。K又陷入忧伤中，呆呆地凝视着前方，看来好像不需要听任何解释。“这位先生——我可以介绍一下你吗？”（那人挥挥手表示不同意）——“这位先生是管咨询的，他给那些在案等待的人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咨询。由于公众还不太熟悉法院事务，有许多人来求他咨询。他有问必答，还从来没有能难住他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他。可这还不是他惟一的特点。他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究穿着。我们，也就是说这些法官们，一向认为，考虑到尊严和第一印象，必须让这个咨询员穿着讲究，因为他始终首先跟诉讼各方打交道。遗憾的是，我们其他的人穿得很差，而且古板，你从我的穿着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不过，我们几乎长年累月泡在办公室里，甚至睡在这里，把钱花在穿着上也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正如刚才所说，对这位咨询员来说，我们一向认为讲究衣着是必要的。可是，我们的管理部门在这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不供给衣服。于是，我们只好募捐——连诉讼人也解囊相助——，给他买了这身漂亮的衣服和其他衣物。为了赢得一个良好的印象，似乎现在万事俱备，可他哈哈笑个不停，又把事情弄糟了，让人担惊受怕。”“说得头头是道，”那人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可是，我不明白，小姐，你为什么把我们所有的内幕一股脑儿都透露给这位先生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强加给这位先生呢？他根本就不想听。你只看看他坐在那儿的样子，显然在琢磨着他自己的事。”K毫无心思去反驳他。看来姑娘的用意是好的，她或许想分散一下K的注意力，或者有意使他能够打起精神来。可是，她的做法不对头。“我觉得有必要给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大笑，”姑娘说，“这笑里包藏着侮辱。”“我想，只要我最终扶着他出门，再厉害的侮辱他都会包容。”K一声不吭，连眼睛也不抬一下，他听任这两个人拿他当东西一样做交易，他甚至觉得这样也很好。然而，他突然感到那咨询员的手搀起他一只胳膊，姑娘的手扶起另一只。“好啦，起来吧，你这个虚弱的男子汉，”咨询员说。“多谢你们二位了，”K喜出望外地说，慢慢地立起身来，把那两个人的手拉到他最需要搀扶的位置上。“看起来，”当他们走进过道时，姑娘在K的耳旁小声说，“好像我特别有意要把这位咨询员往好的方面说似的。不过，你要相信，我是实话实说。他并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没有义务搀扶得病的诉讼人离开这儿，可是，你看他却这样做了。在我们中间，也许就没有狠心的人，我们十分乐意帮助所有的人。可作为法院官员，从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被人看作好像都是些铁石心肠的人，不愿意帮助人。为此我简直苦恼极了。”“你要不要在这儿坐下来歇会儿？”咨询员问道。这时，他们已经到了过道里，正好走到了K刚才搭过话的那个被告跟前。在他面前，K几乎感到有些难为情；刚才还那么挺直地站在他面前，现在却得让两个人搀扶着，他的帽子由咨询员托在叉开的五指上，他的头发乱蓬蓬的，披散在汗津津的额头上。不过，那个被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低三下四地站在不屑看他一眼的咨询员跟前，一个劲儿地竭力为自己来这儿表白。“我不知道，”他说，“今天还不会审理我的申请。可我还是来了，我想，我可以在这儿等着。今天是星期日，我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也不会碍事。”“你用不着这样再三表白，”咨询员说，“你的小心谨慎实在令人钦佩。你虽然在这里不必要地占去了一个位子，但是，只要你不惹我讨厌，我就不愿意阻止你来这儿关注你的案子的进展情况。只要亲眼目睹过那些无耻地玩忽职守的人，也就学会了对像你这样的人要有耐心。你坐下吧。”“你听听，他多么善于跟诉讼人讲话啊，”姑娘低声说。K点点头，但是，他一听到咨询员又问他，不由得一下子心头火起：“你要不要在这儿坐下来歇会儿？”“不，”K说，“我不想休息。”他以极坚决的口气说出这句话，实际上他真巴不得坐下来；他就像晕了船一样。他觉得自己好像正处在一条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的船上，仿佛海水拍打着木船壁，从过道的深处传来滚滚怒吼的波涛声，过道随之横着颠上沉下，这些坐在两旁的诉讼人也随着上下沉浮。因此，扶着他的姑娘和咨询员的沉着更叫他不可理解。他只能听命于他们的摆布，只要他们一松手，他准会立刻像一截木头似的栽倒在地。从他们的四只小眼睛里，不停地闪现出锐利的目光。K感觉到了他们齐头并进的脚步，却不能跟着走；他几乎被一步一步地拖着走去。他终于觉察到他们对他讲话，可是，他弄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见那充斥着一切的喧闹声。透过这喧闹声，似乎有一个轰轰的声音如同长鸣的汽笛持续不变地回响在耳旁。“大声点说，”他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说道，现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因为他知道，他们讲话的声音已经够响了，只是他无法听清楚罢了。这时候，终于有一股沁人肺腑的气流迎面扑来，仿佛他面前的墙壁霍然裂开了似的。他听到身旁有人说：“他起先想走开，可是，后来成百遍地告诉他，这儿就是出口，他却一动不动。”K发现自己到了门口，姑娘已经打开了门。他浑身的气力似乎一下子都回来了。他想先尝尝自由空气的滋味，便立即踏上了一级楼梯，从那里告别了两个搀扶他的人。他们躬着身听他说话。“多谢，多谢，”他不住地重复道，一再跟他们握手，直到他觉得这两位习惯了办公室空气的人，对这从楼梯上涌来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不太适应时，才松开了手。他们几乎连回话的气力都没有了。要不是K眼疾手快地关上门，姑娘或许会从楼梯上落下去。然后，K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从衣兜里掏出一面小镜子，梳理好头发，捡起放在下一级台阶上的——准是咨询员扔到那儿去的——帽子戴在头上，接着跑下楼梯去。他那么精神焕发，跨着那么大的步子，连他自己对这突然的变化也有几分担心了。他一向十分良好的健康状况还从来没有给他带来过这样的意外。或许他的体内正酝酿着剧烈的转机，要使他为一个新的变化过程做好准备，因为它如此轻而易举地经受住了新的考验？他不完全排除过后有机会去看一看医生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从今以后，他要使所有的星期天上午都过得比今天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他是可以自己拿主意的。

鞭手

接着有一天晚上，K离开办公室，穿过通往主楼楼梯的走廊时——他这天晚上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只有发行部里还有两个办事员在暗淡的灯光下工作——，忽然听到从一扇门后传来一阵哀叹声。他向来以为那儿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小仓库，可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去看过。他诧异地停住脚步，侧耳细听，想弄清楚他会不会听错了。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可是，隔了一会儿，哀叹声又传来了。开始，他想去叫一个办事员过来，或许可以让他来作证。但是，一转念，一股不可遏制的好奇心驱动着他，他顺手推开了门。他猜得一点儿不错，果然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小仓库。门槛后，废旧印刷品和陶制的空墨水瓶堆放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那低矮的空间里站着三个人，弯腰曲背，一支固定在架板上的蜡烛微微地照着他们。“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心里惴惴不安，急匆匆地问道，但声音并不大。三个人中显然有一个控制着另外两个，那人穿着一件深色的皮上衣，脖子、胸口和两只胳膊全部裸露在外面，特别引人注目。听到K的问话，他没有反应。可是，另外两个却大声喊道：“先生！就怪你在预审法官那里告了我们的状，我们才落了个挨鞭子的下场。”这时，K才认出了那两个人原来是看守弗兰茨和威勒姆，另外一个手里举着鞭子要抽他们。“怎么回事，”K一边说，一边凝视着他们，“我没有告过谁的状，我不过是如实地讲了在我的屋子里所发生的事情。而你们当时的行为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先生，”威勒姆说，弗兰茨则站在他的背后，想躲开那个人。“要是你知道我们的收入是多么可怜的话，想你也不会那么狠心去糟蹋我们。我要养家口，弗兰茨也要成个家，谁都得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发财致富的路子，光靠老老实实地干是挣不来的，就是累死累活也没有用。你那令人垂慕的衣物使我动了心。当然，当看守是不准那样干的，那样干不对。可是，犯人的衣物归看守所有，这是传统的规矩，历来如此，我给你说的都是实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身陷囹圄，遭受如此不幸的人来说，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可是，一旦这事公开说了出去，那我们肯定就会受到惩罚。”“你们现在说的，我一无所知，我也根本没有要求惩罚你们，我只是本着一个原则。”“弗兰茨，”威勒姆转过身对另一个看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这位先生并没有要求惩罚我们吗？现在你听听，他竟然不知道我们一定会受到惩罚哩。”“别听信那一套，”手里拿着鞭子的人说，“这样的惩罚是公正的，也是免不了的。”“别听他的话，”威勒姆说着突然住了口，一只手迅速地捂到嘴边，随之手上挨了一鞭子，“我们倒霉挨揍，都怪你告发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则安然无恙。即使他们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也不会怎么样的。难道可以说这是公正的吗？我们两个，尤其是我，当看守多年来始终如一，尽心尽责，连你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替当局尽到了看守的责任。我们本来还有升迁的希望，自然不久也会升为鞭手，就像这位一样，他很走运，从来还没有被谁告发过，这样告人的事确实太少见了。可现在，我的先生，一切全完啦，我们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不得不再去干比当看守更低下的事。再说，我们现在还得挨揍，忍受这死去活来的皮肉之苦。”“这鞭子真会抽得像你说的那样不堪忍受吗？”K一边问，一边审视着鞭手挥舞在他面前的鞭子。“我们都得脱光衣服，”威勒姆说。“原来是这样，”K说着打量起鞭手。那人脸孔晒得黑黑的，像个水手，一副凶神恶煞神气十足的模样。“难道就没有法子不让这两个人挨鞭子吗？”K问他。“没有，”鞭手微笑着摇摇头说。“把衣服脱光！”他这样命令着两个看守。接着他对K说：“你别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就怕挨揍，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比如说这个家伙，”他指着威勒姆，“刚才口口声声说什么他的晋升前程，简直可笑至极。你瞧他那肥胖劲儿，就是抽上几鞭子，也抽不出个名堂来。你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胖吗？只要他在场，哪个被捕的人的早餐都免不了去填他的肚皮。他不也吃掉了你的早点吗？怎么，我没有说错吧。不过，像他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升为鞭手，决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未必就没有这样的鞭手，”威勒姆一边声称道，一边解着裤带。“住嘴，”鞭手说着就扬起鞭子掠过威勒姆的脖子，吓了他一跳，“你瞎听什么呢，还不快快脱光衣服。”“如果你放走他们，我会重赏你的，”K一边说，一边掏出自己的皮夹子，他不再去看鞭手一眼。干这类交易，双方最好是彼此心照不宣。“那你过后准也要告我一状，”鞭手说，“让我也挨鞭子。办不到，永远办不到！”“你好好想想，”K说，“如果我真的希望让这两个挨揍，那我现在就不会去花钱使他们免受皮肉之苦。我可以随手关上门回家去，看不见，听不着。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不愿意这样做。说实话，我是认真的，我想让你放他们一马；如果我预先知道他们免不了要挨揍，或者只是可能挨揍的话，那我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我确实认为责任不在他们身上，祸根是那个机构，那帮高级官员才是真正的祸根。”“正是这样，”两个看守大声说，可同时都在赤裸裸的背上挨了一鞭。“如果你在这里鞭打的是一个高级法官，”K一边说，一边拦住了又要举起来的鞭子，“我确确实实不会阻拦你下手的，相反，我还会奖赏你，让你鼓足劲干这样的好事。”“你说的听起来挺在理，”鞭手说，“而我是不会让人收买的。既然我是被派来打人的，那我就要动手啦。”那个叫弗兰茨的看守也许本来一心期待着K的干预会给他们带来好的转机，因此一直几乎不露声色地缩在那里，身上只穿着裤子。他现在走到门口，到了K的面前，跪在了地上，拽着K的胳膊低声说：“如果你无法劝导他饶恕我们俩，至少要设法把我解脱出来。威勒姆比我年纪大，无论怎么说都更比我经得起鞭打，况且他在几年前就挨过一次不算厉害的鞭打，可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脸。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威勒姆带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反正他是我的师傅。我的未婚妻在楼下银行门前还等着结果呢，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呀。”他的脸依在K的外衣上，抹去了汪汪的泪水。“我可不等啦，”鞭手说着两手抓起鞭子，朝弗兰茨甩去，威勒姆则吓得畏缩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脑袋动也不敢动一下。这时，从弗兰茨的喉咙里迸发出了一声尖叫，一声连续不断无以复加的惨叫，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遭受刑讯的工具发出来的，一下子充满走廊，让整个楼里都听得到。“别叫啦，”K吆喝道，他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他一边神情紧张地朝着那两个办事员闻声准会赶来的方向看去，一边推了弗兰茨一把，虽然没很用劲，但足以使这个昏头昏脑的家伙倒下去，抽抽搐搐地伸开双手抓地。即使这样，他仍免不了挨打，那鞭子朝着倒在地上的他抽去，他在鞭下滚来滚去，鞭梢则随之富有节奏地一起一落。这时，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办事员的影子，另一个就跟在他身后几步远。K赶紧推上门，走向靠着庭院的一扇窗前，打开窗子。尖叫声完全停止了。为了不让那两个办事员走近，K大声说：“是我！”“晚安，襄理先生！”他们大声回道，“出什么事了？”“没有，没有，”K回答道，“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没有别的事。”看到两个办事员依然站着不动，K又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说完，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免得跟他们再说来说去。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又朝走廊看去，他们都走开了。可是，K依然停留在窗前，不忍心再去仓房，也不愿回家去。他朝下望去：那是一个小四方庭院，四周围全是办公室，现在所有的窗户都黑洞洞的，惟有最上面的玻璃窗反射着蒙蒙的月光。他瞪着眼睛，极力企图朝庭院里一个黑洞洞的角落去看个究竟：那里堆放着几辆手推车。他为自己没有能阻止看守挨打的事而痛心。可话说回来，阻止不了也不能说是他的过失；如果弗兰茨不大声尖叫起来——不用说，他肯定被打得很痛，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他得要控制自己——，如果他不大声尖叫的话，那么，K至少还会找到劝说鞭手的办法。既然整个最低层的官员都是些见钱眼开的小人，难道说恰恰这个干着最没有人性的差事的鞭手会成为一个例外吗？何况K也注意到了，他那对眼睛一看到钞票时闪闪发光的样子。他之所以声称什么秉公办事，显然只是为了抬高要价而已。K是不会吝啬几个钱的，他确实想把那两个看守解救出来。既然他现在已经开始了跟这腐败的法律机构搏斗，那么，不言而喻，他也要从这里打开缺口。可是，在弗兰茨开始尖叫起来的瞬间，一切便自然化为泡影。K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办事员，或许还有其他各类各样的人闻声赶来，当场发现他跟这一帮人挤在杂物仓库里搞什么名堂。谁都不能要求他做出这样的牺牲。如果他真打算做出这样的牺牲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己脱光衣服，挺身而出，替这两个看守来挨打，这可以说更简单。再说，鞭手一定不会接受他来当替身。鞭手要那样做，非但得不到好处，反而会落个玩忽职守的罪名，而且可能背上双重的罪名。只要K有案在身，他一定不能受到法院任何职员的伤害。不过，在这里也可能有特殊的规定在起作用。无论怎么说，K除了随即推上门外，没有别的办法。即使如此，对他来说，到现在还绝对不能说一切危险都排除了。很遗憾，他最后还推了弗兰茨一把，都怪他当时太激动了。

远处，他听到了两个办事员的脚步声。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关起窗，朝着主楼梯的方向走去。经过杂物仓库门前时，他停下来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了。也许那两个看守给打死了，他们完全落在了为所欲为的鞭手的手里。K把手已经伸到了门把手上，可又缩了回来。他这下可帮不了他们的忙喽，那两个办事员随时都会赶来的。但是他发誓，决不会就此罢手的，他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付那些真正的罪人，那些迄今不敢向他露面的高级官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走下银行门外的台阶，仔细地观察着所有的行人，可连周围较远的地方也看不到一个在等人的姑娘的影子。弗兰茨说什么他的未婚妻在门外等着他，看来他是在编造谎言了。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谅解的谎言，无非就是为了博取更多一些同情而已。

到了第二天，那两个看守的影子始终还萦绕在K的脑子里；他工作心不在焉，为了赶完因此耽误的事儿，只好在办公室里呆得比前一天还晚些。他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家，走到那仓库门前时，禁不住又打开了门。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预料中的漆黑一片，他简直难以自制，不知如何是好。屋里的一切依然照旧，跟他昨天晚上打开时看到的一模一样：那些印刷品和墨水瓶依然堆在门槛后面，鞭手手里持着鞭子，看守的衣服扒得光光的，架板上的烛光不停地闪烁。两个看守一看见K就抱怨起来，他们大声喊道：“先生！”K立刻砰地关上门，又用拳头狠劲地推了推，仿佛这样一来门关得就更严实了似的。他差点儿哭着跑到那两个在复制机旁全神贯注地工作着的办事员跟前。他们十分惊奇地停下活儿。“你们把这仓房全部清理干净！”他大声说道，“我们都快叫垃圾给埋了！”两个办事员答应第二天来清理。K点点头，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不能再去强求他们立即去干。他本来倒有这样的打算。他坐了下来，想在近前看看这两个办事员是怎样工作的，翻了翻几张复制好的东西，好以此给他们留下一个他在检查工作的印象。然后，他发现两个办事员似乎不敢跟他一起离开，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茫然若失地回家去了。

K的叔叔——莱尼

一天下午——K正忙得不可开交，赶着处理当天就要发走的函件——，他的叔叔卡尔，一个乡下的小地主从两个来送文件的办事员之间挤过去，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办公室。看到叔叔的到来，K并没有感到像他前些日子想象着叔叔要来时那么惶恐紧张。差不多一个月以前，K就断定叔叔肯定会来的。他常常在想象中看见他的模样儿，现在真的出现在眼前：微微驼着背，左手拿着那顶捏得塌下去的巴拿马帽，一进门老远就朝他伸来了手，接着莽莽撞撞急不可待地从写字台上递过去，凡是挡道的东西，都会给撞个乱七八糟。他的叔叔老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好像让那迂腐的想法追逐着似的：他要进城来，总是只呆一天，而且非得要在这一天里办完所有事先打算要办的一切事情不可。此外，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跟人寒暄、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机会。只要他一来，K就得全力以赴，帮他办好所有要办的事，还得把他留在家里过夜。他从前是K的监护人，K对他抱有特殊的感恩之心。“乡巴怪，”K总是这么称他。他打完招呼——K请他坐到椅子上再说，可他连这点空都没有——，就叫K跟他单独谈一谈。“我们很有必要来谈一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谈我放心不下。”K立刻把两个办事员打发走，吩咐他们别让任何人进来。“约瑟夫，你可知道我听到了些什么吗？”他看到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便大声说道，随之坐到办公桌上，顺手抓来各种文件纸，连看也不看就垫在座下，以便坐得舒服些。K缄默不语，他明白叔叔要问什么。但是，既然他已经突然脱开了这紧张的工作，索性就先舒舒服服地偷个闲。他透过窗户，望着马路对过。从他坐着的地方望出去，只能看到马路对过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一道光秃秃的住宅墙夹在两家商店的橱窗之间。“你还有闲心往窗外看，”叔叔挥动着双臂大声说道，“天啦，约瑟夫，你回答我呀！是不是真的？难道说会是真的吗？”“亲爱的叔叔，”K说着把自己从心不在焉的境地里拽了出来，“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要我说什么呢。”“约瑟夫，”叔叔警告说，“就我所知，你从来不会说谎的。难道要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当作是不祥的兆头吗？”“我当然猜得到你要问什么，”K顺从地说，“你大概听到了关于审判我的事吧。”“是这么回事，”叔叔一边回答，一边半信半疑地点点头，“我是听到了关于审判你的事。”“是从谁那儿听到的？”K问道。“爱尔纳写信告诉我的，”叔叔回答道，“她也难得见你的面，你也不大关心她，不是吗？尽管如此，她还是听说了。我今天收到了她的信，当然马上就乘车赶来了。没有别的原因，可这个原因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信中提到你的一段话念给你听听。”他从小皮夹里拿出那封信。“就在这儿，她写道：‘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约瑟夫了。上个星期，我去银行找过他一次，可是约瑟夫很忙，我没有见到他；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然后不得不回家去，因为我还要上钢琴课。我真想跟他谈谈，也许不久会有机会见到他。我过生日时，他给我送来了一大盒巧克力。他真好，想得多周到。我上次写信时，竟忘了告诉你们这件事。现在你们写信问起我，我才想起来了。你们可要知道，巧克力到了寄宿公寓里，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还没有等你意识到有人送来了巧克力，就已经一扫而光了。可是关于约瑟夫，还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们。如上所述，我到银行去无法见到他，他正在跟一个先生商量事。我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位办事员，他们是不是还要谈很久。他说或许要谈很久，因为谈话可能牵涉到对襄理先生提出诉讼的事。我问究竟是什么案子呢，他是不是搞错了，可是，他说他没有搞错，是有一个案子，而且还是一个严重的案子，不过，再多他就不知道了。他本人倒很愿意帮助襄理先生，说襄理心地良善，为人刚直。可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办是好，只好盼着某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帮他说话。他相信，肯定会有人出来帮忙的，事情终归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他说眼下从襄理先生的情绪看得出，情况似乎不太妙。当然，我并没有把他的一番话当真，也设法去安慰那个头脑简单的办事员，叫他不要向任何人谈这事。我认为，他所说的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不管怎么说，亲爱的父亲，也许为了放心起见，你下一次进城的时候，最好应该过问一下这事。对你来说，可能容易打听到比较详细的情况。如果真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请你那些颇有影响的亲朋好友给通融一下。即使没有那个必要，这倒是很有可能的，那么，至少这不久会给你女儿带来一个拥抱你的机会，那会叫她多么高兴啊。’——真是一个好孩子。”叔叔念完这段信后一边说，一边抹去盈眶的泪水。K点了点头。他由于最近遇到了种种麻烦事，把爱尔纳彻底忘在脑后了，甚至连她的生日都忘掉了。她编造出送巧克力的故事，显然只是要替他在叔叔和婶婶面前保全面子。这实在感人至深。即使他打算从现在起定期送给她戏票，也肯定不足以回报她的一片心意。可是，去寄宿公寓看她，跟一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聊天，他现在觉得也不合适。“那么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呢？”叔叔问道，这封信使他忘掉了一切焦急和不安，他好像又要把它念一遍。“是的，叔叔，”K说，“这是真的。”“难道说这是真的？”叔叔大声喊道，“什么是真的呢？这怎么会是真的呢？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呢？不会是一桩刑事案吧？”“是一桩刑事案，”K回答道。“这么说你是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背着一桩刑事案子了？”叔叔大声喊道，他越叫声越大。“我越是镇静，越是对结果好，”K疲惫地说，“别担心。”“这怎能叫我放下心呢？”叔叔大声说道，“约瑟夫，我亲爱的约瑟夫，想想你自己，想想你的亲人吧，再想想我们的声誉吧！你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你可不能成为我们的耻辱啊。你的态度，”他歪着脑袋看着K，“好叫我伤心。一个无辜的被告，如果他还有理智的话，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快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让我来帮助你。准是跟银行有牵连吧？”“不对，”K说着站起身来，“可是，你讲话声太大了，亲爱的叔叔，那个办事员肯定就站在门后听着呢，这叫我感到很别扭。我们最好另找个地方。我将尽量回答你提出的一切问题。我十分清楚，我有责任给全家人做出解释。”“好，”叔叔大声喊道，“很好，别慢慢吞吞，约瑟夫，你快点！”“我还有几件事要交待，”K说着拿起电话叫他的助手过来。不大一会儿，助手进来了。K的叔叔很激动，朝进门的助手挥挥手，示意是K唤他来。其实哪里用得着他这样做呢？K站在写字台前，一一地拿起各种文件，轻声地向这个年轻助手吩咐着他今天不在时还需要办的事情，助手冷静而专心地听着。K的叔叔站在旁边，起先眼睛瞪得圆圆的，神经质地咬着嘴唇，搅得K心神不定。他并没有听K的讲话，可是那副装作要听的样子就够叫人闹心了。然后他在屋里踱来踱去，这儿停停，那儿站站，不是走到窗前，就是停在墙上挂的画前，嘴里不住地发出感慨，比如“这真叫我不可思议！”或者“天啦，这事将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年轻人装作好像对此丝毫也没有注意的样子，泰然自若地听完K的吩咐，随手记下几个要点，接着向K和K的叔叔鞠个躬就走开了。但是，K的叔叔这时正好背对着他望着窗外，伸开的双手把窗帘攥成一团。门刚一关上，K的叔叔就大声喊道：“这个俯首帖耳的家伙总算走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走了。终于可以走了。”他们到了前厅，那里闲站着几个官员和办事员，正好副经理也打前厅穿过。不幸的是，K实在没有法子说动叔叔在前厅别再询问案子的事。“好吧，约瑟夫，”当K给那些站在前厅里向他鞠躬致意的人应付回礼时，叔叔却开口说道，“现在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到底是一桩什么案子。”K含含糊糊地应付了几句，随便笑了笑，到了楼梯上，才向叔叔说明，他不愿意当那些人的面公开谈这事。“也好，”叔叔说，“不过现在可以说了吧。”他歪着脑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雪茄，侧耳细听着。“叔叔，首先要说明的是，”K说，“这不是一桩普通法院受理的案子。”“那就糟了，”叔叔说。“这话是什么意思？”K看着叔叔问道。“我说的意思是那就糟了，”叔叔又说了一遍。他们站在银行楼前通往街道的台阶上。那个看门人好像在听着他们的谈话，K拉着叔叔下了台阶，消失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叔叔挎着K的胳膊跟着走，他不再那么急于打听案子的事了。他们默默不语地往前走了好一阵儿。“可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叔叔终于又问起来，他突然停住脚步，连走在他身后的人也吓得赶紧避开了。“这样的事情可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早就酝酿起来了，这期间肯定少不了出现兆头，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你知道，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我毕竟还是你的监护人，直到现在，我都引以为自豪。我当然现在还会尽力帮助你的，只是事到如今，案子已经开始审理，那就很难帮得上忙了。无论怎么说，也许你最好是请假，到我们乡下来住一阵子。我现在才发现你这阵子消瘦了。在乡下，你会强健起来，这样会有好处的，你肯定还将面临让你劳心的事情。不过，除此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因此可以避开法院的淫威。在这儿，他们拥有一切可能的强力手段，必要时会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你；但是，如果你到了乡下，他们要找你时得先派人去，或者企图靠写信、拍电报、打电话给你施加影响。这么一来，那股劲儿自然就弱了。虽说这不能使你得到解脱，但可以让你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不可能让我离开这儿，”K说，叔叔的一番话把K拖进了那些人的思路里。“我不相信他们会禁止你离开，”他好像深思熟虑地说，“因为你离开不至于使他们的权力受到什么损失。”“我还以为，”K一边说，一边挽起叔叔的胳膊，好让他别站着不走了，“你会比我更不在乎这一切，想不到你现在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约瑟夫，”他大声喊道，他想挣脱K的手原地站着不动，可是K不松开他，“你变了，你向来思想敏锐，头脑清醒，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你却变成稀里糊涂的样子了，难道你要输掉这场官司吗？难道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彻底被毁掉。你的所有亲属也将无一幸免，或者至少是蒙受奇耻大辱。约瑟夫，振作起来吧。你这漠然置之的态度简直要使我发疯了。看看你的样子，禁不住会叫人相信起那句老话来：‘这样的官司，不打便意味着输了。’”

“亲爱的叔叔，激动是没有用处的。无论是你激动，还是我激动都无济于事。凭着激动是打不赢官司的。我向来十分尊重你的亲身经验，即使你现在说的叫我很惊讶，我依然不改初衷。请你也要稍许考虑考虑我的亲身经验。你既然说全家都会因为这桩案子受到株连——其实要让我看，我绝对想不出会怎么样，不过这是题外的话了——，我心甘情愿，全听你的。只是按你的意思去乡下住一住这事，我则认为是不可取的。这似乎意味着逃罪，也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再说，我在这里虽然受到更多的监控，但是我自己也可以更有力地促使这桩案子加速进行。”“这话说得好，”叔叔说，听他的话音，仿佛他们俩的想法现在终于彼此更加接近了似的，“我之所以那样建议，不过是因为我看到你留在这儿，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你的案子有损无益。我觉得最好由我来替你为这桩案子跑一跑。可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全力以赴，推进案子加快审理，那就再好不过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K说道，“那么你现在说说看，我先应该怎么办呢？”“这事我当然还得考虑一下，”叔叔说，“你要想一想，我在乡下已经住了二十年，几乎就没有间断过，对于这样的事情，嗅觉也越来越不像从前那么敏锐了。天长日久，各种重要的关系，跟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联系自然也都疏远了。他们办这样的事也许更在行些。在乡下，我就像与世隔绝了一样，这点你是知道的。只有当你遇上了这样的事情时，你才会觉察到这一点。你的案子多多少少也出乎我的意料。我打收到爱尔纳的信后，就莫名其妙地猜到了一些类似的情况，今天一见到你，几乎是确信无疑了。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是现在别再耽误时间。”他话还没说完，就踮起脚尖，顺手叫来了一辆出租车；他一边大声地告诉司机去什么地方，一边拽着身后的K钻进车里。“我们现在乘车去胡尔德律师那里，”他说，“他是我中学同学。想必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吧？难道不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作为辩护人，作为穷人的律师，他远近闻名，很有声望。不过，我特别信赖他的为人。”“我觉得你怎么办都行，”K说，虽然叔叔处理事情那匆匆忙忙、迫不及待的劲儿使他感到很不是滋味。身为被告，去一个穷人律师那儿，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我还不知道，”他说，“遇上这样的案子，也可以请律师。”“当然可以，”叔叔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你现在就把迄今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吧，好让我对案子心中有数。”K立刻讲起来，前前后后，一丝不落。他只能以绝对的坦率，来抗拒叔叔认为这桩案子是一件奇耻大辱的看法。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名字他只是捎带提过一次，可是，这并不会损害他的坦率，因为毕尔斯泰纳小姐跟这桩案子毫无干系。K一边讲，一边望着车窗外，发现他们正好快驶进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郊区了，便让叔叔留意这个地方。可是，叔叔对这偶然的巧合并没有觉得大惊小怪。出租汽车在一座黑乎乎的屋子前停了下来。K的叔叔随即按响了底层的第一家门铃；他们等着开门的时候，他笑着露出一口大板牙，低声说道：“现在是八点钟，还不是接待客人的时候。不过，胡尔德不会因此生我的气。”这时，大门观察孔后，出现了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望了这两个客人几眼后又消失了，可是门依然关得紧紧的。K和叔叔彼此证实他们确实看到了一双眼睛。“也许是一个新来的女用人，害怕陌生人，”叔叔说着又敲敲门。那双眼睛又出现了，现在看上去好像很忧伤的样子，不过，这也许只是那盏没有加罩的煤气灯造成的幻觉；那灯就挂在他们头顶的上方咝咝吱吱地燃烧着，但只发出微弱的光来。“开门，”K的叔叔一边大声喊道，一边用拳头砸着门，“我们是律师先生的朋友！”“律师先生病了，”一个低微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过来。在小过道的那一头，一个穿着睡衣的先生站在一扇打开的门口，拖着非常低的嗓门这样说。K的叔叔等了好久无人开门，气得直冒火；他猛地转过身去大声喊道：“病了？你说他病了？”说着咄咄逼人地冲着那人走去，好像他就是病根似的。“门已经打开了，”那先生一边说，一边指着律师家的门，然后裹起睡衣进屋了。门真的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姑娘——K又认出了那双黑溜溜的、有点凸出的眼睛——穿着白色的长围裙，站在前厅里，手里举着一支蜡烛。“下次开门要放快点！”K的叔叔招呼也不打就冲着姑娘这样说，姑娘则稍稍行了个屈膝礼。“跟我来，约瑟夫，”他然后对K说。K很不情愿地打姑娘身边挪过去。“律师先生病了，”看到K的叔叔径直朝着一扇门闯去，姑娘便说道。她已经转过身去关大门，K依然如痴如醉地盯着她：这姑娘长着一张布娃娃似的圆脸蛋，不仅那苍白的两颊和下巴，就连那太阳穴和额头都鼓得圆圆的。“约瑟夫，”叔叔又喊了一声，接着又问姑娘：“是心脏上的毛病吧？”“我想是的，”姑娘回答道，她趁机举着蜡烛走到前面，把房门打开。在烛光还没有照到的一个角落里，一张蓄着长胡子的脸从床上抬起来。“莱尼，是谁呀？”律师问道，烛光照得他眼睛无法看清来客。“是你的老朋友阿尔贝特，”K的叔叔说。“噢，是阿尔贝特，”律师说着又倒在枕头上，好像面对这位客人，没有必要硬充好汉似的。“难道真的这么不好？”K的叔叔一边问，一边坐到床边上。“我不相信会这么糟。这不过是你心脏病暂时发作而已，跟以前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吧，”律师有气无力地说，“不过，从来还没有这么厉害过。我觉得呼吸都困难，简直无法睡觉，而且一天比一天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这样，”K的叔叔说，一只粗大的手把那顶巴拿马帽使劲地压到膝盖上。“真是不幸，你不是说有人好好照料吗？这屋子里如此冷冰冰的，黑洞洞的。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可还记得第一次来这儿时，觉得似乎比现在要欢快些。还有你身边这个小女佣看来不怎么活泼，或者是她故意装成这个样。”姑娘还一直举着蜡烛，站在门近旁；从她那模糊不清的眼神看去，她更留心的是K，而不是他的叔叔，即使这人现在正在议论她。K将一把椅子推到姑娘的近旁，身子靠了上去。“谁要病成我这个样子，”律师说，“就得有个安静的地方，我并不觉得这里冷冰冰的。”他稍微歇一歇后又补充道：“莱尼对我照料得很好，她是个好姑娘。”可是，这话说服不了K的叔叔，他显然对这个女佣抱有偏见。他并没有去反驳病人的话，而以严厉的目光注视着女佣。这时，她走到床前，把蜡烛放在床头柜上，朝病人俯下身去，一边整理着靠枕，一边跟他悄悄私语。K的叔叔几乎忘记了顾及眼前的病人，站起身来，在女佣的背后踱来踱去。倘若他此刻从背后一把抓住女佣的裙子，把她从床上拽下来，K也不会感到惊奇的。K自己则处之泰然，旁观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甚至庆幸律师正好有病缠身；他无法阻止住叔叔对他这桩案子所表现出的越来越热切的关心。而现在，他用不着去插手，便眼看着叔叔那股热情劲渐渐消散了，心里感到乐滋滋的。这时，叔叔冲着女佣说，也许只是想捉弄她一下：“小姐，劳驾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好吧，我有事要跟我的朋友商量。”女佣俯着身，离病人好远，正在铺着靠墙一边的床单。她听到这话后，只是把头一扭，十分冷静地说：“你看，先生病得这么厉害，他无法跟人商量事。”她说话时心平气和，跟K的叔叔那狂躁不安讲话结结巴巴、唾沫飞溅的神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重复了K的叔叔的话，大概只是出于不假思索的缘故，可是，让一个不关痛痒的局外人来听，毕竟会把它看做是一种嘲弄。K的叔叔自然顿时火冒三丈，痛如针刺。“你这个混蛋东西，”他气急败坏，一时连这话也咕噜不清楚。K吓了一跳，尽管他已经预料到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急忙冲到叔叔跟前，毫不犹豫地伸出两手堵住了他的嘴。然而，幸亏姑娘身后的病人欠起了身，K的叔叔才板着阴沉沉的脸，仿佛吞下了什么令人作呕的东西似的。他然后平静些说：“当然，我们还不至于到失去理智的地步。我是不会去强人所难的。现在请你走吧！”女佣挺起身站在床边，脸直对着K的叔叔。K似乎发现她一只手抚摩着律师的手。“当着莱尼的面，你可以跟我无所不谈，用不着有顾忌。”病人分明以迫切恳求的口气说。“说来也不是我的事，”K的叔叔说，“也不是我的什么秘密。”说完他转过身去，仿佛他不想再牵扯进这件事情里去，可又借此给了自己一个回旋的机会似的。“那么是谁的事呢？”律师以缓解气氛的口气问道，接着又向后靠去。“我侄儿的事，”K的叔叔说，“我也把他带来了。”接着他向律师介绍说：“银行襄理约瑟夫·K。”“噢，”病人顿时大大振作起精神说，并且向K伸过手去，“请原谅，我竟没有看见你在这儿。去吧，莱尼，”他一边对女佣说，一边依依不舍地握住她的手，仿佛跟她要久别似的。莱尼这一次顺从地走了。K的叔叔也消了气，随之走到床跟前。“这么说，”律师终于冲着K的叔叔说，“你不是来看病人的，你是无事不登门呀。”听他的话音，仿佛他刚才一直以为人家是来探病人，才弄得他在床上动弹不得。他现在看上去那么有精神，身子一直撑在一只胳膊肘上，这无疑就够费劲了，可手指还不住地捋着一绺胡须拈来拈去。“打那个女妖精走开以后，”K的叔叔说，“你的气色看来比刚才好多了。”他突然停了下来，低声说道：“我敢说她在偷听！”说着一下子冲到门口。可是门外连个影子也没有。他又走回来。女佣没有偷听，他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觉得这意味着更大的恶意行为。可是他也许感到了无法启齿的苦涩，因为律师对他说道：“你错怪了她。”律师没有再去替女佣辩护；也许他要以此来表示她用不着人家替她辩护。不过，他又以比较关切的口气继续说下去：“关于你侄子的案子，如果我有力量能够胜任这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的话，当然会感到非常荣幸。可我真担心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管怎么说，我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来周旋。如果我爱莫能助，你还可以去另请高明。坦诚地说，这桩案子太牵动我的心了，我不会忍心放掉任何一个能够关照的机会。即使我的心脏不能支持下去，至少也可以说它找到了一个就是赔进去也完全值得的机会。”K似乎对这番话一句也摸不着头脑，他望了望叔叔，希望能从那里讨来个明白。可是，叔叔手里举着蜡烛，坐在床头柜上，那上面的一个药瓶早已滚到地毯上，无论律师说什么，他都点点头，好像什么都同意，而且还不时地看一看K，似乎敦促K也要同样表示赞同。难道叔叔在这以前已经把这案子的事告诉了律师？可这是不可能的，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也没有任何可能的迹象。“我弄不明白——”K因此说道。“噢，也许是我误解了你的来意吧？”律师问道，他像K一样又惊奇又尴尬。“我也许操之过急了。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呢？我还以为是要谈你的案子的事呢。”“当然就是这事了，”K的叔叔说，接着又问K：“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是的，可是你怎么知道有关我和我的案子的情况呢？”K问道。“啊呵，原来是这么回事，”律师微笑着说，“你知道，我是个律师，就是跟法院这个圈子打交道的，各种各样的案子听得多了，引人注意的案子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更不用说是一桩涉及到朋友的侄子的案子了。这不会有什么大惊小怪了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叔叔又问了K一遍，“你如此的神经过敏。”“原来你打交道的就是法院这个圈子？”K问道。“不错，”律师答道。“你问起问题来像个小孩子一样，”K的叔叔说道。“我如果不跟我的同行打交道，你说该跟谁呢？”律师补充问了一句。这话听来是如此的无可非议，弄得K无言以对。“你肯定是效力于司法大楼里的那家法院，而不会跟设在阁楼里的那家法院打交道吧。”K本想这么说，可忍着没有说出去。“你得想一想，”律师接着说下去，听他讲话的口气，好像是在多余地捎带解释着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情，“你得想一想，从这样的交往中，我也让我的当事人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而且是多方面的好处。这些事根本不能老挂在嘴上。诚然，我现在病魔缠身，行动有些不便了，可是，尽管这样，法院里的好朋友还时常来看我，我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不少情况。我所得到的情况，也许比有些身体健康、成天呆在法院里的人还要多。比如说，现在正好就有一个好朋友来看我。”说着，他伸手指向房间一个黑洞洞的角落。“在哪儿呢？”K一瞬间吃惊得几乎出言不逊地问道。他半信半疑地四下张望。小蜡烛的光亮远远照不到对面的墙壁。在那边黑洞洞的角落里，果真有个影子在蠕动。这时，K的叔叔举起了蜡烛；烛光下，他们看到一个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旁。他坐在那里，这么久居然没有叫人发觉，准是连气也不敢喘一下。他拖拖沓沓地站起来，显然不高兴大家注意上了他。一眼看去，他的两手像一对小小的翅膀一样摆动着，仿佛他要回绝任何形式的介绍和寒暄，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因为他在场而打扰别人；仿佛他在热切地请求着让他重新回到黑暗里去，让人们忘掉他的存在。可是现在，他无法再得到这一切了。“你们的到来，让我们好吃惊啊，”律师一边解释说，一边挥手招呼着那位先生走上前来。这人犹豫不决地四下张望着，慢慢地挪着步子走过来，然而却显得有几分风度。“法院书记官先生，噢，请原谅，我还没有把你们相互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阿尔贝特·K，这是他侄子约瑟夫·K襄理，这位是法院书记官先生——，承蒙法院书记官先生的深情厚谊，今天前来看我。其实，这种探望的价值只有内行人才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知道，书记官先生的工作是何等的繁忙呀。尽管这样，他照样还来看我。我们谈得很投机，只要我的病体还能坚持得住，就一直会谈下去。我们虽然没有禁止莱尼放客人进来，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会有人来。但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俩应该单独在一起，最好别有人来搅扰。可是，阿尔贝特，后来却响起了你猛烈的打门声，法院书记官先生便跟桌子和椅子一起搬到了那个角上。现在倒是个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个愿望的话，我们似乎又可以亲密无间地靠拢在一起，来谈论一件共同关心的事情。请坐，书记官先生，”他一边指着床跟前的一把扶手椅说，一边点头献着殷勤，露出卑躬屈膝的笑脸。“很遗憾，我只能再呆几分钟，”书记官和蔼可亲地说，他慢条斯理地坐到扶手椅上看看表，“我有公事在身，得赶快回去。可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放过结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机会。”他向K的叔叔稍微点了点头。K的叔叔为结识了这样一个人而显得十分得意，但他天生就不善于表现谦恭的情感，只是尴尬而哧哧地大笑，用来回敬书记官的一番话。真是洋相百出！K可以安闲地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理睬他。而被推出来的法院书记官却当仁不让，他侃侃而谈，好像习以为常了。律师起初装作病歪歪的样儿，也许只是为了赶走新来的客人；他现在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K的叔叔成了举蜡人——他把蜡烛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律师很担心，不时望去——一会儿也没有了尴尬的神色。书记官轻轻地挥动着波浪起伏的手势，高谈阔论，振振有词；K的叔叔听得心醉神迷。K靠在床腿上，书记官把他完全冷落在一旁，也许是故意这样，他不过是这些老先生的一个听众而已。再说，K几乎没有留意他们说些什么；他一会儿想着女佣以及他叔叔对她那粗暴的态度，一会儿又想着他是不是已经见过这个书记官，也许第一次审讯他的时候，他就在场。即使他可能弄错了，不过这个书记官要置身于那些坐在第一排的听众中，也就是那些胡子稀稀拉拉的老头子的行列里，倒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这时，从前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像打破瓷器的响声，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K说着慢悠悠地朝外走去，仿佛还要给在座的拦他回来的机会似的。他刚一跨进前厅，正要在黑暗中摸个清楚的时候，有一只比他的手小得多的手按在了他那只还扶着门的手上，轻轻地关上了门。原来是那个女佣，她一直就等在门外。“没有什么事，”她悄悄地说，“我往墙上扔了一只盘子，想把你引出来。”K羞怯地说：“我也正想着你呢。”“这就更好啦，”女佣说，“来吧。”他们挪了没有几步，来到一扇玻璃门前，走在K前面的女佣打开门。“请进，”她说。这间屋子显然是律师的办公室。月光透过三扇高大的窗户，在地板上照下了三个小方块。月光下，可以看见房间里陈设着笨重的老式家具。“这边来，”女佣指着一把深色的雕花靠背椅子说。K一坐下来，就四面环顾起来。这间办公室又高又大，如果这个穷人律师的委托人一来到这里，肯定会感到茫然若失的。K的眼前顿时似乎浮现出了那些委托人迈着怯生生的步子，朝着这个庞然大物似的办公桌走来的情景。可是，他立刻又把这些置于脑后，眼睛直盯着女佣；她紧贴着他的身坐在那儿，几乎要把他挤到一边的扶手上。“我心想，”她说，“用不着等我去叫，你自己会出来找我的。真奇怪，你一进门，就先盯着我不放，可后来却让我干干地等着你。再说，你管我叫莱尼吧，”她又匆匆地突然补充道，仿佛一刻说话的机会也不肯错过似的。“好吧，莱尼，”K说，“不过要说奇怪吧，这倒不难解释。首先，我得听那几个老头儿东拉西扯，不能无缘无故地走开啊。再说，我也不是厚颜无耻之徒，而且还有羞怯之感。而你呢，莱尼，说实在的，看样子也不像一个见面就会亲近的人。”“你说得不对，”莱尼说，把胳膊搭在扶手上打量着K，“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说不定现在还不喜欢我。”“说喜欢似乎不够分量，”K闪烁其词地说。“噢！”她微笑着说。K的话和这短促的怪叫使她赢得了某种优势。K一时也不说话了。这时，他已经习惯了屋子里的黑暗，可以看得清各种各样的陈设品。一幅挂在门右方的大油画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前倾着身子，想看得清楚些。上面画的是一个穿着法衣的人，坐在一把高高的宝座上。那把镀金的宝座十分鲜明地突出在画面上。奇怪的是，法官坐在那里显得不那么严肃和庄重；他左臂紧紧地搭在椅背和扶手上，右臂则垂吊着，只是用手抓着扶手，仿佛他突然会变得怒不可遏，也许是气急败坏，随时会跳起来，要发表一通决定性的意见，甚或宣布判决。可以想象，被告准是站在他脚下的台阶上，从画面上可以看出，最上边的几级台阶掩盖在一块黄色的地毯下。“也许这就是我的法官，”K用手指着这幅画说。“我认识他，”莱尼说；她也抬头望着画。“他常常到这儿来。这幅画是他年轻时让人画的，但一点儿也不像他，永远也不会像他。他个子矮得像个侏儒。尽管如此，他却要让人把他画得这么高大。他跟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爱虚荣都要发疯了。可话说回来，我也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你一点也不喜欢我，叫我心里好不是滋味。”听了最后这句话，K只是默默地伸开两臂去抱住她，把她搂在身旁；她一声不响地把头倚在K的肩上。但是，K接着她谈法官，问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是一个预审法官，”她说完抓住K搂着她的那只手，抚弄起他的指头来。“只不过是一个预审法官而已，”K失望地说，“那些高级官员都躲起来了，而他却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这一切都是凭空臆想的，”莱尼一边说，一边把脸贴到K的手上，“他实际上坐在一张餐椅上，座上垫着一条折起来的旧马毯。可是，难道你非得老惦记着你的案子不可吗？”她慢条斯理地补充道。“不，绝对不是，”K回答说，“我甚至可能考虑得太少了。”“这并不是你的过错，”莱尼说，“你太倔强了，我听人这样说。”“这是谁告诉你的？”K问道；他感到她的身子贴近了他的胸部，便朝下看着她那浓密、乌黑、扎得紧紧的头发。“要是我都说给你的话，泄露出去的就太多了，”莱尼回答说，“请别问我是谁，叫什么名字。但是你要改掉自己的毛病，别再那么倔强；你抗不过这法院，必须认错。一有机会就认个错吧。你要不认错，就无法逃得出他们的掌心，只有认错才是上策。即使认了错，没有外援也是不行的。不过，你也不必为外援的事而伤脑筋，我愿意为你尽这份力。”“你很熟悉这个法院和法院里必不可少的种种阴谋行径，”K说着便把她抱到自己的怀里，因为她紧紧地依偎着他。“这样就好啦，”她一边说，一边抚展裙子，拉挺上衣，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怀里。接着，她两手搂住他的脖子，身子向后一仰，久久地端详着他。“这么说，如果我不认错，你就不会帮助我啦？”K试探着问道。“你好像在争取女人来帮忙，”他几乎吃惊地想道，“首先是毕尔斯泰纳小姐，再就是那个法院听差的老婆，现在又是这个小女佣。她好像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要求。瞧她坐在我怀里的样子，仿佛这是她惟一中意的地方似的！”“对，”莱尼一边回答，一边慢慢地抬起头，“那我就无法帮助你。可你一点也不愿意要我帮忙，对此丝毫也不在意，你固执得很，就是不听人的劝告。”“你有情人吗？”她停了一会儿问道。“没有，”K说。“噢，不对，你有，”她说。“是的，我是有情人，”K说，“你想一想看，我不承认她是我的情人，可我把她的照片却揣在身上。”在她的恳求下，他把爱尔萨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蜷缩在他的怀里，仔细地端详着照片。那是一张快照，是爱尔萨跳完旋转舞后的瞬间拍的。她很喜欢在酒吧里跳这种舞。瞧，她的裙子犹如旋转张开的折扇，围着她飘拂飞舞。她双手插在腰间，仰起脖子看着一旁发笑；她在跟谁笑，照片上看不到。“她的腰束得好紧，”莱尼说着指向她认为腰间紧束的地方，“我不喜欢她，她又粗又笨。不过，也许她对你既温柔又体贴，从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像这么高大强壮的姑娘除了温柔和体贴别无选择。可是，她会为你而牺牲自己吗？”“不会的，”K说，“她既不温柔，也不体贴，更不会为我而牺牲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既没有要求她要温柔体贴，也没有要求她要为我做出牺牲。其实，我从来还没有像你这样仔细地看过她的照片。”“这么说来，你对她并不太感兴趣，”莱尼说，“她根本就不是你的情人。”“情人还是情人嘛，”K说，“我不食言。”“好吧，就说她现在是你的情人，”莱尼说，“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她，或者换了另外的女朋友，比如说我吧，我看你不会太把她放在心上的。”“当然啰，”K微笑着说，“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她比起你来有一大优势，她对我的案子一无所知。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去为这事费心。她不会设法来劝我逆来顺受。”“这并不是什么优势呀，”莱尼说，“如果仅此一点的话，我就不会失去勇气。她有生理缺陷吗？”“生理缺陷？”K问道。“对，”莱尼说，“我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缺陷，你瞧。”她说着张开右手上的中指和无名指，其间连接着一层蹼状薄皮，几乎一直连到这两根短指头的关节上。黑暗中，K没有马上弄清楚她要他看什么，因此，她拉着他的手，让他去摸一摸。“一只多么奇异的手啊，”K说，他仔细地看了看整个手后又补充道：“一只多么美妙的手爪啊！”莱尼颇为自豪地观望着，K十分惊奇，一个劲儿地把她那两根指头扒开来，拢过去，最后轻轻地吻了吻才放开了。“噢！”她立刻大声喊道，“你吻了我！”她张大嘴巴，双膝急匆匆地攀到他的怀里。K抬起头来，几乎惊慌失措地看着她。此时此刻，她紧紧地依偎着K，身上散发出一股胡椒似的刺人的辣味道；她抱住他的头，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脖子上啃来吻去，直到咬着他的头发。“你已经吻了我啦！”她不时地喊道，“瞧，你现在已经吻了我啦！”这时，她的膝盖滑了下去。她短促地叫了一声，差点儿倒在地毯上，K一把抓住她，还想把她扶住，结果却被她拖倒在地上。“你现在属于我了，”她说。

“这是门上的钥匙，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她最后这样说。就在他告别时，她还无目的地在他背上吻了一下。K走出大门，来到街上，外面正下着小雨。他正要朝街心走去，心想着还能看一眼也许正站在窗前的莱尼；他心不在焉，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楼前停着一辆车。这时，叔叔从车里冲出来，抓住他的双臂，把他狠狠地推到门口，仿佛要把K钉在门上似的。“小东西，”他大声喊道，“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的案子刚刚有了好兆头，让你给彻底弄糟了。你偷偷地跟一个下流的小娼妇躲在一起，居然一躲就是几个钟头。再说，她分明是律师的情人。你连个借口也不找，你一点儿也不遮掩，不，你简直是明目张胆地跑到她那里去，跟她混在一起。而在这期间，我们三个人一直坐在那里，一个是正在为你操劳奔走的叔叔，一个是应该尽力为你争取过来的律师，尤其是那个法院书记官，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现阶段正好主管审理你的案子。我们打算商量着怎样来帮助你，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来对付那个律师，律师又得同样来和那个书记官周旋，怎么说你至少也该来助我一臂之力。你可好，反而溜得无影无踪。到头来，遮也无法遮了。当然，这两位先生都是彬彬有礼熟谙世故的人，他们看在我的情面上，没有提你不在的事。可是，到了最后，连他们也忍无可忍了，只是因为他们难于把这事说出口，所以才沉默不语。我们呆呆地坐在那儿好几分钟，谁也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想等你回来。一切都白搭了。最后，书记官只好起身告别，因为他在这儿呆得太久了，远远超过了他本来打算要呆的时间。他没有能帮助我，显然替我感到遗憾；他怀着无与伦比的好意在门口站着还等了一会儿，然后才离去。他走开以后，我当然才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这一切给那病病歪歪的律师的刺激就更厉害了。当我向他道别的时候，这个好心人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这下子大概把他彻底搞垮了，加速了一个你所依赖的人的死亡。而我呢，你竟让你的叔叔在雨里——你摸摸，我浑身都湿透了——等了你好几个钟头，我真深感忧虑不安啊！”

律师——厂主——画家

一个冬天的上午——外面下着雪，一片灰蒙蒙的——，K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早早就感到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不让自己在那些下属面前丢面子，他吩咐办事员不许放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一件要事。但是，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坐在椅子里扭过身，懒洋洋地推开摊在办公桌上的几样东西，然后却不知不觉地伸开一只胳膊搁在桌面上，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牵挂着自己的案子。他时常想，如果写一份辩护书递给法院，也许不会有什么坏处。他想在辩护书里简述一下自己的生平，凡是他觉得比较关键的地方，都要加以说明，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看来该不该那么做，理由是什么。这样一份辩护书，跟律师那赤裸裸的辩护相比，毫无疑问会有好处。再说律师通常也并不是无懈可击。K根本不知道那律师为他的案子做了些什么。反正不会多，已经一个月了，他没有再招K去他那儿，而且从以前的谈话来看，没有一次使K觉得可以指望那三个人能帮他什么大忙。按理说，确实有许多情况需要问个清楚，可律师压根儿就不怎么提问题。至关要紧的就是能够提出问题来。K觉得他自己就能提出所有在这里必须提出的问题。然而，那律师却不闻不问，不是自己东拉西扯，就是面对着K一声不吭；他身子微微朝前倾屈在办公桌上，可能是听觉不灵的缘故，捋着一小绺胡子，目光朝下凝视着地毯，也许正好看着他和莱尼躺过的地方。他不时地给K提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在劝说小孩子一样。那些话既无济于事，又无聊透顶，到最后结账时，K为此一个子儿都不打算付给他。律师觉得羞辱够了K以后，通常又会开始给他敷衍塞责地鼓鼓气。他然后总会说，他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地打赢了许多类似的官司。这些打赢的官司，虽说实际上也许不像K的这场官司这么困难，但表面上则更显得没有打赢的希望。这些案例他都保存在这儿的抽屉里——他说着敲了敲办公桌上的一个抽屉——，只可惜他不能把案卷拿出来给K看，因为这是法院的秘密。不管怎么说，他从这些打过的官司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现在当然对K很有益处。不用说，他立即就会着手为K的案子奔走，第一份辩护书已经差不多快要递上去了。这份辩护书非常重要，它所带来的第一印象往往会决定整个诉讼的进程。但是，他当然觉得有必要提醒K，最初的辩护书到了法庭上，有时会被置之不理，法院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它们塞到案卷里了之，并且说什么目前传讯和观察被告比任何书面的东西都重要。如果辩护律师催问得紧了，他们便补充说，在作出判决之前，只要全部证据齐备了，他们自然会结合起来审理所有的案卷，也包括这第一份辩护书在内。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也未必能办得到，第一份辩护书常常会被搁置到一旁，或者根本就不知去向；即使它最终保存了下来，正像律师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也罢，也难得有人看过。这一切令人感到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K的确不可小看诉讼过程不公开这一点；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话，诉讼过程才能公开，但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公开。因此，被告和辩护就不可能看得到法院的有关案卷，尤其是起诉书。这么一来，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地知道，第一份辩护书应该针对什么。所以，即使第一份辩护书里可能会包含着对案子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可毕竟不过是偶然的巧合而已。只有当控告的细节及其依据在审理被告的过程中趋于明朗化，或者可能猜得出来的时候，辩护人才能拟定出真正切中要害和有说服力的辩护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自然处于一种非常不利和困难的境地。不过，这也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法律并不宽容辩护，只是允许辩护而已，甚至连有关法律条文在至少可不可以理解成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争执不休。因此，严格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为法院所承认的律师；事实上，所有作为律师出庭的人不过是被挤在角落里的无名小卒而已。这样便使得律师行当蒙受着莫大的耻辱。K下次去法院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间律师办公室，准会叫他大吃一惊。一帮律师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办公室里，这已经说明法院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整个房间里只靠着一扇小窗透进光来。小窗挂得高高的，你要想看看外边，就得请个同事把你架到背上，但扑鼻而来的是附近烟囱里冒出来的乌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把你的脸弄个污黑。只消再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看这样的状况到了何等地步：一年多以前，这房间地板上就穿了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下一个人去，可也足够让人陷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的上层，所以只要有人一跌进去，他的腿就会穿过洞悬掉在阁楼的下层，也就是说正好挂在当事人等候传讯的走廊上方。如果在律师圈里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丢脸，这并非言过其实。任凭律师们怎么向法院管理部门反映，丝毫也没有结果，况且还严格禁止律师自己出钱对办公室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但是，法院这样对待律师自有考虑，那就是尽量不让辩护律师插手，一切都应该由被告自己承担起来。这种立场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由此得出被告在法庭上不需要辩护律师的结论的话，那似乎是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庭比任何别的法庭都更需要有律师来插手。一般说来，诉讼过程不仅对公众保密，而且对被告亦是如此。当然，尽管说保密只是就可能的范围而言，但保密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由于被告也无法了解法庭的案卷，要从审讯中推断出审讯所依据的材料谈何容易，尤其是被告有案在身，囿于各种各样使他分散精力的忧虑之中，于是，这里就需要有辩护律师来插手。审讯时一般不允许辩护人在场，因此，他们就得在审讯过后，也就是说，尽可能快地在审讯室的门口向被告询问审讯的情况，从那些往往乱作一团的谈话里梳理出对辩护有用的东西来。可是，这并不是最顶用的，通过这种方式不可能得到许多东西。当然，这儿同别处一样，有能耐的人会比别人多获得一些。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律师的私人关系，辩护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K现在肯定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法院最底层的组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玩忽职守的和贪图贿赂的大有人在，这个严密的司法制度因此出现了相当多的漏洞。于是，一大群律师就从这儿挤了进去，行贿受贿，打探虚实，甚至发生案卷被盗事件，至少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不可否认，对被告来说，这种方法，一时可以获得一些甚至令人惊叹的有利结果。那帮小律师因此四处自鸣得意，大肆吹嘘，吸引新的委托人。但是那些玩艺儿对于案件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无济于事，就是适得其反。惟独真诚的私人关系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就是说跟较高级的官员的私人关系，这里当然指的只是低层里的较高级的官员。只有借着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即使开始难以觉察，但是往后会越来越明显。当然，能有这种关系的律师则寥寥无几，说来K的选择是很幸运的。不过也许就那么一两个律师能够夸口说他们有像胡尔德那样的关系。不用说，这些人不屑去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一帮家伙，跟他们也毫无关系，相反跟法院官员的联系就更加密切。胡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每次都去法院，在预审法官的接待室里恭候着法官的偶然出现，看着他们的脸色取得一点大多只流于表面的收获，或者压根儿连这个也不是。不，他用不着这样，K已经亲眼看到了，那些官员们，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自己找到胡尔德博士门上了，自愿提供公开的或者至少不难解释的情况，跟他们商量案子下一步怎样进展，甚至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他们会被他说服并且乐意接受他的意见。然而，恰恰在这一方面，切不可过分地信赖他们。即使他们振振有词地发表一通有利于辩护的新意图，可他们也许会径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为第二天作出恰恰与之相反的法院决议；虽然他们声称完全摆脱开了本来的意图，但对被告来说，新的决议也许会更加严厉。对此律师自然无能为力，因为跟他们私下里说的，也不过是私下说说而已，无法摆到桌面上来，更何况辩护人通常也要竭力去博得那些先生们的好感。从另一方面说，当然也有道理。那些先生们跟辩护律师，当然只跟内行的辩护律师拉关系，不仅仅是出于人情或友情，更确切地说，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离不开辩护律师。这里正好露出了一个从一开始就坚持审讯要保密的司法机构的弊病。法官们高高在上，跟大众相脱离；他们对于一般的案子驾轻就熟，这类案子的审理有轨可依，几乎在自行运转，只需要时不时推一推就行；然而，如果碰到过于简单的案子，或者特别棘手的案子，他们往往就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一天到晚禁锢在自己那一套里，对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正确的理解，而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难能可贵的就是人际关系。于是，他们就来到律师这儿求教，身后跟着办事员，捧着那通常总是讳莫如深的案卷。谁会料到，就在这扇窗前，屡屡可以碰上他们，看着他们坐在那儿，无所适从地向外望着胡同，而这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前，审理着案卷，帮他们出谋划策。再说吧，恰恰在这种场合，人们会看到那些先生何等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职业，看到他们遇到自身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会陷入多么沮丧的地步。他们的处境说来并不容易。如果把他们的处境看得很容易，那对他们就不公平了。法院的等级层层向上，漫无止境，甚至连内行也难以弄清楚。可法庭上的诉讼程序一般也对低一级官员保密，因此，他们连自己正在处理的案子也几乎难以全弄明白下一步怎样进行，也就是说要审理的案子出现在他们的案头上，而他们往往既不知道这案子来自何方，也不晓得将传到哪儿去。这么说来，那些官员错过了可以从研究诉讼的各个阶段、最后的裁决及其理由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他们只能囿于审理法律限定给他们的诉讼部分，至于后来的情况怎样，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办案的结果如何，往往比辩护律师知道得还少。辩护律师通常始终跟被告保持着联系，差不多一直到诉讼结束。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获取好些很有价值的情况。当K留心到这一切时，就不会再因为那些法官有时候会冲着当事人侮辱性地——谁都会有这种感受——发泄出神经过敏的脾气而感到大惊小怪了。所有的官员无不神经过敏，无论他们显得多么镇定自若。不用说，尤其是那些小律师首当其冲。比如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能披露这种真相：有一位年高资深、为人善良、心平气和的法官，他接手了一桩难办的案子，特别由于律师呈递了辩护书，案子变得错综复杂。他整整仔细琢磨了一天一夜，——那些法官办事确实孜孜不倦，没有人能比得上。就这样，他苦苦干了二十四个钟头，大概毫无成效。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到大门口，躲在门后，把要进来的律师一个个都推下阶梯去。那些律师们聚集在下面的楼梯口上，商量着该怎么办；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可以进去，因此，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几乎无法对这法官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就像前面已经提过的，一定要谨慎行事，免得冒犯了法官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一天进不了法院就意味着一天的损失，因此，他们又极力想挤进去。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要对这老先生施以疲劳战。于是，律师们轮流一个接着一个冲上楼梯，尽量拉开不过于消极抵抗的架势，听凭法官又给推下来，落到站在楼梯口的同事们的怀抱里。这样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那位由于通宵工作已经筋疲力尽的老先生便感到支持不住了，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站在下面的律师开头还不敢相信，便指派了一个人上去看看门背后还有没有人。然后他们才走了进去。据说他们进去后连轻轻嘀咕一声都不敢。律师们——就连那些最不起眼的律师至少说也能够部分地看清法院的状况——绝不会自愿提出对法院实行或者实施什么样的改进。相反，几乎每个被告，即便是头脑非常简单的被告，只要一涉足到诉讼里，就开始考虑起改进的建议，因此往往耗费了可以更好地留作他用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十分普遍的。惟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听凭现状。即使说改进细小问题有可能——不过这么想也是愚不可及的——，可取得的一点好处也至多不过是对以后的案子有利，而提出改进建议的人反而会给自己招惹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因此惹起了那些始终蓄意报复的法官的特别注意。千万不能引起他们对你的注意！要安之若素，不管事情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要力图去认识，这个庞大的法院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永远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人们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位置上改变些什么，可因此也毁掉了自己的立脚之地，到头来会跌个粉身碎骨。相反，这个庞大的机构则会给自身在另外的地方——其实一切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为这个小小的扰动，轻而易举地寻求到补偿，从而保持平衡，甚至很可能变得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更加残忍。既然你把事情托付给了律师，就不要去制造干扰。指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尤其是在自己都不能让人理解自己指责的原因的全部意义所在时更是如此。但是，这里倒有必要指出，K对待法院书记官的无礼行为，对他的案子带来了多少损害。这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差不多可以从那些多少有可能为K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就是有人顺便提起这桩案子，他显然有意听而不闻。在好多方面，法官们真的跟小孩子一般，他们往往会为区区小事——只可惜K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这类小事——而大动肝火，甚至跟好朋友也反目，见了他们就扭头躲开，并且千方百计故意跟他们作对。可是，过后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会来得出人意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因，只是因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会引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于是便跟你重归于好。你之所以孤注一掷开这种玩笑，无非是因为一切看来毫无希望了。要跟他们打交道既容易又困难，几乎没有什么准则可言。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吃惊。你一生孜孜不倦，就是为了掌握那么多的知识，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这一行当里有所成就。当然，你也少不了有心灰意冷的时候，谁都一样。在这种时候，你会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会觉得好像只有那些一开始就注定要成功的案子才有好的结局，似乎不用律师帮忙就成功了，而所有其他的案子，不管你怎么四处奔走，怎样费尽千辛万苦，怎样为一个个表面上的小成功欢乐，终归都要输掉的，无一例外。这样一来，你自然对什么都没有了把握，甚或人家说正是因为你插了手，使得本来进展顺利的案子走了岔道，而你连这样确切不过的作难都不敢去否定。这的确也是一个自信的问题。不过，到了这一步，除此而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可言了。这样的心理状态——这当然不过是心理状态而已——使得律师们苦不堪言，尤其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把案子推向预期目的，不料突然被人从手里夺走了的时候则更甚。这无疑是律师碰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被告从他们手里撤去了案子，这种事情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被告一旦选定了律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得跟律师同心同德，信任到底。既然他已经请人帮忙，他若要独行其是，怎么能招架得住呢？因此，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有时候免不了发生这样的情况：案情起了变化，律师无法继续过问了。案子、被告和其他一切都一股脑儿从律师手里撤走了。这么一来，哪怕律师跟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鞭长莫及，因为连法官自己也一无所知。案子正好发展到了不再允许任何干预的阶段，转到了谁也无法接近的法庭上去审理，律师也无法再跟被告联系。于是，哪一天你回到家里，会发现那一大摞你为之煞费苦心、满怀希望写成的辩护书全部堆放在你的桌子上；那些辩护书给退了回来，成了一堆废纸，因为审判的新阶段不再需要它们了。这里肯定还不能说官司已经打输了，绝对不能，至少没有确切的理由这么推论。你只是不能再了解案子的现状，也不会再得到案子进展的情况。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只是例外，即便说K的案子属于此类，那么眼下看来，还不至于很快就发展到这种阶段。而现在，还大有律师派上用场的机会，K可以放心，这个机会是不会放过的。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份辩护书还没有呈递上去，不过这也不必着急；更重要的是跟有权威性的法官进行磋商，这些已经做了。坦率地说吧，成效不一。最好暂时别探问细节，这会给K带来不利的影响，要么会使他忘乎所以，要么会使他忧心忡忡。这里只说一说，有的法官谈得很投机，也表示十分乐意帮忙，而另一些谈得并不那么投机，可是绝对不能说他们不肯帮忙。总的说来，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可千万别就此得出超乎寻常的结论来。所有的预备谈判大都是这样开始的，只有在案子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会显示出这些预备谈判的价值所在。不管怎么说，迄今一切进展顺利，没有失策的地方，要是还能够使法院书记官既往不咎，把他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整个案子——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伤口，人们就可以放心地期待着案子的下一步进展。

K的律师一谈起这样或者类似的话题来，就会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每逢K去拜访他，他总要重弹一遍老调。每次都说有进展，可没有一次告诉他进展到底是什么。他一直忙于准备第一份辩护书，可总也写不完，而且下一次去拜访时，这反倒成了件好事，因为最近几天不适宜往上呈递辩护书，这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有时候，K实在听厌了律师的讲话，便插上一句说，即使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进去，说到底，事情也进展得太慢了。于是，律师就反驳道，事情进展得一点也不慢。不过话说回来，要是K能及早求助于律师的话，他的案子无疑已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可遗憾的是K坐失了良机，这种疏忽还会带来其他的不利，不只是时间上的。

惟有莱尼的出现，才能打断这一次次的拜访讲话，这叫K打心底里感到求之不得。她总是有意趁着K在场的当儿给律师端上茶来。然后，站在K的身后，好像是在看着律师贪婪而深深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倒上茶呷起来，实际上却偷偷地让K握着她的手。屋子里寂静无声。律师在呷着茶，K在捏着莱尼的手，莱尼有时会壮起胆子，温情脉脉地抚摩K的头发。“你还站在这儿？”律师喝好茶后会这样问道。“我要等着把茶盘子端走，”莱尼总是这样回答；K最后又捏捏莱尼的手。律师抹抹嘴后，又乘兴对K振振有词地讲起来。

律师是在力图安慰他呢，还是要使他失望？K说不上来。但是，他认定自己找错了辩护人，肯定无疑。当然，律师所说的一切也许都是实情，尽管他想极力置自己于显赫地位的用意显而易见，大概从来还没有办过一件在他看来像K的案子这样重大的案子。然而，他口口声声吹嘘自己跟那些法官有私人交情，倒叫人好生疑窦。难道说他利用这些私人关系肯定都只是为了K的利益吗？律师从来不会忘记说，这些法官都是低一级的法官，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办案中出现的某些转机很可能会对他们的升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许他们在利用律师，有意来制造这种当然永远不会对被告有利的转机吧？也许他们不是办每一件案子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不大可能的。而在办一些案子时，他们准会给律师一些好处，有劳就有酬，维护律师的职业声誉无疑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会怎样插手K的案子呢？按律师的说法，这案子是很棘手的，因而也很重要，一开始就在法院里惹起了很大的注意。他们会做些什么，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迹象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虽说这案子已经拖了好几个月，可第一份辩护书至今还没有呈上去，而且照律师的说法，一切都刚刚开始。这话当然是拿来迷惑被告的，使他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以便后来不是突然下个判决使他措手不及，就是至少发个布告，说什么预审已经结束，结果对他不利，案子已移交上一级法院审理。

现在到了绝对需要K亲自过问的时候了。在这个冬天的一个上午，K陷入精疲力竭的心境中，听凭千头万绪的念头在脑海里翻腾，这个要亲自过问的信念更加不容推卸地占据了他。往日对这案子的轻视也不复存在了。如果在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无牵无挂地对这案子嗤之以鼻。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可是现在，叔叔把他拖到了律师那儿，家庭的顾虑一起搅和进来了。他的地位已经维系在这案子的进程中，不再完全超脱得了，他自己怀着某种无法解释的自鸣得意劲儿，在熟人面前轻率地提起案子的事，另外一些人不知道从哪里也晓得了这事。他跟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关系似乎也随着案子而动摇不定，——一言以蔽之，他几乎再也没有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审判的可能了；他身陷其中，就得保卫自己。如果他打不起精神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眼下还没有过分忧虑的必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有能力在银行里奋斗到他今天令人仰慕的职位上，而且在这个职位上左右逢源，赢得公众的认可；他现在只需要把那些能够使他有今天的才干稍稍用在这案子上，毫无疑问，结果一定会如愿以偿。如果要想有所得，首先必须立即摒弃任何自己可能犯有罪过的心理。根本就没有罪过可言。这种诉讼不过是一大交易而已，如同他为了给银行带来好处所做过的交易一样；在这个交易中，隐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正等待着你一定要去消灭掉，这就是交易的规律。为达此目的，你当然不能有犯罪的心理，而应该尽可能地抓住对自己有好处的考虑。从这个观点出发，下决心从胡尔德律师手里撤走委托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最好就在今天晚上。按照律师的说法，这样做是闻所未闻的行为，而且很可能要大伤人心。但是，叫K忍无可忍的是，他在这案子中所付出的努力，碰到的也许正是出自于他自己的律师一手制造的障碍。一旦摆脱掉律师，那就得立刻把辩护书递上去，而且尽可能天天去催法官来考虑它。要达此目的，K当然不能像那帮人一样毕恭毕敬地坐在走廊里，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这样做远远不够。不管K本人，还是请那几个女人，或者派别的听差也好，必须天天有人去盯着那些法官，追着他们坐到自己的桌前去研究K的辩护书，别再透过木栅往走廊里张望。这样的努力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切都得有组织，有监督，要让法院领教一个懂得维护自己权益的被告。

然而，即使K有勇气去实施这一切，可起草辩护书的事真难住了他。以前，大约在一个星期前，他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被逼到起草这样一份辩护书的地步，竟然只能有一种丢脸的感觉。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事也会难住人。他还记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在埋头工作，突然把一切事情都推到一边，顺手抓来记事本，试图拟出这样一份辩护书的提纲来，也许拟好后可以提供给这个慢性子的律师用。但就在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副经理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K当时感到十分的不自在，尽管副经理自然不是在笑他写辩护书，他对这事一点儿也不知道；副经理笑个不停，因为他刚刚听来了一个交易所的笑话。为了让K明白这个笑话，需要画出图来示意。于是，副经理把身子俯到K的写字台上，从K手里拿过铅笔，在K准备草拟辩护书的记事本上画起图来。

今天，K不再觉得有什么丢脸了，这辩护书非写不可。如果他在办公室里找不到时间——这是很可能的——，那就得晚上在家里写。如果晚上时间还不够，那就请假来写。无论如何也不能半途而废；不仅是做生意，就是干任何别的事情，半途而废是再愚蠢不过了。辩护书无疑意味着一项几乎没有止境的工作。不用说是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人，就是一个意志坚强敢做敢为的人都很容易相信，要写成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这倒不是因为有意偷懒或者存心拖延——只有那律师才会玩这种永远也写不完的鬼把戏——，而是他对现有的控告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由此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指控。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回顾整个一生，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经历过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从方方面面去检查一番。说来这事是多么无聊啊！也许他有朝一日退休以后，成了返归童心的老头子时再来做这事倒是挺合适的，那时可以借此来消磨难熬的日子。可是现在，K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工作，每时每刻都在十分紧迫的境况中度过。他还处在蒸蒸日上的时期，已经威胁到了副经理；作为年轻人，他还要享受那短暂的夜晚。而现在，他却要坐下来写这个辩护书！他不禁又思潮起伏，怨天尤人，自怜自叹起来了。他不能再这样漫无边际地思来想去了，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他几乎不由自主地把手指伸向按钮，按响了接待室里的电铃。他按铃的时候，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两个钟头，一大块多么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虚晃过去了。他当然比先前更加无精打采。然而，这段时间毕竟也没有完全白白浪费掉，他作出了可能对日后很有价值的决断。办事员送来了各种函件和两位在外面已经等了K好久的先生的名片。他们可都是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按说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等那么久。他们为什么要凑得这么不是时候呢？而他们似乎又会在关着的门外问，为什么一向兢兢业业的K竟会让自己的私事占去大好的业务时光呢？K厌倦了刚才那浮想联翩的思绪，烦恼地等待着还要履行的业务。他站起身来，准备接待第一个客户。

第一个进来的客户是一个K很熟悉的工厂主。这人身材矮小，性情开朗。他一进门就表示抱歉，打扰了K的重要工作，K也向他道了歉，让他等了这么久。可是，就这道歉的话，他说得是那么的不自然，语气几乎让人听不出诚意来。如果这工厂主不是只顾着考虑自己业务上的事，就一定会有所觉察。工厂主并没有注意K的语气；他急急忙忙地掏出装在各个文件袋里的账目和表格，摊在K的面前，逐条逐项地向K解释，改正了一个他匆匆过目时都不会漏掉的小错，提醒K约摸一年前曾跟他做过一桩类似的生意，顺便还提到，这回另有一家银行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来承揽这桩生意。他一气说完以后，便不声不响地期待着K的反应。一开始，K确实十分留心地听着工厂主的陈词，想到有这么一桩重要的生意可做，真也叫他动心，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走了神，再也听不进去了；工厂主慷慨激昂地说着，有那么一阵子他还时而点点头，可到后来索性连头也不点了，只是一边瞪着那俯在文件堆上的光秃秃的脑袋，一边心里自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他这一席话全都是白费唇舌。工厂主住口不讲了，K一时真以为他之所以停住讲话，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好让他说明他现在不适于谈生意。但是，让他遗憾的是，他发现工厂主那凝神专注的目光显然是随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对意见，也意味着这桩生意非继续谈下去不可。于是，K像接到命令似的低下头，开始用铅笔在纸上漫不经心地画来画去，不时地停住笔，凝视着一个数字。工厂主猜度K会提出异议，也许那些数字真的站不住脚，也许它们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工厂主用手掩住那些文件，紧紧地凑到K的近前，重又开始总体描述这桩生意。“这很困难，”K说着撅了撅嘴，显得无所适从地倚靠在椅子扶手上，因为那些文件是他惟一可以当作依据的东西，现在给遮住了。这时，经理办公室的门打开了，K甚至只是稍稍抬起眼看了看，只见副经理那模模糊糊的身影出现在门前，仿佛蒙在一层薄纱里。K无心去考虑副经理的来意，而只是关注着副经理的出现带来了使他十分高兴的直接效应。工厂主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径直朝副经理奔去，而K真巴不得他再快十倍；他惟恐副经理又会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位先生碰了面，握过手，接着一起向K的办公桌这边走过来。工厂主一边抱怨说，这位襄理对谈生意漠然置之，一边指着K；在副经理面前，K又低头去看那些文件。然后，这两个人倚在他的办公桌旁，工厂主现在极力想把副经理争取到手。这时，K仿佛觉得在他的头顶上，这两个他想象得过分高大的男人在拿他做交易。他小心翼翼地向上转动着眼睛，漫不经心地寻思着他们在头顶上干些什么。他从摊在办公桌上的那些文件中随意拿起一份，放在展开的手掌上，慢慢地捧给这两位先生看，自己也随之站起身来。此时此刻，他这么做，并没有任何确切的目的，他只是觉得，为了有朝一日写完这份可以使他彻底得到解脱的艰巨的辩护书，就非得这么做不可。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只是草草地瞥了一眼那文件，上面写些什么根本视而不见；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不屑一顾。他从K手里拿过文件说：“谢谢，我已经都知道了，”说着便从容不迫地把文件又放回桌上。K愤愤不平地从一侧凝视着。然而，副经理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或者说，即使他注意到了，也只是借此来开开心而已；他不时地高声大笑着，一次机智而俏皮的反驳使工厂主陷入了无法掩饰的窘境，但是，他却来了个自我反驳，立刻又使工厂主摆脱了难堪，最后他请工厂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谈完这桩生意。“这可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对工厂主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襄理先生，”其实他说这话时，也只是对着工厂主，“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桩事接过来，他是求之不得的。这件事需要的是十分冷静的思考。可是，他今天好像应接不暇，有几个人在接待室里已经等他好几个钟头了。”K总算还有足够的克制力，转过脸去不理睬副经理，只是对着工厂主友好而呆滞地微笑了一下。除此而外，他根本不再去理睬，他两手支在办公桌上，身子微向前倾，好像一个站在柜台后的伙计，眼巴巴地看着这两位先生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收拾起桌上的那些文件，最后消失在经理的办公室里。工厂主走到门口时，还转过身来说，他不会就这么走开的，自然还要把商谈的佳音告诉襄理先生；此外，他还另有一点小事要禀告。

K终于独自一人呆在办公室里了。他毫无心思再去会见任何顾客，而只是恍恍惚惚地寻思道：外面等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跟工厂主商谈，这多么叫人爽心呀！这样一来，任何人，就连那办事员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一只手抓着窗把手，望着窗外的广场。雪还在下，天还不见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很久，弄不清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不时地扭过头，目光越过肩膀，惴惴不安地朝着接待室望去。他以为听到了响声，其实是幻觉。不过，看不到有人进来，他又镇定下来，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洗把脸，头脑清醒多了，然后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现在看来比原来估计的要严峻。他把辩护委托给律师的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就没有真正为案子操过多少心。他远远置身事外，观察着案子的进展，几乎跟案子没有过直接的接触。他兴头来了，会去问问案子的进展，可不高兴了，也会扭头扬长而去。而现在，如果他要承担为自己辩护的责任，就得完全听任法院的摆布，至少眼下必须如此。这样做，到头来是要为自己讨回个完全彻底的无罪开释。可要达到这一点，他无论如何免不了要担当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风险。要是他不把心思花在这上面的话，那么，今天跟副经理和那工厂主这样凑到一起，就足以能够使他相信，必须采取与之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来应酬。刚才他是多么一筹莫展呀，只为那么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决定就神魂颠倒到这般地步？以后又会成为什么样儿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会找到一条冲破重重困难最终如愿以偿的路子吗？要准备一场丝毫也疏忽不得的辩护——任何别的做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不就意味着他必须尽可能地放弃其他所有的事情吗？他这样做能幸运地拖得过去吗？而他在银行里又怎样使之有效地付诸实施呢？想来想去，这不光是写一份辩护书的问题；要写一份辩护书也许请一段时间假就行了，尽管现在请假恰好要冒很大的风险；这牵涉到整个的案子，它要持续多久，那是遥遥无期的。一个什么样的障碍，突如其来地抛落在K的前程上！

而现在，难道他还要为银行工作吗？他望了望办公桌。难道现在他还要接待顾客，跟他们谈业务吗？难道说他的案子正在进行，法官们正在阁楼上琢磨他的案卷，而他在这里还能有心思料理银行的业务？这看起来不就是法院蓄意强加给他的一种苦刑吗？它跟这案子息息相关，又陪伴着他形影不离。难道说人们在银行里评价他的工作时，会考虑到他的特殊处境吗？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的。对他的案子，银行里并不是毫无所知，虽然到底谁知道，知道多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这话似乎还没有传到副经理的耳朵里。但愿如此，要不然，谁都不难看出，副经理会无视同事与人情关系，借机极尽给K大做文章的能事。那么，经理呢？毋庸置疑，他对K有好感，一旦他知道案子的事，很可能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给K减轻一些工作负担。但是，他的意图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随着K迄今所形成的抗衡力量开始日益衰弱，经理现在越来越受到副经理的牵制。除此之外，副经理也会充分借经理精神受挫之机来扩充自己的权力。这么说来，K还有什么指望呢？他这样想来思去，也许就削弱了他的抗争能力。不过，无论怎么说，千万不可自己抱有幻想，要就眼下之所能，凡事都得看个清白。

这时，他打开窗户，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只是还不想回到办公桌前去。窗户可不那么容易打开，K不得不用双手去扭动把手。随后，一股弥漫着烟尘的雾气穿过敞开的窗口涌入房间里，室内顿时充满一股焦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多么可恨的秋天啊，”K的身后传来了那工厂主的说话声。他从副经理那里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K的办公室。K点点头，忐忑不安地看看工厂主的文件包，心想工厂主这会儿准会从包里拿出那些文件，把自己跟副经理谈判的结果告诉他。但是，工厂主却顺着K的目光看去，只是拍拍自己的文件包，并没有打开它，他说道：“你不是想知道结果？签订交易合同的事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你们的副经理，可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不过也是一个绝对不好对付的人。”他一边哈哈笑，一边摇摇K的手，也想让他笑起来。但是，K现在又觉得迷惑不解，工厂主为什么不愿意给他看那些文件，而且他从工厂主的话里觉得并没有什么要笑的。“襄理先生，”工厂主说，“你准是让这天气折腾得够呛吧？你今天看上去这么无精打采。”“是的，”K说着把手按在太阳穴上，“头痛，家庭烦恼。”“一点儿不错，”工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说完话，“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K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跨了一步，好像要送工厂主出门似的，可工厂主却说道：“襄理先生，我还有一件小事要跟你说说。我就怕今天来跟你说，正好不是时候，也许会惹你讨厌，可是前些日子来过你这儿两次，都忘了跟你提。要是我再不提的话，以后很可能就没有提的必要了。这样未免有点可惜了。我要跟你说的，实际上对你也许不是没有用处。”K还未来得及回答，工厂主就走到他的近前，用手指节骨轻轻地敲了敲他的胸口，低声对他说：“你犯了一桩案子，是不是？”K十分吃惊地向后一退，立刻大声说道：“这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噢，你弄错了，”工厂主说，“副经理哪里会知道这事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的？”K极力地定定神问道。“我时不时会听到法院里的事，”工厂主说，“我今天要对你说的，也就是这么得来的。”“居然有那么多的人跟法院串通一气！”K垂头丧气地说，拉着工厂主回到办公桌旁。他们又像先前那样坐下来，工厂主说：“只可惜我能提供给你的情况太少了。不过碰上这样的事情，千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再说，我打心底里真想来帮帮你，尽管我帮不了你什么大忙。我们一向都是生意场上的好朋友，可不是吗？既然如此，也该为朋友尽绵薄之力。”K试图去为他今天谈话时的态度道歉，但工厂主容不得K打断他的话；他把文件包紧紧地夹到腋下，拉开急着要走的架势，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梯托雷里的人那儿听到你案子的事。他是个画家，梯托雷里是他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已经好些年了，他时不时来我办公室一趟，带些小幅画来，我总是收下画——他简直就像个乞丐——，施舍似的给他一些钱。那倒是些不错的画，画的都是荒原风光之类。这种买卖一拍即合，我们俩已经习惯了。可是有过一度，他来得太频繁了，我不高兴地说了他几句，于是我们谈了起来，我很想知道他完全靠画画怎么能维持生计。他的话叫我听了很吃惊，他主要靠给人家画肖像度日。他说，他在为法院工作。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于是，他就把这个法院的事讲给我听。你准能想象得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一次来，总会让我听到法院里的最新消息。这样，我就逐渐对法院里的事有所了解了。当然，梯托雷里爱多嘴，我常常不得不让他闭上嘴，这倒不是因为他肯定也在撒谎，而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意人，连自己生意上头痛的事都难支撑得住，哪里还会有心思去管闲事呢？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我心里这么想，说不定梯托雷里能帮你点什么忙。他认识许多法官，即使他本人不会有多大影响，但他起码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怎样来对付各种各样有权有势的人。再说，即使他出的主意本身不怎么重要，可照我看来，一旦到了你的手里，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我看你跟律师就不相上下。我常常在说：K襄理简直就是个律师。噢，哪里用得着我为你的案子操心呢？不过说说也好，你愿意去找找他吗？只要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帮你的忙。我确实在想，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一定今天就去，什么时候找个机会都行。但是，我还要说一句，你别因为我劝你去，就觉得非去梯托雷里那里一趟不可，千万可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他也行，那当然最好就别把他扯进来，或许你自己已经成竹在胸，而梯托雷里一介入反倒会碍事。要是这样的话，你当然绝对不去的好！毫无疑问，要去跟这样一个家伙讨主意，未免也叫人勉为其难。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他的地址。”

K颓丧地接过信，塞进口袋里。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远远抵不住他所遭受的损失。工厂主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那个画家在四处宣扬着这个消息。这时，工厂主已经朝门口走去，K简直难以让自己说出几句感谢工厂主的话来。“我会去找画家的，”他在门口跟工厂主道别时说，“或者写信给他，让他上我这儿来，我眼下忙得不得了。”“我知道，”工厂主说，“你会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的。不过，我倒觉得，你最好不要把像梯托雷里这样的人请到银行里来，别跟他在这儿谈案子的事。再说，让你的信落在这样的人手里，也总不大合适吧。不过，你肯定把什么都再三考虑过了，你知道该怎么办。”K点点头，又陪着工厂主穿过接待室。但是，他尽管表面上显得镇定自若，可内心对自己的茫然失态，不禁诚恐诚惶。他说要给梯托雷里写信，本来只不过是为了向工厂主表示一下，他会很珍重这份亲笔介绍信，马上就考虑怎样去跟梯托雷里联系。不过，照他的本意，当他认为梯托雷里的帮助十分有用的时候，也会毫不犹豫，真的写信给他。而工厂主的一番话，才使他翻然醒悟，那样做会潜伏着危险。难道说他真的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吗？他居然有可能直言不讳地写信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仅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为了自己的案子向这个人讨教？难道他这样做就不会忽视其他的危险，或者糊里糊涂地陷入危险之中？难道说他简直可能这样做吗？而偏偏现在，正当他要全力以赴出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不禁这样怀疑起自己的警觉能力来了！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疑虑。难道他在处理业务时所感受到的那些困难现在也开始出现在自己的案子里了？此时此刻，他思来想去，就是弄不明白，他居然会想到要写信给梯托雷里，请他到银行里来。

他对这件事依然大惑不解地摇着头。这时，办事员走到他跟前，提醒他坐在接待室长凳上的三位先生在等着他。他们要见K，已经等了好久。现在，他们一听到办事员向K通报，都立刻站了起来，谁也不甘坐失这个有利的机会，争先要凑到K的跟前。既然银行一方如此无所顾忌，让他们在接待室里白等着浪费时间，他们也就不想有所顾忌。“襄理先生，”其中一个已经开口说。然而，K却让办事员给他拿来了大衣，在办事员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对这三位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很遗憾，我眼下没有空接待你们。十分抱歉，我有一桩非常紧迫的业务要去处理，必须马上离开。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我刚才给拖去了多长时间。你们最好明天或者别的日子再来行吗？或者咱们可以在电话里商量？或者你们现在可以三言两语把要谈的事简单说说，我过后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不过，最好还是下次来再说吧。”听到K的一番建议，三位先生似乎现在才觉得他们全都白等了，惊愕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咱们就这么办，好吗？”K问道，朝着正好已经给他拿来帽子的办事员转过身去。透过自己办公室敞开的门，K看见外面雪下得更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就在这时，副经理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笑眯眯地看了看穿着大衣正在跟几位客人商量事的K，问道：“你要出去吗，襄理先生？”“是的，”K说着挺起身子，“我得出去办事。”可是，副经理已经转向那三位先生。“那么，这几位先生怎么办呢？”他问道，“我想他们已经等了好久了吧。”“我们已经说好了，”K回答道。然而，这三位先生却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围住K，你一言我一语抱怨说，要是他们的事情不重要，哪会在这儿等上几个钟头呢，更别说他们来就是有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商量不可，而且要私下仔仔细细地谈。副经理听了他们一会儿，一边又注视着K把帽子拿在手上，不时地这儿或那儿弹着帽子上的灰尘，然后说：“诸位先生，倒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很愿意替襄理先生来代劳。你们的事情当然应该马上商议。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生意人，知道时间对生意人有多宝贵。你们愿意跟我来吗？”他说着打开通往自己接待室的门。

这位副经理多么善于钻空子，他把K现在不得不放弃的一切贪婪地据为己有！不过，难道K非得要放弃这么多吗？他要是怀着懵懵懂懂的、甚至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十分渺茫的希望赶着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那么，他在银行里的声望便会遭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也许他现在最好再脱去大衣，至少应该把那两位肯定还在旁屋等待着的顾客再争取过来。K也许会去试一试。可就在这时，他看见副经理在他办公室的文档里翻来找去，仿佛这文档是他的。K非常愤慨地走到门口，副经理高声说道：“啊，你还没有走！”他朝着K扭过脸去，满脸绷得紧紧的皱纹似乎不是年龄的标志，而是权力的象征。他立刻又翻起来。“我找一份合同书的副本，”他说，“那家公司的代理人说，副本就在你这儿。你愿不愿帮我找一找？”K向前挪了一步，但是副经理说：“谢谢，我已经找到了，”说完拿着一大叠文件，显然不只是那合同书的副本，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文件，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现在我敌不过他，”K自言自语道，“不过有朝一日，等我个人的困境结束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叫他真正尝尝我的滋味，而且要叫他尝个够。”想到这里，心里多少感到有所安慰，于是他吩咐那个早已打开通往走廊的门而恭候着他的办事员，叫他抽空跟经理打个招呼，说他外出办事了，接着便离开了银行。他终于能够拿出一段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案子里，心里感到几分欣慰。

他立刻驱车赶去找那个画家。画家住在另一个郊区，正好跟法院办公室所在的郊区遥遥相对。那个区更为贫穷，房屋更加灰暗，大街小巷污秽不堪，融化了的雪水夹带着泥污缓缓地流来流去。在画家住的那栋楼里，大门只开着一扇，可在另外一扇下面贴着墙的地方打开了一个缺口，K走到近前的时候，发现一股令人作呕、直冒热气的黄色液体，从那缺口里喷发出来，有几只老鼠吓得钻进邻近的阴沟里。在楼梯口的下面，有一个小孩趴在地上哭叫，可是谁也难以听见他的哭叫声，因为在大门的另一侧有一家铁匠铺，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铁匠铺的门敞开着，三个学徒站成半圆形，手抡榔头，锤打着一个要加工的东西。一大张挂在墙上的白铁皮闪现出苍白的光芒，射在两个学徒身上，映照着他们的面孔和围裙。K对这一切不过是匆匆地扫了一眼，他巴不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只想跟那画家说几句话打探一下情况，然后马上回银行去。如果他来这儿哪怕有一丁点儿的收获，对他今天最后结束银行的工作也会带来好处的。他上到四层，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放慢脚步。楼梯和楼层一样，都高得出奇，而那画家又说是住在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况且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楼梯层没有回廊，狭窄的楼梯死死地夹在两道高墙中间，偶尔才看得到几乎开在墙顶端的小窗。正当K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有几个小姑娘从一户人家里跑了出来，嘻嘻哈哈地顺着楼梯奔上去。K慢慢地跟着她们走，赶上了其中的一个姑娘。她准是绊了一跤才落在了后面。K和这姑娘一起上楼时问她说：“有个名叫梯托雷里的画家住在这里吗？”这姑娘看上去还不满十三岁，稍稍驼着背；她随之用胳膊捅了捅K，打一侧盯着他。她虽然年纪小小，身体畸形，但一副水性杨花的样儿却叫人不堪入目。她脸上无一丝笑容，投去富有刺激性的挑逗的目光，正儿八经地注视着K。K假装没有留意她的神情，只是问道：“你认识画家梯托雷里吗？”她点点头，反过来问道：“你找他干什么？”K觉得趁机快快了解一点关于梯托雷里的情况很有必要：“我想请他给我画像，”他说道。“给你画像？”姑娘照问了一遍，嘴张得老大，用手轻轻地拍了拍K，仿佛他说了什么特别出人意料或者愚不可及的话。接着，她用双手提起她那本来就短得可怜的裙子，拼命地奔去追赶其他姑娘。她们的喧闹声已经模模糊糊地消失在楼上了。然而，等K再上到楼梯的一个拐弯处时，又跟姑娘们撞上了。她们显然从那个驼背姑娘嘴里知道了K的意图，所以都在这儿等着他。姑娘们站在楼梯两侧，身子贴着墙，而且用手抚弄着自己的裙子，好让K舒舒畅畅地从她们中间走过。一张张面孔，连同这夹道排队，无不混合着天真幼稚与放荡不羁。现在，姑娘们聚拢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跟在K的后面，为首的便是驼背姑娘，她充当起了向导。多亏有了她，K才很快找对了路。他本来打算一直顺着楼梯走上去，而她指给他走旁边的一道小楼梯，就可以找到梯托雷里。通往画家房间的楼梯特别狭长，也没有拐弯，一眼就可以看到顶。梯托雷里的房门就在楼梯的尽头。门的斜上方，装着一扇透光的小天窗，跟这道楼梯的其他部分相比，这里显得相当明亮。这扇门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木板做成的，上面用红颜色龙飞凤舞地画着梯托雷里的名字。K和随来的姑娘还没有上到半楼梯，显然这嘈杂的脚步声惊动了楼上的人，那扇门随之开了一条缝，一个好像只穿着睡衣的男人出现在门后。“啊！”他看到一群人走上来时喊了一声，顿时又消失了。驼背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其他的则簇拥在K的身后，要推着他快快上去。

但是，当他们还正在往上爬着的时候，画家已经霍地把房门打开，深深鞠了个躬致意，请K进去。而那群姑娘，他全部拒之门外，一个也不让进，无论她们苦苦央求也好，还是她们不听画家的阻拦，硬是往里冲也罢。只有驼背姑娘乘着他伸开两臂的当口溜了进去，可画家连忙追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裙子，拽着她打了一个转转，然后把她托到门外，让她回到那群姑娘中间。可当画家离开门口的时候，她们却不敢擅自跨越过门槛。K一点也摸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表面上看，似乎彼此友好默契，一切入情入理。站在门外的姑娘们，一个个伸着脖子，冲着画家高声嚷着各种各样打诨卖俏的话；K听不懂她们在说些什么，而画家却哈哈大笑，驼背姑娘在他的手上几乎飞了起来。然后他关上门，又向K躬身致意，跟他握握手后自我介绍说：“我是画家梯托雷里。”姑娘们在门外窃窃私语。K指着门说：“看来你在这里人缘非常好。”“啊哈，这群野丫头！”画家一边说，一边试图去扣上睡衣的领子扣，可就是没能扣住。另外，他光着脚，仅仅穿着一条黄色的麻布宽腿裤，束着一条腰带，长长的带梢摆来晃去。“这群野丫头真让人头疼，”他接着说下去，不再抚弄睡衣了，最上边的那个扣子正好掉了。他搬来一把椅子，请K坐下。“我曾经给她们当中的一个画过像——这姑娘今天没有来——，从那以后，她们就缠住我不放。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她们必须得到我的许可才能进来；可是，只要我一走开，至少总会有一个溜进屋里。她们专门让人配了一把开我房门的钥匙，相互转来借去。你简直难以想象，这有多么讨厌。比如说，我带着一位要画像的女士回家来，掏出我的钥匙打开门一看，就发现驼背姑娘坐在小桌旁边，用我的画笔，往她的嘴唇上涂红，而她照看的小妹妹在屋里翻来捣去，弄得一片狼藉。或者是，这也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来——请别见怪，我现在这副狼狈相，屋子里乱七八糟的，全都是她们给搞的——，接着说吧，我昨天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正准备上床时，忽然有什么东西拧住我的腿。我往床底下一看，就又拽出这么一个野丫头来。她们干吗要这样缠着我呢，我也弄不明白。我又没有企图去引她们过来，想必你刚才也看到了。自然啰，这也打扰了我画画。要不是这画室是免费提供给我的，我早就搬走了。”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纤细的声音，听来像是温情脉脉，也像是焦急不安：“梯托雷里，我们现在可以进来吗？”“不许进来，”画家回答道。“就我一个也不行吗？”她又问道。“不行，”画家说着走到门口，把门锁上。

这期间，K四下扫视了一番房间，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把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小洞窟叫做画室。整个房间里，从东到西，由南向北，几乎不足两步长。屋里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由木板拼凑成的，木板之间处处是缝隙。对着K的墙边摆着一张床，上面铺着五颜六色的被褥。房间中央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一张被一件衬衫遮盖着的画，衣袖一直拖到地板上。K的身后是一扇窗户，透过窗户望出去，一片雾蒙蒙的，除了能看见邻近白雪覆盖的屋顶外，远近什么也看不见。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响声提醒了K；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里久呆。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工厂主的信，交给画家，并且说：“我是从这位先生，也就是说你的熟人嘴里听说你的，我照他说的来这儿找你。”画家草草地看了看信，随手就把它扔到床上。要不是工厂主十分肯定地说起梯托雷里是他的熟人，是一个靠着他施舍的穷汉子，那么，谁现在还真的会相信梯托雷里认识那工厂主，或者至少说还能记得起他呢？此外，画家居然问道：“你是想来买画呢，还是来让我画像？”K十分诧异地看着画家。信里究竟是怎么写的呢？K理所当然地以为，工厂主一定是在信中对梯托雷里说，K来这里别无所求，只是为了打听一下自己的案子的情况。只怪他操之过急了，匆匆忙忙就跑到这儿来了！但是，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得应酬一下。他看着画架说：“你正在画像吗？”“是的，”画家说着就把那件衬衫从画架上拉下来，顺手扔到那封信上。“这是一张肖像。一幅佳作，不过还没有最后完工。”真是天赐良机呀，K觉得现在真的来了谈论法院话题的机会，因为这画上显然画的是一位法官。另外，它跟那幅挂在律师办公室里的画惊人地相似。这里虽说画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法官：此人身躯肥胖，一大把乌黑浓密的络腮胡子一直伸延到面颊上；再说，那幅是油画，这幅则是用水粉颜色轻描淡写地勾勒出来的。但是，其他各个方面却十分相似：这幅画里的法官也是正要从那高脚宝座上站起来，两手紧紧地按着扶手，一派咄咄逼人的气势。“这准是个法官吧，”K差点儿脱口说了出来。可是，他暂时却还按捺住自己，走到画前，好像要来仔细地琢磨一下这幅画的细节。K看不明白，一个站在高脚宝座靠背中间的高大人物是什么人，他因此问起画家。“这个人物还得再三加工，”画家回答道，随手从小画桌上拿来一支彩笔，在这个人物的轮廓上稍稍勾了几笔。可是，他这样做依然使K摸不着头脑。“这是正义女神，”画家终于开口说道。“这下子我认出来了，”K说，“这儿是遮眼罩，那儿是天平。可是，她的脚后跟上不是长着翅膀吗？她不是会飞吗？”“是的，”画家说，“我得遵照嘱托来画成这个样子。其实这是正义女神与胜利女神的结合。”“这可不是理想的结合，”K笑着说，“正义女神应该巍然屹立，要不天平就会摇晃起来，这样也就没有了公正的判决可言。”“我只听凭于我的委托人的意图，”画家说。“当然啰，一点儿不错，”K说，他这样评头论足，无意去伤害任何人。“你画的这个人物，站在宝座上，就跟实际中一样。”“不，”画家说，“我既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宝座，这些全都是虚构的。不过，人家叫我怎么画，我就得怎么画。”“这是什么意思？”K问道。他故意装作好像没有完全听懂画家的意思，“那不就是一个坐在法官椅上的法官吗？”“是的，”画家说，“可他不是一个高级法官，他从来就没有坐过这样的宝座。”“这么说他是有意让人家画得如此威风凛凛了？他坐在那里俨然一派法院院长的神气。”“是的，那帮先生们就是好虚荣，”画家说，“不过，他们有上方宝剑，可以这么画像。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规定，应该画成什么样儿。遗憾的是，你正好不能拿这幅画来分辨服饰和座椅的细节，用水粉颜色不适宜于表现这样的题材。”“是的，”K说，“很奇怪，这幅画是用水粉颜色画的。”“那个法官要我这么画，”画家说，“他要把这幅画送给一位女士。”他看着这幅画，一时似乎产生了作画的兴致，便挽起袖子，顺手抓来几支彩笔挥舞起来。K在观看着，只见那沙沙震颤的彩笔尖下，那个法官的脑袋四边形成了一道淡红色的光圈，似一束束光芒愈来愈暗淡地射向四方。这道逐渐围绕住法官脑袋的光圈，是富丽堂皇的象征，又像是崇高称颂的标志。可是，在这正义女神的周围，除了有一点不易为人察觉的色调外，画面显得十分鲜明，也正是在这种十分鲜明的画面上，正义女神的形象似乎特别地突现了出来。她不再使人联想到什么正义女神，也不用再说什么胜利女神，更确切地说，她现在看起来活像一个狩猎女神。K没有料到，看画家作画居然会使他不知不觉地入了迷。可是，他最后却又责备起自己来，来了这么久，居然连自己的正题还一字未提。“这位法官叫什么名字？”K突然问道。“这我不能告诉你，”画家回答道，深深地倾着身子，俯在画上，明显地冷落了这位他一开始那么彬彬有礼地接待过的客人。K觉得画家的脾气喜怒无常，这使他感到恼火，因为这样白白浪费了他的时间。“你肯定是法院信得过的人吧？”他问道。画家立刻放下彩笔，挺起身子，搓搓两手，笑眯眯地看着K。“你就干脆实话实说吧，”他说，“你想探听有关法院的事，介绍信里也是这么写的，你首先跟我聊起我的画，好把我争取到手。可是，我并不生你的气，你也许不知道，在我这里不兴来这一套。噢，你用不着来解释！”K正想要说明一下，却被画家断然拒绝了。然后他接着说：“另外，你说的一点儿不错，我是法院信得过的人。”他停顿了片刻，好像要留给K时间，让他甘心去接受这个事实。这时，他们又听到姑娘们在门外发出的响动。她们似乎都拥挤在钥匙孔跟前，说不定可以透过门缝看进屋子里来。K打消了任何解释的念头，不想让画家再转移话题，也不愿意助长画家的威风，叫他得寸进尺，盛气凌人，以致使人难以接近。于是，他问道：“你这可是官方认可的位子吗？”“不是，”画家简短地回答道，仿佛K的问题使他无话可说了。可是K急于要让他说下去，便又说道：“也是，这种非官方的职务往往比官方的职务更有影响力。”“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画家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尖，频频地点着头。“我昨天跟那工厂主谈起了你的案子，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帮你的忙，我对他说：‘什么时候让那人来我这里谈谈，’我很高兴，这么快就在这儿见到了你。看来你很关心这桩案子。我觉得，这当然一点儿也不奇怪。或许你把大衣脱掉，好吗？”虽然K并不打算在这儿久呆，不过他倒十分乐意接受画家的请求。他渐渐觉得屋子里的空气闷得难受，好几次诧异地望着墙角上一个显然没有生火的小铁炉子，屋子里的闷热无法解释。当他脱下大衣，正解着上衣扣子的时候，画家抱歉地说：“我就需要暖和。这儿还是很舒适的，不是吗？就这一点而言，这房间的位置十分理想。”K听了这话，一声不吭。实际上，使他感到难受的并不是太热，而更多是那污浊霉腐、几乎令人窒息的空气。这屋子大概已经好久没有通风了。画家请他坐到床上，自己却坐到这屋里仅有的一把放在画架前的椅子上，K越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此外，画家似乎也不理解K为什么只是坐在床沿上。确切地说，他请K坐得舒服些，见他蛮不情愿的样子，干脆自己走上前去，把K深深地推到床里头的靠枕上。然后他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终于向K提出了第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使得K把其他一切全都置之脑后。“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是的，”K说。他回答这个问题，简直是脱口而出，尤其是他跟人私下这么说，也就用不着去顾忌承担任何责任。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如此坦率地问过他。为了品尝这心头的喜悦，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完完全全是清白无辜的。”“噢，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下头，似乎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又抬起头说道：“如果你是清白无辜的，那么事情就很简单。”K听了这话后眼前一阵发黑，这个自称为法院信得过的人，说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的清白无辜，并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尽管如此，他不得不赔着笑脸，慢慢地摇摇头。“事情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微妙关系，法院就沉醉于这微妙的关系网中。可是，到头来，法院不知从哪儿便会拽出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大罪名来加在你的身上。”“对，对，一点儿不错，”画家说，仿佛K毫无必要地打断了他的思路，“不过，你毕竟是清白无辜的吧？”“那当然啰，这还用问，”K说。“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他是不会受反面看法影响的。不过，尽管他讲得非常果断，却叫K弄不清楚，他这么说到底是出于深信不疑呢，还是敷衍塞责。K首先要摸准这一点，于是便说道：“毫无疑问，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我所知道的不外乎是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道听途说来的。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起诉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法院一旦提出起诉，就会认定被告有罪。要想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那可是难上加难呀。”“难上加难？”画家问道，一只手向空中一挥，“法院从来不会改变这样的信念。如果我在这儿把所有的法官依次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幅画布前为自己申辩，那么，你将会得到比在真正的法庭上还要多的成效。”“果不其然，”K自言自语道，竟忘了他只是想刺探一下画家。

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喊叫声：“梯托雷里，他还要呆很久吗？”“别吵吵嚷嚷了！”画家大声朝门口喊去，“你们没看见我在跟这位先生商量事吗？”可这姑娘并不甘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理睬，于是她又说：“请别给他画了，这么一个丑家伙。”话音未落，就响起了一阵唧唧喳喳乱作一团的起哄声。画家一步跨到门口，打开一条小缝，只见姑娘们那一双双伸开合拢的手在哀求着。他冲着姑娘们说：“你们再要吵闹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都扔下楼去。坐到楼梯上去，放规矩些。”也许她们没有立即听从，因此画家不得不厉声吼道：“全都坐到楼梯上去！”这样一来，门外才安静了下来。

“对不起，”画家再回到K跟前时说。K几乎没有朝门口看一眼，他完全听任画家的摆布，随他愿不愿或者怎样保护他。即使现在，当画家朝他俯下身子说话时，他也几乎无动于衷；为了不让门外的姑娘们听见，画家有意凑到K的耳边悄声说：“这群姑娘也是法院子弟。”“什么？”K问道，脑袋扭向一旁，注视着画家。可是，梯托雷里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你不想想，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这一点我还没有注意到，”K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这句概括性的议论打消了他刚才讲到姑娘们时的那句话给K所带来的一切不安。尽管这样，K还是朝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门外边，姑娘们现在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有一个姑娘从门缝里穿进一根吸管来，慢慢地移上移下。

“看来你对法院的事还不太了解，”画家说，他朝前叉开两腿，脚尖不住地点在地板上。“不过，你既然是清白无辜的，那也就没有必要知道了。要把你解脱出来，有我一个就行了。”“你怎样来解脱我呢？”K问道，“你自己刚刚还说过，法院对证据完全是充耳不闻。”“充耳不闻的只是在法庭上对质的证据，”画家一边说，一边跷起食指，好像K没有意识到一个微妙的差别。“然而，在这一方面，如果在幕后活动，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也就是说，在顾问室里，在法院的走廊上，或者，比如说，就在这画室里。”K似乎觉得，画家现在所说的不再是那么不可信了。其实，他的话跟他从别的人那里听来的如出一辙。是这么回事，他所说的，甚至充满着希望。如果像律师所说的，法官们都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受私人关系的左右，那么画家跟那些好虚荣的法官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了，无论如何也决不可低估。这么一来，画家也就当之无愧地加入了K逐渐搜罗聚拢在自己周围的帮忙人的圈子。曾有一度，K的组织才能在银行里有口皆碑。而现在，他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左右应付，这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充分考验这种才能的良机。画家注意到了他的一席话使K动心了，于是有点不安地说：“你就不觉得我讲起话来几乎像是一个法学家吗？老跟法院那帮人打交道，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就变成了这样。当然，我从中受益匪浅。可是，一个艺术家的激情也快要荡然无存了。”“你当初是怎样跟那帮法官拉上关系的？”K问道，他企图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才把他纳入为自己服务的行列。“那很简单，”画家说，“这关系是我继承来的。我父亲本来就是法院的画家。这个位子向来就是祖传的。新手也顶不了用。要画不同头衔的法官，就得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特别是密不可宣的规则。可除了一定的世家外，谁也不会知晓这些规则。比如说，在那边的抽屉里，我保存着我父亲的所有绘画，从来不给任何人看。可是，只有懂得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画像。不过，即使我失去了这些画，也没有人动摇得了我的位子，那许许多多的规则都深深地扎在了我的脑袋里。确实也是，哪个法官不想让人家把自己画得跟以前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呢？这就非我莫属了。”“你这位子真让人羡慕，”K说，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在银行的位子，“这么说来，你的位子是不可动摇的？”“当然是，谁也抢不去，”画家得意地耸耸肩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不时地帮助可怜的人打官司。”“那么，你是怎样来帮人家忙的呢？”K问道，好像画家刚才所说的可怜的人不包括他似的。可是，画家不让他打岔，接着说下去：“比如说你的案子吧，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那么，我的做法如下所述。”画家一再提起K清白无辜，已经使K厌烦了。有时候他觉得，好像画家这样说来说去，无非是想把判定这案子必然有好的结果作为他要提供帮助的前提，而这样的帮助自然而然也就毫无意义了。尽管K心里有这样的疑虑，但他还是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打断画家讲话。他不想放弃争取画家的帮助，这一点他已打定了主意。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帮助绝对要比那律师的帮助可信。在这二者之间，他甚至宁可选择画家的帮助，因为他显得更善良，更直率。

画家把他的椅子拉到床跟前，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你，你希望获得哪一种开释。有三种可能性，那就是：真正开释，假释和拖延审理。真正开释当然是最理想的，只是我对这种解决方式无力施加丝毫影响，一点儿法子也没有。照我看，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了就能够达到真正开释。在这里，也许惟有被告的清白无辜会起决定作用。然而你是清白无辜的，那你单凭着这一点似乎就真有可能。不过，这样一来，你便不需要我和别的任何人的帮助了。”

这番井井有条的议论开初惊得K目瞪口呆，可是，到了后来，他也像画家一样低声说道：“我觉得你说的自相矛盾。”“你说怎样自相矛盾呢？”画家非常坦然地问道，笑眯眯地把身子往后一靠。画家的笑容唤起了K的感觉，仿佛他现在要着手揭穿的不是画家言语上的矛盾，而是法庭审讯之中的矛盾。尽管如此，他没有踟躇不前，而是直言相对：“你开头说道，法庭不管证据不证据，过后你把这话又仅限于公开的法庭上，而你现在甚至说，一个无罪的人在法庭上是不需要任何帮助的，这其中就包含着矛盾。再说，你开头说过，法官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左右，而你现在却否认，你所称道的真正开释从来都不会通过个人施加影响获得。这便是矛盾之二。”“这些矛盾都是不难解释明白的，”画家说，“这里所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一个说的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一个说的是我亲身体验的，你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在法律中——不过我也没看过——，一方面自然有无罪者应无罪开释的规定。可另一方面，却不会写上法官可以受人左右的条款。那么，我所经历的恰恰与之相反。我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开释的案子，可我经过许多靠着人际关系了结的案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案子里，没有一个被告是无罪的。可是，这真的可能吗？在那么多的案子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是无罪的吗？我小的时候，每当父亲在家里谈到案子的事，总是听得很仔细；还有那些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是谈法院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简直就是惟一的话题了。等到我有了自己上法院的机会，我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去关注那些处于关键阶段的案子，而且，只要案子不是遥遥无期，就关注到底。可是，我得承认，我连一次真正开释的案子都没有碰到过。”“这么说来，一个无罪开释的都不会有了，”K说，仿佛他在对自己，对着自己的希望在说话，“不过，这倒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存在的看法。由此可见，就是从这方面来看，法院也是一个名存实亡的躯壳。一个刽子手就可以包办整个法院。”“你可不能这样一概而论，”画家不高兴地说，“我不过是谈谈经验而已。”“这就够了，”K说，“或者你还听到过更早以前有过无罪开释的案例呢？”“这样的无罪开释，”画家回答道，“应该说肯定是有过的，只是十分难以断定。法院的最终裁决是不会公布的，连法官们都无法摸得透。因此，要说过去的案例，不过是存在于传闻之中。可以肯定，这些传闻甚至大多数都说的是真正的无罪开释，而且可以使人相信，可就是无法查证。尽管如此，这些传闻可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因为其中无疑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再说，它们也非常优美动听，我自己就拿这样的传闻当题材，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可改变不了我的看法，”K说，“到了法庭上，总归不能拿这些传闻当依据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当然不能这么做，”他说。“那么，现在谈论这个就没有什么用处了，”K说，他打算暂且接受画家的所有看法，即使他认为那些看法是难以置信的，而且跟别的说法相矛盾，那也无妨了。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追究画家所说的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更没有时间去反驳他；他最迫切希望的就是打动画家来帮他的忙，无论怎样都行，哪怕帮不到点子上也行。因此，他说：“那么，我们就撇开这个真正开释的话题吧。你刚才不是还提到另外两个可能性吗？”“假释和拖延审理。就剩下这两个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你要不要先脱掉上衣呢？然后我们再谈这些。我看你好像很热。”“好吧，”K说，他一直只顾听着画家没完没了的解释，竟什么都忘了。可是现在，画家一提起热，他的额头不禁汗珠滚滚。“简直受不了。”画家点点头，好像十分理解K不舒服的感觉。“可不可以打开窗户呢？”K问道。“不行，”画家说，“那不过是一片固定在上面的玻璃，打不开。”K现在明白了。他一直在盼着画家或者自己突然走上前去打开窗户，即使是吸进去尘雾也不在乎了。在这里，跟空气彻底隔绝的感觉不禁使他头晕目眩。他把手轻轻地搭在自己身旁的羽绒被上，有气无力地说：“这样真的不舒服，也不健康。”“噢，不对，”画家替自己的窗子辩护说，“这窗户固定在上面，虽说只是单层玻璃，却比双层窗更能保暖。我要想通通风，只要打开一扇门，或者两扇门就行了。其实通气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到处都有空气从这些缝隙钻进来。”听了这番解释，K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四下看看，想找出第二扇门来。画家注意到了他在干什么，便说道：“门就在你背后，床放在那儿，只好把它堵住了。”K这才发现墙上那扇小门。“这地方做画室用实在小得可怜，”画家说，好像有意抢先说出来，要堵住K挑剔的嘴似的，“我得想方设法来布置。床挡在门前，当然摆得不是地方。就说现在正让我给画像的那个法官吧，他总是打床边这道门进来，我也给了他一把开这道门的钥匙。万一我不在家时，他便可以开门进来在里面等我。可是，他一般都是一大早就来，我还在睡觉呢。当然，不管我睡得多么熟，只要床边的门一开，我总会被惊醒。当他从我的床上爬过去时，欢迎他的就是我不绝的叫骂声了。你要是能听得到的话，任何对法官的崇敬之意顿时就会烟消云散。我当然可以从他手里收回钥匙，不过，这么一来，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要弄开这两扇门，根本用不着费吹灰之力。”画家讲这番话时，K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把上衣脱掉。然而，他最后意识到，如果不脱去上衣，就无法继续在这儿呆下去了。于是他脱下上衣，把它搁在膝盖上，以便谈话一结束，马上就能再穿上。他刚一脱下上衣，门外就有个姑娘大声叫道：“他把上衣都脱了！”随后便听到姑娘们一个个挤到门缝跟前，想亲眼看看里面的洋相。“姑娘们以为，”画家说，“我要给你画像了，所以你脱去了衣服。”“是这么回事儿，”K并不怎么感兴趣地说。他现在虽然只穿着衬衫坐在这儿，可觉得比先前好不了多少。他几乎闷闷不乐地问道：“另外那两种可能性怎么说？”他连这两个名称都忘掉了。“假释和拖延审理，”画家回答道，“这两种怎么选择就在于你了。反正我都可以帮你实现，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得费一番艰辛。而在这一方面，两者的区别在于：假释要求短时间内集中力量使足劲，拖延审理则要求持续性地使使劲就行了。那么就先谈谈假释吧。如果你要选择这一种的话，我就拿张纸来，为你写一份无罪证明书。这样一个证明书的文本是我父亲传给我的，那可是无懈可击的。然后，我就带着这份证明书，把我所认识的法官都跑一跑。那么我想先从现在正让我画像的这位法官开始；我今天晚上等他来开会时就把这个证明书递给他。我把证明书交给他，向他申明你是无罪的，并且我自己担保你是无罪的。但是，这可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担保，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有责任的担保。”在画家的目光里，似乎隐含着一丝责怪的神情：K居然要把这么一个担保的重任放在他的身上。“你真是太好了，”K说，“法官是会相信你的。尽管如此，他真的会无罪开释我吗？”“就像我刚才说的，”画家回答道，“再说，谁也不敢完全肯定，每个法官都会相信我。比如说，有些法官会要求我领着你去让他们见一见。这样一来，你就得跟我跑一趟。可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事先自然会详细告诉你，见什么样的法官，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糟糕的是那些一见就把你拒之门外的法官，这样的事也难免不发生。要是碰到这样的法官，我们也只好作罢了。但是，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多方的努力。不过，我们甩开他们也无妨，因为法院里不可能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说来，等我争取到足够数量的法官在这份证明书上签了字，马上就带着它去见正好审理你这案子的那位法官。我也可能得到他的签字。这么一来，一切事情就比平常进展得要迅速些。一般说来，案子办到这一步，就不会再出现太多的障碍了。对被告来说，这就是他感到充满信心的高潮时刻。人们在这个时候要比真的无罪开释后更充满信心，似乎不可思议，但实实在在如此。他们用不着再特别费心了。主审法官手头上握着由一些法官签名担保的证明书，也可以放心地判你无罪开释了。毫无疑问，尽管还有各种各样的手续需要履行，但他看在我和他自己一些朋友的面上会这么做的。而你就能走出法院，获得自由。”“这么说来，我到时候就自由了，”K将信将疑地说。“是的，”画家说，“不过只是表面上自由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暂时自由了。我的熟人都属于最低一级法官，他们没有最终判决无罪开释的权力，这种权力只由最高法院掌握，而最高法院是你、我和大家都无法接近的。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再说，我们也不想知道。说到底，我们的法官没有最终判处无罪开释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无疑有权力暂时解除你被控告的罪责。这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开释了，便暂时摆脱了控告。但是它依然继续盘旋在你的头上，只要上面一来命令，立刻就会再加在你的身上。我跟法院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我也能够告诉你，在法院各项办事规章中，真正开释与假释的区别纯粹流于形式。宣判无罪开释时，诉讼案件应该全部封存，从审理程序中彻底消失，不仅是起诉书，还有审理程序文件，甚至也包括判决书都从审理程序中销毁，一切都从审理程序中销毁。而假释时就不是这样；案卷本身只是加了无罪证明书，无罪判决书和判决说明书，别无其他。此外，案卷依然辗转于审理程序之中，依照法院那持续周转的办事原则，呈转到高一级的法院，又退回低一级的来，呈上递下，紧一阵儿，慢一阵儿；这儿停停，那儿歇歇，就这样转来转去，案卷的辗转旅程是无法计算的。从局外看，人们会得到一个假象，以为一切早已被忘却，案卷丢失了，无罪开释已成为彻底的无罪开释了。可是，了解内情的人都不会这么想。其实，案卷安然无恙，法院里根本没有忘记这一说法。有朝一日——谁也无法预料——，哪位法官忽然拿起案卷来琢磨出了味道，觉得这个案子的起诉依然有效，立即就会下个逮捕令。我这么说，因为我相信从假释到重新逮捕隔着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可能的，我就听说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可能：被无罪开释的人从法院回到家，却发现已经有人奉命等着又要逮捕他。于是，他刚获得的自由又化成了泡影。”“那么，这桩案子又得从头审理吗？”K简直难以置信地问道。“当然啦，”画家回答说，“这桩案子是得从头审理起。不过，又会像前一次一样，有可能再次争取到无罪开释。人们又得全力以赴从头做起，千万不能泄气。”他讲出最后这句话，也许是冲着K的，他发现K垂头丧气的样子。“可是，”K说，仿佛他现在有意要抢先在画家吐露说法前似的，“第二次争取获得无罪开释岂不是比第一次更困难吗？”“在这一点上，”画家回答道，“谁也不敢断言。我看你的意思是，第二次逮捕会影响到法官们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对吗？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官们在第一次宣判无罪开释时，就已经预见到可能再次逮捕。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也许由于种种别的原因，诸如法官们的情绪以及他们对案件的司法判断等等，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争取第二次无罪开释的努力必须顺应业已变化的情况。一般说来，也必须像争取第一次无罪开释时那样想方设法，顽强不屈。”“可是，第二次无罪开释依然还不是最终判决，”K说着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当然不是，”画家说，“有第二次无罪开释，就会有第三次逮捕，跟着第三次无罪开释，还会有第四次逮捕，依此类推，没有穷尽。这就是假释的本质所在。”K不置可否。“很显然，你好像觉得假释不可取，”画家说，“也许拖延审理更合你的心意。要不要我给你说说拖延审理是怎么回事？”K点点头。画家满不在乎地往他的椅子上一靠，睡衣大敞了开来。他伸进一只手，抚摩着胸部和两肋。“拖延审理，”画家说，他向前方看了一会儿，好像在寻思着一个完全贴切的解释似的，“拖延审理就是让案子始终徘徊在最初的诉讼阶段。要想取得拖延审理，就需要被告和帮忙的人，尤其是帮忙的人，始终跟法院保持直接联系。我不妨再说一次，这么做并不需要像争取假释那样耗费精力，但是却需要保持高度警觉。你得时时密切关注案子的情况，定期去找找主办法官。要是碰到紧急情况，还得专门跑跑，而且要想方设法跟他拉好关系。如果你本人不认识这个法官，那就应该通过你所认识的法官去给他施加影响，但万万不可因此而放弃争取直接跟他面谈的努力。如果你把这些事都办得妥妥贴贴，那你就可以满有把握地断定这桩案子出不了它的第一阶段。虽然诉讼并没有停止，但是被告几乎逍遥法外，就像一个自由人一样。跟假释比起来，拖延审理好在被告的前程不是那么虚无缥缈，他不会遭受突然逮捕的惊恐，用不着提心吊胆，也免得在种种特别不适宜的时候承受紧张和惊恐的刺激，而这些在获得假释后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对被告来说，拖延审理也有某些不利之处，这是不可忽视的。我这么说，考虑的并不是被告在拖延审理中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其实，从根本上说，得到假释后，也不是真正自由了。我这里说的是另一面的不利。要想拖住案子，起码得找些掩人耳目的理由。因此，对外得做做样子，让人觉得案子没有停下来。这就是说，必须时不时做出各种安排，传讯被告，进行调查等等。尽管案子人为地限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但它恰恰必须持续不断地运作。这当然会带来一些让被告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可你别把这事想得太严重了。说实在的，这一切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比如说，传讯只是简短了事；如果你有时候没有空或者不想去，就可以找个托词不去；你甚至可以跟有些法官事先商量好一个长时间的安排。说来道去，归结为一句话：因为你是被告，所以就要时时去找一找你的主办法官。”画家讲最后几句话的时候，K已经把上衣搭在胳膊上站了起来。“他已经站起来了！”门外立刻有人喊道。“肯定是这儿的空气让你呆不下去了。实在很抱歉。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我不得不长话短说了。但愿我所说的你都听明白了。”“是啊，”K说，他由于极力强迫自己去听画家讲话，有些头昏脑胀。尽管K已经表明画家讲得很清楚，可画家把他所说的一切又总结了一遍，好像要给踏上归程的K送去一份安慰：“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使被告免受宣判。”“可是它们也不能使被告真正获得无罪开释，”K低声说，仿佛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你一语点破了事情的本质，”画家连忙说道。K把手搁在大衣上，却连穿上衣的决心也下不了。他恨不得把大衣和上衣卷成一团，拎上就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门外的姑娘也不可能打动他去穿上衣服，尽管她们已经过早地嚷嚷起他在穿衣服。画家极力想猜度出K的心境，因此说道：“你大概对我的建议还没有做出抉择吧。这是合情合理的。你真要立即做出了决定，我还要劝你三思而后行呢。现在利弊分明，一切都得仔细权衡。当然，事情也得抓紧，不宜拖得太久。”“我很快会再来的，”K说道，他突然下了决心，穿好上衣，随手把大衣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门口走去；门外那群姑娘一下子尖叫起来。K觉得自己透过那扇门看见了她们在尖叫。“你说话可要算数啊，”画家说，他没有去陪着K，“要不然我就自己去银行里找你过问了。”“你们把门打开好吗，”K说着去拉了一下门把手，发觉姑娘们在门外死死地拉住不放。“难道你想叫那帮姑娘给缠住吗？”画家问道。“我看你最好还是从这边出去吧，”他指着床后的那扇门说道。K照着画家的指点，转身回到床跟前。可是，画家却没有去打开那扇门，而是钻到床底下问道：“且再等一会吧，你想不想再看看一两幅画？也许你有兴趣买它呢。”K不想失礼，画家对他的确够热心了，而且答应继续帮他的忙，更何况由于K的疏忽，还根本没有提起帮忙付报酬的事。因此，K现在无法拒绝他，只好让他拿出画来看看，尽管他急得浑身打颤，恨不得立即离开这间画室。画家从床底下拉出一叠没有镶框的画来，上面盖着一层灰尘。他试图吹去最上一层画上的灰尘，顿时尘埃在K的眼前飞飞扬扬，呛得K好久喘不过气来。“一幅荒野风光，”画家一边说，一边把画递到K的手里。上面画着两棵弱不禁风的枯树，彼此隔得老远，孤零零地立于苍苍茫茫的草地上，背景是绚丽多彩的落日。“漂亮，”K说，“我买下了。”K不假思索，如此简短地敷衍了事。他看到画家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而是从地板上又捡起一幅画来，心里不免高兴起来。“这幅跟那幅是姊妹画，”画家说。这幅或许是打算画成姊妹画的，可是却让人看不出跟那一幅有一丝一毫的不同；这里也是两棵树，也是一片草地，也是一轮落日。然而，K心不在此。“两幅优美的风景画，”他说，“我都买下了，我将把它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你看来好喜欢这个题材，”画家说着又拿起一幅画来，“很凑巧，我这儿还有一幅类似的画。”又是一幅荒野风景，与其说是类似，倒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雷同。画家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个机会，要把一堆推不出去的老画都塞给K。“这幅我也要了，”K说，“这三幅一共多少钱？”“下次再说吧，”画家说，“你现在急着要走，我们反正来日方长啊。再说，你喜欢这些画，叫我好高兴，我要把床底下所有的画一起送给你。全都画的是荒野风景，我已经画了许多荒野风景画。有一些人就是不喜欢这样的画，说什么气氛太忧郁。可是，另有一些人，比如像你吧，偏偏就爱的是忧郁的格调。”然而，K现在毫无心思去听这位乞丐画家的职业经验之谈。“你把这几张画包起来吧，”K大声说，打断了画家的唠叨，“明天我让办事员来取。”“大可不必，”画家说，“我想，我可以找一个人跟你把画送去。”说完，他终于身子俯在床上，把门打开了。“不要紧，你就踩着床过吧，”画家说，“谁进来都要打床上过。”其实，就是画家不这么请，K也会毫不顾忌地这么做，甚至已经把一只脚踩到了弹簧床的中间，从敞开的门往外一看，跨出去的脚不禁又收了回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问画家。“你这么大惊小怪什么呢？”画家反问道，自己也觉得奇怪了，“这儿是法院的办公室。难道你不知道这儿是法院的办公室吗？法院的办公室几乎遍布于栋栋楼房的阁楼上，为什么偏偏这栋楼里会少了呢？我的画室本来也是法院的办公室，不过法院把它让给我用了。”K并不太吃惊在这里也发现了法院的办公室，他在为自己对法院的事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在他看来，一个被告行为的基本准则就是时时事事有备无患，永远不会使自己感到出乎意料，决不能当法官出现在你的左面时，你依然稀里糊涂地看着右面，——他偏偏一次又一次地违反了这个基本准则。在他的面前，伸展出一条长长的走廊，一股气流冲面而来。相比之下，画室的空气倒还新鲜。走廊两边摆着长凳，跟审理K一案的法院办公室的走廊里一模一样。看来法院办公室的布置都有统一明确的规定。眼下走廊里来来往往也没有多少办事的。一个男人欠着身子靠在长凳上，脸趴在胳膊上，似乎在睡觉；另一个男人站在走廊半明半暗的尽头。这时，K从床上踩过去，画家拿着画跟在他后面。他们一出门就碰上了一个法院听差——K现在已经从金纽扣上辨认得出所有的法院听差；他们身穿便服，上面除了普通的纽扣外，都有一枚金扣子——，画家吩咐他，陪着K把这些画送去。K掏出手帕，捂在嘴上，踉踉跄跄地往前晃去，哪里像在走路。他们快到出口时，那帮姑娘朝他们蜂拥过来，K终归还是未能避开她们。姑娘们显然是看见画室的第二扇门打开了，便急忙绕个圈子赶了过来，想打这边冲进去。“我不能再送你啦！”画家哈哈笑着大声说道，他被姑娘们团团围在中间。“再见吧！别考虑得太久啦！”K连头也不朝他回一下。到了马路上，他立即叫住了迎面而来的第一辆出租马车。他急于要甩脱这个听差，那枚金扣子直刺得K惶惶不安，尽管它平常很可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殷勤的听差上了车，还要坐在车夫的身旁，K却把他赶了下去。K回到银行时，早已过了中午。他真想把这些画都扔在车里，可又怕哪一天画家来让拿出来看看。因此，他让把画拿进办公室，锁在自己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里，至少在往后的日子里，免得让副经理看到。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K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让那律师代理办案了。这么做是否合适，他依然疑虑重重，可是，他深信非得这么做不可。在要去见律师的那天，为了下这个决心，K耗去了很多精力；他办起事来特别缓慢，不得不在办公室里待了很久，直到十点钟，才好不容易来到律师的门前。在按门铃前，他还在思考着是不是打电话或者写封信给律师谈解聘的事要好些。当面谈这样的事，未免让人太难堪了。尽管这样，K还是不愿意放弃面谈；换个别的方式来解聘，律师要么无声无息地默认，要么冠冕堂皇地回几句话接受，而K除非可能从莱尼那儿探听到一点情况，否则就永远不会知道，律师对解聘有什么反应。照律师的看法，K这么做又会对自己招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律师的意见，不可小看啊。然而，如果律师跟K面对面谈起来，他会对解聘的事感到诧异，即使他藏而不露，K观其神色和举止，也能够轻而易举地琢磨出他想要说的一切。甚至也不排除：他会被说服，还是觉得委托律师辩护为好，再把解聘收回来。

跟往常一样，K第一次按响律师的门铃后，里面没有反应。“莱尼不应该这么拖拖沓沓，”他心想着。不过，如果没有第二个人插进来，这可是好事。平常总有人爱管闲事，无论是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还是别的什么人，跟着凑上来，挺扫兴的。K第二次按响门铃时，扭头朝另外一扇门瞥了一眼。这一回，那扇门却依然关得严严实实。终于有两只眼睛出现在律师门上的观察孔前，但不是莱尼的眼睛。有人打开了门上的锁，却用身子暂时还堵着门，朝里屋喊了一声：“是他来啦！”然后才敞开了门。K逼到门前，已经听到在那人身后，有钥匙在另一间房门上的锁孔里匆匆旋动的响声。门一打开，他便冲到了前厅，正好瞥见莱尼穿着睡衣穿过房间的通道溜走了。开门人刚才的警告声就是传给她的。他盯着莱尼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打量起开门人。他身材矮小，瘦骨嶙峋，蓄着一把络腮胡子，手里举着一支蜡烛。“你在这里做事吗？”K问道。“不是，”这人回答道，“我不是这儿的人，律师是我的代理人，我是为一桩诉讼案子来找他的。”“来这里连外衣都不用穿吗？”K一边问，一边打着手势，指着他那洋相百出的衣着。“啊哈，请别见怪！”这人说，他打着烛光照了照自己，仿佛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是这副样儿似的。“莱尼是你的情人吧？”K直率地问道。他稍稍叉开两腿，双手背在背后，拿着一顶帽子。面对这个干瘪的矮家伙，一件裹在身上的厚实大衣已经给了他居高临下的感觉。“噢，天啦，”这人说着举起一只手遮在面前，十分吃惊地予以否认，“不，不是，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你看来像是个老实人，”K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走吧。”K挥着帽子向他示意，让他走在前面。“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往里走去时，K问道。“布洛克，商人布洛克，”矮个子转过身来自我介绍说，K却不让他停住步子。“这是你的真名吗？”K接着问道。“当然是，”对方答道，“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是在想，你可能会有隐姓埋名的原因吧，”K说。他现在觉得是如此的自由自在，就像一个人到了异国他乡，和一伙卑贱的人讲话时才会这样；对于自己的一切可以藏而不露，却一味泰然自若地谈论着他们的轶闻趣事，以此在自己面前抬高他们，但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弃之于不顾。当他们走到律师书房门口时，K停了下来，打开门，叫住老老实实往前走着的布洛克：“别那么急着往前走！过来照一照这儿！”K心想莱尼可能会躲在这儿，他让商人照遍了每个角落，可是，办公室里连个人影也没有。K走到那幅法官画像前时，从背后拉住商人的背带，把他拽了回来。“你知道这人是谁吗？”K用食指指向高处问道。商人举起蜡烛，眼睛一眨一眨地朝上看去，随之说道：“是一位法官。”“一位高级法官吗？”K问道，他闪到商人一旁，想看看他对这幅画有什么反应。商人毕恭毕敬地仰头看去。“是一位高级法官，”他说。“你的眼力不大好啊，”K说，“他是低级预审法官中最低一级的。”“噢，我想起来了，”商人把举着烛火的手放下来说，“我也听到人家这么说过。”“那当然啦，”K大声说道，“我居然会忘记，你当然一定听说过了。”“可是，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一定听说过了呢？”商人问道，这时，他被K用手推着朝门口挪去。走到外面过道上时，K说：“想必你知道莱尼躲在什么地方吧？”“什么躲不躲？”商人说，“不，她可能在厨房里给律师做汤呢。”“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K问道。“我本来想带你去那儿，而你却把我叫了回来，”商人回答道，似乎给这矛盾重重的要求弄得摸不着头脑。“你大概以为自己很会玩把戏，”K说，“那么你就带我去吧！”K从来还没有到过厨房，里面大得惊人，陈设富丽堂皇。就说那炉灶，有普通炉灶三个那么大；其他东西不可能看得仔细，因为只有一盏小灯，挂在厨房进门的地方。像往常一样，莱尼穿着白围裙，站在灶台旁边，正往放在一个酒精炉上的锅里打鸡蛋。“晚上好，约瑟夫，”她扭过脸来，瞥了一眼说。“晚上好，”K说，他摆摆手叫商人坐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去，他顺从地坐了过去。但是，K却走上前去，紧贴在莱尼的背后，附在她的肩膀上问道：“这人是谁？”莱尼一只手搅着汤，另一只手搂住K，把他拢到自己面前说：“他是个可怜巴巴的家伙，一个不幸的商人，名叫布洛克。你只消瞧瞧他那副样子就明白了。”他们俩都回过头去看了看。商人坐在K指给他的椅子上，吹灭了手上的蜡烛，现在也没有必要再点着它了，他又用手捏灭烛芯，免得冒起烛烟。“你就这样穿着睡衣，”K说着把莱尼的脑袋又扭回到灶台上。她一声不吭。“他是你的情人吧？”K问道。她正要伸手去端汤锅，可是K却抓住她的两手说：“回答我！”她说：“去书房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不行，”K说，“我就要你在这里说给我听。”她依偎在他的身上想去吻他，却让K挡开了，并且对她说：“我不想让你现在来吻我。”“约瑟夫，”莱尼说，她用央求而坦率的目光正视着K，“我想你不会去猜忌布洛克先生吧。——卢迪，”她然后转身对商人说，“你倒帮我一把呀，你不看看他怀疑起我了，把蜡烛放下。”人们或许会以为这商人心不在焉，可是，他对莱尼的话却心领神会。“我也弄不明白，你有什么好猜忌的呢，”他平平淡淡地说道。“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呢，”K说，他看看商人笑了笑。莱尼顿时哈哈大笑，趁着K一时不在意，挽住他的胳膊悄悄地说：“现在别再提他，好吧！你不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吗？我对他客客气气，因为他是律师的一个主要委托人，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可你怎么样呢？你今天晚上还打算跟律师谈吗？他今天身体很糟糕。不过，你要谈的话，我就去告诉他。可你今晚一定要留在我这儿。你可是好久没有来我们这儿了，连律师也问起了你。千万别耽搁了你的案子！我也听到了各种风言风语，有些话要对你说。不过，你先把大衣脱掉再说吧！”莱尼帮他脱下大衣，接过他手里的帽子，拿去挂在前厅里，然后又跑回来看看煮在锅里的汤。“我是先去说你来了，还是先把汤给他送去？”“你先去告诉他吧，”K说。他气鼓鼓的样子；他本来打算跟莱尼认认真真地谈谈自己的事，尤其是解聘律师这个伤脑筋的事，可是，商人出现在这儿，使他要谈的兴致一扫而光。但是，他忽然又觉得自己的事太重要了，怎么能受一个小小的商人的干扰呢？于是他又把已经走到过道里的莱尼叫了回来。“你还是先给他送汤去吧，”他说，“喝了汤，他才会有精神跟我谈话，他也需要这样。”“原来你也是律师的一个委托人，”商人坐在角落里低声说道，好像得到了证实似的。可是，他的话却惹得对方很不高兴。“这关你什么事？”K说。莱尼随之插了一句：“你别多嘴好不好。”接着她又对K说：“好吧，我这就先给他送汤去，”说着她把汤盛在碗里，“只怕他一会儿睡着了，他总是吃完饭后很快就睡觉。”“我要对他说的，会叫他睡不着觉的，”K说，他始终有意装作要让人家看出他打算跟律师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期盼莱尼先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到时候才向她问主意。可是，莱尼只是一丝不苟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她端着汤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故意含情脉脉地推推他，悄悄地说：“他一喝完汤，我马上就告诉他说你来了，好让你尽快地回到我身边来。”“去吧，”K说，“快去吧。”“亲切一点好不好，”她说道。莱尼端着汤走到门口时，又一次完全转过身来。

K望着她的背影。现在，他要解聘律师的事最终成了定局，事先再没有可能跟莱尼谈了，这样也许要好些。她对整个案子哪里会有足够的了解呢？但她一定会来劝阻他，说不定也会使K这一回真的放弃解聘的打算。那么，他就会继续遭受重重疑虑和寝食不安的折磨，而过不了多长时间，他的决心最终还得付诸实施。这个决心实在不可抗拒。而这个决心实施得越早，他就越少遭受痛苦。再说，或许商人对这事会有什么真知灼见。

商人一发现K转过身来，立刻好像要站起来。“坐着吧，”K说着拽去一把椅子坐到他的身旁。“你是这个律师的老委托人了，是吗？”K问道。“是的，”商人说，“委托关系由来已久了。”“他当你代理人到底有多久了？”K问道。“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事情，”商人说，“我是做谷物生意的，开了一家谷物商行。在商务上，打我接手这个商行以来，律师就一直代理我的法律事务，算来有二十个年头了。要说我的案子吧，这大概就是你所指的，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律师，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噢，远远超过五年了，”他接着补充说道，并且掏出一个旧笔记本来，“我把一切全都记在这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确切的日期告诉你。这些要全部记在脑子里可不那么容易。我的案子可能还早得多，是在我妻子死后不久就开始的，已经五年多了。”K挪动椅子凑近他。“这么说来，这律师也接受一般的诉讼案件？”K问道。他觉得法院与法学的这种结合对他是极大的安慰。“当然啰，”商人说；接着他又对K悄声说了一句：“人们甚至说，他办起这样的诉讼案子来，比办别的案子还要来劲。”但是，他似乎马上后悔不该扯得太远，于是一只手搭到K的肩膀上说：“请手下留情，可别把我卖出去。”K拍拍他的大腿安慰说：“不会的，我可不是那号人。”“你不知道他就爱报复人，”商人说。“我想他肯定不会得罪像你这样一个忠实的委托人，”K说。“噢，可别这么说，”商人说，“他要是给惹火了，还分什么青红皂白。再说，我其实对他也并不忠实。”“为什么这么说呢？”K问道。“难道要我透露给你吗？”商人疑惑地问道。“我想你说出来也无妨，”K说。“好吧，”商人说，“我可以把我的秘密透露给你一些，可是，你也得让我知道你的一个秘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律师面前彼此不存戒心。”“你可真小心，”K说，“不过，我会讲给你一个秘密听的，也好让你彻底放下心来。你说说，你哪里对律师不忠实？”“怎么说呢，”商人吞吞吐吐地说，仿佛他在招认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除了他以外，我还有别的律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K说，他略显失望的样子。“可是，他要是知道了，事情就糟了，”商人说，他从一敞开心底，就直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可是K这么一说，才鼓起了他的信心。“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名义上有这样一个律师，还去找别的小律师，那就更加不允许了。而我偏偏在这么做。除了他以外，我还有五个小律师。”“五个！”K不禁叫了起来，一听这个数字，他大吃一惊，“除了这位，还有五个律师？”商人点点头接着说道：“我还正在跟第六个谈着呢。”“可是，你要这么多律师干什么用呢？”K问道。“个个对我都有用，”商人说，“你愿不愿意给我说说为什么呢？”K问道。“当然愿意，”商人说。“首先，我就不想输掉这场官司，这无疑是不言而喻的事。正因为这样，我岂敢放过任何可能对我有用的机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只有一线可以带来好处的希望，我也决不放弃。因此，我为这桩案子倾注了我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我把做生意的钱全部搭进去了。过去，我的商行办公室差不多就占了整整一层楼，现在我和一个伙计在背街的楼上只需要小小一间房子就够了。当然，我的生意之所以每况愈下，并不仅仅因为是我把钱都抽了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把精力都花在了案子上。当你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案子奔走时，哪里还有精力顾得上其他事情呢？”“这么说来，你自己也是在法院里跑来跑去了？”K打岔说，“我正好想听你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要听这个，我可没有什么多说的，”商人说，“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也试图去法院里看看，可是过了不久，我便又放弃了。那样做太耗费精力了，而且徒劳无益。即使你想在那儿做做工作，找人谈谈，也根本没有可能办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不说别的，只让你坐在那儿等着就已经使你够受了，何况你自己也知道那儿的空气是多么沉闷。”“你怎么知道我上那儿去过呢？”K问道。“那天你经过走廊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这么巧！”K不禁喊了一声，完全愣住了，把商人先前那可笑的行径也忘得一干二净。“这么说，你看见我了！我打走廊经过的时候，你在那儿。不错，我是从那儿走过一次。”“这也算不上什么凑巧，”商人说，“我差不多天天都上那儿去。”“很可能从今以后，我也得经常上那儿去，”K说，“只是我肯定不会受到像上次那样体面的接待了。大家都站了起来，准是把我当成法官了。”“不是，”商人说，“我们当时是因为看到那个法院听差才站起来的。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被告。像这样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了。”“你那会儿已经知道了，”K说，“那么，你们也许觉得我的举止盛气凌人，有人会说三道四吧？”“没有，”商人说，“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反。不过，全是胡说八道。”“怎么是胡说八道呢？”K问道。“你干吗要刨根问底呢？”商人气呼呼地说，“看来你还不了解那里的人，你也许对他们会产生误解的。你要想一想，在这种诉讼中，一再有许多事情扯过来扯过去，弄得人晕头转向，难以招架。人人都极度疲惫，谁还能有心思去想那么多，于是转而求助于迷信。我在说其他人，可我自己跟他们也毫无两样。比如说，有这样一种迷信：他们中有许多人企图从被告的脸上，尤其是从嘴唇的斑纹上，看出案子的结局会怎样。因此，那些人便断言说，从你的嘴唇斑纹看来，你肯定会被判罪，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重申一遍，这是一种荒唐可笑的迷信，大都让事实驳得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你处在这些人中间，就难免不受这种看法的影响。你想一想，这种迷信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啊。你在那儿跟一个人说过话，对吗？可他对你几乎无言以对。他当时给搞糊涂了，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之一也就是他看到你的嘴唇后怔得说不出话来。他后来说，他似乎从你的嘴唇上看到了他自己要被判罪的征兆。”“从我的嘴唇上？”K一边问，一边掏出一面小镜子，仔细地照了照。“我在我的嘴唇上可看不出任何特别的迹象来。你看呢？”“我也看不出什么，”商人说，“一点也看不出。”“这帮人多迷信呀！”K大声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商人反问道。“那么，他们经常彼此碰面，相互交换看法吧？”K说，“我迄今置身事外，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任何交道。”“他们一般不大来往，”商人说，“那么多的人，怎么可能经常来往呢。再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可言。即使偶尔有些人以为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利益，但不久就会发现这是个错觉。任何共同对付法院的行动都是徒劳无益的。每桩案子都单独审理，法院在这方面慎之又慎。因此，人们共同行动便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惟有某个人有时候暗地里会取得一些好处，但别的人也是到事后才能知道；谁都摸不透这是怎样取得的。所以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通之点。他们虽然在走廊里频频相遇，彼此却很少交谈。那些迷信的看法由来已久了，而且自然而然地与日俱增。”“我看到那帮先生等在过道里，”K说，“我就觉得他们等来等去是多么无用啊。”“等待并非没有用处，”商人说，“只有独立行动才是徒劳无益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现在除了这位以外，还有五位律师。你也许会以为——我自己当初就这么想——我可以放心地把案子撒手交给他们去办了。但是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能够把案子少许委托给他们，又要叫他们觉得，似乎我只有一个律师。我想你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吧？”“是的，”K说，他伸出手，安抚似的放在对方的手上，好让他别说得那么快，“我只想请你说得稍微慢一点，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你讲得这么快，我无法跟得上。”“很好，你提醒了我，”商人说，“不用说，你是个新手，初次涉足案子，尚无经验。你的案子才六个月，不是吗？没错儿，我听说过了。一桩刚刚才起步的案子！而我把这种事情已经想来想去，不知想过多少遍了。对我来说，经验成了这世上最理所当然的依托。”“我想，你的案子已经进展到这一步，你大概很高兴吧？”K问道，他不想直接去打听商人的案情目前怎样。但是，他也没有得到直接的回答。“是的，我背着这桩案子，滚爬了五年之久，”商人说着低下了头，“艰难跋涉，谈何容易。”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K竖耳静听，莱尼是不是该回来了。一方面，他不希望莱尼这时候回来，他还有许多问题要问，而且也不愿意让莱尼看见他正在跟这位商人促膝交谈；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气恼：莱尼不顾他在这儿，去了律师那儿迟迟不归，送一碗汤，哪里用得了这么久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商人又开始说起来，K立刻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案子大概就处于你的案子现在所处的阶段吧。那时我只有这个律师，可我对他并不太满意。”“我从他的嘴里不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一切吗？”K心想，频频点着头，好像这样就能够激励起商人把他必须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来似的。“我的案子，”商人接着说，“并没有任何进展，尽管已经屡次审理，我每次都到场，我搜集证据，连所有的账簿都交给了法庭。我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一再来到律师这里，他也呈递了各式各样的辩护书。”“各式各样的辩护书？”K问道。“是的，当然是这样，”商人回答道。“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K说，“为我的案子，他始终还磨蹭在第一份辩护书上。他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呢。我现在算看透了，他卑鄙无耻地冷落了我的案子。”“这辩护书还没有写好，可能会有各种说道吧，”商人说，“再说，给我写的那些辩护书，后来证明全是废纸一堆。多亏了一位法官的好意，我甚至亲眼看见过其中的一份。它虽然写得深奥莫测，但是言之无物。首先是满纸我看不懂的拉丁语，再就是长篇累牍地向法院进行一般性的申诉，接着把某些法官吹捧奉承一番，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让行家一看肯定就知道是谁，然后是律师自我吹嘘一通。与此同时，又低三下四地拜倒在法院的门下，最后才分析提出过去几桩他认为与我的案情类似的案例来。后来，就我所能了解的，那些分析倒是十分周密的。说来道去，你别以为我有意在评判这位律师的工作。我所看到的那份辩护书也不过是许许多多中的一份而已。但是，无论怎么说，我当时就看不到我的案子有什么进展，这就是我现在想要说的。”“你到底希望要看到什么样的进展呢？”K问道。“你问得好极了，”商人笑着说，“这样的诉讼难得能指望有什么进展。可是我当时却不明白这一点。我是商人，而且我当时是一个比今天更为地道的商人，我盼望着案子得到看得见的进展，整个事情总得有个结局，或者至少得合情合理地向前发展。然而事与愿违，接踵而来的是一次次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传讯；我则像念连祷文似的走过场作答。一个星期里，法院的信差总要屡屡登门，不是上商行里去，就是到家里来，或者任何可以找到我的地方，这当然搅得人不得安宁（现在起码在这方面要好过多了，电话传唤省去了很多烦恼）。再说，关于我的案子的谣言也在我的商界朋友中间流传开来，特别是在我的亲戚中间，我四处蒙辱，八方遭殃，但是却看不到法院有一丝一毫的迹象，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哪怕只是第一次审理。于是我便到律师这里来发泄了我的牢骚。他给我高谈阔论解释了很久，可是断然拒绝按照我的意思行事，他说谁都无法去影响法院确定审理的日期，在辩护书里催促法院这么做——我要求他这么做——简直是闻所未闻，只会毁了我，也毁了他。我心想：这位律师不想或者不能做的，别的律师也许愿意或者能够做。于是，我便四处去寻求其他的律师。我索性就先告诉你：这些律师，谁都没有要求过或者设法争取过法院确定审理我的案子的日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说这话，当然有一点保留，过后还要再谈。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位律师并没有蒙骗我。但是，我怎么说也不觉得因为找了其他的律师而有什么懊悔。你一定也听说过胡尔德博士说起那帮小律师的一些事情了，他大概当着你的面把他们贬得一文不值吧。而他们也确实如此。不过，他在谈起他们时，在拿自己以及他的同僚跟他们相比时，总犯着一个小小的错误，我顺便要提醒你注意这一点。他总要把自己那个圈子里的律师称做‘大律师’，以区别于他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当然啦，这样一个‘大’字，谁要高兴，都可以加在自己的头上，但是，这种事只能由法院的习惯来决定。也就是说，按照法院的习惯，除了无名小律师以外，其他律师还有大小之分。而这个律师及其同僚只不过属于小律师而已。他们把自己凌驾于那些被瞧不起的无名小律师之上，可那些我只听说过而从来也见不上的大律师则又无与伦比地高踞于他们之上。”“那些大律师？”K问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怎么去找他们呢？”“这么说，你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他们，”商人说，“差不多每个被告一听说到他们，就会有那么一阵子，朝思暮想，连做梦都想见见他们，你可不要上这个当。我不知道那些大律师是谁，也根本不相信谁能够找到他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一桩可以肯定说他们干预过的案子。那些大律师为一些人辩护，但这不是凭着个人的意愿能够办得到的事；他们只是为他们愿意辩护的人辩护。但依我看，他们所要干预的案子，一定得经过低级法院审理以后才可受理。再说，最好不要去想着那些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和其他律师的谈话，他们出的主意，他们给予的帮助是那么的令人作呕，那么的一钱不值。我可是有过亲身的体会，当时恨不得要把一切通通抛弃，躲在家里蒙起头来睡大觉，什么都不愿意再听到。但是，这种做法自然更是愚不可及了。即使你躺在床上，你也难以安宁。”“这么说，你当时就没有想着去找那些大律师？”K问道。“有过一阵子，”商人说，又笑了笑，“不幸的是你无法彻底忘掉他们，尤其到了夜间，那种念头更是乘虚而入。不过，我当时急于一蹴而就，便去找那些无名小律师了。”

“你们俩在这儿凑得多热乎呀！”莱尼端着汤碗回来后，站在门口大声喊道。他们确实彼此靠得很近，只要稍微一动，准会把头撞在一起。商人本来个头就小，又伛偻着背，K不愿意放过他说的每一句话，只好深深地俯下身去。“再等一会儿！”他冲着莱尼大声说，让她走开，那只始终还搁在商人手上的手不耐烦地匆匆移动了一下。“他要我讲讲我的案子给他听，”商人对莱尼说。“讲吧，愿意听就尽管讲下去吧，”她说。听她的话音，亲切中却也显出轻蔑的神气，这叫K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现在才发现，这个人毕竟还有一定的用处，至少他富有经验，而且很会向别人介绍这些经验。莱尼大概错看了他。K眼睁睁地看着莱尼过来拿开商人一直捏在手里的蜡烛，用她的围裙替他擦了擦手，又跪下去刮掉滴在他裤子上的烛泪，心里越发不悦。“你正要给我讲那些无名小律师呢，”K说，二话不说推开了莱尼的手。“你这是干什么呢？”莱尼一边问，一边轻轻地拍了拍K，接着又刮起来。“是的，是要讲那些无名小律师，”商人说，用手摸摸额头，好像在思索似的。K想帮他接上话茬，于是说：“你急于一蹴而就，便去找那些无名小律师了。”“一点不错，”商人说，但没有接着说下去。“也许他不愿意当着莱尼的面谈这事，”K想道；他按捺住自己现在迫不及待要听下文的心情，不再催他说下去了。

“你告诉律师说我来了？”K转而问莱尼。“当然啰，”她说，“他在等着你呢。现在别再跟布洛克谈了，过后有的是机会，他就住在这儿。”K依然犹犹豫豫的样子。“你就住在这儿吗？”他问商人；他要这人自己说，不愿意叫莱尼替他说话，好像他不在场似的。今天莱尼使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可是，又是莱尼开了腔：“他常常睡在这儿。”“睡在这儿？”K大声叫道；他原以为这商人在这儿只是等到他跟律师三言两语谈完事，然后他们会一起离开，找个僻静的地方，把整个事情谈个透。“是的，”莱尼说，“不是人人都能跟你一样，约瑟夫，想什么时候来见律师就让你什么时候见。律师不顾自己有病缠身，都晚上十一点了还接待你，你看来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事实上，你把你的朋友们为你所做的一切简直看得太理所当然了。不错，你的朋友们，或者说至少是我，愿意为你尽心尽力。我不图别的回报，也不需要别的回报，我只希望你喜欢我。”“喜欢你？”他瞬间心里想，一转念才又想道：“可不就是这样吗？我喜欢她。”可是，他却不理会她讲的话，说道：“他之所以答应见我，因为我是他的委托人。即使事情或许还需要其他人帮忙，可我每动一步，总得求来拜去。”“他今天多么不好说话，你说不是吗？”莱尼问商人。“我现在居然被他冷落到一旁，”K心想，他甚至恼怒起这商人来，因为他学着莱尼没有礼貌的样儿说：“律师之所以答应见他，也还有其他理由。这就是说，他的案子才处于开始阶段，说穿了，可能还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律师还愿意过问它。以后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是的，是的，”莱尼说，她看着商人，笑了笑，“他那嘴多碎呀！他讲的话，”这时，她转而对K说，“你一句也不能相信。他是多么的讨人喜欢，又是多么的碎嘴多舌。律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受不了他。无论怎么说，律师如果没有情绪，是决不肯见他的。我想方设法尽力去改变这种局面，可是毫无用处。你只要想一想，有多少次，我对律师说，布洛克来求见，他一推就是两三天才见他。如果律师要召见布洛克，而他正好不在跟前时，便就此失去了机会，只好再等着下一次通知了。因此，我让布洛克睡在这儿，因为已经发生过律师深更半夜按铃叫他的事。布洛克现在不分白天黑夜，随时恭候召见。但是，现在却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律师有时候一发现布洛克确实在这儿，便改变了主意，拒绝见他。”K向商人投去了一瞥疑惑的目光。这人点点头，像刚才跟K谈话时一样坦率地说，也许是出于自惭形秽的缘故，显得局促不安：“是的，案子到了一定的时期，人们就无法离开自己的律师。”“他发牢骚只不过是假的，”莱尼说，“他很喜欢睡在这儿，他经常这么对我说。”她走到一小扇门跟前，把门推开。“你想看看他睡的地方吗？”她问道。K走过去，站在门槛前朝里面扫了一眼：这间屋子又矮又小，没有窗户，一张狭窄的床占去了整个空间。要上床还得打床架上面爬过去。靠床头那边的墙上有一个凹洞，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根蜡烛，一瓶墨水和笔，还有一叠文件纸，也许就是打官司的文件。“你就睡在女佣的房间里？”K转身问商人。“是莱尼把这房间让给我住的，”商人回答道，“这样很方便。”K久久地注视着他。他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没错；他是有经验，因为他的案子已经拖了好久，但是他为这些经验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突然间，K对这商人再也看不下去了。“叫他睡觉去！”K对莱尼大声说，她似乎一点也弄不明白他的意思。然而，K自己一心只想着去律师那儿，解聘律师，不仅要就此摆脱掉律师，而且不愿意再见到莱尼和这商人。但是，还没等到他走到律师门口，商人便轻声地对他说：“襄理先生，”K怒容满面地转过身来。“你忘了自己的诺言，”商人一边说，一边从自己的座位上央求似的朝K伸出手去，“你还要讲给我一个秘密呢。”“不错，”K说，他瞥了一眼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他的莱尼，“那么你就听着：这当然几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我现在去律师那里，是要解聘他。”“他要解聘律师了！”商人大声喊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举起双臂，在厨房里奔来奔去，嘴里不住地嚷道：“他要解聘律师了！”莱尼立刻要向K扑去，却让商人给拦住了，于是她攥起拳头给了他两下。她依然握着双拳，赶紧去追K，可是K却赶在她的前面。她刚要追上时，K已经踏进了律师的房间，随手就要把门关上，不料莱尼从门缝中插进一只脚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拽回去。但是，K使劲地捏着她的手腕，疼得她叹息一声，不得不松开手。她不敢立刻硬闯进去，可是K把钥匙一转，门锁住了。

“我等了你好久啦，”律师在床上说，把一份正借着烛光在看的文件放到床头柜上，戴上眼镜，严厉地注视起K。K没有表示歉意，反而说：“我不会耽搁你很久。”这句话，并不是什么道歉，律师听了也没有理会，说道：“下次再这样晚，我就不会让你来见的。”“这也正中我意，”K说道。律师疑惑地看了K一眼。“你坐下，”K说着把椅子拉到床头柜旁边，坐了下来。“我好像听到你把门锁上了，”律师说。“是的，”K说，“这是因为莱尼的缘故。”他不想姑息任何人。可是律师问道：“她又缠着你啦？”“缠着我？”K反问道。“是呀，”律师说着嘻嘻地笑了起来，笑得咳嗽着喘不过气来，咳嗽一停，又嘻嘻地笑起来。“我想，你总不会觉察不到她在缠着你吧？”律师一边问，一边轻轻拍着K刚才一时心烦意乱而放在床头柜上的手。这时，K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你不怎么在乎这事，”律师见K缄默不语便说道，“这就更好说了。要不然，我也许还得向你赔礼道歉呢。这是莱尼的一个怪癖，再说我早就原谅了她的这种怪癖。要不是你刚才锁了门，我也不会提起这件事。她的这种怪癖，说实在的，我当然最不愿意跟你解释。可是，你如此大惑不解地凝视着我，所以我觉得非解释一下不可。她的这种怪癖是，她觉得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是颇有魅力的。她依恋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看样子自然也被他们每个人所爱。只要我允许，她有时候也把这种事讲给我听，叫我开心。我可不像你的样子，对这种事那么大惊小怪。如果你对此有眼力的话，你会发现，那些被告确实常常是很有魅力的。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自然科学现象。毫无疑问，一个被控告的人，他的相貌并不会发生明显的、一目了然的变化。这跟审理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大多数被告都照常从事着自己的日常活动；如果有好律师关照的话，案子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方便。但是，那些深谙此道的人却能够从芸芸众生中一一地辨认出被告来。凭什么呢？你会这么问。我的回答怕不会使你满意的。那些被告恰恰是最具有魅力的。不能说是负罪使他们具有了那种魅力，因为——起码我作为一个律师应该这么说——他们不全都是有罪的。也不能说是尔后那无可辩驳的惩罚事先已经赋予了他们那种魅力，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罚。说到底，他们的魅力只是来自于对他们提出的、使他们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诉讼。然而，在那些富有魅力的被告中，也不乏特别有魅力的。不过他们都颇有魅力，甚至连布洛克那个可怜虫也不例外。”

等到律师结束了这番振振有词的高谈阔论，K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他甚至对律师最后讲的话异乎寻常地频频点头。他这样做，是在向自己证实他一向持有的看法，那就是说，这律师总是企图拿一些与案子毫不相干的、言之无物的空洞的大道理来搪塞他，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他为K的案子到底做了什么实际工作，却避而不谈这个主要问题，今天又是老调重弹。律师好像已觉察到，K今天一反常态，更显得咄咄逼人，因此他住了嘴，有意给K一个讲话的机会。但是，他看到K仍旧一言不发，便问道：“你今晚登门来见，必有用意吧？”“是的，”K说，他伸手稍微遮住烛光，意在把律师看得更清楚些，“我想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过问我的案子了。”“我没听错你的话吧？”律师问，他从床上欠起身来，一只手撑在枕头上。“我想你没有听错，”K说，他坐在那儿，身子挺得笔直，仿佛严阵以待的样子。“好吧，我们倒可以来说说这个打算，”律师停了一会儿说。“这不再是什么打算，而是事实，”K说。“也许吧，”律师说，“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别操之过急呀。”他用了“我们”这个字眼，似乎他不想让K离去，即使不能做他的代理人，起码还要留做他的顾问。“这不是匆忙行事，”K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站起来，退到椅子后，“我再三考虑过了，也许考虑得太久了。这是我最后的决定。”“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律师说，他掀开鸭绒被，坐在床沿上，那两条长满白毛、裸露在外面的腿冻得直发抖。他请K把沙发上的毯子递给他。K拿起毯子说：“你大可不必这么冻着。”“这个理由就足够了，”律师一边说，一边把鸭绒被围在身上，然后用毯子裹住两腿，“你的叔叔是我的朋友，而且我也渐渐地喜欢上了你。我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K很不情愿听到老头子这一番动情的话，这样一来势必使他不得不把话讲得更明白一些，这正是他想尽量避免的。另外，他自己也承认，尽管律师的这番话丝毫也不会改变他的初衷，却使他一时惶惑不安。“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意，”K说，“我也承认，你十分关心我的案子。凡是你觉得对我有利的事，你都那么竭尽全力。不过，近来我越来越深深地明白了，凭你的努力是不够的。我当然丝毫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像你这样一个比我年长得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的人；如果我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这样做了，那就请你原谅。不过这桩案子，用你的话来说，就足以驱使我这样去做了。我相信，我的案子必须采取比迄今为止要强有力多的措施来干预。”“我理解你的心情，”律师说，“可你操之过急。”“我并不是操之过急，”K说，他有点被激怒了，因此不再那么考虑措辞，“我第一次跟我叔叔一起来这儿拜访你的时候，你或许就注意到了，我那时把我的案子并不怎么当回事。可以说，要不是别人强行向我提醒这事，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叔叔执意要我把案子委托给你办理，我不愿伤他的心，便请你做了我的代理人。于是，我自然希望，从此以后，这桩压在我身上的案子会比以往更加轻松些，因为请了律师做代理人，多少就是要来分担这副担子。但是，事情恰恰其反。自从你做了我的代理人以后，这桩案子使我背上了前所未有的苦恼。以前我独自承担案子时，我什么也不去做，反而几乎感觉不到有案在身；可现在却截然相反，我守着一个代理人，万事俱备，等着有所行动；我夜以继日，越来越心急如焚地期待你的干预，可盼来盼去，盼得个无动于衷。诚然，我从你这里了解得到许许多多有关法院的情况，这些情况也许在别处是得不到的。但是，这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知道，这桩案子现在越来越逼近我，无声无息地折磨着我。”K把椅子推到一边，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从案子办到一定的阶段起，”律师心平气和地说，“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我的委托人不知有多少看到案子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时，便怀着像你一样的心情站在我的面前，说出同样的话来！”“这么说来，”K说，“所有那些同病相怜的委托人都跟我一样不无道理。你这么说根本不是在反驳我。”“我并不想借此来反驳你，”律师说，“而我还要补充一句，我本来期望着你比其他人更有判断力，尤其是我把通常不告诉其他委托人的事都告诉了你，有法院的内幕活动，也有我自己工作的秘密。可我现在不得不看到，尽管这样，你还是对我不够信任，这叫我好伤心啊。”面对K，律师显出一副多么低声下气的可怜相！在这职业尊严恰恰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却根本置职业尊严于不顾。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看样子，他作为律师门庭若市，阔绰富有，对他来说，无论是失去一个委托人，还是丢掉一笔律师费，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他拖着个病身子，自己就应该想到越少操劳越好。可他却这么死死地缠住K不放！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跟K的叔叔有私人交情，还是因为他真的认为K的案子那么特殊，希望在法庭上或者为K或者——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可排除的——为朋友辩护，来赢得声望呢？任凭K怎样无所顾忌地端详他，可从他的神态里却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迹象，这不免让人认为，他故意装出一副不露声色的神态，是在等着K对他一番话的反应。然而，律师显然把K的沉默看得太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了，他又说下去：“你或者已经看到了，我的事务所虽然不小，可我连一个助手也没有雇。以前并不是这样，有一个时期，我手下有好几个年轻的法律研究者当助手，而今我只身干了。这种转变，一方面跟我的业务活动的变化息息相关，因为我越来越限于受理像你这样的案子；另一方面，离不开我在办理这些案子中所获得的越来越深刻的信念。我发现，我不许把这种委托的案子再交给任何别的人去办。否则，那就是我对自己的委托人的犯罪，对自己所承接的工作的亵渎。但是，我决定亲自受理每个接手的案子，自然就带来了这样的后果：我不得不回绝大部分要委托给我办的案子，只能接受那些使我特别深感痛心的案子。不过，等在后面捡案子的可怜虫可谓比比皆是，甚至就在我的周围，无论我扔给他们什么饵料，都一个个地被抢了去。我这样干，由于工作过度紧张，身体也搞垮了。然而，我并不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也许我应该回绝更多的案子。但是，我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办理了我所接受的每一个案子。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收到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篇文章，文中卓有见地地阐述了普通案件的代理与像你这种案子的代理的区别。文中说：一类律师是用一根细线牵着他的委托人走，一直到作出判决为止；而另一类律师则是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委托人扛在肩上，从不间断地背着他走，直背到作出判决，甚至在判决以后还要背着他。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说我倾注了全部心血来从事这项重要工作，从来也不后悔，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当我的努力完全被误解埋没的时候，就像你的案子这样，那么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我便会感到有些后悔。”这番话非但没有说服K，反而使他更加不耐烦了。不管怎么说，他似乎从律师的话音里听出，要是他退让的话，将会面临着什么：律师又会搬出那老一套规劝来敷衍塞责，不是高谈什么申辩书正在进行之中，就是阔论什么法官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也念念不忘强调阻碍辩护进程的巨大困难，——总之，那一套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统统又会端出来，不是用虚幻无影的希望来哄骗他，就是用捉摸不透的威胁来折磨他，这样的事情让它一去绝对不能再复返了。于是他说道：“如果我继续让你当我的代理人，你准备对我的案子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律师甚至对这个侮辱性的问题都逆来顺受，他回答道：“我将继续实施我已经为你所做的努力。”“果然不出我的所料，”K说，“好啦，不必再多说了。”“我要再试一试，”律师说，仿佛这件使K恼怒的事不是发生在K的身上，而是在他的身上似的，“我有这样一种猜想，你跌入了歧途，不仅错误地判断了我当律师的能力，而且你的行为也不近人情，这都怪人们待你太好了。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告。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对你并不介意，表面上是不介意。自然，不介意也有不介意的道理；被看管起来往往要胜过逍遥法外。不过，我倒要你见识一下，别的被告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也许你可以从中学到点东西。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召布洛克来见：你去打开门，然后坐在床头柜那里！”“好吧，”K一边说，一边遵照律师的吩咐去做了；他随时准备着学点什么。但是，为了有备无患，他再次问道：“你可知道，我已经不需要你当代理人了吗？”“知道了，”律师说，“不过你今天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他又躺回到床上，拉起鸭绒被，直盖到下巴上，转身面朝墙躺着。然后，他按了按铃。

铃声一响，莱尼立刻就出现在跟前，匆匆地投过目光来，急于想要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看到K泰然自若地坐在律师的床边，似乎才放下了心。莱尼微笑着朝K点点头，K却木然地凝视着她。“去把布洛克叫来，”律师说。可是，她没有去带布洛克来，而是走到门口，大声喊道：“布洛克！律师有请！”然后，她可能趁律师面朝墙躺着什么都不注意，便悄悄地溜到K坐椅的背后，以此搅得K神游思离；她把身子伏在他的椅背上，一会儿用手温情脉脉、小心翼翼地掠过他的头发，一会儿柔情绵绵地抚摩着他的脸颊。最后，K抓住了她的一只手，不想让她摸来摸去。她几次挣脱不成，便也就屈从了。

布洛克应声赶到。但他一走到门口，就又停住了脚步，似乎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进来。他扬起眉头，歪着脑袋，仿佛要听着律师再次呼唤他。K本来可以鼓励他进来，但是他已下定决心，不仅跟这个律师，而且跟这个屋里所有的一切彻底决裂，因此他无动于衷。莱尼也一声不响。布洛克看到至少没有人会撵他走，便蹑手蹑脚地进了屋，神色焦灼，两手拘束地拢在背后。他没有关上门，以便随时可以退出去。他连K也顾不上看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那隆起的鸭绒被，裹在被里的律师紧靠墙躺着，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不过，这时从床上传来了一声呼唤：“布洛克来了吗？”听到这一声问话，已经向前挪了好几步的布洛克如同胸前挨了一拳，背后又遭到一击，他踉踉跄跄，深深地躬着身子停住步说：“遵命！”“你想要干什么？”律师问，“你来得不是时候。”“不是您唤我来吗？”布洛克与其说是在问律师，倒不如说是在问自己，他无可奈何地伸开双手，好像要保护自己似的，并且随时准备着拔腿跑开。“是我叫你来，”律师说，“可是你来得却不是时候。”自从律师开口讲话以后，布洛克不再看着床上；他反而呆滞地盯着某个角落，只是侧耳静听，仿佛这讲话人的目光太刺眼，使他不堪忍受。不过，就是侧耳静听也难听个明白，因为律师在对着墙讲话，而且声音很小，说得又快。“您希望我走开吗？”布洛克问道。“既然你已经来了，”律师说，“那就呆着吧！”布洛克顿时浑身开始哆嗦起来，人们真会以为，律师并不是满足了布洛克的愿望，而是用某种鞭挞来威胁他。“昨天，”律师说，“我去我的朋友——第三法官那里，我谈着谈着就把话题扯到了你的案子上。你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吗？”“噢，怎么会不想听呢！”布洛克说。而律师没有立即回答，布洛克又央求了一次，仿佛就要拜倒在地上似的。可就在这时，K气得大声痛斥道：“你这在干什么？”莱尼正要去堵住他的嘴不让他高声叫嚷，K一把又抓住了她的第二只手。K这样抓住莱尼的手，并非是情爱的驱使。她不时哎哟哎哟地叹着气，竭力想挣脱开两手。K的高声叫喊却叫布洛克吃上了苦头。律师突然厉声问他：“到底谁是你的律师？”“是您呀，”布洛克说。“除了我呢？”律师又问道。“除了您，再没有了，”布洛克说。“那么，你可别再去找任何人了，”律师说。布洛克毕恭毕敬地认可了律师的话；他恶狠狠地瞪着K，气得使劲地摇着头。如果把这种举止转化成语言，那必然是一顿狗血喷头的谩骂。而K居然打算跟这种人亲密无间地商谈自己的案子！“我不会再多管闲事了，”K说着在座椅上往后一靠，“你要下跪就跪吧，你想当奴才就当吧，一切随你的便，我不会去管闲事的。”然而，布洛克毕竟还有点自尊心，至少在K面前是这样，他挥舞着拳头，一边向着K逼过去，一边叫得那么响，好像他只有当着律师的面才敢这么叫似的：“不许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说为什么要侮辱我？居然还当着律师先生的面？他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才容忍了我们俩，那就是你和我。你并不比我好多少，你也不过是一个被告，也牵扯着案子。但是，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绅士的话，那我就要告诉你，我也是像你这样一个绅士，尽管不在你之上。我也需要别人对我讲话时以礼相待，尤其是你。然而，如果你以为容许你坐在这儿，安之若素地旁听是占上风，而我正像你说的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的话，那么，我要提醒你一句古训：对于一个嫌疑犯来说，动胜于静，因为谁静而不动，谁往往就会不知不觉地坐上了天平，从而一同称定了他的罪孽。”K一言不发，只是惊奇地瞪着这个神魂颠倒的家伙，眼睛一眨也不眨。仅仅一个钟头，这家伙居然发生了如此让人琢磨不透的变化！难道是他的案子弄得他迷迷糊糊，连青红皂白都分不清了吗？难道说他没有看出律师在故意作践他，而这一回也无非是借机在K的面前显显自己的威风，或许以此迫使K对他俯首帖耳吗？然而，如果布洛克不能看出这一点，或者他怕律师怕得要命，觉得就是自己看出来也丝毫无济于事，那么，他怎么又会如此狡猾，或者如此贸然地来欺骗律师，当着律师面矢口否认他还请了别的律师来过问他的案子呢？他明知K会立即揭穿他的秘密，却怎么胆敢去冒犯K呢？然而，他得寸进尺，越来越狂妄，居然走到律师的床前，又开始发泄对K的怨恨。“律师先生，”他说，“您可听到了这个人怎么对我讲话吧？他涉足于案子里，连钟头都屈指可数，居然大言不惭地要给一个打了五年官司的人出什么主意。他甚至还对我出言不逊。他自己对什么都一窍不通，却还骂人，骂起像我这样一个竭尽全力仔细研究过礼仪、义务和传统道德的人来。”“别理睬任何人，”律师说，“你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做。”“一定照办，”布洛克说，他好像在为自己鼓气，接着朝旁边冷冷地瞥了一眼，便赶紧在床跟前跪了下来。“我已经跪下了，尊敬的律师，”他说。律师却一声不吭。布洛克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抚摩着鸭绒被。在一片寂静中，莱尼挣脱了K的两手说：“你捏得我好疼。放开我。我去跟布洛克在一起。”她走过去，坐在床沿上，布洛克一见她走过来，禁不住喜上心头；他立刻频频打着鲜明而无声的信号，请莱尼替他在律师面前说情。他显然迫不及待地需要从律师口里得到应该得到的信息。但是，他或许只想着把这些信息转手给他的其他律师利用。莱尼显然精通怎样来对付律师，套他的话；她指着律师的手，撅起嘴巴，做出吻手的样子。布洛克立刻去吻律师的手，并在莱尼的敦促下，他又吻了两次。可是，律师依然缄默不语。于是，莱尼朝律师俯下身去，伸展开四肢，显现出她那娇美的身材，深深地凑近律师的脸，抚摩着他那长长的白发。这样终于引出了他的话来。“该不该说给他听，我还犹豫不决呢，”律师说；看他那微微摇着头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想更多地享有莱尼的抚摩。布洛克低着头洗耳恭听，仿佛他这样听人讲话触犯了什么戒条似的。“那你到底为什么踌躇不决呢？”莱尼问道。K觉得，他似乎是在听着一场演练得滚瓜烂熟的对话，这种对话已经一演再演了，将来还会无休无止地继续演下去。而只有对布洛克来说，它永远也不会失去新鲜感。“他今天表现怎么样？”律师并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莱尼开口回答律师前，先是低下眼睛，朝着布洛克注视了一会儿，只见他向她伸着双手，搓来搓去，苦苦哀求。最后，她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转向律师说：“他既安分，又勤勉。”一个上了年纪的商人，一个苍髯的男人竟乞求一个年轻女子来为他求情说好话！即使他别有用意，可是在旁人的眼里，他是无法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K弄不明白，律师怎么会想出采用这种卑劣的表演来争取他。他要不是及早地解聘了律师的话，律师也许会通过这一幕表演而如愿以偿。他对人的侮辱简直让旁观者无地自容。这么看来，律师的这种手段居然可以使委托人最终忘却整个世界，一个劲儿希望沿着这条迷途，拖着沉重的步子，艰难跋涉，直到有一天，看到案子的结局。值得庆幸的是，K对这种手段领教的时间还不够长。这样，委托人不再是委托人了，而成了律师的一条狗。如果律师命令他像钻进狗窝里一样，爬到床下去，在那里汪汪地学狗叫，他准会兴致勃勃地照办。K洗耳恭听着，显得审慎从容的样子，仿佛他是受命来把这里所谈论的一切，一字不漏地吸收进去，以便向某一更高当局汇报，并且写成书面报告。“他整天都干些什么？”律师问道。“我把他关在女佣的房间里，”莱尼说，“不让他妨碍我做事。他通常一直呆在里面。我随时都可以透过通气孔看看他在干什么。他总是跪在床上，把你借给他的那些文件摊在窗台上，看来看去。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不错。窗户对着天井，透不进多少光线来，尽管这样，布洛克还是专心致志地读；我看得出来，他是一心一意的，人家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听你这么说，真叫我高兴。”律师说。“可是，他都能读懂吗？”在这两人谈话时，布洛克一刻不停地嚅动着嘴唇，显然是在默默地构思着希望能从莱尼嘴里说出自己的回答。“对这个问题，”莱尼说，“我当然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来。不管怎么说，我可是亲眼看见的，他读得很仔细。他整天摊在一页上琢磨，而且用手指一字一行地划着读。每当我去看他时，他便吁吁叹气，好像读得很费劲。你让他看的那些文件可能很不好懂。”“是的，”律师说，“那些玩艺儿当然是不好懂的。我也不相信他真的能懂。叫他读那些东西，无非想要使他有所了解，我为他进行辩护是一场多么艰辛的战斗。我是在为谁进行这场艰辛的战斗呢？为了布洛克，说出来简直可笑得很。这意味着什么，他应该学得明白些。他是一刻不停地读吗？”“几乎是一刻不停，”莱尼回答道，“只有一次，他向我要水喝，我从通气孔里送他一杯水。然后到了八点钟的时候，我放他出来，给了些吃的。”布洛克随之向K瞥了一眼，仿佛他们在讲述着赞美他的故事，一定也会使K为之震惊似的。他现在满怀着希望的样子，动作也变得自在了，双膝在地上挪来挪去。可是，他听着律师继续讲下去的时候，顿时又吓得呆若木鸡，越发亮出了他的本色。“你在夸赞他，”律师说，“可是，这恰恰使得我难以启齿，那法官所说的，对布洛克本人和他的案子都是不利的。”“不利？”莱尼问，“这怎么可能呢？”布洛克心急如焚地望着她，仿佛他相信莱尼现在能够扭转乾坤，把法官早已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化为有利。“不利就是不利，”律师说，“甚至我一提起布洛克，他就感到讨厌。‘别提布洛克，’他说。‘他是我的委托人呀，’我说。‘你叫人给利用了，’他说。‘我认为他的案子不是没有希望的，’我说。‘你叫人给利用了，’他又说了一遍。‘我不相信，’我说，‘布洛克对诉讼可是一丝不苟，而且始终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他的案子里。他为了随时了解案子的进展情况，几乎就住在我这儿。他这样满腔热情，实在也难得呀。但是，他这个人确实也叫你反感，与人相处，俗不可耐，而且不修边幅。但是在诉讼方面，他是无可指责的。’我说‘是无可指责的’，当然是有意夸大其词。法官听了后说：‘布洛克只是狡猾而已。他积累了不少经验，懂得怎样来拖延诉讼。不过，他的小聪明远远甚于他的狡猾。如果他得知自己的案子压根儿还没有开始审理，如果有人告诉他，连开庭审理的铃声还没有摇响呢，你想他会说些什么呢？’——别激动，布洛克，”律师说；布洛克正好两腿抖抖颤颤地要站起身来，显然想求律师让他解释一下。这是律师第一次比较详细地直接对布洛克谈话。律师那双黯然无光的眼睛朝下望去，似茫然无处，又似看着布洛克。布洛克看见这样的目光，又慢慢地跪了下去。“法官的这番话对你根本无关紧要，”律师说，“别听到每一句话都心惊胆战。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什么也不对你说了。我每说一句话，你都紧紧地盯着我，好像我现在就要宣布对你的最终判决似的。难道你当着委托人的面不感到难为情吗？你也在动摇他对我的信任。你到底是怎么啦？你还活着哩，你还在我的保护之下。你担惊受怕，岂有此理！你不知在哪儿看到过，在某些案子中，最终判决会突如其来，随便什么时候，随便出自于哪个人之口。这当然可以说是事实，但也有许多保留。不过，你的恐惧令我反感，这显然是你对我缺乏必要的信任，这同样也是事实。我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不过是重复了一个法官说过的话而已。你也很清楚，围绕着每一次诉讼，总是意见纷纭，众口难一，甚至让人捉摸不透。比如说，我认为诉讼要在这个时候开始，而那个法官却认为要在另外一个时候开始。意见不同，仅此而已。按照古老的传统，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就得摇铃。照这法官的意见，随着摇铃，诉讼才算正式开始。我现在不能把所有跟他相反的意见都说给你听，说了你也弄不明白的，你只要知道还存在着许多跟他不同的意见就够了。”布洛克窘迫地跪在床前，手指在床前的小地毯上划来划去，他听到了法官讲的那些话后吓得魂不附体，一时竟把对律师的恭顺置于九霄云外，满脑子只转着他自己；他翻来覆去，从方方面面琢磨着法官的那些话。“布洛克，”莱尼一边用警告的口气说，一边拽着他的衣领，把他轻轻地向上一提，“别动地毯了，听律师怎么说。”

在大教堂里

有一位意大利业务伙伴初次来到这个城市，他是这家银行举足轻重的老主顾了，K受委托陪他去参观城里一些艺术珍宝和名胜古迹。这种差事，要是在以往，K准会当作是一种荣幸。可是现在，当他正需要竭尽全力才勉强保持住自己在银行里的声望的时刻，他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个差事的。他在办公室之外消磨的每一个钟头都会给他带来苦恼。他虽然远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充分利用上班时间，只是在敷衍应付实际工作的幌子下白白地消磨去不少时间，但是，如果他不呆在办公室里，就会越发惴惴不安。于是，他似乎看到，那个总在暗中窥伺着他的副经理不时地溜进他的办公室，坐到他的办公桌前，翻腾他的案卷，接待那些多年来简直跟K成了老朋友的客户，离间他们跟K的关系，甚至有意声张他工作上的差错。K已经觉得，工作上的差错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威胁着自己，而他再也无法避免出差错了。因此，如果派他去外面办事，哪怕是出头露面的差事，或者甚至出一趟短差——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差事最近接踵而来——他自然不免就会猜疑，人们是故意把他打发开，以便审查他的工作，或者至少以为，人们把他当作办公室里可有可无的人了。这些差事，他本来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掉，可是，他不敢这样做；即使他的担心并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理由，可拒绝这种差事则意味着承认自己心里有鬼。出于这个原因，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个差事，表面上却装得泰然自若。而且有一次，人家派他出两天很辛苦的差，他正患着重感冒，甚至对此都一字不提，生怕人家说他借口秋雨连绵的天气而推卸不去。等他出差回来，头痛得简直要炸开了，却得知人家又挑他第二天去陪那位意大利客人。至少这一次，他实在想干脆拒绝不去了，尤其是交给他的这件事跟业务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然而，为业务伙伴尽这份社交义务，无疑是很重要的，只是对K来说无关紧要罢了。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只有工作上出成绩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他怎样出色地使这个意大利人心醉神迷，都是毫无用处的。他一天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范围，太害怕一去再不让他回来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怕得过了分，却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可碰到这种情况，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谈何容易。K虽说对意大利语不很精通，可怎么说也足以应付了。而最根本的是，K还有点艺术史知识，以前曾经学过，加上出于业务的缘故，一度曾担任过拯救城市艺术古迹委员会的会员，因此在银行里的名声大噪。据说那个意大利人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这么说来，挑选K去当陪同，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天早晨，淫雨霏霏，大风怒号。K七点钟就来到办公室，想着在没有被客人占去之前，起码要处理几件事。一想到即将面临的这一天，他心头不禁火冒三丈。他觉得很疲倦；为了准备陪同的事，他花了半夜工夫来看意大利语法。近来，他太习惯于倚在窗口凝望，窗口对他产生了比写字台更大的诱惑。可是，他抵抗住了这种诱惑，还是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不巧的是，办事员这时进来报告说，经理先生派他来看看襄理先生是否已经来了；如果已经来了，就劳驾他去会客室一趟，那位从意大利来的客人在等着呢。“我马上就到，”K说道。他把一本小字典塞进口袋里，将他特意为客人准备好的该城游览画册夹在腋下，穿过副经理办公室，进了经理办公室。他庆幸自己这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能随叫随到。真是没有人会料到这一点。副经理的办公室自然还是空荡荡的，就像沉浸在深夜里一样。那个办事员很可能也奉命去叫过副经理来会客室，却白跑了一趟。K一走进会客室，两位先生便从软椅上立起身来。经理满面笑容，和蔼可亲，显然看见K进来时很高兴，立刻介绍一番。那个意大利人非常热情地跟K握手，笑嘻嘻地称道着什么人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K不很听得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人，另外那个词也很乖僻，他一下子也弄不清楚含义，便三言两语，搪塞过去了。这个意大利人也一笑了之，他那犯神经似的手，一再捋着那把浓密的、铁灰色的大胡子。他的胡子上显然喷过香水，几乎会惹人想凑过去闻一闻。他们就座以后，略微寒暄了一会儿。K发现，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这个意大利人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当他从容不迫地讲话时，K差不多都听得懂，可是这种机会实在太少了。他一讲起话来，简直口若悬河，一边还摇头晃脑，好像在欣赏着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而且他这样讲话时，又总是夹进方言，K觉得不再是听意大利语。不过，经理不仅听得懂，而且也会说。当然喽，这也是K应该能够料到的；这个意大利人出身于南意大利，经理在那儿呆过好几年。不管怎么说，K意识到，他几乎没有跟这个意大利人沟通的可能了，这人的法语同样很难听得懂，况且那把大胡子也遮住了那让人看着也许有助于理解的嘴唇动作。K开始感到将会碰到许多伤脑筋的事，眼下放弃了试图去听懂这个意大利人的念头——有经理在场，完全可以听得懂他说的话，何必再去费那个劲呢——，只是闷闷不乐地望着他舒适自在地坐在软椅里，不时地扯着那线条分明又短又小的外衣，并且有一次，这人抬起双肩，轻浮地在腕关节上鼓弄着两手，试图比划着什么。K虽然向前倾着身子，眼睛不离对方的手势，但还是弄不懂是什么意思。K冷冷地坐在一旁插不上话，只是漠然地看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谈来谈去。早先的倦意终于使他不知不觉地堕入朦胧之中，他恍恍惚惚地想站起来转身离去，幸亏及时如梦惊醒，吓了一大跳。客人终于看了看表，猛地跳了起来。他跟经理话别后，紧紧地挤到K的跟前，挤得K不得不把坐椅往后挪了挪，以便给自己留出活动的余地来。经理无疑从K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面对这个意大利人，听不懂他说的话，处境非常狼狈，便巧妙而委婉地插进话来，看来好像只是给K随口出点小主意，其实是把客人刚才那滔滔不绝的插话全部简明扼要地给K说个明白。K从经理的嘴里知道这个意大利人眼下还有几件业务要办理，可惜挤不出多少时间来，因此根本不打算走马看花，把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匆匆过一遍，只想去——当然要求得K的同意，一切由K决定——看看大教堂，而且要看个仔细。他感到非常高兴，有幸能在一位博学多识、热情好客的先生陪同下参观大教堂——这话是说给K听的——，K根本不去理睬客人是怎么说的，只是尽快地琢磨出经理说这番话的用意。这个意大利人请求K，如果方便的话，两个钟头后，约摸十点左右在大教堂里碰面。他自己希望一定能准时赶到那儿，K顺着应酬了几句。这位客人先跟经理握手，又跟K握手，然后又跟经理握了一次手，接着在经理和K的陪送下朝门口走去；他半侧转着身子，面向K和经理，依然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客人走了以后，K和经理一起又呆了一会儿。经理今天看上去是一脸愁容。他觉得怎么也得向K讲明原委，便说道——他们亲密地站在一起——，本来他打算亲自去陪这个意大利人，可是后来——他没有说出确切的原由——转而决定，还是让K去好。如果K觉得乍一开始就听不懂客人的话，大可不必因此而手足无措，要不了多久，自然就听得懂了。即使他有不少的话一点儿也听不明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这个意大利人并不那么在乎人家听懂听不懂。再说，K的意大利语很出色，他准会应付自如。经理说完后，K便告辞回到办公室里。他利用空下的这段时间，从字典里抄出参观大教堂时所需要的一些古怪的词汇来。这是一件特别令人厌烦的事。这时，办事员送来各种各样的函件；职员们前来要问这问那，一看见K正在忙着，便都站在门口，他不发话，他们就不肯离去；副经理也不放过这个机会故意打扰K，接二连三地跑进来，从他手里拿去那本字典，显然漫不经心地翻来翻去；甚至只要门一打开，顾客们便出现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踌躇不决地躬身致意——他们希望以此引起K的注意，但又摸不准被看到了没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K进行的，仿佛他成了整个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他又收集着自己所需要的词语，一会儿查字典，一会儿抄写，一会儿又练习发音，最后还得想方设法去背熟。但是，他以前那惊人的记忆力似乎完全遗弃了他。他时而禁不住对这个意大利人冒火，都怪他招来了这样的麻烦，便狠狠地把字典塞到文件下面，决意不再准备了。然而，他即刻又意识到，自己总不能陪着客人，在大教堂里的艺术珍品前走来走去而哑口无言。于是，他几乎气急败坏地又拿出那本字典来。

九点半钟，他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莱尼问他早安，又问他怎么样。K匆匆谢了一声，说他现在没有时间跟她拉呱，得上大教堂去。“上大教堂？”莱尼问道。“是的，上大教堂去。”“为什么要去大教堂呢？”莱尼又问道。K试图给她简短地解释一下，可是还没有等他开口，莱尼就突然说道：“他们逼人太甚。”这种既不是他惹起的，也不是他所期望的怜悯是K无法受得了的，他说了两声再见。可是当他挂上话筒的时候，却像是对着自己，又像是对着远方那个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的姑娘嘀咕说：“是的，他们是逼人太甚了。”

可是，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他恐怕来不及赶到约会的地方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在临走的最后时刻，他才想起了那本旅游画册，一大早没能找到机会把它送掉，现在要带着去。他把画册搁在膝盖上，一路上烦躁不安地在上面敲个不停。雨放慢了，但是天气阴冷潮湿，灰蒙蒙的，大教堂里不会看得怎么清楚。可久久地站在那冷冰冰的石板地上，准会大大地加重K的感冒。大教堂广场上空荡荡的，K禁不住回忆起：当他还是孩童时，这个狭小的广场周围的房子就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几乎所有的窗户总是垂挂着帘子。当然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拉上窗帘则比以往更理所当然了。大教堂里面看来也是空荡荡的。这个时候，自然谁都不会想到来这儿。K走过两个厢堂，只看见一个包着头巾的老妇人跪在圣母像前，两眼虔诚地望着圣母。然后，他还远远地看见一个教堂司事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一扇侧门的后面。K准时赶到了。他进来时，时钟正好敲响十一点，但是客人还没有来。K又回到大门口，犹豫不决地在那里站了一阵子，然后冒雨绕着教堂走了一圈，想看看客人会不会在哪个侧门旁等着他。可是，哪儿也不见他的人影儿。难道说经理把时间搞错了？谁能听得懂这种人讲话呢？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也得等他半个钟头。K已经很累了，想坐下来歇歇，因此他又回到教堂里，在一级踏阶上发现了一小块地毯似的破布，用脚把它踢到近旁的一条长凳前，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了裹，竖起领子，坐了下来。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旅游画册，随便翻了翻。可是他不大会儿又停下来。教堂里变得昏暗起来，他抬头望去，连就近厢堂里的东西也几乎分辨不清了。

远处，高高的主圣坛上，排列成一个大三角形的烛光闪闪烁烁。K难以断言，他先前是否看到过这烛光，或许这烛光是刚刚才点燃的。那些教堂司事出于职业习惯，个个都步态轻盈，人们难以觉察到他们来去的脚步。K偶然回过头去，看见在他身后不远的廊柱上，点燃着一支又高又大的蜡烛。那烛光虽然挺迷人的，但要照亮那些大都挂在昏暗的厢堂小神坛里的画，则是远远不够的，反倒使那儿更暗了。客人失约不来，既有些失礼，同时也是明智的；即使他来了，什么也不会看到，至多也只能借着K的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搜索着看几幅画。K好奇地要试试用手电筒能够看到些什么，便走到近旁的一个小神堂里，登上了几级台阶，来到一道低矮的大理石围栏前，探过身去，用手电筒照着圣坛上的画。那持续不断的光亮在画前故意扰乱似的晃来晃去。K首先看到的、而且部分是猜出来的东西，是一位画在这幅画最边缘的骑士。他身材魁梧，披挂盔甲，倚着一把长剑，剑头插在面前光秃秃的地上，那上面只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草。他似乎出神地注视着一个正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件。叫人惊奇的是，他竟守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或许他是派在那儿担任守卫的。K已经好久没有看过画了，他依依不舍地端详着这位骑士，尽管他无法忍受那手电筒的绿光，眼睛眨个不停。然后，他移动着手电筒，照亮这幅画的其他部分，才发现这是一幅传统风格的基督入墓图。但这幅画是新时期的作品。K把手电筒放进口袋里，又回到刚才的座位上。

现在看来用不着再等那客人了，可是外面准是在下着瓢泼大雨，况且大教堂里也不像K想象的那么冷，于是他决定暂时呆在这儿。教堂里的大讲坛，就坐落在他的身旁，坛顶不大，呈拱形，上面斜挂着两个空落落的金质十字架，顶端相互交叉在一起，栏杆的外沿和连接立柱的石头上，都饰有绿色的卷叶花纹，其间雕着许多小天使，有的活泼，有的恬静。K走到讲坛跟前，从各个角度细细观察；石雕又精又细，卷叶花纹之间及潜藏在其后那深邃的幽暗，看上去就像是捕捉来固定在上面一样。K把手伸到一个幽暗的洞隙里，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石刻洞壁。他从来还不知道大教堂里有这样一个讲坛。这时，他蓦地发现，就在他近前的一排长凳后面，站着一个教堂司事。这人身穿一件宽大松弛的黑袍，左手拿着一个鼻烟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K。“他想干什么呢？”K心里想。“难道他觉得我可疑吗？还是他想求几个零花钱呢？”可是这个司事一见K注意上了他，便举起右手，随便指了个方向，两根手指间还捏着一撮鼻烟。他的举止简直叫人难以理解。K又踌躇了一会儿，但是，这个司事依然不断地在指着什么，而且还频频点头，拉开强调的架势。“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低声自问，他不敢在这里大声高叫。接着，他掏出钱包，挤过最近一排长凳朝这人走过去。但是，这人立刻打出一个回绝的手势，耸耸肩，一瘸一拐地走开了。K小时候常常学着模仿骑马人的样儿，也迈着像这人一样的步子，轻快地颠来跛去。“一个老顽童，”K心里想，“他的智力就只配干这司事，瞧他那样儿，我一停下，他也停下，还偷偷地看我想不想跟着走。”K暗自好笑，跟着他穿过厢堂，几乎走到主圣坛跟前，老头儿依然不停地指着什么，可是K故意不回头去看。他指来指去，别无用意，无非是想甩开K罢了。最后，K不再跟他，也不想太叫老头儿担惊受怕了。再说，万一那个意大利人来了，还是别把这惟一的司事吓跑的好。

K又回到大堂里，寻找他放着旅游画册的座位。就在这时，他发现紧挨着圣坛合唱队座位的石柱旁，还有一个小讲坛。这个讲坛是用浅白色的石头砌成的，结构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雕刻装饰。讲坛那么小，远远看去，酷似一个准备供奉圣像的空壁龛，布道人肯定无法从栏杆后退一步。再说，这个石砌的讲坛拱顶虽然不带什么装饰物，但起架就异乎寻常的低，而且如此向上砌成拱状，连中等个子的人在拱顶下也无法直立，只能屈身倚着栏杆。整个结构仿佛是为了折磨布道人而造的。既然已经造了一个既宽大，雕琢得又那么华丽的讲坛可用，为什么还要造这样一个呢？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不是这讲坛上装着一盏已经点着的灯，K肯定也不会注意到它。通常在布道之前，才会点起这盏灯。难道现在要举行讲道仪式吗？就在这空空如也的教堂里？K向下望着那通往讲坛、紧绕着石柱而上的扶梯。扶梯看上去很窄，仿佛是石柱上的装饰品，而不是供人上讲坛用的。可就在讲坛的下面，却真的站着一位神甫，手扶着栏杆，正准备拾级而上，而且朝K望过来。K惊奇地笑了起来。神甫微微点了点头，K连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欠了欠身，其实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神甫轻轻地纵身踏上扶梯，迈着轻快的步子登上了讲坛。他真的要开始讲道了吗？或许那个教堂司事并不是那么傻乎乎的，而是有意把K引到布道人的跟前来？在这空荡荡的教堂里，这样做当然太有必要了。再说，刚才不知在哪块地方还有一位跪在圣母像前的老妇人，她也应该来听才是。如果真要开始讲道了，为什么不先奏管风琴呢？瞧那管风琴依然高高在上，不声不响，只是依稀在昏暗中闪现。

K考虑现在要不要赶快离开这儿。要是他现在不走，等讲道开始了，就走不开了，那就得一直呆到讲道结束。在办公室里，他已经耽误了那么多时间等客人，现在早就没有义务再等下去了。他看一看表，十一点了。可是，难道真的就能这样讲道吗？K一个人能代表众信徒吗？如果他只是一个想参观教堂的过路人，那又会怎样呢？其实他也不过是仅此而已。可真太荒唐了，现在十一点了，而且是工作日，天气又这么恶劣，还要布什么道呢？这神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神甫，是一个面容圆润，肤色黝黑的小伙子——登上讲坛，显然只是为了去熄灭那盏大概点错了的灯。

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神甫仔细地看了看灯，把它旋得更亮一些，然后慢慢地转向石栏杆，双手扶住石栏的边。他这样站了一会儿，眼睛四处张望，脑袋却一动不动。K向后退了好远，两肘撑在最前排的长凳上。他朦朦胧胧地看见那个教堂司事弓着背，就像完成了任务以后那样安然自在地蜷伏在什么地方，在哪儿，K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时此刻，大教堂里是多么寂静啊！可是，K不得不打破这片寂静，他没有心思再呆下去。如果神甫有义务非要在一个确定的时刻讲道不可，而不管实际情况怎样，那就随他讲好了；他没有K给捧场，也照样会讲完道，就跟K在场肯定也不会增添什么气氛一样。于是，K慢慢地挪动脚步，踮起脚尖，顺着这排长凳摸了过去，来到那条宽阔的中间过道里，打那儿无妨无碍地往前走去。只听见在那异常轻轻的脚步下，石板地上发出嚓嚓的响声。伴随着那往往复复富有节奏的前进声，拱顶上也传来微弱而持续不断的回响。K也许在神甫的目光的追随下，孤零零地一路走过去，两旁一排排的长凳上空无一人，他心中油然生起一股被遗弃的感觉；他觉得这个教堂的硕大简直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极限。他走到自己先前坐过的位子前，停也不停一下，顺手抓起放在那里的旅游画册，拿了就走。他差不多已经走过最后一排长凳，正要踏进长凳与出口之间的空旷过厅时，忽然第一次听到了神甫的声音，一个洪亮而纯熟的声音，多么响亮地回荡在这座随时准备接纳它的大教堂里！可是，神甫并不是在呼唤那些信徒，他的声音一板一眼、清清楚楚地响在耳际，叫你没有回避的余地；他在大声喊着：“约瑟夫·K！”

K吓了一跳，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石板地。他暂时还是自由的，还可以继续往前走，面前这三个黑乎乎的小木门离他不远了，穿过任意一个便溜之大吉了。这正好也可以说，他没有听明白，或者说他虽然听明白了，却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是，如果他转过身去，就会被留住，这样就等于他承认，他真的听明白了，他确实就是神甫所叫的那个人，而且也愿意俯首听命。要是神甫再叫一次的话，K准会继续往前走。可是K等了好久，却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便禁不住稍稍扭过头去，想看看神甫在做什么。神甫像刚才一样，安然地站在讲坛上，不过，他显然看见K回过头来了。要不是K现在转过身来直接面对他，那真可以说是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了。K转过身，神甫挥着手指招呼他走近一些。既然现在一切都无法回避了，他便健步——他既出于好奇，又急于想简短了事——朝着讲坛走去。过了前几排凳子，他停住脚步。可是，神甫觉得相距还太远，便伸出一只手，食指直指向讲坛近前的一块地方。K照办了；他站在那个指定的地方，不得不使劲地仰起头，这样才能看见神甫。“你是约瑟夫·K，”神甫说，他从石栏上举起一只手，打了一个叫人摸不透的手势。“是的，”K说；他想道，他以前对人说起自己的名字总是那么坦然，近来却成了他心上的一个负担，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现在都晓得了他的名字；要是在没有跟人认识之前先自我介绍一下该多好啊！“你是一个被告，”神甫特别放低声音说。“是的，”K说。“是我叫你到这里来的，”神甫说，“想跟你谈一谈。”“谁也没有这样告诉我，”K说，“我上这儿来，为的是陪一个意大利人参观大教堂。”“别提那些无关的话，”神甫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祈祷书吗？”“不是，”K回答道，“这是一本城市旅游画册。”“放下它，”神甫说。K狠狠地把画册扔了出去，张开的书页折七皱八地落在地上滑过去。“你可知道你的案子很不妙吗？”神甫问道。“我也有这样的感觉，”K说，“我该尽的心都尽到了，但至今毫无成效。当然，我的第一份申诉书还没有递上去。”“你认为结果会怎么样？”神甫问道。“以前我想肯定会有个好结果，”K说，“可是现在，我自己有时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也不知道结果将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神甫说，“可是我担心结果将会不妙。他们认为你有罪。你的案子也许永远出不了低级法院的审理。至少从眼下来看，他们认为你的罪有根有据。”“但我确实是清白无辜的，”K说，“这是一个误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成了罪人呢？我们大家都是人啊，彼此都一样。”“你说得不错，”神甫说，“可是，凡是犯罪的人都喜欢这么说。”“难道你也对我怀有偏见吗？”K问道。“我对你没有偏见，”神甫说。“谢谢你，”K说，“但是，所有其他参加审理这个案子的人都对我怀有偏见。他们甚至把自己那种偏见还灌输给局外人，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你曲解了那些事实的真相，”神甫说，“判决是不会突然而来的，诉讼程序不断进展，最终才能过渡到判决。”“那就是说，事情原来是这样了，”K说，他不禁低下头去。“你打算下一步对你的案子怎么办？”神甫问道。“我还要寻求帮助，”K一边说，一边又仰起头来，看看神甫对这句话是什么反应，“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没有利用呢。”“你过于寻求外界的帮助，”神甫带着指责的口气说，“尤其是从女人那儿，难道你不觉得这不是正儿八经的帮助吗？”“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我会赞同你的看法，”K说，“但绝非事事如此。女人具有很大的力量。如果我能够说动我所认识的女人一齐为我出力的话，就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如愿以偿，尤其是对这个几乎只充斥着好色之徒的法院。那个预审法官，只要远远看见有女人送上门来，就迫不及待地要撞翻办公桌和被告，冲上前去。”神甫朝石栏歪起脑袋，讲坛的拱顶似乎现在才压住了他。外面的天气会是怎样的恶劣？阴郁的白天已经流去，夜晚来临了。大窗子上的玻璃画也不能发出一丝闪光来打破这四壁的黑暗。就在这时，教堂司事开始把大圣坛上的蜡烛一个一个地熄灭了。“你生我的气吗？”K问神甫。“你也许不知道，你在为一个什么样的法院效力。”他没有得到回答。“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经验，”K说。上面还是一声不吭。“我并不想冒犯你，”K说。这时，神甫打上面冲着K大声喊道：“难道你的目光就这么短浅吗？”这是愤怒中的喊叫，但同时又像是一个人在看到别人坠落深渊，吓得魂飞魄散时不由自主的惊叫。

于是，两个人好久一声不响。讲坛下面一片黑暗，神甫当然看不清K的神色，而K却借着那小灯光把神甫看得清清楚楚。他为什么不从讲坛上下来呢？他并没有讲道，只是告诉了K一些情况。K仔细想想神甫的话，与其说会帮助他，倒不如说会伤害他。但是，K可能会觉得，神甫的好意是毋庸置疑的。要是他走下讲坛来，K要跟他取得一致，不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也不会没有可能从他那里得到决定性的、可以接受的主意，比如说，不是要让他指出怎么样去操纵案子的进展，而是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从这案子中解脱出来，可以回避开它，可以置身其外，无牵无挂地生活。这种可能肯定是存在的，K近来常常这样想。如果神甫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只要K肯去求他，他也许会和盘透露出来，尽管他自己就是法院的人，而且一听到K抨击法院时，竟压抑了自己那温存的天性，甚至对K大吼大叫起来。

“你不想下来吗？”K问道，“这时候又用不着讲道。到我这儿来吧。”“我现在可以下来了，”神甫说，他也许后悔自己不该大发雷霆。他一边从挂钩上拿下灯，一边说：“我首先得保持距离，跟你谈话。不然的话，我就太容易受人的影响，从而忘记我的职责。”

K在下面扶梯口等着他。神甫还没有下完楼梯就朝K伸出手来。“你能给我一点儿时间吗？”K问道。“你需要多少都行，”神甫说着把那盏小灯递给K拿着。即便近在身旁，他也不失那庄重的气质。“你对我太好了，”K说；他们并肩在那昏暗的厢堂里踱来踱去。“在所有属于法院的人当中，你是个例外。我认识许多法院的人，可我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像对你这样信任。跟你我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你可别弄错了，”神甫说。“我到底会弄错什么呢？”K问道。“有关法院的情况，你就弄错了，”神甫说，“在法律的引言中，讲述着这样的错觉：在通往法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求进法门。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允许他进去。这人想了想后又问道，那么以后会不会准他进去呢。‘这是可能的，’守门人说，‘可是现在不行。’由于通往法的大门像平常一样敞开着，而且守门人也走到一边去了，这人便探头透过大门往里望去。守门人见了后笑着说：‘如果你这么感兴趣，不妨不顾我的禁令，试试往里闯。不过，你要注意，我很强大，而我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守门人。里边的大厅一个接着一个，层层都站着守门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甚至一看见第三道守门人连我自己都无法挺得住。’这个乡下人没有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困难；照理说，法应该永远为所有的人敞开着大门，他心里想道。但是他眼下更仔细地端详了这个身穿皮大衣的守门人，看看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又望望那把稀稀疏疏又长又黑的鞑靼胡子，便打定主意，最好还是等到许可了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他一只小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坐在那儿等待。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磨来磨去，希望让他进去，求呀求呀，求得守卫人都皮了。守门人常常也稍稍盘问他几句，问问他家乡的情况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但这都是些不关痛痒的问题，就像是大人物在询问似的。说到最后，守门人始终还是不放他进去。这乡下人为自己出这趟门准备了许多东西，他不管东西多么贵重，全都拿了出来，希望能买通守门人。守门人一次又一次地都收下来了，但是，他每次总是说：‘我收下这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会觉得若有所失。’在这许多年期间，这人几乎从不间断地注视着这个守门人。他忘了还有其他守门人，而这第一个似乎成了他踏进法的门的惟一障碍。开头几年里，他大声诅咒命运的不幸。到了后来，他衰老了，便只能喃喃嘀咕了。他变得孩子气似的，长年累月的观察甚至使他跟守门人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混熟了，他也求那些跳蚤帮他去说服守门人。最后，他的目光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不知道是自己周围真的越来越黑暗了，还是他的眼睛在捉弄他。但是，就在这黑暗里，他却看到了一道光芒从法的大门里永不休止地射出来。如今，他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弥留之际，这些年来积累的所有经验，凝聚成一个他从未向这个守门人提出过的问题。他挥手叫守门人到跟前来，因为他再也无法直起自己那僵硬的躯体了。守门人只好深深地俯下身子听他说话，因为躯体大小变化的差别，已经非常不利于这乡下人了。‘你现在到底还想问什么呢？’守门人问道，‘你真贪心。’‘人人不都在追求着法吗，’这人回答说，‘可是，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怎么就不见一个人来要求踏进法的大门呢？’守门人看到这个人已经筋疲力尽，而且听觉越来越坏，于是在他耳边大声吼道：‘这儿除了你，谁都不许进去，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守门人就这样捉弄了这个乡下人，”K立即说道，他深深地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先别妄下雌黄，”神甫说，“千万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人云亦云。我是原原本本把这个故事说给你听的，没有提到捉弄不捉弄的话。”“可这是明摆着的呀，”K说，“你开头的阐释就说得很对。当这个乡下人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时候，守门人才把拯救的消息告诉他。”“此前他没有向守门人提出这个问题，”神甫说，“你也想想，他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已。而作为守门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怎么会认为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呢？”K问道，“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义务也许是把所有的陌生人拒之门外。而应该让这个人进去，因为这门就是为他开的。”“你不够尊重这白纸黑字的文字，你篡改了这个故事，”神甫说，“在这个故事中，关于是否允许进入法的大门，守门人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末尾。第一句是：他现在不能放这个人进去。另一句是：这道门只是为他开的。如果说这两者相互矛盾的话，那你就说对了，守门人是捉弄了这个乡下人。可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相反，第一句话甚至是对第二句话的暗示。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这样许诺乡下人将来可能会让他进去，已经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在那个时候，他的职责显然是不让这个人进去，而且许多讲解原文的人看到守门人居然做出那种暗示的确都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看来是一个一丝不苟、严守职责的人。他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擅离职守，直到最后一刻才关上门；他对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心领神会，因为他说：‘我很强大。’他对上司毕恭毕敬，因为他说：‘我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守门人。’他并不信口雌黄，因为那么多年来，他只提些所谓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他不贪赃枉法，因为他每次收到礼物时总是说：‘我收下这礼物，只是为了使你不会觉得若有所失。’他尽职尽责，既不动之以情，又不怒之以恨，因为故事里已经讲道，乡下人‘求呀求呀，求得守门人都皮了’；最后，甚至他的外貌，尤其是那个又大又尖的鼻子，那把稀稀疏疏又长又黑的鞑靼胡子，也表明了他是一个过分认真的人。难道还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忠于职守的守门人吗？然而，守门人的性格中也混合进了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对要求进入法的大门的人十分有利，毕竟也使人们可以理解，他那样暗示给乡下人将来可能让他进去，便会稍微超越出他的职责范围。同样不能否认，他头脑有点简单，因此也有点自负。他说自己是强大的，又说其他守门人是强大的，还说他甚至一见他们就受不了。这是说，即使所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他说出这些话的方式则表明，头脑简单自负使他的看法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阴影。那些解释的人对此的说法是：‘对同一事情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谁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头脑简单和自负，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地表现出来，毕竟都会削弱他守门的职责，这就是守门人性格上的缺陷。附带还要说一下，这个守门人看来天生就和蔼可亲，他决不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官场架势。一开始，他就开起了玩笑，邀请那个人不顾他一再强调不许进去的禁令而往里闯；然后他并不把那个人赶开，而正像我们知道的，给他一只小凳子，让他坐在门边。那么多年里，他耐心地容忍着那个人的苦苦哀求，常常盘问那个人几句，接受那个人的礼物，虚怀若谷地允许那个人当着他的面，把他当做发泄的靶子，大声地诅咒着命运的不幸，——这一切都可以让人推断出他动了恻隐之心。不是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的。最后，那个人打手势叫他过去，他就深深地俯在那个人的跟前，让他有机会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来。其实，守门人知道，一切就要结束了。只有从‘你真贪心’这句话里，流露出他略显不耐烦的抱怨。有人甚至在这种解释上更进了一步，说什么‘你真贪心’这句话表示了一种善意的钦佩，当然也不无降尊临卑的意味。总之，这个守门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跟你所想象的迥然不同。”“这个故事，你比我知道得仔细，时间也比我长，”K说。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K然后又说：“这么说来，你认为那个人并没有被捉弄，是吗？”“别误解我的意思，”神甫说，“我只是把围绕着这个故事的种种说法说给你听。你不要太把注意力放在什么说法上。文字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而对它的种种说法常常不过是一种困惑的表现而已。在这件事上，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被捉弄的人才是守门人。”“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K说，“这么说凭的是什么呢？”“凭的就是，”神甫回答道，“守门人的思想简单。人们说他不明了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往法的道路，他的任务就是永远守卫在门前，巡视通往法的道路，把他对于法的内部的想法说成是天真的。而且认为，他要使那个人害怕的东西，也正是自己所害怕的。其实他比那个人还要怕得厉害，因为那个人即使听说了里面那些可怕的守门人以后，还非要进去不可。相反，守门人就不想进去，至少在这个故事里对此一字未提。还有人说他肯定已经到过里头，他毕竟是受雇服务于法的人，而他只可能在里面接受任命。但与之相反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很可能是从里面传出一道命令，任命他当守门人，他至少不可能深入到内部，因为他一见第三道守门人的模样就受不了。此外，在这么多年中，守门人除了说说那些守门人以外，从未提到过法的内部的任何情况。也许人家不让他这样说，但是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根据这一切，人们得出结论说，他对于内部的情况和作用一无所知，因此处于一种错觉状态。而且从他怎样对待那个乡下人来看，他也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他从属于那个人之下而自己却不知道。你也许还记得，从许许多多的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把那个人当做下属来对待。但是，按照我们现在谈论的这种说法，显而易见，他实际上从属于那个人。首先，自由人总是居于受束缚的人之上。那个人实际上是自由的，他愿意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惟有法的大门不许他进去，况且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守门人不许他进去。如果说他坐在门旁的小凳子上等了一辈子的话，那他也是出于自愿才这样做的；这个故事中也没有讲起谁强迫他。相反，守门人却让自己的职责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不得向外超越半步，显然也不许进到里面，即使他想进去也不可能。再说，虽然他是为法服务的，但守的只是这一道门，也就是说，他只为那个人服务，因为这道门只是为他而开的。从这方面来说，他也是从属于那个人的。可以这么说，他多年来，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年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不过做了流于形式的工作，因为据说有一个人要来，也就是说一个正当壮年的人要来，因此，守门人必须一直等到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要随那个人的便；那个人想来就来了，他愿意什么时候来，守门人就得等到什么时候。但是，这种职责的结束则取决于那个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永远从属于那个人。而且人们一再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一切似乎一无所知。但是，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守门人是处于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的、涉及到他的职责的错觉状态。也就是说，他最后谈到法的大门时说到‘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但是，故事一开始时却说通往法的门永远是敞开着的；如果它永远是敞开着的，永远也就意味着这道为那个人开着的门跟守门人的生死没有关系。那么，守门人也就不能把它关上。关于守门人说这话的动机，说法不一，有人说他声称要去关上那道门，只是为了回答那个人，有人说这是强调自己忠于职守，也有人说他这样做想使那个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懊恼和悲伤。然而，其中许多人一致认为，他不可能关上这道门。他们甚至认为，他在学问上也在那个人之下，至少到了最后的时候如此，因为那个人看见从法的大门里喷射出一道光芒来，而这个正在执行职责的守门人很可能是背对着大门。而且也没有表露出他发现了什么变化。”“这话说得很有理，”K暗自低声把神甫解释中的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后说，“这话说得很有理。而且我现在也认为，这个守门人给捉弄了。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抛弃了原先的看法，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守门人心明眼亮也罢，给捉弄了也罢，无关紧要。我说过那个人给捉弄了。如果说守门人心明眼亮，人们对此会表示怀疑；但是，如果守门人给捉弄了，那他的错觉必然要感染给那个人。这样一来，守门人虽然不是骗子，但思想简单得一定会让人立即把他从他的职守上撵走。你倒要想一想，守门人所处的错觉状态丝毫无损于他，却害得那个人太重太深。”“也有反对你这种说法的，”神甫说，“有一些人说，这个故事没有赋予任何人来评判守门人的权利。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法的，因此便超脱于人们的评判之外。这样一来，谁也不能认为，守门人从属于那个人。通过自己的职守哪怕只是维系在法的大门上，也无可比拟地胜于自由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人才来寻求法，而守门人已经在法的身边。他是受法的指定来尽守职责的；怀疑自己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我不赞成这种说法，”K摇摇头说，“谁要是接受了这种看法，就得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看成是真的。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说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不，”神甫说，“不必把他所讲的一切都看成是真的，只需把它看成是必然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看法，”K说，“谎言被说成是普遍的准则。”

K断然讲了这句话，想以此结束这场谈论，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评判。他太疲倦了，全然无力去逐一评判由这个故事所引发的种种结论。他也被引入了那不同寻常的思路里，那一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他看来更适合于作为法官谈论的主题。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奇形怪状，他恨不得把它甩到脑后去。神甫此刻则显得十分宽厚和体贴，他听任K这样说，默默地听取K的看法，也不管它跟自己的看法多么大相径庭。

他们默默地来回踱了好一阵，K紧挨着神甫走来走去，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举在手里的那盏灯早就熄灭了。突然间，一幅银色的圣像正好在他的眼前闪烁出一缕银灿灿的光芒，顿然又消失在黑暗中。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仰仗神甫，K便问道：“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到大门跟前了？”“不是，”神甫说，“我们离大门口还有好远。你要走了吗？”虽然K此刻并没有想到要走，却立刻回答道：“我当然该走了。我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他们在等着我哩。我来这里，只是为了陪一个外国来的业务伙伴参观大教堂。”“好吧，”神甫朝K伸出手说，“那你就走吧。”“可是，这里黑洞洞的，我一个人找不到出口，”K说。“向左拐走到墙跟前，”神甫说，“然后一直顺墙走，别离开墙，你就会找到一个出口。”可神甫刚挪开几步远，K就大声叫道：“请等一等！”“我在等着呢，”神甫说。“你对我就再没有什么要求了吗？”K问道。“没有了，”神甫说。“你刚才对我那么好，”K说，“什么都讲给我听。可是现在，你却要我走开，好像对我一点也不在乎似的。”“你不是说非走不可吗？”神甫说。“倒也是，”K说，“你要知道我是不得不走的。”“你首先要知道我是谁，”神甫说。“你是监狱的神甫呀，”K一边说，一边摸着靠近神甫；其实，他并不像他表白的那样，非得立刻回银行去不可，而是完全可以还呆在这儿。“这就是说，我是法院的人，”神甫说，“既然这样，我干吗要向你提什么要求呢？法院不向你提什么要求。你要来，它就收留你，你要走，它就让你走。”

结局

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约摸九点钟，大街已经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寓所。他们身穿礼服，脸色苍白，躯体肥胖，头上戴着显然是不可折叠的大礼帽。走到大门口时，谁先进去，彼此就谦让了一番。来到K的房门前，更是相互谦让，推来推去。K似乎并不知道有这两个不速之客登门；他同样穿着一身黑礼服，坐在门近旁的扶手椅里，慢慢地戴上一副在指头上绷得紧紧的新手套，看他的样子，好像是在等候客人。他立刻站起身来，好奇地望着面前这两个人。“这么说你们是被派来找我的？”他问道。两个人点了点头，礼帽拿在手里，你指指我，我指指你。K暗自嘀咕着，他在等候的不是他们，而是别的客人。他走到窗前，又朝着那漆黑一团的街上望了望。街对面楼上的窗户几乎全部熄了灯，许多窗户已经垂下了帘幕。在一扇亮着灯的窗子里，有几个小孩子在栅栏后面嬉戏；他们还无法离开原地，便伸出小手，你抓抓我，我摸摸你。“他们把老配角演员派来找我，”K对自己说，眼睛四下望了望，想再次证实自己的判断，“他们企图把我随随便便地收拾掉。”K突然朝他们转过身来问道：“你们在哪家戏院里演戏呀？”“什么戏院？”其中一个说，嘴角抽搐着，向另一个讨主意。而那个人张口结舌，酷似一个跟自己那难以驾驭的发声器官抗争的哑巴。“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叫你们回答问题，”K对自己说完便去取帽子。

一踏到楼梯，这两个人就要架着K走。但是K说：“到了街上再说，我可不是病人。”可是，刚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K从来没有跟谁那样走过的样子挽住他。他们把肩膀紧贴在他的后肩上，没有弯起臂肘，而是垂下胳膊，直扭住K的两臂，在下面以一种有条不紊、训练有素和无法抗拒的动作抓住K的两手。K给夹在他们俩中间，直挺挺地走着。这三个人现在就这样结成了一体，仿佛只要有一个人被打倒，大家都会一齐倒下似的。这样一个整体，只能是无生命的东西的组合。

在街灯下，K一再试图把自己的陪伴看得清楚些，尽管三人贴身而行，也难得做到；刚才在他那昏暗的房间里，他没能看个清楚。也许他们是男高音歌手吧，他看着他们那沉甸甸的双下巴心里想道，禁不住对这两张过分干净的脸感到恶心。他简直好像看到有一只爱干净的手擦净了他们的眼角，抹净了他们的上唇，抚平了他们下巴上的褶皱。

K一看到这些，便停住了脚步，这两人随之也停了下来。他们站在一个空旷无人、装点着花坛的广场上。“他们为什么偏偏派你们两个来呢？”这一声，与其说是发问，不如说是喊叫。这两人显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垂下空着的两臂，一动不动地等着，活像守候在要休息的病人跟前的护理员一样。“我不往前走了，”K试探着说。这两人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他们的手一刻也不松，想尽力推着K走去，但就是扛着不动。“反正我将不再需要太多的力气了，我现在就使尽全身的力气。”他心里想道。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挣扎在捕蝇纸上的苍蝇：就是挣断一条条小腿也要挣脱开来。“要叫这两个家伙尝尝架着我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时，毕尔斯泰纳小姐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她从一条低洼的小巷出来，从通往广场的台阶走上来。看样子确实很像她，但也不完全肯定就是她。不过，真的是不是毕尔斯泰纳小姐，K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呢？他只是突然领悟到，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即使他反抗，给他的陪伴制造困难，企图在反抗中还要享受生命的最后之光，也说不上是什么英勇行为。他又挪动脚步，使这两个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的轻松情绪多少也感染了他。现在，他们是跟着他走；他循着前面那个小姐所走的方向走去。这并不是说他要追赶上她，或者说要尽可能久地不让她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而仅仅是为了不忘记她的出现便意味着向他敲响了警钟。“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他对自己说，而且他的脚步和其他三人的脚步协调一致也证实了他的想法，“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要保持清醒的理智。我始终希望长着二十只手进入这个世界，而且是为了一个不为人所赞同的目的。这是不对的，难道现在要我表明甚至连这持续一年的官司都没有教会我什么吗？难道要我作为一个理解迟钝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吗？难道说我能容许他们在我死后说，我在案子一开始就想结束它，而现在到了案子结束的时候却又想让它重新开始吗？我不愿意让他们这么说。我很感谢他们派了这两个半傻半哑、不明事理的家伙陪我走上这条路，听凭我对自己说着一切必须说的话。”

这期间，那小姐已经拐进了一条小巷。但是K再也不需要她了，听任自己跟着陪伴走去。月光下，他们和谐地走上一座桥。K每有小小的自由行动，这两个人现在也乐意听之任之了；当K稍稍朝着桥栏杆转过身去的时候，他们也一条线似的随之转了过去。河水在皎洁的月光下，波光粼粼，涟漪荡漾，围着一个小岛分流而去；岛上树木葱茏，枝叶繁茂，就像抱拢在一起似的。林中那砾石小径——现在看不到——蜿蜒曲折，两旁摆着舒适的长凳。有多少个夏天，K曾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歇息过。“我根本就不想停下来，”他冲着自己的陪伴说；他们的殷勤使K感到羞愧。在K的背后，其中一个好像轻轻地责怪着另一个，不该糊里糊涂地停下来。然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去。

三人穿过几条向上延伸的坡道，一路上不时地看到警察，有站岗的，有巡逻的；有时离得好远，有时就在近旁。有一个大胡子警察手握军刀，似乎有意走到这一伙绝非没有嫌疑的人跟前。那两个人顿时停住脚步，警察好像要开口说话了，这时K却狠劲地拉着他们往前走去，并不时小心翼翼地回过头去，看看那警察是不是跟在后面。当他们拐了个弯，甩开警察的时候，K便奔跑起来，那两个人尽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好跟着一起跑。

这样，他们很快就出了城。在这个方向，一出城几乎都是广阔的田野，没有什么过渡地带。在一座依然完全是城市式建筑的房子附近，有一个荒无人迹的小采石场。到了那里，那两个人停了下来，不知道是这块地方从一开始就是他们选中的目的地呢，还是他们实在累得不能往前走了。现在他们松开了K。K等在那里一声不吭。他们脱下大礼帽，一边用手帕擦着额头的汗珠，一边四下察看着采石场。月光把它独有的自然和宁静泻洒在人间。

下一个任务应该由谁来执行，他们俩又是你推我让，嘀咕来嘀咕去——看来他们在接受任务时，并没有得到具体明确的分工指示——，然后其中的一个走到K的跟前，脱下K的外衣和坎肩，最后又脱下他的衬衫。K不由自主地打起寒颤来，这人随之在K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似乎在安慰他，接着把K的衣物认认真真地叠在一起，就像是些以后什么时候还会用得上的东西一样，哪怕不会马上用得上。为了不使K一动不动地呆站在这毕竟还凉飕飕的夜风中，他便架着K的胳膊，跟他来回走了一会儿；另一个则在采石场里寻找着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一找到地方，便招呼他们过去。于是，这人陪着K走过去。那地方靠近岩壁，旁边有一块采下来的石头。两个人把K按倒在地上，靠在那块石头旁，把他的头按在上面。可是，不管他们怎么煞费苦心，也不管K怎么听任摆布，他的姿势还是很别扭，显得靠不住。因此，其中一个请另一个暂时放手，由他单独来摆布K，可是这样仍然于事无补。最后，他们只好作罢，不再摆来摆去，K现在的姿势甚至还不如先前摆过的姿势。接着，他们其中一个解开了大礼服，从挂在坎肩皮带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又长又薄双刃锋利的屠夫刀，高高地举在手里，在月光下试了试刀锋。他们又耍起了那一套谦来让去的可憎把戏；这一个把刀从K的头顶上递过去，那一个又把刀从K的头顶上传过来。K现在看得很清楚，当那把刀在他头顶上晃来晃去时，他似乎应该一把夺过刀来，往自己的胸膛里一戳才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扭扭还可以自由转动的脖子，向四下望了望。他无法证明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也无法越俎代庖，替当局来完成所有的任务。这个最终失误的责任，应该由那个拒绝给予他为此所必需的最后一点力量的人来承担。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旁边那座房子的顶层上。看到灯光一闪亮，那儿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人突然从窗户里探出身子，两只手臂伸得老远；他离得那么远，又那么高，看上去又模糊又瘦削。那是谁呢？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愿意解人之难的人？是一个人？是所有的人？还有救吗？有没有被人忘记的申诉呢？肯定有这样的申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阻挡不了一个求生的人抱有种种幻想。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哪儿呢？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得去的高级法院又在哪儿呢？他举起双手，张开十指。

然而，一个人的两手已经扼住K的喉头，另一个则把刀深深地戳进了他的心脏里，而且转了两转。K瞪着白眼，又看看近在面前的这两个人彼此脸颊贴着脸颊，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注视着这最后的判决。“像一条狗！”他说，仿佛他的死，要把这无尽的耻辱留在人间。

残章断篇

毕尔斯泰纳的朋友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K无法跟毕尔斯泰纳小姐搭上话，更不消说讲几句话了。他想方设法寻求机会接近她，但是，她总会有法子避开他。K一下班就直接回到家里，呆在房间里不开灯；他坐在沙发上，什么别的事都不干，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着前厅。间或那女用人打这儿走过，顺手关上这间看来没有人的房间的门。稍过片刻，他起来又把门打开。每天早晨，他比平时早一个钟头起床，盼着毕尔斯泰纳小姐上班时能单独碰上她。可是，试来试去，一次面都没能碰上。于是，他就给她写了封信，不光往她办公室寄，还寄到她家里去。在这封信里，他试图再次为他的行为辩白，怎么向她赔礼道歉都心甘情愿，保证从此以后，小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只求给他一次同她讲话的机会，尤其是他只要不事先跟她商量好，就不能和格鲁巴赫太太有什么安排。他最后告诉小姐说，下个星期天，他将整天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她的消息，或者说答应他的请求，或者说起码也要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答应他的请求，尽管他已经保证对她百依百顺。寄出的信没有退回来，但也没有得到答复。相反，到了星期天，出现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一大早，K透过钥匙孔，发现前厅里有不同寻常的动静，可这动静不一会儿就真相大白了。一个法语女教师搬到了毕尔斯泰纳小姐的房间里。她是一个德国姑娘，名字叫蒙塔格，面色苍白，弱不禁风，走路有点跛，一直单独住一间屋子。她在前厅里出出进进，踢踢踏踏走了好几个钟头。她总是丢三落四的样子，不是忘了一件衬衣，就是忘了一条小布罩，或者忘了一本书，她都得专门再跑一趟，拿到新屋里去。

当格鲁巴赫太太给K送来早餐时——自从她上回惹怒了K以来，也没有把伺候他的事交给女佣去做；她一如既往，无微不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怠慢——K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第一次打破了五天来彼此之间的沉默，跟她搭上了话。“今天前厅里为什么那么闹哄哄的？”他一边问，一边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能不能让人停下来呢？难道非得在星期天清理卫生不可吗？”虽然K没有抬起头来看格鲁巴赫太太，但是他却听到她如释重负似的叹了一口气。就连K这一连串严厉的问题，她也看做是对她的宽容，或者说宽容的开始。“K先生，没有人清理卫生，”她说，“蒙塔格小姐搬去跟毕尔斯泰纳小姐一起住，她出出进进忙着搬东西。”她没有再说下去，等待着K的反应，看他让不让她继续说下去。可是，K却故意要试一试她的心，若有所思地用调羹搅动着咖啡，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你可放弃了你先前对毕尔斯泰纳小姐的怀疑？”“K先生，”格鲁巴赫太太大声喊道；她一直就在盼着这个问题，便合拢起双手向K伸去，“我当时不过是随便说说，你却太当真了。我丝毫也没有想到会伤害你或别的什么人。K先生，你认识我已经够久了，我想，你会相信我所说的。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近些日子里，我是多么难受啊！难道我会诬蔑我的房客吗？可你呢，K先生，你竟相信了！而且说什么我要赶你搬走！”“要赶你搬走”这充满激情的最后一句倾诉已经窒息在洗面的泪水里；她撩起围裙蒙住脸，呜呜地大哭起来。

“格鲁巴赫太太，你别哭了，”K说着望出窗外，独自思念起毕尔斯泰纳小姐来，想着她让一个外国姑娘住进了自己的房间里。“你别哭了，”他又劝了一遍，他从窗口转身回到房间时，看见格鲁巴赫太太还在一个劲地哭。“当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们彼此都误解了。就说是老朋友吧，这种误会有时候也是难免的。”格鲁巴赫太太把围裙拉到眼底下，想看看K是否真的消了气。“好了，说开了就没什么啦，”K说；既然他根据格鲁巴赫太太的态度判定，她的上尉侄子并没有向她吐露过什么，于是他又冒昧地补充说：“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会为了一个陌生的姑娘而跟你过不去吗？”“K先生，这话正是我要说的，”格鲁巴赫太太说；她只要一觉得没有什么约束，就不管不顾，马上会说出一些傻话来，这便是她的不幸。“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K先生那么百般关心毕尔斯泰纳小姐呢？为什么他会因为她非得跟我闹别扭不可呢？更何况他也知道，他说出的每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会使我寝食不安的。再说这个姑娘吧，我无非是讲了亲眼看见的事实而已。”K对此没有表态；他听了第一句话，就恨不得把她从房间里撵出去，可他不想这样做。他只顾品尝咖啡，有意让格鲁巴赫太太觉得自己呆在这儿是多余的。外面又响起蒙塔格小姐在整个前厅踢踢踏踏穿来穿去的脚步声。“你听见了吗？”K用手指向门口问道。“听见了，”格鲁巴赫太太唉声叹气地说，“我说帮帮她，也叫女佣去帮她，可她固执得很，所有的东西非自己搬不可，不让别人帮忙。我对毕尔斯泰纳小姐的做法大惑不解。我常常觉得很懊恼，竟把房子租给了蒙塔格小姐这样的人。可是毕尔斯泰纳小姐居然邀她搬到一起住。”“这个根本用不着你去操心，”K一边说，一边用调羹捣着咖啡杯里剩余的糖。“这对你到底有什么损害呢？”“没有，”格鲁巴赫太太回答道，“就其本身而言，我是求之不得了。这样，我又多了一个房间，就可以让我的侄子，那个上尉住进去了。我一直很担心，他近些日子可能打扰你了。我实在没有法子，才让他住在你旁边的客厅里。他不大会体谅别人。”“你想到哪儿去了？”K说着站了起来，“这没有什么好说的。看来你大概以为我神经过敏吧，就因为我无法忍受蒙塔格小姐来来去去踢踏的脚步声，——你听，现在她又往回走了。”格鲁巴赫太太觉得自己无能为力。“K先生，要不要我去说说，让她把剩下的东西推后再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马上就去说。”“不过，她不是要搬到毕尔斯泰纳小姐的房间去住吗？”K说。“是的，”格鲁巴赫太太说，她并没有听明白K说话的意思。“既然是这样，”K说，“那就得让她把东西搬过去了。”格鲁巴赫太太只是点点头。她无可奈何，默默不语，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固执的样子，这更激起了K心头的恼火。他开始在屋里来回踱步，从窗前到门口，又从门口到窗前，借此使得格鲁巴赫太太无法溜出房间，要不她准会像平常一样溜之大吉的。

K刚好再踱到门前时，有人敲响了门。进门的是女佣，她说，蒙塔格小姐想和K先生说几句话，请他上餐厅去，她在那儿等着。K若有所思地听着女佣的传话，然后，他转过身去，用一种近乎嘲讽的目光朝大吃一惊的格鲁巴赫太太看去。这目光似乎在说，K早就预料到蒙塔格小姐会邀请他去的，这和他今天上午难免遭到格鲁巴赫太太房客的烦扰实在是不谋而合了。他打发女佣去转告，他马上就到，然后走到衣柜前去换上外衣。格鲁巴赫太太低声抱怨着那个讨厌的女人，K没有去接她的话茬，只是请她把早餐盘子端走。“你几乎一点都没有动，”格鲁巴赫太太说。“欸，你把这端走好啦！”K大声说，他仿佛觉得，是蒙塔格小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把这一切搅和在一起，从而使他厌恶起了早点。

当他走过前厅时，看了看毕尔斯泰纳小姐房间关着的门。可是，他没有被邀请进这屋里去，而是去餐厅里。他没有敲一敲，就直接拉开了餐厅的门。

这是一个十分狭长的房间，只有一扇窗子，屋里没有多少地方，靠门的两个角上勉勉强强斜摆着两个橱柜，其余的空间都让那长长的餐桌占去了。餐桌从门旁一直延伸到大窗前，几乎让人无法靠近窗户。餐桌已经摆好，是为许多人准备的，因为星期天几乎所有的房客都在这里用午餐。

K一进去，蒙塔格小姐就从窗口那边顺着餐桌，迎着他走上前来。他们彼此默默地打个招呼。然后，蒙塔格小姐像往常一样，与众不同地昂着脑袋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我。”K皱起眉头打量着她。“当然认识，”他说，“你在格鲁巴赫太太这里住了好久了。”“但是，要我看，你不大关心公寓里的事，”蒙塔格小姐说。“是的，”K说。“你坐下好吗？”蒙塔格小姐说。他们一声不吭地各自从桌子的一头拉出椅子，面对面地坐下来。但是，蒙塔格小姐立刻又站起来，她要去把自己放在窗台上的小手提包拿过来。她拖着踢踢踏踏的步子从餐厅的这头走到那头，又轻轻地晃动着那小手提包走了回来。她说：“受朋友的委托，我只跟你说几句话。她本来要亲自来，可她今天感觉有点不舒服。你要谅解她，听我代她给你说。她能够给你说的，我都会告诉你。相反，我想我甚至还会给你说得更多些，我毕竟是个局外人。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到底有什么要说呢？”K问道。蒙塔格小姐一个劲地盯着他的嘴唇，他感到很厌烦。她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左右他先要说什么。“我请求毕尔斯泰纳小姐当面谈一谈，她显然是不肯见我面。”“是这样，”蒙塔格小姐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言过其实了。一般说来，有人约你谈话，你既不能随便说什么准许，也不能随便说什么拒绝。不过，你可能会说觉得面谈没有必要，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你既然已经把话说明了，现在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了。你写信或捎话请求我的朋友跟你谈谈。可是，我的朋友，我至少得这样猜想，既然已经知道要谈些什么，所以，由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她深信，就是真的谈了话，对谁都不会带来好处。再说，她昨天才向我提起这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而已。她还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在乎这个谈话的，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动了这样的念头，而且你也用不着专门解释，即使不是现在，但也要不了多久，自己就会看到这事做得多么荒唐。我接上她的话茬对她说，不过，为了把事情彻底说个明白，我倒认为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为好，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情愿当这个中介人，我的朋友犹豫了一阵子，最后听从了我的劝告。但愿我这样做也能让你称心如意。哪怕再小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让人不明白的地方，总会使人烦恼；如果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弄个明白，就像你们这种情况，何乐而不快去为之呢？”“谢谢你，”K随即说道，慢慢地站起来，看了看蒙塔格小姐，然后瞟过餐桌，又望了望窗外——太阳照着对面的房子——接着朝门口走去。蒙塔格小姐跟他走了几步，仿佛她不很信赖他似的。但是，到了门前，他们不由得退了回来；门开了，兰茨上尉走了进来。K第一次在近前看见他。他身材高大，四十上下，肥圆的脸庞晒得黑黑的。他微微躬了躬身，向蒙塔格小姐和K致意，然后走到小姐跟前，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她的手。他的动作洒脱大方。他对蒙塔格小姐的彬彬有礼和K对她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蒙塔格小姐看来并不生K的气，她甚至想把K介绍给上尉，K似乎也觉察到了。但是，K并不希望她来介绍；他无论是面对上尉，还是面对蒙塔格小姐，都无法做出一个笑脸来。在他的眼里，这吻手动作把她跟上尉串成了一伙，他们打着极其和善与无私的幌子，企图不让他接近毕尔斯泰纳小姐。但是，K觉得不只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还发现蒙塔格小姐玩弄了一个无懈可击、自然是左右逢源的招数。她夸大了毕尔斯泰纳小姐和K的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又不择手段地耍花招，仿佛言过其实的不是别人而是K。她这是枉费心机。K什么都不想夸大，他知道，毕尔斯泰纳小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字员，不会跟他扛很久的。在这种情况下，格鲁巴赫太太对他所说的那些关于毕尔斯泰纳小姐的事情，K自然不屑一顾。他离开餐厅的时候，满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差点儿连招呼都没有去打。他打算立刻回自己的房间去。可是，在他身后，从餐厅里传来了蒙塔格小姐一阵轻轻的笑声，顿时叫他起了一个念头，他或许可以给上尉和蒙塔格小姐这两个家伙弄点名堂瞧瞧。他四下望望，又侧耳听听，周围的房间里会不会有什么动静。四处静悄悄的，只听见餐厅里的谈话声和通向厨房的走廊里格鲁巴赫太太说话的声音。看来是好机会，K便走到毕尔斯泰纳小姐的门前，轻轻地敲敲门。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又敲了一次，可是依然没有人回应。她在睡觉吗？或者她真的不舒服？或者她知道只有K才会这么轻轻地敲门，所以装作不在家里？K猜测她装作不在家，因此敲得更响；敲来敲去没有结果，他最终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心里忐忑不安。他这样做不仅错了，而且毫无用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再说，房间已经看不到K所见过的样子，面目全非了。墙边并排摆着两张床，靠门口的三把椅子上堆满了外衣和内衣，衣柜门大开着。也许蒙塔格小姐在餐厅里神气十足地劝说K的时候，毕尔斯泰纳小姐走开了。K并不因此而觉得太沮丧，他本来就没有期盼过会那么轻轻松松的见到毕尔斯泰纳小姐。他现在试了试，无非是要气气蒙塔格小姐而已。然而，当他出来关上房门时，发现蒙塔格小姐和上尉在敞开的餐厅门口谈话，简直叫他无地自容。也许他们打K推开门以后就一直站在那里。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并不注意，只顾低声谈话；他们注视着K的一举一动，目光就像在随随便便地谈天时一样，时而漫不经心地四下望一望。可是，这目光却沉重地压在了K的心头上。K贴着墙，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检察官

K在银行里干了多年，已经通晓人情，深谙世道。但是，他始终觉得固定餐桌上的那一圈人非常令人钦佩；他面对自己从来也不否认，跻身于这样一个社交圈里，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来往于这个圈里的人几乎都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也有几个非常年轻的官员和律师助理挤了进来，但是，他们只配坐在一旁默默地观望，不许在争论中插嘴，除非有人专门问到他们。不过，那样的提问大多只是为了叫这圈人开开心。尤其是检察官哈斯特尔，他通常坐在K的旁边，就喜欢以这种方式来出年轻人的洋相。每当他把那毛绒绒的大手摊在桌子上，面向桌子那一边时，全场顿时便肃然起敬；一旦那一边有人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反应，不过要么是无法解开其意，要么是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的啤酒，要么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甚或是——这是最糟糕的——滔滔不绝，信口开河，滥发议论，于是那帮年长些的先生们便笑逐颜开，不住地在自己的座位上扭过来转过去。这时，他们的兴致好像才勃然而起。至于涉及到真正严肃的专业话题，惟独他们才有资格参与。

K是通过一个律师，也就是银行的法律代表进入这个社交圈子的。有一天，K在银行里不得不跟这位律师一直长谈到晚上，于是，自然也就很凑巧，他们在律师的固定餐桌上一起进了晚餐，K对这个社交圈子一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里，他看到的都是些博学多识、声名显赫、在一定意义上说颇有权威的先生；他们利用饭后茶余，探求解决一些棘手的、跟普通生活联系甚远的问题，而且尽心尽力，孜孜不倦。即使他当然只有微不足道的参与机会，但他却得到了一个受益匪浅的可能，这迟早也会给他在银行里的工作带来好处。另外，他还可以借机跟法院建立一些不无好处的私人关系。这个圈子的人好像也挺欢迎他似的。不久，人家便把他当做商务专家来看。而且他对这类问题的看法——即便这里也并非完全没有讽刺的意味——被视做是不可辩驳的。时而也会出现两个人在评判某一个法律问题时意见分歧，他们就要求K对具体情况谈谈看法，于是争论的双方就口口声声不离K的名字，直扯到那玄而又玄的、K早已无法再跟得上的探索里。然而，他渐渐地明白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把哈斯特尔律师看成了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好顾问。这人也很友好地接近他。K甚至常常晚上陪着他回家去。但是，他好长时间都很不习惯肩并肩走在这个巨人的身旁，他觉得他简直是给埋没在律师的大袍下而黯然失色。

但是，在这期间，他们几乎如胶似漆地黏在一起；教育的差异，职业的不同，年龄的悬殊，全都不存在了。他们彼此来来往往，仿佛他们向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果说在他们的交往中，从表面上来看有一个占上风的话，那么这个占上风的不是哈斯特尔，而是K，因为他那直接赢得的实践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优势，这是从法院办公桌上永远不可能得到的。

自然，这种友谊不久便在固定餐桌圈上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而谁把K引进了这个社交圈子，多半已被人们遗忘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哈斯特尔成了K的保护伞；一旦他坐在这里的资格遭到怀疑时，他就可以完全有理由打出哈斯特尔这张王牌来。不过，K因此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因为哈斯特尔是一个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那法人思维的力量和精明虽然十分令人仰慕，可在这一方面，有许多人至少跟他势均力敌。然而，他维护自己看法的粗野，是谁都望尘莫及的呀。K深有感触，哈斯特尔要是不能说服自己的对手，至少也要叫他畏惧三分；只要一看见他那伸张开的食指，许多人都会退避三舍。然后，他却行若无事，照样跟老相识和老同事兴冲冲地谈论深奥的问题。实际上，无论在这里发生什么事，都绝对不会扫去他一丝一毫的兴致，仿佛对手被遗忘了似的，——然而对手则是默不作声，能摇摇头就算是有勇气了。叫人看了几乎感到尴尬的是，哈斯特尔一旦发现对手坐得距他很远，觉得如此相隔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便把菜盘往后一推，慢慢地站起身来，亲自走上前去。坐在旁边的人随之都仰起头来，注视着他的神色。当然，这样的事只是偶尔发生。首先，他几乎只是在谈到有关法律问题时才会情绪激动，也就是说，主要是涉及到他办过的和正在办的案子。要是不关这样的问题，他便显得和和气气，从容不迫，笑得和蔼可亲，吃得也尽情，喝得也开心。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去听那平平淡淡的谈话，而是转向K，把胳膊搭在K的座椅扶手上，低声向K询问银行里的情况，也给K讲自己工作上的事，或者跟女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像在法院的工作一样，给他带来了同样多的麻烦。在这个圈子里，从来没有看到他跟任何别的人谈得如此推心置腹。实际上，只要有人有求于哈斯特尔——大多都是求他去促成跟同事之间的和解——往往先去找K，求他引见，K总是乐意为之，而且不用费吹灰之力。他对谁总都是彬彬有礼，谦虚恭让。在这一点上，他从不仗着跟哈斯特尔的关系而妄自尊大，而且他很善于恰如其分地划分这圈里人的等级，待人接物，因人而异，这比彬彬有礼和谦虚恭让更为重要。当然，在这一方面，哈斯特尔对他谆谆教诲，孜孜不倦，这也是哈斯特尔本人在激烈的争论中惟一不会受到伤害的准则。因此，他对那些坐在一旁，几乎还谈不上级别的年轻人说起话来，始终是堂而皇之，仿佛他们不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而是被捏成一堆的乌合之众。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对他却毕恭毕敬；每当他快到十一点钟起身要回家时，马上就会有一位迎上前去，帮他穿上那沉甸甸的大衣，另有一位则恭恭敬敬地为他打开门扶着，当然一直要扶到K跟在哈斯特尔后面一道离去。

起初，K陪着哈斯特尔，或者说哈斯特尔陪着K走一程，但到了后来，这样的夜晚通常便挪在哈斯特尔的家里而告终；他总是请K一起去他的住所里，跟他再呆一阵子。于是，他们还很可能一起度过个把钟头，又是喝酒，又是抽烟。这样的夜晚使哈斯特尔如醉如迷，甚至当他把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领到家里住的几个星期里也不肯放过。那是一个不很年轻的黄皮肤胖女人，黑鬈发盘绕在额头上。K最初看到的只是床上的她；她一般都躺在那儿，简直不知羞耻，习惯于看着一本借来的小说，并不理睬他们的谈话。可是，当他们谈得很晚时，她便伸开四肢躺在床上，打着哈欠。要是她用别的招数不能引起对她的注意，就会拿起自己的书扔向哈斯特尔。于是，哈斯特尔笑眯眯地站起身来，K也只好起身告辞。不过到了后来，当哈斯特尔开始厌腻起她的时候，她变得神经质似的，存心不让他们在一起好过。这期间，她总是衣冠楚楚，等候着这两位先生，平常穿着一身她很可能自认为是既富贵又得体的衣裳，实际上则是一套装饰繁琐的老式舞会礼服，尤其让人不堪入目的是那几排挂在上面当装饰的流苏。这套衣裳到底是什么样儿，K不得而知，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去打量她；他坐在那儿数小时之久，总是半低着眼睛。但是，这女人不是摇摆着身子在屋子里荡过来荡过去，就是坐在K的旁边。后来，当她的地位愈来愈守不住的时候，她出于无可奈何，甚至试图竭力来靠近K，做给哈斯特尔看，惹他嫉妒。即使她裸露出那肥圆的背靠在桌子上，把脸贴近K，想这样迫使他抬起眼睛来看一看，这也不过是无可奈何而已，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行为。她这样做只能使K拒绝以后去哈斯特尔那里。过了一些日子，等K再去那儿的时候，海伦已经被彻底打发走了。K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呆得特别久，在哈斯特尔的提议下，欢庆了他们之间结成的兄弟友谊，喜庆的烟酒使K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有点迷醉。

真凑巧，第二天早上，在银行里商量业务的时候，经理说起他好像昨天晚上看见过K。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K是跟检察官哈斯特尔臂挽臂走着。经理好像觉得这很奇怪，他——当然这也符合他平日一丝不苟的态度——提起那个教堂，说到就在教堂的一侧，喷水池的附近碰见了他们。要是他想要描述一场幻景，也不过如此绘声绘色而已。既然这样，K便向他解释说，检察官是他的朋友，他们确实昨天晚上从教堂旁边走了过去。经理惊奇地笑了笑，并且请K坐下。这正是那样一个时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刻，K才那么喜欢经理；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从这个体弱多病、咳嗽不止，而且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的人身上流露出某种对K的幸福和前程的关心。这样的关心，要让其他在经理跟前经历过同样时刻的职员来看，当然可以称做是冷酷和流于表面；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靠着牺牲两分钟的时间，结果把能干的职员长年累月地捆缚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怎样，在这样的时刻里，K拜倒在了经理的手下。或许也是经理跟K谈话与跟其他人稍有不同，莫非他忘记了自己身为上司的地位，要这样与K为伍——更确切地说，在平常的业务来往中，他总是这样做——但是，此时此刻，他似乎偏偏忘记了K的地位，跟K讲起话来，就像是跟一个孩子似的，或者就像是跟一个刚刚步上谋职的路，出于某种摸不透的原因引起了经理好感的天真无知的年轻人似的。毫无疑问，要不是K觉得经理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话，或者要不是正如在这样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关心可能完全使他心醉神迷的话，他是不会容忍这样一种讲话口气的，无论是别的人也好，还是经理本人也罢。K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他在这一方面确实还留下了一些孩子气。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己那过早死去的父亲的关心，很快就离开了家，而且向来宁愿拒绝，也不愿诱来母亲的温柔。母亲依然生活在那个永久不变的小城里，眼睛也不好使了，K大约有两年没有去看望她了。

“对于这个友谊，我可是一无所知，”经理说。惟有一丝轻轻而友好的微笑和缓了这句话的辛辣。

拜访爱尔萨

有一天，K正要出门，有人打来电话，要求他立刻到法院办公室去。他们警告K别桀骜不驯。他们说K发表了闻所未闻的言论：他把审讯看得一文不值，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他不会再去接受审讯，也不会理睬电话或书面传讯，并且要把法院的使者从门里扔出去。所有这些言论都记录在案，而且已经给他带来了种种不利。他究竟为什么不愿意顺从呢？难道人们不惜时间和费用，不就是关心着怎样审理清楚他这个棘手的案子吗？他是有意要在其中作怪，非要把事情弄到采取强力措施的地步不可吗？迄今人们对他宽了再宽，容了再容。今天的传讯是最后一次机会。他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他要想一想，高级法院是容不得任何人戏弄的。

既然K这天晚上已经约好去拜访爱尔萨，那他就可以拿这个理由不去出庭；他很高兴可以借机为自己不去出庭作辩解，尽管他当然从未这样为自己辩解过，而且即使他这天晚上无所事事，他很可能也不会出庭。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总是在电话里问，如果他不去的话，会怎么样。“人们总归会找到你的，”对方回答道。“我没有自动去出庭，会受到惩罚吗？”K问道，他面带笑容，期待着会听到点什么。“不会的，”对方回答道。“好极了，”K说，“可我还有什么理由要接受今天的传讯呢？”“人们一般不会把法院的权力手段往自己身上引，”那个变得越来越微弱的、最后消失的声音回答道。“如果不这样做，就太欠考虑了，”K离开屋子时心想道，“的确应该试图领教一下那些权力手段是什么样儿。”

K毫不犹豫，驱车驶往爱尔萨那里。他惬意地靠在车厢的角上，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天气已经开始凉了——兴致勃勃地领略着熙熙攘攘的街景。他心里颇有几分满意地想道，万一法院今晚真的开庭，他也没有给它造成任何麻烦。他电话里并没有表明他是出庭还是不出庭；因此，法官等也好，也许甚至一大庭人等也好，惟独K不会到场，特别让那些顶层楼座的听众会感到失望。K不为法庭所动，直驶向他要去的地方。一瞬间，他竟不敢肯定，是不是由于心不在焉而把法院的地址告诉了车夫，他又向车夫大声说出爱尔萨的地址。车夫点了点头，先前告诉给他的正是这个地址。从这时起，K渐渐地忘记了法院，他的思想又像以前一样完全萦绕在银行里。

明争暗斗

一天早上，K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神焕发，气宇轩昂，他几乎把法院抛在了脑后，即使他偶有牵思，但他似乎感到，仿佛随手去抓住一个无疑隐藏着的、只有在暗中才摸索得到的把柄，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捉住这个无边无际的庞大组织，把它连根拔掉，砸个粉碎。他那异乎寻常的状况甚至诱使他把副经理请到自己办公室里来，共同商量一项已经催了好些时间紧着要办的业务。每当遇上这样的时机，副经理都会装模作样，好像他跟K的关系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变化。他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就像从前总是与K比高低的时候一样；他泰然自若地倾听着K的讲述，时而插上几句亲密无间，甚至志同道合的话来表示他的关注。惟独让K迷惑不解的是，副经理对业务上的事坚定不移，矢志不渝，打骨子里愿意接受这种事，但是，其中却很难看出有什么意图。然而，面对这个履行职责的楷模，K的脑袋立刻沉溺于如醉如迷的遐想之中，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这项业务交给副经理去办。曾经有一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K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副经理突然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回到他的办公室去。K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谈话正常结束了，但是，同样也可能是副经理忽然中断了谈话，要么是K无意中伤害了他，要么是他在胡说八道，或者是副经理认定K听得心不在焉，脑子里转着别的事情。不过，甚至也可能是K做出了荒唐可笑的决定，或者是副经理故意诱使K做出这样的决定，以便他当即就迫不及待地拿它来算计K。再说，他们后来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K不愿意去想它，副经理则守口如瓶。不过，这事看来暂时，甚至以后也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后果。但是，不管怎么说，K并没有被这事所吓倒；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只要稍有精力，他就会站到副经理的门口，不是去找他，就是叫他过来。他从前见了副经理总是躲躲闪闪，这样的日子现在一去不复返了。他不再指望一夜之间就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从而一下子会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烦恼，自然而然地恢复与副经理固有的关系。K意识到，他不能自暴自弃；一旦他退缩了，也许面临的实际情况要求他这样做，那么可怕的是，他可能永远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不能让副经理以为K完蛋了而洋洋得意，要叫他抱着这个念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卧不宁，必须叫他心神不定，一定要尽可能不断地让他知道，K还活着，他像所有生灵一样活着，有朝一日，他会崭露出新的才华，让人刮目相看，即使他今天显得如此不被人放在眼里。有时候，K也对自己说，他玩这一套，无非是为了争强好胜，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的弱点，却一再去跟副经理作对，长其威风，而且给他提供观察和随时根据眼前的现状有的放矢地制定对策的机会。这样做，其实不会给K带来任何好处。但是，K简直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他成为自欺欺人的俘虏。有时候，他深信正好现在可以无牵无挂地跟副经理较量一番，但一次次惨败的教训却不会使他翻然醒悟；他十次努力都不成功的事，却相信第十一次会如愿以偿，尽管一切自始至终都一个劲儿地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每当他这样会面以后精疲力竭，汗水淋淋，脑袋里一片空虚而留下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是希望，还是绝望迫使他去找副经理。但是，到了下一次，却又不过是抱着赤裸裸的希望，急不可待地走到副经理的门口。

今天也同样如此。副经理马上就走了进来，紧在门旁停住脚步，依照新近养成的习惯，拭了拭他那夹鼻眼镜，先看看K，然后更仔细地看看整个房间，免得他观察K的时候太惹人注意。看样子，仿佛他借着这个机会在检查自己的视力似的。K顶住了他的目光，甚至微微一笑，请副经理坐下。他自己一下子坐进他的扶手椅里，把椅子尽量地挪到副经理的跟前，立刻从桌上拿来必要的文件，开始了他的汇报。起初，副经理好像不怎么在意听。在K的办公桌桌面上，四周镶着一道雕刻的浅花边。这个办公桌可谓是精美的杰作，而且花边紧紧地镶在木头里。但是，副经理却装腔作势，好像他正好现在发现那儿有一处松动，于是，他伸出食指，按到花边上，试图去把它修复。K随之要停止他的汇报，但副经理却不容许，他说自己一字不漏听得仔细，听得明白。可是，当K暂时还不能使副经理不得不谈出自己具体看法的时候，这花边好像在要求着特别的规则似的，因为副经理此刻掏出他的小折刀，又拿起K的直尺两面对着试图把花边撬起来，无非是为了把它再镶进去时能够省事些，压得更深些。K在他的汇报里写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建议，而且期望能够对副经理产生特别的影响。他讲到这个建议时，简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银行的工作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现在觉得自己在银行里还有一席之地，而且他的思想有力量证明他的存在。他为这种变得越来越少有的意识而如此兴致勃勃。甚至他觉得这种自我辩护的方式不仅在银行里，而且在打官司时也许都是最可取的，也许要比他已经尝试过的，或者准备尝试的任何其他辩护都有效得多。K急于一气讲下去，哪里还顾得上专意把副经理的注意力从摆弄花边上引过来。在念报告的过程中，仅有两三次，他用那只自由的手安抚似的掠过花边，几乎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像以此要向副经理表明，这花边完美无缺，即使会发现有什么毛病，可此时此刻，专心倾听比什么修复工作都重要，也更合乎礼貌。但是，就像常常发生在那些活跃的、专注于脑力工作的人身上一样，副经理一头扎进了这种手艺活里。这时，花边的一块真的被撬了起来。接着就是把那些小插柱再插到原来的孔位上。这个工作比先前所做的一切都要困难，副经理不得不站起来，试图用两只手把花边压进去。但是，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那花边却执意不肯就位。在念报告——他更多是连念带讲——的过程中，K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副经理站起来了。尽管他对副经理摆弄花边的一举一动几乎一直看在眼里，但是他却以为副经理的举动跟他的报告有什么联系。K便也站起来，指头按在一个数目下边，向副经理递过一份文件去。然而，这期间，副经理却发现两只手压来压去不顶用，便当机立断，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花边上。这下子当然成功了，那些小插柱咔嚓一声入了孔。可是，匆忙间，有一根小插柱折断了，还有一处上面那精巧的镶边断成了两块。“劣质木料，”副经理气恼地说，放弃了K的办公桌，坐……

法院

起初，K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意图，只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设法去打听那个最先公开他这桩案子的机构在哪儿。他轻而易举地打听到了；他无论是向梯托雷里还是向沃尔夫特打听，他们都确切地告诉了他那家机构的门牌号。后来，梯托雷里又面带一种他向来对那秘而不宣、没有让他来评定的意图所持的微笑，补充了他的答复；他声称，恰恰是那个机构一点作用也不起，它只能说出人家让它要说出的话，惟有那庞大的检察机关的最高机构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对被告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如果谁对检察机关有什么愿望的话——当然，人们始终会有许许多多的愿望，但是，要把它们都说出来并非什么时候都是明智的——那当然就不得不去求助于所说的那个下属机构。可这样一来，他不但无法接近那个真正的检察机关，而且也永远不会使他的愿望到达那儿。

K对这个画家的本质已经了如指掌，所以，他既不反驳，也不进一步去探问，只是点着头，一声不吭地听着他侃侃而谈。就折磨人而言，他又一次觉得梯托雷里绰绰有余地充当了那律师的角色，他近来已经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与之不同的只是，K并没有那样委身于梯托雷里；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甩开他。其次，梯托雷里多嘴多舌、口无遮拦，甚或夸夸其谈，即使是现在比以前有所收敛。再则，K就自己而言，也够折磨梯托雷里一番了。

而且在这件事上，K也是这样做的；他谈起那家法院来，听他的口气往往让人觉得，仿佛他向梯托雷里隐瞒着什么似的，仿佛他已经跟那个机构建立起了关系，但这种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万无一失公开的地步似的。但是，当梯托雷里迫不及待地要追问下去的时候，K却戛然而止，久久不再提这个话题。他耽于这种小小的收获，于是他便相信，他现在把法院外围的这帮人看得太清楚了，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来玩弄他们，几乎跻身于他们之中，至少不时地能够获得对法院更为概括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他们处在法院的最低一级，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了解。即使有一天他会失去他在这低层的位置，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即便这样，那儿也依然是一个可能的避风地，他只需躲进这些人中间就行了；如果他们由于自己等级的低下或者其他原因而帮不了他打官司的话，他们倒会接纳和包容他。也就是说，只要他把一切考虑周全，暗中实施，他们便绝对不会拒绝以这种方式来帮他的忙，尤其是梯托雷里不会拒绝，因为K现在成了他的知心人和救济者。

K怀着这样或者类似的希望，但并非天天如此。他一般仍然仔细地区别对待，谨防疏漏或者略过任何一个困难。但是，有时候——大多是下班后的晚上，他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他会从白天那微不足道的，再说也是模棱两可的事件中吸取安慰。下班后，他通常就躺在自己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不在这长沙发上躺着喘息个把钟头，就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思绪潮涌，观察接踵而至。他的思想并不是难堪地局限于那些跟法院有关的人身上。在半睡半醒状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混为一团，于是他忘记了法院那伟大的工作，觉得好像自己是惟一的被告，所有其他人都乱七八糟地穿梭在法院大楼的走道里，有法官，有律师，还有那些麻木不仁的家伙，下巴撑在胸前撅着嘴，眼睛露出呆滞的目光，好像在认真负责地深思似的。于是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们始终结成一帮，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们张着嘴，磕头碰脑地挤在一起，就像一个控告合唱团。他们之中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因为K已经好久根本不去过问公寓的事情了。然而，正是因为有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缘故，他觉得进一步去跟这帮人打交道不是滋味，但有时为了在那儿找毕尔斯泰纳小姐却不得不违心为之。比如说，他的目光一飞过这帮人，迎面突然闪现出一对完全陌生的眼睛，拦住了他的目光。于是，他便找不到毕尔斯泰纳小姐。但是，当他为了避免任何过失，接着又一次去寻找的时候，却发现她正好让这群人围在中间，胳膊搭在旁边两个人的肩上。面对这种情景，他几乎是无动于衷，特别是因为已经屡见不鲜了，只是陷入那难忘的回忆，回忆起他曾经在毕尔斯泰纳的房间里看到过的一张海滨浴场照片。这种情景驱使着K远离开这群人。即使他还经常回到这里来，但他现在却迈着大步，匆匆而过，纵横穿梭于法院的大楼里。他越来越熟悉这里所有的办公室，觉得自己从来不可能看见过的、被遗忘的走道显得格外熟悉，仿佛它们从来就是自己的住所似的；这里的一点一滴一人一物极其鲜明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比如说，有一个外国人在前厅里踱步，他的穿着酷似一个斗牛士，束紧的腰身就像刀切的一般，那短得出奇的、紧紧地绷在身上的上衣挂着淡黄色的粗线花边。这个人一刻不停地踱着步，不间断地让K惊奇地注视着他。K弯着腰，围着他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极力瞪大眼睛，惊奇地注视着他。那花边上的所有图案，每一个有缺陷的流苏，那短上衣的一摆一动，K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还没能看个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是早已看厌了，就是压根儿不想看得更仔细。可这副打扮却不放过他。“外国人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化装！”他心里想，眼睛睁得更大。他跟随着这个人，直到他猛地翻过身，脸埋到皮沙发上为止。

探望母亲

吃午饭的时候，K突然想起来，他要回家去看望母亲。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过了这个春天，他已经有三个年头没有去看望母亲了。当时，她要求K过生日时就回到她那儿去，尽管他有许多事情缠身，还是答应了这个要求，甚至给她许诺，每个生日都在她那儿过。但是许诺归许诺，他已经两次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了。为此，他现在不想再等到生日那一天了，哪怕只有十四天也罢，而是要立刻驱车前往。他显然也对自己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偏得现在回去不可。相反，他每两个月定期从堂兄那里得到的消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让人放心。堂兄在那个小城里经营着一家商店，K寄给母亲的钱都由他来管理。母亲的眼睛快要看不见了。但是，几年来，K根据医生的诊断，已经预料到迟早会这样。与之相反，她的其他状况变好了，各种老年疾病非但没有加重，反而减弱了，至少她抱怨少了。按照堂兄的说法，这也许跟她最近几年来变得无限的虔诚密不可分，——K上次看望母亲时，已经隐隐发现的某些迹象，几乎叫他反感。在一封信里，堂兄十分形象地描述说，老太太以前只能是步履蹒跚，艰难行走，而现在，当他星期天领着她去教堂时，她便挽起他的胳膊，几乎迈着轻快的大步走去。K是可以相信堂兄的。这人一向谨小慎微，无论报告什么情况，宁可少报喜多报忧。

然而，无论怎样，K现在下定决心要回去一趟。除了其他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外，他新近又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伤感，近乎毫无理由地企图听命于自己的一切欲望，——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偏执的做法至少有利于一个良好的动机。

他走到窗口，想稍微集中一下自己的思想，然后立刻让把午饭端下去，并派办事员去格鲁巴赫太太那里，告诉她要外出，取来手提包；而且让格鲁巴赫太太帮他打好提包，她觉得需要装什么随她便。接着，他向库纳先生吩咐了几项他外出期间应该处理的业务。这一次，K对库纳的习气几乎没有动怒；库纳先生接受任务时，总是偏着个脸，已经习以为常了，仿佛他该要做什么，心里完全有底，而且把分派任务仅仅只是当做走过场忍受着。最后，他去找经理，请求经理准他两天假去看望母亲。经理自然问道，K的母亲是不是病了。“没有，”K说，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站在屋子的中间，两手交叉在背后。他皱起眉头沉思着。也许他对准备外出的事太性急了吧？呆在这儿不更好吗？他要去那儿干什么呢？他莫非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才要去那儿吗？难道凭着一时感情冲动就不怕在这儿误了重要的事吗？几星期来，这案子似乎搁置下来了，他几乎没有听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可现在，时刻都可能出现干预的机会。再说他的突然出现不会吓坏母亲吗？他当然不会存心这样，但这种事却会违背他的意愿轻而易举地发生，因为现在就有许多事情违背他的意愿发生了：其实母亲根本就没有盼望他回去。以前堂兄来信，总是一再重复着母亲急切地盼望着他回去，现在已经好久不再提了。因此，他不是为了看望母亲而回家去，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果他因为自己的缘故，抱着某种希望去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而且即使到了那里，也只会在最后的绝望中自食其白痴行为的恶果。但是，他决不改变初衷，明知不可而执意要去，仿佛所有这一切疑虑不是他自己的，都是别人企图强加给他似的。这期间，经理无意地、或者说很可能是出于对K的体谅而埋头在一张报纸上，现在抬起眼来，起身握住K的手，没有再提什么问题，祝愿他旅途顺利。

K回到他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在等待着办事员回来；他几乎一声不吭地拒绝了一再跑进来打探他为什么外出的副经理。他终于等来了手提包，便立刻跑下楼去，径直奔向预先订好的马车。K已经跑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刻，银行职员库里希又出现在楼梯上，他手里拿着一份起了头的函件，显然要请求K给以批示。虽然K挥手拒绝了他，可是这个金发大脑袋的家伙反应却是那么迟钝。他误解了K的意思，手里挥动着那张文稿，跨着十分危险的步子，急不可待地追下楼梯。K见此火冒三丈，等库里希在门外台阶上赶上他时，便一把从他手里抓过那份函件撕了个粉碎。K上了车回过头来时，看到库里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痴痴地目送着离去的马车，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而站在他身旁的门房则脱下帽来深深地致意。这么看来，K的确还是银行里的一个头面职员。如果库里希要否认的话，门房会给予驳斥的。而且K的母亲甚至不顾任何反唇相讥，把K当成银行的经理，几年来已经是这样了。在她的眼里，无论K的声望会遭受到怎样的伤害，K是不会沉下去的。也许这是一个好的征兆，他正好在出发前使自己深信，他还可以一如既往，从一个甚至跟法院有关系的职员手里夺过函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撕个粉碎，而他则安然无恙。当然，他恨不得照着库里希那张苍白的圆脸打两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不可以这样做。

城堡

高年生 译

前言

城堡——一个迷宫似的故事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早在一九四一年，著名英国作家奥登就说过：“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在文学的田野上默默地耕耘，以自己独辟蹊径的创作广泛地影响了当代各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他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母亲是个气质忧郁、耽于冥想的家庭妇女。卡夫卡幼时受的是德语教育，一九○一年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但不久便迫于父命改学法律，并于一九○六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自一九○八年起，他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一九一七年患肺病，一九二二年因病离职，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病逝，只活了四十一岁。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幸。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生活环境、他的家庭，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末期。当时在布拉格，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十分尖锐，帝国摇摇欲坠。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与斯拉夫人没有什么来往，而布拉格的多数居民是斯拉夫人；他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使他与周围的人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既不是完全的奥地利人，也不是捷克人。作为保险公司的雇员，他不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他的父亲性情暴烈、作风专横，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卡夫卡从小就感到来自父亲的压力，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卡夫卡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向的性格，使他把写作当做惟一的精神寄托。

卡夫卡自幼酷爱文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并涉猎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学说，受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思想影响，也研究过中国的老庄哲学。一九○八年开始发表作品。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随笔、杂文、格言、书信、日记等。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生前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卡夫卡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求挚友布罗德焚毁他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已发表的作品也不再版。后世的读者应感谢独具慧眼的布罗德没有执行这份遗嘱，在作家身后整理出版了亡友所有著作，使这位旷世奇才的不同凡响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流播世间。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自五十年代起，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作家们纷纷模仿借鉴卡夫卡的创作手法，学术界也掀起研究卡夫卡的热潮，在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卡夫卡学。时至今日，声势越来越大。本世纪以来活跃在世界文坛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流派如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创作方法某种特征的渊源。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了解比较晚。六十年代中期，大陆曾翻译出版卡夫卡的少数作品，但仅供内部参考，广大读者无缘得见。“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卡夫卡也得到重新评价，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卡夫卡也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有一些作家已开始有意识模仿卡夫卡。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夫卡的作品将会在我国赢得愈来愈多的读者的理解和赞赏。

卡夫卡的三部长篇都是未竟之作。在这三部作品中，《城堡》篇幅最大，也最富有卡夫卡特色，被公认为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布罗德甚至称《城堡》是“卡夫卡的浮士德”。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的故事。作品寓意深邃，内容怪诞离奇，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悖谬、常人与非人并列在一起。有人称它是一部“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有一位外国评论家指出：“《城堡》的读者读了头几页往往会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而这并不是因为书中的语言晦涩——卡夫卡的文风倒是明白晓畅的——，而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如此离奇，人们间的对话是如此怪诞……”

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极其离奇而荒诞的事情。城堡并没有聘请土地测量员，却认可了K的土地测量员的身份；K早晨出门，大约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已降临；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算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却是一大群官员，他们的人数恐怕要比他们管辖下的村民多出好几倍，他们整日忙忙碌碌，办公室里一捆捆文件堆积如山，文件不断地掉到地上，只要发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收到一件无关紧要的申诉或无足轻重的申请，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得成年累月地运转起来；巴纳巴斯自愿为城堡充当信差，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在公事房等待任务，一等就是几年，也没有接到过一次差遣；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给K发来两封信，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动手工作，后来发现，这些信都是旧的，是从一堆发黄的旧档案里随便抽出来的；城堡秘书比格尔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处理公务，传讯当事人；K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城堡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但他却无法接近城堡一步；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坚决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可他们却发热病似的去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找到索提尼的跟班，阿玛丽亚的姐姐奥尔加不惜跑到客栈去，委身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

这些事情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却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反常。这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客观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故事情节在外表的荒诞性之下具有深刻的寓意，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思考。

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城堡》一书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

城堡是神和神的恩典的象征。K寻求进入城堡之路，以求得灵魂的拯救，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神的恩典是不可能强行取得的，最后K离开人世时才得到补偿。因此，《城堡》是一则宗教寓言；

城堡是权力象征、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近在咫尺，但对广大人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是极权主义的预示；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排犹主义。《城堡》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

K的奋斗是为了寻求真理。人们所追求的真理，不管是自由、公正还是法律，都是存在的，但这个荒诞的世界给人们设置了种种障碍，无论你怎样努力，总是追求不到，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K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局外人”，不仅得不到上面的许可，也得不到下面的认可。他自始至终是一个“陌生人”。K的这种处境是现代人命运的象征。人不能不生活在社会之中，但社会不允许、也不承认他是社会的真正成员；

《城堡》反映了卡夫卡和他父亲之间极其紧张的关系。城堡是父亲形象的象征。K想进入城堡，而城堡将其拒之门外，这反映了父子对立和冲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评说只是人们所作的诸多评说的几种可能性。未来世代还将不断地评说下去。每一种评说，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很难加以单一的概括。卡夫卡作品的本质在于提出问题而不在于获得答案。意味深长的是，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完。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欧茨指出：“对许多读者来说，卡夫卡还是一个永恒的谜……要‘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解开’人生的真谛。应该如何解释卡夫卡，如何超越卡夫卡笔下典型主人公的立场，如何去认清《城堡》本身的秘密！——看来这一切都是难以做到的……”[1]不过，从某个角度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

卡夫卡是一个揭露旧世界的天才，他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梦魇般的世界现实。布莱希特称卡夫卡是“一位先知式的作家”。R.D.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说：“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2]卡夫卡自己也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1922年7月5日给布罗德的信）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卡夫卡作品中惊人的预言性：“卡夫卡的梦魇世界……实际上已成为现实。”欧洲战后的现实，也为人们重新评价卡夫卡提供了基础：“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失望，对过去空想的摈弃……命令主义、生产的自动化、受官僚全面控制的世界的景况，这一切在卡夫卡未卜先知的预言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在中国，经历过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卡夫卡作品中貌似荒诞不经的事情便有了新的领会。布罗德指出：“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小说中关于某一类型的人对于世界做出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其准确与细致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由于每个人都能觉察到自己身上也有这种类型的成分——正像他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所以卡夫卡的《城堡》超越了书中所写人物的个性，成为一部对每人都适合的认识自我的作品。”[3]正因为卡夫卡所揭示的东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流传如此广泛。有人说卡夫卡“归根结底是最可理解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年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引自欧茨《卡夫卡的天堂》，参见《论卡夫卡》第678—6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 参见R.D.莱恩《分裂的自我》第6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引自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1940），参见《论卡夫卡》第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一章 到达

K抵达的时候，天色已很晚。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

之后，他去找住处；客栈里的人还没有睡，店主对晚来的客人深感意外和困惑，虽然没有房子出租，但他还是愿意让K睡在店堂里草垫子上，K同意了。有几个庄稼人还在那儿喝啤酒，但是K不想和任何人交谈，便自己到顶楼上拿来草垫子，在火炉旁边躺下。这里挺暖和，庄稼人不言不语，他用疲惫的眼光还打量他们一会，然后就睡着了。

可是，没过多久，他便被人叫醒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像城里人，长着一张演员般的脸，细眼睛，浓眉毛，正和店主一起站在他的身边。庄稼人还在那里，有几个把椅子转过来，以便看得听得更清楚一些。年轻人因为叫醒K而彬彬有礼地表示歉意，自称是城堡总管的儿子，接着说：“本村隶属城堡，在此地居住或过夜就等于在城堡里居住或过夜。未经伯爵准许，谁也不得在此居住或过夜。可是您并没有获得伯爵的批准，至少您并未出示这样的证明。”

K抬身半坐半躺，用手理理头发，抬头看着他们说：“我这是走错路闯进哪个村子了？这儿有一座城堡吗？”

“当然啰，”年轻人慢慢吞吞地说，这时店堂里有人不以为然地对K摇头，“是西西伯爵老爷的城堡。”

“在这儿过夜一定要有许可证吗？”K问道，仿佛想要肯定自己刚才听到的通知也许是做梦。

“一定要有许可证，”年轻人答道，并伸出胳膊向店主和客人们问：“难道就可以不要许可证吗？”语气里含有对K的强烈讥讽。

“那么，我就得去弄一张来啰，”K打着呵欠说，一边推开身上的毯子，像是想要起来的样子。

“向谁去申请呀？”年轻人问。

“向伯爵老爷呀，”K说，“只能这样做啦。”

“现在深更半夜去向伯爵老爷申请许可证？”年轻人倒退一步，喊道。

“这样做不行吗？”K冷静地问道。“那您干吗把我叫醒？”

这一来年轻人火了。“流浪汉习气！”他嚷道，“我要求您尊重伯爵的官府！我叫醒您，是通知您必须立即离开伯爵的领地。”

“别再做戏啦，”K说得非常轻，躺下盖上毯子，“您有点儿过分啦，年轻人，明天我还会提到您这种态度的。只要我需要证人，店主和那儿的几位先生都可以作证。不过，还是让我来告诉您吧，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助手带着仪器乘马车来。我不想放过在雪地里步行的机会，可惜走错了好几次路，所以才来得这么晚。在领教您的教训之前，我自己就知道现在去城堡报到已太迟了，因此我只好在这儿将就住一夜。可是您——说得婉转一些——却不客气地把我吵醒了。我的话完了。先生们，晚安。”说罢，K向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还听见背后有人犹豫不决地问，接着便是一片沉寂。但是那个年轻人一会儿就恢复了自信，把嗓门儿压低，表示顾及K在睡觉，不过声音还是高得能让他听清楚，他对店主说：“我要打电话去问。”什么，这个乡下小客栈还有电话？真是一应俱全。个别的事情使K感到意外，不过总的说来并不出他所料。原来电话机几乎就在他的头顶上，刚才他昏昏欲睡，没有看到。现在年轻人要打电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惊动正在睡觉的K，问题仅仅是K是否让他打电话，K决定让他打。不过这样一来装睡也就没有意思了，于是他翻过身来仰卧着。他看见那几个庄稼人战战兢兢地靠拢在一起窃窃私语；来了一位土地测量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厨房门打开了，女店主站在门口，她那庞大的身躯把整个门洞都堵住了。店主踮着脚尖向她走去，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电话中的对话开始了。城堡总管已经就寝，不过一位副总管——几位副总管之一——弗利茨先生还在那儿。自称施瓦采的年轻人向他报告发现了K，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衣衫不整，正安静地睡在一个草垫子上，用一个小小的旅行背包当枕头，手边放着一根多节的手杖。他自然对此人产生怀疑，由于店主显然疏忽职守，他，施瓦采，就有责任来查究此事。他叫醒了这个人，盘问了他，并忠于职守地警告他要把他驱逐出伯爵领地，可是K对此却不以为然，再说最后情况表明，也许他有道理，因为他声称自己是伯爵老爷聘请的土地测量员。当然，核实这种说法至少是例行公事，因此施瓦采请求弗利茨先生问一问中央办公厅，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土地测量员要来，并将查询结果立即用电话告知。

之后，屋子里静悄悄的，弗利茨在那边查询，人们在这边等候回音，K仍像刚才一样，甚至没有翻一下身，似乎满不在乎，睁大眼睛在发愣。施瓦采的报告混合着恶意和审慎，使K对城堡中甚至像施瓦采这种小人物也轻而易举地掌握的某种外交修养有所了解。而且他们那儿勤于职守，中央办公厅有人值夜班。显然很快就来了回音，因为弗利茨已经打电话来了。不过他的答复似乎非常简短，因为施瓦采马上气呼呼地扔下听筒。“我早就说过，”他叫道，“什么土地测量员！连个影子都没有。一个卑鄙的、撒谎的流浪汉，说不定还更糟。”有片刻之久，K以为所有人——施瓦采、庄稼人、店主和女店主——都会向他扑来。为了至少能躲过第一次冲击，他完全钻到被窝儿里去了。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在K听来，铃声似乎特别响亮。他慢慢地又伸出头来。虽然这次电话不大可能又涉及到K，但是所有人都停顿下来，施瓦采又去接电话。对方说了一大通以后，他低声说：“是弄错了吗？我真为难。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真稀奇，真稀奇。现在我该如何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解释呢？”

K竖起耳朵听。如此说来，城堡已经任命他为土地测量员了。一方面这对他并不利，因为这表明，城堡里的人已经掌握他的一切必要情况，权衡了力量对比，欣然开始这场斗争。可是另一方面对他也有利，因为按照他的看法这证明他们低估了他，他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超过他一开始所能希望的。如果他们以为用承认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这种确实棋高一着的做法就能永远使他惊慌失措，那他们就错了，这使他感到有一点不寒而栗，但仅此而已。

K挥了挥手叫正怯生生地向他走来的施瓦采走开；大家敦促他搬到店主的房间去住，他也拒绝了，只是从店主手里接受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他甚至根本不用提出让大家离开店堂的要求，因为所有的人都转过脸，争先恐后地跑出去了，生怕他比如说第二天还能认出他们来，灯熄了，他终于得到安宁。他酣睡到第二天早晨，连老鼠在他身边一溜烟地跑过一两次也没有把他吵醒。

早餐后店主告诉他，早餐以及他的全部伙食费都由城堡支付。他本想马上进村，但店主——想到其昨天的表现，K到目前为止只限于跟他说最必要的话——含着默默的请求老是围着他转，他对店主产生了恻隐之心，便让他在自己身边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说，“据说他对活儿干得好的付给优厚的报酬，是不是？像我这样远离老婆孩子的人，也都想挣些钱带回家去。”

“先生不必为这担心，没有人埋怨工钱挣得少的。”

“唔，”K说，“我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就是对一位伯爵也会说出我的意见，不过和和气气地同老爷们把事情解决，当然要好得多。”

店主面对着K坐在窗台边上，不敢坐得舒适一点，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流露出焦虑的神色，自始至终盯着K。起初他挤到K的身边，现在似乎又巴不得跑开。他是害怕K向他打听伯爵的情况？他是害怕他认为是“老爷”的K不可靠吗？K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看了看表说：“我的助手快要到了，你能给他们在这儿安排住处吗？”

“当然，先生，”他说，“不过他们难道不跟你一起住在城堡里吗？”

难道他这么乐意放走客人，特别是K，一定要把他送进城堡去住？

“这还没有定下来，”K说，“我得先了解人家要我干什么工作。如果比方说要我在这儿山下工作，那么住在这儿下面也就更好一些。我也怕山上城堡里的生活不合我心意。我总愿意自由自在。”

“你不了解城堡，”店主低声说。

“当然，”K说，“不应当过早下判断。目前我所知道的城堡情况仅仅是他们那儿懂得怎样挑选合适的土地测量员。也许那儿还有别的长处吧。”他站起来想摆脱正心神不定地咬着嘴唇的店主。要得到此人的信任并非易事。

K走出去时，墙上有一幅放在深色镜框里的黑不溜秋的人像引起他的注意。他在他的铺位上睡觉时就已看到，但由于距离远看不清是什么，以为木框里的原画已被取走，只看得见一块黑色底板。可现在可以看清楚，这确实是一幅画像，是一个年约半百的男人的半身像。他的头低垂到胸前，低得连眼睛也几乎看不见，又高又大的前额和大鹰钩鼻子似乎重得使头抬不起来。由于脑袋的姿势，他脸上的大胡子被下巴压住了，再往下去才又分散开来，左手张开放在浓密的头发里，但是无法再把脑袋撑起来。“这是谁？”K问，“是伯爵吗？”K站在画像前，根本不回头看店主。“不，”店主说，“他是城堡总管。”“城堡有一个漂亮的总管，千真万确，”K说，“可惜他生了一个那么没有教养的儿子。”“不，”店主说，他把K拉近一点，悄悄地对他说：“施瓦采昨天言过其实，他的父亲只是个副总管，而且还是职位最低的一个。”此刻K觉得店主像个孩子。“这小子！”K笑道。但店主没有跟着笑，而是说：“他的父亲权势也不小呢。”“滚开！”K说，“你认为谁都是有权有势的。我是不是也有权有势？”“不，”他胆怯又认真地说，“我并不认为你有权有势。”“你的眼力还真不错，”K说，“私下里说，我确实不是有势力的人。因此我尊重有势力的人或许并不亚于你，只是我没有你那么老实，不大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说罢，K想安慰安慰他，让自己表现得更友善些，在店主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这时店主果真微微一笑。他其实还很年轻，娇嫩的脸蛋几乎没有胡子。他怎么会娶一个块头大、年纪大的老婆呢，从旁边一个窥视孔里能看到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干活。不过K现在不想再追问他了，不想把终究引出的微笑吓跑，因此他就仅仅再向他示意把门打开，接着就走出屋去迎接晴朗的冬天早晨。

现在他看得见山上的城堡了，衬着蓝天，城堡的轮廓很鲜明地显现出来，由于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银装素裹，千姿百态，使城堡显得更为明晰。此外，山上的积雪似乎比山下村子里少得多，K在村子里行走并不比昨天在大路上好走一些。这儿，积雪一直堆到茅舍的窗口，再往上又沉重地压在低矮的屋顶上，可是，山上一切都轻松自在地屹立着，至少从这儿看是这样。

从远处看，城堡大体上符合K的预想。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的豪华府邸，而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几幢两层楼房和许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物组成；如果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就会以为是一个市镇呢。K只看见一座尖塔，它属于一所住宅还是属于一座教堂，就无法断定了。一群群乌鸦正绕着尖塔飞翔。

K一面盯着城堡，一面向前走去，此外他什么也不关心。可是当他走近的时候，城堡却使他失望，原来它只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小市镇，由许多村舍汇集而成，惟一的特色就是也许一切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可是墙上的石灰早已剥落，石头似乎也摇摇欲坠。K一时想起自己的故乡小镇，它不见得比这座所谓的城堡逊色，如果K仅仅为了观光而来，那么跑这么远的路就未免太冤枉了，还不如重访自己的故乡，他已有很久没有回故乡了。他在心里拿故乡教堂的尖塔同现在在那儿山上的尖塔作比较。家乡那座尖塔巍然矗立，线条挺拔，由下而上逐渐变细，大屋顶上铺着红瓦，那是一座人间的建筑——我们还能造出什么别的来呢？——但是比那些低矮的房屋有着更崇高的目的，比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表现得更加明朗。这儿山上的尖塔——惟一看得见的一座高塔——现在可以看出是一所住宅，也许是主宅的塔楼，它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有一部分优雅地爬满了常春藤，现在一扇扇小窗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有点儿疯狂的模样，塔顶像个平台，上面的雉堞参差不齐，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仿佛是一只孩童的手胆战心惊或马马虎虎地在蔚蓝的天空里画出来的。它就像是一个忧郁成疾的居民，本来应该被关在屋内最偏僻的房间里，却钻出屋顶，站直身子，向世人显示。

K又止步不前，似乎站住才能更好地判断。但他受到了干扰。他立停的地方靠近乡村教堂，这座教堂其实只是一座小教堂，为了能够容纳教区的全体教徒，被扩建成像座谷仓。教堂后面是学校。那是一座低矮的长方形建筑，看上去像是临时性的，可是奇怪的是年代却很久远。它坐落在现已成为一片雪地的围着篱笆的园子后面。孩子们正同教师一起走出来。他们把教师团团围住，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们唧唧喳喳说个没完，说得很快，K根本无法听懂。那位教师是一位窄肩膀的小个子青年，身子直挺挺的，不过样子并不显得可笑。他从远处就盯住K，因为周围除了他那一群人就只有K一人。作为外乡人，尤其因为对方是一个司令官似的小个子男人，因此K首先打招呼。“早上好，老师，”他说。孩子们一下子都静了下来，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也许正合教师的心意，他可以准备他要说的话。“您在看城堡吗？”他问，语气比K所预料的温和，但是语调好像并不赞成K的所作所为。“是的，”K说，“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昨天晚上才到此地。”“您不喜欢城堡吗？”教师很快又问。“什么？”K反问道，他感到有点惊讶，并用更加缓和的口气又问了一遍：“我喜不喜欢城堡？您为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城堡呢？”“没有一个外乡人喜欢城堡，”教师说。为了避免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K便转换话题，问道：“您认识伯爵吧？”“不，”教师说，并想转过身去，可是K紧追不舍，又问：“怎么，您不认识伯爵？”“我怎么会认识他？”教师低声说，接着用法语高声补充一句：“请您注意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场。”K以此作为理由问道：“我能来看您吗，老师？我要在此地呆一些时候，现在就已感到有点寂寞了，我不是庄稼人，到城堡去怕也不大合适。”“庄稼人和城堡没有什么区别，”教师说。“也许是吧，”K说，“这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我能去看您吗？”“我住在天鹅巷屠夫家里。”尽管这更像是告诉地址而不是发出邀请，但K还是说：“好，我一定去。”教师点点头，便领着立刻又大声叫嚷起来的孩子们走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一条十分陡峭的小巷之中。

可是K却心神恍惚，这次谈话使他恼火。来到这里以后，他第一次感到真正疲乏。长途跋涉来到此地，原先似乎并没有使他感到很累——在那些日子里，他是怎样从容不迫、一步一步走来的！——可是现在却显出过度劳累的后果了，来得当然不是时候。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想要结识一些新朋友，可是每结识一个新朋友只会增加他的疲劳。不过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强使自己至少走到城堡的入口，那就已是很不错的了。

于是他又向前走去，可是路很长。因为这条路即村子的主要街道并不直通城堡山，它只是通到城堡附近，接着像是故意似的，改变了方向，即使并没有离城堡越来越远，但也没有靠近它。K始终期望这条路如今终于一定会转向城堡，只是因为他抱着这个希望，他才继续前行；显然由于感到疲劳，他犹豫不决，不愿离开这条路。这个村子长得没有尽头，这也使他感到惊异，老是一座座小房子，结冰的玻璃窗，白雪皑皑，阒无一人——最后他还是甩掉了这条走不完的大街，拐进一条小巷，那儿积雪更深，把脚从雪地里拔出来十分费劲，他直冒汗，突然停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好在他并不是孤零零的，左右两边全是农舍，他捏了一个雪球朝一扇窗子扔去。门立刻开了——这是他跑遍全村所遇到的第一扇打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农，穿着棕色皮袄，脑袋向一边歪着，态度和善，身体虚弱。“我可以到您家歇一会儿吗？”K说，“我很累。”他根本没有听见老人说什么，便感激地踏上一块向他推过来的木板，这块木板立即把他从雪中搭救出来，他走了几步就进了屋子。

屋子很大，里面光线暗淡。从外面进来，起先什么也看不见。K给一个洗衣桶绊了一下，一只女人的手把他扶住了。从一个角落里传来了孩子的哭叫声。从另一个角落里不断涌出水蒸气，使半明半暗的屋子变得黑黢黢的，K像是站在云海之中。“他准是喝醉了，”有人说。“您是谁？”一个盛气凌人的声音喊道，接着显然是对老者说：“你干吗让他进来？能把街上转悠的人都放进来吗？”“我是伯爵的土地测量员，”K说，想要对那些他仍旧看不见的人为自己辩白。“哦，原来是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接着便是一片沉寂。“你们知道我？”K问。“当然，”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简短地说。人家知道他，看来并没有因此便对他友善些。

水蒸气终于消散了一些，K渐渐看得清屋子里的情形了。这一天看来是一个大清洗的日子。靠近门口，有人在洗衣服。不过水蒸气是从左边的角落里冒出来的，那儿放着一只大木盆，K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木盆，约有两张床那么大，两个男人正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洗澡。但更令人惊奇——说不清是什么令人惊奇的——是右边的角落。屋子后墙上有一个大洞，墙上仅有的一个洞，惨淡的雪光从那里射进来，显然是从院子里射进来的，白光映在一个女人身上，使她的衣服发出丝绸般的光泽。这个女人在角落深处懒洋洋地几乎躺在一张高背靠椅上，正抱着一个婴儿在喂奶，几个孩子围在她身边玩耍，看得出是庄稼人的孩子。可是这女人似乎不像是他们中的人，当然，庄稼人生病和疲倦时也会显得文雅的。

“坐吧！”两个男人中的一个说。他长着络腮胡子，唇上还蓄着小胡子，老是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气，从澡盆边上伸手指了指——样子很滑稽——一个坐柜，把热水溅得K满脸都是。坐柜上已经坐着那个让K进来的老头，他正在打瞌睡。K对自己终于可以坐下心怀感激。现在谁也不再去理他了。在洗衣桶旁边的那个女人年纪很轻，长得丰满结实，一头浅黄头发，边洗边低声哼着歌儿，男人们在澡盆里踢腿蹬脚、翻来覆去，孩子们想走近他们，却总是被他们使劲泼水给赶了回来，水甚至泼到K的身上，那个靠椅上的女人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甚至不低头看怀里的孩子一眼，而是茫然望着高处。

K大概看了她好久，这幅没有变化的美丽而忧伤的图画，后来他准是睡着了，因为当有人大声喊他，把他惊醒的时候，他的脑袋正靠在他身边老人的肩上。两个男人已洗完澡，现在正在澡盆里嬉闹的是孩子们，由那个金发女人照看。男人已穿好衣服站在K面前。看来那个爱嚷嚷的大胡子是两个男人中地位较低的一个。另一个是个沉默寡言、思想迟钝的人，个子并不比大胡子高，胡子也少得多，长得虎背熊腰、四方脸膛，老是耷拉着脑袋。“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能呆在这儿。请原谅我们的失礼。”“我也并不想呆在这儿，”K说，“只想歇一会儿。我已经歇过啦，这就走。”“我们这样不好客，您大概会感到奇怪吧，”那个男人说，“不过我们这儿没有好客的风俗，我们不需要客人。”由于小睡片刻，K精神恢复了一点，听觉比刚才更灵敏一点，对这些开诚布公的话感到高兴。他行动更自在了，拄着手杖走来走去，并走近那个靠椅上的女人，再者他也是这屋子里身材最高的。

“不错，”K说，“你们要客人有什么用？不过有时还是需要一个客人，比方说，需要我，土地测量员。”“这我不知道，”那人慢腾腾地说，“既然请您来，就可能是需要您，那就又当别论了，而我们，我们小人物是照老规矩办事的，您别见怪。”“不，”K说，“我对您，对您和这儿所有的人，只有感激的份儿。”谁也没有料到，K突然猛一转身，站到那个女人面前。她睁着困倦的蓝眼睛望着他，一条透明的丝头巾直披到前额，婴儿在她怀里睡着了。“你是谁？”K问。她轻蔑地——不清楚是瞧不起K呢，还是鄙视自己的回答——说：“从城堡里来的姑娘。”

这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这时两个男人已经来到K的左右两边，一声不吭地使出全身力气把他拖到门口，仿佛没有其他办法来与他沟通似的。那个老人不知对什么感到开心而拍起手来。洗衣服的女人也笑了，孩子们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大吵大闹起来。

K很快就到了小巷里。那两个男人站在门口监视着他，现在又下雪了，尽管如此，天色却似乎亮了一点。那个大胡子怪不耐烦地喊道：“您要去哪儿？这条路是上城堡去的，那条路是到村子里去的。”K没有答理他。另一个虽然高傲，可是K觉得还是他更随和一些，便对他说：“您是谁？我该感谢谁接待了我？”“我是制革匠拉泽曼，”他答道，“可您不用感谢谁。”“好吧，”K说，“或许咱们后会有期。”“我不信，”那人说。就在此时，大胡子抬手叫起来：“阿图尔，你好！杰里米亚，你好！”K掉过头去；这么说，在这个村子的小巷里还是有人露面啦！从城堡方向走过来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中等个儿，修长身材，穿着紧身衣服，两人的脸也很相像，他们脸部皮肤是深褐色的，但漆黑的山羊胡子却显得突出。他们行走在这种道路状况下速度快得惊人，迈着细长的腿合拍地走着。“你们有什么事？”大胡子喊道。他们走得如此之快，而且马不停蹄，因此只有大声叫喊才能和他们交谈。“公事！”他们笑着大声回答。“在哪儿？”“客栈里。”“我也去那儿，”K突然叫了起来，声音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他非常渴望与他们结伴同行；虽然在他看来认识他们并不会有很大用处，可是他们显然是令人愉快的好伴侣。他们听到了K的话，但只是点了点头，就跑过去了。

K还一直站在雪地里，不太乐意把脚从雪里拔出来，然后把脚向前一步插入厚厚的雪中；制革匠和他的伙伴因为终于弄走了K而感到满意，慢慢吞吞地侧着身子穿过只开了一条缝的门走进屋去，边走边回过头来看K。K一人站在雪花纷飞的冰天雪地里。“假如我只是偶然而非有意地站在这儿，”他想起，“这倒是一次小小的绝望的机会。”

这时他左边的那所茅屋打开了一扇小窗户，也许是雪光反射的缘故，这扇窗子关着的时候看上去是深蓝色的，它非常小，现在打开以后，你都看不到朝外看的那个人的脸膛，只看得见两只眼睛，两只褐色的老年人的眼睛。“他站在那儿呢，”K听见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说。“那是土地测量员，”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接着，那个男人走到窗口，问道：“您在等谁？”他问话的口气倒也并非不客气，但仍然像是他很关心在自家门前的街上一切都正常似的。“等一辆雪橇把我顺便带走，”K说。“这儿不会有雪橇经过，”那人说，“这儿没有车辆来往。”“可这是上城堡去的大路呀，”K提出异议。“尽管如此，尽管如此，”那人以一种毫不退让的口气说，“这儿没有车辆来往。”接着两人都不说话了。但是那人显然在考虑什么，因为他一直还让那涌出蒸气的窗户开着。“这条路真差劲，”K说，想引他开口。但那人仅仅说：“是啊，不错。”过了一会儿，那人还是开口了：“您要是愿意，我就用我的雪橇送您走。”“那就请您送我走吧，”K很高兴地说，“您要多少钱？”“分文不取，”那人说。K十分惊异。“您不是土地测量员嘛，”那人解释说，“您是城堡的人。您要到哪儿去呢？”“到城堡去，”K赶紧说。“那我不去，”那人马上说。“可我是城堡的人呀，”K重复那人自己的话。“也许是吧，”那人冷淡地说。“那就送我去客栈吧，”K说。“好吧，”那人说，“我这就去把雪橇拉来。”这一切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友好的印象，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十分自私、恐惧、近乎谨小慎微的愿望：把K从自己家门口弄走。

院子的大门打开了，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一辆轻便的小雪橇出来了。那是一辆平板雪橇，没有坐位，那人未老先衰、弯腰曲背、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他的脸又瘦又红，伤风鼻塞，脖子上紧紧裹着一条羊毛围巾，使他的脸显得特别小。显然他正在生病，只是为能送走K，这才勉为其难。K说自己很过意不去，但那人摆了摆手，示意他别说了。K仅仅得知他是马车夫盖斯泰克，他驾驶这辆不舒服的雪橇，是因为这辆雪橇正好是现成的，套别的雪橇就得花过多时间。“坐上去吧，”他用鞭子指着雪橇后面说。“我可以坐在您旁边，”K说。“我步行，”盖斯泰克说。“为什么？”K问。“我步行，”盖斯泰克重复说了一遍，突然咳嗽起来，咳得身子直晃，不得不用双腿在雪地里支撑着并用双手抓住雪橇的边沿。K不再说什么，便坐在雪橇后面。那人的咳嗽慢慢地平息下来，于是他们便赶着雪橇走了。

那儿山上的城堡——K本想当天去那儿——已经奇怪地暗下来，又越来越远了。但是，犹如要给他一个暂时告别的信号，那儿响起了一阵轻快的钟声，这钟声至少有一刹那使他的心颤动起来，仿佛在向他预示——因为钟声也使人痛苦——他内心隐隐约约地渴望的东西有即将实现的危险。大钟声不久就停止了，继而响起一阵微弱单调的铃铛声，可能仍然来自城堡，但也可能就是从村里传来的。不过这丁零零声，同慢慢腾腾的行驶以及那个既可怜却又无情的车夫倒更相称。

“我说，”K突然叫起来——他们已经走近教堂，离客栈已经不远了，因此K可以冒点险了——“我很奇怪，你竟敢自己作主用雪橇送我兜一圈。你能这样做吗？”盖斯泰克没有理睬，在那匹小马旁边静静地继续走着。“嗨！”K叫道，从雪橇上弄下一些雪，捏成一团向盖斯泰克扔去，击中了他的耳朵。他这才停下步子，转过身来；可是，当K如今看到他离自己这么近——雪橇又向前滑了几步——，看到他那弯腰曲背、可以说受过虐待的形状，又困又瘦的红脸膛，双颊不知怎么地不一样，一边平一边瘪，张着只有几颗稀稀拉拉的牙齿的嘴巴在那儿听他说话的样子，他现在由于怜悯而不得不重说一遍自己刚才怀着恶意说的那句话：盖斯泰克会不会因为用雪橇送K而受到处罚。“你要干什么呀？”盖斯泰克大惑不解地问，可是并不期望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就向小马吆喝一声，于是他们又向前驶去。

第二章 巴纳巴斯

在一个转弯处，K认出他们快要到客栈了。这时天已完全黑了，这使他感到惊奇。难道他已外出这么久了？可是按他的估计，大约只有一两个钟头。他是早晨出门的。他没有感到肚子饿。直到不久前都是白昼，现在却已夜幕降临。“白天真短，白天真短，”他自言自语地从雪橇上滑下来，向客栈走去。

客栈老板站在屋前的小台阶上迎候他，并举着一盏灯为他照亮。K顿时想起了车夫，便停下来，在黑暗中什么地方有咳嗽声，这是他。唔，不久就会再见到他的。当K在台阶上同谦恭地向他问候的客栈老板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才看到大门两边各有一人。他从店主手里拿过灯来照亮他们，原来就是他已碰见过的那两个人，他们名叫阿图尔和杰里米亚。现在他们向他行军礼。想起他过去从军的日子，想起那段幸福的时光，他笑了。“你们是谁？”他问，一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您的助手，”他们答道。“是您的助手，”客栈老板低声证实。“什么？”K问，“你们是我正在期待的老助手吗？我让他们随后跟来。”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好，”K停了一会儿说，“你们来了就好。”“顺便提一下，”K又过了一会儿说，“你们来晚了，你们太松懈了。”“路远，”一人说。“路远，”K重复了一遍，“可我碰见你们从城堡里来。”“是的，”他们说，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你们的仪器呢？”K问。“我们没有仪器，”他们说。“我交给你们的仪器，”K说。“我们没有仪器，”他们反复说。“啊，你们这些人！”K说，“你们懂土地测量吗？”“不懂，”他们说。“可是，既然你们是我的老助手，那就应该懂得土地测量，”K说。他们一声不吭。“那就来吧，”K说并把他们推进屋里。

之后，他们三人在店堂里围坐在一张小桌上喝啤酒，K坐在中间，两个助手分坐左右两边，都不怎么说话。此外同头一天晚上一样，只有另一张桌子旁坐着几个庄稼人。“对你们还真难办，”K边说边比较他们的面孔，他已经比较过多次，“我怎样才能分辨你们？你们只有名字不同，此外全都一模一样，就像……”他顿住了，接着又不由自主地说下去：“此外，你们就像两条蛇那样一模一样。”他们微微一笑。“别人都能把我们分辨出来，”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相信，”K说，“我自己就曾亲眼目睹，可我只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而我用自己的眼睛就无法分辨你们。因此，我要把你们当做是一个人，把你们俩都叫阿图尔，这是你们俩中间一个人的名字，是你的？”他向一人问道。“不，”那人说，“我叫杰里米亚。”“好，这无所谓，”K说，“我要把你俩都叫阿图尔。我派阿图尔去什么地方，你们俩就都去，我叫阿图尔办什么事，你们俩就都去办，这样做固然对我很不利，因为我不能用你们分头去办事，但是这样做的好处是，对于我交代你们去做的一切事情，你们俩都共同负责。至于你们之间如何分工，我就不管了，只是你们不要互相推托，在我眼里你们只是一个人。”他们想了想，说：“我们不喜欢这样。”“怎么会喜欢呢，”K说，“你们当然不会喜欢这样，可是只能这样做。”K早就看到有个庄稼人蹑手蹑脚地在他们的桌子周围转悠，现在这人终于下定决心，走到一个助手面前，想悄悄地对他说什么。“对不起，”K一面说一面用手拍桌子，并站起来，“这两人是我的助手，我们正在商量事情。谁也没有权利来打扰我们。”“哦，请原谅，”那个庄稼人惶恐地说，并倒着向他的同伴们退回去。“你们必须首先注意这一条，”K接着重新坐下来说，“没有得到我的准许，你们不得同任何人交谈。我在这儿是个外乡人，既然你们是我的老助手，你们就也是外乡人。我们三个外乡人因此必须团结一致，伸出你们的手来向我保证这一点。”他们非常乐意地向K伸出手去。“把你们的大手放下吧，”他说，“不过我的命令是有效的。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我劝你们也去睡吧。今天我们耽误了一天的工作，明天一早就得开始干活。你们得搞一辆雪橇送我去城堡，明天早晨六点钟让雪橇在门外候命。”“行，”一个助手说。可是另一个打断了他的话：“你说‘行’，可你知道那是办不到的。”“请静一静，”K说，“你们大概想开始彼此有所不同吧。”可是这时第一个人也说：“他说得对，那是办不到的，没有许可证，外乡人不得进入城堡。”“得上哪儿去申请许可证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向城堡总管申请吧。”“那么，我们就打电话到那儿去申请，你们俩马上去给城堡总管打电话！”他们跑到电话机前，要求接通电话——看他们争先恐后的样子，表面上他们简直驯服得可笑——他们问，明天K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到城堡去。电话里回答一声“不行！”连坐在桌子旁边的K都听到了。电话里的答复还更详细，对方是这么说的：“不论是明天或者其他什么时候都不行。”“我要自己来打电话，”K说着便站起来。除了那一个庄稼人的事件以外，K和他的助手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过别人的注意，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他们也全都跟着K站了起来，虽然客栈老板想把他们轰回去，但他们还是挤到电话机旁边，围着K站成半圆形。他们普遍认为K根本就不会得到答复。K不得不请他们安静下来，说他并不想听取他们的意见。

听筒里传来一阵嘁嘁喳喳声，K以前打电话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它好像是无数孩子哼哼的声音——但又不是哼哼的声音，倒像是从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好像是这种哼哼声简直不可思议地混成了一种惟一高亢而洪亮的声音，在耳边震荡，仿佛不仅要叫人听见，而是想把耳膜刺穿。K把左臂搁在放电话机的小桌上听着，不打电话了，就这么听着。

他不知道站了多久，一直到客栈老板拉了拉他的上衣，说来了一个信差要见他。“滚开，”K怒冲冲地嚷道，也许他是对着电话筒叫的，因为这时有人答话了。接着便有了如下的对话：“我是奥斯瓦尔德，你是谁？”一个严厉而傲慢的声音喊道。K觉得这句话有个小小的发音缺陷，说话的人想以一种虚张声势的严厉口吻来弥补这个缺陷。K犹豫着要不要自报姓名，他对电话机毫无反抗能力，对方能够把他大声喝倒，把电话挂掉，而K就给自己堵死了一条也许并非无关紧要的渠道。K的犹豫不决使那个人不耐烦了。“你是谁？”他重复地问道，接着又说：“我真希望那边别来那么多的电话，片刻之前刚来过电话。”K没有理会这句话，突然决定通报：“我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的助手。”“哪个助手？哪一位先生？哪一位土地测量员？”K想起昨天的电话，“您去问弗利茨，”他简短地说。这句话起了作用，这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奇。可是更使他惊奇的还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而是城堡办事机构的一元化。对方回答道：“我知道，那个没完没了的土地测量员。是的，是的。有什么事？是哪个助手？”“约瑟夫，”K说。那些庄稼人在他背后嘀嘀咕咕使他有点恼火，他们显然不赞成他没有通报真名。但K没有工夫跟他们纠缠，因为他需要集中精力进行谈话。“约瑟夫？”对方反问。“那两个助手的名字叫……”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显然是向另外一个人问他们的名字——“阿图尔和杰里米亚。”“他们是新助手，”K说。“不，他们是老助手。”“他们是新的，我才是老的，继土地测量员先生之后今天到的。”“不，”对方大声嚷道。“那么，我又是谁呢？”K仍然冷静地问。停了一会儿，同样的声音带着同样的发音缺陷说话了，但是却像另一个更低沉更威严的声音：“你是老助手。”

K回味着这个声调，差一点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有什么事？”他真想把电话挂上。他再也不想从这次通话中有所收获。他只是迫不得已赶紧问道：“我的主人什么时候能到城堡去呢？”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行。”“好吧，”K说完就挂上电话。

他后面的那些庄稼人已蹭到他面前。他的助手一面忙于不让他们靠近他，一面老用眼瞟他。看来这只是一场滑稽戏。那些庄稼人对通话的结果感到满意，也慢慢往后退去。这时有一个人分开人群快步走来，向K鞠了一躬，递给他一封信。K把信拿在手里，注视着这个人，眼下对他来说此人似乎更重要些。这个人跟那两个助手非常相似，他跟他们一样身材修长，穿了一身同样紧巴巴的衣服，也像他们那么身手灵活，但是他却与他们完全不同。K倒宁愿要他做助手！他使K隐隐约约地想起在制革匠家里看到的那个怀抱婴儿的女人。他穿得几乎一色白，衣服并不是绸子的，那是跟别人一样的冬装，却有丝绸衣服那样的柔软和庄重。他的面孔开朗而直爽，一双眼睛很大。他的笑容使人十分愉快；他用手摸了摸脸，似乎想把这种笑容驱散，但是没有做到。“你是谁？”K问。“我叫巴纳巴斯，”他说，“我是信差。”他说话时嘴唇一张一闭，颇有男子汉的气概，却也很温柔。“你喜欢这儿吗？”K指着那些庄稼人问。他们一直还没有减少对他的兴趣，站在那儿望着他，一张张极度痛苦的脸——他们的脑袋看起来好像顶上被打扁了似的，是因为挨了打而疼得难受的那种面部表情——，张着嘴巴，噘起厚嘴唇，可又不是盯着他看，因为他们的目光常常转移开去，长久地落在屋子里某一样无关紧要的东西上，然后再转回来。接着K又指给他看那两个助手，这两个家伙正搂抱在一起，脸贴着脸微笑着，这种微笑究竟是表示恭顺还是嘲讽，那就不得而知了。他指给他看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介绍一群由于特殊情况而强加给他的随从，并指望——这是一种亲近的表示，而K很看重这一点——巴纳巴斯会明智地把自己跟他们区别开来。可是巴纳巴斯——显而易见十分天真——毫不在意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有教养的仆人听凭主人只是随便说什么而并不放在心上那样，只是顺着K的问话扫了一眼，向庄稼人中间的熟人招手致意，并同那两个助手交谈了几句，这一切都是独立自由进行的，并不和他们搅和在一起。K虽然没有得到答复，但并不感到羞辱，重新拿起手里的信打开来看。信里写道：“尊敬的先生：如您所知，您已受聘为伯爵老爷效劳。您的顶头上司是本村村长，有关您的工作和工资待遇等一应事宜将由他通知您，您也对他负责。尽管如此，我也将密切关注您。本函递送人巴纳巴斯将经常去向您了解您有何需求并向我报告。只要能办到，我将永远乐于为您效劳。我很重视使工作人员都感到满意。”下面的签名无法辨认，但签名旁边盖了一个图章：某办公厅主任。“等一等！”K对向他鞠躬的巴纳巴斯说，接着他叫店主领他到他的房间里去，说他想独自研究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同时他又想到巴纳巴斯虽说已博得自己的好感，但他终究不过是个信差，于是便给他要了一杯啤酒。他注意看巴纳巴斯会怎样接受这杯啤酒，巴纳巴斯显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它并立刻喝了起来。然后，K就跟着店主走了。客栈的房子很小，只能向K提供一间小阁楼，即使这样，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有两个女仆一直住在那儿，得让她们挪走。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把那两个女仆弄走而已，屋子仍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惟一的一张床上没有床单、枕套等床上用品，只有几个枕头和一条粗羊毛毯，仍旧像刚起床时一样胡乱地放在那儿。墙上有几张圣像和军人的照片。屋子甚至没有通通风，显而易见，人们希望新来的客人不会久留，而且没有留他住的意思。K倒没有什么意见，用毯子裹住身子，在桌旁坐下，在烛光下再读一遍那封信。

这封信前后不一致，有的地方把他当做自由人，承认他自己的意愿，如称呼的方式、涉及他的愿望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却公然或转弯抹角地把他当做一个小工人，那个主任几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要尽力“密切关注他”，他的上司只是村长，甚至还要对他负责，他惟一的同事也许是村警。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前后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是这样明显，因此一定是有意的。K难以想象这是摇摆不定造成的；针对这样一个机构，这样想是荒唐透顶的。相反地，他把这些矛盾看做是坦率地提供给他的选择，让他从信里的安排选择他所喜欢的一种，是愿意做一名乡村工人，同城堡保持着总算是特殊的但只是表面的联系，还是做一个名义上的乡村工人，实际上他的全部雇佣关系却由巴纳巴斯传递的消息来决定。K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他也不会犹豫。只有当一名乡村工人，尽可能远离城堡里那些老爷，他才能在城堡里有所收获。村里的这些人现在对他还疑神疑鬼，如果他成为他们的同村人，即使谈不上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会开始同他交谈，要是他一旦比如与盖斯泰克或拉泽曼难以区别——这一点必须很快做到，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那么，条条道路一下子都会向他敞开，如果仅仅依靠上面那些老爷和他们的恩典，所有的道路不仅会永远向他关闭，而且始终看不到。当然啰，这有危险，信里已充分强调这种危险，带着一定的喜悦心情描述了这种危险，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当工人。效劳，上司，工作，工资待遇，负责，工作人员——信里大谈特谈这些，即使还谈到别的什么，谈到私人的事情，那也是从那种立场出发的。如果K愿意当工人，他就可以当工人，但是那就得完全当真，没有到别处去的任何希望。K知道并没有真正的强制，他也不怕这种强制，在这儿就更不怕了，可是使人气馁的环境的威力，习惯于失望的威力，每时每刻觉察不到的影响的威力，这些倒使他害怕，但是他必须敢于同这种危险作斗争。信里也没有故意不提，如果要进行斗争，K得有挺身而出的胆量；这一点说得很微妙，只有一颗焦躁的良心——焦躁而不是内疚——才能觉察，那就是提到他受聘为伯爵效劳时所用的“如您所知”这四个字。K已经报到了，从此以后，正如信中所说的，他知道他已被录用了。

K从墙上取下一幅画，把信挂在钉子上，他将住在这个房间里，这封信就应该挂在这儿。

然后，他下楼来到店堂里，巴纳巴斯和那两个助手坐在一张小桌旁边。“喔，你在这儿，”K说，没有什么缘由，只是因为见到巴纳巴斯心里很高兴。巴纳巴斯立刻一跃而起。K刚一进来，那些庄稼人就都站起来，向他靠拢；他们老是跟着他转，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你们干吗老是跟着我？”K嚷道。他们并不生气，慢慢吞吞地踅回去，重新坐到自己的坐位上。有一个在踅回去时脸上露出难以解释的笑容——有几个人也露出这样的表情——，随口说了一句话进行解释：“总是有一些新闻可以听嘛。”边说边舔嘴唇，仿佛新闻是一道菜似的。K没有说什么表示和解的话，他们对他有一点儿尊敬才对，可是他刚在巴纳巴斯旁边坐下，就感觉到有一个庄稼人在他身后喘气；那人说他是来拿盐瓶的，可是K却气得直跺脚，那个庄稼人也没有拿盐瓶就跑开了。要对付K确实很容易，比方说只消把这些庄稼人煽动起来反对他就行了，他们的胡搅蛮缠比别人的冷淡更使他觉得可恶，另一方面这种冷淡也真叫人烦恼，因为只要他坐到他们的桌子上去，他们肯定就不会留在那儿。只是因为巴纳巴斯在场，他才没有大吵大闹。但他还是转过身去怒视着他们，他们也转过身来望着他。他看到他们这样坐在那里，各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彼此并不交谈，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只不过全都盯着他看。他觉得他们老是跟着他并非出于恶意，也许他们真想从他那儿听到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也许只是天真；看来天真在这儿已司空见惯了；就说客栈老板吧，他双手捧着一杯应该给某一位顾客送去的啤酒，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K出神，没有听见从厨房的小窗口探出身来的老板娘的呼喊，难道他不是也很天真吗？

K心情平静了些，转向巴纳巴斯；他很想把那两个助手支走，但找不到借口，再说他们正默默地瞅着他们的啤酒呢。“这封信我已经看过了，”K开始说，“你知道信的内容吗？”“不知道，”巴纳巴斯说，他的眼神似乎比他的语言更能说明问题。也许K看错了巴纳巴斯的善良，就像看错庄稼人的恶意一样，可是见到巴纳巴斯总还是令人感到舒畅。“信里也提到了你，由你有时传递我和主任之间的消息，所以我想你知道信的内容。”“我只是奉命送信，”巴纳巴斯说，“等你看完以后，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就把口头或书面答复带回去。”“好吧，”K说，“不需要写信，请你向主任——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我看不清他的签名。”“克拉姆，”巴纳巴斯说。“那就请你向克拉姆先生转达我的谢意，感谢他的录用和他的厚意。作为一个在这里还根本没有经受考验的人，我很珍视他这番厚意。我会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今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巴纳巴斯仔细听着，请K准许他把这口信复述一遍，K同意了，于是巴纳巴斯便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然后便起身告辞。

K一直在端详他的脸，现在最后又打量一次。巴纳巴斯身高跟K差不多，可是他似乎居高临下地望着K，但几乎含有一种谦恭的神情，说这个人会羞辱任何人，那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他仅仅是个信差，不知道他所传递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的眼神、笑容和走路的姿势似乎透露一种信息，尽管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K跟他握手道别，这显然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他本来只想鞠躬告退的。

他一走开——他在开门之前还把肩膀靠在门上呆了一会儿，向店堂里扫了一眼，并没有什么具体目标——K就对他的助手说：“我到房间里去把笔记拿来，然后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工作。”他们想跟他一起去。“你们呆在这儿，”K说。他们仍然想跟他一起去。K不得不更严厉地重申了他的命令。巴纳巴斯已经不在走廊里了。可是他不过刚刚走出去。然而，在客栈门前——雪又在下了——K也看不见他了。他大声呼喊：巴纳巴斯！没有回答。他是否还在客栈里？看来没有别的可能。尽管如此，K仍然使出全部力气呼叫他的名字，喊声在黑夜里震响。现在，从远处传来了微弱的回答声，巴纳巴斯已经走远了。K叫他回来，同时迎面向他走去；一直跑到客栈里的人看不见他们的地方，他们才碰上头。

“巴纳巴斯，”K说，禁不住声音发抖，“我还有事要对你说呢。如果我需要城堡办什么事，仅仅靠你偶尔来一次，我觉得这种安排不很妥当。要不是我现在碰巧还赶上了你——你跑得真快，我以为你还在屋子里呢——谁知道我得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你可以请求主任，”巴纳巴斯说，“让我总是按照你指定的时间来。”“那也不够，”K说，“也许我一年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正好在你离开一刻钟以后却有什么紧急的事。”“那么，”巴纳巴斯说，“是不是要我报告主任，在他和你之间应建立另一种联络来代替我呢？”“不，不，”K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这件事，这一次我还算运气好，追上了你。”“我们是否回客栈去，”巴纳巴斯说，“你就可以在那儿把新的口信交给我？”说着，他已经朝客栈的方向迈了一步。“巴纳巴斯，”K说，“不用了，我陪你走一段。”“为什么你不愿去客栈？”巴纳巴斯问道。“那儿的人妨碍我，”K说，“你亲眼看见那些庄稼人纠缠不休。”“我们可以到你的房间里去，”巴纳巴斯说。“那是女仆的房间，”K说，“又脏又有霉味；我不愿意呆在那儿，因此我想陪你走走。”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犹豫，K又加了一句：“你只要让我挽着你的胳膊，因为你走得比我稳。”说着，K就挽起他的手臂。这时天已经很黑，K看不见他的脸，他的身影也模糊不清，K摸索了一会儿才摸到他的手臂。

巴纳巴斯让步了，他们离客栈越来越远。可是K觉得，自己纵然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巴纳巴斯的步子，还妨碍他自由活动；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小事就会使一切都落空，更不用说走上午那样的小巷——他曾陷在那儿的雪地里——只有靠巴纳巴斯背着才能出来。但是他现在并不存在这种担心，巴纳巴斯的沉默也使他感到宽慰；既然他们默默地往前走，那么对巴纳巴斯来说，也只有继续往前走本身才是他们在一起的目的。

他们往前走，可是K不知道是往何处去，他什么都辨认不出来，连他们是否已走过教堂也不知道。光是赶路就已很费力，所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是始终对准目标，而是被弄乱了。他的心头不断涌现出故乡的情景，充满了对故乡的回忆。在故乡，中心广场上也有一座教堂，周围有一部分是一片古老的墓地，墓地四周围着高墙。只有很少几个男孩曾爬上去过，K还没有能爬上去过。他们想爬上去并不是出于好奇，墓地在他们面前已不再有什么神秘了，他们经常从它的小栅栏门里跑进去过，他们只想要征服那道又高又滑的围墙。一天上午——空旷静寂的广场上阳光灿烂，在这以前或以后，K又何曾见过这样的美景？——他出乎意料地轻而易举爬上了围墙；有一处地方他曾经在那儿滑下过多次，这一回他用牙齿叼着一面小旗，第一次攀登就成功了。碎石还在他脚下骨碌碌地往下滚，而他已经站在墙顶上了。他把旗子插在墙上，旗子迎风飘扬，他低头往下看并四下张望，还掉转头去看那些插在地里的十字架；此时此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了。后来老师恰巧从这儿经过，以恼怒的目光把K赶了下来。K跳下来的时候把膝盖碰伤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回家去，可是他登上了围墙。当时这种胜利的感觉仿佛使他终生受用，这倒并不是很傻，因为现在事隔多年，在雪夜里挽着巴纳巴斯的臂膀时，这种感觉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他更紧地挽着巴纳巴斯的胳膊，巴纳巴斯几乎是在拖着他走，沉默没有打破；至于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K从路面判断，只知道他们还没有拐进小巷。他发誓，不管路多么难走，甚至也不管自己对回去的路多么担心，他也决不停止前进；到头来能让别人拖着走的气力总还是足够的。难道路会没有尽头吗？白天城堡像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近在眼前，而这个信差一定知道最近的捷径。

这时巴纳巴斯站住了。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啦？前面已没有路了吗？巴纳巴斯要送走K吗？那他是做不到的。K把巴纳巴斯的胳膊抓得那么紧，几乎自己的手都疼起来了。要不就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已经进了城堡或者到了城堡门口？但是，就K所知，他们并没有上坡呀。或者是巴纳巴斯领他走了一条觉察不到的上山之路？“我们这是到了哪儿啦？”K低声问道，更像是问自己，不像是问巴纳巴斯。“到家了，”巴纳巴斯同样低声说道。“到家了？”“现在请留神，先生，不要滑倒。现在往下走。”“往下走？”“只有几步路了，”巴纳巴斯又说了一句，说罢就敲起一扇门来。

一个姑娘打开了门，他们站在一间大屋子的门口，屋里几乎是黑糊糊的，因为只有在左边后面一张桌子上方吊着一盏小油灯。“跟你一起来的是谁，巴纳巴斯？”姑娘问道。“土地测量员，”他说。“土地测量员，”姑娘提高嗓门儿向着桌子那儿重复了一遍。紧接着，那儿有两个老人，一男一女，站了起来，还有一个姑娘。他们向K问候。巴纳巴斯向他一一介绍，那是他的父母亲和俩姐妹奥尔加和阿玛丽亚。K几乎不看他们。他们取走了他湿漉漉的上衣，拿到火炉上去烤，K听之任之。

这么说，并不是他们到家了，而只是巴纳巴斯到家了。可是他们干吗要到这儿来呢？K把巴纳巴斯拉到一边，问道：“你干吗回家来？莫非你们就住在城堡区不成？”“城堡区？”巴纳巴斯重复了一遍，好像不懂K的意思。“巴纳巴斯，”K说，“你不是要离开客栈到城堡去吗？”“不，先生，”巴纳巴斯说，“我是想回家，我清早才去城堡，我从不在那儿过夜。”“哦，”K说，“原来你并不想去城堡，只想到这儿来”——他觉得他的笑容似乎更淡漠，他本人也更不显眼了——“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呢？”“你没有问过我呀，先生，”巴纳巴斯说，“你只是要再给我一个口信，可你既不愿意在客栈的店堂里又不愿意在你的房间里说，于是我想，你可以在这儿我的家里不受干扰地说给我听。要是你下命令，他们都可以马上走开，要是你更喜欢我们这儿，你也可以在这儿过夜。难道我做得不对吗？”K无言以对，原来这是一个误会，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误会，而K却完全为它所左右。巴纳巴斯身上穿的那件丝绸般闪闪发光的紧身外套曾使他着迷，现在巴纳巴斯解开外套以后露出了一件又粗又脏、满是补丁的灰色衬衫，衬衫里面是一个仆人宽阔结实的胸脯。周围的一切不仅与此相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位患着痛风病的年迈父亲，走起路来与其说是用两条僵直的腿慢吞吞地移动，还不如说是靠两只手在摸索前进，那位母亲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由于身体肥胖，也只能迈着极小的步子。打从K进屋以后，这老两口子就从他们的角落里迎了上来，可是直到现在离他还远着呢。两个金发姐妹长得相像，也很像巴纳巴斯，只是面容比巴纳巴斯更严厉，是两个高大结实的少女，她们站在两个刚来的人周围，期待K向她们说一句问候的话，但K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曾以为，这个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情况也的确如此，惟独眼前这几个人他毫不放在心上。如果他能独自回客栈去，他就会马上离开这儿。明天早晨同巴纳巴斯一起到城堡去的可能性，对他也毫无吸引力。他原本想现在在夜里由巴纳巴斯领着，人不知鬼不觉地闯进城堡去，迄今巴纳巴斯在他心目中比自己至今在这儿见过的所有人对自己都亲近，同时他也相信，巴纳巴斯同城堡关系密切，比他那表面上的地位要高得多。可是，作为这个家庭的儿子，他完完全全属于这一家人，并且现在就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像这样一个典型的连在城堡里留宿都不允许的人，在大白天同他一起到城堡去，那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一种可笑而毫无希望的企图。

K在窗台上坐下，决心坐在这儿过夜，不再接受这一家人的任何其他照顾。村里那些撵他走或者害怕他的人在他看来倒不怎么危险，因为他们其实要求他只依靠自己，有助于他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些表面上帮助他的人，却通过一次小小的骗人把戏把他带到他们家里来，而不是领他到城堡去；他们转移他的目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正在消耗他的精力。他全不理会这一家人邀请他一起进餐的呼唤，低着头坐在窗台上不动。

于是，奥尔加，两姐妹中比较温柔的一个，站起来，也流露出一点姑娘家的窘态，跑到K身边，请他就餐。她说，面包和熏板肉都已准备好，她还要去买啤酒。“上哪儿去买？”K问。“上客栈去买，”她说。这正中K的下怀，他求她别去买啤酒，而是送他去客栈，说他在那儿还有要紧的事要办。可是这时才弄明白，她并不是要走那么远，到他住的那家客栈去，她要去的是另一家客栈，离这儿近得多，叫贵宾饭店。尽管如此，K还是请她让他陪她去，心想也许在那儿能找到过夜的地方；不管那儿怎么样，他也宁肯住在那儿，不愿意睡在这一家最好的床上。奥尔加没有马上回答，回过头去望着桌子那边。这时她的弟弟站起来，乐意地点点头说：“既然这位先生想去，就带他去吧。”这一声同意，差一点使K撤回自己的请求；巴纳巴斯只会同意毫无价值的事情。可是，当他们现在在讨论人家是否会让他进那家客栈，大家都对此表示怀疑时，他倒迫不及待地坚持要去了，但并不费心去为自己的请求寻找一个可理解的理由；这一家人不得不由着他去，他在他们面前可以说不会感到害羞。只有阿玛丽亚那严肃、直率、坚定，也许还有点冷漠的眼光，才使他有一点儿困惑。

在去客栈的短短的路上——K挽着奥尔加的手臂，奥尔加几乎就像早先她弟弟那样拖着他走，要不他就寸步难行——他了解到，这家客栈是专门为城堡里来的老爷服务的，他们到村子里来办事，就在那儿用餐，有时甚至在那儿过夜。奥尔加低声对K说着，就像知己好友一样。同她一起走是愉快的，几乎就像同她弟弟一起走一样，K极力抗拒这种舒适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却始终存在。

从外表看，这家客栈很像K住的那家客栈，村里的房子外观根本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一些细小的区别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儿门前台阶上有一排栏杆，门上挂着一盏漂亮的灯，他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块布在他们头上飘动，那是一面绣着伯爵彩色徽记的旗子。刚走进门厅，他们就碰见了客栈老板，他显然正在四处巡视；他在走过的时候用他那双小眼睛——既像是在审视，又像是昏昏欲睡的样子——打量K并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只能去酒吧。”“当然啦，”奥尔加立刻帮K说，“他只是陪我来的。”可是K并不感激她，放开她的手臂，把客栈老板拉到一边，这时奥尔加耐心地在门厅的尽头等着。“我想在这儿住宿，”K说。“很抱歉，这不行啊，”客栈老板说，“看来您还不知道，这家饭店是专门为城堡里的老爷服务的。”“也许是这样规定的，”K说，“可是让我随便在哪个角落里睡一夜，那准是办得到的吧。”“要是能办到，我会非常乐意照顾您，”店主说，“且不说规定订得那么严格——您是外乡人才会这么说——，从另一方面考虑，这也办不到，因为那些老爷十分敏感，我相信，他们要是瞧见一个陌生人准会受不了，起码毫无思想准备；要是我让您在这儿过夜，偶然——而且偶然的事情总是让老爷们碰到——给他们发现了，那就不仅我完了，您本人也就完了。这听起来挺可笑，但却是真的。”这个身材高大、衣服纽扣扣得紧紧的先生，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撑着腰，两腿交叉着，向K微微俯下身去，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似乎已不再是村子里的人，尽管他那身深色衣服仍然只像是庄稼人穿的节日服装。“我完全相信您的话，”K说，“我也根本没有低估这个规定的意义，虽然我说得不太聪明。我只是还想向您指出一点，我与城堡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且还会有更重要的关系，这能保证您不会因为留我在这儿过夜而冒任何风险，而且担保我能充分报答您的小小的关照。”“我知道，”店主说，又重复了一遍，“这我知道。”现在K本来可以更坚决地提出他的要求的，可正是店主的这个回答却使他分心，因此他只问了一句：“今天有很多城堡里来的老爷在这儿过夜吗？”“就此而言，今天倒是挺有利的，”店主说，仿佛带着诱人的口气，“只有一位老爷留宿。”K一直觉得不能强人所难，但现在也希望自己差不离已被收留了，于是就只问了一下那位老爷的名字。“克拉姆，”店主随口说道，一面回头望着正窸窸窣窣地走来的妻子。她的衣服非常破旧，式样过时，缀满褶裥，然而做工考究，是城里人穿的。她是来叫店主的，因为主任大人要什么东西。店主在走开之前还转过脸望着K，仿佛留宿的问题不再由他本人，而是要由K来决定似的。但是K一句话也说不出；特别是恰巧他的上司在这儿这一情况使他惊呆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在克拉姆面前不像在城堡其他人面前那么自在，若是在这儿被他发现，K虽然不会像店主那么害怕，但也会觉得不很合适，令人难堪，犹如他轻率地伤害一个他理应感激的恩人，同时，他看到自己的这种忐忑不安心情显然已表明他所担心的当下属、当工人的后果，而且在这里，当这些后果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他连抑制它们都做不到，这使他心情十分沉重。他就这样站在那里，咬着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店主在出去之前又回头看了K一眼。K望着他的背影，一动不动，一直到奥尔加走过来把他拉走。“你要老板干什么？”奥尔加问道。“我想在这儿过夜，”K说。“你不是住我们家吗！”奥尔加惊奇地说。“那当然，”K说，让她去琢磨这句话的意思。

第三章 弗丽达

酒吧是个大房间，中间完全空着，有几个庄稼人靠墙坐在酒桶的旁边和上面，不过他们看起来与K住的那家客栈里的人不同。他们衣着比较整洁，都穿着灰黄色粗布衣服，上衣宽大，裤子瘦小。他们身材矮小，乍一看长得都很相像，扁脸，颧骨高耸，面颊却是圆圆的。他们都很安静，几乎一动也不动，只用目光盯着新来的人，但也是慢悠悠地、漠不关心地望着。尽管如此，由于他们有这么多人，又是这么安静，所以对K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他重新挽住奥尔加的手臂，以此向那些人说明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一个男人，奥尔加的熟人，在一个角落里站起来，想向奥尔加走来，可是K挽着她的手臂把她转到另一个方向去。除了她，谁也没有察觉，她笑眯眯地乜了他一眼，听之任之。

卖啤酒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弗丽达，那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个子金发女郎，带着忧伤的神情，瘦小的脸蛋儿，但她的目光却使人感到意外，那是一种特别自负的目光。当她的目光落到K身上的时候，他觉得这一看就已解决了关系到他的事情，而他自己对这些事情是否存在尚一无所知，但她的目光又使他深信其存在。K从侧面不停地注视着她，就是在她同奥尔加说话的时候也盯着她。奥尔加和弗丽达看来不是朋友，她们只是冷淡地交谈了几句。K想打圆场，便突然问道：“您认识克拉姆先生吗？”奥尔加哈哈一笑。“你笑什么？”K生气地问道。“我并没有笑呀，”奥尔加说，但是仍旧咯咯地笑着。“奥尔加还是一个傻里傻气的丫头，”K说着并向柜台弯下身子，想再次把弗丽达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到自己身上。但她还是眼睑低垂，低声说：“您想见克拉姆先生吗？”K请求见他。她指了指左首的一扇门。“那儿有个小窥视孔，您能看见里面。”“别人不会说闲话吗？”K问道。她噘起下唇，用一只非常柔软的手把K拉到那扇门前。这个小孔显然是为了观察的目的而钻出来的，从洞里几乎可以把整个邻室一览无余。屋子中央有一张书桌，在桌旁一把舒适的圆靠背椅上坐着克拉姆先生，被一盏低悬在他面前的电灯照亮得刺眼。他中等身材，肥胖臃肿，脸上还没有什么皱纹，但是由于年龄关系两颊已有些下垂，黑色髭须留得很长，一副歪戴着的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遮住眼睛。假如他端坐在桌前，那么K就只能看见他的侧影，但是，由于克拉姆已转过大半个身子对着他，他就看得见他的整个脸。克拉姆的左肘支在桌上，夹着一支弗吉尼亚雪茄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桌上放着一个啤酒杯，由于桌子边沿镶了高高的木边，K看不清桌上有没有文件，但是他觉得那儿好像是空的。为了保险起见，他叫弗丽达往洞眼里看一看，告诉他桌上有没有东西。她刚才进过这间屋子，因此可以立即告诉他桌上没有文件。K问弗丽达，他是不是该走开了，可是弗丽达说，他爱看多久就可以看多久。K现在单独和弗丽达在一起了，据他匆匆地断定，奥尔加已跑到她的熟人那儿去了，眼下正高高地坐在一只桶上摇晃着两条腿。“弗丽达，”K悄悄地说，“您跟克拉姆先生很熟吗？”“啊，是的，”她说，“很熟。”她倚到K的身上，K现在才发现她在摆弄她那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单薄的奶油色衬衣，这件衬衣穿在她那瘦弱可怜的身上似乎不太顺眼。接着她说：“您还记得奥尔加是怎么笑来着？”“是呀，这个淘气的丫头，”K说。“喏，”她和解地说，“她这笑事出有因，您问我认不认识克拉姆，可我是……”说到这儿，她不由自主地稍微挺起身来，又用那种同她讲的话毫无关联的得意目光看了K一眼，“可我是他的情妇呀。”“克拉姆的情妇，”K说。她点点头。“那么，”为了使气氛不至于变得太严肃，K笑嘻嘻地说，“对于我来说，您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人了。”“不单是对您，”弗丽达友好地说，但是没有理会他的微笑。K有一个办法对付她的高傲，便施展了出来，他问：“您去过城堡吗？”可是这并没有起作用，因为她回答说：“没有去过，可是我在这儿的酒吧里，难道还不够吗？”她的虚荣心显然很强，而且似乎正想在K的身上来满足它。“当然啰，”K说，“在这儿酒吧，您就算是老板啦。”“可不是，”她说，“开头我在桥头客栈当饲养员。”“用这双娇嫩的手，”K半问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在奉承她呢，还是真的为她折服。她的一双手倒是又小又嫩，但也可以说是瘦弱的，微不足道。“那时没有人注意这个，”她说，“就是现在……”K疑惑地注视着她，她摇摇头，不愿再说了。“当然，您有您的秘密，”K说，“您不会把它泄露给一个您才认识半个钟头的人，而且他还没有机会向您谈谈他自己的情况哩。”看来这句话说得不太合适，它似乎把弗丽达从一种对他有利的迷糊状态中唤醒了，她从挂在她腰带上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木塞把那个小孔塞住，接着，为了不让K觉察她改变了主意，显然在克制自己的感情，对K说道：“至于您的事，我全都知道，您是土地测量员。”接着又说：“现在我得去干活了。”说罢便回到柜台后面她的位置上，这时人们陆陆续续拿着空杯子过来让她添酒。K想再和她谈谈，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便从架子上拿了一只空杯子走到她跟前。“我只再问一点，弗丽达小姐，”他说，“从饲养员升到酒吧女侍，这可是了不起的事，这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难道这就达到最终目的了吗？荒唐的问题。别笑我，弗丽达小姐，您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过去的奋斗。倒不如说是未来的奋斗。可是世界上的阻力是巨大的，目标越高，阻力也越大，因此获得一个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但同样也在奋斗的人的帮助，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也许我们能够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平心静气地谈一次。”“我不知道您想干什么，”她说，这一次似乎违背了她的本意，她的声调流露出的不是往昔成功的得意心情，而是无穷尽的失望，“也许您想从克拉姆那里把我夺走？哎呀，我的老天爷！”说罢她便拍起手来。“您真把我看透了，”K说，似乎因为人家太不信任自己而感到疲乏，“这正是我最隐蔽的意图。您应当离开克拉姆，做我的情人。现在我可以走啦。奥尔加！”K喊道，“我们回家吧。”奥尔加顺从地从桶上滑下来，但是没有能立刻从围着她的那些朋友中脱身出来。这时弗丽达用咄咄逼人的眼光望着K低声说：“什么时候我能跟您谈谈呢？”“我能在这儿过夜吗？”K问。“可以，”弗丽达说。“我现在就能留下来吗？”“您先跟奥尔加一起走，我好把那帮人都轰走。然后，过一会儿您就可以来了。”“好，”K说，并不耐烦地等着奥尔加。但是那帮庄稼人不放她走，他们发明了一种舞，奥尔加是舞蹈的中心，他们围起圈跳舞，大伙儿一起每高喊一声，就会有一个人走向奥尔加，用一只手紧紧地搂住她的腰，把她旋转几次，轮舞的速度越跳越快，叫喊声如饥似渴，渐渐几乎成为惟一的一种吼叫，奥尔加原先还微笑着想从圈子里冲出来，现在只是披头散发从一个人手里踉踉跄跄地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我侍候的就是这种人，”弗丽达恼火地咬着薄嘴唇说。“他们是谁？”K问。“克拉姆的跟班，”弗丽达说，“他总是带这一帮人来，他们一来就弄得我心烦意乱。我几乎记不得我今天同您，土地测量员先生，说过什么话了；要是我冒犯了您，那就请您原谅，这应该怪那些人在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下流最讨厌的人，可我还得给他们斟啤酒。我已多次求克拉姆别带他们来，我还得忍受其他老爷的跟班呢，他总得体谅体谅我吧，但是一切请求全部不管用，他们总是在他到来之前一小时就像牲口进圈一样一拥而入。可是现在他们真该回自己的窝里去了。要不是您在这儿，我就会把这扇门打开，克拉姆自己就会来把他们轰走。”“难道他现在听不见吗？”K问。“听不见，”弗丽达说，“他睡着了。”“什么！”K喊道，“他睡着了？可我刚才从洞眼里望进去的时候，他还醒着坐在桌子前的呀。”“他还一直这样坐着，”弗丽达说，“您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睡着了——要是他没有睡着，我会让您往里看吗？——这是他的睡姿，老爷们都挺能睡的，这叫人不大明白。再说，如果他不是这样能睡，他怎么能受得了这帮家伙。现在我得自己来轰走他们啦。”她从角落里拿出一根鞭子，纵身一跳就跳到跳舞的人群中；她跳得很高而不很稳，就像一只小羊羔那样。起初他们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好像来了一个新舞伴，有片刻之久看上去也确实如此，仿佛弗丽达要放下手中的鞭子，但是她马上又把鞭子举了起来。“以克拉姆的名义，”她喊道，“回窝去！统统回窝去！”现在他们看到她是当真的，便带着一种使K无法理解的恐惧神色往后退去，在前面几个人的冲撞下，那儿有一扇门打开了，晚风吹了进来，所有的人连同弗丽达一起消失了，显然是弗丽达把他们从院子里轰到马厩里去了。在现在突然出现的沉寂中，K听到从门厅里传来脚步声。为了设法掩护自己，他跳到柜台后面，柜台下面是惟一可以躲藏的地方，虽然并没有禁止他待在酒吧里，但因为他想在这儿过夜，那就得避免现在再让人发现。因此，当门真的打开的时候，他便轻轻地钻到柜台下面去了。在这儿被人发现，当然也并非毫无危险，但至少可以强词夺理，说他是为躲避那些发狂的庄稼人才藏起来的。进来的是客栈老板。“弗丽达！”他喊道，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遍。幸而弗丽达很快就回来了，她没有提到K，只是抱怨那些庄稼人，抱着寻找K的目的走到柜台后面。她站在那儿时，K可以摸到她的脚，从这时起他就感到安全了。由于弗丽达没有提到K，店主最后不得不开口了。“土地测量员在哪儿？”他问。他大概本来就是个有礼貌的人，由于经常跟地位高得多的人比较随便地交往而变得很有教养，但是他在同弗丽达讲话时却采取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尤其是由于他在讲话时仍然保持着雇主对雇员的身份，而且又是对一个轻狂的雇员，这种态度就更引人注目了。“我把土地测量员全给忘啦，”弗丽达说，一边把她的小脚放在K的胸膛上。“他准是早就走了。”“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他，”店主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一直待在门厅里。”“他不在这儿，”弗丽达冷冷地说。“也许他藏起来了，”店主说，“根据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他大概还不至于有这胆量吧，”弗丽达说，并把她的脚更使劲地踩在K的身上。她具有一种快乐和爽直的个性，这是K以前丝毫没有察觉的，这时变本加厉到简直使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因为她忽然笑着说了一句：“也许他就藏在这下面呢。”说着她向K弯下腰，匆匆地吻了他一下，接着又跳起来，懊丧地说：“没有，他不在这儿。”但是，店主也使K吃了一惊，他说：“我不确切知道他走了没有，这叫我心里很不好受。问题不仅关系到克拉姆先生，还关系到那条规定。那条规定适用于您，弗丽达小姐，就像适用于我一样。您负责酒吧，其他的房间我还会去搜查。晚安！祝你睡个好觉！”还没有等他走出房间，弗丽达就已关掉电灯，钻到柜台下面K的身边。“我亲爱的！我的心肝宝贝！”她悄声低语，但并没有碰K，宛似陶醉在爱情中不能动弹，仰面朝天地躺着，伸开双臂，幸福的爱情使得时间变得似乎无穷无尽，她唱起小曲，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是在呻吟。之后，由于K仍躺在那儿默默无言、心不在焉，她惊跳起来，开始像小孩子一样拽他：“来吧，这下面简直憋死人了！”他们互相拥抱，她的娇小的身躯在K的手中燃烧着，他们在昏迷的状态中打滚，K不断地想使自己清醒过来，但是做不到。他们滚了几步远，砰的一声撞到克拉姆的房门上，随后就躺在一摊摊啤酒和地面上的其他脏物中。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像一个人似地呼吸，两颗心像一颗心似地跳动，在这段时间里，K始终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迷了路，或是深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到过此地，这个地方连空气的成分都和他故乡的空气不一样，一个人会因为陌生而透不过气来，可是在这种陌生的荒谬的诱惑下却又只能继续向前走，越陷越深。因此，当克拉姆的屋子里传出低沉、威严而又冷漠的声音喊弗丽达的时候，至少起先并不使K感到惊恐，而是令人欣慰地使他清醒过来。“弗丽达，”K在弗丽达的耳边说，告诉她有人喊她。弗丽达出于一种简直是天生的服从本能想跳起来，但接着就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便伸直四肢，悄悄地笑着说：“我才不去呢，我决不会到他那儿去。”K想表示反对，想催她到克拉姆那儿去，开始把她的衬衣的剩余部分找在一起，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把弗丽达抱在怀里，他太幸福了，但也幸福得太提心吊胆，因为他觉得，要是弗丽达离开他，他就会失去他的一切。弗丽达似乎由于他的首肯而鼓起勇气，攥紧拳头去敲门并喊道：“我正陪着土地测量员呢！我正陪着土地测量员呢！”现在克拉姆倒是一声不响了，可是K站起来，跪在弗丽达身旁，在晨光熹微中东张西望。出了什么事啦？他的希望到哪儿去了？一切都已暴露，他还能从弗丽达那儿得到什么？他大敌当前，野心勃勃，却没有极其谨慎地步步向前推进，而是在这儿的啤酒潴中翻滚了一夜，那股气味现在还浓得熏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他自言自语。“我们俩全完了。”“不，”弗丽达说，“只是我完了，可我却得到了你。安静些。你瞧瞧那两人笑的样子。”“谁？”K问并转过身去。在柜台上坐着他那两个助手，因熬夜而有点疲倦，但心情愉快，这是一种因为忠实地履行职责而产生的愉快。“你们在这儿干什么？”K喊道，好像一切都怪他们，他四下寻找头天晚上弗丽达用过的那根鞭子。“我们不能不来找你，”助手们说，“因为你没有下楼到店堂里去找我们，后来我们到巴纳巴斯家去找你，末了还是在这儿找到了你，我们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宵。这个差事还真不轻松。”“白天我用得着你们，晚上又用不着你们，”K说，“统统给我滚开。”“可现在是白天呀，”他们说，身子并不动窝儿。现在确实是白天，通向院子的门打开了，庄稼人连同被K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奥尔加都拥了进来，奥尔加虽然头发乱蓬蓬的，衣衫不整，但仍像头天晚上一样活泼，走到门口她的眼睛就在寻找K。“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家？”她问，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为了这么一个婆娘！”她接着说，并且又重复了好几遍。弗丽达原先跑开了一会儿，现在拿着一小包衣服回来了，奥尔加伤心地退到一边去。“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弗丽达说，显而易见，她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到桥头客栈去。K同弗丽达走在前面，后面跟着那两个助手，这就是全部人马。那些庄稼人对弗丽达流露出极大的蔑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迄今为止她一直是严格地控制着他们的；有一个人甚至拿起一根棍子，像是想不让她出去，除非她从棍子上面跳过去，但是她只是瞪了他一眼，就把他吓退了。到了外面雪地里，K舒了一口气。在户外，他感到如此幸福，这一次连赶路也不觉得那么劳累了，如果他是一个人，那还会更轻松一些。一到客栈，他马上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弗丽达在旁边打地铺，那两个助手也挤了进来，但被轰走了，后来又从窗口爬了进来。K困得不想再去轰他们了。客栈老板娘特地上来欢迎弗丽达，弗丽达叫她好妈妈，她们又是亲又是长时间地拥抱，那种亲热劲叫人难以理解。这间小屋子里几乎没有片刻安宁，穿着男靴的女仆也时常噔噔噔地走进来送这取那。她们想从塞满种种东西的床上取什么东西时，就会毫无顾忌地从K的身子下面抽出来。她们向弗丽达问好，把她当做自己人。尽管这样乱哄哄的，K还是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弗丽达帮他干一些零活儿。当他次日早晨神清气爽地终于起床的时候，这已是他到这个村子的第四天了。

第四章 同女店主的首次谈话

他很想同弗丽达说说知心话，可是那两个助手死皮赖脸地守在跟前使他谈不成，而且弗丽达也时不时跟他们嘻嘻哈哈地闹着玩儿。他们倒并不讲究，在一个角落里用两条旧裙子打地铺。他们常对弗丽达讲，他们的最大心愿就是不打扰土地测量员先生，而且尽量少占地方，为此他们想方设法——不过总是悄声说话和哧哧地窃笑——，如两手抱在一起，盘起腿，蜷伏在角落里，在暗淡的光线下看起来只像是一个大线团。尽管如此，K根据白天的经验遗憾地知道，他们是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不管他们表面上儿戏似地用手当望远镜和干类似的傻事也好，也不管他们只是眯着眼睛瞟过来，似乎主要是在修饰自己的胡子——他们十分看重胡子，老是互相比谁的胡子更长更多，并请弗丽达评判——也好，他们始终盯着他。K常常躺在床上看着这三个人的活动，完全无动于衷。

当他感到自己精神已恢复到能够起床的时候，他们都跑过来侍候他。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到可以拒绝他们效劳的程度，他知道这样一来就会使自己陷入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他们的境地，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但他只好听之任之。吃饭时喝弗丽达端来的上好咖啡，在弗丽达生的火炉旁烤火取暖，让那两个助手忙碌而笨拙地上楼下楼十次给他打洗脸水，拿肥皂、梳子和镜子，最后还拿来一小杯朗姆酒，因为K曾稍许暗示过他想喝一杯——这一切倒也并不是令人不快的。

就在这发号施令、被人侍候的当口儿，K由于心情舒畅，倒不是希望会有效，便说：“现在你们俩走开吧，我暂时不需要什么了，我想和弗丽达小姐单独谈谈。”他看见他们的脸上表情并不怎么反对，便又说了一句，作为对他们的补偿，“我们三人随后去村长那儿，你们在楼下店堂里等我。”奇怪的是，他们听从了他，只是在走开之前还说了一句，“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等呀。”K回答说：“我知道，可我不愿意。”

两个助手刚走开，弗丽达就坐到K的膝上，说：“亲爱的，你干吗讨厌这两个助手？我们在他们面前不该有什么秘密。他们忠心耿耿。”这使K感到不快，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他高兴。“哦，忠心耿耿，”K说，“他们不停地在窥视我，这是毫无意义的，但令人厌恶。”“我相信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搂住K的脖子，还想说什么，但是说不下去了；由于椅子紧挨着床，他们摇摇晃晃地滚到床上。他们躺在床上，但是不像头天晚上那样投入。他在寻找什么，她也在寻找什么，像发疯似的，做鬼脸，把头钻到对方的怀里寻找，他们拥抱，他们抬起身子，都没有使他们忘记而是提醒他们要去寻找，他们像狗拚命刨地那样抓住对方的身子，在一筹莫展和失望的情况下，为了还能得到最后的幸福，他们有时用舌头舔对方的脸。疲倦才使他们平静下来，使他们互相产生感激的心情。之后，女仆们也上楼来了。“瞧他们睡觉的样子，”一个女仆说，并出于同情扔了一条被单盖在他们身上。

后来K钻出被单向四面张望，看到——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惊奇——那两个助手又蹲在他们的角落里，用手指着K，互相郑重地提醒对方，并向K敬礼——可是，除他们之外，老板娘正坐在紧挨着床的地方编织袜子，干这种细小的活儿与她那几乎遮住屋里光线的庞大身躯不太相称。“我已经等候半天了，”她抬起她那张大方脸说，她的脸上已有不少老人纹，但基本上还光滑，也许曾经很漂亮。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责怪，不恰当的责怪，因为K并没有要她来。因此，他只是点点头表示听到并坐起来。弗丽达也起来了，但她离开了K，靠在老板娘的椅子上。“您想对我说的话，老板娘，”K心不在焉地说，“能不能推迟到我见过村长以后再说。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他谈呢。”“我这事更要紧，请相信我，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您那件事可能只关系到工作问题，可这件事却关系到一个人，关系到我心爱的姑娘弗丽达。”“原来如此，”K说，“那当然，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俩来处理这件事。”“因为我爱她，关心她，”说着老板娘把弗丽达的头拉到自己身边，弗丽达站着也只能齐到坐着的老板娘的肩头。“既然弗丽达这样信任您，”K说，“那我也不能两样了。弗丽达刚才还说我的助手忠心耿耿，那么，我们就都是朋友啦。那我可以告诉您，老板娘，我认为最好是弗丽达同我结婚，而且马上就办。可惜，可惜我将不能弥补弗丽达为我而失去的一切：她在贵宾饭店的职位和克拉姆的友谊。”弗丽达仰起脸，热泪盈眶，没有一丝得意的神态。“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就挑上我呢？”“你说什么？”K和老板娘同时问道。“她给弄迷糊了，可怜的孩子，”老板娘说，“这么多的喜事和祸事同时发生，把她都弄糊涂了。”犹如为了证实这句话似的，弗丽达现在扑到K的身上，狂热地吻他，仿佛屋子里没有别人在场一样，然后一面哭着，一面仍旧抱住K，跪在他面前。K一面用双手抚摩弗丽达的头发，一面问老板娘：“看来您同意我的意见吧？”“您是一位正派人，”老板娘说，声音中也含着眼泪，显得有点憔悴，呼吸困难，但是她仍鼓起劲头说：“现在要考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您得向弗丽达提出某种保证，因为尽管我很尊敬您，可您毕竟是个外乡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您，这儿没有人了解您的家庭情况，因此就需要有保证，这您一定会理解的，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您自己曾提到，弗丽达由于与您结合终究也会失去许多东西。”“不错，提供保证，当然，”K说，“最好当着公证人的面提出这些保证，可是伯爵的其他一些部门或许也会干预此事呢。再说我在结婚前还一定要办一件事情。我得同克拉姆谈一谈。”“这是不可能的，”弗丽达说，稍许抬起身子，紧紧靠在K身上，“真是异想天开！”“非谈不可，”K说，“要是我谈不行，就得你去谈。”“我不行，K，我不行，”弗丽达说，“克拉姆决不会跟你谈的。你怎么能相信克拉姆会跟你谈呢！”“他会同你谈吗？”K问。“也不会，”弗丽达说，“不会跟你谈，也不会跟我谈，这根本就办不到。”她转身向老板娘伸开双臂：“您瞧，老板娘，他在要求什么呀！”“您真古怪，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说，这会儿她坐得更笔挺了，两腿分开，肥大的膝盖从薄薄的裙子下凸出，那副样子很可怕，“您所要求的事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呢？”K问。“这我会告诉您的，”老板娘说，她的口气使人觉得这一说明不像是最后一次帮忙，倒像是她已经在给以第一次惩罚，“这我很愿意告诉您。虽说我不是城堡里的人，而且只是一个女人，只是这儿一家最低级——不是最低级，但也差不离儿——的客栈的老板娘，因此您可能不太重视我的解释，可是我一生中见过世面，同许多人打过交道，独自挑起这家客栈的全副担子，因为我的男人虽然是个好小伙子，但他不是当客栈老板的料，他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责任心。比方说，您现在呆在这个村子里，安稳舒适地坐在这张床上，这只怪他粗心大意——那天晚上我已经累得要垮了。”“什么？”K问道，与其说是恼怒，还不如说是好奇心把他从一种精神涣散的状态中唤醒过来。“这只怪他粗心大意，”老板娘用食指指着K，又大声说了一遍。弗丽达想使她平静下来。“你想干什么，”老板娘迅急转过整个身子说，“土地测量员先生问我话，我必须回答他，否则叫他怎么明白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呢：克拉姆决不会跟他谈话，我说‘不会’，我的意思是决不可能跟他谈话。您听我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克拉姆先生是城堡里的一位老爷，单是这一点就表明他的地位很高，且不说克拉姆其他的职务。我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求您同意结婚，可您究竟是什么人？您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您什么都不是。然而可惜您却有点儿名堂，一个外乡人，一个多余而又到处碍手碍脚的人，一个总是给人制造麻烦的人，一个占用女仆下房的人，一个不知道打什么主意的人，一个勾引我们最亲爱的小弗丽达、现在不幸我们不得不把她嫁给他的人。提到这一切，其实并不是要指责您；您就是您；我这一辈子见得多啦，我还能忍受这些。可是现在您想想看，您到底在要求什么，要克拉姆这样的人同您谈话！听到弗丽达让您从窥视孔里往里偷看，真叫我伤心，她这样干，就已经是被你勾引坏啦。不过您说说看，您看见克拉姆那副样子怎么受得了。您不用回答，我知道，您完全能看得下去。其实您也根本不可能真的看到克拉姆，这并不是我狂妄自大，因为我自己也不可能见到他。您要克拉姆同您谈话，可是克拉姆甚至对村子里的人也不说话，他本人还从来不曾同村子里的任何人说过话。他至少常喊弗丽达的名字，她能随意对他讲话，并且准许她从窥视孔里看他，这是弗丽达的莫大的荣耀，我至死都会对此感到骄傲，可是他也没有同她说过话。至于他有时喊弗丽达，这并不一定就像人们爱说的那样有什么意思。他无非就是喊弗丽达这个名字——谁知道他有什么意图呢？——弗丽达自然赶忙跑去，这是她的事，她可以畅行无阻地跑去见他，那是克拉姆一片好心，可是人们不能说就是他把她喊去的。当然，现在这一点也永远完啦。也许克拉姆还会喊弗丽达的名字，这是可能的，可是他肯定不会再让她——一个与您交往的姑娘——到他那儿去了。我这个可怜的脑袋就只有一点，只有一点弄不懂，被公认为克拉姆的情妇——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夸大的名称——的姑娘怎么会让您哪怕只是碰一下她。”

“不错，这真奇怪，”K说，并把弗丽达拉到自己怀里，她立刻顺从了，尽管低着头，“可是这证明，我相信，其他一切也并非完全都像您所想的那样。比方说，您说得完全对，我在克拉姆面前微不足道，现在我还要求同克拉姆谈话，连您的解释也没有使我改变主意，那么这还不是说，中间不隔着一道门我也能忍受克拉姆的那副样子，他一露面我是否就会跑出屋子。不过，这种担心尽管有根有据，但对我来说还不能成为不敢去试一试的理由。如果我能在他面前坚持下来，那就根本用不着他同我谈话，听到我的话对他起了作用，这就够了，如果我的话没有起什么作用，或者他根本没有听，那我也得到了这个好处：在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的面前毫无顾虑地讲过话了。您，老板娘，凭您这么通达人情世故，还有弗丽达，昨天还是克拉姆的情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放弃这个字眼——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给我弄到一次同克拉姆谈话的机会，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在贵宾饭店，也许他今天还在那儿呢。”

“这是不可能的，”老板娘说，“我看您无法理解这一点。不过您说说看，您究竟想同克拉姆谈什么？”

“当然是谈弗丽达的事啦，”K说。

“谈弗丽达的事？”老板娘不解地问，并向弗丽达转过身去。“你听到没有，弗丽达，他，他想同克拉姆，同克拉姆谈你的事。”

“啊，”K说，“老板娘，您是一个非常聪明、令人尊敬的女人，可是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使您吃惊。是的，我想同他谈谈弗丽达的事，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是明摆着的。要是您以为从我出现的那一刻起，弗丽达对克拉姆来说就变得无足轻重了，那您也肯定错了。要是您这样以为，那您就低估了他。我深深感到，在这一方面我想教训您，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我又不得不这样做。克拉姆同弗丽达的关系不可能因为我而发生任何变化。要么过去他们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了不起的关系——那些剥夺弗丽达情妇尊称的人其实就是这么说的——，那么，今天也就不存在这种关系，要么过去是有那么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怎么可能因为我——您说得很对，在克拉姆的眼里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受影响呢。一个人在惊恐之余开始时会相信这种事情，可是稍加思考就一定会纠正这一点。再者，还是让我们听听弗丽达的意见吧。”

弗丽达的目光扫视远处，脸颊贴在K的胸前，说：“妈说的一点不假：克拉姆不愿再理我了。不过当然并不是因为你来了，亲爱的，使他震惊的不可能是这种事情。而我相信，我们在那儿柜台下相会，这一定是他安排的，应当赞美而不是诅咒那个时刻。”

“既然如此，”K慢慢吞吞地说，因为弗丽达的话说得很甜，所以他把眼睛闭上几秒钟，尽情体味她的话，“既然如此，那就更没有理由害怕同克拉姆谈话了。”

“真的，”老板娘由上而下看着K说，“您有时使我想起我的丈夫，您这牛脾气，您这孩子气，全同他一样。您来此地才几天，就以为什么都比本地人懂得多，比我这个老太婆，比在贵宾饭店见过听过那么多事情的弗丽达还懂得多。我并不否认，也有可能完全违反规章制度和常规而办成什么事情，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但是据说有这种例子，这是可能的，可是像您这样做，老是说‘不，不’，只相信自己的脑袋，听不进最善意的忠告，那肯定是不行的。难道您以为我在为您担心吗？您一个人的时候，我关心过您吗？要是那样，倒也不坏，就可以省掉不少麻烦。当时我对我的丈夫说起您的时候只说过一句话：‘你给我离他远点。’要不是弗丽达现在也和您的命运牵连在一起，今天我也会离您远远的。我对您的关怀，甚至对您的重视，您得感谢她——不管您喜不喜欢。您不能一脚把我踢开，因为像慈母一样关怀照顾小弗丽达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您对我负有严格的责任。弗丽达可能是对的，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克拉姆的意思，可是现在我对克拉姆一无所知，我永远不会同他谈话，对我来说，他是高不可攀的，可您坐在这儿，关照我的弗丽达，而您——我为什么要隐瞒呢？——又受到我的关照。是的，受到我的关照，因为您不妨试试，年轻人，如果我把您从饭店里撵出去，您在这个村子里还能不能找到住处，哪怕是个狗窝也好。”

“谢谢，”K说，“这些都是肺腑之言，我完全相信。那么，我的身份就是那样不明不白，因此弗丽达的身份也是这样了。”

“不，”老板娘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在这方面，弗丽达的身份同您的身份毫无关系。弗丽达是我家的人，没有人能说她在这儿的身份不明不白。”

“好吧，”K说，“我承认您这话也不错，特别是因为弗丽达好像很怕您，连插一句嘴都不敢，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那我们暂时只谈我吧。我的身份完全不明不白，这一点您并不否认，而且还极力证明它。正如您所说的，您这番话也只是大部分正确，但并非完全正确。比方说，我就知道我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住所。”

“在哪儿？在哪儿？”弗丽达和老板娘异口同声地喊道，神态都是那么迫切，似乎她们的提问都怀着同样的动机。

“巴纳巴斯家，”K说。

“那帮无赖！”老板娘嚷道。“那帮老奸巨猾的无赖！巴纳巴斯家！你们听听……”她朝两个助手待的那个角落转过脸去，可是他们早已离开那儿，正手挽手地站在老板娘身后，现在她像是需要一个支撑点似的，抓住一个助手的手，“你们听到没有，这位先生在何处鬼混？巴纳巴斯家！当然，他能在那儿找到住处，咳，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在贵宾饭店，而是在那儿过夜倒好啦。可是你们那时候在哪儿呢？”

“老板娘，”K没有等那两个助手回答就说，“他们是我的助手，可您把他们当做好像是您的助手、我的看守了。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都愿意至少客客气气地讨论您的看法，可是涉及到我的助手就不行，这一点道理很明显。因此我请您别同我的助手说话，要是我的请求还不够，那我就禁止我的助手回答您。”

“这么说，我不能同你们说话啦，”老板娘说，三人都笑了，老板娘带有嘲讽的意味，但比K预料的要温和得多，两个助手还是平常那副样子，既意味深长，又没有任何意义，不承担任何责任。

“别生气，”弗丽达说，“你要正确理解我们的激动。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成为一家人，这只能归功于巴纳巴斯。当我在酒吧第一次见到你——你和奥尔加手挽手走进来——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知道你的一些情况，但总的来说我对你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唔，不光是对你，我几乎对一切，几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时候也有好多事情令我不满意，有些叫我恼火，可是那是什么样的不满和烦恼呀，比方说，有一个客人在酒吧里侮辱了我——他们老是缠着我，你见过那些家伙，可是来的人还有比他们糟得多的，克拉姆的跟班还不算是最坏的——，有人侮辱了我，那对我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我觉得这好像是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或者我只是听说的，或者我自己已经忘掉了。可是现在我无法描述，甚至无法再想象这种事，自从克拉姆离开我以后，一切就全都变了。——”

说到这里，弗丽达住了口，伤心地低下头，十指交叉放在膝上。

“您看，”老板娘嚷道，好像不是她本人在说话，而只是把她的声音借给弗丽达似的，她还向前挪近一些，现在紧挨弗丽达坐着，“您看，土地测量员先生，这就是您干的事，还有您那两个我不能同他们讲话的助手，让他们来看看也会得到教训。您把弗丽达从她所享有的最幸福的状态中拽了出来，您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因为弗丽达的孩子气般过分的怜悯心让她不忍心看着您拽住奥尔加的手臂，听任巴纳巴斯家摆布而不管。她救了您，却牺牲了自己。现在木已成舟，弗丽达为了享受能坐在您膝上的幸福，把什么都舍弃了，如今您倒打出这张大王牌，说什么您本来是可以在巴纳巴斯家过夜的。您大概是想以此证明您并不依靠我吧。一点不错，假如您真住在巴纳巴斯家了，那您就会完全不依靠我，您也就得立马离开我的屋子了。”

“我不知道巴纳巴斯这家人造了什么孽，”K说，一面小心谨慎地把好像没有一点生气的弗丽达抱起来，慢慢地把她放在床上，自己站了起来，“也许您的话是对的，可我要求您让我和弗丽达两个人自己来处理我们的事情，这也完全不错呀。刚才您说什么关心和爱护，可我在这之后并没有见到您表示了多大的关心和爱护，更多的却是怨恨和嘲讽，再就是下逐客令。如果您存心要弗丽达离开我，或者要我离开弗丽达，那倒是干得相当巧妙，不过我相信您不会成功，如果您成功了，那您也会——请允许我也来发出不明确的威胁——非常后悔的。至于您给我的房子——您指的只能是这间讨厌的破屋子——，那也完全说不上是出于您自己的心意，更确切地说，看来对此伯爵当局有所指示。我现在要去通知他们说这儿要撵我走，要是安排我到别的地方去住，您一定会舒一口气，但我会更轻松的。现在我要去找村长谈这件事和别的事情，请您至少照看一下弗丽达，您那些可以说是慈母般的长篇大论已把她折腾得够瞧的。”

说罢他向两个助手转过身去。“走吧，”他说，从钉子上取下克拉姆的信想走。老板娘一直默默地望着他，等他的手已放在门把上时才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我还有几句临别赠言给您，因为不管您说什么，也不管您怎样冒犯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您终究是弗丽达未来的丈夫。只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才对您说，您对本地情况毫不了解，听了您说的话，再把您的话和想法在脑子里同实际情况比较一下，真叫人晕头转向。这种无知不是一下子就能纠正的，也许根本就无法纠正，可是只要您稍许相信我一点儿，时刻不忘这种无知，许多事情就有可能好转。这样您就会比方说马上对我公正一些并开始意识到，当我得知我最亲爱的小女孩可以说为了一只蛇蜥而放弃了一只鹰，而实际情况还要糟得多的时候，我简直吓蒙了——现在我还心惊胆战——，我得一个劲儿地设法忘掉此事，否则我就无法平心静气地同您谈话。啊，现在您又生气啦。不，您先别走，只再听一听这个请求：不论您去哪儿，始终要记住您在这儿是最无知的人，您得小心谨慎；在我们这儿，有弗丽达在就不会让您受到伤害，您尽管把心里话一古脑儿都讲出来，在这儿，比如您可以向我们表明您打算怎样去同克拉姆谈；只是实际上，只是实际上，请，请您别这么做！”

她站起来，激动得脚步有点晃悠，走到K的跟前，握住他的手，恳求地望着他。“老板娘，”K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为这样一件事屈尊来求我。要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我不可能同克拉姆谈话，那么，不管您求不求我，反正我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我能够同他谈话，那我干吗不干呢，特别是这样一来就推翻了您反对的主要理由，您的其他担心也就很成问题了。当然，我无知，无论如何这是事实，这使我很伤心，可这也有好处，那就是无知者胆更大，因此，只要力所能及，我愿意再忍受一会儿这种无知及其肯定严重的后果。可这些后果主要只会影响我，因此我尤其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来求我。至于弗丽达，您肯定会永远照顾她的，如果我完全从弗丽达的视野里消失，您只会把这看做是一件大好事。那么，您担心什么呢？您不会是——一个无知的人觉得什么都是可能的，”——说到这里，K就打开了门——“您不会是为克拉姆担心吧？”老板娘默默地目送着他匆忙跑下楼去，后面跟着他的助手。

第五章 会见村长

同村长的会谈没有煞费周章，这几乎使K感到惊奇。对此他试图这样去解释：根据他迄今的经验，同伯爵当局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十分容易。这一方面是由于显然官方曾经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一劳永逸地发出过一个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明确指示，另一方面是由于办理公事的那种值得钦佩的一元性，他猜想这种制度尤其在人们看不见它存在的地方表现得特别完善。有时只要一想起这些事情，K就不免以为自己的处境令人满意，尽管他在产生这种满意心情后总是很快告诫自己，危险恰恰就在这里。同当局直接打交道并不太困难，因为当局不管其组织多么严密，永远只是以遥远而不可见的老爷们的名义维护遥远而不可见的事情，而K却在为近在眼前的事情、为自己而斗争，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主动的，因为他是进攻者，不仅仅他一个人在斗争，而且显然还有他不知道但根据当局的措施来看他相信其存在的其他力量在斗争。但是，由于当局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至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迁就了他，因而就夺去了他轻而易举赢得小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也夺去了他随之而来的满足感和由此而产生的进行新的更大斗争的有根据的自信。相反，他们让K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当然只限于村子内，就这样纵容他，消耗他的精力，完全排除任何斗争，把他放到非官方的、完全不明不白的、异样的生活中去。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时刻提防，尽管当局是那么和蔼可亲，尽管他充分履行一切轻松得过分的官方义务，但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被自己所受到的虚假恩宠所迷惑，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谨慎，使得他在此地垮了下来，而当局还是那么温和友善，仿佛违背自己的意愿，但碍于某条他所不知道的公共条例，不得不把他弄走。那种日常生活，在这儿到底是什么呢？K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像此地这样公务和生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结合得如此紧密，有时可能使人觉得公务和生活已经错位。例如，克拉姆对K的工作行使的权力到现在为止只是一种形式，与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实际上拥有的权力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漫不经心的做法、某种放松的态度，只消直接面对当局就行，而在其他方面却必须总是特别小心，每走一步都得先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K首先在村长那里完全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是个和蔼可亲的胖子，胡子刮得很干净，正患着严重的痛风病。他在床上接见K。“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啰，”他说，想坐起来表示欢迎，但是坐不起来，便又倒在枕头上，抱歉地指了指他的腿。那间屋子的窗户很小，而且又遮上窗帘，所以光线很暗，朦胧中一个不声不响、几乎像影子般的女子给K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床前。“请坐，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K把克拉姆的信读给他听，同时加上几句议论。他又一次感到同当局打交道非常容易。他们简直可以肩挑任何重担，什么都可以让他们承担，自己轻松自在，什么都不用操心。村长似乎也有同感，他在床上不舒服地转来转去，最后说：“土地测量员先生，就像您已看出的那样，这件事我全都知道。我自己还没有作出任何安排，其原因一是我生病，二是您姗姗来迟，我已认为您不干了呢。可是现在承您大驾光临寒舍，我自然必须把令人不快的全部真相告诉您。如您所说，您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可是很遗憾，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用不着土地测量员。此地小块地产的界线都已划定，全都已登记在案，很少出现变更产权的情况，小的地界争端我们自己会解决。那我们还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K虽然从前对此没有想过，但他内心深信他已料到会得到类似的通知，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立刻说：“这使我深感意外。这使我的算计全都落空了。但愿这是发生什么误会了。”“可惜不是，”村长说，“事实就像我说的那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喊道，“我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并非为了现在又让人给打发回家。”“这是另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不是我所能做主的，不过这次误会怎么会发生，这我倒能向您说明。在伯爵当局这样大的衙门中有可能偶尔发生这一部门规定这件事，另一部门规定那件事而互不通气的情况，上级的监督尽管十分严密，但由于其性质的缘故来得太晚，因此总还是会出现小小的差错。当然，那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像您这种情况，在重大的事情上，我还没有听说发生过差错，不过小事也常常使人够难堪的啦。现在就您的情况而言，我愿意坦率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您听，不保守公务秘密——我也够不上是公务员，我是庄稼人，将来也永远是庄稼人。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上面来了一道命令，我记不起是哪个部门的了，这道命令以上面老爷们所特有的那种断然方式通知我们招聘一名土地测量员，并指示村公所准备好他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图表。这道命令自然不可能与您有关，因为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要不是我现在生病，有这么多的工夫躺在床上想这些最可笑的事，我就不会想得起来。”“米齐，”他突然停下来，对那个一直还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不知在干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到那个柜子里找找看，说不定能找到那道命令。”他向K解释道：“那是我上任初期的事，那时我还什么都保存。”那个女人立刻打开柜子，K和村长都看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柜门打开时有两大捆文件滚了出来，那些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捆，就像人们平时捆木柴一样，那女人惊恐地跳到一边去。“也许在下面，在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说。女人顺从地用两只手把文件全都从柜子里抽出来，以便寻找下面的文件。现在文件堆满了半间屋子。“办了不少事啊，”村长点点头说，“这只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文件我都存放在谷仓里，不过绝大部分都已经丢失了。谁能把这一切都收藏在一起呢？可是谷仓里还有不少。”说罢，他又转过去对他的妻子说：“你找得到那道命令吗？你得找一份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划蓝线的文件。”“这儿光线太暗，”女人说，“我去拿一支蜡烛来。”说着便踩着文件走出屋去。“办理这些麻烦的公事，”村长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得力助手，而这些事只能捎带着搞。我还有一个助手帮我抄抄写写，就是那位小学教员，可尽管这样还是应付不了，总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处理，这都搁在那个柜子里，”他指着另一个柜子。“现在我病了，那就更是越积越多了，”他说，疲倦而又得意地往后躺下。K看到女人已拿来蜡烛，这时正跪在柜子前面寻找那道命令，便问：“我能帮您夫人找吗？”村长摇摇头微笑着说：“我对您说过，我对您不保守公务秘密，可是让您本人查看这些文件，我可不能做得这样过分。”现在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只听见翻阅文件的窸窣声，村长也许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K转过身去。这自然是那两个助手。他们总算受过一些教导，没有马上冲进屋来，起先只是从门缝中悄悄地说：“我们在外面太冷了。”“是谁？”村长惊醒了，问道。“只是我的两个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叫他们在哪儿等我，外边太冷了，可是到这里来又使人讨厌。”“他们不会打扰我的，”村长和善地说，“您就让他们进来吧。再说，我认识他们，是老相识了。”“可是我讨厌他们，”K直率地说，把目光从那两个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又从村长身上移到助手们身上，发现这三人的笑容都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你们既然来了，”接着他试探地说，“那就留下来，帮村长太太找一份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划了蓝线的文件。”村长没有提出异议。不允许K干的事，倒允许这两个助手去干。他们马上就扑到文件堆上，可是他们更多是在文件堆里乱翻而不像是在找东西，只要一个拿起一份文件一个一个字母地拼读，另一个就会立即从他手里把文件抢过去。与此相反，那个女人跪在空柜前面，似乎已根本不再寻找了，至少蜡烛放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这两个助手，”村长得意地微笑着说，似乎这一切都是他一手安排的，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么说，您讨厌他们，可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K冷冷地说，“他们都是在这儿才跑到我身边来的，”“什么，跑到您身边来的，”村长说，“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是派来的吧。”“就算是派来的，”K说，“不过他们也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派他们来没有经过多少考虑。”“这儿没有一件事情会不经过考虑就干的，”村长说，甚至忘了腿痛，坐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K说，“那么聘请我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聘请您来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村长说，“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不重要的情况，才把事情搞乱了。我要用文件来向您证明这一点。”“文件找不到啦，”K说。“找不到？”村长喊道，“米齐，请快点找！不过没有文件我也能先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您听。对于我已提到的那道命令，我们感激地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可是这一答复看来并没有送回到原来的那个部门，我想把它叫做A，而是错误地送到了另一个部门B。因此，A部一直没有收到答复，可是不幸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的完整答复，是我们没有把文件的内容送去呢，还是中途遗失了——反正肯定不是在部里丢失的，这我敢保证——，总之，B部收到的只是一个装文件的信封，信封上只注明信封里实际上不幸已丢失的文件涉及聘请一名土地测量员之事。在此期间，A部一直在等待我们的答复，关于这件事，他们虽然留有记录，但是正如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常常发生，即使所有工作都安排得非常精确也在所难免，那个办事员以为我们会答复，然后他就去招聘土地测量员或者根据需要就这件事进一步同我们联系。因此他并未注意那份记录，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可是，这个公文信封在B部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出名的办事员手里，他叫索迪尼，是意大利人，连我这样一个知情人也不明白，像他这样一个干练的人才为什么只担任几乎最低的职务。这个索迪尼自然就把空信封退了回来，要求我们把文件补齐。如今，从A部第一次来函到现在，如果不说已有好几年，那也已有好几个月了，这可以理解，因为一件公文如果正常运转——通常都是如此——，最迟一天之内就能送达有关部门，而且当天就得到处理，可是，万一送错了，在完美的体制下，就得严格按照规定努力去彻底追查，否则就会找不到，那么，那么时间当然就会拖得很长。因此，当我们收到索迪尼的通知时，我们对这件事只剩下一点模糊不清的印象了，那时候只有米齐和我两个人办公，小学教员还没有派给我，我们只保存最重要事情的文件副本——总之，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招聘土地测量员之事，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

“可是，”说到这里，村长突然打住了，似乎自己过于热心，扯得太远了，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扯远了，“这事您听了不感到无聊吗？”

“不，”K说，“我觉得挺有趣。”

村长接着说：“我讲这事可不是给您消闲解闷的。”

“我觉得它有趣，”K说，“只是因为它使我看到，荒唐可笑的混乱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您还没有看到什么呢，”村长严肃地说，“我可以给您继续讲。索迪尼对我们的答复自然不会满意。我佩服此人，尽管他给我带来麻烦。他对谁都不相信，比方说，即使某人同他打过无数次交道，他知道此人是最可信赖的人，可是下一次他就不相信他了，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不如说，好像他知道此人是个坏蛋。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必须这样做；可是遗憾的是，我的天性使我无法遵守这条原则，您早就看到，我对您这个外乡人是多么坦率，把什么事都告诉您，我就是不能不这样做。索迪尼却相反，他对我们的答复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从此就书信来往频繁。索迪尼问我怎么忽然想到不用招聘土地测量员的，我根据米齐的好记性回答说，最早是官方提出的（实际上是另一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当然早就忘记了），索迪尼反驳道：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提到这份公函，我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索迪尼说：这事很奇怪，我说：事情拖得这么久，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索迪尼说：这事确实奇怪，因为我记得那件公函并不存在，我说：当然不存在，因为全部文件都丢失啦，索迪尼说：可是关于那第一封公函，一定会有一份记录的，现在却没有。这时我顿住了，因为索迪尼的部门居然会发生差错，我既不敢断言，也不敢相信。也许，土地测量员先生，您心里会责怪索迪尼，听了我这一番话，他起码应该考虑到别的部门去查问这件事。但要是这样，那就恰恰错了，我不愿您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什么缺陷，即使您只是在心里想。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就是根本不考虑有任何差错的可能性。由于整个工作组织得尽善尽美，所以这条原则是有根有据的；如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务，这条原则也是必要的。因此，索迪尼也许根本没有去向其他部门查询，况且他们也根本不会回答，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发觉，这是在调查一个可能发生的差错。”

“请允许我，村长先生，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有一个监督机构吗？按照您说的话来看，整个体制是完美无缺的，怎么会没有监督呢？简直不可思议。”

“您十分严格，”村长说，“可是把您的严格增加一千倍，与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您这种严格仍然算不上什么。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那样的问题。有没有监督机构？监督机构有的是。不过，它们的任务并不是查出广义的差错，因为差错不会发生，即使偶尔发生一次差错，就像在您的事情上，可是谁又能肯定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真是闻所未闻，”K喊道。

“对我来说，这一点也不新鲜，”村长说。“我同您并无很大不同，我自己深信发生了差错，索迪尼非常难受，大病了一场。我们得感谢一级监督机关，他们发现了造成这一差错的根源，并且也认识到这个差错。可是谁能断言二级监督机关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还有三级以及三级以上的监督机关也都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也许是吧，”K说，“但我宁愿还不介入这样的考虑，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些监督机关，自然还不可能了解它们。但是我认为，这儿必须分清两回事：一是在这些机关内部发生的事，对此官方又能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二是我这个实际存在的人，我站在这些机关之外，受到他们侵犯的威胁，这种侵犯是那么荒谬，我一直还不能相信这种危险是真的。关于这一点，村长先生，您对情况非常熟悉，您说得头头是道，很有可能是对的，只不过我还想听您说一说我的事。”

“我也正要谈呢，”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再介绍一些情况，您是不会理解的。现在我就提到监督机关，这还太早。所以我回过头来谈谈我和索迪尼的分歧。刚才说过，我的反对渐渐地变弱了。可是，只要索迪尼对谁占上风，即使是占最小的优势，那他就已胜利在握了，因为这时候他的注意力、干劲和机敏也都提高了，这时他对于受攻击者来说是很可怕的，对于受攻击者的敌人却是了不起的。只是因为我在其他事情上也经历过这后一种场面，所以我才能这样谈起他，就像我现在所做的。顺便说说，我还从来没有能见过他一面，他不能到下面来，他忙极了，听说他房间里靠墙都堆满了一捆捆摞在一起的公文，这些只是索迪尼正在处理的公文，由于不断地从这些文件堆中取出文件，放进文件，而且又都进行得十分匆忙，因此那些成堆的一捆捆文件就不断地掉到地上，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一阵紧接着一阵的哗啦声成了索迪尼办公室的典型特征。是啊，索迪尼是个干事的人，不论事情大小，他都兢兢业业对待。”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的事是最小的事，可是它让许多官员很操心，也许开头它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通过索迪尼之类官员的勤奋，它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很遗憾，这完全违背我的意愿，因为我的抱负并不是让那一卷卷关于我的公文堆积成山并又哗啦啦地倒下来，我只想当一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在小绘图桌上安静地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在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它是小事情中的最小事情之一。一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并不取决于它的工作量；要是您这样想，那您就很不了解当局。即使就工作量而言，您的事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之一；一般的事，也就是那些没有发生所谓差错的事，则需要进行多得多的、当然也有效得多的工作。再说，您还毫不了解您的事所引起的真正的工作，现在我才愿意讲给您听。后来，索迪尼先不让我过问此事，可是他手下的官员来了，每天都在贵宾饭店对村里的头面人物进行查询并记录在案。大多数人都站在我一边，只有少数几个人产生了疑心，土地测量是个会使庄稼人情绪激动的问题，他们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和不公正行为，他们还有一个领头的，索迪尼从他们的陈述中必然会得到这样的信念，即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村委会讨论，那就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反对聘请一名土地测量员。因此，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结果至少变成了一件可疑的事。这方面有一个名叫布龙斯维克的人尤为突出，您大概不认识他，也许他这人并不坏，只不过很傻，喜欢想入非非，他是拉泽曼的连襟。”

“制革匠的连襟？”K问，并把他在拉泽曼家里看到的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形容了一番。

“对，就是他，”村长说。

“我也认识他的妻子，”K有点随便地说道。

“那倒可能，”村长说罢就沉默下来。

“她很漂亮，”K说，“但脸色有点苍白，病恹恹的。她是城堡里来的吧？”这句话一半带着询问的口吻。

村长看了看钟，向汤匙里倒了药，匆匆吞了下去。

“您大概只了解城堡里的办公设施吧？”K粗暴地问。

“是的，”村长说，脸上带着一丝嘲讽而又感激的微笑，“这也是最重要的。至于布龙斯维克：要是能把他逐出村子，我们几乎全都会感到高兴，拉泽曼也不会不高兴。可是那时布龙斯维克颇有一些势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但是爱大声嚷嚷，这一点也使某些人感到满意。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提到村委会上去讨论，顺便说说，这只是布龙斯维克暂时的惟一的胜利，因为村委会的大多数自然不想聘请什么土地测量员。这也是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是从那时候起，这件事就一直没有止息过，部分是由于索迪尼的认真，他进行极其认真仔细的调查，想要摸清大多数人以及反对派的动机；部分是由于布龙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当局有一些私人关系，他总是用他异想天开的新发现鼓动他们。可是索迪尼是不会受布龙斯维克蒙蔽的——布龙斯维克怎么能蒙蔽索迪尼呢？——但正是为了自己不受蒙蔽，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而还没有等调查完毕，布龙斯维克就已又想出一些新花招，他这个人鬼点子很多，这与他的愚蠢有关。现在我谈谈我们官方机构的一个特点。与其准确性相媲美，它也极其敏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件事情已经考虑了很久，尽管还没有考虑完，突然闪电般地从一个无法预见而且以后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决定，使事情得到了结，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仍然不免是武断的。好像官方机构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紧张，忍受不了同一件也许本身无足轻重的事的刺激，不用官员们的协助，就自己作出了决定。当然并不是出现了什么奇迹，肯定是某个官员写下了处理意见或者作了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不管怎样，至少是我们这儿，甚至连官方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官员决定的以及出于何种原因。监督机构在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一点，可我们就不会再知道，而且以后也不再有人还会对它感到兴趣了。正是这些决定如上所述通常都是非常好的，惟一使人恼火的是，人们——事情常常会造成这种结果——知道这些决定时已为时太迟，因此在此期间人们仍然在热烈地讨论早已作出了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您的事情上是否有过这样的决定——有些情况说明有，有些情况说明没有——，可是，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决定，那么聘书就会早已给您送去，您就会千里迢迢来到此地，就会过去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索迪尼还会一直在这儿为同一件事情忙得精疲力竭，布龙斯维克会搞他的阴谋诡计，我就会夹在中间两面受罪。我只是略提一下这种可能性，但我确定知道如下的情况：有一个监督机构在这期间发现，许多年以前A部曾就土地测量员一事向村里征求过意见，可是至今未曾得到答复。于是再次向我提出询问，这时候整个事情就真相大白了。A部满足于我的答复即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索迪尼不得不认识到此事不由自己主管，他干了那么多徒劳无益、大伤脑筋的工作，当然责任不在他。要不是新的工作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要不是您的事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我们大家也许都会松一口气，我相信即使索迪尼本人也会如此，只有布龙斯维克很恼火，但这只令人感到好笑罢了。可是，土地测量员先生，现在，在整个事情圆满地了结之后，而且打那以后又已过去很长时间，您突然出现了，看来好像这件事又要重新开始，您想想我会多么失望吧。就我来说，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您大概会明白吧？”

“一点不错，”K说，“可我也更明白这儿有人在利用我做文章，也许甚至是在滥用法律。至于我，我是会进行反抗的。”

“您想要怎么做？”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迫您，”村长说，“只是请您考虑一下，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是朋友，因为我们素不相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事务上的朋友。我只是不能录用您当土地测量员，除此以外，您可以信赖我，有事尽管来找我，当然是在我掌握的不大的权力范围之内。”

“您总是说，”K说，“要不要录用我当土地测量员，可我已经被录用了，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是很珍贵的、令人敬畏的，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看来这签名是真的，不然——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对此发表意见。米齐！”他喊道，接着又说：“你们在干什么呀？”

那两个好久没有被人注意的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有找到那份要找的文件，就想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到柜子里去，但是因为文件又多又乱，所以放不进去了。于是，可能是那两个助手想出了什么主意，现在他们正在实现这个主意。他们把柜子平放在地上，把全部公文档案都塞了进去，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在柜门上，现在想这样慢慢地把文件压进去。

“这么说，那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真遗憾，不过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其实我们不用再看这件公文了，再说文件肯定还会找到的，也许是在小学教员那儿，他那里还有很多文件哩。米齐，现在你把蜡烛拿过来，跟我一起读一读这封信。”

米齐走过来，坐在床沿上，倚在这个身强力壮、生气勃勃的男人身上，男人用手搂着她，这会儿她显得更苍白、更不起眼儿了。在烛光下，只有她那小脸引人注目，脸上鲜明而严肃的线条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才变得柔和了。她刚一看到信就轻轻地双手合十。“是克拉姆的，”她说。说完他们两人一起读信，悄悄地咬了一会儿耳朵，最后——这时候那两个助手正高呼乌拉，因为他们终于把柜门关上了，米齐默默地感激地望着他们——村长说：

“米齐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现在我可以说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一封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信开头的那句称呼‘尊敬的先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此外，信里只字不提您当土地测量员的事，而只是泛泛地说什么为伯爵大人效劳，就连这一点也说得不很明确，‘如您所知’，您只是被录用了，这就是说，您已被录用的证据要由您来提供。最后，官方只让您来找我这个村长，让我作为您的顶头上司向您介绍一切详细情况，这基本上已经做了。对一个懂得怎样阅读公函因而也就会更好地阅读非官方函件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您是外乡人，不懂得这点，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总的说来，这封信的意思不过是，要是您被录用为伯爵大人效劳，克拉姆本人想要关心您。”

“村长先生，”K说，“这封信经您这样一解释，就只剩下一张白纸上的签名了。难道您没有发现，这样一来您就贬低了您表面上很尊重的克拉姆的名字。”

“您误解了，”村长说，“我并没有看错这封信的意思，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它，而是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自然比公函重要得多，只是它恰恰没有您给予它的那种意义。”

“您认识施瓦采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米齐，也许你认识他吧？你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怪啦，”K说，“他是城堡副总管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城堡副总管的儿子呢？”

“好，”K说，“那么您就得相信我所说的他是城堡副总管的儿子。我来到此地的当天就跟这个施瓦采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吵。后来他打电话去问那个名叫弗利茨的城堡副总管，得到的答复是，我已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这您又如何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还从来没有同我们的当局真正有过接触。您的那些接触都是虚假的，可是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把它当成真的了。至于电话：您看，我同当局打交道可说是够多的了，可是我这儿就没有电话。在客栈这样的地方，电话或许大有用处，就像一架自动奏乐器，也就仅此而已。您在这儿打过电话吗？打过吧？那您或许就懂得我的意思了。在城堡里，电话显然是挺管用的，听说那儿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这当然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不断的电话，在这儿的电话机里听上去就像一种沙沙声和啾啾声，您一定也听过这种声音。可是，这种沙沙声和啾啾声却是这儿的电话机向我们传送的惟一真实可靠的东西，此外什么都是虚假的。我们和城堡之间没有专线联系，也没有总机接转我们的电话；从这儿打电话给城堡里某人，那儿最低一级部门的所有电话机都会响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要不是——如我确切知道的那样——几乎所有电话机上的音响装置都被关掉的话，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的。不过，有时也会有某个疲惫的官员需要找一点儿消遣——尤其是在晚上或夜里——便把音响装置打开，这样我们就听到了回话，当然这回话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儿的人整天匆匆忙忙地应付最重要的公事，有谁竟敢为了自己的私人小事打电话去惊动他们。我也不明白，连一个外乡人怎么都会相信，如果他打电话，比如说打给索迪尼吧，接电话的就真是索迪尼吗？很可能是别的部门的一个小秘书而已。另一方面，有人打电话给小秘书，接电话的却是索迪尼本人，这在特定的时刻也是有可能的。不过，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等对方开口就跑开。”

“原来我可不是这样看的，”K说，“这些细节我无法知道，本来我也并不十分相信这些电话内容，我一直明白，只有直接在城堡里经历或实现的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不，”村长抓住一个字眼不放，说，“电话里的回答绝对很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城堡里官员的话怎么会不重要？我在谈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这一点。信上的话全都没有官方的意义；如果您认为有，那就错了，另一方面，私人信件的内容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恶意的，却又关系重大，往往比任何公函所能具有的意义更为重大。”

“好吧，”K说，“假定一切都是如此，那我在城堡里就有不少好朋友了；准确地说，许多年前，那个部门突然想起要请一位土地测量员，这对我是一种友好的行为，在这以后，友好行动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后来，结局却不妙，我被骗到这里，现在又威胁要撵我走。”

“您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村长说，“您认为城堡的意见不能照字面去看，这一点您是对的。不过谨慎小心到处都是必要的，不仅是在这儿，涉及到的意见越重要，就越是要谨慎小心。可是您说您是被骗来的，那我就难以理解了。如果您更仔细地听我说明，您就一定会明白，您应聘来此地的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进行一次短短的谈话就能说清楚的。”

“那么惟一的结论就是，”K说，“一切都很模糊不清，无法解决，包括撵我走在内。”

“谁敢把您撵走呢，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因为搞不清您是不是被请来的，所以才保证您受到最好的礼遇，只是看来您过于敏感。这里没有人留您，但这并不是说要撵您走呀。”

“哦，村长，”K说，“您现在又把事情看得太清楚了。我给您举出几条让我留在这儿的理由：我作出牺牲，离乡背井，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此地，由于受聘而对这儿怀着有根据的希望，我身无分文，如今不可能再在家乡找到其他适当的工作，最后，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条是，我的未婚妻是本地人。”

“哦，弗丽达！”村长毫不感到意外地说。“我知道。不过不论您到哪里，弗丽达都会跟您去的。至于您提到的其他几点，这确实需要一定的考虑，我会向城堡报告的。如果有什么决定，或者事先需要再和您谈一次，我会派人找您来的。您同意吗？”

“不，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想得到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权利。”

“米齐，”村长对他的妻子说，她一直紧紧依偎在他的身旁，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克拉姆的信，把它折成一只小船，现在K吃惊地一把从她手里把信抢过来，“米齐，我的腿又疼得很厉害了，我们得换绷带了。”

K站起身。“那我就告辞了，”他说。“好吧，”米齐说，她已经准备好药膏，“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去，他刚说完要告辞，那两个助手马上就把两扇门打开了，他们的干劲总是不合时宜。为了不让病人的房间受到正在大量涌入室内的冷空气的侵袭，K只好匆匆向村长鞠躬告别。然后，他拽住两个助手跑出屋子，迅速把门关上。

第六章 同女店主的第二次谈话

店主正站在客栈门口等他。K不问他，他是不敢开口的，因此K问他想干什么。“你找到新住处了吗？”店主眼睛看着地下问。“是你老婆叫你问的吧？”K说，“你大概什么事都听她的吧？”“不，”店主说，“我并不是受她的嘱咐才问的。不过她为了你的缘故心情很激动、很难过，无法干活儿，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埋怨个不停。”“要不要我去看看她？”K问。“我求你去看看她，”店主说，“我已经到村长家去找过你，在门口听到你们正在谈话，我不想打扰你们，而且我也惦记着我的老婆，所以又跑回来了，可是她不愿意见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你回来。”“那么我们马上去吧，”K说，“我很快就会叫她平静下来的。”“但愿如此，”店主说。

他们穿过明亮的厨房，有三四个女仆彼此离得远远的，正在干手头正要干的活儿，一看见K简直就愣住了。在厨房里就可以听到女店主的叹息声。她躺在一间用薄薄的一层板壁同厨房隔开的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屋子里只放得下一张大双人床和一个柜子。床的位置使人在床上可以看到整个厨房，便于监督那儿的工作，而从厨房里却看不清屋里的东西，屋里光线很暗，只能隐约看到红白色床单的微弱闪光。只有进了屋子，眼睛对黑暗习惯以后，才能分辨出各样东西。

“您到底来了，”女店主有气无力地说。她伸展四肢，仰躺着，显然呼吸困难，她掀开了鸭绒被。她躺在床上比穿上衣服时看起来年轻得多，可是她戴的一顶用精致花边织物织成的睡帽显然太小了，在她的头发上晃动，却使她憔悴的面孔显得很可怜。“我干吗要来呢？”K温和地说，“您又没有叫我来啊。”“您不该让我等那么久，”女店主以病人的那种固执说。“您坐下，”她指着床沿说，“你们其余的人都给我走开。”除了那两个助手，那些女仆这时也都已挤进来了。“我也想走开，嘉黛娜，”店主说。K第一次听到这个女人的名字。“当然，”她慢慢吞吞地说，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情，心不在焉地加了一句，“你干吗偏偏要留下来呢？”可是当所有人都退到厨房里去以后，这一次连两个助手都马上走开了，不过走在一个女仆的后面，嘉黛娜很机敏，觉察到这儿说的每一句话厨房里都能听见，因为这间小屋没有门，于是她命令大家也离开厨房。这一点马上就做到了。

“土地测量员先生，”嘉黛娜然后说，“柜子里前面挂着一条披肩，请你拿给我，我要盖在身上，我吃不消这床鸭绒被，喘不过气来。”K把披肩递给她以后，她说：“你看这条披肩挺漂亮，是不是？”K觉得这是一条普通的羊毛披肩，只是出于礼貌，他用手又摸了一下，但是没有说什么。“是的，这是一条漂亮的披肩，”嘉黛娜一面说，一面把自己裹上。现在她安详地躺在那里，似乎一切病痛都消失了，甚至想到了自己因为躺着而弄乱的头发，便坐起片刻，沿着睡帽把头发拢了拢。她的头发很密。

K变得不耐烦起来，说：“老板娘，您让人问我是否已找到别的住处。”“我让人问您？”女店主说，“没有，您弄错了。”“您丈夫刚刚问过我。”“这我信，”女店主说，“我和他意见不合。我不要您住在这儿的时候，他留您住下来；现在我很高兴您住在这儿，他倒要把您撵走。他总是这个样子。”“这么说，”K说，“您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两个钟头里？”“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女店主说，又变得有气无力，“把您的手伸给我。喏，现在答应我要直言相告，我也要对您直言不讳。”“好的，”K说，“可是谁先开始呢？”“我先开始，”女店主说，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迎合K的心意，而像是急于要先说。

她从枕头下抽出一张相片递给K。“您看看这张照片，”她恳求地说。为了看得清楚些，K向厨房跨进一步，可是在厨房里也不大容易看清照片上有什么，因为年代久远，照片褪了色，好几处已折损，又皱又脏。“照片不是很好，”K说。“可惜，可惜，”女店主说，“随身带很多年，就一定会这样。不过您如果仔细看，还是能全都看清楚的，那当然啦。而且我还可以帮您，告诉我您看到了什么，我喜欢听人谈这张照片。究竟看到什么啦？”“一个年轻人，”K说。“不错，”女店主说，“他在干什么？”“好像躺在一块木板上，伸懒腰，打呵欠。”女店主笑了。“全错了，”她说。“可是这儿确是木板，他躺在这儿，”K坚持自己的看法。“您再仔细看看，”女店主气呼呼地说，“他真是躺着吗？”“不，”现在K说，“他不是躺着，他正浮在空中，现在我看出来了，那根本不是木板，或许只是一根绳子，这个年轻人正在跳高。”“对了，”女店主高兴地说，“他在跳，公家信差就是这样练习的。我早知道您一定会看得出来的。您也看得清他的面孔吗？”“他的面孔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K说，“他显然很使劲，嘴巴张开，眼睛闭紧，头发飞扬。”“很好，”女店主赞扬地说，“没有见过他本人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像您看得这么清楚的。不过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我只匆匆见过他一面，就永远也忘不了他。”“他究竟是谁？”K问。“他是克拉姆第一次派来叫我到他那儿去的信差，”女店主说。

K无法仔细听，玻璃窗的格格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立刻发现了他受到干扰的原因。两个助手站在外面院子里，两只脚在雪地里交替地跳着。他们装作好像很高兴又见到他，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他指给对方看，同时还不停地轻轻敲着厨房的窗户。K做了一个恐吓性的手势，他们立刻停下了，争先恐后把对方挤在后面，可是一个马上就甩掉了另一个，不一会儿他们又回到窗前。K急忙走到那间小屋里去，使助手们在外边看不到他，他也不必看到他们。可是那种轻轻的、恳求似的敲玻璃声音，在那儿还追随他响了很长时间。

“又是那两个助手，”他指着外边，抱歉地对女店主说。但是她并没有注意他，她从他手里拿走照片，看着照片，把它抚平，又塞到枕头下边去。她的动作变慢了，但并不是因为疲乏，而是因为回首往事而心情沉重。她原想把自己的经历讲给K听，但是讲着讲着就把K给忘了。她玩弄着披肩的穗饰。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眼睛，用手擦了擦眼睛，说：“这条披肩也是克拉姆送的。这顶睡帽也是。照片、披肩和睡帽，这三样东西是我保存的纪念品。我不像弗丽达那么年轻，不像她那样雄心勃勃，也不是那样敏感，她是很敏感的，总之，我知道怎样适应生活，不过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三件纪念品，我在这儿是不会坚持这么久的，或许一天也坚持不下去。在您看来，这三样东西也许微不足道，不过您看：弗丽达跟克拉姆来往已有很长时间，可是没有得到一件纪念品。我曾经问过她，她太痴情了，也太不知足了，而我呢，虽然和克拉姆在一起只有三次——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叫我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能带回来这些纪念品，因为我好像有一种预感，觉得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不了。当然，你得自己操心，克拉姆本人是从来不给别人什么东西的，不过你如果看到那儿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能要到手。”

听到这些事，K感到很不自在，尽管这些事也和他有关。“这一切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啦？”他叹了口气，问道。

“二十多年以前，”女店主说，“有二十好几年了。”

“一个人对克拉姆忠心耿耿，居然能持续这么久，”K说。“可是，老板娘，您是否也清楚，当我想到我未来的婚后生活的时候，您的这些坦白会使我深感忧虑？”

女店主觉得K现在想要插进自己的事实在不是时候，便生气地瞟了他一眼。

“别生气，老板娘，”K说，“我并没有说任何话反对克拉姆，可是为环境所迫，我和克拉姆发生某种关系；这一点哪怕是最崇拜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唔，好啦。因此，只要有人提到克拉姆，我也总会想到自己，这是无法改变的。再者，老板娘，”说到这里，K握住她那踌躇的手，“想一想，上次我们的谈话结果是多么不如人意，希望这一次我们能和和气气地分手。”

“您说得对，”女店主说着并低下头，“可是请体谅我。我并不比别人更敏感，相反，每个人都有过敏的事情，我只有这一件。”

“不幸这同时也是使我过敏的事，”K说，“不过我一定会克制自己。现在请告诉我，老板娘，假定弗丽达也和您一样，对克拉姆仍然忠诚得令人吃惊，在婚后生活中我怎么能够忍受呢。”

“忠诚得令人吃惊，”女店主面有愠色地重复了一遍。“这究竟是不是忠诚？我忠于我的丈夫，可是对克拉姆呢？克拉姆曾经一度选我做他的情人，我能在任何时候失去这个身份吗？您问今后同弗丽达一起生活怎么能够忍受这一点？啊，土地测量员先生，您究竟是何许人，竟敢这样问？”

“老板娘！”K警告地说。

“我知道，”女店主顺从地说，“可是我的丈夫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说谁更不幸，是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弗丽达。弗丽达任性离开了克拉姆，而我呢，他不再召我去了。但是更不幸的也许是弗丽达，尽管她看来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我一心只想自己的不幸，我不断地问自己，其实今天也没有停止这样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克拉姆召你去了三次，第四次就不叫你去了，从来就没有过第四次！当时我还能想什么别的事情呢？不久以后我就和我的丈夫结婚了，除此之外，我和他还能谈什么呢？白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接手办这家客栈时，店里情况很糟糕，我们必须努力把它搞好，可是夜里呢？多少年来，我们夜间的谈话总是谈克拉姆，谈他为什么变心。如果在谈话时我的丈夫睡着了，我就把他弄醒，我们继续谈下去。”

“现在，”K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提一个很冒昧的问题。”

女店主沉默不语。

“那我就不能问了，”K说，“这我也满意了。”

“不错，”女店主说，“这您也满意了，特别是这一点。您把什么都误解了，把沉默也误解了。您也不可能不这样。我允许您问。”

“如果我把什么都误解了，”K说，“也许我也误解了我的问题，也许我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冒昧。我只想知道，您是怎么认识您的丈夫的，又是怎么把这家客栈弄到手的？”

女店主皱起眉头，但是她沉着地说：“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我父亲是铁匠，我现在的丈夫汉斯是一个大农庄主的马夫，他常去找我父亲。那是在我和克拉姆最后一次会面以后，我很悲伤，其实我不该这样，因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无可指摘的，不准我再去找克拉姆，正是克拉姆自己的决定，也就是正确的，只是原因模糊不清，我不能去追问，但是我不该悲伤，然而我还是很悲伤，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坐在屋前的花园里。汉斯在那儿看到我，常常坐到我身边，我并没有向他诉苦，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所以陪着我一起哭。那时客栈老板的妻子已死，而且他年纪也大了，因此只好歇手不干。有一次，他走过我们的小花园，看到我们坐在那儿，便停了下来，毫不犹豫地就要把客栈租给我们，也不要我们预付一分钱，因为他信任我们，而且租金也定得很低。我不想拖累我的父亲，此外我什么都不在乎，因此想到这个客栈和新的工作也许能使我忘却一点过去，于是我就嫁给了汉斯。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沉寂片刻后，K说：“那位老板的行为倒是很仗义，只是有点轻率，或者他信任你们两人，是否有特殊的原因？”

“他很了解汉斯，”女店主说，“他是汉斯的伯父。”

“那当然啦，”K说，“这么说来，汉斯家的人显然很看重和您攀亲吧？”

“也许是吧，”女店主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关心这些事情。”

“可是情况一定是这样的，”K说，“因为这家人情愿作出这样的牺牲，没有任何保障就把客栈交到您的手里。”

“后来事实证明，这倒不是轻率，”女店主说。“我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我是铁匠的女儿，身强力壮，我不需要女仆，不需要帮工；我什么都干，酒吧，厨房，马厩，院子，全是我一个人。我饭菜做得好，甚至把贵宾饭店的顾客都夺走了。您没有在店里吃过午饭，您不知道我们中午的主顾，那时候客人比现在还要多，现在有许多人已经不来了。结果我们不仅能按时缴付租金，而且过了几年我们就把整个客栈买了下来，今天差不多已经偿清全部债务。不过另一个结果是，我把身体搞垮了，得了心脏病，现在成了一个老太婆。您也许以为我比汉斯年纪大得多，其实他只比我小两三岁，而且永远不见老，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抽抽烟斗，听听顾客聊天，然后磕磕烟斗，有时拿拿啤酒——干这种工作人是不会老的。”

“您的成绩值得钦佩，”K说，“这毫无疑问，不过我们谈的是您结婚以前，那时汉斯家情愿牺牲钱财，或者至少得冒这样大的风险，交出客栈，而且除了您的工作能力以外，他们不抱其他任何希望，何况那时还没有人了解您的工作能力，而汉斯并没有什么工作能力，这一点人们一定早就知道，因此，他们急于要和您结亲，这就有点奇怪了。”

“得啦，”女店主疲惫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您想到哪里去了？克拉姆和这些事毫无关系。他干吗要为我操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怎么能够为我操心呢？他再也不了解我的情况。他不再召唤我去，表明他已把我忘了。他不再召唤什么人时，就是把这个人全忘了。我不想在弗丽达面前谈这一点。但那还不仅是忘记而已。一个人忘记了谁，有时会又记起来。就克拉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要是不再召唤你了，那就是他已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但忘记过去的事，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想起来。如果我努力尝试的话，我能设身处地体会您的思想，在这儿您的想法是荒唐的，在你们那儿也许是有道理的。您也许竟会荒唐地认为克拉姆让我嫁给汉斯，正是为了将来他召唤我去的时候，我可以没有多大困难就能上他那儿去。嗨，这种想法简直荒唐透顶。如果克拉姆示意叫我去，有哪一个男人能阻止我跑到克拉姆身边去？荒唐，荒唐透顶；如果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就会把自己弄糊涂了。”

“不，”K说，“我们并不想把自己弄糊涂，我还没有想得像您所认为的那么远，尽管说句老实话，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去想呢。目前惟一使我惊奇的是，汉斯的亲属对这门亲事寄予厚望，而他们的期望也确实实现了，不过却牺牲了您的心脏、您的健康。起先我固然以为这些事情和克拉姆有关，不过没有或者还没有像您所说的那么厉害，显然您只是想再溇我一顿，因为这样能使您开心。但愿您能开心！不过我的意思是：首先，促成这门亲事的显然是克拉姆。没有克拉姆，您就不会伤心，不会无所事事地坐在屋前的小花园里，没有克拉姆，汉斯就不会在那儿见到您，要不是您很悲伤，像汉斯这样一个腼腆的人就决不敢跟您讲话，没有克拉姆，您决不会和汉斯一起伤心落泪，没有克拉姆，那位好心的老伯伯决不会看见汉斯和您安安静静地在一起，没有克拉姆，您就不会对人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也就不会嫁给汉斯。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克拉姆的作用。但是事实上还不止如此。要不是您力求忘记过去，您一定不会如此拚命干活，把客栈办得这么出色。所以说，这也有克拉姆的份。但是除此之外，克拉姆也是您生病的原因，因为在您结婚以前，您的一片痴情没有得到回报，就已经伤透了你的心。现在剩下的惟一问题是：汉斯的亲属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门亲事？您自己说过，当克拉姆的情人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莫大殊荣，所以他们也许是受到这一点的吸引。可是，除此之外，我相信，他们希望那颗把您引导到克拉姆身边的福星——假定那是一颗福星，不过您说这是一颗福星——是您命中注定的，因此您一定会永远走运，好运不会像克拉姆那样突然迅速离您而去。”

“您真是这样想的吗？”女店主问。

“我真是这样想的，”K迅速地回答，“不过我认为，汉斯的亲属所抱的希望既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而且我认为我还看得出他们错在哪里。表面上看来，似乎万事大吉，汉斯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有位仪表堂堂的太太，受人尊敬，客栈没有负债。可是实际上并非万事大吉，如果他和一个初恋的普通姑娘结婚，他一定会幸福得多；如果他像您指摘他的那样，常常失魂落魄似地站在店堂里，这是因为他真的觉得惘然若失，他倒并没有因此感到悲伤，没错，我对他已有足够的了解，但是同样千真万确的是，这个漂亮聪明的小伙子要是娶了另一个女人，就会更加幸福，我的意思是会更独立，更勤恳，更有男子气概。而您自己呢，肯定并不幸福，据您所说，如果没有这三件纪念品，您就不想再活下去，而且您又有心脏病。那么，汉斯的亲属所抱的希望是不是就错了呢？我并不这样认为。您福星高照，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它。”

“那么他们错过了什么呢？”女店主问。她现在伸直四肢，仰面躺着，眼睛望着天花板。

“他们没有去问克拉姆，”K说。

“这样，我们又回到您的事情上来了，”女店主说。

“或者说又回到您的事情上来了，”K说，“我们的事是互相关联的。”

“那么，您想从克拉姆那儿得到什么？”女店主问。她已经坐了起来，把枕头抖松，好倚着枕头坐，正视着K的眼睛。“我已经把我的情况坦白地告诉了您，您本可以学乖一点。现在您也坦白告诉我，您想问克拉姆什么。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弗丽达上楼去呆在她的房间里，我怕您当着她的面不能痛痛快快地谈。”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K说。“不过首先我想请您注意一点。您说克拉姆爱忘事。那么，第一，在我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第二，这是无法证明的，显然是传说，而且是那些正受克拉姆宠爱的姑娘们编造出来的。您居然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真令我吃惊。”

“这不是传说，”女店主说，“而是大家的经验之谈。”

“那就是说，也可以用新的经验来驳斥，”K说。“可是，此外您和弗丽达的情况还有所不同。至于克拉姆不再召弗丽达去，这种情况几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而是他召她去，但她没有服从。甚至可能他一直还在等着她去呢。”

女店主没有吭声，只是用眼睛上下打量着K，然后说：“我愿意冷静地倾听您要说的一切。您尽管直率地说，不必顾惜我。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提克拉姆的名字。就叫‘他’或别的什么，但别指名道姓。”

“我很乐于这么做，”K说，“可是我想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倒是很难说清楚。首先，我想在近处看到他，再就是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我想知道他对我们结婚抱什么态度。在这以后，也许我会请求他做什么，这要看我们谈话的情况而定。有可能谈到许多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跟他见面。因为我还没有和真正的官员直接谈过话。要做到这一点，似乎比我原来所想象的要困难。但是现在我有这个义务，请他以私人身份和我谈话，我认为这就容易得多。他以官员的身份，我就只能在他那也许无法进入的办公室里，在城堡里，或者——这也很成问题——在贵宾饭店会见他，但是以私人身份，我就可以在碰到他的任何地方，在屋子里，在街上和他谈话。如果那时他也附带以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会乐意接受，但这并不是我的首要目的。”

“好，”女店主说，把脸藏在枕头里，好像在说什么不知廉耻的话似的，“如果我通过我的关系，把您想跟他谈话的请求转达给克拉姆，那您是否答应我，在得到回答之前，您自己不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不能答应，”K说，“虽然我很愿意满足您的请求或心情。因为这事很急，特别是在我和村长的谈话有了不好的结果以后。”

“这个异议不能成立，”女店主说，“村长是个无足轻重的人。难道您就没有发现吗？要是没有他的老婆，他这个村长一天也当不下去，他事事都由他老婆处理。”

“米齐？”K问。女店主点点头。“她当时也在场，”K说。

“她有没有发表意见？”女店主问。

“没有，”K说，“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她能发表意见。”

“是啊，”女店主说，“您把我们这儿的事情全都看错了。不管怎样，村长为您做的安排是无关紧要的，得便我去跟他的老婆说说。倘若我现在再答应您，最迟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克拉姆的答复，您大概不会再有什么理由不听我的话了吧。”

“这一切都不是最主要的，”K说，“我已打定主意，哪怕得到拒绝的答复，我也要努力去实现它。我一开始就有了这个打算，但我却不能事先提出谈话的要求。不提出请求，也许这是个大胆而一厢情愿的企图，但如果提出请求遭到拒绝，再这样做就是公然违抗了。这当然就会糟得多。”

“更糟？”女店主说。“无论如何，这都是违抗。现在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把裙子递给我。”

她不顾K在场，穿上裙子，赶紧跑进厨房。店堂里已经吵吵嚷嚷半天了。有人敲那扇观察窗。两个助手推开观察窗向里嚷嚷肚子饿了。接着又有别的面孔在那儿出现。甚至还听得见有好几个声音在低声唱歌。

不用说，K和女店主的谈话大大地耽误了做午饭的时间。饭还没有做好，顾客却已聚集在一起，但是没有人敢违抗女店主的禁令走进厨房。现在，在观察窗探头张望的人报告说老板娘来了，于是女仆们立刻跑进厨房。当K走进店堂时，为数惊人的一群人便从观察窗那儿拥向餐桌去占座，男男女女有二十多个，穿着本地人的服装，但并不土里土气。只有角落里一张小桌上已有一对夫妇带着几个孩子坐在那儿没有动，那个和蔼可亲的蓝眼睛男人，灰白的须发乱蓬蓬的，站着向孩子们弯下身子，手里拿着一把刀在给孩子们唱歌打拍子，他不断地让他们压低歌声。也许他是想用唱歌使他们忘却饥饿。女店主冷漠地对顾客们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没有人责怪她。她四面张望，寻找店主，可是店主面临这种困难局面大概早就溜走了。于是她慢慢走进厨房，不再理会K；K就匆匆忙忙跑到他房间里找弗丽达去了。

第七章 教师

K在楼上碰到了教师。房间经过收拾，面目为之一新，弗丽达就是如此勤快。房间里空气清新，炉子烧得很旺，地板洗刷干净，床铺得整整齐齐，女仆们的那些叫人讨厌的破烂儿连同她们的照片也都不见了。桌子上原先沾满污垢，使人不管朝哪儿转身都觉得如芒刺在背，现在铺上了一块白色绣花桌布。现在简直可以接待客人了，K的几件内衣挂在火炉旁边烘干，并没有太有碍观瞻，弗丽达显然是在大清早把它们洗干净的。教师和弗丽达坐在桌旁，K进屋时他们都站了起来，弗丽达吻了一下K，以示问候，教师微微躬身致意。K因为刚和女店主谈过话，还心神不定、心不在焉，开始为自己至今还没有能去拜访教师而表示歉意，看来他以为教师是因为他没有去而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才自己前来登门拜访他的。可是教师举止安详，似乎现在才慢慢想起来他和K之间曾经说过要登门拜访。“土地测量员先生，”他慢条斯理地说，“您就是几天前在教堂广场上和我谈话的那个外乡人吧。”“是的，”K简短地说；当时他孤零零的，不得不忍受教师那副大模大样的态度，现在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就不必再忍受了。他转身对弗丽达说，他马上要出去做一次很重要的拜会，需要穿得尽量好一些。弗丽达没有多问，就把正在仔细观察新桌布的助手叫过来，吩咐他们把K马上开始脱下来的衣服和靴子拿到楼下院子里去刷干净。她自己从绳子上取下一件衬衫，跑到楼下厨房里熨去了。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K和教师。教师又默默地坐在桌旁；K让他又等了一会儿，脱下衬衫，开始在脸盆旁擦洗身子。直到这时，他背对着教师，才问他来干什么。“我是受村长的委托来的，”他说。K准备听他说下去。可是由于水声哗啦啦地响，教师听不清K说的话，只好走近一点，在他身旁倚墙站着。K以急于要去赴约而为他的洗濯和焦急表示歉意。教师对此未予理会，说：“您对村长很不礼貌，他是一个有贡献、有经验、年高德劭的长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不礼貌，”K一面擦干身子，一面说，“可是当时我所要想的不是文雅的举止，而是别的事情，那倒是对的，因为我的生存受到可耻的官方作风的威胁，我就不必对您详谈了，因为您自己也是这个官方当局的一员。村长抱怨我了吗？”“他应该向谁去抱怨？”教师说，“即使有这么一个人，难道他会抱怨吗？我只是按照他的口授草拟了一份你们的会谈纪要，从而使我对村长先生的仁慈和您的回答方式有了充分的了解。”K一面寻找梳子——准是弗丽达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一面说：“什么？一份纪要？由一个根本没有参加谈话的人事后在我不在场的时候草拟。这倒不坏。为什么要作记录呢？难道那是一次正式会谈吗？”“不，”教师说，“是半官方的，记录也只是半官方的，之所以作记录，只是因为我们这儿什么事情都有规章制度。不管怎样，现在有了记录，它并未使您得到光彩。”K终于找到了落到床上的梳子，更加平心静气地说：“有就有吧。您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吗？”“不，”教师说，“不过我并不是一部机器，我必须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的任务又一次证明了村长的仁慈；我强调这种仁慈对我来说不可理解，我奉命行事，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是出于我对村长的尊敬。”K已梳洗完毕，这时正坐在桌旁等他的衬衫和外衣，他并不急于想知道教师带来的消息，而且，女店主对村长如此轻视，他也受其影响。“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中午了吧？”他心想着自己将要走的路程一面问，接着又改口说：“您说您要把村长的口信转告我。”“那好吧，”教师耸耸肩说，好像是在推脱自己的任何责任似的。“村长担心，如果对您的事迟迟不作决定，您会自作主张干出什么鲁莽的事来。就我而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这一点，依我看，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我们又不是您的守护神，我们没有义务要管您所做的一切事情。好吧。不过村长不这么想。他当然不能加速作出决定，这是伯爵当局的事情。但是在他的权限之内，他愿意为您提供一个暂时的、确实慷慨的解决办法，就看您接不接受了，他让您去当校役。”K起先并不怎么在意这个建议，但有事给他做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表明，村长认为他能进行反抗，采取某些行动，而对这个村庄来说，为了防止他采取行动，即使要花费一些也是合适的。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多么重要。教师在这儿已经等了不少时候，在来以前还草拟了记录，一定是村长让他火速赶到这儿来的。

教师看到他现在终于使K深思起来，便接着说：“我提出了异议。我指出，到现在为止并不需要校役，教堂司事的老婆常来打扫，由女教师吉莎小姐加以监督，我为孩子们操劳已经够辛苦了，不想再让一个校役来惹我生气。村长反驳说，学校还是太脏了。我据实回答说，学校并不那么脏。我又说，如果我们雇这个人当校役，情况就会好转吗？肯定不会。先不说他不会干这种活，学校只有两间大教室，此外没有附属的房间，所以校役一家就得住在一间教室里，睡觉，也许还要做饭，这当然不可能使教室变得更干净些。可是村长指出，这个职位可以救您的急，因此您一定会尽力做好这个工作的，村长还说，我们雇了您，连带也可以有您的妻子和助手为我们效劳，这样不仅学校会弄得井井有条，而且校园也能保持整洁。我不费力地否定了这一切。最后，村长竟说不出什么对您有利的话来，只是笑了笑说，您毕竟是个土地测量员，因此会把校园的花坛搞得特别整齐美观。好吧，对玩笑是不必反对的，于是我就带了这项委托到您这儿来了。”“您白费心思了，老师，”K说，“我并不想接受这个职位。”“好极了，”教师说，“好极了，您毫无保留地拒绝接受。”说罢他拿起帽子，鞠了一躬就走了。

刚过一会儿，弗丽达便面无人色地奔上楼来，手里拿着的衬衫还没有熨，也不回答K的询问。为了消除她的愁闷，K把教师的来意和建议讲给她听，她没等听完，就把衬衫扔到床上又跑走了。过一会儿她就回来了，但是带着教师。教师脸上露出悻悻的神色，进来时连招呼也不打。弗丽达恳求他耐心一点——显然她一路上已经恳求过他好几次——，然后把K从他根本不知道的一扇侧门拉到隔壁的顶楼上，紧张得气喘吁吁，终于把她所遇到的事告诉了K。女店主由于她降低自己的身份向K坦白，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克拉姆同K谈话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可是到头来却一无所得，据她说，只是得到冷淡的而且还是言不由衷的拒绝，因此她气得决定不再让K住在她的客栈里；如果K和城堡有关系，那就请他立刻去利用这种关系，因为他必须在当天马上离开这座房子，除非有当局的直接命令和强制，她决不会再接受他；但是她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她和城堡也有关系，而且会利用这种关系。再者，他之所以能住进客栈，只是由于客栈老板的疏忽，而且他也并不是很困难，因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夸下海口，说是另外有一家人家愿意向他提供住处。弗丽达自然应当留下来；如果弗丽达和K一起走，她，女店主就会十分伤心，她在楼下厨房里一想到这一点就哭着昏倒在炉灶旁边，这个可怜的有心脏病的女人，可是现在，至少在她的想象之中，这事简直关系到克拉姆的纪念品的荣誉，她怎么还能有别的选择呢。女店主的情况就是如此。弗丽达当然会跟K走，不管他到哪儿，也不管冰雪封路，这一点当然用不着再说，不过他们俩目前的境况确实很糟，因此她很高兴地欢迎村长的建议，即使这个职位对K并不合适，但——这一点得到特别强调——这只是临时的工作，他们可以赢得时间，即使最后的决定对他不利，也容易找到别的机会。“迫不得已时，”弗丽达最后搂着K的脖子喊道，“我们就离开这儿，村子里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呢？可是目前，亲爱的，我们暂且接受这个建议，我已经把教师找回来了，你只要对他说声‘接受’就行了，我们就搬到学校里去住。”

“这很糟糕，”K说，其实他并不完全真是这样想，因为他对于住所并不十分在意，而且他身上只穿着内衣，在两边都没有墙和窗子的顶层阁楼上，一阵阵刺骨寒风吹过，也使他冻得够受的，“你已经把屋子收拾得这么整洁，现在我们又要搬走。我十二万分不愿意接受这份差使，眼前在这个小教师面前低声下气就已叫我受不了，现在甚至还要他当我的上司。只要我们能在这儿再呆一会儿就好了，说不定今天下午我的处境就会改变。至少只要你留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等待观望，只给教师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至于我，我总能找到住处，实在不得已，真的去巴纳……”弗丽达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行，”她忧心忡忡地说，“请别再这么说。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听你的。如果你愿意，我就一个人留在这儿，尽管我会很伤心。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拒绝这个提议，尽管我认为这样做不对。因为你瞧，如果你找到别的机会，就算今天下午就找到，喏，我们就立刻放弃学校里的那个差使，这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阻止我们。至于在教师面前感到低三下四，我会注意不让这种情况发生，我自己去和他谈，你只在一旁站着，不用开口，以后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愿意，你永远不必亲自跟他谈话，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当他的下属，甚至我也不会当他的下属，因为我知道他的短处。所以，如果接受那个差使，我们什么损失也没有，如果不接受，损失可就大了，首先，如果你今天从城堡得不到什么结果，那你真是休想，休想在村子里即使就是只为你一个人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找到一个能使我作为你未来的妻子不感到害臊的过夜的地方。如果你找不到过夜的地方，我明知你在外面的黑夜和寒冷中乱串，难道你能要求我安心睡在这儿温暖的房间里吗。”K一直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用手拍背，以便使身子稍微暖和一点，便说：“那就只好接受了，来吧！”

回到房间里，他马上向火炉跑去，没有理睬教师；教师坐在桌旁，掏出表来，说：“时候不早了。”“不过我们现在也完全一致了，老师，”弗丽达说，“我们接受这个职位。”“好，”教师说，“可是这个职位是给土地测量员先生的，他得自己表态。”弗丽达给K解围。“当然，”她说，“他接受这个职位，不是吗，K？”这样，K就可以简单地说一声是就行了，甚至连这一声是也不是对教师而是对弗丽达说的。“那么，”教师说，“现在我只要再向您交代您的职责，这样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永远一致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您每天要打扫两间教堂，生火，负责屋子里的小修小补，此外还要亲自照管教具和体操器械，清扫校园走道上的积雪，替我和女教师送信打杂，在天气暖和的季节里负责校园的一切工作。报酬是，您有权在两间教室里挑一间住；不过，如果两间教室没有同时上课，而又恰好需要用您住的房间时，您当然得搬到另一间去住。您不得在学校里烧饭，但您和您的家属可以在这家客栈包饭，饭钱由村里负担。您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学校的尊严，尤其是上课时间决不能让孩子们看到您家里令人难堪的场面，我不过是顺便提一提，因为您是受过教育的人，一定是知道的。讲到这一点，我还要说一句，我们不得不坚持要求您尽快使您和弗丽达小姐的关系合法化。关于这一切和其他一些小事，都要订入雇用合同，您一搬进学校就得签字。”K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仿佛与他无关，或者至少对他没有约束力，只是教师那副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叫他生气，他漫不经心地说：“就这样吧，这些都是通常的职责。”为了略微冲淡这句话，弗丽达便问起薪水有多少。“给不给薪水，”教师说，“那要在试用一个月后再考虑。”“可是这使我们日子难过了，”弗丽达说，“我们要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结婚，白手起家。先生，我们能不能向村里申请马上付给我们一点薪水？您看怎么样？”“不行，”教师说，他始终对着K说，“只有在我推荐之下，这样的申请才会得到批准，而我是不会同意的。给您这份差使，只是对您的照顾，如果一个人记住自己的公共责任，就不会要求过多的照顾。”这时K几乎不由自主地插嘴了。“谈到照顾，先生，”他说，“我想您弄错了。倒不如说是我这方面提供了这种照顾。”“不，”教师莞尔一笑，现在他终于逼得K开口了，“我对此十分清楚。我们不需要校役，就像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一样。校役也罢，土地测量员也罢，对我们都是负担。我还得绞尽脑汁向村里说明增加这笔开销的理由。最好和最实事求是的做法就是正式提出这个要求，根本不说明其理由。”“我正是这个意思，”K说，“您不得不违心地接纳我。虽然这事叫您大伤脑筋，但是您还得接纳我。既然一个人被迫接纳另一个人，而那另一个人又肯让别人接受他，那么这个人就是在照顾别人。”“奇怪，”教师说，“有什么会迫使我们接受您呢，是村长的菩萨心肠，他真是菩萨心肠。土地测量员先生，我看，您一定得抛弃某些幻想，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校役。您说的这种话，当然不太有利于发给您可能的薪水。我也遗憾地看出，您的态度还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在这段时间里，您一直穿着衬衣衬裤在和我说话，我自始至终看到这一点，几乎无法相信。”“是的，”K笑着喊道并拍手，“这两个该死的助手，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弗丽达急忙向门口走去，教师看出现在K不想再和他谈下去，便问弗丽达，他们什么时候搬到学校去。“今天，”弗丽达说。“那我明天早晨来检查，”教师说，挥手以示告别，想从弗丽达为她自己打开的房门走出去，却同两个女仆迎面相撞。她们已经带着自己的东西来重新占用这间屋子。她们从来不给谁让路，教师只好从她们中间钻过去。弗丽达跟在他后面。“你们真着急，”K说，这一次对她们非常满意，“我们还在这儿，你们就非得进来不可？”她们没有回答，只是尴尬地摆弄她们的包袱，K看见那些他熟悉的肮脏的破烂衣服露在包袱外面。“你们大概是还从来没有洗过你们的衣服吧，”K说。他说这话并没有什么恶意，倒是有点亲切友好的意味。她们看出了这一点，同时张开绷紧的嘴，露出野兽般的健美的牙齿，不出声地笑着。“来吧，”K说，“你们就收拾吧，这终究是你们的房间。”但她们一直还犹豫不决——在她们看来，她们的房间变化太大——，于是K一把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臂，领着她往前走。不过他立刻又松了手，她们两人都露出了吃惊的眼神，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后，就目不转睛地盯着K看。“现在你们把我看够了吧，”K一面说一面排除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拿起弗丽达刚拿来的衣服和靴子穿起来，两个助手怯生生地尾随着弗丽达。他始终无法理解弗丽达为什么对助手那么耐心，现在他又产生了这种感觉。弗丽达找了好久，才发现他们正在楼下不慌不忙地吃午饭，把那些没有刷干净的衣服揉成一团放在他们的膝上，而他们本来应该在院子里把衣服刷干净的，她只好自己动手把所有衣服刷干净；她善于对付平民百姓，可是对他们一声也没有骂，还当着他们的面说到他们的严重疏忽，如同在说一个小小的玩笑似的，甚至还轻轻地拍拍其中一个人的面颊，像是表示亲热似的。K本想立即责备她几句，可是现在该走了，再也不能耽误了。“两个助手留在这儿帮你搬家，”K说。可是他们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们吃得饱饱的，心情愉快，很想稍许活动一下。直到弗丽达说了“当然，你们留在这儿”后，他们才服从。“你知道我去哪儿吗？”K问。“我知道，”弗丽达说。“那么你不再留我了？”K问。“你会遇到许多障碍的，”她说，“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她吻了一下K，同他告别。因为K没有吃午饭，她给了他一小包面包和香肠，这是她从楼下为他拿来的，并提醒他办完事后不要再到这儿来，而是直接去学校，然后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送他走出大门。

第八章 等待克拉姆

起初，K很高兴自己摆脱了女仆和助手都挤在温暖房间里那种乱纷纷的场面。外面有一点冰冻，雪坚实了一些，路好走些了。只是天已开始黑了，于是他加快了脚步。

城堡一如既往静静地伫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K还从未见到过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因为相距甚远，根本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可是眼睛不甘寂寞，总想看到什么。K注视城堡时，有时觉得仿佛在观察一个人，此人不声不响地坐着朝前看，并不是在出神遐想，因而对一切不闻不问，而是逍遥自在、旁若无人，好像他是独自一人，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他肯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但他依然镇静自若、纹丝不动，果然——不知道这是他镇静的原因还是镇静的结果——观察者的目光无法坚持下去而移开了。今天，在刚刚降临的淡淡的暮色中，这种印象更加强烈了，他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万物就更深地沉入暮色之中。

K来到尚未点灯的贵宾饭店时，二层楼上的一扇窗户正好打开了，一位穿着皮外套、脸上刮得很干净的胖胖的年轻绅士探出头来，接着就停留在窗口。K向他打招呼，他似乎毫无反应，连头都没有点一下。K在过道上和酒吧里都没有碰到一个人，酒吧里变质的啤酒气味比上次还难闻，桥头客栈是不会有这种事的。K马上向他上次观看克拉姆的那扇门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拧门上的把手，但门是锁着的；接着他用手摸索，想找到门上的那个窥视孔，可是小孔上的塞子很可能塞得严丝合缝，他这样摸是摸不着的，因此他划了一根火柴。这时，一声叫喊把他吓了一跳。在房门和餐具柜之间的角落里，靠近火炉处，一个年轻姑娘缩成一团坐在那儿，在火柴的闪光下吃力地睁开睡意惺忪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她是接替弗丽达的人。她很快就镇定下来，扭亮电灯，仍面有愠色，这时她认出了K。“啊，土地测量员先生，”她笑着说，向他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叫培枇。”她个子不高，脸色红润，体格健壮，一头浓厚的金红色头发，编了一条大辫子，还有一些头发卷曲散在脸的周围。她穿了一件银灰色料子的外衣，直溜溜地耷拉着，一点也不合身，下摆草草了事地用一根一头带活扣的丝带束在一起，使她行动颇为不便。她打听弗丽达的情况，问她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这是一个近乎居心不良的问题。“弗丽达一走，”她又说，“就急忙把我调到这儿来了，因为这儿并不是能随便用一个人的。我本来是打扫房间的女侍，可是换这个工作并不好。干这个差事，夜晚有很多活儿，很辛苦，我怕自己吃不消。弗丽达不干了，我并不觉得奇怪。”“弗丽达在这儿是很满意的，”K说，为的是终于让培枇知道她和弗丽达不同，而她忽视了这一点。“您别相信她的话，”培枇说，“弗丽达善于克制自己，谁都比不上她。她不愿意承认的事，她是不会承认的，而且人们一点也觉察不到她有什么事情要承认。我和她在这儿已经一起干了好几年，我们一直睡在一张床上，但是我和她关系并不亲密，今天她肯定已把我忘了。桥头客栈的老板娘，那个老太婆，也许是她惟一的朋友，不过这也是很独特的。”“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K说，同时在门上寻找那个窥视孔。“我知道，”培枇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告诉您。不然这对您就无关紧要了。”“我懂，”K说，“您的意思是，我赢得了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可以引以为荣。”“是的，”她说着得意地笑起来，仿佛她和K对弗丽达在看法上达成了一种默契。

但是使K考虑并略微分心没有去找那个小孔的其实并不是她的话，而是她的那副神态，是她出现在这个地方。不错，她比弗丽达年轻很多，几乎还是一个孩子，她的衣服滑稽可笑，显然，她的这身打扮是和她认为酒吧女侍了不起的夸张想法一致的。她有这种想法倒也完全顺理成章，因为她还完全不能胜任的这个职位却出乎意料地落到她手里，她本不应得到，看来只是暂时的，连弗丽达总拴在腰带上的皮手袋也没有交给她。她自称不满意这个职位，不过是自以为了不起而已。但是，尽管她头脑简单幼稚，她很可能和城堡也有关系，如果她没有扯谎的话，她以前是打扫房间的女侍，她在这儿睡了这些日子，却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倘若把这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小东西搂在怀里，虽然并不能夺走她所拥有的东西，却能触动他，激励他踏上艰难的征途。那么，她的情况也许跟弗丽达没有什么两样？啊，不，不一样。只要想一想弗丽达的眼神就会明白这一点。K本来决不会去碰一下培枇。可是现在他只好捂着眼睛一会儿，因为他是如此贪婪地盯着她。

“现在用不着开灯，”培枇说着又把灯关上，“我只是因为您吓了我一大跳才开灯的。您上这儿来想干什么？是不是弗丽达忘了什么东西？”“是的，”K说，指着那扇门，“有一块桌布，一块绣花白桌布丢在隔壁那间房间里了。”“不错，她的桌布，”培枇说，“我还记得，做工很精致，我还帮她做过，不过不大可能在那间房间里。”“弗丽达说是在那里。现在谁住在那儿？”K问。“没有人住，”培枇说，“那是老爷们住的房间，老爷们吃喝都在那儿，也就是说，这是专门留下来做那个用途的，不过他们多半都待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要是我知道现在没有人在那儿，”K说，“我很想进去找那块桌布。可是这也说不准，比方说，克拉姆就常坐在那儿。”“克拉姆现在确实不在那儿，”培枇说，“他马上就要出门，雪橇已经在院子里等着呢。”

K一句话也不解释，立刻离开酒吧，在过道上他没有朝门口走去，而是转身向屋子里面走去，没走几步就到了院子里。这儿是多么幽静！院子里四四方方的，三面围着房子，临街的一面——一条K不认识的小街——是一道高高的白墙，中间有一扇厚重的大门正敞开着。在院子这一边，房子似乎比前面的高，至少整个二层楼都扩建过，显得更壮观，因为它外面围着一道齐眉高的木回廊，只留一个小口子。在K的斜对面主楼下对面厢房同主楼连接的角落里，有一个通到屋子里去的入口敞开着，没有门。在那前面停着一辆封闭式深色雪橇，套着两匹马。除了车夫——现在暮色苍茫，K从远处看不太清楚，只是猜想他是车夫——以外，看不到一个人影。

K双手插在口袋里，小心地向四周看了看，贴着墙走，绕过院子的两侧，走到雪橇跟前。车夫是不久前在酒吧里喝酒的那些庄稼人之一，他穿着皮衣，冷漠地看着K走近，就像是在看一只猫走动一样。甚至当K已站在他身边，向他打招呼，连那两匹马也因为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人来而有点烦躁不安的时候，他却仍旧完全无动于衷。这正合K的意。K倚在墙上，拿出他带的食品，心里感激弗丽达对他关怀备至，一面向屋子里面窥望。一道呈直角形的楼梯通往楼下，和楼下一条很低但显然很深的走廊相接，一切都粉刷得干净洁白，棱角分明。

K没想到要等那么久。他早已吃完东西，寒气逼人，朦胧的暮色已经变成一片漆黑，而克拉姆一直还没有来。“也许还得等很久呢，”一个嘶哑的声音突然说，声音离K这么近，竟把他吓了一跳。那是车夫，他好像刚睡醒，伸了伸懒腰，大声打着呵欠。“什么还得等很久？”K问，对他的打扰倒不无感激之意，因为这种持续不断的沉寂和紧张已令人厌烦。“在您走之前，”车夫说。K不懂他的意思，但没有再问，他相信这是叫这个傲慢的家伙开口说话的最好办法。这儿在黑暗中不答话几乎令人气愤。过了一会儿，车夫果然问道：“您要喝白兰地吗？”“好啊，”K未加考虑地说，这个建议真是太吸引人了，因为他正冷得发抖。“那您把雪橇的门打开，”车夫说，“在边上的口袋里有几瓶，您拿一瓶喝，然后递给我。我穿着这件皮大衣，下去太麻烦。”K不乐意帮这种忙，不过既然已经和车夫交谈起来，他就听从了，甚至还冒着在雪橇旁不巧被克拉姆撞见的危险。他打开宽大的车门，本来可以马上从拴在车门里边的袋子里取出一瓶酒，可是现在车门打开了，他却不由自主地迫切想钻进雪橇里去，他只想在里边坐一会儿。他悄悄溜了进去。车子里非常暖和，尽管车门大敞着，因为K不敢关上车门。人坐在里面，就像是躺在毯子、软垫和毛皮上，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坐在长凳上；他可以向各个方面转身，伸直四肢，总是陷在柔软和温暖之中。K张开臂，把头枕在无处不有的软垫上，从雪橇里望着那座黑洞洞的房子。为什么克拉姆这么久还不下来？K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现在暖和得似乎昏头昏脑，希望克拉姆终于来到。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宁可不要让克拉姆看到自己，这使他略微感到不安。车夫的表现也促使他忘掉这一点；车夫明明知道他在雪橇里，却让他留在那儿，甚至没有向他要白兰地。这样做真是体贴入微，但是K还是想为他效劳，K没有改变姿势，笨手笨脚地把手伸到门上的袋子里，但不是开着的那扇门上的袋子，那太远了，而是他身后关着的那扇门上的袋子，反正都一样，这只袋子里也有酒瓶。他取出一瓶，旋开瓶塞，闻了一闻，不禁失笑，那气味是那么香甜，叫人喜欢，就像你心爱的人在夸奖你，对你说甜言蜜语，而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想知道，只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他，便十分开心。“这是白兰地吗？”K怀疑地问自己，出于好奇尝了一口。不错，是白兰地，真奇怪，喝了以后火辣辣的，身子暖和起来。这种几乎只是又甜又香的东西，怎么变成了车夫的饮料。“这可能吗？”K问自己，好像在责备自己，接着又喝了一口。

正当K开怀畅饮的时候，眼前忽然亮了，屋子里的楼梯上、过道里、前厅里，屋子外面大门上面，电灯都亮了。听到了楼梯上有人下来的脚步声，酒瓶从K手中掉下来，白兰地洒落在一张毛皮上，K跳出雪橇，刚刚来得及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便有一位老爷慢吞吞地从屋子里走出来。看来惟一使他宽慰的是，来人并不是克拉姆，或者正是这一点令人遗憾？那是K先前在二楼窗口前看到的那位绅士。一位年轻的绅士，长得很帅，面孔白里透红，可是神情非常严肃。K也阴沉地看着他，不过他的这种神态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想，他还不如把他的助手派到这儿来，他们也不会比自己搞得更糟。那位老爷仍旧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好像他在那过于宽阔的胸膛中没有足够的空气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这真不像话，”后来他开口了，把额头上的帽子往上推了一推。什么？这位老爷很可能对K在雪橇里待过一无所知，却发现了什么不像话的事？是不是指K闯进院子？“您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这位老爷问道，口气已变得温和一些，呼吸也顺畅起来，对无法改变的事情只好听之任之。问的是什么问题！叫人怎么回答！难道还要K自己明确地向这位老爷证实，他满怀希望走过的路全都白费了？K没有回答，而是向雪橇转过身去，打开车门，取出他遗忘在里面的帽子。他看到白兰地正一滴滴地滴到踏板上，心里感到很不自在。

然后他又转向那位老爷；现在他已不再有什么顾虑，向那人表白了自己曾到雪橇里面去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如果问他，当然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不愿隐瞒车夫自己至少曾经叫他打开车门。可是真正糟糕的是，他没有想到会碰到这位老爷，来不及躲开他，以便以后可以不受干扰地等候克拉姆，或者是他不够沉着，没有留在雪橇里，关上车门，躺在毛毯里等候克拉姆，或者至少在那儿待到这位老爷走开。当然他当时无法知晓，来者也许就是克拉姆本人，倘若是克拉姆，在雪橇外面迎接他自然要好得多。是的，这里本来有许多事情要考虑，可是现在已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您跟我来，”这位老爷说，口气倒不是在发号施令，因为命令并不在这句话里，而是在说话时做出来的故作冷淡的简短手势里。“我在这儿等人呢，”K说，他不再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只是说说罢了。“来吧，”这位老爷又坚定不移地说了一遍，似乎想表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K在等人。“可是，那我就见不到我等的人了，”K说，全身还抽搐了一下。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他觉得自己迄今所取得的仍是一种收获，虽然他还只是表面上占有它，但是他也不必听从任何一个命令而放弃它。“您等也好，走也好，都不会见到他的，”那位老爷说，话虽然说得很生硬，但是对K的思路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那么我宁愿见不到他，也要等他，”K执拗地说，他决不会被这个年轻绅士的几句话从这儿打发走。那位老爷听了他的话，头向后一仰，脸上露出傲慢的神色，闭上眼睛一会儿，好像要从K的不明事理重新回到他自己的理智一样，用舌头舔了微微张开的嘴唇一圈，然后对车夫说：“卸马。”

车夫听从老爷的吩咐，但是生气地向K瞥了一眼，因为现在他得穿着皮大衣爬下来，磨磨蹭蹭地开始干活，好像并不指望老爷会收回成命，而是指望K会改变主意。他动手把马和雪橇往后倒回到厢房去，在厢房的一扇大门后面显然是马棚和车房。K看到自己一人留下了，雪橇消失在一个方向，年轻的绅士往另一个方向也就是K来的那条路上退去，不过两者退得都很慢，仿佛他们想向K表示，他还有力量把他们召回来。

或许他有这个力量，但是这对他毫无用处；召回雪橇就等于赶跑自己。于是他作为惟一坚守阵地的人仍然一声不吭，但是这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他目送那位老爷，又目送车夫远去。那位老爷已经走到K最初走进院子经过的那道门了，他又一次回过头来看了看，K觉得看见他对自己如此固执摇了摇头，然后毅然决然地迅速转过身去，走进前厅，立即消失了。车夫在院子里待了一会儿，雪橇使他有不少活儿要干，他得打开车房那扇沉甸甸的大门，把雪橇退回原处，卸下马牵到马槽去。他一本正经、专心致志地干着这一切，不再抱马上再出车的任何希望；这种默默无声的忙碌，不瞅K一眼，在K看来，是一种责备，比那位老爷的表现要严厉得多。车夫干完了车房里的活儿，现在横穿过院子，走路的姿势慢慢悠悠、摇摇晃晃。他把大门关好，然后又走回来，一切都是慢吞吞的、机械的，眼睛完全只看着自己留在雪地里的足印，然后把自己关在马棚里。现在所有的电灯也都熄灭了——它要为谁开着呢？只有上面木回廊上的那个小口子里还有亮光，吸引K漫无目的游移不定的目光稍停片刻。这时K觉得似乎人们如今和他断绝了一切联系，现在他的确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个平常不准他来的地方等着，爱等多久就等多久，他赢得了别人很少赢得的这种自由，没有人能碰他一下或撵他走，甚至不能对他讲话，可是同时又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不可侵犯更毫无意义、更毫无希望了，这种想法至少也和前一个想法同样强烈。

第九章 抵制讯问

他横下心离开院子，回到屋里去，这一次没有贴着墙走，而是穿过雪地中间。他在前厅碰见了客栈老板。老板默不作声地向他致意，指了指酒吧的门。K听从了他的提示，因为他正冷得发抖，而且他想见到人，但是他大失所望，他在那儿看见一张小桌子——这一定是特地摆出来的，因为平常那儿只有酒桶——旁边坐着那位年轻的绅士，面前站着桥头客栈的老板娘，看到她使他心情沉重。培枇得意扬扬，仰着头，总是笑嘻嘻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每次转身都甩一下辫子，她跑来跑去，一会儿拿啤酒，一会儿又拿钢笔和墨水，因为那位老爷已经在面前摊开文件，正在查对数据，一会儿看看这一份文件，一会儿又看看桌子另一头的一份文件，正准备动手写。老板娘居高临下，默默看着老爷和文件，微微噘起嘴，似乎在休息，好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并且得到了良好的反应。“土地测量员先生到底还是来了，”K走进来时，那位老爷略微抬头看了一下说，接着又埋头看文件。老板娘也仅仅是漫不经心、毫不惊奇地瞥了K一眼。K走到柜台前要了一杯白兰地，而培枇却好像这时才注意到他。

K倚在那儿，用手捂住双眼，对一切不闻不问。然后他抿了一口白兰地，又把杯子推回去，说是不堪入口。“老爷们都喝这酒，”培枇简单冷淡地说，倒掉杯子里的剩酒，把杯子洗干净，放到架子上。“老爷们还有更好的，”K说。“那有可能，”培枇说，“可我没有。”说罢便撇下K，又去侍候那位老爷了。但是那位老爷并不需要什么，她在他身后只是不停地来回兜圈子，必恭必敬地想越过他的肩头看一眼那些文件，不过这只是无谓的好奇心和自以为了不起，连老板娘都皱起眉头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突然有什么引起了老板娘的注意，她直眉瞪眼地凝神倾听。K转过身来，他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其他人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可是老板娘却踮起足尖，大步流星地往后面通向院子的那道门跑去，从钥匙孔里看出去，然后双目圆睁，脸涨得通红，转过身来，用手指招呼他们过去。于是他们轮流从钥匙孔里看出去，虽然老板娘看的时间最长，可是培枇也总是有机会看，那位老爷表现得最不在乎。培枇和老爷很快就走回来，只有老板娘一直还在使劲地看，她猫着腰，几乎是跪在地上了，看那副模样，似乎她现在只是在恳求钥匙孔让她钻过去，因为外面早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后来，她终于站起身来，摸了摸脸，理一理头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现在又不得不让自己的眼睛适应这间屋子和这里的人，心里感到老大不愿意似的。这时K倒不是为了想证实自己知道的事情，而是先发制人地问：“是不是克拉姆已经走了？”因为他几乎害怕受到攻击，现在他是这么易受伤害。老板娘一言不发地走过他身边，但是那位老爷却从他的桌旁说：“是的，不错。由于您撤了您的岗哨，克拉姆就可以走了。这位老爷那么敏感，这可真奇怪。您注意到没有，老板娘，克拉姆察看周围时神色多么慌张？”老板娘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那位老爷接着又说：“幸好再也看不到什么了，雪地里的足迹也让车夫给扫平了。”“老板娘什么都没有看到，”K说，但是他这样说并非出于某种希望，而是仅仅因为那位老爷说话的口气如此武断，毫无商量的余地，使他恼火。“也许那时我刚巧没有从钥匙孔里往外看，”老板娘说，起先是为那位老爷辩护，但是后来她也想为克拉姆开脱，于是又补充道：“不过我不相信克拉姆会如此敏感。我们当然为他担忧，想要保护他，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以为克拉姆极端敏感。这样做很好，肯定也符合克拉姆的意思。但是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不错，克拉姆决不会同他不想见的人谈话，不管那个人费尽心机，不顾一切地往前挤；单凭克拉姆决不会同他谈话，决不会让他走到自己面前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为什么要说他见到某人的面实际上会受不了，至少那是无法证明的，因为决不会有检验的机会。”那位老爷频频点头。“当然，这其实也是我的意见，”他说，“如果我说得有点不同，那是为了让土地测量员先生听懂。可是，克拉姆走到室外时曾东张西望好几次，这也是事实。”“也许他是在找我，”K说。“这有可能，”那位老爷说，“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大家都笑了，对这一切不甚了了的培枇却笑得最响。

“既然我们现在高高兴兴地在一起，”那位老爷接着说，“我想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提供一些情况来补充我的档案。”“这儿写得真不少，”K说，从远处瞟了那些档案一眼。“是的，一个不良的习惯，”老爷说，又笑起来，“可是您也许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克拉姆的村秘书莫穆斯。”说罢，整个房间里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虽然女店主和培枇当然都认识这位老爷，但是一听说他的名字和身份，好像也都吃了一惊。甚至连那位老爷自己也似乎觉得说的话超出了分寸，好像想至少逃避自己的话所含有的任何后加的庄严意义似的，便埋头于档案中动手写起来，屋子里除了写字的沙沙声以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村秘书究竟是干什么的？”过了一会儿，K问。莫穆斯已经作了自我介绍，认为现在自己来作解释就不合适了，于是女店主代他回答说：“莫穆斯先生是克拉姆的秘书，和克拉姆的其他秘书一样，不过他的驻地，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还有他的职权范围——”莫穆斯停下笔来，断然地摇了摇头，于是女店主连忙改口，“哦，只有他的驻地，不是他的职权范围，限于这个村子。莫穆斯先生负责克拉姆在村里必须处理的文书工作，村里向克拉姆提出的所有申请都由莫穆斯先生首先受理。”K仍不为所动，茫然失神地看着女店主，于是她有点窘迫地又说：“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城堡里的老爷都有村秘书。”莫穆斯比K听得专心得多，他对女店主的话做补充说：“大多数村秘书只为一位老爷办事，可是我为克拉姆和瓦拉本内两位老爷办事。”“是的，”女店主这时也想起来了，转身对K说，“莫穆斯先生为克拉姆和瓦拉本内两位老爷办事，所以他是双料村秘书。”“甚至是双料的，”K说，向莫穆斯点点头，就像对一个刚听到人家夸奖的孩子那样。莫穆斯现在身子微向前倾，抬起头看着K。如果说K的话里含有某种轻蔑成分在内，那么，这一点要么是没有被觉察，要么这正是对方所需要的。偏偏当着连偶然被克拉姆看到也不够资格的K的面大谈特谈克拉姆身边一个人的功绩，目的显然是要引起K的赞赏和重视。可是K对此却不能心领神会；他竭尽全力想见克拉姆一面，并不怎么看重例如莫穆斯这样一个可以在克拉姆眼皮子底下生活的人的职位，谈不上什么钦佩甚或羡慕，因为在他看来，值得追求的并不是在克拉姆身边本身，而是他，K，只有他，而不是别人，去向克拉姆提出他的要求，不是提出别的要求，不是要求待在他身边，而是通过他更进一步，进入城堡。

他看了看表说：“现在我得回家了。”形势立刻变得对莫穆斯有利了。“是啊，当然啰，”莫穆斯说，“校役的义务在召唤。不过您还得给我一点时间。我只问您几个简短的问题。”“我没有兴趣回答问题。”K说着并想向屋门走去。莫穆斯把一份档案扔到桌子上，站起身来：“我以克拉姆的名义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以克拉姆的名义？”K重复了一遍，“我的事情难道和他有关？”“关于这一点，”莫穆斯说，“我不加判断，您就更无法判断了；所以我们两人尽可以留给他去说。可是我以克拉姆授予我的职位要求您留下回答问题。”“土地测量员先生，”女店主插嘴说，“我不想再向您提出劝告，到目前为止我提出的劝告是您所能听到的最善意的劝告，但是都被您以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拒绝了。我到这里来见秘书先生——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只是要使官方对您的行为和意图有充分的了解，防止您今后再住到我的客栈去，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这样，将来大概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因此，如果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告诉您，并不是为了帮助您，而是为了减轻一点秘书先生同您这种人打交道的艰巨任务。尽管如此，由于我直言相告——我对您只能开诚布公，即使我并不乐意这样做——您还是可以从我说的话里得到好处的，只要您愿意。如果这样，那么现在我提请您注意，秘书先生的记录是能使您见到克拉姆的惟一途径。不过我不想夸大其词，也许这条路通不到克拉姆那里，也许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就断了，这要由秘书先生来决定。可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引您至少朝着克拉姆那个方向去的惟一途径。而您仅仅由于固执，就想拒绝这条惟一的路？”“啊，老板娘，”K说，“这既不是到克拉姆那儿去的惟一途径，也不比其他途径更高明。而您，秘书先生，我在这儿说的话能不能上达克拉姆是由您来决定。”“当然啰，”莫穆斯说，他自豪地低垂双目朝左右两边看，其实那儿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不干吗要我在这儿当秘书。”“您瞧，老板娘，”K说，“我并不需要一条通向克拉姆的路，而是先要一条通向秘书先生的路。”“我本想替您打通这条路的，”女店主说，“今天上午我不是提出可以把您的请求转给克拉姆吗？这要通过秘书先生来办。但是您拒绝了，现在您别无其他的路，只有这条路可走了。不过，您今天的表现，试图对克拉姆搞突然袭击，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可是，这最后的、最渺小的、正在消失的、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希望，却是您惟一的希望。”“老板娘，”K说，“最初您拚命阻止我闯到克拉姆那儿去，现在又把我的请求看得如此认真，似乎认为我的计划如果不能实现，我几乎就会完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您从前真心诚意劝我打消去找克拉姆的念头，那您怎么能现在显然同样真心诚意地把我直截了当地赶到能见到克拉姆的那条路上去，尽管您也承认，这条路根本到不了那儿？”“我赶您走这条路？”女店主说，“我说您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难道这就是赶您走这条路？要是您想这样把责任向我身上推，这——可真是大胆之极。也许因为秘书先生在场，您才如此大胆吧？不，土地测量员先生，我可没有赶您走什么路。我只能承认这一点：我第一次见到您时把您估计得过高了一点。您马到成功，赢得弗丽达的芳心，使我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您还会干出什么事来，我想防止出新的乱子，以为只有用恳求和恐吓使您震惊才能达到目的。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更加冷静地看待整个事情。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您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在外面院子里的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足迹，但是仅此而已。”“在我看来，其中矛盾之处并没有完全澄清，”K说，“不过我既然已经指出这一点，也就满足了。可是，秘书先生，现在请您告诉我，老板娘的意见对不对，即您想把同我的谈话写一份记录，结果有可能使我见到克拉姆。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准备回答一切问题。在这方面，我是什么都愿意干的。”“不，”莫穆斯说，“并不存在这种关联。我不过是为克拉姆的村记事簿把今天下午的事情作一个详细的记录而已。记录已经写好，还差两三项要由您来填写，照章办事，并没有什么其他目的，也不可能达到什么其他目的。”K默不作声地看着女店主。“您干吗看我？”女店主问道，“难道我说过别的什么吗？他总是这样，秘书先生，他总是这样。歪曲别人向他提供的情况，然后硬说得到的情况是错误的。无论是今天还是其他什么时候，我总是对他说，他毫无希望受到克拉姆的接见，好吧，既然没有希望，他也不会因为这份记录而有希望的。还能说得比这更清楚吗？我还说，这份记录是他能同克拉姆发生的惟一真正官方联系，这话也是够清楚的，无可怀疑的。可是，如果他现在不相信我，仍然希望——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能闯到克拉姆那儿去，那么，按照他的思路，只有他同克拉姆这惟一真正官方联系，也就是这份记录才能帮助他。我说的就是这些，谁要是说不是这样，那就是恶意歪曲我的话。”“倘若是这样，老板娘，”K说，“那就请您原谅，是我误会了您的意思，我原来以为从您以前的话里听出我还有一丝希望，现在看来是我弄错了。”“不错，”女店主说，“这固然是我的意思，不过您又在歪曲我的话了，只是这一次是从反面来歪曲。我认为您有这样一种希望，不过只能寄托在这份记录上。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不像您可以简单地问秘书先生：‘如果我回答问题，我就能见到克拉姆吗？’小孩子这样问，人们都会好笑，大人这样问，那就是对官方的侮辱，秘书先生只是用巧妙的回答宽厚地掩盖了这一点。但是我说的希望就是通过这份记录，您可以取得一种联系，或许是和克拉姆取得一种联系。难道这希望还不够吗？如果问您有什么功劳配得到这样的希望，您能不能说出一丁点儿来？当然，关于这种希望，不能说得更具体了，尤其是秘书先生以他的官方身份连一丝暗示也不能给您。对他来说，正像他所说的，只是照章办事，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即使您现在就用我的话来问他，他也不会再说什么。”“那么，秘书先生，”K问，“克拉姆会看这份记录吗？”“不会，”莫穆斯说，“他干吗要看呢？克拉姆不可能每一份记录都看，他甚至一份都不看。他常说：‘把你们的记录都给我拿走！’”“土地测量员先生，”女店主抱怨说，“您这种问题叫我都听烦了。难道有必要让克拉姆看这份记录，逐字逐句地了解你的生活琐事，或者这也值得去追求吗，您还不如苦苦哀求别让克拉姆看见这份记录，再者这个请求和前一个请求一样不明智，因为有谁能在克拉姆面前隐瞒什么事情呢？不过这个请求却显示出一种更讨人喜欢的性质。难道这对您所谓的希望是必要的吗？您自己不是说过，您只要有机会在克拉姆面前讲话，即使他不看您，不听您讲，您也就满足了？通过这份记录，您不是至少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也许还不止这些呢？”“不止这些？”K问，“用什么方式？”“请您别老是像孩子一样，什么都想马上就能吃到现成的。”女店主大声说道。“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份记录要放入克拉姆的村记事簿，这您已听说了，再多就不能明说了。可是您是否已经知道这份记录、秘书先生以及村记事簿的全部重要意义？您知道，秘书先生审问您，这意味着什么？也许很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静静地坐在这儿，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他所说，照章办事。可是您想一想，他是克拉姆任命的，以克拉姆的名义办事，他所做的事一开始就得到克拉姆同意的，即使这些事永远到不了克拉姆那里。凡是不符合他心意的事情，又怎能得到克拉姆的同意呢。我并不是想愚蠢地讨好秘书先生，他自己也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可我谈的并不是他作为独立的人，而是指他在得到克拉姆同意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正如现在一样。这时他就是克拉姆手中的工具，谁不服从他，谁就要吃苦头。”

女店主的恫吓并没有使K感到害怕，对于她想用来使他就范的希望，他已感到厌烦。克拉姆离他还远着哩，女店主有一次曾把克拉姆比做一只鹰，那时K觉得可笑，现在他却不觉得可笑了，他想到克拉姆高不可攀，想到他那无法攻克的住宅，想到他的沉默，也许只有K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呼喊才能打破这种沉默，想到他那永远也不能证明、永远也不能否认的傲视一切的目光，想到他在上面按照不可理解的法则兜圈子，K在下面无法破坏它，只在一瞬间才能看到它——这一切都是克拉姆和鹰的共同之处。可是这些显然与那份记录毫不相干。现在莫穆斯正在那份记录上面掰开一块8字形椒盐脆饼，就着啤酒吃起来，弄得所有的文件上都撒上了盐和小茴香子。

“晚安，”K说，“我不喜欢任何讯问。”说罢他现在真的向门口走去。“他还是走了，”莫穆斯几乎忧心忡忡地对女店主说。“谅他不敢，”女店主说，再多K就听不到了，他已经走到前厅。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店主从对面一扇门里走出来，他似乎刚才在那儿一个窥视孔后面观察前厅的动静。他不得不扽住外套的下摆裹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前厅里风也很大，吹得外套直往上翻。“您这就走了，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觉得奇怪吗？”K问。“是的，”店主说，“难道您没有被讯问么？”“没有，”K说，“我不接受讯问。”“为什么？”店主问。“我不知道，”K说，“我干吗要接受讯问，我干吗要听从别人的戏弄或官方的心血来潮。也许另一次我也会戏弄别人或心血来潮而接受讯问，可是今天不行。”“是呀，当然，”店主说，但这只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心悦诚服的赞同。“现在我得让跟班们进酒吧了，”接着他说，“他们的时候早就到了。我只是不想打扰讯问。”“您认为讯问是那么重要吗？”K问。“是啊，”店主说。“这么说，我不该拒绝了，”K说。“是的，”店主说，“您不该拒绝。”他看见K闭口无言，不知是安慰K呢，还是想快点脱身，便又加了一句，“好了，好了，天不会因此就塌下来。”“是的，”K说，“看来天是不会塌下来的。”说罢他们就笑着分手了。

第十章 街上

K走出门外，来到狂风怒号的台阶上，向黑暗中望去。天气很坏，很坏。他不知怎么联想起女店主怎样竭力要他向那份记录屈服，但他又是怎样坚持不屈的。女店主当然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这样做，而且她同时还暗地里使劲叫他回避那份记录，他到底也不知道，自己是顶住了呢，还是屈服了。一个本性阴险狡猾的人，如同狂风一样似乎在盲目行动，遵照你永远看不到的远处的陌生指令在行动。

他在大路上还没有走几步，就看见远处有两盏灯笼在晃动；这种生命的标志使他感到欣喜，他急忙向灯光走去，而灯光也向他迎面飘飘悠悠地移动过来。他认出来人是那两个助手，感到非常失望，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大概是弗丽达派来接他的，把他从四周狂风怒号的黑暗中解救出来的灯笼也是他自己的，但他还是感到失望，他期望遇到陌生人，而不是成为他负担的这两个老熟人。但是来的不仅是两个助手，在他们之间，从黑暗中走出巴纳巴斯。“巴纳巴斯，”K叫道并向他伸出手去，“你是来找我的吗？”重逢的惊喜，最初使K把巴纳巴斯曾给他造成的一切不愉快都抛在脑后。“是来找你的，”巴纳巴斯还是一如既往友好地说，“有克拉姆的一封信。”“克拉姆的信！”K说，头向后一仰，急忙从巴纳巴斯手中取过信。“拿灯来！”他对助手说，这两人一左一右紧挨着他，举起灯笼。为了不让风把那张大信纸吹跑，K只好把它折得很小来读。他读道：“致桥头客栈土地测量员先生！我很赞赏您迄今所做的土地测量工作，助手的工作也值得赞扬，您善于督促他们工作。希望您继续努力，不要松懈！要善始善终。如中断工作，将令我不快。此外请放心，薪金问题即将决定。我一直关注着您。”助手们读得比他慢得多，他们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挥舞灯笼，高声欢呼了三次，这时K才从信上抬起头来。“安静！”他说，接着对巴纳巴斯说：“这是一个误会。”巴纳巴斯不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个误会，”K又说了一遍，下午的那种疲劳感觉又向他袭来，他觉得到学校去的路还很远，在巴纳巴斯后面似乎出现了他的全家，两个助手仍旧紧紧挤靠在他身旁，使他不得不用胳膊肘把他们推开。弗丽达怎么会派他们来接他呢，因为他曾经命令他们留在她身边。他一人也会找到回家的路的，一个人走比跟这伙人走还要轻松些。此外，一个助手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垂下的两端在风中飘拂，有几次打到K的脸上，另一个助手虽然总是立刻用他那又长又尖、一刻不停的手指把围巾从K的脸上撩开，但是仍旧无济于事。两人似乎甚至觉得这样来来去去很有趣，犹如狂风和不平静的夜晚都使他们兴奋一样。“滚开！”K大喝一声，“你们既然来接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手杖带来？现在叫我拿什么东西来赶你们回家？”他们缩到巴纳巴斯身后，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害怕，还一左一右地把灯笼举到他们保护人的肩上，可是他立刻把灯笼甩掉了。“巴纳巴斯，”K说，他看到巴纳巴斯显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知道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的外套闪闪发光，看上去很漂亮，可是如果情况变得严重起来，却得不到他的帮助，只会遇到无声的反抗，而对付这种反抗，他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巴纳巴斯自己就毫无抵抗能力，只会乐呵呵地微笑，可这是无济于事的，如同天上的星星对这儿地上的风暴无能为力一样，所以他感到心情很沉重。“你看这位老爷给我写了些什么，”K说，把信举到他面前。“老爷了解的情况是错误的。我并没有搞什么测量工作，至于这两个助手有什么用，你自己可以看到。我没有做的工作，当然也就无法中断，我连引起老爷的不快也做不到，又怎么能得到他的赞赏呢！至于放心，我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我会转达的，”巴纳巴斯说，他的眼睛骨碌碌地在那封信上转来转去，但是根本看不清，因为信离他的脸太近了。“唉，”K说，“你答应要转达我的话，可我真的能相信你吗？我多么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信差，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K不耐烦地咬着嘴唇。“先生，”巴纳巴斯微微偏着头——这几乎又诱使K去相信他了——说：“我一定会转达的，你上次要我转达的口信，我也一定带到。”“什么！”K嚷道，“难道你还没有把它带到？你第二天没有到城堡去吗？”“没有，”巴纳巴斯说，“我的慈父上了年岁，你见过他，正巧当时有许多活儿，我得帮他干，不过现在我马上就要再去城堡一次。”“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个叫人猜不透的家伙，”K用拳头捶自己的额头说，“难道克拉姆的事情不比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你身负信差的重任，干得却如此差劲？你父亲的活儿算得了什么？克拉姆在等待消息，而你不是十万火急地给他送去，倒宁肯去清扫马厩。”“我父亲是鞋匠，”巴纳巴斯不为所动地说，“他从布龙斯维克那儿接到一批订货，我是父亲的帮工。”“鞋匠——订货——布龙斯维克，”K愤然喊道，好像他要永远消灭这每一个字似的。“在这些永远没有人走的街道上，谁需要靴子。这鞋匠活儿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托你带信，并不是让你坐在鞋匠凳上把它忘掉，把它弄乱，而是让你马上把它送给老爷的。”K想起克拉姆这一阵大概不在城堡而是在贵宾饭店时，心情稍稍平静了一点，可是巴纳巴斯为了要证明他并没有忘记K的第一个口信，便背诵起来，这又把K惹火了。“够了，我什么也不想听了，”K说。“别生我的气，先生，”巴纳巴斯说，好像无意识地想要惩罚K似的，把目光从K的身上收了回来，垂着眼皮，其实那是因为K的大叫大嚷而感到震惊而已。“我并没有生你的气，”K说，现在把怒气转向自己，“不是生你的气，不过我只有这样一个信差来转达最重要的事，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你看，”巴纳巴斯说，似乎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差荣誉，他说了本不该说的话，“克拉姆并没有在等你的消息，我去甚至会使他生气，‘又有新消息了，’他有一次说。每当他看见我从远处来了，通常会站起身来，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不肯见我。而且又没有规定，我一有信就该立刻送去，如果有这样的规定，我自然就会立刻送去，可是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而且，要是我从来不去，也不会有人督促我。我送信完全是出于自愿。”“好了，”K说，盯着巴纳巴斯，故意不去理会那两个助手。他们轮流从巴纳巴斯肩膀后面慢慢地探出头来，好像是从舞台的地板门里升上来似的，然后模仿着风声轻轻地吹一声口哨，又急忙缩回去，像是看见K就吓了一跳。他们就这样闹着玩儿了许久，“克拉姆那儿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可是我怀疑你对那儿情况是否都一清二楚，即使你都了解，我们也不能使这些事情变好。不过，送一个口信去，这你能办到，我请你办这事。很简短的口信。你能不能明天就送去，当天就把答复告诉我，或者至少把接待你的情形告诉我？你能不能这么做？你肯不肯这么做？这就帮了我的大忙啦，或许我还会有机会给你相应的报答，或者也许你现在就有什么愿望，我能帮你实现。”“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巴纳巴斯说。“你要尽力做好这件事，把这个口信带给克拉姆本人，取得克拉姆本人的答复，这一切都要在明天上午就办，你愿意吗？”“我会尽力而为的，”巴纳巴斯说，“我一向都是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就不要再争论了，”K说，“这个口信就是：土地测量员K请求主任大人准许他面见主任本人，他一开始就接受与此有关的任何条件。他不得已提出此请求，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中间人都已完全不起作用。他提出下面这一点来证明：直到现在，他一点测量工作也没有做过，而且根据村长的通知，他也永远不会做此工作，因此他读到主任大人最近来信时深感羞愧，惟有亲自面见主任大人方能解决问题。土地测量员自知这个请求不太得体，但他将尽力不使主任大人感到为难，他接受任何时间限制，也接受谈话字数的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加以规定的话，他相信说十个字就已足够。他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极为焦急的心情期待定夺。”K说话时出了神，好像自己站在克拉姆的门前同看门人讲话似的。“这个口信比我原先想的长多了，”之后他说，“可是你得口头转达，我不想写信，写出来又只会像所有公文一样没完没了地旅行。”K叫一个助手给他打灯笼，把一张纸放在另一个助手的背上，草草地写了下来，只是供巴纳巴斯记住之用，可是K已经能按巴纳巴斯的口授把内容记下来，因为巴纳巴斯已经全都记住了，不顾那两个助手错误的提示，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你的记性真好，”K说，把那张纸交给他，“不过现在请你在别的方面也表现得如此出色。你的要求呢？没有？老实对你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我对这个口信的命运反而会放心一些。”巴纳巴斯起初一声不吭，后来他说：“我的姐姐和妹妹向你问好。”“你的姐姐和妹妹，”K说，“哦，对，那两位又高又壮的姑娘。”“她们俩都向你问好，特别是阿玛丽亚，”巴纳巴斯说，“你这封信也是她今天从城堡带给我的。”K不顾其他一切抓住这条消息，问道：“她是否也能把我的口信带到城堡去？或者你们两个人能不能都去，各自去碰碰运气？”“阿玛丽亚不能进入办公厅，”巴纳巴斯说，“不然她一定会乐意效劳。”“也许明天我会去看你们，”K说，“不过你要先把回音送给我。我在学校里等你。也替我向你的姐妹问好。”K的许诺似乎使巴纳巴斯十分快乐，在握手告别后他还轻轻拍了拍K的肩膀。K虽然笑了，但觉得这一拍是一种嘉奖，好像一切又像当时巴纳巴斯第一次神气十足地走到客栈店堂里的庄稼人中间时一样。K心情好一些了，在回家的路上听任两个助手为所欲为。

第十一章 在学校里

回到家里，他全身都冻僵了，到处都是漆黑一片，灯笼里的蜡烛已经点完，助手们已经熟悉这儿的路，领着他摸索着走进一间教室——“你们第一个值得表扬的功劳，”他想起克拉姆的信，说道——弗丽达半睡半醒地从一个角落里叫道：“让K睡吧！不要打扰他！”她就这样一心一意地想着K，即使她已困得不能坐等他回来。现在灯点亮了，但是无法把灯捻得很亮，因为灯里的煤油已所剩无几了。新居尚有许多不足之处。虽然屋子生过火，可是这间也当做体操房用的大屋子——体操器械放在周围和挂在天花板下——已经把全部储存的木柴都烧完了，他们向K保证，屋子里也曾经很暖和舒适，可惜现在又变得冰冷了。棚屋里倒是有大量木柴，可是门锁着，钥匙在教师那儿，而教师只允许在上课时间用木柴生火取暖。如果有床可以藏身，那倒还能将就。可是在这方面那儿只有一个草垫子，上面铺了弗丽达的一条羊毛披肩，干干净净值得赞扬，但没有鸭绒被，只有两条又粗又硬的毯子，几乎无法御寒，此外就一无所有了。就连那个寒碜的草垫子，助手们也在眼巴巴地盯着，不过他们自然没有希望获准躺在上面。弗丽达怯生生地望着K；她善于把一间屋子，即使是最简陋的屋子，也布置得舒舒服服，她在桥头客栈就已显过身手，可是这儿她一无所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屋子里的惟一装饰品就是这些体操器械了，”她含着眼泪苦笑着说。但是她满口答应明天就设法解决缺乏卧具和供暖这个最大的问题，恳求K暂且忍耐一下。虽然K——他自己心中有数——先把她从贵宾饭店，现在又把她从桥头客栈拉了出来，可是她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暗示、没有一丝表情表明她心里对K哪怕怀有一丝一毫的怨恨。因此K也尽力觉得一切都还过得去，他也根本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心已随巴纳巴斯而去，逐字逐句地复述他的口信，但不是像他交给巴纳巴斯时那样，而是在想象中当面向克拉姆转达。同时他也满心欢喜地看着弗丽达在酒精炉上为他煮咖啡，他靠在正在变冷的火炉上，望着弗丽达动作利索娴熟地把那块少不了的白桌布铺在讲台桌上，放上一只有花纹的咖啡杯，接着又放上面包和熏肉，甚至还有一罐沙丁鱼。现在一切俱已准备停当，弗丽达也没有吃过晚饭，她一直在等K。有两把椅子，K和弗丽达便在桌子旁坐下来，两个助手坐在他们脚下的讲台上，可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安静的时候，吃饭时也捣蛋；他们虽然每样东西都分到不少，而且还远远没有吃完，但是仍时不时站起来看看桌子上是否还剩下很多，是否还能分到一些什么。K没有理会他们，弗丽达的笑声才使他注意到他们。他亲切地用自己的手在桌子上按着她的手，低声问她为什么这样迁就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淘气都那么客气。这样下去就永远也别想摆脱他们，如果对他们厉害一些——其实他们的行为也需要如此对待他们——就可以约束他们，或者更有可能并且也更好是使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最后溜之大吉。学校这儿看来不会住得很舒适，不过反正也不会长住下去，但是如果助手走了，他们俩单独住在这清静的房子里，一切欠缺就不大会注意到了。难道她就没有发现，两个助手一天比一天更放肆，仿佛其实是弗丽达在场才使他们胆壮，而且希望K在她面前不会像平时那样对他们那么严厉。再说，也许有什么十分简单的办法，毫不费事就能立即摆脱他们，也许弗丽达就知道有什么办法，因为她对当地的情况如此熟悉。对助手们自己来说，如果用什么办法摆脱他们，大概也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在这儿过得并不舒坦。即使是他们迄今为止享受的懒散生活至少也会部分终止，因为他们得干活，而弗丽达经过这几天的激动和纷扰，需要好生将养，而他，K，也要忙于想办法摆脱他们的困境。不过，要是助手离开的话，他便会感到如释重负，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还可以轻松地完成校役的全部工作。

弗丽达仔细听他说完，温柔地抚摩着他的手臂说，这一切也是她的意见，不过他把助手的淘气行为也许看得过于严重了，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快快活活，傻呵呵的，第一次为一个外乡人当差，逃脱城堡的严格纪律，因此总是有点激动，少见多怪，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会干傻事，自然叫人恼火，但是更明智的做法是一笑了之。她有时就忍俊不禁。话虽如此，她还是完全同意K的意见，最好是把助手打发走，让他们俩单独过日子。她挨近K，把脸贴在他的肩上，说了一句很难听懂的话，使K不得不向她弯下身子。她说，她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这两个助手，她担心K所提的一切都不会奏效。据她所知，是K自己要求派他们来的，现在他有了他们，就得把他们留下来。最好是别太认真把他们当成一回事，他们实际上都是没心眼的人，这样也就不会嫌弃他们了。

K对她的回答并不满意，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好像和他们穿连裆裤，或者至少很喜欢他们，不错，他们是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只要有决心，没有谁是甩不掉的，他会在这两个助手身上向她证明能做到这一点。

弗丽达说，倘若他能做到，她将感恩不尽。此外，从现在起，她再也不笑他们了，也不跟他们说不必要的话。总是给两个男人监视着，确实也不是什么小事，她已经学会用他的眼光来看他们。当这两个助手现在又站起来，一半为了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东西，一半是想弄清楚他们不停地叽叽咕咕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她也确实吓了一跳。

K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弗丽达对两个助手的厌恶情绪，把她拉到自己身边。他们并肩坐着吃完饭。现在该睡觉了。大家都很困，有一个助手甚至吃着饭就睡着了，这使另一个助手十分开心，他想叫主人去看睡着的那个人的憨态，但是没有成功，K和弗丽达坐在上面不予理会。屋内冷得已令人难以忍受，他们拿不定主意是否也去睡觉，最后K说，屋里还得生火，否则就无法睡觉。他想找一把斧子，助手知道什么地方有一把，便去拿了来，于是他们就到柴房去。不消一会儿工夫，那扇薄板门就被砸开了；两个助手欣喜若狂，好像还从未经历过这种美事似的，你追我赶，互相推推搡搡，动手把木柴搬到教室里去，很快就弄来了一大堆，生起火来。大家围着火炉睡下。两个助手分到一条毯子裹身，他们有一条也够了，因为讲好他们两人中要有一个醒着给炉子添火。没过多久，炉子旁边就已经热得根本不再需要盖毯子了。灯熄了，K和弗丽达在温暖和静谧中幸福地伸开四肢，酣然入睡了。

夜里K被什么响声惊醒了，他在睡意蒙眬中首先伸手去摸弗丽达，发现睡在他身边的不是弗丽达，而是一个助手。可能是因为突然被惊醒本来就容易激动，这一下更使得他大惊失色，他自从进村以来还没有这样惊吓过。他大叫一声，坐了起来，昏头昏脑地打了那个助手一拳，打得他哭了起来。不过一会儿事情就弄清楚了。弗丽达说——至少她觉得这样——有一只大动物，可能是一只猫，跳到她胸脯上，然后马上又跑掉了。她被惊醒了，起身点了一支蜡烛，满屋子去找。一个助手抓住这个机会，躺到草垫子上享受片刻，现在他已后悔不迭。然而弗丽达什么也没有找到，也许只是一种错觉。于是，她回到K那儿去，走过那蜷缩着身子呜咽的助手身边时摸摸他的头发安慰他，好像已把晚上的那一番话抛到九霄云外了。K对此没有说什么，只是吩咐助手停止添火，因为他们搞来的那一大堆木柴已快烧完了，屋子里已经太热了。

早晨，第一批小学生已来到学校，好奇地围着他们睡觉的地方，这时他们才醒来。这场面很难堪，因为夜里屋子里太热，大家都脱掉了衣服，只剩下衬衣，可是现在到了清晨，屋子里又寒气逼人。正当他们开始穿衣服的时候，女教师吉莎出现在门口。她是一个身材高大、年轻美貌的金发女郎，只是有点拘谨。她显然已经知道新来的校役，而且可能也得到了男教师的有关指示，所以她在门口就说：“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这可真够瞧的。你们只获准睡在教室里，可我没有义务在你们的卧室里上课。校役一家人睡到大天白日还不起床。呸！”K想：好吧，对此本来得说几句，尤其是关于他一家人和床铺的问题。K一面想，一面同弗丽达——两个助手派不上用场，他们躺在地上惊奇地注视着女教师和孩子们——赶紧把双杠和鞍马推过来，蒙上毯子，这样便隔出一小间，至少可以避开孩子们的目光，在里面穿衣服。可是他们一刻也不得安静，女教师光是因为脸盆里没有干净水就骂骂咧咧——K刚想把脸盆拿来给自己和弗丽达盥洗，便暂且放弃这个念头，以免过分刺激女教师，但是这也毫无用处，因为紧接着就是哗啦一声，不幸他们忘记把夜里的残羹剩饭从讲台上撤走，女教师用戒尺把所有的东西都拨到地上；沙丁鱼油和喝剩的咖啡溅了一地，咖啡壶也摔得粉碎，女教师根本不管，反正校役马上就会打扫干净。K和弗丽达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靠在双杠上看着他们小小的家当遭到毁坏，两个助手显然根本没有想到穿衣服，从下面在毯子之间探头探脑，逗得孩子们十分开心。最使弗丽达伤心的自然是咖啡壶碎了，K安慰她说，他马上就去见村长要求赔偿，并且一定会得到赔偿的，她这才打起精神，只穿着衬衣和衬裙，从圈起来的地方跑出去，至少想把那块桌布拿来，免得它被进一步弄脏。她也做到了，尽管女教师不停地令人心烦地用戒尺敲打桌子吓唬她。K和弗丽达穿好衣服以后，还得催促好像被这些事弄得晕头转向的助手穿衣服，不仅吩咐和催逼，甚至还亲手帮他们穿上部分衣服。一切都准备停当以后，K就分配下一步的工作，两个助手去拿木柴生火，但是先得给另一间教室生炉子，那儿还有很大的危险，因为男教师可能已经在那间教室里了，弗丽达擦地，K去打水并收拾其他的东西，早餐暂时无法考虑。为了大体上了解女教师的情绪，K想先走出去，让其余的人听到他叫的时候再出来。他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从一开始就因助手的任何蠢事而使局势恶化，另一方面他想尽量顾惜弗丽达，因为她有虚荣心，而他没有，她很敏感，而他不敏感，她想到的只是眼前种种令人烦心的琐事，而他想到的却是巴纳巴斯和未来。弗丽达完全听从他的一切指示，眼睛几乎从来不离开他。他刚一露面，女教师就在孩子们如今没完没了的哄笑声中嚷道：“喂，睡醒了吗？”K没有理会——因为这其实并不是在问他——并向脸盆架走去，于是女教师又问：“您对我的猫究竟是怎么搞的？”一只又肥又大的老猫正懒洋洋地伸直四肢躺在桌上，女教师正在检查它那显然受了一点轻伤的脚爪。这么说，弗丽达并没有错，虽然这只猫并没有跳到她身上，因为它已跳不动了，但从她身上爬了过去，当它看到这间平常空着的屋子里有人的时候，吓得急忙躲起来，它已不习惯于这种匆忙，因此把爪子碰伤了。K试图平心静气地向女教师解释，可是她只看到老猫受伤，说：“好啊，是你们把它弄伤的，你们一来就这么干！您看看吧！”她把K叫到讲台上去，让他看猫爪，没想到她三下五除二，拿着猫爪就在他手背上抓了一下；猫爪虽然已钝，可是女教师这一次不顾惜老猫了，使劲摁着猫爪，在K手背上抓出了几道血印。“现在干您的活去吧，”她不耐烦地说，又低下头去看猫。弗丽达和助手一直躲在双杠后面看着，看到血便喊起来。K举起手让孩子们看，说：“你们看，一只狡猾凶恶的母猫把我抓成这个样子。”他当然并不是说给孩子们听的，他们又嚷又笑，闹个不停，不再需要什么挑逗或刺激，说什么话也不管用。女教师听了这句侮辱的话，也仅仅瞟了K一眼，接着又忙于去照料她的猫，最初的怒气看来已由于这流血的惩罚而平息了，于是K把弗丽达和助手叫出来，开始干活。

正当K把一桶脏水提出去倒掉，提了一桶清水来，开始打扫教室的时候，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从课桌后走出来，碰了碰K的手，说了一句什么话，在一片嘈杂声中根本听不清楚。这时一切嘈杂声突然都停止了，K转过身去，整个早晨一直在担心的事发生了。男教师站在门口，这个身材矮小的人一手抓住一个助手的领子。看来他们是在取木柴时被他逮住的，因为他用洪亮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喊道：“谁胆敢砸开柴房的门？那个家伙在哪儿？我要把他粉身碎骨！”弗丽达正在费劲地擦洗女教师脚下的地面，这时站了起来，向着K看去，似乎想从他那儿获得力量似的，她的目光和神态还带着一些往日的傲气，说：“是我干的，教师先生。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教室要早早生火，就得打开柴房门，我不敢在半夜里找您要钥匙，我的未婚夫当时正在贵宾饭店，可能在那儿过夜，所以我就只好自作主张。要是我做错了，请原谅我没有经验，我的未婚夫看到这事以后，已经把我骂得够受的啦。是呀，他甚至不让我早早生火，因为他认为，您把柴房锁上，就表示您不愿在您本人到校以前生火，所以，没有生火是他的过错，而砸开柴房门却是我的过错。”“是谁把柴房门砸开的？”男教师问两个助手，他们还在竭力想从他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成功。“是这位先生，”两人回答，为了免生怀疑，还用手指着K。弗丽达笑了，这一笑似乎胜过她的言词，更能说明问题，接着她开始在桶里拧干擦地用的抹布，好像她的解释已经结束了这桩公案，助手的供认只是事后开个玩笑而已，当她重又跪下准备干活的时候，她才又说：“我们的助手都是孩子，年纪虽然不小了，但还得上学念书。昨天晚上就是我一个人用斧子把门砸开的，这很容易，我不需要助手帮忙，他们只会添乱。后来我的未婚夫夜里回来后，跑出去看门的损坏程度，能不能修好，助手也跟去了，也许是怕单独留下来。他们看见我的未婚夫正在摆弄那扇破门，所以现在说——就是嘛，他们是孩子。”在弗丽达解释时，两个助手一个劲地摇头，继续指着K，竭力想用默默的表情使弗丽达改变她的意见，但是他们看到没有效果，最后就屈服了，把弗丽达的话当做命令，对男教师再次提问不再回答。“噢，”教师说，“这么说，是你们在说谎？或者至少轻率地指责了校役？”他们仍然默不作声，但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样子和惶恐的眼神似乎表明自知有罪。“那么我要马上狠狠地揍你们一顿，”男教师边说边派一个孩子到另一间屋子去拿藤鞭，后来当他举起藤鞭时，弗丽达叫道：“两个助手说的是实话！”她绝望地把抹布扔到水桶里，弄得水花四溅，接着跑到双杠后面藏了起来。“一群说谎的人，”女教师说。她刚包扎好猫的爪子，把它抱在怀里。猫又肥又大，怀里几乎容纳不下它。

“这么说，还是校役先生干的啦，”男教师把两个助手推开，转身对K说。K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倚在扫帚柄上听着。“这位校役先生，由于胆怯，居然听凭有人冤枉别人干了自己干的丑事。”“好了，”K说，他看出弗丽达的劝解使教师最初的狂怒打消了许多，“如果助手挨一点儿揍，我并不会觉得难过，他们有十次早该挨打而没有挨打，让他们在不该挨打的时候挨一次打，也不为过。而且，教师先生，如果能避免我和您发生直接冲突，那我是求之不得的，也许连您也是会高兴的。可是，既然弗丽达为了这两个助手牺牲了我”——K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听到毯子后面弗丽达的啜泣声——“现在自然就得把事情澄清。”“真不要脸，”女教师说。“我和您的意见完全相同，吉莎小姐，”男教师说，“您这个校役犯了这可耻的渎职罪，自然马上就被解雇，我保留进一步给您处分的权利，现在，拿上您的全部东西，马上给我滚出学校去。我们真是可以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开始上课了。快滚！”“我不会离开这儿，”K说，“您是我的上司，不过聘请我来的并不是您，而是村长，我只接受他的解聘。可是，他给我这个职位，并不是要我和我的家属在这儿冻死，而是——像您自己说过的那样——防止我采取鲁莽的绝望行动。因此，现在突然解雇我是完全违背他的本意的；除非我听到他亲口说出相反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况且，我不接受您的轻率解聘，可能对您也大有好处。”“那么您是不接受了？”男教师问。K点点头。“您好好考虑考虑，”男教师说，“您的决定并不总是最对的，比如您回想一下昨天下午您拒绝接受讯问的事。”“您为什么现在提起这件事？”K问。“我愿意，”男教师说，“现在我最后再说一遍：滚！”但是这也不起作用，男教师便走到讲台旁和女教师低声商量；她主张叫警察，但是男教师反对，最后他们取得一致意见，男教师要求孩子们到他的教室去，和其他的孩子合班上课，这个变更使大家都感到高兴，在嬉笑声中，孩子们立刻走出教室，男教师和吉莎小姐走在最后。吉莎小姐手里捧着点名册，上面躺着那只漠然无动于衷的大肥猫。男教师本想把猫留下，但是女教师提到K的残暴，坚决反对与此有关的暗示，于是，除了那许多恼火的事情以外，K又给男教师加上这只猫的负担。男教师走到门口时对K说的最后这几句话肯定也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这位小姐迫不得已，带着孩子们离开这间教室，因为您拒不接受我的解聘通知，因为谁也不能要求她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在您这肮脏的家庭环境中上课。那您就一个人留下吧，您在这儿爱怎样胡来都可以，不会因为正派的目睹者的反感而受干扰。不过这是长不了的，我可以担保。”说罢，他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

第十二章 助手

大家刚走出去，K就对两个助手说：“出去！”他们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弄糊涂了，就乖乖地服从了，但是当K在他们背后把门闩上时，他们又想进屋来，在外面呜咽着敲门。“你们被解雇了，”K叫道，“我再也不会要你们给我干活了。”他们当然不干，在房门上拳打脚踢。“让我们回到你身边吧，先生！”他们叫道，好像他们即将被洪水淹没，而K就是陆地似的。但是K并不心软，他不耐烦地等待这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将会迫使男教师跑来干涉。一会儿男教师果然来了。“让您这两个该死的助手进去！”他喊道。“我把他们解雇了，”K高声回答，这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男教师看到一个人如果足够厉害，就不仅能辞退人，而且也能执行。于是男教师便对他们以好言相劝，只要他们安静地等在这儿，K最后还是会让他们进去的，说完他就走了。要不是K又开始对他们大声嚷嚷，说他们如今已被解雇，毫无商量余地，没有一丝复职希望，那么，他们也许会安静下来。一听到他这样说，他们又像刚才那样吵闹起来。男教师又来了，但这一次他不再和他们讲理，而是显然使用那根令人生畏的藤鞭把他们赶了出去。

不一会儿，他们出现在体操室的窗外，一面敲着玻璃窗，一面喊叫，但是他们的话已听不清了。他们在那儿也没有待多久，在深深的积雪中急得没法乱蹦乱跳。于是他们奔到校园栅栏前面，跳上石底座，虽然距离远了一点，但房间里的情况倒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他们扶着栅栏，在石座上跑来跑去，后来又站定下来，双手合十向K苦苦哀求。他们就这样折腾了很久，也不管这种努力毫无用处；他们好像走火入魔似的，当K放下窗帘以免看到他们时，他们也不罢休。

现在屋子里光线昏暗，K走到双杠那儿去找弗丽达。她一接触他的眼光，便站起身来，理理头发，擦干眼泪，默默地去煮咖啡。虽说她什么都知道了，但K还是正式向她宣布，他已经把两个助手解雇了。她只点了点头。K在一张课桌后面坐下，观察她那疲惫的动作。她过去总有一股生龙活虎和大胆泼辣的劲头，使她那微不足道的身体显得很美丽，现在这种美丽已经消逝。同K一起生活，短短几天就已使她面目全非。酒吧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是很可能对她更合适。或者离开克拉姆是她憔悴的真正原因？与克拉姆亲近，使她具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正是这种诱惑力使K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现在她在他的怀抱中枯萎了。

“弗丽达，”K说。她立刻放下咖啡磨，走到K的课桌旁边。“你生我的气吗？”她问。“不，”K说，“我想你也不能不这样做。你在贵宾饭店生活得称心如意。我本该让你留在那儿的。”“是的，”弗丽达伤心地凝视着前方说，“你本该让我留在那儿的。我不配和你一起生活。摆脱了我，你也许就能实现你的全部愿望。为了我，你屈从于专横的教师，接受这个卑微的职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谋求同克拉姆谈话。这都是为了我，而我却无以为报。”“不，”K说，他用手臂搂着她以示安慰，“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不会使我伤心，我想见克拉姆，也不全是为了你。你为我做了多少事！我在认识你以前，在这儿真是走投无路。没有人收留我，我去找谁，谁就赶紧把我打发走。如果我能在什么人家里得到安宁，那些人又是我惟恐避之不及的，像巴纳巴斯一家人——”“你躲避他们？不是吗？最亲爱的！”在这中间弗丽达欢快地叫了起来，在K犹犹豫豫地说了一声“是的”以后，她又变得没精打采了。K也不再有决心向她解释，由于他同弗丽达的结合，什么事情都变得有利于他了。他慢慢地从她那儿抽回胳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直到后来弗丽达——好像K的手臂给了她温暖，现在她再也缺少不了它了——说：“这儿的生活我一定会受不了。如果你愿意留住我，我们就得移居国外，到某一个地方去，到法国南部去，到西班牙去。”“我不能移居国外，”K说，“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在这儿待下去。我要待在这儿。”接着又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除了想在这儿待下去，还有什么能吸引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这句话是矛盾的，但他并不想进行解释。接着他又说：“可是你也愿意待在这儿的呀，这儿毕竟是你的故乡。你只因为失去了克拉姆，才产生了悲观绝望的念头。”“我失去了克拉姆？”弗丽达说，“克拉姆在这儿有的是，克拉姆太多了；为了甩掉他，我才想走。我心中想的不是克拉姆，而是你。为了你，我才想走；因为这儿大家都在争夺我，我不能把心思全部放在你的身上。如果我能平静地和你一起生活，就是撕下这漂亮的面具，容貌变丑，我也在所不惜。”K从这番话里只听出了一点。“克拉姆还一直同你有联系吗？”他立刻问，“他叫你去吗？”“克拉姆的情况我什么都不知道，”弗丽达说，“现在我说的是别人，比如那两个助手。”“哦，那两个助手，”K惊异地说，“他们在跟踪你？”“难道你没有发觉？”弗丽达问。“没有，”K说，他竭力回想，但想不起什么具体细节，“他们确实是纠缠不休的小色鬼，可我并没有发现他们胆敢碰你一下。”“没有吗？”弗丽达说，“你没有注意到他们赖在桥头客栈我们的房间里不肯出去。他们妒忌地监视着我们的关系，有一个昨晚还躺到草垫子上我躺的地方，他们刚才还作了不利于你的供认，目的是把你赶跑，搞垮你，好和我单独在一起。这些你都没有注意到？”K望着弗丽达，没有回答。对助手的这些指控诚然一点不假，但是也都可以解释成为并没有多大恶意，而是这两个人本性幼稚可笑、自由散漫、放荡不羁。而且，他们总是尽力跟着K到处跑，不留下来跟弗丽达在一起，这不是也可以说明对他们的指控是莫须有吗。K提到了这一类事情。“假惺惺，”弗丽达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是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那你为什么把他们赶跑？”说罢她走到窗前，把窗帘稍稍拉开一点，向外探望，然后叫K过去。外面那两个助手依旧站在栅栏旁边；尽管他们显而易见已十分疲劳，但是他们仍然时时打起精神，伸出双臂对着学校苦苦哀求。有一个把外套从背后套在栅栏的一根铁条上，这样他就用不着老要抓住栅栏了。

“可怜虫！可怜虫！”弗丽达说。“你问我为什么撵走他们？”K问。“你是直接的起因。”“我？”弗丽达问，眼睛仍旧没有离开窗外。“因为你对助手太客气了，”K说，“你原谅他们的放肆，给他们笑脸看，摸他们的头发，老是同情他们，你又说‘可怜虫，可怜虫’，最后是早上的那一件事，为了不让他们挨打，你竟不惜抛出我作为代价。”“正是这样，”弗丽达说，“我就是这样说的，这正是使我不快乐，使我难以和你亲近的原因，虽然我认为和你在一起，天长地久，永不分离，是我最大的幸福，虽然我梦见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可供我们谈情说爱，因此我希望有一座坟墓，又深又窄，在那里我们紧紧地搂抱着，难分难舍，我的脸藏在你的怀里，你的脸藏在我的怀里，没有人再会看到我们。可是这儿——看那两个助手！他们双手合十，并不是在求你，而是在求我。”“而且望着他们的不是我，”K说，“而是你。”“不错，是我，”弗丽达几乎很生气，说，“我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否则他们为什么对我紧追不舍，尽管他们是克拉姆的使者——”“克拉姆的使者，”K说，他大吃一惊，虽然他马上觉得这一名称是很自然的。“克拉姆的使者，不错，”弗丽达说，“尽管他们是克拉姆的使者，可他们同时也是小傻瓜，为教育他们还需要揍他们。他们是多么丑陋的黑小鬼，他们的面孔看起来像是大人，甚至跟大学生差不离，可是他们的行为却是那么幼稚愚蠢，这反差是多么令人厌恶。你以为我没有看到这一点吗？我真替他们害臊。不过事情就是这样，我并不厌恶他们，而是为他们害臊。我总忍不住要看他们。别人该生他们的气的时候，我却只能一笑。别人想要打他们的时候，我却只能摸摸他们的头发。夜里我躺在你身边，不能入睡，只能越过你望着他们，一个紧紧裹着毯子睡着了，另一个跪在打开的炉门前添柴，我得向前弯下身子，差一点把你吵醒。使我受惊的不是那只猫——啊，我熟悉猫，酒吧里打瞌睡也不得安生，老是受打扰，这我也习以为常——我怕的倒不是那只猫，我这是自相惊扰。根本用不着那么一只大老猫，有一点轻微的声音我就会吓一跳。我一会儿害怕你会醒来，一切都会结束，一会儿又跳起来点蜡烛，让你快醒来保护我。”“这些我全都不知道，”K说，“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有一点怀疑，所以就把他们撵走了，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走了，也许会万事大吉的。”“是的，他们总算走了，”弗丽达说，但是她愁眉苦脸，并不快乐，“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心里管他们叫克拉姆的使者，那只是一句俏皮话，可也说不定是真的。他们的眼睛，那天真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知怎么使我想起克拉姆的眼睛，是的，就是这样，有时从他们的眼睛里射穿我身体的就是克拉姆的目光。因此，我说我为他们感到害臊是不对的。我倒希望是真的。我知道，同样的行为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和别人身上，会是愚蠢和有失体统的，可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就不是了，我怀着尊敬和钦佩的心情看着他们干傻事。但是，如果他们是克拉姆的使者，又有谁能帮助我们摆脱他们呢？再说，摆脱他们究竟好不好呢？如果不好，你岂不是得赶快把他们找回来？假如他们还会回来，你不是会感到高兴吗？”“你要我把他们再放进来？”K问。“不，不，”弗丽达说，“我一点也不想要他们回来。看到他们现在奔进来，见到我时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像孩子一样跳来跳去，像大男人似的伸出手臂——这一套我也许根本就受不了。可是，当我又想到你继续对他们硬着心肠，说不定会使你自己见不到克拉姆，我就想竭尽全力使你避免那样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让他们进来。在这种情况下，K，就赶紧放他们进来。不要顾惜我，我有什么关系。我会尽力保护自己的；如果我该当失败，那么我就会失败，但我会意识到，这也是为了你的缘故。”“你这么说，只能使我更加相信我对助手的判断是对的，”K说，“我决不会让他们进来。我把他们轰了出去，这至少证明，有可能控制他们，这也证明他们和克拉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昨天晚上我还接到克拉姆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克拉姆得到的有关助手的消息全不属实，这一点又会使人得出结论，他对他们完全是漠不关心的，因为要不是这样，他就一定能得到关于这两人的确切消息的。至于你从他们身上看到克拉姆的影子，那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你不幸一直还受着老板娘的影响，处处都看到克拉姆的影子。你仍旧是克拉姆的情妇，还远远不是我的妻子。有时这使我很伤心，我觉得我仿佛失去了一切，这时我便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刚到村子里来，可是又不像我当时真正来到这儿时那样满怀希望，而是意识到，等待我的只有失望，我将要一次又一次失望，备尝痛苦。不过这种感觉只是有时才有，”K看到弗丽达听了他的话时那种垂头丧气的神态，便又微笑地补充说，“其实这也证明了一件好事：你对我是多么重要。如果你现在要我在你和助手之间作选择，那他们就已经输了。在你和助手之间作选择，这是什么话。现在我要永远摆脱他们。再说，我们两人感到四肢无力，谁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吃早饭的缘故。”“有可能，”弗丽达疲惫地微笑着说，又忙着去干她的活儿。K也重新拿起扫帚。

第十三章 汉斯

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敲门。“巴纳巴斯！”K叫了一声，扔下扫帚，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口。弗丽达望着他，没有什么比这个名字更使她吃惊了。K双手颤动，无法立刻把那把旧锁拧开。“我这就开，”他也不问究竟是谁在敲门，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接着他眼睁睁地看着从打开的房门走进来的并不是巴纳巴斯，而是那个曾想和他说话的小男孩。然而K不愿意再想起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上课在隔壁。”“我就是从那儿来的，”男孩说，他双手贴身直立，抬起褐色的大眼睛，从容不迫地望着K。“那你想干什么？快说！”K稍许向前弯下身子说，因为男孩子说话的声音很低。“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男孩问。“他要帮我们忙呢？”K对弗丽达说。接着他又对男孩说：“你叫什么名字？”“汉斯·布龙斯维克，”男孩说，“四年级学生，马德莱妮巷鞋匠师傅奥托·布龙斯维克的儿子。”“你瞧，你姓布龙斯维克，”K说，现在对他和善一点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汉斯看到女教师把K的手抓出了血印，心中非常气愤，刚才决定支持K。现在他冒着受严厉处罚的危险，像逃兵一样擅自从隔壁教室里悄悄地溜了出来。驱使他这样做的也许主要是孩子气的想法。他做什么都显示出一本正经的神气，也与那种想法相符合。只是开头他由于羞怯，显得有点拘束，但是很快就与K和弗丽达搞熟了，等他接到一杯热气腾腾的好咖啡以后，他就变得活泼起来，不认生了，像放连珠炮似地发问，似乎想要尽快掌握要领，以便能够独自给K和弗丽达拿主意。他的神态里也有一点发号施令的味道，不过夹杂着孩童般的天真无邪，因此他们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乐意听他指挥。总之，他要求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早饭老是拖延下去。虽然他坐在一张课桌后面，K坐在讲台上，弗丽达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但是看起来汉斯倒像是老师，正在考问他们，评定他们的回答，他柔和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似乎暗示他诚然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但是这却使他更加一本正经，或许掠过他唇边的也根本不是什么微笑，而是童年的幸福。奇怪的是，他很晚才承认，自从K上拉泽曼家去过以后他就认识K了。K非常高兴。“当时你是在那位太太脚边玩吧？”K问。“是的，”汉斯说，“那是我的母亲。”现在他得谈谈他的母亲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在一再的敦促下才开口，现在可以看清，他确实还是个小男孩，虽然有时说话的口气，特别是他提的问题——也许是由于K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也许只是迫不及待的听者的错觉——几乎像是一个刚强坚毅、机智聪明、目光远大的大人，可是一会儿突然之间又只是一个学童，好多问题根本不懂，有的问题又误解了，由于少不更事，不懂得体谅人，说话声音太低，尽管一再向他指出这个缺点，他仍然声音不大，最后竟像赌气似地对有些迫切问题拒不作答，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尴尬，而一个大人是决不会这样的。那情形完全像是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有发问的权利，而别人提问就是破坏什么规则，浪费时间。这时他会挺直身子，垂着头，噘起下唇，一声不响地坐上半天。弗丽达喜欢看到他这样，便经常向他提问，想以此方式使他默不作声。有时她也成功了，但是这却使K恼火。总的说来，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不多。汉斯的母亲有点病恹恹的，可是生的是什么病，却始终弄不清楚，那天布龙斯维克太太怀里抱的那个孩子是汉斯的妹妹，名叫弗丽达（汉斯听说妹妹和这个向他盘问的太太同名并不高兴），他们都住在村子里，但并不和拉泽曼住在一起，他们只是去那儿串门洗澡，因为拉泽曼有一个大木盆，小孩子们——但汉斯并不属于此列——非常喜欢在那儿洗澡玩水；汉斯说起他的父亲，有时毕恭毕敬，有时战战兢兢，但只是在不同时讲起母亲时才提起父亲，与母亲相比，父亲显然并不重要，此外，不管他们怎样设法打听，对一切有关这一家人生活情况的问题他始终概不回答，关于他父亲的营生，K得知他是当地最大的鞋铺老板，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回答完全不同的问题时他也反复地说，他父亲甚至还把活儿让给别的鞋匠去做，例如巴纳巴斯的父亲，他父亲把活儿让给巴纳巴斯的父亲去做，完全是出于格外施恩，汉斯自豪地掉过头来，至少就暗示了这一点；这个动作引得弗丽达跳下讲台去吻了他一下。问他有没有去过城堡，只是在反复问过好几遍以后，他才答了一声“没有”，问他母亲有没有去过城堡，他根本不予回答，最后K都问烦了，他也觉得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承认这个男孩做得对，再说，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想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口里套出人家的家庭隐私，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在这儿也没有打听到什么，那就加倍丢人了。最后K问男孩究竟想帮什么忙，当他听说汉斯只想在这儿帮他干活，免得男教师和女教师再痛骂他时，他已经不再感到奇怪了。K向汉斯说，他不需要这种帮助，男教师大概生性喜欢骂人，即使干得再好，也免不了要挨骂。活儿本身并不重，只是由于情况特殊，今天才耽误了，再说这种责骂对K的影响不像对一个学生那么大，他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几乎无所谓，他也希望很快就能完全摆脱教师。虽然汉斯只想帮他对付教师，但他还是非常感谢，现在汉斯可以回去了，希望他不会还受到处罚。尽管K并没有强调而只是不由自主地隐约提到，他只是不需要别人帮助他去对付教师，而没有提到是否需要其他方面的帮助，汉斯却明白了这弦外之音，便问K或许有其他事情需要帮助，他很乐意帮他的忙，如果他无能为力，他会请他母亲帮忙，那样就一定会成功。父亲有什么难处也求母亲帮忙。而且母亲也曾有一次问起过K，她自己难得出门，那一天去拉泽曼家只是破例，不过他，汉斯，却常到那儿去和拉泽曼的孩子们玩，因此有一回母亲问他，土地测量员有没有再到那儿去过？母亲身体十分虚弱疲惫，不能无谓地对她问个不休，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说，他在那儿没有见到土地测量员，此外就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既然他现在看到K在这儿学校里，就得同他说话，以便向母亲报告。因为如果她没有明确吩咐，有人却照她的意思做了，这是她最高兴的事情。K想了一想，便说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有了，汉斯愿意帮他的忙，这是他的一片好心，他感谢他的好意，以后可能会需要什么帮助，他就会去找他，他知道他家的住址。反过来说，他，K，也许这一次能帮点忙，他听说汉斯的母亲身体不好，村里显然没有人知道她生的是什么病，他感到不安，如果这样麻痹大意，小病也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他，K，倒有一点医学常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临床经验。有许多病医生都束手无策，他却能妙手回春。在家乡时，因为他医术高明，大家都叫他苦药草。总之，他很乐意去看汉斯的母亲，和她谈谈。也许他能提供什么好主意，单是为了汉斯的缘故，他也很乐意这样做。汉斯听到这个建议，最初眼睛亮了起来，使得K更加迫切，可是结果却不如人意，因为汉斯对提出的几个问题回答——而且甚至并不十分悲伤——说，不准陌生人去看他的母亲，因为她需要好生将养；那天K虽然没有和她说什么，她后来还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这种事确实经常发生。但是父亲当时却对K十分恼火，他决不会让K去见母亲的，是的，当时他甚至想去找K，惩罚他的行为，只是母亲把他拦住了。不过主要是母亲自己一般不愿和任何人谈话，她问起K并不算是反常，相反，正是在提到他的时候，她本来可以表示希望见到他，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意愿。她只想听别人谈K的情况，却不想和他谈话。何况她也并不是真的生什么病，她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有时也暗示，这儿的空气大概对她不相宜，然而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又不愿意离开这儿，而且她的身体已经比从前好些了。这些就是K了解到的情况；汉斯的思考能力大有长进，因为他不想让K接近他的母亲，而据他说，他是想帮K的忙的；是的，为了达到不让K去见他母亲这个善良的目的，他的许多说法甚至与他自己从前讲过的话互相矛盾，例如母亲的病。虽然如此，K现在还是看出，汉斯仍然对他怀着好意，只有在提到他母亲时，他才会忘却其他一切；不管你提出谁同他的母亲相比，谁马上就会相形见绌，刚才K就是这样，但是，比方说，他的父亲也有可能这样。K想试一试这一点，便说他的父亲如此照看他的母亲使其免遭任何骚扰，实在是非常明智，如果他，K，那天只要猜到一点这种情形，他就肯定不敢去和她说话的，现在他请汉斯事后替他在家里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既然如汉斯所说，她的病因已经弄清楚，那他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他的父亲不让她到别的地方去换换空气，疗养身体；人们一定会说是他拦住了她，因为她只是为了他和孩子才没有出门，但是她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而且也不必离开很长的时间，也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城堡山上的空气就已大不相同。他的父亲既然是本地最大的鞋铺老板，就不必担心这样一次出门的费用，而且他或她在城堡里也一定会有亲戚或熟人愿意接待她的。他为什么不让她去呢？但愿他不要小看这样一种病，K和他的母亲只匆匆见过一面，但正是她的苍白和虚弱引起他的注意，促使他去和她说话的，当时他就感到奇怪，她的丈夫为什么让生病的妻子待在公共浴室和洗衣房的污浊空气中，而且不肯压低一点自己高声说话的声音。他的父亲大概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她的病情近来也许有所好转，这种病时好时坏，但要是不尽力医治，最后就会复发，那时就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即使K不能同他的母亲面谈，那么，同他的父亲谈谈，提醒他注意这一切，或许也是好的。

汉斯专心听着，大部分都听懂了，对其他没有听懂的话中的威胁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说，K不能去和他父亲谈，他父亲不喜欢他，很可能会像教师那样对待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提到K脸上便泛出怯生生的微笑，提到他父亲时却显出气愤和悲伤的神情。但是他又说，也许K还是可以同他的母亲谈一谈，只是不能让他父亲知道。接着，汉斯目光呆滞，沉思片刻，完全像是一个女人想做一件犯禁的事，正在寻求一个办法去做而又不会受到惩罚那样。他说，后天也许有可能，他父亲晚上要去贵宾饭店参加一个会议；他，汉斯，晚上来带K去见他母亲，当然这首先需要他母亲同意，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特别是她从来不做违背她丈夫心意的事，对他百依百顺，甚至连他汉斯都看得出是不合理的事情，她也都听他的。其实汉斯现在是在寻求K的帮助去对付父亲，看来像是他自己弄错了，因为他本来以为他想帮助K，而实际上他是想摸清楚，这个突然出现并且甚至被母亲提到过的外乡人是否也许能帮他对付父亲，因为在周围的熟人中没有人能帮他。这男孩像是无意一样，不露声色，近乎阴险，到目前为止从他的表现和言词中难于看出这一点，只是他完全事后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口风才使人觉察到。现在他和K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考虑要克服哪些困难。即使汉斯愿意大力相助，这些困难也几乎难以克服，他一面沉思一面却又在寻求帮助地始终看着K，心神不定地眨巴着眼睛。在父亲离家之前，他什么也不能对母亲说，否则父亲就会知道，一切就会落空，因此他要等到父亲离家以后才能提此事，就是这时候，也不能太快太突然，考虑到母亲，也要慢慢来，等候适当的机会，那时才得去请求母亲同意，那时他才能来接K去；可是这不就已太晚了，父亲不就要回来吗？是的，这是办不到的。而K证明这并不是办不到的。至于时间不够，那倒不必担心，短短的一次谈话，短短的一次见面就够了，而且汉斯不用来接K，K可以藏在他家附近什么地方，等候汉斯一发出信号马上就去。不，汉斯说，K不能在他家附近等候——一涉及他的母亲，他又变得十分敏感——K不能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上路，汉斯不能这样背着母亲偷偷和K合谋，他得把K从学校里接来，但要等到母亲知道和准许以后才能这样做。好吧，K说，这样的话，事情真的就很危险了，汉斯的父亲有可能在家中抓住他，即使不至于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母亲也会担心这一点而不让K去，这样一来，一切全都会由于他父亲而落空。对此汉斯又提出反驳，于是他们就这样争论不休。在这以前，K早就把汉斯叫到讲台上，把他拉到自己的两膝之间，不时抚摸他安慰他。尽管汉斯有时还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这种亲近也有助于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这样做：汉斯先把全部实情告诉他的母亲，不过为了便于取得她的同意，还告诉她K也想和布龙斯维克本人谈一谈，但不是谈她的事，而是谈他自己的事。这倒也是实情，在谈话过程中K想起，尽管布龙斯维克一向是个危险而凶恶的人，但他其实不再可能是自己的敌人，因为起码根据村长所说，他是要求聘请土地测量员的那一派的首领，即使他们那么做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K到村里来，布龙斯维克一定是欢迎的；这样的话，第一天那种叫人恼火的接待和汉斯所说的恶感，就几乎令人费解了，不过，布龙斯维克那天感到不快，也许正是因为K没有先向他求助，也许还存在别的误会，那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K就可以得到布龙斯维克的支持来对付教师乃至村长，村长和教师不让他接触城堡当局，逼迫他接受校役的职位，这个官方大骗局——这不是骗局又是什么？——就可以揭穿，如果布龙斯维克和村长再次为K而进行斗争，布龙斯维克就得把K拉到自己一边，K就会成为布龙斯维克家的座上客，布龙斯维克的权力手段就会由他支配去对付村长，这样一来，谁知道他会取得什么收获，而且不管怎样，他可以经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K就这样想入非非、神魂颠倒，而汉斯一心只想着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K一言不发，就像是眼看着一个为了给重病人找到治疗方法而苦苦思索的医生那样。K提出要和布龙斯维克谈谈聘请土地测量员之事，汉斯同意了，但也只是因为这样可以在父亲面前保护母亲，况且这只是万不得已的一着棋，但愿不会走这一着棋。他只是还问了一下，K将会怎样向他的父亲解释这次深夜造访。K答道，他会说是校役这个不堪忍受的地位和教师那种相应的对待使他突然感到绝望，忘却了一切顾忌。听了K的解释，汉斯最后总算满意了，虽然脸色还有点阴沉。

现在，看来已经把一切事先都考虑周全了，成功的可能性至少已不再被排除，于是汉斯放下了思想包袱，变得快活起来，天真地又聊了一会儿，先是和K聊，后来也和弗丽达聊。弗丽达久久地坐在那儿，好像心中另有所思，这时才重又参加谈话。她问了许多话，还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没有多想就说，他希望成为像K这样的男子汉。再问他理由时，他却答不上来，问他愿不愿意做校役，他又一口否定。经过进一步追问，他们才明白他产生这个愿望的曲折过程。K目前的处境悲惨下贱，毫不值得羡慕，这一点汉斯也看得一清二楚，他根本无需去观察别人就会明白，他自己本来就老大不愿意让母亲见到K和听到他的话。可是话虽如此，他还是跑来找K，向他求助，K一同意，他就十分高兴，他相信别人也是如此，但主要是母亲自己提起过K。他从这一矛盾中得出了一个信念：K目前虽然还很低贱不得志，然而在固然几乎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未来一定会出人头地。正是这个简直荒唐的遥远未来和通向未来的光荣历程令汉斯神往；为此代价，他甚至愿意接受目前的K。这一愿望使他显得特别少年老成，因为汉斯看K，就像是看一个年龄比自己小、前途比自己更远大的小男孩似的。他在弗丽达的一再催问下才谈起这些事情，神情一本正经，几近忧郁。K说他知道汉斯为什么羡慕他，这才使他又高兴起来；K指的是他羡慕K那根放在桌子上的漂亮的多节手杖。汉斯在谈话时一直心不在焉地玩弄着手杖，K说，好吧，他会做这种手杖，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了，他一定会给汉斯做一根更漂亮的。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汉斯是不是真的只想那根手杖，不过K的许诺使他十分高兴，他乐呵呵地道别，还紧紧握住K的手说：“那就后天见。”

第十四章 弗丽达的责备

汉斯走得正是时候，因为不一会儿，男教师就猛然推开门，看见K和弗丽达还静坐在桌旁，便喊道：“对不起，打扰了！不过请你们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间屋子收拾好。我们在那边挤成一团，课也没法上，而你们却在这间大体操室里伸开四肢，甚至还把助手撵走，好多占点地方！现在请你们至少也该站起来动一动了！”然后他只对K说：“现在你到桥头客栈去给我把点心取来！”这些话都是怒气冲冲地嚷出来的，但语气还比较温和，即使是那个粗鲁的“你”字。K立刻准备服从，只是为了向他摸底，便说：“我已经被辞退了。”“不管辞退不辞退，去给我把点心取来，”男教师说。“我正想知道，我给辞退了没有，”K说。“你在胡扯什么呀？”男教师说，“你并没有接受解聘呀。”“这样是不是就足以使它无效呢？”K问。“我说不行，”男教师说，“这你可以相信我，可是村长却说行，不可思议。现在你就去吧，不然你真要卷铺盖了。”K感到满意，这么说男教师已和村长谈过，或者也许他根本没有和村长谈，只是想好了村长很可能会有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对K是有利的。现在K想立即赶紧去取点心，可是在过道里，男教师又把他叫了回来，或许他只想用这道特别的命令来考验K是不是愿意服从调遣，以便今后照此行事，也可能是他现在又心血来潮，想要发号施令，让K急急忙忙地跑去，然后遵照他的命令像个侍者那样又急急忙忙转回来，这使他开心。在K这方面，K知道自己过于驯服就会成为男教师的奴隶和替罪羊，不过在一定限度上，现在他愿意耐心地忍受男教师的反复无常，因为尽管事实已表明，男教师无权解聘他，可是他完全可以对他百般刁难，叫他干不下去。正是这份差事，现在对K来说比以前更重要了。和汉斯的一席谈话，在他心中勾起了新的希望，他自己也承认这些希望未必能实现，完全没有根据，然而他已无法再将其忘怀，这些希望甚至几乎盖过了巴纳巴斯。他既然谋求实现这些希望而别无其他办法，他就得集中全部精力，不能牵挂任何其他事情，不能牵挂吃、住、村当局，甚至不能牵挂弗丽达，而事实上这只关系到弗丽达，因为只有和弗丽达有关的事情他才关心。因此他得设法保住这个职位，这能使弗丽达有几分安全感，为了这个目的，在男教师手下忍受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容忍的事情，他大概也不会后悔。这一切并不是太令人痛苦的，它是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小烦恼，与K所追求的目标相比算不了什么，而且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要过养尊处优的太平日子。

所以，正如刚才他想马上跑到客栈去一样，现在他因为命令改变，也愿意立即准备先把屋子收拾整齐，好让女教师和她的那一班学生能够回来上课。不过他得很快收拾好，因为此后K还得去取点心，男教师已经又饿又渴，难以再等了。K保证一切都会照他的意思去办；男教师在一旁待了一会儿，看着K赶忙把铺盖挪走，把体操器械放回原处，飞快地把屋子打扫干净，弗丽达则忙着擦洗讲台。他们的干劲似乎使男教师感到满意，他还提醒他们，门外已准备好一堆生火的木柴——他大概不愿让K再到柴房去——说罢便走回他的教室去了，临走时还吓唬他们说，他很快就要再来查看。

默默地干了一会儿以后，弗丽达问K为什么现在对男教师这样俯首帖耳。问这个问题虽然出于同情和担心，但是K想到，弗丽达原本答应要保护他，不让男教师对他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可是她并没有做到，因此他只是简短地答道，既然他当了校役，现在也得尽职。之后他们又默不作声，一直到K——正是这几句简短的交谈使他想起弗丽达已有这么长久忧心忡忡地陷入沉思，尤其是在他和汉斯谈话的全过程中几乎都是如此——一面把木柴搬进来，一面直率地问她在想什么心事。她慢吞吞地抬起头来看着他，回答说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她只是在想女店主和她说的许多话很有道理。在K追问下，她拒绝了好几次，才回答得更详细一些，但是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活儿，这倒并非是因为她勤劳，因为工作毫无进展，只是借此可以不必非看着K不可。她说，K和汉斯谈话时，起先她在一旁静听，后来给K说的几句话吓了一跳，开始对这些话的意思体会得更深，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能不从K的话里证实女店主向她提出过的警告，而她本来是决计不肯相信她的警告是有道理的。K听了这一番泛泛之谈很生气，就连弗丽达哭哭啼啼、如怨如诉的声音也没有感动他，反倒使他恼火。最使他生气的是女店主现在又插手他的生活了，至少是通过回忆，因为她本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于是他便把他怀里抱着的木柴一下扔到地上，坐在木柴上，用严肃的口气要求她把话讲清楚。“不止一次，”弗丽达开始说，“从一开始起，老板娘就极力想使我怀疑你，她并没有说你在说谎，相反，她说你天真直率，可是你的性格和我们大不相同，即使你说得很直率，我们也很难相信你，要不是一位好朋友从前提醒我们，我们就得通过惨痛的经验才会相信。甚至像她这么一个善于识别人的人，也几乎上了你的当。但是她在桥头客栈和你最后谈过以后——我只是重复她那刻毒的话——她看穿了你的花招，现在你再也骗不过她了，即使你竭力想隐瞒你的意图。但是他并没有隐瞒什么，她一再这样说，后来她又说：‘一有机会，你就好好听听他说些什么，不仅是浮光掠影，不，而是竖起耳朵听。’她所做的仅此而已，至于我，她听到了如下的情况：你拉拢我——她用的就是这个难听的字眼——，只是因为我凑巧和你不期而遇，你也不讨厌我，因为你误以为酒吧女侍是任何客人都可以伸手猎取的对象。此外，贵宾饭店的老板娘听说，那天晚上你出于某种原因想在贵宾饭店过夜，不过只有通过我才能达到目的。这一切就使你成为我那天晚上的情人，然而为了扩大战果，也就需要别的什么，那就是克拉姆。老板娘并没有说她知道你想从克拉姆那儿得到什么，她只是说，你在认识我以前就一心想见克拉姆，认识我以后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以前你毫无希望，现在你却以为通过我找到了一个能使你确实、立即、甚至以优势向克拉姆进逼的可靠手段。今天你说，你在认识我以前在这儿瞎闯，我听了这话多么吃惊——不过这仅仅是短暂的，没有更深的原因——这话也许和老板娘说的一样，她也说，你自从认识我以后才明确了目标。这是因为你相信，你征服了我，便征服了克拉姆的一个情妇，就掌握了一件抵押品，克拉姆只有用最高的代价才能赎回。和克拉姆就这个代价进行谈判，就是你惟一的奋斗目标。在你的心目中，我什么也不是，而这代价却是最最重要的，因此涉及到我，你准备作出任何让步，涉及到代价，你就寸步不让。所以，我失去在贵宾饭店的职位，对你来说无关紧要，我还必须离开桥头客栈也无关紧要，我要干校役这种苦活也无关紧要，你对我没有一点温存，甚至不再有工夫陪我，你把我交给助手，不会吃醋，在你看来，我惟一的价值就是我曾经是克拉姆的情妇，你由于不了解情况，竭力不让我忘记克拉姆，以便在关键时刻到来时最后我不至于过于反抗，可是你也反对老板娘，你认为她是惟一能拆散我和你的人，因此你就和她大吵大闹，目的是你非得和我离开桥头客栈不可；如果仅仅取决于我，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属于你的，这一点你毫不怀疑。你把同克拉姆的谈话看成是一桩买卖，一笔现金交易。你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你准备什么都干，条件是你得到这一代价；如果克拉姆要我，你就会拱手相让，他要你留在我身边，你就会留在我身边，他要你撵走我，你就会撵走我，不过你也准备演喜剧，如果对你有利，你就会说你爱我，你会强调你的渺小，用你接替他这一事实使他感到羞愧，设法打消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把我确实说过的我爱他的那些话转告他，求他重新接受我，当然得付出代价；如果这些都无济于事，那你就会干脆用K夫妇的名义去央求他。老板娘最后说，当你发现在所有事情上都弄错了，你的设想、你的希望、你对克拉姆以及他同我的关系的看法都错了，那我就要开始受罪了，因为那时我才会真正成为你惟一始终能依靠的财产，但也已证明是毫无价值的财产，你就会不把它当一回事，因为你对我除了物品主人的感情以外就没有其他感情了。”

K抿着嘴紧张地听着，他坐着的那堆木柴已经滚散，他没有注意到他几乎已滑到地上了；现在他才站起来，坐到讲台上去，握住弗丽达无力地想抽回去的手，说：“你说的这一番话，我并不总是能分清是你的意见，还是老板娘的意见。”“那只是老板娘的意见，”弗丽达说，“我仔仔细细都听了，因为我尊敬老板娘，但是我完全拒不接受她的意见，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她所说的一切，当时我觉得是那么离谱，一点也不懂得我们俩的关系。我觉得实际情况和她所说的完全相反。我想起我们第一夜以后的那个阴沉沉的早晨，你跪在我的身边，目光中流露出好像现在一切都完了似的神情。后来的情况也真的变成是我并不是在帮助你，而是在妨碍你，尽管我尽了很大的努力。由于我，老板娘成了你的敌人，一个强大的敌人，你一直还对她估计不足；为了我，你才忧心忡忡，不得不为你的职位而斗争，你在村长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听命于教师，听任助手的摆布，但最糟糕的是：为了我的缘故，你也许得罪了克拉姆。你现在一直想要见克拉姆，其实这不过是想用某种方式同他和解的无力挣扎罢了。我对自己说，老板娘对这一切当然比我知道得多，她偷偷提醒我，只是想使我不致自怨自艾得太厉害。她这样做出于一片好心，但却是多此一举。我对你的爱会帮助我度过一切难关，到头来也会推动你向前走，如果不是在这村子里，那就在别的地方，爱情的力量已经得到证明，它把你从巴纳巴斯一家人那里拯救了出来。”“这么说，当时你是持反对意见的，”K说，“在那以后有什么变化吗？”“我不知道，”弗丽达说，眼睛望着K的手，那只手仍然握着她的手，“也许什么都没有变；现在你离我这么近，这么平心静气地问我，我便觉得什么也没有改变。可是事实上，”——她把自己的手从K的手里抽出来，直挺挺地坐在他对面哭了起来，却不用手捂着脸；她毫无顾忌地把泪流满面的面孔对着他，好像她并不是为自己哭泣，因此没有什么可掩饰的，而是为K的负心而哭，因此也理应让他看到她这副模样而感到痛苦——“可是事实上，自从我听到你同那个男孩的谈话以后，一切就都变了。开始时你是多么天真无邪，问他的家庭情况，问这问那，我觉得就像你刚走进酒吧，亲切、坦诚、孩子气地急切想引起我的注意。这和当时没有什么不同，我真希望老板娘也在这儿，听听你说的话，看她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可是后来，突然之间，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觉察到你和他谈话抱着某种意图。你用关心的话赢得了他那不易赢得的信任，以便在以后顺利地向你的目标进军。你的目标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的目标就是那个女人。你那些表面上关心她的言语完全不加掩饰地表明你只是在打自己的算盘。你还没有赢得她，就在欺骗她了。从你的话里，我不但看到了我的过去，也看到了我的未来，我觉得好像老板娘正坐在我的身旁向我解释这一切，我竭尽全力想把她挤走，但是我又明明知道这种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其实受欺骗的已不是我——我连受欺骗的份也没有——而是那个陌生女人。后来我还打起精神问汉斯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他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由此可见，他对你已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在这儿受到蒙蔽的好男孩和那时在酒吧里受蒙蔽的我，两者之间现在究竟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一切，”K已适应这种指责，恢复了镇静，“你所说的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它并不假，只是不怀好意，即使你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看法，但这全是我的敌人老板娘的看法，这使我感到宽慰。不过那些话很有教育意义，从老板娘那儿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她没有对我本人讲这些话，虽说她在别的方面并不姑息我，显而易见，她把这件武器交给你，是希望你在我面临特别严重或关键的时刻时使用它；如果说我在利用你，那么她也同样在利用你。可是，弗丽达，现在你想一想：即使一切都像老板娘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极其恶劣的，那就是你并不爱我。这样，只有这样才果真是我耍心眼施巧计赢得你的芳心，用你当做资本来牟取暴利。倘若是那样的话，那天晚上，为了骗取你的怜悯，我和奥尔加手挽手出现在你面前，这也许甚至是我策划的，而老板娘在数落我的罪状时却忘了提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恶劣，当时并不是一只狡猾的猛兽把你夺走，而是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我们俩很投缘，忘掉了自己，那么，弗丽达，你说，这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这样的话，我办我的事，就像办你的事一样，这里没有区别，只有一个仇敌才会加以区分。事情都是这样的，对汉斯也是如此。此外，在判断同汉斯的谈话时，你神经过敏，过于夸张，因为如果汉斯的意图和我不完全一致，那也不至于是背道而驰的，再说汉斯并不是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分歧，如果你以为他没有觉察，那你就大大地小看了这个谨慎的小大人了，即使他始终没有觉察到这一切，那也不会有谁因此而吃亏，我希望是这样。”

“要摸清头绪可真难，K，”弗丽达叹口气说，“我当然没有怀疑你，如果我受老板娘的影响，有过这种念头，我就会心悦诚服地把它丢掉，跪下来求你宽恕，就像我在这段时间里其实一直在做的那样，即使我还在说如此可怕的事情。可是你有许多事情瞒着我，这却是事实；你来来去去，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刚才汉斯敲门的时候，你甚至叫了巴纳巴斯的名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叫那个可恨的名字时竟是那样的亲热，你只要有一次这样亲热地叫我就好了。既然你不信任我，怎么能叫我不起疑心呢，这样我就完全听信老板娘了，你的表现似乎证明她是对的。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不想说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证明她是对的；你不是至少为了我的缘故把助手撵走了吗？啊，我只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从你的一言一行中找到你对我的一片好心，即使你的言行使我感到痛苦。”“首先，弗丽达，”K说，“我一点儿也没有瞒你。老板娘多么恨我，千方百计想使你离开我，她采取了多么卑鄙的手法，你对她又是多么俯首帖耳，弗丽达，你对她是多么俯首帖耳。你说，我有什么事瞒着你？我想见克拉姆，这你知道，你帮不了我的忙，因此我只好自己去争取，你也知道我至今尚未成功，你瞧。这些徒劳的尝试实际上已经叫我丢尽了脸，难道现在还要一一叙说，使我加倍丢脸吗？我在克拉姆雪橇的车门前白白等了整整一下午，冻得浑身发抖，难道叫我拿这种事来炫耀自己吗？我很高兴不必再去想这种事情，赶忙跑到你这儿来，而你现在又搬出这些来数落我。还有巴纳巴斯？不错，我是在等他。他是克拉姆的信差，并不是我叫他这样做的。”“又是巴纳巴斯，”弗丽达叫道，“我不能相信他是个好信差。”“也许你说得对，”K说，“可他是惟一派到我这儿来的信差。”“那就更糟，”弗丽达说，“你就更应该提防他。”“可惜至今他还没有使我有理由这样做，”K微笑着说，“他很少来，带来的信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因为那是直接从克拉姆那里来的，所以它们才有价值。”“可是，你瞧，”弗丽达说，“现在就连克拉姆也不再是你的目标了，也许使我心里最不安的就是这一点；过去你总是撇开我，迫切想见克拉姆，这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似乎又不想见克拉姆了，这就更糟糕，这一点连老板娘也没有料到。老板娘说，一旦你最终认识到你寄托在克拉姆身上的希望落空了，我的幸福，一种靠不住的然而非常真实的幸福，也就结束了。可你现在甚至等不到那一天，突然走进来一个小男孩，你又开始去和他争夺他的母亲，就像是在争夺自己的命根子似的。”“你对我和汉斯的谈话理解得不错，”K说，“真是这样。可是，难道你已把你过去的全部生活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老板娘除外，她是不会让你忘记的），不再记得一个人，特别是出身微贱的人，必须如何奋发向上？必须怎样利用一切有一线希望的机会？那个女人是从城堡来的，这是我到这儿的第一天迷路跑到拉泽曼家去的时候她自己告诉我的。去向她请教，或者甚至请她帮忙，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吗；如果说，老板娘只完全清楚使我不能见到克拉姆的种种障碍，那么这个女人很可能知道走哪一条路，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一条路下来的。”“通到克拉姆那儿去的路？”弗丽达问。“通到克拉姆那儿去，当然啰，不去他那儿，还能上哪儿去呢？”K说。接着他一跃而起：“现在该赶紧去取点心了。”弗丽达恳求他留下来，她那副急切的神态完全无此必要，似乎只有他留在她身边才能证实他对她说的一切安慰的话。但是K使她想起男教师，指指那扇随时都有可能哐啷一声猛地打开的门，还答应她马上就回来，叫她连炉子都不用生，他自己会料理的。最后弗丽达默默地顺从了。当K在外面艰难地踏雪行走时——路上的雪早就该铲去了，真奇怪，工作进展得多慢——，他看见一个助手已经累得要死，仍紧紧抓住栅栏不放。只有一个，还有一个上哪儿去了呢？这么说，K至少已经摧毁了其中一个人的耐性？留下来的那一个却仍然十分卖力地在坚持，这看得出来，因为他一看见K就来了劲头，马上更加疯狂地伸出手臂，望眼欲穿地翻白眼。“他的不屈不挠精神堪称模范，”K对自己说，不过又得加上一句，“再坚持下去，就会冻死在栅栏旁。”但是外表上K没有作任何表示，只是向那个助手伸出拳头做了一个威吓的手势，不让他靠近一步；助手甚至还怯生生地往后退了好几步。这时弗丽达正好打开一扇窗户，好在生火以前使屋子通一通风，这是她和K商量好的。那个助手立刻不再纠缠K，禁不住被吸引，悄悄地溜到窗前去。弗丽达一面对助手和颜悦色，一面又对K露出无可奈何的恳求神态，因此脸都变了样。她从窗户上挥了挥手，弄不清楚是叫他走开呢，还是在打招呼，助手却并不因此而动摇向她走近的主意。这时弗丽达连忙把外面的窗子关上，但是仍旧站在窗户后面，手放在手柄上，侧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挂着呆板的笑容。她知道她这样站着反而会吸引助手而不会把他吓跑吗？但是K没有再回头看，他想最好还是抓紧时间，早去早回。

第十五章 会见阿玛丽亚

临近傍晚，天已经黑了，K总算把校园小径清理出来，把雪堆在路的两旁，拍得结结实实，一天的工作这才算完成。他独自站在校园门口，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儿。那个助手在几个钟头以前已给他赶走。他追了很长一段路，后来那个助手在校园和校舍之间的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再也找不到了，此后再也没有露面。弗丽达在家里不是忙着洗衣服，便是仍旧在给吉莎的猫洗澡；吉莎把这项工作交给弗丽达，这是对她非常信任的表示。不过那是一件令人倒胃口的不合适的事，要不是在种种失职表现之后很有必要抓住任何机会讨好吉莎，K是一定不会让她去干的。吉莎满意地看着K从顶楼上把一个孩子用的小澡盆拿下来，烧好热水，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猫放进澡盆里。后来吉莎甚至把猫完全交给弗丽达照管，因为K进村第一天晚上认识的那个施瓦采来了。由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在向K打招呼时有点不好意思，同时又表现出对一个校役应有的极端蔑视，然后就同吉莎走到另一间教室里去了。他们两人一直还待在那儿。K在桥头客栈时听人说，施瓦采虽然是城堡总管的儿子，但是因为爱上了吉莎，在村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通过他的种种关系，被村里任命为代课教师，但他主要是以如下方式行使其职务，即他几乎一堂不漏地去听吉莎的课，或是坐在孩子们中间，或是更爱坐在讲台旁吉莎的脚下。他毫不妨碍大家，孩子们早已习以为常，或许这也是因为施瓦采既不喜欢孩子，也不理解孩子，很少和他们讲话，只是代吉莎上体操课，此外他只满足于待在吉莎的身边，呼吸她的空气，感受她的温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吉莎身边同她一起批改学生作业。今天他们也在忙于批改作业，施瓦采抱来了一大摞作业本，男教师总是也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他们改。只要天还亮，K就看见他们两人坐在窗前一张小桌子旁工作，头挨着头，一动不动，这会儿他看到那儿只有两支蜡烛的烛光在摇曳。把这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严肃的、默默的爱情，唱主角的是吉莎，她那慢性子有时火暴起来也会冲破一切界线，但她却决不会容忍别人在别的时候也这样做，因此，生性活泼的施瓦采也不得不俯首帖耳，慢走，慢说，少说，但是人们看出，他所做的一切，由于吉莎单纯的、默默的存在而得到充分的回报。但是，吉莎或许根本就不爱他，反正她那圆圆的、灰色的、确实从不眨一眨、倒是瞳孔似乎在转动的眼睛，没有对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人们看到，她只是无异议地容忍施瓦采的接近，但是她无疑毫不赞赏被一个城堡总管的儿子爱上的这份荣耀，不管施瓦采的目光是否尾随着她，她照旧从容不迫地拖着她那丰满的身体走来走去。相反，施瓦采却为她作出长期牺牲，留在村子里；父亲经常派人前来接他回去，他却气愤地把他们打发走，好像他们使他短暂地想起城堡和做儿子的义务，就是对他的幸福的严重的、无法弥补的干扰似的。其实他倒是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因为吉莎只是在上课和批改作业时才向他露面，这倒不是她在打小算盘，而是因为她喜欢舒适的生活，因此把独身生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大概使她最开心的莫过于能完全自由自在地在家里躺在长沙发上，让那只猫挨着自己，它并不碍事，因为它已几乎跑不动了。这样，施瓦采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无所事事地闲荡，不过他也喜欢这样做，因为他毕竟还有机会去狮子巷，他也经常利用这一机会，到狮子巷吉莎住的小顶楼上去，在总是锁上的门口偷听，在毫无例外地发现房间里不可思议毫无动静以后又离开。但是在重又产生傲慢的官气——这当然与他目前的职位很不相称——之后，他这种生活方式的后果有时——但从来不当着吉莎的面——也表现在可笑的发作中，不过事情的结果往往并不很妙，正如K也曾经历过的那样。

惟一令人惊奇的是，即使谈的是可笑而不值得尊敬的事情，但是至少在桥头客栈，人们谈到施瓦采的时候总是还带有几分敬意，吉莎也分享了这种敬意。话虽如此，施瓦采以为代课教师就比K高出许多，那是毫无道理的，这种优越性并不存在，校役对全体教师、尤其对施瓦采那样的教师来说是个重要人物，不能等闲视之，倘若因为社会地位的关系不能放弃这种歧视，那至少也得做出适当的回报以示抚慰。K决定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而且施瓦采由于第一天晚上的表现，至今还欠着他一笔账，虽然从后来几天的情况来看，说明施瓦采接待他的方式其实是对的，但也不能减轻他的过错。因为不能忘记，那次接待也许就决定了后来的一切的方向。由于施瓦采的缘故，K在刚一抵达的时候，当局就毫无道理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了。那时他在村里还完全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无栖身之处，由于长途跋涉而疲劳过度，无可奈何，躺在那儿的草垫子上，完全听任官方的摆布。一夜过后，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事情本可以悄悄地、半明半暗地进行。反正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没有人会怀疑他，至少不会犹豫不决，别人会把他当做流动手艺工人收留一天，人们会看到他的用处和可靠，左邻右舍会传扬开去，他很可能不久便会在什么地方当上雇工，找到栖身之处。当局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为了他的缘故，中央办公厅或其他什么人半夜三更被电话惊醒，要求马上作出决定，表面上虽是很谦恭的请求，但是却坚持要求马上答复，令人讨厌，而且打电话的人又是上面大概不喜欢的施瓦采；或者完全不是这样，K在第二天办公时间去求见村长，理所应当地申报自己是外来的流动手艺工人，已经在某一个村民家里找到安身之处，很可能明天就离开这儿，除非发生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他在这儿找到了工作，当然只干几天，因为他并不想待更久——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没有施瓦采的话，本来就会出现后一种情况或类似情况。当局也会进一步调查此事，但是从容不迫地通过官方途径，不受当事人的干扰，他们大概最恨当事人缺乏耐心。现在这一切都不是K的过错，而是施瓦采的过错，但施瓦采是城堡总管的儿子，表面上又做得很恰当，所以这一切就只能叫K吃不了兜着走了。造成这一切的可笑起因又是什么？也许是那天吉莎心情不佳，害得施瓦采夜里睡不着觉，出来游荡，后来就把一肚子的气都出在K的身上。当然，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K得十分感谢施瓦采的那种态度。只是由于施瓦采的态度，才有可能做到一点，K自己决不会做到，也决不敢去做，而且当局方面也不会同意的，那就是他从一开始便不耍什么花招，公开地，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和当局面面相对。但是这是一件很糟糕的礼物，虽说它使K不必信口开河和鬼鬼祟祟，但是它也使K几乎毫无自卫能力，至少使他在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倘若他心里不清楚，当局同他之间的实力相差那么悬殊，即使他能施展的扯谎和计谋都施展出来，也不能大大缩小这种差距，使形势变得对自己有利一点，那他可能会被弄得灰心丧气。不过这只是K聊以自慰的想法，施瓦采不管怎样总是还欠着他的债；当时他曾经伤害过K，现在也许他能帮忙。在最细小的事情上，在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上，K也继续需要别人帮忙，因为例如巴纳巴斯看来也重又不起作用了。为了弗丽达的缘故，K迟疑了整整一天，没有上巴纳巴斯家去打听消息；为了避免当着弗丽达的面接见巴纳巴斯，K现在在屋外干活，活干完后还留在外边等巴纳巴斯，可是巴纳巴斯没有来。现在他别无他法，只好去找巴纳巴斯的姐妹，只去一会儿，只在门口问一声，很快就回来。于是他把铁锹插进雪里，拔腿就跑。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巴纳巴斯家门口，在门上只敲了一下便把门推开，也没有看清屋里的情况，开口就问：“巴纳巴斯还没有回来吗？”这时他才注意到奥尔加不在屋里，两位老人又坐在远离门口的桌子旁昏昏欲睡，还没有弄清楚门口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慢吞吞地把脸转向门口；阿玛丽亚睡在炉边长凳上，身上盖着毯子，看到K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一手按着额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奥尔加要是在，会马上回答的，K也就可以回去了。于是他只好至少走几步到阿玛丽亚那儿去，向她伸出手去。她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K请她劝受惊的双亲不用走过来，她三言两语就做到了。K得知奥尔加正在院子里劈柴，阿玛丽亚疲惫不堪——她没有说为什么缘故——刚躺下不多一会儿，巴纳巴斯虽说还没有回来，但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因为他从来不在城堡里过夜。K感谢她告诉他这些情况，现在又可以走了，但是阿玛丽亚却问他是否愿意再等一等奥尔加，不过他说可惜他已没有时间了，接着阿玛丽亚问他今天是否已经和奥尔加谈过话，他很惊异地回答说没有，问是不是奥尔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和他说，阿玛丽亚似乎有点生气的样子，撇了撇嘴，默不作声地向K点了点头，显然是和他告别，然后又躺了下去。她躺着用眼睛打量K，好像奇怪他为什么还站在那儿。她的目光像平时一样冷漠、明亮、呆板，并不完全对准她观看的目标，而是——这使人心烦——稍许偏离一点，不大看得出来，但毫无疑问偏离了目标，看来这并不是由于软弱，不是由于困惑，也不是由于不诚实，而是出于一种持续不断的、高于任何其他感情的强烈愿望，想要离群独处，也许只有这样她自己才会意识到这种愿望。K相信，他想起他进村后的第一个晚上吸引他注意的就是这种目光，是的，使他对这一家人立刻产生恶劣印象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目光。这种目光本身并不讨厌，而是自豪的，在深沉中包含着真诚。“你总是这样忧愁，阿玛丽亚，”K说，“你有什么心事吗？你能告诉我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乡下姑娘。今天，现在，我才发现。你是本村人吗？你是在这儿出生的吗？”阿玛丽亚点点头，仿佛K只是问了最后那个问题，然后说：“那么，你还是要等奥尔加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老是问我这个，”K说，“我不能再耽搁了，因为我的未婚妻正在家里等着呢。”阿玛丽亚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说她不知道他有未婚妻。K说出弗丽达的名字。阿玛丽亚不认识她。她问，奥尔加是否知道他订婚了，K相信她是知道的，因为她曾看见他和弗丽达在一起，而且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村。可是阿玛丽亚向他断言，奥尔加不知道此事，这个消息会使她很伤心的，因为她似乎爱上K了。她没有明说，因为她很拘谨，但是爱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K深信阿玛丽亚一定是弄错了。阿玛丽亚笑了笑，这一笑虽然是苦笑，却使她那愁眉锁眼的面孔开朗起来，使她从沉默中开口说话，使生疏变成亲热，泄露了一个秘密，放弃了一件一直保藏到现在的东西，虽然还可以重新收回，但是永远也不能全部收回了。阿玛丽亚说，她肯定没有搞错，是的，她还知道更多的情况，她知道K也爱慕奥尔加，他几次登门拜访，名义上是为了找巴纳巴斯打听消息，实际上只是为了来看奥尔加，现在既然阿玛丽亚什么都已知道了，他就不必再过于拘泥了，可以经常来。她想对他说的就是这些。K摇摇头，提醒她，他是订过婚的。阿玛丽亚似乎并不去多想这一婚约，K可是独自一人站在她面前，这种直接的印象对她来说是决定性的，她只问K是什么时候认识那个姑娘的，他到村里来才只有几天。K把那天晚上在贵宾饭店的事讲给她听，她听完仅仅说了一句，她那天就非常反对把他带到贵宾饭店去。这时奥尔加正抱着一大捧木柴走进来，阿玛丽亚也要她作证。奥尔加被室外的冷空气刺激得精神焕发、活泼健壮，和她平时无所事事地站在屋子里的样子相比，通过劳动，像是换了一个人。她扔下木柴，大大方方地向K问好，立刻又问弗丽达的情况。K和阿玛丽亚交换了一下眼色，可是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刚才的说法不对。K对此有点生气，便比平常更加详细地描述弗丽达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在学校里总算安了家，由于说得匆匆忙忙——因为他急于想马上回家——在向姐妹俩道别时忘乎所以，竟邀请她们上他家去玩。阿玛丽亚不让他再有说话的时间，马上表示接受邀请，奥尔加也只好表示接受，现在这倒使K目瞪口呆起来。他始终一心想着必须赶快告别回家，并且在阿玛丽亚逼视下觉得心神不定，于是便毫不犹豫地、不再转弯抹角地坦白承认，这个邀请完全有欠考虑，只是他个人一时冲动，随口说出来的，但是很遗憾他不能兑现，因为弗丽达和巴纳巴斯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敌意，他也完全不懂是为什么。“那倒不是什么敌意，”阿玛丽亚从长凳上站起身，把毯子扔到身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人云亦云随大流罢了。现在你走吧，到你的未婚妻那儿去吧，我看出你很着急。你也别害怕我们会去，我原来只是出于恶意，说着玩的。不过你可以常来看我们，这大概没有什么障碍吧，你总可以用巴纳巴斯的信做借口。我曾说过，即使巴纳巴斯从城堡里为你带来信，他也不能再上学校去通知你，这样就更方便你上这儿来了。他不能跑那么多路，可怜的孩子，那份差使可把他累垮了，你得自己来取信。”K还从来没有听过阿玛丽亚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而且听起来也和她平常说的话不同，含有一种威严的意味，不仅K感觉到了，而且显然连很了解自己妹妹的奥尔加也感觉到了，她站在稍远的地方，双手抱在胸前，现在又像平时一样两腿分开站着，微微弯着身子，眼睛盯着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却只望着K。“你错了，”K说，“你以为我不是真的在等巴纳巴斯，这就大错特错了，跟当局处理好我的事情是我最高的愿望，其实也是我惟一的愿望。巴纳巴斯应帮我做到这一点，我的希望大半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虽然他曾使我大失所望，可是那更多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的过错，我刚到村里来的那几个钟头里，糊里糊涂，当时以为只要晚上出去遛一趟，什么事情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后来表明，办不到的事情就是办不到的，我便对他耿耿于怀，甚至影响了我对你们一家、对你们俩的看法。这已经过去了，我想我现在对你们更了解了，你们甚至是”——K想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只好说个大概其——“就我到现在为止对你们的了解来说，你们也许是村里心眼最好的人。可是现在，阿玛丽亚，如果不说你小看了你哥哥的差使，那你也贬低了他对我的重要性，这倒又把我给搞糊涂了。也许你并不了解巴纳巴斯的事情，要是这样，那就好了，我就不去管它，但是也许你了解他的事情——我更有这种印象——，那就很糟糕，因为这说明你哥哥在骗我。”“你放心，”阿玛丽亚说，“我并不了解，什么都不能促使我去了解，什么都不能促使我这样做，甚至看在你的情面上也不能，而我本来可以为你去做很多事，因为正像你所说的，我们心眼好。可是我哥哥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除了违背我的本意有时偶尔听到一两句以外，我对他的事一无所知，而奥尔加可以全都告诉你，因为她是他的知己。”说罢，阿玛丽亚就走开了。她先走到她父母跟前，咬着耳朵对他们说了几句，然后就走进厨房；她走时并没有向K道别，仿佛她知道他还要待很长时间，因此没有必要道别。

第十六章

K脸上露出一些惊异的神色，留在原处未动。奥尔加看见他这副样子便笑了起来，把他拉到火炉旁边的长凳上，现在能和他单独坐在这儿，看来她真正觉得快乐，但这是一种宁静的快乐，没有丝毫嫉妒在内。正因为没有一点嫉妒心，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别扭的气氛，K觉得很舒适，他喜欢正视她那双蓝眼睛，这双眼睛既不媚人，也不咄咄逼人，而是羞羞答答，沉稳而自信。似乎弗丽达和女店主的警告并没有使他对此处的这一切变得更易受影响，但却使他更加机警更加留神了。奥尔加感到奇怪，为什么他刚才说阿玛丽亚心眼儿好，阿玛丽亚确实有不少优点，但心眼儿好却说不上。说到这里，K也和她一起笑了。接着他解释说，他所赞美的当然是她奥尔加，但是阿玛丽亚却是那么跋扈，不仅把别人在她面前说的话都扯到自己身上去，而且也促使别人自愿把什么都归到她身上。“这倒是真的，”奥尔加变得严肃起来，“这比你所想的还要真实。阿玛丽亚岁数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是在家里不论是好是坏都是她说了算，当然，不论是福是祸，她承担的责任也比大家都重。”K认为这话有点夸大其词，阿玛丽亚刚才还说比如她并不关心哥哥的事，而奥尔加倒全都知情。“叫我怎么说好呢？”奥尔加说，“阿玛丽亚既不关心巴纳巴斯，也不关心我，除了父母以外，其实她对谁也不关心，她日日夜夜照料他们，现在她又问他们要什么，下厨房为他们烧吃的东西去了。为了他们的缘故，她勉强起床，因为从中午起她就不舒服，躺在这张长凳上。可是虽然她不关心我们，我们仍旧都依靠她，好像她是老大一样，如果她对我们的事提出什么劝告，我们一定会听她的，但是她不这样做，她把我们当做外人。你见多识广，又是从外地来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她非常聪明？”“我觉得她非常忧伤，”K说，“可是，比方说，阿玛丽亚不赞成巴纳巴斯当信差，也许甚至很瞧不起，但他还是去干这个差使了，那又怎么能说你们尊重她呢？”“如果他有别的办法，他会马上不当信差的，他并不满意这份差使。”“他不是一个满师的鞋匠吗？”K问。“不错，”奥尔加说，“他也附带给布龙斯维克干活，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日夜忙个不完，挣不少钱。”“既然是这样，”K说，“那他还是可以不当信差，去干别的事啦。”“不当信差？”奥尔加惊讶地问，“你以为他当信差是为了钱？”“也许是吧，”K说，“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不满意这份差使吗？”“他不满意这份差使，原因很多，”奥尔加说，“不过这可是给城堡当差呀，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给城堡当差，至少别人会这么想。”“什么，”K说，“你们连这一点也怀疑？”“唔，”奥尔加说，“其实并不怀疑，巴纳巴斯到公事房去，和跟班们打交道，如同他们自己人一样，他也可以远远地见到一些官员，比较重要的信件也让他递送，甚至还让他转达口信，这就很了不起了。他年纪轻轻，就已有这样的成就，我们可以引以为荣。”K点点头，现在他不想回家之事了。“他也有自己的制服吗？”他问。“你是说那件外套吗？”奥尔加说，“不，那是在他当信差以前阿玛丽亚给他做的。不过你触到他的痛处了。他早就应该有公家发的一套衣服——不是制服，城堡是没有制服的——了，并且也答应过他，可是城堡在这一方面办事拖拖拉拉，而且最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这件事情正在办理之中，但也可能根本还没有着手办理，这就是说，例如他们一直还在想试用巴纳巴斯，但是最后也有可能事情已处理完毕，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撤消了原来的承诺，巴纳巴斯永远不会得到那一套衣服。你不可能了解其中内情，或者事过很久才能了解。我们这儿有句俗语，或许你听说过：‘官方的决定好比大姑娘——羞羞答答。’”“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比喻，”K说，这句话他比奥尔加还要重视，“一个很好的比喻，官方的决定或许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也和姑娘家一样。”“或许是吧，”奥尔加说，“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也许你是在夸它。可是就这套公家的衣服来说，那是巴纳巴斯最伤心的事情之一，由于我们有难同当，所以这也是我的伤心事。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他拿不到公家的衣服，但找不到答案。不过整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官员们看来都没有公家的衣服；据我们这儿所知道的以及巴纳巴斯所说的，官员们都是穿普通的、但很漂亮的衣服。再说你也见过克拉姆。好吧，巴纳巴斯当然不是官员，连最低一级都够不上，他也不敢说自己是官员。可是，级别较高的勤务员在村里当然是见不到的，据巴纳巴斯说，他们也没有公家发的衣服，这可以说是一种安慰，但那是骗人的，难道巴纳巴斯是高级勤务员吗？不，不管你怎样偏爱他，也不能说他是的，他不是一个高级勤务员，单凭他到村里来，甚至还住在这儿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了；高级勤务员比官员还要谨慎，也许应该这样，也许他们的级别甚至高过某些官员，这是有一些根据的，他们干活更少，巴纳巴斯说，看见那些身材魁梧得出奇的男人在走廊上踱方步，那真叫好看，巴纳巴斯总是轻轻地绕过他们。总之，巴纳巴斯谈不上是个高级勤务员。那么，他可能是一个低级勤务员了，可是他们又都有公家发的衣服，至少他们到村里来时都是穿着的，其实那并不是制服，也有许多不同的式样，可是不管怎样，人们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是城堡里的勤务员，你在贵宾饭店也见过这种人。这种衣服最明显的一点是一般都紧贴着身子，农民或手艺人是没法穿这种衣服的。嗯，巴纳巴斯就没有这种衣服，这不仅丢人现眼、令人难堪，这倒还可以忍受，可是——特别是在心情忧郁的时候，我们，巴纳巴斯和我，就常常心情忧郁——就会使人怀疑一切。这时我们就会问，巴纳巴斯真的是在给城堡当差吗？不错，他到公事房去，但是公事房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城堡？即使公事房属于城堡，是不是就是允许巴纳巴斯进去的那些公事房呢？他可以进入一些公事房，但那也只是所有公事房的一部分，这些公事房里有一道道挡板，挡板后面还有别的公事房。他们并没有禁止他往前走，但是，既然他已经找到他的上司，他们打发他走开以后，他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说，那儿总是有人在监视着，至少人们是这样想的。即使他继续往里走，他要是在那儿没有公事要办，冒冒失失闯进去，那又有什么用呢。你也不要以为这些挡板是一条明确的界线，巴纳巴斯也总是要我记住这一点。他去的公事房里也有挡板，由此可见，也有一些挡板他是可以通过的，它们和那些他还没有越过的挡板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也不应马上就以为在最后那几道挡板后面有着公事房，它们完全不同于巴纳巴斯所见过的公事房。我们只有在心情忧郁的时刻才会以为它们是不同的。于是我们就会怀疑下去，根本就欲罢不能。巴纳巴斯和官员谈话，巴纳巴斯传递信息。但是那些官员是谁，那些信息又是什么。据他说，现在他奉派给克拉姆当差，克拉姆亲自向他布置任务。唔，这可是了不起，连高级勤务员都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荣耀，几乎太多了，这使人害怕。只要想一想：直接派给克拉姆，面对面地和他说话。可是果真是这样吗？是啊，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巴纳巴斯还要怀疑在那儿被称为克拉姆的那个官员是否真是克拉姆呢？”“奥尔加，”K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怎么能对克拉姆的相貌产生怀疑呢，谁都知道他的模样，我自己就见过他。”“当然不是开玩笑，K，”奥尔加说，“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我最最担心的事。不过我把这一切告诉你，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心里轻松些，使你心情沉重，而是因为你问起巴纳巴斯，阿玛丽亚叫我告诉你，因为我认为你多了解一些情况也是有用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巴纳巴斯，使你不要对他寄予太大的希望，免得他使你失望，还免得因为你失望，他自己也感到痛苦。他很敏感，比如说，他昨天一夜未睡，就因为昨天晚上你对他不满；据说你说过，你‘只有一个像巴纳巴斯那样的信差’，对你来说很糟糕。这句话让他一夜没有睡着，你自己大概没有怎么注意到他的激动，城堡信差必须善于克制自己。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和你在一起也是这样。在你看来，你对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你对信差的工作有一定的看法，你根据这种看法提出你的要求。但是在城堡里，他们对信差工作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你无法取得一致，即使巴纳巴斯全心全意地当差——不幸看来他常常准备这么做。要不是怀疑他所干的是否真是信差工作，他就只好服从，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在你面前，他当然不能对此表示任何怀疑，要是他那么做，那就会葬送自己的一生，严重地违犯他相信自己仍受其约束的法律，甚至对我，他都不畅所欲言，我得用甜言蜜语哄他，吻他，才能使他说出他的疑心，甚至在那种时候，他还不肯承认他的疑心就是疑心。他的性格有点像阿玛丽亚。虽然我是他惟一的知己，但他肯定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我。不过我们常常谈起克拉姆，我从来没有见过克拉姆——你知道弗丽达不太喜欢我，从来就不让我瞧他一眼——不过他的外貌在村子里大家都是熟悉的，有人见过他，人人都听说过他，从亲眼目睹、传闻以及种种别有用心的添油加醋中形成了一个克拉姆的形象，这个形象大体上八九不离十。至于细节，则是众说纷纭，也许还没有克拉姆的真正外貌变化得那么厉害。据说他到村里来的时候是一副样子，离开村子的时候又是一副样子，喝啤酒以后和喝啤酒以前又不一样，醒着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又不一样，独自一人的时候和与人谈话的时候又不一样，因此可以理解，他在上面城堡里几乎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在村子内部，说法也大不相同，人们对他的身高、体态、胖瘦、胡子等都各有各的说法，幸好对他穿的衣服的说法是一致的，他总是穿同样的衣服，一件后摆很长的黑色短上衣。这一切差异当然不是变戏法的结果，而是很可以理解的，这取决于观察者当时的心情、激动程度，取决于他们见到克拉姆时所抱的希望或失望的种种不同程度，而且他们通常也只能看到克拉姆一两秒钟而已，我把这一切又都告诉你，如同巴纳巴斯常常告诉我的那样，一般说来，与此无切身利害关系的人听了也就满足了。可是我们不能；对巴纳巴斯来说，同他说话的那个人是否真是克拉姆，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也是一样，”K说，这时他们在火炉旁边的长凳上彼此挨得更近了。奥尔加讲的这些不好的消息虽然使K感到震惊，但是他看到这儿有人至少在表面上和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他可以与他们同舟共济，在许多方面——不像和弗丽达那样只是在有些方面——有共同的语言，这对他是个不小的安慰。虽然他对通过巴纳巴斯这条渠道获得成功的希望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巴纳巴斯在上面处境越不好，他在这儿下面就会对K更接近，K从来也没有想到村里会有像巴纳巴斯和他的姐妹们那样不幸的挣扎。当然事情还远远没有讲清楚，可能最后还会变成相反，不要被奥尔加无可怀疑的单纯性格所影响，也相信巴纳巴斯是真诚的。“关于克拉姆外貌的种种说法，”奥尔加继续说，“巴纳巴斯耳熟能详，他收集了许多说法，加以比较，也许收集得太多了，有一次他自己在村里从马车的窗子外面看到了克拉姆，或者他以为看到了克拉姆，因此他已有充分准备，一定能认出克拉姆，可是后来他在城堡里走进一个公事房，别人指着几位官员中的一位对他说，那是克拉姆，但他却不认识他，过了很久也不能习惯于那人就是克拉姆的说法。这你又如何解释呢？可是你问巴纳巴斯，那人同大家心目中的克拉姆有什么不同，他又答不上来，更确切地说，他回答了，把城堡里的那位官员描述了一番，可他的描述却和我们所听到的对克拉姆的描述一模一样。‘巴纳巴斯，’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要怀疑？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于是他显然很窘迫地开始列举城堡里那位官员的特征，但这些特征看来更像是他编造的，而且又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说点头的样子特别或是仅仅背心纽扣没有扣上等等，因此根本不能当真。我觉得克拉姆同巴纳巴斯打交道的方式倒是更重要。巴纳巴斯常常向我描述那情景，甚至还画给我看。通常他被领进公事房的一间大屋子，但那并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室，压根儿不是什么人的办公室。房间里有一张供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桌子的两头顶着两边的墙，把房间一隔为二，一间很小，两个人在里面都很难擦肩而过，这是给官员们使用的，另一间很大，那是当事人、旁观者、勤务员、信差的房间。桌子上并排放着一本本翻开的大书，大多数书都有官员站在那里翻阅。但他们并不总是看同一本书，可是他们并不交换书，而是交换位置，正因为地方狭小，他们在换位时非得侧着身挤过去不可，这是使巴纳巴斯最感惊讶的。紧挨着斜面桌放着几张矮桌子，文书们坐在这些桌子前，官员们需要时，文书就根据他们的口授记录下来。这种做法总是使巴纳巴斯惊异不止。官员并不发出什么明确的命令，也不高声口授，你几乎觉察不到正在口授，官员似乎和原先一样在看书，只不过在看书时还低声讲话，文书就听着。官员口授的声音常常太低，文书们坐着根本就听不清，于是总得跳起来听，又连忙坐下去记录，然后又跳起坐下，如此下去。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几乎不可理解。当然巴纳巴斯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这一切，因为在克拉姆向他看一眼之前，他得在那间观众厅里站上几小时，有时是好几天。即使克拉姆已经看见他，他挺起身来做立正姿势，但这还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克拉姆可能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到书上，把他忘了，那是常有的事。这样无足轻重的信差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每当巴纳巴斯一清早说他要到城堡去，我就很悲伤。那很可能是白跑一趟，很可能是白费一天工夫，很可能是希望落空。这一切有什么用？这里却积压了一大堆鞋匠的活儿没有人干，布龙斯维克又催着要。”“好啦，”K说，“巴纳巴斯得等很久才能领到任务。这是可以理解的，看来那儿人浮于事，并非每个雇员每天都能分配到任务，对此你们不必抱怨，大概人人如此。可是巴纳巴斯终究也领到过任务，他已经给我送来过两封信了。”“我们也有可能抱怨错了，”奥尔加说，“尤其是我，什么事情都只是道听途说，而且作为姑娘家，不像巴纳巴斯那样懂得多，他一定还有许多事情藏在心里没有说。不过你听我说，这些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交给你的那两封信。这些信他并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中接过来的，而是文书交给他的。随便哪天，随便哪个时辰——所以这个差使看起来很轻松，实际上很累人，因为巴纳巴斯必须时刻留神——文书想起他，向他招手。看来这并不是克拉姆指使的，他还静静地在看他的书，可是，当巴纳巴斯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在擦他的夹鼻眼镜，不过他平常也时常擦眼镜的，同时也许会看着巴纳巴斯，假定他不戴眼镜也能看得见的话，巴纳巴斯对此抱有怀疑，这时克拉姆几乎闭上眼睛，好像在睡觉，只是在梦中擦他的眼镜。此刻文书从桌子下面的许多公文函件中找出一封给你的信，由此可见那封信并不是刚写好的，从信封的外观来看，这是一封很旧的信，搁在那儿已有很久了。但是，既然这是一封旧信，那他们为什么又让巴纳巴斯等那么久呢？为什么也让你等那么久呢？又为什么也让那封信等那么久，因为它现在早就失去时效了。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巴纳巴斯落了个送信慢的坏信差的名声。文书当然很轻松，把信交给巴纳巴斯，说一声‘是克拉姆给K的’就把巴纳巴斯打发走了。巴纳巴斯便把那封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信贴身藏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来，然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儿的长凳上，他把一切经过讲给我听，然后我们就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一切，估量他的收获，最后发现他的收获甚微——而且连那一点点收获还是很成问题的，于是巴纳巴斯就把信放在一边，不想投送了，可是也不想去睡觉，便干起鞋匠的活，在那儿小板凳上干了一夜。情况就是这样，K，这就是我的秘密，现在你大概再也不会奇怪为什么阿玛丽亚不愿谈它了。”“那么那封信呢？”K问。“那封信？”奥尔加说，“嗯，过了一些时候，巴纳巴斯被我催逼得不耐烦了，可能已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他这才拿起信去投送。在这种琐碎小事上，他倒是很听从我的意见的。因为我听了他的叙述，从最初的印象中清醒过来以后也能重新抖擞精神，他大概做不到，因为他知道的事情更多一些。所以这时我可以一再地对他讲些这种话：‘你究竟想干什么，巴纳巴斯？你梦想什么前程、什么目标？也许你想爬得那么高，把我们，把我，统统甩掉？难道这就是你的目标？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你已取得的成就会这样极其不满，那就不可理解了，我又怎么能不那么想呢？你看看周围邻居中有哪一个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当然，他们的处境和我们不同，他们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没有理由再去追求什么，可是不用比较也能看出你混得很好。你遇到障碍，产生怀疑失望，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努力，你自己必须为每一件小事奋斗，这是我们事先就已知道的，这一切使人更有理由感到骄傲，而不是灰心丧气。再说，你不是也在为我们奋斗吗？难道这对你就毫无意义？难道这不会给你以新的力量？我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感到幸福，几乎感到骄傲，难道这没有使你有自信吗？真的，使我失望的并不是你在城堡里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我在你身上所取得的成就。你可以进城堡，你是那些公事房的常客，整天和克拉姆呆在一间屋子里，你是官方承认的信差，有权利要求发给一套公家的衣服，你传递重要的信函，你拥有这一切，你可以做这一切，可是你跑下山来，我们不是互相拥抱，高兴得掉下眼泪，而是你似乎一看到我立刻就失去一切勇气，你怀疑一切，只有鞋匠楦子能吸引你，那封信是我们前途的保证，你却丢下它不管。’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连续几天翻来覆去说了多少遍，最后他才叹了一口气，捡起那封信走了。不过很可能并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而只是他非常想再到城堡里去，因为不完成任务，他是不敢去的。”“可是你对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K说，“你把这一切概括得这样正确，真叫人钦佩。你的头脑是多么清楚呀！”“不，”奥尔加说，“这些话骗得住你，或许也骗得住他。他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他可以进一个公事房，但是那似乎并不像是公事房，更像是公事房接待室，也许连这都不是，也许是一间用来拦住所有不得进入真正公事房的人的房间。他同克拉姆谈话，但那人是克拉姆吗？倒不如说是某个只不过像克拉姆的人？也许至多是一位秘书，长得有一点像克拉姆，竭力想使自己更像他一些，于是就装模作样，装出克拉姆那种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的样子。他这方面的特性是最容易模仿的，许多人都想学他这种样子，不过明智地不去学他其他的特性。像克拉姆这样一个大家很想见又难得见到的人，在人们的想象中很容易形成不同的形象。比如说，克拉姆在这儿有个村秘书，名叫莫穆斯。你认识他？是吗？他也很少露面，但我倒见过他几面。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不是吗？所以，他大概一点儿也不像克拉姆。可是村子里居然有人硬说莫穆斯并非别人，就是克拉姆。人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搞得迷迷糊糊。在城堡里难道就会不一样？有人对巴纳巴斯说，那位官员就是克拉姆，事实上两人确有相似之处，但巴纳巴斯总是怀疑这一点，而且一切都证明他的怀疑是对的。克拉姆会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在那儿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在其他官员中间挤来挤去吗？这是极其不可能的事情。巴纳巴斯常常——这就说明他有时心里已深信不疑——有点天真地说：‘那个官员的确很像克拉姆；假使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门上写着他的名字，那么我就不会再怀疑了。’这话很天真，但也有道理。不过，如果他在上面时多向几个人打听实在的情形，他的话就会更有道理，因为据他说，屋子里站着不少人呢。即使他们的说法并不比那个主动把克拉姆指给他看的人的说法可靠得多，但是从他们种种不同的说法中至少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用来印证对比。这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巴纳巴斯的，可是他不敢真的那么去做，他怕无意中触犯了某条他不知道的规定而失去他的职位，因此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他是多么没有自信；这种其实很可怜的心态，比一切描述都更清楚地向我说明了他的地位。既然他连开口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都不敢，那么那儿的一切在他看来一定是多么可疑可怕。我想到这些，就埋怨自己不该让他单独到那些陌生的房间里去，甚至连他这样一个胆大包天而并不怯懦的人看到那儿的情况，大概也会吓得发抖的。”

“我认为你在这儿谈到问题的关键了。”K说，“就是这样。听了你讲的这些，我相信现在已看清楚了。巴纳巴斯年纪太轻，不足以担当这一任务。他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完全当真。由于他在上面吓得要死，不能观察那儿的情况，而你们又逼着他讲，结果听到的是不知所云的无稽之谈。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你们这儿的人生来就敬畏官府，在你们的一生中，这种敬畏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各个方面继续灌输给你们，你们自己又尽可能地推波助澜。不过，其实我并不反对这样做；如果官府好的话，为什么就不该敬畏它呢？只是你们不该把像巴纳巴斯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村子外面世面的毛孩子突然派到城堡去，然后又想要求他如实地报告情况，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做上帝的启示加以探讨，让自己一生的幸福取决于对它的解释。没有什么能比这更错误的了。不过我也和你没有什么两样，我也上过他的当，曾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由于他而感到失望，两者都只是以他说的话为根据，也就是说，几乎毫无根据。”奥尔加默不作声。“要动摇你对你弟弟的信任，对我并不是容易的事，”K说，“因为我看到，你是多么爱他，对他的期望多么大。但是我必须这样做，至少是为了你对他的爱和期望。因为你看，总是有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在阻碍你，使你不能充分看清巴纳巴斯不是取得什么，而是人家送给他什么。他可以进公事房，或者按照你的说法，进接待室；好吧，就算那是接待室，但是那儿有门可以继续往里走，如果机灵的话，还可以通过挡板。拿我来说，至少目前就完全进不去那间接待室。巴纳巴斯在那儿同谁讲话，我不知道，也许那个文书是级别最低的勤务员，但是即使他是级别最低的，他也可以把你带到比他高一级的人那儿去，如果他不能带你去，他至少能说出上司的名字，如果他不能说出上司的名字，他也能够指出一个能说出他上司名字的人。那个所谓的克拉姆，也许和真的克拉姆毫无共同之处，也许只因为巴纳巴斯紧张得两眼昏花，才认为有相似之处，他也许是官员中级别最低的，也许连一个官员都不是，然而他站在那张长桌前有什么事要做，他在他那本大书中读什么，对文书低声说什么，当他的目光过了好久偶尔落到巴纳巴斯身上时他在想什么，即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和他的动作都毫无意义，那也是有人让他站到那儿去，这样做是有着某种目的的。我说这一切是想说明，那儿有某种机遇，向巴纳巴斯提供某种机遇，至少是某种机遇，而巴纳巴斯除了怀疑、害怕和绝望以外一无所获，那只能怪他自己。而这些我还总是从最坏的情况来说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甚至极不可能。因为我们手中有两封信，虽然我对这些信颇持怀疑，但是比对巴纳巴斯的话却要看重得多。就算这些信是毫无价值的陈年旧信，是从一堆同样毫无价值的信函中随便抽出来的，并不比在集市上给人算命的金丝雀从一堆纸条中叼出来的纸条高明多少，就算是这样，但这两封信至少和我的工作有某种关系，这两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尽管也许对我没有什么用处，正如村长夫妇所证明的，信是克拉姆亲笔写的，而且，又是根据村长的说法，虽然只是私人性质的，意义含糊不清，但却有很重大的意义。”“村长是这样说的吗？”奥尔加问。“是的，他是这样说的，”K答道。“我要把这话告诉巴纳巴斯，”奥尔加急忙说，“那会给他很大的鼓励。”“但是他并不需要鼓励，”K说，“鼓励他，就等于说他做得对，他只要像到目前为止那样继续干下去就行了，可是正是这样他将会一事无成。一个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不管你怎样鼓励他透过蒙着眼睛的布极力向外看，他也是永远不会看见什么东西的；只有把布解掉，他才能看见。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鼓励。只要想一想，那儿上面的官府庞大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我来到这儿以前以为对它的了解八九不离十，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啊——那儿是官府，巴纳巴斯面对的是他们，只有他可怜巴巴独自一人，没有别人，如果他不是一辈子生死不明地蹲在公事房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对他来说就已是够光彩的啦。”“K，别以为我们小看了巴纳巴斯所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奥尔加说，“我们对官府并非不敬畏，这是你自己说的。”“但那是被误导的敬畏，”K说，“敬畏得不是地方，这种敬畏反倒糟蹋了对方。巴纳巴斯获准进入那间屋子，在那儿却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下山后还要怀疑和轻视那些他刚才见了还怕得发抖的人，或者由于绝望或劳累，没有立即去送信，没有立即去转达交给他的信息，这还能说是敬畏吗？这可已不是什么敬畏了。可我还要继续责怪，也要责怪你，奥尔加，我不能不责怪你。虽然你以为你敬畏官府，却不顾巴纳巴斯少不更事、孤零零的，把他派到城堡里去，或者至少没有劝阻他。”

“你对我的责备，”奥尔加说，“也是我一直对自己的责备。不过并不是责备我把巴纳巴斯送到城堡里去，我没有送他去，是他自己要去的，但是我本该想方设法，用劝说，用计谋，用强制的办法来阻止他去。我本该阻止他去，但是假如今天就是那一天，要作出决定的那一天，我像当时和今天这样感受到巴纳巴斯的困境、我们全家的困境，假如巴纳巴斯完全意识到其责任和危险，重又微笑着温柔地甩开我而去，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已经发生了那许多事，那么，今天我还是不会阻拦他的，而且我相信，倘若你处于我的地位，你也不会阻拦他的。你不了解我们的困境，所以你冤枉了我们，尤其是巴纳巴斯。那时我们所抱的希望比今天大，不过当时我们的希望也不大，而我们的处境却很困难，到现在还是这样。难道弗丽达一点也没有对你谈过我们的事情？”“只有暗示，”K说，“没有说具体的；可是一提到你们的名字她就恼火。”“老板娘也没有说过什么吗？”“没有，什么也没有说过。”“别人也没有说过吗？”“没有人说。”“当然，怎么会有人说呢！我们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一些，有的是他们所能了解到的真相，有的起码是某种听来的传闻，但大多数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谣言，人人都在想我们的事情，其实是多此一举，但是又没有人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他们不好意思把这些事情说出口。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K，甚至在你面前也难以启齿，你听了这些事情以后可能也会离开我们，再也不愿理我们，虽然这些事似乎和你没有多大关系。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你，现在你对我来说，坦率地说，几乎比巴纳巴斯迄今为城堡干的差使还要重要。但是——这个矛盾已经折磨了我这一个晚上——你还是必须知道，否则你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处境，就会继续冤枉巴纳巴斯，这会使我特别痛心；我们就会缺乏必要的完全一致，你就不能帮助我们，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非官方的帮助。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你真想知道吗？”“你问这干什么？”K说，“如果有必要，我就想知道，可是你干吗这样问呢？”“因为迷信，”奥尔加说，“你将会卷入到我们的事情中来，而你是无辜的，跟巴纳巴斯差不多。”“快讲吧，”K说，“我不怕。像你这样婆婆妈妈谨小慎微，反倒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第十七章 阿玛丽亚的秘密

“你自己判断吧，”奥尔加说，“顺便提一下，这事听起来很简单，你不会马上就理解它怎么会有很重要的意义。城堡里有个大官，名叫索提尼。”“我听人说起过他，”K说，“他和聘请我的事有关。”“这我不信，”奥尔加说，“索提尼很少出头露面。你是不是把索迪尼错当是他了，把‘迪’听成了‘提’吧？”“你说得对，”K说，“是索迪尼。”“是的，”奥尔加说，“索迪尼很有名，他是最勤奋的官员之一，人们常常提起他，索提尼却不同，他深居简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三年多以前，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是七月三日在消防协会的一次庆祝会上，城堡也参加了，并且还捐赠了一辆新救火车。据说索提尼兼管消防工作，不过也许他只是代表别人参加——官员们通常都互相代表，因此难以看出这个或那个官员的主管范围——他参加了救火车的捐赠仪式；当然还有其他从城堡里来的人，有官员，也有侍从。索提尼果然本性难移，不肯出头露面。他是一个矮小瘦弱、爱动脑筋的老爷，凡是见到他的人都会注意到他额头上皱纹的样子，虽然他肯定不超过四十岁，但是额上皱纹却不少，所有的皱纹从额头延伸至鼻根，简直像扇子一样，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皱纹。总之，这就是那次庆祝会。我们，阿玛丽亚和我，早在几星期前就高兴地盼望这次庆祝会了，节日盛装有一部分重新做过，尤其是阿玛丽亚的衣服十分漂亮，白衬衣前身高高凸起一排排花边，妈妈把自己所有的花边都用上了，当时我很嫉妒，在庆祝会前夕哭了半宿。第二天早晨，桥头客栈的老板娘来看我们时……”“桥头客栈的老板娘？”K问。“是的，”奥尔加说，“她从前是我们的好友，哦，她来了，她不得不承认阿玛丽亚占了上风，因此，为了安慰我，她把自己那串波希米亚宝石项链借给我戴。可是，后来我们都准备停当，阿玛丽亚站在我面前，我们大家都夸赞她。爸爸说：‘记住我这句话：今天阿玛丽亚会找到未婚夫的。’于是我不知为什么，就把我引以为荣的那串项链摘下来，套在阿玛丽亚的脖子上，一点也不妒忌了。我甘拜下风，承认她胜利了，而且我相信人人都会向她甘拜下风的；或许当时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她不同于往常，因为她其实人并不漂亮，可是她那忧郁的眼神——从那一天起，她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眼神——却高傲地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几乎确实不由自主地向她顶礼膜拜。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来接我们的拉泽曼夫妇也注意到了。”“拉泽曼？”K问。“对，拉泽曼，”奥尔加说，“我们那时很受人尊敬。比如说，我们不去，庆祝会就不大可能开始，因为我父亲是负责消防演习的第三把手。”“你父亲那时身体还那么硬朗？”K问。“父亲吗？”奥尔加问，好像没有完全听懂，“三年前他还几乎可说是个年轻人，例如贵宾饭店有一次失火，他把一个官员——身材魁梧的加拉特——跑步背了出来。我当时也在场，实际上并没有火灾危险，只是火炉旁的干柴开始冒烟，可是加拉特却慌了神，向窗外大声呼救，救火车来了，我父亲只好把他背了出来，虽然火已经灭了。总之，加拉特是个行动不便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小心谨慎才是。我现在只是为了父亲的缘故才把它讲给你听，从那时到现在才过去三年多一点，现在你看看他坐在那儿的样子。”这时K才看到阿玛丽亚又回到房里来了，不过她离得很远，在她父母坐着的那张桌子旁边，一面给因患风湿病手臂不能动弹的母亲喂饭，一面劝父亲少安毋躁，一会儿就来喂他。但是她的劝告未能奏效，因为父亲已迫不及待，急于要喝汤，顾不得身体虚弱，想要自己动手，一会儿用汤匙舀，一会儿直接就从盘子里喝，可是都不成，气得他直咕哝，因为还没等把汤匙送到嘴边，汤早就泼光了，嘴也总是喝不到汤，只有下垂的小胡子浸到汤里去，溅得四处都是汤，就是到不了嘴里。“三年工夫就使他变成了这副样子？”K问，但是他对老人和那边家庭餐桌的整个角落仍然毫无同情，只有厌恶。“三年，”奥尔加慢吞吞地说，“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次庆祝会上的几个钟头。庆祝会是在村前小溪边的草地上举行的，我们到达时，那儿已经是人山人海，邻近的村子也来了许多人，人声嘈杂，乱哄哄地嚷成一片。起初我们当然由父亲带领去看那辆救火车。他一看见救火车就乐开了怀，新救火车使他十分开心，他开始抚摸那辆车子并且给我们讲解，不允许别人反驳和漠不关心，如果车身下有什么东西可看，我们大家都得弯下腰，几乎得钻到车子下面去看，当时巴纳巴斯不肯看还挨了揍。只有阿玛丽亚不理会救火车，她穿着她那套漂亮的衣服，直挺挺地站在救火车旁边，没有人敢对她说什么，我有时跑到她那儿，挽住她的手臂，但是她默不作声。我到今天也搞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在救火车前面站了那么久，直到父亲转身走开的时候才看到索提尼。他显然这段时间一直倚在救火车后面消防龙头操纵杆上。当然，当时是一片可怕的嘈杂声，不仅是平常过节时的那种喧闹声；因为城堡还送给消防队几只喇叭，那是不同寻常的乐器，只要轻轻吹一下——一个小孩子也会——就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听到那声音，人们会以为是土耳其人来了，人们不习惯这种声音，每听到一声都会吓一跳。而且因为喇叭是新的，谁都想试一试，又因为这是一个民间节日，谁都可以去吹。有几个这样的吹奏者正好就在我们周围，也许是阿玛丽亚把他们吸引过来的，这时要集中精神本来就已很困难，再加上我们还要听父亲的吩咐，注意那辆救火车，这已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因此我们才会那么久都没有发现索提尼，何况我们在那以前也根本不认识他。‘那是索提尼，’终于拉泽曼悄悄地对我父亲说，我正站在旁边。父亲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还激动地示意我们也鞠躬。父亲在那以前不认识索提尼，一向把他当做消防事务专家来尊敬，常在家里谈到他，因此现在真的见到索提尼，我们也感到非常惊喜和了不起。但是索提尼并没有理会我们，这并非是索提尼的特性，大多数官员在大庭广众之中都神情冷漠，而且他也累了，仅仅因为公务在身才留在那儿；对正是这种应酬义务感到特别厌烦的倒并不是最坏的官员，别的官员和侍从既然下来了，就索性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站在救火车旁边，用他的沉默把每一个想靠近他去向他提出什么请求或谄媚的人赶跑。因此，他看到我们比我们发现他还要晚。当我们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父亲为我们表示歉意以后，他才把目光投向我们，逐个打量我们，没精打采，好像因为他老得一个又一个地看下去而唉声叹气，直到目光落到阿玛丽亚身上。阿玛丽亚的个子比他高得多，他得抬起头来看她。他一看到她就愣住了，跳过车辕，向阿玛丽亚靠近，我们起初误会了他的意思，在父亲的带领下都想向他靠近，但是他举起手来叫我们停步，接着又挥手叫我们走开。情况就是这些。后来我们和阿玛丽亚大开玩笑，说她果真找到了一个未婚夫。我们不明事理，整个下午都十分快活，但是阿玛丽亚却比平时更加沉默寡言。‘她爱上索提尼了，神魂都颠倒了，’布龙斯维克说，此人一向有点粗鲁，根本不理解阿玛丽亚那样性格的人，可是这一次我们却觉得他说得大致不错，那天我们压根儿就傻里傻气的，半夜回家的时候，除阿玛丽亚以外，大家都因为喝了城堡的甜酒而有点晕头转向。”“索提尼呢？”K问。“索提尼么，”奥尔加说，“在庆祝会进行过程中，我走过时还常看见他，他坐在车辕上，双臂抱在胸前，一直待到城堡的马车来接他的时候。他连消防演习都没有去看，当时父亲正希望索提尼会去观看，所以在演习中比他的同龄人表现得都格外出色。”“你们后来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吗？”K问。“你好像很崇拜索提尼。”“是的，崇拜，”奥尔加说，“不错，我们后来也还听到过他的消息。第二天早晨，阿玛丽亚的一声叫喊把我们从酒后的酣睡中惊醒了，别人马上又倒在床上继续睡，可是我完全醒了，便跑到阿玛丽亚那儿，她正站在窗前，手里拿着一封信。这是一个人刚从窗口递给她的，那人还在等回音呢。阿玛丽亚已经看完了，那封信很短，握在她那软绵绵地下垂的手里；每当她这样疲累的时候，我总是多么心疼她呀。我在她身边跪下，读那封信。我刚读完，阿玛丽亚瞟了我一眼，又把信拿回去，但是没有勇气再读第二遍，便把它撕得粉碎，把碎片扔到外面那个人的脸上，关上了窗户。这就是那个决定性的早晨。我说它是决定性的，但是前一天下午的每一刻也都是决定性的。”“信上写的是什么？”K问。“对啦，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奥尔加说，“信是索提尼写给那位戴宝石项链的姑娘的。信的内容我不能复述了。那是召唤她到贵宾饭店去见他，而且要她马上就去，因为过半小时索提尼就得动身离去。那封信使用的是最下流的字眼，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只是根据上下文才能猜出一半来。谁要是不认识阿玛丽亚，只看这封信，一定会以为，有人敢于对她这样写信，这个姑娘一定是个破烂货，即使她从来没有被人碰过一下。那不是一封情书，信里没有一句谄媚的话，相反，索提尼显然很恼火，因为看见阿玛丽亚使他心神不定，无法工作。后来我们是这样分析的：索提尼很可能想在当天晚上就回城堡去，只是为了阿玛丽亚的缘故才留在村里，夜里也没有能把她忘掉，一怒之下，大清早便写了那封信。任何女人，即使是冷若冰霜的女人，看到那封信最初都会气恨难平，但是换了别的女人，之后很可能会被信里那种恶狠狠的威胁性语调吓倒，而阿玛丽亚却只感到愤怒，她从来不知道害怕，既不为自己害怕，也不为别人害怕。后来我又爬上床去，心中重复着最后那一句没有写完的话：‘你马上就来，不然的话——！’而阿玛丽亚仍然坐在窗台上向外看，好像在等候着再有信差来，准备像对付第一个信差那样对付每一个信差。”“当官的就是这样的，”K犹豫地说，“他们当中就有这种人。你的父亲怎么办呢？我希望他曾向有关部门强烈地控告索提尼，要是他不喜欢走贵宾饭店这条既近便又安全的捷径的话。这件事最坏的倒并不是对阿玛丽亚的污辱，那是容易弥补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过分地看重这一点；索提尼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会使阿玛丽亚一辈子丢人，听了你的叙述，人家会以为是阿玛丽亚丢人呢，可这是不可能的，要使阿玛丽亚得到赔礼道歉是很容易的，过不了几天，这件事便会被人们丢在脑后，索提尼并没有使阿玛丽亚丢人，而是使他自己丢人。所以我怕的是索提尼，怕的是他居然能这样滥用权力。这事在这一次失败了，是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毫不隐讳，又碰到阿玛丽亚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要是在稍微不利的场合下，再有一千次也能完全成功，而且不会让任何人发觉，甚至连受害者都觉察不出来。”“别说了，”奥尔加说，“阿玛丽亚正往这边看呢。”阿玛丽亚已经给父母喂完饭，现在正给母亲脱衣服，她刚给她解开裙子，让母亲用手搂住自己的脖子，把她略略抬起一点，脱下她的裙子，然后又把她轻轻放下。父亲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妻子先得到侍候，这显然只是因为她比他更困难，想要自己脱衣服，或许他也想以此责怪女儿，在他看来女儿行动太迟缓，可是尽管他从最不要紧和最容易的地方着手，去脱那双只是松松地套在他脚上的太大的拖鞋，却怎么也脱不下来；他喉咙里呼噜呼噜地直响，很快就只得罢手，重又僵直地靠在椅子上。“你不知道什么是关键问题，”奥尔加说，“你说的也许都对，但是关键问题是，阿玛丽亚没有到贵宾饭店去；她对待信差的态度也许还过得去，这本可以掩饰过去；可是由于她没有去，厄运就落到我们一家人的头上，于是她对信差的态度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后来甚至成为向公众公布的主要罪状。”“什么！”K叫了一声，看到奥尔加举起双手向他恳求，便又把声音放低，“你这个当姐姐的，是不是在说，阿玛丽亚应该听命于索提尼到贵宾饭店去？”“不，”奥尔加说，“千万别这样怀疑我，你怎么能以为我会这样呢。我不知道有哪个人像阿玛丽亚那样，干什么事都是那么理直气壮。假如她到贵宾饭店去了，我当然也会照样说她做得对；但是，她没有去却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至于我，我向你坦白承认，假如我收到了那样一封信，我是会去的。我会受不了那种威胁，害怕将会发生的事情，只有阿玛丽亚才挺得住。对付这种事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换了另一个女人，就会把自己好好打扮一番，磨磨蹭蹭拖上半天，然后再到贵宾饭店去，那时索提尼已经走了，也许他刚派出信差后就坐车走了，这甚至是极有可能的，因为那些老爷的心情是变化无常的。但是阿玛丽亚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采取类似的办法，她受到的侮辱太大，所以毫无保留地答复了。她只要用什么方式假装顺从，只要在适当的时刻走进贵宾饭店的大门，那么灾难就能防止，我们这儿有非常聪明的律师，他们能随心所欲，无中生有，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连一句无中生有的好话都没有，反而说什么蔑视索提尼的信啦，污辱信差啦。”“可是，究竟是什么灾难？什么律师？总不至于会因为索提尼的罪恶行为而控告甚或惩罚阿玛丽亚吧？”“会的，”奥尔加说，“他们会这样做的；当然不是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也不是直接惩罚她。但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惩罚她，惩罚她和我们全家，这种惩罚是多么的厉害，你大概开始看到了。你认为这是不公正的、闻所未闻的，这在村子里是极个别的看法，这种看法对我们很有利，应使我们得到安慰，如果这种看法不是显然因为错误造成的话，它也会使我们得到安慰。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向你证明这一点，请原谅我提到弗丽达，弗丽达和克拉姆之间的情况，撇开其最后结果不谈，同阿玛丽亚和索提尼之间的情况非常相似，尽管你开始时感到吃惊，可是现在你已认为很正常。这不是因为你已习以为常了，习惯也不至于使人变得如此麻木不仁，不会作简单的判断了，那仅仅是因为你纠正了错误的看法。”“不，奥尔加，”K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弗丽达扯进来，她的情况完全不同，别把这完全不同的事混淆在一起。你继续讲吧。”“如果我坚持对比，”奥尔加说，“请不要见怪，你还有一些残余的错误看法，关于弗丽达也是如此，你认为必须为她辩护，不让别人拿她来作比较。她根本就不用别人替她辩护，只应受到称赞。我拿这两件事作比较，并不是说它们都一样；它们就像黑和白一样，白就是弗丽达。人们对弗丽达，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耻笑她，就像我那回在酒吧放肆地——后来我十分懊悔——耻笑她那样。可是即使有人耻笑她，那也是出于恶意或嫉妒，不管怎样，别人还能耻笑，可是对阿玛丽亚呢，除非和她有血缘关系，别人却只能蔑视她。因此，虽然正如你所说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但是却也相似。”“它们也不相似，”K不乐意地摇摇头说，“别把弗丽达扯进来，弗丽达并没有接到像索提尼那样下流的信，弗丽达真爱克拉姆，谁要是不信，不妨问一问她，她今天仍然爱着他呢。”“难道这有很大的区别？”奥尔加问。“你以为克拉姆就不会也这样写信给弗丽达吗？这些老爷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的时候，觉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与一般人格格不入，于是就会心不在焉地说出最粗野的话，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给阿玛丽亚的那封信可能是无意之中信手写来，完全没有注意真正写下的内容。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老爷在想什么！你不是亲耳听到过或是听人说过克拉姆用什么口气对弗丽达说话吗？克拉姆十分粗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据说他能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说话，然后突然迸出一句使人不寒而栗的粗话。没有听说索提尼有这样的情况，总之大家对他很不了解。关于他的情况，人们其实只知道他的名字像索迪尼，要不是两人名字相似，人们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作为消防专家，人们大概也把他和索迪尼搞混了；索迪尼才是真正的专家，他利用名字的相似，特别是把应酬义务都推到索提尼身上，自己好不受干扰地工作。像索提尼这样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现在突然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当然会采取比如和隔壁木匠小伙计谈恋爱不同的方式。而且你也得考虑，一位官员和一个鞋匠的女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必须用某种方式来消除它，索提尼试图用那种方式，别人的做法也许又会不同。虽说我们都隶属于城堡，根本不存在什么差距，不需要消除什么隔阂，这种说法在通常情况下或许也不错，但是我们不幸曾有机会看到，正是在关键时刻，这种说法就完全不灵了。不管怎样，这一切会使你对索提尼的做法更加理解，认为它并不是那么可怕，与克拉姆的做法相比，它确实更可以理解，即使对那些密切有关的人来说，也更容易忍受。倘若克拉姆写一封含情脉脉的信，就会比索提尼最粗野的信更使人难堪。别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敢对克拉姆品头论足，我仅仅是在做比较，因为你反对做比较。克拉姆对女人发号施令，一会儿命令这个女人，一会儿命令那个女人到他那儿去，跟哪一个都长不了，他叫她们走，就像他叫她们来一样快。唉，克拉姆根本就不会费那个事先写一封信。索提尼深居简出，他和女人的关系至少人们不知道，他肯坐下来用他那一手漂亮的官员字体写一封虽说令人厌恶的信，相比之下，难道还能说很可怕吗。如果说，这方面并不存在什么有利于克拉姆的区别，而是相反，那么，弗丽达的爱难道就能说明有区别？女人和官员的关系，请相信我的话，是很难断定的，或者不如说是很容易断定的。他们之间总会产生爱情。官员们不会有情场失意的事情。在这方面，说一个姑娘——我在这儿绝对不光是指弗丽达——只是为了爱而委身于一个官员，这并不是什么赞扬。她爱他，委身于他，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你会反驳说，阿玛丽亚并不爱索提尼。就算是吗，她不爱他，可是也许她是爱他的，谁又拿得准呢？连她自己也拿不准。既然她如此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大概还从来没有一个官员这样被拒绝过，那么她怎么能相信自己曾爱过他呢？巴纳巴斯说，现在她有时还会气得发抖，跟三年前她一怒之下使劲关上窗子一样。这倒也是真的，因此不能去问她；她和索提尼已经一刀两断了，她所知道的仅此而已；至于她爱不爱他，她就不知道了。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当官的看上了女人，女人就不能不爱他们，是的，她们在这之前就爱上他们了，尽管她们想否认，而索提尼不但一眼就看上了阿玛丽亚，而且还从车辕上跳过来，他用那因久坐办公桌而变得僵硬的双腿跳过了车辕。可是阿玛丽亚是一个例外，你会说。不错，她是一个例外，她拒绝到索提尼那儿去就已证明了这一点，这就够例外的了；但是，此外还要说她并不爱索提尼，这就例外得几乎过分，就根本无法再理解了。那天下午我们确实瞎了眼，但是我们当时透过重重迷雾，认为还是觉察到阿玛丽亚坠入情网的迹象，这可以说明我们还有几分理智。但是，如果将这一切放在一起加以对照，那么弗丽达和阿玛丽亚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只有一点不同：弗丽达干了阿玛丽亚不肯干的事。”“可能是吧，”K说，“但是对我来说，主要区别在于，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而阿玛丽亚之所以使我担心，其实仅仅因为她是城堡信差巴纳巴斯的妹妹，她的命运也许和巴纳巴斯的差使牵扯在一起。假如一个官员使她受到如此大的委屈——根据你讲的情况起初我是这样看的——那么我就会认真考虑这件事，不过我也是把这当做公共的事，而不是阿玛丽亚个人的痛苦。但是，根据你所说的，现在我改变了看法，虽然我并不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既然是你说的，也就可信了，因此我很想完全撇开这件事不谈，我又不是消防队员，索提尼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弗丽达和我有关系，而你——我过去完全信任你并且愿意永远信任你——在谈论阿玛丽亚时转弯抹角地总是攻击弗丽达，想引起我的怀疑，这就使我感到离奇了。我并不认为你这样做是有意的，更不认为你居心不良，不然的话我早就走了，你不是有意的，而是为环境所惑，你爱阿玛丽亚，因此你想把她抬高到所有的女人之上，由于你在阿玛丽亚本人身上又找不到足够值得称赞的地方，于是便贬低别的女人来抬高她。阿玛丽亚的行为很古怪，可是你说得愈多，别人就愈说不清她的行为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是聪明还是愚蠢，是英勇还是怯懦。阿玛丽亚把她的动机藏在心里，谁也不能使她讲出来。相比之下，弗丽达根本没有干出什么惊人的事，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对于任何一个怀着善意理解她的行为的人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任何人都可以核实这一点，没有流言蜚语的余地。但是，我既不想贬低阿玛丽亚，也不想替弗丽达辩护，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对弗丽达的态度，任何对弗丽达的攻击也是对我本人的攻击。我是自愿到这儿来的，我在这儿呆下去，也是我自己的主意，可是自从我来此以后所遭遇的一切，尤其是我的前途——尽管前途黯淡，但希望毕竟存在——都要归功于弗丽达，这一点不管你怎么说也是抹煞不掉的。我虽然在这儿被聘为土地测量员，但那只是表面文章，他们在戏弄我，每一家都把我赶出门外，今天他们还在戏弄我，不过这要麻烦得多，我的活动余地可以说已变大了，这已经不简单了，尽管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家，有了职位和真正的工作，有了未婚妻，我有事的时候，她替我干我的本职工作，我要同她结婚，成为本村村民。我和克拉姆除了公事关系外，还有一层私人关系，不过至今还无法利用。这可是不少了吧？我到你们家来，你们为什么欢迎我？你为什么向我诉说你们家的事？你为什么希望我也许能提供什么帮助，即使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未必存在？大概并不是因为我是那个比如说在一个星期以前还被拉泽曼和布龙斯维克强行赶出他们家的土地测量员，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已经拥有某种实力的人，但是这种实力得归功于弗丽达，而弗丽达非常谦虚，如果你想去问她这种事情，她一定会说她一无所知。可是，从这一切看来，天真无邪的弗丽达在所有方面都比骄傲自大的阿玛丽亚做得更多，你瞧，我有这种印象，你在为阿玛丽亚寻求援助。向谁求援呢？其实除了弗丽达，还会有谁呢。”“难道我真把弗丽达说得那么丑恶？”奥尔加说，“我确实没有那个意思。也不信曾这样做过，不过这倒也有可能，我们的处境使得我们看破红尘，一旦我们开始抱怨，就会情不自禁，不知道会说些什么。你说得也对，现在我们和弗丽达有着很大的区别，有时强调一下这一点也有好处。三年前我们是市民姑娘，而弗丽达是一个孤儿、桥头客栈的女仆，我们走过她身边时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我们当时确实太骄傲了，但是我们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呀。然而，那天晚上在贵宾饭店你可能已看清今天的情况了：弗丽达手握鞭子，而我却和那帮跟班厮混。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弗丽达也许瞧不起我们，这符合她的地位，实际情况迫使她那么做。又有谁瞧得起我们呢！谁要是决心瞧不起我们，马上就会遇到数不清的志同道合者。你认识弗丽达的接班人吗？她叫培枇。我是前天晚上才认识她的，她以前是打扫房间的女侍。她对我的藐视，真比弗丽达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从窗户里看见我去买啤酒，就赶紧跑到门口把门闩上，我只好苦苦哀求了半天，并答应把我头上戴的缎带送给她，她才开门放我进去。可是当我把缎带给她的时候，她却把它扔到角落里去了。好吧，就让她瞧不起我好了，我多少还得仰仗她的好意，她是贵宾饭店的酒吧女侍，不错，她只是临时的，她确实并不具备长期做这一工作所必需的品质。只要听一听店主人是怎样对培枇说话的，再和他对弗丽达说话的语气比较一下就会明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培枇也瞧不起阿玛丽亚，其实阿玛丽亚只要瞪她一眼，就足以把这个小培枇连同她的辫子和发带统统都撵出屋子去，其速度之快是她只靠自己那两条小粗腿永远也做不到的。昨天我又听到她在说阿玛丽亚的闲话，叫人恼火，直到后来客人们终于来帮我说话，不过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你曾经见过的那种方式。”“你真是疑神疑鬼，”K说，“我不过是把弗丽达摆在她应有的位置上，并没有像你现在所理解的那样要贬低你们。你们一家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这我没有隐瞒过；但是这种特殊性怎么会使人瞧不起你们，这我就不明白了。”“啊，K，”奥尔加说，“我怕你也会明白的；阿玛丽亚对索提尼的态度是这种鄙视的起因，这一点难道你就不明白？”“这可是太奇怪了，”K说，“人们可能因此赞赏或谴责阿玛丽亚，可是怎么会鄙视她呢？如果人们由于我无法理解的感情真的鄙视她，为什么又把这种鄙视扩大到你们无辜的这一家人身上呢？比如说，培枇鄙视你，真是岂有此理，等我再到贵宾饭店去的时候，我要叫她吃不了兜着走！”“K，如果你想叫所有鄙视我们的人都改变看法，”奥尔加说，“那就难了，因为一切都是城堡一手造成的。在那个早上以后的上午的情况，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布龙斯维克那时是我们的伙计，他像每天一样来了，父亲给他分派完活后就把他打发回家去了。后来我们坐下吃早饭，除了阿玛丽亚和我以外，大家都兴高采烈，父亲没完没了地谈那次庆祝会，他对消防队有好些打算，因为城堡有自己的消防队，也派来一个代表团参加了庆祝会，一起商讨了一些事情，在场的从城堡里来的老爷们观看了我们消防队的表演，反应很好，并拿城堡消防队的工作做比较，结果对我们有利。他们曾谈到有必要改组城堡消防队，为此需要从村子里选派几个教练，考虑了几个人，但是父亲认为自己有希望当选。他谈论此事，就像他平常喜欢做的那样伸胳膊伸腿，坐在那儿把半张桌子都占了，他从打开的窗户仰望天空，满面春风，显得年轻而又满怀希望；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样了。这时阿玛丽亚以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优越感说，对老爷们说的这种话不必过于相信，在这种场合老爷们爱说些讨人喜欢的话，但是并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刚说出口就已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下次人们又会上他们的当。母亲不许她讲这种话。父亲只是对她这种少年老成和老于世故的样子感到好笑，但是接着他突然生疑，好像在寻找现在他才发觉丢失的东西，说布龙斯维克曾提到一个信差和撕碎一封信的事，问我们是否知道这件事，和谁有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默不作声，巴纳巴斯那时像小羊羔一样年轻，他说了一句特别愚蠢或冒失的话，大家改变了话题，这事也就被人淡忘了。”

第十八章 阿玛丽亚受到的惩罚

“可是没过多久，各方面的人都来问我们关于那封信的事，有朋友和仇人，有熟人和生人，可是全都待不长，最好的朋友走得最快。拉泽曼平时总是从容不迫、举止庄重，他也来了，好像只想看看房间有多大似的，向周围扫了一眼就走了。那就像是在玩一种可怕的儿童游戏，拉泽曼匆匆忙忙地在前面跑，父亲推开别的人匆匆忙忙地在后面追他，一直追到大门口才止步，布龙斯维克来向父亲辞职，他很坦白地说，他想自己开业，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善于抓住时机；顾客们纷纷跑来，在父亲的仓库里翻找他们送来修理的皮靴，起初父亲还想劝他们改变主意，我们也全都尽力帮他说，后来他就算了，一言不发地帮顾客们寻找，订货簿上的订货一笔一笔都注销了，顾客们存在我们家的皮革都物归原主了，欠账也都付清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丝毫争执，人们只求迅速彻底地同我们断绝关系，即使因此吃亏也不在乎。最后，消防队队长泽曼来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当时的情景今天我还历历在目，泽曼长得五大三粗，但是有肺病，身子有点伛偻，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从来不苟言笑，他很佩服我的父亲，曾私下答应要提升他当副队长。当时他站在父亲面前，要通知他说消防协会已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要求他交还证书。当时正巧在我们家里的人都丢下自己的事，把这两个男人团团围住。泽曼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拍父亲的肩膀，似乎想要从父亲身上拍出他自己该说而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来。同时他还一个劲儿地笑，大概想使自己和大家平静些；可是因为他不会笑，别人还从来没有听见他笑过，所以没有一个人觉得他在笑。父亲这一天已经很累并且感到绝望，无法去帮助泽曼，是的，他看上去已累得根本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们也全都感到绝望，但是因为年纪轻，还不相信我们已经彻头彻尾地垮了，仍以为在这许多客人当中总会有人出来阻止这一切，迫使一切重又逆转。我们懵懵懂懂，以为泽曼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他停止没完没了的笑声，终于把话说清楚。现在究竟有什么可笑的，不过是在笑人们愚蠢地冤枉我们罢了。队长，队长，您就快点告诉大家吧，我们这样想着并且挤到他身边去，但这只是使他奇怪地转过身去。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倒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愿望，而是响应人们鼓励或恼怒的呼声。我们一直还抱有希望。他一开始大大赞扬父亲，称他给消防协会增添了光彩，是后辈可望而不可即的楷模，是协会不可缺少的成员，他一走协会几乎就要垮台。这些话说得都很好，要是他就此打住就好了。可是他还接下去说：尽管如此，协会仍决定请父亲辞职，当然只是暂时的，大家一定会明白迫使协会这样做的重大原因。假使父亲在前一天的庆祝会上不是表现得那么出色，也许事态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但是正因为他表现出色，才特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现在协会声名显赫、举世瞩目，必须比过去更加关心它的纯洁性。如今发生了侮辱信差的事件，因此协会没有别的办法，而他，泽曼，只好勉为其难，向他传达这一决定。希望父亲不要再更加使他为难。泽曼把话说了出来，感到十分高兴，由于充满信心，就连刚才那样过于照顾周到的手法都不要了，他指着挂在墙上的那张证书，用手指示意。父亲点点头，走去取证书，可是他双手直哆嗦，无法把它从钩子上取下来，于是我就爬到一张椅子上去帮他取。自从那个时刻起，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没有把证书从镜框里取出来，就把它一股脑儿交给了泽曼。然后他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一动也不动，也不再和谁说话，我们只好自己去尽量应付那些人。”“你凭什么说这是受城堡的影响呢？”K问。“看来城堡暂时还没有介入。你刚才讲的只是众人疑心生暗鬼，对他人幸灾乐祸，靠不住的友情，这种事情哪儿都有，不过在你父亲方面——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也有点小心眼儿，那张证书又算得了什么？它证明他的能力，可是这些能力别人是拿不走的，这些能力使人们缺了他不行，那就更好啦，要是他不等队长说完第二句话就把那张证书扔到队长脚下，那才真正会使队长感到难堪呢。可是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你根本不提阿玛丽亚，她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她很可能静静地站在后面眼看着大祸临头。”“不，不，”奥尔加说，“谁也不能责怪，谁也不能不那样做，这一切都是受城堡的影响。”“城堡的影响，”阿玛丽亚重复地说，她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院子里走了进来，父母亲早已上床睡觉了，“你们在说城堡的事吗？你们一直还坐在一起谈吗？K，你可是说过你马上就要走的，现在都快十点啦。难道你就操心这种事？这儿有人就靠这种事为生，他们也像你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嚼舌根，不过我觉得你并不是这种人。”“不，”K说，“我正是这样的人，相比之下，自己不操心这种事而只让别人去操心的人，我却认为不怎么样。”“好吧，”阿玛丽亚说，“可是人们的兴趣也各有不同，我曾经听说有个年轻人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堡，别的什么都不干，别人都担心他头脑不正常，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城堡上了，可是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想的并不是城堡，而只是公事房一个女勤杂工的女儿，后来他把那个姑娘弄到了手，于是就又万事大吉了。”“我想我会喜欢那个人的，”K说。“我怀疑你会喜欢那个人，”阿玛丽亚说，“也许你喜欢的是他的老婆吧。好了，我不打扰你们了，我要去睡觉了，不过为了父母亲的缘故，我还得把灯熄掉，他们虽然一倒下就睡得很熟，但是过了一个钟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有一星半点亮光也会影响他们。晚安。”灯果然马上熄灭了，阿玛丽亚大概是在她父母床边打地铺。“她说的那个年轻人究竟是谁？”K问。“我不知道，”奥尔加说，“也许是布龙斯维克吧，不过并不完全像他，也可能是另一个人。要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可不容易，因为你常常不知道她是在说反话呢，还是说真话。多半都是真话，不过听起来却像是反话。”“你就不要解释啦！”K说。“你怎么会那么依赖她？在那场大祸之前就是这样？还是在那之后？你从来不想不依赖她吗？这种依赖究竟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她是老闺女，应该听别人的。不管她有没有错，是她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她不但不每天向你们每一个人重新请求宽恕，反倒把头抬得比谁都高，除了发一点慈悲照顾父母以外，对什么都不闻不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她终于和你们说话，多半是正经话，可是听起来却像在挖苦人。或者是不是因为她漂亮——你多次提到这一点——因此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嗯，你们三人长得都很像，不过她和你们两人不一样的地方却完全对她不利，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那冷漠无情的目光就使我吃了一惊。再说她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可是从外表上却看不出来，她像有些女人一样永远不见老，似乎不会变老，但是实际上几乎也从来没有年轻过。你每天都看见她，根本看不出她脸上的严峻神色。细想起来，我也因此并不把索提尼的爱慕看得太认真，也许他写那封信只是为了惩罚她，而不是召唤她。”“我不想谈索提尼，”奥尔加说，“城堡里的老爷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管是对最漂亮的还是对最丑的姑娘。可是除此之外，你对阿玛丽亚的看法全都错啦。你看，我并没有理由特别要争取你支持阿玛丽亚，可我仍想这么做，这也只是为了你的缘故。不管怎么说，阿玛丽亚是造成我们不幸的根源，这是事实，可是就连父亲，他所受的打击最大，而他从来嘴上不肯饶人，尤其是在家里，可是就连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句责备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他赞成阿玛丽亚的做法；他是一个崇拜索提尼的人，怎么会赞成她的做法呢？他一点也不能理解她的做法；他愿为索提尼牺牲自己和他所有的一切，不过不是像现在真的发生的那样，很可能是在索提尼一怒之下而这样做。我说‘很可能’，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索提尼的任何消息；如果说他从前深居简出，那么从那以后他就好像已不复存在。不过你真该看看那时候的阿玛丽亚。我们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明确的惩罚。大家只是对我们敬而远之。村里人和城堡都是这样。村里的人回避我们，这当然看得出来，而城堡方面却什么也看不出来。过去我们也没有看出城堡的关怀，现在又怎么会看出他们转变了态度呢？这种平静是最糟糕的。这比村里的人回避我们还要坏得多，因为村里人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信念，也许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真正过不去的，那时他们还不像今天这样鄙视我们，他们那样做只是出于恐惧，然后等着瞧事态会怎样发展。当时我们也不担心生计困难，所有的债务人都向我们偿还了欠债，结算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缺少什么粮食，亲戚们就偷偷地接济我们，那样做并不难，因为当时正是收获季节，不过我们自己没有田地，也没有人让我们去帮工，我们一生中头一回被迫几乎终日无所事事。我们坐在家里，关上窗户，在七八月的大热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传唤，没有消息，没有通知，没有人登门，什么事也没有。”“好吧，”K说，“既然什么事也没有，也不用担心受到什么明确的惩罚，那你们怕什么呢？你们这些人真叫人猜不透！”“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奥尔加说。“那时我们不是担心将来会怎么样，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就已尝到苦头，实际上正在受到惩罚。村里的人只是在等我们去找他们，等父亲的鞋铺重新开张，等阿玛丽亚重新接到订货——她会做很漂亮的衣服，不过只给最高贵的人家做。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所干的事情感到抱歉；村里有一个体面的家庭突然完全被排斥，每个人都会遭受某种损失；他们同我们断绝往来，认为只是尽自己的责任而已，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也不会不这样做。他们也不很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信差拿着一把碎纸片回到了贵宾饭店，弗丽达看见信差出去又回来，和他交谈了几句，把她所打听到的情况马上到处传播，但是这也根本不是对我们怀有敌意，而只是尽自己的本分，换了任何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都会这样做的。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所有这些能够有个圆满的结局，人人都会皆大欢喜。如果我们突然去告诉大家，一切都已解决，例如说这件事只是一个误会，现在已经完全解释清楚，或是说那的确是一个过错，但是已经用行动加以弥补了，或是说——即使这样说也会使人满意——通过我们在城堡里的关系，事情已不了了之——人们一定会重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会有数不尽的亲吻、拥抱和庆祝，这样的情形我已经在别人身上看到过好几回了。甚至连这样的通报都不需要；只要我们跑出家门，主动同亲戚朋友恢复来往，即使绝口不谈那封信的事，那也就够了，大家就会乐于不提此事，人们回避我们，固然是由于害怕，但主要因为此事叫人难堪，只是为了不必听到、谈到、想到此事，不必受到牵连。弗丽达泄露此事，这样做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向自己和大家发出警告，提醒全村注意村里出事了，大家千万要小心别牵连进去。人们忌讳的不是我们这一家人，而只是那件事，我们不过是被卷进这件事里罢了。所以，只要我们又走出来，不再提过去的事情，用我们的行动举止表明事情已经了结，不管是怎样了结的，这样大家就会相信，不管它当初是怎么一回事，将来不会有人再提起它，这样也就会万事大吉，我们就会像从前一样到处得到帮助，即使我们没有把那件事通通忘光，人们也会谅解，会帮助我们把它完全忘掉。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而是坐在家里。我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可能是等阿玛丽亚作出决定。那天早晨她就掌握了全家的领导权，并且至今保持着这个地位。她并没有进行什么特别的活动，没有命令，没有请求，几乎完全是用她的沉默来领导。我们其余的人当然有很多事要商量，从早到晚窃窃私语，讲个不停，有时父亲突然惊吓起来，把我叫到他那儿，我就在他的床边呆上半夜。或者，我和巴纳巴斯两人蹲在一起，巴纳巴斯起先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总是热切地要求解释，总是同样的解释，他很清楚，他的同龄人所期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他是再也得不到了，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K，很像我们俩现在这样，忘记黑夜已经来临，忘记又是早晨。母亲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软弱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她不仅承受了全家共同的痛苦，而且还要分担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看到她的变化真叫我们吃惊，我们预感到我们全家即将也会像她一样。她以前喜欢坐在一张长沙发的角上，那张沙发早已不属于我们，如今放在布龙斯维克的客厅里。她坐在那儿——我们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打瞌睡或自言自语喋喋不休，她那一张一合的嘴唇看上去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们自然老是谈那封信，翻来覆去地议论所有可靠的细节和所有不确定的可能性，老是争着想出种种圆满解决的办法，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并不好，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总是在我们想摆脱的困境中越陷越深。那些想法，不管是多么高明，究竟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亚，什么想法也无法实现，它们仅仅是准备工作，毫无意义，因为其结果根本就到不了阿玛丽亚那里，即使到了她那里，所得到的答复也只是沉默。总之，幸好今天我对阿玛丽亚比那时更了解了。她所忍受的折磨比我们大家都多，她怎么忍受下来而且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真是不可思议。母亲也许得忍受我们大家的痛苦，她忍受这种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全都落到她的身上，她没有忍受多久；没有人能说，她今天还在以什么方式忍受痛苦，那时候她的神志就已不清了。可是阿玛丽亚不仅忍受痛苦，而且还有头脑，能看清自己的痛苦，我们只看到事情的结果，她却知道事情的起因，我们寄希望于某种小的手段，她却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得低声细语，她却只能一言不发，她面对事实，正视事实，继续生活，忍受这种生活，那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我们所吃的所有那些苦头要比她好得多。我们当然得离开我们的房子，布龙斯维克住了进去，我们分到这所茅屋，我们用一辆手推车搬运家什，搬了好几次，才把东西运来，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丽亚在后面推，我们一开始就先把母亲送到这儿来，她坐在一只箱子上，总是用低声哀叹来迎接我们。可是我还记得，即使是在辛苦的搬运工作——这也很丢人，因为我们常常遇到运庄稼的马车，车上的人看见我们就沉默起来，把脸转过去——过程中，巴纳巴斯和我也没有能够停止谈论我们的忧虑和计划，有时谈谈就站住了，父亲在后面叫‘喂，喂’才使我们重新想起我们的义务。但是，就是在搬家以后，所有这些商量也没有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如今逐渐也尝到贫困的滋味了。亲戚不再送东西给我们，我们的钱也快花光了，正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开始鄙视我们，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力量摆脱那件事，对此十分恼火，他们并没有低估我们的不幸命运，虽然他们并不很清楚这件事，他们知道，换了他们自己大概也不会比我们更好地渡过难关，但是这就促使他们觉得更有必要同我们一刀两断，如果我们渡过了难关，他们就会给我们应得的尊敬，但是因为我们失败了，他们就把迄今只是暂时的事变为最终的定论，把我们从各个圈子中排除出去。于是人们不再把我们当人看待，不再提我们的姓；他们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时候，便叫我们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最无辜的。甚至连我们的茅屋也声名狼藉，你扪心自问，就会承认，你第一次一走进来，便觉得这种鄙视是有道理的；后来，有时有人又来看我们，他们就会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嗤之以鼻，比如说，小油灯挂在那儿桌子上叫人看着不顺眼。小油灯不挂在桌子上方，又该挂在哪儿呢？可是他们觉得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如果把灯挂到别处去，他们还是会反感的。不论我们干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都会遭到同样的鄙视。”

第十九章 求情告饶

“在此期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干了我们所能干的最糟糕的事，我们所干的事真该使我们更受人鄙视——我们背叛了阿玛丽亚，我们摆脱了她那无声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没有丝毫希望，我们就不能活，于是我们开始各用各的方式去请求或缠磨城堡宽恕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进行补救，我们也知道，我们和城堡惟一很有希望的联系就是通过索提尼，他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对父亲也有好感，但是由于已发生的事使我们无法再去找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这样去做。父亲开了个头儿，他开始向村长、秘书、律师、文书等求情，但毫无作用，人家通常都不见他，如果由于用计谋或碰巧使得他被接见——听到这种消息，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额手称庆呀——他们也是极快地把他打发走，再也不接见他了。而且，要答复他也太容易了，城堡总是很好办。他究竟想要什么？他出了什么事？他想请求宽恕什么？城堡里什么时候有谁哪怕对他动过一个指头？不错，他变穷了，主顾都跑了，等等，但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是手艺人和市场的事情，难道城堡什么事情都得管吗？事实上城堡什么都管，但是它不能单单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去粗暴地干预事态的发展。难道要城堡比方说派出官员去把父亲的主顾都追回来，强令他们再去照顾他的生意？可是，这时父亲提出异议——我们事前事后都在家里躲在角落里仔仔细细地讨论这些事情，好像避开阿玛丽亚似的，她虽然都看在眼里，却听之任之——可是，这时父亲提出异议说，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变穷，他在这儿所失去的一切，都能轻而易举地重新找回来，只要他得到宽恕，这一切都是次要的。可是究竟要宽恕他什么呢？人家答复他，至今并没有人告他。至少在记录簿上还没有记载，起码在律师能看到的记录簿上没有这样的记录，因此，就调查的结果而言，也没有人对他采取什么行动或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也许他能指出官方发布过什么针对他的指令？父亲指不出来。或者是否有某个官方机构进行过干预？对此父亲也一无所知。那么好吧，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又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他想要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宽恕他的呢？最多是他现在毫无目的地纠缠官府，这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父亲没有罢休，那时他身体还很强壮，他被迫无所事事，因此有的是时间。‘我要恢复阿玛丽亚的名誉，现在不会再要很久了，’他每天都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上好几遍，不过说话声音很低，因为他不想让阿玛丽亚听见，虽然如此，但他也只是为了阿玛丽亚才这样说的，因为他事实上并不是想恢复名誉，而是希望得到宽恕。可是要得到宽恕，他就必须先证明自己有罪，而官府又都否认他有罪。他突然想起——这说明他的智力已减退了——人家不肯告诉他有什么罪过，是因为他钱缴得不够；直到那时为止，他总是只缴纳规定的费用，这些费用，至少就我们的经济情况来说已经是够高的了。可是现在他认为还得再多缴，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官府虽然为省事起见，不必多费口舌而接受贿赂，但是这不会起任何作用。不过，既然父亲寄希望于此，我们也就不愿意使他失望。我们变卖了我们仅有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凑起钱来让父亲去奔走，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我们欣慰地看到父亲出门时口袋里至少都有几枚钱币在丁当作响。我们当然整天挨饿，而我们用那钱真正做到的惟一的一点便是使父亲保持一定的希望。可是这很难说是什么好事，他东奔西走，弄得精疲力竭；如果没有钱的话，这事本来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结局。这样一来就一天一天地拖下去。事实上人家不可能因为他多付了钱就额外开恩，因此有时某个文书至少假装去办，答应去查问，暗示已经找到一些线索，正在追查，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为了使父亲高兴；父亲听了这些话不但不怀疑，反而越来越相信。他把这种显然毫无意义的诺言带回来，好像已经重又把天大的幸福带回家来。他总是站在阿玛丽亚的背后，笑着脸，睁大眼睛，手指着阿玛丽亚向我们暗示，由于他的努力，阿玛丽亚得救的日子就要来临，没有人会比她本人更感到惊喜，可是现在一切还是秘密，我们都要严格保密。他的样子让人看了十分难受。要不是我们最后完全无能为力再把钱给父亲，这种情形一定还会继续很长时间。在这期间，经过多次恳求，巴纳巴斯被布龙斯维克收为助手，不过只允许他在黄昏时分天黑以后去领活，再在天黑的时候把做好的活送回去。必须承认，布龙斯维克为了我们，在生意上冒着一定的风险，不过他给巴纳巴斯的工钱很少，而巴纳巴斯的手艺是无懈可击的。巴纳巴斯的工钱勉强能使我们不至于完全饿死。我们经过精心准备，考虑周到后告诉父亲，我们再也没有钱给他了，他听了以后倒十分平静。他的理智已不再能理解他的意图是毫无希望的，可是他对接连不断的失望已感到厌烦了。他说——他说话已不如从前清楚了，以前他说话几乎过于清楚——他只还需要一点点钱，明天或者当天就可以打听到一切，现在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只因为没有钱，等等，可是他说话的语气表明他并不相信这一切。他又马上突然提出了新的计划。由于他无法证明自己有罪，因此继续通过官方途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他就只好转而采取恳求的办法，去求助于官员们个人。他们中间肯定会有心慈手软的好心人，虽然在办公时不能大发慈悲，但是在公余之暇，在适当的时刻出其不意地找到他们，他们一定会大发慈悲的。”

K一直全神贯注地听奥尔加叙述，听到这里便打断她的话，问道：“你认为这样做对吗？”虽然奥尔加继续说下去这个问题一定会有答案的，但是K却想马上就知道。

“不，”奥尔加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同情或这一类东西。我们虽然少不更事，但是也明白这一点，父亲当然也明白，可是他已忘掉了这一点，就像他把绝大多数事情都忘记了一样。他想出来的计划是：站在靠近城堡官员们车辆来往的大路上，只要有机会，就向他们恳求宽恕。老实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想入非非，即使这种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他的请求真的让某位官员听到了，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单是一个官员就能宽恕吗？充其量也只有整个当局才能处理这种事情，而且连当局大概也只能给人定罪，不能给人宽恕。再说，即使有一个官员愿意下车过问此事，难道听了父亲这个可怜而又疲乏的老头子对他嘀咕的话就能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官员们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但只限于某一方面，在他的业务范围内，他只要听一句话便能领悟掌握要领，可是把另一个部门的事向他讲上几个钟头，也许他会有礼貌地点点头，其实却一句也没有听懂。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是涉及一个人自己的小小公事，一个官员耸耸肩膀就能处理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如果你想追根究底，那你一辈子也不会有个水落石出的。即使父亲凑巧碰上一个主管的官员，他没有有关的档案就什么也解决不了，尤其是不会在大路上解决，他不能宽恕，只能公事公办，为此又只能叫人履行正式手续，可是父亲早就那么做过而一事无成。父亲想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实行这个新计划，他一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如果这种做法即使有一丝成功的希望，那么那条大路上就一定会挤满了请愿的人，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连小学生也都明白，所以那条路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也许这也增强了父亲的希望。他从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能找到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希望。他也非常需要这样做；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根本就不必这样煞费苦心，光从表面的迹象就一定会清楚地看到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进村来或回城堡去，并不是观光游览，村里和城堡里有公事等他们去办，因此他们来去都行色匆匆。他们也不会想到向车窗外张望，在外面寻找请愿人，因为车上装满了让他们看的文件。”

“可是我看到过一辆官员雪橇的车厢内部，”K说，“那里面没有什么文件。”奥尔加的叙述给他打开了一个这样广阔而几乎不可信的天地，使得他忍不住想把自己的小小经历与它联系在一起，以便使自己更加确信它确实存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也确实存在。

“那有可能，”奥尔加说，“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更糟糕。这说明那位官员有如此重要的公务在身，有关文件太珍贵或数量太多，不能随身携带，这样的官员都是马不停蹄、飞驰而过的。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会抽出时间见父亲的。况且，通向城堡的路有好几条。有时一条路成了热门，大多数车辆就都走这一条路，有时另外一条路成了热门，于是大家又都挤到那儿去。这种变化究竟有什么规律，还没有找出来。有时早上八点钟，大家都走一条路，半小时后又都走另一条路，十分钟以后又改走第三条路，半小时以后也许又回到第一条路上去，然后就会一整天都走这一条路，但是随时都有改变的可能。虽然所有大路都在村子附近汇合，但是到了那儿所有的车辆都跑得飞快，而在接近城堡时速度才会有所放慢。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和出行时选择道路一样没有规律，难以看清。有时一连好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有时又成群结队，蜂拥而来。面对这一切，你想一想我们的父亲吧。他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不久那就成了他惟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带着我们良好的祝愿离家而去。他把消防队的一枚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是不该保留那枚徽章的，一走出村子就把它别上，在村子里他不敢戴，怕被人看见，虽然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父亲认为它甚至能引起过往官员对他的注意。离城堡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子，业主名叫贝尔图赫，他专门向城堡供应蔬菜。父亲就在菜园栅栏的狭长石座上选择了一个位置。贝尔图赫容忍了，因为他以前和父亲关系很好，也是父亲最忠实的主顾之一，由于他一只脚有点畸形，认为只有父亲才能给他做合适的靴子。如今父亲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年秋天天气阴凉多雨，但是父亲毫不在乎天气好坏，每天早晨到了一定的时间便打开门，和我们挥手道别，晚上回来时浑身淋得湿透，倒身躺在一个角落里，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最初他还把这一天遇到的小事情讲给我们听，诸如贝尔图赫出于怜悯和往日的交情，从栅栏上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啦，或是他在路过的马车中认出了这个或那个官员啦，或是这个或那个车夫认出他是谁，开玩笑地用马鞭轻轻碰他一下啦，等等。后来他就不说这些事情了，显然他已经放弃了在那儿能有任何收获的希望，他把到那儿去呆上一天仅仅看做是他应尽的义务，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使。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开始的，冬天快到了，雪下得比往年早，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嗯，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被雨淋湿的石头上，有时坐在雪地里。夜里他痛得呻吟不止，早晨他有时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但结果总是横下一条心去了。母亲拖住他，不肯放他走，他很可能因为手脚不听使唤而变得胆小，便允许母亲一起去，这样母亲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到他们那儿去，给他们送饭，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想劝说他们回家，我们有多少次看见他们缩成一团，相互偎依着，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座位上，身上蒙着一条勉强能裹住身体的薄毛毯，周围除了白茫茫的雪和灰蒙蒙的雾以外什么都没有，一连好几天，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一辆马车，那真是惨不忍睹，K，惨不忍睹！一直到有一天早晨，父亲那双僵硬的腿不能下床了；那样子真惨，他发着高烧，神志有一点不清，他觉得自己看见这时正有一辆马车停在上面贝尔图赫的菜园旁边，有一个官员下了车，沿着栅栏在找他，之后摇了摇头，悻然又回到马车上。这时父亲高声大叫起来，好像是想使山上的那个官员能注意到自己并向他解释，他没有去，并不能怪他。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病在床。阿玛丽亚便把侍候、护理和治疗统统包了下来，样样都干，除了偶尔中断过几次以外，一直保持到今天。她知道什么药草可以止痛，她几乎不需要睡觉，她从来不会惊慌失措，什么都不怕，从来不急不躁，尽心尽力侍奉父母；我们却急得团团转，什么忙也帮不上，而她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保持冷静，不声不响。后来等到最严重的时期过去，父亲在我们一左一右搀扶下小心翼翼地挣扎着又能下床了，阿玛丽亚就撒手不管了，让我们来照顾他。”

第二十章 奥尔加的计划

“如今需要再给父亲找一种他还力能胜任的工作，随便什么工作，这至少可以使他相信他在帮助把罪名从我们一家人身上洗刷掉。这样的事并不难找，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比坐在贝尔图赫园子前面强，不过我找到的事，甚至还能给我一些希望。官府或文书或其他人不论在什么时候谈到我们的罪行时总是一再地只提我们侮辱信差，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好吧，我想，既然公众舆论只知道侮辱信差之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那么，如果能向那个信差赔礼道歉，一切就可以弥补，即使也只是表面文章。人家告诉我们，并没有人控告我们，因此还没有一个部门受理此事，所以是否宽恕完全听凭信差个人一句话，而我们所要的就是这样一句话。这一切当然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表面文章，又不能取得别的什么结果，可是这会使父亲高兴，也许还可以使那许多如此折磨过他的情况提供者感到有点窘，这会使他感到满意。当然，首先得找到那个信差。当我把我的计划告诉父亲的时候，起初他很生气，因为他已经变得非常固执，一是他认为——这看法是他生病期间产生的——我们总是使他功亏一篑，先是不给他钱，后来是把他扣留在床上，二是他已经完全不能领悟任何新的想法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拒绝了我的计划，他认为他得继续到贝尔图赫园子前去等，而他现在无疑已不能自己每天走去，所以就要我们用手推车送他去。可是我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而他也渐渐地同意了我的想法，惟一使他不安的一点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得完全依仗我，因为只有我当时见过那个信差，他自己并不认识他。不错，跟班彼此都很相像，我也没有十分把握能认出那个人，于是我们就开始到贵宾饭店去，在跟班中间寻找。虽然那是索提尼的一名跟班，索提尼已经不再到村里来，可是老爷们是经常更换跟班的，我们很可能在其他老爷的跟班中找到此人，如果找不到他本人，也许可以从其他跟班那儿打听到他的消息。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就得每天晚上都到贵宾饭店去，可是我们到处都不受欢迎，尤其是在那种地方；我们也不能以花钱的顾客身份去。不过事实表明，人们还是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弗丽达对那帮跟班是多么头痛，其实他们多半是安分守己的人，因为差使很轻松，给惯坏了，变得迟钝起来，‘但愿你过得像跟班一样，’这是官员们的一句祝福辞，就生活舒适而言，据说跟班们实际上是城堡真正的主人；他们也知道如何评价这一点，在城堡里，他们的举动必须符合城堡的规章制度，所以他们就安静老实，有好几个人曾向我证实这一点，在这儿村子里也能在跟班们中间看到这种表现的残余，不过仅仅是残余，通常他们看到自己在村子里不再完全受到城堡规章制度的约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们变成一群粗野放肆的人，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色胆包天。他们无耻到了极点，幸好他们非经许可不准离开贵宾饭店，这真是村子的大幸，但是在贵宾饭店里，你就得想办法应付他们；弗丽达对此伤透脑筋，所以非常欢迎我去安慰那些跟班，有两年多，每周至少两次，我和那些跟班在马厩里过夜。早些时候父亲还能和我一起去贵宾饭店，他在酒吧里找个地方睡觉，等着我早上带消息给他。消息很少。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要找的那个信差，据说他一直还在给索提尼当差，索提尼很器重他，当索提尼隐退到更远的公事房去的时候，据说他也跟去了。自从我们见过他以后，大多数跟班也都没有再见过他，有人说曾见过他，那可能是认错人了。这样，我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但是还不能说完全失败；不错，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信差，我们到贵宾饭店去并在那儿过夜，也许甚至还有对我的怜惜——只要父亲还能怜惜人的话——不幸使他完全垮了，你所看到的他的这种样子已经快有两年了，而他的情况或许比母亲还要好一些，母亲每天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只是多亏阿玛丽亚超常的努力才使她勉强活下来。不过我在贵宾饭店还是有收获的，那就是我同城堡有了某种联系；如果我说，我对自己所作所为并不后悔，请不要看不起我。你也许会想，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同城堡的联系呢？你想得对，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联系。我现在认识了许多跟班，这几年到村里来的老爷的跟班我几乎都认识，如果我到城堡里去，我在那儿就不会人地生疏了。当然，他们只是在村子里的时候才是跟班，在城堡里就完全变了，很可能会不再认识谁，尤其不会认识在村子里和他们有过交往的人，尽管他们在马厩里赌过一百次咒，说他们很高兴在城堡里再见到我。再说我也已有体会，所有这样的诺言并没有多少价值。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不仅通过跟班与城堡有联系，而且或许——如今也仍然希望上边会有人注意到我和我的所作所为——管理那一大帮跟班当然是当局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伤脑筋的部分——然后那个注意到我的人也许会比别人对我的看法要宽容一些，他也许会看出，虽然我采取的方式很可悲，但我却是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是在继续父亲的努力。如果他这样看，或许也会原谅我接受跟班的钱，用它来养家口。我还取得了其他的收获，不过这一点你也会怪我的。我从跟班们那儿了解到不少情况，如何用转弯抹角的方法，不经过困难的、经年累月的正式录用程序而能得到城堡的差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也不能成为正式雇员，只是私下里半被准许，既无权利也无义务，而更糟糕的是没有义务，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什么事都在场，可以看准有利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你不是雇员，但是碰巧可能有什么工作，正好没有一个雇员在左右，听到一声呼唤，你赶快跑过去，你就成为片刻之前你还不是的那种人，成了雇员。不过，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机会呢？有时候马上就有，你刚到那儿，还没来得及四处张望，机会就已经来啦，甚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果断地作为新手立即抓住机会的，但是有时又比正式录用程序所需要的年头儿还要长，而且这样一个半官方人员就不再有可能被正式录用了。所以，这会使人顾虑重重；但是，与下述情况相比，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正式录用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挑选，一个名声不知为什么不好的家庭的成员一开始就会被淘汰，比方说，这样一个人报名参加，他成年累月胆战心惊地等待审查的结果，从第一天起，方方面面的人都会惊奇地问他怎么敢做出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但是他仍旧抱有希望，否则他怎么能活下去呢，可是过了多少年，也许已白发苍苍、年事已高，他才知道自己没有被录用，才知道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他虚度了这一生。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会轻易受到诱惑。有时候会发生这样情形：恰恰是名声不好的人最后反倒被录取，有些官员确实违心地喜欢这种野兽的气味，在招考时用鼻子嗅一嗅空气，撇撇嘴，翻白眼，这种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特别能刺激他们的胃口，他们必须牢牢抓住那几本法律全书，才能抵抗这种诱惑。不过有时这并不能使那个人获得录用，而只是没完没了地延长录用程序，永远不会结束，只是在那人死去以后才中断。所以，合法录取和另一种途径一样都充满了或明或暗的困难，在决定做这类事情之前，最好是把一切都仔细权衡一下。总之，我们——巴纳巴斯和我——没有忘记这样做。每当我从贵宾饭店回来，我们就坐在一起，讲我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谈就是几天，巴纳巴斯放下手上的活，常常影响交活的日期。在你看来，也许这要怪我不好。我知道跟班们讲的话是不大靠得住的。我知道他们从来不愿意把城堡里的事情讲给我听，总是转移话题，每一句话都得向他们苦苦哀求才肯说，可是他们开口以后，又会胡说八道、自吹自擂，一个比一个更夸张更不可信，在那黑灯瞎火的马厩里，在没完没了的叫嚷中，一个接着一个说，显然他们说的话里可能至多只有一鳞半爪的真实情况。不过我把所听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再讲给巴纳巴斯听，他还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由于我们一家的处境，他如饥似渴地想要知道这些事情，他什么都一口吞下，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求再多听一些。事实上，我的新计划是以巴纳巴斯为基础的。从跟班们那儿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了。索提尼的信差找不到，而且永远也不会找到，索提尼和那个信差似乎退得愈来愈远，许多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模样和名字，我常常得详细描述他们，别人才好不容易想起他们，仅此而已，此外对于他们的情况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至于我和跟班们在一起鬼混，别人如何看，我当然无法决定，我只希望人们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减轻一点我们家的罪过，可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外在的迹象能说明这一点。但我还是这样干下去，因为对我来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在城堡里为我们家做成一点事。可是对巴纳巴斯来说，我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从跟班们所说的话里——如果我乐意听的话，而我是非常乐意听的——我得知被城堡录用的人能为自己家庭做许多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话又有几分可信呢？要弄清这一点是办不到的，但可信之处很少，这是显而易见的。比方说，有一个跟班——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或者我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出他来——一本正经地答应我，帮我弟弟在城堡里找个差使，或者，倘若巴纳巴斯有别的事去城堡，他至少可以帮帮他，比如给他提神打气——因为据跟班们说，谋事者在太长的等候期间会昏倒或晕头转向的，如果没有朋友照顾，他们就完了——他们对我讲这一类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警告，可能有根据，但是他们许下的诺言却完全是空的。巴纳巴斯却不这样想，虽然我警告他别相信他们的话，可是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就足以使他支持我的计划了。我自己提出的种种理由倒没有打动他，起主要作用的是跟班们的话。所以事实上我完全是孤军作战。阿玛丽亚是惟一能和父母随意交谈的人，我愈按照我自己的办法推行我父亲原来的计划，阿玛丽亚就愈不理睬我，在你或别人面前，她还跟我讲话，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和我讲话。在贵宾饭店，我是那帮跟班肆意蹂躏的玩物，在这两年里，我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知心话，听到的尽是些花言巧语、谎言或傻话，所以只有巴纳巴斯还和我谈得来，而巴纳巴斯还很年轻。我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的时候，看到他眼睛闪闪发光，从此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光芒，我感到吃惊，但我并没有住手，我觉得事关重大。当然，我没有我父亲那种大而空的计划，我没有男人的那种果断，我只想弥补那个信差所受到的侮辱，甚至还想要别人把我做的这么一点事情看做是功劳。可是我自己没有做成的事，现在我想通过巴纳巴斯以另一种方式有把握地来完成。我们侮辱了一个信差，并把他从前面的公事房里吓跑了，那么，我们就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差，让巴纳巴斯去干那个受侮辱的信差的工作，使那个受侮辱的人可以安安静静地留在远处，愿意待多久便待多久，使他有足够时间忘掉那次侮辱。难道还有比这更明白的事情吗？当然我知道，这个计划虽然十分简单，但也含有狂妄的意味，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想指令当局如何处理人事问题，或者我们怀疑当局是否能自行作出最好的安排，怀疑当局甚至在我们只是想到这儿能采取什么措施之前就早已安排妥当。但是后来我又想，当局不可能对我产生那么大的误会，或者说，如果他们真是那样，那么他们是有意要这样，也就是说，他们不做进一步调查，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我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不会罢休，巴纳巴斯的虚荣心也起了作用。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非常高傲，觉得鞋匠工作对他这个未来的公事房雇员来说未免太下贱了，他甚至敢顶撞阿玛丽亚，老是同她唱反调，而阿玛丽亚是难得和他说上一句话的。我很高兴让他享有这短暂的快乐，因为他第一天去城堡后，他的快乐和高傲就消失了，这也是不难预料的。这时他开始干我对你说过的那种表面上的差使。说来奇怪，巴纳巴斯第一次走进城堡，或者更确切地说，走进那个公事房，并没有费什么事。那个公事房可说已成了他的办公室。晚上巴纳巴斯回家后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一胜利当时使我欣喜若狂，我马上跑到阿玛丽亚那儿，一把抓住她，把她推到一个角落里，用嘴唇和牙齿吻她，吻得她又疼又怕，哭了起来。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况且我们又有很久彼此没有说过话了，我想过几天才对她讲。可是以后几天就再也没有好讲的了。第一次马到成功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收获了。有两年之久，巴纳巴斯过的就是这种单调而抑郁的生活。那些跟班一点也不管用，我写了一封短信让巴纳巴斯带在身上，请那些跟班多多关照他，同时也提醒他们许下的诺言，巴纳巴斯看到一个跟班就掏出信给他看，尽管他有时遇到的跟班并不认识我，尽管他那种一言不发出示那封信的做法，因为他在上面不敢说话，使我认识的人恼火，然而，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这真是可耻。后来有个跟班，也许已有好几次被缠着看信，便把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这倒是一种解脱，不过我们自己早就可以这样做了。我想起来，他几乎可以说：‘你们也是常常这样处理信件的。’尽管这段时间在其他方面毫无收获，但对巴纳巴斯却起了好作用，也可以说是好事：巴纳巴斯过早地变得老成持重了，过早地成为一个男子汉，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大人还要稳重和明智。看到他成了这副样子，想到他两年前还是个孩子，我常常很伤心。作为男子汉，他也许能给我安慰和支持，可我并没有得到。没有我，他就很难进城堡，可是自从他进入城堡以后，就不再依靠我了。我是他惟一的知心人，可是他肯定只告诉我一小部分心里话。他对我讲了许多城堡里的事，可是从他所讲的情况中，从他介绍的那些细小的事情中，你一点也不能理解，那些事怎么会使他变成这副样子。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他小时候胆子很大，有时简直使我们大家感到震惊，现在长大成人，在那儿上边，怎么就变得这么胆小了呢？当然，毫无益处地站在那儿等候，一天又一天，老是重新开始，没有一点改变的希望，这种情形会使人心力交瘁、满腹疑团，最后甚至什么事也不会干了，只会绝望地站在那儿。可是，为什么他早先也毫不反抗呢？尤其是他很快就认识到我是对的，在那儿没有可能实现他的虚荣心，但是也许有可能改善我们家的处境。因为在那儿，除了跟班们喜怒无常的脾气之外，一切都十分简单，虚荣心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由于工作本身压倒一切，虚荣心就会完全消失，幼稚的愿望在那儿没有立足之地。话虽如此，巴纳巴斯告诉我，他认为他看得很清楚，即使是准许他进去的那间屋子里的那些相当可疑的官员也有着极大的权力和高深的学问。他们口授指示时说得很快，眼睛半睁半闭，做着简单的手势，只消举起食指，一句话也不必说，就把那些嘀嘀咕咕的跟班治得大气也不敢出，还满脸堆笑，或者他们在书里找到一处重要的段落就拍案叫绝，而其他那些官员，只要在那块狭窄的空间里有此可能，便赶紧跑过来，伸长脖子去看。这一类事情使得巴纳巴斯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他有这样的印象，如果他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并能和他们交谈几句，不是以一个陌生人，而是以公事房同事——尽管是最下级的同事——的身份，那就有可能给我们家庭带来难以估量的收获。可是事情就是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巴纳巴斯也不敢做什么可能使他接近这一目标的事情，虽然他已一清二楚，他年纪虽小，但是由于那些不幸的遭际，他在我们家里已上升到一家之主这个责任重大的地位。现在我还要作最后的坦白：一个星期前你来到这里。我在贵宾饭店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来了一个土地测量员，我连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可是第二天晚上，巴纳巴斯回家比平常早——我通常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去迎接他一段路——他看见阿玛丽亚在屋子里，就把我拉到街上，把头伏在我的肩上，哭了好几分钟。他又成了当年的那个小男孩了。他遇到了什么他对付不了的事。好像在他面前突然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忍受不了这个新变化带来的幸福和忧虑。而他所遇到的事情，不过是他拿到了一封信，叫他送给你。可这毕竟是他得到的第一封信，第一件工作啊。”

奥尔加说到这里打住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位老人粗重的、有时呼噜呼噜响的呼吸声。K像要补充奥尔加的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你们都对我装模作样。巴纳巴斯送信来的那副神气，俨然是个忙忙碌碌的老信差，而你和这一次与你们意见一致的阿玛丽亚都装得好像信差工作和那些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你得把我们区别开来，”奥尔加说，“巴纳巴斯由于那两封信又变成了一个快活的孩子，尽管他对他的工作也有种种疑问。这种怀疑只有他自己和我知道，可是在你面前，他寻求他的荣誉，表现得像真正的信差，像他心目中的真正信差。比方说，虽然现在他得到一套公家衣服的希望更大了，但是他还要我在两小时内替他改一条裤子，使它至少像公家服装那样的紧身裤子，他好穿着去见你；当然你在这方面还是很容易蒙蔽的。这是巴纳巴斯的情况。可是阿玛丽亚真的瞧不起信差工作，现在巴纳巴斯似乎有了一点成就——她从巴纳巴斯和我以及我们坐在一起叽叽咕咕的样子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她比以前就更瞧不起这种工作了。所以她说的是真话，你不要想错了，怀疑这一点。至于我，K，有时我贬低信差工作，那倒不是有意欺骗你，而是出于担心。巴纳巴斯经手的这两封信是我们家三年来第一次看到的当然还相当可疑的宽恕预兆。如果说，这是一个转折，而不是假象——假象常常多于转折——的话，那么这个转折和你来到此地有关，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了，也许这两封信只是个开端，巴纳巴斯的工作还会扩展，超出与你有关的信差工作，我们希望这样，只要我们还能这样做；可是目前一切都集中在你身上。在那儿上边，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人家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在这儿下边，我们或许自己也能做点什么，那就是：博取你的欢心，或者至少不让你讨厌我们，或者，最重要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和经验来保护你，使得你和城堡的联系不至于中断，这样我们也许能沾点光。现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着手进行这一切呢？那就是，在我们接近你的时候，要使你不致对我们产生怀疑，因为你在这儿人地生疏，因此就难免对各方面都满腹疑云，满腹合理的疑心。此外，我们受人鄙视，你会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你未婚妻的影响，我们在努力接近你的时候，怎样才能比方说不得罪你的未婚妻——尽管我们根本无意于此——因而也就冒犯了你。那两封信，在你收到以前我都仔细看过；巴纳巴斯没有看过，当信差的是不允许看的。乍一看，这两封信似乎并不很重要，已失去时效，本身就失去了重要性，因为它让你去见村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对待你呢？如果我们强调其重要性，人家就会怀疑我们过高估计显然并不重要的事情，作为传递这些消息的人向你吹嘘，这样做是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你的目的，是的，这样我们就会使这些消息本身在你的心目中掉价，因而就欺骗了你，这完全违背我们的本意。可是，如果我们不太看重那两封信，我们同样会受到怀疑，因为人们会问，既然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投送这些无关紧要的信件呢，为什么我们的言行互相矛盾，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就不仅欺骗了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欺骗了我们的委托人。他们叫我们去送信，肯定不是要我们向收信人说明这些信件无关紧要。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采取折衷的态度，也就是正确评价那些信件，这是不可能的，它们自己就在不断地改变其价值，它们所引起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正好产生什么想法，完全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人的看法也带有偶然性。如果再加上对你的担心，一切就都弄乱了，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过于认真。比如说，正如有一次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如果巴纳巴斯带来一个消息，说你对他的信差工作不满意，一惊之下，不幸也像信差们那样敏感，便提出辞职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就会蒙人、骗人、撒谎，只要有用，什么坏事都干。不过，我这样做，那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你，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有人敲门。奥尔加跑去开了门。一缕光线从一盏遮光灯里射进黑暗。那个深夜来客低声问什么并得到低声的回答，但是还不满意，想闯进屋来。奥尔加看来已挡不住了，便喊阿玛丽亚，显然是希望她会竭力把来客拒之门外，以免打扰两位老人的睡眠。阿玛丽亚果然也跑了过去，把奥尔加推到一边，走到街上，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又回来了。奥尔加办不到的事，她很快就办成了。

之后K从奥尔加那儿获悉，来人是来找他的，那是他的一个助手，奉弗丽达的命令前来找他。奥尔加不想让那个助手看到K；倘若他以后愿意向弗丽达承认他到这儿来过，他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让那个助手发现这件事；K表示同意。可是他拒绝了奥尔加请他在这儿过夜等巴纳巴斯回来的建议；本来他也许会接受的，因为夜已深了，而且他觉得，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现在他和这一家人已连在一起了，如果出于其他原因留宿也许会令人难堪，但是考虑到这种联系，这儿是全村最适宜他过夜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了。助手跑来找他，使他大吃一惊。他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既然弗丽达明白他的心愿，助手们也已经知道怕他了，他们怎么又这样串通一气，弗丽达竟毫无顾忌，派一个助手来找他，而且只派一个，另外一个很可能正留在她身边。他问奥尔加有没有鞭子，她说没有，但是她有一根很好的柳条，于是他把它拿在手里；接着他又问这所房子是否还有别的出口。奥尔加说，穿过院子还有一个出口，不过得翻过邻居家花园的篱笆，穿过花园才能到街上。K愿意走这条路。在奥尔加领着他穿过院子走向篱笆时，K匆匆地劝她不必发愁，说他对她所说的那些小花招一点都不生气，他对此完全理解，感谢她推心置腹地把那些事情讲给他听，并且嘱咐她，等巴纳巴斯一回家，就让他到学校去，哪怕天还没有亮。虽然巴纳巴斯带来的信息并不是他惟一的希望，不然的话，他就糟了，但是他也决不肯放弃这些信息，他要抓住这些信息不放，同时他也不会忘记奥尔加，因为在他看来，几乎比那些信件更重要的是奥尔加本人，是她的勇敢、谨慎、聪明、她为家庭作出的牺牲。假如要他在奥尔加和阿玛丽亚两人中选择一个，他用不着多想便能作出抉择。在翻越邻居家花园的篱笆时，他还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

K过后走到街上，在茫茫的夜色中隐约看见在上边不远的地方那个助手还在巴纳巴斯家门口走来走去，有时停下步子，想要从已拉上窗帘的窗户里往屋里探望。K叫了他一声；他并没有流露出吃惊的样子，不再窥视那所屋子，向着K走来。“你找谁？”K问，同时在自己腿上试试那根柳条的韧性。“找你，”助手在走近时说。“你究竟是谁？”K突然说道，因为此人看来不像是他的助手。他看上去年纪更大、更疲乏，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可是面孔更丰满，走路的样子也和那两个助手轻快的、关节像是通电似的步伐大不相同。他慢慢吞吞的，有一点儿跛，文弱得像有病似的。“你不认得我啦？”那人问道，“我是你的老助手杰里米亚。”“原来如此，”K说，一面又把那根藏在背后的柳条抽出一点。“可是你看起来完全不像。”“那是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杰里米亚说。“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就会失去青春活力。”“那么阿图尔在哪儿？”K问。“阿图尔？”杰里米亚问，“那个小宝贝吗？他不干这个差使了。你对我们也有点太厉害了。他这么一个柔弱的人受不了啦。他回城堡告你去了。”“那么你呢？”K问。“我可以留下，”杰里米亚说，“阿图尔也代我去告状。”“你们究竟告我什么呢？”K问。“告你不懂开玩笑，”杰里米亚说，“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开了一点玩笑，笑了几声，和你的未婚妻闹着玩而已。再说一切又都是奉命而为。加拉特派我们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加拉特？”K问。“是的，加拉特，”杰里米亚说，“他那时正代理克拉姆。他派我们到你这里来的时候说——我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就以此作为根据——：你们去当土地测量员的助手。我们说：可我们对测量工作一窍不通。他答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倘若必要的话，他会教你们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叫他开心一些。根据我接到的报告，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太严重。他现在到村里来了，就以为这是了不起的事，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们应当使他明白这一点。”“好吧，”K说，“加拉特说得对不对？你们执行了他的任务没有？”“这我就不知道了，”杰里米亚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你很粗暴，我们告的就是这一点。我不懂，你也只是一个雇员，而且还不是城堡的雇员，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差使是一件苦差使，像你那样故意地、几乎是幼稚地给工人的工作难上加难，那是大错而特错的。你那么冷酷无情，让我们在栅栏旁挨冻，你一拳差点儿没有把躺在垫子上的阿图尔打死，而阿图尔是个听到一句难听的话便会难过几天的人，还有你下午在雪地里把我赶来赶去，累得我歇了一个钟头才恢复过来。我又不年轻了！”“亲爱的杰里米亚，”K说，“你说的这些都不错，只不过你该去对加拉特说。是他自作主张派你们来，而我并没有请他派你们来。我既然没有要你们来，也就可以再把你们送回去。本来我也宁愿不用强制手段，而是和和气气地把你们送走，可是你们看来还非这样不可。再说，你们刚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坦率地对我讲呢？”“因为我那时还在当差，”杰里米亚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你现在不再当差了吗？”K问。“现在不干了，”杰里米亚说，“阿图尔已经向城堡辞掉这个差使，或者说，使我们能最后摆脱这个差使的程序至少正在进行之中。”“可是你还来找我，好像你在当差似的，”K说。“不，”杰里米亚说，“我来找你，只是为了让弗丽达放心。你为了巴纳巴斯家的姑娘而离开了她，她十分伤心，倒不是因为失去了你，而是因为你无情无义；不过她早就料到这一点了，已经为此忍受了很多痛苦。我正巧又跑到学校窗口前面，想看看你也许已经变得明白事理一些。可是你不在那儿，只有弗丽达坐在课桌上哭。于是我走到她身边，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一切都已办妥了。我去贵宾饭店当客房服务员，至少在城堡处理完我的事以前先这样干，弗丽达回酒吧去。这样对弗丽达要好些。对她来说，嫁给你是不明智的。你也不懂如何评价她甘心情愿为你作出的牺牲。可是她这个心地善良的人一直还心存疑虑，生怕冤枉了你，也许你并没有和巴纳巴斯家的人在一起。虽说你人在什么地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还是跑来把它彻底弄清楚，因为经过这一番风风雨雨，弗丽达终究也该睡个安生觉啦，我当然也一样。于是我就来了，不但找到了你，而且还附带看到那两个丫头和你难舍难分。尤其是那个黑姑娘，真是一只野猫，她为你付出了全力。好吧，人各有所好。可是，不管怎样，你用不着绕圈子从邻居家花园溜出来嘛。我知道那条路。”

第二十一章

这么说，可以预料而无法防止的事现在到底还是发生了。弗丽达离开了他。这不至于就是最后的定局，事情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弗丽达是能够被夺回来的，她很容易受外人的影响，甚至连这两个助手都能影响她，他们认为弗丽达的地位与他们相似，既然他们已辞职不干了，于是现在也怂恿弗丽达这样做，可是K只要走到她面前使她想起对他有利的一切，她就会后悔，回到他身边，尤其是如果他能证明他去拜访那两个姑娘很有必要，多亏了她们才有所收获。可是，尽管他为了弗丽达的缘故想要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但是却一点也放心不下。刚才他还在奥尔加面前夸过弗丽达，称她是自己的惟一支持者，然而，这个支持者并不是最坚定的支持者，用不着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插手，别人就从K手中把弗丽达夺走了，这个并不很精神的助手也就够啦——这个木头人有时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像是个大活人。

杰里米亚已经转身走了，K又把他叫了回来。“杰里米亚，”他说，“我想对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也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不再是主仆关系了，不仅你感到高兴，我也感到高兴，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互相欺骗了。现在我当着你的面折断这根原来准备对付你的柳条，我并不是因为怕你才选择了花园里的那条路，而是想叫你措手不及，用柳条抽你几下。好了，你就别再见怪了，这一切全都过去啦；倘若你不是官府强加给我的跟差，而只是一个熟人，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的，即使你的模样有时会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不过我们现在还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失误。”“你是这样想的吗？”助手打着哈欠，闭上困倦的眼睛说，“我本可以详细地向你解释这件事，可是我没有工夫，我得到弗丽达那儿去，小姑娘正在等我，她还没有开始工作，她本想立刻投入工作，或许是为了忘记过去，但是在我的劝说下，老板还给了她一点休息时间，我们想要至少在一起度过这段时间。至于你的建议，我当然没有理由欺骗你，可我也没有理由向你吐露什么。因为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只要我给你当差，你在我眼里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不是看你的品德，而是因为职责所在，你要我干什么，我都会为你做的，可是现在你在我眼里已无所谓了。你折断这根柳条，也感动不了我，它只会使我想到我曾经有过一个多么粗野的主人，并不能使我对你产生好感。”“你这样和我说话，”K说，“好像十分肯定你今后再也不用怕我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你大概还没有摆脱我，这儿处理事情不会那么快的——”“有时还更快呢，”杰里米亚插嘴说。“有时，”K说，“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表明这一回是这样的，至少你和我手中都没有书面通知。由此可见，手续刚刚开始办，我还没有利用我的关系来过问，但是我会那么做的。如果事情结果对你不利，那么你并没有事先就努力博取你主人的欢心，甚至折断这根柳条也许是多此一举。虽然你弄走了弗丽达，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可是，尽管我很尊重你个人，即使你对我已不再尊重，我仍尊重你，我知道，只要我对弗丽达讲几句话，就足以把你用来俘虏她的谎言揭穿，而只有谎言才能使弗丽达疏远我。”“你这些威胁吓不倒我，”杰里米亚说，“你根本不想要我当助手，你害怕我当你的助手，你就是害怕任何助手，你只是因为害怕才打好心的阿图尔的。”“也许是吧，”K说，“难道因此就不那么疼了？也许我还会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我怕你。我看你并不怎么喜欢做助手，那么不管是不是害怕，我也要迫使你当助手，这会使我非常开心。而且这一次我要尽力留你一个人，不要阿图尔，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关照你了。”“你以为，”杰里米亚说，“我对这一切会感到丝毫害怕吗？”“我相信你不用说有点怕，假如你聪明的话，你便会非常害怕。不然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立即到弗丽达那儿去呢？你说，你是不是爱她？”“爱她？”杰里米亚说，“她是个聪明善良的姑娘，是克拉姆从前的情妇，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既然她一直在恳求我把她从你的手里救出来，那我何乐而不为，帮她这个忙，特别是因为我这样做也不会伤害你。你不是和巴纳巴斯家的臭妞儿打得火热吗？”“现在我看到你害怕了，”K说，“怕得要死，你想用谎话来蒙我。弗丽达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帮助她甩掉你们这两个没规矩的色胆包天的助手，不幸我没有时间完全满足她的愿望，现在这就是我疏忽的结果。”

“土地测量员先生！土地测量员先生！”有人在巷子里喊叫。那是巴纳巴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但并没有忘记向K鞠躬敬礼。“成啦，”他说。“什么成啦？”K问。“你把我的请求向克拉姆提出来了吗？”“这不行，”巴纳巴斯说，“我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办不到，我挤到前面去，站了一整天，也没有人叫我，离大桌子那么近，有一次一个文书甚至把我推开，因为我挡住了他的光线。当克拉姆抬起头来看的时候，我举手报到，而这是禁止的。我留在公事房里时间最长，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跟班们在那儿，还高兴地看到克拉姆又转回来了，但不是为我而来，他只想匆匆地再在一本书里查找什么东西，马上又走开了，因为我一直站在那儿不动，最后跟班们差一点用扫帚把我扫出门外。我如实汇报，一点也不隐瞒，以免你又不满意我的工作。”“你这么卖力气，巴纳巴斯，”K说，“但一无所获，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可我有收获，”巴纳巴斯说。“我走出我的公事房——我称它为我的公事房——时看见一位老爷从远处走廊里慢慢走来，走廊上除他以外已空无一人，那时确实已经很晚了，我决定等他，这是留在那儿的好机会，我本来就情愿留在那儿，免得给你带来失望的消息。不过除此之外，这位老爷也是值得一等的，他就是埃朗格。你不认识他？他是克拉姆的主要秘书之一。一位瘦弱矮小的老爷，腿有一点跛。他立刻认出了我，他以记性好和知人之明而著名，他只要眉头一皱，就能认出每一个人，常常也能认出他未见过面只是听说过或读到过的人，比如说，他就不大可能见过我，尽管他能够立刻认出每一个人，但他总要先问一下，好像他没有把握似的。‘你不是巴纳巴斯吗？’他对我说。接着他又问：‘你认识土地测量员，是吗？’接着他又说：‘好极了。我正要去贵宾饭店。让土地测量员到那儿去见我。我住15号房间。不过他得马上就去。我在那儿只有几个会谈，清早五点钟就回来。告诉他，我很重视和他谈话。’”

杰里米亚突然拔腿就跑。巴纳巴斯因为情绪激动，刚才一直没有怎么注意他，这时问道：“杰里米亚究竟想干什么？”“想抢在我前面去见埃朗格，”说罢，K便跑去追杰里米亚，追上了他，抓住他的臂膀，说：“你是不是突然想弗丽达了？我也一样，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在昏暗的贵宾饭店前站着一小群人，有两三个人提着灯，因此有些面孔能认出。K只发现一个熟人：车夫盖斯泰克。盖斯泰克和他寒暄道：“你还在村里没有走？”“是的，”K说，“我上这儿来是打算久留的。”“这和我没有关系，”盖斯泰克说着猛烈地咳嗽起来，随后向别人转过身去。

原来这些人都在等埃朗格。埃朗格已经到了，但是他在接见这些当事人以前先和莫穆斯商谈。大家都在埋怨不让他们到屋子里去，只能站在这儿外面的雪地里等。天气虽然并不很冷，但是让当事人夜里在屋前站上也许好几个钟头，那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不过这不能怪埃朗格，他倒是很和气的。这事他不知道，如果有人向他报告，他准会非常生气的。这事得怪贵宾饭店的老板娘，她有一种一味追求高雅的病态心理，不肯让许多当事人同时跑进贵宾饭店。“如果绝对必要，他们非来不可的话，”她常说，“天哪，让他们一次只进来一个。”她贯彻了她的意图，最初她让当事人干脆就在走廊里等，后来在楼梯上等，再后来在前厅里等，以后在酒吧里等，最后又把他们统统赶到巷子里去。即使这样，她还不满意。用她的话来说，她受不了在自己家里老是被人“包围”。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当事人上访之事。有一次，有一个官员大概恼火了，回答她说：“为的是弄脏大门口的台阶。”可是她却认为这句话讲得很明白，她很喜欢一再引用这句话。她竭力主张在贵宾饭店对面盖一座房子，好让当事人在那儿等候，这一点倒也符合当事人的愿望。她最希望让接见当事人和讯问都到贵宾饭店之外去进行，可是官员们反对这样做，如果官员们真正反对的话，老板娘当然就不能得逞，尽管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凭着她那女性软磨死缠的劲头，也能有点儿霸道。但是老板娘很可能还得继续容忍接见和讯问在贵宾饭店进行，因为从城堡里来的老爷在村里办理公务时不肯离开贵宾饭店。他们总是匆匆忙忙，只是非常勉强地到村里来，除了绝对必需的时间以外，他们丝毫没有兴趣在这儿多待一分钟，因此不可能要求他们仅仅为使贵宾饭店保持清静而暂时带上他们的全部文件过街到别的房子里去，从而浪费时间。官员们最喜欢在酒吧或自己的房间里办公，尽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或是睡觉前在床上，或是早上困得不能起床，还想在床上伸一伸懒腰的时候处理公事。然而修建一所候见房的问题看来就要得到圆满解决了，但是正因为要造候见房，就需要进行许多会谈，使得贵宾饭店的过道里简直就没有清静的时候，这对老板娘是一个严厉的处罚，使人们感到有点好笑。

人们小声谈论这些事情。使K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没有一个人对埃朗格半夜召见当事人有意见。他问别人，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感谢埃朗格还来不及呢，哪会有意见。他肯到村里来，纯粹出于好意和高度敬业精神，倘若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而且这甚至可能更加符合规定——派一个小秘书来，让秘书作记录。可是他通常不肯这样做，他要亲自耳闻目睹一切事情，为此就得牺牲晚上的睡眠时间，因为他的公务日程上没有规定来村里出差的时间。K提出异议说，克拉姆也是白天到村里来，而且甚至一来就呆好几天；埃朗格不过是个秘书，难道上面就更少不了他？有几个人温厚地笑了，其他的人尴尬地沉默着，后者占了上风，几乎没有一个人回答K。只有一个人犹犹豫豫地说，克拉姆当然是少了他不行的，在城堡里和村子里都是这样。

这时大门打开了，莫穆斯出现在两个提着灯的跟班之间。“秘书埃朗格先生最先接见的人，”他说，“是盖斯泰克和K。这两人在这儿吗？”他们报了到，可是杰里米亚抢在他们前面，说了一句“我是这儿的客房服务员”就钻进屋里，莫穆斯还笑吟吟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招呼他。“我得更加留心杰里米亚，”K对自己说，同时他也清楚，杰里米亚大概远不及正在城堡里告他的阿图尔那么危险。也许，让他们当助手，受他们折磨，比让他们这样无拘无束地逛荡，自由自在地搞阴谋——他们似乎有搞阴谋的专长——甚至要聪明些。

K走过莫穆斯身边的时候，后者装作好像现在才认出他是土地测量员。“啊，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是那么不愿意接受讯问，如今却急着要去接受讯问了。那时要是让我讯问，我会简单一些。是啊，要挑选合适的讯问，可真不容易。”当K听到这些话想停下不走时，莫穆斯说：“去吧，去吧！我那时需要您回答，现在不要了。”尽管如此，被莫穆斯的态度惹火了的K说：“您只想到自己。我只是因公才不回答的，那时不回答，现在也不会回答。”莫穆斯说：“那么我们该想到谁呢？还有谁在这儿？您去吧！”

在前厅里，一个跟班迎接了他们，领着他们走过K已知道的那条路，穿过院子，然后走进大门，进入一条有点向下倾斜的低矮过道。楼上几层显然只有高级官员才能住，而秘书们都住在这条过道两旁，埃朗格也住这儿，尽管他是级别最高的秘书之一。跟班把灯吹熄，因为这儿有电灯照明。这儿什么东西都很小，但布置得小巧玲珑。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过道仅有一人的高度，刚够人直立着行走。过道两旁几乎是门挨着门，两边的墙壁没有砌到天花板，很可能是为了通风的缘故，因为在这条像地窖似的低矮过道中，那些小房间大概是没有窗子的。墙壁没有完全封死的缺点是，过道里乱哄哄的，房间里必然也是如此。许多房间似乎都有人住，大多数房间里的人还没有睡，可以听到说话声、锤击声和碰杯声，不过给人的印象并不像是特别开心的样子。那些说话的声音是压低的，有时可以勉强听懂一两句话，那也不像是在谈话，可能只是有人在口授或朗读什么，从发出杯盘丁当声的房间倒听不见一句说话声，而锤击声使K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曾听人说过，有些官员有时搞些木工、精密机械之类的活，以便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的脑力劳动后得到休息。过道本身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又高又瘦、脸色苍白的老爷坐在一扇门前，他穿着一件皮大衣，里面露出睡衣，可能是他觉得房间里太闷，便坐到外面来看报，不过他看得并不专心，常常打着哈欠放下报纸，身子向前倾，沿着过道望去，也许他在等待他召见的当事人，而那人却忘记来了。他们走过他身边时，跟班对盖斯泰克说：“这是平茨高尔！”盖斯泰克点点头，“他已有好久没有下来啦，”他说。“已有好久没来啦，”跟班证实说。

最后他们走到一扇门前，那扇门和别的门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据跟班说，埃朗格就住在那间屋子里。跟班叫K把他举到肩膀上，从上面的空隙处向房间里看。“他躺在床上呢，”跟班一面爬下来一面说，“不过没有脱衣服，可我还是觉得他在打瞌睡。在这儿村子里，生活方式改变了，他常常会累成这副样子。我们只好等。他醒了会打铃的。不过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他待在村子里的时间全都睡掉了，醒来后马上又得回城堡去。当然，他在这儿的工作是他自愿的。”“现在最好是让他睡到底，”盖斯泰克说，“因为他醒来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工作的话，他会非常生气把时间睡掉了，就想急忙处理一切事情，你就没法把话说完。”“您是来谈盖房子的材料用谁的车运输的事吧？”跟班问。盖斯泰克点点头，把跟班拉到一旁，和他低声交谈，可是跟班并不怎么听，目光超过盖斯泰克——他比盖斯泰克高出一头多——望着别处，神情严肃地慢慢抚摩着自己的头发。

第二十二章

正当K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的时候，他看见弗丽达在远处过道的转角；她装作没有认出他来，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她手里端着一只放在茶托上的空杯子。他对跟班——跟班根本没有注意K说什么，你愈是对他说话，他似乎愈是心不在焉——说，他马上就回来，便向弗丽达跑去。K跑到弗丽达身边，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好像又夺回了她，问了她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同时审视着她的眼睛。可是她那僵硬的态度并没有软下来，她心不在焉地把茶托上的杯子调换了几次位置，一面说：“你究竟想要我干什么？你去找她们——嗯，你知道她们叫什么。你是刚从她们那儿来的，我看得出来。”K迅速转移话题；谈话不能这样突如其来，而且不能从最棘手、对他最不利的这一点开始。“我以为你在酒吧里呢，”他说。弗丽达惊讶地望着他，然后用空着的一只手温柔地抚摸他的额头和脸颊，好像她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想这样再回忆起来，她的眼睛也流露出吃力回忆的迷惘神色。“我又被录用在酒吧工作了，”接着她慢吞吞地说，似乎她所说的并不重要，可是在这话里还有话，而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个工作不适宜于我，别人也都能干；凡是会铺床叠被，和颜悦色，不在乎客人骚扰，甚至还招惹客人的女人，都可以当客房女侍。可是酒吧却不一样。我也是立刻就被派到酒吧去工作的，虽然我那时候不太光彩地丢了这个工作；不过有人帮我说话。店主很高兴有人帮我说话，因此他就不必为难，可以重又录用我。甚至可以说，他们不得不催我接受这个位置；只要想一想酒吧会使我想起什么，你就会明白了。最后我接受了这个位置。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培枇恳求我们不要叫她马上离开酒吧，免得她丢脸，我们给了她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因为她勤勤恳恳，什么都尽力而为。”“这一切都安排得很好，”K说，“但你是为了我的缘故而离开酒吧的；现在我们快要结婚了，你倒又要回酒吧去吗？”“我们不会结婚了，”弗丽达说。“是因为我不忠实吗？”K问。弗丽达点点头。“可是你看，弗丽达，”K说，“对这所谓不忠实，我们已经谈过多次，结果每次你都认识到你的怀疑是不公正的。从那以来，我这一方面毫无改变，我所做的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清清白白，将来也不可能不这样。所以一定是你这方面有了变化，受了外人的挑唆或是别的什么。不论怎么说，你冤枉了我，你瞧，那两个姑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皮肤黑的那一个——我必须这样一五一十地为自己辩护，几乎使我感到羞愧，可是你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皮肤黑的那一个，她叫我感到难堪，可能并不亚于叫你感到难堪；我总是尽量离她远远的，她倒也叫我不难做到这一点，没有人能比她更不爱与人来往了。”“对，”弗丽达叫道，这句话好像违背她的本意脱口而出；K看到已把她的注意力分散，心中感到高兴；她说的并不是她想说的话：“你可以认为她不爱与人来往，你说所有人当中最不要脸的那个女人不爱与人来往，这真叫人没法相信，不过你说的倒是真心话，你没有口是心非，这我知道。桥头客栈的老板娘说你：‘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也不能抛开他不管，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想跑，就忍不住非管不可。’”“这一次你就听一听她的劝告吧，”K微笑着说，“不过那个姑娘究竟是不爱交际还是不要脸，我们可以撇开不谈，我对她不感兴趣。”“可你为什么说她不爱交际呢？”弗丽达不依不饶地问，K认为这种关注倒是对他有利的征兆，“你是领教过这一点还是想以此来贬低别人呢？”“都不是，”K说，“我这样说她，是出于感激之情，因为她使我容易做到不理睬她，我没有勇气再去，即使她偶尔同我说话。这对我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知道，为了我们俩的共同前途，我非去不可。因此我也得和另一个姑娘说话，虽然我很欣赏她的能干、谨慎和无私，但是没有人能说她很迷人。”“那些跟班有不同的看法，”弗丽达说。“在这一点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K说，“你想凭跟班的欲望来推断我不忠实吗？”弗丽达默不作声，听任K从她手里接过杯碟放在地上，挽着她的手臂，在那块小地方慢慢地踱来踱去。“你不懂什么叫忠实，”她说，有点不愿意他挨得太近，“你对那两个姑娘采取什么态度，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你到这一家去，回来时衣服沾上她们家的气味，这件事本身对我就是奇耻大辱，无法忍受。而且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跑出了学校，甚至在她们那儿待了半宵。有人去找你，你又让那两个姑娘说你不在那儿，一口咬定你不在那儿，尤其是那个无与伦比不爱交际的姑娘。你从一条秘密小道溜出屋子，也许就是为了保全她们的名声，那两个姑娘的名声！不，我们就别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K说，“谈别的，弗丽达。这事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勉为其难。你不要使我更加为难。今天我只是想去一会儿，打听一下巴纳巴斯到底回来了没有，因为他早就该送来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没有回来，但是他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她们这样向我保证，而且这也可信。我不想让他到学校来找我，免得你看见他会感到不快。几个钟头过去了，不幸他没有来。可是来了另一个人，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我不想让他来盯梢，于是就从邻居的花园里走出来，但我也不想躲他，到了街上我就坦然向他走去，我承认，我手里拿着一根非常柔韧的柳条。就是这些，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别的事还有可说的。那两个助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提起他们，我就感到恶心，几乎就像你听到别人提起那家人一样。不妨把你和他们的关系同我对那家人的态度比较一下。我理解你对那家人的反感并且可以有同感。我去找他们，只是就事不就人，有时我几乎觉得我是在委屈他们，利用他们。你和那两个助手却不然。你根本不否认他们在跟踪你，你承认他们对你有吸引力。我并没有因此生你的气，我看得出这儿有一股你敌不过的力量在活动，看到你至少在反抗，我就很高兴，我帮助你自卫，只因为我相信你坚贞不渝，不过我也以为屋子一定已锁上，助手也终于被撵走了——我怕我还是把他们估计过低了——于是就放松了几个钟头，只因为我放松了几个钟头，这个杰里米亚——仔细看一看，他是个并不很健康的老家伙——竟敢跑到窗前，只因为这一点，弗丽达，就要我失去你，听到这种招呼：‘我们不会结婚了。’其实能提出指责的不正是我吗？我没有提出指责，一直还没有提出指责。”说罢，K又觉得该分散一下弗丽达的注意力了，于是就央求她给他拿点东西来吃，因为从中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呢。弗丽达显然也因为这个请求而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便跑去拿吃的东西。K猜测沿着过道往前走便是厨房，可是弗丽达并没有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走下几级台阶。不多一会儿，她便端来一盘肉食和一瓶酒，可这明明是别人吃剩的，肉片草草地重新摆放了一下，以免让人看出，甚至香肠的皮还在里面，被忽略了，那瓶酒也只剩下四分之一了。但是K没有说什么，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你去过厨房吗？”他问。“没有，去过我自己的房间，”她说，“我在那下边有一间屋子。”“你本该带我一起去的，”K说，“我想下去吃，这样就可以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拿一把椅子来，”弗丽达说着就想走。“谢谢，”K拉住她说，“我既不下去，也不再需要椅子了。”弗丽达极不情愿地让他抓住自己，咬着嘴唇低下头。“那好吧，他在下面，”她说，“你难道就没有料到？他正躺在我的床上，他在外面受了风寒，正冷得发抖，几乎什么都没有吃。归根结底，这全都是你的过错，假如你不赶跑助手，不去追求那种人，我们这会儿就能平安无事地坐在学校里。然而你破坏了我们的幸福。你以为，只要杰里米亚还当着差，他敢把我拐跑吗？这样的话，你完全不了解这儿的规矩。他想找我，他折磨自己，他窥视我，可是这仅仅是一场游戏，就像一只饿狗转来转去，却不敢跳上桌子一样。我也一样。他吸引我，他是我童年的游戏伙伴——我们一起在城堡山的山坡上游玩，那是美好的时光，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的过去。——但是，只要杰里米亚受到公务的约束，这一切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我知道我作为你未来的妻子的义务。可是后来你把助手们赶跑了，还自吹自擂，好像这样做是为我好似的，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错。就阿图尔而言，你的意图是实现了，不过只是暂时的，他弱不禁风，没有杰里米亚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而且你那天晚上的那一拳——那一拳也是对我们的幸福的打击——几乎要了他的命，他逃到城堡去诉苦，即使他很快就会回来，毕竟他现在离去了。但是杰里米亚却留了下来。他当差的时候，看到主人眨一眨眼都害怕，可是不当差的时候他就什么也不怕了。他来带我走；你抛弃了我，他——我的老朋友——来支配我，我抵挡不住。我并没有打开学校的大门，他是打破窗子把我拽出去的。我们飞快地赶到这儿。店主看重他，客人们也十分高兴有这样一个客房服务员，于是我们就被录用了，他不是住在我这儿，而是我们俩共有一个房间。”“尽管如此，”K说，“我并不遗憾叫这两个助手卷铺盖。情况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忠实仅仅取决于这两个助手的职务约束，那么，事情就此了结，倒也不坏。婚后要在那两头只屈服于皮鞭的猛兽中间生活，是不会非常幸福的。这样我倒还得感激那一家人无意中帮忙拆散了我们。”他们沉默下来，重又肩并肩地走来走去，说不上这一次是谁先举步的。弗丽达紧挨着K，因为他没有再挽着她的臂膀，她似乎生气了。“这样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了，”K继续说，“我们可以告别了，你到你的主人杰里米亚那儿去，他很可能还是在校园里着的凉，考虑到这一点，你让他一个人呆着时间已经太长了，而我就一个人回学校，或者到有人收留我的其他地方去，因为没有你，我在学校里也就无事可干了。尽管如此，现在我还在犹豫，这是因为我对你讲的话还有一些怀疑，这样做是完全有根据的。杰里米亚给我的印象正相反。只要他还在当差，他就一直在追求你，我不相信这个职务能够长此以往制止他不对你下手。可是现在，自从他认为已经结束当差以后，情况便不同了。请原谅我以下列方式进行解释：自从你不再是他主人的未婚妻以后，你对他就不像从前那样具有诱惑力了。尽管你是他童年的朋友，但他——其实我只是从今天晚上短短的谈话中才了解他——依我看，并不太看重这类情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在你心目中是一个多情的男儿。相反，在我看来，他的头脑特别冷静。他从加拉特那儿接受了一个与我有关、也许对我不太有利的任务，他便努力执行，工作中带有一定的热情，我承认这种热情在这儿并不罕见，其中包括破坏我们的关系；他也许采用过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他的任务，其中之一便是用他那淫荡的目光来勾引你，另一个方法——在这方面他得到女店主的支持——就是捏造我对你不忠，他的阴谋得逞了，他不知怎么使人想起克拉姆，这一点可能也帮了他的忙，他虽然丢掉了那个职位，但也许正是在他不再需要它的时候丢掉的，现在他收获了他的劳动果实，把你从学校的窗口拽了出来，可这样一来他就完成了他的任务，失去了工作热情，感到疲倦，宁愿同阿图尔换个位置；阿图尔并没有在告状，而是在接受表扬和新的任务，不过总得有人留下来注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对他来说，照料你是个有点麻烦的义务。他对你没有一点儿爱，这是他向我坦白承认的，你是克拉姆的情妇，他当然是尊敬你的，在你的房间里住下来，体会一下当个小克拉姆的滋味，他当然感到舒服，但仅此而已，你本身现在对他毫不重要，他把你安置在这儿，这只是他的主要任务的一个补充；他自己也留下了，免得你感到不安，但只是暂时的，只要他还没有得到城堡的新消息，只要他的感冒还没有被你治好。”“你竟这样中伤他！”弗丽达对捶着两个小拳头说。“中伤？”K说，“不，我并不想中伤他。也许我冤枉了他，这倒是可能的。我所说的关于他的情况，并不都是完全公开暴露在表面的，也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可是中伤？中伤只能有一个目的，也就是破坏你对他的爱。假如有这个必要，假如中伤是合适的手段，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中伤他。没有人会因此谴责我，他的委托人使他占有比我有利的地位，而我只能完全孤军奋战，所以我也可以稍稍中伤他一下。这是一种比较无辜的、说到底也是软弱无力的自卫手段。你就放下你的拳头吧。”K把弗丽达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手里；弗丽达想把手抽回来，不过脸上露出笑容，并没有十分使劲。“但是我用不着中伤他，”K说，“因为你并不爱他，你只是以为你爱他，你会感谢我让你摆脱这一错觉。你瞧，倘若有人想把你从我手中抢走，不用暴力，只依靠尽量周密的算计，那他就得通过这两个助手才能做到。表面上他们是善良、天真、快活和无责任心的小伙子，是从上面来的，从城堡吹来的，还带着一点点童年的回忆，这一切当然都很讨人喜欢，尤其是我和这一切正相反，总是在为一些事情奔走，这些事情你并不完全理解，惹你生气，使我和你认为可恨的人走到一起，他们也使我受到一点感染，尽管我毫无过错。这全都是恶毒而又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我们关系中的不足之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有其不足之处的，我们的关系更是如此，我们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走到一起来了，自从我们相识以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还感到不踏实，因为这条路太新了。我不是说我自己，这并不那么重要，其实从你首次把目光投向我以来，我就一直在受惠，而习惯于受惠并不困难。可是你呢，别的且不说，你是被我从克拉姆手里夺过来的，我无法估计这一点对你意味着什么，不过我逐渐有所了解，你晕头转向，不能适应，虽说我准备随时拉你一把，但是我又不能一直守在你身边，而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又被你的梦想或更生动的东西例如女店主迷住；总之，有时候你的心不在我的身上，你渴望着某个地方模模糊糊的东西，可怜的孩子，在这种时候，只要有合适的人进入你的视线，你就会迷上他们，受到蒙蔽，其实那只是一时的东西，是鬼怪，是往日的回忆，是实际上已经过去和正在日益消逝的昔日的生活，而你以为这些仍然是你现在的实际生活。这是一个错误，弗丽达，那不过是阻碍我们最终结合的最后一个障碍，正确地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困难。你清醒清醒吧，抖擞精神；即使你以为这两个助手是克拉姆派来的——这根本不是真的，他们是加拉特派来的——，即使他们凭着这种假象完全迷惑了你，使你甚至在他们的肮脏下流行径中以为看到了克拉姆的影子——就像一个人以为在粪堆里看到一颗已丢失的宝石，即使它真在那里，实际上也根本找不到——但他们不过是马厩里跟班那样的家伙，只不过不像他们那么健康，一点点新鲜空气便会使他们病倒在床上，不过他们却善于以跟班的机灵给自己挑选床铺。”弗丽达把头靠在K的肩上，他们互相搂着，默默地踱来踱去。“要是我们，”弗丽达慢悠悠地、心平气和地、几乎愉快地说，好像她知道她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能靠在K的肩上，但她要尽情享受一下，“要是我们那一天晚上就远走他乡，我们就可以在某个地方太平无事，永远在一起，你的手总是在近处，我可以随时紧握它；我多么需要你在我身边呀；自从我认识你以后，你不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多么孤独；相信我，我惟一的梦想便是和你在一起，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时有人在旁边的过道里叫唤，那是杰里米亚，他站在那儿最低一级的台阶上，只穿着衬衣，不过身上披着弗丽达的一条围巾。他站在那儿，头发蓬乱，稀稀拉拉的胡子好像被雨水淋湿了似的，眼睛吃力地张大着，露出恳求和责备的神情，脸颊黑里透红，但脸上的肉软绵绵的，赤裸着的双腿冻得直哆嗦，使围巾长穗也随着颤动，那副模样活像一个从医院里溜出来的病人，只能叫人想到再把他送回到床上去。弗丽达也是这样理解的，她甩掉K，马上就下去跑到他身边。她挨着他，细心地替他裹紧围巾，匆匆忙忙地敦促他立即回到房间里去，这一切似乎就已使他变得强壮一些，他好像这会儿才认出K来。“哦，土地测量员先生，”他一面说，一面摸摸弗丽达的脸蛋使她平静下来，因为她不想让他再说下去，“对不起，打扰了。我很不舒服，实在不得已。我觉得我在发烧，我得喝一杯茶，出出汗才行。校园里那该死的栅栏，它还会叫我念念不忘，我已经受凉了，还在夜里到处奔波。一个人为了的确不值得的事情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当时却不知道。可是，您，土地测量员先生，就不必让我打扰您啦，您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吧，探望一个病人，同时对弗丽达讲还要讲的话。两个在一起相处惯了的人一旦分手，在最后的时刻彼此自然都有很多话要说，第三者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躺在床上等着别人答应送茶来的时候。您就请进吧，我一定安安静静不说话。”“行啦，行啦，”弗丽达拽着他的胳膊说，“他在发烧，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K，你可别进来，我求你。这是我和杰里米亚的房间，或者不如说只是我的房间，我禁止你跟我们进去。你在跟着我，啊，K，你为什么要跟着我。我决不、决不会回到你的身边，想到有这种可能就会使我不寒而栗。到你的姑娘们那儿去吧；人家告诉我，她们只穿衬衣挨着你坐在炉前长凳上，有人来接你回去，她们就训斥他。既然那个地方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你在那儿一定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一直不让你到那儿去，没有什么效果，不过我总还是尽了力，现在这已成为过去，你自由啦。你将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为了其中一个，你也许还得和跟班们争上一争，不过谈到另外那一个，天上地上没有一个人会吃你醋的。这真是天赐良缘。别否认了，当然，你可以抵赖一切，但是最后却是一样也抵赖不掉。想一想，杰里米亚，他把什么事情都抵赖掉了！”他们会心地点头一笑。“不过，”弗丽达继续说，“就算他把什么事情都抵赖掉了，那又会得到什么，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在她们家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她们的事和他的事，又不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护理你，直到你身体康复，像K为了我的缘故而折磨你以前那样健康。”“那么，您真的不跟我们来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杰里米亚问，可是这时弗丽达终于把他拉走了，她甚至没有转身再看K一眼。下面有一扇小门，比过道里的门还要矮——不仅杰里米亚，就连弗丽达进去时也得弯腰——屋里似乎很亮、很暖和，还可以听到一些低声细语，很可能是弗丽达在哄杰里米亚上床，接着门就关上了。

第二十三章

这时K才发现，过道里已经变得那么寂静，不仅是他和弗丽达呆过的、看来属于后勤业务房的这一段过道，就连这条很长的过道——它两边的房间里早先是很热闹的——也是静悄悄的。这么说，那些老爷到底还是睡着了。K也困得要命，也许因为他太困了，所以才没有像他本该做的那样跟杰里米亚斗一场。学杰里米亚的样也许更聪明些，他显然把他的感冒夸大了；他那副可怜相并不是因为得了感冒，而是天生的，喝什么药茶都不管用。刚才倒不如聪明点，完全学他的样子，也大大表现一番自己真是疲惫不堪，倒在这儿过道里，这一来一定会很舒服，然后小睡片刻，这样说不定也会有人来照看呢。只不过这样做不会有像杰里米亚那样好的结果，在这场争取同情的竞赛中，杰里米亚无疑已取得胜利，这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其他一切斗争中，他显然也是如此。K困极了，心想是否可以试试走进一间客房，在一张漂亮的床上好好睡一觉，反正那些客房中有一些没有人住。在他看来，这能使他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得到一点补偿。他也有现成的安眠酒。弗丽达留在地上的那个托盘里有一小瓶朗姆酒。K不怕辛苦走回到原来地方，把那小瓶酒喝个精光。

现在他感到至少能打起精神去见埃朗格了。他寻找埃朗格的房门，可是跟班和盖斯泰克都已不在那儿，而所有的门又都是一样的，因此他找不到埃朗格的房门了。但他自以为还记得那扇门大约在过道的什么地方，于是决定去推开他认为很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那扇门。这样试一下不可能捅太大的娄子；如果是埃朗格的房间，埃朗格就会接见他，如果是别人的房间，还可以表示歉意再退出来，如果房里的客人正在睡觉，这是最有可能的，那就根本不会注意到K的光临，只有碰上一间空房才会糟糕呢，因为那样的话，K就会抵挡不住诱惑，躺到床上去睡个没完没了。他又一次朝过道左右两边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人来，可以向自己提供情况，使他不必去冒这个险，但是那条长长的过道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于是K就倚门偷听，这里也没有什么动静。他轻轻敲了敲门，轻得吵不醒正在睡觉的人，这时也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就极其小心地打开了门。可是这会儿迎接他的却是一声轻轻的叫喊。那是一个小房间，一张大床就占了大半间，床头柜上的电灯亮着，旁边放着一个手提旅行包。床上有个人蒙头藏在被窝里，不安地挪动着身子，从被子和床单之间的缝隙中低声问道：“谁？”现在K无法干脆再一走了之。他心怀不满地观察那张硕大而不幸并非空着的床，然后才想起人家的问话，就自报了姓名。这似乎很起作用，床上的那个人把被子从脸上掀开一点，但又怯生生地作好准备，万一外面的情况不对头，就立即再把头蒙上。不过接着他就毫无疑惧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此人肯定不是埃朗格。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外貌俊秀的老爷，他的面孔有些矛盾，圆圆的脸蛋像小孩，眼睛笑眯眯的也像小孩，可是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窄窄的嘴巴，几乎闭不拢的嘴唇，还有几乎看不见的下巴，一点也不像小孩子，倒显得很有心计。也许是他对这一点很得意，自鸣得意，才使他保留几分活泼的孩子气。“您认识弗里德里希吗？”他问。K说不认识。“可是他认识您，”这位老爷笑吟吟地说。K点点头，认识他的人真不少，这甚至是他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我是他的秘书，”这位老爷说，“我叫比格尔。”“对不起，”K说，伸手去抓门把，“对不起，我找错门了。召见我的是埃朗格秘书。”“多可惜，”比格尔说。“我并不是指别处要召见您，而是指您找错了门。因为我正在睡觉，一旦被吵醒，肯定就再也睡不着了。好了，不过您倒用不着太难过，这是我个人的不幸。为什么这儿的门也闩不上，不是吗？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有句老话说：秘书房门应当永远敞开。不过话又说回来，对这句话也不必这样死抠字眼嘛。”比格尔用询问的眼光高高兴兴地看着K，与他的抱怨相反，他显示出已休息得不错的样子，比格尔可能还从来没有像K现在这样疲劳过。“您现在究竟想去哪儿？”比格尔问。“现在是四点钟。不管您想找谁，都得把人叫醒，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给吵惯了的，也不是个个都能这样容忍的，做秘书的都是神经质的人。所以您就再呆一会儿吧。这里的人五点左右开始起床，那时你去应召最好。所以请您终于放开门把，找个地方坐下来，这里地方的确不大，您最好是坐在床沿上。我这里没有桌椅，您是不是觉得奇怪？好吧，当时要我选择，要么是住一间设备齐全的房间，睡一张小床，要么是睡这张大床，除了盥洗台就别无其他。我选择了大床，在卧室里，床毕竟是最主要的！啊，谁要是能够伸直身子，睡得香就好了，这张床对一个睡得好的人来说真是棒极了。就是对我这样一个永远感到疲劳但又睡不好觉的人来说也很不错，我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处理一切信件，传讯当事人。这样做挺不错。当事人自然没有地方坐。但他们想得开，不在乎，他们站着，让做记录的舒舒服服，终究也比他们舒舒服服地坐着，让人训斥自己来得愉快些。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让人坐在床沿上这个地方，不过这不是正式坐位，只是夜里聊天时坐坐罢了。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我很累，”K说，他听到邀请，立刻就粗鲁地、毫不客气地在床上坐下，倚在床柱上。“当然，”比格尔笑道，“这儿人人都叫累。比方说，我昨天办的事，还有今天已经办的事，都不是什么小事。现在我是完全不可能睡着的，不过，万一发生这种极不可能的事，当您在这儿的时候我仍然又睡着了的话，那就请您保持安静，也别开门。不过您不用担心，我是不会睡着的，要睡也顶多只睡几分钟。因为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人作伴，我反倒最容易睡着，大概是因为我和当事人打交道已完全习以为常了。”“请睡吧，秘书先生，”K听到这番话很高兴，便说，“如果您允许，我也要睡一会儿。”“不，不，”比格尔又笑了，“可惜我不会仅仅因为有人请我睡就能睡着，只有在谈话过程中才会有这样的机会；最能使我昏昏欲睡的是谈话。是的，干我们这一行，神经真受不了。比如说，我是一个联络秘书。您不知道联络秘书是干什么的吧？好吧，我是弗里德里希和村子之间”——说到这儿，他不由乐得急忙搓手——“最重要的联系人，我是他的城堡秘书和村秘书之间的联系人，经常呆在村子里，但不是永远呆在村子里，我必须随时准备坐车子到城堡去，您看这旅行手提包，生活不安定，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另一方面说来也不错，我已离不开这种工作了，所有其他工作我都觉得平淡乏味。土地测量工作怎么样？”“我没有做这种工作，我没有受雇当土地测量员，”K说，他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这件事上，实际上他一心只想比格尔快点睡着，不过这么想也仅仅是出于某种对自己的责任感，在心底里，他觉得比格尔睡着的时刻还遥遥无期呢。“这倒奇怪了，”比格尔使劲一甩头说，并从被窝里掏出一个笔记簿准备记什么，“您是土地测量员，却没有土地测量工作做。”K机械地点点头，他伸出左臂搁在床柱高处，把脑袋枕在胳膊上；他已试过不同的姿势，想坐得舒服些，只有这种姿势最舒服，现在他也可以留一点神听听比格尔说些什么。“我准备进一步追究此事，”比格尔接着说，“我们这里绝对不会有埋没专门人才这种事。您一定也很伤心，难道您就不感到痛苦？”“我感到痛苦，”K慢吞吞地说，自己也觉得可笑，因为正是现在他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比格尔自告奋勇，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这完全是外行话。比格尔一点也不了解K是在什么情况下受聘用的，在村里和城堡里遇到哪些困难，K在此地逗留期间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会产生何种纠葛——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甚至没有表示他至少有所了解，而人们都以为做秘书的至少会了解一些情况，他居然主动提出靠他那个小笔记簿就能轻而易举地在上面理顺这件事。“看来您已有过几次失望，”比格尔说，这句话倒又证明他有一些知人之明。K从一走进房间起便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低估比格尔，但是在他目前这种状况下，除了对自己的疲惫以外就很难再对什么作出公正的判断了。“不，”比格尔说，仿佛在回答K的想法，体贴入微地想要免去他花力气说出口来，“您不要被几次失望吓住了。这里有不少事情似乎是专门用来吓唬人的，一个人初来乍到，会觉得这些障碍是完全难以克服的。我不想追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现象真的与实际相符，处在我的地位，我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作出判断，不过请注意，有时毕竟也会碰到和一般情况几乎完全不同的机会，这时只要说一句话、瞅一眼、做一个表示信任的手势，就有可能比辛辛苦苦努力一辈子得到的收获还要大。不错，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如果有这种机会而从不利用，那就又和一般情况没什么不同了。可是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机会呢？我一再地问。”K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他觉察到比格尔所说的很可能与他密切相关，可是他现在对一切和他有关的事都十分讨厌，他把头稍稍移向一边，仿佛这样就可以避开比格尔的问题，不会再与他的问题接触了。“秘书们，”比格尔接下去说，他伸了伸懒腰，打个哈欠，那副样子和他一本正经的言语大为矛盾，叫人摸不着头脑，“秘书们经常埋怨村里大多数审讯不得不在夜里进行。可他们为什么埋怨这一点呢？是因为太辛苦吗？是因为他们宁愿用夜晚来睡觉吗？不，他们埋怨的决不是这一点。在秘书中间当然有工作积极的和工作不太积极的，这到处都一样，但是他们谁也不会埋怨太辛苦，尤其不会公开埋怨。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不分平常时间和办公时间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区别。那么，秘书们为什么反对夜审呢？是不是他们体贴当事人？不，不，也不是。秘书们对当事人是不讲情面的，不过并不比对他们自己更无情，而只是一模一样无情。其实这种铁面无私不过是秉公办事、严守职责罢了，是当事人求之不得的最大关怀。这样做说到底也是受到充分肯定的，目光短浅的人当然看不到这一点，是的，这里就拿夜审来说吧，当事人是欢迎的，原则上没有人反对。那么，为什么秘书们还是不喜欢呢？”K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得太少了，甚至分不清比格尔果真要求他回答还是仅仅表面如此。他心想，“只要你让我在你床上躺下，明天中午，或者最好是明天晚上，我就会回答你的全部问题。”但是，比格尔看来并没有在意他，一心只考虑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我所知，根据我切身的体会，秘书对夜审有以下几点顾虑。夜里不适宜和当事人谈判，因为夜里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完全保持谈判的官方性质。问题并不在于表面形式，夜里自然也能如同白天随心所欲，严格遵守形式。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因为官方的判断在夜里会受影响。人们在夜里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更多地从个人角度来判断事物，当事人的陈述所受到的重视会超过应有的程度，在判断事物时会搀杂与此无关的对当事人其他情况、对他们的痛苦和忧虑的考虑，当事人和官员之间必要的界限，即使表面上完美无缺地存在，也会松动，本来理应一问一答，有时却非常奇怪，似乎反客为主，这是完全不适当的。至少秘书们是这样说的，当然，他们由于职业关系对这种事情具有特别细腻的感觉。可是就连他们——我们圈子内已常常谈论这一点——在夜审中也不大注意那些负面影响，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竭力抵消这些影响，而且最后以为已收到特别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事后查阅记录，常常会对其显而易见的缺陷感到吃惊。这些都是错误，总是使当事人捞到不太合理的好处，至少根据我们的规章已无法通过通常的简短程序来加以纠正。这些错误某个监督部门以后肯定还会予以纠正，但这仅仅对法制有利，对当事人却再也奈何他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们的埋怨难道不是很有道理的吗？”K已经半睡半醒地假寐了一会儿，现在又被惊醒了。他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想并从低垂的眼睑下看着比格尔，仿佛比格尔并不是一个和他讨论棘手问题的官员，而只是妨碍他睡觉的一样东西，那东西还有什么用意，他就不摸头了。可是比格尔一心一意地在想心思，微微一笑，好像他刚才把K搞得有点迷糊了。“好吧，”他说，“话又说回来，也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埋怨是完全有道理的。虽然没有任何规定要进行夜审，所以，如果想要避免夜审，那也并不违犯规定，但是种种情况，有大量工作要做，官员们在城堡里忙得不可开交，难以脱身，条例上又规定，要在其他调查全部结束之后才能讯问当事人，但是又得立即进行讯问，这一切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夜审成为必不可少了。既然如今夜审已经必不可少——这话是我说的——这也是规章制度的产物，至少是间接如此，挑夜审的毛病，几乎等于是——当然我有些夸大其词，作为夸张，我可以说出来——等于是甚至挑规章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不妨让秘书们在规章制度范围内尽量避免夜审，避免其也许只是表面上的流弊。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让谈话的内容只限于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尽可能不用担心的问题，在谈话之前先仔细地考察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考察的结果不佳，他们也会在最后一刻取消一切讯问，在真正处理事情之前常常先把当事人召来十次，以便加强自己的声势，他们喜欢把事情交给不主管此事的同僚去办，因此便可以更加轻松地去办，把谈话的时间至少安排在天刚黑或天快亮的时候，避开中间的那几个钟头——这类办法还有很多，他们可不是好对付的，当秘书的几乎都很顽强而又脆弱。”K睡着了，但并不是真睡，他听见比格尔的话，也许比先前困得要死勉强醒着的时候听得还要清楚，一字一句都能听见，但是那种厌烦的意识已经消失了，他觉得自由自在，比格尔再也抓不住他了，不过他有时还在摸索着向比格尔走去，他还没有睡得很熟，但已进入梦乡，谁也不会再来剥夺他这种享受啦。他觉得他好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已经有一伙人在欢庆胜利，他或者还有别人举起香槟酒杯庆贺胜利。为了要让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把这场斗争和胜利再重演一次，或者也许根本不是重演，而是现在才进行，先前早已庆祝过了，但仍在不断地庆祝，因为最后的结果幸而是肯定无疑的。一位秘书，赤身裸体，活像一尊希腊神像，在这场搏斗中正被K步步进逼，样子非常滑稽。那个秘书在K的进逼下总是吓得忘掉自己的骄傲态度，不得不急忙地举起胳膊，握紧拳头来遮挡身上裸露的部分，可总是太慢，K看到这种情景，在睡梦中温柔地微笑起来。这场搏斗的时间不长，K步步进逼，那是非常大的步子。这算得上一场搏斗吗？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只有秘书时不时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位希腊神像一个被人搔痒的女孩那样吱吱叫。最后他走了；K独自一人在一间大屋子里，他转过身来寻找对手，准备再战一个回合，可是那儿已经没有人了，那伙人也已作鸟兽散，只有那只香槟酒杯摔破在地上，K把它踩得粉碎，可是碎片戳痛了他，他吓了一跳，又醒了过来，他觉得很不舒服，犹如一个被叫醒的小孩，虽然如此，他看到比格尔裸露的胸膛，梦中的情景就掠过他的心头：“这就是你的希腊神！把他拖下床来！”“可是，”比格尔说，若有所思地仰起脸望着天花板，好像在记忆中搜索例子，但又找不到，“可是，尽管有种种预防措施，当事人还是可以钻空子，利用秘书们在夜里的这个弱点——总是假定这是一个弱点。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罕见，或者不如说，几乎从来就不存在。那就是当事人在半夜三更未经通报就闯进来。您也许会奇怪，这种事看来可想而知，却又难得发生。是啊，您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但是您可能也已注意到官方组织的完美无缺。可是其结果便是：每一个有什么请求或是为了其他原因要传讯的人会毫不迟延地立时接到传唤，常常甚至在本人还没有作好准备，甚至在本人还不知道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已接到传唤。这一次他还不会受到讯问，往往还不会受到讯问，通常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他已经被传讯了，他再也不能不召自来啦，至多能在不合适的时刻来，好吧，那么他就只会被提醒注意传唤的日期和钟点，如果他后来在约定的时间再来的话，通常就会被打发走，这不会再造成什么困难，当事人手中的传票和档案中的预约，这些是秘书们的防御武器，尽管并不总是足够的，但却是强大的。不过这只是指正好主管这件事的秘书而言，可是任何人还可以在夜里出其不意地求见别的秘书。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干，因为这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一来这会使那位主管秘书十分恼火；我们做秘书的虽然在工作上绝不会互相妒忌，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太多，肩上的担子确实毫不轻松，但是面对当事人，我们决不能容忍侵犯自己的职权范围。有人以为在主管部门没有取得进展，便试图在非主管部门蒙混过关，这样做就已先输了一局。再说，这种企图必定会失败，那也是因为一个非主管秘书，即使在夜里出其不意受到打扰，而他也非常愿意帮忙，但正由于自己不主管此事，几乎不能比任何一个律师进行更多的干预，或是说其实作用要比律师小得多，因为他没有——即使他通常是能有所作为的，因为他比所有的律师老爷都更了解法律上的秘密门路——他没有一点工夫去管不属于他管的事情，他抽不出一点时间去管这种事情。所以，在这种前景下，还有谁会用自己的夜晚去充当非主管秘书的角色呢？而且当事人如果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听从主管部门的传讯和示意的话，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不过‘忙得不可开交’是就当事人而言，当然这和秘书们‘忙得不可开交’还远不是一回事。”K笑吟吟地点点头，他相信现在一切全都完全明白了，倒不是因为那和他有关，而是因为他如今确信，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完全进入梦乡，这一回不会做梦，也不会被人打扰；一边是主管秘书，另一边是非主管秘书，他夹在当中，面对着一群忙得不可开交的当事人，他会沉沉入睡，用这种方式逃避一切。如今他对比格尔那微弱、自得、显然徒劳地促使自己入睡的声音已习以为常，它不会影响他睡不着，反倒会催他入眠。“说吧，老兄，说吧，”他想，“你只是在为我叨叨。”“嗯，那么，”比格尔说，两个手指摆弄着下唇，睁大着眼睛，伸长着脖子，好像是经过辛苦的步行，现在正在接近一个迷人的景点了，“嗯，那么，刚才提到的非常罕见、几乎从来就不存在的可能性又在哪儿呢？秘密就在有关职权范围的规章中。规章中并没有规定每一件事只由某一位秘书主管，在一个庞大而生气勃勃的机构中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是这样的，有一个秘书主要掌管，其余许多秘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权管，虽然权限小一些。即使是工作最勤奋的人，又怎么可能独自一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掌握哪怕是最细小的事情的方方面面呢？就连我刚才说的主要掌管，也是说得太过分了。在最小的权限中不也包含着整个权限吗？处理事情时的热情在这里不是关键吗？难道这种热情不是始终如一、始终饱满吗？在任何方面，秘书们之间可能都有差别，这种差别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在有热情这一点上却毫无差别，如果要求他们处理某个案件，即使他们只有最小的权限，也没有一个会克制自己的热情的。不过对外必须建立一套正规的调查程序，因此每个当事人都有某一个秘书出面接待，必须通过官方途径去找这个秘书。不过出面的秘书并不一定就是对这个案子权限最大的，这要由组织上及其当时的特殊需要来决定。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土地测量员先生，您不妨想一想这种可能性；尽管存在这些已向你描述过，一般说来完全足够的障碍，仍会有一个当事人不知由于什么情况在半夜三更冷不防地去求见一个对有关案件有一定权限的秘书。您大概还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吧？我愿意相信您。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想它，因为它几乎从来不会出现。要想从这无与伦比的筛子中漏过去，这当事人一定是个造形奇妙独特、小巧灵活的小谷粒。您认为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发生吗？您对了，它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是有一天夜里——谁能对什么事都打保票？——它居然发生了。不过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谁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的熟人和这儿考虑到的人数比起来是有限的，再说，一个秘书碰到这种事，肯不肯承认，也是根本说不准的事，这毕竟是一件纯属个人的事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触犯了官方的羞耻心。但是我的经验也许至少证明，这种事如同凤毛麟角，难得发生，实际上只是风闻有这样的事，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所以说，害怕这种事，实在是非常夸大其词。即使真的发生了这种事，也可以——应当相信——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证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碰到这种事就吓得躲在被窝里，看都不敢往外看一眼，不管怎么说，那是不正常的。即使这种完全不可能的事突然出现在眼前，难道一切就都完了吗？恰恰相反。一切都完了这种事比最不可能发生的事还要不可能。当然，当事人在房间里，事情就大为不妙。这会叫人把心都收紧了。‘你能抵抗多久？’你会问自己。但是根本就不会有抵抗，这您知道。您只要正确地想象一下情况。从未见过，总是在期待他来，真正是渴望他来而且总是有理由认为见不到的当事人就坐在那儿。他默默地坐在你面前，就是邀请你深入他可怜的生活，摸清情况，就像摸清自己的财产一样，并且在那儿由于他毫无结果的要求和他一起感到痛苦。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这种邀请是很迷人的。你会答应他，这时候你实际上就已经不是官方人士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拒绝什么要求马上就变得不可能啦。确切地说，你毫无办法，说得更确切些，你非常快乐。说你毫无办法，那是因为你无法抵抗，只能坐在这儿等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且你也知道，当事人一旦说出他的请求，你就得答应，哪怕这请求真会把官方组织搞垮，至少就你本人所能判断的而言——一个人在实践中所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大概莫过于此吧。撇开其他一切不谈，最主要的是因为你此时此地强行给自己大大地提高了级别。按照我们的职位，我们根本无权答应这儿所说的那类请求，可是由于这个深夜求见的当事人近在咫尺，我们的职权似乎也变大了，我们就答应做不属于我们主管的事，是的，我们也会说到做到。当事人在夜里，就像强盗在森林里，逼迫我们做出平时决不可能做出的牺牲——好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当事人还在那儿给我们打气，强迫我们，鼓励我们，一切都还在半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着，可是以后呢，当事情已经过去，当事人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地离我们而去，剩下我们自己，面对着滥用职权的罪名无法自卫，那时候又会怎样呢——真不堪设想。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快乐。快乐能变得多么富于自杀性啊。我们本来可以竭力向当事人隐瞒实情。他自己是不会自动看出什么名堂的。他自己以为很可能只是由于某种无关紧要的偶然原因，过于疲劳，失望，由于过度疲劳和失望而无所顾忌、满不在乎，闯进一个他本不想进去的房间，糊里糊涂地坐在那儿，要是他心里想什么的话，那也是在想自己的错误或疲劳。难道不能离他而去吗？不能。人一高兴，话就会多起来，就会把所有的事都说给他听。你就会毫不顾惜自己，详详细细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事，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重要，一定要告诉他，虽然当事人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碰上了这个机会，这事别人都做不到，只有一个当事人才能做到，可是现在，只要他愿意，土地测量员先生，他就可以控制一切，为此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用某种方式提出他的请求，人家早在等着去满足他的请求，是的，他的请求正在得到满足——这一切都得讲清楚，这是当官的困难时刻。可是，当你把这一点也做到了，那么，土地测量员先生，最该做的事就已做了，你就得感到满足，听候下文了。”

再多K就听不见了，他睡着了，对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他的头起初枕在他搁在床柱上的左臂上，在他睡着的时候滑下来了，现在无依无靠，慢慢地越垂越低；上面那条胳膊撑不住了，K不由自主地用右手顶住被子，重新撑住自己的身体，恰巧一把抓住比格尔在被窝里跷起的脚。比格尔看了看，虽然感到难受，但还是由他去了。

这时有人在隔板上猛力拍了几下，K惊醒了，看着隔板。“土地测量员在那儿吗？”有人问。“在，”比格尔说，把脚从K的手中抽出来，突然像个小男孩一样放肆而任性地伸直四肢。“那他终究该过来啦，”那个声音又说；根本不顾及比格尔，不考虑他是否可能还需要K。“是埃朗格，”比格尔低声说；看来他并不奇怪埃朗格就在隔壁房间里，“您快去见他吧，他已经生气啦，想法子平息他的怒气。他睡觉很好，可是我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太大了，谈起某些事情，就不能控制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啦。好了，您去吧，看来您醒不了啦。去吧，您还呆在这儿干什么？不，您用不着为你的困倦道歉，何必呢？一个人的体力总有个限度，正是这个限度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要，这有什么法子呢。不，谁也没法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运行过程中纠正偏差，保持平衡的。这确实是个绝妙的安排，总是好得想象不出，即使从其他方面来看是很不像话的。好了，去吧，我不知道您干吗那样看着我？您要是再不去，埃朗格就会来找我算账，我可不想惹这麻烦。您还是去吧，谁知道那儿有什么在等着您，这儿什么事情都充满机会。当然，只是有些机会几乎大得利用不上，有些事情坏就坏在事情本身。是的，那是令人惊叹的。再说现在我希望能睡一会儿。不过现在已是五点啦，很快就会开始有吵闹声了。您就快走吧！”

K在沉睡中突然被惊醒，脑袋昏昏沉沉，还困得不得了，由于那个不舒服的姿势，现在全身酸痛，有好久下不了决心站起来。他用手托着额角，俯视着膝部。就连比格尔一次次催他走都没法使他走，只是他感到再在这间屋子里呆下去也毫无用处，这才慢慢地起身。他觉得这间屋子沉闷得难以形容。是变成这样的呢，还是一向如此，他就不知道了。他在这儿甚至没法再睡着了。这种信念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此微微一笑，站起来，摸着床，摸着墙，摸着门，只要是能扶的地方就往上扶，不打一声招呼就走出门去，好像他早已和比格尔道别过似的。

第二十四章

要不是埃朗格站在敞开的门口招呼他，K很可能也会漫不经心地走过埃朗格的房间。埃朗格只是用食指勾了一勾。他已完全作好了外出的准备，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裘皮大衣，紧紧的领子高高地扣上。一个跟班正给他递上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皮帽。“您早该来了，”埃朗格说。K想道歉，埃朗格厌烦地闭上眼，表示他不想听。“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以前酒吧有一个叫弗丽达的女招待，我只知道她的名字，不认识她本人，她跟我不相干。这个弗丽达有时侍候克拉姆喝啤酒。现在那儿似乎换了个姑娘。这个变动自然无关紧要，大概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对克拉姆更是如此。但是，一个人的工作越重要，而克拉姆的工作当然最重要，就越没有精力对付外界，因此最不要紧的事情的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干扰。办公桌上最细小的一个变化，一块一直留在那儿的污渍被擦掉了，都能产生干扰作用。换一个女招待也是如此。不过，这一切即使会干扰其他任何人和任何工作，却不会干扰克拉姆，那根本谈不上。话虽如此，我们仍有责任关心克拉姆的舒适，排除哪怕对他来说不成其为干扰的干扰——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能对他形成干扰——，如果我们感到可能会产生干扰的话。我们排除这些干扰，并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的工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良心，为我们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因此，那个弗丽达必须立刻回到酒吧去，也许恰恰因为她回去了，反倒会产生干扰，好吧，那我们就会再把她打发走，不过目前她必须回去。据说您和她同居了，因此请您立刻叫她回去。这可不能照顾个人的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想再讨论了。要是您在这件小事上表现良好，对您的前途也许会有好处。我提到这一点，就已经是说得太多了，讲了不必讲的话。我要对您讲的就是这些。”他向K点头道别，把跟班递给他的皮帽戴上，在跟班的跟随下迅速而有一点瘸地走下过道。

这里有时下的命令很容易执行，但这种轻而易举却叫K很不高兴。不仅因为这个命令涉及弗丽达，它原意虽是命令，但K听起来却像是一种嘲笑，尤其是因为K眼看自己就要前功尽弃。这些命令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利的也罢，有利的也罢，而有利的命令可能骨子里也是不利的，反正所有的命令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人微言轻，不能干预，更不用说请他们别下命令，听听他的意见了。要是埃朗格挥手叫你走，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他不挥手叫你走，你又能对他说什么？K始终很清楚，他的疲倦今天比一切不利的情况给他带来的损害还要糟糕，他本来以为身体行，要是没有这个信念，他就根本不会来啦，可是几夜睡不好，一宵没有睡，为什么他偏偏在这儿就受不了呢。在这儿，没有一个人感到累，或者不如说，人人时时刻刻都感到累，但这并不影响工作，是的，反倒好像能推动工作。由此可断定，这种疲劳和K的疲劳性质完全不同。在这儿，那是在愉快的工作中的一种疲劳，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疲劳，实际上却是不可摧毁的平静，不可摧毁的安宁。如果你在中午感到有点累，那是一天快乐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这儿那帮老爷永远在过中午，K对自己说。

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是五点钟，过道两旁到处都已活跃起来。房间里的嘈杂声带着十分欢乐的味道。一会儿听起来像是孩子们准备出去远足的欢呼声，一会儿又像天亮时的鸡窝，那种欢乐和朝阳初升的气氛完全相合，不知什么地方甚至还有一位老爷在学公鸡叫呢。过道本身虽然还是空荡荡的，但是房门已经在动起来，不时有人把门拉开一条小缝，又急忙再关上，过道里开门关门的声音哗啦哗啦地直响，在隔板墙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处，K也已不时看到清晨头发乱蓬蓬的脑袋伸出来，马上又消失了。一个跟班从远处推着一辆放档案的小车缓缓而来。另一个跟班随着车走，手里拿着一份清单，显然是在核对房间号码和档案号码。小车推到大多数房门前都停下，通常房门也会打开，该送的档案被递到房里去，有时也就是一张条子，碰到这种情况，房间里的人就会对过道讲几句话，很可能是在责怪跟班。如果房门仍然不开，跟班就认真仔细地把档案堆放在门口。碰到这种情况，K觉得周围开关房门的次数好像并未减少，反倒增加了，虽然档案在那儿也已分发完毕。也许别人正在贪婪地窥视着那些莫名其妙还放在门口未被取走的档案，他们无法理解，有人只要打开房门就可以拿到他的档案，却不那么做；也许甚至有这个可能，最后无人取的档案以后会分发给其他老爷，这些老爷现在就已一再伸出头来看那些档案是否还放在门口，也就是他们是否还有希望。再说放在那儿没有人取的档案多半都是特别大的捆；K猜想，那些档案暂时放在那里不取，可能是出于某种虚荣心，或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一种激励同僚的正当的自豪。有时，每当K正好不注意的时候，那包为让人看而搁在那儿时间够长的档案突然火速被拖进房去，之后房门又和以前一样一动不动了；周围的房门也安静下来，对这个不断叫人眼馋的东西终于被清除而感到失望，也可能感到满意，可是后来房门逐渐又动了起来，这一事实使K益发认为自己的猜想没有错。

K看着这一切，心里不仅好奇，而且还带着参与感。他自己置身于熙熙攘攘之中几乎感到很舒服，东看看，西瞧瞧，跟着——虽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跟班走，看着他们分送档案，不过这两个跟班已有多次低着头，噘着嘴，掉过头来，狠狠地瞪他一眼。档案分发工作越往前走就越不顺利，不是清单不大对，便是跟班对档案分不清，不然便是老爷们由于其他原因而提出异议，不管怎样，反正有些已分发的档案还得收回，于是小车就向后退，隔着门缝交涉退回档案。这种交涉本来就已困难重重，可是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涉及到退回档案，正是那些原先开来开去、闹得最欢的房门现在却紧紧关闭，死也不肯开启，好像根本不想再过问此事了。这时候才开始碰到真正的困难。自以为有权拿到档案的人会十二分不耐烦，在房间里大吵大嚷，拍手顿足，一再从门缝里向着过道叫出某一个档案号码。这一来，小车往往就给扔下没人管了。一个跟班忙于劝那位沉不住气的老爷息怒，另一个在关着的房门外为收回档案而奋斗。两人都不容易。沉不住气的人往往越劝越沉不住气，再也听不进跟班的空话，他不要安慰，他要他的档案，有这么一位老爷有一次竟从隔板墙上面的空隙中把满满一脸盆水泼到跟班身上。另一名跟班显然级别要高一些，可是吃的苦头却大得多。如果有关的老爷压根儿不肯接受交涉，就会进行一番就事论事的讨论，跟班就会依据他的清单，那位老爷就会依据他的预约记录和正是要他退回的那些档案，可是他暂时还把这些档案紧紧抓在手里，弄得那个眼巴巴地想看一眼的跟班连档案的一个角也看不到。于是跟班也就只好跑回到小车那儿去找新的证据，小车已在有些倾斜的过道上自动向下滑行了一段路，或者他只好到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那儿去，向他报告现在持有档案的老爷所提出的反对意见，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又会针对这些意见提出新的异议。这样的交涉会拖得很长，有时会达成协议，那位老爷交还一部分档案，或者得到别的档案作为补偿，仅仅是因为出了一次差错，不过有时也有人二话不说只好放弃所有该退的档案，不管是因为跟班提出的证据将他逼入困境，还是因为他懒得再多费口舌，但是这时他不是把档案交给跟班，而是突然狠一狠心，把档案远远地扔到过道里，以至捆扎档案的绳子松脱，纸片四下飞散，跟班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一切重新整理就绪。不过，和跟班恳求退还档案而根本无人答理的情形比起来，这一切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呢。遇到那种情形，跟班就会站在紧闭的房门外苦苦哀求，引证清单，依据规定，可是全都白费力气，房内一声不响，而跟班分明又无权擅自跑入房内。这时就连这位出色的跟班往往也会沉不住气，走到小车旁，坐到档案上去，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有一阵子什么也不干，只是无可奈何地晃动双腿。周围的人对这件事都非常关注，到处都有人在嘀嘀咕咕，几乎没有一扇门是安静的，在隔板墙顶上出现一张张稀奇古怪地用围巾几乎全部蒙住的面孔在观察动静，而且还转来转去，一刻儿也静不下来。在这阵骚动中，K注意到比格尔的房门一直关着，跟班已经走过那一段过道，但并没有给他分发档案。也许他还在睡觉，在这一片吵吵嚷嚷声中居然还睡得着，说明他是一个睡觉很正常的人，可他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档案呢？只有极少数几间房间没有分到档案，而且很可能还是无人居住的。另一方面，埃朗格的房间里已经来了一位特别烦躁的新客人，埃朗格一定是在夜里被他赶出来的；这和埃朗格沉着谨慎的性格不大相合，但是他刚才不得不站在门口等K，这一事实表明确实是这么回事。

K的注意力一再被别的东西吸引，但他总是立刻又把目光收回到那个跟班身上；过去K听说过一般跟班的情况，说他们无所事事、生活舒适、趾高气扬，这些与这个跟班确实对不上号。跟班中自然也有例外，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之中有不同之处，因为K在这儿注意到许多至今几乎一点也没有察觉的差别。他尤其喜欢这个跟班的不屈不挠精神。在和这些顽固的小房间——在K看来，常常是在和房间作斗争，因为他几乎看不见房间里的人——进行斗争时，这个跟班从不松懈。虽然他有时很累——谁会不累呢？——但他很快又会打起精神，从小车上滑下来，挺直身子，咬紧牙关，又去冲击那扇有待征服的房门。他会接二连三地被击退，对方的办法也很简单，仅仅是死不答理，但是他并没有给打败。眼看正面攻击一无所获，他便改用其他的方法，比方说——如果K没有看错的话——耍花招。这时他就假装放弃那扇房门，在一定程度上让它沉默到无法再坚持下去，转向其他房门，过一会儿再回来，叫唤另一个跟班，这一切全都做得引人注目，声音很大，并开始把档案堆放在紧闭着的房门口，好像是他已经改变了主意，没有理由从那位老爷那儿拿走什么东西，反倒有东西要分发给那位老爷。然后他就向前走，不过眼睛仍旧盯着那扇门，这时通常那位老爷不久就会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想把那档案拖进屋去，跟班马上三下五除二地飞奔过去，一脚伸进门和门柱之间，这样逼得那位老爷至少要面对面地和他交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取得算得上令人满意的结果。要是这一着不灵，或者他觉得这样做对某一扇门不合适，他就另想其他办法。例如他会转向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于是他把另一个跟班——那个跟班只会机械地干活，是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助手——推到一边，自己开始悄悄地鬼鬼祟祟地劝说那位老爷，并把头伸进房间许多，很可能是在向他许愿，还向他保证，下次分发档案时一定给那另一位老爷以相应的惩罚，至少他常常指着那个对手的房门，在笑得动的情况下就笑一笑。不过也有一两回，他放弃了一切努力，但K也认为这只是表面上放弃，或者至少是因为有正当理由才放弃的，因为他冷静地向前走，不回头地忍受着那位吃了亏的老爷的吵闹，只是有时把眼睛闭上较长时间，表明这种吵闹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后来那位老爷也渐渐平静下来；就像孩子的不停哭闹渐渐变成越来越轻的啜泣那样，他的叫喊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已变得十分安静以后，有时还会再听到一声叫喊或是匆忙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总之，事实表明，跟班在这一方面大概做得也完全正确。最后只剩下一位老爷不肯安静下来，他久久默不作声，但只是为了歇一歇，过后又嚷起来，劲头并不比先前小。他为什么这样大吵大嚷，原因不大清楚，也许根本不是因为分发档案的事。在这当儿，跟班已经完事，只有一份档案，由于助手的过错还留在小车上，其实那只是一张小纸片，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条，现在他们不知道该分给谁。“那很可能是我的档案，”K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村长口口声声说这是最最小的一件事。K虽然自己其实也觉得他的猜测未免太武断可笑，但他还是设法走近那个若有所思地浏览那张纸条的跟班；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跟班并不感激K的好感，甚至在工作最忙累的时候也总是抽空恶狠狠地或不耐烦地扭头看一眼K。直到现在，他分发完毕以后，才似乎稍稍忘了K，而且对其他什么也变得更加冷漠了，这是因为他已精疲力竭的缘故，他对那张纸条也并不上心，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浏览，只是假装在看而已，虽然他在这儿过道里把这张纸条分给任何房间里的客人，谁接到都会高兴，但他决定不这样做，他对分发工作已感到腻烦，他把食指搁在嘴唇上，示意他的同伴不要出声，把纸条——K这时离他还远——撕成碎片，塞进口袋。这可能是K在这儿的公务活动中看到的第一桩舞弊行为，不过可能是他又理解错了。即使这是一桩舞弊行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这儿的这种情况下，跟班做事不可能没有差错，心中积压的怒气、积压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如果只是表现为撕碎一张小纸条，那还算不了什么。那位老爷的刺耳叫喊声仍响彻过道，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使他安静下来，而他的同僚们，在其他方面彼此之间并不十分友好，对于这种吵闹却似乎意见完全一致，情况渐渐变得好像是那位老爷承担了代表大家吵闹的任务，别人只是用喝彩和点头的方式怂恿他闹下去。可是现在跟班已不再理会，他已经完成任务，指指小车的车把，示意另一个跟班扶住车把，这样他们就像来时那样又走了，只是更加心满意足，步子快得使小车在他们前面蹦跳起来。只有一次他们还大吃一惊，回过头来看，那就是当那位不停地嚷嚷的老爷——现在K正在他的门前转悠，想要弄清楚那位老爷究竟想要什么——发现嚷嚷显然已不管用，大概是发现了电铃按钮，这样就可以减轻负担，不免心花怒放，于是就停止叫嚷，不停地按起电铃来。接着其他房间里就开始响起一片嘀嘀咕咕声，似乎表示赞同，那位老爷似乎在做大家早就想做只是由于不知道的原因而只好不做的事。那位老爷按铃也许是想叫服务员，也许是叫弗丽达？那就让他一直按下去吧。因为弗丽达正忙着用湿被单把杰里米亚裹起来，就算他病已经好了，她也没有工夫，因为那时她就会躺在他的怀抱里。不过铃声一响却立竿见影。贵宾饭店的老板立时亲自从远处匆匆赶来。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像平常一样扣紧钮扣，可是好像忘了自己的尊严，跑得那么快，两臂半伸，好像出了什么大祸，叫他来把祸事一把抓住，马上将其扼杀在胸前。每当电铃响得有点反常，他就像是短短地向上一跳，跑得更快了。现在他的妻子也露面了，离他还有一大段路。她也张开两臂跑着，不过步子很小，扭扭捏捏。K心里想，等她赶到也就太晚了，老板会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为了给奔跑的老板让路，K就贴墙站着。可是老板恰好在K面前站住了，好像K就是他的目标，一会儿老板娘也赶到了，两口子对他横加指责起来。由于事情来得匆忙突然，K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这里头还夹杂着那位老爷的铃声，甚至其他房间的电铃也都响了起来；现在按铃已不是表示有什么急事，而只是闹着玩，开心得过分罢了。K很想弄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便甘心听凭老板挽起胳臂，随着他离开了这片嘈杂声。那喧闹声还在不断地变本加厉，因为在他们身后——K根本就没有转过身去，因为一边是老板，另一边还有老板娘在对他进行规劝——现在房门全都敞开了，过道里热闹起来了，似乎人来人往多起来了，就像在一条热闹的小胡同里。他们前面的房门显然在不耐烦地等K终于走过去之后才能把那帮老爷放出来。在这一片嘈杂声中，电铃一再地响个不停，仿佛在庆祝胜利。他们已经又走到静悄悄、白花花的院子里，有几辆雪橇正等在那儿。现在K才终于渐渐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和老板娘都无法理解K怎么敢做出这等事来。可他究竟做了什么呀？K一再地问，但是很久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对这两口子来说，K的罪过太明显了，因此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是真心诚意这样问的。K慢慢地才弄明白了一切。原来他无权到过道里来，一般说来，他至多只能到酒吧去，而且这也只是格外开恩，随时都可以撤消。如果有一位老爷传他去，他当然要到传讯的地方去，但他必须念念不忘——他起码总该有普通常识吧？——他去的地方其实是他不该去的，只是有一位老爷由于公务需要，非常勉强地才把他召去。因此，他应该赶快前去接受审问，然后尽可能更快地离开。难道他一点也不觉得呆在那儿过道上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吗？如果他有这样的感觉，又怎么会像一头牲口在牧场上那样在那儿乱串呢？难道他不是应召去接受一次夜审么？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进行夜审么？夜审——K在这儿了解到对夜审意义的新解释——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取当事人的申诉，那帮老爷白天看到他们会受不了，夜里可以速战速决，在人工的光线下，有可能在审问后在睡梦中忘却他们的种种丑态。可是K的行为却和所有的预防措施唱对台戏。就连鬼怪到天亮时也会销声匿迹。可K却还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是因为他自己不走，便期望整个过道连同全部房间和老爷都会走开似的。只要有任何可能，这倒也——这点他也可以放心——肯定能实现，因为那帮老爷是极其体贴别人的。谁也不会来把K撵走，甚至连他终究该走了这种当然不言而喻的话都不会说一句，没有一个人会那样做，虽说他们看到K在那儿大概会气得发抖，清晨的兴致全给败坏了，而清晨是他们最宝贵的时间。他们并不采取行动对付K，宁愿自己受罪，这里头自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希望，即K终于也一定会慢慢明白这显而易见的事，自己也因为大清早就那么不知趣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这儿过道里而感到活受罪，简直受不了，就像那帮老爷感到痛苦一样。但这个希望落了空。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太仁慈迁就而不肯承认，世上也有麻木不仁的铁石心肠，不会因为受到尊敬而软下来。就连夜间的飞蛾这种可怜的动物不是一到白天也要找个僻静的地方缩成一团，巴不得能无影无踪，却因为不能这样做而伤心。K与此相反，却站在最易被人看见的地方，如果这样就能阻止红日东升，他是会这样做的。他不能阻止红日东升，可是不幸却能推迟它，妨碍它。他不是看到分发档案了吗？除了直接参与其事的人之外，这种事是谁也不许看的。这种事就连老板和老板娘在自己的饭店里也是不许看的。他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起过，比方今天就是从跟班那里听说的。难道他就没有注意到，分发档案是在何种困难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事真叫人无法理解，因为每一位老爷都只是为公家办事，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因此一定会尽力使分发档案这一重要的根本性工作做得又快又方便，不出任何差错。分发档案工作不得不在房门几乎都关着的情况下进行，那帮老爷没有可能彼此直接交往，本来他们相互之间自然转眼之间就可以取得一致，而通过跟班转达就难免要拖上几个钟头，而且从来不能顺顺当当地进行，对老爷们和跟班们都是没完没了伤透脑筋的事，并且很可能还会在以后的工作中造成有害的后果。这就是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难道K站在远处也果真对此一点都没有察觉？那帮老爷为什么不能彼此来往呢？是啊，难道K一直还不明白？类似这样的事老板娘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老板证实他自己也是如此，而他们却是同形形色色难缠的人打过交道的。通常他们不敢说的事情，现在得坦率地告诉他，因为否则他就不会明白最最要紧的事情。好吧，既然非说不可，那就说吧：为了他的缘故，完全只是为了他的缘故，那帮老爷不能走出他们的房间，因为在大清早，刚刚睡醒，就给陌生人看见，未免太难为情，太容易受到伤害，无论他们穿戴多么整齐，他们总是感到简直像是赤身裸体，见不得人。的确很难说他们为什么怕难为情，他们这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人，也许只是因为睡了一觉而不好意思。不过，看见陌生人也许比出头露面更叫他们难为情；他们用夜审的办法幸而得以避免看见那些叫他们如此难以忍受的当事人，他们并不愿意这种人现在在大清早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地活生生地重又闯到自己的面前。他们完全受不了。不尊重这一点的人该是什么一种人啊！总之，那一定是像K那种人。这种人麻木不仁、迷迷糊糊，不顾一切，不顾法律和最普通的人情，根本不在乎自己几乎使档案分发搞不成和损害饭店的名声，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逼得那帮老爷走投无路，挺身自卫，作出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自我克制之后按铃求救，叫人来把这个别无办法对付的K撵走。他们这帮老爷居然会求救！老板、老板娘以及他们手下的全体人员，只要敢于未经呼唤在大清早出现在老爷们面前，哪怕只是来帮忙，然后马上就退下，他们岂不早就会跑来了吗？他们对K气得发抖，又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难过，等在过道尽头，万万没有想到竟响起了铃声，使他们得到了解脱。好了，最糟糕的事已经过去了！你只要看一看那帮终于摆脱K的老爷高高兴兴的忙活劲儿！对于K来说，这件事当然并没有结束，他肯定必须对他在这儿闯的祸负责。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酒吧；老板尽管十分恼火，但还是把K带到这儿来，其中原因就不大清楚了，也许他看到K累成那副样子，暂且还离不开饭店。K没有等人叫他坐下，就一下子瘫倒在一只酒桶上。那儿在黑暗之中，他感到舒服。在这间大屋子里，现在只有啤酒龙头上方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屋外也仍然是一片漆黑，似乎风雪交加。留在这儿享受温暖就得感恩不尽，要提防给人家撵出去。老板夫妇仍旧站在他面前，好像他总还是某种祸害，好像因为他完全不可靠，保不住会突然动手，试图再闯进过道里去。他们自己因为夜里受惊和提前起床也感到困倦，尤其是女店主。她穿着一件棕色宽下摆连衣裙，像丝绸一样窸窸窣窣作响，钮扣和衣带有点不太整齐——不知她匆忙之中从哪儿找出来的？——脑袋耷拉着枕在丈夫肩上，用一条精致的手帕轻擦眼睛，时不时像孩子般狠狠地瞪K一眼。为了让这两口子放心，K说，他们现在讲给他听的那些事情他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尽管他不知情，但他在过道里本来也不会呆那么久的，他在那儿确实无事可干，也绝对不想折磨什么人，只是因为他过于疲累，才发生了这一切。他感谢他们结束了这难堪的一幕。如果要他为此承担责任，他将会十分欢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不致对他的行为产生误解。不能怪别的，只怪他太累了。不过，他之所以这么疲惫，是因为他还不习惯紧张的讯问。他来此地毕竟还没有多少天。等到他有了一些经验，就不可能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也许他把讯问看得太认真了，不过这么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不得不接受两次讯问，一次挨着一次，起先受比格尔讯问，后来受埃朗格讯问，特别是第一次弄得他筋疲力尽，不过第二次时间并不长，埃朗格只是请他帮个忙，可是两次加在一起，他一下子还是吃不消。换了别人，比如说老板吧，兴许对这种事情也会吃不消的。他在第二次讯问之后，走路时其实就只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几乎像是喝醉酒似的——他这是头一回见到这两位老爷，头一回听到他们讲话，并且还得回答他们的问题。据他所知，一切都相当顺利，可是后来便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不过在先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后，这大概是不大能怪罪他的。不幸只有埃朗格和比格尔才觉察到他的状况，他们本来一定会照顾他的，以后的种种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埃朗格在讯问后必须立刻出门，显然是要去城堡，比格尔大概正是因为那次讯问而感到困倦——可见K受过讯问又怎能不伤元气呢？——已进入梦乡，甚至在分发档案那段时间里一直熟睡未醒。如果K有类似的机会，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加以利用的，乐意不去看那些不准看的事情，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他实际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因此连最敏感的老爷本来也可以出现在他面前而不会感到不好意思。

提到那两次讯问——尤其是埃朗格的那一次——还有K谈到两位老爷时的那副恭敬的神态，使老板对他产生了好感。看来他已打算答应K的请求，让他在那些酒桶上放一块木板，准许他在那儿至少睡到天亮，可是老板娘显然反对，一个劲地摇头，一面在她的连衣裙上无济于事地东拉拉西扯扯，现在她才注意到自己衣衫不整，一场显然由来已久的有关饭店整洁的争论又要爆发了。K困得要死，因此这两口子的谈话对他就有了过于重大的意义。在他看来，再从这儿给撵出去，将是莫大的不幸，超过迄今所经历过的一切。即使老板夫妇取得一致，联合起来对付他，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在酒桶上缩成一团，偷偷地看着这两口子。一直到老板娘极其敏感地——K早就注意到她极其敏感——突然走到一边去——她很可能已跟老板谈到别的事情了——大声喊道：“瞧他盯住我看的那副样子！快打发他走！”K如今几乎满不在乎地完全深信自己会留下来，乘此机会说：“我不是在看你，只是在看你的衣服。”“干吗看我的衣服？”老板娘激动地问。K耸一耸肩。“来吧！”老板娘对老板说，“他喝醉了，这个流氓。让他在这儿睡一觉醒醒酒。”她还吩咐培枇扔个枕头什么的给K。培枇一听到她召唤就从黑暗中走出来，头发蓬乱，满脸倦容，手中懒洋洋地拿着一把扫帚。

第二十五章

一觉醒来，K起先还以为自己几乎没有睡过，房间里照旧，空荡荡，暖烘烘，四壁漆黑，啤酒龙头上面那盏电灯已经熄灭，窗外也是一片夜色。但是当他伸了伸懒腰，枕头掉了下去，床板和酒桶嘎吱嘎吱地响的时候，培枇马上就走来了，这时他才知道现在已是黄昏，他睡了十二个多钟头。白天老板娘曾来问过他几次，盖斯泰克也来看过他，早晨K和老板娘谈话时他喝着啤酒在这儿暗处等着，但是后来不敢再来打扰K。还有，据说弗丽达也来过，在K身边站了一会儿，不过她并不是为K而来，而是因为她晚上要重操旧业，有好些事要在这儿准备。“她也许已不喜欢你了吧？”培枇端来咖啡和蛋糕时问了一句。不过她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出于恶意，而是语带悲伤，仿佛她在这段时间内已看破红尘，与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相比，个人的恩怨算不了什么；现在她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姿态和K说话。K尝了一口咖啡，她觉得K嫌咖啡不够甜，就赶紧跑去给他拿来满满一罐糖。她的悲伤并没有妨碍她今天打扮得比上次更漂亮；她在头发上编了好多蝴蝶结和丝带，额上和鬓角的头发用发钳仔细烫过，颈上挂着一根项链，一直垂到衬衣的大领口里。K总算睡了一大觉，现在又能喝到一杯好咖啡，不免心满意足，偷偷地伸出手去，想解开一个蝴蝶结，这时培枇厌烦地说了句“别动我”，便在他身旁的一个酒桶上坐下。甚至不用K问她有什么烦恼，她自己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目不转睛地看着K的咖啡壶，仿佛连讲话时也需要分分心，仿佛连诉苦时都不能完全专心致志，因为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K首先听到的是，培枇的不幸其实都怪他，但她并不怀恨他。她讲话时一个劲地点头，不让K提出异议。当初他把弗丽达从酒吧带走，这使培枇有了出头的日子。不然的话，你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法子能使弗丽达放弃她的职位，她稳稳地坐在酒吧里，就像蜘蛛守在蛛网中，到处都有她的网丝，只有她才清楚这些网丝；要想违背她的意愿把她弄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她爱上一个下等人，也就是和她的地位不相称的人，才能把她撵下她的宝座。至于培枇呢？难道她想过夺取这个职位吗？她是一个客房女侍，地位低，没多大出息，她也像任何一个女孩一样梦想自己会有远大的前程，不让自己做梦是不可能的，可是她并没有真正想到自己会高升，她满足于现状，别无他求。可是弗丽达突然从酒吧消失了，事情来得太突然，老板手头一时没有合适的替身，他找来找去，目光便落到了培枇身上，培枇自己当然也往前挤。那时她爱上了K，从来也没有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她曾有好几个月坐在下面她那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并准备在那儿过上几年，万不得已就在那儿度过一生，这时K突然出现了，一位英雄，少女的救星，给她打开了升迁的道路。虽然他对她一无所知，并不是为她而那样做的，但她还是感恩不尽，在她被任用的前一天晚上——虽说还未最后定下来，但已有八成把握——她花了好几个钟头和他谈话，悄悄地向他表示感激。在她眼里，他偏偏背上弗丽达这个包袱，这一举动就更了不起，为了成全培枇，他让弗丽达充当自己的情妇，这里面包含着令人费解的无私精神。弗丽达不过是个并不漂亮的老姑娘，皮包骨头，头发又短又稀，外加诡计多端，总是心怀鬼胎，这或许和她的相貌有关；既然她的面貌和身材毫无疑问丑得要命，她就至少得有其他的隐私，谁也无法核实，比如据说她和克拉姆相好。当时培枇甚至还产生过这种想法：K真可能爱弗丽达吗？他不是在欺骗自己，或者也许只是在欺骗弗丽达？这一切的惟一结果，也许只会是培枇的提升吧？到那时K就会觉察到这个错误，或者不想再掩盖错误，不想再见到弗丽达，只想见培枇吧？这并不一定是培枇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因为作为女孩对女孩，她完全可以同弗丽达较量一番，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而且当时也主要是弗丽达的地位和弗丽达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抬高自己，才一时把K弄得眼花缭乱的。所以培枇梦想，等到她得到那个职位的时候，K就会来求她，她可以答应K的请求而失去这个位置，或是拒绝他的请求，继续往上爬，两者任选其一。她已经想好，她会放弃一切，下嫁给他，叫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从弗丽达那儿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并不取决于世界上的任何荣华富贵。可是后来的情况却不一样。这怪谁呢？首先得怪K，其次当然得怪弗丽达诡计多端。首先得怪K，他究竟想干什么？他是什么样的怪人啊！他在追求什么，有什么要紧的事使他操心，把最切身、最美好的事都丢在脑后？培枇成了牺牲品，一切都很荒唐，一切都完了；谁有力气放一把火把贵宾饭店全都烧光，烧得片瓦不剩，像是在火炉里烧一张纸那样烧得精光，毫无痕迹，今天他就会是培枇的意中人。唔，培枇是在四天前将近中午时来到酒吧的。这儿的工作并不轻松，几乎辛苦得要死，可是收获也不小。培枇从前也不是一个混日子的人，虽然她做梦也不敢想得到这个职位，但她曾经留心观察，知道这个差使多么重要，她接手干这个工作并不是心中无数的。心中无数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否则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丢掉差使。要是在这儿按照客房女侍的样子去做，那就更糟。当客房女侍的，随着时间的推延会有一种被埋没被遗忘的感觉，就像是在矿井下干活，至少在秘书们的那条过道里是这样，在那儿除了很少几个白天前来的当事人不敢抬头轻轻地走来走去，以及其他两三个心里同样愤愤不平的客房女侍外，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早晨根本不准你走出自己的房门，因为老爷们希望独自清静，他们的饭菜由跟班从厨房送去，客房女侍通常不管这种事，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准到过道里去。只有老爷们办公时才准许女侍去打扫，不过当然不是打扫有人住的房间，只能打扫刚好空着的房间，而且打扫时必须轻手轻脚，免得打扰老爷们的工作。可是，那帮老爷在他们的房间里一住好几天，加上跟班那帮邋遢家伙来来去去，等到终于让女侍进去收拾时，房间已经脏得连洪水也冲不干净啦，又怎么可能在打扫时不出声音呢？不错，他们都是贵人大老爷，可是你得强令自己克服恶心，才能在他们走后打扫房间。客房女侍的工作倒并不太多，但很棘手。从来听不到一句好话，所听到的只是指责，尤其是说她们在打扫时把档案弄丢了这种指责最常听见，也最叫人烦恼。其实什么东西也丢不了，连捡到一张小纸条也都交给老板，可是档案的确也会丢失，只是偏偏不是女侍的过失。于是就来了调查组，女侍们都得离开自己的房间，调查组搜查床铺；女侍们并没有什么财物，她们那几件衣物一只背篓就装得下，可是调查组还是会搜查好几个钟头。他们当然什么也找不到；档案怎么会跑到那儿去呢？女侍们谁会希罕档案？但结果总是一样，失望的调查组连骂带吓唬地嚷嚷一通，老板再一五一十地加以转达。无论白天黑夜，永远得不到半刻清静。吵吵嚷嚷直到半夜三更，天刚一亮又乱起来。要是不必住在这儿就好了，可又非住不行，因为在休息时间，尤其是夜里，客人要吃点心，女侍就得上厨房去拿来。总是突然在女侍房门上响起捶门声，口头布置要些什么，女侍跑到下面的厨房里去，摇醒正在睡觉的小厨师，把客人点的那盘点心放在女侍房门外，由跟班来取走——这一切令人多么伤心。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没有人来要东西，也就是到了半夜三更，大家都该睡觉而且大多数人也终于真的睡觉的时候，有时在女侍的房门口会响起蹑手蹑脚来回走动的声音。这时姑娘们爬下床——那儿地方很小，因此是床上叠床，整个房间其实无非是一个大三屉柜罢了——倚门偷听，跪在地上，吓得互相搂抱在一起。她们不断地听到门前的轻轻走路声。如果这人终于走进屋来，她们都会感到高兴，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没有人走进来。同时你又得暗自承认，也许并不一定有什么大祸临头，或许只是有人在门外走来走去，考虑是否要叫点什么东西吃，可后来还是拿不定主意。或许就是这么回事，或许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她们根本不认识那帮老爷，她们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总之，姑娘们在房间里怕得要死，等到外面终于没有声音了，她们倚在墙上，没有力气再爬上床去了。这种生活现在又在等待着培枇，就在今天晚上，她又要回到下房里她原来的位置上去。为什么呢？因为K和弗丽达的缘故。她好不容易才脱离这种生活，虽然多亏K帮忙，但她自己也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又要去过那种生活了。干那种差使时，姑娘们都不注意自己的仪表，连本来最讲究的人也都如此。她们打扮给谁看呢？谁也看不见她们，至多是厨房炊事人员；谁满足于这一点，尽可以去打扮自己。此外通常她们总是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或老爷们的房间里，穿上干净衣服即使只是走进那些房间也是轻率和浪费。老是在灯光之下和有霉味的空气之中——老是生着炉子——实际上人总是疲惫不堪。每周休息一个下午，最好是在厨房的库房里安安静静、无忧无虑地睡一觉。所以说，何必要打扮呢？甚至连衣服都不怎么穿。如今培枇突然被调到酒吧工作，假定你想保住这个位置，就免不了要做恰恰相反的事情。那儿，你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其中有非常讲究、细心观察的老爷，因此你总得打扮得美观大方、令人愉快。总之，这是一个转折。培枇可以说自己没有出什么差错。至于以后情况会怎么样，培枇并不担心。她具备干这差使所必需的能力，这她知道，她对此毫不怀疑，现在她也有这样的信心，谁也动摇不了，即使在今天，她失败的日子，也是如此。难只难在一开始的时候怎样才能经受考验，因为她毕竟只是一个贫穷的客房女侍，没有衣服首饰，而那帮老爷没有耐心等着你慢慢来，而是要求不经过过渡立刻就有一个合格的酒吧女侍，否则他们便会转身就走。你会想，既然弗丽达都能使他们满意，那他们的要求并不算高。这就错了。培枇常常想这个问题，她也常常和弗丽达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和她同榻共眠。要发现弗丽达的底细还真不容易，谁稍不留神——又有哪一位老爷是特别留神的呢？——就会受她蒙蔽。没有人比弗丽达本人更清楚，她长得多么难看，比如说，你要是第一次看到她松开头发，就会觉得她可怜而心中替她叫苦，这样一个姑娘按说就连当个客房女侍也不够资格；她自己也知道，有许多夜晚，她紧挨着培枇，把培枇的头发绕在自己的头上，为此哭个不停。不过一到上班时，她的一切疑虑就一扫而光，她自以为比谁都漂亮，而且善于用恰当的方式让别人都这么看。她了解人们的心理，这就是她真正的本领。她善于说谎骗人，使人来不及更仔细地观察她。从长远来说，这当然不行，人都长着眼睛，终究会看清楚的。可是，一看到有这种危险，她立刻就会有另一条妙计，比如说，最近她就搬出她和克拉姆的关系。她和克拉姆的关系！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核实嘛，找克拉姆去问好了。多狡猾，多狡猾。要是你不敢去找克拉姆问这样一个问题，也许你有比这重要不知多少倍的问题，也不会让你去见他，甚至你根本就见不到克拉姆——只有你和你这样的人才见不到他，因为比如弗丽达爱什么时候就可以什么时候蹦进去见他——即使是那样的话，你还是可以核实的，只要等着瞧好了。克拉姆对这种流言蜚语是不会容忍很久的，因为他肯定非常急于知道酒吧和客房里在讲他什么闲话，这一切对他关系重大，如果讲得不对，一定会立即辟谣的。可是他并没有辟谣，好吧，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好驳斥的，统统都是事实。别人所见到的，只是弗丽达把啤酒端进克拉姆的房间，再拿着钱出来，可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却是听弗丽达讲的，就只好相信她的话。其实她根本就不讲，她是不会泄露这种秘密的，不，在她周围，秘密会自动泄露出来，既然秘密已经泄露了，她自己当然也就不再避而不谈了，但谈得很少，什么也不断言，只提反正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她并不是什么都说，比如说，有一件事她就不说，那就是，自从她到酒吧以后，克拉姆喝的啤酒比以前少了，并没有少很多，但显然是少了，这也可能有种种原因，或者说这阵儿克拉姆不大爱喝啤酒了，或者说是弗丽达使他忘掉喝啤酒了。总之，不管这事是多么奇怪，反正弗丽达成了克拉姆的情妇。可是，克拉姆看中的人，别人又怎么会不欣赏呢？这一来，转眼间弗丽达就成了一个大美人，正是酒吧所需要的那种人，是的，几乎太漂亮、太威风了，连酒吧也都快容纳不下她啦。事实上，人们也都觉得奇怪，她怎么还呆在酒吧里；做酒吧女侍的确是了不起的事；由此看来，和克拉姆的关系似乎十分可信；可是既然酒吧女侍成了克拉姆的情妇，他为什么还让她留在酒吧，而且还留那么久？他为什么不提升她呢？你可以对人们说一千次：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克拉姆这样做有一定的理由，或是说，有朝一日，也许就在眼前，弗丽达会突然高升的。这些说法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人们自有一定的想法，时间一长，无论你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不会改变看法的。谁也不再怀疑弗丽达是克拉姆的情妇，连那些显然更了解情况的人也已经疲于去怀疑了。“活见鬼，当克拉姆的情妇去吧，”他们想，“不过既然你是克拉姆的情妇，我们也就想要从你的提升上看出这一点。”可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弗丽达还像从前一样留在酒吧，心里还十分高兴，一切都照旧。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降低了，这她当然不会注意不到，她通常颇有先见之明。一个真正漂亮可爱的姑娘，一旦在酒吧习以为常，就用不着使什么手段；只要她漂亮一天，她就会当一天酒吧女侍，除非发生什么特别不幸的事情。可是像弗丽达那样的姑娘却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职位，当然她明智地不表现出来，反倒常常抱怨诅咒这个差使，但私下里却时时刻刻在观察人们的情绪。这样，她看到人们变得冷淡了，她一露面，甚至不再使人觉得值得抬起眼睛瞅她一眼，连跟班们也不再理会她，他们明智地去缠住奥尔加之流的姑娘，从老板的举止上，她也看出自己越来越不吃香了，也不可能老是编造克拉姆的新故事，什么事情都有限度——因此好样的弗丽达就决心来一个新招儿。谁要是能一眼看穿就好了！培枇有所预感，但不幸没有看穿。弗丽达决心引起轰动，她这位克拉姆的情妇要投身到随便哪一个人的怀抱中去，尽可能是个最最低贱的人，那就会轰动一时，人们会议论不休，到头来，人们又会想起，当克拉姆的情妇意味着什么，因迷恋新欢而抛弃这种荣耀又意味着什么。难只难在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合演这场聪明的把戏。那人不能是弗丽达的熟人，甚至不能是个跟班，因为那样的人很可能会瞪她一眼就走开，尤其是不会当真下去，不管她如何伶牙俐齿，也不可能散布这样一种说法：弗丽达受到他的袭击，无法抗拒，在昏迷的时候失身于他。虽说那个男人该是一个最最低贱的人，但也得让人相信，尽管他生性粗鲁迟钝，却除了弗丽达以外不想得到别人，除了想娶弗丽达——我的老天爷！——以外没有更高的要求。可是，虽说那个人该是个普通人，最好比跟班更低贱，比跟班还要低贱得多，但又不能是每个姑娘都会笑话的人，而是一个或许让另一个有头脑的姑娘也能动心的人。可是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换一个姑娘，也许一辈子也找不到。可弗丽达运气好，或许就在她第一次想到这个计划的当天晚上，土地测量员就来到了酒吧。土地测量员！是啊，K心里在想什么呢？他心里有着什么特别的打算？他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一个好工作，一种荣誉？他是不是想要得到这一类东西？好吧，那他从一开始就该另起炉灶。他毕竟什么都不是，看看他的处境，真叫人伤心。他是土地测量员，这也许有点名堂，也就是说他是学过什么的，可是如果不知道怎么去派用场，就又是一文不值了。而他又没有任何靠山，却提出要求，他并不是直截了当提出来的，但人家看得出他在提什么要求，这可是叫人恼火的事。他知不知道，就连一个客房女侍，如果和他谈话谈久了，都是有失体面的。他怀着所有这些特殊要求，第一天晚上便一头栽进了最拙劣的陷阱。难道他就不害臊吗？弗丽达究竟有什么迷住了他？那么一个瘦弱的黄脸丫头，难道真能中他的意？啊，不会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她，她只是告诉他，她是克拉姆的情妇，对他来说那还是新闻，这便起了作用，于是他就完了。可是这时她就得搬走，如今贵宾饭店当然再也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啦。在她搬走的那天早晨，培枇还见过她；饭店员工纷纷跑来，毕竟人人都想看热闹。她威力还不小，别人都为她惋惜，大家都为她惋惜，连她的对头也不例外；她的算计从一开始就证明分毫不差；她委身于这样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认为这是她命不好。那帮小厨娘当然对每一个酒吧女侍都很钦佩，这时都十分伤心。连培枇也受到感动，虽然她的心思其实都在别的事情上，也不能无动于衷。她发现弗丽达实际上并不怎么伤心。降临到她头上的终究是天大的不幸，她装出好像是非常难过的样子，但装得并不够，这种把戏瞒不过培枇的眼睛。那么是什么在支撑着她呢？难道是新欢的幸福？嗯，这种可能不用考虑。那么，还能是别的什么吗？是什么给予她力量，甚至对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她的接班人的培枇也像平常一样冷静而亲切。培枇当时没有工夫去想，她忙于准备接任那个新职位，要做的事太多了。她很可能过几个钟头就要走马上任，可是还没有漂亮的发型、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内衣、像样的鞋子。这一切都得在几个钟头内准备好，如果没有合适的行头，还不如就别干这差使，因为不出半个钟头，差使管保就会丢掉。总之，办成了一部分。她做头发天生有一手，有一次连老板娘都让她去做头发，那需要手指特别灵巧，她生就一双巧手，当然她那一头浓密的头发也是爱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的。衣服嘛，也有人帮忙。她的两个同事对她讲义气，而且，她们这一群人当中有人当上酒吧女侍，她们脸上也光彩嘛，何况培枇掌权以后还会给她们不少好处。有个姑娘有一块贵重的衣料，珍藏了很久，那是她的宝贝，常常拿出来让其他姑娘欣赏，梦想有一天能为自己派上大用场，现在培枇需要，她居然割爱了，她真是太好啦。两个姑娘都非常热心地帮她缝制新衣，即使是给自己缝制，也不会更起劲了。那甚至是一件非常高兴愉快的工作。她们坐在各自的床铺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面缝一面唱，把缝好的部分和附件递上递下。培枇一想到这情景，想到一切都白费力气，现在又要空着双手回到朋友那里，心情更觉沉重。多么不幸啊！这主要是由于K的轻率造成的。那时她们三人对这件衣服是多么的喜欢，仿佛它是成功的保证，即使事后发现还有地方可以再缝上一条细带子，最后一点疑虑也化为乌有了。这件衣服，难道不真是漂亮吗？如今已经压皱了，而且还沾上了几点污斑，就因为培枇没有第二件衣服，白天晚上都得穿它，但是现在仍旧看得出它有多漂亮，连巴纳巴斯家那个该死的丫头也做不出一件更好的。而且它可以在上面或下面要紧就紧，要松就松，因此，衣服虽然只有一件，却可以变成几种式样，这是个特殊的优点，实际上是她的发明。当然，给她做衣服也不难，培枇并不是自吹自擂，年轻健壮的姑娘穿什么都合适。要弄到内衣和靴子，就难得多了，其实失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在这一方面，她的朋友也尽量帮忙，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们只拼凑一些粗布内衣，没有高跟鞋，就只好穿便鞋，穿这种鞋子真丢人现眼。她们安慰培枇说：弗丽达穿得也不很漂亮，有时很邋遢，客人宁愿要酒窖伙计来侍候，也不要她侍候。事实的确如此，可是弗丽达可以这么做，她已经享有恩宠和声望；一位贵妇人偶尔有一次不修边幅，反倒会显得更加妩媚，可是一个像培枇这样初出茅庐的新手倘若如此，别人又会怎样想呢？再说弗丽达怎么穿也不好看，她一点也没有审美观念；如果有人生来就是黄皮肤，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只好认命，却用不着像弗丽达那样，再穿上一件大开领的奶油色衬衫，弄得别人看来看去都是一片黄色，眼睛都看得难受了。即使不是这样，她也太抠门儿，舍不得花钱买好衣服，她挣的钱一个子儿都舍不得花，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干这个差使用不着花钱，她说说鬼话、耍耍花招就行了。培枇可不想学她那个样，也学不会，因此她有理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以便一开始就给人一个好印象。只要她能有更多的钱来这样做，那么，不管弗丽达多么狡猾，也不管K多么愚蠢，她也会永远保持胜利的。开始情况也很不错嘛。干这差使所必需的几样诀窍和知识，她先前早就打听清楚。她一到酒吧便已驾轻就熟。弗丽达不在酒吧工作，谁也没有惦记她。第二天才有一些客人问弗丽达究竟到哪儿去了。培枇没有发生任何差错，老板很满意。第一天他放心不下，一直呆在酒吧里，后来只是有时来看看，最后，看到钱账一分不差——平均收入甚至比弗丽达在的时候还稍多一点——于是他就把一切都交给培枇了。她搞了一些革新。原先弗丽达连跟班也要管，至少有一部分是如此，尤其是有人看着的时候，这并不是因为她勤勤恳恳，而是因为她小气，有统治野心，害怕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别人；而培枇却把这项工作统统交给酒窖伙计去管，他们干也合适得多。这一来，她就有更多时间去照顾老爷们住的客房，客人一叫就到，尽管如此，她还能和每个人聊上几句，不像弗丽达，据说她把自己完全保留给克拉姆了，别人和她说一句话，接近她一下，她都认为是对克拉姆的侮辱。当然，这样做也很聪明，因为她如果让什么人接近自己，那便是天大的恩典了。可是培枇却讨厌这种手段，再说在开始时耍这种手段也没有用。培枇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每个人对她也客客气气。显而易见，大家都对这次人事更迭感到高兴；忙得劳累不堪的老爷们终于能够小坐片刻喝杯啤酒，那时你说句话，瞟一眼，耸耸肩，都能使他们真正换个样。大家的手都热中于抚摸培枇的鬈发，使得她一天要做十来回头发；看到这些鬈发和蝴蝶结，谁都爱不释手，就连平常总是心不在焉的K也是如此。令人兴奋的日子就这样飞逝而过，忙忙碌碌，但很有成果。倘若这种日子不是这样飞逝而去，要是再多几天就好了！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是四天还是太少啦，也许再干一天就够了，但是四天未免太少了。在四天之内，培枇就已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和朋友，每当她端着啤酒杯走来，大家对她看的那种目光，如果可以相信的话，她确实是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有一个名叫巴特迈尔的文书爱上了她，把这串项链和垂饰送给她，在垂饰里放上自己的照片，这当然也太鲁莽了——发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可那只是四天时间，如果培枇全力以赴，在四天之内就能使人们几乎忘掉弗丽达，但也不会完全忘记；要不是她存心闹那样大的丑闻，引起大家议论纷纷的话，说不定不要四天人们就会把她忘记；她通过这一手在大家眼里成了新闻人物，人们纯粹出于好奇，才想再见到她；由于一向冷漠的K的功劳，人们对本来已经腻烦得要死的一个人又发生了兴趣，当然，只要培枇站在那儿，她的在场产生影响，他们本来是不会为了弗丽达而放弃培枇的，但是他们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爷，积重难返，他们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对一个新的酒吧女侍习以为常，不论这次换人是多么合适，那帮老爷还是不由自主地要过几天才能习惯，也许只要五天，反正四天是不够的，不管怎样，培枇始终只是被看做是临时替工而已。此外，在这四天内，头两天克拉姆虽然在村里，但没有下楼到餐厅里来，也许这是最大的不幸了。要是他来的话，那会是对培枇的最大考验，顺便提一下，她一点也不怕这场考验，而且还高兴地盼望它到来。她不会——这种事当然最好根本不要明说——成为克拉姆的情妇，她也不会说假话，胡吹自己已爬上那个地位，但是她至少也能像弗丽达那样讨人喜欢地把啤酒杯放到桌上，她也会彬彬有礼地问候和道别，不像弗丽达那样纠缠不休，如果克拉姆真想在一个姑娘的眼里寻找什么东西的话，他会在培枇的眼睛里心满意足地找到的。可是他为什么不来呢？是不凑巧吗？当时培枇也是这么想的。这两天她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他来，夜里也在等着他来。“现在克拉姆就要来了，”她心里一个劲儿地在想，跑来跑去，无非是因为等得心里怪不耐烦，想在克拉姆一走进来就第一个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弄得她疲惫不堪，她没有完全做到她能做到的事，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只要有一点工夫，她就偷偷溜到严禁饭店员工入内的过道里去，蜷缩在一个墙壁凹处等着。“克拉姆现在要是能来就好了，”她想，“要是我能把这位老爷带出房间，把他抱到楼下餐厅里去就好了。不管多重，他也压不垮我。”可是他没有来。那些过道是多么安静，要不身历其境，根本是想象不出的。那儿静得叫人呆不住，那种寂静的气氛会把人赶跑。可是她再接再厉，被赶跑十次，又跑上去十次。那样做确实毫无意义。克拉姆要是想来，他就会来；要是不想来，培枇躲在那个角落里，即使心跳得快把人憋死，也不会把克拉姆引出来。那样做毫无意义，但他要是不来，几乎一切就都毫无意义的了。他没有来。今天培枇知道克拉姆为什么没有来。要是弗丽达能够看见培枇双手按着胸口，躲在楼上过道的那个角落里，她一定会十分开心。克拉姆没有下楼，是因为弗丽达不让他下来。她并没有求他这样做，她的请求到不了克拉姆的耳朵里。可是她这只蜘蛛有谁也不知道的种种关系。要是培枇对客人说什么话，她就公开地说，邻桌也能听见；弗丽达没什么要说的，把啤酒放到桌子上就走开；只有她那条绸裙子窸窣作响，她只有在这条裙子上才肯花钱。不过要是她一旦说什么话，也不是堂堂正正，而是弯下腰对客人耳语，邻桌客人要竖起耳朵听才行。她说的也许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也不总是这样。她有的是关系，靠一个关系拉另一个关系，如果大多数关系都不成——谁会老为弗丽达操心呀？——可是有时总还会有一两个关系保持着。现在她开始利用这些关系啦，K给了她这样做的机会，他非但不和她呆在一起，看住她，反而很少呆在家里，到处乱转，跟这个谈谈，与那个讲讲，事事关心，惟独不关心弗丽达，最后，为了让她更加自由，竟然搬出桥头客栈，住到空荡荡的学校去。这一切真可说是蜜月开始得不错。好了，K无法和弗丽达共同生活下去，培枇肯定是最不会因此而责怪他的人；谁也无法和弗丽达共同生活下去。可是他为什么又不和她一刀两断，为什么还一再回到她身边，为什么东奔西走，使别人以为他是在为她奋斗呢。看起来真好像是他和弗丽达接触后才发现自己确实微不足道，希望自己能配得上弗丽达，希望能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因此暂时不和她厮守在一起，为的是以后可以不受干扰地补偿现在所受的苦。与此同时，弗丽达也没有浪费时间，她守在学校里——当初很可能是她把K带到那儿去的——注视着贵宾饭店，注视着K。她有呱呱叫的信差供她使唤，K的助手。K把他们完全留给她使唤，这真叫人弄不懂，即使了解K的人也弄不明白。她派他们去见她的老朋友，使人想起她来，诉说自己被K那样的一个人关在家里，煽动别人反对培枇，声称她很快就会回来，请别人帮忙，恳求他们别对克拉姆透露半点风声，装得好像必须爱护克拉姆，因此千万不能让他下楼到酒吧来。她对别人说是爱护克拉姆，而对老板却利用这一点作为她的胜利，使他注意到克拉姆不再下楼来。既然楼下只有一个培枇在侍候客人，克拉姆怎么会下楼来呢；这并不能怪老板，这个培枇总算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替工，只是这个替工还不够理想，即使对付几天也不行。K对弗丽达的这一切活动一无所知；他不外出乱串的时候，便躺在她的脚边，被蒙在鼓里，而她呢，心里却在计算还有几个钟头就可以回酒吧去。那两个助手倒不光是为她跑腿，而且还使K吃起醋来，让他一直保持那股热情。弗丽达从小就认识那两个助手，彼此已无话不谈，但是为了做给K看，他们开始相互思念，使K认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有变成一场热恋的危险。为了讨弗丽达喜欢，K什么都干，甚至做出最矛盾的事：那两个助手叫他吃醋，他却让他们三人待在一起，自己独自外出乱串。他几乎像是弗丽达的第三个助手。这时，弗丽达根据她的观察所得，终于决定采取关键的一着，她决定回酒吧。这真是时候，弗丽达这个小滑头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确实令人钦佩，这种眼力和当机立断的本领是弗丽达独有的能耐，别人无法模仿；要是培枇有这种本领，她一生的命运就会不同。假如弗丽达在学校里再呆上一两天，就不再有可能把培枇撵走，培枇当酒吧女侍就会成为定局，她就会博得大家的欢心和支持，就能挣到足够的钱去出色地补充那临时凑合的行头，再过一两天，任何诡计就再也挡不住克拉姆到餐厅里来，他会来喝酒，感到舒畅，如果他压根儿注意到弗丽达不在，也会对这一人事更动感到非常满意，再过一两天，人们就会把弗丽达和她的丑闻、她的关系、那两个助手以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她再也出不了头啦。那时，她也许会把K抓得更紧。她会不会真的爱上K，假定她懂得爱的话？不，那也不可能。因为K再也不用一天工夫就会对她生厌，就会看出她用一切手段，用她所谓的美貌、她所谓的忠贞、尤其是所谓的克拉姆的爱情来卑鄙地欺骗他，只要再过一天，用不着更长时间，他就会把她连同她和那两个助手的全部肮脏勾当赶出家门，想一想，连K也不消更长的时间就会这样。她正处在这两种危险之间，眼看只有死路一条了——K头脑简单，还给她留了最后的一条生路——她溜之大吉了。突然之间——谁也没有料到，这不合情理——突然之间，她竟把仍旧爱她、仍旧追求她的K赶跑了，在她的朋友和助手的支持和逼迫下，在老板眼里竟成了他的救命恩人，由于那桩丑闻而比以前更加富有吸引力了，事实证明，地位最低的人和地位最高的人都渴望得到她，因为她只是一时落在地位低的人的手里，转眼间便恰如其分地把他甩掉了，对他和所有人来说，她又像从前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只是以前别人曾有理由怀疑这一切，如今却深信不疑了。她就这样回来了，老板瞟了培枇一眼，犹豫不决。培枇已经证明自己非常胜任，他是否该牺牲她呢？可是他很快就被说服了。要弗丽达回来的理由太多了，首先是她会让克拉姆再回到餐厅来。现在已是傍晚，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培枇不想等弗丽达得意洋洋地前来接班。她已把账目交给老板娘，现在她可以走了。下面女侍房间里那个床铺在等着她呢，她会去的，会受到哭哭啼啼的女友们的欢迎，她会扯下身上的那件衣服和头发上的丝带，统统塞到一个角落里去，藏得让人看不见，以免触景生情，想起那段应该忘掉的时光。然后她会拿起大桶和扫帚，咬紧牙关，开始干活。不过她暂时还得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讲给K听，让他明白他是多么对不起培枇，把培枇害得有多苦。要是没人指点，他到现在还不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他在这件事情上也仅仅是受人利用罢了。

培枇讲完了。她舒了一口气，抹去眼中和脸颊上的几滴泪水，然后边点头边看着K，好像想说，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她的不幸，她会逆来顺受，用不着别人的帮助或安慰，尤其不需要K的帮助或安慰。她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有人生阅历，她的不幸只证实了她的见识。可是问题在于K，她本来就想让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她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以后，她还认为有必要那么做。

“你也太想入非非了，培枇，”K说。“你并不是现在才发现这一切的，这无非是你们做女侍的在下面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做的梦，在那儿做这种梦挺合适，可是在这儿宽敞的酒吧里就显得很奇怪了。你抱着这种想法是保不住这儿的职位的，那是不在话下的。你的衣服和发式，虽然你如此自夸不已，也不过是你们在那黑黢黢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产物，在那儿的确很漂亮，可是在这儿，每个人都在偷偷地或公开地笑话它。你还说了些什么？我被人家欺骗利用了？不，亲爱的培枇，我和你一样，并没有被欺骗利用。不错，弗丽达目前离开了我，或是像你所说的，跟一个助手私奔了，你看到了一星半点真相，她还会成为我妻子的可能性也确实非常之小，但是要说我已经腻烦她，或者甚至第二天就会把她赶出家门，或是说她像通常女人也许会欺骗男人那样欺骗了我，那就完完全全不对了。你们客房女侍在钥匙孔里偷看惯了，因此就会有那种思想方法，从你们确实看到的一点小事便对全局作出绝妙而错误的结论。结果便是，比如我在这件事上远不如你知道得多。弗丽达为什么离开我，我远不能像你解释得如此头头是道。在我看来，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冷落了她，你略为提到了这一点，但没有加以发挥。不幸这倒是真的，我冷落了她，但这是有特殊原因的，用不着在这里说，如果她回到我身边来，我会很高兴，但又会立刻开始冷落她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老是在外面乱转悠，这受到你的嘲笑，现在她走了，我几乎没事干了，我累了，渴望越来越彻底的清闲。你没有什么忠告给我吗，培枇？”“有的，”培枇说，她突然来了精神，一把抓住K的肩膀，“我们俩都上当受骗了。让我们在一起吧，和我一起下去到姑娘们那儿去吧！”“只要你还抱怨什么上当受骗，我和你就说不到一块，”K说。“你老是说你上当受骗，因为这话你爱听，使你感情冲动。可事实上你并不适合干那个差使。你认为我比谁都无知，可是连我都看得出来你不合适，可见这是多么明显的事。你是个好姑娘，培枇，不过并不容易看得出你好，比如我吧，最初还以为你心狠气傲，其实你并不是这样，只是那个差使把你搞糊涂了，因为你不适合干那活儿。我不想说这个职位你高攀不上，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仔细看看，也许比你以前的职位要体面些，可大体上并没有多大差别，简直难以区分，甚至几乎可以说，当客房女侍要比当酒吧女侍好，因为客房女侍总是在秘书们中间来来去去，可是在这儿，虽说可以到客房里去侍候秘书们的上司，但也得同小老百姓打交道，比如说同我吧；按理说我其他地方都不能去，只准到这儿酒吧坐坐，同我打交道，难道是莫大的光荣吗？好吧，你是这样看的，或许你也有理由这么想。可是，正因为你这么想，你才不适合干这活。这活跟其他活一样，可是你却把它看做是天堂，因此你干什么都过分热心，打扮得照你看像天使——其实天使并不是这样的——，你为这个职位提心吊胆，总是觉得有人在算计你，想用过分巴结的办法来拉拢所有你认为能支持你的人，可是这反倒使他们心烦和反感，因为他们在饭店里想要清静，并不想在自己的烦恼上再添上酒吧女侍的烦恼。弗丽达离开以后，没有一个贵宾真正觉察到这件事，这倒是很有可能的，可是今天他们全都知道了，确实很想念弗丽达，因为弗丽达不管做什么都大不一样。不管她平时怎么样，也不管她多么看重她的职位，她干起活来还是非常老练的，冷静沉着，你自己也强调这一点，但你并没有把这学到手。你有没有注意过她的眼神？那已根本不是酒吧女侍的眼神，几乎像是老板娘的眼神。她明察秋毫，一览无余，同时每个人又都在她眼里，她只要对某个人投去一瞥，就足以使此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也许瘦了点，有点老气横秋，她的头发可以再浓密一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和她真正具有的优点相比，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有谁对这些小毛病看不惯，只能说明自己目光短浅，看不到大处。当然不能说克拉姆目光短浅，只因为你这个姑娘少不更事，才会有这个错误的观点，不相信克拉姆爱弗丽达。你认为克拉姆是高不可攀的，那也不错，因此你就认为弗丽达也无法接近克拉姆。你错了。在这一点上，我只相信弗丽达的话，即使我没有可靠的证明。不管你觉得这事多么难以相信，不管这事和你对世界、仕途、高贵、女色魅力的看法多么格格不入，但它却是事实，就像我们现在并排坐在一起，我双手夹住你的手一样，克拉姆和弗丽达大概也曾这样坐在一起，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他是自愿下楼的，甚至还是急忙跑下来的，没有人埋伏在走廊上等他而耽误了其他事情，克拉姆不得不自己不怕麻烦地走下来，对弗丽达衣着上的毛病毫不在意，换了你就会大吃一惊。你不相信她！你不知道你这样反倒使自己出丑，你这样恰恰说明你缺乏经验。就连一点也不知道她和克拉姆的关系的人，也会从她的风度上看出她受过什么人的熏陶，那个人胜过你我和全村老百姓，他们两人的谈话超出客人和女招待之间常有的打情骂俏，而这种打情骂俏看来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可是我冤枉你了。你自己对弗丽达的优点看得很清楚，你看到她的观察能力、她的决断力、她对人的影响，只不过你把这一切都解释错了，你以为她自私自利，一切都只为自己打算，一肚子坏主意，甚至处处和你作对。不，培枇，即使她有这样的弓箭在手，她也不可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发射。自私自利？倒不如说，她牺牲了她已有的和将来会有的一切，给了我们两人机会在更高的岗位上经受考验，可我们两人却叫她失望，简直是逼她重操旧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也一点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只有把我自己和你比较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就好比我们两人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像弗丽达那样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易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而我们两人却过于使劲，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啊，抓啊，拉啊，像一个小孩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永远也得不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我知道，这比你说的要更符合事实。”“就算是吧，”培枇说，“你爱上了弗丽达，因为她已离你而去，她不在的时候，要爱上她并不难。不过，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算你什么都对，取笑我也罢，——现在你想干什么呢？弗丽达已经离你而去，无论照我的说法还是照你的说法，你都没有希望使她回到你身边来了，就算她会回来，你也得先找个地方安身，天气很冷，你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床铺，到我们这儿来吧，你会喜欢我的女友的，我们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你帮我们干活，这种活光叫姑娘家干确实太重，以后我们姑娘家就用不着样样都靠自己啦，夜里也不会再担惊受怕了。到我们这儿来吧！我的两位女友也认识弗丽达，我们会把她的事讲给你听，让你听个够。来吧！我们还有弗丽达的照片，会拿给你看的。那时弗丽达还不像今天那样神气，你几乎不会认得出她，至多从她的眼睛上可以认出她来，那时她的眼睛里就已流露出窥探的神情。好吧，你来吗？”“这行吗？人家昨天还因为发现我在你们的过道里而闹翻了天。”“那是因为你给人家发现了，可是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不会被人发现。除了我们三人，谁也不会知道你在那儿。啊，那会很开心的。现在我就已觉得那儿的生活比片刻之前要好受多了。我不得不离开这儿，对我来说现在也许算不上是多么大的损失。听我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也没有感到无聊，日子过得很苦，我们得苦中取乐，我们年纪轻轻就吃苦，为的是使舌头不受娇惯，总之，我们三人相依为命，尽量使日子过得美好，特别是亨丽黛会使你喜欢，不过埃米莉也会使你喜欢，我对她们讲过你的事，那种事在那儿都是姑妄听之，好像在房间之外其实不可能发生什么事似的。那儿又暖和又狭小，我们就可以更紧地挤在一起，不，虽说我们相依为命，但是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感到厌烦，相反，当我想到我的女友时，我几乎为我又要回去而感到高兴；我为什么要比她们爬得更高；当初我们相依为命，正是因为我们三人都没有出头的日子，如今我却出了头，和她们分手了；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她们，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怎样能为她们做点事；我自己的位置还不牢靠——究竟如何不牢靠，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就已和老板谈亨丽黛和埃米莉的事了。关于亨丽黛，老板并没有完全固执己见，至于埃米莉，她年龄比我们大多了，和弗丽达差不多，老板并没有给我什么希望。可是你想想吧，她们根本就不愿离开，她们知道在那儿过的是贫困的生活，但她们已经适应了，真是好人啊，我们分别时，她们掉了眼泪，我想这多半是为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得离开我们共同的房间，到外面的严寒中去——在我们看来，我们房间以外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并在陌生的大房间里和陌生的大人物打交道，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可是我们三人一起过日子时我也过得不错呀。现在我回去，她们很可能一点也不会惊讶，只是为了顺我的意，也会掉几滴眼泪，哀叹我的命不好。但是等到她们看到你，就会明白我这一走倒也不错。现在我们有一个男人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会使她们非常高兴，而且一切都得保密，这个秘密会使我们比以前更加心心相印，这会使她们欣喜若狂。来吧，哦，请到我们这儿来吧！你不会承担任何义务，不必像我们那样永远离不开我们的房间。等到来年春天，你在别处找到住处，不愿再和我们一起住的话，你就可以走，不过到那时你也得保守秘密，不要出卖我们，否则我们在贵宾饭店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此外你和我们一起过时，当然也得谨慎小心，除非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哪儿也别去，处处都得听我们的劝告；这是对你的惟一的约束，你也得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心上。除此之外，你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分给你的活不会太重，你不用担心。好了，你来吗？”“到春天还有多久？”K问。“到春天？”培枇重说了一遍，“我们这儿冬天很长，冬天很长很长而且单调。可我们在下面并不抱怨冬天长，冬天奈何我们不得。嗯，春天总有一天会来到，还有夏天，夏天也会来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春天和夏天似乎都很短，好像并不超过两天，即使是最美好的日子有时也会下雪呢。”

这时门开了，培枇吓了一跳，她人在这儿，心早就不在酒吧了。不过进来的不是弗丽达，而是老板娘。她看到K还在这儿，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K替自己找了个借口，说是在等她，同时感谢她允许他在这儿过夜。老板娘不明白K为什么等她。K说，他以为老板娘还有话要和他说，如果他错了，就请求原谅，再说他现在也得走了，他是校役，离开学校已太久了，这都怪昨天的传讯，他对这种事情还太缺乏经验，他肯定再也不会像昨天那样给老板娘添麻烦了。他鞠了一躬，准备离去。老板娘用一种眼神看着他。好像是在做梦似的。她这种眼神也使K不禁多留了一会儿。现在她还微微一笑，看到K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才有所清醒，好像她在等人家回报她的一笑，现在人家没有反应，这才如梦方醒似的。“我想，你昨天竟敢议论起我的衣服来了。”K记不起来了。“你记不起来？先是气壮如牛，然后又胆小如鼠。”K以昨天过于疲劳为自己辩解说，他很可能昨天说过什么闲话，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能议论老板娘的衣服什么啊。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衣服呢。至少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老板娘干活时穿那种衣服。“别跟我来这一套，”老板娘迅速地说，“我不想再听你议论衣服。我的衣服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往后永远不许你提起衣服。”K又鞠了一躬，便向门口走去。“你说你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老板娘干活时穿那种衣服，”老板娘在他背后大声嚷道，“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这种没来由的话，是什么意思？完全没有道理。你想要说明什么？”K转过身来，请老板娘不要激动。那话当然毫无道理。他对衣服也一窍不通。处于他那种情况，任何没有补丁、干干净净的衣服在他眼里都是珍贵的。他只是很惊奇，老板娘怎么在夜里穿着那么一件漂亮的晚礼服跑到过道里跟那帮几乎不穿衣服的男人在一起，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好啊，”老板娘说，“看来你到底还是想起你昨天的话来了。你又添枝加叶，胡说一通。不错，你对衣服一窍不通。既然如此，你就别——我要一本正经地请求你——说三道四，什么衣服珍贵或穿晚礼服不适合等等……压根儿，——说到这儿，她似乎打了一个寒战——我的衣服用不着你来管，你听见了吗？”当K一声不吭，又要转身走开时，她问道：“你对衣服的知识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K耸耸肩膀说，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没有知识，”老板娘说，“那就别充什么内行。到账房间去，我给你看点东西，希望你看过以后永远不再乱发议论。”她走在前面出了门；培枇借口要和K结账，跑到K跟前，两人迅速商量好；那很容易，因为K知道院子里有一扇通向横街的大门，大门旁边有一扇小门，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培枇就站在小门后面，听到敲三下就把门打开。

专用账房间在酒吧对面，只要穿过前厅就到了。老板娘早已站在灯火通明的账房间里不耐烦地等着K。可是又出了点干扰。盖斯泰克一直在前厅等着想和K说话。要摆脱他可不容易，老板娘也过来帮忙，责备盖斯泰克纠缠不休。“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门关上后，还听得见盖斯泰克在嚷嚷，话里还夹杂着叹息和咳嗽，不堪入耳。

账房间并不大，火生得太热了。靠横向内墙放着一张账台和一只铁钱箱，靠纵向内墙放着一个大衣柜和一张无靠背长沙发。大衣柜占的地方最大，不但把一面纵墙都占了，而且也很厚，使房间显得很窄，有三道拉门，可以把衣柜完全打开。老板娘指了指长沙发，示意K坐下，她自己坐到账台后面的转椅上。“你没有学过裁缝？”老板娘问。“没有，从来没有学过，”K说。“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土地测量员。”“那是干什么的？”K解释给她听，使她听得昏昏欲睡，连打呵欠。“你没有说真话。你为什么不说真话？”“你也没有说真话呀。”“我？你也许又要耍贫嘴了吧。就算我没有说真话——难道我还得向你解释？我哪一点没有说真话？”“你假冒老板娘，其实何止是个老板娘。”“瞧你说的，你老是有新发现，那么我还是什么？你真是胆大包天。”“我不知道你还是什么。我只看到你是老板娘，而且还穿着不合老板娘身份的衣服，另外据我所知，这儿村子里再没有别人穿这种衣服。”“好了，我们现在谈到正题啦。你肚子里藏不住啦，也许你根本不是胆大无礼，你不过像个孩子，知道什么蠢事，肚子里怎么也藏不住。那就说吧。这些衣服有什么特别？”“我说了，你会生气的。”“不，我会觉得好笑，那是小孩子家的胡说八道。说吧，衣服怎么样？”“你想知道。好吧，衣料很好，挺贵重，可是款式过时，装饰过多，常常翻新，已经穿旧，和你的年纪、身材和地位全都不相称。大约一周以前我在这儿前厅里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的衣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下到底讲出来了！款式过时，装饰过多，还有什么来着？你这一切又是怎么知道的？”“这我看得出来。这用不着学。”“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用不着到任何地方去打听，就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款式。这下我缺了你就不行啦，因为我确实爱穿漂亮衣服。这个衣柜里满都是衣服，你又会怎么说呢。”她把拉门拉开，只见衣服一件挨一件，把衣柜前前后后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多半是深色、灰色、棕色和黑色的衣服，全都仔仔细细地摊开挂着。“这是我的衣服，照你看来，全都款式过时、装饰过多了。但这不过是我楼上房间里放不下的衣服，那儿我还有满满两衣柜呢，每个都和这个差不多大。你可没料到吧？”“不，我早就料到了，我不是说过，你何止是个老板娘，你另有所求呢。”“我只求穿得漂漂亮亮罢了，而你不是傻瓜就是孩子，再不就是个十分危险的坏人。滚，现在给我滚开！”K已经走到前厅，盖斯泰克又一把抓住他的袖子，这时老板娘在他身后嚷道：“明天我会得到一件新衣服，也许我会让人把你叫来呢。”

盖斯泰克怒气冲冲地挥手，好像想从远处要那个打搅他的女店主住口似的。他请求K和他一起走。起初他不肯多加解释。K说他现在必须去学校，不能跟他走，但他几乎不予理会。当K抗拒他拽着他走的时候，盖斯泰克才对他说，他不必担心，他所需要的东西在盖斯泰克那里都会得到，他可以放弃校役工作，但愿他终于上他家去，他等他已经等了整整一天，他的母亲压根儿不知道他在哪儿。K慢慢屈从于他，问他供给食宿想叫他干什么。盖斯泰克只草草答道，他需要K帮他照料马匹，他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现在请K别这样拉拉扯扯，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他若要工钱，他也会给他的。可是这时K不管他怎么拽也站住不走了。他说自己对马完全一窍不通。盖斯泰克为了劝说K一起走，气得千指交叉，不耐烦地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嘛。“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我跟你走，”K终于说道；盖斯泰克对于K知道什么并不在意。“因为你以为我能在埃朗格面前帮你一点忙。”“不错，”盖斯泰克说，“不然我为什么要关心你。”K笑了，挽住盖斯泰克的胳臂，让盖斯泰克领着他在黑暗中行走。

盖斯泰克小屋中的起居室光线昏暗，只有灶火和一小截蜡烛头发出微光照亮屋子。有一个人在一个壁龛里在那儿凸出的斜屋梁下弯着腰就着烛光看一本书。那是盖斯泰克的母亲。她向K伸出颤巍巍的手并让K坐在她的身边，她说话很吃力，要费很大劲才能听懂她的话，但是她所说的（全书完）

变形记

谢莹莹 译

一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他朝天仰卧，背如坚甲，稍一抬头就见到自己隆起的褐色腹部分成一块块弧形硬片，被子快要盖不住肚子的顶部，眼看就要整个滑下来了。他那许多与身躯比起来细弱得可怜的腿正在他眼前无助地颤动着。

“我出什么事了？”他想。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一点儿也不假的人住的房间，只不过稍微小了一点，仍稳稳当当地围在四片他熟悉的墙壁之间，桌上摊开着货品选样——萨姆沙是一个旅行推销员——，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那张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一个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画上画着一位戴着裘皮帽围着裘皮围巾的女士，她端坐着，前臂整个插在厚重的裘皮手筒里，抬着手臂要将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雷戈尔接着又将目光转向窗户，阴霾的天气——窗檐上雨滴声可闻——使他全然陷于忧郁之中。“如果我再继续睡一会儿，将所有这些蠢事忘个干净，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他想，但他根本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向右侧躺着睡觉，在现在的状况下，他无法翻身侧卧，无论他用多大的气力翻向右侧，他总是又摇摇晃晃地转回仰卧的姿势。他试了大概有一百次，眼睛也闭上，以免看见那些动个不停的腿，直到在腰侧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微的钝痛他才停止。

“天啊，”他想，“我选了个多么累人的职业啊！日复一日奔波于旅途之中。生意上的烦人事比在家坐店多得多，还得忍受旅行带来的痛苦，倒换火车老得提着心，吃饭不定时，饭菜又差，交往的人经常变换，相交时间不长，感情无法深入。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感到肚子上有点痒，便用背将身躯蹭到靠近床柱处，这样才比较容易抬起头来看。他看见发痒的地方布满白色小点，说不出那是些什么东西，想用腿去摸摸，但立刻就缩回来了，因为一接触全身就起一阵寒战。

他又滑回原来的地方。“这种提早起床的事，”他想，“会把人弄傻的。人需要睡眠。别的旅行推销员过的是后妃般的生活。譬如说，上午当我找好订户回旅馆来抄写订单时，这些先生们才坐在那儿吃早餐；若是我敢和老板也来这一套的话，会马上就被炒鱿鱼的。谁知道呢，说不定那样的话对我倒好，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强加克制的话，我老早就辞职不干了，我会到老板那儿去把心底话一吐为快，他听了定会从桌子上摔下来！那也真是一种怪异做法，自己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对底下的职员说话，而他又耳背，人家不得不靠到他跟前去。还好，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一旦把父母欠他的钱存够了——大概还得五六年时间吧——我一定要做这事，到时候会有个大转机的，不过暂时还是得起床，我的火车五点就要开了。”

他看看柜子上滴滴答答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时间是六点半，而指针还在毫不迟疑地向前走着，六点半已过了，已经接近六点三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从床上看到闹钟是拨到四点钟的，这没错：它肯定是响过了，是的，但他怎么可能在那震耳欲聋的闹声中安静地睡着呢？噢，他睡得并不安宁，但可能因此睡得更熟吧。只是，现在该怎么办呢？下一班火车七点开，想搭上它，他就必须火速行动，而样品还没有收拾好，他自己也感到不怎么有精神，并且不怎么想动。就算他赶得上这班车，老板照样会大发雷霆，因为公司的差役等在五点那班车旁，早把他没赶上车的事报告上去了，那人是老板的走狗，没脊梁也没头脑。那么，请病假好不好呢？那将会很尴尬，而且也显得可疑，因为格雷戈尔工作五年以来还没生过一次病，老板一定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特约医生来，还会为他的懒惰而责怪他的父母。所有的借口都会因为医生的在场而被反驳掉，对这位医生而言，世界上根本就只有磨洋工泡病号的极为健康的人，况且，今天这事如果他这么认为的话，是不是就完全不对呢？除了昏昏欲睡，而这一点在睡了这么久之后简直是多余的，格雷戈尔感觉极佳，甚至感到特别饿。

他脑子里快速地想着这一切，下不了起床的决心——闹钟正敲六点三刻——这时靠他床头那边的门上传来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格雷戈尔，”有人叫他——那是妈妈——，“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还得赶火车吗？”正是那柔和的声音！格雷戈尔听见自己回答的声音时吓了一跳，这明明是他原来的声音，可是里面夹杂着一种好像是来自下面的、压制不了的痛苦的尖声，正是这高音使得他说出的话只有初时还听得清，紧接着就被搅乱了，使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听对了没有。格雷戈尔本想详细回答，还想一一解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说了：“是的，是的，谢谢，妈妈，我这就起床。”格雷戈尔声音的改变在木门外大概听不出来，因为母亲听了这一解释也就放心了，她踢踢踏踏地走开了，但是家里其他人由于这简短的对话注意到格雷戈尔还在家，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父亲这时已经在敲侧面那扇门了，轻轻敲，但用的是拳头。“格雷戈尔！格雷戈尔！”他叫道，“你怎么啦？”过了一会儿他用比较低沉的声音再次催促他：“格雷戈尔！格雷戈尔！”从另一侧的那扇门传来妹妹轻轻的带着担心的声音：“格雷戈尔？你是不是不舒服？你需要什么吗？”格雷戈尔同时回答着两边的话说：“我这就好了。”他极为小心地注意发音，每个字之间停顿得比较久，竭力使话听不出有什么异常。父亲也回去接着吃他的早餐了，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雷戈尔，开开门，我求你了。”格雷戈尔却一点也不想开门，反而高兴自己由于经常旅行养成小心的习惯，晚上在家也锁上所有通向他房间的门。

首先他想安静而不受打扰地起床穿衣，最要紧的是吃早饭，然后，好好地想想下一步怎么做，因为他很清楚，躺在床上想是想不出什么好结果的。他想起，或许是由于睡觉姿势不对，平时他躺在床上时，身上常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起床之后就明白那只不过是想象的，他很想知道，今天的幻想会如何渐渐地消失。他的变声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是重感冒的先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对此他深信不疑。

将被子掀掉并不难，他只须涨大肚子，被子就会自动滑下去，不过下一步就难了，特别是因为他的身躯非同一般的宽，想坐起来就得用手和肘来撑，但他只有好多细小的腿，它们不停地乱动，而他又控制不住它们，当他想屈起某一条腿时，这条腿首先就是伸直；如果他成功地让这条腿听自己指挥了，这时所有其他的腿也就都好似被释放了，痛苦地在极度兴奋中扑腾起来。“可千万别无所事事地呆在床上，”格雷戈尔对自己说道。

起初，他想下半身先下床，可是他还没见过自己的下半身，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结果它是那么难以移动，整个进度十分缓慢，简直快把他急疯了。最后，当他不顾一切用尽全力向前冲去时，他选错了方向，重重地撞在床尾的柱子上。身上的灼痛让他明白，目前他身体最敏感的地方也许就是他的下半身。

因此，他就设法让上半身先下床，他小心地把头转向床沿。这事倒容易，而且身躯虽然又宽又重，终于也跟着转过来了。但是当他终于能够把头伸到床外时，他不敢继续这样向前挪动了，因为如果他最后让自己就这样掉下床的话，脑袋不摔伤才怪呢，恰恰是现在，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丧失知觉的；他觉得还是呆在床上比较好。

他又费尽力气恢复原来的姿势，喘着气躺着，当他看着自己那些细腿扑腾得更厉害，而他又毫无办法使这些胡来的东西安静下来时，他就再次告诉自己，不能就这么留在床上，最理智的做法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不顾一切离开床铺。同时他也不忘记不时提醒自己，冷静地、极其冷静地思考要远比乱拼瞎决定好。在这种时刻，他尽力注意看着窗外，可惜晨雾不能带给他多少信心和鼓励，它连窄窄街道对面的一切都遮住了。“已经七点了，”当闹钟又响起时，他对自己说，“已经七点了，雾还这么大。”他缓慢地呼吸着，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好似在这完全的寂静中或许可以期待一切恢复真实和自然的正常状态。

但是接着他又对自己说：“七点一刻之前我一定得下床。反正到那时候公司也一定会有人来找我的，因为公司在七点前开门。”现在他开始将整个身体完全均衡地向床边摇晃过去。如果以这种方式翻下床，而他在掉下去的一刹那用力抬起头的话，那么头部将不至于受伤。背部似乎是坚硬的，掉到地毯上大概也不会出事。他最大的顾虑是掉下地时会有很大的响声，这如果不使门外的人大吃一惊，也会令他们担忧的。不过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试了。

当格雷戈尔半个身子伸出床外时——这新方法与其说是苦工，倒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只须一摇一晃地挪动就行——他忽然想到，如果有人来帮忙的话，一切会多么简单易行。只要两个强壮的人就够了——他想到他的父亲和女佣——他们只须将手臂伸到他隆起的背部下边，拉他离床，弯腰放下重负，然后小心而有耐心地等待他在地上翻个身就行了，但愿他的那些细腿到时会变得懂事。那么，先不说门都是锁着的，他是否真该叫人帮忙呢？虽然境况那么糟，但一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微微笑起来了。

当他用力摇晃时，身体已经快要失去平衡了，而他也必须马上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还差五分就是七点一刻了——这时大门的门铃响起来了。“公司来人了，”他对自己说，身子几乎僵住了，而那些细腿却挥舞得更慌乱了。片刻之间家中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不去开门，”格雷戈尔怀着一种毫无道理的希望自言自语地说。但是，女佣自然还像往常一样踏着坚定的步子去开门。听到来客第一声问好的话，格雷戈尔马上就知道来的是谁了——法律全权代理亲自来了。怎么格雷戈尔就这么命定得到这么家公司干活，在这儿出了最小的差错马上就会遭受最大的怀疑。难道所有职员全都是无赖？难道在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忠心耿耿的，早上几小时没有为公司干活就受尽良心的折磨，并真的是下不了床的？难道叫个学徒来问问就真的不够吗？——假如真有必要来问的话——难道非得法律全权代理亲自前来，因而让无辜的全家都看到，这可疑的事情只有交给他这样有头脑的人才能调查清楚？格雷戈尔越想越激动，出于这激动而不是经由正确的决定，他一用力将自己甩下床去。声音很大，但也不是那种震耳欲聋的响声，地毯使他跌落的声音减弱了，另外，他背部的弹性也比他想的要好些，因此，发出的声音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钝声。只是他不够小心，没把头抬好，头给撞了，他又气又疼，转转头在地毯上磨蹭着。

“房里有东西掉下来了，”全权代理在左边的房间说。格雷戈尔努力想象，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不是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在全权代理身上呢？严格说来，人们该承认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犹如给他的提问一个粗暴的回答，全权代理在隔壁房间走了几步，他的步子坚定有力，漆皮靴子在地板上踩得嘎嘎直响。妹妹在右边房间小声向他报信：“格雷戈尔，全权代理来了。”“我知道，”格雷戈尔喃喃自语着，但他不敢说得让妹妹听得见。

“格雷戈尔，”现在父亲在左边的房间里说，“全权代理先生来了。他是来问，为什么你没有搭早班火车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况且，他要和你亲自谈，你就把门打开吧，他会宽宏大量原谅你房间的凌乱的。”“早安，萨姆沙先生，”全权代理也很友好地插话叫他。“他不舒服，”当父亲还在门旁说话时，母亲对全权代理说。“他不舒服，相信我吧，代理先生，要不然他怎会误车呢！这孩子脑子里装的只有公司的生意。晚上从不外出娱乐，我都快为这生气了。最近这八天他都在城里，但他每天晚上都呆在家。他和我们在一起，安静地坐在桌旁看报，要不然就研究火车时刻表，做做木工活对他已经就是消遣了。譬如说，他用了两三个晚上刻了一个小镜框；它真漂亮，您看到了也一定会惊奇的；镜框就挂在他房里；等格雷戈尔开了门您马上就可以看到了。您来了真使我高兴，先生；我们自己真是没法叫他开门；他太固执了，他一定是不舒服，虽然早晨他否认有病。”“我马上就来，”格雷戈尔缓慢而谨慎地说，可是他一步不动，这样才能听清谈话中的每个字。“如果不是生病就无法解释了，”全权代理说，“希望不是什么大病。虽然另一方面我得说，我们生意人为了顾及生意往往顾不得一些小病，——这是福是祸，就看人们怎么想了。”“全权代理现在可以进去了吗？”父亲不耐烦地问着，又敲起门来了。“不行，”格雷戈尔说。左边房间出现了一阵尴尬的静默，右边房里妹妹啜泣起来了。

妹妹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起呢？或许她是才起床还没有穿衣服吧。她为什么哭呢？是因为他不起床，不让全权代理进屋吗？因为他有失去工作的危险，而老板又会来向父母讨债吗？大概眼前还不必担心这些吧，格雷戈尔人还在这儿，他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眼下他躺在地毯上，如果人家知道他的状况，是不会真的要他开门让全权代理进来的。可是格雷戈尔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失礼行为马上就被辞退的，今天这事以后总会找到合适的借口解释过去的。在格雷戈尔看来，如果现在让他安静，不用眼泪和劝说来打扰他，是比较理智的做法。可是大家不明详情，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可厚非的。

“萨姆沙先生，”全权代理提高嗓门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将自己关在房里，只用行或不行来回答，引起您父母的极大担忧，这是毫无必要的。您还疏忽了——这只是顺便提提——您在公司的职责，您的做法事实上是闻所未闻的。我以您双亲和您老板的名义对您说话，十分严肃地请您马上把事情解释清楚。真叫我惊讶，真叫我惊讶。我一向认为您是位冷静有理智的人，而现在看来，您似乎突然闹起莫名其妙的情绪来了，今早老板已暗示过我，您旷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指的是不久前交给您管的收账权——，但是，我真是差不多是用我的名誉为您担保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亲眼看到您执拗得不可理喻，再也不会有兴趣为您说任何话了。您在公司的职位并不是那么牢固的，原本我打算私下里把这些事告诉您，但您既然在这儿白白浪费我的时间，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让您的父母也知道这些事。近来您的成绩令人非常不满意；虽说这不是特别好做生意的季度，这点我们承认，但是整整一个季度没有生意，根本是不可能的，萨姆沙先生，是不允许的。”

“但是，代理先生，”格雷戈尔焦急万分地喊道，他太激动了，忘记了其他一切，“我马上，立刻来开门。一点点不舒服，一阵晕眩，使我起不了床。我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过现在我又感觉有精神了。我正在下床呢。请耐心地稍等片刻！看来状况没有我想的那么好，不过我已经感到能行了。一个人怎么就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呢！昨晚我还好好的，我的父母亲是知道的，或者说得准确些，昨晚我已稍稍有些预感了，是该看得出来的，为什么我偏偏就没有去向公司报告呢！只是，人一般总是想，一点小病能够顶过去，不需要留在家里休息。代理先生！体谅体谅我的父母吧！您刚才对我的那些指责是没有什么理由的：没人告诉过我这些事。您大概还没看到我最近寄回公司的那些订单吧。我还要搭八点的火车出差呢，休息了几个钟头我精神好多了。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了，代理先生；一会儿我就会上班去的，劳您驾先去说一声，还请您代我问候老板！”

格雷戈尔一面慌乱而快速地说着这些话，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一面不费什么力气就靠近了柜子，这大概是因为有了床上的那些练习，现在他想撑着柜子站起来。他是真的想打开门，想露面，想和代理说说话；人家现在这么急于见到他，看到他的样子后他们会怎么说呢，这他很想知道。如果他们大吃一惊，那么责任就不再在他这边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他们镇定自若接受一切，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慌张，动作快一点的话，还真能赶上八点那趟火车。柜子很滑，起先他滑下来好几次，但是最后用力一提劲，终于站起来了；下身灼痛得厉害，但他顾不得那么多了。现在他将身体靠在旁边的椅背上，用他的细腿紧抓住椅背的边。这么一来他就把握住自己的身体了，他一言不发，因为这时他听见全权代理的声音了。

“您二位听懂一个字了吗？”代理问他的父母，“他不至于把我们当傻瓜吧？”“天啊，”母亲声泪俱下地喊起来了，“说不定他病得很厉害，而我们还在折磨他。葛蕾特！葛蕾特！”接着她大叫着。“什么事，妈妈？”妹妹从另一边喊道。她们就隔着格雷戈尔的房间对讲起来了。“你得马上去请医生，格雷戈尔病了，快去找医生。你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了吗？”“那是动物发出的声音，”全权代理说。他的声音同母亲的尖叫相比，显得特别低。“安娜！安娜！”父亲对着前厅朝厨房那边喊着，还拍手叫人，“立刻找个锁匠来！”话刚说出口，两个姑娘就已穿过门厅，她们的裙子嗖嗖地响——妹妹怎么这么快就穿好衣服了？——，接着猛然打开单元门出去了，听不见关门的声音；她们大概是让门就这么开着，发生重大事故的人家总是这样让门开着的。

格雷戈尔现在则镇静多了。人家是听不懂他的话了，他自己听自己的话倒是很清楚，甚至比以前更加清楚，或许是因为耳朵适应了，不过至少现在人家相信他不完全对劲，而且准备来帮助他了。他们作这些初步的安排时显得很有把握，也充满信心，这使他感到舒服。他觉得自己重又被纳入人类圈子，但愿医生和锁匠能做出不寻常的成绩。事实上他并没有准确分清两者的差别。为了使在就要来到的关键性谈话中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地清晰，他清了清嗓子，自然是努力压低声音，因为很可能这声音听起来也不像人的咳嗽声了。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信心去分辨了。隔壁房里一片静默，或许是父母和代理正坐在桌旁低声谈话，或许大家都靠在门上听他的动静。

格雷戈尔撑着椅子移身向门口走去，到了门旁，放开椅子，将身体靠向门，借着门撑住自己——他那细腿的脚底有些粘性——，就这么休息了一会儿，接着他开始用嘴去转动锁孔中的钥匙，糟糕的是，他像是没有真正的牙齿——不用牙齿他能用什么去抓住钥匙呢？——不过下颚倒自然是很结实的；借助下颚他也真的转动钥匙了，但他肯定受了什么伤，因为从他嘴里流出了一些棕色液体，流过钥匙，滴到地上，对这，他一点也没去注意。“您二位听听，”代理在隔壁房里说，“他在转动钥匙。”这对格雷戈尔是个极大的鼓励；但是大家，连父亲母亲在内，都该为他高呼助威才对：“加油，格雷戈尔，”他们应该这样高喊，“不要放松，坚持弄开门锁！”他想象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在注视着他的努力，便用尽力气不顾一切昏昏然地咬住钥匙，随着钥匙转动，他也绕着锁转动，现在他只用嘴撑住身体站立着；他根据需要，时而将自己贴靠着钥匙，时而用全身的重量去压下钥匙。锁终于打开了，响亮的咔哒声使格雷戈尔清醒过来。他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那么我不用锁匠就打开锁了。”他把头靠在门把上去，想把门整个打开。

因为是用这种方式开的门，所以门已经开得很大而人家还看不到他，他得先慢慢地从那扇门后转出来，并且得十分小心，以免人们进房之前自己就四脚朝天摔倒在地。他还在忙于艰难地挪动，顾不上管别人，就听到代理“啊”地一声大叫起来——声音像刮风声——现在他也看得见他了。他靠门最近，手遮着张开的嘴正在慢慢地后退，好似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有规律地推动着他。母亲——虽然全权代理在场，她还披头散发——先是双手合起看着父亲，接着朝格雷戈尔走了两步就昏倒在地，她的裙子摊开在她的四周，脸垂到胸前完全看不见了。父亲充满敌意地握紧拳头，像是想把格雷戈尔推回房里，接着又疑惑不定地看看起居室，然后用手遮着眼睛哭了起来，哭得他壮实的胸膛也颤动起来了。

格雷戈尔并不进房去，他在里头靠在那半扇扣紧的门上，所以只能见到他半个身体和那侧探出来的头，他对着他们看。这时天亮了，可以清楚地看见街对面那幢没尽头的灰黑色房子——这是一家医院——房子临街的一边突出一排整齐一律的窗子；雨还在下着，不过只是一滴滴可见的落在地上的大雨点。桌上摆了许多早餐的杯盘，因为早餐是父亲最重要的一顿饭，他在早餐时看好几份报纸，一坐就是几小时。对面墙上挂着一张格雷戈尔服兵役时的照片，他穿着少尉军装，看他手握着剑，面带无忧无虑的微笑，样子像在要求人家尊敬他的姿势与制服。通往门厅的门是开着的，因为大门也开着，所以可以看到门前平台和通往下面的几级楼梯。

“好吧，”格雷戈尔说，他很明白他是惟一保持镇静的人，“我会马上穿好衣服，收拾好样品，然后动身上路。您愿意，您愿意让我去吗？是啊，代理先生，您看，我并非冥顽不化，我是很愿意工作的；出差旅行是苦差事，但我不出差就无法生活。您上哪儿去，代理先生？去公司吗？是吗？您会将所有事都照实报告上去吧？一个人可能暂时失去工作能力，但这时也是想着他以前做出的成绩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到，当他排除障碍之后，他会比先前更加勤快更加尽力工作的。我对老板真是忠心耿耿，这您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我还得操心父母和妹妹。我还陷于困境中，但我会重新挣扎出来的。我已十分为难了，请不要再雪上加霜。在公司里请站在我这一边吧！我知道，公司里大家都不喜欢旅行推销员，以为他赚钱多日子美，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和机会可以比较仔细地去考虑这种成见的对错。但是，代理先生，您不同，您比其他同事更能全面掌握情况，私下说说，比老板本人更能通观全局，公司是老板的，因而他容易受误导而做出对职员不利的判断。您知道得很清楚，旅行推销员一年到头不在公司里，很容易成为流言蜚语和偶然事件的牺牲品，很容易受到无中生有的责怪，而他是根本不可能辩解自卫的，因为他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等到他精疲力竭结束旅行回到家里，这才亲身领会到那些可怕的后果，而原因是再也看不清摸不透了。代理先生，您先别走啊！总得说句话表示您觉得我还有一点儿是对的再走啊！”

可是全权代理才听了开头的几句话就转过身去了，他张大着嘴，颤抖着肩，侧过头去看格雷戈尔。在格雷戈尔说话时，他一刻也没站定，而是眼盯着格雷戈尔一小步一小步地朝门口走去，好像有一道神秘的禁令不准他离开房间似的。已经走入前厅了，他最后一脚踏离起居室时那种突然的快速动作，真让人以为他脚底着火了。在前厅，他把手长长地伸向楼梯，好像那儿有神灵等着救他似的。

格雷戈尔清楚，如果不想让自己的职位受到最严重的危害，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代理带着这种情绪离开的。父母亲对这一切是不太清楚的，他们在这些年里已经建立起信心，以为格雷戈尔呆在这家公司，生活一辈子都有保障，何况他们眼下还有那么多叫人忧虑的事得应付，一点也无力去想将来的事了。但是格雷戈尔有先见之明。必得留下代理，安慰他，说服他，最后赢得他的信任；格雷戈尔和全家人的前途就在此一举了！如果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很聪明；当格雷戈尔还镇静地仰躺在地上时，她就已经哭了。而且，代理是个色鬼，他肯定会听她指挥的；她肯定会关上大门，在前厅里对他说话，说得他不再惊恐。但是妹妹偏偏不在，格雷戈尔必须自己采取行动了。他对自己目前的活动能力根本心中无数，也没有去想，人家可能，甚至相当肯定又会听不懂他的话，这些他都没想，就离开了那扇门，挤身过去，想要走到代理那儿去，代理这时正在屋前平台上可笑地用双手紧紧抓住楼梯栏杆；格雷戈尔刚这么一动就立刻倒下，一边找着可以支撑的东西一边轻轻叫了一声，那许多细腿已着地了，还没有整个趴下，他就感到身体舒适了，在今天早上这还是第一次；细腿在地下站得很稳，他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它们完全听话，努力带他朝他想去的地方走去；他已相信，根本好转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但是就在这时，当他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趴在她对面的地板上，摇晃着想慢慢动作起来时，原先看起来一动不动的母亲，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伸开手臂，张开手指，喊了起来：“救命啊，天啊，救命啊！”她低下头，好像想把格雷戈尔看得更仔细些，但却又事与愿违不知不觉地后退，忘了她后面有张摆满杯盘的桌子，到了桌旁，又恍恍惚惚地慌忙坐上去，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桌上大咖啡壶已打翻，咖啡正在她身后大股地流到地毯上去。

“妈妈，妈妈，”格雷戈尔轻声地叫她，朝上望着她。此刻他已完全忘了全权代理；相反地，看到流下的咖啡时，他忍不住用嘴巴向空中咂了咂。这使他母亲重又尖叫起来，她逃离桌子，倒在急忙跑过来的父亲的怀里。但是格雷戈尔现在顾不上他的父母了；全权代理已踏上往下去的楼梯，下巴靠在栏杆上，还回头看了最后一眼。格雷戈尔想跑动起来，好尽可能追上他；代理一定是预感到什么，因为他一跳就跳下好几级楼梯，接着就消失了，但他还在发着“呼！”声，声音穿过整个楼梯过道。糟糕的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比较镇定的父亲由于代理的逃离也显得慌乱了，因为他不但自己不去追赶代理，或者至少不要阻挡格雷戈尔去追赶，反而右手抓住代理连同帽子、大衣和留在沙发上的手杖，左手抓起桌上的一大张报纸，一面跺着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要将格雷戈尔赶回房里去。格雷戈尔的恳求一点用也没有，他的恳求也不被理解，他再谦卑地转着头也没用，父亲反而把脚跺得更重。那边，母亲不管天气寒冷，用力打开一扇窗子，探身窗外，用手掩住脸。巷子和楼道之间刮起一阵穿堂风，窗帘吹起了，桌上的报纸簌簌地响，一张张被刮到地下去。父亲毫不松懈地赶着他，发出嘘嘘的叫声，像一个野人似的，只是格雷戈尔还没学过如何后退走路，实在走得很慢。假如情况允许他转身的话，他会马上退回到房间，但是转身很缓慢，他害怕这会使父亲不耐烦，而父亲手中那手杖随时都可能对着他背上或者头上给他致命的一击。最后格雷戈尔一点别的法子也没有，只有转身了，因为他惊恐地注意到，后退时连方向都弄不准，这样他就一边不断偷偷惶恐地侧眼盯着父亲，一边开始尽可能地快速掉转身体，事实上却转得很慢。也许是父亲注意到他良好的意愿了，因为他掉转身体时父亲不干扰他，而且还远远地用手杖尖端不时指挥他转身的动作。如果父亲不发出这无法忍受的嘘嘘声该多好啊！格雷戈尔快被这声音弄疯了。他一直用心地听着这嘘声，当他快要整个地转过身时，甚至于搞错了！又转回了一点。当他终于把头转到门口时，发现身躯太宽，要通过可不那么容易。父亲处在眼下这种心理状态中，自然一点也不会想到将另一扇门打开让格雷戈尔有足够的地方通过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格雷戈尔必须尽快地进他自己的房间去，让他站立起来或许就进得去。但这得做许多麻烦的准备，父亲是绝不会允许的。他倒反而用更大的声音驱赶格雷戈尔向前走，好像什么障碍也不存在似的，在格雷戈尔后面的声音，听起来已一点也不像仅仅只是一个父亲发出的了；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了。于是格雷戈尔不顾一切挤进门去。他身躯的一边抬高起来，斜着身体躺在门洞里，身体的一侧擦伤了，白色的门上留下难看的斑迹，很快他就被夹紧了，靠他自己是一点也动弹不得了，向上一边的细腿挂在空中颤抖着，另一边的则被压在地上，十分疼痛——这时，父亲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跌进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门用手杖给关上了，屋里终于安静下来了。

二

直到暮色朦胧时，格雷戈尔才从他那昏厥似的沉睡中醒过来。如果没有干扰的话，他过一会儿也肯定会醒的，因为他感到自己休息过来了，觉也睡足了，不过他仍觉得好像是被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和小心关闭通往前厅的门的声音给弄醒了。街灯的亮光，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淡淡地映在天花板和家具的上半部，但是底下格雷戈尔那儿却是一片漆黑。他笨拙地用触角探索着，到这时他才知道触角之可贵。他慢慢地将自己朝着门口移去，想看看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身躯的左侧像是一条长长的、紧紧地绷得很不舒服的伤疤，他只能一瘸一拐地用那两排细腿走路，此外有一条腿在上午的事故中受了重伤——只有一条腿受伤，简直是个奇迹——，它毫无力气地被拖着走。

到了门旁他才发现，真正吸引他过来的是什么：那是食物的气味。因为那儿放了一个小钵，里面盛满甜牛奶，还有切成细块的白面包浮在上面。他高兴得快要笑起来了，因为他现在比早晨饿得更厉害，于是马上将头埋入牛奶中，连眼睛都快浸没了，但是，很快他又失望地把头抽了回来；不仅是因为那不好对付的左侧使他吃东西很困难——他只有在全身用力一起动作时才能吃到东西——，还因为牛奶一点也不好吃了。而牛奶一向是他最喜欢的，妹妹一定是因此才将牛奶放在这儿给他吃的；他简直是厌恶地转离钵子，爬回房间中央去的。

格雷戈尔从门缝里看到起居室已点起煤气灯，平常这时候，父亲总要高声把晚报读给母亲听，有时妹妹也听，但现在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妹妹经常把这事讲给他听或者写信告诉他，不过或许最近以来父亲不大朗诵了。但是周围都那么寂静，而家中肯定是有人的。“我们一家过的是多么平静的日子啊，”格雷戈尔对自己说，他一面不动地在黑暗中这么看着，一面觉得自己能让父母亲和妹妹在这么好的住房中过上这样的日子真值得自豪。可是，如果现在这一切的安静、富足、满意都可怕地结束了，那可怎么办呢？为了不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思绪中，格雷戈尔宁愿活动起来，在房里爬来爬去。

在这个长长的夜晚中，有一边的门打开了一小道缝，后来有一次另一边的门也被打开了，两次都是接着马上就又关上了；显然是有人很想进来，但又顾虑太多。格雷戈尔现在紧靠着通往起居室的门停了下来，他决定想办法让那踌躇的访客进来，至少也该知道他是谁；但是门再也没有打开过，他只有徒劳地等待着。今天早晨，门锁着时，大家都想进来，现在，他已开了一扇门，白天其他的门锁显然也都被打开了，却再也没有人来，而且钥匙现在是插在外面的。

直到深夜起居室才熄了灯，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确切知道，父母和妹妹是一直久久地守在那儿的，因为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三人蹑手蹑脚走开了。到明天早晨是不再会有人来看格雷戈尔了；这样他就有一段长的时间可以不受打扰地考虑如何重新安排现在的生活。但是他被迫趴在地板上的这间高而空的房间使他害怕，他找不出害怕的原因，因为这可是他已住了五年的房间呀——他半无意识地转了身，带着一些羞愧急忙钻到长沙发底下，虽然背部有点被挤压着，头也抬不起来，但他立刻感到很舒服。可惜身躯太宽，不能整个藏进去。

整整一夜他就呆在那儿，有时半睡着，可又时时被饥饿感弄醒，有时则沉在忧虑之中，时而夹杂着模模糊糊的希望，总的结论是，目前他必须镇定从事，要有耐心，要极端体贴家人，使他们比较容易忍受他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得已给他们造成的烦恼、难堪。

清晨，其实那几乎还是夜里，格雷戈尔就已经有机会检验自己刚下的决心到底坚定不坚定了，因为，几乎穿戴整齐的妹妹从前厅那儿打开了他的房门，紧张地朝房里看。她没有立刻看到他，但当她发现他在长沙发底下时——天啊，他总得呆在哪儿吧，他又不能飞走——吓了一大跳，便不由自主地将门从外头砰地关上。但是，仿佛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立刻又把门打开，踮着脚走进来，好像探望的是重病人，甚或是陌生人似的。格雷戈尔把头一直伸到长沙发边上注视着她。她是否会注意到他没喝牛奶，并且绝非因为不饿？她会不会拿来其他比较适合他的食物？如果她不自动地去做这事，他是情愿饿死也不会去促使她注意的，虽然他极想从沙发底下冲出来，趴在她的脚边，求她随便拿点什么好吃的来给他吃。但是妹妹马上就惊讶地发现钵子里牛奶还是满满的，只是四周洒了一点，她立刻拿起钵子端了出去，但不是用手直接拿，而是垫着一块抹布拿的。格雷戈尔极为好奇地想知道，她会拿什么来替换，他脑子里转着各种不同的想法。但是，善良的妹妹实际上做的，却是他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的。为了让他试试口味，她带来了许多不同的东西，摊开在一张旧报纸上。有半腐烂的不新鲜蔬菜；有晚餐剩下的肉骨头，外面还蒙着一层汤汁的冰；几粒葡萄干和杏仁；有一块奶酪，就是两天前格雷戈尔说它已不能吃的那块；有一块没涂东西的面包，一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块涂了黄油又撒了盐的面包。此外，她又放了一只钵，在里头倒了水，看来这钵是永远归格雷戈尔专用了。因为她知道，格雷戈尔当着她的面是不会吃的，出于体贴，她很快地退出房间，甚至还把钥匙转了一圈，只为了让格雷戈尔知道，他可以随心所欲舒舒服服地吃东西了。格雷戈尔的那些细腿飞快奔向食物。他的伤肯定是全好了，他没有再觉得有什么不便，对此他感到吃惊；他想起一个多月前手指头让刀子给切伤了，那伤口到前天还在疼呢。“难道我现在感觉不那么灵敏了？”他想，接着就津津有味地吮吸起奶酪来了，在各种食物中，奶酪立刻并且一直吸引着他。他很快地一样接着一样把奶酪、蔬菜和肉汁都吃了，眼中含着满意的泪水；相反地，新鲜的食物他觉得不好吃，他甚至不能忍受它们的气味，把他想吃的东西拖得离它们远一点。当妹妹慢慢转动钥匙给他一种信号让他退走时，他早已吃完，正懒洋洋地躺在原处。这立刻将他吓了一跳，虽然他差不多正打着瞌睡，于是他又急忙回到长沙发底下。可是这要他有很大的自我克制力才行，即便是在妹妹留在房里这短短的时间内，因为吃了这么多东西，他的肚子鼓起来了，挤在那狭窄的地方快要不能呼吸了。忍着一阵阵憋气的难受，他用有些突出的眼睛看着那毫不知情的妹妹。看她用扫帚不只将他吃剩的，也将那些他碰都没碰的食物扫在一起，好像连这些也不能再要了，然后急忙将所有东西倒入一个桶里，用木盖子盖住，接着全提走了。她刚转过身，格雷戈尔就从沙发底下爬出来，伸伸腿，打打呃。

格雷戈尔就是这样每天得到他的食物的，早晨一次，那时父母亲和女佣都还在睡觉，第二次是在大家吃过中饭之后，因为这时父母也还得睡上一小觉，而女佣则会被妹妹支开去随便买点什么。他们肯定也不愿意他饿死，但或许是有关他吃东西的事，他们只听人说说，还能忍受，更多的就受不了了，或许是妹妹想尽可能地一点也不让他们伤心，因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够痛苦的了。

那天上午他们是用什么借口把医生和锁匠打发走的，格雷戈尔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人家既然听不懂他的话，也就没有人会想到，连妹妹也没想到，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话。这样，每当妹妹在他房间时，他就只能时而听到她叹息和念着神明的声音了。到后来，当她对一切稍微习惯了——完全习惯自然是绝不可能的——，格雷戈尔才偶尔听到她的评论，总是善意的或者是可能那样理解的。“今天他可吃得香呢。”如果格雷戈尔在底下把食物打扫得一干二净，她就这么说，如果情况相反，而相反的情况越来越常出现，她就会近乎忧伤地说：“又是什么都剩下不吃。”

格雷戈尔虽然无法直接得到什么新消息，但有时也能从隔壁几个房间里偷听到一些事。只要一听到哪儿有声音，他就立刻往那边的门跑去，全身紧贴着门。特别是在最早那些日子里，没有一次谈话不多多少少与他有关，即使只是秘密地谈着。足足两天，一到饭桌上大家就商量现在该怎么应付；但是，不在吃饭时他们也在谈论同一题目，因为家中总是至少有两个人在，想必是没人愿意单独留在家中，而全家都走光更是不可能的事。还有，马上在第一天女佣——对这事故她知道些什么，知道多少，这都不大清楚——就向母亲苦苦哀求，要母亲立刻辞退她，一刻钟之后，她来告别，泪水汪汪，为她得以走掉感谢不尽，简直就像人家为她做了件最大的善事。她还发了毒誓，绝不对任何人讲起任何一点有关的事，其实并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

现在妹妹也得帮母亲做饭了；不过这不太费事，因为大家几乎什么也不想吃。格雷戈尔老是听到家里一个人劝另外一人吃，可总是徒然，得到的回答不外是“谢谢，我吃够了”或者类似的话。或许酒也不喝了。妹妹时常问父亲要不要喝啤酒，她还真心诚意地站起来要亲自去买，当父亲沉默不答时，她就说也可以让管房子的女人去买，好免去他的顾虑，但父亲最后会重重地说一声“不”，这事就不再谈了。

在最初的几天里，父亲就向母亲和妹妹讲明了家里全部财产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企盼。他不时从桌旁站起来，从一个小小的保险箱里取出某一张单据或某一本记事簿，这保险箱是五年前他公司破产时他抢救出来的。可以听得见他如何打开那把复杂的锁，取出所要的东西后又如何锁上的声音。在父亲的这些解释中，有些话是自从格雷戈尔被困以来最先令他高兴的事。他本以为父亲原先的生意什么也没留下，至少父亲未曾对他说过相反的话，不过格雷戈尔也没专门问过这事。那时格雷戈尔惟一关心的事是竭尽全力让家人尽快忘记生意上的失败，那场不幸的事使全家人都陷于绝望的境地。于是他就开始特别热情地投入工作，很快地从小伙计成为推销员，自然赚钱的机会也就不大相同了，他的工作成绩马上就以回扣的形式变为现款，让他可以在家中当着惊讶而欣喜的家人放到桌上去。那曾是美好的时光，这样的时光在那之后从未再有过，至少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虽然后来格雷戈尔赚的钱很多，使他能够负担全家的开销，而且真的负担起了全家的花费。大家反正都习惯了，家人和格雷戈尔都习惯这事了。家人感激地收下钱，他乐意地交出钱，但是那种特殊的温暖之感却再也出不来了。只有妹妹还很亲近，他暗地里有个计划，明年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妹妹同他不一样，她喜欢音乐，小提琴拉得很动听。他不考虑上音乐学院必定要花一笔庞大的费用，那总可以用其他什么方法凑齐的。格雷戈尔留在城里家中的短暂时间里，在与妹妹的聊天中，经常会提到音乐学院，不过总是将它当作一个美梦，不能想象它能实现，对这些天真的议论，父母亲连听都不想听；但是格雷戈尔想法坚定，他打算在圣诞节之夜隆重地宣布这件事。

当格雷戈尔直立着贴在门上倾听时，他脑海里始终翻腾着这些目前状态下一点用也没有的想法。有时候他疲乏不堪实在没精神听了，头便无意间碰到门上去，但他立刻就又把头撑住，因为头碰在门上会发出声音，即使是最小的声音隔壁房里也听得见，于是大家就不出声了。“他又在搞什么名堂了？”过一会儿父亲会这么说，显然是对着门说的，慢慢地，被打断的谈话才又重新继续下去。

格雷戈尔现在知道得不少了——因为父亲在说明事情时总是重复，这一方面是由于他长期不做这些事了，另一方面则由于母亲不能听一遍就弄懂所有的事——格雷戈尔得知，家中当初虽遭受灾难，还是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财产，这几年的利息也没动用，钱就有所增加了。另外，格雷戈尔每月带回家的钱——他自己只留下几个古尔登零用——也没有全花完，已积攒成一小笔资金了。格雷戈尔在门后使劲点头，为这没有料想到的谨慎和节约而感到高兴。他原本可以用这些多出来的钱把父亲欠老板的债多还掉一些，那么他甩掉现在这个工作的日子就会近得多，但是父亲的做法现在无疑是更好的。

不过，如果家人要靠利息生活，这笔钱是绝对不够的；它能维持全家一年，至多两年的生活，再长就不行了。事实上它只是一笔为不时之需而留起来的钱，是不能动用的；维持生活的钱得去挣，而父亲虽还健康，但年龄已大，他有五年没有上班了，自己可能也不大有信心了；在父亲劳累而又没有什么成就的一生中，这五年是他第一次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胖起来了，因此行动也变得相当不便了。那么难道让老母亲去挣钱？她患有气喘病，在屋里转一圈就累得不行，而且每隔一天就因气喘发作，得打开窗户坐在窗口边的沙发上透气。难道叫妹妹去挣钱？她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孩子，至今为止受着宠爱，她的生活内容就是将自己打扮得整齐漂亮，睡懒觉不起床，帮忙做点家务，参加点不太花费的娱乐生活，而最主要的事是拉小提琴。每当他们谈到挣钱的必要性时，格雷戈尔总是先放开门，扑到靠门的冰凉的沙发上，他会因为羞愧和伤心而面红耳赤。

他时常整宿不眠，几小时几小时地抓着刨着沙发。或者不惜费力气把一张沙发椅子推到窗旁，接着往窗台上爬，底下抵住椅子，身体靠向窗子，显然是在回忆那种自由的感受，以前他向窗外眺望为的就是得到那种感受。因为事实上只要是稍远一点的东西，他看起来就一天比一天模糊了；对面的医院他已一点儿也看不见了，而以前他为了老要看到这医院而咒骂过，如果不确切知道自己住的夏洛蒂街虽然幽静却完完全全是市区的话，他真会以为窗外见到的是一片灰蒙蒙天地不分的荒漠呢。细心的妹妹只有两次看到椅子在窗前放着，便每次在打扫完房间之后重又把椅子推到窗前原来的地方去，甚至从那时开始将里面的一扇窗子开着。

如果格雷戈尔能和妹妹说话，能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那他就可以比较安心地接受她的服务；而像现在这样则非常痛苦。妹妹自然是尽可能不让他得知整个事情的尴尬难堪，而时间越久她也越能做到这一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雷戈尔也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她能进屋就已使他受惊了。一进来她就直奔窗户，连用点时间把门关上都顾不到，而平时她是十分注意不让别人看到格雷戈尔的房间的；她像快要窒息似的，慌忙用双手使劲打开窗子，天气再冷也要在窗口停留一会儿，深深地呼吸着。她的跑动和弄出的响声每天两次惊吓着格雷戈尔；在这整段时间里，他颤抖着躲在长沙发底下，而他又深知，如果她在窗户关闭着的情况下能有一点可能和格雷戈尔一起呆在一个房间里，她是一定会乐意保护他，不让他受这种罪的。

大约已是格雷戈尔变形后一个月的光景，妹妹该已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为看到他的样子而吃惊了，有一次她来得比平时早了一些，正好见到格雷戈尔一动不动地直起身子朝窗外看，样子真是吓人。如果她只是止步不前，格雷戈尔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在那儿挡着使她不能马上去打开窗子，但她不只是不进屋，甚至于还吓得往后一跳，关上了门；陌生人简直会以为格雷戈尔埋伏在那里伺机要咬她呢。格雷戈尔自然马上就躲到了长沙发下面，但他一直等到中午才见妹妹重又进来，她看来比往常更加紧张不安。由此，他看出妹妹仍然不敢看到他的样子，而且以后也必定不会改变，如果她看到他的身体露出长沙发而不跑掉，即使只看到一点点，她必须十分克制才能做到。为了不让她看见他，有一天他用背驮了一张床单——为此他用了四个小时——到长沙发上去，把它弄得可以将他整个地遮住，妹妹即使弯下腰也看不到他。如果觉得无此必要，她完全可以把床单拿掉，因为格雷戈尔这样完完全全把自己蒙住自然不是为了好玩，这是很清楚的事，但是她就让床单那样挂着。有一次格雷戈尔小心地把床单拉开一点，想看看妹妹对这新设施有些什么反应，他甚至于相信在妹妹的眼神中捕捉到一点感激之情。

最初十四天中，父母亲不敢到他房里看他，他常常听到他们对妹妹现在所做的表示认可，而在这以前他们常为她生气，因为在他们眼中她是个没用的女孩子，而现在，每当妹妹在格雷戈尔房里收拾时，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等在门外，她一出来，他们就让她仔细叙述一遍，房间里现在是什么样子，格雷戈尔吃了什么，这一次他表现如何，还有，就是能否看出有点好转。其实母亲在较早的时候便想看看格雷戈尔了，但是，最初父亲和妹妹用种种合情合理的理由劝阻她。格雷戈尔十分留意地听着，他完全赞同那些理由。后来他们只好拼命用力阻止她进去，她就叫喊：“让我去看看格雷戈尔，他是我可怜的儿子呀！你们难道不懂吗？我非得看他不可呀？”每当这时，格雷戈尔就想，说不定母亲进来也好，当然不是每天，或许可以一星期一次，对这一切她会比妹妹懂得多得多。妹妹虽然胆大，但只是个孩子，说到底不定只是由于天真轻率而接过这样艰巨的任务。

格雷戈尔想要见到母亲的愿望不久就实现了。白天里因为顾虑到父母，格雷戈尔并不去窗口，以免让人看见，但在那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他又不能多爬，夜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已够他受的了，不久他对吃东西一点乐趣也没有了，这样，他就养成了一种新的消遣习惯，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他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这样可以更轻松地呼吸，有一阵轻轻的振动通过全身；当他高高挂在上面沉浸在一种几乎是快乐的心不在焉的境界中时，有时可能不自觉地放开腿重重地摔到地板上去。但是他现在控制身体的能力和以前自然是完全不同了，这么重重地摔下来也不会受伤。妹妹很快便注意到他新发现的这种消遣方式——他在爬行时总要在一些地方留下粘液的痕迹——于是她暗自下定决心，让格雷戈尔能在最大范围内爬动，因此她要把挡道占地的家具全搬走，特别是那个柜子和那张写字台。只是她无法一人单独做这些事情；她不敢请父亲帮忙，而女佣是绝不会帮她的，因为自从女厨子辞工不做之后，这个十六岁的女孩虽说鼓足勇气留下来了，但她要求得到点照顾，就是允许她把厨房门锁住，只有在特别叫她时她才开门。妹妹不得已，只好有一次趁父亲不在时请母亲来帮她。母亲兴奋得很，嘴里念念有词地过来了，但是到了格雷戈尔的门口她就突然不做声。妹妹自然是先进屋看看情况，然后才让母亲进屋。格雷戈尔急忙把床单拉得更低，又弄出更多褶子，看起来像是随便往沙发上一扔的一条床单。格雷戈尔这一次也不准备从床单底下偷偷向外窥望了；他放弃这一次就见到母亲的想法。母亲终于来了，这就使他高兴了。“来吧，看不见他的，”妹妹说，显然她拉着母亲的手进来了。这时，格雷戈尔听见，这两个荏弱的女子如何在搬动那个沉重的老柜子，妹妹总是揽去大多数的活，母亲担心她太劳累，但她并不听从母亲的告诫，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大约已经搬了一刻钟后，母亲说，其实让柜子留在这儿也好，因为，一则它太重了，在父亲回家之前她们是搬不走的，而柜子搬一半放在房间的中央会阻塞格雷戈尔所有的路，二则没人确切知道，搬走家具是否就真的帮了格雷戈尔的忙，为他做了件他喜欢的事。她觉得情况恰恰相反，看看光秃秃的墙壁她心里很不舒服，而格雷戈尔难道就不会也有这种感受吗？他已长期用惯了这些家具，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会有孤单被遗弃的感觉。“再说，”母亲最后低声说，她其实一直都是用耳语说着话，她这么做似乎是连声音也想避免让他听见，因为他藏身何处她并不知道，她也深信他是听不懂话的，“再说，事情会不会这样：搬走家具好像借此向他表明我们放弃了他会好转的希望，毫不在乎地让他自生自灭？我想，最好还是让房间维持原状。这样，格雷戈尔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可以比较容易忘记其间发生的一切。”

听着母亲说的话，格雷戈尔认识到，两个月里缺乏与人直接交谈，又在家中过着单调的生活，一定已把他的判断力搞乱了，因为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无法解释，他会真的希望让房间整个空出来。难道他真的有意把那温暖的、摆着祖传家具的舒适房间改变成一个洞穴？当然，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在那里四面八方不受干扰地爬行，但同时，也会迅速而完全地忘记他做人的过去时光，这是他所要的吗？他现在已到了忘记过去的地步了，只不过是长久以来未听到的母亲的声音使他清醒过来而已。什么都不该搬走，所有东西都得留下，他需要家具对他的处境产生的好影响；有家具阻挡他，使他不能毫无意义地到处乱爬，这并不是坏事，反而大有益处。

可惜妹妹意见不同；她在父母面前，每当谈到有关格雷戈尔的事情时，已惯于摆出一副专家的姿态了，这当然并非全无道理。所以，现在母亲的意见反而使妹妹更觉得有理由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不但要搬走柜子和书桌，这是她原先想到的，还要搬走所有的家具，只留下那张不可或缺的长沙发。使她坚持这种主张的，自然不只是出于孩子气的倔强和她近来出乎意外艰难的获得的自信心；她的的确确观察到，格雷戈尔需要许多地方爬行，相反地，就见到的情况来说，他并不使用家具。或许也有她这种年龄的女孩那一股疯劲，做什么事都要发痴，并且随时要找机会过这个瘾，葛蕾特正是因此而想把格雷戈尔的情况弄得更令人害怕，借此可以为他做更多的事。因为一间由格雷戈尔一个人控制着四片空墙的房间，除了葛蕾特是不会有人敢进去的。

就这样，她并不因母亲而放弃决定，而母亲在这房间里也因心绪不宁而显得不知所措，很快就不再做声，并且力所能及地帮着妹妹把柜子弄出去。好吧，万不得已时格雷戈尔也可以没有柜子，但是写字台是必须留下来的。两个女人刚刚喘着气抵住柜子出了房间，格雷戈尔就把头从长沙发底下伸出来，想看看他能做点什么，自然他得小心谨慎并且尽可能顾及别人。糟糕的是，先回到他房间的人，刚好是母亲，妹妹这时正在隔壁房里，她一人围抱着柜子摇晃着，却一点儿也挪不动它。可是母亲还没有看惯他的样子，他会把她吓病的，所以格雷戈尔慌忙往后退，爬到沙发的另一头，但在此之前床单还是动了一下。这已足够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她停顿住，静静站了一会儿，就回到葛蕾特那儿去了。

虽然格雷戈尔一直对自己说，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只不过搬动几件家具而已，但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女人们跑过来跑过去，她们小声地呼叫，家具在地板上的磨擦，这些动作所起的作用就像有一股巨大的乱哄哄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尽管他把头和脚都紧紧地收缩起来，身体紧贴在地板上，他还是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一切他再也忍受不了多久了。她们把他的房间洗劫一空，拿走所有他喜爱的东西；她们已搬走了装着他的钢丝锯和其他一些工具的柜子；她们现在正在松动那牢牢嵌入地板的写字台，他上商学院，上中学，甚至还在上小学时便是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作业的——这下他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检验两位妇女的良好动机了，另外，他几乎忘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累得干活时已不再说话，只能听见她们沉重的脚步声。

于是他冲了出来——两位妇女现在在隔壁房里正靠着写字台喘气——，他跑动时换了四次方向，他真不知道应该先救什么，这时他看见那已光秃秃的墙上醒目地挂着那张穿皮衣的女士像，便急冲冲地爬上去，紧贴在玻璃上，玻璃吸住他，也使他那热得发慌的肚子感到舒服些。至少，这张他以全身遮盖住的画，现在是不会被拿走了。他把头转向起居室的门，在两位妇女回来时好监视她们。

她们没让自己休息多久就又回来了；葛蕾特用手臂拥着母亲，几乎是抱着她。“好了，现在我们搬什么？”葛蕾特说，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目光与格雷戈尔来自墙上的目光相遇了。大概是因为母亲也在，她保持镇静，低下头对着母亲，以免她四处张望，接着她说道：“来吧，我们是不是再到起居室呆一会儿更好？”只是她的声音颤抖着，话也显得欠考虑。格雷戈尔清楚葛蕾特的意图，她是想先把母亲撤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把他从墙上赶下来。好吧，她要试就来试试吧！他会守住他的那张画，绝不让出。他宁可对着葛蕾特的脸扑过去也不放弃。

但恰恰是葛蕾特的话使母亲更加不安了。她跨向一旁，看到印花墙纸上那巨大的棕色斑块，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她看到的是格雷戈尔，就用沙哑的声音大喊着：“啊，上帝，啊，上帝！”接着整个人瘫倒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双臂张开，仿佛放弃一切不管了。“你呀，格雷戈尔！”妹妹挥着拳瞪着眼对他喊道。这是自他变形以来她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她跑到隔壁房间，想随便拿一种什么香精，好让母亲从昏迷中醒过来；格雷戈尔也想帮忙——抢救图画还有时间——，但是他牢牢地粘在玻璃上，得费很大气力才使自己挣脱下来；他跟着她跑到隔壁房间，仿佛他能够像以前一样给妹妹出点什么主意，但他却只能无济于事地站在她后面；她在一些小瓶子间翻来翻去时，偶一回过头又吓了一跳，一个瓶子掉到地上摔碎了；一块碎片弄伤了格雷戈尔的脸，一种有腐蚀性的药水在他周围流开了；现在葛蕾特不再耽搁了，她尽可能多地拿起一大堆瓶子向母亲那儿跑去，并用脚把门砰地关上。格雷戈尔现在和母亲隔离开了，他的过失或许已把她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如果他不想吓走必须留在母亲身旁的妹妹，他就不能去开门；现在，他除了等待没别的事好做。受着自责和忧虑的折磨催迫，他开始爬起来，墙壁、家具、天花板到处爬；他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当整个房间在他四周旋转起来时，他终于掉了下来，落在了大桌子的中间。

时间过去了一小会儿，格雷戈尔疲乏无力地躺在那儿，周围寂静无声，说不定这是个好迹象。这时门铃响了，女佣自然是自己锁在她的厨房里，葛蕾特只好出来开门。是父亲回来了。“出了什么事？”是他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葛蕾特的样子使他看出了什么。葛蕾特答话时声音低沉，她显然是把脸埋在父亲的胸前：“母亲刚才晕过去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些了。格雷戈尔跑出来了。”“我早就料到了，”父亲说，“我不是老对你们说吗，可你们女人就是不听。”格雷戈尔很清楚，是父亲把葛蕾特过于简短的说明往坏处理解了，他以为格雷戈尔有了什么暴力行为，所以现在格雷戈尔得先设法让父亲的怒气平息下来，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向他解释清楚。于是他逃向自己房间的门旁，身体紧贴着门，这样父亲一进家门便可以从门后那儿看到他，知道他怀着最良好的意愿，要马上回自己房间去，人家无须驱赶他，只要打开门，他就会立刻躲进房里去的。

可是父亲没有心情去注意这种细微处。“啊！”他一进门便马上喊了起来，声音听起来既怒又喜。格雷戈尔把头从门那儿缩回去，抬起来对着父亲。这样站在那儿的父亲，真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了；当然，最近他忙于到处乱爬，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家里其他房间发生的一些事了，对遇到的一些新情况原该估计得到才对。然而，这难道还是父亲吗？以前，每当格雷戈尔动身出门时，他还疲倦地裹在被窝里；晚上他回家时父亲穿着睡衣坐在安乐椅上不怎么站得起来，只是抬抬手臂表示欢迎。一年中有那么几个星期日，还有就是在最大的节日里，在难得的几次全家一起散步中，他走在格雷戈尔和母亲中间，他们实际上已走得很慢了，他则还要更慢，他裹在他那件旧大衣里，小心翼翼地拄着拐杖艰难地向前走，当他想说点什么话的时候，他就站住不走，让陪伴的人围拢他。难道他与现在站在这儿的是同一个人吗？现在他站得相当直，穿着一件笔挺的蓝色制服，上面有金色扣子，就是银行仆役穿的那种衣服；从上装那又挺又硬的领子里露出了他壮实的双下巴；在他浓浓的眉毛下，精力充沛神情专注的目光从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射出来；他平时乱蓬蓬的白发如今过于整齐地梳成分头，头发油亮发光。他的帽子上有金色字母，那大概是一个银行的标志，他把帽子向房间另一边的长沙发上一抛，把长长的制服上衣的下摆往后一甩，双手插在裤袋里，一脸愠怒直朝格雷戈尔走去。打算做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至少把脚抬得很高很高。那巨大的靴底使格雷戈尔感到惊讶。不过他不敢在这上面耽误时间，从他新生活的第一天起，父亲就认为只有以最严厉的方法对待他是合适的。于是他在父亲前头跑了起来。父亲停下来时他也停下，只要父亲一动，他就又急忙向前跑。他们就这样绕着房间跑了几圈，并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大事，因为速度慢，整个看起来也不像是在追赶。所以格雷戈尔暂时也就留在地板上，因为他还害怕，如果逃到墙上或天花板上，父亲会认为那是一种特别的恶意。但是，格雷戈尔不得不告诉自己，甚至连这样跑他也快要支持不住了，因为父亲每走一步，他就得动无数次。呼吸已经开始感到困难了，从前他的肺也不是很好的。当他这么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时，为了集中所有的力量，他的眼睛几乎睁不开；在这种麻木状态下他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跑还有其他解救方法，几乎忘记他是可以上墙的，不过这儿的墙反正也被一些凹凸起伏的精致镂花家具挡住了——这时有一样不是很用力丢过来的东西紧挨着他落在地上，又滚到他前面。那是一个苹果；接着第二个苹果也向他飞过来；格雷戈尔吓得站着不动；继续跑是没有用的，因为父亲决心轰炸他了。他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只是眼下还没有好好地瞄准。这些小小的红苹果像带电似的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又互相碰撞着。有一个不大用力扔过来的苹果擦过格雷戈尔的背，没有伤到他就滑下去了。相反地，紧跟着来的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格雷戈尔想拖着身体继续前进，好像换个地方这突如其来的难以想象的剧痛就会消失似的，然而他觉得自己像被牢牢钉住了，他昏瘫在地，三魂七魄通通出窍。只是最后一眼他还看到他的房门突然打开，母亲冲到尖叫着的妹妹前头，身上穿着内衣，因为妹妹在她昏倒时为了让她呼吸畅通为她把上衣脱了，母亲跑向父亲，一路跑，松开了的裙子一路一层层地往地板上滑去，她被裙子绊得踉踉跄跄，直冲进父亲怀中，抱住他，全身与他紧紧相贴——这时格雷戈尔的视力已经消失——双手搂住父亲的后脖子，求他保住格雷戈尔的性命。

三

格雷戈尔重伤受罪有一个多月了——那个苹果作为明显的纪念物还嵌在他的肉里，因为没有人敢去取出来——就连父母也因此而想起格雷戈尔是家庭的一员，虽然他目前的形象可怜且可厌，也不应当把他当敌人对待，相反地，家庭有义务把厌恶情绪忍住，要容忍，除了容忍别无其他选择。

即便格雷戈尔很可能因伤而永远失去行动能力，目前他穿越房间就需要长长的几分钟时间，像个伤残老人——往高处爬则是想都不用想——，可是他认为，他的状况虽然很糟糕，但他却得到了完全足够的补偿。现在，每到晚上，起居室的门就打开了，他总是一两小时前就专注地对着门看，门开了，他躺在自己房间的暗处，从起居室那儿看不到他，而他则可以看见全家坐在点着灯的桌旁，可以听他们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大家允许的，所以说，情况和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自然，他们的谈话已不是从前那种气氛活跃的谈天说地了，以前，每当格雷戈尔在旅店狭小的客房里，疲惫不堪而只能倒在发潮的床褥上时，他总是带着几分渴望想着那种家人聊天的活跃情景。现在他们多半是悄然无声。父亲吃过晚饭不久就在他的沙发椅上睡着了；母亲和妹妹互相提醒别做声；母亲在灯下，离着灯很远，弯腰低头为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的内衣、床单之类的东西；妹妹已干上了售货员的工作，为了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她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有时候父亲醒了，像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睡过了，他会对母亲说：“你今天又缝了这么久了呀！”之后就立刻又睡着了，这时母亲和妹妹便疲倦地相视而笑。

父亲固执得很，连在家也不肯脱下制服；睡衣高高地挂在衣架上，而他则穿戴整齐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打瞌睡，好像随时准备去上班，在家也在等着上司的吩咐似的。这样一来，虽有母亲和妹妹的仔细照料，他那件原先就不是新的制服便渐渐地不那么干净了，格雷戈尔常常整晚整晚地望着这件布满油渍而金色钮扣擦得锃亮的衣服，老人穿着它极其不舒服却又安静地睡着了。

每当时钟敲响十下，母亲就轻声叫醒父亲，劝他上床去睡。因为在这儿根本睡不好，而父亲则非常需要睡眠，他早晨六点就得去上班。但是，出于一种自从当了仆役就染上的偏执症，他总是执意要在桌旁再多呆一会儿，虽然他总是又睡着了，到后来不得不极其费事地才能把他从沙发椅转移到床上去；无论母亲和妹妹如何不断地轻声催促告诫，他就是闭着眼睛慢慢地摇着头，甚至摇上一刻钟也不肯站起来。母亲扯扯他的袖子，对着他的耳朵说些讨他喜欢的话，妹妹放下功课过来帮助母亲，但是这些对父亲都起不了作用。他在沙发椅上越坐越往里靠，直到两个妇女叉着他的胳肢窝，他才看看母亲，又看看妹妹，并且总是说：“这是什么生活呀，这就是我平静的晚年啊。”于是他靠着两个妇女的支撑非常费事地站了起来，仿佛他自己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重担似的。她们两人扶着他走到门口，他在那儿挥手让她们离开，独自继续向前走，而随后母亲则会慌忙丢下针线，妹妹慌忙丢下笔，追着跑上去再助父亲一臂之力。

在这个劳累不堪过度疲倦的家里，除了非做不可的事情之外，谁还有时间来关心照料格雷戈尔呢？家庭预算越来越紧；女佣终于也给辞退了；一个个头极高而瘦骨突出白发蓬乱的老妈子每天早晚来干些粗重活；其他所有一切都由母亲在繁忙的针线活之外去照管了。甚至于连变卖家传首饰这种事也发生了。往昔有娱乐活动时或在节庆日子里，母亲和妹妹总要欣喜万分地戴上它们的，变卖首饰是格雷戈尔晚上在大家谈论变卖所得时听来的。不过，家人最大的苦恼则是不能搬离就目前状况来看过大的住房，因为想象不出该如何把格雷戈尔搬运过去，但是格雷戈尔很清楚，搬家一事之所以不成，并不只是顾虑到他，因为他们完全可以用个合适的木箱打上几个通气孔搬运他，这事并不难；阻碍家人搬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完全绝望了，他们认为，在所有的亲朋好友们中间，没有人像他们这样遇到如此的不幸。世界对穷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最大限度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父亲为银行的小职员跑腿买早点，母亲为陌生人的内衣出力卖命，妹妹随着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跑来跑去，再多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力所不及的了。每当母亲和妹妹把父亲送上床返回来后，她们就放下工作脸挨着脸靠得紧紧地坐着；而当母亲指着格雷戈尔的房门说：“把那边那扇门关上吧，葛蕾特。”格雷戈尔便又处在黑暗之中了。这时，隔壁两个妇女就泪眼相向，甚或欲哭无泪，干瞪着眼看着桌子；每当这种时候，格雷戈尔背上的伤又会疼痛起来。

格雷戈尔几乎是不眠地度过日日夜夜，有时候他想，等下一次门开的时候，他要完全像以前那样管起家中的事；在这么长时间之后，他脑海里又出现了老板和代理，伙计们和学徒工，那个迟钝的勤杂工，两三个在其他公司做事的朋友，一个偏僻地区旅店的侍女，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甜蜜回忆，一个帽店的女取款员，他曾认真地向她求过婚，但是太晚了——他们都出现了，或和陌生人或和一些他已经忘却的人夹杂在一起，但他们并不帮助他或他的家人，全是无法接近的样子，当他们消失时，他会感到高兴。但有时候他一点也没有心情去为家人担忧，反而为得不到好的照料而恼怒不已，虽然他自己也想象不出来对什么东西有胃口，他还是计划着如何溜到食物储藏间去，即使不饿，也要取走他分内应得的食品。妹妹现在已不再费心去想，什么东西会使格雷戈尔特别欢喜，她只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之前匆匆地用脚随便把一样食物推入格雷戈尔的房间，晚上就挥动扫帚，一把扫出，不管食物只尝了几口或者——这是最常有的情况——连碰都没碰一下。打扫房间现在都放在晚上了，并且匆忙得不能再匆忙了。墙上有一道道脏痕，地上到处是成团的尘土秽物。起初，格雷戈尔在妹妹来的时候，总是跑到这种特别脏的角落去，以此多少表示责备之意，但是他即使在那儿呆上几个星期也不能使她有所改进；对这些肮脏状况她看得同他一样清楚，但她决心让它们脏下去，同时又以一种她从未有过的敏感守护着她打扫格雷戈尔房间的权利。其实全家都染上了过敏症。有一次母亲为格雷戈尔的房间做了一次大扫除，只用了几桶水就弄好了——不过房间潮湿也使格雷戈尔很不舒服，他摊开身体，愤愤不平，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但是母亲没能逃过惩罚。因为那天晚上妹妹一发觉格雷戈尔的房间变样了，就立刻怒气冲天跑到起居室去，她不理会母亲抬起双手对她恳求，号啕大哭起来了，她的父母——父亲当然是从沙发上惊跳起来——起初只是惊愕无助地看着，后来他们也呆不住了；父亲朝右边责怪母亲没把打扫格雷戈尔房间的事留给妹妹做，他又朝左边对妹妹嚷叫，说以后再不准她打扫格雷戈尔的房间了；而母亲则努力想把父亲拖到卧室去，因为他已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了；妹妹抽泣得全身发抖，用她的两个小拳头捶着桌子；格雷戈尔气得大声嘶嘶作响，因为没有人想到把门关起来，免得他看到听到这吵闹的一幕。

但是，就算妹妹因为上班而疲惫不堪，厌倦于像以前一样照料格雷戈尔，母亲也完全没有必要取而代之，而格雷戈尔也无须落到这样被疏忽的地步。因为现在有那个老妈子了。这个老寡妇在她长长的一生中，可能凭着她粗壮的骨架，最可怕的事也挺住了，她并不真的厌恶格雷戈尔。有一次，她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偶然地打开了格雷戈尔的房间，看到了他，格雷戈尔大吃一惊，虽然没有人追赶他，他还是来来回回地跑起来了，她就双手交叉放在腿上惊讶地站在那儿。自从那次之后，她每天早晚总不忘匆匆地把门打开一点看看格雷戈尔。起初，她还用很可能她自认为是友善的话招呼他去她跟前，譬如“过来呀，老蜣螂！”或“看看那只老蜣螂！”对这种招呼格雷戈尔一概不予理会，他一动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就像门根本就没开一样。他们与其让她这样兴之所至一无是处地干扰他，倒真不如命令她每天打扫他的房间呢！一天清晨——一阵急雨打在窗玻璃上，大概已是春天将至的征兆——，当老妈子又开始对他唠叨起来时，格雷戈尔恼火之极，就对着她而去，像是要袭击她似的，只是他爬得慢而且显得衰弱无力。可是那老妈子并不害怕，她仅仅把靠近门的那把椅子高高举起，她张大嘴巴站在那儿的样子，目的明确，要等到她手中的椅子砸到格雷戈尔背上时，才会闭上嘴巴。“哼，怎么不再过来了？”当格雷戈尔转身回去时，她这么问道，接着就若无其事地把椅子放回角落去。

格雷戈尔现在几乎一点也不吃东西了，他只有在偶尔经过食物时才会为了好玩咬上一口，把东西含在嘴里几小时之久，然后多半再吐掉。起先，他以为是房间的状况使他分心，因而不想吃东西，然而，他很快就和房间的各种变化和平相处了。大家已经习惯于把别的地方放不下的东西往这房里搁了，而这样的东西现在多得很，因为家里有一间房间租给三个房客了。这些不苟言笑的先生——三个人都留了大胡子，这是格雷戈尔一次透过门缝看到的——十分注意整齐清洁，不只是他们住的房间，因为他们既然已租住这房子了，所以整个家的一切也都要整洁，特别是厨房。多余的、甚或是肮脏的东西他们无法忍受。此外，他们自己把大多数家具都带来了。这就使家里许多东西成为多余，这些东西既不好卖，丢掉也可惜。所有这些都到了格雷戈尔的房间。还有煤灰箱和厨房的垃圾箱也来了。只要是眼下不用的东西，老妈子干脆就匆匆地扔进格雷戈尔房间；还好，格雷戈尔多数只见到东西和拿着东西的那只手，那老妈子或许想有时间有机会时把东西拿走，或许想全部一次扔出去，事实上却是，东西扔到哪儿就留在哪儿，除非格雷戈尔迂回穿行于废物堆时挪动了它们，起初他被迫这么做，因为没有其他地方空出可以让他爬，后来他则越来越感兴趣，虽然在这样的迂回曲折的爬行之后，他总是累得要死并且感到忧伤，又是几小时不动地呆着。

因为房客们有时候晚饭也在家里公用的起居室吃，所以起居室的门有几个晚上是关着的，但是格雷戈尔并不在乎，有时候门开着，他也不去利用机会，而是蜷缩在他房间最暗的角落里，家人对此一无所知。一次，老妈子没把通往起居室的门全关上，到晚上房客进入起居室灯也点上时，门还是开着一点。他们坐在桌子的上首，这是以前父母和格雷戈尔坐的地方，打开餐巾，拿起刀叉。很快母亲就端着一盘肉出现在门口，紧跟在她身后的妹妹端着一盆堆得高高的土豆，饭菜冒着浓浓的热气。房客们向前低头对着放在他们面前的盘子，像是吃之前先要检查一番，而事实上坐在中间仿佛对其他两人具有权威的那位，真的在盘里切下一块肉，他显然是为了看看肉煮得烂不烂，要不要退回厨房重做。他满意了，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的母亲和妹妹才松了一口气，露出笑容。

家里人自己在厨房里吃饭，虽然这样，父亲在去厨房之前还是要先进来一下，他总把帽子拿在手中，鞠着躬绕桌走一圈。房客们全都站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点什么话。接着，当没有别人在场时，他们就几乎完完全全一言不发地吃饭。令格雷戈尔感到古怪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吃饭声中，听来听去总能听出牙齿的咀嚼声，似乎是借此向格雷戈尔指出，想吃东西就得有牙齿，没有牙齿的嘴巴，即使再好也成不了事。“我是有胃口的呀，”格雷戈尔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但是对这些东西没胃口，这些房客吃得有滋有味，而我却要死了。”

就是在这一个晚上——变形以来这整段时间内，格雷戈尔记不得听过小提琴声——厨房里传来了小提琴声。房客已吃完晚饭，坐在中间的那位抽出一份报纸，给另外两个人一人发一张，现在他们向后靠着看报，一边还抽着烟。提琴一拉起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站起来，踮着脚走到前厅门口，挤成一团站在那儿。厨房里的人一定听到他们了，因为父亲喊道：“先生们是不是不喜欢有人拉琴？可以马上停止的。”“恰恰相反，”中间的那位先生说，“小姐要不要上我们这儿来，在房间里拉？这儿方便舒适多了。”“噢，好的，”父亲喊道，好像拉小提琴的人是他似的。几位先生退回房里等着。很快，父亲拿着琴谱架子，母亲拿着琴谱，妹妹拿着提琴进来了。妹妹镇静地做着演奏前的一切准备；父母亲以前从未出租过房间，因此对房客礼数过多，竟不敢坐到自家的椅子上去；父亲靠在门上，右手插在扣得好好的制服上的两颗钮扣之间；母亲坐在一位房客端来请她坐的椅子上，那位先生正好把椅子放在一旁角落里，母亲也就不加挪动而坐在那儿了。

妹妹开始拉小提琴；父亲和母亲各自从自己的一侧全神贯注地注视她操琴的动作。格雷戈尔被琴声吸引住了，他大着胆子向前来了一点，头便已经伸进起居室了。最近一段日子他为别人考虑得很少，对此他竟毫不以为怪；而以前他是很为能够体谅他人而备感骄傲的。正是像目前这种状况，他该更有理由将自己藏起来才对，因为他的房间到处是灰尘，即使最轻微的动作也会使尘土飞扬，他的身上也因此沾满灰尘，他到哪儿，就把背上和两侧的线头、毛发和食物渣也拖到哪儿；他现在对一切都太无所谓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天要翻过几次身用背在地毯上蹭了，尽管情况如此，他却毫无怯意地在一尘不染的地毯上前行了一段。

不过，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就是了。家里人全神贯注于小提琴演奏；房客们则相反，起先他们手插在裤袋中站在妹妹琴谱架后面，他们靠得实在太近，全都看得见乐谱，这肯定是要干扰妹妹的，很快他们就低着头一边压低声音谈着话一边退回到窗口那边去，父亲担心地注视着他们。现在看来事情真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原本以为可以听到优美或是可以助兴的小提琴演奏，而他们失望了，对整个表演厌倦了，只是出于礼貌才让自己的宁静受到干扰。他们全都从鼻子和嘴里朝高处喷着烟，从他们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已十分烦躁不耐烦。然而妹妹却是拉得那么好，她把脸侧向一旁，眼光慎重而忧郁地循着一行行的乐谱看着。格雷戈尔又前进了一点，他把头紧贴着地面，想尽可能地接触到妹妹的目光。既然音乐这样感动他，他难道是动物吗？他觉得，通向他所渴望的不知名食物的道路展现在他面前了。他下定决心要挤到妹妹面前去，拽拽她的裙子，向她表示，请她带着小提琴到他房间去，因为这儿没人会像他想做的那样对演奏予以回报，他不会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还活着；他的可怕的样子将第一次对他有用处；他要同时守在房间的所有门口，对闯入的人吼叫；不能要妹妹勉强留在他房里，而是要自愿的；她应该和他一起坐在长沙发上，低下头听他说话，而他要告诉她，他已下定决心送她去音乐学院，要不是这期间发生了这不幸的事，他早在去年的圣诞节——圣诞节大概早已过了吧？——就会对全家宣布了，而且他不会理会任何反对意见的。听了这样的表白，妹妹肯定会感动得嚎啕大哭起来，格雷戈尔就会抬高自己的身体，凑近妹妹的肩膀去吻她的脖子；自从她到店里做事以来，她的脖子就露在外面，既不系带子也没领子包着。

“萨姆沙先生！”中间的那位先生朝父亲叫着，然后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而是用食指指着缓慢行进的格雷戈尔。小提琴声戛然而止，中间那位房客先是摇着头对他的朋友微笑了一下，接着又朝格雷戈尔那边看去。在父亲看来，先去安抚房客比赶走格雷戈尔更加迫切，虽然房客们根本就没有不安，并且看来他们对格雷戈尔比小提琴演奏更有兴趣。父亲赶紧跑向他们，想用张开的双臂催赶他们回房间去，同时用身体挡住他们的视线，不让他们看见格雷戈尔。这时他们有点生气了，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举止，还是因为现在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有格雷戈尔这样一个邻居却被蒙在鼓里。他们要求父亲作出解释，也举起了手臂，并且不安地扯着胡子，慢慢地朝自己的房间退去。演奏突然打断之后，妹妹惘然若失；这时，她清醒过来了，本来她漫无意识地把琴和弓拿在垂着的手中，眼睛继续看着琴谱，好像还在拉琴似的。这样过了一会儿，然后她一下子振作起来，把琴放在呼吸困难重重喘着气还坐在椅子上的母亲腿上，跑进隔壁房间里去；那几位房客在父亲的催赶下也快靠近这房间了。只见被子和枕头在妹妹熟练的手中向高处掀起又整齐放好，在房客们回到房间之前她就铺好床铺溜出来了。父亲的倔强脾气似乎又发作了，完全忘了他对房客该有的尊敬。他一味地赶着他们，直到门口，中间那位房客用脚重重地跺着地板，这才使他停了下来。“我宣布，”这位房客说，他抬起手，眼睛也扫向母亲和妹妹，“鉴于这房子里和这家人的可憎状况”——说到这儿他断然朝地上啐了一口——“我马上退房，这些天的房租我自然是一分也不给。相反地，我还要考虑一下，是否对您提出些什么要求——请相信我——理由是很容易找到的。”之后他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前方，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他的两个朋友果然马上就想到要说“我们也立即退房，”接着他抓住门把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父亲步履蹒跚，用手摸索着走到他的沙发椅前，一下子跌坐在上面，看起来似乎是像平时晚间那样，摊开身体小睡一会儿，但他不停地点头的样子又表明他根本不是在睡觉。格雷戈尔一直静静地趴在刚才房客发现他的地方。对计划失败的失望，或许还有因他经常饥饿造成的虚弱，使他动弹不得。他心知不妙，等一会儿大家肯定要指责他的；他等待着，连小提琴从母亲颤抖的手指上滑出，从她腿上掉下来发出的响声也没惊动他。

“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说，她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作为提示，“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或许你们还看不清楚，可我是看得很清楚了。在这怪物面前我不愿意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所以我只说：我们一定得设法弄走它，我们已尽我们的所能去照料它容忍它了，没有人可以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

“她说得很对，”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道。母亲仍一直喘不过气来，她用手捂着脸低声咳起来了，眼睛的表情像精神失常。

妹妹赶紧跑到母亲那儿，扶住她的额头。父亲似乎因为妹妹的话心里有了一定的想法，他坐直了身子，玩弄着那顶放在房客晚饭后留下的杯盘之间的仆役帽子，眼睛间或看看静静呆着的格雷戈尔。

“我们一定得设法把它弄走，”这时妹妹对父亲一个人说道，因为母亲咳着，听不见她说什么，“它终究会把你们两个人都搞死，我预见这事一定会发生的。像我们这样必须辛苦工作的人，是无法再在家中忍受这种折磨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说着，她嚎啕大哭起来，泪水流到母亲脸上，她机械地用手抹掉。

“孩子，”父亲充满同情地说，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可我们该怎么办呢？”

妹妹耸耸肩膀表示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刚才那么有把握，现在则相反，哭着的时候她就没主意了。

“假如他能懂我们的意思，”父亲半说半问；妹妹一边哭一边猛摇着手，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假如他能懂我们的意思，”父亲重复一遍，接着闭起眼睛，接受了妹妹对此认为不可能的想法，“那么还可以同他有个协定。但是像这样子——”

“它必须离开，”妹妹喊了起来，“爸爸，这是惟一的法子。你只有设法不去想它是格雷戈尔，可我们一直相信它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幸。但它怎么是格雷戈尔呢？如果它是格雷戈尔，他老早就会明白，人和这样一只动物是不可能共同生活的，他就会自动走掉；虽然我们会失去一位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会怀着敬意纪念他。但是像现在这样，这只动物追踪我们，赶走房客，显然想霸占整套房子，让我们在巷子里过夜。看呀，父亲，”她忽然大叫起来，“他又来了！”格雷戈尔完全不能理解妹妹为何如此惊慌。在这惊慌中，她甚至不顾母亲，突然离开母亲的坐椅，简直就是跳离椅子，仿佛她宁愿牺牲母亲也不愿留在格雷戈尔近旁似的；她跑到父亲背后，父亲因为她的举止而激动不安，他也站了起来，像是为了保护她似的半举起手。

可是格雷戈尔根本就没想到要吓唬任何人，更别说吓唬自己的妹妹了。他只不过是想转过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但这动作看起来十分特别；由于他多灾多难的身体状况，他转身十分困难，必须借助头部的力量，并且多次抬起头再把它往地板上一撑。这时，他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大家似乎看出他的善意了；刚才的惊慌一下子就过去了。全家人现在沉默而忧伤地看着他。母亲躺在沙发椅上，双腿靠在一起伸出来，她的眼睛因为疲惫而几乎睁不开了；父亲和妹妹坐在一起，妹妹的手围搭在父亲脖子上。

“现在我大概可以转身了吧，”格雷戈尔想，于是又行动起来。他因行动艰难而气喘吁吁，不得不时而停下来休息，当然并没有人来催他，一切都随他自己的意愿。完全转过身之后，他立刻径直爬向房间。他很惊讶，他和房间的距离居然这样长，真不知道刚才他以如此羸弱之躯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走过那段路的。他一心想快爬点，根本没注意到家人并未用话语或喊声来干扰他，直到进门了，他才转过头去；因为脖子僵硬，他没能完全转过去，但也还是看得见身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妹妹站了起来。他最后扫了母亲一眼，她已经完全睡着了。

他刚一进入房间，门就忙不迭地给关上，闩紧，还锁了起来。格雷戈尔被身后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腿都发软了。那个急急忙忙的人是妹妹。她事先已站在那儿等着了，然后灵敏地向前跳去，格雷戈尔一点儿也没听见她过来，她一面转动钥匙把门锁上，一面对父母亲喊道：“终于进去了！”

“现在又怎么办呢？”格雷戈尔自问道，在黑暗中向四周看了看。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现在一点儿也动不了了。对此他并不奇怪，而对自己至今为止一直是用那些细细的腿在爬动，看来倒并不是那么自然了。除此之外，这会儿他还是觉得比较舒服的。虽然全身都在作痛，但他好像感到疼痛逐渐逐渐地在减轻，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对他背上的烂苹果和周围发炎的还蒙着轻软灰尘的地方，他已不怎么感到难受了。他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着家人。他认为自己应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他处在这种茫然而平静的沉思之中，直到钟楼的钟敲响三下。窗外破晓的天色他还依稀看到了一点，接着他的头就不知不觉地垂了下去，他的鼻孔无力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清晨女佣来的时候——她力气大又匆忙，开关所有的门都是砰然作响，不管对她说了多少次请她不要这样也没用，她一来谁都甭想睡安稳觉——照常去看格雷戈尔一眼。起初她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现象，她以为他故意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装作不爱理人的样子；她相信他什么事都懂，这时她手上正好拿着一把长柄扫帚，她就从门口用它拨弄格雷戈尔。可是拨弄了半天也没有反应，她就恼怒了，使劲往格雷戈尔身上戳，直到她把他从原地推开而他还毫无反抗时，她才留意起来。很快她就看出事情的真相，她睁大了眼睛，吹起口哨，但她没多停留，而是推开卧室的房门对着黑漆漆的房间大喊道：“你们来看呀，它死了，它就躺在那儿，真的死了。”

萨姆沙夫妇直挺挺地坐在大床上，被女佣的喊叫声吓了一大跳，稍稍镇静下来以后，他们才弄清楚女佣报告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匆忙下床来，萨姆沙先生往身上披了条毯子，萨姆沙太太则只穿着睡衣；他们就这样走进格雷戈尔的房间。这时起居室的门也打开了，自从有了房客后葛蕾特晚上就睡在这儿；她衣服穿得好好的，好像整夜未眠，她苍白的脸也可证明这一点。“死了？”萨姆沙太太说，还用疑问的眼光望望女佣，虽然她可以自己一一查看，纵然不查看，一切也是很清楚的。“那还有错。”女佣说着用扫帚把格雷戈尔的尸体远远地向旁边推出去，证明她说的没错。萨姆沙太太动了一下，好像想挡住扫帚，但她没那么做。“那好，”萨姆沙先生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他在胸前画了十字，三位妇女也照他的样做了。葛蕾特一直看着尸体，她说：“你们看，他多瘦啊，他已有那么长时间什么也没吃了。放什么东西进去，拿出来的还是那些东西。”格雷戈尔的躯体确实又干又瘪；因为现在他不再由那些细腿支撑起来，也没有其他什么事使人分神，所以到现在才看清楚他是这么干瘪。

“来吧，葛蕾特，到我们这儿来呆一会儿，”萨姆沙太太带着忧郁的微笑说。葛蕾特便跟着父母到卧室去了，而且一面走还一面回过头来看着那尸体。女佣关起门，把窗户敞开，虽然是清晨，清新的空气里却带着一丝暖意。毕竟已经是三月了。

三位房客从他们房里出来，他们惊讶地找着早餐；人家把他们给忘了。“早餐呢？”当中的那位先生不高兴地问女佣。女佣则把手指头放到唇边，不说一句话，急忙地向他们招招手，让他们到格雷戈尔房里来。他们来了，手插在已有些磨痕的外衣口袋里，围着格雷戈尔的尸体站着。现在房间里已经很亮了。

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一边搂着他的夫人，一边搂着女儿出来了。他们三人眼睛都有点哭过的样子；葛蕾特时而把脸靠在父亲手臂上。

“诸位马上离开我的房子！”萨姆沙先生一边说，一边指着门，也不放开身边的两位女人。“您这是什么意思？”中间的那位先生有点惊愕地说，还虚情假意地笑了笑。另外两位先生把手放在背后不停地搓着，好像很高兴地期待着一场大争吵，而且相信他们这一方稳操胜券。“我的意思就像我说的那样，”萨姆沙先生回答道，接着就和旁边两位女伴排成一列走向这位房客。那位房客起初静静地站在那儿，眼看着他，脑子里似乎正在重新掂量着事情的轻重。“那我们就走了，”然后他说道，同时望着萨姆沙先生；他突然变得那么谦卑，好像连决定离开也需要新的许可似的。萨姆沙先生只是睁大眼睛对他们草草地点了几下头，于是这位先生马上就真的大步向门厅走去；他的两位朋友已经有好一会儿停止搓手并用心听着了，这时简直就是跟着他跳了出去，仿佛深怕萨姆沙先生会在他们之前进入门厅而切断他们与自己的领头人之间的联系似的。在前厅，他们三人从衣架上取下帽子，从手杖筒中拿了手杖，一言不发地鞠了个躬就离开了房子。萨姆沙先生带着一种完全没有来由的怀疑，和两位女人也向楼梯口走去；他们靠在栏杆上，看着这三位先生缓慢但不停地走下长长的楼梯，他们走到每一层楼梯口的拐弯处就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又出现了；他们越往下走，萨姆沙一家对他们的兴趣也就越小，当一个昂首挺胸头上顶着东西的肉店伙计迎着他们，接着又同他们擦肩而过走上楼来的时候，萨姆沙先生和两位女人便很快离开栏杆，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返回屋里。

他们决定，今天要用来休息和散步；他们应该歇歇工了，而且也实在有这种必要。因此他们就坐到桌旁去写假条，萨姆沙先生给管理人，萨姆沙太太给她的定户，葛蕾特给店老板。他们写的时候，女佣进来说，早上的事做完了，她要走了。三位正在写信的人起初只是点点头，并没有看她。当她总也不走时，他们不悦地抬头看着她。“你有什么事？”萨姆沙先生问道。女佣笑笑站在门口，好像有大喜事要报告似的，但要等到人家好好问她时她才准备说。她帽子上那根插得笔直的鸵鸟羽毛前后左右轻轻地颠摆着，从她开始受雇到现在，萨姆沙先生就一直讨厌这羽毛。“好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呢？”萨姆沙太太问，对她这个女佣还是比较尊重的。“是的，”女佣回答，她那么友善地笑着，笑得不能马上接着说话，“就是你们不必担心怎么搬掉隔壁那东西了。都已弄好了。”萨姆沙太太和葛蕾特埋下头，做出要继续写信的样子；萨姆沙先生看出，女佣现在想详细地把一切好好描述一番，就伸出手断然阻止她。因为没法叙述了，她想起了自己也很忙，就气呼呼地大声说：“再见了，各位！”接着猛然转过身去，在震耳的关门声中离开了屋子。

“今晚就辞掉她，”萨姆沙先生说，但是他的妻子和女儿谁也没搭腔，因为女佣好像把她们刚获得的宁静又给搅乱了。她们站起身走到窗口，在那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萨姆沙先生坐在沙发椅上朝她们转过身去；他静静地向她们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叫道：“好了，你们过来，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了，你们也该为我操操心了。”两个女人马上听从，赶紧跑到他跟前，亲热地抚慰他，接着很快把假条写完。

随后，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住所，坐上电车到郊外去，好几个月来他们没有一同出过门了，暖暖的阳光照满车厢，车厢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他们舒适地靠着椅背谈论着对未来的展望，他们发现，仔细想想事情并不算糟，因为三个人的工作都相当不错，特别是以后还会有发展，关于这些事他们彼此间原先就没好好谈过。目前最能改善他们处境的当然是搬家；他们现在想搬到一个比较小比较便宜但位置比较好也比较实用的房子里去，现在的房子还是格雷戈尔选的呢。当他们这么谈着的时候，萨姆沙先生和太太看着变得越来越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注意到，虽然由于种种折磨女儿的脸色苍白，但最近这段时间里她已出落成一个身材丰满而美丽的少女了。他们变得沉默起来，不知不觉间用默契的眼神看着对方，他们在想，到时候了，也该为她找个好丈夫了。电车到达目的地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站起来，舒展了一下她那年轻的身体，在他们看来，这恰恰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心愿的一种肯定。

地洞

叶廷芳 译

我造好了一个地洞，似乎还满不错。从外面看去，它只露出一个大洞，其实这个洞跟哪里也不相通，走不了几步，便碰到坚硬的天然岩石。我不敢自夸这是有意搞的一种计策。不妨说，这是多次尝试失败后仅留的一部分残余。但我总觉得不要把这个洞孔堵塞为好。当然，有的计策过于周密，结果反而毁了自己，对此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而由于这口洞孔引起人们的注意，发觉这里可能有某种值得探索的东西，这也确是勇敢的表现。但如果谁以为，我是怯懦者，仅仅因为胆怯才营造了这个地洞，这就看错我了。离这个洞口约千把步远的地方，有一处上面覆盖着一层可移动的苔藓，那才是通往洞内的真正入口处。它搞得这样万无一失，世界上所能做到的安全措施也莫过于此了。诚然，也可能有什么人踩到那层苔藓，或者把它踩塌，那么我的地洞就暴露了。倘若谁有兴趣，也可能闯将进去——请格外注意，非有精于此道的稀有本领不可——把里面的一切进行永久性的破坏。这我是明白得很的。我现在正处于我的生命途程的顶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也几乎得不到一个完全安宁的时刻。在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我经常梦见野兽用鼻子在那里贪婪地来回嗅个不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满可以把洞口堵死，上面覆以一层薄薄的硬土，下面填上松软的浮土，这样我就用不着费多大气力，每次进出，只要挖一次洞口就行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防备万一，我必须具备随时一跃而出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行事，我必须随时准备冒生命的风险，可惜这样的风险太频繁了。这一切都得煞费苦心，而神机妙算的欢乐有时是促使人们继续开动脑筋的惟一原因。我必须做好随时能够冲出去的准备，有了高度的警惕性，难道我就不会受到完全突如其来的袭击了吗？我安安稳稳地住在我的家的最里层，与此同时，敌人却从某个什么地方慢慢地、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向我逼近。我不敢说他的嗅觉比我更灵，很可能他对我就像我对他一样，知道得很少。但有些不顾死活的盗贼，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地乱掘乱挖一通，由于我的地洞的范围广大，他们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碰上我的许多途径中的一条，也未始不可能。当然，我在自己的家里，自有谙熟所有途径和方向的长处，盗贼会很容易地成为我的牺牲品和美餐。但我正在变老，有许多同类比我更强，而且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我逃避了一个敌人，又落入另一个敌人之手，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唉，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但无论如何，我非有一个比较容易到达的、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出去的、完全敞开的出口做保障不可，这样就不至于在我没命地挖掘时（不管土层多薄），突然——天呀，保佑我！——感到后腿被追踪者的牙齿咬住了。而且威胁我的不仅有外面的敌人，地底下也有这样的敌人。我虽没见过，但传说中讲到它们，我是坚信不疑的。那是地底下的生物，传说中也说不清它们是什么样的。甚至做了它们的牺牲，还几乎没见过它们。它们来的时候，就在你站立的地底下——它们生活的世界——当你刚刚听到它们的爪子发出抓东西的响声的时候，你就没救了。遇到这种场合，与其说你在自己的家中，毋宁说你在它们的家中。在这种情况下，那条通往出口的通道也救不了我，可以说，那根本就不是救我的东西，而是毁我的东西。但它是一种希望，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除了这条大道以外，还有几条很狭窄的、但相当安全的小道，它们使我与外界保持联系，向我提供自由呼吸的空气。这些路本来是鼹鼠筑成的，我因势利导，把它们引进了我的地洞里，我通过这些途径可以嗅得很远，使我得到保护。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经由这些途径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食物。这样，我根本用不着离开地洞，就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狩猎活动，以维持一种简朴的生活；这是十分宝贵的。

我的地洞的最大优点是宁静。当然，这是没有准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中断，一切告终，也未可预料。不过就目前来说总算是宁静的。我可以在我的通道上蹑着脚走好几个钟头，有时听到个把小动物的声音，不一会儿这小动物也就在我的牙齿间安静下来了；或者泥土掉落的沙沙声，它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修缮了；除此以外便是寂静。树林中的空气透进来，既暖和又清凉。有时我惬意地伸展身子，在通道上打起滚来。当秋天到来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住所可以安身，这对于一个渐近老年的人，算是美好的了。通道上每隔一百米的地方，辟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在那里我舒舒服服地蜷曲着身子，一边休息，一边使自己暖和暖和。在那里我可以甜甜蜜蜜地睡上一觉，这是和平宁静的睡眠，是满足安全感的睡眠，是实现了建立安心之所的愿望的睡眠。不知是由于过去的习惯，还是这座家屋确实存在着足够的危险，唤起我的警觉，我常常有规律地从酣睡中惊醒，肃然谛听着那日夜支配着这里的宁静，然后宽慰地微微一笑，旋即又舒展四肢，沉入更为香甜的梦乡。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们啊，他们在马路上、在树林中流浪，至多只能匍匐在堆积的树叶底下，或者与同类结伙，暴露在天地间的一切灾厄之中！我则躺在这各方面都安全的广场上——这样的广场在我的地洞里有五十几处之多——在瞌睡和熟睡之中来消磨那任我选定的时间。

缜密地考虑到极端危险的情况——不是直接的追踪，而是包围——在洞穴的近中心处修建了一个中央广场。在一切其他场合，都是极端紧张的脑力劳动多，体力劳动少，这个城郭则是我的艰巨的体力劳动的成果，比地洞里的所有别的部分都艰巨。有好几次，我由于身体疲乏不堪，濒于绝望，想弃绝一切，仰卧着翻过来，滚过去，诅咒这地洞，并艰难地爬出洞外，任穴口洞开着。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我不想再回去了，直到几小时或几天后我后悔了，回去一看，见地洞完好无损，我恨不得引吭高歌，并以发自内心的喜悦重新开始劳动。这个城郭的工程之所以增加了不必要（说不必要，是因为地洞从那种无效劳动中并未得到真正的益处）的困难，是由于照计划安排所确定的这个场地恰恰土质很松，而且充满砂粒，因此必须把这地方的土层夯实，才能建造起美丽的大穹顶和圆形广场。从事这样一种劳动，我只能靠额头。所以，我不分白天黑夜，成千成万次地用前额去磕碰硬土，如果碰出了血，我就高兴，因为这是墙壁坚固的证明，而且谁都会承认，我的城郭就是用这样一种办法建成的。

我利用这个城郭来贮藏我的食物：凡是洞内抓获而目前还不需要的一切，和外面猎获的全部，我统统把它们堆放在这里。场地之大，半年的食物都放不满。于是我把东西一件一件铺了开来，在其间漫步，同时玩赏着它们，悦目于其量之多，醉心于其味之杂。任何时候，只要我想看一看储藏品，都能一目了然，而且我还可以随时进行重新排列，根据不同季节，作出必要的预计和狩猎计划。有这样一些时候：由于洞里食物富足，我对饮食漠不关心，因而对这些出没的小动物根本不去理会，当然从别的理由考虑，这也许是欠慎重的。由于经常从事防御准备工作，我原想充分利用地洞来进行防御的主张有了小幅度的改变和发展，于是我常常觉得以城郭为防御基地是危险的。地洞的复杂性确实也向我提供了采用多种防御办法的可能性。而我觉得将存粮稍加分散，利用某些小广场来分批贮藏，似乎更为周到些。于是我决定约每隔两个广场设一个预备储粮站，或者每隔三个设一正储粮站，每隔一个设一副储粮站，如此等等。再则，为了迷惑敌人，我划出几条道路不堆贮藏品，或者，各按它们通向主要出口的位置，挑选少数广场错杂其间。自然，每一项这样的新计划都要求艰巨的搬运工作，我必须作出新的安排，然后就是来回搬东西。当然啰，我不用着急，可以慢慢地干，把珍贵的东西衔在嘴里搬运，高兴在什么地方歇一歇，就在什么地方歇一歇。遇到可口的东西就吃它几口，这是满不错的。糟糕的是，我每每从梦中惊醒，就仿佛觉得目前的这种粮食分贮法是完全失算的，它会招致严重的危险，非立即加以纠正不可，睡意和疲劳也在所不顾。于是我急忙就走，快步如飞，连考虑一下的工夫都没有。为了实施这一新的、全新的计划，我不顾一切，凡是碰到嘴边的东西，就只管逮住，用牙齿咬着，拖呀，背呀，喘息着，呻吟着，踉踉跄跄地前进。只要对目前这种我感到过于危险的状况有任何些微的改变，我就心满意足了。直到睡意渐渐地消除，脑子完全清醒过来，我几乎不理解何以有这一番极度的紧张活动，对于被自己扰乱了的家里的和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重新回到我的卧所，由于新造成的劳累而立即睡着了。醒来时，作为这几乎像梦一般出现的夜间劳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是牙缝间还挂着的一只耗子。此后又有一些时候，我觉得还是把所有的食粮集中于一个场地为上策。贮藏在小广场上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呢？那里到底放得下多少东西呢？无论你拿什么放到那里去，都会堵塞道路，一旦有防务活动，奔跑起来，说不定反而成为我的障碍。再说，不把所有的储藏品集中在一起，因而不能对自己的财产一目了然，势必损伤自己的自尊心，这种想法固属可笑，却是难免。分成这么多摊，不会散失很多吗？我总不能老在纵横交错的通道上四处奔跑，以便看看是否一切仍然原封未动。分散贮藏的基本想法是对的，但必须有个前提：拥有好几个像我的城郭这样的场地。好几个城郭！一点不假！但是谁能够把它们建筑起来呢？在我的地洞建造的总计划中，现在也没有增添的余地了。我承认，这一点正是我的地洞的缺陷，就好比任何东西如果只有一种样品时，都有缺陷一样。而且我也承认，在建设整个地洞期间，我对于拥有几个城郭的要求在自己的意识中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我有过这一良好愿望，那就清清楚楚了。我没有按照那种要求去做，对于这项巨大的工程，我感到自己太弱了，甚至，我就是想象一下这项工程的必要性也感到自己太弱了。我以同样模糊的感觉聊以自慰，这在平常是难以做到的，但在这一场合我却做到了，这是一种例外，也可能是一种神的恩赐，因为保留我的前额以代替铁锤正是天意所使然。现在我只拥有一个城郭，但觉得一个不够用的那种模糊感觉，已经消失了。不管如何，我只得满足于一个。想用许多小广场来代替它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当这种想法在我心中热起来的时候，我就又动手把各个小广场上的所有东西重新搬回城郭里。于是所有的场地和通道又空出来了，看见城郭里的肉类成堆，连最边远的便道都闻得到许多种肉类混杂的味道，我老远就能把它们一一辨别出来，而每一种味道都使我喜欢。有一阵子我对这一派气象真感到宽慰。这以后出现了一段和平时期。我利用这些太平时日，把我的卧所从外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里移，因而沉浸于越来越重的气味之中，以致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一天夜里我冲进城郭，从肉堆里挑出我所爱吃的上等品，扎扎实实地、如醉如狂地大嚼了一番，把肚子塞得饱饱的。这是幸福的时期，也是危险的时期；只要有人了解个中奥秘，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无须冒什么风险，就可轻而易举地将我毁灭，这与缺少第二、第三个城郭的弊害不无关系。我之所以受诱惑，正是由于食物集中堆在一起造成的。我正准备通过各种途径来抵御这种诱惑，保护自己，把粮食分散储藏在各个小广场上，也就是这类措施之一。可惜的是，它也像其他类似的策略一样，由于感到缺乏而引起了更大的欲望，这欲望压住了理智，听凭欲望的驱使，任意改变防御计划。

这以后，在对地洞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缮之后，我经常离开地洞——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去外面溜达，以便让自己冷静冷静，同时检查一下地洞是否坚固。要是长时间离开地洞，我会感到受惩罚似的难以忍受，但短时间出去走动走动，我以为也是很有必要的。每当我走近出口时，我总有一种庄严感。住在家里时，我是避免到那里去的，甚至连通向它的任何一条最小的岔道儿我都是不迈步的；再说到那一带去转悠也并不容易，因为我已经在那里建筑了一套完善的、小规模的迷津暗道；我的地洞就是从那里起始的，但当时我还不能指望能够如愿以偿地按照我的计划去完成，我开始半游戏似的从这个小犄角干起来，在迷津的建筑中，我第一次充分领略到劳动的愉快；这项迷津建筑在我当时看来是一切建筑之冠，但以今天的眼光看，说它气派太小，与整个地洞建筑不相称，该是比较公允的，虽然在理论上它也许堪称宝贵——“这是去我家的入口，”我当时讥讽地对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们说，并仿佛看到了他们全部窒息在入口迷津里的景象——可是事实上，一种墙壁非常单薄的草率工事，对于认真进攻或者孤注一掷的亡命之徒是很难进行抵抗的。但我因此就应该把这一部分重建吗？我犹豫不决，大概要永远维持这样的现状了吧。且不说重建需要我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且也是一件人们能够想象的最危险的事情。在我刚开始挖掘地洞的时候，我是能够比较安心地在那里劳作的，那时风险并不比别的地方大多少。但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今天那样做就未免轻举妄动了，那就等于要把社会的注意力引向整个地洞上来。我感到高兴的是，眼下这一处女工程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比方说吧，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进攻，什么样的入口构造才能救我呢？在使进攻者迷惑、错愕、困扰这一点上，这个入口是可以应急的。但如果遇到真正大规模的进攻，那我就必须设法使用整个地洞的一切手段和身心的全部力量来对付，——这是理所当然的啰。所以这个口子就让它维持原样不动好了。尽管地洞有着这样多的天然强加于它的缺陷，但毕竟是我亲手所创；虽然事后才认识到这些缺点，却认识得这样精确，那就让它保留着吧。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缺点没有经常地或者也许是始终使我感到不安。平日散步时，我都要避开地洞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一看见它就感到不舒服，既然这个缺点已经在我的意识中发出噪音，我就不愿意让它老是在我的目光中浮现。那上面入口处的缺点是无法匡正了，但只要能够回避，我就尽可能不去看它。我只管朝着出口的方向走。虽然我与入口处之间隔着通道和广场，我依然感到我已经陷入一种巨大危险的氛围之中。有时候我好像觉得我的皮变薄了，不久就仿佛我只能以赤裸裸、光溜溜的肉身站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敌人以吼叫来欢迎我。说实在的，这样一种感觉足以致使出口本身失去对我的家屋的保护作用，但使我格外苦恼的，仍是入口的构造。有时我做梦，梦中我已经把它重建了，一夜之间以巨人般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而彻底地把它改造了，这下谁也攻不破了。我做梦的这一觉睡得比任何时候都香甜，醒来时我的胡子上还滚动着欢乐和宽慰的泪珠。

所以，如果我要外出的话，还得克服这条迷津给我肉体上造成的苦痛。而我有时一度迷失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因而显得这工程似乎还须不断奋斗下去，以便向我这个早就对它下了坚定不移的判断的人证明它的存在权利，这时候我又气恼又感动。接着我就来到青苔盖底下，在我留在家里这段时间，它与树林中毗连的地皮长在一起、互相衔接了，现在，只要我用头一顶，就可以到外边的天地去。这个小小的动作我已经很久没敢使用了，若不是今天又得克服入口的迷津，我一定会从这里折回，逛回家去。为什么呢？你的家闭关自守，固若金汤。你的生活安宁、温暖，良肴佳馔不断，你是无数通道、广场的主人，独一无二的主人。这一切你不希望牺牲，但有一部分你打算放弃，虽然你有信心把它们重新夺回来，但你有胆量下一个危险的、非常危险的赌注吗？对此有没有合适的理由呢？没有，在这类问题上不会有合适的理由。但接着我小心翼翼地掀起门盖，到了外面，又轻轻把它盖上，并赶紧跑离这个正在暴露的地点。

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在野外生活，虽然我不再憋在通道里行走了；而是要在大森林中狩猎，我感到身上有一种在地洞里没有任何地盘包括城郭——哪怕它再扩展十倍——让它施展的新的力量。外面的伙食也更好吃，狩猎固然比较困难，很少成功，但其收获从任何方面讲都是价值更高的。这一切我并不否认，并且懂得如何领略并享受它们。至少也得和别的动物一样，说不定比它们还强得多，因为我狩猎时，不像流浪汉那样轻率和绝望，而是目的明确，从容不迫。我也并不是非过野外生活不可，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不允许我永远狩猎下去，等到有人向我发出召唤，而我也愿意，并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时，我将不能抵御人家的邀请。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充分领略这里的时光，无忧无虑地度日。其实却不尽然，许多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并没有做到，地洞的事情忙得我团团转。我很快跑离洞口，不一会儿又赶回来。我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并守望着我的家门——这一回是从外面——一连几天几夜。让人家去说我傻好了，我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并从中得到安慰。于是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前面，觉得自己既能一边熟睡，一边机警地守护着自己，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有一定的长处，不仅能在睡眠时的那种只身无助和妄自轻信的状态中看得见夜间的精灵们，而且同时能以完全清醒时的力量和沉着的判断力与它们在实际中相遇。我发觉很怪，情况并不像我通常所认为（并且只要下洞回到家里也许还会那么认为）的那样糟。从这一方面看是如此，从别的方面看也不例外，但尤其是从这一方面看来，这次外出确是必不可少的。

的确，我把入口处选在斜坡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那里的交通情况——根据一周来的观察所得——确是熙来攘往，十分频繁。然而凡是能够居住的地方，恐怕都是这样的。再说，选在一个往来频繁的地方，由于频繁，大家跟着川流，这说不定比十分冷僻的地方更保险；在冷僻的地方反而会有精明的入侵者慢慢找了来。这里有着许多敌人，有着更多的敌人的帮凶，他们之间也互相争斗，在紧张追逐中从地洞旁边跑了过去。在这全部过程中，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搜寻过，这对己对敌都是一种幸运，因为要不然，我会为了我的地洞着想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诚然，也出现过一些兽类，我不敢接近它们，只要远远预感到它们在，我便立即警觉，拔腿就跑。关于它们对地洞的态度，我本来实在是很难确定的。但当我不久回到家来，发现它们中没有一个在场，入口处也完好无损，于是我总算满意地放心了。也有一些幸福的时期，我很想对自己这样说：世界对我的敌意也许停止或者平息了吧，或者地洞的威力把我从迄今为止的毁灭性战斗中拯救出来了吧。地洞所起的保护作用也许比我以往所想象的，或者当我身临其境之际所能想到的还要大。有时甚至产生这样幼稚的想法：压根儿就不回地洞，而就在这里的洞口附近住下，专门观察洞口以打发日子，并不断想象着：假如我置身洞中，它能够多么坚固地保护着我的安全；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获得我的幸福。但幼稚的梦想很快就惊破了。我在这里所观察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全呢？我在地洞中所遇到的危险到底能不能根据我在外边得到的经验来判断呢？要是我不在地洞中，我的敌人到底能不能根据气味准确地嗅出我来呢？他们对于我肯定有几分嗅得出来，但完全嗅出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能完全嗅出，岂不经常成为正常危险的前提了吗？因此，我在这里所进行的试验只有一半或十分之一能够使我放心，而放松警惕又导致极度的危险。不，我所观察的与其说是我的睡眠（如我以为的那样），毋宁说是在坏家伙醒着的时候，我自己却在睡觉。也许他就混在那些疏忽大意地走过入口处的人们之中，无非像我那样，只想证实门户仍安然无恙，静候袭击，就走了过去。因为他们知道主人不在家里，或者也许他们清楚得很，主人就埋伏在附近灌木丛中，天真地守候着家门。而我呢，户外的生活已经厌倦了，遂离开我的观察哨，仿佛觉得无须再在这里学什么了，现在和将来都不必了。我愉快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走下地洞，永远不回到外面去了，外界的事情听其自然吧，不再作无用的观察来阻止它们了。可是，这段时间，我一任自己看了入口上面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又用了极为惹人注意的办法下了地洞，而不知道在我的背后以及在按原来样子关好的入口的顶盖后面的整个周围将发生什么，感到十分不安。起初，我曾在几个风雨大作的夜晚，试着把猎获物快速地掷进去。这一行动看起来是成功的，但是否真的成功，得等我自己进去以后方能知道，但那时对我来说已搞不清楚了，或者即便清楚，也已太晚。于是放弃了这项试验，不进里面去。我挖了一个——当然是在距离真正的入口处足够远的地方——试验性的坑，其大小和我的身体相仿，也用一个青苔盖封口。我爬进坑里，把背后掩蔽好，认真等待着，计算出一天中长短不一的各个不同时刻，然后掀开青苔，爬了出来，记下我的各种观察，取得了种种好坏不一的经验，却找不到一种下地洞的一般法则或安全可靠的方法。因此，我至今还没有从真正的入口处下去过，而不久又不得不下去，这真使我焦躁不已。我并非完全没有到远方去回复往日那种惨淡生活的念头，那种生活虽无安全可言，却是诸种危险无区别的连续，因而个别具体的危险就不明显，不必为之恐惧，这正是我的较为安全的穴居生活与其他地方的生活对照之下，不断启示给我的道理。诚然，这样一种念头是由于毫无意义的自由自在生活过得太久而产生的，也许是完全愚蠢的；现在地洞还属于我，只要再迈出一步，我就安全了。我摒除了一切犹豫，在大白天径直向洞门跑去，这次可一定得把门完全打开了吧。然而我却没能做到。我跑过头了！我特意倒进荆棘丛中，以惩罚自己，惩罚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罪过。但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的想法是对的，即不把我所有最宝贵的东西公开舍弃——哪怕只是短暂的，交给周围所有那些地上的、树上的和空中的飞禽走兽，则我要下去是不可能的。危险并不是想象的东西，而是非常实际的事情。那种兴致勃勃地跟着我来的，并非真正的敌人，倒很可能是某种身份清白而又不知好歹的渺小家伙，某种令人讨厌的小生物，它好奇地尾随着我，从而不知不觉地当了我的敌人的向导。或者不是那么一回事，说不定是——而这并不比别的情况好，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最糟的——说不定是跟我同一种类型的人，是地洞营造的行家，或者某个森林隐士，或者和平的热爱者，但也可能是个想不劳而获的粗野的无赖。假如现在他真的来了，带着肮脏的贪欲发现了入口，动手去掀苔藓，而且居然掀开了，挤身进去，拟巢而居，甚而至于弄到这种地步：有一瞬间他屁股正好对着我的脸儿，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就会像疯了一般，不顾一切地从后面向他扑去，把他咬个稀巴烂，咬成一块块，撕得粉碎，喝干他的血，并立即把他的尸骸拖到别的猎获物当中。但最最要紧的是，我好不容易又重新回到了我的洞穴，这回甚至对迷津起了赞赏之意，可我首先得把我头顶上的苔盖盖好，然后安下心来休息，恐怕我全部的，或部分的余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了。然而事实上谁也没有来，我依然单独一人度日。我始终一心扑在各种困难的事情上，恐惧倒减轻了不少。我不再回避走近入口处了，在那里绕着圈子走动成了我最喜欢的活动内容，以致仿佛我自己成了敌人，窥视着顺利突入的良机。假如我有某个值得信赖的人，可以把观察哨的任务交给他，那我就可以放心地下去了。我会跟这个我所信赖的人约定，在我下去的时候，在下去以后的长时期内，严密观察形势，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就敲打苔藓盖子，没有情况就不敲，这样我头顶上面的心腹之患便为之一扫而光，连一点残余都留不下，惟一留下的便是那个我所信赖的人了。——难道他不要求报酬吗？最起码的，他连地洞也不想看一看吗？自动让什么人进我的地洞可是我的最大忌讳啊。地洞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访问者而挖掘的，我想，我是不会让他进去的，哪怕他以让我能够进得地洞里面为交换条件，我也不会让他进去的。但我之所以压根儿不让他进去的原因是：让他独自下去吧，这绝无考虑之余地；我跟他同时下去呢，则他在我背后放哨给我带来的益处便成泡影了。那么信赖如何维持呢？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信赖他，假如我见不到他，假如苔盖把我们隔开，我还能同样信赖他吗？信赖一个人，在同时监视着他，或至少能够监视他的情况下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甚至远隔两地，多半也是可能的。但是从地洞的内部，亦即从另一个世界去完全信赖一个外面的什么人，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这样一种疑问都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这样想一想就够了：在我下去期间或下去以后，人生道路上的无数偶然事件，都能阻碍所信赖的人履行他的义务，而他的任何一个最小的障碍都会给我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总而言之，我无须抱怨找不到堪与信赖的人，而只能孑然一身。这样，我肯定丧失不了什么利益，而且还可能使我避免损失。但堪信赖的，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地洞了。这一点我早点想到就好了，对于我现在为之忙碌的事情也是早该虑及的，至少，在地洞的建筑开始阶段就应该实现一部分的。第一条通道应该这样设计才行：它需有两个彼此间隔适当距离的入口，这样，我经过各种不可避免的周折通过这个入口下去后，马上经由第一条通道跑到第二个入口，稍稍掀开一点为此目的而建造起来的苔盖，从那里以几天几夜的工夫试着观察情况。这看来是惟一正确的方法了吧。固然，两个入口使危险增加一倍，但这一忧虑此刻是不必要的，仅仅作为观察哨设想的那个入口做得很狭窄就行了。于是我一头扎进技术研究中去，重温起一个完美无缺、万无一失的地洞建筑的旧梦，稍稍聊以宽慰。我悠然自得地闭上眼睛，眼前便浮现出那各种可能的图像，我可以在那里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进出出。

当我这样躺着，想象着以上各种情景时，对那些建筑方案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而不是从实际效用角度出发的。这种不受阻拦的溜进溜出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你心神不定，缺乏自信，意味着卑污的欲念，邪恶的个性，这个性面对地洞时还要坏得多。地洞仍然存在，只要向它完全敞开心扉，便可注入和平。现在我显然还在它的外面，正在寻找一种回去的可能性；为此，很想掌握必要的技术设施，但也许并不见得那么重要。如果把地洞仅仅看做一个想尽可能安全地爬进去的洞穴，那么像眼下这样神经质似的恐惧，岂不意味着大大贬低了地洞的价值了吗？的确，它也是一个安全的洞穴，或者应该是那样的洞穴，而当我设想我是处于危险之中时，我就要咬紧牙关，用尽意志的全部力量来证明这地洞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为拯救我的生命而存在的一个窟窿，它必须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这个明确地赋予它的任务，而别的一切任务我都给豁免了。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地洞在实际上——而处于巨大困境之中的人们是顾不上观察实际的，甚至在岌岌可危之际，也必须经过努力方能投以一瞥——虽然是相当安全的，但绝对是不够的，难道在其中什么时候停止过忧虑了吗？那是另一种的、更为骄傲、内容更为丰富的、深深压抑着的忧虑，可是它对于身心的消耗并不亚于生活在外面的时候所产生的忧虑。就算这个地洞仅仅为了我的生活保障而建造，就算我为此没有受别人的骗，然而付出的巨大的劳动与得到的事实上的保障相比，至少就我所能感觉到的和从中所能得到的利益而言，对我来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承认这一点是极为痛苦的，但是面对前面的入口不得不这样做，这个入口现在把我——他的建造者和所有者——关在外面，不，让我在外面挣扎。但是地洞确实也不仅是一个救命之窟。当我站在周围堆积着高高的肉类贮藏品的城郭之中时，纵览从这里伸展出去的十条通道，每一条都根据中央广场的地势或低或高，或直或曲，或宽或窄；条条宁静而空阒，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把我引向同样宁静而空阒的各个广场——于是我心目中关于安全的观念淡忘了，因为我清清楚楚知道，这里是我的城堡，是我用手抓，用嘴啃，用脚踩，用头碰的办法战胜了坚硬的地面得来的，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任何人所有，它是我的城堡啊，我最终也要在这里安然地接受我的敌人的致命的一击，因为我的血渗透在我自己的这块土地里，它是不会丧失的。在和平中半睡着，在愉悦中半醒着；经常在这些通道上度过的这种美好时辰的意味，除此以外，怕是没有地方再有了；这些通道是为了我舒畅地伸展身子，孩子般地打滚，矇矇眬眬地躺着，甜甜蜜蜜地睡着，经过精心设计而建造的。那些小广场的每一个我都了如指掌，尽管彼此相像，但是我闭上眼睛也能根据墙壁的形状把它们辨别得一清二楚，它们和平地环抱着我，那种温暖，任何鸟儿在它的窝巢里都得不到。一切的一切宁静而空阒。

但是，既然是这样，那我又为什么踌躇呢？为什么我害怕入侵者甚于害怕永远不能返回我的洞穴的可能性呢？好了，现在这后一点谢天谢地成为不可能了，地洞对我意味着什么，搞清这个问题，压根儿是不必要的；我和地洞这样相依为命，不管我遇到多大恐惧，我都能泰然自若地留在这里，无须设法说服自己，打消一切顾虑，把入口打开。我只要清闲地等着就完全够了。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永远分开，无论如何，到最后我是肯定要下去的。但当然，到那时还需有多长时间呢？在这段时间里，在这里的上面，在那边的下面，将有多少事情发生呢？而我的责任在于：缩短这段时间，并立即着手从事必要的事情。

好了，我已累得想都不能想了，我耷拉着脑袋，步履踉跄，半醒半睡，与其说在走路，毋宁说在摸索，这样才渐渐接近入口处，缓缓掀开苔盖，慢慢往下挪动身子，因为神思恍惚，让入口无故敞开了很久，及至想了起来，又上去把它关好。但为什么又爬到上面去呢？我只要把苔盖拉上就行了，好吧，我又下去，这回到底把苔盖给合上了。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只有在这种例外状况下，才能下洞穴。——于是乎我躺在猎获物的堆垛之上，仰面是苔藓，周遭是血水和肉汁，总算开始睡上渴望的一觉了。没有东西打扰我，没有谁跟踪我。苔藓上面看来是平静的，至少直到现在是平静的，即使不平静，我想现在也不能对它进行监视了；我已换了地点，从上面的世界来到了我的地洞，我立即感觉到了它的作用。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具有新的力量；在上面的那种疲惫不堪，在这里却没有。我是旅行回来的，累得几乎晕倒，我省视旧日的住处，着手积压着的修缮工作，匆匆巡视一下所有的场地，但首先是赶紧冲向城郭；这一切把我的劳累变成了不安与焦急。刚走进地洞那一瞬间，我仿佛死死地酣睡了一大觉。第一步工作是非常吃力的，任务十分繁重：猎获物须通过狭窄而墙壁单薄的迷津搬运。我竭尽全力向前推进，走是能走的，但我感到太缓慢。为了加快速度，我从肉垛上拉回了一部分肉块，然后从肉垛的上面跨过去，从它的中间穿过去，于是我的面前只剩下一部分了，把它们搬到前面去，就容易一些了。但是在一条堆满着肉类的狭窄通路上，尽管只有我一个人，也不总是很容易通过的，以致有时我简直要被窒息在自己的贮藏品中，只有边走边吃边喝，才不致被肉块压伤。但运输完成了，我没有花太长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工作，迷津被克服了。我站在一条正规的通道上喘了口气，通过一条联结支线，把猎获物搬到一条专为这类项目特设的中心大道，它以很大的坡度向下直通城郭。这下再没有工作可做了，这全部东西都由它自行往下滚动或流动。于是终于到了我的城郭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了。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不幸，至于我一眼便发现的那些细小的破损不久即可修复。再有就是在此之前在各通道上的徜徉了，但这并不费力，等于跟朋友聊天，我过去常是这样做的，或者——我并不算老，但许多记忆已完全模糊了——是我听人这样说的。在我看到了城郭以后，我就开始有意慢慢地走第二条通道，我有的是时间——在地洞里面我总是有的是时间——因为我在那边所做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好事，并使我得到一定的满足。我从第二条通道出发，半路上中断了视察，转向了第三条通道，并循着它折回城郭。这样，第二条通道显然还得重新再去，我就是这样又劳又玩，自得其乐，独自发笑。工作很多，头绪纷繁，但永不脱离工作，不断增加着工作量。你们通道、广场和城郭啊，我为了你们而来，尤其是为了城郭的问题我连生命都在所不惜，可是长期以来，我却愚蠢得为生命而战栗，犹犹豫豫不敢回到你们当中。现在，我置身于你们当中了，危险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结合成一体了，有什么奈何得了我们呢。即使上面那些家伙已经迫近并准备好用嘴巴拱穿苔盖也不在乎了。而洞穴又以他的沉默和空阒来迎接我，证实着我所说的话。——但是，一种懒洋洋的情绪向我袭来，在一个我最喜爱的广场上，我微微蜷曲着身子躺了下去，我还远没有把一切都视察完毕呢，但我要继续视察下去，直到最后，我不想在这里睡觉，只是经不起在这里躺一躺卧一卧的引诱，想试试看，在这里睡觉是否始终还像过去那样安稳。成了！可我一躺下就不想起来了，我就在这里进入了深沉的梦乡。

我大概睡了很久很久，直到最后实在睡足了，我才自然而然地开始醒过来，最后睡意一定是十分淡薄了，因为一种几乎无法听到的“曲曲曲”的微弱响声把我唤醒了。我立刻明白，这是一种我过去对它太不注意、过分宽容的小东西，趁我不在，在什么地方钻通了一条新路，与我的一条旧路相交，风一吹就发出“曲曲”之声。好一个埋头苦干的家伙啊，而它的勤奋又多么叫人讨厌啊，我非得把耳朵贴在通道的墙上听一听，在墙根试着挖一挖，把骚扰的地点找出来不可，然后才能消除响声。此外，新挖的洞孔如果符合地洞的某项建筑要求，就作为新的通气孔，这对我也是需要的。但那些小东西我要比以前加倍严密注意，一个也不饶恕。

由于我对这类检查工作训练有素，说干就可以干起来，也无须多长时间即可完成，虽然手头有别的工作要做，但这是当务之急，我的每条通路都应保持宁静才是。这一种响声说起来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虽然我刚回来时这响声就早已有之，但我一点儿都没有听见；直到重新在家里完全安顿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用主人的耳朵去听的时候，才能听得到。而这种响声并非常有，中间有很长时间的间隔，那显然是气流受到阻碍时发出的。我开始检查，却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虽然挖了几个洞，但那是漫无目标的乱挖一气，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挖的工程固然巨大，但白白花费的填堵和平整的工夫则更为巨大。我压根儿就没有接近过发出响声的地点，每隔一定的间歇，一会儿传来微弱的“曲——曲”的声音，一会儿又传来“呼——呼”的声音。这个，目前暂且不去管它，响声固然恼人，但我所认定的原因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声音几乎没有怎么提高。相反，倒有可能——迄今为止我显然从来没有等待过这么久——那小东西在继续钻小孔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响声会自行消失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你毫不费力地找到骚扰的踪迹，而有目的有计划去寻找却长久找不着。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很想再到各条通道上去徜徉，看看那回来后还没有去看过的许多广场，其间也到城郭去转转。但不行啊，我得继续寻找才是。大好大好的时光被这伙小东西所耗费，它本来是可以利用在更好的场合的。在检查纰漏方面，通常吸引我的是技术上的问题，例如我的耳朵具有辨别任何细微差异的能力，能够绘形绘色地使我想象出产生响声的原因，而这原因是否符合实际，这回我很想搞个水落石出。只要这方面没有得出可靠的结论，我就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里感到安全，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沙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何况是这样的响声，它在这一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重要也好，不重要也好，无论我怎样寻找，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发现的东西太多了。事情一定是恰恰发生在我那最喜爱的广场上！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远远地离开那儿，几乎走到通往下一个广场的中间。这整个事儿简直是一种笑话，仿佛我想要证明，并非正好是我最心爱的广场才有这种骚扰，别的地方也有种种骚扰，于是我微微笑了起来，倾耳谛听着，但不久我就敛起笑容，因为果不其然，这里也有同样的“曲曲”声。这么说来什么也没有——有时我这样想——除了我以外，谁也听不见的，我的经过训练的耳朵显然是敏锐的，现在分明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虽然事实上到处都有完全相同的“曲曲”声，跟我通过比较所证实的一模一样。只要站在通道之中，而不必耳朵贴墙，便可听得出来，那声音并不更大。那场合，我非得用心，不，全神贯注才能时不时听到一丝儿声息，不过，与其说是听到的倒不如说是猜到的呢。但正是这处处有之的相同响声叫我最为挠头，因为这跟我最初的推断不能吻合。假如我对响声的原因的推测是正确的，即是说响声确是从某一个场所——这场所是非找出不可的——以最大音量向周围发放，那么它必定是越来越小。但如果我的解释是不准确的，那么别的解释是什么呢？也有可能存在着两个发音的中心，直到现在我都是从距离中心很远的地方进行监听的，而当我一步步接近这个中心时，它的响声固然逐渐加强，而另一个中心的响声则渐次减弱，故传到耳朵里的两个中心的音量的总和就老是一个样了。当我洗耳谛听的时候，我几乎以为听出了那与我新的推测相符的声音差别来，尽管那声音非常模糊不清。无论如何，我必须把检查区域在检查过的基础上大加扩展。于是我循着通道直达城郭，从那里开始监听。——奇怪，这里也有同样的响声。哦，这是某些微不足道的动物们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放肆地掘洞所产生的声音。不管怎样，它们是不会有反对我的企图的，它们无非是致力于自己的工作罢了。只要中途不发生障碍，它们是要朝着既定的方向搞下去的。这一切我全明白，虽然并不理解它们何以要这样做，弄得我焦躁不安，扰乱了我的对于工作非常必要的理智；它们竟敢驱近我的城郭。但经我观察，迄未发现城郭周围的墙壁有被掘穿的情况。是由于城郭地处深奥范围广大呢，还是由于因广大而引起的强劲的气流把掘洞的家伙们吓住了呢？或者城郭的存在这一事实的本身使这些感觉迟钝的家伙闻之也不能不有所慑服呢？无论如何我不想去鉴别究竟是哪种原因使这些挖掘者踌躇不前。动物受了强烈的气味的吸引，成群结队而来。这里本是我的可靠的狩猎场。但那时它们是从上面某个地方挖穿顶壁，进入通道的，虽然战战兢兢，却经不起强烈的引诱，终于从通道上跑了下来。现在呢，他们却在通道里钻洞。假如我至少完成了青年时期和壮年早期那些最重要的计划，或者说我有过实行那些计划的力量就好了，因为我并不缺乏意志。我最心爱的计划之一，是把城郭跟它周围的泥土隔开，就是说，城郭四壁留下约与我的身高相等的厚度，然后沿着城墙的外围，在那道可惜无法与泥土分开的墙基外面，挖一层腔室，其大小与城墙的体积相同。我总是不无理由地把它设想为我所能有的最上等的寓所。在这个圆形体的上面，我悬吊呀，攀缘呀，下滑呀以及翻滚呀，最后又站在地上。所有这一切游戏都是在城郭的本体上面做的，没有真正到它的室内去。现在能避开城郭就避开，能不进去看就不看，把看的快乐留在以后，不必因此而为之怅然，那是为了把它牢牢掌握在手里，不过假如仅仅拥有一条通往那里的普通的公开通道那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但好在可以为它放哨，这就补偿了看不见它的内部这一缺憾。要是让我在城郭和腔室之间选择一个我的终身寓所的话，我一定要选择后者，宁可不断地上上下下巡逻，以守备城郭。这样一来墙壁里就不会有响声了，不会有东西向城郭大胆挖掘了；于是那里的和平有了保证，而我成了和平的守护者；我用不着怀着反感情绪去倾听小动物们的挖掘，而是带着我现在完全消失了的如痴如醉的情怀，沉浸在城郭的一片宁静的气氛之中。

但是这一切美妙的情景眼下毕竟还不是现实，我还得干，而我目前所干的也是和城郭直接相关的，我真要为之高兴，因为它鼓舞着我。事情越来越明显，这件起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工作，显然需要我全力以赴了。我现在所做的是全神贯注地细听城郭周围的墙壁，不论高处还是低处，也不论墙上还是地面，入口还是内里，我无处不听，而我所听见的到处是同样的声音。长久倾听这断断续续的声音，得付出多少时间，经历多少紧张的场面。只要你愿意自己欺骗自己，也可以从这当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即城郭这地方与通道不同，由于它范围大，只要你耳朵一离开地面，便什么都听不到了。仅仅为了休息，为了保持冷静，我往往做这样的试验：聚精会神地听着，结果什么都听不见，这使我欣幸。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用我最初那些说法来解释这种现象完全讲不通，但我所能设想的别的解释又不得不加以排斥。我所听到的，也许就是那种小畜牲自己干活时的声音。但这是同所有的经验相矛盾的。凡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虽然它一直都存在，但我总不能突然一下就听到了。我在洞穴中对于骚扰的敏感性也许与年俱增，但听觉绝不会变得更敏锐。听不见它们的声音，这正是那些小畜牲的本质特征。不然，我过去怎么容忍得了呢？哪怕冒着饿死的危险，我也恨不得把它们彻底铲除掉。但是我渐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也许是一种我现在还不认识的动物，这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在下面生活我是够小心谨慎的，但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然而那不会是个别的动物，必定是大群大群的吧，它们乘我不备突然侵入我的范围。这一大群听得见的小动物，其地位固然在那种小玩意之上，但超出很有限，因为它们干活的声音本身就很微弱。所以有可能是一些不熟悉的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地外出漫游，仅仅从这里经过一下，惊动了我，但它们的队伍不久便会过去。所以我只要等待便可以了。多余的工作是不会有的。可是，既然都是陌生的动物，为什么我见不到它们呢？我挖了好些陷阱，想逮它一只，但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那是小而又小的动物，比我所认识的那种还要小得多，只是它们发出的响声却大得多。于是去检查挖出来的泥土，把土块抛入空中，让它们砸得粉碎，还是看不见噪音的制造者。我渐渐明白了，这样小规模地偶然挖几下，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的，这种搞法，只不过在洞穴里的墙壁上挖了一些洞，手忙脚乱地这里挖一下，那里掘一通，连堵洞的工夫都没有，许多场地泥土成堆，阻碍道路，挡住视线。当然，这一切对我的妨碍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我现在既不能出外徜徉，也不能去各地巡视，也不能休息。我常常干着干着就在某个洞窟里睡着了，一只前脚的爪子扎进了上面的土层里，那是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想从那里抓下一把泥土来。我权且改变一下办法吧，今后就朝着响声的方向挖一个正规的大洞，摆脱任何理论，不找到响声的真正根源就不停止挖掘。一旦找到根源，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就要把它消除；倘若力不从心，我至少也掌握了确实的情况。这种确实的情况不是给我带来安宁，就是给我带来绝望。但安宁也罢，绝望也罢，二者必居其一；总有一种结果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是合乎情理的。这个决心一下，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我迄今所做的一切，弊在操之过急；回到家来，心情激动，还没有摆脱上面世界所笼罩的那种不安全感，还没有与地洞里的和平气氛相融和，脱离洞穴中的和平生活那么久，神经变得十分过敏，只要遇到一点特殊现象，我就会惊慌失措。到底有什么呢？一种轻轻的“曲曲”声罢了，间隔好久才听得见，微不足道也，但我愿意承认它能使我成为习惯，不，那是习惯不了的。但目前不要与之针锋相对，我且观察一段时间再说，那便是：经常花几个钟头凝神谛听一番，耐心地把结果记录下来，但不能像我以前那样，听的时候耳朵挨着墙壁轻轻移动，而且差不多一听到有点什么动静就急忙挖掘起来，那样做原本并非想发现点什么，而是内心不安的一种必然举动罢了。今后不那样干了，这是我所希望的。但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是我闭上眼睛不得不承认的，虽然同时为此对自己光火——因为不安在我的心中颤动，仍像在此之前几个钟头一样，要不是理智抑制着我，很可能我会不论什么地方，不管在那里是否听到了什么，迟钝地、执拗地去挖掘，仅仅为了挖掘而挖掘，几乎就像那些小畜牲那样，它们不是毫无意义地掘地，就是仅仅为了啃泥而挖土。合乎理智的新计划又吸引我，又不吸引我。计划本身是无懈可击的，至少在我是提不出异议的，据我理解，照它做去，肯定会达到目的。尽管这么说，我还是不相信这个计划，因为不相信，所以，我对于实行计划的结果可能带来的可怕性并不担心，对于结果的可怕性我也是不相信的；是的，我觉得，从最初发现响声以来就想到这样一个彻底的挖掘计划就好了，只是由于我信不过它，一直都没有付诸实施。尽管如此，今后我自然是要着手挖掘的。因为对我来说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我不打算马上就开始，我将把这项工作稍稍往后挪一挪。如果理智应该重新受到尊重，那么它就应该得到完全的尊重，今后我不再一头扎进这一工作中去。无论如何我要事先弥补一下由于我的乱掘乱挖给地洞造成的损失；这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但这是必要的。新的开挖计划如果真的要达到某种目标，时间上它将会拉得很长；要是它达不到任何目标，它就会变得无休无止。不管如何，这项工作意味着更长久地远离地洞，环境不像上面世界那么恶劣，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中断工作，回家来看看。要是不这样做，则城郭的风将向我吹拂，在我工作的时候围绕着我，但这仍然意味着远离地洞，把自己交给一种不可预料的命运。因此我想把地洞整顿好了再走，为了地洞的安宁而战的我，总不该让人说：是我自己把它搞乱，而又不立即把它恢复。于是我开始把泥土加以集中，送回到一个个洞孔中去。这是我的拿手活计啰，几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活计就已经干过无数次了，特别是最后这道夯实抹平工序——确实不是自夸，那是实情——我可以做得比谁都好。可这一回我却感到难了，我的注意力太不集中，干活时一再让耳朵贴着墙壁倾听，而刚刚提起来的土希哩沙啦地又掉回到土堆里去，我都不闻不问。最后这些完善性的工作，要求注意力更要集中，我却几乎干不了。留下一堆堆难看的疙瘩，碍眼的裂缝，更不用说，旧的墙壁的动摇是不能以这样草率的修修补补使其恢复原状的。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以此自慰。等我回来，恢复了和平，再作全面彻底的修缮，那时一切都将进行得很快，君不见，童话里就是一切都进行得很快的，这种慰藉也是属于童话世界的。最好当然是，现在马上把工作圆满地完成，这比老是把它中断，在通道上漫游，寻找新的声音来源要有益得多；寻找新的声音来源其实是轻而易举之事，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听一听，仅此而已，我的毫无益处的发现还要多呢。有时候好像觉得响声没有了，很长时间寂然无声，这样的“曲曲”声往往是会听漏了的，因为自己的脉搏在耳朵里跳动得太厉害了，于是两种间隔时间正好相重，遂合而为一，顷刻间你就以为那“曲曲”声似乎永远消失了。这一来就不用再监听下去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整个生活为之改观，仿佛泉源突然打开了，从中流泻出来的是地洞的宁静。我没有急着去检验这一发现，而去找一个我能与之推心置腹的人倾谈一番，于是就直奔城郭而去，我一生为之奋斗的新生活终于苏醒了！我这才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便从半埋在土里的粮食贮藏品中随便抽出些东西，狼吞虎咽起来。同时我利用这点吃饭时间，赶回那不敢全然置信的发现的地点，想再证实一下这件事的可靠性如何。我的这一举动不过是顺便为之，原想一带而过，谁料侧耳一听，立刻表明，我大错特错了：那老远的地方明白无误地响着“曲曲”声。我恨不得把吃的东西统统吐出来，踩进地里去，回头继续工作吧。但到哪里去呢？全无头绪。有的地方像是需要，而这样的地方有的是，就着手干点什么吧，但动作机械得很，就好像看见监工来了，不得不做做样子。但这样的活没干多久，又出现新的情况。响声好像加强了，当然强不了多少，但这里的问题往往就发生在最细微的差别上，响声确实有了些许的加强，强到耳朵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而这种声音的渐强像是由于距离渐近之故，因为渐近，就听得更加清楚，仿佛可以目睹它走进来的脚步似的。我跳离墙壁，想居高临下看一看这一发现将引起的种种可能的后果。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我的地洞本来就不是为了防御进攻而建造的。防御的意图虽然是有的，但抛却一切生活经验，则进攻的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防御的设施对一个人来说仿佛都成为遥远的事情——或者，虽不遥远（这怎么可能），但在轻重缓急上，次于和平生活的设施，这类设施在地洞里是处处给予优先地位的。许多防御设施本来是可以在不干扰总体计划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却是由于一种不可理喻的原因被耽误了。这些年头我享尽幸福，幸福使我麻痹，虽有过不安，但幸福之中的不安是无关宏旨的。

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不外乎是，把地洞的建设放在防御及根据防御所设想的一切可能性上进行详细而周密的考察，制订出防御及所属的建设计划，然后像青年人那样，朝气蓬勃地立即开始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当然——顺便说一句，搞得太晚了点，但那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啊。然而，那种试探性的随地大挖其洞的做法，绝对不能搞了，那样做，原来的惟一目的是让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防御意义地用于寻找险情上，干着一种杞人忧天的傻事，危险迟迟不来，而时时担心着它来。突然，我不理解以前的计划了，以前那样理路分明的计划，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我又把工作撂下，也不去监听，此刻我不想去发现声音的加强了，我的发现已经够可观了。我把一切都撇开，只要把内心的抗辩平息下去，我就太平了。我又沿着我的条条通路到了更遥远的地方，从野外回来后我还没有到那里去看过，我的前爪还一点也没有碰到过，那里的宁静等待着我，我一到便被它完全笼罩了。我不想在那里耽着，匆匆穿了过去。我压根儿就不明白，我究竟在寻找什么，也许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吧，我越走越迷路，以致来到迷津暗道。我很想在苔盖附近谛听一番，那遥远的事情——眼下是这样遥远——吸引着我的兴趣。我挤到上面去听了听，万籁俱静。这里多叫人称心如意呀，外边谁也不注意我的地洞，每个人都有跟我无关的工作，这正是我为之努力的结果。现在，这苔盖旁边几个钟头之久也听不到响声，这在我的地洞边缘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场所了。——这同地洞里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昔日的危险之地反成了和平之乡，而城郭呢，却被卷进了吵闹的世界及其危险之中。尤为糟糕的是，这里其实也没有和平，这里的情况什么也没有改变，宁静也罢，吵闹也罢，危险一如既往潜伏在苔藓之上。不过我对于危险已变得感觉迟钝了，那是由于我的墙壁的“曲曲”声使我用心过甚之故吧。我是为此用心了吗？那响声越来越强，步步逼近。但我绕来盘去通过了迷津，来到入口通道的高处，躺在苔藓底下，这一来就几乎把家交给那“曲曲”声了，只要在这上面稍稍休息一会儿，我就心满意足了。让给了“曲曲”声？难道我对那响声的原因有了某种新的明确看法了吗？那响声不就是那些小玩意挖洞时产生的吗？难道这不就是我的明确的见解吗？这种见解我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放弃呢。假如这声音不是直接从它们的洞中发出的，那也是跟那些洞有某种间接关系的。即便跟它们毫无联系，那就说明从一开始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找着，只好等着，直到把原因找到，或者它自行暴露为止。眼下这会儿人们自然也可以虚构各种说法来戏谑，比如，说：远处某地方水漏进来了，而我所听到的“嘟嘟”声或“曲曲”声，原来就是漏水声。但这方面我是毫无经验可言的，姑且不谈了吧——地下水我是一开始就发现的，马上把它排引开了，此后这沙土地里就没有再发现水——之所以姑且不谈，因为那到底是“曲曲”声，不能当作水的声音。但是多多勉励自己平静是会有好处的，虽然想像力不会静止，而事实上我也那么认为——自己加以否认也是徒然——那声音就出自一种动物，不是许多动物，也不是小动物，而是一头大动物。也有一些反对的理由。那就是响声随处可闻，强弱始终相同，而且不分昼夜，有规律地传来。的确，最初我满以为那是许多小动物。但我在发掘时本来是会找到它们的，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有一头大动物的存在了，同时也有似乎与这种解释相矛盾的说法，它所涉及的东西倒不是证明上述动物不可能存在，而是它们越出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界线，变成耸人听闻的了。因此，我反对这一种说法。我排除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很久以来我就玩味着这样的想法：之所以老远也听得到那声音，就是因为那动物在迅猛地工作；它以人们在外面路上散步的速度，在迅速地钻掘前进，大地为之震颤，即使钻掘已经过去，那余震和工作本身的响声也在远处汇成一片，我仅仅听到这行将消逝的余音，觉得到处听起来都是相同的。再者，那动物不是朝着我这个方向前进的，因此声音没有变化。多半它已有一项计划，其意向我不得而知，我只认为，该动物——我决不想断言它知道我的情况——正在我的周围绕圈子，自从我对它进行观察以来，它在我的地洞周围已经绕了好几圈了。——声音的种类，“曲曲”声或“嘘嘘”声引起我许多想法。我若以自己的方法来刨地或掘土时，听起来却完全不同。我对“曲曲”声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动物的主要工具不是它的爪子（爪子大概仅作辅助用），而是它的嘴和鼻，且不说这两样东西有着巨大的力气，只看它们的锐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钻地时兴许用鼻子朝地里猛力一撞，一大块土就掘起来了，这期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是间歇吧，但接着又是一撞，并吸一口气。这吸气的动作就使地面发出噪音，这不光是它使了气力，而且还由于它的匆忙，它的劳动热情；这噪音在我听起来，就成了轻微的“曲曲”声了。它那不倦劳动的能力显然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也许那片刻的间歇就把短暂的休息包括在内了吧，可真正像样的休息似乎它还不曾有过。它夜以继日地挖掘着，始终气力十足，精神饱满，一心要赶紧完成它的计划，又拥有实现这一计划的一切能力。好家伙，这样一个敌人我想都没有想到过。但是，这头巨兽的特点且不提了吧，现在发生的那不过是我本来一直都在提心吊胆、随时准备对付的一件事：有人接近了！蹊跷的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能够一切平安无事，而且幸福度日呢？是谁控制着敌人的行动路线，使它们避开我的驻地，让它们拐了个大弯走了过去的呢？为什么这样长期地保护着我，而现在又让我受着这样的威胁呢？比起这一危险来，我一直所思虑着的那些小的危险又算得了什么！作为地洞的主人，我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任何来犯者吗？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主人的幸福感使我骄纵；地洞的脆弱性使我敏感。只要地洞受到伤害，我就会有切肤之痛，如同我自己受到伤害一样。而正是这一点我应该事先就预见到的，不应只为我个人的防御着想——就是在这方面我过去做得多么草率和无效——而应从地洞的防御着想。尤其需要事先筹划的是，当有人来进攻的时候，能把地洞的一个一个部分——尽可能把许多这样的部分——在极短时间里做到用土堵死，使它们与受威胁较轻的部分分割开来，通过大量泥土的堵塞和由此达到的卓有成效的分割，使得进攻者万万料想不到在这后面才是真正的地洞。还有，用泥土堵塞，不仅掩蔽了地洞，而且还能埋葬来犯者。诸如这样一些事情，我没有采取过任何步骤，这方面一丝一毫的工作也没做过，我以前轻狂得像个小孩，我以孩子般的游戏度过了我的成年岁月，甚至在设想危险的时候，也当作儿戏，对于真正的危险，我也没有认真地想过。我把事情耽误了，虽然这期间不断有情况向我发出警告。

堪与目前这样的情况相比的事情当然没有发生过，但在地洞初创时期，类似的事情却频频有之。所不同的主要就在那是初创时期……那时我还是个正式的小学徒，从事第一条通道工作，迷津的设计才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我已挖出了一个小广场，但在大小的设计和墙壁的筑造方面却完全失败了；总之，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只能当作一种尝试，当作一种一不满意便立即报废而不足为惜的事情。有过这么一件事：在一次劳动间歇——平生劳动间歇的时间花费得太多了——时，我躺在我的许多土堆之间休息，忽然远处传来一种响声。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听到这声音与其说害怕，毋宁说新奇。我撂下活儿，竖起耳朵来听，我总是就地谛听，并不需要跑到苔藓底下的高处，躺在那里去听，却什么也听不到。我在这里至少是听到了的，我能准确地鉴别出，那是挖掘的声音，同我这里的情形相仿，听起来比较微弱一些，但离这里有多远，我估计不出来。我也紧张过，不过通常是冷静、平和的。我想过：也许我进了别人的地洞了吧，它的主人现在正朝着我挖过来呢。假如我的这一想法属实，则我立即离开，到别的地方去营建，因为我从未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不过，自然啰，我还年少，还没有一个地洞为家，我还能够做到冷静与平和。后来事态的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引起我真正激动过，只是要说清楚这过程的事情并不容易。如果那边的挖掘者听到了我在挖掘，真的向我这边推进，或者它中途又改变方向（像现在已发生的那样），那也无法确定，它是否真的在这样做，因为，这可以是由于我的劳动间歇使它失去了目标，也可以是由于它自己改变了意图。但说不定是我自己完全搞错了，此君根本就没有以我为直接目标；不过那声音倒确实加强了一会儿，仿佛那挖掘者越来越接近我。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倘看见它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也许是不会感到不快的。但这类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挖掘声从某一点开始转弱了，听起来越来越轻微，挖掘者像是渐渐改换了最初的方向，及至突然中断，好像它现在下决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背着我的方向往远处推移。在我重新开始劳动以前，还静静地听了很久。这一次警告是够明显的吧，但我很快就把它忘了，它对我的建设计划几乎没有产生过影响。

从那时到今天这一段正是我的壮年时期；但这期间不是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劳动时我仍一直安排长时间的间歇，贴着墙壁谛听，发现那个挖掘者新近改变了主意，来了个向后转。它正旅行回来，它以为，这期间它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做好迎接它的准备。然而从我这方面说，整理工作一切都不如当时，偌大的地洞毫无防御设施，而今我已不再是小学徒，而是老建筑师了，我身上还留存的那点力量已无法支持我作出对敌行动的决断了。但不管我多么老，我似乎还希望活得比现在更老，老到在我的青苔底下的卧榻上一卧不起。因为在青苔底下其实我是忍耐不住的，只要一起来，就去狩猎，好像我在这里并不是休息，而是充满新的忧虑，于是又跑回下面的家里去。——那么这以前情况是怎样的呢？“曲曲”声减弱了吗？没有，它变强了。我随便找了十个地方听了听，发觉我明显搞错了，“曲曲”声依然如故，丝毫未变。对面的情况仍是老样子，人家在那儿安闲自在，时间任由支配；而这里却每一瞬间都在振荡着监听者。于是，我又沿着漫长的道路回城郭去，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激动，都凝望着我，但旋即又把视线移开，以免扰乱我。但又竭力想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保卫家园的决心。我摇了摇头，我还没有那个决心呢。我去城郭也并不是为了在那里实施什么计划。我经过一个原来打算建立研究室的地方，我又把它检查了一遍，那可真是个好场所啊，那洞穴朝着有许多小气孔的方向，有了这些气孔，我的工作似乎会轻松许多。看来根本用不着挖得那么远，不必挖到响声的策源地，只需把耳朵贴在出气孔上监听就行。但考虑来考虑去，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鼓励我从事这一挖掘工作，这个地洞能给我带来安全保障吗？我的心情已经是这样：安全保障根本就不想要了。到城郭里挑它一块上等的去皮的鲜红的肉，拿着它一起钻进一个土堆里，那里无论如何该是宁静的吧，如果说这地洞里还存在着真正的宁静的话。我舔了舔肉，咬了一口咀嚼着，不时想着远处那头正在行进的陌生动物。只要我还有可能，我何乐而不尽情享受一番自己的贮藏品？此举大概是我的计划中惟一切实可行的一项了吧。此外，我很想破那头动物的计划的谜。它是在漫游的途中呢，还是在营造它自己的地洞呢？如果它是在漫游，那么和它取得谅解也许是可能的。如果真的在朝我这边挖掘，就把我的贮藏品分一些给它。这样它准会离开这儿，继续往前走的吧。在土堆中我自然可以梦见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梦见和它取得谅解这件事，虽然我心中有数，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可能见之于现实的，而且就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刹那，甚至就在我们仅仅感到彼此距离已很接近的那一瞬间，会立即互相——分不出谁先谁后——以一种新的异样的饥饿向对方扑过去，尽管双方肚子本来都是填得满满的。这种情况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例外的，因为一个人即使在漫游途中，难道会由于一见地洞就改变他的旅行和未来的计划吗？但说不定那头动物在掘它自己的洞穴呢，要是这样，那么要取得谅解连做梦也不能了。纵使这头动物是这样特殊，它能够容忍其洞穴与别人为邻，则我的地洞也不能与之相容，至少一种咫尺相闻的近邻它是忍受不住的。现在，那动物好像明显地去得很远了，只要它哪怕继续往回走几步，那响声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吧，那样一来，昔日的美好生活都会恢复如初，因而此事就成为一种虽然不祥，却颇为有益的经验，它将激发我进行各方面的改善。只要我获得安宁，没有危险直接威胁着我，我一定还能做出各种像样的事情，庶几那头动物就是鉴于它自己在能力上具有巨大的潜力，才放弃了朝我这边来扩展它的洞穴的打算，转向别的方面去谋取补偿。这种事当然不是通过交涉所能达到的，而只有通过那动物自己的智力，或由我这方面施加压力。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动物是否知道我，并且知道我的什么。这些事我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动物听到我工作的声音一说之不可能。尽管我难以想象，但它也许风闻到关于我的某种消息，那倒未始不可。但它不可能听到了我的声音，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对它的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它就不可能听得到我，因为我在这里是保持寂静的，没有人做到比我重返地洞时更寂静的了。后来，当我进行了一些探究性挖掘时，它听到了我也说不定，虽然我的挖掘方法是很少发出声音的；不过假如它听到了我，我也一定会有所觉察的，那它至少得经常停下工来谛听，——但是一切始终毫无改变。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我听见马车从花园篱笆旁驶过，有时还看见它们出现在树叶轻微摆动的空隙里。在这盛夏，木制轮辐和车辕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从田里干活归来的人们扬起阵阵笑声，这是件丑事。

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正在父母花园的大树之间休憩。

篱笆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孩子们飞快地跑过；运粮的马车满载着麦捆，麦捆上以及麦捆周围坐着男男女女，马车经过的阴影扫过花坛；黄昏时分，我看见一位先生拿着手杖慢悠悠地散步，几个女孩手挽手朝他走来，跟他打招呼时脚踏进了路旁的草地。

继而，鸟儿直蹿向空中，我不眨眼地看着它们，看它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飞，简直觉得不是它们在上升，而是我在坠落，我感到一阵虚弱，抓牢秋千绳子，开始轻轻荡悠。没多久，风已吹得凉爽些了，眼前不再是飞翔的鸟儿，而是颤动的星星，我晃得猛烈了。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已经很累了，嚼着我的黄油面包。暖风把网眼密布的窗帘吹得鼓起，有时，过路人如果想看清楚我，跟我说话，就用手抓紧窗帘。蜡烛多半一会儿就灭了，在昏暗的烛烟中，聚在一起的蚊子还要转着圈飞一阵。假若有人从窗外问我话，我就盯着他看，仿佛凝视一座山或往空气里瞧，而他也不大在乎我的回答。

如果有人跳过窗户栏杆，告诉我，大伙已经在门口了，我当然就会叹着气站起身来。

“不，你干吗这样叹气？究竟怎么了？发生了一场无法补救的大不幸吗？我们永远也缓不过来吗？真的全完了？”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门前。“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你总是迟到！”——“怎么是我？”——“就是你。如果你不想来，就呆在家里吧。”——“绝不原谅！”——“什么？绝不原谅？你怎么这样说？”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哪管白天与黑夜。不一会儿，我们的背心纽扣就像牙齿一样互相磕碰；不一会儿，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跑着，像热带动物一样吐着热气。我们仿佛古战场上身穿甲胄的骑兵，高高地坐在马上，蹄声嘚嘚，你追我赶，冲下短短的巷子，就这样跑着冲上了乡村大道。个别人踩进街沟里了，别的人刚一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就已像陌生人一样，站在田间小路上俯视着。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这样你们就好把我们扔下来了，我们才不呢，这点聪明我们还有。”——“这就是说，你们是胆小鬼。来吧，来！”——“什么？怕你们？不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往下扔吗？你们能有多了不起？”

我们进攻了，胸口被推了一把，我们躺倒在街沟的草丛里，心甘情愿地倒下了。一切都均匀地变暖了，我们感觉不到草里的温暖和凉意，只是有些困了。

如果向右转过身，把手枕到耳朵下面，就昏昏欲睡了。虽然很想抬起下巴重新站起来，却反而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接着，横伸出胳膊，斜叉着腿，想顶着风一跃而起，肯定又会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如此继续，根本不愿罢休。

在最后一个沟里，就会好好睡一觉，完全舒展四肢，特别是把膝盖伸直，——还没想到这一点，就仰面躺着哭起来了，像生了病似的。如果有男孩肘抵着腰，脚板脏兮兮的，在我们上面从斜坡往大道上跳，我们就眨眼示意。

月亮已经升起老高，一辆邮车在融融月光下驶过。一股微风缓缓吹起，呆在沟里也感觉得到。近处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就不再那么想独自呆着了。

“你们在哪儿？”——“过来！”——“一起过来！”——“你干吗藏起来？别胡闹了！”——“你们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哦，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觉的时候，它就过去了。”——“我睡觉了？不可能！”——“闭嘴吧，一眼就能看出你睡觉了。”——“可别这样说。”——“过来！”

我们一块儿跑着，挨得更近了，有些人还手拉手，头不能抬得很高，因为是下坡路。有人喊出一声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号令，我们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起来，跳跃时，风托起我们的胯。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我们跑得如此投入，以至互相追赶时还能抱臂环顾四周。

在山涧小桥上，我们站住了；跑在前面的人转身回来。桥下的水拍击着石头和树根，似乎还没到深夜。干吗不跳到桥栏杆上呢？

从远处的灌木丛后面，驶出了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玻璃窗肯定都放下来了。我们中有人唱起了一曲流行小调，其实我们都想唱。我们唱得比火车跑得还要快，我们晃着胳膊，因为光是声音还不够，我们的声音汇成洪流，这使我们感到很惬意。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其他人的声音时，就像鱼儿被鱼钩勾住了。

我们就这样唱着歌，身后是树林，歌声一直传到远方旅行者的耳中。村子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母亲们在铺床。

是时候了。我吻了吻身旁的那位，对另外三个站得最近的只握手告别，我开始往回跑，他们谁也没喊我。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从这儿起他们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转弯跑向田间小路，重又跑进了树林。我奔向南方的那个城市，我们村子里这样说：

“那个城市的人们！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

“到底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们不会困。”

“到底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会困吗？”

“傻子怎么会困呢！”

杨劲 译

揭穿一个骗子

一个以前与我只有泛泛之交的男人这次很意外地又和我结伴同行了，他拉着我在巷子里转悠了两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在晚上十点左右，来到了这所体面的房子前。

“好了！”我说道，双手一拍，表示无论如何要告别了。这种不十分明确的告别尝试我已做了好几次。我已经很累了。

“您马上就要上去吗？”他问道。我听见他嘴里有响动，像是牙齿的磕碰声。

“是的。”

我是应邀而来的，这我一开始就对他讲了。但我是被邀请走上去——我早就想进去了——而不是站在下面的大门前，看我面前这人的耳廓边，现在还和他一起保持沉默，仿佛我们决心久久地呆在这里，一动不动。这时，周围的房屋随即加入了这场沉默，还有笼罩其上、耸入星空的黑暗，看不见的散步者的脚步声——我没有兴致去猜测他们在往哪儿走——。风总是往街对面刮，某间屋子里的留声机对着紧闭的窗户唱着，这一切是我从沉默中聆听到的，仿佛沉默是这些声响的永久财富。

我的陪伴者——一个微笑之后——以他的以及我的名义，默认了这一切，顺着墙向上伸出右臂，闭上双眼，将脸靠在右臂上。

我没有看到他的微笑完全消失，因为羞耻感使我突然背转身去。从这个微笑我才认识到，这是个骗子，仅此而已。我在这个城市里已呆了好几个月，原以为一眼就能看穿这些骗子，他们像店主一样在夜里从侧街伸出手向我们迎来。我们站在广告柱旁，他们就围着柱子闲荡，像在玩着捉迷藏，从圆柱子后面探出头来，至少用一只眼窥伺着。他们逗留在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害怕了，他们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出现在人行道边缘！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就是我在小客栈认识的第一批城里人，我感谢他们让我头一次目睹了什么叫寸步不让，我现在很难想象世上怎么能没有这种寸步不让，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心里已开始有这种寸步不让了。即便你早已逃离他们，即便从你这儿早已没什么可攫取的，他们仍旧站在你面前！他们居然不坐下，居然不倒下，而是盯着你，即使离你很远，依然目光灼灼！他们的手段总是老一套：大摇大摆地挡在我们面前；试图阻拦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代之以他们心仪的一所住宅，假若我们内心积聚的情感终于奋起反抗，他们就认为他们将被拥抱，一头扑过来。

而这次，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才看出了这些老把戏。我把指尖对着指尖揉，试图抹去这桩耻辱。

我面前的这个人却还和先前一样靠在那儿，仍旧自认为是个骗子，对自己的命运颇为满意，露在外面的脸颊变红了。

“认出来了！”我说，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匆匆走上台阶，上面门厅里的仆人脸上显出无端的忠诚，这像个意外的惊喜，我十分高兴。当仆人们为我脱大衣，替我擦拭靴子时，我把他们依次看了看。接着，我舒了口气，伸展了一下四肢，步入大厅。

杨劲 译

突然的散步

晚上，如果一个人晚饭后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留在家里不出门了，他穿上家居便服，坐在灯光明亮的桌旁，找点儿什么睡前的活儿或消遣做做，如果外面天气很差，叫人根本兴不起出门的念头，如果他在桌旁已经静静地坐了那么久，以至于他的突然离去肯定会惹人侧目，如果楼道已经黑了，楼门也已经锁上，如果他现在毫不顾虑这一切，心中带着突然的不安站了起来，换下便服，很快穿戴整齐，声称自己得出去，随便说声再见就真的走了，并且明知随着关门的快慢家中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怒气，如果这人到了巷子里重新精神大振，四肢因为这不期而至的自由而显得特别灵活，如果他感到在这一决定中聚集了所有的决定的能力，如果他饶有深意地看出，他具有的力量原来比他需要的更多，能够轻易而快速地改变事态，并且有能力承受这种改变，如果他就这样沿着巷子走下去，——那么，这一晚上，他就真的完全走出了家，家变得模糊不清，逐渐消失，而这个人自己则稳固坚实，轮廓分明，他拍拍大腿，起而找回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一切还会更加有力量，如果这个人在这么晚的时候去找个朋友，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谢莹莹 译

决心

从一种悲惨的状况中脱身，即便很想劳神费力，也是轻而易举的。我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围着桌子转，活动着头颈，绷紧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炯炯有神。迎合每一份情感，甲如果现在要来，我就万分热情地欢迎他，乙要是在我的屋子里，我就和气地包涵他，和丙聊天时，不管有多痛苦和艰难，都将他所说的一切囫囵咽进肚子里。

然而，即便我做到了这些，任何一个无法避免的闪失都会使所有事情，容易做的和难做的，陷入僵局，我也就不得不恢复原状。

因此，最好的办法仍是忍受一切，显得很难对付，随波逐流，不要因受诱惑做出不必要的举动，而是直愣愣地注视别人，不要感到懊悔，简言之，将生活中残余的幽灵亲手压住，也就是说，增加最后的坟墓般的安宁，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让存留。

这种状态的一个典型动作就是用小手指掠过眉毛。

杨劲 译

山间远足

“我不知道，”我无声地喊道，“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来好了。我没有对谁做过坏事，没有谁对我做过坏事，但没有人愿意帮助我。全然没有人。可是，情形不是这样的。只是没有人帮助我，要不然，全然没有人倒是挺好的。我会很乐意——为什么不呢——和一群全然没有人一起去远足。自然是到山中去，要不然去哪儿？看这些没有人是如何在人挤人的，看他们是如何臂挽着臂，看这许多脚，只由一些小步子分开着！大家当然全穿着燕尾服。我们就这么无所事事地走着，风从我们和我们四肢之间的空隙吹过。喉咙在山中将得到自由！我们不唱歌，那可真怪。”

谢莹莹译

单身汉的不幸

单身汉的生活看来很糟糕，如果想与众人共度夜晚，就要艰难地维持着尊严，请求众人接纳他；卧病在床时，一连几星期从床角瞧着空荡荡的屋子；总是在住房大门前与客人告别，从未与夫人并肩挤上楼梯，屋子里的侧门都是通向别家的；单手把晚饭拎回家；只能盯着别人的小孩看，还不可以一个劲儿地说“我没有孩子”；心里还记得年轻时见过的一两个单身汉，追随他们的打扮和举止。

就会是这样的，只不过，其实大家有朝一日也得独自生存，身心俱全，还有可以用手拍上去的额头。

杨劲 译

商人

或许有些人对我心怀怜悯，可我对此毫无觉察。我的小生意使我忧心忡忡，额头和太阳穴都隐隐作痛，前景也并无可喜之处，因为我做的是小买卖。

我必须为接下来的几小时提前做决定，给杂役提个醒，警告他别犯我所担心的错，必须每季度预测下一季度的流行趋势，并非我圈子里的人们会流行什么，而是我所看不见的乡下人那儿会时兴什么。

我的钱在陌生人手里；我摸不清他们的底细；对他们会遭遇的不幸，我一无所知；我如何能扭转这不幸呢！他们可能已变得穷奢极侈，在一家酒店的花园里大宴宾客，另一些人则正要逃往美国，只在这场宴会上逗留片刻。

工作完一天，傍晚关店铺时，我突然发现接下来的这几个钟头，店铺里需要忙的事一刻也不能停，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一大早就被赶得远远的激动在我心中翻腾起来，仿佛回落的潮水，却并不滞留在我内心，而是漫无目的地将我卷走。

这样激动一场根本就无济于事，我只能回家，因为我的脸和手都脏兮兮、汗津津的，衣服上污渍斑斑、满是灰尘，工作帽还戴在头上，靴子已被木箱上的钉子划破。我仿佛走在波浪上，把手指扳得咯吱吱地响，摸摸迎面而来的孩子们的头发。

但是路太短。我不一会儿就到了家，打开电梯门，走了进去。

这时我意识到，我突然独自呆着。别的人得爬楼梯，爬得有些累，得气喘吁吁地等着，直到有人来打开住所的门，这一等，就有理由生气和不耐烦了，然后他们走进穿堂，挂上帽子，直到穿过两侧有几扇玻璃门的过道，走进自己的房间，才成了独自呆着的。

而我一进电梯就已是独自一人，我手抵膝盖，往狭窄的镜子里看。电梯开始上升时，我说：

“你们停下！往后退！你们想去树阴下、窗帘后、拱顶凉亭里吗？”

我咬牙切齿地说着，楼梯栏杆贴着毛玻璃直往下滑，仿佛倾泻的水。

“飞走吧；你们的翅膀我从未见过，但愿它们把你们带往乡间山谷或巴黎，假使你们想去的话。

“好好看看窗外吧，从三条街上拥过来的游行队伍互不相让，乱成一团，队伍最后几排之间重又出现了空地。你们挥手帕吧，惊讶吧，感动吧，赞美驱车而过的漂亮女士吧。

“走在木桥上，跨过小溪吧，朝溪中洗澡的孩子们点头吧，为成千名水手在远方战舰上发出的欢呼而惊讶吧。

“去跟踪不显眼的男人吧，如果你们把他推进了大门通道，就动手抢他吧，然后你们个个把手插在衣兜里，目送他忧伤地走进左边的小街。

“警察四处散开，纵马疾驰，这时勒住了马，把你们赶回去。随他们去吧，我知道，这些空荡荡的巷子会让他们难受的。天哪，他们已经成双成对地骑马离去，慢慢地转过街角，飞驰过广场。”

接着，我就得走出电梯，让它降下去，按响门铃，女仆打开门，我向她问好。

杨劲 译

凭窗闲眺

在这些匆匆来到的春日里，我们做什么呢？今天清早，天灰蒙蒙的，但是，现在走到窗前，就会大吃一惊，把脸颊贴在窗户的把手上。

窗户下面，显然已在下沉的太阳的光辉照在纯真的女孩脸上，她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还看见后面的男人的影子，他从她身后匆匆走来。

接着，男人走了过去，女孩脸上无比明亮。

杨劲 译

回家的路

看看雷雨之后空气的震撼力吧！我的功绩历历在目，令我心折，尽管我没有抵触心理。

我迈步向前，我的速度是小街这一侧的速度，这条小街的速度，这片街区的速度。我有权治理所有敲门、对桌面的捶击，一切祝酒词，还有对对情人，不管他们是在床上，新建筑物的脚手架上，紧贴着黑暗巷子里的房墙，或是在妓院的长沙发上。

我拿我的过去掂量我的未来，却发现两者都很出色，难分轩轾，我所不得不抱怨的，只是十分惠顾于我的天意不公正。

只有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时，才有些心事重重，而我刚才上楼梯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可寻思的。即便我把窗户全打开，听到某个花园里还在演奏音乐，也无济于事。

杨劲 译

擦肩而过的人

深夜里，散步穿过一条小街时，老远就看见——因为我们面前是上坡，而且满月当空——一个男人迎面跑来，我们不会抓住他，即便他十分虚弱、衣衫褴褛，即便他身后有人喊叫着追来，我们也让他跑过身旁。

因为这是深夜，我们有什么办法，月光下的小街在我们面前是上坡，而且，这两个人可能是在追着玩，可能是在跟踪另一个人，也许第一个人是无辜的，被跟踪了，也许第二个人想杀人，那我们就成了帮凶，也许他俩互不相识，只是各自跑向自己的床，也许他们是梦游者，也许第一个人带着武器。

说到底，我们难道就不可以犯困吗？我们不是喝了很多葡萄酒吗？第二个人也跑得没了踪影，我们感到欣慰。

杨劲 译

男乘客

我站在电车尾部的踏脚台上，对我在这个世界、这个城市、我的家庭里的地位没有一点把握。我也无法随口说出自己在哪方面可以有权提出要求。我根本无法解释，我为什么站在这个踏脚台上，抓着这个拉环，让这辆电车把我载走，我也无法辩护，为什么人们为电车让道或默默走着，或伫立在橱窗前。——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可这无关紧要。

电车快到站了，一个女孩站到了踏板旁，准备下车。她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仿佛我已触摸到了她。她一身着黑，裙褶几乎纹丝不动，衬衣很短小，领子镶着白色细网眼的花边，她把左手平靠在车壁上，右手的雨伞搁在第二级踏板上。她的脸呈棕色，她的鼻翼微扁，肥肥的鼻尖圆鼓鼓的。她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右鬓角上的茸毛都被吹散开了。她的小耳朵紧贴着脸，由于站得很近，我看见了她右耳廓的整个背面以及耳根的阴影。

我当时问自己：她怎么会不为自己感到惊奇呢？她怎么会紧闭双唇，一句这样的话都不说呢？

杨劲 译

衣服

当我看见满是皱褶、花边和流苏的衣服套在美丽的身体上，十分漂亮，我就常想，这些衣服好看不了多久，然后就会起皱，再也熨不平，就会沾上灰尘，灰尘厚厚地积在褶子里，再也除不去，我想，每天把同一件珍贵的衣服清早穿上，晚上脱掉，谁也不愿使自己显得这样悲哀可笑。

但我看见一些女孩，她们长得相当漂亮，显露出风情万种的肌肉和骨节、富于弹性的皮肤和如云的秀发，她们日复一日，总是穿着这套天生的面具服，总是把同一张脸放进同一双手掌中，在镜子里映照同一张面孔。

只是偶尔在晚上，当她们从宴会很晚归来时，镜子里的脸看上去憔悴、浮肿、布满灰尘，已被所有人看见，这套面具服就很难再穿了。

杨劲 译

拒绝

当我遇见一位漂亮女孩，求她“行行好，跟我走吧”，她却一言不发地走过去时，她的意思是：

“你并非名闻遐迩的公爵，并非宽肩阔背的美国人，他们有着印第安人的身材，平视的双眼，皮肤散发着草地和穿过草地的河流的气息，你从未去过大洋，我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请问，我，一个漂亮的女孩，为什么应该跟你走呢？”

“你忘了，没有轿车载着你晃悠悠地穿过这条小街；没有西装革履的男士们追随在你身后，围成一个半圆，喃喃低语着对你的祝福；你的酥胸箍在紧身胸衣里，规规矩矩，可你的大腿和臀部补偿了这种矜持；你穿着打细褶的塔夫绸连衣裙，这种裙子去年秋天大受青睐，你有时还微笑——这是身体的致命危险。”

“是的，我俩都说得对，好吧，为了免得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是各回各的家吧。”

杨劲 译

为骑手先生所想

骑手如果寻思一下，就不会为任何诱惑所动而希望在一场赛马中夺魁。

在鼓乐齐鸣中获得“全国最佳骑手”的桂冠，骑手为这份荣誉乐陶陶，第二天早上则后悔不迭。

对手奸诈而且颇有影响，他们的妒忌对我们来说一定如芒刺在背，我们正骑马穿过狭窄的夹道欢迎的行列，骑向那块平地，平地随即展现在我们面前，空荡荡的，只有几位败下阵来的骑手，他们身影渺小地骑向遥远的无际。

我们的许多朋友忙着去取赢钱，只是从远远的各领钱窗口扭过头来向我们欢呼；最好的朋友却根本没把赌压在我们的马上，因为他们担心我们如果输了，他们准保会对我们发火，而现在，我们的马夺了魁，他们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因此，当我们骑马经过时，他们便会转过脸，宁愿沿着看台望过去。

落在后面的竞争者稳稳地坐在马鞍里，试图将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以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不公平尽收眼底；他们看起来很精神，似乎一场新的赛马即将开始，而且是这场儿戏之后的一场正规比赛。

很多女士觉得胜利者很可笑，因为他自鸣得意，却不知如何应付无休止的握手、敬礼、鞠躬和飞吻，失败者则紧闭双唇，漫不经心地拍拍嘶鸣着的马的脖子。

终于，早已阴沉沉的天空落起了雨点。

杨劲 译

临街的窗户

孤独生活着而又想跟外界有点接触的人，因着昼夜、气候、工作环境等等的变化而很想看见任何一个他可以依靠其手臂的人，——这样的人没有一扇对着巷子的窗户是不行的。即使他并不想寻找什么，只不过疲惫地靠在窗台上，目光随便在天上和地上的行人之间游移着，即使他不想怎么样而把头转了回去，他仍然会随着底下马车的喧闹声被拉入人类整体之中。

谢莹莹 译

盼望成为印第安人

假若真是印第安人了，马上准备好，骑上飞奔的骏马，在空中斜着身子，不断为马蹄下颤抖的地面而战栗片刻，直至放弃马刺，因为没有马刺，直至扔掉缰绳，因为没有缰绳，刚一看出眼前是一片割得很平整的原野，马已身首异处。

杨劲 译

树

因为我们仿佛雪中的树干。一眼看去，树干横卧在光滑的雪上，稍一用力就能推动。不，推不动，因为它们已与大地牢牢相连。可是你瞧，甚至这也只是看上去而已。

杨劲 译

不幸状态

当一切已变得难以忍受——在十一月的一个黄昏——，我在我房间狭窄的地毯上一个劲儿地跑着，像在赛马场的跑道上一样，看见亮起灯的小街，吓了一跳，又转过身来，以房间的深处、镜子的底部为新目标，放声大叫，只是为了听到这声喊叫，周围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任何事物削弱这声喊叫的力量，于是，这喊叫直往上升，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即便不再喊叫，仍余音不断，这时，墙上敞开了一扇门，如此急促，因为必须急促，就连下面石板路上拉车的马也像受惊的战马一样，引颈奋起。

一个孩子，小幽灵，从尚未点灯的漆黑走廊里钻出来，踮着脚站在轻微摇晃的地板棱上。房间里朦胧的光亮顿时使他目眩，他想赶快用手捂住脸，却平静了下来，因为他不经意地向窗户一瞥，看见十字窗棂前，街灯袅袅上升的雾气最终隐没在黑暗中。他用右肘抵着房间的墙，笔直地站在敞开的门前，任外面吹进来的穿堂风摩挲着脚脖子、项颈和太阳穴。

我瞟了他一眼，说了声“你好”，从炉前挡板上取下外套，因为我不想半光着上身站在那儿。我把嘴张了一会儿，以便内心的激动从口而出。嘴里的唾沫很不舒服，脸上的眼睫毛颤动着，总之，我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个在我期待之中的拜访。

孩子仍旧靠墙站在原地，将右手按在墙上，脸颊通红，津津有味地看着雪白的粗质墙壁，在上面磨着指尖。我说：“您真的是要找我？您没有弄错？在这所大房子里太容易找错人了。我叫某某，住在四层。我就是您想找的人吗？”

“安静，安静！”孩子回过头说，“全都没错。”

“那您就进屋来吧，我想关上门。”

“我刚刚已经关上了门。您别费心了。您就放心吧。”

“说不上费心。只是这层楼上住着很多人，他们当然都认识我；现在他们大多正下班回家；如果他们听到有人在房间里说话，就认为完全有权打开门看个究竟。向来如此。这些人干完了一天的活；在这短暂的黄昏闲暇里，他们才不理会别人呢！而且，您也知道这一点。您让我关上门吧。”

“喂，到底怎么啦？您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全楼的人进来也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已经关上了门，难道您以为只有您能关门吗？我还用钥匙锁上了呢。”

“那好。这就行了。您根本不必用钥匙锁上。您既然来了，就别客气。您是我的客人。请您完全信赖我。千万别拘束，用不着害怕，我既不会强迫您呆在这儿，也不会把您赶走。非得我说出这话不可吗？难道您这么不了解我？”

“不。您确实不必说这话。您甚至根本不该说这话。我是个孩子；干吗跟我这么客气？”

“没那么严重。当然了，一个孩子。不过您并不是那么小，您已经完全是个大人了。您如果是个女孩儿，就不会这样和我锁在一间屋子里了。”

“我们不必为此担心。我的意思只是：我很了解您，可我并不能以此来保护自己，这只是免得您对我撒谎，然而您恭维我，别这样，我求您别这样。而且，我又不是随时随地都了解您，在这昏暗之中就更难了解您了，您要是把灯打开，可能就好多了。不，最好不要开灯。反正我会记住的，您已经威胁我了。”

“什么？我威胁您了？可别说这话。我真高兴您终于来了，我说‘终于’，因为天色已晚。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我一时高兴，胡言乱语，您可能偏偏这样理解我的话了。我承认十遍，我说过那些话，是的，我威胁了您，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别吵架就行，天哪！——但您怎么能这样认为呢？您怎么能这样伤我的心呢？您为什么非要将我们的短暂相处弄糟呢？一个陌生人恐怕也比您友好些。”

“这我相信；这并非什么高见。陌生人可能跟您很亲近，可我天生对您就是这么亲近。这您也知道，何必还要伤心？您要是说您想演一出闹剧，那我马上就走。”

“是吗？您连这话也敢对我说？您未免太放肆了。您毕竟还在我的房间里，您发疯一样地在我的墙上磨着您的手指。我的房间，我的墙！您的话不仅放肆，而且可笑。您说，您的天性使您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和我说话。真的吗？您的天性使您不得不如此吗？您的天性可真不错。您的天性就是我的天性，既然我出于天性对您很友好，您也就不可以用另一种态度对我。”

“这叫友好吗？”

“我说的是以前。”

“您知道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吗？”

“我一无所知。”

我走向床头柜，点燃了柜子上的蜡烛。我的房间里当时没有汽灯，也没有电灯。然后我在床头柜旁坐了一会儿，直到坐烦了，就穿上大衣，从长沙发上拿起帽子，吹灭了蜡烛。往门口走时，我被沙发腿绊了一下。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住在同一层的一个房客。

“您又要出去，您这家伙？”他问道，双腿叉开，站在两级楼梯上。

“我该做什么呢？”我说，“我的房间里有个幽灵。”

“您说起这就像在汤里发现了一根头发。”

“您在开玩笑。不过您记住，幽灵就是幽灵。”

“很对。但是，如果我根本不信幽灵呢？”

“喂，难道您以为我相信幽灵吗？不相信又有什么用？”

“很简单，如果幽灵真的来您这儿了，那您就不必害怕。”

“是的，可这是次要的恐惧。真正的恐惧是对幽灵出现的缘由感到害怕。而且这种恐惧不会消失。现在我心里正充满了这种恐惧。”由于紧张不安，我开始翻所有的衣兜。

“您既然对幽灵本身并不害怕，当然可以向它询问缘由嘛！”

“您显然还从未跟幽灵说过话。从它们那儿，我们永远无法获得明确的答复。这是在兜圈子。幽灵似乎比我们更怀疑它们自己的存在，就它们的虚弱而言，这也不足为奇。”

“可我听说可以喂养它们。”

“您真是消息灵通。确实可以这样。但谁会这样做呢？”

“为什么不呢？比如说，假如这是个女幽灵，”他一边说，一边跨在了上面那级楼梯上。

“原来如此，”我说，“即使这样也不值得。”

我想了想。这位熟人已经爬得很高了，得从楼梯的拱顶下探出身子才能看见我。“尽管如此，”我喊道，“如果您带走我楼上的幽灵，那我俩的交情就算完了，永远完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他说，把头缩了回去。

“那就好，”我说道。其实可以放心地去散步了，可我感到十分孤单，宁愿上楼去睡觉。

杨劲 译

判决

献给费莉策·B.小姐的一个故事

春光最明媚的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格奥尔格·本德曼，一位年轻的商人，坐在他自己二层的房间里，这所房子是沿河一长串构造简易的低矮房屋之一，这些房屋只是在高度与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了一封信，寄给一位在国外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他悠然自得地封上信，然后将双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着窗外的河水、桥和对岸绿色初绽的小山坡。

他寻思着，这位朋友对自己在家乡的发展十分不满，几年前就真的逃往了俄国。他现在在彼得堡经营着一家店铺，店铺生意刚开始时挺红火，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毫无进展，他返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见面时都要诉一番苦。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徒劳地苦撑硬拼，外国式的络腮胡子也难以遮掩他那张本德曼自小就很熟稔的脸，他的脸色发黄，像是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还在发展。据他说，他与当地的本国侨民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国家庭也没什么社交往来，已安下心来一辈子过单身生活了。

给这样一个人写信，该说什么呢，他显然已误入歧途，本德曼只能为他惋惜，却爱莫能助。或许应当劝他重返家乡，在这儿谋营生，重新拾起所有的老交情——这不会有任何障碍——并信赖朋友们的帮助？可这无非是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应当放弃这些努力，他不得不回到家乡，让大家瞪大眼睛瞧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只有他的朋友们理解他一些；无非是对他说，他是个老天真，现在该追随这些在家乡干得很成功的朋友们了。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说出来必定会使他痛苦，但能保证这样做有任何意义吗？可能连说服他回来都做不到——他自己都说，他已经不理解家乡的情形了——，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这些规劝会伤他的心，他与朋友们就又疏远了一层。而他若是真的听从了劝告，在这儿却——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会感到沮丧，与朋友相处不得其所，没有朋友也不行，总觉得丢脸，这才真的再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朋友；与其如此，他就这样继续呆在异国他乡，不是还好得多吗？鉴于这种情形，难道还能认为他在这儿真会东山再起？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保持通信，就不能真正告诉他什么消息，即便这些消息讲给交情最浅的人也无妨。这位朋友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说是因为俄国的政局不稳，这个解释很牵强，政局再不稳定，也不会不容许一个小商人的短期出境吧，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还在世界各地游逛呢。就在这三年中，格奥尔格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格奥尔格就同他的老父亲一起过，这位朋友后来获悉伯母的过世，在一封信中干巴巴地表示了哀悼，他的语气那么干巴，原因只可能是，为这种事而悲痛在异国他乡是不可思议的。从那时起，格奥尔格更果决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在生意上也是如此。或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生意上独断专行，一直阻碍儿子真正有所作为。或许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仍在店铺里工作，却有所收敛，或许——甚至很可能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是碰上了好运气，不管怎样，他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

这位朋友却并不知晓这些变化。以前，最后一次可能是在那封哀悼信里，他还试图劝说格奥尔格移居俄国，并向他描绘，如果格奥尔格在彼得堡开一家分店，前景将会如何。他所设想的数目与格奥尔格的商行现在所具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格奥尔格一直没想写信告诉这位朋友自己在生意上的成功，而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才提这事，真会显得奇怪了。

因此，格奥尔格给这位朋友写信时，就只讲些无关紧要的事，就像在一个安宁的星期天独自遐想时，回忆中纷乱涌现的琐事。他只是不想破坏这位朋友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对家乡已经形成并乐于接受的看法。于是，格奥尔格在三封相隔时间很长的信中，都向朋友报告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男人与一个同样无关紧要的女人订婚的事，结果完全与格奥尔格的初衷相悖，这位朋友开始对这件怪事产生了兴趣。

格奥尔格却宁可给他写这种事，也不愿坦白，他自己一个月前与一位富家之女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他经常向未婚妻说起这位朋友以及与他通信的特别情形。“那他绝对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她说，“可我有权利认识你的所有朋友。”“我不想打搅他，”格奥尔格回答道，“你别误会，他多半会来的，至少我相信这一点，但他会觉得很勉强，受伤害，他可能会羡慕我，肯定就会不满，却又无法消除这种不满，就这样孤零零地踏上归程。孤零零地——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知道，难道他不会通过其他途径，获悉我们结婚的消息？”“这我当然阻止不了，不过，就他的生活方式而言不大可能。”“你有这样的朋友，格奥尔格，那你原本就不该订婚。”“是呀，这是我俩的错；但我现在也还会这样做的。”她在他的亲吻中急促地喘着气，还是说道：“这其实伤了我的心，”他一听这话，就确实认为写信把一切都告诉朋友，倒也干脆明了。“我就是这样，他爱怎么看随他的便，”他寻思着，“我总不能为了这份友谊，为了可能更合他的心意，削足适履。”

这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在这封长信里的确告诉了这位朋友已经发生的订婚之事：“最好的消息留在最后头。我与一位弗丽达·勃兰顿菲尔德小姐订婚了，她出身富家，你走了很久以后，她家才搬到这儿来，所以你肯定不认识她。关于我的未婚妻，我日后还会有机会讲得更详细些，而今天，告诉你我很幸福就够了，这对于我俩的关系，惟一的改变就在于，我现在不再是你的一位普通朋友，而是一位幸福的朋友。另外，我的未婚妻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她不久就会亲自给你写信，她会成为你的一位真诚的女友，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这不会是无所谓的吧。我知道，你百事缠身，难以成行。那么，借我的婚礼之机，你能把所有阻碍一股脑儿地抛开吗？不管怎样，别有任何顾虑，按你的心愿做。”

格奥尔格手拿这封信，久久地坐在书桌旁，面向窗户。一位过路的熟人从街上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

他终于把信放进衣兜，走出房间，横穿过一段短短的过道，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来这儿了。平时没有必要过来，因为他与父亲在商行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在同一家餐馆里吃午饭，晚饭自便，各吃各的；晚饭后，他们还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坐一会儿，常常是各拿一张报纸，如果格奥尔格不是——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去看他的未婚妻。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父亲房间里竟如此昏暗。大片的阴影是狭窄庭院对面的一堵高墙投下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摆着格奥尔格亡母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将报纸举到一侧，以弥补某种视力缺陷。吃剩的早餐还摆在桌上，看上去没吃多少。

“啊，格奥尔格！”父亲说道，朝他走来。他走路时，沉重的睡衣敞开了，睡衣下摆在身体四周飘动着。——“我的父亲仍然是个巨人，”格奥尔格想着。

“这儿太暗了，”他说道。

“是的，是很暗，”父亲回答道。

“你把窗户也关上了？”

“我情愿关上。”

“外面真暖和呢，”格奥尔格说，像是继续刚才的话题，他坐了下来。

父亲收拾起早餐的杯盘，把它们搁到一个柜子上。

“我其实只是想跟你说，”格奥尔格继续说道，心绪茫然地注视着老人的一举一动，“我还是往彼得堡写信讲了我订婚的事。”他将信稍稍抽出衣兜，又放了回去。

“往彼得堡？”父亲问道。

“就是写给我的那位朋友，”格奥尔格说道，搜寻着父亲的眼睛。——“他在店铺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想着，“瞧他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双臂交叉在胸前。”

“对。你的朋友，”父亲加重了语气。

“你知道的，父亲，我起先并不想告诉他我订婚的事。这完全是为他着想，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也知道，他是个很难相处的人。我寻思着，他可能会从旁人那儿得知我订婚了——这我可阻止不了——，即便就他孤独的生活方式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反正他至少不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事。”

“那你现在又改变主意了？”父亲问道，将大报纸搁到窗台上，把眼镜放在报纸上，一只手捂着眼镜。

“是的，我又考虑过了。他既然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的幸福的订婚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对他和盘托出了。不过，发信之前我想跟你说一声。”

“格奥尔格，”父亲咧开掉光了牙的嘴说，“你听着！你为这事到我这儿来，想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定让你觉得自己很光彩。但你现在如果不把实情通通说出来，就全等于零，而且比这更气人。我不想提与此无关的事。自从你亲爱的母亲去世后，发生了一些不大体面的事。可能会有时间说这些事的，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早。生意上的一些事我不知道了，也许并没有瞒着我什么——我现在根本不想认为对我有所隐瞒——，我精力不济，记性也不行了。我无法再眼观八方了。这首先是年岁不饶人，其次，你母亲的过世给我的打击远比给你的大。——不过，既然我们正好说到这事儿，说到这封信，格奥尔格，你可别骗我。这是件小事儿，不足挂齿的小事儿，你就别骗我了。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

格奥尔格尴尬地站起身来。“我们别提我的朋友们了。一千个朋友也代替不了我的父亲。你知道我的想法吗？你不够保重自己。年岁可不饶人。我在生意上不能没有你，这你也十分清楚；可是，如果生意会损害你的健康，那我明天就永远关闭商行。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为你安排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坐在这阴暗的地方，而客厅里阳光充足。你早饭只抿一小口，不好好保养身体。你坐在紧闭的窗边，新鲜空气会对你大有好处的。不，父亲！我要请医生来，我们要遵照医嘱行事。我们要换房间，你搬到前屋去，我到这儿来。你不会觉得不习惯，屋里的东西都会搬过去的。但这需要时间，现在你到床上躺一会儿，你需要休息。来吧，我帮你脱衣服，你会看到，我能做得很好。或者，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去前屋，就先躺在我的床上。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格奥尔格紧挨着父亲站着，父亲白发蓬乱的头低垂在胸前。

“格奥尔格，”父亲低声说道，身子纹丝不动。

格奥尔格立即跪在父亲身边，他看见父亲疲惫的脸上，眼珠子瞪得特别大，正从眼角盯着自己。

“你在彼得堡没有朋友。你一直就爱开玩笑，连我也想捉弄。你怎么会偏偏在那儿有个朋友呢？我压根儿就不信。”

“你再想想，父亲，”格奥尔格说道，将父亲从沙发上扶起，父亲十分虚弱地站在那儿，他就替父亲脱掉了睡衣，“从我的朋友上次来拜访我们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了。我还记得，你不是特别喜欢他。至少有两次，他正在我的房间里坐着，我却对你矢口否认。你不喜欢他，这我完全能理解，我的朋友很怪僻。可是后来，你却又和他聊得很投机了。你听他说话，不时地点点头，提一些问题，我当时还引以自豪呢。你要是想想，一定记得起来。他当时讲着俄国革命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出差到基辅，正逢暴乱，他看见一个牧师站在阳台上，正用刀往自己手心里画出一个粗粗的血十字，然后举起这只手，向群众高声喊着。你自己有几次还讲起这故事呢。”

格奥尔格一边说着话，一边让父亲重新坐下，小心翼翼地帮他脱下亚麻内裤外面的紧身裤，还有袜子。他看见父亲的衣服不很干净，不禁责备自己疏忽了对父亲的照顾。提醒父亲换衣服当然也应当是他的义务。他还没有同未婚妻明说过，将来如何安排父亲，但他们已经达成了默契，认为父亲理所当然应当继续住在这老房子里。而此刻，他匆匆下定决心，要把父亲接进他的新家去。他的心情之急迫，就像是到那时再照顾父亲，可能为时已晚。

他把父亲抱到床上。就在迈向床的这几步中，他突然发现父亲在摸他胸前的表链，不禁大为惊骇。他一时无法将父亲放到床上，因为他紧紧地抓着表链。

父亲刚一上床，一切却仿佛又恢复了正常。他自己盖上被子，还特意把被子远远地拉过肩膀。他望着格奥尔格，目光没什么不友好。

“对吧，你已经想起他了吧？”格奥尔格问道，鼓励地朝他点点头。

“我现在盖好了吗？”父亲问道，似乎他自己看不见，不知道双脚是否盖好了。

“你躺在床上就舒服了，”格奥尔格一边说，一边将被子盖得更好些。

“我盖好了吗？”父亲又问了一遍，像是特别留心回答。

“放心吧，你已经盖好了。”

“没有！”儿子的话音未落，父亲就叫道，他猛地扔开被子，被子在空中完全平展开了，他笔直地站在床上，只用单手轻轻扶着天花板。“我知道，你想把我盖上，我的小孬种，可我还没被盖上呢。要对付你，我的最后一点力气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倒可能是很合我心意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你一直在骗他。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过？因此，你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经理有事，不得打扰——就为了往俄国写假话连篇的信。幸亏用不着人教，老子就能看穿小子。你以为你把他打败了，他败得一塌糊涂，你就是一屁股坐在他身上，他也动弹不得，于是我的儿子先生就决定结婚了！”

格奥尔格抬头瞧着父亲这副可怕的样子。父亲突然如此了解彼得堡的朋友，这位朋友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猛然间闯进了他心里。他看见这位朋友迷失在辽阔的俄国，看见他站在被洗劫一空的店铺门边。他正置身于货架的废墟、七零八碎的货物、倒塌的煤气管中。他干吗非得跑那么远呢！

“看着我！”父亲喊道，格奥尔格很想弄明白，神思恍惚地奔向床，跑了一半却站住了。

“因为她撩起了裙子，”父亲换了嗲声嗲气的腔调，“因为她这样撩起了裙子，那个讨厌的蠢丫头，”他为了做给儿子看，高高地撩起衬衣，露出了大腿上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因为她这样这样这样撩起了裙子，你就上了，为了随心所欲地在她身上获得满足，你玷污了对母亲的怀念，背叛了这个朋友，把父亲塞到床上，使他动弹不了。但他究竟能不能动呢？”

他放下扶着天花板的手，站在那儿晃着腿，怡然自得。他为自己明察秋毫而喜形于色。

格奥尔格站在一个角落里，尽量离父亲远些。好一会儿之前，他曾下定决心仔仔细细地观察一切，以免从背后或头顶迂回曲折地遭到袭击。这时他又想起了这个早已忘却的决心，随即又忘了，就像用一根短线穿针眼。

“但是，你的朋友没有被蒙蔽！”父亲一边喊，一边晃着食指表示强调。“我是他在这儿的代理人。”

“滑稽演员！”格奥尔格憋不住，一下子喊出了口，马上意识到惹祸了，赶紧咬住舌头，却已太迟，他两眼发直，直咬到舌头疼痛难忍。

“对，我当然是在演滑稽戏！滑稽戏！说得好！除了这，鳏居的老父还有什么慰藉？你说——你活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在这后屋里，受背信弃义的仆人的迫害，老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还能做什么？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做成了我打好基础的一笔笔生意，高兴得直打滚，在父亲面前俨然一位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然后就溜了！你以为我没有爱过你这个亲生儿子吗？”

“他马上就要往前倾了，”格奥尔格想道，“让他倒下，摔得稀烂！”这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父亲的身体往前倾，但他没有倒下。由于格奥尔格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走上前来，他又站直了。

“就呆在你那儿，我不需要你！你以为，走过来的力气你还有，只是因为不想过来就没动。你可别搞错了！我始终还是比你强壮得多。我如果孤身一人，可能不得不让步，然而，你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与你的朋友已建立了友好联系，你的顾客名单现在就在我兜里！”

“他连衬衣上都有兜！”格奥尔格自言自语，以为凭这句话就能使父亲无颜见人。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不断地忘却一切。

“你只管挽着你的未婚妻，走到我面前来吧！我把她从你身边赶走，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格奥尔格做个鬼脸，似乎不信这话。父亲只是朝格奥尔格所在的角落点点头，表示他的话千真万确。

“你今天让我多开心，你跑来问我，是否应当把你订婚的事写信告诉这位朋友。他全都知道，你这傻小子，他全都知道！我给他写信了，因为你忘了拿走我的文具。所以，他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呢。你的信他读都不读就用左手揉成一团，右手却拿着我的信在读！”

他兴奋得在头上晃着胳膊。“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他喊道。

“一万倍！”格奥尔格说这话，原本想讥笑父亲，可是这话一出他口，听起来就严肃得吓人。

“我已经留意了好几年，等着你来问这个问题！你以为我还关心别的事吗？你以为我在看报纸？你瞧！”他扔给格奥尔格一张报纸，不知他怎么把这报纸带上了床。这是张旧报纸，报纸的名称格奥尔格已经不认识了。

“你犹豫了多长时间啊，直到你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期间母亲去世了，无法经历这喜庆日，你的朋友在俄国走投无路，三年前就面黄肌瘦不中用了，而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成了什么样子。你睁眼看看！”

“原来你一直在伺机攻击我！”格奥尔格叫道。

父亲同情地随口说：“这话你恐怕早就想说了。现在说这话，可就太不合适了。”

他的嗓门大了些：“现在你明白了，世上不光只有你，直到现在，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就判你溺死！”

格奥尔格觉得自己被赶出了房间，父亲在他身后扑倒在床上发出的巨响，仍在他耳边回荡。他急匆匆地下楼，仿佛滑过一块倾斜的地面，一头撞上了女仆，女仆正要上楼清扫房间。“耶稣！”她叫道，用围裙遮住脸，可他已跑得没了踪影。他跳出大门，穿过车行道，奔向河水。他已经抓牢了栏杆，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牢牢地抓着食物。他飞身撑在栏杆上，优秀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少年时，他曾以此令父母骄傲。他的手有些撑不住了，可他仍紧握栏杆，透过栏杆间的空隙，看准了一辆公共汽车，汽车的噪音将很容易掩盖他的落水声，他轻声说道：“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松开手落了下去。

这时，桥上的车辆正川流不息。

杨劲 译

在流放地

“这是一台独特的机器，”军官用欣赏的眼光瞧着这台他再熟悉不过的机器，对旅行考察者说道。旅行者似乎完全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了指挥官的邀请，来观看对一个士兵的处决，这个士兵是因为不服从和侮辱上司而被判决的。对这次处决，就连流放地的人们也没有多大兴趣。至少在这又深又小、秃山环抱的沙地山谷里，除了军官和旅行者，就只有蓬头垢面、大嘴巴的被判决者和一个士兵，士兵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铁链，上面套着紧紧缚在被判决者的手腕、脚踝和脖子上的小链子，这些小链子之间都有链条相互连接起来。被判决者看上去像狗一样顺从，似乎尽可以放他在山坡上乱跑，只要处决开始时吹声口哨，他便应声而来。

旅行者对这台机器兴趣不大，他在被判决者身后踱来踱去，难以掩饰淡然的态度，军官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时而爬进深陷在地里的机器底部，时而登上梯子，检查上面的部件。这些事原本可以交给机械师做，军官却干得很起劲，不知是因为他对这台机器推崇备至，还是出于别的原因，他不能把这份工作托付给别人。“现在全都好了！”他终于喊道，走下梯子。他累极了，大张着嘴呼吸着，还把两块柔软的女用手绢塞进军服的领子后面。“在热带地区，这种军服实在太厚了，”旅行者说，他没有像军官所期待的那样，询问机器的情况。“的确，”军官一边说，一边在一个已摆好的水桶里洗着满是油污的手：“军服意味着故乡；我们不愿失去故乡。——您还是看看这台机器吧，”他随即加上这么一句，一边用毛巾擦着手，一边指着机器说：“在此之前还需要人来操作，从现在起，机器就完全自行运转了。”旅行者点点头，跟随军官走着。军官力图为可能发生的故障做好准备，接着说道：“当然会出现一些故障；但愿今天不会发生，不过还是得考虑到故障有可能发生。这台机器得持续运转十二小时。即便出现故障，也只会是小毛病，马上就能排除。”

“您不想坐下吗？”他终于问道，从一堆藤椅里抽出一把递给旅行者；旅行者难以拒绝。于是，他坐在坑边上，往坑里瞟了一眼。坑不很深。在坑的一边，挖出来的土堆成了一堵墙，另一边立着机器。“我不知道，”军官说，“指挥官是否已向您介绍了这台机器？”旅行者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这正中军官下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亲自介绍这台机器了。“这台机器，”他说道，抓着一个摇杆，把身子靠在上面，“是我们前任指挥官的发明。我参与了所有的工作，从开始尝试一直到大功告成。不过，发明的功绩只属于他一个人。您听说过我们的前任指挥官吗？没有？嗯，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流放地的设施都是他的杰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在他逝世的时候就已知道，流放地的设施是自成一体的，他的继任者即便能想出上千个新规划，至少许多年内不可能对现有的设施有丝毫改变。我们的预见果真应验了；新指挥官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您不认识前任指挥官，真遗憾！——不过，”军官止住了自己的话，“我在瞎聊了，他的机器就摆在我们面前。您看见了，它由三部分组成。年长日久，每个部分都有了通俗的名称。下面的叫床，上面的叫绘制仪，中间上下移动的部分叫耙。”“耙？”旅行者问道。他没有专心听，太阳火辣辣地照在这毫无阴翳的山谷里，他很难集中注意力。他更觉得军官值得钦佩了，军官身穿紧绷绷、挂满肩章绶带、仪仗队式的军服，兴致盎然地介绍着，而且一边说着话，一边拿着一把扳手，这儿那儿地拧拧螺丝。士兵的状态看上去和旅行者差不多。他把被判决者的锁链绕在自己的两只手腕上，用一只手将身子靠着枪，耷拉着脑袋，对什么都不关心。旅行者对此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军官说的是法语，士兵和被判决者肯定都不懂法语。引起他的注意的倒是被判决者，被判决者努力想听懂军官的介绍。军官指向哪儿，他就困倦地打起精神，把目光投向哪儿，这时，军官被旅行者的问题打断了，他也和军官一样看着旅行者。

“是的，耙，”军官说道，“这个名称很合适。针头呈耙状排列，整体的运作也像耙一样，只不过它只在一个地方动，而且技巧比较高明。您马上就会明白的。被判决者就躺在这张床上。——我想先描述一下机器，然后才让机器自行运作，这样您就比较容易看明白了。另外，绘制仪上的一个齿轮已严重磨损；机器一开动，它就嘎吱吱地响；说话都听不清；可惜这儿很难弄到配件。——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床。床上铺了一层棉花；床的用途您就会知道的。被判决者面朝下躺在这层棉花上，当然是赤身裸体的；这是捆手的皮带，这是捆脚的，这是捆脖子的，这样就可以把他紧紧绑住。床头这儿——我说过了，他首先面朝下平躺在这儿——有一个小毛毡头，它活动自如，正好塞进他嘴里，以免他喊叫或咬烂舌头。这个人当然不得不把它衔在嘴里，否则他的脖子就会被皮带勒断。”“这是棉花？”旅行者问道，探着身子。“是的，当然是棉花，”军官微笑着说，“您自己摸摸。”他抓住旅行者的手向床伸去。“这是一种特制的棉花，所以不大看得出来；我还会谈到它的用途。”旅行者已经对机器产生了一点兴趣；他把手搭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抬头仰望这台机器。这是个庞然大物。床和绘制仪一般大小，看上去仿佛两口黑箱子。绘制仪位于床上方约两米处；这两部分通过四角上的四根黄铜合金柱连接起来，柱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这两口箱子之间，耙顺着一根钢绳上下移动。

军官对旅行者先前的漫不经心几乎毫无察觉，这时却注意到了他开始萌发的兴趣；于是，他中断讲解，让旅行者有时间细细地观察。被判决者在模仿旅行者的动作；由于他无法把手搭在眼睛上，就眯缝着眼仰望着。

“刚才说到人躺在上面了，”旅行者说着，往椅背上一靠，跷起了腿。

“是的，”军官说，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用手抹了一下发烫的脸，“您听着！床和绘制仪上都有电池；床上的电池供自己用，绘制仪上的是供耙用的。人一被捆牢，床就动起来。它上下左右同时颤动，细微而迅速地抽搐着。您在精神病院里大概见过类似的机器；只不过这床的所有移动都是精确计算好的，必须与耙的移动保持一致。耙才是真正的判决执行者。”

“到底是什么判决呢？”旅行者问道。“您连这也不知道？”军官惊讶地说，咬着嘴唇，“可能我的讲解条理不清，若是这样，请您多多包涵；我对此深表歉意。以前总是指挥官来做讲解；新指挥官却没有履行这项光荣的职责；他对您这样一位贵客，”——旅行者摆着双手试图拒绝这种尊称，军官却坚持这样说——“对这样一位贵客，连我们的判决形式都不介绍一下，这又是一项革新，这项革新——”他差点骂出口，但马上抑制住自己，只是说：“事先没人通知我，这不是我的错。而且，要讲解我们的各种判决方式，我还是最能胜任的，因为我这儿有”——他拍了拍胸前的衣兜——“前任指挥官绘制的图。”

“指挥官的亲笔绘图？”旅行者问道，“难道他集一切于一身？他是军人、法官、设计师、化学家、绘图师？”

“是的，”军官点着头说，目光定定的，若有所思。然后，他察看着自己的手；似乎觉得手不够干净，不能就这样去碰绘图；于是，他走到水桶边，又洗了一遍手。接着，他抽出一个小皮夹，说：“我们的判决听起来并不严厉。用耙把被判决者所触犯的戒条写在他身上。比如在这个被判决者的身上，”——军官指了指被判决者——“将要写：尊敬你的上级！”

旅行者瞥了被判决者一眼；军官指着他时，他低垂着脑袋，像是竖起耳朵想听明白。他那两片紧紧撅在一起的嘴唇翕动着，这表明他显然一句也没听懂。旅行者本来想问这问那，一看见被判决者，只问了句：“他知道他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说，正想接着解释，旅行者却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又说道，然后停顿片刻，仿佛要求旅行者进一步说明提这个问题的缘由，接着说：“对他宣布判决毫无意义。他会在自己的身体上知晓判决的。”旅行者已经打算不说话了，可他觉得，被判决者瞪着他，像是在问他是否赞同刚刚描述的过程。旅行者已经靠在椅背上了，于是，又探身继续问：“但他被判决了，这他总知道吧？”“也不知道，”军官说，对旅行者微笑着，似乎等着他发些奇怪的言论。“不知道？”旅行者说，擦擦额头，“那这个人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辩护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吗？”“他根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军官说，往旁边看了看，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想讲这些在他眼里理所当然的事，免得旅行者难堪。“他总得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吧，”旅行者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军官意识到这样很危险，对机器的讲解可能会被耽误许久；于是，他走到旅行者身边，挽着他的胳膊，指着被判决者——被判决者显然成了注意的焦点，马上站得笔直，士兵也拉了拉铁链——说：“事情是这样的：我被任命为流放地的法官，尽管我还年轻。因为我曾协助前任指挥官处理过所有惩罚事宜，对这台机器也最了解。我做决定所遵循的准则是：罪行总是毋庸置疑的。别的法庭可能不一定遵守这一准则，因为它们由许多人组成，而且它们之上还有别的高级法庭。这里却不是这样，至少前任指挥官在任时不是这样。当然，新任指挥官已有意介入我的法庭，不过到目前为止，我都把他顶了回去，今后也会顶得住的。——您不是想听我解释一下这桩案子吗？它和所有案子一样简单。今天早上一个少尉报告说，派给他当勤务兵的这个人在他的门口睡大觉，没有执行公务。是这样的，他必须在每个整点时立正，在少尉门前敬礼。这绝对不难，而且十分必要，因为他既是警卫又是勤务兵，应当精力充沛。昨天夜里，少尉想检查一下，看他是不是忠于职守。整两点的时候，他打开门，发现他蜷成一团在睡觉。他取来马鞭抽他的脸。这个人非但不站起来请求原谅，反而抱住主人的腿，摇着主人，喊道：‘扔掉鞭子，不然我就吃了你！’这就是案情。一小时前，少尉来到我这儿，我记下了他的陈述，随即就写了判决书。然后我下令给这个人锁上镣铐。这一切很简单。假使我先把这个人叫来审问，只会产生混乱。他会撒谎的，如果我能戳穿他的谎言，他又会编出新的谎言，就这样没完没了。而现在我抓住了他，就不再放手了。——全都解释清楚了吗？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应当开始执行了，可我还没讲解完机器呢。”他催促旅行者坐回到椅子上，又走到机器前，开始说道：“您看到了，耙与人的体形是吻合的；这是对付上身的，这是对付腿的。对付头嘛，只有这个小雕刻刀。您明白了吗？”他友善地向旅行者探着身子，准备做最详尽的解释。

旅行者皱着眉头察看着耙。他对军官所讲的审判程序不满意，却只能提醒自己，这里是流放地，特殊的惩处是必要的，彻底的军事化做法是必须的。另外，他对新指挥官抱有一线希望，新指挥官显然打算引进一种新的审判程序，这个过程很缓慢，是军官的狭隘思想所无法接受的。顺着这个思路，旅行者问道：“指挥官会来观看执行吗？”“不一定，”军官说，这个突兀的问题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满脸的和颜悦色变阴沉了：“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很遗憾，我甚至不得不缩短我的讲解。不过，我可以明天，等机器——它一用起来就弄得很脏，这是它惟一的缺点——打扫干净后，补做详尽的解释。现在就只讲最必要的。——当这个人躺在床上，床开始颤动时，耙便落到他的身体上。耙自动调节，只有针尖刚刚触及身体；调节好后，钢绳马上绷直了。游戏就开始了。不明底细的人看不出各种惩罚之间的区别。耙的运作看起来都一样。它颤动着把针尖刺入身体，身体随着床颤动。为了使大家都能监督判决的执行，耙是用玻璃做的。要把针安进玻璃，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我们试了很多次，终于成功了。我们不怕付出艰辛。现在大家透过玻璃看得见刺文是怎样写在身体上的。您不想走近些看看这些针吗？”

旅行者慢慢站起身，走了过去，俯身在耙上。“您瞧，”军官说，“这是两种针的多重组合。每根长针旁都有一根短针。长针是刺字的，短针喷出水冲掉血迹，使刺文始终保持清晰。然后，血水从这儿流进小槽，最终汇入这个主槽，主槽的排水管通向这个坑。”军官用手指精确地描绘着血水所必经的路线。为了演示得尽量形象些，他把双手拢在排水管的出口上，旅行者这时抬起头，用手往后摸索着，想坐回到椅子上。他惊恐地看见，被判决者和他一样，也接受了军官的邀请，从近处察看着耙这一装置。被判决者把昏昏欲睡的士兵往前拽了拽，也俯身在玻璃上。他目光茫然，显然在寻找着这两位先生刚刚观察到的东西，然而，由于听不懂讲解，他怎么也看不明白。他弓着身子这儿探探，那儿探探，不停地打量着玻璃。旅行者想把他赶回去，因为他的这种举动很可能会受到惩罚。军官却用一只手拦住了旅行者，用另一只手从土堆上拿起一块土朝士兵身上扔去。士兵猛地睁开眼睛，看见被判决者胆敢如此，就放下枪，站稳脚跟，把被判决者往回拽，被判决者随即跌倒在地，然后，士兵低头看他在地上挣扎，铁链碰得铿锵作响。“把他拉起来！”军官喊道，因为他发现，被判决者太分散旅行者的注意力了。旅行者不去注意耙，竟把身子探过耙，只为了弄明白被判决者的处境。“对他当心点！”军官又喊道。他绕过装置，亲手抓住被判决者的腋下，在士兵的帮助下，把他拉了起来，他的脚还不住地打滑。

军官重新回到他身边时，旅行者说：“现在我已经都知道了。”“还差最重要的，”军官说，他抓住旅行者的胳膊，指着上面说：“那个绘制仪里面是齿轮组，它决定耙的运转，是按判决书的图样设置的。我用的还是前任指挥官的绘图。就在这儿，”他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纸来，“不过很抱歉，我不能让您拿在手里看。这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您坐下，我让您从这个距离看，您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展开第一张图纸。旅行者本想说几句奉承话，可他只看见迷宫一般、密密麻麻的线条，横七竖八地互相交叉着，要辨认出线条之间的空白都很费劲。“您读读吧，”军官说。“我读不了，”旅行者说。“这很清晰嘛，”军官说道。“很巧妙，”旅行者含糊其辞地说，“可我无法辨认。”“是的，”军官说着笑起来，把图纸又装进了皮夹子，“这不是给小学生看的字帖。得好好读才行。您最终也肯定会读明白的。这当然不是简单的文字；它不是马上处死犯人，而是平均持续十二个钟头；转折点定在第六个钟头上。文字周围必须刻上许许多多装饰性图案；文字本身只像一条细腰带一样绕身体一圈；身体的其他地方用来刻装饰性图案。您现在可以赞赏耙和整个机器的运作了吗？——您注意看吧！”他跳上梯子，转动了一个轮子，朝下面喊道：“当心，往边上站，”一切都运转起来。若不是轮子吱吱作响，这一切还挺壮观的。这个煞风景的轮子似乎使军官吃了一惊，他对它挥挥拳头，又向旅行者摊摊手，表示歉意，匆匆爬下来，从底下察看机器的运转。还有点什么毛病，这只有他觉察到了；他又爬上去，把双手伸进绘制仪里拨弄一阵，接着，为了下来得快些，他不走梯子，而是顺着一根柱子往下滑，他担心旅行者由于噪音而听不清，憋足了劲对着旅行者的耳朵喊道：“您明白过程了吗？耙开始写字；等它在犯人的背上写完第一遍后，棉花层就会转动，把身体缓缓卷到一旁，为耙腾出地方。这时，被写得伤痕累累的身体躺在棉花上，棉花是经过特别处理的，能马上止血，以便字能刺得更深。身体再被卷回来时，耙边上的这些尖齿就把棉花从伤口上拽下来，扔进坑里，耙就又开始工作了。就这样，它越写越深，整整写十二个钟头。头六个钟头，被判决者活得恍若先前，只是得忍受疼痛。两个钟头之后，衔嘴拿掉了，因为犯人再也叫不动了。床头上这个电热桶里是热粥，犯人如果想喝的话，就可以用舌头舔。没有哪个犯人会错过这个机会，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而我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大约到第六个钟头时，他才没有了食欲。这时，我往往跪在这儿，观察这番景象。犯人很少把最后一口粥吞下去，只是在嘴里转转，就吐进了坑里。我得弯下腰来，否则他就吐我脸上了。而第六个钟头时，他变得多安静了啊！最愚笨的脑袋也开窍了。这是从眼睛开始的，由此扩散开来。当您目睹这一切时，简直也想躺到耙底下去了。这时便不会再发生什么了，犯人开始辨认文字。他撅着嘴，仿佛在聆听。您已经看到了，用眼睛辨认文字都不容易；而我们的犯人是靠他的伤口来辨认的。这得费一番功夫，他需要六个钟头才能完成。接着，耙将他刺穿，然后扔进坑里，他就倒在血水和棉花中。处决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我和士兵，把他埋起来。”

旅行者侧耳听完军官的解释，两手插在衣兜里，观看着机器的操作。被判决者也在观看，却一点都不明白。他微微弯着腰，目光追随着摆动的针，这时，士兵在军官的示意下，用刀子从背后划破被判决者的衬衣和裤子，衣裤随之掉落下来；他还想抓住下落的衣服遮羞，然而，士兵把他举起来，抖落了他身上仅存的碎片。军官调整好机器，在这寂然无声的片刻里，被判决者被放到了耙下面。松开了铁链，捆上了皮带；一开始，被判决者似乎感到一阵轻松。这时，耙又往下降了降，因为这人很瘦。针头触到他时，一阵寒颤掠过他的皮肤；士兵正忙着拴紧他的右手，他盲目地伸出左手；却恰好指向旅行者所站之处。军官不停地从旁边瞧着旅行者，似乎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对处决的印象，至少他已为旅行者做了粗浅的讲解。

这时，捆手腕的皮带断了；可能是士兵捆得太紧了。士兵指着断掉的皮带，请军官帮忙。军官走过去，把脸转向旅行者说道：“机器的组成复杂精密，难免会这儿坏那儿断的；可别因此影响对机器的总评价。皮带马上就可以换；我打算用铁链；这样一来，右胳膊当然就震颤得没那么柔和了。”他一边捆链条，一边又说道：“如今，机器的维修费用被大大削减了。前任指挥官在任时，我可以随意支配一笔专用于此的款项。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库，里面的配件应有尽有。我承认我当时用得有些浪费，我是说以前，不是现在，新指挥官现在却还这样指责我，无非是想找借口干掉老机构。如今，他亲自掌管着机器的费用，我要是派人去领根新皮带，还得把断了的拿去作证，新皮带十天以后才能发下来，而且质量更差，不禁用。至于我在此期间没有皮带怎样让机器运转，这就没人操心了。”

旅行者寻思着：断然干涉他人的事总是应当三思而后行的。他既非流放地的居民，也不是流放地所属国的公民。假若他想谴责甚或阻止这次处决，人们可能会对他说：你是外国人，住嘴吧。对此他将无言以对，只能补充说，他这样做，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旅行的目的只是观看，绝非更改他人的法律制度。是这里的情形促使他跃跃欲试。审判程序不公正，处决不人道，这都是毫无疑问的。谁也不会认为旅行者有私利可图，因为他与被判决者素昧平生，又不是同胞，而且，被判决者绝非让人起怜悯之心的人。旅行者本人持有高级官员的介绍信，在这里受到了礼遇，他被邀请参观处决，这似乎意味着，人们要求他对这一法律程序做评判。更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刚才听得清清楚楚，指挥官并非这种程序的追随者，对军官抱近乎敌对的态度。

这时，旅行者听到军官一声怒吼。他费了好大力气，刚把衔嘴塞进被判决者嘴里，被判决者却禁不住一阵恶心，闭上眼睛呕吐起来。军官赶紧拎起他，想把他的头转向坑；可是太迟了，污物已顺着机器流淌下来。“都是指挥官的错！”军官喊道，疯狂地摇着面前的黄铜合金柱，“机器给弄得像猪圈一样脏了。”他双手颤抖着指给旅行者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对指挥官解释过好几个钟头了吗？犯人在处决前必须饿一整天。这些新来的温和派却持另外的看法。在他被带走之前，指挥官的女眷们给犯人嘴里塞满了甜食。他一辈子以臭鱼果腹，现在却有甜食送到嘴边！这倒也罢了，我不反对，但为什么不弄一个新衔嘴呢？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季度。上百个犯人临死前吸过咬过的衔嘴现在让他含在嘴里，他怎么会不恶心呢？”

被判决者低垂着头，看上去很平静，士兵忙着用被判决者的衬衣擦机器。军官走向旅行者，旅行者预感到了什么，退后一步，军官却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去。“我想私下跟您说几句话，”他说道，“行吗？”“当然可以，”旅行者说，垂目听着。

“您现在有机会欣赏的这种程序和处决如今在我们流放地已经没有公开的追随者了。我是追随者的惟一代表，同时也是老指挥官这份遗产的惟一代理人。我不再奢望进一步发展这种程序，为了保护现存的一切，我已鞠躬尽瘁。老指挥官在世时，流放地遍布着他的追随者；老指挥官的说服力我具备一些，他的权力我却一点也没有；因此，追随者都已销声匿迹，他们人数虽然还不少，但谁也不愿承认。在处决日，比如今天，您如果去茶馆听听他们的聊天，可能只会听到闪烁其词的言论。他们全都是追随者，但是，在现任指挥官的领导下，在他的新观念的统治下，他们根本不会助我一臂之力。现在我问您：这样一个毕生的杰作”——他指了指机器——“难道应当因为这个指挥官以及对他施加影响的女眷们而被毁掉吗？您虽然只是在我们岛上逗留几天的外国人，能听之任之吗？不能再耽搁了，他们正在密谋撤销我的审判权；现在指挥部商量很多事都不请我参加；甚至您今天的来访，我认为也很说明这种局面；他们是胆小鬼，把您这个外国人推到前台来。——要是在以前，处决是多么不同啊！处决前一天，山谷里已人山人海；都是为了亲眼目睹处决；一大早，指挥官就和他的女眷们来了；军号声唤醒了整个营地。我向指挥官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全体人员——高级官员一律不准缺席——整齐地坐在机器周围；这堆藤椅就是那个时代的可怜遗迹。那时候，机器擦得锃亮，几乎每次处决时，我都使用新配件。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观众都踮着脚站着，那边的斜坡上站得满满的——指挥官亲手把被判决者放到耙下面。今天随便哪个士兵都可以做的事，那时是我这位审判长的职责，为此我深感荣幸。接着，处决开始了！没有任何杂音干扰机器的操作。有些人根本不看，闭上眼睛躺在沙地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正义得到了伸张。在一片寂静中，只听到被判决者被衔嘴压低的呻吟声。如今，机器从被判决者嘴里已挤不出衔嘴所抑制不住的呻吟；那时，写字的针还滴出一种腐蚀性液体，如今却不许再用这种液体了。嗯，第六个钟头到了！人人都想在近处看，这哪能办得到呢？指挥官英明地指示，应当首先考虑儿童；我因公务在身，当然可以一直呆在被判决者身旁；我常常蹲在那儿，一手抱一个孩子。我们是怎样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受刑人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彩！我们的脸颊沐浴在这终于来临、却已在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军官显然忘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他抱住旅行者，把头搁在他肩上。旅行者十分尴尬，不耐烦地越过军官的头看过去。士兵打扫完毕，正把一罐大米粥倒进桶里。被判决者像是已经完全缓过来了，一看见粥就用舌头去舔。士兵一再把他推开，因为粥是为晚些时候准备的，可是他自己也不规矩，把一双脏手伸进桶里，当着贪吃的被判决者的面吃了起来。

军官很快就克制住了自己。“我并不是想让您动情，”他说，“我知道，如今要让人理解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再说，机器还在运作，慑人心魄。即便它孤零零地耸立在这山谷里，仍然慑人心魄。尸体最后仍不可思议地轻飘飘地腾空掉进坑里，尽管不像从前那样，数百人苍蝇似的簇拥在土坑周围。那时我们不得不在坑边上筑起一道结实的栏杆，它早就被拆掉了。”

旅行者不想让军官看见他的脸，便漫无目的地四处看。军官以为他在观察荒凉的山谷；于是抓住他的手，转到他面前，盯住他的眼睛，问道：“您注意到耻辱了吧？”

旅行者却一言不发。军官放开他片刻；他自己叉开腿，双手叉腰，一动不动地站着，瞧着地面。接着，他朝旅行者鼓励地微微一笑，说道：“昨天指挥官邀请您时，我就在您旁边。我听到了他的邀请。我了解指挥官。我马上就明白了，他发出这个邀请意图何在。凭他的权力他完全可以对付我，但他不敢，宁可让我接受您这位有名望的外国人的评判。他考虑得很精细；您到岛上来才两天，您不了解前任指挥官及其想法，您脑子里还全是欧洲人的观念，您可能对死刑一概坚决反对，更不用说这种机械的处决方式了，您还看到，处决缺乏公众的参与，在一台已有些破损的机器上进行，凄凄凉凉——目睹如此种种（指挥官是这样盘算的），不就很可能会反对我的程序了吗？您只要认为它不对，就不会隐而不言（我还是在说指挥官的想法），因为您肯定相信自己久经考验的信念。您见识过并懂得尊重许多民族的种种奇风异俗，所以您可能不会像在家乡那样，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程序。不过，指挥官并不需要您这样做。随口说的一句不慎之言就够了。这话不必符合您的信念，只要表面上投合他的愿望就行了。我敢打保票，他会千方百计地向您刨根问底。他的女眷们会围着您坐成一圈，竖起耳朵听；您大概会说，‘我们那儿的审判程序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我们那儿，判决前先审问被告’，或者‘我们那儿，被判决者知晓对他的判决’，或者‘我们那儿，除了死刑还有别的刑罚’，或者‘我们那儿，只有在中世纪才有酷刑’。所有这些看法都没有错，而且您觉得这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这些说者无心的话不会中伤我的程序的。但指挥官会怎样听取这些意见呢？我仿佛看见他这位好指挥官立即推开椅子，冲上阳台，我仿佛看见他的女眷们跟着他拥上来，我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女眷们称之为雷霆之声——他开始讲话了：‘一位西方的大学者，他专门考察各国的审判程序，他刚才说，我们这种按照古老习俗制定的程序是不人道的。这样一位权威人士做出了这样的评判，我当然再也无法容许这种程序了。我命令，从今天起……’等等。您想插言，您并没有说过他所宣称的话；您并没有说我的程序不人道，相反，凭您的深刻见解，您认为它是最人道、最符合人的尊严的，而且您很欣赏这种机械运作，——然而为时已晚；阳台上站满了女士，您根本上不去；您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您想喊叫；一位女士的手却掩住了您的嘴，——于是，我以及老指挥官的杰作就完了。”

旅行者强忍住微笑；他还以为他的任务很艰巨呢，原来如此简单。他含糊地说：“您高估了我的影响，指挥官读过了我的介绍信，他知道我不是什么审判程序的专家。即便我说出我的看法，那也只是个人之见，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的看法重要，与指挥官的意见相比，就更是无足轻重了。据我所知，他在流放地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利。他对这种程序的看法如果真如您所认为的那么明确，那么，这种程序的末日恐怕无需我的绵薄之力就来临了。”

军官明白了吗？不，他还没有明白。他使劲摇着头，回头瞟了一眼被判决者和士兵，这两人吓了一跳，停止了吃粥，军官走到旅行者面前，不看他的脸，而是看着他上衣的某个地方，说话声比刚才低了：“您不了解指挥官；对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您某种程度上——请原谅我这样说——是无关痛痒的；相信我，我对您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当我听说您独自来观看处决时，我高兴极了。指挥官这样安排是想打击我，我现在却将计就计。您不受那些低声耳语的无稽之谈和蔑视的目光的干扰——一大群人观看处决时，这种干扰就在所难免了——听了我的讲解，看了机器，现在就要观看处决了。您的评判肯定已经定型，即便还有些拿不准的小地方，一看处决也就全明白了。现在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请在指挥官面前帮帮我！”

旅行者打断他的话。“这我怎么做得到呢，”他嚷道，“这根本不可能。我既害不了您，也帮不了您。”

“您能帮我，”军官说。旅行者见军官攥起拳头，心中有些担心。“您能帮我，”军官更加咄咄逼人地说，“我有一个计划，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您认为您的影响力不够。我认为够了。即使承认您说得对，为了维护这一程序，难道不应当连未必够的力量也试试吗？您听听我的计划吧。要实行这一计划，您今天在流放地必须尽可能不谈您对这一程序的看法。您如果没有被直接问到，千万别开口；即便问到，也必须回答得简短而含糊；应当让人看出，您谈这些很为难，您感到愤懑，如果要讲实话，您简直就要骂起来了。我并不要求您撒谎；绝对不；您只需做出简短的回答，比如：‘是的，我看过处决了’，或者‘是的，我听了所有的讲解’。就这些，别的什么也不说。您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懑，即便这不合指挥官的意。他当然会完全误解您的意思，并按他的想法来解释。这就是我的计划的基础。明天，指挥部将举行所有高级官员的大会，由指挥官主持。指挥官当然懂得把这种会议弄得沸沸扬扬。已为观众修建了顶层楼座，上面总是座无虚席。我不得不参加这个大会，但我对此极为反感。您肯定会被邀请出席这次会议；如果您今天按我的计划做，指挥官就不仅会邀请您，还会迫切地请求您出席。假使由于某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您没有受到邀请，那您一定要提出这个要求；这样一来，您保准会得到邀请。明天您就同女士们一起坐在指挥官的包厢里。他不时地往上瞧瞧，确信您来了。讨论完各种各样无关紧要、纯粹讲给观众听的可笑问题后——通常是港口建设，没完没了的港口建设！——也会谈到审判程序。如果指挥官不提或不马上提这个问题，我会设法使之成为议题。我会站起来，报告今天的处决执行了。十分简短，就这样报告一声。尽管这种报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不寻常的，我还是要这样做。指挥官会向我道谢，跟往常一样面带和蔼的微笑，接着他就难以抑制自己了，就会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我们刚刚听到了，’他大致会这样说，‘关于处决的报告。我只想补充一点，这位知名学者恰好参加了这次处决，各位都知道，他的访问使我们流放地蓬荜生辉。他的光临也使我们今天的会议意义重大。我们现在不就很想问问这位著名学者，问他如何评价这种按古老习俗进行的处决以及处决之前的审判程序？’这当然会引来一片掌声，大家一致赞同，而我是鼓掌鼓得最响的。指挥官会向您鞠一躬，说道：‘那么，我代表在座各位向您提这个问题。’您走到栏杆前，您必须把手放到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不然女士们会抓住您的手，拨弄您的指头。——终于该您发言了。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何熬过之前那几个焦急不安的钟头，等到这个时刻终于来临。您发言时不必有任何顾忌，把真相大叫大嚷说出来吧，把身子俯在栏杆上吼吧，可不是，朝着指挥官吼出您的看法，您的坚定不移的看法。不过，您可能不愿这样做，这种做法不符合您的性格，在您的家乡，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这也无妨，这也就足够了，您站都不用站起来，只说寥寥数语，而且是轻声细语，刚好让坐在您下面的官员们听到，这就够了，您根本用不着讲观看处决的人太少、齿轮嘎吱作响、皮带扯断、衔嘴令人作呕，不必讲这些，这一切我来讲，您相信吗？我的话即使不能把指挥官赶出会场，也会让他屈服忏悔：老指挥官，我给你跪下了。——这就是我的计划；您愿意帮助我实施它吗？您当然愿意，不仅如此，您必须帮助。”军官抓住旅行者的胳膊，喘着粗气盯着他的脸。最后这几句话是大声喊出来的，引起了士兵和被判决者的注意；他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却停止了吃粥，一边咀嚼着，一边瞧着旅行者。

对旅行者来说，他要给出的回答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他一生经历甚丰，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动摇；他本质上是个诚实无畏的人。尽管如此，当他看到士兵和被判决者时，还是犹豫了片刻。他最后还是只能说：“不。”军官连连眨眼，目光却没有离开过他。“您愿意听我解释一下吗？”旅行者问道。军官默默地点点头。“我是这种程序的反对者，”旅行者说，“您还没有对我表示信任时——我当然绝不会滥用您的信任——我就已经在考虑：我是否有权反对这种程序，我的反对是否会有一丝成功的希望。我很清楚应当先找谁；当然是指挥官。您的话使我更明白这一点了，不过，我并不是因此才下定了决心，相反，您真诚的信念令我感动，尽管它不能使我动摇。”

军官仍然一声不吭，他转向机器，抓住一根黄铜合金柱，然后稍稍向后仰，望着绘制仪，像是在检查一切是否正常。士兵和被判决者看上去已结成了朋友；被判决者向士兵打手势，尽管他被皮带紧捆着，做这个动作非常艰难，士兵向他弯下身去，被判决者对他耳语着什么，士兵连连点头。

旅行者跟在军官身后，说道：“您还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呢。我会告诉指挥官我对这个程序的看法，不过不是在大会上，而是与他单独面谈；我也不会在这儿呆那么久，被拉去参加什么会议；我明天一早就走，至少要到船上去。”

军官似乎并没有在听他说话：“这个程序原来并没有让您信服，”他自言自语地说，微笑着，仿佛老人在笑孩子的瞎胡闹，微笑里隐藏着他真正的思索。

“是时候了，”他终于说道，突然目光灼灼地看着旅行者，其中包含着某种要求，某种要求参与的呼吁。

“是什么时候了？”旅行者不安地问道，却没有得到回答。

“你自由了，”军官对被判决者说，说的是被判决者的语言。被判决者起初还不相信。“喂，你自由了，”军官说道。被判决者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生气。这是真的吗？会不会只是军官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这位外国旅行者为他争取到了豁免？怎么回事呢？他的脸上写满了这些疑问。不过并没有多久。不管怎么回事，只要允许，他就想确实体验到自由，于是，他开始在耙容许的范围内挣扎起来。

“你把我的皮带都快挣断了，”军官喊道，“安静些！我们马上就给你解开。”他向士兵做了个手势，两人一起解皮带。被判决者一言不发地暗自发笑，把脸一会儿往左转向军官，一会儿往右转向士兵，同时没有忘记看旅行者。

“把他拽出来，”军官命令士兵。由于有耙，拽的时候得小心。被判决者急不可待，背上已擦破了几处。

从这时起，军官就不再过问他了。他走到旅行者面前，又把小皮夹子掏出来翻着，终于找到了他要的那张图纸，展开来给旅行者看。“您读读吧，”他说。“我读不了，”旅行者说，“我说过了，我读不懂。”“您仔细看看这张吧，”军官说着，走到旅行者身边，以便跟他一起读。但这样还是不行，于是，他用小手指在空中划着，仿佛这张纸是绝对不可触摸的，以便使旅行者好读一些。旅行者也在努力，希望至少在这件事上取悦一下军官，可他根本读不了。军官开始一个一个字母地拼读，然后连起来又念了一遍。“上面写着‘要公正！’”军官说道，“您现在可以读了。”旅行者俯身在纸上，军官怕他碰到纸，把纸挪开了些；旅行者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显然还是读不了。“上面写着‘要公正！’”军官又说了一遍。“可能是吧，”旅行者说，“我相信上面是这样写着的。”“那好，”军官说，至少部分地感到了满足，拿着那张纸爬上梯子；他小心翼翼地把图纸安放在绘制仪里，像是在全部重新调整齿轮组；这个活儿很费劲，一定牵动着很小的齿轮，有时他把头全埋进绘制仪里了，他必须如此精确地检查齿轮组。

旅行者站在下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脖子都僵了，灼热的阳光刺痛了他的双眼。士兵和被判决者在一块儿忙着自己的事。被判决者的衬衣和裤子刚才被扔进坑里，士兵用刺刀把它们挑了出来。衬衣脏得可怕，被判决者把它放在水桶里洗了洗。等他穿上衬衣和裤子，两人不禁哈哈大笑，因为衣裤后面被割成了两片。也许被判决者觉得自己有义务逗士兵开心，便穿着被割破的衣服在士兵面前转起圈来，士兵乐不可支，蹲在地上直拍自己的膝盖。考虑到两位先生在场，他们才有所收敛。

军官在上面终于忙完了，微笑着再次通观整体及各个部分，把绘制仪一直敞着的盖子啪地关上，走下梯子，往坑里瞧了瞧，又看了看被判决者，满意地发现被判决者已经取出了他的衣服，然后，他走到水桶边去洗手，这才发现桶里的水肮脏不堪，他为现在无法洗手感到难过，最后只得把手插进沙子，他对这个替代品甚为不满，却也只有将就了，接着，他站起身，开始解军服的扣子。刚一解开，那两块塞在领子里的女用手绢就落进了他手里。“这是你的手绢，”他说，把手绢扔给被判决者，又向旅行者解释道：“女士们送的。”

他匆匆脱下军服，接着把衣服全脱光了，但他十分精心地对待每一件衣服，甚至还特意用手指抚摸军服上的银绶带，把一个流苏抖整齐。与这份精心极不协调的是，他刚刚整理完一件，立即把它忿忿地扔进坑里。他身上最后只剩短剑和挂剑的背带了。他拔剑出鞘，将剑折断，然后把断剑、鞘和背带捧到一块儿，猛地扔进坑里，坑里碰出了丁零咣啷的响声。

他一丝不挂地站着。旅行者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他明知将要发生什么，却无权阻止军官的任何行为。如果军官所痴迷的审判程序果真就要被取缔了——或许是由于旅行者的介入，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那么，军官现在的行为就完全正确；假若旅行者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

士兵和被判决者起先根本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看都没往这边看一眼。被判决者重新得到了手绢，兴高采烈，但他没高兴多久，就被士兵猝不及防地一把夺走了。被判决者试图从士兵的皮带后面把手绢拽出来，然而士兵看得很紧。他们就这样半开玩笑地扭打着。直到军官脱光衣服，这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特别是被判决者，仿佛预感到某种大变故即将发生，十分震惊。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现在要发生在军官身上了。可能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概是这位外来的旅行者下达了命令。这就是报应。他虽然受刑没有受到头，现在却要为自己彻底报仇了。他的脸上漾出无声的笑容，这笑容再也没有消失。

军官已转向了机器。即便之前就已知道，他对这台机器了如指掌，现在看他怎样操纵机器，机器怎样服从他的指挥，还是会大吃一惊。他刚把手伸向耙，耙就起落了几次，调整好位置，以便接受他；他刚一抓住床沿，床便颤动起来；衔嘴向他的嘴移过来，看得出，军官原本不想含衔嘴，但他只犹豫了片刻，随即顺从地把它含进了嘴里。一切就绪，只有皮带还垂在两边，可这显然没有必要，军官用不着被捆紧。被判决者注意到了松弛的皮带，他认为如果不拴紧皮带，处决就不够完满，他一个劲儿地招呼士兵过去，他俩一道去捆军官。军官已伸出一只脚想去踢手柄，以便绘制仪运作起来；他看见这两位过来了，便收回脚，任他们捆绑。这样他就够不着手柄了；士兵和被判决者是找不着它的，旅行者已决心袖手旁观；无需他帮忙；皮带刚一拴紧，机器就开始运作了；床颤动着，针头在皮肤上飞舞，耙起起落落。旅行者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才想到绘制仪里的一个齿轮应该吱嘎作响的；可是一片寂静，连丝毫的嗡嗡声都听不到。

机器悄然无声地运作着，大家就不去注意它了。旅行者扭头看着士兵和被判决者。被判决者比较活跃，对机器中的一切饶有兴趣，时而弯下腰，时而直起身，老是伸出食指，指给士兵看什么。旅行者感到难堪。他原本决心在这儿呆到处决完毕，但他受不了这两个人的样子。“你们回去吧，”他说。士兵可能倒还愿意走，被判决者却把这个命令视为惩罚。他摊着手央求让他留下，看见旅行者摇着头不肯让步，甚至跪下了。旅行者意识到命令在这儿不起作用，就想走过去把他俩赶走。正在这时，他听到上面绘制仪发出一种声响。他抬头仰望。是那个齿轮出问题了吗？但不是齿轮，是别的什么。绘制仪的盖子缓缓升起，然后啪嗒一声全敞开了。一个齿轮的尖角露了出来，逐渐升高，接着整个齿轮都露出来了，似乎某种强大的力量挤压着绘制仪，以至于这个齿轮没有位置了，齿轮旋转到绘制仪的边缘，掉了下来，在沙子上滚了一截，就躺平了。但上面已经又升起一个齿轮，紧接着升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齿轮，无从分辨，它们的运动都和第一个齿轮一样，让人总以为绘制仪里面已经空了，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的新齿轮组，它升起来，跌落，在沙子中滚动，然后躺平。被判决者看见这个过程，把旅行者的命令忘得一干二净了，掉落的齿轮把他完全迷住了，他老想抓住一个，还叫士兵来帮忙，可他一次次吓得把手缩了回来，因为下一个齿轮紧接着落下，至少它一开始的滚动吓住他了。

旅行者却十分不安；机器显然快散架了；它的无声无息的运转是个假象；他觉得现在应当关心一下军官，因为军官无法再照顾自己了。然而，他全神贯注地观看齿轮的跌落，耽误了察看机器的其他部分；直到最后一个齿轮离开了绘制仪，他终于俯身在耙上，大吃一惊，发现了更糟糕的情况。耙没有写字，只是在刺扎，床没有翻转身体，只是颤动着把它送到针尖上去。旅行者想干预，尽可能让这一切停下来，这并非军官想得到的酷刑，这简直就是谋杀。他伸出双手。耙却已叉住身体升了起来，转向一边，就像往常第十二个小时里才会出现的运作。血从身体成百个孔里涌出，没有搀杂水，喷水管这次也失灵了。最后失灵的是，身体并没有脱离长针头，而是悬在坑的上空，血流如注，掉不下来。耙已经要恢复原位了，似乎觉察到尚未摆脱重负，便停在了坑的上空。“你们来帮帮忙啊！”旅行者向士兵和被判决者喊着，他自己抓住了军官的脚。他想，他在这边压住军官的脚，那两个人在另一边抱住军官的头，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把军官从针头上卸下来。那两个人却下不了决心过来；被判决者干脆背转身去；旅行者不得不走过去，用蛮力把他们赶到军官的头那边去。这时，他极不情愿地看了看死者的脸。面容一如生前，看不出军官所期许的解脱的痕迹；所有其他人从机器中获得的解脱，军官没有得到；他双唇紧闭，眼睛睁着，恍若生者，目光安详，充满信念，一根大铁钉穿透了他的额头。

旅行者与紧随其后的士兵和被判决者来到流放地最老的房屋前，士兵指着其中一座说：“这就是茶馆。”

房屋的底层是个又深又低、洞穴似的房间，四壁和顶棚都被烟熏黑了。朝街的这一面完全敞着。茶馆虽然与流放地的其他房屋——除了指挥部的宫殿式建筑，所有的房屋都破败不堪——无甚差别，却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是一种历史回忆，从中感到了过去时代的力量。他走近茶馆，身后跟着两位陪同，穿过门前街上的空桌子，呼吸着从里面散发出的阴凉而带霉味的空气。“老头子就埋在这儿，”士兵说，“神父不肯让他葬在公墓。有一段时间，人们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把他埋在哪儿，最后就埋在这儿了。军官保准没对您讲，因为这当然是他最丢脸的事。他好几次甚至想在深夜里把老家伙挖出来，但他每回都被赶走了。”“坟墓在哪儿？”旅行者问，他觉得士兵的话难以置信。士兵和被判决者马上跑到他前面，伸出手给他指坟墓。他们领着旅行者走到后墙边，那儿的几张桌子旁坐着茶客。大概是码头工人，身强力壮，留着短短的乌黑发亮的络腮胡子。他们都没有穿外套，衬衣破破烂烂的，这是一群贫贱穷苦的民众。旅行者走过去时，有几个人站了起来，靠着墙看他。“是个外国人，”旅行者的周围一片耳语声，“他想看看坟墓。”他们推开一张桌子，下面真有一块墓碑。这是一块简陋的石碑，低得桌子一挡就看不见了。碑上的铭文字体很小，旅行者得跪下来才能看清。上面写着：“老指挥官之墓。其追随者如今隐姓埋名，为其建坟立碑。有预言曰，指挥官数载之后复活，由此屋率众追随者光复流放地。信之，静候！”读完这段文字，旅行者站起身来，看见众人围在他身边，面带微笑，仿佛同他一道读了碑文，觉得很可笑，并要求他接受这个看法。旅行者装作没看见，散给他们一些硬币，等桌子又推回到坟墓上后，他离开茶馆，走向码头。

士兵和被判决者在茶馆碰上了熟人，被留了下来。他们一定很快就摆脱了熟人，因为旅行者刚走到通向小船的长石阶的中央，他们就已追上来了。他们大概想在最后一刻逼迫旅行者把他们带走。旅行者正在下面跟船夫商议着摆渡到轮船去，那两个人飞快地冲下石级，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敢喊叫。等他们到下面时，旅行者已上了船，船夫正把小船撑离岸边。他们还可以跳上船的，但旅行者从船板上举起一根打着结的粗绳，威胁他们，不准他们往上跳。

王炳钧 译

新来的律师

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律师，布塞法鲁斯博士。他的外表不大让人想得到，他曾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战马。不过，如果对情况比较了解，还是会有所察觉的。我最近就看见，一个傻乎乎的法院杂役以赛马场下小赌注的常客的内行眼光，惊奇地盯着走在露天台阶上的这位律师，他正高高抬腿拾级而上，脚步声在大理石面上噔噔作响。

律师界基本赞成接纳布塞法鲁斯。大家不无惊讶地发现，布塞法鲁斯在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处境艰难，再加上他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绝对值得我们善待。今天——谁也不能否认——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有些人很会杀人；将长矛掷向宴席另一边的朋友，会这种本领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觉得马其顿太狭小了，他们因此诅咒国父菲利普，可是没有人，没有人能带领大家去印度。虽然印度之门当时就遥不可及，但国王的宝剑划出了大门的朝向。今天，这些大门全都换了地方，修得更宽更高了；没有人指明它们的朝向；很多人手持宝剑，却只是为了将宝剑挥来舞去；想跟随他们的人，目光迷茫。

因此，或许最好就是像布塞法鲁斯这样，埋头读法典。他自由自在，肋腹两侧免受骑士大腿的挤压之苦，在静静的灯光下，远离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喧嚣，展卷捧读我们的古老书籍。

杨劲 译

乡村医生

我的处境十分窘迫：我必须即刻出行；一位重病人在十里开外的一个村子里等着我；猛烈的暴风雪席卷着我与他之间的广阔地带；我有一辆大轮子的轻便马车，正好适合于在我们的乡村大道上行驶；我身穿皮衣，提着手术包，已经站在院子里准备出发；却没有马，马。我自己的马在这个寒冬精疲力竭，昨天夜里死掉了；我的女仆正在村子里到处为我借马；可这毫无希望，我心里很明白，身边的雪越积越厚，我越来越举步维艰，茫然地站在那儿。女仆出现在门口，就她一个人，晃着手里的灯；当然，谁会在这种天气借出马来跑那么远的路？我在院子里来回走着；我一筹莫展；我神思恍惚，悻悻地往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上踢了一脚。门开了，嘎吱嘎吱地摇来摆去。一股暖烘烘的气味扑面而来，像是马的体味。里面的一根绳子上晃动着一盏昏暗的厩灯。一个男人缩成一团，蹲在低矮的圈栏里，露出他那嵌着一双蓝眼睛的坦诚的脸。“要我套车吗？”他问道，四肢着地爬了出来。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弯下腰，想看看猪圈里还有什么。女仆就站在我身旁，她说道：“连自己家里还有什么都不知道。”我俩笑了。“喂，老兄！喂，妹子！”马夫喊道，两匹马，两头膘肥体壮的牲口，腿紧贴着身体，像模像样的脑袋骆驼一般低垂着，完全靠身体扭动的力量，才先后从那个被它们的身体塞得满满的门洞里挤了出来。它们马上站直了，腿很长，浑身冒着热气。“帮帮他吧！”我说道，听话的女仆赶紧跑过去给马夫递套车的辔具。她刚一走近，马夫就抱住了她，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她尖叫一声，逃回我身边；她的脸颊上印着两排红红的齿印。“你这个畜生！”我怒吼道，“你是不是想挨鞭子了？”但我随即意识到，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现在谁也不肯帮忙，他却主动雪中送炭。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对我的威胁并不介意，忙着套马，末了才转向我，说道：“您上车吧！”果真：一切准备就绪。我发现这辆车真漂亮，我还从未坐过这么好的马车呢，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不过得我来驾车，你不认识路，”我说。“这是当然，”他说道，“我根本就不跟你去，我留在这儿。”“不，”罗莎喊道，跑进了房子，确实预感到自己已难逃厄运；我听见她当啷一声套上门闩链；听见门锁啪地一声撞上；我看见她飞快地穿过走廊和一个又一个房间，熄灭了所有的灯光，以防被找到。“你同我一道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就不去了，不管这有多紧急。我从未想过走这一趟得以这个姑娘为代价，得把她给你。”“驾！”他说，拍了拍手，马车应声疾驰，宛如被冲入激流的木头；我还听得见在马夫的凌厉攻势下，我的房门猛地被撞开，裂成碎片，接着，我的眼里和耳里全是穿透所有感官的风驰电掣。这也不过是一刹那的功夫，因为我已经到了，仿佛我的院门前径直就是我的病人的院子；两匹马静静地站着；雪停了；院子里洒满了月光；病人的父母急急忙忙地跑出房子；后面跟着病人的姐姐；他们几乎是把我抬下了车；他们语无伦次，我什么都没听明白；病人房间里的空气简直令人窒息；无人照管的炉灶冒着烟；我会打开窗户的；可我想先看看病人。男孩瘦骨嶙峋，没有发烧，不冷，不热，两眼无神，没有穿衬衫，盖着鸭绒被，坐起身来，搂住我的脖子，轻声耳语道：“大夫，让我死吧。”我四下里看了看；谁也没听到；他的父母默默站着，探身静候我的诊断结果；他的姐姐拿过来一把椅子让我放手提包。我打开提包，在器械中翻找着；男孩不断从床上向我摸索过来，想提醒我别忘了他的请求；我取出一把镊子，就着烛光检查了一下，又放了回去。“是啊，”我亵渎神明地思考道，“多亏神的帮助，送来了短缺的马，由于情况紧急，还多给了一匹，额外还送了一个马夫——”我这才又想起了罗莎；我怎么做，我如何救她，我离她十里之遥，拉车的马不听我使唤，我如何能把她从马夫身下拽出来？就是这两匹马吗？它们不知怎的松开了缰绳；不知怎的从外面撞开了窗户；各从一扇窗户探进头来，根本不理会家人的喊叫，注视着病人。“我马上回去，”我想道，仿佛这两匹马在催促我动身，可我还是听任病人的姐姐替我脱掉皮衣，她认为我是热迷糊了。老人为我端来一杯罗姆酒，敲了敲我的肩膀，似乎献出这心爱之物，就可以对我有这种亲昵举动。我摇摇头；如果认同老人的狭隘想法，我会觉得很难受的；完全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拒绝喝这杯酒。母亲站在床边，引诱我过去；我走过去，正当一匹马朝向屋顶高声嘶鸣时，我把头贴在男孩的胸口上，我的湿胡须使他瑟瑟发抖。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这个男孩很健康，只是血液循环不太顺畅，无微不至的母亲给他灌了太多咖啡，他其实很健康，最好把他一脚踢下床来。我并非社会改造者，就让他继续躺着。我是区里委派的医生，恪尽职守，甚至超乎于此。我的报酬很低，但我对穷人慷慨解囊，乐善好施。我还得养活罗莎，这么一想，男孩说得对，我也想死呢。在这没有尽头的冬天，我来这儿干吗呀！我的马死了，村子里谁也不愿把自己的马借给我。我不得不从猪圈里拉出一驾车来；要不是猪圈里刚好有马，我就得靠母猪拉车了。就是这样。我向这家人点点头。他们一无所知，即便知道也不会相信的。开处方是件容易事，而除此之外，还与这些人沟通就很困难了。行，我的出诊就算结束了，又让我白跑了一趟，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全区的人都半夜三更来按门铃折磨我，这次我还不得不付出罗莎这个漂亮姑娘，她在我的房子里住了好几年了，我没怎么注意过她——这牺牲太大了，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暂时绞尽脑汁想开一些，以免对这家人大发雷霆，他们反正不会把罗莎还给我。然而，正当我关上提包，挥手要我的皮衣时，全家人站在一块儿，父亲闻着手中那杯罗姆酒，母亲恐怕是对我感到失望了——是啊，这些人到底指望什么呢？——眼泪汪汪地咬着嘴唇，姐姐晃着一块血淋淋的手帕，这时不知怎的，我已准备好在一定情况下承认，男孩可能是病了。我走向他，他朝我微笑，仿佛我给他带来了灵丹妙药——哎，两匹马这时嘶鸣了起来；这叫声恐怕是上天安排的，为的是帮我诊断——，我发现了：是的，男孩有病。他的右侧臀部裂开了一个掌心大的伤口。玫瑰红色，但各处深浅不一，中间颜色深，越往边上颜色越浅，呈小颗粒状，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淤血，像露天矿一样裸露着。这是远观。近看就更严重了。谁看见了，能不倒抽一口冷气？一堆虫子，和我的小指一般长一般粗，玫瑰红的身体还沾满了血，它们呆在伤口中心，白色的小脑袋，密密麻麻的小腿，正往亮处蠕动着。可怜的孩子，你没救了。我找到了你的大伤口；你就要毁在这侧身体的这朵奇葩上。家人见我在检查病人，大为高兴；姐姐告诉母亲，母亲告诉父亲，父亲告诉几位客人，他们正踮着脚，张开双臂以保持平衡，披着月光走进敞开的院门。“你会救我吗？”男孩哽咽着低声问道，完全被伤口中那蠕动的一团弄晕乎了。我这个地区的人们就是这样的。总是向医生们要求力所不及的事。他们已经失去了旧信仰；牧师坐在家中，撕着一件又一件弥撒服；医生凭他动手术的纤弱之手，却应当无所不能。好吧，随他们的便；我不是毛遂自荐来的；如果你们要我越俎代庖尽神职，我姑且听之任之吧；我，一位老乡村医生，连女仆也被抢走了，还指望什么更好的下场呢！他们来了，家人以及村子里的长老们，他们脱掉我的衣服；一位教师领着学生合唱队站在房前，唱了起来，曲调特别简单，歌词是这样的：

脱他的衣服，他就会治病，

他若不治，就把他处死！

他不过是个医生，不过是个医生。

接着，我的衣服被脱光了，我用手指捋着胡须，我偏过头去，静静地看着这些人。我镇定自若，胜过在场的所有人，并保持着这种从容，尽管这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正抓着我的头和脚，把我抬上了床。他们把我放在面朝墙壁、挨着伤口的那一侧。然后，人们全都走出屋子；门关上了，歌声停了下来；云朵遮住了月亮；被子温暖地盖在我身上；马脑袋在窗口忽隐忽现。“你知道吗，”我听见病人在我耳边说，“我对你的信任少得很。你也不过是碰巧被扔在这儿了，又不是自己走来的。你不帮我，反倒来挤我临终的床榻。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不错，”我说道，“这是一种耻辱。可我是医生啊。我该做什么？相信我，我也不容易。”“我应当对这样的道歉感到满意吗？咳，我恐怕只能这样。我总是不得不表示满意。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上；这就是我的全部装备。”“年轻的朋友，”我说道，“你错就错在只盯着自己的伤口。而我，我去过远远近近的所有病房，可以告诉你：你的伤口没那么严重。是斧子的尖角砍了两下造成的。许多人不大听得见树林里的斧子声，更听不到斧子在靠近他们，就傻乎乎地等着挨砍。”“真是这样吗，还是你趁我发烧哄骗我？”“真是这样，你就当这是一位官方医生以名誉担保的话吧。”他听进去了，安静了下来。我现在却该考虑如何救自己了。两匹马还忠实地站在原地。我将衣服、皮衣和提包匆匆收拾起来；我不愿因为穿衣服而停留片刻；两匹马像来的时候一样急不可待，我仿佛是从这张床跳到了自己的床上。一匹马驯顺地从窗口往后退，我把收拾好的那包东西扔到车上；皮衣飞出老远，惟独一只袖子挂在了一个钩子上。这就够好了。我飞身上马。缰绳松松地拖曳着，两匹马几乎没有套在一块儿，马车乱打转，后面还拽着雪中的皮衣。“驾！”我说道，马却没有扬蹄飞奔；我们像老人一样缓缓地穿过冰雪荒原；我们身后久久回荡着孩子们的那首新歌，而歌词与实情大相径庭：

欢呼吧，病人们，

医生被抬上床来陪你们！

这样下去，我永远回不了家；我的生意兴隆的诊所完了；一个接班人在抢我的生意，可这没用，因为他代替不了我；那混蛋马夫在我的房子里胡作非为；罗莎成了他的牺牲品；我不愿再想下去了。驾着尘世的车，非尘世的马，我赤身裸体，遭受着这最不幸时代的冰雪肆虐，我这老头子四处飘荡。我的皮衣挂在马车后面，我却够不着它，我那手脚灵便的病人中谁也不愿动一下手指头。上当了！上当了！一次听信了深夜骗人的铃声——就永远无法挽回。

王炳钧 译

在马戏场顶层楼座

如果马戏场上有个荏弱并且患有肺痨的马术女演员骑在脚步不稳的马上，在不知疲惫的观众面前，被冷酷的团主挥鞭驱赶着，经年累月不歇息地绕圈跑，她身穿紧身衣，飞骑而过，抛着飞吻，全身颠簸着，如果这表演在乐队和通风机不停的喧闹声中，向着不断张开的灰暗的未来一直继续下去的话，伴着无异于汽锤的掌声的起落，那么，说不定有个坐在看台顶层的青年观众会沿着长长的楼梯穿过所有的席位跑下来，冲入马戏场，大喊一声：停！他的声音穿透配合着表演的乐队号角声。

然而因为事情不是这样，而是拉幕人穿着号衣，神采飞扬地拉开帷幕，一个脸色红润皮肤白皙的漂亮女孩飞奔入场，马戏团主以全心效劳的态度追随着她的目光，在她面前驯服得像只忠心的动物对她喘着气，他小心翼翼把她托上了圆斑灰白马，就好像他最亲爱的孙女将踏上危险的征途，挥鞭催马之前他迟疑不决，最终抑制自己打出一声响鞭，他张着嘴跟在马的旁边跑，密切注视着女骑手的跳跃，简直不明白她如此高超的表演艺术是怎么来的，他用英语喊叫着，要她小心，又怒气冲冲地提醒拿着圈的小厮要注意，在表演危险的腾空翻身绝技时，他对乐队高举双手，示意停止奏乐，最后把这小女孩从颤抖着的马背上扶下来，亲吻她的双颊，观众的欢呼声再热烈他都嫌不够，这时，她被他撑着，在尘土飞扬的场地上踮起脚尖，张开双手，可爱的头向后仰去，要同整个马戏场内的人分享她的快乐，——因为事情是这样，坐在看台顶层的那位观众就把脸靠在栏杆上，当表演者退场时，他犹如身陷噩梦，不知不觉地哭泣起来了。

谢莹莹 译

一页陈旧的手稿

我们似乎大大疏忽了捍卫国土。我们对此一直漠不关心，忙自己的事去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桩桩事却令我们忧虑。

我在皇宫前的广场上有一间鞋铺。天刚蒙蒙亮，我一打开店铺，就看见通向广场的所有街口都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但他们并非我们的士兵，显然是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就长驱直入，攻到了京城，京城离边界远得很呢。反正他们就在那儿了；人数似乎与日俱增。

他们按自己的生活习惯，露营而居，因为他们讨厌房屋。他们忙着磨剑、削箭、练习骑马。他们把这个安安静静、总是被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的广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厩。我们虽然有时试图冲出店铺，至少将最恶心的垃圾清除掉，却越来越少这样做了，因为我们的辛劳于事无补，而且我们这样做冒着很大的危险，可能会被野马踢伤或遭鞭子抽打。

与游牧人交谈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语言他们不懂，而他们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互相交谈时就像一群寒鸦。寒鸦的聒噪声不绝于耳。他们不明白也根本不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机构。因此，他们对任何一种手势都不屑一顾。你就是把下巴颏儿点得脱了臼，把手比划得错了位，他们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经常扮鬼脸；接着，翻白眼，吐白沫，其实他们做这种表情，既不是要表达什么意思，也不是要吓唬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习惯使然。他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不能说他们使用暴力。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人们就已拱手相让。

我的储存他们也拿了不少。可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比如我亲眼看见对面那个卖肉的是什么遭遇。他刚把肉摆出来，就被一抢而空，被游牧人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他们的马也吃肉；屡见不鲜的是，一个骑兵躺在他的马旁，人马各咬一头，共食一块肉。卖肉的很胆小，不敢中断供肉。可我们十分理解他的苦衷，一起凑钱支援他。游牧人要是没肉可吃，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即便他们天天有肉吃，又有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最近，卖肉的屠夫寻思着，他起码不必费劲屠杀了，于是，早上就牵来一头活牛。他可千万别再这样做。我在我的铺子后面躺了将近一个钟头，平躺在地上，把我所有的衣服、被单和床垫都堆在身上，只是为了堵住耳朵，免得听见那头牛不停的吼叫，游牧人将它团团围住，扑向它，用牙从它热腾腾的身上咬下一块又一块肉。这喧嚣平息了好半天，我才敢走出门去；他们疲惫地躺在那头牛的残骸四周，仿佛醉倒在酒桶周围的酒鬼。

就在那时，我觉得看见了皇帝本人就在皇宫的一扇窗户旁；平时他从不到外宫，一直只住在最里层的花园里；这时，他却站在那儿，至少我这样觉得，他就站在一扇窗户旁，低垂着头注视着就在他的宫殿前发生的喧嚣。

“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大家你问我，我问你。“这些负担和折磨，我们还要承受多久？皇宫招引了游牧人，却不知该如何把他们赶走。皇宫的门紧闭；皇宫的卫队以前总是迈着正步庄严地走出走进，现在却守在安了铁栅栏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些手艺人，我们这些买卖人；我们可担当不起这个重任；我们也从来没有吹嘘过自己有这本事。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因此走向灭亡。”

杨劲 译

豺与阿拉伯人

我们在绿洲上宿营。旅伴们都睡了。一个阿拉伯人，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白，走过我身旁；他喂好了骆驼，走向睡觉的地方。

我仰面躺倒在草地上；我想睡觉，却睡不着；远处传来豺的哀嚎声；我重又坐起。刚才听起来还那么遥远，突然近在眼前。一大群豺将我团团围住；它们眼中闪烁着黯淡的金光；细长的身躯仿佛在受鞭笞，敏捷而有节律地扭动着。

从我背后走出一只豺，他从我的臂下钻过，紧贴着我，似乎需要从我这儿取暖，然后走到我面前，几乎与我四目相对，说道：

“我是这一带岁数最大的豺。能在这儿欢迎你，我深感荣幸。我都快不抱希望了，因为我们等你等得太久了；我的母亲等过，我母亲的母亲等过，上至各代母亲，一直到所有豺的始祖母。请相信我！”

“我感到很惊异，”我说道，忘了点燃身旁准备好的木棒，木棒的烟可以驱散豺。“听你这样说，我很惊异。我从北部高地来到这里，纯属偶然，我在做一次短期旅行。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呀，各位豺？”

我的这席话可能太友好了，似乎给它们壮了胆，它们把我围得更紧了；所有的豺都急促地喘着气，呼哧作响。

“我们知道，”那头最老的豺开腔了，“你来自北方，正因如此，我们对你寄予希望。北方是理智之地，而这儿，阿拉伯人根本没有理智。你知道，从他们冷酷的傲慢里激不出一点理智的火花。他们为了吃肉，屠杀动物，对动物的腐尸不屑一顾。”

“别那么大声，”我说，“阿拉伯人就睡在附近。”

“你真是个外地人，”这只豺说，“否则你就该知道，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豺怕过阿拉伯人。难道我们应当怕他们？我们落到与他们为伍，难道还不够惨吗？”

“可能是的，可能是的，”我说，“我对与己无关的事不愿妄加评论；看来这场争端由来已久；恐怕已根深蒂固地溶入了血液；或许也只有血流尽，才能了结。”

“你真聪明，”老豺说；众豺们喘息得更急促了；仿佛在疲于奔命，肺部拉风箱似的，其实它们站着一动不动；从它们张开的嘴里喷出一股臭味，我必须不时地咬紧牙关才能忍受，“你真聪明；你的话与我们的古老教义一个样。我们吸干他们的血，争端也就了结了。”

“哦！”我不由得粗声嚷道，“他们会反抗的；他们会用猎枪把你们全打趴下。”

“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它说，“你是按人的思维理解的，看来北方高地的人也难免这样想。我们不会要他们的命。否则，我们跳进尼罗河也洗不清这污秽。只要一看见他们活生生的身体，我们就跑得远远的，跑向比较纯净的空气，跑向沙漠，因此，沙漠是我们的家乡。”

这时，从远方又跑来了许多豺，加入到围成一圈的豺中，它们全都把脑袋耷拉在两条前腿之间，用爪子摩挲着；它们像是在掩饰某种憎恶，这憎恶太可怕了，我真想纵身一跃，逃出它们的包围圈。

“那你们打算做什么？”我问道，想站起身；却站不起来；两只小豺在我身后紧紧咬住了我的外套和衬衣；我只好继续坐着。“它们噙着你的后襟，”老豺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表示尊重。”“它们应当放开我！”我喊道，一会儿看看老豺，一会儿转向小豺。“它们当然会放开的，”老豺说，“如果你这样要求的话。不过要稍稍等一会儿，因为它们按照礼节，咬得太深了，得先慢慢松开牙齿。趁这会儿，你听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这种行为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我说。“我们很笨拙，你别见怪，”他说道，头一次用上了他那天然嗓音里的诉苦腔，“我们是可怜的动物，我们只有牙齿；不论我们想做什么，好事和坏事，我们都只有牙齿可用。”“那你想做什么呢？”我问道，口气只稍微温和了一点。

“先生，”他喊道，众豺齐声嚎叫起来；叫声飘到遥远的天边，宛如一段旋律。“先生，你应当结束这场将世界一分为二的争端。我们的祖先已经描绘出来了，你就是做这事的人。我们必须从阿拉伯人那儿获得和平；获得可以呼吸的空气；清除了他们，举目四望，一直远眺到天际；不会再听到羊儿被阿拉伯人宰杀时发出的惨叫；所有牲畜都应当老死而终；等它们死了，我们就吸其血，噬其骨，将残骸打扫得一干二净。纯净，我们想要的就是纯净，”——这时，众豺在流泪，抽泣——“你这么高贵的心，可爱的肺腑，怎么忍受得了世上有这种人？他们的白衣服脏兮兮；他们的黑衣服脏兮兮；他们的胡子脏得吓死人；他们的眼角令人作呕；他们一抬起胳膊，就露出黑乎乎的腋窝。所以，哦先生，所以，哦亲爱的先生，劳驾你无所不能的手，劳驾你无所不能的手，拿起这把剪刀，割断他们的喉咙吧！”说着，他一摆头，随即过来一只豺，它的一个牙齿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缝纫小剪刀。

“终于亮出剪刀了，到此为止吧！”我们旅行队的阿拉伯领队喊道，原来他顶着风悄悄溜到了我们身旁，边喊边挥舞着手中巨大的鞭子。

众豺四散奔逃，没跑多远却站住了，紧靠着蹲在一块儿，那么多的动物纹丝不动地紧挨着，看上去仿佛一道窄窄的栅栏，周围飞舞着荧荧鬼火。

“先生，这回你耳闻目睹了这出戏，”这个阿拉伯人一边说一边开怀大笑，已经有违他的民族的矜持。“那你知道这些动物想干什么了？”我问。“当然，先生，”他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有阿拉伯人，这把剪子就会在沙漠中漫游，会一直追随着我们，直至我们的生命终结。这把剪子被提供给每个欧洲人，以便他完成大业，在它们眼里，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是来完成这项使命的。这些动物抱着多么荒唐的希望；它们是傻子，地地道道的傻子。我们因此爱它们；它们是我们的家犬；比你们的家犬更漂亮。你看，今晚死了一头骆驼，我已经让人把它拖过来了。”

四个人拖着沉重的死骆驼走了过来，将它扔在了我们面前。尸体刚一放下，众豺就嚎叫起来。每只豺都像是被绳子拽着，挣也挣不脱，它们一步一顿，肚皮贴着地，爬上前来。什么阿拉伯人，什么累世仇恨，都已忘得一干二净，面前这具散发着臭气的死尸抹去了它们的所有记忆，使它们心醉神迷。一只豺已经扑在了骆驼脖子上，第一口就咬住了动脉。骆驼的每块肌肉都在被撕扯着，都在抽搐着，就像一个急遽奔流的水泵徒劳地试图扑灭一场冲天大火。顷刻间，众豺已趴在尸体上，忙着同样的事，它们层层叠叠，垒得高高的。

这时，领队扬起鞭子，金蛇狂舞般在它们身上狠抽。它们抬起头；还沉迷其中，迷迷糊糊；看见阿拉伯人站在面前；嘴巴和鼻子上这才感觉到了鞭打的疼痛；跳着撤了回去，往后跑了一截。可是，骆驼的血已经流了好多摊，还在热腾腾地往外涌，尸体上好几处都裂开了大口子。它们抵挡不住这诱惑；它们重归原位；领队又扬起了鞭子；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你是对的，先生，”他说，“我们让它们干它们的本行吧；而且，我们也该上路了。你看见它们了。奇异的动物，对吧？它们多么恨我们啊！”

杨劲 译

在矿井的一次视察

今天，最高的工程师们来过我们井下。决策部门下达了某项任务，要求铺设新坑道，工程师们就来了，以便进行初步测量。他们多年轻啊，而且这么年轻就已各具特色！他们都是自由成长起来的，年纪轻轻，鲜明的个性就已无拘无束。

其中第一位，黑头发，很活泼，眼睛骨碌碌地到处瞧。

第二位拿着一个笔记本，边走边画图，东张西望，比较着，记录着。

第三位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全身都显得紧绷绷的，笔挺地走路；保持着尊严；只是不停地咬着嘴唇，显露出跃跃欲试、按捺不住的朝气。

第四位向第三位做着解释，而第三位并没有要求他这样；他比第三位矮，像个有事相求的人，在第三位身旁一路跑着，食指总是伸向空中，似乎把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都一一报告给第三位。

第五位，可能级别最高，不要任何陪同；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一行人的步调都跟他保持一致；他面色苍白，身体羸弱；肩负的重任使他双目凹陷；他在沉思时，常常用手抵着额头。

第六位和第七位走路时微微弓着腰，他们头挨头，手挽手，亲密地交谈着；这儿若不明摆着是我们的煤矿，我们的工作地点若不是在这最深的坑道里，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两位瘦骨嶙峋、没有胡子、大鼻子的先生是年轻牧师。其中一位老是带着猫一样的呼噜声，暗自发笑；另一位也是笑眯眯的，也说着话，也用那只空出的手打着节拍。这两位先生对自己的地位一定有把握得很，他们想必年纪轻轻就已为我们煤矿做出了很大贡献，要不然，他们现在怎么能在如此重要的视察中，就在领导的眼皮底下，旁若无人地只谈着自己的事或至少与眼前的任务无关的事。或者，他们虽然嘻嘻哈哈，心不在焉，可能把该注意的全都注意到了？对这种先生，人们不大敢下定论。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比如第八位就比刚才那两位，可以说比所有其他先生都认真多了。他什么都要摸一摸，用一把小锤子敲敲，他一再把锤子从口袋里拿出来，又老把它放回去。有时，他不顾考究的衣服，一下子跪在脏兮兮的地上，敲敲地，然后又是一边走一边敲敲墙壁或头上的坑顶。有一次，他直挺挺地趴下，趴在那儿一声不响；我们都以为出事了；可他的瘦长身子稍稍一缩，一跃而起。原来他又仅仅是做了一次调查。我们自以为对我们的煤矿和矿石了如指掌，然而，这位工程师以这种方式不停地在调查着什么，这我们就弄不明白了。

第九位推着一辆童车，车里放着测量仪器。这都是极其贵重的仪器，包在十分细软的厚棉花里。这车原本应当是杂役推的，但他们信不过杂役；只好让一位工程师来推，他看上去还挺乐意干这事。他可能是最年轻的，可能还根本不懂所有这些仪器，但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这些仪器，以至于好几次险些把车推得撞到墙上。

另外还有一位工程师，他一路在车旁走着，防止车撞墙。他显然很精通这些仪器，像是真正的仪器保管员。他并不让车停下，时不时地取出仪器的一个部件，察看个遍，拧开或是拧紧螺丝，摇一摇，敲一敲，拿到耳边，侧耳细听；这时，推车的多半把车停住，他终于把这个从远处几乎看不见的小东西，小心翼翼地重又放进车子。这位工程师有点霸道，这不过只是就仪器而言。离车还有十步远，我们就应当按手指无言的示意闪开，即便有的地方根本无处避让。

走在这两位先生之后的，是无所事事的杂役。先生们那么博学，自然早已放下了架子，杂役倒像是端起了架子。一只手放在背后，另一只手在前面摸着制服的镀金纽扣或质地精细的布料，频频向左右点头，似乎我们向他问好了，他也就点头致意，或者他以为我们向他问好了，可他堂堂一杂役，怎么能去核实这种事。我们当然没有向他问好，但看他这副神气，真会以为他当煤矿决策部门的杂役，也是了不得的。他一走过去，我们自然就要笑，不管我们怎样笑，就是一个响雷也不能使他转过身来，他显得深奥难解，这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

今天没干多少活儿；中断的时间太长了；这样一次视察让大家根本没有心思干活。我们太喜欢目送先生们走向黑暗的试用坑道，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一眨眼工夫，我们该换班了；我们就看不见先生们返回了。

杨劲 译

邻村

我的祖父老爱说：“生命太短暂。在我现在的回忆中，生命缩成了一块儿，我简直难以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能下决心骑马去邻村而不担心，要骑这样一段路——且不说路上可能发生不幸——，就连正常的、幸福度过的一生也远远达不到。”

杨劲 译

家父的忧虑

有些人说，“俄德拉代克”这个词源于斯拉夫语，因此他们试图在斯拉夫语中查明它的构成。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个词出自德语，斯拉夫语只是对它有所影响。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由此可见，两种都不对，尤其因为靠它们发现不了这个词的任何含义。

如果不是确有其物——它叫俄德拉代克——存在，当然没有人会去搞这种研究。乍一看，它像个扁平的星形线轴，又像是缠上了线的；即便如此，也只会是扯断了、接在一块儿、乱做一团的旧线头，质地不一，颜色各异。它却不仅是个线轴，从星的中央伸出一个小横条，右上角还有一个小横条。后一个小横条在一边，星星射出的光芒在另一边，这样，整个身体就能够直立，仿佛支在两条腿上。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个形体以前可能有实际用途，现在不过是被砸烂了。似乎又并非如此，至少找不到这种迹象；在它身上看不到任何附加或断裂的部位，暗示以前可能是另一副模样；它的身体尽管很怪诞，却也自成一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并不了解，因为俄德拉代克特别敏捷，人们逮不住它。

它不断变换住处，阁楼上，楼梯间，走廊里，过道上。有时候，好几个月都见不到它；它多半是迁居到别的房子去了；然后它必定又会回到我们的房子。有时出门时，见它正倚在下面楼梯扶手上，就想和它聊聊。当然不会给它提很难的问题，大家对待它就像对小孩一样——因为它的身体那么一丁点儿大。“你到底叫什么？”人们问它。“俄德拉代克，”它说道。“那你住在哪儿？”“居无定处，”它一边说一边笑；这种笑声，没有肺的人才发得出来。这笑声听起来恍若落叶的沙沙声。交谈多半到此为止。就连这两句回答也并非总能得到的；它常常沉默良久，仿佛一截木头，而它看上去也像木头。

我徒劳地问自己，它将会怎样。它会死吗？所有会死的事物生前一定有个目标，有种作为，这样它才能消耗生命；俄德拉代克却不是这样。有朝一日，它不就会拖着长长的合股线滚下楼梯，滚到我的孩子和我的孩子的孩子的脚边？它显然不会伤害任何人；但一想到它可能活得比我还长久，我几乎感到痛楚。

杨劲 译

十一个儿子

我有十一个儿子。

老大其貌不扬，却稳重而聪颖；不过，我并不很器重他，尽管作为父亲，我爱他像爱所有其他孩子一样。我觉得他的头脑过于简单。他不左顾右盼，也没有远见，就在自己的狭隘想法里不停地兜圈子，甚至就在原地打转。

老二长得一表人才，身体修长，体格匀称；看他击剑，真是赏心悦目。他也很聪颖，不仅如此，还很练达世情；他见多识广，因此，就连家乡的人都宁愿和他交谈，而不是和一直呆在家乡的人。这个优点不只、甚至根本上并非得益于旅游，毋宁说，它属于这个孩子的无人企及之处，比如，谁要想模仿他跳水的动作，就会承认这一点，他跳水时能翻好几个跟斗，动作疯狂而又稳健。模仿者的勇气与兴致只够走到跳水板顶端，然后他不往下跳，而是突然坐下了，抱歉地举起双臂。——尽管如此（我本应为这样一个孩子感到欣慰的），我与他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阴影的。他的左眼比右眼略微小点儿，不住地眨巴着；这只是白璧微瑕，他的脸甚至因此显得更帅气了，而且，人们面对他的卓尔不群只能望其项背，谁也不会挑剔他那只眨巴着的小眼睛。而我，他的父亲，挑剔它。使我难过的当然并非这个身体缺陷，而是他在精神上与之相应的轻微失衡，在他的血液里胡碰乱撞的某种毒素，他的某种无能，使他无法将自己生命中只有我才看得出来的天资发挥得尽善尽美。另一方面，这点恰恰又使他成了我的真正的儿子，因为他的这个缺陷也是我们全家的缺陷，只不过在这个儿子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老三也很漂亮，但并非我所喜欢的漂亮，而是歌手的漂亮；曲线优美的嘴唇，如梦似幻的眼睛；脑袋后面需要褶纹作衬托；高高隆起的胸脯；双手动不动就举起，动不动就放下；双腿立不稳，直颤悠。而且：他的嗓音并不圆润，能迷惑一时半会儿，引起内行的注意，但随即就底气不足了。——尽管总体上到处都是诱惑，鼓动我炫耀这个儿子，我还是宁愿将他藏在家中；他自己倒也不硬要去出风头，可这并非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而是出于单纯。他也觉得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仿佛他虽是我们家的成员，却还属于另一个家庭，一个他已永远失去的家庭，他经常闷闷不乐，什么也不能使他高兴起来。

我的老四可能是所有儿子里最随和的。他真正是我们时代的产儿，大家都能理解他，他和所有的人都打成一片，大家不禁对他点头称是。或许由于这种普遍的赞许，他的性格比较随便，他的举止比较无羁，他的判断比较随意。他的一些言论被人反复引用，但只是一些而已，因为总体上，过于随便又是他的弱点。他就像一位高空跳跃者，令人赞叹地一跃而起，燕子般划破天空，最后却无可挽回地落在了荒凉的尘埃中，一事无成。这些想法使我一见到这个儿子就黯然神伤。

老五可爱而善良；不轻易许诺，但许诺必定兑现；他太不起眼，大家和他在一起时，都忘了他的存在；他却因此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如果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答不上来。或许纯真倒最容易穿透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喧嚣，而他很纯真。可能过于纯真了。他对任何人都很和善。可能过于和善了。我承认：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称赞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称赞一个像我儿子这样的显然值得表扬的人，简直就是没把表扬当回事儿。

我的老六看上去像是——至少第一眼给人这种印象——所有儿子中最深沉的。垂头丧气却又夸夸其谈，因此是个难相处的人。当他处于劣势时，就会消沉得无以自拔；一旦他占了上风，就会以夸夸其谈来保持优势。我并不否认他有某种忘乎所以的激情；大白天，他经常陷入沉思，恍如置身梦境，步履维艰。他没病——他的身体棒得很呢——，有时却脚步踉跄，黄昏时尤其如此，可他不需要人搀扶，也不会跌倒。这可能是他的身体发育造成的，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的个子太高了。这使他整个身体显得不漂亮，尽管他身体的个别部位漂亮极了，比如他的手和脚。而且，他的额头也不好看；不仅皮肤起皱纹，骨头也有些干瘪了。

老七可能比其他所有儿子更贴我的心。世人不懂得赏识他；他们不懂得他那独特的幽默方式。我并不高估他；我知道他微不足道；假若世人的过失仅仅在于不知道赏识他，这真是无可厚非。我在家里可不愿缺少这个儿子。他既给家里带来不宁，也带来对传统的敬畏，并将这两者结合成——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无懈可击的整体。面对这个整体，他却不知所措；他不会使未来之轮转起来；不过，他的这一天赋已经很振奋人心，很有希望了；我希望他有孩子，子子孙孙，繁衍下去。可惜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他怡然自得——这是我不理解也不愿看到的，与周围人的观念背道而驰——，一个人东游西逛，对姑娘们根本不理会，总是好心情。

我的老八让我头疼，我还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他看我的目光就像我是个陌生人，而我觉得自己与他有着亲密的父子亲情。光阴荏苒，许多事变得容易承受了；以前一想到他，我有时就会浑身打颤。他我行我素；断绝了与我的一切联系；凭着坚硬的头颅，敦实的身体——只是他小时候双腿很虚弱，不过现在恐怕已经发育均衡了——，不管去哪儿，他都一定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时常想叫他回来，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问他为什么杳无音信，他这样做究竟意图何在，但他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且已经过了这么久，姑且顺其自然吧。我听说，他是我的所有儿子里惟一蓄络腮胡子的；他那么小的个子，留络腮胡子肯定不好看。

我的老九风度翩翩，他的媚眼天生就是要勾女人的魂的，他的目光太迷人了，有时甚至我都会上钩，尽管我知道，其实只需要一块湿海绵就能拭去这层神奇的光辉。这个男孩的特别之处却在于，他根本无意于引诱任何人；能在长沙发上躺一辈子，将目光浪掷于天花板上，或者干脆闭目养神，他就很满足了。他这样心满意足地躺着时，就很健谈，谈得还不赖；精练而生动；不过，话题只限于狭窄的范围；一旦越出这些范围——范围太狭窄，这也就在所难免——，他的话就变得空洞无物了。人们若是指望睡眼矇眬的他还能看得见手势，一定会挥手叫他住口的。

我的第十个儿子被认为是表里不一的人。我既不想完全否认，也不想完全承认他的这个缺点。他的庄重远远超出他的年龄，他总是身穿扣得严严实实的小礼服，头戴虽旧却刷得一尘不染的黑礼帽，面无表情，下巴往前突出，肿眼皮沉甸甸地压在眼睛上，两个手指时不时地放到嘴边，——谁见他这样走过来，都肯定会想，这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可是，听听他说话吧！明智；审慎；简洁；回答问题巧妙而生动；与整个世界保持着惊人、自然而又欢快的和谐；这种和谐必定会使人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很多人自以为很聪明，并因此厌恶他的外表，却被他的言谈深深吸引了。另外一些人不介意他的外表，却觉得他的言谈很虚伪。我，作为父亲，不想在这里判定谁对谁错，但我必须承认，后一种判断者绝对比前一种更值得重视。

我的第十一个儿子很纤弱，恐怕是我的儿子里最弱的；可是，他的柔弱有种迷惑性；有时候，他能表现得十分强壮坚决，不过即便这时，他的柔弱终究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柔弱不让人感到羞耻，惟有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才会觉得这是种柔弱。比如，鸟儿准备起飞时摇晃不定，扑扑振翅，不也很弱吗？我的儿子所表现出的就是类似情形。这当然不令做父亲的高兴；很明显，这意在毁灭这个家。有时候，他看着我，似乎想对我说：“我会把你也带上，父亲。”我就想：“我在这世上无依无靠了，才会依靠你。”他的目光像是又在说：“但愿我至少是你最后的依靠。”

这就是我的十一个儿子。

杨劲 译

杀兄

已经证明，谋杀是这样完成的：

施玛尔，谋杀者，在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九点钟左右，藏在那个街角上，这是被害人韦瑟的必经之处，他得走出他的办公楼所在的小街，从这儿拐向他住的那条小街。

寒冷刺骨的夜风。施玛尔却只穿了件薄薄的蓝色上衣；短外套也没有扣上。他不觉得冷；他一直在活动。他的杀人凶器半似匕首半似菜刀，他一直将它紧紧攥在手中。对着月光瞧着刀；刀刃寒光闪闪；施玛尔还不满意；他举起刀劈向路面的石块，火花四溅；可能后悔了；为了弥补损失，他像拉小提琴一样在靴底来回拉抹刀刃，就这样单腿站着，身体前倾，一边听着刀在靴底发出的声响，一边注意着性命攸关的侧街的动静。

居民帕拉斯为什么听任这一切发生？他就在近处，从三楼的窗户观察得一清二楚。探究一下人性吧！他竖起衣领，睡衣紧紧束住臃肿的身体，他摇着头，往下看。

离他有五幢房子远，跟他斜对着，韦瑟夫人身着睡衣，披了件狐皮大衣，正朝街上张望着，她丈夫迟迟未归，今天耽搁得真久。

终于，韦瑟的办公楼前响起了门铃声，铃声太响了，响彻城市，飘向夜空，韦瑟，勤勉的上夜班的人，走出了办公楼，路上看不见他，只有门铃声宣告他出来了；石板路上随即响起了他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帕拉斯将身子探出窗户老远，他可什么也不能错过。韦瑟夫人听见门铃声，当啷一声关上了窗户。施玛尔却跪下了；他身上只有脸和手是裸露着的，于是他把脸和手紧贴在石板上；天寒地冻，施玛尔浑身滚烫。

就在两条小街的分路处，韦瑟站住了，只将身体倚着的手杖拄在对面的街上。一时兴起，夜空吸引了他，夜空中的深蓝与金黄。他一无所知地凝视夜空，一无所知地稍稍掀起帽子，把头发掠到帽下；天空中没有出现任何迹象，向他启示即将到来的厄运；夜空中的一切保持着不可理喻、不可探究的原状。韦瑟继续往前走，这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可他走到了施玛尔的刀下。

“韦瑟！”施玛尔喊道，踮起脚，伸出胳膊，尖刀直刺过去，“韦瑟！尤丽亚白等了！”施玛尔往他脖子右戳一刀，左戳一刀，第三刀深深地扎进肚子。水耗子，被开膛，发出的声音和韦瑟很像。

“干完了，”施玛尔说，将刀子——这个沾满鲜血的累赘——扔到近旁的那幢房子前。“杀人万岁！让他人流血，多么轻松，多么舒畅！韦瑟，你这老夜游神，朋友，酒伴，你的滴滴鲜血渗入黑暗的石板路。你干吗不是一个血泡，那多简单，我只需往你身上一坐，你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是一切愿望都实现了，不是所有的美梦都尽善尽美，你的沉重的身躯就躺在这儿，怎么踢你都已没有反应。你又何必提出无言的质问？”

帕拉斯，心乱如麻，打开两扇房门，站在那儿。“施玛尔！施玛尔！全看见了，什么都没漏掉。”帕拉斯和施玛尔互相审视着。这让帕拉斯感到满足，施玛尔脱不了身。

韦瑟夫人夹在一大群人中，匆匆赶来，她吓得脸顿时苍老了许多。身上的皮衣敞着，她扑倒在韦瑟身上，她那睡衣里的身体是属于他的，覆盖在这对夫妻身上的皮衣就像长满坟头的青草，它属于众人。

施玛尔，努力抑制住最后的恶心，嘴唇抵在警察的肩头，让他轻松地带走了。

杨劲 译

一个梦

约瑟夫·K做了个梦：

天气很好，K想散散步。可他刚走了两步，就已到了墓地。墓地上有很多精心铺设、迂回曲折、不便行走的小径，他却平稳地飘浮着，滑过一条这样的小径，就像滑过湍急的河流。他老远就看见一座新垒起的坟堆，想在那儿停下。这个坟堆对他几乎有种诱惑，他急不可待地想走近前去。有一阵儿，他几乎看不见这坟堆，坟堆被旗帜挡住了，旗帜翻卷着，猛烈地互相拍击着；看不见执旗杆的人，却仿佛听到那儿传来一片欢呼声。

当他仍将目光投向远处时，突然发现这座坟堆就在身旁的路边上，他差点儿走过了。他赶紧跳进草丛里。他往下跳时，脚下的路仍在飞奔，他一下子没站稳，恰好跪倒在这座坟堆前。坟堆后面站着两个男人，他俩把一块墓碑举在中间；K刚一出现，他们就把墓碑插进土里，墓碑立在那儿，就像砌上去的一样牢实。随即，灌木丛里又走出来一个男人，K一眼便认出这是位艺术家。他只穿着裤子和一件潦草扣上的衬衣；头戴一顶平绒帽；手里拿着一枝普通铅笔，一边走，一边就用铅笔在空中写画着。

就用这枝铅笔，他开始在墓碑上端写字了；墓碑很高，他根本用不着弯腰，但他探身向前，因为坟堆挡在他和墓碑之间，他又不愿踩在坟堆上。于是，他踮着脚，左手撑着墓碑。他用那枝普通铅笔，凭着精湛的技艺，竟写出了闪金的字母；他写道：“这儿安息着——”每个字母都很圆润漂亮，深深地镌刻在墓碑上，金光闪闪。他写到这儿时，回头看了看K；K正急切地等着看下文，没有去注意写字的人，只目不转睛地盯着墓碑。这人真的又开始写了，却写不下去，心里有什么疙瘩，他放下铅笔，又转身看着K。这次，K也看着艺术家，发现他面带窘色，却不能说出缘由。他先前的神气活现全不见了。见他这样，K也觉得很尴尬；他们彼此交换着无奈的目光；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误会，他俩谁也消除不了的误会。这时，送葬乐队的小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但艺术家举起手挥了一下，钟声戛然而止。片刻之后，钟声又响起来；这次声音很轻，没有人提出特别要求，随即终止了；仿佛只是在试音。K为艺术家的处境感到十分难过，他哭了起来，久久地掩面而泣。艺术家一直等到K平静下来，决心不管怎样都继续写，因为他别无他法。他写出的第一笔对K是一种解脱，而艺术家显然是很违心地写出来的；字体也没那么漂亮了，不再闪金光，显得苍白无力，字母倒变大了。这是一个J[1]，这个字母都快写完了，艺术家突然怒气冲冲地一脚踩进了坟堆，坟堆的土四散飞溅。K终于明白了；已经来不及求他别写了；艺术家用十指刨土，土很松软；看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坟堆上只是铺了一层薄土做样子；刨开这层土，顺着陡直的坑壁，敞开了一个巨大的墓穴，K感到身后涌来一股柔和的气流，他一头坠入了墓穴。在下面，昂着头的他已被无底的深渊吞没，而在上面，墓碑上正龙飞凤舞地写着他的名字。

他为这番景象心醉神迷，梦醒了。

杨劲 译

[1] J是约瑟夫（Josef）的起首字母。——译注

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

我十分荣幸应你们的要求，呈交一份有关我先前的猴子生涯的报告。

很遗憾，我无法真正满足你们的要求。我脱离猴子生涯已近五年，这段光阴从日历上看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可是像我这样，纵马飞驰过了一天又一天，就觉得它无比漫长了。路途中时而有杰出人士的陪伴，时而有规劝、喝彩以及乐队的伴奏，但我根本上还是在孑然独行，因为所有的陪伴——说的形象些——都是远离栅栏的。我当时如果执意要坚守我的起源，抓住少年时代的回忆不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了。而放弃执著恰恰是我给自己定的最高戒律；我，一只自由的猴子，却给自己加上了这个约束。回忆因此而日渐渺茫。倘若人类愿意，我当时本可以通过天地之门返回过去，可是随着我不断被驱赶向前，这扇门也就变得日益低矮，日益狭窄；我在人类世界中感到更舒服、更安全；从我的过去刮来的那股追随着我的狂风，渐渐减弱；如今，它不过是吹拂着我脚后跟的一丝凉风；远方的那个洞口，风曾从中吹过，我曾从中钻出，但它已变得很小，即便我有足够的力量与意志跑回到这个洞口，要穿过去，也非得磨掉一层皮不可。直说了罢——虽然我讲这些事喜欢用比喻——你们先前的猴子生涯，我的先生们，只要你们曾经历过这种阶段，它距离你们不会比我的猴子生涯离我更遥远。可这段生涯抓挠着地球上每一位行走者的脚后跟：不论是小小的猩猩，还是伟大的阿喀琉斯[1]。

不过，在最狭窄的范围内，我或许能够回答你们的询问，而且乐意为之。我所学的第一件事是握手；握手表示坦诚；但愿今天，当我的生命轨迹达到顶峰时，除了最初学会的握手以外，我还能说几句坦诚的话。对科学院来说，我的话并无崭新之处，与你们对我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管怎样，这份报告应当勾勒出一只昔日的猴子闯入人类并在其中立足所走过的路程。尽管如此，我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如果在文明世界的所有大杂耍剧院中的地位尚未达到稳若磐石的地步，就连下面这些微不足道之事，也绝对不敢说的：

我来自黄金海岸。至于被捕获的经过，我是从他人的报道中得知的。哈根贝克公司的一个狩猎探险队——顺便提一句，打那以后，我与探险队队长已喝光了好几瓶红葡萄酒——埋伏在岸边的树丛里，我们一群猴子傍晚时分去饮水，他们开枪了；我是惟一被击中的，挨了两枪。

一枪打在脸颊上；只是轻伤；却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大红疤，我由此而得名“红彼得”。这个名字很讨厌，根本名不符实，只有猴子脑袋才想得出，似乎我与那只刚刚丧命、小有名气、被驯服的猴子彼得的惟一区别在于，我脸上有这块红疤。这是题外话了。

另一枪打在臀部下面。这伤很重，以至于我现在走路还有点跛。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成千上万捕风捉影的家伙在报纸上大放厥词，这也是其中一位——中读到：我的猴子本性还没有被完全抑制住；证据便是，每当参观者来到时，我总爱脱裤子，让大家看子弹射入的地方。真该用子弹把这家伙写字的手指一个个打掉。我，我想在谁面前脱裤子，就在谁面前脱，谁管得着；大家看到的不过是保养良好的毛皮和一块伤疤，一颗——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词吧，但愿不会引起误会——龌龊的子弹留下的伤疤。一切都明摆着；没什么好隐藏的；事关真相时，任何一位深明大义之士都会摈弃斯文的。而这位作者如果在客人面前脱裤子，那就另当别论了，他若不这样做，我愿视之为理性的表现。既然如此，这个惺惺作态的家伙就该少来对我评头论足！

我中弹后醒来——从这时起，我自己的记忆开始逐渐萌芽——，发现自己在哈根贝克轮船中舱的一个笼子里。这不是四面安铁栅栏的那种笼子；而只是三面如此，另一面钉死在一个木箱上；木箱就成了笼子的第四面墙。整个笼子太矮，我无法站直，太窄，我无法坐下。于是，我屈膝蹲着，膝盖抖个不停，我一开始大概因为不愿看见任何面孔，就面朝箱子，只想呆在黑暗中，结果背后的铁条紧紧勒进肉里。人们认为，刚捕获到野兽时，把它们这样关起来很有益处，如今，以我的亲身体验来看，我不能否认，从人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如此。

我当时却没这样想。我生平头一次没有了出路；至少不能往前；箱子就堵在我面前，木板一块挨一块钉得牢牢的。虽然木板之间有一条缝隙——我刚发现它时，欣喜若狂，还不可理喻地吼了起来——，可是，这条缝隙小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而且，我使尽猴子的力气也无法将它撑大。

后来人们告诉我，我当时闹腾得特别轻，人们由此推测：我要么很快就不行了，要么，如果能挺过最初这一段严峻时期，我会很容易被驯服。我挺过来了。忍气吞声，伤心地浑身找虱子，有气无力地舔椰子，用脑袋磕碰箱子，有人走近时就吐舌头——新生活刚开始时，我就在做这些事。无论我做什么，心中只有一种感觉：没有出路。当时身为猴子的感受，我现在当然只能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因此难免走样，不过，即使我再也无法如实再现湮没已久的猴子生涯，我的描述至少没有与真相背道而驰，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此之前，我有过许多出路，现在却一条都没有。我走投无路了。即使把我钉起来，我的自由活动余地也不会比这时更小。原因何在？挠破脚趾间的肉，也找不到原因。背靠栅栏险些被勒成两半，也找不到原因。我没有出路，那我必须开辟一条，因为没有出路我就活不下去。一天到晚面对这箱子——那我肯定会完蛋。然而，哈根贝克汽船上的猴子都是面朝箱子的——行，那我不当猴子就是了。这个思路真是清晰美妙，肯定是从我肚子里孵出来的，因为猴子用肚子思考。

我担心人们没有确切理解我所指的“出路”。我用的是这个词最基本最完整的意思。我有意不用“自由”这个字眼。我并不是指这种伟大的面对四面八方的自由感。以前身为猴子时，我可能还了解这种感觉，我也认识一些渴望自由的人。至于我，我当时没有要求过，现在也不要求自由。顺便提一句：人类用自由来自欺欺人的实在太多了。正如自由属于人类最高尚的情感，与之相应的幻觉亦属此列。在杂耍剧院里，我登台演出前常常看见一对艺术家在屋顶的高秋千上忙活着。他们摆动身体，摇来晃去，飞腾跳跃，飘入对方的怀抱，互相咬着头发。“这也是人类的自由，”我想，“自鸣得意的运动。”这简直是对神圣的自然的莫大讽刺！猴子们若目睹这一幕，不把剧院笑塌才怪呢。

不，我不要自由，只要一条出路；往右，往左，随便哪边都行；我别无所求，即便出路到头来仅仅是个幻觉；要求不高，幻觉也就不很严重。我要出去，往哪儿去都行！只要不是紧贴在木箱上举起双臂站着不动就行。

我现在看得很明白：我当时若不是很平静，根本逃脱不了。或许我现在所达到的一切都归功于刚上船那几天之后我内心的平静。而这份平静的获得，我又应感谢船上的人们。

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好人。我现在还很爱回忆他们那回荡在我半梦半醒之中的沉重的脚步声。他们有个习惯，做任何事都是慢吞吞的。要揉眼睛时，他们就会把手像千斤重担般缓缓举起。他们的玩笑粗鲁而亲切。他们的笑声中混杂着咳嗽，听起来可怕，其实并无恶意。他们嘴里总有东西要吐，至于往哪儿吐，他们是无所谓的。他们老抱怨我的跳蚤蹦到了他们身上；不过，他们从不因此真生我的气；他们知道我的长毛里跳蚤猖獗，而且跳蚤是蹦跳高手；他们也就容忍了。不值班的时候，他们有时好几个在我身旁围成半圆坐下；不大说话，只是喉咙里互相咕噜着，躺在箱子上抽烟斗；我只要稍一动弹，他们就拍拍膝盖；时不时有人拿根棍子替我搔痒。现在如果有人邀请我乘坐这艘船，我肯定会拒绝，而同样肯定的是，当我回想那段中舱时光时，并不全是凄惨的回忆。

我从周围人那儿获得的平静首先使我打消了逃跑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似乎就已预感到，要想活下去，就非得找到一条出路不可，而逃跑并不能找到出路。我现在已想不起，当时是否有可能逃跑。但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对于猴子来说，逃跑总是可能的。我现在的牙咬干果都得小心，而当时，我若费一些时间，将笼子的门锁咬断绝对没问题。我没有这样做。假使真这样做了，又能赢得什么呢？刚把脑袋伸出笼门，就又会被逮住，然后被关进一个更糟糕的笼子；或者，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可能就逃到了别的动物那儿去，比如我对面的蟒蛇群，在它们的拥抱中一命呜呼；或者，就算我真溜到了甲板上，跳离了船舷，在汪洋大海上颠簸一会儿，就淹死了。全都是绝望之举。我当时并没有像人那样盘算，但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我的行为仿佛是经过了深谋远虑的。

我不盘算，可我静静地观察着。我看着这些人走来走去，总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动作，我常常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或这些人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我脑中朦朦胧胧地浮现出一个远大目标。没有人对我许诺，说我如果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撤走铁笼子。人们对这种看来不可能兑现的事，是不会许诺的。不过，事情若是真的兑现了，许诺事后也会显现，而且就出现在先前曾苦苦寻觅它的地方。这些人并无特别吸引我之处。倘若我追随前面讲到的那种自由，那我肯定宁愿跳进汪洋大海，而不要这些人的阴郁目光中流露的出路。反正我在想到这些事之前很久，就已经在观察他们了，日积月累的观察才促使我朝这个方向努力。

模仿这些人，真是轻而易举。头几天我就学会吐唾沫了。我们互相往脸上啐；区别仅在于，事后我会自己把脸舔干净，他们却不这样做。我很快就学会了抽烟斗，俨然一个老烟鬼；还用大拇指摁摁烟袋锅，逗得中舱的人哄堂大笑；只有空烟斗与装满烟丝的烟斗之间的区别，我久久不得其解。

最难对付的是白酒瓶子。光闻那味儿，我就直恶心；我竭力抑制自己；即便如此，还是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克服了难受感。说也奇怪，人们对我的这些内心冲突比对我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关心。我在回忆中也分不清这些人，只记得一个人，他老来，有时独自一人来，有时和同伴们一起来，白天来，晚上来，什么时辰都来，拿着酒瓶子站在我面前，给我上课。他弄不懂我，他想解开我的生存之谜。他慢慢拔出瓶塞，然后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懂了；我承认，我总是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与惊慌失措；人类教师走遍地球，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甘拜人类为师的学生；拔出瓶塞后，他将瓶子举到嘴边；我的目光随之移到了他的喉咙；他满意地点点头，举起瓶子对着嘴唇；我为自己渐渐领悟而满心欢喜，吱吱叫着浑身乱挠；他也很高兴，举起瓶子喝了一口；我呢，急不可耐地想效仿他，绝望之余弄脏了笼子，这又使他大为满意；接着，他伸直手臂，把瓶子拿得远远的，又猛地举起来，以夸张的姿势示范性地往后一仰，一口喝干了。我呢，被极度的渴望折磨得四肢瘫软，没法再跟他做下去，虚弱地趴在栅栏上，他这时摸摸肚皮笑着，就这样结束了理论课。

然后才开始实践练习。我不是已经被理论部分弄得精疲力竭了吗？是的，精疲力竭了。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可能地抓住递过来的酒瓶子；用颤抖的手拔出瓶塞；这个动作的成功使我渐渐积聚了新的力量；我惟妙惟肖地举起瓶子；将它放到嘴边，然后——然后厌恶地，厌恶地把它往地上一扔，因为瓶子虽是空的，酒味还在里面。这让我的老师伤心不已，我自己还更难过呢；扔掉瓶子后，我也没忘了得意洋洋地摸摸肚皮笑着，可这对他和我都已于事无补。

如此这般上了无数次课。我的老师真是值得钦佩；他没有生我的气；他有时当然也用燃着的烟斗烫我的毛皮，以致我身上不易摸到的地方烧了起来，可他接着又用他那慈爱的大手把火扑灭了；他没有生我的气，因为他认识到，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消灭猴子本性而斗争，而我这边的任务更艰巨。

因此，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那都是一场多么辉煌的胜利啊：一天晚上，我在许多观众面前——当时可能是个节日，留声机放着音乐，一位军官在人群中穿梭——，就在这天晚上，我趁大家不注意，拿起不小心放在我笼子前的一个白酒瓶子，在大家越来越关注的目光下，动作规范地拔出瓶塞，把瓶子举到嘴边，没有犹豫，没有咧嘴，活像个老酒鬼，双目圆睁，咕噜咕噜喝光了，真的一饮而尽；把瓶子一扔，这回不再是出于绝望，而是艺术家的风采；虽然忘了摸摸肚皮；却——因为我别无选择，因为我不由自主，因为我神魂颠倒——以人的声音简短而准确地喊道：“哈啰！”随着这声喊叫，我飞身进入了人类共同体的飞跃，我感到，他们的惊呼“听呀，他说话了！”仿佛吻了一下我大汗淋漓的身子。

我再说一遍：我并没有兴趣模仿人类；我模仿，因为我在寻找出路，没有别的原因。那一次胜利还没有解决很大问题。我的嗓子马上就不灵了；几个月后才又恢复了；我对白酒瓶的反感甚至更强烈了。尽管如此，有那一次胜利，我的方向就永远确定了。

当我在汉堡被交给第一位驯兽师时，我马上意识到我面前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去动物园，要么去杂耍剧院。我没有犹豫。我对自己说：竭尽全力去杂耍剧院；这是出路；动物园不过是一个新笼子；你一进那儿，就算完了。

于是我学习，我的先生们。哎，学习是出于不得已；学习是想找条出路；我不顾一切地学。用鞭子鞭策自己学习；稍有抵触情绪，就把自己抽得血肉模糊。猴子本性连滚带爬地钻出我内心，嗖嗖地离我而去，以致我的第一位老师自己险些成了猴子，他不得不立即放弃教学，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好在他很快又出院了。

我可耗费了许多老师，甚至同时用好几个。当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比较有把握了，当公众开始关注我的进步了，当我的未来日益明朗时，我就自己聘请老师，让他们坐在五个相邻的房间里，我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同时接受他们的教诲。

这是何等的进步啊！知识之光怎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我那开始苏醒的大脑啊！我不否认：我因此感到幸福。可我也承认：我并没有自视过高，当时没有，现在更不会了。我以迄今为止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努力，使自己达到了欧洲人的平均教育程度。这种程度本身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由于它帮助我摆脱了笼子，为我开辟了这条特别的出路，这条人的出路，它就非同寻常了。有一句成语说得好：溜之大吉。我正是这样做的，我溜掉了。在没有自由可选择的前提下，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我回顾我的发展道路以及迄今为止的目标时，我既不抱怨也不志得意满。双手往裤兜里一插，桌上放着葡萄酒瓶，我半卧半坐在躺椅里，凝视着窗外。如果有客人来访，我就礼貌得体地接待。我的经纪人守在前厅，我一按铃，他就进来听候吩咐。我几乎每晚都有演出，我的成就恐怕已经登峰造极了。当我参加完宴会、科学座谈、温馨的朋友聚会，深夜回到家时，一只半驯服的小母猩猩在等着我，我便按猴子的方式与她如鱼得水一番。白天我不愿看见她；她的目光流露出半驯服野兽的迷乱的疯癫；这只有我看得出，我受不了这目光。

不管怎样，我总体上达到了我的初衷。不能说，为此费那么大劲不值得。另外，我并不想做出人的评判，我只想传播知识，我只是在陈述，向你们，尊敬的科学院的先生们，我也只是做了陈述。

王炳钧 译

[1]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刀枪不入，惟独脚后跟上有一处致命弱点，后导致他丧命。——译注

第一场痛苦

一位空中飞人艺术家——众所周知，这种在大杂耍剧院高高的拱顶中进行的表演是人所能及的难度最大的艺术之一——开始只是为了追求完美，后来也由于积习难改，就养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一直在某家剧院表演，他就日日夜夜地呆在高秋千上。他的所有需求——他的需求很少——由轮流值班的杂役来满足，他们在下面守着，把上面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用特制的容器拉上拉下。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给周围环境造成特别的麻烦；只是在其他节目上演时，这有点干扰，他也不愿回避，仍旧呆在上面，尽管他这时大多很安静，还是会时不时地使观众分神，向他投来一瞥。剧团领导们还是原谅他了，因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不可替代的艺术家。而且，他们当然看得出来，他这样生活并不是存心捣乱，其实，只有这样，他才能一刻不停地保持练习状态，只有这样，他的艺术才能保持完美。

在上面呆着益于健康，天气暖和时，剧院拱顶的一圈窗户全都打开了，强烈的阳光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射进这个昏暗的场所，上面甚至可谓美妙。当然，他的人际交往受局限了，偶尔有位同事顺着绳梯爬上来，他俩就坐在高秋千上，一左一右靠着吊绳，聊会儿天，要不，建筑工人们修缮屋顶时，从一扇敞着的窗户和他说几句话，要不，消防人员来检查最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对他喊几句充满敬意却含混不清的话。平时，他的周围一片寂静；偶尔有位职员下午时分误入这空荡荡的剧院，才会若有所思地仰望那极目高处，空中飞人艺术家并不知晓有人在观察他，正在那儿练功或休息。

空中飞人艺术家原本可以就这样安宁地生活，只是剧团不得不巡回演出，旅行让他很恼火。尽管剧团经理特意安排，尽量缩短他的不必要的痛苦：若是穿过城市，就用赛车，尽可能在深夜里或天刚蒙蒙亮时，以极速驶过阒无一人的街道，然而，与空中飞人艺术家的愿望相比，这当然还是太慢；若是乘火车，就得包下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艺术家在行李网架上度过旅途时光，这虽差强人意，毕竟还能稍稍替代他惯常的生活方式；在下一个巡回演出地，早在空中飞人艺术家到来之前，剧院里就已摆好了高秋千，而且，所有通向剧院的门都大敞着，所有走廊都畅通无阻，——每当空中飞人艺术家一脚踩在绳梯上，眨眼间终于又高高地吊在了他的秋千上时，这仍然是剧团经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剧团经理已成功地安排了许多次旅行，但是，每次新的旅行仍使他很为难，因为撇开其他方面不谈，这些旅行肯定使空中飞人艺术家的神经饱受折磨。

有一次，他俩又同乘火车，空中飞人艺术家躺在行李架上，做着梦，剧团经理坐在对面的角落里，靠窗读着书，这时，空中飞人艺术家轻声叫他。剧团经理马上走过去听候吩咐。空中飞人艺术家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表演杂技时只有一个高秋千，现在他非得总有两个不可，两个相互对着的高秋千。剧团经理立即表示同意。空中飞人艺术家却似乎想要表明剧团经理的赞同或反对都无关紧要，他说，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只在一个高秋千上表演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他一想到这可能真会发生，似乎就不寒而栗。剧团经理小心翼翼，察言观色，再次申明，他举双手赞成，两个高秋千比一个强，而且，这种新布置还有很多好处，会使表演更加丰富多彩。一听这话，空中飞人艺术家突然哭了起来。剧团经理大为惊骇，跳起身，问到底怎么了，由于得不到回答，便站到座位上，抚摩他，将他的脸贴着自己的脸，以致他脸上也流淌着空中飞人艺术家的泪水。然后，他还提了很多问题，说了许多奉承话，空中飞人艺术家才抽噎着说：“手里只有这一根吊杆——我怎么还能活下去！”于是，剧团经理已经觉得比较好安慰空中飞人艺术家了；他答应就在下一站往下一个巡回演出地拍电报，叫他们多准备一个高秋千；他连连自责，不该让空中飞人艺术家这么长时间只在一个高秋千上表演，他感激并夸奖空中飞人艺术家，是他终于提醒了这个失误。就这样，剧团经理使空中飞人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又可以回到自己的角落去了。他自己却没有平静下来，而是充满忧虑地把目光悄悄越过书本，移向空中飞人艺术家。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折磨他，还能有终结之时吗？不就必定会愈演愈烈了吗？不就会威胁生存吗？空中飞人艺术家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看上去睡得很安详，剧团经理觉得确实看见了，最初的皱纹开始爬上了他孩子般平滑的额头。

杨劲 译

小妇人

这是一位小妇人；天生就是个细高挑，她还将腰束得紧紧的；我看到的她总是穿着同一件衣服，淡黄加灰色的料子泛点本木色，饰有少许流苏或同样颜色的纽扣状的小缀物；她从不戴帽子，毫无光泽的金黄色头发光滑而整齐，只是梳得很松散。她虽然束着腰，动作却很敏捷，她当然夸大自己的敏捷，喜欢双手叉腰，将上身猛地扭向一侧。要说她的手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只能说，我还从未见过手指之间分得这么开的手；从解剖学上看，她的手并无古怪之处，是一双完全正常的手。

这位小妇人对我很不满意，她对我总有指责，她总是被我欺负，我处处惹她生气；假如能把生活分成若干小份，拿出每部分来单独评判，那么，我的生活的任何一部分必定都会令她生气。我经常寻思，究竟怎么会使她如此生气；或许我身上处处都不符合她的美感、正义感、习惯、观念、希望，但这种相互格格不入的人多的是，她为何要这么痛苦呢？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种使她不得不为我而痛苦的关系。她只需下定决心，视我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其实我就是个陌生人，而且我不会反对这样的决定，反倒会很欢迎它，她只需下定决心，忘记我的存在——我从来没有强迫她意识到我的存在，将来也不会这样——，一切痛苦就都化为乌有了。我这样说，完全撇开自己不谈，且不说她的举止当然也让我难堪，我撇开这些不谈，因为我认识到了，与她的痛苦相比，我的所有难堪都不足挂齿。我当然完全明白，这并非由爱而生的痛苦；她根本不是真正想让我变好，尤其因为她对我的所有指责并不会阻止我的进步。但她并不关心我的进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对我给她带来的折磨进行报复，对我将来会带给她的折磨加以阻止。我曾试图提醒她，这种持续不断的愤怒最好能有个了结，这一提醒反倒使她勃然大怒，我不会再做这种努力了。

可以说，我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无论在我眼里这位小妇人有多陌生，我俩之间惟一的关系就在于，我给她带来了愤怒，或者毋宁说，她使我给她带来了愤怒，眼见她身体也受痛苦，我不能再无动于衷。我时不时地——最近一段时间更频繁——听到一些消息，说她早上又是面色苍白，睡眠不足，头疼，几乎无法工作；这使她的家人很担心，他们猜这猜那，至今仍然原因不明。只有我知道这种状况的缘由，这就是不断翻新的老愤怒。我当然不会像她的家人那样为她担心；她很强壮很坚韧；能够如此生气的人，大概也能克服生气所产生的后果；我甚至疑心她的痛苦——至少一定程度上——是装出来的，她不过想以这种方式使大家开始怀疑我。她心气太高，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存在怎样折磨着她；因为我而向他人呼吁，她觉得这会有损她的尊严；完全是出于反感，出于无休无止、永远催促着她的反感，她才和我打交道；还把这件不光彩的事公诸于众，她觉得太丢脸。但她时时刻刻处在这件事的压力之下，完全避而不谈也不行。因此，她以妇人的狡黠，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她一言不发，只想将内心的痛苦溢于言表，从而把这件事交给公众评判。她可能甚至希望，公众一旦密切注视我，就会对我产生公愤，以强硬的统治手段对我做出最终判决，与她相对弱小的私愤相比，这要强有力而且迅捷得多；然后，她就会退出，舒一口气，不再理睬我。如果她真这样希望，那就是妄想了。公众不会担当她的角色；即使我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公众也永远不会没完没了地指责我。我并非像她认为的那样是个废物；我不想自吹自擂，尤其是谈这件事时；我即便不能因特殊才具而出类拔萃，也绝不会无能得引人注目；惟独在她眼里，在她的白眼里，我才是这样的，她不可能让其他任何人相信她的看法。如此说来，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不可以，因为如果真的众所周知，我的所作所为把她快气病了，而几位好事者，也就是最勤快的耳报神，已经快要看穿这一点或者至少装作已看穿的样子，众人就会来质问我，究竟为什么不知悔改，折磨这位可怜的小妇人，是不是存心想把她气死，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些，有点同情心，不再折磨她，——如果众人这样质问我，我将无言以对。难道我应当承认，我不大相信她的病状，这样不就会给大家造成不快的印象，觉得我为了摆脱一种罪过而怪罪别人，而且方式如此不雅？难道我可以直说，我即便相信她真有病，也没有丝毫同情心，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小妇人，我俩的关系完全是她建立的，只有从她那方面看才存在？我不是指众人不会相信我；毋宁说，众人既不会相信，也不会不相信我；他们根本就不会考虑是否相信我；他们只会将我关于一位体弱多病的妇人所做的回答记录下来，这对我就很不利了。无论我做出这种还是任何别的回答，众人的无能都会带给我难以摆脱的烦恼，他们不可能不怀疑我俩有恋爱关系，尽管明摆着我俩并没有这种关系，假使有，更多倒会是由我而生的，我若不是因为小妇人的优点而一再受到惩罚，确实有可能始终倾慕她那说服力强的判断和不懈的推论。而她那方面对我绝对没有丝毫友好表示；在这一点上，她很真诚，表里如一；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所在；即使让众人相信她对我很友好符合她的战略，她也不会这样做。在这方面感觉迟钝的公众，会坚持他们的看法，总是做出反对我的决定。

因此，其实我惟一还能做的，就是趁公众尚未干涉，及时地改变自己，即便不能消除小妇人的愤怒——这是不可想象的——，总应当让她稍稍消点气。我的确常常反躬自问，我对自己的现状究竟是否很满意，以至于不想有任何改变，或是否有可能自己做些改变，难道这不可能吗？即使我这样做并非因为出于对其必要性的认识，而只是为了安抚小妇人。我确实这样努力了，付出了辛劳和心血，这甚至符合我的愿望，简直使我开心；个别的改变出现了，而且非常明显，我不必提醒小妇人，只要是这类事，她比我还先注意到，她从我内心已察觉到了我的意图的流露；然而，我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怎么可能有进展呢？我现在已经明白，她对我的不满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就是把我本人除掉也消除不了；她如果听说我自杀了，恐怕会怒不可遏。难以想象，像她这样有洞察力的妇人，我所看到的，她竟看不到：她的努力毫无希望，我是无辜的，我无法达到她的要求，尽最大努力也达不到。她绝对看出了这些，可她天生是个斗士，在斗争的激情中把这些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而我倒霉就倒霉在——我无从做别样的选择，因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当她已怒不可遏时，我还想对她耳语一个告诫。以这种方式我们当然永远无法沟通。每天一大清早，我幸福地走出家门，总会看见这张为我而愁苦的脸，恼怒地撅起的嘴唇，掠过我身上的审视目光——而且在审视前就已知道结果，即使只是稍稍一瞥，也所览无余——，深嵌在少女般面颊上的苦涩微笑，悲叹地仰望苍天，双手叉腰以便站稳，还有气得发白的脸和颤抖的身子。

前不久，我——说到这里，我很惊讶地承认——头一回向一位好朋友暗示了这件事，只是顺便说说，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我还把整个事情的性质——尽管对外界这其实并无严重影响——说得没那么严重。奇怪的是，这位朋友并没有一笑置之，反倒给这件事增添了严重性，不愿转换话题，揪住这件事不放。更奇怪的是，他在一个关键点上却低估了这件事，因为他郑重地劝我出门旅行一段时间。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建议了；事情虽然很简单，任何人只要对它稍有了解，就能看清底细，但也没这么简单，似乎我一走，一切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摆平了。完全相反，我必须尽量避免离开；如果说我有什么应当遵从的计划，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让事情保持在现有的、外界尚未介入的狭窄范围内，也就是维持现状，安然处之，不要因这件事引起显眼的大改变，这也包括别跟任何人谈这事，不过，这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秘密，而是因为这是一件纯私人的也很容易承受的小事，因而不应夸大。在这一点上，朋友的看法并不是毫无用处的，虽然没有教给我任何新东西，毕竟使我更加笃信我的基本观点了。

想得仔细些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似乎已发生的变化并非事情本身的变化，而只是我对它的看法有了发展，我的观点部分地变得更从容、更坚定、更接近实质，部分地也因受持续不断的震动的影响变得有些神经质了，即便这些震动十分轻微，但其影响是不可克服的。

我面对这事比先前从容，因为我想我认识到了，尽管有时一个决定似乎呼之欲出，其实还不会到来，人们——年轻时尤其如此——往往会高估决定到来的速度；只要我的小法官由于看见我而变得虚弱，歪倒在沙发上，一只手抓住靠背，另一只手摆弄着紧身胸衣，愤怒与绝望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我就总以为，决定就要出现了，我马上就会被传唤，就要出庭辩解。决定却根本没有出现，辩护根本没有出现，妇人们动不动就不舒服，众人没时间关心所有的事。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没什么，无非这种事一再出现，时弱时强，事件的总数增多了。人们围着这些事转来转去，只要能找到机会就很乐意插手；但他们没找到机会，他们迄今为止全凭嗅觉，嗅觉除了让他们有的可忙，别无用处。其实总是如此，总有这些百无聊赖、好管闲事的无用人，他们总是以某种极狡猾的方式——最爱用的是亲戚关系——为自己的接近辩解，他们总是窥伺着，鼻子总是灵得很，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只是，他们还站在原位。惟一的区别在于，我逐渐认出了他们，分得清他们的面孔了；我以前还以为，他们是从四面八方逐渐聚到一起的，事情的规模扩大了，自然就会要求做出决定；现在，我想我知道了，一切从来就是如此，与决定的临近不大相关或毫无关系。而决定本身，我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大的字眼？如果有一天——绝对不是明天和后天，也许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公众真处理这件事了（我会一再重申的，公众并不管这件事），那么，我虽然不会毫毛不伤地经受审理，可是不会不考虑到，我并非默默无闻的，我一直为公众所瞩目，深受信赖而且赢得信赖，因此，这个后来才出现的痛苦的小妇人——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我，换一个人，可能早就把她当做无理取闹的人，不为公众所知，无声无息地一脚把她踩扁了——顶多只能在公众早就颁发给我的证书（证书宣布我是受人尊敬的成员）上添加一个丑陋的小花饰。事情的现状就是这样，我不应为此而不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有些不安了，这与事情本身的性质毫无关系；总让某人生气，这是难以忍受的，即便明明知道这人的生气毫无道理；我变得不安了，开始——只是身体——暗暗地期待决定，尽管理智上不大相信决定的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一个年龄现象；青春少年粉饰一切；不大悦目的细节都消失在青春少年旺盛的朝气中了；年轻时可能也有窥伺的目光，但谁也不会见怪，大家根本没有察觉到，甚至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然而，年老时剩下的就是残余，每个残余都是必要的，没有一个残余被更新了，每一个都受到注意，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窥伺目光就是明摆着的窥伺目光，并不难断定。只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事情真的变糟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我都始终认为并相信，只要用手轻而易举地将这件小事盖住，我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长久地继续现在的安宁生活，不管小妇人怎样怒气冲天。

杨劲 译

饥饿艺术家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自行举办这类名堂的大型表演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今天则完全不可能了。那是另一种时代。当时，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每人每天至少要观看一次；表演期临近届满时，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守望在小小的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把笼子搬到露天场地，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来看看饥饿艺术家，他们对此有特殊兴趣；至于成年人来看他，不过是取个乐，赶个时髦而已；可孩子们一见到饥饿艺术家，就惊讶得目瞪口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互相手牵着手，惊奇地看着这位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全身瘦骨嶙峋的饥饿艺术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臂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看他多么消瘦，而后却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的惟一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稍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观众来来去去，川流不息，除他们以外，还有几个由公众推选出来的固定的看守人员。说来也怪，这些人一般都是屠夫。他们始终三人一班，任务是日夜看住这位饥饿艺术家，绝不让他有任何偷偷进食的机会。不过这仅仅是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内行的人大概都知道，饥饿艺术家在饥饿表演期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点食不进的，你就是强迫他吃他都是不吃的。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当然，并非每个看守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有时就有这样的夜班看守，他们看得很松，故意远远地聚在一个角落里，专心致志地打起牌来。很明显，他们是有意要留给他一个空隙，让他得以稍稍吃点儿东西；他们以为他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拿出贮藏的食物来。这样的看守是最使饥饿艺术家痛苦的了。他们使他变得忧郁消沉；使他的饥饿表演异常困难；有时他强打精神，尽其体力之所能，就在他们值班期间，不断地唱着歌，以便向这些人表明，他们怀疑他偷吃东西是多么冤枉。但这无济于事；他这样做反而使他们一味赞叹他的技艺高超，竟能一边唱歌，一边吃东西。另一些看守人员使饥饿艺术家甚是满意，他们紧挨着笼子坐下来，嫌厅堂里的灯光昏暗，还用演出经理发给他们使用的手电筒照射着他。刺眼的光线对他毫无影响，入睡固然不可能，稍稍打个盹儿他一向是做得到的，不管在什么光线下，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大厅里人山人海，喧闹不已。他非常愿意彻夜不睡，同这样的看守共度通宵；他愿意跟他们逗趣戏谑，给他们讲他漂泊生涯的故事，然后又悉心倾听他们的趣闻，目的只有一个：使他们保持清醒，以便让他们始终看清，他在笼子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让他们知道，他们之中谁也比不上他的忍饿本领。然而他感到最幸福的是，当天亮以后，他掏腰包让人给他们送来丰盛的早餐，看着这些壮汉们在熬了一个通宵以后，以健康人的旺盛食欲狼吞虎咽。诚然，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他们把这种早餐当做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利自己偷吃的手段。这就未免太离奇了。当你问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一心为了事业，值一通宵的夜班而不吃早饭，他们就会溜之乎也，尽管他们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人们对饥饿艺术家的这种怀疑却也难于避免。作为看守，谁都不可能日以继夜、一刻不停地看着饥饿艺术家，因而谁也无法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证明他是否真的持续不断地忍着饥饿，一点漏洞也没有；这只有饥饿艺术家自己才能知道，因此只有他自己才是对他能够如此忍饥耐饿感到百分之百满意的观众。然而他本人却由于另一个原因又是从未满意过的；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是因为饥饿，而是由于对自己不满而变得如此消瘦不堪，以致有些人出于对他的怜悯，不忍心见到他那副形状而不愿来观看表演。除了他自己之外，即使行家也没有人知道，饥饿表演是一件如此容易的事，这实在是世界上最轻而易举的事了。他自己对此也从不讳言，但是没有人相信。从好的方面想，人们以为这是他出于谦虚，可人们多半认为他是在自我吹嘘，或者干脆把他当做一个江湖骗子，断绝饮食对他当然不难，因为他有一套使饥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而他又是那么厚颜无耻，居然遮遮掩掩地说出断绝饮食易如反掌的实情。这一切流言蜚语他都得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在他的内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每逢饥饿表演期满，他没有一次是自觉自愿地离开笼子的，这一点我们得为他作证。经理规定的饥饿表演的最高期限是四十天，超过这个期限他决不让他继续饿下去，即使在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也不例外，其中道理是很好理解的。经验证明，大凡在四十天里，人们可以通过逐步升级的广告招徕不断激发全城人的兴趣，再往后观众就皮了，表演场就会门庭冷落。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当然是略有区别的，但是四十天是最高期限，这条常规是各地都适用的。所以到了第四十天，插满鲜花的笼子的门就开了，观众兴高采烈，挤满了半圆形的露天大剧场，军乐队高奏乐曲，两位医生走进笼子，对饥饿艺术家进行必要的检查、测量，接着通过扩音器当众宣布结果。最后上来两位年轻的女士，为自己有幸被选中侍候饥饿艺术家而喜气洋洋，她们要扶着艺术家从笼子里出来，走下那几级台阶，阶前有张小桌，上面摆好了精心选做的病号饭。在这种时刻，饥饿艺术家总是加以拒绝。当两位女士欠着身子向他伸过手来准备帮忙的时候，他虽是自愿地把他皮包骨头的手臂递给了她们，但他却不肯站起来。现在刚到四十天，为什么就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还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为什么在他的饥饿表演正要达到最出色程度（唉，还从来没有让他的表演达到过最出色的程度呢）的时候停止呢？只要让他继续表演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伟大的饥饿艺术家——这一步看来他已经实现了——而且还要超越这一步而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饥饿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要剥夺他达到这一境界的荣誉呢？为什么这群看起来如此赞赏他的人，却对他如此缺乏耐心呢？他自己尚且还能继续饿下去，为什么他们却不愿忍耐着看下去呢？而且他已经很疲乏，满可以坐在草堆上好好休息休息，可现在他得支立起自己又高又细的身躯，走过去吃饭，而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只是碍于两位女士的面子，他才好不容易勉强忍住。他仰头看了看表面上如此和蔼，其实是如此残酷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那过分沉重地压在他细弱的脖子上的脑袋。但接着，一如往常，演出经理出场。经理默默无言（由于音乐他无法讲话）双手举到饥饿艺术家的头上，好像他在邀请上苍看一看他这草堆上的作品，这值得怜悯的殉道者（饥饿艺术家确实是个殉道者，只是完全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罢了）；演出经理两手箍住饥饿艺术家的细腰，动作小心翼翼，以便让人感到他抱住的是一件极易损坏的物品；这时，经理很可能暗中将他微微一撼，以致饥饿艺术家的双腿和上身不由自主地摆荡起来；接着就把他交给那两位此时吓得脸色煞白的女士。于是饥饿艺术家只得听任一切摆布；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就好像它一滚到了那个地方，就莫名其妙地停住不动了；他的身体已经掏空；双膝出于自卫的本能互相夹得很紧，但两脚却擦着地面，好像那不是真实的地面，它们似乎在寻找真正可以着落的地面；他的身子的全部重量（虽然非常轻）都落在其中一个女士的身上，她气喘吁吁，四顾求援（真想不到这件光荣差事竟是这样的），她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至少可以使饥饿艺术家碰不到她的花容。但这点她并没有做到，而她的那位较为幸运的女伴却不来帮忙，只肯战战兢兢地执着饥饿艺术家的一只手——其实只是一小把骨头——举着往前走，在哄堂大笑声中那位倒霉的女士不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只得由一个早就站着待命的仆人接替了她。接着开始就餐，经理在饥饿艺术家近乎昏厥的半眠状态中给他灌了点流汁，同时说些开心的闲话，以便分散大家对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然后，据说饥饿艺术家对经理耳语了一下，经理就提议为观众干杯；乐队起劲地奏乐助兴。随后大家各自散去。谁能对所见到的一切不满意呢，没有一个人。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

每表演一次，便稍稍休息一下，他就这样度过了许多个岁月，表面上光彩照人，扬名四海。尽管如此，他的心情通常是阴郁的，而且有增无已，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人们该怎样安慰他呢？他还有什么可企求的呢？如果一旦有个好心肠的人对他表示怜悯，并想向他说明他的悲哀可能是由于饥饿造成的。这时，他就会——尤其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饥饿表演之后——用暴怒来回答，那简直像只野兽似的猛烈地摇撼着栅栏，真是可怕之极。但对于这种状况，演出经理自有一种他喜欢采用的惩治办法。他当众为饥饿艺术家的反常表现开脱说：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可以原谅，因为他的易怒性完全是由饥饿引起的，而这对于吃饱了的人并不是一下就能理解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就讲起饥饿艺术家的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说法，即他能够断食的时间比他现在所做的饥饿表演要长得多。经理夸奖他的勃勃雄心、善良愿望与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这些无疑也包括在他的说法之中；但是接着经理就用出示照片（它们也供出售）的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艺术家的那种说法驳得体无完肤。因为在这些照片上，人们看到饥饿艺术家在第四十天的时候，躺在床上，虚弱得奄奄一息。这种对于饥饿艺术家虽然司空见惯、却不断使他伤心丧气的歪曲真相的做法，实在使他难以忍受。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大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反对这种愚昧行为，反对这个愚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在经理说话的时候，他总还能真心诚意地抓着栅栏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但每当他看见相片出现的时候，他的手就松开栅栏，叹着气坐回到草堆里去，于是刚刚受到抚慰的观众重又走过来观看他。

几年后，当这一场面的目击者们回顾这件往事的时候，他们往往连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在这期间发生了那个已被提及的剧变；它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也许有更深刻的缘由，但有谁去管它呢；总之，有一天这位备受观众喝彩的饥饿艺术家发现他被那群爱赶热闹的人抛弃了，他们宁愿纷纷涌向别的演出场所。经理带着他又一次跑遍半个欧洲，以便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地方仍然保留着昔日的爱好；一切徒然；到处都可以发现人们像根据一项默契似的形成一种厌弃饥饿表演的倾向。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就有一些苗头，由于人们被成绩所陶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切实加以防止，事到如今要采取什么对策却为时已晚了。诚然，饥饿表演重新风行的时代肯定是会到来的，但这对于活着的人们却不是安慰。那么，饥饿艺术家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位被成千人簇拥着欢呼过的人，总不能屈尊到小集市的陋堂俗台去演出吧，而要改行干别的职业呢，则饥饿艺术家不仅显得年岁太大，而且主要是他对于饥饿表演这一行爱得发狂，岂肯放弃。于是他终于告别了经理——这位生活道路上无与伦比的同志，让一个大马戏团招聘了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他对合同条件连看也不屑看一眼。

马戏团很庞大，它有无数的人、动物、器械，它们经常需要淘汰和补充。不论什么人才，马戏团随时都需要，连饥饿表演者也要，当然所提条件必须适当，不能太苛求。而像这位被聘用的饥饿艺术家则属于一种特殊情况，他的受聘，不仅仅在于他这个人的本身，还在于他那当年的鼎鼎大名。这项艺术的特点是表演者的技艺并不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减色。根据这一特点，人家就不能说：一个不再站在他的技艺顶峰的老朽的艺术家想躲避到一个马戏团的安静闲适的岗位上去。相反，饥饿艺术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饥饿本领并不减当年，这是绝对可信的。他甚至断言，只要准许他独行其是（人们马上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他要真正做到让世界为之震惊，其程度非往日所能比拟。饥饿艺术家一激动，竟忘掉了时代气氛，他的这番言辞显然不合时宜，在行的人听了只好一笑置之。

但是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没有失去观察现实的能力，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即人们并没有把他及其笼子作为精彩节目安置在马戏场的中心地位，而是安插在场外一个离兽场很近的交通要道口。笼子周围是一圈琳琅满目的广告，彩色的美术体大字令人一看便知那里可以看到什么。要是观众在演出的休息时间涌向兽场去观看野兽的话，几乎都免不了要从饥饿艺术家面前经过，并在那里稍停片刻，他们庶几本来是要在那里多呆一会儿，从从容容地观看一番的，只是由于通道狭窄，后面涌来的人不明究竟，奇怪前面的人为什么不赶紧去观看野兽，而要在这条通道上停留，使得大家不能从容观看他。这也就是为什么饥饿艺术家看到大家即将来参观（他以此为其生活目的，自然由衷欢迎）时，就又颤抖起来的原因。起初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演出的休息时间；后来当他看到潮水般的人群迎面滚滚而来，他欣喜若狂，但他很快就看出，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观众，就其本意而言，大多数无例外地是专门来看兽畜的。即使是那种顽固不化、近乎自觉的自欺欺人的人也无法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可是看到那些从远处蜂拥而来的观众，对他来说总还是最高兴的事。因为，每当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时，便立即在他周围吵嚷得震天价响，并且不断形成新的派别互相谩骂，其中一派想要悠闲自在地把他观赏一番，他们并不是出于对他有什么理解，而是出于心血来潮和对后面催他们快走的观众的赌气，这些人不久就变得使饥饿艺术家更加痛苦；而另一派呢，他们赶来的目的不过是想看看兽畜而已。等到大批人群过去，又有一些人姗姗来迟，他们只要有兴趣在饥饿艺术家跟前停留，是不会再有人妨碍他们的了，但这些人为了能及时看到兽畜，迈着大步，匆匆而过，几乎连瞥也不瞥他一眼。偶尔也有这种幸运的情形：一个家长领着他的孩子指着饥饿艺术家向孩子们详细讲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讲到较早的年代，那时他看过类似的、但盛况无与伦比的演出。孩子呢，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学历和生活阅历，总是理解不了——他们懂得什么叫饥饿吗？——然而在他们炯炯发光的探寻着的双眸里，流露出那属于未来的、更为仁慈的新时代的东西。饥饿艺术家后来有时暗自思忖：假如他所在的地点不是离兽笼这么近，说不定一切都会稍好一些。像现在这样，人们很容易就选择去看兽畜，更不用说兽场散发出的气味，牲畜们夜间的闹腾，给猛兽肩担生肉时来往脚步的响动，喂食料时牲畜的叫唤，这一切把他搅扰得多么不堪，使他老是郁郁不乐。可是他又不敢向马戏团当局去陈述意见；他得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的观众，其中时不时也有个把是为光顾他而来的，而如果要提醒人们注意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从而使人们想到，他——精确地说——不过是通往厩舍路上的一个障碍，那么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一个小小的障碍，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障碍。在现今的时代居然有人愿意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耗费注意力，对于这种怪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也就是对饥饿艺术家的命运的宣判。让他去就其所能进行饥饿表演吧，他也已经那样做了，但是他无从得救了，人们从他身旁扬长而过，不屑一顾。试一试向谁讲讲饥饿艺术吧！一个人对饥饿没有亲身感受，别人就无法向他讲清楚饥饿艺术。笼子上漂亮的美术字变脏了，看不清楚了，它们被撕了下来，没有人想到要换上新的；记载饥饿表演日程的布告牌，起初是每天都要仔细地更换数字的，如今早已没有人更换了，每天总是那个数字，因为过了头几周以后，记的人自己对这项简单的工作也感到腻烦了；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过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变得沉重起来。假如有一天，来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他把布告牌上那个旧数字奚落一番，说这是骗人的玩艺儿，那么，他这番话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人们的冷漠和天生的恶意所能虚构的最愚蠢不过的谎言，因为饥饿艺术家诚恳地劳动，不是他诳骗别人，倒是世人骗取了他的工钱。

又过了许多天，表演也总算告终。一天，一个管事发现笼子，感到诧异，他问仆人们，这个里面铺着腐草的笼子好端端的还挺有用，为什么让它闲着。没有人回答得出来，直到一个人看见了记数字的牌儿，才想起了饥饿艺术家来。他们用一根竿儿挑起腐草，发现饥饿艺术家在里面。“你还一直不吃东西？”管事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请诸位原谅，”饥饿艺术家细声细气地说；管事耳朵贴着栅栏，因此只有他才能听懂对方的话。“当然，当然。”管事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额头，以此向仆人们暗示饥饿艺术家的状况不妙，“我们原谅你。”“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迁就地回答说。“但你们不应当赞赏，”饥饿艺术家说。“好，那我们就不赞赏，”管事说，“不过究竟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赞赏呢？”“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饥饿艺术家说。“瞧，多怪啊！”管事说，“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别的办法呢？”“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惟恐对方漏听了他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在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这只凶猛的野兽不停地蹦来跳去，他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用不着思考良久，就把它爱吃的食料送来，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叶廷芳 译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我们的女歌手叫约瑟芬。谁没有听过她的歌唱，就不会懂得歌唱的魅力。我们无不为她的歌唱所吸引，由于我们民族总体上并不热爱音乐，这就更难能可贵了。静悄悄的安宁就是我们最热爱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很艰辛，即使我们努力摆脱了所有的日常烦恼，也难以再提升到像音乐这样离我们的寻常生活如此渺茫的事物中。我们并不为此而长吁短叹；我们连这种程度都没到；我们认为自己最大的长处就是某种务实的精明，这当然也是我们所急需的，我们总是精明地微微一笑，就把一切都看开了，即便我们——当然，这并没有发生——有朝一日会渴求幸福，而这幸福可能源于音乐。只有约瑟芬是个例外；她热爱音乐并且懂得传播音乐；她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她谢世，音乐会随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谁知道会消失多久。

我常常思索，这种音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没有音乐细胞；我们怎么会理解约瑟芬的歌唱，或者至少自以为——因为约瑟芬否认我们的理解——理解了。也许最简单的回答是，她的歌唱太美妙，振聋发聩。这个回答却并不圆满。假若果真如此，那我们听到这歌唱时，立即而且始终应当觉得不同凡响，觉得从她的歌喉里飘出的是我们闻所未闻也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听到的声音，只有约瑟芬——除了她谁也不行——使我们听到了。可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这种感觉，也没有觉察到别的听众有这种感觉。我们私下里相互坦率地承认，约瑟芬的歌唱并无不同凡响之处。

这真算得上歌唱吗？我们虽然缺乏音乐细胞，却有流传下来的歌唱；我们民族的古老时期就有歌唱，传说讲述着它们，甚至歌曲也保存下来了，今天当然谁也不会唱这些歌了。因此，我们对什么是歌唱有了模糊的概念，而约瑟芬的艺术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概念。这真算得上歌唱吗？可能只是吹口哨？吹口哨我们当然都懂；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艺术本领，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本领，而是独特的生活表达。我们全都吹口哨，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把它作为艺术来表演，我们吹口哨时漫不经心，毫无意识，许多同胞甚至根本不知道，吹口哨是我们的特征之一。假若约瑟芬真的不是在歌唱，只是在吹口哨，她可能——至少我这样觉得——并没有超出一般的吹口哨水平，甚至可能连一般的吹口哨的力气都不够，而一位普通的打地洞者能整天轻轻松松地一边干活一边吹口哨，如果真是这样，虽然驳斥了约瑟芬的所谓艺术家身分，但是，正因如此，更应解开她的深远影响之谜。

她发出的却不只是口哨声。倘若站在离她相当远的地方侧耳细听，或者更好是做一测试，让约瑟芬混在其他声音中歌唱，看能否从中辨别出她的声音，这样所听出来的，绝对只是平平常常的口哨声，充其量是由于纤细或柔弱而稍显特别。可是，如果站在她面前，就会觉得她不只是在吹口哨了；要理解她的艺术，不仅要听她唱，还要看她唱。即便这不过是我们天天都在吹的口哨，它的不同寻常之处首先就在于，郑重其事地登台表演，做的却是最寻常的事。敲开核桃确实不是艺术，因此也就没有谁敢招集一群观众，在大家面前敲开核桃以供消遣。然而，假若谁真这样做，而且如愿以偿，这就不只是单纯的敲开核桃了。就算是敲开核桃吧，可这说明正因为我们开得得心应手，而忽略了这门艺术，正是这个敲开核桃的新手才向我们展现了这门艺术的真正内涵，而且，他如果开得还不如我们中的大多数熟练，这反倒能增强他的表演效果。

约瑟芬的歌唱可能与此类似；在她身上我们所欣赏的，正是我们在自己身上根本不会欣赏的；在后一点上，她与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有一次我也在场，不知哪个提醒她——这自然时有发生——全民族都吹口哨，语气十分谦虚，约瑟芬却已受不了了。她露出那么狂妄自大的冷笑，这还是我从未见过的呢；她看上去无比纤弱，即便在我们民族为数众多的这类女性中也算是很突出的，当时却显得很粗鲁；生性敏感的约瑟芬可能自己也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便连忙加以克制。总之，她否认她的艺术与吹口哨之间有任何关联。对于持相反意见者，她嗤之以鼻，可能还怀恨在心。这并非一般的虚荣心，因为反对派——我也算半个——对她的欣赏绝不亚于大多数听众，但约瑟芬不仅要大家欣赏她，还要大家完全按照她所规定的方式欣赏，对她来说，欣赏本身无关紧要。大家若是坐在她面前，就会理解她；只有离她很远时，才会持反对态度；坐在她面前就会明白：她所吹的口哨并非口哨。

由于吹口哨纯属我们不假思索的习惯，大家可能会以为，约瑟芬演出时，听众里也有吹口哨的；她的艺术使我们感到惬意，而我们感到惬意时，就会吹口哨；可她演出时，没有一位听众吹口哨，全场静悄悄，仿佛我们终于拥有了渴盼已久的安宁，至少我们自己的口哨声使我们得不到这份安宁，于是我们一声不响。使我们陶醉的，是她的歌唱呢，还是她的细弱声音四周的静穆？有一次，约瑟芬演唱时，一个傻乎乎的小家伙不小心也吹起了口哨。这口哨声怎么与我们从约瑟芬那儿听到的一模一样；台上的熟练表演吹得还是怯生生的，台下听众席里在陶然忘我地信口吹着；要指出这两者的区别，简直不可能；然而，我们马上发出嘘声，打着呼哨，将小捣蛋压了下去，尽管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小捣蛋又羞又怕，肯定已噤若寒蝉，这时，约瑟芬吹起了胜利的口哨，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脖子伸得不能再长了。

她一贯如此，任何小动静、小意外、小干扰，比如前排座位的嘎吱一声响，磨磨牙，灯光的一次故障，她认为都能增强她的歌唱效果；她认为自己是在对牛弹琴；听众不乏热情和掌声，可要说知音，她早就不指望了。因此，种种干扰很合她的心意；与她的纯净歌唱相对立的任何外界干扰都不堪一击；或者仅仅由于这种对立，就已不战而败了，这有助于唤醒听众，虽然不能教会他们理解，却能使他们学会肃然起敬。

小事对她尚且这么有利，更不用说大事了。我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每天都会出现意外、惊恐、希望和震悚，如果不是随时——日日夜夜——都有同胞的支持，个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一切；即便如此，也常常相当艰难；原本该由某一位独自承担的重负，有时压得成千个分担者的肩膀直颤悠。这时，约瑟芬觉得是她显身手的时候了。她便站出来，这个纤弱的同胞，胸部以下抖动得尤其厉害，似乎她在竭尽全力地歌唱，似乎她身上不直接服务于歌唱的一切都已力量殆尽，没有活路了，似乎她赤条条的，被牺牲，只有祈求善神的庇护，她就这样摆脱了一切，只与歌唱融为一体，似乎一丝冷风吹过，她就会一命归天。然而，见她这副模样时，我们这些所谓的反对派偏偏还爱自言自语：“她连吹口哨都不会呢；她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发出几声谁都会吹的口哨声，而不是在歌唱——我们就别提歌唱了——。”我们就是这种感觉，不过，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印象虽在所难免，却转瞬即逝。我们很快就已沉浸到了大众的感觉中，他们暖呼呼地身体挨着身体，大气不出地洗耳恭听。

我们民族几乎总在奔波，常常为了不很明确的目的东奔西跑，为了将大众招集起来，约瑟芬多半只需把头往后仰，嘴半张着，眼睛朝上翻，摆出一副即将歌唱的姿势。只要愿意，她随便在哪儿都可以这样做，不一定非是很显眼的场地，随她一时的兴致，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都行。她要歌唱的消息不胫而走，听众随即蜂拥而至。可是，有时候也会出现麻烦，约瑟芬偏偏喜欢在动荡时期歌唱，而这时候，忧虑重重，危机四伏，我们不得不分路而行，因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像约瑟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集合，这样，她摆着伟大的姿势站了好一会儿，听众可能还是寥寥无几，她自然就会大发雷霆，使劲跺脚，破口大骂，没点姑娘的样子，甚至咬起牙来。即使这样的行径也无损于她的名声；大家非但不遏制她的苛刻要求，反而极力迎合她；派出信差去招集听众；还把这事瞒着她；然后就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道路上岗哨林立，以便向来者示意，让他们加快步伐；这一切不断进行着，直到听众的数目终于凑合过得去了。

我们民族为什么这样为约瑟芬出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难度不亚于回答关于约瑟芬的歌唱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如果可以断言，我们无条件地顺从她，是因为她的歌唱，那就可以划掉这个问题，将它与第二个问题合而为一。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民族从来不会无条件地顺从；我们最喜欢的是无伤大雅的精明，毫无心机的交头接耳，一点不惹是生非的饶舌，只是活动活动嘴皮子而已。这样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无条件地顺从，约瑟芬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竭尽自己的细弱嗓音之所能，所要反对的也正是这一点。

这种泛泛而论自然得有个限度，我们民族还是顺从约瑟芬的，只不过不是无条件罢了。比方说，我们不能取笑约瑟芬。可以承认：约瑟芬有些地方惹我们发笑；我们平时总是动不动就笑；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悲苦，微微一笑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却不取笑约瑟芬。我有时觉得，我们民族是这样理解自己与约瑟芬的关系的，她弱不禁风，需要庇护，在某方面——她自己认为是在歌唱方面——出类拔萃，是被托付给我们民族的，我们必须好好照顾她；至于个中缘由，谁也不清楚，可事实上明摆着就是如此。谁也不会取笑托付给自己的事物；取笑它就是在违背义务；我们中最恶毒的分子有时会说：“我们一见约瑟芬就笑不起来了。”这就是对约瑟芬最恶毒的攻击了。

我们民族照顾着约瑟芬，就像父亲对孩子一般，孩子向父亲伸出小手，谁也说不清，这是请求呢，还是要求。大家会以为，我们民族不适于履行这种父亲的义务，其实它做得很出色，至少在照顾约瑟芬上是这样的；在这方面，民族作为整体所完成的事是任何个体都无法做到的。当然，民族与个体的力量有天壤之别，民族只需将受保护者拉近身边，让他感受到温暖，他就已受到充分的保护了。我们可不敢对约瑟芬说这些事。她会说：“我才不稀罕你们的庇护呢。”“对，对，你不稀罕，”我们这样想。当她闹别扭时，其实算不上反抗，不过是孩子气的做法和孩子气的感激，父亲的态度就是不把这当回事儿。

可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更难用民族与约瑟芬的这种关系来解释了，即约瑟芬的看法相反，她认为是她在保护我们民族，是她的歌唱把我们救出了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境况，她功绩赫赫，她的歌唱即便不能消除不幸，至少给予了我们承受不幸的力量。她没有这样直说，也没有含沙射影地这样暗示，她平时就不多言语，在喋喋不休的同胞中间，她显得沉默寡言，但这话在她的双眸里闪烁，从她紧闭的双唇——我们很少有能闭嘴的，而她就能——流出。每当坏消息传来——有时候，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其中混杂着假的和半真半假的——她就立即站起身来，伸长脖子，而她平时总是无精打采地躺倒在地，她想把同胞尽收眼底，就像牧羊人在暴风雨前察看羊群似的。诚然，孩子们也会凭着野性和任性提出类似的要求，不过，约瑟芬的要求并不像孩子们的那样毫无道理。当然啦，她没有挽救我们，也没有给予我们力量，以我们民族的救星自居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民族吃惯了苦，不顾惜自己，当机立断，视死如归，只是由于时刻生活在好勇斗狠的气氛中，才显得很怯懦，而且，我们民族不仅勇敢，还繁衍旺盛——我的意思是说，事后以我们民族的救星自居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民族总是又设法挽救了自己，即便也做出了牺牲，历史学家为这些牺牲感到触目惊心，而我们总体上根本不重视历史研究。确实如此，恰恰在危急时刻，我们比平时更专心地倾听约瑟芬的声音。迫在眉睫的威胁使我们更沉静、更谦虚、对约瑟芬更惟命是从；我们很乐意聚在一起，我们很乐意挤成一团，尤其因为这样做的缘由与折磨我们的关键问题毫无关系；我们仿佛是在战斗前夕匆匆地——是的，我们必须赶快，可惜约瑟芬老是忘了这一点——共饮一杯和平的佳酿。这与其说是一场歌唱演出，不如说是一次群众集会，在这个集会上，除了前台轻微的口哨声，鸦雀无声；这个时刻太庄严了，谁也不愿瞎聊着虚度。

这样的状况当然不能令约瑟芬满意。她由于自己的地位从不明朗，神经质地感到不快，却还是自视过高，看不到某些方面，而且，不必费大劲就能使她忽视更多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从有利于大家的意义上说，一群谄媚者一直在活动，——而如果仅仅是在群众集会的一个角落里歌唱，可有可无，不受重视，即使听众为数不少，她也绝不会一展歌喉。

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因为她的艺术并非不受重视。虽然我们在心里琢磨着别的事，根本不单单是为了聆听歌唱才保持悄然无声，有的听众根本不抬头看台上，而是把脸埋进邻座的毛皮里，约瑟芬像是在台上白费力气，但她的口哨声——这是不可否认的——必定还是多多少少钻入了我们耳中。她的口哨声响起时，大家必须沉默，这口哨声仿佛民族向各成员发出的一个消息；当我们难以抉择时，约瑟芬那丝丝缕缕的口哨声宛如我们民族在敌对世界的风雨飘摇之中勉强维持的生存。约瑟芬挺住了，她的平庸嗓音和平庸歌唱挺住了，打动了我们；念及此，我们深感欣慰。在这种时期，假若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位真正的歌唱艺术家，我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会众口一词地拒绝这种荒唐的演出。但愿约瑟芬没有认识到，我们听她歌唱这个事实是对她的歌唱的反证。她对此恐怕依稀有所感，否则为什么极力否认我们在听她歌唱，尽管如此，她一次又一次歌唱，并不理会这种感觉。

不过，她总还能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某种程度上确实在听她歌唱，或许类似于倾听一位歌唱艺术家；她在我们这儿所取得的效果是一位歌唱艺术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而这种效果恰恰产生于歌唱技巧的欠缺。这恐怕主要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我们民族的成员没有青少年时代，童年也微乎其微。尽管民族常常要求大家保证孩子们获得特殊自由、特殊爱护，承认孩子们有权利快活一些、东游西逛一下、玩耍一会儿，并帮助他们享受这些权利；民族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家差不多都赞成，没有比这更符合民意的事了，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没有比这更无法兑现的事，大家赞成这些要求，努力按要求去做，随即却又一如往昔。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只要他稍稍能跑，稍稍能辨别周围环境，就必须像成年者一样照料自己；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不得不分散而居，我们的地域太广，我们的敌人太多，我们的生活危机四伏，防不胜防，因此，我们不能让孩子们远离生存的斗争，否则他们会夭折。除了这些悲哀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令我们振奋的原因：我们民族繁衍旺盛。每一代都为数众多，一代紧接着另一代，孩子们没有时间当孩子。而别的民族会精心照料孩子们，会为他们办起学校，孩子们天天拥出学校，他们是民族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拥出校门的总是同一批孩子。我们没有学校，瞬息之间就从我们民族涌出成群结队的孩子，多得数不胜数，他们还不会吹口哨，便快乐地嘶嘶作声或尖叫着，他们还不会跑，便打着滚挤来挤去滚个不停，他们还什么都看不见，便一块儿笨拙地拽走一切，我们的孩子们啊！不像在那些学校里，总是同一批孩子，不，我们的孩子层出不穷，没有终结，没有间歇，一个孩子刚出世，就已不再是孩子了，他身后已挤满了新的孩子面孔，他们为数众多，难分彼此，匆匆忙忙，欢欢喜喜，浑身粉扑扑的。当然，这一切未尝不美好，别的民族可能还对我们羡慕不已呢，可是，我们无法给予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这种状况的后果就在于，我们民族充满了某种无法泯灭、无法消除的孩子气；与我们的最大长处——我们可靠务实的思维方式——完全相悖，我们有时的行为愚蠢至极，像孩子干傻事一样，荒唐、挥霍、大手大脚、轻率，这样做常常只为了一时的高兴。我们自然不可能再像孩子那样心花怒放，但我们的快乐中绝对有孩子气的开心。从我们民族的孩子气中，约瑟芬一直获益匪浅。

我们民族不仅孩子气，在一定程度上还提前变老，童年和老年在我们这儿完全是另一种概念。我们没有青少年时期，一下子就变为成年者，而成年阶段又太长，因此普遍感到某种厌倦与绝望广泛侵入了我们这个总体上坚忍不拔、充满希望的民族。我们之所以缺乏音乐细胞，恐怕也与此有关；我们暮气沉沉，音乐不适合我们，音乐的激越和振奋与我们的老成持重格格不入，我们疲惫地挥手拒绝音乐；我们退而吹口哨；时不时地吹几声口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谁知道我们中间是否有音乐天才；即便有，我们这种性格的同胞也一定会把他的天才扼杀在摇篮中。约瑟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吹口哨或歌唱——随她怎么称——她的歌唱不干扰我们，很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完全能受得了；其中即便有一丁点儿音乐，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既维护了某种音乐传统，又没有使我们受任何累。

然而，约瑟芬给我们这个如此情绪的民族带来的，不止于此。在她的演唱会上，尤其是在非常时期，只有小毛孩们才对她这位女歌手感兴趣，只有他们惊讶地瞪大眼睛，瞧她怎样撅起嘴唇，从前排牙齿缝里吹出气来，在歌声中自我陶醉，当歌声逐渐消散时，她利用歌声的减弱，把歌唱推向越来越费解的新高潮，而真正的大众却——这是很明显的——只顾着忙自己的事去了。在斗争的匆促间歇里，全民族都在做梦，每位成员仿佛都瘫软了，就像一刻不停的奔波者终于能在民族的温暖大床上小憩片刻，尽情地舒展四肢。于是，约瑟芬的口哨声时不时地飘入梦中；她称之为珠落玉盘般滚入梦乡，我们称之为闯入梦乡；不管怎么说，音乐往往难逢其时，她的口哨声在这儿算是派上最好的用场了。口哨声中有辛酸而短暂的童年，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却也有当前忙忙碌碌的生活，生活中难解难述、实实在在的小小活力。这一切确实不是高声表述出来的，而是轻声耳语的，口气亲切，嗓音有时还有些沙哑。当然是在吹口哨。怎么可能不是呢？吹口哨就是我们民族的语言，只不过，有些同胞吹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一点，而约瑟芬所吹的口哨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也使我们得到了片刻解脱。我们绝对不愿错过这样的表演。

然而，这与约瑟芬所说的那种程度还差得远呢，她认为她在非常时期给予了我们新的力量云云。这当然是老百姓的看法，约瑟芬的谄媚者另当别论。“怎么可能不是这样？”——谄媚者厚颜无耻地说——“除了这，还能如何解释听众云集呢？尤其是有燃眉之急时，大家光是这样跑来跑去，有时就已妨碍了我们采取充分而及时的措施来消除危险。”最后这句话不幸言中了，可这不能算是约瑟芬的功勋，特别是有时候，这种集会遭到敌人的强行驱散，我们的一些同胞不得不丧了命。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约瑟芬，甚至可能就是她的口哨声把敌人招引过来的，她却始终占据着最安全的位置，在随从的保护下，一声不响地头一个逃之夭夭。这其实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只要约瑟芬下一回随心所欲地挑个地点，挑个时间，站起身来歌唱，大家又会急急忙忙地奔向她。由此可能会产生这种看法，认为约瑟芬几乎置身法律之外，可以为所欲为，即便她的行为威胁着全民族的生存，仍会得到宽恕。倘若如此，约瑟芬的要求也就完全在情理中了，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民族给予她的这种自由，这份惟她独有、与法律相悖的特殊馈赠视为民族的坦白，民族承认自己——和约瑟芬自己的看法一样——理解不了约瑟芬，不知所措地为她的艺术而惊叹，感到自己不配欣赏她——这使她痛苦——，试图以近乎绝望的努力来补偿她的痛苦，正如她的艺术超出了民族的理解力，民族将她本人及其愿望也置于它的命令威力之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或许在个别情况下民族会轻易拜倒在约瑟芬的脚下，但从不无条件地对任何成员俯首帖耳，对她当然也不会这样。

很久以来，可能自从约瑟芬的艺术生涯开始，她就在斗争，希望民族考虑到她的歌唱，免去她的所有劳动；就是说，使她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不必为与我们的生存斗争相关的一切而忧虑，这些恐怕应当交给全民族共同承担。易受鼓动者——确实有这样的同胞——单单从这个要求的特殊，从她能想出这种要求的精神状态，就会推断出这个要求内在的合理性。我们民族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民族也不大费力去反驳她提出这个要求的种种理由。比如，约瑟芬指出，劳动的辛苦会损害她的嗓音，虽然与歌唱时的艰辛相比，这点辛苦不值一提，可是这样的话，她在歌唱之后就不能好好休息，以便为下一次演唱养精蓄锐，等到下一次演唱时，她即便竭尽全力，仍然达不到最佳状态。民族听她陈述理由，然后置之不理。这个很容易被打动的民族，有时却心硬似铁。有时民族拒绝得斩钉截铁，就连约瑟芬也愣住了，她像是顺从了，乖乖地干着她那份活儿，尽其所能地歌唱，可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接着，她又抖擞起精神开始斗争了——只要是斗争，她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显然，约瑟芬所真正谋求的并非她的要求本身。她很理智，她不怕劳动，我们民族根本就没有好逸恶劳的成员，即使她的要求被批准，她的生活与先前肯定也没什么不同，劳动一点儿不会妨碍她的歌唱，她的歌唱当然也不会更美妙——她所谋求的，不过是民族对她的艺术的承认，这个承认应当是公开、明确、恒久、远远打破一切先例的。她在别的事上几乎都能如愿以偿，惟独这个要求碰壁了。或许从一开始，她就应当把矛头指向另一个方向，或许现在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失策，可她已骑虎难下，退却意味着背叛自己，她已不得不与这个要求共存亡。

倘若如她所说，她真有敌人的话，敌人只需袖手旁观这场斗争，就会很开心了。但她并没有敌人，即便有的同胞对她时有微辞，也不会有幸灾乐祸之感。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民族显出严峻的法官姿态，这在平时是极其罕见的。即使有谁赞同民族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态度，一想到有朝一日，民族对他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态度，也就高兴不起来了。与约瑟芬的要求类似，民族的拒绝也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民族竟能如此铁石心肠地拒绝一位成员，而且，民族平常越是慈父般地照顾这位成员，甚至不免低声下气，这时就越是铁石心肠。

拒绝者如果不是全民族，而是某一位同胞：大家可能会认为，这位同胞在约瑟芬接连不断的苛刻要求下一直在让步，终于必须结束他的让步了；他已超乎个体的力量，做出了许多让步，同时他也深信，让步无论如何还是会有限度的；是的，他做出不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加快事情的进程，只是为了宠坏约瑟芬，促使她不断提出新愿望，直到她真的提出这最后一个要求；这时，他自然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因为他早已严阵以待了。而民族绝对不会这样做，民族无需耍这种手腕，而且，民族对约瑟芬的崇拜是真心诚意、久经考验的，是约瑟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这个要求会有怎样的结局，任何一个机灵的小孩都能告诉她；尽管如此，这种揣测掺杂在约瑟芬对这事的看法中，给她遭到拒绝的痛楚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她虽然这样揣测，却并不因此就偃旗息鼓了。最近一段时间，她甚至斗争得更激烈了；迄今为止，她只进行舌战，现在却开始采取了别的手段，她自以为这些手段更有效，而我们认为，这对她更危险。

有些同胞认为，约瑟芬之所以变得如此咄咄逼人，就是因为她感觉自己正在变老，她的嗓音暴露出了衰弱，因此，她觉得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必须为了得到承认而发动最后一场战斗。我却不这样认为。假若真是这样，约瑟芬就不成其为约瑟芬了。她不可能认为自己会变老，自己的嗓音会变得衰弱。她如果提出什么要求，不会是客观原因使然，而是出于内心的逻辑。她伸手去够挂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是因为桂冠这时候刚好挂得低了些，而是因为这是最高处的桂冠；假使让她来管桂冠，她还会把它挂得更高。

她虽然根本不在乎外界困难，对最不光彩的手段却照用不误。在她眼里，她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至于权利是如何得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她亲眼所见，恰恰是光明正大的手段肯定行不通。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她甚至将这场争取自身权利的战斗从歌唱领域转移到了另一个对她来说不很重要的领域。她的随从四处散布她的言论，说她自认为完全能凭自己的歌唱，让各阶层的民众，包括隐藏得最深的反对派，都感到真正的赏心悦目，这种赏心悦目并非民族所指的那种——民族认为听约瑟芬的演唱时，向来就有这种感觉——而是指符合约瑟芬的要求的赏心悦目。她却又加了一句，由于她不能以次充好，迎合低级趣味，所以只能一如既往地歌唱。然而，当她为摆脱劳动而斗争时，就不一样了，尽管这也是为她的歌唱而进行的斗争，但她并没有直接以歌唱这个珍贵武器来要挟，这样说起来，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都够正当了。

比如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不对约瑟芬让步，她就打算减少花腔。我对花腔一窍不通，从没听出她的歌唱里有什么花腔。约瑟芬却想减少花腔，暂时还不完全去掉，只是减少而已。据说她已经照她的威胁做了，可我没听出这与她以往的歌唱有任何区别。全民族都和往常一样听了她的歌唱，没有对花腔发表意见，也没有改变对约瑟芬的要求所持的态度。约瑟芬的念头有时就像她的身体一样不乏优雅。比如，那次演唱之后，她似乎觉得关于花腔的决定对于民族来说太严厉或太突兀了，便宣布下次又会完整地唱花腔。可是，下一次演唱之后，她又改变了主意：辉煌的花腔就这样永远消失了，除非民族做出对约瑟芬有利的决定，否则花腔一去不复返。民族把她的所有声明、决定以及出尔反尔只当耳旁风，就像陷入沉思的成年人对孩子的闲话充耳不闻，虽然态度和蔼，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可是，约瑟芬不肯罢休。比如，她最近声称，劳动时脚受伤了，她要站着歌唱就很困难；但她非得站着才能歌唱，因此不得不缩短歌唱时间。虽然她走得一瘸一拐，让随从搀扶着，谁也不相信她真的受伤了。即便我们承认她弱不禁风，我们毕竟是个劳动的民族，约瑟芬也是其中一员；要是我们擦破点皮就一瘸一拐，那全民族都跛个没完了。她尽可以像跛子一样让随从搀扶着走，她尽可以更频繁地摆出这副可怜相，民族照样倾听她的歌唱，心存感激，和以前一样为之陶醉，并没有为演唱时间的缩短而大惊小怪。

她毕竟不能老跛着，于是想出了新花招，她提出诸如累了，心情不好，身体虚弱等做借口。这样，我们在演唱会上还有一出戏可看。我们看见在约瑟芬身后，她的随从如何恳求她歌唱。她很想唱，却唱不了。随从们安慰她，围着她说奉承话，几乎是把她抬到已选好的演唱地点。她不知为何眼泪汪汪，终于让步了，当她显然下定最后的决心，就要开始歌唱时，她的身子却虚弱无力，双臂不是像往常那样前伸，而是有气无力地低垂着，看上去仿佛短了一截——她刚要开始歌唱，却又不行了，她生气地一摆头，就瘫倒在我们面前了。可她紧接着又挣扎着站起来歌唱，我认为她唱得与平时没多大不同，如果谁听觉灵敏，能分辨出最细微的差异，或许会从中听出超乎寻常的激动，而这只会使她的歌声更动听。唱到末了，她甚至没有先前那么累了，步伐稳健地——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她的一溜小跑——走远了，不要随从的任何帮助，用冷冷的目光审视着对她充满崇敬、为她让道的大众。

这都是不久前的事了，最新情况是，有一次该她演唱时，她却销声匿迹了。不仅她的随从在找她，许多同胞也投入到寻觅工作中，但全都白费工夫；约瑟芬销声匿迹了，她不愿歌唱，甚至不愿大家请她歌唱，她这次是彻底离开我们了。

真奇怪，聪明的约瑟芬竟打错了算盘，错得一塌糊涂，让大家简直以为她毫无心计，只是听凭命运的摆布，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她的命运只会十分悲惨。是她自己不唱歌了，是她自己毁掉了她征服民心而赢得的权力。她如此不了解民心，居然还赢得过这份权力！她躲起来，不唱歌，民族却安之若素，无比威严，一个圆满自适的群体，其实——即使表面上不是如此——只会馈赠，从不接受任何馈赠，包括约瑟芬的，我们民族继续走自己的路。

而约瑟芬只会每况愈下。过不了多久，她将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就悄无声息了。她是我们民族的永恒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民族将弥补这一损失。对我们来说，这不会是件容易事；集会怎能鸦雀无声呢？当然，以前有约瑟芬的集会不也是沉默的吗？难道她那时的口哨声比回忆中的响亮得多，生动得多？在她的有生之年，这不就是一个淡淡的回忆？民族不就是因为约瑟芬的歌唱在这一点上不可或缺，才明智地把她捧得那么高？

我们可能根本不会有多大损失，而约瑟芬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她认为，只有出类拔萃者才会承受烦恼——，跻身于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中，将会快乐地消失，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杨劲 译

与祷告者的谈话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去一座教堂，因为我爱上的一个女孩傍晚在那儿跪着祷告半小时，这时，我就可以从容地观察她。

有一次，这个女孩没有来，我闷闷不乐地瞧了瞧祷告的人们，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瘦削的身子扑倒在地上。他不时地使尽浑身力气揪住自己的头发，叹息着把脑袋往平放在石头上的手掌里撞得咚咚响。

教堂里只有几个老妇人，为了看这位祷告者，她们屡屡把头巾包着的头扭向那一侧。她们的注意似乎使他感到幸福，因为每次他的虔诚举动爆发前，他都要扫视一下，看看观众多不多。我对他的做法很反感，决心等他走出教堂时，叫住他，问个明白，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祷告。是的，我很恼火，因为我的女孩没有来。

可他过了一个小时才站起身，一丝不苟地画了个十字，一步一歇地走向圣水盆。我堵在从圣水盆到门之间的路上，想好了，他要是不解释清楚，我是不会让他过去的。我咧着嘴，每当我下定决心要说话时，总会这样做准备。我把右腿往前迈了一步，身体重心移到这条腿上，左腿只随随便便地踮在脚尖上；我这样也站得很稳。

可能这个人往脸上撒圣水时，瞟见了我，也可能在此之前，他就已注意到了我，有些害怕，因为他这时出其不意地跑出了门。玻璃门砰地关上了。我随即走出来，却再也看不见他的踪影，因为面前有几条狭窄的小街，人来车往，交通繁忙。

这之后的几天里，他没有出现，而我的女孩来了。她身穿黑衣，衣肩上有透明的花边——花边下露出月牙形的衬衣边——，花边底部的丝绸与裁剪得很好的领子连在一起。女孩一来，我就忘了那个年轻人，尽管他后来仍按时出现，而且照老一套祷告，我也不去理会他了。他却总是急匆匆地从我身旁走过，还转过脸去。可能是因为我印象中的他一直是活动着的，即便他站着，我也觉得他在蹑手蹑脚地走。

有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耽搁迟了。但我还是去了教堂。我发现女孩已经不在，就想回家。当时，这个年轻人又趴在那儿。我想起了先前的事，不禁感到好奇。

我踮着脚轻轻走向门口，给了坐在那儿的瞎乞丐一个硬币，挨着他靠在那扇敞着的门后面；我在那儿坐了一个钟头，可能显得很阴险。我呆在那儿觉得很舒服，决心常来坐坐。第二个钟头里，我觉得为了那个祷告者坐在这儿很荒唐。可我还是等了第三个钟头，气恼地任蜘蛛爬上我的衣服，这时，最后几个人大声出着气，走出了昏暗的教堂。

他也走过来了。他走得小心翼翼，双脚踩地之前先稍稍碰一下地。

我站起身，径直跨上一大步，抓住这个年轻人。“晚上好，”我说，拎着他的衣领，把他推下台阶，来到有亮光的地方。

我们站在下面时，他心虚胆怯地说：“晚上好，亲爱的，亲爱的先生，您别生我的气，我是您最忠实的仆人。”

“行，”我说，“我有话想问您。先生，上次您跑掉了，今天您可休想溜走。”

“您发发慈悲，我的先生，您会让我回家的。我很可怜，这是真的。”

“不，”我喊道，喊声融进了身旁驶过的有轨电车的嘈杂声，“我不让您走。我就是爱听这种故事。抓住您是我的运气。我祝贺自己。”

他说：“天哪，您有一颗活泼的心和一个花岗岩脑袋。您说抓住我是您的运气，您一定很幸福！因为我的不幸是一种摇晃不定的不幸，在细细的顶端上摇来晃去的不幸，如果碰到它，它就落在提问者头上。晚安，我的先生。”

“好吧，”我说道，紧紧抓住他的右手，“您若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在这儿，在这街上大声叫喊。商店里的女孩们正下班走出来呢，她们的情人们正在商店外面等着她们呢，他们全都会聚拢来，以为一匹拉车的马摔倒了，或者类似的事发生了。到时候，我就让大家看您。”

他一边哭，一边交替吻着我的双手。“您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您，不过求求您，我们去那边的小街吧。”我点点头，我们就走了过去。

可他觉得小街上还不够暗，在那儿，稀疏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他把我带到一所老房子低矮的过道里的一盏小灯下，这灯挂在木板楼梯前，滴着油。

他煞有介事地拿出手帕，一边将它铺在楼梯上，一边说：“您坐下吧，亲爱的先生，这样您更好提问题，我就站着，这样我更好回答问题。可别折磨我啊。”

我坐了下来，眯缝着眼抬头看着他，说道：“您是一个古怪的疯子，这就是您！您在教堂里是什么举止！这多气人，让旁观者多不舒服！如果不得不看着您，还怎么能保持虔诚肃穆！”

他把身体紧贴着墙，只有脑袋还可以活动。“您别生气——您干吗要为与己无关的事动怒呢？若是我自己举止不得体，我会生气；假若只是别人行为不端，我倒会高兴。如果我说，我的生活目标就是被人注视，您可别生气。”

“您说什么，”我喊道，在这低矮的过道上，这喊声显得特别响亮，可我害怕声音减弱，“真的吗，您在说什么呀。是的，我已经预感到了，自从第一次见到您，我就已预感到了您的状况。我有这种体验，不是开玩笑，这就像在陆地上晕船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本质在于，您已忘了事物的真名实姓，现在匆忙之间将偶然想起的名字加在它们身上。要快，要快！可是，您刚一离开它们，就又忘了它们的名字。田野里的白杨，您曾称之为‘巴比伦塔’，因为您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这是一棵白杨，现在它重又无名无姓地摇来晃去，您就不得不称之为‘喝醉酒的诺亚’。”

他说：“我很高兴没有听懂您所说的。”他这话让我有些惊愕。

我急了，匆匆说道：“您为此而高兴，这就表明您已听懂了。”

“我当然表明了这一点，尊敬的先生，可您说的话也很古怪。”

我把手支在上面一级楼梯上，身体往后靠，以这种无懈可击的姿势——这是摔跤手的最后一招——问道：“您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为自己开脱，这就是假设别人都处于您的状况。”

一听这话，他变得大胆了。他把双手合拢，使身体成为一个整体，然后略微不情愿地说：“不，我这样做并不针对任何人，比如，也不针对您，因为我做不到这样。我如果能这样，倒会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教堂里的人们注意我了。您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注意吗？”

这个问题使我不知所措。我肯定不明其因，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想知道它。我心想，我原本也不愿到这儿来，是这个人逼着我听他讲话的。因此，我现在只需摇摇头，向他表明我不明其因，可我的头动不了。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微笑了。接着，他蹲下身，做着困倦的鬼脸，开始讲：“我对我的生活从来都没有坚定的信念。当我把握周围的事物时，总觉得它们已日薄西山，总认为它们曾经风华正茂，现在却趋于没落。亲爱的先生，我总想看看事物在我面前显现之前是什么样子。它们那时肯定美丽而宁静。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谈到它们。”

他见我一言不发，只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搐着，表明我心中不快，就问道：“您不相信人们这样谈论？”

我想我必须点头，可我的头动不了。

“您真的不相信吗？您听好了；我小的时候，睡了会儿午觉，睡眼惺忪地听见母亲从阳台上问下面，语气十分自然：‘亲爱的，您在干吗呢。天这么热。’花园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回答：‘我在草地上吃点心。’她们说起来不假思索，而且不太清楚，似乎这番话全在意料之中。”

我想我被问住了，于是，我掏着后面的裤兜，像是在找东西。可我什么也没找，只是想改变我的表情，以便显露出对谈话的关切。我一边掏一边说，这件事太奇怪，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还加了一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它一定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一时还看不出是什么目的——而杜撰的。然后我闭上双眼，因为眼睛很疼。

“哦，这真不错，您同意我的看法，而且，您把我拦住，就为了对我说这话，这一点都不自私。

“对吧，我为什么应当羞愧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应当羞愧呢——，难道就因为我没有笔直而吃力地走路，没有用拐杖敲着石板路面，没有擦着大声走过我身旁的人们的衣服？难道我不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是个溜肩膀的影子，沿着房屋蹦蹦跳跳，有时消失在橱窗玻璃里？

“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为什么所有房屋都修得如此糟糕，高楼倒塌的事时有发生，大家连一个表面原因都找不着。于是我爬到废墟上，问我所遇见的每个人：‘这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幢新楼——这已经是第五幢了——您想想吧。’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常常有人倒在街上，陈尸街头。这时，街上所有开店铺的商人就会打开他们用货物罩住的门，敏捷地走过来，把死者拖进一所房子，然后走出来，满面笑容地说道：‘你好——天清云淡——我在卖很多头巾——是呀，战争。’我跳进这所房子，好几次胆怯地举起弯曲的手指，终于敲了敲楼房管理员的小窗户。‘老兄，’我友好地说，‘有个死人被拖到您这儿来了。请您让我看看他，我求您了。’他摇摇头，似乎犹豫不决，我干脆地说：‘老兄。我是秘密警察。请马上让我看看死人。’‘一个死人？’他问道，像受了侮辱一般。‘不，我们这儿没有死人。这是一户规矩人家。’我道声别，走了。

“可是接着，当我穿过一个大广场时，就把这忘得一干二净了。穿过广场很费劲，这使我感到很困惑，我常常寻思着：‘既然人们完全是出于自负，修建了偌大的广场，为什么不修一道穿越广场的石栏杆呢？今天刮着西南风。广场上风吹得呼呼响。市政厅的塔尖晃着小圈儿。为什么不让人群安静点儿呢？所有的窗玻璃喀嚓作响，路灯柱像竹子一样被风吹弯了腰。柱子上圣母马利亚的袍子卷成一团，被狂风撕扯着。难道没有人看见吗？先生们和女士们原本是走在石板路上，现在却悬浮在空中。风歇口气时，他们就站住，互相说几句，躬身致意，然而风又吹起来了，他们敌不过风，双脚同时离了地。虽然他们不得不紧紧抓住帽子，却快活地东瞧西看，如坐春风。只有我感到很害怕。’”

我苦不堪言，说道：“您先前讲的那个关于您母亲和花园里的女人的故事，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我不仅听说过和经历过许多这类故事，甚至参与过一些故事。这件事十分自然。如果是我的话，您认为我在阳台上不会说同样的话吗？在花园里不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吗？一件如此简单的事。”

我说完这话，他显得很快慰。他说，我穿得很漂亮，他很喜欢我的领结。我的皮肤多么细嫩。收回坦白时，坦白就变得无比清楚了。

杨劲 译

与醉汉的谈话

我小步走出房门，那镶嵌着月亮和星星的浩渺苍穹以及环形广场上的市政厅、马利亚柱和教堂都压了过来。

我从容地从暗处走入月光中，解开外套扣子取暖；然后，我举起手，让深夜的呼啸声沉寂下来，开始寻思着：

“怎么回事，你们这样做，仿佛你们是实实在在的。莫非你们想让我相信，我——滑稽地站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不是实实在在的？然而，你天空，你曾是实实在在的，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环形广场，你从来就不是实实在在的。”

“的确，你们一直比我优越，可这只是当我对你们不予理睬时。”

“谢天谢地，月亮，你不再是月亮，不过，可能是我一时疏忽，把你这被称为月亮之物仍叫做月亮。当我称你为‘被忘却的颜色奇特的纸灯笼’时，你为什么就不再那么傲慢了？当我称你为‘马利亚柱’时，你为什么差点隐没？当我称你为‘洒黄光的月亮’时，再也认不出你马利亚柱咄咄逼人的态度了。”

“看来，自我思考对你们确实没有好处；你们勇气消退，健康耗损。”

“上帝啊，思考者一定要向醉汉学习，才会大有裨益！”

“怎么到处都已静悄悄？我想没风了。那些经常像在轮子上滚过广场的小房子被踩得动弹不得——安静——安静——根本看不见那条平时将房子与地面分开的细细的黑线。”

我跑了起来。我一口气绕着大广场跑了三圈，没有遇到一个醉汉，于是我跑向卡尔街，没有放慢速度，也没有觉得吃力。墙上的影子和我并排跑着，常常比我小，就像在墙与街面之间的窄路上一样。

我跑过消防队的房子时，听见小环形路那边传来喧闹声，我在那儿转弯时，看见一个醉汉站在井栅栏旁，双臂平支开，穿着木拖鞋跺着脚。

我先是站住了，以便让喘气平缓下来，然后走向他，脱下礼帽并自我介绍：“晚上好，纤弱的贵人，我二十三岁了，却仍无名无姓。而您来自巴黎这座大都市，肯定有令人惊异、悦耳动听的名字。您的周围弥漫着法国没落贵族完全非天然的气息。”

“您的眼圈呈青黛色，您一定见到了那些高贵的女士，她们已经站在又高又亮的阳台上，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嘲讽地转过身来，她们的长裙铺展在台阶上，裙子的后摆还拖在花园的沙地上。——不是吗，仆人们爬上星罗棋布的长杆子，他们身穿剪裁得很不庄重的灰色燕尾服，白裤子，双腿绕在杆子上，上身却经常往一侧后仰，因为他们必须从地上拾起绳子上的巨大平纹亚麻布，把它紧绷在高处，因为这位高贵的女士想看见一个雾气氤氲的清晨。”他打着嗝儿，这使我说话都有些战战兢兢的：“的确，您来自，先生，您来自我们的巴黎，来自风云突变的巴黎，哦，来自这种热情似火的冰雹天气，对吧？”他又打起了嗝儿，我难堪地说：“我知道，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迅速扣上外套扣子，然后热烈而腼腆地说：

“我知道，您认为不值得回答我的问题，但我今天如果不问您，必定会日日以泪洗面，度过此生。”

“我求您了，如此打扮的先生，人们对我讲的是真的吗？巴黎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他们只是装饰服，是不是有这样的房屋，它们只有堂皇的大门，夏日的天空一片蔚蓝，贴在空中的心形小白云更增添了它的妩媚，是这样的吗？那儿是不是有一个观众络绎不绝的珍奇物品陈列馆，里面全是树，每棵树上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赫赫有名的英雄、罪犯和情人的名字？”

“还有这样的传闻！显然是胡编乱造！”

“巴黎的街道突然分出岔路，对吧；街道上并不安宁，对吧？并不总是秩序井然，这怎么可能呢！一旦发生事故，人们就会从邻街蜂拥而至，迈着大城市人的步伐，走路时脚只稍稍点着路面；人们虽然很好奇，却又担心会大失所望；他们呼吸急促，把小脑袋往前伸。而他们碰在一起时，就会互相深鞠躬，请求原谅：‘非常抱歉，——我不是有意的——人太多太挤，请您原谅，我请求——是我不小心——我得承认。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叶罗姆·法罗什，我是卡柏丹大街上开调味品铺子的——请允许我邀请您明天共进午餐——我妻子也会很高兴。’他们就这样聊着，这时，小街上已混混沌沌，烟囱里冒出的烟飘散在房屋之间。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在优雅市区的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停着两辆马车。仆人们庄重地打开车门。八条纯种西伯利亚狼狗跳下了车，跳跃着，狂吠着，一路顺着车行道跑。这时有人说，它们就是乔装打扮的巴黎花花公子。”

他的眼睛快闭上了。我不说话时，他把双手插进嘴里，拽着下巴。他的衣服脏兮兮的，他可能是被人从酒馆赶出来的，他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许在白昼与黑夜之间的这个十分安宁的小间歇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耷拉着脑袋，一切都停滞不动，——我们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没有观察这一切——，继而消失。我们弯着身子独自呆着时，顾盼四周，却再也看不见什么，也不再感到空气的阻力，但是，我们内心牢牢地抓住回忆，记得离我们不远有座带顶的房子，所幸还有方形的烟囱，黑暗顺着烟囱流进了房子，顺着阁楼流入了各种各样的房间。而明天又是一天——尽管这难以置信——人们将会看见一切，这是一桩喜事。

这时，醉汉扬起眉毛，使得眉毛与眼睛之间出现了一片光亮，他断断续续地解释道：“是这样的——我困得很，所以要去睡觉了。——我有一个妹夫在温泽尔广场附近——我就去那儿，因为我住在那儿，因为那儿有我的床。——我这就走。——我只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住在哪儿——我像是忘了——不过没关系，因为我连是不是有一个妹夫都不知道了。——我这就走。——您认为我会找到他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肯定会的。不过，您是外地人，您的仆人们恰巧不在您身边。请允许我为您带路。”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伸出胳膊让他挽着。

杨劲 译

喧嚣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是整套住宅喧闹的大本营。我听见所有的门噼啪作响，这响声只盖住了门与门之间奔来跑去的脚步声，可我还是听到厨房里的灶门啪的一声关上。父亲撞开我的房间的门，拖曳着睡衣走过来，隔壁房间在扒炉灰，瓦丽的大声嚷嚷一字一句地从前厅传来，她问父亲的帽子是否刷过了，这嘶嘶声我听着还舒服些，可随之而来的是大喊大叫的回答。住宅门的把手发出噪音，仿佛患了粘膜炎的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接着，随着一个女人的歌声，门开了，最后，门被猛地撞上了，发出沉闷的巨响。父亲走了，现在开始了更轻柔、更漫不经心、更绝望的喧闹，这是两只金丝雀的叫声起的头。我早就想到过，现在听到金丝雀的叫声，重又想起了，我是否应当把门启开一条小缝，蛇一样地爬进侧屋，就这样趴在地上，请求我的妹妹们及其女仆安静下来。

杨劲 译

煤桶骑士

煤全用完了，桶里空空如也，铲子毫无用处，炉子呼吸着寒冷，房间里满是寒气。窗前的树木僵在霜冻中，天空像一面银盾，挡住向它求助的人。我一定得有煤，我不能冻死。我后面是冰冷无情的炉子，前面是同样冰冷无情的天空，因为这个缘故，我必须在它们之间快快地骑着煤桶跑，在中间地带找煤炭行老板帮忙。对我一般的求助他已经无动于衷了，我必须向他证明，证明我连一粒煤灰也没有了，因而他对我而言就如同苍穹下的太阳；我到那里的时候，必须像个行将饿死在大户人家门坎上的乞丐，喉头喘着气，使得他家的厨娘肯把最后一点咖啡渣灌进他的嘴里，煤炭行老板也定会这样忿忿然，但在“你不可杀人”这戒律的光芒下，给我的桶铲上满满一铲煤。

这事结果如何就看我的升天之行了，因此我骑着煤桶去。作为煤桶骑士，我的手抓住桶把手这最简陋的辔具，很困难地转着下楼梯，到了底下，我的桶就升起来了，真是壮丽无比。趴在地上的骆驼，在主人的棍棒下战栗着站起来的样子，也没有如此壮观。它不慌不忙快步走过冰冻的巷子，我常被托到二楼那么高，从未降到大门那么低。到了煤炭行的地窖穹隆前我就飘得出奇的高，在这地窖里，他正蹲伏在小桌前书写着，屋里过热，他开着门好让热气散掉。

“煤店老板！”我用被寒冷掏空了的声音叫他，哈出的气包围着我。“老板，请给我一点煤。我的煤桶整个儿空了，我都可以骑它了。行行好吧。我一有钱立刻就还你。”

煤炭商把手搁到耳朵上，“我没听错吧？”他回头顺过肩膀问他的妻子，她坐在炉旁的长凳上织毛衣。“我没听错吧？有顾客。”

“我什么也没听见，”他的妻子说。她很舒服地背靠炉火，安安静静地打着毛线活儿。

“对呀，”我喊道，“是我呀，一个忠心的老顾客，十分忠心，只不过目前不名一文。”

“老婆，”煤炭商说，“是的，是有人，我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的，一定是个老顾客，非常老的顾客，他知道用话打动我的心。”

“你是怎么了？老公，”妻子说，她停了一会儿，把毛线活儿搂在胸前，“没有人来，巷子是空的，我们所有的顾客都备好煤了，我们大可关几天门休息休息。”

“可我是在这儿的呀，我坐在桶上，”我喊道，寒气把我弄得泪眼模糊，“请往上看看，你们立刻就会发现我的，我想求你们给我一铲煤。如果肯给两铲，那我可就喜出望外了。所有其他顾客都已有煤了。啊！如果能听到煤劈劈啪啪倒入桶的声音该有多好啊！”

“我就来，”煤炭商说着就抬起他那短短的腿要上地窖楼梯，可是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他身旁，拉住他的手臂说：“你留在这儿，如果你一定要固执到底，那我就上去。自己想想，你昨晚咳得多厉害。可是，为了一笔生意，即使是一笔想象的生意，你就忘记老婆孩子，连自己的肺也不顾。我去。”“那你就把我们有些什么存货都告诉他，我在底下把价格喊给你听。”“行，”妻子说着就上到巷子里来。她自然一下子就看到我了。“煤炭嫂，”我喊道，“致以忠诚的问候，就一铲煤，直接装进这桶里，我自己送回家去，一铲最次的煤，钱我自然会照数全付的，只不过不能立刻付，不能立刻。”这两句“不能立刻”是什么样的钟声啊，和近处教堂传来的晚钟声搅在一起又是多么扰人心绪啊！

“他要的是什么呀？”煤炭商喊着问，“没要什么，”妇人喊着回答，“根本没人，我看不到什么，听不到什么，只不过是响了六点钟，我们可以关门了。天冷得要死，明天我们肯定事情少不了。”

她看不到什么，听不到什么，然而，她还是解下围裙，想用它把我赶走，要命的是她如愿了。我的煤桶具备良好坐骑的一切长处。只是它没有抵抗力，它太轻了，被一条女人的围裙一赶，它就站不住脚了。

“你这恶毒的女人，”当她一边转身回店，一边不屑而又满意地向空中挥打着时，我对她喊道，“你这恶毒的女人！我请求你给一铲最次的煤，而你就是不给我。”就此我升入冰山之域，永远消失于其中。

谢莹莹 译

作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

乡村婚礼筹备

（一稿）

当爱德华·拉班穿过走廊，跨进门洞时，发现下雨了。雨下得不大。

他眼前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迈着各种各样的步伐。有时会走出一个人来，横穿马路。一个小女孩，双手平伸，捧着一只疲惫的小狗。有两位先生正互相告诉对方什么事情，其中一个双手掌心向上，平稳地摆动着，好像托着什么东西。还可以看到一位女士，她的帽子上缀满了饰带、别针和花朵。一位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是瘫了似的平放在胸前。偶尔有抽着烟的男人走过，细长的烟雾在他们面前袅袅上升。三位先生——其中两位把薄外套搭在弯曲的小臂上——不时从房屋的墙边走到人行道边，看看那里发生的情况，然后又说着话退回原处。

透过来往行人的空隙，可以看见马路上铺得整整齐齐的石子。马匹伸长脖子拉着车，车轮精致而高大。车里靠在软座上的人，默默地看着行人、店铺、阳台和天空。当一辆马车要超过另一辆时，马匹们就挤在一起，缰绳晃来晃去。牲口们拉着车辕，车子摇晃着滚滚向前，直到完全超过前面的车，马才重新分开，只有瘦长、安静的马头还凑在一起。

有几个人快步向房门走去，在干燥的马赛克地板上停下来，慢慢转过身，然后注视着被挤进这条窄巷的雨点纷乱地落下。

拉班感到疲倦。他的嘴唇苍白，就像他那绘有摩尔人图案的厚领带上已消退了的红色。马路对面门前的女士正看着他。她漫不经心，而且，她可能只是在看他面前的雨，或者是他头顶上门边钉着的那一小块公司招牌。拉班认为，她正吃惊地看着。“那么，”他想，如果我要是能告诉她，她就根本不会觉得奇怪了。某人工作过度，累得甚至不能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而且，即便做了所有的工作，他还是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善待他，相反，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而且，只要你不说“我”而说“某人”，那就不算什么，别人可以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而一旦你承认讲的就是你自己，别人就会盯着你看，把你看得发毛，感到惊恐。

他把缝有格子布面的手提箱放到地上，同时弯了弯膝盖。雨水已经在马路旁汇成一股水流，几乎是奔涌着流进低处的下水道里。

可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那我还怎么埋怨别人呢。他们也许不是不公正，可是我太累了，没法去弄明白一切。我甚至累得无法轻松走完到火车站的这一小段路。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短短的假期呆在城里，好好休息一下呢。我太不理智了。——我明明知道这趟旅行会把我弄病的。我将要住的房间不会太舒适，乡下也没有别的可能性。现在刚是六月上旬，乡下的空气通常还很凉。虽然我会注意多穿衣服，可是我不得不跟别人一起晚上去散步。那里有许多池塘，他们将沿着池塘散步。那我肯定会着凉的。但在聊天时，我却不大能插上话。我没法把那个池塘与一个遥远地方的其他池塘相比较，因为我从未旅行过，至于谈论月亮，感受幸福和兴致勃勃地去登瓦砾堆，我又年纪太大了，不愿意干，免得招人笑话。

人们微微低着头走过，头顶上撑着深色的伞，摇摇晃晃。一辆运货车驶过，在铺了干草的车夫座上，一个男人漫不经心地伸着两条腿，一只脚几乎拖到地上，另一只脚则好好地放在干草和破布片上。他那神情像是在晴朗的天气里坐在田野上。不过他还是全神贯注地拉着缰绳，所以这辆载着铁棍的马车能自如地穿过拥挤的街道。在湿漉漉的地上，可以看到铁棍的倒影，弯弯曲曲，慢慢地从一排排铺路石上掠过。马路对面那位女士身边的小男孩穿戴得像个种葡萄的老农。他那皱巴巴的外衣下摆围成一个大圆形，只在腋下系着一根皮带。他的半圆形帽子一直压到眉毛上，帽尖上的一个流苏一直垂到左耳边。下雨使他很高兴。他从门里跑出来，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好接住更多的雨点。他不停地蹦起来，溅起许多水，过往行人都生气地指责他。于是，那位女士叫住他，此后便拉着他的手；他倒并没有哭。

拉班猛地一惊。是不是已经晚了？他的大衣和上装都敞开着，所以他赶紧去掏表。表停了。他懊恼地向一个站在过道稍靠里一些的人问时间。那人正跟别人谈笑，就带着谈话的微笑回答道：“四点刚过。”就又转过头去了。

拉班赶紧撑开伞，提起箱子。他刚要跨到马路上去，却被几个急匆匆走过的女人挡住了去路，他让她们先过去。同时，他低头看见一个小姑娘的帽子，是用染红的麦秸编的，波浪形的帽檐上有一个绿色的小花环。

他走到马路上时，刚才的景象还留在他的记忆里。通往他要去的那个方向的路有点上坡，他得费点儿劲，于是，他很快把刚才的事忘了；那个小箱子对他来说并不轻，而且风迎面吹来，掀起他的外衣，从前面顶着雨伞的伞骨。

他不得不大口喘着气；附近一个广场的钟敲响了四点一刻，声音低沉；他从伞下可以看到迎面走来的路人的步伐轻快而细碎，拉了闸的车轮吱吱响着，慢慢滚动，马匹伸着它们细瘦的前腿，像山间冒险的羚羊。

这时，拉班觉得，他将能熬过未来十四天漫长而可怕的时间。因为只有十四天，一段有限的时间，就算是恼人的事越来越多，但时间却会不断减少，而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忍受。因此，勇气无疑会与日俱增。所有想折磨我，并且现在已经占据了我周围所有空间的人，会由于对我有利的时光的流逝而被挤走，我无需帮他们一丁点儿忙。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我可以软弱，默不作声，任人摆布，但是，仅仅因为这些日子会过去，所以，一切必定会好起来。

再说，我不能像童年时遇到危险时那样做了。我根本用不着亲自去乡下，没有必要。我只需把我穿了衣服的躯体打发去就行了。如果这躯体摇摇晃晃地走出我的房门，那么这摇晃并非表示胆怯，而是表示这躯体的虚空。若是这躯体跌跌绊绊地走下楼梯，抽泣着乘车去乡下，哭着在那里吃晚餐，这也并非表明他心情激动。因为我，此刻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平平地盖着棕黄色被子，任凭从微微开启的窗户透进来的风吹拂。

我觉得，我躺在床上的形态像一只大甲虫，一只麋螂或一只金龟子。

他在一个橱窗前停了下来，湿漉漉的玻璃后面陈列着挂在小棍上的男用小帽，他嘬着嘴唇往里看。我的帽子度假够用了，他想着又继续向前走，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帽子而无法忍受我，那就更好了。

一只甲虫的巨大体形，对。然后，我就做出甲虫冬眠的样子，我把我的小细腿紧贴在鼓起的肚子上。我低声说出几句话，这是对我那悲伤的躯体的吩咐，它弯着腰站在我身边。我很快就吩咐完了，它鞠了一躬，匆匆离去，在我休息期间，它将会把一切妥善处理好。

他走到一个敞开着的圆拱形大门前，大门位于一条通向一个小广场的陡峭小巷的高处，广场四周有许多商店，都已点上了灯。由于四周有灯光而显得有些昏暗的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座纪念碑，是一个若有所思的男人的坐像。行人像是在灯光前移动的细长挡光板，由于地上的水洼把所有的亮光都扩展得又远又深，使广场的景象不停地变化着。

拉班走进广场深处，急促地躲过飞奔而过的马车，从一块干石板跳到另一块干石板，将撑开的伞高高举起，以便看清周围的一切。一直走到一根路灯柱旁，他才停下来，灯柱立在一块四方形小石礅上，它同时是个公车站。

有人正在乡下等着我呢。他们会不会已经担心了？但是，自从她到乡下以来，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给她写信了，只是今天早晨写了一封。这样，人们最终会把我的外貌想象成另外的样子。他们也许会以为，我跟谁打招呼，就会向谁冲过去，但这不是我的习惯，或者，他们以为，我一到那里就会跟他们拥抱，可我也不愿这样做。如果我试图劝慰她，就会惹她生气。要是我在劝慰她时真能惹得她大怒就好了。

这时，一辆敞篷马车缓缓驶过，两盏点燃的车灯后面，两位女士坐在深色皮面的小长凳上。其中一个往后靠着，脸被面纱和帽子的阴影遮住了。而另一位女士则挺直上身；她的帽子不大，边上嵌着细细的羽毛。每个人都能看见她，她微抿着下嘴唇。

正当这辆马车驶过拉班身边时，一根什么柱子挡住了右边那匹马的视线，然后，一个什么车夫——他头戴一顶大礼帽——坐在极高的车夫座上，被推到女士们面前。这时，车子已经驶远了，随后，他们的车子自己绕过一所现在变得很显眼的小房子拐角，从视线中消失了。

拉班的目光尾随着那辆车，他歪着头，伞柄靠在肩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他把右手的拇指伸进嘴里，蹭着牙齿。他的箱子侧立在他身边。

马车们从小巷里出来，驶过广场，又进入别的小巷，马匹的躯干像是被甩出去似的，沿水平方向飞奔，但头颈的上下起伏表明它们动作的激烈和费力。

在三条马路汇合处的人行道上，四处站着许多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手杖敲击着石子路面。在这些一堆一堆的人中间，是一些尖顶小亭子，姑娘们在里面卖着汽水，然后是挂在细柱子上的笨重街钟，还有前胸和后背挂着大牌子的男人们，牌子上用五颜六色的字母写着许多娱乐广告，此外还有仆役们，坐在淡黄色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张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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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堆人。两辆横穿广场、驶入下坡小巷的华丽马车，使这伙人中的几位先生后退了几步，但第二辆马车刚过——其实，第一辆马车过后，他们就曾小心翼翼地尝试过——这几位先生就又和其他人聚成一堆了，然后，他们排成一长排，走上人行道，拥进一家咖啡馆的大门，大门上方的灯光匆匆洒落在他们身上。

近处，巨大的有轨电车车厢驶过，另外几辆静静地停在远处的街上，模糊不清。

“她的背驼得多厉害呀，”拉班这时看着照片想，“她从来没有挺直过，也许她的背是圆的。我以后必须好好注意一下。她的嘴那么宽，下嘴唇无疑是突出来的，没错，我现在想起来了。还有那身衣服。当然，我对衣服一窍不通，但是，那两只勉强缝起来的袖子肯定是很难看的，看上去像条绷带。那顶帽子的边缘从脸部向上翘起，每个地方的弧度都不一样。但她的眼睛非常漂亮，是棕色的，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所有的人都说她的眼睛漂亮。”

这时，一辆电车停在拉班面前，他周围的许多人都拥上了车厢的台阶，被紧紧挤在肩膀边的手中举着微微张开的带尖的雨伞。拉班胳膊底下夹着箱子，被挤下人行道，重重地踩进一个看不见的水坑里。电车里，一个小孩跪在凳子上，双手的指尖贴在嘴唇上，仿佛在同一个正离去的人告别。几个乘客下车后，不得不沿着车厢走几步，才能挤出人群。一位女士踏上了第一级台阶，她双手提着裙子下摆，刚刚超过脚面。一位先生抓着车厢里一根黄铜扶杆，仰头向那位女士说了几句什么。所有要上车的人都很不耐烦。售票员在大声嚷嚷。

拉班这时站在等车人群的边缘，他转过身去，因为有人喊他的名字。

“啊，雷蒙特，”他慢慢说道，向一个走过来的年轻男人伸出拿伞那只手的小拇指。

“这就是正要去见未婚妻的新郎啊。他看上去真是在热恋。”雷蒙特说，然后闭嘴一笑。

“是的，请你原谅，我今天就得走了，”拉班说，“我今天下午给你写了封信。我当然非常愿意明天跟你一起走，可明天是星期六，车都很挤，而且，旅途又长。”

“没关系。尽管你答应过我；但人家要是正在热恋——那我就得一个人走了。”雷蒙特一只脚站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脚站在石子路上，上身的重心一会儿在这条腿上，一会儿移到另一条腿上。——“你现在是想上电车吧；刚开走一辆。来，我们走着吧，我陪你。时间还够。”

“不是已经晚了吗，请告诉我。”

“你有点儿担心，这不奇怪，但你确实还有时间。我就是因为不着急，所以耽误了跟吉勒曼见面。”

“吉勒曼？他不是也要住到城外去吗？”

“是的，他和他夫人，下星期他们想出去一趟，所以我才答应吉勒曼，等他今天从办公室出来后跟他见面。他想就他们住宅布置的事吩咐我几句，所以要我见他。可我不知怎么来晚了，我去买东西来着。我正考虑要不要去他们的住宅一趟，就看见你了，一开始我对你提着箱子感到奇怪，于是叫住了你。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不宜去拜访人家了，我再到吉勒曼那儿去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不过，这么说，他们将是我在城外的熟人了。可是，我还从没见过吉勒曼夫人呢。”

“她非常漂亮。头发是金黄色的，生了一场病之后，现在脸色苍白。她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睛。”

“不过请问，美丽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本身是不可能美丽的，不是吗？是目光美丽吗？我从不认为眼睛会美丽。”

“好吧，我可能有些夸张了。不过她真是个漂亮的女人。”

透过一家位于一层的咖啡馆的玻璃窗，可以看见紧靠窗户的一张三角形桌子边，围坐着几位正阅读和吃东西的先生；其中一个把报纸放在桌子上，手里举着一个小杯子，正睁大了眼睛用眼角朝小巷里看。靠窗的这几张桌子后面，整个大厅里每件家具和每件用具都被客人占满了，他们围坐成一个一个小圈。他们还弓着身子坐在大厅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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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这不是一家不舒服的店，是吧。我觉得许多人会愿意承受这个负担。”

他们走到一个相当昏暗的广场上，这个广场在他们刚才所在的马路一侧就延伸开了，因为马路另一侧的地势还在继续升高。他们沿着广场一侧接着往前走，这一侧，是一排一幢紧挨一幢的房子，这排房子的拐角处，有两排房屋向远处延伸，开始时相互隔得很远，后来似乎在无尽头的远方合为一体。这些房屋大多很小，它们前面的人行道也很窄，这里看不到店铺，也没有车辆驶过。距离他们走出来的那条小巷尽头处不远的树叶下，立着一个带有玻璃女像柱子装饰的铁架子，上面有几盏灯，灯固定在两个上下水平挂着的套环里。在宽阔的塔楼形黑暗中，梯形的火苗在玻璃嵌成的罩子中燃烧，就像在小房子里，几步之外的地方依然黑暗。

“可是现在肯定已经太晚了，你瞒着我，让我误了火车。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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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至多是皮尔克斯霍甫，这个人。”

“我想，这个名字在贝蒂的信里出现过，他是个铁路实习工，对吗？”

“是的，铁路实习工，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你要是看见他那肉乎乎的小鼻子，就会知道我说的没错。我告诉你，要是跟这个人一起走过单调的原野的话。不过，他已经调走了，我想，而且我希望，他下个星期就离开那儿。”

“等等，你刚才说，你建议我今天夜里还留在这儿。我考虑过了，这恐怕不太好。因为我写信说过我今天晚上到，他们会等我的。”

“这很简单，你打个电报。”

“是的，这也行——可是，我不走还是不太好——而且我也累了，我还是走吧——要是他们接到电报，还会吓一跳——何必呢，再说我们去哪儿呢？”

“那你还真是走比较好——我刚才只不过那么想想——而且，今天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困了，没精神，刚才我忘了告诉你。我这就跟你告别吧，我不想再陪你穿过这个潮湿的公园了，因为我还是想去吉勒曼家看看。现在是差一刻六点，还可以到老熟人家串个门。那么，再见，祝你旅途愉快，替我问大家好。”

雷蒙特向右转身，同时伸出右手告别，这么一来，有一刹那，他朝着与他伸出的胳膊相反的方向走。

“再见。”拉班说。

雷蒙特从不远处喊道：“嗨，爱德华，听得到我吗，把你的伞收起来，雨早就停了。我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

拉班没有回答，把伞收了起来，苍白而昏暗的天空阴沉沉地笼罩在他的头顶。

要是我至少上错了火车也好，拉班想。那样，我就会觉得旅途似乎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以后弄清楚误会后又回到这个站，心里就会觉得舒服多了。要是那个地方真像雷蒙特说的那么没意思，那也绝不是什么坏事。这样，人们肯定将更多地呆在屋子里，就根本不会确切地知道其他人在哪儿，因为，如果附近有一个废墟，大家肯定会一起去那儿散步，而且去之前一段时间就肯定约好了。那么，大家就不得不为这个活动感到高兴，所以也不许不去。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名胜古迹，也不会有事先的商议，因为大家知道，让所有人聚集起来是很容易的，要是有人突然一反惯例，觉得一次长途远足不错，那他只需派侍女去别人家，这些人正在家写信或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会欣喜万分。拒绝这样的邀请并不困难。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因为这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做什么都行，如果我愿意，还可以回去。因为那里将没有一个我可以随时去拜访的人，没有可以一起作劳累远足的人，没有人指给我看他那儿庄稼的长势，没有人让我看看他在那儿经营的采石场。就算是老熟人，也没有把握。雷蒙特今天不是对我很友好吗，他给我讲了一些情况，他把一切描述得像展现在我面前一样。他跟我打招呼，又陪伴我，尽管他不想知道我的任何情况，而且还有别的事。现在他突然走了，可我没说过一句能伤害他的话。虽然我拒绝今晚在城里过夜，可这是很自然的，这不会冒犯他的，因为他是个理智的人。

火车站的钟敲响了，差一刻六点。拉班停下来，因为他感觉到心跳得厉害，然后他沿着公园的水池匆匆走去，走进一条两边种着高大灌木丛的狭窄的、灯光昏暗的路，冲进一个小树旁有许多空长凳的广场，然后稍微放慢脚步，穿过栅栏间的一个出口，来到大街上，穿过马路，大步跨进火车站大门，片刻之后找到了窗口，他不得不敲了一会儿铁皮窗。然后，一个铁路职员探过头来说，这是最后一秒钟了，他收了钞票，把车票和找的零钱重重地扔到窗台上。拉班本来想赶快点一下找他的钱，因为他觉得很可能多找了，但是，一个在附近走动的服务员把他从一扇玻璃门推上了站台。拉班一边在站台上左顾右盼，一边朝服务员喊“谢谢，谢谢”，由于找不到检票员，他就自己登上了最近的一节车厢踏板，他总是先把箱子放到上一级，然后自己再迈上去，一只手拄着伞，另一只手提着箱子把手。他上的这节车厢被他刚才还呆过的车站大厅里众多的灯照得通亮；所有车窗都被推到最高处关上，有些窗玻璃前能看见挂着一盏嗤嗤作响的弧形灯，玻璃上的雨点发白，一滴一滴地不断往下淌。即使拉班关上了车厢门，坐到一条浅棕色木长椅的最后一个空位子上，他仍然能听到从站台上传来的嘈杂声。他看见许多人的脊背和后脑勺，从他们的缝隙间，可以看见他们对面长椅上的人们向后仰的脸。有几个地方盘旋着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雾，有时还缓缓掠过某个姑娘的脸。乘客们经常互相商量着调换座位，或者把放在长椅上方一个窄小的蓝网套里的行李移到另一个网套里。要是一根棍子或一个箱子包的铁角突了出来，别人就会提醒它的主人。主人便过去把东西整理好。拉班也想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箱子塞到了自己座位底下。

他的左侧窗户边，面对面坐着两位先生，正谈论商品价格。“他们是旅行推销员，”拉班想，他平稳地呼吸着望着他们。老板派他们去乡下，他们就去，他们乘火车，在每个村庄，他们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有时他们乘马车在各个村庄之间奔走。他们不需要在任何地方久留，因为一切都要迅速进行，他们必须不断地谈论商品，只谈论商品。从事这么舒适的一个职业，人们会带着怎样愉快的心情去努力工作啊。

那个年轻一些的猛地一下从裤子后兜里抽出一个笔记本，很快在舌头上蘸湿了食指，翻动着，找到一页，一边用指甲从上往下捋着，一边读。他抬起目光时，就盯着拉班，现在他又谈起了棉线的价格，视线仍然没有从拉班脸上移开，就好像人们死盯着某一个地方看，以免忘记想说的话。他紧紧皱着眉头。他左手拿着半合着的笔记本，拇指夹在刚读过的那页，以便需要时能很容易翻到。笔记本不停地抖动着，因为他的这只胳膊没有地方支撑，而行驶中的火车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铁轨。

另一个推销员靠在椅背上，认真听着，不时以不同的间歇点着头。显而易见，他并不同意那个人所说的一切，过一会儿肯定会说自己的意见。

拉班把握成空拳的手掌放在膝盖上，往前探着身子，从这两位推销员的头中间看着窗户，透过窗户看着一闪而过和向后飞向远方的灯光。那个推销员说的话他根本听不懂，另一个人的回答他也不能明白。那需要先进行一番充分准备才行，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年轻时候起就跟各种商品打交道的。要是某人手里这么经常摆弄着个线轴，又这么经常地给顾客看，那他就会知道它的价格，能够谈论它。人们可以谈论这些，而与此同时，一个个村庄向我们迎面扑来，又匆匆掠过，转向大地的深处而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是，这些村庄是有人住的，也许那里也有推销员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

车厢另一头的角落里站起来一个大个子男人，手里拿着纸牌喊道：“嘿，玛丽，你把细纹衬衫装上了没有？”“装上了。”坐在拉班对面的那个女人说。她刚睡着了一会儿，当她被问话唤醒时，就嘟囔着回答了一句，好像她在对拉班说话。“您是去容本茨劳的集市吧？”那个活泼健谈的推销员问她。“是的，去容本茨劳。”“这回是个大集市，对吧。”“对，一个大集市。”她昏昏欲睡，把左胳膊肘支在一个蓝色包裹上，头重重地压在手上，手紧贴着脸颊的肉，直压到颧骨上。“她多么年轻啊。”推销员说。

拉班从背心兜里掏出售票员找给他的钱点着。他把每一枚钱币都久久地竖在拇指和食指之间，并用食指尖把它在拇指内侧翻来翻去。他长时间盯着皇帝的像看，然后又注意到用丝带扣和蝴蝶结固定在脑后的桂冠。最后，他确认，钱数是对的，然后把钱放进一个黑色的大钱包里。他刚想跟那个推销商说：“这是一对夫妻，您说对吗？”火车停了，行驶时的噪音停止了，列车员大声喊出一个地方的名字，拉班什么也没说。

火车又非常缓慢地启动了，人们可以想象出车轮的转动，但不一会儿，它就飞快地驶入一块洼地，之后，人们又冷不防地看见，窗外掠过的一座大桥的长长护栏，似乎忽而被拆开，忽而又被合到一起。

现在火车开得这么快，拉班很高兴，因为他是不会愿意在上一个地方停留的。如果那个地方那么黑，又没有认识的人，离家又这么远。那么，那里白天一定很可怕。下一站的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或者前几站或以后的几站，或者我将要去的那个村庄是另外的情形？

那个推销员说话的声调突然提高了。还远着呢，拉班想。“先生，您和我一样清楚，这些工厂主派人去最偏僻的小地方，他们低三下四地去找最无耻的小商贩，您以为，他们给小商贩的价格会与给我们这些大批发商的不一样吗？先生，告诉您吧，完全一样，我昨天才看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是卑鄙行径。他们压榨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我们根本不可能做生意；他们压榨我们。”他又看着拉班；并不为眼睛里含着的泪水而难为情；他把左手手指关节压在嘴唇上，因为他的嘴唇在颤抖。拉班把身子往后靠，左手轻轻捋着他的小胡子。

对面的女商贩醒了，微笑着用双手摸了摸额头。那个推销员放低了声音。那女人挪动了一下身子，像是还要睡觉，她半躺地靠在包裹上，叹了口气。她右侧臀部的裙子绷得紧紧的。

她后面坐着一位先生，头戴一顶旅行帽，正在读一张大报纸。坐在他对面的女孩可能是他的亲戚，请求他——她说话时把头歪向右肩——把窗户打开，因为她觉得太热了。他头也不抬地说，他马上就开，但他得先把报纸上这一段看完，他指给女孩看，他说的是哪一段。

女商贩再也睡不着了，她坐直身子，向窗外望去，然后，她久久地盯着挂在车厢顶上的煤油灯火苗。拉班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抬眼看时，女商贩正在咬一块涂了棕色果酱的点心。她身边的包裹打开了。那推销员默默地抽着一支雪茄，他不断地做着好像要把烟头上的烟灰弹下来的动作。另一个推销员则用刀尖在一块怀表的齿轮上划来划去，人人都能听到那声音。

尽管拉班的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模模糊糊地看见那个戴着旅行帽的先生在拉车窗皮带。凉爽的空气涌了进来，一顶草帽从一个挂钩上掉了下来。拉班觉得自己醒着，所以他的脸颊那么清凉，或者是有人打开门，把他拉进房间，或者是他自己不知怎么弄错了，很快，他就睡着了。

当拉班踩着车厢的扶梯下车时，扶梯还有些抖动。雨点打在他那刚从车厢空气里出来的脸上，他闭上眼睛。——雨点噼噼啪啪地落在车站建筑物前的铁皮屋顶上，而落在广阔田野上的雨声，却让人觉得是听到了有规则地刮着的风。一个光着脚的男孩跑过来——拉班没看见他是从哪儿出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请求拉班让他帮着提箱子，因为正在下雨，可是拉班说：是的，正在下雨，所以自己要去乘公车。他不需要他。听了这话，那男孩做了个鬼脸，仿佛他觉得，让别人提着箱子在雨中走比乘车更体面，然后他转身跑了。拉班想叫住他时，已经太晚了。

两盏灯亮着，一个铁路职员从一扇门里出来。他毫不犹豫地冒着雨走到机车前，两臂交叉，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直到火车司机从栏杆上探出身来跟他说话。一个服务员被叫出来，接着又被打发回去了。有些车窗旁站着乘客，由于他们看见的只是一幢很普通的车站建筑，所以他们的目光暗淡，眼皮像在火车行驶时那样直往一块儿合。一个打着花太阳伞的女孩从乡间公路匆匆来到站台上，把撑开的伞放到地上，坐下来，为了让裙子快点儿干，她把两腿叉开，用指尖在撑开的裙子上捋水。只有两盏灯亮着，看不清她的脸。从她面前走过的服务员抱怨雨伞底下积了一摊水，还用胳膊围成圈，比划着那摊水有多大，然后，又像往深水下沉的鱼一样，双手在空中挥动着，想说明，这把伞还阻碍了交通。

火车启动了，像一扇长长的推拉门似的消失了，铁轨另一侧的白杨树后面，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大片地方。那是一片漆黑还是树林，是一个池塘还是一幢里面的人已经入睡的房屋，是一个教堂的塔尖还是山丘之间的沟壑；没有人敢去那儿，但谁又能控制得住自己呢。

拉班又看见了那个铁路职员——他已经走到了他办公室的台阶前——便跑到他面前拦住他：“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想去那儿。”

“不远，一刻钟，但是如果乘公车——正下着雨呢——您五分钟就到了。”

“下雨了。这不是个美好的春天。”拉班接着说。

那个职员把右手叉在胯上，通过他的胳膊和身体形成三角形，拉班看见那个女孩坐在长椅上，伞已经收起来了。

“如果人们现在去避暑了，并且呆在那儿，那就一定会感到后悔。本来我以为会有人来接我的。”他四处张望，使这显得可信。

“我担心您会误了公车的。车不会等很长时间。不用谢。那边那条灌木丛之间的路。”

车站前的街道没有照明，只有从房子一层的三个窗户里透出些许昏暗的光，但是照不了多远。拉班踮着脚尖在泥泞的地上边走边不停地喊着“车夫”、“喂”、“公车”、“我在这儿”。他总是不断踩进昏暗的马路边一个接一个的积水中，于是他只得整个脚掌踩地，继续往前挪动，直到一个马鼻子突然触到他的前额〔让他感到一阵清凉〕。那就是公车，他迅速跨进空车厢，在车夫座位后面的玻璃窗旁坐下，把上身弯下来，他已经做了所需的一切。因为，如果车夫是睡着了，那他清晨前后会醒来，如果他死了，那会来一个新车夫，或者老板，如果没人来，那么，会有乘早班火车的乘客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人，喧闹嘈杂。不管怎么说，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把窗帘拉上，等待车子开动时必有的那一下晃动。

在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之后，我明天肯定会到贝蒂和妈妈那儿的，谁也阻挡不了。只有这样是对的，而且，事先应该估计到，我的信明天才能到，我本该留在城里，在埃尔维那儿舒舒服服地过一夜，用不着为第二天的工作而担忧，这种担忧总是会败坏我所有的兴致。可是看，我的脚都湿了。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根蜡烛头点燃，放在对面的长椅上。烛光足够亮了，车厢外的黑暗使人能看见没有玻璃窗的、涂成黑色的车厢内壁。用不着马上就想到地板下面是轮子，前面有套好的马。

拉班在长椅上仔细地擦着脚，穿上干净的袜子，坐直了身子。这时他听见有人从火车站那边朝这儿喊。“嘿，”还说，要是车里有乘客，就回答一声。

“有，有，他希望现在就走。”拉班打开车门探出头去，右手紧紧抓住门柱，左手拢在嘴边回答。雨水猛烈地灌进脖领子里。

车夫裹着两个剪开的麻袋片走过来，他的马灯的反光在他脚下的积水中跳跃着。他闷闷不乐地开始解释。听着，他和雷贝达玩牌来着，火车到达的时候，他们玩得正起劲。所以当时他根本不可能出来看看，但他也不想把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骂一通。另外，这里是个脏得要命的地方，想不到这么一位先生会来这里有事，而且他很快就进车子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刚才皮尔克斯霍弗先生——对不起，他是助理先生——进来说，好像有一位金黄头发的矮个子先生要乘公车。他马上就问了究竟，或者他也许没有马上就问。

马灯被挂在辕杆顶上，车夫闷声闷气地吆喝了一声马，马拉动了车，车顶棚上被晃动的水透过裂缝慢慢滴进车厢里。

道路可能起伏不平，泥浆肯定溅到车辐上了，溅起的积水的扇形水面在滚动的车轮后发出哗哗的声音，车夫手中驾马的缰绳大多时候是松松的。难道不能把这一切看成是对拉班的谴责吗？一摊一摊的积水突然被挂在辕杆上晃动的马灯照亮，承受了马蹄，在车轮下碎成水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拉班要去他的未婚妻贝蒂那儿，一个不很年轻的姑娘。就算有人愿意谈论这事，谁又会赞赏拉班在这儿的功劳呢，即使这些功劳只不过是他所受到的、没有人能当面向他说出的谴责。他当然愿意这么做，贝蒂是他的新娘，他爱她，要是她为此而感谢他，那才令人讨厌呢，但她肯定会谢的。他不时下意识地用头碰他倚靠着的那面车厢壁，然后又抬头看了一会儿车顶棚。有一次，他的右手从大腿上滑下来，他的手本来是放在腿上的。但胳膊肘还留在肚子和腿之间的弯角里。

车子已经驶入房屋之间，偶尔，车厢里会射入某间屋子的灯光，一个台阶——拉班得站起身来，才能看见最下面几阶——通向一座教堂，一个公园门口点着一盏灯，火苗很大，可是，一座圣像只凭借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才显出黑黢黢的影子，现在，拉班看到他的蜡烛烧完了，凝固住的蜡油一动不动地从长椅上挂下来。

马车停在客栈前，可以听见雨下得很大，还有——可能是一扇窗户开着——客人们的声音，这时，拉班心里问自己，是马上下车好呢，还是等客栈老板到车前好。这个小城的习俗是怎样的，他不知道，但是，贝蒂肯定谈到过她的未婚夫，那么，他的亮相出色与否，会使她和他自己在此地的声誉相应地更高或更低。但是，他既不知道她现在的声誉如何，也不知道她跟别人说了些关于他的什么，所以他就感到更加不舒服和困难。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归途。城里下雨的时候，大家都乘电车穿过湿淋淋的石砖路回家，而在这儿，却坐着这么一辆破马车，经过烂泥地来到一家客栈。——城市离这儿很远，就算我现在想家想得要死，今天也没人能把我送回去了。——我也不会死的——可是在城里，会有人给我把今晚想吃的菜端到桌上来，右边，盘子后面是报纸，左边是灯，这里，他们会给我端来一份非常油腻的饭菜——他们不知道我的胃不好，就算他们知道，又能怎样呢——一份陌生的报纸，许多我现在已经听到他们声音的人会在场，一盏供所有人用的灯。那会是什么样的光线呢，玩牌够了，可是看报呢？

店主没有来，对他来说，客人们无关紧要，他可能是个不友好的人。或者他知道我是贝蒂的未婚夫，而这就是他不来我这儿的理由，那么同样，马车夫也因此让我在火车站等了那么长时间。贝蒂常说，她经常受到下流男人们的调戏，又如何拒绝他们的纠缠，也许这里也是如此。

（二稿）

当爱德华·拉班穿过走廊，跨进门洞时，就看见正在下雨。雨下得不大。

他眼前的人行道比他站的地方不高也不低，尽管下雨了，还是有许多行人。有时会走出一个人来，横穿马路。

一个小女孩，双臂前伸，捧着一只灰色的狗。有两位先生正互相告诉对方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时而面对面，然后又慢慢转开身去；这让人联想起在风中被吹开的门。其中一个双手掌心向上，平稳地摆动着，好像托着什么东西，在掂它的重量。然后看到一位苗条的女士，她的脸轻轻地抽搐着，就像一闪一闪的星光，她扁平的帽子用什么东西装饰着，一直到帽檐儿，堆得高高的；并非有意，但对所有过往的人，她都显得很陌生，像是有一种法定的东西在起作用。一位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是瘫了似的平放在胸前。许多人是去上班；尽管他们走得很快，但人们看见他们的时间却比看见别人的长，他们一会儿在人行道上走，一会儿又下去走，他们的外衣不合身，不注意举止，他们任自己被别人碰撞，也去撞别人。三位先生——其中两位把薄外套搭在弯曲的小臂上——不时从房屋的墙边走到人行道边，看看马路和对面人行道上的情况。

透过来往行人的空隙，有时粗略地，有时可以清楚地看见车行道上铺得整整齐齐的石子，石子路上，马车在车轮上摇摇晃晃，由伸长脖子的马拉着快速前进。车里的人靠在软座上，默默地看着行人、店铺、阳台和天空。当一辆马车要超过另一辆时，马匹们就挤在一起，缰绳晃来晃去。牲口们拉着车辕，车子摇晃着滚滚向前，直到完全超过前面的车，马才重新分开，只有瘦长、安静的马头还凑在一起。

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先生快步向房门走去，在干燥的马赛克地板上停下来，慢慢转过身，然后注视着被挤进这条窄巷的雨纷乱地落到地下。

拉班把缝有黑色布面的手提箱放到地上，同时稍微弯了弯右膝盖。雨水已经在马路旁汇成一股水流，几乎是奔涌着流进低处的下水道里。

拉班微微倚着那扇木门，那位上了年纪的先生在离拉班很近的地方随意地站着，不时朝拉班看上几眼，尽管他得为此使劲扭转脖子。不过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自然的需要，因为他正好没事干，所以要仔细观察至少他周围的一切。他这样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结果是很多东西他都没看见。比如他没有发现，拉班的嘴唇非常苍白，不亚于他领带上完全褪了的红色，那领带原本有着显眼的摩尔式图案。倘若他察觉到这一点，那他肯定会在内心对此发出一声叫喊，但这又不对了，因为拉班一向很苍白，尽管最近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弄得他特别疲惫。

“这鬼天气。”那位先生小声说着，摇了摇头，虽然是有意识的，但也有点儿由于衰老。

“是啊是啊，尤其是还要出门。”拉班说，赶紧站直身子。

“这天气不会好转的，”那位先生说，同时，为了在最后一刻再考证一遍所有情况，他探身向前，往巷子前后看看，又看看天空，“可能持续几天，可能持续几个星期。我记得，预报说六月和七月初的天气也不会更好。这不会使任何人愉快，比如我，就不得不放弃散步，可散步对我的健康非常重要。”

接着他打了个哈欠，显得很疲乏，因为他听到了拉班的话，只顾着谈话，对别的都不再感兴趣，甚至对谈话也不感兴趣。

这给拉班的印象相当深刻，因为是那位先生先向他打招呼的，因此他试图稍微自我炫耀一下，即便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是的，”他说，“在城里完全可以放弃于自己健康不利的事情。如果不放弃，那只能因其不良后果而谴责自己。人们会后悔，并由此才明白，下次该怎么办。可是如果已经在个别

〔此处缺一页〕

“我这样说没什么意思。我没有任何意思。”拉班急急地说，他愿意原谅那位先生的心不在焉，因为他还要稍微自我炫耀一番。“这都只是我刚才提到的那本书里的，这是我最近晚上读的一本书，我像其他人一样，晚上读书。我以前常常是一个人。我的家庭状况曾经如此。但是，除了其他一切，晚饭后读一本好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事。很长时间以来就是这样。不久前，我在一份宣传册中看到摘录的某位作家的一段话：‘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这真是千真万确，是这样的，一本好书是最好的朋友。”

“是的，要是年轻的话——”那位先生说，他的话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说，在下雨，雨又大了，根本没有停的意思，但是拉班听起来却像是，这位先生六十岁了还认为自己年轻力壮，反倒把拉班这样三十来岁的人不放在眼里，而且，如果允许，他还想说，他三十岁的时候绝对比拉班理智。他认为，比如他，一个老人，就算是无所事事，站在过道里看雨，那是浪费时间；但是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闲聊来打发时间，那就是双倍地浪费时间。

此时拉班觉得，一段时间以来，不管别人怎样议论他的能力和观点，都丝毫不能触动他；相反，他刚刚正式离开了那个他曾一切听命于斯的职位，所以，不管人们现在反对他还是支持他，他们的话都等于白说。所以他说：“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因为您没有耐心等待听我想说的话。”

“请讲，请讲。”那位先生说。

“也不是那么重要，”拉班说，“我只是认为，不论在哪方面，书都是有用的，尤其是人们想不到它有用的时候。因为，要是打算做一件事，那么，恰恰是那些内容与这件事毫无共同之处的书最有用。对，最有用。因为，想要做这件事的读者，不知怎么被激起了热情（就算完全是那本书的作用能使他如此激动），那本书激发起他许多与他那件事有关的想法。而由于那本书的内容又毫不相干，读者的想法便不会受到阻碍，他可以带着这些想法通读全书，我想说，就像当初犹太人渡过红海一样。”

拉班觉得，那位老先生整个人的样子现在变得令人讨厌。他似乎觉得自己靠得非常近，——不过这只是无关紧要的

〔此处缺一页〕

报纸也是。——但是我还想说，我只是去乡下，只去十四天，我休假，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再说这也是必要的，但尽管如此，一本比如我刚才提到前不久读过的书，就我这次短暂旅行所给予我的教益，比您能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听着。”那位先生说。拉班不说话，把双手插进外衣口袋里，因为他直着身子站着，所以口袋有些高。

过了一会儿，那位老先生才说：“看来这次旅行对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您看，您看。”拉班说着，又把身子靠到门上。这时候他才看见，过道里挤满了人。甚至连门前的台阶上也站着人，一个跟拉班在同一位女房东那里租了一间房的公务员，当他下台阶时，不得不请人家给他让路。他隔着几个脑袋喊了拉班一声，拉班只用手指了指雨，那几个脑袋现在都回头看着拉班，那个公务员冲拉班说了声“旅途愉快”，又重复了一遍在此之前的约定，下个星期天肯定去看望拉班。

〔此处缺一页〕

有一个他自己也很满意的职位，这个职位一直等待着他。他有毅力，内心快乐，所以他不需要任何人就能消遣，而所有人都需要他。他总是那么健康。哎，您不说话。”

“我不会争吵的。”

“您不会争吵的，但您也不会承认您的错误，您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呢。如果您现在还这么清晰地记得，我敢打赌，假如您跟他谈话，就会忘掉一切。您会责备我现在没有更好地驳倒您。如果他只是谈论一本书。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立刻使他欢欣鼓舞。”

（三稿）

当身穿蓝灰色外套的爱德华·拉班穿过走廊，跨进门洞时，就看见正在下雨。雨下得不大。

拉班看着一座塔楼上的钟，那座塔楼位于一个地势较低的巷子里，相当高，看上去离得很近。塔楼上的一面小旗子有一刹那被吹到表盘上。一群小鸟飞下来，它们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扩展开来。现在是五点刚过。

拉班把缝有黑色布面的手提箱放到地上，把雨伞靠在门边的一块石头上，然后掏出他的怀表来，那是一块女式表，系在一根挂在脖子上的黑色细带子上，他开始跟塔楼上的钟对表，几次低头抬头看两个表。有一小会儿，他完全专注于此事，脸一会儿低下，一会儿抬起，除此之外，世界上其他事情都不想。

最后，他把表装起来，高兴地舔了舔嘴唇，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不用冲到雨里去赶路。

他眼前的人行道比他站的地方不高也不低，还有许多行人，他们或者聚在一起，沿着房子走，或者打着伞，彼此间保持着距离。一个小女孩，双臂前伸，捧着一只灰色的狗，狗盯着女孩的脸看。

有两位先生正互相告诉对方什么事情，他们敞开的外套被风吹动着，他们有时完全面对面，其中一个双手掌心向上，平稳地摆动着，好像托着什么东西，在掂它的重量。

然后看到一位苗条的女士，她的脸轻轻地抽搐着，就像一闪一闪的星光，她扁平的帽子用不知道什么东西装饰着，一直到帽檐儿，堆得高高的；并非有意，但对所有过往的人，她都显得很陌生，像是有一种法定的东西在起作用。

一位拄着细手杖的年轻人匆匆走过，他的左手像是瘫了似的平放在胸前。

许多人是去上班；尽管他们上身前倾，走得很快，但人们看见他们的时间却比看见别人的长，因为他们一会儿在人行道上走，一会儿又像从汽车踏板上跳下来似的，下到马路上去继续走，因为他们到处挤，从不让别人，所以经常被别人碰撞，也撞别人。

三位先生——其中两位把薄外套搭在弯曲的小臂上，站在一位蓄着白胡子的高个先生两旁——不时从房屋的墙边走到人行道边，看看车行道和对面人行道上的情况。

一个小孩，一只手被家庭女教师牵着，另一只胳膊伸着，迈着小步跑过，每个人都能看见，他的帽子是用染成红色的麦秸编成的，波浪形的帽檐儿上有一个绿色的小花环。

拉班双手指着那顶帽子让一位老先生看，那位先生站在他身边的过道里躲雨，雨被毫无规律的风刮着，一会儿聚在一起急速降下，一会儿又孤零零地漂浮着，犹犹豫豫地落下。

拉班笑了。孩子穿什么都合适，他喜欢孩子。这不奇怪，要是不经常跟孩子打交道的话。他很少跟孩子打交道。

那位老先生也笑了。那个家庭女教师却不一定有这种乐趣。如果人们年纪大一些，也不会马上就感到激动。年轻时容易激动，可是上了年纪就明白，这没有任何益处，所以人们甚至

〔三稿到此结束〕

任卫东 译

一场斗争的描述

（一稿）

辽阔的天空下

人们穿着衣裙

摇摇晃晃地在石子路上散步，

天空从远处的山丘

向远方的山丘延伸。

Ⅰ

十二点左右，就有几个人站起来，躬身致意，互相伸出手来，说着过得非常愉快，然后穿过高大的门框来到前厅穿外衣。女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灵活地向各处欠身致意，她裙上的褶子显得很不自然。

我坐在一张由三条可折叠的细腿支撑的小桌旁，正在呷第三小杯甜药酒，同时打量着我那一小堆小点心，那是我自己挑选出并摞起来的，因为它们的味道好极了。

这时，我的新相识走过来，有些心不在焉地对我做的事笑了笑，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原谅我来找您。但是我和我的姑娘一直单独坐在隔壁一个房间里。从十点半开始，这还没多久。请原谅我跟您说这事。我们彼此不认识。不是吗，我们在楼梯上遇到了，互相说了几句客套话，而我现在就向您谈起我的姑娘，但是您必须原谅我，我请求您，我憋不住我的幸福，我没办法。由于这里没有其他我可以信赖的熟人——”

他就这么说着。我却难过地看着他，——因为我嘴里那块果料点心味道不好——冲着他那涨得通红的脸说：“您觉得我值得信赖，让我很高兴，但您跟我讲这事，却使我难过。而且您自己——要是您不这么糊涂的话——也会感觉到，向一个独自坐着喝酒的人讲述一个正在恋爱的姑娘，是多么不合适。”

我说完，他便一屁股坐下来，身子往后一靠，两只胳膊垂下来。然后，他又支起胳膊肘，把胳膊收回来，开始相当大声地自顾自讲起来：“只有我们两人在那间屋里——坐着——和小安娜，我吻她了——我——吻了——她的嘴唇，她的耳朵，她的肩膀——”

几位先生站在附近，猜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热烈的谈话，就打着哈欠向我们走来。于是我站起来大声说：“好吧，如果您愿意，我就去，不过，现在上劳伦奇山是愚蠢的，因为天还冷，由于下了一点雪，所以路像冰道一样滑。但是，如果您愿意，我就一起去。”

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那宽厚、红润、湿漉漉的嘴唇张开着。继而，当他看到那几位已经站在周围的先生时，便笑了，站起来说：“噢，是的，冷点儿好，我们的衣服里都是热气和烟味儿，我尽管喝得不多，可能也有点儿醉了，对，我们去告别，然后就走。”

于是，我们走到女主人面前，当他吻她的手时，她说：“真的，您的脸今天看上去这么幸福，这真让我高兴，往常，您的脸总是那么严肃、烦闷。”她这番话的好意打动了他，他又吻了吻她的手；她笑了。

前厅里站着一个侍女，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外衣，然后拿上一只小手电，准备给我们照亮楼梯。是的，这个姑娘很漂亮。她的脖颈裸露着，只是在下巴下面系着一条黑丝绒带子，当她在我们前面下楼梯，向下照着手电时，她那宽松衣服里的身体好看地弯着。因为刚喝过酒，所以她脸颊泛红，双唇半张。

在楼梯下，她把手电放在台阶上，有些蹒跚地走近我的相识，拥抱并亲吻他，没有松开。直到我把一枚硬币放到她手里，她才懒洋洋地松开他，慢吞吞地打开那扇小门，让我们走进黑夜。

被均匀照亮的空旷街道上方，一轮巨大的月亮高挂，天空由于有些许云彩而显得更加广阔。地上铺着薄薄一层雪。走路时脚直打滑，所以不得不迈小步。

我们刚一来到外面，我的情绪就立刻变得明显地异常兴奋。我纵情地踢着腿，让关节轻快地响着，我朝巷子里喊着某个名字，仿佛一个朋友从我这儿溜走跑到拐角后去了，我跳着把帽子高高抛起，然后大叫着接住它。

我的相识却漠不关心地在我身边走着。他低着头，也不说话。

我觉得奇怪，因为我以为，周围没有了聚会时的那些人，他的快乐会使他发狂。我也变得安静了。我刚才在他背上兴奋地打了一掌，就觉得窘迫，于是笨拙地收回手。由于我用不着手，就干脆插进大衣口袋里。

我们就这么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听我们的脚步声，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能和我的相识步伐一致。这使我有些恼怒。月亮很亮，看东西很清楚。偶尔有人靠在窗户上看我们。

当我们走上费尔迪南街时，我发现我的相识哼起了一首曲子；声音非常小，但我听见了。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那他当时为什么来找我。我生气地想起那堆好吃的甜食，我是为了他才把它们丢在桌子上的。我还想起了甜药酒，于是心情快乐了一些，甚至可以说傲慢起来。我双手叉腰，想象我是一个人在散步。我刚才在一群人中间，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现在在月光下散步。这是一种本身就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白天工作，晚上聚会，夜间在巷子里走走，没有任何出格的事。

不，我的相识还走在我后面，当他发现他落在了后面时，甚至加快了步伐，他装作这是自然的事。我却在考虑，我是否拐进一条小巷更合适，因为我没有义务陪别人共同散步。我可以独自回家，没有人能阻止我。在我的房间里，我会点燃立在桌上铁架子上的灯，我会坐进我那把放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的扶手椅里。——当我想到这里，全身袭过一阵软弱无力的感觉，只要我一想到又回到我的房子，又要一个人在涂了色的四壁之间和地板上熬时间——从后墙上挂的那面金框镜子里看去，那地板显得是下斜的——，就会有这种软弱无力的感觉。我的两腿累了，我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家，躺到床上去，这时，我犹豫不决，离开时是否应该跟我的相识道个别。但是我太胆小，不能不打招呼就走，又太软弱，不能大声告别，所以我又停下来，靠在一面洒满月光的墙上，等着。

我的相识迈着轻快的步伐走来，但也有些忧虑。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眨了眨眼，把胳膊平伸到空中，使劲把他那戴着一顶黑色硬壳帽的头朝我伸上来，似乎想用这一切表明，他非常懂得赞赏我为了让他开心而在这儿开的玩笑。

我无助地轻声说：“今天晚上很开心。”与此同时，我做出一个失败的微笑。他回答说：“是的，您看见了，那个侍女也亲吻我了。”我无法说话，因为我的嗓子里充满了眼泪，因此，为了避免默不作声，我试着发出像一只邮车号角似的声音，他先是竖着耳朵听，然后，他满怀感激地友好地握着我的右手。我的手肯定摸起来冰凉，因为他很快就松开我的手说：“您的手真凉，那个侍女的嘴唇要温暖些，是的。”我明智地点点头。我一面请求亲爱的上帝赐予我坚强，一面说：“是的，您说得对，我们要回家了，已经很晚了，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您想想，是可以在那里睡觉，但那是不合适的。您说得对，我们要回家了。”说着，我把手伸给他，好像事情已经最终解决了。他却微笑着接着我的口气说：“是的，您说得对，这样一个夜晚可不能在床上睡过去。您想想看，要是独自一人在他的床上睡觉，会用被子闷死多少幸福的想法，又会用它温暖多少噩梦。”由于对自己这一想法感到高兴，他使劲抓住我大衣前胸——再高他也够不着了——兴奋地摇晃着我；然后，他眯起眼睛，亲密地说：“您知道您是怎样的人吗，您很怪。”说着，他开始继续走，我跟着他，自己并没有发觉，因为我还在想他的话。

开始，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似乎表明，他猜测我身上具有什么东西，尽管我并不具备这种东西，但是，由于他的猜测，已经使我引起了他的重视。这种情况使我高兴。我对我没有回家感到满意，我的相识对于我非常重要，因为他在别人面前给予我很高的评价，而用不着我自己去争取！我充满爱意地看着我的相识。我想象着自己保护他免受危险的伤害，特别是在情敌和嫉妒的男人面前保护他。对我来说，他的生命变得比我自己的更宝贵。我觉得他的脸很漂亮，我为他的桃花运感到骄傲，我分享他今晚从那两个姑娘那里获得的吻。噢，今晚真开心！明天我的相识会和安娜小姐谈话；开始当然是谈些平常的事，但之后他会突然说：“昨天夜里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亲爱的小安娜，你肯定从没见过他。他看上去——我该怎么描述他呢——他看上去像根摇摇晃晃的棍子，上面挑着一颗不太协调的黄皮黑发的脑袋。他的身体上挂着许多很小的、很显眼的发黄的布料，这些布料昨天把他完全盖住了，因为夜里没有风，布都贴着他的身体。他怯生生地走在我身边。你，我亲爱的小安娜，你亲吻得多么好啊，我知道，要是你的话，你会笑出声来，你会有点儿害怕，可是我，我的魂由于对你的爱已飞到了九天外，我倒高兴有他做伴。他可能不高兴，所以默不作声，但是，在他身边，就会处在一种无休止的幸福的不安中。我昨天被自己的幸福所折服，可我几乎忘了你。我觉得，随着他那扁平的胸脯的呼吸起伏，繁星密布的天空那坚硬的穹隆似乎正在升起。地平线展开了，在燃烧的云彩下，景色变得一望无际，就像它带给我们的快乐也无边无际。——我的天，我多爱你，小安娜，我爱你的吻胜过美景。我们不谈他了，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迈着缓慢的步伐走上码头时，我尽管嫉妒我的相识得到了亲吻，但我高兴地感觉到他内心的羞愧，他在我面前，就像我在他面前的样子，肯定会感觉到这种内心的羞愧。

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我的想法当时很混乱，因为莫尔多瓦河及河对岸的城区笼罩在黑暗中。只有几点灯光在闪烁，与看着它们的眼睛戏耍。

我们站在栏杆边。我戴上手套，因为水面吹来的风很凉；然后，我像人们在傍晚的河边可能会做的那样，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想继续走。但是我的相识望着河水，一动不动。然后，他更靠近栏杆，把胳膊肘支在铁杆上，额头埋进手掌里。我觉得这很蠢。我感到冷，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我的相识伸展身体，把本来靠在弯曲的胳膊上的上身伸到栏杆上面。为了抑制住打哈欠，我羞怯地急匆匆说道：“不是吗，真奇怪，只有黑夜能使我们完全沉浸到回忆中。比如现在，我正想起这件事：一个傍晚，我斜坐在河边的一条长椅上。我的一只胳膊搭在长椅的木靠背上，头靠在胳膊上，望着对岸云层般的山峦，听着河畔旅馆中有人轻柔地拉小提琴。两岸不时有冒出闪亮烟雾的火车慢吞吞地驶过。”——我就这么说着，同时在这话语后拼命试图编造怪异的爱情故事；其中不能缺少些许的野蛮和暴力的强奸。

但是我刚说出前几句话，我的相识就漠不关心地、对我还在这里感到吃惊地——我是这么觉得的——朝我转过身来说：“您看，事情总是这样的。当我今天下楼梯，想在去聚会之前再做个晚间散步时，我发红的双手在白色的衣袖里晃来晃去，异常快活，我对此惊异不已。当时我就估计会有艳遇。事情总是这样的。”他说这话时，已经往前走了，他说得漫不经心，像是说对一件小事的观察。

我却深受感动，而且我感到难过，因为我颀长的身材可能会使他觉得不舒服，在我身边他可能显得太矮。尽管现在是夜里，我们几乎遇不到任何人，但这种情形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弓着背，走路时两手都触到膝盖了。为了不让我的相识发觉我的意图，我只是非常缓慢、极其小心地改变我的姿态，并让他看安全岛上的树和桥上路灯在河中的倒影，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但他突然转身，脸冲着我宽厚地说：“您为什么这样走路？您现在整个佝偻着，差不多和我一样矮。”

因为他是出于好心说的，我就回答说：“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种姿势舒服。我身体很弱，您知道的，让我挺直身子很困难。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很高——”

他有些不相信地说：“这只不过是个情绪问题。我觉得您以前一直是挺着身子走路的，在社交聚会中，您的举止也还过得去。您甚至还跳舞来着，不是吗？没有？不过您肯定是挺着身子走路的，您现在也能这样。”

我做了个拒绝的手势坚持说：“是的，是的，我以前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但是您低估我了。我知道什么是得体的举止，所以我才驼着背走路。”

但是这对他并不那么简单，他已经被他的幸福冲昏了头，不能理解我的话的意义，只是说：“那，随您的便。”他抬头看磨房塔楼上的钟，指针已经快指向一点了。

我却对自己说：“这人多没心肝啊！他对我那些谦恭的话所表现出来的无所谓态度是多么典型和明显！这是因为他很幸福，幸福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幸福是使一切变得美好的原因。就算我现在跳到水里，或者就在他眼前，在这桥拱下的石子路上，痉挛把我撕成碎片，我也得乖乖地适应他的幸福。是的，要是他的火气上来——这样一个幸福的人是危险的，这毫无疑问——他也会像个街头行凶者一样把我打死。肯定是这样的，而我由于胆小，会吓得都不敢喊一声。——天哪！”——我害怕地四处张望。远处一家镶着方形黑色玻璃的咖啡店前，一个保安人员正在石子路上遛来遛去。他的马刀有点儿妨碍他，他于是把它拿在手里，这样，他走起来就好看多了。当我在我与他之间有这么一段距离的情况下还听到他低低的欢呼声时，我就明白了，就算我的相识要打死我，这个保安员也不会救我。

不过我现在也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因为恰恰在面临可怕事件时，我会有很大的决心。我必须跑开。这很容易。现在，向左拐上卡尔大桥时，我可以向右跑进卡尔街。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里面有一些昏暗的门洞和还开着门的酒馆；我用不着绝望。

当我们从码头尽头的桥拱下走出来时，我张开双臂跑进小巷；可是当我正要跑向一个教堂的小门时，我摔倒了，因为我没看见那儿有一个台阶。发出的响动很大。下一个路灯还离得很远，我趴在黑暗中。从对面一个酒馆里走出一个肥胖的女人，提着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想看看巷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弹钢琴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男人把半开的门完全打开。他朝台阶上吐了一大口痰，一边摸着女人的胸脯一边说，发生的事丝毫没有意义。接着，他们转过身去，门又关上了。

我试着站起来，又摔倒了。“冰面太滑。”我说，同时感觉到膝盖一阵疼痛。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酒馆里的人看不见我，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躺到天亮是最舒服的事了。

我的相识肯定是一个人走到桥上，也没有察觉到我的不辞而别，因为他过了一阵才到我跟前。我没有看见，当他同情地朝我弯下身子，伸出柔软的手抚摩我时，脸上不无惊讶。他来回抚摩着我的面颊，然后把两个胖胖的手指放到我扁平的额头上：“您摔疼了，是吧？冰面很滑，要小心——头疼吗？不疼？噢，膝盖疼，是这样。”他用一种唱歌般的声调说话，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讲述一个非常遥远的膝盖被摔疼的事。他也晃动着他的胳膊，但他并没有想到把我扶起来。我把头支在右手上——胳膊肘支在路面的石子上——为避免忘记，赶紧说：“我不太知道我为什么往右拐了。但是我在这个教堂的树下——我不知道教堂的名字，噢，请您原谅——看见一只猫在跑。那是一只小猫，浅色的毛。所以我注意到它。——噢，不是，不是这样的，请您原谅，但是，人们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才能在白天控制自我。所以人们得睡觉，为这种努力而加强自己的力量，要是不睡觉，我们就会做不少这种无目的的事情，不过，我们的陪伴者如果对此表示大惊小怪，那就不够礼貌了。”

我的相识双手插在口袋里，望着空荡荡的桥，然后又望着天主十字教堂，之后又看着晴朗的天空。因为他没有听我说，所以他担心地说：“您为什么不说话呢，亲爱的；您不舒服吗——您为什么不站起来呢——这儿很冷，您会着凉的，我们不是还要去劳伦奇山嘛。”

“当然，”我说，“请您原谅。”我自己站起来，但身上疼得要命。我摇摇晃晃，不得不死死盯住卡尔四世的立像，才能确定自己站立的位置。可是月光却不相宜地使卡尔四世晃动起来。我感到惊奇，我担心，要是我行动不稳，卡尔四世就会倒塌，所以我的双脚变得有力多了。后来，我觉得我的努力毫无用处，因为，当我忽然想起我被一个穿着美丽的白色连衣裙的姑娘爱着时，卡尔四世还是倒了。

我做了无用的事，误了不少事。突然想起那个姑娘是多么幸福啊！——月亮也照耀着我，它真好，当我看出，月亮照耀一切只是非常自然的事，出于谦卑，我想站到桥头堡支柱拱穹下去。所以我快乐地伸展双臂，尽情享受月亮。——这时，我突然想起那句诗：

我跳跃着跑过小巷

像一只喝醉酒的走兽

步履沉重地穿行于空气中

当我懒散的双臂做着游泳的动作，毫不疼痛、毫不费力地前行时，我感到轻松了。我的头舒服地躺在凉爽的空气中，白衣姑娘的爱使我沉浸在忧伤的欣喜中，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正在水中游着离开我的爱人，也离开她那地方的云雾般的山峦。——我想起来，我曾经恨过一个幸福的熟人，他可能现在还走在我身边，我的记性这么好，还记得这些无关紧要的事，这使我感到高兴。脑子要记的东西很多。于是，我一下子知道了所有这么多星星的名字，尽管我从没学过。是的，这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很难记，但我都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伸出食指指向高空，大声地一个个说出它们的名字。——但我没有继续说星星的名字，因为我还得接着游，我不想潜得太深。为了避免以后人们对我说，在石子路上谁都能游泳，这不值一提，我便加快速度，跃上栏杆，环绕着我遇到的每一个圣者雕像游泳。——到第五个雕像的时候，正当我以从容的划水动作在石子路上方游动时，我的相识抓住了我的手。于是，我又站到石子路上，感到膝盖一阵疼痛。我忘了星星的名字，对那个可爱的姑娘，也只记得她曾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有什么理由相信姑娘的爱。所以，我心里升起一股对我的记忆力的强烈的怒火，我害怕会失去那个姑娘。于是，我费力地不停重复着“白裙子，白裙子”，以便至少通过这个标志记住那个姑娘。但是这没用。我的相识说着话，不断逼近我，在我开始听懂他的话的意思的那一瞬间，一道白光沿着桥栏杆轻盈地跳跃着，掠过桥头堡，跳进黑暗的巷子。

“我曾一直喜欢，”我的相识指着圣女鲁德米拉的雕像说，“这个天使的双手，左边这个。它们无比柔嫩，张开的手指在颤抖。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这双手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吻过手了——”这时，他拥抱我，吻我的衣服，用头顶着我的身体。

我说：“是的，是的。这我相信。我毫不怀疑。”同时，我用被他松开的手指拧他的小腿肚。但他没有感觉。于是我对自己说：“你为什么跟这样一个人一起走？你不爱他，也不恨他，因为他的幸福只在一个姑娘身上，甚至她是否穿一件白连衣裙都不肯定。这么说，这个人对你来说无所谓——再说一遍——无所谓。不过他也并不危险，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那么，继续跟他一起上劳伦奇山去，因为在这美好的夜晚，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但尽管这样，你要随他去说，你按你的方式去消遣，这样——小声说——你也可以最好地保护自己。”

Ⅱ 取乐或证明不可能生活

1.骑

我已经异常敏捷地跳到我的相识的肩膀上，用拳头捅他的背，使他漫步小跑起来。但当他稍有不情愿，踏着步子，有时甚至停下来时，我就用靴子戳几下他的肚子，好让他更有精神。这样做卓有成效，很快，我们就不断深入到一个很大的，但还未完成的地带内部，那里正是傍晚时分。

我骑行于上的公路有很多石头，而且非常陡，可是这正合我意，我还让它变得石头更多些，更陡些。只要我的相识步履一踉跄，我就揪住他的头发往上提，他一叹气，我就给他脑袋几拳。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这种心情愉快的晚间骑游对我的健康是多么有益，为了使之更狂放，我让一股劲风长久地迎面吹着我们。现在，我又在我的相识那宽大的肩膀上夸张地做着骑马的跳跃动作，我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脖子，头使劲往后仰着，看着那形形色色的云，它们比我更软弱，慢腾腾地随风飘浮。我大笑，为我的勇敢而战栗。我的大衣在风中展开，给了我力量。同时，我的双手用力攥在一起，装做好像不知道这样会把我的相识掐死。

我让路边长出树木，弯曲的树枝渐渐遮住了天空，我骑得身上发热，朝着天空喊道：“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不能总听爱的废话。他为什么来找我，这个多嘴多舌的恋人？他们都是幸福的，要是别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就会更幸福。他们以为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上，所以就高兴地期盼着未来的生活。”

这时，我的相识倒下了，当我检查他时，发现他的膝盖受了重伤。因为他对我不再有用，我便把他丢在石头上，用口哨从空中召来几只老鹰，它们长着严厉的尖嘴，顺从地落到他身上，守护着他。

2.散步

我无忧无虑地继续走着。但是，因为我是步行，担心走起伏不平的山路太累，所以我让路变得越来越平坦，最后在远处通向一个低处的山谷。

按照我的意志，石头都消失了，风也停了，融入傍晚中。我快步走着，因为我是下山，所以我仰着头，挺直了身子，胳膊放在脑后。我喜欢杉树林，所以我穿行于杉树林中，因为我喜欢默默地凝视繁星密布的天空，所以，在辽阔的天空中，星星也像平时一样，缓慢而平静地为我升起。我看见只有几片扯长了的云，被一阵在同样高度吹动的风拉着穿行于空气中。

在我的路对面相当远的地方，可能跟我还隔着一条河，我让一座高山拔地而起，山顶长满了灌木，与天相连。就连最高的树枝上的枝杈和树枝的摇动，我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个景色，不管它是多么平常，竟让我高兴得像一只在那远处纷乱的灌木枝条上晃动的小鸟，甚至忘了让月亮升起，它已经落到了山后，可能是因为我的拖延生气了。

现在，月亮升起前的那种清冷的光洒满山上，突然，月亮自己从一束晃动的灌木后升上来。而我在此时正朝另一个方向看，当我往前看时，一下子看见它那几乎浑圆的球体散发着光亮，这时，我的眼睛模糊不清，我停了下来，因为我这条很陡的下坡路似乎正是通向那个可怕的月亮的。

但过了一小会儿，我就习惯了它，我沉思地看着它，看它升上来是多么艰难，一直到我和它相向走了一大段路，我感到一阵舒适的困倦，我觉得，这是因为白天太累，当然，我已想不起白天干了什么事。有一小段时间，我闭着眼睛走，我只能靠有规律地大声拍手让自己保持清醒。

可是后来，当路要从我脚下滑脱，一切都像我一样累得快要消失时，我就加快速度，用尽全力攀登路右侧的山坡，想及时到达那片高大纷乱的杉树林，我打算今天夜里睡在那里。我加快速度是必要的。星星已经暗了下来，月亮像在摇曳的水中，在天空中缓缓下沉。山已经成了夜的一部分，公路在我转上山坡的地方令人不安地终结了，我听到，从树林深处传来越来越近的树木倒下的声音。我本来是可以立刻倒在青苔上睡觉的，但是我怕蚂蚁，所以我两腿攀着树干，爬到一棵树上，风虽停了，但那树还在晃，我躺在一根树枝上，头靠着树干，很快就睡着了，此时，一只像我一样快乐的小松鼠正竖着尾巴，坐在晃动的树枝顶端摇晃着。

河很宽，河中响亮的小浪花被照亮了。河对岸也是草地，草地逐渐过渡成灌木，灌木后面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见白亮的果树大道，通向绿色的山丘。

看到这一景象，我很高兴，我躺下来，一边用手堵住耳朵，以免听到那可怕的哭声，一边想，在这里，我可以满意了。“因为这里孤寂而美丽。在这里生活不需要太多勇气。在这里也会像在别处一样有烦恼，但人们用不着采取什么行动。这没有必要。因为这里只有群山和一条大河，我足够聪明，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无生命的。是的，如果我独自一人在傍晚踉踉跄跄地走在草地的上坡路上，我并不会比山更孤独，只不过我将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我相信，这也会过去的。”

我就这样把玩着我未来的生活，并顽固地尝试着遗忘。同时，我眯起眼睛望着天空，天空呈现出一种异常幸福的色彩。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这样的天空了，我被感动了，回想起那些我曾认为见到过这样天空的日子。我把手从耳边拿开，伸开双臂，让它们垂到草丛里。

我听到远处有人低声抽泣。起风了，我先前没看见的许多干枯树叶沙沙地飞扬起来。尚未成熟的果实昏头昏脑地从果树上落到地下。一座山的背后升起丑陋的云。河里的浪花发出声响，躲避着风。

我迅速站起来。我的心在痛，因为现在看来不可能从我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已经想转身离开这里，回到我从前的生活方式中去了，这时，我突然想起：“这多么奇怪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竟还有高贵的人用这种方式被运过河去。只能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我摇摇头，因为我感到奇怪。

3.胖男人

（1）对风景的讲话

从对岸的灌木丛中，猛地走出四个浑身赤裸的男人，他们肩上抬着一副木担架。担架上有个以东方姿势坐着的异常肥胖的男人。尽管他被抬着穿过根本无路的灌木丛，但他并不把带刺的枝条推开，而是平静地用他那纹丝不动的身体冲破它们。他那一身布满褶皱的肥肉随便地平摊着，不仅覆盖住整个担架，而且，两边还像一条黄色地毯的贴边一样耷拉下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他那秃脑袋很小，闪着黄色的亮光。他的面部表情单一，是那种正在沉思，并对此毫不掩饰的人的表情。他有时闭上眼睛，等他又睁眼时，下巴就变形。

“风景干扰我的思考，”他轻声说，“它使我的思绪摇摆不定，像奔腾的激流上的索桥。风景非常美丽，所以希望被观赏。”

“我闭上眼睛，说：你，河畔的青山，你的山石滚向流水，你是美丽的。”

“但是它不满意，它希望我睁开眼睛看它。”

“但是，如果我闭着眼睛说：山，我不爱你，因为你让我想起云，想起晚霞和升腾的天空，这些都是几乎能使我落泪的东西，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坐在一顶小轿里被人抬着，它们就永远不可及。你让我看这些，诡计多端的山，同时挡住了能令我开心的远眺的视野，因为远眺能让我对可及的东西一目了然。所以我不爱你，水边的山，不，我不爱你。”

“但是，对它来说，这番话就像我以前没有睁开眼睛说的话一样无所谓。要不然，它就是不满意。”

“我们不必让它对我们友好，以便我们能维护它，它对我们的脑浆有着古怪的偏爱。它会把它锯齿形的影子压到我身上，它会一声不吭地把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山壁推到我面前，我的轿夫们就会被路上小小的石子绊倒。”

“可是，并非只有山如此自负，如此强求于人，如此报复心重，其他所有事物都是如此。所以，我必须睁圆双眼——哦，眼睛疼——不断重复：

“是的，山，你是美丽的，你西山坡的树林让我高兴。——还有你，花，我对你也满意，你的玫瑰色使我的灵魂快乐。——你，草坪上的青草，你已经高大而强壮，能带来清凉。——还有你，奇特的灌木丛，你会出其不意地刺人，使我们的思绪呈跳跃性。——对你，河，我是那么喜欢，所以我会让人抬着穿过你那弯弯曲曲的水流。”

他几次谦卑地挪动身体，大声说了十遍这篇赞颂之辞后，垂下头，闭着眼睛说：

“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们——大山，鲜花，青草，灌木和河流，给我一点空间，让我能呼吸。”

这时，周围的群山急忙移动起来，在低垂的云雾后互相碰撞着。那些林阴大道尽管还固守不动，守护着它们的宽度，但它们也提前变得模糊了：天空中，太阳前挂着一片边缘被阳光照得略微透明的潮湿云彩，在它的阴影中，大地在下陷，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它们美丽的界线。

轿夫们的脚步声一直传到我所在的这岸，但是，我在他们四方形的脸上什么也看不清。我只看见，他们把头歪向一边，弓着背，因为他们肩负的重量非同一般。我为他们担心，因为我发现他们已经累了。所以，我便紧张地盯着看他们踏上岸边的青草地，然后，迈着还算均匀的步伐穿过潮湿的沙滩，直至他们最后陷进泥泞的芦苇塘中，后面两个轿夫把腰弯得更低，以便使轿子保持水平。我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现在，他们每走一步都要把脚高高抬起，结果，在这个多变的下午的凉爽空气中，他们的身体在流淌的汗水中闪闪发亮。

胖子静静地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每当芦苇在前面两个轿夫身后弹起，那长长的芦苇尖就会划到他身上。

轿夫们离河水越近，动作就越不协调。有时，轿子晃得像是在浪尖上。他们得跳过芦苇中的小水坑，或者绕过它，因为它有可能很深。

有一次，野鸭群惊叫着飞起，直冲向雨云。这时，我稍微移动了一下，看到了胖子的脸；它非常不安。我站起来，笨拙地跳跃着匆匆跑过隔在我与河水之间那多石的山坡。我没有注意到这是危险的，我只想着，要是胖子的仆人们抬不动他了，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我不假思索地跑着，以至于在下边的河边没能刹住脚，不得不又水花四溅地往河里跑了一段，直到水没了膝盖才停下来，

对面，仆人们已经歪歪扭扭地把轿子抬到水中，他们一只手放在不平静的水面上，另外四只多毛的胳膊把轿子抬高，胳膊上那非同一般地隆起的肌肉清晰可见。

开始，河水拍打着下巴，后来升到嘴边，轿夫的头向后仰着，轿杆落到了肩膀上。水已经在鼻梁周围荡漾，他们仍未放弃努力，尽管他们还没到河中央。这时，一个低浪打到前面两个人头上，四个男人无声地被淹没了，他们粗壮的胳膊把轿子也拉了下去。河水接着涌上来。

这时，夕阳淡淡的光芒透过那一大片云的边缘，给地平线边缘的丘陵和山峦披上一层美丽的色彩，而云底下的河流和地区却光线模糊不清。

胖子慢慢转向河水奔流的方向，被带着顺流而下，像一尊因为多余而被扔到河里的浅色木质神像。他在雨云在水中的倒影上行进着。长条的云拖着他，小的卷云推着他，所以，他内心异常激动，这一点，即使在河水拍打着我的膝盖和河岸的石头的同时也还能察觉到。

我又迅速爬上斜坡，以便能在路上陪陪胖子，因为我大概是爱他的。而且我可能了解一些有关这一看似安全的地方的危险性。这样，我走上一条沙地，首先必须适应的是它的狭窄，我双手放在口袋里，头转向右边，冲着河的方向，这样，下巴几乎靠到肩膀上。

岸边的石头上立着柔弱的燕子。

胖子说：“岸边亲爱的先生，您不要试图救我了。这是水和风的报复；我输了。是的，这是报复，因为我们曾经多少次侵犯过这些东西，我和我的祈祷者朋友，在我们的刀剑歌唱时，在钹镲的闪烁中，在长号的灿烂光泽和定音鼓跳跃的光亮中。”

一只小海鸥伸展着翅膀飞过他的肚皮，速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胖子继续说：

（2）与祈祷者开始的谈话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一座教堂，因为我爱上的一位姑娘每天傍晚都在那里跪祷半小时，这时，我就可以静静地观赏她。

有一次，姑娘没有来，我不耐烦地朝祈祷的人们望去，这时，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消瘦的身子整个匍匐在地上。有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头来，又叹息着重重撞进摊在地上的手掌中。

教堂里只有几个老妇人，她们不时把包着头巾的头转向一侧，去看这个祈祷的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看来让他很高兴，因为他每次虔诚的祷告爆发前，眼睛都四处张望，看看是否有很多人注意他。

我认为这样不妥，所以决定，等他走出教堂时跟他攀谈，问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祈祷。对，我生气了，因为我的姑娘没来。

但是，他一个小时之后才站起来，认真地画了个十字，然后走走停停地来到圣水盆旁。我站到圣水盆和大门之间的路上，我知道，他不做解释我是不会放他过去的。我撇着嘴，这是每当我肯定要说话前总会做的准备动作。我右腿迈前一步，把重心放在上面，左脚尖漫不经心地点着地；这也能使我坚强。

可是，这个人在往脸上洒圣水时，有可能就已经瞥见我了，也许他在此之前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我了，因为他现在出乎意料地向大门奔去，并跑了出去。玻璃门关上了。当我立即随后跑出门去时，已经看不见他了，因为那里有几条小巷，来往车辆也很多。

之后几天，他没出现，但我的姑娘来了。她穿着黑色连衣裙，肩部有透明的钩织花边，——花边底下是半圆形低胸领口——从花边的下部边缘垂下裁剪细致的丝质领子。因为姑娘来了，我就忘了那个年轻人，而且后来，当他又有规律地来并按照他的习惯祈祷时，我也没顾上为他费心。但是，他总是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脸扭向一边。这可能是因为，我只想象他运动中的样子，所以，就算他站着，我也觉得他在蹑手蹑脚地走动。

有一次，我在屋里耽搁了，但我还是去了教堂。在那里我没有找到姑娘，打算回家。这时，那个年轻人又趴在那儿。于是，旧事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使我感到好奇。

我踮着脚尖悄悄溜到门口，给坐在那儿的瞎乞丐一个硬币，然后挤进他身旁开着的那扇门后。我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之久，可能面部表情狡诈。我觉得那里很舒服，决定以后经常来。但是，在第二个小时，我就觉得，为那个祈祷者坐在这里毫无意义。尽管如此，我仍在第三个小时恼怒地忍受着蜘蛛在我衣服上爬来爬去，这时，最后一批人才大声喘着气从教堂的暗处走出来。

他也来了。他小心翼翼地走着，他的脚落地之前，总是轻轻地探触地面。

我站起来，向前迈出一大步，抓住那个年轻人的脖领子。“晚上好。”我边说边用我抓在他领子上的手把他推下台阶，走向灯光明亮的广场。

当我们下到广场上时，他用一种毫不坚定的声音说：“晚上好，亲爱的，亲爱的先生，您可别生我的气，我是您最忠实的仆人。”

“好的，”我说，“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先生，上一次您溜走了，今天您可办不到了。”

“您是慈悲的，先生，您会放我回家的。我是个可怜的人，这是真的。”

“不，”我冲着驶过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嘈杂声喊道，“我不放您。我就喜欢这种故事。您是我的意外收获。我祝贺我自己。”

这时他说：“哦，上帝啊，您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和一个榆木脑袋。您说我是意外收获，您得是多高兴啊！因为我的不幸是一种摇摇欲坠的不幸，一种在一个细小的尖上摇晃的不幸，谁碰它，它就会倒向提问的人。晚安，先生。”

“好吧，”我紧紧抓住他的右手说，“如果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在巷子里开始大喊。所有正在离开店铺的女售货员和所有正高兴地等待着她们的情人就会跑过来，因为他们以为是一匹驾车的马摔倒了，或是发生了这类事情。到时候，我就会让他们看您。”

他哭着交替亲吻我的双手。“我会说出您想知道的一切，但我请求，我们最好去那边的小巷里吧。”我点点头，我们朝那里走去。

但是，尽管巷子里只有相距很远的昏黄路灯，他还是对这种昏暗不满意，他把我带到一座老房子的低矮过道里一盏小灯下，那油灯挂在木台阶前，蜡油不断滴落。

在那里，他煞有介事地掏出他的手帕，边把它铺到台阶上边说：“请坐下，亲爱的先生，这样您能更好地提问，我站着，这样可以更好地回答。但您别折磨我。”

于是我坐下，眯着眼睛向上看着他说：“您是个奇怪的神经病，您就是的！您在教堂里的举止像什么样子！多么可笑，让旁观者多么不舒服！要是别人不得不看您，还怎么能虔诚祈祷呢。”

他的身子紧紧贴在墙上，只有头自由转动着。“您别生气——您为什么为与您无关的事生气呢。如果我自己举止不当，我会生气；但是，如果是别人举止恶劣，那我不会生气。所以，如果我说，我那样祷告的目的就是让别人看我，您别生气。”

“您在说什么呢，”我喊道，我的喊声对这低矮的过道来说太大了，但我就怕减弱我的声音，“真的，您在说什么呢。是的，我已经猜到了，是的，从我第一次见到您，我就已经猜到您是什么状况了。我是有经验的人，如果我说这是陆地上的一种晕船病，我并不是在开玩笑。这种病的实质是，你把东西的真正名称忘记了，现在，在匆忙中随意给它们安一些名称。只要快，只要快！但是，你刚一离开它们，就又把它们的名称忘记了。你曾把田野上的杨树称做‘巴比伦塔’，因为你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那是一棵杨树，现在，它又没有了名称，在那里摇曳，于是，你又得称呼它‘诺亚，看他醉成什么样子了’。”

他说：“我很高兴，没听懂您说的话。”这使我感到有些震惊。

我生气了，很快地说：“您对此感到高兴，就表明您听懂了。”

“我当然表明了，尊贵的先生，不过，您说得也很怪异。”

我把双手放到高一些的一级台阶上，身子向后靠，以这种几乎是攻不破的、摔跤运动员们最后一招获胜的姿势说：“您解救自己的方式很有趣，您是把您自己的状况假设成别人的。”

这时，他变得有了勇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协调一致，他双手握在一起，有些勉强地说：“不，我这样做并非跟所有人作对，比如说也不是跟您作对，因为我做不到。如果我能做到，我会非常高兴，因为那样，我就不再需要教堂里那些人的注意了。您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注意吗？”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当然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想知道。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本来也不想来这儿的，但是这个人非逼我听他说。所以我现在只需要摇头，向他表明我不知道，可是我的头动不了。

站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微笑着。然后他蹲下身子，带着一脸困倦的怪相讲道：“我还从未有过使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因为我对周围事物的理解，都是基于毫无根据的想象，以至于我总以为，这些东西曾经存活过，不过现在正在逝去。亲爱的先生，我总怀着一种自我折磨的兴趣，去看事物展现在我面前之前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它们肯定是美丽、安静的。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常听人这样谈到它们。”

由于我默不作声，只是通过脸上不由自主的抽搐表明，我非常不高兴，所以他问：“您不相信人们这么说吗？”

我觉得必须点点头，但我却不能动。

“真的，您不相信？哦，您听着；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从短暂的午睡中睁开眼睛，还没完全醒来，我听见我妈妈在阳台上用很自然的声调向下问道：‘亲爱的，您在干什么呢。天真热。’一个女人从花园里答道：‘我在园子里吃茶点。’她们就这么不假思索地说着，而且说得不太清楚，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我被问倒了。所以我把手伸到裤子后兜去，作出在那里找什么东西的样子。但我什么也没找，我只想改变一下我的样子，以表现出我对这次谈话的关心。同时，我说，这件事太奇怪了，我根本不能理解。我还补充说，我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肯定是他出于某种目的编的，只是我还没看穿他的目的。然后，我闭上眼睛，因为我觉得眼睛疼。

“噢，您跟我看法一致，这真好，您拦住我告诉我这些，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不是吗，我身体不挺拔，步伐沉重，不用手杖敲打石子路，没有轻掠那些大声谈笑着擦肩而过的人的衣裙，对此，我为什么要羞愧——或者我们为什么要羞愧。相反，我是否应该更有理由抱怨，因为我作为影子，肩膀不灵活，沿着房子蹦跳着走，有时会消失在陈列橱窗的玻璃里。

“我度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建得那么差，以致有时高楼会倒塌，而人们根本找不出外部原因。于是，我就得爬过瓦砾堆，问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在我们的城市里。一座新房子，——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五座了。——您想想。’没人能回答我。

“经常有人在巷子里倒下，就死在那儿。这时，所有店主就会打开他们挂满商品的大门，敏捷地跑过来，把死者抬到一所房子里，然后，嘴角和眼中带着微笑走出来说：‘日安——天空真苍白——我出售许多头巾——是的，战争。’我跳进房子，在几次胆怯地抬起弯着一个手指的手之后，我终于敲响了管家的小窗户。‘亲爱的，’我友好地说，‘有个死人被抬到您这儿了。您让我看看，我请求您。’当他摇着头，好像犹豫不决时，我肯定地说：‘亲爱的。我是秘密警察。您马上让我看看那个死人。’‘一个死人？’他问道，几乎感到受了侮辱。‘没有，我们这里没有死人。这是一户规矩人家。’我告辞后走了。

“但是后来，如果我要穿过一个大广场，我就会忘记一切。穿越广场这件事的难度，使我糊里糊涂，我常想：‘如果人们仅仅出于自负建这么大一个广场，那为什么不再修建一条能贯穿广场的石栏杆呢。今天刮西南风。广场上风吹得呼呼响。市政厅的塔楼尖画着小圈。为什么人们不在拥挤中安静下来？这是什么嘈杂声啊！所有窗玻璃都哗啦哗啦地响，路灯柱弯得像竹子一样。柱子上圣母马利亚的斗篷被吹得鼓起来，狂风撕扯着它。这没人看见吗？本应在石子路上走的先生和女士们飘浮在空中。当风要喘口气时，他们就停下来，互相说几句话，彼此躬身致意，可是，当风又刮起来时，他们无法与之对抗，于是，大家都同时抬起脚来。尽管他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帽子，但他们的眼睛却快乐地四处张望，仿佛风和日丽。只有我感到害怕。”

我受到这么不好的待遇，我说：“您刚才讲的您母亲和那位花园中妇人的故事，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不仅因为我听过和经历过很多这类事情，而且，我甚至参与过一些。这种事是非常自然的。您认为，要是当时是我在阳台上，我不会说同样的话，不会从花园里作出同样的回答吗？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说完这番话，他显得很高兴。他说，我穿得很漂亮，我的领带他也很喜欢。我的皮肤是那么细腻。当人们要否认已承认的东西时，它们才最清楚明了。

（3）祈祷者的故事

然后，他在我身边坐下，因为我变得胆小了，我把头偏向一边，给他让出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察觉到，他坐在那儿，也有些尴尬，总试图跟我保持一小段距离，他费力地说：

“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聚会。我刚在煤气灯下朝一个姑娘躬身致意说：“冬天快要到了，我真高兴。”——正当我边鞠躬边说这番话时，我生气地发现，我的右大腿关节脱臼了。膝盖骨也有些松动了。

于是我坐下来说话，因为我总是试图控制我说出的句子：“因为冬天要省力多了；人们举止可以轻松一些，说话也用不着字斟句酌。不是吗，亲爱的小姐？但愿我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有道理。”此时，我的右腿让我非常恼火。因为，一开始，它像是完全散架了，后来，我通过大概其的推拿和按压才逐渐使它勉强恢复正常。

那位姑娘出于同情，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听见她轻声说：“不，您不能使我佩服，因为——”

“等一下，”我满意而充满希望地说，“亲爱的小姐，您也不应该光为了跟我说话而花费五分钟时间。您边吃边说吧，我请求您。”

我伸出胳膊，从一个黄铜小天使塑像举着的托盘里拿了一串饱满的葡萄，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放到一个蓝边的小碟里，也许不失优雅地递给姑娘。

“您不能使我佩服，”她说，“您所说的一切都很无聊，令人费解，而且还不是真的。我认为，先生——您为什么总称我亲爱的小姐——我认为，您之所以不说实话，是因为实话太累人。”

上帝啊，这下我可来神了！“是的，小姐，小姐，”我几乎是在喊了，“您说得多么正确啊！亲爱的小姐，您理解吗，这是一种被撕裂的快乐，如果人们能不经意地就被理解。”

“实话对您来说太辛苦了，先生，因为，看看您的样子吧！您的整个身子是用薄纸，黄色的薄纸剪成的，像个影子，您一走路，别人就能听见您发出沙沙声。所以，对您的举止或意见发怒是不公平的，因为您得根据当时屋里的气流弯腰。”

“我不懂。这屋子里站着几个人。他们或者把胳膊搭在椅子背上，或者把身子靠在钢琴上，或者犹豫着把杯子举到嘴边，或者胆怯地走进旁边的屋子，等他们在黑暗中在箱子上碰伤了右肩后，就在敞开的窗户旁喘着气想：那是金星，长庚星。我却在这人群的聚会中。如果这之间有什么联系，那我是弄不懂的。但我根本不知道，这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您看，亲爱的小姐，所有这些人都稀里糊涂，所以他们的行为犹豫不决，举止可笑，这其中只有我似乎还配听到关于我的清楚的议论。为了使这议论令人愉快，他们用讽刺的语气说话，所以，就令人惊奇地有所保留，就像一座内部已经烧毁，只剩下承重墙的房子。此时，人们的视线已毫无障碍，白天，可以透过窗洞看见天上的云，夜里能看见星星。但是，云彩还是经常逃离灰色的石头，星星会构成不自然的图案。——这样好吗，为了表示对您的谢意，我透露给您一个秘密，总有一天，所有想活的人，都会成为我这个样子；是用黄色的薄纸剪出来的，像剪影似的，——就像您说的——他们一走动，别人就会听到沙沙声。他们不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外表会是这样的。就连您，亲爱的——”

这时我发现，那位姑娘已经不坐在我身边了。她肯定是一说完她最后几句话就走了，因为她现在站在离我很远的一扇窗户旁，被三个身着白色高领衣服、谈笑风生的年轻人包围着。

为此，我高兴地喝了一杯葡萄酒，向弹奏钢琴的人走去，他独自一人，此时，正摇头晃脑地弹着一首悲伤的曲子。我小心翼翼地朝他的耳朵俯下身，以免吓着他，然后和着那首乐曲轻声说：

“劳您驾，尊敬的先生，现在请您让我弹奏，因为我打算高兴一下。”

因为他没有听我说话，所以我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克制住自己的胆怯，从一个客人向另一个走去，顺便说着：“今天我要弹钢琴。是的。”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不会弹琴，但他们都因为自己的谈话被愉快地打断而友好地笑着。然而，当我大声对弹琴人说：“劳您驾，尊敬的先生，现在请您让我弹奏，因为我打算高兴一下。这是一次胜利。”这时，大家才开始注意我。

弹琴人尽管停止了弹奏，但他并没有离开他棕色的琴凳，而且好像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叹了口气，用他修长的手指捂住脸。

我已经有点儿同情他，想鼓励他继续弹奏下去了，这时，女主人带着一群人走过来。

“这是个奇怪的想法，”他们说着，还大声笑着，仿佛我要做什么不自然的事似的。

那个姑娘也凑过来，蔑视地看着我说：“尊贵的夫人，请您让他弹吧。他可能想逗大家乐乐。这是值得赞扬的。我请求您，尊贵的夫人。”

所有的人都高兴地大声附和，因为他们显然跟我一样，认为那姑娘说的是反话。只有弹琴人默默不语。他低着头，左手食指在琴凳的木板面上轻抚着，好像在沙滩上画画。我颤抖起来，为了掩饰，我把双手插进裤兜。而且我也不再能清楚地说话了，因为我整张脸都想哭。所以，我不得不字斟句酌，以使听众觉得我要哭的想法是可笑的。

“尊贵的夫人，”我说，“我现在必须弹奏，因为——”由于我忘记了理由，我索性一屁股坐到钢琴旁。这时，我又明白了我的处境。弹琴人站起来，体贴地跨过琴凳，因为我挡了他的道。“请您把灯关了，我只能在黑暗中弹奏。”我直起身来。

这时，两位先生抓住琴凳，把我抬得离钢琴远远的，抬向餐桌，他们一边用口哨吹着一支歌，一边轻轻摇晃着我。

看来，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做法，那位姑娘说：“您看，尊贵的夫人，他弹得多好。我早就知道的。您还那么担心来着。”

我明白了，潇洒地躬身表示感谢。

有人给我倒了一杯柠檬汽水，一个涂着红嘴唇的小姐端着杯子喂我喝。女主人用银碟子递给我一块蛋白甜饼，一个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女孩把甜饼送进我嘴里。一个满头金发、身材丰满的小姐在我头顶上举着一串葡萄，我只需摘下来就行了，她则盯着我那躲躲闪闪的眼睛。

因为所有的人都对我那么好，所以，当他们再次一致阻止我走向钢琴时，我当然觉得很奇怪。

“够了，”男主人说，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注意到他。他走出去，旋即又回来，拿着一顶巨大的礼帽和一件有花朵图案的铜褐色大衣。“这是您的东西。”

这尽管不是我的东西，但我不愿意麻烦他再去找一次了。男主人亲自给我穿大衣，他几乎要贴到我的身体，大衣正合适。一位面目慈善的女士逐渐弯下身子，从上到下给我扣上大衣扣子。

“那么，您多保重，”女主人说，“欢迎您不久后再来。您知道，我们随时愿意见到您。”这时，所有的人都躬身致意，好像真有必要似的。我也试着鞠躬，但我的大衣太瘦。所以我拿起帽子，极其笨拙地走出门去。

但是，当我迈着小步走出房门后，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明月高悬、繁星密布的苍穹，市政厅前的环形广场，马利亚石柱和教堂。

我平静地从阴影里走到月光下，解开大衣扣，让自己暖和起来；然后，我举起双手，让夜的嘈杂沉寂下来，开始思考：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装得好像你们真的存在似的。你们想让我相信我不是真的，滑稽地站在绿色的石子路上。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你，天空，曾是真的，而你，环形广场，从不曾真过。”

“这是真的，你们总是比我优越，但也只是在我不打扰你们的情况下。”

“感谢上帝，月亮，你不再是月亮了，不过，这可能是我的疏忽，我给你取名叫月亮，现在仍称你为月亮。为什么当我把你叫做‘颜色奇怪的、被遗忘的纸灯笼’时，你不再那么高兴了呢。为什么当我叫你‘马利亚柱’时，你几乎要缩回去呢，而且，当我称你为‘洒出黄光的月亮’时，我再也看不到你那咄咄逼人的姿态了，马利亚柱。”

“看来的确如此，如果有人对你们进行深思，就会让你们不舒服；你们就会减少勇气和健康。”

“上帝，如果思考者能向醉酒者学习，那才会多么有益于健康啊！”

“为什么一切都变得安静了。我觉得没有风了。那些小房子，那些常常像装着小轮子一样在广场上滑来滑去的小房子，也结结实实地定住了——寂静——寂静——根本看不见那条通常把房子和地面分开的黑色细线。”

我跑了起来。我毫无阻碍地绕着大广场跑了三圈，由于我没有碰到醉汉，所以我无需减速，丝毫不觉得费力地朝卡尔街跑去。我的影子比我小，常常在我旁边的墙上跑着，就像是在墙和路基之间的狭路上。

当我经过消防队的房子时，听到从小环形路那边传来嘈杂声，我拐上那条路后，看见一个醉汉站在喷泉的栏杆旁，他两臂平伸，用拖着木拖鞋的双脚在地上跺着。

我首先站住，想让我的呼吸平稳下来，然后，我走向他，从头上摘下礼帽，自我介绍：

“晚安，柔弱的贵人，我二十三岁，但我还没有名字。而您肯定有着一个奇怪的、可以吟唱的名字，来自那伟大的城市巴黎。那正在失衡的法国宫廷的极其不自然的气息包围着您。”

“您那双有色的眼睛肯定看见了那些高贵的女士，她们已经站在高大、明亮的平台上，讥讽似的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而她们那也是展开在台阶上的彩绘拖裙后裾还摊在花园的沙地上。——不是吗，到处都有身穿裁剪粗俗的灰色燕尾服和白色裤子的仆人们往长杆上爬，他们的双腿环绕着长杆，上身经常弯向后方和侧面，因为，他们必须扯着粗大的绳子，把许多巨大的灰色幕布从地下挂到高处去并撑开，因为高贵的女士希望看到一个雾蒙蒙的清晨。”

他打了个嗝，差点儿吓着我，我说：“真的，这是真的吗，先生，您来自我们的巴黎，来自那狂风暴雨的巴黎，来自那个热情奔放的冰雹天？”

当他再次打嗝时，我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极大荣幸。”

我用敏捷的手指扣上大衣，然后热烈而又腼腆地说：

“我知道，您认为不值得回答我，但是，如果我今天不问您，我就将过一种凄惨的生活。”

“我请求您，装扮入时的先生，别人告诉我的都是真的吗。巴黎有没有只用漂亮衣服做成的人，那里有没有只有大门的房子，夏天，城市上方的天空真的是流动的蓝色吗，点缀着朵朵白云，它们全都是心形的。那儿有没有一个门庭若市的蜡像馆，里面只有挂着小牌的树，上面写着最著名的英雄、强盗和情人的名字。”

“还有这则消息！这则显然虚假的消息！”

“不是吗，巴黎的那些大街突然出了岔道；它们不安静了，不是吗？并不总是一切井然有序的，那怎么可能呢！如果发生一次事故，人们就会迈着几乎脚不沾地的大城市的脚步，从各个小巷涌出来，聚集在一起；尽管大家都好奇，但也担心会失望；他们急促地喘息着，往前伸着他们的小脑袋。如果他们相互碰了一下，就会深鞠躬，请求原谅：‘非常抱歉——这不是有意的——太挤了，我请您原谅——我太笨手笨脚了——我承认。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耶洛默·法罗赫，我是卡波丹街上卖调料的——请允许我明天请您吃午饭——我的妻子也会非常高兴的。’他们这么说着，巷子里充满了喧闹声，烟囱里冒出的烟在房屋之间沉落下来。就是这样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在一个富贵街区的一条繁华大街上，会停下两辆车。仆人庄重地打开门。八条高贵的西伯利亚狼狗跳下车，狂吠着在马路上跳跃追逐。这时，有人说，这是些化了装的巴黎时髦青年。”

他的眼睛几乎闭上了。当我沉默不语时，他把双手伸进嘴里，撕扯着下巴。他的衣服肮脏不堪。他可能是被别人从一个小酒馆里扔出来的，而他自己还不清楚。

这可能是白天与黑夜之间那短暂而宁静的休息，这时，我们没有料到，脑袋会垂在脖子上，我们也没有发觉，一切都静止不动，而且，由于我们不去观察，这一切又消失了。我们蜷缩着身子独自呆着，四处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了，也不再能感觉到空气的阻力，然而我们内心深处却牢牢记着，在离我们一定距离的地方，矗立着带房顶的房屋，所幸还有四方形的烟囱，通过烟囱，黑暗流进了房屋，又通过阁楼流进各种各样的房间。幸运的是，明天又是一个白天，人们将能看清存在的一切，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那醉汉扬起眉毛，眉眼间显出一道光彩，他断断续续地解释说：“是这样的——我困了，所以我要去睡觉了——我有个内弟在文策尔广场——我去那儿，因为我住在那儿，那儿有我的床——那么我走了——我只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住在哪儿——我觉得我给忘记了——不过这没关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否真有个内弟——我现在走了——您认为我会找到他吗？”

我不假思考地回答说：“肯定能。不过您来自异乡，您的仆人们不巧又不在您身边。请让我带您去吧。”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把我的胳膊伸给他，让他挽着。

（4）胖子和祈祷者之间的继续谈话

而我早就试着让自己高兴起来。我搓着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说：

“是你说话的时候了。你已经很尴尬了。你感到困窘了吗？等一等！你了解这样的局势。别着急，慢慢想！环境也会等待的。”

“就像上星期的聚会时一样。有人朗读着一本手抄本上的什么东西。有一页是我应他的请求自己抄的。当我读到他抄写的那几页上的字迹时，吃了一惊。那是毫无根据的。人们从桌子的三面探过身子来。我哭着发誓说，这不是我的笔迹。”

“但是，它为什么要跟今天的事相似呢。都是因为你，才会有这番限制范围的谈话。一切都那么平和。加把劲儿，我亲爱的！——你会发现不同意见的。——你可以说：‘我困了。我头疼。再见。’快点儿，快点儿。让别人注意你！——这是什么？又是重重障碍？你想起什么了？——我想起一个高原，它作为大地的一块牌子，面向天空高耸而起。我从一座山上看见它，已经做好准备横穿它了。我开始唱歌。”

我的嘴唇干燥，不听指挥，我说：

“是否应该能换一种活法？”

“不，”他询问地微笑着说。

“但是您为什么傍晚在教堂里祈祷呢，”我问道，这时，我一直犹如在睡梦中一样支撑着的我与他之间的一切，都倒塌了。

“不，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晚上，独自生活的人都不承担责任。人们担心一些事情。也许肉体会消失，可能人真的是他在黄昏中的样子，人也许没有拐棍就不能走路，也许最好去教堂，大声喊叫着祈祷，引别人注目，得到肉体。”

因为他就这么说着，然后不说话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红色手绢，弯下身子哭起来。

他站起来，吻着我说：

“你为什么哭？你身材高大，我喜欢，你双手修长，它们几乎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动作；你为什么不为此而高兴呢。我建议你总穿深色袖边。——不，我在恭维你，你还哭？你非常理智地承担着生活的这种艰难。”

“我们其实是在造无用的战争机器、塔楼、城墙和丝绸窗帘，要是有时间，我们会对此大感惊讶的。我们保持飘浮，我们不会掉下来，哪怕我们比蝙蝠还要丑陋，我们也要翩翩飞舞。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天气好的日子说：‘上帝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我们已经被安置在我们的地球上了，我们生活在我们共同看法的基础上。”

“我们其实就像雪中的树干。它们看上去只是平躺在地上，好像轻轻踹一脚就能推动。其实不然，人们推不动，因为它们是跟地面紧紧连在一起的。不过，你看，连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思考阻止了我的哭泣：“现在是夜里，没有人会在明天责备我现在可能说的话，因为那有可能是睡梦中说的。”

然后我说：“是，是这样，不过我们说什么来着。我们不可能谈论天空的照明，因为我们是站在房子过道深处。不，——是的，我们本可以谈论这事的，因为我们在谈话中并非完全独立，我们不想达到什么目的或真理，只想开心和消遣。不过，您不能再给我讲一遍那个花园里女人的故事吗。那个女人是多么令人佩服、多么聪明啊！我们的行为应该以她为榜样。我是多么喜欢她啊！我遇到您，并抓住您，这也很好。跟您谈过话，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享受。我听到了一些我迄今为止也许有意不去了解的东西，——我很高兴。”

他看上去很满意。尽管人与人的身体接触总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得拥抱他。

然后我们从过道里出来，站到天空下。我的朋友吹散几片零散的云彩，于是，我们头顶展现出完整的星空。我的朋友吃力地走着。

4.胖子的灭亡

这时，一切都被飞快的速度所控制，到了远处。河水被拖向一处悬崖，它想停住，还在碎裂的岩石棱角上犹豫着，但随后就大团大团地卷起雾花落了下去。

胖子不能再说话，他不得不转过身子，消失在轰鸣而湍急的瀑布里。

知道了这么多趣事的我，站在岸边看着。“我们的肺应该做什么，”我喊着叫着，“它们若呼吸得快，就会因自身、因体内中毒而窒息；如果呼吸得慢，它们则会因不能呼吸的空气和令人气恼的东西而窒息。如果它们想找好呼吸的速度，那么在寻找的过程中就会灭亡。”

这时，河岸无限延伸，我的手掌触到了远处一个非常小的路标的铁牌。这事令我无法理解。因为我个子很矮，比一般人矮，一丛快速晃动的有白色无花果的灌木也高过了我。这我看见了，因为那丛灌木刚刚还在我旁边。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弄错了，因为我的胳膊像连阴雨的乌云一样大，只不过我的胳膊动作更急促。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想压碎我可怜的脑袋。

我的脑袋是那么小，像一个蚂蚁卵，它只不过受了点儿损伤，不那么浑圆了。我转动它，做出请求的表示，因为我的眼睛太小，它们表示的意思是不会被注意到的。

可是我的双腿，我那不像话的腿放在树木茂盛的山上，遮盖着遍布着村庄的山谷。它们长着，长着！它们已经伸到了没有自然风景的地方，它们的长度早已超出了我的目力所及的范围。

但是，不，不是这样的，——我个头很小，暂时很小，——我滚动着，我滚动着，我是山中的雪崩！路过的人们，请你们告诉我，我有多高，请你们量量我的胳膊，我的腿。

Ⅲ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相识说，他跟我从聚会中出来，在劳伦奇山的一条路上安静地走在我身边。“您停一下，让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我有一件事要办。这事很艰难，——这个寒冷又明亮的夜，这心怀不满的风，它有时甚至好像要改变那合欢树的位置。”

园丁的房屋在月光下的影子，投在略微隆起的路上，点缀着少许白雪。当我看见门边的长凳时，我抬手指了指它，因为我没有勇气，怕有人会指责我，所以把左手放在胸前。

他毫不顾及那漂亮的衣服，厌烦地坐了下来，他用胳膊肘支在胯上，前额放在弯曲的指尖里，这使我大吃一惊。

“好了，现在我要说这件事了。您知道，我生活有规律，无可指摘，所有必需的、值得称道的事都做了。我交往的那个圈子中人们所习惯的不幸，我也未能幸免，这一点，我周围的人和我都满意地看到了，就连那种一般的幸福也没有抛弃我，所以我可以在小范围内谈论它。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恋爱过。我有时觉得很遗憾，但必要时，我也使用那种说话方式。不过现在我要说：是的，我恋爱了，而且因为恋爱而万分激动。我是个感情热烈的情人，姑娘们都喜欢。但我是否应该想想，恰恰是这一从前的不足，给我的情况带来了独特的、有趣的、特别有趣的转变呢？”

“安静，安静，”我漠不关心地说着，只想着我自己，“我听说，您的恋人很漂亮。”

“是的，她很漂亮。当我坐在她身边时，我就只想：‘这种冒险——我这么大胆——那么我去航海——成加仑地喝酒。’但是，她笑的是时候，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露出牙齿，人们只能看见那黑洞洞的、又窄又弯的张开的嘴。就算她笑的时候往后仰着头，看上去仍是奸诈狡猾、老态龙钟。”

“我不能否认，”我叹着气说，“我可能也看见过，因为那肯定很显眼。但不仅是这些。姑娘的整体美丽！我经常看见有很多褶裥和饰物的衣裙，合适地穿在美丽的身体上，于是我就想，它们不会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它们会起褶，不再这么平整，会落上灰尘，厚厚地落在饰物上，拂不去，没有人会让自己这么可悲又可笑地每天早晨穿上这贵重的衣服，晚上又脱下它。不过我也见过有的姑娘，她们漂亮，有着迷人的肌肉和小腿，紧绷绷的皮肤和细密的头发，可她们每天都穿戴着同样一套自然的面具服装，总把同一张脸放在同样的手掌中，照她们的镜子。只是有时候，晚上，当她们从一个聚会晚归时，她们会在镜子里看到，她们的面具已经用旧了，肿胀了，落满灰尘，被所有人看过，不能再戴了。”

“但是，我在路上好几次问您，是否觉得那个姑娘漂亮，可您总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回答我。您说，您是不是有什么恶毒的打算？您为什么不安慰我？”

我把脚伸进阴影里，专注地说：“您用不着安慰。您不是被爱着吗。”说话时，我用我那有蓝色葡萄图案的手帕挡在嘴前，免得着凉。

这时，他转向我，把他那肥胖的脸靠在长椅低矮的靠背上：“您知道，总的来说我还有时间，我还可以结束这段刚开始的爱情，通过一件丢脸的事、通过不忠行为或者用动身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的方法。因为，真的，我非常怀疑，我是否应该投入到这种激情中去。这不是什么保险的事，没有人能肯定地断定它的发展方向和持续时间。我如果抱着喝醉的意图进一家酒馆，那我就知道，这个晚上，我肯定会喝醉，可是我现在这种状况！一个星期后，我们想和一家朋友去郊游，这不会使内心深处产生十四天长的激烈斗争。今晚的吻让我昏昏欲睡，所以能给梦提供无限驰骋的空间。我抵住了这种诱惑，夜间出来散散步，于是成了这样，我情绪激动，无法安定下来，我的脸忽凉忽热像被风吹了似的，我不得不总摸口袋里的一根玫瑰色带子，为我自己忧心忡忡，但又不能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担心，我甚至还容忍您，我的先生，往常，我决不会跟您聊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有些冷，天色已经有点儿泛白了。“这种情况下，丢脸的事、不忠的行为或远途旅行都没有用。您肯定得自杀，”我说，还微笑着。

我们对面，大道另一边，有两棵矮灌木，树后的下面是城市。城里还有些许灯光。

“好，”他大声喊道，还挥起他那结实的小拳头捶打着长椅，不过随即就停止了，“可您活着，您不自杀。没人爱您。您什么也无法实现。您不能掌握下一个时刻。所以您这样跟我说话，您这个卑鄙的人。您不能爱，除了恐惧，没有什么能使您激动。您看，我的胸膛。”

于是，他飞快地解开他的外衣、背心和衬衫。他的胸膛真的宽阔而优美。

我开始讲述：“是的，我们有时会遇到这种不顺利的情况。比如今年夏天我在一个村子里。村子位于一条河边。我记得很清楚。我经常斜坐在岸边的长椅上。那儿也有一个沙滩旅馆。常常可以听到那里的小提琴声。健壮的年轻人在花园里喝着啤酒，谈论着打猎和冒险的经历。而河的另一岸是云雾般的山峦。”

这时，我站起身来，嘴疲惫地撇着，我转到长椅后的草坪上，还踩断了几根修剪下来的小树枝，然后，我咬着我的相识的耳朵小声说：“我订婚了，我承认。”我的相识对我站起身来并不感到惊奇：“您订婚了？”他的确是万分虚弱地坐在那里，只靠长椅的靠背支撑着。然后，他摘下帽子，我看见了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散发出好闻的味道，梳理得整整齐齐，从圆圆的头一直到脖子，最底下形成一条弧线，这是今年冬天流行的发型。

我很高兴自己给了他一个这么机智的回答。“是的，”我对自己说，“他在聚会中脖子灵活，手臂自如。他会与一位女士愉快地交谈着从大厅中央走过，而且，不论屋外下雨，还是那儿站着一个腼腆的人，或者发生了任何不愉快的事，都不会使他不安。不，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会同样优雅地向女士们鞠躬致意。可是，他现在坐在那儿。”

我的相识用一块麻纱手帕擦着额头。“请，”他说，“请您把您的手放到我额头上一会儿。我请求您。”我没有马上照他说的做，于是他合拢双手求我。

似乎我们的忧虑使一切变得暗淡了，我们坐在山顶上，就像在一间小屋里，尽管我们刚才已经感觉到了清晨的阳光和微风。我们离得很近，尽管我们彼此不喜欢，而且，我们不能隔得太远，因为四周的墙严密而坚固。但是，我们可以举止可笑，毫无人的尊严，因为在头顶的树枝和对面的树木面前，我们不必害羞。

这时，我的相识毫不迟疑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子，若有所思地打开它，然后像是玩游戏一样，把它捅进自己的左上臂，不拔出来。血立刻涌了出来。他那圆圆的面颊煞白。我把刀子拔出来，割开大衣和燕尾服的袖子，撕开衬衣袖子。然后，我又沿着路往前后各跑了一段，看看是否有人能帮我。所有树枝都清晰可见，它们纹丝不动。然后，我在深深的伤口上吸了一会儿。这时，我想起了园丁的小屋。我沿着台阶往上跑，台阶通向小屋左侧那片略高的草坪，我急匆匆地察看了门窗，恼怒地按铃跺脚，尽管我一眼就看出，那房子没人住。之后，我又察看伤口，它汩汩地流着血。我把他的手绢在雪地中弄湿，笨手笨脚地包扎他的胳膊。

“你，亲爱的，亲爱的，”我说，“你是为我把自己弄伤的。你的处境那么好，周围都是好人，大白天，如果桌子间远处近处或山路上有许多穿着讲究的人，你就可以去散步。你只要记着春天时，我们要去森林公园，不，不是我们要去，可惜这是真的，但是你和你的小安娜会高兴得蹦蹦跳跳着去的。噢，是的，我请你相信我，阳光会让你们以最美的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噢，那是音乐，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不必再有忧虑，林阴道上是喊叫声和手摇风琴的声音。”

“上帝啊，”他说着，站起来，靠在我身上，我们走着，“没有用。这不能使我高兴。请您原谅。已经很晚了吗？也许我应该明天早上做些什么。上帝啊。”

围墙附近的一盏灯还高高地亮着，把树干的影子投在路上和白雪上，而各种各样的树枝的影子则像断了一样，弯弯曲曲地落在山坡上。

（二稿）

Ⅰ

十二点左右，就有几个人站起来，躬身致意，互相伸出手来，说着过得非常愉快，然后穿过高大的门框来到前厅穿外衣。女主人站在屋子中间，灵活地向各处欠身致意，她裙子上不自然的褶子随之晃动。

我坐在一张由三条可折叠的细腿支撑的小桌旁，正在呷第三小杯甜药酒，同时打量着我那一小堆小点心，那是我自己挑选并摞起来的。

这时，我看见我的新相识有些衣冠不整、手足无措地出现在隔壁一间房的门柱边，但是我想把目光移开，因为这与我无关。然而他却朝我走来，心不在焉地对我做的事笑了笑，用颤抖的声音说：

“请您原谅我来找您。但是，我和我的姑娘一直单独坐在隔壁一个房间里。从十点半开始。天哪，这是一个美妙的晚上。我知道，我跟您说这事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不是吗，今晚我们在楼梯上遇到了，作为这家的客人，我们互相交谈了几句客套话。可是现在——但您必须——我请求您——原谅我，我不能把我的幸福憋在心里，我没办法。由于这里没有其他我可以信赖的熟人——”

我难过地看着他，——因为我嘴里那块果料点心味道并不太好——冲着他那涨得通红的脸说：

“您觉得我值得信赖，当然让我很高兴，但您向我吐露心里话，却使我不满意。而且您自己——要是您不这么糊涂的话——也会感觉到，向一个独自坐着喝酒的人讲述一个正在恋爱的姑娘，是多么不合适。”

我说完，他便一屁股坐下来，身子往后一靠，两只胳膊垂下来。然后，他又支起胳膊肘，把胳膊收回来，开始相当大声地自顾自讲起来：

“就在刚才，那间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小安娜和我，我吻她了——我——吻了——她的嘴唇，她的耳朵，她的肩膀——我主上帝啊！”

几位客人猜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热烈的谈话，就打着哈欠向我们靠近了一些。于是我站起来，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好吧，如果您愿意，我就一起去，不过，我的意见还是，现在，在冬天的夜里上劳伦奇山是愚蠢的。而且天气变冷了，还下了一点雪，所以外面的路像冰道一样滑。不过，随您的便——”

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那湿漉漉的嘴唇张开着；继而，当他看到那几位已经站在周围的先生时，便笑了，站起来说：

“噢，是的，冷点儿好，我们的衣服里都是热气和烟味儿，我尽管喝得不多，可能也有点儿醉了，对，我们去告别，然后就走。”

于是，我们走到女主人面前，当他吻她的手时，她说：

“噢，不，您今天看上去这么幸福，这真让我高兴。”

她这番话的好意打动了他，他又吻了吻她的手；她笑了。我不得不拉走他。

前厅里站着一个侍女，我们现在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帮我们穿上外衣，然后拿上一个小手电，准备给我们照亮楼梯。她的脖颈裸露着，只是在下巴下面系着一条黑丝绒带子，当她在我们前面下楼梯，向下照着手电时，她那宽松衣服里的身体弯着，又不时地伸展开。因为刚喝过酒，所以她脸颊泛红，在充满了整个楼梯间那昏暗的手电光中，她的双唇颤抖着。

在楼梯下，她把手电放在台阶上，朝我的相识迈了一步，拥抱并亲吻他，没有松开。直到我把一枚硬币放到她手里，她才懒洋洋地松开他，慢吞吞地打开那扇小门，让我们走进黑夜。

被均匀照亮的空旷街道上方，一轮巨大的月亮挂在由于有些许云彩而显得更加广阔的天空。在冻结了的雪地上，只能迈小步走。

我们刚一来到外面，我的情绪就立刻变得明显地极其兴奋。我踢着腿，让关节响着，我朝巷子里喊着一个名字，仿佛一个朋友从我这儿溜走跑到拐角后去了，我跳着把帽子高高抛起，然后大叫着接住它。

我的相识却漠不关心地在我身边走着。他低着头，也不说话。

我觉得奇怪，因为我估计，如果我带他离开那群人，他的快乐会使他发狂。现在连我也变得安静了。我刚才在他背上兴奋地拍了一掌，就突然觉得不理解他的状态，于是收回了手。由于我用不着手，就干脆插进大衣口袋里。

我们就这么默默地走着。我注意地听我们的脚步声，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可能和我的相识步伐一致。这时，空气清新，我能清楚地看见他的腿。偶尔有人靠在窗户上看我们。

当我们走上费尔迪南街时，我发现，我的相识哼起了《美元公主》中的一首曲子；声音非常小，但我听得非常清楚。这算怎么回事？他想侮辱我吗？这样的话，我可以立刻放弃这音乐，另外还有整个这次散步。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如果他不需要我，那他当时为什么来找我，让我留在温暖的屋里，喝着甜药酒，吃着小甜点。我真的不是争着非要来散步不可。另外，我也可以一个人来散步。我刚才在一群人中间，把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现在在月光下漫步。这也行。白天工作，晚上聚会，夜间在巷子里走走，没有任何出格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

不，我的相识还走在我后面，当他发现他落在了后面时，就加快了步伐。没有人说话，人们也不能说我们在走路。我却在考虑，我是否拐进一条小巷更好，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没有义务跟别人共同散步。我可以独自回家，没有人能阻止我。我将会看到，我的相识一无所知地走过我的小巷口。再见，亲爱的相识。我到家时，会感到我的房间里很温暖，我会点燃立在桌上铁架子上的灯，做完这事之后，我会坐进我那把放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的扶手椅里。多么美好的景象！为什么不呢？可是然后呢？没有然后。灯光照在温暖的屋子里，照着我坐在扶手椅里的胸膛上。然后，我的身体会变冷，又要一个人在涂了色的四壁之间和地板上熬时间，——从后墙上挂的那面金框镜子里看去，那地板显得是下斜的。

我的两腿累了，我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家，躺到床上去，这时，我犹豫不决，离开时是否应该跟我的相识道个别。但是我太胆小，不能不打招呼就走，我又太软弱，不能大声告别，所以我又停下来，靠在一面洒满月光的墙上，等着。

我的相识穿过人行道，朝我走来，速度很快，好像要我接住他。他眨了眨眼，为一个什么共识，但我已经忘了。

“怎么了，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他说，“我只想问问您对那个侍女的意见，那个我在过道里吻过的侍女。那个姑娘是谁？您以前见过她吗？没有？我也没见过。她真的只是个侍女吗？她在我们前面下楼梯时，我就想问您。”

“她是个侍女，而且还不是个头等侍女，这我一看她那通红的手就看出来了，当我把钱塞到她手里时，我感觉到她那粗硬的皮肤。”

“可是这只能证明，她干这个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我也相信。”

“您可能是对的。在当时那么昏暗的灯光下，不可能把一切分辨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她的脸像我认识的一个军官的不太年轻的女儿。”

“我没觉得，”他说。

“这不能阻止我回家；已经很晚了，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是可以在那里睡觉，但那是不对的。”说着，我伸出手向他告别。

“噢，这么凉的手，”他喊道，“我可不想带着这样的手回家。我亲爱的，您当时真该让她吻一下，您错过了，不过您以后可以补上。可是睡觉？在这样的夜晚？您想起什么了？您想想，要是独自一人在他的床上睡觉，会用被子闷死多少快乐的想法，又会用它温暖多少噩梦。”

“我既不闷死也不温暖什么，”我说。

“您就别管我了，您是个滑稽演员，”他结束了谈话。同时，他开始继续走，我跟着他，自己并没有发觉，因为我还在想他的话。

我觉得，从他的话里能看出，我的相识猜测我身上具有什么东西，尽管我并不具备这种东西，但是，由于他的猜测，已经使我引起了他的重视。还好，我没有回家。谁知道呢，这个人，这个现在在我身边，在寒冷中嘴里呼出白气的人，也许能在别人面前给予我很高的评价，而用不着我自己去争取。可千万别让那些姑娘给我把他毁了！她们可以亲吻他、搂抱他，那是她们的义务，他的权利，但是她们不能从我这儿拐走他。要是愿意这么说的话，她们亲吻他时，也就亲吻了我一点儿；用嘴角，有那么一点儿；但是，她们要是拐骗他，就是把他从我这里偷走了。而他应该永远呆在我身边，永远，如果不是我，谁能保护他呢。他那么笨。二月天，如果有人对他说：你，上劳伦奇山，那他就跟着去。他要是现在摔了怎么办，他要是着凉了怎么办，要是有嫉妒的人从邮政巷跑出来袭击他怎么办？那我会怎么样，我是否该被抛出这个世界？我想看到这个，不，他将不再能摆脱我。

明天他会和安娜小姐谈话；开始当然是谈些平常的事，但突然，他会忍不住地说：昨天，小安娜，夜里，我们的聚会之后，你知道，我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肯定从没见过他。他看上去——我该怎么描述他呢——他看上去像根摇摇晃晃的棍子，上面挑着一颗长着黑发的脑袋。他的身体上挂着许多很小的、暗黄色的布料，这些布料昨天把他完全盖住了，因为夜里没有风，布都贴着他的身体。怎么，小安娜，你没胃口了？是的，这是我的错，是我没把这一切讲述好。你要是看见他就好了，他那么怯生生地走在我身边，他看着我恋爱，那也不是什么艺术品，为了不打扰我恋爱，他独自走出去一大截。我觉得，小安娜，你可能有点儿笑他，有点儿害怕，我却喜欢有他在。因为，你当时在哪儿，小安娜？你在你的床上，而非洲都不会比你的床更遥远。有时候，我真觉得，随着他那扁平的胸脯的呼吸起伏，繁星密布的天空会上升。你觉得我夸张了吗？没有，小安娜；以我的灵魂发誓，没有；以我那属于你的灵魂发誓，没有。

我丝毫不让我的相识——这时，我们刚刚走上弗兰茨恩码头——停止羞愧，他在这种谈话中，肯定也会感觉到羞愧。只不过我的想法当时有些混杂，因为莫尔多瓦河以及河对岸的城区同样笼罩在黑暗中。只有几点灯光在闪烁，跟看着它们的眼睛戏耍。

我们穿过马路，来到河岸栏杆边停下来。我找到一棵树，靠上去。因为水面吹来的风很凉，我戴上手套，像人们在傍晚的河边可能会做的那样，无缘无故地叹了口气，然后，我想继续走。但是我的相识望着河水，一动不动。然后，他更靠近栏杆，把胳膊肘支在铁杆上，额头埋进手掌里。怎么了？我感到冷，不得不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我的相识伸展身子、后背、肩膀和脖子，把本来靠在弯曲的胳膊上的上身伸到栏杆上面。

“回忆，是不是？”我说，“是啊，回忆过去本身就是悲伤的，就像回忆的对象！如果您完全沉浸到这种事里去，那对您和对我都没有好处。这样，人们会削弱他现在的位置——不会有任何事情比这更明白——，而以前的位置也不会得到加强，更不用说，加强以前的位置已毫无必要。您以为我没有回忆吗？您有一个，我就有十个。比如现在，我就能回忆起，我坐在L城的一条长椅上。那是一个傍晚，也是在河边，当然是夏天。我有个习惯，在这样的傍晚，把腿收回盘起来。我把头靠在长椅的木靠背上，望着对岸云层般的山峦。河畔旅馆中传出轻柔的小提琴声。两岸不时有冒出闪亮烟雾的火车慢吞吞地驶过。”

我的相识打断我，他突然转过身来，看上去对我还在这里感到很吃惊。“我还能讲得更多，”我说，然后不再说了。

“您以为，事情总是这样，并且只是这样的，”他开始说。“当我今天下楼梯，想在去聚会之前再去散会儿步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发红的双手在衣袖里晃来晃去，异常快活。当时我就想：等着吧，今天会有什么事。果然。”他说这话时，已经往前走了，微笑着用大眼睛看着我。

我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他可以跟我讲这些事，还微笑着用大眼睛看着我。我呢，我必须控制住自己，不把胳膊搭到他肩上，不去亲吻他的眼睛，作为对他可以不需要我的奖励。最糟糕的是，就连这也无法损害什么，因为它不能改变什么，因为我现在一定要走，无论如何要走。

当我还在想办法至少能在我的相识身边呆一会儿时，我突然想到，我颀长的身材可能会使他觉得不舒服，在我身边他自己会觉得显得太矮。这种情形非常折磨我——尽管现在是夜里，我们几乎遇不到任何人——所以我弓着背，直到走路时两手都触到膝盖了。为了不让我的相识发觉我的意图，我只是非常缓慢地改变我的姿态，并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为此，我甚至让他转过身子，面朝河，伸长手指给他看安全岛上的树和桥上路灯在河中的倒影。

但他突然转身，看着我——我还没全部完成我的动作——说：“这是怎么回事？您整个佝偻着！您在干什么呢？”

“没错，”我说，我的头靠在他的裤缝边，所以我不能好好朝上看，“您的眼睛真尖！”

“哎哟！您站起来！这种蠢事！”

“不，”我说，同时看着近处的地面，“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我不得不说，您真会惹人生气。您留在这儿是多余的！您停止吧！”

“您这么大声嚷嚷！在这安静的夜里，”我说。

“另外，完全随您的便，”他还补充道，过了一小会儿说：“现在是差一刻一点。”他显然是从磨房塔楼的钟上看的时间。

我像是被人拽着头发揪起来似的站在那里。有一小会儿，我张着嘴，好让不安通过嘴离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打发我走。他身边没有我的位置了，就算可能有一个，那也至少找不到了。我为什么顺便说出了，非要呆在他身边不可。不，我只想走——而且马上——去找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已经在等我了。如果我没有亲戚、朋友，那我就得自己帮自己离开（抱怨有什么用！），我只是不能放慢离开这里的速度。因为，在他身边，没有什么能帮我了，我颀长的身材、我的胃口、我冰凉的手，都不行。如果我的看法是，我必须呆在他身边，那这就是个危险的看法。

“我并不需要您的通知，”我说，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谢天谢地，您终于站直了。我只不过是说，现在差一刻一点。”

“好了，”我说，把两个指甲塞进我正打冷战的牙齿缝隙间。“如果我连您的通知都不需要，那就更不需要解释了。除了您的慈悲，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请求您，请您收回您说过的话！”

“收回差一刻一点？非常乐意，而且早已过了差一刻。”

他举起右胳膊，手抖动着，倾听袖口金属链的响动。

这时，月亮显然出来了。我将呆在他身边，而他肯定在口袋里抓着刀柄，沿着大衣往上移动刀子，然后向我捅来。他不太可能对此事如此容易感到惊讶，不过也可能会，谁能知道呢。我不会喊的，我只会看着他，直到我的眼睛坚持不住。

“怎么了？”他说。

远处一家镶着黑色玻璃的咖啡店前，一个警察正像滑冰一样在石子路上遛来遛去。他的马刀妨碍他，他于是把它拿在手里，往前走了一大段，在路尽头，他几乎是绕了个大弯才转过身来。终于，他低低地欢呼了一声，脑子里想着曲调，又开始遛来遛去。

就是这个警察，这个距离一桩马上就要发生的谋杀只有二十步远、但却只看见和听见自己的警察，才让我感到一种恐惧。我确定，我肯定完了，不管我是束手让自己被捅死还是跑掉。跑掉是否比遭受这种繁琐的，也就是痛苦的死法更好。眼下，我手头没有理由证明这种死法的优点，但是，我不能用寻找理由来度过我剩下的最后时刻。以后，如果我只能做出这个决定，那还有时间找理由，现在，我有了决定。

我必须跑开。这很容易。现在，向左拐上卡尔大桥时，我可以向右跑进卡尔街。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里面有一些昏暗的门洞和还开着门的酒馆；我用不着绝望。

当我们从码头尽头的桥拱下走上天主十字广场时，我张开双臂跑进小巷。可是，在神学院的一个小门前，我摔倒了，因为那儿有一个台阶，这我没想到。我发出了一些响动，下一个路灯还离得很远，我趴在黑暗中。

从对面一个酒馆里走出一个肥胖的女人，提着一盏小灯，想看看巷子里发生了什么事。里面弹钢琴的声音变小了，因为弹钢琴的人转身朝门外看着，刚才一直半开的门，现在被一个大衣一直扣到脖子的男人完全打开了。他吐了一口痰，把那女人紧紧搂在怀里，她不得不把小灯举起来，以防碰坏。“什么事也没有，”他朝屋里喊道，接着，他们转过身去，走进屋里，门又关上了。

我试着站起来，又摔倒了。“冰面太滑。”我说，同时感觉到膝盖一阵疼痛。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酒馆里的人没看见我，我可以在这儿静静地躺到天亮。

我的相识肯定是一个人走到桥上，也没有察觉到我的不辞而别，因为他过了一阵才到我跟前。我没有发现，当他朝我弯下身子——他像条鬣狗一样，几乎只低下脖子——伸出柔软的手抚摩我时，脸上不无惊讶。他来回抚摩着我的面颊，然后把手掌放到我的额头上：“您摔疼了，是吧？冰面很滑，要小心——不是您自己跟我说的吗？头疼吗？不疼？噢，膝盖疼，是这样。这不好。”

但我并没有想到要站起来。我把头支在右手上——胳膊肘支在路面的石子上——说：“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因为我又感觉到那种恐惧，于是我用双手推着他的胫骨，想推走他。“走开，走开，”我边推边说。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望着空荡荡的巷子，然后又望着神学院，之后又看着天空。终于，当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一辆车隆隆驶过时，他想起了我：“您为什么不说话呢，亲爱的；您不舒服吗？您为什么不站起来呢？要我找辆车吗？如果您愿意，我从酒馆里给您弄点儿酒来。但是您不许这么躺着，这儿很冷。我们不是还要去劳伦奇山嘛。”

“当然，”我说着自己站起来，但身上疼得要命。我摇摇晃晃，不得不死死盯住卡尔四世的立像，才能确定自己站立的位置。可是，就连这也差点儿帮不了我，要不是我突然想起，我被一个脖子上围着丝绒带的姑娘爱过，尽管不热烈，但忠诚。月亮真好，它也照着我，出于谦卑，我想站到桥头堡支柱拱穹下去，这时我看出，月亮照耀一切只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我快乐地伸展双臂，尽情享受月亮。——这时，当我用懒散的双臂做着游泳的动作，毫不疼痛、毫不费力地前行时，我感到轻松了。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试过！我的头躺在凉爽的空气中，恰恰是我的右腿飞行得最好，我敲了敲它，以示表扬。我想起来，我曾经不太能容忍一个熟人，他可能现在还在我下边走着，整个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记性这么好，还记得这些事。不过，我不能想这么多，我还得继续游，我不想潜得太深。但是，为了避免以后人们对我说，在石子路上谁都能游泳，这不值一提，我便加快速度，跃上栏杆，环绕着我遇到的每一个圣者雕像游泳。

到第五个雕像的时候——我正以察觉不到的划水动作在石子路上方游动——我的相识抓住了我的手。于是，我又站到石子路上，感到膝盖一阵疼痛。

“一直，”我的相识一手拉住我，另一只手指着圣女鲁德米拉的雕像说，“我曾一直对这个天使的双手赞赏不已，左边这个。您看，它们多么柔嫩！您见过类似的吗？您没见过，可我见过，因为我今天晚上吻过手了——”

对我来说，这时有了第三种完蛋的可能性。我用不着被捅死，也用不着跑开，我可以干脆跳到空气中去。让他上他的劳伦奇山去吧，我不会打扰他，甚至不会用跑开来打扰他。

于是我喊道：“开始讲故事吧！我不想再零零碎碎地听了。您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从头至尾。少一点儿我都不听，我告诉您。但我迫不及待地要听全部。”

当他看着我时，我不这么叫喊了。“您可以放心，我会保持沉默的！把您心里的一切都说出来吧。您还从未有过像我这么沉默的听众呢。”

靠近他的耳朵，我小声说：“您不必害怕我，这真的是多余的。”

我听见他还在笑。

Ⅱ

1

我已经——敏捷地，好像这不是第一次似的——跳到我的相识的肩膀上，用拳头捅他的背，使他慢步小跑起来。但当他稍有不情愿，踏着步子，有时甚至停下来时，我就用靴子戳几下他的肚子，好让他更有精神。这样做卓有成效，很快，我们就深入到一个很大的，但还未完成的地带内部。

我骑行于上面的公路上石头很多，而且非常陡，可是这正合我意，我还让它变得石头更多些，更陡些。只要我的相识步履一踉跄，我就揪住他的头发往上提，他一叹气，我就给他脑袋几拳。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这种在清新空气中的骑游对我的健康是多么有益，为了使之更狂放，我让一股劲风长久地迎面吹着我们。

现在，我又在我的相识那宽大的肩膀上夸张地做着骑马的跳跃动作，我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脖子，头使劲往后仰着，看着那形形色色的云，它们比我更软弱，慢腾腾地随风飘浮。我大笑，为我的勇敢而战栗。我的大衣在风中展开，给了我力量。同时，我的双手用力攥在一起，不过这样就掐得我的相识透不过气来。

我让路边长出树木，弯曲的树枝渐渐遮住了天空，这时，我才开始思索。

“我不知道，”我无声无息地喊道，“我不知道。要是没人来，那就没人来好了。我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也没有人对我做过坏事，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助我，真的没有人。可是不是这样的。只是没有人帮助我，否则，没有人真是太好了，我非常愿意（您对此有何看法？）跟一群没有人出去郊游。当然是去山里，还能去哪儿呢？这群没有人相互拥挤着，那许多横伸或相挽的胳膊，那许多被小碎步分隔开的脚！大家都穿着燕尾服，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懒懒散散地走着，一股清风穿过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四肢间的空隙。在山里，嗓子变得毫无束缚。奇怪，我们都不唱歌。”

这时，我的相识倒下了，当我检查他时，发现他的膝盖受了重伤。因为他对我不再有用，我便把他丢在石头上，用口哨从空中召来几只老鹰，它们长着严厉的尖嘴，顺从地落到他身上，守护着他。

2

我无忧无虑地继续走着。但是，因为我是步行，担心走起伏不平的山路太累，所以我让路变得越来越平坦，最后在远方通向一个低处的山谷。按照我的意志，石头都消失了，风也停了。

我快步走着，因为我是下山，所以我仰着头，挺直了身子，胳膊放在脑后。我喜欢杉树林，所以我穿行于杉树林中，因为我喜欢默默地凝视繁星，所以，在辽阔的天空中，星星也像平时一样，缓慢地为我升起。我看见只有几片扯长了的云，被一阵在同样高度吹动的风拉着穿行于空气中，让散步者大感意外。

在我的路对面相当远的地方，可能与我还隔着一条河，我让一座高山拔地而起，山顶上的平台长满了灌木，与天相连。就连最高的树枝上的枝杈及其摇动，我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个景色，不管它是多么平常，竟让我高兴得像一只在那远处纷乱的灌木枝条上晃动的小鸟，甚至忘了让月亮升起，它已经落到了山后，可能是因为我的拖延生气了。

现在，月亮升起前的那种清冷的光洒满山上，突然，月亮自己从一束晃动的灌木后升上来。而我在此时正朝另一个方向看，当我往前看时，一下子看见它那几乎浑圆的球体散发着光亮，这时，我的眼睛模糊不清，我停了下来，因为我这条很陡的下坡路似乎正是通向那个可怕的月亮的。

但过了一小会儿，我就习惯了它，我沉思地看着它，看它升上来是多么艰难，一直到我和它相向走了一大段路，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困倦，我觉得，这是由于这次不寻常的散步太累造成的。有一小段时间，我闭着眼睛走，我只能靠有规律地大声拍手让自己保持清醒。

可是后来，当路要从我脚下滑脱，一切都像我一样累得快要消失时，我就加快速度，用尽全部力气攀登路右侧的山坡，想及时到达那片高大纷乱的杉树林，我打算在很可能即将降临的夜里睡在那里。

我加快速度是必要的。没有阴云，星星已经暗了下来，我看见，月亮也像在摇曳的水中，在天空中缓缓下沉。山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公路在我转上山坡的地方破碎般地终结了，我听到，从树林深处传来越来越近的树木倒下的声音。我本来是可以立刻倒在青苔上睡觉的，但是我害怕在林中地上睡觉，所以我——树干在我的腿和胳膊的缠绕间迅速下滑——爬到一棵树上，风虽停了，但那树还在晃，我躺在一个树枝上，头靠着树干，很快就睡着了，此时，一只像我一样快乐的小松鼠正竖着尾巴，坐在晃动的树枝顶端摇晃着。

3

我睡着了，全身心地进入第一个梦里。我满怀恐惧和痛苦地在梦中辗转反侧，使它无法忍受，但又不能唤醒我，因为，我之所以睡觉，是因为我周围的世界已经结束了。于是，我穿过被拽进深处的梦，像获救了似的——逃离了睡梦——回到我故乡的村庄。

我听到一些车从院子的栅栏前驶过，有时还能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见它们。在那炎热的夏天，木质的车辐和辕子发出了多么大的轰鸣声啊！劳动者从地里回来，笑着说这真丢脸。

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正在我父母花园里的树间休息。

这一切在栅栏前没有停止。孩子们跑着，一转眼就过去了；运粮车上，男男女女坐在粮食垛上，周围的花坛逐渐变暗。傍晚时分，我看见一位先生拄着一根手杖在慢慢散步，几个姑娘手挽手迎面走来，向他打着招呼，走进旁边的草地。

然后，鸟群突然间冲天飞起，我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看见它们在一瞬间升上天空，直到我不再相信是它们在上升，而是我在下降，所以，我紧紧抓住秋千绳子，由于虚弱，开始微微晃动。立刻，我晃动得更厉害了，这时，空气更加凉爽，飞翔的鸟群已不见了踪影，天空出现了闪烁的星星。

烛光下，我开始吃晚餐。我常常把两个胳膊都放到桌面上，疲倦地啃着黄油面包。网眼窗帘被和煦的风吹得鼓起，有时，窗外有人走过，如果他想看见我，和我交谈，就用双手抓住窗帘。这时，蜡烛通常会被吹灭，在黑暗的蜡烛烟中，刚才聚集在一起的蚊子还会再摸不着头脑地乱飞一会儿。如果这时有人从窗边问我话，那么，我看着他的样子，就像是看着远处的群山或是虚无的空气，不过他也不太注意我回答什么。

如果有人跳过窗台告诉我说，其他人已经在房前了，那我就会叹着气站起来。

“不，你为什么这样叹气呢？出什么事了？是一个特别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不幸吗？我们真的不能摆脱它吗？真的一切都失去了吗？”

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跑到房前。“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你总是来得晚！——为什么是我？——就是你，你要是不愿意一起来，就呆在家里。——不原谅！——什么，不原谅？你怎么说话呢？”

我们用脑袋捅开傍晚。没有白天和夜间时光。有时，我们背心上的扣子像齿轮一样相互摩擦，有时，我们又相互间保持等距离跑着，口中含着火，就像热带的动物。像古代战争中的重骑兵一样重重跺着脚，高高地跳跃着，我们互相追逐着跑出短巷，然后继续跑上乡间公路。有个别人掉进路边沟里，他们刚一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后，就已经马上像陌生人一样站在田间小路上，朝这边俯视着。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让你们把我们扔下来吗，没门儿，我们还不那么傻。——你们是不是想说，你们是胆小鬼。过来，过来！——真是你们？恰恰是你们会把我们扔下来？你们是什么样子？”

我们开始进攻，胸部被撞击，我们躺到路边沟里的草丛中，阵亡了，但心甘情愿。一切都被均匀加热，我们在草丛里既感觉不到温暖，也感觉不到寒冷，只是变得疲倦。

如果人们向右翻转身子，把手放到耳朵下，那就是想入睡。尽管人们还抬起下巴，吃力地想站起来，但却跌入一个更深的沟里。然后，又向前平伸着胳膊，腿被吹歪了，想顶着风前进，但肯定又是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人们就这样永不停止。

人们还没想到该如何在最后一个沟里伸展身体，特别是膝盖，真的准备睡觉，只是像病了似的躺着，想要哭。当偶尔有个年轻人，弯起胳膊，脚底漆黑地越过我们头顶从斜坡向公路上跳时，人们就眨眨眼。

这时，人们看到，月亮已经升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遍地吹起一阵微风，在沟里也能感觉得到，附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此时，人们并不在乎是否独自一人。

“你们在哪儿？——过来！——统统过来！——你躲什么，别再干这没意义的事了！——你们不知道吗，邮车已经过去了？——不！已经过去了？——当然，你睡觉的时候过去的。——我睡觉了？不，怎么会这样！——别吭声，别人能看出来。——噢，我求你了。——过来！”

我们紧挨在一起跑着，有些人还相互拉着手，因为是下坡，所以不能把头扬得太高。一个人喊了一句印第安人打仗时的话，我们的双腿开始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飞奔，遇到沟坎要跳跃时，风就会托起我们的臀部。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停下来；我们就这么跑着，直到我们相互超越时自己抄起手来，平静地四处张望。

在无名小溪的桥上，我们停了下来；继续往前跑的人也掉头返回。桥下的流水冲击着石头和树根，仿佛现在还不是晚上。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人跳上桥栏杆。

灌木丛后的远方，驶来一列火车，所有车厢都灯火通明，车窗肯定都放下来了。我们中间的一个开始唱起一首流行小曲，可是我们都想唱。我们唱的比火车开的快得多，因为音量不够，我们就摇晃着胳膊，我们的声音感到吃力，但我们觉得舒服。把自己的声音与别人的混在一起，就像是被一只鱼钩抓住了。

就这样，我们背对着树林唱着，歌声传入远处旅行者的耳中。村里的成年人还醒着，母亲们在为即将来临的夜铺床。

还有时间。我吻了吻站在我身边的那人，同近处的三个人只握了握手，就开始往回跑，没人喊我。在第一个路口，他们已经看不见我了，我又拐上田间小路，继续跑进树林。我匆匆穿过巨大的林区，一会儿是阳光，一会儿是月光，一会儿照在背上，一会儿照在脸上。我奔向那座南方的城市，我们村里谈起它时会说：

“那儿的人哪！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呢？”

“因为他们不会累。”

“那为什么不会累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不会累吗？”

“傻子怎么会累呢！”

4

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去一座教堂，因为我爱上的一位姑娘每天傍晚都在这里跪祷半小时，这时，我就可以静静地观赏她。

有一次，姑娘没有来，我不耐烦地朝祈祷的人们望去，这时，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消瘦的身子整个匍匐在地上。有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头来，又叹息着重重撞进摊在地上的手掌中。

教堂里只有几个老妇人，她们有时把包着头巾的头转向一侧，去看这个祈祷的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看来让他很高兴，因为每次虔诚的祷告爆发前，他的眼睛都四处张望，看看是否有很多人注意他。

这让我觉得不妥，所以决定等他走出教堂时跟他攀谈，问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祈祷。因为，自从我来到这个城市，我就认为，弄清事情真相是最重要的，尽管我现在其实在为我的姑娘没来而生气。

但是，他一个小时之后才站起来，长时间地掸他的裤子，以至于我都忍不住想喊：“行了，行了，我们大家都看见你有裤子。”然后认真地画了个十字，像个水手似的，步履沉重地走到圣水盆旁。

我站到圣水盆和大门之间的路上，我非常清楚，他不做解释我是不会放他过去的。我撇着嘴，因为这是我肯定要说话前最好的准备动作。我把重心放在伸出的右腿上，左脚尖漫不经心地点着地，因为我经常感觉到，这能使我坚强。

可是，这个人在往脸上洒圣水时，有可能就已经瞥见我了，也许在此之前，我的目光就已经让他感到忧虑了，因为他现在出乎意料地向大门奔去，并跑了出去。为了截住他，我又往前跃了一大步。玻璃门关上了。当我立即随后跑出门去时，已经看不见他了，因为那里有几条小巷，来往车辆也很多。

之后几天，他没出现，但那个姑娘来了，在侧面一个祈祷厅的角落里祷告。她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肩部有透明的钩织花边——花边底下是半圆形低胸领口——，从花边的下部边缘垂下裁剪细致的丝质领子。因为姑娘来了，我就乐得忘了那个年轻人，而且后来，当他又有规律地来并按照他的习惯祈祷时，我一开始也没顾上为他费心。

但是，他总是突然加快速度从我身边走过，脸扭向一边。然而在祈祷时，他却总是看我。看上去，他似乎生我的气了，因为我那次没跟他说话，而他似乎认为，我既然尝试了要跟他说话，就有义务真的跟他说话。当我在布道后，在昏暗中跟在那个姑娘后面，总是跟他撞在一起时，我觉得我看见他在微笑。

我当然没有跟他说话的义务，但是，我也不再有跟他说话的要求。就连有一次，时钟已经敲响七点，我跑着赶到教堂广场，那个姑娘早已不在教堂，只剩那个年轻人在圣坛的栏杆前不停地费劲祈祷，我还犹豫了一下。

终于，我踮着脚尖悄悄溜到门口，给坐在那儿的瞎乞丐一个硬币，然后挤进他身旁开着的那扇门后。在那里，我为我将带给那祈祷者的意外而兴奋了半个小时之久。但这并没有持续下去。很快，我就不得不恼怒地忍受着蜘蛛在我衣服上爬来爬去，而且，每当有一批人大声喘着气从教堂的暗处走出来，我就得向前探出身子，这很烦人。

他也来了。我发现，刚开始敲响的大钟声让他不舒服。他的脚真正落地之前，总是用脚尖轻轻地探触地面。

我站起来，迈出一大步，就截住了他。“晚上好。”我边说边用我抓在他领子上的手把他推下台阶，走向灯光明亮的广场。

当我们下到广场上时，我还在后面抓着他，他却转过身来，这样，我们就胸贴胸地站着。“您要是能放开我就好了！”他说。“我不知道您怀疑我什么，不过我是无辜的。”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当然不知道，您怀疑我什么。”

“这里既谈不到怀疑，也谈不到无辜。我请求您不要再提这个。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相识的时间并不比教堂台阶的高度长。要是我们这就开始谈我们的无辜，那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他说，“另外，您说‘我们的无辜’，您的意思是，要是我证明了我的无辜，也就必须证明您的无辜，您是这个意思吗？”

“或者这样，或者是别的，”我说，“您记住，我之所以跟您说话，是因为我想问您点儿事！”

“我想回家，”他说着微微转了一下身。

“这我相信。否则我还会跟您说话吗？您不应该认为，我是因为您漂亮的眼睛才跟您说话的。”

“您是不是太直率了？是吗？”

“还要我再跟您说一遍，这里根本谈不到这些事吗？直率或者不直率又怎么了？我问，您回答，然后再见。之后，您就可以回家了，如您所愿，尽快回家。”

“我们下次再聚，是不是更好？找个合适的时间？在咖啡馆，行吗？另外，您的新娘小姐几分钟前刚走，您还能追上她，她等了好长时间。”

“不，”我冲着驶过的有轨电车发出的嘈杂声喊道，“您躲不过我。我越来越喜欢您。您是我的意外收获。我觉着值得庆幸。”

这时他说：“哦，上帝啊，您就像人们说的，有一颗健康的心和一个榆木脑袋。您说我是意外收获，您会是多高兴啊！因为我的不幸是一种摇摇欲坠的不幸，一种在一个细小的尖上摇晃的不幸，谁碰它，它就会倒向提问的人。所以：晚安。”

“好，”我说，他感到很意外，我抓住他的右手。“如果您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就要强迫您了。我会跟着您，您去哪儿，我去哪儿，不离左右甚至跟着您上台阶，到您的房间，在您的房间里，我会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肯定的，您尽管盯着我看吧，我受得了。但是，您怎么会——”我靠近他，因为他比我高出一头，所以我正对着他的脖子说话——“您怎么会有勇气阻止我呢？”

这时，他边往后退，边交替亲吻我的双手，他的泪水打湿了我的双手，“对您，什么也不能拒绝。就像您知道我想回家一样，我也早就知道，我什么也不能拒绝您。我只请求，我们最好去那边的小巷吧。”我点点头，我们朝那里走去。当一辆车把我们隔开，我落到了后面时，他冲我摇动双手，让我快点儿。

但是，尽管小巷里只有相距很远、几乎两层楼高的路灯，他还是对那里的昏暗不满意，他把我带到一座老房子的低矮过道里一盏小灯下，那油灯挂在木台阶前，蜡油不断滴落。

他把他的手绢铺在一阶被踩坏的台阶的低凹处，请我坐下：“您坐着能更好地提问，我站着，这样可以更好地回答。但别折磨我。”

我坐下来，因为他把这事看得这么严肃，我不得不说：“您把我带到这个窟窿里，好像我们是同谋，而实际上，我和您是通过好奇，您跟我是用畏惧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我只想问您，您为什么在教堂里那样祷告。您在教堂里的举止像什么样子！像个地地道道的傻瓜！多么可笑，让旁观者多么不舒服，让虔诚的教徒觉得无法忍受”

他的身子紧紧贴在墙上，只有头自由转动着。“完全是误会，因为虔诚的教徒觉得我的举动是非常自然的，而其他人认为我是虔诚。”

“而我的恼怒是对此的反驳。”

“您的恼怒——我们暂且认为这是真的恼怒——只能证明，您既不属于虔诚的教徒，也不属于其他人。”

“您说得对，要是我说，您的举止让我恼怒，那是有点儿夸张；不，还是我开始时说得对，您让我有些好奇。但是您呢，您属于什么人？”

“哦，我只不过觉得被人看着挺高兴，也可以说，不停地把影子投在圣坛上。”

“高兴？”我问道，我脸上的五官抽到了一起。

“不，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我表达得不准确，请您别生气。不是高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需求，需要在一小段时间内，让这些目光紧紧捶打我，而我身边的整个城市——”

“您说什么呢，”我喊道，我的喊声对这点儿意见和这低矮的过道来说太大了，但我就怕沉寂和减弱我的声音，“真的，您在说什么呢。我现在真的发现，我一开始就已经猜到你是什么状况了。这不是那种发烧吗，那种陆地上的晕船病，一种麻风病吗？您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因为酷热而不满足于事物的真正名称，会觉得不够，于是匆匆忙忙地给它们安一堆偶然想起的名称。只要快，只要快！但是，您刚一离开它们，就又把它们的名称忘记了。您曾把田野上的杨树称作‘巴比伦塔’，因为您不愿意知道，那是一棵杨树，现在，它又没有了名称，在那里摇曳，于是，您又不得不称呼它‘诺亚，看他醉成什么样子了’。”

他打断我说：“我很高兴，没听懂您说的话。”

我生气了，很快地说：“您对此感到高兴，就表明您听懂了。”

“我没有说过吗？对您，什么也不能拒绝。”

我把双手放到高一些的一级台阶上，身子向后靠，以这种几乎是攻不破的、摔跤运动员们最后一招获胜的姿势说：“请原谅，但您把我给您的解释又用到我身上，这可不够坦率。”

这时，他变得有了勇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协调一致，他双手握在一起，有些勉强地说：“您一开始就已经排除了关于坦率的争论。真的，除了让您理解我祈祷的方式，我什么也不操心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祈祷吗？”

他在考我。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本来也不想来这儿的，但是这个人非逼我听他说。所以我现在只需要摇头，一切都很好，可是此刻，我的头偏偏动不了。

我对面的那个人微笑着。然后他蹲下身子，带着一脸困倦的怪相讲道：“现在我终于可以向您透露，我为什么让您跟我搭话。出于好奇和希望。已经很长时间了，您的目光抚慰我。而我希望从您那里知道，我周围的事物总像雪片般纷纷飘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别人面前，一个小玻璃酒杯就能像一座纪念碑一样稳稳地立在桌上。”

由于我默不作声，只是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着，所以他问：“您不相信其他人是这样的吗？真的不相信？哦，您听着；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从短暂的午睡中睁开眼睛，还没完全肯定我是否活着，我听见我妈妈在阳台上用很自然的声调向下问道：‘亲爱的，您在干什么呢。这么热的天。’一个女人从花园里答道：‘我在园子里吃茶点。’她们就这么不假思索地说着，而且说得不特别清楚，好像那个女人正等着别人问，而我妈妈也正等着这个回答。”

我觉得我被问倒了，所以我把手伸到裤子后兜去，做出在那里找什么东西的样子。但我什么也没找，我只想改变一下我的样子，以表现出我对这次谈话的关心。同时，我说，这件事的确太奇怪了，我根本不能理解。我还补充说，我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肯定是他出于某种目的编的，只是我还没看透他的目的。然后，我闭上眼睛，以便避开那恶劣的光线。

“您看，勇敢些，比如这里，您就跟我看法一致，您拦住我告诉我这些，并非出于个人私利。我失去了一个希望，同时又获得了一个。

“不是吗，我身体不挺拔，步伐沉重，不用手杖敲打石子路，没有轻掠那些大声谈笑着擦肩而过的人的衣裙，对此，我为什么要羞愧。相反，我是否应该更有理由抱怨，因为我作为影子，没有界限，沿着房子蹦跳着走，有时会消失在陈列橱窗的玻璃里。

“我度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建得那么差，以致有时高楼会倒塌，而人们根本找不出外部原因。于是，我就得爬过瓦砾堆，问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在我们的城市里。——一座新房子，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几座了！——您想想。’没人能回答我。

“经常有人在巷子里倒下，就死在那儿。这时，所有店主就会打开他们挂满商品的大门，敏捷地跑过来，把死者抬到一所房子里，然后，嘴角和眼中带着微笑走出来，开始说着废话：‘日安——天空真苍白——我出售许多头巾——是的，战争。’我匆匆溜进房子，在几次胆怯地抬起弯着一个手指的手之后，我终于敲响了管家的小窗户。‘好人，’我说，‘我好像觉得刚才有个死人被抬到您这儿了。您能否行行好，让我看看他。’他摇着头，好像不能决定，我又补充道：‘您要当心！我是秘密警察，想马上看那个死人。’这时，他不再犹豫不决。‘滚出去！’他喊道。‘仆人都习惯了每天在这儿爬来爬去！这儿没有死人，可能隔壁有。’我告辞后走了。

“但是后来，如果我要穿过一个大广场，我就会忘记一切。如果人们出于自负就建了这么大一个广场，那为什么不再修建一条贯穿广场的栏杆呢？今天刮西南风。市政厅的塔楼尖画着小圈。所有窗玻璃都哗啦哗啦地响，路灯柱弯得像竹子一样。柱子上圣母马利亚的斗篷缠绕在一起，风撕扯着它。这没人看见吗？本应在石子路上走的先生和女士们飘浮在空中。当风要喘口气时，他们就停下来，互相说几句话，彼此躬身致意，可是，当风又刮起来时，他们无法与之对抗，于是，大家都同时抬起脚来。尽管他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帽子，但他们的眼睛却快乐地四处张望，对天气毫不抱怨。只有我感到害怕。”

对此，我说：“您刚才讲的您母亲和那位花园中妇人的故事，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不仅因为我听过和经历过很多这类事情，而且，我甚至参与过一些。这种事是非常自然的。您真的认为，要是在夏天，当时是我在那个阳台上，我不会问同样的话，不会从花园里作出同样的回答吗？这么平常的一件事！”

我说完这番话，他看上去终于平静下来了。他说，我穿的很漂亮，我的领带他也很喜欢。我的皮肤是那么细腻。当人们要否认已承认的东西时，它们才最清楚明了。

很长时间，我试着让自己高兴起来。我想赶紧说几句话，哪怕只是为了让他的脸离我的远一些。因为他的脸就在我的脸上方，近得使我不得不往后仰着头，否则我的额头就要和他的碰在一起了。但我暂且还张着嘴，不出声地冲他的脸笑着，然后就望向别处，直到笑容隐去，又把目光移回来一次，还是帮不了我，于是，不得不又重新开始笑，又转过头去。在做这一切时，我只想呆在自己的床上，面前是墙，其他一切都在背后。

现在，过道里也热起来了，我的脸因此而开始发热。为了让我能轻松一些，我又往后仰了仰头，直到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楼梯间的拱顶上绘着粉红色的天使和花朵。我端详着它们，用那只光着的手抹去额头和脸颊上的汗水。

我还想站起来，用我全身的力量推开面前这个人，打开大门，呼吸外面的空气，我非常需要它。我也的确站起来了，鞋跟重重地跺着地面，他双手手掌向前伸着，往后跳了一小步，我抓住木栏杆，在那里活动了一会儿，使自己适应站立的姿势，他却像以前一样，长时间地倒在台阶上，弯着上身，又趴下去，伸出腿去，又把胳膊完全伸展到高一级的台阶上，使左手手指靠墙立着，右手手指敲打着台阶的地面。

我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握紧双手堵住自己的嘴。他慢慢在一级台阶的边缘转过头来，直到他能直视我，然后说：“你站在那儿就像个码头上的懒蛋，而我像喝醉了似的躺在这儿。”

“这也并不坏，”我想着，抬起头来说：“你真让自己舒服。”我的嘴唇干燥得令我难以置信，于是去抓它。

他不理睬我的话，说道：“以前正好反过来，只不过我不像你现在这样如此漠不关心地站在那儿。”

我继续我的话题：“我说，你真让自己舒服，”同时，被这话逗得笑了起来。

“是不是让你觉得难受了？”他说，并突然闭上眼睛，“如果你觉得难受，就打开门，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要是你需要的话。”

“你！”我喊道——这是一种指责——，我像在搏斗中，迈着小步，围着栏杆跑着，最后，倒在他身边，才开始在他胸前哭泣。

“好了！好了！”他边说边抚摩着我的头发，“你这个傻瓜，我站不起来！你是不是无论如何也要压死我！不，如果你不是傻瓜的话！”

但是，在急促的哭泣中，我不知道哪儿还有更好的地方放我的脸，所以就让它呆在它在的地方。

“你没发现哪！”他继续说，“从一开始，我就想把你弄哭。我说的话里，没有一个字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直到我最后几乎要放弃能成功的希望了。于是，我在最后又开了个玩笑，而你真的让我高兴，开始哭了。走开！为你自己去害臊吧！”

“我不再哭了，”我说，并看着他，把下巴支在他身上，“我要是有个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就不会哭。”但我还在哭着，因为我不可能马上停下来。

“这也很傻，”他说，为了能看见我，他把脖子弯得差点儿脱臼，他从我手中拿过手绢，替我擦干眼泪，“不满还远不是哭的理由，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不满的理由呢！是什么样，就应该一直是什么样。我万不得已承认的是，害怕会发生变化。”

“因为，你看——我跟你说——我们其实是在造无用的战争机器、塔楼、城墙和丝绸窗帘，要是有时间，我们会对此大感惊讶的。我们保持飘浮，我们不会掉下来，哪怕我们几乎比蝙蝠还要丑陋，我们也要翩翩飞舞。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天气好的日子说：‘哦，不，这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已经被安置在我们的地球上了，我们生活在我们共同看法的基础上。”

这时，他给了我背上重重一击，我吓了一跳，抬起身子，非常乐意地弯在他身体上面，双手撑在他腋窝处。“你必须更加当心，”他说着笑起来，把我也带得晃动起来。“你知道了吗，我们这样就像雪中的树？它们看上去只是平躺在地上，好像轻轻踹一脚就能动。其实不然，人们踹不动，因为它们是跟地面紧紧连在一起的。好了，不过，就连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不，你看，”我说。这时，他突然用力推开我的双手，我倒下去，嘴碰到他的嘴，立刻就被他吻了一下。

“好了，现在我们走吧，”他说，我们两个人都站起来。

“可是你的母亲！”我还说。“那肯定是个女的！我要是有这样一个母亲就好了！”

“她对我有过什么好处？忘了那个故事吧！”他说着，用我的手绢给我掸去大衣上的土。

“是的，你连这也禁止我吧！”我说着又迈了一步，使他不得不拿着手绢跟在我身后。

“你想干什么？”他说，“那只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出它是虚构的。”

“我知道，”我说。

“你什么也不知道！”他说，“那个你今晚应该去的聚会呢？”

“真的，那个聚会！你以为，我完全忘了那个聚会吗！这种健忘！另外，这种健忘对我来说还是新鲜事。”

“我的功劳！”

“会是的！你至少会陪我去的吧？不远。对吗？”

“当然。”

“还陪我走上去？求你了！”

“这还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如果我苦苦求你呢？那就行了，是吗？”

“先走吧！已经很晚了！”

“我根本不知道，没有你，我还去不去那个聚会。”

“好了，走吧！走！本来就没什么能帮你，因为好像你最喜欢这里。”

“差不多，”我说，咬着下嘴唇，看着他。他用一只胳膊拥着我的背，打开大门，把我先推出去。

于是，我们从过道里出来，来到天空下。我的朋友吹散了几片零散的云彩，这样，我们面前就呈现出完整的星空。他相当吃力地走着，样子却不好看，而是看上去更像个生病的农民。他把手搭到我肩膀上，好像是为了跟我靠得很近，其实是想有个支撑；我容忍了，甚至还拉着他的指尖把他的手往我的肩膀上拽了拽。

在我被邀请参加聚会的那栋房子前，我和他停了下来。

“那么，再见，”我说。

“是这里吗？”

“是，是这里。”

“不太远。”

“我本来就这么说的嘛。”

……

“你，”我说着，并用膝盖撞了他一下，“别睡着了。”当他睁开眼睛时，我的目光从他的脸上四处下滑；不管我如何努力想把目光停留在上部，我总是立刻就看见他的脖子。“你差点儿睡着了，”我说，由于我不想触摸我那漫不经心的脸，但又想怎么能固定住它，所以我就微笑，这样就显得，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个玩笑。我马上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大衣里感到一阵寒冷，而此时，我并没有失去对黑夜的凉爽和对大衣的温暖的感受。于是，下一个世界在我认出它的那一刻，想从我身边走开，或是从我头上飞走，而我得相信，似乎是我用膝盖那一撞，把它唤醒了。

“你真粗鲁，”他说，他的下嘴唇比上嘴唇略缩进去一些，可能是刚才睡觉的缘故，“他用膝盖弄醒我。你对我总是这么粗鲁。”

“你太敏感了！真是那么严重吗？现在，你在大家面前抱怨过我了。那我也得在他们面前露面了。”我转身面向小巷，摘下帽子。

“可你不该撞我。”

“我当然不应该。但是，我要是不叫你，你就睡着了。”

“我是真的睡着了，你连这也看不出来了嘛。”

任卫东 译

乡村教师

那些人，我就属于此列，那些觉得一只一般的小鼹鼠就非常恶心的人，要看见那只几年前在一个小村子附近被看到的巨鼹，很可能会恶心得要死，那个村子也曾因此而名噪一时。现在，这个村子当然又早已被遗忘了，只能分享整个这一现象的不光彩，这个现象，到现在还根本未被解释清楚，不过人们也没有太花费精力去解释它，那些本来该关心此事的人，实际上却把精力花费在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于是，由于这些人令人费解的松懈，这一现象就未经进一步调查而被忘记了。对此，村子远离铁路也绝不能成为借口，许多人出于好奇而从远方、甚至从国外赶来，只有那些本该表现出比好奇更多的兴趣的人没有来。是的，要不是那一个个最普通的人，那些被日常劳作压得不能舒舒服服喘口气的人，要不是他们无私地关心这件事，那么，关于这一现象的传言很可能根本传不出临近的地区。这里，必须承认，就连通常根本阻挡不住的传言，在这件事上恰恰步履艰难，如果不是强硬地推动它，它就不会传播开。但是，这也不是对此事置之不理的理由，相反，对这一现象也本应该进行调查。然而，人们把对此事的惟一文字记录工作委托给年迈的乡村教师，尽管他在本职工作中是个出色的人，但他那有限的能力和同样欠缺的知识，使他无法提供一份全面细致的、今后也可以使用的描述，更不用说解释了。那份小册子印出来了，在当时来村子里的观光者中卖出不少，而且也获得了一些好评，但是，那位教师的聪明足以看出，他那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个人努力归根到底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对此事毫不松懈，尽管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一年比一年无望，而且，还把它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那这就会一方面证明，这个现象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证明，在一位年迈的、不受重视的乡村教师身上，会蕴藏着怎样的毅力和对信念的忠诚。他附在小册子后面的一份简短的补充材料证明，他曾饱受那些权威人士的拒绝之苦，当然，那是几年之后，在没有人还能记起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才附上去的。在这份补充材料中，他也许不是用技巧，而是用诚实，对他所遭遇到的不被理解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抱怨，而且恰恰是在那些最不应该表现出不理解的人那里。关于这些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起话来像年迈的乡村教师。”此外，他还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话，他曾为自己的事特意去拜访过这位学者。这位学者的名字没有被提到，但是从各种附带情况中，可以猜出他是谁。在老教师克服了巨大困难，终于获准进入这位他数星期前就预约了的学者家后，他在寒暄时就察觉到，对他的事业，这位学者抱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成见。他是那么心不在焉地听着老教师按照自己的小册子作的长篇介绍，从他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考虑后说的话中就能看出。“当然有各种鼹鼠，小的、大的。它们出没的那个区域的土地特别黑，特别重。所以，它也能给鼹鼠提供营养特别丰富的食物，那么，鼹鼠就长得特别大。”“那也不会那么大，”教师喊道，由于气愤，他有些夸张，在墙上比划出两米长。“哦，会的，”学者回答道，他显然觉得整个事情很开心，“为什么不会呢？”带着这个答复，教师回家了。他在补充材料里讲道，那个傍晚，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是如何冒着雪在路上等他，他又是如何不得不向他们承认，他全部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当我读到那位学者对待教师的态度时，我还没看到教师那本小册子的正文。但我立刻做出决定，亲自搜集整理我能找到的有关这件事的所有材料。由于我不能用拳头去威胁那个学者，那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文章为那位教师辩护，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与其说是为那位教师，不如说是为一个诚实、但没有影响力的人的良好愿望而辩护。我承认，后来我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因为我马上就感觉到，实施这个决定肯定会使我陷入一种奇特的境地。一方面，我的影响力也远远不足以改变那位学者或者公众舆论的看法，使他们赞成教师，另一方面，那位教师肯定会发现，我更关心的是维护他的正直，而不是他的主要意图，即，关于巨鼹现象的论证，而他认为，他的正直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去维护。那么结果必然是，我想和教师联合，却得不到他的理解，而且，我可能不但帮不了忙，自己还需要一个新助手，而这位助手的出现恐怕很不可能。此外，这个决定使我自己担负起一项重大的工作。如果我想说服别人，就不能引证那位教师，因为他没能说服过人。那么，了解他的文章只能使我迷惑，所以，在我自己的工作结束前，我避免去读它。是的，我甚至不跟那位教师联系。当然，他通过中间人知道了我的调查，但他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与他一致的还是与他对着干的。是的，他的估计很可能是后者，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因为我有证据证明他曾给我设置了各种障碍。这他很容易做到，因为我不得不把他已经做过的所有调查都再做一遍，所以他总能抢在我前面。但这是对我的方法能进行的惟一有道理的指责，另外也是无法避免的指责，不过，由于我的结论小心谨慎，同时自我否定，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除此之外，我的文章没有受那位教师的任何影响，也许我在这一点上甚至过于谨慎了，仿佛在此之前没有人调查过这件事，好像我是第一个向那些耳闻目睹此事的证人们取证的人，是第一个把材料编排起来的人，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当我后来读到那位教师的文章时——他的文章有一个非常啰嗦的标题：一只鼹鼠，其体形之巨大，还没人见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认为已经证明了最主要的事，即那只鼹鼠的存在。然而，那些意见分歧妨碍了我和教师之间建立一种友好关系，我其实一直期望，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我们之间能有这样的关系。教师那方面，几乎产生了一种敌意。虽然他对我一直谦逊恭顺，但这样就更能清楚地看出他的真实情绪。他认为，我极大地损害了他和他的事业，而我认为，我帮助了他，或者能帮助他，也至多不过是幼稚，很可能还是狂妄或诡计。特别是，他经常指出，他以前的所有反对者都根本未曾表现出过敌意，或者只是在两个人的时候表现过，或者仅仅只是口头表明过，而我却认为有必要把我所有的批评立刻印出来。此外，他还说，那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过这件事的——哪怕是很肤浅的——反对者，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至少都还听过他这位教师的意见，也就是说有关此事的权威意见，而我却从零散收集到的，而且有些部分纯属谬误的材料中得出了结论，就算这些结论在主要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它们仍然是不可信的，不管是对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而即使是表现出最微弱的不可信，也是这里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对于这些尽管形式上隐蔽得非常好的指责，我本来可以很容易给予答复的——比如，恰恰是他的文章才展现了不可信的最高峰——但是，要对付他的其他疑心就不这么容易了，这也是我在整体上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因为他私下里认为，我是想剥夺他作为第一个承认鼹鼠存在的人的荣誉。而现在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荣誉，只有可笑，而且只局限于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我当然不会想去争这份可笑。此外，我在我文章的引言中强调说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都理所当然是鼹鼠的发现者——但他连发现者也不是——仅仅是对这位教师遭遇的同情，才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我在结尾时过于慷慨激昂地写道，不过这与我当时的激动心情相符——“帮助那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名字，暂时并且只是表面上与此事牵连在一起的我的名字，应当立即被从中抹除。”我恰恰是拒绝每一种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可能性，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这位教师会对我进行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指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偏偏在这一点上抓住了攻击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更确切地说是所暗示的话中，似乎有一丝合理的东西，我已经几次注意到，在对付我时，他在有些方面表现得比在他的文章中更敏锐。因为他说，我的引言是虚伪的。如果我的目的真的只是传播他的文章，那我为什么不只研究他和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指出文章的长处和不容置疑性，为什么我不把重点放在强调并让人们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我完全忽视他的文章，而自己却热中于巨鼹的发现本身。难道发现巨鼹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事要做吗？可要是我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发现，那我为什么要在引言中那么郑重地宣布我跟这一发现毫无关系呢。这其中可能有虚伪的谦虚，但这是令人气愤的。我贬低这一发现，我让人们注意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贬低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置之不理，本来这件事可能已经有些平息了，而我又把它弄得沸沸扬扬，同时使那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对于那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正直有什么意义呢。他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而我出卖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它超出我的理解力九重天高。他坐在我面前，带着他那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静静地看着我，的确，只有这才是他的看法。但是，说他只关心事情本身是不对的，因为他甚至相当虚荣，也想赚钱，不过，考虑到他家人口多，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我对这事的兴趣相对来说太小了，所以他认为，他完全可以做出绝对无私的样子来，而且这也不算撒了太大的谎。而实际上，就算我对自己说，这个人之所以指责我，归根到底是，他像是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鼹鼠，每一个哪怕只是想用一根指头靠近他的人，都被他称为出卖者。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行为不能用贪婪，至少不能只用贪婪来解释，倒是更适宜用神经质来解释，是神经质唤起了他的巨大努力，也导致了他最终毫无成效。但是，神经质也不能解释一切。也许我对这事的兴趣真的太小了，对那教师来说，陌生人毫无兴趣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总体上来说，他对此容忍，但具体到某个人，则不然了，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人，他以独特的方式研究这件事，可是，就连他也不理解此事。我根本不想否认，我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的。我不是动物学家，假如是我自己发现了这件事，那我也许会从心底里激动万分，但是我没有发现它。这么巨大的一只鼹鼠肯定是个奇观，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全世界一直关注它，特别是，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证明那鼹鼠的存在，还根本不能把它展示给大家。而且，我也承认，就算我是鼹鼠的发现者，我为它恐怕也不会像为这位教师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精力和心血。

假如我的文章获得成功，那么，我和教师之间的分歧也许很快会消除。但是，它偏偏没有成功。也许它写得不够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是个商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大大超出了给我划定的圈子，超出的程度也许比在那位教师那里还要大，尽管我所掌握的相关知识远远超过他。对这次失败，还可以作另外的解释，可能是发表的时间不利。发现鼹鼠的消息未能传播开，但一方面，它过去还不太久，所以，人们还没有把它彻底忘记，也就不会对我的文章感到大吃一惊；另一方面，流逝的时间又足够把最初还存在的那一点点兴趣全部耗尽。那些对我的文章进行思考的人，用一种在几年前就笼罩着这场讨论的绝望语气对自己说，又要为那件无聊的事开始瞎费力气了，有些人甚至把我的文章和那位教师的弄混了。在一份权威性农业杂志上，刊登出下面这样的评论，幸亏它是在最后，而且印得很小：“那篇关于巨鼹的文章又寄给我们了。我们还记得，早在几年前，它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大笑过一次。从那以后，它没有变得更聪明，我们也没有更愚蠢。只是，我们不能再笑第二次了。而且，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除了追逐巨鼹，一个乡村教师是否就找不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了。”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有读过第一篇，也没有读过第二篇文章，只不过匆忙间偶尔听到巨鼹和乡村教师这两个可怜巴巴的词，那些先生们就觉得足以让他们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来出出风头了。针对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但是，由于与教师之间缺乏理解，使我没能这样做。我只能尽量不让他看到这份杂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份杂志，我从他写给我的、预计圣诞节来看我的那封信中能看出来。他写道：“这个世界是恶劣的，而人们使它容易变得恶劣。”他是想说，我属于这个恶劣的世界，而我还不满足于我本身所具有的劣性，还要使世界容易变得恶劣，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是为了引出普遍的劣性，并帮助它取胜。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必要的决定，可以平静地等着他，平静地看着他到来，他问候时不像以往那么有礼貌，然后，一声不吭地在我对面坐下，小心翼翼地从他那独特的棉外套的胸兜里掏出那份杂志，打开，推到我面前。“我知道了，”我说，然后一眼未看地又推了回去。“您知道了，”他叹了口气说，重复别人的回答，是他当教师的老习惯。“我当然不会不做任何反抗就容忍了，”他继续说着，一面激动地用一个手指敲着杂志，一面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好像我的观点与他截然相反；他肯定感觉到我想说什么了；通常，我也不认为，从他的语言中比从其他迹象中更能察觉到，他对我的意图的直觉常常是对的，而他却不服从于这种直觉，不使自己分心。我当时对他说的话，我几乎能逐字复述出来，因为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我就把它们记录下来了。“您想做什么就做吧，”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我相信，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觉得不合适。这本杂志上的那条简讯不是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它只不过最终坚定了我的决定。真正的原因是，我原本以为，我的出现会对您有所帮助，而我现在却不得不认识到，我在各个方面都损害了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是有多义性的，别净找那些对我不利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如果看看整个事件，您也是曾有最好的意愿，然而也失败了。我这不是开玩笑，如果我说，与我的联系也属于您的失败之列，那么，这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现在退出此事，既不是胆怯，也不是背叛。甚至，若不能战胜自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多么尊敬您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您已经成了我的老师，我甚至觉得那只鼹鼠都几乎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退出，您是发现者，不论我本来是想干什么，我总是妨碍您得到有可能得到的荣誉，而我还引来失败，并把失败继续引向您。至少这是您的看法。够了。我惟一能进行的忏悔是，我请求您的原谅，如果您要求，我还可以公开重复我刚才对您所作的表白，比如在这本杂志上。”

这就是我当时说的话，它并非完全真诚，但很容易从中推断出真诚。这段话对他的影响和我估计的一样。大多数老年人，在面对年轻人时，本性里都会有一些迷惑性和欺骗性，人们在他们身边平静地生活着，以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保障，了解了主导看法，不断得到和平的证实，因而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一旦突然发生了什么决定性的事件，而早已准备好的宁静应当发生作用时，这些老人却像陌生人一样站出来，发表更深刻、更强有力的观点，此时，他们才正式亮出他们的旗帜，人们惊讶地看见上面写着新的口号。这种惊讶首先源于，老人们现在所说的，的确更合理、更有意义，似乎那理所当然的事升级了，更加理所当然了。这种炉火纯青的欺骗性在于，他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他们一直在说的，而这恰恰是一般来说根本无法预料的。我肯定是对这位乡村教师了解极深，所以他现在并未使我感到特别吃惊。“孩子，”他说，把手放到我的手上，亲切地摩挲着，“您是怎么会想到参与这件事的。当我第一次听说时，我马上就和我的妻子谈论。”他离开桌子，伸展开双臂，看着地面，仿佛地下矮矮地站着他的妻子，而他正和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跟她说，‘我们一直是独自奋斗，现在，城里好像有位高贵的赞助人替我们说话，一个城里的商人，名字叫某某。现在我们该大大地高兴，不是吗？一个城里的商人可非同小可，如果只是个低贱的农民相信我们，并表明他的看法，那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农民做的事总是不体面的，不管他是说：那位乡村老教师是对的，还是不得体地吐几口痰，两者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个农民，而是成千上万个农民站出来，那效果可能会更坏。而城里的一个商人就不一样了，这种人有关系，哪怕他随口说起点儿什么，也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被说来说去，就会有新的赞助人关心这件事，比如某个人会说：也可以向乡村教师学习嘛，第二天，就会有许多人私下议论这话，而从他们的外表，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会持这种观点。现在，这件事有资金了，有一个人筹款，其他人把钱交到他手里，大家认为，必须把乡村教师从村里接出来，于是，大家都来了，根本不在乎他的外貌，把他簇拥在中间，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离不开他，所以就连他们一起带上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他们总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如果有一堆城里人聚在一起，那么，唧唧喳喳声就会从右传到左，再传回来，循环往复。所以，他们唧唧喳喳着把我们扶进车里，根本来不及跟所有人点头致意。坐在车夫座上的先生扶正了他的夹鼻眼镜，挥动鞭子，我们上路了。所有的人都向村子挥手告别，好像我们还留在那里，而不是在他们中间。从城里出来几辆车向我们驶来，车上坐着几位特别性急的人。当我们靠近时，他们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探长了身子看我们。筹集款子的那个人安排着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当我们驶进城时，已经排成了长长的一队马车。我们以为，欢迎仪式已经过去了，可是，到了旅馆门口才刚开始。一声召唤，城里立刻就聚集了许多人。一个人关心什么事，另一个人马上也会关心。他们用呼吸彼此抢夺对方的观点，并据为己有。这些人并不能都乘马车，于是他们等在旅馆门前。另一些人尽管本来能乘车，但他们出于自信没有这样做。他们也等着。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筹款的人是如何控制所有人的。’”

我一直安静地听他讲着，是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安静。桌上，我把尚存的所有我那篇文章的小册子都堆在一起。只有极少几份散落在外，因为前一阵，我发出一封通函，要求把所有寄出的小册子退还给我，大部分都退回来了。另外，不少人礼貌地回信告诉我，他们根本记不起来收到过这么一篇文章，就算收到过，那么非常遗憾，肯定是丢了。这也就行了，我其实也没要求别的。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将这篇文章作为稀有品保留下来，并保证，按照我通函中的要求，在今后二十年内，不给任何人看。这封通函，乡村教师还根本没有看过，我很高兴，他的话使我感到很轻松，我可以把那封信给他看了。我本来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我在写这封通函时非常谨慎，从未忽视过乡村教师和他的事业的利益。通函的主要内容是：“我之所以要求退回我的文章，并非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文章中所支持的观点，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在某些部分是错误的或无法证明。我的请求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但却非常紧迫，所以，绝不能从我的这一请求中推断出我对此事的态度，我特别请求大家注意这一点，并且，如果愿意，请相互转告。”

暂时，我还用双手遮着那封通函说：“因为事情没有这样进行，所以您要指责我，是吗？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要使我们的分歧变得那么痛苦。您真的应当试着看清楚，您虽然有了一项发现，但是，这项发现并没有超过其他一切，所以，您所经历的不公正，也不是超过其他一切的最大不公正。我不了解学术界的规矩，不过我不相信，根本不可能为您举行一个哪怕是近似于您向您那可怜的妻子所描述的欢迎仪式。如果说我自己期待这篇文章能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我认为，可能会有某位教授注意到您这件事，他也许会委派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大学生会去找您，在您那里，他会以他的方式，把您的和我的考察结果再审核一遍，最后，如果他认为结论还值得一提，——这里，有一点是确定的，所有年轻大学生都疑心重重——那么，他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在那里，您所描写过的东西将得到科学的论证。然而，就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收获也不会很大。那个大学生的文章由于为这么特别的一件事辩护，会遭到嘲笑。您可以从这份农业杂志的例子上看到，这种事是多么容易发生，在这一方面，科学杂志更加无所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承担着很多责任，他们不可能立刻投入每一个新的发现中去。在这方面，我们其他人就比他们有优越性。不过我不谈这个，我现在想假设，那个大学生的文章取得了成功。那又会怎样呢？您的名字可能会荣耀地被提到几次，这也许对您的处境会有好处，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们独具慧眼。’如果杂志还有记性和良心的话，应该公开向您道歉，随后，还可能会有一位好心的教授，为您争取到一份奖学金，而且，人们的确有可能设法把您迁到城里去，给您在城里的一所大众学校找个职位，使您有机会用市里给您提供的科学资助金进一步深造。但是，如果我要是坦诚的话，那我得说，我认为，人们顶多也只是试试而已。假设，人们召您来，您也来了，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请求者，没有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也会跟您谈话，承认您诚实的不懈努力，但是同时也看到，您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么大年纪再开始科学研究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您取得的发现更多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有计划的，除了这个个别事件，您也不打算继续干下去。人们有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让您留在村子里。当然，您的发现会被继续研究，因为它并没有小到得到一次承认，之后就被遗忘的地步。不过，您不会再得到太多关于它的情况了，而且，您了解到的，也理解不了。每一项发现都会被立刻纳入科学的整体中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不再是发现了，它融入整体中，消失了，必须有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光才能辨认出它来。它马上被与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科学争论中，它和这些原理一起，一直被扯到云霄上。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些？如果我们听一次这样的讨论，我们或许会以为，这是在谈发现，但发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好了，”乡村教师说，他掏出烟斗，开始往里塞烟丝，他的所有口袋里都散装着烟丝，“您是自愿来关心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的，现在又自愿退出。这都完全正确。”“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说。“您认为我的建议中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不，一点儿都没有，”乡村教师说，他的烟斗已经在冒烟了。我受不了他的烟味，所以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从以前的几次谈话中，我已经习惯了乡村教师在我面前沉默寡言，而且，他一旦来了，就不愿意离开我的房间。这使我有时感到很奇怪，我总是想，他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我曾给他钱，他也经常接受。但是，每次他都是想走时才离开。一般都是烟斗抽完了，他围着椅子转几圈，然后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把它移到桌子边，拿起放在墙角的手杖，热烈地和我握手，离开。但是今天，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却让我烦透了。要是对某人表示过最终告别，就像我做的那样，而且对方也说这是完全正确的，那就应该尽快处理完还要共同解决的那点儿事，可别因为你沉默地呆在那儿，而让别人毫无目的地受罪。如果从背后观察一下这个矮小而结实的老人是怎样坐在我的桌子边的，人们就会相信，要想让他从我的房间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卫东 译

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

一天晚上，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上楼到他的住处去，这是一件费力的事，因为他住在七层。爬楼的时候他想——近来他经常这样想——，这种完全孤独的生活真是难受，现在，他简直是得偷偷爬上这七层楼，为的是到达他那空无一人的房间，然后在那里，又简直是偷偷穿上睡袍，叼上烟斗，看几眼那份他几年来一直订阅的法文杂志，边看边饮着一杯他自己酿制的樱桃酒，最后，半小时之后上床睡觉，之前还一定要把被子彻底重新铺一遍，那个怎么教也不改的女佣总是随心所欲地把被子往床上一扔。如果随便有个人能陪他或看他干这事，布鲁姆费尔德会非常欢迎的。他已经考虑过，是否该买只小狗。这种动物总能让人高兴，最主要的是知恩图报和忠实可靠；布鲁姆费尔德的一个同事有这么一条狗，除了它的主人，它谁也不跟，要是它一会儿没见到主人，再见到时，就会大声叫着来迎接他，显然，它想以此来表达它重又找到主人——那位极其慈善的人的喜悦。不过，狗也有坏处。就算注意使它保持清洁，它也会把房间弄脏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可能每次带它进房间前，都给它洗个热水澡，而且，狗的身体也经不住这么折腾。但是，房间里的不干净又是布鲁姆费尔德无法忍受的，对他来说，房间的干净是不可缺少的，每个星期，他都要跟在这一点上可惜不很讲究的女佣吵好几次。因为她耳背，所以他通常都拉着她的胳膊，把她拽到房间里他认为不太干净的那些地方去。通过这种严格要求，他才使房间里的整洁程度大致符合他的愿望。要是来一条狗，那他就恰恰把迄今为止一直小心翼翼地抵御的肮脏自愿引进自己房间里来了。跳蚤，那些狗的随身伴侣，也会随之而来。要是有了跳蚤，那么，离布鲁姆费尔德把自己舒适的房间让给狗，自己再另找一间房的时刻也就不远了。而不干净只不过是狗的缺点之一。狗还会生病，而狗的疾病实际上没人懂。那时，这个畜生就会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或者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哀鸣、不断轻咳、因某种疼痛而干呕，你用一条毯子裹住它，对它吹口哨，把牛奶推到它面前，简而言之，照顾它，希望它得的是很快会痊愈的病，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也可能是一种严重的、讨厌的传染病。即使那狗一直不生病，那它以后总会变老，而你又没能做出决定，把这忠实的畜生及时送人，那么会有一天，从泪汪汪的狗眼里盯着你看的，就是你自己的衰老。这时，你就不得不和这个眼睛半瞎、肺部虚弱、胖得几乎不能动弹的畜生一起受罪，以此为这条狗以前带给你的快乐而付出昂贵的代价。不管布鲁姆费尔德现在多么想有一条狗，他还是宁愿独自爬三十年的楼梯，也不愿意以后受这么一条老狗的纠缠，那条狗会在他身边艰难地一阶一阶往上爬，呻吟喘气声比他还大。

这样，布鲁姆费尔德还将继续独自生活，他倒是没有老处女常有的那些要求，老处女要身边有一个隶属于她的活物，她可以保护它，对它温柔，希望一直伺候它，所以，一只猫，一只金丝鸟或者就连金鱼都能满足她。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在窗前养些花，也能让她满意。但是，布鲁姆费尔德只想要个伴儿，一个动物，一个用不着他操太多心去照顾的动物，偶尔踢它一脚也没有关系，必要时，它也可以在胡同里过夜，而在布鲁姆费尔德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应该马上又叫又跳、舔着主人的手，听候使唤。布鲁姆费尔德想要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他看出来，不承受巨大的弊端是不可能有这么个东西的，所以就放弃了，可是，由于他天性细致，所以还会不时涌起同样的念头，比如今天晚上。

当他站在楼上自己的房门前，从兜里掏钥匙时，房间里传出的一种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种奇怪的、啪嗒啪嗒的声音，不过很有力，很有规律。因为布鲁姆费尔德刚才正在想狗，所以这种声音让他联想起狗的爪子交替拍打地面发出的声音。可是狗爪子不会有啪嗒啪嗒的声音，这不是爪子。他急忙打开门，扭亮电灯。眼前的景象是他没想到的。这简直是魔术，两个白底蓝条的赛璐珞小球并排在木地板上上下跳着；一个球着地，另一个就跳到高处，它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继续着它们的游戏。上中学时，有一次做一个著名的电学实验，布鲁姆费尔德曾看见一些小球这样跳过，可是，这两个球相比来说很大，在一个空房间里跳着，这可不是做电学实验。布鲁姆费尔德朝它们俯下身去，想看个清楚。毫无疑问，它们是普通的球，也许球里面还有几个更小的球，是它发出的啪嗒啪嗒声。布鲁姆费尔德朝空中抓去，看看它们是否吊在什么线绳上，没有，它们完全是在独立运动。可惜，布鲁姆费尔德不是小孩子，否则这两个球对他来说会是个惊喜，而现在，这一切却给他一个不愉快的印象。作为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单身汉秘密地生活着，这并非毫无价值，现在有人，不管他是谁，揭开了这个秘密，给他送来了这两个奇怪的球。

他想抓住一个，但它们躲开他，向后退去，并引诱他跟在它们后面在房间里跑。“这样跟在球后面跑来跑去，”他想道，“真是太笨了。”于是他停下来，看着它们，由于好像没有了追赶，它们也停在原地不跑了。“我还是得设法抓住它们，”他又想，于是又去追它们。它们立刻逃开，可是，布鲁姆费尔德叉开双腿把它们逼进一个墙角，在墙角那个箱子前面，他终于抓住了一个球。这是一个凉凉的小球，在他的手里旋转着，显然是极力想逃脱。另一个球仿佛看到了同伴的困境，跳得比先前更高了，放慢了跳跃的节奏，直至它碰到了布鲁姆费尔德的手。它撞击着那只手，以越来越快的跳跃撞击着，并改变着撞击点，由于它对那只把另一个球握在手心里的手无可奈何，于是就跳得更高了，可能是想够着布鲁姆费尔德的脸。布鲁姆费尔德本来也能抓住这个球，把两个球都关在什么地方，但是此刻，他觉得对两个小球采取这样的措施太丢脸。而且，有这么两个球也挺有意思的，过不了一会儿，它们也会累得够呛，滚到一个柜子底下安静下来。尽管这样想着，布鲁姆费尔德还是恼火地将那个球往地上一摔，奇怪的是，那脆弱的、几乎透明的赛璐珞壳居然没有碎。立刻，那两个球又开始了先前那种低低的、相互协调的跳跃。

布鲁姆费尔德平静地脱衣服，整理柜子里的衣服，他习惯了每次都仔细检查，女佣是否把一切都收拾整齐了。他回头看了那两个球一两次，它们现在没有受到追踪，反过来倒好像是追踪他了，它们已经靠近他，紧跟在他身后跳着。布鲁姆费尔德穿上睡袍，想到对面的墙那里去拿一只烟斗，他的烟斗都挂在那儿的一个架子上。转身之前，他不由自主地往后踢了一脚，可那两个球却知道躲开，没被踢到。当他去取烟斗时，那两个球马上跟了上来，他趿拉着拖鞋，故意迈着节奏混乱的步子，可是，他每迈出一步，球就立刻跳跃一下，它们跟他步调一致。布鲁姆费尔德突然转过身来，他想看看这两个球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可是，他刚转过身，两个球就划了个半圆，又到了他身后；不论他何时转身，球都重复这样做。它们就像他手下的陪同一样，尽量避免在布鲁姆费尔德面前停留。到现在为止，它们似乎只是为了作自我介绍，才斗胆到过他面前，而现在，它们已经上任了。

在此之前，每当遇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控制局面的特殊情况，布鲁姆费尔德总是采取装聋作哑的办法。这种办法常常奏效，多数情况下，至少会使局面好转。他现在也采取这种态度，站在烟斗架前，噘着嘴，挑选出一只烟斗，仔仔细细地从准备好的烟袋里取出烟丝装到烟斗中，无动于衷地任那两个球在身后跳跃。只是要走到桌子跟前去时，他犹豫了，听到球的跳跃声和自己的脚步合成一拍，这几乎使他痛苦。所以他站着不动，不必要地拖长装烟的时间，估算着他与桌子之间的距离。终于，他战胜了自己的软弱，使劲跺着脚走完了那段路，以便让自己丝毫听不见球的跳跃声。他坐下后，它们就又在他的椅子后跳跃，声音像刚才一样清晰可闻。

桌子上方的墙上，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安了一块木板，上面放着那瓶樱桃酒，周围是几个小杯子。酒瓶旁边有一摞法国杂志。布鲁姆费尔德并没有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拿下来，而是静静地坐着，看着那一直没点燃的烟斗。他在暗暗等待时机，突然，他猛地一下不再发愣，连同椅子一起转过身去。但是，那两个球也保持着相应的警觉，或者说，它们是不假思索地遵循着支配它们的法则，在布鲁姆费尔德转身的同时，它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位置，藏到他身后。这样，布鲁姆费尔德就背朝桌子坐着，手里拿着那冰凉的烟斗。那两个球现在在桌子底下跳跃，因为那里有一块地毯，所以它们的声音很小。这是个很大的好处；现在只有非常微弱而低沉的响声，得非常注意才听得见它们。布鲁姆费尔德当然非常注意，所以听得很清楚。不过，这只不过是现在才这样，过一会儿，他可能就根本听不到它们了。这两个球会在地毯上发不出什么声响，这在布鲁姆费尔德看来，是它们的一大弱点。只要把一块，或者更好些，把两块地毯垫到它们底下，它们就几乎无能为力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段时间之内，此外，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力量。

现在，布鲁姆费尔德倒是需要一条狗，这么一个年轻的、野性的动物很快就会制服那两个球的；他想象着那狗怎样追逐着用前爪抓它们，怎样用爪子驱赶它们，怎样追得它们满屋子乱跑，最后终于用牙咬住它们。布鲁姆费尔德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买一条狗。

不过目前，那两个球只须害怕布鲁姆费尔德，而他现在没有兴趣毁掉它们，或许他也是下不了决心。他晚上下班回家，疲惫不堪，正需要安静的时候，竟出其不意地来了这么一件事。他现在才感觉到，他其实有多么累。他肯定会毁掉那两个球的，而且很快，不过眼下还不，也许明天再说。如果不带成见地看这整个事情，那么，那两个球的举止其实是够谦逊的。比如说，它们完全可以不时地跳出来，露露面，再退回去，或者，它们可以跳得更高些，撞击到桌面下方，以补偿被地毯压低的声响。但它们没有这样做，它们不想不必要地惹布鲁姆费尔德生气，它们显然只限于做必不可少的事。

不过，这必不可少的事也足以败坏布鲁姆费尔德坐在桌边的兴致了。他刚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就想去睡觉了。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儿不能抽烟，因为他把火柴放在床头柜上了。这样，他就得去取火柴，可是，他既然已经到了床头柜那儿了，那么肯定是最好就呆在那儿，躺下。这里，他内心还有一个想法，他认为，那两个球会盲目地一直跟在他身后，最后跳到床上去，这样，他一旦躺下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把它们压碎。他不接受球的碎片也还会跳跃的说法。就算是不同寻常的事，那也得有个限度。整个的球本来就会跳跃，尽管不是不停地跳，而球的碎片从来就不会跳跃，所以在这里也不会跳。

“起来！”他这么想着，于是几乎变得故意地喊起来，然后跺着脚，带着身后的球走到床前。他的希望似乎得到了证实；当他故意靠床很近时，一个球立刻跳到床上。而未曾料想到的是，另一个球钻到床底下去了。布鲁姆费尔德根本没想到过球也有可能会在床底下跳。他对那个球非常恼火，尽管他也感到这是不公平的，因为那个球在床底下跳，也许会比床上的那个能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那两个球决定选择哪个地方了，因为布鲁姆费尔德不相信它们会长时间分开工作。果然，不一会儿，床下那个球也跳到床上来了。“现在我可抓住它们了，”布鲁姆费尔德想道，他兴奋得有些燥热，一把扯下身上的睡袍，准备躺到床上。但是，那个球偏偏又跳到床下去了。布鲁姆费尔德极度失望，简直是瘫倒到床上。那个球可能只是在上面看了看，觉得不喜欢。于是，另一个球也跟着它跳下去，当然就呆在下面了，因为下面更好些。“这下我整夜都得听这两个鼓手了，”布鲁姆费尔德想着，他咬紧嘴唇，点点头。

他闷闷不乐，其实他并不知道，那两个小球在夜里会怎样损害他。他的睡眠极好，这点小小的声响他会很容易克服。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根据已获得的经验，他给它们下面塞了两块地毯。就好像他有一只小狗，他正给它铺一个软和的床。而那两个球仿佛也累了，困了，它们的跳跃比先前低了，也慢了。当布鲁姆费尔德跪在床前，用床头灯往下照时，他有时就以为，那两个球会永远呆在地毯上不动，它们软弱无力地落到地上，慢悠悠地滚动一小段。当然，它们随后又尽职地跳起来。如果布鲁姆费尔德早上往床下看时，很可能会发现两个安静听话的儿童玩具球。

但是，那两个球看来都不能坚持跳到第二天早上了，因为当布鲁姆费尔德躺到床上时，就已经听不见它们的声响了。他竭力想听到些什么，从床上探出身子去倾听，——毫无声息。地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惟一的解释是，那两个球不跳了，它们要么是在柔软的地毯上得不到足够的反弹力，因而暂时停止了跳动，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它们永远不会再跳了。布鲁姆费尔德本可以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对终于安静下来了感到满意，所以宁愿躺着不动，他连用目光去触动那两个安静下来的球都不愿意。他甚至乐意放弃抽烟，翻了个身，很快便睡着了。

然而，他并非不受干扰；和往常一样，这次他也没做梦，但他睡得很不安稳。夜里，他无数次被惊醒，误以为有人在敲门。他自己也肯定地知道没人敲门；谁会在深更半夜敲门呢，而且是敲他这么个孤独的单身汉的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会每次都惊起来，紧张地盯着门看一会儿，张着嘴，睁大着眼，几缕头发在汗湿的额头上抖动。他试着数出被惊醒了几次，但是，得出的数字巨大，把他弄得晕晕乎乎，又睡了过去。他觉得自己知道那敲击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不是敲在门上，完全是别的地方，可是他睡得稀里糊涂，想不起他是根据什么这样推测的。他只知道，有许多细小而讨厌的拍打声聚集在一起，汇成了强大的敲击声。不过，要是能避免这敲击声，他愿意忍受那细小拍打声的所有讨厌之处，但是，出于某种原因，现在已经晚了，他不能进行干预，时机错过了，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张开嘴，无声地打着哈欠，他感到气愤，猛地把脸埋进枕头里。夜就这么过去了。

清晨，女佣的敲门声唤醒了他，他以一种解脱般的叹息欢迎这轻柔的敲门声，而以往，他总是抱怨敲门声小得听不见。他刚要喊“进来”，这时，他又听到还有另外一种轻快的、虽然微弱，但却像打仗般的敲打声。这是床下那两个球。它们醒了？难道它们和他相反，经过一夜又积聚了新的力量吗？“马上就好，”布鲁姆费尔德冲女佣喊道，同时从床上跳下来，他非常谨慎，以便让球呆在他背后，然后，他始终以背对着球，猛地倒在地上，扭头去看那两个球——这一看，让他差点儿骂出来。就像孩子在夜里踢掉了讨厌的被子一样，那两个球很可能是通过整夜不停的轻微拱动，把地毯从床下拱出来一大截，所以它们下面又露出了光地板，它们又可以发出声响了。“回到地毯上去，”布鲁姆费尔德阴沉着脸说。当那两个球由于地毯的作用重又安静下来后，他才叫女佣进来。当女佣，一个迟钝的、总僵直着身子走路的胖女人，把早餐摆到桌上，并做一些必要的事情时，布鲁姆费尔德穿着睡袍，一动不动地站在他的床边，好让那两个球呆在床下。他的目光紧跟着女佣，想看她是否发觉了什么。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她耳背，布鲁姆费尔德觉得他看见女佣有时还是停下来，扶住某一件家具，扬起眉毛偷听，他把这归结于由于睡眠不好而引起的神经过敏。如果他能让女佣稍微快一点干活，他会很高兴的，但是她几乎比平时还要慢。她笨手笨脚地抱起布鲁姆费尔德的衣服和靴子，拿到走廊去，好长时间没进来，她在外面拍打衣服的声音单调而零星地传进来。这段时间里，布鲁姆费尔德不得不守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如果他不想把身下的球引出来的话，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咖啡变凉，而他本来是最愿意喝热咖啡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好盯着垂下的窗帘，窗帘后面，渐渐放亮的天色阴沉沉的。女佣终于干完了，道过一声早安，就想走了。但是，她最终离开之前，还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盯着布鲁姆费尔德看了半天。布鲁姆费尔德已经想问她怎么回事了，她却走了。布鲁姆费尔德真想拉开门冲她喊，她是个愚蠢迟钝的老女人。可是，当他考虑她究竟有什么可指责时，他只不过觉得，她无疑什么都没发觉，却想做出发觉了什么的样子，这很荒谬。他的思想多么混乱啊！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一夜没睡好觉！他为没睡好觉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原因，那就是他昨晚没按自己的习惯去做，没抽烟也没喝酒。“我一旦不抽烟不喝酒，就会睡不好。”这是他思考的最后结论。

从现在起，他将更多地注意自己的身体，并且他立即就从挂在床头柜上方的药箱里拿出药棉，把两个棉球塞进耳朵里。然后，他站起来，试着走了一步。那两个球虽然还跟着他，但他几乎听不见它们了，他再塞了些药棉，就完全听不见了。布鲁姆费尔德又走了几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舒服。布鲁姆费尔德和那两个球，各自都自成一体，虽然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但互不干扰。只有一次，布鲁姆费尔德转身转得比较快，而有一个球向相反方向的运动不够快，布鲁姆费尔德的膝盖碰到了它。这是惟一的意外事件，其他时候，布鲁姆费尔德平静地喝着咖啡，他饿了，好像这一夜他不是在睡觉，而是走了很长的路，他用能很快让人清醒的凉水洗了洗，然后穿上衣服。在此之前，他没有把窗帘拉开，而是出于谨慎宁愿呆在昏暗中，他不希望陌生人的眼睛看见这两个球。但是，他现在准备出门了，他得想个什么办法，防备那两个球万一胆敢——这一点他不相信——跟着他上街。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打开大衣柜，背朝它站着。那两个球好像预感到他的打算，便非常留神不到柜子里去，它们充分利用布鲁姆费尔德与它们之间的每一个小空隙，实在没别的办法时，就跳到柜子里去呆一小会儿，随即，又因里面太暗而立刻逃出来，根本没法把它们弄进柜子里去，它们甚至宁愿违背它们的义务，几乎跑到了布鲁姆费尔德的身体侧面。但是，它们的小伎俩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布鲁姆费尔德现在自己倒退着进到衣柜里了，这样，它们就不得不跟进去。于是，它们的下场也就决定了，因为衣柜的底板上放着各种小东西，比如靴子、盒子、小箱子，这些东西虽然全都——布鲁姆费尔德现在为此感到惋惜——放得整整齐齐，但它们还是妨碍了那两个球。布鲁姆费尔德这时已经几乎把柜门拉上了，他以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步跳出柜子，关紧柜门，转动钥匙，把两个球锁在了里面。“成功了，”布鲁姆费尔德想着，擦掉脸上的汗。那两个球在柜子里发出多么大的声响啊！给人的印象是，它们好像要拼命了。布鲁姆费尔德却很满意。他离开房间，就连空荡荡的走廊都让他感到愉快。他取出耳朵里的棉球，正在醒来的楼里发出的许多声响让他欣喜。只是还看不见什么人，时间还很早。

楼下过道里，通往女佣所住的地下室那扇低矮的门前，站着女佣那十岁的小男孩。他跟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大人的所有丑陋都无一遗漏地再现在这孩子的脸上。他弯着两条罗圈腿，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因为他小小年纪就得了甲状腺肿，呼吸困难。往常，布鲁姆费尔德要是在路上碰见这孩子，都会加快脚步，尽量避免看到这一幕，而今天，他几乎想在他身边停下来。即使这个男孩是那个女人生的，带着他母体的所有标记，但他目前还是个孩子，在这颗奇形怪状的脑袋里还是些孩子的想法。要是人们好好跟他说话，问他点儿什么，那他很可能用清脆而天真的声音恭敬地回答，而人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也会伸手摸摸他的脸颊。布鲁姆费尔德这么想着，但还是从那孩子身边走过去了。到了街上，他发现，天气比他在房间里时想象得好。晨雾正散去，劲风吹过，天空露出一块块湛蓝色。布鲁姆费尔德今天出门比往常早很多，这多亏了那两个球，他甚至把报纸也放在桌上忘了看，不管怎么说，他因此而赢得了许多时间，现在可以慢慢走。奇怪的是，自从甩掉那两个球后，他很少为它们操心。只要它们跟在他身后，就会被看成是属于他的某种东西，那么，在评判他这个人时，就必须把它们也考虑在内，而现在，它们只是家中衣柜里的玩具。这时，布鲁姆费尔德突然想到，让那两个球发挥它们本应有的作用，这样也许才能不把它们损坏。那个男孩还站在那儿的过道里，布鲁姆费尔德要把球送给他，不是借，而是真的赠送，不过这也就跟下命令消灭它们的意思差不多。而且，就算它们会完好无损，但它们在那孩子手里，比呆在柜子里还没有意义，整个楼里的人都会看到，那男孩是怎样跟那两个球玩的，其他孩子也会参与进来玩，一般人都会认为，那是两个玩具球，不是什么布鲁姆费尔德的生活伴侣，这种看法是无法动摇、不可抗拒的。布鲁姆费尔德又跑回楼里。那个男孩刚走下地下室楼梯，正要打开下面的门。布鲁姆费尔德必须叫住那孩子，叫出他的名字，那名字跟一切与这孩子有关的东西一样可笑。布鲁姆费尔德喊那孩子。“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他喊道。那男孩迟疑了很久。“过来呀，”布鲁姆费尔德喊道，“我给你点儿东西。”房管员的两个小女儿从对面的门里跑出来，好奇地站到布鲁姆费尔德左右。她们比那男孩明白得快得多，她们搞不懂，他为什么不马上过来。她们朝他招手，同时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布鲁姆费尔德，但是她们猜不透，阿尔弗雷德会得到一件什么礼物。好奇心折磨着她们，她们双脚交替地跳着。布鲁姆费尔德既笑她们，也笑那个男孩。那男孩看来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正僵硬而艰难地上楼梯。就连走路的姿势他都跟他妈妈一模一样，她这时也已经出现在地下室门口了。布鲁姆费尔德故意放大声音，好让女佣也能听清，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能监督他做这件事。“在我楼上的房间里，”布鲁姆费尔德说，“有两个漂亮的球。你想要吗？”那男孩只是无声地撇了撇嘴，他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转过身，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下面的妈妈。那两个女孩却立刻开始围着布鲁姆费尔德又蹦又跳，请求他把球给她们。“你们也可以玩球，”布鲁姆费尔德对她们说，却在等着男孩的回答。他本来可以立刻把球送给女孩，但他觉得她们太轻率，他现在更信任那男孩。与此同时，男孩虽然没跟妈妈说话，就已经从她那儿讨到了主意，当布鲁姆费尔德再次问他时，他便同意地点了点头。“那你就注意听着，”布鲁姆费尔德说，他很乐意地忽视了，他不会因为送了礼物而得到感谢，“你妈妈有我的房间钥匙，你得从她那儿借出来，我现在把我的衣柜钥匙给你，那两个球就在衣柜里。然后，你要把衣柜和房门再好好锁上。那两个球，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再送回来。你听明白了吗？”遗憾的是，那男孩没听明白。布鲁姆费尔德本来是想给这个无比迟钝的榆木脑袋把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但正因为如此，他才重复得太多，颠来倒去地说钥匙、房间和衣柜，所以，那男孩盯着他看，不像是看一个做好事的人，倒像看一个诱骗者。而那两个女孩却立刻就全明白了，她们拥到布鲁姆费尔德面前，伸出手要钥匙。“等等，”布鲁姆费尔德说，他已经对她们都感到恼火了。时间也渐渐过去，他不能再久呆了。要是那女佣能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会替男孩把一切弄好的，那该多好啊。然而，她仍旧站在底下的门边，像个难为情的重听者那样不自然地微笑着，她可能以为，布鲁姆费尔德在上面突然喜欢上了她的儿子，正听他背诵乘法口诀表呢。而布鲁姆费尔德又不能跑下地下室楼梯，对着女佣的耳朵大声喊出他的请求，愿她的儿子看在上帝慈悲的分上，让他摆脱那两个球吧。他愿意一整天把自己的衣柜钥匙交给这一家人，就已经够克制自己的了。他在这里把钥匙交给那男孩，而不亲自带他上楼，在那里把球给他，这并不是因为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总不能先在楼上把球给出去，然后，又从男孩那里夺走吧，因为可以预料到，那两个球会跟在他身后走的。布鲁姆费尔德又开始重新解释，但立刻被那男孩空洞的目光打断了。“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布鲁姆费尔德几乎是悲伤地问。如此空洞的目光能使人毫无抵御能力。它能诱使一个人说出比想说的更多的话，因为人们想用理智去填满这空洞。

“我们去帮他把球拿来，”那两个女孩喊道。她们很机灵，已经看出，只能通过这个男孩做中介才能拿到球，而且她们必须自己使这个中介起作用。房管员的房间里传出时钟敲响的声音，提醒布鲁姆费尔德要快点儿了。“那你们就拿着钥匙吧，”布鲁姆费尔德说，那钥匙与其说是他递出去的，不如说是从他手中夺走的。要是把钥匙交给那男孩，就会保险多了。“房间钥匙到下面那位太太那里去拿，”布鲁姆费尔德还在说，“你们拿了球回来，必须把两把钥匙都交给她。”“知道了，知道了，”两个女孩喊着跑下楼梯去了。她们什么都知道，真是一切都知道，布鲁姆费尔德好像是传染上了那男孩的理解迟钝，现在他自己倒不明白，她们怎么会这么快就从他的解释中弄清楚了一切。

现在，她们已经在下面拉扯着女佣的裙子，但是，不管这一幕多么诱人，布鲁姆费尔德也不能再继续看，她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了，这倒并不完全是因为时间已经晚了，而是因为，球被放出来时，他不想在场。他甚至想在女孩们刚打开楼上他的房门时，就已经走出几条巷子去了。他根本不知道，那两个球还会怎么样！于是，他在今天早上第二次来到外面。他还看见那女佣简直是在竭力抵抗着两个女孩，男孩则挪动着罗圈腿去帮他妈妈。布鲁姆费尔德不理解，为什么像女佣这样的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生长繁衍。

在去他工作的那家内衣厂的路上，对工作的思考逐渐压倒一切，占了上风。他加快了脚步，尽管那男孩耽误了他的时间，他还是第一个到了办公室。这是一个用玻璃隔开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供布鲁姆费尔德用的写字台和两张供他手下的两个实习生用的立式斜面桌。尽管斜面桌又小又窄，像是给小学生用的，办公室里还是非常挤，所以实习生们不许坐下来，否则布鲁姆费尔德的椅子就没地方放了。所以，他们就整天懒洋洋地靠着斜面桌站着。这对他们来说当然很不舒服，而且，也使布鲁姆费尔德很难观察他们。他们常常急切地凑到桌边，但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相互窃窃私语，有时甚至是为了打瞌睡。布鲁姆费尔德常跟他们生气，在摊派给布鲁姆费尔德承担的大量工作中，他们对他的支持远远不够。他的工作是负责处理与在家干活的女工们的所有货款往来，这些女工是工厂雇来制作某些比较高级的产品的。要评判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就必须对整个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自布鲁姆费尔德的顶头上司几年前去世以来，就没有人再了解这一情况了，所以，布鲁姆费尔德也就不能赋予任何人评判他的工作的权力。比如工厂主奥托玛先生就显然低估了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他当然也肯定布鲁姆费尔德在厂里二十年来所做出的成绩，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必须如此，而是因为他尊重布鲁姆费尔德是个忠诚的、值得信赖的人；但他还是低估了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可以比布鲁姆费尔德现在做得更简单些，因而在各个方面带来更多的益处。大家都说，奥托玛之所以很少来布鲁姆费尔德的科室，就是为了免得看见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方法而生气。被人如此误解肯定使布鲁姆费尔德很难过，但也没别的办法，因为他总不能强迫奥托玛连续在自己的科室呆上一个月，让他好好研究一下这里所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并运用奥托玛自己认为所谓更好的方法，这种做法的后果必然是使科里的工作瘫痪，这时再让奥托玛相信布鲁姆费尔德是对的。因此，布鲁姆费尔德坚定不移地同以往一样完成他的工作，如果隔了很长时间，奥托玛突然来一次，在略感吃惊之余，布鲁姆费尔德仍会本着下级人员的责任感稍微试着给奥托玛讲解这个或那个设备，后者则默默地点点头，低着眼睛继续走他的路，另外，使布鲁姆费尔德难过的倒不是受到这种误解，而是他想到，要是一旦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立刻就会出现任何人都应付不了的混乱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厂里有谁能代替他，能接替他的职位，使厂子能连续几个月哪怕仅仅避免最严重的生产停滞。要是上司低估某个人，那么其他职员当然就会做得更甚。因此，每个人都看不起布鲁姆费尔德的工作，没有人认为在自己的培训中有必要到他的科室去工作一段时间，如果新招聘了职员，也没有人会自愿要求分到布鲁姆费尔德那里去。所以布鲁姆费尔德的科室后继乏人。此前，科里只有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人，还有一个勤杂工相助，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干，而当他要求雇一名实习生时，竟苦苦论争了几个星期。布鲁姆费尔德几乎每天都去奥托玛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详细给他解释，为什么他那个科室需要一个实习生。需要一个实习生，并不是布鲁姆费尔德自己想偷闲，布鲁姆费尔德不想偷闲，他干着他那份繁重的工作，并不打算停止不干，但是奥托玛先生该想一想，工厂的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许多，所有部门都相应地扩大了，只有布鲁姆费尔德的科室总是被遗忘。而恰恰是那里的工作增加了那么多！布鲁姆费尔德刚来的时候，奥托玛先生肯定记不起那个年代了，这个科室只管十个左右的女工，而现在有五六十个了。这种工作量是需要人手的，布鲁姆费尔德可以保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从现在起，他不能再保证全部完成自己的工作。奥托玛先生是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布鲁姆费尔德的请求的，他不能对一个老雇员这样做，但是，他那根本不认真听的态度，把正在请求的布鲁姆费尔德搁在一边去和别人说话，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几天后又全都忘了，——这种态度是相当伤人的。其实布鲁姆费尔德倒无所谓，布鲁姆费尔德不是幻想家，不管荣誉和赞扬有多好，他可以不要，无论如何，只要还有一点儿可能性，他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怎么说，他是有理的，而有理最终就会得到承认，哪怕有时需要很长时间。就这样，布鲁姆费尔德最后真的得到了两名实习生，可这是两名什么样的实习生啊。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奥托玛已经看出来，他通过答应提供实习生能比拒绝提供实习生更清楚地表示他对布鲁姆费尔德那个科室的蔑视。甚至，奥托玛之所以那么长时间敷衍布鲁姆费尔德，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找两名这样的实习生，而可以想象，他很长时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布鲁姆费尔德现在没法抱怨了，他能料到老板会怎么回答他，他不是得到了两个实习生嘛，尽管他只要求一个；奥托玛把这一切做得如此巧妙。当然布鲁姆费尔德还是在抱怨，但那是被他所处的困境逼的，并不是因为他还需要帮手。他也不是使劲抱怨，只不过是有合适的机会时顺便提一下。尽管如此，在那些怀有恶意的同事中间，不久就流传开这样一个谣言，说有人问过奥托玛，布鲁姆费尔德现在有了这么非同寻常的帮手却还在不停地抱怨，是真的吗。奥托玛回答说，是的，布鲁姆费尔德还在不停地抱怨，但他抱怨得有理。他，奥托玛，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打算逐步做到，每有一个缝纫女工就给布鲁姆费尔德配备一个实习生，也就是说，总共配备六十个左右。如果这样还不够，他还将派更多的人去，他会一直派下去，直到那所精神病院彻底变成精神病院为止，几年来，布鲁姆费尔德的那个科室已经正在变成一所精神病院。而且说这番话时，奥托玛的说话语气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但是，奥托玛本人是绝对不会以这种方式谈论布鲁姆费尔德的，哪怕只是相似的方式也不会用，对此，布鲁姆费尔德毫不怀疑。这一切都是二层那帮懒蛋们编造出来的，布鲁姆费尔德对此置之不理，他要是对那两个实习生的存在也能如此平静地视而不见就好了。但是，他们站在那儿，再也赶不走了。他们是脸色苍白、身体孱弱的孩子。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已经到了中学毕业的年龄，而实际上，这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人们甚至都不愿意把他们托付给老师，他们显然还离不开妈妈。他们还不会正确地活动身体，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长时间的站立使他们疲惫不堪。一会儿不注意他们，他们就会因身体虚弱而站不住，斜着身子，弯着背，站在一个角落里。布鲁姆费尔德试图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老是这么贪图舒服，那他们就会落下终身身体畸形。让实习生去办点儿事，是要冒风险的，有一次，一个实习生只需走几步路，但他却过于热心地跑了起来，结果在斜面桌上把膝盖撞伤了。当时房间里满是缝纫女工，斜面桌上堆满了衣服，但布鲁姆费尔德却不得不把一切工作都放在一边，带那个哭哭啼啼的实习生到办公室里简单包扎一下。然而，实习生的这份热情也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像真正的孩子一样，有时想出出风头，但更多的时候，或者他们几乎总是想迷惑上司的注意力，欺骗他。有一次，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布鲁姆费尔德汗水淋漓地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发现他们正躲在一包包衣服中间交换邮票。他真想举起拳头给他们的脑袋几下，对他们这种行为，这是惟一可行的惩罚，但他们是孩子，布鲁姆费尔德可不能把孩子打死。于是，他继续忍受着他们带给他的折磨。他本来设想，实习生可以在具体的工作中帮他一把，比如现在正分发活计，这非常费力，而且需要留神。他曾想，他可以站在中间，斜面桌后面，始终可以统观全局，负责登记，那两个实习生则根据他的指示来回奔走，分发活计。他的设想是，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不管他的监督多么严格，也还是不够的，那么，实习生们的留心便可以弥补他的疏忽，而他们也可以逐渐积累经验，不用每件小事都得依赖他的指示，最终学会区分出缝纫女工们在活计需求量和可信赖程度上的不同。但是，就这两个实习生而言，这些希望完全落空了，布鲁姆费尔德不久就看出，他根本就不能让他们跟缝纫女工说话。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到某些女工跟前去，因为他们讨厌或是害怕她们，而对另一些他们偏爱的女工，他们则常常迎过去，一直到门口。她们想要什么，他们就给送过去，用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塞到她们手里，哪怕那些女工有权接受这些东西，他们在一个空架子上为他们偏爱的女工们搜集各种碎布头和无用的边角料，但也有有用的小东西，他们在布鲁姆费尔德的背后欣喜地挥动着这些东西，大老远地就冲她们示意，他们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女工们给他们嘴里塞糖吃。布鲁姆费尔德不久就结束了他们这种胡闹，女工们一来，他就把他们哄进小隔间里。但是，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他们反抗，故意弄断钢笔，虽然不敢抬起头来，但他们却不时大声敲打玻璃窗，以便让女工们注意到他们的恶劣待遇，他们认为，是布鲁姆费尔德让他们遭受这种待遇的。

而他们自己做的无理之事，这一点他们却不明白。比如，他们到办公室总是迟到。布鲁姆费尔德，他们的上司，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认为，比上班时间至少早到半个小时是理所当然的，——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向上爬的野心，也不是过分的责任感，而是对规矩的某种感觉——多数情况下，布鲁姆费尔德得等一个多小时，他的实习生们才来。通常，他都是一边啃着早餐小面包，一边站在斜面桌后对女工们小账本里的账目进行结算。不一会儿，他便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了。这时，他会被突然吓一跳，惊得连手里的笔都抖动好一会儿。一个实习生闯了进来，他好像要跌倒似的，一只手紧紧扶住什么东西，另一只手捂住胸口剧烈地喘气——但这一切无非表示，他在为他的迟到而道歉，而这道歉是如此可笑，布鲁姆费尔德只得装听不见，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就非得揍这小伙子一顿不可。所以，他只是盯着那家伙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指了指隔间，就又扭头去忙他的工作了。这时，人们以为那实习生会看出上司的好意，赶紧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可是不，他不着急，他踮着脚尖，一脚前一脚后，像跳舞似的挪动着。他是想嘲笑他的上司吗？也不是。这只不过又是畏惧和自我满足这两种感觉的混合心理，对此，人们毫无办法。否则，下面的事该怎么解释呢，今天布鲁姆费尔德自己就比平常到办公室晚了，在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没有兴趣去查账——，透过那个愚蠢的勤杂工用扫帚在他面前扬起的灰尘，他看见那两个实习生正从小巷里慢慢悠悠走来。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好像在讲述什么重要的事，而那些事即便和厂里的生意有关，肯定顶多也是一种不合法的关系。越靠近玻璃门，他们的脚步越慢。终于，其中一人握住了门把手，但并不往下压，而是继续讲述着，倾听着，笑着。“给我们的先生们把门打开，”布鲁姆费尔德举起双手冲勤杂工喊道。但是，实习生们走进来后，布鲁姆费尔德却不想跟他们吵架了，他没有回答他们的问候，便走到自己的写字台前。他开始算账，偶尔抬起头来，看看那两个实习生在干什么。其中一个似乎很疲倦，边打哈欠边揉眼睛；他把外套挂到衣钩上时，还利用这个机会在墙上靠了一会儿，在巷子里时他还精神抖擞，但一开始工作他就疲惫不堪。另一个实习生倒是有兴趣工作，但只是对某些工作感兴趣。比如他一直希望能扫地。但是这不是他该干的活儿，扫地是勤杂工的工作；实习生要扫地，本来布鲁姆费尔德也没什么好反对的，就算他扫地，也不会比勤杂工干得更差，但是，如果实习生想扫地，那他就得早来，在勤杂工开始打扫之前来，不许用处理办公室事务的时间来扫地。如果这个小伙子已经不能进行任何理智的思考了，那么那个勤杂工，那个除了在布鲁姆费尔德的科室，不会被老板安排在其他任何部门的、仅仅靠上帝和老板的恩赐活着的半瞎老头儿，他至少会好说话，让这小伙子拿一会儿扫帚，但这小伙子笨手笨脚的，一会儿就会失去对扫地的兴趣，于是就会拿着扫帚去追勤杂工，劝他再去扫地。而事实上，那勤杂工似乎恰恰对扫地特别尽职尽责，能看出来，那小伙子刚一接近他，他就用颤抖的双手把笤帚握得更紧了，他情愿站着不动，以便让所有人都注意到，笤帚是在他手中。那个实习生不是用语言去请求，因为他害怕表面上正在算账的布鲁姆费尔德，而且，一般的语言也没有用，只有大声喊叫，勤杂工才能听见。于是，实习生先是拽勤杂工的衣袖。勤杂工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阴沉着脸看着实习生，边摇头边把笤帚往自己身边移，一直移到胸前。实习生又双手合十请求。他当然也不指望能通过请求达到什么目的，他只是觉得这样请求挺好玩，所以才请求。另一个实习生一直观察着这整个过程，边看边轻声地笑，他显然以为布鲁姆费尔德听不见他，尽管他这么以为是令人费解的。请求对勤杂工丝毫不起作用，他转过身，以为现在又可以安全地使用笤帚扫地了。但是，那实习生踮着脚尖在他身边跳来跳去，恳切地搓着双手又到这边来请求他了。勤杂工又转身，实习生又跟着跳，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终于，勤杂工觉得四处都被堵住了，他发觉，这样下去，他会比实习生先累的，其实，这一点，他只要稍微用点儿脑子，一开始就该发觉。于是，他就寻求别人的帮助，用手指指着布鲁姆费尔德威胁实习生，要是实习生再纠缠下去，他就去告状。实习生现在看出，他要是想得到笤帚，就得赶紧下手了。于是，他粗暴地伸手去夺笤帚。另一个实习生下意识的尖叫预示了他做出的决定。这一次，勤杂工尽管后退一步，把笤帚往后移了一下，保住了笤帚。但是，实习生不再让步了，他张着嘴，两眼冒光，冲上前来，勤杂工想跑，但他那两条老腿直抖，根本跑不动，实习生抓到了笤帚，尽管他也没抓到手里，但他使笤帚掉到了地上，这就等于勤杂工把笤帚丢了。但是，实习生看来也丢掉了笤帚，因为笤帚掉到地上时，三个人，两个实习生和勤杂工，都一下子惊呆了，因为他们想，布鲁姆费尔德现在肯定什么都看见了。的确，布鲁姆费尔德抬头从观察口看出来，好像他现在才注意到这事，他用严厉、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每一个人，连掉到地上的笤帚都没放过。也许是沉默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那惹祸的实习生抑制不住自己想扫地的愿望，总之，那实习生弯下腰，当然是极其小心翼翼地拿起笤帚，好像他拿的不是笤帚，而是一只动物，他用笤帚轻掠地面，但是，当布鲁姆费尔德跳起来，从隔间走出来时，他立刻惊恐地扔掉了。“两个人都去干活，不许再胡闹了，”布鲁姆费尔德吼道，一边伸手指着路，让那两个实习生到他们的斜面桌那里去。他们马上就听从了，但不是惭愧地低着头，而是直挺挺地旋转着身子从布鲁姆费尔德身边走过，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仿佛想以此来阻止布鲁姆费尔德打他们。然而，凭经验他们完全可以知道，布鲁姆费尔德从来不打人。但是他们过于害怕了，因而没有任何温情，总是试图维护他们那些真实或虚假的权利。

任卫东 译

〔桥〕

我僵硬而冰冷，我是一座桥，架在深渊之上，这一头用我的脚尖，那一头用我的双手插入地里，在碎泥中我咬紧牙关坚守着。衣摆吹向一旁。底下冰凉的溪水在咆哮，没有游客会走到这崎岖的山路上来，桥还没有画进地图。——我就这么躺卧着，等待着。我必须等待。没有一座建成的桥在崩塌之前能够停止作为桥而存在。除了崩塌，一座建成的桥只能作为桥而存在。

有一次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第一个还是第一千个黄昏——我的思路老是乱成一团，又老是绕着圈转。夏天里接近黄昏的时候，溪水声较为深沉。这时我听到一个男子的脚步声！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伸展你的身体。桥，打起你的精神，没有栏杆的梁木，好好守护住交托给你的人，在他不知不觉中平衡他不稳的步履，如果他摇晃欲倒，那么就显出真身，像山神一般把他抛上陆地。

他来了，用他手杖包铁的尖端试探地敲击着我。接着，他用它挑起我的衣摆，整齐地搭在我身上，又把它插在我蓬乱的头发中，久久不拿出来，可能同时急躁地四处张望着。可是接着——正当我想象着跟他越过高山和低谷时——他纵身一跳，双脚踩到我身上。毫无准备的我在可怕的疼痛中颤栗着。那是谁？是个孩子？是个体操运动员？是个大胆冒失的人？是个想自杀的人？是个诱人上钩者？是个毁灭者？我转着身想看看他。——桥会自己转身！我还没有完全转过身就塌陷了。我陷落着陷落着，就已粉身碎骨，被底下急流中一向安静和平地凝视着我的尖尖的小石子刺穿了身子。

谢莹莹 译

〔猎人格拉胡斯〕

两个男孩骑在码头的矮墙上掷骰子玩。纪念碑前的石阶上，一个男人坐在那挥舞着宝剑的英雄的阴影下看报。井边有个姑娘在往自己的桶里灌水。水果小贩躺在他的货堆旁，眼睛朝湖上望去。透过没有玻璃的门框窗框，看得见酒店的深处有两个汉子在喝酒。店老板坐在前面的一张桌子旁打盹儿。一叶仿佛被托在湖面上的小舟游游荡荡地漂进小港里。一个穿着蓝上衣的汉子跳上岸，将缆绳穿进岸边的锚环里。另外两个身穿缀着银纽扣黑上衣的男子抬着一副担架随着船主上了岸。担架上盖着一块饰有缨穗的大花丝巾，下面显然躺着一个人。码头上，没有人去留意这些新来的人，就连他们放下担架等着仍在拴缆绳的船主时，谁也不凑上前去，谁也不去问一问，谁也不仔细瞧瞧他们。这时，从舱里钻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来，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船主又让她耽搁了一会儿。他随后走过来，指了指左边一座临湖矗立的三层黄房子，于是这两个汉子又抬起担架，穿过那道低矮的、由几根又细又长的圆柱支撑着的大门。一个小伙子打开窗户，刚巧看见这一行人消失在楼房里面，便赶忙又关上窗户。那扇用厚实的栎木精心拼成的大门现在也关上了。一群一直绕着钟楼飞来飞去的鸽子这会儿纷纷落在楼前面。这些鸽子一个个聚集在楼门前，好像楼里储藏着它们的食物。有一只鸽子飞到二层楼上冲啄着窗玻璃。这是些浅色的、饲养精良活泼可爱的鸽子。船上那个女人使劲地向它们撒去谷粒，它们一一地啄净地上的谷粒，然后又朝那女人飞去。一条条又窄又陡的小胡同通到码头上。从其中一条胡同里走下来一位老人，头上戴着围有黑纱的大礼帽。他十分留意地东瞧瞧西望望，惟恐错过了什么的样子。他看见一个墙角上有堆垃圾，脸都气歪了。纪念碑的台阶上零零散散地扔着果皮，他走过时用手杖一一将它们拨下去。到了那圆柱门前，他一边敲门，一边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戴着黑手套的右手上。门立刻就开了。长长的过道上，约摸有五十来个男孩夹道鞠躬迎候着这位先生，船主从楼梯上走下来欢迎他，领他上楼去。二楼上，他们一起沿着那环绕庭院建得十分轻盈的柱廊走去，两人最后跨进楼房后边一间凉飕飕的大屋里。孩子们保持着敬畏的距离跟着拥过去。楼背面没有房舍，看到的只是一面光秃秃的灰黑色的岩壁。这时，两位抬担架的汉子正忙着给担架的两头插上几支长长的蜡烛点燃起来。然而，屋里并没有因此生出光亮来，充其量不过把先前静止不动的阴影吓得跳了起来，颤颤抖抖地在墙壁上摇晃。盖在担架上的丝巾拉开了，上面躺着一个男子，头发和胡须乱糟糟地长在了一起，皮肤黝黑，看上去像个猎户。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喘不上气来，双眼紧闭。尽管如此，光是那周围的布置就告诉说，这也许是个死人。

那先生走到担架跟前，一只手摸着这位躺在担架上的人的额头，然后跪下来祈祷，船主示意两位抬担架的人离开房间。他们走出屋子，赶走了那群聚集在门外的男孩，并且拉上了门。这位先生似乎对这随之而来的静寂还不满意；他眼睛盯着船主，船主明白了他的意思，便从侧门退进隔壁房间去。这时躺在担架上的人立刻睁开眼睛，苦笑着把脸转向这位先生问道：“你是谁？”这位跪在旁边的先生面无惊色地挺起身来回答说：“里瓦市市长。”躺在担架上的人点点头，有气无力地伸开手臂指着一把椅子，等市长应邀坐定后，他说道：“这我知道，市长先生，可是在刚一睁开眼的瞬间，我总是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我觉得一切都在兜圈子，所以尽管我什么都知道，还是问一问更好。您大概也知道，我是猎人格拉胡斯。”“当然知道了，”市长说，“我是昨天夜里得知您要光临。我们早都睡了。快到午夜时分，我妻子叫醒我说：‘萨尔瓦托’——这是我的名字——‘你瞧窗前有只鸽子。’我一看确实有只鸽子，可大得像只公鸡。它飞到我耳边说：‘已故猎人格拉胡斯明天要来，你以全城的名义去接待他吧！’”猎人点点头，舌头在唇间伸来伸去：“是的，那些鸽子先我飞来了。可是，市长先生，您认为我该不该留在里瓦呢？”“这个我还不能说，”市长回答道，“您死了吗？”“死了，”猎人说，“正如您所看到的。许多年前，这肯定是许多许多年前的事了，我在黑森林——这是德国的一个地方——里追赶一只羚羊时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从那时起我就死了。”“可您不是还活着吗？”市长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猎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还活着。我的死亡之舟走错了航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扳错了舵，还是向导一时心不在焉，或者让我家乡那美丽迷人的风光弄偏了方向。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留在了人间，我的小舟从此便航行在这尘世的河流上。这样一来，我这个只愿意生活在深山里的人死后便在人间各地漫游。”“难道说您就跟天堂无缘吗？”市长皱着额头问道。“我，”猎人回答说，“我始终踏在通向天堂的大梯上。我在这无限漫长的露天阶梯上徘徊着，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永不停息地运动着。然而，每当我使出最大的气力眼看着天堂的大门已在向我频频招手时，我却在自己那破旧的、孤零零地停滞在某条尘世的河流上的小舟里苏醒过来。在我的舟舱里，我那一次死去的根本错误在嘲笑着我，而船主的妻子则会敲敲门走进来，把我们正航行在其岸边的国度的清晨饮料送到我的尸架前。”“一个厄运啊，”市长打着拒绝的手势说，“难道您对此没有一点错吗？”“没有，”猎人说，“我是猎人，这难道是错吗？我作为猎人栖息在黑森林里，那里当时还有狼哩。我埋伏以待，开枪射击，打中后就扒下皮，这难道是错吗？我的工作得到了赞扬，人家称我是黑森林里的伟大猎手，这难道是错吗？”“我不是奉命来评说是非的，”市长说，“可我也觉得错不在其中。那么，究竟又是谁错了呢？”“船主，”猎人说——

〔此处有缺失〕

“那么您现在打算留在我们里瓦吗？”市长问道。“我们没有这个打算，”猎人一边微笑着说，一边把手搭在市长的膝盖上，以抹去这话里的嘲讽意味。“我眼下在这儿，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更多的也无能为力了。我的小舟没有了舵；它随着呼啸在死亡最底层的风漂行着。”

韩瑞祥 译

中国长城建造时

中国长城的最北端已经竣工。修城工程当时是同时从东南和西南方向此地一路伸展过来的，最后连为一体。这种分段修城的方式也体现在东西两路劳动大军的具体施工当中。做法是这样的，大约二十个民工组成一个修城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负责承修约五百米长的一段城墙，相邻的一个小分队则在相对的方向修建一段同样长的城墙。可是在两段城墙合龙之后，不是在这一千米城墙的末端再接着修下去，民工们相反被派往全不相干的地方。这样自然就留下了许多大的缺口，这些缺口只能逐渐地慢慢地填补起来，有些甚至是在整个工程宣告完工以后才补上。而且据说有些缺口根本就没有再被堵塞起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很可能属于那类围绕着长城而产生的各种传说，由于长城工程的漫长，这些传说至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和标准去证实的。

人们或许一开始就会相信，无论从哪方面看，连成一体的修城方式或者至少在两大主要部分内连成一体来修要有利得多。按一般流行和众所周知的说法，修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一个不连贯的长城又怎么能起到防御作用呢？当然不能，一个这样的长城非但不能防御，修城工程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危险之中。那一段段孤零零立在荒凉地带的城墙会很容易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破坏，尤其是当时这些游牧民族出于对长城工程的恐惧，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像蝗虫般地改换他们的住地，所以对工程的进度也许比我们这些修墙的人了解得还要清楚。尽管如此长城大概非这样修不可。要想明白这一点，就得考虑下面这一事实：长城应当为今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提供防御，所以最精心的施工、利用所有以往时代和民族的建筑智慧以及修城工人始终怀有的个人责任感，是整个工程必不可少的前提。虽然可以从民间调用一些没有知识的民工来从事一些下等的工作，比如那些愿意为了较好的报酬出来工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然而，仅是指挥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有头脑、学过建筑业的人；这个人要能够对整个工程的关键所在心领神会。责任越大，要求也就越高。而这样的人还真找得到，即使没有长城工程本应需要的那么多，数量却也相当可观。

人们不是轻率地就动手修建长城的。工程开始五十年前，那时已决定修墙将整个中国围起来，在全国，建筑艺术，特别是泥瓦匠手艺就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而一切其他领域只有在与其有关的情况下才被予以承认。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连站都还站不稳，我们是如何不得不立在老师的小花园里用小石子堆砌一种墙，而老师又是怎样提起长袍，跑着冲向那墙，当然把那墙全撞翻了，尔后他又是怎样为了我们的墙修得不好而狠狠地责备我们，以至于我们号哭着四散奔去找我们的父母。一件极小的事情，可是却很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二十岁通过小学毕业考试时，长城工程刚好开始。我说幸运，是因为从前许多人达到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最高教育后，多少年学无所用，脑子里幻想着最宏伟的筑城计划，却无所事事，四处闲逛，大批人就此潦倒一生。而那些终于以领队的身份加入修城大军的人，哪怕是最低级别的，也确实是当之无愧。那是些对修城进行过许多思考，而且从不停止思考的泥瓦匠，在让民工把第一块石头埋入土中时，他们就感到同工程融为一体了。当然这些泥瓦匠的动力除了一丝不苟工作的欲望外，还有那盼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整个长城完工后的全貌的迫切心情。民工们是没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他们的动力只是工钱。级别高的领队们，就是那些中等级别的领队们，对多方面进展的工程也能够有足够的了解，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可是对那些级别低、精神上远高于他们表面从事的工作的民工们，则必须采取另外的预防措施。譬如不能让他们在一个远离他们家乡几百里的荒凉山区几个月、乃至几年之久一块接一块地堆砌城砖。这种艰辛的、然而就是劳累一生也无望达到目标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而且首先是会使他们对所从事的工作变得渐无价值。所以选择了分段修建的方式。五百米城墙大约可以在五年中修成，那时，在一般情况下队长们自然已是精力衰竭了，失去了所有对自己、对长城、对世界的信任。所以当他们还处在欢庆一千米城墙合龙的高昂激情中时，就把他们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旅途中他们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看到耸起一段段已经完工的城墙，他们经过级别更高的领队们的驻地，接受向他们馈赠的荣誉勋章，他们听到从内地省份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看到大片森林被砍伐用来做修墙的脚手架，看到一座又一座山被凿成城砖，他们在神圣的宗教场所听到虔诚的信徒咏唱，祈祷长城的完工。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的焦躁心情渐渐平息下来。他们在家乡住上一段时间，那里安静的生活使他们恢复了体力。所有修城工人享有的威望，人们聆听他们报告时所表现出来的笃信和恭敬，普通安分的百姓对长城终会完工怀有的信任，所有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灵之弦。于是，像永远希冀着的孩子那样，他们向故乡告别，重新投身全民工程的心情已是急不可待。他们假期未满便提前返回，半个村子的乡亲远远地送他们上路。一路上到处都是人群、彩旗。在这之前他们从未看到过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辽阔、富饶、美丽和可爱。每一个同胞都是兄弟，修一道防御的长城就是为了他们，而他们则尽其所有，以自己的全身心终生感谢。统一！统一！胸贴胸，跳起民众的轮舞，热血不再被禁锢在每个人微不足道的躯壳内，而是甜甜地奔流着，却又是反反复复地循环在广阔无垠的中国大地。

也就是说这样来看的话，分段修建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大概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耽搁这么久也不足为怪，这是整个长城工程的核心问题，虽然乍看起来它似乎无关紧要。如果我想介绍一下那个时代人们的想法和经历，而且又要讲得明白，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怎么深究都不为过。

首先我们大概还是得承认，当时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不逊色于修建巴别塔的时候，然而在敬神方面的表现，至少按一般人的看法，却恰恰与那次建筑时相反。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长城工程的开始阶段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书中他很详细地做了这样的比较。他试图证明，巴别塔绝不是由于一般公认的原因而未能竣工，或者至少在这些已知的原因中没有包含最重要的原因。他的证明材料不仅仅有文献和报告，而且他还自称实地做过调查，调查中发现，塔的建造失败在，也必然失败在地基太弱上。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时代当然要比那早已逝去的时代优越得多。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学过泥瓦匠，在打地基问题上是内行。可是那位学者想说明的并不是这一点，他断言，只有长城才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一座新的巴别塔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先修长城，然后再建塔。这本书当时广为流传，可是我承认，直到今天我还不大明白，他是怎样设想那塔楼的建造的。本身连个圆都不是，而只是一种四分之一或半圆的长城，能成为一座塔楼的基础吗？这恐怕只能是指精神方面。可是那又为什么要修长城呢？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几十万人劳瘁和生命的结果。为什么要在书中绘出修造塔楼的、当然是模模糊糊的草图，做出那些详细入微的建议，即该怎样在庞大的新工程中把民众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呢？

当时——这本书只是一个例子——人们的头脑十分混乱，或许正是因为这么多人试图为了尽可能达到一个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人的本性是轻率的，天生就像飞扬的灰尘，忍受不了束缚；如果是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他就会马上开始疯狂地扯动锁链，把城墙、锁链和自己撕碎，抛向四面八方。

有可能这些同修建长城甚至相悖的想法领导层在决定分段修建时也是考虑到了的。我们——我在这里大概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领导，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在领导的工作间里——这工作间在哪儿，谁坐在那里，我所问过的人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旋转着大概所有人类的思想和愿望，在相反的方向则旋转着所有人类的目标和满足。而透过窗户，神灵世界的光辉返射在领导人正描着图的手上。

所以，对于不囿于成见的旁观者来说不能想象，领导人们若是真心愿意的话，会克服不了修建一座连在一起的长城可能出现的困难。那么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领导们是有意决定分段修建的。可是分段修建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很不实际。再余下的结论便是：领导们想要的就是一种不实际的东西。奇怪的结论！显然是的，但是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有些道理。人们今天可以谈起这些也许不至于冒什么风险。而当时许多人、甚至是最优秀的人的秘密原则是，尽己所能来理解上边的指示，但是只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得停止思考。一个很明智的原则，这个原则还可以通过一个后来常被人引用的比喻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是因为会对你有害而让你停止思考，而且也完全不能肯定就会对你有害。这里根本谈不上有害还是无害。等待着你的就像那春天的河流。河水涨起来，水面变得越来越宽，更有力地滋养着长长两岸的土地，它保留着自己的本性继续流向海洋，变得同海洋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受到海洋的欢迎。——对领导指示的思考就到此为止。——但是随后河水就会漫过堤岸，失去它的轮廓和形状，减缓向下游的流速，并试图违反自身的规律在内陆续形成许多小湖，损坏成片的田野，可是河水却也不能长久地维持着这种泛滥的状况，而是又重新流回堤岸，甚至在接下来的炎热季节可怜地枯竭。——对领导指示的思考不要到这个程度。

这个比喻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可能非常贴切，可是对我现在的论述它的准确性就很有限了。我所做的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性的调查；早已消散了的乌云中不再有电闪雷击，所以我可以就分段修建来寻找一个解释，一个要比当时所能令人满意的更进一步的解释。我思维能力的范围已是相当狭窄，而这里要涉及到的领域却是漫无边际的。

修长城是为了防御谁呢？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我的家乡在中国的东南部。没有北方民族能在那里威胁我们。我们是从古人的书中了解到有关他们的情况的。读到他们那些由天性所决定的残暴行为，我们会禁不住在自己安静的花园小屋里大声叹息。在艺术家逼真的画卷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可诅咒的脸，看到那大张着的嘴、龇露着的长牙，那细眯着的眼睛，好像已在瞟视着猎物，就待用嘴来碾碎撕烂了。如果孩子们不听话，我们就拿出这些画来给他们看，而他们就会马上哭泣着扑向我们的怀抱。可是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情况，更多的我们也就不知道了。我们没有见过他们，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呆在村子里，也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们，就算他们骑着野马径直向我们扑来，追逐我们。——国土无垠，他们到不了我们这里，他们将四处奔逐，直至烟消云散。

情况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家乡，离开那里的河流和桥梁，离开母亲和父亲，离开哭泣着的妻子、需要教导的孩子，到远处的城里去上学，而我们的思想则已飞到了更远的北方的长城呢？为什么呢？去问领导吧。他们了解我们。他们，满怀忧虑，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小本经营，看见我们大家一起坐在低矮的茅屋里，父亲晚上带领家人做的祷告有时令他们满意，有时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允许我这样来想我们的领导人的话，那我就得说，我认为我们的领导层早就存在着了，它的产生不是像那些朝廷的高级官员，这些人会在一个清晨美梦的感召下，匆匆忙忙召集开会，匆匆忙忙做出决议，当天晚上就把老百姓从床上敲起来去执行这些决议，哪怕只是为了举行一个灯会来纪念一位昨天向他们显灵的神，而在第二天早上，灯刚一灭，就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殴打他们。事实是领导层大概是自古以来就有，修长城的决定也是如此。无辜的北方民族以为修城是因了他们的缘故，可敬无辜的皇帝，他以为修城是他的旨意。我们修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缄口不言。

早在修长城的时候，后来直至今天我几乎只在潜心研究比较民族史——有些问题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触及实质——，研究中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有着某些机构异常清楚的民间及国家设施，另外有一些又是异常模糊。探究其中的原因，特别是这第二种情况，一向就是我的兴趣所在，现在依然如此，而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涉及到长城的修建。

无论从哪方面看，帝国制度就属于我们那些最不明确的机构。当然在北京，乃至宫廷官僚当中对这个问题人们多少还是有些明白的，即使这种明白与其说是真的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高等学堂的国家法和历史老师们也声称，对这方面的事情了如指掌，能把这些知识继续传授给学生。学校的级别越低，不言而喻人们对自己知识的怀疑也就越小，围绕着几百年来留传下来的很少几句名言泛滥着山一样高的浅薄和无知，这些至理名言虽然没有失去它们永恒的真实性，然而在这迷雾的包围中也就永远不会被人真正发现。

可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就帝国本身应该问一下老百姓。因为帝国的最后支柱正是他们。这里我当然又是只能谈谈我的家乡。除了土地神以及一年四季为了供奉它们而进行的种种丰富多彩的祭祀仪式外，我们的思想就只围绕着皇帝转。但不是当今的皇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能认识他或者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情的话，我们会想到当今的皇上。我们当然——这是我们心中惟一的好奇——一直在试图打听到任何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虽然听起来奇怪，却几乎没有可能去了解到什么，从香客那儿打听不到，尽管他们云游四方，在远近的村庄打听不到，向船夫也打听不到，虽然他们不仅在我们家乡的小河上航行，而且也在神圣的大江上来往。我们虽然听到很多事情，可是从中却得不出什么结论。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幅员辽阔，没有一个童话故事能涉及它，就是天空也几乎遮不住它，——而北京不过只是一个点，皇宫不过是点中之点。皇帝本人当然又因为是居于世界大厦的顶层而高大。可是那活着的皇帝，像我们一样的人，却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沙发榻上歇息，这床榻虽然算是相当宽绰，可是毕竟可能还是又窄又短。像我们一样，他有时伸伸懒腰，如果他很累，他就张着那线条柔和的嘴打呵欠。然而我们——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已与西藏高原接壤。另外，就算每一个消息能传到我们这儿，可等到了这里也已是太晚、早就过时了的。皇帝的周围拥满了服饰华丽却内心阴暗的侍臣——侍从和朋友的外衣之下隐藏着恶毒和敌意——，这是些同帝国相抗衡的力量，总是在企图用毒箭把皇帝从权力的天平上射下来。帝国是不朽的，可是每一个皇帝都会陨落、倒台，甚至整个朝代会最终灭亡，会挣扎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些明争暗斗和痛苦老百姓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就像来迟了的人、像乡下佬一样站在挤满了人的小巷巷尾，静静地嚼着带来的干粮，而在市场中央，在远靠前面的地方，对他们的君主的处决正在进行。

有一个传说很能表达出这一关系。传说皇上给你个人，你这可悲的臣民，你这渺小的、在皇上的阳光照耀下逃到了最远的远方去的影子，恰恰皇上在临终前从他的卧榻上给你下了一道谕旨。他让使者在榻前跪下，好把这旨令悄悄地说给他。这旨令对他来说是如此要紧，以至于他让使者在耳边再重复给他听。他点点头，表示使者所说的是正确的。临死前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一切有碍视线的墙壁被拆毁，在宽阔的、高高向上延伸的露天玉阶上帝国的大人物们围成一个圈——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他遣走了使者。使者随即就上了路，这是一个强壮的、不知疲倦的人；他一会儿伸出这条胳膊，一会儿伸出另一条胳膊，在人群中为自己开路；遇到了抵抗，他就指指胸前那有着太阳标志的地方；他快步向前，比任何一个人都容易。可是人是这样多；他们的住宅一间接一间，望不到边际。要是敞开一块空地，他将会怎样的健步如飞，而你就会马上听到他的拳头敲打你的门的美妙声音。可是事实正相反，他是多么白费力气，他依旧还在试图挤出最里层皇宫的房舍；他永远也征服不了它们；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他还得挤下台阶；就算他成功了，也无济于事，还得穿过众多的庭院；而出了庭院则是第二层宫阙；随后又是台阶和庭院；又是一层宫阙；就这样几千年地延续下去；就算他终于冲出了最外面的宫门——然而这永远永远也不会发生——，横亘在他面前的还有整个的京城，这世界的中心，密密麻麻地居住着社会最底层的沉渣。没有一个人能从这儿冲得出去，更不用说还揣着一个死者的旨令。——可是，每当傍晚降临的时候，你却坐在你的窗前，梦想着这个谕旨。

我们的人民正是这样看待皇帝，这样的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正在当朝的是哪个皇帝，甚至对朝代的名称也存在着怀疑。学校里学生们按前后顺序学习着许多有关这些朝代的知识，但是人们普遍对此感到没把握，以至于连最好的学生都受到了影响。早已死去了的皇帝在我们的各个村庄里被认为还在当朝，而那个仅仅活在歌谣中的皇帝不久前却发来了一道诏书，由牧师在祭坛上宣读。我们最古老历史上的某些战役现在刚刚打响，邻居满脸兴奋地带着这个消息冲进你的家里。皇妃们倚靠在丝枕上，在狡诈侍从的诱惑下忘掉了贵族的礼仪，她们统治欲膨胀，贪婪粗暴，荒淫无度，她们无休止地一再干着坏事。时间过去得越久，她们的种种恶行在人们的眼里就越显得可怕。终于有一天，当村民们听到一个皇后是如何在几千年以前大口地吮吸她丈夫的血时，才不由得大放悲声。

人民就是这样对待过去的统治者，却把当今的君主们同死人混在一起。假如人的一生中能遇到过那么一次，一个在省里巡视的钦差大臣偶然来到我们的村庄，以执政者的名义提出一些要求，审查税单，在学校里听课，并向牧师询问我们的作为，然后在登轿之前将所有这一切归纳进他的长篇训话，向被赶拢来的村民们宣读。那时大家的脸上便掠过一丝微笑，人们偷偷地相互看看，或者向孩子们俯下身去，为了不让那钦差大臣看见自己。他们在想，他怎么谈到一个死人像在谈一个活人一样，那个皇上不是早就死去了吗，那个朝代也是早就灭亡了的，这位大臣先生在笑话我们，可是我们得装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现，好别得罪了他。我们真正服从的只有我们眼前的君主，因为若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犯罪。在那钦差大臣匆匆离去的轿子后面，人们随便从一个早已腐烂了的骨灰盒里扶起来的一位，跺跺脚就晋升为一村之主。

与此相似，我们那儿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也很少受到国家变革、各个时代战争的影响。这里我想起了发生在我青年时代的一件事情。在一个邻近的、可当然还是相当远的省份爆发了一次起义。原因我记不起来了，在这里也不重要，起义的原因那个地方每天都会产生，那是一群好激动的民众。一次，一个途经那个省的乞丐把起义者的一份传单带到了我父亲的家。那天正是一个节日，我们家里坐满了客人，牧师坐在房间的正中央，仔细地看那传单。忽然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一纸传单在喧闹中被撕得粉碎，那个乞丐，当然已得到了丰厚的馈赠，被推搡着赶出门外，大家四散开来，各去安排自己轻松愉快的一天。为什么呢？邻省的方言同我们的区别很大，而这也表现在书面语言的某些形式上，在我们听来就有点古文的味道。牧师还没读完两页，人们的结论就已经下了。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过了，那些痛苦早就不再放在心上了。虽然——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身上明明白白地显示着那可怕的生活，人们却笑着摇摇头，什么也不想再听。在我们那儿人们就是这样情愿忘掉现实。

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现象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他离真情也就不太远了。我必须一再声明：或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的百姓更忠实于皇帝的了，可是这忠诚没给皇帝带来什么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柱子上蟠踞着一条神龙，有史以来就朝着北京的方向喷吐火焰，表示忠心，可是北京本身对村民们来说要比来生来世还陌生得多。真有那么一个村庄，那里的房屋鳞次栉比，一望无际，比站在我们村里的小山上望得到的还要远，街上昼夜人头攒动吗？对我们来说与其想象一座这样的城市，还不如相信，北京和皇帝是一回事，就像一片云，在阳光下随世纪的更迭静静地浮游。

这类看法的结果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和无约束的生活。绝不是放荡不羁，在我众多的旅行中我还几乎从来没见到过像我们家乡那样纯洁的道德风尚。——然而这却是一种不受任何一条当今法律制约的生活，只信服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训诫和铭文。

我不想一概而论地断言说，在我们省一万个村庄里，甚至在中国所有五百个省情况都是这样。可是或许我可以根据我就这一题目读过的许多文章及我自己的观察——特别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人这种原材料使敏感的观察者有机会在几乎一切省份人们的心灵中遨游——根据所有这一切我或许可以说，关于皇帝存在着的看法各处同我们家乡的总是有着某种共同的特征。我绝不是认为持有这种看法就是一种美德，正相反。虽然产生这种看法主要应由政府自己负责，它至今都未能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或者是因了别的事情疏忽了就帝国的机构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体系，从而也能使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处于其直接的和不间断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着人民在想像力和信仰力方面的弱点，他们未能把帝国从北京的梦幻中活生生地、真实地拉到自己臣民的胸前，虽然臣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哪怕只感觉一次这种接触，沉醉于这一幸福之中。

也就是说这种看法算不上一种美德。然而更为奇特的是，恰恰这一弱点却似乎是统一我们人民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的，如果允许我这样大胆地说的话，这种看法恰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在这一点上详加论述，批评责难，那不是在向我们的良心呼吁，而是要糟糕得多，那是在摇撼我们立足的根基。所以我在调查这个问题时暂时不想再深究下去。

薛思亮 译

〔敲门〕

那是夏季燠热的一天。我和妹妹在归家途中经过一家宅院的门口。我不知道她是出于轻率鲁莽还是因为心不在焉，拍了一下宅院的大门，或者她只是比划了一下而未曾真的打到门。我们大约走了百步远，到了公路左拐处，那儿正是村头。我们不认识这个村庄，可是，过了第一家人家便立刻有人出来，他们或是友善地或是带着警告地招呼我们，他们显得很惊恐，因为惊恐而弯腰低头。他们指着我们刚才经过的大院，让我们别忘了刚才敲过院门。院子主人会控告我们，很快就要审讯。我很沉着，还安慰着妹妹。她很可能根本就未曾敲门，即使她敲了，全世界也不会有个地方为此而开庭审判。我也尽量想让围着我们的那些人明白事情的原委，他们听着我说话，但不加评论。后来他们说，不但我妹妹，连我作为兄弟也将会被控告。我微笑着点点头。我们大家回头望着那大院，就像人家注视着远处的浓烟，等待着看大火出现一样。而我们很快就真的看见一队骑兵进入敞开的院门。尘土飞扬，什么都被遮住了，只有长矛的尖端闪烁着。骑兵队伍好像是一进入院里就立刻转身往我们这边来了。我叫妹妹赶紧走，我会独自把事情澄清的。她不愿意把我一人留下。我说，那她至少也得换件衣服，在大人物面前该穿得比较得体些。她终于听了我的话，上路回家。回家的路很远，骑兵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这儿。他们还未下马就问起我妹妹。她眼下不在这儿，过一会儿就来。人们胆怯不安地回着话。他们几乎是漠不关心地听着，看来重要的是找到了我。带头的有两位先生，一位年轻活泼的法官和他那个不言不语名叫阿斯曼的助手。他们要我走进那家农舍，我摇晃着头，拉拉裤子的吊带，在先生们严厉的目光下晃悠悠地走起来。我几乎还相信，只要一句话，我这城里人就能从这些乡下人群中被解救出来，甚或还能光采地获得自由。但是，当我踏进房舍的门坎时，那位先我而入、已等待着我的法官说：“我觉得这人真可怜。”毫无疑问，他所指的并非我目前的状况，而是行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房间看起来不像是农舍而更像是监牢，大石板地，光秃秃又黑乎乎的墙，有个铁环嵌在墙里，房间正中的木床像是手术台。

（我还有机会呼吸监牢以外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更确切地说，这可能是个大问题，如果我还有希望被释放的话。）

谢莹莹 译

〔邻居〕

我生意上的事全部由我独自负责。前厅有两位小姐管打字和会计工作，我的办公室里放有书桌，钱柜，咨询桌，小沙发，还有电话，这就是我全部的工作装备。一目了然，工作方便。我很年轻，生意做得很顺利。我没得埋怨，没得埋怨。

新年伊始，有一个年轻人一下子租下了隔壁那套小小的空房。那套房我一直犹豫着没有租下，着实太笨了。那也是一室一厅的一套房，不过还带有一间厨房。——房间和前厅我倒是有用——我那两位小姐有时候已感到太挤——，但厨房对我有什么用呢？就因为这小小的顾虑，我眼看着本可租下的房子给别人租去了。如今，这个年轻人就坐在那里，他名叫哈拉斯。他到底在那里面做些什么我不知道。门上挂着“哈拉斯办公室”的牌子。我查探过，人家告诉我，那是一家公司，它做的生意和我做的类似。贷款给他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他毕竟是个力求上进的青年，他的事业或许是有前途的，然而，又不能轻易贷款给他，因为，从一切迹象看，他没有什么财产。当人们什么也不知道时，一般就给人家这样的信息。

有时在梯梯上我会与哈拉斯相遇。他肯定总是极为匆忙，在我面前简直就是急闪而过，我还从未好好看过他。他总是把办公室钥匙预先拿在手中，一刹那间就开了门，像老鼠尾巴似的溜了进去，而我又一次站在“哈拉斯办公室”这牌子前，而它实在不值得我看那么多次。

薄得可怜的墙出卖勤劳诚实的君子，却保护无耻的小人。我的电话正好安在连着邻居房间的墙上。我着重指出这一点，只不过因为它是特别具有讽刺性的事实。即使电话挂在对面那片墙上，隔壁的人也仍然什么都能听见。我已经不再在电话中提起顾客的姓名了。但是，从特征明显但又不可避免要说的用语中猜出姓名并不需要多大的本事。——有时候，我耳朵听着耳机，脚尖顶着电话，不安地跳来跳去，还是避免不了暴露秘密。

当然，因此我生意上的决策变得毫无把握，我的声音会发抖。我打电话的时候哈拉斯在做什么呢？如果要夸大其词的话——要弄清楚事情，你就必须这么做——我可以这么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他用我的电话，他把他的长沙发搬到靠墙的地方窃听着，而我则电话一响就得跑去接，接受顾客的要求，做出重要的决定，长篇大论地劝说，——最主要的是，我打电话时就在无意间通过房间的墙壁把消息都传给哈拉斯了。

或许他根本就不等到通话完毕，而是在得到足够信息后就起身，接着像他惯常那样飞奔到城里，到处乱窜，在我挂电话之前，说不定就已开始在我背后耍起阴谋了。

谢莹莹 译

〔一只杂交动物〕

我养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半像小猫，半像羔羊。它是我从父亲手里继承来的，然而它可是在我手里才长成这个样子。以前它更多是羔羊而不是小猫，现在二者却不相上下。它长着小猫的脑袋和爪子，大小和身材却像羔羊。那对闪烁而温顺的眼睛，那身柔软而紧绷的毛皮，那一个个既像蹦蹦跳跳又似缓慢爬行的动作，二者平分秋色。在阳光照耀的窗户上，它蜷缩成一团，呼噜呼噜地叫着；而一到草地上，它便发疯似的活蹦乱跳，让人难以捉住；它一见猫就躲开，而看到羔羊就想突袭；月夜里，屋檐是它最喜欢走的道，它却不会喵喵叫，见了老鼠就恶心；它会在鸡舍旁一直埋伏好几个钟头，然而它从来还没有利用过一次谋杀的机会。我喂它甜蜜的牛奶，那是它最可口的食物。它大口大口地吮吸着，牛奶穿过它那食肉动物的牙齿流进肚里。当然喽，它是孩子们十分宠爱的观赏物。每逢星期六上午是观赏的时刻，我就把这小动物抱在怀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来围着我。这时，他们便会提出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问题，叫谁也无法答得上来。我也不去费那份心思，而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一点也不多说。有时候，孩子们会带着小猫来，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两只羔羊。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它们之间没有出现相互识别的情形；它们用动物的眼睛相安无事地打量着。显而易见，它们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实。

在我的怀抱里，这小动物既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没有兴趣去扑捉。它偎依在我的怀里，觉得再舒心不过了。哪家养大了它，它就守着那家不舍。这肯定不是随便一种非凡的忠诚，而是一个动物真正的天性。它在这地球上虽说有无数的亲缘，但也许找不到一个亲近的血亲，因此，它在我们这里找到的庇护对它来说便是神圣的。有时候，见它围着我嗅来嗅去，一点儿也离不开我的样子，我就不由得笑起来。可它并不满足于当小猫和羔羊，几乎还想当狗。因此，我当真也相信有相似的地方。它的心里存在着两种不安，有小猫的不安，有羔羊的不安，二者是那样的迥然不同。所以，它觉得自己的皮绷得太紧了。对动物来说，也许屠夫的刀是一种解救，但作为一个遗产，我肯定不同意这样来解救它。

韩瑞祥 译

〔一样每天都发生的事〕

一样每天都发生的事：它的后果就是一种日常的英雄事迹。A和邻村H的B要签订一笔重要的生意。为了先碰个头他到H地去了一趟，来回各花了十分钟，回来后，为了这种神速还在家自我吹嘘了一通。第二天，他又为了最终签订合约再度去了H地，因为预计要好几个钟头才能到达，所以他一大早就出发了。虽然一切情况和昨天一模一样，至少A是这么认为的，他却用了十个钟头才到达H地。当他晚上精疲力竭到达时，人家告诉他，因为他未出现，B十分不快，半小时前已经出发往A住的村子去了，其实他们在路上是该遇上的。人家劝A留下，但是A担心生意做不成，就立刻动身赶路回家。

这次，他没特别在意，却一眨眼就到了家。家人告诉他，B一早就到了——他是在A离开之前到的——他甚至在大门口碰到了A，向他提起生意上的事，但是A说他现在得赶着出门，没时间谈。

虽然A的行为莫名其妙，B还是留下来等他了。他虽也多次问过，A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不过现在还耐心地在楼上A的房间等着。知道还有机会当面对B说明一切，A欣喜万分，他径直跑上了楼梯。眼看就要到楼上的时候，他绊了一跤，扭伤了筋，疼得几乎要昏过去了，连喊都喊不出声，只能在黑暗中啜泣着，就在这时，他在黑暗中听见B，也看见B——不清楚离他很远还是就在他的身旁——忿忿然顿足下楼，从此不见踪影。

谢莹莹 译

〔桑丘·潘沙〕

桑丘·潘沙——他倒是从来没有为此吹嘘过——由于长年累月从晚上到深夜与许多游侠小说和绿林好汉故事为伴，竟然能够把他的魔鬼——他后来为他取名堂吉诃德——的注意力从他的身上转移掉，魔鬼因而毫无顾忌地在外头做了许多疯狂的事，不过因为缺乏一个预定的对象——这对象原该是桑丘潘沙——，他的狂妄行为并未伤害到什么人，而桑丘·潘沙这个自由人，或许是出于责任感，平静地跟着他东征西战，从而得着很多娱乐，而且还从中受益匪浅，直到他死。

谢莹莹 译

〔塞壬的沉默〕

不完善甚至幼稚的方法能使人得救，这个故事是个证明：

为了保护自己不至于受塞壬的诱惑，奥德赛用蜡塞住耳朵，还让人把他牢牢铐在桅杆上，如果这么做有用的话，从一开始所有旅人也都会这么做，除了那些老远就被引诱去的人之外，但是，世人都知道，这样做根本没有用。塞壬的歌声穿透一切，蜡丸更不在话下了，受诱惑者的激情足以使他们挣断比铁链和桅杆更牢固的东西。这一点奥德赛或许也听说过，不过他并不多加考虑。他完全信任那一小团蜡和那些铁链，并为找到如此绝妙的计策而兴奋不已。他朝着塞壬迎面驶去。

然而，塞壬有比歌唱更为可怕的武器，那就是沉默。虽说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但可以想象得出，或许有人曾经躲过塞壬的歌声，但绝没有人能够躲过她们的沉默，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她们。那种由此产生的横扫一切的高傲的感觉，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抵挡得住的。

当奥德赛来到的时候，这群魔法无边的歌唱家果真并没有唱。或许她们以为，只有沉默才能赢得这个对手，或许因为奥德赛一心只想着蜡和铁链而喜形于色，她们见了就忘记了唱歌。

但是奥德赛，让我们这么说吧，并没有听见她们的沉默。他以为她们唱着歌，只有他一个人受到保护而听不见。他瞟了她们一眼，看见她们转动粉颈，深呼浅吸，眼里含泪，朱唇半起，他以为她们正展喉高歌，而歌声在他周围消失。他眼望远方，一切很快就远离他的眼底。塞壬们简直就是在他眼皮底下消失的。当他靠她们最近的时候，他就一点都不知道她们在哪儿了。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的塞壬们，却伸展着、转动着身体，任海风吹着她们令人生畏的松散的长发，将伸张着的利爪搁在岩石上。她们不再想诱惑人，只想尽可能多地捕捉一些从奥德赛巨目中射出的光芒。

如果塞壬们有意识的话，她们当时就会遭灭门之祸。而因为情况不是那样，她们存留下来了，只不过奥德赛逃离了她们的魔掌。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段补遗。传说奥德赛诡计多端，是只老狐狸。他的内心深处就连命运女神也侵入不了。虽说正常人无法理解他的这种做法，但说不定他真的觉察到塞壬们沉默着，而他将计就计，演出上面说的那一幕，以之作为盾牌，抵挡塞壬和诸神。

谢莹莹 译

〔普罗米修斯〕

这传说试图解释那不可解释的。因它的根据来自真理，它就必定又终于不可解释。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有四种：

根据第一种传说：他为着人类而背叛了诸神，因而被罚铐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诸神派老鹰去啄他的肝，而他的肝不停地重新生长。

根据第二种传说：普罗米修斯被啄而疼痛万分，不停地靠紧岩石而越来越深地嵌入岩石里，最终他和岩石结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经过几千年，普罗米修斯的背叛被忘却了，诸神忘却了，老鹰忘却了，他自己也忘却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人们对这毫无道理的事厌倦了。诸神厌倦，老鹰厌倦，伤口也厌倦地合上了。

留下的是那无可解释的岩石山。

谢莹莹 译

〔夜〕

深深沉陷在夜里。就像我们偶尔低头沉思时一样，整个人完全沉陷在夜里，周围都是睡着的人。这是一出小小的戏，一种没有恶意的自欺，人们以为他们睡在屋里，睡在结实的床上，屋顶密不透风，床上被褥齐全，他们或是摊开或是屈起身子自由舒适地睡着。事实上，他们现在像从前曾经经历过的、像以后也将要经历的那样，聚集在荒漠旷野里，餐风露宿，数不清的人挤在一起，有一支军队，还有一群百姓，他们就这样被抛在他们从前站立的地方，在天寒地冻中，头埋在臂弯里，脸朝着地，均匀地呼吸着。而你在守望，你是诸多守卫中的一名，挥动手中的火把就看见下一个守卫在你身旁。你为何守望？按规矩必须有人守望，必须有人守在那儿。

谢莹莹 译

〔拒绝〕

我们的小城不靠近边境，根本不靠近，它离边境还非常远，所以，小城里还没有一个人到过边境，到边境去得穿过荒凉的高原，当然也有广阔的富饶地区。只要想象一下这条路的一部分，就够让人疲惫的了，更长的路就根本不堪设想了。路上还有一些大城市，比我们的小城大得多。十个我们这样的小城并排摆开，上面再加上十个这样的小城，也赶不上一个这种庞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是在去边境的路上不会迷路，那么也肯定会迷失在这些城市里，而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太大了。但是，比边境离我们更远的，如果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的话——就像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二百岁的人更老——比边境离我们小城还远得多的是首都。我们偶尔还能听到边境战事的消息，但是，首都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是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因为政府官员当然与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每两三个月，他们就能得到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奇怪的是，我们小城中的人，竟然一声不响地遵从来自首都的所有命令，这一再令我感到震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这里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在首都，最高统治者相互取代，甚至连王朝都被消灭或推翻，新的王朝又重新开始，上个世纪，甚至连首都也被摧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后来，新首都也被摧毁了，旧都城又恢复了，这一切，对我们的小城其实毫无影响。我们的官员一直呆在他们的职位上，高级官员们都来自首都，中级官员们至少是外面来的，最低级的官员才出自我们当中，此事历来如此，我们也满意。最高官员是最高税务官，他有上校军衔，大家也这么称呼他。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但我认识他已多年，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上校了，开始，他升迁得很快，后来就似乎停滞不动了，但对我们这座小城来说，他的军衔已足够高，再高的军衔，我们就无力接纳了。每当我想象他的样子时，眼前总是出现他家那幢位于集市广场上的房子，他坐在平台上，身体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头上的屋顶上飘扬着帝国的国旗，平台非常大，甚至有时能在那里举行小型军事演练，四周晾着洗好的衣物。他的孙儿们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周围玩耍，他们是不许到下面的广场去的，其他孩子不配跟他们玩，但是，广场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把头从栏杆之间伸出去，当下面的孩子吵架时，他们就在上面跟着吵。

这个上校统治着这座小城。我想，他从没给任何人看过他的那份委任书。他肯定也没有这么一份文件。也许他真的是最高税务官，但这就是一切吗？难道这就使他有权力掌管所有行政部门吗？他的职位对国家是很重要，但对于市民却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人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大家说过：“你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了，那么请把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实际上，他并不是自己抢来这个统治权的，他也并非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最高官员，只是长期以来自动形成的，上校只不过是遵从了这个传统，像我们一样。

然而，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等级的差别也不算太大，但他的确与一般市民截然不同。如果有个代表团带着一个请求去见他，他就会像世界的墙壁一样站在那里。他后面什么也没有，人们猜测着那里还继续有几个声音在低声说话，不过那很可能是错觉，因为他就是一切的终结，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人们得见过他在这种接见时的样子才能明白。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去向他请求政府资助，因为最贫困的城区被一把火烧毁了，那次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当时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便把我带去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像这样的热闹，人人都争着去看，因为人多，几乎分辨不出谁是代表团的；由于这种接见通常都是在平台上举行，所以有些人就从集市广场攀着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了解上面事情的发展。当时是这样布置的，平台大约四分之一是留给上校的，其余地方挤满了人。几个士兵密切注意着一切，同时在上校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实际上，一个士兵就足够应付一切了，因为我们非常惧怕他们。我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很远的地方，他们长得非常相像，甚至用不着穿制服。他们个子矮小，并不强壮，但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是那口粗壮的牙齿，把口腔塞得满满的，还有就是他们那细小的双眼发出一种不安的光。由于这两点，他们就成了让孩子们害怕的人，但同时也是孩子们的乐趣，因为孩子们总想被那牙齿和眼睛吓唬一下，然后再惊恐地跑开。这种童年时代的惊吓，很可能到成年以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再继续起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那些士兵说着一种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且他们也不能适应我们的语言，这使他们变得隔绝，不可接近，不过这也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沉默、严肃、呆板，他们其实不做任何坏事，但却让人觉得他们坏得无法忍受。比如说，一个士兵走进一家商店，买个什么小东西，靠在柜台边站着，听别人谈话，很可能什么也听不懂，但他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自己却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说话的人，然后又盯着听的人，手放在腰带上那把刀的刀柄上。这令人十分厌恶，于是大家都没有了聊天的兴致，纷纷离开商店，直到店里完全空了，那士兵才走。所以哪里有士兵出现，我们活跃的百姓就会变得沉默寡言。那一次也是如此。像在所有隆重场合一样，上校站得笔直，向前平伸的双手握着两根长竹竿。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大概的意思是：他这样支撑着法律，而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平台上将会发生什么事，但人们却习惯于每次都重又大吃一惊，那次也是，那个被指定发言的人不愿意开口，他已经站在上校对面了，却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借口又挤回人群中。另外就再也找不出愿意发言的合适人选——而不合适的人中却有几个毛遂自荐——当时混乱不堪，人们于是派人去找各种以能说会道著称的市民。这整个期间，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随着呼吸，他的胸部剧烈起伏。他并不是呼吸困难，只是他的呼吸非常明显而已，就像青蛙呼吸一样，只不过青蛙总是这样呼吸，而在他这里就不同寻常了。我悄悄从两个大人中间钻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观察着他，直到一个士兵用膝盖把我踢开。在此期间，那个原来选出来发言的人又打起精神，由两个同来的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讲话。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这个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讲话中，一直微笑着，那是一种最谦卑的微笑，它徒劳地试图在上校脸上唤起哪怕一丝微小的反应。最后，他提出了请求，我想他只是在请求减免一年的赋税，可能还请求能以低廉一些的价格购买皇家森林的木材。然后，他深深一躬不起，除了上校，士兵和后面站着的几个官员，所有人都弯腰鞠躬。作为孩子，我觉得好笑的是，站在平台旁梯子上的那些人不得不下几阶横木，以免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间歇时刻被看见，同时，他们还好奇地把头稍稍探出平台的地面，随时打探情况。这样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官员，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走到上校面前，努力踮起脚尖，而上校除了深深的呼吸之外，仍然一动不动，他朝那官员耳语了几句，于是，官员拍了拍手，大家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请求已被拒绝。你们走吧。”一种不可否认的如释重负感掠过人群，大家都往外涌去，没有人特别注意上校，他又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我只是看到，他疲惫地扔掉竹竿，竹竿掉到地上，然后，他倒在一张几个官员抬来的靠背椅上，急忙将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事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虽说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请求被满足，但那就好像是上校作为有权力的个人，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做的，所以，要对政府保守秘密，——当然，这话并没有直说，但整个气氛如此。在我们的小城里，据我们的判断能力，上校的眼睛就是政府的眼睛，但是也有一种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不能深入探究的。

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肯定会遭到拒绝。然而奇怪的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就过不下去，所以，去找上校获取拒绝，绝对不是一种形式。人们一次又一次精神饱满，严肃认真地去那里，然后离开，虽然不是群情振奋，兴高采烈，但也不感到绝望和疲惫。

据我的观察，有某个年龄层的人感到不满，这是些十七到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不可能早早地就预感到最无足轻重的事情的影响，更何况某种革命思想的影响。正是在他们中间，不满情绪在悄悄蔓延。

任卫东 译

关于法律的问题

我们的法律并非人人清楚，这些法律是一小群统治着我们的贵族的秘密。我们深信，这些古老的法律被严格遵守着，但是，被自己所不清楚的法律统治着，到底是一件叫人痛苦万分的事。我这么说时，所想到的并不是法律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以及当法律只由个人解释，全体百姓对此没有发言权时所引发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或许也并不十分严重。我们的法律实在很古老，几百年来对它们的阐释工作一直未曾中断，阐释条文大概也已变为法律了。虽然对法律还存有阐释的余地，但已很有限了。此外，贵族们解释法律时，显然不至于受自己利益所驱使而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因为从一开始法律就是为贵族的利益而立的，他们不受法律制约，也正是出于此。法律完全由贵族掌管，这么做自然有其明智之处。——谁会怀疑古老法律的明智呢？但这也正是我们痛苦之所在，这大概是避免不了的。

另外，这些伪法律是否存在，我们其实也只能猜测。传统上，大家认为法律存在，并且作为一种秘密交于贵族掌管，但是除了是老传统，加上因为老而可信之外，法律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因为根据这些法律，它们本身的存在必须严守秘密。我们民间很早就密切关注贵族的行为举止，先人记录下的笔记，我们都保存着，而且十分认真负责地续写着，以为在纷纭错综的事实中看出了某些规则，某些历史现象也能从中得到解释，但当我们想根据这些精心筛选整理出的结论安排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时，我们毫无把握。这一切或许只是一种理智的游戏，因为我们在此试图猜测的法律或许根本不存在。有一小派人士真的有这种看法，他们企图证明，如果有法律，那么它只能是：贵族的行为即法律。这一派人士只见到贵族行为的任意性，他们驳斥民间传统，认为这种传统或许偶尔凑巧有点小小用处，而它带来的弊病却极为严重，因为它使得老百姓对将要发生的事抱一种错误虚假的安全心理，这会使得他们麻痹大意。人们无法否认这种弊病，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传统还远远不足用，还得加大力度去研究。而资料看起来虽然庞大，实际上还是太少太少了，想要得到足够的资料，还得再有几百年的时间。这样看待未来使得当今的日子黯淡无光。只有靠一种信念，我们才能重抱希望，就是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传统和传统研究会终结，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一切会变得清清楚楚，法律只属于民众，贵族会消失。这么说并非痛恨贵族，反对贵族，完全不是，没人这么想。我们痛恨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不配有法律。正因为这样，那一派根本不相信有法律的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很具吸引力，但他们人数仍然很少，因为他们也完全承认贵族以及贵族存在的权利。

实际上只能以一种矛盾的说法来形容这一事实：如果有一个派别既对法律抱有信念又弃绝贵族，那么它立刻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但是，这样的派别不可能产生，因为没有人敢于弃绝贵族。我们就生活在这刀刃上，一位作家曾经如此总结过，我们必须接受的惟一可见的法律就是贵族，难道我们要使自己连这惟一的法律也失去？

谢莹莹 译

〔征兵〕

征兵往往是必要的，因为边境的战事从未停止，征兵的过程如下：

首先下达指令，在某一天，某个城区的全体居民，不管男女老少，必须呆在自己家里。通常要到中午时分，负责征兵的那个年轻贵族才出现在城区的入口处，而一小队士兵，有步兵也有骑兵，从破晓时分起就已经守候在那里了。这是个年轻人，身材瘦削，个子不高，体质虚弱，衣着不整，眼神疲惫，浑身焦躁不安，就像是个病人总在打寒战。他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只用他身上惟一的装备——鞭子示意了一下，几个士兵跑到他身边，他走进第一所房子。一个认识这个城区所有居民的士兵宣读了这所房子住户的名单。通常所有人都在，已经在屋里站成一排，眼睛注视着那位贵族，好像他们已经是士兵似的。但是也有可能偶尔缺一个人，而且总是男人。这时，没有一个人敢说出个借口，或者甚至撒个谎，大家只是默不作声，垂下眼睛，这所房子里的人违抗了命令，这个命令带给人的压力几乎无法承受，但是，那位贵族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使所有人都不敢动。贵族示意了一下，那简直算不上是点头，只能从他的眼睛里读懂他的意思，两个士兵开始寻找那个没到场的人。这根本用不着费力。他从没有出过这所房子，他也从没真想逃避兵役，他只不过是因为害怕才没来，然而，使他未能到场的恐惧，也不是对服兵役的害怕，而是他就是怕见人，这道命令对他来说简直是太大了，大得令人疲乏，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到场。但也是因此他没有逃跑，他只不过是藏起来了，他听见贵族进了房子后，肯定是悄悄从藏身之处溜了出来，走到屋门口，立刻就被那些出来的士兵抓住了。他被带到贵族面前，贵族用双手握住鞭子——他太虚弱了，一只手什么也干不成——抽打这个男人。这并不太疼，然后，一半是出于筋疲力尽，一半是出于厌恶，他扔掉了鞭子，被鞭打的人必须捡起鞭子，交还给他。之后，这个人才可以站到其他人的队列中去；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被招募。但是，也有可能，甚至更经常的是，在场的人比名单上的多。比如说，可能会有个陌生的女孩站在那里，望着那贵族，她是从外边来的，可能是外省的，是征兵把她吸引来的，有很多女人无法抵御这种外地征兵的诱惑，——家乡的征兵则意义完全不同。奇怪的是，如果一个女人屈服于这种诱惑，大家并不认为那是什么丢脸的事，恰恰相反，有些人认为，这正是妇女必须经历的事，这是一种债务，是一种她们向自己的性别偿付的债务。另外，事情的进行也总是相似的。一个女孩或妇人听说某个地方，或许离得非常远，她的亲戚或朋友那里，正在征兵，她就请求家人允许她前往，家人同意了，这种事是不能拒绝的，于是，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比平日任何时候都快乐，同时又表现出与往常一样的镇静，友好和冷淡，而在这所有的镇静和友好后面，她又是难以接近的，就好像一个正在回乡途中的陌生人，此刻什么也不再想。在那即将进行征兵的家里，她受到完全不同于寻常客人的接待，一切都围着她转，她得把所有房间都看一遍，从所有窗户探出身去看看，如果她把手放在某个人头上，那意义真是超过天父的祝福。当这家人准备应征时，她得到的是最好的位置，那是靠近门边的位置，在那里，她会被那个贵族看得最清楚，也能最清楚地看见他。但是，她所得到的礼遇，只是到贵族进门为止，从那以后，她就黯然失色了。他根本不看她，也不看其他人，即便他把目光落到某个人身上，那人也不会感觉到。这是她没有料到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她肯定料到了，因为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是，促使她到这里来的，也并不是与此相反的期望，而只不过是现在将要完结的东西。她感觉到巨大的羞愧，一种我们的妇女通常可能永远不会体会到的羞愧，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是硬挤进了一场别处的征兵，于是，当那个士兵宣读名单，而她的名字没有出现，趁着那片刻的沉默，她缩着身子战栗地溜出大门，背上还挨了士兵一拳。

如果多出来的是个男人，那他惟一的愿望就是一起被征募，尽管他不是这所房子里的。但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像这种多出来的人，以前从未被征入伍，今后，这类事情也决不会发生。

任卫东 译

〔海神波塞冬〕

波塞冬坐在书桌旁仔细计算着。管理全部水域的工作着实繁重。他本来能够要多少助手有多少，而他也的确有许多助手，可是因为他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什么都要亲自再计算一遍，助手们便帮不了他多少忙了。倒不能说这工作给他带来什么乐趣，其实他处理这些事，只不过因为这是他分管的工作，他也曾多次要求换个如他所说的叫人高兴一点的工作，但无论提议给他什么工作，他总是感到不如原先的合他的意。事实上，要给他找份别的工作也不容易。随便把某一片海域划归他管是行不通的事。一则，如此一来计算的工作并不减少，只是更加琐碎罢了，更主要的是伟大的波塞冬永远只能坐在要位上，海域之外的职位更不能请他担任。只要想到这个，他就觉得痛苦难当，这位神就会呼吸困难，他那尊贵的胸膛就会颤动不已。其实人家并不认真对待他的诉苦，当一位大人物痛苦的时候，别人当然要假装努力顺着他的意思去做，尽管事情根本不可能做成。没有人想过要把波塞冬从他的位置上换下来，从开天辟地起。他就被任命为海神，这一点可是改变不了的。

令他最为恼怒的事是——主要就是这件事引起他对现任职位的不满——他听说人们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比如想象他总是手握三叉戟驾着马车在水上到处闲逛，而这时他正坐在大洋之底不停地计算着，日子单调无趣，惟一的调剂就是偶尔到朱庇特那儿去走一趟，而这种造访每每使他大怒而归。就这样，他简直就未好好看过大海，只有匆匆上奥林波斯山时瞟上一眼，更不要说真正地逛逛大海了。他常说，他就这样等着世界末日的到来，那时，当他检验过最后一项计算，就在终结之前的一刹那，该会有片刻的安宁，那么他就可以抓住机会快速地游览一遍大海了。

谢莹莹 译

〔集体〕

我们五个人是朋友。一次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从一座房子里出来，最先出来的一个站到门旁去，接着出来第二个，他就像水银珠一样轻轻从大门里溜了出来，出来后，就站到离第一个人不远的地方去。跟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也都陆续出来了，最后我们大家排成一排。人们注意到我们了，他们指着我们说：“这五个人现在从这座房子出来了。”自那时起，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如果不是有第六个人老是要掺和进来的话，我们的生活会很平静。他不招惹我们，但我们讨厌他。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非要挤到人家不欢迎他的地方去呢？我们不认识他，也不想收留他。我们五个原先也互不相识，就是现在也可以说仍然互不相识，但是，在我们五人间行得通的、能被容忍的事，在第六个人那儿就不行了。还有，老是黏在一起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个老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们既然已经在一起了，就这么着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已有了经验，我们便不要成立新的集体。怎么才能让这第六个人明白这一切呢，详细冗长的解释几乎意味着我们已接纳他进入我们的圈子，所以我们不想解释，我们就是不接纳他。即使他把嘴皮磨破，我们还是用手臂把他推开，但我们无论怎么推他，他仍然来找我们。

谢莹莹 译

〔城徽〕

初建巴别塔的时候一切都还相当有规可依。细则甚至于可能是太多了，人们过于注重路标、翻译、工人住处以及路与路之间的连接，就好像有几百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建塔似的。当时具代表性的意见甚至于认为，塔建得越慢越好，按照这种意见行事，不必刻意夸张就可以说，就连地基也别想打。他们提出的论点是这样的：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造一座通天塔这一想法，与这想法相比，其他任何事都是次要的。这想法一旦成型，就再也不会消失，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强烈愿望，要把塔建成。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不必为将来担忧。相反，人的知识越来越多，建筑工艺现在比以前有所进步，以后还会继续进步，我们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工程，一百年后也许只需半年，而且会做得更好、更坚固。为什么现在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呢？如果有希望用一代人的时间把塔建成，那么，这么做还有意义。但是，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比较有可能的是，下一代人有更丰富的知识，会觉得上一代人所建造的不好而把它拆了重建。这样的思路使人无力行动，大家更关心的是建造工人生活的城区，而不是塔。各地的人都为自己争取最好的住宿地。因而争端纷起，甚至大打出手，演出流血事件，这样的争端从此再也没有停止过。这些争端又成为领导者的借口，他们认为大家既不能以全副心力建塔，那么缓慢建造，或者等到全面和平时再来建造，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不只是争斗花费了时间，在休战的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城区修建得更美丽，因而招来妒忌，引出新的争端。第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度过了，继之而来的每一代人所做的毫无二致，只不过他们的技巧越来越高明，也就越来越好斗了。再加上从第二代或第三代开始，他们就看出建造通天塔之无稽，然而彼此纠缠在一起且陷得已深，离不开这个城市了。

所有从这里产生的传说和歌谣都充满一种渴望，渴望预言中那一天的降临。那一天，一只巨大的拳头将连续五次击打这座城，把它打得粉碎。因此之故，这座城的城徽上便有了一只拳头。

谢莹莹 译

〔舵手〕

“我不是舵手吗？”我喊道。“你？”一个肤色黝黑个头高高的男人问，他还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好像在抹掉一个梦似的。我在黑夜里掌着舵，昏暗的灯光从头顶上照下来。现在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把我推开。因为我不退让，他就当胸踢了我一脚，把我慢慢踩到地上去。而我还抓紧舵把，倒下时带着舵毂转了一圈。那人握住舵，把它转回原处，我则被他一脚踢开。还好，我脑筋转得快，跑到通往船员睡舱的入口处大喊：“船员们！同伴们！快来呀！一个陌生人把我赶开，他抢占了船舵！”他们从船舱里慢慢爬上来，一些摇摇晃晃强壮而疲倦的家伙。“我是舵手吗？”我问。他们点点头，但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那个陌生人。他们站成半圈围着他，他用命令的口吻对他们说：“别妨碍我，”他们就聚拢在一起，对我点点头，就下楼梯回船舱去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啊！他们也思考吗？或者他们只是失魂落魄踯躅于大地之上。

谢莹莹 译

〔考验〕

我是个仆人，但是我没事做。我胆子小，什么事也不凑到前面去，甚至也不凑到众人中间去，但这只是我没事做的一个原因，也有可能与此一点关系也没有，主要原因还在于，人家并不喊我做事，别的仆人被叫去做事，但他们并没有比我更多地去谋求，或许连想都不想被叫，而我偶尔倒还有很强烈的被叫的愿望。

所以我就这样躺在仆人睡房的木板床上，无聊地看着屋顶的横梁，睡了醒，醒了睡。有时我到对过卖酸啤酒的小酒店喝喝酒，酒太难喝了，有时整杯被我倒掉，过后仍然喝它。我喜欢坐在那里，因为在那里我坐在关着的小窗户后面，没有人看得到我，而我可以看到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不过看不到什么动静。我相信，对着街这边的是走廊的窗户，而且还不是通向主人居室的走廊，我也有可能弄错，不过有个人是这么说过的，也不是因我问他他才这么说的，况且，这房子的正面给人的印象也证实这一点。这些窗户极少打开，如果开了，也是个仆人打开的，为的是可以靠着栏杆往下瞧瞧。可见，这是他不至于别人撞见的地方。我不认识这些仆人，老在楼上忙活的仆人不睡我们屋里，他们睡在别处。

一次我到小酒店时，我的观察座上已坐了一个客人。我不敢多看，在门口就立刻转身要走。但那位客人招呼我和他一起坐，原来他也是个仆人，我不知在哪儿见过他，只是没有同他说过话。

“你为什么要走呢？坐过来喝一杯吧！我请客。”我就这么坐下了。他问了我一些事，但我回答不了。我甚至连问题也搞不清楚，所以我说：“你现在大概后悔请我了吧？那我走吧，”说着，我就要站起来，但他把手伸过桌子按我坐下。“留下来，”他说，“刚才只是一次考验，回答不了问题的人及格了。”

谢莹莹 译

〔兀鹰〕

一只兀鹰啄着我的脚，靴子和袜子都已撕开了，现在它已经啄到脚上的肉了。它总是先进攻，接着急躁地绕着我飞几圈，然后再继续下一轮的进攻。有一位先生经过这儿，他看了一会儿后问我，对这种事为什么忍让。“我根本无法抵抗，”我说，“它一来就啄我，我自然想把它赶走，甚至试图把它掐死。但这样一只猛禽力大无比，它还想来抓我的脸。如此一来，我就情愿牺牲脚了，现在两只脚都快给撕碎了。”“您怎能让自己受这样的折磨，”这位先生说，“给它一枪，鹰就完蛋了。”“真是这样吗？”我问，“您愿帮我这个忙吗？”“愿意，”这位先生说，“只是我得先回家拿枪，您还能等半小时吗？”“我不知道，”我说，有好一会儿我疼得整个人僵硬地站在那儿，接着我说，“求您无论如何试试吧。”“好的，”这位先生说，“我会快去快回。”我们说话时，鹰静静地听着，目光不住地在我和那位先生之间来回游移着。现在我看出，它什么都明白了，它振翼而起，绕了一个大圈，而后借力冲了下来。它的喙像只标枪从我嘴里深深刺入我的身体。我向后倒下时带着一种解脱的感觉，感觉到它如何在我身体深处被那能淹过一切岸边的血无可救药地淹死了。

谢莹莹 译

〔小寓言〕

“啊！”老鼠说，“世界天天在变，变得越来越窄小，最初它大得使我害怕，我不停地跑，很快地在远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墙壁，而现在——从我开始跑到现在还没多久——我已经到了给我指定的这个房间了，那边角落里有一个捕鼠器，我正在往里跑，我径直跑进夹子里来了。”——“你只需改变一下跑的方向，”猫说，说着就一口把老鼠吃了。

谢莹莹译

〔陀螺〕

有个哲学家老是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转悠，只要见到哪个孩子有陀螺，他就跟在后面伺机而动。陀螺一转动，他就追着去抢。孩子们大叫大闹，不让他靠近他们的玩具。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每当他逮住一个还在转动的陀螺时，他就大喜过望。不过只高兴那么一下子，接着他就把陀螺扔到地下走开了。他相信，认识了任何一件小事物，例如认识了转动着的陀螺，就足以认识一般事物。因此他不研究大问题，认为那太不经济了。如果最小最小的事物真正被认识了，那么所有的事物也就都清楚了，因此他只研究旋转着的陀螺。每当有人准备转陀螺时，他就心怀希望，觉得这次一定会成功。而当他气喘吁吁跟着陀螺跑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已成功在握，但当他手中拿着那不起眼的小木块时，他就感到极不舒服。孩子们的吵闹声他原先听不见，现在突然直冲着他的耳朵而来，将他赶跑。而他则像一个没被抽好的陀螺一样，蹒跚而行。

谢莹莹译

〔出发〕

我叫人从马厩把马牵出来。仆人听不懂我的话，于是我自己到马厩去，给马上了鞍，骑了上去。远处传来喇叭声，我问他这表示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见。到了大门口，他把我截住，问我：“主人，你骑马要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只要离开这里，只要离开这里。只有持续不断地离开这里，我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你是知道你的目的地的？”他问。“是啊，”我回答，“我不是说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的。”“你没带着口粮，”他说，“我不需要，”我说，“旅途这么远，如果中途得不着吃的，我肯定会饿死。带什么口粮都救不了我。谢天谢地，这是一次真正不寻常的旅行。”

谢莹莹 译

〔辩护人〕

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辩护人。我无法得知详情。所有人都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那些比较肯接受我的人，也就是我老在走道上见到的那些人，看起来像臃肿的老太婆。他们戴着蓝地儿白条能遮住全身的大围裙，摸着肚子，很笨重地来回转着。我连我们是不是在法院里都无法得知。有些迹象让人觉得这是法院，很多别的迹象又让人怀疑。在许多事情中，最让我觉得这里像法院的是一种不停地从远处传来的喧嚣声，说不清来自哪个方向，所有空间都充满这种声音。你可以假设，它来自四面八方，而显得更准确的是喧嚣声的来源恰恰就是你正站着的地方，但这绝对是幻觉，因为它的确来自远处。这些覆盖着简单拱顶的狭窄纡曲的过道两旁的门很高，没有什么装饰，好像为了极端的安静而设。这是博物馆或者图书馆的过道。如果这不是法院，我为什么在这儿找辩护人呢？因为我到处都在找辩护人，到处都需要辩护人。我在别处比在法院更需要他，因为法院根据法律判决。我们应该如此假设，如果我们假设法院办事草率不公，那么我们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们应该信任法院，相信法院赋予庄严的法律足够的活动余地，因为这是它惟一的任务。但在法律之中，只有起诉、辩护、判决，任何人为的干预都是一种亵渎行为。不过判决的决定过程则不同，判决根据调查而定。到处都得去调查，亲人或陌生人，朋友或仇敌，家中或公共场合，城市或乡村，总之，到处都得问。这时，我们就大大需要有人为我们说话了，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辩护人，需要最好的辩护人。一个紧连一个，筑成一道活生生的墙，因为辩护人生性不好动，而起诉人则狡猾如狐，迅速如鼬，他们还像看不见的小老鼠，能穿过最小的间隙，穿过辩护人的大腿缝，所以要小心，所以我在这儿，我来收集辩护人。可是我连一个也还没找到，只有这些老太婆在这儿不停地来回走着。如果我不是在寻找，我一定昏昏欲睡了。我没找对地方，可惜我无法不得出这样的印象。我没找对地方，其实我应当到一个有各式各样的人聚集的地方去，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的地方，我应当得到机会，从一大群人中间仔细选出那些能看中我、对我有用、对我友善的人。最为合适的地方也许是一个热闹的大庙会，而我却在这些过道里闲逛。这儿只能见到这些老太婆，就是她们也为数不多，并且永远是同样的那几个人。就连这为数不多的走得很慢的几个人我也逮不住，她们从我身旁溜走，像乌云一样随风飘走。她们专心致志地不知在忙些什么。我为什么盲目闯入一栋房子，不先看看大门上的牌子就进到过道里，并且如此死死守在这儿，弄得自己一点儿也记不得是何时到大门口的，何时上楼的。但是我不能走回头路，这样浪费时间，这样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我无法忍受的。什么？在这由一种焦急的喧嚣声伴着的短促的生命中跑下楼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命中注定拥有的时间是这么样的短，浪费一秒钟就等于浪费一生，因为生命永远只有你浪费掉的那么长，多一点儿都没有。你如果开始走上一条路，那么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走下去，你只会有所得，你不会有危险，也许最终你会倒下，但是如果你走了一步之后就回头，即使只是下了楼梯，那么你就等于一开始便倒下了，而且并非也许会，而是确定无疑会倒下的。因而，如果你在过道上找不到所要的，就打开门，门后找不到所要的，还有另一层楼，如果你在上面找不到所要的，这也不打紧，你可以飞奔上新的楼梯。只要你不停止上楼，阶梯永远不会完结，在你向上走的脚步下，梯子不断向上衍生。

谢莹莹 译

〔荆棘丛〕

我误入一块穿不过的荆棘丛，大声喊公园管理员，他立刻就来了，但是他到不了我跟前。“您是怎么到那荆棘丛中去的呀，”他叫喊着，“您不能从原路走出来吗？”“不可能，”我喊着回答他，“我一边静静散步，一边想事情，忽然就发觉自己陷在这里面了，简直就像是我到这儿以后树丛才长起来似的。我出不来了，我完了。”“您简直像个孩子，”管理员说，“自己先从一条禁止通行的路挤到这野树丛中，现在又诉苦。您又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您是在公园里，有人会把您弄出来的。”“公园里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树丛，”我说，“人家怎么救我呢，谁也进不来。要救我的话，就得马上动作，天已很晚，夜里在这儿我可受不了，我已经被刺刮得伤痕累累了，我的夹鼻眼镜掉到地上去了，找也找不着，没有眼镜我等于半瞎。”“是没错，”管理员说，“不过您还得耐心稍等一会儿，我怎么也得先找来工人砍出一条路，而在这之前得先拿到公园管理处主任的许可。所以，您得有点耐心，还得有点男子汉气。”

谢莹莹 译

〔一条狗的研究〕

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可从根本上看又没什么变化！现在回首往事，怀想我还生活在狗类中的时光，那时我忧他们之所忧，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细细观察却发现，这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对头，就有一个小小的断痕，当我置身于最可尊敬的狗民族的活动中时，总有些不自在，有时甚至在很熟悉的圈子里，不，不是有时，而是经常，我只要看见一位可爱的狗同胞，仅仅是看见，只要发现他有什么新鲜之处，就觉得难堪、惊骇、手足无措，甚至感到绝望。我做了一些努力来宽慰自己，听我吐露过这心事的朋友们也帮助我，于是岁月过得安宁些了。——其中虽然不乏意外，但我较从容地面对他们，较从容地将之纳入生活，他们可能使我感到忧伤疲惫，另一方面却使我挺了过来，表明我有些冷漠、拘谨、胆怯、精打细算，总体上看却是条不折不扣的狗。假若没有这些休养间隙，我怎么可能活到这把年纪，安享天年？我怎么可能最终达到这种安宁，以这种平静的态度观察我年轻时的恐惧并承受我年老时的恐惧？我怎么可能从我自己所承认的不幸或者——说得谨慎些——不很幸运的天性中得出结论，并几乎完全依据这些结论生活？我离群索居，形影相吊，只从事我的毫无希望却不可或缺的小研究，我就这样生活着，但并没有因为相距遥远而失去对本民族的宏观把握，经常有消息传到我这儿来，我也时不时地让他们听到我的消息。大家对我很尊敬，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却并不介意，就连我偶尔看见的远远跑过的小狗们也毕恭毕敬地向我问好，他们是新的一代，我一点儿也想不起他们小时候的样子。可别忘了，我虽然有种种怪异之处，却并没有完全脱离狗类。我细加琢磨——我有时间、兴致和能力这样做——，发现狗类真奇妙。除了我们狗之外，周围还有多种多样的生物，可怜的、微小的、闷声不响的、只会叫几声的生物，我们中有许多狗研究他们，给他们命了名，试图帮助他们、优化他们等等。我对他们则漠不关心，只要他们不试图打搅我，我分不清他们，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有一点却很显眼，就连我也注意到了：与我们狗类相比，他们太不团结了，彼此形同陌路，既没有高级也没有低级利益将他们联系起来，任何利益反倒使他们互相之间比在通常的平静状态更疏远。我们狗类则相反！可以说，我们确实全都抱成一团，不管岁月所造成的无数深刻差异使我们之间怎样千差万别。全都抱成一团！我们都往一处挤，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所有法律和机构，不管是我还记得的少数几个，还是我已忘记的无数个，都源于我们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幸福、这种温暖的聚集一处。这却有其对立面。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生物像我们狗一样生活得如此分散，没有任何生物在等级、种类和职业上有如此众多、不可胜数的差别，我们想抱成一团——不管怎样，激情澎湃时我们屡次达到了这种状态——却偏偏生活得遥遥相隔，我们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就连比邻而居的同胞也常常无法理解，我们所恪守的规章并非狗类的规章，甚至与之相悖。这是多么麻烦的情形，大家宁愿避而不谈——我也理解这种观点，甚于理解我自己的观点——可我已完全沉迷其中了。我为什么不像别的狗一样，与民族和谐共处，对有损和谐的事悄然接纳，视之为大计算中的小错而忽略不计，始终着眼于将我们幸福地联系在一起的事，而不是不可阻挡地把我们拽出民族圈的事？我想起了少年时的一件事，我当时处于那种莫名而飘飘然的兴奋状态，大家小时候恐怕都经历过这种激动，任何事我都喜欢，任何事都与我有关，我觉得身边正发生着大事，我是这些事的指挥者，必须为之摇旗呐喊，我若不为之奔走，不为之晃动身躯，他们必定会可怜巴巴地匍匐在地，哎，这些孩子的幻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当时却十分强烈，把我完全迷住了，当然也确有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似乎印证了这种疯狂的期待。其实事情本身并无异常之处，类似的、甚至比这更奇怪的事我后来屡见不鲜，当时却对我触动很大，给我留下了头一个深刻、不可磨灭、对许多接踵而来的事具有指导意义的印象。我当时遇到一小群狗，说得确切些，不是我遇到他们，而是他们朝我走来。我当时在黑暗中跑了许久，怀着对大事的预感——这种预感当然很容易落空，因为我老有这种预感——我在晦暗中漫无目的地跑了许久，完全被朦胧的渴求所驱使，我突然停住脚步，觉得就是在这儿，抬头一看，天已大亮，只是有些雾蒙蒙的，我乱吠几声问候清晨，就在这时——仿佛是我的叫声召来的——随着一阵可怕的喧闹声，不知从哪个黑暗之处走出来七条狗。若不是我已看清他们是狗，已听出是他们发出了这喧闹声——尽管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发出这声音的——肯定撒腿就跑了。于是，我呆着没动。我当时对狗类所特有的音乐天赋还几乎一无所知，我的观察力尚处于萌芽阶段，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大家只是试图对我暗示过，因此对我来说，这七位伟大的音乐艺术家的出现更为意外，简直惊心动魄。他们不说，不唱，全都像是憋足了劲保持沉默，却从这空荡荡的地方幻化出了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他们的抬脚落脚，头部的某些转动，他们的奔跑与止步，他们相互间摆出的姿势，他们轮舞般的相互交错，一位把前爪搭在另一位的背上，所有七位依次这样做，第一位就肩负着所有其他各位的重量；或者他们伏地而行的身体交相缠绕，他们从不会出错，就连最后一位也不会，尽管他还有些拿不准，不是总能马上跟上其他几位，旋律响起时有时有些摇晃，这也只是相对于另几位高超的万无一失而言，即便他很拿不准，甚至一点儿也拿不准，也于事无损，因为另几位大师牢牢地掌握着节奏。然而我几乎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们走了出来，我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做同胞来问候，尽管伴随他们而来的喧闹声把我弄糊涂了，但他们确实是狗，和你我一样的狗，我习惯性地观察他们，就像观察路上碰到的狗，想接近他们，与他们互致问候，他们也的确近在咫尺。他们虽然比我年长许多，不是像我这种毛茸茸的长毛狗，但对他们的个子和体形我倒也不很陌生，甚至相当熟悉，我见过不少这种或类似的狗。但是，当我还这样左思右想时，音乐愈来愈势不可挡，紧紧抓住了我，把我从这些实实在在的小狗身边拽开，我不情愿地拼命反抗，嚎叫，仿佛疼痛难忍，却无可奈何，只能沉浸在音乐里，音乐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般涌来，把听众置于中心，向他倾泻，向他压来，将他压垮之后，还从那已远得不大听得见的地方传来号角声。我重新获释，因为我已被彻底击垮，精疲力竭，虚弱不堪，什么也听不了，我重新获释，看这七条小狗的列队表演，看他们蹦跳，不管他们看上去怎样不乐意，我还是想跟他们搭话，向他们请教，问他们究竟在这儿做什么——我是个孩子，以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任何一条狗发问——但我刚要开口，刚要感觉到与这七位之间亲密美好的同胞关系，他们的音乐又响了起来，使我不知不觉地兜着圈子，仿佛我自己也是乐师之一，而我其实不过是他们的牺牲品，不论我怎样求饶，音乐还是把我抛来甩去，终于将我推进一团乱糟糟的树丛中，使我摆脱了它的淫威。我这才注意到，这一带遍布着这种树丛，我此时身陷其中，耷拉着脑袋，虽然那边空地上音乐还震天响，我毕竟有了片刻的喘息之机。说真的，使我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他们的艺术——这种艺术是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推想的，它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更是他们的勇气，他们敢于堂而皇之地摆出自己的创作，还有他们的力量，他们能泰然承受自己的创作而不被它压垮。当然，当我这时从藏身之处更仔细地观察一番，却发现他们的表演与其说是泰然，不如说是极度紧张。乍一看，他们的腿运动得十分稳健，其实每走一步都不住地颤抖着，战战兢兢地抽搐着，他们用近乎绝望的目光彼此呆望着，一再被收回嘴里的舌头旋即又耷拉出来了。使他们如此紧张不安的，不可能是对成败的担心；谁要是敢于这样做并且做到了，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究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到底谁在强迫他们现在这样做？我再也忍不住了，尤其因为我不知怎的觉得他们这时需要帮助，于是我不顾所有的喧闹声，大声质问他们。他们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回答，仿佛我根本不存在，而狗对同胞的问题置之不理，这是与良好风俗相悖的行径，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狗这样做，都不会得到原谅的。难道他们不是狗？但他们怎么可能不是狗呢？我更仔细地倾听，甚至听到了他们在轻声呼喊，以此相互加油，提醒注意困难，告诫别犯错误，这些话大多是针对最后那条小狗的，我看见他不时地瞟我几眼，似乎很想回答我的问题，却又竭力忍住，因为回答是不允许的。然而为什么不允许呢？我们的法律一贯要求无条件做到的事，这次为什么不允许呢？我怒火中烧，几乎忘记了音乐，这些狗触犯了法律。不管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魔术师，也必须遵守法律，这是我这个小孩也很清楚的道理。从树林里望出去，我看到了更多。假如他们是出于负罪感而沉默，那他们确实应该沉默。我之前完全沉溺在音乐中，一直没注意他们的表演，这些可怜的家伙全然不顾羞耻，做出了最可笑而且最不正经的举动，用后腿直立行走。呸，见鬼去吧！他们赤裸裸的，还炫耀自己的裸体；他们对此洋洋自得，一旦某一刹那在良好的天性驱使下放下前腿，就大为惊骇，仿佛犯了错，仿佛天性是个错误，他们立刻抬起前腿，目光似乎在请求原谅，原谅他们暂时中断造孽。世界颠倒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虑及自身的处境，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从团团围住我的灌木丛里一跃而起，朝那些狗跑去。我这个小学生必须当老师了，必须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必须阻止他们继续造孽。“这些老狗！这些老狗！”我不停地说着。但我刚刚离开树丛，离他们只有两三跳远时，喧闹声又把我制服了。我原本可能甚至挡住这我已熟悉的喧闹声，它虽然充盈在天地之间，很可怕，也许却是可被战胜的。然而，穿过这铺天盖地的喧闹声，从远方传来一种清晰、严厉、均衡、一成不变的声音，或许是这喧闹声中的真正旋律，它迫使我屈服。哎，这些狗的音乐多么令我着迷！我无能为力，再也不想教训他们了，随他们叉开双腿造孽，随他们诱惑别的狗犯下静观的罪孽吧！我是条微不足道的小狗，谁能要求我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呢？我哀鸣着，使自己显得更微不足道，倘若他们这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许会说他们做得对，不一会儿他们就带着所有的喧闹声和光亮重新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刚才已说过，整个事件并无奇特之处，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谁都会遇到一些事，如果把这些事孤立起来并从孩子的眼光来看，更会觉得不可思议。另外，像对所有事一样，大家当然可以把这件事“说走样”——这个词切中要害——，说成这样的：七位音乐家聚在一起，想在静谧的清晨演奏音乐，一条小狗瞎闯进来，他们试图用特别可怕和庄严的音乐赶走这名讨厌的听众，却是枉然。他用一个又一个问题打扰他们，音乐家们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就已很厌烦了，难道还应当烦上加烦回答他的问题吗？尽管法律规定对每条狗都应有问必答，但这条瞎闯进来的小不点儿也算是一条值得认真对待的狗吗？而且，他提问时口齿不清，相当费解，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听懂。也可能他们听懂了他的问题，并克制自己做了回答，但这个小不点儿，这个音盲，无法将他们的回答从音乐声中分辨出来。至于后腿嘛，或许他们那天确实破天荒地只用后腿行走。这是罪孽，没错！但他们私下聚会，又是朋友关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独处一样，因为朋友并非公众，既然没有公众，一条四处乱跑的好奇的小狗也算不上公众，这不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吗？并非完全如此，却也差不多。另外，做父母的应当教育孩子少在外面乱跑，遇到这种事最好保持沉默，尊敬长辈。

如果到这个地步，这件事也就解决了。当然，在大狗们看来已解决的事，对小狗来说还没有。我四处奔走，讲述，询问，控诉，研究，遇到一条狗就想把他带到事发地点，指给他看我当时站在哪儿，那七位又在什么位置，他们是怎样跳舞奏乐的，如果有谁跟我过来，我为了描述清楚，兴许会不惜牺牲我的纯洁，也试着用后腿直立行走，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甩掉我，嘲笑我。大家虽然对孩子所做的一切都看不惯，最终却会原谅他。而我一直这样天真未泯，就这样步入了老年。对这件事，我现在当然已不觉得那么了不得了，那时我没完没了地高声谈论，分析它的各部分，衡量当事者，丝毫不顾及我所处的社会，一天到晚就忙这事，我对它的厌烦程度丝毫不亚于其他同胞，但正因如此，我——这便是区别所在——试图通过研究弄个水落石出，以便有朝一日又能把目光转向普通、宁静、幸福的日常生活。那以后，尽管工作方式少了些孩子气——不过区别并不很大——我始终像当时那样工作，到现在仍然如此。

事情是从那场音乐会开始的。对此我并无怨言，我的天性在此起了作用，即使没有那场音乐会，它肯定也会找到另一个突破之机的。只不过事情来得太快了，这时常令我感到遗憾，因为它夺走了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小狗的幸福生活，有些同胞能使之持续数年之久，我却只有短短几个月。这倒也罢了！世上还有比童年更重要的东西。说不定我在老年时——这是艰辛生活的结果——会迎来更多的童年幸福，并且我有力量承受这种幸福，而一个真正的儿童则缺少这种承受力。

我那时是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我的研究的，材料并不匮乏，可惜，材料的浩繁使我上下求索时陷入了绝望。我首先研究狗类以什么为食。大家会说，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远古时代起，我们一直在研究它，它是我们思考的主要对象，我们在这一领域所做的观察、试验以及所持的观点，可谓不计其数，它成了一门科学，其规模之宏大，不仅超出了个体的理解力，而且超出了全体学者的理解力之总和，最终只能由整个狗类来承担，即便整个狗类也承担得唉声叹气，不能完全胜任；这笔早已被占据的古老财富里不断出现纰漏，狗类不得不吃力地修修补补，至于新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难以具备的前提条件，就更不用提了。大家无需以此来反对我的研究，这一切我都知道，和任何一条正常的狗一样。我无意涉足真正的科学，我对它怀着应有的尊敬，却缺乏为之添砖加瓦所需的学识、勤奋、安宁和胃口，后者最近几年尤其缺乏。我找到食物就一口吃进肚子里，没觉得吃之前值得做一些有条理的农业观察。在这方面，我认为掌握一切科学的精髓就够了，就像母亲让孩子断奶走入生活时所说的小规则：“尽你所能，把一切弄湿。”一切不都尽在其中了吗？从我们的远祖就已开始的研究，对此做过什么举足轻重的补充呢？细节，细节，这一切多么靠不住！而只要我们仍然是狗，这个规则就颠扑不破。它涉及我们的主食；诚然，我们还有别的辅助食物，但在危急关头以及年景不太糟时，我们可以以主食为生，我们在土地上觅食，土地则需要我们的水，它以此为生，只有我们付出这一代价，土地才给予我们食物，还有一点不可忘记，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咒语、歌唱和动作来加速食物的出现。我认为这就是全部了，从这方面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可说了。在这一点上，我与大多数狗看法一致，任何与此相左的异端邪说，我都严加排斥。说实在的，我并不想独树一帜或强词夺理，能与同胞们看法一致，我深感欣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这样的。但我自己的研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从现象可以看出，如果按科学规则来浇灌和耕作土地，土地就能提供食物，并且在质量、数量、方式、地点和时间上符合那些完全或部分由科学所确定的法则。这一点我承认，但我要问的是：“土地从哪儿得来这些食物？”对这个问题，大家往往佯装听不懂，顶多回答一句：“你要是不够吃，我们可以分给你一些。”这个回答值得注意。我知道：把到手的食物分给同胞，这并非我们狗类的美德。生活艰难，土地贫瘠，科学中充满了丰富的认识，却缺乏实际成果；谁有食物，就留着自己享用；这并非自私，恰恰相反，这是狗类的法则，是民众的一致决定，它源于对私欲的克服，因为拥有食物者总是少数。所以，“你要是不够吃，我们可以分给你一些”这个回答是句口头禅，一句玩笑话、打趣话。我没有忘记这一点。对我来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当我满世界询问时，大家并没有跟我开玩笑；尽管他们总是没东西给我吃，——话说回来，他们上哪儿去弄食物呢？即使他们恰好有可吃的，自然因为饥肠辘辘而顾不上考虑同胞了，但他们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我要是抢得快，有时还真能得到点小东西。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特别，这样爱护我、优待我呢？难道是因为我瘦骨嶙峋，营养不良，很少为食物操心？但营养不良的狗到处都是，他们哪怕有一丁点可怜的食物，也会被从嘴边抢走，这并非出于贪婪，而往往是出于原则。不，他们是在优待我，我虽然难以举出实例，却有这种确凿的印象。这么说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问题使他们感到高兴，他们认为我的问题特别聪明？不，他们并不高兴，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引起他们注意我，只可能是我的问题。似乎他们宁愿做出难以置信的事，拿食物堵住我的嘴——他们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有这种意图——也不愿忍受我的问题。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尽可以把我赶走，禁止我提问题，这岂不更省事。不，他们不想这样做，虽然不愿听见我的问题，却也恰恰因为我的这些问题而不想把我赶走。尽管他们对我百般嘲弄，把我当做一头愚蠢的小动物来对待，将我推来搡去，那段时间却是我声望鼎盛之时，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情形，那时我可以到处随意出入，不受任何阻拦，他们表面上对我很粗暴，其实是在对我溜须拍马。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的问题，我的急躁和我的研究欲。他们是不是想以此麻痹我，不用动武，以近乎慈爱的方式使我迷途知返，而他们又不能完全确信我走的是歧路，因此不敢使用暴力，而且，一定的尊敬和畏惧也阻止他们这样做。我那时已有这种感觉，现在则是一清二楚，比那时这样对待我的狗更清楚，不错，他们想把我从我的道路上引开。他们没有成功，结果适得其反，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了。我甚至发现，是我想引诱他们，而且我的引诱在某种程度上还真取得了成功。多亏狗类的帮助，我才开始明白我自己的问题。比如，当我问“土地从哪儿取得食物”时，我是在——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关心土地吗？关心土地的烦忧吗？根本不是。我很快就认识到，土地与我毫不相干，我关心的只是狗，别的什么也不关心。因为除了狗还有什么呢？在这茫茫无边的世界上，除了狗我还能呼唤谁呢？一切知识，所有问题和答案的总和，都蕴含在狗之中。倘若能使这些知识产生效用，将其展示出来，倘若他们所知道的并不比他们承认并对自己承认的多得多，那该有多好！就连最健谈的狗也比美味佳肴通常所在之处更难接近。他们围着别的狗转悠，欲火中烧，用尾巴打着自己的身子，询问、请求、嚎叫、撕咬，得到的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深情的聆听、友好的触摸、毕恭毕敬的嗅闻、热烈的拥抱、我的嚎叫与你的嚎叫混成一片，一切都是为了在迷醉中找到忘却，然而最想得到的还是得不到：承认知识。无论这个请求是无声还是大声提出来的，如果诱惑已达极限，它所得到的回答充其量不过是麻木的表情、乜斜的目光、低垂无神的眼睛。这跟我小时候呼唤那些音乐狗，他们却沉默不语的情形差不多。可能大家会说：“你责怪你的同胞，责怪他们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沉默，你声称，他们知道的比他们承认的多，比他们想运用到生活中的多，他们的缄默——对其原因和秘密，他们当然也保持缄默——毒化了生活，让你无法忍受，你要么改变要么放弃这种生活，你说的可能也对，但你自己也是条狗，同样拥有狗的知识，那你就说出来吧，不仅以提问方式，还要做出回答。你要是把它说出来，谁会阻拦你？众狗会齐声附和，仿佛他们期待已久。这样你不就得到了真理、明确性、承认？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你所深恶痛绝的这种低贱悲惨生活的屋顶就会敞开，我们所有的狗都将一条接一条升上自由的天空。即使这最后一点没能实现，即使情况比先前更糟，即使全部真理比部分真理更不堪忍受，即使事实证明，沉默者作为生活的维护者做得对，即使我们现存的一线希望将变成彻底的绝望，试试把话说出来还是值得的，既然你不愿过这种你可以过的生活。总之，你为什么指责别的狗沉默不语，自己却保持缄默呢？”回答很简单：因为我是狗。我在本质上与别的狗一模一样，也三缄其口，抗拒自己的问题，由于恐惧而态度生硬。我向狗类提问——确切地说，至少从成年时起——难道是为了得到回答吗？我会存有如此愚蠢的希望吗？难道我一边目睹着我们生活的根基，感觉到根基之深厚，看见劳动者在建造，在忙着晦暗不明的活儿，一边仍希冀这一切随着我的问题而被终止、毁灭、摈弃吗？不，我确实不再这样希冀了。我的问题只会让我自己忙个不停，我想用沉默这个我从周围得到的惟一回答给自己以鼓劲。倘若你的研究使你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狗类缄默并将永远缄默，你将忍受多长时间呢？你将忍受多长时间，这就是我的超越于所有个别问题之上的真正的生命之问；它只是对我自己提出的，不烦扰任何别的狗。可惜，对此我回答起来比个别问题更容易：我将忍受到我寿终正寝之日，老年的安宁会越来越抗拒不安宁的问题。我大概会在沉默的包围中沉默安详地死去，我会从容地面对死亡。仿佛是命运的恶意安排，我们狗类天生就有一颗强壮的心脏，一对不过早衰竭的肺，我们抗拒一切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沉默的堡垒就是我们自己。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我的生活，试图找出我可能犯下的那个贻害无穷的关键错误，却又找不到。我一定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倘若我没犯过这种错误，我这长长一生的辛勤工作还是没能使我得到我所想得到的，那就说明我想要的东西是可望不可即的，结果就会导致彻底的绝望。看看你毕生的事业吧！最初是研究“土地从哪儿为我们取得食物”这一问题。一条年轻的狗，心底里自然十分渴望享受生活，却放弃一切享受，避开所有娱乐，遇到诱惑就把头埋在两腿之间，一心扑在工作上。我的工作无论就学识、方法还是意图而言，都不是学者的工作。这大概就是错误所在，但这不可能起过关键作用。我学识浅薄，因为我早早就离开了母亲，很快就习惯了自立，过着独立的生活，而过早的自立是不利于系统地学习的。可我耳闻目睹了不少，与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狗交谈过，自以为对所有事的悟性还不算差，能把个别观察有机地联系起来，稍稍弥补了学识的欠缺。另外，独立性虽然不利于学习，对独自的研究却大有裨益；它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没有研究科学的正规方法可遵循，既利用前辈的成果并与当代的研究者取得联系。我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时刻意识到，有一天我将偶然画上的句号必定是最终的句号，这种意识在年轻时使我振奋，到了老年却令我沮丧。我真的这样单枪匹马地在从事我的研究吗？现在和以往一直如此？既是又不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偶尔总有个别的狗处于我的境地，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的境况还不至于糟到这种地步。我丝毫没有脱离狗的天性。每条狗都和我一样爱提问，我和每条狗一样爱沉默。每条狗都爱提问。否则我的问题不会引起一丝涟漪的。目睹我所引起的震动，我常常感到迷醉和飘飘然的喜悦。至于我爱沉默，可惜这一点无需特别的证明。我与任何别的狗本质上并无二致，因此，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意见分歧，存在着多深的反感，大家其实都会承认我，我对他们各位也会如此。我们的不同只是因为元素的混合千差万别，这对个体来说是重大区别，对整个狗类而言则无关紧要。如果这些始终存在的元素的混合从古至今从未产生过与我相似的情形，而且我的混合堪称不幸，这样一来不就更不幸了吗？这似乎与所有别的经验相悖。我们狗所从事的职业千奇百怪，要不是消息极为可靠，谁也不会相信的。说到这儿，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空狗。当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狗时，不禁哈哈大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什么样的狗呢？据说这种狗个子极小，比我的脑袋大不了多少，到了老年也不会变大，他自然身体虚弱，看上去像造出来的玩意儿，发育不完全，皮毛梳理得过分精细，像样地跳一下也不会，据说他通常在高空活动，却并不从事看得见的劳动，而是安歇。不，要让我相信这种无稽之谈，我觉得简直是在滥用小狗的天真烂漫。然而没多久，我又从别处听到了有关另一条空狗的传闻。莫非大家串通好了来捉弄我？可我接着就碰见了那些音乐狗，从此我便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我的理解力不再受任何偏见的局囿，再荒诞的谣言我也竖起耳朵听，穷追不舍，我觉得在这荒诞的生活中，最荒诞的事比最有意义的事更有可能发生，并且对我的研究特别有启发。空狗也是如此。我听到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传闻，虽然至今未能亲眼见到一条，但对他们的存在我早已深信不疑，他们在我对世界的想象中占有重要位置。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样，这里最引我深思的当然也不是艺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狗能飘浮在空中，这真是不可思议，我和狗类一样对此惊讶不已。但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存在物的荒诞，缄默的荒诞。总体上大家并没有探究这种荒诞，他们飘浮在空中，仅此而已，生活一如既往地按其规律继续，大家偶尔说起艺术和艺术家，仅此而已。可是天性善良的狗类，这些狗为什么只飘浮在空中？他们的职业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得不到对他们的任何解释？他们为什么飘浮在空中，让四条腿——这是狗类的骄傲——萎缩？他们为什么脱离滋养他们的土地，不劳而获，据说甚至靠狗类养着，吃得特别好？我深感荣幸的是，我的问题引起了一些反应。大家开始论证，开始收集理由，他们开始做了，仅此而已。不管怎样，毕竟有所行动了。他们虽然没有揭示出真理——这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却揭示了谎言的某些深刻根基。我们生活中的所有荒诞现象，尤其是最荒诞的现象，均可得到解释。当然不是全部——这是天大的笑话——却也足以应付难堪的问题了。不妨再举空狗为例。他们并不像大家起初可能认为的那样高傲，反倒特别依赖同胞，只要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的处境，就会明白这一点。他们不能坦言——这会违反缄默义务——就不得不以某种别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求谅解，或者至少分散大家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注意，使之被忘却，据说他们的做法是使大家难以忍受的喋喋不休。他们滔滔不绝，一会儿大谈自己的哲学思考——由于完全放弃了体力劳动，他们得以持续不断地从事哲学思考——一会儿大谈他们在高空的观察所得。尽管他们的智力不很出众——这是游手好闲的生活的必然结果——而且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观察一样毫无价值，对于科学毫无可取之处，况且科学并不依赖这点可怜的帮助，尽管如此，你若问起空狗究竟是干什么的，得到的回答总是：他们在为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你若再说一句：“不错，但他们的贡献毫无价值，很讨厌。”得到的回答就是耸肩、转移话题、满脸愠怒或哈哈一笑，你若过会儿再问，回答仍然是他们在为科学做贡献，最后当你自己被问到时，稍不留神也会给出同样的回答。或许还是少些固执、多些让步为好，既然不承认业已存在的空狗的生存权——承认是不可能的——姑且容忍他们吧。但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就太过分了。然而大家还不肯罢休，要求容忍不断涌现的新空狗。大家根本不清楚这些狗来自何方。他们是通过繁殖来增加成员的吗？难道他们还有繁殖的能力？他们不过是张漂亮的毛皮，怎么可能繁殖呢？纵然不可能的事也可能发生，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大家总是看见他们独自呆在空中，怡然自得，即使偶尔下到地面，也只是短短一会儿时间，装模作样地跑几步，他们总是独来独往，沉浸在思索——他们自称竭尽全力也无法摆脱——之中。然而如果他们不繁殖，会有狗甘愿放弃平地上的生活，甘愿变成空狗，牺牲舒适和某种技能，选择空中垫子上的那种荒凉生活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繁殖还是自愿加入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明摆着的事实是，新的空狗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即使存在着我们理智所认为无法逾越的障碍，一种业已存在的狗，不管他有多古怪，都不会灭绝，至少不会轻易灭绝，至少在任何一类狗中都不乏长期成功地对抗灭绝的因素。既然像空狗这样古怪、荒诞、奇形怪状、缺乏生活能力的狗类尚且如此，我这类狗不也应这样吗？何况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古怪，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至少在这一带很常见，既无特别出众之处，也无特别可鄙之处，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以及壮年的某些时期，我只要修修边幅，多活动活动，甚至称得上一条相当漂亮的狗呢，特别是我的正面形象备受赞赏，修长的腿、优美的头部姿态，就连我那身灰白黄三色相间、顶端微微卷曲的皮毛也很受喜爱，这一切并不古怪，古怪的只是我的性格，不过它也扎根于狗类的普遍性格，这是不容忽视的。既然空狗都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狗的大千世界中时不时地找得到这种狗，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不断产生新的后代，那我也可以坚信，我不是孤孤单单的。当然，我的同类一定有着特殊的命运，仅仅因为我几乎认不出他们，他们的生存永远不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是被沉默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狗，出于对空气的渴望，我们想打破沉默，别的狗却似乎对他们的沉默感到很满意。即便这只是表面现象，就像那些音乐狗，他们看上去是在镇定自若地奏乐，其实心里紧张不安，但这种表面印象十分强烈，我试图克服它，它则对一切攻击加以嘲讽。那我的同类是怎样自救的呢？他们为了生活做着怎样的努力呢？做法可能各种各样，我年轻时就一直以我的问题在做努力。或许我可以看准那些频频提问者，将他们认定为我的同类。有一阵子，我确实克制自己努力这样做了，之所以克制自己，因为我最关心的是那些应当回答问题者，而那些老用问题——我大多答不上来——来烦我的提问者是我所讨厌的。再说了，谁年轻时不爱提问题呀，我该如何从众多提问者中找出同类呢？所有问题听起来都差不多，关键在于其意图，而意图总是深藏不露的，往往连提问者自己都不清楚。说穿了，提问是狗类的一大特征，众狗七嘴八舌地都在提问，似乎这样就抹去了真正的提问者的蛛丝马迹。不，在提问者、年轻的狗中，我找不到同类，而在沉默者、年老的狗中——我现在也属此列了——我同样找不到。那我的问题还有什么用呢？我的问题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同类大概比我聪明得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段来忍受这种生活，这些手段——我按亲身体会补充一句——在危急时刻对他们可能有所帮助，起到镇定、麻醉、变异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这些手段同我的一样无济于事，因为我四处观望，也没有看到一点成效。我担心，要认出我的同类，从其他任何方面倒比从成效上更容易些。我的同类究竟在哪儿呢？是的，这的确是我的悲哀。他们在哪儿呢？无所不在，无处可寻。也许那位与我只有三步之遥的邻居就是，我们经常互相打招呼，他有时还来拜访我，我却没去过他那儿。他是我的同类吗？不知道，从他身上我看不出这种迹象，但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事了；当他在远处时，我可以尽想像力之所能，在他身上找出某些惺惺相惜之处，一旦他站在我面前，我的所有臆造就显得十分可笑了。他是一条老狗，个子比中等身材的我还小，棕色短毛，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步子拖拖拉拉，左后腿因有疾患而一瘸一拐的。我已很久没有跟谁走得这么近了，我很高兴自己还能勉强忍受他，每当他离开时，我就在他身后对他大声说些最友好的话，当然不是出于爱，而是在生自己的气，因为当我目送他走远时，看他拖着那条病腿、吊着屁股蹒跚离去，又只会觉得他很恶心。有时我觉得，脑子里有认他作同类的念头，简直是在嘲弄自己。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也从未显露出某种同类性，虽然他很聪明，而且在我们这儿算是很有学问了，我本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所寻找的难道是聪明和学问吗？我们通常谈论的是地方上的问题，我惊异地发现——孤身独处使我在这方面观察得更敏锐了——哪怕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狗，哪怕是在不太恶劣的一般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为了在司空见惯的巨大危险面前保全自己，也得具备多少智慧啊！科学给出了规则，但光是粗略地理解这些规则就已不易，即便理解了，真正的困难却才开始，即把规则运用到地方的情况中去是很困难的，在这方面谁也帮不上忙，几乎每小时都会出现新任务，每一寸新土地都有其特殊的任务；谁也不能断言，他已做好了长期的安排，可以听凭生活自行运转，就连我这样的清心寡欲者也不能这样断言。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努力究竟目的何在？只是为了使自己在沉默中越陷越深，永远不被拽出来。大家常常津津乐道狗类随着时代的发展所取得的普遍进步，大概主要是指科学的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它甚至在加速进步，突飞猛进，可这有什么可夸赞的呢？这就像夸赞某条狗，就因为他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老，也就越来越快地接近死亡了。这是一个自然而且丑陋的过程，我觉得没什么可夸赞的。我从中只看到了衰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前辈本质上比我们好，他们只是年轻一些而已，这是他们的长处，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负荷过重，要让他们说话还比较容易，尽管谁也没有成功过，可能性毕竟要大些，正是这较大的可能性使我们倾听那些古老而幼稚的故事时激动不已。我们时不时地听到一句暗示，简直要欢呼雀跃，不再感觉到几个世纪的重压。不，尽管我对我的时代颇有微辞，上几代并不比年轻的几代好，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比年轻的几代差得多、弱得多。那时候，奇迹当然也并非遍布街头、俯拾可得的，但那时的狗还不像现在这么——我找不出别的词来表达——狗性十足，狗类的组织还比较松散，真话还能起作用，还能对事物加以确定、修改、随意改动、使其转向反面，那时真话还在，至少近在咫尺，就在嘴边上，谁都能知道它，现在它到哪儿去了呢？就是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它。我们这一代可能完了，但我们比那一代更无辜。我们这一代的犹豫我能理解，其实根本不再是犹豫，而是忘却一个梦，这梦一千夜前做过，已被忘记一千次了，谁会偏偏因为这第一千次忘却而生我们的气呢？我想我也能理解我们祖先的犹豫，我们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恐怕也会这样做，我几乎想说，我们真幸运，无需把罪责加在自己头上，可以在这个已被别的同胞弄得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带着近乎沉默的无辜，奔向死亡。我们的祖先走上歧路时，大概没有想到这是一条永无尽头的迷途，他们还真看见了十字路口，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他们犹豫不决是否返回，只是因为还想享受片刻的狗类生活——那时还没有真正的狗类生活，可这种生活已令他们心醉神迷了，以后，至少片刻之后，这种生活一定会更美好——于是他们继续迷途。他们不知道我们观察历史进程时所能感觉到的：心灵的变化先于生活的变化，当他们开始喜欢狗类生活时，一定已经有了老狗的心灵，离出发点已经根本不像他们所感觉的或他们沉浸在狗之喜悦中的眼睛让自己所相信的那么近。今天谁还能说起青少年时代？那时他们是真正年轻的狗，可惜他们的惟一抱负就是变成老狗，他们当然不会失败，这不仅为随后几代所证明，而且我们这最后一代是最好的证明。——所有这些我当然不会与我的邻居谈起，但每当我坐在他这条典型的老狗对面或把嘴埋进他的皮毛（他的皮毛散发出剥下来的皮毛的那种气味）时，常常不由得想到这些。本来谈这些事就毫无意义，不光是跟他谈，跟任何别的狗也是如此。我知道这样的谈话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会间或提出几个小小的异议，最终还是会表示赞同——赞同是最好的武器——这样就算盖棺论定了，与其这样，何必费劲把它从坟墓中挖出来呢？尽管如此，我与我的邻居之间也许有一种超越单纯言辞的深刻共性。我不停地这样宣称，尽管我并无证据，或许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错觉，因为他是我很久以来惟一的交往对象，我不得不抓牢他。“你可能真是我的同类吧？按你自己的方式？你是因为一事无成而感到羞愧吗？瞧，我也和你一样。当我孤身独处时，我常为此嚎啕大哭，来吧，两条狗在一起毕竟要甜蜜些。”有时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并不垂下目光，从他的目光中却看不出任何东西，他木然地看着我，奇怪我为什么突然沉默了，为什么停住不说话了。也许这种目光正是他提问的方式，而我令他失望了，就像他令我失望一样。倘若我还年轻，倘若我不觉得别的问题更重要并且过得自得其乐，可能就大声问他了，并将得到一个有气无力的赞同，也就是说，还不如现在他的沉默。但大家不都在沉默吗？我为何不相信大家都是我的同类？我不仅时不时地有过从事研究的同行，他们随着微薄的成果而被埋没和遗忘，而由于以往时代的黑暗或当代的拥挤，我无法再找到他们，我宁愿相信，大家一直就是我的同类，他们全都以各自的方式做着努力，都以各自的方式毫无成效，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沉默或狡辩不休，这是这种无望的研究所导致的。既然如此，我也根本不必离群索居，尽可以安心地置身于狗群之中，不必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从成年者的行列里往外挤，成年者也想往外挤，理智——这是他们身上惟一令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却告诫他们谁也挤不出去，一切往外挤的行动都是愚蠢的。

这些想法显然受了我的邻居的影响，他使我迷惘，令我忧郁；他自己却很快活，至少我听到他在自己的领地里喊叫和歌唱，这很惹我烦。最好把这最后一点交往也放弃掉，不再沉湎于模糊的梦想——不管大家自以为多么久经风雨，狗与狗的交往难免会导致这种梦想——，把我仅存的短暂时光全都用于我的研究。如果他再来，我就躲起来装睡，一再这样做，直到他不再来找我。

我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混乱，我没那么干劲十足了，动不动就觉得累，不再像以前那样精神抖擞地奔跑，而是机械地慢慢走着。我回想起开始研究“土地从哪儿取得我们的食物”这一问题的时候。那时我当然生活在民众之中，哪儿狗最密集就往哪儿钻，一心想让大家都成为我的工作的见证者，这种见证对我来说甚至比工作本身更重要，因为我还期望产生某种公众效应。从中我当然大受鼓舞，而这对于现在离群索居的我来说，已成过眼云烟。那时我却敢作敢为，做过一些闻所未闻、与狗类的所有原则相悖的事，每位当时的见证者肯定都把它们当做可怕的事来回忆。科学总是追求永无止境的专业化，可我发现，科学在某一点上有值得寻味的简单化倾向。科学告诉我们，主要是土地为我们提供食物，确定了这一前提之后，它又告诉我们获取各种精美丰富的食物的方法。土地为我们提供食物，这当然是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并非通常所说的那么简单，无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了。就拿天天重复发生的最显而易见的事来说吧，我们如果无所事事——我现在差不多已经是这样了——，草草耕作土地之后，就蜷成一团、静候结果，那么还是——前提是真有结果出现——会在土地上找到食物的。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只要头脑还没有完全为科学所束缚——这样的同胞当然为数不多，因为科学所占的地盘日益扩大——即便不进行任何特殊观察，也会很容易发现，土地上的食物大多是从天而降的，好在我们身手敏捷、垂涎欲滴，甚至在食物落地之前就已抓住了其中的大部分。我这样说并不是与科学作对，食物当然仍是土地提供的，至于土地是否从自身中取出一部分，从天上唤下来另一部分，这也许并非本质区别，科学既然已经断定两者都需耕作土地，恐怕就不必研究这种差别了，常言道：“口中有食，问题全消。”不过我觉得，科学以隐蔽的形式至少在对这些事进行局部的研究，因为它知道获取食物的两种主要方法，即真正的土地耕作和补充性的精耕细作，后者表现为咒语、舞蹈和歌唱。这种区分不够全面，却很清晰，我认为它与我所做的区分是一致的。在我看来，土地耕作是为了获取这两种食物，因而永远不可或缺，咒语、舞蹈和歌唱则不大涉及狭义的土地耕作，主要是为了从天上拽下食物来。传统使我更坚信这种看法。在传统中，民众似乎在不知不觉地纠正科学，科学并不敢与之对抗。如果按照科学所说，那些仪式完全是为土地而举行的，以便它有力量从天上获取食物，那么这些仪式理应只在地面举行，理应对土地低语、舞蹈和歌唱。据我所知，科学大概也正是这样要求的。然而奇怪的是，民众的所有仪式都是朝天而行的。这并不违背科学，科学对此并未加以禁止，在这方面给予农民完全的自由，它在创立学说时只考虑土地，只要农民贯彻它的有关土地的学说，它就心满意足了，但我认为按照它的思路，它本应提出更多的要求。我对科学一向知之甚浅，根本无法想象学者们怎能容忍我们富于激情的民众朝天呼喊咒语，向苍天哀唱我们的古老民歌，跳跃着舞蹈，仿佛要把土地抛在脑后，一心只想永远向上飞腾。我以强调这些矛盾为出发点，每当按照科学学说收获季节来临时，我就把自己完全局限于土地，一边跳舞一边刨地；我还扭歪了头，以便尽可能靠近土地，后来我挖了一个坑，以便把嘴凑近坑里歌唱，这样只有土地能听到，我身旁和上边的狗都听不见。我的研究成果甚微。有时我得不到食物，正想为自己的发现而欢呼，食物却又出现了，仿佛大家起初被我的古怪表演弄糊涂了，后来却认识到了这表演的益处，乐于舍弃我的喊叫和跳跃，由此而来的食物常常比先前丰盛，接着却又杳无踪影了。我以年轻的狗前所未有的勤奋，精确地列出了我做过的所有试验，刚以为在某处已找到了引我走向深入的蛛丝马迹，这踪迹却又变得模糊了。在这里，我在科学上的准备不足无疑也是一大障碍。我从哪儿能得到确切的证实，比如说，食物之所以不出现并非由于我的试验，而是因为不科学的土地耕作？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所有结论都站不住脚了。假如我完全不进行土地耕作，只靠朝天的仪式让食物从天而降，然后只靠地面仪式使食物不出现，那我就在一定条件下完成了一项相当精确的试验。我也曾做过这种尝试，却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完善的试验条件，因为我坚信至少一定的土地耕作始终是必要的，即便对此不以为然的异端邪说者有道理，他们也无法加以证明，因为土地浇灌是不由自主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我的另一项试验有些怪僻，要顺利些，引起了一些轰动。既然大家通常都是从空中抓取食物，我决定不仅不让食物落下，而且食物从天而降时也不去抓它。于是，每当食物落下时，我就往上轻轻一跃，这一跃算得刚好够不着；食物往往扑通一声落在地上，我怒气冲冲地扑向它，这怒气不仅因为饥饿，而且出于失望。不过，个别情况下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一件很奇怪的事：食物并不落地，而是随我一起往上跳，食物追随着饥饿者。追随距离并不长，只是一小段，接着食物落地或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这是最常见的情形——我在食欲的驱使下提前终止了试验，把食物一口吞下了。不管怎样，当时我觉得很幸福，我的周围在窃窃私语了，大家开始感到不安，开始注意我了，我发现认识我的同胞们比以前能够接受我的问题了，他们眼中闪烁着某种求助的光芒，即便这只是我自己的目光的反射，我别无所求，心满意足。直到我后来得知——别的狗也与我一起得知——这种试验在科学上早已有过记载，而且比我所做的成功得多，虽然因为它所要求的自制力太高，已经很久未做了，但由于它在科学上被视为毫无意义，也就没有重复的必要了。它只不过证明了众所周知的事，即土地从天上拽下食物不仅呈直线、斜线，甚至还呈螺旋形。这就是我当时的研究状况，不过我并不气馁，因为我还年轻，这反倒鼓励我去取得我一生中也许最大的成就。我不相信科学对我的试验的贬低，但关键并不在于相信与否，而在于证据，我想提出证据，使这项当初有些怪僻的试验完全展现出来，并使之成为研究的中心。我想证明，当我避开食物时，不是土地斜着往下拽食物，而是我吸引着它跟在我身后。但我当然无法将这试验引向深入，一边瞧着眼前的食物一边做科学试验，这是难以持之以恒的。可我想另辟蹊径，尽我所能彻底绝食，这期间当然也要避免看见任何食物，避开各种诱惑。如果我就这样深居简出，日日夜夜闭目养神，既不从地上捡食，也不从天上抓食，我不敢断言，但我暗暗希望，不采取任何别的措施，只是靠在所难免、不假思索的土地浇灌以及默念咒语和歌曲（为了不消耗体力，舞蹈我就不跳了），食物就会从天而降，而且丝毫不理会土地，径直敲敲我的牙齿要求入口，倘若发生这事，尽管科学不会被驳倒，因为它对例外和个别情况有足够的伸缩性，但是民众——好在没那么大的伸缩性——会说什么呢？这毕竟不同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例外情况，比如某条狗由于疾病缠身或性情忧郁而拒绝准备、寻找和接受食物，狗类便会联合起来齐声念咒，使食物偏离通常的路线，直接落入生病者口中。而我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食欲旺盛，以至于整天不想别的只想着胃口，不管大家信不信，我是自愿绝食的，我自己有能力获取食物，并且想这样做，所以无需狗类的帮助，甚至严禁他们帮助我。我在一片偏僻的灌木丛里找了一个安身之处，这里听不到谈吃谈喝，听不到吧嗒吧嗒的咀嚼声和啃骨头的声音，我再次饱餐一顿，便在这里躺了下来。我想尽量一直闭着眼睛度过这段时间；只要食物不出现，对我来说就是漫漫长夜，不管这会持续几天还是几周。我当然只可以小睡一会儿，最好根本不睡，这实属不易，因为我不仅得念咒语让食物从天而降，还得留心，以免睡过了食物到来的时刻；另一方面，我又巴不得睡觉，因为我睡着能比醒着饿得更久。由于这些原因，我决定慎重安排时间，多睡觉，但每次只睡一小会儿。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睡觉时把头靠在一根细弱的树枝上，树枝过不多久就会折断，这样我就醒了。我就这样躺着，时睡时醒，时而做梦，时而低吟浅唱。起初没发生什么事，也许食物的来源地尚未察觉我在对抗食物的正常运转，因而一切太平。惟一干扰我的努力的是，我担心众狗会发现我的失踪，会很快找到我，采取对付我的措施。我还担心，尽管科学表明这是块不毛之地，但仅仅因为土地浇灌也会产生出所谓的意外食物，食物的气味会诱惑我。幸而目前尚未发生这种事，我可以继续绝食。除了这些担心，起初那段时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尽管我其实是在从事扬弃科学的工作，但我心里充满了惬意，感到近乎科学工作者的那种有口皆碑的安宁。我梦见自己取得了科学的谅解，我的研究在科学中占了一席之地，我的耳畔回响着这样的话：无论我的研究多么成功，而且成功时尤其如此，我决不会被逐出狗类的生活，科学对我抱着友好的态度，将亲自阐释我的研究成果，这一许诺本身即已意味着它的实现，这些话让我深感欣慰，之前我内心最深处一直觉得受排斥，像只无头苍蝇一样直往民众的墙壁上撞，而现在，我将很体面地被民众所接纳，浑身洋溢着我渴盼已久的那种众狗聚在一起散发出的温暖，我将在民众的肩膀上摇晃，备受赞赏。这是绝食初期造成的奇特效果。我觉得自己成绩斐然，出于感动和自怜，不禁在那安静的灌木丛里哭了起来，这当然有些费解，因为，如果我期望得到这应得的报偿，那我为何哭泣呢？大概只是由于惬意。我从来就不喜欢我哭。我总是在感到惬意时——这种时候相当少——才会哭。当然好景不长。随着饥饿的日益加剧，美梦逐渐消逝，没多久，当一切幻想和所有感动都匆匆远去后，就只有烧灼肺腑的饥饿与我为伴了。“这就是饥饿，”我当时无数次地这样自言自语，仿佛想让自己相信，饥饿与我仍是两回事，我可以像甩掉一个讨厌的情侣一样甩掉它，然而我俩其实已极为痛楚地融为一体了，当我向自己解释“这就是饥饿”时，实际上是饥饿在说话，是它在嘲笑我。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我一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当然不仅仅因为我那时所遭受的痛苦，而主要是由于我那时尚未大功告成，我若想有所收获，还得再次饱尝这种痛苦，因为我至今仍把绝食视为我的研究的最后和最有力的手段。路是绝食踏出来的，假如最高真理是可以达到的，那也只有通过最大的成就才能达到，而最大的成就便是自愿绝食。当我仔细琢磨那段岁月——我在其中翻捡，乐此不疲——时，也就是在思考迫在眉睫的岁月。要从这样一项实验中恢复过来，几乎要耗尽一生，从那次绝食到现在，我已走完了整个壮年时期，却仍未恢复过来。下次我若再绝食，可能会比以前坚决，因为我的经验更丰富了，更认识到了这种试验的必要性，但我的力量由于那次已减弱，至少一想到那熟悉的恐怖即将来临，我就感到瘫软无力了。我的食欲减退也无济于事，只会稍许减少试验的价值，很可能会迫使我饿得比那次所需的时间更长。对于这些和其他前提，我想我很清楚，在那时至今的这段漫长的间隔期里，不乏试验准备，我咬紧牙关开始绝食的次数也够多了，但我缺乏挺到极限的力量，青少年时期那种无拘无束的攻击欲当然一去不复返了。它在我那次绝食期间就已渐渐消逝。好几种想法折磨着我。我觉得我们的祖先是一种威胁。我虽然认为——尽管不敢公之于众——他们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狗类生活的罪魁祸首，对他们的威胁我尽可以以牙还牙，对他们的知识却肃然起敬，这些知识的来源我们已无从知晓，因此，不管我多么迫不及待地要与他们斗争，我永远不会明目张胆地违反他们的法则，而只是凭着特殊的嗅觉，钻这些法则的空子。说到绝食，我引用一次著名的谈话，在谈话中，我们的智者之一主张禁止绝食，另一位智者用一个问题劝阻了他：“究竟谁会绝食呢？”第一位被说服了，收回了禁令。然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绝食不是本来就被禁止了吗？”对此，大多数评论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绝食是允许的，他们与第二位智者的意见一致，所以并不担心错误的评论会导致严重后果。这一点我在绝食前就已深信不疑。但现在，当我饿得缩成一团，精神已经有些错乱，不停地求助于后腿，绝望地舔着、咬着、吮吸着，一直到肛门时，这才发现对那次谈话的通常阐释是完全错误的，我诅咒评论这门科学，诅咒我自己，因为我竟为它所迷惑，连小孩都能——当然是嗷嗷待哺的小孩——看出，那次谈话不仅是对绝食的惟一禁令，第一位智者想禁止绝食，而一位智者所想做的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绝食已被禁止，第二位智者不仅表示赞同，甚至认为绝食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在第一道禁令上又加了一道，即禁止狗的天性，第一位智者对此表示认可，收回了那道明确的禁令，也就是说，他要求众狗按照对这一切的阐释，豁然醒悟，自己禁止绝食。这就成了三重禁令，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道，而我触犯了它。尽管为时已晚，我现在仍可以听从禁令，停止绝食，可这痛苦之中贯穿着一种继续绝食的诱惑，我贪婪地跟随着它，仿佛跟随一条陌生的狗。我欲罢不能，或许也是由于我已精疲力竭，无法站起身，走到有狗居住的地方拯救自己。我在灌木丛的落叶上翻来滚去，再也无法入睡，听见到处都是喧闹声，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一直沉睡着的世界似乎由于我的绝食醒了过来，我简直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进食了，因为我只要吃东西，就必须使这刚刚获得解放的喧闹世界重归沉寂，而我没这么大能耐。当然，我听到的最大喧闹声来自我的肚子，我常把耳朵贴在肚子上听，听得目瞪口呆，因为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这时我饿得很凶了，我的天性似乎也变得迷迷糊糊了，徒劳地试图拯救，我开始嗅食物，我已很久不知其味的精美食物，我童年的欢乐，我闻到了母乳的芬芳；我忘了抗拒气味的决心，或者说得确切些，我并未忘记，而是下定决心——仿佛它与先前的决心是一回事——到处爬，老是爬几步就嗅一嗅，似乎我寻寻觅觅只是为了敬而远之。我当然一无所获，可我并不失望，食物是有的，只不过还在几步之外，而我的腿走不了那么远。同时我也知道，根本就没有食物，我之所以稍稍活动活动，不过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倒在这儿，永远也不会离开。最后的希望、最后的诱惑渐渐消逝，我将在此悲惨地走向毁灭，我的研究有何用？我的来自童年般幸福时期的天真努力有何用？此时此地，形势严峻，我的研究的价值本应得到证明，然而研究在哪儿呢？这里只有一条无助地四处空咬的狗，尽管他还在不由自主、动作痉挛般迅急地不停浇灌土地，但在他的记忆中，从乱糟糟的咒语里再也翻腾不出一字半句，就连新生儿念叨着钻到母亲腹下的小诗也找不出来了。我觉得，我与同胞之间并非只有一箭之遥，而是遥相阻隔的，我其实根本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孤独。显然，没有谁关心我，地下没有，地上没有，空中也没有，他们的无动于衷使我走向毁灭，这种无动于衷说：他死就死了呗。我不是也这样认为吗？我不是也这样说吗？我不是就想要这种孤寂吗？不错，你们这些狗，但我不是为了就这样了此一生，而是为了抵达真理的彼岸，走出这个谎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从谁那儿都无法获知真理，从我这儿也无法获知，因为我是谎言之国土生土长的公民。也许真理并不十分遥远，只是对于我这个失败者和死亡者来说显得遥不可及。也许它并不十分遥远，我也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孤寂，并没有被大家所抛弃，只是自己抛弃了自己。神经紧张的我觉得自己那时就要一命呜呼了，可我并没有死得那么快，只是晕过去了，当我苏醒过来时，睁开双眼，看见一条陌生的狗站在我面前。我并不觉得饿，只觉得浑身是劲，关节充满活力，尽管我并未站起来试试。我定睛看着，与往常没什么两样，一条漂亮、不太异常的狗站在我面前，我看到的就是这些，没有别的，但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比往常多。我的身下是血，起初我还以为是食物，可我马上看清那是自己吐的血。我把目光从血上移开，投向那条陌生的狗。他很瘦，长长的腿，棕色皮毛里夹杂着白斑，探究的目光美丽而有神。“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你必须离开这儿。”“我现在不能离开，”我说，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我该如何向他解释这一切呢？而且他看上去急匆匆的。“请你离开！”他说着，不安地抬抬这条腿又抬抬那条腿。“别管我，”我说，“你走吧，别管我，别的狗不是也不管我吗！”“我是为你好才请你离开的，”他说。“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请我走，”我说，“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这不成问题，”他微笑着说，“你走得了。正因为你看起来很虚弱，我才请你现在慢慢走开，你要是还犹豫不决，到时候你就不得不跑了。”“这是我的事，你就别操这心了，”我说。“我要操这心，”他说，并为我的固执感到难过，显然已准备让我暂时呆在这儿，却又想借此机会跟我套近乎。要是换个时候，我会乐于容忍一条漂亮狗的这种做法，当时却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慌。“走开，”我喊道，由于没有别的自卫方法，喊的声音就更大了。“那就随你的便吧，”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后退，“你真古怪，你难道不喜欢我吗？”“你要是走开，让我安安静静地呆着，我就会喜欢你，”我说，但不再像我想让他相信的那样肯定。我的感官由于饥饿而变得敏锐起来，从他身上看到或听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刚刚萌生，逐渐滋长，向我靠近，我知道了：这条狗有力量把你赶走，尽管你现在还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站起来。他对我的粗暴回答只是微微摇了摇头，我注视着他，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你是谁？”我问道。“我是一名猎手，”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呆在这儿？”我问道。“你妨碍我，”他说，“你在这儿，我就没法打猎。”“你试试看，”我说，“说不定你还能打猎。”“不，”他说，“很抱歉，你必须离开。”“那你今天就别打猎了！”我请求道。“不，”他说，“我必须打猎。”“我必须离开，你必须打猎，”我说，“全都是必须。你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吗？”“不明白，”他说，“这也没什么好明白的，这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事。”“未必吧，”我说，“你为必须把我赶走感到抱歉，却还是这样做了。”“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就是这么回事，”我恼火地重复道，“这可不是回答。对你来说，放弃哪一个容易些？是放弃打猎还是放弃赶我走？”“放弃打猎，”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既然如此，”我说，“这就是个矛盾了。”“到底什么矛盾？”他问道，“我亲爱的小狗，你难道真不明白我必须这样吗？你难道连理所当然的事都不明白吗？”我不再吭声，因为我发现——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生命，一种由恐惧而生的生命涌遍我全身——从难以理解的细节中（可能除我之外，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我发现，这条狗正作深呼吸准备歌唱。“你要唱歌了，”我说。“是的，”他严肃地说，“我要唱歌了，马上就唱，但现在还没唱。”“你已经开始唱了，”我说。“没有，”他说，“还没有。不过你做好听的准备吧。”“尽管你否认，但我已听到你在歌唱了，”我颤抖着说。他沉默了。当时，我觉得认识到了以前谁也未曾知晓的事，至少历史记载中对此只字未提，我感到无比恐惧和羞愧，急忙把脸埋进面前的那摊血中。我觉得我认识到的是，这条狗已经开始唱歌，他自己却还不知道，尤有甚者，歌曲的旋律与他相分离，按自己的法则在空中飘荡，掠过他的头顶，仿佛与他毫不相干，飘向我，完全是冲我而来的。今天我当然否认这一切认识，将之归咎于我当时的神经过敏，不过，这虽然是个谬见，却有伟大之处，即便这只是假象而已，毕竟是我从绝食时期救到这个世界里来的惟一的实在物，它至少表明，我们在完全失态的状态下会达到什么地步。我那时确实完全失态了。从正常情况来看，我已身患重病，动弹不得，可我无法抗拒这旋律，那条狗似乎随即就认定这是他自己的旋律。旋律越来越强；也许在无休止地增强，震耳欲聋。然而最糟糕的是，它仿佛只是为我而出现的，这庄严之声使森林悄无声息，只是为我而出现的，我是谁？胆敢一直呆在这儿，大模大样地躺在污秽与血泊中聆听这声音？我颤抖着站起身，低头瞧了瞧自己，“这样可走不了路，”我还这样想着，身子已在旋律的驱赶下，无比轻快地蹦蹦跳跳飞跑而去了。对我的朋友们我只字未提，刚回来时我本来很可能向他们和盘托出，但那时我太虚弱，后来又觉得难以启齿。我禁不住做出的暗示毫无声息地消失在谈话中了。另外，我的身体几个小时就恢复了，精神上却至今仍有后遗症。

我把我的研究扩展到了狗类的音乐上。即使在这一领域，科学也绝非无所建树的，据我所知，音乐科学可能比食物科学更包罗万象，至少基础更坚实。这是因为与食物科学领域相比，在这一领域更能从容冷静地进行研究，它更多地涉及纯粹的观察和系统化，而在那一领域主要是要得出实际结论。因此，音乐科学比食物科学更受尊重，但前者永远不可能像后者那样深入民众。就我来说，在听到森林里的声音之前，我对音乐科学比对其他任何科学都更陌生。虽然与音乐狗的相遇使我注意到了音乐科学，但我那时还太年轻，而且，这是一门特别艰深的科学，单单略窥门径已非易事，要入其堂奥就是难上加难了。那些狗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的音乐，但我觉得，比音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缄默性格，他们的音乐之可怕，可能很难找到能与之相比的，我干脆不去注意它，但从那时起，我无论在哪儿遇到的狗都有这种性格。在我看来，要探究狗的本性，最合适而且最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研究食物。也许我的看法错了。而这两门科学的边缘领域当时就已引起了我的怀疑，这就是关于使食物从天而降的歌唱的学说。这里又很妨碍我的是，我对音乐科学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在这方面甚至远不如那些向来为科学所特别鄙视的半吊子。这一点我必须牢记。在学者面前，我——可惜我有证据——连最简单的科学考试也很难通过。撇开已经提到的生活状况不谈，原因当然首先是我在科学上的无能，缺乏思维能力，记忆力差，尤其是不能时刻铭记科学的目标。这一切我都毫不讳言，甚至乐于承认。因为我觉得，我在科学上无能的更深刻原因在于一种本能，而且那确实不是太差的本能。我要是想自夸，就可以说，正是这种本能毁掉了我的科学能力，因为面对日常生活的一般事物——这些事绝非最简单的——时，我所表现出的理解力也还过得去，而且最重要的是，尽管我不谙科学，却十分理解学者们，这可以从我的研究结果来加以检验，而我居然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力，连科学的最低一级台阶都踏不上去，这至少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许正是为了科学——一种与大家今天从事的科学不同的科学，一种最终的科学——，本能使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自由！当然我们今天所能获得的自由，是个发育不全的新生物。但它毕竟是自由，毕竟是一笔财富。

王炳钧 译

一个评语〔算了吧！〕

那还是清晨，街道干净，行人稀少，我向火车站走去。途中我拿我的表和钟楼的钟对了对，发现时间比我想象的晚多了，我得赶紧赶路。这么一唬，我连路是不是走对了都没有把握了，对这城市我不很熟悉。幸好附近有个警察。我跑到他那儿，气喘吁吁向他问路。他微笑着说：“向我问路？”“是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找不到路。”“算了吧！算了吧！”说着他猛一下子转过身去，好像不愿让人看到他在笑。

谢莹莹 译

〔论比喻〕

许多人埋怨智者的话总是一些比喻，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用不上。而我们拥有的只是日常生活。当智者说“到那边去”，他的意思并不是叫人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不过如果值得的话，这至少还是做得到的事。他说的是神话般的不知所指的彼岸，是我们所不知而他自己也无法详细描绘的处所。因而对我们在此也就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所有这些比喻所要说明的，其实就是，不可理解的事物就是不可理解；而这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我们每日为之劳心劳力的是一些其他的事。

对此有个人说过：“你们为什么不愿接受呢？假若你们照着比喻做，那么你们自己也就成为比喻，如此一来，你们就不必每天辛苦劳累了。”

另一个人说：“我打赌，这也是一个比喻。”

第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可惜只是在比喻中。”

第一个人说：“不，在现实中，在比喻中你输了。”

谢莹莹译

夫妻

生意行情普遍糟糕透了。有时候，我在办公室里腾出了空儿，便不得不拿上样品包亲自登门拜访顾客。再说我早就考虑过要到K那里走一趟。我以前一直跟他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可去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中断了。对这样的挫折来说，压根儿也不一定存在着真正的原因；在而今这动荡不定的情势下，常常是某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某种情绪会坏了事。同样某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某句话也能使整体重新恢复秩序。但要想见上K，那得费点神了。他是个老人，近来又体弱多病，虽说还掌管着生意上的事，可自己几乎不再到公司里去；如果要跟他谈生意，就得去他家里。而这样一种形式的生意交往，人们总喜欢一推再推。

然而，昨晚六点过后，我真的动身去了。这当然不是拜访人的时候，可这事也不能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是商人之间的。幸好K在家里。有人在前厅里告诉我，K刚刚跟妻子散步回来，此刻在他儿子房间里，因为儿子有病卧在床上。人家也请我进里面去，起初我犹犹豫豫，可到后来，那渴望尽快了结这难堪的拜访的心理占了上风，便让人领着穿过一道黑洞洞的过厅，来到一间灯光昏暗的房子里。屋里坐着几个人。

或许是出于本能吧，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业务代理身上。他在一些生意场上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么说，他倒悄然捷足先登了。他无拘无束地紧坐在病人的床边，就像是大夫。他坐在那里，敞着那宽松而漂亮的大衣，气势逼人。他的厚颜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许病人心里也同样在这么想；他躺在那里，面额烧得微微发红，时而朝他看去。再说这儿子也不年轻了，跟我一般大小，留着不长的络腮胡子，因为生病显得乱糟糟的。老K体高肩宽，但令我吃惊的是，由于慢性病痛的折磨，身子已相当瘦削，背也驼了，步履也不稳了。他依旧是刚才进屋时的样子，穿着大衣站在那儿，对着儿子在嘟哝着什么。老K的妻子身子矮小，弱不禁风，但异常活泼，不过只是对老K这样，——我们其他在场的人，她几乎看也不看一眼。她正忙着给他脱去皮大衣，但由于两人个头相差太大，让她费了一番劲儿，可最终还是脱下来了。另外，真正的困难也许在于K显得十分不耐烦，他焦急不安地打着探问的手势，不断地要人拿来靠背椅。等脱去皮大衣后，她又迅速地将椅子推到他跟前。她自己抱着那皮大衣连拖带拉出了屋，几乎连人都消失在大衣里。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的时机终于来了，或者也许是，它就没有来过，现在似乎也绝对不会来的。但是，如果我真的还想试一试的话，那就要当机立断，因为凭我的感觉，在这会儿谈生意，气氛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但要把自己一直耗在这儿，这可不是我要干的。那位代理显然用心就在于此。另外，我丝毫也不想顾及他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开始说起我的事，尽管我察觉到，K正好要兴致勃勃地跟自己的儿子聊天。可惜我有个毛病，一旦话说到激动的时候——这很快就会出现的，而在这间病房里比平日来得更快些——，就会站起来，一边说话，一边踱来踱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自我调节，而在一个陌生的人家里，便有点讨人生厌。然而我无法控制自己，尤其是我缺少习以为常的烟来抵挡。好啦，人人都有自己的坏毛病，比起那位代理的毛病来，我的又算得了什么呢。比如说吧，他把礼帽放在膝盖上，漫不经心地推过来推过去，时而又一下子完全出乎意料地戴到头上；他虽说立刻又把它摘下来，仿佛是疏忽而为之，但礼帽确实在头上戴了一会儿。他不时地一再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对此该说什么呢？这样的行为说来确实是要不得的。这倒与我无妨。我踱来踱去，一门心思在想着我的事情，无视他的存在。但是会有那么一些人，这种礼帽把戏会使他们完全失去自制。当然，我激动中不但不在意这样的打扰，而且也不理睬任何人。我虽然眼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但我只要没有说完话，或者没有直接听到异议，几乎就不予理睬。比如我似乎觉察到，K充耳不闻；他将搭在扶手上的两手不自在地翻来翻去，也不抬头看我一眼，而是毫无意义地寻思着，脑子里一片空虚。他显得心不在焉的样子，似乎我的话一句也没有灌到他的耳朵里，他甚至连我的存在都没有感觉到。我看到了这一切令我无望的举止，但我依然说下去，仿佛我真的还有希望，用我所说的，用我带来好处的供货——我连自己都为我做出了没有人要求做出的让步而感到吃惊——把一切最终重新恢复到平衡。我瞬间发现，那位代理终于让他的礼帽安静了，并且将两臂交叉在胸前，这也给了我某种欣慰感。我的一番表演好像严重地刺伤了他的计划，对此他也是有所预料的。要不是那个我直到此刻都把他当做无关紧要的人物而置之不顾的儿子突然从床上半仰起身子，挥着咄咄逼人的拳头不让我说下去的话，我也许会在这由此而来的惬意中一直讲下去。这儿子显然还想说些什么，指指什么，可他却没有足够的气力。我开始把这一切当成发烧性的谵妄，可当我不由自主地随即将目光朝老K投去时，我就明白多了。

K坐在那里，瞪着呆滞的、肿胀的、片刻前还听使唤的眼睛，身子颤栗地向前倾去，仿佛有人在背上扶着他或是给了他一击。他的下唇，也就是下巴连同裸露的牙床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整个面目都不成样子了。他依然喘着气，尽管已经十分困难了，然后像解脱了似的倒在靠背椅里闭上了眼睛，某种极力挣扎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庞，最后一动不动了。我迅速地跳到他跟前，抓住那只耷拉着的、冷冰冰的、令我不寒而栗的手，却摸不着脉搏了。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当然，这里走的是一个老人。但愿这死亡别使我们的心情变得更沉重。可现在有多少事情要做呀！而匆忙之中先做什么呢？我四下寻求着救助，只见那儿子把被子蒙到脑袋上，一个劲地抽泣着；那代理露出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气，无动于衷地坐在面对着K两步远的沙发里，显然决心除了这样来消磨时间外什么都不做。那么只剩下我去做点事了。现在立刻先做最难做的事，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消息告诉K的妻子。用一种可以忍受的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就在这时，我听见从隔壁房间里传来急急忙忙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她——依旧穿着日常便服，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拿来了一件在炉子上烤得热乎乎的长睡衣，现在要给老伴穿上。“他睡着了，”她微笑着说。她发现我们如此不动声色时，便摇了摇头。然后，她怀着少女般纯真而无限信赖之情抓住我刚才勉勉强强战战兢兢地抓过的那只手亲吻着，就像表演着一场恋爱小剧。接着——尽管我们其他三个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呢！——K动了起来，大声地打着哈欠，让人给自己穿上长睡衣。妻子体贴入微地责怪他散步时走得太远，劳累过度，他露出生气而嘲讽的神色听任着。相反，他对自己睡着了则另有一番解释。奇怪的是，他说是出于百无聊赖。然后，他暂且躺到儿子的床上，免得去另一间屋里时伤风。他的脑袋就放在儿子的脚旁，枕在由妻子急急忙忙拿来的两个枕头上。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我没有再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现在，他要来晚报捧在面前，置客人们于不顾。但他并没有看报，只是眼睛时而扫一扫报页。他投以惊人的、生意场上的尖锐目光，就我们的供货说了几句令人相当难堪的话。他用另一只自由的手不停地打着轻蔑的手势，舌头在嘴里咂来咂去，表明我们的生意行为捣坏了他的味觉。那位代理按捺不住地发了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议论。他甚或抱着自己的小人之见，觉得一定要在这儿为所发生的事创造某种均衡气氛。可是照他那样子，当然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我马上告辞，我对他几乎怀有感激之情；他要不在场的话，我哪里会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呢！

前厅里，我又碰上了K的妻子。一见她那可怜巴巴的身躯，我打心底里说出：她使我想起了我妈妈。而由于她一声不吭，我就借机说道：“不管怎么说吧，她能创造出奇迹来。凡是我们损坏了的东西，她都又修复好了。我小时候就没有了妈妈。”我故意说得特别慢，一字一板，我猜这老夫人耳背，但她可能耳聋了，因为她没头没脑地问道：“说我丈夫的仪表吗？”另外，从几句告别的话里，我发现她把我同那个代理弄混了；我宁愿相信，她以往会比现在亲切些。

然后我顺着楼梯往下走去。先前上楼就够不容易了，下楼则越发艰难。唉，生意的道上布满了荆棘，人们只有背负着荆棘继续走去。

韩瑞祥译

〔回家〕

我回来了，我越过田野，四处张望着。这是我父亲的老院子，院子中央积了一洼水，一些旧的不能用的用具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挡住了通向台阶的路。猫伺守在栏杆上。一度裹在杆子上用于游戏的头巾，现在成了碎布随风飘扬着。我到了。谁来招呼我呢？厨房门后有谁等候着呢？炊烟袅袅，炉子上正做着晚餐喝的咖啡，你感到亲切吗？觉得到家了吗？我不知道，我毫无把握。是的，这是我父亲的房子，但是一样样的东西好像互不相干，各忙各的。所忙之事，有些我已忘却，有些则是我从不知道的。我对他们有何用处，即使我是老主人的儿子，我对他们来说算老几。我没有勇气敲厨房的门，我只敢远远地仔细听着，只敢远远地站在那儿仔细听着，站在人家看不见我的地方。因为在远处听，所以我听不到什么，只听到轻轻的钟声，或者以为听到了那儿时耳熟的钟声。厨房里的事，是坐在那儿的人对我保守的秘密。在门外踟蹰越久，就越是陌生。如果现在有人开门问我有什么事，那会怎么样呢。我难道不会像个要保守自己秘密的人那样做？

谢莹莹 译

附录：致父亲的信

杨劲 译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我，我为什么说怕你。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这种畏惧，就得细数诸多琐事，我一下子根本说不全。我现在试图以笔代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如此，所写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因为就在写信时，对你的畏惧及其后果也阻塞着我的笔头，而且材料之浩繁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

对你来说，事情一向都很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或不分场合在许多其他人面前是这样说起这事的。在你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你一辈子含辛茹苦，为了儿女们，尤其为了我，牺牲了一切，因而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享有充分的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愁吃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并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儿女的回报”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至少应该有一点配合，有一点理解的表示；我却从来都躲着你，躲到我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我从未对你倾吐过肺腑之言，从未陪你去过教堂，从未去弗兰岑温泉探望过你，在其他方面也从未有过家庭观念，对生意以及你的其他事漠不关心，把工厂的一摊子事扔给你，就一走了之了，我支持奥特拉固执己见，我从未为你出过一点儿力（连戏票也没替你买过），却为外人赴汤蹈火。总结一下你对我的评价，可以看出，你虽然没有直说我品行不端或心术不正（我的最后一次结婚打算可能是例外），但你指责我冷漠、疏远、忘恩负义，你这般指责我，仿佛这都是我的错，只要我洗心革面，事情就会大有改观，而你没有丝毫过错，即使有，也是错在对我太好了。

你的这一套描述我认为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我也认为，我俩的疏远完全不是你的错。可这也完全不是我的错。倘若我能使你认同这一点，那么——开启崭新的生活已不可能，因为我俩年岁已大——我们就能获得某种安宁，即便不会终止，毕竟能缓和你那无休止的指责。

奇怪的是，你对我想说的话总有种预感。比如，你不久前对我说：“我一直是喜欢你的，尽管我表面上对你的态度跟别的父亲不一样，这只是因为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装腔作势。”父亲，我总体上从未怀疑过你都是为我好，但我认为你这话不对。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真的，但是仅仅因此就想断定别的父亲装腔作势，这要么是强词夺理、不容商量，要么就是暗示——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我们之间有点不对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你也有份，只不过你没有过错。你若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看法就一致了。

我当然并不是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我甚至倾向于这样夸大其词）。即便我在成长过程中丝毫未受你的影响，很可能也长不成你所中意的样子。我多半会很羸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既不会成为罗伯特·卡夫卡，也不会成为卡尔·赫尔曼，不过一定与现在的我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会相处得极其融洽。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尽管已有些迟疑），我会感到很幸运。惟独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特别是因为我的弟弟们幼年夭折，妹妹们都比我小很多[1]，这样，我就不得不独自承受你的头一番重击，而我又太弱，实在承受不了。

比较一下我俩吧：我，简言之，一个洛维[2]，具有某种卡夫卡气质，但是使这种气质活跃起来的，并非卡夫卡式的生命意志、创业雄心、征服愿望，而是洛维式的刺激，这种刺激在另一个方向上比较隐秘、虚怯地起作用，甚至常常戛然而止。你则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自鸣得意、高人一等、坚韧沉着、有识人之明、相当慷慨，当然还有与这些优点相连的所有缺点与弱点，你的性情以及有时你的暴躁使你犯这些毛病。如果与菲力普叔叔、路德维希叔叔、海因里希叔叔相比，你在世界观上可能并非真正的卡夫卡。这很奇怪，对此我也想不大明白。他们全都比你快活爽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不像你那么严厉（顺便说一句，这方面我继承了你不少，而且把这份遗产保管得太好了，但我的天性中缺乏你所具备的必要的平衡力）。另一方面，你在这点上也经历了不同时期，或许曾经很快乐，直到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让你失望，使你在家闷闷不乐（一来外人，你就是另一个样子），你现在可能又变得快乐了，因为孩子们——瓦莉可能除外——没能带给你的温暖，现在有外孙和女婿给你了。

总之，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如果设想一下，我这个缓慢成长的孩子与你这个成熟的男人将如何相处，就会以为你会一脚把我踩扁，踩得我化为乌有。这倒是没有发生，生命力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发生的事可能比这还糟糕。在这里，我一再请你别忘了，我从不认为这是你那方面的错。你对我产生影响是不由自主的，只不过你不应当再认为，我被你的影响压垮了是因为我心存恶意。

我小时候很胆小，当然，既然是孩子，我肯定还很倔，母亲肯定也很溺爱我，可我不认为自己特别难调教，我不相信，一句和善的话、一次不动声色的引导、一个鼓励的眼神不能使我乖乖地顺从。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下面所说的与这并不矛盾，我讲的只是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但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都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这种方式之所以很合你的心意，还因为你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男孩。

我现在当然无法直接描述你在我的生命之初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不过，从之后的情形以及你对待菲力科斯[3]的方式，我可以大致想象出来。尤其要考虑到的是，你那时更年轻，也就更精力充沛、更狂暴、更随心所欲、更肆无忌惮，而且，你整天为生意奔忙，一天也难得露一次面，因此，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没有淡化为习以为常的事，而是深刻得多。

最初几年的事，只有一件我仍记忆犹新，你可能也还想得起。一天夜里，我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绝对不是因为口渴，大概既是为了怄气，也是想解闷儿。你严厉警告了我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你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我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当时为了让我安静下来，可能确实别无他法，我不过是想借这件事说明你的教育方法以及它对我的影响。从这以后，我确实变乖了，可我心里有了创伤。要水喝这个举动虽然毫无意义，在我看来却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结果是被拎出去，我无比惊骇，按自己的天性始终想不通这两者的关联。那之后好几年，这种想象老折磨着我，我总觉得，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我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他面前我就是这么渺小。

这在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开端，然而，经常涌上我心头的这种渺小感（换个角度看，这却也不失为一种高尚和有益的感觉）来自你的影响。我原本需要些许鼓励，些许和善，我的路需要些许余地，你却把它堵死了，当然是出于好意，你认为我应当走另一条路。可我走不了别的路。比如，我敬礼和走正步的动作很标准时，你会鼓励我，而我并非当兵的料，要不然，我狼吞虎咽，边吃还边喝点啤酒时，或者我哼哼着自己也不懂的歌，学说你的口头禅时，你会鼓励我，可这一切与我的将来毫无关系。很说明问题的是，就连现在也只有当你自己被牵累，你的自我感觉被我破坏（例如我结婚的打算）或因我遭到破坏时（例如佩帕骂我），你才会真正鼓励我。这种时候你鼓励我，提醒我别忘了我的价值，指出我有资格做的事，把佩帕贬得一无是处。且不说按我现在的年岁，我已不为鼓励所动，关键是这种鼓励并非首先着眼于我，对我有什么用呢？

那时候，我在各方面都需要鼓励。单单你的体魄就已把我压倒了。比如，我还记得我们经常一起在更衣间脱衣服的情景。我瘦削、羸弱、窄肩膀，你强壮、高大、宽肩膀。在更衣间里我已觉得自己很可怜了，不单单在你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也是如此，因为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接着，我们走出更衣间，走到众人面前，我抓着你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心惊胆战，光着脚站在木板上，怕水，学不会你的游泳动作，你好心好意地一再为我做示范，我却恨不得有地缝可钻，万分绝望，在这样的时刻，我各种各样的糟糕经历都融会到一起了。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你有时先脱了衣服，我独自呆在更衣间里，可以尽量拖延当众出丑的时刻，直到你终于过来看是怎么回事，把我赶出更衣间。我很感激你，因为你似乎没有察觉我的窘迫，而且，我也为父亲的体魄感到骄傲。顺便说一句，我俩的这种差异至今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与这种差异相应的是你在精神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你完全凭自己的本事干成了一番事业，因此，你无比相信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形我小时候就有所感觉，但没有我长大成人后感觉到的那么突出。现在你是坐在躺椅里主宰世界。你的观点正确，任何别的观点都是荒谬、偏激、疯癫、不正常的。你如此自信，根本不必前后一致，总是有理。有时，你对某件事毫无看法，因此，对这件事的任何看法必定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接着骂德国人，接着骂犹太人，不仅挑出某一点骂，而且方方面面全都骂，到头来，除你之外所有的人都被骂得体无完肤。在我眼里，你具有所有暴君都具备的神秘莫测，他们的正确靠的是他们本人的存在，而不是思索。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

在我面前，你居然果真常常是对的，谈话时当然如此——因为我俩几乎没有谈过话——生活中也是这样。这并不特别费解。我的所有思考都处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的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所有看上去不依赖于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被你的贬斥压得很沉重；承受这样的评判，以致完整而连贯地阐明我的想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并不是指什么高深的思想，而是指小时候的任何一个小举动。只要孩子为某件事满心欢喜，一心念着它，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得到的回答便是一声嘲讽的叹息，摇头，手指敲着桌子：“我还见过更棒的呢”，或者“你已经跟我说过你的心事了”，或者“我可没这份闲心”，或者“可真是件大事”，或者“拿这去买点东西吧！”我当然不能要求含辛茹苦的你为孩子的每一件芝麻小事而兴高采烈。问题也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的逆反心理，你总是非得让孩子失望不可，而且，你所反对的事不断增多，你的逆反心理不断增强，最后成了习惯，即使你与我的看法相同，这样，孩子所感到的失望就并非日常生活的失望，由于它牵涉到你，而你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种失望就使他一蹶不振了。对桩桩事的勇气、决心、信心、喜悦都坚持不到底，只要你反对或仅仅是料想你会反对；而差不多我所做的任何事，料想你都会反对的。

这不仅涉及到想法本身，而且涉及到人。只要我对某人稍有好感——按我的性格，这种情形并不常发生——你就会丝毫不顾及我的情感，不尊重我的判断，以斥责、诽谤、侮辱横加干涉。像德国的犹太演员洛维这样纯真可爱的人也因此而遭罪。你并不认识他，却将他比作甲虫，比喻的方式很可怕，我已忘了，只要谈到我喜欢的人，你随口就有狗和跳蚤之类的谚语[4]。我尤其记得这个演员，因为我当时对你的议论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我的父亲之所以这样说我的朋友（此人他根本不认识），仅仅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将来指责我没孝心、忘恩负义，我就可以拿这来反驳他。”我始终想不明白，你怎么丝毫感觉不到你的话和你的评价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似乎你对自己的威力一无所知。我肯定也经常说些让你伤心的话，但我总是意识到了对你的伤害，这让我心痛，可我忍不住要说出来，我说的时候就已经后悔了。你却毫无顾忌地恶语伤人，不为任何人感到歉疚，说的时候不会，说完之后也不会，你让人根本无法招架。

而你的全部教育都是如此。我想你具有教育天才；倘若被教育者是你这种类型的，你的教育一定很有好处；他会明白你的话的明智所在，不在乎其他方面，安心地照你的吩咐把事情完成。而我小时候，你对我的大声嚷嚷简直就是天条，我永志不忘，它们一直是我评判世界，首先是评判你本人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你根本经不起这种评判。由于我小时候大多是吃饭时与你在一起，你的大部分教诲便是用餐的规矩。桌上的饭菜必须吃光，不准谈论饭菜的好坏——你却经常抱怨饭菜难吃，称之为“猪食”，是那“畜生”（厨娘）把它弄糟了。你食欲旺盛，喜欢吃得快，吃得热，狼吞虎咽，因此，孩子也必须赶紧吃，餐桌上死气沉沉，悄无声息，打破这寂静的只有你的规劝声“先吃饭，后说话”，或“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或“你瞧，我早就吃完了”。不准咬碎骨头，你却可以。不准咂咂地啜醋，你却可以。切切要注意的是，面包必须切得整整齐齐，而你用滴着调味汁的刀切，就无所谓了。务必当心饭菜渣掉地上了，而你脚下掉的饭菜渣最多。吃饭时不准做别的事，你却修指甲、削铅笔、用牙签掏耳朵。父亲，请你理解我，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它们之所以使我感到压抑，只是因为你，我心中衡量万物的尺度，自己并不遵守为我立的许多戒律。所以，世界在我眼里一分为三，一个是我这个奴隶的生活世界，其中布满了条条框框，这些法规是专为我制定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完全符合这些法规，然后是第二个世界，它与我的世界有天渊之别，这就是你的生活世界，你一刻不停地统治着，发号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动怒，最后是第三个世界，你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其中，不受任何命令和戒律约束的世界。我始终感到耻辱，要么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只有我必须遵守它们；要么执拗，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执拗；要么我达不到法规的要求，比如说因为我缺乏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敏捷，而在你看来，你所要求的都是我理所当然应当具备的；这便是最大的耻辱了。这些并不是孩提时的我思考出来的，而是感觉到的。

把我当时的处境与菲力科斯比较一下，可能就更清楚了。你对待他的方式也很类似，甚至采用一种特别严厉的教育手段，当他吃饭时的举止你看不顺眼时，你不仅会像当时对我那样说声“你是头蠢猪”，还要加上一句“一个地道的赫尔曼”，或“跟你爸一模一样”。然而对于菲力科斯，这或许——只能说是“或许”——确实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对他来说，你毕竟只是个他必须特别当心的外祖父，并非像你对于我那样意味着一切，而且，菲力科斯性格沉静，现在就已有种男子汉气概，雷鸣般的吼声可能会使他一时目瞪口呆，却不能让他长久地惟命是从，最重要的是，他较少和你在一起，还受其他人的影响，在他眼里，你亲切好玩，他可以从中选取他所喜欢的方面。而对于我，你可不是什么好玩的，我无从选择，我只能全盘接受。

对你的反对，我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因为只要你不同意或只要某件事不是你首先提出来的，你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谈论它；你的专横容不得人们说起它。近几年，你说这是你的心绪烦躁症所致，可我觉得你从未与此截然不同，心绪烦躁症不过是你实行更严厉统治的一个手段，因为大家一想到这病，再大的异议肯定也不好说出来了。这当然不是指责，只是陈述一桩事实。比如说到奥特拉：“根本没法跟她谈事儿，她一开口就凶神恶煞的，”你总是这样说，其实她压根儿没有凶神恶煞的；是你把事与人混为一谈了；是事情对你凶神恶煞的，你听也不听别人说什么，立即就下了定论；别人再说什么，只会使你火气更大，绝不可能说服你。然后你只会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随你怎么做，我可不管你；你已经长大了；我没有什么好规劝你的，”这些话都是用可怕而嘶哑的语气说出来的，带着愤怒和彻底的贬斥，现在我听到这语气没有小时候战栗得那么厉害了，这只是因为我已认识到我俩都很无助，这多少取代了童年时纯粹的负疚感。

我俩不可能平心静气地交谈，这还有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即便情形不是这样，我恐怕也不会成为大演说家，不过，像一般人那样流畅地说话我总还是可以的吧。你早早就禁止我说话了，你警告我“不要顶嘴，”一边说一边举起手，这些都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我在你面前说话——只要说到你的事，你总是滔滔不绝——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就这样你还觉得我说得太多了，我终于哑口无言，开始时可能出于执拗，后来则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了。加之你是我的真正的教育者，这影响到了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认为我从来没有顺从过你，这真是让我啼笑皆非的谬见。你认为我“总是反着来”，并对此指责不断，可这的确不是我在你面前的准则。恰恰相反：我要是不那么顺从你，你肯定会对我满意得多。你的所有教育措施无一不中的；我一项也没能躲过；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当然撇开先天条件及生活的影响不谈）你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产物。尽管如此，这个产物让你很难堪，你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这是你的教育的结果，原因就在于，你的手与我这块材料彼此格格不入。你说：“不要顶嘴！”试图以此使我心中惹你不快的反抗力沉默下来，这对我影响太大，我太听话，我就完全闭嘴了，在你面前噤若寒蝉，直到已离你很远，你的威力至少不能直接够到我时，我才敢有说有笑。你却还是不满意，觉得我又是在“反着来”，其实这只是你的强大与我的羸弱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你在教育时所用的言谈手段影响尤其深远，至少在我面前从未失灵过，这就是：咒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我想不起你曾直截了当地用脏话骂我。你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你有很多别的方式，在家，尤其是在店铺里谈话时，你随口骂人，骂人话铺天盖地，把小小年纪的我都快吓呆了，我没法不把这些话跟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你所咒骂的人肯定不比我差，你对他们肯定不会比对我更不满。这又是你的神秘的无辜和凛然不可侵犯之处，你随心所欲地骂人，却不仅谴责，而且禁止别人骂人。

你以威吓来加重咒骂，骂我时也是如此。让我胆战心惊的话比如：“我要把你像鱼一样撕碎。”尽管我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我小时候可并不明白这一点），这却几乎符合我对你的威力的想象，我想象中的你连这也做得到。你喊叫着绕桌子跑着逮人，也很可怕，你显然根本不想逮住，只是做出这个样子，最后是母亲做出救人的样子来搭救。孩子又一次觉得，是你的恩赐让他又捡了一条命，只要他活着，就时刻觉得他的生命是你功德无量的馈赠。还有就是，你威吓倘若不听从你，会有怎样的后果。如果我开始做某件你不喜欢的事，你威吓我说这事会失败，那么，由于我太敬重你的看法，失败就已在所难免了，即便这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我丧失了自信心。我动摇不定，疑虑重重。我年龄越大，你可以用来证明我无能的材料也就越多；在某些方面，逐渐证明你确实是对的。我又要注意别断言说我这样完全是你造成的；你只是加重了原本的状况，但你加重得很厉害，因为你在我面前就是很强大的，而且你用上了全部威力。

你特别相信讽刺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讽刺也最适合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越感。你的警告通常是这样的：“你就不能那样做吗？这对你恐怕太难了？你当然没时间？”诸如此类。每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就狞笑一声，一脸愠怒。被问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罚。如果被训斥者只是作为第三人称被提到，也很伤人，因为这样一来，他连直接被你骂都不配；你表面上在对母亲说话，实际上是说给坐在旁边的我听的，比如：“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儿子先生这样。”等等。（然后有了对台戏，比如，只要母亲在，我不敢直接问你，后来习惯性地根本想不到这样做。孩子觉得通过坐在你身旁的母亲打听你的情况，危险就小多了，于是他问母亲：“父亲好吗？”这样就不怕惹出事来。）当然，我也有对你最尖刻的讽刺深表赞同的时候，即遭到讽刺的是别人时，比如艾丽，我与她有好几年关系一直很糟。几乎每顿饭都听到你说她，这让我大出了一口恶气，幸灾乐祸得很：“她非得坐得离饭桌十米远不可，这个胖丫头。”说完，你气势汹汹地坐在你的扶手椅里，面无表情，俨然一个愤怒的敌人，试图夸张地模仿她的坐姿，表示你对此多么反感。你老得重复类似的讽刺手段，而你由此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何等微弱。我想，这是因为你的大发雷霆与事情本身显得不成比例，孩子不会觉得是“远离桌子坐”惹你生气的，而是你原本就有一肚子火，只是碰巧借这件事把火发出来。孩子深信，要找茬儿发火随时都能找到的，因此不是特别当心，而且，你的警告成了家常便饭，孩子也就觉得无所谓了；孩子逐渐拿准了一点，觉得不会挨打的。就这样，孩子变得阴沉、心不在焉、不听话、一心想着逃遁，大多是一种内心的逃遁。你痛苦，我们也痛苦。怪不得你咬紧牙关，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笑声，这笑声使孩子头一次想象出了地狱的景象，你苦涩地说道（就像最近由于一封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这是一群混蛋！”从你的立场出发，你这样做完全正确。

与你对孩子的这种态度极不协调的是，你经常当众诉苦。我承认，我小时候（后来大概好些）对此无动于衷，而且不理解，你怎么竟会期望得到同情。你在任何方面都是巨人；你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同情甚或帮助？对此，你心底里保准会嗤之以鼻，正如你常常瞧不起我们本人。因此，我不相信你的诉苦，想看看诉苦后面隐藏着什么意图。后来我才明白，你确实为儿女吃了很多苦，然而当时——在另外的情形下，诉苦可能会打动一颗坦率、无所顾虑、乐于助人的童心——在我眼里，这必定又不过是极其明显的教育和侮辱手段而已，手段本身并不很厉害，只是它的副作用很有害，使得孩子习惯于把应当严肃看待的事偏偏不怎么当回事儿。

幸运的是也有例外，这大多是你默默吃苦时，以爱与善的力量克服一切对立因素，直接拥有了爱与善。这种情形很罕见，却妙不可言。特别是以前当我看见：盛夏的中午，你在店铺里吃完饭后，疲惫地打个盹儿，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星期天，你精疲力竭地赶往我们所在的避暑地；母亲身患重病时，你紧紧抓住书箱，哭得浑身打颤；我上次生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在门槛上站住了，伸长脖子看看躺在床上的我，怕打搅我，只挥挥手表示问候。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到床上，幸福得哭了起来，此刻我写到这儿时，眼泪又夺眶而出。

你的脸上也会绽出一种特别美丽、十分罕见的微笑，一种沉静、满意、赞许的微笑，你向谁这样一微笑，他就会深感幸福。我不记得你曾明确地对孩提时的我这样微笑过，不过多半有过，你当时怎么会吝啬向我微笑呢，因为我那时在你心里还是无辜的，还是你的厚望。顺便说一句，这种和善的印象久而久之只加重了我的内疚，使我感到世界更加不可理解。

我情愿去想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一贯发生的事。仅仅为了在你面前稍稍能站住脚，部分也是出于报复心理，我很快就开始观察、收集和夸大在你身上发现的小笑料。比如，你轻易就对表面显赫的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津津乐道某位宫廷枢密顾问之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你，我的父亲，认为自己的价值需要这种一钱不值的认可，并到处炫耀，这使我感到很难过）。我还观察你爱说猥亵的话，而且说得震天响，边说边笑，仿佛妙语连珠，其实不过是平庸的猥亵之辞罢了（同时，这使我感到羞辱，因为这又是你的生命力的表露）。这种观察多种多样，不胜枚举；我为之而欣喜不已，我有理由在你背后窃窃私语、开玩笑了，你有时有所觉察，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坏心眼、目无尊长，不过相信我吧，这对我来说无非是维护自我的一个手段而已，一个毫无成效的手段，这都是些玩笑，就像人们对神与国王开的玩笑，这样的玩笑不仅与最深的敬意相联，甚至本身就是敬意的表现。

与你在我面前的类似情形相应，你也试图反戈一击。你时常说，我过得好得不得了，大家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是对的，但我并不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使我的状况大为改观了。

确实，母亲对我再好不过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与你相关，因而也就不是好事了。母亲无意识地扮演着狩猎时的围猎者角色。如果说你的教育使我心中充满了执拗、反感甚或憎恨，在某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我会因此变得独立，那么，母亲以她的慈爱、谆谆教诲（在我们纷乱的童年里，她就是理智的化身）、求情，又和上了稀泥，我就又被赶回你的圈子，否则我可能会冲出这个圈子，这对你对我或许都是件好事。要不就是，我俩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于是母亲只能背着你保护我，悄悄给我东西，应允我，结果，我在你面前又是鬼鬼祟祟的，又成了骗子，深感内疚，因为我太渺小，就连我自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取得。当然，我后来习惯了以这种方式寻求我自以为无权拥有的东西。这又加重了我的内疚。

确实，你没有真正打过我。可是你的叫嚷，你的涨得通红的脸，你急匆匆地解下裤子背带，把背带放在椅背上随时待用，对我来说比真打我更可怕。我就像行将被绞死的人。若是真被绞死，一死也就没事了。而他如果不得不亲眼目睹被绞死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到绳套已吊在面前了，才得知获赦，那他可能会为此痛苦一生。再说，你明确说过，我好多次都该挨打的，每次都因为你的恩赐而幸免，这又只会使我感到强烈的内疚。各方面我都对你有负疚感。

你一向指责我（单独对我说或者当着其他人的面，对于后一种情况我所感到的羞惭你毫无感觉，你的孩子的事总是公之于众的），说我靠你的劳动，不愁吃不愁穿，过得安逸、舒服又富足。我想起了一些话，这些话肯定已在我额头上刻下皱纹了，比如说：“七岁时我就推着小推车走街串巷啦。”“我们全得挤在一间屋子里睡。”“有土豆吃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冬天没棉衣可穿，腿上好几年都是裂开的冻伤。”“我小小年纪就得去皮赛克一家店铺当学徒了。”“家里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连我当兵时也没给过，倒是我往家寄钱呢。”“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在我心目中，父亲总是父亲。现在谁还懂这个！孩子们知道些什么呀！一个也没吃过这种苦！现在的孩子有能明白这个的吗？”换一种情形，这些故事可能不失为极好的教育方式，它们会给孩子打气，鼓励他承受父亲曾经历过的艰辛与困苦。可这根本不是你的初衷，正是你的辛劳使我们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像你一样以这种方式出类拔萃，这样的机会已经没有了。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就非得通过暴力和彻底叛逆，非得离家出走（前提是孩子能当机立断并有力量这样做，而且母亲那方面不用别的方式加以阻挠）。你却根本不愿这样，把这说成是忘恩负义、走极端、不听话、背叛、发疯。你一方面举例子、讲故事，使我们深感羞惭，恨不得这样做，另一方面对此严加禁止。比如说奥特拉的曲劳[5]历险吧，撇开枝节问题不谈，你本应该感到欣喜的。她想去农村，而你就是来自农村的，她想劳动，想经历困苦，就像你曾承受的那样，她不愿坐享你的劳动成果，就像你也从未依赖过你的父亲。这些计划就那么可怕吗？那么违背你的例子和教诲吗？是的，奥特拉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了，后来可能显得有些可笑，执行计划时搅得家里鸡犬不宁，她没有好好为父母着想。可这都是她的错吗？难道不也是她的处境造成的，尤其是因为你那么疏远她？难道她在店铺里的时候（你后来就想这样认为）与你不疏远，去了曲劳才与你疏远的吗？你难道不是绝对能（前提是你能克服自己）通过鼓励、建议和关心，也许甚至只要你肯容忍就行，使这次历险变成一件好事？

你讲完这些经历，总爱开个尖刻的玩笑，说我们过得太好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玩笑。你得奋斗才获取的东西，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你手中得到了，但是，这场你早早就投入的生存斗争我们当然也不能幸免，我们要很迟，在成年人时才以孩子的力量进行这场斗争。我并不是说，我们的状况因此一定不如你的，毋宁说，二者恐怕不分轩轾（基本素质当然另当别论），我们所处的劣势就在于，我们不能像你那样炫耀自己的困苦，拿它来使人感到羞惭。我也不否认，我完全有可能好好享受、好好利用你伟大而辉煌的劳动所结出的硕果，并将它发扬光大，使你欣慰，然而，我们的疏远横亘其中。我可以享受你所给予的，可我享受时时刻感到的只是羞惭、疲惫、羸弱、内疚。因此，我对你只能有乞丐般的感激之情，无法以行动来回报。

整个这套教育的最直接的外在结果就是，只要稍微会使我想到你的事，我都避之惟恐不及。首当其冲的就是店铺。当它还是个沿街的小店时，尤其是在我的童年，它一定曾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店里那么热闹，晚上灯火通明，总有可看可听的，还能不时地帮帮忙，显显身手，最主要的是欣赏你做生意的出众才干，看你怎样卖货，怎样跟顾客打交道，开玩笑，干劲十足，遇到麻烦事怎样当机立断等等；还有看你怎样包装或开箱，这都是值得一看的精彩戏，这一切绝对是不错的儿童课堂。可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渐渐让我感到恐惧，而在我眼里，店铺跟你就是一回事，我觉得店铺也不再舒适了。店铺里有些事我起初觉得很自然，后来却使我感到痛苦、羞惭，特别是你对店员的态度。我不了解情况，或许大多数店铺里老板都是这样对待店员的（比如那家私人保险公司的情形确实差不多，我向经理提出辞呈，说是因为我受不了责骂，即便他根本不是在骂我；这不全是实情，却也不全是谎言；从小我就对这特别敏感，为之而痛苦），但孩提时的我并不在乎别的店是什么样的。我只听见并看见你在店铺里叫嚷、咒骂、发怒，我当时以为这样的情形满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你不光咒骂，还有别的暴戾举动。比如，你发现有些货混放在其他货里了，一挥手就把这些货从桌子推到地下——你气得昏了头，只有这能稍稍为你开脱——店员就得重新拾起这些货。要不，你老是这样说一位患肺病的店员：“他早就该死了，这条病狗！”你称店员们是“领酬金的敌人”，他们倒也是，不过，还没有等他们变成这样，我觉得你就已经是他们的“付酬金的敌人”了。在店铺里我也深刻体会到，你也可能做出不公正的事；从我自己身上我还不会这么快就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心里的内疚积得太重，我总觉得你是对的；而在店铺里，按照我孩童的观察——后来当然略有修正，不过改动并不太大——，为我们干活的都是陌生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对你的无休止的恐惧中。我当然想得有些夸张，因为我马上就以为他们跟我一样很怕你。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可真是没法活了；然而他们是成年人，大多有着极其坚强的神经，只把你的咒骂当耳旁风，到头来，你因此吃的亏比他们大多了。我却受不了店铺，它总让我想起我与你的关系：撇开你的店主利益不谈，撇开你的统治欲不说，单单作为生意人，你就已远远胜于所有曾在你那儿当学徒的人，以至于他们的任何成绩都不能令你满意，就像我永远不能令你满意一样。因此，我必然站在店员一边，另外，由于我很胆小，不明白怎么能这样咒骂一个陌生人，所以，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也惴惴不安地试图使这些在我看来已被激怒的店员与你，与我们全家之间达成和解。要做到这一点，光是对店员采取一般的客气态度还不够，谦逊恭敬的举止也不行，我一定要低声下气，不仅得主动打招呼，还要尽可能不让他们回礼。即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舔他们的脚掌，仍然抵消不了你这个老爷对他们滥施的淫威。我与店员们形成的这种关系波及到了店铺之外，影响到了未来（类似的情形——不过没有我的那么危险和影响深远——比如奥特拉爱和穷人打交道，与女仆们坐在一块儿等等，这让你很恼火）。到后来，我简直怕起店铺来了，其实我还没上高级文科中学时，对此就早已不感兴趣了，上中学之后离它更远了。而且我觉得，我的那点本事根本应付不了它，因为如你所说，连你都为之殚精竭虑。我不热衷经商，不热衷你的事业，这让你很伤心，于是你（现在我为此既受感动，又深感羞愧）哄自己，说我缺乏经商的头脑，我脑子里有更高的思想，诸如此类。你的这个自欺欺人的解释，母亲听了当然很高兴，而我由于虚荣心作怪，加上身陷困境，也有些听信这种说法。然而，倘若真的仅仅或主要是因为“更高的思想”我才不愿经商（我现在，直到现在，才打心眼里真正厌恶经商），那么，这些思想必定已在其他方面表露出来了，我也就不会默默无闻、惴惴不安地读完文科高中，学完法学，最后在这公务员的办公桌前落脚。

我要想逃离你，就得逃离这个家，甚至逃离母亲。虽然在她那儿总能找到庇护，但这庇护始终牵连着你。她太爱你了，对你太忠心、太顺从了，因而在孩子的斗争中难以持久地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这也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更加依赖你了；当事情涉及她自己时，母亲总是温良而柔弱地维护着她那最低限度的独立，而且从不真正伤害你，随着年岁的增加，她却越来越——情感多于理智——全盘接受你对孩子们的看法和批评，在奥特拉这件麻烦事上尤其如此。当然，我们绝不能忘记，母亲在家中的角色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她为店铺、为家务操劳，家中谁生了病，她就受加倍的煎熬，而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她夹在我们与你之间，苦不堪言。你一向对她很好很体贴，可是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们一样，都没有为她着想。我们都毫无顾忌地拿她当出气筒，你从你那边，我们从我们这边。这是一种排遣，我们并无恶意，只想着你与我们、我们与你进行的这场斗争，就对母亲发一通脾气。你——当然完全是无心的——因为我们而使她备受折磨，这对孩子也并非好的教育。这甚至像是为我们对她的原本不可原宥的态度做了辩解。她因为你受了我们多少苦，因为我们受了你多少苦，更不用说你有理时，她因为纵容我们而受的苦，即便这“纵容”有时不过是对你的那一套的不动声色、无意识的抗议罢了。母亲若不是从对我们大家的爱以及由爱而生的幸福感中汲取了力量，怎承受得了这一切？

妹妹们只在某些方面与我结成同盟。在与你的关系上，瓦莉是最幸运的。她最像母亲，也像母亲一样对你百依百顺，她没有付出多大辛劳，也没有受多少伤害。正因为她让你想到母亲，你也就比较和善地接受她了，尽管她身上缺乏卡夫卡气质。不过，或许正是这让你释怀；既然根本不具备卡夫卡的气质，即使你也强求不了，你也没有像对我们其他孩子那样，觉得她身上丢掉了什么，非得用暴力挽回不可。况且，你对女人身上表现出的卡夫卡气质大概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要不是我们其他孩子有所干扰，瓦莉与你的关系可能还会更好。

几乎完全冲破了你的圈子的只有艾丽。看她小时候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她做到了这一点。她小时候是那么迟钝、疲倦、胆怯、懊恼、内疚、低声下气、恶毒、懒惰、馋嘴、吝啬，我一看见她就难受，和她说话更受不了，她总让我想到我自己，她处于相同的教育桎梏中，与我那么相似。特别令我厌恶的是她的吝啬，因为我的吝啬有过之无不及。吝啬是深刻的不幸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我对万事万物都毫无把握，我真正拥有的仅仅是我已抓在手里或含在口中的，或至少是我马上就要抓住噙住的，而偏偏这样的东西，与我处境相似的她最爱从我这儿抢走。可这一切都变了，她小小年纪——这是最关键的——就离家了，结婚生子，她变得快乐、开朗、勇敢、慷慨、无私、乐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对这么大的变化竟毫无察觉，反正你没有给予肯定，你对艾丽根深蒂固的恼怒竟让你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恼怒在根本上没有改变，只是现在很难再有发火的机会了，因为艾丽不再与我们住在一起，况且，你喜爱菲力科斯，对卡尔有好感，这份恼怒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只有盖尔蒂[6]有时还得因此吃苦头。

我几乎不敢提奥特拉，我知道，一写到她，很可能就会毁掉这封信的全部预期效果。一般情况下，也就是说只要她没有陷入特别的困境或危险中，你对她只有憎恨；你亲口对我说过，你认为她是存心老惹你伤心、生气，你在为她而痛苦，她却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她简直就是魔鬼。你与她之间一定有很深的隔阂，比你我之间的还要大，否则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偏见。她离你很远，你看都看不见她，还没看见她，就认定她是个鬼怪。我承认，她特别让你头疼。她的事错综复杂，我也没有看得很透彻，不过，她身上绝对有一种洛维的气质，并且是用最精良的卡夫卡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我俩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斗争；我很快就被解决了；剩下的就是逃遁、一蹶不振、悲痛、内心冲突。你俩却一直剑拔弩张、斗志昂扬、干劲十足。这场面让我既惊叹又心痛。你俩最初一定还很亲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们这四个孩子中可能还是奥特拉最完美地表现了你与母亲的婚姻以及婚姻中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我不知道是什么夺走了你们父女之间的融洽和乐，自然就认为情形与我的差不多。你那边是你暴戾的个性，她那边是洛维式的执拗、敏感、正义感、躁动，而且这一切还因为意识到自己具备卡夫卡的力量而有恃无恐。我对她恐怕也不无影响，不过这并非我刻意为之，而只是由于她看到了我的生存状况。况且，她是最小的孩子，面对这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可以对众多现成的例子作出自己的判断。我甚至想象得出，她心里曾徘徊过一段时间，不知该投入你的怀抱，还是成为你的敌人，你当时显然错失良机，把她赶了回去，而假若真有可能，你俩会成为极其融洽的一对的。即便我因此失去一个同盟者，但只要看见你俩和和乐乐，我也就得到了足够的补偿，而且，至少有一个孩子让你十分满意，你因此感到无比幸福，兴许还会出现对我很有利的转变。今天想来，这当然只是一场梦。奥特拉与父亲在感情上是不相通的，她不得不同我一样，独自寻觅自己的路，她比我乐观、自信、健康、无所顾忌，因此在你眼里，她比我更坏，更忘恩负义。这我明白；从你的角度来看，她只可能是这样的。她自己都能以你的眼光看自己，理解你的痛苦，并为此感到——并非绝望，我才会绝望——难过。与此似乎矛盾的是，你时常看见我俩凑在一块儿，窃窃私语，大笑，偶尔还听到我们谈论你。你觉得我俩是无耻的阴谋家。这样的阴谋家真稀奇。你向来是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正如我们的所思所想从来都围着你转，但我们坐在一块儿，确实不是为了想出对付你的招子，而是使尽浑身解数，或开玩笑或一本正经，怀着爱、执拗、愤怒、憎恶、顺从、内疚，使出全部智力和心力，一起细说我俩与你之间的这场可怕的诉讼，从每个细节、各个方面，借一切机会，远拉近扯，在这场诉讼中，你总是自诩为法官，其实你至少很大程度上（这里我姑妄言之，当然可能会有很多错）和我们一样，是同样羸弱、迷惘的一方。

一个从总体上看很说明你的教育效果的例子就是依尔玛。一方面，她是个外人，进你的店铺时已是成年人，与你之间主要是店员与老板的关系，因此只是部分地受你的影响，而且她已经到了能反抗的年龄；另一方面，她也是个亲戚，敬你这个叔父，你对她的威力就远远超出了一般老板的威力。她身体孱弱，却能干、伶俐、勤快、谦虚、可靠、无私、忠诚，爱你作叔父，敬你为老板，在这之前和之后她都很胜任其职，——即便如此，你还是认为她不是个优秀的店员。她在你面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的怂恿下——仿佛你的孩子，你的个性对她有那么大的改造力，以至于她身上（当然只是在你面前，但愿她没有因此深感痛苦）滋长了健忘、懈怠、辛酸的幽默，只要她能做到，可能甚至还有些执拗，且不说她当时体弱多病，本来就不很幸福，还肩负着沉重的家务。在我看来，你曾用一句话概括了你与她的关系，这句话对于我们已成经典，近于亵渎神明，不过恰恰证明了你待人的无辜：“这个虔诚的家伙给我留下了一堆麻烦。”

我还能描绘出你的影响所及的其他圈子以及为反抗你的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说到这些，我就不那么言词确凿，就得虚构了。而且，你一向是离店铺和家庭越远，就越和善、好说话、客气、体贴、富于同情心（我说的也包括表面上），就像一个暴君，一旦越出了他的国土，就没有理由老是那么暴戾，与再低下的人相处也和蔼可亲了。比如在弗兰岑温泉拍的集体照上，你站在一群愁眉苦脸的小人物中，确实总是那么高大、兴高采烈，宛若一个巡游的国王。孩子们本来也能从中获益的，只是他们小时候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就不应当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蜷居于你的影响的最内在、最严厉的紧箍咒里，而我实际上就是如此。

不仅如你所说，我因此失去了家庭观念，相反，我倒是有家庭观念的，不过这种观念主要是负面的，即从内心与你脱离（这当然永远不会终结）。而我与外人的关系可能更因你的影响而遭殃。假如你认为，我对外人充满爱心、忠心耿耿，为他们做一切事，对你和家人冷漠无情、忘恩负义，什么也不做，那你就完全错了。我可以重复第十次：即使没有你的影响，我多半也会是很羞怯胆小的，不过，还要经过一段漫长黑暗的路，才会到达我如今这个地步。（至此为止，我在这封信中有意避而不谈的事还比较少，从现在起，我却不得不避而不谈某些事，我要承认这些事——在你和我面前——还太难。我之所以这样说，为的是假若我的整体描述这里那里有些模糊，你别认为这是由于缺乏证据，其实是有证据，只不过它们会使描述鲜明得刺眼。很难描写得恰如其分。）这里只需回想一下以前的事就够了：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内疚。（有一次，我回想起这种无穷无尽内疚心情，这样贴切地描写了某个人物：“他担心他死了羞耻还会留存。”[7]）与其他人相处时，我不可能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对他们我反倒感到更深的内疚，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必须补偿你在店铺里——对此我也有责任——对他们所亏欠的。而且，只要是与我交往的人，你都当面或背地里颇有微辞，我也得为此请他们多多包涵。你在店铺和家里教我对大多数人不要信任（你能说出一个对孩提时的我很重要、却未曾被你骂得体无完肤的人吗？），奇怪的是，这种不信任并没有使你心情特别沉重（你很坚强，有足够的承受力，况且，这其实可能仅仅是统治者的一个标志罢了），——在我这个小孩的眼里，没有任何事能印证这种不信任，因为我到处所见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于是在我心中，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所有其他人的持续不断的恐惧。当我与他人交往时，总体上无法摆脱你的影响。你之所以会有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你其实对我与他人的交往一无所知，怀着猜疑和嫉妒（难道我否认过你是喜欢我的？）以为，我既然摈弃家庭生活，必定会在别处寻找补偿，我在外面毕竟不可能像在家一样生活。另外，在这方面，恰恰是对自己判断的怀疑，给了小时候的我一丝慰藉；我对自己说：“你大惊小怪了，小孩总是这样的，把一丁点的事看成是了不得的例外。”可我后来见识愈来愈广后，连这丝慰藉也丧失殆尽了。

通过犹太教，我同样无法摆脱你的影响。这里原本可以指望解脱，而且不止于此，我俩可能通过犹太教发现彼此携手从那儿走出来。然而，我从你那儿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这些年来，我大致经历了三个过程。

小时候，我经常为去教堂不够勤，不过斋戒等等而自责，这与你的看法一致。我觉得这不是对自己，而是对你犯了过失，内疚感随时都会涌上心头。

后来，少年时的我不明白，你怎能以你对犹太教的走过场，责备我（哪怕是出于虔诚呢，你这样说）没有努力做出类似的样子。就我所见，这确实是在走过场，寻开心，甚至连寻开心都谈不上。你一年去四次教堂，在那儿并非郑重其事的教徒，倒更像无动于衷的人，你例行公事一般，耐心地念完祈祷文，有时居然能把祈祷书中正朗读到的地方指给我看，让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是在教堂里（这是主要的），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闲逛。我哈欠连天，直打瞌睡，消磨那漫长的时辰（我想，后来只有在舞蹈课上我才觉得这样无聊），尽量拿那儿的几个小消遣来解闷，比如每当约柜[8]打开时，我总是想到了游艺靶场，在那儿如果打中一个黑靶，一扇柜门就会打开，只不过，从那里面出来的都是有趣的东西，这儿却老是破旧的无头娃娃。另外，我在教堂里总是惴惴不安，不仅因为要接触许多人，对此我自然感到害怕，还因为你有一次顺便提起，我也可能被叫到布道坛上诵经。我为此胆战心惊了好几年。除此以外，我在无聊中倒也不大受干扰，最多是因为坚信礼，这只要求可笑的背诵，也就成了一场可笑的成绩考查，别的干扰就是涉及到你的无关紧要的小意外，比如你被叫到布道坛上诵经，顺利通过了这一对我来说纯粹社会性的事件，或者参加安魂礼时，你留在教堂里，我被打发走，显然因为我是被打发走的，而且我缺乏任何深切的同情心，所以我渐渐地恍惚觉得，你们在搞什么不正经的名堂。——这就是在教堂里的情形，在家就更差劲了，只在谕越节头夜有宗教仪式，这也一年比一年更成了一场嘻嘻哈哈的闹剧，与孩子们的长大不无关系。（你为什么非得顺从这种影响呢？因为你是始作俑者。）这就是你传给我的教义，此外最多还有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在盛大的节日，他们与父亲一起来到教堂。我不明白，对这样的教义，除了尽快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在我看来，忘得一干二净恰恰是最虔诚的举动。

再往后，我对此的看法又有了改变，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叛你。你从那个犹太人聚居的小村镇确实带来了些许犹太教，不很多，在城里和入伍时还失去了一些，尽管如此，年少时的印象和回忆还能勉强支撑起一种犹太教徒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你不大需要这种帮助，你生于一个相当强健的家族，宗教观念若没有与社会观念交相混杂，是不大会震撼你的。归根结底，主导你的生活的信念就是，你相信某一个犹太社会阶层的观念千真万确，由于这些观念就是你的性格的组成部分，其实也就是相信你自己了。这之中也还不乏犹太教，但要把它继续传给孩子就太少了，当你传授时，它就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小团儿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年少时的印象无法传授，另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性格令人畏惧。而且不可能使一个由于害怕而观察入微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漫不经心地走的一些过场会有更高的意义：对你来说，这些过场是对过去时光的小小缅怀，因此你想把它们传给我，但由于它们自身对你不再具有价值，你就只能靠说服或威胁来做；这不仅毫无成效，而且因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你在这方面所处的弱势，你必定会对我的冥顽不化大为恼火。

整个这件事并非孤立的现象，过渡时期的这一代犹太人大部分与此类似，他们从相对虔诚的农村移居到城市；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却给我俩原本就冲突不断的关系又增添了一重痛苦的分歧。在这一点上，你应当像我一样相信你的无辜，并且通过你的性格和时代状况来解释这种无辜，而不是仅仅找客观借口，比如说你有太多别的事要做，别的心要操，无暇顾及这种事。你老爱以这种方式从解释自己确凿的无辜突然矛头一转，开始不公平地指责他人。要驳倒这种指责总是轻而易举的，在这方面也是如此。问题倒不在于，你应当给孩子们上某堂课，而在于你要生活中以身作则；假若你的犹太教更强大些，假若你所做的榜样更让人信服，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根本不算指责，不过是对你的指责的一种反驳。你最近读了弗兰克林的青年时期的回忆录。这本书我确实是有意给你读的，但并非像你所嘲讽的，是因为其中有一小段讲到了素食主义，而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本为儿子而写的回忆录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作者与他儿子之间的关系。书中的详情我在这里就不细述了。

我对你的犹太教所持的这种看法后来又得到了某种证实，即当你最近几年发现我比较热衷于犹太教时，你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由于你不问青红皂白，对我所做的任何事、尤其是我的兴趣一概很反感，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的态度会稍稍不同于以往。这里涉及的犹太教毕竟是你的犹太教，也就是说我俩有可能由此建立起新关系。我不否认，你要是对这些事表现出兴趣的话，我反倒会对它们起疑心的。我并不是想宣称自己在这方面比你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还根本没有较量过呢。一经我的介绍，你就觉得犹太教很讨厌，犹太经书不堪一读，你一读就觉得“恶心”。——这可能是说，你坚持认为，只有你给孩提时的我传授的犹太教是惟一正确的，除此以外全都不行。然而，这种看法你是坚持不下去的。如果按照你的看法，那么“恶心”（姑且不说它首先不是冲着犹太教，而是冲着我来的）就只能说明，你不自觉地承认了你的犹太教和我所受的犹太教育是有缺陷的，你绝对不愿他人提醒你这一点，于是对所有的提醒报以公开的憎恨。另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如此强烈地加以否定，未免夸张了；首先，它包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新犹太教的发展，人与人的基本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我来说也就是致命的作用。

你对我的写作以及你所不知的与此相关的事所持的反感态度倒还有些道理。在写作中，我确实独立地离你远了一截，即便这有些让人想到虫子，它的后半截身子被一只脚踩着，它用前半截身子挣脱开，挣扎着爬向一边。我稍微舒坦些了，我舒了口气；你对我的写作当然也立即表示反感，这却破例地正中我下怀。你收到我的书时的反应我们已很熟悉：“放床头柜上吧！”（我拿着书走进来时，你多半在打牌。）这虽然挫伤了我的虚荣心、好胜心，我听着倒觉得很舒服，不仅因为心中涌起的恶意，不仅为找到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我对我俩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而窃喜，而且出于更根本的原因，因为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现在你自由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我并不自由，境况最佳时也还是不自由。我的写作都围绕着你，我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的怀里哭诉的话。这是有意拖长的与你的诀别，只不过，这诀别虽是你逼出来的，却按我所确定的方向进行着。但这一切多么微不足道！之所以还值得一提，仅仅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了，若是出现在别人的生活中，恐怕根本就不会被觉察到，还因为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常常作为绝望主宰着我的生活，操纵着——可以说它又是你的化身——我的几个小决定。

比如职业的选择。毫无疑问，你以你的宽宏大度、甚至可以说耐心，在这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你这样做当然也是在遵照你奉为圭臬的犹太中产阶层普遍的教子方式，或者至少是这个阶层的价值观念。最后还有你对我的一种误解在起作用。你望子成龙，对我的生活实情并不了解，从我的羸弱做出推断，一直认为我特别勤奋。在你看来，我小时候学习学个不停，后来写作写个不停。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很少学习，什么也没学会；在这些年里，我凭着中等的记忆力、不算太糟的理解力把一些东西记在了脑子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总之，在表面上无忧无虑、平平静静的生活中，与我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相比，尤其是与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相比，我的知识整体，尤其是知识基础，极其薄弱。我的知识很薄弱，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我能思考时起，我就对精神的存在权忧心忡忡，对所有别的事都觉得无所谓了。在我们这儿的高级文科中学里，犹太学生往往很古怪，在他们那儿会见到最不可思议的情形，可我在别处再也没见过像我这样的无所谓，一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孩子，对外界漠不关心，沉浸在胡思乱想中，他的无动于衷不加掩饰，不可摧毁，孩子般无助，近乎可笑，盲目地自鸣得意，可这也是惟一的庇护，以防恐惧和内疚引起神经错乱。我整天一心为自己担忧，我的担忧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为我的健康而担忧；这样那样的小病，消化不良、脱发、脊椎弯曲等等，动不动就会引起我的担心，这种担心无限地升级，终于以得一场真病告终。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对我的生存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新的证实，没有什么是我真正拥有的，是确凿无疑、独属于我、明明确确由我来主宰的，我其实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我对最亲近的事物——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把握了；我早早就蹿得高高的，对这样的身高我却感到不知所措，脊背不堪重负变弯曲了；我简直不敢运动，更不敢做体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惊讶不已，视之为奇迹，比如我的良好的消化系统；这一惊讶，我的消化系统就出问题了，什么样的疑病就都可能患上了，直到由于想结婚（我还会谈到这事的）而付出超常的艰辛，肺里出血，对这次出血，美泉宫[9]的住所——我之所以需要它，只是因为我以为我需要在那儿写作，所以在这里也提到它——可能是一大原因。这一切并非像你一向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工作太劳累。有好几年，我无病无恙、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闲度的时间比你一辈子——包括你生病的时候——这样躺着的时间还长。当我急急忙忙地从你身边溜走时，多半是为了回自己的房间躺下歇会儿。我的全部劳动成果，不管是在办公室（在那儿，偷懒不大引人注意，况且我很胆小，不敢太过分了）还是在家的，都微乎其微，你要是通观一下，会大吃一惊的。我天性大概并不懒，但我无事可做。在我生活之处，我总是遭到抛弃、贬斥、压制，尽管我努力想逃往别处，但这份努力并非劳动，因为这是在做不可能的事，除了小小的例外，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我真的还能运用这样的自由吗？难道我还相信自己能获得一份真正的职业吗？我的自我评价取决于你的程度远远大于任何别的因素，比如外在的成功。这种成功不过是片刻的强心剂罢了，而在另一边，你的砝码却总是往下拽我，力量强多了。我以为自己永远也通不过小学一年级，可我通过了，居然还得了奖学金；我想我绝对考不上高级文科中学，可我考上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保准会留级的，没有，我没有留级，而是一级级地升了上去。这并没有使我自信，相反，我始终确信——你不以为然的神情就是确凿的证据——我爬得越高，到头来必定跌得越惨。我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老师们聚集一堂的可怕画面（高级文科中学不过是最突出的例子，我的生活中满是与此类似的情形），假使我通过了一年级，那就发生在二年级，假使我通过了二年级，那就发生在三年级，依此类推，老师们聚集一堂，以便调查这个独一无二、闻所未闻的事件，我这个最无能而且最无知的学生怎么竟溜到了这一级，现在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当然会马上叫我滚蛋，以博得所有摆脱这个噩梦的正义者的欢呼。——一个老有这种想象的孩子活得可不轻松。在这种情形下，他怎么可能专心学习？谁还能在他心里击发出一丝兴趣的火花？功课对于我——在这个关键的年龄，不仅功课，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犹如银行的琐碎业务对于一个贪污犯，他还在那个职位上，作为职员仍然在处理银行业务，但他天天提心吊胆，时刻害怕被发现。与这件举足轻重的事相比，其他一切事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遥远。我就这样学下去，参加了中学毕业考试，我确实一部分是蒙混过了关，然后这一切戛然而止，现在我自由了。我在中学的高压政策下尚且只顾着为自己操心，更何况现在我自由了。我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择业自由，我知道：与那件举足轻重的事相比，一切都像中学的所有课程一样无所谓，关键是找一份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能容许我持无所谓态度的职业。于是，学法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由于虚荣心和无谓的希望作祟，我做了几次反向的小尝试，比如学了十四天的化学，学了半年的德语文学，这些尝试只使我更抱定了我的基本信念。于是我埋头学法律。这就是说，在考试之前的几个月里，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我之前上千张嘴已咀嚼过的锯末就是我的精神食粮。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还真的正合我的口味，正如之前的高级文科中学和后来的公务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总之，我在这方面显示了惊人的预见力，小时候就已对大学及职业有了十分明晰的预感。我没有指望在这儿找到任何出路，在这方面我早已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而对婚姻的意义及可能性，我却几乎没有任何先见之明；我生活中的这件迄今为止最可怕的事几乎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我头上。我成长得十分缓慢，这类事似乎离我远得很；偶尔才不得不想到它；而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里酝酿着一场持久的、决定性的、甚至最严酷的考验。实际上，结婚的打算成了最壮观、最有希望的摆脱你的尝试，当然与之相应，这一打算的未遂也是壮观的。

由于我在这方面事事不成，我担心现在也难以向你解释清楚我的屡次结婚打算。而这关系到整封信的成败，因为这些打算一方面积聚了我所有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我全部的消极力量恰恰也汹涌而至，这我已描述过了，它们是你的教育的副产品，即懦弱、缺乏自信、内疚，它们在我与结婚之间筑起了一道警戒线。我之所以很难解释清楚，还因为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已把这事的前前后后琢磨了无数遍，以至于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头晕目眩。由于我认为你对这事完全误解了，这才使我解释起来容易些；对完全的误解稍作修正，似乎不算太难。

你先是将屡次结婚未遂归入我的其他一系列失败；我对此并没有异议，但前提是你接受以上我对失败所做的解释。它确实属于这一系列失败，但你低估了这事的意义，过分低估了，以至于我俩谈起它时，说的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我敢说，你一生中从未遇到过像结婚的打算对于我那样重大的事。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大事，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也正因如此，你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这就好比一个人要登上五级矮台阶，另一个人只登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有那五级加起来那么高；头一个人不仅会登上这五级，而且还会登上成百成千级台阶，他的生活会过得伟大而艰辛，不过对他来说，他所登上的任何一级台阶都没有那一级台阶对于第二个人那样重要，那是他要登的第一个高高的台阶，他竭尽全力也登不上去，登不上去，当然也就无法越过它往前了。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抚养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乍一看，许多人似乎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首先，真正做到的人为数并不多，其次，为数不多的成功者大多并非主动“为”之，这些事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了；这虽然不算那个极限，却也十分了不起，十分光荣了（尤其因为“为”与“发生”并非泾渭分明的）。话说回来，问题根本不在于这个极限，而只在于某种体面的遥相呼应；要取暖不必飞到太阳中心去，钻到地球上的一小块干净地方，阳光时不时地照进来就行了。

我在这方面准备得怎么样呢？不能更糟了。这从我上面所讲的也就看得出来了。不过，只要对某事有了具体的直接准备，而且普遍的基本条件也创造出来了，你表面上倒没有干预许多。也只可能是这样，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性之间普遍的等级、民族及时代观念。你还是有所干预，不很多，因为这种干预的前提只能是强烈的相互信任，而我俩在关键时刻一直缺乏这种信任，你的干预碰了钉子，因为我们的需求截然不同；震撼我的事，你肯定无动于衷，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无咎可取的事，在我这儿可能是一种罪过，反之亦然，对于你毫无后果的事，可能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同你和母亲一起散步，我们走到了今天的联邦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我开始煞有介事、目中无人、骄傲、淡然（这是假的）、冷静（这是真的）、结结巴巴地——我在你面前说话时大多如此——讲一些趣事，责备你们没有教导过我，多亏我的同学们点醒了我，说我处于很大的危险边缘（我这样说，是以我的方式在大言不惭地撒谎，想显得很勇敢，因为我很胆小，除了城市孩子很寻常的床上过失，我并不知道“很大的危险”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我却暗示，所幸我现在已经全知道了，再也不需要什么提醒，没有任何问题了。不管怎样我说起这了，因为我觉得把它说出来心里就很高兴，其次也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为了报复你们一下。你按你的本性认为这很简单，你大概只说了这样几句话：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我怎样才能毫无危险地办这种事。这样的回答可能正是我想从你口中套出来的话，这很符合我这样一个脑满肠肥、四体不勤、总在琢磨自己的孩子青春期的心理。但这几句话却深深伤害了我表面的羞耻心，或者说我认为自己深受伤害了，以至于我无法再违心地跟你谈下去，傲慢而粗暴地中断了谈话。

要评价你当时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一方面坦率得惊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原始性，另一方面，就教导本身而言，却又有一种现代人的无所顾忌。我记不清我当时是多大，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多少。对于这个年纪的男孩，这的确是个很奇特的回答，而这竟是我从你那儿获得的第一个直接的、指导生活的教诲，这也说明了我俩之间的隔阂。这个教诲的真正含义当时就已深埋在我心里，然而很久以后，我才朦胧地意识到：你劝我做的事在你看来是天下最龌龊的事，在当时的我看来，也是如此。而你想尽量避免我身上带着秽物回家，这是次要的，你无非是想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关键倒在于，你始终置身于你的劝告之外，你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一个纯洁的男人，超越于这种事之上；当时，很可能还因为我觉得婚姻也是有伤风化的事，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所听到的关于婚姻的泛泛之言不可能符合我父母的关系。你因此显得更纯洁、更高大了。而你在结婚前可能也曾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是我根本无法设想的。这样，你身上简直就没有一丁点世俗的龌龊了。但你说出这几句赤裸裸的话，把我一脚踢进这龌龊里，仿佛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由得认为，倘若世界仅由你我组成，那么，世间的纯洁便随你而终，而依照你的建议，世间的龌龊便因我而生。你这样判定我，着实让我费解，对此我只能用古老的罪愆以及你对我最深的鄙视来解释。这种解释使我内心最深处又受了一记重创。

这可能也最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双方的无辜。甲按照自己的生活观念给了乙一个赤裸裸的建议，这个建议不太文雅，不过在当今的城市中已司空见惯，也许还能使健康免受损害。它在道德上没怎么给乙鼓气，但乙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什么就不能从这泥潭自拔呢，况且，他并不是非得听从这个建议不可，不管怎样，单单这个建议并不会导致乙的整个未来世界崩溃。而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仅仅因为你就是甲，我就是乙。

我对这种双方的无辜之所以看得特别透，也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形下，我俩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相似的冲突，冲突说起来很可怕，其实倒比上一次带来的伤害小多了，因为我已三十六岁了，还会受什么伤害呢。我指的是我俩的那次小口角，那是在我宣布了最近一次结婚打算后的那几天不平静的日子里。你大致是这样对我说的：“她多半是穿了件特别的衬衣，布拉格的犹太女人们就会来这一套，你一见这衬衣，自然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弄不懂你，你是个成年人了，生活在城市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随便找一个就马上结婚？没有别的可能性吗？你要是害怕，我就亲自陪你去。”你讲得比这更具体、更清楚，但我已记不得细节了，当时可能一下子懵了，倒更留意母亲的反应，她虽然完全以你的看法为是，却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走出了房间。

你从未说过这样羞辱我的话，也从未这么明显地表露出对我的鄙视。你二十年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与此相似，不过从你的角度甚至能从中看出你对早熟的城市少年的某种尊重，你认为已经可以将他径直引入生活了。而现在，你一想到这，可能只会更鄙视我，因为这个当时就要起跑的少年一直停留在起跑线上，你觉得他没有增长任何经验，这二十年越过越糟了。对你来说，我对女孩的选择完全是扯淡。你一向（无意识地）压制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认为知道了决断力对于我多么重要。你对我在别的方向上所做的解脱努力一无所知，因此也根本不了解我为什么想结婚，只能揣测，于是按照你对我的总体评价，往最恶心、最粗俗、最可笑的地方猜。你毫不犹豫就这样对我讲了。在你看来，我的结婚将会辱没你的名声，与此相比，这话给我带来的耻辱根本算不了什么。

一提到我的结婚打算，你就有话可说了，你也确实这样说了：你没法尊重我的决定，我与F.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使得你和母亲白跑两趟，来柏林参加订婚，等等。这一切都是实情，但原因何在？

两次结婚打算的基本想法都很正当：我想成家，想变得独立。这个想法你很赞同，但它在现实中破灭了，就像儿童游戏里，一个人一边抓着甚至紧按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边喊道：“你走啊，走啊，你干吗不走？”而我俩的情形复杂就复杂在，你从来都是真心实意地说着“你走啊”，但你以你的性格从来都是阻止我，或者说得确切些，从来都是抑制我这样做。

这两个女孩的选择虽然出于偶然，却是精选细挑的。你竟以为像我这样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疑虑重重的人会因为喜欢一件衬衣而心血来潮要结婚，这说明你又完全误解我了。假使成了的话，两次婚姻更多倒是理智的结合，可以表明这一点的是，我第一次曾数年之久，第二次曾一连数月，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结婚计划。

这两个女孩没有让我失望，是我让她们失望了。我现在对她们的看法与我当初想娶她们时的看法完全相同。

我在第二次打算结婚时也不是忘了前车之鉴，轻率为之。两次的情形截然不同，第二次本来就希望大得多，而且做第二次打算时，先前的经验恰恰给了我希望。细节我在这里就不想谈了。

那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呢？个别障碍是谁都会遇到的，生活就是越过这些障碍嘛。可惜根本性的、与个别情况无关的障碍却在于，我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这表现在，自从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睡不着觉，脑袋白天黑夜都发烫，我没法再过日子，绝望地四处晃荡。这其实并非忧虑所致，尽管我的疑虑重重和迂腐也引来了无数忧虑，但这并非关键所在，它们只是像虫子一样将尸体打扫干净，关键的打击则来自别的方面。这就是恐惧、懦弱、自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我想做进一步的解释：在结婚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关系中表面对立的两个方面碰撞在一起了，这种碰撞比任何时候都猛烈。结婚绝对能保障最大限度的自我解放和独立。我要是有一个家——成家在我看来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你所达到的极限——，那我就跟你平起平坐了，所有耻辱与暴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新出现的，就都成了历史。这简直恍若童话，然而问题也就在这儿。这个童话太美了，这么美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一个被囚禁的人，他不仅想逃出去——这可能还能实现——而且想同时把囚牢改建为一座供自己居住的逍遥宫。而他逃掉的话就不能改建，改建的话就不能逃掉。我若想在与你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不幸关系中变得独立，就必须做一些与你尽可能无关的事；结婚虽是最了不起的事，它会带来最体面的独立，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此，想从这里逃出去就成了痴人说梦，几乎任何努力都会随即受到惩罚。

也正是这种与你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渴望结婚。这样我俩就会平起平坐，这种平等关系你是最能理解的，我把这想象得十分美妙，因为结婚以后，我可能会变成一个自由、知恩图报、无辜、堂堂正正的儿子，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不沉重、不暴戾、善解人意、心满意足的父亲。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往事都必须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掉。

而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形看，婚姻对于我是块禁地，因为它恰恰是非你莫属的地盘。有时我觉得这就像一张铺展开的世界地图，你舒展四肢横卧在上面。于是我觉得，只有在你没盖住或鞭长莫及的地方，才可能有我的生活。根据我对你的身躯之高大的想象，这样的领域寥寥无几，不能给我多大慰藉，而婚姻尤其不在此列。

这个比喻已经证明，我绝对不是说，是你本身的婚姻例子将我赶出了婚姻，就像赶出了生意场一样。完全相反，尽管情形依稀有些相似。在我看来，你们的婚姻在许多方面——即忠诚、互助、子女数量——都堪称典范，即便孩子们长大，越来越搅乱了家中的安宁，婚姻本身却丝毫没有受到伤害。或许正是这个典范也使我对婚姻充满了向往；至于对婚姻的渴求不能化为行动，这是有其他原因的。这就是你与孩子们的关系，整个这封信谈的就是这种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害怕结婚有时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们有朝一日会一报还一报，报复自己对父母曾作的孽。我想这对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内疚其实是因你而生的，而且也太独特了，对这种独特的意识也正是我的痛苦所在，不可想象还会有与我相同的情形。不过我得承认，我要有一个如此沉默、迟钝、乏味、颓废的儿子，我也忍受不了，如果没有别的可能性，我恐怕会逃得离他远远的，移居国外，就像你因为我要结婚也想这样做一样。我没有能力结婚，可能也是受了这种影响。

在这件事上，远比这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担忧。是这么一回事：我已经提到过，我通过写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为争取独立、争取逃离做过些许努力，效果微乎其微，这些努力难以为继，这一点很多方面已向我证实了。尽管如此，我的义务甚或可以说我的生活就在于保护这些努力，不给任何我能排除的危险以可乘之机。而婚姻就可能招致这种危险，当然也可能带来最大的促进，但对我来说，它主要是可能带来危险，这就够了。假若婚姻真是一个危险，我该怎么办呢！假若我婚后感觉到这种危险，那婚姻生活我还怎能过下去！这感觉也许无法证明，然而绝对不可辩驳。面对这种局面，我可能会徘徊，但最终的结局是肯定的，我必须放弃。手中的麻雀与檐上的鸽子[10]，这个比喻不大切合我的情形。我手中一无所有，檐上应有尽有，我却不得不选择——这是斗争形势以及生活困境所决定的——一无所有。在职业上我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选择。

而最重要的婚姻障碍却在于，我已根深蒂固地坚信，要抚养家庭，甚至仅仅是维持家庭，就必须具备我在你身上所看到的一切品性，优点缺点都不可缺，就像它们在你身上融为一体一样：强壮、对他人嗤之以鼻、健康、肆无忌惮、能言善辩、不随和、自信、对任何人都不满、优越感、专横暴戾、世故、不信任大多数人，另外也有绝对的优点，比如勤劳、坚韧、沉着、无畏。相比之下，我什么都不具备，要有也只是一星半点的，我明明看见就连你在婚姻中都步履维艰，对孩子们甚至束手无策，我这样就敢结婚吗？这个问题我自然没有明确向自己提出来过，也没有明确回答过，否则通常思维就会占上风，提醒我还有不同于你的男人（就近举出一个与你迥然不同的人来：理查德舅舅），他们也结婚了，起码没有被婚姻压垮，这就很说明问题，足以安慰我了。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从小就在体验着它。不是面对婚姻时我才开始审视自己，而是面对每件小事时；正如我前面已试图描述的，在每件小事上，你都以你的例子和教育使我确信我很无能，既然每件小事都是一个印证，都证明你是对的，那么，这件重大的事——婚姻——当然必定更会证明你的绝对正确。直到打算结婚前，我的成长就像一个商人，他虽然忧心忡忡，感觉前景渺茫，却并不仔仔细细地记账，而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他有一些小赢利，物以稀为贵，他就在想象中不住地陶醉于这些赢利并加以夸大，此外就只有天天不断的亏损了。这一切都上了账，但从未结算过。而现在，也就是打算结婚时，就必须结账了。这里所记下的数目之庞大，简直让人不相信还曾有过小赢利，全部账目就是一笔大债务。现在要是结婚，那不是非发疯不可吗！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与你共度的生活，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前景呢？

你听我讲明了怕你的原因之后，可能会回答道：“你说，我把我俩的关系说成是你的错，这样我就轻松了，我却认为，你虽然表面上在做努力，其实至少没有因为这个关系而感到心里更沉重，反而觉得大受裨益。一开始，你也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和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俩的做法是一样的。然而接下来，我直言不讳、想啥说啥，把过错都推到你身上，你却想既‘绝顶聪明’又‘绝顶温柔’，也为我开脱所有的过错。当然，后一点你只是表面上做到了（更多的你也并不想做），你的‘说法’五花八门，什么性格、天性、对立、无可奈何，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却分明是在说，其实我是攻击者，而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自卫而已。现在，你已经通过你的虚伪达到目的了，因为你证明了三点，第一，你是无辜的，第二，过错在我，第三，你完全出于宽宏大量，不仅愿意原谅我，而且或多或少也还想证明并使自己相信，我——这当然不符合实情——也是无辜的。这样你该满意了吧，可你还嫌不够。你是打好了主意要完全靠我生活的。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独立的双方在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输得光明磊落，赢得正正当当。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刺，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斗士，而你就是这样的斗士。你缺乏生活能力；为了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而且不必自责，你就证明，是我夺走了你所有的生活能力并把它装进了我的口袋。你现在用不着为缺乏生活能力而发愁了，责任都在我，你尽可以心安理得地仰八叉躺着，身体和精神上都让我拖着过日子。举个例子：你最近想结婚，同时又不想结婚，这你在信里也承认了，你自己怕麻烦，就希望我帮你下这个台，即我因为考虑到这一结合会‘玷辱’我的名声而不准你结婚。我当时却根本没有这种念头。首先，在这事上和其他事上一样，我从来不想成为‘你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从来不愿听到我的孩子这样指责我。我克制自己，结婚与否随你自便，可这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即使我不赞成，也阻止不了你结婚，相反，这倒会刺激你娶这个女孩，因为这样的话，‘逃离的努力’——你是这样说的——就尽善尽美了。我允许你结婚，这也避免不了你的指责，因为你在证明，你不结婚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错。实际上，你通过这事以及所有其他事无非是向我证明，我的一切指责都是对的，而且，其中还少了一个特别正确的指责，这就是指责你虚伪、为恋爱卑躬屈膝、是个寄生虫。如果我没怎么看错，你写这封信也还是为了当我的寄生虫。”

我对此的回答是，首先，这番驳斥——部分地也可以用来驳斥你——并非你所说的，而是我的杜撰。就连你对他人的不信任也没有我的不自信——这是你教育的结果——那么强烈。我不否认这番驳斥有一定道理，它也为描述我俩的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而在现实中，事情当然不可能像这封信所举的例子一样协调一致，因为生活不只是一场锻炼耐性的游戏；但是，这番驳斥会导致某种修正——我不能也不愿细述这种修正——，在我看来，这就达到了某种十分接近于真理的认识，这样，我俩都会变得平和一些，生与死都会轻松一些。

弗兰茨

于舍勒森

[1] 卡夫卡是家里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都幼年夭折（海因里希两岁时死去，格奥尔格只活了一岁半），六年之后，卡夫卡的三个妹妹（艾丽、瓦莉和奥特拉）才相继出世。——译注

[2] 洛维是卡夫卡母亲的娘家姓，根据马科斯·布罗德的传记《弗兰茨·卡夫卡》，“如果我们再来看他母亲的前辈，就会见到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有学者，耽于梦幻、喜欢孤独的人，还有一些人对孤独的这种热衷把他引向冒险、玄妙或怪僻、离群索居。”

[3] 菲力科斯是卡夫卡的外甥，艾丽的儿子。——译注

[4] 指谚语：“谁和狗躺在一块儿，起来时身上便有了跳蚤。”——译注

[5] 曲劳是原德属波西米亚的一个小镇，奥特拉曾在此经营一个小田庄。——译注

[6] 盖尔蒂是艾丽的女儿，卡尔是艾丽的丈夫。——译注

[7] 这是长篇小说《审判》的最末一句。——译注

[8] 约柜是犹太人保藏刻有摩西十诫的两块石板的木柜，石板状如无头娃娃。——译注

[9] 美泉宫，原为布拉格的一座贵族宫殿，后成为一家饭店，卡夫卡曾在那里住过。

[10] 指谚语：“垂涎檐上的鸽子，不如握紧手中的麻雀。”——译注

附录：年表

1883 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父亲赫尔曼是商人，母亲尤利，娘家姓洛维。奥匈帝国犹太人。

1889——1901 在肉市旁的公立学校上小学，自1893年起在旧城国立德语高级文科中学读书，1901年夏中学毕业。

1901——1906 在布拉格的德意志大学求学；先学习化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史，后转学法律。

1902 10月同马克斯·布洛德初次相识。

1904 开始写作《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一稿。

1906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06——1907 在地方法院和刑事法院做法律见习生。

1907 开始写作《乡村婚礼筹备》第一稿。

1907——1908 在布拉格一家意大利私人保险公司供职。

1908 3月在双月刊《许佩里昂》上首次发表了短篇作品，题为《观察》；从6月30日起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

1909 初夏开始记日记；9月同马克斯·布洛德和奥托·布洛德去意大利北部旅行；写了游记《布莱斯茨亚的空中飞行体》，发表在布拉格的《波希米亚》日报上；秋天写作《一场斗争的描写》第二稿。

1910 3月底，短篇作品节选发表在《波希米亚》日报上，题名《观察》；10月同马克斯·布洛德和奥托·布洛德去巴黎旅行。

1911 夏天同马克斯·布洛德去瑞士、意大利北部和巴黎旅行；9月底在苏黎世附近的爱伦巴哈疗养院疗养；同在布拉格客串演出数月的犹太人剧团接触。

1912 夏天同马克斯·布洛德去莱比锡和魏玛旅行，接着在位于哈尔茨地区的施塔佩尔堡附近的容博恩天然疗养院疗养；8月在布拉格初逢费利塞·鲍尔，9月开始同她通信来往；此间创作了小说《判决》和《变形记》，并开始写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由马克斯·布洛德于1927年整理出版，题为《美国》）；12月，卡夫卡的第一本作品出版问世，题名《观察》（恩斯特·罗沃特出版社，莱比锡）。

1913 同费利塞·鲍尔频繁通信；5月底，《司炉》（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的第一章）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系列丛书《清晨》上发表；6月，《判决》刊登在《阿卡狄亚》年鉴上；9月去维也纳、威尼斯和里瓦旅行。

1914 6月1日，在柏林同费利塞·鲍尔正式订婚，7月12日解除婚约；7月经吕贝克去玛利吕斯特旅行；8月初开始写长篇小说《审判》；另外在这个创作时期，还写了小说《在流放地》。

1915 元月，同费利塞·鲍尔在解除婚约后第一次相逢；《变形记》发表在杂志《白色书页》十月号上；卡尔·施泰因海姆把自己获得的冯塔纳文学奖奖金转给卡夫卡，“作为对他的褒奖”。

1916 再次同费利塞·鲍尔密切来往，7月共同去马林巴德度假；开始在八开本上写作；11月，《审判》发表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系列丛书《清晨》上。

1916——1917 移居炼丹士街，在这里，许多短篇小说（首先是那些后来收在《乡村医生》集子里的短篇小说）相继问世。

1917 7月第二次与费利塞·鲍尔订婚；8月间出现肺病迹象，9月4日确诊为肺结核；12月第二次解除婚约。

1917——1918 在位于北波希米亚的祖拉奥疗养，住在妹妹奥特拉·卡夫卡经营的农庄里；写下了许多格言警句。

1919 5月，《在流放地》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夏天同尤丽叶·沃莱采克订婚；11月写成《致父亲的信》。

1920 4月在梅兰疗养；开始同米莱娜·捷任斯卡通信来往；5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在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7月与尤丽叶·沃莱采克解除婚约。

1920——1921 在马特利亚莱（塔特拉）疗养（从1920年12月中到1921年8月）。

1922 从元月底到2月中在施平德尔米勒度过；开始写长篇小说《城堡》；此外还创作了《饥饿艺术家》；7月1日，因病退休；从6月底到9月，住在卢什尼茨（波希米亚森林）附近的普拉纳。

1923 6月，去位于波罗的海海滨的米利茨，同多拉·迪雅曼特初次相识；9月从布拉格移居柏林，同多拉·迪雅曼特住在一起；写下《小妇人》。

1924 健康状况日益恶化；3月返回布拉格；完成《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4月在位于奥特曼（下奥地利）的维也纳森林疗养院疗养，后来转到维也纳，在哈谢克教授的诊所里治疗，最终滞留在基尔林（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里；开始修改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6月3日，卡夫卡在这里与世长辞，6月11日，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举行了葬礼。

韩瑞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