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以]马蒂·弗里德曼
Date: 2016-09-11T16:00:00+00:00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马蒂·弗里德曼
熊依旆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资料来源

致谢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中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地处中东的小国家，以色列。其800万的人口大概抵得上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书中的故事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场小规模战争。彼时，以色列士兵驻守在邻国黎巴嫩，他们同真主党这一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游击队作战，并目睹中东一步步走向了今日灾难性的局面。在那场战争中，我作为一名基层士兵，驻守在一个叫作“南瓜山”的军事前哨。

2000年从部队退伍后，我以为那段经历只对我个人才重要。但后来我开始认为，这些经历实际上对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很重要。从某种程度而言，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而同样被遗忘的，还有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糟糕的决定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军事力量有其局限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教训：我们不可太过乐观，期望能与阿拉伯众邻邦在未来更为和平地相处。我自觉这些教训值得反思。同时，我以为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并非无关紧要，他们值得被我们铭记于心。相较于小说文体，这一故事似乎更适合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来讲述。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可以传递那个时代的情感，表达我们这些经历过当年战事的人心中的感受，而且能实事求是地描述发生的事情，保留真实的人物与地点，就我们所见证的那些事件而言，还要将其真实的政治背景涵盖于书中。

然而2001年以后，当我眼看美国的战争相继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展开，我意识到自己在黎巴嫩的经历也许不仅对以色列人或者关心以色列的人们才有意义，它可能也会引起一般西方读者的关注。如今不难看出，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黎巴嫩的小型战争，仿若21世纪全球战事的序幕——以色列初尝了这种战争的滋味，而从现在开始，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将把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一种战争呢？敌人常常没有穿正式的军服；敌军组织亦非敌对国家的政府；冲突中的胜利与失败模糊不清；甚至不存在明确的战斗前线；在这样的战争中，摄影机所发挥的影响力常常要甚于战斗机。

当得知这本书将有中文版本面世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因为我想这意味着书中的故事有其世界性的一面。即使读者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即使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截然不同，这本书也许依然能打动你。年轻的人们应征而战，离开以后，等到再回来时，有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而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之一，甚至早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篇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出现了。《南瓜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但归根结底，这本书写的是年轻人。倘若中国读者能在书页间发现自己与这些士兵共有的人性，同时在我们的故事中有所获益，那么这本书的成就已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

马蒂·弗里德曼
2016年7月
于耶路撒冷

英文版序

山丘上的夜晚总是出奇的漫长。夜幕下，暗影在巨石间掠过；灌木丛中显出人的形状；朦胧的迷雾悄无声息地蔓延，愈渐浓厚，直至挡住所有哨兵的视线。有时轮到你守卫其中一个哨岗，你觉得过去了一个小时，看看手表，却发现只过了五分钟。

狡猾地隐藏路边炸弹，急促地进行火力压制，发射火箭弹穿透哨岗墙上的狭缝，所有这些敌人都无不精通。而我们的专长，是等待。倘若诚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写满那几千页的，将是出于疲惫和无聊而生发的白日梦，以及飘忽不定的千思万绪。只不过每隔几百页，一场猝不及防的悲剧会将其打断。接着，是更多的等待。

夜晚时分，四个哨岗处，四名哨兵分别待命（这些哨岗从来不会缺乏守卫）；坦克里，四名乘员等待着，搜索接近堡垒的途径；户外的矮树丛中，伏击队员一边用耳语交流，一边相互传递饼干，等待着敌方的游击队；在放置电台设备的房间里，两名士兵拿塑料杯喝着咖啡，等待信息传送过来。

每天黎明初露之前，总会有人挨个唤起所有还未醒来的人。睡眼惺忪的小伙子们从三层床铺上爬下，费力地穿上衣服并佩戴装备，然后在下巴下扣上头盔的松紧带。现在，所有人都应该准备好了。起初，黎巴嫩还是一片漆黑。但很快，透过军事伪装网上的窟窿，你会看到天空开始明亮起来。有时，透过第一缕晨光，你会发现山谷间的云铺天盖地，而南瓜山则像藏于一片雾海中的岛上城堡——像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地方，又好似全然超脱世俗之境。那个时刻蕴含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存在于我们战友之间的紧密联结，还有一种无法听清的声音。现在我明白，那种声音就是死亡的可能。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部分的意识怀念着那种兴奋，但剩余的意识则明白，这是不明智的。

这个仪式是每日的序曲。原本，我们可以剔除任何不必要的音节，称它为“清晨警戒”，或者其他让人记不住的军事术语。我们也可以将它简化为首字母的缩写，就像部队的许多用语一样。但不知为何，它的名字一直都是“伴着黎明就绪”，从未变过。这是个奇怪的短语，而它最初的希伯来语表达方式也同样奇怪。在我们身处的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它似乎在提醒我们，事物除了实用之外，还可以有其他色彩。这个用语代表了一种哪怕是在部队中有心人也能体会到的诗意。

“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意在唤醒我们已然松懈的感官。在一天开始之际，用这种方法来刺激守卫部队散漫的注意力。据说，游击队喜欢在这个时间突袭前哨。但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过。我记得在周围晨幕拉开之时，我站在战壕里，努力提醒自己别忘了敌人就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然而却发现自己的思绪游离到了景致之中。那一刻，越过盘绕的电线，一切开始分明起来：悬崖绝壁和长满青草的斜坡；群山周围均匀分布的村庄；从我们山下淌过并涌向地中海的河流。万物是如此沉静，以至于我感觉能听到山丘在对我说话。山丘在说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现在，我相信它说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有“你为什么不回家？”

多年以后，那座山丘依然在对我说话。令我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声音并没有渐行渐远，反而变得愈加响亮，愈加清晰可辨。

这本书写的是一群年轻人的命运。他们高中毕业之后就参与了战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尽管如此，它在21世纪初春的一个夜晚结束之后，依然以其沉静的力量回响在我们的生命中，回响在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命中。倘若有人想要探寻中东今日局面的起源，深入检视这些事件会让他颇有所获。

本书第一部叙述了从1994年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地点是以色列军方的一个前哨，我们叫它“南瓜山”。士兵阿维在我之前去的那里，我们通过他的视角来认识这些事情。第二部介绍了两位平民，那是两位母亲，军方战略因为她们发起的抵制而受到干扰。第三部记述了我自己在山上的时光，以及在前哨最后的日子里，我的几位朋友所经历的事情。最后一部讲述了在这些事件结束以后，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历而回到黎巴嫩的故事。

“伴着黎明就绪”后来成了我的默想时间。环顾四周：你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里？还有谁在？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做什么？这是个如此重要的仪式，形成于我人生如此重要的时期，以至于这种意识模式变成了一种本能，就像婴儿知道要在水下屏住呼吸一样。我仍然常常陷入这种默想之中。现在就是如此。

战士们每人都会领到一张这样的南瓜山地图（1998）

第一部

1

军营建在废弃公路附近的沙地上。院子里，小伙子们列队站齐，差不多有300人。他们头戴遮阳帽，帽檐耷拉着，看上去像是从柏油碎石地面生出的绿蘑菇，一幅漫画式的场景。军事题材的写作惯例，似乎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把他们形容为“男子汉”。但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只是孩子。

有人拿着一份名单宣读起来。名字被念到的24个陌生人将会组成工程兵排，至少军队文员应该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而事实上，那一刻真正决定的，是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进程，以及（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生命的长度。是什么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是遥远的办公室里表格随机排列的顺序？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和少时的志向？还是他们的民族在20世纪末让人讶异的历史进程？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人会被淘汰离开，而另一些人，从此刻开始，他们的命运将紧紧交织在一起，再也无法与处于故事中心的那座山头分开。那是1994年早春，当时的流行歌曲唱道：“你是否真的，是否真的，是否真的无法相忘？”是的，你就是还记得。

阿维也站在队列里。他比大多数人矮，也比大多数人壮。阿维黑色的眼眸闪现着好斗的光芒，可以看出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叛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群年轻人中间？他讨厌权威，而这种讨厌也是相互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总统造访了他们学校，学生要向总统鞠躬致意。但阿维拒绝了。于是老师请来家长，可阿维说他不愿意鞠躬。或许因为在书本上花了太多心思，阿维的故事听上去可能受到了《圣经·以斯帖记》中末底改这个角色的启发。[1]而当时的阿维，只有七八岁。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这样的事情一再上演。征兵日之前的几个月，他本来应该好好学习。但有一天，父母发现他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学校外面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独来独往。应征服三年兵役的时候，阿维18岁。然而早在之前的许多年，他就已经养成了站在一旁观察所有人的习惯。他观察的对象，还包括他自己。许多年之后，阿维的朋友们才能够借着时间的距离去理解部队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才能够看清自己在这些混乱的事件当中所处的位置。但是在当时，他们是无法看清的。阿维却可以，而这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变得更轻松。

当时我还不认识阿维。即便认识可能我也不会喜欢他。但现在我很庆幸发现了他，不只是因为他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在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也不只是因为他代表了被战争改变和碾压的人，还因为如今在遇见了太多的人之后，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阿维对部队这样的体制心存怀疑，而他所经历的事情，证明了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等级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藐视者。阿维曾经向大家宣布，有一天他会移民到爱尔兰，谁也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个玩笑。但他并不逃避自己的职责。因此那一天，他穿着陌生的衣服，与其他陌生的面孔一起，站在军营的院子里，听别人念起自己的名字。

[1]《圣经·以斯帖记》中有这样的经文：“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编者注

2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回头想想你会发现，阿维和其他新兵并非平庸之辈。他们审视着成年后的日子，思索其中的意义。就像现在一样，那些活下来的人，思索着自己人到中年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特别之处不止于此。正如后面我们会看到的，他们的交流从不依赖电子设备，而是以书信沟通，这让他们的世界看起来那么安静。军队却仍然一如既往，对战争抱持着陈旧的态度。可是，阿维要参与的这场战争，却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预示着将来更多的战争和改变。也就是说，那天在沙漠的基地里，世界被一分为二。对阿维和那些一起被选中的小伙子而言，以及对其他许多人而言，就在那一天，过去和现在被划清界限，年少的时光和之后所发生的一切被分割开来。而分割二者的，就是黎巴嫩的那座山丘。我们叫它“南瓜山”。

从最初的一刻开始，一切都在将这些新兵从以色列南部的那片沙漠带往以色列领土的最北端，再到和黎巴嫩的交界处，直至穿越边境。此时，沙漠所发挥的唯一作用，不过是重复扮演着它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角色：它是一片中间地带，自古用作备战区。

3

以前的阿维喜欢穿牛仔裤，手拿一本书，脚上趿拉一双凉鞋，身上套一件T恤。T恤的衣领已经被剪掉，这是那些年以色列流行的款式。然而，军队生活让他改头换面。那身行头被新的装备取而代之：一把步枪；红色的硬皮靴；尺寸混乱的军服——军需官实在无暇多顾；以及成箱的金色小玩意，它们尖锐耀眼，好似海盗掠夺的古西班牙金币一样堆积如山，但实际却是直径5.56毫米的子弹。而中士和军官，则成了他的父母。

在沙漠的基地里，指挥官要教会这些小伙子服从命令、开枪射击。指挥官还要教他们背着沉重的装备长途跋涉；接着，在他们濒临虚脱之时，再逼着他们奔跑。他们需要用身体的本能取代头脑的反抗，还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所谓的“生理极限”，不过是一个意志问题。如果小伙子们达不到要求，就要接受惩罚。他们必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奇短的时间内，跑完一段不成比例的长距离。假如仍然做不到，就要继续一遍又一遍地全力奔跑下去。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冲刺速度最终达到标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要让那几个自大的家伙服软，让那些性格柔弱一点的哭鼻子。训练中，军医要学会绑止血带，还要给伤员的手臂静脉打针，这些都要在摸黑的情况下操作；机枪手则要学习清理堵塞的武器；而通信兵必须掌握新的语言，这会在以色列军方的无线电通信中用到。例如：用“糖果”表示子弹；用“辣爽”暗指食物；用“火柴”代表士兵。新兵们要在训练中日益蜕变，他们清澈的眼神在打磨中变得凌厉；他们的脸褪去了少年的稚嫩，经过日晒雨淋、汗水和责任感的洗礼，展现出了成年人分明的棱角。

阿维他们属于一个步兵旅，这个旅继承了一个可爱的名字：“青年先锋战队”。只是，这支队伍并非在战场上有多么骁勇善战。它名声在外，主要还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有一个一流的文娱演出班。那个时候，军队在歌舞和小品表演方面还有所投入。等到阿维加入青年先锋战队时，文娱演出班已经是过去式了。不过，他们当年流行的表演依旧令人难忘。也正是因为这个经久不衰的名字，这个旅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没有军队一贯的一本正经。

青年先锋战队里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知道扛枪御敌是必需的，但他们绝对算不上“先锋”，而且也没有谁向他们灌输作战思想。在这个旅中，看不到任何好战的口号和标志。对于一个步兵旅而言，这种人道精神不同寻常。他们并不主张“士可杀，不可辱”或者“绝不投降”，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观念；相反，他们希望的是：“让我们熬过这场战争吧！”

阿维已经习惯睡在行军床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和其他士兵抵足而眠。他把步枪枕在头下，脸贴着单薄的绿褥子，挡住枪支的冰凉。新兵们精疲力竭，不一会儿，他们就忘记了环境的艰苦，在沉睡中一夜无梦。

4

“刚到训练基地的阿维，年轻、健康、单纯。”阿维写道，他用第三人称描述着自己。

如果中士要求新兵按时完成任务，他会做到；如果指挥官命令所有人做50个俯卧撑，阿维也是第一个领头的。

然而，单纯有其风险，它容易被外界的愚蠢和残酷所打击。没过多久，阿维就开始觉得，也许他不应该做那个唯一守时的人，他也不应该做那个唯一在乎中士褒奖的人。排里有人说：因为接受惩罚，他们经常要来回奔跑。但实际上，这些惩罚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中士们的阴谋——也就是体制的阴谋——是专门为了利用他们的！听到这些，阿维也开始思考这件事，直到后来，在晚上短短的休息时间里，他再也无法入眠。千思万虑过后，他自己也开始在清晨拖拖拉拉地行动，在接受惩罚时慢慢吞吞地跑步。阿维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这个问题上，对其他事情毫无察觉。很快，阿维就成了士兵里动作最慢、最不听使唤的一个。偶尔，会有一位指挥官跟他说些什么，打断他的思绪。这让阿维恍然大悟——他们就是想阻止他思考。他明白，他们才是他真正的敌人！他们反对思想和创造力。他们想要征服他，把他变成一个愚昧无知、言听计从的玩偶！

这个想法让阿维感到恐惧，恐惧到他开始竭尽所能地反抗。他开始我行我素。如果给他分配一个任务，比如准备食堂里的饭桌，他就把餐具反着放！或者在射击训练时故意脱靶！！如今，他成了反叛者！！！就是这样，阿维和体制作着斗争。而且据我们所知，在某时某处，现在的他依旧这样在军队里我行我素……

阿维是一名难对付的新兵。然而，他也是一位作家——虽然还算不上优秀，但指日可待。

5

沙漠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离基地数千米的地方，阿维和他的战友们在一群小帐篷里扎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各自被分配了任务，装备也已分发。阿维的步枪底部连接着一个黑色的炮管，用来发射拳头大小的枪榴弹，它们有着耀眼的黄色和绿色。这杆步枪对他来说太长了，它的重量也让人讨厌。士兵们的脸庞被烈日灼伤，指关节处，皮肤也已摩擦脱落。在内盖夫沙漠的训练场上，无情的小石头深深嵌入他们的膝盖。污黑的枪油沾染了他们的军服，还有蒸干的汗渍留下的白色圆圈。从扎营处步行一分钟，就到了他们的临时公厕，到处都是散落的厕纸和晒干的大便。

新兵们现在已经对艰难困苦习以为常。在部队以外的真实世界里，老百姓看到的士兵，通常是他们最光鲜的一面，但这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在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中，他们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你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也睡不好。你总是满身污垢，精疲力竭。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而且有时候，你会被逼到十分极端的地步，悲观而绝望。你会发现身边的同伴并不如你想象中那样，在行军时昂首挺胸，他们甚至不能在冲刺的时候全力以赴。相反，借用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句，他们“身躯佝偻，像背扛麻布袋的老乞丐”。作为一名步兵，就是要体验贫乏与困窘。这正是这段经历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之一。只是在当时，我们还无法体会。

青年先锋战队下属的连队都非常专业，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加入，他们比普通应征入伍的步兵更有头脑。但即便按照这样的标准，这个排的士兵仍然与众不同。以阿维的新朋友马坦为例。马坦来自一个集体农场，那里很少有能使他激发思想的事物，而且他表示，自从看过《普卢托在哪儿？》以后，他再没读过一本自己中意的书。《普卢托在哪儿？》是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只散步时掉进池塘的狗。不过现在他发现，他的战友是一群有思想、爱看书的人。而且在入伍训练这种难以忍受的条件下，他们依然想方设法保持着这些习惯。有一次，和他同住一个帐篷的阿莫斯带来了一本有关哲学思想的书，书名为《追随思想的脚步》。他和马坦居然读完了，而且就这本书一连谈论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日子，在数天的努力训练后，他们常常腰酸背痛地躺在地上，呼吸着各种混杂的气味——他们还未洗澡的体味、泥土的味道，以及落满灰尘的帆布的味道。这是他们对自由思想的坚持。最初，马坦以为他们会受到嘲笑。可尽管有时其他人会让他们闭嘴睡觉，但从来没有人笑过他们。如今，马坦是一名物理学家，阿莫斯是一名生活在巴黎的精神病医生。

阿维打定主意要做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说话常常不顾他人的感受。有几名士兵就领教过他尖刻的言辞。伊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伊利亚记得，阿维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伊利亚是个笨蛋。要不是后来知道伊利亚读过《百年孤独》，他还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排里从来没有谁把阿维当作领头人，但他的存在不容忽视，而且常常不受欢迎，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从这个时期的照片中你可以看到，阿维的表情像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这个世界，也不确定这世界会不会喜欢他。

入伍训练就像婚姻：在亲密无间的相处中，你的真面目藏不了多久。很快阿维就温和了起来。原来他一直在背包里带着几本书，当他发现看书的不止他一人时，便开始把书借给别人看。

在阿维儿时的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他熟睡在自己的床上，周围堆满了书本和报纸。几年后的另一张照片中，他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坐在房间的一角看书。高中时期，图书管理员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巡视一番。她常常发现阿维坐在窗边的脚凳上，一动不动地沉浸于一本书中。书是从书架上取下的：《故园风雨后》、《东方快车谋杀案》、内维尔·舒特的《花衣魔笛手》等等。阿维扎根在这个他出生的小国家，听着摇篮曲长大，比如俄国人伊曼纽尔在20世纪20年代写下的名曲：

你会在此发芽，你会在此生长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为了幸福，为了劳动

你会像父辈一样，成为耕耘者

你会辛勤地播种

喜悦地收获

不过现在，请听着伊玛的歌声[1]

安然入睡吧

从阿维的阅读清单可以看出，高中时期，他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等到应征入伍时，在为他打开世界之窗的文学向导中，他最喜爱的是罗曼·加里。这位作家从一个外来移民变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英雄；他是法国驻好莱坞的总领事；他是女演员琼·塞贝格的丈夫，还有过无数情人，倘若他的叙述可靠，那么他初尝情事是在13岁的时候，和一名女仆；他是马洛卡岛上的享乐主义者；他两次以不同的名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本名；他是出生于欧洲犹太世界的孩子，同样诞生于战火纷乱的欧洲犹太世界的，还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瓦西里·格罗斯曼、莱昂纳德·科恩、阿维的祖父母，以及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

阿维做了一个调查。有谁读过加里的杰作《风筝》？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纳粹统治下的诺曼底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是一位波兰伯爵的女儿，男主角是一位古怪的风筝制作者的乡下外甥。没有人看过吗？这本平装书有时被塞在弹袋里，有时挤在背包的脏袜子里。阿维把它借了出去。可以想象，从条件艰苦的维尔纽斯到阳光明媚的尼斯，辗转各地、变化莫测的加里，就这样加入了他们中间。在容纳两人的小帐篷里，又住进了第三位隐形人，他嘴里抽着高卢烟，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1]“伊玛”（Ima）是希伯来语中的“妈妈”的意思。——编者注

6

在训练的最后几周里，阿维所属排的成员们找到了彼此间的共同语言，同时也在他们微小的社交世界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如果足够幸运，这种情况有时会在小的圈子中发生。排成员之间的友情是在极大的压力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很难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解释。这是军队刻意为之。他们明白，正是这种纽带的力量会让士兵们团结一致，在毫无规则可言的战争炼狱中履行职责。而且必要时，这种纽带会让他们做出超乎常情的举动——不在敌人的炮火中撤离，而是冒着枪林弹雨前进。

情况似乎开始让人觉得，这个排的成员被选进来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优秀的身体素质或军人的潜能，而是他们的才智和性情。具体而言，是他们对于部队本身的讥讽态度。这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并非全无可能。那份名单在训练基地起草之前，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面试。不论是谁负责为这个旅的工程兵连队挑选士兵，他的选择可能纯粹出于个人偏爱。对于阿维所在排的成员而言，那位军官可能是他们人生中影响最大的人，其无形的烙印落在了自此以后他们经历的所有事情上。现在他们已年近四十，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保持着彼此间的自在随和。只是，当我们最近在阿维父母家的客厅里坐下聊天时，没有人对这位军官有任何印象。

排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彼此，不是为了军队。中士、军官和文员都是他们蔑视和反抗的对象。部队对于新兵的生活有着不计其数的规定，其中一条是禁止在营地大门站岗时吃东西。不过早在入伍训练的初期，阿维就会在站岗时四下观望，确定没人注意自己后，便拿出一袋巧克力糕点，那是他用来和体制作斗争的弹药。在如今已是精神病学家的阿莫斯看来，排成员彼此间的凝聚力源自“我们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种嘲讽般的置身事外”。为了激发我们的能动性，部队里的人常会反问：“情况艰苦一点你就放弃吗？”当你再也动弹不了的时候，羞辱就是用来刺激你继续前进的方法。阿维所属排的队员在这句话的标点上略微动了动手脚，然后宣布这就是他们的信条：情况艰苦一点你就放弃吧。

在这些表面的语言反抗之下，常常隐藏着未说出的事实——他们不必来到这里。如果你不想当一名作战士兵，你可以脱身于此。而且没有人必须要主动参加更严酷的训练，也不必在危险的工程兵排中服役。他们的存在表明，不论他们对部队这个无情的体制有着何种成见，他们明白，国家面临着真实的威胁，而且加身于他们的这一要求也是无可非议的。总有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他们自己不会这么说，因为社交的规则令你必须保持自嘲的态度，不能表达任何轻信的理想。所以，需要由别人代表他们说出来：他们相信自己做着正确的事。

他们听斯普林斯廷的歌，尤其是那首《河流》，也听小红莓乐队。他们还给彼此起了绰号。生性安静的贾勒是阿维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大家称作“天使”。阿维就不一样了，他被取名“臭鼬”。虽然现在不清楚这个名字的确切来由，但倘若你曾是个18岁的毛头小子，混在一群同样18岁的毛头小子中间，也就不难想象了。“天使”和“臭鼬”是奇怪的一对——一个高大而温和，另一个矮小却好斗易怒。

阿维和队友们有着哲学家的做派，同时和体制唱着反调。训练中，中士让他们跑到山上，朝着用硬纸板做成的敌军射击，然后反复如此。中士们指导着靶场上的训练：立姿五发子弹，跪姿五发子弹，卧姿五发子弹。新兵们对步枪的后坐力和刺鼻的火药味已经习以为常。阿维跑过越野障碍训练场，也就是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攀爬绳索，匍匐前进，然后翻越齐肩高的混凝土墙。这堵墙是许多新兵的拦路虎，它单调的灰色充满敌意，简直是他们的噩梦。在中士的训练下，他们18个小时马不停蹄，6个小时用来睡觉。接着在天还未亮时，再次起床，奔向山顶。

阿维所属的排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训练，其目的不在于眼下等待着他们的游击战，而在于清理布雷区，让步兵和坦克的大规模部队通过，还在于攻取沙漠中的山头——为的是打那场军队眼里的“真正的战争”。熟悉军事思维的人应该不会为此惊讶。相比于黎巴嫩灌木丛中无关大局的小规模交锋，一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战才是他们真正的着眼之处。那是1994年，但军队的时间依旧设置在赎罪日战争发生的1973年[1]。阿维钟爱的罗曼·加里一定不会惊讶于此。加里在空军学员时期发现，自己坐在时速110千米的波泰–25双发战斗机里，却仍在用手势从敞开的驾驶员座舱中和其他战斗机的飞行员交流——在1938年，“用法国陆军的方法，为备战1914年的战争，而积极展开训练”。

20世纪90年代，许多以色列人以为和平即将到来，本书中讲述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果你参阅旧报，会发现许多关于和平谈判的新闻。那时，人们谈论着一个“新中东”，黎巴嫩的战争则鲜有人问津。于是，以色列的老百姓惦念着新中东，而军队惦念着真正的战争。但后来人们发现，发生在黎巴嫩的事件，既没有完全促成新中东，也没有完全形成新的真正的战争，而是变成了两者的结合。当所有人都在看向别处时，另一件重要的事正在酝酿，这个边缘事件后来却成了最举足轻重的。世事往往如此。

就在这段时期，阿维开始听说有一项任务等待着他们，训练一旦结束就要执行。谁也没有太多消息，只知道地点是黎巴嫩的一座山丘。

1994年10月末，就在他们原定随护卫队向那座山丘行进的前几周，“南瓜山事件”发生了。当前的守卫部队需要提早离开。于是阿维和他的朋友们收到命令，他们要打包行囊，向北进发。

[1]
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指1973年10月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两国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7

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作战部队被分成两类。一类去过黎巴嫩战场，一类还未去过。对那些到过战场的人而言，重要的是，你的战斗有多深入，面临过何种危险。作为新兵，倘若你在行军训练中掉队，中士会说：到了黎巴嫩谁还能推你一把？假如你趴在地上难以操作背上的无线通信设备，他们会朝你的头盔上扔石子，然后问：到了黎巴嫩谁还能帮你？答案是：谁也不能。这里的重点在于，你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就会像每隔几周出现在报纸上的士兵一样，读者会看到你英年早逝的消息。

我并不想在此纠缠于史料的说明。如果可以，我宁愿为那些对历史背景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本书，让他们自己去了解20世纪90年代黎巴嫩“安全区”的综合历史，然后继续不间断地讲述阿维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历史记载无处可寻。这些事件在发生的当年是很重要的，而且给参与其中的人们留下了激烈而深刻的回忆，但它们却几乎被大众遗忘。只有少数引人注目的事件留下了模糊的印记，它们之间的关联也不再那么清晰。这段时期甚至连一个名称都没有。尽管它尚未远离，却已经被我们远远地抛诸脑后。过不了多久，真相便再也无法还原。所以，记录叛逆的阿维即将经历的一系列事件，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90年代的黎巴嫩南部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代表着不同武装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地方武装之间频频发生暴力摩擦，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的敌人拥有伊朗的指挥员和俄罗斯的火箭弹，他们崇拜殉教者，对伊斯兰教怀有复兴的愿景；我方则秉持资产阶级的抱负，我们的步枪上印着“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字样。敌人的手段不可胜数：自杀式汽车爆炸、路边炸弹、在巨石间设置饵雷、袭击时录制影带、将各前哨孤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敌方的领地里，我们的现代部队打着一场漫长而无望的战争。敌军的力量比我们弱，但他们却拥有更为坚定的决心。这场战争的目标含糊不清，而且根本无法达到——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前，一场拖延不休的战事就已经在黎巴嫩拉开了。倘若不去了解这些事件，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当前的局势。然而，它们却被忽略了。阿维那一代和我这一代成千上万名以色列士兵，我们的世界观开始形成于枪炮与玫瑰乐队1987年的专辑《毁灭的欲望》和涅槃乐队1991年的专辑《无所谓》之间的这些年。我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我们当时所处的年代、地域以及参与的战争，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特质，而这一切对其他人而言无关紧要，战争的发生在官方亦没有正式的记载。

熟悉以色列几千年文学作品的人知道，山顶被认为是人类和神灵的交汇之地，那里可能发生或非凡或恐怖之事。比如在西奈山上，上帝为摩西传法。死海沿岸的沙漠里，在马萨达平顶山上，犹太教的狂热信徒，因为不愿投降而在罗马军队突破城池之前集体自杀。还有摩利亚山，据说在那里，亚伯拉罕为了祭献上帝几乎牺牲他的儿子以撒。根据现代希伯来诗句所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传承，注定了他们所有的后代“出生时心上插着一把匕首”。这座山传说是上帝精神的安住之处，所以所罗门王和希律王都在那里建造了庙宇，但后来被罗马人为供奉朱庇特[1]所筑的神殿取而代之。穆罕默德的信徒则认为，此地是他们的阿拉伯先知在一个神秘的夜晚升入天堂之处。1300年前，他们筑造了一座精致优美的金顶圣殿，伫立至今。关于这座山有很多故事，但我们要说的故事和它无关。

向北驶入加利利，会经过基利波山，这里是扫罗拔剑自刎之地。接着是加利利海北边的一座山，有位传教士曾在此为一个新兴的宗教向众人初传教音，信徒们称之为“八福山”。位于沿海西部的是迦密山。曾经，先知以利亚在此向450位异教教士发起挑战——双方各建一座圣坛，看谁的神明能让火从天降，将其点燃。如今这里，起重机在港口忙碌着，工场的烟囱冒着烟，海法市的居民区在此遍地开花。继续向北，在一条山脉和海洋的交汇处，有一片密集的白垩岩洞。再接着，你就离开了现代以色列，进入了崇山峻岭的黎巴嫩南部。

距离以色列最北端五千米的黎巴嫩境内，有800年前十字军在一片陡峭的岩壁上建立的一座城堡。十字军称其为“波弗特堡”，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故事和这座山也没有关系，不过很快就要进入正题了。

20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游击队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发动多次边境突袭，使以色列下定决心，开始了漫长的黎巴嫩战争——并不是同黎巴嫩的战争，而是与利用软弱的黎巴嫩政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武装集团作战。多年来，这一冲突的性质已经改变，而且部分参战方也有所变化。更多时候，它是外界关注的边缘事件，很少成为核心。但明智的人总会对它密切留意。它会偶尔中止，却从未结束。而且我军在边境定期的来去，也会时不时将其中断。20世纪70年代中末期，战事有所升级。阿维和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出生于这一时期。自此以后，这场战争便开始与我们的人生并行。

1982年6月，以色列护卫军进入黎巴嫩，对黎巴嫩的一个基督教派系进行了干预，这是一次误入歧途的干预。战士们从巴勒斯坦士兵手中夺取了波弗特堡，并把它变成了永久的军事阵地。以色列派遣了数个师向北进入贝鲁特，却在那年的夏秋时节遭遇困境。这一点已有记载。我的兴趣所在，是后来发生但未被记录的事件。所以我们将跳过早期的细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巴勒斯坦军队在以色列境内袭击平民汽车和学校；1982年夏天，军方在贝鲁特发动大规模轰炸，成功驱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的行事手段并不足以让黎巴嫩建立友好政府，这一目标化为泡影；军方目睹了他们的基督教同盟对两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屠杀，而且卷入了黎巴嫩内战。以色列人称其为“陷入了黎巴嫩的烂泥中”。

1985年，在国内的反对声和军队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部队撤到了黎巴嫩边境的一片狭小地带。这一带被称为“安全区”。战事至此，几乎没有值得再书之处。只是，以色列部队在那里，又留守了15年。

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并非之前所想。这些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当地的什叶派教徒。他们自称“真主党”，由伊朗的阿亚图拉政权资助并训练。这些好战者不仅展现出新的能量，他们还拥有策略。人体炸弹成为现代中东标志性的发明，也是这个地区对我们的时代最臭名昭著的贡献，精确地诠释了它给自身带来的后果。在伊朗主顾的作战技能、意识形态和现金的推动下，这些真主党成员的经验和实力日增月益。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的进驻，喂养着这群好战分子的仇恨。而且他们驾驭着宗教战争的浪潮。那些年，在世界的这片区域，这股浪潮已经达到顶峰。如今，这浪潮毫无疑问已将这一地区蹂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他武装集团已逐渐退出，真主党开始孤军作战。安全区的战争轮廓已经确定，也为我们的故事创造了条件。

1994年阿维应征入伍时，以色列士兵在遍布黎巴嫩南部的阵地战壕中坚守：那是一片危险的天地，士兵们在各自的山丘上用双筒望远镜遥遥相望，无线通信信息越过峡谷来回穿梭，仿佛犹太智者笔下的人们从耶路撒冷借由山峰上的篝火传达新月升起的消息，“从橄榄山到萨尔塔巴山，从萨尔塔巴山到格罗非那山，从格罗非那山到霍沃伦山，从霍沃伦山到拜特巴尔廷山”，最后直至巴比伦。

这就是那片安全区——由一群稚气未脱的小伙子筑起的盾牌，从东边的赫蒙山到西边的地中海。安全区是为了让游击队远离边境，保护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在边疆饲养火鸡的农场主；城市工厂里的玉米豌豆罐头制造商；说希伯来语的阿拉伯水管工；生于1958年前后的列宁格勒犹太美人，不久前她们跟随苏联移民的浪潮抵达以色列，如今躺在黎巴嫩边界附近，在陌生而炙热的烈日下，暴晒着她们苍白的身体。

部队为各前哨取了好听的名字，比如“罗勒”“番红花”“柏树”和“红辣椒”。这表现了部队对植物的偏爱，在取名时通常避免“地域炼火”或武装直升机“阿帕奇”之类的字眼，而选择“朝鲜蓟”或“金凤花”这样的美名。“朝鲜蓟”代指坦克炮手的夜视装备，“金凤花”则是迫击炮弹来袭前的警报系统。在部队通信兵使用的术语中，“花”代表受伤的士兵，阵亡的士兵则被称为“夹竹桃”。这些并不是暗号，因为它们的含义已经众所周知。相反，这些名字仿佛意在为丑陋之事赋予美好。同时，让士兵们能够不必直面他们需要描述的情景。倘若细听驻守黎巴嫩的部队所用的语言，你也许会以为他们占领了一座花园。

南瓜哨建在波弗特堡以北五千米的一座山丘上。在这里记述的事情发生之前，这座山丘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事情，之后也没有。军方档案对前哨的建造亦毫无记录，至少没有任何我能找到的资料。

在希伯来语中，这座前哨名为“南瓜”——只有“南瓜”一词，并没有英语中定冠词的修饰——“‘那座’南瓜山”。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为其加上定冠词的地方。作为南瓜山的第一位历史记录者（不出意料也是最后一位），我授予自己特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其译名。如今，这名字似乎暗示了一种魔法：这座山丘从一座荒山，变为激烈情绪和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接着突然之间，又再次变回了完全无足轻重的角色。

[1]罗马神话中的神。——译者注

8

越过边境，阿维看到了青山绿谷。随着海拔升高，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寒意袭来。初到此地的新兵们，思考着置身他国的含义，也思考着被敌人的领地包围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他们接到了投入工作的命令。

他们也许想象过来此之后的各种英勇壮举。但就像所有新来的士兵一样，他们发现，南瓜哨的生活不过是一堆折磨人的繁杂琐碎之事，为的是把几十名士兵留在一座与世隔绝的山上：洗碗、切菜、给机枪清洁上油，以及装沙袋等等没完没了的杂务安排，其间偶尔被轮班站岗打断。晚上有几个小时可以休息，只不过也可能被轮岗中断。接着是“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然后周而复始的一天又开始了。

南瓜哨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一座山丘上土质的矩形筑堤，有篮球场那么大。以色列士兵从东面的一条路进入这里，那条路上常常埋有地雷。敌方则从西面的河床穿过，向前哨靠近，河床从敌人的城镇一直隐藏到山脊处。

前哨遭受着敌方游击队的威胁，他们常常出没于附近长有笃耨香树和松树的杂树林。这片杂树林被称为“那片森林”——这是一个会让士兵们倍感威胁的名字。不过，那里的植被和一座真正的森林比起来，就好像被称作加利利“海”的平静水潭之于真正浩瀚的大海，或者约旦“河”的涓涓细流之于宽广的密西西比河一样。

南瓜哨以北，阿里塔希尔山脉的山峰穿过红辣椒哨，直到终止于呈三角形的山顶上的柏树哨。在南面的视野中，可以看见波弗特堡，柑橘哨则位于它和南瓜哨之间。这些前哨便是所谓的“红线”阵地，是以色列控制区域中的最远端。

在安全区外的黎巴嫩境内，南瓜哨的正西面铺展着一片高原，为奈拜提耶省的什叶派城镇所占有。11年前的1983年，有一天，以色列的一支部队在什叶派教徒最重要的宗教节日盲目闯入了这个地方。士兵们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起来。他们朝人群开枪，射杀了两人，从此和什叶派结下了仇怨，同时也助长了什叶派的新兴军事力量——真主党。奈拜提耶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也是前哨的死对头。

越过一座山脊向南面眺望，在危险地带十千米的范围以外，就是家乡所在的地方。那是以色列最北端的梅图拉镇，遍布着白色的房屋。

山丘上的氛围，并非常常是恐惧。但如果现在有人的回忆是如此，也没有谁会责怪他。你不能总那么战战兢兢。相反，弥漫于南瓜哨的，是疲惫和乡愁。虽然说士兵们也会想念他们的城市和朋友，但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他们思念的是他们真正的家，父母的家，那个所有人还在生活的地方。入伍参军是少年时光的终结。但回到家后，父亲会拥抱你，母亲会为你做饭，洗衣机也在搅动着你绿色的军服。而你，可以在童年的房间，安然入睡。

前哨的几十位小伙子与世隔绝的程度在现代世界是罕有的。和士兵们一样，信件也是由护卫队送来的，途中的炸弹威胁无法预料。前哨没有女人，也没有任何女性化的东西。一切不必要的事物都不存在，为的是让你在需要杀敌时不会犹豫不决，为的是让你避免死于敌手，也为了让你不在此情此景中丧失理智。这里没有任何柔软的东西，也没有任何甜美的味道。

阿维在1994年秋天抵达南瓜山。那个时候，前哨有一个地堡，能保护士兵们免遭炮火袭击。院子里还有几个翻新的货运集装箱，但无法保证士兵的安全。集装箱里有一些金属床和脏得要命的绿褥子。

山上有几名来自贝多因游牧民族的侦察兵，以及几位士官。他们常常需要外出执行任务，检查路边是否埋有炸弹。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便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真主党的电视节目和阿拉伯电影。还有一两位厨师，他们有时会用玉米片拌融化的巧克力，这种美食是安全区为数不多让人愉快的事物。我们总共有几十位士兵，包括几个步兵班和两队战车组员，以及少数几位战地情报观察员。士兵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前哨的指挥官也只比大家年长几岁而已。

回顾过往，我们总会为这些事件排序，把它们变成我们能理解的故事。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我现在就在这么做。回忆起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有哪些感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的人并不多。最近，阿维所属排的战友们举行了一次聚会。其间，伊利亚（读《百年孤独》的那位）准确地形容了我们当年经历的所有感受。他的话值得在这里完整地引述出来。不过遗憾的是，他说话时平铺直叙的语调，还有他夹杂着斯拉夫语口音的希伯来语，只能任由读者去想象了。

“我们就像被领进屠宰场的羔羊。”他说道，朋友们笑了起来。他们似乎以前听他这么说过，很可能还不止一次。

你尽干些毫无意义的事，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吗——“去那里，去这里，明天再去那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我就知道洗过碗。[笑声]他们让我听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这些话他们以前在那儿常常说。关于这个，关于那个，关于所有乱七八糟的假大空的废话。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怎么样。有时我们会去设埋伏，就躺在雪地里，我记得那个冷啊！就是这些，仅此而已。现在这些回忆都模糊了。说到谁开枪射中了什么这一茬，他开过枪，那个家伙也开过枪，我不记得谁射中了谁。反正整个是叫一个乱。我只记得我们得死命擦食堂里的那些绿色的大桌子。[笑声]我就记得这些。

9

“南瓜山事件”也称“军旗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南瓜山一时声名狼藉。而阿维也因此被提前派遣到山上。他到的时候，事件所引起的骚动正值高峰。

那是1994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埃兰是其中一位士兵。他在另一个步兵旅的工程兵连服役。这个连的士兵和青年先锋战队的工程兵连队轮流守卫这座山冈——在山上守卫4个月，然后去沙漠训练4个月，接着再回到山上。

当时的埃兰尽心竭力想要做一名优秀的士兵。他和阿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如今的他，说话时轻言细语，而且容易热泪盈眶，但他并不为此难为情。他没有对山上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当我们坐在他位于特拉维夫郊区的公寓大楼楼顶谈论这些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提到南瓜山。他现在有五个孩子，是一名理疗师。他的专长是处理心理创伤。

那天清晨，“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波澜不惊地结束了。谁也没有料想会有事情发生。游击队已经很多年没有尝试突袭以色列的前哨。他们认识到，士兵们在堡垒之外、在巡逻中或者在路上行动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个时期，南瓜哨的防御工事并不完备，而且山上的规定也很松懈。你依然可以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在外四处走动。没有人看到游击队在黑暗中沿着山脊偷偷靠近。早上刚过8点30分，密集的炮火就开始袭来，谁也没有惊慌，因为这种情况很常见。但这一次的炮轰似乎比以往更为猛烈。而且，在迫击炮的爆炸声中，还夹杂着一种新的声响——自动步枪快速射击的咔嗒声。这意味着敌人已经靠近，南瓜山遭到了袭击。

南瓜哨的西侧面对着敌人的城镇，所以那是最危险的一侧，也是瞭望哨所在的地方。那里只有一个开着一扇窗户的货运集装箱，看上去就像停在建筑工地的食品车。两位来自战地情报单位的观察员，就是坐在这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黎巴嫩居民的房屋和街道状况。前哨有一种烟幕弹，士兵们可以将它触发以保护自己不受导弹的袭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可现在有人把它激活后，风却将烟雾吹入了哨所，挡住了守卫者的视线，而且令他们难以呼吸。埃兰和其他所有人都不清楚攻击者所处的位置。

西面原本有四名士兵——那两位观察员，以及两名来自步兵连队的哨兵。然而，当敌人的轰炸变得猛烈时，两名观察员逃走了。有人看到其中一位跑向了下面的地堡，尽管他的身体毫发未伤，但他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如此一来，就只剩下那两名步兵。其中一位正好是一名军医，当他听到有人受伤，便决定离开岗位去治疗伤员。另外一名哨兵也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击队到达入口时，没有任何人守卫在那里。跟在游击队后面的，还有他们的摄影师。

真主党播出了那些晃动的镜头——游击队手持步枪，肩扛火箭筒，嘴里用阿拉伯语大声呼喊着，整个画面还有军乐奏响。这种事情在当今世界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很难想象，这样的影像在当时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真主党明白，攻击的画面可能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现在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在当时并非如此。彼时，暴力影像和媒体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一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对领土的争夺，而在于对“意识”的控制。

录像一开始，真主党的摄影师和几名战斗员蹲伏在干草中，他的镜头对准了干燥的奶蓟草尖尖的穗顶。可以看到前哨大约在300米以外，炮弹在筑堤上爆炸腾起。镜头外一个声音用阿拉伯语喊道：“瞧着吧！马上就好！”接着，一股烟流在南瓜哨升起，有人高呼：“很好！棒！”下一个镜头中，战斗员更靠近了，他们躲在一块岩石后面探头观察。你可以看到南瓜哨的筑堤就在100米以外。有人起身以跪姿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过去，军队找到真主党成员的尸体时，会发现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牛仔裤和平民的衣服。然而，今非昔比。现在这些战斗人员穿着军服、背着包，而且戴着头盔。他们显得很专业。

四名游击队员脱离掩护，开始向筑堤靠近。他们沿着斜坡向上跑，直至累到开始步行。摄影师紧随其后。就在快到山顶时，他们突然跪倒。有人大叫了一声，提醒同伴注意安全。在他们左边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接着他们再次起身。有人将一枚手榴弹越过筑堤扔进了南瓜哨。另外一人双手高举真主党的军旗，然后以胜利的姿态把它插在了南瓜哨：那画面就像美军打赢了硫磺岛之战，就像人类登陆月球一般。录像到这里便结束了，如此一来，你就看不到他们转身逃跑的情景。

负责看守南瓜哨的，是一位22岁的中士。他向一些士兵交代了任务，把他们领到筑堤上的战壕里，筑堤围绕着整个前哨。另一位初级军官在战壕中走动时，一枚炮弹落在了他身后。接着，一名士兵看到这位军官双膝跪地。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孩童被划伤之后要开始号哭一般。军官的背部满是鲜血。不过，等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而且手脚还能动时，他让自己平静了下来。那名士兵协助他下到了地堡中。在那里，他们发现军医正在治疗一名失去手指的伤员。

等到埃兰跑上战壕时，真主党的军旗已经插在了筑堤上。士兵们没能做出有效的作战反应。随后，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表现而遭到媒体和军事法庭的责难。只是，在那一刻的混乱中，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敌军的炮火开始减弱，最糟糕的部分似乎已经过去。在正南方的山丘上，“那片森林”里还有人朝前哨射击。埃兰穿过战壕，直到他面向那片杂树林。现在他能看到“那片森林”，“那片森林”里的人也能看到他。几枚炮弹从他脑袋边上飞过，他伏下身来。另一名士兵——来自以色列南部一个农业社区的小伙子，健壮结实——也在这时出现了，他在埃兰旁边蹲下。紧接着，一股爆炸冲击波将埃兰震退，战壕内激起一阵浓烟。

等到埃兰再次睁开双眼，那名士兵已经仰面倒地，他的头置于一片血泊之中。就在此时，另一名士兵冲了上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他不禁跪倒在地，开始将头撞向战壕的混凝土墙壁。牺牲的士兵是他的朋友。没过多久，炮轰停止，南瓜山再次恢复了平静。

根据真主党的一份官方报道，游击队占领了南瓜哨，“铲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消灭了五名士兵，并“将他们的尸体践踏于脚下”。但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前哨失去了一名士兵，但它仍然伫立在那儿。守卫部队依旧完整，而且运作正常。这些情况并未立刻真相大白。其实，电视中播放的画面才是真正的武器，真主党的战斗者和以色列的士兵已经变成了演员，在摄影机下一场精心筹划的袭击中粉墨登场——只是一时之间，人们还无法理解这些。

真主党播放的袭击镜头传遍了中东，以色列的电视台也播出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那名真主党士兵走进了千家万户，挥舞着双臂，一次又一次地插下了他手中的军旗。阿拉伯人为此兴高采烈，而以色列人则为此惊惶失措。我们不再足够强大——这是我们国家集体意识中的主要恐惧之一。这种恐惧也解释了外界在“军旗事件”之后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人们认为这一事件并不是一次小的失败，它不是因每日例行公事而感觉迟钝的守卫部队经历的一次无足轻重之事。相反，它是军队腐败的迹象，也表明了以色列年轻人薄弱的意志。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南瓜山事件”，也是所有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前哨的名字。

关于以色列，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了解——我们对待事情的看法倾向于非黑即白，如非完胜，则为完败。所以，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相当于一场重大的军事挫败。报刊撰稿人开始将它称作“耻辱”。部队开除了埃兰所属分队的几名士兵。并宣称，负责南瓜哨的那名年轻军官不能胜任指挥官一职。

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和其军队正在发生变化。集体意识开始退回幕后，个人主义开始走向台前。那面军旗成了人们不安的焦点。有些评论者认为，这一事件的部分责任，在于父母对子女从军越来越多的干涉：那个时候，母亲给儿子的指挥官打电话抱怨的现象变得屡见不鲜。部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而家庭是这个国家所有制度中的重中之重，两者间的冲突就此产生。又或许，如某些人所言，这件事与大众对士兵们在部队葬礼上的哭泣越来越容忍的态度有关——当时人们就这一举动是否恰当有所争论。“当恐惧和哭泣变成众所钦敬的话题，并且被讨论和鼓励时，那么你很难对一个孤立哨所中的士兵生气。”一位新闻记者如是写道。

回到以色列后，埃兰的两名战友有一回在十字路口搭便车。一个男人把车开了过来。这个男人认出了他们军服上的徽章，于是说道：“你们不就是那群懦夫吗？”其中一位士兵探进车窗里，冲他脸上给了一拳。

10

“南瓜山事件”发生的同一周，报纸报道了我们的总理在卡萨布兰卡成功访问摩洛哥国王的新闻。一篇头版文章的标题是《谈经济，不谈战争》。翻阅1994年10月底和11月的报刊标题，就像阅读一个孩子的日记条目，你几乎认不出这个孩子就是你自己；也像翻阅人们放在床边记录他们梦境的笔记本，给你一种陌生的感觉。“和平”一词的使用丝毫不带讽刺。和平！如今它给人的感觉仿佛“电报”或“婚姻”这些词，已经成了过去式。正如之前所言，这是人们最沉浸在新中东美好愿景里的一段时期。

有些人断定，“南瓜山事件”与人们对和平即将到来的期待有关。有人对弃守山冈的那几名士兵如是分析道：“他们的斗志已经瓦解，因为没有人愿意做战争最后的牺牲品。而且许多人以为，这百年的战争就要结束了。”对于这段话，我们究竟是该嘲笑，还是应该为此哭泣？

彼时，一个新中东的确正在孕育，但它并非如人们所想。它的诞生之地，在士兵们穿梭的巨石之间，在黎巴嫩南部一座山丘的混凝土防御工事之间。只有少数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在那里见证了它的诞生。

11

“南瓜山事件”过去数周后，就在阿维抵达山丘没多久，游击队伏击了以色列的一个护卫队。波弗特堡下有一个小村庄，游击队员从村庄的房子里冲出来，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村庄名叫“阿农”，无奈坐落于安全区和黎巴嫩的领土之间，地处边界让这个村庄破败不堪，而且有一半已被荒弃。

阿维的连长名叫“约哈伊”，是那种少有的杰出军官。他对年轻士兵有着天然的理解，对于该做什么向来有着明确的主见。这种主见通常与战斗有关。约哈伊已经看出阿维是一名棘手的士兵，不会自觉地服从命令。作为连长他欣赏这种特质。当护卫队遭遇伏击的消息传来，约哈伊并没有等待指令。他直接召集了阿维和另外几人，登上两辆装甲车便在泥泞的路上疾驰而去，沿着山脉向南奔赴战场。

到达村庄后，他们在两栋废弃的房屋里挨个房间搜查，有人看到游击队就出没在附近。士兵们在扔过手榴弹和机枪扫射后冲了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房屋外，阿维端起步枪，像开香槟一样，砰的一声把他漂亮的枪榴弹射了出去。接着便是一声爆炸，差点就击中了一位从其他地方赶来加入行动的以色列高级军官。

士兵们用炮弹在墙上炸开了一个洞口，然后冲进了旁边的一座房子。里面有沙发、地毯和冰箱。很明显有人住在这里。你从未在这样的房子里接受过训练。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不过这一层没有人，于是阿维和其他士兵冲到了楼上。他们把手榴弹扔进房间，然后端着枪小心地走了进去，就像他们受过的训练那样。

约哈伊朝楼下左手边的一个小房间奔去，房间的门开着。等他闯入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蜷缩在角落里，看向他，手上还拿着一个枪榴弹发射器。约哈伊紧扣扳机，但枪卡壳了。然后他们就那么盯着对方。这时，跟随约哈伊的士兵也冲到了门口，把约哈伊往里面挤了挤。约哈伊不得不把他强行推了出去——整个过程就持续了一秒钟，但感觉却漫长无比。他们出去之后，约哈伊朝门内扔了几枚手榴弹，并命令坦克发射数枚炮弹击穿墙壁。等再进去时，他们发现了两名游击队员的尸体。第二名在另一个角落，约哈伊之前没有察觉。

阿维被派去取车里的担架。奔跑的路上，他有了新的发现。他一直都以为，战斗中你永远不会觉得累。身体中超自然的能量会被激活，而寻常的规则会失去效力。但取担架的过程是先下山再上山。他开始慢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等到返回的时候，他已经由跑变为走了。这就是阿维注意到的细节。

12

阿维原本不确定自己能否应对这类事情。谁都如此，只有发生的时候才知道。不过事实证明他没问题。下一次回家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约西的。约西是阿维的父亲，他自己也曾在青年先锋战队服役，而且参与过1967年从约旦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旧城的战役。这场战役后，埃及军队轰炸了他们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前哨。当时身处前哨的约西在炮火中挺了过来——他记得最可怕的是直径60毫米的炮弹，直到快落到头上了才能听见它。在1973年一系列的逆转战役后，他跟随以色列部队打过了苏伊士运河。约西身上没有任何部队的痕迹。不论什么情况下，他脸上都挂着笑容，而且和阿维一样健壮结实。后来他从苏伊士回到了家乡。有一天，他和阿维的母亲拉雅以及哥哥待在厨房里，当时阿维的哥哥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忽然，奶瓶砰的掉到了地上。就在那一刻，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看着约西一下伏倒在地，双手抱头。

约西对这类事情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他为儿子感到担心。阿维说他并不介意敌人的炮轰。他介意的是外出巡逻时带着金属探针打头阵。金属探针是工程兵排的队员用来刺探地面，排查地雷和饵雷的工具。阿维对此有所介意，是由于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工程兵在接受探针使用的训练时，他也许正在别的地方叼着烟看小说，没有好好接受训练——这约西就不清楚了。

阿维和拉雅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用前哨唯一的电话线通知家里。他只说一句：“一切都好。”这意味着，一切都不好，但阿维没事。几个小时后，倘若收音机里报道了任何事情，家人会知道他还活着。那些年，以色列收音机的播音员会报道黎巴嫩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这是一个暗号——意味着有士兵阵亡，但因为他们的家属还未被告知消息，所以不能报道。谁都知道这句话预示着什么。如果你的儿子在黎巴嫩，那么事情明朗之前，你将会有几个小时的煎熬。而之后，要么一切回归正常，要么你一直以来的生活将宣告结束。

阿维有时会抽抽烟，还会从厨房里偷拿面包和奶酪，在小型盘管加热器上烤三明治。单调乏味的日子偶尔会被打断。比如有一次，他们要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设埋伏，躺在前哨附近的灌木丛中等待游击队，从日暮直至黎明。这些外出是守卫部队常规的任务之一。然而，步兵的守护神认定这个排的士兵已经够苦了，于是派来洁白的雪花将山丘覆盖。行动取消。对于中东的孩子而言，下雪是件新奇的事。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阿维和其他士兵在疾风中微笑，忘了自己身处何处。

但大部分的日子还是洗碗、擦枪、等待炮轰的结束，以及轮班站岗，最后不脱鞋就爬进睡袋里闭眼睡觉—接下来“伴着黎明就绪”，又是乏味的一天。他们从未如此疲惫不堪。他们想要回家。他们已经厌倦了这一切。用我们部队里最重要的一句俗语来形容，那就是：他们无聊得“蛋疼”——尽管这句重要的话描述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关键阶段和当时的心境，但它并未被收录在埃利泽·本–耶胡达编辑的现代希伯来语大辞典中，也不像我们语言的许多词语一样，能在《圣经》的任何一本书中找到来源。

偶尔，他们的排长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在雨中对他们发表一番假大空的演说，或许言语还很刻薄（至少他们的印象是这样）。排长比他们年长不了多少，但双方并不合拍。他们叫他“虚荣的孔雀”，常常竭尽所能地让他的日子不好过。阿维心中苦涩难掩，他认为自己和朋友们都是“劈柴挑水的人”（《约书亚记》9∶27）。

13

晨曦即将在黎巴嫩升起，大地会再次被雾气笼罩，只有迷雾之上的山顶依稀可见。眼前的景象清冷魔幻，像一出戏的布景，又好似奇幻电影的剧照。

黎明之前，阿维坐在前哨写信。从他第一次来这座山头到现在已将近一年了。为了第二次守卫任务他又回到了这里。从他对南瓜山一日之初的描绘中，可以看出他的观察力正日渐敏锐，这是我们这位文学爱好者的小试牛刀。

南边是扮演反派的波弗特堡。它耸立在雾霭之上，桀骜中透着阴森和危险。接着，太阳会慢慢露头，为赫蒙山之上的天空渲染出不同色调的粉与红，雾气也变成了柔和的白色地毯。最后，太阳会从地平线上整个冒出，迷雾消散。黎巴嫩会再次显现于我们眼前，美丽而狂野。

夜间的南瓜山上，能够听到哪些声响？通信设备的嘶嘶声，穿越虚空、从另一座山头传来的只言片语，还有身着军装的昏暗人影经过时的足音。

一次又一次，我发现自己被眼前的风景，被丘陵、山谷与河床之间大得简直无法计算的反差所震惊。近旁的村镇有时候也是一幅令人眼迷的马赛克画。在另一座山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村庄。它有着硕大的教堂与红色的塔楼，充满了欧式风情。对面则是典型的阿拉伯房屋。新建的别墅正对着教堂，老房子与新盖的高楼毗邻而居。这些老房子至少建于20世纪初，有的甚至源自19世纪。

南瓜山上发出的信件先由装甲车送往以色列，然后通过部队办事处转平邮，最后送到姑娘们的家里。在她们面前，士兵们能卸下重负，坦陈心事。他们还希望从姑娘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什么？理解（这是当然），尊重，还有适度的怜悯。不过，谁知道士兵们回家后这些感情会何去何从呢？这些信件是他们在前哨留下的最重要的个人记录，但现在大多已经遗失。这种感情很少能够长久。可谁又能怪这些姑娘呢？她们不得不等待，等待不可预知的热情的信，与不可预知的热情的人。这个人只会短暂出现，满脑子都是他愿意或不愿意说起的旁人无法理解的经历，然后再次消失。如今，哪怕你们已形同陌路，也不能就这么给她打电话把信件要回来。

阿维是以书信的形式来写作的，收信人是他从一年级开始就认识的姑娘。她叫“斯玛达”。在斯玛达的记忆里，阿维是一个麻烦不断的孩子，经常被老师从教室赶到走廊上罚站。但他会问老师一些问题，有时候他的问题会让老师大为欢喜，甚至忘了他平时有多么调皮。

直到斯玛达与阿维都已经长大，他也从未把任何事情看作理所当然。他们的朋友周末从部队回来时，总会约在同一个地方见面。阿维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约在别的地方呢？有一天晚上准备出去约会的时候，阿维发现斯玛达化了妆，于是就问她为什么要化妆——外面天都黑了，难道她以为有人能注意到吗？

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幻觉。正对着我所坐的地方，在对面山上有一栋漂亮的别墅，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和红色的木瓦屋顶。简直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但如果走近看，你会发现房屋周身布满了弹孔，而花园也已经荒弃。因为没有人敢住在那里，住在离前哨如此之近的地方。

我很难确切地表达身处此地的感受。那是悲伤与渴望的交织。这种渴望如此深切，有时变成了痛苦。当然还有恐惧。但奇怪的是，这恐惧完全没有令我挂怀。它是悲伤与渴望的一部分，时刻伴随着我，只是并非以堂而皇之的方式，而是偷偷地找上我。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恐惧就会暗暗袭来。这里的“一个人”是打比方，不一定是真的一个人。而是说有那么一刹那，当我走开一会儿，想到家，想到朋友，或者想到我还未开始的爱情故事的时候。

当时前哨添进了《现实的创痛》的录影带。有那么一段时间，地堡中常常能听到出演影片的女星薇诺娜·瑞德的声音。就在不久前，连长约哈伊（就是他去年带着阿维突袭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顶着密集的炮火冲向战壕时，一块飞来的弹片削掉了他的鼻子，颈部动脉也被割破。他挣扎着爬到了地堡处。门口的一名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动不动。因为约哈伊平日里就像他们的父亲，他应该是来照顾他们的人。而现在他却被炮火烧焦，鼻子挂在脸上，只靠一层皮连着，整个人惊惶失措。约哈伊经过士兵进入地堡，在一张床上躺了下来。他派人去叫军医，接着便昏了过去。军医说他在床上挣扎不已，在直升机来把他运走之前，为了让他能够呼吸，他们只得喂他吃了安眠药，再把一根管子插入他的嘴里。所幸急救做得很好，如今他依然健在，而且常常给老战友送去问候。

14

在此之前，阿维所在的连队没有人受过重伤或者阵亡。战士们相信，霉运属于跟他们轮流守卫山冈的第二分队，也就是埃兰服役的连队，他们遭受了真主党的军旗之辱。第二分队在1995年春天回到前线，后来在附近的橄榄林遭遇伏击而失去了一名步枪手和两名侦察兵。另一方面，阿维所在的青年先锋战队开始以为自己被护佑着。直到连长身负重伤，他们才开始渐渐看清真相。当然，没有人知道命运的真正面目。

军旗事件中，埃兰在战壕里看着战友倒在血泊之中，到此我们便略去了下文。在接着讲阿维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他多言几句。埃兰在南瓜山的时光如何结束，是值得一书的。

南瓜山事件的五个月后，按照两个分队的轮换安排，阿维所属的连队回到以色列训练，埃兰的连队则再次驻守南瓜山。这个时候的埃兰，正努力调整着自己的世界观，好让他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也让他能在经历过往后，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他遇到了歌手约翰·普莱恩在《来自蒙哥马利的天使》这首歌中唱到的危机：“给我一样东西，让我可以依附 /对此生抱有信心，似是艰难的旅程。”

对朋友的忠诚，受到父母影响的温和信仰，以及关于祖国的朦胧概念——当时埃兰的脑子里装的是这些东西，但这些是不够的。他需要一种思想。于是他走进了特拉维夫的一家书店，里面有犹太学者耶胡达·莱布·阿斯拉格的书。阿斯拉格研究了犹太教的卡巴拉生命之树哲学和马克思的著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种神秘的社会主义思想。埃兰拿起了一本名为《犹太律法的施与之书》的小册子。阿斯拉格在书中称，利他主义是犹太教的核心。“我们必须理解，犹太律法中所有的诫命都无非是‘爱邻如己’这条诫命的诠释而已。”阿斯拉格如是写道。这是圣人古老训诫的回响。

利他主义与一切事物一样，也是循序渐进的。阿斯拉格写道：首先要爱你最亲近的家人，然后去爱远亲，接着你要学会爱你的国家，最后去爱整个世界。真正的利他主义，会在这个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体现出来，因为如果你是国家的一部分，你就会向自己不认识的人施与。正因如此，律法书没有传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些大家族中的族长，而是很久之后在西奈山的沙漠中传给了摩西。此时的希伯来人已经组成了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国家。

阿斯拉格对马克思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赞同，同时他也指出，苏联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践也说明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但阿斯拉格是乐观的。他写道，人性“会不断提升，犹如沿着阶梯向上攀登”，而这也是马克思和犹太律法共同持有的观点。阿斯拉格最重要的著作书名就叫《阶梯》。他辨识出了人类发展机制中起作用的两种力量：其一是利己主义，这是导致损人利己行为的消极力量；其二是利他主义，这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的至高表现是不期待获取回报的无条件施与。“利己主义起到向心力的作用，将一个人之外的事物拉向这个人，并据为己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而利他主义则起到离心力的作用，自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向外流出。这两种力量可以在宇宙万物的物质构成中找到，也能在人类的物质构成中找到。”

埃兰把这本小册子带到前哨，平时放在弹袋里，只要一有时间就读。有时坐在脏褥子上借着日光灯看几页，有时借着任务间隙偷溜到院子里抽烟的时候看几页，烟灰抖落在他已经磨破的靴子之间。他把南瓜山上的人分为两拨：一拨只想干最少的活，然后平安回家；另一拨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献身于某种比一己之私更伟大的事业。他曾与别人就这个话题争论过好几个小时，最后得出结论：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荣归故里时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不是为了朋友；他来这里是为了祖国。在当时的他看来，这是最高程度的利他主义。不论什么事情他都抢着干。

有一天天还没亮，埃兰就被人摇醒了。对方叫他去岗哨轮岗，为“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做准备。埃兰认为还没有轮到他，而且他累得要死，就争辩了几句，想接着继续睡。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就范。他为步枪装填弹匣，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沿楼梯爬上了仍漆黑一片的战壕，为自己居然对此反抗而生气。他来这里是为了祖国，而他个人的疲累又算得上什么呢？他曾经有过软弱的时候。在埃兰的记忆里，当时自己就是以那种软弱的状态离开了南瓜山。那时他走了下坡路，让自己失望了。此刻，夜空开始明亮起来。

几个小时之前，大约在凌晨3点钟，有七个人步行离开了什叶派的奈拜提耶镇。通过热敏摄像头，这一切都被南瓜山上的一名观察员看在眼里。观察员确定他们是游击队。他们朝河床下游的一端走去，从那里可以通往南瓜山。一旦他们到了河床处，摄像头就看不到他们了。因此，观察员请示以色列总部，希望前哨的其中一辆坦克可以立刻开火。这种情况必须请示总部批准，因为游击队当时还在安全区之外，军队也担心误伤平民，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观察员通过通信设备汇报：

霍申，我是阿塔夫四号。

（“阿塔夫四号”就是这位观察员，他的名字叫“阿米尔”。“霍申”是以色列总部接线员的名字，她是一名女兵，与阿米尔年岁相仿。原来，他们俩在参军之前就认识。而这次对话，她会永远铭记在心。下文中的“流氓”指的是游击队员。）

阿塔夫四号，我是霍申。请讲。

接收：阿塔夫四号已确认在奈拜提耶南郊发现七个流氓。

收到。你有坐标吗？

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希望开火，请批准。

收到，等等……阿塔夫四号，这是霍申。

我是阿塔夫四号。我是否可以开火，请指示。

不行。

不行是什么意思？我们确认发现七个流氓。他们正往河床方向移动。很快我们就打不到他们了。我请求马上开火。

我是霍申。不行。不许开火。

霍申，我是阿塔夫四号。那我他妈在这儿是干吗？

游击队消失了。

5点59分，炮弹开始袭来。埃兰觉得他看到山下有几个脑袋从巨石后窥视。他向他们开了火，而且看到自己近旁有尘烟升起。然后他就跪下了，无法呼吸。刚刚有东西一闪而过，接着就是烧焦的味道。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右臂已被炸断，但还残留在外套的袖子里。他拖着身体从哨岗爬进了战壕。他看到了另一个人的靴子。“救救我。”埃兰说。

两名士兵发现他全身焦黑，神志恍惚。他们把埃兰剩下的手臂残肢用止血带包好，然后把他抬到了一处地堡中。神奇的是，根据他的回忆，这座地堡好似有礼堂那么大。他们把他安置在了床铺之间的地面上。一位名叫“达维多夫”的军医往他大腿上打了一针麻醉剂。埃兰感觉自己想喊出来，他心里有东西要宣泄，于是他喊了起来，喊了又喊，喊完后他说：“对不起。”

守卫部队通过通信设备与以色列取得联系，告知总部他们这里有了“花”（伤员），需要紧急安排“蓟”（直升机）将其撤离。然而炮火密集，直升机飞过来太危险。于是士兵们将埃兰抬上了一辆装甲车，把他运往山下，运到了迫击炮的射程以外。埃兰最后终于被送上了直升机。飞机上，有人把他的断臂放在了他的胸口上。躺在他身边的，是观察员阿米尔。当时阿米尔正沿着战壕跑，火箭弹击落时，他应该正好从埃兰所在炮位的后面经过。这位观察员现在是一具一动不动的人形，身上盖着一张灰色的毯子。他只有20岁。在第一次抵达南瓜山的几个月之前，阿米尔在一个黄色便笺本上用整洁的字体写道：“再过几天，我就要转到另一个前哨了。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也可能不是。”这是阿米尔的妈妈后来发现的。

直升机在以色列降落后，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匆忙穿过滑动门，把埃兰送到了急诊室。当时有位电视台的摄像师记录下了这一刻。在镜头中，你能看到这位利他主义者的脸一片焦黑，无法辨认。你能听到他经过摄像机时的喊叫。如果你仔细听，你还能听清楚他喊的是：“为了祖国！”

15

一天晚上，阿维在作战室给斯玛达写了一封信。作战室很窄，里面有几把椅子，几台无线通信设备，还有几个沾着茶渍的蓝色杯子。不久前，军队完成了在黎巴嫩境内的新一轮进攻——持续数周的炮轰与空袭，气势汹汹的外交辞令，之后一切如常。进攻开始的时候，阿维还在家里，并不急着回到山上。但是他的父亲并不希望儿子惹上级发火，于是让他赶紧回去，最后亲自开车北上，把儿子交给了护卫队。这次和父亲一起坐车的经历给了阿维灵感，他将此比作以撒陪同父亲亚伯拉罕爬上摩利亚山的故事，把它写成了小说。不过这个小说后来找不到了。

那时候，斯玛达已经有了男朋友，那人并不是阿维。但斯玛达还是和阿维读一样的书，她的才智并不比阿维逊色。他曾写道，他给她写信是为了“平复内心的火焰”。她喜欢他写的东西，这一点他也知道。早在那个时候，斯玛达就已经是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说不定她也能将你看透。她觉得阿维少年老成，这既是因为他书读得太多了，还因为他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他既是他自己，也是时刻注意自己一举一动与所思所想的观察者。

阿维想着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他被困在了敌国的一座小山顶上，生活的改变由不得他。但阿维并不接受这一点，或者说，他仅仅把这视为一种暂时的不公。他觉得可以把自己的东西从父母在海发市郊的房子中搬出来，到另一个地方独立生活。

年轻的阿维很喜欢分析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正是因为这一点，跟他亲近的人都觉得很累。这种性格特质也是作家的共同特征。他有意识地想要装出一副带刺的模样，同时又紧紧抓住童年的一些东西不放，保留着为数不多的纯真。他盘算着，有朝一日退伍后，他会将那一份纯真重新恢复。这是罗曼·加里在小说《风筝》中所表达的思想。书中写道，风筝制作者安布鲁瓦兹·弗勒里在年轻的时候十分明智。参与一战期间，他虽然每日目睹战壕中的悲惨与恐惧，却仍保留下了一份纯真。经年累月，这份纯真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智慧。对加里而言，安布鲁瓦兹的风筝是想象力的美妙飞翔，这种创新代表着人类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在这些翱翔于天空的奇妙设计中，有一只被做成了让—雅克·卢梭的样子，“（卢梭）身上有一对翅膀，两本书一样的对翅，书页随风翻动”。

“现在我把它藏了起来，如此一来，这里就没人会发现它。”阿维在写作中如是谈到自己的纯真，“如果被他们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它来占我的便宜。倘若如此，那么在我剩下的穿军装的日子里，要保持纯真就不容易了。这里没有纯真的容身之地。在这里，纯真就会被人利用。”

阿维知道自己对别人有着敏锐的感受力，也知道这并不一定是好事。他发现要接受他在别人和自己身上观察到的缺点并不容易。对他来说，军队首先是关于人性的高强度课程，同时也在改变他。“我对人们的看法不再像当初一样是非分明——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现在他们是一群正义与邪恶、狭隘与伟大的混合体。”他写道，“重要的是，我们在逐渐变成平庸的人，变成习惯妥协和让步的人，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惧怕的一点。这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这会影响到我们或小或大的选择。如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不同于往日。你不再把事情分得一清二楚。大家都学会了妥协。”曾经跟其他人一起站在训练场上的那个他，是一个纯真而心怀远大梦想的孩子。现在，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也不再纯真。“现在我的梦想要小得多，也要简单得多。”他写道，“小到我甚至都可以把它们实现。”

也许我们能把加里想象为这样一个同伴——他被阿维背包中自己的著作吸引而来，在夜间驾驶着隐形双翼战斗机盘旋于南瓜山的上空，陪伴着当时年轻而孤独的阿维。对于那些在1940年选择投降通敌的法国士兵，不愿投降的加里是这样说的：“我理解那些拒绝追随戴高乐的人，我太理解了。”他在一本阿维没有读过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学到了智慧。这种智慧对谦逊有着病态的品位，它毒害了士兵的思想，左右着他们在敌我选择中是拒绝还是接受的决定。生存的习惯把这种智慧一滴一滴地滴到我们的喉咙里。”生存的习惯——也就是成年的生活——是那些夜晚阿维在世界的边缘琢磨出来的东西。

16

1996年初夏的一天，一名记者随几位高级军官来到了南瓜山。“没有多少新闻记者来这里，”他写道，“尤其是今年。前哨的士兵们坚守着安全区最为危险的地带之一，那是参差不齐、蜿蜒曲折而且谷壑丛生的红线边界。”

这里让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初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那个时候同现在一样—士兵们勇敢无畏，防御工事由钢筋混凝土筑成，围绕军事和政治概念的争论永无休止……

去跟士兵们聊聊吧。一位高级别军官鼓励我，当时我们站在哨所中央的混凝土屋顶下。他们不善言辞—你知道的，战地士兵嘛。不过只要稍作引导，他们就会开口，然后对你敞开心扉。

敞开心扉？士兵们大笑起来。他们十分精瘦，身上的肌肉线条分明。“你在等什么呢，”他们说道，“赶紧向我们开炮吧，就是你们记者经常问的那些问题。我们已经烂熟于心啦，答案也有了。你大概想听我们说：‘我们有所畏惧，但仍然在全力以赴。’或者：‘我们驻守此地是为了加利利人民能睡得安稳。’还有：‘我们想家，但我们更想让真主党尝到厉害。’好啦，答案已经给你了。现在拍张照，写点东西，然后回家吧，老爹。”

那个夏天，阿维的灵魂似乎不只是离开了南瓜山，而是完全飞到了中东之外。他盘算着来年春天退伍后的旅行。阿维对印度和远东感兴趣，这也是大多数以色列年轻人在服完兵役后的去处。不过他心里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先去斯堪的纳维亚。他觉得自己在那里会像巨人中间的小矮人一样，而当地人的彬彬有礼和体贴周到也能让他受益。接着再去爱尔兰，在他的想象中，爱尔兰是遍地传奇和狂热基督徒的苍翠之地，“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就像我一样”。他喜欢爱尔兰略偏于边缘的地理位置，“与英国毗邻而居，但却没有染上英国的那些毛病”。阿维从未去过爱尔兰；除了上幼儿园时和家人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他没有离开过以色列。然而，他却在脑海中对那个国家有着清晰的构想。阿维向斯玛达透露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而斯玛达已经可以想象，在爱尔兰的一个酒馆里，阿维叼着烟斗和旁人聊着天，言语中充满玩世不恭的幽默和哲理。

而后，他要去到可以想象的最遥远之地，阿拉斯加。在某个只能坐机动雪橇或派珀私人飞机才能抵达的内陆之地，你也会看到他，坐在表面粗糙的木制桌边，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周围则是一片空旷开阔，这是我们国家所缺乏的珍贵资源。而那些曾经将他囚禁在一座远山上的铜墙铁壁、军官和游击队，那些曾经受困于如今令他难以想象的冲突中的平民，以及那些曾经每日试图发现并摧毁他最后一丝纯真的人，他会将所有这些人和事写成一个故事。

有一次，阿维把这个打算写进了一封信中。可当他写到阿拉斯加的部分时，收音机里传来了U2乐队主唱波诺的声音：“你感觉好些了吗，还是说一如往常？”和其他人一样，阿维为这首歌着迷。他放下手中的笔，点了一根烟，思绪飘向了远方。

17

那个时候，黎巴嫩的矮树丛中到处都是以色列士兵，他们在山腰间、河床处等待游击队。这就是伏击，以色列军队在安全区的主要进攻战术。有时候士兵们一连设伏多天甚至一周，在灌木丛中伪装自己。他们轮流睡觉，吃巧克力，在倒扣的头盔中铺上塑料袋解决大便，小便则撒在瓶子里，之后他们要把这些都自己带走。有时黎巴嫩游击队就藏在同一片灌木中，以色列士兵会因此送命。而有时，士兵们会无意中射杀自己人。有一次夜间行动的时候，一位在队伍前面领头的排长转身折了回来，后面的几位士兵以为他是游击队员，于是朝他开火。这位排长反以为他们是游击队，于是也以火力回击。等到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后，一名士兵已经丧命，还有几名负伤。

6月中旬，南瓜哨一支由13名队员组成的队伍开始为“那片森林”里的伏击做准备。士兵们将在夜间监视从什叶派城镇延伸过来的一个河床，那是前哨的瞭望台无法观察到的地方，游击队常常沿着它向山脊移动。他们可以在那里攻击前哨，或者在护卫队经过的路上埋设地雷。

阿维不在那晚随伏击小队一起离开的士兵之列，而是在作战室的无线通信设备前就位。因此后来，他听到了通信设备中传来的大声叫喊和几百米以外的交火声，感受到了救援队伍冲去营救战友时的匆忙与恐慌，更体会到了次日清晨目睹原本13人的队伍只有一人走回来时，那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就是在这一次，青年先锋战队工程兵连队的小伙子们明白，他们的好运真的就要用完了。雅科夫是一名略显单薄的士兵，如今他住在多伦多的郊区。事发当晚他在现场，而且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部队档案中也有少量记载。那时，阿维已经是一名老兵，雅科夫则毫无经验。这是他的首次任务。

雅科夫领到了一个新的夜视镜，可以装在头盔上对准一只眼睛。夜视镜打开的时候，他能从里面看到其他士兵是绿色的。他还分到了一箱医药装备，背在背上像冰箱一样沉。离开南瓜哨后，他们沿着那条泥泞的路向南走去。一开始他们绕过了“那片森林”，继续行进几百米后，他们到达了路的拐弯处，这个地方叫作“猎鹰弯”。正因为如此，那晚发生的事情后来被称作“猎鹰事件”。

士兵们在猎鹰弯离开了路面，进入西侧的矮树丛中，小心翼翼地向山脊靠拢。多年前这里留下了以色列的一小片布雷区，沿路有白色岩石标志的安全路径。

军官走上前去查看伏击地点，然后用手势示意其他人就位。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雅科夫加了一件外套，两腿间夹着保温袋。他们靠在头盔上安静地坐着。中士以为雅科夫睡着了，时不时会狠踹他一下。其实他没有睡着，但因为是新兵，所以他不能抱怨。雾气开始一缕缕飘过来，视线越来越模糊。雅科夫看着脚边的岩石和周围的深色植被。清晨4点30分，军官示意该返回前哨了。

雅科夫翻身一个侧卧，撒了一泡尿。但地面凹凸不平，背上沉重的装备几乎让他翻了个底朝天，差点儿就尿到了自己身上。等到他穿好裤子，队伍的前列已经开始行进。雅科夫和中士一起走在队伍的后面，四肢能再次活动让他感到宽慰。就在这时，藏在一片灌木丛中等待着他们的三名游击队员端起了手中的步枪。

领头的军官发现了什么，然后大叫了一声指令。但雅科夫根本没听清他当时说的什么。雅科夫低下身子，背上的装备让他重重地跪到地上，膝盖骨啪的作响。他听到自动机枪的咔嗒声、爆炸声，以及叫喊声，还有附近地面传来的呻吟声。他扔下装备爬起来，听见子弹在周围纷飞，接着朝露出地面的一块巨石冲去，那里有其他战友在岩石后为他作掩护射击。曳光弹的红色轨迹从他头边飞过。正当他跑到岩石处，有东西击中了他，那感觉就像被音速飞来的铁锤砸中一般。雅科夫外套衣袖的一处破洞开始冒烟。他的手指软弱无力，步枪的底部也掉了。

附近地面躺着一架机枪，它的主人就在旁边，他朝雅科夫喊了起来：“快为我绑止血带！我的手没了！”然而子弹依旧嗖嗖地穿梭于植被间，在岩石上砰砰作响。雅科夫十分害怕，不敢动弹，于是他从口袋里取出橡皮管止血带，朝受伤的士兵扔了过去。有一刹那，现场被一次爆炸照亮。东方已经泛白，雅科夫的夜视镜不再有用。晨曦慢慢笼罩大地，仿佛一切如常。

“止血带！”受伤的机枪手哭喊着。雅科夫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放下一直紧攥在手中的手榴弹爬了过去。机枪手的前臂血流如注，这是雅科夫前所未见的情况。他设法为战友绑上了止血带。接着，他看到一个人影从战场向西边的什叶派城镇跑去。雅科夫瞄准此人的时候，他们之间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但他却犹豫起来。训练中他被告知，我方的士兵会戴头盔，游击队则不会。所以只要谁没有头盔，谁就是游击队员，应该朝他射击。那个人没有戴头盔。可是雅科夫想，要是万一呢？万一我们有位士兵弄丢了头盔，开始慌不择路地跑错了方向该怎么办？他无法扣下扳机，反而是他旁边的中士开了枪。奔跑的人倒下了。后来发现，那个人是游击队的机枪手。他朝以色列士兵全力开火，直到机枪堵塞或者子弹用完才罢休。然后他将武器弃之不顾，试图跑回去。他是一位名叫“比拉勒”的年轻人。他死了，不过后来我会看到他面带笑容的照片。此时，迫击炮正飞向南瓜山。阿维离开作战室，组织人手做好前哨的周边防卫。倘若猎鹰弯只是一场声东击西的战斗，那么就算前哨遭袭，他们也不会毫无防备。

雅科夫朝昨晚队伍来时的方向返回。他一边倒着走，一边朝灌木丛中射击。忽然，他踩到了软软的东西，吓了一跳——那是其中一名通信兵。他本来是厨师，后来自愿加入战斗。鲜红的泡沫从他张开的嘴中涌出。这时，前哨的救援队似乎已经赶来。一名新兵目不转睛地盯着躺在地上的另一个人。毫无疑问，所有人之间彼此都很熟悉，也许比家人以外的任何人都要亲近。雅科夫在这个俯卧的人身旁蹲下，抬起一只手臂，摸他的脉搏。“他已经死了，”雅科夫说道，“去帮其他人吧。”

“闭嘴！闭嘴！”盯着战友尸体的士兵冲着雅科夫大吼道。雅科夫继续向前，他发现另一名士兵背着一位战友，后者身上虽然看不到一丝血迹，但也已经死了。士兵又走了几步，把战友放了下来。军官就在旁边，他也牺牲了。在走向马路的途中，雅科夫看到队伍的二号通信兵在地上翻滚挣扎，身上的弹袋冒着烟。中士也负伤了，有人正在为他包扎肩膀的伤口。

南瓜哨的士兵们抬着担架冲向矮树丛中，其中包括阿维的一名军医朋友。这位军医还记得自己跪在地上，手指伸到士兵们的腭骨下感受脉搏——没有跳动，没有跳动，没有跳动——他的医药用品也快耗尽。接着更多军医随几辆吉普车到达现场。可是，他不记得当时有任何声音。在他的记忆里，这一切都发生得悄无声息。

除了雅科夫，只有另外一名士兵还能行走。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用部队的话来说，这名士兵因为战斗的刺激而精神受损，他以为自己的朋友试图谋害他。于是他被送上了吉普车。现在就只剩下雅科夫一人了。他能感觉到手臂的疼痛，但还不算太糟糕。此刻晨光已足够明亮，他看到队伍中的其他士兵横七竖八地倒在猎鹰弯各处。

在前哨，阿维听到通信设备中传来“花”（伤员）和“夹竹桃”（阵亡）的消息。南瓜山上的士兵们个个脸色苍白。轮到阿维打电话了。他摁下号码，接电话的是父亲。“一切都好。”阿维说道。

18

我感觉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在坠落。我知道的所有事物都在无情地改变，生活的道义与原则无一不在坍塌崩溃。我需要找到一种能让我继续生活的意义。否则，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有任何办法走下去。

阿维在次日给斯玛达的信中如是写道。他的思维开始杂乱无章，以往生动的文笔也已不复存在。阿维需要斯玛达的倾听，却无法让自己写出想要对她说的话。他看起来那么年轻。伏击小队的士兵们刚刚被送往以色列南部——为了给包括雅科夫在内的八名战士治疗，也为了为另外五名战士举行葬礼。

虽然其中没有人属于阿维所在的排，但毫无疑问，他认识他们所有人。他的一些朋友试图这样说服自己——尽管驻守山冈的分队整体上显然已经不再受到上帝或好运的青睐，但这个排仍是例外。你总得相信些什么。阿维对此却并不买账。“他不会立刻认识到危险，通常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认识到危险。”一位一战老兵这样描述士兵对恐惧的体验，“起初，他有一种刀枪不入的奇怪感受——那是一种自负——接着，他突然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旁观者，而是被敌人瞄准的目标。倘若有人员伤亡，说不定他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一点显而易见。尽管阿维对未来有其他规划，但这些都不足以拯救他。

士兵们依旧守卫着哨岗，为枪支上油，在厨房洗碗。这座山上的生活从未中止。前哨的指挥官认为，只有日常工作才能拯救他的士兵，并且打算当晚再派一个小队去到完全相同的地点执行任务，想以此来证明什么。士兵们为此而咒骂他，不过有些人在后来的人生中对他有更深的感激。前哨的那些日子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歌在背景中飘荡。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聊过你所说的人生态度吗？好像是“顺其自然”之类的。于是我努力这么做，我真的很努力。但现在我不能再继续这么想了，它就是行不通。我还不到21岁，却已经目睹过如此多的暴力，如此多盲目的惨剧。我眼睁睁看到那么多人的梦想破灭，年轻的生命突然之间被夺走，毫无警告，也毫无征兆……

现在录音机里正放着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希望你在身边》。而我多么希望你就在我身边！有件事对我而言很难，大概也会一直如此——把我的愿望付诸行动。我从来没有完全将自己的个性表达出来。而且，其他一些方面我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我无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这是一种遗憾。就好像一块水晶——每次转动它，你都会看到一束不同的光。然而，要找到一个精准的位置去看到你自己的那束光，却几乎不可能。

就此搁笔吧。我已精疲力竭。

我已经开始想念一切了。

阿维

这就是1996年6月的猎鹰事件，它属于那些“急促、血腥、猛烈而短暂的无声之战，事后在任何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在任何档案中也无处可寻，只是被一些母亲铭记在心”。这是罗曼·加里对其他战争的描述，但用在这里却恰如其分。

19

那年秋天，虽然阿维的兵役还剩下几个月，并继续在部队报到和应遣，但他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服役的尾声，时间开始变得漫长。清晨醒来成了一种折磨。有时你会梦见自己已经自由，但睁开双眼却看到满眼绿色——那个令人生厌的颜色——于是你再次想起，原来你一点也不自由。

阿维决定去特拉维夫度过那些短暂的假期。他回复了一则两名女大学生寻找第三名室友合租公寓的招租广告。那个时候，对于还未脱下军装的人而言，搬出父母家自己住的举动十分少见。在大家的共识中，你只在退伍后才会这么做。但阿维却等不及了。（“我要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燃烧生命，”他在猎鹰事件后向斯玛达写道，“我要尝试一切，以急如星火的态度生活，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生死难料。”）三位室友协同合作，他们一起挂照片，处理有害健康的隐患，还一起把二手的椅子、锅和海报搬了进来。

阿维大部分时间仍然留在部队。但那个冬天放假的时候，他有时待在父母家里，不愿错过安息日晚宴，安息日晚宴上全家人会热热闹闹地争论不休；有时他又住在城里的公寓中，庆祝自己单方面的解放。他常常在晚餐时和室友们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会坐着弹吉他，唱起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高中时期流行的歌曲。他们会去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那时的夜总会并不像现在一样，不过正在兴起。他们会一起做吃的。阿维的两个哥哥在上大学，时而会过来看他。阿维觉得很快乐。

生活的轨迹究竟是怎样的呢？原本你是一名高中生，是父母的孩子。接着你就成了部队里一个分队的一员。而这些身份并不是你主动选择的。于是你跳脱出来，开始做出新的尝试。你去到不同的地方，试验风格迥异的自己，也许多一份狂野，又或许多一份收敛。倘若宗教信仰是你成长时的家庭教育，你可以尝试抛开信仰；你也可以到国内其他城市结交新朋友，代替老朋友；或者你可以干脆离开这个国家，就像阿维的朋友阿莫斯那样。他搬到巴黎并留在了法国，如今住在圣马丁运河附近。他的希伯来语有时会夹杂着法语口音。你可以从犹太历史那千疮百孔的远洋客轮上整个跳下，游到另一个彼岸。通常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样，能自由转换于各种角色之间。只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会沉醉在新鲜事物的刺激中难以自拔。

阿维在特拉维夫的生活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第一种新风格，但不会是最后一种。他才21岁，尚未退伍。爱尔兰还在等待他。汽车上、酒吧里、大街上乃至整个世界中，他还有无数人可以攀谈。阿维买了一辆摩托车，合租的姑娘们为此感到惊讶。她们认为，对于一个还未恢复平民身份的士兵而言，这种做法太过于危险，也太夸张了。“世界就在我脚下。”他这么回答。阿维一刻也不得停歇，他要在现实世界中榨取远离山丘的每分每秒。“我好无聊。”他会这么说，于是他们三人会去夜总会或者一家餐厅。没过多久，阿维又会看着她们说道：“我好无聊。”有时候姑娘们回到家里，发现阿维回来过，大概是部队里心血来潮的安排给了他额外的假期。他洗了澡，吃过饭，然后就消失了。只留下一张有着奇怪标点的便条：

姑娘们：我回来过啦，跟往常一样开心（？）等等等等……

她们也会给阿维留便条：

阿维：

拜托——不要碰那些书。我是说，我需要它们保持原样。

有阿维在的地方，书就得不到保障。

在短暂的逗留之后，他穿上绿色的军裤和衬衫，背起步枪便登上了离开都市向北行驶的汽车。他开始远离自己新的自由王国、夜总会和姑娘们，朝着边境奔去。他路过哈代拉城的发电站，电站的三个烟囱与风平浪静的冬日海平面垂直相交。接着经过名为“煤之母”的阿拉伯城镇，穿越耶斯列山谷古老的乡村集体农场，直至被称为“加利利之指”的狭长地带。然后沿着胡拉谷北上，经过哈佐尔的迦南人遗址，最后抵达为安全区各前哨服务的军用飞机跑道。

20

那段时期，黎巴嫩境内路边炸弹的杀伤力越来越大。真主党的技术专家开始用移动电话和激光作为触发器。最后，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型装置，一种“空心装药”的炸弹。这种装置能在足够外力的驱动下使大量灼热的熔铜穿透装甲车。它们常常被藏在塑料假岩石中。以色列士兵以为这些岩石是敌军伪装专家残忍的研究成果。然而根据一名真主党首领所言，那是他们在园艺饰品店以15美元一块的价格买来的。为了避免陆路的危险，以色列部队决定用直升机运送派往黎巴嫩前线的守卫部队。

阿维到达军用机场时，身上带着一本平装书（每次回家母亲都会为他买上几本），还有他从附近快餐店为南瓜山的朋友们买的一袋汉堡。这是他们的惯例。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停在铺满柏油碎石的飞机跑道上，水平旋翼下垂着，机身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静止不动时，你很难想象它能在空中飞行。黄昏之前，此次飞行的负责人列出了士兵的名单。接着直升机尾部的斜梯降下，小伙子们排成整齐的两队走了进去，就像《玛德琳》一书中修道院的女学生那样。他们面对面分坐在两边的长凳上，中间隔着许多板条箱。

天黑以后，引擎在轰隆巨响中运转起来。浓重的汽油味弥漫了整个机舱。震动的直升机倾斜着飞向空中，士兵们感到腹部在下沉。从机舱尾部并未完全闭合的斜梯处，他们看到机场和指挥塔在夜色中逐渐消失。飞行员保持着较低的高度向北驶去，峡谷间深色的群山在机身两侧不断经过。机舱内微弱的灯光不足以照亮士兵们的脸庞。

飞行员掠过黎巴嫩的山丘与峡谷。当他低空飞行至阿里塔希尔山脉的谷底时，直升机急速上升到了接近前哨的高度。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落地。透过机舱后方未闭合之处，士兵们看到一阵尘土的狂舞。停机坪由手持步枪和荧光棒的士兵把守着，另外还有两队背着背包的士兵，等待直升机送他们回家。引擎的声音如此巨大，以至于你就算嘶喊别人也听不见。阿维冲进了水平旋翼引起的巨大气流中，接着便向前哨跑去。一两分钟后，直升机伴着轰隆声驶入了夜色，朝以色列的方向飞去。山丘归于平静。他回来了。

几乎三年之前，在沙漠的那个院子里，阿维和其他小伙子被一起选中。随着三年兵役接近尾声，这些士兵已经各奔东西，不再以排为单位履行职责。有些人在以色列做着安全的工作；有一位晋升为军官，带领着自己的排；还有包括阿维在内的一些人负责管理南瓜哨的作战室。他们与波弗特堡的分遣队保持联系，与以色列的总部保持联系，同时与离开前哨进入乡村执行危险任务的队伍保持联系。倘若金凤花（迫击炮预警）雷达发出炮弹来袭的警报，作战室里的小伙子会收到消息，然后他们会朝喇叭里拖长着声音说道：“发射。发射。”没有多余废话，语调中带着漠然。而整个前哨则好像触电一般——所有人如同惊弓之鸟，连滚带爬地寻找藏身之地。你说的话，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产生如此大的效力呢？

阿维的老朋友贾勒，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天使”，和阿维一起操作通信设备。这时候的阿维极度消沉，以至于他有时会把头靠在贾勒的肩膀上，闭上双眼就这么靠在他身上。而贾勒会抱着阿维，直到他再次恢复行动的力量。这是阿维第四次驻守南瓜山，而一次比一次艰难。生活正在别处发生，而他却在错过。人们对安全区的战争表示质疑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不过早在那时，阿维已经开始质疑部队在黎巴嫩的意义，以及自己在部队的意义。几个月前，一名医生检查出阿维身体有恙，他有脊髓方面的问题。阿维原本可以借此机会调到办公室工作。然而反叛的阿维却拒绝接受，仍旧回到了前线。

前哨有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医生，阿维和他下过象棋。阿维表示，这是他遇见的第一位有智慧的军官。阿维和另一名士兵曾就“美”的含义进行过辩论。他说：拿一只银杯，在里面装满石榴籽，然后把它放置在阳光和阴影之间——这就是美。这是他在《犹太法典》中读到的。阿维对自己喜欢的人很友善。有一次，一位名叫“莫迪凯”的坦克指挥官被困在了山上，没有干净的内裤穿。阿维借了一条给他，而且从没要他还。莫迪凯穿了它很多年，后面我们还会提到这位指挥官。

阿维会和贾勒探讨罗曼·加里的《风筝》这本书。其中有一个情节阿维很喜欢：书中的主角有一位年迈的法语老师，他坦承自己曾梦想当一名作家，但在他所有创造性的计划中，成功的仅仅只有一项——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婚姻中，他用了50年时间对她进行创造与再创造，他的妻子对他也一样。这就是他们百年好合的秘诀所在。这位老师认为，任何事物，倘若你没有为其注入充分的想象力，那就不值得拥有。

南瓜山上，士兵们对性的渴望十分强烈。仅仅是夜间收音机里从以色列传来的女孩的声音，就能让整片安全区的男性集体咽下口水。倘若部队能设计一种方法来利用无处发泄的性欲给前哨发电，那么士兵们就再也不用忍受汽油发电机的吵闹声。或者，如果真主党的技术专家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观察仪，让哨兵们在向黑夜眺望时所看到的景象得以显现，那么躲在灌木丛中窥视的游击队员则会发现：前哨周围到处是幽灵般的乳房，飘浮在夜空的裸体女郎伸出手臂，正欲用手背触碰士兵的脸庞。那时的阿维思索着爱，而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并不新奇，但却给他带来了几分欣慰：爱是你所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一旦你找到了爱，其他的一切都会迎刃而解。阿维在给斯玛达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些。有一次回家探亲时，他在咖啡馆和母亲拉雅的交谈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他想要坠入爱河，想要失去理智，想要从这些无休无止的思考中解脱出来。

21

阿维到达军用机场，准备最后一次飞往南瓜山，彼时以色列北方的天空布满了乌云。战场开始变得泥泞，有几个前哨位于黎巴嫩境内较高的山峰上，这些前哨报告有降雪。空军决定取消飞行。那晚，阿维回到了父母家里。这是1997年2月初。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队就要放他自由了，三年的磨砺即将结束。

第二天，阿维再次动身朝风暴进发。路上他遇到了以前同一个排的朋友吉尔，吉尔那时已是一名军官。他们停下来买了汉堡准备带往山上，以致到达机场时迟到了。负责飞行的军官为此大发雷霆，而且不准他们登机。等他将这个决定告知南瓜哨后，前哨的指挥官表示抗议。因为他缺少人手，所以一个都不能落下。于是机场的军官做出让步，拿笔将他们加进了登机名单之列。

雨还在下着，黎巴嫩的几个前哨报告有大风和迷雾。指挥部考虑是否需要再次将飞行延期。阿维等待着。当空军最终批准此次飞行后，阿维带上自己的装备，和其他人一起登上了直升机，黄色的编号“903”印在橄榄色的机身上。他的背包躺在脚边，里面装着干净的袜子、军服和几本书，包括加里的《来日方长》。这本书讲述了一个阿拉伯孤儿被一个犹太妓女养大，后来养母卧病在床，阿拉伯孤儿一直侍奉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两名飞行员在驾驶员座舱中进行最后的检查。不远处的另一架直升机中，飞行员也在执行相同的程序，那一架飞机将飞往波弗特堡。波弗特堡直升机内是来自青年先锋战队的一个兄弟连，他们是这个旅的反坦克分队。反坦克分队还未进入这个故事的中心，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队伍中有一名士兵缺席了此次飞行。这名士兵体格健壮，戴着眼镜，性格固执。他名叫“哈雷尔”，寓意“上帝之山”。哈雷尔志愿成为一名军官，他最近动身去了部队位于沙漠的指挥学院。除了反坦克分队，直升机中还有几名坦克兵和观察员，以及两名侦察兵卡迈勒和侯赛因，这两位表兄弟来自加利利，是埃尔—海布那一支的贝多因人。

在阿维乘坐的直升机上，昏暗的灯光下有两张他从训练基地的第一天开始就认识的面孔：军官吉尔和示罗。示罗是个安静的小伙子，来自撒玛利亚的一个居民区。因为他不愿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所以一直都不太合群。旁边坐着阿夫纳，大家都用其姓氏“奥尔特”称呼他。阿夫纳来自约旦峡谷的一个集体农场，是一位明星篮球队员。他参加了猎鹰弯的救援行动，当他看到朋友的尸体时，难以承受的巨大悲痛使得他忽然弹开步枪的保险栓，朝着一片空地盲目开火，直到一名军官将他安抚才停下来。汤姆在一个实验性的社区长大，那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建造的地方，他们希望能在一起生活。阿布克西斯是一名受欢迎的中尉，来自北非的犹太人居住区，他的家人把这一阿拉伯姓氏带到了以色列。维塔利是从巴库来的厨师。穆拉图的家族五年前从埃塞俄比亚来到以色列，他们在这场艰苦的跋涉中失去了九位家人。瓦季姆背对舱体坐在其中一条长凳上，他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曾是一名红军军医，在苏联解体后来到以色列，如今是一名预备役军医。两架直升机上一共有73名士兵。在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每当我想起我的祖国，我就会想起他们。

傍晚6点48分，两架直升机起飞。在无线通信的话语中，阿维的直升机被称作“信使”，另一架则为“錾子”。

“信使和錾子正向北飞行。”一名飞行员告知指挥塔。

一分钟后，阿维的飞行员请求批准进入黎巴嫩。表示“穿越边境”的暗号为“煎蛋饼”。因为希伯来语中，“穿越”（hatziya）一词很像“煎蛋饼”（havita）。“信使和錾子，煎蛋饼。”阿维直升机的飞行员对着听筒说道。

“收到，煎蛋饼。”航空调度员作出回应。

“请求批准煎蛋饼。”飞行员再次说道。

“等等。”调度员回答。对于机舱里的步兵而言，除了他们的思绪，引擎的轰隆声早已将一切淹没，他们没有听到任何这些对话。阿维和其他人只知道自己在空中飞行。等待调度员回复的同时，飞行员开始沿着一个大圈顺时针盘旋在漆黑的峡谷上方。

傍晚6点52分，阿维直升机的飞行员通过通信设备联系了南瓜山作战室的“天使”贾勒。贾勒确认守卫部队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回家的士兵们已经整装待发。

四分钟后，调度员又通过通信设备问飞行员：“你们是否跟地面部队有联系？”答案是肯定的。两分钟过后，调度员终于批准他们进入安全区。

其中一名飞行员说道：“我们准备穿越边境。”

两架直升机还在以色列上空。一位鱼塘守夜人听到了他们飞来的声音。在他附近是达夫纳集体农场的小墓地。墓地周围是柏木和桉木筑起的围墙，里面安息着身份各异的人们：创建集体农场的先驱们；夭折的婴儿；1962年在其教练机坠入加利利海后牺牲的飞行员；以及一位从欧洲来到这个集体农场的少年，1948年，在到达此地的几个月后，他为了保卫这个地方而丧命。

守夜人抬起头，看到空中两个黑色的轮廓在暗淡的云层下掠过。其中一架飞行在另一架的左前方。他发现，它们正在靠近。

波弗特直升机的水平旋翼切入了阿维直升机的底部，后者尾部的斜梯被砍断，在黑夜中旋转坠落。阿维的背包飞出机舱，最后远远地落入了但河的一条支流中。《来日方长》后来在那里找到，书上沾满了淤泥，但字迹依旧可辨。没有了水平旋翼，另一架直升机现在成了180米高空中装满活人的金属箱。它坠毁在那片墓地旁，爆炸了。

阿维的直升机遭到损坏，但仍在飞行。

飞行员发现自己在山谷的一个村庄上空。他打开了着陆灯，寻找可以降落之处。然而就在此时，直升机的尾部忽然折断。没有了后方旋翼，残缺的直升机开始在距离地面仍有100多米的高空旋转坠落——一圈、两圈、三圈。旋转的离心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长凳从机舱中被撕扯而出。阿维被抛入了夜空。

第二部

22

两架直升机相撞的第二天，整个国家在努力接受着“73”这个数字以及无人生还的事实。部队派阿维所在连队的一名士兵去到了特拉维夫，他走进一间排满灵柩的房间，辨认躺在里面的士兵，也就是他的朋友们。当他们打开灵柩时，他看到——事实上，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秘密武器——这个国家的秘密武器从来不是它在摩萨德情报机关的地下室，也不是迪摩纳城的拱顶核反应堆，而是眼前那一排排的灵柩。

英年早逝的士兵是以色列的重要群体，或许是最重要的群体。他们的葬礼是一场庄严而盛大的仪式：阳光照射在墓地里，仪仗队分立两侧，军歌奏起。你会发现他们的父母与你的父母并无不同。戴着墨镜的姑娘们流着眼泪接受事实，而这个事实是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未来的年月中努力忘却的。

以色列对于牺牲的士兵有一种逝者文化：他们的照片和信件被制作成纪念册；纪念晚会上，人们为他们吟诗歌唱，用庄严的声音发表演说；每年荣军纪念日，电视中都会播放伴有钢琴配乐的传记短片。这一天，警报在全国拉响，人们停下手中的一切向牺牲的士兵致敬——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停靠在一旁，商场里购物的人停下脚步，办公室的职员起身站立，就连幼儿园里五岁的孩子都会立正站好。全国各地有许多以牺牲的士兵命名的徒步路线、小树林、观景台和野餐区。不论在哪里，你都可能突然发现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某位年轻人的名字。这块纪念碑通常由当地的石灰岩制成，而石灰岩本身也是许多生命躯体的组合——微生物在史前海洋的浅水有光地带死亡之后，慢慢沉入愈渐黑暗的海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国家。沧海桑田，它们如今变成了这里的人们长久以来用于建造教堂和家园的材料。

在以色列北部的一片空地上，有73块粗糙的石灰岩，它们围绕着一处圆形的水池排列，每块石灰岩大约是一个人的大小。倘若在夜间探访此地，你会发现每块石灰岩下面都亮着微弱的灯光，为墓碑赋予了一种虚幻的生命。那是一种难以抗拒同时令人不安的感受，仿佛直升机里的士兵此刻正沉默地站在你周围，你成了他们的一分子，一起看着水池里铭刻的名字——汤姆、瓦季姆、奥尔特、阿布克西斯，以及其他所有人。在那些名字中，你会看到阿维·奥夫纳。

死亡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就拿我在耶路撒冷的住宅区撰写此书的一天为例。有时我会停下手中的工作，沿着通向城北的步行街区跑步。这个街区的一端有一块纪念碑，告诉路过的人们，1948年耶路撒冷部队的14名士兵在同埃及的战斗中牺牲于此，以及1967年另外20名士兵在同约旦人的战斗中阵亡。如果仔细阅读士兵的名单，你会发现一个名叫优素福·列维的人牺牲了两次。站在这个纪念碑旁，你可以看到远处的橄榄山。一千多年以来，有15万犹太人长眠于橄榄山。他们希望埋葬在离圣殿山最近的地方，在审判日得到救赎。

有时我会去附近的咖啡店写作。每次去咖啡店的路上，我都会经过一片草地和迷迭香灌木丛，那里有两块刻着“1914～1918”的墓碑。这是印度士兵的集体墓穴，一个世纪前他们为英国效力，在英国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中阵亡。墓碑上刻着英属印度军队过去的军衔与单位，以及在异国他乡战死的士兵之名：阿夫扎尔·侯赛因·沙，康诺特公爵夫人俾路支第124步兵团的印度兵；丘拉姆·穆罕默德，第151锡克步兵团的代理下士；布尔·辛格，香港—新加坡山炮连的炮兵。有些人在军营做着相对安全的工作，但却还是死在了这里：亚当·伊丁，马骡军团的蹄铁匠；曼萨布·阿里，和面师；科洛瓦，这名卑微的担架兵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名字。他们的面容与参战的初衷早已随时间遗失。如今，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永恒。中产阶级住宅环绕在周围，纪念碑所在的安静街道上人来人往——路过的犹太小学生背着过大的书包；父母推着婴儿车散步；还有大约每隔15分钟经过一次的7号公交车。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国家非比寻常的勃勃生机仿佛展开于一片墓地之上。

我们对为国捐躯的士兵有一些特殊的描述语言，这些语言让他们所有人听起来都是一样的。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说出不合时宜的话，更因为大多数士兵如此年轻，以致他们的人生根本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他们真正拥有的是潜力。于是，通过这些描述语言，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固定印象——他们是认真的学生，或者调皮的孩子；他们爱护兄弟姐妹，还会打篮球；他们在一次班级出游中做了件有趣的事；部队里，他们乐于助人；而且他们是“军人”，永远都是。但是，大多数人其实都只想做一阵子军人，然后重新开始他们真正的生活。人们向他们表达敬意的时候会说：为了我们，他们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至少大多数人不是——他们只是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而那些幸运的人，没过多久便发现自己错了。

在部队驻守安全区的整个期间，任何队伍的遭遇都比不上青年先锋战队的工程兵连队所遭受的重创。猎鹰事件和直升机坠毁后剩下的士兵，在九个月的时间内眼看着连队三分之一的战友离去。谁都知道在黎巴嫩发生的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但他们失去的这些人，却在战争中真正地失去了。

南瓜山上的阿维（右一）

23

1997年2月4日，直升机事故在“加利利之指”地区发生。如今回头看这个日子，它显然是战争结束的起点。此次事件后，安全区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之下开始瓦解。而这一情况的发生，和一小群愤怒的母亲有着莫大的关联。

之前我们提到，阿维的直升机上有一名姓氏为“奥尔特”的士兵。他来自阿什杜特雅科夫集体农场，会打篮球。这个集体农场原本是全以色列最成功的农场公社之一。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一场斯大林主义者与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结下的仇怨就此将公社一分为二。两个公社隔栏相望，都自称阿什杜特雅科夫集体农场。等到奥尔特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多年的仇怨究竟因何而起。奥尔特最喜欢的歌中有一首希伯来语民谣，《’73年冬天的孩子》。这首歌讲述了“赎罪日战争”后出生的孩子，他们责备父母对他们许下和平的诺言却没有将其实现。其实，谁也没有向谁做出任何承诺，但这首歌依然很受欢迎。奥尔特的墓碑上刻着其中一句歌词。只是，当你看到墓碑上的歌词时，醒目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那个数字，“73”。

2月4日晚上，直升机坠毁的消息传到了集体农场的一位居民那里。这是一位名叫“布鲁莉娅”的女性，听到消息时她正在看电影。布鲁莉娅的父亲曾是集体农场的图书管理员，如今她继承父志，自己做了图书管理员。她把头发染成了茄皮紫，用一辆旧自行车代步，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持集体农场的风格—风格是当时的集体农场硕果仅存的遗产之一。人们想要在寿终正寝之前过一段非凡的人生，在激进的平等主义中尝试美妙的生活。那时，我们的社会如此渴望这种风格，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人们说，奥尔特家的一个孩子在去南瓜山的路上，到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报平安。布鲁莉娅经历过几次战争。她的丈夫在1973年与叙利亚人的战争中负伤。她明白穿军礼服的军官在大门出现意味着什么。仅仅在1973年的战争中，阿什杜特雅科夫集体农场就失去了六个人。但和所有人一样，布鲁莉娅相信国家的领导者，而且认同他们所说的话——在黎巴嫩每年都需要20多名士兵来“献祭摩洛神”[1]，以保卫边境。“献祭摩洛神”，这是布鲁莉娅自己的话。她从未对这些有过任何质疑。然而这次却不同，她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以往黎巴嫩战斗中的不幸都是个别的，通常每次不会超过一两名士兵。有时是这里的一次伏击，有时是那里的一次路边炸弹。一两个家庭会因此而踏穿那个稀薄的外壳，从原本正常的生活落入藏在外表之下的岩浆里，爬出来时早已遍体鳞伤，只是这伤口谁也看不见，接着生活继续。但是，一次失去73人所带来的影响则截然不同。这是一个人们彼此熟知的小国家。每个人似乎都认识直升机上的某个人。那时，这场坠机事件的影响被形容为原子弹爆炸，它释放的能量极具摧毁力，以至于其无足轻重的起因在对比之下显得如此荒谬——那只是一天晚上在以色列北部偶然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

任何留心安全区战争的人都会发现，直升机坠毁事件如同希吉拉迁徙之于伊斯兰教徒[2]，它是时间的分水岭，所有事情的发生自此被划清界限。坠机事件成了安全区多年来整个战事围绕的转折点，其中的讽刺意味不得不提——尽管后来所有人都认同真主党的言论，他们声称摧毁了我们的意志，并将我们赶出了黎巴嫩，但倘若我们所有人扪心自问，那么更多的责任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的空军。人们之所以选择接受敌人所说的话，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谁也不愿铭记，在那些年的黎巴嫩战争中，最惨痛的伤口，最决定性的打击，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我们咎由自取——用一段咎由自取的创痛来结束一场咎由自取的战争。

[1]摩洛是古代迦南人拜祭的神明，文献记载此神与火祭儿童有关。——编者注

[2]由于麦加的大封建主反对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加以迫害，穆罕默德和其信徒被迫迁往麦地那。这次迁徙叫作“希吉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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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事件过去数周后，布鲁莉娅在集体农场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为军队服役的母亲》。作者指责道，以色列的母亲无缘无故让自己的儿子加入部队送死。“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一直以来全力以赴的母性本能一到部队征兵中心的大门就不起作用了？”他写道，“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母亲只会在失去孩子后痛哭流涕，却在悲剧发生之前无动于衷？”

这些话打动了布鲁莉娅，但令她更为触动的是那幅插图：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车轮是坦克的履带。也就是说，母亲们从摇篮里就开始为战争培养自己的孩子。她们正在通过养育士兵制造着战争。如果她们停止这么做，那么战争也会随之停止。那是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都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并不需要打仗。相反，我们可以理性思考，将自己拽出当前的困境。对于理智而乐观的人们而言，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便在今天你也能看清当时人们的呼吁：这不仅代表战争是暂时的，更意味着掌控权握在我们手中！

军队部署类似于南瓜山这样的前哨，目的在于让游击队远离边境。但在坠机事件后，有些人开始认真地反省——安全区葬送的人可能比它拯救的人还要多；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我们可以通过撤军来解决问题。他们开始认为，军队也许错了。

在今天看来，那位作者呼吁母亲们停止战争的文章就像多愁善感的幼稚请求。但在那个对新中东充满希望的十年里，尤其在直升机坠毁事件带来的震惊中，这一诉求产生了影响。对布鲁莉娅而言，当时的情况已经迫在眉睫。这不仅是因为奥尔特家失去了一个孩子，集体农场的其他孩子仍在前线处境危险，更因为她自己的小儿子奥弗刚刚应征入伍，并且也要前往黎巴嫩。奥弗后来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之一，下文中我们会再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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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机事件已过去三周，部队在黎巴嫩的战略规划开始进入瓦解阶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座山丘找到了我。它开始暗暗潜入我的生活，直到我奔赴前哨的命运成为定局。在今天的我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那年我19岁，在多伦多完成高中学业后，我来到这个国家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当时我手中拿着一份入伍通知，要求我夏天去部队报到。于是我明白，这将是我平民生活的最后一个冬天。但我并不清楚部队为我做了怎样的安排。我隐约感觉自己也许会在以色列的小型海军中度过平静的几年，来来回回地在地中海上航行。

有一天，我坐在耶路撒冷的公交上，天空低沉，人行道上有些积水。收音机里，播音员报道着黎巴嫩的一场战斗。他提到了一辆坦克和一个有着滑稽名字的地方。我当然对直升机事故有所了解，但我对他们原本要飞往的前哨名称却没有任何印象。听着公交上收音机里的广播，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一座名叫“南瓜山”的山丘。

但那一刻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座山的名字，也不是播音员所说的阵亡士兵的名字，而是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军官的名字——那是我的朋友莫迪凯。我是在一个集体农场的挤奶站做帮手时，遇见了充满无穷活力而且极富好奇心的莫迪凯。这是一个有着宗教信仰的集体农场，坐落在以色列北部的基利波山山顶上。此处还有一所神学院，吸引那些不走寻常路的高中毕业生，在应征入伍前进入神学院修学。莫迪凯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常常溜出自习室，回来帮忙照看奶牛。神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加入了装甲兵团，再没出现过。我对他在部队的消息一无所知。

播音员说出他的名字后，我在公交上四下环顾，怀疑自己听到的是不是真的。我大部分的意识依然停留在那个和平有序的加拿大城市，那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个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其他乘客有的目光前视，有的望向窗外。似乎一切如常。

一个星期后，我和一位同样认识莫迪凯的朋友乔纳结伴北上，去了海法市的医院。走廊里，一名护士迎面而来，她用轮椅推着一位枯瘦如柴、弯腰驼背的“老人”。我根本没有在意他，直到他从轮椅扶手上艰难地微微抬起右手，叫出了我的名字。他就是莫迪凯——身上血迹斑斑，双腿无法行走，他才21岁，脸上的笑容却如同死尸一般。

1997年2月，坠机事件后的那几周，山上的日子阴沉而黑暗。有时士兵们觉得，阿维他们好像只是告假回家了，很快就会再出现。有时他们记不得活着的还有哪些人，于是把已经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了一面墙上。他们觉得，厄运应该过去了。但事故过去三周后，有一天晚上，他们发现前哨北面的草地中有人影移动，而且西面的山脊下动静更甚——游击队正沿着河床靠近。莫迪凯调动了一辆坦克。他和手下的三名队员戴上头盔便向山下轰隆驶去。

莫迪凯将身子探出了回转炮塔的顶盖，但他没有看到任何人。这时，他头盔中的耳麦噼啪作响，一个声音说道：“他们在你上面。”

莫迪凯看见左边有一道闪光，于是立马蹲下，他的一架机枪被火箭弹损坏。三个人影在一堆巨岩后移动，炮手旋转炮筒朝他们开火。透过专门为坦克在夜间远视而设计的热成像仪，炮手看到屏幕被一个人形占满。他再次发射炮弹。一具单薄的人体不足以受住坦克炮弹并引发其爆炸，所以炮弹直接射穿了出去，但这一记攻击足够了。

负责装填炮弹的通信兵利奥尔递给了莫迪凯几颗手榴弹。莫迪凯扯掉拉环，把它们从旋转炮塔处扔了出去。忽然，驾驶员大喊坦克前面有人，接着他踩紧油门——那晚前哨录下的视频中，一切都是绿色的，你看到70吨的钢铁猛扑过去，一个小小的人形就这么消失在了履带之下。

那天，莫迪凯穿着橄榄色的连衣裤军服，外套一件防弹衣，手上戴着防火手套，脚上穿一双黑色皮靴。最里面他还穿了一条长秋裤和一件白色秋衣、两双灰色的袜子，脖子上戴着身份识别牌，口袋里装着一个针织的无檐便帽。他身后的盒子好似能量补给站，里面有威化饼、椒盐脆饼、薯条、巧克力和黑咖啡。他的步枪放在旋转炮台旁边，外加四盒弹匣以及两个水壶。军服的另一个口袋里，他用塑料袋包裹着一本神秘的书，只有火柴盒那么大，里面的希伯来文字极其微小。这本《天使拉吉尔之书》是莫迪凯的母亲给他的，她觉得这本书也许能保佑莫迪凯不受伤害。

部队后来发现了四具敌人的尸体。他们和莫迪凯年龄相仿，身上也带着步枪、弹匣、手榴弹，以及食物、糖果和口香糖。他们扛来了一架俄罗斯制造的导弹发射器。其中一人身上带着什叶派领导者大阿亚图拉[1]霍梅尼的照片。另外一个人背了一台摄像机。他们绑着红绿相间的头巾，身穿迷彩服，脖子上挂着身份识别牌。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一串忘忧念珠，人手一册小开本的《古兰经》。

等到一切再次恢复平静时，莫迪凯指挥坦克回到了前哨。为了以防万一，队员们为枪支补充了弹药，确保坦克为下一次任务做好准备。在坦克内部狭小的空间里，四名战士试图为刚刚发生的一切理清头绪，毕竟交战的当时所有人都眼花缭乱。莫迪凯告诉利奥尔，死里逃生后应该带着感恩之心祈祷：“神圣的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仁慈地护佑不值之人，你仁慈地护佑了我！”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似乎确实幸存了下来。

就在黎明即将显露之前，通信设备中又有声音传来。南瓜山的观察员发现，有人在游击队员尸体所在的草丛里匍匐行进。于是坦克朝那个方向疾驰而去。这个时候，天空泛起灰白，莫迪凯看到奈拜提耶的灯火开始熄灭。利奥尔腹部以上的身躯探出了坦克的顶盖，他留心着导弹来袭。时间是清晨5点57分，坦克停了一会儿。一块笨重的绿色金属物体停在暗绿色的斜坡上，两个戴着头盔的身躯突显在旋转炮台的圆形顶盖处，那是莫迪凯和利奥尔。

坦克被导弹击中。莫迪凯远远地听到自己在尖叫，仿佛他是从上方看着当时的场景。他倒在坦克里昏了过去，炮手踩在他身上时才醒过来。莫迪凯满脸是血，左眼已经无法看见。起初他的左臂好像已被完全炸断，但结果还有一股肌肉连在上面。混乱中他保持镇定，将坦克开回了前哨。后来坦克组的成员因为这两次任务获得了一枚勋章。

到了前哨，莫迪凯不仅自己爬出了坦克，他甚至还能站立。军医们跑了过来，天使贾勒也在其中。当他们搀扶着莫迪凯为其处理手臂时，他问起了利奥尔——利奥尔怎么样了？有人告诉他不用担心，因为利奥尔没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19岁的他死在了坦克里。但谁又能责怪撒谎的人呢？

医院里，乔纳和我不太能够想象事情发生的画面，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星球，而莫迪凯就像一名探索者，从我们无法触及的世界中返回。

后来莫迪凯常常梦到这场战斗。但不知何故，他在这些梦境中从来都不是坦克军官，而是一名步兵，在巨石之间穿梭奔跑。他不明白为什么。起初他很确信，如果自己更好地尽到了军官的职责，那么利奥尔就不会死——如果他把坦克停在了不同的方位，如果……如果……他的身体刚刚恢复，战场上的一切便开始闯入他的意识。莫迪凯的生活脱离了正常轨道。他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黑洞之中。精神病学对于这种症状有许多名称，也有许多治疗的药物。他花了很多年才从这个黑洞中爬出来。换作另一个人，恐怕很难做到。如今，他是一名医生，为头部受伤的病人进行治疗。但他依然明白，从理智陷入疯狂不过是一步之遥。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在耶路撒冷看望了他。他的妻子出去了。我们在他家昏暗的厨房门口轻声地聊着。隔壁房间里，他的四个孩子正在熟睡。那场战斗中，坦克的一块碎片嵌入了他的左眼。如今，那块碎片还有极小的一部分留在他的眼睛里。

[1]阿亚图拉，伊斯兰文化概念，波斯语（）音译，意为“安拉的显迹”，是伊斯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编者注

26

我们去医院探望莫迪凯后没过多久，乔纳就被分配到了莫迪凯曾经所属的连队。原本有一个队伍预备前往南瓜山，但其中一名负责装填炮弹的通信兵做出了情有可原的决定，他选择退出，接着便消失了。于是部队以补充兵的身份将乔纳送往了南瓜山。

在部队服役期间，乔纳花许多时间背诵诗集，以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他背的第一本诗集是纳坦·奥尔特曼创作的《外面的星星》。他常常把这本小书装在口袋里，而且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片段：

……整个城市沐浴在蟋蟀的鸣叫声中，

……月亮挂在柏树刺刀般的树尖上，

……我不会停止张望，也不会停止呼吸，死后我仍要继续前行。

乔纳把整本书的诗文熟背下来后，在耶路撒冷的书店里找到了一些便宜的经典英文著作。乔纳挑选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一些作品，包括著名的《乌鸦》。他将这篇诗集熟记于心，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英文对他而言不成问题。因为和我一样，他出生于多伦多——我们是儿时的伙伴，后来他和家人搬到了以色列。多年之后，我们一家也同样移民到了以色列。

乔纳的队伍会在夜间离开前哨，大多是为了执行一项名叫“朝鲜蓟伏击”的任务。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士兵们需要通过被代称为“朝鲜蓟”的坦克夜视装备来发现游击队的行踪，并在远处用炮弹将他们歼灭。很难想象在以“朝鲜蓟”命名的行动中会有怎样可怕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倒霉的是敌人，有时遭难的是我们自己。

四名士兵轮流在旋转炮台处站岗，以防游击队偷偷穿过灌木向坦克靠近。其他人则在里面打盹。通信设备里时而会有声音传来，这通常是南瓜山作战室里的小伙子或者另一个前哨发来的消息。倘若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听到从以色列传来的姑娘的声音。这时你会想起，世界上还有其他人的存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四周都是一片寂静。那天晚上也一样，安静而寒冷。吹来的风似乎经过算计一般，正好让你感觉冰冷刺骨，却不足以驱散迷雾。乔纳用夜视镜仔细观察着灌木丛。他执行任务的态度十分谨慎。有的人认为什么也不会发生，但乔纳见到过莫迪凯的样子，他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曾经一个愁闷的午夜，虚弱而疲惫的我，

思索着一个个精彩离奇却为人遗忘的传说。

即便没有爱伦·坡的诗，坦克里的情况也已经够糟了。但乔纳还是自行其是地大声念诵着：

啊，我清晰地记得那个黯淡的十二月，

每一缕余烬都在地上留下幻影。

诗的意境很有趣，因为恰好那时也是一个黯淡的12月。而且诗中那句“我望向深沉的黑夜，久久伫立，彷徨而恐惧”同样精准无比。诗念到此处，乔纳已经有些害怕了，但他还是继续摇头晃脑地背诵着。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坦克旁有声音沙沙作响，还看到一团阴影在地上翻滚。那是在眼前真实发生的事，并非他的想象。他的心跳在停止的同时又开始加速，好似几个心脏病同时发作一般。结果那只是一个飘飞的塑料袋。这是发生在南瓜山上的真实故事。之所以在这里讲述出来，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本书中大部分的故事并不是如此收场，但是在真实生活中，事情常常就是这么结束的。

27

布鲁莉娅开始了解到，附近的集体农场有人正在为支持部队从黎巴嫩撤军而组织活动。活动的核心人物是四位母亲，同布鲁莉娅一样，她们也有适龄参军的儿子。那位撰写以色列的母亲与部队同谋将儿子送往战场一文的记者对她们进行了采访。在当地集体农场的报纸上，这位记者将她们称为“四母”，就像《创世纪》里的四位女族长一样。这就是所谓“四母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一开始并不十分起眼。

当布鲁莉娅听说这些女性周五要在一个十字路口举着标牌请命时，她决定加入她们。那天一共去了六位女性，还有几名摄影师。有些司机开车路过的时候对她们出言不逊。因为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依旧认为，倘若没有安全区，以色列北部将会面临危险。如果你反对军队，许多人会把你看成卖国贼。其实这些母亲反对的并不是军队，只是军队的政策而已，但要说清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内在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一事上存在分歧。人们认为这些母亲属于左翼阵营。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她们相信，关于黎巴嫩的争论并不需要沿着旧有的政治路线来解决。布鲁莉娅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了外界对她们的辱骂。并不是说这些脏话有多么新奇，它们大部分也就是“滚去跪舔阿拉法特吧”“纳斯鲁拉的婊子”等等老一套。纳斯鲁拉是真主党的总书记。

布鲁莉娅是一名顽强而固执己见的女性，集体农场的流水线将人们打磨出来的性格就是这样。她一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便不会做出让步。安全区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安全区就是问题本身。直升机坠毁事件是个意外，但这一战略因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为什么要用直升机运送士兵？因为地面的路边炸弹令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为什么士兵们要经过埋有炸弹的地方？因为他们要去到敌国几处对外隔离的军事驻地。为什么他们要去这些军事驻地？长久以来，似乎谁也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布鲁莉娅对安全区的历史做了调查。她发现政府不仅多年来从未严肃地讨论过这一策略，甚至对安全区最初的建立也根本没有做出过明确的决定。入侵黎巴嫩两年后的1984年，以色列政府在相关的决议中表示要求从黎巴嫩全线撤军，并且要“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下”，沿边境地带建立缓冲区，由南黎巴嫩军，也就是和以色列结盟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部队，来掌控。但是，部队从未撤军。而正因为文件中的只言片语——“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下”（希伯来语中仅有两个词）——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们将“支持”悄悄地送往了南瓜山，送往了波弗特堡，送往了护卫队和伏击任务，送往了成为我们许多人宇宙中心的那一整片地域。这场战争是如此漫长，那些在它开始时还在蹒跚学步的婴儿，如今已然长大成人，并来到这里加入了战斗。

经年累月，人们不再把安全区的建立当作一项由某人做出的决定，它变成了一种自然状态。也正是这个原因，这场战争从未被命名——倘若有了名字，便表明它是一个决定。相反，它仅仅被称作“黎巴嫩”。这场战争就这么存在着，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代价不是太高，这场战争便不会被提上议程。但是，直升机坠毁事件的代价太高了。就在那个春天，布鲁莉娅和其他几人下定决心，如果谁都没有勇气来结束这场战争，就让她们自己来吧。

28

那年夏末的一天，南瓜山遭到迫击炮袭击。通过通信设备士兵向总部报告了“花”（伤员）的消息，但很快便更新为“夹竹桃”（阵亡）。牺牲的是一名排长。在以色列军队冷酷无情的通告机构里，温柔的女性工作人员拿起了电话。随后，几名军官乘车穿过郊区的街道。噩耗如同巨石砸入平静的池塘一般，父母失去了儿子，兄弟姐妹失去了手足，女友失去了爱人，朋友失去了伙伴。当天晚些时候，消息传到了位于沙漠高速公路旁的军营里，此处是青年先锋战队的训练基地。一位正在负责20名新兵训练的中士收到了信息，这20名新兵隶属于青年先锋战队下属的反坦克连队，其中之一就是我。

中士把一名小伙子叫到了旁边，那是丹尼。对他而言，服兵役不过是一个跳板，让来自社会中层的他能有机会获得黎巴嫩近代史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将以军医的身份接受训练，学习怎样救死扶伤。与此同时，他又害怕部队真的会要求他奔赴战场救治伤员。片刻之前，我们一直都在以三排的队列练习站姿，极其努力，却愚笨不堪。我们脚穿新发的红色军靴，必须根据中士的口令将足尖精准地排成一条直线，倘若做不好就可能受罚。但是纪律突然松懈了下来，军靴开始偏离直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大家不清楚该如何是好。丹尼在家乡认识的一个人有了坏消息。一座黎巴嫩的山丘，一次迫击炮的袭击。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丹尼开始哭起来。南瓜山又出事了。

此后不久，我们排被集合在一个教室里，听一位身形单薄的中士讲述实战的故事。这位中士就是雅科夫，他是一年前遭遇猎鹰弯事件的士兵之一。如今他在沙漠的基地里，训练工程兵连的24名新兵——这是一个兄弟排，就住在我们排旁边的帐篷里。他们和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听课。通常只要有机会坐下，我们很快就会垂下脖子睡着。但雅科夫给我们讲述当晚发生的事情时，谁都没有睡觉。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一个糟糕透顶的故事。我认为上级是在拿这个故事作为我们最初的警告，告诫我们在基地训练之后，未来将面临的危险。这个时候，“南瓜山”前哨的名字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

工程兵连一直负责驻守南瓜山。所以最初我们都以复杂的心情看待那些新兵，既有同情也有羡慕。我们分队所执行的任务相对而言不那么危险。那个夏天，工程兵连受尽苦难与折磨，谁都知道他们的不幸。

入伍训练还未结束的时候，不知哪位高级军官拿定主意，认为工程兵连已经吃尽苦头，而我们的连队还没有。于是，文件在某个办公室里传递着；一位心不在焉的军官签署了一份公文；某位文员在公文上盖章后发送到下级——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被决定。部队将工程兵们调离了南瓜山，他们被派往安全区据说更为安全的另一个地方。可是一天晚上，就在那里，在边境围栏的附近，一名军官和他的通信兵引爆了饵雷，两人因此牺牲。

29

对部队的战略改变立场后，布鲁莉娅满怀热情地向人们做着宣传。她会在十字路口走向开车的司机，把四母运动的请愿书塞进他们的车窗内。集体农场的图书馆里，她会随时上前拽住来看书的人们，向他们讲述这些母亲正在做出的努力。她有一个白底的圆形小徽章，上面有“和平撤出黎巴嫩”的蓝色字样，不论走到哪里她都戴在身上。她还会把女儿婚礼的照片用别针别在衣服上。黎巴嫩的战况似乎越来越糟糕。那一年，也就是1997年，安全区和其周边有将近100名士兵牺牲：两架直升机的坠毁；一个班的突击队员在沿海走动时遭到了真主党的伏击；敌军的炮弹引燃了一场灌木大火，将被困的5名步兵活活烧死；还有在其他冲突中牺牲的士兵。

这些女性把她们的声明张贴在了集体农场的公告牌上，并利用人脉争取和重要的人物见面。但很少有人拿她们当回事，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公众反应也寥寥。她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些母亲是在“用子宫说话”。这些评论自然都是男人所言。布鲁莉娅忍了好大的劲才没说出来她认为这些男人是用什么器官在说话。

同年秋天，阿什杜特雅科夫集体农场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布鲁莉娅有一位朋友名叫奥尔娜，是公社工厂以前的经理。她披着金色的头发，身体瘦长而结实，常常干着粗重活计的她仿佛一台大型掘土机的化身。安全区的建立是否明智，奥尔娜对这一点是怀疑的。但她对十字路口的抗议活动并不待见。她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埃亚勒。埃亚勒是奥尔娜最小的孩子，他在南瓜山东北面的罗勒哨服役，是一名坦克指挥官。对奥尔娜而言，抗议就像一种背叛。

用奥尔娜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她对儿子的担心几乎令她寸步难行。了解奥尔娜的人（约旦峡谷的人几乎都认识她）都知道，能让她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并不多。多年以前，奥尔娜的一个兄弟在空军服役时牺牲了。1973年，部队的通知人员在集体农场的大门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彼时，她担任着集体农场的书记一职，她知道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几位身穿军礼服的军官乘车而来，敲开一家的门，然后上演这个国家人民心中的秘密仪式。奥尔娜把他们称为“报丧的绿衣天使”。埃亚勒出生的时候，她以一个朋友的名字为他取名。这位朋友也在集体农场长大，后来在1973年的战争中牺牲了。

埃亚勒和奥尔特同岁，后者在直升机坠毁事件中遇难。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比起朋友的情谊，两人之间更像手足之情。那年2月，埃亚勒在奥尔特的葬礼上迟到了。到达的时候，他还穿着军装，背着步枪。他和集体农场的其他人站在一起，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这让她的母亲感到惊讶。那些日子里，人们正如火如荼地讨论着部队是否应该允许士兵在葬礼上哭泣。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足够顽强地幸存下来。有的将军表示战士不应该流泪。但结果表明，这并不是部队的规定所能控制的。

埃亚勒相信部队在黎巴嫩的使命。他认为支持四母运动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个时候对此有过思考的所有士兵，都跟埃亚勒抱持同样的看法。奥尔娜和布鲁莉娅彼此相识几十年，但奥尔娜并未在请愿书上签字。

奥尔娜负责集体农场的园艺事务。9月的一天清晨，她正在为农场的一场婚礼打理草坪。她把随身听夹在腰间的皮带上，一边工作一边用耳机听着广播。早上7点，播音员报道黎巴嫩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也就是那个暗号。奥尔娜继续着手头的工作。

几天前，埃亚勒让她安排下次休假回家时他和集体农场书记的见面。当时公社的成员们讨论着是否应该让农场私有化。尽管大多数年轻人支持这个提议，但埃亚勒想告诉书记他是反对的。他喜欢集体农场本来的样子。于是奥尔娜走进书记的办公室，为见面做预约。

办公室的前台站在门口，背对着外面，她没有转过身来。奥尔娜问她出了什么事。“没事。”接待员说道。奥尔娜记得她依旧没有转身。农场的书记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他看到了奥尔娜，于是又把门关上。奥尔娜出来碰到了丈夫的兄弟，他的儿子驻守在波弗特堡。整个集体农场有6个孩子在前线服役。奥尔娜问他波弗特堡有没有什么消息，他说没有。

奥尔娜并不傻。她知道一定是其中一个孩子出事了，只是其他人比她知道得更多一点——出事的就是她的孩子。清晨6点25分，埃亚勒的坦克被导弹击中，他不幸遇难。奥尔娜看到一辆出租车从农场大门开过来，车里坐着几个身穿绿军装的人。当出租车开过网球场时，她终于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她开始发疯一般冲过人行道，最后倒在了球网附近。她不太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当那些绿衣人走近时，她抬起头来，哀求他们告诉她，她的孩子只是受了伤而已。

30

第二天，集体农场的所有人都参加了葬礼。泥泞的道路上，他们经过了1938年人们在那片小公墓附近建造的水渠。从墓地处可以眺望约旦河沿岸的果园。他们把奥尔娜的儿子埋葬在了他的同名人旁边，这位同名人牺牲于赎罪日战争。不远处就是埃亚勒的朋友奥尔特之墓。

过了好一阵，奥尔娜才能再次起身前行。然而行动力一恢复，她便加入了布鲁莉娅的队伍，让部队从黎巴嫩撤军。她将这个运动当作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事实证明，她很善于组织活动和创作标语。奥尔娜一刻也不停歇地努力着。

没过多久，她便和其他几位女性在耶路撒冷的总统府外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抗议。她们坐在人行道上举着标语，上面写道：“我们正在死去而你们沉默不语。”她明白事实比标语要更为复杂，但你必须让观点简单明了。当奥尔娜写下“我们”时，她指的是儿子和自己，因为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天很冷，而且下着雨，想要入睡并不容易。有好一阵子，人们会停下来朝她们大喊“纳斯鲁拉的婊子”之类的话。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有新闻记者注意到了四母运动，尤其是女性新闻记者——有几位重要的媒体人认同这些母亲所说的话，并开始在广播时间安排有关她们的报道。

一个雨夜，奥尔娜通过手机接受了电台的采访。当她抬起头时，她发现路上的交通拥堵起来。在她的记忆中，她知道事情从这一刻开始朝有利于她们的方向发展。以色列并没有多少广播电台，司机们似乎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采访，一边朝她看过来。他们了解到她所经历的痛苦，也明白了她想传递的信息，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也有可能她想错了。不管怎样，人们不再对她们出言不逊。相反，人们开始让比萨店给她们的帐篷里送比萨饼，或者自己亲自带给她们，许多许多的比萨。有时人们会问奥尔娜，他们能帮上什么忙，或者她需要什么。她说她需要比萨。那一整个月，她便以比萨饼为食，直到她认为人们收到了她想要传达的信息才回家去。

大约在这个时候，南瓜山遭遇了敌军的火力压制，一名坦克兵在迫击炮和火箭弹的轰炸中失去了双腿。指挥官派两名步兵顶着炮火到泥泞的路上寻找那两条腿。他们找到了其中一条——穿着黑军靴的腿，从大腿处被炸断。这条腿比他们预想的更沉重。

第三部

31

大卡车一辆接一辆行驶在田野上，发出牛一般的叫声，它们正向北穿越边境的大门。迅捷的吉普车在队伍前列领头，还有一辆疾驰在队尾。边境的围栏处站着几名我们不认识的士兵。我们随着车队驶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向我们举起了手臂，接着便在我们身后关上了边境的大门。

长凳上坐着20名步枪手，他们的武器斜背在身上，枪管夹在两膝之间。我的枪则朝下对着野战无线通信设备，那是我的通信设备。我把它放在地上，夹在红色的军靴之间。卡车不停地摇摇晃晃，通信设备也随之移动跳跃。那是1998年初的冬天，当时正值雨季。大起大落的斜坡，高大林立的雪松，这些让黎巴嫩看上去那么苍翠繁茂，同时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卡车下坡进入山谷时挂了低挡位，穿过一座桥后又开始爬坡。路上埋有炸弹，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而且灌木中还藏着游击队。

哈雷尔也在卡车里：一顶头盔，一副眼镜，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这就是名字寓意“上帝之山”的哈雷尔，那个幸免于直升机坠毁的年轻人。他是我们的排长。从八个月前我们抵达训练基地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担任着这一职务。但跟他说话时我们依然战战兢兢，而且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去找他。不久前我们了解到，哈雷尔是他曾经所属排中唯一的幸存者。直升机遇难的73人里，包括了他所有的朋友：一位耶路撒冷外科医生的儿子，一个名叫“亚历杭德罗”的阿根廷人，几个在集体农场长大的孩子。这些都是普通、善良的小伙子，加入了和我们一样的分队。他们是连队中一整个排的成员，现在我们也属于这个连队。73人丧生——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但整个国家还未从伤痛中恢复。我们当时之所以坐卡车进入黎巴嫩，就是因为部队仍然不敢用直升机输送我们。

如今，哈雷尔住在基利波山上。他在山谷里经营着一个牛棚，而且有了四个儿子，个个满头黑发，和他一样固执。我常常找他交谈，只是他到现在依然话不多。

直升机坠毁的消息传来时，哈雷尔正在沙漠的基地里为获得军官资格而接受训练。他尽可能参加了每一位战友的葬礼，按时完成了军官课程，并在那个夏天及时返回连队负责新兵的训练。这些新兵是刚刚应征入伍的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我们。我们是他新的排。后来我终于明白，从第一天在沙漠的院子里列队立正听指挥官念到我们的名字开始，直升机坠毁事件的阴影便一直笼罩着我们。就好像你在长大成人之后发现了家族过去的秘密一样，许多事情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哈雷尔曾被问及他是如何做到的——那么惨痛的事情发生后，他是如何再次回到部队的？他盯着采访者看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好机会，哈雷尔可以借此良机表达他的意识形态和信念，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还可以把千千万万犹太人的期盼和寄托扛在肩上，向他们表示自己绝不放弃。在1967年的耶路撒冷战争中，有些士兵声称，他们感觉到大卫王亲手推着他们在巷子中前进。哈雷尔是怎么回去的？也许他的眼神里曾泛起过一丝轻蔑，但表面上他并没有显露任何情绪。“坐汽车。”他说。这一回答可谓经典。

到达南瓜山时，我听到卡车内有人大喊了一声指令，大家的背包和步枪一阵拥挤，接着我便一跃而下跳到了泥地里。当我直起身子抬起头时，我看到一条山涧流向远处白雪覆盖的山丘。在这地中海的东部，冬日的天空好似一顶巨大的灰色帐篷延伸开来，覆盖在各种翠绿色、橄榄色和翡翠色的山顶之上。我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景致。可是我看错了方向。有人抓住我的手臂让我转过身来。虽然对方戴着头盔，但我认出那是连长。他指向山上一片毫无生气的伪装网和混凝土建筑。我们必须要在炮弹招呼护卫队之前赶到前哨，这一点连长已经跟我们明确讲过。但他还需要再次提醒我——“快跑！”

我们从卡车外跑到了前哨的院子里，周边围绕着高高的筑堤。接着我们穿过坑道进入了安全的地堡中。我把通信设备掉到了地上，但用手稳住了头盔，努力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仿佛来到这种地方对我而言早就习以为常。地堡中有一个长长的房间，两边摆满了三层的床铺，来自我们连兄弟排的一些小伙子躺在床上。在接下来四个月驻守山丘的士兵中，我们是最缺乏经验的。倘若把整个连队比作阶梯，我们便处在阶梯的最底层。地堡中的士兵用那种厌倦战争的眼神盯着我们。我记得，当时的我以为，他们对战争有着我们所缺乏的深刻了解。事实上，他们一周前才初次到达前哨。这一周平淡无奇，而且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厨房刷碗。

其中一张床上堆放着小伙子们从家里带来的一盒盒垃圾食品。另一张床上，电视里正在播放带有希伯来文字幕的电视剧《布莱恩的生活》。床铺间粗糙的水泥地板干干净净，没有血迹，也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曾有受伤的士兵在被直升机接走之前躺在这里接受过治疗。

山下的东面有一个十字路口，那是进入南瓜哨的陡峭通道和大路相交的地方。哈雷尔带领我们其中几人守卫这个路口，好让护卫队能安全离开。到达后我们发现，卡车的队列已呈一字排开，引擎隆隆作响，进气格栅朝向南方，它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逃离这危险之地。等我们在十字路口周围趴下，枪口对准敌国的乡村，领队的吉普车立马向以色列疾驰而去，剩余的护卫队紧随其后。很快就只剩下我们。

奥菲尔匍匐在地，透过步枪瞄准镜观察着不远处的一片树林。如今，他是一位35岁的指压按摩理疗师；但那时，他只是一名18岁的神枪手。哈雷尔低着头，视线与肩齐平。我趴在他旁边，脖子吃力地顶着沉重的头盔，背上的通信设备压迫着我，令我胸口贴地，难以呼吸。我们在这里。但这里又是哪里呢？

现在很难想象以前的自己有多么无知，而要承认这一点就更不容易。那时，我知道的事情寥寥无几：我们是以色列士兵；我们的敌人是被我们称为“恐怖分子”的阿拉伯好战分子；我们应该在他们对我们下手之前将他们歼灭；我们的战场就是这个叫作“黎巴嫩”的地方。我知道我不能让朋友们失望。这就是我仅有的认知。抵达南瓜山的第一天，情况对我而言似乎一目了然。

越过东面的一座山谷，我在安全区境内发现了一个城镇。它沿着另一座山脊的顶部铺展开来，附近是军用天线的安装地。哈雷尔说那个地方叫“迈尔季欧云”，是一个基督教城镇，里面有以色列的基地。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我知道这里有基督教徒，也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盟军；但那个时候，基于我对中东局势的粗疏了解，我并不确定基督教徒分布的区域，更不清楚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所居何处。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萦绕一种不祥的色彩——那些树木和灌木丛，加上有着奇怪名字的奇怪城镇。奥菲尔急促地细语着什么，他用手示意我们看向山谷那边，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步枪的瞄准镜。他看到了两个持枪的人。

哈雷尔以蹲伏的姿势跑向奥菲尔。然而就在此时，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和一阵沉闷的回音。我们其中几人交换了眼神，谁都没有料到，就在我们抵达前哨的几分钟后，在这大白天里，事态会如此展开。哈雷尔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带上通信设备去他那里。大约距我们近300米处，我在山谷中看到了两个身影。他们丝毫没有躲避，而是扛着步枪漫不经心地走着。其中一人端起手中的枪，于是我们听到了另一声枪响。虽然他们并没有朝我们射击，但所有人都忽然低下了身子。“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奥菲尔说道。

哈雷尔命令奥菲尔瞄准这两人。但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在瞄准镜以内，离死亡不远了。只要这个年轻人稍一走神，食指微微按下，两个生命便会画上句号。

哈雷尔拿起通信设备上用长橡胶线圈连着的老式电话听筒，按下了边上的按钮，请示前哨该如何行动。前哨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因为这两人很可能只是来自附近基督教村庄的猎人。哈雷尔站起身来。“鲁哈！”他大喊道，意思是“快走开”——这是所有以色列士兵都知道的阿拉伯词语之一。那两人停住脚步，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来。他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便慢悠悠地走开了，时不时停下来朝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打上一枪，也许是野鸡。不多久他们便消失了，只留下我们在脑海中疑惑着——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到前哨，一名军官在地堡中召集了我和另外一两名新兵。我们在他身后沿着混凝土阶梯往上走进了战壕。在傍晚的余光中，我们看到战壕沿筑堤的顶端包围着整个前哨。军官称其为“作战层”。他告诉我们，进入战壕之前要戴上头盔，穿上防弹衣和弹袋，并且要为步枪装填弹匣。战壕的通道仅仅略宽于一名全副武装的步兵，所以有人要经过你身边时，两人都必须侧过身子。

就在初次步入战壕后，军官带我们参观了周边的环境和地形。自此，那幅画面再未离开过我的脑海：沙袋堆叠了四五层；越过它们，你会看到“那片森林”，还有山下西面的敌方城镇；隐藏的河床从一端的房屋处一直朝我们的方向延伸过来；层层叠叠的山丘由我们的山脉绵延至北方；遥远的南方则是波弗特堡的所在地。许多个小时，许多个日子，许多个月份，我们都在这山上看着周围的小小世界，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看着。我从未对另一个地方有着如此深刻的了解。正如耀眼的光芒会在你闭上双眼之后流连一样，时隔多年，那片视野依旧印刻在我的视网膜上。

此次参观的目的，不在于向我们讲述前哨以往的故事，也不在于解释我们身处何地又为何在此的复杂问题。当时的我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引导我的军官肯定也和我一样。我还不到20岁，而他比我大不了多少。山上没有任何记号标志去年或前年躺在那里的躯体——倘若你阅读到了这里，那么你对南瓜山的了解远远多于当时我们任何一个人。这次的参观，仅仅是为了在白日的余光消失之前，向我们快速介绍新的环境。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轮班站岗了。

32

第二天清晨，有人来到地堡将我们摇醒，为“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做准备。我们满腹牢骚地从蚕茧般温暖的绿色睡袋里爬起来，房间已被日光灯照亮。前哨规定我们不能脱下制服和军靴，所以早上也不用再穿一次。走进战壕，伊斯兰教初次祷告的宣礼声从奈拜提耶传来，天空开始露出曙光。

来到南瓜山之前，我们预期有“行动”等待着我们。然而到达前哨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军官叮嘱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很快就会有情况出现。上级告诉我们，奈拜提耶是“恐怖分子老巢”。在前哨数百米的范围以内，只要有人走动，都要将其击毙。哪怕看上去无辜的人也不能放过，比如赶着羊群的牧羊人，因为他们通常是真主党的侦察兵。附近的镇民知道我们的规定，所以会和前哨保持距离。即使你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真的，即使你几乎能肯定那只是灌木或者阴影，你也要朝它开火——这就是命令。自从三年半之前游击队带着他们的军旗和摄像机出其不意地进攻南瓜山后，前哨便一直执行着这一命令。只要有一名哨兵开始射击，整个守卫部队都应该将其视作我们遭到袭击的信号。于是所有人一齐开火，轻机枪、重机枪、发射枪榴弹的机枪，手头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此举常常并没有什么收获，只不过制造了一阵引人注意的巨响。我们将这一阵巨响称为“一箱烟火”，这是部队里又一处诗意的表达。

然而，还是没有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在夜间站岗时，观察城镇的哨兵发现一束红光呈弧线向他飞来，于是朝话筒里大喊：“来了！”结果却看到更多亮光——绿的、蓝的、黄的——在升入夜空爆炸后四散开来，那是恐怖分子老巢的人们为庆祝婚礼而燃放的真正的烟火。

坦克炮手使用的热成像仪能捕捉到数千米外的热量。有时在夜间，他们会从热成像仪里看到三五成群的身影在移动。恐怖分子！错了，那是野猪。这些倒霉的动物在这一带很常见，它们喜欢在夜间出没，像游击队一样小规模地结伴行动。从热成像仪中远远地观察，它们看上去就像人类。在紧张不安的以色列士兵统治乡野的那些年里，这些长毛的野猪经历了糟糕的日子，其中许多被我们的炮弹提前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奈拜提耶的部分建筑有着自己的名字。其中一座叫作“Dir Mar Antonius”，当时我并不清楚它的含义。但后来我了解到它的意思是“圣安东尼修道院”，表明在这个城镇里，除了什叶派教徒，还有信仰基督教的人。另外有阿尔—甘杜尔医院、卡尔—特克斯加油站，以及许多清真寺。市郊并排着一行毁坏的住宅，因为我们的炮火而被荒弃。阿维曾在信中描述过其中一栋房子。当时我并未过多留心“荒弃”一词，它就像“砖块”或“方形”这些描述房屋的词语一样简单直白。我没有思考是什么导致它们被荒弃，也没有想过曾经住在那里的人们如今又在哪里。

有一栋房子叫作“红别墅”，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的正面由红色的砖块砌成。另一栋名为“白别墅”的房子大概之前是白色的，但现在它只剩下屋顶。一段时间之前，游击队在这栋房子里向前哨发射了火箭弹，于是上级派以色列的一个分队越过红线将其炸毁。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取名为“辣妹屋”的地方——我在这里略微美化了一下这个希伯来语表达，因为实际上它比“辣妹”（babe）这个词要更污一点，英语中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词语。我们为这间房子如是取名，是因为有一个女人住在里面，就一个女人，她有着金色的头发。战地情报观察员可以用他们的双筒望远镜和监控看到她。辣妹显然不是游击队员，她只是早出晚归的普通人。每次她一出现，都会引起一阵欢呼雀跃。我们的生活已经贫乏到如此地步。那几名观察员还为她在瞄准器中的出镜整理了一盘录像带。

33

托马斯·多德和阿奇博尔德·阿弗莱克是我未曾谋面的两个人。巧合的是，他们都在1916年随各自的部队抵达了一战中英军在法国境内的战线。托马斯来自英国的切斯特城，服役于英国皇家陆军野战炮兵；阿奇则来自渥太华谷，效力于加拿大部队的一个师。两人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或大或小的事件将他们和我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参与的战争对欧洲和中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年代颠覆了祖辈生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人类的集体意识遭到无情的摧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1917年贝尔福勋爵发表了著名的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还有在历史进程中处于次要位置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奇博尔德的儿子迎娶了托马斯的女儿。阿奇之子是皇家海军的一名加拿大中尉，他的小型护卫舰在战斗中被德军的水雷击沉，但他幸存了下来。1945年，托马斯之女跟随丈夫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多伦多，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后来，这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嫁给了从东欧逃亡而来的两名犹太人之子——我的祖母曾以做女帽为生，1940年，她在波兰布格河沿岸的房子被德军摧毁；我的祖父曾是一名裁缝，1914年，还是孩子的他逃脱了俄罗斯先遣部队在伦贝格城的进攻。正因为这些以及其他事情的共同发生，才将我——托马斯和阿奇的曾（外）孙——置身于自己今日所处的境况之中。今天左右我命运的国家政治主张可能会让托马斯和阿奇疑惑不解，但他们对战场上的血腥与疯狂一定不会陌生。我们家族的成员，在沙袋筑成的战壕中见证了20世纪的开始与结束。

尽管托马斯和阿奇很可能都没有听过任何希伯来语，但我们在黎巴嫩所使用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并不会完全陌生。举例而言，我们将奔赴安全区形容为“上前线”，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片阵地。一战时期的诗人对黎明时的备战有着无比深刻的印象。有人也许会发现，“伴着黎明就绪”即是一战老兵的备战经历的沿袭，它们都是“对令人焦虑的困境高度仪式化的提炼”，保罗·福塞尔在《一战与现代记忆》一书中如是写道。我并非想把我们在黎巴嫩的冲突和他们的战争相提并论，而是意在指出战争的语言和基因在历史中的迁移，以及所有上过初中化学课程的学生都明白的道理——一切事物皆由旧有事物的碎片所组成。

几年之后，安全区之战的元素会转而出现在别处，逐渐为整个西方所熟知：伊斯兰教的游击队操控一个失败而混乱的国家；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并非高级上将，而是普通的中尉或二等兵；同时，在敏感的民主环境下，人们以公众意见和新闻自由为武器，发起对战争的抗议。在这类战争中，此起彼伏的事件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没有任何士兵能从头至尾完整地参与；而且这些事件断断续续的特质，使得回头看时很难将其汇集成一段连贯的历史。过去部队作战中“侧翼进攻”以及“声东击西”这样的术语已经派不上用场；而如今相对较低的士兵牺牲频率，使得人们有时间为个体的离去而悲痛，有时这使得死亡更加令人难以承受。倘若我的祖先参与的大战是20世纪的第一次战争，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战争则是21世纪的首战。

到达南瓜山一两周后，有一天站岗时，我终于听到空中传来一阵嘶嘶声。我没有做出反应，因为我一直都以为炮弹会发出呼啸。我听到的只是天空传来的温和细语，仿佛宇宙正在吐露一个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在传达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托马斯和阿奇都熟知的——如今，我在这世上的生死，将由炮弹飞行的抛物线轨迹决定。那声细语愈渐响亮，最后整个山丘因为爆炸的冲击而震动。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并立刻蜷伏在护墙下。“发射！发射！”喇叭里喊道。接着，天空再次向我倾斜，在我的耳边细语起来。

34

那年春天，一个班的宗教士兵手持喷灯出现在了南瓜山上。他们由部队的犹太教教士派来，为前哨庆祝逾越节做准备。在此期间，所有人都禁食发酵面包。这些来访的士兵在前哨大门外拼命地劳动。由于极少进入战地，他们此次领到的头盔和防弹衣尺寸并不合适。在黎巴嫩山丘的背景下，他们为我们擦洗了所有的锅碗瓢盆和餐具，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成箱的军用无酵干饼。逾越节家宴是节日的传统聚餐，也是对以色列的犹太家庭而言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倘若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这个节日，人们会认为这是极大的遗憾。

节日的当天晚上，我们大约四五十人一起在三层床铺上坐下。包括几名贝多因族侦察兵在内的所有人都参加了。一名军官从头到尾引导我们举行逾越节家宴的仪式，其间不时被作战室传来的信息和每小时的轮岗打断。我们拿着部队发行的《哈加达》祈祷仪式手册，依照军官的引导行事。仪式中，菜品按顺序依次端上，参与者需要大声读出手册里的文字。我依然保留着自己的那份手册，上面有圆珠笔写下的潦草字迹：“南瓜哨，1998年逾越节”。节日的食品包括由苹果、红枣和坚果做成的一种糊状物，它被称为“哈罗瑟果酱”。这种食物是为了让人们联想到曾经在埃及被奴役的犹太人所使用的灰浆。我们发现，部队用银色的真空包装将这种食品制成了丸状，就像宇航员的食物一样。

在我所有的经历中，这次节日最确切地阐释了仪式所能发挥的作用——不论处在多么极端的情况下，它能让我们记得自己是谁，也能让我们在这样的年月中一直坚持下去。我们被困在边境以外的一座山丘上，这里并没有多少士兵奉行宗教的律法，所以就算略过逾越节家宴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我们会举行逾越节家宴；无酵干饼和哈罗瑟果酱都会出现；会有士兵愿意在护卫队的路上冒着生命危险来为我们清洗碗碟——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那么理所当然，谁也没有多想。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在这片异国地域中所处的位置，我的认知十分简单。我依然以为，在越过战壕的那片世界里，我们是新抵达的以色列人，是陌生的来客。有时，我会在安息日和其他人一起祷告，读诵经文。“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是《圣经·诗篇》中的语句。还有《圣经·雅歌》中的片段——

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

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

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

从有狮子的洞，

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

一旦开始在希伯来文字中寻找黎巴嫩，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所以，即便在还不知道黎巴嫩有犹太人聚集地时，我对两个国家地理上的毗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有所了解。不远处的黎巴嫩城镇就有犹太人聚集地，比如哈姆顿和提尔。在我父母的年代，伊斯兰教世界中有100万犹太人移居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离叙利亚的阿勒波古城并不远，就在几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阿勒波的最后一批犹太人关闭了自拜占庭时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犹太教堂。这些犹太人大部分留在了中东，留在了以色列。他们的子女和孙辈跟我一样身处战壕之中。同伊拉克的美国士兵相比，这是我们的处境的一个独特之处。

我并非想让人们觉得南瓜山是多么令人瞩目的地方，但以色列的年轻人的确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有思想。他们成长在一个多元、复杂的环境，这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迟早都得为自己的世界观做出评定。而且在人生的早期，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生命中的大喜大悲。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我们究竟是否应该驻守黎巴嫩，但山上的士兵依然对此毫不知情。南瓜山的食堂里有一条这样的标语：“我们的使命：保卫北部城镇。”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在我看来，前哨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没有军国主义政策，也没有明显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倡导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本—古里安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只不过是街名。假如你想要严肃地谈论这些问题，你就会受到嘲笑，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支配士兵生活的并不是思想。我们对敌人也没有任何真正的仇恨。这一点在今天的我看来是如此奇怪，以至于我询问了好几位朋友，来确认我的记忆是否准确。他们对我表示认同，尽管部队中不一定所有的分队都是这样，但我们的队伍的确如此。在必须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我们对命令并无反对；倘若成功完成任务，我们还会为此骄傲。但我们谁都不记得曾经有多么仇视敌人。

实际上，让士兵们在山上坚持下来的，是小规模作战部队中一直以来存在的动力：年轻的士兵们既渴望得到战友的接纳与欣赏，同时又害怕令战友失望。这种动力既存在于阿维曾经的队伍，也存在于我们队伍的战友之间。这种联结在我们的排中根深蒂固，尽管我们千差万别，但多年后这种情义依旧存在。他们中不论是谁，一旦需要我的帮助，任何时候我都会全力以赴——不是出于爱，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并非全然相互喜欢，而是出于一份额外的忠诚。你以为这种忠诚会消失，但它并没有。我们仍然会在彼此的婚礼上见面，每年的独立日我们都会举行一次烧烤聚会。沙伊曾经是一名狙击手，现在经营着美味的意大利面食；达尼在大学教书；尤尼为人们做养老咨询；奥菲尔是一名指压按摩理疗师；亚当成为了一名律师；纳达夫在幼儿园教小朋友；沙哈尔在国防部工作，但谁都不知道他的具体职务是什么；齐夫做着木匠活儿，家里的八个儿子令他分身乏术，所以现在很少和我们见面。

哈雷尔常常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子一起参加聚会。他的妻子名叫“希拉”，是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维萨姆是我们入伍训练时期的中士，现在仍在部队工作。他住在迦密山一个德鲁兹派[1]的镇上。聚会时，他也经常带着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莎布琳是英语老师，两个孩子一个名叫阿扎姆，一个名叫沃德。（在沙漠的时候，一天晚上，维萨姆指着横贯猎户星座腰部的星星告诉我，这几颗星星组成了一支指向北方的箭轴。自此以后，猎户星座和这位德鲁兹派的中士便在我的脑海中联系起来。）第一次驻守前哨期间，我们有时会在被迫亲密相处几周后休假回家。仅仅一两天之后，又自觉到特拉维夫海滩集合。除了我们自己，谁也无法理解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一起。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将部队中的某个人视为朋友，人们会知道，那是高于普通朋友之情的情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1]德鲁兹派是近东的一个伊斯兰教教派。——编者注

35

后来我终于对南瓜山有了真正的了解，那是在娜塔莉脱衣服的那一天。我对此的期盼现在仍记忆犹新，不仅是因为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还因为娜塔莉不同寻常的美—她摄人心魄，像一个西班牙犹太精灵，即便穿着衣服也那么令人着迷。

床铺上那台破旧的电视机艰难地接收着以色列的节目信号，里面正在预告一部普通电视剧的剧情。电视剧由娜塔莉担任主演，这位女演员几乎与我们同岁。在节目预告中（至少我的记忆是如此），你会看到娜塔莉在和别人说着话，接着她双手交叉伸向臀边，将衬衣从底部向上撩起，下面什么也没穿——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镜头切到了别处。若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观众就要看下一集。

山上的生活单调而枯燥，不论现在看来多么可悲，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电视中播放的裸露镜头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性。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没有过真正的性体验。驻守前哨期间，我们会轮流离开安全区休假，搭乘一辆平民汽车回家。偶尔会有女兵在我旁边轻轻坐下——也许是来自以色列境内一个安全基地的文员或者指导员。对于山上的士兵而言，她们就像独角兽一般稀有。但在那些安全基地里，这些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女兵随处可见。她们的制服下隐藏着狂野的粉色和红色——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能像从她们发间传来的人造花香那样，令我不能自已——我的头会情不自禁地向前倾，双眼不由自主地紧闭，同时将那股香味深深地吸入肺里，我的手指紧握着枪柄，直到所有的感官再次复苏。那些日子里，女人的洗发水对我的神经系统有着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到现在我仍然对它难以抗拒。电视剧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士们和往常一样在前哨周边检查沙袋和机枪。我拿着我的夜视镜，查看电池是否充足。我把橡胶镜框对准双眼，在里面看到了一片绿色的世界，眼前的事物也变得更加清楚。我们在部队服役已经有十个月，来到前线也有两个月了。与我们的预期相比，目前并没有多少事情发生。不过我们向家里朋友透露的，可能比实际情况更丰富一点。电视转播的时间快要到了，但就在此时，另一座山上的观察员发现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正沿着我们的山脊向“那片森林”移动。

消息通过通信设备传到了南瓜山。哈雷尔把我们召集起来，我和另外七人跟着他一起从地堡跑到了门外的战车旁。这辆战车就像潜藏在那儿的一只巨型豪猪，尾部的天线和机枪如同猪鬃一般竖起。山上有两辆这样的战车，都是百夫长坦克。部队将他们改装了一番，为驻守在黎巴嫩的步兵所用。他们将回转炮塔和加农炮卸下，添加了好几层装甲钢板，以保护我们不受火箭弹和路边炸弹的伤害。我十分感激这些防御工作，因为它们我才有机会写这本书。

其中一辆车的前面有一个设计巧妙的金属车轮装置，转动的时候可以引爆地雷。另一辆则没有。尽管这一点不能立刻看出来，但战车的选择实际上决定着我们的生死。我们选择了后者，留下了有金属车轮的那一辆。驾驶员从他的舱口跃进了战车中。当他开启点火装置时，这只巨型豪猪咆哮起来，同时喷出了一股浓厚的黑烟。

四名士兵留在车内，剩下的四名在车顶操作机枪，双腿在舱内，胸部以上暴露在外：哈雷尔和我们排的中士站在前面，我站在他们身后面向右方，背对着另一名枪口朝左的士兵。尤尼坐在我的脚边，他是一名军医，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医疗经验，而完全是因为部队的指派。尤尼还未曾见过任何受伤的人。在这次南瓜山的驻守任务中，尤尼和我经常会唱起后街男孩的热门歌曲。那个时候的我，不论对英文还是希伯来文的优秀战争诗歌都一无所知。即便有所了解，我也不会欣赏它们。举例来说，我是一名通信兵，但当时的我无法理解下面这首通信兵祈祷诗的内涵。诗篇原文为希伯来文，其中一部分写道：

宇宙之主

求求你，增强你的传输信号。

我无法听清，亦无法知晓，

你是否又把一朵金属之花，别在了天线的翻领上。

你是如此温和。

为何你如此柔弱，总是如平民一般？

你可以听清吗？通话完毕。

收到。你的声音也一样，

断断续续，残缺不全。

你在谷地之中，采用环形防御战术。

四面群山环绕，仿佛别样的加利利海。

请告知你的传输强度。

通过雷达，我无法看到你的脸庞。

为何你没有前进？为何你不在战斗？

是否需要我们向你派遣机械巡逻队？

然而——

它将无法抵达，亦无法返回，

对此，我深信不疑……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初为人父的经济系学生。1973年秋天，他在应征加入预备役部队之前写下了这首诗，不久战死于苏伊士运河旁。他的名字叫贝埃里·哈萨克。此外便是后街男孩的歌：“我为你痴狂/我唯一的渴望”。不论当时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哈萨克的诗和后街男孩的歌代表着20世纪末以色列士兵生活中诗意的两极。尤尼和我一直唱着的是后者的歌。它能给人带来一种慰藉，而我们并不想寻求什么深刻的领悟。

我们的战车隆隆作响，向南爬上了一个小的斜坡，接着开始在一条小路上朝“那片森林”未知的边界驶去，我们将在那里拦截三名游击队员。在当时，前哨认为“那片森林”是一片布着绊线和地雷的致命之地。我们已经在那里发现了真主党藏匿的几处爆炸物，部队甚至考虑过用化学手段来摧毁这片林地。

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那片森林”，地图上的标识全是客观的海拔数据、炮轰目标和各种代号。不过，对于这片错综复杂的未知林地，也许能以“凶险”二字蔽之。

战车竭力将整车沉重的装甲设备拉上山坡。就在我们终于爬上去时，我朝身后的南瓜山看了最后一眼。一直以来，它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地方。但现在，它却代表着我所熟悉的一切，让人感觉那么安全。接着，战车向下倾斜，我们驶入了“那片森林”，车内的弹簧发出尖锐的声响。这里只有我们。

我戴上夜视镜，看到自己绿色的手握在立于跟前的绿色机枪上，一条闪亮的绿色子弹带从枪膛一直拖到旁边的盒子里。越过枪管可以看到一片难以穿越的植被，然后——我的脸被隐形的力量猛击一拳，夜视镜的边缘闪过一道红光。我感到腹部一阵沉重的撞击，但并不记得听到任何声响，一股热腾腾的硫磺味扑鼻而来（也许事情发生的实际顺序有所差异）。然后我便倒在了战车里，很可能昏迷了片刻。

接下来，我记得哈雷尔朝听筒里说道：“米坦！米坦！”过后我们了解到，真主党的一个小队在路上埋设了迫击炮弹，而且用电线连接着几米以外的大型炸弹，以及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克莱莫地雷。迫击炮弹炸掉了战车轮胎的胎面，第二枚炸弹在战车腹部的位置炸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洞，克莱莫地雷里的小型钢珠在我的这个角落喷射开来。

“即时爆炸装置”这个术语最终会成为人们熟知的日常英语，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当时的我只知道部队中希伯来语的委婉说法“米坦”的意思是“炸弹弹头”。精通武器制造的专家拿我们当实验品，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其功能。我们的部分战车前部安装有能引爆地雷的车轮，敌军专家计算了这种战车的长度，并根据这一数据调整了触发装置（也就是第一枚迫击炮弹）和另外两枚炸弹之间的距离。我们驾驶的战车是没有触雷装置的那一辆，所以比他们计算的长度短一米。正因如此，第二枚大型炸弹和克莱莫地雷并没有直接在战车下爆炸——倘若如敌人所愿，那么在战车中央的几名士兵此时已经牺牲——而是在我们经过之后才被引爆。那枚大型炸弹洞穿了战车的引擎，但没有进入车内。克莱莫地雷爆炸后，它内藏的子弹密密麻麻地穿透了车身的侧面，有惊无险地从我头边飞过。如若战车再轻一点，这些炸弹会连同车上的许多甚或全部乘员一起炸毁。

我感到脸上黏黏糊糊的，以为那是血。但尤尼看了一下，他发现我脸上满是烟灰和汗，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们几乎脸贴脸，头盔靠在一起。哈雷尔轻声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大家都还活着。

我强行把头再次伸到了舱外。几次爆炸已经摧毁了我们的引擎，战车无法动弹。正对我身后的地方着了火。这火必须立刻扑灭，因为车上装着成箱的弹药，我们身上背的也是，而我是离火源最近的。我爬上舱顶，同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埋伏在矮树丛中的人都能看到我。他们应该就藏在那里。我的胸腹紧绷，搬起一个20升的水壶泼向引擎。水蒸气一缕缕冒出，发出嘶嘶声，火被浇灭了。于是我连忙爬回安全的车内，将食指锁住机枪扳机冰冷的弧线处。我记得自己能意识到整个身体的完整。我努力让呼吸平静下来，等待他们从灌木中向我们进攻。一共有三名敌人藏身于黑暗中。

他们没有进攻。但游击队在附近的另一个地方设置了迫击炮，很快便有细语传来，接着大地震动。我们在战车内低下身子，关闭舱口挤在一起。旁边的通信设备亮着绿光，炮弹越飞越近。他们似乎不清楚我们的准确位置，所以一直沿着我们来时的小路发射炮弹。在掐准时间停火前，他们越过我们的战车朝南瓜山袭击了一番。敌人知道我们的炮兵在找到他们的坐标位置后会发动反攻，也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能用来撤退。几分钟后，以色列的炮弹从我们头顶划过进入黎巴嫩，我们能听到它的呼啸声，这声音与敌军的炮弹不同。只是这个时候，恐怕对手已经把武器藏在了一间房子的床下，悠闲地坐在客厅里喝着茶。与此同时，离我们不到300米的地方，在一个闪烁不定的电视屏幕上，娜塔莉正在南瓜山守卫部队的其他人面前脱下自己的衣服。

等待前哨派支援来拖我们回去的时候，有人心有余悸地幽默了一把。“没干掉你的，让你变得更坚强；干掉你的，让你妈妈变得更坚强。”——真是此情此景下的标准玩笑。但相比之下，整个任务中潜藏着更可笑的东西。次日清晨被派去森林调查的侦察兵告诉了我们这件事的滑稽之处。他们发现，那些炸弹是真主党的部队在不久前埋设的。但前一天晚上并没有留下任何游击队的行踪，有的只是三只野猪的蹄印。

36

1998年春天，不论对黎巴嫩还是以色列而言，法国世界杯都是最重要的大事件。士兵们全神贯注地挤在电视周围，那种专心致志在站岗时也极为少见。我们看到奈拜提耶成了一片旗帜的海洋。在前哨，最受欢迎的是巴西队。因为某些士兵不能错过特定的比赛，所以轮岗的名单必须精心调整。也许只是我们的幻觉，敌军的炮轰似乎也变得没有以往频繁。

所有人都期待着美国队和伊朗队之间的对决，这两个国家分别是我们和敌军的靠山。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伊朗队输掉比赛，真主党的那些家伙一定会把气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而且就驻守在他们城镇附近的山上。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对足球不感兴趣，但我出生和成长的加拿大便是其中之一。我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而且我惊讶地发现，除了我之外，这里的所有人——以色列人、黎巴嫩人——都为此狂热。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应该在正南面的那座山丘上，在“那片森林”的边缘地带，执行一系列的夜间伏击任务。步兵们必须离开前哨外出冒险，否则我们跟瞭望哨的观察员和做饭的厨师没什么差别。在“真正的战争”中，我们连队本该用美国知名的陶式反坦克导弹来摧毁敌军的坦克。但因为真主党没有坦克，所以部队对这类导弹做了一些改造，用于轰炸真主党的游击队员。在夜间的伏击任务中，我们要用发射器上的热成像仪捕捉游击队在奈拜提耶郊外的行踪，然后在远处从敌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开火，令他们措手不及。不必和敌人正面交锋，我们喜欢这种战术。

我们进行了几天的预演。我们把糖果的包装纸剥掉，以免窸窣声暴露我们的位置。那个时候，南瓜山有许多惯例，其中之一便是在执行任务之前照一张集体照，士兵的头之间要留出足够的距离——这么做是为了方便报社的制图人员，在拿到照片后用红色圈出牺牲的人。但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注定死亡的命运。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所有人一起做好准备，荷枪实弹地出发了。月亮没有出现，星星撒在夜空中，美丽至极。

很快我们来到了一片矮灌木中，架起了发射器的三脚架。虽然穿着部队发的毛衣，但我还是立刻感到了周围的寒冷。毛衣是在携行袋的底部找到的，闻起来一股怪味，就像有人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曾用它为一只狗取过暖一样。轮到我用热成像仪观察时，我发现奈拜提耶呈现出各种不同色调的红，这些红色并非取决于光的强度，而是取决于热度。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观察方式。有些车比其他车辆更冷一些，因为它们的引擎停用的时间更长。路灯是热的，岩石是冷的。还有人在到处走动，在热成像仪中呈现出温热、微小的形状，穿梭于冰冷的街道上。我好奇是否有人知道，在越过城镇的山坡上，有士兵正在向下看着他们。我找到了卡尔—特克斯加油站和阿尔—甘杜尔医院，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尖塔。偶尔我会从热成像仪旁走开，看一眼周围的朋友。他们背对着我，安静地分布在发射器四周，用只能看见光亮的双眼，望向漆黑的夜里。

世界杯的比赛继续着。天从人愿，伊朗以2-1打败了美国，我们因而在山上度过了另一个平静的夜晚。就在法国准备与巴西进行决赛的当天晚上，伏击的命令再次传来。我们整晚都在外面。出于同情，作战室里的士兵们一遍遍跑向南瓜哨的电视机，在确认比分后通过通信设备告诉我们最新的赛况。

齐达内踢进一球，法国队1-0领先。大家在小队里轻声传递这个消息。接着齐达内再进一球，比分变成2-0。最后，整个奈拜提耶人欢马叫。汽车喇叭开始不停作响，司机们打着闪烁的车前灯在街上来回打转。而我们却在灌木丛中，痛苦地看着他们欢呼雀跃。通信设备传来失望的声音：法国赢了，3-0。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又回到了伏击地点。透过热成像仪，我看到了圣安东尼修道院和那些被荒弃的住宅。在我们和城镇之间有一片盲区，我扫视了一番：一只奶牛正在吃草，还有几只流浪狗。另一名士兵罗伊过来替换我，于是我爬到一旁守卫防御带，等待夜晚的结束。通信设备里传来了南瓜山的信息，哈雷尔喃喃地表示收到消息。“准备开火！”他说道。

在那么多次的伏击任务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以致我们认为不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我们的反应都很慢。

“快准备！”他咆哮起来。发射器前后的士兵终于移开，这样前面的人才不会在导弹发射时被击中，后面的人也不会被气浪灼伤。哈雷尔向罗伊解释着什么。南瓜山上，观察员使用的夜视装备比我们高级，他们看到城镇的边缘有两名游击队员。这两人正在一栋房子外设置类似于萨格尔导弹的炮弹。观察员对此十分肯定，只要我们准备就绪，就可以朝他们开火。除了热成像仪前的罗伊，我们剩下的人什么也看不到。那个戏剧性的场面正发生在800米外的黑暗中。

“你看到他们了吗？”哈雷尔问道。

过了好一会儿罗伊才给出肯定的回答。发射器的夜视装置并不先进，他看了好一会才能确定。

哈雷尔轻轻拍了拍罗伊的手臂。“发射！”他说道。

先是一记柔和的“砰”，接着一阵嘶嘶作响，最后，身长近一米的导弹从炮管中咆哮而出。罗伊开始为爆炸的时间倒数，就像我们接受的训练那样：“8、7、6……”导弹发动机上的红光轻轻地左右摇摆。随着导弹冲出我们所在的山脊，越过安全区进入黎巴嫩城镇，红光也逐渐越变越小。我们几个人安静地蹲伏在矮树丛中，只有倒数的声音——“……3、2、1，爆炸！”我们在自己的阵营实施的行动，立刻在敌军所在地产生了影响，这令我感到惊讶，仿佛前哨和城镇原本就属于同一个世界。

透过热成像仪，罗伊看到相同的地点依然有发热的人形。于是我们重装炮弹，罗伊再次开火。第二发导弹过后，城镇的另一处传来一记低沉的轰隆声。那晚，敌人还派出了另几个小班的游击队。一枚萨格尔导弹泛着慵懒的深色红光，在我们面前从左至右飞过。我们看着它在南瓜山的筑堤上爆炸。接着第二枚导弹飞过，同样击中了前哨的筑堤。

士兵尼姆罗德儿时生活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他的语言也受到了这段经历的影响——他用夸张的西班牙口音称自己的步枪为“pistola”，还加上了手指大幅度的旋转。他帮我一起拆卸了发射装置。忽然，一声撞击的闷响和一阵奇怪的嗡嗡声传来。我和尼姆罗德的军靴之间忽然出现了不明物体，它闪着不怀好意的黄光。事后我们知道，那是从岩石上反弹坠落的导弹碎片。但在当时，那个不明物体看上去就像黑魔法一般。我们彼此相视片刻，接着急忙跳到岩石后，直到炮轰停止才出来。伏击小班排成一列纵队走回了前哨。也许是无意中听到了通信设备里的消息，也许是来自作战室的传言，不管怎样，等我们到达前哨时，似乎所有人都听说我们消灭了两名敌人。大家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迎接了我们。

瞭望哨的观察员录下了这次事件，并给我们看了录像的片段。画面中，有两名游击队员在一栋房子的不远处，他们背着包，正在弯腰设置导弹。接着他们就消失了。几秒钟后，我们的第一发炮弹落在了离他们较远的地方，第二发更是不着边际。爆炸声可能令两名游击队员的耳朵开始耳鸣，但他们都活着，而且毫发无损。也许直到今天，他们依旧安然无恙。

37

雨季已经结束，草木开始褪去潮湿，苍翠的群山也逐渐换上了浅褐色。我们在安全区的驻守已临近尾声，另一个连队将要来到山上接替我们。

就在此时，部队决定着手一项远距离突袭任务，穿越红线进入真主党的领地。上级命令我们连从南瓜山派遣一个小队去到北面的红辣椒哨。驻守这个前哨的人员来自南黎巴嫩军，也就是与以色列结盟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突袭的任务极为保密，不能向民兵透露。部队甚至对我们这些合格的步兵也守口如瓶。除了知道突袭任务的存在以外，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在南瓜山并不少见：有时一群装备比我们精良的士兵来到前哨，山上的守卫部队对这些士兵到访的缘由毫不知情。一段时间后，他们会东奔西忙地活动起来，似乎有什么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接下来这些到访者便消失了，之后一切如常，只留下我们在山上老老实实地守卫前线。

我们登上一辆豪猪般的装甲车，沿着山路向红辣椒哨驶去。我们到达的时候，可以看到山顶上厚实的混凝土堡垒。大门处停靠着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老式俄国坦克。和民兵的许多武器一样，这辆坦克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手中缴获的苏联物资。我背着通信设备跟在哈雷尔身后跳下战车，走进了红辣椒哨。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人，看上去就像两个在广场上游荡的孩子无意中闯入了一家不该进入的酒吧。

在红辣椒哨中央一个昏暗的房间里，我看到三四个身穿军裤的人在走动，有的套了一件T恤，有的打着赤膊。其中一人身上有一条骇人的伤疤。房间粗糙的水泥墙上挂着苏联的导弹发射器，旁边还钉着一幅从德国杂志上撕下的裸女照片。一个满脸胡须的民兵大腹便便，手臂上刺有文身，他正在看真主党的电视节目。那是一台放在椅子上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两位西装革履的高官正在握手，其他同样西装革履的人在周围旁观。我站在离文身民兵稍远的地方，朝他和电视看了一眼。他转过头对着我，指着屏幕说道：“‘杜’鲁兹。”

他的意思是，电视里穿西装的都是德鲁兹派的人。说不定他也是德鲁兹派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似乎想要给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上第一堂关于他们国家的政治课。又或许，他只是乐意和别人说话而已。我最近做过一些阅读，知道谁是黎巴嫩的德鲁兹派领导人。于是我决定试试运气。“那是琼布拉特吗？”我问道。我觉得他似乎有些意外。

“不是。”他说道。之后便没有再理我。

从很多方面而言，南黎巴嫩军的特征让人并不陌生——他们是当地的武装力量。理论上你应该支持他们，但实际上是他们在支持你，而且基本上听你指挥。经常有消息说他们已经走在独立运作的路上，但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点。其结果便是，他们只在你出现的时候出现。民兵组织是黎巴嫩内战的残留部队。内战时期，黎巴嫩南部的基督教徒与以色列结盟，以保护自己不受巴勒斯坦游击队和附近伊斯兰教教徒的侵犯。然而，尽管民兵组织的高级官员和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什叶派教徒和德鲁兹派教徒为了以色列军方支付的美金薪水也加入了士兵的队伍。

安全区大约有20万居民，大多为什叶派教徒，一直以来都与黎巴嫩其他的地方相隔绝，夹在我们和真主党之间。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发展农业，并争取以色列境内的工作机会，同时还有人从事走私。为民兵组织效力可以获得不错的报酬。当然，真主党同样资金充裕，他们有自己的间谍和情报人员。希亚姆是安全区内离我们不远的城镇，里面有一座监狱。在那里，民兵组织的军官和以色列的安全人员会对游击队嫌疑犯进行严刑拷打。除了紧挨着前哨的地方，我们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对这些知之甚少。我们的战场是如今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纯粹的战场——山丘周围，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人都是敌人，我们都要将其击毙。

部队告诉我们，虽然黎巴嫩民兵是我们的盟军，但因为他们许多人在真主党内有亲戚，所以我们不能信任他们。这些民兵知道我们的想法，而且有时候会拿我们开玩笑。有一天，一位经过南瓜山的民兵把我的朋友叫了过去。他走近我的朋友，朝奈拜提耶点点头，用希伯来语说道：“明天他们就要干你们。”这些民兵以不同的规则打着一场与我们不同的战争。他们对我们虚伪的道德嗤之以鼻，就连他们所说的语言也和我们不一样。

波弗特堡新来了一名以色列指挥官，他来自集体农场，性情温和。有一回，在真主党又一次袭击护卫队后，他去到了波弗特堡旁边那个受尽磨难的村庄阿农。他带领着一个排的民兵，在到达村庄后开始朝空房子里一边射击一边扔手榴弹。这么做是为了让敌人认为，你不仅好斗，而且有些疯狂。一番火力过后，这名新晋的以色列军官找来村长，并让一名德鲁兹派的阿拉伯侦察兵用阿拉伯语告诉他：自己是一个疯狂的以色列指挥官，majnoun，已失去理智；村里的所有人都最好小心点，不要妄想让游击队靠近他们的房子半步。指挥官试图用当地的语言交流。那名侦察兵转向村长，手舞足蹈地说了很长时间。军官问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他的原话本来很简单。“一切都没问题。”侦察兵说道。当他们回到波弗特堡时，新指挥官接到了上级的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一位将军，联合国的官员刚刚联系了他——联合国的维和人员接到了一位村长的投诉，说以色列人威胁要强暴村民的女儿，烧毁他们的土地，还要铲平他们的家园。将军问指挥官是否对此知情。指挥官把侦察兵叫过来说道：“你他妈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你告诉我的话啊，”侦察兵回答，“只不过用了他们的语言。”

38

我们班剩下的成员从豪猪战车中艰难地陆续爬出，走进了红辣椒哨，他们警惕地扫视着周围。黎巴嫩民兵随后离开，只留下我们驻守这个新前哨。水泥墙上的照片中，德国裸女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盯着我们。

厕所就是地上的一个洞，要用长金属棍才能把上面的盖子戳开。陈旧的排泄物随之从地底上浮，鼓起的气泡散发出硫磺般的浓烈臭味。恶毒的蚊子会趁我们熟睡时发起猛攻。罐装玉米和加工肉类是我们的伙食，这些都是野战食品。哨岗周围的视野对我们而言并不熟悉，也因此让人感觉更为险恶。红辣椒哨位于阿里塔希尔山脉北端，同时也是安全区最外围的边界，仿佛我们一路从南瓜山北上，已经到达了世界的尽头一般。

部队派了两名特种部队的特种观察员来完成一项特殊行动——这项特殊行动就是我们来此受累的原因——他们用一种特殊的监控摄像头窥视着黎巴嫩境内的城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越来越想家。并不是想念以色列，那似乎太过奢望，而是想念南瓜山。我们连队驻守前线的时间已经结束，很快就会有人来接替我们。再过几天，所有人都可以离开这里了，那将是我们的救赎。然而警告传来，敌军可能在路上对我们发动袭击，于是所有护卫队的出行计划都被取消。而且，不论特殊行动是什么，在它完成之前，所有人只能在原地待命。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一天天过去。

最后我们得知，特殊行动已被取消。然而又有人说并非如此，实际上行动已经完成了，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鉴于这是一项秘密计划，我们没有注意到乃是理所应当。似乎一切都是虚假情报，但部队其实不必大费周章向我们解释，因为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只想回家。

39

我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驻守黎巴嫩的士兵究竟是英雄还是牺牲品，人们已不再确定。此时你会发现，“和平撤出黎巴嫩”的标语随处可见。就在最近，立刻撤军还只是少数人的主张，现在却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共识。不久之前，人们还认为驻守安全区事关重大，士兵们的出生入死必不可少。但现在我们听说，有人开始认为安全区的设立也许是错误的。这是许多和平运动支持者共同的想法，当然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右翼党派甚至也有人发出同样的声音。1999年，左翼在选举中获胜时，新政府做出承诺，他们不仅会争取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和平共处，而且会不惜一切代价将部队撤出黎巴嫩。政府表示，这些会在选举结束后的一年内实现，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

如今撤军似乎不但有了可能，而且指日可待，国内的争论也因此愈演愈烈。布鲁莉娅的传真机不停地工作着，纸张源源不断地吐出——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报纸的专栏文章、反对派的恐吓信、各种图表，以及抗议活动的计划。奥尔娜则来到了总理的官邸外。为了宣传她们的主张，这些女性仿造安全区的前哨制作了一个模型。这些母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她们的抗议看上去就像大型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布鲁莉娅认为，在四母运动的抗议活动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不超过300人，但许多记者报道当天的活动有1 500人参加。她认为在支持者中，可信赖的积极分子大概只有几十人。但这些无关紧要，因为如果摄像师和摄影记者喜欢你，他们会把画面对准人群而非空地，如此一来活动的规模看上去更为庞大。

这些母亲骑着自行车、开着吉普车奔波于全国各地，她们在路上按响喇叭、挥动标语，设法让人们确信士兵们正在黎巴嫩白白牺牲。但她们常常不说“士兵们”，而是说“孩子们”。这些士兵只是孩子，是大家的孩子，是所有以色列成年人共同监护的对象，这一观念成了人们当时共有的认知，而且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士兵的离去要比平民的死亡更加令人悲痛。不过在民众的眼中，真主党的士兵，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年轻人，则依然是“恐怖分子”。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布鲁莉娅的小儿子奥弗离开部队走进了敌人的埋伏。

奥弗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部队在黎巴嫩的驻守愚蠢至极。他甚至在服役期间也对此直言不讳。士兵们要蜷在灌木丛中过夜，还要艰难地穿越河床追踪游击队，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奥弗曾是一名杰出的士兵，效力于部队最优秀的侦查分队之一，如今的他恢复了平民身份。就在他的母亲为部队撤出黎巴嫩而办的活动进行到高峰时，他接受了一名记者的采访，并向记者讲述了同一年，也就是1999年初，在南瓜山东北面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晚上，奥弗所属连的一个支队从罗勒哨出发，要在一条游击队出没的小路上连续执行三天的伏击任务。当他们到达伏击地点，一座名为“卡拉特贾布尔山”的斜坡时，两名军官在黑暗中走向前去确认灌木丛是否安全。结果灌木中并不安全，等候在此的游击队员开火将两人射杀。一名士兵冲上前去支援，结果中了好几枪。朋友们把他抬出来的时候他还有呼吸，但游击队员拿走了他的步枪。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我遇到了这把步枪。

另一名军官大卫跑过来寻求支援。奥弗听到了，但他犹豫起来。在记者的采访中他是这么说的。

“我不敢过去。”他说，“我知道不论谁去都不会再回来。我知道如果现在冲过去，就意味着在这场愚蠢的战争中送命。”大卫死在了灌木丛中。报纸上，采访奥弗的文章标题为《我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

奥弗并未躲藏也没有逃跑。他一直用机枪朝敌人开火，直到机枪被一枚子弹击中而毁坏。至少，当晚在场的另外几名士兵不记得他有丝毫犹豫，他们记得他在战斗。而且每个人都清楚，军官并没有点名让奥弗去，他叫的是所有人，但谁也没去。即使他们去了，可能也无济于事。然而在采访中，所有责任似乎都被推到了奥弗身上。他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坦诚相见，因为他受到的教育是诚实做人，并且他认为应该把这些说出来：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为此牺牲也是愚蠢的行为。假如奥弗保持沉默，那么在朋友们的记忆中，他会是队伍里最优秀的士兵之一，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人知道他的名字。但事实上，在许多人的认知中，卡拉特贾布尔山上的一败涂地—以及推而广之，人们所认为的部队在安全区的意志瓦解—都变成了奥弗的错。他开始被人们称作那个“没有挺身而出的机枪手”。

那些年，许多人相信和平即将到来。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和平是一个危险的白日梦，它侵蚀着这个国家战斗的决心。集体农场运动的发起人属于第一阵营，以色列定居点的民众则属于第二阵营。奥弗来自集体农场，更糟糕的是，他的母亲是四母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伏击任务中，那位寻求支援的军官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右翼的有些人断言，他们蒙难的这位烈士，不仅仅死于真主党之手，也同样死于左翼之手。有一名右翼政客曾是安全区的将军，为了表明这一观点他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这位将军把奥弗比作堕落的标志，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和他对立的人就跟奥弗一样堕落。直到有一次，一名同样参与了那场伏击任务的士兵偶然听了他的演讲。这名士兵也来自定居点，但演讲者对他朋友夸张的讽刺令他义愤难平。士兵带着满腔怒火给那位政客写了一封信，差一点就要给他冠以大骗子的名号。

部队负责士兵教育的官员把这件事转变成了道德事件，并将其编入了士兵和见习军官的课程中——部队将此作为一种警告，不要让你的政治观念妨碍你履行职责。课程的其中一个版本里，黎巴嫩机枪手的犹豫不决被拿来同另一位著名机枪手的勇敢作对比。这位著名的机枪手名叫“埃坦”，参与了1967年耶路撒冷弹药山的战斗。在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弹药山》中，有一句歌词写到了他：“埃坦没有片刻犹豫。”埃坦手持机枪冲在前面，牺牲了。

来自定居点的一个人认为这些还不够，他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以叛国罪审判奥弗。布鲁莉娅和奥弗的父亲不得不为儿子聘请律师。法院驳回此案后，奥弗去了印度，并留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回来之后，他在自己的集体农场过着平静的生活。如今，他对曾经的一切绝口不提。

40

黎巴嫩的克尔代尔桥附近有一条利塔尼河。河岸边曾有一家惹人爱的餐馆，也许现在它还在那儿——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木屋，几张餐桌沿河边摆放着。运送南瓜山士兵的护卫队正好会从它面前经过。我们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餐馆开在这里。我们荷枪实弹，身着作战装备，随时准备战斗。然而这家餐馆似乎不愿承认这一点。每次经过时，我们都会带着满眼的疑惑和期盼注视着它。我们开玩笑说，等有一天和平到来，我们会坐在那里，看河水流淌。

第二次随护卫队奔赴南瓜山时，我又长了一岁。现在我成了一名中士，是排里的副指挥官。这意味着，通信设备会由另一个人来背，我则走在队伍的后面，留心每一个人的情况，确保他们喝足够的水，并向队伍领头的军官传递信息。

在护卫队停靠的院子里，我从车上跳下，旁边站着两名年轻士兵。他们看向周围，等待指令。我抓住其中一人的肩膀，对他指着前哨的方向说道：“快跑！”

那是1999年的春天，南瓜哨最后一年的开端。部队在设法降低士兵的伤亡。我们发现前哨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它现在完全被厚厚的混凝土天花板覆盖，原本露天的院子变成了一个室内房间。里面提供了锻炼器材，还有一个旧沙发。这个沙发是护卫队从某人祖母的客厅里拉上山的。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派四名士兵前去站岗，替换即将下山的守卫部队。下到地堡，我看见一个脏兮兮的小伙子坐在床上。他拿着自己的头盔，就好像拿着一碗不愿喝下的汤。看到我的时候他嘴里正骂骂咧咧，但那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他终于卸下了重负——接着他带上步枪和背包，跑向护卫队，回家去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自己当时居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两天后，在“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分，我端着塑料杯装的黑咖啡，一边巡视战壕，一边关心哨兵。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有些担惊受怕，需要有人安抚他们。天灰蒙蒙的，空气凉爽，周围的群山悄无声息，山下的城镇还在熟睡之中。我把塑料杯搁在沙袋上。黎巴嫩开始向我细语，但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没等我跑到战壕的底层炮弹就爆炸了。我在鼻子里感受到了爆炸的冲击波，还闻到了一股酸火药味。我蹲着身子向通往安全地带的台阶跑去。

地堡中，士兵们身着装备，大多数原本在打盹的人现在都已清醒。真主党的炮手以及我们自己的军官和部队，统统被士兵们骂了个遍。“发射！发射！”喇叭里喊道。接着一枚炮弹击中了新筑的屋顶。屋顶没有被击垮。中尉阿西亚格满脸笑容地向大家展示，他从战壕跑下来时，手中的咖啡居然一滴未洒。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是我们所有人都渴望达到的。最好能把这看成一场游戏，谁表现得最无动于衷，谁就赢了。

41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我们的笑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刺耳。在前线，我们也开始谈起了民众关于黎巴嫩的争论。现在所有人都听说过四母运动。我们大多数人对她们的态度是嘲笑——这不是母亲们应该管的事。但也有几个人愿意承认不明白我们在山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在保护百姓不受边境渗透活动的侵害吗？可是游击队已经不再穿越边界发动进攻。如果真主党想侵袭以色列，他们会直接从更远的地方，也就是安全区以外的黎巴嫩境内发射火箭弹。这些火箭弹会越过前哨落入以色列的领土。难道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吗？倘若如此，也许我们不应该留在这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保护自己了，不是吗？但如果我们离开，边境就会暴露，如此一来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一切是那么难以理解——有时你会感觉无法承受，就是希望有事情发生，不论什么事情都行。这样你就可以扣动扳机，释放心中堆积的压力。

安全区的每个前哨都挂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的使命：保卫北部城镇。”这是为了提醒士兵，黎巴嫩有人想要伤害我们的百姓，我们要在这里阻止他们。部队想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也并非没有道理——北部城镇当然需要有人保卫。但我们面临的真实情势是如此错综复杂，在当时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即便如今回头看也难以理清头绪。

多年以前，以色列因为巴勒斯坦游击队跨越边境的袭击而进入黎巴嫩，但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早已撤离。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变成了真主党。这个组织的成员是黎巴嫩人，但它却由地区性强国伊朗创建，而且受到叙利亚的扶持，叙利亚控制着黎巴嫩。真主党既服从叙利亚独裁政府的指挥，同时也听命于掌控伊朗的穆斯林传教士。按常理推测，真主党和我们交战是为了将我们赶出黎巴嫩。然而，真主党的领导人却清楚地表示，他们已经回绝以色列协商撤军的提议。他们不想我们主动离开，而是想将我们驱逐出境。对他们而言这两者并不相同。真主党在安全区给以色列士兵造成的伤亡，不仅没有使以色列人下定决心离开，反而让我们认为安全区不可或缺。不仅如此，为了证明士兵的牺牲必不可少，我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找义正词严的理由。这种形势直到直升机坠毁事件才有所改变，但这场悲剧和真主党毫无关联。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真主党希望利用同以色列的交战成为主宰黎巴嫩的势力，而且不断为此费尽心机。他们在战争中制造了一种表象，似乎对我们的仇视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家。

西方国家的观察者对宗教和部落势力是蔑视的，对于参与冲突的人们，这些观察者并不愿认真对待。即便是他们对真主党参战目的的这些分析，也只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但这些想法已经过时。在这个新中东，战争不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权宜之计。在真主党副秘书长出版的一本英文书中，他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他写道，参战的目的并非要在有利条件下结束冲突：真主党“不只是一个想要解放一片领土的武装组织，也不是它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时就会退出舞台的临时工具。它是一个愿景，一条道路，而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反应。”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战争是宗教之战。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在以此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在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后——谁都会同意撤军是合理要求——真主党的真实意图就会变得显而易见，对此每个人都深信不疑。然而人们却发现，真主党以及许多与其站在相同意识形态阵营的组织和效仿者，基本上并未言行相诡。

那么这个组织的叙利亚赞助者又持什么态度呢？他们不希望我们撤出黎巴嫩，而是希望我们深陷其中。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不让己方部队冒险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卒子来袭击我们。叙利亚部队则一直忙于自己的战事，自从1973年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遭血染以来，两国便纷争不断。因此，当以色列最终开始谈及从黎巴嫩撤军时，叙利亚的如意算盘就将被打碎。叙利亚外交部长声称，在不经叙利亚同意的情况下撤军是战争行为。即使让叙利亚本国评判，这也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扭曲。所以，我们驻守在山上，提供容易攻击的靶子，实际上满足了敌人的利益。

这一切都让你佩服那位文案创作者质朴的才华，居然能想出“我们的使命：保卫北部城镇”这样的口号。

此时的部队已经不再轻视四母运动，而是被激怒了。我们属于安全区的阿里塔希尔防区。和大多数同僚一样，这个防区的指挥官认为那些活动分子在干预她们并不理解的事务。（许久之后，这位指挥官成了一名教师和校长。如今，他在课堂上以四母运动为典范，教育学生该如何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有一位将军称这些母亲为“四块抹布”，事后不得不为此道歉。格斯坦是驻守黎巴嫩的军官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深受士兵爱戴，并以其勇敢和不甚高明的言论而为人熟知。因为自认无比强大，他在安全区高视阔步地巡视时从来不戴头盔。1999年夏天，他在一份报纸中表示，这些抗议活动正在将士兵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他警告民众，如果黎巴嫩南部的居民认为我们要离开，他们会转而拥护真主党。他还表示，游击队的战斗力正在被我们的行动削弱，自年初开始他们已经损失了40名战斗人员。根据军方所言，我们一直在赢，而敌人的实力则一直在削弱。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从来没有赢下战争，敌军也从未被削弱分毫。几个月后，格斯坦丧命于真主党的路边炸弹。

42

一天晚上，我们一行12人在距离红辣椒哨民兵方位的不远处设下埋伏。部队向南黎巴嫩军的盟友告知了我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不会朝我们射击。很明显真主党就因为这样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但你很难指责这些民兵，此时他们已经明白我们即将撤军，他们知道自己选错了阵营。我们到达伏击地点后不久，天空开始传来细语，于是我双手抱头趴在地上。第一次撞击落在了百米之外。大家四散跑开，我在一块巨岩后蜷伏起来，旁边还有一名军医。他一头金发，来自以色列南部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集体农场。

又一阵嘶嘶声传来。我们两人尽量蜷缩着身子，手指塞进耳朵里。我想这大概也是手的主要作用之一。几米之外，我看到其他三人躲在另一块巨岩后，还听到排里最诙谐的士兵说道：“我们完蛋啦！我们要死啦！”不过他是在开玩笑，另外两人也被他逗乐了。

“以色列啊，你要听！”那名士兵又喊道。这是犹太人死前的祷告语，另外两人笑得更厉害了。嘶嘶声再次传来，接着又是一次撞击。我知道，在真主党的炮手停止轰炸前，还会有三四发炮弹袭来。军医脸色苍白地看向我。但他并没有说“我害怕！”，而是说“这并不好笑。”作为中士，我是负责人之一。言下之意，我应该负责不让这件事看起来好笑。

我告诉他不会有事的，炮轰一会儿就会结束。“这不好笑。”他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他说得没错。有一次，他在食堂的饭桌上为两名坦克兵治疗，一个昏迷不醒，一个失去了双腿。所以他对炮弹的杀伤力比我清楚。但是，承认不好笑有什么用呢？这就像卡通片里的场景，一只动物冲出悬崖，却仍然浮在空中，真正让它掉下去的不是地心引力，而是它往下看的那一下。这种情况下，笑声是我们唯一的盔甲。我对他有些不耐烦。

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喜欢开玩笑，其中之一便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以游客的身份回到黎巴嫩；我们要拿车内胎当救生圈在利塔尼河顺流而下，沿着山脊徒步；我们要在河岸边，在护卫队经过的那个小餐馆吃饭；我们会回到山丘上；我们会去到奈拜提耶，在那里悠闲地喝咖啡。也许我们会敲响“红别墅”的门——说不定我们会被请进屋里，然后指着屋顶上的洞说：“那是我的杰作！”接着大家都笑起来。我们还要找到那个辣妹。

随护卫队经过河岸的餐馆时，我们总是向它投以期盼的目光，彼此的手肘相互轻推着说道：“总有一天。”这些基本上是我们对自己荒诞的生活所开的玩笑，并不期待它们会实现。不过在那些年，实现这个愿望并非全无可能。那时，我相信和平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秩序，冲突则是倒行逆施，所以我认为和平必然会降临。1999年，中东似乎仍然在朝好的方向改变，黎巴嫩的混乱看上去似乎也将结束。谁都未曾料想，一个更为糟糕的中东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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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维不同，我既没有兴趣，也缺乏勇气来记录前哨的生活。我在南瓜山唯一的创作是一两封长信，收信人是多伦多安那克斯社区的一名大提琴手，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对她来说，信中的内容一定像星际间传送的信息那样晦涩难懂。我很想看看这些信，但那位大提琴手如今不知身在何方，那些信也已无处可寻。

我们在山上来来回回地检查路边炸弹。队伍由嗅探犬及其训导员领头，接着是侦察兵，最后排里的队员在矮树丛中分散检查。为了防备上次搜查之后敌人又安置了新的炸弹，我们学着识别每一块岩石。口香糖的包装纸会让我们怀疑那可能是游击队的行踪。我行走在带刺的草木间，军裤被撕破，汗流浃背。当汗湿的右手难以握住枪柄时，我会在弹袋上把手擦干。每一步我都小心翼翼。有一次下山时，我让装甲车上的一名士兵为架好的机枪装填弹匣，他照我说的去做，然而发现机枪早已装好子弹。当时我站在他前面的路上。突然间三四声巨响接连传来，柏油路面随之震动，一阵阵小团的灰尘在我脚边升起。这次离死神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缓了好几分钟才笑得出来。

任何熟悉其他部队的人，很可能会为山上规矩的生活感到惊讶。举例而言，喝酒是严格禁止的，我从未听说有谁严重地违反过这一规定。我也未曾见过有人嗑药。不过许多年后，我得知有位军医藏过一个他独创的双层品客薯片罐，里面可能有违禁品。士兵之间没有互殴，文身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有美女的照片贴在墙上。我所记得的唯一一张照片，是头发卷曲、满面笑容的梅厄·阿里埃勒。他是我们的诗人，是庸常日子里的海边预言者，是“以盐涂身、以海草为冠冕的国王”。那个时候，梅厄的音乐还未获得应有的声誉，他自己则因为被携带病毒的壁虱所咬而在不久前刚刚病发去世。

前哨有一把吉他，还有几本士兵相互传阅的书。不过在那次驻守期间，大家的一个主要消遣是看录影带。这些录影带由一名士兵的母亲寄来，一直被反复播放直到散架。最受欢迎的是电影《星河战队》，它是关于未来世界的战士和巨型虫族之间的战争故事。士兵们似乎没有多少需求，他们可以忍受这混凝土内与世隔绝的枯燥生活。但我很少坐在电视机前打发时间，更多的时候是去战壕里找事做，看看周围的景致，确保枪支都上了枪油，弹药箱都装满。南瓜山新的防御工事让在前哨的我们人身安全更有保障，我担心这些保障会让士兵们放松警惕。我不认为真主党的战斗员和我们一样在看《星河战队》。不过如今我会怀疑，当初自己凭什么那么确定呢？

士兵们似乎更加提心吊胆。守卫在夜间朝不明物体开火的频率甚于以往。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我都会在地堡的房间里被上面传来的射击声吵醒，听到喇叭里重复喊着：“前哨遇袭！”于是我翻身下床，踩到另一个人身上，然后匆忙穿戴好装备。跑上战壕后，眼前满是子弹在周围岩石上弹来弹去的疯狂场面。通常这都是某只狐狸引起的一场虚惊，它偷偷摸摸地行走在筑堤周围，喜欢惊吓站岗的哨兵。据我所知，那只狐狸从未受伤。

马科夫是我们连的指挥官。这位军官有着宽阔的肩膀，黑色的头发和胡须环绕在衣领周边。他走路时步态歪斜，差点因此被挡在了步兵团的大门外。两年前，马科夫在直升机坠毁后去到了事故现场，协助搬运遇难士兵的遗体——但十分小心地不去看他们的脸，据他说——接着便回到了他所属的安全区防区。坠机事件大约一周后，他和藏在灌木中的伏击小组被游击队发现，敌人朝他们开了火。马科夫旁边的士兵倒在了他身上，血流不止，其他士兵直接趴下了。马科夫声嘶力竭地大喊：“冲啊！”他冲出了灌木丛，像发疯一般朝敌人射击。游击队见状转身逃跑了。

我最近读到瓦西里·格罗斯曼写的一个故事，主角是乌克兰别尔基切夫城的一位有身孕的红军委员。这位委员的爱人，一名脾气暴躁的指挥官，在和他的士兵们冲过一座桥时牺牲了。在我的脑海里，马科夫就是这位军官。在以色列的步兵部队中，我属于最底层的士兵。几乎同我所有的上级军官一样，马科夫能谋善断，敢作敢为。相比于战术技巧，他的能力更在于对重要之事那种本能的领悟：他渴望和敌人交战，将他们摧毁；他喜爱自己的士兵，而且想要保护他们。安全区的驻守任务结束后，他邀请了连队所有的军官和中士参加他的婚礼。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像他这样的人也有普通的一面——他也有父母，也会穿普通的衣服。

阿姆斯特尔是这一时期前哨另一个让人难忘的成员，她是一只敏捷、友善的嗅探犬——德国牧羊犬，也可能是一个相似的品种。我们喜欢她的陪伴，她也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出发去检查路边炸弹，她会在训导员松手后像棕色鱼雷一样向前飞奔，然后跑回来要吃的。没有任务时她就待在前哨。我逐渐喜欢上了阿姆斯特尔，她会用鼻子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朝我摇尾巴。除此之外，山上很少有能让人付出感情和令人愉快的事。几个月后，她在另一个前哨附近引爆了一枚炸弹。她的训导员因此负伤，而阿姆斯特尔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也许她受到惊吓逃进了灌木中，从训练有素的以色列军犬变成了黎巴嫩的流浪狗。又或许，更有可能的是，她就这么被炸成了碎片，就像她注定的命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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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布鲁特雷奇是以色列最出色的攀岩者。不过在当时，他还只是排里一名年轻的中尉。他负责的士兵是南瓜山最缺乏经验的。那是2000年的春天，部队在安全区的驻守就要画上句号，这一点很清楚。不过虽然撤军为期不远，但还没有真正发生。我在部队的服役期已满，所以不管怎样，对我而言这一切已经结束。我相信此时许多以色列人的看法已经改变，我也一样。我不再有“我们的使命：保卫北部城镇”这样简单的看法；我开始认为，将安全区让给敌人能安抚他们，带来和解。政府承诺撤军的最后期限计日可待，似乎很少有人还相信安全区的合理性。但是前哨依然存在。这个时期是战争尾声的一个任其自流的时间窗口。谈起这个时期是为了纪念亨利·冈瑟。亨利是一名23岁的二等兵，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1918年德国投降之后，他在休战协议正式生效的前一分钟牺牲于战场。

整个前哨现在被一种新的黑色伪装网所覆盖，这样就能隐藏伪装网之下的活动。士兵们几乎完全不再外出执行任务，因为部队担心离撤军如此近的时候再有伤亡。岗哨已经空无一人，士兵们转而坐在战壕里，用控制杆移动监控摄像头，从连接在摄像头上的屏幕观察周围的动静。安装这些监控，是因为部队发现游击队擅长用反坦克导弹袭击前哨。那年1月，游击队在一个基地杀害了一名士兵，一周后在另一个地方又打死了另外三人。抵达南瓜山后不久，布鲁特雷奇走进了其中一个哨岗，发现那里仍然一片焦黑。当他弯腰看向地上一块深色的碎片时，他发现那是一块人的头皮。

新闻记者开始报道士兵们害怕在安全区驻守。“谁也不愿成为最后一个在黎巴嫩送命的人。”一名记者如是写道，这成了那几个月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这一点并不假。波弗特堡的察希就不愿做最后命丧黎巴嫩的人，但他还是成了最后捐躯的那一位。

“进入黎巴嫩的士兵神情沮丧”，这是《以色列日报》一篇文章的副标题。“他们觉得自己将要送命，但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话的旁边附有一张照片，一名戴头盔的士兵站在沙袋后看着镜头。碰巧的是，这名士兵就是我。在我之前的一次驻守任务期间，一名新闻摄影师曾到过南瓜山。一定是哪位编辑找到了这张资料照片。

据报道，黎巴嫩最后数月的恐惧和不确定因素使得士兵们精神崩溃。电影《波弗特》讲述了这一时期的故事，影片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它起到了戏剧化剧情的作用，就好像我们都看过的越战电影一样：士兵在缺乏政治环境和战争背景的冲突中被不知名的敌人所纠缠，与此同时，他们和内心的恶魔以及彼此做着斗争，竭力不让自己失去理智。这样的情节走向更有吸引力，如果用来创作小说，我倒有兴趣一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论留守在边境的士兵对记者说了什么，我所认识的士兵，那些在黎巴嫩境内驻守危险军事基地的战士，他们并没有崩溃。坚守前线的连队正常运行直至最后一刻。既然报纸拿我作为代表人物，表示士兵们丧失了斗志，我觉得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澄清这一点。

被囚禁在防御工事之内并没有让士兵们觉得更安全。人在被动的处境中更加容易胡思乱想。有一天，附近的一个民兵前哨遭到一个大家伙的袭击，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南瓜山的士兵被告知，真主党现在有了一种武器，能将混凝土屋顶击穿。战士们猜想那可能是一种无人机，但部队却什么也没有透露，只告诉他们敌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南瓜山。回头看，我们知道那是伊朗制造的一种巨型火箭弹。这东西的存在本身已经够糟了，但部队的遮遮掩掩让情况看起来更加险恶。在后来的回忆中，其中一名士兵将之形容为“末日武器”。安全区谣言纷飞：救援队伍已经在以色列待命，他们配有起重机和手提钻，准备来到安全区内，在废墟中挖掘守卫部队的尸骨残骸。

事情就要发生的那一天，在“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分，南瓜山的最后一名指挥官上到了战壕中，等待着。这位军官名叫“卡哈纳”，他28岁，喜欢挖苦人。几枚炮弹飕飕飞来，击中了筑堤，致使一名观察员负伤。但这还不算，重头戏还未上演。卡哈纳蹲下身子，他长长的四肢在战壕内蜷缩起来，接着西边一阵嘶嘶作响。这一次他感受到了腹部的震荡，整座南瓜山地动山摇。当他向外窥视时，他看到正北方一股烟尘升起。那东西没有击中我们。几架喷气式飞机在空中待命，一旦敌军的发射器朝我们开火，飞行员就要将之摧毁。于是喷气机猛扑下去，接着士兵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如果这一事件没有达到其他目的，它至少表明了部队的态度——对于一群被困在敌国领土无法动弹的士兵，你并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留下他们胡思乱想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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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用卡车运来了数百个橄榄色的圆盘，那是数百个25千克的地雷。撤军命令下达时，它们将炸毁南瓜哨。地雷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前哨难以将其全部容下，于是士兵们把这些圆盘堆叠在床下，塞进不再用的烤箱里。部队的两名工程兵和这些爆炸物一起抵达了南瓜山，他们告诉战士们不要担心，因为这些地雷只有插入雷管才能被引爆。但这并没有工程兵所想的那般可靠。如果真主党的炮手直接一击命中，谁也不能肯定整个南瓜山不会就此爆炸。

士兵们将所有不必要的装备全部打包送往以色列，电话线路也被切断。大部分士兵自己也被送回了以色列。到最后只剩下指挥官卡哈纳，还有布鲁特雷奇和他指挥的排中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以及数名坦克兵——大概一共二十几人。当他们在夜间围着战壕走动时，前哨的空间甚至好似有所改变，哨岗之间的距离感觉更远了。周围的景致即将成为过去，前哨很快就要脱离以色列人的管辖，山丘也因此变得愈发黑暗，愈发荒凉。

最后那段日子，安全区的情况十分混乱。有一天，南黎巴嫩军的民兵正驾驶一辆装甲车经过南瓜山，结果被地雷或者火箭弹击中。其中一位军官被炸掉了一只手，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南瓜哨门口。两名工程兵开始在前哨周围分布地雷。“不过还没有雷管，”他们说，“所以不必担心。”

最后撤军的日期比原计划提前，定在了5月末的一个周日。真主党组织了一支平民游行队伍，他们从黎巴嫩境内穿越安全区到达一个由南黎巴嫩军驻守的前哨。黎巴嫩民兵见状逃走，他们的指挥官则机警地混入了游行队伍。第二天，更多游行队伍向民兵前哨靠近。为了阻止他们前进，我们的飞机朝队伍前面的路上开火，但他们却直接走下柏油路，在灌木丛中继续前进，料定飞行员不敢朝他们射击。飞行员没有开火。这之后，南瓜山附近的民兵将红辣椒哨、柏树哨和柑橘哨全部弃守。安全区就此土崩瓦解。

当天晚上，部队下达指令填装地雷，准备在夜间11点弃守南瓜哨。方圆数千米的范围内已没有盟军，如果士兵们等待太久，也许会在回以色列的路上遭到敌人阻挠。工程兵为填装地雷而忙碌着，然而另一个指令到达，计划又一次延迟。于是战士们准备再坚守一天。

游击队知道安全区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他们想让以色列人在炮火中离开。他们大概认为，如果以后没有了攻击的对象，也就没有理由再留着那些弹药。次日清早，密集的炮火就开始了，而且之后几乎没有停过。傍晚时分，连队的指挥官卡哈纳再次说道：“我们11点离开。”指定时间到达以前，卡哈纳让哨兵们撤离哨岗。对当天在场的部分士兵而言，在他们整整一生中，这极有可能是南瓜哨第一次无人守卫。

士兵们向坦克和豪猪装甲车跑去。他们还有一份金属托盘装的油炸鸡排没有吃，就这么留在了前哨。这份鸡排注定要永远地压在碎石之下。也许有一天，会有考古学家找到这个托盘，认为它是古老战争的遗物，是供奉战神微不足道的祭品。

一小队车辆在离前哨200米的地方等待着，远远超出安全手册中列出的相同爆炸规模的安全距离。工程兵从山顶拉下了一根白色引信，连接在有两个塑料柄的手动触发器上，就像那些通过挤压来减压的装置。卡哈纳手拿着触发器。不知为什么，就在这时，炮火停歇，周围安静了下来。

东北边划过一道闪光，接着一声轰隆传来——罗勒哨灰飞烟灭。时间是11点。

南面几千米以外有光闪耀，中尉布鲁特雷奇看到波弗特堡的前哨爆炸了——白光、红光和橙光，爆炸一声接着一声，整个夜空被火光照亮，仿佛午夜前的一小时太阳在十字军所建的堡垒后升起。就在此时，真主党再次发起炮轰，火力比之前更甚。但这不算太糟糕，因为他们袭击的南瓜山现在已经空无一人。喷气机在夜空中轰鸣飞行，向北面游击队所在的山上投下炸弹。还有直升机和无人机飞在空中，仿佛部队为了最后这次行动不遗余力地出动了整个空军。20多名士兵聚集在山上，感觉那么渺小。

几乎所有的前哨都已成为历史，安全区最后的士兵正在向南返回以色列的路上。部队所有的军官似乎都在电台里大喊大叫。有人说一辆离开波弗特的坦克被击中，一名无人机操作员看到坦克在燃烧。各路长官大喊着指令，命令其他官员闭嘴，好让无线通信的频率安静下来。布鲁特雷奇记得，当时的场景就像世界末日，夜空因为飞机而轰隆作响，黎巴嫩南部的群山喷发着火焰，仿佛它们一直以来都是火山，只不过在我们驻守此地的这些年中休眠而已。

这位年轻的军官看向连队的指挥官，发现他握紧了触发器。布鲁特雷奇蹲下身子，堵住了耳朵。指挥官攥紧拳头，用力将两个手柄贴合在一起。但什么也没发生。

卡哈纳再次挤压触发器，然后又反复几次。

他带上两名士兵朝空荡荡的前哨跑去，沿路用手检查引信，发现并没有问题。当他到达前哨的入口时，另一座山上的坦克发现南瓜山有人影移动，以为他们是游击队员。因为此时已经过了11点，士兵们应该早已离开。坦克指挥官在无线通信里说他准备开火。卡哈纳都听到了，但却无法传递信息——通信频率里太过嘈杂，你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所以谁都听不到他的叫喊：“是我们！是我们！”那真是个糟糕的时刻。但好在有人及时跑到坦克那里，向指挥官说明了情况。

卡哈纳垂头丧气地再次离开前哨，跑到山下回到了他的士兵中间。他已经无计可施了。倘若再不成功，他将是唯一一个没能成功执行任务炸毁前哨的军官。而南瓜山将是唯一一个依旧伫立的基地。

他把触发器握在手里，继续挤压着，但已经不指望会发生什么。正因为如此，当爆炸终于发生时，他背对着南瓜山。

当时，布鲁特雷奇正站在其中一辆车里，抬头看着山顶的混凝土建筑。然后他以为自己死了，爆炸产生的光如此强烈，就好像1 000部相机同时按下快门。之后很多年他都没法接受照相。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被导弹击中，等他确定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他看到漫天的灰烬和混凝土碎块从夜空中掉落下来。

第四部

46

2000年5月24日黎明前，安全区最后的士兵穿越边境回到了以色列。大约就在此时，我在父母的房子外解开了自行车的锁，那是距黎巴嫩边境不远的一座城镇。微亮的晨光中，我沿着地中海骑车，然后转入内陆穿过了一座阿拉伯村庄，那里只有公鸡已经起床。接着，在经过一片向日葵园和牛油果园后，我到达了一间温室。这里种植出口国外的玫瑰，也就是我的工作。

那时，我恢复平民身份已有一个月。部队虽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但最初那段时间，我仍然像刚刚从危险的飞机场人行道上走下来一样惶恐不安，那股曾经驱使我前进的隐形力量正在消失。过了很久我才逐渐适应不必配备武器而只用为自己负责的生活。大学会在秋天开始，接着我会旅行，会成家立业，差不多跟所有人的想法一样。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如今聚会时，当我们看着彼此，看着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总让人感觉难以置信。自撤军的那天清晨到记录这些经历的现在，从二十出头到三十五岁左右的这些年里，我们对于命运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它向我们敞开怀抱，这个怀抱如此宽广，仿佛容纳了整个世界，随后这个世界又开始重新变得狭小。我们的命运正是这样展开的。

每天清晨，我都会在温室里找到大剪刀，穿上围裙开始干活。我会剪下那些即将开出红色、黄色、白色和粉色的花朵。这些花总在不停地萌芽，伸展叶子和花瓣。每天清晨都能看到数以千计的玫瑰蓓蕾。

太阳还未升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睡梦之中。如此开始新的一天是不错的感觉，呼吸湿润芬芳的空气，听来自荷兰和德国的义工低语。这里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他们住在这条路上不远处以色列移民吸纳部的活动房屋集中地。还有一个人来自加利利西部的以色列德鲁兹派城镇，他性情温和，业余时间是一名雕刻家。他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曾随步兵团驻守过黎巴嫩。我们理解彼此。我们在平行的几排花之间干着活，然后他透过温室的玻璃窗，朝黎巴嫩的边境点了点头。

“他们刚刚撤军了。”他说道。我停下了手中的剪刀。

在退伍后那段令人迷惑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密切关注部队的情况。它已经成为过去，而眼前的事物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他们离开了黎巴嫩，”他说，“就这么结束了。”开车过来的路上，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

那一刻，从安全区向南驶出的装甲车辆拥堵在“加利利之指”的边境通道上，还有试图逃向以色列的黎巴嫩民兵拖家带口地排着长长的队伍。全以色列所有的新闻摄制组都在那里记录着这一刻。归国的士兵们笑逐颜开，不停挥动着手中的旗帜。布鲁莉娅和奥尔娜也在现场—她们半夜听说的消息，于是连夜开车到了边境，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我知道我曾经的战友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但我没有办法联系上任何人。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这位同事告诉我的：安全区，那前一晚还存在的整个世界，连同南瓜山，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我想我们没有再说更多。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也一样。陈旧的事物正在被摧毁，而新的更好的事物正在到来。那年春夏直到初秋的几个月，乃是以色列当代史的转折支点。

倘若当初你告诉我，我依然会在多年后想起那座山丘，会试图亲自回到那里，然后再次以写作的形式回顾这一切，我一定会感到惊讶。那时的我才22岁，不相信人生会有任何抹不掉的记忆。于是我又开始继续手头的工作，用戴手套的左手拿住每一枝玫瑰的花茎，然后用右手将它们剪断。和往常一样，玻璃房外的天空逐渐明亮起来。一个新的世纪正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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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去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大学校园，加入了研究伊斯兰教和中东的院系。有时在走廊里，会有面孔熟悉的学生向我走来，对方可能是曾经的坦克兵，或者瞭望哨的观察员。现在他们留着比以前更长的头发，军装也换成了牛仔裤。我们其中一人会说：“你在南瓜山待过！”然后我们笑着握手，但不会再多说什么。我们有驻守南瓜山的共同经历，而且明白这一经历的重要意义。然而即便在那个时候，撤军还不到六个月，有件事情已经变得清楚：这段经历只对我们才有意义。

以色列倾向于在著名的战役结束后保留其边境内的遗址：弹药山、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那条公路上的卡斯特尔山，以及戈兰高地山麓地带的特拉法希尔。这些地方不仅有指示牌，还有导游带领的参观活动。幸存者可以带他们的孩子故地重游，安全地站在曾经充满危险的地方。然而，南瓜山和其他兄弟哨在2000年春天被弃守后，它们落入了国界另一边的敌军手中，变得难以接近。黎巴嫩就像不可触及的月亮一般。以色列人的注意力很快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同时他们也很害怕，害怕如果看得太仔细，他们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个错误，而且他们担心自己会将这个结论大声地说出来。相比于短暂但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比如1967年那场只持续了六天的战争，我们这种持久的战事更容易被人遗忘。就好像在人们的记忆中，突如其来的心脏病会比拖延了十年的慢性疼痛印象更加深刻。只是，在塑造你身心的过程中，慢性疼痛可能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人们更愿意铭记胜利。不论安全区发生的一切被怎样定义，它都不是一场胜利。“那些痛失亲人的家庭和在此效力过的战士，他们心中所承载的经历无法与任何人诉说。除了这些人还记得，这场战争会在几年内被大众遗忘。”黎巴嫩战争年代的指挥官奇科·塔米尔对此有着最为深刻的洞见。他在撤军后如是写道：“这场战争的结果令部队感到不安，它也给以色列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人们已经在抑制关于战争的记忆，而我想这些不安和创伤则加速了他们的遗忘。”部队实施过许多行动，其重要性和付出的代价都不及安全区的那些年，然而它们被赋予了官方名称和部队的勋表；这一时期却没有得到任何承认。纪念黎巴嫩亡魂的唯一一块纪念碑，由奥尔娜建在她的集体农场里，没有经过官方允许，也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帮助。

以色列士兵中只有一小部分在作战部队效力，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作战部队都踏足过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大众获得部队信息的传统渠道是预备役部队，这些是应征入伍进行短期服役的平民，他们所在的部队偏于民主，而且难以驾驭。预备役军人常常喜欢抱怨，给议会的成员写信，或者出版自己写的东西。但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也许出于这一原因，部队没有在黎巴嫩使用预备役军人，而且将大部分记者拒之于安全区门外。因此，这场战斗只有这些刚刚高中毕业的普通士兵知道，然而思想尚未成熟的他们几乎无法理解所看到的一切。

回归平民生活后，安全区的士兵没有看到社会对我们的经历做出任何反思，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过。驻守期间，我们的特征之一便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愿承认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任何重要性。这种装出来的姿态甚至在离开部队以后也难以摒弃。它和民众对战争的健忘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大多数士兵，即便在最危险的前哨驻守的士兵，从来不认为自己参与的任何任务值得被称为“战役”，更谈不上“战争”。因此，在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伟大功勋之下，我们难以声称自己获得了任何成就。一段时间后，就连像南瓜山这种地方的真实存在也开始变得让人怀疑。那不过是年轻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之一。又或许，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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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当自杀式爆炸事件开始在许多城市发生时，我们意识到所谓的“新中东”根本不存在。这个词成了永远的讽刺。在中东，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汽车和咖啡馆，以及戴着黑色面罩的年轻杀手。

原来，同一年的早些时候，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部队从安全区撤军的那天晚上，密切地观察着我们。那晚是“巴勒斯坦隧道尽头的光明，它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希望：巴勒斯坦人民也许能通过反抗和殉教行为来实现解放，”真主党的副秘书长如是写道，“巴勒斯坦可以复制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民选举的政府原本计划结束对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军事占领，并实现和解。但现在和平谈判已经崩溃。就像真主党一样，巴勒斯坦人不会再忍受任何羞辱或妥协。我在巴勒斯坦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真主党的黄色旗帜出现在了集会上。政治宣传的视频报道了加沙的暴乱，而且他们使用了以色列车队离开安全区的影像片段。

希伯来大学人文学院位于斯科普斯山山顶上校园里的一座混凝土堡垒中。那些日子，我在这所大学仔细研究了伊斯兰教：很久以前这个宗教就触及了阿拉伯半岛的敏感神经；伊斯兰教在许多国家筑起了大量尖峰圆顶的清真寺；伊斯兰诗歌和预言被形似流水的文字记录下来；伊斯兰各国之间如同一滴滴水银般相互聚合，然后又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四分五裂。有一天，我上了一个小时的“现代中东”课程。“现代中东”只是出现在课本中，我们和它之间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然而等我收拾书本走出教室时，却发现这个“现代中东”就在眼前。安达利布是一名比我小几岁的女生。那天，在我离开耶路撒冷一个露天市场的几分钟后，安达利布走了进去。她按下了一个按钮，电荷随之传向她身上的炸弹，炸死了她自己和六个碰巧站在她附近的人。有时候看到背着背包的年轻人，会让我联想到过去南瓜山上空传来的细语。有时你会听到一记低沉的重击声，随后一片寂静，接着警报拉响。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撤军之后，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并非黎巴嫩政府，而是真主党。那年秋天，游击队在没有受到安全区任何阻挠的情况下跨过边境，杀害了三名士兵，并带走了他们的尸体。后来，两名游击队员潜入加利利西部地区，在一条路上等待着。一辆卡车开过来时，他们杀害了卡车司机，然后将另一个开车的女人灭口，接着又杀害了不幸碰巧路过的一对母女。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照看羊群，于是也结束了他的性命。这个农民是我未来妻子的表兄。另一次事件中，游击队在边境射杀了两名正在天线上作业的部队技术员。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将士兵从黎巴嫩的前哨撤出是正确的决定。的确如此，因为此举减少了敌人袭击的目标，而且让他们更难攻击我们。但事实却表明，我们的撤离和他们的意图毫不相干。他们对我们的战争终究仍在继续。

2001年，我响应征召加入预备役部队，在黎巴嫩的边境附近巡逻了几周。那是我第一次在户外看到真主党的成员，他们在围栏旁边的哨塔上站岗。部队命令我们不许朝他们射击，他们似乎也遵守着相同的指令。在一次巡逻中，我们的吉普车经过他们的时候，一名卫兵朝我们笑起来，他用手比划了一个爆炸的姿势。我想他是希望我们都爆炸，这也情有可原。但接着我们的手机开始响起来。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刚刚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比萨餐厅将自己引爆，同时夺走了好几个家庭的生命。那个真主党人在我们之前听说了消息。

有段时间，“黎巴嫩”几个字又开始在报纸上出现。有一次，巴勒斯坦的枪手在约旦河西岸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他们用炸弹将汽车炸停，并在乘客惊慌逃离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第二天，报纸的头版新闻标题将这次事件称为“黎巴嫩昨日重现”。部队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开始用护卫队运送士兵，并沿路搜查路边炸弹。真主党人和他们的伊朗赞助者带着金钱、武器和建议出现在了巴勒斯坦人中间，于是巴勒斯坦人越来越频繁地以圣战之名表达对我们的强烈反对。

2002年春天，在暴力事件频发的高峰，我再次接到预备役部队的征召。于是我离开大学，和朋友们又回到了一座山顶的前哨。这一次，我们俯览的对象是约旦河西岸的城市纳布卢斯，部队已经将其包围。逾越节即将到来，我们分队的厨师花了好几天为逾越节家宴准备食物。在部队惯常的枪油味和汗味中间，飘着香辣的摩洛哥鱼和鸡汤的香味。但这场晚餐最终泡了汤。当我们围着食堂的长桌坐下准备吃饭时，有人开始朝前哨开火。于是所有人连忙跑上战壕发动反击。攻击者就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但我们看不到他们。就在双方交火的时候，有消息在士兵之间传递开来。在内坦亚，一家饭店的逾越节家宴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30人因此丧生。

几天之内，部队召集了数千名士兵，移动指挥所也在前哨出现。一天晚上，我看到一列步兵向纳布卢斯的建筑群走去。他们将房屋的墙壁炸开后冲进去，挨家挨户地搜查，并和保卫附近居民区的武装游击队交战。那里满是无辜受惊的人们，许多都在他们的战斗者旁边丧命。就在那一周，我们旅的一个班（和我们一样是临时士兵）在杰宁城走进了敌人的伏击圈，13人被杀害。

午夜，我在纳布卢斯周围的一个边防关卡站岗，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几十名巴勒斯坦人从车上走下，他们开始穿过刺眼的灯光构成的孤岛，走入城市的黑暗。“放他们走。”一名军官说道，同时挥手让他们离开。军官的意思是，这些是被拘留的人，部队在一次搜查中逮捕了他们，并铐上手铐逐个审问。后来我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他们没什么价值，于是将他们释放。我看到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脸上的胡须泛着灰白，好些天没有剃过了。他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拖着脚走过，皮靴里没有穿袜子。他没有看我。

一个下雨的早晨，我在耶路撒冷市区的一个三层办公楼里，听到自杀式袭击的爆炸声传来，接着看到一股白烟从爆炸现场升起。另一天，一名炸弹携带者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夜总会外袭击了一群人，这个夜总会很受俄罗斯年轻人的欢迎——玛利亚、叶莲娜、伊莲娜、谢尔盖、阿列克谢，一共21人丧生。最后，“现代中东”走进了这所大学本身，在一个自助食堂用炸弹夺走了9条生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校园内，但我的妹妹在——她在另外一个自助食堂，而且看到那些尸体被搬出来。你也许记得我儿时的朋友乔纳，南瓜山的一个夜晚，就是他在坦克里背诵了爱伦·坡的诗。他的弟弟名叫“丹尼尔”，也是我儿时在多伦多后院的玩伴。他会弹钢琴，而且学习过爱尔兰风笛。那个时候，他是青年先锋战队的一名初级军官。有一天，他在纳布卢斯带领一个小队试图逮捕或消灭一名持枪歹徒，但不幸从侧面被击中。他穿着防弹背心，然而子弹从金属片之间穿过，谁都无能为力。

那个信奉妥协之道的以色列，那个根植于老派左翼集体农场运动的国家，至此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短短几个月之内，左翼从优势地位落入了彻底失势的境地。回想起来，四母运动的胜利是集体农场成员最后的指控。自此以后，那些以色列人再也没有领导过任何全国性的事件。在关键的2000年快要结束时，他们已经被边缘化，再也没有重回公众的视野。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也遭到自杀式袭击，美国人很快便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接着是一系列老套的手法：路边炸弹；爆炸录像伴着军乐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殉教者的最后时刻在电视中向世人展示；穆斯林教士领导着穿戴黑色制服与黑色头巾的民兵；他们要证明战争并非工具，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死亡即是胜利。这些都是真主党采用的手段。南瓜山的那些年间，他们在与我们的对抗中将这些手段完善；整个20世纪90年代通过卫星电视向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地区播出；2000年的胜利是他们计谋得逞的顶峰；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将其套用，在新世纪对付新的入侵者。有时候，制造这一切的不仅仅是相同的战术，甚至是完全相同的一帮人。在伊拉克截获真主党的几次行动之后，一名美国情报人员称，基地组织只是“二流组织”，真主党才是“一流组织”。

毫无疑问，美国人在受到这些手段的洗礼后和我们一样，为他们的护卫队配置了装甲设备。随着失去的士兵越来越多，装甲车也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慢。他们在山丘上建立前哨掘壕固守，以控制敌军的领土。所有这些都十分重要，直到有一天变得无足轻重，那时它们将被遗弃。这一切让人感觉，仿佛2000年春天的最后那个晚上，我的朋友们在紧握触发器炸毁安全区后，愤怒的千禧年情绪从被囚禁的山间奔向了世界。

49

不久之前，我在特拉维夫的一条林荫大道旁坐下。此时的中东已经屈服于各种混乱与屠杀。相较之下，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冲突，只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小角落里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以色列又平静了下来，至少平静了一段时间。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邻国的善意，而是我们的武力带来的结果。

步行街区满是身穿背心的青少年；文身的人们骑着老式自行车；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一起，读诵《圣经》并念诵犹太人的祈祷文；餐厅外，老人们慢慢喝着咖啡，不时还有音乐飘来。工作日的晚上，这个国家的人们愉快地忙碌着自己的生活，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越过这座城市是另一片居民区，这些中产阶级的公寓配有马自达等公司的停车场。为了撰写这本书，我曾寻找驻守过南瓜山的士兵，其中许多人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和家人团聚之前，大多数士兵在退伍后去了印度的果阿或南美洲西部的安第斯山脉，以释放心中的压力。回来之后，他们找到程序员和会计师之类的工作，成家立业，然后看着孩子们幸福地成长。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我们的祖父母有权期待的一切，他们来自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摩洛哥费兹城的犹太人社区，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局外人。但是有那么一会儿——对我而言，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耶路撒冷住所旁的咖啡馆里，或者到学校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林荫大道两旁的建筑如同南瓜哨的筑堤，而天空就像前哨的混凝土屋顶。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那个时候，不论其策略多么不明智，也不论这些策略的实行多么糟糕，这个国家依然充满幻想，没有太多顾虑。重点在于，我们自以为能推动事情的发生。入侵黎巴嫩意在给我们周边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正如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书中叙述的这些年）一样，80年代的时候也有许多人相信，这种变化的发生不能依赖于武力，而是会由和解带来。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计划之下，潜藏着一种相同的观点：我们的命运可以改变，而且改变的权力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在南瓜山被摧毁的那一年，许多人逐渐明白，我们想错了。我们也许会做出或好或坏的选择，但事情的结果不可预知，而且其可能性也是有限的。中东不会听命于我们，也并不理会我们的期望。它不会为了我们而改变。

当这些事情开始变得明显，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以色列人并没有如敌人所愿变得绝望，反而变得不再关心。把希望寄托于邻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会心碎，而且会慢慢步其后尘陷入这摊烂泥之中。不，我们不要再理会他们，我们要看向别处，去关注柏林和哥本哈根的电影节，或者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园。那些希望我们穷途末路的人再也不能决定我们的幸福，他们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对他们也一样熟视无睹。以色列人意识中某种重要的东西——一种老派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与此同时，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我们摆脱诅咒，从一场虚构的闹剧中退出；我们不再以为自己必须要和人类的重大道德问题纠缠；我们明白，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我们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每日从家里去上班，在这个不幸的地域和这段反常的历史中，竭力维持人类寻常的快乐。

如今回头看，我认为黎巴嫩的前哨对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就像孵化器，塑造了他们在前哨炸毁之后那个时代的生活态度：对意识形态极为厌恶；只思考微末而实际的事情；对爆炸事件习以为常；擅长在狭隘和危险的处境中求取最大限度的快乐。这些退伍士兵早已习惯极其复杂的政治潮流，并且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从黎巴嫩返回后，并没有投身政治和国防，也没有致力于解决边境问题，而是热情并固执地扎进了个人生活的筑造中。这些能量汇聚在一起，构成了驱使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漫天口号之地，更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经典话语：“有志者，事竟成”或者“我们至此国土，是为建设之，亦为重建自己”。但如果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标语，不妨回想哈雷尔曾经简单明了的解释。当排里除他以外的所有战友都遇难后，他是如何再次回到部队的？我想你没法给出一个更漂亮的回答了：“坐汽车。”

2006年夏天，真主党在以色列境内袭击了一支边境巡逻队，引发了长达一个月的交战。我父母的城镇遭到数百枚火箭弹的袭击，几乎所有人都弃城而逃。我报道了这次战争，而且记得当时灾难性的场景：交通灯闪着黄色的光，整条大街空无一人。炮轰停止的第二天，城镇里又是人来人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不到一年时间，在同一条街上，我看到了八家新开的咖啡馆和餐厅。

如此随遇而安的态度也许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能力之一。对于犹太人而言，许多世纪以来，不论其客居的土地多么不友善，他们都是这么活过来的。这让我想起了1999年的一天晚上，我们一个地堡的士兵随性掀起了一场狂欢。大家脱掉上衣，挥舞着荧光棒闪着绿色和橙色的光，《洛克菲勒坏小子》这首歌反复播放着。地堡内笑声不断；地堡外，战壕里一片安静，年轻的士兵正在站岗。

换句话说，这一切是那么熟悉。有时对如今的我而言，南瓜山似乎比它当初存在的时候更为真实。

50

有一天，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以背包旅行的方式穿越黎巴嫩，抵达了以色列。她没有注意到两国边境的问题，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对她的轻易过境感到惊讶。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这条边境就像一堵高高的铜墙铁壁，另一边有人想要置你于死地。但倘若你是加拿大人，边境则几乎不存在，黎巴嫩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一点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

去黎巴嫩的计划源于服役期间我们时常开的玩笑，有一天我们要以游客的身份重回安全区。但现在这个想法开始在我脑海中真正成形。那时的中东正在将我囚禁。但倘若我不以盔甲和沙袋自我保护，而是以碰巧在另一个遥远的国度出生的身份，忽略边境强加的阻隔，再次去到黎巴嫩，会怎么样呢？我将毫无畏惧地注视南瓜山，并在心中为那段时期画上句号；我会见到那些我曾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过的人，和他们一起走在他们的人行道上；我会触碰他们的生活。当时的我认为，这也许能给我对未来抱以希望的理由。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我知道，如果飞机降落后我的身份被识破，我将会被拘留。我也知道自己一定会踏入真主党控制的区域。从撤军到现在，刚刚过去两年多。游击队挟持了一名以色列人质，那是前一段时间他们在波斯湾绑架的一名不法商人，还有三名以色列士兵在他们手中生死未卜。但我有一份清白的加拿大护照，和一张我自认为没有问题的加拿大人的面孔。这张面孔会露出善意的无知，使得中东人愿意为我指路，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与质问。那年我25岁，可以将这个计划实现。

我飞到多伦多，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星期，让已经受到希伯来语影响的英语再次变得纯正。我剪掉了衣服上的希伯来语标签。飞到伦敦后，我更换了航线，并将所有会暴露身份的证件和以色列钱币留在了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倘若有必要自我交代，那么：我来自加拿大，是一名研究中东和伊斯兰教的大学生。严格说来，这并不假，只不过还有许多事情被我藏了起来。

51

黎明到来前的一小时：机翼的红灯闪烁在窗外的薄雾中，机舱内空气混浊，引擎低吟——这是从伦敦希思罗机场起飞的一趟定期航班。几个小时以前，当女乘务员在我登机后看着我的票根时，我以为她会笑着让我下飞机。然而她说道：“先生，座位23C就在这边。祝您旅途愉快。”话音未落，她的笑容已经转向了下一位乘客。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女性，名叫“科莱特”。当她听说我此行并非出差或探亲，而只是单纯想要去她的国家游览时，她似乎很高兴。“这个国家美丽极了，但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是加拿大人吗？她在渥太华有亲戚，我认识他们吗？她把我英法双语的旅游指南拿了过去，指出一些地方，告诉我一定要去。然后她找出一支笔，在目录表的大部分条目上都做了记号。

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我们冲出了云层。向下看去，一条海岸线闪烁着许多微小的亮光。有人警告过我不要这样做，但现在为时已晚，反悔也来不及了。当科莱特问我以前是否去过黎巴嫩时，我摇了摇头。

贝鲁特机场的报关员看了看我的护照，然后冷漠地朝我瞥了一眼。接着一只手在我的护照上盖下印章，另一只手示意我通过。

我坐上一辆出租车进入市区，来到了廉价的梅斯酒店。如此轻而易举就到达了黎巴嫩着实令我感到惊讶，也不知该做什么，于是我坐在床上打开了电视。画面里，一个女人全身被衣服包裹，只露出脸庞和双手。她满脸笑容地拿着一个盒子对准镜头，盒子上的英文写着“永远”。广告之后开始播出新闻，那个几周前我离开的城市出现了，耶路撒冷的街头，橙色的灯光照在被单上，下面覆盖着几具一动不动的人形。屏幕下方的阿拉伯文字我已经能够认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殉教行动。”那是2002年9月，距离南瓜山的最后一晚已经过去了两年又五个月。

52

游走在贝鲁特的闹市区，我发现偶尔可以——比如通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孜然香味——感受到过去那个世界性的中东。在那个中东，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欧洲人、形形色色的穆斯林，以及许多其他人，在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腐败氛围中相互往来经商。

一天晚上，我坐在巴勒贝克的朱庇特神殿，看蝙蝠扇动翅膀围绕着罗马圆柱飞行。在的黎波里的肥皂市场，商贩向我漫天要价。我搭乘一辆缆车登上了圣母玛利亚的巨型白色雕像，她眺望着地中海，双手自两侧伸出，掌心面对前方。这座雕像在一个世纪前由来自法国的工匠制作而成。她的姿态让人觉得，她似乎想知道那些法国人去了哪里，什么时候才会来接她回去。我站在她的脚边，身旁还有马龙派的朝圣者。马龙派教会的男人们把金色的十字架挂在衬衣开口的V字领处，马龙派教会的女人们则奉行黎凡特地区的传统，在触摸圣母像之前穿上最紧身的超短裙和最暴露的上衣。我们也有类似的传统。这些经历对于任何游览过黎巴嫩的人而言都不会陌生，亦是我极力鼓励你做的事。如果可以就去吧——这个国家本该拥有一段更好的过去，也值得拥有一个比即将到来的一切更为美好的未来。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加入了一个徒步旅行团。我们坐上一辆面包车离开贝鲁特朝东边的群山驶去。到达以后，我闻到了熟悉的茴香黑甘草味，那是加利利夏天的味道。我们开始沿着一座高高的山脊小心翼翼地前行。一行12人中，除了两名法国女性和我，其他都是黎巴嫩人。导游警告我们一定要沿着路走，不要乱跑，因为附近有以色列军队在1982年留下的小型集束炸弹，也不要给附近叙利亚部队保留的军事炮台拍照。在我们和加利利海之间的一个斜坡上，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物体，以为那是一个醒目的基督教标志。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淡季滑雪缆车的一根支柱。我们走了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很自然地担起了中士的角色，走在了队伍的末尾。

我把水壶递给了走在我前面的一男一女，一个是三年级的老师，另一个是大学生。他们没有带水，于是接受了我的好意。这位女士开始向我介绍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每一处都是最美的。当我谨慎地问起黎巴嫩南部时，她说道：“谁都不会去那里。以色列人随时都可能发动袭击。”她自己从来没有去过。

得知我是独自旅行后，她拿出了一张纸写下了她的邮箱地址。“我在全国各地都有朋友，”她说道，“你可以住在他们任何人的家里。”一个头上扎着印花大手帕的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于是在同一张纸上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在我们返回城里的途中，团队的另一位旅行者请所有人到他的住所小酌了几杯。他们都很友善，而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对他们撒谎。那天晚上回到酒店后，我把那张纸撕成细小的碎片，扔进了垃圾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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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一天，我在贝鲁特的一个什叶派居民区，听到清真寺的喇叭里广播着布道辞。也有许多人坐在路边，听着汽车收音机里的布道。我走过一个被损毁的建筑，它前面的一堵墙已经不复存在，这是黎巴嫩内战的遗迹。我看到十个可怜的男人蹲在二楼的房间里，那是他们住的地方，在那里整个街道可以尽收眼底。其中几人坐在一个房间的边缘，看上去像是客厅，我经过的时候，他们的脚在我的头上晃来晃去。除了我之外，路上看不到其他西方人。

这里的妇女身穿黑色的衣服，建筑物上贴着伊斯兰教教士的照片。在最常见的一张海报里，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戴着头巾，满面笑容地举起一把俘获的以色列步枪，上面还有一条绿色的背带。我认出了这张照片——这把步枪就是在奥弗参与的那场战斗中被真主党俘获的，奥弗就是那个没有挺身而出的机枪手，这场战斗也因他而闻名。那天晚上，这把步枪的主人身中数弹，不过后来恢复了健康，有时我还会在耶路撒冷和他见面。

走在街上，我偶然看到一群人挤在一辆出租车旁，车顶放着一个喇叭，里面传出一位讲道者的声音，这些人正在聆听布道。两名身穿真主党黄衫的少年站在附近，手里拿着形似圆顶清真寺[1]的捐款箱。我的阿拉伯语足以让我明白，这布道和我有关。每隔几句我都能听到“犹太人”。不远处，一个商店老板站在店门口。当他向我投来善意的目光时，我不禁感到意外。我竭力表现出最像加拿大人的举止，走过去问他这些人在听什么。“没什么。”他说道。然后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接着竟推着我往人行道前面走。直到确定我会自己走开他才停下来。“别担心，”他说道，“什么事也没有。”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

一天晚上，我坐在闹市区街边的一张塑料桌旁，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了过来。他们握住我的手，请我喝了一杯胡萝卜汁，表示欢迎我到黎巴嫩。我喜欢这里吗？

“黎巴嫩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就像天堂。”第一个人说道，同时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以示强调。他说他们两人都在争取去欧洲的签证。他一边解释一边向街边停靠的电动车司机挥手。这名司机是一位送货员，朝这边也挥了挥手。“他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晚上8点以后下班，”第一个人说，“但什么也挣不到。”

附近清真寺的喇叭里广播了晚间祷告的通知。“我喜欢在清早街上没有人的时候听喇叭里的祷告。”第一个人告诉我。他们两人都是什叶派教徒。我问他是否祷告，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惊讶。“当然不了。”他说，“但我相信真主，而且我是好人。”第二个人点了点头。

我对中东有什么看法？我是否也认为美国很坏？不过加拿大很好，非常好。“你喜欢犹太人吗？”第一个人问。我抿了一口胡萝卜汁，说道：“不，不怎么喜欢。”

“犹太人坏透了，”他说，“他们连婴儿都杀。”他伸出前臂，掌心相对，向我比画着婴儿有多小。各自离开以前，我们友好地握手道别。接着我回到昏暗的旅馆里（为了省钱我从之前的酒店搬了出来），两层楼下是一家名为“洗我吧”的洗车店。一个男人坐在前台，他褪色的T恤上用阿拉伯语写着：“南部解放：举国欢庆。”

[1]圆顶清真寺，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标志之一，坐落在耶路撒冷旧城东部的伊斯兰教圣地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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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山的北部，靠近以哈利勒·纪伯伦出生地而闻名的小镇处，我遇到了八个和我同龄的年轻人，他们正沿着圣河散步。其中一个头戴棒球帽身穿运动裤的小伙子停下来问我是否是黎巴嫩人。他用英语问的我，所以我想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说他叫“乔治”，来自附近的一个城镇。他们来到河边准备野餐，顺便玩玩音乐，他说道。另一个人带着一把吉他。我要一起吗？

我们走到河岸边的一小块空地，围成一圈坐了下来。他们之中有一两名律师、几名大学生、一名护士，还有一个穿着喇叭裤和露脐上衣的女生，她是一位老师。他们用塑料杯给我装了一杯橘子汽水，还给了我一份山羊奶酪三明治。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们所有人。在部队服役期间，有段时间我仍然会在休假时住在基利波山上的那个集体农场里，并常常和农场的一些孩子背上吉他，带上从食堂里偷来的西瓜，向山谷的一处泉水走去。我们会在傍晚游荡于山谷之中，享受着哪儿也不用去的美好时光，就像现在一样。

他们想知道我住在哪里。当我说出小镇的名字“卜舍里”时，他们都开始起哄。相比之下，附近的伊赫丁镇各个方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为什么要住在卜舍里呢？我猜想伊赫丁大概是他们的家乡。

“伊赫丁更美。”埃米利奥说道，他是一名律师，头发纹丝不乱。“也更现代。”乔治接道。“人也更友善。”沙迪也补充了一句，他黑色的卷发和鼻梁上的眼镜让他看起来就像20世纪30年代东欧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从书中得知，这两个基督教小镇自黎巴嫩内战以来就积下了仇怨。内战时期，卜舍里的军阀家族与以色列结盟，伊赫丁的那个与之敌对的家族则与叙利亚联手。1978年的一天晚上，卜舍里的士兵扛着枪来到伊赫丁打死了几十人，其中包括敌对家族弗朗吉亚一家的儿子，以及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和我们一起的其中一位女生就来自弗朗吉亚家族。我告诉他们我之前不知道伊赫丁有这么好，并保证下次一定住在那里。

这群年轻人里的三个人——吉他手、他的未婚妻，以及那个老师——是穆斯林，乔治说道，他们并非来自丘陵地带的基督教村庄，而是来自沿海城市的黎波里。“我们的父辈彼此斗争，”他说，“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在捍卫什么。”他耸耸肩，“对我们来说那并不重要。”

“我的兄弟娶了一个基督教女孩，”吉他手说道，“我们正在打破隔阂。”

“就像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一样。”沙迪说。[1]

作为一名研究中东的大学生，乔治问道，我是否同意这一说法：以色列精心密谋了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为的是让巴勒斯坦人将阵地转移至伊拉克。

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解读，不过这种思考方式我已经越来越熟悉。那几周我有过许多类似的甚至更糟的对话，而且已经注意到，在贝鲁特好一点的书店里能买到《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反犹太人的著述。一战期间，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有过短暂的“圣诞节休战”，他们离开各自的战壕，在中间的无人地带踢了一场足球赛。倘若我认为，在黎巴嫩也许有人会愿意和我一起来一场中东版的“圣诞节休战”，或者说我至少能察觉到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就是在异想天开。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找到那个无人地带。

吉他手弹奏了几个和弦，然后他们唱了一首黎巴嫩人钟爱的国民歌后法鲁兹的歌。当音乐的节拍逐渐加快，沙迪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起来，领着我跳了一支笨拙而热情的狄布开步舞。曲终之后，我们在大家的掌声和欢笑中坐下来。接着，吉他手言语不多的未婚妻展开了歌喉，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她身穿一件蓝色衬衫，涂着粉色的眼影，轻柔的歌声传达着悲伤而朴素的感情。这是阿拉伯最杰出的女歌手乌姆·卡勒苏姆的歌，《爱的故事》。

埃米利奥向后靠到我身边，看着她。“我们所有的歌讲的都是爱的故事。”他说道。我常常想起这八个人。如今他们身在何方呢？

[1]“……正在打破隔阂”一句中的“隔阂”一词，英文原文为“the wall”。而“The Wall”正好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一张专辑的名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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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向南部出发了。

就这么在黎巴嫩境内坐车去黎巴嫩南部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对我们而言，黎巴嫩南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地方有着不同的规则，只有特定作战部队的成员穿过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大门才能抵达。我上一次是乘护卫队的装甲车到的那里。这一次，我搭了一辆出租车，收音机里播着阿拉伯的流行音乐，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在我右边的车窗外铺展开来。

经营出租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揽客的人。揽客的这个人手臂上有文身，还戴着一顶太阳帽，专门招揽客人并负责收钱。我们从贝鲁特出发，在阳光下沿着海岸公路快速地行驶。揽客人不时把头伸出窗外朝路人欢快地大喊：“去西顿！去提尔！走不走？”他这么做似乎主要为了自娱自乐，因为车子已经满了，装不下更多人。一个小孩儿坐在妈妈的腿上，嘴里咬着前面座位的靠背。随着我们越开越远，路边的村庄也越来越破旧。当我们靠近之前安全区内真主党的领地时，妇女的着装变得越来越保守，黄色的旗帜也越来越多。在提尔城的入口，游击队组织的守护神大阿亚图拉霍梅尼迎接了我们，海报上的他瞪着眼睛。旁边的肯德基连锁店里座无虚席。提尔就是我此行探索南部的大本营。

面的停下时，揽客人为我指了一下停靠在街边的一大排黄色出租车。我坐上其中一辆，几分钟后便到达了这个城市基督教区的一个旅馆。付过钱后，司机告诉我要小心。“为什么？”我问道。他用手指了指以色列的方向，朝我一笑。

提尔的海滩美丽至极，白沙广阔，海水清澈。晚上，我在一个小棚屋里喝着当地的啤酒。屋子的主人名叫“瓦利德”，只穿着一条剪短的牛仔裤。他告诉我，他在法国学习了几年建筑学，后来厌倦欧洲回到了家乡。这里有他需要的一切，他说道。在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下，他和朋友打着桌球。

我父母的家位于以色列北部，从那里沿海岸开车过来只需要20分钟——或者说，倘若没有中间那条不可逾越的边境，那么真的就只需要20分钟。而我一路远行了2万千米才来到这个地方。空气中充满着相同的咸味。借着微弱的光亮，南面的边境依稀可见。眼前的一处山脊从我父母的屋顶眺望一样可以看见，其隆起的白垩岩一直伸展至海里。只是此刻，我站在了我不该出现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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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一家杂货店想要买点喝的，里面有两个人坐在摆满干货的货架之间。看到有游客进来他们感到很意外，因为外人实在没有什么理由来到这个小镇。店主起身向我打招呼。我是加拿大人？太好了。实际上他有亲戚在渥太华，我认识他们吗？我买了一根红莓冰棒。店里还有一个人，他似乎是店主的朋友或者亲戚，在店里坐着无所事事—这在中东的商铺里很常见。“欢迎来到奈拜提耶。”这个人说道。我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他想知道我是否听说过一个名叫“哈桑·卡迈勒·阿勒—萨巴赫”的人，当我说没有时，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哈桑·卡迈勒·阿勒—萨巴赫。”店主重复道。我摇了摇头。

“奈拜提耶人。”他说。他发明了——他在脑海中寻找着那个词——电。

“电灯。”第二个人补充了一句。

回到街上，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一手拿着一个装有咖啡的金属壶，另一只手里拎着几个玻璃杯。男人以刻意的节奏晃得玻璃杯叮当作响。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其他人也一样。来到这里真的是冒险之举。

我来到一家面包店，店主抓住我的手肘把我领到桌边坐下，然后为我上了一盘粘糕。吃完付钱的时候，他少收了我几块钱。“欢迎来到奈拜提耶。”他在我离开的时候说道。街上稍远的地方，我看到交通岛上有一块大型的标牌，那是一个头戴传统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肖像。他并不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什叶派教士或者真主党十几岁殉教者的头像。男子面容下方的阿拉伯文字写着“哈桑·卡迈勒·阿勒–萨巴赫”。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阿勒–萨巴赫是一位发明家，他曾为通用电气公司效力，在电路系统和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中做出过重要贡献。1935年，他在纽约伊丽莎白镇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对那些喜欢他的人而言，他或许是当地的另一类英雄。

小镇的东面群山连绵，正是我要寻找的那片丘陵。一群建筑挡住了我的视线，于是我走到一处视野清晰之地。阴暗的天空下，我能看到山脊上一个人造的突出部分。那就是南瓜山。我越来越近了。

我想找到我们曾经站在前哨望到的地方，那些印刻在我们脑海中的地方：卡尔—特克斯加油站、阿尔—甘杜尔医院、圣安东尼修道院，还有那些住宅。我开始穿越小镇朝南瓜山的方向走去。没过多久，街上的人烟就越来越少。

此时，我的周围全是堆满了旧车零部件的商店。我从一个卖木炭的小贩身边走过。破败的店面里，人们向我投来不太友善的眼神，但谁也没有上来拦着我。一群中年男人站在一排停靠的出租车旁，我朝他们走过去时发现他们都在笑。他们笑的是我。当我走近时他们停了下来，每个人都过来和我握手。我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不错。

“你是新闻记者吗？”有人问道。“游客而已。”我回答。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情。

其中一人拿过我的相机，为我和其他司机拍了合影。我背对着南瓜山，并且能感受到它在身后的存在。倘若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他们会怎么做呢？一个有着茂密白胡须的司机让我帮他移民加拿大。我告诉他加拿大冷得要命，黎巴嫩这么美——为什么想要离开？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仿佛事先已经准备了一份声明一样地说道：“黎巴嫩是真主最珍贵的礼物，是他对我们最宝贵的赐予。”然后他向街上萧索的景象挥挥手，补充道：“但是，你不可能在这里改变自己的命运。”等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后，我立刻拿出本子把这些记了下来，因为我想原封不动地记录他的话。

此时，我正在被前哨散发的磁场牵引向前。小镇的这片区域已经没有人行道，只有一些车库和真主党的标志。一栋建筑的外墙上贴满了殉教者的照片，都是在和我们的冲突中丧命的真主党成员。我向左转入了一片居民区，这片居民区与马路相接，一直延伸到南瓜山脚下。周围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我知道，走得越远，我来到这里的理由就会越来越站不住脚。

一家商店外，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他手拄拐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我。旁边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地上玩耍。我在找什么？他用英语问道。我告诉他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学生，我不想参观旅游景点，只想看看普通的居民区。

我一个人吗？他问。我说是的。他建议我最好小心一点——一个人四处走动很危险。当他问我是否喜欢奈拜提耶时，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其实一点也不，我很想离开。我们曾经是否会以为（哪怕是开玩笑），等有一天回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时，将会是一场愉快的重逢？这个混乱的小镇似乎没有任何令人愉快之处，至少对我毫无乐趣可言。

“自从他们离开以后，这里的情况正在慢慢好起来。”他指着山上隆起的部分说道。我问他：“‘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情况如何？”我没有说“以色列人”，仿佛说出这个词会向他暴露我的身份。他看着我，似乎在怜悯我的无知。“糟糕啊，”他说，“糟糕透了。不过那时我不在这里，我在非洲的加蓬。”我问他在这里走动是不是真的很危险。“我开玩笑的。”他说，但他并没有笑。

我沿着满是泥土的路肩向距离南瓜山最近的居民区走去。一个男人推着独轮手推车从我身边经过，他戴着黄色的棒球帽，上面有真主党的标志。现在我到达了小镇的边缘。再往前走就是山坡下面的那个死亡地带。前哨就在我的上方，只有800米的距离，但是从山谷的这个位置是走不上去的。我知道，山脊的东面是唯一能抵达前哨的途径，要走部队以前的那条路才行。若想去到那里，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此刻站在这里，我终于可以想象，身处低处，被瞭望哨上的那道水平狭缝如一只永不闭合的邪恶之眼一般窥视，是怎样一种感受。

我走到一栋两层楼的楼房处，其周围环绕着一堵矮石墙。一块白色的标牌固定在一根电线杆上，上面写着“DIR MAR ANTONIUS”——圣安东尼修道院。我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在看到这几个字时会感到如此惊讶。或许直到那一刻我还难以相信，我的生命轨迹竟然真的会同这座小镇的生命轨迹相交。在我们第二次驻守任务期间，有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躲在这堵墙的背后朝我们发射火箭弹，前后持续了一周。

在这条路的前方，我看到了一排熟悉的住宅，有些已经不再被荒弃，另外几栋则在建设中。倘若我能设法解释当时的感受，请你想象，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房间的墙上有一幅森林的画，你每天都能看到它，对它的熟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忽然有一天清晨，你发现自己就在那些树下醒来。我没有再继续向前，转身尽快离开了这个小镇。

57

清晨，我坐上一辆没有安全带的破旧出租车，从提尔出发朝内陆的安全区旧址驶去。这是此次行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当时的感受就像登山运动员离开营地，在不可预知的天气中尝试登顶一般。

我原本考虑请一位导游带我游览黎巴嫩南部，但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对方容易向我发问，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雇用了一位名叫“易卜拉欣”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为两天的游览谈好了价格。第一天，我只会参观黎巴嫩旅游指南上向游客推荐的景点，依此来判断他是否对我有所怀疑。第二天，我会设法抵达南瓜山。除了以色列士兵之外，还有谁会知道南瓜山的位置，还有谁会想要去到那里？对这些问题，此时我还没有想出理由来解释。我知道，我让司机往南瓜山方向开的时候，将会是这段旅程中最令人担忧的时刻。

易卜拉欣脸上长着黑黑的胡子，胡子下的两颗门牙已经脱落。车内的仪表板上有一张胖墩墩的幼儿照片，那是他蹒跚学步的儿子。我们没有多少交流，因为他的英语十分有限，而我则隐藏着自己原本就所知甚少的阿拉伯语，生怕无意中将希伯来语脱口而出，这是我整个黎巴嫩之旅中一直在担心的问题。这部旧出租车的引擎显示了出人意料的活力。每当易卜拉欣觉得前面的车开得太慢，他都会向左猛打方向盘插入反向车道超车，接着再次朝右扭转方向盘，以避开迎面而来的车辆。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我当时心想，自己曾经作为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炮火中幸免于难，要是今天因为撞上一辆拖黄瓜的卡车而一命呼呜，那可实在讽刺至极——因为他拍拍我的腿说道：“没问题。”

经过一个布满灰尘的村庄时，我在主路口看到了一个圆顶清真寺的模型。上面插着一面真主党的旗帜，旗帜上的英文写道：“耶路撒冷，我们来了！”

我们沿着边境的围栏行驶，围栏那边是以色列境内的一个边防哨所。我认出了这个哨所，它的代号是一种兰花的名字。易卜拉欣把车慢了下来，指着哨所，用浓重的阿拉伯口音说道：“以色列。”我想那个时候，在一个混凝土所筑的观察哨里，有士兵正透过双筒望远镜注视着黎巴嫩境内的一辆黄色出租车，它在不该慢下来的时候慢了下来，他们看到车里有一个长着胡子的司机，还有一个人坐在乘客的座位上。我了解这个哨所里的情景：天花板很低，一道水平狭缝对着黎巴嫩，一个电水壶，通信设备中有几个军事频率正在吱吱作响，还有几盒加工奶酪。易卜拉欣用食指指向以色列基地的方向，拇指朝上，比画着射击的姿势打了一枪，然后疾驰而去。

在我们经过的什叶派城镇里，真主党旗帜随处可见，殉教者和领导人的海报无处不在。过了不多久我似乎感觉，真主党的艺术家也许厌倦了反复绘制哈桑·纳斯鲁拉和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我发现这两人的肖像有的还用到了用喷枪涂抹的荧光色背景，那种你会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包车的车身上看到的风格。我看见一幅纳斯鲁拉肖像有着波普艺术风格的背景，上面有漫画式的圆点。我不禁由此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位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在地下室埋头苦干，虽然他尚未卖出的作品堆积如山，但为了赚钱支付房租，他不得不再继续炮制领导人的肖像。

我们中途停车加油时，服务员因为看见游客而感到十分意外。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觉得黎巴嫩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喜欢这个地方。然而就在街对面，一面真主党旗帜在那里飘扬，还有一座20管的火箭炮组的模型正对着我的家乡。

到达卡纳村后，我们在已经废弃的联合国办公楼前停下。一块指示牌上写着：“最近的一次屠杀：1996年4月18日。”进入大楼底层，满眼都是我们的炮弹造成的后果：玻璃支离破碎，地面一片焦黑，墙壁因弹片的冲击而千疮百孔，金属扭曲变形，混凝土变成了齑粉。在一个空房间里，三个小男孩正在把玩几块废弃物。悲剧发生的那一天，以色列的一支弹着点观察员分遣队因为真主党在这栋办公楼附近设置的炮组而受阻，我们的炮兵为了掩护分遣队的撤离向他们发射炮弹，结果却击中办公楼，炸死了100多位平民，他们原以为那里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楼内摆放着长长的大理石棺和几张照片，每一具石棺上都写有逝者的名字和生日。一张照片中，一个年轻人正在微笑，他和我一样，生于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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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计划好了第二天的路线，知道这条路线会经过通向南瓜山的十字路口。但我仍然不清楚该如何解释我想要上山的理由。

前一天早上沿着边境返回时，我们在一扇老旧的大门处停留了一会儿，那是曾经的“友好围栏”。在安全区时期，黎巴嫩的村民常常穿过这扇大门来以色列找工作和看病。围栏的另一边，几名以色列士兵站在数米以外的一个小型筑垒阵地中。我担心他们有人会认出我。以色列太小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我下意识压低了棒球帽的帽檐。

一块真主党的标牌上，用阿拉伯文和英文描述了1988年他们在此发动的一次自杀式袭击事件。这种标牌在黎巴嫩南部随处可见，记录了与以色列人作战的诸多行动。正当我给这块标牌拍照时，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男人迈出了一栋小房子，朝我大步走来。他的胡子干净利落，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衣服，其风度和举止表明，这片区域由他掌管。几年之前我可曾想到，第一次和真主党人近距离接触时，我手上仅有的武器竟然会是一部相机和一本记事本？他走过来和我握手，但仍然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

当他用阿拉伯语问我是否是记者时，易卜拉欣替我作了回答：“他是加拿大的游客。”“欢迎你。”男人说道，语气依旧冰冷，并示意我把相机收起来。我向他比画着表示没问题。我们再次握了握手，但他既没有笑也没有动。于是我回到了出租车里。

我们开车上路以后，易卜拉欣转过头来，朝男人的方向指了一下，然后用阿拉伯语说道：“抵抗组织。”我点了点头，但易卜拉欣似乎对我的反应并不满意。“真主党。”他又说道。这次我竭力表现出大受触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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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车驶入希亚姆镇，穿行过几条狭窄的街道后，到达了位于城镇边缘的真主党博物馆。博物馆就在安全区过去的那座监狱里，曾经由南黎巴嫩军和我们的情报机关共同管理。

我无法确定，与尚未对游人开放的真主党人质地牢相比，希亚姆监狱有何不同。但即便监狱已经再无看守，这个地方仍旧透出一种邪恶与残忍。其内部有许多牢房，现在已空无一人，还有供犯人活动的一小块场地。当我抬起头，我看到天空被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带刺铁丝网分割成块。博物馆的真主党负责人在门边挂上了阿拉伯文和英文的标识，其中一个房间的标签为“鞭笞者头目的刑房”。墙上有许多游客涂写的字迹，有一些用英文写道：“犹太人简直是艾滋病！”“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犹太人是社会的毒瘤！”等等。曾经同样掌管监狱的基督教徒似乎已经脱离了干系。

和我们一同参观博物馆的，还有乘两辆客车而来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游客。男人们身穿卡其布服装，背着摄影机，女人们则裹着黑布。我们排队进入一个小型剧场，准备观看一场电影，其中包括监狱里过去行刑手段的重演。在一个画面中，一名男子正俯卧在地上接受鞭刑，他的双脚置于一把椅子上。剧场里还有一些小孩。一个小男孩开始尖叫起来。男孩的母亲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无济于事，可她并没有将儿子带出剧场。影片以监狱得到解放的镜头结尾。那天早上，南瓜山和其他前哨都已被炸毁，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教徒意识到以色列人已经撤离，而他们自己的战士赢了：人们朝监狱的方向蜂拥而去，大喊着：“真主伟大！”骨瘦如柴、满脸胡须的男人们终于和欢欣鼓舞的家人重新团聚。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们从监狱沿路向下，来到了利塔尼河，接着沿护卫队曾经的路线行驶。如我所知，我们很快到达了河岸边的小餐馆，也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能在卡车上看到的那一家。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这里有一个长久的预约。餐馆和我的记忆丝毫不差——一个摇摇欲坠的雨棚，几张沿河摆放的小餐桌。我们在河边坐下，女店主向我们走来，她的头发包裹得严严实实。她的两个儿子穆萨与哈桑也在，还有另一位名叫“伊萨”的年轻人。餐馆的座位足够容纳我整个排的战友，但易卜拉欣和我是他们仅有的顾客。

我们曾梦想有一天能回到此地，毫无畏惧地坐在这家餐馆里，看河水流淌。在梦中，我们的这餐饭是完美的。但事实上，我点的鱼又老又干，不时还有苍蝇飞来飞去。梦想与现实就是有这样的差距。不过，能够再次回到这里令我感动不已，其他都无关紧要。

用餐以后我拿出钱包。“多少钱？”易卜拉欣用阿拉伯语问道。

“15美元。”伊萨用阿拉伯语回答。

“20美元。”女店主用英语翻译道。我付了钱。当然，究竟是谁在使诈，又是谁上了当，这并不如女店主想象的那样明了。对我而言，不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这都是我吃过的最有价值的一餐饭。

穿过那座桥以后，我们开始沿着阿里塔希尔山脉爬行。路边可以看到另一块真主党的标牌，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容满面。和大多数殉教者不同，他既不严肃，也不悲伤，而像一个你愿意认识的人。他似乎还在努力蓄胡子，不过看上去还没有长整齐。标牌上的英文对他的描述为：“烈士比拉勒·阿赫拉斯的伏击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1996年6月10日黎明时分，狂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军队在其战略前哨“达卜谢”附近遭遇重击。该前哨是侵占者嚣张气焰的标志之一。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一个小队渗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安全墙内，机敏地给15名身强体壮的犹太复国主义徒步巡逻队员设下埋伏。

当巡逻队步入射程并靠近伏击地点时，抵抗组织成员利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对他们发起猛攻，致使敌军15人非死即伤。

抵抗组织成员比拉勒·阿赫拉斯将原本近距离的对抗变成了一场正面交锋。他冲向巡逻队伍，造成了敌军的进一步伤亡，并在作战过程中壮烈牺牲。

“达卜谢”是我们那座山丘的阿拉伯语名称。以色列派出的小队有13人，而非15人。不过除此之外，标牌上对猎鹰事件的描述准确无误。这是阿维在南瓜山时发生的事情，其中5名士兵牺牲，其余全部负伤。新兵雅科夫看到了一个逃跑的人影，但却在扣动扳机时犹豫不决，最后中士开枪将那个人射杀——那就是比拉勒。我有一张次日清晨所照的现场照片，是参与救援的一位军医给我的。照片中，比拉勒穿着深绿色军服，腿臂扭曲，四肢摊开，仰面躺在灌木丛中。

60

十字路口如我所知一般出现在眼前——往右拐就能沿着45度的陡坡，一路通往一座山峰。抵达黎巴嫩的第一天，我们几人就在那座山峰蹲伏过，手中的枪瞄准了两个陌生人。结果他们并非冲我们而来，只不过是自己在找乐子。

同我预想中一样，这个转弯处并没有任何标志，初到此地的游客不可能知道这条路通往何处。我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为了这座山。然而，假若言语中稍不留心，易卜拉欣便会明白我曾经到过这里。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确定他会向谁说起这些。我丧失了勇气，一言未发。通向南瓜山的路口在我们身后愈渐模糊。

我在内心同自己做着激烈的斗争，每一秒的流逝都意味着十字路口离我越来越远。我改变了主意，让易卜拉欣停车。

我摸着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告诉他，我想要去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山的山顶。“我想拍照，”我说道，“上面的风景肯定很不错。”我自知这听起来难以令人信服。易卜拉欣看上去不太高兴。我伸向钱包找到一张20美元的纸币。“拿去加油。”我说，并把钱塞进他的手中合上。于是他调转车头，一路开回了十字路口。

孩提时候，我曾参观过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里面有一条昏暗的走廊，旁边排列着实景模型，阐释史前人类的生活：栩栩如生的人物穿着兽皮，以猛犸象肉为食，打磨尖尖的箭镞。随着我们盘山而上，一幅相似的画面在我眼前展开：左手边的植被中，我看见曾经的我们正沿路搜查炸弹；我的朋友们分散在灌木丛中，因为高温而汗流浃背；嗅探犬在队伍前面领头，其后是哈雷尔健壮的身影，他的脚正抬至半空。

我们开到了一个转弯处。曾经有一名士兵就是在那里，因为操作机枪失误而朝我身旁的柏油路面一阵猛射。我还记得枪声过后的沉默，以及我们看向彼此的眼神。我熟悉路边的那些巨岩，也曾数十次在地面搜查地雷绊线。我努力装出一副对这里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怀疑自己演得很糟糕。不过坐在我身边开车的易卜拉欣似乎并没有留心，也毫不在意。当山顶的一堆混凝土终于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我竭尽全力表现出惊讶的模样。“以色列雷达。”易卜拉欣说道，但我的耳边却回响着希伯来语的叫喊——“快跑！”——以及卡车的轰鸣。他把车停在护卫队过去停车的院子里，关闭了引擎。霎时万籁俱寂。

双脚踏足这片土地时，我看见一条河谷在远处铺展开来，流向一座由褐色植被覆盖的山丘。漫长的夏天临近尾声。因为高温少雨，群山呈一片暗褐，但依然美丽。

任凭易卜拉欣怎么想，我把他一人留下，独自朝山顶而去。我并没有跑。沿路的混凝土板上可以看到过去士兵涂写的希伯来文字，现在它们如同象形文字一般，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其中一句写道：“阿里耶，结婚时要请我们喝喜酒啊！”前哨的入口处，我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边。车内是空的，周围也未见到任何人。我大声询问是否有人时，亦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无论如何，我竟然又回到了前哨，这种意识此刻将我深深占据，以至于这辆车的奇怪存在很快模糊起来。我从车旁经过，走进了南瓜哨。

筑堤内散落着巨大的混凝土碎块和扭曲的金属棒，这些都是最后那一晚屋顶被炸碎的残留物。我在其中一块碎石上坐下，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尘土味道，以及早已遗忘的烧制水泥的气味。前哨过去常常热闹无比，你总能听到士兵的笑声、咒骂声和喊声，还有坦克行驶时的铿锵作响，以及通信设备受静电干扰的声音。南瓜山曾因为士兵的驻守而充满活力，但赋予其生命的人们已经消失不见，现在只让人感觉一片死寂。

在西面的筑堤顶上，我终于看到了一面真主党旗帜，但它只是一块早已褪色的黄色布料而已。曾经有一段时期，这座山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然而仿佛连敌人也明白，现在的它毫无价值可言。这似乎是士兵们可以获得的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训。倘若你有幸能在战争的试炼中毫发无伤地生存下来，并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你曾被任命占领或保卫的任何一座山头，倘若你愿意倾听这些地方对你的诉说，你便能了解你的决定是多么无足轻重，你便会明白，将你抛来掷去的命运的潮汐，超出了你的理解。

天色已晚，但周围的寂静却让人想起了“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分，那是高度警觉的时刻。保持安静，环顾四周，仔细聆听。还有谁和你一起？

我一个人。

准备好了吗？

没有什么需要准备。历史已经抛下这座山头，向前行进。

你现在何处？我在中东的一座山顶上，一个边缘到无法再边缘的地方。它是千万座炙热的山丘之一，你可以在此登高望远，俯览世界。自那天站在山顶的碎石之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弄清当时所看到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理解也在改变，但有两点是清晰不变的。

2002年秋天回到南瓜山时，我以为那是一个终结——不仅终结了那场战争，也终结了战争留给我的焦虑不安，以及其他被战争触碰的人所经历的伤痛。可是当时我感觉到，而且现在已经明白，我想错了。它并不是一个终结。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只是某些事情的开始：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冲突会爆发，会转移，会缓和，但却不会结束；在这个时代，你所能期盼的最好愿景并非和平，也不可能期望一个更好的时代会到来，你只能尽力维持自己的安全。那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地区后来会被自身的暴力扼住咽喉——就像叙利亚（离前哨的车程很近）那样被吞噬，此外还有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以及以色列周边的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前哨只是一个开始；它的结束依然是开始；我回归于平民身份亦是开始；直到今天也许仍旧只是开始。南瓜山已经一去不返，然而一切还在继续。

当我爬上筑堤顶部时，我发现阳光照射在战壕上，这里并没有被损毁。倒塌的沙袋散落在地，颜色深棕或深红，其中有些曾是我制作的。我走在战壕之上，身体没有遮挡。过去在白天，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曾经的本能再次出现，我只能不断告诉自己，不必为了躲避危险而跳下战壕。周围的景致片刻之间便重回脑海，仿佛我那天早上刚刚站过岗一般。

向北望去，我看到一个山坡，那是莫迪凯曾在他的坦克中受伤之地，利奥尔也是在那里牺牲的。北面的更远处，是红辣椒哨的废墟。

我沿着战壕的边缘行走，在一处哨岗停了下来。1994年，“南瓜山事件”发生的当天，这个哨岗被哨兵弃守。附近矮护墙下的地面上，一名士兵仰面倒地，身体余温尚存。倘若他还活着，现在该有41岁了。

站在这里，面向南方，我可以看到“那片森林”——娜塔莉脱衣服的那一晚，敌军的炸弹曾在那里废掉我们的战车；我也曾蹲伏着，在那里望着我们的导弹飞向附近的城镇；猎鹰弯附近，工程兵也曾在那里被偷袭击溃。

筑堤之下是昔日的宿舍，入口已被碎石阻隔，漆黑的房间现在或许要尘封数百年。倘若未来有人不辞辛苦将入口疏通，他们也许能看到墙壁上模糊的希伯来文涂鸦，或者拾起一个古老的香烟包装盒。但是，这些人不会了解过去驻守在这里的生命，他们曾在半梦半醒中从里面的床铺上翻下，接受派遣执行任务，有时候却再也回不来。

站在前哨之上，我发现，因为山顶无人照看打理，大自然又将它收回了自己的怀抱。你多么希望万物停下脚步，希望它们承认，人类的离开并非无关紧要。只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有一首希伯来语歌曲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创作者是一位女性，在1973年的战争中，她的集体农场失去了11个男人。她在歌里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但小麦依旧生长”，因为她似乎无法相信，这怎么可能呢。

战壕中满是沙袋内的散落物，植被在混凝土面板之间发芽。在以色列人民的共同记忆中，有许多山丘会恒久地存在，但南瓜山永远不会是其中之一。

我走过一个哨岗，利他主义者埃兰曾经就在这里被火箭弹击中。如今的他，依然是一位利他主义者。

阿维过去站立的炮位四周长出了丛丛杂草，他曾在那里瞭望黎巴嫩的群山。雨季时节，这些野草将是一片翠绿，与在爱尔兰的多尼戈尔和科克等待他的绿茵别无二致。

多年以后回顾这些往事，我发现在夜晚结束一天的写作或采访之时，吸引我的并非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也不是描述我自己那个时代的著作，而是一个世纪前埃德蒙·布伦登与艾萨克·罗森伯格等经历过一战的诗人创作的诗歌与回忆录。他们被迫从正常的生活中剥离，被派遣到生命的最边缘。越过那个边缘——

我也一样，将恐惧卸下，

枪林弹雨之下静若处子，

如我死去的战友。

我的灵魂已扬帆起航，轻盈而坚定地乘风破浪，

穿过被我们的希望缀满的

倒刺铁丝网。

这是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句。教堂的钟声在他的家乡响起，向人们宣告休战日的到来。然而就在此时，有人敲响他父母家的门，递上一封电报，告知他们欧文阵亡的消息。起初我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作家当时会引起我的注意。一战已是遥远的过去，我的经历亦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后来我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远超于我的洞察力，他们认识到生死不过一线之间。这是南瓜山教给我的第二课，现在我仍在继续领悟：那二者间的界线，阿维与我之间的界线，是多么纤细而脆弱。这是我对那座山丘的亏欠，同样因为这一点，我对当初在那里的时光充满感激。

南瓜山上，我碰巧是幸运的一个，也因此一度坚信自己不可战胜，坚信生死的界线不可跨越。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需要一个角度，一个时刻，一个文员在纸上敲上的印章，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决定。这种迟来的领悟激发了我未曾预料的感受，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一直将我追随。那是一种后怕。我有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儿子，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有时，当两个儿子依偎在我左右听故事，或者当我在下午推着秋千上的小女儿，看着她红凉鞋的鞋尖划向柏树林的顶端时，我知道自己原本可能错过这一切。我几乎就错过了。而其他人，真的错过了。

我继续沿着前哨西面的筑堤行走，一阵温暖的风开始吹起。就在这时，我看到数米之外的地方，有什么从战壕中冒了出来。

那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后脑勺，她的头发乌黑发亮。我的第一反应是，女人不可能出现在南瓜山上——这是此地不可违反的规定。然而她就在那里，坐在筑堤的外坡上，附近就是真主党曾经插下军旗的地方。她背对着我，面朝在山下的高原上铺展开的城镇。

她没有注意到我，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便想动，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我听见一阵低语从她的方向传来，但这嗓音太过深沉，不可能是她的。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她的头往下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外，低语也随之停止。几秒钟的沉默后，我终于明白，这座山丘最终被谁占据，成了一个怎样的地方。

出租车在护卫队昔日停靠的院子里等待着。透过后窗玻璃，南瓜山在视野中越来越远。我知道，我不会再见到它了。

资料来源

引号中的引文来源于各种文件、书信、录音采访，以及我自己的记录。未添加引号的对话则源自回忆。

资料来源注释中引用的所有军方文件和报纸文章原文为希伯来文，翻译由我完成。

第1～3章

我在2013年与2014年采访了阿维所属排的以下战友，他们于1994年3月应征加入“青年先锋战队”（希伯来文为“Nachal”，是“Noar Halutzi Lohem”的缩写）的工程兵连：Matan Dishon、Gal Perlmutter、Ilya（Elia）Libman、Amit Nisim、Amos Squverer，以及Dotan（Guli）Wolfson。1994年“青年先锋战队”入伍训练的描述就是从这些采访中而来。1997年退伍之后，士兵们汇编了一份包含照片和文字的小册子。文中外加的详细情节便来源于这本小册子，以及三年后我作为新兵在相同的基地接受训练的经历。阿维童年的故事由Yossi Ofner和Raya Ofner在2013年与2014年接受采访时讲述。

第4章

“刚到训练基地的维”等阿维的文字摘自Ofner一家所提供的资料，由我翻译。

第5章

“身躯佝偻，像背扛麻布袋的老乞丐”一句出自：Wilfred Owen,“Dulce et Decorum Est”，1917年成诗，次年校订。见Wilfred Owen: The War Poems, ed. Jon Stallworthy（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Ofner一家为阿维制作了一部影片，名为《翩飞如梦》（Kahalom Ya’uf）。阿维在Sde Eliyahu集体农场上的高中，Naomi Bassi是这个集体农场的图书管理员。我在一次对她的采访中看到了那部影片。影片的一个镜头显示了阿维从图书馆借书的书单。那首摇篮曲是Emmanuel Harussi的《睡吧，我的孩子》（Shkav Beni, 1929）。

Romain Gary的传记信息源自：David Bellos, Romain Gary: A Tall Tale （London: Harvill Secker, 2010）。Gary的The Kites（法语：Les cerfs-volants）一书，其法语版由Editions Gallimard于1980年出版，希伯来文版Afifonim则于1983年问世，由Am Oved出版。在《南瓜花》的创作过程中，Gary的The Kites一书被首次译成英文，由译者Miranda Richmond-Mouillot为美国出版社New Directions翻译。

第6章

内容取自对阿维战友的采访。Gal Perlmutter的希伯来语绰号为“善良的精灵”（Good Fairy）。但为避免“Fairy”一词在英文中的引申含义，同时在大体上匹配希伯来语之意，我将其润色为“天使”（Angel）。

“用法国陆军的方法，为备战1914年的战争，而积极展开训练”一句出自Romain Gary的回忆录Promise at Daw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1）。

第7章

关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背景，请参阅Ze’ev Schiff与Ehud Yaari共著的Israel’s Lebanon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关于希伯来语讲述的安全区战争背景，参见Moshe（Chico）Tamir所著的传记Milhama Lelo Ot（《未宣之战》）（Tel Aviv: Israel Defense Ministry Publishing, 2005）。Avi Issacharoff与Amos Harel合著有Korei Akavish（《蛛网》）（Tel Aviv: Yediot Books, 2008），此书关涉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已有英文译本34 Days: Israel, Hezbollah, and the War in Leban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请参见书中的第1章；亦见Gal Luft,“Israel’s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A Tragedy?”Middle East Quarterly 7, no.3（September 2000）： 13-20。

“出生时心上插着一把匕首”一句出自：Haim Gouri,“Yerusha”（传统），收于文集Shoshanat Ruchot （《风玫瑰》）（Tel Aviv: Ha-Kibbutz HaMeuhad, 1960）。

篝火信号“从橄榄山到萨尔塔巴山”的传递摘自Mishnah（Rosh Hashanah, ch. 2）。

2013年我采访了纪录片导演David Kerpel。据他所言，南瓜哨（希伯来语：Mutzav Dla’at）由一支预备役工程兵连队在1983年筑成，David便是其中一员。南瓜哨的建立似乎未被赋予任何重要性：我找不到任何照片或官方记录；后来我联系了该连的另外一名士兵和一名营长，但隔着30年的距离，两人对这所前哨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

第8章

Ilya全名Ilya（Elia）Libman，我在2014年采访的他。

第9章

Eran全名Eran Stern，来自Givati旅的工程兵连队。对 1994年10月29日“南瓜山事件”的描述来自：2013年对Eran的采访；对时任前哨指挥官（兼副连长）Maor Binyamini的采访；以及对时任连队中士Ofir Zilberstein的采访。其他信息来自以色列国防部档案对该事件所编辑的两页介绍，标题为：“Appendix 1: Attack on Outpost Pumpkin 29/10/94”，Division 91 HQ编, November 7, 1994。真主党的视频可在Youtube网站找到，网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uaiDcFp8A。

“尽管他的身体毫发未伤，但他再也没有从这次事件中恢复过来”一句出自：Chen Kotas-Bar,“Eighteen Years Later: The Soldier Who Abandoned His Post Talks about the Shame”, Maariv, July 28, 2012。

当天前哨牺牲的士兵为21岁的Almog Klein中士，背部满是鲜血的军官为Moshe Gerstner中尉。八年以后的2002年4月，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市，29岁的Gerstner作为预备役部队军官在与巴勒斯坦持枪歹徒的交火中牺牲。

真主党对此次袭击的报道摘自如下这本阿拉伯文书：Salim Elias, AlMuqawama al-Islamiyya wal-Amal al-Askari （《伊斯兰抵抗组织与军事行动》）（Beirut: Lebanese Cultural Center for Printing, Publishing, Translation, and Distribution, 2006）。由Dan Naor博士为我翻译。

“耻辱”是一篇篇幅为两页的文章的标题，仅此一词，见Yediot Ahronot, October 31, 1994。

“当恐惧和哭泣变成众所钦敬的话题”一句摘自：Ron Ben-Yishai,“All They Needed to Do Was Look Up”, Yediot Ahronot, November 4, 1994。在同一篇文章中Ben-Yishai还写道，父母在部队中起到的作用正在朝“家长与老师同盟”的方向发展。

那位无礼的司机被士兵在脸上揍了一拳。我在2013年采访了此事的目击者Ofir Zilberstein。

第10章

《谈经济，不谈战争》为一篇头版分析文章的标题，刊登于1994年10月31日发行的日报Maariv中。“他们的斗志已经瓦解”一句摘自：Yaron London,“The Givati Symptom”,Yediot Ahronot, November 1, 1994。

第11章

此章内容源自2014年我对Yohai Ben-Yishai的采访（此前不久他刚从部队退役），以及对阿维的父母和战友的采访。阿农村庄的事件发生于1994年年末，具体日期不详。我未能在以色列国防部的档案中找到任何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阿维冲去取担架时对自己的疲惫感到意外，这一点由Matan Dishon在采访时提及。

第12章

源于对Yossi Ofner和Raya Ofner的采访，以及对阿维战友的采访。

第13章

“晨曦即将在黎巴嫩升起”一段出自1995年10月7日阿维写给Smadar Oren的信。所有信件由Ofner一家提供。Smadar Oren在2013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讲述了更多详情。

Omri Levi是治疗Yohai Ben-Yishai的军医之一，于2013年接受采访。

第14章

“在附近的橄榄林遭遇伏击而失去了一名步枪手和两名侦察兵”：这一事件发生在1995年6月18日。牺牲的三人为：来自Givati旅工程兵连队的 Hillel Rosner上士，两名侦察兵军士长Hani Muhammad和军士长Hashem Rahal。

对Rabbi Yehuda Leib Ashlag（1885～1954）的引述源自他的两篇文章：“The Giving of the Torah”（1933）以及“Critique of Marxism in Light of New Reality, and a Sol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All Streams of the Nation”（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具体日期不详）。Ashlag的以色列追随者管理着www.ohrhasulam.org网站，我使用了网站上归档的希伯来文版本，并将之译成英文。

Eran Stern负伤以及Amir Kra牺牲的事件发生于1995年 5月17日。事件的描述源自：2013年对Eran的采访；2014年对Amir的母亲Helen Kurz Kra的采访；以及同样在2014年对Avishai Sofer的采访，Avishai是Amir的战友，事发时他在南瓜哨。其他信息来自以色列国防部档案室编辑的一份文件，标题为“Incident at ‘Pumpkin’ May 17, 1995”。Eran Stern向我提供了那些电视镜头，包括当天摄录的原始镜头，这些是他的家人在其负伤之后从电视台获得的。Amir Kra和以色列总部的女兵Daniella Raz之间的对话，于2013年出现在了一个电视节目中，此节目由Channel1的记者Yair Weinreb制作，Yair是Amir的朋友。Raz（现改名为“Raz-Weinreb”）后来嫁给了Weinreb，Weinreb将两者间的对话按照妻子的记忆呈现了出来。我在2013年与Weinreb有过交谈。Amir的笔记（“再过几天，我就要转到另一个前哨了……”）写于一个黄色便笺本上，内容有三页，日期为1994年12月，由Helen Kurz Kra提供。

第15章

“平复内心的火焰”摘自1996年5月29日阿维写给Smadar的信。“现在我把它藏了起来”以及“重要的是，我们在逐渐变成……”摘自1996年5月28日阿维写给Smadar的信。

“我理解那些拒绝追随戴高乐的人，我太理解了”一句出自：Gary所撰Promise at Dawn。

第16章

“没有多少新闻记者来这里”一段出自：Sever Plocker,“Two Fingers from Nabatieh”，Yediot Ahronot, April 3, 1996。

阿维的旅行计划以及对爱尔兰的思考（“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就像我一样”）来自1996年5月29日写给Smadar的信。信中他提到，电台中传出了U2乐队的歌《One》，于是他搁下笔，听起了歌。

第17章

文中提及的向自己人开火的事件于1998年12月30日发生在黎巴嫩的Taibeh镇附近。这个排来自Golani旅，被误杀的士兵为19岁的Ohad Zach上士。

“猎鹰事件”（希伯来语：Irua Baz）发生于1996年6月10日，其描述有多方来源：2014年对Yaacov Artom的数次采访；Yaacov在退伍之后对这场战斗所写的记述；以色列国防部档案室的一份文件，标题为“‘Falcon’ Ambush — Engagement by Engineering Company with Hezbollah Cell in the Sector of Outpost ‘Pumpkin’”，日期为1996年6月26日；以及另一份针对这一事件的更长的档案，作为教育士兵的工具所用，其标题为“Ali Taher Range Incident”。那名记得自己为负伤的士兵治疗却不记得听到任何声音的军医名叫Amit Nisim，于2014年接受采访。牺牲的士兵分别为21岁的Yishai Shechter中尉、20岁的 Lior Ramon中尉、21岁的Eshel（Amir）Ben-Moshe上士、19岁的Idan Gavriel上士，以及20岁的Yaniv Roimi中士。

“一切都好”一句来自：2013年对Yossi Ofner和Raya Ofner的采访。

第18章

“我感觉一切都在瓦解”一段摘自：1996年6月11日阿维写给Smadar的信。

“他不会立刻认识到危险”一句出自：Lord Moran, The Anatomy of Courage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45）,转引于Peter Vansittart所撰Voices from the Great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3）。

“急促、血腥、猛烈而短暂的无声之战”一句摘自：Gary所撰Promise at Dawn。

第19章

阿维在特拉维夫的日子，细节来自对Yossi Ofner和Raya Ofner的采访，以及阿维的室友Rotem和Orit（姓氏未列出）制作的剪贴簿，1997年2月她们将之交给了Ofner一家。剪贴簿包括阿维的室友写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她们和阿维一起度过的时光，还包括她们在1996年末和1997年初与阿维互留的纸条。

第20章

“在园艺饰品店以15美元一块的价格买来的”一句为真主党军事行动首领Sheikh Nabil Qaouk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所言，摘自：Judith Palmer Harik, Hezbollah: The Changing Face of Terrorism （London: I.B. Tauris, 2004）。

Yossi Ofner、Raya Ofner、Gal Perlmutter和 Mordechai Etzion在2013年及2014年期间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阿维在南瓜山最后的日子。

第21章

1997年2月4日阿维抵达军用机场的详情来自对Yossi Ofner和Raya Ofner的采访，以及2013年对时任南瓜哨指挥官Yair Barkat（Bareket）的采访。接受采访时Barkat为以色列国防部后方司令部的高级军官，Barkat回忆了他同机场指挥官空军中校Moshe Mualem在电话里的争论，Moshe在坠机中丧生。

直升机事故的详情来自以色列国防部档案：“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Yas’ur Accident of February 4, ’97”，April 16, 1997。（“Yas’ur”为Sikorsky CH—53运输直升机的希伯来语名称。）在我的请求下，这份机密报告首次被档案部公之于世，只是未被完全公开。报告断定，出于技术故障或因直升机上的爆炸物被引爆而导致事故的可能性“较低”，这次意外最为可能由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还有部分细节来自2011年1月的一份坠机报道：“The Nachal Brigade in the Helicopter Disaster, February 4, 1997”，由军事史家Meir Amitai为部队编辑而成。

为了接受军官训练而离开的士兵Harel全名“Harel Kaufman”。后来我加入先锋旅的反坦克连队时，他是我的指挥官。当天，Harel的另外10名战友在飞往波弗特堡的直升机上，由22岁的Dotan Cohen中尉带领。两名侦察兵Hussein和Kamel分别为35岁的军士长Hussein Bashir和26岁的一等军士Kamel Rahal，两人都来自Beit Zarzir镇。Gil为21岁的Gil Eisen中尉。Shiloh即22岁的Shiloh Levi上士。Avner为22岁的Avner Alter上士。文中描写Avner对猎鹰事件的反应来自1996年11月21日他写给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在一本纪念册中，可以在他所在的Ashdot Yaakov集体农场的图书馆找到。Tom是21岁的上士Tom Kitain，来自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阿拉伯村庄Neveh Shalom/Wahat es-Salaam。Abukassis即22岁的中尉Shai Avekassis（Avekassis是Abukassis姓氏的希伯来语化拼写方式）。Vitaly为22岁的Vitaly Pesachov中士，其故乡的信息源于国防部网站：www.izkor.gov.il。Mulatu即21岁的中士Mulatu（Asher）Gideon，他的家族从埃塞俄比亚艰苦跋涉而来的信息出自坠机事件后的新闻报道。Vadim为34岁的Vadim Melnik上尉，他的生平信息来自其家人制作的一本纪念册，在纪念直升机坠毁事件牺牲者的档案中找到，由Dafna集体农场的Har Ve-Ga高中保管。关于坠机事件牺牲士兵的更多信息，请查看网站：www.the73.org。

阿维背包中的物品以及它们被找到的地点—非阿维所乘直升机坠毁的地点，而是在两架直升机相撞处的下方—以及他的遗体未在直升机残骸内，而是在远处被找到等信息，皆由Yossi Ofner和Raya Ofner提供。至少有十几名士兵（根据1998年1月30日Yigal Mosko在Yediot Ahronot报发表的文章所言，有17名士兵）在编号为903的直升机坠毁前被抛出了机舱，其中大部分士兵落在了Gershoni一家位于She’ar Yeshuv村合作社的房屋后院内以及附近。有几具遗体在他们后院留下的印记几周后依然可辨，包括一名士兵携带步枪的清晰痕迹。阿维的父母得知，他是唯一一名被找到时携带步枪的士兵，因此推测这个清晰的痕迹就是阿维。有关直升机事故的其他信息，来自：2013年对Ruth Schreibman和Amnon Schreibman的采访，他们是Nir Shreibman中尉的父母，20岁的Nir在坠机中牺牲；对Eli Ben-Shem的采访，他是纪念组织Yad Lebanim的主席，也是Kobi Ben-Shem的父亲，21岁的Kobi在事故中牺牲；以及对Yoram Alper的采访，21岁的上士Idan Alper是他的儿子。鱼塘守夜人的证词出自以色列国防部对坠机事件的官方报告。在我得到的报告版本中，守夜人的名字作过修改，但Meir Amitai确认他名叫“Khalil Sa’id”，来自德鲁兹派小镇Ghajar。

照片由Ofner一家提供。中间的士兵身份不详，左边的士兵为Amit Nisim。拍照日期不详，大约摄于1995年或1996年。

第22章

那位记得自己被带到特拉维夫去辨认遗体的士兵名叫Omri Levi，于2013年接受了我的采访。

第23章

20世纪50年代，Ashdot Yaakov集体农场分裂成了Ashdot Yaakov Ihud和Ashdot Yaakov Me’uhad两部分。如今这种分割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为使内容简化，我将它们视为一体。对Avner Alter的细节描写，源自Avner的家人为其制作的纪念册，我在Ashdot Yaakov Ihud图书馆找到了这本纪念册。Bruria全名Bruria Sharon，现任Ashdot Yaakov Ihud图书馆管理员。她是四母运动档案的保管人，在2013年接受了我的采访。

第24章

《为军队服役的母亲》一文出自：Eran Shachar,“Mothe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Military”, Ha-Kibbutz, March 6, 1997。

第25章

对坠机后山上数周生活的描述来自：2002年、2003年和 2014年对Mordechai Etzion的采访；2013对Matan Guggenheim（彼时工程兵连的士兵，今为电影制片人）的采访；以及2014年对阿维所在排的战友的采访。对1997年2月27日Mordechai所参与的战斗的介绍来自：我对他的采访；对时任前哨指挥官Yair Barkat（Bareket）的采访；以及对Gal Perlmutter的采访，他是当天参与救治的其中一名军医。其他信息源于以色列国防部档案室的文件，以及我自己看过当晚前哨录像后的记忆。Lior为19岁的Lior Shabtai中士。

第26章

Jonah全名“Jonah Mandel”，于2014年接受采访。Alterman的诗行摘自：Kochavim Bachutz （《外面的星星》）（Tel Aviv: Yachdav, 1938），译文由我完成。

第27章

介绍四母运动的文章（“The Home Front Takes the Offensive”）出自：Eran Shachar, Ha-Kibbutz, April 3, 1997。文中的四位女性分别为Ronit Nachmias、Miri Sela、Yafa Arbel和Rachel Ben-Dror。

第28章

1997年9月7日，在南瓜山因敌军的迫击炮袭击而牺牲的军官为22岁的Avraham（Avi）Book中尉。工程兵连队的一支分队由部队调离南瓜山后，其中一名军官和通信兵在1998年6月25日因为引爆真主党的炸药而牺牲，两人分别为21岁的Amit Asouline中尉和20岁的Or Cohen中士。

第29章

海军突击队一个班的12名队员在一场战斗中牺牲，这一事件于1997年9月4日至5日发生在黎巴嫩的Ansariya镇附近。致使5名士兵丧生的灌木大火于1997年8月28日发生在Saluki河床。Orna为来自Ashdot Yaakov Me’uhad 集体农场的Orna Shimoni，于2013年接受采访。21岁的Eyal Shimon中尉牺牲于1997年9月18日。

第30章

内容来自对Orna Shimoni的采访。

两名坦克兵在南瓜哨遭袭时负伤，其中Alexei Yermenko失去了双腿，这一事件发生于1998年12月26日（资料来源：IDF档案文件115-1210/2003）。Oriel Benzvi是被派去取回Alexei双腿的士兵之一，于2013年接受采访。

第31～32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33章

我的两位母系曾外祖父Thomas Dodd和Archie Affleck在一战中的从军经历，以及我的外祖父Hugh Affleck在二战中的从军经历，来自我的舅舅Colin Affleck的历史研究。他曾就任加拿大部队的一级准尉，现已退休。

第34章

“耶和华的声音”一句摘自：Psalm 29:5。“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一段出自：Song of Songs 4:8。

第35章

事件的描述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同时还有其他细节来自2013年对我同一个排的战友的采访，他们分别是Adam Yadid、Yoni Yakiri和Nadav Strizover。

Be’eri Hazak的诗《宇宙之主》出自：Bivchi Oti Tiktzor （《你让我热泪盈眶》），这是Hazak所写的诗歌与信件的作品集，他的家人在其身后出版（出版社：Hakibbutz Hameuchad Publishing, 1974）。翻译由我完成。

第36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37章

包括人口数量在内的安全区居民信息来自：Plocker,“Two Fingers from Nabatieh”。波弗特堡那位试图用当地语言交流的指挥官名叫Yiftah Guy，他后来成了一名学校校长，于2013年接受采访。

第38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39章

源自2013年对Bruria Sharon和Orna Shimoni的采访。关于Ofer Sharon事件的信息来自：对Bruria Sharon的数次采访和她所提供的文件；媒体报道；以及2013年对当晚同在战斗现场的另一名士兵Elad Lerer的采访。对Ofer Sharon的采访（《我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由Haaretz报的记者Avichai Beker完成，于1999年10月7日发表。在Qalat Jabur山牺牲的三名军官分别为：22岁的中尉David Granit、21岁的中尉Liraz Tito，以及30岁的少校Eitan Belachsan。

歌曲《弹药山》（Givat Hatachmoshet）由Yoram Taharlev于1967年创作。歌中提到的机枪手Eitan为二等兵Eitan Naveh，23岁的他死于1967年6月6日。

第40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41章

关于真主党回绝以色列撤军商议的尝试，请参阅真主党副秘书长Naim Qassem的著述：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London: Saqi Books, 2010）, 228，以及Palmer-Harik所著的Hezbollah: The Changing Face of Terrorism, 134。

“叙利亚外交部长声称，在不经叙利亚同意的情况下撤军是战争行为”一句出自：Farouk a-Shara,“Reactions to Government Decision,”Yediot Ahronot, March 6, 2000。同年3月12日，Yediot Ahronot报再次引用了a-Shara谴责以色列撤军计划的发言，他将之称为“陷阱”，并表示“在未经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允许的前提下，以色列不得擅自撤离黎巴嫩”。

认为四母运动的组织者盲目干预军务的Ali Taher营部指挥官名叫Yiftah Guy，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于2013年接受了我的采访。在2000年2月将四母称为“四块抹布”并随后向她们当面道歉（2000年2月20日的Yediot Ahronot报如是报道）的高级指挥官为Shmuel Zakai，他是Golani旅的旅长。Erez Gerstein准将对四母运动的评论发表于1998年6月9日的Yediot Ahronot报上。1999年2月28日，一枚真主党炸弹摧毁了Gerstein所乘的车，车上另有两名士兵（35岁的军士长Imad Abu Rish和22岁的上士Omer El-Kabetz）以及32岁的电台记者Ilan Ro’eh，四人全部遇难。

第42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43章

“以盐涂身、以海草为冠冕的国王”一句出自：Meir Ariel 1993年的歌曲《夏天的种子》（Zirei Kayitz），出自歌曲的同名专辑。

Makov全名“Eran Makov”，2013年，他作为掌管约旦河西岸一个师的副司令接受了我的采访。Vasily Grossman那个发生在别尔基切夫的故事出自文集：The Road,由Robert、Elizabeth Chandler和Olga Mukovnikova翻译（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0）。嗅探犬Amstel可能已经丧生的事件发生于2000年2月6日，Yediot Ahronot报在次日作了报道，标题为“军医因冲去营救伤员而牺牲”。该报于2000年2月9日在题为“四足英雄”的文章中对此次事件作了更为详细的报道。报道中牺牲的军医为20岁的上士Yedidya Gefen。Amstel的训导员名为“Ro’i Ben-Lulu”，在爆炸中负伤。

第44章

Blutreich全名“Ofer Blutreich”，于2013年接受采访。Kahana全名“Ran Kahana”，2013年以部队驻扎约旦河西岸的旅长身份接受了我的采访。关于南瓜山最后的日子，其他信息来源于2013年对时任排长Daniel Uman以及时任后勤士Ori Asoline的采访。2000年2月8日，19岁的中士Amir Meir因为其哨岗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而成为南瓜山最后一名牺牲的士兵。2000年2月11日，驻守波弗特堡的中士Tzahi Itach在哨岗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成为最后一名在安全区内牺牲的士兵。

“谁也不愿成为最后一个在黎巴嫩送命的人”一句出自：Eitan Glickman, Yediot Ahronot, February 10, 2000。

“进入黎巴嫩的士兵神情沮丧”一句出自：Nahum Barnea,“The Shadow of Lebanon”, Yediot Ahronot, Weekend Magazine, February 11, 2000。

第45章

关于撤军的其他详情来源如下：Tamir’s Milhama Lelo Ot （《未宣之战》）；Yigal Sarna,“The Crew of Tank 3 Shuts the Door on Lebanon”, Yediot Ahronot, June 2, 2000；另一份对撤军的描述：Eitan Glickman, Amir Rappaport, and Doron Golan,“6:40 a.m.: The Last Soldier Leaves, the Gate Is Locked”, Yediot Ahronot, May 25, 2000；以及一篇长文：Ron Ben Yishai,“The Lebanon Withdrawal: The Real Story”, Yediot Ahronot, September 29, 2000。

第46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47章

“这场战争会在几年内被大众遗忘”一句出自：Tamir, Milhama Lelo Ot （《未宣之战》）。

第48章

“巴勒斯坦隧道尽头的光明”一句出自：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真主党游击队带走三名士兵遗体的边境袭击事件发生于2000年10月7日。真主党跨境潜入Matzuva集体农场杀害六名以色列人的事件发生于2002年3月12日。2004年7月20日，两名部队技术员在边境的天线上作业时被射杀。Sbarro比萨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发生于2001年8月9日。特拉维夫Dolphinarium夜总会的袭击发生于2001年6月1日。2003年4月15日，24岁的Daniel Mandel中尉在Nablus被杀害。

“真主党才是‘一流组织’”一句出自：Max Boot, Invisible Armies: An Epic History of Guerrilla Warfa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2013）。

第49～53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54章

本章出现的人名均为假名，除此以外，其他皆为真实情节。

第55～59章

源于我自己的回忆和记录。

第60章

歌曲《小麦依旧生长》（Ha-chita tzomachat shuv）由来自Beit Hashita集体农场的Dorit Zameret于1974年创作。

“我也一样，将恐惧卸下”一诗出自：“Apologia Pro Poemate Meo,”in Wilfred Owen: The War Poems。

其他采访（如无具体说明，采访于2013年）

Matan Barak，“青年先锋战队”反坦克连队士兵，于1997年在波弗特堡负伤；

Nitzan Gavriel，“青年先锋战队”工程兵连队军医；

Lior Lifshits，1997～1999年任Ali Taher战区指挥官；

Yossi（Yossifoon）Kauffman，20世纪90年代中期驻守南瓜山的装甲兵，亦为前哨的非正式历史学家，于2012年和2013年接受采访；

Eran Niv，1997～1998年任“青年先锋战队”反坦克连队指挥官，接受采访时任职部队军官学校Bahad 1（第一教育基地）的指挥官；

Simchi Rubin，Givati旅士兵，20世纪90年代初驻守南瓜山；

Moshe（Chico）Tamir，游击战专家及驻守黎巴嫩的指挥官，著有《未宣之战》（Milhama Lelo Ot）一书；

Amir Tzuberi，Golani旅士兵，20世纪90年代初驻守南瓜山；

Elisha（Lulu）Yekutiel，阿维儿时的伙伴。

致 谢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编辑，教堂山市Algonquin Books出版社的Amy Gash，以及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经纪人：Deborah Harris，以及来自文学经纪公司Sterling Lord Literistic的Judy Heiblum。

我在调查过程中，承蒙以下人士的帮助：Yossi Ofner和Raya Ofner，他们无比慷慨地向我提供了1997年阿维去世之后保留的资料，并花时间为我讲述阿维的故事；Yifat Arnon和Iris Sardas，他们来自位于Tel Hashomer的以色列国防部档案室；来自以色列国防部宣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任职于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的Mohammed Odeh;以及正文与资料来源中提到的与我分享过往回忆的所有人。

下面几位阅读了不同阶段的书稿，并提供了建议：George Eltman、Mitch Ginsburg、Tali Griffel、Aliza Raz-Meltzer、Sharon Ashley、Stephanie Saldana与Fleming Kress。高中时期，我有幸在Kress的指导下学习了创意写作，20年后，他亦向我提出了极佳的写作建议。我想特别感谢我的母亲Imogene Friedman、我的妹妹Sarah Sorek，还有我的父亲Raphael Friedman。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创作此书。同时，我最想感谢我的妻子Naama，以及我们的三个孩子Michael、Aviv和Tamar。

因为Sami Rohr文学奖提供的机会，我才得以完成这本书。这一奖项是由Sami Rohr的子女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Sami（1926～2012）热爱书籍，尤其是关于犹太文化的书籍。Sami泉下如若认为这本书有价值，我将欣喜不已。Sami及其家人对我的恩情，我永远无法报答。

那些年里，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以色列，阿维和其他许多人选择驻守黎巴嫩的安全区，也因此而牺牲。《南瓜花》是献给他们的。愿对他们的回忆成为祝福。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人 名

序

阿维 Avi

第1章

末底改 Mordechai

第5章

威尔弗雷德·欧文 Wilfred Owen

马坦 Matan

阿莫斯 Amos

伊利亚 Ilya

内维尔·舒特 Nevil Shute

伊曼纽尔 Emmanuel

罗曼·加里 Romain Gary

琼·塞贝格 Jean Seberg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Isaac Bashevis Singer

瓦西里·格罗斯曼 Vasily Grossman

莱昂纳德·科恩 Leonard Cohen

第6章

斯普林斯廷 Springsteen

贾勒 Gal

第7章

摩西 Moses

亚伯拉罕 Abraham

所罗门王 Solomon

希律王 Herod

穆罕默德 Muhammad

扫罗 Saul

以利亚 Elijah

第9章

埃兰 Eran

第11章

约哈伊 Yohai

第12章

约西 Yossi

拉雅 Raya

埃利泽·本—耶胡达 Eliezer Ben-Yehuda

第13章

斯玛达 Smadar

薇诺娜·瑞德 Winona Ryder

第14章

约翰·普莱恩 John Prine

耶胡达·莱布·阿斯拉格 Yehuda Leib Ashlag

以撒 Isaac

雅各 Jacob

霍申 Hoshen

阿塔夫四号 Ataf 4

阿米尔 Amir

第15章

安布鲁瓦兹·弗勒里 Ambroise Fleury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第16章

波诺 Bono

第17章

雅科夫 Yaacov

比拉勒 Bilal

第20章

莫迪凯 Mordechai

第21章

吉尔 Gil

卡迈勒 Kamel

侯赛因 Hussein

示罗 Shiloh

阿夫纳 Avner

奥尔特 Alter

阿布克西斯 Abukassis

维塔利 Vitaly

穆拉图 Mulatu

瓦季姆 Vadim

第22章

阿维·奥夫纳 Avi Ofner

优素福·列维 Yosef Levi

阿夫扎尔·侯赛因·沙 Afzal Hussein Shah

丘拉姆·穆罕默德 Chulam Muhammad

布尔·辛格 Bur Singh

亚当·伊丁 Alam Idin

曼萨布·阿里 Mansub Ali

科洛瓦 Kolova

第23章

布鲁莉娅 Bruria

摩洛神 Molech

第24章

奥弗 Ofer

第25章

乔纳 Jonah

利奥尔 Lior

霍梅尼 Khomeini

第26章

纳坦·奥尔特曼 Natan Alterman

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第27章

纳斯鲁拉 Nasrallah

第28章

丹尼 Dani

第29章

奥尔娜 Orna

埃亚勒 Eyal

第31章

亚历杭德罗 Alejandro

大卫王 King David

奥菲尔 Ofir

第33章

托马斯·多德 Thomas Dodd

阿奇博尔德·阿弗莱克 Archibald Affleck

贝尔福勋爵 Lord Balfour

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

第34章

本—古里安 Ben-Gurion

西奥多·赫茨尔 Herzl

沙伊 Shai

尤尼 Yoni

亚当 Adam

纳达夫 Nadav

沙哈尔 Shachar

齐夫 Ziv

希拉 Hila

维萨姆 Wissam

莎布琳 Sabrin

阿扎姆 Adham

沃德 Ward

第35章

娜塔莉 Natalie

贝埃里·哈萨克 Be’eri Hazak

第36章

齐达内 Zidane

罗伊 Ro’i

尼姆罗德 Nimrod

第37章

琼布拉特 Jumblatt

第39章

大卫 David

埃坦 Eitan

第40章

阿西亚格 Assiag

第41章

格斯坦 Gerstein

第43章

梅厄·阿里埃勒 Meir Ariel

马科夫 Makov

阿姆斯特尔 Amstel

第44章

布鲁特雷奇 Blutreich

亨利·冈瑟 Henry Gunther

察希 Tzahi

卡哈纳 Kahana

第47章

奇科·塔米尔 Chico Tamir

第48章

安达利布 Andalib

玛利亚 Maria

叶莲娜 Ylena

伊莲娜 Irena

谢尔盖 Sergei

阿列克谢 Alexei

丹尼尔 Daniel

第51章

科莱特 Collette

第53章

哈桑·纳斯鲁拉 Hassan Nasrallah

第54章

哈利勒·纪伯伦 Khalil Gibran

乔治 George

埃米利奥 Emilio

沙迪 Shadi

弗朗吉亚 Franjieh

法鲁兹 Fairuz

乌姆·卡勒苏姆 Oum Kalthoum

第55章

瓦利德 Walid

第56章

哈桑·卡迈勒·阿勒—萨巴赫 Hassan Kamel al-Sabbah

第57章

易卜拉欣 Ibrahim

第59章

穆萨 Musa

哈桑 Hassan

伊萨 Issa

比拉勒·阿赫拉斯 Bilal Akhras

第60章

阿里耶 Aryeh

埃德蒙·布伦登 Edmund Blunden

艾萨克·罗森伯格 Isaac Rosenberg

地 名

序

南瓜山 Pumpkin

第5章

内盖夫沙漠 Negev

第7章

黎巴嫩“安全区”Lebanon“security zone”

西奈山 Sinai

马萨达平顶山 Masada

摩利亚山 Mount Moriah

加利利 Galilee

基利波山 Mount Gilboa

八福山 Mount of Beatitudes

迦密山 Mount Carmel

波弗特堡 Beaufort Castle

贝鲁特 Beirut

橄榄山 Mount of Olives

萨尔塔巴山 Sartaba

格罗非那山 Grofina

霍沃伦山 Hoveran

拜特巴尔廷山 Beit Baltin

巴比伦 Babylon

赫蒙山 Mt. Hermon

列宁格勒 Leningrad

第8章

阿里塔希尔山脉 Ali Taher

红辣椒哨 Outpost Red Pepper

柏树哨 Outpost Cypress

柑橘哨 Outpost Citrus

奈拜提耶 Nabatieh

梅图拉 Metullah

第11章

阿农 Arnoun

第17章

猎鹰弯 Falcon Bend

第19章

圣马丁运河 Canal Saint-Martin

哈代拉 Hadera

煤之母 Mother of Coal

耶斯列山谷 Jezreel Valley

加利利之指 Finger of Galilee

胡拉谷地 Hula Valley

哈佐尔 Hatzor

第21章

撒玛利亚 Samaria

约旦峡谷 Jordan Valley

巴库 Baku

基辅 Kiev

但河 Dan

第22章

迪摩纳 Dimona

圣殿山 Temple Mount

第23章

阿什杜特雅科夫集体农场 Kibbutz Ashdot Yaakov

第25章

基利波山 Mount Gilboa

海法 Haifa

第31章

迈尔季欧云 Marj Ayoun

第32章

圣安东尼修道院 Monastery of Saint Anthony

阿尔—甘杜尔医院 al-Ghandour Hospital

卡尔—特克斯加油站 Cal-Tex Gas Station

第33章

切斯特 Chester

渥太华谷 Ottawa Valley

布格河 Bug River

伦贝格 Lemberg

第34章

哈姆顿 Hamdoun

提尔 Tyre

阿勒波 Aleppo

第37章

希亚姆 Khiam

第39章

卡拉特贾布尔山 Qalat Jabur

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弹药山 Ammunition Hill

第40章

克尔代尔桥 Khardale Bridge

利塔尼河 Litani River

第43章

安那克斯社区 Annex

别尔基切夫 Berdichev

第47章

卡斯特尔山 Kastel

戈兰高地 Golan

特拉法希尔 Tel Faher

第48章

斯科普斯山 Mount Scopus

纳布卢斯 Nablus

内坦亚 Netanya

杰宁 Jenin

第49章

果阿 Goa

安第斯山脉 Andes

明斯克 Minsk

费兹 Fez

第50章

希思罗机场 Heathrow

第52章

巴勒贝克 Baalbek

朱庇特神殿 Temple of Jupiter

的黎波里 Tripoli

黎凡特 Levant

第53章

圆顶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第54章

圣河 Qadisha River

卜舍里 Bsharee

伊赫丁 Ehden

第55章

西顿 Sidon

第56章

伊丽莎白镇 Elizabeth town

第57章

卡纳 Kana

第58章

友好围栏 Good Fence

达卜谢 Dabshe

第60章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

多尼戈尔 Donegal

科克 Cork

其 他

序

伴着黎明就绪 Readiness with Dawn

第1章

《圣经·以斯帖记》 Book of Esther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第3章

青年先锋战队 Fighting Pioneer Youth

第5章

《普卢托在哪儿？》 Where is Pluto?

《追随思想的脚步》 In the Footsteps of Thoughts

《百年孤独》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故园风雨后》 Brideshead Revisited

《东方快车谋杀案》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花衣魔笛手》 Pied Piper

自由法国空军 Free French Air Force

龚古尔文学奖 Prix Goncourt

《风筝》 The Kites

第6章

《河流》 The River

小红莓乐队 Cranberries

波泰 Potez

第7章

《毁灭的欲望》 Appetite for Destruction

《无所谓》 Nevermind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什叶派教徒 Shiite

真主党 Hezbollah

阿亚图拉 ayatollah

第8章

贝多因人 Bedouin

斯拉夫语 Slavic

第9章

南瓜山事件 Pumpkin Incident

军旗事件 Flag Incident

第13章

《现实的创痛》 Reality Bites

第14章

《来自蒙哥马利的天使》 Angel from Montgomery

卡巴拉生命之树哲学 Kabbalah

《犹太律法的施与之书》 The Book of the Giving of the Torah

《阶梯》 The Ladder

第16章

派珀 Piper

第17章

猎鹰事件 Falcon Incident

第18章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 Pink Floyd

《希望你在身边》 Wish You Were Here

第19章

迦南族 Canaanite

第20章

《玛德琳》 Madeline

《犹太法典》 Talmud

第21章

《来日方长》 The Life before Us

埃尔—海布 el-Heib

达夫纳 Dafna

第22章

摩萨德 Mossad

康诺特公爵夫人俾路支第124步兵团 124th Duchess of Connaught’s Own Baluchistan Infantry

第151锡克步兵团 1/151st Sikh Infantry

香港—新加坡山炮连 Hong Kong-Singapore Mountain Battery

马骡军团 Mule Corps

第23章

《’73年冬天的孩子》 Children of Winter ’73

赎罪日战争 Yom Kippur War

希吉拉 hijrah

第25章

《天使拉吉尔之书》 The Book of the Angel Raziel

第26章

《外面的星星》 Stars Outside

《乌鸦》 The Raven

第27章

《创世纪》 Genesis

四母运动 Four Mothers Movement

南黎巴嫩军 South Lebanon Army

以色列国防军 Israel Defense Forces

第31章

《布莱恩的生活》 The Life of Brian

第33章

皇家陆军野战炮兵 Royal Field Artillery

哈布斯堡王朝 Hapsburg Empire

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一战与现代回忆》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第34章

逾越节 Passover

《哈加达》 Haggadah

哈罗瑟果酱 haroset

安息日 Sabbath

《诗篇》 Psalms

《雅歌》 Song of Songs

拜占庭 Byzantine

德鲁兹派 Druze

猎户星座 Orion

第35章

百夫长坦克 Centurion

《宇宙之主》 Lord of the Universe

克莱莫地雷 Claymore

即时爆炸装置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第36章

陶式反坦克导弹 TOW

萨格尔导弹 Sagger

第39章

《弹药山》 Ammunition Hill

第43章

《星河战队》 Starship Troopers

第44章

《以色列日报》 Yediot Ahronot

《波弗特》 Beaufort

第46章

移民吸纳部 Absorption Ministry

第48章

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

第49章

《洛克菲勒坏小子》 The Rockafeller Skank

第51章

梅斯酒店 Mace

第52章

马龙派 Maronite

黎凡特 Levantine

第53章

洗我吧 Wash Me

第54章

《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狄布开步 dabka

《爱的故事》 The Story of Lov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以） 马蒂·弗里德曼著；熊依旆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086—6898—7

I.①南…　Ⅱ.①马…②熊…　Ⅲ.①纪实文学—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55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著者：[以]马蒂·弗里德曼

译者：熊依旆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京京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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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资料来源

致谢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