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兵 ◎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编辑推荐

◎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南明大历史。

◎不读《南明那些事儿》，不足以了解明朝历史之全貌；不读《南明那些事儿》，不足以感叹汉民族的劣根性和坚韧性。

◎崇祯自缢，李自成进京，多尔衮摄政，这些就是明朝的结局吗？远远不是，精彩才刚刚开始！大明王朝有数次翻身的机会，可惜都没能改写历史。《南明那些事儿》中作者通过一件件真实而残酷的事件，为我们讲透明朝到底是怎么亡的！

内容简介

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引发的历史潮、明朝热，也激发了民间写史之热情。《南明那些事儿》作者以散文风格，辅以小说笔法，沿时间的轴线，书写晚明一段历史，展现了乱世之中的民族抗争，透析了古代官场的权谋党争。忠臣义士与奸佞小人、内战与外侵、野蛮与文明交织成了一幅恢弘的历史画卷。

《南明那些事儿》史料详实，采纳广泛，包括古代史学家编著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附考》、《南渡录》、《三垣笔记》、《东华录》，以及现代史学家编著的《明末农民战争》、《南明史》（顾诚）、《南明史》（钱海岳）、《南明史》（美·司徒琳）等著作，尊重历史，展现事实。

作者简介

洪兵，1982年生于贵州安顺，毕业于上海交大，现为某大型汽车企业资深工程师。工科科班出身，文科自学成才。白天跟汽车较劲，专利过百；夜晚与史籍为伴，研读自娱。

作者常漫步天涯煮酒，分享考据乐趣；敬佩当年明月之能，亦不输其志，于是集多年探索南明历史之心得，撰成此书，冀以文会友、以史鉴今！

目　录

第一章　诡异

第二章　抉择

第三章　国策

第四章　疑案

第五章　湮灭

第六章　抗争

第七章　雄起

第八章　困境

第九章　残梦

第十章　内讧

第十一章　惊变

第十二章　敌后

第十三章　中兴

第十四章　危局

第十五章　南下

第十六章　后方

第十七章　整顿

第十八章　反攻

第十九章　合流

第二十章　密谋

第二十一章　败局

第二十二章　沧海

第二十三章　殉难

第一章　诡异

不眠的男人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凌晨，北京，紫禁城。

东方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出一片惨白，凛冽的寒风从门窗的缝隙中挤进来，呼呼作响。这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偏殿，屋子中央摆着一盆燃烧殆尽的炭火，不时发出劈啪的响声。点了一夜的蜡烛，只剩余一小截蜡油在苦苦支撑着忽明忽暗的火焰。一张半旧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面容困倦的中年男人。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不时抬起头，发出微弱的叹息，继续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炭盆。头顶上的冠帽，身上的龙袍，似乎在向周遭的一切证明，这个愁容满面的男人，便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七任统治者——崇祯皇帝朱由检。

从信王府来到紫禁城，这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了。曾经的朱由检，算得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十七年的时光，在他的脸上刻满了沧桑的印迹。尽管有意识地遮掩，但两鬓的白发依然很不听话地跳了出来，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四岁的一国之君。

不远处的几案上，前一天送来的奏章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朱由检瞟了一眼，微微抬起头，积蓄在胸中的一团浊气在一瞬间喷涌而出，冲过声门，发出重重的一声哀叹。

朱由检不想再去触碰那些繁杂的奏章，他心里很清楚，群臣的长篇大论中，无外乎两项内容：流贼、清军。归根结底，不是要兵，就是要钱。对这些人，朱由检心里有一万个不屑：老子要是有兵有钱，还要你们干什么？

说起“流贼”，这算是朱由检的“老朋友”了。从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形形色色的“流贼”便从各地蜂拥而起，渐成燎原之势，在朱由检的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赶不走也打不死。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臣比起来，“流贼”始终如一地“忠实”陪伴着朱由检的执政生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来形容这些顽固的“乱民”，恐怕再适合不过。

这些年来，朱由检操控着这个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与风起云涌的“流贼”们反复较量，终于在崇祯九年（1636年）的七月迎来了胜利的一线曙光——陕西巡抚孙传庭让“作乱”七年之久的“闯王”高迎祥见了阎王。

朱由检没有想到，高迎祥的死，反倒给“流贼”的“优胜劣汰”帮了大忙。三年之后，新一任的“闯王”竟然带着钻进山沟的残余部队死灰复燃。又是三年，新“闯王”一举荡平了西北，这个人，名叫李自成。此时，他正在西安城整装待发，挥师直指京城。

朱由检当年不是不想“剩勇追穷寇”，让高迎祥的“余孽”和张献忠这个大老粗彻底销声匿迹，实在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西北的“流贼”到处惹是生非，东北的清军也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西北的局势稍微有所转机，朱由检不得不“拆西墙补东墙”，先把关外咄咄逼人的“蛮子”摁住再说。

如果说“流贼”仅仅是朱由检的“老朋友”的话，那么东北的清军应该算得上是大明王朝几任皇帝的“老冤家”了。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大明的皇位历经朱翊钧（万历）、朱常洛（泰昌）、朱由校（天启），一直传到朱由检，天子、臣属走马灯似地换，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部落却始终与大明王朝如影随行，难舍难分。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明、清两方在山海关外你来我往，各有胜负，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地僵持着。但是，随着“松锦大战”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以明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历史的天平开始发生明显的倾斜。当北京正在为英勇就义的蓟辽总督洪承畴举行追悼仪式时，前线却传来了这位“忠臣”被俘投降的消息，朱由检最后一丝幻想被彻底击碎了。

尽管朱由检自认为在位以来，始终兢兢业业，殚尽竭虑，没有一天懈怠，但大明这座“内囊尽坏”的大厦，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西北有声势浩大的“流贼”，东北有羽翼渐丰的清军，北京城已经朝不保夕，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朱由检不想去看，也不愿再想，他的内心早已不知道什么是抑郁了。十七年的勤奋辛劳，换来的却是“忽啦啦大厦将倾”，足以让他哀莫大于心死。

朱由检在脑海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今天，或许就是自己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

大明王朝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成将熄的蜡烛；眼前炭盆里噼啪的声响，仿佛就是大明王朝生命的绝唱。

朱由检捶了捶早已坐得发麻的双腿，撑着椅子勉强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天亮了，该早朝了。

亡国气象

朱由检没有想到，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实在是太诡异了。

当他坐上太和殿的龙椅时，平日里熙熙攘攘的朝堂，却只有一名执金吾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他解释说：“群臣没有听到钟鼓声，不敢擅自入殿。”（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

“或许是自己来得太早了”，朱由检心里这样想着，一面吩咐太监鸣钟，打开大门，召唤群臣赶紧钻出来上班。在这个呵气成霜的冬日，钟声给这座万籁寂静的古都带来了一丝生气。

等了许久，朝堂上依旧不闻人声，群臣是集体失聪了，还是全都死绝了？朱由检没有心情去琢磨这份诡异，不过等得有些不耐烦。他没有往日的怒火，只是淡淡地对司礼太监说：“先去拜谒太庙，再早朝吧。”司礼太监唯唯诺诺着出去，招呼车马成行。

每年的大年初一，皇帝到太庙拜谒已成惯例，车马应该是早就准备妥帖了的。不过，老天似乎成心要将这一天的诡异继续下去。司礼太监找寻了许久，并不见銮舆的踪影，马匹依旧在马厩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早餐。

为了能让皇帝出行，司礼太监只得将长安门外群臣的坐骑赶拢在一起，吆喝着聚集在端门外。原本还一片死寂的紫禁城，一下子热闹起来。这些临时征用的马匹，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身负重任，只是一味地跳腾嘶叫，肃穆的端门瞬间变成了嘈杂的马市。

安全第一，太庙是没法去了。司礼太监只得向正准备登舆的皇帝回禀：“圣上还是先早朝吧。”朱由检没有深究内中的缘由，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微微发出了一声只有自己能够听到的叹息声。

幸运的是，文武群臣总算从东、西长安门进来了，让新年的第一次朝会不至于冷场太久。文臣们从西门进来，他们的位置在东面；武官们从东门进来，他们的位置又在西面。两股人流很快便汇聚成一团，官员们屏住气息，提着下摆，以半蹲的方式相互穿插着，纷繁的场面与端门外的“马市”遥相呼应，让刚刚还一片死寂的紫禁城热闹得似乎过了头。

朱由检实在没有兴致观看这样的闹剧，新年的朝贺草草收了场，但老天爷导演的诡异还在继续。

朝会刚刚结束，一场大风便席卷而来，令人猝不及防，扬起的尘土遮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朱由检用袖子遮着脸，匆匆退到内殿，拜谒太庙的心思早已荡然无存。恰在此时，太监送来一份急报，这是凤阳守陵谷国珍送来的，急报的文字不多，朱由检很快就找到了最关键的字眼“凤阳地震”。

凤阳是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是整个大明王朝的龙脉。“莫非……？”朱由检不敢再往下想，他召来筮官准备算一卦，希望能博个彩头，让诡异的新年恢复一点常态。

卦签很快就出来了，上面写着几句话：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未待看完，朱由检双脚不禁颤抖起来，整个身体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头上的皇冠被震掉了，滚了几滚才在不远处停下来。朱由检没有理会，他仰着头，缓缓地闭上双眼，两行泪水从眼角的皱纹间横溢出来，滴落在地，散成了一片。

突然，朱由检恍然大悟：这不是老天爷玩弄的诡异，而是大明王朝的亡国气象！

他此时还不知道，东北的清政权在这一天改元顺治，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皇太极第九子）已在去年八月登基，多尔衮成为辅政王。而在两天后的古都西安，“心有灵犀”的李自成也宣布“登基”，建立了“大顺”政权，改元永昌。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永昌元年，三个政权的年号堆积到了一起，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的到来。

“嗟尔明朝，气数已尽。”——这是李自成在西安誓师时喊出的口号，朱由检若能得知，当会发自肺腑地深表完全赞同。

三种意见

诡异的新年总算是过去了，该过的日子还得过。对于如何应对危局，朱由检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收集整理出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南迁”，倡议者——左中允李明睿（江西南昌人）。

在德政殿陛见时，李明睿屏退左右，向朱由检陈述“密策”。李明睿认为，“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因为在“流贼”与清军的两面夹击下，北京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与其拼死抵抗，不如主动南撤，腾出地方给“流贼”和清军死磕。咱们还有“留都”南京，还有“财源”江南，足以让大明王朝循东晋、南宋的旧例，凭借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再折腾个几十年应该不成问题。

秦淮河畔醉生梦死，笑望中原硝烟遍地——隔岸观火，当是多么惬意而畅快之事！

李明睿的建议，深得朱由检的欢心。其实在李明睿神秘兮兮地提出这条“妙计”之前，朱由检早就动了“南迁”的心思。

但是，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并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读书有人管，娶老婆有人管，夜生活有人管，生孩子有人管，更别说“南迁”这么大的事了。

在这件事情上，朱由检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同样神秘兮兮地告诉李明睿，自己早想这么干了，但是群臣不同意。（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

莫非群臣要“誓与京城共存亡”，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展现一番忠义与豪迈吗？

三岁小孩或许会相信，但三十四岁的朱由检是绝不会当真的，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他太了解手下这群蝇营狗苟之徒了。

朱由检的直觉没有错，群臣在心里早已达成了不可言传的默契：既然大明气数将尽，改朝换代也是平常事。无论是朱家的天下，还是李家的天下，自己不过是换身制服，官照当，钱照贪，乐照享，除了坐在龙椅上的人不一样，一切没有任何改变。既然如此，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混得一天算一天。

“南迁”？根本没那个必要！

第二种意见是“撤守”，倡议者——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

在表面上“保京城”，内心里“迎闯王”的群臣当中，吴麟徵算是多少有点良心的，他是一门心思地想保住大明的帝都。

吴麟徵提议，为应对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应主动放弃山海关外的宁远、前屯二城，由吴三桂率军驻守北京近郊，拱卫京师。撇开吴三桂后来叛变不说，吴麟徵的提议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经过多年的较量，在当时的山海关外，明军势力已消耗殆尽，只留下宁远、前屯、后屯几处要塞。这几处要塞远离明军的大本营，补给线极容易被清军骑兵切断，从而陷入四面为敌的境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既然明军已完全处于守势，这种“楔子”式的要塞只能成为敌人口中的大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根本不用跟你打招呼。因此不如主动弃守，收缩兵力，布置于山海关至北京一线，形成节节阻击之势。一方面迟滞清军的进攻，一方面应对“流贼”可能发动的进攻，为“勤王”之师的集结争取时间。

但是，纷乱的朝廷已经容不下一丝明智了。吴麟徵的救危之策，最终是“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大臣们不敢说，朱由检似乎也对这个主动示弱的策略不太感冒，也就全当个冷笑话听，娱乐娱乐罢了。

最靠谱的“南迁”，朱由检认为靠谱，群臣认为不靠谱，只能作罢。比较靠谱的“撤守”，朱由检和群臣都认为不靠谱，也实施不下去。

接下来，轮到最不靠谱的人提出最不靠谱的动议，更要命的是，朱由检和群臣都认为相当靠谱。

这个最不靠谱的人，叫做李建泰。

李建泰（？～1649），字复余，山西曲沃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现任东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

第三种意见——李建泰最不靠谱的动议是由自己率军数万，阻敌于山西境内，确保京城无恙，理由有三：

第一，李自成率领的“流贼”从西安进逼北京，山西是必经之道，而自己正是山西人，熟悉地皮。

第二，自己对“流贼”比较了解。（颇知贼中事。）

第三，自己算是个有钱人，可以拿钱出来打仗，不需要国库支出。（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

朱由检和廷臣们听了李建泰的“豪言壮语”，特别是不用国库掏腰包，不禁大为欢喜。朱由检一改往日的优柔寡断，当即拍板表示同意。

带着朱由检的无限期望，在群臣深不可测的目光中，李建泰慷慨赴国难！

正月二十六日，李建泰率师西行，朱由检仿照古制，行“遣将礼”。“古制”的规定不必细说，总之这是一个级别很高、声势浩大的场面，官军列队从午门一直排到正阳门外，“旌旗金鼓甚盛”。朱由检亲自赐酒三杯，勉励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

尽管朱由检给予李建泰崇高的礼遇，但老天爷似乎并不买账，因为大风和地震再次“如约而至”！

李建泰刚出宣武门，旗杆就被大风吹折了。紧接着，太监韩赞周奏报南京地震。

诡异，太诡异了！

大风也好，地震也罢，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史家故弄玄虚，但铁的事实是：决心要在山西与“流贼”决战的李建泰，一天只走了三十里！

让李建泰向蜗牛速度靠拢的根本原因，是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已经沦陷。得知消息后的李建泰没有挥师西向光复故土，而是在京畿一带迟滞不前，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要老命的问题——自己准备“资军”的家财，都是放在老家的。不用怀疑，如今肯定“资”大顺军了！

李建泰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牛皮吹得太大，已经没办法收场了。

正月三十日，晋王朱求桂向朝廷上奏，山西已是危如累卵！原先还雄心勃勃的李建泰，此时索性躲在河间府装病，以静观其变（清军占领北平后此人便投降了）。

得益于“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的政治口号，大顺军在山西境内所向披靡，山西官民基本上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二月初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太原，晋王朱求桂投降。

一份份战报如一片片雪花飞来，却没有一份是好消息：十二日忻州失守；十六日代州（今山西代县）城破；二十三日真定（今河北正定）陷落；二十四日山西全境沦陷；二十五日彰德（今河南安阳）失陷，赵王朱常谀被俘。北京，还能安宁多久？

崇祯自缢

为了让大明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不至于瞬间崩塌，李明睿再次提出了“南迁”的动议。稳妥起见，李明睿先私下与左都御史李邦华商议，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再不走，恐怕就走不成了！既然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附议，李明睿决定豁出去了，准备说服朱由检果断南行，避敌锋芒，以免玉石俱焚！

这本来是最后一次绝佳的机会，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时运实在不济。每到关键时刻，诡异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李明睿跟李邦华掐起来了！

李邦华一直都是赞成“南迁”的，但考虑到群臣很可能吐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圣上留守，太子南迁。

李明睿争不过这位曾经举荐自己的“恩师”，准备各行其是，但李邦华抢先一步，上奏了这个相当扯淡的方案。

这一次，轮到朱由检不干了！

——亲爹下油锅，儿子看热闹，这是哪个圣人教你们的？

兵科给事中（六部中的言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光时亨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弹劾李邦华、李明睿等人始终不忘“南迁”是在“妖言惑众”。

有些时候，言官真是“搅屎棍”。光时亨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堂上吵成了一锅粥，有叫嚷着与帝都共存亡的，也有让太子“南迁”做两手准备的。朱由检瞪大两眼看好戏，其实是在苦苦等待一个声音，但从早吵到晚，始终没有人提出让台上的崇祯皇帝南下避祸。

朱由检彻底失望了，他原本已经秘密安排了经天津从海路“南迁”的车船马匹，就等群臣奏上一本，自己半推半就，欢天喜地下江南。

——既然济济一堂，为何知我者独无？

失去了最后一次脱离险境的机会，只有等着被“流贼”摧枯拉朽了！

三月初一，大顺军攻陷宁武关，京城北面的昌平发生叛乱，紧急戒严的北京已经到了倾颓的边缘。

何等雄伟的帝都，此时却是谣言四起，乱作一团。“流贼”的奸细早就在元宵灯节混入京城，他们不仅大造恐慌气氛，还怀揣金银收买将士，就等着大军一到，打开城门迎“闯王”。

局势无可挽回，朱由检却依旧抱有幻想，他一面急令吴三桂弃守宁远回师救援，一面又命驻守北直隶（今河北）的刘泽清进京“勤王”。

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接到命令的吴三桂学着李建泰搞“朝拜”，磨磨蹭蹭地“一步两回头”。拥兵自重的刘泽清做得更绝，索性抗旨不从，一路向南抢掠而去。

大顺军横驱直入，河间（初五）、大同（初七）、宣府（今河北宣化）（初八）、昌平（十二日）、居庸关（十三日）等地相继陷落，明军在北京外围已无招架之力。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朱由检已经插翅难逃了。

在这一天的朝会上，“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朱由检沉思许久，十七年的抑郁、悲愤瞬间化作一团浊气，憋在胸间，欲喷涌而出。他硬撑着站起来，颤抖着双手，提笔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之后，拂袖而去。

时至今日，朱由检已无话可说。

十七年，该结束了！

两天后，伴随着大顺军攻陷内城的喊杀声，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所有的不甘与愤懑，终将化为乌有。

“诸臣误朕至此！”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文武官个个可杀！”

朱由检的切齿之语在深幽的紫禁城里不停地回荡，他至死不悟“有其君必有其臣”的道理。不过，即将解脱的朱由检或许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诡异，一切都可归因于大明气数将尽，非人力所能为！

带着对江山的不舍、对命运的叹息、对祖先的愧疚、对群臣的愤恨，心力交瘁的朱由检走了，彻底告别了这个让他无比纠结的世界。从此，史称“南明”的时代悄然而至，大明王朝赢来了新的翻盘机会。

这将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时代，一个没有最诡异、只有更诡异的时代，一个民族的坚韧性、劣根性频繁较量的时代，一个足以让泉下有知的朱由检决心再死一次的时代！

做好心理准备，南明开始了！

第二章　抉择

南京，南京！

北京丢了，朱由检死了。有人说明朝已经玩完儿了，也有人说下这个定论未免为时过早。

首都沦陷怕什么？咱还有一个！——这句话恐怕只有明朝敢说。

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明朝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于以往的王朝，明朝最显著的特色莫过于——它有两个首都。

迁都的王朝有好几个，但像明朝这样“搬家”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源自于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搬家”。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多次受命参与征伐，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京。从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率军南下，最终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自己坐了上去，成为明朝第三任最高统治者。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

第一，自己的皇位“来路不正”，长期“客居”南京难免心虚；

第二，北京是自己的“老巢”；

第三，北方军事威胁日增，通过天子守边，减少国防开支（卫戍军＝边防军，避免“重复建设”）。

“搬家”不奇怪，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保留南京的“首都”待遇！

“首都”能有什么待遇？大了去了！

除了法理上定性为“留都”以外，南京还有与北京完全对应的中央机构，六部（兵部、户部、刑部、吏部、工部、礼部）两院（都察院、翰林院）一个都不少，而且都是满员编制。

对明朝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两个形象而简练的词概括：“南混”“北漂”。

从此以后，中央级官员大到六部的尚书，小到各科的给事中，都要特别说明是北京的那位（属于“北漂”），还是南京的那位（属于“南混”）。

这不是相当于“另立中央”吗？地方官员到底听谁的？

看上去很麻烦，其实没这么复杂，因为南京的官员虽然级别与北京相应的官员相同甚至略高，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没事干。根据朝廷规定，除了极个别的职位以外，南京的同志们奉旨休息，按时领工资就行，忘记领了更好！

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

如果有记者到南京的六部两院采访“你幸福吗”，答案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光拿钱不干活，还享受公务员待遇，你不幸福谁幸福？

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

朱棣当年留这一手，笔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虚，另外是需要照顾一下老臣的情绪，但时过境迁，南京“中央”发挥的作用渐渐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圣上看哪位仁兄不顺眼，想打入大狱或者革职，又苦于找不到足以服众的借口，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唯一的变化是立即歇菜！

大臣觉得斗争形势对己不利，为了避敌锋芒，但又抛舍不下官位俸禄，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不变，待遇不变，最大的好处是远离旋涡！

一些新科进士没有背景，按朝廷规定又必须安排工作，怎么办？简单，到南京去！级别有了，待遇有了，大家的目标是混吃等死！

搞清楚南京官员的构成，再来谈谈幸福感。就幸福感而言，有资格接受“幸福调查”的明朝官员大致可以分成三等：

最滋润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实权官员。虽然俸禄极其有限（工资水平参考海瑞同志，相当于低保），但天高皇帝远，为他们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官员品级不高，但利润极大，吃个馒头都可以“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属于“逍遥自在型”。

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成为“北漂”。中央官员有品级，俸禄也多（相对地方官而言），当然也有品级低一些的小官员，但是权力很大，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进贡。由于长期在老板面前晃荡，好歹混个脸熟，容易拉帮结伙，升迁的机会也比较大。

有得必有失，“北漂”的烦恼并不只是白糖还是红糖这样低级乏味的纠结，他们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随时都有拍马蹄、站错队的危险，因而时刻“漂”得胆战心惊。稍不留意的话，重则脑袋搬家，轻则流放戍边，属于“压力山大型”。

最惨的是在南京做“京官”，成为“南混”。他们有品级、有职务，就是没事可干，做官全靠混。想上班就顶着日头来，泡杯龙井茶品着，跟同僚扯闲篇，交流一下哪家酒楼狮子头做得好吃，谁家妹子曲子弹得不错，或者索性待在家蒙头大睡，夕阳西下再起床。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权力的反差太强烈，收入极其有限，又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这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不被穷死就被憋死，就像李嘉诚说的，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聊，所以他们属于“没事憋屈型”。

南京的同志们幸福吗？不怕被扔鸡蛋、扔皮鞋的，尽管去问！

不达圣意者到南京去！韬光养晦者到南京去！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从朱棣开始，这三大口号一直延续到北京沦陷。两百年来，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成了官场失意者、潜伏者和愤青的“乐园”。

朱棣万万想不到，自己一手创建的“乐园”，竟然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明朝唯一的首都，肩负“复国”的重任！

一个轮回，南京是否能再续朱元璋时代的辉煌？实在不济可以退而求其次，至少搞个“划江而治”吧？

谁来当皇帝

虽然“复国”有点异想天开，但占据半壁江山绝非痴心妄想，毕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

当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获，标志着北宋覆灭，康王赵构南渡临安（今浙江杭州），凭借富庶的东南一隅，与金朝形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南北对峙。尽管后来两方都被更北面的蒙古所灭，但南宋无疑是这场对峙的赢家，因为它撑得最久。

跟宋朝相比，明朝的条件简直就是天神眷顾，有利的条件多了去了。

其一，南京有现成的中央机构，“南混”替“北漂”，这当然得益于朱棣。

有这样“前无古人”的行政构造，别说首都沦陷，就是“北漂”全部死光也无关紧要，“南混”顶上就是。南京的六部两院早就挤得满满当当，尚书、侍郎、给事中、都御史、司礼太监一个不少，根本没必要“小范围酝酿”再开会表决，“南混”摇身一变成“南漂”，连任命文件都省了，人家以前就是！

有人担心，“南混”都是从官场斗争中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否能力挽狂澜呢？其实，从上一节那三条遴选的标准来看，“北漂”的那部分更不是什么好鸟，反而在“南混”的行列中，不乏因不畏权贵而身遭贬谪的忠勇之士。

其二，守边的“流贼”自顾不暇，短期内不会南下。

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相当于代替明朝“守边”，将直接面对东北清军的军事威胁。招降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后，李自成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大部分留在陕西、山西一带，只有一小部分驻防北京外围，并没有向山海关一带投入一兵一卒。

李自成无限信任吴三桂，但吴三桂对李自成大肆拷掠明朝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满。如果不能及时地联合官绅阶层，对“农民起义”进行“封建化改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是站不稳的。在吴三桂看来，李自成这个造反者太不专业，跟他混迟早要倒霉！

举足轻重的吴三桂摇摆不定，而蠢蠢欲动的清军直接牵制着大顺军向南征讨的步伐。顺、清两大政权必然在北方形成“鹬蚌相争”的局面，南方的政权有足够的时间重新组织军事力量，待两败俱伤时坐收渔翁之利，形成比较稳固的南北对峙局面。

其三，江南经济平稳，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以苏浙为龙头的江南一带，历来就是明朝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源。即便是“流贼”遍地之时，苏浙也基本上未受战火洗礼，除了税赋加重，偶尔有些“乱民”闹事以外，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总体上比较平稳。

李自成在黄河流域活动，目标一直都是明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另一股“流贼”张献忠跟李自成合作得不太愉快，索性分道扬镳，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的部队在郧县被明军总兵左良玉打得遍地找牙，被迫于次年被“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再次反水，并将目标锁定在西面的四川，后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此时，镇守武昌的依然是左良玉，张献忠忙着打四川，根本不敢顺江东下，因此整个江南还是比较“干净”的。

毫不夸张地说，南明相对于南宋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却令人大跌眼镜：南宋坚持了一百多年，而南明只坚持了十几年！

历史太会开玩笑了，整整相差一个数量级！既然有诸多优越的先天条件，南明为什么如此不给力呢？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南京是“留都”不假，六部两院也绝非形同虚设，江南的财富当然是货真价实，但似乎还缺少一点儿什么。

恰恰是缺少的这么一点儿却足以致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江南，偏偏就少一个人——皇帝。

晕！这算哪门子的致命？找个皇帝还不简单？朱由检死了，不是还有儿子吗？

——很遗憾，朱由检的太子、王子全在李自成的手里，莫非请他亲自率兵护送南下？

那就从朱由检往上查家谱，不是还有散落各地的兄弟、叔伯吗？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只一个。

问题就出在这里！

计划生育好，绝不是一句空话。虽说多生儿子好打架，但很多时候，儿子多不见得是好事，比如买奶粉的时候、交学费的时候、进医院的时候、娶媳妇的时候，还有……还有选谁当皇帝的时候！

朱由检是册立了太子的，但此时捏在人家李自成的手里。这样一来，所有可能即位的藩王们，全站在一根起跑线上了。

你爹是皇帝，我爹也是皇帝，凭什么让你当不让我当？

迷茫的“南混”

事实上，藩王们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为了争夺南方的皇位打得头破血流。要真是那样的话，倒未必是一件坏事。此时，大顺、大清正忙着在北方对峙，张献忠还在西南翻大山，南方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皇家内部的武力较量一决雌雄，留下最强悍的一个力挽狂澜。

但是，明成祖朱棣做得实在是太绝，为了防止其他藩王“依葫芦画瓢”，他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实力。皇子封了王，除非国家有特别需要时稀里糊涂继承大统（比如先皇没有子嗣，信王朱由检就是这样当了皇帝），绝大部分只能是骄奢淫逸，混吃等死。别说掌握军队了，就连跟几个文臣来往频繁一点，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由于对当政者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政策不折不扣地一直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出现一个类似于康王赵构有自己执政“班底”的藩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异，将直接导致南明难以步南宋的后尘。而始终困扰着南明的梦魇，根源也就在这里！

话说回来，藩王们不是看不到这个机会，但江山倾覆，分散在各处的藩王，要么投降“流贼”（比如山西的晋王朱求桂），要么被“流贼”给弄死（最惨的是洛阳的老福王朱常洵），剩下的全都忙活一件事——逃命。

争皇位？实在是忙不过来！

真正的争斗，还是发生在南京“朝廷”内部。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失守的消息传到了淮安，南京很快也得知了这一“噩耗”。北京朝不保夕之时，“北漂”们的反应是“诸臣皆惶恐莫对，嘘唏泪承睫”。

那么，“南混”又是什么反应呢？

时人陈贞慧（又名陈定生）撰写的《书事七则》是这样记载的：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

实在想不通，就仰望星空——这就是“南混”们内心的真实处境。

遭此乱局，“南混”不知道怎么办，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除了得知北京陷落以外，再无其他消息。也就是说，崇祯皇帝、太子均杳无音讯。

老板下落不明，“南混”除了抬头望天，还能怎么办？

即便如此，迷茫的“南混”还是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禁讹言。

由于圣上和太子下落不明，为了防止谣言四起，混淆视听，南京六部联合发文禁止谈论这一敏感话题。

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及时公开事实真相。但是，不是南京“朝廷”故意隐瞒真相，连“朝廷”都不知道皇帝、太子到底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怎么公开？

形势如此，这条禁令的效果可想而知，整个南京阴云密布，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二，禁“草泽”勤王。

所谓“草泽”，就是民间组织起来的义军。南京“朝廷”发出禁令：除非得到朝廷的任命和派遣，谁都不能轻举妄动，组织“非法武装”去勤王。

这一政策太扯淡了，难道老百姓自发救驾也有罪？似乎无罪，而且应该鼓励，但是当权者要“从大局考虑”，这是从“北漂”到“南混”的普遍共识。

“北漂”方面，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户部侍郎吴履中提议“全民总动员”，打一场帝都保卫战。内阁首辅魏藻德明显“老练”得多：既然军队都靠不住，老百姓一上去，那不是带头阵前投降吗？（营兵屡守城尚胆怯惊走，百姓非索习，益畏惧，恐致误事。）

“北漂”不相信群众，“南混”当然也会首先考虑“维稳”。为了防止有的武装名为“勤王”，实则投靠“闯王”，“朝廷”索性一竿子打死，所有民间武装一律禁止。

第三，组织官军渡江北上“勤王”。

这件事虽做得比较靠谱，但一点儿也不符合“南混”的风格。莫非国难当头，“混混”们决意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本性难移，想都别想！

前面提到过，虽然绝大多数南京官员都归入“南混”一类，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他们的职位没法混，得像“北漂”一样卖力干活，具体来说是三个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

其中，南京兵部尚书是留都的百官之首，既有文治权，又有统兵权，属于如假包换的南方实权人物——“南混”大佬。能够号集武装力量北上“勤王”的，唯此一人！

此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著名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兵部侍郎卢象生率军平贼，两年后升任都御史，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年）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四月初一，史可法携南京官员发布“南都公檄”，并于四月初七率南方军队渡过长江，决心值此“宗社危情”之际整军北上，救国于倾颓之间！

选嗣大对决

且不说史可法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少得可怜，就在他率军渡江北上的第二天，即四月初八，崇祯皇帝殉国的确切消息终于传到了南京。老板都归西了，勤谁去？惊天逆变，“南混”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不过，混乱的局面没有持续很久，“南混”迅速统一了行动方向：老板成了吊死鬼，当务之急就不再是北上“勤王”，而是选定新的老板！

由于崇祯皇帝的太子、儿子都捏在大顺军的手里，是死是活尚不得而知，等太子南下监国已然不可能了。

其实，崇祯还有一个儿子幸免于难——大名鼎鼎的“朱三太子”朱慈焕，他其实不是太子，而是朱由检的第五子。由于老二早夭，老四、老五又是同年，因此朱慈焕被称为“朱三太子”。

北京沦陷后，朱由检的太子和其他几个儿子都落到了李自成的手里，朱慈焕却侥幸逃脱，但没有人知道他逃脱，更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朱慈焕没有奔着南京去“东山再起”，而是想借此隐匿江湖，远离灾祸。

后来，朱慈焕隐姓埋名生活在浙江。南明覆亡后，朱慈焕一心做百姓，却冒出不少人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掀起“反清复明”的运动。

“盗版”的“朱三太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途又赶上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更让“朱三太子”之名深入人心，这让清廷视为心腹大患，决意查出“原创”的踪迹，以绝后患。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屡次成为别人造反“旗帜”的朱慈焕终于被清军查获。只想平静度此残生的朱慈焕躺着中枪了，康熙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名，将朱慈焕凌迟处死。

当时没人知晓朱由检儿子的下落，于是轮到藩王递补。

在藩王中，就血缘关系而论，有资格在南京继承大统的，基本上可以锁定为四个人：新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

四选一，又没有标准答案，无聊多年的“南混”终于找到事做了，纷纷振作精神，在“评委席”就座，一场足以决定明朝未来走向的“选嗣总决赛”在南京正式开赛！

下面先请四位选手“闪亮登场”。

一号选手——新福王朱由崧，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兄，其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第三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架上一口大锅，将三百六十多斤重的福王伴着几只鹿子一起给煮了，名曰“福禄宴”。朱常洵死后，侥幸从洛阳逃脱的朱由崧袭封福王。

二号选手——惠王朱常润，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六子，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六叔。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封王，但一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才就藩荆州。张献忠率领的“流贼”兴起后，朱常润被追得上蹿下跳，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虽然依旧四处跑路，但终日礼佛参禅，不问世事。

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七叔。天启七年（1627年）就藩衡州（今湖南衡阳），后来被张献忠撵到广西避难。

四号选手——潞王朱常淓，潞简王朱翊镠的第三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之孙，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叔。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袭封潞王，在音律、绘画、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

经过这一环节的比拼，四位选手的人气指数显示，支持新福王朱由崧的呼声最高，大家普遍认为：

——朱由崧的父亲居长，符合“立长不立幼”的选拔原则；

——朱由崧与崇祯皇帝朱由检系同辈继承，虽然是“弟终兄及”，但较“侄终叔及”的其他选手合理得多。

——朱由崧逃难多年，几乎成了丐帮，与宫眷随行的其他藩王形成鲜明对比。（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

人气彰显着威望，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本次“选嗣总决赛”便可以提前结束了。

等等！东林党的评委举起了否决牌！

“东林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治团体。著名东林党人顾宪成曾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可以算作是东林党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说直白一点就是四个字：“逮啥管啥”。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唯恐天下不乱。从东林党的历史来看，大多数情况属于后一种。

就在选嗣即将一锤定音之时，东林党再次发扬“优良传统”，以遭革职的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评委一致认为：福王不可立！

理由呢？——不贤！

谁贤？——潞王朱常淓！

血缘太远了吧？——立贤不立亲！

“选嗣总决赛”出现僵局，评委也好，观众也罢，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裁判权的首席评委——史可法。

“选嗣”选出这么一个结果，确实是史可法始料未及的，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册立福王，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怎么能堵住众人的嘴？

潞王贤于福王？——哄鬼呢！除了琴弹得妙，围棋水平高，朱常淓还能有什么本事？难道还想选一个南唐后主李煜出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其实是最没品的一个！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这次“选嗣”如果搞得不好，必将导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这种预感源自“选嗣”背后隐藏着的玄机——东林党与福王朱由崧有过节，确切地说，东林党与老福王朱常洵的旧怨难解，这才是僵局的根源。

这件事的过程很复杂，其实缘由很简单——万历皇帝想立不是长子的朱常洵为皇太子，以后接自己的班，但“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不答应！

在万历时期，东林党为了阻止朱常洵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与万历皇帝、郑贵妃（朱常洵生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此处置了三百多名官员，近一半遭罢免乃至流放。朱翊钧甚至以“怠政”进行抗议，但还是无济于事。东林党矢志不渝，凭借慷慨赴难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朱翊钧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封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册封为福王。

山水轮流转，朱常洵虽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会“反攻倒算”，东林党人心里没底。与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险，不如索性将福王父子得罪到底！

别忘了，南京可是东林党的老巢。一时间，东林党人“倒福”的气焰甚嚣尘上，咄咄逼人，这让有些优柔寡断的史可法顿时举棋不定。

史可法的失误

史可法算不上东林党人，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对东林党人的顾虑感同身受：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果真翻起旧账，自己说不准也会跟着东林党人一起倒霉。

于情于理，史可法都要掂量掂量东林党人的担忧。但是，本来就气息衰弱的大明余脉，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重任却又如此无助。眼前就像是有一张巨网，一张令人无所适从又难以逃脱的巨网。史可法感觉到，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撑破这张巨网，必须找到一个帮手。

史可法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他认为可以一起商议定夺的人——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1630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年），马士英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处军务。

史可法选中马士英，多少带一点偶然因素。当东林党一边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时，并非东林党人的马士英看准风向，暗中给史可法带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马士英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官场老手，“北漂”的覆灭、“南混”的喧闹，让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马士英如愿以偿，他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来无异于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史可法密约马士英至浦口，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毫无保留地向马士英交了底。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定策之功

正当南京“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桂王登基时，早年曾追随老福王朱常洵的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开始在武将之间密谋串联，组织军队方面的“挺福俱乐部”，意图凭借武力，强行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

实力派们一向垂涎于拥戴新主的“定策之功”，从而提高政治地位，夺取朝廷上的话语权。因此卢九德的动议，得到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大总兵的积极响应。不久，另一个总兵——也就是抗命南下的刘泽清，见风向不对，也从东林党“倒福”的阵营中倒戈，加入“挺福俱乐部”。

福王无端落选，武官们有现成的借口；桂王远在蛮荒，武官们又有足够的时间。这两大先天优势，都是优柔寡断的史可法亲手奉上的。

四大总兵纷纷“倒戈”，最先感到郁闷的不是史可法，而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这四个总兵名义上都是归他节制的。一旦部下大功告成，马士英必然先被架空，再被淘汰，最后回家种地。

关键时刻，善于投机的马士英又发现了绝佳的机会：“挺福俱乐部”里有太监、有武将，偏偏缺少文臣，搞政治斗争，没有文臣是绝对不行的！

马士英决定亲自补上这个缺！

史可法在浦口密谈时交出来的“七宗罪”，转眼成了马士英递给“挺福俱乐部”的“投名状”，并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出了拥立福王的倡议。

马士英有足够的底气，让南京就范。他的背后是四大总兵的千军万马，手上还有东林党人、史可法“诋毁”福王的铁证。除此之外，中意于福王继统的诚意伯刘孔昭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

刘孔昭是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第十四代孙，根正苗红的“太子党”，负责长江防务。此人自恃功臣之后，虽然工作能力低下，但一贯飞扬跋扈，搬弄是非，属于迎头见树都要踢三脚的货色。有他的加盟，马士英稳操胜券！

事到如今，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史可法的“骑墙政策”宣告破产，只有听天由命了！

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高杰的武装护送下抵达南京，两天后暂就“监国”（代理皇帝）之位。当然，先任“监国”是群臣以“太子、皇子下落不明”为由“据理力争”的结果。除了诚意伯刘孔昭以外，得到了所有官绅的支持，也算是“挺福派”给“倒福派”一个台阶下。

不过，“倒福派”的面子也就值十几天的时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经大臣们反复“劝进”后，便正式登基，史称“弘光政权”。先监国再“转正”，也成为南明后续政权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史的金科玉律。虽然朱由崧这个“天子”不过是实力派的傀儡和工具，但丝毫不影响“挺福俱乐部”借此机会对现成的南京“朝廷”重新洗牌。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挺福俱乐部”在这次重新洗牌中收获颇丰：

其一，朱由崧、刘孔昭导演了一幕双簧，“定策”的首功之臣马士英得以入阁，并在事实上代替史可法执掌兵部，后任内阁首辅。

其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借“定策之功”，分别封以靖南侯、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各领一镇驻防江北，成为新时代的勋贵。这恰恰又是史可法出于“讨好”、“和谐”的初衷率先提议的。

其三，受封的四镇总兵及刘孔昭强烈要求史可法“靠前指挥”，自知有把柄捏在人手的史可法被迫就范，“自请督师淮扬”，实际上被排挤出了最高决策层。

其四，东林党的势力被瓦解。先是钱谦益、徐弘基等人倒戈，接着马士英举荐对自己有恩的阮大铖，东林党以给“阉党”翻案为由，伺机发起反击，最终的结果是高弘图、姜曰广等人靠边站。东林党的另一位旗帜性人物张慎言屡遭刘孔昭的责难，于六月初十被迫退休。

经过重新洗牌，明朝二百多年来“以文制武”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武官表面上没有进入内阁，但实际上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兵权在握的勋贵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冲出牢笼的武官，必将形成一股翻云覆雨的力量，他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太久！

危险分子

面对“武强文弱”的政治格局，最抑郁的还是莫过于它的“始作俑者”——四镇总兵的“顶头上司”史可法。

此时的史可法名为“督师”节制四镇，政治地位也仅次于首辅马士英，但四镇总兵一个比一个难伺候，将史可法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若论四镇总兵谁最能打仗，可谓各有战绩（近年来以败绩为主），难分伯仲，但要说谁最能没事找事，那绝对非兴平伯高杰莫属。

高杰，陕西米脂人，原为李自成的部将，于崇祯八年（1635年）归降。与同为李自成部将的刘良佐兵败被俘而投降不同，高杰是主动“弃暗投明”的，因为他捅了娄子——勾搭上了李自成的夫人邢氏。

“小白脸”高杰归顺之后，多年来参与平寇作战，积战功升任副总兵、总兵。北京失陷后，高杰不敢投降老领导李自成，只有率军一路南下。

跑路谁都会，但粮食是个大问题。朝廷都没了，粮饷跟谁要？

沦落到这步田地，吃饭只能基本靠抢了，但这身明朝官军的制服实在太招眼。首先，百姓对官军恨之入骨，不然也不会有什么李自成、张献忠了，如今朝廷垮台，老百姓乐得痛打落水狗。其次，以官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到了南京没法交待，难保不会被人点火挨收拾。

看似无解的难题，高杰却自有高招：脱掉官军制服，打大顺军的旗号！酒肉咱们吃，黑锅让李自成背！

在百姓“开门迎闯王”的氛围之下，高杰带着部队一路骗吃骗喝、大肆抢掠，优哉游哉抢到了扬州。

高杰将扬州团团围住，并与刘泽清串通一气，扬言要挥师渡江南下，史可法紧急拨了一万两军饷，才将蠢蠢欲动的高杰、刘泽清摁住。

高杰在长江以北肆虐一番后，又想回扬州城故伎重施，但扬州官民久闻“高家军”的“威名”，坚决不开城门。在双方对峙期间，进士郑元勋进城为高杰说情，结果刚进城就被斩首示众，还把首级挂城墙上向高杰表明态度。高杰怒不可遏，兴兵大打出手。眼看局面不可收拾，史可法亲自出面与高杰谈判，最后以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交换，让高杰“安顿家眷”，方才基本平息事态。

设四镇后，高杰如愿以偿分到扬州，暂时消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耐不住寂寞了。

史可法安抚高杰的同时，也给这个“刺头”留了一手——靖南侯黄得功驻守扬州附近的仪真（今江苏仪征），暗中监视和防备高杰，这让高杰如鲠在喉。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高杰决心搞掉黄得功。

九月初一，高杰终于抓到了机会。当时，黄得功去高邮迎接准备赴任登莱总兵的好友黄蜚，得知消息的高杰在半道上布下埋伏，将黄得功带着的三百骑兵全给灭了。黄得功侥幸得脱，逃回驻地仪真，又发现高杰把自己的老巢也收拾了一遍。

损失惨重的黄得功到朝廷“告御状”，希望息事宁人的史可法百般劝解，始终无济于事。高、黄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恰逢黄得功母亲去世，经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劝说，高杰最终同意拿出一千金为黄母送葬，并以马匹作为赔偿，暂且了结两人的恩怨。

其实，四镇总兵还算不上真正的“危险分子”，他们虽然飞扬跋扈，但好歹还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如果事情闹大了，史可法管不了，马士英也不能袖手旁观，毕竟船翻了大家都得淹死。所以，这四个驻防江北的实力派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真正的危险，在南京上游的武昌，那里有一个更难伺候的主——宁南伯左良玉。

左良玉（1599～1645年），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崇祯年间先后与清军、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历经几番沉浮。崇祯十五年（1642年），趁张献忠西进四川，左良玉率军收复武昌，两年后封为宁南伯。

南京“选嗣”后，左良玉一直气不顺，甚至当着部下的面，将弘光皇帝送到武昌的诏书扔在一边。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的劝说下，才给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领导”一点面子，假惺惺地表示拥戴。

左良玉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憋屈：自己资格最老、战绩最多、实力最强，但是，“定策之功”没自己的份。——让“老革命”打酱油，亏你们做得出来！

马士英、史可法不是不知道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昌对于南京有多重要，也了解左良玉的兵力非同寻常。因此，在对四镇总兵封爵之时，也卖个人情，让左良玉“水涨船高”，由宁南伯升格为宁南侯，算是给“老革命”一个交代。

但是，左良玉不吃这一套。他表面上同情东林党人的遭遇，实际上是对马士英、高杰等新利益集团感到极其不满。左良玉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机会。

“老革命”左良玉的这些心思，马士英、史可法未必清楚，他们此时需要直面的，不是尚未露出端倪的“危险分子”左良玉，而是北方急剧变化着的复杂局面。

几经波折建立起来的弘光政权，将如何制定稳妥的国策，在与顺、清两大政权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章　国策

错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有很多革命斗争的失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对于新生的弘光政权而言，孰敌孰友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撇开四川的“土皇帝”张献忠不谈，尽管弘光朝廷希望偏安一隅，坐山观虎斗，但大顺、大清正在北方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可以一起做弘光的敌人，却不可能三家其乐融融地做朋友，南京政权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南京政权有太多的理由将李自成看做死敌：

——李自成率领的“流贼”害死了先帝崇祯，大明二百多年的辉煌毁在这个陕西农民的手里。

——农民军对明朝官绅仇恨颇深，大肆拷掠已经投降的前明官员。

——李自成占据黄河流域，又四处乱窜，直接对江南构成军事威胁。

——大顺军的口号是“三年免征”，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严重扰乱封建社会秩序。

如此看来，南京政权不可能与李自成“相逢一笑泯恩仇”，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弘光朝廷唯一需要决策的是将清政权看做敌人，还是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权的两大实权人物——马士英、史可法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一致主张是“联虏平寇”。

确切地说，马士英、史可法的策略，出自他们对时局的错觉。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军的全面溃败而告终，李自成撤回北京，于二十九日仓促登基后向西逃窜。

从李自成攻陷北京算起，四十天后再次易主，着实令围观者大跌眼镜，摸不着头脑。

在这个重大的变故中，前明总兵吴三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阵前倒戈，清军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入关并占领北京的。

这个反复无常的总兵，给情报不明的南京造成了一种错觉，马士英、史可法都认为，吴三桂这么做是“义举”，他想借助清兵的力量光复大明王朝。

既然如此，南京政权当然应该紧跟“吴义士”的步伐！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上疏，提议尽快联络吴三桂。次日，弘光朝廷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这已经是仅次于亲王的爵位了。

南京的朝廷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被清政权册封为“平西王”，谁稀罕你一个小朝廷封的“蓟国公”！

清军进入北京之后，在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采取了一系列安抚与笼络的政策，包括：

——为崇祯皇帝发丧、祭祀，俨然以汉人的“报君父之仇”者自居。

——率先归顺的前明官员一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

——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

在前明官绅看来，拖着辫子的满族人实在太讲究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清军对前明充满“同情”的政策，进一步加深了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的错觉，使他们更加坚定了与清军联合剿灭“流贼”的想法。

既然想联合，就必须派出使团去谈判，但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弘光朝廷拿不定主意，因为谁都不想去、不敢去。

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到兵荒马乱的北方冒险，不是脑袋被门夹，就是吃饱了撑的！——曾经的“南混”、如今的“南漂”，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于是，官大的说“工作忙，走不开”，官小的说“级别低，不够格”，总之就是一句话“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很快便冒出两个自告奋勇的人，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第一个是都督同知陈洪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混”为何如此特立独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第二个是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这是南明屈指可数的忠勇之一，也因此次出使，被后世誉为“明末文天祥”。

六月二十一日，弘光政权的使团正式从南京出发。正使是新迁任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新任左都督陈洪范、新任太仆寺卿（原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为副使。

使团携带了弘光政权给清政权的“御书”、给“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以及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浩浩荡荡沿着大运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带着莫可名状的沉痛心情，他实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么。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副部长级”的使团不可谓规格不高，也什么都带上了，唯独少一样东西——谈判方针。

没有方针，谈哪门子的判？

艰难的使命

其实，此次北上和谈事关重大，弘光朝廷当然想给个方针，定个底线，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内阁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⑴迁葬先帝崇祯；⑵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⑶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⑷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左懋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事、该做的事，至于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谈判？挨训！

经过一夜的深思，左懋第已经做好了到紫禁城“舌战群蛮”的准备，但清廷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十月十三日，清政权礼部官员来到鸿胪寺，“热情接待”了南方使团一行，双方本着坦诚的态度，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议。

清廷官员率先发问：你们干吗来了？

左懋第回答：我朝天子想借贵方大军破贼，再为我大明先帝发丧，特来致谢礼。

清官员说：有书信的话就交出来吧！

左懋第表示：御书只能当廷递交贵方首领。

清官员坚持认为：进贡文书应交礼部。

左懋第澄清：这是天朝国书，并非进贡。

双方争执不下，清官员索性甩手便走，第一次会谈不欢而散。

次日，清政权内院学士刚林亲自来到鸿胪寺，与南方使团举行第二次会谈。

刚林显然没有礼部官员的耐性，刚一进门就径直坐在堂上，劈头盖脸痛斥南方使团，指责南京不出兵讨贼，反而“突立皇帝”。左懋第据理力争，强调弘光政权名正言顺。（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刚林又诘问南方为何不发兵讨贼，左懋第以“恐疑与贵国为敌”敷衍过去。

接着，刚林以武力相威胁，表示大清正整装待发，南下平乱。左懋第毫不让步，表示“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

刚林起身便走，第二次会谈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第三日，清廷又派内院的人来了。不过这次不是继续会谈，而是“收货”——除了“御书”、“诰敕”不要，金银、绸缎通通拿走。

十月二十六日，刚林代表清政权，正式向南方使团下达了逐客令：明日滚蛋，回去等着挨揍！

左懋第早就料到，和议必将无果而终，最后提出了到昌平拜祭先帝陵寝的要求。左懋第话未说完，刚林便以一段相当经典的话给予回绝：

“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丧；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骂得多么道貌岸然、厚颜无耻，却又是一针见血、入骨三分，足令南京的君臣哑口无言，只可惜让忠勇之士代为受过。

这还不算完，刚林又当场宣读了南京政权的“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刚林表示：清军不日将高举义旗，兴兵南下，为崇祯皇帝和大明的列祖列宗讨伐不忠不孝之臣！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南方使团离开北京，结束了这次屈辱不堪的北上和议之行。很快，清辅政王多尔衮在汉奸冯诠的劝说下幡然醒悟，发现不应该放虎归山。十一月初四，左懋第、马绍愉行至沧州，被追赶上来的清军羁押回北京。次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对始终忠贞不渝的左懋第失去了招降的耐心，将其处死。

在被羁押于太医院的几个月里，左懋第留下了很多在后世广为传颂的壮举。

当洪承畴出面劝降时，左懋第直呼“见鬼”，故作惊异道：“洪督师不是在松山殉国了吗？先帝还在京城主持了葬仪，怎么又冒出一个活的洪督师来？”洪承畴自惭形秽，红着脸悻悻而去。接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咬牙切齿，痛斥李建泰愧对先帝，苟且偷生。

即便是自己的堂兄左懋泰来劝降，左懋第依然不留情面。在共叙往日情谊，又答谢堂兄奉养并收葬母亲陈氏之后，左懋第毅然决然，与之断绝兄弟关系。

“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这就是左懋第奉送给劝降者的慷慨之言。

对于这个“死硬分子”，多尔衮软硬兼施，甚至在刑场上再次劝降，左懋第依旧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太医院的墙上，留下了左懋第写下的一首绝命诗：“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在菜市口行刑之时，左懋第正襟危坐，临危不惧，刽子手跪地挥泪，不忍举刀，百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钦定《殉节录》，追谥左懋第为“忠贞”。

家可破，国可亡，但气节永存！左懋第的气节，令无耻的叛徒汗颜，令凶残的敌人敬佩，更值得后世敬仰！

弘光的机遇

尽管有左懋第的忠勇，但北上和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弘光政权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送出银两，领回了“三宗罪”。

其实，弘光政权虽然孱弱，但历史还是给了这个小朝廷“划江而治”甚至“光复中原”的机会。

机会首先出自明朝的死敌李自成。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农民，多年来四处征战，脾气见长，野心见长，就是见识不长，稍微遇到点挫折，最先想到的还是钻山沟。

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而且撤得相当彻底，将河北南部、河南、山东全部拱手让了出来，退守山西、陕西境内。

李自成这么不经打，着实让清廷大吃一惊，更是喜出望外！这确实是清政权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在清政权内部，形势其实很不乐观。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去世后，代善（努尔哈赤次子）、豪格（皇太极长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三叔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继嗣之争，满清贵族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迅速“选边站队”，转入暗流涌动的内讧之中。在多尔衮的努力下，这场纷争最终以幼小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多尔衮担任辅政王而尘埃落定。此时，多尔衮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协调各方势力，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

基于这个原因，在是否入关占领北京的问题上，清政权的最高决策层，特别是作为辅政王的多尔衮，一直都是犹豫不决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接着吴三桂发动山海关兵变，多尔衮最初的想法是作壁上观，坚决不插手。

老牌“汉奸”范文程不想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屡次劝说多尔衮速作决断，见机行事，多尔衮方才派出骑兵，与吴三桂一起击溃李自成，打通了进军北京的道路。

李自成一路溃败，清军顺利进入紫禁城。下一步怎么办？满清贵族之间又出现了分歧。

以英王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贵族认为，能拿下北京已经是祖坟冒青烟，占大便宜了，应该见好就收。阿济格建议，在北京留一个亲王驻守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还是率领清军主力，回关内过安稳日子。

在“汉奸”文臣的怂恿下，多尔衮已经不满足于将北京当做大清的“南大门”，而是想以此为契机，在中原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说服阿济格等人，无可奈何的多尔衮甚至搬出皇太极的遗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经多尔衮反复做思想工作，并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帮助下，满清贵族终于达成了初步一致，将爱新觉罗·福临从东北迎到北京，于十月初一举行新的登基大典，以示主宰天下之意。多尔衮被尊封为“皇叔父摄政王”，成为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

即便如此，清政权到底能在中原走多远，到底能控制多少地盘，多尔衮心中还是没有底。

一方面，满族人口本来就比较稀少，原先占据辽东时，“清人多为辽民所杀”，兵员补充更是捉襟见肘。正因如此，阿济格等人才会有退保关内的想法。

另一方面，中原形势不甚明朗。李自成虽然西撤，但实力不可小觑，除了盘踞陕西、山西一带以外，黄河流域依然有星罗棋布的残余势力。兵力不足的清军很难全面展开。更重要的是，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南京政权实力如何尚不得而知。如果清军在黄河流域与大顺军全面展开决战，南京政权是否会操刀北上，上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从四月底占领北京开始，清军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既没有挥师追击西撤的大顺军，也没有乘势大举南下。多尔衮既要稳定北京的局面，又要静观其变，摸清楚各方面的底牌。

各方都不给力，黄河流域很快便出现权力真空，前明官绅掀起了推翻“大顺”残余政权的浪潮。“汉奸”文臣们纷纷向多尔衮上书，建议清军立即挥师南下，饮马长江，一举平定天下。

“汉奸”文臣的心思可以理解，如果让南京政权抢占先机，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后再想与南方的亲友相见，可就是“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了。（可以对比如今的朝鲜、韩国。）

另外，如果不拿下东南这片富饶之地，仅凭北方的经济水平，是极难支撑一个政权生存的。南北经济水平不对等，北方需要南方“输血”。

尽管“汉奸”文臣们一再怂恿，但多尔衮依然“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最多就是派小股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接管”，他想看看南京政权到底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此时，如果弘光政权能够积极响应前明官绅的“复辟”，命令四镇总兵北上，迅速接管山东、河南，必然能对清政权形成威慑。双方再行谈判“联合平寇”，南京政权无疑将掌握至关重要的筹码。

一味贪图享乐的弘光政权实在是无可救药。对于黄河流域出现的契机，南京朝廷不过是在六月下旬，象征性地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邱磊为山东总兵。但是，王燮、邱磊打死也不去上任，原因很简单——没兵。没有军队，到兵荒马乱的地方去上任，这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

弘光政权的无能让多尔衮欢喜异常，既然南京都是一群草包，清军就不再有后顾之忧了。七月二十八日，已经摸清底牌的多尔衮移书史可法，俨然以正统自居，敦促南方立即无条件投降，标志着清政权已经将“一统天下”作为终极目标！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派出多少和议使团，携带再多的金银财宝，都只能是羊入虎口，自讨没趣了。

“直把杭州作汴州”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题临安邸》

一位生活在南宋时期的诗人，以相当直白的语言，将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南宋朝廷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这位诗人生活在南明，目睹一下弘光朝廷的“丰功伟绩”，他恐怕很难有心情写出虽是讽刺但不失美妙的诗句，而是直接送上一个字：“呸”。

一个新生的政权，对外软弱无能，被敌人嗤之以鼻，对内横征暴敛，官场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到了极致。对于这样的政权，如果不能说脏话，还真是无话可说了。

弘光政权控制着南方，而富庶的江南向来是明朝重要的税源地，常年通过漕运给北方“输血”，为朝廷的日用开支和北方“平寇”、“平虏”提供财力支持。如今北方已经被别人给占了，“平寇”、“平虏”都成泡影，想“输血”也输不成了，江南的缴税任务理应减少很多。

朱由崧初就监国时，有大臣提议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但是，史可法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今天下半坏，军饷繁费”。

史可法判断得很准确，自恃有“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个个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作为督师，优柔寡断的史可法对四镇总兵始终采取“绥靖”政策，一味投其所好，姑息迁就。史可法甚至多次给朝廷上疏，带头帮着四镇总兵要钱。四镇总兵又不知好歹，拿钱的时候相当积极，干活的时候既不出工也不出力，在史可法的纵容下纸醉金迷，挥霍无度。有这样的军队，再多的钱也会被烧光。

时任弘光朝廷都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就军费开支算了一笔账：

武昌的左良玉有五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万两；

江北四镇各三万人，共计十二万，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京营六万人，每年军费一百二十万两；

其余八镇共十二万人，每年军费二百四十万两。

南京政权的军队总计三十五万人，每年的军费累计七百万两，另外还有各级官员的俸禄和朝廷的日常开支。

那么，南京政权每年的税收是多少呢？在没有旱、涝、虫等灾害的情况下，满打满算六百万两。

工部、户部在十一月提供的数据显示，朝廷的赤字已达二百二十五万两，户部库存现银只剩余一千两！

弘光政权守着江南这个“聚宝盆”，却在建立仅半年之后，财政就恶化到这个程度，着实令人吃惊。究其原因，除了史可法帮着四镇总兵狮子大开口以外，还有以弘光皇帝朱由崧为首的君臣们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功劳”。

朱由崧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大概是想补偿一下自己多年来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上任伊始就大肆选淑女充实后宫，筹备大婚。

南京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声势浩大地在南京、苏州、杭州“选秀”，公然派人在全城搜罗，“挨门严访淑女，富室官家隐匿者，邻人连坐”。凡是有女子的人家，都用黄纸贴上，抓起就走，“街坊缄口，不敢一诘”。内官田成等人伺机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朝廷四处抓女人，老百姓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少女自刎、母亦投井”的悲惨事件。尽管有少数人躲不起，死得起，但大部分人还是想保女儿又保命，于是不分昼夜地拉郎配，呈现了一片“道途鼎沸，不择配而过门”的热闹景象。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真是家家有喜事，处处是洞房，日日寻男子，夜夜有新娘。一时间，男人都不敢轻易上街，担心稀里糊涂就成别人家的女婿了。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朱由崧“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赐皆不以节”，导致“国用匮乏”。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马士英、阮大铖还将妓院抓来的雏妓进献给朱由崧，精力充沛的朱由崧一晚上就让两名雏妓殒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

总之，正如时人张岱所说，朱由崧是汉献帝、蜀后主、隋炀帝“灵魂附体”的“极品”。（自古之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在朱由崧这个“光辉榜样”的率领下，满朝文武除了史可法、陈子龙等极少数清廉官员以外，绝大部分也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

在腐化堕落方面，马士英一点儿也不辜负“百官之首”的身份。除了接受下级贿赂以外，马士英还将各级官职明码标价，公然卖官鬻爵。弘光朝廷虽小，但官员却是多如牛毛。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中书遍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史可法后来也承认，弘光政权的官员确实是多得令人发指：“人人可以剥商，商本尽亏。新征不已，利归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实自受之。”

首辅马士英如此，以“南混”为主体的下级官员当然乐得上行下效，在城内的官宦府邸，终日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原左中允余煌在一封书信中记载了这样的景象：“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

在这种情况下，税赋维持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很成问题，更别说花钱打仗了。

愤青的无奈

家贫出浪子，国弱多愤青。

弘光朝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正直文臣的极大忧虑与无比愤慨，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是“愤青”中的一个。

陈子龙（1608～1647年），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任绍兴推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北京沦陷后，陈子龙在吏部右侍郎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原职效力于弘光朝廷。

陈子龙是明末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上海的“徐家汇”来源于此人）的门生，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如果都不认识也没关系，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颜知己——秦淮名妓、女诗人柳如是，这个人总该知道吧？

柳如是与文人走得比较近，特别是跟陈子龙情投意合。从崇祯八年（1637年）春开始，两人在朋友提供的“红楼”中过上了同居生活。由于受到陈子龙家人的阻挠，加上“相爱容易相处难”，两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柳如是最后嫁给了愿意明媒正娶她的东林党人钱谦益。

在“红楼”同居的蜜月期，两人通过诗词交流感情，留下了诸多唯美的名篇，也成就了陈子龙“明代第一词人”的美誉。

据说，《红楼梦》里的“绛芸轩”就是从柳如是居住过的“绛云楼”演化而来，还有“终身误”、“枉凝眉”两首词，也源自于柳如是对陈子龙的深深思念。

扯远了，继续“愤青”的话题。

作为兵科的言官，陈子龙并不打算跟“南混”同流合污，而是殚精竭虑地为国效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筹划，陈子龙提出了一整套富有远见卓识的国防策略。

在六月十九日的上疏中，陈子龙率先提出了募练水师的倡议。陈子龙认为，“君父之仇不可不报，中原之地不可不复”，而要光复故土，首先应确保江淮稳固，作为“中兴之根本”。东南一隅想要固若金汤，水师无疑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国防力量。陈子龙向弘光皇帝建议，朝廷应迅速任命专人、拨出专款募练水师，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陈子龙还提出了具体的人选和方针，并保证“一月之内，可以就绪”。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陈子龙的提议并非异想天开。此前，松江知府陈亨已经开始在筹办船只和士兵。山阴知县钱世贵等人已购买三十五艘沙船，还招募了一千多士兵。如果朝廷出面招募，必然能够得到各方的响应，迅速成军。另外，明朝在兵器、造船、火炮方面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能够为水师提供最具杀伤力的火器配备。

有此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旦弘光政权的水师建成，对清军的威慑必然是非同寻常的。清军长期在关外作战，以骑射和陆战见长，却不习水战，更谈不上有什么水师。与此相反，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却是以水战见长。新组建起来的弘光水师既可以协助四镇和京营防守淮河、长江一线，又能从海上突袭敌人后方，令清军始终担心后院起火，难以放开手脚、大举南下。

陈子龙虽然官阶不高，但洞察力是极其非凡的。后来，郑成功能够凭借自己组建的武装船队与清廷抗衡多年，充分证明了陈子龙的远见卓识。

遗憾的是，陈子龙“扬长避短”的正确方针，尽管得到弘光皇帝的“充分肯定”，也表示采纳推行，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很简单——没钱。钱都被朝外的四镇和朝内的君臣挥霍光了，哪有闲钱给你造船划水玩儿？

谏言未被采纳，陈子龙并未就此罢休。此后，陈子龙又批判了弘光朝廷坐视河南、山东陷入权力真空而无动于衷的愚蠢行为。陈子龙认为，弘光朝廷如果不北上，错失良机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将彻底丧失在前明官绅中的地位和威望。陈子龙直言不讳地说：“天下豪杰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贼，则群然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建议由弘光皇帝朱由崧“御驾亲征”，率师北上，并提出了具体详细的进军路线图。

不出所料，这封奏疏依旧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除了陈子龙以外，同为科道言官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也对时局忧心忡忡。七月初二，章正宸在上疏中直言：“今日江左形势，视晋、宋为更难，当事者泄泄偷息，处堂自娱”，文臣忙着捞财，武将忙着私斗，到处都是一片暮气沉沉，乌烟瘴气。

章正宸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弘光朝廷应该迅速发兵北上，与山东、河南、河北的官神“齐心协力，互为声援”。

但是，章正宸的正义之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马士英等实权派的忌恨，将他由言官改任大理寺丞，“实夺其言路”，章正宸愤而辞官。

八月十八日，陈子龙再次上疏：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几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

次月，心灰意冷的陈子龙带着对弘光朝廷的无比失望，黯然去职。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在奏疏中写道：

“今奴、贼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愤青太多，而是愤青们深感多说无益，没有愤的激情了。

在陈子龙等人看来，弘光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不是由阎王决定的，而是由清廷决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权的底牌，所谓的“和议”破产后，北京的多尔衮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了。

第四章　疑案

“逆袭”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清军已经占据了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及河南东部，轻而易举地将整个中原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多尔衮开始迈出统一全国的步伐。

多尔衮这个人，怎么说呢，要么太谨慎，要么太不谨慎。

在他看来，敌人只有两种：或者坚不可摧，或者不堪一击。李自成、弘光政权显然不是坚不可摧的，那就只能是不堪一击了。

于是，多尔衮打算一起收拾，毕其功于一役。

整套作战计划分为西线和南线两个部分，犹如两只有力的臂膀，准备将天下揽入怀中。

西线由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指挥，率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部，经山西北部、内蒙进攻陕西，在夺取榆林、延安等地区后挥师向南，直捣李自成的老巢西安。

南线由定国大将军、豫王多铎指挥，率另一部分八旗兵主力及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部，渡黄河南下，夺取南京。

多尔衮以大清朝廷的名义发出檄文，将弘光朝廷定义为“伪政权”，并向普天下发布其“三宗罪”——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公开表示不日将大举南下，剿灭前明余孽。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南京政权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次转机——多铎接到多尔衮的新命令，刚刚渡过黄河便挥师向西而去。

这就奇怪了，多尔衮刚刚发布南征的命令，但多铎的大军刚过黄河，却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多尔衮后院起火？不大可能！如果真是如此，应该命令多铎迅速返回北京才对，怎么又转而向西呢？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退踞陕西的李自成一定在搞什么大动作！

在小说《亮剑》里，李云龙为了报仇救老婆，不经请示就擅自率部围攻平安县城，将晋西北搅成了一锅粥。八路军总部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侦听鬼子的通讯，听到对方反复提到“平安县”这个地名，方才恍然大悟。

用一个时髦的网络词语来形容，这叫做“逆袭”。

李云龙的“逆袭”是小说，李自成的“逆袭”则是现实。清军在通讯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地名——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北部济源、焦作一带的“怀庆府”。

十月十二日，改变整个时局态势的怀庆战役爆发。李自成集结了分散在河南西部及陕西一带的残余兵力，对怀庆府的清军展开大规模攻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几乎全军覆没，府治沁阳县被大顺军重重围困，危在旦夕。

接到沁阳的求救报告，警觉的多尔衮发现情况不妙。李自成既不是坚不可摧，也绝非不堪一击。所谓的敌人，原来还有一档叫做“死缠烂打”。多尔衮原以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已成强弩之末、惊弓之鸟，只会龟缩在西安附近，等着阿济格前来收拾残局。没想到，李自成凭借一群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竟然还敢在中原搞“逆袭”，这问题就比较大了！

一个小小的怀庆府，为什么会引发清军统一策略的重大调整呢？

如果清军继续执行原定作战方案，已经“打了鸡血”（完成兵力集结）的李自成完全可能趁阿济格尚未到达西安、多铎已经南下的空隙，横扫河南、山东，威逼京师，再给多灾多难的北京来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

清军虽然不是豆腐捏的，但这个推断并非危言耸听。清军兵力有限，如果不是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军的倒戈，多尔衮要统一全国，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阿济格、多铎带走的部队，基本上是清军的全部家当。

绝大部分主力都出远门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必然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果李自成率大军前来，凭借不久前的统治基础，轻而易举便能让黄河流域短期内易主。

大顺军一旦“重出江湖”，占据堪称“天下中枢”的河南、山东，清军将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西线，从大漠钻出来的阿济格风尘仆仆，可以顺利拿下同样空虚的西安。但是，南面的张献忠已经在四川站稳了脚跟，即便他打死不出剑门关，清军也不得不防。

——南线，多铎南下与弘光政权的几十万军队交火，北面又是风头正劲的大顺军，多铎大军就成了一支与北京失去联系、面临南北夹击的孤军。

形势一旦对清军不利，难保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这些靠叛变起家的“投机分子”再叛一次，捞取“光复江山”的政治资本。

在“出头鸟”大顺军的率领下，如果弘光政权、张献忠还有清军身边的“投机分子”蜂拥而上痛打落水狗，原意是想揽江山入怀的两只臂膀，将被打成自顾不暇的“残肢断臂”，北京的多尔衮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

悲哀！臭棋！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多尔衮不是脓包，李自成在怀庆府的疯狂已经让他预感到了危险，因此迅速作出反应，转变原定作战方案，命令多铎挥师西向，先解沁阳之围，随即西进潼关，与阿济格会剿李自成。

如此看来，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军，还是南京的弘光政权，之所以打不赢兵力不占优势的清军，实在不是因为自己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多尔衮采取怎样的作战策略，清政权想统一全国，都将面临同时在两线作战的局面：一边对付西北的李自成，一边对付南方的弘光政权。既然李自成可以趁着清军后方兵力空虚大肆进攻，那么在多铎率军西征后，弘光政权在理论上也可以出师“北伐”，抢占中原。

对于这个仅存在于“理论上”的局面，多尔衮根本不屑一顾。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试探，特别是通过与南方使团的接触，他已经看清了弘光政权腐朽无能、苟且偷安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南京的那群脓包哪怕有一丁点儿北上光复故土的意图，清军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拿下河南、山东。想让弘光北上夺中原？即便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朱由崧也不敢与清决！

弘光政权的朝堂上就是一群如假包换的脓包，李自成也聪明不到哪里去。

自从揭竿而起以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充分发扬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优良传统。先是一路凯歌高唱、横扫中原，逼得崇祯皇帝上吊殉国，大顺军定鼎北京，宣布改朝换代。但是，进城之后的李自成贼性难改，不懂得团结官绅，实行“封建主义改造”，而是继续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流氓”路线，根本不像个“开国之君”的样子，逼着吴三桂倒戈，这才让关外的清军钻了空子。

山海关一战，大顺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李自成完全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有计划地撤退，既避敌锋芒，又不断袭扰，消磨清军的锐志，以图伺机反击。遗憾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索性一溃千里，将整个黄河流域拱手让出，开局的优势被消耗殆尽，大顺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怀庆战役，又是李自成在关键时刻下的一着臭棋，硬逼着自己从被动走向绝境。

按理说，李自成能够主动在中原反击，显然对清军很不利，为什么说是一着臭棋呢？

——勇气与精神可嘉，但你得把时间算准了再打吧？

李自成早不打、晚不打，偏偏选择多铎大军刚进抵黄河的时候发动大规模攻势，这不是故意找收拾吗？

如果李自成能够等待一段时间，待多铎军队离开河南并与弘光的军队交上火之后，再集结兵力，在中原一带发动大规模反击，境况明显要有利得多。届时，多铎即便想抽身回撤，恐怕短时间内也难以抽身，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

李自成的这步棋实在是臭得可以，大顺军虽然在怀庆府取得了局部战场的胜利，但要老命的是，这场胜利引起了多尔衮的警觉，命令正准备南征的多铎大军悉数转而向西。李自成替弘光政权暂时解了围，做了一次损己利人的“活雷锋”。

多铎挥师西向后，迅速扭转了河南西部的力量对比，李自成的大顺军又成溃败之势。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发动潼关战役，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战败。次年正月初四，刘芳亮部也被清军击溃。李自成亲征迎敌，大顺军还是屡战屡败，局面十分被动。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已无胜算的李自成撤回西安。次日，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已经向清军敞开。十三日，李自成率残部弃守西安，经商洛向河南伏牛山一带撤退。十八日，多铎大军进抵西安。

收到多铎的捷报后，多尔衮命多铎将善后及追剿等事宜悉数交付阿济格，率部执行原定作战计划，继续南征。

二月二十四日，多铎大军抵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准备经短暂休整后，在三月和四月间南下，一举夺取南京。

从十月发动怀庆战役，到次年四月多铎再次南征，“活雷锋”李自成以大顺军惨败为代价，为弘光政权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弘光政权完全可以挥师北上，呼应李自成的大动作，彻底搅乱中原态势，局面或许还能有所转机。事实上，弘光政权面临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以前南京朝廷不敢贸然北进，或许是担忧北京的清军大举南下，而此时全然不必有此后顾之忧，“活雷锋”李自成已经牵制了绝大部分的清军主力。多铎、阿济格两路大军被李自成吸引到了西线，清军大部主力都在跟大顺军残部纠缠，黄河一线只有肃王豪格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进行防守。

神佑大明，良机天成。天赐不取，必受其咎！

在南方，并非所有人都是脓包，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山东总督（名义上的）王永吉、江西总督袁继咸等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派兵北上。其中，袁继咸的话非常切中要害：清军没有大举南下，因为顾虑李自成，如果李自成歇菜了，咱们也得玩完儿。（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作为一个政权，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真理掌握在说话不管用的人手里。

在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为代表的实权派看来，北上的建议实在太不靠谱。既不符合“联虏平寇”的既定国策，又是自不量力的鲁莽之举。清军不南下已经是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了，人家放你一马，你还主动贴上去挨揍，这不是犯贱吗？

唇亡齿寒？什么唇亡齿寒！大明弘光继自道统，怎么能跟流贼，特别是跟逼杀君父的流贼有唇齿之论？尔等是何居心？

由于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坚决反对，北上之事只能不了了之。该贪的继续贪，该混的继续混。

“三大疑案”

虽然没仗打，但“南混”们一刻也没有闲着，反而是忙得晕头转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发生了。

根据不言自明的惯例，加一个“南明版”，实际上想说明它是山寨的。“三大疑案”的原创是发生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原创版的“三大疑案”很复杂，天启在位七年，加上崇祯在位十七年都没有把这几桩案子彻底搞清楚。远道而来的满清政权更是抓瞎，然后越传越玄乎。即便到今天，“明末三大疑案”都还是众说纷纭，谜影重重。

为了把山寨版的“三大疑案”搞清楚，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原创版“三大疑案”的经过。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东林党骂得爽快，马士英全当放屁。骂惯了，听惯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在群臣其乐融融一片和谐的时候，却相继上演了扑朔迷离的“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史称南明版的“三大疑案”，在南京的官场中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旋涡，并最终将弘光政权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三大疑案”的始末，后人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在各种史料中进行了大量脱离史实的改造与修饰，包括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清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等，都是缺乏可信度的。

相比较而言，李清在《南渡录》、《三垣笔记》中的记载应该是靠谱的，因为李清时任弘光政权的都给事中，是“三大疑案”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李清在“南混”的党争中基本上“不持立场”，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比较谨慎和客观。

下面就根据《南渡录》的记载，看看“三大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悲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一天，在逃难到南京城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法名“大悲”的和尚。

当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即便是与世无争的佛门弟子也难以幸免。虽然有佛祖保佑但也得吃饭，没饭吃就得逃难，所以来个和尚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个和尚竟然口出狂言，说他是亲王！这问题就闹大了！

到底是真是假？此时除了和尚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了谨慎起见，朝廷立即安排对和尚进行讯问。在讯问过程中，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崇祯皇帝曾封自己做齐王，自己没答应，后来做了吴王，其间漏洞百出，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经审讯，大悲和尚不过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屁民”一枚，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苏州做了和尚，案件告破，和尚被处斩。

案件到这里似乎就结束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因为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大悲和尚莫非吃了豹子胆，敢冒充王爷？他以为弘光朝廷的人都得了失忆症？

我们想到的疑问，负责审讯的人当然也能想到。在刨根问底的审讯中，大悲和尚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好家伙，翻案来了！

不仅如此，大悲和尚还供出了所谓的“幕后主使”——钱谦益、申绍芳。这两个是什么人呢？申绍芳不过是陪衬，最关键的人物是钱谦益。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东林党“大佬”之一，也是潞王即位的最初动议者，后来见风向不对，立即倒戈，向马士英“投诚”。大悲和尚案发时，任弘光朝廷詹事府尚书。

真是躺着也中枪！钱谦益、申绍芳连忙上疏辩解。与东林党有宿怨的阮大铖及时抓住机会，跟御史张孙振相勾结，断定大悲和尚的背后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反动组织”（说直白一点，就是“潞王还乡团”），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一道“黑名单”，包括所谓的“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要求朝廷对这股“暗流”一网打尽！

从数量上看，阮大铖的“黑名单”共计罗列了一百四十三人，规模相当庞大。再翻看名字，弘光皇帝大吃一惊，甚至阮大铖的“大哥”马士英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黑名单”里都有谁呢？

“十八罗汉”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黄道周、吕大器、袁继咸、路振飞等。

“五十三参”中有姚思孝、章正宸、熊汝霖、黄澍等。

“七十二菩萨”中有刘宗周、祁彪佳、张国维等。

对这些人不熟悉不要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人”（有些人只是“同情者”，如史可法、黄澍）。要是照这个名单抓人，整个朝廷基本上都得被腾空。人都进大狱休息了，谁干活？马士英也看不下去了，阮大铖你个小王八蛋，别没事找事！

阮大铖想借机排斥异己，由于动作太大，被马士英摁了下去。大悲和尚被处斩，也就算是结案了。

大悲和尚人头落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到底谁是主使？不过，如果什么都真相大白，那就不是“疑案”了。

咱们把这个疑点暂时放一放，后面再说。

——“假太子案”，发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

十二月，鸿胪寺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在南下时，遇到一位少年同行。夜宿客栈时，穆虎发现少年内衣上竟然绣有龙纹，吓得不轻，一般人哪敢穿这玩意儿！经反复询问，少年承认自己就是崇祯皇帝的太子，这下麻烦大了！

穆虎回到南京，将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高梦箕。老高没见过真太子，对宫中之事也不甚明了，一时间难辨真伪。见少年言之凿凿，老高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宁可信其真，便私自将其秘密转移到了杭州，暂时安置在侄子家中。

奇怪了，高梦箕为什么不直接向朝廷奏报，而是将真假难辨的太子秘密转移呢？

原来，朱由崧出于自身皇位的考虑，早在几个月前就迫不及待地凭借“路边社”的报道，以朝廷的名义宣告崇祯皇帝三个儿子——太子、永王、定王已经死亡，上了谥号。此时突然冒出一个太子，如果公之于众，恐怕是凶多吉少！

高梦箕想等一等，但该少年在杭州一点儿也不老实，到处招摇过市，喝高了就满嘴跑火车，搞得人们议论纷纷，满城风雨。万不得已，高梦箕准备将此人转移到金华，但流言蜚语已经四处散播开来，很快就能风传到南京。

为了争取主动，无可奈何的高梦箕于次年正月，正式向朝廷上奏了此事的来龙去脉。

举朝震惊！刚处死一个“王子”，又钻出一个“太子”，这不是“活见鬼”吗？还让不让弘光皇帝活？

即便是真的，也要把他弄成假的！——朱由崧心里未必没有这样的念头。

让朱由崧感到幸运的是，经内臣李承芳、卢九德以及当年太子的讲官刘正宗、李景廉等人辨认，这个少年显然不是真太子。

第一，经内臣验视，此人“面貌不对，语言闪烁”；

第二，讲官回忆，太子“眉长于目”，此人不符；

第三，根据西宫袁妃回忆，“太子有虎牙，脚下有痣”，此人也不符；

第四，讲官对当年的情况进行询问，少年所答皆非。

此时，出使北京的左懋第也发来密奏，说北京出现了所谓的“太子”，真伪难辨。情势复杂，弘光朝廷对这个“太子”的真实性更加怀疑。

经严加审讯，少年承认自己本名王之明，根本不是什么太子。最关键的是，少年供出了“幕后主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

尽管兵科给事中左戴英认为穆虎的背后还有人，但弘光皇帝、马士英等人并不打算深究，没必要再整出什么“十八罗汉”、“七十二菩萨”之类的自讨没趣。最后，假冒太子的王之明、“主使”穆虎被打入大狱，高梦箕负连带责任被革职。

案子办成这样，也就算是破了，但疑点依然存在：到底谁是主使？

不着急，一会儿再说。

——“童妃案”，发生于弘光元年（1645年）初。

某日，有一位童姓女子自河南而来，自称是弘光皇帝的原配妃子。刘良佐率先得报，让妻子对其进行询问。女子说自己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女子向刘妻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背为记，今在宁家庄。”

宫闱之事，刘良佐两口子更是抓瞎，赶紧送到南京，由弘光皇帝亲自勘验。自己的老婆，总该认识吧？

得到奏报，朱由崧既抑郁又气愤：我做个皇帝容易吗？假王子、假太子也就算了，怎么凭空又冒出个老婆来？

想都不用想，朱由崧直接作了批示，将此女子送镇抚司羁押审讯。怒火难平的朱由崧还当廷作了澄清：

第一，我的原配是黄氏，早逝，继妃李氏，死于战乱。

第二，我当初不过是郡王，哪有资格立什么东宫、西宫？

果然，该女子经不住严刑拷打，被迫招供说，自己其实是周王的妃子，以为是周王做了皇帝，认错人了。

最终，假冒妃子的女子被羁押，不久后死于狱中。

相比于其他两个“疑案”，这个案件应该是最清楚的。因为弘光皇帝作为当事人，已经作了澄清，而且这个澄清符合相关的历史记录和制度。

但实际上，在“三大疑案”中，“童妃案”的疑点最大。

就算女子后来招供的是真，她确实是周王的妃子，但朱由崧没有资格立东宫、西宫，同样身为郡王的周王当然也级别不够。这说明，该女子也不是什么周王的妃子。

她到底是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怎么敢冒充别人的老婆？

和尚冒充王子、少年冒充太子，都有投机的成分在里面，反正见过的人也不多，时间长了也记不清楚，说不定还能浑水摸鱼。但是，冒充一个大活人的老婆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当朱由崧是白痴，还是认为他失忆？

所以，“童妃案”最大的疑点在于：这是一个毫无胜算的冒险，女子为什么还要自寻死路？

按照这个思路，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谁让她这么干的？

妥了，看似毫无关联的“三大疑案”，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疑点——到底谁是主使？

解密

解开“三大疑案”的谜团，实际上就是回答三个问题，我可以先告诉大家答案，当然，仅供参考。

第一，“三大疑案”是孤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

答案：有关联！

第二，“三大疑案”的主使是谁？

答案：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推测，无论主使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东林党。

第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答案：拱倒朱由崧！

归纳起来就是：有一群东林党，为了将朱由崧赶下台，精心策划了几桩案件，最后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三大疑案”背后的惊天秘密！

有了答案，我们再对“三大疑案”的案发过程进行复原。

“选嗣总决赛”落败后，东林党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大肆攻击马士英，以及后来被“破格提拔”的阮大铖。

想当初，东林党在“国本之争”、“明末三大案”中都取得了辉煌胜利，没想到在南京竟然阴沟里翻了船。一夜回到解放前，东林党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东林党表面上痛斥马士英、阮大铖，实际上是借以表达对朱由崧的不满。不敢打主人，那就打狗给主人看，马士英、阮大铖成了弘光皇帝的“替罪羊”，饱受攻讦。

骂了几个月，东林党并没有达到目的，朱由崧继续玩，马、阮继续贪，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东林党连香味都闻不到。

对手太强大，斗争手段需要升级，东林党开始下狠手。于是，被重金收买的大悲和尚出现了。大悲和尚假冒王子不过是幌子，真实的目的是要制造舆论，也就是那句至关重要的话“潞王施恩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

按照东林党的计划，通过牺牲一个大悲和尚，唤起群臣的“良知”，将当初“选嗣”的案子再翻出来晒一晒，说不定就能翻身。

另外，东林党还谋划了一个“副产品”——构陷东林党的大叛徒钱谦益。

正是这个“副产品”，差点让东林党被连锅端掉。挨了这么久的骂，阮大铖早就想伺机反扑。钱谦益叛变了，但曾经也是东林党，谁敢保证他不是卧底？于是，准备将东林党一网打尽的“黑名单”正式出炉。

东林党的头号敌人朱由崧、二号敌人马士英一致认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整翻了全得淹死，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算是给东林党一个台阶下，“大悲案”也就草草了结。

出师不利的东林党开始谋划第二招：既然假冒王子不靠谱，索性冒充太子，看你朱由崧怎么办！

于是，假冒太子的王之明出现了。东林党的本意，当然不是真的要让一介草民王之明浑水摸鱼、以假乱真，而是想给朱由崧难堪，摸一摸他的底牌。

朱由崧虽然昏庸无能，但在保住位置的问题上还是比较狡猾的。得知有“太子”南来后，朱由崧很大度，公开表态：如果真是先帝的太子，反正我也没儿子，就做我儿子吧。（若果系真东宫，朕尚无子，即爱养他。）

朱由崧的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我对先帝之子没有什么忌惮；其二，想现在顶替我？免谈！等我死了再说。

“太子”经验视为“赝品”后，朱由崧不无“遗憾”地感叹：“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

朱由崧见招拆招，东林党又败下一城。最后，不甘失败的东林党终于使出了杀手锏，假冒的“童妃”出现了。

为什么说“童妃”是东林党的杀手锏呢？我们先做一个推理题。

现有甲、乙二人，乙声称自己是甲的妻子，但甲不承认，什么情况？

答：乙是冒充的。

错！确切地说，不全对。

应该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A.乙是冒充的；B.甲是冒充的。

朱由崧、马士英当然选A，但东林党选B。

——“童妃案”变成“假皇帝案”！这就是“童妃”出现的真实目的！

假冒的“童妃”必然会被戳穿，因为朱由崧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又冒出一个“原配”来。但东林党所需要的，就是朱由崧说他不认识。

假设“童妃”是真的，但朱由崧却说他不认识，为什么？答案是唯一的——坐在皇位上的朱由崧是假的——这就是东林党的逻辑！

如果朱由崧将错就错，认了这个“童妃”，东林党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可惜，窝了一肚子火的朱由崧打死也不承认，马士英也没看出其中的玄机，无意中落入了东林党设好的圈套。

不过，东林党还是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赌注太大，玩的人就少了。

和尚冒充王子、草民冒充太子，都有不少人跟着瞎起哄，但真要认定台上的朱由崧是“赝品”，这风险就太大了。别看“愤青”们平时叫嚷得比谁都厉害，真到冲锋陷阵的时候，绝大部分都会家里有事，一哄而散。

没人响应，东林党纯粹白忙活一场。

睢州之变

弘光朝廷被“三大疑案”搞得鸡飞狗跳之时，作为“督师”的史可法虽然远在扬州，却没有双手插袖管里，蹲一旁看好戏。

史可法决定趁多铎率军剿灭李自成之机，做一件大事！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史可法命令高杰率军北进，这是弘光政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老史，你有种！

别忙着鼓掌欢呼，史可法可是一直都不同意主动招惹清军的，他派高杰北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十二月，高杰向留守黄河的清肃王豪格发了一封信，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欲会师剿闯，始终成贵国恤邻之名。”

原来如此！

志气高昂地率军北进，原来是想帮清政权“打短工”，一起收拾李自成。

老史，你有才！

弘光军队想帮忙，还得看东家愿意不愿意。肃王豪格的回书开宗明义地写道：“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

一张热脸，贴一冷屁股上！

原本是奉命来帮忙的，却被清军默认为“投诚”，上哪儿说理去？既然清军不识抬举，高杰索性沿着黄河展开防御。（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到达归德（今河南商丘）后，高杰要求睢州（今河南睢县）总兵许定国前来商议防御事宜，但许定国竟然不来。高杰郁闷了：破天荒地搞了一次“北伐”，怎么总遇到冷屁股？

许定国这样做，源自多年前的一桩血案。

高杰曾经跟着李自成闯荡江湖，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路过一个小村子，搞了一次“三光”。其中的一户全家老幼都被残害，只有一人侥幸得脱，这个人就是许定国。后来，高杰向明军投降，两人共同效力于朝廷。许定国表面上与高杰交好，却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仇。

当年四处乱窜，杀人如麻，高杰哪里知道还有这桩旧案，只是觉得作为堂堂的四镇总兵之一，老朋友却不给面子，自己有点下不来台。高杰咽不下这口气，于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初十，带着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前往睢州，找许定国把话讲清楚。

其实，王之纲奉命以河南总兵的名义“开疆”归德时，久居睢州的许定国担心被吃掉，早就坐不住了，暗中让两个儿子过河做人质，投靠了肃王豪格。

高杰到来后，许定国派人给豪格传话，要求清军过河支援。哪壶不开提哪壶，豪格一听就窝火：老子手上要是有兵，还用等你来请？

当然，这话不能对许定国讲，豪格后来给多尔衮的奏报中说“未奉旨不敢擅往”，其实就是兵太少，不敢轻举妄动。

清军的援军不肯来，许定国只有自己想办法。十二日，许定国摆了一场“鸿门宴”，高杰不听越、陈两人的劝阻，执意赴会。当夜，高杰被许定国暗杀，越其杰、陈潜夫仓皇逃走，史称“睢州之变”。

十三日，得知主将被杀的“高家军”大举攻入睢州，充分发扬乌合之众的“优良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兵力处于劣势的许定国趁乱渡过黄河，正式向清军投降。

高杰死后，几万军队群龙无首，早就看高杰不顺眼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开始蠢蠢欲动，纷纷痛打落水狗，准备将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家军”据为己有。

唯一一次“北进”搞成这个局面，史可法实在是有苦难言，只能亲自赴徐州善后。

为了安抚“高家军”，弘光皇帝命高杰的妻子邢夫人统辖“高家军”各部。史可法则与诸将约盟，立高杰之子高元爵为兴平伯世子，又提拔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打破了其他总兵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

邢夫人很清楚，凭借她和李本深的本事，是驾驭不了“高家军”的。因此，邢夫人建议史可法收高元爵为义子，实际上就是想将“高家军”改造成“史家军”。但是，史可法嫌高杰是“流贼”出身，婉拒了邢夫人的动议，让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作了“替身”。

史可法如此因循守旧，实际上是将“高家军”当成了弃子，江北防线的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睢州之变”对史可法的打击太大，致使他认定“中原不可复为”，将高杰军队从睢州撤回徐州。由于善后处理不当，“高家军”陷入内讧。史可法无计可施，轻易放弃了军事重镇徐州，于二月南下，退保扬州，弘光政权在淮河的防线不攻自破。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到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清、顺两大政权在西北死磕，南明弘光政权本可以在一旁养精蓄锐。但是，死性难改的“南混”却继续左手跟右手较劲，闹腾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

“活雷锋”李自成为弘光政权争取到的宝贵喘息时机，就这样被“三大疑案”、“睢州之变”消耗殆尽。

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第五章　湮灭

多尔衮的大手笔

“活雷锋”李自成终究没有能够撑多久，再说就弘光政权这副德行，撑得再久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军攻陷西安。多铎接到了多尔衮的命令，于二月二十四日抵达河南府，准备重启南下的征程。

此时，李自成经潼关战役后损失惨重，一路溃败，率残部钻了山沟，阿济格的大军已经到位，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凭李自成残存的实力，能不能保条命还得看阿济格的智商，想再来一次“逆袭”？等下辈子吧！

西北、中原已无后顾之忧，西南的张献忠暂时可以忽略不计，让他自己先闹腾几年。“轻装上阵”的多尔衮重新谋划了旨在彻底剿灭弘光政权的大手笔。

跟上一次相比，清军的兵力显然要充足得多，多尔衮的大手笔，实际上就是一套中、西、东“三管齐下”的南下作战方案。

中路由豫王多铎指挥，从河南府出发，夺取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后渡过淮河南下，攻占“督师”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再挥师渡江，直指南京，接着分兵攻占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芜湖，扫清南京外围之敌。弘光军队防守此线的主要是刚失去主将的“高家军”、刘良佐和黄得功等部。

西路由英王阿济格指挥，从西安出发，跟在李自成残部的屁股后面追击，顺势夺取襄阳，进逼武昌、九江，与多铎的中路军在南直隶西部（今安徽）会师。防守此线的弘光军队主要是左良玉部。

东路兵力较少，由刚在正月间代替肃王豪格驻防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先占领徐州，再沿大运河水陆并进，夺取宿迁、淮安、通州（今江苏南通），直逼长江以北地区，在侧翼掩护多铎大军的进攻。弘光军队防守此线的是刘泽清部。

三路大军中，阿济格的西路军还在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钻山沟，一路上还要追缴李自成残部，前进速度比较迟缓；准塔的东路军需要时间集结，能有多少兵力也不好说；唯独多铎的中路军兵力最强，进攻速度最快，对南京的威胁也最大。

多尔衮认为，随着多铎的主力大军一路凯歌高进，江南必然传檄而定。但是，战局瞬息万变，并没有完全按照多尔衮的预想发展。

当然，并不是多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而是最具杀伤力的中路大军尚未离开河南，南京方面就已经方寸大乱！

多尔衮怎么也想不到，让“南混”变成热锅蚂蚁的，不是中路的多铎大军，而是西路忙着“剿匪”的阿济格。

这就奇怪了，阿济格从西安出发，要经过河南西南部的伏牛山区，跟李自成残部捉好一阵子的迷藏。即便从山沟里钻出来，离江南也还有几千里路，阿济格又不会隔山打牛，南京着哪门子的急？

南京本来是不着急的，但阿济格将李自成一路撵到襄阳，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襄阳，古往今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极其关键。襄阳的北面是伏牛山区，西面是武当山区，东面、南面是广袤的江汉平原，与武昌直线距离也就五百里，骑兵不到五天就能到达。

更悲剧的是，抵达襄阳的这帮人，前面是李自成，后面是阿济格，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货。李自成拼命跑，阿济格拼命追，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就坐不住了！

惹不起，总还躲得起。估摸着自己会吃亏，左良玉决定弃守武昌，顺江东下，向南京“靠拢”。

“老革命”左良玉一动，南京就炸开了锅！

钳制南京上游的武昌不战而弃倒是小事，毕竟李自成和阿济格都没有水师，而且江西总督袁继咸还守着九江。真正的大麻烦，是左良玉这个老混蛋：他带着几万人顺江东下，并不是想“拱卫京师”，而是奔着马士英来的——左良玉声称“奉太子密谕”，倾巢出动“清君侧”，兴兵讨伐马士英！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李自成威胁左良玉，左良玉收拾马士英，一环扣一环，于是南京急眼了。

多尔衮看得云里雾里，南京的弘光朝廷比多尔衮还要一头雾水：老左搞什么鬼，这不是添乱吗？！

清君侧

“老革命”左良玉是想添点乱，因为他已经忍耐了很久，再不出手恐怕就没机会了！

马士英、高杰等人凭借所谓的“定策之功”一夜暴富，作为“老革命”的左良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直以来，左良玉对马士英这些“跳梁小丑”，甚至对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都是牢骚满腹，不屑一顾的。

前面提到过，左良玉的心中相当窝火，还将弘光皇帝的诏书扔在一边，一点儿也不给新领导面子。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好说歹说，左良玉才装模作样地“效忠新领导”、“服从组织安排”。

老左貌似服了软，但别盲目乐观，斗争才刚刚开始！

从朱由崧登基以来，左良玉表面上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躲在幕后使坏。被左良玉安排到最前线的，是劝慰老大给新领导一点儿面子的湖广巡按黄澍。

黄澍，字仲霖，徽州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御史等职。

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在弘光时期的南京城，说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他不仅相当“愤青”，而且“上镜率”极高，三天两头就要愤一愤。

当时，弘光皇帝刚刚登基，马士英绕开“廷推”程序，强行起用与“阉党”逆案有瓜葛的阮大铖。东林党大肆反扑，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攻击马士英，报“立嗣”落败的一箭之仇。

在这场喧嚣一时的“骂战”中，最卖力的偏偏不是东林党，而是远在武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御史、监军兼湖广巡按黄澍。翻开《明季南略》，找到这一时期跟黄澍有关的内容，光看标题就能吓人一跳：“黄澍以笏击马士英背”、“黄澍论马士英十大罪”、“黄澍再抗疏”、“黄澍三抗疏”、“黄澍辩疏”，等等。

马士英确实是倒霉催的，一群东林党人唧唧喳喳也就算了，偏偏冒出一个二愣子，有事儿要骂，没事儿也要骂，一边骂还一边打！还讲不讲职业素养？尊老爱幼懂不懂？

黄澍管不了这么多，他给马士英定了“十宗罪”：

⑴“不忠”（不好好在凤阳守墓，跑南京瞎混），一可斩！

⑵“骄蹇”（作为凤阳总督，“居肥拥厚”，无所作为），二可斩！

⑶“误封疆”（剿匪不力，江山日失），三可斩！

⑷“通贼”（接受张献忠部将周文江的贿赂），四可斩！

⑸“欺君”（帮亲信冒功领赏），五可斩！

⑹“失众亡等”（无功自傲，目中无人，不得民心），六可斩！

⑺“造叛”（举荐阮大铖，妄图翻“阉党”逆案），七可斩！

⑻“招摇骗诈”（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八可斩！

⑼“不道”（长江防守薄弱），九可斩！

⑽上得罪祖宗，下得罪百姓，“举国欲杀，犬彘弃余”，十可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杀马士英，不足以平民愤，应该拉出去斩首十分钟！

别看黄澍说得义正辞严，唾沫星子乱飞，其实他就是左良玉扔给南京的一根“搅屎棍”。马士英是个浑蛋，黄澍也不是什么好鸟。黄澍的后台老板左良玉，更是坏得流脓。

虽然躲在幕后，但左良玉并不打算就这样一直“文斗”下去。马士英坐在首辅的位置上，一面独断专权，一面贪赃枉法，忙得不亦乐乎。仅凭黄澍的一张臭嘴痛骂，什么时候是个头？

李自成被阿济格撵到襄阳，左良玉终于被逼出“斗志”来了，准备武力“清君侧”，剁掉马士英，给朱由崧先搞出一个既成事实再说。但是，擅自带兵进京，总得找一个借口吧？

对于这个问题，左良玉一点儿也不感到为难，因为东林党那里有现成的口实——被收监的“假太子”。朝廷说他是假的，左良玉偏说是真的，而且还故弄玄虚地说自己手握“太子”的“密谕”。

为了混淆视听，左良玉需要把“假太子案”重新编排一下。事实证明，兼职做“古装编剧”的左良玉确实有胡编乱造的天赋。

根据左编剧的“爆料”，太子的来历应该是这样的：深明大义的吴三桂暗中将崇祯太子交付史可法，史可法又秘密安置于兴善寺。弘光皇帝派韩赞周、卢九德前去辨认，两个太监一见此人，立即叩头跪拜。但是，马士英偏偏“指鹿为马”，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造成一桩冤案。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了“匡扶正义”、剪除权奸，“以安定天下为己任”的左良玉一把火烧了武昌城，挥师顺江东下，直逼南京！

“老革命”终于发飙了！

左良玉没能走出多远，就必须着手解决一个大麻烦——驻守九江的江西总督袁继咸。

九江离武昌不算远，左良玉在四月初一就到了，而袁继咸跟左良玉并非一路货色。左良玉想拉袁继咸入伙，即使不想入伙，把路让开也行，但袁继咸不干！

不跟着左良玉叛乱是正气，阻止左良玉前进则需要资本。袁继咸有正气，但没有资本。左良玉倾巢出动，带着好几万人，袁继咸虽然官至总督，但手上只有一万出头，连左军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仗没法打！

打不过，那就只有谈。

跟袁继咸谈判时，左良玉声泪俱下，就跟被羁押的“太子”是他亲爹一样。左良玉演这么一出，又拿着“太子密谕”招摇撞骗，当然瞒不过早就对他有所戒备的袁继咸。袁总督当面痛斥左良玉：“密谕从何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

左良玉无言以对，袁继咸也绝不让步，但袁总督手下的部将急眼了。

他们不关心“太子密谕”的真假，这实在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如今天下慌乱，跟谁打工都一样，人多势众才是王道。自忖寡不敌众的部将们最关心的，是袁总督什么时候把左良玉这个“瘟神”送走，然后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该干吗干吗。

众将认为：人家老左也就是路过，咱们站在路边上举个牌子，热烈欢迎再热烈欢送就是了，何必招惹这个人高马大的神经病？

家贼内鬼最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眼看着“众叛亲离”，袁继咸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约不破城”后，同意左良玉率部进入九江。

事实证明，袁继咸要么天真，要么真的是无奈。他哪里知道，左良玉带的兵，一半是土匪，一半是流氓。李清在《三垣笔记》里是这样描写“左家军”暴行的：

“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则身首立分。”

有这么一群人，左良玉想管恐怕也管不了，九江城的百姓就遭大难了。四月初四，“左家军”进入九江，到处烧杀抢掠，“妇女财物俱席卷去”。一夜之间，九江已是火光冲天，哀号遍地。

看到这副景象，袁继咸后悔得直拿脑袋往墙上撞，扯下腰带就要上吊。此时，“搅屎棍”黄澍赶紧跑来阻拦，向袁继咸哭诉：老左没想谋反，您老人家这一挂，老左跳进长江也脱不了干系，不反也得反了。（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袁的副将李士春也跟着劝解，让袁总督“隐忍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经过一番忽悠，袁继咸不死了，出城就找左良玉算账。出乎袁继咸的意料，已经重病缠身的左良玉在这天夜里不治身亡。

这一夜，病重中的左良玉看到了不远处九江城里的火光。身边的部下报告说，这是袁继咸狗急跳墙，“自破其城”。左良玉可不是这么好忽悠的，他身体有病但心如明镜，知道只有“左家军”才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左良玉大呼一声“予负袁公”，吐了一地的血，不久便找阎王爷报到去了。

得知左良玉的死讯，袁继咸在心里咯噔了一下，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活该”。

左良玉一死，问题就出来了：南京到底还去不去？

虽说“左家军”都是一群痞子，但并不是一个烂摊子，至少凝聚力绝对没得说，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众志成城！

看看高杰死后便成一盘散沙的“高家军”，便知道团队的凝聚力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左良玉一死，后营总兵惠登相便高举旗帜，组织众将歃血为盟，拥戴左良玉之子左梦庚为统帅，并宣誓效忠！

左梦庚当场向众将士表态：继承遗志，杀向南京！——操蛋的爹死了没关系，儿子继续操蛋！

宁死敌，无死逆

就在左良玉死后第二天，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开始从归德府南下。四月初七，左梦庚率军攻占东流，再顺江八十里，便是长江防线上的重镇安庆。

北面是清军，西面是叛军，压力山大的弘光朝廷正式宣布南京戒严。戒严归戒严，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四月初八，弘光皇帝朱由崧就当前的紧急形势作出重要指示：“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

废话！等于没说！

现在是上游的叛军急，北面的清军也急，防守兵力就这么多，到底先顾哪一头，朝廷得发个话。

在这个问题上，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发生了严重分歧。

史可法认为，左军既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自然不敢拿皇上怎么样，到时候有办法对付他，暂时不足为虑。（潜台词是：实在不行就把马士英、阮大铖扔出去，让左梦庚带着这俩浑蛋，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南京真正的敌人，是一心要将弘光政权置于死地的清军，所以应该加强北面的防守力量。

史可法的建议得到多数大臣的支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也深表赞同，唯独两个人不同意：一个是首辅马士英，一个是已升任兵部尚书的阮大铖。

在马、阮看来，朱由崧、史可法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合着左梦庚没冲你们来。想在关键时刻把我们扔出去解围？明确告诉你们：没门儿！

马士英“力排众议”，私自调黄得功、刘良佐到南京西面防御，会同池口总兵方国安围剿左梦庚叛军。事已至此，史可法只得登上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回扬州熬得一天算一天。

马士英调兵遣将，还真是帮了清军的大忙。按照原定的作战路线，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需要突破“高家军”、刘良佐、黄得功三镇总兵的防区，最后到扬州收拾史可法。马士英这一调，多铎面对的强敌一下子就少了最关键的两个。

失去高杰的“高家军”已是一盘散沙，还没怎么交火便四处溃散。多铎大军一路欢歌笑语，四月十三日夺取泗州，当日夜间渡过淮河，先头部队在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扎营，十八日兵临扬州城下。

泗州距离扬州大约有三百里，多铎大军只用四天就跑完全程。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骑兵带着步兵自驾游！

此前，“左家军”于十三日夺取安庆，十七日抵达池州，距离南京越来越近，马士英其实比朱由崧还要心慌意乱。

四月十九日，朱由崧召集廷会，马士英死性不改，一再强调必须加强南京西面的防御力量，阻止左梦庚的叛军向南京进逼。

马士英的倒行逆施，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工科给事中吴希哲、御史乔可聘等纷纷上奏，坦言淮、扬的形势已十分危急，京师安全无从保证。

弘光皇帝朱由崧也是真急眼了，当场下令“刘良佐兵还留江北固守”。

朱由崧难得下一次比较正确的诏令，但说了也不算数，因为马士英早就“先斩不奏”了。

马士英更急眼，多年来积蓄的窝囊气终于在这一瞬间喷涌而出。面红耳赤的马士英甩开衣袖、痛斥群臣：

“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贼入犯耶？若敌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敌，无死逆。”

也就是说，要死一起死，别指望拿我和皇上当炮灰（其实左梦庚是冲着他和阮大铖来的，跟朱由崧无关）。

什么叫恬不知耻？这就是！

别看马士英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他比谁都狡猾，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并任命儿子马鸾为京营总兵，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态。兵部尚书阮大铖也不含糊，先调一队兵马给自己看家护院，然后在书房中藏好盔甲，随时准备跑路。

扬州保卫战

驻守扬州的史可法虽然跟马士英一样没什么远见和谋略，但并没有马士英这么无耻。史可法屡次向各地发出求救信号，却没有任何回应（檄各镇赴援，无一至者），他不得不承认，“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即便如此，身为督师的史可法还是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

骨气、正气，跟个人的能力无关！

多铎率大军兵临扬州城下后，并没有急着进攻。原因很简单，骑兵、步兵这一路跑得太快，把炮兵远远甩到了后面。红衣大炮不到，扬州的城墙又高又厚，莫非让士兵用嘴啃？

双方一开始就这么耗着，跟着史可法驻守扬州的甘肃团练总兵刘肇基建议，趁着清军尚未完全集结，索性派兵出城兜一圈，既摸清敌情，又搅乱敌方的部署。但是，史可法认为“锐气不可轻试，宜养全锋，以待其毙”，坚决不同意出兵迎敌。

史可法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其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着实令人敬佩，但就是能力水平太欠缺，干啥啥不行。“督师”史可法身为江淮防线的最高军事主官，不仅缺乏深谋远略（否则也不会在“选嗣”中让马士英、高杰等人钻空子得逞），也缺乏足够的胆识与手腕（姑息迁就四镇总兵就是证明），甚至在基本的战术指挥上都成问题。

几万清军大举南下，等大炮一来就攻城，凭这几千号人就想守住扬州，你以为你是“雪豹突击队”？刘肇基的建议虽然算不上什么起死回生的妙计，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清军不备，出去袭扰一番，一来摸清对方的部署，二来鼓舞己方的士气，关键是能把水搅浑。水一浑，鱼就比较容易躲，死马当做活马医，总比龟缩在城里等着挨揍强。

偏偏史可法是个死脑筋，就这么点人还想“养精蓄锐”，“坐以待毙”还差不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想“以待其毙”，你以为清军跟弘光朝廷一样，还没等别人动手，自己就先折腾起来，让扬州守军手舞足蹈地站在城墙上看真人版乌龙PK秀？

相当天真！

史可法抱定必死的决心，但手下不乏贪生怕死之徒。一起驻守扬州的甘肃总兵李棲凤、监军高歧凤合谋，准备胁持史可法投降清军。史可法“正色拒之”，两人也不敢贸然犯了众怒，只带着四川籍将领胡尚友、韩尚良出城投降。

部下在危急关头叛变投敌，史可法并未加以阻止和严惩，以儆效尤，而是以“防止生乱”为由，大度地放他们出城。这样一来，扬州的防守兵力更加薄弱，士气也更加低落。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炮兵到位，开始攻城。势单力薄的弘光守军并没有能够坚持多久，扬州在次日被清军攻陷，史可法、刘肇基等壮烈殉国。

关于史可法的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城破后自刎而死，一种说法是战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

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史可法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激战之后，部将史德威四处寻找史可法的尸骸，但面对堆积如山的尸体，无异于大海捞针。万不得已，史德威只得按照史可法的遗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岭。

后来，进入南京的多铎颁布了几道命令，其中一条就是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

有骨气、有正气的人，即便是穷凶极恶的敌人也由衷敬佩！

再后来，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江南大学士，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

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

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我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究有自己的评判！

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扬州城只坚守了一天，但这也是多铎大军南下征程中，遭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因为此前都是“如入无人之境”。

多铎不禁感到有些庆幸：好在弘光政权只有一个史可法，否则麻烦可能就大了！

屠城十日

为了震慑江南的抵抗力量，彻底瓦解弘光政权的斗志，多铎下令对扬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多灾多难的扬州城迎来了最黑暗的十天。时人王秀楚以自己的亲历见闻，写成《扬州十日记》，对这次极其惨痛的灾难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我们看看其中的几段：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

“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

据《扬州十日记》的记载，扬州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达到空前的八十万！（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清人编著的史料也承认：“及豫王至，复尽屠之”，“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诚生民一大劫也”！

当我们热衷于清宫戏，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津津乐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血淋淋的历史！

其实，我想说的还不只这些，再看《扬州十日记》里的这一段：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个叫大泽一男的侵华日军回忆南京大屠杀时的场景：“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

强敌之下，难免有人丧失勇气、放弃抗争，甘作刀下之鬼。更有甚者，还有很多扬州女子“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对敌人“曲尽媚态，不以为耻”。搞得清军士兵不由得感叹：“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

此情此景，比起遇难的八十万百姓，还要让人感到痛心疾首！堂堂中华，就是在这种骨气与奴性、刚烈与无耻的杂糅中，艰难前行！

南京失陷

得知多铎大军进抵扬州，即将失去屏障的南京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皇帝朱由崧提出了“迁都”的动议，但遭到时任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莫非钱谦益不怕死？

非也！

朱由崧的遭遇，其实朱由检早就经历过了。在这些大臣看来，清军真的打到南京，大不了就是举手投降，换身制服继续做官。除了老板不同，一切照旧。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混得一天算一天。

马士英倒是对“迁都”很积极，因为弘光皇帝一垮台，他这个大权独揽的首辅身价立马暴跌。马士英建议，由贵州士兵参与京城警卫，准备迁都贵阳。

马士英的提议遭到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的激烈反对：你吓破胆了，一竿子捅这么远？

由于各怀鬼胎的群臣各执一词，“迁都”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再次主持廷会。“南混”这一年算是白活了，“觉悟”一点儿也没有提高，跟去年得知北京失陷后的场面区别不大，“上下寂无一言”。登基不足一年就混到这个地步，除了埋怨马士英当初将自己“赶鸭子上架”以外，朱由崧也无话可说。

次日，兵部正式接到扬州失陷的战报。北面的坏消息传来后没几天，南京的西面却传来好消息：黄得功部在五月初二击溃叛军左梦庚。这个消息只合马士英、阮大铖的胃口，朱由崧心里相当清楚，弘光政权已经是山穷水尽，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五月初，继续南下的多铎大军进抵瓜州，与南明军总兵郑鸿逵率领的水师隔江对峙三日后，于五月初九从七里港顺利渡过长江，向南京进逼。

“迁都”不靠谱，但绝不能坐以待毙，朱由崧决定跑路。身为弘光皇帝，这绝对是一门技术活，朱由崧需要做一些遮人耳目的包装。

此前，朱由崧曾向保国公朱国弼表示，自己将死守南京，哪里也不去。（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五月初十，弘光政权再次发布“戒严令”，关闭所有城门，命令“缙绅家眷不许出城”。

舆论方面准备完毕，偏偏有人当了真。

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希望朱由崧御驾亲征，好歹表示一点态度，遭到朱由崧严辞拒绝。

接着，朱由崧又在内宫安排“音乐会”，邀请内臣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人饮酒赏戏。

此情此景，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不同的是，李煜尚能感慨一下“四十年来家国”，而朱由崧把单位换成“月”都比不过人家。

还有一个不同，李煜是真心别离，而朱由崧不过是借此稳住内臣，方便自己开溜。

精心布置了这套障眼法之后，趁着月黑风高，朱由崧带着少数随从，从通济门出城，仓皇出逃。

第二天一早，被蒙在鼓里的群臣还跟平时一样去上朝，听听圣上对当前的危局有什么新的指示。大家进了皇宫，发现内官纷纷抱头鼠窜，这才恍然大悟：听个屁的指示，咱们的圣上早开溜了！

让群臣更诧异的是，马士英发现朱由崧不打招呼就先走一步，紧跟着也仓皇出城，逃往杭州。（另一种说法是朱由崧、马士英一起逃跑，在溧水遭遇土贼后失散。）

皇上跑了，首辅也跑了，群“虫”无首的南京顿时乱作一团，有准备出城开溜的（文武逃遁隐窜，各不相顾），有趁乱大肆劫掠的（遂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甚至还有把监狱里的“太子”王之明拉出来，像模像样地“登基”的。

“江山满目兴亡”，南京城已经成了一锅粥。

混乱没有持续太久，主持大局的人终于冒出来了，他就是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论资历，也只有他能主持大局了。

赵之龙不负众望，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间，当即力挽狂澜，向全城宣布“此土已致大清国大帅”。

绝倒！

五月十四日，清军抵达南京，赵之龙率钱谦益、张孙振等大臣出城迎降，弘光政权的京师不攻自破。

京师失陷，并不代表弘光政权的覆灭，因为朱由崧依然在逃。班师凯旋为时尚早，多铎还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

逃跑是门技术活

我一直觉得，逃跑是门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活儿。能逃跑是本事，能顺利逃跑则需要运气。

在南明时代，“逃跑帝”惊现江湖之前，所有想跑和正在跑的人都是浮云。

朱由检没有逃跑的本事，结果找了一棵树自己挂上去了，据说还是歪脖树。朱由崧有本事逃跑，但运气实在太差。

逃离南京城后，朱由崧一口气跑到一百里开外的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投奔驻扎在此的诚意伯刘孔昭。老刘此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朱由崧是块“烫手山芋”，前脚放他进城，清军后脚就能打过来，因此拒绝打开城门。

喊不开门，朱由崧只有再跑几十里路，赶到芜湖投奔黄得功。

黄得功本来驻守在扬州附近，后被马士英调过来阻击左梦庚的叛军，刚打了一次大胜仗。左梦庚落败撤退，不久后胁持袁继咸向清军投降。跟着左梦庚投降的还有一员猛将，名叫金声桓。此人投降后任江西总兵，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便率军闯遍江西。除了最南部的赣州、南安两府以外，江西十一府全部沦陷，具体的情况以后再说。

此时，黄得功还不知道南京到底怎么回事。见到灰头土脸的朱由崧，黄得功既惊诧又茫然，劈头盖脸就先把朱由崧训了一通：“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

黄得功气得要吐血，朱由崧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逃也逃了，想回也回不去了，你看着办吧！

还能怎么办？继续跑啊！

黄得功想带着朱由崧逃往杭州，但还没来得及成行，清军便在两天之后追到了芜湖。

清军本来不会这么快，虽然已经得知朱由崧逃往芜湖方向，但问题出来了：路怎么走？要知道，清军大老远从北方赶来，对江南人生地不熟，光按着地图追，就算不迷路，也得走上好几天。等你大军开到，朱由崧早跑没影了。

就在多铎一筹莫展的时候，已经投降清军的刘良佐自告奋勇做向导，带着清军一路杀到芜湖，朱由崧实在没有逃跑的运气。

事实证明，敌人往往并不可怕，最可怕也最可恨的是内奸！五月十六日，刘良佐率兵攻打芜湖，兵力处于劣势的黄得功受重伤后自刎，黄得功手下的田雄、马得功胁持朱由崧向清军投降。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乘坐“无幔小轿”，“首蒙包，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在刘良佐的“护送”下回到南京城，向多铎乞降。

几天后，准塔率领的东路军占领淮安。通过不断向朝廷要钱，兵力已扩充至二十三万之众的刘泽清部四处流窜，两个月后向清军投降，长江以北传檄而定。

杭州失陷

相对于朱由崧而言，马士英的运气明显要好很多。

得知朱由崧率先逃跑后，马士英也带着邹太后向杭州方向逃窜。（东林党为了攻讦马士英，一口咬定太后是马士英母亲假扮的。）一路跑到广德，马士英也遭遇了朱由崧投奔太平府时的状况——广德知州赵景和“闭城不纳”。朱由崧进不了太平府，只有继续跑路，马士英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带着军队就攻城，把赵景和一刀给剁了，在广德城大掠一番之后，再继续跑路。

有了在广德大施淫威的经历，马士英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经安吉一路狂奔，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杭州，得到驻守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浙江巡抚张秉贞等人的“热烈欢迎”。

几天后，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等人从芜湖逃到杭州，向马士英报告了弘光皇帝被俘、黄得功战死的消息。

马士英凌乱了，原本还指望朱由崧凭借黄得功“东山再起”，再不济也该逃往杭州才是，没想到一个被俘、一个战死，真有你们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咒骂朱由崧是白痴、黄得功是饭桶也无济于事，马士英必须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照过去方针办！——北京丢了南京顶，南京丢了杭州顶，皇上没了，咱们再选一个就是！

相比于去年把南京搞得乌烟瘴气的“选嗣总决赛”，这一次“换届”显然要顺利得多。首先，无论地理位置还是皇室血统，最靠谱的人选只有潞王朱常淓。其次，马士英已经大权在握，没有政治对手能够与之相抗衡。最后，潞王正是东林党当年中意的对象，能堵住这些“鸟人”的嘴。

总之，潞王朱常淓是“众望所归”，连走“等额选举”的过场都不需要。由于弘光皇帝还活着，按以往惯例，先就“监国”位，等接到朱由崧的死讯再“转正”。别着急，反正也是迟早的事。

看似毫无悬念的事情，却在最关键的一环掉了链子——朱常淓本人不干！

朱常淓的态度很坚决：当初在南京把我刷下来，现在怎么想到我了？好日子都让朱由崧过完了，末了末了把我架火上烤，没门！

任凭别人好说歹说，朱常淓说不干就不干，没得商量！

马士英凌乱了，整个杭州城都凌乱了——什么世道，找人做皇帝都这么难！

最后，马士英忽悠邹太后下达懿旨，好言劝慰，朱常淓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淓哭丧着脸，在杭州就监国位。浙江巡抚张秉贞升任兵部尚书，计划在千秋岭、独松关、四安、平望等处组织防御。

朱常淓一上台，东林党就来劲了。次日，黄道周上疏，认为江南“地盘尚广、义兵可用”，建议朱常淓一步到位做皇帝，高举抗清旗帜，“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

黄道周的动议让朱常淓哭笑不得：做个监国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怎么还得寸进尺、不依不饶呢？

尽管装模作样地组织兵力防守，朱常淓、马士英的骨子里还是想议和，熬得一天是一天。既然如此，当前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搞防守，而是找到跟清军议和的合适人选。当时，曾经北上议和的内奸陈洪范也逃到了杭州，到处招摇撞骗，大肆吹嘘自己北上的“光辉历史”。

得！就是你了！

陈洪范是什么货色，马士英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己方已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跟清军议和，像左懋第那样威武不屈肯定是不行的。要想谈判成功，只能让没脸没皮的陈洪范出马！

清军的“卧底”陈洪范再一次跟清军谈判，马士英拿出了具体的方针：割让江南四郡（指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基本上相当于今湖南省全境），大家相安无事。

陈洪范那边还没传回消息，贝勒博洛（努尔哈赤之孙）率领一部清军已经开始向杭州进逼。六月十一日，博洛抵达距杭州仅五十里的塘栖镇。马士英充分汲取了南京的教训，没跟朱常淓打招呼，自己先行“撤离”。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不含糊，紧跟着仓皇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

马、阮跑了，陈洪范终于“姗姗来迟”。不难推断，他不会带回什么谈判结果，反而是带着一项使命：策反张秉贞，胁持朱常淓投降！

面对陈洪范转达的筹码，张秉贞欣然应允。令陈洪范、张秉贞都没有料到的是，朱常淓根本不用他们胁持。要不是马士英非逼着他做什么鸟监国，朱常淓老早就出城找清军“投诚”了！

当时，池口总兵方国安带了一万兵马，跟阮大铖一起从芜湖逃到杭州。方国安原本还想死守杭州，但当他率军在涌金门跟清军激战时，朱常淓竟然“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气得吐血，带着兵马渡过钱塘江而逃。

这一次“照过去方针办”，显然已经砸了锅。准备“接替”南京的杭州已是一地凌乱！

六月十四日，清军占领杭州，并派人招降浙江下属各府，以及寓居浙江境内的藩王。不久后，居萧山的周王、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惠王、居钱塘的崇王纷纷到杭州“投诚”，湖州、嘉兴、会稽、宁波、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也不战而降。

一个多月后，弘光帝、邹太后、潞王、周王、惠王、崇王从南京启程，被清军押往北京。除邹太后在途中跳淮河自尽外，其他人于次年五月被清廷处死。

第六章　抗争

留发不留头

从四月初到六月中旬，清军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从黄河杀到钱塘江，一路上摧枯拉朽，大多数城池的军队不战而降。多尔衮认为，南明的抵抗力量已经歼灭殆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轻松加愉快地取得重大胜利，多尔衮不禁欢欣鼓舞，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归附清廷的钱谦益指使手下向多铎进言，说“吴中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多铎信以为真，非常开心。前线的多铎如此轻敌，远在北京的多尔衮更是忘乎所以。

事实证明，当一个人忘乎所以的时候，失误将接踵而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这句话用来形容此时的多尔衮，恐怕再适合不过。就在清军横扫南京、杭州一带后，得意忘形的多尔衮经不住孙之獬的忽悠，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全民强制剃发！

多尔衮不可能不知道，这道命令将意味着什么。

早在攻陷北京之后，多尔衮便颁布过“剃发令”，要求前明的军民在结束对崇祯皇帝的吊孝后，按照满族人的传统，即行剃发易服。

多尔衮没想到，“剃发令”遭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军初来乍到，对北京的情况不甚熟悉，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为了防止激变，多尔衮只得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布新的谕令，宣布早前颁布的“剃发令”无效。多尔衮在这道新的谕令中向百姓承诺：“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多铎、阿济格等大军一路南下时，一直都是按照新谕令的精神和政策执行的。多铎进入南京后，为了安抚民心，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布告示：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尽管清军在剃头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从“悉从其便”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但对于普通百姓还是没有作强制性的要求，还严令禁止不经请示、私自剃发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说，清军一路上能够顺利招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汉族文化传统包容、怀柔的政策。

可惜好景不长，志在必得的多尔衮于六月颁布了新的谕令，要求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六月初五，多尔衮特意给南京的多铎下达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已被清军收入囊中的江南顿时风云突变！

不就是理个发吗？至于闹这么大动静吗？

相当至于！

首先，当时清人的发型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脑袋前半截秃着，后半截扎个尾巴，也不知道这群人怎么想的，竟然钻研出这种要多丑就能有多丑的发型来。

“美观”问题倒还在其次，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型再时髦也不能剃，因为孔圣人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当然，出家除外，那叫断绝尘缘、皈依佛门。）

剃发，就是不孝。不孝之人，生时遭人唾骂，死后还要下地狱。因此，从秦朝到明朝，普通老百姓从来不剃头，也没有“理发师”这个职业（最多是寺里的方丈友情客串一下）。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割发代首”，今天看来纯属作秀，但在当时，是要付出极大勇气的！

现在，多尔衮让全国军民一起理发，他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多尔衮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年前的“剃发令”就险些引发北京骚乱。但越是这样，多尔衮就越是迫不及待地要推行剃发。

不同民族之间，武力的征服并不是真正的征服，文化的征服才是王道！

文化这个东西比较虚，必须有一个载体，发型、服饰当然首当其冲。因此只有剃发易服，才能体现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心悦诚服。

多尔衮以为，清廷大军压境，江南传檄而定，与去年在北京“两眼一抹黑”的境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实行“文化征服”的最佳时机。

事实证明了多尔衮的天真。剃发令一出，很多已经归附清廷的地区纷纷揭竿而起，公开与清军为敌，他们以舍生忘死的抗争向多尔衮宣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

发型引发的血案，开始在江南各地上演，其中斗争最坚决、对抗最激烈、耗时最持久的，非江阴县莫属。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二十日，清廷任命的知县方亨到江阴县上任。方亨刚刚到任之时，江阴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因为江阴已经宣布归附清廷，新领导派一个知县来主持地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几天后，常州太守宗灏派来了四名士兵，方亨不敢怠慢，“供奉甚度”，敏感的江阴人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闰六月初一，惶恐不安的江阴百姓借在文庙上香之机，向方知县探口风。口无遮拦的方知县直言相告，说这四个人就是上面派来督促施行“剃发令”的。

得此消息，众人惊诧不已，而令群情激奋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同日，常州府发来诏书，其中竟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酷令。当时，负责抄诏令、写告示的小吏将笔墨一扔，吵嚷着跑了出去，将十个字的消息公之于众。

此讯一出，江阴城立马就炸开了锅。生员许用在明伦堂组织集会，喊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得到包括乡兵、百姓在内数万人的积极响应，自发组成抗清义军，正式宣布江阴起义。

在典史陈明遇的支持下，义军将库存的兵器悉数取出，开始在整个县城搞“武装大游行”。方亨躲在县衙不敢出来，只能写书信向常州府报告，请求派兵驰援。

次日，方亨的书信被义军截获，众人怒不可遏，冲入县衙把方亨给绑了，接着又将四名清兵（其实是投降的汉兵假扮）捕杀。义军推举陈明遇为首领，准备长期固守江阴。

事情越闹越大，陈明遇深感力不从心，便邀请寓居江阴的前明守备陈瑞之站出来指挥，但贪生怕死的陈瑞之不敢答应，拔腿开溜，一天后就被义军从城外抓回来斩杀。陈瑞之的儿子比较识时务，愿意投奔义军。虽然没有指挥才能，但他会制造火器。凭借一技之长，这小子好歹留下一条小命，心甘情愿地为义军效劳。

陈瑞之不敢担纲，义军又推举徽商邵康公为“指挥官”，徽商程璧也来到江阴，将家私悉数捐出，作为军饷。

江阴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常州，太守宗灏显然没有引起重视，只派王良率三百人前往镇压。王良本来是江阴一带的土匪，后来投降清军。他手下这三百人，一多半都是地痞，也就只会欺负老百姓，打起仗来连“儿童团”都不如。

闰六月初五，王良带着三百人在湖桥被义军包围，全军覆没。接下来几天，江阴义军又击退了清军的小股镇压部队，被关进大狱的方亨也被义军拖出来剁掉祭旗。

尽管创造了良好的开局，但清军绝不会善罢甘休，出兵镇压是迟早的事。陈明遇很清楚，他和邵康公的能力都难以应对大兵压境的局面。

万般无奈之下，陈明遇想到了一个人——江阴前任典史、现寓居城外砂山的阎应元。

铭记江阴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

换句通俗的说法，打仗的最高境界，就是还没开打就赢了。

虽然孙子是个神人，但我根据小时候经常观摩群殴的经验判定，这句话有很大的问题！——孙神人的这句话，是说给带着一帮兄弟打架的老大们听的，但观众未必买账！

咋咋呼呼半天，最后“不战而屈”了，这不是把观众当猴耍吗？

后来我就一直琢磨，在观众眼里，打仗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看了阎应元指挥的“江阴保卫战”之后，我明白了：

——初战而哭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开战就把敌人打败，不难。但要想打哭，确实需要费一番功夫，毕竟不是娘子军对决。（即便是群殴，被打哭的也不多。）

一开战就把敌人打哭，很难。但哭得能让史官正儿八经地记上一笔，这简直就是神话。

阎应元，就是一个创造神话的人。

闰六月十五日，阎应元来到江阴，对城防做了妥善安排，小城的阵势为之一变。具体部署是这样：

第一，四个方向的城门分兵把守，城门用大木塞断，由义军昼夜轮流值守。

第二，对义军进行重新编组，十人为一小队，配发一只火铳，百人为一大队，配发一架红衣大炮。

这仅仅是防守部署上的准备，职业打仗的人都会干这个，距离最高境界还很远。

神话的创造，重点在武器装备上。

阎应元组织义军夜以继日地赶制火器，包括木铳、火球、火砖、弓弩，可谓五花八门。其中，被关进大狱的陈瑞之之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这方面确实有两把刷子，制作的火器相当厉害。以木铳为例，里面填满火药，还有棱角尖锐的铁块，点燃引信扔下城去，一炸开就能死伤一大片。还有乡民黄云江，善制弓弩，特别是火镞，杀伤力也很惊人。

除了这些颇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外，还有很多就地取材的“新式武器”，包括瓦片、砖石、铁挝（用棉绳系着，像扔链球一样甩出去，攻击距离极远）、狼牙棒（装有钉子的旗杆）、烧得滚烫的粪水（还天才地添加油脂，浮在表层起保温作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江阴义军坐等清军前来大哭一场！

江阴声势浩大的“叛乱”果然引起了南京的注意，闰六月二十一日，多铎派降将刘良佐率数万人前来镇压。

刘良佐的部队很快就扫清了城外的抵抗势力，开始围攻江阴，确实是一开战就哭了。（兵一攻城，无不流涕。）只见城墙上什么破玩意儿都往下扔，攻城的清军一眨眼工夫就被“高空抛物”砸倒一大片：有被箭射死的、有被火炮炸死的、有被铁疙瘩打死的、有被砖头砸死的、有被火药烧死的、有被粪水烫死的……

城外的清军向城内射箭，江阴百姓按照阎应元最初的安排，把铁锅倒扣在头上作盾牌，捡起满地的箭送往城墙之上，玩了一出“铁锅借箭”。清军源源不断地给城内“送”箭，城墙上的义军越战越勇。

攻了好几次，城墙没爬上去，刘良佐的部队却损失了一大半，照这样打下去，过不了几天就得全部拼光。刘良佐不干了，赶紧向南京求援。

刘良佐啃不下江阴这根硬骨头，南京又派出了作战经验丰富的恭顺王孔有德，但还是无济于事。孔有德也不是神仙，享受到的“待遇”跟刘良佐不相上下，清军只能把江阴团团围住，先这样耗着。

硬打不行，清军开始劝降，阎应元觉得这倒是一个出击的机会。七月十四日，阎应元招募的百余名勇士携带火药，以“送礼”为名进入清军大营。当晚，这群“人肉炸弹”一举报销了清军两千多人。七月十七日，义军趁清军不备，从南门而出，突袭清军大营，又干掉了一千多。

南京的多铎坐不住了，他没想到小小的江阴县城居然这么能扛，清军从山海关打到长江边，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七月二十日，多铎派博洛和尼堪两个贝勒携带几百门红衣大炮，率八旗精兵前往江阴。清军抵达后，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连续十多天的炮击，导致江阴城墙多处损坏。

阎应元一边组织百姓修补城墙，一边指挥义军以火炮还击。清军的红衣大炮比较厉害，江阴义军的火炮当然也不是吃素的。火炮对轰了十几天，双方均损失惨重。

八月初六，清军开始爬云梯子攻城。这些八旗兵还真有点不好对付，因为他们身穿重甲，导致弓箭、铁疙瘩、砖头、瓦片等武器的杀伤力骤减。

艰难地打了几个回合，义军很快就总结出了新战法：放近点，用长枪往脸上刺！只听爬上城墙的清军一阵哀号，又掉下去一大片。

这一次，轮到博洛和尼堪哭了！

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江阴城内家家张灯结彩、饮酒赏月，阎应元“揣酒登城啸歌”。此情此景，阎应元浮想联翩，不禁慨然长叹。

江阴只是一座没有任何外援的孤城，即便是全民皆兵也不到十万人。但是，从闰六月初一起义到今天，江阴已经顽强坚守了整整两个半月。在这七十五天里，每一天都是那么难熬，空气中时时散发着血腥味，但孤立无援的江阴义军硬是让数万清军伏尸城下，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不久前，多铎大军也是用了两个半月，便从黄河打到杭州。一路上，除了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城稍作抵抗以外（也只坚持了一天），其余各地基本上都是不战而降。

南明军队不能打吗？那为什么清军两个半月还拿不下江阴？

南明军队能打吗？那为什么清军用两个半月就能横扫江淮？

阎应元仰天长啸：苍天啊，这到底是为什么？

回答其实很简单，刘泽清率领二十三万军队向清军投降，就能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二十三万，比多铎、阿济格、准塔三路大军的兵力总和还要多！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贪生怕死，也有人义无反顾；有人卑躬屈膝，也有人刚直不阿；有人认贼作父，也有人忠贞不屈。

义无反顾、刚直不阿、忠贞不屈的人受人景仰、流芳百世，贪生怕死、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人遭人唾弃、遗臭万年！或许，这就是答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阎应元毕竟不是神仙，义军也绝非天兵天将，江阴小城创造的神话，很快就要谢幕了。

此时的孤城江阴，没有人会表示质疑，这将是他们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佳节。他们没有援兵，但他们决意抗争到底，为了信念，更是为了尊严！

八月二十日，清军在城外集中两百门大炮，集中火力攻击江阴城东北角，城墙损毁严重，难以修复。

次日，大雨滂沱，遭炮击后的城墙又受到暴雨冲刷，祥符寺附近的城墙垮塌。清军在炮火和烟雾的掩护下，跨过护城河，穿过损毁的城墙攻入城内。阎应元、陈明遇率领义军转入巷战，又歼灭清军数千人。

经过一日激战，阎应元、陈明遇壮烈殉国，义军全军覆没，无一人投降。

恼羞成怒的博洛下令屠城三日，全城十万人或战死，或遭屠杀，仅五十三人幸免于难。

根据《江阴野史》记载，时人为江阴百姓的义举写了一副对联：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值得后人铭记！

嘉定三屠

江阴正在顽强抗争时，二百里外的嘉定也没有闲着。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四日，嘉定正式归附清廷，新知县张维熙在二十四日到任。此后被前明嘉定总兵吴志葵搅和了一阵子，到闰六月十二日才开始按照清廷的律令强制推行剃发易服。

在此之前，嘉定人已经狠狠地憋了一口气，这口气源自降将李成栋。

李成栋原本是高杰的部下，高杰把李自成的老婆拐走后，李成栋也跟着领导投奔了政府，弘光时期被任命为徐州总兵。准塔的东路大军攻击徐州时，李成栋带着高杰遗孀弃城而逃，不久后向清军投降。

闰六月初七，李成栋奉命率部开赴吴淞，路过嘉定境内的新泾镇。李成栋手下的士兵贼性不改，大肆奸淫掳掠，致使七名妇女当场死亡。初八，李成栋又亲率两千士兵在嘉定城东抢掠。初九，李成栋部按计划开往吴淞，但时值大旱，水位较浅，只得留下三百人看守兵船，领头的是部将梁得胜。

“剃发令”强行颁布后，嘉定百姓心中的怒气终于在瞬间迸发，自发组织起义师，并推举隐居在嘉定的黄淳耀（崇祯十六年进士，原都察院观政）、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原浙江参政）为首领，举起了抗清的义旗。

跟江阴不太一样，嘉定义师刚开始并没有去捉拿知县张维熙，而是奔着河边跑去，找李成栋留下的兵船报仇雪恨。梁得胜区区三百人，根本不是上万义师的对手，一眨眼就被干掉八十多个，船只、财物全部被焚毁，梁得胜狼狈逃往吴淞向李成栋报告。

李成栋得知消息，气得干跳脚，但又不敢去救，因为自己手上也就这么点人，只有跑到太仓去求援。

十五日，去太仓搬救兵的李成栋跑到罗店，又遭到义师追杀，损失相当惨重。李成栋不敢在义师面前耍横，只有一路欺负老百姓泄愤。

溃逃的李成栋搬救兵去了，黄淳耀、侯峒曾开始部署嘉定城防，并打出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采取分兵守城门的策略，阻击来犯的清军。

二十四日，李成栋派弟弟李成林再赴太仓求救，在北门仓桥遭义师炮击，李成林被当场炸死。七月初三，太仓援军总算到了，恼羞成怒的李成栋开始对嘉定进行不分昼夜的炮击，嘉定城墙质量不高，损毁非常严重。

跟江阴最后的情况差不多，清军炮击的次日又下起暴雨，受损的城墙开始垮塌，清军趁机从东门破城而入，黄淳耀、侯峒曾在激战中壮烈殉国。

李成栋入城后，便下令鸣炮屠城，“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甚至连路边的灌木丛都不放过（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根据比较保守的统计，此次屠城有数千军民遇难，河道中漂满浮尸，根本没办法行船。（舟行无下篙处。）

嘉定人朱子素在《嘉定屠城纪略》中记录了当时的惨境：

“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李成栋撒完野，很快就撤出嘉定，因为这里不是他的驻防区。

七月二十三日，嘉定百姓在乡民朱瑛的率领下再次举起义旗。这一次起义，首先收拾的是被逼剃发的乡民，并且“沿路烧劫，烟焰四起”。

得知嘉定再次反水，李成栋派部将徐元吉率兵前往镇压。由于此次起义力量薄弱，而且行径跟土匪无异，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从七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徐元吉、浦峤、浦嶂等部对嘉定城及周边乡镇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一时间“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

八月二十六日，已降清的前南明总兵吴之蕃反水，趁清军不备，反攻嘉定。吴之蕃的军队得到嘉定民众的热烈拥护，李成栋派兵镇压，并对“冥顽不化”的嘉定百姓进行第三次大屠杀，造成两万多人罹难。

从闰六月到八月，嘉定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三次高举义旗，也遭到清军三次血腥镇压，史称“嘉定三屠”，为江南的抗清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愤怒的浙江

对于多尔衮而言，江阴、嘉定不过是江南抗清的“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在浙江。清军要想彻底镇压浙江东部地区掀起的抗争，就不是围困一两座孤城这么简单了，因为浙江的形势远比长江南岸要复杂得多。

浙江的抗争让清军感到很头疼，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只追溯最近的历史，浙江从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前面提到过一个叫陈子龙的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这个所谓的“许都叛乱”，就发生在浙江的东阳。

其实，早在陈子龙出任绍兴推官兼诸暨知县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的辖区就已经是暴乱四起。陈子龙到任后，采取剿扶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实施“连坐”，一方面救济贫民，逐渐平息了事态。

这一时期，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陈子龙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参与会剿，镇压了邱凌霄父子领导的山民起义。次年，许都领导的东阳起义爆发，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地，进而围攻金华，陈子龙再一次“临危受命”。

他跟许都是旧年好友，并多次举荐许都，只是一直未获朝廷批准。有了这层关系，陈子龙很快便以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次“叛乱”。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背信弃义，对已经归附朝廷的许都及其部属大开杀戒，以达到彻底瓦解起义军的目的，东阳等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浙江频繁发生平民暴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饭吃。废话！有饭吃谁造反？

其实，当时的浙江在全国算是比较富裕了，仅次于长江南岸地区。GDP没得说，问题是百姓收入不见涨，赋税却驾着筋斗云涨，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崇祯皇帝还是比较节俭，收这么多税也是没办法，辽东要打仗（对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对付李自成），边打仗还要边练兵。打仗、练兵，说白了就是烧钱，正常的赋税不够，就得增收附加税，这就是所谓“三饷”的来历，分别称为辽饷、剿饷、练饷。后来多尔衮打进北京，做个顺水人情，把“三饷”都给抹了。

税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钱花哪去了（辽东、西北到处吃败仗，败了继续打，要打还得收钱），再加上遭点天灾，浙江人相当愤怒：你们败家，我们埋单，还有完没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这里反了，被灭掉，那里再反，再被灭掉，别的地方还是没法活，又继续反。反着反着，崇祯皇帝挂了，弘光皇帝下课了，杭州的潞王也缴枪了，然后等来了“剃头令”。

浙江人彻底怒了：收钱我们忍了（其实一直都没忍），皇帝挂掉我们认了（巴不得），要求归附我们也同意了（只要税少，跟谁干都行），怎么连头发也要剃？爷留什么发型，关你屁事？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九，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率先在余姚起义，杀知县王玄知，拉开了浙江东部地区抗清运动的序幕。

次日，绍兴府宣布“易帜”，脱离清政权领导，带头的是原山东按察司佥事郑之尹之子——生员郑遵谦。

其实，郑遵谦早就憋了一口气。他与在东阳造反的许都是生死之交，许都一起义，郑遵谦就准备“加盟”，结果被父亲郑之尹关了几个月的禁闭。郑遵谦在屋里踹了几个月的墙，被放出来的时候，许都已经被左光先杀了。

潞王投降之后，绍兴也归附了清廷，郑之尹还亲自跑到杭州去剃发归降，郑遵谦心中的怒火终于喷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郑遵谦举旗，绍兴城一呼百应，很快就号集了几千人，将绍兴知府张愫（原绍兴通判，归降后任知府）、会稽知县彭万里斩首，并威逼当地富绅出钱，为义师筹办粮饷。

以声势浩大的绍兴起义为标志，浙江中东部的抗清斗争进入高潮，这里犹如一座浓烟滚滚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大规模喷发。

绍兴起义后的第三天，鄞县生员董志宁等“六狂生”也顺势而起，推举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领，在宁波府跟清政权交上了火。

宁波的起义进行得相当顺利，知府朱之葵（原宁波府同知，降清后任知府）被“驱逐出境”，驻守宁波的常规城防部队，还有隶属海防道的边防部队均未作任何抵抗，果断宣布“易帜”，听从钱肃乐指挥。

十五日，驻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率兵抵达宁波。王之仁原是明朝的防倭总兵，杭州失陷后投降清军，继续任原职。不过，王之仁匆匆赶来，并不是来镇压，而是来入伙。有了正规军的加盟，宁波的抗清志士更是如虎添翼。

其时，从杭州撤退到钱塘江东岸的原池口总兵方国安部也在浙江东部地区活动。有浙东两大府——绍兴、宁波带头“易帜”，又有王之仁、方国安两股正规武装撑腰，浙江东部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纷纷举兵响应。很快，兰溪宣布起义，慈溪、定海、奉化、鄞县、象山等地知县宣布“易帜”，再加上清军尚未深入的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抗清势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连成一片，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浙江的抗争愈演愈烈，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弘光朝廷原兵部尚书（管理戎政）张国维。由于看不惯马士英的小人做派和无耻贪婪，张国维愤然辞职，回浙江东阳老家赋闲。

眼看浙江的抗争成燎原之势，张国维意识到，事情搞得这么大，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领导，否则只会被清军各个击破。他主张迎立一位皇室宗亲在浙江监国，从而协调一致对付强敌。

但是，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已经投降，萧山的周王、会稽的惠王、钱塘的崇王也争先恐后地响应清军号召，主动前往杭州“投诚”，结果全部被押往南京。

浙江的一堆郡王都成了清军的俘虏，上哪儿去找宗亲？

不着急，中国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清军从北京扫到南京，再从南京扫到杭州，加上前几年李自成、张献忠的瞎搅和，几十个郡王要么直接挂掉，要么被抓去干掉，但还是有不少漏网之鱼。

就血统而论，关系比较近的还有桂王朱常瀛（其实已于去年十一月去世，但还有子嗣），不过身在广西，远水实在难解近渴。浙江倒是有两个现成的，只是血缘关系远了一点而已。

一个是寓居杭州的唐王朱聿键，但在杭州尚未失陷的时候就跑没影了。一个是寓居临海的鲁王朱以海。博洛在杭州召集诸王时，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继续待在临海观望，得以幸免。

妥了！请鲁王朱以海同学过来换衣服！

不过该说的话还得说清楚，朱以海的血缘关系实在远得可以。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这一门，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跟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九代以前的叔侄关系。这种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要是普通百姓，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充其量论个族人，其实早就形同陌路了。

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太僵化、太迂腐，但在当时却是一道“硬门槛”，要不是郡王都死得差不多了，血缘较亲的又隔得远，朱以海做监国？做梦都甭想！

血缘是远了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国维的动议得到孙嘉绩、郑遵谦、朱大典等人的支持，鲁王朱以海于闰六月至七月间被迎到绍兴，就监国位。张国维出任督师，节制浙江境内的抗清武装。

当时，早已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也流落在浙东，准备入朝觐见，被张国维参了“十大罪”，没敢去送死，就在方国安的手下混。

鲁王就任监国后，对浙江地区形成了有效的领导。王之仁、方国安两支正规武装作为抗清主力，又有各地兴起的义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张国维依托钱塘江天险，布置沿江防线与清军展开对峙。

一块比江阴还要硬上好几倍、大上几百倍的骨头，正等着清军去啃。

“左派”VS“右派”

尽管浙江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但鲁监国政权内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鲁王朱以海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监国之后，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乱。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摇身一变成为“国舅”，得到重用后四处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搞得怨声载道。

比“朝政”更严重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倾轧。方国安、王之仁以“正规军”自居，藐视各地义师的力量，千方百计加以排挤。在军饷方面，方国安、王之仁采取“一军两制”的方针，“朝廷”派发的粮饷全部划拨给两支“正规军”，义师得靠自己筹集。

没有粮饷，义师只有到处找乡绅“化缘”，遇到开明一些的富绅，多少还能给点儿。但依靠“化缘”度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饿着肚子的义师要么解散，要么开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义师就这样被逼成了“土匪”。

在与清军抗争的策略上，尽管督师张国维着眼于防守，但形势的好转让浙东政权难免有些急于求成。八月，方国安、王之仁率部进攻杭州，结果遭遇惨败，造成五千多人的无谓牺牲，浙江政权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让鲁王朱以海、督师张国维都没有想到的是，内部的纷乱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福州送来的一份“诏书”。

九月，来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来到绍兴“宣诏”，并提出“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

其一，鲁王放弃监国，归藩王位，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

其二，福州政权保证浙江官员职务、级别、待遇维持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福州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无非是要浙江表一个态度，但在鲁监国政权内部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还是不联合？群臣迅速分成了两派。

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等人赞成联合（算是“右派”），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雠同姓”，主张鲁王放弃监国，承认福州政权领导。他们认为，接受福州的条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后顾之忧，壮大抗清力量。同时，在光复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无疑占据着地理优势。钱肃乐满怀信心地说：“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与此相反，张国维、王之仁、张国俊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屈辱”的联合（算是“左派”）。他们认为福州政权来路不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朱以海来幸福千万人（大家职务、级别、待遇都没变，还能向福州政权邀功）；“左派”都是“定策元勋”，“牺牲”朱以海就等于丧失自己的特权（福州政权的“定策元勋”自有其人，一旦联合，这个“荣誉”是没办法维持现状的）——这才是双方分歧的根源！

更添乱的是，两大正规军一个“支左”、一个“支右”，两派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这一架可有得吵了！

热火朝天地吵了几日，鲁监国朱以海撂挑子不干了！

朱以海相当气愤，因为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有人要拿自己做“牺牲品”。请我来的是你们，赶我走的还是你们，把我当猴耍？

上山容易下山难，自己的屁股还没把监国的位置坐热，就要被灰溜溜地赶下台，屁股倒是有地方放（继续做鲁王），脸往哪儿搁？

与其被赶走，不如自己走！九月十三日，朱以海主动放弃监国，返回台州。

朱以海发扬“高风亮节”主动去职，“右派”抓住机会，于十月初一宣读了刘中藻送来的“诏书”，承认福州政权领导。

好景不长，“左派”在张国维的带领下坚决反扑，执意将朱以海迎回绍兴，继续监国。这也标志着浙江、福建政权转入事实上的对立态势，只差直接的武装冲突了。当然，不是浙江完全不想打，很大程度上是没力气打。

“左派”中曾经有人叫嚣对福建“回戈相向”，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实上，急于求成的浙江政权已经自顾不暇，根本没体力南下打内战。

继八月进攻杭州失败后，不淡定的浙江政权于同年十二月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方国安、王之仁统兵两万攻打杭州。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兵分三路迎击，方、王大军损失惨重，浙江政权彻底转入守势。

在这种情况下，福州政权不向浙江动手，已经算是对方“深明大义”，自己烧高香了。

浙江的抗争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福建，看看让朱以海“撂挑子”的福州政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七章　雄起

另类帝——朱聿键

在福州建立新政权的，正是杭州陷落前夕“失踪”的唐王朱聿键。

得知潞王朱常淓准备投降，朱聿键不愿委曲求全，准备继续流亡生涯。朱聿键的想法，得到同样不愿投降的靖虏伯郑鸿逵和大学士黄道周的支持。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一日，在郑鸿逵的护送下，朱聿键从杭州启程前往福州。十七日，抵达衢州的朱聿键当众表达了自己抗清的决心，立誓将“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成我太祖之业”。

闰六月初六日，郑鸿逵的哥哥、驻守福建的南安伯郑芝龙将唐王朱聿键迎入福州。次日，朱聿键就任监国，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下诏自七月初一起改元隆武元年，史称“隆武政权”。

跟鲁王朱以海相比，朱聿键的血缘关系更次。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朱柽这一门，万历三十年（1602年）出生，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比朱以海高一辈。

不过，血缘不能决定一切，朱聿键绝对是皇亲中的一个另类！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聿键在衢州所作的激扬澎湃的讲话，绝非政治作秀，他确实是一个有志气、不服输的人。朱聿键的这种性格，跟他超乎寻常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

身为“富二代”、“王二代”，朱聿键原本可以像朱以海一样生活在皇室宗亲的角落里，虽然不引人瞩目，倒也平静安逸。

但是，饱经风霜的朱聿键超越了身份的界限，成为明末皇室中独一无二的另类。

朱聿键或许并不想这样，但自己实在太倒霉，确切地说，是朱聿键他爹——唐裕王（追谥）朱器墭比较倒霉。

朱器墭遇到的这件倒霉事，跟万历想册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性质是一样的。朱器墭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封为世子，等他爹——唐端王朱硕熿一死，就可以袭封唐王。但是，朱硕熿跟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个毛病：喜欢一个女人，就想册立这个女人生的儿子为世子。可惜这个女人不是世子的生母，于是已经是世子的朱器墭就得把位置腾出来。不同的是，万历皇帝因为东林党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唐端王朱硕熿的事根本没人搭理，这事反倒做成了。

朱硕熿把这事办得很绝，不仅让朱器墭挪位置，还索性把他投入大狱，反正自己儿子多，少一个无所谓。朱器墭进去了，十二岁的朱聿键也不能幸免，跟着亲爹一起进去了。

崇祯二年（1629年）底，朱由检将朱聿键放了出来，只是朱器墭没法再重见天日，已在同年二月被顶替自己的亲兄弟毒杀于狱中。

崇祯五年（1632年），朱聿键袭封唐王，也算是“平反”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会“二进宫”。

如果说第一次蹲监狱是受父亲牵连的话，那么第二次纯属朱聿键自讨苦吃。

农民起义爆发以后，朱聿键跟打了鸡血一样，自告奋勇要亲自出马“剿贼”，当然也不排除借机报父仇的动机。朱聿键手下没人，只能向朝廷借兵，要得也不多，就三千人，崇祯皇帝回答得相当爽快：不借！

朱由检当然希望多有一个人帮忙，但“祖制”摆在那里：藩王不得领兵。（前面说过，拜朱棣所赐。）“祖制”的规定还在其次，毕竟可以“与时俱进”（这方面的先例太多），但多疑的朱由检还有一个心眼：别人都忙着逃命，就你朱聿键积极，鬼知道你是去剿贼，还是来剿我？

总之，借兵这事儿没搞成。知趣一点的，找个没“贼”的地方待着，看看热闹也就行了，偏偏朱聿键既是“一根筋”，又不是省油的灯。朝廷不同意，他就擅自行动，在驻地南阳招募了数千兵勇，到处找“流贼”PK，与四处溃散的明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看上去很牛，但这支队伍就是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藩王率领的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流贼”打得落花流水。

崇祯皇帝怒了：朱聿键，你胆子肥啊，私自招募兵勇不说，还大败而归！监狱没蹲够是不是？好！满足你的要求！

崇祯十年（1637年），朱聿键被贬为庶人，投入凤阳高墙（皇家专用监狱），一蹲就是好几年。直到崇祯都上吊了，朱聿键还在高墙里数星星度日。直到朱由崧在南京上台，才把他给放出来，恢复唐王爵位。

正因为蹲过两次大狱，造就了朱聿键坚忍不拔的性格，他内心是希望有一番作为的，而时势确实也为另类朱聿键创造了三大有利条件。

其一，福州政权建立后，除了鲁监国控制的浙江、张献忠盘踞的四川以外，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赣州、南安两府）等地区都积极响应，接受朱聿键的领导，继南京政权后，江南大部在形式上重新实现统一。

其二，清军占领南京后，清政权认为江南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加上来自东北的部队难以适应南方的炎热天气，多尔衮向阿济格、多铎下达了适时撤军的命令。六月，阿济格率领的西路大军从武昌先行撤退，九月，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准塔率领的东路大军从南京班师回朝，清军在长江一线、钱塘江西岸的防守兵力相当薄弱。

其三，为抵制“剃发令”，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百姓自发起来抗争，钱塘江以东地区在鲁监国的领导下也与清军隔江对峙，有效地牵制了博洛率领的留守力量，使其短时间内无暇南顾。

面对天赐良机，隆武皇帝朱聿键满怀信心，制定了光复故土的“两步走”路线图：

第一步，分东、西两路进军。东路从福建出发，沿东北方向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后继续北上；西路从湖南出发，北抵长江，收复武昌后顺江而下。最后，两路大军对长江南岸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收复南京，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是为“半功”。

第二步，重新以南京为基地、武昌为依托，整军北上，收复中原，将清军赶出山海关，是为“全功”。

雄起，朱聿键

画蓝图容易，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朱聿键深知这个道理。长年蹲大狱的经历，造就了朱聿键善于思考和总结的性格。

从崇祯、弘光两朝的悲剧中，朱聿键总结了两大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南明最大的敌人是清政权，“流贼”则是可以联合的同盟军。

毫不夸张地说，朱聿键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清军是最大的威胁，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但如何定位与“流贼”的关系，弘光政权一直都“拎不清”。

弘光政权与“流贼”势同水火，甚至不惜采取“联虏平寇”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囿于阶级的成见（一边是地主官僚，一边是农民百姓），还有历史的包袱太沉重（崇祯死于“流贼”之手）。结果，“虏”没联上，“寇”也没平，弘光自己先挂掉了。弘光政权的覆灭，证明这条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属于不识时务，损己利人。

为了对抗强敌，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敌当前，只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形势逼人，另类朱聿键力挽狂澜，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联寇抗清”的总策略。

第二，党争是亡国祸首，不消除党争，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史学家普遍认为，明朝之亡，亡于党争，其实朱聿键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面对天下的乱局，崇祯时期的“北漂”，弘光时期的“南混”，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只顾一己私利，不识大局。这些人在朝堂上你争我夺，极大地消耗了政权的能量。

这些人要么贪污腐化、飞扬跋扈胡作为（阉党、马阮集团），要么自视清高、眼高手低嘴过瘾（东林党）。无论哪一类，本质上都是结党营私，置政权最大利益于不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将国家拖入绝境。

即位伊始，朱聿键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消除党争。在官员的任用上，朱聿键摈除门户之见，提出了“用舍公明”的方针，广泛搜罗人才。他任命三十多人为内阁大学士，一举打破明朝自开国以来最庞大内阁的记录。

朱聿键爱才、惜才，对一切不屈服于清廷的人，不管他过去做过什么、能力水平如何，朱聿键都敞开大门吸纳，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士英。

当时，鲁监国是东林党掌权，马士英混不下去，因为跟郑芝龙是好友，就准备投靠福州政权。朱聿键相当欢迎，但遭到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为了不犯众怒，朱聿键只能妥协，马士英未能入闽，被责令在江浙一带“图功自赎”，但确实体现出朱聿键的“用舍公明”。

在监国时期，朱聿键亲自撰写三篇《便览》，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其中有一句写道：“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不然，立败之道也。”这显然是针对祸国殃民的党争有感而发。

在吏治方面，朱聿键不仅向党争开战，还大力惩治贪腐，严格执行“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规定，有效地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除了对外策略调整、对内整顿吏治之外，隆武皇帝朱聿键最突出的功绩，还在于妥善地解决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此问题没有先例可循，崇祯、弘光两朝基本上都没有遇到，但隆武政权必须直面，如果继续回避或者维持现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和处理在清军的威逼下已经剃发的百姓？

当时，很多百姓从“敌占区”一路南逃，其中有没剃头的，也有被剃头的。事情本身并不奇怪，清军带着砍刀来，要么剃头，要么砍头，只能选一样，能跑的早跑了（没剃头的那部分），跑不了又活下来的，当然只能秃着前顶。

对被剃头的人，怎么处理？二选一：A.不杀；B.杀。

选A？剃头者就是归附清朝的叛徒，叛徒比敌人还要可恨。对于这些“贪生怕死之徒”，怎么能够宽容？要按照崇祯的性格，不灭你九族就算客气的了。实际上，隆武政权、鲁监国政权的军队最开始对这些被剃头者都是一杀了之。

选B？百姓也是被逼的，既然选择南逃，说明心理上是抵制清政权的。如果大开杀戒，无异于滥杀无辜，政治上将造成极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归附自己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滥杀，等于是把这些力量推向自己的敌人。

杀也不妥，不杀也不妥，这个问题确实相当棘手。

显然，朱聿键选择了A。实事求是地说，做出这个决定，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对“贪生怕死之徒”网开一面，至少得给个说法吧？参考一下古往今来对己方战俘的处理，便能深刻领会这种思想的强大惯性。

另类朱聿键的高明就在这里！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新难题，朱聿键给出了一个新提法：“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因此“兵行所至，不可妄杀”。

——什么是水平？这就是水平！归类于“难民”，所有难题得以完美破解！

“无发为难民”，短短五个字，如同一道光芒，划过历史长空里的漫漫黑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这就是人性的光芒！

我深信，另类朱聿键若是生在太平之年，必是一位治世明君，只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如。

挖墙脚

尽管隆武皇帝朱聿键有逆势崛起的雄心壮志，但或许是因为常年蹲在大狱，他对江湖的险恶明显认识和准备不足。很快，残酷的现实如一盆冰水，将他浇得寒彻心骨。

朱聿键想有所作为，但总是不乏有人跟他叫板。一个血统疏远，还蹲过大狱的人居然做了皇帝，当然会有一些人不服气。

前面提到过，浙江政权的监国朱以海就是其中之一。

在督师张国维的竭力坚持下，朱以海重登监国之位，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隆武政权的领导，紧挨着的浙、闽两地转入“面和心不和”的对峙状态。

由于浙江没气力，福建没兵力，两方虽然相互不买账，所幸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没有武装冲突并不等于没有冲突，武的搞不起来，就从文的下手。

名花虽有主，我来松松土，隆武、鲁监国开始互相挖墙脚。

在浙江政权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与福州政权联合（“右派”），隆武皇帝就派人加紧笼络。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朱聿键派都御史陆清源携十万白银前往浙江，名为“犒师”，实际上是“拉拢腐蚀”朱以海手下的“右派”。结果，“右派”没拉上几个，陆清源却被“左派”的人给剁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鲁监国也在打朱聿键手下的主意。四月，朱以海派遣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前往福建“访问”，他们担负着一个秘密使命——拉拢郑芝龙。

朱以海这招棋下得相当狠！郑芝龙掌握着福建的绝大部分军队，一旦他被拉拢，相当于给朱聿键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不过，朱聿键很快就发现这两人不对劲，老是到郑芝龙的府邸晃荡。经过一番打探，朱聿键怒了，竟然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耍花招！没得说，打入大牢！

朱以海不死心，又派郑芝龙的好友——总兵陈谦前往福建。陈谦留了个心眼，差人先去探一下郑芝龙的口风。郑芝龙给陈谦的回答是：“吾在，无妨也。”

得到郑芝龙的保证，陈谦大着胆子来到福建。没想到，郑芝龙的口头保证根本不管用。陈谦见到朱聿键，递上朱以海的书信，朱聿键才看了三个字，就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将陈谦投入大狱。

哪三个字这么厉害？——“皇叔父”！

不明白？我来解释一下。朱聿键已经即皇帝位，按正常的礼节，书信开头的称呼应该是“陛下”，这跟是否承认其领导无关。朱以海用“皇叔父”作称谓，实际上就是默认鲁监国为正朔，吃朱聿键的豆腐。这哪里是来“朝见”的，简直就是来砸场子的！

郑芝龙信誓旦旦地向陈谦保证绝对安全，结果陈谦一来就进去了，郑芝龙觉得很没面子，多次上疏给陈谦说情。

朱聿键不接受任何说情，执意关押陈谦。不久，御史钱邦芑上了一道密奏，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陈谦是鲁王朱以海的心腹，又跟郑芝龙是至交。

有了这两个身份，陈谦的结局可想而知。很快，朱聿键瞒过郑芝龙，将陈谦给剁了。等郑芝龙得到消息的时候，陈谦已经身首异处，老郑“伏尸而哭，极其哀”。

浙江、福州两政权你来我往，互挖墙脚，看似没有什么成果，但实际上朱以海获益最大。

在福州政权中，南安伯郑芝龙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军队，属于举足轻重的实权派。马士英入闽被拒，让郑芝龙心里有些不爽，但反对意见并非出自朱聿键，君臣二人还没有什么冲突。

但是，裘兆锦被囚禁、陈谦被杀，加剧了郑芝龙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是直接针对隆武皇帝朱聿键的。

如此看来，朱以海虽然没有实现招郑芝龙为己用的目的，但顺利促成了隆武政权中最关键的君臣组合——朱聿键与郑芝龙之间产生裂痕。

一旦裂痕产生，两人的矛盾将不断扩大。郑芝龙的好戏才刚刚开场，我们放到后面去详细说。

“梦游者”朱亨嘉

浙江的鲁监国不接受福州政权领导，多少还有情可原。毕竟两个政权成立时间相差无几，刚开始相互并不知情，而且实力不相上下，让哪一方“服软”都比较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浙江闹独立也就算了，但广西竟然也有人跟着瞎起哄，高举旗帜要“另立中央”，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广西的这位仁兄，就是寓居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朱亨嘉没什么名气，但他有个儿子在书画界还是比较出名的——清初著名书画家石涛（原名朱若极，后出家为僧）。

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桂林，朱亨嘉开始蠢蠢欲动，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推官顾奕的拥戴下，于八月初三在桂林就监国位。

如果说弘光即位靠奸臣（马士英），鲁王即位靠起义，隆武即位靠军队（郑芝龙），那么靖江王即位，纯粹靠做梦。

实事求是说，朱亨嘉做监国，不仅血统疏远，而且实力不济，纯属“梦游”！

虽然“血统论”是封建糟粕，但我们得尊重历史。朱以海、朱聿键即位，都因为血统疏远搞得沸沸扬扬，更别提靖江王了。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别人都是“一字王”，比如福王、潞王、唐王、鲁王，就他是两个字的“靖江王”。封号这玩意儿，字越少越值钱。后来孙可望向永历帝请封，以一字之差不惜闹得兵戎相见，如此可见一斑。

那么，这个靖江王出自哪一门呢？说出来不怕大伙笑话，首任靖江王是明太祖朱元璋哥哥的孙子。也就是说，朱亨嘉跟朱元璋一门论起关系来，这杆子都捅到明朝以前了！

当然，靖江王手里还是有货，至少在承袭的时间上，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第一代靖江王于洪武九年（1376年）就藩，到此时已有近二百七十年。朱亨嘉是第十三任，后面还有一个朱亨歅，一直持续到永历四年（1650年）为止，共计二百七十四年，比“秦王”多了一年，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上藩王承袭时间最长的记录。

或许是为了突出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朱亨嘉连年号都懒得想，直接采用朱元璋的洪武纪年，此年就是洪武二百七十八年，吓死人不偿命。

除了名分差着十万八千里，朱亨嘉实力也相当不济。别看有广西总兵的支持，其实手下没几号人。坐上监国的位置之后，朱亨嘉赶紧派使者到湖南、贵州“颁诏”，招揽支持者，又下令调柳州、庆远、左右江等地的“土狼标勇”（少数民族的“民兵”）到桂林集结。

湖南人、贵州人不是傻子，根本就不鸟没前途的朱亨嘉，而广西的“土狼标勇”竟然也调不动。

“土狼标勇”是归当地土司管的，土司既不听总兵号令，也不听藩王指挥，他们只认广西巡抚。朱亨嘉监国最大的障碍，恰恰就是广西巡抚瞿式耜。

瞿式耜跟广西巡按郑封都驻节梧州，得知朱亨嘉在桂林擅自监国，两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坚决抵制！朱亨嘉派顾奕到梧州策反瞿式耜，遭到瞿、郑二人的严辞拒绝。

瞿式耜判断，无兵可用的朱亨嘉肯定会打“土狼标勇”的主意，因此抢先给各地土司下令，要求“土狼标勇”不得听从桂林方面的调遣。同时，瞿式耜紧急通知两广总督丁魁楚做好防备，又安排思恩（今广西武鸣）参将陈邦傅协防梧州。

朱亨嘉大为光火，亲自带兵前往梧州。由于手下不敢跟亲王耍横，瞿式耜于八月十二日遭到羁押，十九日被押回桂林软禁。虽然是软禁，但朱亨嘉手下人办事太马虎，看管得不牢，瞿式耜很快就秘密派人前往福州“报案”。

还没等福州接案，朱亨嘉就耐不住寂寞了。由于湖南、贵州没人理，朱亨嘉索性亲自带着少得可怜的军队向广东发展。

为了顺利进军广东，朱亨嘉派人先行前往，准备策反两广总督丁魁楚。朱亨嘉没想到，丁魁楚刚投靠福州政权，得到隆武皇帝相当丰厚的赏赐，此时正在兴头上。

丁魁楚本来就是官场老油条，选靠谱的主子是他的长项。一边是得到江南大部积极响应的隆武政权，一边是穷山沟里瞎起哄的靖江王，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跟谁混才有前途。

朱亨嘉一厢情愿想策反，丁魁楚将计就计抢头功。八月二十二日，丁魁楚的部队装模作样地“迎接圣驾”，趁机阴了朱亨嘉一把。遭到偷袭的朱亨嘉猝不及防，仓皇落败，一路逃回桂林。

九月初五，丁魁楚亲自抵达梧州，部署向桂林发动进攻。奇怪的是，丁魁楚尚未出动，朱亨嘉已经成了阶下囚。

原来，朱亨嘉逃回桂林后，放出瞿式耜，天真地想让他帮自己守城。结果瞿式耜不但不守城，还趁机策反了杨国威的部将焦琏，一举擒获杨国威、顾奕。八月二十五日，瞿式耜率兵攻入靖江王府，活捉了朱亨嘉。

十月下旬，朱亨嘉被押往肇庆，次年二月抵达福州，遭隆武皇帝幽禁，四月被暗杀。问鼎天下的美梦，只有到天国去做了。

第八章　困境

生不逢时

遇到朱以海、朱亨嘉这两个“愣头青”，朱聿键难免有“生不逢时”之感。所幸广西的那个二愣子挂了，浙江的那个虽然继续愣，但除了让郑芝龙发点牢骚以外，对福州政权没有构成什么实质上的威胁。

朱聿键真正的麻烦，还是在福州政权内部。

蹲大狱的经历，对朱聿键而言实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就了朱聿键坚忍不拔、励精图治的性格，也塑造了他安贫若素、艰苦奋斗的品德。清代史学家徐鼒在《小腆纪年附考》中，对朱聿键有一句比较中肯的评价：“王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食”。

但另一方面，常年蹲大狱也让朱聿键当政面临着一个先天的缺陷——与文臣武将相当生疏。一朝天子一朝臣，古往今来都是金科玉律。作为南明政权的最高当政者，刚出大狱的朱聿键对官场两眼一抹黑，这个局面就相当被动了。

当然，不是朱聿键不懂得招揽人才，而是常年与世隔绝，拉帮结派这种活，实在是心有余而身不给力。别说混脸熟了，就连拉几个“狱友关系”都是痴心妄想。朱聿键第一次坐牢，跟他爹做“狱友”，结果自己倒是重获自由，爹死牢里了。第二次坐牢更惨，一个人住单间，连“狱友”都没有（一般人也进不了凤阳高墙）。

没有下级，就得现招，所以朱聿键广纳人才。只要是个人，愿意跟着我抗清，照单全收，包吃包住还发工钱。（只有马士英名声太臭，没要成。）

朱聿键任命内阁大学士，一下就整出三十多人（一说二十多人）的内阁，看上去挺人才济济的，但由于没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也就是决策权），绝大多数纯属摆设。

不是群臣不想抓权，而是大权早就被朱聿键一人给抓了。（凡有批答，皆上亲为之。）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放心把大权交给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班子？更何况朱聿键常年蹲大狱，跟很多人还是第一次打交道，不放心是很正常的。

于是，隆武朝廷的内阁大学士成了一群“参议员”，光发言，不决策。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效率比较高。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交给一个二三十人的内阁讨论，看法比较一致的还好办，遇到分歧大一点的，从早吵到晚都吵不出什么结果，大家回家睡一觉，养好精神第二天继续吵。一两次还行，长此以往的话，朱聿键要么抑郁，要么抓狂。

说完“中央”，再来看地方。

隆武政权的建立，得到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广泛响应。不过，响应不等于支持，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等于行动上的支持。尽管江南大部分“非敌占区”纷纷响应，声称接受隆武政权领导，但能够保证“政令军令畅通”的，其实没多少地盘。

云南、贵州此时天高皇帝远，还要再等几年才能登上南明的舞台，现在只说其他的几个。

朱聿键所在的福建是郑芝龙、郑鸿逵的势力范围，两广是丁魁楚的地盘，湖南又有一个何腾蛟。这几只“地头蛇”，才真正让朱聿键感到束手无策、生不逢时。

一扒拉下来，留给朱聿键发号施令的，只有小半个江西（赣州、南安两府），至少江西总督万元吉比较听指挥，另外，两广的丁魁楚也算稍微好一点。

丁魁楚，河南永城（今河南商丘，与归德府县同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历任户部右侍郎、河北巡抚。崇祯九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军突袭延庆、昌平等地，侵掠北京，时任河北巡抚的丁魁楚以失职罪，被崇祯皇帝罢官流放。两年后，丁魁楚交纳饷银获释，回到老家永城。

丁魁楚赋闲期间，永城发生了刘超叛乱事件，丁魁楚抓住机会，协助前来镇压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一举平定叛乱。丁魁楚得到朝廷重新启用，担任河南湖广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北京失陷后，丁魁楚凭借与马士英的关系，投靠了弘光政权。丁魁楚以前管着河南、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但由于河南被清军占了，湖广又干不过左良玉，只能“委屈”一下，担任两广总督。

隆武政权一建立，丁魁楚携两广官员率先响应，深得朱聿键的欢心。就这样红口白牙表个态，丁魁楚不仅继续留任两广总督，还从福州讨了一大笔赏赐，赚得盆满钵满。

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丁魁楚早锤炼成了十足的投机分子、老油条。此人讨封赏的时候比谁都精，接任务的时候就装傻充愣。朱聿键刚开始挺高兴，认为丁魁楚是“深明大义”，后来就发现这人相当不地道，只拿钱不听命，但也拿他没办法。

溶贼、限贼

丁魁楚不过是做惯了“土皇帝”，虽不听指挥，倒也不怎么顶牛，但湖南的“土皇帝”何腾蛟可就没这么单纯了。

何腾蛟（1592～1649），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天启元年（1621年）贵州乡试举人，历任南阳知县、兵部员外郎等职。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何腾蛟升任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代理），协助左良玉镇守武昌。

弘光时期，左良玉起兵叛乱，何腾蛟被威逼同行。但是，何腾蛟坚决反对与朝廷为敌。大军尚未抵达九江，何腾蛟便跳江逃走，经宁州（今江西修水）、浏阳辗转来到长沙，号集堵胤锡、傅上瑞、章旷等部属，又招抚了黄朝宣等地方势力（其实就是“山匪”），逐渐在湖南坐大。

何腾蛟不愿意跟左良玉瞎起哄，而是在湖南优哉游哉地做起了“土皇帝”，但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这个麻烦来自李自成的大顺军。

前面说过，李自成率残部进抵襄阳，吓跑了左良玉。接下来，李自成并未进入武昌，而是继续向江西鄱阳湖地区逃窜。五月初，李自成在九宫山一带（还有一种说法是罗公山）神秘失踪。

李自成失踪后，大顺军残部乱成了一锅粥。当时，跟随李自成向南逃窜的有泽侯田见秀、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还有一般将领郝摇旗（后赐名郝永忠）、王进才、牛万才等。这些人各带一支人马，互相不买账。从五月开始，大顺军残部纷纷逃窜到湖南平江、浏阳地区。

在担任南阳知县时，何腾蛟就跟“流贼”打过交道。当年的何腾蛟跟陈子龙一样，对“流贼”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甚至单枪匹马前往招降，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平定了暴乱。何腾蛟的能力得到朝廷的赏识，将他从地方上调中央，担任兵部员外郎。

有这个经验，何腾蛟对付大顺军残部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但时过境迁，何腾蛟已不是小小的知县，二是独霸一方的“诸侯”。视湖南为己有的何腾蛟，绝不容许任何势力有所染指。

远在长沙的何腾蛟误以为这些人不过是一般的“土贼”，动动指头就能捏死。另外，何腾蛟也没有掌握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所谓的“土贼”，不远千里来到湖南，不是来找何腾蛟打架的。

不打架，难道只是路过？也不是，他们是真心诚意来“投奔”的。李自成失踪了，大顺军残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但在田见秀的倡议下，各部将领一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联合南明军队抗清！

六月初，大顺军残部开始向长沙方向运动，希望与何腾蛟取得联系。

一边想联合，一边不知情，这玩笑就开大了！

何腾蛟情报不明，认为平江、浏阳地区不过是小股“土贼”骚扰，当即派长沙知府周二南、副总兵黄朝宣率两千兵马前往剿灭。几万大顺军为了表示诚意并避免冲突，主动向后撤退。

大顺军一撤，周二南以为对方真是不堪一击的“土贼”，一路得寸进尺地穷追猛打。大顺军怒了，在浏阳渡回手就是一拳，把何腾蛟的军队揍得七荤八素，周二南在混战中丧命。

战报传来，何腾蛟总算搞明白了，对方不是“土贼”，而是多年来令官军闻风丧胆的大顺军。何腾蛟惊魂未定，匆忙布置长沙防守事宜，准备与长沙共存亡。

如果几万大顺军想攻占长沙，就凭何腾蛟手下那点人，只能等死。幸运的是，大顺军的首领确实深明大义，虽然受到误解，但并没打算耍横，反而主动派人到长沙接洽合作事宜，何腾蛟总算躲过一劫。

七月，何腾蛟与大顺军残部达成“协议”，田见秀等部悉数归入何腾蛟麾下，“招安”为南明官军。

有几万大顺军的加入，湖南的声势一下壮大了许多。特别是多尔衮判断失误，阿济格于六月奉命北撤后，湖广的态势瞬间发生逆转，给何腾蛟向北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羽翼渐丰的何腾蛟如果能抓住机会，挥师北上直抵武昌，再顺江而下威逼南京，江南的形势将发生不可预知但明显有利于南明的逆转。

不过，南明的历史犹如一趟扣人心弦的“过山车”，每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扼腕叹息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大起大落是家常便饭，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高兴得太早。

“招安”大顺军，以“土皇帝”自居的何腾蛟其实是迫不得已。他不希望湖南出现新的军事力量，但人家十几万大军摆在自己家门口，总要给口饭吃，否则就轮到自己没饭吃了。

合作不过是何腾蛟的缓兵之计，所以归附到湖南以后，大顺军的日子并不好过。

何腾蛟视湖南为己物，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何腾蛟、章旷、傅上瑞等人始终对“流贼”出身的大顺军抱有成见。尽管隆武皇帝一再强调要坚定执行“联寇抗清”的战略，但何腾蛟依旧在湖南我行我素，对大顺军采取“溶贼”、“限贼”的方针，百般刁难同盟军。

何腾蛟的“溶贼”，主要是对大顺军进行分化瓦解。随着李自成失踪，大顺军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一盘散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何腾蛟很快就发现了可乘之机。

原来，大顺军在长期征战中，各部兵力损耗不一。再加上“树大招风”，将领级别越高，伤亡往往越大。比如田见秀，虽然高居“一字侯”（泽侯），但掌握的兵力也就七八千人，绵侯袁宗第更惨，只剩下三千来人，而郝摇旗、王进才等将领，虽然没有爵位，却掌握了上万的人马，郝摇旗有四万，王进才有七万多。这种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的反差，极大地加深了大顺军内部的矛盾。

何腾蛟利用这个矛盾，大肆笼络没有爵位但手握重兵的将领。他不经请示福州，便私自加封郝摇旗为南安伯，并处处显示出对郝摇旗、王进才等人的偏爱。

与郝摇旗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田见秀、刘芳亮等人一直坐着冷板凳。这样一来，大顺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实际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何腾蛟的“限贼”做得更绝，他不给大顺军指定驻防地，也不派发粮饷。大顺军不是神仙，一天也得吃三顿，官府不给粮食，只能到处“借”（其实就是明抢）。等大顺军一动手，何腾蛟就定个掠夺之罪，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费尽心机的何腾蛟想通过“溶贼”、“限贼”的“一条龙服务”，逼迫田见秀、刘芳亮等大顺军将领不堪其辱，愤然离开湖南，爱上哪儿上哪儿。

话说回来，何腾蛟能够得逞，主要还是大顺军将领对这些官僚的“反动性”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导致自己一联合就丧失了独立性，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大顺军的“归附”如此彻底，跟其内部的松散和混乱有很大关系。

李自成莫名其妙地失踪，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大顺军缺乏能够力挽狂澜的核心人物。在逃窜到湖南的将领中，田见秀算是资历比较老的，说话也有些分量，但远远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

接受“招安”之后，大顺军内部的思想难以统一，组织也比较涣散，很容易受何腾蛟的摆布。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大顺军奉行一味妥协退让的“右倾路线”，坐视何腾蛟“反动势力”对大顺军的分化瓦解和排挤刁难，没有采取比较强硬的应对措施。

如果大顺军人心齐一点，腰杆子壮一点，以其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实力，逼着何腾蛟搞联合，也不至于混得这么凄惨。不过，“自食其果”绝不是一句空话，“溶贼”、“限贼”造成的恶果，最终还是得让何腾蛟自己吃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在何腾蛟的百般刁难下，不堪忍受屈辱的田见秀、刘芳亮等人准备另寻出路。真的走到这一步，田见秀等人才发现事情不妙。对大顺军而言，没有李自成，自己就成了“丧家之犬”。其实天下说大也不大，要么投靠南明，要么投靠清军，张献忠那个老冤家就算了，除非嫌命长。

既然归附南明不靠谱，那就只有北上降清，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八月，田见秀秘密派人前往武昌，联络清湖广总督佟养和。佟养和是阿济格大军北撤后正式上任的，此时正苦于兵力不足，难以对付湖南的何腾蛟。

田见秀等人主动“投诚”，佟养和当然举双手欢迎。寒暄一番之后，立即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谈得相当顺利，官职、粮饷、防区都不成问题，但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卡了壳：发型！

大顺军坚持归降但不变发型，佟养和做不了主，多尔衮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就是没谈成，无意中给南明保存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事力量。

虽然投降清军不成，但受尽何腾蛟白眼加挤兑的田见秀等人去意已决，只是一直犹豫向何处去。很快，湖北传来了好消息：另一支大顺军残部在李锦（又名李过）、高一功的率领下抵达湖北，在荆州地区活动。

早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时，李锦、高一功的部队就被安排在山西一带布防，北京陷落后撤往陕西榆林地区。李自成从西安撤退以后，李锦、高一功率残部从榆林南下，经汉中、达州，辗转运动到湖北西部的三峡地区，又顺江东下，进抵荆州。

田见秀当机立断，决定北渡长江，与李锦、高一功部会合。于是，除了得到实惠的郝摇旗、王进才留在湖南以外，其余大顺军部队悉数离开湖南北上，进入湖北境内，何腾蛟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李自成生死之谜

接下来想说的，跟朱聿键面临的困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有必要停一停，先解决前面遗留下来的一个疑问。

李自成在九宫山“神秘失踪”，这是怎么回事？

得知我在写南明的历史，有不少朋友都在问我：李自成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

我给了三个答案：

A.做和尚

B.自杀

C.他杀

朋友又问：然后呢？

我说：你猜！

答案显然只有一个，于是史学的大家、小家、草根、业余爱好者纷纷开始引经据典地“掷骰子”，有人选A，有人选B，也有人选C。当然，还有人认为“此事必有蹊跷”，因而懒得选。

或许是工科出身的缘故，我一直觉得解出答案的过程远比答案本身重要得多。答案无非是一些冰冷而没有趣味的字母或者数字，推理、演算的过程才能让人尽情挥洒智慧，从而感受丰富多彩的世界。

所以，我决定先说一说大家的“骰子”是怎么掷的。

A.做和尚

见于清初文人张潮的《虞初新志》、清初佚名的《甲申朝事小纪》，还有民国时期李健侯的小说《永昌演义》（只能算间接史料），以及李自成故里的《米脂县志》（李健侯参与编撰，也是间接史料）。

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李自成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眼看大顺军江河日下，绝望的李自成萌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在九宫山削发为僧，并侥幸逃过了清军的追捕，得以善终。

那么，《虞初新志》、《甲申朝事小纪》的根据是什么呢？——路边社！

B.自杀

最有力的证据是阿济格给清廷的奏报，上面说道：“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

欧了，李自成必是上吊无疑了！阿济格是专门负责追剿李自成的，他哪里敢跟多尔衮打马虎眼？

别忙着下结论，阿济格还有一句“尸朽莫辨”，“或有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

这是什么情况？我来解释一下：

阿济格接到下级报告，说李自成跟大部队走散，被一群村民困住，已经自行了断了。等阿济格亲自到现场“指导工作”的时候，尸体已经面目全非，认不出来了。所以，阿济格需要“再行察访”。

不久之后，阿济格的第二封奏疏来了，说李自成“身死是真”。

那么，前一封奏疏所谓的“自缢”是否还作数呢？阿济格心里没底，提都没提。多尔衮也不是八卦的人，反正死了就“结案”了，死法、死样之类的可以忽略不计。

阿济格前后这么一捣腾，“自杀”的说法也不可靠了。

C.他杀

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以分成三类，使用排除法来分析。

第一，清军干的。

从阿济格的第一封奏报看，不可能。如果真是清军干的，阿济格早就把大清列祖列宗吹嘘一番，顺带把自己稍带一笔了，怎么会把如此“不世之功”扣到无名无姓的“村民”头上？

第二，自己人干的。

迄今为止，没有史料佐证这一说法，再说动机也有些匪夷所思，也可以排除。

第三，乡民干的。

排除了前面两种，也只剩下这一种情况了，史料也有相应的佐证，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误伤。

清初文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写道：李自成率残部路过一个庄子，村民“疑以为劫盗”，于是将他干掉了。

——故意的。

何腾蛟在给隆武朝廷的奏报中说：李自成“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

清初文人费密在《荒书》中记载得比较有板有眼（其实也来源于路边社），说李自成与大部队失散，遭遇了山民程九伯率领的乡勇，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李自成寡不敌众，被乡勇所杀。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基本采信了这一情节。

“掷骰子”的过程就是这样，是不是觉得有些凌乱？好吧，先将各种可能的答案缕一缕，被排除的直接打“×”，尚有疑问的打“？”。

A.当和尚　？

B.自杀　？

C.他杀

C1.清军干的　×

C2.自己人干的　×

C3.乡民干的

C3-1.误伤　？

C3-2.故意的　？

解到这个地步，史料众说纷纭、莫衷于是，如果继续在故纸堆里翻来找去，我觉得意义不大，大家也会感到枯燥乏味。

但是，除了引经据典以外，还有办法往下继续解吗？

这个可以有！

王国维曾经总结说，大学问有三境界，我们对照着李自成的生死之谜来看一下。

其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李自成生死说法不一，该罗列的都已经罗列了。

其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佐证，但都难以自圆其说，令人感到无从下手。

其三，“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就差这一步了！

李自成是生是死、怎么死的，玄机其实在何腾蛟的奏折里！“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

如果看了三遍都没发现玄机藏于何处，给你一个提示——“二十八骑”。

何腾蛟为什么数得这么清楚？——当然不可能亲眼所见，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田见秀、刘体纯等人。

破解李自成的生死之谜，不能只盯着他“失踪”之前发生了什么，还要看他“失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直白一点说，历史一定要符合逻辑。

我们只需要推想两个场景，便能找到李自成生死之谜的“灯火阑珊处”。

场景一：何腾蛟与大顺军将领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

何腾蛟不可能不问：李自成人呢？

田见秀可以回答“不知道”，但他知道，于是告诉何腾蛟，闯王带着二十八名护卫前去“侦查”，没能回来。

场景二：田见秀等人苦苦等不来李自成的消息，他们会怎么办？

他们可以选择继续逃亡，疑问就出现了：李自成遇到伏兵全军覆没，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当然，可能是田见秀等人瞎编的。

还有一个疑问：假设田见秀等人不知李自成生死，在饱受何腾蛟欺凌的时候，群龙无首的大顺军将领都能想到投靠清军，却为什么没人提出找李自成？——无解。

由此看来，田见秀等人确切地得知了李自成的死讯，这才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主帅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带人前去“探路”，结果一去不返，这些部将当然要派人再去打探。这一打探，就探回了李自成遇害的消息。（有的史料说，李自成的“二十八骑”中有人侥幸逃脱，赶往大部队报了信。）

也就是说，李自成及其卫队被乡民武装干掉了！

他是兵败后自杀，还是被对方所杀？——田见秀等人不知道，因为他们派人去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挺那儿了，自己抹脖子还是别人抹的脖子，不是学法医的一般还真看不出来，但至少排除了自缢的可能。按照历史惯例，阵前自刎是归入“战死”一类的。

抽丝剥茧地说到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李自成“他杀”的死因（含阵前自刎），最后剩下一个细节：乡民武装是误伤李自成，还是故意干掉李自成？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只能宣布投降，不是没法解，而是答案有问题！

什么叫误伤？——如果乡民知道对方是李自成，就绝对不会与之为敌！

什么叫故意的？——乡民杀的就是李自成！

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大可能发生。

那时候没有电视，如果李自成不自报家门的话，乡民是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的。李自成报了姓名，结果还是死了，“误伤”可以排除。

当然，也可能李自成还没有来得及报家门，就被稀里糊涂干掉了，这是可能的，但并不能得出乡民不会杀李自成的结论。

如果是乡民故意跟李自成过不去，这就匪夷所思了，人家虽然被阿济格撵着到处跑，但手上还是有点货的（十几万人），哪支民团会活得不耐烦？

再者说，如果乡民故意杀李自成，动机只能是请赏，但阿济格从始至终都没有遇到过，否则早就向多尔衮奏报了，而不会含糊其辞地说“身死是真”。

到底怎么回事呢？

该揭晓答案了：李自成带着二十多人闯入了乡民的地盘，被一群希望远离战祸的乡民干掉了。

或许没有人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闯王”，或许乡民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初衷仅仅是保护乡野的宁静。

军商才是王道

说完李自成的谜团，咱们继续回来说朱聿键。

丁魁楚、何腾蛟不过是“土皇帝”，充其量就是各整各的“独立王国”，除了不听调遣以外，并没有对福州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朱聿键真正的对手，是盘踞在福建的“地头蛇”——郑氏集团。

这个集团主要有四个人：平虏侯郑芝龙、定虏侯郑鸿逵、澄济伯郑芝豹、永胜伯郑彩。其中，又以郑芝龙的势力最为庞大。

郑芝龙，号飞黄，福建泉州人，身世极富传奇色彩。少年郑芝龙在老家度过的十多年时光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三天两头挨他爹揍。天启元年（1621年），十八岁的郑芝龙离开老家，先在澳门跟舅舅学习经商，来往于东南亚各地。不久后到倭国学习剑术，并投靠了李旦的海盗集团，深得李旦的信任。李旦死后，郑芝龙接管了这个集团，一边走白道（做正常生意），一边走黑道（走私、海盗）。

天启四年（1624年）秋，郑芝龙到台湾发展，归附颜思齐为首的倭寇，很快又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驱逐，辗转回到大陆。

次年，颜思齐挂了，郑芝龙又联合其他倭寇首领，建立了一支实力相当庞大的武装商业船队，依然是一边做合法生意，一边抢劫加走私。

郑芝龙想垄断福建的贸易，又要跟死赖在台湾的荷兰势力抗衡，没有一个靠山显然是不行的。因此，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有政府作为后盾，郑芝龙很快就扫清了曾经的“合伙人”，先后升任总兵、都督。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击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自此，郑芝龙完全垄断了福建的对外贸易，一跃成为福建首富。

商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儒商？官商？错！军商才是王道！

郑芝龙手下有二十多万的军队及三千艘大小舰船，完全垄断了东南沿海与倭国、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对外贸易，想不发财都难！

弘光时期，朱由崧册封郑芝龙做了南安伯，委任为福建总镇，正式承认郑芝龙执掌福建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势力相当庞大的集团面前，朱聿键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傀儡。为了笼络好这个傀儡，郑芝龙还是挺够意思的，又送美女又送钱。

如果换作朱由崧，也就糊里糊涂地凑合过了，偏偏朱聿键是个宁死不做“孬种”的“愣种”，不愿意做郑芝龙的摆设，他希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在自己身上终结。

福州政权建立以后，在朱聿键与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激情上演。

朱聿键就想跟郑芝龙扯清楚一个问题：咱俩到底谁是爷？

郑芝龙有兵权，朱聿键只有龙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朱聿键能想到的第一招，自然是“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宋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是相当管用的，而且明朝的制度也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祖制”在和平时期无可争议，但在战乱时期，朝廷所倚重的武将难免有些不服气。不过，由于文臣控制着财政，拥兵自重的武将并不敢蛮横得太离谱。即便是弘光时期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表面上还是要服从马士英、史可法等文臣的节制，不然没了军饷，只有喝西北风。

到了郑芝龙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拥戴朱聿键的“定策之功”，又在福建一家独大，不仅军事实力庞大，还掌握着福建的经济大权。说得直白一点，郑芝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文臣空有一张嘴壳子，手握一支笔杆子，力量严重不对等。

文武力量如此悬殊，特别是财政还掌握在军队的手里，“以文制武”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郑芝龙很快就向文臣发难。

——首席武将郑芝龙、首席文臣黄道周，都是首席，上朝的时候谁排第一位？

按“以文制武”的“祖制”，当然应该黄道周排第一，但郑芝龙坚持“与时俱进”，用实力说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朱聿键表态，支持黄道周的意见，按“祖制”行事。郑芝龙不好为这么一点小事当廷翻脸，只有先忍下这口气。

“忍”只是表面文章，郑芝龙并没打算就此罢休。他指使手下频繁上疏，弹劾黄道周过于“迂腐”，难当首辅之任。朱聿键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些人都是受郑芝龙的指使，当廷下诏严惩，替黄道周撑腰，君臣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激烈化。

此后不久，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又遭到户部尚书何楷的弹劾。原因很简单，朱聿键去郊祀，郑氏兄弟竟然“称疾不从”。何楷忍无可忍，上疏弹劾他们“无人臣礼，宜正其辜”。还有一次，郑鸿逵公然在朝堂上挥扇消暑，也遭到何楷当面痛斥。

朱聿键认为仗义执言的何楷忠勇可嘉，擢升为左佥都御史。不难想象，何楷遭到了郑氏兄弟的嫉恨，处处受刁难，时时受排挤。不堪其辱的何楷愤然去职，郑氏兄弟又派人扮作强盗半道截杀，割去何楷一只耳朵，向朱聿键示威。当时流传一句民谣：“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足见郑氏兄弟当时是多么肆无忌惮。

文武之争使得朱聿键与郑芝龙的矛盾公开化，而朱聿键对鲁监国使者的严厉处治，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隔阂。

话说回来，君臣吵架是常事，该干的活还得干。既然已经制定了“联寇抗清”的策略，实现的方式还需要君臣讨论清楚。令人悲催的是，朱聿键与郑芝龙在这个问题上又掐架了，不断尖锐的君臣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朱聿键希望有所作为，光复故土，但他没有军队，必须倚重郑芝龙这样的实权派。郑芝龙手握重兵，却只想偏安一隅，“挟天子以令诸侯”，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可以说，出兵抗清关乎两人的“核心利益”，因此君臣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转入白热化。

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福州接到情报，江西布政使夏万亨等人拥戴益王朱由本，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距福建边境一百多里）起兵，抚州也爆发了曾亨应〔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原吏部文选主事〕领导的起义。朱聿键当即下诏，要求郑芝龙率兵前去接应，但郑芝龙不同意。

早在讨论作战方略时，郑芝龙就给朱聿键算了一笔账。福建有二十万军队，首先要驻守福建边境的险关，共计一百七十多处，总共需要十万人。剩下十万人今冬操练，明春才能出征。郑芝龙信誓旦旦地说，等到明年春天，福建的军队就能分两路北上，一路经仙霞关进入浙江，一路经杉关进入江西。

且不说夏万亨、曾亨应能否撑到明年开春，就算按计划行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朱聿键解决：钱！郑芝龙声称，以福建、两广的税赋收入，应付二十万军队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出去打仗了。

郑芝龙比划了半天，其实只有一句话：没钱，打个屁的仗？

朱聿键也不是傻子，郑芝龙表面上哭穷，背地里不知捞了多少外财。郑芝龙耍心眼，朱聿键也耍无赖：反正枪杆子在你手里，钱袋子也在你手里，自己看着办吧！

经不住朱聿键和群臣的反复督促，郑芝龙只得装模作样地兵分两路出福建北上。一路由郑鸿逵率领，出仙霞关向衢州、严州一带运动，接应张国维、方国安的鲁监国军队。一路由郑彩率领，出杉关进入江西，接应建昌的夏万亨和抚州的曾亨应。

可是，两支大军浩浩荡荡出闽，刚到边境关口就不走了。为了封锁消息，防止文臣弹劾，郑鸿逵索性关闭仙霞关，不准文臣出入。郑彩没这个心眼，任凭监军张家玉屡次督促，始终按兵不动，反而频繁向朝廷讨要粮饷。

得知清军前来镇压，郑彩闻风而逃，一路退至福建境内，坐视建昌、抚州的义师遭清军剿灭。朱聿键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削去郑彩的爵位。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郑鸿逵的部将黄克辉从浙江不战而退，朱聿键降了郑鸿逵的职，对郑氏集团彻底失去信心。

其实，首辅黄道周比朱聿键更早地看出了郑氏兄弟不靠谱。“朝班之争”后饱受弹劾的黄道周决意离开福州，于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率领临时拼凑的三千人北出福建，联络衢州、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的义师。

郑芝龙倒是比较“大方”，拨付一个月的粮饷，将黄道周打发出境。

作为文臣，黄道周忠勇可嘉，但军事才能确实相当差劲。作为东林党人，黄道周又有自视清高的毛病，经常以人废言，不能广开言路。

当时，一个叫施琅的人也跟着黄道周一起北上。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对施琅这个人物应该不会陌生。没错，黄道周手下的这个施琅，就是三十八年后为清朝统一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大将军。

此时的施琅还只是一名小官吏，但很有谋略天赋。他认为，黄道周率领三千“乌合之众”进入“敌占区”，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向黄道周提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由黄道周率领少数人去赣州，与兵部尚书杨廷麟会合，其他人则分散到各地去联络义师。黄道周抵达赣州后，便能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调遣赣南、湖南、两广兵马，会师进取。

但是，黄道周固执地认为施琅官卑职小，言不足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施琅愤然返回福建。

黄道周带着三千人风餐露宿，艰难前行，未遇强敌便已损兵折将。（渴而谷饮，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队之士，呼半不起。）好不容易抵达徽州地区，又因情报不明，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却始终找不到兵部右侍郎金声率领的义师。

九月二十日，叛降清军的前明总兵黄蜚率军攻打绩溪，领导徽州抗清的金声中计被杀。得知消息的黄道周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与金声近在咫尺，仅一山之隔。

金声死后，黄道周继续留在这里已毫无意义，只好返回江西境内的婺源。黄道周退而求其次，想策反已升任江西提督的金声桓，遭到这个“死硬分子”的严辞拒绝。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率军围剿婺源，不谙军事的黄道周被俘。次年二月，黄道周被押往南京，将劝降的洪承畴痛骂一通后，于三月初五慷慨就义。

希望之火

黄道周一去不返，郑芝龙死性不改，朱聿键正在焦头烂额之时，湖北巡抚堵胤锡那里却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点燃了朱聿键心中的希望之火。

堵胤锡（1601～1649年），字锡君，南直隶宜兴（今属江苏）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长沙知府等职，隆武政权建立后任湖北巡抚，暂驻湖南常德。

隆武元年（1645年）十一月，堵胤锡派遣心腹傅作霖携奏疏抵达福州，面见隆武皇帝朱聿键。堵胤锡到底掌握了什么情报，非派自己的心腹面圣不可？

这事还要从大顺军说起。

前面说过，受何腾蛟“溶贼”、“限贼”的压迫，除了郝摇旗、王进才以外，其余大顺军残部进入湖北境内，与李锦、高一功率领的另一路大顺军残部会师。

两支大军会合后，大顺军的实力得到极大加强，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军队，到底谁说了算？

在继承人的问题上，诸将领各执一词，但有一点还是比较统一的：必须迅速扩大势力范围。

当时，阿济格的大军已经北撤，清湖广总督佟养和基本上是“光杆司令”。大顺军利用这个空隙，主动提出归降佟养和，相应的条件是驻防于荆州及其以南地区。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大顺军一步一步扩大势力，逐渐向荆州逼近。谈到发型问题的时候，理所当然地陷入僵局。

大顺军跟清军没谈拢（大顺军压根也没诚意谈），松滋县草坪大本营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隆武政权湖北巡抚堵胤锡。

得知两股大顺军在荆州一带活动，堵胤锡亲自北上联络，经武陵山区，渡澧水，辗转抵达松滋草坪。堵胤锡的诚意，深深打动了李锦、田见秀等大顺军将领。（锦等见公开诚布示，意欲定盟。）最终，大顺军将领一致决定摈弃前嫌，率十余万军队与隆武政权合作。

作为名义上的湖北巡抚，堵胤锡理应归湖南总督（名义上管辖湖广）何腾蛟节制，但他没有上司那么固执和阴险。何腾蛟怎么对待前来投奔的大顺军，他是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堵胤锡决定绕开何腾蛟，当即派自己的心腹傅作霖携奏疏赶往福州，直接向隆武皇帝朱聿键报告情况，并给李锦、高一功等人请封。

对“流贼”的成见并非何腾蛟的专利，堵胤锡的奏疏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群臣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老同志”们比较强硬，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等高级官员认为，“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其党安得封拜”，坚决反对给李锦、高一功等人封爵。

“新生代”们显得温和得多，翰林给事中张家玉、御史钱邦芑等中下级官员认为应该顺应时势发展要求，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摈弃前仇，以“空爵”换“实兵”，与大顺军合作抗清。

实际上，朱聿键的想法跟“新生代”是一样的。历史的耻辱应当铭记，但如果这种耻辱成为阻碍发展的包袱，就应当果断地卸下，这体现的是一个为政者的远见、睿智与胸怀！

最终，朱聿键一锤定音，将大顺军部队整编为“忠贞营”，李锦赐名李赤心，封兴国侯，高一功赐名高必正，“诸将封侯伯有差”。忠贞营统一归湖北巡抚堵胤锡节制，接受福州政权的直接领导，送信有功的傅作霖也擢升兵部主事。

在困境中抑郁了几个月的朱聿键，心情一下子爽朗了许多。

第九章　残梦

离家出走

几个月的明争暗斗，朱聿键既疲惫不堪，又抑郁难耐。他心里很清楚，继续在福州这么无所作为地耗下去，等待他的将是清军摧枯拉朽般的扫荡。

堵胤锡送来的意外惊喜，让朱聿键不禁怦然心动，他终于下定了离开福建的决心。朱聿键已经搞清楚状况了：要想光复故土，就必须摆脱郑氏集团的控制；要想摆脱控制，就必须离开福建。

隆武元年（1645年）十一月，朱聿键在福州举行誓师大会，公开表示不日将“御驾亲征”以示光复故土的坚强决心。朱聿键下达谕令，任命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率军进入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率军进入江西。朱聿键心里很清楚，郑氏集团是靠不住的，这个谕令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不必太认真。

其实，朱聿键是想给郑芝龙玩一出“声东击西”，他真正的目标，是江西南部的赣州。仔细分析一下隆武政权的势力范围，就会发现朱聿键的战略判断确实相当精准。

隆武政权掌握的地域，包括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如果在地图上把这几个地方圈在一起，形状就像一只乌龟：福建是头，两广是腹，湖南是甲，云贵是尾。江西南部的赣州，就是这只乌龟的脖子。

如果朱聿键在赣州坐镇，便能东接福建、南靠广东、西联湖南，沿赣江北上可直抵南昌、鄱阳湖和九江，与湖北荆州一带的堵胤锡遥相呼应，对武昌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拿下武昌，便能顺江东下，先在徽州一带折向南，进逼杭州，与鲁监国的军队形成合力，将浙江西部的清军势力消灭。占据杭州，朱聿键、朱以海可合兵北上，夺取南京，从而实现梦寐以求的所谓“半功”。

这个作战计划看起来像痴人说梦，朱聿键也不只一次地做过这个梦。如果手握重兵的郑芝龙、丁魁楚、何腾蛟能够顾全大局，听从朱聿键的调遣，形成合力，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

但是，拥兵自重的实力派不思进取，只贪图一时的安逸，是他们让朱聿键的梦想变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残梦。

朱聿键不会就此作罢，既然郑芝龙不靠谱，他决定自己去实现这个梦想。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

其实，朱聿键也不是全然没有支持者。他前往赣州的想法，就得到江西总督万元吉的鼎力支持。万元吉早在八月就向朝廷上疏，建议隆武皇帝移跸江西，领导“北伐”。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万元吉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动机，但就他此时的实力，还难以支撑这个想法。实事求是地说，在各地方“诸侯”中，只有万元吉和堵胤锡是真心诚意地想光复故土并建功立业的。

湖南总督何腾蛟也表示支持，但只支持一半：赞成朱聿键离开福建，反对他驻留江西。何腾蛟希望朱聿键多走两步路，越过江西到湖南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想做第二个郑芝龙了。朱聿键不是白痴，根本就不搭理“土皇帝”何腾蛟。

强烈反对朱聿键成行的，当然是福建的“地头蛇”郑芝龙。如果皇帝离开福建，他的身价必然连续跌停，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放这个“宝贝”出笼？

问题是腿长在皇帝朱聿键身上，作为臣属的郑芝龙管得了吗？虽然郑芝龙平日里飞扬跋扈，但他不可能公然软禁，甚至杀害朱聿键，这样做只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风险太高。

杀不能杀，抓也不能抓，怎么才能让朱聿键留在福建呢？其实郑芝龙早已胸有成竹。

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十六日，朱聿键离开福州，准备取道汀州府境内（今福建西北部）前往赣州。为了阻挠朱聿键离开福建，郑芝龙使尽了浑身解数。先是以边关防守薄弱为由，力劝朱聿键返回福州。接着，郑芝龙又发动群众力量，“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十分巧妙地给一向关心百姓疾苦的朱聿键出难题。

朱聿键在二十六日抵达建宁县，此时距江西边境已不足百里，但由于郑芝龙从中作梗，不得不走回头路，在福建武夷山区一带兜圈子。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当朱聿键还在福建钻山沟的时候，湖北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大顺军整编为忠贞营后，堵胤锡、李锦集结部队，从松滋一带的“根据地”北上，渡过长江，重新发动荆州战役，准备占领荆州后顺江东下。堵胤锡将作战计划上报给了何腾蛟，建议湖南的部队从岳州（今湖南岳阳）北上响应，合兵进击武昌。

堵胤锡会攻武昌的计划得到上司何腾蛟的首肯，忠贞营开始对荆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因为有田见秀等人的加盟，忠贞营的兵力得到增强，堵胤锡、李锦的指挥也比较给力，很快便消灭荆州周边的清军，直逼荆州城下。

荆州副总兵郑四维这次是真的挺不住了，一面凭借城防工事负隅顽抗，一面紧急向武昌的湖广总督佟养和求援。

接到郑四维的战报，佟养和也只能瞪着眼睛干着急。

自从阿济格的大军北撤后，佟养和这个总督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就凭手下这点人，防守武昌都相当费劲，湖南的何腾蛟稍有风吹草动，佟养和就得胆战心惊好几天。

但是，郑四维那里情况危急，不能不救。如果荆州有失，武昌将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何腾蛟、堵胤锡两路大军的面前，必然是凶多吉少。武昌一旦落入南明军之手，南京的局面就相当被动了。佟养和没有抵抗的实力，只能向南京的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求援。勒克德浑也意识到荆州的存亡事关重大，绝不能耽搁，必须立即出师增援。

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勒克德浑率大军从南京出发，逆流而上，驰援荆州。

堵胤锡一心想得到上司何腾蛟的支持与策应，但堵胤锡万万没想到，这个何腾蛟偏偏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

尽管何腾蛟、章旷也按计划率军北上，但一路磨磨蹭蹭，速度慢得惊人。南京的援军都出发半个月了，何腾蛟才走了一百里路程，于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初二日抵达湘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爬过来的。

爬就爬吧，至少还在前进，可一到湘阴，何腾蛟就刹车了，理由是部下张先璧去买马还没回来，必须等马匹到达再走，只派马进忠、王允才在岳州观望。

何腾蛟要等马，清军却不等他。正月初十，勒克德浑率领的援军抵达武昌，随即兵分两路展开救援。勒克德浑亲率主力奔赴荆州解围，护军统领博尔惠率一小部南下岳州，阻击北上的马进忠、王允才部。

勒克德浑给博尔惠下达的命令是“阻击”，但马进忠、王允才听闻清军南下，还没见到对方的影子，便弃城而逃，副将马蛟麟甚至主动向清军投降。这样一来，博尔惠率领的小股“阻击”部队变成了“追击”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岳州，继续向南进抵六十里以外的新墙。

南逃的马进忠、王允才抵达湘阴，向何腾蛟谎报军情，说清军主力正在经岳州南下。何腾蛟慌了神，立即率部挂上倒档，油门一轰，一溜烟逃回长沙，部署城防，准备抵御南下的清军。

博尔惠带的人不多，不敢孤军深入，打到新墙也就停下了，何腾蛟大喘一口气，心口还在止不住地砰砰乱跳。

由于何腾蛟擅自撤退，堵胤锡会攻武昌的作战计划宣告破产。失去了湖南方面的策应，又有勒克德浑率兵驰援，孤军奋战的忠贞营处境相当危急。

正月二十九日，勒克德浑抵达石首。经侦察得知，忠贞营在长江北岸进攻荆州，但辎重后勤部队依然滞留在长江南岸。根据这一情报，勒克德浑先于二月初二派小股部队出击，偷袭了忠贞营的辎重部队，焚毁一千余艘船只，切断了忠贞营向湖南撤退的后路。

勒克德浑亲率主力急行军，马不停蹄地飞奔二百里，于二月初三进抵荆州城外围，与城内的郑四维里应外合，夹击正在埋头攻城的忠贞营。此时，李锦正在聚精会神地爬城墙，没料到对方的援军来得这么快，顿时惊慌失措，仓皇溃败。

由于辎重和船只被毁，忠贞营无法渡江返回“根据地”，只能向北撤退。勒克德浑率军一路穷追猛打，李锦率忠贞营残部经远安、南漳、襄阳等地，最后被逼入三峡地区。

在混战中，堵胤锡侥幸得脱，撤回常德。田见秀、吴汝义等人则率五千兵马投降清军，后被处死。

荆州失利，浇灭了朱聿键心中刚刚点燃的希望之火。三月，无计可施的朱聿键只能向郑芝龙妥协，暂时留在福建境内，驻跸延平府（今福建南平）。

浙江不给力

堵胤锡、李锦率领的忠贞营在荆州溃败，让朱聿键即位以来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显得万分愁闷。就在隆武二年（1646年）的春夏之交，浙江、赣南先后拉响警报，也拉开了隆武政权覆灭的序幕。

浙江方面，鲁监国政权建立后，与兵力不多的清军勉强对峙了几个月，守着钱塘江天险苦苦度日。不过，这种略显平静的局面很快将被打破。

二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委任回京复命的博洛为征南大将军，率一万多人的军队从北京南下，于五月十五日抵达杭州。

此时尚未入夏，钱塘江处于枯水期，为清军骑兵强渡天险提供了便利。但博洛带的兵不多，并没有贸然渡江，而是在钱塘江西岸观望，通过炮击进行火力侦察。

清军的红衣大炮一打，东岸的方国安就慌了神。据《明季南略》记载：清军的炮弹打碎了方国安家的锅灶，老方觉得很不吉利，认为是“此天夺我食也”，所以卷起铺盖拔腿就跑，准备投靠曾经笼络过他的隆武皇帝朱聿键。

这段记载不一定可靠，但方国安弃守钱塘江防线却是不争的事实。方国安一撤，其他江防部队也一窝蜂地跟着跑，清军于五月底顺利渡过钱塘江。

钱塘江天险不给力，接下来要悲剧的必然是鲁监国所在的绍兴。朱以海倒是比较机灵，眼看钱塘江不靠谱，于五月二十九日从绍兴仓皇撤离，经台州入海，做“海漂”去了。

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张国维自杀成仁，方国安、阮大铖率一千多士兵不战而降。

需要说明一下，在投降清军的人群中，并没有因臭名昭著而“龙游浅水”、奉命在浙江“图功自赎”的马士英。

关于马士英的结局，各种史料众说纷纭。《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附考》等都认定他投降了清军，后来被处死。其实，这都源自于东林党的门户偏见。在撰写这个时期的纪闻时，有东林党背景的浙东史派凭借道听途说甚至妄加推断，对史实进行大量的歪曲和捏造，结果被生活在清代的史学家采信了。

可以断定，马士英不仅没有在绍兴跟随方国安、阮大铖投降，而且压根就没有投降。根据《东华录》的记载，清浙闽总督张存仁在六月的一封奏疏中，向朝廷报告了马士英的结局：“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士英下属总兵叶承恩投降，报称马士英披剃为僧，即至寺拘获，令斩之。”

蒋良骐在乾隆时期根据《清实录》编撰的《东华录》，对官员奏疏的记载是比较权威的。如果马士英真的是投降后被下令处死，张存仁根本没有必要捏造事实去掩盖这件事，因为投降后被处死的明朝官员多了去了，不多这一个。显然，这份奏疏记录的过程应该是真实的。

我们应该承认，人性终究是复杂的。既然史可法、何腾蛟这样的“忠臣”都会误国，为什么就不能接受马士英等“奸臣”不投降的事实呢？

扯远了，继续说浙江的形势。

前面说过，鲁监国抗清有两大主力，一是方国安，一是王之仁。方国安已经投降，王之仁独木难支，只能撤退。由于朱以海跑得太快，王之仁还得帮他“搬家”，几百艘船装满辎重，出海前往舟山，与驻守在此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合。

黄斌卿并非鲁监国朱以海的部下，而是隆武皇帝朱聿键派来镇守舟山的。他盘踞的舟山群岛，也成为福州政权的一块“飞地”。既然是各为其主，浙江、福建又一直不对付，戏剧性的一幕便出现了。

黄斌卿假意欢迎落难的王之仁“光临寒舍”，背地里却阴了他一把，对着王之仁的舰队一阵炮轰，将船只、辎重全部“没收”。

王之仁暴跳如雷，却进退维谷，索性驾着一艘船驶向吴淞口。王之仁奔向“敌占区”，既不是来打架的，更不是来投诚的，他是来送死的。

不得不令人凌乱，难道是被火炮震糊涂了，到底在搞什么飞机？——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得问王之仁自己。

前来“送死”的王之仁被押往南京，面见洪承畴，表明了来意“仁系前明大帅，不肯身泛洪涛，愿来投见，死于明处”。王之仁痛骂汉奸洪承畴一番后，慷慨赴义。

“死于明处”，这一声响亮的回答，又叫做骨气！

王之仁满含悲怆血溅刑场，而浙江的悲剧也快要谢幕了。六月二十三日，清军前锋进抵金华，婺安伯朱大典据城固守。二十六日，博洛率主力抵达，以红衣大炮攻城，双方激战了半个多月。七月十六日，清军破城，占领金华，弘光时期臭名仅次于马士英、阮大铖的“奸臣”朱大典壮烈殉国。

随后，衢州、严州陷落，浙江的鲁监国势力基本上被扫清。

控制整个浙江后，清军并没有乘胜南下，继续进攻福建。兵力不足和路不好走只是一个方面，博洛还有一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只是需要耐心等一等。

赣州保卫战

浙江政权曾经有人扬言要对福建“回戈相向”，结果在清军的铁蹄下却相当不给力。眼看浙江的鲁监国朱以海成了“海漂”，身陷延平的隆武皇帝朱聿键日子也很难过。

朱聿键看中了赣州，但还没走出福建就被拦回去了。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江西提督金声桓也盯上了赣州这个要老命的地方。

如果朱聿键驻跸赣州，便能在抗清斗争中赢得很大的主动。相反，如果赣州被清军占领，相当于是卡住了隆武政权的脖子，令其首尾不能相顾，朱聿键将彻底陷入被动。

此时，江西南部在南明的手里，中部的吉安也被起义的义师控制，就凭金声桓手下这点人，想从南昌打到赣州，填明军几道防线的牙缝都不够。

不着急，金声桓看出了这步妙棋，南京的“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也不是吃干饭的。金声桓提议拿下赣州，洪承畴立即表示同意，并派柯永盛、高进库等部奔赴江西，协助金声桓夺取赣州。

金声桓的首要目标，是南明军的第一道防线——吉安。

吉安的守军不算少，但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分为“云南系”和万元吉招抚的“地方系”。“云南系”是崇祯时期从云南调出来剿贼的，后来在赵印选、胡一清率领下留驻吉安。万元吉担任江西总督后，招降了张安等人率领的地方“土贼”，整编为龙武营等四营。有了兵力可观的“地方系”部队，万元吉对远道而来的“云南系”越来越不待见，导致这支军队基本解体，处于瘫痪状态。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军向吉安发起进攻，南明守军内部的矛盾被激发，各部基本上是不战自溃，比谁跑得快。万元吉率汪起龙的安远营三百人固守皂口，东阁大学士苏观生派新威营二百人来援，在绵津滩布防。

金声桓继续南下，兵力薄弱的新威营率先溃败，安远营也紧跟着逃窜，万元吉只得退回赣州。此时，赣州城已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纷纷准备跑路（仓皇争窜，势不可止），万元吉甚至不惜杀掉准备逃亡的小妾来安定人心。

四月，奉命出关的郑彩弃守广信，经杉关撤回福建。郑彩一撤，刚刚通过招抚“土贼”收复抚州的永宁王朱慈炎寡不敌众，被清军剿灭。

六月初八，清军前锋顺利进抵赣州，身在延平的朱聿键坐不住了。此时浙江已危在旦夕，如果赣州再落入敌手，清军两面夹击，福建将被完全孤立，朱聿键运气好一点能做“海漂”，运气差一点直接就没命了！

朱聿键紧急下诏，要求各地派兵驰援，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死守赣州！

此时，赣州的防守部队由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江西总督万元吉、原江西巡抚李永茂（正在丁忧）、江西巡抚刘广胤指挥。各路援军于八月齐集赣州，包括：

御史陈荩重新收拢的“云南系”赵印选、胡一清部三千人；

两广总督丁魁楚派出的童以振、陈课部四千人；

东阁大学士苏观生率领的广东兵三千人；

何腾蛟派出的曹志建部两千人；

从吉安溃散的张安等部。

加上赣州原先的守城部队，南明军在赣州的防守兵力达到四万人以上。

赣州兵力虽多，但来源和成分及其复杂，刚来的时候还能有点新鲜感，时间一长难免生隙，完全可能重演吉安的闹剧。

如果万元吉意识到这一点，应该趁清军主力尚未抵达之机，率军突袭清军前锋部队，将各路援军分散布置在赣州外围，互成犄角，为朱聿键抵达赣州坐镇争取足够的时间。

如果朱聿键能够及时赶赴赣州，即使不能督促实力最强大的郑芝龙协防赣州，也能比较从容地向广东或湖南撤退，避免被清军困死在福建。

遗憾的是，朱聿键每走一步都受到郑芝龙的掣肘。另外，赣州独特的地势，也冲昏了万元吉的头脑。

赣州位于章江、贡江汇合成赣江之地，呈三面临水的半岛形状，只有南门没有河流阻隔。另外，赣州城地势较高，视野相当开阔。（城中望外，浩淼无际）这种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确实是得天独厚的。

除此之外，万元吉一直按兵不动，还有一个原因：他在等待一支重要的军队——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黎遂球招抚的“海寇”罗明受。这可是一支舟师，如果南明守军能水陆协同，消灭来犯的清军，必然是易如反掌！

但是，金声桓并没有给万元吉任何机会，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主力绕到赣州西南方向，偷袭了从南安府赶来的罗明受舟师。由于水位较浅，罗明受的舟师行进速度很慢，发挥不了多少优势。由于猝不及防，舟师的八十余艘战船全部被清军焚毁，稀里糊涂的罗明受只得向广东逃窜，万元吉“水陆协防”的希望彻底破灭！

朱聿键寄予厚望的“赣州保卫战”尚未交火，便已注定败局。

永别了，朱聿键

赣州朝不保夕，而朱聿键所在的福建也危如累卵。

为了拿下福建，兵力不多的博洛最先考虑的是招降“地头蛇”郑芝龙，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早在进攻浙江之前，博洛、洪承畴就派人暗中联络郑芝龙，探其虚实。郑芝龙的态度让博洛、洪承畴喜出望外——他十分愿意归附清朝！看来真是“亲不亲，故乡人”（洪承畴、郑芝龙同为福建晋江人），另外博洛开出的筹码也确实极具诱惑力。

达成初步意向之后，博洛忙着收拾浙江，郑芝龙也在进行积极准备。

为了表示诚意，郑芝龙向清军做出了“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的承诺。清军檄定浙江后，郑芝龙擅自命令武毅伯施天福撤守浙江通往福建的险隘——仙霞关，进一步向清军表达归附的诚意。

为了顺利降清，郑芝龙还跟朱聿键打马虎眼，以老家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有海盗出没为由，执意率军返回安平，其实是到泉州等博洛的消息。郑芝龙给朱聿键的解释是：不灭海盗，财路必断。（海寇狎至，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

朱聿键知道郑芝龙拦不住，只好略带哀求地表示：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

走投无路的朱聿键想做“海漂”，但执意降清的郑芝龙不想带上这个累赘。朱聿键虽然是最管用的“投名状”，但毕竟不是所有将领都愿意投降。有朱聿键在身边，郑芝龙的计划未必能够得逞。也有人说，郑芝龙是良心发现，不忍心将朱聿键送给清军讨功，给自己招来千古骂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最后的结果就是郑芝龙走了，朱聿键没走成。除了仙霞关的施天福外，其他险隘的守将也在郑芝龙的授意下纷纷弃守，转而在福建境内大肆抢掠，一路撤到泉州，与郑芝龙会合。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三日，博洛、浙闽总督张存仁率军从衢州出发，于十八日顺利通过空无一人的仙霞关，进入福建境内。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对郑芝龙的卖国行径大加讽刺：“峻峭仙霞路，逍遥车马过。将军爱百姓，拱手奉山河”。

三日后，清军占领浦城，原浦城知县、现任湖广道御史、建宁府监军郑为虹喷血痛骂，不屈就义。

仙霞关失守，福建已完全暴露在清军的铁蹄之下。走投无路的朱聿键做不成“海漂”，只能向江西赣州撤退，准备经赣州前往湖南，依靠何腾蛟东山再起。尽管朱聿键知道赣州危在旦夕，但清军不日将至延平，朱聿键确实已经无路可走。

八月二十一日，朱聿键从延平府启程，开始向江西“搬家”。说朱聿键是在“搬家”，一点都不夸张，光是装他的书籍就用了十驾马车，更别说后宫佳丽、金银细软了。这也难怪，由于对清军的进攻力度和南明军的溃败速度估计不足，朱聿键的本意不是逃跑，而是想从容地“迁都”。既然是“迁都”，家当自然得带齐全，不然到了湖南还得现买现做，太浪费、太麻烦。

朱聿键的“搬家公司”三天走了一百里山路，于二十四日抵达顺昌。此时，清军前锋日趋逼近，朱聿键的队伍开始乱作一团，纷纷溃散，丑态百出。有数人争一舸的，还有三人骑一马的，也不怕把马给压死。

八月二十七日，朱聿键在慌乱中一路狂奔，仓皇逃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身边只剩下五百名士兵护卫。次日，清军追兵抵达汀州，隆武皇帝朱聿键遇害。至于死法，有说是当场被箭射死的，也有说是被俘后被处死的。

不管怎么说，另类朱聿键都跟他眷念的江山永别了！

朱聿键原本不会死得这么憋屈，他想经过赣州撤到湖南，几个月前就跟何腾蛟通过气，何腾蛟也派出郝摇旗、张先璧率军前往江西“迎驾”。但是，说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真算是夸奖他了。除了“迎驾”的公开命令之外，何腾蛟还向两人下达了一道密令：只能在湖南边境警戒观望，不得进入江西境内。

何腾蛟的心思有些令人费解，他不是一直希望朱聿键到湖南来，好让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吗？

没错，何腾蛟是这么盘算的，但朱聿键只告诉他要到湖南来，却没有提及在何腾蛟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自己来，还是带着郑芝龙一起来？

如果朱聿键自己来，那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是郑芝龙跟着来，谁挟持谁可就不好说了，所以何腾蛟决定警戒观望。

郝摇旗、张先璧很好地执行了何腾蛟“抓紧时间慢慢走”的方针。五月十七日从长沙出发后，郝摇旗部于九月初二走到郴州，行程约七百里，平均每日行军七里左右。

这哪里是“抓紧时间慢慢走”，简直是“抓紧时间慢慢爬”！

张先璧更绝，到攸县就不走了，索性“抓紧时间慢慢等”，结果等来的是朱聿键遇难的噩耗。

就在朱聿键遇难的同一天，清军发动了对赣州的总攻，一举击溃苏观生率领的广东部队，次日大败云南部队，其余援军纷纷弃城而逃，退往雩都（今江西于都）、韶州（今广东韶关），赣州守军已从原先的四万人锐减到不足六千人。

九月初九，清军占领赣州西南面的南康县，十五日攻占西面的上犹县，十九日进抵赣州城下。十月初三夜，清军开始攻城，经激烈的巷战后，赣州于次日午时失守，杨廷麟、万元吉等壮烈殉国。

受降也麻烦

朱聿键遇害，标志着隆武政权的覆亡，但清军还要在福建“善后”。

九月十九日，博洛率大军进抵福州，隆武政权留驻福州的大臣们，有的投降（工部尚书郑瑄等），也有的自杀殉国（礼部尚书曹学佺等）。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文臣，博洛不用耗费多少气力。需要博洛费点心思的，是还在泉州耐心等待着大军前来的郑芝龙。

有没有搞错？郑芝龙不是投降了吗？

不错，郑芝龙是同意投降，但不是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而是签好协议“有条件投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如今，郑芝龙已经表现了足够的诚意，接下来就轮到博洛兑现承诺了。但博洛不想兑现，确切地说，他兑现不了。

为了招降郑芝龙，博洛抛出的条件有两条：第一，爵位、官职至少晋升一级。第二，继续掌管福建，是否向中央缴税、缴多少，可以今后再议。

隆武时期，郑芝龙的爵位是平虏侯，统领福建兵马、水师。要想晋升一级，只有封王了，这有点麻烦，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有吴三桂、孔有德等归降明将封王的先例，如果博洛趁着多尔衮高兴的时候汇报一下，兴许也就照准了。

真正麻烦的是第二条，博洛要是真兑现，恐怕立马就会被多尔衮踢回东北老家守墓。

同意郑芝龙继续做福建的“地头蛇”，这不是败家吗？清军荡涤江南，是想“一统天下”，决不允许汉人搞什么独立王国。吴三桂、孔有德是投降的“老资格”了，照样跟在鞍前马后打江山，郑芝龙凭什么就能坐地起价升大官、生意照做钱照贪？咱们在北京吃糠咽菜，郑芝龙在福建吃香喝辣，收税还得跟他打商量？到底谁是爷？

这份奏疏，博洛万万不敢上。承诺没法兑现，手握重兵的郑芝龙肯定立即反水，还得继续打，那就更麻烦了！

既不能兑现承诺，又要顺利招降郑芝龙，博洛确实需要费一番苦心。

郑芝龙以海盗出没为由，率军离开延平，于八月抵达泉州，便开始等待清军派人前来兑现承诺。博洛进入福州，郑芝龙还是按兵不动，他在等博洛先开口。

郑芝龙以为博洛会主动上门来兑现承诺，所以不慌不忙地在泉州耗着。事实证明，郑芝龙想多了。博洛利用这个空当，开始软硬兼施，跟郑芝龙打心理战。

博洛先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率军威逼郑芝龙的老家安平，随后派郑芝龙的至交、泉州乡绅郭必昌前往招降。

郑芝龙见到郭必昌，先为自己滞留泉州辩解，说担心因拥戴过隆武皇帝而获罪。（我非不欲忠清，恐以立王为罪耳。）紧接着，安平传来警报，郑芝龙又愤然质问郭必昌：“既招我，何相逼也！”

博洛闻讯后，狠狠训斥了“擅自行动”的富拉克塔，责令其距离安平三十里驻军，不得向前一步。同时，博洛又派人携书信面见郑芝龙，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身为人臣的郑芝龙拥戴唐王，是功而非罪；

第二，委任郑芝龙为闽、粤总督，协助清军剿灭两广残敌；

第三，邀请郑芝龙前往福州，商讨地方人事安排。

接到书信，郑芝龙喜出望外，当即准备带着少数心腹前往福州。“煞风景”的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而且还是郑芝龙的儿子。

这个人，就是郑成功。

不同的选择

郑成功（1624～1662年），本名郑森，字明俨，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倭国，生母是郑芝龙在倭国所娶的田川氏。郑芝龙受招安后，郑森母子被接回老家安平。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郑森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南名儒钱谦益。

隆武时期，朱聿键对年轻有为的郑森赏识有加。当时，朱聿键没有女儿，对不能招郑森为驸马深表遗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恨朕无女妻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

朱聿键封郑森为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为其改名“成功”，仪同驸马。尽管朱聿键这样做，包含有笼络郑氏集团的动机（他也给郑鸿逵的儿子郑肇基赐国姓），但年少志高的郑成功确实让朱聿键眼前一亮。

当初隆武皇帝一句“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郑成功始终没齿难忘。他坚决反对向清军投降，但父亲执意而为，作为儿子的郑成功也没有办法阻止。此时，被博洛灌了“迷魂汤”的郑芝龙要去福州自投罗网，郑成功决定不再沉默，力阻父亲成行。

围绕着郑氏家族的未来，父子之间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吵。郑芝龙坚持认为，虽然咱们人多，但弘光四镇总兵人更多，不是也被打得满地找牙？跟强大的清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与其做无谓的牺牲，不如识时务，反正福建还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郑成功耐心地讲了很多道理和对敌策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于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郑成功并不知道博洛的诡计，但他很清楚，失去了枪杆子，郑芝龙将一文不值，成为任凭清军宰割的羔羊。

郑成功分析得头头是道，无奈郑芝龙去意已决，不顾弟弟郑鸿逵和儿子郑成功的坚决反对，带着其他几个儿子和五百人的护卫离开泉州北上。

年轻的郑成功愤然与父亲分道扬镳，与叔叔郑鸿逵带着少数人马，带着郑彩、郑联等人退至金门、厦门（当时称为中左所），在沿海一带招募兵勇，继续抗清事业。

十一月初五，郑芝龙抵达福州，得到博洛的“盛情款待”，双方“握手甚欢，折箭为誓，命酒痛饮”。好景不长，郑成功的话很快就应验了。仅仅三天之后，博洛翻了脸，以武力挟持郑芝龙北上，而他的五百护卫早就被“隔离”。郑芝龙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中了博洛的诡计。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恨不得直拿脑袋撞墙，再哀叹一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郑芝龙偏偏是个投降的极品，反而恬不知耻地极力讨好博洛，说自己留在福建还有用，可以招降坚持抵抗的郑鸿逵、郑成功、郑彩等人。

郑芝龙无耻无极限，但博洛给他封了顶。——你都不能把他们带到福州来，还能指望你把他们招来？

郑芝龙态度恳切，博洛的回答也很爽快：这不用你老人家操心，也不用我操心。（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话虽如此说，其实博洛暗中利用郑芝龙的声望，顺利招降了施天福、郑芝豹等部十多万人。

移送到北京后，郑芝龙被编入汉军正红旗，为清军效力。两年后，郑芝龙以归顺之功封为一等精骑尼哈番，跟他妄想的王侯实在是有天壤之别。

博洛诱捕郑芝龙后，撕毁之前的所有协议，兴兵讨伐泉州，大肆杀戮。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来不及逃离，遭清军凌辱后自杀身亡。噩耗传到金门，郑成功抗清的意志更加坚决，彻底走上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找一个窝，好难！

郑芝龙投降了，郑氏集团中除了郑芝豹步大哥后尘之外，郑成功、郑鸿逵、郑彩、郑联都竖起义旗，继续坚持抵抗。十一月，福建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鲁监国朱以海。

从绍兴逃离后，朱以海在富平将军张名振的护送下，自台州“海漂”。虽然逃离了清军的追捕，但“海漂”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朱以海一行人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距离浙江最近的，便是舟山岛了。但守在舟山的，还是那个只承认隆武政权的“愣种”黄斌卿。他是让鲁监国上岛，还是像对付王之仁一样动粗，这还真不好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朱以海、张名振的船队抵达舟山附近时，已投降清军的张国柱正在指挥定海的部队强攻舟山。黄斌卿撑得很艰苦，也是抱着“病急乱投医”的侥幸心理，向不远处的张名振求救。“路人甲”张名振并没有“打酱油”，当即命令部将阮进率四艘战船偷袭张国柱的后方，为黄斌卿解了围。

欠人家一个大人情，黄斌卿只好勉强同意朱以海、张名振登岛，还与张名振结成儿女亲家，以表感激之情。不过，黄斌卿还是很讲“原则”：登岛可以，入城不行。暂住可以，常住免谈！

朱以海一心想在舟山搭个窝，看来这个计划要泡汤了。

黄斌卿真是死脑筋一个，朱聿键不都死了吗，还效哪门子的忠？

其实，黄斌卿比谁都精。他是朱聿键派出来占领舟山的，名义上服从福州政权的领导。在这几个天高皇帝远的荒岛上，无论朱聿键是死是活，黄斌卿都是如假包换的“土皇帝”。

如今来了个朱以海，以后到底听谁的？

听黄斌卿的？——朱以海是鲁王，又是监国，他喊得动吗？

“挟天子以令诸侯”？——想多了吧？朱以海不像朱由崧那么软弱，黄斌卿也没有马士英、郑芝龙的实力。再说了，你把张名振当摆设？

看来，只有听朱以海的。——平白无故来个“祖宗”，黄斌卿当然不干！

朱以海就这么不尴不尬地在舟山“借宿”了两三个月，而郑彩的到来终于给朱以海、黄斌卿两人都解了围。

九月，郑彩率船队抵达舟山探察敌情，无意中见到了暂住在此的鲁监国朱以海。或许是觉得朱以海“奇货可居”，郑彩当即决定护送其去福建。十月二十五日，郑彩护送朱以海离开舟山，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厦门。

朱以海兴高采烈地跟着郑彩来到厦门，心想这次终于可以有一个窝了。

出乎朱以海和郑彩的预料，郑成功根本就不接招。朱以海留在福建抗清可以，但有言在先，互不干涉，各干各的！郑成功没兴趣挟持一个败光了地盘的监国，郑彩只好将朱以海安置到长垣（今马祖岛）。

自此，福建沿海成了鲁监国、隆武残存势力的抗清基地。尽管博洛已经班师凯旋，但朱以海、郑成功此时还没有实力收复失地。

谁也无法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第十章　内讧

朱由榔的运气

隆武二年（1646年）九月，隆武皇帝朱聿键遇害的消息传到广州，两广官员登时炸开了锅。他们想不明白，朱聿键、郑芝龙不是挺牛的吗？怎么稀里糊涂就玩完儿了？

消息来自“路边社”，所以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但大部分人还是宁可信其真。——这是什么居心？内心太阴暗了吧？

有点不近情理，但事实就是如此。两广官员没时间总结隆武政权的经验教训，更没兴趣派人冒险前往福建救出朱聿键（如果活着的话），他们最先想到的是“福建没了两广顶”。既然要顶，就得有人担纲，选人担纲这种事，又叫做“定策之功”。

两广官员不约而同地积极行动起来，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积极过。这次破天荒的激情与动力，都源自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选嗣！

我们不禁有些担忧，清军在江南搅和了两年多，一大堆亲王死的死、降的降，还有能拿得出手的吗？

先看看地盘再说。

清军虽然声势浩大，其实兵力不多，又有夏天回北方“避暑”的毛病，加上民众自发的抗争比较激烈，所以南明的地盘损失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历经弘光、隆武两朝，先后丧失了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江西（赣州还在激战中，但获胜希望渺茫）、湖南岳州，南明控制的地盘还剩下广东、广西、湖南（岳州除外）、贵州、云南五个省。

根据亲王“遍地开花”的分布特点，五个省肯定是有亲王存在的。事实上，穷山恶水往往深藏不露，这里不仅有亲王，而且相当拿得出手——血缘比朱聿键、朱以海近多了。

谁呢？南京“选嗣总决赛”落选的三号选手——桂王朱常瀛。当然，朱常瀛已经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病死，但他还有儿子，一个是安仁王朱由楥，一个是永明王朱由榔。

桂王这一支出自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万历血脉。他们曾经与皇帝的宝座近在咫尺，但都因为身处蛮荒之地而未能如愿。

南京建政，史可法希望拥立桂王朱常瀛来化解福、潞之争，但被马士英钻了空子，功败垂成。弘光政权覆灭，时任广西巡抚的瞿式耜想拥立安仁王朱由楥（朱常瀛死后袭封桂王），但福建的郑芝龙近水楼台先得月，拥立了唐王朱聿键。瞿式耜顾全大局，没有在广西“另立中央”，但还是有些犹豫，没有立即明确表态拥护福州政权。直到靖江王朱亨嘉“叛乱”，被软禁的瞿式耜才通过秘密渠道正式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并请求两广总督丁魁楚出兵平叛。

瞿式耜拥立不成，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与皇位擦肩而过的朱由楥深受打击。朱由楥本来身体就不好，一直病着，被瞿式耜搞了一次大喜大悲，实在是撑不住了，于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去世。朱由楥死后，永明王朱由榔袭封桂王，成为万历皇帝唯一健在的子嗣。

此时，南京、杭州、福州相继陷落，南明的地盘被进一步压缩，新的政治中心南移至两广，朱由榔正好身在广东的肇庆。

无可非议的血脉渊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实在是天造地设，下一任皇帝非朱由榔莫属！

其实，朱由榔能熬到这一天，甚至能活到这一天，不能不说是他的运气。

天启七年（1627年），桂王朱常瀛带着两个儿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就藩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张献忠进军湖南，气势汹汹地直奔桂王朱常瀛所在的衡州而来。

朱常瀛急调岳州、长沙等地的驻军回撤，准备死守衡州。攻打衡州的是张献忠麾下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部队，后面还会讲到这几个人，一个比一个能打，都不是吃素的货。尽管被守城明军的大炮轰得七荤八素，但农民军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非把朱常瀛抓出来像朱常洵一样煮了不可。

当时，朱常瀛、朱由楥都在病中，朱由榔忙里忙外地主持大局。尽管守军还在拼死抵抗，衡州城并没有被攻破的迹象，但朱由榔已经开始惊慌失措，命人护送父兄迅速起身，自己率卫队殿后，向梧州方向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刘文秀率兵追了上来，将朱由榔及其卫队拦截，朱由榔被活捉，押往永州。

朱由榔眼看就要挂在永州了，但天神眷顾，永州的“贼军”中竟然有明军的“卧底”，将朱由榔暗中保护起来。

占领永州后，张献忠改变战略，挥师入川。时任广西征蛮将军的杨国威及其部将焦琏率四千人驰赴永州，救出了朱由榔，送往梧州与朱常瀛父子会合。

朱由榔庆幸自己保住了小命，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条小命保得“惊天动地”——隆武政权覆亡，就该轮到朱由榔上了！

“王N代”的艰难开局

拥立朱由榔的最初动议者是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官员纷纷表示热烈拥护，原因很简单：没得选！既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额选举”，鼓鼓掌就能把“定策之功”捞到手，何乐而不为？

本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偏偏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不置可否——两广总督丁魁楚。作为两广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有自己的想法。

隆武皇帝为了控制两广，曾对丁魁楚大加笼络，赏赐丰厚。丁魁楚出兵镇压靖江王，又被封为靖粤伯，是名副其实的两广“土皇帝”。

瞿式耜提出拥立朱由榔，丁魁楚没有反对，但也没有表示支持。他认为，朱聿键遇害的消息来自“路边社”，万一朱聿键又活过来，以后听谁的？

作为隆武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丁魁楚在情况不甚明了之时，宁愿按照朱聿键没死的假设办事，省得今后惹麻烦。

不久，朱聿键遇害的消息通过比较正式的渠道传到广州，丁魁楚才改变初衷，加入拥立的行列。

正所谓“好事多磨”，丁魁楚同意了，又有人不乐意了，说朱由榔这个“王N代”没有做老板的本事。

谁这么大胆？不要命了？——巧了，还真没人敢把她怎么样。说这话的人，是朱由榔他妈——桂王太妃王氏。

得知瞿式耜等人要拥立朱由榔，王氏立即把朱由榔找来。多余的话不说，让他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命还想不想要。（儿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虚号，涂炭生民，南中、闽中可鉴也。）

数落完朱由榔，王氏又去做群臣的工作，让他们爱找谁找谁去，反正别拿自己的儿子穷开心。（诸臣何患无君，愿更择可者。）

丁魁楚、瞿式耜乐了，这老太太真逗，有人连命都搭上了也没当成，送上来的宝座她居然让儿子别要。玩什么“高风亮节”，要是能找到别人，谁跟你在这儿磨嘴皮子？后宫不干政，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十，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府正式就任监国，次月即皇帝位，宣布今年仍称隆武二年，明年改元为永历元年，史称“永历政权”。

永历朝廷向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颁诏”，得到积极回应。十月二十日，湖南的何腾蛟、堵胤锡以“劝进”（劝朱由榔尽快“转正”）的方式，承认了朱由榔的领导地位。

朱由榔是否像他母亲所说的无治世之才，现在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如何让自己像个皇帝样的问题上，朱由榔抓瞎了。

想要像个皇帝的样子，并不是换身衣服这么简单，一大堆礼仪制度等着你呢。话怎么说、路怎么走、椅子怎么坐、奏章怎么批，等等等等。

不做皇帝不知皇帝的苦衷，虽然身为“王N代”，但朱由榔依旧显得准备不足。

这些所谓的繁文缛节，实际上事关重大。皇帝不熟悉礼仪制度，就会闹笑话；皇帝经常闹笑话，就没有威信可言；没有威信，还做什么皇帝？所以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是很有道理的。

如果是太平时期，皇帝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有人教他一大堆礼仪规范，免得将来出洋相。但时值战乱，首都、皇宫一年换一次，再说要是朱由楥不死，朱由榔连“一字王”都当不上。学礼仪？既没工夫也没兴趣。

形势所迫，“礼盲”朱由榔糊里糊涂就被“赶鸭子上架”了，这可咋整？

说朱由榔运气不是盖的，绝非夸大其词、故弄玄虚。他小命即将不保之时，冒出了“卧底”；在他对礼仪一片茫然之时，又钻出了“导皇”——教导如何做皇上。

朱由榔的“导皇”，叫做王坤，历经崇祯、弘光、隆武三朝（是否为朱聿键所用，史料说法不一），目前流落在广东。他对皇家礼仪制度了然于胸，因为他是宫里的太监。

真是瞌睡遇到枕头！

在王坤的耐心教导下，朱由榔这个“代理皇帝”尽管因为生疏，难免闹点小笑话，但无伤大雅，总体上还算有模有样。逐渐“上道”的朱由榔对王坤感恩戴德，王坤也借此攀登到了人生的巅峰，担任永历政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王坤这个人，非常符合“死太监”的定义，给点颜色就开染坊，给张笑脸就是春天。凭借朱由榔的宠信，王坤不仅贪赃枉法，还直接干预朝廷的人事任免。

在历朝历代，宦官干政还不算最可怕，更可怕的是宦官跟外臣勾结，狼狈为奸。王坤手上有权，必然有一些级别不高、不知廉耻的官员想来巴结，以图进取。在这些“捧臭脚”的人中，偏偏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是丁魁楚。

中下级官员巴结太监，是为了升官发财。位高权重的丁魁楚勾结王坤，则是因为他心虚。瞿式耜倡议拥立朱由榔，首鼠两端的丁魁楚晚来一步，他的所谓“定策之功”至少要打个八折。

朱由榔在自己的地盘上即位，作为两广最高级别的官员，丁魁楚早就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首辅的位置。但是，凭借八折的“定策之功”，丁魁楚心里没底。万一让“吼出第一声”的瞿式耜做了首辅，自己这个“老领导”岂不是脸上无光、受人讥讽？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丁魁楚与王坤暗中达成默契，两人相互提携，共同把持朝政。最终，丁魁楚如愿以偿担任首辅兼兵部尚书，瞿式耜也入阁，任吏部右侍郎代尚书，位在丁魁楚之下。

官场“老油条”丁魁楚得逞了，但宦官与外臣狼狈为奸，激怒了许多正直的官员。“广东系”的重量级官员何吾驺（崇祯时期曾任代理首辅）、陈子壮（弘光时期礼部尚书）、张家玉（隆武时期兵部侍郎）等人拒不接受永历朝廷任命，回乡隐居。在他们的带动下，“广东系”官员也普遍持“不合作”的态度。

朝廷设在广东，却遭到大多数“广东系”官员的抵制，朱由榔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

“逃跑帝”惊现江湖

弘光皇帝朱由崧刚在南京一上台就开始声色犬马，隆武皇帝朱聿键还没上台就在衢州立誓光复，尽管表现大相径庭，但至少能让人搞明白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相比之下，荣登大宝的朱由榔太深藏不露了。

首先，他的日常生活比较正常，基本上是中规中矩，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其次，国策是什么，沦陷的故土怎么办？他似乎忘了皇帝还要干这活，一直不表态，既不轻言放弃，也不轻言进取，孰敌孰友的问题更是一团浆糊。

总之，谁都不知道朱由榔的葫芦里，到底准备卖什么药，还打不打算卖药！

低调的朱由榔没有表现欲，但“是金子总能发光”，朱由榔很快就被形势逼得原形毕露。朱由榔凭借与生俱来的这两大优点，地盘不大的永历政权就能比弘光、隆武两个“短命政权”长寿许多。什么优点这么厉害？

——嗅觉特灵，跑得贼快，江湖人称“逃跑帝”！

逃跑，也成为永历政权自始至终奉行的基本国策和第一要务！

十月十六日，赣州失守的消息传到了肇庆，朱由榔的第一个反应：撤！

王坤、丁魁楚也跟着瞎起哄，但瞿式耜坚决反对，强调“苟自懦，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呼吁大家要淡定。

怕死是人之常情，大敌当前更要保存有生力量，但也应该讲一点技术含量吧？赣州的清军是否南下还两说，就算乘胜南下，要想打到肇庆，一路还要经过韶州、广州等地。清军再神速，不也还得靠脚走吗？

赣州到肇庆不是一两百里，那是上千里的路，还要翻山越岭。这么急着跑，莫非地理老师死得早？

瞿式耜反对，朱由榔好歹给了点面子，但瞿式耜的面子只值四天。十月二十日，朱由榔决定逆西江而上，将朝廷搬到三百里开外的广西梧州。

朱由榔一撤，广东就出大麻烦了！——不是刚打下赣州的清军，而是南明内部。

前面说过，由于丁魁楚、王坤祸乱朝政，“广东系”官员对永历朝廷普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朱由榔对广东基本上没有什么控制力可言。

不过，当何吾驺、陈子壮、张家玉等人愤然隐居之时，同为“广东系”官员的苏观生却对永历朝廷“情有独钟”。

苏观生，广东东莞人，崇祯七年（1634年）国子监肄业，历任无极知县、黄州知府等职。隆武时期，苏观生以“定策之功”任翰林院学士，后升任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曾奉隆武之命率广东部队增援赣州。赣州保卫战失利后，苏观生南归原籍。

瞿式耜拥立朱由榔，在老家赋闲的苏观生举双手赞成，第一时间派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赴肇庆“劝进”，希望能够得到新朝廷录用，继续为国效力。

有人支持是好事，但苏观生这尊“菩萨”太大，给个巡抚、知府的官打发一下恐怕不合适，怎么着也该入阁，于是有人站出来坚决反对。

首先是首辅丁魁楚，他担心录用了“老领导”苏观生，自己的权力会遭分割甚至剥夺。其次是大学士吕大器，他觉得苏观生连进士都不是，怎么能跟“天子门生”一块儿混？他没脸没皮，咱们还嫌丢人呢！

由于两位大佬坚决反对，苏观生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朱由榔撤至广西，苏观生更加心灰意冷，但也没郁闷多久。朱由榔前脚刚出广东，朱聿鐭就来了。

十月二十九日，隆武皇帝朱聿键的弟弟、续封唐王朱聿鐭在广东总兵林察的护送下抵达广州。

“兄终弟及”、“定策首功”，苏观生豁然开朗！

一个想过“皇帝瘾”、一个想过“首辅瘾”，两人一拍即合！

十一月初二，苏观生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唯道、广东总兵林察等人拥戴朱聿鐭在广州就任监国，并于十一月初五抢先即皇帝位，宣布明年改元为绍武元年，史称“绍武政权”。

这不是添乱吗？两广就这么大块地方，竟然冒出两个朝廷，到底谁说了算？

苏观生“另立中央”，并没有得到抵制永历政权的“广东系”官员的支持。何吾驺、陈子壮、张家玉等人虽然不跟永历政权合作，但还是有大局观念的，不希望打内战。因此，他们更加坚决地抵制绍武政权，陈子壮还主动写信给瞿式耜，向搬到广西的永历政权“报案”。

相比于永历政权，苏观生一手遮天的绍武政权更是乌烟瘴气。苏观生哪里有做首辅的本事，纯粹是为了“过瘾”，其间闹了一个大笑话。

绍武政权建立不久，一个叫杨明竞的潮州人向广州“朝廷”吹嘘，说自己有十万精兵，满满当当地部署于惠州、潮州地区。苏观生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杨明竞为巡抚。

其实杨明竞就是个“混混”，别说十万精兵，连十个人都没有，反正吹牛也不用上税，骗得一时算一时。拿着巡抚的空头衔，杨明竞在粤东勾结海盗大肆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甚至官也不聊生。（白日杀人，悬诸贵官之门以示威，内外大扰。）

受到杨明竞的蒙蔽，苏观生认为粤东的十万精兵足以抵挡可能从福建南下的清军，便放开手脚跟朱由榔死磕。为了壮大声势，势单力薄的苏观生招抚了四姓海盗为己所用，准备与永历政权搞一次“大火并”。

同室操戈

十一月初八，朱聿鐭自立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被迫同意瞿式耜的建议，返回肇庆。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即皇帝位，以图迅速稳定广东局面。

大敌当前，永历政权并没打算跟绍武政权动武，朱由榔希望和平解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

永历朝廷派出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前往广州游说，力劝朱聿鐭以大局为重，解散广州小朝廷，服从朱由榔的领导。

苏观生“首辅”的位子还没坐热，自然不会同意，二话不说就把使者给剁了，又任命陈际泰为督师，集结军队准备进攻肇庆。

和平解决无望，朱由榔委任广东学道林佳鼎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军务，会同从韶州撤回的武靖伯李明忠所率“狼兵”，共计一万余人进剿广州。

十一月二十九日，永历、绍武的军队在三水遭遇，广东内战正式爆发。不经打的绍武军队损失惨重，督师陈际泰潜逃，林佳鼎决定乘胜轻装追击。

广东总兵林察将计就计，安排四姓海盗诈降，引诱林佳鼎孤军深入。林佳鼎不知有诈，命李明忠率军前往受降。行至三山口时，李明忠部遭遇伏击，一败涂地，只带着三十来人突围，狼狈逃回肇庆。

战报传来，举朝震惊！朱由榔想拔腿开溜，又被瞿式耜摁住了。为了保卫肇庆，瞿式耜着手招募兵勇，准备迎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瞿式耜还没准备好，广州的绍武政权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当时的两广只有两个政权，永历刚刚吃了败仗，还在准备新一轮的内战，能让绍武政权瞬间湮灭的，要么是内乱，要么是北面的外敌。

两害相权取其轻，所有人都希望是前者，但现实却是后者——清军！

清军在占领福建后，并没打算立即对广东发起进攻，因为郑鸿逵、郑成功还在顽抗，福建需要搞一次“大扫除”。但是，关键时刻就怕出汉奸，偏偏汉奸在任何时候都层出不穷。

得知清军占领福建，一个叫辜朝荐的潮阳人赶往福州，向清军献“下广之策”，“极言三月内可直达西粤桂林”。三个月就能从福建穿越广东，打到当时广西的省会桂林，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策？

其实，辜朝荐与其说是向清军“献策”，倒不如说是来给清军“答疑”。

博洛打到福州就带着郑芝龙回南京了，留在福建“善后”的是佟养甲（汉军正蓝旗人）和李成栋（嘉定屠城的那位）。

佟养甲、李成栋没有贸然进攻广东，除了需要在福建善后以外，对广东情况不甚熟悉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辜朝荐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

辜朝荐的老家潮阳地处广东、福建交界地区，他对由闽入粤的路线相当熟悉。另外，他还向清军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

——广州以东地区基本上没有南明军队防守（朱由榔隔着广州够不着，朱聿鐭、苏观生受杨明竞的蒙蔽，也没部署）；

——广州的绍武政权、肇庆的永历政权正在死掐（当时还没打起来，但势同水火）。

如此看来，三个月打到桂林，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了！

天赐不取，必受其咎！佟养甲、李成栋当即决定——不打白不打，出兵！

十一月下旬，李成栋率清军从福建出发，经潮州、惠州向广州进发。果然如辜朝荐所言，这一路基本上是如入无人之境，杨明竞所谓“十万精兵”，完全停留在口头上。为了麻痹广州的朱聿鐭和苏观生，李成栋先剿灭了负责传输情报的塘兵，接着又缴获杨明竞的巡抚大印，定期向广州“报平安”，自以为是的苏观生对此深信不疑。

十二月十五日，清军前锋抵达广州，伪装成南明军入城。由于绍武政权的大部分军队都在西面打内战，东线的杨明竞又一直报告平安无事，广州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状态。面对“从天而降”的清军，混乱的局面可想而知。经短暂交火，少得可怜的广州守军全线崩溃，朱聿鐭、苏观生自杀殉国，顾元镜、曾道唯投降，成立仅仅一个多月的绍武政权就这样稀里糊涂被灭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广州失守的消息传至肇庆，朱由榔还是想开溜，再次被瞿式耜摁住了。瞿式耜认为，以永历水、陆军队的实力，守住“东大门”三水是不成问题的。

安全第一，朱由榔不敢冒这个险，于二十六日动身前往梧州。瞿式耜主动要求留在肇庆御敌，朱由榔也不同意，带着他一起跑路，只留下两广总督朱治涧在肇庆、三水一带象征性地守一守。

逃亡之路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初一，朱由榔抵达广西巡抚驻节地梧州（位于广西、广东边境），仍觉得不安全，又逆桂江北上，经平乐逃往广西省会桂林。

李成栋大军压境，永历皇帝一路逃亡，丁魁楚心中突然有一种茫然——朱由榔即位才几天啊，自己苦心经营的广东就玩完了。跟着这么一个“扫帚星”，除了天天练长跑，锻炼出一副好身板，还能有什么前途？

朱由榔义无反顾地逃往桂林，丁魁楚决定另谋出路。带着家眷和巨额家产（据说有黄金二十万两、白银二百四十多万两），丁魁楚与朱由榔分道扬镳，向南逃往岑溪。

抵达岑溪后，丁魁楚派人与李成栋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归附清军。李成栋跟博洛学了一点长进，也开始忽悠丁魁楚，许诺让他继续经营两广。丁魁楚不知道，郑芝龙当初也是这么被忽悠的。二月，兴高采烈的丁魁楚离开岑溪，投向李成栋的怀抱。

丁魁楚真心实意想投降，但李成栋从来没想过要接纳。博洛都不敢兑现的承诺，李成栋更不可能兑现了。再说了，接收丁魁楚，李成栋不增一兵一卒，还要给他安排工作，更何况是相当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没好处，谁受降啊？

丁魁楚不是有很多钱吗？妥了！钱留下，人不要！

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丁魁楚中了李成栋的圈套，在押往广州的半道上被截杀，儿子亦被斩杀（据说幼子被李成栋的部将罗成曜收养），三百多名女家眷被分给各营士兵轮奸致死，家产全部归入李成栋的名下。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十六日，李成栋率大军进攻肇庆，于十九日进抵三水、高明。留守肇庆的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清军很快就拿下肇庆，向梧州进发。

俗话说“有其君必有其臣”，朱由榔跑得贼快，他的手下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上行下效。二十八日，防守梧州的思恩侯陈邦傅弃城而逃，清军于次日抵达梧州，广西巡抚曹烨出城迎降，让李成栋轻松加愉快地率军入城。

进入情势不明的广西，李成栋开始小心翼翼。二月初，李成栋派出小股部队向平乐、桂林方向追击侦察。

永历政权成立不到四个月，清军就从福建穿越广东，占领广西梧州，声势相当浩大，“逃跑帝”朱由榔也成了惊弓之鸟。得知平乐一带出现清军，嗅觉相当灵敏的朱由榔又想跑路，目标是广西北面的湖南。

朱由榔想去湖南，不是为了故地重游，而是有湖南来人报告，说湖南地方广阔，朝廷应当果断进取作为“中兴之本”。

事实证明，朱由榔被忽悠了。

当时，恭顺王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已经抵达岳州，准备南下扫荡湖南。指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何腾蛟能守住？想多了吧！

——至于别人信不信，反正朱由榔信了。

朱由榔想往湖南跑，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靠近广西的湖南武冈、靖州地区，是总兵刘承胤的地盘。刘承胤拥兵数万、实力雄厚，能够给朱由榔提供安全保障，至少比成天咋咋呼呼要抗清，又没多少兵可派的瞿式耜靠谱。

先不说逃往湖南是否妥当，得知朱由榔又想跑，瞿式耜彻底怒了：就知道跑、跑、跑，你是先天胆囊发育缺陷，还是想表现你腿长？

为了阻止朱由榔，瞿式耜言辞激烈地提出了三条不能逃跑的理由：

——越跑人心越散，队伍越不好带。（兹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

——你去与不去，湖南就在那里，不离不弃，想啥时候去都行（驾不幸楚，楚师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今日勿遽往，则往也易）但你离开桂林，广西指日可亡。（在粤则粤在，去粤则粤危。）

——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离开容易，想回来可就难了。（今日若轻弃，则更入也难。）

瞿式耜声泪俱下，但朱由榔不为所动、态度坚决：我没说我要回来啊？

闯荡江湖，安全第一，说走咱就走，你走我走全都走！

瞿式耜也耍横：谁想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二月下旬，朱由榔在王坤等人的怂恿下动身前往全州，准备进入湖南，瞿式耜主动请缨留守桂林，并安排从梧州撤守的陈邦傅驻扎在平乐。事已至此，瞿式耜无可挽回，只能一再上疏，力劝朱由榔从大局出发，留驻广西境内的全州。

朱由榔既怀疑瞿式耜的能力，又对清军的动向两眼一抹黑。其实，李成栋并没有乘胜扩大战果，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清军进入广西后，广东的抗清斗争就平地起惊雷，闹得天翻地覆。留驻广州的佟养甲难以应付，李成栋不得不率主力回援，因此留在广西的军队并不多。

三月初，留驻广西的小股清军进逼平乐，不明敌情的陈邦傅竟然再次弃守，逃往柳州。十一日，小股清军袭扰桂林。瞿式耜守城的军队不多，所幸此前焦琏率三百援军从黄沙镇急行军，于初十日夜抵达桂林协防，才将来犯的清军击退。

四月，情报不明又惊慌失措的朱由榔不听劝阻，执意逃往湖南武冈州，并改武冈州为奉天府，建立行宫。

朱由榔由衷地希望，这里能有一片宁静的天空，为自己的逃亡之路画上一个句号。

第十一章　惊变

难缠的对手

清军占领广州后，李成栋率主力乘胜西进，意图一举剿灭永历政权，佟养甲则坐镇广东，收拾残局。

广东不是被占领了吗？还有什么残局可收拾？两个方面：

第一，广东总共有十府，除了已经占领的潮州、惠州、广州，李成栋向西攻占的肇庆，还有韶州、南雄、廉州（今广西合浦）、雷州、高州（今广东茂名）、琼州（今海南琼山）六府掌握在南明军队的手里。

第二，清军占领广州速度太快（主要是为了抢时间），虽然一路攻占府县，但没有来得及扫清隐蔽在乡野的抗清势力。

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佟养甲派副将张道瀛、阎可义从广州出发，会同韶州总兵叶成恩率军北上，于二十九日在英德击溃南明陈课、童以振部，占领韶州。次年正月初七，叶成恩率部进抵南雄，南明守军不战而降，广东北部二府沦陷。

在南线，李成栋占领肇庆后，亲率主力西进梧州的同时，派出一部兵力往西南方向运动，伺机夺取高州、廉州等地。到正月二十三日，这股清军先后占领高州、雷州、廉州，南明“高雷廉琼”巡抚洪大擢乘船渡过琼州海峡，退守琼州。四月初，佟养甲派阎可义率水师渡海，进抵琼州，洪大擢逃走。至此，广东十府全部沦陷。

李成栋到广西追击朱由榔，佟养甲在广东扩地盘，两人忙得不亦乐乎，没想到后院竟然起火了。从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起，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在广东先后组织义师抗清，史称“岭南三忠”。

对于一路凯歌高奏的李成栋、佟养甲而言，这才是难缠的对手。

率先举起义旗的是躲在高明山中的陈邦彦。

陈邦彦（1603～1647），字令斌，广东顺德人，隆武元年（1645年）广东乡试举人。弘光建政时，在家乡设馆讲学的陈邦彦精心撰写了数万言的《中兴政要》，只身前往南京进呈弘光皇帝，结果被朱由崧讥讽为“褐衣徒步一迂儒”。

隆武建政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聿键读到了被朱由崧当做废纸的《中兴政要》，对作者的才学大加赏识，力邀陈邦彦入闽，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皇帝遇难后，陈邦彦南撤至广东。

朱由榔监国，苏观生委派陈邦彦作为“广东系”官员的“使者”，前往肇庆“劝进”。苏观生拥立朱聿鐭之后，朱由榔又委托比较正直的陈邦彦回广州劝说苏观生不要瞎胡闹。

陈邦彦回到广州之时，正赶上广东总兵林察将永历朝廷方面的林佳鼎打得抱头鼠窜。陈邦彦刚一开口，便遭到朱聿鐭、苏观生的和声痛斥：“战胜国”接受“战败国”的领导，凭什么？有本事再打！

遭到绍武政权拒绝后，不愿意看到同室操戈的陈邦彦决定隐姓埋名，幽居在高明山中。

李成栋进军广西后，陈邦彦抓紧时机下山，前往甘竹滩联络余龙的部队，开辟“敌后战场”，配合广西的正面作战。余龙是原江西总督万元吉招募的援赣部队，但还没出发，赣州就失守了，余龙只能带着两万多人在甘竹滩一带落草为寇。

经陈邦彦耐心劝说，余龙同意帮忙，与其守着穷山恶水勉强维持温饱，倒不如打到广州一夜暴富。

说干就干！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十，陈邦彦、余龙率义师击败清军水师，将敌军一百多只战船焚毁，击毙降清总兵陈虎。次日，义师进逼广州。

佟养甲是真急眼了！此时，李成栋已经拿下梧州，正在趾高气昂地向桂林挺进，跟几个月前的绍武政权一样，广州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面对数万大军压境，佟养甲赶紧派人前往广西，急令李成栋火速回援。为了麻痹义师、争取时间，佟养甲一面紧闭城门、固守待援，一面散播消息，谎称李成栋大军已在回援途中，不日将直捣义师的老巢甘竹滩。

听说李成栋马上要打甘竹滩，余龙登时慌了神：老婆、孩子、财产可都还在家里呢！（看来又是一个地理老师死得早的）来不及通知陈邦彦，余龙自己先撤了。

余龙掉了链子，陈邦彦气得干跳脚，只能放弃攻城。原因很简单，余龙带着两万多人跑了，凭自己手上这点兵马还“霸王硬上弓”，嫌命长啊？

广州没打成，陈邦彦只能退而求其次。义师在高明集结后，陈邦彦派门生马应房与余龙率舟师攻克顺德。

陈邦彦想发起第二次广州战役，但深感余龙这个大老粗太不靠谱，必须找靠谱的人“入股”，东莞的张家玉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几乎是在陈邦彦出山的同时，张家玉也在东莞万江镇起兵抗清。

张家玉（1615～1647），字玄子，广东东莞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隆武时期任兵科给事中、监军。隆武二年（1646年）初，张家玉被派往潮州、惠州筹饷募兵，招安并整编农民军精锐一万余人，组成“新营”。隆武皇帝遇难后，没有后勤保障的“新营”被迫解散，张家玉回到东莞老家赋闲。

永历元年（1647年）初，清军在东莞烧杀抢掠，激起民变，乡民叶如日组织义师奋起抗争，并盛情邀请名贯东莞的张家玉“入伙”，担任义师首领。张家玉义不容辞、欣然应允，出面指挥义师的抗清斗争。

在陈邦彦、张家玉的带动下，粤中地区掀起了一场抗清高潮，除了高明、东莞外，南海、顺德、新会、阳江、东安（今广东云浮）也有义师活动，渐成燎原之势。

后院的火越烧越大，佟养甲被烤得大汗淋漓，李成栋只得放弃进逼桂林，火速挥师回援，运气不错的朱由榔暂时躲过一劫。

李成栋率大军回到广东，正值张家玉接到陈邦彦力邀“共举大业”的书信。三月十四日，张家玉率义师攻破东莞县城，开始积极准备与陈邦彦一起进攻广州。

张家玉还没行动，李成栋的大军就到了。三月十七日，李成栋进攻东莞，寡不敌众的张家玉溃败至西乡镇（今属深圳市宝安区）休整。

从三月到六月，张家玉的义师连续转战新安（今深圳市宝安区）、博罗、连平、长宁（博罗县长宁镇）、归善（今广东惠阳）、增城等地，与李成栋部周旋。

张家玉在广州以东地区跟李成栋“捉迷藏”，陈邦彦也没闲着。趁着李成栋大军被张家玉牵制，陈邦彦联合高明义师一举攻占江门。

大家都很忙，佟养甲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尽管手上没多少兵，但玩点阴招还是绰绰有余。趁着陈邦彦攻打江门，佟养甲派兵偷袭顺德，抓走陈邦彦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妾作为人质，威逼陈邦彦投降。陈邦彦不为所动，奋然提笔，在招降书上写道：“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也。”

佟养甲决定撕票，陈邦彦也在积极谋划对广州的第三次进攻。第一次进攻是陈邦彦、余龙孤军出手，结果余龙稳不住，功败垂成。第二次联络张家玉部，结果李成栋大军回援，抢先对张家玉动手，合击计划胎死腹中。

此时，张家玉已经联络不上，就算联络上了，他恐怕也是自顾不暇，这一次拉谁“入伙”呢？陈邦彦将目光投向了在南海起兵的陈子壮。

陈子壮（1596～1647），字集生，广东南海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崇祯时期任礼部右侍郎，弘光时期任礼部尚书。南京失陷后，陈子壮乔装逃往广东。隆武建政，朱聿键委任陈子壮为东阁大学士，但陈子壮辞而不就（据说是因为曾与朱聿键结怨）。

永历建政，陈子壮被任命为中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广州失陷后，陈子壮在南海九江村举起抗清义旗。接到陈邦彦的“邀请”，陈子壮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联合行动。

陈邦彦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为了一举拿下广州，在各方面都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首先，陈邦彦通过秘密渠道，策反了投降清军的杨可观、杨景烨、黄天锡三位将领，安排他们在广州城内做内应。

其次，陈邦彦还向广州派出一大批“卧底”，这“一大批”有多大呢？说出来吓人一跳，整整三千人！——三千“花山盗”诈降清军，混进了广州城内。

最后，陈邦彦与陈子壮约定了各自的进攻路线。陈子壮的义师从九江村出发，攻击广州的西南方向，陈子壮则率舟师攻击西北方向，总攻时间定在七月初七。

城外的大军整装待发，城内的内应和“卧底”准备就绪，张家玉牵制着李成栋的主力。——天时地利人和，这次广州战役想不胜利都难，这个“七夕节”在广州过定了！

别忙着高兴，南明这个时代，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多了去了！

陈邦彦精心谋划的第三次广州战役又以失败而告终，不是内应和“卧底”不可靠，也不是陈子壮临阵退缩，而是陈子壮要么太积极，要么日子没算准，竟然早到了两天！

大家约好的七月初七行动，结果陈子壮的部队七月初五就到了。——别人还在死等，就您老人家起个大早，这不是添乱吗？

陈子壮眼看时间还早，也没有急着攻城，就驻扎在五羊驿等日子。两天时间，说长不算长，但对于清军获取情报而言，足够了。就在这最关键的两天时间里，清军从陈子壮的军队中获取了整个作战计划的绝密情报。至于具体过程，有一种说法是陈子壮家僮被清军俘获而招供，还有一种说法是陈子壮内部出了一个叛徒和尚，向清军告密。

总之，约定的进攻时间还没到，清军已经掌握了全盘计划。

得知情报，佟养甲惊出一身冷汗：这情报要是晚来两天，自己的小命恐怕早玩完了！心有余悸的佟养甲一面在广州城内大开杀戒，秘密将陈邦彦的三名内应和三千“卧底”全部处死，一面密令李成栋火速回援广州。

七月初七，陈邦彦的舟师按计划出击，在禺珠洲与李成栋回援的水师相遇。

这场遭遇战彻底打乱了陈邦彦、陈子壮的既定作战部署。由于事发突然又势均力敌，双方的遭遇战很快转入白热化，由于陈邦彦是顺流而下，又借助风向发起火攻，李成栋支撑不住，调头就跑，陈邦彦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按原定作战计划，陈子壮的部队在白鹅潭设有埋伏。黄昏时分，伏兵看到前方黑压压一片舟师杀来（其实是逃来），也没看仔细后面还有友军，就被吓得阵脚大乱。陈子壮的伏兵一乱，解除了清军的后顾之忧，李成栋转身就给陈邦彦来了一个反击，大获全胜。

第三次进攻广州失利，陈子壮逃往高明，陈邦彦率残部转战三水、高明、新会、香山（今广东中山）等地，与清军周旋。九月初，陈邦彦在前明清远指挥白常灿的接应下逃到清远。九月十九日，李成栋率大军进攻清远，南明守军寡不敌众，白常灿战死，陈邦彦被俘，九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就义。

十月初，李成栋率大军至增城，与增城守军夹击在此地驻扎的张家玉，义师寡不敌众，张家玉投水自尽。二十五日，李成栋又率军清剿广州西面的高明，二十九日破城，陈子壮被俘，后在广州遇害。至此，“岭南三忠”在广东点燃的燎原之火，基本上被清军扑灭殆尽。

“三王”下湖南

广东义师的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在永历政权最危急的时刻，将李成栋的部队牵制在广州附近，极大地缓解了广西面临的军事压力。

按常理推论，“岭南三忠”困住了李成栋，永历政权就应该派军队到广东境内活动，响应义师，收复一城是一城。瞿式耜确实伺机而动，命焦琏收复了阳朔、平乐，陈邦傅又收复了梧州，但始终没有向广东派去一兵一卒，支援义师。

这就奇怪了，就算朱由榔没有这个兴趣，瞿式耜总不会想不到吧？莫非他们真的把广西当做“世外桃源”了？

朱由榔只顾跑路是性格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瞿式耜也跟着在桂林“隔岸观火”，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还真的是迫不得已。

永历政权龟缩在广西、湖南交界地区，东面是广东，北面是湖南，两头都得睁大眼睛盯仔细！——“岭南三忠”在广东闹腾得挺欢，“清军三王”也正在将湖南搅得鸡犬不宁。

佟养甲在广州成为“铁板烧”的时候，何腾蛟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湖南的事情，还要从隆武二年（1646年）说起。

这一年的正月，堵胤锡、何腾蛟合围武昌的作战计划失利，清军顺势占领湖南岳州，何腾蛟的守军则部署在新墙。六月，清军总兵祖可法、张应祥率军向新墙发起进攻，章旷守军溃败，新墙失守。不过，清军这一次作战只是为了巩固岳州的防守，本来湖广就没多少军队，并没有南下进取的意图。

清军撤回武昌，发现对方实力不济的何腾蛟决定“还礼”，谋划发起第二次武昌战役。九月，章旷率王金才、王允成部从湘阴北上，水陆并进，准备攻占岳州后进逼武昌。同时，何腾蛟命退守常德的堵胤锡率马进忠部进抵长江，并顺流东下在侧翼接应，合击武昌。

清军驻守在岳州的，是第一次武昌战役时投降清军的马蛟麟。章旷的军队气势汹汹北上，马蛟麟赶紧向武昌求援，湖广总督罗绣锦（去年十一月接替佟养和到任）派参将韩友、高士清、惠之观南下增援。派来的领导不少，就是带着的军队不多，充其量能提供一点心理安慰。

马蛟麟气得直撞墙，对方可是上万人马啊！老子要的是援兵，不是心理医生！生气归生气，但马蛟麟明白罗绣锦也没办法，他跟佟养和一样，“光杆司令”一个。

大敌当前，援军又不靠谱，马蛟麟决定“自救”。他曾经在何腾蛟的麾下效力，对何腾蛟部队的“作战风格”非常了解，最突出的特点是“一处乱，处处乱”。只要攻其一处得手，何腾蛟的大军必然阵脚自乱、全线溃败！

章旷的军队还没到，马蛟麟与副将李显功便率领骑兵主动出击。其实，马蛟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他只有几百骑兵，要想把上万人的军队冲散，只有看运气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在章旷的“配合”下，马蛟麟成了医活死马的“神医”。章旷、王进才在陆路遭到“马神医”骑兵的袭击，未明敌情便仓皇撤回湘阴。“马神医”乘胜追杀五十里，又将王允成的舟师击溃。

章旷如此不经打，不是出卖堵胤锡吗？所幸堵胤锡、马进忠进抵嘉鱼后，探知章旷的军队溃败，果断后撤，方才避免孤军深入，保存了实力。

马蛟麟“撞大运”的几百骑兵，竟然让第二次合击武昌的作战计划彻底破产，简直太富有戏剧性了！对于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悲剧，而更大的悲剧很快就会到来。

何腾蛟在谋划第二次武昌战役时，并不知道清廷也在酝酿针对湖南的大动作。博洛平定浙江后，多尔衮决定“提速”，加快统一的步伐，作为华南门户的湖南自然首当其冲。

由于豪格、吴三桂正率大军在陕西作战，准备入川剿灭张献忠，清廷于八月十五日委任恭顺王孔有德为征南大将军，率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并配属佟养和率领的舟师，挥师南下，直取湖南。

接到诏令，孔有德等人一溜烟跑回了东北，因为他们的军队还在辽东。这么一来一去地折腾，“三王”的军队耽搁了近半年，于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抵达岳州，准备发起“湖南战役”。

“三王”的军队来得比较慢，但进攻速度相当惊人。

二月十六日，“三王”大军从陆路南下，佟养和率舟师走水路进击，南明守军顿作鸟兽散。十八日，清军进抵湘阴，章旷逃往长沙。何腾蛟急调马进忠、王允成部向长沙靠拢，但援军尚未抵达，清军已经兵临城下。

何腾蛟的部队不算少，但大部分是就地收编的山匪（如黄朝宣部）。所谓山匪，就是有肉吃的时候疯抢，要拼命的时候狂闪。眼看形势不对，山匪们哪里有兴趣跟着何腾蛟送死。黄朝宣龟缩在攸县老巢，看长沙的热闹。

长沙危在旦夕，何腾蛟、章旷在王进才部的护送下向南逃窜，于三月中旬抵达衡山，又在云南将领赵印选、胡一清的护送下逃往衡州。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占领长沙，孔有德随即在各方向重新部署，扩大战果。

长沙以西，由怀顺王耿仲明率军进攻常德，堵胤锡率领的马进忠、王允才部不是清军的对手。为了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堵胤锡率部向西转移至九溪卫（今湖南慈利附近），七月再退往永定卫（今湖南张家界）。

长沙以南，由智顺王尚可喜率领，目标是黄朝宣驻扎的攸县。大军压境，何腾蛟选择逃窜，堵胤锡选择转移，黄朝宣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投降。

黄朝宣的投降并不是无条件的，确切地说，是“接受招安”。黄朝宣的一厢情愿，倒搞得尚可喜云里雾里：我没说要招安你啊？

冥思苦想了一会儿，尚可喜搞明白了，原来对方是想比较体面地投降。尚可喜更不答应了：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谁不知道你山匪一个，换主子比换老婆还快，谁稀罕你投降？

最后，投降的事情没谈成，黄朝宣赶紧逃往衡州，攸县也失守了。

长沙以东，董英驻守在浏阳，这一路轮到孔有德亲自上。不过，孔有德没有尚可喜这么“矫情”，主动派人招抚董英。董英见大势已去，于三月初七向清军投降。

常德、浏阳、攸县先后失守，省会长沙的外围残余势力基本扫清，“三王”军队继续向南进发。

四月十四日，衡州失守，何腾蛟、章旷继续跑路，逃往永州、东安一带，黄朝宣没跑，直接向清军无条件投降了。

投降之后，黄朝宣本想谋个一官半职，继续在湖南为虎作伥，但他在湖南的名声实在太臭，孔有德可不想惹一身骚。

从山匪到官军，黄朝宣四处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引用一句教科书上的套话：恶贯满盈的黄朝宣，双手沾满了湖南人民的鲜血。

孔有德早就想除掉这颗“有奶便是娘”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了还能得民心，何乐而不为？

据说，黄朝宣被清军处死的那一天，衡州城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百姓们欢天喜地，跟过大年似的。虽说黄朝宣的死印证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老话，但此情此景，着实令人心情有些沉重，不知应该拍手称快，还是扼腕叹息。

“三王”大军占领湘南重镇衡州，杀了黄朝宣，却没有挥师南下扩大战果，而是驻扎在长沙、衡州一线休整，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从衡州到朱由榔所在的武冈，南明的军队只有刘承胤部。何腾蛟都打不赢“三王”，更别说小小的刘承胤了。如果“三王”乘胜南下，即使腿长鼻子灵的朱由榔开溜了，清军也能顺势拿下永州、桂林、梧州，将永历政权逼入西南死角。

孔有德在关键的时刻踩了刹车，并非惧怕不值一提的刘承胤和瞿式耜，而是这群东北兵将遭遇一个更加强劲的敌人——南方的酷暑！

晕倒！

没错，中暑了是会晕倒的，甚至还会死人！特别是习惯了呵气成霜、流泪成冰的北方人，南方夹杂着湿气的酷暑比任何敌人都要可怕。

这种“湿热”，中医称为“瘴气”。“瘴气”资源极其丰富的两广历来被称为“瘴乡”，所以一直都是纯天然的流放之地。凡是流放到这里的人，过上一个夏天，一旦中暑就能死掉一半。（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

对于当时的北方人而言，“谈瘴色变”绝不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敢冒险的孔有德跟朱由榔约定：秋高气爽之日，便是我们相见之时！

浪迹武冈遇“屌丝”

该说说朱由榔了，不知他在武冈（奉天府）过得可好。

永历政权“搬家”到武冈之后，“东道主”刘承胤确实挺够意思的。朱由榔有吃有喝，还不用干活，因为“政事皆决于承胤矣”。对于“南混”而言，没活干是领导的“特殊关照”；对于朱由榔而言，没活干却不是什么好兆头。

朱由榔驻跸武冈，可让刘承胤赚惨了，先从定蛮伯晋封武冈侯，五月又加升安国公。刘承胤原本就是“屌丝”一个（南京市棍），人称“刘铁棍”，其实就是“刘屌丝”。昔日的屌丝能混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步，自然是“得志便猖狂”，俨然成了“武冈版”的郑芝龙。

郑芝龙手握十几万大军，拥兵自重还算是名副其实。“刘屌丝”区区两万人，而且多半跟他一样“屌丝”（大半南京市棍），竟然也敢跟风逞能，甚至“侈然自以功盖古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保护外星人。

重兵在握的“地头蛇”郑芝龙大权独揽，都不乏大臣抵制弹劾，更别说小小的“屌丝”刘承胤了，你以为别人都是没嘴没手的软柿子，想捏哪个捏哪个，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朱由榔驻跸武冈之后，文臣、御史弹劾刘承胤的奏疏从没间断过。朱由榔听也听了，看也看了，但依旧束手无策，他这个皇帝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能把刘承胤怎么样？

当然，并不是谁都拿刘承胤没辙，只要有一支军队，就能把这个“屌丝”一脚踹下去。对于这一点，刘承胤还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尽管“三王”的军队在湖南大扫荡，但堵胤锡、张先璧等部并没有多大的损失，刘承胤首先要提防的就是这帮人。

张先璧率数万人从江西撤往武冈，并上疏朱由榔，一是请求协防武冈，二是弹劾刘承胤跋扈专权。

遭文臣弹劾，刘承胤可以全当放屁，但遭到张先璧的弹劾，刘承胤不得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为了提防张先璧进城找自己算账，刘承胤逼迫朱由榔下诏，阻止张先璧的军队入城。张先璧大为光火，索性屯兵城下，与刘承胤武装对峙。刘承胤屡次派兵出城袭扰，都被张先璧打得满地找牙。

内战一触即发，朱由榔当场就吓傻了，赶紧派人到城外宣谕，安抚张先璧。张先璧还算是顾全大局，毕竟火炮、弓箭都不长眼，万一伤到朱由榔，自己没法交代。皇帝捏在人家手里，投鼠忌器的张先璧只有妥协，改驻沅州（今湖南芷江）。

刘承胤万万没有想到，刚刚送走张先璧，一个更不好惹的人竟然不请自到——自己的老上司何腾蛟。

何腾蛟跟刘承胤打了多年的交道，早就知道这个手下是十足的“刺猬”。据说，刘承胤曾经跑到贵州黎平，胁持何腾蛟的儿子作为人质，讨要封爵和军饷。何腾蛟迫不得已，出面帮他讨得一个“定蛮伯”，方才保住儿子的性命。在湖南的军事部署中，何腾蛟将刘承胤安排在偏远的武冈，不能不说是故意的，一心想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人算不如天算，何腾蛟哪里能想到，朱由榔偏偏是有多远逃多远的货，让刘承胤捡了一个大便宜。

六月，溃逃在永州一带的何腾蛟到武冈觐见，他对刘承胤的飞扬跋扈早有耳闻，却没想到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见到朱由榔，何腾蛟开始长篇累牍、声泪俱下地弹劾刘承胤拥兵自重、祸国殃民，请求朱由榔移跸桂林。今非昔比的刘承胤毫不示弱，壮着胆子跟自己的“老领导”对着干。尽管身居高位，又有尚方宝剑在手，但在老上司的面前，刘承胤还是有些心虚。“刘屌丝”向朱由榔建议，以长沙失守为由治何腾蛟失职之罪，夺其兵权，改任户部尚书，专门负责搞后勤，省得他多嘴。

朱由榔“人精”一个，怎么可能被刘承胤牵着鼻子走。从何、刘二人掐架开始，朱由榔就“一视同仁”，全都不搭理。你们爱怎么吵就怎么吵，关我屁事！

既然朱由榔不管，刘承胤决定亲自上门，相当无耻地找何腾蛟收缴督师之印。“刘屌丝”没脸没皮，何腾蛟的心态倒还算平和，只是觉得面前的人实在是可笑至极。何腾蛟平心静气地告诫刘承胤：就你那两下子，连湖南军队中最次的张先璧都对付不了，也敢张口要兵权？我倒是可以给，你敢伸手拿吗？拿了坐得稳吗？如果哪天被湖南这群“刺头”蒸了煮了，别怪我当初没提醒你！

刘承胤一直都是在湖南混的，明白何腾蛟没骗他。在湖南各部兵马中，张先璧的部队确实只能算三流，战斗力还不及黄朝宣的山匪。要不是手里捏着朱由榔，刘承胤早被这支“三流部队”给灭了。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刘承胤撒泡尿照了照，只有悻悻离开。

阳的不行，刘承胤准备玩点阴的。

何腾蛟要返回永州，刘承胤就在半道上设伏截杀，到时候报一个“为山匪所害”。反正死无对证，人不知鬼不觉就能除去心腹大患。

刘承胤想得完美，但何腾蛟不是傻子，他太熟悉这个老部下的为人了。为防不测，何腾蛟暗中疏请赵印选、胡一清率五百精兵护送。结果，伏兵全被何腾蛟的卫队一锅端，让“刘屌丝”吃了一个哑巴亏。

堂堂的督师在半道上遇袭，刘承胤竟然装作不知道，但旁人不是白痴。堵胤锡得知消息，一面上疏弹劾，一面整军准备南下收拾“刘屌丝”。

看到堵胤锡的奏疏，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承胤“始知惶惧”，看来是真急眼了。为了稳住堵胤锡，刘承胤主动向朱由榔建议给他加官进爵，升任东阁大学士、赐尚方剑——等一等，让堵胤锡手握尚方剑，刘承胤不是等着挨砍吗？

不着急，后面还有一句：“总督江、楚军务，驻长沙，专办恢剿。”——这不是拿人穷开心吗？堵胤锡驻守长沙，你让远道而来的清军住哪儿？

堵胤锡怎么驻守长沙，怎么光复故土，刘承胤管不着，他只是想借朱由榔的口告诉堵胤锡：老老实实在湘西待着，伺机光复。有能耐拿下来——全归你；没能耐拿下来——继续蹲着。

捏着老大好办事，“刘屌丝”总算躲过一劫，但天气逐渐转凉，朱由榔在武冈的安稳日子，很快就要过不下去了。

“逃跑帝”再接再厉

在朱由榔看来，这个夏天实在是太短暂了，孔有德秋天的约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八月，“三王”军队攻下宝庆（今湖南邵阳）后，直奔永州、武冈而来。事发突然，瞿式耜恳请朝廷移跸桂林。其实不用瞿式耜提醒，朱由榔早就想跑了，但刘承胤不同意，他被困在武冈，没法跑。

刘承胤捏着朱由榔，当然不肯轻易放走。但要坚守，总得给个守得住的理由吧？毕竟清军就在眼前，想假装看不见，颤抖的大腿早把自己出卖了。刘承胤既没功夫，也觉得没必要找什么借口，索性甩出一句话“我兵多，他决不敢来”。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听不下去了：“刘屌丝”，省省吧你，你不怕闪着舌头，我们还怕笑掉大牙！

刘承胤打死不撤，朱由榔只有傻愣着干着急。刘承胤倒是想固守老巢，派部将陈友龙出城迎敌。结果可想而知，他连张先璧都打不过，还敢找清军PK，这不是嫌命长吗？

陈友龙大败而归，孔有德率清军在距武冈山三十里扎营，底气不足的刘承胤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投降。

刘承胤派人去清军大营联络，并承诺以朱由榔作为“投名状”。口气这么大，孔有德有点不敢相信，怀疑这屌丝想使诈，没有立即答应受降。其实这也不能怨人家孔有德，好处来得太容易，难免让人怀疑是骗局。

使者回来汇报，刘承胤气得直跳脚：见过傻的，没见过这么傻的！送上门来的皇帝都不要，你老孔的脑袋被门夹过？

虽然一开始就遭遇“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悲催，但刘承胤打定主意要投降，准备一条道走到黑。

为表达自己的诚意，刘承胤先安排人严加看管朱由榔，谨防他开溜，接着变换发型（剃成前秃），亲自前往清军大营与孔有德当面接洽。

前面说过，“逃跑帝”朱由榔最大的优点是腿长鼻子灵。虽然被“软禁”，但凭借灵敏的嗅觉，他闻出了一丝不祥的气息。朱由榔发现，刘承胤最近有点不对劲，总是神神秘秘的，自己门口的卫兵也增加了不少。

只需要简单的推理，朱由榔就能发现刘承胤用心险恶，自己的处境相当不妙。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跑啊！趁着刘承胤不在（跑清军大营接洽去了），朱由榔拔腿准备开溜。

此时，刘承胤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朱由榔恐怕是插翅难逃。不过，跑路这种事情从来难不倒朱由榔，“逃跑帝”的江湖雅号绝非浪得虚名。朱由榔毕竟是皇上，连忽悠带威胁，轻而易举就“策反”了刘承胤的母亲和弟弟刘承宗。在刘母的直接干预下，守门官兵搞不清楚状况，赶紧打开城门，朱由榔一行顺利逃出武冈。

孔有德的疑心，无意中让朱由榔逃过一劫。朱由榔这小子的运气，果然不是盖的！

朱由榔准备逃往靖州，但跑了二十里觉得不靠谱：靖州，不还是刘承胤的地盘吗？于是，朱由榔改变主意，走小路辗转逃入广西。

由于事发突然，朱由榔侥幸脱逃，大学士吴炳则带着太子逃往城步。结果，城步已被清军占领，吴炳与太子被清军截获，押往衢州。后来吴炳绝食而亡，太子被处死。

儿子显然是顾不上了，只要爹在，儿子要多少有多少！

朱由榔一路狂奔，在广西总兵侯性的接应下，于十月初一逃往柳州。柳州离湖南不算太远，朱由榔还是没有安全感，全然不顾瞿式耜移跸桂林的请求，准备逃往地处广西腹地的南宁府。

十一月十五日，朱由榔抵达象州，却遭到焦琏的部队拦路堵截（当然是瞿式耜指使的）。南宁是没法去了，朱由榔只有转身回桂林，命大学士王化澄护送三宫先行前往南宁。

刘承胤投降后，清军迅速占领了武冈、永州、沅州等地，吏部尚书李若星、兵部左侍郎代尚书傅作霖遇害，傅上瑞、王允成、刘承宗等人归降，何腾蛟逃往广西兴安。

湖南一役，大部分南明军队非降即逃，损失惨重。短短几个月，湖南全境已基本上被清军占领。

另外，何腾蛟还有一支“劲旅”——郝摇旗。“三王”进军湖南后，被何腾蛟派去“迎驾”（其实是“打酱油”）的郝摇旗从郴州撤离。在桂阳与清军短暂交火后，于七月撤往道州（今湖南道县），又向三百里开外的桂林靠拢。

撤到别人的地盘上，打声招呼是很必要的。

郝摇旗派人前往桂林接洽驻军事宜，瞿式耜和于元烨（时任两广总督）回答得相当爽快：不同意！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兵力薄弱的瞿式耜、于元烨倒不是担心郝摇旗拥兵自重，主要是觉得这人出身不好。“流贼”虽受招安，但本性难移。

贼穿上马甲不还是贼吗？

郝摇旗不甘心，桂林不是挺凉快的吗？第一次接洽不成，郝摇旗又派出一个阵容庞大的“使团”前往桂林磋商——包括沿路“收容”的通山王朱蕴釬、东安王朱盛蒗、督饷佥都御史萧琦和司礼监太监王坤。

瞿式耜蒙了：多大点事儿啊，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亲王、大臣都来了，居然还有个死太监。规格如此之高，瞿式耜有点拉不下脸来。但是，死性不改的于元烨始终坚持顽固立场，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别说亲王大臣加个死太监，就是天王老子加人妖也没得商量！

郝摇旗怒了，第二天就带着大军驻扎在桂林城外，向瞿式耜、于元烨示威。眼看场面将不可收拾，萧琦赶紧劝说瞿式耜出城安抚，避免同室操戈的悲剧。

瞿式耜也觉得事态严重，再这样下去的话，吃亏的肯定是自己。由于死硬分子于元烨依然立场顽固，瞿式耜只带着广西巡抚鲁可藻前往郝摇旗的大营。

郝摇旗盛情款待了瞿式耜，交谈甚欢。次日，郝摇旗入城“回访”，宾主双方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其实，瞿式耜同意郝摇旗在桂林周边驻军，不过是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的权宜之计。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像郝摇旗这样有“流贼”背景的军队？在这个问题上，瞿式耜跟何腾蛟一副德性。

郝摇旗曾经得到何腾蛟的器重，那是为了排挤田见秀等人。但风水轮流转，如今投靠瞿式耜，终于轮到自己受刁难、受排挤了。

瞿式耜想不出更高超的手段来排挤郝摇旗，还是何腾蛟“一条龙服务”的老套路：扣发粮饷、逼其抢粮、按律严惩。

郝摇旗果然中招。——废话！三天不吃饭，饿得团团转，他不中招谁中招！

瞿式耜不发军饷，郝摇旗就到处抢，善于开拓创新的瞿式耜比何腾蛟多一招：暗中指使乡民组织武装自卫。郝摇旗怒不可遏，率军剿灭乡团，在桂林周边抢得不亦乐乎。不过，瞿式耜还没有来得及收拾郝摇旗，实现“完美收官”，“三王”的军队就开始向永历政权发起“收官之役”了。

十一月，耿仲明率军进攻全州。

全州是湖南进入广西的门户，一旦失守，后面的兴安、桂林必然一路溃败。情况紧急，何腾蛟在兴安坐镇指挥，急调郝摇旗部、焦琏部北上，会同镇守全州的卢鼎部阻击来犯的清军。

郝摇旗的军队确实比较能打，于十三日痛击耿仲明部，取得了自“三王”进军湖南以来，南明方面的第一次大捷。捷报传来，“逃跑帝”朱由榔也不由得感慨：“全阳奇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何腾蛟、郝摇旗在危急时刻保住全州，原本无可奈何的朱由榔才算是心甘情愿地移跸桂林。

永历军队在北线阻击了进犯广西的清军，但南线的形势开始恶化。李成栋剿灭“岭南三忠”后，再次挥师西向，十一月重新占领梧州。

瞿式耜、何腾蛟对“流贼”有成见，认为他们贼性难改。事实证明，这种“阶级对立”情绪虽然总体上是错误的，但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至少郝摇旗有一点“贼性”没改变——太在乎老巢的安危。

这也算是“流贼”的一种共性。陈邦彦发起第一次广州战役时，佟养甲一使诈，余龙就赶紧往甘竹滩撤，生怕老巢被李成栋捅破，结果导致陈邦彦孤掌难鸣，被迫撤军。

郝摇旗跟余龙也是一脉相承，听说梧州被李成栋占领，惊出一身冷汗：老婆、孩子、家财可都还在桂林呢！如果清军乘胜北上，这可咋整？

郝摇旗也顾不得北面有什么耿仲明还是耿仲暗了，带着大部队一溜烟撤回桂林。郝摇旗的主力一撤，这仗就没法打了？何腾蛟带着卢鼎的部队也跟着南撤。焦琏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扭头一看全跑了。焦琏没兴趣搞调查分析，索性跟着领导溜之大吉，一路撤往桂林附近。

何腾蛟等人跑得不亦乐乎，最郁闷的莫过于被焦琏安排留守的副将唐文曜和全永总兵王有臣。领导都跑路了，留我们做人墙，这他妈打的什么仗？爷不伺候了！

唐文曜、王有臣不想当炮灰，当即与全永道马鸣銮合谋，于十二月十二日派人前往永州与清军接洽投降事宜。耿仲明估计是被打昏了头，怀疑这帮人是想使诈，以图拖延时间，没有答应受降。

信任感极度缺失，投降也不容易啊！

刘承胤想投降，靠出卖朱由榔（“逃跑帝”跑得太快，没卖成）。唐文曜、王有臣想投降，抓朱由榔是甭想了，只有拿拒绝投降的全州监军周震代替。接到周震的人头，耿仲明总算是正式受降了。十二月十七日，清军兵不血刃接管全州。

全州失守，何腾蛟真的感觉到麻烦大了，赶紧返回兴安坐镇指挥，调兵堵截清军。但是，郝摇旗担心李成栋北上威胁老巢，只派部将罗中军率领一千骑兵前往兴安协防。

一千人，塞清军的牙缝都不够！

永历二年（1648年）二月，清军从全州向桂林推进，何腾蛟眼看不敌，在胡一清的护送下临阵脱逃。主帅擅自撤退，导致罗中军的骑兵陷入重围，全军覆没。

二月二十一日，清军攻破桂林的北大门严关，桂林已经危在旦夕。紧接着，清军进攻灵川，驻守在此的郝摇旗部遭清军击败，撤回桂林。

瞿式耜想保住桂林，但能够调动的部队实在少得可怜，特别是实力最强的郝摇旗根本不跟瞿式耜合作。饱受瞿式耜几个月的刁难和排挤，罗中军的一千骑兵又因为何腾蛟不负责任而全部战死，再加上灵川战败，郝摇旗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

桂林保卫战？扯淡！

朱由榔又想跑了，看这次的形势，恐怕不跑还真是不行。瞿式耜依然上疏劝止，反复强调死守桂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背城借一，胜败未知”。朱由榔怒了：咱们就这么点人，还说什么“胜败未知”，哄鬼呢？你不就是嫌我活着碍眼吗？（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

次日，相当窝火的朱由榔从桂林出逃，奔向“神往已久”的南宁府。同样窝火的瞿式耜拒绝随驾，带着何腾蛟、焦琏等将领留在桂林地区，与清军周旋。

对于清军而言，永历政权一伙人还是挺容易对付的。朱由榔是“逃跑帝”，丁魁楚是投机分子，何腾蛟只会添乱，瞿式耜、堵胤锡倒算得上是人才，只可惜掌握的兵力太少。

永历建政以来，在“逃跑帝”朱由榔的率领下，南明军在湖南、两广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南明就先后丧失了广东、湖南两省，以及广西的梧州、全州等地，甚至贵州的黎平府也被“三王”率领的清军攻占。永历政权的生存空间一步步地压缩，朱由榔却始终不改逃跑的初衷。

三月初十，朱由榔抵达南宁府。经历了一路惊魂，“逃跑帝”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第十二章　敌后

各自为战

永历时期，朱由榔率领的“逃跑朝廷”与东南沿海相距甚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少有交集。这种复杂的局面，给叙述南明的历史增添了一些困难。

为了确保情节的完整性，我只能通过频繁“换台”的方式，分开阐述永历朝廷和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这种方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错觉，比如前面发生过的事、死掉的人，后面可能又会提及，所以先提前说明一下。

好了，现在开始第一次“换台”。

相比于“正面战场”的顺风顺水，清军在福建、浙江等“敌后战场”却屡屡受挫，鲁监国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纷纷点燃抗争之火，搅得东南沿海不得安宁。

敌后抗清的主战场，自然非福建莫属。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带着投降的郑芝龙走了，鲁监国在郑彩的护送下来了。这一退一进，特别是佟养甲、李成栋在辜朝荐的忽悠下进军广东，福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扭转。

清军在福建防守空虚，南明残余势力得到喘息和补充，并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轰轰烈烈的抗争。不过，福建的形势远比广东要复杂得多，因为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盘，南明的抗清势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鲁监国朱以海，驻地长垣，主力是建国公郑彩的部队，主要将领还有定西侯张名振（驻舟山）、同安伯杨耿（提督）、定远伯郑联（总兵）、闽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鹤芝、荡湖伯阮进（驻舟山）等。

——“闽系”，“名誉老大”是郑鸿逵，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负责具体作战指挥，驻扎在厦门、金门地区。虽然郑芝龙曾经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随主子投降，又被郑彩、郑联分走一部分，所以郑鸿逵、郑成功撤到金门时，并没有带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绅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师，将他们单独归成一类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人“反清”是必须的，但反了之后服从谁的领导很难说，鲁监国、隆武（郑成功代表）、永历都是可能的选择。如果觉得选谁都不合适，那就自己领导自己。其次，即便选择其中一个投靠，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还是单打独斗。

三大派系的关系比较微妙，鲁监国指挥不动郑成功，郑成功也不敢拿鲁监国怎么样，地方义师更是抓瞎。尽管抗清的武装遍地开花（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曾向朝廷奏报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好在大家还比较能够顾全大局，互不干扰，只是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作战计划随心所欲，相互协同就更谈不上了。

有人说，福建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装的战斗力，为清军进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统一指挥是否能够提高战斗力，关键要看是否有人能够胜任。湖南倒是何腾蛟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溃败。后来的事实证明，凭朱以海、郑成功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水平，都不足以指挥“大兵团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乱建制、各自为战，不仅清军看着乱，自己都觉得相当乱，福建才有可能撑得更久。

此时的福建，确实已经成了一团浆糊！

“浙系”方面，鲁监国趁着清军兵力空虚，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长垣誓师，着手准备收复失地。誓师之后，率先动作的是驻扎在海坛岛的周鹤芝，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

周鹤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盗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济贫、闻名乡里。在此期间，周鹤芝与倭寇打过交道，并让儿子拜倭寇首领撒斯玛为义父。崇祯时期，周鹤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缉私警”。隆武时期，周鹤芝被任命为水师都督，调往舟山，协助黄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玛后来做上了倭国的大将军，周鹤芝就想凭借自己的“海外关系”去倭国借兵抗清。黄斌卿不同意，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没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刚烈的周鹤芝愤然离去，返回福建。郑芝龙决意投降清军，周鹤芝以死相谏未果，率部撤守海坛岛，继续跟清军死磕。

长垣誓师后不久，周鹤芝率兵攻占福清的海口镇，一度占领了近五个月。六月，清军攻陷海口，驻守在此的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战死，周鹤芝被迫退守海坛火烧屿。

周鹤芝出师不利，急于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贼先擒王”，于二月初八派兵进攻福州。清军虽然兵力空虚，但留守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朱以海也没多少军队，省会福州根本就啃不动。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后派兵进攻兴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认为，驻守两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将领，兴化是张应元，福清是张心裕，应该比较容易策反。

事实证明，朱以海还是太天真。张应元、张心裕比正儿八经的清军还要狠，铁了心地当叛徒，“浙系”军队再次败北。

七月，鲁监国决定亲征，调集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等部，进攻福州，结果再遭败绩。

两次直取福州败北，朱以海认真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凭自己手上的兵力，想打大城市是不可能了，搞“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王道。九月，朱以海出奇兵袭击福州外围的沿海地区，先后攻占罗源、连江两县，次月又光复了长乐、闽清、宁德等地。至年底，清军盘踞的省会福州稀里糊涂地成了前线，频繁遭到南明军队的“骚扰”。

鲁监国带着“浙系”军队（其实主力还是福建的郑彩），在福建毫不客气地攻城略地，大有喧宾夺主的气势，郑成功率领的“闽系”当然也没闲着。

永历元年（1647年）二月初一，郑成功率军攻克海澄，次日向漳州进攻，但兵力有限，没能攻下来。清军没让郑成功在海澄多待几天，二月初五便攻占海澄，郑军被迫撤退。六月，郑成功率军再次进攻漳州，还是没攻下来。

郑鸿逵、郑成功脱离郑芝龙的控制撤到金门，手上兵力不多，几个月来主要是制造战船兵器、募练兵勇、筹集粮草，守不住海澄、拿不下漳州实属正常。

看到朱以海的“浙系”越战越勇，自知实力不济的郑成功开始坐不住了。

八月，郑成功将“闽系”军队集结于桃花山，并联络御史沈佺期、光禄寺卿林桥升等起兵响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泉州战役。

驻守泉州的是清军提督赵国祚，还有溜石寨参将解应龙配合防守。郑成功的军队一攻城，解应龙就率军从溜石寨钻出来，袭击郑成功的侧翼和后路。

攻了几次城没攻下来，郑成功发现不对劲，怎么侧翼和后路总是被抄？郑鸿逵、郑成功商议，要想拿下泉州，首先得把解应龙干掉，省得他总是出来捣乱。

九月初三，郑成功以攻城为饵，引诱解应龙出击，并在半道上设伏，将解应龙的军队一举歼灭，并乘胜捣毁了溜石寨。

没有溜石寨的支援，泉州俨然成了一座孤城。赵国祚突然警觉起来，一面严密布置城防，一面紧急探查内应，几天时间就抓出了不少被郑成功策反的“眼线”。

泉州被围困，赵国祚密调漳州守将王进前来救援。王进倒是不敢抗命，但手上只有一千五百人，他必须掂量一下，到底是去救援，还是去送死？

王进灵机一动，谎称自己带着数万潮州援军，要直捣郑成功的老巢安平。为了将戏演得逼真，王进率军向安平方向一路狂奔。

“眼线”都被赵国祚干掉了，郑成功彻底抓瞎。得知潮州有数万人要杀到自己的老巢，郑成功果然中计，赶紧分兵撤守，留下郑鸿逵继续攻城。

郑成功率主力往安平撤，王进突然转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泉州城下，与赵国祚里应外合，夹击郑鸿逵的攻城部队。郑鸿逵还没搞清楚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帮人，便全线溃败，撤回金门。后来，郑成功得知王进的援军只有区区一千多人，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拿脑袋往墙上撞。

尽管“浙系”、“闽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地方系”的抗争却搞得如火如荼，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郧西王朱常湖等人率领的义军。

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初四，活动在闽北地区的郧西王朱常湖与王祁、李长蛟率义军攻克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清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建宁知府高简战死。义军占领建宁府后，又连克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松溪、政和、寿宁等地。

朱常湖所率义军在福建北部地区的活动，让浙闽总督张存仁如坐针毡。前面提到过，仙霞关是浙江进入福建的主要通道，穿过仙霞关之后可以直抵福建的浦城。朱常湖义军占领的这些县城，恰恰是在福建境内给浦城来了一个“半月形包围圈”。

浦城一旦被义军占领，从浙江通过仙霞关进入福建的主要陆路通道将完全中断。清军想从浙江进剿，刚进门就得挨踹。海路就更指望不上了，就清军水师那点家底，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收拾起来都不费力气。

如果浙江与福建的联系被切断，任其自生自灭，那么南明军队拿下整个福建不过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福建失守，等于是将广东的佟养甲、李成栋扔下不管（当时“三王”正在避暑，尚未打通湖南）。

一座小县城关乎华南的局势，杭州的张存仁不敢有丝毫懈怠与侥幸。

眼看浦城危急，张存仁一面向多尔衮奏报，说福建“遍地是贼”，一面砸锅卖铁地调兵遣将，好不容易抽出一千兵马，于七月下旬驰赴浦城。

八月初九，义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的援军击溃，李长蛟阵亡。朱常湖、王祁决定调整进攻方向，往沿海地区推进，以图联络“浙系”和“闽系”。十月十三日，义军围攻福宁州（今福建霞浦）。

清军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负隅顽抗，义军将福宁州围困了四个月，福宁城内“士民饿殍过半”。次年二月初五，弹尽粮绝的清军被迫出城讲和，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增援。结果，时间倒是拖延了，但是援军迟迟不到。没办法，张存仁也是“光杆司令”一个。

四月初五，义军攻陷福宁州。

除了朱常湖的义军以外，兴化府也在七月爆发了王继忠、王时华等人组织的绅民起义，并于八月将兴化重重围困。十一月，清福宁道彭遇恺、巡按御史周世科赶来救援，义军被迫撤入山区。由于福州遭到朱以海的“浙系”军队“骚扰”，周世科率军回援，义军再次出山围攻兴化，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

永历二年（1648年）初，被郑芝龙胁持降清的隆武大学士朱继祚获得清廷批准，从北京返回原籍福建莆田。朱继祚一回来就“原形毕露”，坚定支持义军的抗清斗争，并秘密策反了彭遇恺作为内应。义军会同“浙系”杨耿的军队发起总攻，里应外合攻取兴化，守将张应元溃败，逃往仙游。

至此，福州已完全处于“浙系”、“地方系”朱常湖义军和朱继祚义军的包围之中，几乎成为一座孤城。

吴胜兆的反水

几股错综复杂的势力将福建搅成了浆糊，陷落已久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不消停，同样上演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十六日，投降清军后担任苏州、松江提督的前明降将吴胜兆宣布“易帜”，掀起了长江下游南岸抗清的新高潮。

一个地方军事主官反水，总得有原因吧？

民族大义？——狗屁！要是有大义，当初直接成仁拉倒，投哪门子的降？

嫌官小？——清廷挺够意思了！吴胜兆以前在明军中不过是担任指挥之职，属于下层军官，能够升迁苏松提督（相当于苏州、松江军分区司令员）已经很不错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辽人”身份，又跟随多铎大军南下屡立战功（由于弘光军队一触即溃，功也比较容易立），想做提督？做梦去吧！再说了，吴胜兆在弘光政权垮台后就担任此职，如果真嫌官小，早撂挑子不干了，何必苦苦等待两年？

到底是什么逼反了吴胜兆呢？——答案：自找的！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吴胜兆奉命开赴吴江围剿太湖义师。吴江是他的辖区，吴胜兆自然义不容辞。不过，正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动武，吴胜兆更加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一边剿贼，一边抢劫。最后义师要么被剿灭，要么被吴胜兆收编，江苏、浙江边境被搅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吴提督把人赚来了，把钱赚来了，把邻近的浙江给赚进去了。

时任浙闽的张存仁看不下去了：吴胜兆你个王八蛋，你是去剿贼，还是去做贼？张存仁奏疏一上，吴胜兆被罚俸六个月。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处罚已经相当轻了，对于吴胜兆而言无关痛痒。他在吴江抢了一大堆财物，六个月的俸禄连零头都赶不上，全当“上个税”了。尽管如此，挨了罚的吴胜兆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毕竟钱财事小，面子事大。

倒了一次霉，吴胜兆心里还没消停，闹心的事又来了：驻节苏州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向南京的洪承畴上疏，密告吴胜兆意欲谋反。

躺着也中枪，吴胜兆抑郁了！

别忙着委屈，江宁巡抚土国宝是有充分证据的！

土国宝和吴胜兆，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一起待在苏州，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土国宝不服气的是，吴胜兆仗着有兵权，全然不把他这个巡抚放在眼里，分赃也没他的份。这还了得？尽管还在战争时期，但清廷学习明朝“以文制武”的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土国宝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制度的“红利”，原因只有一个——吴胜兆飞扬跋扈、藐视上司，他这种态度只有一种解释：想造反。

土国宝言之凿凿，但洪承畴不是傻子，这种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都是前明官员玩剩下的把戏。吴胜兆谋反？给他八个胆，他也不敢！

话虽这么说，洪承畴也不能坐视俩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事情闹大了，万一捅到北京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为了息事宁人，洪承畴做起了“和事老”，既不采信土国宝的告发，又同时命吴胜兆移镇松江。

接到调令，吴胜兆火冒三丈：这不是拉偏架吗？凭什么滚蛋的是我不是他？

其实，洪承畴并没有“拉偏架”的意思，在不调整两人职务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选择。土国宝是文臣，虽然松江也归他管，但驻节苏州是朝廷圈定的，洪承畴没权力乱动。作为武将的吴胜兆就不一样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移镇辖区内的松江也还说得过去。

洪承畴没想到，吴胜兆一“误会”，麻烦可就大了。吴胜兆收编的原义师首领戴之俊、吴著趁机策反，怂恿吴提督“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清！

吴胜兆最近相当倒霉，过得也比较憋屈，通过收编义师，自己掌握的军队也扩充到了四千人之众，但要在“敌占区”反水，与强大的清军为敌，吴胜兆还真没这个胆。

为了坚定吴胜兆的决心，戴之俊、吴著谎称钱谦益在苏州被抓了，煞有介事地说吴胜兆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一旦被清军拿获，吴提督的项上人头可就不姓吴了！一番“讹诈”之后，戴之俊又给吴胜兆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可以利用陈子龙的关系，与舟山的黄斌卿接上线，寻求支援。

身处旋涡之中，性命堪忧，又有“后门”可走，反水有了底气，吴胜兆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反他娘的！

“后门”陈子龙不用多介绍了，著名的“愤青”一个。弘光政权覆灭后，陈子龙在太湖地区组织义师抗清遭遇失败，此时正在故里松江闲居。戴之俊登门求助，陈子龙欣然应允，一面写信联络黄斌卿，一面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坚定其反水决心。

吴胜兆的计划是以所率四千兵马夺取苏州、松江，黄斌卿的援军布置到江阴、镇江一线，牵制南京的援军。苏、松得手后，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清军忙着清剿福建、广东和湖南，南京的兵力十分空虚，这个作战计划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次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尽管有陈子龙的来信，但一味只图自保的黄斌卿不想跟着瞎掺合，免得惹火上身。

清代文学家全祖望评价黄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实在是一语中的！

幸运的是，舟山虽然是黄斌卿的地盘，但张名振、张煌言等“浙系”将领也驻扎在舟山，未必是黄斌卿一个人说了算。张名振、张煌言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苏松可以作为前沿基地，联络太湖一带仍在活动的义师，一举扭转长江下游南岸“敌占区”的力量对比，发展抗清运动。

黄斌卿难排众议，被迫同意派出水师响应吴胜兆反水，双方约定四月十六日举事，吴胜兆派部将詹世勋、高永义到江边接应援军。

在沈廷扬（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督浙直水师）、张名振、张煌言、蔡聪（黄斌卿小舅子）的率领下，舟山水师浩浩荡荡驶向长江口。

做“海漂”必须永远牢记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

四月十三日，舟山水师在崇明岛附近遭遇飓风，船只损毁比较严重，主要将领纷纷落水登岸。由于是在“敌占区”，除了张名振在一位僧人的暗中保护下返回舟山外，登岸的将领先后被清军俘获。张煌言运气比较好，据他后来回忆，自己“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最终还是回到舟山。沈廷扬和蔡聪就比较惨了，被清军抓个正着，于七月初三慷慨就义。

飓风过后，尽管舟山水师的大部分船只还能作战，但主将纷纷落水，水师只有原路返回。到了约定的日期，吴胜兆派去接应的部队并没看到援军。詹世勋、高永义感到事情不妙，索性再次反戈，率兵拘捕了吴胜兆，戴之俊、吴著被当场杀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吴胜兆还没动起来就被逮了，实在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不过，与其归罪于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更贴切。黄斌卿先是首鼠两端，在张名振等人的压力下被迫派军，接着遭遇飓风，“浙系”将领纷纷落水，黄斌卿借坡下驴，不再派出一兵一卒。

黄斌卿不给力，吴胜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主要体现在保密和“政审”两个方面。造反的谋划应当在绝密的状况下进行，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唯独吴胜兆不知道。自从定下反水的决心之后，“表现欲”极强的吴胜兆四处“炒作”，唯恐他人不知自己很快就要“一鸣惊人”，还很不地道地将陈子龙、夏之旭等人一起“炒作”，搞得满城风云、人尽皆知。

吴胜兆决定反水，并变换发型，但詹世勋一直持反对态度，高永义虽然口头上赞同，却在行动上打退堂鼓，不愿割发。这些反常的举动，没有引起吴胜兆足够的重视，不但不搞严格“政审”，还将这俩意志不坚定的货派去接应援军。即便援军按期抵达，很难说他们会按作战计划引导援军开赴指定地点，说不定奔着清军大营就过去了。

尽管苏松反水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洪承畴觉得还是有必要到苏州稳定一下局面，虽然吴胜兆被逮，但残余势力未除。

四月二十二日，洪承畴派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的满兵提督巴山率军抵达苏州，一面深入太湖地区清剿义师，一面在苏州、松江大肆搜捕反清义士。陈子龙被羁押到南京的吴胜兆告发，隐姓埋名逃往嘉定，又辗转逃到昆山，但还是没能躲过清军的抓捕。

五月十三日，一代“愤青”陈子龙在押解途中跳河自尽。经清军“地毯式”的大搜捕，太湖地区的抗清势力被剿灭殆尽。

“五君子”

永历元年（1647年）冬天，沉寂许久的浙江再起波澜，发生了“五君子”反水事件。

所谓“五君子”，只是一个概数，其实不止五个人。或许源自于中国人崇尚的中庸，太多了记不住（梁山泊人多，一百单八个，光是三十六天罡就够你背上半天），太少了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统称为“五君子”。

“五君子”的带头者是当年“六狂生”之一的华夏，他与董志宁（也是“六狂生”之一）、王家勤、屠献宸等人密谋，择机在浙江起事，一举拿下绍兴、宁波两府，以图恢复浙东的抗清态势。

虽然不止五个人，但最多不过十几个“愤青”，说委婉一点，知识分子势单力薄，说直白一点，一群书生，就算有成百上千，不会使枪，不会弄棒，能掀起多大的浪？翻翻墙也就罢了，敢造反？长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华夏等人是“愤青”不假，但事态还不至于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五君子”敢反水，当然是“肚子里有货”。不仅有货，而且货还不少。

其一，华夏与宁波城内的降清将领陈天宠、仲谟（原系史可法的部将）交好，可以策反。

其二，附近四明山中有王翊（原兵部职方司主事）、李长祥（原御史）率领的义军活动，他们愿意与“五君子”合作举事，下山抗清。

其三，可通过御史冯京第走“后门”，联络黄斌卿的军队登陆响应。

华夏的作战计划：王翊义军突袭绍兴，得手之后与前来响应的舟山军队会合，在陈天宠、仲谟的接应下攻占宁波。一旦占领绍兴、宁波两府，浙东的形势将发生扭转，从而建立稳固的抗清基地。

这个计划似曾相识，其实跟吴胜兆的反水计划差不多，但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王翊义军是抗清的老部队，而且长期活动在山区，保密和“政审”比较靠谱；

——宁波城内有内应，可极大地减少攻城阻力；

——宁波距离舟山较近，有利于黄斌卿及时响应。

虽然优势明显，但黄斌卿到底是否同意出兵，还是比较让人揪心。半年前为了接应吴胜兆，结果仗还没开打，却落得个船翻人散的悲惨结局。按黄斌卿的品性，这一次应该打死也不愿出窝。

出人意料的是，黄斌卿居然非常爽快地同意出兵。黄斌卿如此反常，冯京第的游说只是次要原因，主要是他看到了切实的利益，在家门口“入股”至少比跳到江苏去凑热闹要靠谱得多。

如果能够顺利拿下宁波、绍兴，就华夏和王翊的实力来看，无异于给黄斌卿打工。黄斌卿不仅能够扩大势力范围，还能在“敌占区”与舟山之间增添一道屏障。另外，宁波与舟山隔海相望，危险系数要小得多。

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谁不干谁是傻子！

得到舟山的积极回应，华夏与王翊、黄斌卿约定，趁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之际，于十二月初四举事。

黄斌卿同意出兵，舟山到宁波这么短的距离，海上也出不了什么岔子。遗憾的是，“五君子”成了2.0版的倒霉蛋，这次举事还是以失败告终，不是黄斌卿掉链子，而是华夏那里出了纰漏。

吴胜兆的失败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想造反，保密和“政审”是相当关键的！在这个问题上，王翊的义军不会有大问题，但到华夏这里，风险系数就比较大了。

前面说过，“五君子”不止五个人，掌握核心机密的知情人不下十个人。人越多，保密越困难。再加上又是一群书生，简直就是要老命了！

倒不是贬低书生，书生有两个特点：爱找同道中人、社会经验缺乏。总之，比较好糊弄。谁暗中骂清廷两句娘，就被他们当成自己同志了，口无遮拦地将整个作战计划娓娓道来、和盘托出。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传到谢三宾这儿来了。谁也没料到，谢三宾早就是降清的铁杆分子了。弘光政权垮台后，浙江掀起了抗清的高潮。当时，华夏奉命赴定海游说防倭总兵王之仁入伙，几乎同时来见王之仁的还有谢三宾，只不过是替清军策反的。最后，王之仁将谢三宾撂在一边，跟着“六狂生”一起抗清。

谢三宾虽然投降了清军，但一无功绩、二无背景，没能得到录用，此时正待在鄞县无所事事。得知华夏等人密谋“反叛”，谢三宾终于找到了立功的机会，赶紧向清军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

密谋暴露，华夏等人还蒙在鼓里，秦世祯立即改变移驻天台的计划，决定先发制人，调兵进攻四明山。毫无准备的王翊被打得措手不及，仓皇逃窜。

谢三宾知道作战计划，但未必清楚密谋者到底有多少人。不过，王翊补上了这个缺。由于事发突然，清军在王翊的老巢缴获了一批相互联络举事的密信。不仅铁证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军按名字抓人，“大鱼”一个也不会漏。

十二月初二，华夏被捕。随后几天，除了董志宁得以逃脱，其他参与密谋者先后被清军捕杀。约定日期未到，举事的主谋、主力均被铲掉，作为内应的陈天宠、仲谟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浙江发生的这一切，远在舟山的黄斌卿并不知情。当舟山水师按计划增援时，遭遇清军的强力阻击，交战整整一天，舟山水师损失战船数十艘，副将李让战死，被迫返航。

继吴胜兆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清行动再一次胎死腹中。

王光泰起义

敌后的抗清斗争并非局限于江南，清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子其实也很难过。其中，比较大的是发生在襄阳、郧阳（今湖北郧县）一带的起义。

领导起义的人叫王光泰，但这次起义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关系。王光恩绰号“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领之一，崇祯时期接受朝廷招抚，驻守郧阳。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阳总兵。

王光恩镇守襄阳，郧阳巡抚潘士良也驻节在襄阳，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发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贼”出身，王光恩对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进士出身（潘士良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还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样投降吗？我王光恩投降还能升总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从中央滚到地方，还有脸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干不过手握枪杆子的“地头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诬陷王光恩谋反。多尔衮没有洪承畴的好脾气，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这种典型的文武相争，所谓谋反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为什么多尔衮会信以为真呢？并非多尔衮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盘。既然是“流贼”，现在不谋反不代表以后也不谋反。襄阳地理位置重要，万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烦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万的军队！

多尔衮决定，与其和稀泥，不如趁机收编，清除隐患。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王光恩被押赴北京，多尔衮空降杨文富来接任襄阳总兵、漆尚友任右营副将。

这个无耻的意图未免太明显了，王光泰（绰号“关索”）、王昌、李世英等人忍无可忍，决定反水。四月二十九日，王光泰、王昌、李世英率八千人在襄阳起兵，斩杀了杨文富、漆尚友以及分巡下荆南道甘文奎、襄阳知府杨矿、襄阳府推官李实发、襄阳知县潘朝佑等地方官员。

五月初三，起义军转战郧阳，捕杀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知府董有声、郧阳府同知刘璇、郧阳府推官孙阳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郧阳行都司表捷等地方官员。

总之，襄阳、郧阳两府及各县的官员基本上被杀了个遍。

起兵之后，王光泰一面向湖南的何腾蛟通报情况并寻求支援，一面就地发布告示，招募兵勇，扩充力量。

且不说何腾蛟自顾不暇（“三王”此时正在大举进军湖南），就算有兵可派，以何腾蛟后来的品性，也不见得会施以援手。像王光泰这样的“流贼”，何腾蛟想挤兑走都嫌麻烦，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往前凑热闹！

接到消息的永历朝廷思前想后，虽然派不出一兵一卒，但还是破天荒地甩过来三顶帽子：王光泰授郧襄提督之职、王昌授郧襄总兵、李世英授河南总兵。

王光泰气不打一处来：帽子能当枪使，还是能当钱花？别说郧襄提督，即使是授“招抚江北大学士”，又能有什么用？清军又不是吓大的！

接到湖北的报告，多尔衮最开始还是想和平解决，毕竟湖南正在打仗，湖北的阵脚不能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摁下去。为了安抚王光泰，多尔衮曾一度释放王光恩表示诚意，但是王光泰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在襄阳、郧阳“大闹天宫”。

多尔衮见这招不好使，一面处死王光恩，一面命湖广提督孙定辽从武昌率军镇压。六月十一日，清军前锋进抵距郧阳仅四十里的安阳口，王昌出城迎敌，将清军打得七荤八素，孙定辽当场阵亡，副将李显功被擒杀。

七月十八日，多尔衮又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率军前往湖北镇压。喀喀木还在路上，起义军便已开始向河南推进。九月十九日，王光泰率军进攻河南淅川，由于兵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又遭遇清军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的阻击，攻城没有成功。

不久后，喀喀木大军进抵河南，会同河南、湖广的清军向郧阳逼近，王光泰、王昌被迫撤回郧阳。李世英率部逃往兴安（今陕西安康），准备与米国轸率领的义军会合。他并不知道，米国轸已被进剿张献忠的博洛、吴三桂大军消灭。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世英部被清军兴安总兵任珍击溃，李世英阵亡。

由于清军来势凶猛，自知不敌的王光泰、王昌为保存实力，率部经房县入川，在夔东山区与刘体纯、袁宗第等人率领的大顺军残部会合，继续坚持抗清。

想灭我？没这么容易，等几年再说吧！

第十三章　中兴

“毁三观”

时间进入永历二年（1648年），“逃跑帝”朱由榔依旧在广西上演着“亡命天涯”。尽管郝摇旗在全州痛击了耿仲明，但一场局部战役的胜利并不足以改变广西的颓势。对于北京的多尔衮而言，清军进攻全州受挫算不上什么，荡平两广、一统天下已经指日可待。

新的一年，朱由榔压力山大，多尔衮志在必得。但是，北京和广西所有的预感与猜想，即将被一桩足以“毁三观”的事变彻底颠覆。

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军江西提督金声桓在没有任何策反、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易帜”，反清复明！

事发突然，令全天下之人大跌眼镜！——曾经的“死硬分子”金声桓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这场惊变的来龙去脉，还得从金声桓这些年的传奇经历说起。

金声桓（？～1649年），字虎臣，辽东（今辽宁辽阳）人，世袭军户。清军攻陷辽东后，金声桓只身入关，投奔总兵黄龙麾下，后转入左良玉部，累功升任总兵。弘光元年（1645年），左良玉发动叛乱，结果半道病死。其子左梦庚被黄得功击败，率部投降清军。

左梦庚一投降，很快就被阿济格带回北京。上司做了“北漂”，一起投降的金声桓却有自己的算盘——军队就是生命，不能没有兵权！金声桓恳请阿济格让自己留在江西，为清廷开疆辟土。

阿济格本来就只想“擒贼先擒王”，如果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将领都往北京送，多尔衮非骂娘不可：还嫌“北漂”不够多是不是？既然有人自告奋勇帮忙打江山，阿济格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命金声桓率旧部任清军的江西总兵。

为了防止金声桓坐大，阿济格还给他配了一个名叫王体中的搭档，担任副总兵。这个人原系大顺军白旺部的将领，李自成遇害后，他将白旺杀害，率部降清。此时正好没地方安排，索性两人做个伴，以达到相互牵制的目的。

虽然金声桓名为江西总兵，但在江西的十一府中，清军控制的只有最北面的九江府。更重要的是，多尔衮似乎忘了江西这一茬。阿济格大军已经回撤，南京的多铎大军也正在准备回去避暑，金声桓、王体中的“空头衔”估计要多顶一阵子。

不过，金声桓、王体中都是名副其实的牛人，至少比南明的将领强很多。清廷尚未考虑出兵江西，他们却着手准备给新领导一个惊喜。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下旬，金声桓、王体中派人前往南昌搞“讹诈”，谎称二十万清军不日将进攻南昌。

说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谁信？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有一个重要人物信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邝巡抚不仅信了，而且一溜烟跑了。眼看邝巡抚成了“邝跑跑”，南昌军民更无守城之志，于六月初四派代表前往九江迎接“解放大军”。金声桓、王体中率部一路观花赏月，于十九日抵达南昌。

兵不血刃占领南昌，信心倍增的金声桓打起了新的算盘——江西好像是我的地盘，关王体中屁事？

在金声桓看来，己欲达而灭人，最该灭的就是搭档王体中。

想法很独到，但金声桓未必有这个能力。原因很简单，王体中手下有几千人，而金声桓的所谓“旧部”，只有区区几百人。

兵力如此悬殊，怎么才能拿掉王体中？

硬拼肯定是不行的。在单兵素质、作战协同能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南昌城做隔壁邻居，又无险隘可利用，几百人想PK过几千人，基本上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显然只能是智取。

金声桓不愧是军中“老油条”，很快就想到了两招：一是擒贼先擒王，二是策反内应。

闰六月，“剃发令”传至江西，金声桓的机会来了，因为王体中坚决不愿意变换发型。七月二十一日，出兵清剿抚州的王体中返回南昌，金声桓暗中串通王的部将王得仁（江湖人称“王杂毛”），于七月三十日将王体中暗杀，并一举扫除其亲信势力，“王家军”从此改打“金”字旗了！

统一旗帜之后，金声桓开始大踏步进军江西。八月，金声桓率部先后攻克抚州、吉安、广昌（今江西上饶）、袁州（今江西宜春）等府，俘获永宁王朱慈炎、江西巡抚“邝跑跑”，并击溃逃窜至江西境内的黄朝宣部。至此，除了南部的赣州、南安两府，江西大部尽入清军之手。从五月下旬算起，金声桓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就横扫江西大部。在此期间，清廷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支援江西。

凭此功绩，金声桓有足够的底气傲视群雄，更有足够的资本向清廷讨封求赏。隆武二年（1646年），金声桓向清廷上疏，请求朝廷准许自己在江西“节制文武”、“便宜行事”。在金声桓看来，自己凭一己之力便拿下江西，多尔衮自然是大喜过望，有功者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己的要价也还算公道。

但是，朝廷的回复让他很失望，多尔衮当即驳回请求，金声桓仅升任江西提督之职，总兵由王得仁接任。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官升一级也不错。金声桓没有想到，后面竟然还有一道任命：章于天任江西巡抚、董学成任江西巡按。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金声桓归他们两人管。

金声桓彻底怒了：打完江山就让我当孙子，亏你们做得出来！

其实，多尔衮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其一，“以文制武”是朝廷制度，金声桓不过一员武将，要是在江西一手遮天，养成李自成怎么办？其二，金声桓有功，但大不到哪里去，不过是走在老虎前面的那只狐狸而已，给个提督已经很给面子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再说好歹官升一级，金声桓勉为其难地表现出一丝坦然。隆武政权如此衰颓，也只能跟着清廷混了。因此，面对黄道周、万元吉的策反，金声桓一概置之不理。

金声桓想做“死硬分子”，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章于天、董学成到任后，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原因不言自明，金声桓本来就看两个“下山摘桃”的“猴子”不顺眼，更重要的是这俩“猴”跟金声桓一副德行——贪财！

金声桓、王得仁每次出征，都要顺带着抢掠一番，章于天、董学成也想跟着分赃。金声桓、王得仁当然不干：你们不出工不出力，凭什么还要记工分？当个公务员就想白吃白喝白拿？

不给！

到了永历元年（1647年），江西的文武之争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章于天亲自出马，找王得仁追缴三十万粮饷，王得仁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当场给了章于天三十军棍。章于天屁股肿了，但手没肿，回去就与董学成联名上疏，弹劾金声桓和王得仁。

巡抚、巡按联名上奏弹劾提督、总兵，更何况受弹劾的还是“降将”，金声桓、王得仁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咱哥俩肯定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多尔衮心情好一点，两人最多就是逮往北京，要么吃牢饭，要么做“北漂”。如果赶上多尔衮正在抑郁，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脑袋当场搬家。

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奋起反击！清廷的最终裁决尚未到达，金声桓、王得仁决定先发制人，于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率部斩杀江西巡抚章于天、江西巡按董学成、江西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正式宣布“易帜”。

江西变天了，一场足以扭转天下局势的大地震爆发，拉开了南明“中兴”的序幕！

起义后，金声桓力邀赋闲在故里的东林党元老姜曰广出山，主持大局。由于不知隆武政权消息，刚开始还奉隆武为正朔，后来得到消息，方才改奉永历为正朔，并派人乔装前往广西，向永历朝廷报告情况。

南昌高举义旗，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袁州等府纷纷响应。二月，王得仁率部进抵九江，九江总兵冷允登开城迎接，九江知府吴士奇也归附了起义军。至此，除了南赣巡抚刘武元、南赣总兵胡有升、副将杨遇明等据守赣州、南安两府，参将康时升据守广昌府外，江西其余府县像变魔术一样，奇迹般地回到了南明的怀抱。

上一次将江西“变色”用了五个月，这一次“变天”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金声桓堪称“速度体”。不过，此时的金声桓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

事实证明，“革命”成功之后选择走哪条路，不见得比“革命”本身容易。起义成功的金声桓还没有心思欢呼胜利，因为他面临着五种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东西南北中”：

东——进取福建、浙江，接应郑成功、鲁监国等部；

西——收复湖南，向永历朝廷靠拢；

南——拔除盘踞在赣南的“钉子户”，伺机入粤剿灭李成栋；

北——从九江出发，顺江进取南京；

中——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我们先结合当时的形势，通过排除法替金声桓分析一下。

“西方案”应当最先被排除掉，其一，地皮不熟、后勤补给困难的金声桓未必是“三王”的对手；其二，湖南是何腾蛟的地盘，即便能打胜，账也不好算。

“东方案”也不靠谱，福建、浙江早就被“浙系”、“闽系”、“地方系”搅成了一团浆糊，如果再加一个“赣系”，就算是祖冲之、刘徽灵魂附体，恐怕也扯不清这笔烂账。

“中方案”相当于等着挨揍，不符合金声桓的性格。如果想挨揍，早就等着多尔衮下诏令拿自己开刀了，何必等到现在？

“南方案”似乎也不妥，先不说易守难攻的赣州能否顺利拿下，即便占领赣州，筋疲力尽的金声桓未必是李成栋的对手。想指望广西的永历军队配合，抄李成栋的后路？没睡醒吧？

“北方案”更扯，拿着一口奶锅，就敢烙大煎饼？不过仔细琢磨琢磨，也不是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其一，清军此时主要在湖南、福建用兵，从没有想到江西会有麻烦，因此长江沿线防守极其薄弱，能否凑出一万人还要打个问号。除了留守江西以外，金声桓还能派出多少人呢？保守估计，二十万！

其二，金声桓在江西搞大动作，上游的湖北和下游的安徽响应相当积极，抗清义师活动频繁。

其三，极具政治意义的南京一旦被攻破，南明的感召力将呈指数级增长，江南的形势极有可能发生逆转，大量的降清军队纷纷倒戈并非痴人说梦。

总之，“北方案”的风险低于“西方案”和“南方案”，高于“东方案”和“中方案”，但预期收益与其他方案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当是“风险投资”的首选方案！

幕僚胡澹虽然不懂什么“风投”，但同样看到了夺取南京对于扭转江南局势的重要意义，极力向九江的王得仁建议顺江而下，直逼南京。胡澹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战术：“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谎称章于天求救者。”

王得仁认为比较靠谱，一面派人前往南昌请示金声桓，一面派兵攻打上游的蕲州，为顺江而下做准备。虽然蕲州不克，但王得仁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九江上游的黄梅、广济（今湖北武穴），令自顾不暇的湖北清军不敢贸然进犯。在九江下游，安徽的太湖、宿松、潜山、英山（今属湖北）等地义师活动频繁，可以沿路为金声桓的大军提供作战支援、地形向导和后勤补充。

天赐良机，准备开始！

没文化，真可怕

就在踌躇满志的王得仁准备出征之时，突然接到南昌传来的消息——“北方案”被金声桓否决！

王得仁囧了：什么情况？

如此大好机会，为什么金声桓选择放弃呢？

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没文化，真可怕！

南昌举事时，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下落不明，估计是潜逃到南京“报案”去了。既然清军已得知江西的情况，想穿着清军制服浑水摸鱼已然是不可能了。当然，这只是战术上的因素，手握二十万大军，穿着明军的制服强攻也未为不可。

真正让金声桓决定放弃的，是战略上的考虑。不是他自己的考虑，而是部将黄人龙的考虑。黄人龙认为，只要大军从江西走出去，无论攻上游的武昌，还是攻下游的南京，都是死路一条，因为赣州还在清军的手里。

赣州有这么重要吗？不是重要，而是相当重要！

黄人龙讲了一个典故：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造反，时任汀赣巡抚的王守仁只用了四十三天便平息叛乱！

金声桓大惊失色，原来“速度体”并非自己独创！

王守仁当年能如此速度地平乱，天造地设的因素很多，如果只准用一句话来归纳，那就是——因为王守仁是明朝第一牛人！

黄人龙却不是这么总结的，他的归纳也是一句话——因为王守仁占着赣州！

这话要是传出去，再多的牙科医生都供不应求，因为天下人的大牙都笑掉了。但如果只是为了忽悠金声桓这个大老粗，倒也足够了！

这正验证了那句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金声桓不仅没文化，而且把记忆掉了一地。当年他投靠清军，江西变色，赣州依然在明军的手里，据守赣州的万元吉还是比较牛哄哄的人物，却没能把南昌怎么样，最后自己被灭了。就从这一事实来说，黄人龙的结论极不靠谱。

黄人龙、金声桓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最重要的两点。

其一，从赣州沿赣江而下进攻南昌能否得手，关键要看下游的吉安在谁手里。如果在自己的手里，一路便可顺风顺水，至少增加三成把握。如果在对方的手里，那就麻烦了，成功的概率至少打个对折。

其二，地盘还在其次，关键要看对手是谁。如果对方是个草包，重兵守着天险也不足为惧。

江西目前的形势：吉安在金声桓的手里，以赣州的刘武元、胡有升、杨遇明等人的作战水平，万元吉都让他们难以望其项背，更别扯什么王守仁了，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清军靠赣州攻陷南昌？想多了吧？

如今分析得再正确也没用了，被忽悠的金声桓选择了“南方案”，浩浩荡荡杀向赣州。三月十九日，金声桓亲率二十万大军抵达赣州。经招降无果后，金声桓开始大规模攻城。

二十万大军轮番攻城，由于地方太小、施展不开，虽屡次变换战术，但结果始终如一：攻不下来。

前面提到过，赣州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三面临水、视野开阔，对付北犯之敌，简直就是固若金汤。当年还属于清军的金声桓吃过这个亏，后来是绕到赣州的南面，在消灭了从南安府增援的罗明受舟师后，从没有河水阻隔的南门攻入赣州城。

金声桓的记忆，果然掉了一地，一直就带着二十万大军在北面死啃。一帮人啃不动，换另一帮人继续啃；还是啃不动，就调坐镇九江的王得仁南下帮着啃。

王得仁一撤，麻烦可就大了！

金声桓起义时，绝大部分江西官员被杀，但时任江西掌印都司的柳同春侥幸逃脱，径直奔往南京“报案”，江西“易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江西一旦丧失，南方形势可能将发生逆转，多尔衮登时警觉起来，先后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授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会同镶白旗固山额真何洛会，以及降将刘良佐，从北京率大军赶赴江西平乱。

第二，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率军从南京逆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大军会合。

第三，命进取湖南的“三王”军队退守汉阳，防止湖北发生连锁反应。

闰四月下旬，谭泰大军抵达东流，开始兵分两路进攻江西。谭泰率主力进攻九江，何洛会率偏师进取饶州。由于镇守在九江的王得仁已南下帮忙去了，至五月初一，饶州、九江相继失守，江西的北大门洞开。

五月初七，清军前锋逼近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被迫从赣州撤退，赣州守将趁机出城追击，在金声桓的屁股后面打了一顿“太平拳”。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退守南昌城内。

开创南明“中兴”局面的江西，因大老粗金声桓的一念之差，瞬间演变成了危局。

“毁三观”2.0

永历二年（1648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既是让“逃跑帝”朱由榔意外惊喜的一年，也是让多尔衮颇感头大的一年。

江西这档子事还没完全摁住，广东也发生了2.0版本的“毁三观”事件。——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十五日，李成栋在广州宣布“易帜”，反清复明！

李成栋我们应该很熟悉了，从投降清军开始，李成栋就成了响当当的名人。嘉定三屠、剿灭隆武、铲翻绍武、进逼广西、镇压“三忠”，桩桩件件都是这位仁兄干的好事！

毫不夸张地说，李成栋为清军平定江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死硬分子”居然反水了，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李成栋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易帜”，当然主要是受到金声桓的影响。但是，任何事情的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从吴胜兆到金声桓，再到李成栋，虽然各自反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隐约感觉到，这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这只黑手，便是清廷入关初期对待汉人的“潜规则”。

清军问鼎中原，一路摧枯拉朽，汉人纷纷归附。清廷在壮大力量的同时，也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区别对待纷至沓来的归附者？

一视同仁？——幼稚！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会卖力干活？

论功行赏？——看上去很公平，其实更幼稚！战争时期的功勋，当然是胜仗打得多。打胜仗，需要实力；打胜一仗，实力渐长，如果级别也跟着长，你信不信，只要谁打遍天下无敌手，枪口一转就要打进紫禁城。

或许有人会说，等平定天下再挨个收拾不就结了？要么残暴一点，像刘邦对付韩信那样兔死狗烹，要么温和一点，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换作其他朝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么干的。但到了清朝，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它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异族”。

动一个汉人将领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更别说动一窝了，满八旗就那几号人，经得住几个人捶？后来康熙以“削藩”之名玩“兔死狗烹”的把戏，“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搅得清廷不得安宁。若不是人心已定，叛乱势力不占主流，最后的结果还真是很难预料。

平起平坐不妥，论功行赏也不行，按姓氏笔画为序就更扯淡了（聪明的立即改姓一，更聪明的连姓名都不要），那该怎么办呢？有办法！——按“投诚”时间排序，同一序列按功绩封赏。

第一等汉人是清军入关之前“投诚”的，武将归入“汉八旗”，文臣基本享受满族官员待遇（通婚不行，但可以担任掌握兵权的总督），统称为“辽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

第二等汉人是清军进京之前“投诚”的，功高者可以封王，如吴三桂；

第三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前“投诚”的，封王是指望不上了，总督也免谈，如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

第四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后“投诚”的，极少数得以苟延残喘，大多数等着挨刀，如郑芝龙、丁魁楚。

这个“潜规则”看起来纯属变相的“血统论”，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将“投诚”当做风险投资的话，那么时间越靠前，冒的风险就会越大，得到的收益理应越高。

更重要的是，按这个规则排列，能打的人投诚时间比较晚，因而层次较低，层次较高的人大多实力不济，反而对清廷死心塌地，这太符合当权者的期望了！

吴胜兆、金声桓不适应这个“潜规则”，他们天真地认为功劳越大理应封赏越多，却不知道清廷还打这种“血统论”的小算盘。心里憋屈，又遭遇相当无耻的文臣压迫，大腿一拍就反水了。

李成栋也一样，凭借多年战功，他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两广总督。但等到任命下来，李成栋傻眼了：当初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同僚”佟养甲成了总督，他连巡抚都没能混上（佟养甲一起兼了），只得到一顶两广提督的帽子。

凭什么？就凭佟养甲出自“辽人”世家，是正儿八经的汉军正蓝旗人！

干活少不了，封赏靠边站。——这就是金声桓、李成栋人生的宿命，也成为他们奋起“易帜”的内在原因！

光有内因也不行，不然李成栋早反了。他虽然心里憋屈，但环顾一下四周，西面的“逃跑帝”一直在跑，东面的福建是一团浆糊，北面的湖南朝不保夕，南面的大海浩淼无垠，李成栋最后还是决定忍气吞声。

李成栋“易帜”，缺少的不是理由，而是勇气！

李成栋决定“易帜”，因为他找到了勇气。这份勇气，来自“岭南三忠”前赴后继的抗争，来自金声桓掷地有声的倒戈，来自何吾驺矢志不渝的策反，来自爱妾赵氏的以死相逼。

勇气，终于在李成栋的内心中化作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

于是，“毁三观”2.0横空出世！

李成栋的选择

李成栋“易帜”后，盛情邀请永历朝廷返回广东，移跸省会广州，但遭到瞿式耜的激烈反对。他担心朱由榔从自己的地盘上溜走，变成别人的傀儡，因此极力主张移跸桂林（朱由榔已逃到南宁）。

永历朝廷这下热闹了，皇帝在南宁，首席文臣瞿式耜在桂林，最有实力的武将李成栋在广州，稀里糊涂就成了三个“首都”一起办公。

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经反复协商，掌握军队的李成栋占了上风。八月初一，朱由榔搬回了原点——肇庆，未能如愿的瞿式耜愤然留在桂林。

朱由榔原本已经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但金声桓、李成栋的“义举”让他看到了希望。特别是李成栋反清归明，“三王”军队悉数撤出湖南，广西东面、北面的军事威胁荡然无存，无疑是永历朝廷的最大利好，曾经作恶多端的李成栋也算是立了一次大功。

李成栋被永历朝廷封为广昌侯，不久又封惠国公，但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陈邦傅也因“护驾有功”封了庆国公？——老子都反水了，他护哪门子的驾？

让李成栋感到更加凌乱的事情还在后面，马吉翔向李成栋索要广东官员封赏的名单，结果朱由榔一字不改，照单办理。——与其说是“皇恩浩荡”，倒不如说是对马吉翔言听计从！

陈邦傅搭“顺风车”，马吉翔锋芒毕露，让李成栋感到无比寒心，他得出一个结论：“我弃老母、幼子为此举，惟望中兴有成，庶不虚负，今见权奸如此，宁有济哉！”

能被初来乍到的李成栋一眼看穿，永历政权的透明化、公开化建设确实相当到位！

尽管对无可救药的永历朝廷有些灰心丧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李成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广东“易帜”，给江西的金声桓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但南昌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六月初三，王得仁率部出城迎敌，遭清军击溃。七月初十，清军包围南昌，开始以挖沟的方式断绝南昌与外界的联系。金声桓、王得仁屡次出城作战，虽有一些战果，但终究没能改变清军围困南昌的既定计划。

金声桓的日子不好过，此时的李成栋也很头疼，他同样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多重选择。

留在广东保护朝廷？——永历朝廷水太深、人太黑，李成栋已经失去兴趣了。

去湖南？——“三王”军队虽然撤了，但跟何腾蛟扯不清楚。

去福建？——那里就是一团浆糊，更扯不清楚。

唯一的选择——北上江西！

实事求是地说，李成栋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但不完全正确。从南方的形势来看，李成栋北上江西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他去江西干什么？

这还用问？当然是支援金声桓！——其实未必！

李成栋率部于八月出发，进抵广东、江西边境的南雄府，接着就做了一件事：招降清军赣州守将。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李成栋率军进入江西，一点也不像是去支援金声桓。此时的金声桓、王得仁正在南昌苦熬，能熬多久很难说。如果李成栋真想支援，必然会绕开赣州，直抵南昌，跟清军抢时间，哪里还有闲工夫坐在南雄府跟赣州的顽敌磨嘴皮子？

其实，李成栋进入江西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扫清赣州清军对广东的威胁！

可以说，李成栋的选择既是葬送金声桓，也是在自掘坟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如果金声桓没了，即使拿下赣州，李成栋在广东又能守住多久呢？

接到李成栋的劝降书后，据守赣州的刘武元等人假意接受，以此拖延时间、早作准备。九月下旬，自以为得计的李成栋率部慢慢吞吞翻过梅岭，兵分两路开进，于十月初一抵达赣州城下。

李成栋原本是来“受降”的，结果还没站稳脚跟，就被出城迎击的清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撤到南安，李成栋自己一溜烟跑回了广州。

李成栋从没想过支援南昌，金声桓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南昌被死死围困了半年，已经陷入“杀人而食，拆屋而炊”的悲惨境地。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十八日，清军对南昌发起总攻。次日，南昌失守，金声桓自尽，姜曰广、王得仁阵亡，坚持了近一年的江西起义被彻底镇压。

金声桓殉国，李成栋依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再次兴兵北上，翻越梅岭进入江西境内，目标依然是赣州。

不过，李成栋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先分兵扫清赣州外围城池的清军，再合兵围剿赣州之敌。

战术不成问题，但李成栋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金声桓已经被灭了，围困南昌的清军正在日夜兼程地赶往赣州。

李成栋尚未完全扫清赣州外围，清军援军已经抵达，并于二月十六日向李成栋所在的信丰推进。二十八日，阎可义部遭清军袭击。次日，李成栋所率部队在城外与清军遭遇，李成栋大败，退入信丰城中。

三月初一，清军向信丰发起总攻，军心已乱的李成栋慌忙逃窜，在桃江渡河时不甚坠马溺亡。

李成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挂了，广东的形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永历朝廷想任命兵部戎政侍郎刘远生接替李成栋，意图趁机控制广东。但是，李成栋的部将杜永和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通过贿赂诸将，推举自己为“留后”，直接将刘远生撂在一边，私自代替李成栋接管广东事务。

朱由榔有心无力，瞿式耜、马吉翔也没兴趣插手，竟然也就这么默认了。不过，杜永和的位置是花钱买的，根本镇不住李成栋手下的这群“刺头”，广东依旧是一片混乱。

永历生命线

江西、广东先后“易帜”，几无翻盘可能的永历政权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或许是“逃跑帝”朱由榔早已习惯了亡命天涯的生活，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两个大馅饼，一下子把他给砸晕了。

从反水到覆亡的整个过程，永历朝廷除了甩几顶帽子过来以外，并没有向江西、广东提供实质上的支援，更谈不上统一的调度和指挥。金声桓、李成栋又是“狗肉上不了席面”，狐假虎威还行，真正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就露陷了，战略到战术一再失误，直接导致江西失陷、广东混乱。

实际上，永历朝廷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兴”，不过是搬回老家肇庆而已，局面比建政之初还要恶劣。

客观地说，永历政权长期积贫积弱，基本上处于“半身瘫痪”的状态，指望它对金声桓、李成栋提供支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

不过，孱弱的永历政权并非没有借江西、广东“易帜”翻盘的机会。

就江西战场而言，在每一个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永历政权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其一，金声桓反水后，可通过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与夔东义军联络，在襄阳、荆州一线积极作战，牵制撤回汉阳的“三王”军队，并下诏令至江西，坚定金声桓北上南京的信心。

其二，金声桓决定南下赣州后，果断派遣刚刚“易帜”的李成栋火速北上，夹击赣州，驻守九江的王得仁不必南下增援，可以有效阻止前来镇压的清军。

其三，金声桓固守南昌时，急令李成栋率部绕开赣州，驰援南昌。当然，李成栋听不听号令得两说，他已经通过陈邦傅的无耻、马吉翔的跋扈看透了永历政权的无可救药。

其四，南昌失守后，应及时阻止李成栋率部进攻赣州，令其在赣粤交界的梅岭布置防线，既能阻敌继续南下，又可避免无谓的牺牲。

遗憾的是，永历政权内部除了吵嚷着封谁什么爵位、往哪里搬家以外，什么正事也没干。

从全局来看，江西战场只是战术上的转机，即使没能实现，对永历政权的影响还不是致命的。真正决定永历政权能否翻盘，甚至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转机，是堪称“永历生命线”的湖南战场。

湖南失陷，“逃跑帝”朱由榔将被逼入万劫不复的死角；湖南光复，朱由榔倒还能有几分苟延残喘的本钱。

江西“易帜”给永历政权带来的最大利好，并非扩充了地盘，而是“三王”军队从湖南撤军。“三王”军队一撤，无论是躲在南宁的朱由榔，还是据守桂林的瞿式耜，明显感受到轻松了许多。这么完美的机会，如果永历政权都不能在湖南改善一下局面的话，还是早死早超生吧！

尽管朱由榔、瞿式耜令人失望，但归附永历政权的军队并非全是孬种。“三王”率军撤出湖南后，清军的留守兵力相当薄弱，先后有三支武装趁机发起了收复湖南的战役。

这场“永历生命线”的争夺战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永历军队的“绝地反击”。

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十八日，退守湘西的堵胤锡率马进忠、王进才部从九溪卫、永定卫前出，收复失地。堵胤锡亲率战斗力较强的马进忠部于二十四日收复常德，王进才部到辰州（今湖南沅陵）一带活动，先后收复泸溪、辰溪、黔阳（今湖南洪江）、宁远、新田、祁阳、安仁、耒阳、酃县（今湖南炎陵）、城步、新宁、安化、江华、麻阳、东安、沅州等地。

堵胤锡率部前出湘西前后，原来跟随刘承胤投降清军的陈友龙在湘黔边境地区宣布“易帜”，于四月十五日攻占靖州，贵州巡抚彭而述逃往宝庆。十七日，陈友龙部占领贵州黎平府。七月初一，陈友龙又折返攻占武冈，随后率军北上，于八月初五占领宝庆。

至此，堵胤锡、陈友龙两支队伍已然形成了对长沙的夹击之势。如果两支军队能够顺利拿下长沙，“永历生命线”便可得以保全。

何腾蛟的“拆台战术”

收复湖南的有三支武装，现在已经出场了两支，还有一支便是龟缩在桂林附近的何腾蛟。

这支所谓“收复湖南”的武装，还不如不来。

堵胤锡出山、陈友龙反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大义”，为永历政权收复失地。但作为曾经的湖南霸主，何腾蛟进军湖南的目的显得不那么单纯，说直白一点，他率领的是一只临时拼凑起来的“还乡团”。

五月二十一日，何腾蛟派曹志建攻克道州，二十七日，何腾蛟率赵印选、胡一清、焦琏等部攻克全州，打开了进军湖南的大门。清军驻守在全州的总兵李懋祖退守永州，何腾蛟亲率主力跟进，但在永州遭遇清军李懋祖、余世忠部的顽强阻击。何腾蛟实力不济，攻打永州显得相当吃力。

何腾蛟的这只武装有两个特点：其一，特别不能打；其二，羡慕嫉妒恨。

“还乡团”拿不下永州，堵胤锡、陈友龙却在湖南打得风生水起，让一心想夺取“首功”、继续经营湖南的何腾蛟如坐针毡。“还乡团”不给力，何腾蛟决定另辟蹊径——没有最操蛋、只有更操蛋的“拆台战术”！

其实，何腾蛟手中还有一支王牌，只是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叫上。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公认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有三支，可以称作“永历三大劲旅”：李锦、高一功的忠贞营，马进忠部，还有郝摇旗部。

何腾蛟手上的王牌，就是与瞿式耜翻脸后，滞留在柳州地区活动的郝摇旗部。前面说过，郝摇旗跟随大顺军残部归附何腾蛟后，得到何腾蛟的大加笼络，因此对这位“慧眼识人”的“恩公”言听计从。

眼看湖南很快将被堵胤锡、陈友龙收复，何腾蛟急调郝摇旗部北上入湘。

好钢当然要用在刀刃上！

按照何腾蛟的计划，郝摇旗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执行“拆台”战术的。郝摇旗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去靖州偷袭陈友龙！

太损了！亏你何腾蛟想得出来！

何腾蛟拿陈友龙开刀，一方面拆堵胤锡的台，一方面也是为了“私仇”。原来，陈友龙跟着刘承胤投降清军时，曾奉命前往贵州黎平府抓捕何腾蛟的家人，何腾蛟一直记着这笔账。

陈友龙被郝摇旗在背后捅了一刀，因猝不及防而败下阵来。清军趁乱逼进，宝庆再次陷落。陈友龙亲自跑到广西“告御状”。朱由榔、瞿式耜不想管何腾蛟的烂账，一直置之不理。

何腾蛟横插一杠，直接导致堵胤锡、陈友龙“合击长沙”的计划流产。失去了陈友龙的策应，堵胤锡深感势单力薄，而清军留守部队主动撤守衡州，龟缩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堵胤锡的处境更加艰难，湖南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

好在堵胤锡比较有战略眼光，从湘西出来时，便派人联络了活动在夔东山区的忠贞营，恳请李锦、高一功参与收复湖南作战。堵胤锡对忠贞营有“再造之恩”，重情重义的李锦、高一功没有拒绝的理由，当即率军开拔，前往湖南参战。

七月初一，李锦率前锋占领彝陵。九月，忠贞营在常德完成了集结，经短暂休整后挥师参战。十月二十四日，忠贞营占领益阳，随后分兵进取湘潭、湘阴、衡山、湘乡。

活动在湖南的何腾蛟也没闲着，终于在十一月初一攻克永州，接着重新夺回宝庆，马不停蹄地向长沙赶来，跟堵胤锡抢收复省会长沙的“首功”。

何腾蛟没想到，堵胤锡的速度更快，忠贞营在十一月十一日便完成了对长沙的合围。由于敌寡我众、兵力悬殊，堵胤锡完全不必拘泥于“围师必缺”的教条，果断采取不留缺口、不分主攻助攻的战术，就像李云龙打平安县城一样，几个城门都是主攻，大家一窝蜂全上，谁先打下来谁就是主攻。

从长沙城墙上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各色衣服的南明军队，清军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早吓尿了。勉强支撑了五天，到十一月十六日，清军的守城将领损失殆尽，长沙已经朝不保夕。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何腾蛟以“督师”的名义向堵胤锡发出命令，急调忠贞营撤离长沙外围，开至江西“救援”金声桓。堵胤锡傻眼了：何腾蛟，你搞什么飞机？到底是朱由榔给你发工资，还是多尔衮给你发工资？

不必诧异，这显然是何腾蛟眼看长沙将被堵胤锡和忠贞营攻破，又玩起“拆台”的阴招。何腾蛟认为，长沙的清军已经被忠贞营打成了“植物人”，自己带着“还乡团”过去踩上一脚便可大功告成。

事实证明，何腾蛟未免太自信了。太过自信，往往还不如自卑。

堵胤锡不敢抗命，带着忠贞营开赴江西。何腾蛟的“还乡团”顶了上来，却始终啃不动长沙的顽敌，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何腾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清军的援军正在马不停蹄地驰援长沙。

早在忠贞营抵达湖南的同一个月，北京的多尔衮便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侄子）为定远大将军，率军南下支援湖南的留守部队。不过，这支援军的速度稍微慢了点，忠贞营都撤围了，援军还没有抵达湖南。

不是济尔哈朗不想快，他接到的其实是两个任务：先平定山东，再支援湖南。做出这样的安排，并非多尔衮有先见之明，会预感到何腾蛟会瞎搅和，而是对湖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尔衮战略上的失误，为堵胤锡伺机收复湖南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何腾蛟两番拆台，为清军在湖南的留守部队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搞得多尔衮都很想给何腾蛟加官晋爵。

十月，济尔哈朗大军抵达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剿灭了刘泽清与“老牌流贼”榆园军策划的山东起义。

榆园军的历史可追溯到万历时期，从那时起，山东西部的饥民便组织起来，以榆树林为掩护，挖地道、打游击，声势相当浩大。

金声桓、李成栋“易帜”后，闲居在北京的前明降将刘泽清感到清廷国运渐衰，派亲信李化鲸在山东联络榆园军开展抗清斗争。义军在山东西部攻城略地，甚至波及到毗邻的山东巨野府、北直隶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河南归德府等地，令多尔衮十分震恐。

多尔衮调山东、北直隶、河南三省兵力会剿，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李化鲸率残部据守曹州。济尔哈朗大军抵达后，会同进剿的三省清军攻下曹州。李化鲸被俘获，牵出了幕后主使刘泽清。十月二十五日，刘泽清、李化鲸等被处死。

完成了山东的这茬任务，济尔哈朗率军继续南下，于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进入湖南境内。何腾蛟率“还乡团”不战而逃，与马进忠部退守湘潭，湖南战役进入了第三阶段——“全线溃败”。

正月二十一日，济尔哈朗大军逼近湘潭，自知不敌又对何腾蛟失去信心的马进忠向南撤退。何腾蛟瞬间成了“光杆司令”，于次日被破城的清军俘获。二十七日，不愿投降的何腾蛟被清军处死。

私欲，葬送了刚烈汉子何腾蛟的身家性命和一世英名！

昙花一现

堵胤锡率忠贞营奉命撤出长沙外围后，但并没有打算去增援只剩下一口气的金声桓，而是南下郴州观望。

济尔哈朗清楚忠贞营的战斗力不一般，在分兵攻取宝庆、衡州的同时，亲率主力南下郴州。堵胤锡、李锦自知不是济尔哈朗大军的对手，主动弃守郴州，分别向广西撤退。

李锦率忠贞营南撤，准备驻扎梧州，但遭到永历朝廷官员的百般刁难和排挤，诬陷他们是“犯境之贼”。五月二十五日，总兵叶成恩出兵截击忠贞营前锋部队，所幸被忠贞营击溃，李锦率忠贞营经梧州前往浔州（今广西桂平）、横州（今广西横县）休整。

当时，永历政权的两支武装——陈邦傅部、徐彪部正在广西内地酣战，争夺对南宁府的控制权。双方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打到永历三年（1649年）五月，政治手腕高明、作战指挥拙劣的陈邦傅渐渐处于下风。看到忠贞营南撤，陈邦傅便“盛情邀请”李锦出手相助。

走投无路又搞不清状况的李锦经不住陈邦傅的蛊惑，率忠贞营开赴南宁参加内战。不幸的是，李锦因不适应南方的“瘴气”，于七月病逝，由义子李来亨与高一功一起统率忠贞营。十二月，徐彪被忠贞营所杀，陈邦傅夺取南宁，忠贞营也在南宁暂且安顿下来。

堵胤锡带着一千余残兵从郴州南撤，准备经镇峡关进入广西。但是，镇守在镇峡关的曹志建认为堵胤锡是想与先期撤往广西的忠贞营里应外合，抢夺地盘。曹志建不仅不开关放行，还趁着夜色突袭堵胤锡残部。

在混战中，堵胤锡父子侥幸逃脱，经由贺县（今广西贺州）、梧州，于六月十五日辗转抵达肇庆。

来到朱由榔的眼皮子底下，堵胤锡也没有安身日子。瞿式耜、李元胤（李成栋之子）等人百般排挤跟“流贼”走得很近的堵胤锡，屡次以“丧师失地之罪”进行弹劾。百口莫辩的堵胤锡实在混不下去，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肇庆。临行前，堵胤锡向朱由榔上疏表明心迹：“臣决不敢逍遥河上，贻外人指摘，惟有廓清四海，以申此意。万不得已，当捐此身，以报皇上耳。”

堵胤锡没有食言，他想联络忠贞营北上，但适逢李锦病逝，李来亨、高一功不便出师。十一月二十六日，积劳成疾、心力交瘁的堵胤锡在浔州郁郁而终。

赶走堵胤锡、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在湖南再无敌手。清军在洪江击溃袁宗第、刘体纯部，随后占领沅州、靖州，衡州、全州也相继失守，广西的北大门再次洞开。

驻守道州的焦琏兵分三路反攻全州，被勒克德浑所率清军击退。焦琏再次组织反攻，又被济尔哈朗亲率大军击溃，焦琏退守桂林，道州落入清军之手。

至此，在湖南作战的永历军队只剩下一支——何腾蛟派去执行“拆台”战术的郝摇旗部。郝摇旗是典型的一根筋，任凭湖南打得多热闹，他始终辗转于湘黔交界地区追剿陈友龙的残部。陈友龙“告御状”未果，返回湖南跟郝摇旗死磕，结果在混战中阵亡。

清军向西突袭正忙着“追穷寇”毫无防备的郝摇旗，郝部一路溃败至广西庆远（今广西宜山），清军一路打到贵州黎平府，湖南全境已尽入清军之手。

在收复湖南的问题上，永历朝廷一向秉承“不出工也不出力、坐等江山归自己”的方针。如今仗打成这个样子，永历朝廷上下的意见也高度一致：湖南惨败，得有个说法！

罪魁祸首当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何腾蛟，但“此人已死，有事烧纸”，上哪儿找他问责？想鞭尸也办不到，尸体在人家清军的手里，谁敢去要？

何腾蛟一了白了，得有活人出来背黑锅，首选当然就是堵胤锡。刚才说过了，堵胤锡一到肇庆，就背上了“丧师失地之罪”的黑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上哪儿说理去？

“逃跑帝”朱由榔其实挺器重堵胤锡的，他既能干实事，又不拥兵自重，比瞿式耜、何腾蛟这帮人强多了。但是，朱由榔没有多少话语权，堵胤锡在肇庆过得相当憋屈，又让朱由榔左右为难，只能一走了之。

湖南惨败，只会“拆台”的郝摇旗也有份。瞿式耜等人早就对这些“贼性不改”的人咬牙切齿，唯欲除之而后快了！以前有何腾蛟罩着，瞿式耜也不好说什么，如今后台倒了，当然要破鼓万人捶。

永历朝廷给郝摇旗定的罪名是“挑起内战”，这还真没冤枉他，但也有替何腾蛟背黑锅的成分在里面。

客观地说，郝摇旗是坚定抗清的，主要的缺点是江湖义气太重，行事鲁莽欠考虑，对“恩人”何腾蛟言听计从。既然何腾蛟已死，永历朝廷理应对郝摇旗加以引导和抚慰，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郝摇旗的军队毕竟是一支战斗力比较强悍的部队，如此轻易放弃，对于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而言，无异于自毁长城。

但是，瞿式耜等人出于“阶级成见”和个人好恶，硬是逼得郝摇旗在南方难以立足，辗转北上至夔东山区，继续抗清斗争。

永历二年（1649年）八月，济尔哈朗大军被紧急调回北京，“永历生命线”的湖南一夜之间又成了“烂尾楼”，进入权力的“半真空”状态。但是，除了焦琏、赵印选、胡一清伺机收复全州，守住广西的北大门以外，朱由榔、瞿式耜再也派不出像样的部队去收复失地了。

永历政权的“中兴”，不可避免地成为昙花一现。

第十四章　危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从金声桓“易帜”开始，多尔衮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固然是此消彼长，永历的“中兴”便是清廷的危局，多尔衮面临着入关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由于永历政权腐败无能，金声桓、李成栋又先后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加上何腾蛟的严重错误，直接导致南明在江西、湖南两大战场失利，“中兴”的局面化为泡影。

对于多尔衮而言，永历“中兴”的终结，并不等于清廷的危局得以化解。虽说“大国泱泱”，但正如《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艰难去处”，地盘太大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比如“遍地是贼”的时候。这样的局面，偏偏就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江山换老板”的多尔衮赶上了。

在数得上号的几大抗清势力中，永历政权是最不经打的，多尔衮根本就没太重视。真正让清廷感到很难对付的，是东南沿海那一团浆糊。当然，这伙人时时刻刻都没有消停过。

早在永历元年（1647年）十一月，多尔衮便任命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统率大军南下，会同新上任的浙闽总督陈锦（原总督张存仁调任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向福建发起反攻。

在永历二年（1648年）初，福建的基本态势是这样：清军与鲁监国领导的“浙系”和以朱常湖、朱继祚为代表的“地方系”形成相持局面，福州被围成一座孤城；郑成功领导的“闽系”在泉州战役失利后转入守势，继续在金门、厦门一带休整。

南明、清军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后，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南明方面却在暗流涌动。倒不是“浙系”、“闽系”又开始掐架，而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鲁监国、郑成功此时都有烦心事。

在“浙系”内部，郑彩向来以“元勋”自居，妄图做鲁监国政权里的马士英、郑芝龙，但朱以海的“登位”轨迹跟朱由崧、朱聿键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被权臣抓出来当“摆设”的，而是浙东地区抗清势力需要核心领导，被张国维等人请出来当家的。

郑彩想飞扬跋扈、一手遮天，身经百战的朱以海偏偏不吃这一套，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十七日，郑彩擅自杀掉大学士熊汝霖，“浙系”元老郑遵谦（曾在绍兴率先起义）愤愤不平，又被郑彩指使属下诱捕，被逼跳海自尽。

郑彩如此胆大妄为，鲁监国不禁大为光火。但是，郑彩敢这么做，当然也是有底气的。今非昔比，鲁监国朱以海不再是当年浙江的“精神领袖”，而是寄人篱下的“丧家之犬”，他也不敢拿郑彩怎么着，否则可能会无处安身。郑彩为所欲为，朱以海无非是以死相逼，说几句气话表个态，（杀忠臣以断股肱，生何益耶？）然后两手一摊，不了了之。（辍朝五日，不敢问。）

朱以海希望通过示弱的方式缓和君臣矛盾，但郑彩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又百般排挤刘中藻。作为“浙系”的元老级人物，时任大学士、兵部尚书的钱肃乐实在看不下去，在与刘中藻的通信中指责郑彩滥杀忠臣。不想两人的书信被无孔不入的郑彩耳目截获，钱肃乐遭到郑彩频繁的“精神打击”，于五月呕血而死。

眼看“浙系”元老一个个成了郑彩的刀下之鬼，有心无力的朱以海却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以“多行不义必自毙”来安慰和麻痹自己。

郑成功虽然没有朱以海的这种尴尬处境，但他的日子更加艰难。朱以海苦于无权，而郑成功正苦于无粮。

无权，大不了做个摆设；无粮，是要死人的。

郑成功虽然继续垄断着海上的生意，但金银不能当饭吃。金门、厦门地方太小，郑成功一般是派人到福建、广东四处买粮，勉强维持生计。

如此看来，朱以海和郑成功的日子过得都比较凄惨，清军大举南下，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月，陈泰、陈锦率清军进入福建境内，并于四月初四攻陷建宁府，朱常湖、王祁阵亡，清军拉开了扫荡福建的序幕。四月间，清军主力进入福州，并击溃了活动于福州外围的刘中藻部，眼看南明军全线溃败，刘中藻在阵前自杀殉国。

在此期间，深受粮食问题困扰的郑成功发起了同安战役，击溃出城迎敌的清军后，于四月十八日进抵同安。同安知县张效龄弃城而逃，郑军顺利占领同安。

绍武政权的广东总兵林察辗转逃到福建，郑成功这才知道广东已经建立了永历朝廷。此时的郑成功一受“浙系”掣肘（旁边躺个监国，浑身不舒坦），二因出师无名（朱聿键已死），三被粮食困扰，迫切地需要找一个名义上的靠山，因此赶紧派部属携表文赴广东朝见，承认永历政权的领导。

七月，陈泰、陈锦率清军进攻同安，郑军守城部队寡不敌众，但依然顽强抵抗。郑成功自铜山（今福建东山）救援，半道上遭遇风浪，五日后才抵达金门，此时同安已经失守，郑成功怅然返回铜山。

由于郑成功粮食匮乏，又遭遇清军进剿，只得舍近求远，派船队前往高州等地，打着“同为永历臣子”的旗号找陈邦傅买粮。“闽系”的大部分战船成了武装运粮队，郑成功只有龟缩在海岛上等粮食。

鲁监国领导的“浙系”军队失去“闽系”的策应，渐渐陷入被动局面，福建恐怕很难再待下去了。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鲁监国移驻浙、闽交界的沙埕。六月，张名振攻克三门附近沿海的健跳所。次月，鲁监国移驻于此。

后来，郑彩因驻守厦门的郑联遭到郑成功袭击，向鲁监国求援。朱以海、张名振等人早就对郑彩憋了一口恶气，大家同仇敌忾，配合郑成功痛打落水狗。郑彩在鲁监国政权混不下去了，只有通过郑芝龙母亲黄氏说情，得到郑成功的宽宥，闲居厦门，终老于此。

虽然摆脱了清军的追剿和郑彩的控制，但朱以海不希望困在小小的健跳所苟延残喘，福建显然是回不去了，还能往哪里走呢？朱以海、张名振翻开地图，两只手同时指向了一个地点——舟山！

偌大的东南沿海，也只有这么一块弹丸之地足以安身了。但是，“浙系”能否在此立足，关键还要看“舟山王”黄斌卿的态度。

世事变迁，但黄斌卿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接下来便上演了一出“舟山版”的“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人物对应关系如下：

“白衣秀士”王伦——黄斌卿　饰；

“托塔天王”晁盖——朱以海　饰；

“智多星”吴用——张名振　饰；

“豹子头”林冲——王朝先　饰。

如果对《水浒传》比较熟悉，下面这段可以跳过。如果不怎么熟悉，请接着往下看。

当张名振提议迎接鲁监国上岛时，黄斌卿跟“白衣秀士”王伦一样，编出一大堆借口，说自己奉隆武为正朔、舟山“地窄粮寡”，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们还是另寻别处吧，小弟这里庙太小，难容各位大佛。（《水浒传》中的王伦对晁盖等人说：“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

张名振怒了：扯什么淡，不就是多你黄斌卿一个吗？

九月，朱以海、张名振决定诉诸武力，并策反了黄斌卿手下相当不得志的部将王朝先。在王朝先的配合下，黄斌卿及其铁杆亲信全部被秘密剿灭，“浙系”完全控制舟山。

至此，舟山成了“浙系”的抗清中心。

打内战，反饥饿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百姓曾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对于郑成功而言，这个提法显然是不现实的，要反饥饿，就必须打内战！

为什么？

粮食要么在清军手里，要么在南明军手里，你觉得郑成功打得过谁？

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起，广东揭阳爆发了一场历时半年的内战。内战的双方，一边是率船队买粮“反饥饿”的郑鸿逵水师，一边是驻守潮州的李成栋部将郝尚久。

一个买粮，一个守城，既然李成栋已经“易帜”，郑成功也奉永历正朔，为什么还能打将起来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其一，潮州是传统产粮区，这让致力于“反饥饿”的“闽系”军队垂涎三尺。

其二，“闽系”与李成栋的成见极深。

“闽系”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后，都归属李成栋的领导。昨天还在战场与李成栋厮杀，今天就成了他的部属，因此饱受李成栋及其亲信的刁难甚至暗算。即便是广东“易帜”，李成栋态度依旧，原“闽系”将领纷纷回到福建投奔郑成功（施琅也在其中）。

郑鸿逵来到“老冤家”的地盘上买粮，明码实价、童叟无欺，郝尚久偏偏从中作梗。刚开始就把粮食当成切糕卖，郑鸿逵当然不干。后来不管老郑怎么开价，郝尚久就是两个字：不卖！再多说两个字：滚蛋！

买不来粮食就得挨饿，没饭吃的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郑鸿逵就跟郝尚久杠上了：不卖是吧？爷还不买了，直接改抢！

就这样，双方从八月打到十二月，谁也没占谁多少便宜。十二月十七日，郑成功亲率主力开赴潮州，以“征粮”为名在潮州外围大肆抢掠。郝尚久率军“自卫”，郑成功随即宣布“郝虏助逆”，开始大打出手，先后占领海阳（今广东潮安）、揭阳、潮阳、惠来、普宁等地，将郝尚久围困在潮州城内。

由于“浙系”、“闽系”内讧不断，陈泰、陈锦对福建的进剿十分顺利。仅仅一年的时间，“浙系”、“地方系”占领的福建各地便纷纷沦陷。

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陈泰奉命率军北上回京，福建又成为“半真空”状态。

九月，清军千总王起俸因对上司——云霄营副将张国柱不满，前往铜山向郑成功投诚。次月，郑成功趁机杀到云霄港，击杀张国柱，俘获姚国泰，攻占云霄。

随后，郑成功派出一部兵力扼守盘陀岭，率主力围攻诏安。漳州总兵王邦俊率军救援，于十月二十八日攻下盘陀岭，郑成功被迫取消攻城计划。

尽管未能趁机扩大战果，但王起俸投诚、姚国泰被俘，郑成功已经赚大了！

打仗，重要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人才！

郑成功跟清军较量，最大的优势是有强大的水师，最大的劣势是缺乏骑兵部队，因此每次都能从容退往海上，但陆战方面总是吃大亏。为了能够长期坚持，郑成功急切地需要一支骑兵，而王起俸、姚国泰恰恰就是杰出的骑兵将领！

随后的几年里，王起俸、姚国泰帮助郑成功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骑兵部队，让清廷感到越来越难对付。

后院起火

此时的多尔衮还考虑不到那么远，他也没有精力去预测几年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对于多尔衮而言，永历二年（1648年）是极不容易的一年，金声桓、李成栋突然“易帜”改变了南方的力量对比，给清廷带来了诸多麻烦。好在南明各派势力不太给力，除了暂时失去广东以外，清廷并没有太大损失。

时间进入永历三年（1649年），多尔衮发现真正的危局与考验才刚刚到来。他坐在紫禁城里心急火燎，急得脚下生疮、嘴上起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多尔衮到底在急什么？

这里面还涉及另外一个疑问。

济尔哈朗大军收复湖南全境，并打开了广西的北大门，可迅速挥师南下，荡平两广。陈泰大军也平定了福建，可以直入广东，配合济尔哈朗的作战行动，对永历政权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完全能够置朱由榔于死地，最起码也能把朱由榔打成海漂。

但是，两支大军先后接到多尔衮的命令，放弃战机撤回北京，让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这么好的机会，多尔衮为什么选择放弃？

直觉告诉我们，多尔衮的后院起火了！

纵观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南明将领有两个人，多尔衮在有生之年只遇上了一个。正是这个人在多尔衮的后院点了一把火，而且这把火越烧越旺，初来乍到的清廷倏忽之间成了“铁板烧”。

点火之人，名叫姜瓖。烧起来的后院，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西。

姜瓖，陕西延川人，前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投降大顺军，五月李自成溃败，姜瓖杀守将张天琳后归附清军。

姜瓖刚刚归附清军时，将清军“报君父之仇”的宣传信以为真，擅自拥立代王后裔朱鼎珊，遭到多尔衮的严厉痛斥。七月十五日，姜瓖上疏“引咎辞职”，由于正值清军初入中原、笼络人心之际，多尔衮采取了宽宥、怀柔的政策。

背负这个“前科”在身，姜瓖在十月被调遣跟随阿济格西征时，表现得相当卖力，希望能够挽回影响。但是，次年七月被召回北京后，姜瓖又受到刚林等人的百般责难，被扣上“拥立前明宗室”的帽子，俨然是一出卸磨杀驴、秋后算账的把戏，好在多尔衮又没有深究。

刚林唱白脸，多尔衮便唱红脸，姜瓖被搞得心惊胆战，一方面对清廷言听计从，一方面又保持高度警惕。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清廷向“投诚”的前明将领发了一道谕令：“派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多尔衮这是想通过扣留人质来驾驭这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的武将。

多尔衮认为，这既是一块试金石，又是关键时刻的杀手锏，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多尔衮没有想到，拿定主意要造反的人，哪里还顾得上儿子的死活？儿女情长、瞻前顾后，就算造反也难成大事。

这种把戏对铁杆投降分子比较管用，但对另外一些人未必适合，比如姜瓖。

其实姜瓖并不想造反，但苦于背着一个“拥立前明宗室”的罪名，又没有任何“结案”的迹象（一直“缓议”），随时都有可能被多尔衮提溜出来杀掉。

长期的恐惧，搞得姜瓖每天起床，都要先摸一摸脖子看看脑袋还在不在。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但是，造反需要理由，确切地说，需要导火索。没逼到非反不可的地步，谁愿意提着脑袋冒风险？

姜瓖忍了，但多尔衮却不能忍。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犯边，直接危及北京的安全，多尔衮急调阿济格、博洛、硕塞（皇太极第五子）、瓦克达（代善第四子）、满达海（代善第七子）等皇亲郡王率军赴大同，加强北边防务。

多尔衮做这样的安排，属于正常的军事调动，主要目的是防止喀尔喀蒙古从背后捅上一刀，干扰清军统一全国的进程。但多尔衮没有注意到，大同的姜瓖已成惊弓之鸟，清军稍有风吹草动，他都认为是冲着自己来的。

得知阿济格、博洛准备率大批军队进驻大同，长期生活在“死亡边缘”的姜瓖得出一个重要判断：自己的大限到了！——横竖是个死，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大干一场、绝处逢生！

趁着八旗大军尚未抵达、宣大总督耿焞出城巡视之机，姜瓖于十二月初三紧闭城门，处死耿焞的家属和亲信，正式宣布“易帜”。得知消息，耿焞逃往阳和（今山西阳高），阿济格急率大军于次日抵达大同城下。

姜瓖在大同起义，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诺骨牌。在山西各地，万练、刘迁、姜建勋、胡国鼎、魏世骏、白璋、韩昭宣等纷纷率义师响应。那位崇祯时期极不靠谱的李建泰，也在故乡曲沃组织义师抗清，并策动了翼城等地的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遍地开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锅粥，甚至波及到陕西、甘肃等地区。

出现这样一呼百应的局面，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山西这个老“沦陷区”已经憋得太久太久！

几年来的怒气瞬间喷发，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出一个月，层出不穷的义师攻城略地，山西大部传檄而定。清军在省会太原的外围，只控制着榆次、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崞县（今山西原平）、盂县等几个城池，太原几乎成了孤城，危在旦夕。

山西闹腾得再厉害，对南方的永历政权而言似乎转机不明显，但对近在咫尺的清廷而言，麻烦可就大了。

事情闹大了，多尔衮这才想起来安抚姜瓖，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大军是冲着喀尔喀蒙古去的，不是冲着你姜瓖来的。如果你能悬崖勒马，朝廷可以既往不咎。

姜瓖又不是三岁小孩儿，他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什么“缴枪不杀”，恐怕是早上缴枪，中午被杀！既然已经被逼到这一步，只有死磕到底了！

招抚不成，只能诉诸武力。但是，山西的声势太浩大，仅凭阿济格、博洛那点人很难对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山西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平定，势必引发北直隶、河南、山东的连锁反应。推到中原这排“多米诺”，北方便可通过夔东山区、安徽等“抗清游击区”与南方连成一体，全国的形势将发生逆转。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率军入晋，配合阿济格、博洛进剿各地义师。

一个月过去了，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仍无明显进展，山西义师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当然，最难啃的还是固守大同的姜瓖。

多尔衮入关以来第一次急眼了，于是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多尔衮亲征！

亲征！亲征！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多尔衮的身体便处于“亚健康状态”，又身为“皇叔父摄政王”主理朝政。因此，不管天下打得多热闹，嗜战如命的多尔衮一直都是待在北京运筹帷幄。

从消灭弘光政权，到进剿隆武政权，再到夺取湖南、两广，多尔衮无非是派几员大将，轻松加愉快地搞定。多尔衮没精力亲征，也没必要亲征。

如今，姜瓖想先这么耗着，但清廷拖不起。山西搞不定，北京就危险了，多尔衮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稳坐钓鱼台等着听捷报。

多尔衮带着八旗精锐直奔大同而来，还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很快便拿下浑源、应州（今山西应县）、山阴等地，切断了大同与山西中部义师的联系。

就在多尔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大同时，北京传来急报：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尔衮拍了拍大腿，暗自埋怨：小十五啊小十五，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不是拆十四哥我的台吗？

埋怨归埋怨，多铎毕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如今时日无多，怎么着也要回去见上一面。三月，多尔衮从山西撤回北京。同月，多铎病死，多尔衮不得不滞留北京料理后事，山西只有暂时交给阿济格、博洛等人处理。

多尔衮第一次亲征山西，虽然历时短暂，但有效地切断了大同与其他义师的联系，为清军进一步围困大同提供了契机。

从四月开始，阿济格执行多尔衮临行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对山西事变的始作俑者姜瓖实施“铁桶战术”。

但是，山西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大同被死死围困而有所改观。除了山西本地义师四处扩大战果以外，陕西王永强、王永镇义师也在夺取陕北广大地区后，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凑热闹。

四月底至五月初，义师先后夺取了汾州（今山西汾阳）、祁县、武乡、榆社、清源（今山西清徐）、徐沟等地，清军只控制着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少数几座孤城，山西的局势更加对清廷不利。

到了六月，山西的清军已经不够义师“吃”了，魏世骏所率义师又进入北直隶、河南境内，夺取了武安、林县（今河南林州）、涉县等地。刚刚料理完多铎后事的多尔衮抓狂了，决定再次亲征。

为了平定山西的局面，多尔衮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下了血本。在山西战场，满八旗中会打仗的将领基本上悉数到场，只有下狱后自尽的豪格、染病亡故的多铎和正在清剿湖南的济尔哈朗三人缺席。我们熟悉的阿济格、博洛，还有尼堪、硕塞、满达海、瓦克达等将领，此时都在山西跟义师玩命。在陕西战场，镇守汉中的吴三桂、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定西将军）奉命北上，与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陕西总督）会合，在剿灭王永强义师后，也转入山西配合清剿。

多尔衮第二次亲征历时两个月，战果并不明显，于八月匆忙返回北京。天下未定，主少国疑，朝中不能没有拿主意的人，多尔衮实在是身不由己。

真正对山西战局起到扭转作用的，是接替耿焞担任宣大总督的佟养量。

佟养量被多尔衮从山东调了过来，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便是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活动的刘迁义师。

佟养量的这一招确实相当狠！

代州在大同的南面，中间隔着应州、山阴。多尔衮第一次亲征时，代州与大同的联系被切断。但是，对于围困大同的阿济格而言，代州的刘迁仍然是躲在自己背后的威胁。背着一颗“定时炸弹”，阿济格难以对大同的姜瓖放开手脚。万一刘迁在背后捅上一刀，跟姜瓖一起南北夹击，自己就真成对方嘴里的“三明治”了。

佟养量清剿刘迁部，义师寡不敌众，退往五台山区，又遭到清军的穷追猛打，被彻底剿灭。

阿济格没有了后顾之忧，对大同的攻势日益迅猛。另外，大同被死死围困了几个月，已经是“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形势对孤军奋战的姜瓖越来越不利。

每到严峻的时刻，总是不乏贪生怕死之徒。眼看大同的形势愈加危急，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决定叛变，并暗中与城外的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暗杀姜瓖，举城叛变，再次上演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惨剧。据说，大同不战而降之后，多尔衮曾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谕令：将大同的城墙削去五尺！——他也不想想，以后就是自己守城等别人攻了，这不是帮敌人的忙吗？

或许，生死事小，面子事大，愤怒往往令人丧失理智！

愤也泄了，墙也削了，山西还得接着打。

不过，随着大同沦陷、姜瓖殉国，山西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各地义师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很容易被各路清军分割包围，清军的进剿行动明显轻松许多。

大同失守前后，各部清军捷报频传。满达海剿灭宁武总兵刘伟部，攻陷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博洛先后夺取平遥、辽州（今山西左权）、榆社等地。孟乔芳率领的陕西军队会同户部侍郎额色进剿白璋义师，攻克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今山西临猗）等地。

进入九月，清军的攻势更加迅猛。博洛部与满达海部合攻姜建勋义师，于九月十四日攻陷汾州，太谷、沁州、潞安（今山西长治）相继失守。同月，陕西军队也在晋西南剿灭韩昭宣义师，夺取运城。

十一月，博洛率部取得“泽州大捷”，陈社、何守忠等义师将领被擒杀，泽州失守。李建泰见大势已去，在太平县（今襄汾县汾城镇）向清军投降，后被处死。

山西的局面基本平定，阿济格、博洛、尼堪等率满军回京，吴三桂、孟乔芳、佟养量等分别在陕西、山西境内收拾残局。

十二月，吴三桂在陕西榆林剿灭了刘登楼部，分兵渡河进入山西。义师总兵贺国柱投降，并充当内应，义师总督万练自尽。随着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义师被消灭，轰轰烈烈的山西大起义也宣告失败。

山西大起义，绝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争！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局，多尔衮如临深渊、胆战心惊。遗憾的是，由于义师缺乏联系与后援，又没有广阔的地盘周旋，起义必然归于失败，清廷危局终将得以化解。但是，惨烈的失败，掩盖不了正义的光芒！

现实不禁令人疑惑：

南方，地盘不小、军队不少，为什么清军能够欢声笑语、传檄而定？

山西，地盘不大、军队不多，为什么清军如此凌乱抓狂、倾巢出动？

原因或许很多很复杂，但我只想说——姜瓖，历史顶你！

第十五章　南下

“三王”大集合

尽管后院起了大火，但考虑到夜长梦多、日久生变，多尔衮并不希望统一事业就此停滞。由于大部分满八旗军队都在山西“救火”，多尔衮只好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王”再辛苦一趟。

前面说过，金声桓“易帜”后，进剿湖南的“三王”军队奉命撤回汉阳，卡住上游。谭泰大军进入江西后，金声桓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三王”军队便撤回辽东休整。

这就奇怪了，既然江西警报解除，“三王”军队应该继续进剿湖南才对，为什么一溜烟撤回辽东呢？

其实不奇怪，看看“三王”剩下的人马便一目了然。永历三年（1649年）四月，“三王”奉诏从辽东赶赴北京，兵力如下：孔有德三千一百人，耿仲明二千五百人，尚可喜二千三百人，这还是在辽东休整过后的。

现在明白了吧，从岳州打到全州，“三王”军队已经从“高富帅”打成了“矮穷矬”。不是“三王”不想进剿湖南，而是不想送死，好歹留点种子吧？

由于“三王”的队伍太寒碜，连多尔衮都看不下去了。在兵员极不富裕的情况下，多尔衮还是命兵部七拼八凑地对“三王”的军队进行补充。孔有德补充到两万人，配属线国安、曹得先、马蛟麟三位总兵；耿仲明补充到一万人，配属徐得功、连得成两位总兵；尚可喜也补充到一万人，配属许尔显、班志富两位总兵。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条件只有一个——南下！

兵部还在酝酿作战计划，最初打算是孔有德负责福建、耿仲明负责广东、尚可喜负责广西，一人一省，搞“劳动竞赛”。

计划尚未定稿，探到口风的尚可喜最先跳出来“举手投降”：换别人吧，我干不了！

尚可喜说的也是实情，打广西跟打福建，难度都不在一个数量级。

——打广西要经过湖南，湖南又是济尔哈朗留下的“烂尾楼”，必须先完工再说；打福建只需要从浙江翻过仙霞岭，或者从江西翻过杉关便可到达。

——广西是永历朝廷的老巢，好几支能打的部队都龟缩在桂林一带；福建早被“浙系”、“闽系”搅成了一锅粥，而且水战见长，陆战偏弱。

总之，打福建的“水货”可以说是手到擒来，打广西则是“买一赠一”，必须连着湖南一起打。

照此分析，整个作战计划便是：孔有德带着两万人去福建“捏柿子”，尚可喜带着一万人去湖南、广西“啃树皮”（比“啃骨头”还要惨）。——就算多尔衮是孔有德的干爹，也不能这么干吧？

尚可喜不干，孔有德又想过点嘴瘾，一再耻笑尚可喜是“娘们儿”。尚可喜怒火中烧，直接向朝廷上疏：南下可以，但不跟多尔衮的“干女儿”孔有德一块儿混！

“三王”还没出门，互相就掐了起来。多尔衮正被山西的事情搅得头大，没时间理会这些烂账，只想早点把三个人打发走。

最后，兵部对南下作战计划进行了调整，孔有德经湖南打广西，耿仲明、尚可喜经江西进攻广东。“三王”在补充兵员的基础上，再配属浙江、湖广调集的部队，开始向南方进发。

湖南，“烂尾楼”

永历三年（1649年）六月，孔有德率军抵达湖南衡州。按照惯例，孔有德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避暑。

过完“暑假”，孔有德着手做第二件事情——修“烂尾楼”。

湖南这个“烂尾楼”确实烂得可以。自从济尔哈朗大军退却后，除了焦琏收复广西北大门全州外，湖南的地方势力也纷纷钻出来，坚决贯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很多地方又成了南明的天下，特别是靠近广西的永州地区。

孔有德在湖南到处用兵，一点没有进军广西的迹象（没办法，抽不开身）。十一月，孔有德率军进攻永州。攻守持续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攻克，足见永州兵力之强盛。

尽管孔有德在湖南攻城略地，但仍然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城池到手了，明军却不见了。很明显，各地抗清势力又开始“敌进我退”钻山沟了。

湖南是这种态势，孔有德哪里还敢南下广西，万一背后被捅上一刀，麻烦可就大了。

一直熬到永历四年（1650年）二月，清廷才调山东的沈永忠部进驻湖南宝庆，并配属图赖麾下的总兵张国柱、郝效忠，接替孔有德在湖南修“烂尾楼”。

孔有德解除了后顾之忧，方才放心大胆地挥师南下。三月，孔有德率军向湘、桂交界的镇峡关发起进攻。

镇守镇峡关的，依然是曾在此拦截堵胤锡残部的曹志建。曹志建被何腾蛟训练成了“草包”，但打清军还是不含糊的。看到清军来袭，赶紧率兵出关迎战，激战了一个多月，实力不济的曹志建被干掉一万多人。

主力被干得差不多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跑啊！

曹志建一溜烟跑到弟弟曹四驻扎的灌阳，继续坚守。清军随即占领镇峡关，折返湖南境内“关门打狗”，先后拿下武冈、靖州、新宁等地。

转眼又是夏天，孔有德继续放“暑假”，坐等秋高气爽。

在湖南折腾了一年多，孔有德终于可以大踏步向广西进发了。九月，孔有德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由董英、何进胜率领，清剿灌阳的曹志建兄弟，孔有德亲率另一路向全州、兴安、严关一线进攻。

九月十二日，灌阳的曹志建弃城而逃，在恭城青塘窝宿营。次日，清军进攻曹营，桂林东南门户恭城失守。此时，另一路清军也顺利拿下全州，向桂林的东北门户兴安、严关逼近，对桂林形成南北合击之势。

孔有德大军压境，作为广西省会的桂林也在积极准备中。——“总指挥”瞿式耜准备应战，赵印选（驻严关）、胡一清、杨国栋、王永祚、蒲缨、马养麟等将领准备逃跑。

十一月初五，赵印选联合其他将领将“准备”付诸行动，带着军队、家眷、财产，浩浩荡荡向西逃窜。手无寸铁的于元烨也微服出逃，结果被乱兵所杀。

主要将领纷纷弃城而逃，桂林城中一片大乱。瞿式耜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

永历建政四年有余，曾经意气风发的瞿式耜已是心如止水。“二祖江山人尽掷，四年精血我偏伤”，瞿式耜不想再跑了，他决定留下来，为自己跌宕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殉国是门技术活

作为拥立朱由榔的最初动议者，瞿式耜算是一个另类。在浊气熏天的永历朝廷里，瞿式耜只希望独善其身。他既看不惯陈邦傅、马吉翔等人的颐指气使，也对堵胤锡“勾结”农民军颇有微辞。

几年下来，瞿式耜最大的感受应该是孤掌难鸣，他对腐败不堪的永历朝廷和只会逃跑的朱由榔已经彻底死心。让瞿式耜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当其他人纷纷逃亡之时，有个人却主动走进桂林城。这个人，便是瞿式耜的门生——张同敞。

张同敞，湖北江陵人，“一代帝师”张居正的曾孙，崇祯时期荫补中书舍人。隆武建政后，授锦衣卫指挥使，受命赴湖南抚慰堵胤锡及忠贞营。返回途中，闻知福建失守，张同敞辗转到两广投奔永历政权，授翰林院侍讲。永历帝在武冈遇险之时，张同敞逃亡于贵州境内。与朝廷重新取得联系后，在瞿式耜的举荐下担任广西总督。

桂林告急，张同敞从灵川返回桂林，问瞿式耜怎么办。瞿式耜的回答很坚决：“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将安往！”张同敞见恩师如此大义凛然，也决定留下来共赴死难。当夜，两人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陪伴下，“呼酒对饮”，“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次日清晨，清军进入桂林城（不是攻入，因为根本没人守），活捉了这两位等候已久的“醉汉”。孔有德耐心招降，但瞿式耜、张同敞态度坚决。孔有德有点舍不得杀这两位前明旧臣，便将二人软禁在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也没有逃跑，孔有德也是以礼相待。

对于瞿式耜、张同敞而言，软禁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管吃管住，还能吟诗作赋。但是，这并不是两人想要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殉国！

瞿式耜、张同敞死也不投降，但孔有德并没有动手的迹象。稀里糊涂过一个月，瞿式耜急眼了：老孔，你是养猪过肥年，还是钱多没处花？

瞿式耜最担心的是，长期这么与世隔绝地活着，势必会谣言四起，对自己的“清白之身”很不利。“愿作须臾刀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瞿式耜迫切地想做个了断。

十二月，瞿式耜给原驻平乐府的焦琏写了一封密信。在密信中，瞿式耜让焦琏率部向桂林靠拢，并承诺自己可以做内应，里应外合干掉孔有德。——老瞿未必太天真了吧？焦琏能有几号人，敢打桂林？

收复桂林的可行性倒还在其次，最重要的问题是——焦琏，在哪里？

这恰似一个南明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故事，瞿式耜派出的使者最终不辱使命，第二天便顺利地将密信送到了孔有德的手中。

等等，怎么跑孔有德手里去了？没错！瞿式耜向使者交待的“加西亚”就是孔有德！

于是，使者揣着密信招摇过市，被清军查获，上交给孔有德。孔有德看完密信，大吃一惊，做出了一个瞿式耜等待许久的决定：行刑！

十二月十七日，瞿式耜、张同敞心满意足在桂林慷慨就义！

那年头，殉国都是一门技术活！

出师未捷身先死

孔有德率军“买一赠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平定湖南，拿下桂林，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不过，对比一下耿仲明、尚可喜的遭遇，孔有德的心理应该比较平衡。——居然有人比我还惨！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孔有德还在永州啃城墙，耿仲明、尚可喜刚刚抵达江西，耿军驻扎在吉安府，尚军驻扎在临江府（今江西樟树临江镇），两人约定十二月初三南下。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麻烦便自己找上门了。随军的满洲贵族向朝廷揭发，说耿仲明、尚可喜一路上私自收留“逃人”一千多人！

这可是“要你命三千”的重罪！

清军入关前后，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八旗的王公贵族拥有大批农奴、奴仆，普通兵丁也有一些。这些农奴和奴仆主要来自于俘虏、买卖、罪犯家属和失去土地的投充之人。清军入关之后，大量农奴、奴仆逃脱，成为所谓的“逃人”。

作为清军将领中的汉人，耿仲明、尚可喜私自收留“逃人”，还达到一千多人，长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满洲贵族的“诉状”上达天听，北京很快做出反应，下令严查。十一月二十七日，心虚的耿仲明畏罪自杀。

“出师未捷身先死”，耿仲明死得有点冤枉。倒不是罪名冤枉，收留“逃人”确有其事，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满洲贵族也没有诬告。耿仲明的冤枉在于，多尔衮并不打算严惩。

清廷正值用人之际，需要靠耿仲明、尚可喜平定广东，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按律处治，斩杀令一下，相当于是逼着正率军驻扎江西的耿仲明、尚可喜做第二个金声桓、李成栋。

多尔衮决定宽宥，不砍头、不削爵、不革职，一人处罚四千两银子了事，也算是给告状的满洲贵族一个交代。

查也查了，罚也罚了，可耿仲明挂了，他手下的一万大军怎么办？

为了安抚军心，多尔衮指派耿仲明之子耿继茂作为尚可喜的助手统率旧部，两万大军统一归尚可喜指挥。

这么一折腾，尚可喜一万变两万，于十二月初三挥师南下。十六日，大军抵达赣州，南赣巡抚刘武元派部将栗养志为前锋兼向导，带着尚可喜的两万大军，于二十七日抵达毗邻广东的南安府。

打到南雄过大年

广东的南雄府近在咫尺，但一向谨慎小心的尚可喜并没有贸然行动，他需要做一些准备，具体来说是三个方面：

第一，派人到前线侦察对方兵力部署，做到知己知彼。

第二，安排间谍潜入南雄府城，伺机而动。

第三，准备在南安过大年。——当然，这是做给对方看的。

趁着尚可喜准备空当，我们来看看南明方面。

南明军队在南雄府的布防有点意思，这得从三月份开始说起。

当时，金声桓、李成栋打赣州相继败北，赣州、南安依然在清军的手里。特别是金声桓在南昌殉难后，广东北面的军事压力剧增，永历朝廷特意派李成栋手下的悍将阎可义镇守南雄府。

南明的将领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逃跑型”、“死守型”、“找茬型”。

“逃跑型”是弘光、隆武、永历三朝的主流门派，特点是怕被人打，所以望风而逃，代表人物包括刘泽清、何腾蛟、陈邦傅等。

“死守型”比较少见，特点是怕背骂名，于是守着城池死扛，拼了老命也要与城共存亡，代表人物有史可法、瞿式耜等。

“找茬型”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了，特点是怕没仗打，迎头撞树也要踢三脚，代表人物——阎可义。

南雄府是广东的北大门，与江西的南安府仅隔着一道梅岭，相距不足百里。要是换作“逃跑型”将领镇守，听说清军逼近梅岭就会望风而逃。换作“死守型”将领，情况稍微好一点，赶紧收缩兵力，退守孤城。

阎可义镇守南雄，情况就大不同了。自从来到南雄，老阎便三天两头派人去梅岭打探：清军怎么还不来？

从三月等到七月，一转眼就是夏天。此时，耿仲明、尚可喜还在路上，阎可义实在没耐性了，你不来是吧？我去！

七月，阎可义带着手下人马翻过梅岭，直抵南安。清军守将撑不住，赶紧向赣州求援。南赣巡抚刘武元派栗养志增援，阎可义大败，梅岭失守。

不久之后，爱找茬又不经打的阎可义病故。杜永和、李元胤决定派罗成曜镇守，罗成曜打死也不去，理由很直白：你们享福，让我受罪，凭什么？（尔等俱安享受用，独苦我邪？）

杜永和百般劝说，又承诺重赏，罗成曜这才勉为其难地上任了。不过，罗成曜将调令打了个对折——自己驻韶州，派部将江起龙与总兵杨杰守南雄。

这就是南雄府目前的部署情况。先前的阎可义爱找茬、不经打，罗成曜则是既不找茬也不经打。对于尚可喜而言，从梅岭俯冲而下，夺取南雄，跟玩儿似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尚可喜率大军悄悄出动，逼近南雄。三十日，潜入南雄的清军间谍纵火焚烧城中的鼓楼。正忙着过除夕的南明军赶紧救火，间谍趁乱打开城门，迎清军主力入城。

江起龙、杨杰本以为清军会在南安过大年，自己也能在南雄过大年，没想到清军想跟他们一起在南雄过大年。由于守城军队近日忙着筹备年货，此时又忙着救火，没功夫搭理入城的清军，结果被打得大败。

清军占领南雄，一面开始屠城，导致“城内居民，屠戮殆尽”；一面继续向南进发。

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初六，尚可喜率大军抵达韶州，罗成曜弃城而逃，清军顺利接管韶州府城，并派人招抚府属六县，广东的北大门落入清军之手。

跑路，还是跑路

南雄、韶州的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围绕何去何从的问题，群臣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马吉翔主张向广西撤退，打不赢就应该跑，这又不是第一次。驻扎在广州的杜永和则认为，韶州距肇庆还有一段距离，广州也还在我们的手里，有什么好怕的？朝廷如此贪生怕死，必然引发人心瓦解，无异于将广东拱手送人。

杜永和貌似做起了第二个瞿式耜，其实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不希望“逃跑帝”朱由榔脱离“广东系”的控制。因此，杜永和的意见得到金堡、彭佺等“广东系”官员的支持。

群臣各怀鬼胎很正常，最终还是朱由榔来拍板。不用怀疑，此时的“逃跑帝”朱由榔比谁都想早点开溜！

朱由榔想跑，但“占人地盘受人管”，杜永和的意见不能全当放屁。为了顺利跑路，朱由榔派刘远生、金堡前往广州，向杜永和解释“转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一句话：不跑路，我死了你负责？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杜永和还能说啥，只是发自肺腑地向朱由榔表明自己的保留意见：“上西去，则竟弃广东，付之还虏，诸忠义士随成栋反正者，亦付之还虏，令其杀戮。为皇上画此谋者，亦何其惨也！”

“广东系”官员跟着李成栋“易帜”，让广东失而复得。如今大军压境，就把这些人撂下不管，朱由榔多少有点于心不忍。杜永和说得如此恳切，朱由榔决定豁出去一次，留在肇庆观察一段时间。

朱由榔“良心发现”，一个叫夏国祥的死太监却死性不改。看到朱由榔犹豫不决，夏国祥擅自将皇太后送到行宫门外，又以皇太后懿旨的名义催促朱由榔赶紧上船。朱由榔倒是会顺坡下驴，赶紧以妈的名义跑路，于正月初八登船，沿西江而上，二月初一抵达梧州暂避。

离开肇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朱由榔或许还心存侥幸，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返回自己登基的原点。但是，历史并不打算再给“逃跑帝”朱由榔这个机会。

正月二十七日，尚可喜、耿继茂率两万大军从韶州南下，两日后占领英德。尚可喜派总兵许尔显率一路兵马沿水路攻取清远，自己亲率大军主力逼近广州外围的从化。

三月初四，从化失守。两日后，尚可喜、耿继茂大军进抵广州近郊。

死守

此时固守广州的，是李成栋死后强行接管广东的杜永和。

前面说过，南明将领有三种类型，而杜永和属于第二种——“死守型”。史可法、瞿式耜都属于“死守型”，但相当不经打——史可法血战了一天，瞿式耜痛饮了一晚上。杜永和却是相当经打的“死硬分子”。

尚可喜兴致盎然地攻城，结果被杜永和收拾得灰头土脸，一上去就被干掉近千人。照这个速度损失下去，不出一个月，两万大军便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硬啃广州，不是崩坏牙的小问题，而是难保命的大问题。尚可喜决定改变策略，从两个方面入手做好充足的攻城准备。

一方面，对广州形成合围。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让两万大军站成一圈这么简单，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具体包括：

第一，分兵扫清广州外围府县，并运用剿抚并举的方针，控制广东其他地区。

至六月，惠州总兵黄应杰投降，潮州总兵郝尚久受到尚可喜“统一大军”、郑成功“抢粮大军”的两面夹击，宣布归附清军。

第二，征民夫在广州北、东、西三面挖壕沟，断绝广州与外界的联系，困死杜永和。

第三，以水师封锁广州南面的珠江，这个工作有点麻烦。清军千里迢迢南下，哪儿来的水师？

没有水师没关系，有人就行！

尚可喜一边安排人赶造战船、募练舟师（在九月完工一百多艘），一边派人在沿海四处招抚，终于在四月招降了梁标相、刘龙胜等率领的“红旗水师”。“红旗水师”投降得相当坚决，先纵火焚劫了杜永和的水师，接着封锁江面，配合尚可喜、耿继茂大军对广州形成“铁桶合围”。

另一方面，清军抓紧赶制攻城的重武器——红衣大炮。至十月，清军总共配备了七十多门大炮，每炮又配发四百枚炮弹。三万枚炮弹，足够了！

尚可喜在广州城外张罗了半年多，忙得不亦乐乎，要换作阎可义守广州，一天能出去骚扰七八次。但是，杜永和不喜欢找茬，几个月来一直趴在城墙上看“西洋景”。

客观地说，尚可喜敢这么干，既算准了永历朝廷只会逃跑，顾不上派援兵支援广州，也算准了杜永和魄力不足、瞻前顾后，不敢出城冒险。

清军分兵清剿外围，大营兵力空虚，杜永和不动；清军开始挖沟设卡，广州成为孤城，杜永和还是不动；清军赶制船只大炮、封锁江面，杜永和依旧“岿然不动”。

什么叫“死守”？这就叫“死守”！——瞪着死鱼眼，死愣着防守！

杜永和脑筋不开窍，但总有人脑筋开窍，他们不希望看到广州就这么耗着。驻守在肇庆的总兵马宝、郭登第率军进攻清远，“广东系”元老何吾驺也组织总兵陈奇策、张月水陆并进，在三水迎战清军。

悲剧的是，禁打的人脑筋不开窍，脑筋开窍的人又不禁打。马宝、郭登第没能攻下清远，却被清军揍得七荤八素。何吾驺这一路更别提了，仗没打赢，三水也丢了。

广州，已经危在旦夕。

尚可喜没有想到的是，广州城里竟然有人暗中联络准备投降清军。要知道，这些人都是跟着李成栋“易帜”的，投降必然也是一个死。既然是死，何必背个骂名投降？

历史终归有一些偶然，问题就出在驻守西外城的主将范承恩身上。根据史料记载，范承恩原来是淮安府的皂役，后来跟随李成栋四处征伐。由于此人目不识丁，被起个绰号叫“草包”。杜永和是李成栋的部将，对范承恩知根知底。

十月初十这天，是朱由榔的生日，众将领借此机会搞聚会。老杜也是损，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口一个“草包”，将范承恩呼来唤去，将老范弄个大红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后，范承恩越想越来气，索性暗中勾结清军，给口无遮拦的杜永和一点颜色看看。

十月二十八日，清军准备就绪，开始攻城。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又有相当意外的内应，拿下广州必然是手到擒来。

十一月初二，清军攻入广州，杜永和登舟逃亡，前往琼州府继续抗清。

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尚可喜命令清军屠城，广州迎来了最黑暗的十天。根据史料记载，这是一场堪比“扬州十日”的大屠杀，广州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

屠杀之后的惨景，时人王鸣雷有这样一段血腥的描述：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乱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轱。”

有一位紫衣僧人不忍目睹尸横遍野的惨状，大发慈悲之心，将遇害者的尸体收拢在一起焚烧。冲天的烈火过后，“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这是清军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笔血债，是尚可喜、耿继茂两个汉奸的杰作！

逃无可逃

“逃跑帝”朱由榔在梧州待了不到一年，又接到广州、桂林相继陷落的消息，这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巨大危机！可想而知，永历朝廷的乱象，比任何时候都要剧烈。朱由榔力挽狂澜、一锤定音：两广的省会都丢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跑啊！

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十一日，朱由榔乘舟向南宁逃窜。这次危机不比往常，再加上几年来跟着这位“逃跑帝”亡命天涯，群臣已经没有什么信心可言了。除了大学士严起恒、锦衣卫马吉翔、太监庞天寿以及焦琏、董英等少数官员外，大多数臣属陷入一片迷茫与混乱之中，但都有一个共识：遇到这么一个主子，早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朱由榔刚出城，群臣便开始分道扬镳、自寻退路，“兵各溃走，永历呼之不应”。

大学士王化澄等人往容县跑，半路遭遇土贼，“弃妻失妾，亡子遗仆”，转眼间成了叫花子，被迫躲入山区避难。

曾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官员僚属，如今惶惶如丧家之犬，生不如死。（向为鸳班贵客，今为鹄形丧狗，哀苦万状。）真可谓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

经过浔州时，麻烦找上门了。镇守浔州的是陈邦傅，他意识到永历政权已经无可救药，便准备做第二个刘承胤，图谋抓住朱由榔作为“投名状”，向清军投降。

眼看就要羊入虎口，朱由榔再一次发挥了“嗅觉特灵，跑得贼快”的优势，率领船队“冲雨而过”。事发突然，陈邦傅猝不及防，让朱由榔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顺利脱险。

快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陈邦傅火冒三丈，带着舟师去追，跟在后面的焦琏、董英等人成了替死鬼。

“逃跑帝”朱由榔只顾着逃跑，根本没有布置阻击防线的意识，群臣又是“树倒猢狲散”，梧州毫无防守，相当于拱手送人。

朱由榔有意“送出”梧州，负责进剿广西的孔有德却没空“收礼”。

一直到三个月之后，孔有德才派马骥接管梧州，次月又派麾下总兵马蛟麟镇守。也就是说，作为广西巡抚的驻节地，梧州居然“空城三月”。

这打的什么鸟仗？！

桂林、广州先后陷落，实际上挂起了永历政权覆亡的倒计时牌。两广官员显然也对这个政权基本上绝望了，没骨气的选择投降，有点骨气的选择隐居或者出家，只有极少数骨头硬的选择留在“敌占区”继续抗争。

此时，广东境内主要有三位永历官员在坚持抗清。一是广州失守后，逃往琼州府的杜永和；一是陈奇策，三水之战失败后，率舟师辗转活动于钦州沿海；一是李成栋之子李元胤，他不忍抛弃父亲“易帜”的故土，主动请缨在高州、雷州一带打游击。

陈奇策有舟师，打不赢就做“海漂”，清军拿他没办法，坚持的时间比较长。李元胤、杜永和就惨了，由于缺乏后援和周旋空间，时间一长就撑不住了。次年，杜永和向清军投降，李元胤在钦州防城被擒，押往广州被处死。

永历四年（1650）十二月，朱由榔率残破不堪的永历朝廷抵达南宁。

对于永历政权而言，广东已经没有指望了，广西南宁也因为桂林、柳州、梧州相继失守而岌岌可危。“逃跑帝”朱由榔还能往哪里跑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朱由榔已经逃无可逃，只能将目光投向西南一隅。此时，盘踞在云南的是前大西军将领孙可望。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西南地区一直都是南明抗清斗争的“大后方”（其实也是“死角”），基本上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视线。历史发展到现在，聚光灯终于照到了这一片南明最后的“王土”上。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呢？

第十六章　后方

特殊中的特殊

由于西南的云、贵、川三省长期游离于南明历史舞台之外，“大后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明朝各省中，西南几省比较特殊，主要是涉及行政建制的问题。

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采取“分封制”，对贵族一般都是封个爵位，圈块地出来，自己玩儿去吧。爹死了儿子继续玩，儿子死了孙子玩，于是形成大大小小的世袭诸侯。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并逐步推行“流官”制度。官员由中央任命，并规定任期，时间一到立马调任。除非这个地方太烂，没人想来，自己又没有背景，就只能继续“把牢底坐穿”。“流官”制度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故乡任职，谨防搞裙带关系。

从秦朝开始，“流官”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到了明朝，“流官”制度已经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以云南、贵州、四川、广西为主的西南地区比较特殊。除了与全国其他地方无异的“流官”以外，这几个省还保留了“土司”的行政建制。“土司”有三个特点，一是就地任职，二是世袭罔替，三是允许有自卫武装（称为“土兵”），实际上有点类似于家族式的“地方高度自治”。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才正式寿终正寝。

客观地说，“土司”在明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广大山区的社会管理还处于“部落式”的阶段，“土司”恰好适应这样的管理模式。

其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内地差异较大，通过“土司”的“家族式”、“部落式”管理，有利于维护地方稳定。

在西南几省中，云南又是特殊中的特殊，因为这里除了地方土司以外，还设置有省一级的“大土司”，也就是电视剧《沐府风云》中的沐氏家族。

洪武时期，沐英率军平定云南，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地域与社会的特殊性，特事特办，特批沐英为西平侯（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子封黔国公，此后以黔国公袭爵），世代镇守云南。至南明时期，承袭爵位的沐氏子孙叫做沐天波。

这样一来，云南实际上是“一省两制”：既有全国通行的省、府（州）、县（卫）几级“流官”，又有部分地区设置“土司”，并接受世袭勋臣沐家的领导。

平地惊雷

张献忠流窜到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云南的神经高度紧张，各派势力也空前团结起来。黔国公沐天波、云南巡抚吴兆元、云南巡按吴文瀛整天忙得上窜下跳，调官军、“土兵”在云南、四川交界地区紧急布防。

所幸张献忠没有南下的意图，云南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令沐天波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没有入滇的兴趣，云南却平地起惊雷，阵脚自乱。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并先后攻占大姚、定远（今云南牟定）、姚安等地，气焰极其嚣张。负责领导土司的沐天波急调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率“土兵”围剿叛军。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吾必奎很快就被强摁下去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其他土司纷纷返回原籍时，参与平乱的蒙自土司沙定洲居然赖在省会云南府（与昆明府县同城）不走了！

沙定洲往日深受沐天波的信任，因此这种异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沐天波的警觉。沐天波认为，沙土司不过是在山沟里待久了憋得慌，趁机向领导撒撒娇，赖在昆明享受几天再回去。

其实，沐天波只猜对了一半：沙定洲想在昆明享受不假，但他不是“暂住”，而是准备“落户”。

让沙定洲“落户”，沐天波怎么办？好办——滚蛋！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在昆明发动叛乱，猝不及防的沐天波在龙在田、禄永命的护送下向西逃往楚雄。悲催的是，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来不及跑掉，在一座尼姑庵中自缢身亡。

沙定洲占领昆明后，立即派兵向西追击沐天波，非置其于死地不可，却遭到金仓兵备道杨畏知的截击。“土兵”不是官军的对手，只得败退，沐天波暂时在楚雄安顿下来。

随后，沙定洲一面派兵攻取云南各地，一面对云南的“流官”威逼利诱，迫其归附。沙定洲还胁迫云南巡抚吴兆元向隆武朝廷上疏，诬告沐天波谋反，并提议由自己代替沐家接管云南。（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

沙定洲担心隆武皇帝朱聿键看出破绽，又伪造大学士王锡衮（云南禄丰人，至昆明时遭沙定洲软禁）的印信，向隆武朝廷提供伪证。

由于距离太遥远，再加上自己又是“泥菩萨过河”，朱聿键没能力也没兴趣明察秋毫。隆武朝廷同意了沙定洲的无理要求，并发出“扫除沐天波”的谕旨。后来，事情的真相终于辗转传到福州，被忽悠的朱聿键深感鞭长莫及，实在是无可奈何，索性“置而不问”。

从此，除了沐天波控制着楚雄以西地区，云南大部已成为沙定洲的天下。

半路杀出个孙可望

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沐天波终于盼来了“救星”——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

孙可望，陕西米脂人，“屌丝”出身（一无赖子），早年跟随张献忠造反，因“狡黠善伺人意”，深得张献忠的喜爱，收其为“义子”，又封平东将军。除了孙可望以外，张献忠还收有安西将军李定国、定北将军艾能奇、抚南将军刘文秀三名“义子”。

崇祯十二年（1639年），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反水，率部入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

隆武二年（1646年），多尔衮派豪格、吴三桂率大军经陕西入川，清剿大西政权。十一月二十七日，正率部转移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阵亡。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但与大顺军不同，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位“义子”兼悍将很快便达成了共识：要想度过难关，必须加强领导。大家一致推举年长的孙可望为“盟主”，与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组成一个“领导集体”，率领危难中的大西军残部突出重围。（议推可望为主，凡事听其号令。）

新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产生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由于豪格、吴三桂的攻势太猛，继续待在四川无异于送死，孙可望决定挥师向南，撤往南明辖区内兵力薄弱的贵州。

孙可望率四万残部从西充南下，经重庆府时遭遇南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凭借人多势众，孙可望率部冲杀南明军队防线，击毙主将曾英，顺利渡过长江天险。

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稍有喘息时机的孙可望在綦江集结部队，开始对大西军进行整顿。

这都什么时候了，逃跑还嫌腿短，哪有闲工夫整顿？

——其实不然，越是危难时刻，整顿越是必要。

大西军冲出了重围，但依然面临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去哪里发展？怎么发展？

去哪里发展的问题，孙可望在掌权之初便已经解决了，答案是地处四川南面的贵州。现时的问题是怎么发展，具体地说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先说“举旗”问题，大西政权的旗号到底还要不要？

张献忠弃守成都率部转战时，曾给孙可望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既然有张献忠的遗嘱，“举旗”问题应该有答案：取消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合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顺军残部投靠何腾蛟的遭遇，我们是见识过的。南明政权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视大顺军、大西军为“流贼”和“仇敌”。

合作？谈何容易！

尽管南明政权中不乏堵胤锡这样的开明政治家，但主流思想依然是“平寇抗清”。

“我本将心向明月”，朝廷却要代表明月消灭我。“归明”的道路，目前还走不通，大西政权的旗号有必要再打下去（不然只有打白旗了），但可以伺机灵活处理。

再说“路线”问题，主要是指治民政策方面。

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争议颇多，清朝编撰的史料又多有污蔑、夸张之辞，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张头上扣。不过，大西政权偏于严酷、残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百姓遭遇的劫难也是耸人听闻的。大西军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孙可望认为必须改弦更张，采取亲民的政策，注意笼络民心。

最后是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不难，张献忠的“政治遗嘱”说得很清楚——“毋为不义”。说得直白一点，所谓“不义”就是向清军投降。所以，大西军不能投降，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投降！

綦江整顿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对于危难中的大西军，乃至对全国的抗清形势，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豪格穷追猛打，孙可望迅速从綦江南下，抵达四川遵义府（今属贵州），一路上“秋毫无犯”，深受百姓欢迎，綦江整顿初见成效。

随后，孙可望率大西军渡过乌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一举攻克省会贵阳，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逃往定番州（今贵州惠水）。二月十二日，艾能奇率部攻克定番，南明在贵州的官方势力被摧毁。

在明朝时期，贵州地盘并不大，今天的遵义、毕节、威宁等地当时都属于四川管辖，而且南明在贵州的兵力极其薄弱。孙可望占领贵阳，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贵州。

更重要的是，豪格一路追到遵义，连乌江都没过，直接“班师凯旋”了。——孙可望不是在贵阳吗，怎么能“凯旋”呢？

不是豪格不想继续打，而是没法打。——四川多年战乱，再加上张献忠胡搞，经济生产破坏相当严重，清军的后勤补给极其困难，总不能让几万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

豪格撤回北京，吴三桂撤到陕西汉中，留下王遵坦、李国英俩人镇守四川，孙可望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正当孙可望准备立足贵州、谋求发展时，西面的云南来了一个人，让孙可望改变了初衷。

这个人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派来的使者。崇祯时期，龙在田的“土兵”曾被朝廷调到湖北襄阳、郧阳一带“剿贼”。张献忠在谷城接受“招安”后，与龙在田来往密切。如今云南陷入混乱，龙在田得知大西军南下贵州，自然想到派人来搬救兵。

使者向孙可望介绍了云南近年来的情况，从吾必奎叛乱到沙定洲叛乱，云南实际上已经陷入内乱之中，迫切需要大西军出手相助。

孙可望得知云南的情形，敏锐地感觉到大西军可以在云南建立更加稳固的根据地。云南地域广阔，位置偏远，比狭小的贵州要好得多。

打定主意之后，孙可望一面派间谍进入云南探查，并四处散布假消息，声称沐天波夫人焦氏的家族武装不日将入滇复仇，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出师前的准备。

由于孙可望打着“焦氏复仇武装”的旗号，云南人信以为真，“延颈望之”。从贵阳开赴云南，大西军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云贵人民深信，一路俱如此传播，故贼兵所至，悉开门降，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二十五日，孙可望率大西军攻克平彝（今云南富源），进入云南境内。跟作战经验丰富的大西军相比，云南的“土兵”充其量就是“民团”，孙可望一路势如破竹，二十九日便进抵曲靖府，俘获已归附沙定洲的云南巡按御史罗国献。

攻克曲靖，昆明的东大门洞开，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折向滇南，直捣沙定洲的老巢阿迷州（今云南开远），一下子干掉沙定洲调来的一千多援军。

归功于间谍的虚假宣传，云南人深信孙可望的部队是焦氏的家族武装。“三人言虎”，再加上孙可望放着眼前的昆明不打，却轻车熟路地打阿迷州（其实是龙在田派人做的向导），让沙定洲也对这支大军的“焦氏家族武装”的身份深信不疑。

沙定洲认定对方确实是来复仇的，而且熟悉云南的地皮，否则怎么可能一进门就打阿迷州。既然来者不善，沙定洲决定暂避锋芒、走为上计。四月十八日，沙定洲弃守昆明，逃回蒙自。

大学士王锡衮被准备逃跑的沙定洲剁了，“识时务”的吴兆元保住了老命，继续留在昆明，准备迎接新主子。但是，嗅觉灵敏的吴兆元很快就发现不对劲，到云南平乱的不是什么“焦氏家族武装”，而是几年前自己跟着沐天波千防万防的大西军！

真是防不胜防，大西军竟然趁乱入滇。

醒悟之后，吴兆元头都大了：龙在田，你个王八蛋，这不是招虎赶狼吗？

吴兆元想“剿贼”，但苦于手下无兵，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四月二十四日，孙可望率大西军经宜良进入昆明。

兵不血刃占据昆明，孙可望开始推行新策略：平叛、剿顽。

——平叛，当然是消灭盘踞在蒙自的沙定洲势力。这是必须的，不然咱大老远到云南干吗来了？

——剿顽，目标是暂避在楚雄以西的沐天波、杨畏知势力。这就有点无耻了，人家龙在田是请你来平乱的，不是请你来添乱的，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孙可望管不了这么多，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就待这儿了！云南以前是谁的我不管，反正我是从沙定洲手上夺来的，那就是属于我的战利品。你想咋地？你敢咋地？

龙在田自食其果，吴兆元有苦难言，云南在一夜之间被大西军砸了场子。

五月二十二日，李定国率部占领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准备清剿沙定洲盘踞的蒙自。偏偏事不凑巧，虽然吴兆元、龙在田不敢动，却不乏胆子肥的，昆阳知州冷阳春、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武装政变，直逼驻守昆明的孙可望。李定国赶紧撤回昆明，于六月二十三日将其平定。

李定国向南进剿时，刘文秀也统兵从昆明北上，经富民夺取武定、禄劝等地，又向西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对沐天波、杨畏知的北面构成威胁。

八月，孙可望亲自率军西征，在禄丰击溃云南官军，活捉杨畏知。

杨畏知是陕西宝鸡人，跟孙可望算是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可望想跟杨畏知好好谈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一举扭转了全国的抗清形势，并因此载入史册。

意义很重大，但谈话本身却很简单。

孙可望对杨畏知说：我率军入滇是来剿贼的，也希望跟你们合作抗清。（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

这话的真实性明显有水分，要换作何腾蛟、瞿式耜，恐怕早骂起来了：你说你是来剿贼的，那你打我干什么？合作？合作个屁！

幸运的是，杨畏知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所谓的“流贼”并没有偏见。既然对方主动提出来合作，自己又成了俎上之肉，为什么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死搬教条活受罪呢？

合作没问题，但该讲的原则还是要讲的。杨畏知向孙可望提出了“约法三章”：“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

后两条没问题，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这么干了。第一条看似不可能实现，但孙可望在綦江整顿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如今时机成熟，可以答应这个条件。

双方成交！

孙、杨盟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当前，为混乱中的云南翻开了新的篇章，更在于几年之后，为“逃跑帝”朱由榔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让濒临覆灭的永历政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当然，此时的孙可望、杨畏知还想不到这么远。

杨畏知实际上代表了沐天波，因此孙、杨达成盟约，促成了云南“大佬”沐天波接受孙可望的领导。九月，刘元秀率军进抵永昌（今云南保山），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为原则，与据守滇西的沐天波达成和解协议。

混乱多年的云南，终于尘埃落定。

建设抗清根据地

孙可望出身卑微，多年来追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后，深受张献忠器重的孙可望直接参与了政权的日常管理与建设，积累了一定的执政经验。

事实证明，孙可望虽然大老粗一个，但他不仅是名能征善战的武将，也是一名治世能臣。

出于建设“抗清根据地”的需要，孙可望开始施展拳脚，大刀阔斧治理云南。

——政权建设方面。

虽然没有得到永历朝廷的正式承认，但孙可望履行“不得仍用伪西年号”的承诺，采取“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的方针，为将来与永历政权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本原则，沐天波以及云南官员的安置就比较顺畅了。沐天波的爵位保留，名义上继续领导汉族“土司”，杨畏知、王应龙等前明官员均得到委任。

搭好了架子，孙可望开始整顿吏治，总方针是在綦江整顿时定下的亲民政策。

要想将云南建设成为稳固的后方基地，就必须争取民心。要想争取民心，就必须确保官吏勤政为民。

在这个过程中，被委任为“工部尚书”兼“巡按”的王应龙起到了突出作用。他领导“纪委”（巡按衙门）长年累月巡察各地，惩治贪腐，为百姓伸冤鸣冤，民望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孙可望还有一项超乎寻常的政策“许地方头人起诉”。说直白一点，热烈欢迎底层“屁民”的“有组织上访”，既不拦截也不关押，甚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一时间，贪官惊慌失措，百姓欢欣鼓舞。

——军事方面。

和平解决滇西以后，云南大部已在孙可望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沙定洲还控制着阿迷州、蒙自，同样顽固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控制着东川（今云南会泽）。

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孙可望派艾能奇率军征伐盘踞东川的土司禄万亿、禄万兆。但是，能征善战的抚南将军艾能奇却在阴沟里翻了船。大军距东川三十里时，遭遇土司埋伏，艾能奇中毒箭意外身亡。孙可望痛失一员猛将，另派精兵讨伐，总算拿下了东川。

七月，李定国、刘文秀南征阿迷州、蒙自，将负隅顽抗的沙定洲团团围困。

云南本来就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沙定洲固守的蒙自就更惨了，别说什么粮食储备，吃了上顿能有下顿就很不错了。

这么一个状态，哪里经得住围。不过十几天的时间，缺吃少喝的沙定洲饿得前胸贴后背，扶着墙出来了：我投降，给口吃的成不？

十月，酒足饭饱的沙定洲在昆明被处死。

云南安定了，孙可望又在边境设防，“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云南内地，孙可望加紧招募新兵，开展军事训练，严肃军纪，做好抗清斗争准备。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当时“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抗清队伍。

——经济方面。

建设“抗清基地”，光有军队不行，士兵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云南属于高原山区，可耕种的土地不多，生产关系和耕作方式又比较原始，因此粮食产量不高。再加上几年的战乱，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很难支撑几十万大军的粮食补给。

考虑到云南的底子太薄，孙可望结合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大力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主要采取的政策包括：

其一，重新划分土地，同时照顾地主、农民的利益，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条政策看似不起眼，但作为农民起义军，能如此顾全大局，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二，保护民间贸易，铸造铜钱，取代原始的贝币。云南是产铜的，但全被朝廷拖走了，再加上地处偏远，百姓普遍使用极其原始的贝币。铜钱的使用，为工商业的繁荣和云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基础。

其三，按照“官一民九”的比例收取赋税，这在全国是最轻的。如此低的税率，怎么养得起几十万的军队？孙可望还有办法——井盐官营。云南出产井盐，孙可望建立了专门的盐税司进行管理，每年的收入在十万两以上，再加上赋税和铜矿的收入，足够了！（当然不是按照弘光四镇的算法。）

——社会管理方面。

云南民族众多，而且信息闭塞，少数民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比较封闭，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争取云南的民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民心。

因此，孙可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服从领导的前提下，继续维持“地方家族式土司武装自治”的现状。孙可望对少数民族没有偏见，主张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还带头刻印佛经。另外，孙可望还扬长避短，发挥“土兵”的优势，组建山地兵、象阵等特殊兵种。

孙可望虽是一介武夫，但拿枪杆子的人并非全是藐视拿笔杆子的。在孙可望看来，抗清事业光靠军队是不行的，必须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

云南局势稳定后，孙可望决定“开科取试”，发掘人才，并尊崇孔子，以此争取地主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偏远贫弱的云南堪称“世外挑源”，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的局面。《明末滇南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永历三年（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一派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与永历政权治下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归功于大西军，归功于孙可望等人！

你不配！

短短几年时间，云南成了天下大乱中的“世外桃源”，应该承认孙可望功不可没。但是，云南的繁荣，也让孙可望渐渐忘乎所以，与李定国、刘文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便意外阵亡。李自成好歹还有儿子（但也没什么用），可张献忠在弃守成都之前，早把老婆、儿子一起给剁了。

老板死了，“富二代”也被他爹干掉了，几万大西军还在，到底听谁的？情况危急，大西军将领来不及多想，儿子没了还有“义子”，咱们听“义子”的。

麻烦的是，张献忠收“义子”居然也搞“批发”，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个都是，这可咋办？前面说过，大西军将领最后拥立孙可望为“盟主”。

不过，“盟主”不等于“老板”，充其量是个“召集人”。战乱时期，大家忙着跑路，顾不上搞权力斗争。一旦平定下来，孙可望便暗中“偷换概念”，从“盟主”摇身一变，做云南的“土皇帝”。

李定国、刘文秀显然不服气：无论是当年做将军，还是后来自己封王，咱们都平起平坐，只是方位不同（平东、安西、定北、抚南），凭什么你就高人一等？当我们俩不存在？

孙可望渐渐发现，摁住云南不容易，想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搭档”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云南一片歌舞升平，但统治层的矛盾陷入了僵局，三个人都有掌握大权的资格，总不能搞“轮值主席”吧？孙可望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不能迅速破解这个危局，等到手下的将领“选边站队”，云南极有可能不战自乱。

除此之外，孙可望还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初跟他订立盟约的是杨畏知、沐天波，这俩人不过是前明的地方官员，并不代表朱由榔的意见。孙可望盘踞云南，永历朝廷并没有表态承认，那么云南到底是哪一家的地盘？

笑话！这也是难题？没人承认，咱乐得自己做主！——真是这样的话，孙可望的麻烦更大。俗话说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姓朱的人另立中央都要被“群起而攻之”，更别说孙可望了，这不是欠揍吗？如果遇上一个爱管闲事的前明遗老，完全可能以“剿逆”的名义，串通李定国、刘文秀把孙可望给办了！

麻烦太多，关系太复杂，看上去千头万绪，其实想破解这个僵局也并非难事。孙可望需要的，不过是永历朝廷给个名分，而且高于李定国、刘文秀。

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理所当然地领导李定国、刘文秀，他们想造反也缺乏舆论支持。有了名分，孙可望便能顺理成章地继续治理云南，还能向四川、贵州等地招揽同盟军。

一纸“委任状”，所有难题全盘搞定！想到这一点，孙可望不禁豁然开朗。

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孙可望派杨畏知、“户部侍郎”龚彝前往肇庆，联络永历朝廷，并为自己请封“秦王”，为李定国、刘文秀请封侯爵。事关重大，孙可望对这两位前明官员不怎么放心，又派心腹潘世荣、焦光启一同前往。

对于永历朝廷而言，一纸“空文”换取云南一省，还有几十万的抗清队伍。这笔无本万利的生意，简直是千载难逢！

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笔本应实现“双赢”的完美交易，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肇庆引发了轩然大波！

四月初六，杨畏知、龚彝抵达肇庆，将孙可望的请封书递了上去，引起朝堂一片哗然！与往日的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不同，此次朝议，群臣的意见高度一致：你不配！

客观地说，孙可望的嘴张得太大，“破格”破得实在是太离谱。

其一，在明朝，给活着的异姓封王没有先例。

二百多年来，明朝的异姓王屈指可数，绝大部分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元勋，而且全都是死后追封的。

其二，“一字王”与“二字王”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按照封王的惯例，“一字王”一般封给直系皇亲的，如福王、桂王等，还有朱元璋的老外公和老岳父（俩人早在朱元璋做皇帝前就挂了）。旁系皇亲只能是“二字王”，如靖江王、郧西王等。追封开国元勋也都是“二字王”，如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

其三，在明朝的“一字王”中，“秦王”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明朝的第一任“秦王”是朱元璋的第二子朱樉，受封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明太祖所封二十四亲王中居长。“秦王”就藩西安，一直传到第十四任的朱存枢，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后来下落不明。秦王不仅是明朝的亲王之首，而且传袭时间仅次于靖江王，达到二百七十三年之久。

难怪举朝震惊，这哪里是“请封”？直接让朱由榔给你孙可望腾位置得了，何必这么委婉？

请封之争

尽管群臣一致反对，表面上的理由也都是这种“破格”实在太离谱，暗中其实是“魑魅魍魉，各样心肠”。根据大臣所处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中央系”、“广东系”、“贵州系”，其他人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忠贞营的高一功也以“不公平”为由提出反对，纯属跟着瞎起哄。

——“中央系”以大学士瞿式耜、严起恒、文安之为代表。

相对而言，这一类官员提出反对，目的比较单纯。他们秉承儒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观点，认为“祖制”的权威关乎政权的合法性，绝不可破格，更别说如此离谱的破格了。

另外，对“流贼”出身的孙可望有“阶级成见”，也是他们的一贯作风。给穿马甲的“流贼”封王？没睡醒吧？

——“广东系”以李元胤、金堡、袁彭年为代表。

在他们看来，封孙可望什么爵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招揽实力雄厚的孙可望，“广东系”对永历朝廷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孙可望封“秦王”，而且反对册封任何爵位，要求朝廷不跟孙可望发生任何关系。金堡也不嫌手酸，七次向朱由榔上疏，力陈“可望贼也，不可以封”。

——“贵州系”也就是皮熊、王祥两个人。

孙可望率军进入云南后，皮熊趁机“收复”贵阳，王祥则盘踞四川南部的遵义。天高皇帝远，两人悠哉游哉做起了土霸王。

他们担心，一旦孙可望得到永历朝廷的承认，势必会有恃无恐地扩张到贵州、遵义一带，自己的逍遥日子将宣告终结。因此，皮熊、王祥不希望做“牺牲品”，他们跟“广东系”一样，反对永历朝廷跟孙可望扯上关系，强调“可望容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唯一有些妥协态度的是翰林院编修钱秉镫。他认为，孙可望请封，正是瓦解大西军的大好时机。永历朝廷可以通过封爵，借机离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令其阵脚自乱、不攻自破，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什么玩意儿啊？一丘之貉！

杨畏知虽然是孙可望派来的使者，但作为前明官员，内心还是向着永历朝廷的。听到大臣如此群情激奋，杨畏知也讲了几句实在话：孙可望主动请封，那是给你朝廷面子。他要是来硬的，你们哪一个扛得住？（可望固盗之渠也，曏者屠毒海内，庙社凌夷，今一旦投诚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

杨畏知认为，朝廷以“虚名”，换孙可望的忠心，这也是时势需要、迫不得已。如今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捏着“祖制”不放。“祖制”能当饭吃还是能退敌？（夫法有因革，势有变通。今土宇非昔，百务俱隳，而独于区区封议，必欲执旧法以绳之邪？）

老杨言辞恳切，但各怀鬼胎的大臣们依然不为所动。由于封王的阻力太大，杨畏知又不希望朝廷跟孙可望闹僵，决定退而求其次，为孙可望请封公爵，为李东国、刘文秀请封侯爵。好歹让孙可望达到了“高人一等”的目的，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虽然还是有人一如既往地反对，但价格还算公道，也有先例可循（刘承胤、李成栋、陈邦傅都封过“公爵”），阻力明显小很多。

最后，朱由榔一锤定音：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为列侯，委派大理寺卿赵昱与杨畏知、龚彝一同入滇宣诏。

“请封”之事看似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但有一个人觉得不对劲。

谁呢？

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堵胤锡！

根据多年与“流贼”打交道的经验，堵胤锡预感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孙可望进入云南以后，已经自己给自己封了王（平东王），此时向永历“请封”，不过是给个面子，再讨个名分。你给与不给，他那顶王帽就在那里，不高不低。

如今杨畏知出个馊主意，永历朝廷照准，甩了一顶“景国公”的帽子过去。孙可望摘“平东王”的帽子容易，脸往哪儿搁？这不是逼着孙可望翻脸不认人吗？

为了挽回事态，堵胤锡以“送行”的名义，先稳住潘世荣、焦光启两位孙可望的心腹，接着紧急向朱由榔上密疏，坦陈其中的利害关系。

堵胤锡建议，既然群臣认为“秦王”的封号太离谱，那就退一步，封个“二字王”也行，否则这事没法了结。万一孙可望狗急跳墙，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

堵胤锡发话，朱由榔多少还是听得进去的，当即作了批示，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诏令一出，举朝又是一片哗然，对准堵胤锡一顿炮轰。其中，“广东系”的金堡最为卖力，当面指责堵胤锡：“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与此辈交结，何意？”前面说过，堵胤锡替何腾蛟背了黑锅，愤然从肇庆出走，最后死在浔州，其实跟这件事也有直接的关系。

饱受攻讦的堵胤锡不计个人得失，极力挽回了“请封”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永历朝廷的乱局积重难返，实在不是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能够改变得了的。

堵胤锡尽力了，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孙可望封了王，可事情偏偏坏在陈邦傅这个十足的混蛋身上。

浑蛋！陈邦傅！

孙可望请封“秦王”，朝堂一片反对之声，驻守南宁的陈邦傅却举双手赞成。

奇怪了，这跟陈邦傅有什么关系？他是独具慧眼，还是想哗众取宠？——都不对！陈邦傅真实的想法，是玩一出“西风压倒东风”的把戏。

从永历二年（1648年）九月起，陈邦傅就在跟徐彪争夺南宁，处于下风的陈邦傅想到了流落在两广境内的忠贞营。在李锦、高一功的帮助下，徐彪渐渐被摁了下去。

陈邦傅如愿以偿控制了南宁，但很快就预感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请神容易送神难。忠贞营决定秉承“帮人帮到底”的“雷锋精神”，受人之请、终人之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两广虽大却无家可归，索性赖在南宁不走了。

陈邦傅抑郁了：搞什么飞机？摁下一个爷，怎么又冒出两个爷？

在永历政权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当属忠贞营，就凭陈邦傅的身板，连徐彪都揍不过，更别说跟忠贞营对着干了，想死也不必找这么惨的死法。

撵不走又打不赢，怎么办？陈邦傅看中了孙可望。

首先，孙可望实力雄厚，忠贞营不是对手。

其次，孙可望占着云南这么大的地盘，对南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因此，借孙可望拱走忠贞营，确实是一条妙计！

接下来的问题是：孙可望又不是你陈邦傅的干爹，凭什么替你撑腰？

——但凡有欲望，一切皆有可能！

虽然杨畏知、龚彝等人是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从昆明启程，前往肇庆“请封”的，但孙可望做“秦王”的想法，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让准备“行贿”的陈邦傅发现了机会。

这年正月，陈邦傅派胡执恭带着伪造的“秦王”敕书和大印，前往昆明面见孙可望。胡执恭抵达昆明时，杨畏知等人还在前往肇庆的路上。

永历朝廷的“请封之争”尚未开始，孙可望便已经拿到了“秦王”的敕书和大印。陈邦博这娄子捅得也太大了！

尽管陈邦傅的“假证”做得足以乱真，但孙可望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按行程计算，老杨应该还没抵达肇庆。敕书这么快就来了，杨畏知是神行太保，还是朱由榔未卜先知？

——既然同意“请封”，老杨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

孙可望不傻，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错就错”。究其根源，除了“秦王”的诱惑力太大以外，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廷应该不会傻到拒绝做这笔“双赢”的生意。

于是，孙可望正儿八经地接下了敕书和大印，并遍告全滇，放假三日，以示庆祝。

不久，前往肇庆的杨畏知、龚彝回来了，带来的是永历朝廷正式颁发的敕书和大印，不过不是“秦王”，而是“平辽王”。

孙可望心知肚明，却故意装傻充愣。杨畏知率先揭发，说胡执恭的“秦王”敕印是假的。胡执恭此前已经接到陈邦傅传来的消息，但没有提及堵胤锡密奏请封之事。面对杨畏知的责难，胡执恭也不示弱，说我带的敕印确实是假的，你手上的也不真，朝廷明明册封的是“景国公”，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平辽王”？

先是“秦王”，现在又是“平辽王”，背后居然还有一个“景国公”，昆明舆论一片哗然！

孙可望想到了胡执恭的敕印是假的，也清楚杨畏知带回来的是真家伙，却万万没有想到，永历朝廷准备甩给自己的帽子居然是区区“景国公”！孙可望怒了：到底是打发叫花子，还是把我当猴耍？

如今，全云南都知道自己得到“秦王”的册封，假也放了，酒也喝了，最后竟然是整错了，孙可望这回丢人丢大了！

乌龙球是永历朝廷踢出来的，孙可望懒得理这些烂账，当场将杨畏知、胡执恭羁押入狱。被“戏弄”的孙可望咽不下这口气，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又派人带着“秦王”、“平辽王”的敕印，一齐交回肇庆。——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孙可望的使者一到，永历朝廷又炸开了锅。金堡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名分的封爵，瞿式耜也冒了出来，揪住书信中的一些“不敬之辞”大作文章，说孙可望贼性不改。倒是马吉翔比较“务实”，提议封孙可望为“澂江王”。马吉翔的话，朱由榔一向照准，但使者不敢接招。——谁愿去送谁去送，我还没活够呢！

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在“秦”字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字，封“二字王”。这个方案比较靠谱一点，但还是难以达成共识。

时间过去了大半年，“请封”的事情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解铃还须系铃人，争论因孙可望而起，他觉得继续这样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派“御史”瞿鸣丰入朝，抛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原宝，但求上加敕书一道”。

也就是说，朝廷只需要出一道“秦王”的敕书，孙可望还是使用“平辽王”的大印。孙可望有了“秦王”的敕书，对云南有个交代，不至于太丢人；永历朝廷不发大印，可以认为孙可望就是“平辽王”。

“一王各表”，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操蛋分子陈邦傅一阵瞎搅和，“秦王”的册封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王各表”，也是比较务实的办法，孙可望还是很有诚意了结这场纷争的。

但是，严起恒、杨鼎和（时任兵部尚书）等人的态度极其顽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不仅如此，朝廷还册封贵州军阀皮熊为匡国公，川南军阀王祥为忠国公，要求两人“严防滇寇”，既给孙可望难堪，也是向云南摊牌。

永历朝廷翻脸，孙可望也不示弱：不给是吧？老子还不要了！咱们走着瞧！

第十七章　整顿

四川乱局

孙可望决定不鸟朱由榔，自封为“国主”甩开膀子单干。在白文选、王尚礼、王自奇等亲信的支持下，孙可望以微弱的优势暂时摁下了李定国、刘文秀，渐成“一家独大”之势。

不过，出滇抗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孙可望的实力是有的，但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怎么去？

废话！那时候又没有飞机，当然得走过去。——既然不能飞过去，麻烦就大了！

云南地处西南一隅，从这里出兵抗清有两条路：一是东出贵州，进入湖南；二是北抵金沙江，顺流穿过四川，进入湖北。但是，贵州、四川名义上服从永历政权的领导，并不是孙可望的地盘。

——他们会给孙可望让道吗？

——即便同意借道，他们是否会趁虚而入，捣掉孙可望在云南的老巢？

对于决心出兵抗清的孙可望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既非托辞，也不是空话。盘踞在四川、贵州的这群鸟人，自己不抗清，还挡着别人抗清的路。不解决掉贵州、四川的问题，这仗根本没法打！

贵州地域狭小，军阀势力也比较单一。偏桥（今贵州施秉）总兵皮熊趁着孙可望率军入滇，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赖在贵阳做“土霸王”，仅此而已。就他那副“熊样”，孙可望抬起一脚就能踹死三回，不足为虑。

真正的麻烦在四川，这里不仅地域广阔，而且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比“浙系”、“闽系”、“地方系”搅和下的福建还要混乱好几倍！

前面说过，豪格、吴三桂大军一路追击孙可望，追到遵义府就追不下去了。由于肚子饿，决定班师回朝，只留下王遵坦、李国英镇守四川，这是永历元年（1647年）的事情。

清军留守部队兵力单薄，王遵坦、李国英当然不能遍地“撒豆子”，那样只会被南明、大西以及当地的残余势力各个击破。因此，清军名义上驻守四川，实际上绝大部分军队都龟缩在川北的保宁府（今四川阆中）附近。这年十一月，被委任为四川巡抚的王遵坦病死，由李国英继任，依然将主力驻守在保宁，并不敢轻举妄动。

除了保宁府属于清军控制以外，四川各地就比较热闹了，光是数得上号的就有七股军阀势力。

——川西有一股，也是实力最强的，即盘踞嘉定（今四川乐山）、峨眉一带的杨展部。

杨展，四川嘉定人，崇祯十二年武进士，曾任明军参将，大西军入川后被俘。侥幸逃脱后，杨展在叙州（今四川宜宾）一带组织军队抵抗。隆武二年（1646）进抵嘉定、峨眉一带建立根据地，致力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四川全境唯一自给有余的地区。

——川南有三股，分别是王祥、侯永锡和马应试。

王祥，前明参将，后任遵义总兵。永历元年（1647年）六月，王祥曾率军进抵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命部将王命臣驻守，大肆盘剥百姓。次年，清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率兵合击顺庆，王命臣溃败南逃。此后，王祥便盘踞于遵义、江津、合州（今重庆合川）、彭水、黔江一带，与贵阳的皮熊遥相呼应。

前明永宁总兵侯永锡的兵力不多，主要在永宁（今四川叙永）一带活动。

马应试原任泸州卫指挥佥事，此时也拼凑出一支武装，盘踞在泸州、富顺一带。

——川东南有一股，即于大海、李占春部。

于大海、李占春是南明重庆守将曾英的义子，曾英被孙可望的大西军残部杀死后，于大海、李占春便统率旧部撤离重庆，在涪州（今重庆涪陵）、长寿、垫江一带活动。

——川东北有两股，分别是“三谭”和“摇黄十三家”。

“三谭”是指前明忠州卫（今重庆忠县）世袭卫官谭文、谭诣、谭弘三兄弟，主要活动在忠州、万县（今重庆万州）、夔州（今重庆奉节）地区。

“摇黄十三家”确切地说不算一股，而是一个派系众多、组织松散的“联盟”。“摇黄十三家”的前身，是打着“摇黄军”的旗号，活动在川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遭到官军镇压后，这些起义军的残部纷纷聚拢在川东北的三峡地区。虽然统称“十三家”，实际上数量远远不止十三支。这些势力类似于占山为王的“山匪”，互不买账，各自为政，主要首领有袁韬、刘惟明、白蛟龙、呼九思、杨秉胤、景可勤、张显等人。

四川内战

四川的局面一片混乱，既归因于张献忠垮台之后的“半真空状态”，也跟永历政权委任四川官员的杂乱无章有直接的关系。

弘光时期，四川作为“寇乱重灾区”，官员的任命还是比较有章法的，主要有三位：

“一号首长”王应熊，字非熊，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弘光建政后，王应熊被委任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川寇”。孙可望占领遵义时，王应熊躲进山区，于永历元年（1647年）病逝。

“二号首长”樊一蘅，字君带，四川叙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弘光时期被任命为总督川、陕军务，跟随王应熊“剿贼”。

“三号首长”马乾，任四川巡抚，在与入川的清军作战中阵亡。

弘光时期的“三巨头”死了俩，领导班子需要重新组建。永历朝廷这一“重组”，彻底乱套了，主要官员的任命如下：

樊一蘅留任川陕总督。

调偏沅巡抚李乾德任川东北巡抚，不久升任总督。

朱容藩任总督川东军务。

杨乔然、江而文任巡抚，杨不久升任总督。

詹天颜任川北巡抚。

范文光任川南巡抚。

——糊涂了吧？其实所有人都糊涂！

总督、巡抚这样的高级官员本该“一个萝卜一个坑”，结果却是“一抓一大把”，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听谁指挥？

名义上归樊一蘅统一指挥，但同为“总督”的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根本不买他的账，樊一蘅“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混得比清军的四川巡抚李国英还要惨。人家虽然也只守着保宁一府，但好歹说话有人听，樊一蘅却只能“自产自销”。

李乾德、朱容藩、杨乔然不买樊一蘅的账，相互之间也不买账，下面的巡抚更别提了，全都“各自署置，官多于民”。反正四川军阀多，靠着一个是一个。官帽顶个屁用，全凭枪杆子说话！

各怀鬼胎的朝廷官员，加上拥兵自重的军阀，整个四川岂止是一锅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福建的乱局，主要表现在“浙系”、“闽系”、“地方系”几大派系互不买账、各自为战，而四川的乱局，除了派系更多、协调更难以外，还有更致命的一条：抗清的没有，打内战大大的有！

从永历二年（1648年）至永历三年（1649年），四川内战频发，规模比较大的就有四场。

第一场内战是杨展、马应试、王祥之间的“川南会战”。

王祥盘踞在遵义、江津一带，大肆盘剥地方，搞得民不聊生。永历二年（1648年）初，有人唆使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钱邦芑，向实力比较雄厚的杨展求援，请他出兵川南“替天行道”、“伸张正义”。

钱邦芑做了多年的御史，早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的“职业病”。听说王祥在遵义胡作非为，钱邦芑经不住忽悠，果然拍案而起，给杨展写了一封求援信。

杨展也是“愤青”一个，看到钱邦芑的书信，立即决定率师出征，要给王祥一点颜色看看。

但是，想打王祥并不容易，因为从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义，泸州是必经之地，而盘踞于此的马应试不让道。

好狗不挡道，除非你欠扁。

杨展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泸州的马应试一顿狠揍。王祥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躲在遵义看热闹，很快就得知杨展其实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还了得！你杨展活得不耐烦了？

王祥果断率军出击，联合马应试把杨展给收拾了一顿。杨展带来的兵力不多，而且强龙难压地头蛇，大败而归。

第二场内战是“川贵之战”，也是因王祥而起，而且索性打出四川，跟贵州的皮熊干上了。

遵义距离贵阳不算太远，中间隔着一条乌江，王祥一直都想把实力稍弱的皮熊一口吃掉。永历二年（1648年）七月，王祥趁皮熊不备，挥师南下渡过乌江，一举包围贵阳。皮熊被困在贵阳挨揍，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看不下去了，于次月率兵支援，给皮熊解了围，王祥率部撤回乌江。

皮熊哪里咽得下这口气，经短暂准备后，便于十月北上乌江，给王祥来了一个“以牙还牙”。此后，两人便在乌江两岸你来我往、冲突不断。由于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吃不了谁，皮熊、王祥终于在年底决定停火，握手言和。

“川南会战”和“川贵之战”都属于局部性质的军阀混战，除了参战各方有所损失以外，后果还不算太严重。接下来的第三场内战，闹腾得就比较厉害了，这就是发生在川东地区的“朱容藩之乱”。

朱容藩是楚王朱桢（朱元璋第六子）的远支后裔，属于皇亲中的“边缘人物”。张献忠攻陷武昌的楚王府后，侥幸逃脱的朱容藩开始浪迹天涯，打着“郡王”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

几年来，他先后骗过左良玉、马士英和大顺军，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总算骗过了丁魁楚，推荐给永历朝廷，朱由榔安排他执掌宗人府。

宗人府是管皇家事务的，算得上是美差了。可如今兵荒马乱，皇亲死的死、逃的逃，这种差事实在没有什么前途。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朱容藩很快就发现了契机——处于“权力真空”的四川！

朱容藩主动请缨，被朝廷委任为总督川东军务，取道湘西的辰州抵达湖北施州卫（今湖北恩施），与流落到此的郧阳守将王光兴碰个正着。

来到施州后，朱容藩重操旧业，打起了“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旗号，继续在川东、鄂西地区招摇撞骗。

朱容藩的鬼把戏还真迷惑了一些人，除了被清军打得晕头转向的王光兴以外，于大海、李占春也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地服从朱容藩的号令。

永历元年（1647年）夏，清军涪州总兵卢光祖携抢掠而来的财物、女子，由重庆顺江而下，妄图打通川鄂水道。朱容藩命令于大海、李占春率部果断拦截，于七月十一日在忠州大败卢光祖，清军残部退回保宁。

初战告捷，朱容藩的胆识愈壮。趁着清军收缩防线，朱容藩带着受蒙蔽的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等部，一面在川东、川南地区“收复”失地，一面继续招摇撞骗，忽悠“三谭”、马应试、杨展，还有“摇黄十三家”中的呼九思、景可勤等归附自己。

随着势力不断壮大，朱容藩的野心也急剧膨胀。永历三年（1649年）二月，羽翼渐丰的朱容藩改忠州为“木定府”，堂而皇之地在川东做起了“楚监国”，公然“另立中央”。

朱容藩“自立”，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反对的都是不信邪的，而且大有人在。李乾德、袁韬坚决反对，并击溃了朱容藩派来“清剿”的李占春部。

“愤青”钱邦芑也坚决反对，虽然没有枪杆子，但他有笔杆子。钱邦芑赶紧向朝廷上疏，又将告状的疏稿传阅四川、湘西、鄂西，揭露朱容藩的本来面目。

朱容藩的运气确实太差，堵胤锡、马进忠此时正好撤到施州卫休整。得知这个惊天消息，堵胤锡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质询朱容藩：你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到堵胤锡的使者，心虚的朱容藩百般狡辩，却漏洞百出，李占春、于大海、王光兴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了这个“江湖骗子”的当。但是，朱容藩毕竟是皇亲，使者也不是朝廷派来的。朝廷没表态，大家还真拿这个骗子没办法。

不过，朱容藩在夔州、忠州是待不下去了。三月，“朱骗子”卷起铺盖，移驻万县，重金笼络“摇黄十三家”中的白蛟龙、杨秉胤部作为贴身护卫，又联络“三谭”做了靠山，妄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七月，朱容藩手又痒痒了，率部进攻石柱土司。土司向李占春、于大海求援，“受骗者”终于找到收拾“朱骗子”的理由了！

李占春、于大海果断率部救援，二十五日大败朱容藩的军队，活捉白蛟龙，谭文逃回万县，“朱骗子”落荒而逃，最后在云阳被追兵擒杀。

在永历朝廷任命的四川官员中，除了“骗子”朱容藩犯上作乱以外，时任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不是什么好鸟。

“朱容藩之乱”被镇压前后，李乾德亲自导演了四川的第四场内战——“川南大火并”。

永历三年（1649年）初，“摇黄十三家”中的袁韬部“转战”到了川南的富顺。七月，作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也来到富顺。除此之外，原陕西裨将武大定、“摇黄十三家”的呼九思部也先后投奔袁韬。

一群人聚在富顺，虽然身份不同、来路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没饭吃！（俱绝粮，饿死者甚众。）

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员，脑子比较灵活，立即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找四川的“大财主”杨展要！（唯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

杨展倒是愿意扶贫济困，但李乾德得寸进尺，又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让杨展交出财政大权。

杨展彻底怒了：凭什么？有本事来抢！

七月二十九日，李乾德与袁韬、武大定合谋（呼九思不久前病死），以袁韬生日为名，摆了一出“鸿门宴”，将前来赴宴的杨展擒杀，随即率军突袭嘉定。

贪恋钱财的李乾德谋害了实力雄厚的杨展，令四川各路军阀十分寒心。李占春引兵来援，但打不过袁韬，只能悻悻而去。空有总督头衔的樊一蘅也看不下去了，写信斥责李乾德：“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

李乾德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种卑劣的行径自诩为“救时大计”，率袁韬、武大定继续猛攻嘉定，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定失守，杨展长子杨璟新率残部逃往保宁，并于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军投降。

四川痛失最强大的一股抗清势力，“自是蜀事大坏矣”。

入川清障

四川乱成这副鸟样，永历政权作为名义上的中央，既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只有随他们瞎折腾。

永历朝廷全当没看见，可孙可望看不下去了：你们精力这么旺盛，不去抗清也就算了，别挡道啊！

攘外必先安内，抗清必先“清障”，孙可望决定先易后难、杀鸡给猴看。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八月，孙可望就派部将白文选率部前往贵州安顺，探查皮熊的虚实。永历四年（1650年）四月，李定国、刘文秀率大军占领贵阳，以武力逼迫贵州军阀皮熊、贵州巡抚范鑛“结盟”。皮熊不敢硬顶，只好退守平越（今贵州福泉）伺机而动。

八月，孙可望决定亲自赶赴贵阳。平越的皮熊和遵义的王祥都心虚，赶紧给孙可望“表忠心”：咱们都挺听话的，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

孙可望哪这么容易忽悠，根本就不搭理这俩老油条，执意前往贵阳，并派部将冯双礼、王自奇进攻平越，活捉皮熊。九月，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进抵川南的遵义、永宁，逼迫王祥、侯天锡归附。年底，孙可望的军队占领铜仁，整个贵州和川南地区已经纳入孙可望的控制范围。

孙可望的大动作，有效地震慑了只会“窝里斗”的四川各路军阀。在进军川南、扫荡贵州的同时，孙可望又与永历政权在四川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川陕总督樊一蘅取得联系。樊一蘅早就想结束乱局，只是苦于无权无兵。

形势所迫，只谈合作。樊一蘅没有瞿式耜那么多“讲究”（其实就是阶级成见），管你是大西军还是大顺军，谁能摁住四川这群刺头，就跟谁合作！

在樊一蘅的号召下，大部分四川军阀“深明大义”，争先恐后地表示听从指挥、结束内战、一致对外，其实主要是怕被收拾。

在这个世界上，有贪生怕死的，也有豁得出去的。尽管四川的大多数军阀都归附了孙可望，但也不乏伸长脖子硬顶的。

李乾德就是一个脖子硬的。自从导演了“川南大火并”，李乾德带着袁韬、武大定攫取杨展在嘉定、峨眉地区积累的财富，发了一笔横财，也有了跟孙可望对着干的资本。

樊一蘅在四川本来就是一个“光杆司令”，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头。暗杀杨展之后，樊总督亲自写信斥责身为川东北巡抚的李乾德，李巡抚曾对樊总督极其鄙视，公然叫嚣“救时大计，讵竖儒可知”。樊总督号召各路军阀“军令政令统一”，也就是听孙可望指挥，李乾德最先跳出来反对。不久后，樊一蘅病死，李乾德跳得更高，公然以四川最高长官自居。这倒是给一直想染指四川的孙可望帮了大忙：正愁找不到借口，这回妥了，咱给杨展报仇去！

李乾德级别最高、反对最坚决，所以也最先挨揍。永历五年（1651年），孙可望作出了分两路进军四川的作战部署，刘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入川，王自奇部则取道毕节、永宁，夺取川南。

面对孙可望大军压境，李乾德决定死扛到底，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今四川雅安）迎战，另派出一部兵力驻防叙州。

八月，刘文秀在荥经全歼了武大定的精锐部队张林秀部，武大定连滚带爬逃回嘉定，与在嘉定坐镇的李乾德、袁韬抱头痛哭一番之后共同抱头鼠窜。刘文秀穷追不舍，李乾德、袁韬携带的财物太多，走得很慢，终于在仁寿被刘文秀的追兵活捉，武大定落荒而逃。

刘文秀接到的是“斩草除根”的死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跑。如今武大定跑了，但他的儿子武国治跟袁韬在一起，落到了刘文秀的手里。刘文秀通过武国治向武大定传达了“首犯必办，胁从不问”的宽大政策，已经走投无路又有儿子捏在别人手里的武大定决定试试运气，回来“自首”。

事实证明，刘文秀说话是算数的。袁韬、武大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只有李乾德和弟弟李九德被羁押，送往贵阳治罪。李乾德深知孙可望不会放过自己，与其死得难看，不如自己了断。押解至犍为境内时，李乾德、李九德趁看守疏忽，投水自尽，好歹留个全尸。

另一路入川的部队——王自奇部进展也比较顺利，占领永宁后继续向遵义推进。九月，王自奇将“结盟”以后不怎么老实的王祥消灭，川南全面平定。

刘文秀做完川西的“善后”，随即率军顺江东下，联络川东武装，贺珍、王光兴、张尧翠等部纷纷与孙可望结盟，宣布“服从领导”。

除了李乾德以外，四川还有一路军阀拒绝与孙可望合作——盘踞涪州、长寿地区的李占春、于大海部。

李乾德不合作是因为狂妄自大、贪恋权财，李占春、于大海则另有隐情。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从西充南下时，在重庆干掉了南明军的守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正是曾英的“义子”，他们拒绝与“杀父仇人”合作。

在孙可望看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抗拒改编，都是欠收拾。刘文秀在收拾李乾德、袁韬的同时，也派出部将卢明臣率军清剿川东南。李占春、于大海当初想替杨展报仇，结果被李乾德一顿痛扁。连李乾德、袁韬都揍不过，更别提刘文秀了。

果然，李占春、于大海比李乾德、袁韬死得还要快，七月份就被卢明臣打得四处乱窜。眼看四川已经待不下去了，李占春、于大海向东撤退，准备前往湖北投降清军。

军阀想在四川立足很难，但想出川投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占春、于大海的三万残军走到半道上，便遭遇夔东武装的一路截杀。夔东地区形势复杂，山头众多，但各路“山大王”如今只有一个目标：痛打落水狗！

李占春、于大海成了过街老鼠、众矢之的，一路损兵折将，跌跌撞撞向湖北靠近，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抵达清军的防区。

安全是安全了，但日子不见得好过。清军荆州总兵郑四维将前来“投诚”的李占春、于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里洲休整，接下来的手法跟何腾蛟、瞿式耜如出一辙：要钱没有，要粮不给！肚子饿？自己想办法！

这一招术相当无耻，却屡试不爽。当初，田见秀被何腾蛟用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郝摇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处抓狂。轮到李占春“中招”的时候，麻烦大了。

跑？一个叛徒，能往哪儿跑？

抢？清军正愁没借口收拾你，莫非嫌命长？

跑不能跑，抢不能抢，李占春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看来，只要逼到没法活，方法总比问题多！

李占春出家，正中郑四维的下怀。

其实，郑四维搞这个把戏的动机，跟何腾蛟、瞿式耜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南明的大臣出于个人利益和阶级成见，不惜自毁长城，而郑四维是想废掉这支军阀部队的武功。

老大出了家，虽然还有个于大海，但基本上已经是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久便自动瓦解。达到目的后，清军又招抚李占春“还俗”，先后出任安陆副将、黄州总兵等职，彰显自己的“博大胸怀”。

刘文秀、王自奇的军队在四川大打出手，将李乾德、王祥、李占春几大军阀势力揍得满地找牙，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军阀。

无论当初表态愿意“结盟”的军阀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如今都死心塌地了。特别是夔东地区的军阀武装，亲眼见证了李占春、于大海的悲惨境地，纷纷“扼险自守，差人申好”。至此，“三川之阻兵皆尽”，四川（只有保宁仍由清军控制）、贵州已在孙可望的掌控之中。

抗清的道路通畅了，但孙可望并没有贸然进军，因为拿下四川和贵州以后，孙可望的麻烦更大。

——四川和贵州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好容易有个自给有余的杨展，偏偏又被李乾德给剁了，仅凭云南一省之力怎么养得活？

——大军出去抗清，后勤补给怎么保证？有没有粮食倒是其次，就算有粮食，怎么穿过四川、贵州送过去？那里到处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啊！

以前四川、贵州是别人的地盘，孙可望全当看不见。如今两副烂摊子落到自己的手里，孙可望终于见识到没有最烂、只有更烂了。——我说豪格追到遵义怎么突然放我一马，原来这烂摊子简直是烂得令人发指！

摊子再烂，孙可望也只能埋头苦修，因为不把四川、贵州的摊子修好，孙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不能走出去发展，三十多万大军迟早要被困死在云南。

贵州涅槃

“流贼”出身的孙可望品行不咋地，既自私又贪权，最后还投降了清军，但不应该因为这些劣迹而抹杀他在西南的“政绩”。

云南在孙可望的手里，不出三年便呈现出一片太平景象。控制四川、贵州之后，孙可望又大力推广“云南经验”。特别是在向来贫瘠的贵州，孙可望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比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统一军令政令。

皮熊被活捉后，分散在贵州各地的残余势力退守山区、负隅顽抗。除此之外，各地土司也“占山为王”，以前与皮熊抗衡，现在又与孙可望抗衡。凡是外乡人，他们一概不鸟。

孙可望派白文选镇守贵阳后，便开始对南明军残余的散兵游勇、各路山匪进行收编，凡是抗拒收编者一律清剿，终结了大小军阀占山为王、残害百姓的乱局。

其二，裁撤冗员、整顿吏治。

贵州作为南明的属地，也有官员多如牛毛、官场鱼龙混杂的通病，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乌烟瘴气，百姓不堪重负。针对这种状况，孙可望首先将官员“过筛子”，挨个开展“政审”和清查，欺压百姓的直接剁掉（戮奸蠹民者），并对南明政权胡乱任命的大量冗员进行裁撤。

筛剩下的官员也别忙着弹冠相庆，因为日子不见得好过。孙可望规定：“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孙可望不是吓唬吓唬，而是动了真格，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也屡见不鲜：

某官员正端坐堂上审案，对嫌疑犯用刑逼供。此时，突然闯进来一帮人宣读“上峰指令”，说某官员犯某某罪，依律杖二十。于是，正趴着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一边，堂上的官员被拽下来趴上去。打完二十棍，官员、嫌疑犯各归其位，该审案的审案，该受刑的受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三，招徕商贾，安抚百姓，恢复经济生产。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找块跟足球场一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石多土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贵州历来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耕作方式原始（牛都没法用），再加上军阀皮熊的大肆盘剥，即便是极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濒临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一面招徕商贾、恢复贸易，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派军队就地组织开荒，“安抚遗黎，大兴屯田”，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其四，发展交通，积极备战。

李白经剑门关入川，曾留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时，更有“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的感慨。可以说，“黔道难”比起“蜀道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通，不仅关系到出兵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后勤补给能力。“要致富，先修路”是现在的口号，对于孙可望而言，确切的说法是“要打仗，先修路”。

于是，“孙国主”成了“孙总工”，大张旗鼓地开始修路，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道路畅通，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敌人，孙可望又实行“路印”制度，严防清军间谍趁机混入。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昔日民不聊生的贵州犹如凤凰涅槃，初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根据史料记载，贵州“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可望治理贵州，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贵州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税赋是相当繁重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孙可望的老巢，云南的税赋是“官一民九”，达到了全国的最低点。但对于贵州，孙可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税赋一般都在五成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九成。在孙可望的横征暴敛下，元气稍有恢复的贵州再一次遭受无情的摧残，为后来清军顺利通过贵州进入云南清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目前来看，孙可望还是比较滋润的。

天无绝人之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孙可望在西南风生水起的时候，南宁的忠贞营却在苦苦求生。

自打从湖南败退入两广，没了堵胤锡的庇护，寄人篱下的忠贞营便开始江河日下。帮陈邦傅打下南宁，陈邦傅不仅不酬谢，还千方百计地想把忠贞营挤走。李锦病死后，高一功曾率部挺进广东，帮永历朝廷抗清，却屡遭严起恒、李元胤、金堡等顽固派的刁难排挤，无功而返。

至永历四年（1650年）下半年，忠贞营在两广已经无法立足，高一功、李来亨决定转移。

作决定不难，麻烦的是该往哪里走。

高一功、李来亨将地图一摊开，发现道路虽然遍布天下，但没有一条能让忠贞营顺畅通过。

东面，尚可喜、耿继茂大军正在绞杀广州，永历朝廷又抵制忠贞营掺和，忠贞营也不想再傻啦吧唧地当炮灰了。

北面，孔有德大军正在湖南修“烂尾楼”，忠贞营赶过去，正好够孔有德一顿午饭。

西面，孙可望的地盘更麻烦，虽然大西军、大顺军都是农民军，但张献忠跟李自成一直不对付，恩怨由来已久，还曾经为争夺四川大动干戈。旧债未了又添新账，高一功反对孙可望封王时相当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投奔孙可望，还不如原地待着，受的窝囊气还少些。

南面，一片汪洋。

形势就是这么一个形势，往哪儿走都是送死，忠贞营想讨个全尸，似乎只有向南投奔龙王了。

天无绝人之路，只有绝路之人！

思来想去，高一功、李来亨决定冒一次险：北出广西，穿过孔有德、孙可望之间的湘西，进入夔东山区发展。

永历四年（1650年）十二月，高一功、李来亨率忠贞营从南宁出发，带着辎重、家眷，浩浩荡荡向北而去。由于担心受到袭击，忠贞营不敢走大路，而是选择崎岖小道艰难跋涉。

次年，忠贞营按既定路线经过湘西保靖时，遭遇已投降清军的土司彭国柱袭击，高一功中毒箭身亡。临危受命的李来亨率部突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率领残部抵达夔东，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抗清势力会合。

抵达目的地后，对永历政权切齿痛恨的李来亨毅然取消忠贞营的番号，成为夔东山区的“单干户”之一。

随着忠贞营的“加盟”，过去的“摇黄十三家”逐渐演变成了“夔东十三家”，在川东、鄂西地区利用地理优势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敬鬼神而远之

永历政权将忠贞营逼入绝境，而“逃跑帝”朱由榔自己的日子也不比高一功、李来亨好过多少。

广西省会桂林、广东省会广州相继失守，朱由榔逃到南宁避难。但是，清军此次决心荡平两广，南宁虽然深居广西内地，也绝非安身之所。

万不得已之下，朱由榔不得不放下脸面，将最后的希望放到了孙可望的身上。问题在于，朱由榔可以有希望，但孙可望是否接招就得两说了，毕竟永历朝廷在“请封之争”上做得实在太绝。

“逃跑帝”想依靠孙可望“东山再起”（其实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请封”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由于永历朝廷已经走投无路，急红了眼的朱由榔相当果断：封孙可望为冀王，不争论！

朱由榔认为自己做了最大的让步（封“一字王”），但孙可望依然不改初衷：要么“秦王”，要么免谈！上次孙可望有所妥协，提出“要敕不要印”的折中方案，这一次却坐地起价，敕书、大印一个都不能少。热脸贴了冷屁股，朱由榔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又没谈成。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孔有德的清军自柳州南下，挥师直指南宁。逃无可逃的朱由榔急眼了，孙可望比他还要急眼：如果这块金字招牌没了，自己这只“潜力股”立马跌停。

形势危急，孙可望决定投桃报李，给永历朝廷送来一张热脸——派贺九仪、张明志率五千精兵协防南宁。

别看孔有德人多势众，还真不一定干得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以逸待劳的五千精兵，孙可望对此胸有成竹。

孙可望不是活雷锋，五千精兵也不是“保护”永历朝廷的“志愿者”。贺九仪、张明志进入南宁后，主要干了三件事：

其一，布置南宁城防，抵御可能进犯的清军。

其二，对“请封之争”中的“顽固势力”反攻倒算，杀死兵部尚书杨鼎和，逼死大学士严起恒，向朱由榔示威。

其三，为孙可望请封“秦王”。

撞破南墙始回头，见到棺材方落泪，朱由榔终于屈服了。如今，南宁在别人的手里，两只“死鸡”摆在自己面前，朱由榔实在找不到拒绝的底气。

三月，永历朝廷正式册封孙可望为“秦王”，历时两年的“请封之争”总算是尘埃落定。

孙可望如愿以偿，但并没有给朱由榔好脸色。对于孙可望而言，永历朝廷和朱由榔，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壮大实力的招牌。贴一张热脸，孙可望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大爷。朱由榔倒是好对付，只会在朝堂上唧唧喳喳的大臣才是大麻烦。

因此，孙可望对待永历朝廷和朱由榔，始终奉行一条基本原则：“敬鬼神而远之。”——控制朝廷是必须的，但廷臣想唧唧歪歪，免谈！

既想“敬”又要“远”，思维很独到，但问题是不太现实。马士英、郑芝龙想做到，但都没能做到，他们把持朝政的同时，也饱受群臣的攻讦。这个看似无解的“梦想”，到了孙可望这里，神话成了现实。

孙可望得到“秦王”的册封，宣布效忠朱由榔，接着只做了一件事：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相当于“临时中央”），以自己的亲信充任各部尚书。

朱由榔带着为数不多的大臣留在南宁，孙可望并没有让他们搬家的意思。于是，贵阳的“临时中央”实际上取代了南宁的“正式中央”，朱由榔还是朱由榔，不过不再是权臣手中的“傀儡”，而是神龛上的“牌位”。

孙可望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杨畏知是个厚道人。奉命前往南宁时，杨畏知实在看不惯贺九仪、张明志在这里狗仗人势，奋笔上疏弹劾。

看到杨畏知的奏疏，朱由榔眼泪哗哗的：千金易得，知己难寻，终于有人肯说句公道话了！朱由榔虽然不敢拿贺九仪、张明志怎么样，但提拔杨畏知入阁还是可以的。

很多时候，讲公道、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朱由榔看来，褒奖杨畏知，是在跟孙可望套近乎。但对权力极其敏感的孙可望不这么看，他认定杨畏知背叛了自己。是在“卖主求荣”。

永历五年（1651年）五月，杨畏知被孙可望派人押回贵阳处死。——这就是杨畏知说句公道话的代价，但孙可望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既然永历政权威信扫地，孙可望又能身价几何？出来混迟早要还，孙可望当然也会付出代价，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此时的孙可望小人得志、趾高气昂，“逃跑帝”朱由榔却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十一月，朱由榔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孔有德大军逼近南宁。

贺九仪、张明志的五千精兵是否愿意防守南宁、是否有能力守住，应该都不是问题，毕竟孙可望并不希望这块“金字招牌”落入清军之手。问题在于，朱由榔根本就不是固守的性格。

老大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将来犯的清军打得抱头鼠窜。——朱聿键会这样做，但对于靠逃跑过日子的朱由榔而言，无异于“逆天”！

打不赢要跑，打得赢也要跑，这才对得起“逃跑帝”的名望。可是，这一回咱们往哪儿跑？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朱由榔有三个选择：

其一，向海上逃亡，投靠福建沿海的郑成功部。

不靠谱！

郑成功虽然口头上奉永历为正朔，但大难临头是否会接收这位爷？——不一定！

即便郑成功肯“收容”，他会不会步郑芝龙、孙可望的后尘？——很有可能！

做傀儡倒还在其次，可郑成功自己都饥寒交迫、漂泊不定，朱由榔能跟着混多久？

总之，风险太大！

其二，向南逃往越南避难。

更不靠谱！

越南是明朝的属国，什么是属国？有奶便认娘，强悍便认爹！你信不信，只要朱由榔迈出国门，越南王立即就能将他五花大绑，“遣返”给孔有德，做归附清朝的“投名状”。

其三，向西进入孙可望的地盘。

相对而言，这个选择稍微靠谱一点，孙可望也早在五月就提出移跸云南的动议，但朱由榔一万个不愿意。孙可望是什么人，他不是没见识过。寄人篱下的生活，用脚趾头都能想到该会有多丢人、多悲惨。

朱由榔“不欲就可望”，但很多事情不是他说了算的。朝议之中，三种选择都有人提了，接着轮到首辅吴贞毓拍板。其实，这板根本没必要拍。地球人都知道，永历朝廷除了归附孙可望，已经别无选择。但是，吴首辅曾经跟随严起恒极力反对孙可望封王，严起恒、杨鼎和尸骨未寒，担心“拉清单”的吴首辅实在不敢拍这个板。

“搬家”问题久拖不决，贺九仪怒了：不去拉倒，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不管了！

贺九仪带着五千精兵跟永历朝廷“拜拜”，朱由榔急了：还讨论个屁，跑啊！

往哪儿跑？——还能往哪儿跑？有选择余地吗？

十二月初，朱由榔乘船仓皇逃离南宁，溯左江至濑湍（今广西崇左附近）。上游水太浅，船没法再继续走，朱由榔一行人弃舟登岸，经龙英（今广西大新附近）、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向云南进发。

清军穷追不舍，跑得贼快的朱由榔第一次逃跑得如此胆战心惊，所幸在桂、滇边境与前来“迎驾”的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部撞个正着。虽然惊魂未定，但此次提心吊胆的历程总算终结了。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一，朱由榔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小山村里过了一个惨兮兮的新年。朱由榔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确切地说，将会被孙可望安排到哪里去。

强颜欢笑过完年，朱由榔在“迎驾”部队的带领下，继续艰难跋涉，半个月后抵达广南府。凭心而论，朱由榔并不想去昆明或者贵阳，天天看着孙可望的脸色过日子。他想就此留在广南，舒舒坦坦了此残生。

朱由榔的想法，孙可望一般都不会支持，他不希望永历朝廷赖在广南不走。既然是“敬鬼神而远之”，广南府似乎还不算远。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广南靠近边境，不可预知的风险较大。（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敌情叵测。）

广南不能住，昆明、贵阳更别提了，朱由榔不想去，孙可望更不让去。那么，永历朝廷往哪里摆？孙可望物色了一个相当遥远的“风水宝地”——贵州安隆千户所，朱由榔驻跸后改为安龙府。

遥远，有时候不单指空间上的距离。安龙的遥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安龙位于贵州、云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原是隶属贵州都指挥司的“千户所”，属于屯兵机构。这座位于大山深处、居民只有百余户的所城，地域相当狭小，十分钟便能绕着城走一圈。（所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

从南宁到广南，再到落脚安龙，朱由榔只有一个感觉：距离“九五之尊”越来越远。这哪里是移跸，简直就是落草！

永历朝廷自己没本事，将地盘丢个精光，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确实也没底气讲什么条件，只有“客随主便”。二月初六，朱由榔带着五十余文武大臣、三千兵丁家眷，步履蹒跚抵达安龙。

一无所有的朱由榔，真正过上了“孤家寡人”的悲惨生活。（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

第十八章　反攻

狭路相逢勇者胜

孙可望比较强悍地整顿四川、贵州，比较无耻地收拾永历朝廷，最初的动机其实比较单纯，那就是执行张献忠“尔急归明，毋为不义”的临终托付，一门心思抗清。

抗清，必须有统一的领导，不服气的要摁住（李定国、刘文秀）、不听话的要收拾（四川、贵州军阀）、没本事的靠边站（永历君臣），这就是孙可望的逻辑。

南明这么多年的历史证明，清军很多时候喜欢“不请自到”。当孙可望一面经营西南、一面为“请封”跟永历朝廷怄气时，北京方面有了新动向。

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吴三桂、李国翰奉顺治皇帝的命令（多尔衮在前一年底病死），率军自汉中入川，进抵保宁。

吴三桂率几万大军奉命前来，显然不是帮着李国英守保宁，而是意图进取四川的。由于孙可望正在贵州集结兵力准备入湘，留在四川的留守部队并不多，因此吴三桂的进攻速度相当快。

吴三桂率军自保宁南下，先清剿川西的孙可望势力。二十二日，清军进抵成都，守将林时泰兵力单薄，不战而降，被清军处死。二十五日，嘉定失守。

三月，清军向川东方向运动，初五占领合州。镇守重庆的卢明臣也没多少人，于十四日弃守重庆，主动后撤。四月，川南的叙州告急，守将白文选也选择了主动后撤，退往永宁。随后，清军在四川攻城略地，将孙可望的势力剿灭或者驱逐殆尽。

孙可望想到清军会来，但没有想到来得如此迅速，赶紧派刘文秀部署入川抗清。

狭路相逢勇者胜！与不可一世的清军一决雌雄的时刻终于到了！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张献忠手下的这四员猛将，个顶个的打架天才，都不是吃素的货。

“老大”孙可望的本事，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西南三省不是吹出来的，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艾能奇转战千里、战功显赫，最后在云南“剿匪”时，阴沟里翻了船。

现在，终于轮到刘文秀上场了！

大腕出场，不同凡响，刘文秀率部入川果然是大手笔。刘文秀带着四万多人，不是选择一个方向入川，而是兵分三路，从川西南的建昌、川南的永宁、川东南的彭水同时推进。

敢这样入川打架的，迄今为止独此一人！

刘文秀的灵魂深处，有一股不服输的勇气，更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傲气！

八月初九，中路军率先告捷，全歼镇守叙州的清军，并会合白文选部反攻重庆。同时，西路、东路也秋风扫落叶，快速向北推进。

吴三桂吓傻了：虽说出来混迟早要还，这还得也太快了吧？

八月十九日，清军在四川的“三巨头”——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在夹江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撤！

大家都是聪明人，都明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道理。“撤退”的共识很快达成，但分歧在于：撤到哪里去？

三个人，两种意见：A.四川保宁；B.陕西汉中。

李国英选A。——几万大军一拔腿就撤到陕西，我这个四川巡抚怎么向朝廷交代？

吴三桂、李国翰选B。——多说无益，安全第一。你怎么交代是你的事，你的事关我们屁事？

二比一，少数服从多数，开溜！

“夹江会议”的决定很快传达到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清军，大家接到命令便拔腿开溜，向陕西方向撤退。

各路清军跑得不亦乐乎，只有重庆的清军比较悲催。

当时，驻扎在重庆的清军将领有一大帮子，包括梅勒章京葛朝忠、白含真、佟师圣、镶红旗章京尹得才、永宁总兵柏永馥、左路总兵陈德、夔州总兵卢光祖等等。接到吴三桂的命令后，诸将领赶紧率各部后撤。

八月二十五日，刘文秀会合白文选的部队进抵重庆，突然发现很不对劲：清军死哪儿去了？

虽然各地军队都发现清军在后撤，但重庆的清军“不翼而飞”，让刘文秀有点如鲠在喉的感觉，这跟他入川的重大使命有很大关系。

什么重大使命？不是抗请吗？——对，但不全对！除了清剿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以外，刘文秀还肩负一项重任：打通川鄂通道，为将来顺江东下扫清障碍。

这条抗清的道路，富有远见的孙可望已经盘算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单纯采用“推土机”战术，从贵州经湖南、江西、浙江，一路推到南京，难度显然是相当大的。但要是控制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进军南京的难度至少可以打个对折。

显然，重庆的守军“人间蒸发”，对于长江水道的畅通，隐患是相当大的。因此，刘文秀不敢怠慢，赶紧率军日夜兼程向北追击。

二十八日，在距离重庆一百多里的停溪，刘文秀的追兵终于看到了清军的影子，随即像饿绿了眼的恶狼见到肥肥的绵羊一般扑了上去。葛朝忠等人哪里想到会临时加上这出戏，登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成了刘文秀大军的活靶子。

最后，一大群将领中只有永宁总兵柏永馥侥幸得以保全，带着几百残兵败卒，踉踉跄跄逃至保宁。

刘文秀带着几万大军在四川各地穷追猛打，招架不住的清军纷纷后撤，四川的局面基本上又回到了战前状态。

“衰神”之保宁之战

九月十一日，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撤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接着又撤往川、陕边境的广元。眼看就要进入陕西境内，李国英屡次反对无效，但保宁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的人，是时任四川巡按御史的郝浴。当时，郝浴带着总兵严自明镇守保宁。虽然有个总兵在身边，但这个总兵充其量算个连长，手下就一百来号人，实在是悲惨到了极致。

吴三桂、李国翰二话不说准备撤回陕西，郝浴便频繁派人给吴三桂带话，好言相劝之余也不乏恫吓威胁：奉旨入川，却弃守四川，这可是欺君之罪！奉劝你出川之前，先摸一摸自己有几个脑袋，免得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哀叹，毁一世英名于一旦！

李国英反对，吴三桂可以充耳不闻，但郝浴出声，吴三桂必须掂量掂量，他知道这个“奉旨告御状”的御史不好惹。

从吴三桂入川起，郝浴的弹劾奏疏就没有断过，今天告他“骄恣部下、淫杀不法”，明天告他“残暴无纪律”。虽然朝廷没有把手握重兵的吴三桂怎么样，但确实让吴三桂不厌其烦。

“好鞋不踩臭狗屎”，吴三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改变了决定，率领后撤大军于九月十九日折返保宁。

此后，郝浴算是跟吴三桂扛上了，屡次上疏弹劾。吴三桂屁股也不干净，每次都被点到要害。被踩了尾巴的吴三桂绝地反击，两人吵得乌烟瘴气。“欺软怕硬”的顺治皇帝不想揽这笔烂账，索性将郝浴流放到关外了事。直至吴三桂造反，郝浴才得到赦免，重返官场。

刘文秀率军入川，用了不到两个月，便将清军打回原形，保宁恐怕也难以保全。但是，随着吴三桂、李国翰、李国英返回保宁，川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更要命的问题是，一路凯歌高奏的刘文秀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骄兵必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刘文秀很快就会变成“衰神”！

在刘文秀看来，收复全川只剩下最后一步。不动则已，动则不留遗憾，刘文秀决定毕其功于一役。

十月初二，刘文秀率大军进抵保宁，将固守的清军团团围困。

客观地说，刘文秀乘胜进攻保宁，算不上战略失误，毕竟自己掌握着整个四川战场的主动权。但是，灵魂深处的傲气、轻而易举的胜利，让刘文秀失去了必要的理智与稳重。

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大军一路攻城略地，收复了保宁以外的四川全境，但消灭的清军并不多！

除了重庆以外，四川各地的清军大部分都不战而逃、“人间蒸发”。这些人去了哪里？显然，答案有且只有一个——保宁！

各地清军退守保宁，再加上吴三桂、李国翰亲率的部队入城，保宁清军的实力已经不可小觑。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刘文秀不经细致准备，便贸然组织对保宁的进攻，战略上是相当失策的。

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或许是因为刘文秀情报不明，又掉以轻心，似乎还情有可原。但是，刘文秀急于剿灭清军的有生力量，在战术上犯了一个相当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铁桶战术”。

大军进抵保宁后，刘文秀将保宁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固守的清军发起全面攻击。

这个战术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当年堵胤锡率领忠贞营围攻长沙，也是这么干的。要不是何腾蛟瞎搅和，拿下长沙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这么强悍的战术，到了刘文秀这里，怎么就成了低级错误呢？

打仗是门技术活，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生搬硬套是要不得的！

——“铁桶战术”的前提是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但随着保宁的清军得到大量补充，刘文秀的这种优势荡然无存。

——保宁跟赣江一样，也是三面环水，不过是由嘉陵江弯成“U字形”形成的，东、西、南三面被江水阻隔，易守难攻。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铁桶战术”，对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而言，确实是不可原谅的。

战略失误，战术继续失误，“衰神”刘文秀的败局不可避免。

十月十一日，刘文秀率五万军队从四面攻城，主攻是没有河流阻隔的北面，并将嘉陵江上的浮桥全部砍断，企图将吴三桂、李国翰困死在保宁。

插翅难逃的吴三桂绝地反击，对准刘文秀大军中最薄弱的张先璧部发起猛攻。张先璧溃败，冲散了毗邻的王复臣部，刘文秀大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吴三桂、李国翰趁机采取“乱棍战术”，更是乱上加乱。

由于三面河流上的浮桥被砍断，刘文秀大军陷入了绝地，遭遇惨败，王复臣、姚之贞等将领阵亡，刘文秀率余部撤回贵州境内。孙可望念其劳苦功高，只是解除兵权，送回昆明赋闲；对后来归附的张先璧就不必客气了，直接命人拖出去乱棍打死。

踌躇满志的刘文秀败得一塌糊涂，四川又落到了清军的手里；勉强留守的吴三桂胜得稀里糊涂，也不敢贸然扩大战果。自此，四川转入僵持状态，孙可望打通川鄂水道的设想落空，成为一大憾事！

“战神”之靖州大捷

四川意外失手，但湖南却有意外的惊喜。

入湘抗清，孙可望已经盘算好几年了。早在永历五年（1651年）四月，孙可望便派部将冯双礼作为“开路先锋”，率四万多人（包括骑兵一万多，还有战象十余头）进入湖南境内。

有意思的是，清军“三王”南下两广，七拼八凑才攒足四万人。孙可望打湖南一个省，光是“开路先锋”就不止四万，还有大象助阵，这排场可真够大的！

跟南明政权交锋的几年来，清军似乎只有受降的时候才见过这么多人！

冯双礼率领的这支“先锋部队”从贵州出发，于四月十五日进抵湖南沅州。清军在沅州的守军有多少呢？

三千人！

沅州之战，就是一场“要你命三千”的杀人游戏。毫无悬念，搞“铁桶战术”的冯双礼初战告捷，清军守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被俘获。

冯双礼的第二站是沅州北面的辰州，驻守在此的是清军辰常总兵徐勇。徐勇是个相当抗打的货，带着几千人精心布置防线，扼险固守、负隅顽抗，人生地不熟的冯双礼没能打下来。

老冯没有刘文秀的傲气，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现实。既然奉命打整个湖南，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和表现，没必要计较一座孤城的得失。

辰州的徐勇松了一口气，轮到驻守宝庆的沈永忠抑郁了。

为了解除孔有德南下的后顾之忧，他被清廷从山东调到湖南修“烂尾楼”。一年多来，沈永忠带着两万人转战湖南各地，跟各式各样的“钉子户”斗智斗勇。如今“钉子”没拔完，又闯进四万人来抢饭碗，沈永忠实在是欲哭无泪。

凭借做了一年多“东道主”的“主场”优势，沈永忠带着两万人与冯双礼的四万大军艰难周旋。双方你来我往，各有胜负，湖南很快便进入僵持状态。

吴三桂、李国翰奉命率军到四川撒野，并没有改变孙可望进军湖南的既定计划。

冯双礼的四万人不过是“开路先锋”，那么进取湖南的主力是谁呢？前面说过，在整个南明时代，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在陕西点火烧后院的姜瓖，另外一个，便是堪称南明“战神”的原大西军安西将军——李定国。

有点可惜，轮到“战神”出场的时候，多尔衮已经死翘翘了，急眼的人变成了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福临。

永历六年（1652年）四月，“战神”李定国率十万大军进入湖南，战场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五月中旬，李定国会合冯双礼部进攻靖州。沈永忠此时还不知道李定国大军已经入湘，误以为又是冯双礼在找茬，便派麾下总兵张国柱率八千兵马前往靖州支援。

几天之后，李定国大军取得“靖州大捷”，遍体鳞伤的张国柱逃回宝庆。沈永忠清点了一下人数，还剩下两千多人，立马傻眼了：你是打架去了，还是集体自杀去了？

张国柱对作战经过做了一番描述，沈永忠听得毛骨悚然。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次在靖州闹腾的并不只是冯双礼的部队。

看来，孙可望开始对湖南下狠手了！

沈永忠只猜到孙可望非拿下湖南不可，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对手会是南明最强悍的“战神”李定国。

湖南危急，沈永忠能想到的最佳办法，就是赶紧派人到桂林，恳请孔有德回师救援。

救，还是不救？

孔有德不需要权衡商议，更不需要扔硬币，在第一时间便给出答复：没空！

孔有德如此绝情，打酱油的都看不下去了。要不是帮你把守后院，老沈也不会大老远被调过来接这个烂摊子。如今老沈落难，你老孔竟然见死不救，未免太不仗义了吧？

围观群众往往都是不明真相的，其实孔有德有足够的理由拒绝：

其一，报沈永忠的“一疏之仇”。

进军广西后，由于后勤补给一时跟不上，孔有德曾经向衡州、永州借支粮饷，并承诺有借有还。屁大点事，沈永忠却一封奏疏捅到朝廷上去，搞得孔有德十分难堪。

其二，沈永忠谎报军情。

孔有德判断，广西有自己的大军坐镇，孙可望不可能派大部队进入湖南，除非他的云南、贵州不想要了。因此，一定是沈永忠自己没本事，打了败仗就怪对手太强悍。

其三，兵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收拢。

孔有德虽然坐镇省会桂林，但三镇总兵分别镇守在广西各地，线国安驻南宁、马雄驻梧州一带、全节驻柳州（原配属的曹得先、马蛟麟两位总兵已调离），收拢起来相当麻烦。

其四，大军北撤，广西怎么办？

根据以往的经验，清军撤离之后，各种抗清势力比雨后春笋冒得还要快。两万大军回援湖南，能否干掉李定国、冯双礼还很难说，就算干掉了，你沈永忠还能重新把广西拿下来吗？

说一千道一万，各端各的碗、各吃各的饭。李定国在湖南，归你沈永忠管。他敢打到广西，我负责收拾，不用你沈永忠掺和。（设警逼我境，自有区处。）

救兵搬不来，打又打不过，所幸沈永忠还剩下一条路——跑！

从宝庆北撤这一路，沈永忠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人会要他的命：一是李定国，一是顺治帝。

李定国的追兵容易躲，大不了多走几天山路而已。如果顺治帝要追究“失地之罪”，沈永忠摆什么姿势都要中枪。

沈永忠胆战心惊地走到湘潭，接到了顺治帝下达的密旨——“不可浪战，移师保守”，一切都妥了！

奉旨撤退，再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情了！

有了这道“护身符”，沈永忠跑得飞快，也撤得相当彻底。六月初二进入长沙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八月初六主动弃守省会，退往岳州。

沈永忠跑了，湖南各地的官员、武装也纷纷“树倒猢狲散”，开展“逃跑大比拼”。很快，除了岳州、常德、辰州以外，李定国已收复湖南绝大部分地域。

“战神”之桂林大捷

四川打得只剩下一个保宁时，“衰神”刘文秀沉不住气，结果骨头没啃下来，倒把门牙崩坏了两颗，被孙可望打发回昆明“休假式疗养”去了。此时的湖南还剩下三座城池，李定国却决定“见好就收”。——是否具有敢于舍弃的远见与胸怀，往往决定着能力水平的高低！

湖南可以先放一放，李定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收拾孔有德！

此时，孔有德还在做着他的“春秋大梦”，认为湖南的局面不足为虑。尽管湖南各地相继被李定国的军队收复，孔有德除了在五月底派一部兵力驻守全州“警戒”以外，再未作更多的防备。

六月二十八日，李定国率大军自武冈、新宁进攻全州，原驻防军加上派来“警戒”的清军被“一锅端”。战报传来，孔有德大为震恐，次日亲率桂林的留守部队赶赴严关防御。

李定国乘胜进抵严关，将清军揍得七荤八素，孔有德当天便仓皇撤回桂林固守。六月三十日，李定国的前锋部队进抵桂林郊外。七月初二，桂林陷入重围，孔有德赶紧派人通知线国安、马雄、全节，令三镇总兵火速回援桂林。

桂林危在旦夕，三镇总兵又不是空军。回援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七月初四，李定国率军攻破桂林，悔恨交加的孔有德选择了自尽，史称“桂林大捷”。苟且偷生于桂林城内的陈邦傅、王荃可、张星光等降清大臣被活捉，并于九月在贵阳伏诛。其中，恶贯满盈的操蛋分子陈邦傅受刑待遇最高——剥皮揎草，传示滇黔！

干掉孔有德不是唯一目标，夺取桂林更不是终点，“战神”李定国继续率军南下。孔有德自行了断后，轮到线国安、马雄、全节傻眼了：主将都呜呼哀哉了，还打个鸟仗？

三镇总兵一溜烟撤到梧州，李定国在广西收复失地，忙得不亦乐乎。八月，终于腾出手来的李定国向梧州推进，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战自溃，逃往广东投奔了尚可喜。

八月十五日，李定国占领梧州，广西至此全部光复。四个月的时间，“战神”一举拿下两个省！

尚可喜曾经遭到孔有德的耻笑，如今孔有德死这么惨，尚可喜实在是没有幸灾乐祸的雅兴。不是老尚胸怀宽广不记仇，而是李定国的大军太强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孔有德。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尚可喜臆想的“意外”，偏偏意外地发生了。

李定国的大军已经在广西边境的梧州集结，准备挥师向东收拾尚可喜，却接到了孙可望的命令——火速回援湖南！

回援湖南？那里出了什么状况？莫非沈永忠“原地满血复活”还“装备升级”？

怎么可能！沈永忠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真实的情况是：湖南来了“新客”——清敬谨庄亲王尼堪。当然，尼堪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带着几千八旗精兵来的。他也不是来观光的，而是来找人打架的。直白地说，是来给沈永忠“报仇”兼“撑腰”的。

原来，顺治皇帝见湖南打得太不像样，担心影响两广的态势，于七月十八日委任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八旗兵南下。

按照原定计划，尼堪率军经湖南进入贵州，会同四川的吴三桂、李国翰捣孙可望的老巢，演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顺带把朱由榔请到北京“把酒言欢”。

但是，尼堪走到半道上，孔有德“殉难”的噩耗便传到了北京。顺治帝赶紧在八月初五重新下达命令，让尼堪拿下湖南后向广西推进。

同时，顺治帝又给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下了一道死命令：固守待援，保存实力，不准去广西犯贱！（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其实，顺治帝未免多虑了。尚可喜天天提心吊胆，捏双筷子手都发抖，哪里还敢去广西送死。

尚可喜没敢动，但尼堪的八旗兵距离湖南越来越近。湖南一旦有失，贵州恐怕危矣，所以孙可望急眼了，赶紧命进军广西的李定国回撤。

客观地说，家大业大的孙可望逐渐变得跟刘文秀一个毛病——不稳重、不淡定，缺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魄，更缺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战略眼光。

基于当时的态势来分析，孙可望的决定相当草率、相当幼稚。

其一，李定国率大军滞留两广，对清廷是一个重要的威慑。他们担心，两广一旦有失，必然导致西南的朱由榔、孙可望与东南的郑成功、鲁监国连成一片。因此，尼堪未必敢大举进攻贵州，西南老巢还是安全的。

其二，尼堪大军进入湖南尚需时日，在湖南打开局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李定国即使要回援，也有足够的时间先进军广东，将尚可喜、耿继茂揍得“生活不能自理”，再从容地经韶州、郴州北上迎战尼堪。

其三，即使李定国从广西回援，也不应全军北上，广西至少需要留下足以抗衡尚可喜、耿继茂挑衅的留守部队。李定国手握十万大军，留下一半兵力守在梧州、桂林，尚可喜、耿继茂根本不敢动，而五万大军收拾尼堪，显然是绰绰有余。

遗憾的是，所有不该犯的错误，孙可望、李定国全犯了。十月三十日，李定国率十万大军回撤至衡州。

李定国大军撤退后，新任的广西巡抚徐天佑带着一两千人镇守梧州，安西将军朱喜三则率领一千多乌合之众驻防桂林，其余各地的防守兵力更加单薄，广西顿时空空如也。

来势汹汹的李定国大军突然没了踪迹，侥幸脱险的尚可喜胆识愈壮。为了探查广西的虚实，李定国前脚刚走，尚可喜就令孔有德麾下的三镇总兵线国安、马雄、全节率部返回广西。（顺治帝曾下令尚可喜、耿继茂不准去广西犯贱，所以尚军自己不敢乱动。）

九月初五，三镇总兵占领梧州，寡不敌众的徐天佑只得后撤桂林，又于十一月底撤至柳州。广西兵力如此空虚，线国安等人竟然磨蹭到十二月下旬才占领平乐。从梧州打到平乐区区四百里，花了将近四个月，三镇的战斗力也实在是烂得可以。一直到次年正月，清军才相继攻取阳朔、桂林，勉勉强强“收复”了广西。

“战神”之衡州大捷

交待完广西，再来说湖南，“战神”将在这里上演一出好戏！

李定国大军抵达衡州后，尼堪也在二十天后姗姗来迟，抵达湘潭。驻防在湘潭的是堪称“永历三大劲旅”之一的马进忠部。（另外两支分别是忠贞营和郝摇旗部。）

不过，经多年鏖战，又失去堵胤锡的庇护，这支劲旅早已风光不再。尼堪来势凶猛，马进忠决定不吃眼前亏，果断避其锋芒，退守宝庆。

有狼自远方来，不亦射乎！李定国早就给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份大礼！

十一月二十二日，尼堪率军进抵衡州城外三十里，李定国派一千多军队迎战，严令“只许败，不许胜，务必一路败退”。——看出来了，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老套路。

不错！“战神”李定国精心谋划的，确实是历史上早已被用得烂熟的把戏。如果尼堪有点智商，李定国或许还有机会旧瓶装点新酒，陡增波折与悬念。但是，尼堪实在太不给力，整个战役就是一个老得掉渣的过程，就算我有耐性讲，估计也没人有兴致听。

直接说结果吧：陷入重围的清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尼堪阵亡，贝勒屯齐率残部艰难突围，狼狈逃回长沙，史称“衡州大捷”。

从永历六年（1652年）五月至十一月，“战神”李定国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相继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州大捷”，掀起了南明抗清斗争的新高潮！

这三次大捷，不仅干掉清廷的两个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谨庄亲王尼堪），还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沉重打击了八旗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时任清廷吏部尚书的固山额真朱马喇在一封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这三次大捷，发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强音，为饱受清廷暴政压迫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清军民的士气！

胜利，是最响亮的集结号。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很多抗清武装曾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而偃旗息鼓。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这些武装又重新高举义旗，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争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早已对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选择“潜水”的前明遗臣认为中兴有望，也纷纷“浮出水面”，主动与“战神”李定国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虽然这样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抗清势力能成为投机的对象，确实反衬了“乾坤扭转”的势头。

隐居浙江的黄宗羲后来评价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如此骄人战绩，“战神”李定国确实居功至伟！

稍微回忆一下南明的历史，我们便能体悟到，李定国的三次大捷，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战神”并非神话，只要南明自己不折腾、不胆怯、不内讧，任何强敌都是可以战胜的！

几年来，惨败的血腥教训、胜利的刺眼光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顿悟这条克敌制胜的秘诀。但是，处处充斥着贪欲的小朝廷实在是无可救药。

三次大捷之后，多灾多难的南明再一次坐上了“过山车”，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

同台竞技

眼看“战神”打得相当出色，孙可望开始不乐意了。

孙可望这些年在云南、贵州励精图治，“政绩”颇丰，深藏于内心的私欲也逐渐膨胀。按照大西军将领原定的盟约，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地位相当，“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虽然孙可望有最终的裁决权，但作为大西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孙可望越来越不习惯与人分享“权力盛宴”。

麻烦的是，这四个人“各领一军不相下”。就军事实力而言，孙可望最多与刘文秀并列第三，跟李定国、艾能奇那是没法比。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想吃独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艾能奇在阴沟里翻了船，提前结束“革命生涯”。刘文秀在四川沉不住气，吃了败仗，让孙可望找到借口，提前结束“政治生涯”。咔擦掉两个之后，孙可望“一手遮天”的障碍，就只剩下李定国一个。

堪称“战神”的李定国，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李定国实力最强、最能打仗，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于讨好领导，让生性狡猾、善于溜须拍马的孙可望钻了空子。

孙可望被拥戴为“盟主”，比较顾全大局的李定国虽然不至于耿耿于怀，但对狡猾的孙可望，始终是睁大俩眼睛盯着的。

陈邦傅派胡执恭送来伪造的“秦王”敕印时，孙可望准备将错就错，李定国却是“火眼金睛”，“心疑其伪”，游说刘文秀一起抵制。

不管是真是假，“被封公”的刘文秀看到孙可望封王，早憋了一口气，因此说得也很直白：“我等自为王耳，何必封！”李定国稍微委婉一点：“我等无尺寸之功，何敢受朝廷之封。”

三个人没谈拢，孙可望却一意孤行，执意受封。刘文秀不敢跟孙可望对着干，也违心地接受敕印，唯独李定国毫不妥协，将敕印撂在一边。

杨畏知带着“平辽王”的敕印回到昆明后，孙可望大为光火，拒绝受封。李定国又串通刘文秀，跟孙可望对着干，“议欲受封”。孙可望怒了：你们成心的是不是？（汝前不受封，今何为而受乎？）

有专制必然有反抗，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多了去了，也不必细数。即便如此，两人还能待在一起混，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定国的顾全大局。另外，想抗清的孙可望不能没有“战神”李定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李定国在湖南、广西“一鸣惊人”，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倚重，已经被“羡慕嫉妒恨”所代替。

李定国是孙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但由于李定国打得太漂亮，“人气”立马就压过了孙可望。眼看这个跟自己“若即若离”的属下功高震主、声名远扬，孙可望坐不住了。

私欲战胜了理智，会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衡州战役时，担心李定国“锦上添花”的孙可望开始混蛋，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国作战的冯双礼拆台，致使屯齐得以率残部突围。

除此以外，孙可望还亲自率军入湘，跟李定国“同台竞技”。——“北兵本易杀”，你能打，老子也能打！

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初一，孙可望率大军进抵沅州，又派白文选率五万人进攻辰州这块“硬骨头”，打一个“开门红”给天下人看看。——李定国啃不动，老子孙可望来啃！

白文选不辱使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拿下辰州，击毙清军守将徐勇。孙可望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在沅州摆起“鸿门宴”，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李定国。

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冯双礼、李定国、孙可望作为三个梯队，分批入湘抗清。因此，孙可望在沅州召集军事会议，李定国并没有过多怀疑，赶紧率部启程。

不过，孙可望在湖南尽在掌控之中的情况下挥师入湘，李定国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为了保险起见，李定国派心腹龚铭先行出发，到沅州打前站，探听孙可望的虚实。

尽管孙可望有意遮掩，但敏感的龚铭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他推断，沅州要举行的不是一次讨论湖南战事的“军事会议”，而是一场针对李定国的“军事审判”！

永历七年（1653年）正月，李定国走到武冈州，接到了龚铭从沅州送来的密信。李定国明白了，孙可望这是要“逆天”！庆幸躲过灾祸之余，“战神”李定国不禁仰天哀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混蛋的孙可望想“逆天”，李定国决定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

为了避免上演“同室操戈”的惨剧，李定国率部调转方向，于二月经镇峡关进入广西发展，并重新占领梧州。

李定国离开湖南后，清军更加肆无忌惮。三月十七日，在衡州战役中侥幸得脱的屯齐率部进攻宝庆，孙可望率援军前来迎战。

由于一心想“亲立大功，以服众心”，急于求成的孙可望遭遇惨败，致使宝庆失守。颜面尽失的孙可望撤回贵州，湖南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宝庆失利并没有让孙可望警醒，他还想继续“逆天”。

探知到李定国驻防柳州后，孙可望又派冯双礼率三万人前往袭击。李定国继续顾全大局，主动后撤。不知好歹的冯双礼穷追不舍，忍无可忍的李定国奋起还击，怀着相当复杂的心情，将曾与自己在湖南并肩作战的冯双礼打得抱头鼠窜。

挨了一顿痛扁，孙可望才算是老实了，不敢再去广西找李定国的茬。

从现在开始，孙可望与李定国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

“战神”一战广东

进入广西以后，李定国并没有跟线国安、马雄、全节三镇总兵率领的“还乡团”纠缠，而是挥师东向，对准尚可喜、耿继茂盘踞的广东杀了过来。

永历七年（1653年）三月，李定国率部杀入广东，一路上锐不可当，二十五日便进抵肇庆，又分兵占领四会、广宁等地。

广东再次出现南明的正规军，很多“潜水”的抗清武装纷纷“冒泡”。在这些地方抗清势力中，郝尚久是比较有故事的。

郝尚久是李成栋的部将，这些年一直在“跳槽”。崇祯十七年（1644年），郝尚久跟随李成栋降清。永历二年（1648年），郝尚久又跟随李成栋反水归明。永历四年（1650年），尚可喜、耿继茂南下广东，郑成功也到潮州地区“武装征粮”，两头受气的郝尚久再次向清军投降。

郝同学频繁“跳槽”，连清军都看不下去了，认为他反复无常、桀骜不驯，有必要进行职业素养教育。永历六年（1652年）八月，潮州总兵郝尚久接到新任命，调任广东水师副将。

兵种要换，地盘要占，兵权要收，还官降一级！——早知如此，还投个屁的降！

郝尚久拒绝接受任命，死赖在潮州积极准备反水。李定国大军开进广东，郝尚久紧跟着又“跳槽”了，并跟李定国取得联系。

尚可喜、耿继茂急眼了：西面是李定国，东面是郝尚久，广州成了“三明治”！

其实，尚可喜的担心有点多余，广州被两面夹击，郝尚久却是被四面夹攻。西面是盘踞广州的尚、耿大军，东面是驻防福建漳州的清军，北面还有占据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程乡（今广东梅县）的清军吴六奇部，甚至南面的大海也不省心，时刻得提防着郑成功这个“武装乞丐”来“化缘”。

李定国当然想夹击广州，但郝尚久明显拿不出手，唯一靠谱的同盟，是活动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

如果郑成功能率水师到广东参战，这盘棋显然就走活了。尚可喜、耿继茂根本就不是两路大军的对手，拿下广州不过是时间问题。

夺取广州，孙可望占据的云南、贵州便可通过李定国控制的两广，与郑成功、鲁监国活动的福建、舟山连成一片，形成西南、华南、东南“三南并举”的局面。

梦想鼓舞人心，现实却令人扼腕。——李定国谋划得很到位，但郑成功似乎对广东兴趣不大。

郑成功到底怎么想的，李定国并不清楚，但肇庆就在眼前，不打一打，实在对不起如坐针毡的尚可喜。

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大军开始攻城，清总兵许而显据城固守，双方展开攻防激战。

肇庆的许而显比辰州的徐勇还要难对付，他不仅兵力较强，而且鬼主意多。看到南明军架梯攀城，许而显暗中派精兵出城迎战，主要的任务是抢夺南明军的云梯。

梯子被“收缴”，李定国另出妙计——“上天”不行，咱就“入地”。于是，数万南明军成了“工程兵”，除了少数警卫以外，全都忙活着一件事——挖地道。

虽然李定国在“工地”四周都拉上了帷幕，但城墙上的许而显站得高看得远，很快就发现了南明军的新战术。许而显见招拆招，也开始在城墙内挖拦阻沟。

许而显的“工程”有城墙挡着，李定国看不见，继续搞自己的“人防工程”。两支“施工队”在肇庆干得不亦乐乎，广州的尚可喜却坐不住了。他不知道许而显能撑多久，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住。孔有德、尼堪都成了“战神”李定国的刀下之鬼，尚可喜不希望成为第三个。

心虚胆寒的尚可喜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亲自带着援军前往肇庆。耿继茂没跟着来，而是在三水设防，阻击李定国派出联络郝尚久的部队，谨防兵力空虚的广州遭到偷袭。

尚可喜抵达肇庆后，于四月初八命大军杀出城去，迅速击溃李定国的警卫部队，占领各地道口，接着以烟熏的方式消灭地道内的南明军。此时，李定国的“施工队”还在地道里专心作业，出又出不来，有力没处使，很多都被熏成了“腊肉”。

李定国被迫率部撤退，距离肇庆五里下营，尚可喜乘胜追击，一举冲破南明军的临时阻击阵地，大获全胜。南明军败局已定，李定国见夺取肇庆已成泡影，只能撤回广西，整军再战。

大军一撤，郝尚久就惨了。

五月，驻防南京（清廷更名为江宁）的昂邦章京哈哈木、梅勒章京噶来道噶奉命率军增援广东。

援军显然来晚了，肇庆战役早已结束。

总不能白跑一趟吧？李定国撤回广西，哈哈木的“牛刀”只能用来“杀鸡”了。八月十三日，耿继茂、哈哈木会同南赣的孔国治包围潮州，郝尚久恐怕难逃此劫。

其实，早在李定国肇庆兵败时，郝尚久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病急乱投医，赶紧向“老冤家”郑成功请援。郑成功倒是很积极，于六月应邀而至。

但是，老郑“三招不离本行”，他不是来帮忙，而是来“征粮”的。——饿死鬼投胎，没办法。

八月，郑成功的“援军”满载粮食返回福建，郝尚久被彻底抛弃了。九月十四日，潮州失守，郝尚久自杀。

“战神”再战广东

第一次进军广东失利后，李定国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积极筹备第二次进军广东。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南明实现“翻盘”的最佳时机！

其一，前面说过，广东是永历政权实现“三南并举”的最关键一环。

其二，常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广东经济发达，税赋是广西的十倍以上，可以为抗清提供更加雄厚的经济保障。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双方的态势来看，广东虽然不至于唾手可得，但也并非难事。

我们先分析一下清、南明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

——清军方面。

哈哈木、噶来道噶毕竟是来帮忙的，剿灭郝尚久之后，十月份便离开广东。尚可喜、耿继茂有多少人呢？两万？你以为他们带的都是“不死鸟”啊？

现实的情况是，尚可喜、耿继茂的老部队加起来还剩下不足五千人。尽管在当地有所补充，勉强招募到两万多人，但大部分“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换句话说，不是老油条子，便是新兵蛋子。

——南明方面。

李定国入湘时的十万大军还剩下四万多人（有些部队没有从湖南跟随李定国到广西发展，另有一些战斗减员），很多都是大西军时期的“老革命”，经验丰富，英勇善战。

郑成功更猛，这些年在福建沿海“闷声不响发大财”，兵力达到十万以上，战船上千艘，水师实力绝对是全国第一。难怪他总是找郝尚久“打秋风”，海上又不能种地，靠着金门、厦门一隅之地，养活这么多人，实在是饿啊！

除了这两只正规武装以外，广东各地的义师相当活跃。钦州、廉州有邓耀等部，高州有周金汤，阳江沿海有李常荣，恩平有王兴，台山沿海有陈奇策。这些义师的前身大多是永历政权的正规军，普遍接受大学士郭之奇、南明两广总督连城璧的指挥。虽然实力有限，但由于地皮熟、人脉广，作为“民兵”协助主力作战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此看来，真是天赐良机！

套用一个英语句式：这个机会如此绝妙天成，以至于只会逃跑的朱由榔都看出来了！

永历七年（1653年）九月，朱由榔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赶赴广东，向节制各地义师的郭之奇、连城璧宣谕，阐明“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严令郭之奇、连城璧务必联络广东义师做好接应。

李定国派人联络郑成功之后，于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从柳州出发，经横州、灵山进抵廉州，清总兵郭虎弃城而逃。南明军相继占领高州、雷州，广东西部顺利光复。

尚可喜、耿继茂惊慌失措，一面向清廷求援，一面收缩兵力在广州布防。广东清军并不经打，远水又解不了近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第二个孔有德即将在广东诞生。

悲催的是，意外的事情再次“意外”地发生。四月，李定国患病，一直到八月才基本痊愈。在此期间，既定的作战计划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的“战神”李定国身体有恙，脑子却不残，依然在坚持指挥。

真正致命的意外，是郑成功似乎“脑残”了，居然没动静！

六月，稍事停顿的李定国大军继续向前推进，意图夺取与郑成功约定的会师地点——新会。同时，李定国再次派人前往厦门，催促郑成功赶紧出兵参战。

六月二十九日，新会战役爆发。由于李定国身患重病，不能亲临一线指挥，南明军的作战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南明军缺乏水师助战，打起来相当被动。一个月过去了，近在咫尺的新会依然纹丝不动。

八月，李定国终于盼来了厦门的消息，但却不是好消息。郑成功使者姗姗来迟，言辞闪烁，李定国明白，援军是彻底没指望了。

郑成功两次“爽约”，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其实理由很简单。

其一，郑成功一心要做福建的“土霸王”，不想插手广东、帮别人打架，损耗自己的实力。

其二，郑成功正在假意与清廷“和谈”，趁机解决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想贸然出兵，打乱向清军“征粮”的原定部署。

李定国缺乏后援，局面越来越被动。尽管陈奇策率舟师于八月参战，控制广州出海口，切断了广州与新会的联系，但义师实力有限，南明军的形势依然在继续恶化。

新会牵制着李定国的大军，郑成功又按兵不动，尚可喜、耿继茂可以放心大胆地待在广州固守待援。

十月初三，病愈的李定国亲率大军向新会发起新一轮猛攻，地道战、炮战都用遍了，新会守军依然负隅顽抗。

新会确实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城中的守军日子也不好过。

由于被围困了几个月，城中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饿着肚子的守军开始向百姓伸手，“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到了十二月，百姓也断了炊，从“掘鼠罗雀”到“食及浮萍草履”，将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就差抱着城墙啃了，实在是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是，丧失人性的清军无粮可掠，竟然戕杀居民为食！（兵又略人为脯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

十二月初十，朱马喇率援军抵达广东，十四日会同尚可喜、耿继茂向南明军发起总攻。四天激战后，李定国全线溃退，除了留下几千人镇守罗定外，大军主力悉数撤回广西，第二次进军广东以失败告终。

次年正月，罗定守军撤回广西。二月，李定国在清军的追击下退往南宁，南明“三南并举”的重大转机化为泡影。

失去孙可望的支持和郑成功的协同，闪耀在“战神”李定国头上的光环，也开始黯然失色。

第十九章　合流

“闽系”，家徒四壁

随着永历政权盘踞的大西南风云跌宕，曾经的抗清中心——浙江、福建成了“配角”，郑成功、鲁监国都被我们撂在一边很久了。

尽管从“主角”变“配角”，但这里不曾有一刻平静，依旧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关于“闽系”的郑成功，先前讲到他率部去潮州找郝尚久“打秋风”，逼得郝尚久向清军投降。郝尚久这一反，郑成功在潮州就吃不开了，于永历四年（1650年）七月撤回福建，只留下郑鸿逵在潮州“打游击”。后来李定国进军广东，郝尚久再次反清，郑成功又“应邀”斗了一次地主。

郑成功的实力不断壮大，兵多将广，但地盘成了瓶颈。虽然靠垄断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财富，但金银财宝不能当饭吃，没有足够的地盘，粮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去广东打秋风越来越难，再说斗了好几次，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郑成功又将目标锁定到福建。莫非从清军手里抢？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厦门就有两个现成的地主——郑彩、郑联。

自从郑彩投靠鲁监国后，郑氏集团就分裂了，郑成功占着金门，郑彩占着厦门，一水相隔却形同陌路，郑成功早就看这块堵在家门口的石头不顺眼了。

将郝尚久逼反的那一次，郑成功刚从潮州撤回来，便趁郑彩不在家，率军袭击厦门。郑成功以“送粮”为名引诱郑联出城，郑联也是老实，觉得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自家人应该不会算计自家人，居然就信了。郑联也不想想，郑成功主动上门送粮食，除非吃饱了撑的，郑成功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吃撑？

郑联中计，被郑成功给剁了。赶回来的郑彩自知不敌，赶紧向鲁监国求援。前面提到过，郑彩走了麦城，鲁监国求之不得，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给打发了。舟山不但不帮忙，张名振等人还痛打落水狗，报当初受郑彩窝囊气的一箭之仇。郑彩无处安身，只能通过郑芝龙的母亲黄氏向郑成功说情，总算是得以闲居厦门。

占领厦门，收编郑彩的部队，郑成功的实力更加壮大。但是，厦门地盘也不大，兵力又剧增，粮食的问题越来越麻烦。

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身价倍增的郑成功出师潮州，继续找郝尚久“斗地主”。次年正月，郑成功抵达南澳，跟郑鸿逵“换岗”，准备“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

郑成功尚未开始“征粮”，有人提出了质疑。这个敢于跟领导叫板的人，便是先跟着郑芝龙降清，再跟着李成栋反水，最后前往福建投靠郑成功的施琅。

施琅并不赞成这次“打秋风”行动。他认为，尚可喜、耿继茂已经在广东站稳了脚跟，如此出师远征，不一定能够达到既定战果。更严重的是，大军主力被牵制在潮州，万一厦门遭到福建清军偷袭怎么办？

考虑到郑成功一向刚愎自用，施琅并没有直言相谏，而是假托“做梦”，拐弯抹角地提醒郑成功慎重考虑。

郑成功偏偏脑筋不开窍，对着施琅就是一顿臭骂：你施琅好歹也是身经百战（跳了好几次槽），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做个梦就把你吓尿了！你不敢打，那就趁早滚蛋！

一次失败的谈话，致使施琅被剥夺兵权，灰溜溜地跟着郑鸿逵返回厦门。

永历五年（1651年）三月中旬，郑成功率部登陆，占领大星所（今广东平海附近），全歼清军援兵。

虽然郑成功初战告捷，但施琅的担忧正在应验。

闰二月二十七日，福建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弘光时期著名“搅屎棍”，后来跟随左梦庚投降）、福建右路总兵马得功（绑了朱由崧投降的那位）趁郑成功主力南下，派兵偷袭厦门。厦门的留守部队本来就不多，又是仓促应战，阮引、何德的水师很快就全线溃败，退回金门。守城主将郑芝莞入海逃亡，郑成功妻子带着儿子郑经仓皇逃跑，在海上与郑芝莞会合，幸免于难。三月初一，厦门失守，大学士曾樱殉国。

张学圣等人早就对郑成功的财富垂涎三尺，他们显然不是来抢地盘，而是来抢财产的。根据史料记载，清军厦门一役斩获颇丰，包括“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当然，这笔巨额财富一分也没有上交。

后来，清廷为了招抚郑成功，翻出了这桩旧案，将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和王应元（时任福建巡按御史）等人革职查办，大量财宝却不知去向。

四月初一，郑成功率主力返回厦门，清军早已席卷金银财宝而去。郑成功看着这副“家徒四壁”的景象，不由得急火攻心，捶胸顿足。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换谁谁不急？

急也没用，强盗早跑光了，郑成功也不敢去找清军兴师问罪，只有拿自家人出气。于是，郑芝莞、阮引被处斩，何德被革职，再打一百二十军棍，只有坚持抵抗的陆兵将领蓝登得以幸免。

该杀的杀了，该罚的也罚了，但此事尚未了结，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收拾。

谁呢？

施琅！

泪奔的施琅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受康熙委派负责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巧施离间计，诱使偏听偏信的郑经杀掉施琅家眷，逼着施琅投降清军。其实，这不过是出于故事情节需要而进行的“蒙太奇”处理，并不符合史实。

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施琅早就彻底投降清军了，此次厦门失利便是最初的导火索。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施琅走上这条路，应该说也是必然的。

施琅第一次出场，是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跟随黄道周北上联络抗清义师。当时，年轻的施琅已经初露在兵法和谋略上的天赋，向黄道周提出了“坐镇赣州、化整为零”的抗清策略，可惜未被“等级观念”深重的黄道周采纳。施琅虽然官卑职小，脾气却不小，见上司固执己见，索性挑子一撂，返回福建。

从这件陈年往事可以看出，施琅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为人相当傲慢跋扈，从来都不给领导面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随着官职的晋升，施琅的这种性格弱点也越来越突出。

投奔到郑成功麾下之后，麻烦可就大了。施琅不给领导面子，郑成功偏偏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这俩人撞到一起，不出点状况才是怪事！

刚开始时，郑成功与施琅相互还有点新鲜感。施琅熟谙兵法，排兵布阵往往出其不意，再加上长相英俊（风宇魁梧），因此深得郑成功的偏爱。

时间一长，“上下同心”的局面逐渐发生变化。施琅“侍才而倨”的性格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全然不顾及领导的感受。郑成功本来就心胸狭隘，便总想找机会给这个“狂人”泼点冷水。

打潮州，机会终于来敲门了！

施琅在潮州忍不住，说了几句实话，郑成功趁机夺了他的兵权，赶回福建。清军偷袭厦门时，失去兵权的施琅依然带着亲兵奋勇抗击，怎么罚也罚不到他的头上。不该罚，那就该赏，郑成功还是挺大方的，手一挥就赏给施琅白银二百两。但是，施琅想要的不是物质奖励，而是“平反”：我在潮州说的话都应验了，至少得官复原职吧？

郑成功偏偏忘了这茬，接连发了几道任命，施琅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直到老部队的总兵、副将都有了新的人选，施琅依旧被撂在一边没人搭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施琅被“退二线”了。

施琅当然不服气：事情办砸锅要被砍（郑芝莞、阮引），说几句真话也要靠边站，你郑成功还讲不讲道理？

情急之下，施琅提出“辞职出家”的请求，试探郑成功。郑成功不为所动，在倾力“挽留”的同时，又交给施琅一项新任务：自行招募武装，招多少人，给多大官。——你不是闲得蛋疼吗，自己玩儿去吧！

施琅彻底泪奔了，真就剃了一个光头，虽然不出家，但也是“红尘修行”，带领着自己的一些亲信开始自行招募武装，同时拒绝跟郑成功见面。时任援剿左镇的施琅之弟施显也对郑成功的做法极其不满，跟着哥哥“组团”抵制，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就在郑成功、施琅“针尖对麦芒”之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史称“曾德事件”。

曾德原系郑彩的部将，为人“淫纵多端”。隆武时期，曾德被安排到仙霞关驻防。

自从曾德到任之后，弹劾他的奏疏就从来没有断过，曾德也一度被解职赋闲。后来，曾德跟郑芝龙搭上关系，得以官复原职，继续驻防仙霞关。跟随郑芝龙投降后，曾德部划归施琅节制，后来又跟着施琅投靠郑成功。

施琅靠边站，曾德觉得继续跟着这只“死鱼”混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便疏通关系、自降身份，投奔到郑成功的大本营做了一名亲随。（恃郑氏亲昵，逃于郑所。）施琅得知消息后，不禁大为光火，立即派人将这个趋炎附势之徒抓回来斩首。

由于曾德名声太臭，又“背叛”主子，郑成功不好说什么，只是让施琅刀下留人，从长计议（驰令勿杀）。施琅本来就受了一肚子窝囊气，郑成功一说情，他杀得更快（促令杀之）。

曾德伏诛，郑成功也火了：老子的话都不听，你小兔崽子想造反啊？

永历四年（1650年）五月，郑成功决定对施琅下手。二十日，郑成功派人秘密诱捕施琅、施显及其父亲施大宣，羁押于金门岛。

施琅虽然傲慢跋扈、脾气火爆，但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最主要是喜欢让领导难堪，给大家出气，所以人缘不错，深受“屁民”爱戴。

在众多“粉丝”（有官员，也有百姓）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脱羁押，从金门返回大陆。

关在眼皮子底下的人都能溜掉，郑成功气不打一处来。除了问责看守之外，余怒未消的郑成功还将施大宣、施显从大牢里拖出来给剁了。

郑成功一刀下去，让施大宣、施显的人头落地，也让施琅彻底心灰意冷，投奔了清军。后来的历史证明，郑成功逼反施琅，不仅是自毁长城，更是自掘坟墓。只是郑成功没有能等到施琅率清军水师收复台湾的那一天，自己先挂了。

“浙系”，风云激荡

郑成功的“闽系”波澜起伏，鲁监国的“浙系”也是风云激荡。

经“舟山大火并”，鲁监国总算摆脱郑彩的控制，在舟山站稳了脚跟，与福建的郑成功遥相呼应。不过，兵多将广的郑成功愁粮，鲁监国却苦于无兵。

鲁监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从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王N代”，逐渐锤炼成了一个坚强勇猛、敢于担当的统帅。浙江政权越来越没落，最终在舟山抢到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基地。鲁监国深知，实力是“浙系”目前最大的瓶颈。

此时，“浙系”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

张名振、阮进、王朝先率主力驻守舟山岛；周瑞、周鹤芝各领一部驻守在温州的三盘岛；王翊、王江、冯京第的义师在宁波四明山区活动。

总的来看，“浙系”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于是，一个“雪藏”多年的动议再次出现——向倭国请兵。前面提到过，最初提出这个动议的人叫周鹤芝。

当时的倭国处于幕府统治的江户时期，天皇不过是一个摆设。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三十六大诸侯中，撒斯玛是实力最强悍的一个，而他正是周鹤芝的“海外关系”。

周鹤芝当年提出赴倭国请兵，黄斌卿不同意，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没必要找外人。如今黄斌卿被干掉了，周鹤芝又将这个议题抛了出来。这一次，鲁监国相当感兴趣。

永历三年（1649年）十一月，鲁监国派使者前往倭国。但是，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原先还很有兴趣的撒斯玛如今自顾不暇，最终没有同意出兵。

随着李成栋、金声桓相继反水，接着又是姜瓖的“山西大起义”，清军四处扑火，兵力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不得不调整对付东南沿海抗清势力的策略，工作重心由剿灭转向招抚，向东南的抗清将领许以高官厚禄，广泛接纳贪生怕死、贪婪无耻之徒。

早在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多尔衮的这一策略便得到了回报——浙江政权佥都御史严我公向清军投降。多尔衮如获至宝，当即委任严我公为“钦差大臣”，辗转活动于四明山、舟山等地“现身说法”，策反抗清武装。

在严我公的“感召”下，吴凯、顾奇勋、姜君、王用升、陈龙、陈德芝、雷虎彪、杨子龙、吕一成、高树勋、石仲芳、田得坤、沈乘龙、胡茂芳、陆鸣时等大小官吏纷纷投降。

投降官员的名单一拉一大串，把多尔衮气得直跺脚。——气啥？投降的人多不是好事吗？

这个还真不一定，得看是什么样的人投降。

严我公策反的基本上都是“浙系”里的“三无人员”——无能、无兵、无权。简而言之，纯属“混混”。更可气的是，这群混混官阶还不低，按照清军“原职委任”的许诺，浙江根本就没法安排，还得占用其他省份的名额。

这哪里是招抚，简直就是在帮鲁监国减负！

多尔衮的招抚以闹剧而收场，四明山、舟山依旧岿然不动，但“浙系”内部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麻烦首先出现在温州的三盘岛。永历四年（1650年），共同驻守于此的周瑞、周鹤芝为一些琐事互相掐了起来，鲁监国赶紧派一个叫吴明中的人前去调停。两支军队互不隶属，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点小矛盾实属正常，老大派人来劝架，这事儿也就算是了了。

但是，问题偏偏就出现在这个劝架的人身上。吴明中的真实身份，是清军派到舟山的卧底！

吴明中一到三盘岛，便伺机大肆挑拨、煽风点火，让周瑞、周鹤芝一夜之间势同水火。

周瑞、周鹤芝还算是顾全大局，当然主要是因为两人实力相当，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大规模的冲突并没有发生。

不敢诉诸武力，和谈抹不开面子，调停人又是唯恐天下不乱，三盘岛顿时乱做一团，难以了局。

这么空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周瑞索性率军南下投奔郑彩，后来归附了郑成功。周鹤芝也不示弱，率军北上舟山归附阮进。两人十分“默契”地远离是非之地，三盘岛瞬间成了空城。

三盘虽然稀里糊涂撤守，但武将之争总算是有了一个了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舟山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波。

三盘岛属于驻外基地，出点状况还无伤大局，舟山一旦出事，麻烦可能就大了。舟山是“浙系”的大本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令人更加揪心的是，这场风波的当事人，是“浙系”的两大权臣——张名振、王朝先。

如果按照先前“舟山大火并”与《水浒传》人物的对应关系，就是“智多星”吴用跟“豹子头”林冲掐起来了。

王朝先原以为，自己凭借协助“火并”之功，应该能得到鲁监国的重用，但事与愿违，王朝先恐怕要失望了。

在鲁监国看来，“叛徒”终究是“叛徒”，只要筹码到位，必然逮谁咬谁，因此不可重用。

可“王叛徒”毕竟是“功臣”，鲁监国也没把他怎么样，该做官做官，该带兵带兵，但坐冷板凳是必须的。

鲁监国如此“无情无义”，王朝先不禁怒火中烧：既然跟谁混都是坐冷板凳，何必当初背个骂名！

事已至此，世上也没有后悔药。王朝先不甘心，就拿深得鲁监国信任的张名振出气。问题是，王朝先这只小胳膊，怎么才能掰得过张名振这只大腿呢？

无数事实证明：只要U盘在手，蚂蚁也能朝大象张口！

张名振有一个隐私，捏在王朝先的手里——他是“舟山大火并”的真正主谋！

虽然黄斌卿被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几个人合谋弄死了，但除了极少数铁杆亲信以外，很多部将都被“浙系”收编。为了稳定舟山局势，张名振将整个密谋过程秘而不宣，编造舆论掩人耳目。

如今，王朝先叫嚷着“发微博”，想给张名振难堪。张名振真急眼了：个人安危事小，黄斌卿的旧部一旦知道真相，舟山必然大乱！

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与阮进商议后，张名振决定先发制人，让王朝先彻底闭嘴。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张名振、阮进成功暗杀了王朝先，但事态并未就此得到控制。在王朝先若明若暗的“炒作”下，当初“大火并”的内幕已在舟山传得满城风雨。为了平息事态，张名振继续在舆论上做文章，将“扑朔迷离”的黄斌卿之死一股脑地推给了王朝先，一口咬定是他“擅杀斌卿，忘谊不赦”。

“罪魁祸首”死无对证，知情人又是“伪证”的始作俑者，整个内幕被掩盖得天衣无缝。王朝先手下的亲信却不是吃素的，张济明、吕廷纪两个铁杆亲信就持怀疑态度。但是，张济明、吕廷纪并不清楚核心内幕，又斗不过张名振和阮进。为了防备对方“斩草除根”，两人索性逃出舟山，向驻守宁波的清军总兵张杰投降。

两人叛逃，问题还不算大，反正他们继续留在舟山，恐怕也活不长。但是，这俩叛徒偏偏是王朝先的心腹将领，对“浙系”在舟山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张济明、吕廷纪不仅将舟山布防情况向清军和盘托出，还主动提出为清军剿灭舟山提供向导。

——叛徒的无耻，是从来没有底线的！

张济明、吕廷纪的归降对于清军而言，无异于“瞌睡遇到枕头”，因为他们早就想对舟山动手了！

早在永历四年（1650年）九月，清军便开始清剿四明山，为进攻舟山扫除后顾之忧。活动在四明山的都是义师，充其量算“民团”，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靠着钻山沟勉强支撑了几个月之后，义师逐渐被逼入绝境。冯京第被俘遇害，王翊于次年初逃往舟山找王朝先，准备趁清军后方空虚，进取杭州。

王翊抵达舟山时，王朝先已被暗杀，残余势力正在遭到张名振的清算。大家都这么忙，谁有功夫打杭州？

救兵搬不来，王翊只得返回四明山，七月被清军俘获，八月十二日在定海就义，“浙系”在大陆的唯一基地被摧毁。

四明山的抗清武装被清剿后，浙闽总督陈锦开始谋划舟山战役。

经请示清廷，参与舟山战役的部队包括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固山额真刘之源、浙江提督田雄、定海总兵张杰等部，另外还有金衢总兵马进宝、吴淞水师总兵王燝分别从南、北两面率水师参与会剿。

永历五年（1651年）八月中旬，除负责南北夹击的马进宝、王燝外，各陆路兵马已在定海集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山雨欲来风满楼，内讧余波未尽的舟山，能撑住吗？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鲁监国、张名振也在抓紧排兵布阵、抵抗强敌。

基于舟山的地理环境和对敌情的分析判断，鲁监国作出了“正面阻击、运动歼敌”的作战部署。

——定海至舟山的海面由阮进率舟师负责正面阻击；

——刘世勋、张名扬、马泰率三营陆兵防守舟山岛，作为阮进舟师的岸防支援；

——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分别率主力水师运动到舟师附近海面，伺机歼敌，搅乱敌军的进攻节奏。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率主力避敌锋芒，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开展“运动战”、“袭扰战”，可以说是比较高明的。

这个作战部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关键的一环——正面的阮进能否顶得住？——这还真不好说，毕竟水师主力都被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带去“打游击”去了。

除此之外，鲁监国还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舟山的最高领导者，他亲率主力出去“打游击”，这个作战部署一般人是不知情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屁民”们是相信鲁监国率军偷袭敌人后方，还是会相信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等高层率先逃跑的谣言？——一般情况下，后者在坊间的“可信度”更高！

阮进阻击可能有困难，军心稳定或许有风险，但鲁监国、张名振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挥师渡海，舟山战役正式爆发。

这场历时十来天的战役，证实了我们先前的担忧并非多余，“浙系”军队在两个关键之处都掉了链子。

首先掉链子的是阮进。与清军正面相遇后，阮进率水师进行了相当顽强的阻击。南明军的单船火力较强，但主力水师都出去“打游击”了，阮进的兵力总体上处于明显劣势。

为了争取战场的主动权，阮进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术，指挥旗舰跟清军主将金砺的旗舰进行一对一的PK。

清军的水师尚在草创时期，战船火力配备远远不如南明水师，这似乎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但是，阮进的运气实在是背到家了，一团火球射出去，被对方战船的桅杆弹了回来，把自己的战船给点着了。受伤跳海的阮进被清军擒获，由于伤势过重，于次日殉国。

主将遭遇意外，葬送了正面阻敌的水师，清军乘胜登岸，与三营陆兵激战。

由于鲁监国等高层“不知去向”，舟山岛上的军民人心惶惶。尽管三营统帅奋起抗敌，但缺乏统一的调度指挥，又没有后援与纵深，渐渐陷入绝境。

九月初一，张名扬麾下总兵金允彦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出城投降，舟山的形势更加危急。次日，清军冲破防线，占领舟山。

就在舟山守军奋起阻击强敌时，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的主力水师相继阻击了马进宝、王燝的援军。但是，由于主战场舟山战况不妙，这两次成功的打援并不能改变战局的走势。

得知舟山告急，鲁监国等人率军火速回援，结果上演了一场电影里的情节——人死光了，警察才到。

舟山已经失守，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只得撤退，南下至温州的三盘岛。这里曾经是周瑞、周鹤芝的基地，但自从二人掐架离开之后便成了荒岛。虽然“有房可居，有险可恃”，却无粮可吃。

吃饭是第一要务，张名振赶紧率军出去“征粮”。浙闽总督陈锦穷追不舍，命马进宝伺机进攻三盘，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被迫继续南下。

鲁监国等抵达浙、闽交界的沙埕，陈锦又命福建清军在闽安一带围堵，与浙江的马进宝形成南北夹击，意图斩草除根。

无处安身的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权衡再三，极不情愿地做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决定——前往厦门，投靠郑成功。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呢？

其一，“浙系”、“闽系”恩怨甚多，郑成功是否会“相逢一笑泯恩仇”？不一定！

其二，郑成功如今遥奉永历正朔，鲁监国想寄人篱下，身份问题如何处理？不知道！

在一切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启程前往海坛岛，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前景难料”总比“当场毙命”好得多吧！

永历五年（1651年）二月，寄居在海坛岛的鲁监国等到了一个好消息：郑成功同意鲁监国等人到厦门安顿。

看来，一向自私自利的郑成功这次还是挺够意思的。但直觉告诉我们，无利不起早，有利不睡觉，靠做生意起家的郑成功不可能做“活雷锋”。

郑成功收留鲁监国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不多，只有一条：退位！

——地盘都败光了，你监谁的国？

当然，这种趁人之危的条件不大好开口，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面子上抹不开。很多时候，行动能够代替语言，而且产生的效果会更好。

郑成功先是以隆武帝所授“宗人府宗正”的身份接待鲁监国，又将鲁监国安置在金门，接着“礼仪渐疏”，实际上是按亲王的待遇进行安排。

鲁监国是聪明人，知道郑成功整这一出是什么意思。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自己确实也没了做监国的资本。

三月，鲁监国正式宣布退位，还就藩王，遥奉永历正朔。

郑成功收留鲁监国也是有目的的。同样只有一个：壮大实力！

——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餐，不吃白不吃。

“浙系”军队在厦门、金门落脚后，鲁王、张名振、张煌言的打算是“暂住”，准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并计划在次年三月收复舟山。

但是，郑成功不希望让送到嘴边的鸭子飞走，他不仅反对“浙系”的“还乡计划”，还套用何腾蛟“溶贼、限贼”的招术，玩起了“溶浙、限浙”的把戏，大肆笼络“浙系”人马，给他们发“绿卡”，收为己用。

自此，恩怨未了、关系微妙的“浙系”、“闽系”开始艰难曲折的“合流”。

一为扩地，二为抢粮

东南沿海两大抗清势力“合流”之后，郑成功对福建采取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目的其实比较单纯：一为扩地，二为抢粮。

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郑成功率军进攻海澄，清军守将赫文兴、海澄知县甘体垣投降。

初战告捷，郑成功并不打算“见好就收”，海澄不过是“开胃菜”，他真正的“大餐”是漳州。

十日，郑成功分兵切断泉州与漳州的联络，并于十二日占领平和，扫清了漳州外围的威胁。

二月初二，郑军进抵漳州城下开始进攻，清军总兵王邦俊负城顽抗。郑军陆战能力有限，一时啃不下来。

硬啃啃不动，开动脑筋继续啃。郑成功的“妙计”是挖地道，准备一直挖到城墙根下，再把火药填塞到坑道，震塌城墙，蜂拥而入。这个战术显然比“战神”李定国打肇庆时的“地道战术”要高明，城内守军只能干瞪眼。

挖沟阻拦？人家根本就不想挖到城里去！

三月初七，工程顺利完工，郑成功下令点火。

一阵轰隆声之后……

城墙完好无损！

观众囧了，郑成功更囧：什么情况？

火药当量不够？——不可能，地面炸出老大一个坑。

快看！这坑怎么在城墙外面？

不用调查了，“施工队”的数学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居然把距离给量错了，地道离城墙还有好几十米！

爆破计划意外失败，剩下的火药又不够重新爆破，郑成功只好改用“铁桶战术”。这一招靠的是人多势众，技术含量明显低得多，应该不至于再犯低级错误。

漳州告急，刚喘了口气的浙闽总督陈锦又忙活开来，亲率浙江、福建的清军驰援。三月十三日，陈锦援军与郑军遭遇，结果被揍得七荤八素，陈锦只得退到同安城外。五月，陈锦又调马进宝前来增援，壮大声势。

马进宝援兵飞驰而来，郑成功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打开缺口，放他入城！诸将傻眼了：您老人家被震短路了？还嫌漳州这块骨头不够硬？

郑成功莞尔一笑，一语道破天机：“城内人多，粮必乏，外调既迟，内势窘促，破之必矣。”

马进宝的援军进入漳州城后，一下子多了几千张嘴，是嘴就得吃饭，漳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这下子消耗得更快。

这就是水平！

援军入城后，郑成功收紧“铁桶”，粮食运不进来，马进宝、王邦俊也打不出去，只能这么干耗着。

没过多久，军队、百姓全部断炊，能吃的、不能吃的全吃了个遍，然后“顺理成章”地开始吃人。“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其状惨不忍睹。

悲剧往往也伴随着喜剧，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在漳州城外的陈锦身上。陈锦感到，凭借一己之力已经不足以破解漳州的危局。因此，他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上蹿下跳干着急。赵本山的小品《策划》有一句台词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此时陈锦最适合对号入座。

别人缺心眼，大不了折点财、吃点亏，陈锦缺心眼，直接送了命。

——心急火燎的陈锦动辄打骂下人，于七月初七（真会选日子！）被忍无可忍的家奴合谋暗杀。

陈锦意外地挂了，局势并没有任何改变。郑军闻着人肉的香味和死尸的腐臭继续围困着漳州，金砺率领的援军则日夜兼程赶往福建。

九月十九日，金砺大军抵达泉州，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前往漳州救援。

郑成功自知不敌，将围城的兵力收缩到漳州城南高地固守。十月初三，金砺率部发起总攻，郑军溃败，退守海澄，先前占领的南靖、漳浦、平和、诏安等地再次沦陷。

永历七年（1653年）二月，郑成功返回厦门。金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而是积极准备进攻海澄、厦门，想趁势给郑成功来个“一锅端”。

五月初一，郑成功亲自到海澄督战。初四，金砺率大军前来，双方在海澄展开激战。在这场攻防战中，大量配备的火铳、火炮成为双方的主力武器，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热兵器的大规模对决。

初七，火器水平偏弱的清军遭遇惨败，金砺退回漳州，不久后被召回北京。郑成功损失也不小，不敢贸然扩大战果，双方在海澄、厦门一带形成僵持。

会师长江！

郑成功在漳州失利返回厦门时，张名振向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动议：趁清军在南京布防空虚，率水师北上直入长江，“捣其心腹”。

提方案容易，谁来实施？

张名振认为，以“浙系”水师的实力，干这一票没问题！

“浙系”经舟山惨败，一路南下有不少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人离开，到了厦门又被郑成功搅和一阵，但主力部队损失不大，精华尚存。

张名振需要的，不过是郑成功借些战船，给些粮食，补充些弹药，仅此而已。郑成功兵败漳州，正愁找不到机会报仇。张名振的动议，郑成功认为比较靠谱，欣然应允，给予鼎力支持。

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张名振、张煌言率战船五百余艘、兵士近万人从厦门出发，前往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清军在崇明的守军还是比较强悍的，考虑到“浙系”陆战能力有限，张名振对崇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将部队分散到崇明附近的沙洲“筑圩耕种”，发展农业生产，为下一步沿长江进军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前沿基地。

张名振北上长江口，无意中与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宏伟计划不谋而合。

这个宏伟计划的最初动议者，便是前明旧臣、弘光元老、东林党巨头钱谦益。怎么可能？弘光朝廷覆灭后，钱谦益不是投降清军了吗？——谁说投降之后不能反水？人家老钱是在“曲线救国”！

投降之后，钱谦益一度入狱，夫人柳如是（曾经跟“愤青”陈子龙交好的秦淮名妓）四处奔走，才将他捞了出来。从隆武到永历初期，钱谦益对南明抗清的形势并不看好，认为乌烟瘴气的小朝廷根本没什么指望。

“战神”李定国“三战三捷”，让钱谦益等前明旧臣看到了“复国”的曙光。当时，江南有不少人想跟李定国联络，钱谦益也不例外。不过，一般人联络是为了“投靠”，钱谦益却是为了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抗清武装大“合流”！

随着清军在福建、湖南、两广等战场陷入僵持，钱谦益认为，集结所有力量，形成抗清大“合流”的时候到了！

问题在于，南明的抗清势力派系众多，大大小小有好几个：

——西南有“大西系”，前身是大西军，名义上尊奉永历朝廷，事实上是孙可望说了算。其中，“战神”李定国还被逼得单干，在两广开辟新战场。这股力量战斗力惊人，可与清军一决雌雄。

——川东鄂西地区有“大顺系”，号称“夔东十三家”，成分复杂，以大顺军残部和前“摇黄军”残部为主，接受永历朝廷的册封。其中，李来亨率领的忠贞营旧部，还有郝摇旗的部队，曾经都是永历军队中的劲旅。

——东南沿海有“浙系”和“闽系”，名义上遥奉永历正朔，以水战见长，特别是郑成功部，拥有当时全国最强悍的水师。

——“地方系”，即遍布全国各地的义师，力量不均衡，成分更加复杂，唯一的共识是抗清，充其量可作为“民兵”使用。

如此复杂的局面，想“合流”，谈何容易！

看似不靠谱，钱谦益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天然的契机——“长江大会师”！

我们先沿着长江看一下各方的态势：

三峡以上——基本上由孙可望控制，清军李国英部盘踞在嘉陵江上游的保宁（吴三桂、李国翰主要在陕西汉中驻防）；

三峡——“夔东十三家”；

江汉地区——清军，目前是洪承畴率领的少数汉军。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后，屯齐率领的尼堪残部从湖南撤至武昌。经历衡州惨败，又在湖南与孙可望纠缠了一段时间，屯齐清军损失惨重，主要任务是待命回京休整；

安徽沿岸——处于半真空状态，清军基本不设防；

南京以下——清军以岸防为主，防备东南沿海水师入江；

海上——郑成功、鲁王水师的天下。

可以发现，长江就是一条纽带，将实力最强的南明武装联系到了一起。如果能在长江一线形成“合流”，抗清形势必将翻开新的篇章。

按照“合流”计划，孙可望在江之头，郑成功、鲁王在江之尾，抗清武装便可能从各自的“一根筋”，变成大家一起“两头堵”，一举拿下南京、安庆、九江、武昌等沿江重地，依靠“战神”李定国的部队，对江南的清军“关门打狗”，夺取半壁江山，再图北上恢复。

永历七年（1653年）七月，奉钱谦益之命前往西南联络的姚志卓抵达贵阳，面见了孙可望，后又到安龙觐见朱由榔。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得到了朱由榔、孙可望的支持，他们都认为这个“合流”计划相当靠谱。

钱谦益利用刘孔昭（弘光覆灭后投到鲁王麾下）的关系，联络上了张名振、张煌言。二张对这个计划更是喜出望外：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咱早就未卜先知，在长江口蹲着了。

张名振还给钱谦益吃了一颗定心丸：江浙一带粮食多，郑成功肯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计划！——看来，郑成功早已饿绿了眼，地球人都知道！

两头都有了回应，钱谦益、柳如是夫妇率领其他江南抗清义士也积极行动起来，散尽家资招募江南、江西抗清义师，接应从两端进攻的正规军。

可以断定，这将是南明政权“翻盘”的最后时机！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张名振、张煌言、刘孔昭抢先采取行动，率舟师第一次进入长江。

“浙系”水师的实力不是盖的，一举冲破清军多道江防要塞，包括南通狼山—常熟福山、江阴—靖江、常州孟河—泰兴杨舍、扬州三江—镇江圌山等四道岸防封锁线，于二十一日抵达瓜州。

在瓜州地区，张名振等人率五百多名兵登岸，缴获清军的江防大炮，并在金山寺遥拜地处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

下游开打了，长江上游却静寂无声。

张名振、张煌言没有等到孙可望开始动作的消息，却等来了清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派出的援军，张名振不想打草惊蛇，率部撤退。

回到崇明，张名振百思不得其解：老钱不是说联络好了吗？“合唱”怎么成了“独唱”？

转念一想，张名振觉得是自己太着急了。崇明到南京不过几百里水路，孙可望却要走几千里，还要一路攻城略地。人家又不是空军，哪有这么快！

估摸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张名振于三月底率六百余艘战船再次进入长江。

四月初七，“浙系”水师抵达仪真。可是，长江上游还是没有消息，马国柱又开始调遣军队围剿，张名振继续选择撤退。

张名振有点不甘心，如今物价飞涨，出来一趟不容易，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上次白跑一趟，好歹缴获几门大炮，又在金山寺遥拜了一下，这次说什么也要有些斩获。

但是，清军坚决不能再打了。万一揍得太狠，引起清廷的警觉，再派大军南下布防，“长江大会师”的计划可就麻烦了。

张名振也是损，军队不能打，就勒索路过的盐商。可做大生意都“刷卡”（当时叫银票），身上没带多少现钱。张名振不甘心，索性放把火烧了六百多条商船，然后打道回府。（索盐商金，弗与，焚六百艘而去。）

张名振本来想在五月三入长江的，但出了一点麻烦——跟郑成功一样，饿！

虽然“浙系”军队已在崇明开荒种地，但作物生长需要时间，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迫不得已，张名振只得亲自率船队去温州买米。郑成功是连买带抢，看来张名振还是要厚道一点。

出来一趟不容易，张名振顺道去舟山骚扰了一下，又索性走得更远一点，到厦门跟郑成功叙叙旧。说“叙旧”是假，“化缘”才是真。大家都这么忙，谁有工夫扯闲篇！

张名振将自己两入长江的经历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番，正为粮食发愁的郑成功心动了，眼都没眨一下，就调陈辉率五千水兵、一万陆兵跟张名振北上。

老郑可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得到郑成功的增援，张名振胆识愈壮。考虑到孙可望顺江南下需要时间，张名振只能耐住性子在崇明岛耗时间。等到九月份有点手痒，张名振朝上海捅了一下子，吓得上海知县赶紧求援。江宁巡抚周国佐率军火速增援，方才稳住上海局势。

眼看到了年底，张名振不想再等了，带着四百多艘战船第三次进入长江，于十二月十八日进抵南京远郊的燕子矶。清军大为震恐，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马国柱带着提督管效忠指挥南京清军“奋勇截杀”，咬牙坚持。由于长江上游一直没有动静，张名振独木难支，万不得已之下退出长江。

张名振三进长江却无果而终，遭到“浙系”、“闽系”官员的诸多责难，认为这种劳而无功的行动实属败家。张名振百口莫辩、心情极度抑郁，只有埋头固守于崇明岛。

从年头到年尾，张名振按照钱谦益“长江大会师”的宏伟计划，三次挥师进入长江。但是，孙可望这一年来一直按兵不动，直接导致会师计划破产。

出现这样的状况，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孙可望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衰神”之水过三秋

实际上，咱们似乎冤枉孙可望了。

早在这年正月，孙可望便重新启用被解除兵权的“衰神”刘文秀，委任其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但是，刘文秀的态度相当坚决——不干！

理由也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是个败军之将，恐怕难以胜任。（文秀见可望言己下劣，恐不胜。）

推托之辞，明显是哄鬼，确切地说是哄孙可望。

孙可望“不识逗”，偏要刘文秀出来干活。（可望强起之）刘文秀不好违拗，于是“抓紧时间慢慢走”，磨蹭到四月份才从昆明来到贵阳。

抵达贵阳后，刘文秀又百般拖延出师时间，直到七月份才经不住孙可望的催促，极不情愿地向湖南方向运动。走到贵州边境的天柱，刘文秀又停下了，一直到张名振第三次退出长江，刘文秀还在天柱待着，并未前进一步。

刘文秀为什么这么干？似乎只有一种解释，他是故意让孙可望难堪，报自己兵权被剥夺之仇！其实，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刘文秀磨磨叽叽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孙可望想谋朝篡位！

孙可望迎立朱由榔之后，一直小动作不断，甚至妄想取而代之，这件事情前面也提到过一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迹象，具体过程后面还会详细说。

此时的永历政权，正在进行一场“篡权”与“反篡权”的斗争，贵阳、安龙两地暗流涌动、风云诡谲，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重新启用刘文秀，又派他率军东征，不能不引起刘文秀的高度警觉。刘文秀断定，以孙可望的一贯品行和处事风格，一定是想把自己像李定国一样挤兑走，为实施“篡逆”阴谋铺平道路。基于这个判断，刘文秀决定留在贵州观望，时刻提防着孙可望行不轨之事。

如此看来，永历政权在“长江大会师”计划中掉链子，野心勃勃的孙可望确实要负主要责任，咱们还真没冤枉他！

永历九年（1655年）初，贵州的形势趋于缓和，刘文秀这才放了心。在孙可望的一再催促下，刘文秀统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六万余人进入湖南境内。

长江上游终于有了动静，但早已时过境迁、水过三秋，清军在江南的部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永历七年（1653年）十一月，洪承畴被委任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摸清了五省的态势后，屡次向北京上疏，要求清廷务必加强五省防务，防止西南、东南的抗清势力连成一体。

清廷的反应倒是挺快，于十二月便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率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

但是，军队集结需要时间，张名振都在长江三进三出了，这支大军还没有到。

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洪承畴率汉军从武昌进入湖南，加强岳州、长沙、宝庆的防务，屯齐部被轮换到武昌，待命回京。

屯齐回京后，清廷派出的大军启程南下，于永历九年（1655年）初抵达湖南，跟率军入湘的刘文秀撞个正着。

四月，刘文秀大军在辰州集结，准备收复常德。刘文秀的部署是卢明臣部顺沅江而下，大军主力则走陆路，夹击常德。

古语说“天赐不取，必受其咎”，对刘文秀大军而言，实在是相当精辟。错过“长江大会师”的最佳时机后，老天都在帮倒忙！

“衰神”刘文秀的大军一动，老天爷也动了。

连日暴雨！

下雨，跟打仗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

别忘了，卢明臣走的是水路，刘文秀、冯双礼走的是陆路。暴雨下个不停，河水猛涨、山洪肆虐。于是，顺江而下的卢明臣跑得飞快，翻山越岭的刘文秀、冯双礼可就惨了。

这样一来，原定的会合时间被彻底打乱。

四月十七日，卢明臣占领桃源。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接到刘文秀的消息。卢明臣担心贻误战机，索性孤军冒进，于五月二十三日进抵常德城下。

此前，陈泰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援省会长沙，五月初又调驻防荆州的八旗兵进入常德。清军的这些新动向，正在顶风冒雨跟老天爷做斗争的刘文秀并不知情。

卢明臣的孤军抵达常德后，便遭到清军的迎头痛击。双方激战一整夜，南明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将卢明臣阵亡，清军乘胜向前推进，占领辰州。

仗打成这副鸟样，刘文秀也只能率大军灰溜溜地撤回贵州。孙可望气得火冒三丈：你刘文秀是故意的还是倒霉催的，怎么老打败仗？

“衰神”刘文秀再次被剥夺兵权，回昆明继续过养花弄鸟的日子。

常德失利，孙可望不由得惊若寒蝉，担心清军乘胜杀入贵州，赶紧进行布防。幸运的是，陈泰不久后病死，清军似乎也没有向西进取的意图。原来，陈泰、蓝拜等人接到的命令是“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驻劄”，并没有说让他们进剿西南。另外，洪承畴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大，毕竟清军在湖广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清军没兴趣进剿，孙可望也没能力惹事，双方在湘西转入相对平静的对峙状态。但是，永历政权的内部，这些年来一直很不平静。

第二十章　密谋

孙可望，没指望

让“衰神”刘文秀歇菜，逼“战神”李定国单干，不过是“盟主”孙可望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一步。对他而言，永历皇帝朱由榔才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早在安置永历朝廷时，孙可望就打起了小算盘，公然在贵阳建立“临时中央”，对外代表朝廷发号施令。朱由榔在穷乡僻壤的安龙“宫室礼仪，一切草简”，“涂苇薄以处，日食脱粟”，孙可望却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过着锦衣玉食的逍遥生活。

孙可望这么一搞，他在贵阳安插的亲信成了昔日的“北漂”，永历朝廷的原班人马成了当年的“南混”，再现了明朝“南混”对“北漂”的神奇场面。更神奇的是，这次竟然连皇帝本人也跟着一起混了。

安龙版的“南混”，远比原创的“南混”要悲惨。

这些人既不是不达圣意者，也不是韬光养晦者，更不是只有背影者，他们都曾是大权在握的朝廷重臣。一夜之间成了“闲得抓狂”的“混混”，这些人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在这些新“南混”中，心理落差最大的，当属永历朝廷里呼风唤雨的马吉翔。可以理解，曾经一手遮天，如今一文不值，换谁都抑郁。

马吉翔抑郁，麻烦就大了，因为他跟孙可望一副德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眼看“国事日非”（主要是自己“日非”），马吉翔串通死太监庞天寿，精心谋划了一个让自己飞黄腾达的捷径——逼迫朱由榔禅位给孙可望！

事实证明：南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有死太监搅和进来，便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利令智昏的马吉翔、庞天寿异想天开，在安龙小朝廷中却严重缺乏市场。首辅吴贞毓、武选主事胡士瑞、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等大臣纷纷痛斥二人“病狂丧心，欺蔑朝廷”。

干这种缺德事，必然是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马吉翔只有向孙可望求援。

孙可望觊觎皇位不是一天两天了，通过不停地在背后搞小动作，一跃成为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此时要凶相毕露，逼迫朱由榔退位，孙可望似乎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确切地说，应该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安龙那些文人好对付，麻烦的是正在两广单干的“战神”李定国。以他的性格，搅局是必然的，舆论又倒向他那一边，孙可望搞得不好，完全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对于孙可望而言，现在没有机会，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而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对于马吉翔这样很有“意识”的“好同志”，积极性还是值得表彰和保护的。

永历六年（1652年）六月，孙可望从贵阳发来劄谕（“国主”专用文书，实际上取代了“圣旨”）。朱由榔扫了一眼，鼻子都气歪了。

劄谕中写道：“凡朝廷内外机务，惟执事力为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纷嚣。”（“执事”指马吉翔，“戎政”、“勇卫”分别归他和庞天寿管辖。）——全听马吉翔的，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

“逃跑帝”朱由榔这些年亡命天涯，什么艰难的路都走过，什么无耻的人都见过。但是，见过无耻的，却没见过孙可望、马吉翔这样以无耻为荣的！

即使要“逆天”，也该低调一些吧？

孙可望、马吉翔如此明目张胆，“位高权重”的朱由榔、吴贞毓敢怒不敢言，徐极（吏科给事中）、林青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胡士瑞（兵部武选司主事）、张鐫（兵部职方司主事）、蔡縯（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等中下级官员却是豁得出去的“愤青”，纷纷上疏弹劾马吉翔、庞天寿。（“愤青”的胆子不是无极限，他们目前还不敢将矛头指向孙可望。）

朱由榔希望顺水推舟，趁机治马吉翔、庞天寿的罪，转念一想又软下来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万一把孙可望逼急了，他什么缺德事儿干不出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朱由榔决定忍了，但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孙可望，没指望！

认识到孙可望不靠谱容易，问题是如今还有能指望的人吗？这个还真有——“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的“战神”李定国！

不仅朱由榔有此想法，所有看孙可望不顺眼的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李定国远在两广，要想指望得上，至少得派人去联络吧？

派谁去？

谁敢去？

怎么瞒过马吉翔、庞天寿从安龙出去？

血溅安龙

一堆难题，当一群豁得出去的“愤青”聚拢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不再是问题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一群“愤青”以外，内监张天禄、全为国也加入进来，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安龙集结。

经与朱由榔、吴贞毓商议，“愤青”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朱由榔下一道密旨，派人前往广西联络，召李定国率军回安龙“护驾”。

“愤青”林青阳自告奋勇充当使臣，以“请假归葬”为掩护，避开马吉翔、庞天寿的监视，于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秘密离开安龙，赶赴广西寻找李定国。

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林青阳却杳无音讯，没有人知道这人到底逛哪儿去了。这也不能怪他，李定国当时正带着大军在广东忙活，林青阳找不到实属正常。

朱由榔不知道林青阳出了什么状况，但肯定不能这么无谓地等下去，必须尽快另行派人前往。吴贞毓推荐了翰林孔目周官，朱由榔以南宁需要重臣驻守为由，将马吉翔撵出安龙，周官于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秘密前往广西。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周官赶到广西遇见林青阳，二人很快联络上了李定国的部将常荣，得知李定国正在广东高州休整。朱由榔的密诏，终于由周官、林青阳交到了李定国的手里。

在肇庆打了一次败仗，李定国正窝着一肚子火。见到安龙派来的使臣，得知“狗改不了吃屎”的孙可望竟然打起了朱由榔的主意，李定国顿时火冒三丈，当场表态“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李定国让朱由榔“稍忍待之”，因为他此时正在兴头上，已联络好郑成功，准备东西夹击广东，实现“三南并举”。

找不到人要等，找到了人还要等，“夜长梦多”这句至理明言，真是用鲜血换来的。

就在耐心等待李定国的这段时间里，永历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的起因，是马吉翔得知了密召李定国的内幕。

朱由榔两次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定国，都特别注意避开马吉翔的耳目，甚至将马吉翔撵出了安龙。马吉翔此时远在南宁，怎么会知道如此绝密之事呢？

这完全是一次相当偶然的意外。

马吉翔抵达广西后，意外地遇到了来自李定国军中的刘议新。一个是朝中重臣，一个是军中将领，俩货确实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聊无可聊之时，自然而然地开始“八卦”近期发生的“新鲜事”，头号新闻当然就是朝廷密召李定国。

这下麻烦了，密召李定国的事，刘议新知道，但马吉翔不知道。更麻烦的是，刘议新不知道马吉翔不知道，更不知道是朝廷故意让马吉翔不知道。一来二去，马吉翔得知了整个密谋的详情。刘议新不仅“八卦”得绘声绘色，还想当然地对新闻进行“再创作”，说李定国的大军很快就要开拔赶赴安龙了。（西藩接敕感泣，不日亲往安龙迎驾。）

马吉翔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吓得不轻。（闻之大惧）送走刘议新之后，马吉翔赶紧派人到贵阳给孙可望“爆料”。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初六，接到“爆料”的孙可望派心腹郑国、王爱秀赶赴安龙“破案”。

说实话，这“案子”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除了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最后还是出了纰漏），根本没有什么“反侦查”的意识和准备。

郑国、王爱秀也懒得兜圈子，直接找到朱由榔头上，劈头盖脸一顿询问，“索首事之人”。身为皇帝的朱由榔被逼得战战兢兢，只是一味地推诿搪塞，矢口否认，说“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朱由榔咬死不认，狗仗人势的郑国、王爱秀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拿穿着黄袍的朱由榔怎么样。两人为了尽快交差，决定找其他人下手。

你不招，总会有人招；收拾不了你，收拾得了别人！

撂开朱由榔，安龙最大的人物就属吴贞毓了。但是，如果他也咬死不认，又身为首辅，搞刑讯逼供还是不方便。为了尽快找到突破口，郑国、王爱秀串通庞天寿，经过两个月的摸排，基本上弄清了当初搞密谋的“嫌疑人”。

三月初六，郑国、王爱秀利用庞天寿掌管的勇卫衙门，拘捕了吴贞毓、蒋乾昌等二十多名“嫌疑人”。他们不敢动朱由榔和吴贞毓，但对蒋乾昌这样的“小虾米”就毫无顾忌了。一时间，牢房里哀嚎不断，蒋乾昌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痛苦难禁，惟呼二祖列宗”。

“愤青”们光挨打不认账，郑国、王爱秀又找朱由榔指认，朱由榔也忍不住了，对着俩走狗吼道：“汝等逼朕认出，朕知是谁？汝等晓得，何不直说？”

“老大”和“马仔”都咬死不认账，只有继续逼供“马仔”。“嫌疑人”蔡縯终于耗不下去了，他不是怕挨打，而是担心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弄到朱由榔的头上。众“愤青”经过商议，一致决定舍车保帅，避免玉石俱焚。

“愤青”们“认罪”了，但一口咬定此事“未经奏明”，与朱由榔毫无瓜葛。郑国等人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定了案，报给贵阳的孙可望裁决。孙可望很快就下达了“判决令”：

——首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凌迟。

——从犯蒋乾昌、徐极、林钟、赵赓禹、蔡縯、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处斩。

——主谋吴贞毓，勒令自尽。

——其他涉案人员领棍刑有差。

三月二十日，十八位“愤青”以各种方式慷慨就义，史称“安龙十八先生案”。

保护朱由榔！

“安龙血案”后，孙可望对永历朝廷和朱由榔的控制更加严密，距“谋朝篡位”又近了一步。

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到六月间，孙可望一度从贵阳返回昆明，筹备登基事宜。但是，外有“战神”李定国、内有“衰神”刘文秀，孙可望还是觉得阻力太大，时机不够成熟。不过，孙可望的筹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甚至国号都已经想好了。（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孙可望决定耐心地等待，但李定国并不想给他实现“终极梦想”的机会。第二次进军广东落败之后，李定国对言而无信的郑成功失去了信心，决定先回安龙救永历朝廷于水火。

永历九年（1655年）秋，李定国率大军从广西出发，返回安龙。孙可望得知情报，赶紧派刘镇国、关有才赴田州（今广西田阳）驻防拦截，又下令在李定国大军即将经过的地方坚壁清野，企图饿死李定国。（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孙可望的小把戏哪里拦得住“战神”，李定国率精锐举着孙可望的帅旗，用了三天时间便进抵田州，将刘镇国、关有才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二人稀里糊涂挨了一顿揍，索性弃城而逃。李定国又打出自己的旗号，安抚守城军士，承诺“若等归营，吾将劳汝”，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

广西的阻击防线被瓦解，孙可望又派白文选赶赴安龙，帮朱由榔“搬家”到贵阳，给李定国来一个釜底抽薪。——我把人接走，看你护谁去！

十月，白文选来到安龙，向朱由榔传达了“搬家”的要求，顿时“合宫惨哭”，哀嚎不绝。孙可望相当阴毒，白文选却良心未泯。他犹豫了：自己真要助纣为虐，留下千古骂名吗？

对于白文选而言，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抉择。

孙可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虽然白文选对“恩主”的飞扬跋扈颇有微辞，但关键时刻不能“不义”。

朱由榔是永历朝廷正儿八经的皇帝，正值危难之时，白文选又不能“不忠”。

忠义不能两全，白文选思来想去，最终做出了一个将来不会后悔的决定——保护朱由榔！

白文选赖在安龙不挪窝，孙可望急眼了，又在十二月派心腹前往安龙催促。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白文选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工不易”为由，一再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大军前来护驾。

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已接近贵州边境的李定国派部将杨祥先期前往安龙报信。在距离安龙五十里时，杨祥被退守在此的刘镇国部擒获。杨祥被押到白文选这里，谎称自己是孙可望派来打前站的。（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

白文选明知杨祥说谎，却决定“好人做到底”，不仅装聋作哑、信以为真，还当场释放了杨祥，让他在安龙自由活动。杨祥得以觐见朱由榔，通报了李定国大军的情况，随后离开安龙，返回李定国军中。

李定国大军即将抵达安龙的消息不胫而走，已决心“匡扶正义”的白文选继续拖延，孙可望的死党叶应祯深感事不宜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正月十六日，叶应祯率随身士兵进宫，武力威逼朱由榔动身前往贵阳。朱由榔带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宫女，唯一的办法就是哭，一时间“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得知消息，赶紧带着部队前来救驾，制止了叶应祯的鲁莽行为。

当然，白文选现在还不想跟孙可望彻底翻脸，对于叶应祯这个领导的心腹，白文选还是要讲一点策略的。他对叶应祯的训斥颇有一点“苦口婆心”的味道：你着什么急嘛，万一弄坏了这些花花草草，“国主”怪罪下来，是你领死还是我担责？（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

白文选的军阶较高，叶应祯也不敢硬顶，只能就此作罢。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之后的二十二日，李定国大军终于到了！

随着“护驾”大军姗姗来迟，安龙上演了一出精彩纷呈的“浮世绘”——朱由榔喜出望外、白文选暗中欢喜、叶应祯拔腿开溜、庞天寿惊若寒蝉……

在安龙苦熬了几年的永历君臣，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弹冠相庆还为时过早，朱由榔、李定国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什么说是“生死攸关”呢？

——凭李定国目前的实力，打不过孙可望。

李定国两征广东均吃败仗，兵力消耗巨大，孙可望的部队则主要在贵州“休养生息”。此消彼长，双方的实力对比已发生逆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神难打无兵之仗！

留在安龙，早晚要被近在咫尺的孙可望收拾，因此必须“搬家”。搬哪儿去呢？李定国摊开地图，指向一个地方——昆明。

远离危险，朱由榔举双手赞成，就这么定了！

事不宜迟，必须赶紧动身，以免夜长梦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国大军的护送下离开安龙，一路上马不停蹄，于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

到了曲靖，暂时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昆明需要“打扫打扫”。

李定国选择昆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云南其实并不“干净”，昆明有王尚礼驻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还有贺九仪，这仨人都是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共计掌握着两万多的军队。刘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争取到的同盟，但要么忙着种花弄鸟，要么顶着空头衔，只有一个共同点——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国来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国即将进抵昆明，刘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孙可望；拒之门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刘文秀跟白文选一样，也面临着一个要么不义、要么不忠的痛苦抉择。

商议来商议去，两人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刘文秀决定先探探虚实再说。刘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义稳住王尚礼，自己暗中前往曲靖与李定国见面。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两人的对话颇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当时，刘文秀向李定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

刘文秀的哑谜其实很直白，他担心李定国到了昆明之后会步孙可望的后尘，今后又难免同室操戈。为了打消刘文秀的顾虑，李定国“指天誓日”，并与刘文秀约定：“秦王若尊永历，我辈当尊秦王”，给孙可望一个台阶下。

后来，李定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孙可望的后尘，这一段“未卜先知”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刘文秀打探李定国的虚实，并一致决定给孙可望“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手足相残、自毁长城的惨剧，应当是符合逻辑的。

移跸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国率大军兵临城下。王尚礼不清楚李定国的实力，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三月十六日，朱由榔进入昆明，远在蛮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龙”，纷纷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顺利脱险，朱由榔发自内心的喜悦。

四月，永历朝廷一改往日的穷酸迂腐、冥顽不化，主动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前明勋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执掌朝廷的禁卫军，白文选、王尚礼等孙可望的部将也得到封赏。

另外，永历官场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员得到委任，庞天寿服毒自尽，马吉翔也一度被羁押，朝廷焕然一新。

不过，李定国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却略显生疏，让已成“死鱼烂虾”的马吉翔钻了空子。改头换面的马吉翔百般献媚于李定国的亲信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摇尾乞怜，进而又给李定国歌功颂德，妄图东山再起。

马吉翔靠溜须拍马起家，忽悠李定国这个大老粗自然手到擒来。他说李定国是“再造家国之功，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把李定国吹嘘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国不知不觉中了套，又经不住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的屡次说情，便让马吉翔重新入阁办事。刚刚露出清明迹象的永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乌云压顶、污浊不堪的老路。

虽然在用人问题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对待孙可望的态度上还是基本正确的。

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多军队，而孙可望手上有二十万。如何善后，不是解决孙可望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永历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将孙可望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二十万大军归为“异类”，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孙可望与朝廷为敌，孱弱的永历政权显然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虽然痛恨孙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和平解决，孙可望公开认个错、服个软，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继续抗清。

为此，朱由榔、李定国在昆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孙可望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没有住进孙可望修造的豪华宫殿。

其二，朝廷没有给孙可望定任何罪名，还给他预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国、刘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对孙可望在云南的亲信一视同仁，跟着众臣属一起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国主动派人护送孙可望的家眷到贵阳，表达和解的诚意。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朱由榔、李定国又委派白文选、张虎为使者，携带朝廷的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国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他们派白文选劝说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道命令，让孙可望回云南驻守，交出财权和兵权。（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

孙可望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叫阵的？

随行的张虎是孙可望的铁杆心腹，一看风向不对便赶紧转舵，讨孙可望的欢心。张虎跟孙可望一副德行，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先是将朱由榔赏赐的金簪说成是让他刺杀孙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孙可望“爆料”，说李定国已经控制了朝政，永历帝成了摆设。（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除此之外，张虎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孙可望报告了李定国的实力，说云南“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

经张虎这么一蛊惑，孙可望下了定论：“永历负义，定国、文秀谋反”。白文选还想极力调和，结果挨了孙可望的一顿板子。诸将领极力担保求情，白文选才免于一死，回军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后，孙可望派张虎回昆明复命，并提出“须安西亲谢乃可”的条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将军的李定国，傻子都看得出来，不还好意的孙可望是想置李定国于死地。

孙可望算是翻脸了，但李定国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张虎前往贵阳劝说。李定国没有想到，这次派人还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贵阳就原形毕露，说“定国孤军易擒”，极力怂恿孙可望尽快率军入滇“平乱”。

王自奇回到昆明后，又四处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制造紧张气愤，然后返回楚雄伺机而动，准备接应孙可望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视权力如生命的孙可望是绝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国合作的。

首先，孙可望有休养多时的二十万军队，李定国只有疲惫不堪的四万残兵，二十万“精壮汉”怎么可能向四万“流浪汉”服软？丢不起那个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国在云南并没有真正站稳脚跟，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都唯孙可望之命是从。一旦孙可望付诸武力，完全可以里应外合，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积极整军备战，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却没有任何警觉与防备。他们认为，孙可望是比较混蛋，但不至于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金钱、私欲，足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孙可望早已不是当年的孙可望，那个励精图治、志向高远的孙可望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孙可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神”李定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亲身体验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嬗变。

李定国相信孙可望良心未泯，大敌当前之时不会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对峙已成定局，重新进军两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受封为蜀王的刘文秀仍在按既定计划进取四川。

永历十年（1656年）春，刘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锋部队渡金沙江北上，进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统领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部，组成另一支前锋进驻嘉定。九月，刘文秀亲率数万大军抵达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准备光复四川。

“衰神”刘文秀兴致盎然地进军四川，却发现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第一，滇黔对峙态势不明，李定国兵力有限，刘文秀不敢离云南太远。

第二，由于多年混战，除了嘉定、雅州地区有杨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够自给以外，四川大部地区均是荒无人烟、饿殍遍野。这也是清军一直留守汉中、保宁，没有在四川全面进军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带，化整为零，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无作为”的刘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数万大军相继撤回云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几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国、刘文秀没有料到，这一次不太成功的进军，竟然成了滇黔内战的导火索。

滇黔内战

刘文秀打四川，关孙可望什么事？

确实不关他什么事，但孙可望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在进军四川的诸将领中，祁三升是孙可望的部将，在刘文秀的派遣下运动到川南一带。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孙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拢，以“老领导”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镇守遵义。李定国很快就发现端倪，令祁三升率军返回云南。

两边都是领导，听谁的？

与部下商议后，祁三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听李定国的，不跟着孙可望瞎起哄。（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云南，孙可望大为光火，竟然派兵追击，将祁三升的辎重悉数缴获。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灰头土脸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国哭诉。

李定国没有报仇的实力，也没有打内战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定国一面加强云南的防御，一面急调刘文秀大军回滇，防备孙可望的偷袭。滇黔顿时剑拔弩张，一场内战在即。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经充分准备之后，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出征云南。白文选被委任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配合孙可望入滇作战，冯双礼则在贵阳留守。

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进入云南境内。

前方警报传来，“滇中震动”，李定国、刘文秀惊诧之余，赶紧部署防御。

可想而知，云南的形势有多么危急。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军队，要阻击孙可望的十四万大军，相差悬殊，更何况云南还有孙可望的内应。

李定国来不及考虑这么多，当务之急是抵抗。阻击倒不是难事，大军开拔，听天由命，说不定还能有转机。真正致命的是孙可望的内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必要的防范，必死无疑。

于是，李定国、刘文秀将王尚礼的军队分散配属到各营，又将王尚礼留在昆明，交给靳统武、沐天波监视。

近在咫尺的王尚礼安排好了，兵力有限、积极性不高的贺九仪也不足为虑。但是，对孙可望死心塌地的王自奇远在楚雄，这人怎么处理？

王自奇还真是最大的麻烦，但事出巧合，李定国完全可以将他忽略不计。在此之前，发酒疯的王自奇打伤了李定国手下的一员将领，由于担心受到责罚，已于七月率部渡过澜沧江，逃往永昌。

一竿子逃这么远，送封书信都难，更别提接应孙可望了。

摁住内奸之后，李定国、刘文秀率主力离开昆明，于九月十五日抵达曲靖交水（今云南沾益），与孙可望大军距离十里对峙。

大军扎下营，李定国、刘文秀搬着手指头数了数，立马傻眼了：对面有十多万人，扎了三十六营，自己只有三万人，扎了三个营。——这哪是阻击战，简直就是送命战！

数完了，傻过了，李定国、刘文秀坐下来商议：咱哥俩往哪儿逃？

刘文秀建议撤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李定国认为不靠谱：军队只有三万，还要带着家眷，打不过人家。

李定国的想法是捏软柿子——取道沅江，“取土司以安身”。刘文秀觉得更不靠谱：孙可望的三十六营就在眼前，你准备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俩人吵吵了一晚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议！

李定国、刘文秀吵不出结果，孙可望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战部署。

十八日，孙可望给部将张胜交待了一项任务：率马宝、武大定的七千骑兵，连夜走小路绕开李定国、刘文秀大军，在王尚礼的策应下占领昆明。为了争取时间，孙可望又给李定国下书，约定二十一日双方决战。

孙可望认为，凭借自己的十几万大军，又有潜伏于敌营的内应，拿下昆明显然是易如反掌。李定国、刘文秀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胆战心惊、不知所措。

其实，在预测这场内战的胜负时，他们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心向背！

俗语说“师出有名”，孙可望出征云南，目标是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打的旗号是“讨逆”。——你糊弄谁呢，皇帝也能造反？

孙可望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白文选决定不再沉默，暗中与马惟兴、马宝等将领私下约定阵前反戈。就在孙可望派张胜出发时，白文选以视察前线为由，暗中赶赴李定国营中报信，将孙可望偷袭昆明的诡计和盘托出。

白文选言辞恳切，李定国、刘文秀却将信将疑，担心这是孙可望的欲擒故纵之计。白文选百口莫辩，不惜指天立毒誓“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

当晚，跟随张胜偷袭昆明的马宝也派心腹送来一封密信，印证了白文选的“爆料”，李定国、刘文秀方才深信不疑，赶紧下达作战命令，主动出击。

十九日凌晨，李定国、刘文秀向孙可望的大营发起进攻。由于寡不敌众，李定国初战失利，孙可望乘胜猛攻，李定国、刘文秀渐渐呈现不支之势。

白文选看得着急，亲率五千骑兵冲入马惟兴营中，两人合兵一处，共同抄孙可望的后路。白文选、马惟兴在背后一路冲杀，“所向披靡，连破数营”，将孙可望的大军搅得大乱。

李定国、刘文秀见对方乱了阵脚，果断率军总攻，配合白文选、马惟兴两面夹击。孙可望稀里糊涂被打得大败，在少数兵马的护卫下仓皇向东逃窜，史称“交水大捷”。

孙可望马不停蹄地逃回贵州，抵达安顺，镇守在此的是马进忠部。马进忠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当年跟着堵胤锡征战湖南、战功赫赫，后来归到孙可望的麾下。

作为永历政权的“老部队”，马进忠是不可能跟着孙可望“逆天”的。眼看孙可望如此狼狈，马进忠不仅“闭门不纳”，还派兵出城冲杀孙可望的卫队，“使疾走，无得集众”。孙可望损失惨重，只得绕道而走，于九月下旬逃至贵阳。

在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交水大捷”，砸碎了孙可望谋朝篡位的迷梦。但是，偷袭昆明的骑兵已经动身，云南的危机并未完全解除。

在偷袭昆明的路上，马宝担心昆明疏于防备，故意沿路焚烧房舍报警，靳统武、沐天波赶紧组织城防。王尚礼也得到了消息，准备上城接应，却被朱由榔急召进宫。犹豫再三的王尚礼还是应召进了宫，结果刚一踏进宫门，便被沐天波的禁卫军扣押，接应的事显然是顾不上了。

张胜率兵进抵昆明城下时，城墙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张胜没能等到约定的暗号，却等来了孙可望在交水惨败的消息。捷报传遍昆明，王尚礼自缢，张胜只得仓促撤离。

张胜偏偏又是个不动脑子的货，来的时候走小路，回去却大摇大摆走大路，结果跟李定国回援的军队撞个满怀。

事到如今，张胜只能碰碰运气，带着骑兵一阵猛冲猛打。李定国刚经过一场大战，又跟刘文秀分了兵（刘文秀负责追孙可望），还相当意外地撞见了张胜。经张胜这么一冲，李定国没有反应过来，刚一交战便陷入被动。

马宝急眼了，赶紧率部抄张胜的后路，再次上演了交水大捷的一幕。张胜跟孙可望一样，稀里糊涂被打得惨败，但显然没有孙可望的运气好。次日，张胜逃至沾益（今云南宣威），被自己的“老部下”李承爵诱捕，后来在昆明伏诛。

交水大捷后，李定国派刘文秀、白文选率军向贵州追击孙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刘文秀、白文选的追兵抵达普安，因不明前方敌情而未敢孤军冒进。但是，在距离普安四百多里的贵阳，孙可望却莫名其妙地落荒而逃。

奇怪了，是刘文秀修炼成了“隔山打牛”之功，还是孙可望成了惊弓之鸟？

如果非得有个答案，只能说孙可望是失道寡助、倒霉催的。

逃到贵阳后，孙可望一要防李定国的追兵，二要防驻守安顺的马进忠，因此派冯双礼扼守在贵阳西面的威清要道，并约定以放炮为号。（若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结果，刘文秀还在普安，马进忠也待在安顺没动静，冯双礼却放了三声响炮。

走火了？——没有，冯双礼是故意的！

动机？——痛打落水狗，不需要理由！

孙可望就这样被冯双礼给轰跑了，狼狈不堪地向湖南方向逃窜，亲身感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作茧自缚。一路上经过新添卫（今贵州贵定）、偏桥、镇远、平溪，一直到湖南沅州，孙可望享受到的待遇都是一样——“各守将俱闭营不纳”。

曾经带着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的孙可望，如今身边只有十几个亲随，惶惶成了丧家之犬。

走投无路的处境，并没有让“自智自尊”的孙可望醒悟。他决意将无耻进行到底，准备认贼作父，借助清军的势力报私仇。（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抵达靖州后，孙可望派杨惺先、郑国前往宝庆与清军接洽。三日后，白文选的追兵逼近，孙可望再次逃亡，在武冈边界又遭到总兵杨武的拦截，险些被擒获。清湖广巡抚张长庚派总兵李茹春、王平率军赴武冈接应，孙可望才侥幸逃脱。

九月三十日，决意走上不归路的孙可望给清军写信，正式宣布投降，并恬不知耻地向对方承诺“愿献滇、黔、蜀以归一统，更报不世之仇”。

孙可望投降，让清廷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无异于中了头彩。

第一，孙可望是永历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清军未做任何策反和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主动投降，“毁三观”的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孙可望对永历军队，特别是大西军旧部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第三，孙可望熟悉西南军事布防和军队作战特点。

得到这个“宝贝”，清廷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月初五，顺治帝下诏，要求兵部调整军事策略，由“招抚、对峙、巩固”的总方针向“全面进攻”转变，首要目标便是“相机平定贵州”。

清廷还给予孙可望超乎寻常的恩赏和礼遇。接到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顺治帝第一时间下诏，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委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等高级官员携朝廷的敕书、大印，赶赴湖南当面册封。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初二，孙可望抵达北京陛见，简亲王济度、安亲王岳乐亲率大批高官出城夹道欢迎。

孙可望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向新主子投桃报李，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孙可望不仅向清军提供了西南军事部署的全方面情况，还主动献上地图，又为清军提供一大批熟悉地形的向导。

好比“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孙可望走的必定是一条不归路。后来，随着西南的局势逐渐趋于平定，失去利用价值的孙可望也日渐失宠，饱受清廷的打压和排挤。

永历十四年（1660年）十一月二十日，孙可望在北京神秘死亡。清廷的官方说法是“病死”，真实的情况大家应该都懂的。

一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清廷终于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孙可望及其家族的命运，再次应验了那句话：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

第二十一章　败局

贵州，残局

从肇庆建政到移跸昆明，永历政权稀里糊涂撑了十来年，一直处于“垂而不死”的状态，让清廷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却又不知从何处使力。如今孙可望投降，清廷非常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派兵清剿大西南，给永历政权来一个“一招毙命”。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首要的进攻目标当然就是贵州。不过，贵州虽然地域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但有不少永历政权的军队驻守在此，而且道路崎岖、天险众多、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贵州的周边形势还极其复杂。

——北面是四川，这里有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地对峙。

川南、川西控制在永历政权的手里，川东是“夔东十三家”抗清武装，清军主要固守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东面是湖南，也处于对峙状态。

洪承畴的军队主要固守长沙、岳州、常德等地，湘西则是永历军队的外围防线（其中一部分已跟随孙可望投降）。

——南面是广西，情况稍微好一点。

李定国撤回安龙“护驾”，留下的兵力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靠近广东的桂南、桂东地区，靠近湖南、贵州的桂北地区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

——西面是云南，不用多说，永历政权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贵州，必然面对扼险固守的永历军队，就算清军都能见招拆招，对方也有可能从其他方向溜掉，让清军疲于奔命，最后被困而歼之。

路不好走也就算了，对方的退路还四通八达，这仗怎么打？

顺治帝给出的方案吓人一跳——三路进攻！

毋庸置疑，这是自多铎、阿济格、准塔分三路南下之后，清军组织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顺治帝下诏调整军事策略的十天之后，“三路进攻”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具体部署是这样：

北路——吴三桂、李国翰从陕西汉中出发，取道四川进攻贵州。

东路——固山额真罗托、济席哈南下湖南，会同洪承畴部主力，取道湘西进攻贵州。

南路——固山额真赵布泰从南京进抵湖南，配属洪承畴麾下张国柱部，再取道广西与线国安会合，经桂北进攻贵州。

三路大军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开始，同时从各个方向发起进攻，将永历军队逼入云南死角，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云南的事不归他们管。

顺治帝认为，清军拿下贵州后，永历军队将被逼进云南“困兽犹斗”，三路大军可能不是对手。

顺治皇帝不会不知道，在只差一脚就能将对手踩死的情况下，脚下留情必然后患无穷。

因此，距“三路进攻”的诏谕下达不到一个月，顺治帝又签发了一道新的诏谕：命信王多尼、平王罗可铎率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并为三路大军“擦屁股”。（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

由于多尼是亲王，又被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实际上统领着所有进攻西南的军队。看来，清廷这一次是要下死手了！

清军的部署相当能吓唬人，但永历军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李定国、刘文秀虽然只有四万多人，但还有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不能忽略——孙可望手下的二十万人！

孙可望不是投降了吗？——没错，但他是带着二十来人跑到湖南投降的，不是带着二十万军队投降的。如果二十万军队都听他的，早把李定国、刘文秀给收拾了，还用得着投降？

既然没投降，这二十万大军哪儿去了呢？一部分在滇黔内战中损失，一部分湘西的部队跟随孙可望投降了，大部分则被追击孙可望的刘文秀、白文选沿途收编，十几万大军从湘西到贵州部署了一路。

清军所谓的“三路大军”，每一路也就一万多人，加起来不到五万。除了取道广西的南路可能会比较顺利一些以外，其他两路都很悲催。吴三桂的北路要通过川东，罗托的东路要穿过湘西，到底能剩下多少人进入贵州境内，只有天知道。

就算天神眷顾，五万大军一个不少地杀入贵州，他们应该会有三次仰天长叹：

怎么这么多山？——“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贵州“地无三里平”的江湖传言果然不虚！

怎么这么多人？——穷山沟里面，至少有十万大军枕戈待旦，每一处天险，都有可能成为清军的坟墓！

谁出的馊主意？——五万人就敢往这种地方耍横，脑袋被门夹，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据此分析，清军这次大规模进攻，不知又会有多少人步尼堪、孔有德的后尘！

听起来鼓舞人心，其实纯属虚构。

真实的情况是：三路大军打得轻松加愉快，两个月便占领贵阳！

什么情况？“毁三观”也不能这样毁啊？

下一个孙可望

稍微回顾一下南明十几年来的历史，应该不难发现：凡是有悖于常理的结局，根源往往都在于南明政权的内部，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最操蛋的孙可望已经投降，永历政权内部又能出什么纰漏呢？

做好心理准备，答案是“战神”李定国、“衰神”刘文秀掐起来了！

怎么可能？对付孙可望时，俩“神”不是穿一条裤子吗？

不错！但赶走外敌打内战，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矛盾的起因，是如何对待孙可望的旧部。

——刘文秀的想法是：争取一个算一个，没必要同室操戈。

交水大捷后，刘文秀、白文选率军追击孙可望，但孙可望跑得太快，又投降了清军，“必擒之而后已”的任务没有完成。不过，刘文秀却完成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任务——收编孙可望十几万旧部，趁机控制贵州、湘西。

——李定国的想法是：斩草务必除根，以免后患无穷。

刘文秀追击孙可望的同时，李定国也率军回师昆明，解决了张胜的偷袭部队。进入昆明后，李定国立即将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降爵，理由是“以党附可望”。随后，李定国又挥师杀向永昌，清剿王自奇、关有才等孙可望的“死党”。

客观地说，刘文秀主“抚”，李定国主“剿”，本质上都是出于稳定永历政权的考虑，只是具体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此时的李定国、刘文秀并不是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的人，如果朱由榔能够从中调和，一起商讨较为稳妥的政策，矛盾应该是可以顺利化解的。

但是，还没等到两人在昆明会面，刘文秀提出的一个建议，导致双方的矛盾骤然升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月，刘文秀向朱由榔上了一道奏疏，核心内容是让朝廷移跸贵阳。

刘文秀认为，如今川南、湘西都在永历政权的控制之下，贵州又有十万大军驻守，贵阳是相当安全的。如果朱由榔能够“靠前指挥”，对前线的士气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想法是很好的，但刘文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没跟李定国通气。虽然李定国、刘文秀在爵位上平起平坐，但这么大的事情，俩人有必要先商量一下。毕竟孙可望把持朝政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搬家”这种极其敏感的事情，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误会。

刘文秀没考虑这么多，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当时，李定国正在永昌清剿王自奇。朱由榔接到刘文秀的奏疏，觉得比较靠谱（主要是安全），一边命礼部选日子准备“搬家”，一边派人去永昌通知（注意！是通知，不是咨询！）李定国。

接到通知之后，李定国的第一个反应是——刘文秀想做第二个孙可望！

李定国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文秀一路收罗孙可望的旧部，控制贵州、湘西，又迫不及待地奏请朝廷“搬家”，确实有“瓜田李下”之嫌。在滇黔内战余波未尽的情况下，李定国产生怀疑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不像孙可望那样野心勃勃，但李定国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刘文秀有所怀疑之后，李定国在没有查明事情原委、弄清刘文秀真实目的的情况下，一口咬定刘文秀是想步孙可望的后尘，未免过于武断和鲁莽。

接下来，李定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以辞职相威胁，逼迫朱由榔放弃“搬家”的想法。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犯了跟刘文秀一样的错误，让别人难免产生一些不堪回首的联想。

孙可望不择手段威逼朱由榔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李定国也玩起了这一手，刘文秀必然生疑，认定李定国想做第二个孙可望！本来还想就“搬家”问题解释一下的，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李定国、刘文秀都认定对方要步孙可望的后尘，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矛盾显然已经从“政策分歧”质变成了“路线斗争”。

思维一旦产生定势便很难扭转，回想起刘文秀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李定国不由得浮想联翩。

——你刘文秀号称收复四川，却跑到嘉定、雅州种地，你是故意败家，还是建立根据地？

——让你刘文秀去追孙可望，结果人没逮回来，旧部却网罗一大堆，还要让朝廷“搬家”，你太明目张胆了吧？

既然你刘文秀先不仁，就不要怪我李定国后不义了！

“整风”运动

李定国在永昌干掉了王自奇、吴有才之后返回昆明，迅速采取行动，准备将刘文秀这股“逆流”扼杀在摇篮之中。

李定国判断，刘文秀两次被剥夺兵权，谈不上有什么旧部，必然会依靠沿路收编的孙可望旧部起家。因此，只要将孙可望的旧部摁住，刘文秀便翻不起什么大浪。

问题是，孙可望的这些旧部都分散在贵州、川南、湘西，李定国手上就这么点人，继续使用武力解决显然是不现实的。

怎么才能摁住？李定国有办法——“整风”！

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李定国向朝廷上疏，奏请川南、湘西、贵州各镇边将回昆明开会，一是“核功罪”，二是讨论军事部署。（召诸将之在边者，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说是“奏请”，不过是走个法律程序，朱由榔只有同意的权利，没有不同意的权利。朱由榔的诏谕，很快便传达到永历军队防御的最前沿。

诸将领应召返回昆明，方才发现赏忠惩奸、人事调动不过是手段，李定国的真实目的，是要对眼前这些孙可望的旧部进行“整风”。

李定国“整风”运动的三部曲，分别是洗牌、洗脑、清场，就跟洗衣服一样，“二洗一清”，天下太平。

第一步是“洗牌”。

根据诸将领在滇黔内战中的表现，坚决抵抗的大赏（主要是李定国的将领），阵前倒戈的中赏（白文选、马惟兴、马宝等），主动投诚的小赏（马进忠等），被迫接受改编的重罚，甚至被革职下狱的也大有人在。

第二步是“洗脑”。

作为孙可望的旧部，无论是得到封赏，还是挨了处罚但官位得以保留，都别忙着高兴，还得继续留在昆明进行“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主要讲三门课：

课一，彻底清算乱臣贼子孙可望；

课二，严加防范危险分子刘文秀；

课三，誓死效忠中流砥柱李定国。

学完之后进行期末考核，凡是不及格的同学，有功的赏赐作废，有过的罪加一等。

第三步是“清场”。

牌洗了、脑洗了，各边将不要急着走，还有一项工作没有完成，“论功大小为分兵多寡之地”。具体怎么分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哪儿来，不能回哪儿去，大家都得挪地方。

“整风”取得阶段成果之后，收拾“罪魁祸首”刘文秀的时候到了。三月，李定国再向朝廷上疏，奏请召刘文秀回昆明讨论防御部署。

刘文秀不敢抗旨，马不停蹄赶赴昆明。刚入宫觐见，便被朱由榔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让你去逮孙可望，不但没逮住，还把他拱手送给清军，你是不是嫌我活着碍眼？（今追之不获，反激之投他处，恐滇南之祸不远矣。）

莫名其妙挨了一炮，“衰神”刘文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腿长孙可望身上，他往哪里跑，关我屁事？

到底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就是李定国看你不顺眼了。

各镇边将经“二洗一清”的“整风”，除了一些人被革职以外，大部分都到新的地方走马上任去了。刘文秀也要参加“整风”，不过编入的是“速成班”，三道变一道，直接清场——贵阳就别去了，留在昆明重操就业，种花弄鸟吧！

“衰神”刘文秀也是倒霉催的，从永历六年（1652年）兵败保宁开始，每隔三年响一次铃，到了时间就下课。永历九年（1655年）常德失利，这次没说的，打了败仗就该罚。到如今又是三年，“衰神”再次走霉运，虽然一场败仗没打（确切地说还打了胜仗），照样铃声一响，卷铺盖走人。

当年的刘文秀，虽然说不上叱咤风云，但至少也是彪悍勇猛，如今历尽沧桑，已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确，短短六年便“三起三落”，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赋闲之时，刘文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时至今日，他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宣泄一下内心的抑郁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二十四日，“衰神”刘文秀在昆明郁郁而终。

看！贵州没了！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二月，清军的三路大军开始按既定计划向贵州推进。

根据史料记载，此时的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知觉。说句公道话，这还真有点冤枉李定国了，虽然“战神”风光不再，但人家好歹是靠打仗起家的，不会犯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错误。

前面其实已经说了，昆明的李定国并不是在醉生梦死，而是一直忙活着“整风”。各镇边将虽然很快返回了前沿，但普遍被调防，导致川南、湘西、贵州陷入“兵失其将，将不得兵”的混乱状态。

更严重的情况是，从朱由榔到李定国，都没有意识到“整风”会导致如此混乱的局面。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此次“整风”十分必要也相当成功，通过彻底清算孙可望、刘文秀的错误路线，使各镇边将的思想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有了思想上的保障，镇守川南、湘西、贵州的十万大军，足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如果清军胆敢侵入0.0001毫米，必然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尽管昆明舆论激昂得跟朝鲜播新闻似的，但一切都要经过实践来检验。

在这场关乎永历政权生死存亡的西南对决中，朱由榔、李定国志在必得，清廷却明显信心不足，否则也不必派多尼作为“第二梯队”了。

永历方面毕竟有十几万大军固守，清廷的三路大军加起来还不到五万，所以行动相当低调。特别是作为本次进攻主力的罗托大军，一路上低调到了“绝对零度”。

低调到“绝对零度”，是什么情况？罗托大军二月抵达常德，稀里糊涂再加悄悄咪咪，于四月占领贵州省会贵阳。

这么快，莫非抄小道？

没有！跟清军进军福建、两广等地一样，罗托、洪承畴也是一站一站打过来的，湘西的辰州、沅州、靖州，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一站都没有漏掉。

唯一的变化是永历军稍触即溃、全线瓦解。

一直打到贵阳附近，才有马进忠与冷孟饪（时任安顺巡抚）率部赴贵阳组织了一些像样的抵抗。马进忠、冷孟饪的兵力不多，清军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一番激战之后，冷孟饪阵亡，马进忠率残部后撤，不久后病死，清军顺利进占贵阳。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兵失其将，将不得兵”的严重后果了！什么“整风”，纯粹就是“抽风”！

清廷原先预计湘西有一场恶仗，所以将罗托、洪承畴的东路作为主力，没想到这一路在李定国的“帮助”下跑得最快，搞得其他两路“压力山大”。

赵布泰的南路基本上不会遭遇阻击，但要取道湖南、广西，路程稍微远一些，于五月占领黔南的独山、都匀，勉强赶上了东路超乎寻常的进度。

三路大军中，最悲惨的还是从陕西汉中取道四川南下的吴三桂、李国翰部。

吴三桂、李国翰的悲惨，并不是因为碰到四川各路抗清势力的顽强阻击，而是遭遇老天爷的“从中作梗”。——从四川顺庆府开始，这一路上荒无人烟、荆棘密布，粮食找不到还是小事，连路都找不到。当兵的更惨，明明说好是来打仗的，结果一个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整天忙着砍树。（自顺庆而前，大路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当罗托、洪承畴大军已经逼近贵阳时，吴三桂的“伐木大军”才砍到重庆。南明重庆总兵杜子香弃城而逃，吴三桂、李国翰大军于四月初三扛着砍树的斧头进了城。四月十三日，吴三桂、李国翰留下永宁总兵严自明、新任重夔总兵程廷俊镇守重庆，防备川东、川南抗清武装的袭击，率大军继续南下。

抵达綦江境内，北路大军的厄运并未终结。吴三桂、李国翰回头一看傻眼了，大批兵士东倒西歪，吐得一塌糊涂。（溽暑薰蒸，心迷目眩。）没办法，只有停下来歇几天，适应适应水土再说。

四月下旬，罗托、洪承畴大军已经进占贵阳，吴三桂、李国翰的北路大军才赶到桐梓境内，连贵州的气味都没闻到。（当时四川、贵州以乌江为界，遵义、桐梓都归四川管辖。）

吴三桂、李国翰四处打望一番，气得撞墙，直想骂娘：这是什么鸟地方，仰视不见山顶，俯视不见山底，四处险关，要路没路。（上则摩于九天，下则坠于重渊，人皆覆涩，马皆钉掌，节节陡险，一夫可守。）

道路艰险不可怕，可怕的是这里居然有永历军扼险固守！吴三桂抑郁了：咱们上辈子造的什么孽？

镇守在此的是刘镇国，他没有杜子香这么无耻，还是很想把清军狠揍一番。但是，刘镇国是“整风”之后才调到这里的，连防区有几座山头都没数清楚。吴三桂壮着胆子一冲，刘镇国支撑不住，被迫后撤。三十日，清军进抵遵义，南明守将郭李爱率五千人投降，吴三桂、李国翰终于与贵州近在咫尺了。

五月初三，吴三桂、李国翰抵达贵阳，与罗托大军会师，几天后在开州（今贵州开阳）境内击溃杨武部，回师遵义休整。

这一路，确实太累了！

贵阳沦陷，黔东、黔南尽入清军之手，远在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赶紧在贵州西部组织防御。

对敌我态势进行细致分析之后，李定国做出了正面防御、中心突破、后方牵制“三箭齐发”的作战部署。

——正面防御。

七月，李定国率大军进入贵州境内，在黔西地区组织防御。具体的部署是李定国驻守关岭，冯双礼、白文选驻守安顺，祁三升、李如碧进抵平坝，沿贵阳至昆明的大道形成“长蛇阵”布防，对清军形成节节阻击之势。

——中心突破。

“中心”指的是贵州省会贵阳。为了配合正面防御的展开，李定国派人先期前往贵州，联络贵阳附近的土司和官军向贵阳发起进攻。

遗憾的是，永历军队突了好几次，“中心”始终没有破。

前面提到过，孙可望在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的同时，税赋也是非常重的。这种“竭泽而渔”的政策，虽然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也激发了当地百姓的仇恨。因此，贵州、川南土司衷心拥护永历政权的并不多。

李定国号召围攻贵阳，响应者寥寥无几。倒是在遵义休整的吴三桂一发话，水西（今贵州大方）宣慰司安坤、酉阳宣慰司冉奇镳、蔺州（今四川古蔺）宣慰司奢保受便争先恐后地归附。

不过，重赏之下，何愁勇夫。在李定国的重金招揽下，土司罗大顺于五月率部进攻清平（今贵州凯里炉山镇）、新添卫，但由于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清军击溃。

八月，张先璧（与孙可望乱棍打死的那个张先璧同名，不是一个人）率部两度进攻贵阳，也是因寡不敌众而溃败。

李定国在黔西地区部署防御后，又联络酉阳宣慰司王友进、王光兴从思南府进攻湄潭，从北面牵制清军，可惜依然没有成功。

——后方牵制。

正面是李定国，正在坐等清军进攻；中心是土司，围攻贵阳相当不给力。李定国还有一个希望寄托在清军的后方，具体的执行者是五位太监。

确切地说，五位太监只是联络人，在朱由榔、李定国的派遣下赶赴川东联络抗清武装，目的是围攻重庆。

川东武装成分复杂，好在口头上遥奉永历政权，名义上接受“督师”文安之的领导。接到朝廷指令后，文安之迅速呼吁川东各部出兵出力，为朝廷效命。

文安之是个厚道人，比朱容藩、李乾德这些货色强多了，所以还是有些感召力的。“三谭”、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等部纷纷表态愿意出师，挽救朝廷于危难。

七月初二，“三谭”部与刘体纯部向重庆发起进攻，正在遵义休整的吴三桂赶紧率军回援，川东武装被击溃，“后方牵制”的战略也没能实现。

李定国准备“三箭齐发”，刚射出去便断了两支，确实是意料之外。更让李定国意想不到的是，三路清军不过是老鼠拉木锨，更大的其实还在后头。

九月，清军进军西南的“总指挥”多尼抵达贵阳。十月初五，多尼在平越附近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包括驻守贵阳的罗托、洪承畴，驻守遵义的吴三桂（李国翰已在七月病死），驻守都匀的赵布泰等。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多尼对清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进行了部署：

第一，罗托、洪承畴部镇守贵阳、黔东、川南（遵义）地区，清剿南明残余武装，并负责后勤保障。

第二，多尼部走中路，从贵阳出发，经安顺、安庄卫（今贵州镇宁）、关岭、普安一线进入云南。

第三，吴三桂部走北路，从遵义出发，经毕节、七星关、乌撒府（今贵州威宁，当时属四川）一线进入云南。

第四，赵布泰部、济席哈部走南路，从都匀出发，经安龙、黄草坝（今贵州兴义）一线进入云南。

多尼决定，各路大军于十一月中旬正式开拔，合力进剿云南。

接到情报后，李定国也对正面防御进行了调整：

——李定国在北盘江以西建立“前敌指挥所”，统筹全局。

——冯双礼、祁三升互成犄角，分别据守关岭、鸡公背，窦名望部增援刘镇国部驻守安庄卫，阻击多尼的中路主力。

——李成爵部驻守贞丰境内的凉水井，张先璧部镇守黄草坝，阻击赵布泰的南路。

——白文选部驻防七星关，阻击吴三桂的北路。

——罗大顺部以水西为基地，骚扰清军后方。

清军此次三路进攻云南，比先前三路进攻贵州，遇到的麻烦显然要大一些，永历军毕竟已经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但是，由于李定国将兵力分散到各地阻击，不能集中消灭清军一路，依然无法避免溃败的结局。

三路清军的进攻依然相当迅速。

中路——多尼大军于十一月先后占领安庄卫、鸡公背、关岭，刘镇国阵亡，冯双礼、祁三升败退，李定国部署的“长蛇阵”防线被突破。

北路——吴三桂大军在向导的指引下，抄小道绕开七星关，于十二月初插到乌撒府北面的天生桥，白文选被迫弃守，撤入云南境内。

南路——赵布泰、济席哈抵达北盘江罗炎渡口时，遭遇永历军以沉船的方式阻击。经投降的土知府岑继鲁指点，清军趁着夜色打捞沉船，在下游十里处偷渡成功。永历守军在天亮之后才发现敌情有变，被迫撤退。随后，南路清军在凉水井消灭了李成爵上万人，又在双河口、鲁沟接连取胜，逼近云南。

三路阻击无一捷报，贵州败局已定，李定国下令烧毁北盘江铁索桥，全军退守云南。多尼没有停顿，下令编竹筏渡江，在松岭击溃断后的冯双礼部，占领贵州全境。

“战神”李定国在云贵边界上立马扬鞭，与贵州挥泪告别。

逃亡，唯一的出路

就在三路清军肆虐黔西时，作为“后方牵制”的重庆再次告急。

十一月，文安之趁吴三桂大军已开拔进攻云南之机，联络川东抗清武装再攻重庆，配合李定国的正面防御。

这次进攻，虽然主力还是“三谭”、刘体纯等部，但较第一次的规模要大得多。太监潘应龙率谭文、牟胜等部从水路进攻，文安之则率其他武装从陆路进攻。

十二月初二，谭文、牟胜部七千人抵达重庆。由于兵力充裕，谭文、牟胜在朝天门、千厮门、临江门、南纪门、储奇门、金子门等处同时发起进攻，清永宁总兵严自明、重夔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缺乏后援，只能负城顽抗，作困兽之斗。

十二月初九，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接到重庆的警报，两日后才从保宁启程，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重庆战役即将完胜之时，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再次出现——南明军主将谭文被杀！谭文不是死在守城清军的炮火之下，而是死在自己兄弟谭诣的手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谭诣对抗清的前景不抱希望，早就想投降清军，只是一直受谭文的压制，不能得逞。（久有归顺之心，苦为文所胁制，故行止不得自由。）此次进攻重庆，谭诣故意姗姗来迟，比谭文晚到了十来天，引起了谭文、牟胜的怀疑，对其百般诘问。

谭诣心里有鬼，决定先下手为强，于十二月十五日晚怂恿谭弘一起刺杀谭文，随后派部将冯景明到临江门向清军喊话，联络投降。

谭文死后，南明军不战自乱，守城清军趁机杀出城门，会同谭诣将其他南明军队杀得人仰马翻。此时，文安之的陆路刚抵达丰都，接到谭诣、谭弘哗变的消息，文安之明白进攻重庆已无胜算，被迫率部东撤。守城清军会同李国英的援军乘胜追击，相继攻占忠州、万县等地。

不久后，文安之病死，川东武装已无袭扰后方的可能。

重庆战役失败后不久，吴三桂大军经乌撒府、沾益、交水进抵罗平，在此次三路进军中博了“头彩”。随后，多尼、赵布泰也相继抵达罗平，与吴三桂合兵一处向昆明挺进。

仗打成这个样子，朱由榔来不及庆幸当初没被忽悠到贵阳，就必须尽快考虑“搬家”的问题。“搬家”本身没什么问题，“逃跑帝”朱由榔早就搬出经验来了。

此时需要讨论的还是老问题：往哪儿搬？

商议这样的问题，永历朝廷的大臣们也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抛出了三个方案。

方案一：进入湖南境内，跟湘南土司抢地盘，处境不利时还能经广西撤往交趾，走海路投奔郑成功部，动议者是仍在前线抗敌的李定国。

不知道什么原因，李定国一直对湖南的那群“软柿子”土司念念不忘，总想找机会捏一捏。

说实话，这个方案的最终目标还是靠谱的。除了西南以外，全国所有的抗清武装，就剩下郑成功最强悍了。更重要的是，郑成功有的是船，打不赢就做“海漂”，保证清军想追都追不上。就凭这一点，“逃跑帝”朱由榔相当喜欢！

但是，清军大兵压境，你准备飞过去还是跳过去？

方案二：进入缅甸境内，建立流亡政府。

我敢保证，当有人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朝堂上的大臣很想一口唾沫吐过去。——想出国想疯了是不是？咱们还不至于沦落到“坐毙瘴乡”的地步吧？

如今移民才是硬道理，当时可不是这样，毕竟是故土难离，上坟还得办签证，多麻烦。再说缅甸比咱们天朝还要寒碜，直到今天都没多少人愿意去。

方案三：北上四川，移跸建昌、嘉定、雅州等川西地区。

相对而言，这个动议稍微靠谱一点，川西确实有不少有利的条件。

其一，这里前有军阀杨展经营，后有刘文秀大军屯田，经济基础比较好，至少吃饭不用愁。（连年丰稔，粮草山积。）

其二，川西地区目前控制在永历政权的手里。刘文秀被李定国召回之后，高承恩镇守于此。

其三，可通过长江与川东的抗清武装取得联系，虽然重庆、万县等地都在清军手里，希望比较渺茫，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经过投票表决，绝大多数赞成方案三，特别是陈建等刘文秀旧部表现最为积极。朱由榔派人将商议结果通报给李定国，李定国也表示完全赞同。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率残部返回昆明，着手准备“搬家”。

十二月十五日，朱由榔率文武百官离开昆明。

临行之前，“逃跑帝”偶然一次良心发现，做了一件相当操蛋的事情。

当时，李定国建议坚壁清野，以免资敌。不知朱由榔哪根筋短路，破天荒地想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担心清军饿了肚子，会找老百姓的麻烦。（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

其实，昆明大部分百姓都跟着大军跑了，清军能找谁的麻烦？要知道，这些粮食足以补给入滇清军长达半年之久！

二十日，抵达楚雄的朱由榔一行开始北上。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艾能奇长子）等刘文秀旧部将领嫌带着“瓶瓶罐罐”的朱由榔行动太慢，招呼也不打，便自行迅速向建昌转移。

二十一日，断后的李定国离开昆明，追赶朱由榔。

就在此时，意外再次光顾——李定国突然“秀逗”，改变了主意，准备向滇西逃窜。

导致李定国“秀逗”的是他的铁杆心腹金维新，李定国对这个人一向言听计从。

金维新本人反对移跸四川，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他是云南人，不愿抛离故土。

其二，他跟驻守四川的建昌总兵王偏头有过节，据说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干过一仗，他担心遭到报复。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外部因素——他的背后，有人怂恿。

谁呢？

臭名昭著的马吉翔！

马吉翔最强烈地反对移跸四川，而是一心向往缅甸。如此“特立独行”，倒不是他想哗众取宠，更谈不上思想超前、崇洋媚外。缅甸比天朝还要寒碜，也没有值得崇媚的理由。

马吉翔的理由相当单纯：进入四川，死得难看！

朝廷“搬家”到川西建立根据地，归附的人会越来越多，翻出“安龙血案”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特别是文安之（当时还没死），一直对马吉翔恨之入骨。

要想提高安全系数，就必须往滇西、缅甸方向跑，让朝廷的人越跑越少，最好就剩下两个，朱由榔和马吉翔。朱由榔“裸”了，马吉翔才能绝对安全！

当然，马吉翔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往缅甸逃。他很清楚，只要“缅”字蹦出口，李定国会一巴掌把他拍死在墙上。

于是，马吉翔忽悠金维新去滇西，金维新觉得靠谱，又来忽悠李定国，李定国被忽悠得云里雾里，然后短路了。李定国不仅自己短路，还派人通知朱由榔跟着自己一起短路，大家打起精神闯滇西。

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初三，清军兵不血刃占领昆明。次日，朱由榔一行抵达永昌，留白文选驻守澜沧江东岸的玉龙关。

马吉翔算计得没错，自从转向之后，大批官员感到前途渺茫，纷纷脱离队伍，自寻出路。（还是三条路：投降、隐居、做和尚。）

清军在昆明接到了朱由榔留下的“厚礼”（半年之粮），吃饱肚子继续赶路，挥师杀到玉龙关。缺吃少喝的白文选遭遇惨败，烧毁澜沧江铁索桥向西逃窜。

闰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靳统武的护送下抵达中缅边境的布岭。为了尽快让朱由榔“裸身”出国，马吉翔怂恿靳统武部将孙崇雅发动兵变，趁着夜色大肆抢掠，导致一批官员落荒而逃。朱由榔也被蒙在鼓里，带着留下的一群人连夜西窜，奔向中缅边关。

往前跨一步便出国门，能不能回来很难预料，但朱由榔在逃跑的路上一向是勇往直前的。不过，这次想跑也没法跑，人家缅兵不让进。

穿的跟叫花子似的，也敢说你是皇帝？老子还是上帝呢！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别影响老子站岗！

朱由榔百口莫辩，随行的沐天波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缅兵不知道永历皇帝何许人也，但久仰云南世袭勋臣黔国公沐家的大名，赶紧列队欢迎。

沐天波说明来意，缅军边关守将也很爽快：放下武器，便可入关。（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

按理说，缅军的要求不算过分，虽然跟着朱由榔的大臣不多，但靳统武的护卫有两千多人。缅甸国小民弱，谁知道你们是来避难的，还是打着避难的旗号抢地盘的？

对于朱由榔而言，赤手空拳地出国，风险是非常大的。缅甸虽是明朝的属国，但属国全是一副德行：有奶便认娘，强悍便认爹！没有武器，只有等着挨宰！

但是，朱由榔只想逃命，懒得考虑这么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缅军的条件。靳统武苦苦相劝，但朱由榔去意已决，不愿缴枪的靳统武只能带着护卫返回滇西，寻找李定国。

带着沐天波、马吉翔等少数官员，一身泥泞的朱由榔跨出国门。

希望那里能有一片安宁吧，穷途末路的朱由榔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

朱由榔暂时得到了“解脱”，李定国却依然在滇西煎熬。

昆明的粮食够吃半年，清军完全不需要为肚子发愁，于是马不停蹄地跟在李定国屁股后面穷追猛打。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十八日，吴三桂率军进入永昌，三日后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今云南腾冲）。

李定国相当抑郁：澜沧江、怒江是滇西的两道天险，清军相继顺利通过，再这么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盘算一番之后，李定国决定打一次伏击，给吴三桂一点眼色看看，鼓舞一下萎靡不振的士气。

打埋伏，怒江西岸的磨盘山绝对是首选，这里丛林密布、山路狭窄，清军只能以“长蛇队形”通过，简直就是专门为李定国准备的。（所入之路坎陡，箐深屈曲，仅容单马。）为了打好这一仗，“战神”李定国发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

永历军的伏兵共有三道，依次是窦名望、高文贵和王国玺。按照李定国的计划，清军完全进入伏击区后，三道伏兵同时倾巢而出，将清军的“长蛇队形”堵住首尾，拦腰截断，聚而歼之。

吴三桂一路凯歌，基本上是哼着小曲向前进，根本想不到李定国会整这一出。可以说，这是一次胜负毫无悬念的伏击战，“战神”又将重现江湖。

千钧一发之际，意外再次如影随行——永历政权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将永历军设伏的部署告知了吴三桂。吴三桂大吃一惊，紧急下令已有一半进入伏击区的清军回撤，并一路搜杀伏兵。

永历军的三道伏兵没有接到信号，不敢擅自出战，因此被后撤的清军干掉了不少。窦名望感觉到情况有变，果断鸣炮出击，各道伏兵杀入敌阵，将清军搅乱，固山额真沙里布当场阵亡。李定国听见炮声混乱，发现不对劲，赶紧派预备队增援，永历军以极大的代价将清军彻底击溃。

磨盘山之战，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惨烈战役。

清军遭遇惨败，又因滇西道路崎岖，后勤补给困难，于二月底“振旅班师”，回到昆明。李定国获得惨胜，“战神”无力再战，被迫撤往孟定。

至此，清军占据了滇西边境地区以外的云南全境，张佐辰、龚彝、钱邦芑、狄三品、冯双礼等永历官员纷纷投降。坚持斗争的永历军残部分散在中缅边境地区，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再无反攻之力。

“战神”虽在，但南明气数已尽，什么时候走到终点，全凭清军将领的心情。

第二十二章　沧海

和平换食品

朱由榔出了国，清军攻势暂停，李定国率永历军队残部在滇西煎熬，云南的局势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们再换一次台，将目光转向东南，看看号称“遥奉永历政权”的郑成功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

李定国两次进军广东，郑成功连“打酱油”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导致“三南并举”的中兴局面化为泡影。前面说过，郑成功不出兵，主要是担心破坏与清廷和议的局面，这事还要从清廷策略的转变说起。

随着抗清进入“高潮期”，需要清军频繁调兵、用兵的包括三大战区：西南战区（孙可望）、两广战区（李定国）和东南战区（郑成功、张名振）。以清军的实力，应付三线作战的局面确实有极大的难度。由于战场分散，清军虽然频繁用兵，但往往收效甚微，除了舟山收拾得比较干净以外，四川、湖南、广东、福建都陷入僵持的局面。

负责作战的兵部虽然疲于奔命，但总的来说还能支撑。军队多跑路算是拉练，多打仗算是演习，养这么一群人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负责财政的户部就比较惨了，朝廷运转需要钱、兵部打仗需要钱、刑部办案需要钱、礼部摆谱需要钱、工部建设需要钱、吏部发工资也需要钱，户部又不是孙悟空，缺什么变什么。眼看国库日渐空虚，户部的黑锅越背越大。

清廷上下，从顺治帝到各部官员，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继续这样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话虽如此说，但三大战区的抗清武装又不听清廷的指挥，你让他消停他就能消停，怎样才能扭转局面？

永历六年（1652年）初，一封密奏送到了顺治帝的案前，让顺治帝眼前一亮，不禁豁然开朗。密奏只讲了一件事：利用郑芝龙，招抚郑成功！

高，实在是高！只要能摁住郑成功，清军就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先在两广收拾李定国，再挥师杀到西南清剿孙可望，最终平定天下！

说干就干，清廷马不停蹄地做着准备工作，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册封郑芝龙为同安侯，授予其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并提高生活待遇，大加笼络。

第二，敕谕浙闽总督刘清泰，适度调整政策，为招抚营造友好氛围。

第三，追查郑成功家产遭抢夺一案，将当年率军进攻厦门的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

“过场”演完，正戏正式开场。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浙闽总督刘清泰奉朝廷之命，开始与郑成功接洽招抚事宜。

此次招抚，无论从动机来看，还是就行动而言，清廷无疑是相当有诚意的。招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成功的态度。

虽然郑成功对永历政权一向爱理不理、若即若离，但对待清廷的态度却是相当坚决的。

隆武帝“当尽忠吾家，无相忘”的嘱托，郑成功不会忘记！

曾经苦劝父亲“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于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郑成功不会忘记！

母亲田川氏受清军凌辱而选择自尽，郑成功更不会忘记！

让老子投降？你没睡醒吧？

郑成功是政治家，不是“愣头青”。——“愣头青”只会感情用事，政治家善于深藏不露。

面对清廷抛过来的橄榄枝，长年因粮饷发愁的郑成功决定陪他们玩玩儿，上演一出“和平换食品”的好戏。（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

清廷提出“和议”，郑成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抢先提了一个意见：金砺大军就摆在我家门口，你们准备用嘴巴谈判还是用火炮谈判？

清廷从郑成功的话中感觉到有谱，赶紧在六月调金砺部离开福建，一方面表达“和议”的诚意，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的需要。

搬开堵在家门口的“太师椅”，郑成功趁机派军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征兵买粮，赚得盆满钵满。

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清廷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抵达福州。这让郑成功有点措手不及：闲着没事跟你们玩玩儿，怎么还当真了？

为了防止假戏真做，郑成功立即表明态度：受封可以，剃发免谈！他明白，只要不变发型，这敕印就发不下来。

清廷来使也怒了：你怎么提上裤子就不认人呢？

郑成功不管这么多，索性打着“海澄公”的旗号，派部队到清军控制的地区大肆征粮。那群地方官搞不清楚状况，打又不敢打，只能乖乖交粮，回头再向朝廷伸手要。（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

一方认认真真，一方逢场作戏，时间一长难免穿帮。北京的一些大臣发现不对劲，还没谈出啥结果，粮食损失不计其数，搞得福建、广东沿海各地苦不堪言。顺治帝也察觉到郑成功是个“大忽悠”，准备结束“和议”，继续付诸武力。

清廷的态度陡然生变，郑芝龙急眼了：郑成功你个小兔崽子，这不是把你亲爹往黄泉路上送吗？！

为了保命，郑芝龙屡次上疏，要求再做一次招抚的努力，并提议让儿子郑世忠前往福建劝降。郑芝龙如此诚恳，前期“和议”也确实忽略了打亲情这张牌，顺治帝决定再试一次。能和平解决，谁愿意干仗啊，就像蒋介石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

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郑世忠跟随清廷“和议”官员抵达福州，开始劝降。郑成功还是老套路：只要不剃发，什么都好谈！踩过清廷红线的态度没有变化，地盘方面的要价却越来越高，郑成功压根就没想谈成，“和议”再次陷入僵局。

郑世忠着了慌，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不看贼面看父面”，总不能置亲生父亲于死地吧？

忽悠了这么久，郑成功总算在自家兄弟面前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没了利用价值，岂止是郑芝龙性命堪忧，郑家老小都会全部玩完！

十一月，清漳州千总刘国轩、守备魏标因对上司不满，主动派人找郑成功接洽投降。眼看清廷逐渐清醒，继续“忽悠”已经没有市场，郑成功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大扩地盘。

十二月初一，郑成功派洪旭、甘辉部夺取漳州，又相继攻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仙游等地，对泉州形成铁桶合围之势。

一方如梦初醒，一方原形毕露，“和议”已绝无可能，顺治帝终于下定最后决心，付诸武力。

十二月，清廷任命济度（济尔哈朗世子）为定远大将军，率满、汉军进剿福建。次年二月，失去利用价值的郑芝龙被囚禁，几年后被清廷处死。

得知济度大军南下，郑成功深感郑军陆战能力薄弱，决定扬长避短，主动放弃先前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并进行坚壁清野，集中兵力固守厦门、金门。同时，郑成功又派出两支水师分别前往浙江、广东袭扰，牵制济度大军对福建的清剿。

由于郑军在厦门、金门防守严密，又有水师助防，再加上浙江、广东相继告急，济度大军在福建并无太大作为。清廷此次用兵的主战场，反而转移到了浙江、广东沿海。

浙江方面，郑军的攻势相当迅猛。

永历九年（1655年）十月，郑成功派出的甘辉、王自奇部会同从崇明岛南下的张名振部发起舟山战役，守岛清军来不及反应便遭全歼，郑军一举收复舟山。

十一月，郑成功为了加强厦门、金门防御，命甘辉返回福建，调陈六御前往舟山统管各部。

此后不久，张名振突然神秘死亡。关于死因，各种史料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病死。这个说法比较合理，也最简单，但时间未免有些巧合。更令人生疑的是，张名振临终前将“浙系”旧部托付给了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陈六御将“浙系”全部收编。

郑成功如此趁火打劫，便产生了第二种说法：张名振是被郑成功暗害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另外，如果暗杀张名振，要承担真相泄露、“浙系”哗变的风险。以郑成功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大可能冒这种风险。

第三种说法出自清江南总督马鸣珮的一封揭贴。揭贴上说，根据一个投降的南明军士兵交待，郑成功要追究张名振进攻崇明失利的责任，准备抓他回厦门处死，张名振就被吓死了。

尽管情节有些离谱，普通士兵掌握的信息很可能来自舟山的“路边社”，但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最高。

首先，张名振是“溶浙、限浙”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郑成功有干掉他的动机。其次，张名振手下都是铁杆“浙系”，郑成功必须考虑“维稳”问题，不会轻易冒险。

因此，郑成功要除掉张名振，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前面说过，张名振三入长江却无果而终，崇明又没能打下来，“浙系”内部的一些将领已经开始对他颇有微辞。郑成功以这个由头找张名振的麻烦，阻力明显要小得多，也不会授人以柄。当然，郑成功大可不必置张名振于死地，士兵的道听途说是不可靠的。

此时，张名振确实是病了，长年征战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更主要的还是心病，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经郑成功这么一搅和，张名振郁郁而终，撒手人寰。

再来看广东方面，郑军的局面却不容乐观。

八月，郑成功派黄廷、万礼部赴潮州征粮，围攻揭阳长达一个多月之后攻陷，九月又相继拿下普宁、澄海，开局还算不错。

不过，李定国此时已经撤回广西，尚可喜、耿继茂、李率泰（时任两广总督）迅速抽调许而显、徐成功部，会同潮州总兵刘伯禄、饶平总兵吴六奇增援潮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各部援军抵达潮州城下，与城内郑军展开对峙。

双方对峙了两个月，黄廷采纳部将苏茂的建议，率部出城与清军决战。郑军在钓鳌桥遭到清军伏击，损失四千多人，接着又在东村渡遭遇惨败，实际上已无力固守，被迫撤回厦门。

抵达厦门后，怒火中烧的郑成功将苏茂处斩，黄梧、杜辉等部将也遭到责罚。

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被派往海澄镇守的黄梧、苏明（苏茂的胞弟）发动叛乱，向清军投降。郑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资贮存地海澄，于七月“以牙还牙”，占领福州附近的闽安镇，并以此为前沿，不断对福州实施袭扰。

一直到次年九月，浙闽总督李率泰趁郑成功进攻台州之机，率大军夺回闽安镇，铲掉了这个距离福州不远的“钉子户”。

八月，清军也在浙江采取动作，派宜尔德、田雄进攻舟山，郑军遭遇惨败，陈六御阵亡，张煌言率“浙系”残部辗转于浙江沿海继续斗争。

为了铲除后患，清军将舟山岛居民赶回大陆，房屋全部焚毁，“浙系”昔日的抗清中心变成了一片废墟。

自舟山战役后，由于清廷正集中精力组织西南战役，东南的局面逐渐转入相持阶段。

直取南京

清廷忙着收拾西南残局，郑成功却没打算消停消停。对峙一段时间后，郑成功开始蠢蠢欲动，着手准备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长江战役！

郑成功为什么选择打江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打江南？

按照郑成功自己的说法，他决心进取南京，光复前明。（提师望复神京，以复社稷。）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郑成功是想通过在长江下游点火，牵制清军对永历政权的剿杀。

从郑成功的个人性格和处事方式来看，这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基本上为零。

自从高举抗清旗帜以来，郑成功向来只顾及“闽系”的自身利益，带着“闽系”几十万大军在东南沿海自行其是。无论是对邻近的“浙系”，还是自己声称“遥奉”的永历政权，郑成功均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郑成功的这种想法，在李定国出征广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定国两次联络他合击广东，郑成功表面上拍胸脯，实际上毫无实质行动，甚至都懒得“围观”。

除了担心“忽悠”清廷的策略受到影响以外，郑成功最担忧的是万一与永历政权连为一体，“闽系”将受到朝廷的制约，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就这么一号人，说他是以复国为己任、替永历分忧，你当天下人都是三岁小孩儿？

郑成功向来以“闽系”的利益为核心，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动机，还得立足于“闽系”面临的处境。

由于“和议”破裂，清廷对福建、浙江、广东强化了军事存在，郑成功虽然坐拥几十万大军，但地盘实在小得可怜，除了厦门、金门稍微成片一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东南沿海的小岛。所谓的“闽系”，其实就是“端着银碗没饭吃”的“海上漂”。

自从垄断海外贸易之后，“闽系”的银子显然不是问题，硬要说有问题，无非是没地方放、没地方花。

地盘问题与粮食问题相辅相成，一直是困扰“闽系”发展的两大瓶颈。郑成功原本借助清军漳州兵变夺取了很大一块地盘，但由于动作太大，触动了清廷的神经。“主战派”彻底压垮“主和派”，清军大兵压境，郑成功被迫选择放弃。即使趁着清军回撤重新占领，这些地区也早被郑军撤退时的坚壁清野搞得饿殍遍地，根本无法立足。

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要想维系“闽系”大军的生存，就必须开辟“新天地”。反复权衡之后，郑成功将目标锁定在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理由主要有六条。

其一，大量前明义士和“潜伏”的抗清武装集中在江南，郑军能有充足的后援。

其二，郑成功在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被永历朝廷册封为延平王，感召力显著增强。

其三，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粮食充裕、地盘广大。

其四，夺取南京具有“毁三观”的重大政治意义，能够极大地提升郑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其五，江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已沉寂多年，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华南残局，在长江下游地区兵力空虚。

其六，清军擅长陆战，水师则刚刚起步，郑军由海入江，可充分发挥水师的优势，扬长避短，取胜更有把握。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趁清军调集大军进攻西南之机，与张煌言的“浙系”一起，着手准备挥师长江，夺取新的抗清根据地。

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郑成功率部抵达浙、闽边界的沙埕一带，会同张煌言部于六月进攻瑞安。郑成功派兵到温州等地筹集粮饷后，于六月至七月间挥师北上，抵达舟山岛，搭建草蓬驻扎。这座清军留下的废墟，再一次成为抗清的前沿阵地。

八月，郑成功率水师进抵羊山（今大洋山），于初十召集“闽系”、“浙系”主要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军长江的具体部署。

就在万事即将俱备之时，“东风”却提前来了，而且相当给力，一场飓风光临羊山。敌人进攻可以还击，飓风来袭就只有干瞪眼了。郑军损失相当惨重，郑成功打仗又喜欢带着家属，结果六位妃嫔、三个儿子都被刮到海里淹死了。

郑成功大为震惊，只得宣布散会（其实早被吹散了），率部返回舟山。舟山已成一片荒岛，没办法长期立足，郑军又于九月南下福建。

还没动手就挨了当头一棒，郑成功抑郁得想撞墙，一路上直拿沿海的清军出气，相继攻克台州、海门卫、黄岩、乐清等地，最后返回金门休整。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郑成功、张煌言再次准备北上长江。四月底，郑军进抵浙江定海，经两日激战后全歼守军。

郑成功攻占定海，本意是想造成进攻宁波的假象，调出驻防江南地区的清军前往浙东增援。清军果然中计，两江总督郎廷佐调兵驰援浙东，江南地区的防守更加薄弱。

五月初，郑成功、张煌言率十万大军、三千多艘战船从定海北上，于十九日经吴淞口进入长江。

在强大的郑军水师面前，清军在长江的防御体系纯属小孩儿“过家家”。郑成功经过江阴时，嫌地方太小，打都懒得打，大摇大摆就过去了。一直到六月十六日，大军才像模像样地在瓜州打了第一仗。二十二日，郑军在镇江大败蒋国柱、管效忠的援军，两日后占领镇江。二十六日，张煌言率领的前锋部队已进抵南京城下。

得知南京告急，清廷举朝震惊，舆论一片哗然。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当时在北京为清廷效力，根据他的描述，遭遇这场突然的变故，顺治帝瞬间秀逗了，打算卷起铺盖回东北老家。挨了孝庄太后一顿臭骂之后，顺治帝才渐渐平心静气，与廷臣商讨应对之策。

朝堂如此，坊间的混乱更是可想而知。当时的北京人心惶惶，很多人甚至产生了南下投奔郑成功的想法。（东南之客，皆惶怖思归，至有泣下者。）

由于清军主力集中在西南进剿朱由榔、李定国，北京已经无兵可派，只有在六月底急调进攻贵州的部分八旗兵回援南京。

这支援军有两个特点：数量极少、身心疲惫。——兵力有限也就算了，居然还是在贵州被揍得鼻青脸肿，被其他轮战部队换下来休整的，这玩笑开大了吧？

无论这支援军是否能赶到南京，就目前双方的态势来看，郑成功、张煌言拿下南京城已然是十拿九稳。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走过南明十几年的历程，我们应当对一切莫名其妙的意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错，意外再次光临。——郑成功占领镇江后，竟然不走了！

郑成功进长江之后，迅速地往南京赶，还派张煌言率“浙系”打头阵，却决定在镇江原地踏步，着实令人有些费解。

郑成功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其实，郑成功最初的想法是在镇江作短暂停留，通过搞入城式、阅兵式，向江南各地“亮肌肉”，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郑成功采取的策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南京附近的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纷纷派人前来联络，表示愿意归附。

二十八日，郑成功在镇江举行军事会议，讨论进取南京的具体作战部署。

要进攻堪称“江南首府”的南京，这么大的作战行动确实有必要讨论一下。但是，事情坏就坏在这次会议上，确切地说，坏在会议的决策上。

这次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一个问题：怎么去南京？

甘辉首先发言，建议大军弃船登岸，走陆路长驱直入，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大军能一鼓作气拿下最好，实在攻不下来，就先困住南京守军，扫清外围，“孤城不攻自下”。

这里涉及一个水路、陆路孰快孰慢的问题，前面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场面。刘文秀进攻常德时，自己率主力走陆路，部将卢明臣则走水路，意图两路合击。结果，“衰神”刘文秀被暴雨拦在半道，卢明臣却顺江跑得飞快，导致两军难以相顾，卢明臣的孤军几乎全军覆没。

看来，水路显然比陆路要稳妥得多。但是，打仗是门艺术活，更是门技术活，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从镇江到南京，不仅是逆流而上，在这个季节还是顶风而行，这对主要依靠风力前进的战船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特别是郑军水师都是在海里晃荡的，战船的吨位一个比一个大，如果风不给力、水不给力，大吨位就成了大麻烦。

因此，走陆路轻装突袭南京，显然要靠谱得多。

但是，大部分将领坚持认为，郑军擅长水战、不习陆战，又值酷暑雨季、河流猛涨，陆路进军有诸多不便。（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

两种意见已经摆到了桌面上，接下来就该轮到郑成功拍板了。

现实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不可能有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所谓决策，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郑成功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走水路！

事实证明，郑成功失策了。

郑成功带着黑压压的“大家伙”从镇江逆长江而上，江面越走越窄，就跟大胖子挤小巷子似的，根本活动不开。再加上顶风逆水而行，战船只能靠两岸的纤夫拉动，速度可想而知。

“爬”了十天，郑成功的大军终于在七月初九进抵南京郊外。

慢是慢了点，但清军的大批援军尚未抵达，攻破南京应该还有一点时间。遗憾的是，郑成功又“抽风”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

七月初九，到达，休息。

七月初十，休息。

七月十一日，到钟山观光，熟悉地形。（绕观钟山，采踏地势。）

七月十二日，祭奠太祖。

七月十三日，部署围困南京。

毫不夸张地说，从镇江召开的军事会议开始，郑成功就没走正确过一步棋。

该走陆路的时候，他走水路，结果磨蹭了十来天。

该顺势开火的时候，他要休息观光，真搞不清楚坐船过来的能有多疲惫。（晕船？搞错没有，人家都是大海里混的，走长江会晕船，谁信啊？）

两次磨蹭也就算了，该一鼓作气发起进攻的时候，郑成功竟然选择围而不攻，想让南京不战而降，你以为南京是福建的小县城？

正是因为南京太大，郑军根本围不过来。七月中旬，清军援军陆续抵达，包括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浙闽总督赵国祚、浙江巡抚佟国器，还有南京上下游的清军纷纷向南京靠拢。郑军围得不严实，这些援军全部乘隙进入南京城，力量对比正在悄然生变。

郑成功围而不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郑军士兵刚开始兴致挺高的，但过了没几天，看领导没啥动静，也就放松心情了。闲着也是闲着，大家盔甲、武器甩一边，全跑长江里捕鱼去了。

七月二十二日，梁化凤、管效忠分别率兵从仪凤门、钟阜门出城，向郑军发起反攻。负责围困此处的是余新等部，郑军士兵有的在捕鱼，有的在烤鱼，还有的在睡大觉，结果被打得鬼哭狼嚎，主将余新也被清军活捉。

次日，南京城内的清军发起总攻，郑军的包围圈彻底瓦解。混战之中，甘辉、万礼被俘，郑成功只得率残部顺江撤退。

八月十一日，郑成功进攻崇明县城未果，率部逃往福建。

胜券在握的长江战役被郑成功打成这副鸟样，率“浙系”配合作战的张煌言确实没有意料到。让张煌言更郁闷的是，郑成功实在太不地道，竟然把“浙系”甩在南京上游，自己带着“闽系”先跑了，还有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张煌言跟郑成功在七月初五见过一面，当时郑成功拍着胸脯保证说，“闽系”打南京绰绰有余，“浙系”没必要在南京浪费时间，应当迅速向上游推进。张煌言也觉得有理，赶紧率“浙系”逆江而上，于七月初七抵达芜湖。

“浙系”的兵马不多，阵势没有“闽系”庞大，靠这点人根本没办法攻城略地。不过，张煌言有办法，他打出“延平王”的旗号，发布招抚檄文。

张煌言这招果然奏效，不出一个月，共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阳）、二十四县（当涂、宁国、宣城等）宣布归附。各地派来的使者跟朝拜似的，纷纷云集芜湖。

张煌言还在宁国府接受新安（今安徽歙县，与徽州府县同城）的归降，南京战败的消息便传了过来。张煌言惊出一身冷汗，大喊一声：“不好！郑成功肯定要跑！必须把他拦住，不然我们就成替死鬼了！”

事不宜迟，必须迅速派人前去阻拦郑成功。可是，“浙系”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派往各地招抚去了。张煌言实在派不出人，只得找一位和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追郑成功。在书信中，张煌言苦口婆心地劝郑成功留在江南，跟自己一起坚持抗清斗争。（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来助，天下事尚可图也。）

但是，郑成功跑得飞快，和尚哪里追得上。即便追上了，以郑成功的为人，应该也不会鸟他。

张煌言成了“弃儿”，只有自己想办法生存。此时，两江总督郎廷佐已经腾出手来，准备围剿张煌言，从荆州赶来支援南京的清军也已经抵达安庆。腹背受敌的张煌言决定逆江而上，迎战缺乏水战经验的荆州清军，进入鄱阳湖区之后再另想办法。

八月初七，张煌言与荆州清军在芜湖附近相遇，双方激战后互有伤亡。由于遭到郑成功的抛弃，“浙系”早已军心浮动。当晚，不知南京已经解围的荆州清军不想再继续纠缠，发炮准备启航。听到炮声，已成惊弓之鸟的“浙系”军队误以为清军来攻，纷纷逃散、溃不成军，张煌言被迫改乘小船进入巢湖。

张煌言采纳了当地抗清义士的建议，弃船登岸，准备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霍山地区。八月十七日，张煌言一行抵达霍山边缘，遭到已归附清军的褚良甫部阻截。走投无路的张煌言“变服夜行”，经安庆、建德、义乌、宁海等地奔向大海，历时半年之久，终于与留在浙江沿海的“浙系”残部会合。

向台湾进发

长江战役以失败告终，郑成功再次回到了原点，继续考虑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往哪里去？

再入长江？——不靠谱，清军已经被“打草惊蛇”，就算能进去，恐怕也出不来。

立足福建扩地盘？——更不靠谱，郑军虽然有点骑兵，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即使趁人不备勉强占几个县城，清廷援军一到，还得坚壁清野往后撤，太麻烦。

天下之大，却无处安身，郑成功的心拔凉拔凉的，打算熬得一天算一天。

就在郑成功濒临绝望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点燃了他心中即将熄灭的希望之火。郑成功听完这个人的话，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先前还黯淡无光的双眼瞬间炯炯有神。

在长江、福建都不靠谱的情况下，已经初显暮气沉沉的郑成功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台湾！

前来投奔郑成功的人叫何斌，原本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当地职员”，而且职位还不低。

何斌是从台湾逃回大陆的，荷兰人盘踞台湾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就曾染指澎湖，后来被明朝军队揍跑了。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人卷土重来，不仅重新占据澎湖，还向台湾本岛渗透。两年后，明朝军队收复澎湖，却对尚未设立行政机构的台湾本岛不屑一顾。从此，荷兰人得以在台湾立足，并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始了殖民统治。

何斌详细介绍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其实郑成功早就掌握这些情况。他虽然没去过台湾，但郑氏集团长年垄断海外贸易，从郑芝龙开始就跟台湾有贸易来往，郑军内部熟悉台湾的人不少。

郑成功不是没有想过去台湾发展，但搞不清楚对方实力如何、自己能不能拿下，因此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毕竟郑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级官员，何斌对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在向郑成功和盘托出后，何斌又给出了一个相当权威的结论：国姓爷收拾那帮红毛，小菜一碟！

打定主意之后，郑成功开始着手准备，一找向导二筹粮。找向导不难，郑军内部就有不少。只有粮食比较麻烦，还是得靠打秋风，要么找浙江，要么找广东，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永历十四年（1660年）初，郑成功的筹粮队伍还没出发，奉命清剿郑成功的达素大军就南下福建，复台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由于厦门、金门城防坚固，清军又不习水战，达素没有取得预定战果，勉强对阵几个月后北撤。年末，郑成功的筹粮大军终于开拔，前往潮州。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集高级将领在厦门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复台。

在这次会议上，郑成功第一次小范围公开了复台的战略计划。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计划刚抛出来，便遭到一片激烈反对。

部将吴豪率先“吐槽”，提出了三大反对的理由：

其一，从大陆攻打台湾“水路险恶”。

其二，荷兰人“炮台利害”。

其三，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去台湾不容易，打台湾更难。即使撞大运打下来，想在那个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难上加难！

吴豪去过台湾，发言比较有权威性。大多数将领本来就不愿意远离故土，听了吴豪的话，也纷纷摇起脑袋，认为此事不妥。

眼看复台的计划就要黄了，部将马信突然站出来，坚定支持郑成功的复台计划。

马信先是替郑成功讲明了复台的重大战略意义：打台湾，是要寻求更广阔的根据地，以利于长期坚持抗清斗争。（藩主所虑者，诸岛难以久拒清朝，欲先固其根本，而后壮其枝叶，此乃终始万全之计。）

接下来，马信从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打仗肯定是有困难的，但任何地形、任何敌人都是有相应的办法去对付的。（红毛虽桀黠，布置周密，岂无别计可破。）

其次，咱们闲着也是闲着，侦查一下未为不可，能打就果断打过去，万一不能打，再作商议也不迟。（今乘将士闲暇，不如统一旅前往探路，倘可进取，则并力而攻；如果利害，再作商量，亦未为晚。）

马信有理有据、言辞恳切，一边倒的态势得以缓解，特别是郑军元老杨朝栋也表示赞同，使会议的气氛发生了扭转，多数将领纷纷鼎立支持。

最终，厦门会议达成了来之不易的共识。郑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当即拍板定调，准备武装复台。

马信替郑成功讲得很清楚，复台是扩地盘，而不是“搬家”，拿下台湾的同时，大陆沿海的前沿阵地也是不能丢的。

因此，郑成功对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

——世子郑经率洪旭、黄廷、王秀奇等部镇守厦门，并由郑经全权调度沿海各岛。

——郑泰、蔡协吉两部镇守金门，同时支援厦门大本营。

——洪天祐、杨富、杨来嘉、何义、陈辉等部分别驻守南日、围头、湄州各岛，策应金门守军。

——陈霸部镇守南澳，牵制广东清军趁虚而入。

——郭义、蔡禄两部调防铜山，加强张进部的防守力量，策应南澳守军。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举行誓师大会，正式向全军公开了复台计划，收复台湾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辗转抵达浙江沿海的张煌言得到消息，赶紧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不科学！

客观地说，从东南沿海的态势来看，复台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张煌言身在浙江，不太了解郑成功面临的具体困难，反对是情有可原的。

最重要的是，郑成功在长江战役中扔下“浙系”自己跑掉，让张煌言难免心存芥蒂。因此，他对郑军复台的真实目的产生了质疑，认为郑成功这样做，是想远离战祸、偏安一隅。（不过欲安插文武将吏家室，使无内顾之忧。）

一竿子捅这么远，谁知道你是去干什么？

张煌言有意见，但反对无效，郑成功根本没工夫搭理他。——自己玩自己的去，管闲事还轮不到你！

二月初三，郑成功率大军出海，次日抵达澎湖，留下陈广、杨祖等部镇守。初八，郑军前锋在台湾本岛的鹿耳门（今台南安平镇附近）强行登陆，并在几千中国人的协助下建立滩头阵地，大批战船随即驶抵赤嵌城（今台湾台南）海湾。

荷兰在台湾有军队一千多人，由长官揆一统一指挥，主要驻防在热兰遮（今台南安平古堡）和赤嵌城附近。郑军水师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湾的荷军水师发起强攻，荷军战船虽然只有三艘，但吨位大、火力强、射速快，刚一交火就给郑军水师造成很大的伤亡。不过，郑军水师有六十多艘战船，在数量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靠挤也能将对方挤兑死，荷军占不了什么便宜。

一场激烈的炮战之后，荷军战船有一艘被击沉，另外两艘负重伤后仓皇逃窜，海战胜利结束。

海面酣战的同时，先期登陆的郑军也向荷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阵。荷军虽然单兵装备优良，但难敌“人海战术”，纷纷退入城内固守。二月初十，郑军攻占赤嵌城，揆一率残部龟缩在热兰遮负隅顽抗。

三月二十九日，郑成功向荷兰军队下达最后通牒，揆一咬牙死扛，继续固守在热兰遮城内，等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

五月，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热兰遮已经唾手可得。

就在郑成功准备最后一战时，驻防铜山的蔡禄、郭义于六月初三发动叛乱。郑经虽然早就怀疑这两人有反意，但一直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得知铜山叛乱后，郑经才匆忙从厦门调集军队进剿。十九日，叛军将铜山抢劫一空后，从容投奔清军，厦门军队扑了空，看到的只是铜山的一片焦土。

铜山叛乱虽然被“平息”，但严重干扰了郑成功的既定部署，转而对热兰遮实施“铁桶战术”，令其不战自降。

八月十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逼近台湾，但看到前方郑军的战船黑压压的一大片，吓得调转航向跑掉了，揆一最后的希望破灭。

十二月十六日，郑成功趁部分荷兰士兵出城投降之机，向热兰遮发起总攻。十八日，已陷入绝境的揆一无条件投降，率残部滚出台湾。

此后，台湾成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与厦门、金门、南澳等地遥相呼应，搅得东南沿海的清军不得安宁。

为了对付郑成功，清廷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八月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沿海迁界”。由于当时的台湾尚未全面开发，郑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到大陆沿海“打秋风”补给，因此处境愈加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朱由榔被俘的消息传到东南，郑成功的内心极其苦闷。永历政权的倾颓，自私自利的“闽系”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或许，郑成功除了苦闷之外，难免有一些愧疚与悔恨之情。

不过，当张煌言提出拥戴鲁王继统时，早已习惯于自行其是的郑成功根本不屑一顾，依旧以“延平王”的身份，打着永历政权的旗号，继续跟清廷死磕。

屋漏偏逢连夜雨，国事倾颓，家事也不安宁。留守厦门的郑经与四弟奶妈通奸生子，谎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先是欢喜一场，得知真相后急火攻心，加上早已积存于胸的悲愤，竟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郑成功不禁悔恨交加、仰天长叹：“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绝望与悲愤中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八岁。

郑成功去世后，张煌言又向郑经提出拥戴鲁王的动议。但是，郑经比他爹还要差劲，除了嗤之以鼻外，还停发鲁王的“宗禄”，任其自生自灭。十一月十三日，四十五岁的鲁王朱以海病逝。

郑成功英年早逝，郑氏集团在郑经的领导下愈加混乱，文武官员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之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郑经病死，各派势力加紧了篡权步伐。次月，郑经长子郑克臧被暗杀，冯锡范等人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借以把持“朝政”。

康熙皇帝在实行“沿海迁界”的同时，还大胆启用降将施琅，募练水师。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施琅率清军水师攻陷澎湖，郑克塽在刘国轩的劝说下奉台湾本岛投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下达诏令：“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随后，清廷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灵柩迁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并“建祠祀之”。

漂泊于沧海的落叶，终于归根了！

第二十三章　殉难

西南大剿杀

郑成功、张煌言在长江下游落败时，永历政权在西南、两广的势力也正在加速崩塌。

多尼统领三路进剿云南，“逃跑帝”朱由榔逃出国境，永历政权相当于降了“半旗”。吴三桂因后勤补给问题“振旅班师”后，清军又不断对滇中、滇东进行清剿。

清军剿杀的目标，除了南明的抗清武装以外，还有无辜的百姓。清军的极端残暴，让云南成了人间地狱，“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

这种惨无人道的肆虐，激发了云南百姓的怒火。元江土知府那嵩秘密联络降清总兵高应凤，以及石屏总兵许名臣等土司，于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公开抗清。九月，许名臣部攻克石屏州，那嵩等派军进攻蒙自，滇东土司纷纷响应，令初来乍到的清军相当惊恐。

但是，李定国、白文选等永历军残部的主力部队分散在滇西各地，内部的统一调度指挥都难以实现，更不要说开赴滇东支援土司抗清了。

九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率军从昆明出发，进逼那嵩、高应凤驻守的元江，许名臣迅速率部从石屏州回援。十月初一，清军占领石屏，于初九围攻元江。抗清义师寡不敌众，陷入绝境。那嵩拒绝清军的招降，举家自焚，许名臣也自杀殉国，高应凤等被俘，起义被彻底镇压。

与当地百姓誓死抗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由榔、李定国、白文选西窜后，分散在云南各地的永历军残部掀起了一股投降高潮。永历十四年（1660）正月，杨武率高文贵（已病死）旧部三千余人不战而降。五月，祁三升率八千余众投降。至七月，已有马宝、马惟兴、杨威等部相继归附清军。吴三桂将这些降军统一整编为十营，兵力共计三万人以上！

——百姓奋起抗争，军队纷纷投降，这打的什么鸟仗？

云南如此倾颓，四川也难以独善其身。

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十一日，四川巡抚高民瞻率军从保宁出发，一路攻取灌县（今四川都江堰）、绵竹、什邡、汉州（今四川广汉）、简州（今四川简阳）等地，于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南明守军在总兵刘耀、杨有才等人的率领下不战而降，“满城荆棘”的成都落入清军之手。

九月，清军又南下进取嘉定、建昌一线。次月，陈建等杀害高承恩，奉其首级向清军投降，川南沦陷。

清军轻而易举拿下川西、川南，但对于川东的“夔东十三家”只能是“望山兴叹”，不敢轻举妄动。除了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以外，这些号称“十三家”其实远远不止十三家的抗清武装，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个算是一个，都是“死心眼”。

——投降？不好意思，这俩字不认识！

“十三家”中有郝摇旗、李来亨（统率忠贞营旧部）、袁宗第、刘体纯等人。提起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支多么“难缠”的武装。

一直等到朱由榔遇难、郑成功航海，清廷才开始着手准备拆除这群“钉子户”。

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上疏，提出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的作战部署。九月，清廷正式作出批复，同意李国英的动议，调军进剿。

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四川、湖广、陕西三省清军分别从三个方向进剿夔东山区（河南也有部分驻军参战）。由于抗清武装扼险而守，战局一度陷入僵持。

七月，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在东线发起反击，取得全胜，清军“楚师全军失利”。义军挥师西向，九月与清军李国英部遭遇。义军刚经过东线大战，又长途奔袭，不幸被李国英击溃。

至年底，清军兵力不断增强，义军内部也开始出现混乱，哗变不止。十二月，清军发动新一轮进剿，义军已成强弩之末，刘体纯、潘应龙自杀殉国，郝摇旗、袁宗第、朱盛蒗等被俘，于次年十月遇害。

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李国英率部对最后一个“钉子户”李来亨部展开全面攻势。昔日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忠贞营绝非浪得虚名，虽然饱受排挤，最终流落山区，但“金盆虽破分量在”，战斗力依然不可小觑。

李来亨率部在茅麓山区与清军周旋，利用地形优势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很多清军将领都丧命于此。在长达半年的围剿中，清军先后投入十多万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国英迫不得已，只得采取“铁桶战术”，将义军死死困在山区。八月初四，弹尽粮绝的李来亨自杀殉国。至此，夔东抗清势力被清军彻底摧毁。

相比于能征善战的“夔东十三家”，两广的抗清义师就没这么幸运了。

李定国大军从两广撤走后，留在两广继续抗清的主要有陈奇策、罗全斌、郭之奇、连成璧、王兴等部。由于兵力单薄，实际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七月起，尚可喜就派军围困了连城璧、王兴、李常荣等驻守的文村。

永历十三年（1659年）初，清军广东总兵栗养志率军对其他义军展开全面清剿，进展相当迅速。闰三月初八，陈奇策被俘。三天后，罗全斌率部投降。

八月，尚可喜命清军进剿文村，王兴、唐王朱聿钐自杀殉国，连城璧逃回江西老家隐居，李常荣投降。

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清军攻克龙门（今广西防城港），邓耀削发为僧，藏匿于广西境内，次年被清军查获后遇害。

奉永历朝廷之命联络两广义师的郭之奇流亡越南，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被越南当局“上交”给清朝，次年八月在桂林遇害。

“降半旗”

提前交待完郑成功、“夔东十三家”和两广义师的最终结局，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永历朝廷的“半旗”是怎么降的。

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官员的陪同下逃出国境。二十九日，朱由榔一行抵达蛮莫（今缅甸八莫），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逃亡路上，沐天波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虽然缅方目前还能买自己这个明朝世袭勋臣的账，但毕竟身在国外，局势很难受控，应当做好必要的准备。

于是，沐天波给朱由榔提了一个建议：您老人家继续走，留太子在边境地区，以防不测。

沐天波的动议，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北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打到紫禁城，有大臣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圣上留守，太子南迁，惹得朱由检怒火中烧。

朱由榔的脾气显然要好得多，不仅没发火，还相当爽快地举双手赞成。不过，朱由榔表示赞同，并非出于身先士卒的勇气，也谈不上什么爱子心切，而是认定缅甸内地比边境安全。

安全第一！“逃跑帝”能死扛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个信条。

朱由榔“六亲不认”，中宫王氏急眼了，照着沐天波一顿臭骂：拿圣上的孩子当球踢，有你这么做勋臣的吗？滚犊子！

沐天波领了一脸唾沫回来，不敢吭声儿了，大家继续拔腿开路，次日进抵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两天后，缅方派船只来接。不过，缅方似乎并不欢迎如此庞大的“流亡朝廷”，派来的船只相当有限。

朱由榔挑了五百来人跟着自己坐船。剩下的一千多人，他就管不着了，有钱的自己雇船，没钱的继续走路。

二月十八日，朱由榔一行抵达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附近的井梗，刚安顿下来就遇到麻烦了。

朱由榔派马雄飞、邬昌琦前去跟缅甸官方接洽，一位缅甸官员拿着永历朝廷的敕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一时想不起来。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货赶紧回去查“档案”，翻出了万历皇帝颁发给缅甸国王的敕书。两张敕书摊开一比，搞明白了，扭头就去质问马雄飞。

敕印怎么小一号？——假的！

马雄飞心里一万个鄙视：废话！小朝廷的敕印当然小一号！少见多怪！

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否则也太丢人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只听说过把地盘越打越大的，没听说过把敕印越刻越小的。自己好意思说，别人听着都脸红！

关键时刻，又是沐天波站出来化解危机。他掏出自己的征南将军印，戳了一个给缅方送去。这玩意儿从首任勋臣沐英一直传下来，两百多年都是一般大，该识货了吧？

妥了，是真的！

历经坎坷，好歹暂时安顿下来。但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朱由榔算是“久经考验”了，丁魁楚、刘承胤、孙可望，什么黑心的人他没见识过？

直到流亡缅甸，朱由榔才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缅甸国王莽达喇的黑，远非国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可比！

首先，“减负”是必须的。

朱由榔的“流亡朝廷”一窝蜂来了一千多人（幸亏马吉翔耍心眼整跑了一大堆，否则会更多），缅甸国小民弱，看着吓人，有必要做一下“减法”。

怎么减？遣返闲杂人等？——别逗了，没那工夫甄别又礼送。

——直接用刀剁！

其次，安置是简朴的。

缅方在阿瓦城郊外修造了十间草房，供朱由榔居住。其他人？管不着，自己想办法。

最后，见面是休想的。

朱由榔住在郊外，莽达喇住在城内，两人隔河相望，却老死不相往来。莽达喇连永历朝廷的使臣都避而不见，懒得搭理，更别说跟朱由榔会面了。

不见朱由榔，莽达喇有充足的理由。

其一，缅甸是天朝属国，莽达喇在朱由榔面前属于藩臣。但朱由榔混得跟叫花子似的，还跑自己家里赖着蹭饭，莽达喇实在是弯不下腰给朱由榔行礼。

其二，收留朱由榔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跟朱由榔会面，则意味着发生官方关系。看朱由榔这副熊样，应该是翻不了身了。万一今后清朝问起罪来，莽达喇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莽达喇搞的“三板斧”，让朱由榔的“流亡朝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坦然接受，毕竟一切还不算太坏。

——减法虽狠，好歹还能剩下几百号人。

——草房虽破，连安龙都不如，但勉强能遮风避雨，总比做“山顶洞人”强。

——国王虽绝，但见与不见，“流亡朝廷”都在这里，不离不弃，更何况还没礼可送，不见也罢。

永历君臣渐渐心安理得，但莽达喇并不打算让这帮叫花子得以安身，很快就使出了杀手锏——断供！

生活失去来源，昔日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抓瞎了，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众人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很多人都跟当地百姓做生意，官服扔一地，“短衣跣足，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呼庐纵酒”，受尽缅人的白眼和鄙视，多少换点钱花。

秋收之后，莽达喇似乎有点于心不忍，派人送来一批新稻谷。这群官员又为了抢粮大打出手，个个弄得披头散发、鼻青脸肿，将稻谷撒落一地，整个“流亡朝廷”丑态毕露、出尽洋相。

大势已去

得知朱由榔擅自出境，流落在滇西的李定国火冒三丈，急得干跳脚。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在木邦（今缅甸兴威，当时属云南管辖）碰面，两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朱由榔接回国内，将永历朝廷的“半旗”重新升回杆顶。

白文选立即率军赶赴边境线，并进入缅甸一侧。白文选两番派出使者与缅甸当地官员接洽，均遭缅方杀害。缅方认定这是一支“犯边”的流窜部队，派军前来袭击。白文选忍无可忍，朝着缅军一顿痛扁。

边境战报传来，莽达喇派人前去质问朱由榔，到底怎么回事。莽达喇都搞不清楚状况，朱由榔更是抓瞎。在缅方的逼迫下，朱由榔赶紧派人前去下达停火诏令，白文选只得撤回国内。

四月，高文贵、吴子圣部得知朱由榔逃往缅甸，也率部前来迎驾。遭到缅方阻止后，高文贵、吴子圣决定付诸武力，杀入缅境。缅方故技重施，逼着朱由榔下达停火诏令，两人也只有退兵。不久之后，高文贵病死，旧部被杨武收编后，于次年投降清军，吴子圣则于十二月初一在永昌投降。

永历军被清军打得到处乱窜，但对于孱弱的缅甸而言，这些“迎驾”的残兵败将还是相当吓人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获取缅甸方面的欢心，让自己继续在此苟延残喘，马吉翔、李国泰合伙忽悠朱由榔，给缅甸边关守将发去了一道敕令“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

李定国、白文选没这么容易糊弄，继续大搞“升旗”运动，不断派使者或军队前来“迎驾”。

永历十四年（1660年），白文选率军进抵阿瓦附近，与永历的“流亡朝廷”近在咫尺，但朱由榔再次屈服于缅方的威胁，下诏退兵。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国（今泰国）派使团前来联络李定国，请他前往暹罗国境内的景线（今泰国昌盛附近）休整，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帮助李定国收复云南。

患难见真情，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迅速成行，李定国一面派人前往暹罗国接洽，一面驻扎在缅甸境内加紧“迎驾”准备。

八月，李定国、白文选准备直接付诸武力，率军直抵洞乌，渡江出击。缅方提前得到消息，已做好阻击部署。李定国、白文选作战失利，被迫撤回洞乌。

当李定国正在积极筹划新一轮的“迎驾”时，白文选麾下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对前途丧失信心，合谋胁持白文选连夜脱离李定国部，回国向清军投降。

李定国心生疑窦，派儿子李嗣兴率兵暗中跟踪，并严令不得动武，自己带着主力尾随。张国用、赵得胜发现了身后的“尾巴”，故意将白文选先支走，两人在黑门限设伏，阻截“追兵”。

李嗣兴中了埋伏，准备发起反攻，被赶上来的李定国制止。李定国不忍手足相残，率部返回洞乌。

白文选等人继续向国境线进发，在半道上跟吴三省撞个正着。吴三省部此时相当凄惨，马死光了，很多士兵都光着脚。他们这是要去投奔李定国，共同坚持抗清斗争。

看到吴三省沦落到这步田地都如此执着，白文选掩饰不住内心的羞愧，甚至铁杆投降派张国用、赵得胜也受到感动。白文选与两人商议后，决定暂时停下步伐，派人前往木邦找李定国联络。

一个月过去了，派去的人依然没有消息。昆明的吴三桂接到情报，赶紧派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人率兵前去追赶白文选，双方在缅甸孟养相遇。

经历了这些波折，白文选在昔日挚友马宝的劝说下，率四千余人向清军投降，十三年后病卒。

与白文选分道扬镳后，李定国更加势单力薄，只得率残部前往泰国景线暂时休整。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苦闷而绝望的一代“战神”李定国给麾下部将留下“宁死荒徼，无降也”的嘱托，在景线永远闭上了双眼。

李定国去世后，除了靳统武病死（一种说法是被毒死）以外，包括李嗣兴在内的各将领均背离了李定国的临终嘱托，相继返回国内，向清军投降。

尘埃落定

在永历残部看来，朱由榔就是一面旗帜，没有他就没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李定国一门心思想“迎驾”，只是纠结于如何才能成功。而在清军内部，这种纠结要复杂得多。

从朱由榔跨出国门的那一天起，昆明的清军将领便在激烈争论着一个话题：是否要出兵缅甸，逮朱由榔回国？

多尼、罗托、赵布泰等满族将领认为，朱由榔已成“死鱼烂虾”，无论他回国与否，天下形势都不大可能发生逆转，不如任其自生自灭。

做此决断，绝非满族将领心生恻隐。逮朱由榔，嘴上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路途艰险，后勤补给困难，水土不服，瘴气比两广还严重；清军在云南尚未完全立足，等等等等。总之，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们不去。

吴三桂是汉人，对汉民族的坚韧性是非常了解的。他坚持认为，斩草务必要除根，否则“春风吹又生”。不剁掉朱由榔，此次进剿就不彻底，复明的势力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

昆明达不成共识，只有让朝廷来决断。经清廷兵部会商，于六月初做出了正式决定：

第一，朱由榔必须被逮回来受审。

第二，多尼麾下的宜尔德部留守昆明，其余进剿西南的八旗兵“收工”回老家。

第三，洪承畴移镇昆明，全权负责进军缅甸逮朱由榔事宜，由吴三桂部具体执行。

躺着也中枪，洪承畴相当抑郁。将没事找事的吴三桂臭骂一通以后，洪承畴向朝廷上了一本奏疏，力陈进军缅甸面临的困难。

——经此次战乱，云南破坏严重，粮食紧缺。（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

——李定国等永历军残部还在滇西作困兽之斗，各地土司也不稳定。

洪承畴认为，等明年秋收之后进兵比较稳妥。清廷会商后批复同意，进军缅甸事宜暂时搁置。

暂停用兵，不代表暂停逮回朱由榔的部署，清廷还另有“妙计”——通过外交手段向缅甸方面施压。

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洪承畴奉清廷之命，致书缅甸当局和蛮莫土司，要求对方尽快交出朱由榔、沐天波、李定国。

从受命部署逮捕朱由榔以来，洪承畴的内心从来没有平静过。他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逮住，更不希望朱由榔被自己亲手送上断头台。

此时此刻，洪承畴想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有直呼“见鬼”的左懋第，有临死也要将他痛骂一番的黄道周，有只为“死于明处”而前来赴难的王之仁，有江南人留下的那句“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还有很多很多，他想不过来，也不敢再想。

他摊开双手，上面仿佛沾满了淋漓的鲜血。他抬头仰望，无数双眼睛悬在空中发出仇恨的目光。他赶紧闭上双眼，无数张鄙夷的面孔又在脑海里回荡。

在等待缅甸方面回音的这些天里，洪承畴做了很多梦。他梦见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为他举行祭祀大典，梦见史可法惨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梦见大江南北遍地哀号，梦见永历皇帝朱由榔人头落地，鲜血溅了他一身……

洪承畴被朱由榔的鲜血激醒，才发现那不过是全身上下浸透衣衫的冷汗。他病了，病得很重，以至于不能再继续完成朝廷托付的使命。

十月，洪承畴得到朝廷批准，返回北京调养。六年后，早已被清廷冷落的洪承畴在北京郁郁而终。

洪承畴离开昆明后，清廷任命吴三桂留镇云南，实际上取代了洪承畴的地位。从此，吴三桂便以“云南王”自居，野心也逐渐膨胀，为后来起兵反叛埋下了伏笔。当然，吴三桂挑起的“三藩之乱”与“反清复明”无关，虽然他打着“复明”的旗号。

缅甸方面一直没有回话，清廷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由于长年用兵，财政相当吃紧，郑氏集团又在台湾站稳了脚，再加上天下初定，清廷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从通盘来考虑，清廷准备放朱由榔一马，任其自生自灭。但是，以“云南王”自居的吴三桂不希望自己的身边埋着这么一颗大炸弹，竭力上疏奏请进军缅甸。

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清廷经反复会商后，原则同意了吴三桂的意见。为稳妥起见，又派麻勒吉等人前往昆明与吴三桂详细商讨。八月，清廷正式作出进军缅甸的决定，调爱星阿部八旗兵南下入滇，配合吴三桂作战。

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吴三桂大军尚未出动，缅甸国王莽达喇便派使者前往云南，与吴三桂接洽。缅方同意交出朱由榔，同时也提出了条件，让吴三桂派军与缅军合击李定国、白文选等永历军残部。

吴三桂认为，机会倒是不错，但时机不恰当。（虽机会甚佳，而时序已过。）反复权衡之后，吴三桂只令永昌、大理的边防部队到边境线上敷衍一阵，给缅甸方面一点面子，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昆明的吴三桂正在积极筹备出兵，缅甸国内却发生了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莽达喇的弟弟莽猛白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莽达喇后自立。

这件事属于缅甸内政，本来跟寄居流亡的朱由榔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莽猛白偏偏要找朱由榔索要贺礼。

——绝倒！朱由榔就是蹭饭的叫花子一个，找他索要礼金，不是硬逼着公鸡下蛋吗？

其实，莽猛白想要的并不是钱。他壮着胆子干这么一票，未免有些心虚。莽猛白的本意，只是想让朱由榔配合一下，借他“宗主国国君”的身份走个形式，给自己增加一点政治筹码。

朱由榔这次却一反常态，决心代表“宗主国”主持公道，不受其请。（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贺。）

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莽猛白比他哥还要阴狠。

七月十九日，莽猛白以“吃咒水盟誓”的名义，将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数十名流亡的永历官员忽悠到阿瓦杀害。随后，莽猛白指使手下大肆抢掠朱由榔住所的财物和女子，导致包括两名贵人在内的百余人当场自缢而亡。在这个落败不堪的“流亡朝廷”聚居区，一时间“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惊闻数十里”，“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缢于树者，累累如瓜果”，史称“咒水之难”。

朱由榔蒙此大难，吓得躲进屋中瑟瑟发抖。惊恐之余，朱由榔又担心下一个受辱的会是自己，便到处找绳子准备上吊。侍卫总兵邓凯及时发现，苦劝而止。

触目惊心的场面一发而不可收拾，莽猛白担心手下误伤朱由榔，缅方没法向吴三桂交待，方才出面制止了残暴的行动。两天之后，缅方清理了作案现场，又给幸存的永历君臣补给了一些粮食和日常用品。

为了防止朱由榔自尽，莽猛白又编造借口，说这次“打砸抢”是群众自发的，根源在于李定国、白文选擅闯缅境残杀百姓，与缅甸国王和朝廷无关。（缅王实无此意，盖以晋、巩两藩杀害地方，缅民恨入骨髓，因而报仇尔。）

事到如今，朱由榔已经彻底绝望了。跟随他流落异国的大臣基本上被杀个精光，朱由榔无可依靠，只能苟延残喘，苦苦等待一个终结。

吴三桂并没有让朱由榔等得太久。八月二十四日，吴三桂、爱星阿分兵两路从昆明出发，前往缅甸。

十一月初九，吴三桂的前锋抵达木邦，吴三桂、爱星阿联名致书莽猛白，要求无条件交出永历君臣。

“无条件”的要求让莽猛白有些犹豫，索性不置可否。但是，吴三桂的大军不是李定国的残兵，以缅军的实力，想硬撵恐怕是撵不走的。

十二月初一，没有得到回音的吴三桂率大军进抵阿瓦，准备对缅甸付诸武力。兵临城下，莽猛白不同意也得同意，否则自己会做朱由榔的陪葬。两天后，朱由榔、朱慈烜父子等人被缅方移交给吴三桂。

需要说明一下，缅方交给吴三桂的，只是朱由榔父子及后宫的少数几个人。跟随朱由榔出国的有上千人，在“咒水之难”中被杀掉了相当一部分，剩下的哪儿去了呢？

他们依然留在缅甸，并以此为家，自成一脉地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昔日流亡的后人最终成了缅甸新的民族——果敢族。

扯远了，继续说朱由榔。

永历十六年（1662年）三月十二日，朱由榔等人被押解回昆明，准备押往北京受刑。吴三桂上疏朝廷，认为昆明到北京路途遥远，风险太高，不如就地解决，清廷批复同意。

但是，到底让朱由榔怎么死，朝廷却没说。汉人杀汉人，你吴三桂自己看着办吧。

为了彻底瓦解抗清势力的士气，吴三桂准备将朱由榔处斩，但爱星阿有不同意见。

爱星阿认为，清廷给崇祯皇帝发丧、祭祀，却把永历皇帝一刀剁掉，同样是皇帝，待遇差距未免太离谱。满人在中原不是待一天两天，时过境迁之后对天下的“臣民”不好交待。（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

满族将领爱星阿发话，身为汉臣的吴三桂不好违拗，但仍然心有不甘，最终只采纳了一半。——留全尸可以，自尽不行！

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被行刑手用弓弦勒死于篦子坡（百姓后来改称其为“逼死坡”），随即在北门外焚化，并捡大骨送回朝廷交差。云南百姓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坟为幌子，搜集朱由榔的部分小骨葬于太华山。

朱由榔死了，很难说得清楚，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命赴黄泉的。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年份里，郑成功、鲁王朱以海也紧随其后，在无垠沧海的涛声中长眠。

尘埃落定，一个王朝的时代宣告终结！

赘言小人物

南明应该画上句号了，但我还想再说一说张煌言。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如果一切太平的话，他或许能挤入官场，像父亲一样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平平淡淡了此一生。或许，他还能成为一位诗人，闲暇之余，赞美一下大好山河，感慨一番怀才不遇。

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张煌言也不例外。金戈铁马、浪迹沧海，成了这个柔弱文人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虽说时势造就英雄，但张煌言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小人物。

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是作为监军接应苏松提督吴胜兆的起义，结果出师不利，遭遇飓风，自己险些丧命，最后奇迹般地“得间行归海上”。

他人生的高潮，是与郑成功一起发动长江战役，打着“延平王”的旗号在南京上游感召正义的力量，结果成为“弃子”，历尽千辛万苦，辗转两千多里才回归大海。

大海是他的家，而他不过是沧海一粟。

张煌言想做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却安于自己的卑微，在钱肃乐、张名振、郑成功、朱以海等人的光环下和背影里，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当昔日耀眼夺目的光环黯然失色，当曾经雄伟豪迈的背影随风而去，在张煌言的内心，信念的丰碑也随之坍塌。深感回天无力之时，他解散义师，到一座孤岛上“结茅而处”，要在一片汪洋中了此残生。

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成了阶下囚。面对敌人的招降，张煌言与很多忠贞不屈的义士一样，做出了掷地有声的响亮回答：“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初七，张煌言在杭州“挺立俟死”、“坐而受刃”，葬于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被后人誉为“西湖三杰”之一。另外两杰，一个是岳飞，一个是于谦。

有人说，凭张煌言的阅历与功绩，恐怕很难与岳飞、于谦相提并论。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盖棺未必就能论定，功过永远有待商榷。唯有信念和才华，能够穿越时空，激荡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铭记张煌言是一位质朴而悲壮的诗人，足矣！

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就借用张煌言临难时所作的一首诗画上句号吧：

义帜纵横二十年，

岂知闰统属于阗。

桐江只击严光鼎，

震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

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人臣事，

何必千秋青史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那些事儿／洪兵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13-3306-3

Ⅰ．①南…　Ⅱ．①洪…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0974号

南明那些事儿

著者／洪　兵

出版人／方　鸣

特约监制／刘　峰

选题策划／郑英祖

责任编辑／青　阳

装帧设计／壹诺设计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mm×970mm　1/16

印张／22.5

字数／300千字

印刷／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13-3306-3

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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