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传
Author: 奥利维耶·托德
Date: 2010-10-15 02:06:39.327000+00:00
Keywords: 传记; 加缪; 法国; 人物传记; 奥利维·托德; 外国文学; 文学; 人物
Description: 阿尔贝·加缪（1913-1960），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既是文学名著《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第一人》，也是思想论著《西西弗的神话》，尤其是《反抗者》的作者。 这部精彩的《加缪传》出自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奥利维耶·托德之手，采用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加缪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真实生动地还原了一个杰出作家短暂而又丰富卓越的一生，而且有助于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其艺术的独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
Publisher: 商务印书馆

加　缪　传

〔法〕奥利维耶·托德　著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2010年·北京

Olivier Todd

ALBERT CAMUS UNE VIE

Éditions Gallimard et Olivier Todd，1996．

本书根据法国伽利马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传/（法）托德著；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986-1

I．加…　II．①托…②黄…③何…④龚　III．①加缪，A．（1913～1960）—传记　IV．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103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加　缪　传

〔法〕奥利维耶·托德　著

黄晞耘　何立　龚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986-1

2010年　月第1版

2010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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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元

目录

作者前言
1．军籍编号17.032
2．“小家伙，你被录取了”
3．沉默与词语
4．形而上学与政治
5．白袜子
6．“心灵小片断”
7．行动的诱惑
8．英雄主义与“重要的废话”
9．与马克思无关的圣奥古斯丁
10．萨尔兹堡通信
11．156与157号座位
12．“不服从领导的成员……”
13．知识阶层的无产者
14．一位兄长
15．战斗报
16．读者俱乐部
17．“屁股、悠悠球与蠢妞”
18．布伊斯维尔的一处海滩
19．流亡
20．逃难
21．暂住奥兰
22．“一部重要作品”
23．哪种荒诞？
24．短促的呼吸
25．抵抗的决定
26．甘蓝与抵抗
27．18万份
28．新的战斗
29．朗贝尔们
30．三条河上的岛屿
31．“恐怖”
32．种种苦涩
33．“亲爱的同志”
34．“独一无二的女人”
35．三个朋友
36．“链霉素40克”
37．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花园一侧
38．院子一侧
39．反抗
40．“小汽艇”和“装甲舰”
41．“在玻璃球中”
42．1954年11月1日
43．“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
44．囚徒的叫喊
45．黑心的银莲花
46．沉默之路
47．代价
48．一位“近视眼”？
49．“我不喜欢重复”
50．教堂大街
结语
人物索引
注释
参考书目

作者前言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从一开始就拒绝别人为他写传。《局外人》的作者则从未忘记自己是希望置身局外的加缪，生前一直保护着亲人和自己的私生活。腼腆的他对任何传记作者笔下的传记性内容都怀有戒心。对于问及他身世的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热尔曼娜·布莱、罗歇·吉里约和卡尔·维吉亚尼，加缪只透露了为数不多的情况。

1978年，赫伯特·劳特曼（Herbert Lottman）为加缪写了第一部传记，侧重介绍了加缪作为一个人的生平，而我在尝试勾勒出加缪的形象时则提醒自己他首先是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调查过程中，还是在与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美国人、英国人的交谈中，或者在研究私人和公共档案（藏于埃克斯的殖民地卷宗或藏于莫斯科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过程中，我经常感觉自己仿佛行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探索一个创作者谜一般的心灵，就好比想要拼出谜底最后的数字。加缪曾言：“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如何才能理清一段命运的乱麻，又避免在每一个缠结处将最脆弱的线索剪断？

这部《加缪传》只是我所勾勒出的某种生平传记。关于每个人都可能写出上百种传记，J．-B．彭塔利斯（Pontalis）曾如是说。我希望本书已经着重介绍了加缪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时刻与人物。书中引用了一部分熟悉加缪之人的回忆材料。一个知名作家生前会有一些真敌人，死后还有几乎同样多的假朋友。历史学家、法官、传记作家都会遇到证据不够确凿的问题。加缪去世已经35年，该是筛选材料的时候了。他生前的某些密友直到今天仍然鲜为人知或不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出于友情或爱情上的谨慎而隐姓埋名。加缪去世后，部分亲属吐露了一些隐情，但在1979年12月24日加缪夫人弗朗西娜亡故之前，他们出于礼仪上的考虑必须有所保留。

加缪曾将自己部分手记的打字稿交给了吉里约，后者评论说“那是加缪创作的内幕”。我使用了这些手记，但不时感到加缪在写它们时心里已经顾忌到了后人的评说，因此写来并不像纪德的日记那么饶有趣味，而是更多地带有萨缪尔·约翰逊向鲍斯韦尔（Boswell(2)）讲述自己生平时的那种谨慎，不过他倒也没有像佩皮斯（Pepys(3)）或雨果那样用速记编码之类方式来记录自己的观察、思考和艳遇。在其书信里，加缪除了记下吉里约所说的那些“内幕”之外，有时还会站到台前。我曾蒙特许读到或者有幸发现一些加缪未曾发表过的书信，其中的内容展现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加缪。信件本身的真实性既不能确定作者所言的真诚，也不能确定其虚假，但由于没有过多的雕琢修饰，至少能够告诉我们作家想要传达给收信人的情感、想法和信息。加缪的作品及其书信是相互交叉的，彼此都具参照提示价值。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作者已经发表的文本作为其传记的材料，同时避免对这些文本进行过度或草率的阐释？加缪曾断言：“以为凡作家必定会写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并在书中描写自己，那是浪漫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一种幼稚想法。一个人在作品里讲述的往往是其怀旧的历史或者愿望的历史，几乎从来都不是他本人的历史。”这里的“几乎”二字分量很重，况且怀旧与愿望的确能给作家提供不带酵母的面团。撇开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成功不论，加缪的作品看上去带有很强的传记性质。了解他的罗歇·格勒尼耶就曾提到加缪所戴的“面具”，一种过滤他人目光的面具。

有人曾在1959年问过加缪：“您认为法国的批评家忽视了您作品中的哪些方面？”他答道：“那些晦暗的部分，我身上的那些盲目和本能的东西。法国批评界感兴趣的首先是观念。”这句关于他自身的话是对法国批评界的一个严厉概括，尤其是在1930年至1960年法国那种既丰富多彩又沸沸扬扬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语境中。

加缪20岁时曾说过：“正如一个作家之死会让人夸大其作品的价值一样，一个人的死会让人高估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其实，那也可能让人低估他的地位。在法国这个盛产文学的国度——在武器和法律的生产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一个名人刚去世时，大家都乐意表达对其赞美有加的哀悼。但是常常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开始不断地诋毁曾经亲热相称的故人。

加缪生平写作的第一部小说——那时他22岁——在其去世11年后出版。他在小说中这样谈到麦尔索Mersault（当时还不叫默尔索Meursault）：“就像搓揉一块热面包那样，他想把自己的生活抓在手中。”一部传记仅仅是一种尝试：我在本书中试图勾勒出一位作家在工作时的姿势、他的双手、他的内心世界，试图还原加缪各种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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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记者、自传作家。——译注

(2) 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英国回忆录作家，代表作有《萨缪尔·约翰逊传》。——译注

(3) 萨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兼海军行政长官，以速记方式写成6卷著名日记。——译注

1．军籍编号17．032

“圣保罗农庄的葡萄今天上午10点收获完毕。”[1]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用紫色墨水写道。收获葡萄好似一场战斗。吕西安·加缪打量着他的战场：“我想收成会超过一千公斤……．-．．-．．-．．-．．”：他用标点符号来修饰自己的句子。

这封信写于1913年9月22日——他两次强调是深夜12点半——，地点是君士坦丁地区（le Constantinois）(1)孟多维（Mondovi）附近占地304公顷的圣保罗农庄。收信人克拉西奥先生是于勒·李科姆父子商行的葡萄酒批发商兼出口商，该商行与阿尔及尔的鲁恩公司共同构成的葡萄酒帝国，规模相当于波尔多的夏尔特龙公司。阿尔及尔位于孟多维西面420公里。吕西安·加缪在信中提到，那一天的凌晨两点钟他还在记账。他的笔迹为斜体，大写字母写得又宽又大。这位酿酒工的书信内容铺陈在一张信笺上，上方标有“圣保罗农庄，伊夫·肖巴尔·德·贝兰基耶，农庄主”字样。

圣保罗农庄的酒库、酿酒桶、榨汁机、抽汁泵和成品葡萄酒与附近的“宪兵帽农庄”遥遥相望。两家农庄之间，国家公路穿过一片平原将孟多维镇与圣奥古斯丁曾经生活过的波纳市连接起来。在法国人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工兵部队在一个叫作德莱昂的地方建立了孟多维兵营，往东40来公里就是法国保护地突尼斯的边境线。

在被当地人叫作“鲁阿玛”的法国人到来之前，波纳的旧称是阿纳巴。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作为法国化政策的一部分，当地的居民区都改成了法国名称，或者至少以某次法国人获胜的战役命名，例如孟多维。(2)这种对地名施行的行政洗礼，使低价收购、征用或盗窃当地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公共土地的行为神圣化了。孟多维与波纳之间，有一条单线铁路与公路平行。圣保罗农庄与宪兵帽农庄属于孟多维区，但与杜泽维尔小村庄的房屋毗邻。

在另外一封信里，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解释自己对宪兵帽农庄主管贝拉尔先生说过的话，后者因为觉得地位受到威胁而不安：“他问我到宪兵帽农庄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来是为了负责肖巴尔酒窖的事，借这个机会，也要帮一把宪兵帽农庄。”吕西安·加缪被派到圣保罗农庄和宪兵帽农庄工作，它们是“阿尔及利亚暨突尼斯法国农场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为经销商李科姆公司供应葡萄酒。[2]他住在圣保罗一所低矮的房子里，地面是夯实的泥土，背靠着酒窖的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

乌埃德·赛布兹河在几百米外蜿蜒流过。吕西安没有时间去钓鳗鱼和鲃鱼。绿色、橙黄色或者裸露的葡萄园起伏延伸，直至埃杜高地以及那里的橡树-软木林。《蓝色旅游指南》告诉游客，在君士坦丁地区，好客的“土著居民大量繁殖”。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包括三个法国海外省和一个由总督管理的移民地，1911年人口统计在册的有752043名“非穆斯林”和4740526名“穆斯林”：“土著居民”比祖籍欧洲的侨民多出了6倍。

吕西安·加缪1885年出生在阿尔及尔省的乌莱德-法耶，是最早一批法国移民的后代。他既非佃农亦非农场主，而是一个领工资的雇员，类似于法国的工头。宪兵帽分公司的6万股份他一份也没有。此前他曾经帮人干过送货和押运的差事。

在葡萄酒农庄，位居顶层的是农庄主，然后是主管、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葡萄收获之后负责酿造的酿酒工。剪除赘芽、修枝和酿造环节是下层白人的特权工种。有人向朗东总督(3)提到曾经有过一个“土著”酿酒工。葡萄园的工人居住在农场附近，帐篷与木板搭成的简陋房屋挤挨在一起。打短工的大多来自当地体面的部族，例如贝撒拉、德里德、乌阿拉萨。被拘押的犯人劳工晚上要返回监狱。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一起工作，但彼此很少来往，除了在波纳的妓院里。一个例外是在孟多维有个叫马尔切恰的制造马车的铁匠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女人为妻。侨民们称呼当地人要么是土著，要么是穆斯林，有时候也叫阿拉伯人，很少称呼卡比尔人。

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推荐一个想从圣保罗转到宪兵帽农庄做工的穆斯林雇员：“那个叫拉巴·乌斯塔尼的每晚在我这儿干滤酒的活儿，几天前他离开农场想转到公司里做事，临走时他问我要了公司的地址。我觉得不应该拒绝给他地址，尤其考虑到整个农忙期间他为我干活儿很卖力。依我看他是一个很棒的工人，如果您能试用一下，他会好好干的。”随即又加了一句：“请相信尽管他是一个土著，但比起那个唆使他夜里胡乱应付滤酒的卑鄙家伙来，他要能干得多。正是因为拒绝了那个家伙的唆使他才被迫离开。”

荫凉处气温都高达38度，1913年的夏天很难熬。“鸟儿们都不出声了，”吕西安·加缪漂亮地写了一句，“天那么热，葡萄酒都带了一股热烘烘的水塘味儿。”他要跟西罗科热风，以及“鸽子蛋大小的冰雹”搏斗。葡萄收获前，他担心酿酒桶不干净；收葡萄时，担心发酵出问题；收获后又担心储存库不干净。他的红酒度数可能会是12度，今年的紫葡萄品种酿不出玫瑰红酒。自打几个月前来到孟多维，吕西安·加缪就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酿红酒的桑松品种或酿浅红葡萄酒的蒂布西品种都很有名。他在圣保罗农庄也生产供食用的葡萄，其中夏斯拉葡萄要比麝香葡萄更早成熟。

1913年9月，28岁的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等待着怀孕的妻子为他生下后来取名吕西安·让·艾蒂安的儿子。这个即将做父亲的人有一双蓝眼睛，头发与眉毛是褐色的，前额裸露，嘴巴中等大小，蓄着胡子。此前军医曾量过他的身高为1米68，这在那个时代的男人已经是个不错的身高。作为二等兵，1907至1908年他曾随朱阿夫军团第一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带艰苦跋涉，军籍簿上称他是“马车夫”。刚满周岁他就成了孤儿，被兄长姐姐们送进一家孤儿院。他的祖父或外祖父中有一方大概来自波尔多莱，(4)曾祖父一辈祖籍可能是阿尔代什，(5)穷苦人是不大清楚自己家谱的。加缪一家人相信自己祖籍阿尔萨斯，因为一个来自阿尔萨斯或洛林的不幸的政治流亡者，要比一个来自布列塔尼或波尔多莱地区的穷苦人更体面一些。1910年11月13日，吕西安·奥古斯特娶了比他大三岁的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为妻，三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吕西安·让·艾蒂安出生。在下层欧洲人中间，未婚先孕引起的反感不像在穆斯林中那么大。

波纳是君士坦丁省下辖的一个专区，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港口运输、葡萄酒贸易、一座墓穴为意大利豪华式样的墓地以及当地人对神明的不敬。他们用“凭着你死去亲人的骨头”这样的话来起誓，礼貌一点的则说“凭着你的尸骨起誓”。如果谁“家里刚死了人”，则不会有人向他提起私人的话题。[3]

1913年的这个秋天，卡特林娜·埃莱娜带着儿子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从阿尔及尔来到波纳，又挤在一辆堆满行李和家具的马车上到了圣保罗。此后不久，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透露说：“家里情况不太好，小家伙和他母亲都得了本地的疟疾，我真是倒霉，不过最近两天情况略有好转。”污浊的风加上蚊子，将疾病从腐臭的沼泽和费特泽拉湖带了过来。一些人因为患上疟疾而死去。有人建议用奎宁硫酸盐来对付疟疾。孟多维的居民回忆起50年前的霍乱和鼠疫曾经夺走了当地一半欧洲移民的性命。

吕西安·加缪与他手下工人的关系不太好。他曾“两次被那个土著司机威胁”，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从未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当地的欧洲人也令他不安，他必须让他们接纳自己。“说真的，这些波纳人尽管看上去都温顺得像羔羊，但骨子里却像狐狸一样阴险狡猾。”[4]

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了一趟孟多维。那里的小孩们紧紧抓着他的马车。他让他们松开手，“嗨！让开！”吕西安·加缪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5]11月8日，他在两名证人的陪同下到市政府申报了此前一天他第二个儿子的出生。[6]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单名：阿尔贝。每40个法国男子中就有一个名叫阿尔贝。[7]在出生登记册上，阿尔贝·加缪的名字位于两名哈迪贾（天竺葵）部落的穆斯林女孩之间。第一个证人叫皮罗·让，出生在撒丁岛，自称是商人，实际应该是一名菜农。第二个证人叫弗朗多·萨尔瓦多，出生在孟多维，自称是雇员，帮食品杂货商查马代外送粗面粉和面团。而吕西安·加缪本人，登记册上注明是“祖籍法国”。

当年工兵部队的工程师制定了孟多维的规划图，将城市分为20个住宅区，每个区12栋房子。这座小城如同一张长方形的床，四个角上矗立着以法国将军名字命名的堡垒：克罗泽尔、比若、内格利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此设立了市政府、邮局、税收站、民事监狱和宪兵署。为法国裔小孩开办的学校是男女分开的。蒙多维人建起了咖啡馆、滚球场，组织了两家狩猎协会，打山鹬、猞猁，有时还会打到一头豹子。服兵役时就是优秀射手的吕西安·加缪很想打猎。人口统计记载孟多维区有938名欧洲居民和4869名穆斯林。这些“土著”常常不申报他们孩子的出生。法国公民中包括几个犹太人，其中有马口铁工匠盖·塔伊卜·达乌伯。君士坦丁地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蔓延到孟多维。

1913年11月，省里办的共和派日报《波纳的觉醒》正在连载大仲马的小说《萨尔瓦多》，市剧院上演的是《风流寡妇》，而伊甸影院则张贴海报放映喜剧片《破碎的指环》。加缪一家没有利用农庄的汽车去外出消遣。当时一个铁匠每天挣6个法郎，一个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或者一个像吕西安·加缪这样经验丰富的酿酒工每天挣10到20法郎，四缸的雷诺112HP型轿车要卖4900法郎。

该省非“土著”的居民要选举出管理公共基金的财务代表。内政部长从巴黎下达选举指示，填写选票时，“人们习惯于用铅笔”，部长要求用蘸水钢笔取代，在秘密写票室填写选票并用吸墨水粉吸干。

1913年11月11日，《觉醒报》刊登社论怒斥“新任德国副领事住处的旗杆上……那面硕大崭新的德国国旗。……为什么要如此炫耀？要知道我们可怜的阿尔萨斯-洛林兄弟稍微挂出法国国旗的一角都会遭到攻击、殴打和惩处。”

农场主和酿酒工都与跑运输的以及波纳的海运公司商谈生意。[8]吕西安·加缪预计宪兵帽农庄能出产300万升葡萄酒，圣保罗能出产100万升。酒桶装满后，他很警惕运价的浮动，委托一个拥有马耳他式翻斗马车的“阿拉伯人”帮他运送，估计运到杜泽维尔火车站每桶的费用是20生丁。从事政治的上层殖民者贝尔塔格纳家族此前已经修建了铁路。

在通向波纳的铁路两侧，成排的芦苇挡住了西罗科热风，使番茄、豌豆和芸豆得以免遭侵袭。晚上10点左右从孟多维出发的牛车，次日凌晨4点能到达波纳。汽车是殖民地特有的高底盘车，后排两侧都装有双轮胎，在扬起的尘土中超到了牲口车队的前面。吕西安·加缪也跟那些跑运输的汽船主谈价，他们的船都起了动听的名字：茜尔维亚号、奥古斯特议会号、花神号、卡比利亚号。他在写给克拉西奥的信中说：“大西洋轮船公司办事处的头头求我转告您，如果您有货物要运到阿尔及尔，他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替您办好，因为他们公司在这条线上没有加入运输工会。”吕西安·加缪有时要“反复打上四次电话”，他没有时间欣赏和阿尔及尔港湾一样美的波纳港湾。波纳人有这么几句民谣：

每天早上
风骚的波纳港
都要打扮梳妆

波纳是美丽的。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都飘荡着本民族小说家们所讴歌的茉莉花和桃树的香气，但这些小说家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各种难闻的气味：在波纳和其他城市的许多街区都能闻到小便味。印度美轮美奂，可是散发着粪便气味；波纳景色优美，可是散发着尿骚臭。吕西安·加缪在波纳逗留期间一直在旅店、码头、栈桥和飘着轮船烟雾的港湾之间来回奔忙，没有心思去观赏那些带锻铁栅栏的房子、那座丑陋教堂的台阶、建筑的拱廊以及阅兵场。据波纳人说，民族林荫大道上一棵角豆树的根一直深扎到地下上千米。东方旅馆或冈布里努斯啤酒馆里，有人正在做着大笔买卖。

回到农场和农庄，吕西安·加缪又重新面对冲突：“圣保罗的主管冲我一脸的不高兴，因为李科姆公司只要了他131桶葡萄酒的货。”可敬的克拉西奥训斥了那个主管一顿。吕西安·加缪埋怨克拉西奥：“您上次去巴黎时对他有些严厉。……我请求您什么都不要流露出来，就是说不要像上次那些威胁蔑视他，要知道这个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吕西安·加缪每天有16到18个小时要花在装桶、过滤和计算柠檬酸的含量上，他监督着一个令人不放心的主管和一帮雇工，他们中部分人干活认真、部分人则偷懒。

1913年的11和12月，巴黎的国民议会正在讨论一部新的殖民地土著管理法案。这部法案的上一稿颁布于1904年。《阿尔及尔回声报》刊载了法学院教授埃米尔·沙文的大量文章。沙文断言，跟“土著人”打交道，“我们面对的是一帮自行其是、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殊民事法律的群体”，他们的司法体制有时听凭行政官员武断判案，应该将其改为由治安法官审理案件。当时一个称职的工人每天约挣1个法郎，而一些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所受的处罚从1至15个法郎不等，其中包括“土著人”拒绝提供被征用的运输工具、不向民政部门申报家里的孩子、收容流浪汉、砍伐树木、拒绝履行看管义务等等。如果“土著人”密谋危害国家安全，则处罚金额还要更高。[9]

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赞同对土著的粗暴惩处。一年之前，当时的总督在157号通报中曾反省有关强迫土著人巡逻的法令：“强迫一个土著人……夜里撇下自己的帐篷或茅屋不管去为一个生活舒适的法国移民守护住所或财产是不公平的，……况且也许没有任何人去帮这个土著守护他的亲属或财产。”[10]阿尔及利亚一批为数不多的法国人对该巡逻法令表示抗议。当地社会并非像有人误解的那样简单地分为欧洲移民和“土著人”。1913年12月，人权同盟与盖勒马专区区长进行论战，后者针对人权同盟发起一项有关土著人数量的调查。一家名为《阿尔及利亚呼声》的报纸发出了战争呼喊：“下层移民的利益与土著无产者的利益绝非无法调和。……必须使他们团结起来，反对由议会殖民政策、银行家以及大农场主推行的可耻垄断。”《阿尔及尔回声报》刊登的一封信反映出某种倾向于家长式统治的自由主义。先是积极表态：“我肯定不属于将土著人视为低等种族的那类人”，随即话锋一转：“不过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我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未成年人。”[11]沙文教授赞成现任总督吕多签署的一份通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目的，是“用文明和理性取代野蛮与宗教狂热，也就是各种族的同化、统一与法国化。”[12]英国人在其帝国内坚持他们不明言的优越性以及种族差别政策，部分法国人则相信从长远看土著应该成为平等的公民，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沙文宣称，法国“要强有力地维护法兰西的至高无上，不让那些未加入法国籍的土著议员参加市长选举。……对于那些已经加入法国籍的土著人，赋予其仍然顽固坚持在我们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之外行事的政治权利，这样的想法法国不能接受。”这些激烈的观点发表于1913年12月17日，阿尔贝·加缪当时刚出生一个月。此前一天，国会议员在巴黎表示他们“关于阿尔及利亚事务所能得知的情况非常之少”。

冬季里，吕西安·加缪又在继续他的计算：“我现在有1543个空酒桶，而发货时将会有满满1553个。”作为公司的模范雇员，他会自己想办法弄到缺少的那10个酒桶。他向当地宪兵及火车站站长免费提供葡萄酒，他们中会有人帮他偷到那些酒桶。他又算了一遍。当手下有人干活马虎时他会当面指出。“我担心全部活儿干完之前会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在整个白天以及夜晚的一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警惕。”

1914年开年不顺，吕西安在1月4日写道：“我打算趁天气好转的时候搬家，几天来这里下着倾盆大雨，……酒窖四周全是泥泞，连酒桶都没法洗。”他的手受了伤，马上给公司交上去一张医生证明。由于被征召服一个兵役期，他请求李科姆公司向指挥朱阿夫第一团的上校说情，把服役期推迟到农闲季节。

疟疾威胁着母亲与两个儿子，吕西安·让·艾蒂安3岁，阿尔贝只有8个月。7月14日吕西安通知克拉西奥：“我谨告诉您，鉴于我家人的健康状况，我准备让他们月底搬回阿尔及尔。”

再次被朱阿夫第一团征召之后，吕西安·加缪回到了驻扎在君士坦丁省的部队。德国已经向法国宣战。8月4日，两艘在地中海游弋的德国巡洋舰炮轰了波纳。有谣传说德国人要夺取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将会重新得到原有的土地……军政负责人因为害怕发生暴动而禁止了各种集会。

身着军装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法国有意外发现。一个名叫梅萨利·哈吉的被法国本土“彬彬有礼与亲切的”人际关系所感动。“我们在城市里有时需要打听一些事情，被问到的男女老少都会热情地给我们帮忙，……他们称呼我们‘您’和‘先生’。对这样的尊重我们感到不习惯。”[13]

吕西安·加缪穿着朱阿夫军团的制服，上身坎肩，下面是红色灯笼裤，头戴小圆帽，看上去很精神。报纸在一片好战声中描写了快乐的出征场面。打到柏林去！要割掉的不仅仅是威廉二世的胡子！敌恶我善、妖魔化德国的论调充斥着宣传机器，连知识分子也都一片狂热。雅克·里维埃尔写道：“德国人心灵的麻木……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削弱。”[14]在德国，托马斯·曼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地报纸社论预言，法国军队在几周内就会战败。一个名叫奥古斯特·罗比内，又名缪塞特的记者，描写了1914年8月军队从阿尔及尔码头登船的情景。“好家伙！码头上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码头大道就像一个大剧场，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我们乘坐的轮船是‘东方号’，那些人不是把它停泊在便于更快上船的趸船旁边，而是老远地泡在军港里。”缪塞特没有加入好战的陈词滥调大合唱，而是写道：“妇女们和女孩子在哭泣，其中一个已经哭得死去活来。”[15]那些与军籍编号为17．632的吕西安·加缪一样的普通士兵，待在船舱最底部，以芸豆和牛肉作为口粮。在海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士兵们呕吐了一地，厕所也堵了。

吕西安·加缪所属朱阿夫第一团的士兵乘坐“拉马萨号”轮船抵达塞特，又在纳博讷转乘火车，到马西-巴莱佐下了车，穿过巴黎，然后，按照“朱阿夫第一团行军与行动日志”的记载，投入到“追踪德国军队”的行动中。[16]朱阿夫军团的红灯笼裤士兵给德国的马克沁机枪手提供了很容易瞄准的靶子，二等兵吕西安·加缪是首批伤员中的一个，这在军官们的文件中有记载。士兵加缪一直是个抽象的名字、一个军籍编号而已。他隶属第10军团第33军第45步兵师第1朱阿夫团第1营。指挥第54连的阿莫尼耶上尉率领部下攻克了一个有利地形，并“在敌人的恐怖火力下以最小的伤亡将队伍安顿下来”。

吕西安·加缪从蒙特伊-苏-布瓦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妻子，她已经于8月30日回到了阿尔及尔。明信片上是诺瓦西·勒塞克的一处喷泉。“深情地吻你和孩子们。代问朋友们好。告诉我你的近况。我的身体和近况都很好，不用担心。”吕西安善意地撒了个谎，以免妻子担忧。几天之后，又一张明信片从圣-布里厄寄出，图片上一群孩子站在圣心学校的一栋楼前，此刻这所学校已经成了107临时医院。明信片正面的一扇窗户上画了一个叉，背面写着：“我亲爱的埃莱娜，寄给你一张医院的图片，我就在画叉处正上方的房间里接受治疗。”信中要她代吻孩子们，署名“你的丈夫”。写这张明信片的人不是吕西安·加缪，他已经于1914年10月11日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将在未来的4年里“履行自己的义务”，“土著人”也紧随其后，在征召的173000人中，有87000人参了军，大部分人是为了那份军饷。他们的“效忠”让巴黎惊喜不已，也让阿尔及利亚各省的省长们松了一口气。战争造成了1357000法国人死亡，孟多维作为区首府，为法国贡献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50名牺牲者，其中12人是“土著”。阿尔及利亚当局后来统计出数千名伤员和受到毒气伤害的士兵，“土著”共死亡22000人，法国人死亡25000人。在提到这些参战的海外士兵时巴黎的报纸大喊说，他们有权向我们提出抚恤要求。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也认为他们有权向法国本土提出要求。

军事当局没有将士兵加缪的遗体运回家。官僚机构把他的军籍簿寄给了他的妻子，上面记录他“1914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期间参加了一次对德战役”，这两个日期一个是他在香槟省外围投入前线作战的时间，一个是他在布列塔尼死去的时间。由于确认他参加了那次对德战役，行政当局向其遗孀提供了一项照顾：无论参加了全部战役还是部分战役的牺牲者，都能获得抚恤金。

吕西安一生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宪兵署的征兵广告总在向人们宣传：参军吧，重新服役吧，投入军旅生涯吧。吕西安·加缪到过摩洛哥，还在法国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儿子们生命中的第一人，却又是他们了解得最少的一个人。撇开一些难以辨认的材料不说，他留下了几份户籍证明、一些褪色的模糊照片、一枚十字军功章、一枚死后追授的奖章以及几块弹片：107临时医院将这些弹片寄给了他的遗孀。儿子阿尔贝和父亲吕西安共同生活了8个月。

此前一年，1913年，理查德·尼克松和本杰明·布里顿(6)出生；马塞尔·普鲁斯特自费出版了《在斯万家那边》；埃德蒙德·胡塞尔发表了《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7]伍德罗·威尔逊时任美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任法国总统。尽管有战争，那个时代的面貌还不算太坏。阿尔及利亚的女人们在1914年唱道：

哎呀呀多么凄凉的一年
所有的男人都上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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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君士坦丁地区”是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的称谓。——译注

(2) 孟多维（Mondovi）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城市，1796年拿破仑在此击败了当地的皮埃蒙特人。——译注

(3) 雅克·恺撒·朗东（1795—1871），1851年任法国国防部长，1852至1858年出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后晋升为法国元帅。——译注

(4) 波尔多莱（Bordelais），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名。——译注

(5) 阿尔代什（Ardèche）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省。——译注

(6) 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6），英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译注

2．“小家伙，你被录取了”

对于吕西安和阿尔贝两个孩子，外祖母的话太多，母亲的话太少。阿尔贝·加缪年满7岁了。1921年5月7日，抚恤金管理部第一处第二科通知娘家姓桑德斯、现住阿尔及尔里昂街17号的战争遗孀卡特林娜·埃莱娜，根据1919年3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她将得到一份每年800法郎的终身抚恤金，她的孩子每人每年将得到抚恤金300法郎，直至年满18岁。当时一个得到免费食宿的保姆每年工钱是1000法郎，一个矿工年薪是5000法郎，1公斤面包1．22法郎，1公斤牛肉13．62法郎。在桑德斯-加缪家中，“买东西每次都是一点点：半斤糖，二两黄油，5个苏的碎干酪”。[1]

由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吕西安和阿尔贝享受可能获得助学金的权利，以及得到免费医疗的权利。如果遇上战争，他们中的一个将被免除到危险区域服役。不过据说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法国已经打完了“最后最后的一次”。他们的母亲在战争期间被一家弹药工厂雇佣装填子弹。[2]女工们每天最多挣5法郎。现在，战争遗孀加缪太太是一名女佣，帮一些人家和商铺做清洁，例如里昂街的那家面包铺。[3]人们叫她埃莱娜，以免跟她的母亲——名字也是卡特林娜——混淆。她与两个兄弟，艾蒂安和约瑟夫，以及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母亲家里。

外祖母生硬粗暴，她有太多的亲人，包括女婿、几个侄儿，都死于战争。现在孀居的埃莱娜在她的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个家庭祖籍西班牙的梅诺卡岛，所以家里人的名字都叫桑德斯、卡尔多纳、居尔萨克或费德里克，但他们已经不讲西班牙语。埃莱娜头发棕色，小个子，眼神忧郁，是家里一个娇弱的孩子。她有些耳背，既不会写，也不识字，只有当别人面对着她说话时，她才能看着别人的嘴唇猜出意思来。在她那一代女性中，近五分之一都是文盲。有些人认为她是哑巴或既聋又哑、头脑迟钝；另一些人说，那是因为她曾患脑膜炎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阿尔贝觉得她有些耳背，并且因为得过一次伤寒或斑疹伤寒，[4]说话时有些困难。他教她如何在一些正式文件上签名。还有一些人说，埃莱娜是在得知丈夫的死讯时大脑受到了刺激。[5]她只能说一些简单的词汇，吐字不清，把S和X都发成嘘音，将couscous发成coucou，说话时要借助手势，如果将双手并在一起，就是表示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在一起。

无论与大家相处还是独自待在一旁，这位胆小的母亲都不会像外祖母那样骂骂咧咧，她只是抱怨一位姨妈太盛气凌人。在家人面前，埃莱娜既不大喜也不大悲，只以微笑示人。吕西安和阿尔贝争吵时她会说：“我不喜欢烦人的事儿，我不喜欢有人争吵。”她的手指因为风湿病而红肿。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黑色或灰色的宽松罩衫。她会将手肘撑在窗栏上，从一盆天竺葵上面往外观望行人和有轨电车。春夏两季在当地没有什么区别，一家人将椅子搬到屋前的人行道上，跟邻居们聊天。

他们从里昂街17号搬到了93号居住。这里是阿尔及尔东城贫民区贝尔古的中心地带，挨着阿拉伯人居住的马拉布街区。作为一条看不见的界线，里昂街横穿贝尔古，街道以北住的是“土著”，街道以南是其他人等。桑德斯一家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里，楼下一排紧挨着理发店、葡萄酒商店和针织品店。楼房的背后有一棵橙树和一栋简陋的建筑物，里面住着理发师和一个当市政清洁工的阿拉伯家庭，他们家的儿子与阿尔贝一块儿玩耍。

桑德斯-加缪一家人住一个有三间房、带过道的套间，是以外祖母的名义租下来的。桑德斯太太住其中一间，最大的那间屋墙壁上刷过石灰，放了一张餐桌、一个书桌、一个餐柜，地上还放了一张铺着毯子的钢丝床。阿尔贝和吕西安的一个舅舅，耳朵半聋的艾蒂安，就睡在那儿。这个可怜的人希望将来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埃莱娜带着两个儿子住第三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衣橱、两张铁床。单人床母亲睡，双人床给两个孩子睡。一个床头柜将两张床分隔开，一截网眼布盖在一个硬纸板的箱子上。[6]艾蒂安的哥哥约瑟夫1920年从家里搬了出去。有段时间，一个叫米奈特的表妹曾经在过道里睡过几个月。

楼梯拐弯处的蹲式厕所散发出臭气。[7]因为没有自来水。接水得拎着水罐跑到街头的水龙头那里去。盥洗就只能用家里的洗碗槽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在一个锌皮大盆里冲一次澡。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餐桌正上方有一盏煤油吊灯。那个时代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本土，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都是如此，虽非赤贫，也已处在贫困的边缘。什么是20—30年代的贫困？一般穷人家吃不起肉，只能吃点鱼，赤贫的人则连鱼都吃不起。穷人用肥皂盥洗，赤贫者则根本没有肥皂。一般穷人尚可以计算着过日子，赤贫者则只能接受别人的施舍。

在里昂街93号，外祖母将钱存放在一个饼干盒里。家中没有存折、没有年息百分之三的巴拿马债券。1921年新年，外祖母告诉阿尔贝他已经长大了，会得到“有用的”新年礼物。两个女人很早起来去市场，在猪肉店闲聊了半天。穷人过的当然是穷日子，桑德斯太太手紧，女儿手松，两个女人共同管理着家务。有轨电车经过时，里昂街的楼房都在震动。埃莱娜准备着红酒洋葱烧野兔和油焖蜗牛的原料。她耐心地等待蜗牛吐尽杂物，并仔细准备调味汁、肥猪油、洋葱、番茄和胡椒，然后一个孩子将准备好的菜肴交给面包店去上灶煮熟。

食品杂货店出售热得已经裂开的番茄、无花果和甜瓜，以及果肉肥厚的大个儿阿尔及利亚杏。市场上的鱼贩向人们推荐鲷鱼、鲻鱼、火鱼，以及卖得最贵的鳊鱼。星期四与星期天，埃莱娜做了一些餐后点心，两个儿子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她细心准备着柠檬味和橙花味的油炸糖糕。外祖母叫喊着，但并没有把两个男孩赶到外面去，她不希望他俩在外头“闲逛”。总而言之，就像那些不太思考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的人一样，埃莱娜在干活儿和沉默中过着日子。她没有再嫁，谁会娶一个带着两个小男孩、沉默寡言、无声无息的女人呢？安托万是个好心肠的马耳他鱼贩，这个头戴圆帽、手拿方格手帕的英俊男人曾向埃莱娜献过殷勤。她搽了脂粉，换上一条鲜艳的围裙。可她的兄弟艾蒂安就像个监视自己姐妹的阿拉伯人一样，跟她大闹了一场。阿尔贝察觉了他母亲身边有个叫安托万的男人。[8]要是埃莱娜把头发剪短了，母亲就会骂她是婊子，不给她任何再婚的机会。

艾蒂安常去离家不远的咖啡馆。贝尔古有格言说，一小杯茴香酒打舌头上流过，就好像幼童耶稣的尿一般美妙。在吧台前，艾蒂安说笑逗乐。欧洲人用纸牌玩古安歇和拉米游戏，“土著”则玩多米诺骨牌。阿尔贝在那儿学会了贝洛特纸牌的玩法。

贝尔古的河左岸生活着阿尔及利亚的下层法国人，他们乐天、慷慨、爱虚荣、爱争吵，冲动得快泄气得也快。这些人被英国旅行家斯托特称作“新法国人”。[9]他们对待“土著”时的优越感会慢慢消除吗？或者，由于他们自己就被那些来自法国本土的官员、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法国佬所欺负掠夺，他们体会到的应该是一种自卑感？这些贝尔古的商贩、赶大车的、挖土工、建筑工是无法到法国去度假的。

他们跟贝尔古的阿拉伯人有些来往，自以为了解他们。他们会用艾哈迈德(1)或法特玛(2)称呼阿拉伯人，这些穆斯林名字听起来普通，但是出自法国人之口，就会将某种特殊意味隐含在一贯的居高临下之中。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分享烤羊腿，但是互不串门。下层白人和阿拉伯人对警察怀有共同的仇恨，即使是在他们彼此之间发生吵架斗殴的时候。这些本地穷人都害怕失业，同声指责阿拉伯人、犹太人、那不勒斯人、巴伦西亚人、科西嘉人、马赛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排外情绪与他们彼此间的团结一致不分上下。

里昂街上，法国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的声音混在一起，孩子们在喊，狗在相互追逐交媾，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驴子在叫唤。春季里，每天一大早烈日就烘烤在五光十色的城市身上，热气中能闻见肉桂、茴香、番红花、漂白水、大蒜、橄榄和表皮烤焦的甜椒发出的香味。演奏音乐的人带着非洲鼓、笛子和响板从街上走过。一到下午人们就昏昏欲睡。阿尔贝讨厌必须挨着外祖母睡午觉，讨厌这个老妇人身上的哈喇味儿。夏天，阿尔及尔的埃勒·比阿尔、伊德阿上等街区以及市中心就像巨大的洗碗槽一样空空荡荡，但贝尔古不然，放了假的孩子们满街都是，四处捉弄商贩。

在床上方，外祖母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她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脖子上挂着圆形饰物，眼睛明亮而逼人，看上去呆板生硬。人们叫她“桑德斯太太”，儿女们都服从她的权威。一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将她和女儿埃莱娜联系在一起：她们都是寡妇。用一句可怕的俗语说，她们作为女人的生命已经结束。1921年，外祖母60出头，她的女儿差不多40岁。老妇人行事忽轻忽重，即使是在挥舞鞭子或牛筋条抽打两个孩子的时候。女儿哀求她不要打得太重。每次一有事老大吕西安总是首当其冲，比阿尔贝要挨更多的鞭子。老太太对小的一个要偏爱一些。

她很会演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肚子痛，然后当着第三者的面问孩子喜欢妈妈还是喜欢外婆，两个男孩只能在她背后悄悄咕哝两句。桑德斯太太怪女儿不照顾她，怪儿子约瑟夫搬到外面去住。艾蒂安低声抱怨她紧紧抓住儿女不放，埃莱娜只能叹气。

艾蒂安带着阿尔贝和一只名叫“布里昂”的狗去萨布莱特海滩打猎。艾蒂安很容易动怒，又跟约瑟夫发生了争执，为了什么谁也弄不清，反正是穷光蛋之间的不幸纠纷。约瑟夫骂他是“一头粗暴的畜生”。工人没有假期，一个星期要工作60个小时，尽管1919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限是48个小时。艾蒂安精疲力竭，在用长刨干活儿时将自己手掌上一大片肉拉了下来，只能在家养伤。[10]

每个星期四，阿尔贝都要到一个意大利木桶承包商那儿去帮舅舅干活儿。艾蒂安是箍桶匠，他箍桶不用废麻也不用酒椰纤维，却能将桶板装配得分毫不差。他教阿尔贝如何干好这门手艺。随着工业化的出现，油罐车和油罐船开始威胁制桶业。艾蒂安常把他的两个外甥叫作“吕吕”和“贝贝尔”。他在一次修剪葡萄枝的比赛中获得过优胜。过去他曾给伦格公司、安特卡勒公司和李科姆商行干过活儿，这几个家长式管理的公司曾是桑德斯和加缪两家的靠山。谁要是不去冒犯艾蒂安的话，这个性情粗暴的人其实挺愿意帮别人做事。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薄绸巾，慢悠悠地回答别人的问题，不时推起带舌帽子搔搔脑袋。战争期间，他在墙上钉了一张法国地图，用小旗子标出前线的位置。

约瑟夫舅舅在铁路上有份差事，妻子是个钢琴教师。他可以免费乘火车，于是跑遍了北非的乡下，买回来母鸡兔子再倒卖出去，也分一些给他的母亲。她将它们养在楼下的院子里。阿尔贝帮她杀鸡时，他在外祖母眼里成了一个大人。

“他很勇敢。”艾蒂安宣布说。

老大吕西安个头长得结实，却拒绝参与杀鸡。[11]阿尔贝的一个手指头在学校被凳子卡住受伤流血，外祖母却反把他痛打一顿，因为他给人添了麻烦，这不好。桑德斯太太平时显露出的更多是粗暴而非温情。

这一家的孩子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去离家不远的缪塞电影院或同盟街的阿尔卡扎尔电影院看电影。海报上写满了每次上映的节目菜单：开胃汤是埃莱娜和母亲都不太感兴趣的新闻片，接着是喜剧短片，主菜是系列长片。佐罗之类主角在每一场放映时都会掀起高潮。桑德斯太太不识字，看不懂中间插播的片段，就对阿尔贝说：

“我忘了带眼镜来，你给我念念。”尴尬的阿尔贝和旁边的观众都觉得她是在编借口。

这一家人没有古斯塔夫·阿库姨父那样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肉店老板，很爱读书，妻子是埃莱娜的妹妹，夫妻俩都会写字。阿尔及利亚的下层白人有时感觉自己处于想象中的社会等级的下方，地位低于住上等街区的人，自己的下面则是广大贫穷的阿拉伯人。尽管如此，社会阶层在阿尔及利亚的分隔看上去并不像在法国本土那么明显。

吕西安善于交往，招人喜欢，他的学习成绩不如阿尔贝，但比弟弟更会踢足球。他护着阿尔贝，兄弟俩分食一罐甘草柠檬露，舔得嘴上留下一圈黄色痕迹。14岁那年，吕西安进李科姆商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工，每月领80法郎的初级薪水。

1923年，阿尔贝已经在沃默拉街的男校上小学。学校离家约步行10分钟的距离，梯也尔大街将其与阿尔及尔的菜市场分隔开来。临街一侧矗立着学校严厉的外墙，开着三个大门，从其中一个进去是幼儿园，另外两个分别是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学生们上学时就像士兵经过岗亭一样从校长办公室的楼下穿过，然后在水泥操场上散开。低年级在底层教室，其他年级在楼上。白色大理石的楼梯通向往外突出的走廊，下面是栽了几棵树的操场。这是一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市镇小学。学生们一边排队，一边等候老师到来。

“每排站两个人，我没有说五个！”[12]

老师在教室里点名。阿尔莫道瓦尔、加缪、科尔尼翁、埃斯波希托、法西纳、费尔南德斯、弗勒里、阿姆、勒维克、梅蒂奥尼、帕斯基耶、桑蒂亚戈、萨尔伐蒂……[13]很少有学生旷课，连迟到都会被发现。学生们要等到许可才能坐下。冬天，铸铁火炉发出呼呼的声音。每张木课桌上都有一个装紫墨水的小瓶，里面插着学生们的“上士牌”蘸水笔。跟学生一样，教师们穿着黑灰色的外套，衣服边上沾满白色、粉色和蓝色的粉笔灰。黑板紧挨着维达·白兰士版的地理挂图，法国及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海外省是用同一种颜色绘制的，施罗德·嘉鲁代克版教学地图集则将整个法兰西帝国都用淡紫色绘出。教室的墙上挂着照片，巴黎圣母院、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和勃朗峰让贝尔古的阿尔及尔人想到了某个天堂，那里有形形色色的城堡、国王和革命者。

历史、地理和公民常识教育课反复强化法兰西是祖国母亲的观念。1923年，二年级的普通课程都由一位名叫路易·热尔曼的著名教师担任。这位教师是贝尔古的一个重要人物，先后在法国卡庞特拉和里尔教过各种课程。校长古莱克先生本人教基础阿拉伯语。[14]热尔曼属于一批由知名教师构成的精英，其中有尼扎尔、戈兰、切卡尔蒂、卡扎莱，尽管他们并非都毕业于布扎雷阿师范学校。[15]热尔曼是高个子，身板笔直，说起话来用词准确。他吹奏单簧管，照着乐谱一丝不苟。有些人说“热尔曼只会按照节拍器演奏”。[16]他爱收集明信片，上课时打学生巴掌，用一条被叫作“麦芽糖”的红木大尺子揍他们的屁股。无论对拼写、标点符号还是对算术、作文的卷面要求，他都毫不通融。他组织心算比赛，每月两次用他那架幻灯机为惊讶得目瞪口呆的男孩们放映地理和自然知识的幻灯片。

教师们的任务是教育孩子、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取得小学毕业文凭，这个法国教育的初级文凭能让他们在公共部门中申请工作。教师们相信社会进步说，与法国本土的教师一样，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各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激进党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热尔曼阅读《自由思想》杂志，虽然不痛恨教士，但对教会抱有戒心。公民常识教育课上，当“按照教学计划”需要讲到上帝时，他的解释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要实现个人的所有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谈到宗教时，他仅限于列举那些既有的，随即又补充说有些人“不相信任何宗教”。[17]

教师们灌输给孩子一种共和主义的社会观，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于勒·费里(3)的那封《致小学教师的信》：“在道德教育方面，凡是对于正直的人来说不熟悉的东西你们都无须教授。……你们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补充，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代理。”[18]对于阿尔贝来说，热尔曼如同第二个父亲，甚至就是第一个。四年战争之后，热尔曼觉得自己对战争遗孤们负有责任：“我一直把你不幸死去的爸爸当作我的朋友。”[19]学期快结束时，热尔曼隐隐怀着感情高声朗读了罗兰·多热莱的小说《木十字架》。书中描写了战壕生活、刺刀肉搏、受伤的士兵、战争的恐怖，这些都是听写练习的精彩题目：“一阵嘈杂声从右侧传来，又像在叫喊又像在唱歌：‘朱阿夫兵出击了！’一发105毫米炮弹炸开来，随着五声钹响，上尉大喊道：‘第三组前进！’”

阿尔贝知道父亲是朱阿夫兵。在其训言中于勒·费里还说：“你们要传达给孩子的，……是人性化的智慧。”阿尔贝·加缪和同学们被教导说法国永远代表着普世的价值，无论大战后还是在战前。

书上还教导说“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然而阿尔及尔的教师们并不因此就真的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和卡比尔学生是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4)的后代。1889至1890年的教学计划解释了一种通过教育同化“土著人”的意愿：“……如果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能够融合，土著人就会分享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的祖先就成了他们的祖先。”法国人是那些如潮水般先后在北非大地上涌现过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汪达尔人、罗马人、迦太基人的英勇的继承者。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法国教师，这些思想既不显得有问题，也不显得有种族主义色彩。教师们不认可种族上的等级，却看重同样危险的文化上的等级。课堂上会讲到阿拉伯和柏柏尔艺术，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被介绍得仿佛是罗马人和法国人两次殖民之间一段长达13个世纪的停顿。还有一个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著”士兵的勇敢被看作是他们自发认同法国的一种爱国行为。

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孩子来说，教科书带有异国的情调，那上面提到了下雪以及牧场。在贝尔古，也有几个阿拉伯孩子被小学录取。[20]热尔曼教的二年级普通课程班上，33名学生中有3个阿拉伯孩子。这些穆斯林孩子讲法语，他们的法国同学则能够说几句阿拉伯土语。

热尔曼希望阿尔贝能够升上中学。他感觉这个学生挺快乐，却不知道他有多么贫穷。他对阿尔贝说：“你在学习时的乐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的脸上表现出乐观精神。按照平时的印象，我完全没有想到你家里的真实状况，只是在你妈妈为了你申请奖学金的事来找我时，我才有所察觉。”[21]外祖母不想要什么奖学金，她觉得阿尔贝应该工作，像吕西安一样给家里挣回每星期的工钱。在埃莱娜·加缪的支持下，热尔曼向老太太历数了孩子的优异表现：他的读、写、说、朗诵都很好。奖学金能够抵消学费，将来再念了中学，阿尔贝就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在下层民众中，老师代表着国民教育热心助人的形象。他们常常会对学生说：“让你爸爸来找我，我有话要跟他说。”“我爸来不了，他得干活儿。”“那就叫你妈妈来。”母亲大多是文盲：“上学太贵了，家里没有钱。”“这我知道，可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到那时候您就不会后悔了。您至少要帮助他拿到小学文凭。”[22]

阿尔贝是个好学生，尤其法语学得好。1924年1月开始的第二个学期里，热尔曼因为妻子不在身边，便每天给四个学生多上两个小时的免费课程，这四个学生中就有12月份取得全班第一名的阿尔贝。由于被推荐申请奖学金，阿尔贝得到了家人的另眼相看。热尔曼也对他说了些外祖母的好话：“她其实是叫得凶，并不怎么咬人。”

继维尔莫日历和连环画之后，阿尔贝又在教科书中发现了文字的神奇世界。家里一本书也没有，艾蒂安舅舅和他的姐姐只会看报纸上的照片与插图。

每天早上，阿尔贝去奥古斯特·孔德大街找自己的朋友皮埃尔·法西纳。他们一起捉弄那个在垃圾桶里翻东西的西班牙流浪汉，又给那个收养弃狗的人制造麻烦。如果下雨，他们就在家里玩。每周四和星期天，两个男孩都要去植物试验园爬树。那里有种着悬铃木、棕榈、竹子和桉树的林荫道，道路两侧是椰子树、温室、苗圃和养蜂场。整个植物园都是属于他们的乐土。他们还去阿道尔夫·布拉赛尔街那个装有铸铁手柄的喷泉附近玩，去砖厂和煤气厂的空地上玩，或者去“绿地”一带，那儿被人专门用来堆放生了锈的铁圈和木桶架。两个男孩练习玩穷人网球，嘴里叼着木头削的雪茄烟，手里抓着临时凑合的球拍。沿着海边的路上，羊群正被人赶往“方屋市场”；再远一些，有人光着身子在海里游泳。

“你不怕淹死？小心你妈揍你！”

“脱那么光你就不害臊？你妈在哪里？”

尽管家长不允许，孩子们还是要一直跑到港口，盯着看那些欧洲来的工头以及那些搬运大煤筐的卡比尔和摩洛哥工人。加缪小小年纪就好争斗，一个名叫麦克斯的男孩以为他是阿尔萨斯人，就把他叫作“德国佬”，这下惹得阿尔贝要求用拳头跟他决斗，结果一只眼睛被对方打得青肿，“这结结实实的一拳是经过精心瞄准的，因为它可以在好几天里醒目地让人记住胜利者的荣耀。”脚下穿着裂口的帆布鞋，身上穿着棉布衫裤，皮埃尔和阿尔贝在街上游荡。[23]春天，吕西安、阿尔贝和皮埃尔一起去看足球赛，这是由英国水手传入阿尔及利亚的一项运动。有的时候，一场比赛开始前会举行列队游行仪式，由铜管乐队在前面开道。

在沃默拉街的学校，阿尔贝学会了对一门极为讲究的语言的尊重，学会了区分未完成过去时、愈过去时、先将来时和虚拟式之间的细微差别。他跟同伴一样说粗话，但知道自己说的是粗话。家里人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不是书上的那种，他照样也喜欢。他的母亲表达困难，给人一种超脱的冷漠感和一种单调的陌生感。

和卡庞特拉或尼斯的工人一样，贝尔古的工人对教士的尊重少于对教师的尊重。阿尔贝受过洗礼，[24]那在贝尔古只是跟初领圣体、结婚、临终涂油礼类似的一种形式而已。他也曾和三百个孩子一起在阿尔及尔的圣·波纳旺迪教堂接受过坚振礼。桑德斯-加缪一家人没有谁经常去教堂，他们既不去想地狱天堂，也不去想炼狱。提起某个人死了，外祖母会说：“好了，……他不会再放屁了。”[25]

贝尔古与巴伯·埃勒-乌埃德或侯赛因-岱一样，信仰宗教的人有限，但举行世俗葬礼的却不多。如同法国南部，每逢举行宗教葬礼的弥撒时，去墓地之前人群就会在教堂前缓慢挪动。不过，跟马赛或布雷斯特一样，阿尔及尔的墓地每年11月1号总是挤满了人。当地教士的机械说教会让年轻人产生犯罪感，神父们总要提到道德败坏的问题。[26]“我的孩子们，手淫会导致耳聋，有时还会导致失明或精神错乱。”然后念三遍天主经、两遍圣母经。从贝尔古望过去，天主教堂似乎处在富人区那一边。

桑德斯太太坚持要吕西安学习小提琴，正如她坚持要阿尔贝在上中学前去参加一次领圣体。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上中学又去教堂。她约请教区神父尽快举行这一仪式，神父说阿尔贝应该每个礼拜四和礼拜六晚上先去听教理课。

“现在就举行，否则阿尔贝就放弃。”桑德斯太太说。

神父只得投降。阿尔贝因为在听教理课时老讲话，挨了一个教士的耳光。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忘记，远比听课的内容记得更久。

参加完领圣体仪式后，阿尔贝穿着一身水手服，炫耀地戴着领圣体的纪念臂章去学校。路易·热尔曼见到这些领过圣体的学生，咬着牙齿对阿尔贝说：“我记得你和领圣体的同学进教室时，很为自己穿的那身衣服和庆祝过的那个仪式而快活骄傲。我真诚地为你的欢乐而高兴，我想既然你去参加领圣体，那就说明你喜欢那玩意儿，既然如此……”[27]

1924年，法国人更多地忙于准备议会选举而不是宗教节日。左翼联盟赢得了权力。阿尔及利亚反对教会干预公共事务的左派在宣传广告上求助于圣女贞德的形象：她站在柴堆上，四周围着要把她烧死的主教与僧侣，旁边配有说明文字：“百姓们请记住，他们昨天是什么人，今天也是什么人！”[28]思想正统的“黑衣党”动员了一批曾经打过仗的宗教人士参与这场选战。在针锋相对的广告上，一个修道士指着他的一条木制假腿表明自己的爱国，旁边的说明文字是：“不，我们不会退出的！”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不属于下层民众，混账教士在贝尔古不太招人喜欢。传说维约大人(5)在蒙斯塔加纳下船后问一个神父做弥撒的时间是几点，神父回答说：“您想几点都行，没有人上这儿来。”

西班牙裔的天主教徒在狂欢节最后一天要焚烧一幅神父的画像以示庆祝。路上遇见教士，他们会低声咕哝：真见鬼。教士们被看作是会带来不幸的人。加缪是在一种肤浅的天主教边缘文化中长大的，神父们跟人谈论天国，他们自己却在人间挑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巴伯·埃勒-乌埃德的西班牙居民面前，他们会用西班牙语挑拨说，那些不做弥撒的懈怠的法国人生孩子的数量不够多。[29]阿尔及尔的年轻人更感兴趣的是大地、沙滩、阳光和大海。

为了带学生参加奖学金资格选拔考试，穿着护腿罩的路易·热尔曼到贝尔古来接自己的学生，陪同他们去位于阿尔及尔西边的公立中学。他给学生们买了牛角面包。等到考试结束后，又为他们核对答题草稿。有个孩子答错了一道题。两天后阅卷评委公布了成绩，阿尔贝·加缪和皮埃尔·法西纳都通过了。热尔曼对加缪说：

“太棒了，小家伙，你被录取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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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斯林男性的通俗名称。——译注

(2) 穆斯林女性的通俗名称。——译注

(3) 于勒·费里（1832—1893），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政治家、律师，推行反教会的教育改革。——译注

(4) 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约公元前72—前46），高卢部落阿维尔尼人首领，公元前52年领导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起义。——译注

(5) 路易·维约（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国天主教记者，《世界》杂志主编，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译注

3．沉默与词语

吕西安得在床的内侧冲着墙睡觉，因为上中学的阿尔贝5点半就要起床，这样就不用从哥哥身上跨过去。他跟皮埃尔·法西纳一起从里昂街乘有轨电车，车上挤满了欧洲裔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人。他乘车经常是站在踏板上，对自己有张月票很为得意，朝司机回答“月票！”司机要么是个戴一顶硬皮舌帽子的欧洲人，要么是个戴圆柱帽的阿拉伯人。在贝尔古上车的人如果是去市中心，会特别说“去阿尔及尔”，就像在美国说去“down town”(1)一样。一些乘客强迫一个长袍上有虱子的阿尔及利亚人下车，这引起了阿尔贝和皮埃尔的反感。[1]十月份早上6点左右是街上人最多的时候，商贩和顾客都聚集在卖茶水和煎饼的摊前，有轨电车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阿尔贝和皮埃尔要去的车站，他们从那儿再步行到学校。

阿尔及尔的男孩们分别到两所中学念书，初中位于穆斯塔法高地的时尚街区，高中在巴伯·埃勒-乌埃德区南边，靠近马朗戈。初中的学生声称高中是一所“犹太”学校，不过从高一开始，所有的孩子都要去那里继续学业。被叫作“犀牛”的总学监等待着学生们的到来。阿尔贝7点半之前就到校，因为他的半住宿奖学金使他有权利在学校吃早餐（牛奶咖啡，有时是巧克力、面包、黄油、果酱）和午餐。桑德斯-加缪一家和法西纳一家都没有放弃这个权利。早餐每天7点15分提供给穿黑色校服的住宿生和几个半住宿生。课程有的8点开始上，有的9点开始。如果没有课阿尔贝就去学校自习。学校背对着老城区，围绕着一个大操场的教学楼建于19世纪，上下有多层走廊，两翼还各有一个院子。从某几间教室望出去，能看到令中学生们心动的大海。起风暴时，阿尔及尔海湾锚地的景色极美。阿尔及尔人就出生在水上。课堂上，中学生们幻想自己置身于为下层民众开放的巴多瓦尼、马塔莱斯海滨浴场，或者更贵更漂亮一些的尼尔森浴场。

老师发给他们表格填写：父母的姓名、职业。阿尔贝填写说父亲已经死于战争。母亲一栏填什么呢？家庭妇女？这不能表明她是替人帮佣的。他咨询了皮埃尔，法西纳认为应该填“家政”。这个字眼在里昂街从来不用。阿尔贝觉得母亲不应该是为别人做事，应该是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事，于是就填了“家政”。他懂得什么叫“羞耻和因为羞耻而羞耻”。

交表格的时候，阿尔贝的那一张是空白，老师问家里就没有人能填写吗？他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老师又问他是否要上宗教教理课。尽管是天主教徒，但他不准备听那些课。“那个不苟言笑的辅导老师说，总的来说，你是一个不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被看作是一个固执任性的学生。

初一第一学期，阿尔贝开始学习拉丁文，但学起来很吃力。家里人不太明白拉丁文甚至英语是什么。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其他课程他学起来都毫不费劲，因为热尔曼已经为他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阿尔贝和皮埃尔在学校接触到了阿尔及尔那些领导者、发号施令者、雇主、当权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对我来说贫穷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一样普遍而自然。而在学校，我知道了有与我不同的人存在。”[2]法西纳和加缪穿的是绳底帆布鞋，别人将皮埃尔看作是“身上有虱子的贝尔古小流氓”。[3]来自法国的那些孩子属于文职或军职公务员家庭，最让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的是一批军官的孩子，即使其中一个叫乔治·迪迪耶的待人挺和气。军官们都聚居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身边围绕着仆人和勤务兵，住的是带浴室的单栋房子或者楼房套间，油画、小雕像、地毯、盘子、小摆设装点着他们的别墅。穷人住的则是没有自来水的房子。阿尔贝家只有一个铜制的阿拉伯烟灰缸和一本墙上挂着的邮电局日历。他明白有些人的生活要比里昂街的更好，因为他见过米什莱街附近阿库姨父家的那套房子。

穿着还算好看的罩衫，学生们看上去彼此都差不多。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阿拉伯人，这些都是“阔太太”和当地显贵的儿子。从初一到高一，阿尔贝偶尔参加玩回力球，更多时候是在中餐之后、下午4点到晚自习开始前的课余时间参加踢足球。这项运动让同学之间变得比较融洽。阿尔贝赢得了守门员的名声。他头戴一顶大号运动帽，把自己的位置也当作中锋来踢。在守门员的位置上，他一直只是业余参赛，即使从学校操场踢进蒙庞西耶体育联赛，再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体协（le RUA）的青年队。他扑倒在对方球员的裆下救球，和其他人一样，下身时不时地会被对方的膝盖顶上一下。有一次在用胸脯抵挡射门时，他昏倒在球门前。[4]加缪很喜欢一个名叫雷蒙·古阿尔、人称“大个儿”的后卫，但不太喜欢侯赛因-岱奥林匹克队的一个胖中锋。他也欣赏一个名叫法布里克·巴斯代克的球员。

1930年10月举行了一场青年队的比赛。在一份体育简报中，编辑赞扬加缪所在的球队，说尽管以零比一失利，但是“整个球队的表现应该得到无保留的祝贺。它的阵容由以下队员组成：加缪、查塔拉、本·布阿里、法格兰、雅塔热纳、卡鲁比、加雷斯、本·加纳、昂鲁斯、杜瓦庸、弗洛莱斯。其中最出色的是加缪，他曾有过绝佳表现，只是在混乱中才失掉一球。”[5]这位门将虽败犹荣，他的球队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评论员都将失败归咎于那个难以扑住的进球。球门前的阿尔贝·加缪一时间成了一个明星。对方用了假动作迷惑，球射进门框的位置永远不是你所等候的位置。[6]

联赛队伍越来越壮大，奥兰市有40个俱乐部，阿尔及尔有36个，还有一些穆斯林足球俱乐部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成立。如果法国人自己不接受体育的考验，又如何运用体育来同化土著人呢？君士坦丁省有23个俱乐部。[7]球场上涌现出的明星首先是一些奥兰人：转会到马赛奥林匹克俱乐部的佩比托·阿尔卡萨，以及被塞特FC俱乐部招聘的杜比斯。与文坛一样，体育生涯中的更上层楼也要到法国去实现。作为继基督教之后传入北非的另一种宗教，足球给政府部门提出了政治上的难题。与基督教一样，它首先应该是欧洲移民的运动。[8]必须避免“土著”球队和“欧洲人”球队同场对垒，如果阿拉伯人获胜，就会让人产生某些颠覆性的想法。

作为对拿破仑（公立中学创始人）时代的一种继承，学校球场上的比赛以一阵鼓声宣告结束。在学监们既严厉又心不在焉的目光下，学生们重新开始上课。加缪的语文学得很出色，数学也挺像样。在很长时间里，他提到自己的老师时总是称呼他们“先生”，这是一个比“老师”、“教师”更具敬意和感情色彩的称谓。他在学校里爱起哄、桀骜不驯，因此并不总能得到表扬、鼓励或上光荣榜。老师经常罚他课后留在学校好几个小时。每逢星期四或星期天，被罚留校的他只能眼巴巴望着学校附近马朗戈花园中的香蕉树，或者校长那撇拿破仑三世式样的胡须。这位一身黑衣的索瓦日先生具有物理教师的职衔，获得过荣誉勋章、十字军功章、一级教育勋章，此刻正在校园中巡视。这个校长可能是个共济会会员。他的副手克雷里安先生是学校的督导主任，爱教训学生、检查成绩、到教室里巡视，手下管着三名学监。他那张噘起的嘴为他赢得了“萨克斯管”的绰号。高中的校纪比起初中来要宽松一些，那边的教师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就会罚学生课后留校。

高中教师的水平可以和巴黎、里昂的教师媲美。阿尔及利亚的气候对他们有吸引力，而且还可以领到一份可观的殖民地津贴。在阿尔及尔教书并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因为当地的中学声誉很好。据说，当地的高中毕业会考与斯特拉斯堡的一样难，许多学生都能得到良好评语，没有通过考试的会转到普瓦捷、图卢兹或马赛重考，那些地方的考试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与法国一样，阿尔及尔的中学生拥有一些敬业的教师，每两个星期就要批改一次论说文。一些爱恶作剧或头脑古怪爱挑剔的教师，例如那位出色的阿尔及利亚地理专家莱普斯，会对偷懒的学生发出警告：“要是你们什么都不干，就把你们送进耶稣会学校去，你们就去当个可怜的小耶稣会士吧。”[9]还有个教师是保皇党人兼“法兰西行动党”成员，在同事们中间很不协调，有一回他站到椅子上吼叫：“他们居然杀死了国王！”

中学教育强化了小学教育的观点与偏见，即A．马莱的历史教材[10]观认可的一种法国化的标准阿尔及利亚历史。这种观点开宗明义就强调：“法国在北非拥有一个宏伟的殖民帝国，[11]由地图册上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构成”，这个帝国是经过27年的斗争之后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当地土著（游牧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定居的卡比尔人）都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曾经抵抗过，尽管1871年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暴动，但阿尔及利亚“几乎”一直处于安定状态。中学生们不能将被征服前的阿尔及利亚描述成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该地当时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共和国历史学家所核准的官方真相是：当时有许多部落，尤其是山区部落，“拥有市镇一级的民主管理”，但不要忘记“那些著名的北非海盗”。说到底，殖民是由阿拉伯人间接造成的：“是当地土著人自己迫使法国将其征服”，他们不断发起的攻击促使法国人“扩展自己的领域以便自卫”。马莱版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没有提到法国人在当地的暴行、对妇女儿童的蹂躏以及实施的屠杀，而是只提到了对“土著”土地的没收或购买。在法国本土，人们接受了这一切，不知道应该称之为同化、归并还是叫作地方分权。法国使当地开化，因为它把当地建成了殖民地。法国人修建了公路、铁路、港口、桥梁。教科书还提到法国人开采煤矿、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开办卫生和教育机构。书中对农业、贸易、工业方面的殖民开发语焉不详。无论在阿尔及尔市还是在乡下，中学生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是对殖民者的归顺。来学校念书的那些阿拉伯和卡比尔显贵的儿子们对法国是救赎帮助者的说法并不表示抗议，他们中许多人还就是那么想的。为什么法国家庭的学生反倒要质疑教科书中对既存制度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12]

除了教师们推荐的教材和书籍之外，加缪还能读到市立图书馆的藏书。外祖母替他办了阅览证。他远离了《卡芒贝尔工兵》、《费努雅尔一家》、《勇敢者》、《了不起的人》、《懒虫》这类书籍，每个星期四都流连在书架之间，浸淫在图书之中。他翻阅了米歇尔·泽瓦科、于勒·凡尔纳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还读了可以搬上舞台的大仲马的作品。当然，他从大仲马一直读到了巴尔扎克。在家里最大那个房间的桌旁他越是读书，就越是远离了家人。

母亲和外祖母到学校参加颁奖仪式。身处那个陌生的地方，跟其他那些穿着节日服装的家长在一起，她们显得与众不同，一个戴了顶装饰着栗色网眼纱的帽子，另一个披了条西班牙式的黑色头巾。阿尔贝曾试图劝阻她们不要那样穿戴。头巾能够保暖，她们中的一个回答，再说她也没有钱。男孩再次羞得无地自容。其实他不知道，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会为自己家长以及他们的穿着而感到羞愧。

阿尔贝的同学大多没有到过他家里，而他则跟着去过他们住的别墅。对于家人来说，他变得既让人钦佩又让人陌生，因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上的事，比家里任何人都多，而他甚至无法与吕西安分享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一首法语诗歌对于桑德斯-加缪一家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家的孩子上学意味着要献身于三重生活：与大多数为文盲的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与老师和同学在一起的生活，与自己独处的生活。他们还要说三种语言，一是学校的、刻板的、俗套的、主要为书面而非口头的语言；二是贝尔古使用的语言，艾蒂安有时就用嘟嘟囔囔和象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意思；最后是孩子们自创的一些青少年隐语。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之间，在外祖母放肆随便的语言和教师们考究的表达方式之间，加缪发现了不同的世界。他从识字开始就想要写作，但并不是明确地想要成为作家。[13]家里人希望他当一名小学教师。

外祖母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放假不工作。她常说：“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假期。”卡特林娜·桑德斯四处找来小广告，阿尔贝先是在一家五金店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工钱150法郎，这比吕西安在李科姆商行的薪水要多一些。读书是一种投资。后来他又在一个从事海上运输的经纪人那里做事，帮助整理文件发票、核对营业额、翻译英文的货物清单、跑海关办事。开始时他喜欢做这些事，后来就厌倦了。[14]第一次领到薪水后，外祖母留给了他20法郎。艾蒂安舅舅低沉地咕哝道：“好啊好啊，你现在是个大人了……”[15]

阿尔贝·加缪再次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同学们假期里是不工作的，有的还去法国度假。五金店开在市中心，海运经纪人则在港口附近的海滨大道办公。不同的街区，不同的世界。阿尔贝声称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绝不能对老板说9月15号开学他就要辞职。结果对他是双重的屈辱：他向老板承认自己说要干满一年是撒谎，而他之所以工作乃是因为家里穷。

阿尔贝了解自己所干的脑力工作与行政杂务的性质，我们看不出他在干这些事情时卖过什么力：“这份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带给人任何有益的东西。卖出买进，一切都围绕着这些平庸和微不足道的事务在转。”[16]相比之下，艾蒂安的箍桶手艺都要求更多的灵巧，做不做得好直接关系到一个新桶合格还是报废。在阿尔贝眼里，劳动者就是制作一件物品的手艺人。

在五金店老板那儿，一个女雇员将一盒大头钉掉在了地上，阿尔贝蹲下身去帮她拣拾。他抬起头来。女人裙下分开的那双腿，比他朋友皮埃尔的姨妈嘴上的唇膏香味，以及拥挤的电车上女人们轻轻掠过的手，更令他心动。他和一些伙伴成为了朋友。阿尔贝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中有些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其中包括皮埃尔·法西纳、克洛德·普瓦·德·弗雷曼维尔、安德烈·贝拉米克；另外一些来自法国，例如乔治·迪迪耶。这些少年人学到了文学、形而上学，有的人还了解了宗教。乔治厌恶讲粗话，要求阿尔贝停止亵渎宗教。他激昂地对阿尔贝说：“你父亲是为祖国而死的！”乔治一直在记日记：“1931年4月27日　星期三，今天的内容很容易概括：和每天早晨一样，我在心中迎接了仁慈的上帝。不过这次灵魂的交流没有给今天留下多少痕迹。在祈祷时，我所祈祷的是一个似乎与我迎接过的上帝不同的基督。”[17]哲学课上，乔治决定加入耶稣会，他所选择的这一人生使命让不信宗教的阿尔贝为之着迷。他在乔治身上看到了一个“醉心于绝对”的年轻人，“全身心都沉浸在光明正大的激情之中”。[18]这种宗教热情需要人出生在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家里得有堆放着箱子、书信和照片的阁楼。这样的家世、背景是阿尔贝和皮埃尔·法西纳所缺少的。

教师们给16至18岁的学生讲授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社会学的基础知识，这些课程既可以激起学生对思想史的兴趣，也可能因为内容太多而导致消化不良。阿尔及尔的教师们使用的是由阿尔芒·居维里耶编写的上下两册教材，这样广博的内容令人钦佩但却有些过头。作者解释说，哲学最初是一门囊括了所有学科的普遍知识，但是现在它不再寻求去认识世界：“它将这项任务留给了科学，从某种角度而言，科学要完成得更好。哲学不再是关于世界的认识，而是关于世界认识的思考。认识本身，尤其是科学认识本身成为了它的思考材料。”居维里耶的论述迷住了乔治·迪迪耶：“毫无疑问，……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之一。”在居维里耶看来，哲学的真正使命是寻求通向道德观念、人类行为准则以及正义行动先决条件的那种“智慧”。这就是加缪最初接触到的哲学观。

在欧洲，两种强大的哲学传统以绝妙的对等方式互不理睬、互相轻视，由此造成的精神断裂直到20世纪都未能缩小。一方是居维里耶这些哲学家代表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所认同的理性主义传统；另一方是受维也纳学派和鲁道夫·卡尔纳普影响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传统。总体而言，前者的思想大师包括笛卡尔、黑格尔、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后者的思想大师是霍布斯、洛克、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

在加缪学习哲学之前，维特根斯坦就于1922年在哲学的门外或者说内部竖立起了语言的栅栏。英国哲学家关心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多标榜的是思想阐述，他们在形而上学和哲学中看到了一种综合知识。

加缪青年时代遇到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因为文学对他比哲学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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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down town意思是去城中繁华地带。——译注

4．形而上学与政治

古斯塔夫·阿库姨父瞧不起市民阶层。他也会使用“土著”这样的字眼，不过不带有恶意。他头脑开放但又思想矛盾，与绝大多数被称为“黑脚”的北非法国人一样具有启蒙精神，相信人应该博古通今，认为穆斯林在变成法国人之后就能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本质。他们的这种态度在1930年5至6月间庆祝法国介入阿尔及利亚100周年时已经夸张到可笑的程度。法兰西学院院士路易·贝尔特朗宣称：“我在想，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的法国人来说，今天的百年庆典是不是应当比当年征服阿尔及利亚更为荣耀。”[1]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在左翼，也无论是在有宗教信仰之人还是在无宗教信仰之人中，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同化主张都占据统治地位。奥兰市主教杜朗阁下极为称颂对“土著”的同化：“愿上帝使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其来自海外还是本地土著，都在基督如此珍爱的法兰西的旗帜上成为同一个人。”导演让·雷诺阿则拍摄了歌颂下层殖民者的影片《内地》。百年庆典被看作是对永恒的法兰西共和国统治下、由三个省区构成的海外领地阿尔及利亚的颂扬。阿库一家在贝拉尔有一所乡间小屋，但星期天有时他们会去海滩或者西迪·费鲁克半岛上的旅游饭店，那里立有一座纪念碑：

奉国王查理十世之命
在德·布尔蒙将军的指挥下
法兰西军队
于1830年6月14日
在此
升起了它的旗帜
将自由归还给大海
将阿尔及利亚交给了法国

阿尔及利亚的90万欧洲人很少去考虑600万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感情或者当地精英的意见。在法布里克新建的一座纪念碑上，法国人甚至刻上了一句愚蠢透顶的话：“一百年过去了，由于法兰西共和国给本地带来了繁荣，所以心怀感激的阿尔及利亚向祖国母亲表达它永恒眷恋的敬意。”当时的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身穿燕尾服来到一艘装甲巡洋舰上，杜阿雷格人、北非士兵、塞内加尔人以及土著骑兵穿着那个时代的服装从他面前列队而过。[2]

在巴伯·埃勒-乌埃德的那家大型影院里——该影院有三千个座位，屋顶可以打开——歌星妮侬·瓦兰领唱“百年庆典大合唱”。参加庆祝活动的阿拉伯人不多，孩子们则很喜欢见到士兵和节日。阿尔贝·加缪已经不再是孩子，只是从这些庆祝活动的旁边走过。[3]法国人在“方屋菜市场”旁边建起了一座广播发射台；在路易·热尔曼家附近的桉树林、靠近洛维戈拐角处，有人还建起了一座……爱斯基摩式的营地。[4]穆斯林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法国人在为法属阿尔及利亚庆祝第一个100周年，他们庆祝不了第二个。”[5] 一些像谢赫·本·巴迪斯这样的本地知名人士公开表示愤慨：“一个世纪的时间本已使伤口愈合，但这些阅兵活动却极度刺伤了我们的尊严。”

这些穆斯林的进步人士没有得到阿尔及利亚左翼的支持。共产党——只是大城市里一些零星小组——犹豫不定，他们不接受阿尔及利亚（以及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是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世界及北非的形势，拒绝承认从君士坦丁省到奥兰、从贝尔古到巴伯·埃勒-乌埃德的无产阶级利益与下层白人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为民族独立而积极活动的阿尔及利亚人为数很少，他们的抗议活动遭到了压制。梅萨利·哈吉呼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他所在的“北非之星”政党却主要是在法国本土的阿尔及利亚工人中发展党员，该党更为接近共产党提倡的国际主义。

1930年12月，在第一学期临近结束时，加缪没有回校上课。他发烧、呼吸困难、咯血。他的身体本不健壮，在学校和假期里又刻苦学习、拼命做工。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结核。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这些贫民区，结核病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谁得了这种病就会失业，根本不可能去法国医治，处境只会越变越糟，而某些社会阶层要比另外一些更加容易遭受伤害。

加缪分析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过度参加体育运动、疲劳、过度晒太阳、咯血。”[6]家人有的觉得他是有次在海里游泳后着了凉，有的认为是有次踢足球后着了凉。到8月份他还在咳嗽吐血。夏季里A．列维-瓦朗西医生给他进行了治疗。[7]外祖母也担忧起来。他经常是一洗了澡、走了路或者天气太热就会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鲜红的、带着泡沫，随后就变得黯淡。不停咳嗽的病人会咯出50、100乃至上千克的血。阿尔贝的手帕被浸透，手指上也粘着血，有时会感到眩晕。他咯的是血，也是自己的生命。母亲并没有惊惶失措，阿尔贝不怨她。仿佛共有一个秘密似的，沉默一直使母子俩心有默契，即使是面对疾病。

作为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阿尔贝有权得到免费治疗。他被安排住进穆斯塔法医院的一个集体病房。医生们为他检查出是伴有穿孔的右肺严重干酪状溃疡性结核病，但尚未出现胸膜粘连。[8]听着医生的解释，阿尔贝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他讨厌医院，讨厌它的气味以及患者们的萎靡倦怠和他们开的那些玩笑。“让·佩雷斯怎么样了？”“你是说煤气公司的那位？他已经死了。他有半边肺出了问题，当时想要回到家里去住，……到头来还是死了。他总是跟他老婆干那事，……每天要干两三次，一个本来就有病的人那么搞还能不完蛋。”[9]

在那个时代，肺穿孔如果得不到治疗，三个人里就会有一个在18到20个月之后死去。肺部萎陷疗法即气胸物理疗法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88年。医生用穿刺针将空气导入胸膜的两个叶瓣使肺部得到休息，并让肺穿孔得以愈合，因为此时肺部就能依靠自身的收缩弹性弥合孔隙。这种疗法每半个月就得做一次，否则肺穿孔会吞噬患者的生命。穆斯塔法医院的气胸疗法初期需要每周做一次X光透视，以后改为每月两次，此外还要做昂贵的X线造影。肺结核科医生和普通科医生更多采用胸腔透视，图像上如有异常很少能够逃过他们的眼睛，有时他们用胸透检查出的异常情况比X线造影还要清晰。[10]肺部萎陷疗法挽救了一批患者的生命。

住在集体病房的加缪没有消沉，他以嘲讽的眼光看待某些病人：“有个人晚上的体温不过才38还不到38．5度，……医生要是给谁做了一次气胸治疗，其他的人就会说：‘这位还能多活几天’，接着就笑了起来。”[11]人年轻时都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以为受伤和长期患病只会危及别人，尤其是老年人。然而加缪17岁就已经知道自己是可能死去的。他在医院阅读埃比克泰德的著述，那是一位获得自由的奴隶，跟他一样贫穷。[12]加缪模糊地觉得自己更接近古代的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所允诺的出路。埃比克泰德在著述中说：“疾病对于人的身体诚然是一种羁绊，但对于人的意志则并不一定。”加缪决定将肺结核看作是一种形而上的疾病。埃比克泰德还写道：“世界上……并不存在恶。”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告诉患病的年轻加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判断、倾向、欲望、憎恶，……不取决于我们的是我们的身体、财富、名声、权力。”

哲学课老师让·格勒尼耶为加缪的病情担心，问起他的近况。格勒尼耶把这名看上去不太守纪律的男孩视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他在另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坐出租车来到贝尔古，看到了病中的加缪以及他家中的贫穷。加缪病得只能发出一个个单音节来回答他。[13]在法国中学里，学生与教师之间很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格勒尼耶事先没有通知的这次友好探望使他的学生感到意外，“因为腼腆和感激而说不出话来”。[14]

结核病使阿尔贝的感官变得更为敏锐。每次一发烧，各种颜色就不仅仅是被他感觉到，而且变成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光线刺激。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作“过度敏感症”或“感觉过敏症”，纪德则将其叫作一种“感觉的聚会”。[15]加缪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某一种色彩上，而是所有的色彩上，从柔和色调到强烈的蓝色、到阿尔及利亚特有的那种耀眼的红色和白色。与纪德一样——他们都使用了同一种说法——加缪称自己“浑身都是感觉的穿透细孔”。独处使人内省。这个年轻人确信，疾病是“抵抗死亡的一种药物，它让人对死亡有所准备，让人学习死亡，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学会同情自己。它给苦苦挣扎中的病人以支撑，使其避免确信自己会彻底死去。”[16]由于气胸疗法的功效，加缪的呼吸顺畅了一些，医生说他从令人担忧的憋闷渐渐转变为令人放心的正常呼吸。病痛、不能行动和中断学业本来是一种不利的处境，但是阿尔贝希望能够重新生活，即使一个肺叶因为气胸治疗暂时失去了功能。他仍然坚持着自己对阳光与学习的兴趣爱好。他所能依靠的是什么呢？上帝？他并不相信。被迫在家休养成为一段艰难但是让人获益良多的冒险经历。加缪重读了纪德的《阿曼塔斯集》，这个有文化修养的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圣经》。当年患结核病的纪德曾在自己的疾病中找寻力量：“况且正是在那里（阿尔及利亚），我有幸得过一次病。……尽管患病，或者不如说由于患病，我所得到的全是快乐。”在这段话里，纪德没有将比斯克拉这类阿尔及利亚城市描绘成“美丽的小玫瑰”，那种语言风格会令加缪感到恼火。他讴歌了患病之人的感受：“我想要赤条条躺在沙滩上。沙子温暖、柔软而轻盈。……我感觉自己在分解、融化、蒸发。”纪德没有逃避现实：“这个地方的苍蝇数量众多，就像亚伯拉罕的后代。”发烧会令人兴奋，就像随后又让人休息一样。阿尔贝隐隐约约产生了幻觉：“在一片荒凉的景色之上，出现了一些奇异的、摇晃着脑袋的巨大动物。”[17]

古斯塔夫·阿库姨父和安托瓦奈特姨妈——亲近的人叫她嘉碧——在朗格多克街留出了一个房间给阿尔贝住，使他得以逃避家里的混乱拥挤。古斯塔夫比热尔曼更让他觉得像一位父亲。阿尔贝跟阿库夫妇住在一起，就像跟家人在一起。[18]每天他都能吃上肉糜，在那个时代，医生们认为多摄入营养是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

阿库蓄着两端上翘的胡子，方格工作罩衫的外面系着白色围裙，即便在他那间离家不远的肉店里也头戴帽子，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开的“英国肉店”使他颇有名声，因为阿尔及利亚本地的牛肉质量低劣，羊肉也有一股粗膻味。阿库声称他卖的法国牛肉质量上乘，都是“新鲜抵埠”。[19]他从法国的蒙圣·米歇尔购进沙罗莱良种牛肉及羊肉，但也从本地犹太人和穆斯林屠开的宰场购进内脏。他对待顾客友善，像仆人一样为他们服务，卖给他们最好的肉类。

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商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对外甥说，良好的教养比才干更重要，头脑聪明的人胜过书呆子，无知但有道德的人比虚伪的家伙更有价值。古斯塔夫经常去德鲁耶街，上一段台阶到公济会之家。作为一个受伏尔泰思想影响的人，他比绝大多数原籍欧洲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更有文化修养。他很喜欢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人还说他欣赏詹姆斯·乔伊斯。在这位兴趣广泛的姨父的书房里，加缪不仅能读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全集，还能读到保尔·瓦雷里和夏尔·莫拉斯的作品。

嘉碧姨妈负责管账。每天上午结束了肉店的工作后，阿库姨父便神色庄重地穿过米什莱街，去“文艺复兴”酒馆喝上一杯茴香甜酒，跟阿尔及尔学区区长玩上两盘纸牌。他讲述的种种往事和看待事物的明确见解让周围的人觉得非常有趣。他出生在里昂，是个美食家，对熏蹄和熟肉酱情有独钟。左右翼的报纸他都读，对一切与政府和社会秩序有关的内容都反对，宣称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阿尔贝经常平等地和他讨论文学与政治。中午过后，古斯塔夫会睡个午觉，然后在4点左右再去打理肉店。

阿库会开车带着妻子和外甥去海边。他们夫妻没有孩子，把阿尔贝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古斯塔夫认为外甥将来能成为中学教师。当教师有很长的假期，而且工作有保障。后来他又希望阿尔贝能够继承他的生意，他解释说，只要几个星期就能学会这一行，这样阿尔贝衣食无忧，可以抽出时间来专心去写自己的作品。[20]后话暂且不说，阿尔贝倒是已经领略到了舒适的生活：“家里物品的名称都不是普通的，而是叫作‘凹形餐碟’、‘壁炉上的花瓶’等等。他家还有孚日地区出产的火焰斑纹瓷缸、坎佩尔出产的餐具，等等。”阿尔贝意识到了生活水平的差距，“懂得了什么叫作高档”。[21]

继百年庆典之后，巴黎举办的殖民地展览吸引了九百万参观者。左翼组织起来对此表示抗议。在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1)主办的《民众日报》上，雷翁·布卢姆撰文说：“我们希望少一些庆典和演讲，多一些人性的智慧和正义。”超现实主义者们也表示抗议。安德烈·布勒东、保尔·艾吕雅、路易·阿拉贡和勒内·夏尔散发了一份传单：“以列宁的名义，请您不要参观殖民地展览。他在本世纪初第一个认识到殖民地的人民中有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同盟者。”[22]巴黎举办的反殖民展览披露了事情的真相，但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几个右翼知识分子表示反对殖民主义，但这种反殖民主义无疑带有自觉的家长式倾向。对阿尔及利亚有所了解的亨利·德·蒙泰朗私下曾对“我们那些没有武器、没有报刊、没有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穆斯林土著”问题进行过思考。[23]受戈比诺影响的巴比扬博士就“殖民地人种的价值”论述道：“北非和叙利亚人属于白种人，非常开化，对他们进行同化是值得期待的。……与法国人的缓慢混血可以通向同化。”[24]

1931年10月，病情有所好转的加缪重返学校，在第二学期的哲学课上重新见到了让·格勒尼耶。加缪周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师和学生对广大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抱有同情，他们无法容忍城市及农村穆斯林的困苦，尽管他们对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在第二学期的哲学课上，加缪认识了罗贝尔·若索，他从法国转学过来，在政治上更有经验，是个远足旅行的爱好者。让·格勒尼耶在课堂上没有提及阿尔及利亚的问题。由于受到当时局势的困扰，他试图寻求一种形而上的安宁，因而只在超验和虚空中玩味，讲述自己的旅行见闻给那些到他的伊德阿别墅拜访的学生们听。他是个谨慎的神秘主义者，说自己平生最强烈的内心体验是在一棵树下得到的：“我躺在一棵椴树的树荫下，凝望着几乎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发现那天空摇晃起来，被吞没在一片空虚之中。”[25]格勒尼耶对印度的宗教感兴趣，在他看来，要把世俗生活和对上帝的信仰调和到一起是不可能的：“在世俗中只能走向世俗，对上帝的信仰只能通向上帝。”加缪在帕斯卡尔的著作中略微接触过这样的思想。哲学家的上帝与福音书中的上帝相距甚远。加缪经历过贫穷，他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假如上帝存在的话，他要么是个邪恶的上帝，要么是个并非全能的上帝。或者上帝并不存在，那么世上一切就是没有理由的。让·格勒尼耶对人已经绝望，试图在别处寻求得到拯救，但中学生加缪不会这样。

加缪在班上并不是最拔尖的学生，但第三学期的哲学课作文他却得了第一，并以较好评语通过了第二部分的中学毕业会考，也就是说在20分的记分制中至少得到了12分的平均分。他进入了大学文科一年级预科班。这种预科班1929年由一位名叫皮埃尔·马尔蒂诺的文学院院长创办。通常高中生们升入大学时对高等教育一无所知，马尔蒂诺希望他们在预科班上能够有所准备。法国本土文科预备班准备的是于尔姆街的巴黎高师入学考试，阿尔及尔的预备班则不然，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会被送到巴黎的路易大帝高中、亨利四世高中或者里昂的花园高中。[26]教这个班的格勒尼耶经常不来。学生们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在阿尔及尔读这种预科班是奢侈而没有出路的。[27]学生们更多是自己扩展知识、嬉戏、跟其他预科班的学生一起玩足球。

这是一个男女混合班，12名学生中女生占多数，男生则有加缪、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和安德烈·贝拉米克。高中文凭既已到手，加缪向格勒尼耶提了两个问题：他是否可以继续学习哲学？是否可以写一些配得上发表的“东西”？格勒尼耶给了这个年轻人以鼓励。在谈到格勒尼耶的《岛屿》一书时，加缪曾写下这样的话：“他的全部思想都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对他的敬佩与喜爱在增长。……我能真正懂得他教给我的一切吗？”[28]加缪反思自己：“也许我应该学会驯服自己过于灵敏的感受性，使其不至丧失节制。我本以为不用反讽和冷漠的掩饰也能将其控制住，现在看来应该改变方式了。……这种感受性使我耽于印象主义、耽于不假思索的直接反应。……应该让它讲话，而不是吼叫。……我为自身的矛盾付出了太多代价，老是停顿下来考虑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该死的骄傲。”加缪对列昂·舍斯托夫感兴趣，认为司汤达对法国作家产生了一种“恐怖主义”的影响。

文科预备班学生戴着橄榄帽，上面的猫头鹰图案是他们的标志，然而加缪没有戴。他和其中几个同学关系密切。莫里斯·佩兰注意到他“一成不变地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头戴小圆毡帽，系一条海军蓝带圆白点的宽领带，脚下是白袜子和漆皮鞋。”[29]这身规规矩矩的穿戴与同学们的衣冠不整形成鲜明对比：别的男孩都穿得怪里怪气，灰暗阴沉的罩衫，腰间系着细绳。佩兰觉得加缪“神情冷淡、面带嘲讽，跟大家保持着距离”，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30]他走过时拎一个小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些艺术杂志和别人没见过的书籍，恰到好处地引用舍斯托夫，谈论普鲁斯特，嘲笑那些功成名就之人。不过在佩兰眼里，加缪的“成熟”是无可置疑的。

加缪的一篇哲学论文——《作为文学体裁的长篇小说》——得到了在班上朗读的荣誉。文中参阅了俄国伟大小说家的作品，转述了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的思想，为一种“长篇小说的复调理论”提出辩护。加缪断言，通过多种主题的交织以及表现不同人物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的多样性，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将会取得非凡成就。

文学课教师保尔·马蒂厄讲授非常法国式的论说文写作法：先是引论，然后是两到三个部分的正论，最后是结论，这和英国式的更为随意的论文写法迥然不同。马蒂厄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讲授龚古尔兄弟的《日尔米妮·拉塞德》时把学生都给讲哭了。他的文学观念因循守旧，在布置学生写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专题发言时宣称：

“正如贺拉斯所言，那是一些病人的幻觉。”[31]

加缪很快就学会将书面体、叙述体和朗诵体结合在一起，他的写作才华得到尽情发挥，但并不是总能得到最好的成绩。文学课老师觉得这名学生有独创性但行文武断。有时候，他和别的同学一样“抄袭”作家们的文字，尤其是尼采的。在一篇题为《悲剧与喜剧》的论说文中他得出结论说：“古希腊悲剧产生于逃避痛苦生活的需要。希腊人不是寻求让生活变得惬意一些，而是用悲剧和梦境将其摧毁。……和喜剧一样，悲剧的目的也许只在于给人提供遗忘。”[32]这篇文章得了20分制的12分。

预科生们在一起玩法庭游戏，大家要无保留地审判加缪。其中一个说：“我很喜欢加缪，……尤其是在早上：你们没有发现他到学校的时候那神情有多忧郁？”对于佩兰来说，跟加缪的关系尽管“从来都没有达到过一种同伴之间的坦率程度”，但是变得比较容易了。他认为加缪走上了“一条徒劳无益的唯美主义道路，这使他在一段时间里脱离了同代人。”格勒尼耶在咖啡馆或自己家里与加缪见面时，将一些书籍借给他看，其中一本是其朋友安德烈·德·黎肖写的《痛苦》。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德国囚犯与一个法国女人之间的爱情，以及与加缪经历过的生活相似的内容：一个母亲的遭遇、贫穷、美丽的天空。

在后来成为朋友的那些同学中，加缪对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和安德烈·贝拉米克留下深刻印象。前者博览群书，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所读的作者；后者则对古典音乐非常内行。前者性格外向爱激动，后者性格内向很沉稳。“弗雷曼”一惊一乍的，言辞耸人听闻，对一些极端的说法深感兴趣，总爱在黑板上写：“所谓智慧，不过是个老婊子而已。”

加缪学会了大学的游戏规则，1933年7月5日隆重颁布的优等生获奖名单证明了这一点。那次颁奖由政府秘书长贝鲁通先生主持。[33]大学预科班的优异奖颁给了让·博格里奥罗，受到祝贺的加缪则获得了法语作文一等奖和哲学作文二等奖，后一门课程的论说文他得了14分。格勒尼耶经常评价说他的写作不带“书本腔”。此外他还获得了历史课的鼓励奖，而拉丁语和英语课则没有得到任何奖。他没有选修希腊语。贝拉米克和佩兰在获奖名单上也都位置靠前，不遵守大学规则的弗雷曼维尔则名落孙山。加缪为格勒尼耶关注的文艺月刊《南方》写稿，这份刊物在第一期发表了一个署名P．加缪的作者对魏尔仑的仿写之作：

天际消失处
沉沉长夜幕
有鸟在哭泣
告知更消息
在此阒寂晚
夜露皆黯然
生命何难留
梦寐何以求……[34]

刊物的随后一页是一篇题为《一个死婴的末日》的短篇小说，作者署名P．C．。小说主人公称：“我年届十八，已记不太清楚那温馨愉快、文静而又多病的童年时光。……我曾有过坚定的原则：上帝，不朽的灵魂，为他人而活着，对物质享乐嗤之以鼻。”作者谈到了自己的情爱：“我知道她待人随和，我们开始了交谈。当我感觉到她的胸脯与我的贴近时，……我体验到的欲望远远不止于爱情。她因为害怕而退缩，而我则一直笑着重新朝山上跑去。”作者时而又变得忧郁：“……纷繁的思绪浮上心头：我已经一无所有，不再相信任何事情，这样下去是无法生活的。我已经消灭了自己身上的道德感，不再有人生目标，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我已经快要死去。”年龄略小于小说中主人公的加缪本人也不相信天主教，也曾快要死去。

因为对自己的想象性习作不太自信，加缪只署以缩写的笔名。他后来又在《南方》上发表了四篇评论性随笔。格勒尼耶强调说这些文章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有些还只是提纲。”将近19岁时，加缪写过一篇价值不大的关于魏尔仑的随笔，另外一篇笔调浮华之作则是关于热昂·里克图斯的。[35]这个年轻人正在探索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对那些真实和真诚的作品进行分析，这类解剖会毁掉文学中的情感。……里克图斯作品的魅力，在于这个穷困之人所经历的泥泞肮脏的生活与他那纯净蔚蓝的灵魂之间形成的对比。”

这个读大学预科班的高中生撰写了一篇“论本世纪哲学”的犀利短文，讨论柏格森的《道德与宗教的两种来源》。他读了1929年版的《物质与记忆》，重点谈到了其中的两句话[36]：“本书肯定精神与物质的现实性，尝试在一个具体例子——记忆——的基础上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形而上学应该从消除自身人为的晦涩开始”。意气风发的加缪对此表达了一种断然的失望：“我本来急切地期待这本书能成为柏格森作品的一个完美结局。柏格森的哲学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它还缺少一个答案。这本新作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却令我失望。”尽管如此，加缪还是在柏格森身上发现了一个高雅的作家，以及某种意义上一个有洞察力的哲学家：“显然，他所做的还是对直觉的颂扬和对智性的谴责”，但是柏格森为什么“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教人以真理的大师之作呢”？加缪期待的是一位有体系支撑的哲学大师。他断言，“将智性当作危险的东西加以抛弃，将体系完全建立在直接认识和原始状态的感觉之上”，这等于是“将全部哲学与我们的时代分离开来”。

尽管得到一些肯定，加缪尚不为人所知。在格勒尼耶看来，他渴望“成功”。1932年6月出版的《南方》第7期特刊，登载了加缪的一篇论音乐的文章，它由此前一篇论文改写而成，密密麻麻有6页篇幅。格勒尼耶在空白处评价：“废话太多”、“乏味”、“愚蠢”……阿库姨父有一架留声机。加缪发现，音乐就是和谐。当时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的十二音体系音乐尚未传入阿尔及尔和巴黎。加缪在文中对叔本华和尼采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冗长的分析，并自创了一些新的字眼：“尼采极端化了叔本华的观点。”这个天真的阿尔及尔人非常喜欢通俗老歌：

拉摩娜，拉摩娜，
我做了一个美梦。[37]

他夸大其词地阐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作为本文的结论，一般而言真正丰富的音乐（笔者用黑体强调这个极富加缪特征的用词）、唯一能够使我们感动、能让我们真正欣赏的音乐是一种梦幻般的音乐，它应当拒绝一切理性和一切分析。……艺术不能忍受理性。”全文结束。

外甥疏远了古斯塔夫·阿库的伏尔泰主义。1933年年底前，加缪写了一篇趋向叙事体裁的作品，主人公名叫贝里阿。一位有文化修养并且活跃的朋友马克斯-波尔·富歇给他寄来一封包括十点意见的批评信，认为贝里阿只是一个固执于逻辑的人。[38]加缪承认他也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很糟糕”，但反驳说贝里阿并非一个固执于逻辑的人物：“我将梦幻和行动置于逻辑之上，因为在逻辑中我看到的是纯粹的智性，空洞而令人轻蔑。”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没有给这个年轻人带来威胁，他这样解释自己对逻辑问题的看法：“我把凭逻辑去感觉而不是凭逻辑去思考的人称为逻辑论者。”那么，这种被感觉到的逻辑是什么呢？

年轻的加缪致力于其他类型的写作，介乎于笔记和正式撰写的文字之间。[39]“接受生活，按照其本来面目对待它？愚蠢的想法。那还有别的方式吗？”“接受人现有的处境？恰恰相反，我认为反抗（黑体为笔者所加）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选择接受还是反抗，就是让自己去面对生活。”加缪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反叛性，但没有给其作出定义。“我们不应该弄错：痛苦就在眼前，不可能搪塞过去。也许，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而言，它乃是生活的本质部分。”此时的他觉得自己永远逃脱不了结核病的困扰。

某种风格从他的写作中浮现出来。加缪找到了一种自己的语调，一种庄重的语调。一个作家不就是一种语调，因而也就是一种语言氛围吗？“年轻人在踏入生活、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一般都会有一种沉重的疲惫感，一种对于自己的狭隘心胸和虚荣心的深深厌倦，它们既使他堕落又促使他进行反抗。……他知道我所说的那种形而上的放纵所带来的虚荣心。”加缪写下很多笔记，很愉快地重读自己写过的东西，重读自己奉为道德指南的著作。纪德就是他反复阅读的一位作家。他喜欢纪德：“我重读了自己有关纪德的笔记。……想到我对纪德的感情之深，我就为自己思想的平庸而生气。”不喜欢纪德的理由：“纪德的作品是置于他生活前面的一个荧幕，在他看来，‘我们写的书将不会是对我们所受不幸的非常真实的叙述’。”喜欢纪德的理由：“当纪德心怀爱意并且带着激情讲话时，他总是在看着自己。”既喜欢又不喜欢的理由：“《地粮》：这本为感觉辩护的书……仅仅是一种对感官的理智化而已。……《地粮》：被禁止的天堂……”

对于作家纪德加缪是既疏远又亲近，对于有年金收入的资产者纪德则不然。“重读《纪德日记》，我对他的欣赏倍增。他是多么的富有人性。我对他的喜爱会继续胜过对其他所有作家的。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很讨厌科克多。”[40]他告诉把《寻找失去的时间》送给他的导师格勒尼耶，普鲁斯特作品“整体上的力量与细节上的精妙之间的对立”是何等的引人入胜。[41]普鲁斯特就是艺术家的代表，这句话是加缪嘴里最高的赞扬。他对这位作家的喜爱到了每次放下他的书就会感到痛苦的地步。加缪很早就喜欢用痛苦这个词，不过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他觉得普鲁斯特已经“把一切都说尽了，无须回过头来再写什么”。加缪用悲怆乃至煽情的语调表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神秘的灵魂急切地想要奉献自己，带着热情、真诚和热忱。”

源自痛苦的丰富热诚。……在一批收进《直觉》[42]这一柏格森式标题名下的文章中，加缪罗列了自己的种种疑问。他没有将这些文章拿给朋友们看：“我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我所陌生的这一次生命的意义。”在一个题为《狂热》[43]的未完成散文片断中，他表达出一种除了弗雷曼维尔和贝拉米克任何同学都不会怀疑的激情：“这些梦幻产生于伟大的厌倦情绪，它们表达了一颗过于神秘的心灵为自己的激情和热忱寻找一个对象的那种愿望。”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与一个疯子在交谈。在抒情的、发自内心的语气中，一个理性的、日神式的加缪与一个非理性的、酒神式的加缪在对话。“如果你继续探求幸福是由什么构成的话，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幸福。”他谴责自己：“我太喜欢自己的谎言和虚伪，以致无法不虔诚地将其忏悔出来。”这个年轻人不信仰上帝，但是嘴上却不断地提到他：“上帝说，如果有一天人战胜了我，变得无所不知，那么他的生命历险就将结束，他将死于自己之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再能给他。”

加缪“胡乱”[44]写了一些诗，有的随处丢放，有的被销毁，其中一首很长的留了下来，是写地中海的，极其自由随意：“在海滨墓园里，只有永恒存在……”在这首接近瓦雷里诗的习作中，加缪同样也吟唱“平静海面上的正午太阳”，同时又滥用叠韵：“Blond berceau bleu où balance l'incertitude……”(2)自由体诗什么都好，就是自由体本身不好，有时候，诗的韵味变成了散文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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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为1905至1971年间法国社会党的名称。——译注

(2) 意为：“金色与蓝色相间的摇篮里，摇晃着摇摆不定的思绪。”——译注

5．白袜子

靠近阿库家肉店的米什莱街，是阿尔及尔的香榭丽舍。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被更名为“比若”的高中离这里大约20来分钟距离。阿库夫妇住的套房位于二楼，第一扇窗户是餐厅，第三扇就是阿尔贝的房间。他常去米什莱街和蒂尔曼街交汇处的“圣母书店”，店主是两个流亡的女人，阿库姨父称她们是“那两个处女”。阿尔贝还去团结路一个新结识的朋友让·德·梅松瑟勒家，他跟母亲住在一起。

文科预备班的高中生们“逛”米什莱街，就像其他人逛巴黎的圣米歇尔大街、剑桥的国王大街或哈佛的广场一样。加缪和弗雷曼维尔坐在学院咖啡馆的露天椅上，挺直身板张望着路过的女孩们。[1]贝拉米克在谈论着肖邦或者舒曼。加缪写道：“有哪座城市能够既拥有历史留下的丰富遗产，又能拥有大海、阳光、灼热的沙滩、天竺葵、……橄榄林和桉树林？在这里幸福触手可及。……在阿尔及尔以外的地方我完全无法生活，完全不能。我会去旅游，因为我想要了解世界，但是我敢肯定，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会有流亡的感觉。”[2]

这些年轻人常常相聚在总督府广场的“交易所咖啡馆”，或者穿过地势低洼的卡斯巴一带的小巷，登上城市的高处。[3]在那儿他们就会接触到阿拉伯人。拥有17万白人和5万5千“土著”的阿尔及尔是一座欧洲化的城市。在纪德喜爱的弗洛芒坦咖啡馆，这帮朋友歇了歇脚。他们对小巧的公主墓地和那座摩尔式房屋情有独钟，后者由巴黎美术学院建筑教授雷翁·克拉罗设计修建。这群学生没有在为1930年庆典而建的弗朗谢·德斯佩雷博物馆多作停留，而是一直来到城墙一带的炮台和青铜大炮跟前，返回时则取道埃尔·克达尔墓地。到了别处的欧洲人墓地，这群朋友会挨着墓碑坐下来，辨认上面用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马耳他文刻下的碑文，它们讲述的是殖民者的家族传说。一个士兵的姓氏会让人想起一场战役，同年下葬的好几个同姓名字则意味着曾经有过一场流行病。从墓地可以看到大海、巴伯·埃勒-乌埃德的灰褐色石灰岩开采场，以及和巴黎圣心大教堂一样丑陋的圆顶蛋糕般的非洲圣母大教堂。他们顺着卡塔鲁吉街往山下走，路边有帮人写字为业的人，还有几家小妓院。阶梯下方是一片无花果树和西迪-阿布德拉赫曼的陵墓。阿尔及尔的墓地有着新教徒墓地的那种不张扬的魅力。在通向希迪-本-乌尔的路上这群朋友加快了脚步：松树林中那座长长的圆瓦屋顶的“科雷特博物馆”令他们神往，再往前就是围墙环绕的博尔吉·波里尼阿克和一个很大的公园。这帮学生的一些朋友会在那里跟他们会合，其中有画家路易·贝尼斯蒂。他们来到了塞莱斯特村和那家小旅店。马克斯-波尔·富歇觉得旅店带有“法国外省”的风味，还把老板娘叫作“女主人太太”。顺着下山的路走到要塞之前，他们会在西迪-本-乌尔的小清真寺逗留一阵。[4]

加缪喜欢大城市的喧闹，也会享受市郊的清静。阿尔及尔的有轨电车不太结实，在一束束灯光中摇摇晃晃地行驶。殖民者所到之处都铺电车，一直铺到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的电车由三家公司运营：车身绿白相间的阿尔及利亚电车公司、车身棕色的阿尔及利亚路轨公司、车身为黄底带一笔红色的萨赫勒电车运输公司。后两家的线路都通往郊区。各条线路的总站均设在总督府广场。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相安无事：没有正式的种族歧视。

在大多数熟悉加缪的人眼里，他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年轻人，但是1932至1933年这段时间，他却感到苦恼焦虑，并私下告诉了罗贝尔·若索和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后者已故的父亲是个贵族军官，而母亲瞧不起住在奥兰的法国人。在加缪眼里，弗雷曼维尔是“最出色”、“最有天赋的”。[5]别名安德烈·帕尔纳斯的贝拉米克则来自富裕的犹太人阶层。弗雷曼维尔根本就不学习，但历史老师却预言他将来会事业辉煌。马蒂厄批评他说起话来桀骜不驯。弗雷曼维尔写诗，亨利·德·雷尼耶认为他的诗“才华横溢”。弗雷曼维尔的学识令加缪感到惊讶，但不太喜欢这个学生的格勒尼耶则不以为然。

克洛德非常喜欢奥兰，喜欢它那黄色石头建成的大教堂，以及街头墙上随处可见的下流图画：巨大的男性生殖器射出如注的精液。和加缪一样，他觉得自己既是西班牙人又是法国人。弗雷曼维尔欣赏美国黑人灵歌，阅读福克纳、海明威、蒲鲁东、饶莱斯、罗曼·罗兰以及托尔斯泰。和罗贝尔·若索一样，他讨厌欧洲移民的思维方式，他们轻率地断言阿拉伯人懒惰、虚伪、爱偷盗、都是梅毒患者。但这些移民又需要“土著”替他们在城市里打杂、在乡下干重活。罗贝尔和克洛德对“土著”微薄的薪水深感不平，敦促阿尔贝意识到这种社会问题不仅是阿尔及尔才有。阿尔贝和克洛德互相借阅书籍，交换看法、文章和诗作。[6]他们还轮流背诵波德莱尔的“外乡人”诗：

“神秘的人，请说，你最喜欢谁？父亲，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我既无父亲，也无母亲，既无姐妹，也无兄弟……”
“那祖国呢？”
“我不知它位于何地。”

他们觉得自己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那么，你究竟喜欢什么，奇特的外乡人？”
“我喜欢云彩……那边，那边，那些美妙的云彩。”

住在奥兰的弗雷曼维尔准备去法国。加缪给他寄去一些热情洋溢的书信：“愿你做一盏十字路口快乐的信号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你是一个想要违反道德的敏感孩子，其实你很善良。自己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不要改变自己。……愿你一如既往地既刻毒又高傲，带着那种侮辱人的快乐。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在内心深处，你其实渴望着温情。”然而，“温情并不存在。……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弗雷曼维尔，我甚至不再相信你的友谊，几天前我还曾希望得到它。”阿尔贝给朋友道了永别，不过还是加了一句：“如果能够的话给我写信吧。”

女孩子们很难抵抗加缪的魅力。他有一双蓝绿色的眼睛，既可爱又迷人。从一个名叫西蒙娜·伊埃的女孩身上，他懂得了什么叫作放荡。西蒙娜长着一张漂亮的布满雀斑的鹅蛋脸，鼻梁挺直，褐色的眼睛透着澄碧，双腿修长。这个优雅的女孩体态性感，同时周旋于几个爱慕者之间，其中包括马克斯-波尔·富歇。她穿着紧身连衣裙，很乐意把自己当成嘉宝、黛德丽、娜迪亚和假小子的角色。她没有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眼下正在旁听大学课程。

阿尔贝第一次见到西蒙娜是在马克斯-波尔·富歇的家里。他约了一帮朋友听音乐，按照纪德建议的方法，将窗帘全都拉上。西蒙娜的继父是眼科医生索格勒博士，她自称是马克斯-波尔·富歇的未婚妻，他们认识那会儿她才16岁。[7]年轻人提到她时都用她名字的首字母“S”称呼。“S”比阿尔贝小一岁，[8]时常招来别人的闲言碎语，年轻人背后说她跟别人上床，这在仍然把贞操看作是一种资本的阿尔及尔富有阶层是不多见的。很多男人都害怕她制造丑闻的爱好——大家都希望不被人注意。

马克斯-波尔·富歇家的窗帘拉开后，客人们感到睁不开眼睛，尤其是路易·贝尼斯蒂。[9]西蒙娜的眼睑涂成紫蓝色，戴着假睫毛，身穿透明连衣裙，那种女性的魅力与神秘使她像一个透着粗俗的维纳斯。

“西蒙娜，你会变成一个婊子的。”继父对她说。

加缪与弗雷曼维尔重新联系上了，他寄了一篇文章给他，对其第一本薄薄的诗集加以挑剔：“老伙计，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怕跟你讲真话，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弗雷曼维尔更喜欢真诚的我。”[10]写下这篇坦率又带些学究气评论的加缪，这时不到20岁。“我承认在你的诗里能够读出一些惠特曼，至少是克洛岱尔的影子，但是坦率地说看不出詹姆斯的影子。不过你还是应该骄傲，而不要感到不舒服。”接着加缪又倾吐自己的心声：“我希望在生活中不要失去你，能够始终和你做朋友，尤其是眼下。我已决心不见任何人，独自一人生活。”这是真的吗？原来加缪跟嘉碧姨妈和古斯塔夫姨父产生不和，搬离了朗格多克街：信奉伏尔泰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姨父无法接受外甥把一些年轻女人带回自己的房间，尤其是“S”。

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积极分子，马克斯-波尔·富歇要去农村活动，“S”跟他疏远了。加缪约马克斯-波尔·富歇在植物园见面，他们一直走到了海边。

“她不会来见你了……她已经做了决定。”加缪解释道。

马克斯-波尔·富歇接受了。

“我曾经在想你有没有天分，”加缪说，“现在你为我们提供了证明。”

马克斯-波尔·富歇是否为摆脱了“S”而感到轻松呢？这个光艳照人的女子会带给人一种难堪：她母亲为了减轻她来月经时的疼痛而给她打过一针吗啡，结果西蒙娜便发现了天堂，自那时起她就从母亲那儿偷来处方购买麻醉品。这个花招被发现后，她又求助于其他医生。这个诱人而又令人不安的“S”会引用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付给出租车司机大把钞票，哼唱淫秽小调，谈论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地中海青年》，这本书介于诗体与散文体之间的写作技巧吸引了加缪。后来，染上毒瘾的“S”离开了一段时间。她反省了自己，并受特里斯当·查拉某句话的影响克服了毒瘾，可那句话却让加缪感到不快。西蒙娜对康拉德、兰波的作品感兴趣，对一切感官的放荡兴趣尤胜。

路易·贝尼斯蒂的哥哥吕西安是巴伯·埃勒-乌埃德的一个药剂师，他给了加缪几盒低剂量的缓释性瓶装药。[11]在米什莱街厄尔贡教授家的卫生间里，西蒙娜给自己注射针药。[12]到了学校也一样。她的细高跟鞋和灰蓝色的狐皮长披肩让人惊讶，走路时上身挺直，大步迈开双腿，男人们都朝她回头看。加缪恨不得揍扁那些用淫荡目光看她的家伙，他懂得了什么叫激情和嫉妒。有的时候，他想说服自己相信爱情“一点意思都没有”。[13]1933年7月27日他曾写道：“我被迫从家里搬了出来，哥哥收留了我。”好心肠的吕西安·加缪住在米什莱街117号乙，他不理解弟弟的行为，但是知道如何爱他。阿库夫妇中断了阿尔贝的经济来源：“我几乎是独自一人生活，身无分文，前景未卜。”哥哥现在是商业代理人兼会计，尽自己所能帮助弟弟，干他这一行每月挣1800法郎左右。吕西安快要和一个上门帮人服务的年轻女裁缝结婚了，同时还照顾着母亲。

阿尔贝必须养活自己：“我想做点新闻工作以便继续大学学业。”应该说是以便开始这一学业。困难没有将他压垮。“我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觉得自己充满了无限的潜力。”他没有“陷入一时的怒气去怨天尤人”，阿尔及尔的美丽再次抓住了他的心灵：“从我的窗户看出去，那片天空极为明亮，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起那次乌云密布时跟朋友一起去散步的情景。为了那份浪漫，我们是在闪电和雨水中走回来的，那情景非常之美。”20岁那年，他写了一封与其说是给弗雷曼维尔不如说是给自己的信：“我觉得，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心灵即使是在欢笑和充满激情的时候，也经常是忧伤的，而且总是带有悲剧性。”加缪知道他的忧伤只是暂时的：“这些厌倦心情并不是结局。”他再次表现出坚忍不拔：“痛苦没有什么了不起，懂得如何承受痛苦才是重要的。”他的朋友正在奥兰做什么呢？“你那座丑陋的城市。……每次我去，都会因为它透着豪华的俗气而感到恶心。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阿尔及尔。”这段时间加缪较少读书，更少写作：“应该学会适应这种头脑的冬眠期。”作为一种自我安慰，他说自己经常摆弄音乐。他希望假期能够到奥兰去跟贝拉米克待在一起。

在1933年底至1934年初写的书信中，加缪提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他已经没有奖学金，曾经得到阿库夫妇接济的半住校高中生现在成了贫穷的大学生，他希望“在哪家出版社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另外一份税务局的工作他又“没有兴趣”。弗雷曼维尔能够替他在《奥兰早报》找一个专栏编辑的职位吗？他可以一边在奥兰工作，一边通过函授继续学业。他曾经给《南方》和《阿尔及尔大学生》杂志写过稿，在《自由新闻》上主持过一个唱片专栏，因此“不是一个新手”。加缪也想到了“教师的饭碗”，那在阿库看来是可靠的职业。做教师仍然可以继续写作，虽然要冒一些风险：要么在学校闹哄哄的环境中昏昏欲睡，要么在里尔那类城市的迷雾中或者做博士论文的迷惘中恹恹醒来。做过博士论文的格勒尼耶知道这一切。加缪害怕教师生涯会使自己的艺术家才华受到窒息。

他于1933年11月拿到了伦理学和社会学课程的合格证书，要取得学士学位仍然困难重重。拿到心理学课程的合格证书后，他没通过第二年6月的古典文学课考试，不过11月份终于通过了第二次考试。

在一封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里，加缪提到自己正在读托马斯·曼、马勒伯朗士和克洛岱尔，正在学习德语、“品尝自然科学”，随后话题一转沮丧地写道：“……我给自己定了用四年时间来创作一部自己想要写的作品（因为生病我没有更多时间）。”他没有说能写出一本书来，而是预告要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我们以为自己年满20岁就有了某些权利，其实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有的只是义务。”他提醒朋友当心“轻率的写作会毁掉最美好的作品”。头脑清醒而又多愁善感的加缪还写道：“我非常厌倦，精疲力竭。……刚刚2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很清楚经历痛苦就是在丰富地感受生活。我知道崇高总是与悲剧性相连，而悲剧性却不一定和崇高有关：当它使我们过分悲伤乃至无法哭泣的时候。”他经历了可怕的“没有信仰的痛苦日子”。写信时他的口吻像是克洛德的保护人——后者是个“非常单纯、非常孩子气的朋友”。

和西蒙娜的关系动荡不定，时而和好，时而分手。“除了靠时间来愈合创伤外，我还能说什么呢？”加缪在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与她在一起的确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还有艺术、爱情。然而，当你眼下的爱情出了问题，那爱情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令人满意了。”他又提到了自己的文章：“没有一份刊物适合我，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发表。为了创作而创作，不仅更美好而且更可靠，不去追求可怜巴巴的所谓不朽。……即使我要发表作品，那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因为孕育一部作品至少也得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相信有所谓早熟的天才。”他同时要应付几个方面的事情：谈恋爱、乏味的日常生活、为将要开始的作品做准备、还要完成学士学业。

1934年2月至6月间，弗雷曼维尔仍住在巴黎。加缪的感觉好一些了，他请弗雷曼维尔帮他再找一份工作，不是为了生活得舒适，而是为了“更多地体验生活”，以便“完成前面提到的那部作品”。弗雷曼维尔给他介绍了一份哈瓦斯通讯社的工作，加缪回信说：“我的身体状况使我完全无法从事夜间的工作，而且我也无法现在就动身。”西蒙娜跟他又和好了。“我急于想生活得更丰富，或者‘更大限度地生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两个共同请你帮助我们，”加缪给这位朋友写信说，他希望能有一份月薪1500法郎的工作，他会到巴黎去一趟，“6月份我不是一个人来巴黎，不过别以为会有什么浪漫，也别以为我跟她的事很简单，事实上比你想的要麻烦得多。”

阿尔及尔大学的哲学专业有一位专职教授、几个临时助教和20来个学生。上课的教室太大，四分之三都是空的。几个女孩戴着帽子，男孩们则是套装加领带。加缪身穿白长裤，头戴毡帽，系着蝴蝶领结，被人看成是一个纨绔子弟。专业负责人勒内·普瓦利耶很重视自己主讲的课程。这位哲学教职资格获得者已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时空观的几种特性》[14]，一本对于前来听课的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非常严谨的科学著作。普瓦利耶深入研究了相对论和量子论。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是一所训练严谨头脑的学校。他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过两年，并取得过法律学士学位，此外还对佛教，尤其是吠檀多学派怀有兴趣。当时法国的大学对弗洛伊德学说尚持怀疑态度，而普瓦利耶已经对无意识产生了兴趣。他曾在蒙彼利埃教过书，在他眼中，阿尔及尔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太舒服的城市，这里的欧洲人分隔成几个小圈子：移民、军人和公务员。大学的文学院似乎与世隔绝，14名教师在院里的每次聚会上都隔着桌上的朗姆酒水果蛋糕互相窥视，重复着同样的谈话。普瓦利耶一个人负责四门课，每个学年各两门。10月份他的课堂上有大约12名用功的学生，到6月份就只剩下6个，其中有加缪和来旁听的西蒙娜。比较认真的女孩有米莉亚姆·萨拉玛和莉莉阿娜·舒库恩。普瓦利耶讲解因果关系、决定论和自由概念，将日本神道中的恩典与基督教的原理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的逻辑学和普通哲学课无法唤起学生们的激情，他们的态度认真但思维不够开阔。口试成绩最好的是伊夫·德谢塞勒，他是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出色演说家。论说文与陈述报告的成绩阿尔贝·加缪紧随其后。在普瓦利耶看来，每当书面表达加缪就会脱颖而出，即使他写作的形式成分多于内容。寥寥那么几个的学生，如何能够既像朋友一般邀请其中某个人喝咖啡又不让其考试及格呢？普瓦利耶给自己挑选了几个助教，将普通哲学的一门附加课程委托给格勒尼耶上，他们是同一届参加哲学教职资格考试的，普瓦利耶获得第一，格勒尼耶名列第三。前者偏重理科，后者偏重文科；前者讲课遵循教学大纲，后者讲课随兴所至。普瓦利耶教给学生一种非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对科学的尊重，而格勒尼耶忽视了这个方面。

另外一位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拉丁文学和罗马史教师雅克·厄尔贡。1934年，他有一门课专门介绍罗马的皇帝，其中包括卡利古拉。他的妻子塞弗里安娜有个知名的父亲叫保尔·德雅尔丹，在每隔十天举行的蓬第尼招待会上他聚集了一批以《新法兰西杂志》几大重要人物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和社交界人士。纪德、罗歇·马丹·杜伽尔、克洛岱尔、马尔罗代表文学界，哲学方面的代表是贝尔纳·格勒杜伊森和那位头脑敏锐的学界名流雷翁·布伦什维克，普瓦利耶的博士论文就是题献给他的。厄尔贡欣赏加缪，可惜这位年轻人没有学过希腊文，拉丁文也只是中等水平。在加缪翻译塔西佗的一篇作业上厄尔贡写下这样的评语：“勉强及格。人很聪明但译文质量很不稳定，太多吃不准的地方。”[15]

有一点加缪是吃得准的：他要写作。他发现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此人就是32岁业已成为别人榜样的安德烈·马尔罗。格勒尼耶在自己家里接待过马尔罗，但既没有邀请同事也没有邀请弟子与其认识。在加缪读过的数百本书中，有两本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格勒尼耶的《岛屿》，这本发行量极小的著作如果换个标题可以题为《孤独种种》；另外一本就是马尔罗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人类的命运》。

比加缪年长15岁的格勒尼耶潜心钻研不可见之物、想象之物、绝对之物，以及一开始他并不接受的神性之物。他比普瓦利耶更多地谈到人的有限性和神的无限性，谈到神秘与神圣。格勒尼耶与加缪之间的关系既像是对话也像是独白。《岛屿》是一本150页的著作，书中谈到了空虚的诱惑、凯尔盖朗群岛和一只名叫姆鲁的公猫。加缪在这本书里发现的更多是一种形式，而非一种他能够认同的内容。他觉得格勒尼耶的散文与夏多布里昂和巴雷斯的散文较为接近。在自己这位导师笔下，加缪喜欢的是那种不动声色的反讽，些许的疯狂，一种形而上的生活感受，以及他模仿柳德米拉·彼托埃夫扮演的奥菲莉亚的声调来朗读柏拉图对话的那种方式。格勒尼耶的某些观念让加缪着迷：他对不祥事物的预感——格勒尼耶本人则说是警告[16]——、他对沉思的爱好、他对事物的些微现实性的反复思考，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文学上的苦恼。格勒尼耶建议弟子去一趟意大利和希腊，此外，如果不去印度的话，至少要去印度支那看看。加缪可以在西贡找一份教师的工作，路费会由政府承担。

师生两人都喜欢那些无家可归的猫和狗。格勒尼耶声称：“一只公猫要配得上公猫的名声就应该佩戴项圈，这样很快就能赢得母猫们的格外青睐。”跟格勒尼耶在一起你会开心微笑，而跟普瓦利耶在一起就没那么开心，因为他不会敞开自己的内心。在《岛屿》的作者笔下，加缪学到了诸如伟大、反抗、英雄主义、饱满之类词汇。在这个思想微妙、朦胧而审慎的35岁男人和这个极其渴望生活的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算亲密的信任关系。一本正经的加缪和彬彬有礼的格勒尼耶彼此以“您”相称，互致一些短笺书信，后来都由格勒尼耶保存下来。他们常从伊德阿高地一直往下走到乌瓦罗尔，顺路买上一些奶酪。格勒尼耶就像推敲自己的思想一样试着一块奶酪说：“卡芒贝尔奶酪不应该软成这样，主要是本地傍晚热的时间太长了。”[17]加缪欣赏的是死者与生者的主题，而格勒尼耶则时常提起严酷的话题并缄默不语，即使请人喝杯酒他也会感到一种几乎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困难。弟子尽管对生活有不满，还仍然在追求幸福；而师父却不是。弟子贫病交加，有时会为此而吼叫；师父则只是呻吟而已。作为成年人的格勒尼耶身体健康，比起时常受到感冒和发烧折磨的年轻学生来，却更难享受跟朋友们在一起的交谈或散步。格勒尼耶被抽象的思考撕裂，加缪则在与真实的结核病作斗争。

他们对地中海的景色都怀有一种激情。格勒尼耶谈起了一种令加缪着迷的地中海文化。谁要是在某处咖啡馆或酒吧的露天座碰到格勒尼耶和他这位最喜欢的学生，最好不要去打扰他们的私下交谈，因为加缪会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艺术付诸实践：“我没有打扰您吧？”“不，您打扰我了。”握不握手他都会这么说。

尽管这种语气粗暴，但加缪的密友们仍然喜欢并欣赏他，而别的同学则感到失望。一个奥兰来的学生亨利·桑松因为不适应，就在加缪这儿碰了壁。加缪用“桑松先生”称呼他以表示对其疏远。[18]有几个女孩讨厌加缪，因为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她们身上，不去追求她们或者拒绝了她们的主动示爱。他不愿跟哲学专业为数稀少的“土著”学生之一，一个名叫昂鲁什的小学教员有任何来往，那是普瓦利耶最喜欢的学生之一。[19]加缪的脸上带着强烈的荣誉感和优越感，有时候会令人感到不快。

格勒尼耶在加缪和贝拉米克面前卖弄悖论与格言：“我们所拥有者皆属多余，所缺少者皆为必需。为了对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有所准备，我决定去参观一处屠宰场。”[20]加缪没有把自己的私生活马上告诉格勒尼耶，不过后者注意到了那位“S”的重要性。加缪给西蒙娜写信的语气要比给弗雷曼维尔写信时造作一些：“我们的桌子被那些山楂花压弯，它们让我想起我们曾经憧憬过的春天仅仅类似于令我们恐惧的死亡”，加缪以这样的喃喃诉说笨拙地与西蒙娜探讨着哲理，“因此我们将在崇敬与泛神论中走向整一性或多元性”。[21]

每到星期天，加缪、富歇、路易·贝尼斯蒂和梅松瑟勒就会去布扎雷阿散步。[22]同行的“S”一会儿跟这个走在一起，一会儿跟那个走在一起。走着走着，这个异想天开的女孩就开始发表言论了。她对梅松瑟勒宣称，当下时刻只有在成为回忆的时候才能获得现实性。[23]另外一个在大学当旁听生的女孩米海耶——后来嫁给了吕西安·贝尼斯蒂——对阿尔贝和西蒙娜这对情侣赞叹不已：

“我要是写一本小说，一定把你们写进去。”[24]

阿尔贝和西蒙娜费尽心思让人相信他们是天生一对。令所有朋友都感到吃惊而唯独西蒙娜的母亲索格勒医生不觉得意外的是，这对年轻人决定要结婚了。加缪这时20岁，西蒙娜19岁，年纪都还不大。在索格勒夫人看来，阿尔贝只会给她的女儿带来益处。路易·贝尼斯蒂怀疑加缪是否陷入了天使情怀：一旦跟西蒙娜结婚，他就得拼命矫治她的问题，把她从毒品和狂乱中拯救出来。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却有着古道热肠。在路易看来，这场婚姻是一个错误，因为加缪原本是强烈谴责违反自然的婚姻制度、谴责束缚人的戒指这一可悲的婚姻象征的。阿尔贝和西蒙娜并不宣誓彼此忠实，既然双方在身体上都已感到厌倦，为何还要放弃各自可能的幸福呢？加缪说：“我想结婚，想自杀，要不就订阅《插图周刊》，总之干一件绝望的事情……”[25]

两个年轻人脱离家庭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但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自主。索格勒夫人以及与加缪重新和好的阿库夫妇将帮助这对年轻人。前者给他们提供了一处住所，而且是很舒适的住所；后者则资助他们一笔小小的年金，并借给他们一辆14马力的雪铁龙。姨父姨妈不接受西蒙娜·伊埃，但承认西蒙娜·加缪。1934年6月16日举行了只有亲属参加的婚礼，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问儿子喜欢什么礼物，他回答：

“一打白袜子。”

6．“心灵小片断”

巴黎的服装时尚和政治事件很快就会传到阿尔及尔。1934年，极右翼与极左翼在议会相互指责，双方对垒的事态严重。2月6日之后，阿尔及尔的报纸刊登了一些传真照片：巴黎的保安警察骑在马上执行任务，示威者在骑兵下方投掷小球，众议院门前有公共汽车在燃烧。

加缪希望保持自己的安宁，希望能够实现这桩既出于激情也出于理智考虑的婚姻，再说他更关心的是文学形式而不是政治。身在巴黎的弗雷曼维尔为世界前途和希特勒的上台而担忧，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一封接一封地给贝拉米克和加缪写信，督促他们也加入法共。两天之后贝拉米克决定要干，加缪则提醒克洛德[1]：“当心千万不要将自己与一种年轻人的信条拴在一起，因为那只是一种信条。”他进一步说：“我们似乎倾向于把抛弃过去的错误看作是一种怯懦。”他并非像马克斯-波尔·富歇那样拒绝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加缪写道：“我加入共产党是有可能的，如果加入，我会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也许还有全部的感情，但不会是全部的心灵，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不会投入其中，而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的心灵留给了文学：“我不加入并非意味着对自己的尊重，而是意味着我对一项高尚的、令人钦佩的事业的不尊重。但是我的宗教精神已经根深蒂固，对我而言，如果共产主义不能成为一种宗教的话，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弗雷曼维尔仍然在督促他。结婚前一个月，[2]加缪明确表示不会介入、不会参与：“加入党派就是对自己的强迫，就是对自己身上的其他方面视而不见。”他要求保留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自负的权利：“如果各种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让我远离社会性的事务，那我是毫无办法的。至于行动，我哪天不在行动？”他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操心事一样的多：“我已经忘了加入法共这回事。如果在你看来我也许从根本上错了，那就让它去吧。做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加缪将世界看作一种荒诞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达呢？“再说我也付出了代价：我既不幸福也不快乐。”马尔罗宣称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兄弟般的博爱，加缪就以一句“顺致兄弟般的问候”作为书信的结尾。通常他更喜欢使用别的结尾方式，例如“真挚的问候”或者“回头见”。

青年知识分子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有的观点激进，有的无疾而终。在巴黎，夏尔·拉波博尔、亨利·勒费弗尔和保尔·尼赞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杂志》。弗雷曼维尔决定在阿尔及尔出版一份刊物，他的两员先锋是贝拉米克和加缪。后者给他寄了一篇关于马尔罗的文章，[3]向他概括了自己的观点：“马尔罗的思想并非毫无道理：将东西方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思想现象。你声称找到了人性的救世之道，我对此一无所知，要不就只是在观念上知道。不过我了解东方的救世之道，而且知道它不能解决我们这些西方人的问题。你读了《西方的诱惑》吗？马尔罗在书里比我更清楚地说明了东西方的立场以及它们之间无法克服的分裂。”加缪首次试图在一篇文章中阐明一位仍然在世的作家的思想，此前他只是快速写下过一些关于纪德、格勒尼耶、尼采和司汤达的笔记。他尝试透过自己最喜爱的两位健在作家的差异将他们联系起来：“我的这篇文章试图表明从《西方的诱惑》到《人类的命运》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如此而已。你读一下格勒尼耶书中（《岛屿》）有关印度的段落。我在其中更多想到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我们把革命变成了一种通向矫情天国的方式，而印度却不需要这种东西。”身处格勒尼耶和马尔罗之间，加缪想要调和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知道共产主义者关注的中心是人，而东方哲学却让人围绕着“万物”转。通过阅读马尔罗他重新接近了弗雷曼维尔，而远离了印度的思想家：“我跟你说过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条任何东西都无法弥合的鸿沟，哪怕共产主义和革命也无法弥合。”

加缪要求弗雷曼维尔创办的刊物在文章质量上决不通融，“对我的也一样”。他希望刊物的版面要朴素，提出自己每月寄去50法郎的办刊费。他每月的收入是300法郎，其中包括给人上课的报酬和阿库夫妇以及索格勒医生的资助。他拒绝撰写一篇拟议中的《向罗曼·罗兰致敬》的文章：“……写信也罢，鼓励也罢，所有这些革命运动的电文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弗雷曼维尔寄给他一篇由一个名叫穆肖的人写的论爵士乐的文章。加缪评价说：“写得很糟糕。毫无吸引人之处。”这个“穆肖”乃是弗雷曼维尔的化名。于是加缪的下一封信只得这么开头：“看来我让你难过了……”

作为政治斗争的积极分子，弗雷曼维尔将自己的刊物看作是一种政治工具，他向贝拉米克坦言[4]：“办刊物的确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能够把那些态度不明确的人团结到马克思主义周围来。更为功利地说，它能把我们三个（包括加缪）都从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害影响中拯救出来，我非常担心这种思想导致的后果。”弗雷曼维尔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应该将加缪撇下不管吗？……你应该明白争取他是多么必要。”阿尔贝关心的是文学，克洛德关心的是政治行动。1934年3月，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发表了有关东方各共产主义政党发展规划的文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共产主义者组织集中起来。有必要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独立的、将来可以脱离法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写给贝拉米克的信中，弗雷曼维尔憧憬着阿尔及利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共产党、加入到殉道的行列：“当局会查禁我们的组织，把我们投进监狱。”[5]

弗雷曼维尔将诗集、小说和书信堆积在一起：他告诉贝拉米克最近一周的通信竟有40封之多。他兴奋地说：“你看到没有，安德烈，与人相比诗歌很渺小，任何东西与人相比都很渺小。我坦率地跟你说安德烈，即使是宗教神灵也不能让天下太平！”弗雷曼维尔仿佛看穿了真相：“上帝是可以被瓦解的，他不过是一张加了桌板的桌子而已。好好看看吧，你们以为只有上帝这一块桌板吗？得了吧！我再拉出一块来：圣灵。还可以拉出一块来：嘿嘿，耶稣！喂，别弄脏了耶稣，你们这些猪猡！……共产主义者希望人就是人，不是别的。”在弗雷曼维尔看来，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更具神学意识的加缪则认为：“不要那么决绝地对一切类似神性的东西都不予理睬。在把那些其实仍然只是上帝表现形式的东西也叫作爱的时候，最好有点畏惧。”[6]

加缪对一种逻辑上可能的邪恶残忍的上帝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不要去想象他们的那个上帝是正义的。不妨想象他是任性和不公正的，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个上帝。必须这么想象，否则如何去希望人类的绝望处境有一天能够改变？啊！德·弗雷曼维尔，这片伊德阿高地上的风多么寒冷！”年轻的加缪夫妇住在伊德阿公园12号的“清凉别墅”。建筑师勒科尔布齐耶的弟子梅松瑟勒替他们找到了一处套房，月租金450法郎，由岳母索格勒支付。

加缪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7]：“不要以为激情就一定晦暗、智性就一定明晰，这种想法愚蠢而不符合实际情况。太耽于智性或一味沉溺于肉体都肯定会出错。”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像纪德、瓦雷里或克洛岱尔那样，想到自己的书信有朝一日会发表，然而他们的确是一些非常具有文人气质的年轻人……加缪写道：“你若是知道帕斯卡尔的著作里有那么令人陶醉的东西该多好，……但愿人们不要指责我们缺乏明晰，因为我们公开声明要这么做。……而且，他关于人的心灵及其令人绝望的荣耀的看法是那么的清晰、深刻、令人难忘。”加缪拒绝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置身于码放整齐的卷宗之间的精神贵族。写到这里他又告诉弗雷曼维尔冲泡一杯好咖啡的方法：不能一点一点地往咖啡里倒热水，“而是要先倒入四分之一的温水，然后再分三次倒入滚开的水。”阿尔及尔人都爱喝浓咖啡。弗雷曼维尔指责加缪仍然是个知识分子，这让他感到受了伤害。他回答说：“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热爱那些下层平民，我深为之感动的，是那些受人气的年老女佣人的不幸，以及贝尔古咖啡馆里和我一起喝酒的工人的困苦。”[8]

加缪帮弗雷曼维尔润色手稿，称赞其中有一些“文采斐然的句子，例如‘安东尼奥听见天空像被卡住的帆篷一样呼啸’，……我所喜欢的一些句子，就像装有混合香气的瓶子，既难以分辨又美妙动人。”作为刊物的文学责编，加缪会纠正拼写错误与粗俗用语：“为什么要说‘妈的，一脚踹在了睾丸上’？从第一页开始就带着‘老傻瓜’、‘蠢货’之类字眼，我觉得这是一种德·弗雷曼维尔式的挑战姿态。”阿尔贝告诉安德烈，他可以怀疑自己的才华，但绝不怀疑克洛德的才华。[9]后者推荐他读福克纳的《圣殿》。加缪说，卡夫卡的《诉讼》属于“阿尔贝·加缪风格”，而福克纳则应该属于“弗雷曼维尔类型”。“没有收到你对《伪币制造者》的看法，这也许是纪德最好的一本书。”加缪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的《日记》，那种接近于书信而不是短篇小说的写法。在弗雷曼维尔看来，加缪的写作就会让人想到这位新西兰女小说家。得到如此评价的加缪困惑地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我和她联系到一起，也许是因为创作中的犹豫不决？”他正在写一本书：“题目叫《贫民区》，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即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的几乎全部。过不久我就把第一部分寄给你，然后你告诉我你的看法。有一点我很在乎，就是想知道你是否能感觉出我是带着情感和爱来写的。等到全书写完（大约在［1935年］ 6月左右），我将想办法发表。”阿尔贝在阿尔及尔警察局驾驶执照管理处有一份临时工作，那是通过他的几个老师推荐得到的。管理处的上司鲍米耶先生还是某个阿尔及利亚文学社的组织者，在他看来，阿尔贝写得并不好，他指的大概是阿尔贝的字体而不是他的文笔。

两年来，阿尔贝一直在创作并润色《贫民区的医院》和《贫民区的声音》这两篇题献给西蒙娜的作品。[10]他在寻找一种语言：“不应该在艺术作品上留下某种标签。”[11]在《贫民区》的那些片断里，他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自然主义者。兼有论述和叙事的《摩尔式房子》聪明地将小标题都取为描述性的：“入口”，“走廊”，“黄昏”。加缪试验用简短和拉长的各种句型写作：“开阔的公园在风中吼叫而他强烈的生命力在雨中愤怒爆发。”这些段落带有普鲁斯特尤其是福克纳的笔调：“……如同大教堂中那些无性别的声音一下子升至最高的拱顶，随即黑压压的唱诗班人群保持寂静，以便让这一声热烈的高音获得最大的效果；如同这些恳求的声音一样绝望地、不懈地延伸，直至到达最终的死亡。”弗雷曼维尔喜欢《贫民区》，这让加缪感动：“重要的是朋友们因为我们所写的东西而开心并被打动。”《贫民区》一直停留在初稿状态，并在加缪的脑海中与另外一个写作构思混在了一起。他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又要再一次教课挣钱。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纳的学生觉得他教书很在行。[12]加缪建议弗雷曼维尔从事新闻行当或者给别人当代理：“等我到了巴黎，我会尽量为自己找一份这样的工作……”他再次表示：“我不想做教师，眼下正在竭尽全力寻找改行的机会。……别人告诉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这真叫我失望。中学里的环境让人不自在，同事们都板着脸，学生们用谎言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你瞧，眼下我正在中学里教夜校课程（在初中校园），帮一些商行、银行、邮局的雇员复习准备哲学业士学位考试。听课的学生（总共10个）挺招人喜欢，他们白天工作到6点钟，下了班又来上夜校，有时要到晚上11点，每个人都能通过他们所参加的考试。我很喜欢他们。”他更喜欢这些成人学生而不是中学生，称后者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讨厌的小东西”。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并不吸引他。“我也不想象艺术家那样生活……即使在警察局工作那会儿我觉得自己与生活的接触也要更密切一些！”当时每天上班7小时，他说那是一份“蠢货干的工作”。等拿到了学士学位最后几门课程的考试合格证书，他就去找弗雷曼维尔：“……我要来巴黎。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很愿意在那儿拿文凭。格勒尼耶曾说：‘巴黎！世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和你在一起工作那该有多开心！各种展览、音乐会、卢浮宫，还有我所向往的那个巴黎：那些叫作‘切面包街’、‘铁罐街’的古老街道，等等等等。”

1935年3月到6月，加缪投入准备两门课程的考试：“我知道每门课程三分之一的内容，……即最低限度50本需要精读的书。等到读完了，我的‘文化苦闷’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他的哲学史课程和逻辑学、普通哲学一样，都得了“较好”评语。哲学史的四个考生中只有他获得了这一评语。普瓦利耶打分很严格。

加缪决定留在阿尔及尔，因为西蒙娜一直在注射毒品，需要有人照看。她有时住在母亲家里，更多时候待在医疗诊所。阿尔贝希望1935年夏天完成他的书稿但是却无法做到。办刊物的计划也失败了，他打算与弗雷曼维尔写一出题为《社会新闻》的戏剧：

“维尔德拉克加上克洛岱尔的风格，这个构思看起来挺傻的。不过我真正的想法是：戏剧应该是非常主观的、有固定套路的。我的构想是在剧本的风格和观念中加入某种怪异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某种压倒性的东西，而同时戏剧材料却是最富有情感的、最日常性的，即真实生活中最平凡的那种社会新闻。因此需要做的是将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我的构思还很模糊，不过你可以试着理解：

也就是说将以上两个方面加以融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基础上能够写出呐喊与歌唱，或者说是将两个方面并列起来（这个构思让我很感兴趣）：我想说的是交替展示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比如说一个得了病的女人：首先只是表现她。然后，再表现一个生病的女人或死去的女孩给所有富有同情心的人带来的内心冲突，那种超越了生活本身的、骄傲的或者屈从的内心冲突（克洛岱尔笔下的那种）。每个事件都可以有两种阐释，在这方面我们的合作将会非常有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好好挖掘一下。你先看一下我的设想，认真考虑考虑，收集一些社会新闻。”

加缪一心想着戏剧。卡利古拉，多好的题材！

他把没有通过1933年6月高中文凭的哲学课程考试而有望在10月份通过的学生召集到自己家里。听课的有索朗日·萨尔法蒂和另外6名学生。[13]每星期加缪布置他们准备一个专题发言。老师和学生一起喝茶、抽烟。加缪不满足于批阅这些女生的文章，还写信给她们，对他自己的评语进行再评论。他庄重地给其中一位写道：“我没有马上分析您的论文，这是因为我想要对其多说几句。如果将您的文章当作一篇考试作文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它写得非常出色，行文通畅，条理清晰，表明您已经无须再学习学校训练方面的任何东西，……总之，您肯定会通过业士文凭考试。”不过他觉得这名学生“太没有主见”，因为她没有在帕斯卡尔的观点和加缪认为愚蠢的瓦雷里的观点之间做出选择。在21岁的年纪，他就有意识地与法国式的那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论说文类型拉开了距离，因为那种文章有时只是一些废话。某天下午他正给学生们开小灶，西蒙娜从远处朝他喊：

“阿尔贝，你把鞋子忘在餐厅里了！”

加缪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别结婚，小姐们。”

9月份的课程在一名女学生的家里上，那是特朗里大街12号丙的一幢别墅，对着圣马尔西埃娜教堂。婚礼的钟声从那边传了过来。

“可怜的人们，”加缪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可不要结婚，小姐们，不要结婚。”

他施展自己的魅力，让这些阿尔及尔姑娘开心发笑，给她们读缪塞特的《土老冒的婚礼》。索朗日·萨尔法蒂想要学医，但她的兄长们要她读药学。

“别听他们的，索朗日，”加缪说，“你天生就是一个当好医生的料。”

他曾打算用6到11月的5个月时间精心润色那本向弗雷曼维尔许诺过的书，但是现在又想要撰写另外一本。西蒙娜酷爱贝洛和格林的童话，加缪则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的短篇小说。为了安慰一直辗转于伊德阿别墅、医疗诊所和母亲家中的妻子，他写了《梅吕西娜之书》，“一篇写给闷闷不乐的孩子们看的小故事”。他精神饱满地说：“要想逃避等待给我们造成的没完没了忧伤，现在是创造新世界的时候了。”《梅吕西娜之书》既像神话寓言故事，又像奇妙的纯粹童话，既幽默又带有道德意味，仿佛一篇关于童话的童话。仙女是什么？一种既完美又让人生气的生命——当然不完全是西蒙娜。仙女中“最让人有好感、离我们最近的是那些徒有仙女名字的仙女”。

从第二页起作者就承认：练习写童话和为仙女们找名字需要“巨大的虚构才能”，而他并不具备。写童话的人必须既是个神奇、“富于幻想”的家伙，又必须具备非常有条理的头脑。对于加缪而言，童话是一种写到哪儿算哪儿的玩意儿，没有任何意义。童话的形态学不是他所擅长的。[14]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完全找不着恰当的语气。非现实的事物在仙女梅吕西娜的凄凉故事中被写得太离谱。他总结说：“我曾经一直想要写出一篇童话，仅仅只开一个头，然后故事就悬在那里，保持一种美妙的未完成状态。”《梅吕西娜》中点缀着一首歌谣的雏形，由8行克罗岱尔风格的、参差不齐的长句构成：

生命何其短暂，带着憧憬又带着遗憾；哎呀呀
我相信爱情，不知自己的根在哪儿又有何妨。
我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那心心相印的
远离预料的时刻就会到来……

加缪迷失在杂乱的思考中，但是也吐露了心扉：“梅吕西娜仙女，莫尔嘎纳仙女，于尔热勒仙女，维维阿娜仙女，我渴望感受到你们身上真实的人性。……我喜欢枯燥但是被希望浇灌过的道路。”他天生不是写神奇故事的料，而在这方面西蒙娜又完全帮不上忙。他提防着不把《梅吕西娜》拿给弗雷曼维尔看。对待随手抽出一本书便是《恶之花》而不是《睡美人》的西蒙娜，加缪已经不是随便说几句风雅的殷勤话就能打发，而是必须献媚才行。他留给熟睡中的西蒙娜的那些矫揉造作的话更是动人：“既然咱们都这么想，那就这么定了。我会抓住妹妹的小手，让你坐在我的身边。”[15]

马克斯-波尔·富歇这段时间住在圣伊莱尔迪杜维的大学生疗养院。他主动向加缪表示了和解的意愿。加缪还嘴说：“对你的来信我没有什么要回答的，要不只能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尽量积累生活经验，直至自己彻底感觉到这种经验的毫无价值，它的最深刻之处就在这里。……你住在疗养院，另外一个（弗雷曼维尔）待在巴黎，我们都在尽力用种种徒劳的言行来遮盖一种赤裸裸的、非常简单的真理：我们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在这封给马克斯-波尔·富歇的信以及另外一封给克洛德的信中，加缪谈到人在书信中会流露出一些“心灵小片断”。他希望富歇帮自己找一些写稿、教课的事做，而他则会寄一些书籍和杂志给疗养院中的富歇。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毕竟，通过书信只能交谈很少的东西。”加缪的这句话言不由衷，其实他希望能和马克斯-波尔·富歇重新握手，一起散步。

回到阿尔及尔后，富歇见加缪的次数并不多：毕竟加缪抢了他的未婚妻，而且声称比他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更接近左翼立场。加缪有几个朋友圈子，出于保护或者隐藏妻子的需要，他经常是分别与不同的朋友圈交往。她的出现会使人为难。在伊德阿别墅和米什莱街的家里，她经常是半裸着身子走来走去。一直未能戒除毒瘾的西蒙娜·加缪对于阿尔贝来说是一次失败，他掩盖着这个其实早已为人所知的家庭秘密。在一次晚间聚会上，几个朋友目睹她表情呆滞地走到隔壁一间屋里，等到回来时神色已经安宁了。在梅松瑟勒和路易·贝尼斯蒂看来，“S”令加缪深感痛苦，他只能把自己藏在讥讽的微笑和挖苦的沉默背后。加缪因为马克斯-波尔·富歇的介绍认识了梅松瑟勒。长相具有罗马人轮廓的让·庞德里格·德·梅松瑟勒对文学和绘画都很了解，说话略带巴黎16区的口音，谈起某幅画、某首诗或某个景点时，他会脱口而出说“妙极了”或者“太棒了”。他的曾祖父是个海军军官，当过阿尔及尔港口的军事指挥官，思想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北非殖民地当年是拿破仑三世的得意话题，而他却偏向于阿拉伯王国一边，因此受到共和派的、“反动的”殖民者的仇恨。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全家人都曾经站在德雷福斯一边。于是加缪便认识了阿尔及利亚一个富裕的、头脑开放的法国人阶层，对于他们来说，不公正的现象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在一些想要与众不同的圈子里，有人会把他们称作“阿拉伯佬”、“北非法国人”，法国本土的人甚至会冒失地称他们是“犹太佬”。

让·德·梅松瑟勒代表着阅历，路易·贝尼斯蒂代表着单纯。比加缪大10岁的贝尼斯蒂将成为珠宝商，总督府给了他一笔奖学金，派他去委拉斯凯兹美术学院学习。他本是一个出色的雕塑家，现在却只能画画：油画要比青铜雕像更容易卖出去。弗雷曼维尔曾说“贝尼斯蒂的素描总像是在为雕像构思”。[16]

加缪会写一些关于朋友的文字，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在阿尔及尔的小圈子里互相欣赏的礼貌。客套文章他是后来才学会的，而眼下在阿尔及尔他写起东西来直言不讳。[17]他的评论遵循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一幅油画如果价值可疑便经受不了几天时间的公众检验。”在东方风格画展上，他发现了勒内-让·克罗送来参展的用中间色调画成的作品，此人还是个优秀的作家。加缪断言贝尼斯蒂是阿尔及尔唯一有价值的雕塑家，“他的艺术才刚刚开始，他的构思几乎已经成熟。”加缪在评论贝尼斯蒂时几乎也是在谈论作为作家的自己。他还写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就像制作一件陶器”。加缪不是凭借一时冲动进行创作的人。就像陶工在坯样上逐步添加黏土一样，他写东西时也要对遣词造句进行删减调整。他跟格勒尼耶一样喜欢“试验”一词，对大学某些课堂上的抽象概念保持距离，因为它们有时会让他觉得自己“淹没在别人的观念、索邦大学先生们的哲学中”。他喜欢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和雕塑家的表达方式。他告诉定居在巴黎的弗雷曼维尔，他将会给他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第5区于尔姆街15号的年轻朋友，……一个从德国回来的建筑师，勒科尔布齐耶的学生，……名叫米盖尔，……很可爱，……既懂得人生又不会生搬硬套一些理论去解释。……况且你知道建筑师总是比仅有书本知识的大学生更高明，因为他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建造的房子就会坍塌。”[18]

加缪仍旧忠实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与阿尔及尔最好的画家之一保持着友情。此人有一个绝妙的名字：索维尔（救星）·加里耶罗，是少有的住在老城区的欧洲人之一。他出生在巴伯·埃勒-乌埃德，比阿尔贝小一岁，走起路来慢慢吞吞，长得像个茨冈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分别是阿尔萨斯和西西里岛人。他们两人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索维尔的父亲是个马车夫，离开了他那做厨娘的母亲。加缪总是衣冠整齐，加里耶罗则穿帆布鞋和短裤，两人外表没有相似之处，却都对阔佬显贵抱有戒心，更喜欢海港一带的流浪汉。索维尔的西班牙语讲得不错，阿拉伯语也能应付。他们常去老城区的小巷或港口一带溜达。索维尔既在市政府里当秘书，又在阿兰·雷蒙画廊画素描，还帮人搞装饰、做细木工活儿。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型水彩画盒子和速写本。“对我来说，画画既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手段，画家就是要画画，如此而已，其他理由都是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罢了。”[19]

另外一位画家路易·阿拉尔曾对索维尔说：

“你应该去巴黎，在那儿做末流画家也比在阿尔及尔做一流画家要好。”

索维尔回答说：“巴黎没有大海和阳光。”

对于加里耶罗设计的桌椅图案，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迈尔西耶和“法兰西艺术”家具商店的经理安德烈·托马·鲁沃都给予了鼓励。他的作品避免了索然无味的东方主义风格。他用水彩、铅笔、油画探索着自己的风格，就像加缪在随笔、诗歌和叙事中探索自己的风格一样。这两个失去父亲的年轻人、穷人的儿子，很乐意用巴伯·埃勒-乌埃德和贝尔古的口音讲话，收养那些无家可归的狗。加缪很喜欢梅松瑟勒、贝尼斯蒂、加里耶罗以及克洛这几个画家，而对伽耶、德尚和法曼等另外一些阿尔及尔画家则兴趣不大。

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加缪也对比若中学的教师伊夫·布尔儒瓦另眼相看。爱挖苦人的布尔儒瓦有着令加缪印象深刻的求学经历：在贡多塞中学师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读的文科预备班，又在路易大帝中学读过文科预备班，18岁半就进了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取得英语教职资格。他博览群书，既不喝酒，也从不摸阿尔及尔人必玩的纸牌。令那些没有到过比奥兰、君士坦丁省或者巴黎更远地方的阿尔及尔年轻人惊讶的是，布尔儒瓦竟游历过美国、魁北克、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于1935年9月来到阿尔及尔，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10月份他结识了加缪，听人介绍说后者对戏剧感兴趣，正在撰写论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伊夫感兴趣的则是吉奥诺、塞利纳、梭罗和哈代。他已经会讲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到了阿尔及尔又开始攻读俄语的学士学位。他是法国总工会会员，曾经常出入里昂的建筑业自治工会，现在又与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阿里·布门杰勒、阿马尔·乌兹加纳、姆鲁·马莫里。他具有政治倾向，想要鼓动阿尔及利亚人民起来暴动。这种武装暴动的想法在当地欧洲人和穆斯林中没有得到什么响应，这让布尔儒瓦感到困惑。唉，这些阿尔及尔的自由主义年轻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懒惰！他与阿尔及尔大学著名的西班牙语专家莫里斯·巴塔庸一起积极活动，后者撰写了一份两页纸的题为“为了看清局势”的简报，列举了许多令人难堪的事实，将欧洲殖民者的农场面积与大大小小“土著”地主的农场面积进行了比较。布尔儒瓦还有一个朋友名叫阿尔弗雷德·波瓦尼昂，是个获得教职资格的德语教师，也非常有文化修养，后来就是他将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加（Garcia Lorca）介绍给了朋友们。

伊夫·布尔儒瓦每星期会见到加缪两三次，觉得加缪不太关心政治。他也认识了西蒙娜，在他看来这对夫妻既关系密切又彼此犹如陌生人，这让他感到疑惑不解。诸圣瞻礼节假期的一个下午，阿尔贝和伊夫在远离阿尔及尔的一个地方一起喝酒，与此同时西蒙娜肩上披着布尔儒瓦的一件外套在散步。加缪逗笑说：

“她有自己的生活。”

“可能吧，不过外套可是我的，”伊夫回答道。

同一天，加缪半真半假地对伊夫说了一句：

“你嘛，是个做丈夫的料。”[20]

直到1935年的夏天——他的第二个肺叶这时也出了问题——加缪都过着游泳和露营的休假生活。酷爱足球的他观看孩子们踢球——那常常只是一团破布球——，或者去观看比赛。作为球迷，他一直是阿尔及尔大学体协比赛的忠实观众，尤其喜欢一个叫加里亚的欧洲裔球员，还有阿尔及尔的一个叫穆鲁迪阿的阿拉伯球员。他还跟若索一起去看拳击比赛。体育在阿尔及尔是一种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实际存在的宗教之一。

加缪也经常跟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斯·茨维克林斯基、绰号“斯塔沙”的医生见面。这位身材高大的医生爱唠叨，从事小鸡胚胎的研究，并在寻找具有药用价值的石头。他的戒毒疗法是让病人节食30至40天，同时服用加有数滴甘油的清水，但这种方法对西蒙娜没有产生效果，加缪对其抱怀疑态度。这个来自波兰的人天生精力充沛，在到阿尔及尔定居之前又在巴黎重修了以前学过的所有知识，自己撰写一些满是新词和不规范用语的散文。和加缪一样，茨维克林斯基与玛塞尔·布朗歇的关系也很熟。这个比阿尔贝大20岁的女性对文学怀有与富歇或梅松瑟勒一样的好奇心，并且比他们具备更多的经济能力满足自己的这种好奇心。她订了《艺术手册》杂志和《新法兰西杂志》，将蒙泰朗、克洛岱尔和瓦雷里的最新作品借给年轻人看。

在阿尔及尔这些既有文化修养又独特的朋友圈子中，有的人醉心艺术，有的关心政治，还有的像此时的加缪一样，两者兼而有之。

7．行动的诱惑

加缪时常写下一些创作手记。[1]比起快速记录自己生活并加以评判的普通日记来，这些手记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工具。他在其中为未来的作品草拟一些精彩的片断、谈论自己以及有待塑造的人物、思索时间与空间、寻找“分寸感”。他身上沸腾着某种无节制的冲动，说自己过着“一种混乱的生活”，因而要在纸上将自己的混乱加以整理。在这些手记里，以嘲讽语气直接提到的第三人称“他”代替了第一人称“我”，仿佛对其他人说话更容易与自己拉开距离。加缪曾于1935年（没有标明具体时间）写道：“他在真诚的时候会感到自在。”这种真诚与作为其平衡力量的诙谐同样重要。“将我们从极端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就是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极其悲哀地充满了我们全身，令我们感到愤怒。……幸福常常不过是对自己不幸的同情。”这段话讲的既可能是未来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也可能是加缪自己。在1935年的这些手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我曾向别人要求超出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持久的友谊、不变的情感。”如今他已22岁。“我已懂得向别人要求低于他们能力限度的东西：简简单单的同伴而已。这方面最完美的人是谁？加里耶罗。至于别人的情感、友谊、高尚行为，在我眼里均属奇迹或曰意外的恩赐。”

作为投入行动之前的一次后撤，作为对母亲祖籍呼唤的回应和对祖籍的敬意，加缪和妻子一起游览了帕尔马。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乡，在他眼里既带有神话色彩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一路上他流连于各处名胜，也享受着自己苦涩的乐趣。他喜欢圣弗朗西斯科的隐修院、各地的港口、圣安东尼奥的修道院，以及伊维萨的海湾。格勒尼耶和帕斯卡尔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将这次远足的印象整理清晰之后他在手记中写道[2]：“旅行的代价是恐惧。在某个时刻，由于远离家乡和母语（这种时候一份法文报纸会变得无比珍贵；还有那些傍晚坐在咖啡馆里与别人手肘紧挨着的时刻），你会被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抓住，本能地想要重新躲进自己所习惯的环境中，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最清楚的感受。”或者更进一步，突然感到了到某个修道院去遁世的诱惑：“我在一个山岗上发现了一座外墙深黄旧得发黑的隐修院。一位修道士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条件是我自己做饭，并且同意很多天里不见任何人。……要是在离这儿800米的那个地方独自一人写作，我一定能够将书写出来。”

加缪被“流感”所困扰，其实是结核病尚未痊愈。由疾病和旅行他联想到了自己强烈的感受力：“眼下的我发着烧却又感觉敏锐，任何一点刺激都会给我内心深处带来震动。……让光线倾泻而来吧，永恒就在其中。”感觉过敏症再次出现，他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遍，因此已经被清理过的回忆：“不应该说旅行是为了乐趣。旅行并无乐趣可言。”甚至跟西蒙娜一起也是如此吗？“我在旅行中想到的更多是一种禁欲。”这就如同某种异教神秘主义的诱惑一般。除了禁除性的快感外，禁欲还意味什么呢？加缪想要迫使自己接受的，并非是让自己戒除或者缺少什么，而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一种纪律的训练。对于他而言，世俗的圣人不做祈祷，而是走近艺术。格勒尼耶和哲学课的影响就在眼前。“旅游是为了自身的修炼，如果我们把修炼理解为对自己身上最隐秘的感觉力，即对于永恒性的感觉力进行锻炼的话。享乐会使我们远离自己，就像帕斯卡尔的消遣使其远离上帝一样。旅行仿佛一门更伟大、更严肃的科学，能将我们带回自己身边。”

从巴利阿里群岛返回阿尔及尔后，加缪与自己身上的病魔进行着斗争。1935年8月，在得知自己的第二个肺叶也出现问题后，他带着一种医生般的冷漠告诉弗雷曼维尔和格勒尼耶：“我于上周五乘货轮出发，但刚到贝热亚，一次轻微的血尿就迫使我去看了医生。他建议我尽快返回阿尔及尔，担心在我目前的状况下，这点小问题可能是结核病引起的。”[3]说完这话加缪又改口了，他是一个放松之后总是马上又紧张的人。

在没有“S”同行的时候，他经常去拉菲家的谢赫拉扎德别墅见一些新朋友，那座别墅坐落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山丘上。拉菲的父亲在谢阿菲诺公司当船长，那是法国第六大航运公司，拥有22艘货船。拉菲太太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主人，她的几个儿子在大学里读法律和建筑。这个家庭是《阿尔及利亚杂志》的继承人。通过一个女大学生柯莱特·普雷沃斯特的介绍，加缪在拉菲家认识了两位年轻女性，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她们俩住在一起，都是奥兰人。让娜前额宽大，长着灰蓝色的明亮眼睛，栗色头发。这个读文学的大学生充满自信，有时表现得很高傲，让加缪这样好相处的人都感到气馁，因此加缪把她叫作“甜蜜的苦涩”。让娜和加缪一样生于1913年，学历史的玛格丽特则生于1912年，她的个头要小一些，眼镜后面柔和的目光带着询问，有一种腼腆的魅力。让娜一家属于烟草工业王国巴斯多斯公司的家族成员，父亲是奥兰地区葡萄种植者协会的主席，还领导着“法兰西行动”运动的一个小组。这个组织因为教皇革除了莫拉斯的教籍而与之存在着矛盾，一位主教因此要求在奥兰田园圣母学校读书的让娜与父亲断绝关系。她虽然不喜欢“法兰西行动”，但还没有到不认自己父亲的地步。被学校开除后她进了女子高中，认识了玛格丽特。思想左倾的让娜希望能够独立，一心想要获得文学教职资格。玛格丽特的祖先分别来自普罗旺斯和阿尔萨斯，她的父亲是牙医。加缪对这两个女孩十分倾心，他不需要向她们施展自己的男性魅力，因为他发现了“女性友谊的某些温柔而有分寸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乐趣。[4]他将自己的人生计划告诉了让娜和玛格丽特，就像告诉另一位女性朋友让娜·特拉契尼一样。他说自己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对将来的成就抱有信心。[5]

很多男性也喜欢加缪，其中包括13岁半就进入谢阿菲诺公司做事的格鲁约、在政府的运输咨询和监督秘书处做事的夏尔·蓬塞，他后来又转到资料部门工作。此外还有借美国小说给加缪看的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现在当了政府部门的秘书长助理。根据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1)的说法，自学成才的蓬塞是贝尔古反战与反法西斯运动的负责人，这个被共产国际渗透的组织聚集了一批阿尔及尔的进步人士。[6]蓬塞有次提前到里昂街与拉马丁街交汇处的一家酒馆的地下室去参加该组织的会议。

“有个人已经在下边了，”老板告诉他。

一个年轻人正趴在几张靠在一起的桌子上写东西。蓬塞看见一张长长的脸庞，两只小小的招风耳，领口的蝴蝶结和剪裁非常得体的西服上装。

“加缪。”

“蓬塞。”

阿尔贝向夏尔解释说，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按照事先约定”派他作为代表到贝尔古去推动当地支部的工作。

“我很了解贝尔古的那些人，”加缪说，“说到玩滚球、玩贝洛特纸牌或者喝茴香酒，他们个个都是好手，可是对于政治嘛……”

他想创建一个具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剧团。蓬塞愿意一起来做吗？后者同意了。加缪喜欢他的沉着冷静。作为信任的表示，他以“你”称呼蓬塞。不过蓬塞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加缪出生在贝尔古并且已经结婚。他不戴结婚戒指也不提西蒙娜。谨慎与隐私正好合拍。

另外一个朋友罗贝尔·纳米亚来自布里达地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这个充满激情的人也失去了父亲，为了谋生，他先是替一个建筑师做事，后来又替一个画家和一个书籍装订商干活。他阅读《公社》杂志，那是共产国际法国分部的一份非正式刊物，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纳米亚认识富歇，并在他家结识了加缪。他还和富歇一起组织青年共产党人及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联席会议。他们都憎恶战争。纳米亚读过维克多·塞尔日的《人性的祖国》，马克思主义令他着迷，在他看来是一种“必然要出现的事物”。他是“救援儿童工人运动”的负责人，开办了一个电影俱乐部，向同伴介绍布努埃尔和苏联影片，同时还是巴伯·埃勒-乌埃德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7]富歇想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通向成功的跳板，加缪与他针锋相对，至少有这样的说法：

“至于我嘛，我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通向我作品的跳板。”

他们两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竞争对手。[8]

当然并非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加缪和朋友们也会花很多时间去阿尔及尔的郊区远足。那些地方有着让人怀旧的可爱名称：舞场，布洛涅树林，蓝色喷泉公园，圣桑公园，法兰西气候等等。在非洲圣母教堂前，他们能够远眺“佩斯卡德海角”和“皇帝要塞”，并能将阿尔及尔的老城区和穆斯塔法一带尽收眼底。远足之后这帮朋友与情侣来到巴伯·埃勒-乌埃德凉爽的酒吧歇脚，男的要了茴香酒，女的要了40生丁一杯的巴旦杏仁糖浆。每一轮饮料端上来，杯托里都会装着橄榄、鹰嘴豆、煎饼和肉酱。让娜·特拉契尼告诉大家：“用牙轻轻咬一下肉酱周围的豆荚，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一挤，咸咸的豆粒儿就会射进你的嘴里！”[9]小伙子们常去海滨区的“底层酒吧”。妓女和皮条客在故意布置的黑暗中四下揽客。左边矗立着一座断头台，右边悬挂着一具包着破布的骨骼，掀起布来一个男性生殖器就会射出液体。开酒吧的家伙是个侏儒，拿着一个阳具模型为顾客祝福。跟“底层酒吧”里那些码头装卸工和抽大麻的人在一起，要比坐在米什莱街咖啡馆舒适的街边露天座更容易让人变得粗俗。加缪追上朋友们后大声道：“哥几个，都玩的开心吧？”

每当大家大声交谈，建筑实习生路易·米盖尔便会睁大了惊讶的眼睛聆听。不过这些年轻人并不总是谈论乔伊斯、苔莱丝·达维拉、纪德、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他们还会讲一些下流故事。随着万桑·斯科托《在巴黎桥下》的曲调，这帮人扯着嗓门唱起埃德蒙·布吕阿的一首歌：

这就是母亲的一颗心
无论谁也弄不清
要是惹它发了火
半夜都难得安宁
小崽子你只有闭眼睛……

歌词的叠句部分是对巴黎“先贤祠”和“奥斯特里茨桥”的嘲笑。加缪写作时喜欢一种精心推敲的语言，而聊天时则喜欢开粗俗的玩笑。这群年轻人来到海滨区的餐馆，加缪身上钱不多，但常常谢绝别人请客，反而爱替大家付账。他又随着斯科托的曲调唱起来：

……你的父亲他在哪里
还在那家咖啡馆里
快快将我埋葬吧
这事跟我实在有关系
塔塔·吕赛特她住在7号
为何她老鸨当得那么好

一伙人接着唱：

钞票汽车还有珠宝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
都是为了向她讨好。

晚上，他们去市中心的时髦电影院或平民影院，去游艺场或“首饰宫”。加缪喜欢看美国的西部片、警匪片和严谨的俄国电影。与安德烈·布勒东一样，这些年轻人喜欢愚蠢和通俗的电影。不过加缪对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绝对与相对的交汇说以及自动写作说均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戏剧是比电影更高级的艺术。

加缪再也踢不成足球了，稍微一活动他就喘气。不过要是看到大街上有罐头盒，他还是会去踢上一脚。和加里耶罗一样，他仍然留意观察巴伯·埃勒-乌埃德和贝尔古的下层平民，那些以庄重的弯腰姿势玩滚球戏的狂热爱好者。阿尔及尔人在每一块平坦空地上都扔滚球玩。在街边、咖啡馆里和学校里人们玩的则是“契克-契克”游戏：欧洲移民们与“土著”在一个竹筒或金属管里摇晃骰子，然后将其倒在手心。大家都喜欢打赌：小孩赌画片或弹子，大人赌钱，上了年纪的、体面的、养尊处优的、老成持重的则拿庄稼和葡萄酒的年景好坏打赌。全国性的六合彩很快就在阿尔及利亚风靡起来，它让穷人怀抱发财梦，让有权有势的人得到娱乐。

加缪又回到童年时常去的植物园，重新看见那里的热带植物，看见那些相互勾着小手指头、耳朵背后插着茉莉花的阿拉伯少年。四处闲逛、海滩上玩耍、海里泡澡是阿尔及尔人的本地习俗。像艾蒂安舅舅那样的穷人玩贝洛特纸牌，有钱人打桥牌。海滩上，欧洲人的孩子和阿拉伯孩子厮混在一起。加缪曾提到，“在阿尔及尔不说在海里‘泡个澡’，而说在海里‘整个澡’。”对此我们别去较真。大伙儿在海港里泡澡，到浮标上休息。谁要是游过某个浮标看见已经有个漂亮姑娘在上面，就会对同伴喊：“我跟你说过的那是只海鸥。”[10]共产主义在列宁看来是电气化加上苏维埃，而幸福在加缪看来是大海加上阳光：既免费又没人能剥夺。游蛙泳还是自由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跳水比赛。

“你们想要他怎么跳？”

“英国式的！”

“阿尔及利亚式的，带翻的。”

意思是说：带空翻的。

“水可真热！简直像马尿。”

星期天，如果西蒙娜没有关在自己房间里或者接受戒毒治疗的话，加缪常常跟她或几个朋友一起借一辆小汽车，利用整个周末到距离阿尔及尔150公里的杰米拉去露营：“那座已成废墟的城市在一条很长的盘山公路的尽头，每次转弯时都以为要到了，可总到不了，因此让人觉得特别远。”他喜欢那片荒凉而壮观的废墟，它们激发了他的思考：“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在别的问题上我们那么急切地去钻牛角尖，而在死亡问题上我们的思想却显得那么贫乏，……对于死亡和各种色彩，我们不懂得该如何去讨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色彩的美妙课堂，如何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呢？有时候，加缪和朋友们乘坐大客车去城东的本圭海角。西面的蒂巴萨及其罗马废墟也是他们喜爱的一个散步去处：“春天的蒂巴萨有神灵栖居，神灵们在阳光和苦艾的气息中交谈。海面上银光闪耀，天空湛蓝，废墟开放着花朵，阳光倾泻到石头堆上。”加缪将自己写的这些抒情的随笔片断念给朋友们听。

在这样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写作所需的节奏感和语气：“某些时刻，田野因为阳光的照射而让人感到目眩。”各种色彩与气息抓住了这个年轻的作家：“我们走进了一个黄色与蓝色的世界，迎接我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夏天土地的那种芬芳而刺鼻的气味所发出的叹息声。”《梅吕西娜》中矫揉造作的喁喁低语不见了，加缪现在歌唱的是石榴树、桂竹香、松树和柏树，以及“爱与欲望的交融”。他反对那种“害怕享乐”的愚蠢之人，并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在蒂巴萨，我看见等于我相信。……一旦感受、见证了蒂巴萨，艺术作品自然就会诞生。”

这群朋友也去阿尔及利亚的内地探寻。加缪、贝尼斯蒂、米盖尔、罗贝尔与玛德莱娜·若索夫妇一起到过布里达和梅岱亚之间的奚发露营。朋友们说，一个受到过加缪抚爱的奇丑女人曾经醋意大发，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要接近他。这帮饥肠辘辘的朋友来到一个铁道口看守员的家，他的妻子用面包和油渍沙丁鱼招待大家。加缪把面包片浸在咖啡里。大家一起谈论文学、绘画和哲学。[11]

回到阿尔及尔，政治又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自1934年起，作为左翼力量联盟的人民阵线开始反击法西斯组织的威胁以保卫民主自由。人民阵线此前以人民联盟的名称成立于巴黎。数十个组织响应了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于1935年7月14日发出的号召，联盟聚集了四个大的党派及其领袖：一是加缪所鄙视的激进党，党首为埃杜阿尔·达拉第和埃杜阿尔·埃里奥；二是保尔·拉马迪耶领导的社会共和同盟；三是加缪颇不信任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其核心人物为雷翁·布卢姆；四是莫里斯·多莱斯领导的法国共产党。此外参加联盟的还有两个工会同盟：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国联合总工会（CGTU），以及人权联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的关键人物是罗曼·罗兰——加缪对他这个人及其作品都不怎么欣赏——以及在左翼退伍军人中享有盛名的亨利·巴比塞。参加联盟的还有由保尔·里韦、保尔·朗日万以及哲学家阿兰领导的知识界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它发表了一些平淡的和平主义言论。

国际共产主义开始推进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行动，因为巴黎的另一个极权政体可能会与柏林和罗马结成联盟对付莫斯科。统一行动于是成了多莱斯在共产国际驻巴黎代表欧仁·弗里德的授意下宣传的最新指示。[12]共产党人向激进党人、社会主义者和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天主教徒表达了联合的意愿。自1929年以来，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迪、鲍里斯·苏瓦利纳、维克多·塞尔日就描述了苏联这个充满谎言的国家。[13]在巴黎或者信息传递不那么快的阿尔及尔，人们如果愿意就能够了解到苏联是一个独裁的、警察掌控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几个像皮埃尔·莫纳特这样不容易轻信的、具有自由思想、属于少数派的人，在影响不大的左翼反对派出版物《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文章，赞同苏瓦利纳关于苏联的看法。在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反斯大林主义明确出现在马克斯-波尔·富歇所属的“绿啄木鸟”派别内部以及在阿尔及利亚发行的《箭报》上，就像出现在某些像吉奥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笔下一样。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也出现在《解放者学校》上。[14]这是一份教师行业的机关刊物，订阅者包括加缪从前的老师热尔曼。像加缪这样不谙世故的年轻人并不清楚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于是漫不经心地表达了对列宁的敬意。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给人以希望的共产主义产生了共鸣。加缪怀着比若索和弗雷曼维尔更真切的家庭经历去感受《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的舅舅艾蒂安就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描写过的“那些被迫将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也不免要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而他的母亲则是“顶替男人在劳动”。

苏联向不知内幕的同情者吹嘘它能实现人类的解放。阿尔及尔的左翼活动分子表现得焦虑而咄咄逼人。组织起来的左翼得到了属于阿尔及利亚工人阶级的下层白人的同情，他们还记得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那时公司大量裁员，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铁路员工中。约瑟夫·桑德斯舅舅当时就在铁路上工作。苏联人应该能够消除失业，这一点对于贝尔古的人来说很重要。根据警察局的统计，1934年底阿尔及尔约有200名共产主义活动分子，其中40名被关在监狱里。一年之内他们的人数可能会增加三倍。拥有一千名成员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阿尔及尔支部公开地开展工作，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工会会员中都有下级成员。

遵守纪律、手脚勤快、起早贪黑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员依靠有限的手段进行斗争。多莱斯和法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捍卫辐射全世界的革命中心苏联，[15]此外还要和已经不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党的同志一起反对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的右翼联盟，这个联盟中凶狠的“火十字团”在阿尔及利亚有17个分部，每个分部有一千至三千名成员。[16]右翼和左翼针锋相对地组织示威，法国内政部明确希望执行解散政治联盟的法令，阿尔及利亚各省省长暗地里也希望这么做，这些联盟已经成为左翼和卡古尔党(2)的执着追求。共产党抹去了宣传中反对法国和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大论，法共领导成员加布列埃尔·佩里和加斯东·蒙穆梭到阿尔及利亚跑了一趟，阿尔及尔的干部们有的明白了——有的则没弄明白——改变反殖民主义宣传的必要性。基层的活动分子忙于“不放过法西斯主义”，没有领会这一宣传口径的转变。“国家自愿军”和“爱国青年团”在米什莱街攻击销售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日报《人民》的工作人员。[17]警方介入了这起事件。加缪目睹了许多次示威活动。法兰西帝国青年团、爱国青年团、火十字团在米什莱街的大学校园一带与人权联盟、反战委员会对峙。[18]阿尔及利亚当局对此感到忧虑。军人们没有忘记，共产党在摩洛哥里夫战争(3)期间曾经策划过反军国主义运动。这些第三国际的图腾、这些外国佬、这些纪德和马尔罗所捍卫的季米特洛夫、拉科西、塔埃勒曼、人民阵线的演说家究竟是些什么人？阿尔及利亚的民事和军事当局害怕极右翼，尤其是极左翼在冲突中使用的暴力。

两眼闪着光芒、热血沸腾的弗雷曼维尔终于说服加缪加入了共产党。[19]加缪将这件事告诉了格勒尼耶、若索和富歇，后者在知道后觉得好玩，贝尼斯蒂则表示怀疑。加缪没有告诉那几位漂亮的女友，而西蒙娜对政治不感兴趣。超然于混乱之上的格勒尼耶每逢星期天都会在家中接待几个学生和同事。一天下午他谈到了共产主义。这位老师认为，人在加缪这个年龄应该参与政治、尝试一种经历，哪怕以后会抽身退出。

“您既然研究哲学，那就必须关心政治。”[20]

格勒尼耶正在撰写一篇题为“反对正统思想论”的文章，他间接地体验着一种战斗生活：鼓励加缪加入正在物色干部的共产党。[21]在他看来，这位天赋颇高的年轻人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而共产党或许可以“确保一个新的于连·索黑尔获得真正的成功”。加缪并没有把政治活动当作实现自己雄心的途径，他只是对欧洲人与“土著”之间的不平等感到震动。既然共产主义许诺要实现平等，他自然就应该加入共产党。格勒尼耶从一种普遍的准则出发，认为人“有权利享受幸福，但不一定有权利知道真理”。加缪问道：“为了一种正义的理想，是否应该对愚蠢的行径表示赞同？”他不像弗雷曼维尔那么激烈冲动，因而在加入法共前曾再三犹豫。1935年8月21日，他从蒂巴萨给格勒尼耶写过一封信：“您建议我加入共产党是正确的，我从巴利阿里群岛(4)回来后就做这件事。”然而他在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我今天出发去巴利阿里群岛，预计行程15天……我加入了共产党。我会忠诚地工作，作为战士而不是指手画脚的人。他们可以利用我的能力，办报纸（《社会斗争报》[22]）、办马克思主义学校，诸如此类。共产主义的荣与辱都应该去经历，一年之后我会给自己作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作这个总结……我放下了《贫民区》的写作。……我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23]他是在去旅行之前还是之后加入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呢？可能是在旅行前提出加入，在旅行后被接纳的；或者是将加入的日期提前了。其实在精神上他早已加入，而不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作出的决定。“那些我认为共产主义将会面对的问题，最好是亲身去经历。……我觉得迄今为止共产主义的过激之处都是基于一些误解，可以没有遗憾地将其抛弃。”哪些过激之处？“我觉得长久以来令我却步、令许多有头脑的人却步的东西，是共产主义缺少了宗教意识，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看到的那种自命不凡：想要建立一种仅仅依赖于人自身的道德。……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准备过程、一个为更具精神性的活动准备场所的禁欲过程，总之一种逃避伪理想主义和硬装出来的乐观主义的愿望，以便建立一种使人能够重新找到永恒感的状态。”他是在非正统意义上加入共产党的：“具体而言，在我将要（诚实地）去尝试的经历中，我会永远拒绝在生活与人之间放上一册《资本论》。”

加缪没有声称读过在阿尔及尔很少见到的《资本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无论年纪轻的还是上年纪的，首先受到的都是《共产党宣言》的熏陶，懂得更多一点的人则阅读列宁的某些著作，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加缪没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共产主义对他的诱惑由来已久，当前形势更促使他采取行动，投入到一种对于绝对的探求之中，开始经历一次共产主义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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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Amsterdam-Pleyel），又称“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8月20日成立于巴黎普雷耶尔大厅。——译注

(2) 卡古尔党（la Cagoule），即1932—1935年间法国具有法西斯倾向的“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译注

(3) 里夫战争（la guerre du Rif），1919—1926年摩洛哥里夫部族反抗西班牙、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译注

(4) 巴利阿里群岛（les Baléares），西班牙省份，位于西地中海，首府帕尔马。——译注

8．英雄主义与“重要的废话”

加缪见过母亲数数的情景——她不识字。他了解贝尔古工人的穷困处境，也稍微知道一些阿拉伯人的苦难。他靠教课每月挣大约1千法郎，当时一升食用油或一打鸡蛋的价格为5法郎，一公斤咖啡13法郎。他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公正或与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斗争，而且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他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和道德的内涵，也有形而上学的内涵。

法国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博爱的政党自居，只有这一点能赢得人们对它的支持，而不是某种作为人类历史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理念。加缪要保卫当女佣的母亲、当箍桶匠的艾蒂安舅舅，以及住在里昂街的那些人。他加入共产党也是为了寻找一个世俗的教会。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数不多、受到迫害、处于半非法状态，犹如地下活动时期的基督教徒。共产党反对战争，但并不反对所有战争。作为战争孤儿，加缪对这种带有和平主义表象的意愿很容易动心，领导者将此当作一种策略，下层民众则对其怀抱信念。由国际和平战士联盟阿尔及尔分部散发的一份传单表达了当时的和平主义气氛，1914至1918年的现实被用技术术语描述如下：“战争将会波及各阶层民众，……导致老人、妇女、儿童的死亡，或者至少造成全面的恐慌与疯狂。催泪瓦斯会刺激眼睛、黏膜、呼吸器官和胃部。”[1]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共产党的同路人保尔·朗日万宣称：“……在目前情况下，只需要一百架飞机，每架装载一吨瓦斯窒息炸弹，就足以将巴黎覆盖上一层20米厚的瓦斯气体。”对于阿尔及尔10架飞机就够了。[2]左翼的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以为和平就此有了保障，穷人将能得救。以下的简要思路在加缪看来能够接受：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反动资产阶级都应该被阿拉伯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者推翻，因为资产阶级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另一方面，应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一样，共产主义作为完美的人类社会模型，标榜能够拯救全人类。有谁比共产党更能以苏联作为夸耀呢？尽管没有引申出一套关于阿拉伯农民和工人的理论，加缪在自己加入共产党的行为中还是看到了保护“土著”的可能性。格勒尼耶认为人民阵线的骚动更多影响到的是欧洲移民而不是阿拉伯人。他说得对，不过这位优秀的教师是从上往下俯视阿拉伯舆论的，他曾经写道：“你要求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呼喊‘全世界都建立苏维埃！’，他们呼喊的却是：‘人人都有鞋子穿！’”[3]

加缪经常去里昂街看望母亲。贝尔古受到了警方的监视。土著事务总秘书处和警察总局的警长科克兰先生曾提到：“在对着里昂街147号的马拉布公墓外墙上，涂有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字样，旁边画着镰刀和锤子。这位警长手里还掌握有“在布拉赛勒街各处小便池里发现的”颠覆性张贴传单。[4]

从1931年到1936年，共产党都在其传单上进行保卫“土著人”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5]

共产党与共青团

致阿尔及尔的阿拉伯和卡比尔人民书

法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奴役我们、把我们寻求解放的一切努力都扼杀在血泊中、让我们充当炮灰为其利益服务，在多次攻击我们的民族习俗之后，最近又向广大土著人民发起了挑衅，在先知诞生节时举行航空演习……

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这对于加缪来说已经囊括了一切。[6]一个名叫阿马尔·乌兹加纳的阿尔及尔共产党员给加缪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乌兹加纳看来，但凡欧洲人，哪怕是共产党人，在最好的意义上也仍然是主张家长式统治的，而在最坏的意义上则是殖民主义者。[7]他注意到，共产党人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当作麻痹人民的鸦片加以反对，而把无神论作为先决条件。在他眼里加缪要远比其他人头脑更少僵化、更为清醒。加缪与代表穆斯林贤哲的伊斯兰教学者会的同情者们也经常交往，其中包括在“进步社”聚会的本·巴蒂斯和埃勒·奥克比教长。加缪赞同乌兹加纳的观点，希望推动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本土化。不过如何发展党员呢？他与当地的无产者、阿拉伯及卡比尔商贩并没有深交，所接触的人都局限于精英阶层。他喜欢党员们身上的那股热情，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相互关系中比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存在更多的真理。”他将人与言词区分开来：“一次工人之间的聚会总是比一篇《公社》刊物上刊登的演讲更能让我感动。”

这位尽职的党员也是一位细心的电影观众：“昨天我在劳动电影院（亲共产党的电影俱乐部）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划破的鞋子》，看完出来非常激动。……正是通过电影里的那些事物、那些行为、那种生活，我有时能感觉到新型共产主义的全部分量，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别欣赏马尔罗。”[8]加缪就是这样发现了共产党人之间的友爱。

西蒙娜一直住在诊所里，加缪抱怨道：“我一个人在这儿生活太孤独了。我常去贝尔古，在那里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觉。”通过党组织的关系，他与贫民区的男女老少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在他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员克洛德的信末有这样一句附言：“你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向宗教开放吗？”加缪将让娜·西卡尔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发展为党员，后来弗雷曼维尔也回到阿尔及尔与党小组成员汇合。起初阿尔及尔还没有党支部，为了培养阿尔及利亚干部，巴黎的上级机构在马赛开办了由艾蒂安·法戎主持的培训班。[9]加缪没有参加这个培训班，也没有去听由让·善特隆主办的为期15天的短训班课程。他对这位又名巴尔泰勒的法共驻北非代表怀有好感。巴尔泰勒-善特隆很少见到加缪。[10]这位自学成才的党代表在派驻北非之前只接受过有关非洲知识的粗略培训，他曾经在莫斯科见到过斯大林本人，在法共的一所干部学校接受了速成培训后，他获得了在阿尔及尔授课的资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原理；国家问题；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他曾收到过法共殖民地委员会一名委员下达的与党的方针相悖的指示，那人是《人道报》前主编安德烈·莫雷尔，又名费拉。莫雷尔支持“土著人”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离开巴黎之前，善特隆与法共书记多莱斯单独见了面。多莱斯强调“在突出反帝斗争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如果我们不阻挡法西斯主义，那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如同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所有人民的社会解放一样将被无限推迟，并且苏联的存在本身也将受到战争的威胁。”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确信整体中的部分有时会与整体产生矛盾，眼下的“土著”群众就属于这种部分的情况。

善特隆工作的党部所在地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文具店，位于贝尔古里昂街66号，离桑德斯-加缪家住的房子不远。他负责阿尔及利亚三个省的党务，手下有“150名党员，大部分是法国裔，只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柏柏尔裔，而他们却代表着阿尔及利亚全国90％的人口。”阿尔及尔的警察局弄错了情报，统计的共产党人数比实际更多，而善特隆所处的有利位置使他比警察局的线人更清楚情况。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人数并不多，当局能够对他们进行围捕。此时加缪入党已经一年。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对阿尔及利亚年轻党组织的状况感到担忧，向阿尔及尔派遣了代表马塞尔·吉通，他在1936年10月17至18日于巴伯-乌埃德的亨利-巴比塞大厅召开的党代会上发表了讲话。经过一场选举把戏，几乎所有的阿尔及利亚党员——但加缪除外——都成了会议代表，其中包括67名欧洲人和62名“土著”，这是为了给人以“土著”与欧洲人在党的决策机关内地位平等的印象。一个名叫保尔·埃斯托日的代表批评人民阵线的活动“没有支持殖民地独立的要求”，希望法共采取有利于这些要求的立场。吉通回答：在阿尔及利亚首先应该与之斗争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殖民主义。如果先向殖民主义发起攻击，就会落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吉通解释说人民阵线并不是共产党，言下之意：我们没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谁要说共产党不支持“土著”的独立要求那将是错误的。

在共产党地区机构正式书记巴尔泰勒的身后，还有一批欧洲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其中包括乌兹加纳、本·阿里·布科尔、卡杜尔，以及无所不能却并不叫嚷自己已经入党的夏尔·埃斯古特。他是建筑师P．A．埃默里的内兄，几何学家，家庭中的好父亲，现在担任阿尔及尔人民阵线的总书记。他曾私下向个别同志吐露过一些有趣的想法，但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这么说：“没有镇压惩罚就没有社会主义。”[11]

党组织敦促加缪做事。他带动了人民阵线和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下属的一些组织。1936年4月2日，他的活动被写进警方两份相互印证的报告中，一份是省安全局的，另一份是警察总局的。[12]前一份报告估计在吕伊索区斯岱拉电影厅举行的一次集会有150人参加，第二份报告则估计人数为140。安全局的报告称：“加缪先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下属成员，在演讲中介绍了人民阵线的大事记。要明白什么是人民阵线，就必须了解欧洲目前的局势：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正处于亢奋状态；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正在发动一场（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战争；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本正试图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根据这份报告，加缪对局势的分析上升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同时还采纳了共产主义神学的观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与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而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最终表达形式。资本主义破产了，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大多数人为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劳动，生产密集但产品只在小范围内流通。”这位持正统观念的演讲者谈到了经济学：“有人将各种原料付之一炬、扔进大海，而全世界却有4千万失业者不知道明天用什么果腹。不过人民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开始反抗法西斯的奴役。”眼见德国的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都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显得缺乏说服力，加缪试图弄明白究竟：“法西斯拥有多种手段控制人民，首先是借助于一些口号的力量，诸如‘祖国’、‘光荣’、‘荣誉’这类屡试不爽的词汇；其次是发动战争；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对人民的分化。……手工艺人、小商人、工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挣脱法西斯压迫者的枷锁。”加缪所希望的只是“稍微多一点公正，大家都能有自由、有工作保障，工作环境能改善一些，尤其希望世界能够和平。”他的演讲从18点45分开始，埃斯古特主持了会议并于20点宣布结束。警察总局密探特别提到，按加缪的说法，“资本主义甚至有可能使本地的土著人与犹太人产生对立”。加缪意识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传统，他还将这一点与“试图用反犹主义对法国进行孤立的德国”作了比较。警察局的这个探员特别提到演讲者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这份报告中，演讲结束的时间是20点10分，与另外一份证词相符。

加缪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没有他的同伴那么多，他没有在里昂街或米什莱街售卖《社会斗争》或《工人阿尔及利亚》[13]这两份党的报纸。党组织不信任知识分子，但是懂得如何发挥其作用，加缪的身份因而是一名没有职衔机动的文化干部。党组织要他在集会上发言，参与文化馆的工作，组织人民戏剧社。在共产党内，与“土著”的关系仍然不稳定。乌兹加纳想要改变路线，加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部分穆斯林在人民阵线时期保持着乐观主义，他们唱道：

土著身份让我们活不下去
正义已经被人窒息。
不要因此而感到绝望
要相信我们的布卢姆同志……

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的居民在世界电影院和练兵场一带集会，“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想要采取的强盗行径，声援埃塞俄比亚人民。”[14] 张贴出来的呼吁书上有20来个参与行动的组织，从社会党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到劳动权利联盟，他们的签名占的篇幅与呼吁书一样长。[15]

1936年，阿尔及利亚当局也在关注极右翼的动向，一些行政部门感觉到一场内战已经山雨欲来。总督办公室主任根据安全局局长[16]提供的信息提交了这样的报告：“根据在人民阵线活动场所收集到的情报，‘火十字团’阿尔及尔分部所属的飞行员处于紧急待命状态，一旦接到命令便会奔赴机场执行飞行任务，将该组织的命令送达内地各处。”有关左翼的恶意流言也成了右翼的宣传内容：“人民阵线的大约50名成员遵照同一指令，可能被指派去机场执行监视任务，阻止飞机起飞。”鉴于这种局势，阿尔及尔省长下令禁止一切集会，包括左翼计划在加缪夫妇别墅附近的伊德阿公园组织的大型野餐会。11月28日，警察与军队被紧急集合，总督府担心“火十字团”要在阿尔及尔举行游行，他们的下属组织可能已经在准备占领邮局和海关大楼。

加缪和党员朋友们每15天聚会一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感兴趣，而是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小组（秘书：玛格丽特·多布莱纳）、一个劳动剧团和一个文化之家，参加的积极分子有玛格丽特、让娜、保尔·拉菲和加缪。[17]作为只是业余爱好者的党员，他们中除加缪以外没有人与巴尔泰勒或乌兹加纳有任何联系。巴尔泰勒夫人倒是告诉让娜和玛格丽特，作为处女的年轻女孩应该避免骑自行车。[18]

1936年元旦，加缪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眼下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诱惑，但是在其深处、最深处，除了荒诞还是荒诞。”加缪式的悲观主义并不排除希望，因为这位年轻的积极分子补充道：“也许正是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生命的欢乐，因为能与荒诞相对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清醒。”加缪没有在党内同志的会议上，而是私下对弗雷曼维尔这位好友谈到了他关于共产主义、死亡、英雄主义、人类信念这些问题的沉思：“与你相反，我在共产主义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冒险和赌博，而不是对实现世界大同的一种确信。”这句精心推敲过的话，他在与朋友们的交谈以及别的书信中还会再次提到。他不是弗雷曼维尔那样的“一个被热情所累的苦役犯”，与那些崇高而真诚的情感保持着距离：“假如你不够聪明，就有可能随时落入人性多愁善感的误区和那些看似重要的废话之中。”他要弗雷曼维尔以后把信寄到阿尔及尔泰朗里区德里昂上校街10号：他已经搬离了伊德阿别墅。

在书信和笔记中，他很早就制订出了工作计划：

“今年一开始我的工作就安排得很满：

1. 党务：
编报纸
马克思主义学校的事务
演讲

2. 可能会创办一个无产者剧团（其中有一出戏我想到了你）

3. 自己想写的一些随笔：面对东方的欧洲（关于马尔罗）；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某些关于死亡体验及其“社会”价值的思考（在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中）

4. 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

5. 创作《贫民区》
等等，等等。

面对那么多工作我有些害怕，不过就这么着吧！否则今年跟往年就没什么区别了。再说也谈不上什么耗尽全力，我只是想充实地度过自己的青春而已。”[19]

纪德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因为马尔罗越来越吸引加缪。这位描写革命的英雄和先驱作家乘坐一架水上飞机来到阿尔及尔，在贝尔古发表了一次演讲。[20]在想到《西方的诱惑》和《人类的命运》时，加缪宣称马尔罗笔下那些可敬和感人的人物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骄傲的欧洲人的世界进行斗争。这个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距甚远的党员在论及《人类的命运》中智慧的长者吉索尔时写道：“他知道我们在不懈地趋近上帝，并且将此当作一个坚定的目标。”

在这篇与大学毕业论文同时撰写的论马尔罗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使年轻作家加缪的个人写作与他关于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的学业论文之间建立起了关联：“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希腊人和基督徒。”马尔罗对于加缪及其那一代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这位波德莱尔式的人物身上，行动与梦想紧密相连。他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预言家，以充沛的活力投入到自己时代的各种斗争中，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欧洲范围。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他都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这位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成员没有登记加入共产党，有谁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呢？在《人类的命运》中，他强调了一个加缪所明白的真理：对于穷人和被欺侮、被剥削的人来说，“屈辱的反义词就是尊严”。在印度支那，马尔罗曾“拿走了”几尊柬埔寨的雕像；崇拜他的人则记得他在西贡保护过革命者。马尔罗既有超验性的一面，又有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一面，在读者的心中，他的政治性文学和文学性政治已经超越了现实本身，这个人既写作又战斗。阿尔及尔同情左翼的那些年轻人读过他为安德烈·维奥利斯的《印度支那紧急呼救》所写的序言[21]，他批评了殖民主义者在亚洲实施的高压政策，揭露他们“故意混淆殖民主义在即使能被接受的情况下的必要性，以及炫耀这种殖民行为的愚蠢之举”，富于同情心的阿尔及尔年轻人所领会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与年轻的加缪一样，马尔罗既憧憬着政治行动，也憧憬着自己的艺术，他曾写道：“我想当今只有极少数小说家在面对大量新闻报道时未曾徘徊、未曾感到其中正酝酿着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并很快放弃了原来的希望。”加缪尝试写作的文字超越了新闻报道，因为那种新闻报道如马尔罗接下去所说的：“仍在继续法国小说从巴尔扎克到左拉的最强大的传统之一：小说人物闯入到某个世界之中，他在自己发现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将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加缪摒弃了左拉及其自然主义，不过仍然欣赏巴尔扎克。

马尔罗不带哲学意味地谈论虚无、死亡，并且经常提到荒诞，给巴黎和阿尔及尔所有左翼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召开国际作家大会出力，与一批比他年长的作家以及外国作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作家阵线，其中有纪德、于连·班达、E．M．福斯特、A．赫胥黎、海因利希·曼、马克斯·布劳德、伊利亚·爱伦堡。法国的大作家并非都持左翼立场，但支持人民阵线的作家占了多数，他们似乎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取得了统一。

1936年6月，接受大学游戏规则的加缪完成了毕业论文，他在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宣称：“所有的专业学习都是愚蠢的，但所有的游戏都有其规则。如果你要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就得遵守规则。这样做愚蠢吗？当然，不过含混不清地艰难表达自己，毕竟仍然是在生活。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着距离。”这句话里“艺术”的首字母用的是大写，“生活”的首字母却是小写。“不过说到底，以后留存下来的，将是一种略微真实的声音、一页将会与其读者相遇的文字。之所以要毕生写作，就是为了要写出这样一页文字来。”弗雷曼维尔不应该将政治、社会参与和艺术混为一谈，每个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共产主义思想中，有“某种经过盘算的实现理想的愿望”令加缪感动。

他还有一些戏剧计划需要克洛德参与：“……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开创、去落实，诸如搭建横梁、舞台、处理各种麻烦事、接电源线——这些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要组织起一批人，带动他们去模仿一种悲剧，一种他们明确感受到却表达不出来的东西——这需要跟大家交谈、尽力阐明构想——，还要在创建艺术理论的同时想着如果哪里着了火应该叫消防队。所有这些一旦上马了、忙活起来了，就该考虑如何使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达到演出状态，让那些心生厌倦的人振作起来，拿他们逗逗乐，相信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定能在某个夜晚搬上舞台，第二天除了打扫演出场地和清点账目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事情需要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激动的事情。我们当演员、当置景工、严格管理账目、细心推敲戏剧风格。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那会更加精彩。”

阿库姨父不再借车给他用。加缪现在要寻找一辆二手摩托车，并打算与弗雷曼维尔一起度过夏天。

9．与马克思无关的圣奥古斯丁

加缪决定当教师，因此要参加教职资格考试。大学主管部门同意给他一笔4500法郎的贷款，使他能够免于一文不名的贫困，其余的开销将由他帮人补习授课的收入以及关心他的岳母索格勒夫人的资助来填补。

取得学士学位后，想要获得教职资格的人必须撰写一篇100至200页，类似于小型博士论文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1]加缪打算沿着马尔罗的足迹到亚洲任教，或者是去法国本土，但最希望的还是留在阿尔及利亚。22岁的他想当一名公务员性质的教师，虽然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名中学教师在等级制的执教生涯中到达顶峰时能获得专任教职资格，地位在其他教师之上，相当于军队中的上校军衔。作为具有专任资格的教师，他必须每周为国家执教14个小时，此外还有备课及批改作文的时间。一名敬业的哲学课教师批改一篇论文就可能花上半个小时。不过格勒尼耶强调说，怀有文学抱负的教师可以利用学校假期从事自己的创作，暑假有三个月时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有15天。格勒尼耶已经获得中学专任教职资格，现在希望能成为大学教师。在大学的执教初期，每周需要完成的教学量是6个小时。

加缪为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选择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与圣奥古斯丁》。这种只需指导教师同意就能通过的自由选题方式构成了攻读高等教育文凭的独特魅力。阿尔及尔大学哲学专业的负责人勒内·普瓦利耶同意了加缪论文的选题与具体标题。他的朋友让·吉通曾经出版过一部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书，而格勒尼耶侧重研究的则是印度教。[2]由于几位评审者对该题目都知之不多，因此对于加缪非常有利。较之格勒尼耶，普瓦利耶的研究领域与普罗提诺离得更远。

加缪投入到按部就班的论文撰写之中。做这样的工作不可能表现出什么革命性，他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结构严谨，论述极为详尽：导论、章、节、分节一、二、三，分段1、2、3……，注释旁征博引。贯穿这位大学生论文思路的是这样几个疑问：古希腊思想与后来更具悲剧意味的基督教思想是对立的，如何将古希腊精神与福音书中的基督教思想统一起来？普罗提诺的贡献是什么？如何使思维既具有智性又具有感性？信仰与怀疑论、理性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加缪表现出对一种摆脱了上帝的基督教的好感。他赞颂入世精神，对基督教的拯救主义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思想通向一种与古希腊的自由之光相对立的历史哲学。潜在的批判：基督教通向的是个体原罪论和普遍有罪论。读了加缪的这篇论文，我们就不会怀疑这位论述者在撰写论文的同一年也会参与共产党的斗争：加缪将不同的事情区分开来，就像他将不同的朋友区分开来一样。

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哲学家、毕业于高师并获得教职资格的保尔·尼赞发表了《警犬》一文，意在反对法国的学院式哲学。尼赞在书中言词激烈古怪，论辩欠缺公允，断言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是压迫者的，另一种是被压迫者的。加缪知道尼赞的这篇论战文章，但他绝对不会表达类似的观点。当加缪提交一篇不带革命色彩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时，他是否在以“渗透”的方式打入大学内部呢？[3]他没有尼赞的那种狂暴，后者宣称：“没有任何人愿意被欺骗，并非所有的人都天真地相信一个哲学教职资格获得者因为他的职务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或者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在阿尔及尔的上等居住区，人们在提到“专任资格教师”时都心怀敬意。加缪欣赏教过自己的老师：热尔曼、格勒尼耶、厄尔贡；尽管如此，文凭对于他来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与弗雷曼维尔的通信中，他表现出对索邦大学的明显不满，但是对布伦什维克、拉朗德、巴罗迪、布格雷或普瓦利耶等人的研究工作，他显得要比尼赞更为尊重。他那篇构思严谨的研究论文无需从马克思、恩格斯谈到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前者的著作他并没有读过多少。表面上看，他所接受的是一种道德化的正式的法国哲学。

在阿尔及尔，即使有天赋的大学生也不会去质疑大学的教育方法及其正当性。在笛卡尔与阿尔及利亚人的工资之间，或者康德与人民阵线的活动计划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尼赞也许会说，大学里的、国家的那套哲学与加缪及其朋友们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憧憬之间，相距甚远。

因此从表面上看，加缪在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与历史强加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可以结合加缪学术研究背后的宗教观和无神论观，对他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的思想作出如下词汇学的解读：上帝＝马克思主义（加缪既不思考上帝也不思考马克思主义）；救世主＝马克思（其著作有待深入阅读）；得救的人民＝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上帝的选民＝无产者（加缪对他们了解与感受的比大多数大学生更多）；堕入地狱者＝资产阶级（加缪现在对其略有了解，但并不批判它）；教会＝共产党；获得上帝的恩宠＝加入共产党；耶稣复活＝革命（这种复活被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提到，加缪也对其抱有希望）；地狱＝资本家们所遭到的惩罚；千年至福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4]在加缪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意味着那些走出香烟工厂散发着难闻烟草气味的工人们、那些薪水微薄的职员们在自由和平等中获得博爱。面对有待实现的社会主义，马克斯-波尔·富歇会站在方济各会立场，而加缪则更可能持（不带上帝观念的）多明我会立场。在撰写这篇论文的同时，他还润色了一些文学性随笔，写这类作品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为自由。

加缪没有学过希腊语，而且只接受过粗浅的宗教教育，为何要选择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论文题目？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都是北非人。加缪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阿尔及尔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还梦想自己是一个地中海人，奇异地觉得自己是个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希腊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外乡人、一个的外国佬。他寻思自己为何会有这种不带信仰的宗教气质，为何希望共产主义能够造就一种没有神灵的宗教。他把很多想法都告诉了弗雷曼维尔，跟格勒尼耶谈得不多，对普瓦利耶则完全不提。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笔下的人物吸引着他，因为比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来，他们要更加接近他的心灵、肉体和头脑。在希腊人和基督徒之间承前启后的普罗提诺所沉思的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这种研究与绝对之物的神秘诱惑划清了界线。对于基督徒而言，绝对之物意味着彼岸世界、天国；而加缪则希望这个彼岸世界能在人间实现。普罗提诺代表着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对于柏拉图主义者而言，真实的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加缪想要将现实与表象、经验感性之物与智性统一起来。与格勒尼耶一样，普罗提诺追求“心醉神迷”的体验，但是不像格勒尼耶那样小心谨慎。他常常觉得自己神游物外、进入到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之中。在神灵的启示下，我们应该能够看见“我们”与“太一”的融合。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与加缪所梦想的美并不对立，那种美在他游历阿尔及尔周边地区时是一种真切的存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价值并不完全存在于它所揭示的真理之中，它自身便具有一种美。普罗提诺思想中的美学也让加缪为之着迷。

在奥古斯丁看来，柏拉图在普罗提诺身上获得了新生，而加缪喜欢看到他们的彼此共存。奥古斯丁身上既有人也有哲学家，他是论述超验性与唯一的上帝之不可穿透性的神学家。对于加缪而言，上帝是难以理解的。奥古斯丁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讨论欲念的严厉道德家。他既天真又严肃地恳求上帝：“请让我贞洁禁欲，但不要马上。”加缪在寻求感官的满足以及对感官满足的超越。他喜欢奥古斯丁的激情和对正义的探求，但奥古斯丁有关罪恶的意识让他感到困惑。他怀着赞叹心情读过的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都表现出一种热烈的忏悔愿望。每个有天赋的大学生都会对善与恶产生兴趣，如果他进行哲学思考，就会去研究自由的种种问题，并且思考如何能够获得自由。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人在获得神的恩典时就能得到自由，而加缪寻找的是人的恩典。

上帝与共产主义二者，究竟谁掌握并理解了历史？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曾经吸引着奥古斯丁。1936年的加缪就正处在摩尼教观念，即某种简单化和慷慨的共产主义学说之中。他在奥古斯丁思想里还发现了一种美学观。这个哲学专业的学生首先是一个作家，形式对于他而言与内容同等重要。通过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他在审视普遍性悲观主义各种论据的同时寻找着乐观主义的理由，并且作为附带收获发现了一种悲剧感以及活着的幸福。

他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修改润色，这是他完成的第一部长篇文字手稿，[5]比此前发表的文章更令他满意。他仔细阅读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那是加尔尼耶出版社1925年出的两卷本，每页下方排有拉丁原文对照。[6]很多段落他都做了重点记号[7]：“主啊，我是否能有理解您的能力？”加缪从来不去理解上帝，因为他首先想要理解的是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我的心炽热、沸腾，泛起不知羞耻的泡沫，没完没了地翻腾、泛滥，融化着……”

这篇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的风格常常显得滞重，而且几乎总是接近文学随笔的边缘，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学术论文中少见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这种基督教的异端学说闪耀着何种斑驳陆离的光芒，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乡村节日。”[8]加缪在论文中关注的基本方面已经超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思考范围。当时的文学院在各种思想观念中摇摆，远离社会现实。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教师与政府当局及阿尔及利亚的头面人物保持着联系，但哲学专业的教师则很少与外界交流。加缪像个出色的神学院学生一样探讨了基督教、怀疑论、影响智性的心灵、灵与肉体的交融、圣言、信仰和理性。为了加强自己论述的分量——他想到了隐居在树林角落里的格勒尼耶——，他还捎带提到了印度的各派宗教。无论就大学传统最好或最坏的意义而言，这篇论文都是一个绝妙的混合体，充满着对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大全的影射。加缪显得既富于魅力又严肃而天真，在论文中对拉丁文的引语旁征博引。

他多少带有痕迹地改写和抄袭专家的观点，就像许多大学生在学士论文中，以及很多后来成为教师的人在博士论文中所做的一样。[9]为了充实自己的论述，他“抄袭”J．蒂克塞龙、L．格朗乔治、P．阿尔法里克、E．吉尔森等专家的著作，有时对被引用者表示谢意，但经常忘记注明引文出处。在保罗·阿尔尚博看来，他的分析“非常笼统模糊”。略微超出高等教育文凭论文通常做法的是，加缪不动声色地借用了那些令人敬畏的奥古斯丁评论者的观点。[10]

从加缪阐发的大段神学论述看，他既不像是普罗提诺主义者，也不像是奥古斯丁主义者，而更像是贝拉基派信徒：贝拉基派教义主张只有人本身才是自己精神命运和世俗命运的制造者。在《婚礼集》的第一篇随笔中，加缪发现了《传道书》中的节奏：“一段时间用于生活，一段时间用于证明生活。此外还有一段时间用于创造，但这不太自然。对于我来说，以全部身体去生活、以整个心灵去证明就已足够。”

在一只猫的陪伴下加缪完成了论文的结尾。1936年4月16日他在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中说：“白猫穆尼乌昨晚死了，早晨我发现它身体僵硬地躺在自己的一滩尿中。有人对我说它是被人毒死的，不过每次死了动物都会有人这么说。”加缪希望能够跟一些朋友，尤其是玛格丽特和让娜，在阿尔及尔附近、意大利或法国租一个农场，建立一个有内部规章制度的共同生活的团体：“我新增了一条规定。第A．22条：山羊的名字应该叫作塞基娜。”他在信中附了一幅自己饰有光轮的小画像，旁边注道：“将来我被封圣时的样子。”

作为具有普罗提诺思想倾向的共产党员，这位加缪在手记中还写道：“但是，就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如何将共产主义与对人生的厌倦统一起来呢？如果我尝试极端的形式是因为它们达到了荒诞与无益的程度，那我就会否定共产主义。此外还有宗教关怀的问题……”他同时思考着当前的共产主义和昔日的基督教。

就在他将以上有所醒悟的思绪写进笔记本之前不久，人民阵线的各党派于1936年4月26日赢得了立法选举。左翼在国会获得了378个席位，右翼与温和派得到222个席位。206614名阿尔及利亚选民参加了这次使人民阵线赢得胜利的选举，他们中略多于16％的人没有投票：比法国的比例略高一点。在阿尔及利亚选出的十名国会议员中，有三名社会党人或接近社会党的议员、五名激进党人、一名左翼独立人士和一名唯一的右翼党人。[11]激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充满热情（这在加缪当时的个人文字中未留下任何记载），他们要求增加工会的权利、解散各类联盟、保护世俗学校、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设立失业保障基金。5月，库尔伯瓦、勒阿弗尔、图卢兹爆发了罢工。法共支持由“工人国际法国分部”领导人兼精神领袖雷翁·布卢姆组建的人民阵线政府，尽管法共本身没有参与其中。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终于觉得自己自由了。

在其题为《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加缪构建了一个两层的论述框架。第一层：规范的学术论文；第二层：加缪自己的第一部著作，[12]涉及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我们让引文和论据材料像海潮一样退去，那么岩石般大量露出的则是加缪作为一个人的种种关注。他不断谈论着自己，在对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论述中找寻自我。“普罗提诺的哲学是一种艺术家的观点，事物因为自身的美而得到解释。不过，这种在艺术家面对世界之美时占据其心灵的强烈情感，普罗提诺将其转换到了智性的世界中。……普罗提诺是以肉体的方式来描写智慧的。”加缪固然永远不会像济慈一样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但是对于他而言，生命与自然之美体现了一种根本的价值。他觉得福音书将死亡放在了新人类关注的中心，对此他表示反对。在他看来，人的王国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古希腊人是光明和纯洁的。在思考的终点，他选择了自己所能想象的希腊世界而放弃了基督教：“基督教所要做的只是赋予一个其实并不具有多少希腊意味的观念以具体形式，这个观念就是：对于人而言，问题不在于完善自己的天性，而在于逃避它。”正在同时写作《婚礼集》部分篇章的加缪不希望人逃避自己的天性，而是相反。圣奥古斯丁曾言：“爱的尺度就是没有尺度地去爱。”[13]加缪补充道：在这个世界中去爱。由于深受一种他所摒弃的基督教的影响，他并不排斥人会犯错误的观念，但是拒绝基督教中的罪恶观。[14]奥古斯丁所宣扬的禁欲与苦行在令他着迷的同时，总是让他感到厌恶。他思考着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将其既当作意味，又当作方向。每个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具有文化修养，都相信世俗的天堂会在革命之后到来。加缪是在讨论诺斯替教派信徒而非马克思时触及到了历史的问题。他认为在某些信仰者看来，灵魂“就是对上帝的渴望、对失去的家园的怀念。”对于自己充其量作为泛神论者在蒂巴萨走过的那条心醉神迷之路，他怀念但并不渴望。他不想皈依宗教：“寻找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全神贯注。光有美是不够的。”[15]在论文的最后，这个年轻人向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基督教表示了敬意：“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是人们唯一共同的希望、防御西方世界之恶的唯一有效的盾牌。”现在的共产主义是一面盾牌吗？是唯一的盾牌吗？

1936年5月8日加缪提交了自己的论文，然后等待结果。此前，他曾与从诊所出来后再度躲到母亲家中的西蒙娜又一次分居，并且又有过一回争吵。摆脱了撰写论文的苦役之后，他有两个星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在一篇手记中[16]他写道：“5月16日。散了很久的步。山岗的远处是大海。阳光和煦。灌木丛中都开着白色的野蔷薇花，花朵大而稠密，花瓣呈淡紫色。重新感受到的还有女性友情的温柔。姑娘们端庄微笑的脸庞，……没有虚情假意。”[17]他在这里插入了一段描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说或随笔的片断：“奇迹般的一天，树木都清晰如画。信任与友情，阳光与白色的房屋，细微的色调变化。啊！我那完好如初的幸福已经偏离了方向，它在傍晚的忧郁中只带给我一个姑娘的微笑，或是一个会心友好的聪慧眼神。”忧郁是因为西蒙娜，聪慧的眼神是指让娜，微笑是指玛格丽特。一个人在私下手记中要比在一篇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袒露更多的心曲：“基督教问题。如果完全按照比例，信仰者会因为福音书与教会偏激行为之间的矛盾而感到难堪吗？信仰是否就意味着相信诺亚方舟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替宗教裁判所或审判伽利略的法庭辩护？”

5月25日，加缪获得了他的大学毕业文凭。占2学分的笔试他得了40分中的28分；占1学分的论文口头答辩得了14分；对规定文本（西塞罗的《学院派哲学》第二章第30小节）的阐释也得了14分，因此总分为56分。评语：良好。能力证明由勒内·普瓦利耶、让·格勒尼耶和文学院院长、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路易·热尔内签署。普瓦利耶采用了他的老师安德烈·拉朗德奉行的一个原则：在大学里给学生的评分永远都不要高于15分。加缪不仅配得上自己的成绩，而且可能不止于此，因为他的论文撰写条理非常细致。有了这个评语，他就可以成为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的出色人选，即使普瓦利耶认为他的论文表现的主要是文学才华。

论文答辩两天以后，5月27日法国爆发了罢工运动，工厂企业被占领，工人们有时会越过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宣布工厂与机器是属于他们的。1789年的革命者们所保证的私有制被一举击中！这种思想传到了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不过已经变得非常微弱。阿尔及尔的港口没有像马赛港那样陷入瘫痪。在印刷业、旅店业、大型商场，工人们组织起由手风琴拉出节奏的舞会，乱作一团的警察们监视着很少有过激行为的罢工工人。

雷翁·布卢姆和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雷翁·儒沃一道，要求工人们重新开工。工人们对此充耳不闻。6月8日开始举行三方谈判：布卢姆、代表资方的法国制造总联盟、代表劳方的劳动总联盟，最后达成了总理府协议。每个有10人以上雇员的企业将从员工中选出代表，集体劳动合同将被普遍实施，工资将上调7％～15％。这是一个受到经济学家，甚至左翼经济学家质疑的决定。经过了数周的热烈讨论与炎热天气之后，“理性的火山口轰鸣喷发”，(1)最终敲定的两项措施冲击着人们的想象力：每年15天不减薪休假制、每周40小时工作制获得了通过。艾蒂安·桑德斯舅舅不用等到受了工伤才能休息几天了。这些决定激怒了很多欧洲移民，甚至那些社会主义激进分子：难道这些措施可以一视同仁地用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身上吗？简直疯了！

1936年春末，加缪正式获得了毕业证书，同时手头正在进行一些作品的创作。他未来的职业似乎已经勾勒清楚：通过教职资格考试，成为一名教师。为何不像格勒尼耶那样也拿一个博士学位呢？是继续待在阿尔及利亚，还是上巴黎去？格勒尼耶反复说过，在那儿出名更容易。是继续跟无法预料未来的西蒙娜在一起还是分开？他的计划太多，必须再次制定一个时间表：“时光之所以流逝得那么快，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其预定标记，故而青春岁月由于其充实而显得漫长，暮年时光由于大局已定而显得短促。”

加缪摆脱了上帝的问题，但没有摆脱为自己确立一个行为准则的需要。可如果上帝不存在话，如何确立这个准则呢？并非一切都是被许可的。通过共产主义设想一种社会性道德容易，建立个体道德却更为困难。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如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呢？加缪为自己给出了三重答案：生活，行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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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欧仁·鲍狄埃所作《国际歌》的第一节第三句，中文通行意译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译注

10．萨尔兹堡通信

此前一年，教英语的朋友伊夫·布尔儒瓦，一位划艇爱好者，曾经从因斯布鲁克乘划艇直达布达佩斯。他向加缪夫妇建议一起做一次航行。伊夫欣赏加缪做事的耐力：一面做着所有的工作，一面还能保持不倦、殷勤和优雅。他也被西蒙娜所迷住，曾经到本·阿克努的一家诊所去探望过她，眼下她说起想要投入古典舞蹈的学习。加缪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次旅行能将西蒙娜从吗啡中拉出来，使她摆脱阿尔及尔那些向她提供毒品的人。布尔儒瓦随身带着加有大量注释的红色《贝德克旅游指南》，其中一本是1911年法语版的《奥地利-匈牙利》，其余是1910年英语版的《南方德国》和1925年英语版的《北方德国》。在离开阿尔及尔赴马赛之前，他向加缪夫妇介绍了乘划艇的各种困难与乐趣。

1936年7月初，他们三人乘船过地中海，再坐火车到达里昂。[1]布尔儒瓦曾在这座城市教书并从事过社会活动。7月13日加缪在写给玛格丽特和让娜的信中说：“对于我的这次旅行你们不要有任何期待。我讨厌‘走马观光’式的旅行。……对我而言，这次旅行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味：畏惧。这样说表达不了任何意思，不过假如我是作家，将来会尝试将这种心情写出来。”他听信了关于里昂的陈词滥调，这座城市被描述为既可怖又伟大。这里的一切都是“布尔乔亚式的：居所的舒适、厨房、风俗，甚至妓女。一座伪君子和心怀城府之人的城市，我发自内心地厌恶他们。这些人想尽了办法‘逃避’真正的生活，只知道当地出产的香肠和奶油沙司鳎鱼。一种极其平庸乏味的法国人。”阿尔贝用夸张的口气说：“与其把这种人叫作混蛋，不如把他们叫作里昂人。”

他饶有兴趣地见识了工人居住的维勒巴纳郊区，布尔儒瓦以前曾在此住过。加缪兴奋地嚷道：“这里像个共产主义市区，有摩天大楼和勒科尔布齐耶风格的建筑，市政府的墙上画着镰刀和锤子，工人们用大车推着一架机械钢琴招呼大家参加舞会。明天我要跟他们一块儿去游行。”他为苏联的社会变革感到痴迷。从未加入共产党的布尔儒瓦对他微笑道：

“我也在读《今日俄罗斯》。”

这一年，鲍里斯·苏瓦利纳发表了《斯大林》一书，向数百名更为知情的前党员揭开了斯大林主义的面目。

他们三人在特罗广场一个咖啡馆的露天座坐下来。一个布尔儒瓦从前的学生过来向老师致意，他是极右的爱国青年团成员，更严重的是，他的父亲是个警长。加缪对此反应强烈。跟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搭讪的。

布尔儒瓦领着加缪夫妇登上弗尔维埃尔高地俯瞰全城。走到圣-伊莱内教堂附近时，布尔儒瓦带着挑衅的口吻说：

“你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吗？”

加缪浑身都绷紧了。

布尔儒瓦又租了一条划艇。他们乘三等车厢的火车经瑞士去奥地利。加缪到达因斯布鲁克时已经感到疲惫。7月17日他又给玛格丽特和让娜写信：“蒂罗尔地区让我最无兴趣的……就是其蒂罗尔式的生活方式，因为因斯布鲁克是一座轻歌剧的城市，这儿的人穿着短裤、戴着羽毛帽就在街上散步。”不过他还是承认，“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具有一种野性的温柔，夜晚非常美丽。”他没有心情欣赏自然风光。“后天我就要乘划艇顺着因河出发，我们会在沿途露营。”他希望以后与玛格丽特和让娜一起重游这条线路。金钱上的关切：“我有一张阿尔及利亚的六合彩票（50法郎的）。这里看不到北非报纸，所以你们帮我留意第三期的开奖消息，看看136918A号能否为我们带来财富、农场和幸福。”玛格丽特、让娜和阿尔贝一直满足于租房而居，那是阿尔及尔特朗里区高处的一所房子，位于西迪-布拉伊姆路和阿芒迪耶街的交汇处。加缪急着向两个女友写信交代以便付清“翡虚院”业主的房租。

在因斯布鲁克，三位旅行者像当年歌德一样下榻于“金鹰旅馆”。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结束了，加缪所梦想的第二故乡西班牙又因为内战而动荡不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想要推翻卡萨雷斯·基洛加领导的共和党政府。18日发生了暴动，19日基洛加辞职。以民族主义为名义的暴动者牢牢钳制住了共和党人和政府方面的军队，占领了萨拉曼卡、巴利阿多利德和潘普吕纳。这些地名比亚的斯亚贝巴更让加缪动情。他和布尔儒瓦认为，民族主义暴动将会失败。

布尔儒瓦没有时间翻阅报纸。7月19日他将两艘划艇放入水中，自己带着行李划第一艘。中途停靠时，三个朋友就地露营。一觉醒来加缪觉得周身疼痛。他们到达了靠近奥德边境的库夫施泰因。7月22日，加缪在给玛格丽特和让娜的信中抱怨道：“我感到疲惫不堪，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记起医生是不允许我做双臂剧烈运动的。我打算放弃继续划艇，改以步行或坐车沿河道完成行程。……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病人，就明白离自己想要成为的健康人还有多远。”他的两个同伴将撇下他乘划艇顺流而下。他宣称：“以后我应该写一本《身体心理学》（将其列入我准备撰写的无数作品之中）。”想到可能去奥兰一所私立的费奈龙学校当教师，他就没有那么高兴了。让娜此时正在别处旅游，只有玛格丽特一人会读他的信。加缪逗她：“您的思维还是那么忽起忽落吗？还是那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吗？……我这边总是没完没了地下着雨，电影院在放映《华尔兹战争》。这里的女人金发、高个儿、傻乎乎的；男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与世无争。听人讲海恩利希·海涅曾说蒂罗尔人愚蠢透顶。这话有些过分，不过倒也有些真实之处。”

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者攻下布尔戈斯，与政府分庭抗礼。柏林正在举行奥运会，莫斯科在审判托洛茨基分子。法国推动欧洲在西班牙实行不介入政策，而德国宣布它将像苏联一样实行禁运。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尊重这些虔诚的决议。法国人第一次享受到了带薪休假。阿尔贝母亲喜爱的歌唱家蒂诺·罗西推出了《玛丽内拉》，喜欢老歌的加缪也跟着哼唱：

玛丽内拉，
啊！继续留在我的怀抱吧……

布尔儒瓦感觉到了阿尔贝和西蒙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贝希特斯加登，他们三人同住一个房间，这引起了店主的反感。在布尔儒瓦看来，加缪还没有充分欣赏贝希特斯加登这个突入奥地利的德国飞地。这些来自阿尔及尔的人并不知道这里乃是元首的鹰巢。加缪孤独一人匆匆游览了一座岛屿和上面的小教堂。

白雪皑皑的山峰令他恐惧，作为幽闭恐怖症患者他产生了窒息感。到萨尔兹堡后情况将会好转，尽管没有钱去参加欢乐的音乐活动，三个人还是计划逗留两到三天。他们租了两个相连的房间。一天早晨，加缪脸色阴沉地找到布尔儒瓦，告诉他自己和西蒙娜分手了。他在邮局看到了阿尔及尔一个医生寄给S的一封信，他拆开了信。那个人向西蒙娜·加缪提供毒品，并且是她的情人。[2]7月26日，刚到达萨尔兹堡两个小时，他就给玛格丽特和让娜写信，特别提到自己遭受了生平“最痛苦的一次打击”：“……我的生活因此而彻底改变了。我不喜欢对别人隐藏什么，但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一个事实：一回到阿尔及利亚，我就会彻底地一个人生活。我只请您永远不要再跟我提起这件事。”哪个医生？是在一家诊所为西蒙娜治疗的X大夫，还是Z大夫？[3]阿尔贝只知道西蒙娜吸毒，但并不知道这些医生是她的情人。

加缪试图谈及这次旅行的乐趣：“我给您写这封信时刚刚看完一出‘神秘剧’，由霍夫曼斯塔尔编剧、马克斯·莱茵哈特导演，剧名叫《杰德尔曼或有钱人的死亡游戏》。这出剧下午5点在大教堂广场上演，我从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它带给人一种非同一般的感动。剧情结尾时，天色已近黄昏。剧中的那个有钱人带着懊悔死去，信仰之神俯在他的坟墓上说：‘现在他失去了一切，甚至生命。’”

在解读完那封可怕的信之后，他用克制的语气写道：“或许这也是因为最近我比平时更加敏感，不过自打旅行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那么认真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已经订了婚的人’。”离开阿尔及尔之前他就有所怀疑，如果真要生活在怀疑和半谎言中的话，看来倒不如知道真相为好。在旅行日记中加缪三言两语写道：“萨尔兹堡。伊尔德曼。圣彼得墓园。米拉贝尔花园及其矫揉造作的成功。雨天，天蓝绣球花，湖光山色，在高原上散步。”他忘了曾经将这件事也告诉过布尔儒瓦，在给两位阿尔及尔女友的信中说：“布尔儒瓦什么也没察觉到，为了他我只能继续这次旅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甚至开起了玩笑，用女声戏谑地模仿男歌手：

齐格弗里德，跑得更远些，
那里有巨龙，
快回到家中……

他在林茨接受了一次气胸治疗。笔记本上潦草写着：“林茨。多瑙河与工人居住的郊区。医生。古特维斯。郊区。哥特式小教堂。孤独。”

他们三人进入了捷克边境。加缪乘火车继续行程，伊夫与西蒙娜则顺伏尔塔瓦河而下，一路划船，一路欣赏缓慢流动的河流、沿岸的松树和桦树。他们在布德约维茨作了一次停留，那是一座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尽管有着欧洲最大的广场，四周是人造黄油色、绿色和浅棕色的房屋。西蒙娜向伊夫借钱，说她需要做一次……刮宫术。两小时后她回来了，面带微笑。布尔儒瓦确信她是去找到了毒品。怪异的女人！无论坐在划艇上还是待在帐篷下，她都显得耐力十足。[4]

1936年8月，加缪孤独一人在布拉格待了4天。在一家便宜旅馆的房间里，他“度日如年”，充满“焦虑”。[5]食物不对他的胃口：“我每顿饭的花销不能超过十克朗。……我指着看不懂的菜单点了一道菜，……结果端上来的是一盘粗粒面粉和肉的杂烩，里面放了大量的枯茗，让人恶心。”

他在布拉格感到非常不适应。[6]8月6日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巨大的城市。……我走得浑身散了架。自昨天起我就无法摆脱郁郁寡欢的心情，无法去享受这座城市中可爱的地方。”他在等待西蒙娜和伊夫的到达。手头拮据令他苦恼，他对自己的这种担忧也不满，在信中对玛格丽特说：“剩下的钱还可以对付8天，而我却在这个问题上自寻烦恼。”他清醒地做了自我分析：“这是因为（我了解自己）我得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三天时间，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种等待只会使我感到抑郁。您明白这一点吗，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小姑娘？”他打量观察着自己，主体变成了自己的客体。接着他又无精打采地讲述道：“布拉格是一座带有古老贵族气质的国际化城市，郊外四处散落着一些工业区。……从远处望过去，首先看到的是林立的烟囱、哥特式教堂和巴洛克式的拱顶。整座城市让人产生身处乡下的幻觉。”他打算去参观犹太人墓地，可是没有找到，由此可见他的方位感迷失得有多厉害，就像一个美国游客到巴黎却连埃菲尔铁塔都没找到一样。加缪四处游荡，买了一份法文日报《不妥协者》，这个报名起得不好，因为在西班牙问题上，这份报纸就采取了有利于民族主义者的妥协立场。加缪又想到了自己的人生计划。是在奥兰教书，还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便在阿尔及尔生活”？8月7日他写道：“今天我在想，更明智的做法也许应该是把一切都抛下，到阿尔卑斯山中去待上三个星期以便恢复健康。”他想象玛格丽特正被一群狗和猫围着，笑盈盈地在品尝蜂蜜。次日又写道：“感觉好些了。我见到了大教堂，以及大量的巴洛克式教堂，可是都不合我的心意。”同一天他给弗雷曼维尔写道：“一个多月来，由于神经衰弱，我的生活处在半疯狂状态，而最近这几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看不懂各处的招牌和《民粹派政治报》的头版消息，既不会德语，更不会捷克语。布拉格散发着醋渍黄瓜的难闻气味，加缪喜欢的只有棕色啤酒和手风琴音乐。他无法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对于这个身处斯拉夫国度的拉丁人来说，那些灰色和牛油般黄色的墙壁、咖啡及可可茶都显得冷冰冰的，那里的电车也和阿尔及尔的不同。

一个作家会隐藏在自己创作的人物背后，而且往往越年轻就越不掩饰自己。这次旅行之后，加缪将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麦尔索与他相似，几乎是过分地相似。其中讲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与他们夫妇的这次旅行如出一辙。和麦尔索一样，加缪身体疲惫、心情沮丧。然而在小说中，读者不明白麦尔索为何在一起并不牵涉他的人命案发生后要逃离阿尔及利亚。“他浑身是汗地醒来，在房间里转了一阵，然后点燃一支烟坐下，脑子里一片空白，瞅着自己裤子上的褶皱，嘴里混杂着睡眠和烟草带来的苦味。……由于感到自己非常的敏感（此处由笔者加粗）、对周遭的一切信号都非常专注，麦尔索体验到了深刻的精神创伤，让他向生活打开了自己的心扉。”[7]加缪后来没有出版《幸福的死亡》这部应该说是失败之作的长篇小说。[8]眼下加缪-麦尔索在布拉格寻找便宜的餐馆。丝丝的细雨唤醒了他身上强烈的焦虑。对于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都感到陌生。就像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也觉得一切都“在疯狂之中”坍塌。查理大桥上那些雕像在伏尔塔瓦河面的奇形怪状的倒影带给麦尔索-加缪“一种失去热忱的孤独所造成的炽烈而痛苦的感受”，其中已经没有“爱情的成分”。

振作起来后，他又开始了政治意义上的游览。致弗雷曼维尔书信：“身处此地我对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每次都要隔很久才能偶尔看到一份法国报纸，上面的报道自然是相互矛盾的，不过至少有关法国的消息还不算太离谱。”这个共产主义的初学者没有料到会出现造成共和派阵营分裂的冲突，他生活在一个简单化的二元政治世界中。个人遭遇的问题没有妨碍他对弗雷曼维尔加以鼓励，后者给他寄了一篇准备在阿尔及尔共产党机关报《社会斗争》上发表的报道。远在布拉格的阿尔贝建议克洛德将文章投给由出版商加斯东·伽利马资助的进步周刊《人道、公社与星期五》。

加缪终于找到了犹太人墓地。他向布尔儒瓦略微透露了自己的问题，尤其当西蒙娜消失的时候——或许是去寻找吗啡了？他解释说阿尔及利亚那个提供毒品的医生是她的情人：

“所有的诊所她都去过。”他咬着牙道。

然而气氛有所缓和，西蒙娜不断地让伊夫感到有趣。在餐馆里，侍者们将德语或英语的菜单翻译给他们听，译完了S便提出要点上面没有的菜，然后狼吞虎咽吃下一大盘蘑菇。

布尔儒瓦结识了一些反纳粹的德国避难者。他们三人去看了一场马克希姆·高尔基的戏剧《小资产阶级》：斯大林曾建议所有的共产党都要传播高尔基的作品。这出剧因为使用斗争语言而显得有些“宣传鼓动”色彩，演员的表演很不错，但是导演不够出色。布尔儒瓦和加缪彼此发誓在阿尔及尔排练《底层》时他们要做得更好。

加缪和西蒙娜越过德国边境去游览德累斯顿。很高兴能独自活动的布尔儒瓦乘火车去了梅尔尼克，沿易北河划艇继续行程。他们三人在德累斯顿重新汇合，参观了各处的博物馆。像所有参观者一样他们例行公事地到美术馆欣赏了拉斐尔的一幅圣母画像，以及安放在一处教堂里的原西斯廷圣母雕像。对于加缪而言，就像《贝德克旅游指南》所说的一样，德累斯顿是“日尔曼的佛罗伦萨”。

8月14日，加缪再次给他的两位“孩子兼姐妹兼女友”之一的玛格丽特写信：“我记得自己18岁那会儿，觉得睡眠时间是对生命的一种剥夺，那时我对于一切等待着我的东西都怀有一种狂暴贪婪的渴望：那些我还不认识的人、那些我还未说过的话、那些还未读过的作品、那些书、那些人，这一切我都无法放弃。我不敢确定现在自己是否已经有所改变。”他用教训的口吻道：“我不喜欢人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沾沾自喜，因为这种经历太像是一种失败。”在萨尔兹堡与西蒙娜的面对面谈话就不是一次成功。他寄希望于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两位奥兰女友：“好的友谊如果不依靠某种‘生活哲学’，就无法维系下去（当然这不是真的）。因此我们在通信时可以有两种选择：1．写些愚蠢的话（我比较擅长这种方式）；2．承认（表现出）自己相信目的已经达到（对于这种方式我非常笨拙）。”在这些信中加缪没有提到西蒙娜，仿佛连她的名字都无法写出来。[9]

布尔儒瓦将划艇托运回法国。他们在波特琛歇了一站，然后向西里西亚继续行程。认真的加缪在笔记中记下：“哥特式墓园。砖砌拱门之间的天竺葵与阳光。”在弗罗茨瓦夫他又记下：“蒙蒙细雨。教堂以及工厂的烟囱。对他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意味。”对西里西亚平原的印象？“冷漠，令人不快。沙丘。懒洋洋的上午，鸟群从黏糊糊的土地上飞过。”[10]在德国境内短暂逗留之后，伊夫、西蒙娜和阿尔贝来到奥尔穆兹，再次踏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加缪将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混为一谈作了个简略评价：“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特色，沉闷、肮脏、雾蒙蒙的，有某种冷漠却又奇怪地讨人喜欢之处。”[11]他们缺少克朗和马克，等待着索格勒夫人寄来汇款，以及布尔儒瓦的薪水。岳母的一张汇款到了，附有一句电文：“祝玩得开心。”[12]

8月22日加缪从奥尔穆兹给弗雷曼维尔写信：“我刚去了一趟德国，那里到处都能感觉到仇恨。……我对局势没有把握。……你要是知道什么就告诉我一声。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手头紧张。”他不想再依赖索格勒夫人，因为屈辱是尊严的反义词。在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中，他解释说阿尔及尔大学有个图书馆管理员助理的职位可以聘用大学生，此外他很想联系奥兰市费奈龙学校的校长特勒小姐：“我写作不多、读书不多，但是体验（包括亲眼目睹）和经历过许多。”他向玛格丽特袒露了更多的内心世界，她想要寄钱给他，他心怀感激地拒绝了：“我的心情好多了，对一切烦扰我的事情都已安之若素。至于健康，再过三个星期我就会回来，到时候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

在奥尔穆兹逗留的一个星期让布尔儒瓦感到闷闷不乐。西蒙娜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心不在焉而且又吸了毒。三个人住在维也纳的布拉哈旅店。S经常独自待在房间里精心打扮，加缪和布尔儒瓦沉默不语逛遍了环城大道。阿尔贝想要缩短行程，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玛格丽特。他既不打算去威尼斯，也不打算去热那亚。以后她写信应寄到他在阿尔及尔临时地址：贝尔特泽纳街2号他哥哥的家中。三位旅行者游览了维也纳，他们去了霍夫堡和申布伦花园，在格兰沁镇巨大的桌子上品尝了香肠及新上市的葡萄酒，那是专为游客准备的远足线路。加缪在手记中写下：“文明。”后来《幸福的死亡》中则有这样的描述：“维也纳是一座让人休憩的城市：没有任何值得参观的去处。圣艾蒂安大教堂过于庞大，让他感到乏味。他更喜欢那里的咖啡馆。”带着一种敏锐的观察眼光，他注意到这里吃饭每餐都要上一道掼奶油！[13]

布尔儒瓦与西蒙娜和阿尔贝一直相处融洽。他们提前一周预定了火车票，这是为了享受去意大利旅行的优惠票价所必需的。他们已经人困马乏，布尔儒瓦建议应该在离威尼斯一个小时的维琴察落脚。离开了日尔曼和斯拉夫国家，加缪重获了生气。在威尼斯这座由石头、砖和水造就的梦幻城市，布尔儒瓦带他们急匆匆来到圣马可广场，随后精疲力竭地乘火车来到威尼斯与维洛纳之间的维琴察。一条铁路将市区与蒙特贝里科镇分隔开来，他们在这座小镇逗留了8天。终于能够眺望到加缪喜欢的地中海远景及色彩了。还有这里的宁静。穿过一片了无生气的平原，蒙特贝里科的北面矗立着多罗米特雪山，左侧往维洛纳的方向，是蒙太古家族的城堡。虽然西蒙娜不是朱丽叶，阿尔贝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罗密欧，但是悲剧气息却在空气中飘荡。这是加缪第一次接触意大利，看到它的紫杉和柏树。如果没有那条数百米的通向教堂的巨大长廊、那座钟楼，以及眺望台和那家“双狼客栈”，这里本来只是个丘陵高处的普通村庄。加缪得到了休息。“在布拉格时，我身处墙壁之间感到窒息；在这里，我面对着整个世界。”[14] 他观赏维琴察市场上那些淌汁的西瓜，琢磨奥林匹克剧院舞台上的布景，对戏剧的爱好又回来了。他喜欢意大利的这些下午昏昏沉沉、到了晚上就开始喧闹的小城镇。他和布尔儒瓦一起玩滚球游戏，而S则待在房间里或者不知去向。要么是倦怠了，要么是缓和了，西蒙娜与阿尔贝之间的相处就像保持一定距离的朋友。他们再次经过米兰，但没有游览。从马赛乘船回到阿尔及尔后，9月9日，这对夫妻真的分手了，阿尔贝住到了哥哥家里，西蒙娜则住到了母亲家里。

加缪懂得了什么叫背叛、失败和分道扬镳。他强调了自己的旅行观：“任何地方如果不能让我厌倦，就不能让我学到任何东西。”[15]他为自己的痛苦寻找理由：“一生中有过一次真正的爱情、一次痛苦的激情，这毕竟还是件好事情。”[16]在《幸福的死亡》中，他改写了这段经历。麦尔索-加缪这样想象玛尔特-西蒙娜：“他可以肯定那个男人和玛尔特睡过觉。……麦尔索觉得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崩溃了。”在萨尔兹堡曾经心碎的人回到阿尔及尔后让自己重新成为了艺术家。返回后的第二天他给玛格丽特写信，特别回顾了在蒙特贝里科度过的那一周：“我在意大利度过了非常美妙的6天。……收获很多。我没有写一行字，也很少说话。现在我在想那是否就是一种幸福。眼下我住在哥哥家里，他的住所和生活都很俭朴。”

加缪没有去翡虚院居住，但是交付了自己应该分担的100法郎月租。目前他必须住在阿尔及尔市中心。三个星期后，如果有能力的话他将租一间房子。他打算租一个小套间与母亲住在一起，她“已经上了年纪，无论如何需要有人照顾”。怀着对玛格丽特无限的信任，加缪用友情取代了爱情：“我无法不满怀感情地想起这整个夏天您给我写信时的忠诚与纯朴。不过现在让我们拉上窗帘吧（因为有阳光，就像邓南遮会说的那样）。”

11．156与157号座位

这次欧洲之行前，加缪这位创意丰富的作家、对妻子心怀爱意却被欺骗的丈夫，曾经给玛格丽特和让娜寄过一封充满活力的信，在他眼中她们既令人放心又能保守秘密：“有些问题需要你们尽快帮忙。昨天劳动剧团开会讨论了36至37年的剧目表，按顺序是：1．高尔基的《底层》；2．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花》+重排《轻蔑的时代》；3．巴尔扎克的《伏脱冷》；4．《塞莱丝蒂娜》。”

戏剧是加缪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撰写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照看西蒙娜、帮人做课外辅导、创作文学随笔，以及从事党组织活动和健康受到威胁的同时，他一直从事着戏剧活动。他意志坚定，全身心投入到戏剧当中。作为组织者而不仅仅是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抽象观念的思考者、论述者，他非常喜欢可以感知的东西、具体的事物、艾蒂安舅舅做木桶的刨花气味。在给那两位形影不离的女友玛格丽特和让娜的信中他还说：“排练上述剧目需要剧场，我建议可以考虑一种组合办法：如果阿尔及尔的‘互助大厅’合适的话，我可以去找那位女经理，坦率地向她介绍我们的情况（一个民间剧团、要负担额外设置布景的开销，等等），询问她在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否同意跟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一年的合同，其中可以向她注明我们提供的各种保证。此外玛格丽特您曾经跟我提到，波尔若也许可以给我们推荐一处地方……”不切实际的想法！亨利·波尔若的父亲吕西安·波尔若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财主之一，经营着上千公顷的拉特拉普农庄，还部分拥有阿尔及尔的各家烧酒厂以及巴斯多斯卷烟厂。

小学时代加缪就很乐意扮演达达尼昂的角色。读中学时，他非常喜欢阅读莫里哀和马利沃笔下的人物情节。他不仅仅是喜欢戏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站在舞台上时对其都有种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喜剧还是悲剧他演起来都得心应手。就像歌唱演员在编排一组歌曲时常做的那样，他会为自己穿插进一首既滑稽又让人揪心的歌曲。阿尔及尔人懂得对待忧郁情绪不能太认真。在他撰写的书信与其他文字中，加缪变成了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变成了自己的导演。

他喜欢和别人一起工作。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说起话来总是大嗓门，爱嘲讽，会做戏。教养院、体育俱乐部、童子军都给人以喜剧感。[1]不过在加缪看来，阿尔及尔是片戏剧的沙漠。兴趣广泛的阿尔及尔人喜欢法国来的剧团，喜欢高乃依、拉辛、说唱艺人、埃杜阿尔·布尔岱和亨利·伯恩斯坦。这座城市为一家歌剧院提供资助，连不识字的人也经常跑去，为的是听男高音在唱高音C时能不能唱上去。由于卡尔桑蒂剧场的赞助，歌剧爱好者们在林荫大道观看演出还能得到免费饮料，这是高雅艺术在当地最商业化的形式之一。加缪和朋友们瞧不起这家剧场的旁门左道及其色情放荡。进步的年轻人既不喜欢亨利·巴塔耶也不喜欢马塞尔·巴尼奥尔。电影方面他们感兴趣的是艺术影片和政论影片，马克斯-波尔·富歇主持的劳动影院就放映这类片子。

通过参加党组织活动以及戏剧活动，加缪发现自己除了具有魅力外，还有领导才能。加入了共产党，能为戏剧做些什么？借助戏剧又能做些什么呢？如何才能迫使观众认可一种既不粗俗，又不过分通俗（就该词最坏意义而言）的大众戏剧呢？如何赋予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和马洛的经典剧目以新的生命呢？还有法国的古典剧作家、西班牙黄金时期的剧作家：费尔南多、卡尔德龙、塞万提斯？加缪偏好作为剧作家的纪德，他在考虑改排大导演们的剧作，改编普希金的作品。他不想只满足于当演员和导演，同时还在探索一种戏剧理论，并且在雅克·高博那里找到了。从巴黎回来的路易·贝尼斯蒂介绍了那边的戏剧情况：迪兰、彼托耶夫夫妇、传统戏剧与先锋戏剧，尤其是新科隆彼耶剧团。加缪在自己制定的节目单中引用了高博的一句话：“就剧团是一种工作、探索、勇气而言，我们可以说它们被建立起来不是为了获得繁荣，而是为了持续而不屈从地存在。”他首先想到的是应该以简约布景搬上舞台的那些剧本。高博反对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他的职业清教主义以及他对功利的淡薄很合加缪的胃口。加缪所做的是将导演隐藏在演员背后、将演员隐藏在剧本之下，伴之以露天舞台和简洁的布景服装。

1936年1月25日，希特勒在回答《巴黎晚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德国打算收回自己的殖民地。这一天，保守的也即极端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尔回声报》在文章中报道：“今晚9点15分，劳动剧团将在巴伯·埃勒-乌埃德的帕多瓦尼大厅开始公演，剧目为安德烈·马尔罗为维护失业者利益而作的《轻蔑的时代》。入场券：4法郎。领劳动救济金的失业者可以免费入场。”

初试身手的加缪在改编这部作品时尝到了宣传鼓动的滋味，他和同伴们一起工作了3个月，并请马尔罗看了对其篇幅很长的中篇小说《轻蔑的时代》所作的改编，于是就有了马尔罗这份令人振奋的电报：“上演吧。”艺术可以逃避象牙塔。《轻蔑的时代》这部反映社会现状的作品，或者按其作者的话说“一部平庸之作”，被题献给：

那些希望我转达其遭遇及信念的德国同志……

《阿尔及尔回声报》在剧评中友好地提到该场演出“在社会各阶层观众”那里获得了成功，文章作者是与加缪圈子关系友好的吕西安娜·让-达鲁。劳动剧团拥有一个朋友圈子，范围所及也包括一些右翼方面的友人，失聪的巴吕冈夫人在《阿尔及尔回声报》主持音乐专栏，她也发表了一篇肯定这次演出的文章。

《轻蔑的时代》原作由8个短章构成，讲述共产党人卡斯纳在被纳粹审问之后逃离的经历。这个故事很适合剧团的排演条件以及初涉剧坛的改编者的能力。加缪将其改为两幕剧，包括几个抒情宣叙调式的短暂场面：身处囚牢的卡斯纳以及他所接受的审讯、他与妻子的几次重逢、一个让观众也参与其中的民众大会场面。加缪当年对原作进行改编时的一些工作照被保存了下来。这位年轻人知道如何改编，而且技巧高明。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小说初次发表后马尔罗所加上的序言，他以闪烁的启示和不容置疑的概括阐明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脉络，这让加缪着迷：“我们可以乐于将艺术一词的含义理解为尝试给予那些不知道自己身上高贵之处的人以自我意识。”马尔罗在序言中反对将文学作品当作宣传工具，他明确表示：“毁灭艺术作品的不是激情，而是那种企图作出证明的意愿。”在这次改编中，加缪运用了一种演示的艺术。作为共产党享有特殊威信的历史同路人，马尔罗还写道：“对人的轻蔑在政治家们那里经常存在，但是秘而不宣。”加缪了解纳粹对人的轻蔑。法国的进步年轻人将会牢牢记住马尔罗序言的精彩结尾：“做人是困难的，尤其当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比强调他们的差异更为容易的时候。”[2]

加缪没有忘记德国人皮斯卡托尔、俄国人迈尔霍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导。他对剧本的分割让参与排戏的朋友夏尔·蓬塞想起“一种悲剧性的连环画”。[3]剧团在帕多瓦尼大浴室演出，这是巴伯·埃勒-乌埃德的一处大众设施，包括一个长40米、宽15米的大厅和一些供洗浴者用的小间浴室。每逢星期天，人们都到这个面朝大海、隔着一道落地玻璃窗的大厅来跳舞。演戏的舞台就位于大厅最里面，虽然只是搭建在一堆餐馆用的桌子上，但并不会坍塌。[4]现代风格的布景由路易·米盖尔设计制作：几件道具、椅子、摇篮、墙上饰有雕刻。这些初学布景设计的人使用天然黄麻帆布，在上面画出石块，还使用在布景灯照射下变为透明的大网眼罗纱。

每逢星期六的傍晚，大约会有七百来名观众来到这里，星期天下午也会来同样多的人。阿尔及尔省安全局的一名探员特别指出，每逢星期六这里会有三百来个妇女，“其中包括一些妓女”。[5]晚上10点45分左右剧团会发出呼吁，希望人们关心被监禁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处境，他是卡斯纳这个人物的原型。热情高涨的观众们对此前上演的一出戏已经完全赞同，按照当时形势的要求，共产党人卡斯纳在那出戏中被改扮成了民主人士，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他一边，对纳粹表示仇恨。由罗贝尔·纳米亚装扮的一个演说者面对人群发表演讲，听众们一片激动。据《社会斗争》的报道，受到激励的听众们唱起了一节《国际歌》。受人尊敬的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创办了阿尔及尔博物馆、现任管理员的阿拉扎尔举起了拳头。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身穿俄罗斯农妇的服装，戴着一条头巾，从右侧被灯光照亮的一个壁龛处大声喊道：

“弗拉基米尔·伊利奇深爱着人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加缪导演的这次演出以及其他演出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传奇。那些业余演员的演技究竟如何？部分观众认为他们的水平值得称道，另一些觉得只是勉强过得去。[6]他们在台上高声喊叫，那是因为他们的年龄以及剧本的改编处理本身就适合于叫嚷。加缪有种能让他的崇拜者感到满意的导演天赋，即使有些人会微笑着这样提到他的演技：“阿尔贝的语调平淡、空洞。他喜欢演戏，表演带有情节剧味道。这不是他的强项，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擅长。”[7]观众是些什么人呢？大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以及对这些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创新及其良好愿望表示鼓励的一批朋友。

加缪在戏剧上的第二次尝试《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表现出更大的抱负。1934年9月，极右的西班牙政府残酷镇压了一次煤矿工人的起义，这个题材触发了加缪、让娜·西卡尔和两名教师布尔儒瓦及波瓦尼昂的灵感，他们经常聚集在玛格丽特、让娜和阿尔贝合租的房子里集体创作，构思出一个提纲形式的剧本，演员们将被邀请在此基础上以即兴喜剧的方式进一步发挥。事实上，他们所要做的是朗诵一篇基本上由加缪创作的文字。[8]

普通民众通过简单化的人物表达自己的观点。舞台上先后出现一家咖啡馆、一个部长会议的场面……歌声、叫喊、爆炸、公诉、演说穿插于长篇台词之间。这出差一点儿叫作《雪或右翼人生》的戏剧贯穿了一种强烈的反讽。剧本发表时加上了加缪的一篇宣言：“戏剧不是靠某个人写出来的，除非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有了这一次集体创作试验。随后，加缪将整个演出活动归结到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上：“戏剧行动只要像本剧中一样通向死亡，就会触及某种人类所特有的高贵形式：荒诞性。”四名演员扮演的是宣传者的角色，但同时又与角色拉开了一定距离，以便制造出喜剧效果。他们还使用了无线电广播的形式：

各位听众，这里是马德里广播电台，我们收到了由内政部公布的以下官方通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会主义的职业革命者利用最近进行选举的休战和真挚的气氛，在各省的市区中心发起了反叛运动。

一连数周，几位作者反复推敲剧本，演员们则在贝尔古一家音乐公司“非洲女性”的场地进行排练。《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本来应该在校场附近的塞万提斯大厅上演，省长已经批准了该戏的演出，但是属于“火十字团”的阿尔及尔极右翼市长奥古斯丹·罗西却不同意他们使用塞万提斯大厅，这等于禁止了该戏的上演，劳动剧团根本无法与他协商。《工人阿尔及利亚》指出这出剧的上演本来应该是“对身处不幸之中的欧洲裔及土著儿童有益的一件事，而罗西先生竟然如此对待阿尔及利亚戏剧界第一次以生动、智慧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呼声”。这份报纸还指出，阿尔及尔市政当局另一方面却给歌剧院提供了80万法郎的资助，上演《卡门》“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代表作。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禁令刺激了加缪，他在给让娜和玛格丽特的信中说[9]：“鄙人正在作出温和的反击：向各家报纸寄出抗议信（采用的是反讽口吻：其中有‘你们这些殖民者的热心慷慨’、‘如果相信我们之间有艺术上和社会公益上的共同兴趣那就太幼稚了’之类词句）。准备印刷两千份传单、一百份海报，还打算召开一次抗议会议，安排身挂宣传广告的人上街，在汽车上贴标语。——这一切都有待组织。我已经开始行动了。”真正的戏剧当然有助于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但“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厌倦”。加缪打算将《底层》搬上舞台作为替代，或者预告《轻蔑的时代》的第三次上演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战略：“从甲事物中看出乙事物。”他怒气冲冲：“我觉得自己会做出任何偏激的事情来。加入多明我会，致力于增加单身母亲，与《插图》杂志合作，或者声称安德烈·布勒东的诗歌充满活力，或者找个妓女带回自己房间，跪在她脚下把她叫作‘我的小鸽子’，跟她谈上帝，然后把俄国茶炊摆到桌上，恳求她在我全身吐满唾沫，从而让我在屈辱地失去自尊后，能够成为被宽恕的悔罪之人。”

在调侃的同时，加缪明确表示很久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与人合作写一部侦探小说。《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中的一场戏将在里约电影院一半由人朗读，另一半由演员表演。舞台两侧表现奥维耶多街道的装置以及大厅中央的小型场景组成了该剧的布景，对此他特别提到：这一切布置“包围着观众，迫使其进入到按传统偏见只可能从外部观看的剧情之中。……这个在观众身边发生的剧情……迫使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并参与。在理想的状态下，156号座位与157号座位所看到的场面都会有所不同。”多亏一位21岁的出版业新人埃德蒙·夏尔洛在阿尔及尔以限量方式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这部剧作才得以留存下来。戏剧为了人民并与人民息息相通：这个观念蕴含着那个时代的气息。

“加缪圈子”包括一批朋友、伙伴、教师、大学生和站在“人民”一边的“资产者”，从1936年到1939年，他们都在致力于戏剧创作。音乐学院的教师让娜·马洛东接受了扮演一个角色，博学的厄尔贡提供了一些建议。他比加缪一帮人更倾向右翼吗？那有什么关系！加缪请他向纪德争取将小说《浪子回头》搬上舞台的许可。让娜与玛格丽特给予了他支持理解和欣赏，但并非无条件的：这个加缪总是控制不住要将年轻女人勾引到手。按照玛格丽特的说法，那些女人对他投怀送抱。其他的合作者还有：画家米盖尔，以及刚完成法律学业的马克斯·贝拉尔和罗贝尔·若索。昵称叫玛多的玛德莱娜·若索参与了创作。这帮朋友们的妻子、未婚妻、伴侣以及他们的兄弟都成了剧团成员。路易·米盖尔带来了他的兄弟皮埃尔、妻子让娜、一个名叫巴克莱特的姐妹。伊夫·布尔儒瓦和他带来的阿尔贝·波瓦尼昂也加入其中。剧团里有许多奥兰姑娘，其中包括吕赛特·弗朗索瓦丝·莫莱。演出期间，不断有友情和爱情在产生或结束。无论是专业演员还是业余演员，无论在巴黎还是阿尔及尔，任何地方的剧团都像一个狩猎场、一个圆圈舞会。纳米亚是他们中间斗争性最强的一个，听他说起来，仿佛明天早上5点就会爆发革命。加入这个团体的还有非常年轻的让·内格罗尼和保尔·谢瓦利耶。路易·贝尼斯蒂和苏珊娜·戴尔贝等画家也和他们进行了合作，此外还有商人安德烈·托马-鲁沃，他是画家乔治·鲁沃的侄儿，经营着一家装饰品公司，是索维尔·加里耶罗的保护人。托马-鲁沃不服加缪在剧团的权威。为剧团出力的还有一位名叫弗兰克·特纳的音乐家，以及埃斯图奈尔伯爵夫人玛丽·韦东，她要年长一些，也是一个画家，担任剧团的总服装师和导演顾问。玛丽的思想自由宽容，她家境富裕，驾驶一架私人飞机。从很远大家就能认出她那身上衣和浅色细方格花呢的长裙。她了解巴黎最新的戏剧动态。剧团中缺少真正的无产者，唯一的例外是细木工人马克斯·维道西克，他负责把米盖尔画好的布景制作出来。马克斯的地位比普通工人高一级，是舞台施工的负责人。他是个有文化的犹太裔波兰人，共产党员，脸庞方正，声音宏亮，他还参与照明设备的安装。剧团中还有一个穆斯林，是负责机械装置的年轻人贝尔卡迪，职业是房屋粉刷工。

这个剧团的内部气氛良好，充满着探索精神和某种谦逊精神，因为表演是件不容易的事。演员都是无名之辈，这一点保证了集体合作的美德。他们的交往圈子逐渐扩大，蓬塞结识了一个兴致勃勃的空军飞行员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并把他介绍给加缪。罗布莱斯是奥兰人，出生在穷人家庭，也从事写作，而且写得非常之好。劳动剧团并非阿尔及尔唯一的业余剧团，不过却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加缪喜欢表演，而导演戏剧更令他感兴趣。剧本讨论一完，他就迫不及待地实施方案。1936年12月，在阿尔及尔郊区由《社会斗争》主办的节日活动中，他们推出了一些短剧，以及由拉蒙·桑德尔编写的一出现实主义戏剧《秘密》。加缪排练了一出关于普希金的戏，觉得自己很适合在莫里哀的《唐璜》里扮演角色。他还旁涉爱尔兰诗歌，将辛格的《西方世界的江湖艺人》改编成戏剧。

加缪参与了阿尔及尔广播电台的一些节目制作，还为贝尔古的阿尔及利亚妇女联盟进行演出。他介绍了库特林的《第330条款》，这篇揭露司法体制弊端的作品文笔艰涩但是饶有趣味。加缪的记忆力让同伴们感到惊讶。他以自己的热情带动大家，很轻松地就能从疯疯癫癫的喜剧转到抒情的悲剧。他取消了反复阅读剧本排练的意大利式方法，并鼓励演员们寻找适合自己的表演风格。由于缺少经费，像剧本的分析性朗读之类可以围坐下来的工作，他们就在剧团成员的家中进行，有时则去非常漂亮的波尔德大厅，每次租金是20法郎。大厅的负责人加布里埃尔·埃斯盖是研究阿尔及利亚史的学者兼总督府的档案学家，为剧团提供了保护帮助。这些年轻人也在贝尔古的共产党党部或者某个库房里研究剧本。得到大家通力帮助的加缪显出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老板模样：“我一个人要负责整个剧团的事务，逐项下达指令。”[10]他制定出工作日程安排。在排练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向路易·贝尼斯蒂发出指示：

“我要加入一些通俗道具，胡乱涂画的希腊式面具，紫红色的。”

贝尼斯蒂画出了草图，玛丽·韦东设计了服装，随后路易用硬纸板做出了伊娥、墨丘利和众海洋仙女的面具。每出戏要上演两到三次，需要大家在数周的时间里都动员起来。如何去弄到本·琼生《沉默的女人》中所需要的那些道具？与历史时期对不上号就只好将就了，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橱柜用上了贝尼斯蒂做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代替，加缪还跳到椅子上，将藤座踩破用作道具。

每逢星期天的上午，这群伙伴待在大学啤酒馆的街边露天座齐声合唱，装出哭泣的腔调：

她生在万灵节
命运真不幸
她死在圣三节
命中早注定……

他们要么在海港区的“马赛餐馆”吃饭，要么到大教堂附近的“奥斯曼帝国”餐馆、渔场附近的“卡萨尔”餐馆，或者去“拉米娜·德巴吉纳”餐馆去吃一顿古斯古斯。[11]纳米亚和加缪就自杀的话题高谈阔论，更多提到的是日本式的切腹或乌提克的伽多(1)而不是埃米尔·杜尔凯姆。1914至1918年的战争将死亡强加于人，这些年轻人中有许多战争孤儿，而自杀在他们看来则是自主选择的死亡，是属于自己的，因此几乎可以说是幸福的死亡。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满怀激情地关注着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件。佛朗哥主义者喊出的口号是“死亡万岁”，纳粹德国派出了支援佛朗哥的志愿军团。他们争论着外交政策以及绥靖主义的虚伪。马尔罗此时正在西班牙。在托马-鲁沃家的餐桌旁第一次朗读完《哈姆雷特》之后，加缪迫不及待地说：

“讨论得够多了。下次什么时候再碰头？”

“下次我来不了，”纳米亚说。他本来说好扮演雷欧提斯的角色。

“你要上哪儿去？”

纳米亚嘟囔了一句什么。

“妈的，究竟要去哪儿？”加缪问道。

侧面看像老鹰般英俊的纳米亚神气十足地回答：

“去西班牙。”

加缪沉默了，随后突然说：

“排练结束了。”

在一个伙伴家里吃完一顿荤杂烩之后，他对纳米亚说：

“你运气真好。”[12]

国际纵队不会接受像加缪这样患肺病的人。剧团将不会演出《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加缪计划搬上舞台的约翰·福特的《可惜她是个妓女》，也不会演出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花》和巴尔扎克的《伏脱冷》。人在年轻时总有很多计划，加缪也是一样。大家可以对每个人的表演自由发表评论，蓬塞就对一个朋友的口齿不清以及在舞台上的笨拙表现感到恼火。

“你说得对，”加缪道，“如果由着这类怪异特点耽误了排练，它们很快就会让人无法忍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相信正是这类特点能够造就出了不起的演员。”

一个带有浓重奥兰口音的群众演员让加缪感到担心，他打趣道：

“哎哟小心点，本地老冒来了。”

很有发展前途的内格罗尼迟到起来也很有天赋，加缪责备了他但并没有计较。内格罗尼给自己找借口：

“我是因为喝醉所以来不了。”

对这种人如何抱怨呢？大伙儿还取笑年龄较小的嘉尔散小姐，排练时她的爸爸总是陪在她身边，因为这样的一个剧团和加缪这样的人让他不放心：他们看上去严肃，实际上根本不严肃。大家讨论阿尔贝的舞台提示，此前几次排练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他已经做了详细记录。他们还愚弄一个新来的女孩布朗什·巴兰：她扮演一个女仆的角色，紧张得连向搭档说一句“亲爱的”都不行。

在一些朋友看来，《普罗米修斯》的演出没有取得成功。

“这只是一个开始，”一脸严肃的让·格勒尼耶谨慎地说。

“《普罗米修斯》？你们还是答应别再演了吧，”埃德蒙·布吕阿向贝尼斯蒂嘟囔道。

加缪同时在写三部作品：《幸福的死亡》、《反与正》、《婚礼集》。不过他却想当一名演员。在《幸福的死亡》里他写道：“其他人在作出重大决定或投入一生中关键的事情之前需要独处思考，而被孤独和陌生感所困扰的‘他’（小说的主人公，如同阿尔贝的兄弟或替身）在开始自己的事情之前，则需要躲到友情和信任之中，让自己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1936年9月14日加缪寄出了两封信。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农场的计划：“地点应该选在阿尔及利亚（实在不行普罗旺斯也凑合），反正不能选在德国，或者周围有柏树的地方。”他开始工作了：“我又重新感受到了这里几乎是绿色的夜晚，夜色中有些非常漂亮的女子顺着米什莱街往上走。这一切不就是令人赞叹，并足以使生命充实的东西吗？”他正在筹划一个绝妙的演出季，能够借用一下玛格丽特的打字机吗？给让娜的信：“我只期待真正的友情，我想说的是我的两位模范小姑娘的友情，……我觉得似乎能够轻易获得自己眼下所需要的那种有意识的安宁。……我已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无法思考什么或决定什么，十年以后我会把这个叫作幸福。”对于23岁的加缪来说，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写作——扶犁耕田、当木匠、安装布景与写作同样有意义——，而首先意味着要完成自己的手稿。与西蒙娜分手后，他看上去获得了自由。如何谋生、找一处属于自己地方（而不只是寄居在哥哥家的一个房间）、一个可以栖居之处？几天以后，他给两个“小丫头”写信说：“我大概应该满足于帮人补习授课的收入，以及他们答应给我的准备教职资格考试的奖学金。”然而他没有得到那份奖学金。“这就是我生活中庸俗的部分。至于高雅的部分，50年后我会发表一部《我的思想史》，给你们提供足够的教益（我已经想好了第一章的标题：‘我的天才是如何诞生的’——把阿兰和班达都盖过了）。”

两位姑娘结束了她们在奥兰的假期。加缪很想品尝“乌迪诺大街出售的冰镇饮料，就在那个木棚的旁边，木棚里有个侏儒女人在播放收音机”。加缪对玛格丽特和让娜肯定地说：“昨天我发现自己身边没有朋友。”其实他忘记了弗雷曼维尔、若索两口子和贝尼斯蒂就在他身边。一个人有时候被别人爱着却对别人漠不关心：“对我这个如此热爱社会的人来说，这是件比较奇怪的事情。我不断阅读、投入自己的工作，而别人跟我讲话时我却无法认真去听。”加缪式的双重生活：一边工作着，一边又显出自由不拘的样子，将自己蜷缩在远离稿纸和打字机的地方发出调侃。他欣赏小说《莫里兹尤斯事件》，但是惋惜作者瓦瑟曼没有“将这个关于性嫉妒的故事写得更深入一些”。西蒙娜离他既远又近……塞利纳《赊来的死亡》一书，加缪只看了20多页：“我聚精会神地一直读到第23页，就把书搁到一边了。书里大话连篇，极其肮脏，装出一副悲观主义的样子，实际不过是要追求销量。”在给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两个受到特殊对待的密友的信中，加缪有时会插入一些喜剧性情景描写，作为对其他书信中忧伤情绪的平衡。他是在何处读到《莫里兹尤斯事件》一书的？是在一趟“火车上，面对着一个阿拉伯老头的目光——一个厚颜无耻但说话亲切的老头：

他：你是去阿尔及尔。

我：是的。

他：你是去念书（因为看见了我带的毛巾）。

我：没错。

他：很好。我觉得身上不舒服。

我：哦。

他：你不口渴吧。

我：不渴。

他：你能不能去弄一瓶维黛矿泉水？（火车到了佩雷戈）。

我：我告诉你怎么去弄。你下了火车，往前走几步，往右一拐，就能看见前面写着：自助餐，那儿就有。

他：那么说，你不愿意。

我：你反应很快。

我和他都笑了。他让我欣赏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那屁股上长的疖子。”

为了几个小时的演出要准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演出还没有报酬……然而加缪却狂热地投入到戏剧之中。[13]虽然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工作起来却很有章法，把自己要上演的剧本都排在一个剧目表和一个演出季里。《轻蔑的时代》可以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放在一起上演：“这两出戏同时上演的想法让我激动不已，那意味着将相隔两千多年的两部杰出悲剧加以比对。”演出计划中的《底层》一剧已经提不起加缪多大兴趣。他跟两个女友逗趣：“唉！我的孩子们，一想起所有那些早就该做可一直未做的事来我就满脸羞愧。好在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充满了勇气，虽然在别人看来傻乎乎的而且对什么都已不抱幻想。”有人责备过他傻乎乎的而且对什么都不抱幻想吗？也许吧，但那不过是一种嘲弄而已，他有着持久的耐力与坚定不移的勇气。由于明白自己完全不是筹备篝火晚会的那类童子军负责人，他再次思考自己的专长是否在于写作。作为双重的赌博，他能够创作一个剧本并且写出一个适合自己扮演的重要角色吗？他必须避免分散精力：“我相信如果我保持了清醒和行动的自由，今年必有收获不会遗憾。”加缪在书信中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一面保护自己，一面进攻别人，既有严肃的一面又有微笑的一面，用自嘲的方式保护着自己天性中的庄重。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上演《底层》这出戏：

“正如替警察局当密探的年轻失业工人普雷迪莫所报告的：‘总而言之，这出剧里只有一些社会垃圾’。……在我看来总体上也的确如此。我只剩下一个希望：但愿墨西哥或者印度来把我们这里殖民了。但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都太聪明了。

好歹还是希望不久以后能与你们见面吧。

你们的朋友

待我筋疲力尽之日再见。”

加缪承认，音乐不是他的长项：“你们知道我连‘多’和‘西’都分不清……”让娜有扎实的音乐知识，可以给他提供帮助。他强调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除了因为非常热爱自己有所感受的音乐而获得一些知识以外，我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然而，他在编导每出戏时都寻求加入音乐伴奏、加入某种音乐上的平衡对比。他遵循的原则是：剧本和音乐中的一切元素都要服从戏剧表达的整体效果。作为导演他就像个不识谱却能创造出旋律的歌手，例如排练《普罗米修斯》时他就有过如下设想：

“我为这出悲剧设计了一个音乐反衬。你们来听一下：
一把长笛＝歌队＝悲悯
多把吉他＝大洋神俄刻阿诺斯+墨丘利+伊娥＝试图让普罗米修斯屈服的力量＝
劝服者
多把小号＝朱庇特＝从不在场又总是在场。”

加缪重写了一个剧本：“我写的东西总是过于紧张。”对每个人物他都从音乐的角度去细心刻画。例如朱庇特：“每次一有人提到他，就应该立刻小号声大作。是的，几个音乐主题交织在一起，直至剧情结束时普罗米修斯陷入崩塌的岩石。这样的剧情要在小号声和电闪雷鸣中推进。接着突然暂时安静下来，长笛和吉他声部次第展开，但最终代表朱庇特的小号齐奏响彻全场，淹没了一切。唯有普罗米修斯沉默不语。整出悲剧以此作为结束，在音乐结构中得到象征性体现。”他对别人的建议作出了反应：“J．S．，我认真思考过您提出的多音部想法，但不太清楚你在技术方面的解释。如果您指的是在不同音部之间做几次转换，那是自然就能做到的。不过您看是否可以只让巴赫的双簧管曲和萨尔达那吉他舞曲在小号的轰鸣声中出现一下，然后就又被盖过。……如果我说了蠢话请您原谅。”他不再像以前写《南方》一文时那样抽象空洞地谈论音乐。

他憧憬着与罗贝尔和玛多·若索两口子、让娜和玛格丽特一起去野营：“在露营的夜晚，我会跟您谈起灵魂的不朽，而M．D．，(2)您这时似乎不经意地只是很轻柔地说了一句：‘香肠到哪儿去了？’这就叫幸福，小姑娘，能够在别人关心灵魂的命运时提到香肠。”

大家经常邀请他，而他却说不知是为什么。他在聚会的场合妙趣横生，既展示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不会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会说一些与通常见解相反的论点，这样就尽到了社交义务。”在谈论尚弗尔和拉罗什福科的间隙，他随口说了一句关于女人的结论：她们“激起我们创造杰作的欲望，又总是妨碍我们将其完成。”他说的是普遍意义上的女人，还是又像孩子又像女人的西蒙娜？

他担心让娜会把他忘怀，希望她能想到他有那么多操心的事和责任！那出该死的《底层》“无论如何也得上演了，就算11月28日演出那天这部戏仍然很不完善。[14]……不可能再拖了。”高尔基这瓶酒已经打开，打开了就得喝掉。

遇到障碍加缪就会跳过去，他总是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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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Caton l'Ancien，即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执政官“老伽多”，有误。此处应为老伽多的曾孙、乌提克的伽多（Caton d'Utique），于公元前46年自杀。——译注

(2) 此处M．D．指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译注

12．“不服从领导的成员……”

加缪想租一个房间或者一个单独的住所以便写作，并将自己作品的一些片断念给几个漂亮的女友听。在玛格丽特和让娜看来，他这样搬来搬去花销太大，他解释说：“我很郁闷，孩子们，郁闷得可怕。我想租一个套房，可付得起房租的那些都丑陋不堪：就是那种‘廉租居民楼’。我去看过的那家人生活在毫无天伦之乐可言的穷困之中：孩子们邋里邋遢，到处乱糟糟的，厨房的锅里还装着中午剩下的米饭。女主人难为情地对我说：‘您都看到了，我们希望很快能搬家，这里地方小了一点。’这相当于说：‘这儿的租金对我们来说还是太贵了’；或者还会这么说：‘这楼层是高了点，不过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糟糕的是墙上居然还有挂毯，脏得已经成了暗红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住到那种地方去。”

加缪正在准备他的劳动剧团的演出计划，但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在工作。“我极其需要一套房子，以便有个稍微能独处的地方清醒地思考事情，看清楚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厌恶那些‘麻木不仁’之人，可是如果连属于自己的20平米空间都没有，如何能够在清醒与尊严中得到幸福呢？”他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待在西迪-布拉伊姆路的翡虚院，修门窗、接电源、刷油漆，至于电线的布设和墙壁都只是草草对付了事。“这将是阿拉伯式的房子，会很迷人的。”一次排练之后他又去物色住房：“我得先走了，姑娘们。今天上午我要去看一套‘带浴室的一居室套房，租金不贵’，要是还能有壁炉的话，你们就可以过来喝热葡萄酒（橙汁+桂皮＋葡萄酒）了。你们接着排练吧，尤其要设计好手势动作——优美起伏的——俄国式的。”

入党刚一年多的加缪对党的路线语带嘲讽[1]：“共产党张贴声明，向那些‘歌颂军队团结一致为祖国效力的应征入伍者致敬’。”由于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党降低了反殖民主义的调门。党组织让人失望了吗？那就把希望寄托在具体个人身上吧。加缪：“我觉得所有的人既愚蠢又缺乏优雅，只有我时常见到的既招人喜欢又博学的路易·贝尼斯蒂是个例外，我跟他一起讨论绘画和雕塑——这种讨论我已经两年都没有了。”

他已经忘记了去印度支那或法国执教的梦想，全力投入到戏剧活动中，这大约会让他在阿尔及尔待上一年。他等待着玛格丽特和让娜的回来。1936年10月29日，他若无其事地给她们写信说：“我不能肯定是否会在这里一直待到你们从奥兰回来：我正在与一家阿尔卑斯地区的疗养院洽谈，他们那儿想要一名小学教师，地点在上萨瓦省。或许我会到那个海拔1500米的地方将自己与世隔绝。”他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拒绝减轻每天的工作。如果去疗养院，就能让自己既得到休息，又能工作并且维持生活。他并非一定想要找一份教师的工作：“要是这事成不了，其实这是我内心悄悄希望的，那么我就会想办法回到这里，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像那些小时候的伙伴一样每天8小时去上班。那会是一种乏味的生活，索然无味，但是我对这些已经无所谓了，所以……”在同样的冲动下，他对预料中8小时坐班的乏味已经视而不见：“……6点下班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喝茶”，他在信中对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么写道。

同一天里希望与失望交替出现：“这是星期五的最后一刻。我不再找房子了，因为无法负担房租，还是住在哥哥家里吧。”等到翡虚院最终可以住人时，那里将成为他的港湾，其他几处可以寄居的房间则将是他的落脚点。10月里一个阴沉下雨的上午，他开始厌倦阿尔及尔了。城里只有两处风景依然美丽：阿格哈的内港和布扎莱阿一带。“我感到厌倦。”因为什么原因？“……我知道一般人会解释自己是因为某件事而感到厌倦，而实际上这类事件只是借口，说到底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别人会对你说：‘情况会好起来的，这件事并不严重。’……这种说法并不对，因为需要改善的是别的东西。我之所以跟你们说这么多，原因当然在于就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幻想可言。”

奥兰的姑娘中，有一个比别人更能让加缪忘掉西蒙娜。玛格丽特和让娜曾经请加缪帮助她们的一个朋友，想要在阿尔及尔生活的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准备助这个陌生的姑娘一臂之力。在奥兰做秘书的克里丝蒂安娜希望提前一个月得到雇佣的通知，阿尔及尔能找到一个雇主愿意等她那么长的时间吗？有许多工作都可能适合她，有的地方在招速记打字员。阿尔贝也为自己收集招聘广告，“暗中希望某个印度王子会雇佣一个具有西方文化的秘书”，附带还幻想自己能在疗养院遇上一位印度王公。克里丝蒂安娜能否到阿尔及尔来两个星期？“她可以住在翡虚院（那儿有一张床和一个浴缸，好歹可以住人），吃饭可以做天然食物（这对于钱包和身体都非常好），然后可以实地了解一下招聘信息。”加缪指点说：“正常情况下我可以让她寄宿在我家里，但我现在没有自己的住处也没有钱。”他像个父亲一般主动提出：“这是来我这儿的第三个孩子了，连续不断收留孩子的欣喜已经开始变为厌烦（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但是我无法拒绝这类神圣的义务，一定会等候她到来（一家农业机械公司最近三天正在招聘一名速记员）。”他推荐了《阿尔及尔回声报》上的招聘信息。加缪曾为米盖尔在阿尔及尔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安顿了一个电工，却没有为自己找到任何工作。他身无分文，自嘲说：“最近十天我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于是把我哥任命为我的秘书，让他帮我去寄信。”吕西安为阿尔贝感到担忧。新开张的小麦交易所正在招聘速记打字员，他写信说：“让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穿上她最漂亮的行头去求职（尤其要注意的是：填写家庭状况一栏时必须将情况说得糟糕），假如碰巧她是由国家负担的战争孤儿，那就应该让省民政局对她的求职申请加以支持。”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后让娜和玛格丽特就通知加缪，他在总督府认识“两三个人”，可以试试去争取他们的帮助。

克里丝蒂安娜是个美丽的女孩，棕色头发，皮肤晒成古铜色。她母亲是小学教师，做葡萄酒经纪人的父亲在她还不到12岁时就去世了。读高一的时候就认识了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眼下她在阿尔及尔找到了一份秘书兼速记打字员的工作，雇主是标致公司的一家特许经销商万松商行。克里丝蒂安娜与加缪很快就互生好感，他们既浪漫又默契的长期恋人关系开始于1937年1月，那时大家——让娜、玛格丽特、阿尔贝——真正住进了翡虚院，这所位于米什莱街上方特朗里区高地一个公园后面的房子带有露台、大客厅、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阿尔贝接受了克里丝蒂安娜的柔情。忠实的她感到了他的才华并且为之服务，帮他打印文稿。那时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了解加缪的力量与弱点。染上毒瘾的西蒙娜让人感觉既神秘又反常，而克里丝蒂安娜则开朗健康。她会在露台上赤裸着身子晒日光浴。她的美丽和好心肠感动了加缪的朋友们，玛多和罗贝尔·若索往往觉得她对加缪过于宽容了。

在阅读《一个诱惑者的日记》时，加缪引用蒙泰朗的话逗趣：“我不在乎幸福。我所希望的是伟大。”现在他对读书感到恶心。[2]文学吗？当然很好，但什么也比不上天空中飞过的雨燕、露台上的那几个“摩尔小姑娘”，以及烘烤咖啡豆的香味。大家一致认为，[3]没有谁对翡虚院的描写能比加缪的更好：“那一带的人把它叫作三个大学生之家，要经过一条很难走的路才能上去，路的开头是橄榄林，尽头还是橄榄林。……到达的时候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推开一道蓝色小栅栏，避开那些扎人的九重葛枝条，你还得再爬一道陡得像梯子的台阶，不过在蓝色阴影的掩映中，干渴的感觉已经缓解了。萝丝（玛格丽特）、克莱尔（让娜·西卡尔）、卡特林娜（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和那个小伙子将翡虚院叫作‘面对世界的房子’。它完全面朝风景，就像熙熙攘攘的红尘世界之上高悬于明媚天空中的一个吊篮。”翡虚院俯瞰着阿尔及尔、拉佩尔利耶高地及其橄榄林、松树林和柏树林，从这里可以远眺40公里以外位于布兹格扎上方的居尔居拉。“因此，”加缪写道，“没有谁会因为陡峭的山路和疲劳而抱怨，每天你都会得到新的喜悦。”[4]

劳动剧团的道具被用来装饰这个住所：贝尼斯蒂制作的面具挂在米灰色墙纸的那个房间里，一束束月桂、百里香的调味叶和香肠既装饰了厨房又散发出香味。加缪收养了一些动物，一条名叫基尔克的狗、一只名叫卡里的棕色猫和一只名叫居拉的黑猫。朋友们轮流下厨房做饭。他们伴着一支德国歌曲的旋律哼唱加缪的歌词：

我有一帮朋友，
一处面对世界的家园。
清晨无际夜色无边，
我们沉默安静，
日子过得顺心舒坦。（重复）

在翡虚院，他们既懂得安静也懂得交谈。

这里的世界停止不前，
友谊的情愫已经萌现，
生活的欲望顽强而明澈，
自由的意义正在其间，
我们的家园前景无限。（重复）

加缪在翡虚院还没有安顿好就开始写作了。

生活是一个流浪的微笑，
爱着死去之物真够奇妙。（重复）

是指死去的爱情吗？是指阿尔贝对西蒙娜·伊埃及其“引人注目的美貌”[5]的爱，还是指离去的朋友对他的爱？

克里丝蒂安娜虽然倾向左翼，但是并没有加入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阿尔及尔创办的文化之家领导着劳动剧团、劳动影院、医疗与劳动互助社、社会阵线下属的文化团体、无产者世界语组织、《公社》杂志之友会、《知识》杂志之友会、苏联之友会以及本地的画家、建筑师、雕塑家和作家联谊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发展各种类型的文化组织，在数量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此显示“进步人士与民主人士”都参与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承认的目的是：提供“被平庸与暴力所威胁”的文化活动，让“阿尔及尔成为地中海世界里当之无愧和义不容辞的文化之都”。一批始终怀抱良好愿望、常常天真轻信的年轻人“希望改变世界”，以平等的姿态把文化奉献给广大群众。巴黎共产党文化机构不公开的目的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控制。[6]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保卫文化国际大会从法国本土转来了各种建议。巴黎文化之家总部的领导人是共产党作家勒内·布莱克。

加缪担任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秘书长职务，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负责财务，让娜、玛格丽特、罗贝尔·若索、夏尔·蓬塞也参与有关的事务。他们的首次聚会是在斯科托的家里，那是宝剑神父街的一处别墅，往上爬直接通向特朗里街区。人民阵线的网络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联系在一起，马赛的《南方手册》杂志主编让·巴拉尔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请斯科托帮他拉一些斯基阿菲诺船舶装备公司的广告。加缪对马赛的“灰幕剧团”产生了兴趣，该剧团在安德烈·鲁散和路易·迪克勒的领导下也展开了戏剧活动。在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保护伞下，还成立了一个法国-穆斯林联盟，弗雷曼维尔就是其中的成员。这个联盟后来发表过加缪等人所关注的有关法国议会中“土著”代表情况的小册子。

劳动影院一直由马克斯-波尔·富歇主持，自布卢姆政府组建以来，这个社会党人的叛徒色彩在加缪眼中有所减弱。[7]和其他所有艺术影院、实验影院和政治影院一样，劳动影院经常上映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那是一个电影业空前繁荣的年代，这门新兴艺术作为有力的宣传工具，既面向知识分子也面向没有文化的大众。吸引普通民众看电影，要比吸引他们去听演讲或看戏剧演出更为容易。[8]加缪对戏剧满怀激情，但作为观众对电影也深感兴趣。他还不知道这种宣传布尔什维克传奇的俄国电影对苏联历史的改写达到了何种程度。《生活之路》、《饥渴的土地》、《总路线》、《震撼世界的十天》、《今日莫斯科》、《恰帕耶夫》、《1936年的西班牙》和《共和派民兵占领西耶塔摩》都取得了成功。西班牙的内战掩盖了苏联的血腥清洗。阿尔及尔的共产党人与法国的共产党人同样盲目，但是比后者要少一些教条，有时还具有更多的反思精神。劳动影院的简报上说：“人类的天才，即使是苏联人的，也有其局限性。”[9]

文化之家的所在地位于夏拉斯街8号，每月出版两种简报，然而欧洲裔工人和阿拉伯工人都看不懂，无论是雅克·厄尔贡关于普希金的研究，还是由何塞·阿布勒凯尔翻译的阿拉伯诗歌，或者是弗里德里克·若里约-居里有关物质衰变和人工放射性的文章。[10]作为文化传教士，文化之家非正式办事处的成员组织了一些讲座，听众主要是阿尔及尔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在“世俗女性互助会”一个大厅的讲台上，夹在两男两女中间的加缪第一个发言，探讨是否有可能实现一种地中海文化。[11]加缪反对关于拉丁文化的神秘主义观点，尤其是当这种神秘主义被墨索里尼利用的时候。在加缪看来，地中海地区并非罗马帝国或其后继模仿者的比武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西班牙——那里的民族主义分子刚刚攻占了马拉加——也拥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势力。加缪断言，通过西班牙这一连接地中海欧洲与非洲的纽带，就能够理解什么是北非。一种新的地中海文化将会接纳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做出上述也许会受到某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质疑的激扬论断后，加缪预言地中海的某些地区将会出现一种“集体主义”，它将有别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模式，以及法西斯意大利实行的充其量不过是国家干涉主义的模式。他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我到过中欧两个月，从奥地利到德国我都一直在思索，那种压在我心中的奇怪的不适感、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究竟从何而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那里的人把纽扣一直系到脖颈，不懂得什么叫顺其自然。”他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萨尔兹堡发现的那封信和那次决裂）转变为客观的表述。显而易见，他更喜欢橄榄树而不是冷杉，不过他关于日尔曼人的普遍性结论显得缺乏根据。[12]

加缪想要超越自己阿尔及尔人的身份，但又不愿使自己仅仅归属于法国，尤其是巴黎。作为一个文化的领路人，他觉得自己既不完全是法国人，又不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人。文化之家应该致力于发展地中海精神，组织有关介绍地中海文明发展阶段的活动、有关科学论著的公众讨论，并对阿尔及利亚民俗进行“权威的研究”。加缪预告了克洛德·阿维林关于革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讲座，这让阿库姨父非常高兴。演讲者研究了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冲突，言下之意苏联是一种民主制度。后来在拉丁区啤酒馆与和平主义大学生见面时，他呼吁听众拿起武器支援西班牙的共和党人。加缪对他表示支持，但讲话时不带演说效果。从巴黎来的演讲者们就像江湖艺术家一样到处“巡回演出”，返回时总是取道突尼斯以便节省费用。这些来自巴黎新闻界的文化传播者包括西蒙娜·特里和安德烈·魏尔姆塞，前者是《人道报》的撰稿人，后者是《被缚的鸭子报》的撰稿人。和党内许多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一样，魏尔姆塞被叛徒的观念所纠缠，在名为《关于背教者的变奏曲》的谈话中，他将矛头指向了从苏联失望归来的安德烈·纪德，描述了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潜在叛徒思想发展的过程。[13]他说这些时尚人物年轻时都反对循规蹈矩，到后来却希望能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和原名埃米尔·赫尔佐格的安德烈·莫洛亚一样，魏尔姆塞也对“可耻的犹太人”进行指责。后来，让·盖埃诺到阿尔及尔宣传反对阶级斗争的温和的人道主义，这个鞋匠的儿子感动了加缪。伊莱娜·若里约-居里介绍了皮埃尔和玛丽·居里所做的研究、地壳、铀元素和钍元素。加缪有时会鼓励自己的伙伴上台发言，或者怂恿自己的老师这么做。厄尔贡就《唐璜》作了发言，当时他们正在上演普希金的《唐璜》，说话带巴斯克口音的玛多·若索负责陪饰演唐璜的加缪排练台词。

文化之家并非党组织的一个被动中转站，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政治上单纯，但在文化上并不总是顺从。他们没有向听众推出一次关于《苏维埃的奢侈》的演讲，谈论这个题目的女子高中教师吉拉尔迪夫人曾在农业大厅告诉六百名听众，苏联人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妇女们个个都是风情万种”。

文化之家的成员支持布卢姆-维奥莱特的社会改革方案。阿尔及利亚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曾希望给予穆斯林精英以法国公民的身份。1931年，他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能够维持下去吗？》的文章，预言如果穆斯林精英不能获得升迁并融入法兰西民族，那么法国将在1945至1950年之间失去阿尔及利亚。人民阵线执政时期，他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打算给予20万穆斯林选民以政治权利。由于包括人民阵线的激进社会党人在内的一批政治家的压力，这个方案无疾而终，但是加缪仍然为其辩护。

很少有穆斯林到文化之家来，即使是当它致力于介绍土著艺术的时候。让娜负责准备（蓬塞说其实是缺乏准备）一场阿拉伯音乐晚会，她从阿尔及利亚南部请来了三名音乐家和两名女舞蹈家。六百个座位的波尔德大厅稀稀拉拉只坐了40个观众。如何才能吸引“土著”呢？这些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了解阿拉伯人对欧洲裔进步人士的反感，为了吸引阿拉伯人中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考虑：“是否有必要在地上铺上席子，让大家围坐成几圈，旁边准备上茶水！”[14]欧洲裔的进步人士主动去接近阿拉伯人，但是后者到文化之家来的次数却比法国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马耳他裔的工人还要少，文化之家为这些工人开办了由玛格丽特组织的各类课程。

在维拉雷-德-儒瓦约斯大街的西居罗-塞万提斯大厅，文化之家还举办了一些更具政治色彩的庆祝活动。[15]在文化之家的领导下——它的非政治色彩并不像斯科托预言的那么少——贝尔古的共产党支部、世界反战与反法西斯委员会分部举办了一个声援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地中海节”。包括西班牙驻阿尔及利亚副领事蒂拉多先生、瓦利高尔斯基先生和一批苏联之友在内的五百名来宾出席了音乐会。在被围困的马德里有人牺牲之后，谁还能声称自己不介入政治呢？应邀参加活动的贵宾，是停靠在阿尔及尔港的西班牙共和党军舰“加勒比海号”上的军官。中场休息时，作为文化之家秘书被介绍给大家的加缪鼓掌对他们表示敬意。大家一起唱了《国际歌》，然后开始跳舞。[16]从西班牙传来军事上失利、政治上含混不清的消息。无政府主义者在阿尔及尔积极活动，但不如在奥兰那么活跃。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极端自由主义者报》解释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后来的冲突。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对法国的和平或者说社会的暂时平静抱敌视态度，希望掀起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联盟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张贴出告示：“是斯大林主义者挑起了瓦朗斯的政府危机。”告示上还说：“无政府主义联盟是西班牙革命最有力的支柱。”

30年代中期，阿尔及尔的进步年轻人很少有不觉得自己是亲近共产党的。你要么是左翼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要么是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或者至少站在某一方的外围。加缪公开了自己的进步主义立场，但是没有公开自己加入了共产党。[17]来自巴黎的党的干部没有引用列宁文章中那些极富煽动性的段落，而是“将共产国际的任务”[18]加以理论化。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宣称，各地党组织不投入其所在殖民地的革命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不向当地引入“武器和文学”，就是“卑鄙的流氓和叛徒”。这是列宁主义的充满暴力的时代。[19]在阿尔及尔，极少数读到过列宁这些文章的人之一是让·善特隆-巴尔泰勒，这位巴黎派来的党代表、职业革命家，观看了《轻蔑的时代》和《底层》的演出。[20]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和别处一样的殖民地吗？阿尔及利亚人的情况是与别处一样的吗？1921年，西迪·贝拉伯党支部的一项决议断言，“土著人由于抗拒经济和社会变革、反对一切为妇女提供的教育、没有能力掌握开发土地和地下财富的技术，已经被其资产阶级教友驯化得对大地主和宗教领袖唯命是从，因此他们的独立要求将有可能招致封建压迫。”

《社会斗争》印刷了两千份。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21]是阿尔及利亚党员未能很好领会的一个路线转折点，它宣称“在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反帝人民阵线”，反军国主义被搁到了一边，这让加缪感到恼火。宣传口号没有很快跟上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法共[22]的指示发出很久以后，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青年组织还在继续散发一首歌曲的传单：

……正当你累死累活
没日没夜啊
从冬到夏
正当你累死累活
就像老鼠啊
被压在大山下……
人家却从鞑鞑乌印那鬼地方
找来些抢饭碗的塞内加尔黑鬼呀
……从博尔吉·博夫到乌伊纳
人家挥舞着牛筋鞭子把你抽打……

20年代，反殖民主义的法共曾经帮助过梅萨利·哈吉及其“北非之星党”的追随者。如今斗争的重点随着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改变了：挡住这些势力，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无产阶级就能获得解放。善特隆-巴尔泰勒应该在阿尔及利亚执行这一新的战略，向“土著人”说明法兰西共和国本着博爱的理想，会保证帮助他们反抗阿拉伯封建领主和法国来的上层殖民者，反抗法西斯势力的掠夺。一位阿拉伯共产党员在《社会斗争》[23]上这样写道：“反对法国？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热爱法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有人指责我们想把所有的法国人扔进大海里，多么耸人听闻！”要制定一个下层白人和“土著人”都能接受的路线并不容易。乌兹加纳和善特隆对任务进行了分工，在各次会议上，他们都阐发了一个双重主题：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直至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让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就是支持社会主义。第一个主题是针对宗主国的，重点放在争取独立上；另一个主题是针对阿拉伯人的，强调的是团结。他们超越了种种“矛盾”，赞颂团结，尤其是终于重新联合起来的各工会的团结。[24]阿尔及尔在“电影帝国”的大厅庆祝这一事件，里面挤满了3千名支持者。工会的统一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谁能不被这些铁路员工、邮电局职员、海关职员以及市政服务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员工所感动？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一斗争不应该让欧洲裔的无产者产生分裂，也不应该让他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同志们产生分裂，后者多数为梅萨利党人，尤其是那些电车公司的职工。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进行了调整，曾经影响过善特隆的安德烈·费拉因为支持反殖民主义路线被排挤出政治局，后来又被开除出党。[25]梅萨利党人在与共产党竞争。应该与他们的影响进行斗争，创建一个有别于法共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该党的两位正式领导人是乌兹加纳和本·阿里·布科尔，协助他们工作的善特隆象征着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联系，此外，米尼沃同志作为“政治和行政上的合作者”，负责监督党内各种级别的同志。党的阿拉伯化开始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支持苏联，支持赖伐尔-斯大林协议、非公开地坚持民族独立原则。梅萨利·哈吉很懂策略，他所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作为目标，部分阿拉伯共产党员与梅萨利党人又站到了一起，更为支持反殖民主义的善特隆消失了，他投身到了有穆斯林参加的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斗中。[26]阿拉伯裔与卡比尔裔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多，他们放弃了伊斯兰教，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不论列宁、斯大林、多莱斯、善特隆还是加缪都没有想到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是何等地难以相容，一个穆斯林要是不放弃伊斯兰教就无法融入共产主义。[27]

贝尔古党支部的书记埃米尔·巴杜拉委派加缪研究在阿拉伯群众中发展党员的问题，这项任务既让他伤脑筋又让他伤心。与阿拉伯人关系密切的巴杜拉帮他与宗教领袖和伊斯兰教学者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本·巴蒂斯教长和塔伊伯·埃勒·奥克比教长。乌兹加纳则鼓励他与年轻的穆斯林建立联系。加缪与阿拉伯人没有什么交往，虽然认识几个阿拉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但却无法深入到工人中间去。

当时有两位作家一直是左翼青年的指向标，一个是34岁、一头乱发、身穿皮夹克的马尔罗；另一个是67岁的纪德，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传统文人，秃顶，处事谨小慎微，肩上披着宽大的旅行外套，然而反叛精神和革命性并不亚于马尔罗。1936年11月，纪德发表了他的《从苏联归来》，1937年6月又出了一本更为异端的小册子，题为《从苏联归来修改稿》，两次对苏联发出了令人震骇的抨击。纪德显然不能被轻蔑地当作一个精神错乱的资产阶级看待，他曾经因为在《刚果游记》和《从乍得归来》中揭露殖民当局的罪行而遭到右翼谩骂，当时左翼站到了他的一边，现在他又以同样的冷静抨击苏联的神话，因为他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真相。在第一篇小册子里，貌似天真的纪德描述了“一片正在将乌托邦变成现实的土地”，这位不带成见的旅行者看到了莫斯科商店那些令人沮丧的橱窗，在一处由陪同人员选定的繁荣兴旺的集体农庄居民区参观时，他发现了那里的人都丧失了个性。与阿尔及尔劳动影院的观众所欢呼的那些苏联电影不同，他笔下的苏联是另外一番景象：“每户人家里都是同样丑陋的家具，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除此以外一无所有。……那里不仅有穷人，……而且有太多的穷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某一个人对全体无产阶级实施的专政。无视既定看法的纪德秉笔直言：“我怀疑今天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精神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多扭曲、更多害怕（甚至恐惧）、更加臣服。”《从苏联归来》没有让人看到什么希望，尽管如此，行文滴水不漏的纪德略带造作地感叹道：“苏联为西班牙提供帮助一事向我们表明，它能达到何等了不起的国家重建水平。”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器正在运转：如何阻止纪德的言论？党的知识分子，包括31岁的保尔·尼赞，被指派作出反击。一些政治家，诸如担任国会议员的法共政治局委员费尔南·格勒尼耶，居然也对这个能让那么多资产阶级成员感到烦恼的作家进行指责！

进步人士蓬塞和党员加缪感到困惑。他们读了《从苏联归来》，蓬塞是在看完苏瓦利纳的《斯大林》之后几个月读到纪德这本书的，他认为值得对这本书展开一次讨论，阿尔贝赞同他的意见。由于阿尔及尔的文化之家听命于巴黎，蓬塞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巴黎的布莱克，后者很快有了回音但感到为难：他懂得举行这么一次讨论的意义，不过现在时机合适吗？蓬塞让加缪看了回信，他仍然想举行讨论，加缪表示赞同。这次由文化之家主办的讨论会于1937年初在博丹大街的一个大厅进行，听众不到40人。蓬塞与劳动权利联盟成员、工程师维埃勒一起主持了会议。没有真正的讨论，也没有出现争议，只有人提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阿共党员没有一个人出席，倒是让·格勒尼耶突然出现在会场。蓬塞征求这位哲学教师的意见，格勒尼耶回答说他来完全不是为了参加讨论，而是想要看看党员们对纪德这本书的反应。[28]如何解释加缪没有出席这次讨论会？实际上他经常参加一些意义没有那么特殊的讨论。是太忙了吗？面对纪德就苏联所提出的批评，他是否感到忧虑又不愿表达自己的困惑？他是想要维护自己作为党员的名声吗？

为了在阿尔及利亚消除纪德的影响，费尔南·格勒尼耶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巡回演说。2月25日在马塔莱斯大厅，面对800名阿尔及尔人，其中包括米尼沃同志，他回顾了人民阵线的历程、法-苏关系、莫斯科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鬣狗”的审判。他用了很多时间谈论纪德，指责他说错了。同志们，在苏联人们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这位政治局委员谈到了苏联工厂里存在的工资差异，那是因为苏联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阶段，因此还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等到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历史就将到达完美的最终境界。费尔南·格勒尼耶跑遍了阿尔及利亚，四处设置防火隔离带。这是法国特有的现象：将作家看作是危险人物。

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修改稿》出版后，加缪经历了一个极其喧闹的政治时期。1937年1月，布卢姆政府解散了“北非之星党”，此举让法共感到满意，而梅萨利立刻又建立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3月，阿尔及利亚爆发了罢工，警察在库伊夫向罢工者开枪。7月，在领导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时，梅萨利·哈吉被逮捕，后来又被流放。部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干部以前曾是法共党员，因此在斯大林式的词汇中，这是一些叛徒。共产党员与梅萨利党人互相揭发。对于梅萨利·哈吉来说，现在的法共和阿共都代表着“莫斯科党”。加缪较为接近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员，尽管并不太了解他们。梅萨利党人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置于捍卫苏联之前。有人在私下议论，为了摆脱梅萨利党人的竞争，共产党人向警察局告发了他们，这件事没有得到证实，但也并非不可能。在印度支那各地，胡志明就把民族主义领袖们交给警察当局，并且命人处死托洛茨基分子。[29]

1937年6月加缪遇上了几桩官司。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组被解雇的共产党青年组织发言人普雷迪莫对他造谣中伤，指责加缪转移了文化之家的部分基金。这是个奇怪的指责，因为文化之家根本就没有钱，反而是由加缪和让娜等一帮朋友出钱资助的。加缪与让·德盖尔斯也发生了争执，此人对他在劳动剧团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作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德盖尔斯希望剧团上演的剧目直截了当，传达简单明确的信息。《轻蔑的时代》、《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底层》这些剧目很不错，但是上演本·琼生的戏剧干什么！让娜和玛格丽特支持加缪，德盖尔斯则与托马-鲁沃和莫里斯·吉拉尔结成联盟。托马-鲁沃曾经有过一个剧团，后来跟加缪的剧团合并了，他反对劳动剧团的剧目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原因。闹剧方面，被文化之家开除的普雷迪莫暗示加缪作为劳动剧团的领导很会勾引女人，加缪直想揍他一顿。政治方面，加缪告诉巴杜拉和乌兹加纳他反对阿共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路线。作为党的书记，乌兹加纳希望说服加缪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性。乌兹加纳不喜欢梅萨利，因为此人在穆斯林群众中比他更受欢迎，有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37年10月，在参加市议会选举的土著居民第一选区，乌兹加纳获得580票，而梅萨利的得票数几乎是他的5倍，达2425票之多。毫无疑问，这个梅萨利一定是法西斯的“同谋”！即使处于半地下状态，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党员和支持者照样组织集会与闪电式的游行。他们不是举起紧握的拳头，而是举起食指伸直的右手，以示区别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他们的口号：“参加阿尔及利亚议会！”还呼喊“土地属于农民！”他们拒绝法国化：“创办阿拉伯学校！”这个口号与法兰西共和国普及法语的政策相抵触，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裔进步人士均赞同这项政策。在宗教上，梅萨利党人也针锋相对地呼喊“尊重伊斯兰教”！共产党人很少触及这个敏感问题。加缪对部分穆斯林杰出人士的愿望心怀同情，与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几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大多熟悉阿拉伯文化，其中包括君士坦丁省的保尔·埃斯托日，以及奥兰的卡米耶·拉里贝尔医生。在蓬塞眼里，他们是“不害怕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30]

乌兹加纳和巴杜拉非正式地告诫加缪：他正在滑向错误的政治方向，这不是一个轻微的过失。加缪仍然固执己见：阿共对待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路线在理论分析上是错误的，在具体措施上是卑鄙的。乌兹加纳和巴杜拉对他的意气用事感到遗憾，但是欣赏他的真诚。他在劳动剧团和文化之家的活动表明他不仅是个有用的人，而且也是个有能力的人。一些思想正统的家庭怀疑他是共产党，禁止孩子去他的课外辅导班听课。他在党内没有级别，只是在被人以同情口吻提到的“索利埃尔高地知识分子党支部”担任秘书，这个支部位于米什莱街一带，隶属于贝尔古的党组织分部，因为上等住宅区是很少有共产党组织的。

知识分子党支部的聚会不多，参加者主要是大学师生、阿尔贝、让娜、玛格丽特，有时还加上弗雷曼维尔。与他们有来往的还包括做商务代表的斯蒂埃尔和他在药店做事的妻子、未来的建筑师路易·米盖尔、画家莫里斯·吉拉尔（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问题上与加缪观点相近），有的时候三个干体力活儿的阿拉伯同志也会来一下。他们有时在翡虚院聚会，更多的是海阔天空地随意聊天，而不去讨论国际局势和本地局势。[31]他们嘲笑党内的等级制度。法共新来的特派员罗贝尔·德洛什没有巴尔泰勒那么灵活，从巴黎带来了更为强硬的指示：反法西斯斗争要优先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德洛什到来之前代理巴尔泰勒职务的艾黎·米尼沃对德洛什表示支持。共产党的报纸将梅萨利党人称作伪民族主义者、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政府的代理人。一些穆斯林要求加缪对此作出反应。与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意见不合这可以理解，但是将其成员称作法西斯分子就太过分了！加缪提高了声调。彼此没有好感的德洛什和乌兹加纳出席了知识分子支部的一些会议。受到指责的加缪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观点并不孤立，于是依据惯例将这类党员开除出党就势在必行了，共产党的干部是将持批评意见的党员当作具有传染性的病人看待的。

随着人民阵线的衰落，阿共党员队伍开始大量流失。加缪在党员中很有影响，这样的人必须被清除。这出戏的第一场是召开党支部会议，支部成员开头都支持加缪，后来又表示反对，其中一些人是被上级的意见说服了，另一些人不想遭到与他相同的处境，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被动跟从的心理退让了。加缪丝毫不提及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话题，但是坚持“土著人”应该拥有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给予“土著”应有支持的问题上拒不退让，他强调说这才是党的正确路线。在场的莫里斯·吉拉尔对他的话表示了赞同。[32]

随后，贝尔古党组织的领导找加缪同志谈了话。原则上，他所在的党支部和阿尔及利亚地方局的成员都应该参加这次在里昂街一家咖啡馆里举行的会议，但是党性原则强的人认为范围还可以缩得更小。由法共政治局及其殖民地分部突然派到阿尔及利亚来的德洛什主持了这次审判。陪审员包括阿共的正式总书记本·阿里·布科尔、乌兹加纳和艾黎·米尼沃。有三个同志受到审判，加缪和莫里斯·吉拉尔被公开指责，巴杜拉则暗中受到压力。加缪简要回顾了阿尔及利亚民众与法共之间的关系。[33]领导们只是听他陈述，并不作出回答。会议最后，吉拉尔将自己的党员证交给了德洛什，审判到此结束。

会后，巴杜拉建议加缪主动退党，加缪拒绝了，他决定让他们开除自己。[34]到了开除党籍这出戏的最后一场，阿共政治局召见了阿尔及尔分党委的干部，吉拉尔和加缪加缪都没有得到通知。巴杜拉作为贝尔古党组织的代表，因而也间接地代表知识分子支部，向乌兹加纳冷静地表达了反对意见。米尼沃和德洛什这两个顽固的官僚主义者把加缪-德洛什事件与国际形势联系了起来。西班牙的局势不妙，日本未经宣战就侵占了中国，受到包围的苏联必须保卫自己。1937年6月，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打击到了苏联的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知识分子尤为受到怀疑的时代，德洛什和米尼沃的目光所及都是叛徒。作为背叛的第一步，对党的路线的偏离就是一种犯罪。德洛什指控加缪是托洛茨基分子，这是一个致命的罪名。乌兹加纳没有这么做。德洛什肩负的任务是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对于在阿尔及尔警察局内建立一个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分部这一想法他大表赞赏，可是当有罢工或被当局禁止的游行时，这些反法西斯主义的警察们却首先将橡皮棍抡向阿拉伯工人而不是欧洲裔的工人。德洛什不信任对阿尔及尔和阿尔及利亚局势更为了解的乌兹加纳，他采取了台球政策：打击了加缪，就能动摇党的书记乌兹加纳的地位。巴杜拉在对穆斯林朋友们的义气与对党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德洛什开除了加缪同志，然而在这次清洗行动中，手段最微妙、最圆滑的芭蕾大师是乌兹加纳，尽管他欣赏加缪。

在他的眼中，加缪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阿尔及利亚欧洲人：他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并不感到难以忍受。[35]加缪生病缺钱时，乌兹加纳曾经为他募过捐。阿尔及尔的党员干部中，唯有乌兹加纳知道加缪在几个星期前的5月份在夏尔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反与正》。他比加缪大三岁，靠自学成才，精明机灵，曾经卖过报纸、在邮政局工作过，加入工会青年组织后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他理解加缪对穆斯林劳动者的关心，也了解工人、农民、码头搬运工和矿工阶层。他能说一口令人赞叹的法语，并不怀疑加缪的诚实，但在他眼中，加缪是一个只受过粗浅政治培训的年轻党员，又是一个搞艺术的人。乌兹加纳有党性原则，但不像德洛什那么咄咄逼人。他认为加缪在好几个问题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在阿共有可能向警察局告发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成员这一个问题上。在他看来，“一个严肃的革命者懂得在不同时期提出与该时期相适应的诉求，能够学会确定当前可能做的事，又不停止对实现最终目标的准备。”[36]乌兹加纳认为，加缪把阿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疏远看作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战略和道义上的错误，其实这只是一个战术改变而已。加缪将此看作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乌兹加纳则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变化。加缪维护的首先是“土著人”，而阿共则把“土著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从小在贝尔古长大的加缪深受一些穆斯林活动分子的影响，他们曾经是阿共党员，后来加入了“北非之星”这一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在一些抱有宗派态度的共产党人眼里，加缪时常接触的那些伊斯兰教学者和宗教领袖从社会意义上讲是有危害的，从政治上讲是有毒的。实际上，支持与法国同化的伊斯兰教学者对于要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是一股制衡力量。乌兹加纳认为，共产党没有抛弃梅萨利党人，反倒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抛弃了法共。作为职业革命者的代表，乌兹加纳认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内充满了密探，况且，凭什么只批评共产党改变策略，却不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梅萨利党人见风使舵，从极端民族主义转变为主张与法国同化呢？[37]

阿共的发展减慢了速度，它需要替罪羊，而加缪正好符合条件：他没有灵活地、无条件地拥护人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代表上层殖民者的激进社会党人推翻了布卢姆-维奥莱特的改革方案。加缪曾撰写过支持该方案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宣言，发表在阿尔及尔文化之家的月刊《青年地中海》[38]第二期上。持反殖民主义路线的他宣称：“在人的尊严死去的地方不可能有文化生存。……在法律的摧残下文明不可能繁荣。……在一个90万居民被剥夺了受教育和享受文明权利的地方……不可能谈论文化。”在法律层面，应该做的是让“土著人”获得与阿尔及利亚欧洲人同等的身份。乌兹加纳会赞同这个目标，但不会赞同将其列为优先目标。他把激进社会党的殖民者区分为两类，一是共和派或共济会的，二是法西斯主义的。乌兹加纳认为，“加缪为了自己思想上的一致”，甚至会“把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殖民帝国忠实代理人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社会党与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激进党——都放到一个篮子里”。[39]这两个性格固执的人之间的意见不合或者误会已经无可救药。

在一份11页的关于党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的形势的报告中，德洛什向巴黎的法共领导汇报了他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法共还会将报告转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我们对几个进行挑唆破坏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必要的清洗，例如文化之家前负责人加缪，以及刚入党半年的吉拉尔，此人发起了一场全面诋毁法共领导人及其政治路线的运动……”[40]甚至连乌兹加纳都将受到怀疑。几个月后，德洛什在写给巴黎的信中就谈到了他：“此人的历史充满了疑点……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总是拉小圈子，我个人认为他对我党的正确发展具有高度可疑性和危险性。”[41]德洛什举了个例子说明乌兹加纳的危险程度：他在法国失业期间，“总是穿得衣冠楚楚”。[42]加缪也总是很注意自己的衣着。

几个月后，偏向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弗雷曼维尔也退了党。在对他的处理上，阿共寻找了另外的借口。他们提出两项主要罪状：第一，弗雷曼维尔所拥有一家小型印刷厂替梅萨利党人印制传单、广告和宣传小册子；第二，他被指控是用塞蒂夫一个药店主、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费拉·拉巴斯的钱买的印刷设备。弗雷曼维尔为自己没有像加缪和吉拉尔那样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而得意，于是把自己称作是“费拉主义分子”。他宁愿自动退党而不是被沸沸扬扬地开除党籍。让娜与玛格丽特后来也撕掉党证退了党。[43]

在20个月的时间里，加缪既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又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与这架政治机器决裂对他是一个重要事件，但并没有使他受到精神创伤，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一个阶级。他仍然忠实于贝尔古的工人，无论他们是“土著人”还是欧洲裔的。从这件事中他目前至少得出了一个结论：作为政治传声筒的戏剧不是他想要干的事。

在被开除或者退党之前几个月，他已经拿到了自己出的第一本书《反与正》，该书印了350本。让·德·梅松瑟勒在一封信中批评他过多地使用第一人称“我”，加缪以同样坦率的口气回答[44]：“我同意你的说法：应该待在幕后。”但稍后又写道：“我可以允许自己满怀激情地说话。”迄今为止他的写作都带有一种“过于直白的癖好”，连自己都不喜欢。将来他会写一本让自己更加“置身局外”的书。他道出了自己隐秘的想法：“如今我对艺术作品已经不在意，即使写出几页漂亮的文字来，那也是出自我的心灵和切身感受，而不是出自我的理性思维。”

在《反与正》那五篇精彩的随笔兼叙事中，作者是用自己的真实生活孕育了作品。无论笔调庄重还是反讽，他的笔下都会提到母亲，以及“不过是在演喜剧”的外祖母。在《内心的死亡》这个富于激情的标题下，他讲述了自己的巴利阿里群岛和中欧之旅。他并不在意真实生活中的时间顺序，所以把帕尔马放在了布拉格之后。无所不在的“我”更多地是代表一种内心历程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路。在寻找幸福的路上，伴随清醒与崇高情感流露出的是苦涩。面对生命与死亡，面对“是与否”的抉择，加缪思考着青春时代：“人在年轻时并不懂得人生其实就是一种失败的经历，必须等到一切都失去了才会懂得一点。”他曾经历过双重的孤独，一种是与母亲的生活，一种是与西蒙娜的生活。有时他会在市区见到她与布尔儒瓦在一起。他没有被贫穷所压倒：“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自己对童年时代贫穷环境的依恋与热爱，同样，直到现在我才隐约明白了这片我出生的土地及其阳光所包含的启示。”与党内的同志决裂后，加缪摆脱了自己身上“那种对虚无的偏好”，投入到“对生活的热爱”之中，这是他的一篇随笔兼叙事的标题。他投入到自己的戏剧导演工作，但同时又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别人说我很活跃，然而活跃同时也意味着浪费了时间，因为找不到方向。”他在与自己的畏惧作斗争：“假如焦虑再次向我袭来，我会去感受那种像水银珠一样飘忽不定从我指间滑过的时刻。”在提到帕尔马时，他实际说到的是布拉格：“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可怕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不清是想要爱还是想要哭”。现在他已经把自己明确当成作家，不仅仅对朋友这么说，而且对读者也这么说：“我一直想要创作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们会说：‘要是不干办公室的工作，我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加缪尝试了文笔风格的练习。《反与正》犹如音乐中的断奏：“那是一个独具个性而又孤独的女人。”《是与否之间》是柔板：“假如唯一的天堂真的是已经失去的天堂，那么我知道什么是眼下自己正在经历的这种既温柔又令人难以承受的感觉。”《对生活的热爱》是行板：“帕尔马的夜晚，生活像退潮一样缓慢地流向市场后面那片传出歌声的咖啡馆街区。”年仅24岁的加缪已经掌握了好几种写作的语调。他喜欢“非同寻常的文字”，喜欢莎士比亚笔下华美的辞藻。在表达怀旧时他的写作才华已经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条街上，每一个我遇见的人、每一种气味，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我无限热爱生活的理由。”——从中仍然能看出圣奥古斯丁的影响。

这部随笔集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周围生活的人都急匆匆的，真是奇怪。”这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没有引起注意，巴黎的报刊也没有什么反响。第一篇书评出现在《奥兰共和报》上，既有赞誉，也有保留。“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加缪先生的某些文字流露出格勒尼耶先生的笔调，即那种表面上平静实际却隐藏着不安的令人难忘的语气。读到这样的文字读者会立刻感到不舒服，如同本来期待在一面镜子里看到加缪本人的容貌，而实际看到的却是他最好的朋友的容貌。”[45]在读了几篇评论文章之后加缪对梅松瑟勒说：“这些人对我的评论都是如出一辙：苦涩，悲观主义，等等。他们没有读懂。不过我有时则对自己说，是我自己没有表达清楚。”

文学可以将人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加缪的情况也不例外。很多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员都没有去要回党员证，退出阿共的加缪并没有标新立异，他的行动至多不过是比其他一些同志早了一步而已。法国将来最大的政治派别就是这些前共产党人的派别。人民阵线的希望正在破灭，加缪在笔记中写道：“具有高贵品质的人是不会搞政治的。”[46]

他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只不过不再是某个政党的党员罢了。他记住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经过社会革命，必然王国将被自由王国所取代。[47]马克思希望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加缪也表达过同样的愿望，在一篇题为《论40小时工作制》、由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打印工整但后来却没能发表的文章中，加缪写道：“我不知道经济是否应该至高无上，不过我所看到的是左翼不断在为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则辩解：它推动投票通过了40小时工作制，随后又自己将其否决；它先是对生产过剩进行抱怨，没过多久又要求恢复48小时工作制以增加生产。”这篇文章混合运用了论文体和对话体：“听着，年轻人（现实主义者总是把非现实主义者叫作‘年轻人’），你们说得倒好听，其实都是在夸夸其谈！拥有闲暇时间对于我们同样重要，争论这个纯属多此一举，它是一个经济生活的要素。”文章接着又写道：“此时他的话被那位理想主义思想家打断，后者眼睛望着天空悲哀地对我说：我很喜欢您的青春活力，亲爱的先生，还有您天真的信仰。要讨论人，好吧，可人究竟是什么，亲爱的先生？”

尽管没有被提到名字，但是艾蒂安舅舅、母亲和哥哥吕西安都出现在这篇文章中：“比如有很多家庭，男的做箍桶匠，女的给人当女佣，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家用。孩子们一到当学徒的年龄，就被大人送去做工，为的是要他们挣钱养家。”加缪总结说：“历史只有一种必然性，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一种。……正是在这样一种危险的、人孤独置身其中、独自面对并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里，他无比喜悦地重新找到了自己最隐秘的博爱之情。”

年轻的前共产党员阿尔贝·加缪拒绝为了某个让政治内容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艺术性的政党的要求，而牺牲被他叫作“阿拉伯人”的那些人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艺术观。

13．知识阶层的无产者

1937年7月26日，加缪在给厄尔贡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喜爱写作是因为它要求投入全部的激情：那种隐秘而炽烈的激情。”同一天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草拟了未来几周的工作计划。他将友情与婚姻的可靠性进行了比较：“婚姻带来的是枷锁，友情带来的是自由。”再过3天他就要乘船去度假，他想让这次假期按计划进行：

“阿尔及尔、马赛、阿尔勒、阿维尼翁、奥朗日、巴黎。行程2至3天。8月2日至9日从巴黎到萨瓦，待6至7天（德盖尔斯夫妇的乡间木屋没人住，我可以自己做饭，每天花销7法郎）。在一到一个半月里体验一种智慧、寂寞（能带来新的力量）、健康的生活。

9月初，犒劳自己：日内瓦、米兰或热那亚、佛罗伦萨、阿西西、锡耶纳、拉韦纳、罗马、那不勒斯、巴勒莫、突尼斯、卡普里岛。整个这段行程预计15天左右。”

让娜与玛格丽特被加缪邀请在旅途中与他汇合。他告诉她们：正在办离婚手续的弗雷曼维尔也会加入进来。加缪急于离开阿尔及尔，到萨瓦去排遣他的痛苦，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体验爱的感觉。北非的天气太热了，尽管海水浴把他晒得“又黑又有魅力”。他告诉两个女友的好消息是：“我不会结婚了。”他觉得自己既喜欢冒险又的确是个“冒险家”。他将自己到巴黎期间的住址事先告诉了她们：他将住在17区圣·费尔迪南街9号的吕西安·贝尼斯蒂家，然后他会去上萨瓦省波纳莫诺日山区吕散日的“饥渴城堡”。

上述美妙计划后来未能实现。生病的加缪被“旅行中经常袭来”的惧怕所压垮，经过阿维尼翁之后到达了里昂。[1]一年前，里昂曾经是他凄凉的中欧之行的出发点。现在他开始后悔没有留在阿尔及尔，在那里的工作与阳光之间，他可以寄希望于得到一种身心的平衡，“尽管是脆弱的”。

他打算去加尔达湖地区。费用：每天20法郎。他希望让娜和玛格丽特也能来，即使她们没有钱！大家可以合伙开支。旅途中加缪没有继续工作，他反复说想去令他十分向往的佛罗伦萨。由于在吕散日租不到廉价的小木屋，他再次动身：“我从山上下来去了巴黎。”[2]他在巴黎待了五六天，虽然一直在发烧，但是很开心，被这座城市的某种温柔所打动：“除了温柔我找不到别的词。”这个艺术家敞开了他的心扉：“我在内心深处熟悉巴黎，就像自己出生在这座城市一样。”在这座都市加缪找到了他在阿尔及尔所喜爱的东西：“可能是以前经历过的贫穷让我对这座城市倾心：贝尔古与巴黎的某些街区非常相似（穆夫塔街、西岱岛，等等）。……对于这座城市，我现在有种对欺骗了自己的女人所怀有的那种依恋，就是说如果生活在那里，我将会非常痛苦，但同时又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充实。”在一篇手记里他吐露的内心情感少了一些：“37年8月。温柔又令人激动的巴黎。那些猫，那些孩子，懒散的下层百姓。城市是灰色的，抬头看是一大片炫耀的石砌建筑和雨蒙蒙的天空。”他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展会的苏联影院看了《珂朗施塔德的水手》，然后离开巴黎到了上阿尔卑斯省海拔870米的昂布伦。“我下决心在那儿清清净净地待上一个月，即使是为了向朋友们证明那里并不会对我的健康有什么益处。”他寄宿的地方每天房租是33法郎。蓬塞批评他不听从医生的建议找一家疗养院去疗养。在昂布伦，加缪感到一种“可怕的”无聊，在几乎是被强迫的休息中他惊奇地发现：“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居然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长篇小说来。”他指的是《幸福的死亡》：有关的情节构思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脑海。

对此他感到奇妙：“按说我很少想到要当长篇小说家，现在却开始极其清晰地看到了我笔下的人物，一时间觉得自己仿佛脱离了真实的世界。”他曾经写过一些随笔或者随笔兼叙事。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作为文学最高体裁的长篇小说是由纪德、蒙泰朗和马尔罗所代表的。“如果说现在我对什么还没有把握的话，那仅仅是不知能否将自己脑海中的那个世界写出来。”[3]他告诉两个女友自己的这部小说将会是“某种真正古怪奇特然而生动的东西。你们不用害怕。”他还告诉她们自己“极端无聊”。寄宿异乡无所事事，加缪在饭桌上差点“将口水吐到正在服药丸的女邻桌脸上‘以便让她走开’”，女邻桌于是将自己“肠胃的轻微不适”告诉了丈夫。永别了热那亚、锡耶纳、拉韦纳：“意大利之行泡汤了，也许我只会去佛罗伦萨待上两三天。”加缪想9月底去蓬第尼住上十来天，大概会在那儿“见到几个大作家，并被引见给德雅尔丹”。我们能感觉到在他提到“大作家”时那种天真的崇敬心情。他还希望在蓬第尼找一份能在来年干上几个月的工作。眼下他到底还是发现了昂布伦的一些魅力，这里非但不是阿尔及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一处流放地，反倒是他曾经憧憬过的隐居之所。“……在这里我能与自己独处，而在阿尔及尔我却筋疲力尽，头脑被行动的身体推着走，经常像个傻瓜一样行事，没有时间想到自己。在这里我终于有时间在做事之前先进行思考，正因为闲暇无聊才得以明白很多事情。……在这里生活我的内心要更自在一些。”[4]

他并没有对政治保持距离，而是对政客、对他们蛊惑人心远离民众的宣传保持距离。1937年8月的一则笔记：“许多年来，每当听到政治演讲或者读到当权者写的东西，我就会因为从中听不到任何人性的声音而感到可怕。总是同样的套话重复着同样的谎言，……那些人……在用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以及所谓至关重要的利益进行赌博。”他第一次明确写下了在以后的一部小说中要表达的主题：“主人公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婚姻、职位等）找寻着自己的生命。在阅读一篇时装目录时，他突然意识到对于自己的生活（时装目录上所看到的那种生活）而言，他多么像一个‘局外人’。”默尔索开始取代《幸福的死亡》中的主人公麦尔索。加缪已经为《幸福的死亡》草拟了分为三个部分的提纲，但他并没有照着提纲写。现在，他又为另一部题为《局外人》的作品草拟了一个同样分为三部分的提纲：“第一部分，他到目前为止的生活。第二部分，正文故事。第三部分，拒绝妥协，在大自然中发现真理。”在他的眼中，“今年这个8月如同一个转折点、一次投入疯狂努力之前的深呼吸。……我要生活并且创作、全身心投入生活直至热泪盈眶的程度。”[5]

蓬第尼之行并不成功。加缪想徒步走遍普罗旺斯，每天走一小段，这样要比去佛罗伦萨开销少些。他感觉自己精力充沛，而让娜和玛格丽特也是徒步旅行的能手。如果弗雷曼维尔去不了的话（不能徒步或情况不允许），加缪就一个人出发。至于重要的经费问题，他会找到办法的。8月末他写道[6]：“我属于知识阶层的无产者。”无产者都没有钱。他不断地计算着花销。向人借钱吗？克洛德也身无分文。加缪是一个没有稳定年金收入保障的艺术家，以下窘迫的费用预算比童年贫穷时期还要艰难：

“我现在的处境：有1700法郎。

寄宿一个月要花掉1000法郎+其他开支。还剩下600法郎。

靠这600法郎我从9月10日坚持到9月20日，还要支付直到蓬第尼的路费+返程路费。

从9月10号到20号每天预算40法郎＝400法郎

尽管自己都缺钱，加缪还是提出借给让娜和玛格丽特这两位朋友600法郎。再向其他人借钱吗？比如与加缪相好的阿尔及尔女演员格勒莱小姐？这会令他感到难堪。经济上困难如同写作计划一样激励着他。他引用了蒙泰朗的一句话：“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地喜欢这样的到处奔波。”他怀着一种“父亲般的喜悦”等待让娜和玛格丽特的到来，并开始尝试用意大利文作为一封信的结尾[7]：

“顺祝每天开心

法布里斯·戴勒·董戈

又名阿尔贝·加缪”

他的朋友们来昂布伦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寄宿旅馆的启发，加缪悄悄给让娜说了一句他小说中的句子：“某夫人，除了极像一只年老的鹤以外，还具有音乐家的美妙才华。”让娜觉得克洛德精神萎靡，与之相反，山区的清新空气却使加缪的健康有所好转，就像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让娜、玛格丽特和阿尔贝上了回程的火车。途经马赛时，他发现自己所住客房的暖气片背后有一些油腻腻的角落，“虽然不干净，却让人感觉已经到了自由随意的地方”。越是接近意大利，他就越是感到放松，笔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9月8日　星期二。辉煌的太阳缓慢落下。摩纳哥和热那亚的夹竹桃开满了鲜花。利古里亚海岸的傍晚是蓝色的。我感到疲乏，感到自己想要流泪。孤独感，还有对爱的渴望。终于到了比萨，这座城市富有生命力而又朴实无华，映入眼帘的是它那些绿色和黄色的宫殿，还有建筑物的圆顶，以及肃穆的阿尔诺河沿岸的优雅景致。……我心中某处受伤的地方已经开始痊愈。”[8]

在意大利，让娜和玛格丽特填写旅店入住卡时填的籍贯是“阿尔及利亚”而不是“法国”。他们都首先是阿尔及利亚人，更具体地说阿尔贝是阿尔及尔人，让娜和玛格丽特则是奥兰人。这一回旅行很顺利。加缪静静地观赏阿尔诺河，抄下各处墙上的涂鸦：“阿尔贝托跟我的妹妹做爱。”他看女士时的目光是色迷迷的，并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小腹之下那个热乎乎的欲望之物在蠢蠢欲动。”他从佛罗伦萨给弗雷曼维尔写信：“自打离开昂布伦，我明白了那段日子对于你我是何等的艰难。眼下在佛罗伦萨，我终日怀着想要流泪的心情打发时光，这是我感受幸福的特殊方式。……终于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融化了，而在昂布伦，日子过得就像个肿瘤，一天硬似一天。啊，克洛德！人在幸福时真的会变得更好。……突然间失去了真切的生活习惯真是件可怕的事情。”[9]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在阿尔勒与弗雷曼维尔重聚。[10]去过了流放和净化之地昂布伦后，意大利让他觉得又重新找回了天堂般的国度。在佛罗伦萨，看到那些硕大艳丽的花朵，以及与往来行人的脸庞相似的那些当地人的脸庞，他都会心生感动。他思索着当地民间艺术的技巧：“关于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原住民。他们制作的塑像总比真人更小，那种固执并非来自对透视的无知，而是来自对他们塑造的人和诸神的坚定信念。”作为戏剧导演，加缪将这一点记了下来：“由此可以得到启发设计舞台布景。”

在佛罗伦萨，他们三个阿尔及利亚人住的客店每天连同膳食价钱共20里拉，不到当时的20法郎。去菲耶索莱远足回来，他们都疲惫不堪，店家给他们端上了美味的意大利面条。这几个朋友没有谈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问题，尽管这个话题不像德国的纳粹主义那么让人感到压抑。[11]加缪既喜欢写作也喜欢重写旧作，他的确不是个凭一时冲动写作的人：“那些不愿意重写的人都是为了更快出名，可鄙。我要从头再写一遍。”[12]

不久他回到了阿尔及尔。玛格丽特送了一件套头毛衣给他。她撕掉了自己在佛罗伦萨拍的那些照片：“我那样子真像个理发店的小伙计，还是不知道自己这副尊容的好。”套头毛衣将给加缪带来“新的傻姑娘”：又有女人将投入他的怀抱，“否则她们就啥都不懂”。加缪在笔记中的签名是：“（烫发的）欧仁。”

他向阿尔及尔学区申请一个非正式教学助理的职位，并在回到阿尔及尔几天后得到了这份工作。他被任命到西迪-贝尔-阿贝斯担任语法教师，那是一座殖民化造就的怪异城市，从奥兰过去的直线距离不过60公里，但从阿尔及尔坐火车去则需要12个小时。这座丑陋的城市规划得像方格一样，郊区各处都有可以想见的法国名字：比若、马尔索，类似于一个放大20倍的蒙多维。法国外籍军团的第一团就在这里训练士兵。加缪于星期六前去向校长报到，然后乘星期天的火车返回阿尔及尔。他无法想象自己能在那座丑陋的外省城市每星期教18节课、批改试卷、远离阿尔及尔的朋友和那些相好。独处的诱惑当然是有的，但是很难在寄宿的贝尔-阿贝斯大饭店做一个缄默的苦修士。淋浴室兼厕所在走廊上，住在那样的地方可没有什么诱惑力。1937年10月4日日记：“受命到贝尔-阿贝斯任教。面对那种从此将要伴随我的环境，我突然后悔了，无法接受那样的生活，也许是想到自己还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的生活，所以没有把眼前这个饭碗太当回事。面对这种乏味与麻木的生存方式我退缩了。如果熬过最初几天，我肯定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但那正是危险所在。”加缪给厄尔贡写信讲述了自己的这次“愚蠢冒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进行了一次赌博，它迫使我创造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来，否则那将成为荒唐透顶的事情。”仿佛是为了驱邪，他将自己的这件倒霉事讲给一个又一个的人听：问题并不在于要寄居外地或者过一种流浪的生活，他抄录了赫胥黎的一个观点：“说到底，与其做个糟糕的流浪艺术家或者假贵族或者二流的知识分子，还不如做个跟别人一样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他向格勒尼耶明确表示，他想要写作，但是不打算以此为职业“或者从中得到好处”。“我的生活中没有多少纯粹的东西，而写作属于其中之一。”[13]像许多热衷于做事的人一样，他在检讨自己是否还不够勤奋，认为自己好在还不是个懒惰之人，但是究竟能干成什么事业呢？“还能选择的只有最具审美意味的自杀：结婚+每周上班40小时。要不然就一枪结果了自己。”[14]加缪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一种反思。他为这个夏天拉下了帷幕：“旅行既不令人开心也不容易。当你穷得身无分文时，要实现自己的旅行梦就必须怀有对困难的偏好，以及对未知的热爱。不过仔细想想，其实这会让人对业余爱好产生反感。我也许不会说，纪德和蒙泰朗旅行时所缺少的，是为了等待便宜火车票而不得不在一个城市待上6天的那种体验。不过我很清楚，正是由于被迫等待便宜火车票的体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与蒙泰朗和纪德是不一样的。”

加缪在阿尔及尔一直居无定所，有时住朋友借的地方，有时租个便宜的房间，有时则住在哥哥家里。渐渐地，他终于在翡虚院定居下来。

法国本土发生的事件波及到了阿尔及利亚。[15]气馁的情绪在左翼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中间弥漫，阿尔及尔的文化中心无疾而终。在西班牙，佛朗哥分子逐渐得势而共和派却在相互厮杀。加缪和蓬塞在波尔德大厅前闲聊，他向蓬塞表明，宣传性戏剧的失败在于限制了选择和表达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基本的文化领域，戏剧不能缩减自己的自由。[16]加缪组建了一个名为“团队剧社”的独立剧团，名字来自迪维维埃和雅克·科波影片《美好团队》的启发。他想要“训练出一个团队来”，聚集起了罗贝尔和玛德莱娜·若索、让娜与玛格丽特、夏尔·蓬塞，以及蓬塞在斯基阿菲诺船舶装备公司的同事、较为年长的塞莱斯丹·雷卡尼奥。雷卡尼奥曾经在阿尔及尔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过，但是因为对政治非常厌恶，所以没有参加当时的劳动剧团。由加缪于10月份起草的成立宣言在有关问题上阐明了剧社的宗旨：“团队剧社既无政治色彩也无宗教色彩，它所希望的是让观众成为自己的朋友。”若索建议他派发“剧社之友卡”，每年20法郎，持卡观众可以买到八五折的优惠戏票。宣言确定了剧社的理想：“创造一种有生命的艺术，向那些真正有生命的人细心传达它的内涵。这种艺术既粗俗又精妙，是对于动感、声音和光线的一种特殊理解。”雷卡尼奥精彩地扮演了卡拉马佐夫父亲的角色，演出时他要求真正拿着一块馅饼和一瓶酒狼吞虎咽，同时向伊万提问：

“上帝真的存在吗？”

“不存在。”

“那么，一切都是许可的了？”

加缪在琢磨，人物说这句话时，是否只该略微带一点疑问的语气？他拿雷卡尼奥嘴里的大蒜臭逗乐。加缪既远离现实主义，也远离象征主义，对他来说戏剧首先是一种演员与观众共同参与的艺术，它“完全存在于演员与观众的共谋之中，这种共谋构成了双方对同一种幻觉的默契认同。……戏剧天生就服务于那些伟大、单纯而炽热的情感，人的命运（除此别无其他）就是围绕这些情感而展开的：爱情，欲望，野心，宗教。”戏剧“满足了艺术家再现生活的天然需要。”加缪打算再次将《人类的命运》搬上舞台，并演出尼赞翻译的《阿卡奈人》：从马尔罗再到马尔罗，从埃斯库罗斯到阿里斯托芬。[17]

教育部门并没有因为这个浪子拒绝了西迪-贝尔-阿贝斯的编外教职而埋怨他。仅靠私下授课加缪无法维持生计，于是厄尔贡、格勒尼耶和其他人为他活动起来。1937年11月，阿尔及尔地球物理学院院长让·库龙聘请他做了气象部门的临时助理，月薪1000法郎。[18]在法国本土，一个获得教职资格的人刚参加工作时的月薪大约是2000法郎。这位助理穿着白大褂，在保尔·塞勒策尔的监督下有条不紊地投入了工作。他没有将自己扮演成一个被降级录用、受到剥削、想在气候学方面发展的角色，而是兴致勃勃地整理起20年来350个气象站收集到的观测数据。这位哲学家兼作家现在所做的事情是登记卡片、将气压数据进行归类、计算累计数值和平均值。他画出各种曲线，记录下11个月中的数据差异，这份工作一直干到1938年9月。

笔记[19]：“气温每分钟都在变化，这种观测经验太变化不定了，从中难以获得数学概念上的稳定性。观察在这里意味着对自然现象的任意截取，唯有平均值的概念才能帮助我们提供出自然现象的总体面貌。”这篇笔记中汇集了各种计划、轶事、小插图。作为人的加缪与作为作家的加缪一样都成熟了。他注意到：“‘真正的’孤独体验是最没有文学性的一种，与文学意义上人们所设想的孤独相距十万八千里。”他将把自己的孤独体验写进第一部小说里。这部题为《幸福的死亡》的作品写了将近两年，虽然未经仔细推敲，但是成了后来其他创作的雏形：他在其中回忆了父亲、母亲、舅舅和自己患肺结核的经历。小说主人公帕特里斯·麦尔索经常去见有钱的残疾人扎格勒斯。麦尔索是个贫穷的小职员，他的情妇同时也是那个残疾人的情妇，名叫玛尔特。麦尔索杀死了扎格勒斯，攫取了他的财产，去布拉格旅游了一趟又回到阿尔及尔。他娶了一个叫吕西安娜的女子，后来又赶走了她。和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贝一样，帕特里斯幸福地与三个被他叫作“小丫头”的女友一起生活，住在“面对世界的房子”翡虚院里。患了病的麦尔索好不容易在离蒂巴萨几公里的谢努阿高地搞到一处房子，就像让娜、玛格丽特和阿尔贝所憧憬的世外桃源的农场。在经过润色的抒情性随笔兼叙事《婚礼集》中，加缪摆脱了自己的真实生活情节，显得要更为从容自在一些。《幸福的死亡》的叙述者语气带着反讽：当一个人物用滑稽的口吻讲述马恩河战役时，麦尔索打断了他：“你别烦我们。”

对于加缪而言，一部小说同时也表达了一种人生观。《幸福的死亡》中人生观尚处在萌芽状态：麦尔索希望体验所有的幸福，他成功了，与怨天尤人的扎格勒斯正好相反。加缪尝试着将这段叙事由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翡虚院的那三个“小丫头”让人一望而知：卡特林娜是克里丝蒂安娜的化身，克莱尔是让娜，萝丝即玛格丽特。[20]这三个人物的形象很丰满，但没有太多小说中应该有的自由虚构：加缪尚拘泥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但是对于他与秘密伴侣兼秘书克里丝蒂安娜的关系，他只是一笔带过。[21]翡虚院的气氛轻松，但并非放荡或者流浪艺术家的那种风格，一些朋友和伙伴被此吸引而来。加缪在听到关于他和三个女人一起生活的传言时，只是轻蔑不屑又得意地微微一笑。其实并不存在四个人组成的家庭。除了若索夫妇等几个密友，加缪不会向人提及他与克里丝蒂安娜的关系。

他在小说里罗列了翡虚院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刻。“黎明”一章：“帕特里斯和卡特林娜在露台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吃早餐。卡特林娜穿着浴装，被女友们叫作‘男孩’的他则穿着内裤，脖子上搭着一条浴巾。他们就着盐吃西红柿、土豆沙拉，还有蜂蜜。”克莱尔-让娜这样提到卡特林娜-克里丝蒂安娜：“一个体现了大自然力量的女孩儿。”“中午”一章：“12点差一刻，卡特林娜来了，穿着轻便的裙子和露着双脚的凉鞋，……这时气喘吁吁的克莱尔问道：‘你们要做扁豆吗？我有个很好的菜谱。’”“天黑了”一章：“克莱尔站起身，将双手放到墙上，抬头仰望天空。面对眼前这一切永恒和高贵的景象，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生活，什么是自己对生活的渴望，已经把自己的希望与星空的移动交融到一起了。突然间她转回身来对帕特里斯说：‘在美好的日子里，要对生活抱有信心，这会迫使它不让你失望。’‘是的，’帕特里斯说道，没有抬眼去看她。”

一些次要的人物也开始出现，例如以路易·贝尼斯蒂为原型的和善的诺埃尔。两只猫卡利和古拉睡意正酣，“也知道肉体是有灵魂的，尽管灵魂不起任何作用。”“子夜”一章：“……夜已深了。这样的夜晚里，世界仿佛在休憩与思考，一阵低沉的鼾声和浩瀚星空传来的声音预告着将要到来的黎明。从布满星球的天空，洒落下一片颤动的光线。”阿尔贝和克里丝蒂安娜两人单独来到海边，小说的帕特里斯则在海水中游向卡特林娜，握住她的双手，将她贴在自己身上，重复着常说的那句话：“‘永远不要放弃，卡特林娜。你身上拥有那么多东西，其中最高贵的就是对幸福的感受力。’……‘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麦尔索’，卡特林娜一边轻声回答，一边抱住了帕特里斯的肩膀。‘此刻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成为你自己。’”

《幸福的死亡》没有完成。加缪对登记气象卡片胸有成竹，对自己写的小说还没有这种把握。不过在1936年开始撰写的随笔《婚礼集》中，他下笔已经更为得心应手。1934至1936年写《反与正》时，他几乎一直处在忧伤之中。现在，《婚礼集》充满了一种抒情的喜悦。

加缪再次放弃了去法国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旅游局驻巴黎办事处工作的作家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未能替他在那儿找到一份工作。他在《婚礼集》中并没有因为未去成巴黎而流露出悲伤，因为“阿尔及尔是个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喜爱的地方：从每个街角都能看到大海，阳光充沛，人种也具有一种美感。……要是去了巴黎，就会怀念这里的开阔以及飞翔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在阿尔及尔生活至少是称心的，你知道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因此能够测量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22]

加缪总能不断俘获异性的芳心，相继有许多姑娘被这位英俊出色而性格阴郁的男人所迷住。他了解自己身体的需要，但并不喜欢纪德赞美肉体的那种方式：“他要求自己的身体克制住欲望以便让其更加强烈，所以他更接近于被妓院行话叫作没事找事或者老爱思考的那类人。基督教也要求人克制欲望，但它所希望的，是一种更为自然的苦修。”加缪举了一个名叫万桑的伙伴作为例子。他是一个箍桶匠、蛙泳冠军：“口渴了就喝酒，想女人了就去找一个来睡觉，要是爱她就会娶她为妻。”

加缪非常喜欢阿尔及尔和阿尔及利亚人的玩笑，既朴素实在又发人深思：“各种含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阿尔及尔殡仪馆的装殓工开着空车时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冲大街上碰见的漂亮姑娘喊：‘上来吗宝贝儿？’这种直白的话虽然令对方感到恼火，却总让人觉得意味深长。”在《婚礼集》那些抒情的和精心润色的随笔最后，加缪用俗语插入了一段很长的注释，强调说“本地老冒的语言常常是一种文学性的语言，……一种再创造，而黑道上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讲俚语，只是使用一些俚语词汇，两者是不同的。”跟朋友们在一起时，加缪会模仿一种夸张的阿尔及尔腔调：“于是小伙儿走过去冲那人说：‘慢着，等一下。’那人冲他说：‘你有啥事儿？’于是小伙儿冲他说：‘俺要揍你。’‘你要揍俺？’于是那人把手伸到身后，其实只是装装样子吓唬他。于是那小伙儿冲他说：‘别把手放后边，否则我会开枪让你吃子弹。’”[23]

加缪像喜欢水果一样喜欢阿尔及尔人的词汇、喜欢那些带有很多语法错误的典雅句子和表达方式。作为演员和地中海人，他会使用歌唱般的语调，配合一些淫秽的手势，在突出阿拉伯语喉音效果的同时，讲一些关于“卡茨”（性器官）或者“盎高拉德”（欺骗行径）的故事。在进行这类讲述和模仿时，他明白一个社会群体就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它的身份标志。[24]

1937年夏末，心情明朗乃至快乐的加缪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一边继续自己的创作，一边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日子。他对一年的计划是以大学的新学年作为开始来计算的。必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纳税却要从1月1号算起。在宛若群星的姑娘们中，他认识了最出色的一位。别的有些女孩绯闻不断，但这位名叫弗朗西娜·弗尔的明艳照人的姑娘既不见异思迁也不轻佻放荡，在他眼中近乎完美。她能弹一手好钢琴，很喜欢巴赫，眼下正在大学里修读数学。她知道自己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但并不掩饰自己的弱点。加缪对她极为倾心，花了很多时间向她献殷勤，鼓励她在钢琴和数学上都下功夫。她那双黑眼睛、猫一样的鼻子以及与鞑靼人有几分相似的高颧骨都令人着迷，微笑时会露出整洁的牙齿，而舞蹈家一般修长的双腿更让她体态轻盈，带着一种天然的高雅。当加缪和他的朋友们讲一些粗俗的笑话时，她会感到不快。她很喜欢别人对她献殷勤，但要接近她并不容易。加缪在私生活中希望一种能够让他的个人自由得到尊重的生活秩序，简而言之一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的那些美人儿，首先是克里丝蒂安娜，其次是布朗什·巴兰和吕赛特·莫莱，都给予了他这种自由，而弗朗西娜·弗尔这个既富有激情又含蓄谨慎的姑娘，给予他的自由明显要少得多。

加缪让夏尔洛出版社出版了读法律的女大学生布朗什·巴兰的诗集，并为其配写了一篇溢美浮夸的序言，预言她未来的作品会更加出色。他是在阿尔及尔的“白屋机场”经玛丽·韦东介绍认识布朗什的，随即建议她参加《塞莱丝蒂娜》的演出。布朗什的父亲是一位军官，向埃德蒙·夏尔洛抱怨加缪老是向他的女儿献殷勤。布朗什先生明白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女人身边的。军官后来把女儿送到了摩洛哥。那次分离之后，加缪以一种保护人的口气给布朗什写信，称呼她“我的孩子”、“小姑娘”。他希望布朗什既不要内疚也不要不安，他发现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摩洛哥之行会让她生活得更好，因此她不应该拒绝，“无论是为了家庭、为了某种失望乃至爱情。”[25]总之，布朗什和阿尔贝的关系是超越于普通法则之上的。实际上他并不爱她，把她打发去品尝孤独的魅力，那是他们共同的财富。他既擅长与女人断绝关系之道，又擅长诱惑女人之道，布朗什也只好认了。

还有别的姑娘围着加缪转，而且个个爱他。读药学的大学生吕赛特·莫莱是在阿尔及尔邮政局的门口遇见他的，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弗朗西娜·弗尔的表妹玛奈特·夏普珑。[26]在奥兰女子中学读书时，吕赛特的法语老师是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现在玛奈特和吕赛特一起住在阿尔及尔圣桑大街的女子公寓。吕赛特在“团队剧社”扮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女仆角色，一些人叫她弗朗索瓦丝，包括加缪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叫她吕赛特。在这个圈子里，一般以姓称呼男的，以名称呼女的。加缪用了一年时间才和吕赛特由“您”相称改为由“你”相称。跟布朗什在一起时，他会谈论诗歌；跟吕赛特在一起则谈论小说和政治。他说自己一直没弄明白吕赛特对他所怀有的感情。他觉得她性格内向腼腆、怕和生人交往。他对吕赛特所怀有的是“温情、欲望，尤其是伙伴之间的那种友谊”。他同样不爱她，跟她不断提起弗朗西娜，就像跟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以及其他姑娘一样。

阿尔贝对弗朗西娜只谈普通的和最基本的事情：“十天以后剧社就要再次演出。节目单：由纪德小说改编的《浪子回头》，以及夏尔·维尔德拉克的《特纳西岱号邮轮》。今晚我要去张贴海报。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安放布景，而每个晚上大家都在吵吵闹闹中排练。您看，艺术也是牛屎上开出的花朵。节目单做好后我会寄给您一份，您要是愿意，我会让人给您预留一个座位，以后它就属于您了。……您读过蒙泰朗关于阿尔及尔的那本小册子吗？如果没有我就给您寄去，它会让您开心的。”[27]他吐露了一些真实情况：“《卡拉马佐夫兄弟》已经停演一周了，评论界与行家对它赞誉有加，票房收入却遭遇失败，不过至少我算是熬到头了。得知您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很高兴，要知道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上演这出戏，我几乎是强迫大家同意的，今天大家都改变态度了。您已经猜到，我在剧里扮演伊万的角色，我无法跟您说我是怀着多么大的喜悦扮演这个角色的。关于这一点格勒尼耶曾对我说：‘我早就料到您会扮演这个角色，伊万代表着没有上帝没有爱的智慧。’这话说得有些重但他是对的。……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我可以跟您说这些对吗？），刚刚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他说的是《幸福的死亡》。“只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种恼怒的状态下写成的，每天先酝酿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才写下来。所以，尽管别人（格勒尼耶、厄尔贡）照常夸了我一番，但从他们的话中能听出某种明显的意思：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写得太仓促，还称不上是一部艺术品。这在好几天里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多少曾把这部作品能否成功看作是自己最后的希望，看来我错了。现在已经感觉好一些。我在写的时候缺少足够的时间，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喘气的时间，需要暂停和回味。我独自一人写作，无法向任何人读上哪怕一行字。”

加缪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我是因为盲目工作而陷入了困境，用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取代了我应该表达的东西。我大概没有让别人读懂，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得更好。我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看来都一直是很晦涩的，别人大概就是因此感到了我的局限所在。所有这些对于您而言大概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对于我却非常的重要。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担心自己做事过于认真，而现在我真的要认真了，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大概会有许多事情要做。格勒尼耶曾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最大的障碍是自负与骄傲，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您明白，他说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每次我跟他见过面（次数极少），他对我说的话都会让我反感好几天，接着我就明白了，知道自己是多么地热爱这个人。在结束这些话之前，我想补充的是我还曾写过一小册随笔集（关于佛罗伦萨、杰米拉、蒂巴萨和阿尔及尔）。”他说的是《婚礼集》。他的小说和随笔的主题都是关于幸福的。“您会看到，即使是在这些随笔里，也有某种过于紧张的东西，做不到自由放任。每次您跟我说：‘我们就不能谈谈巴赫吗？’我就会想到对于一切艺术家而言他所代表的那种卓越典范的意义：那种欢快、那种宽厚、那种最简单最自然的音乐语言中蕴含的无比丰富的内涵。写作就应该像这样。但那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

加缪在信中向弗朗西娜倾诉衷肠：“我重读了一遍刚写完的这封信，那么坦率地跟您说一些我通常不告诉别人的事情，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今年以来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只见了格勒尼耶两次），现在我怀着很大的喜悦给您写信。只是，由于我希望自己在您的面前真实而透明，结果总是会说出一些蠢话或者自命不凡的话来。我会像您一样将此解释为书信交流往往词不达意，可是我记得您跟我当面在一起时，我的表现也是同样的笨拙和自命不凡，真是没有办法。”

加缪再次想到了远走他乡的念头。“关于去印度支那的事，我正在等待答复。我曾经提出过申请，就像每次在感到厌倦时我就会突然做出类似的举动来一样。我仍然随时准备动身，但眼下我尚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能够拿到体检证明，那将使我最终得以准备教职资格的考试。……如果我拿到了这个证明，就会重新开始学习，并在阿尔及尔继续待上一年，攻读一个理科的学业证书（大概是生物学的）；如果拿不到该怎么办呢！我非常需要钱，而印度支那能够给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错误地跟您说我没有什么可失去也没有什么可得到，这类话在写信时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因为说出来挺舒服的，我希望您好歹能够正确看待我说过的这些话……”[28]

14．一位兄长

让娜·西卡尔要去巴黎了。加缪就这件事帮她进行了分析：“这里的生活已经不再能使您受益。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最终会成为某个地方的囚徒：他总是与一个小圈子来往，这其实并不好，即使这个小圈子让人感到亲切。”[1]他向让娜保证对她的友情永不改变。对于这位他用“您”称呼的女性，他所吐露的内心要比对那些他以“你”称呼的男性更多。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剧社上，但是告诉让娜“没有几个演员在继续协助他”。他没有勇气从头再来。戏剧与其说是一种必需品不如说是一种附属品：“我可能会放弃这种奢侈。”他已经开始怀念大家在一起排练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美妙的情景我永远都会感到惋惜。”关于一个主题的第一批笔记：“我所得到过的某些最纯洁的快乐和可靠的友情都要归功于她。”让娜则以为他又开始了《幸福的死亡》的写作。他同时还在修改《婚礼集》，觉得让娜将会喜欢这本“随笔集”。他断言这本具有雕塑风格的小册子既有自己的影子又跳出了过去的自己，不过他觉得这本书“写得笨拙而且过于僵硬”。这些随笔结束了一个时期，将他从那个时期里解脱了出来，然而后来读到这本随笔集的朋友们却以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其实这并不矛盾。加缪已经从劳动剧团和共产党组织中解脱出来，现在想要获得哲学教职资格，正在为此准备相关材料：学士课程合格证书、大学毕业文凭、没有犯罪记录的法律证明文件。此外还需要准备一份体检证明，因为公共教育部门与军事部门一样，拒绝雇佣身患疾病的人，担心需要为长期患病的公务员支付相关费用。A．列维-瓦朗西大夫自1931年8月以来就为阿尔贝治病。[2]他为这个打算求职的人进行了体检，明确指出加缪“曾经因为浸润到几乎整个左肺以及右肺尖的结核病而接受过鲁贝尔大夫所做的”一次气胸手术。[3]不过手术以来体重已经有所增加。此后列维-瓦朗西继续为他进行人工气胸治疗直至1938年5月，“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患者中学和大学的学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位医生只介绍了大致的情况，实际上加缪曾有好几个月未能到校学习，并且因为患病重修了一遍哲学课。“1938年9月2日的结核杆菌检查结果呈阴性”，直接听诊和X光照片显示了“7年前”那次患病留下的症状，现在这位求职者可以从事教学工作，“无论对自身健康还是对周围的人而言都没有危险”。

9月6日，埃米尔·普热大夫接待了加缪，检查结果也令人满意。这位求职者“健康状况良好”，“1米79的身高，体重为65公斤”。此外，他的身体“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视力和听力正常，……心脏没有任何异常显示，……尿检也没有任何异常。”这份体检报告令人鼓舞，证实了列维-瓦朗西大夫的诊断：“以目前情况看，尽管曾经有过患病史，但是由于7年来左肺得到了合理的人工气胸定期治疗，听诊检查结果呈现阴性”，被检查者“没有表现出任何正在发展中的结核病临床症状”，阿尔贝·加缪“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已经病愈的人，无须担心病情复发”，他“可以胜任教学工作，应该获得许可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然而，10月8日，阿尔及利亚的医疗监督员向这位申请者表示，“按照现行的规定”不能宣布他为“结核病痊愈者”，任何人的说情都无法改变这名医生的裁定，加缪因而不可能、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到公务部门任职。

他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仍然关注着政治局势。阿尔及利亚的左翼势力正在衰落，极右翼逐渐抬头并且变得咄咄逼人。前共产党人、后来摇身变为法西斯主义者的雅克·道里沃是法国人民党（PPF）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组织各种会议，向中产阶级、退伍军人和穆斯林进行宣传。属于极右翼但不带法西斯倾向的弗朗索瓦·德·拉罗克和法国社会党（PSF）在平民与军人中站住了脚，在穆斯林退役军人和大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4]

在法国本土，法国社会党和法国人民党悄无声息地采取了反犹政策，这对于煽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和“土著人”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策略。很多犹太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都曾经支持过人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道里沃倾向于对犹太人采取抵制措施而不是暴力手段。[5]一些人开始以谨慎的匿名方式散发不标明制作者的反犹传单及歌曲，例如《反犹与反共济会马赛曲》[6]：

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
让我们握紧拳头
打垮祖国的两大祸害：
那些犹太佬和共济会员（重复）……
让我们朝犹太人脸上吐口水
只要一闻就知道他们是谁……

副歌

发抖吧，共济会会员，
痛恨教士的人们，
前进，前进，
肮脏的犹太佬，快卷起包袱滚蛋（你们这帮猪猡）

欧洲丑恶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已经演变为可怕的暴力，在意大利的初期显得较为温和，在法国处于上升状态，在阿尔及利亚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普通民众满脑子都被灌输了反犹宣传。当艾蒂安舅舅不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而是跟着别人也批评犹太人时，加缪劝阻了他的行为。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裔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籍人也在火上浇油，对自己的法国身份越是缺乏信心的人，就越要表现得自己像个真正的法国人，就越是禁止犹太人要求这种身份。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宣传战一直在继续，尤其在奥兰尼地区，当地的《奥兰回声报》、《小奥兰人》和《奥兰晨报》都在为排犹主义推波助澜。在这个问题上，弗雷曼维尔一直愤怒不已。

左翼的《奥兰共和报》自1937年起创办，社会党人雷翁·布卢姆和共产党人马塞尔·卡善对这份报纸的诞生表示了祝贺。报纸总编米歇尔·鲁泽（真名是米哈伊尔·科科赫钦斯基）来自巴黎，《奥兰晨报》指责他躲藏在法国语音的笔名背后。鲁泽在一些文章中攻击了梅萨利党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一切具有自治倾向的要求注定都是为法西斯利益服务的。”[7]加缪一直拒绝谴责梅萨利党人。在阿尔及尔，处境困难的人民阵线需要办一份报纸。工人国际法国分部拥有《社会主义阿尔及尔报》，共产党有《社会斗争报》，总编是阿马尔·乌兹加纳。阿尔及利亚人还可以读到埃勒·奥克比教长创办的半月刊《正义》，他和西·埃勒·巴希尔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学者一道提出的要求令当局感到担心，尽管只是温和的要求。[8]

为了创办一份名叫《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报纸，让-皮埃尔·弗尔[9]这位农业工程师、自由思想家、理性主义者、埃利·弗尔的孙子，自1937年起与保尔·施密特一道在寻找支持，在共产党那里他们没有得到，因为“作为人民阵线的发起人，法共希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人民阵线各成员组织间分裂的动议，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阿共及其党员不能向《阿尔及尔共和报》提供实际的合作。”[10]

不过弗尔还是找到了一些经费、一个印刷厂和一批合作者。他希望报纸能够发行两万到三万份。他租下了马拉科夫大街8号拐角处、科什兰街9号的一栋两层房子，用于安置印刷排版设备、编辑部和办公室。《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章程于1937年11月5日制定，预告中的第一期报纸后来推迟了出版。弗尔和施密特在整个阿尔及尔地区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在一些咖啡馆里举办讲座，组建了一个有24名成员的董事会，其中包括4个“土著人”：教师穆罕默德·勒沙尼和卡杜尔·马卡西、商人阿巴斯·土耳基、医生鲁弗拉尼。弗尔还成立了一个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指导委员会，包括8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其中有市政建设工程师欧仁·科隆布、代理商艾黎·高兹朗、几何学家夏尔·埃斯古特。埃斯古特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并非正式党员，他与乌兹加纳是朋友。除了药剂师热洛姆·泽瓦科和从事农业的乔治·拉萨拉斯以外，所有董事都是阿尔及尔人。

仿照《奥兰共和报》，《阿尔及尔共和报》是一个独特的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人担任其董事后就不能再担任参众议员或政府的财政代表。泽瓦科先生后来因为参加参议院选举，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与之相反，《阿尔及尔回声报》是参议员迪鲁的产业，他同时还是船主、面粉厂主和地主。在法国本土，先后担任众议员、政府部长、后来又成为参议员的皮埃尔·拉瓦尔则拥有一个小型的报业王国。《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每个股份只有在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时才能出让。股份的认购者总是拖延出资。[11]弗尔的有限资金使其无法招聘很多记者。报纸呼吁认购股份的公告后来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由工会的出版物帮助发布的。

这份信息日报的办报宗旨是“诚实、不模棱两可”，不与公共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和当选参政的人保持关系。这份“充满活力、干净、自由”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将是“劳动者的报纸”。它避免使用“中产阶级”这一说法，因为那会带上布尔乔亚气息，因此它也是“下层阶级的报纸”。在报纸预计面世前5天，弗尔于1938年10月1日出资搞了一次海报宣传活动，红色的海报上有一道光线，当中是一个身穿蓝裤白背心的工人，右手握着一个燃烧的火炬，高举的左手抓着自己的帽子。准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客户们对此感到不满，当时几乎垄断了广告市场的哈瓦斯通讯社开始拒绝向《阿尔及尔共和报》提供很赚钱的丧事告示。弗尔向管理部门提出了抗议，希望在刊登官方告示方面，《阿尔及尔共和报》能获得与《快讯报》和《阿尔及尔回声报》同样的待遇。[12]政府秘书长于是命令各省省长在发布他们的行政公告时也要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刊登，因为政府看不出“有任何妨碍这样做的理由”。

多才多艺的弗尔作为报纸的董事、管理者、人事招聘者，正在物色一名能够担任社长的记者。他在巴黎认识了《今晚报》的编辑部秘书、后来负责新闻版的帕斯卡尔·彼亚。这家报纸由法共创办，用以对抗让·普鲁沃斯特的《巴黎晚报》。《今晚报》的两个主编是路易·阿拉贡和让-里夏尔·布洛赫，负责国外政治版的是保尔·尼赞。

弗尔为彼亚提供的是阿尔及利亚报业工会规定的二类日报薪水待遇，又暗示说，“到一家创办初期的外省报纸工作几年，对于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记者来说应该具有某种好处。”彼亚如果接受将担任报纸的社长，一开始的年薪是4万8千法郎，当时法国工人的平均年收入是2万2千法郎，在阿尔及利亚要更少一些，待遇最好的“土著”农业工人如果干满一年的话，最多挣5千法郎。《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这位创办人给彼亚发电报，希望他从9月1日起就结束原来的工作。[13]彼亚犹豫不决，先是谢绝，后来又同意了。弗尔为他找了一个住处，“离环境较为舒适租金又不太贵的圣-欧仁别墅区不太远”。弗尔特别提到，有钱人眼下都住在穆斯塔法区，那里冬天很舒服，但其余半年里都不适宜居住。他希望彼亚尽快离开《今晚报》！弗尔体贴地说，他的家人可以稍后在到阿尔及尔，这样彼亚太太就避开了9至10月份经常让人感到难受的暑天。不知彼亚如何评价也许会从巴黎来阿尔及利亚定居的照相制版工沃贝尔丹先生？如果可能的话，彼亚还能推荐一名月薪2500法郎的编辑部秘书吗？

弗尔于1938年夏天之前就与加缪进行了联系。8月，加缪在奥兰认识了一批《奥兰共和报》的记者，以及由埃德蒙·夏尔洛创办的《海岸》杂志的通讯员。对于弗尔的邀请他犹豫不决：“我还没有完全接受编辑的职位，甚至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感到有点痛苦。眼下我需要平静和安定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写作。如果我能知道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如果我能断然作出一个决定，那一切问题都会变得简单了。问题是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享受过一段较长的放松和什么事都不干的时期，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下。”加缪最初打算与《阿尔及尔共和报》进行有限的合作：“那个编辑的职位在等着我。我要干的是汇编工作（编辑快讯），还要负责文化艺术专栏。这些工作从下午5点干到凌晨1点，不过上午可以睡觉，下午的一部分时间属于自己。这就是未来的生活模式。”[14]他正在思考另外一部小说和一出戏剧。在笔记中，他为一部尚无标题的小说记下这样的句子：“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份电报：‘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也许是昨天……”

加缪感觉自己更接近工会活动分子而不是政治家。为了撼动埃杜阿尔·达拉第政府，法国总工会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15]加缪一直不喜欢激进的社会党人，认为他们是人民阵线的掘墓人。他弄错了：是共产党议员团在议会中第一个撤销了对布卢姆的支持。[16]无论在法国还是在阿尔及利亚，罢工都将是一次惨败。罢工举行的前一天，蓬塞和加缪在电车上从阿格哈站一直聊到贝尔古。[17]他们谈到了苏联。加缪说：“那边至少不像我们这里枪毙代人受过的下级，而是枪毙将军。”对法共干部持敌意的他，却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怀有敬意。[18]蓬塞将他的这种反应归因于“一种感情上的无政府主义根基”，就像加缪的朋友卢亚尔对他宣称的那样。蓬塞认购了两股200法郎的《阿尔及尔共和报》股份，每月收入只有1千法郎的路易·贝尼斯蒂则无力认购，梅松瑟勒此时人在法国。《阿尔及尔共和报》在拼命筹款。到10月27日，已有5609份股票被认购，实际到账903940法郎，尚差216260法郎。

1938年9月，加缪认识了帕斯卡尔·彼亚。[19]他没有一上来就向彼亚提起自己改编过《轻蔑的时代》，也没有提到已经出版的《反与正》。在一篇笔记中他写道：“（与他相处）能得到男人之间交往的那种乐趣，那种抽烟时给对方递个火或者向对方要个火的微妙乐趣：一种默契，一种香烟带来的秘密关系。”对于加缪等一批新手和按工作量计酬的记者，彼亚大概尤其感到满意。按照《阿尔及尔共和报》与《奥兰共和报》之间的协议，前者可以转载后者的部分文章。为了报道最新消息，他们还借助了巴黎的报纸以及无线电广播，包括阿尔及尔邮电广播电台、巴黎广播电台、巴黎电台、巴黎邮电广播电台。弗尔只能给加缪提供2千法郎的月薪。

办一份报纸，无论创办者们抱有怎样的民主决策意愿，到头来实际上都是一个人在主事，充其量两个人，如果他们分工合作的话。加缪先后曾经在阿库姨父、路易·热尔曼和让·格勒尼耶身上寻找父亲的角色，后者离开阿尔及尔已经有一年。帕斯卡尔·彼亚真名是皮埃尔·杜朗，比加缪大10岁，这是一个兄长的年纪。额头开阔、脸庞端庄、肤色较暗、身材匀称的彼亚能让人产生信任之感。[20]他有很多化名，杜桑、马塞尔·拉朋普、梅德塞-莫里尼耶、路易·拉拉纳。[21]加缪和彼亚都是战争孤儿，加缪的母亲是女佣，彼亚的母亲是会计和北方铁路公司的雇员，爱开玩笑的彼亚喜欢把母亲说成是看门人。他对教给自己文化的小学老师也怀有一种感激的温情。他说自己很小就离开了家，当过饭店的门童、跑腿的伙计、酒吧的招待、保险公司的雇员和证券经纪人，说自己曾与地痞流氓厮混，跟安东南·阿尔托和马尔罗也经常往来。据说他曾经和马尔罗在巴黎的院子里一起唱过歌。帕斯卡尔写作诗歌，对当局和体制抱不信任态度，《新法兰西杂志》的经理雅克·里维埃尔看上他时他才19岁。他学识渊博，看书如饥似渴，曾经为伽利马出版社的让·波朗写过书评。他了解阿尔及利亚，因为曾经在朱阿夫第三团服过兵役，后来军队让他退了役，每月发给他50法郎的退伍金。还在当兵时，他就在一份请愿书上签过名，声援在印度支那被通缉的马尔罗。[22]他崇拜波德莱尔，后者曾希望两项原则——人的自相矛盾权利和遁世权利——能够写进人权宪章。波德莱尔还曾写过：“荒诞是疲惫之人所得到的恩赐。”[23]加缪认识彼亚时正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彼亚注意到他身上长了很多疖子。彼亚是个悲观主义者，接近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加缪不是，对于他而言人应该追求幸福。彼亚是个怀疑论者但并没有玩世不恭，他代表的是与野心勃勃之人正好相反的一类人。

本应监管《阿尔及尔共和报》印刷机器调试的《奥兰共和报》技术负责人安德烈·杜凯纳在一次车祸中身亡。不断被推迟的第一期《阿尔及尔共和报》于10月6日问世，八个版面，售价40生丁，全年订阅价132法郎。尽管领导层和编辑部制定过相关政策，但是报纸的定价仍然一开始就超出了大多数“土著”读者的承受能力。对于一个阿拉伯工人来说，《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售价始终偏高。

设计版面时，彼亚将严肃内容与琐碎话题编排在一起，头版右侧的标题《西班牙局势如何？》对应着内页的相关新闻，下方刊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伯奈斯辞职的消息，上方是一张德国士兵的照片，他们“肩负占领苏台德地区的任务，开进了瓦德哈福斯特村”。右侧另一篇文章是吕西安娜·让-达鲁就阿尔及利亚教育所做的一次调查，标题是“你将来不会识字”：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孩子无法进入阿尔及尔的学校念书。吕西安娜·让-达鲁既做大型调查也写时事述评，至少就风格而言，她与加缪后来成为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真正优秀的记者。在很多期报纸上，她连续发表了就贫困问题所做的调查：“阿尔及尔白人贫民区见闻”。报纸的下方还有特约通讯员E．P．迪扎尔关于巴黎投票通过的金融全权法案的一篇文章，迪扎尔同时也为《奥兰共和报》工作，和他情况类似的还有温和的进步人士安德烈·勒胡，他从巴黎蒙马特街142号发回了所有的国际新闻。加缪希望他的两位奥兰女友吕赛特·莫莱和伊冯娜·杜凯拉尔能够主持一个每期四个版的女性专栏，后来她们承担了这项工作。

阿尔及尔读者在寻思这个彼亚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为了平息各种传言，或许为了让传言更加热闹，《阿尔及尔共和报》在其问世的第二个星期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撰写的半真半假的短文[24]：“彼亚是一位35岁的巴黎人（真实），由于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他14岁就开始做工（真实）。进入海运公司（虚假）4年后，他在马赛获得了高中业士学位和‘物理、化学、博物修业证书’（虚假）。”这篇文章宣称他在巴黎取得了一个大学文科修业证书，而且撰写过一篇关于塔尔芒·德·雷奥的博士论文。事实上，经常替人捉刀的彼亚可能帮别人重写过某篇博士论文。以上介绍以更严肃的笔调总结说彼亚“曾是《里昂进步报》的编辑部秘书、《今晚报》的新闻版负责人，我们就是在该报物色到他的”。彼亚从来都不拒绝制造愚弄人的假消息。

和加缪一样，彼亚将下层白人与上层殖民者区别开来。在第一篇以自己真实名字发表的文章中，他强调“不应把大地主和大企业主的代表……与在自己的田地上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混为一谈”。[25]彼亚和加缪一样都厌恶搞政治的人，因为政客会掩盖真相，而记者则努力抓住真相，这两种职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彼亚和加缪一起参观美术馆的各个展厅，谈论吴哥窟、小型黑人雕塑，以及毕加索或马塞尔·塞尔当的最新作品。彼亚不赞同加缪对纪德的欣赏，他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出于一种绝对主义者的尊重，彼亚拒绝从事文学创作，而是献身于新闻事业。在他手下工作、受到过他指正的人都对他的记忆力和博学感到震惊。作为一个完美主义的职业记者，他在报纸对文学作品的引用或者体育评论中都能发现错误。

阿尔及尔人对《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标题式新闻津津乐道，它们经常出自彼亚之笔，是受《被缚的鸭子报》的启发。他喜欢在头版上开一些玩笑：“迷雾河岸大厦的首脑人物招人喜欢，而奥赛河岸大厦(1)的明星就不好这么说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看来，达拉第政府的政令表现出一种独裁的倾向，长远看会“导致这个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其实达拉第与墨索里尼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各种各样的说法经常会出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的笔端。彼亚登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标题新闻：“照这样顽固不化，再过半年达拉第先生就可以成为（恶毒的极右翼报纸）《葛兰戈瓦》的编辑了。”

在彼亚眼中，加缪聪明、敏感、有文化教养，对左翼不抱幻想，但也不接受现存秩序，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的现存秩序，而且比起大多数同龄人来要更有生活阅历。[26]

《阿尔及尔共和报》问世的时间非常好：此前几天的9月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但问题是很少有报纸能凭借大量报道国际政治新闻而赢得广泛的读者群，即使退而求其次，将美国明星少年詹内特·查普曼的照片与评论金融全权法案表决的文章放在一起，彼亚也要冒吸引不了读者的危险。从事新闻行业的巨大难题：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如何既能大众化又不至于沦为庸俗？[27]

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编委会在意识形态上作出的理解，一些无稽之谈或者可疑的消息也会悄然出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第一周，该报以新闻界所不喜欢的可能性语气报道说，“佛朗哥也许会将西班牙所属里夫地区的一部分出让给德国”。第二天，报纸又提到了“坦噶尼喀湖可能会被出让给第三帝国的潜在危险”。此外排字工也经常会出排字错误。不过最重要的是《阿尔及尔共和报》表明，它分别刊登于头两期的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的原则性声明并不是纯粹的修辞。在报纸的第一期上，彼亚有意避免发表意图过于明显的声明：《阿尔及尔共和报》不应该类似于一份党派报纸。[28]

致读者信宣称该报将会有一个办报纲领，即人民阵线的热情纲领。该报明确了自己的敌人，“那些法西斯主义的旅行推销员、工农业和银行业中的垄断势力”，它要与“某些家族过度的特权”进行斗争。《阿尔及尔共和报》表示要反抗“德国制造”的排犹主义，但是忘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排犹倾向在纳粹之前就出现了。该报反对“想要继续歧视我们土著朋友的社会保守主义”，它要求“立即实现所有法国人的社会平等，无论其种族、信仰和思想观念”，并要求“实现阿尔及利亚土著人政治上的平等地位”。[29]

这份报纸起初将一版篇幅用于体育报道，后来又增加到两版，并以一版篇幅报道本地新闻：“从贝尔古到巴伯·埃勒-乌埃德”。《阿尔及尔共和报》突出报道进步组织召集活动的消息，说“有6千名外国犹太人已经准备加入这些组织”。这条消息是阿尔及尔其他报纸上所没有的，所谓客观报道其实也需要对新闻作出挑选。该报称文化之家已经恢复活力，上午组织跳舞活动，此外还有星期日的舞会以及由自由广播波电台组织的系列讲座。

《阿尔及尔共和报》很快公布了自己的政治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卢亚尔、科隆布、达劳尼、高兹朗、穆奇埃里、佩斯特和塞勒，后者是伊斯兰-基督教对话沟通方面的专家。报纸上没有介绍组织机构的刊头，报社领导人、发行人、主编、读者服务部负责人和记者的名单都没有出现。

《阿尔及尔共和报》逐渐完善着各类专栏，包括世界各地交易所信息、分类广告、拍卖告示以及官方公告。[30]彼亚注意到新入行的加缪的写作水平要高于其他撰稿人。此前他并不了解加缪在观察事物方面的才能，后者的手记中记满了各种场面、文章和构思中的中短篇小说。在关于阿尔及尔新闻的“本地”一栏，他记录下自己对警察局经常进行的采访，对社会新闻的严肃看法，与新闻圈子所保持的距离。在一篇手记中他记下了这样的场面：

“上流社会的人物或者两个上了年纪的记者在警察局的大庭广众场合吵架，一帮警察围着看热闹。由于年老体衰，吵架双方尽管怒不可遏却打不起来，只能以粗俗不堪的语言互相谩骂：‘你这个混蛋’、‘乌龟’、‘傻逼’、‘饭桶’、‘拉皮条的’。”

“老子做人清白。”

“你跟我不一样。”

“是的，很不一样，你是天下最蠢的蠢货。”

“你再说我就揍扁了你，踢烂你的屁股。”

“就你这小样儿，我一把就能把你摁到裤裆下。老子做人清白。”[31]

加缪不想全力投入去搞新闻，他希望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上，眼下正在写一部长篇、一个剧本和一本随笔集。他的第二部作品将由勇敢无畏的出版商埃德蒙·夏尔洛出版，此前他已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和《反与正》。作为报界的一个新手，他对这一行当既无热情也未全力投入。他在给格勒尼耶的信中说：“眼下我在做一些报纸工作，报道诸如狗被碾死之类新闻，也写点文学方面的文章。您比我更了解这个职业有多么令人失望。不过我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东西：对事物的自由观察，由于不受约束，我觉得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富有活力的，此外还能体会到某种低级的满足感，不过也只好如此了。”[32]假如此前他能够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现在就不会干报纸这一行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接受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编辑。”他并不是怀着皈依宗教那样的心情进入新闻界的，不过对待新闻职业认真投入的彼亚向他表明，诚实地做这一行是可能的。

继资金问题之后，《阿尔及尔共和报》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自身的立场观点与客观的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这是新闻行业的一个共同难题。《阿尔及尔共和报》有一个由古怪成员组成的业务班子和两条电话线，其中2511这个号码总是响个不停。从《阿尔及尔回声报》过来的吕西安娜·让-达鲁是报纸唯一的职业女记者，她本人也以此自夸，这让加缪感到不快。曾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后来负伤返回阿尔及利亚的罗贝尔·纳米亚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撰稿人，此外还有还俗的教士弗朗索瓦·马里，他喜欢宴会吃喝，却缺乏当编辑的能力，只知道围着固定的或临时的撰稿人转，这些撰稿人中包括小学教师洛朗·普雷齐奥西。[33]后来报纸上又有伊沃娜·玛米和皮埃尔·阿尔芒·法布勒加开设的电影专栏，罗朗·兰斯负责的绘画专栏，“团队剧社”的合作者弗朗克·杜尔奈主持的音乐专栏。有时也会有一些投稿者找上门来，例如17岁的何塞·巴克利在听完波尔德大厅一场哲学演讲后就来问：

“给你们写一篇报道怎么样？”

“好的，”彼亚答道，“你就写吧。”

巴克利于是动手写出了文章，彼亚觉得很不错。报纸出来时，文章已经被重写过了，署名是“阿尔贝·加缪”。巴克利来到报社抱怨，加缪感到过意不去，向他作了解释：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重写……”

他给巴克利上了一堂新闻写作课。这个年轻人后来替报纸的青年专栏撰写文章，并和加缪一起讨论精神分析学，尽管加缪对弗洛伊德学说并没有太多的热情。[34]

保尔·巴拉扎罗负责足球专栏。星期天傍晚出了比赛结果，阿尔及尔大学生体协队赢了，加缪乐不可支。彼亚给普雷齐奥西看了体育记者写的那些糟糕报道：

“干这样的总编我实在受够了……”

其实上帝知道他是多么喜欢这份职业！他对加缪信任有加，委托他核对校样或是核实有关葡萄酒行情的报道，加缪顺便还学习了报纸的排版。派记者到国外进行报道费用太高，彼亚有时就将其委托给一些游客。莫里斯·波莱提供了一些关于英国威尔士的文章，概括而言，那里存在着失业问题。波莱被粗体字介绍为“大学教师”，是出于加缪和彼亚对大学时代带着敬意的怀念，还是出于对念过大学的人的新闻素质的由衷信任？都不是，这只是彼亚逗乐的方式而已：在头衔上卖弄玄虚，是他捉弄那些迂腐之人的一种狡黠办法。

报社雇用了两个穆斯林工人，其中一个在彼亚看来可能是警察局的线人。报社的穆斯林临时编辑一直都为数甚少。[35]编辑人员与报社工人之间的关系良好，虽然有时会拌上几句嘴。编辑部的秘书后来被辞退了，因为他对薪水提出过分要求，而且爱喝酒。普雷齐奥西负责两项工作：编辑整理新闻快讯，以及稿件编完开印之前，指示印刷厂负责人需要印刷的报纸数量。《阿尔及尔共和报》一开始发行3万份，但很快就跌落至不足2万份。20来辆汽车每天将报纸送往市区和郊区，但经常都不能按时送到，因为这个原因普雷齐奥西和负责发行的塔巴龙之间发生了口角，有次甚至打了起来，彼此骂对方是“娘娘腔的同性恋家伙”。这是一桩非常具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纠纷：排字工的头儿、共产党人马祖阿耶递了一杯酒给普雷齐奥西，结果双方按阿尔及尔人的方式和解了，彼此还道贺一番：

“咱们握手吧，你是个爷们儿。”

巴黎的《今晚报》为彼亚的离去而感到惋惜，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维吉尔·巴莱尔让人转告他：“阿拉贡问我：‘他那边的报纸办得怎样？’‘我看办得还行！’‘很遗憾，要是《阿尔及尔共和报》办不下去，彼亚就能回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他。’J．R．布洛克几乎以同样的口吻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保尔·尼赞也曾向我大力夸奖过您……”[36]

《阿尔及尔共和报》有时会向外出租自己的办公室，在一个带蓝色玻璃天窗的房间里，志愿服务者为穆斯林文盲妇女上文化课，加缪和女教师卡特林娜·勒鲁弗尔及其学生们一起分吃三王来朝节饼，要是碰巧自己的那一块里找到了蚕豆，按风俗他就成了国王，这让他乐不可支。[37]排字车间的工人有些是阿共党员，有些是亲阿共的，他们都知道加缪曾经入过党又退出了，但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他是个左翼人士，这就够了。弗尔与工人们一起谈判协商奖金的发放与工作时间的安排。

报社向社会发行50法郎面值的股票。为了保持固定的读者群，各家报纸都刊登小说连载，彼亚在副刊版面选登的是司汤达的《桑奇家族》，接着又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和一部侦探小说。罗布莱斯参与了一篇连载作品的部分创作。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懂得欣赏司汤达，为了吸引受电影影响的普通读者——阿尔及尔有25家观众盈门的电影院：阿尔卡扎尔、沃克斯、吕克斯、罗克西，等等——《阿尔及尔共和报》登载了一种电影故事的梗概介绍：将伊罗·弗莱恩主演的《罗宾汉》的故事情节加以摘要改写。这并非放弃办报原则，而只是采取了一种折衷手段。

编辑部的负责人花了几个星期时间了解读者的平均文化水平，这些读者与加缪的母亲和舅舅一样，更容易听懂莉娜·凯蒂或者让·萨布龙唱的《等你回来》，而不是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曲》。

《阿尔及尔共和报》呼吁所有人都应该拥有投票选举权，为此它动用了一切手段：通讯报道、时事述评、简明新闻、由莫里斯·维奥莱特、阿马尔·乌兹加纳或本·阿里·布科尔撰写的社论，后两人仍是阿共的领导人。[38]彼亚不搞政治，但是懂得根据形势改变报纸的语调。该报先是将达拉第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对其进行挖苦（“既然可以提出撤职解雇法案，为什么不索性建立集中营？”），随后报纸又变成了中学生式的语气：“达拉第先生并非缺乏良好的意愿，只是缺少时间来倾听我们的呼声。”《阿尔及尔共和报》最终采取了一条较有分寸的路线，因为意大利人已经表现出对北非的野心，德国人则企图占领中欧。达拉第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巡视了一圈，于是《阿尔及尔共和报》在头版以大量篇幅报道：“阿尔及尔昨天热烈欢迎政府首脑的到来，他带来了共和国不会向外国势力屈服的保证……”出于捍卫民主的目的，该报将反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加以报道，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以后再说。[39]在这一点上报纸距离法共的路线并不遥远。

岁末，阿尔贝在手记中写道：“就《卡利古拉》一剧而言，虚构不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剧情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因此卡利古拉在剧中不会说出那句他本来也许会说的唯一合乎情理的台词：‘唯有一人在思索，四周一片荒凉。’”和莎士比亚、莫里哀一样，加缪先是当演员和导演，后来才撰写剧本。他想“重拾有关普罗提诺的研究”，简言之，想写一篇哲学随笔。此时他尚未完成《婚礼集》。[40]

由于不能参加教职资格考试，气象部门的工作又单调乏味，加缪匆匆转入新闻业，这使他在后来一段时间里中止了戏剧活动。1937—1938年演出季，他为三轮演出创作了四个剧本：《塞莱丝蒂娜》、《浪子回头》、《特纳西岱号邮轮》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938—1939年演出季，他于3月31日至4月2日将《西方世界的江湖艺人》搬上了舞台。皮埃尔·雷赛，又名夏尔·蓬塞，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报道了演出情况。团队剧社也为自己的长处进行宣传：“我们是个没有明星的剧团，因此演出者不会装腔作势，演员们同时还要负责舞台机械的安装、布景的绘制、电源的布设、海报的张贴和服装的制作。”

加缪对《阿凯亚人》颇感兴趣，看的仍然是尼赞的译本。1938年8月，他提出与团队剧社一起去奥兰演出，为此打算向当地极右翼的市长朗贝尔神父申请一笔资助。[41]加缪不愿再在文化之家一本正经的领导下导演戏剧：“我们成立的剧社是远离一切政治运动的，而文化之家的过问会将其引向一个我曾尽力想要避开的方向。各地的文化之家都是消极意义上的正统学院，甚至连其领导者常常都没有意识到，我是吃过苦头才知道这一点的。”

一个人无法既搞戏剧又编报纸，于是加缪放弃了去奥兰演出的计划。他希望要么专心搞戏剧，要么专心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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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赛河岸指法国外交部。——译注

15．战斗报

1939年夏天，感到迷惘的加缪在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中写道：“我不太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不知道是否需要休假一段时间。如果休假的话，我想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自己的事，待在一个我喜欢的地方有规律地工作。但眼下我觉得自己还无法作这个打算。我收到了完全打印好的《卡利古拉》，校稿时发现还应该再作修改，这一切要做起来很难。我还要改编《人类的命运》、继续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我没有精力来完成这一切。再说，面对当前可恶的战争威胁，怎么可能安下心来工作呢？”

几天之后，他再次给弗朗西娜写信：“如果不出现奇迹，一切都会崩溃。我想到了劳伦斯生前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世界正在期待一场伟大的博爱运动，要不然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死亡浪潮。’死亡浪潮已经近在眼前。即使它能退去，还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做出不可能的努力，才能让博爱运动诞生。”[1]

“假如幸福不是人与自身的一种简单的和谐，那还能是什么呢？”加缪在《婚礼集》中问道。这个反问句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眼下的加缪沉浸在幸福里，正热恋着在阿尔及尔大学继续数学学业的弗朗西娜·弗尔。心态平稳的他在《婚礼集》中写道：“没有人说过幸福必须与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加缪短暂地休了一段时间假，同时继续着自己作品的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1938年10月6日到1939年10月28日——，伴随着387期《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出版，他学会了做一个职业新闻记者，而不只是业余从事。必须完成的报社日常工作、欧洲历史进程的加速，以及他本人作为道德作家的倾向，都促使他投入了这项职业。报社采取的路线使他没有因为与阿共断绝关系而感到痛苦，因为他与自己出生的阶级和穆斯林同伴们仍然保持着相互的团结支持。他无法接受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无法接受佛朗哥主义在西班牙的胜利以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同时也反对阿尔及利亚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和蛊惑人心的宣传。自从《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被禁演后，他又记下了一笔要和某些政客清算的账。

加缪既受过大学教育又有文学经验。相比之下，并不是每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能应付新闻行业的要求，也不是每个有文学经验的人都受过撰写学术论文的正规训练。加缪很快就明白了，新闻写作不同于论文写作。在大学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学会了对知识进行储存、评估和分类的技巧；在阿尔及利亚和中欧，他又学会了观察与描写。在他的随笔集里几乎经常出现的抒情笔调，没有被用到报纸文章的写作之中。《阿尔及尔共和报》使加缪变成了一个具有多种才能的人，而不是封闭在一个窄小的专业之内。在彼亚看来，加缪具备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语言感觉和表现场景的才能。他起初只是不经意地进入了这一行，现在已经完全投入其中。与其他同行有别的是，他还在同时创作几部文学作品，并且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反与正》和《婚礼集》。很多作家都是干记者出身的，但也有同样多的人因此而丧失了作家的生命，加缪走的是一条与别人相反的路。他已经懂得了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此前撰写的哲学学士论文对他也有帮助：他懂得探询事实背后的意义。虽然有时是纸上谈兵——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尤其如此——，但他并不教条。

他以自己名字发表的第一篇非文学性文章刊登在1938年10月12日的《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继人民阵线的有关呼吁和保尔·雷诺政府关于加班工时的法令发布之后，这篇文章讨论了劳动者的购买力问题。“工资的增加（指人民阵线时期）确实略微改善了土著劳动者的处境，但是考虑到当时工人每天只挣11．20法郎，工资水平的这么一点上调让人感到仍然只是权宜之计。……至于欧洲裔的工人，工资的各种级差和物价水平使他们在1936年5月似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化为乌有。”这是加缪作为一名左翼人士对现状所作的诚实描述。加缪不是抽象地谈论金钱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物价与工资水平。他总结说：“工人阶级每争取到一点权益，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持续性的消费抑制和生活费用的上涨。”

作为酿酒工和女佣的儿子，作为箍桶匠的外甥，当记者的加缪不断想到欧洲裔和阿拉伯劳动者所面对的面包、肉类、鸡蛋与牛奶的价格问题。他认为失业率的降低可能会重新推动工资的提高和促进消费。要成为一个懂经济的记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掌握有关的数字。他的意图是富于同情心的，但他表述这些问题的方式比较笨拙。稍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理事会主席与一个月薪1200法郎的雇员之间的对话”。[2]加缪曾经每月靠1000法郎度日，桑德斯-加缪一家没有谁的月薪超过2000法郎。这篇对话篇幅冗长，进展缓慢，沿袭了大学文科预科班刊物和自编自唱艺人的风格。

“主席：我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理解了您的真正利益所在，理解了伟大的法兰西必须致力于秩序与法制。亲爱的朋友，您的牺牲精神使我料想您会同意我希望您作出的种种牺牲。在这个感人的时刻我想对您说：‘亲爱的朋友，请您接受我的建议吧。’”

“雇员：请您原谅，理事会主席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主席：您想一想，我的朋友，您会让您那些上司的恼恨得逞吗？您没有感觉到所有法国人都满怀自我牺牲的热忱赞同了我的政策吗？……”

加缪所描写的是一个抽象的雇员，然而除了教科书里，抽象的雇员并不存在。对话里那个理事会主席代表的也是模糊的抽象观念。[3]加缪经常是从抽象的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考。

1938年12月1日，他作为记者撰写的一篇报道首次引起了轰动。当时关押在一艘轮船底舱的一批刑事犯（又称普通犯）正在等待发落。加缪报道说：“在每个舱格的顶棚下……都有一张嘴正要呕吐，如果发生骚乱，水蒸汽就会喷向犯人。”与1924年在《小巴黎人报》上发表有关苦役犯监狱系列出色报道的阿尔贝·隆德尔一样，加缪没有躲在中性的第三人称背后，而是以第一人称进一步描述：“我看见三个阿拉伯人扒在一个舷窗上，朝阿尔及尔方向眺望。对于他们的同伴来说，那里从此将是一片远去的陌生土地，而对于那三名张望的阿拉伯人来说，透过雨水他们多少还在找寻着自己的家园。”加缪明白自己是“欧洲裔”的自由人：“置身于那种环境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骄傲的。”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任职不到两个月，他就坦率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体面的记者面对囚犯时的不安。他把自己对轮船上苦役犯的采访写成了一篇叙事作品：“走出船舱时，他们中的一个用阿拉伯语向我要一支烟抽，我知道那是有关规定所禁止的，然而对于一个仅仅希望得到某种理解和友善表示的人来说，如果那么回答就太可笑了。……结果我只好不回答他。”加缪作为记者履行的首要职责是报道新闻，但他在提到凭借良好意愿判定别人有罪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理由之后，也进行了评论：“我明白他们说的意思，他们是在惩处‘社会的垃圾’，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我们很希望这些赋予自己权利将他人判定为社会垃圾的人，不是那帮将沙龙里的博学狗头定义为社会精英的人）。”最后致命的一句：“真希望别在码头上见到那些被好奇心引来的高雅贵妇们。”

加缪并不是在讨论审判的法律依据或其非正义性，他只是描写了被押往卡延(1)途中苦役犯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表达了自己的道德观：“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怜悯问题，而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对人施以非人的对待，没有比这更加卑鄙的场面了。”在报道中他不断以第一人称“我”说话，即使在使用介于代表记者本人的“我”和代表读者的“您”之间的“人们”一词时，也让人感到是“我”在说话。

他到警察局采写简短新闻，旁听法庭的审判，并将这些场景在他构思的小说中表现出来：他笔下的主人公默尔索被刑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审判是一出以正义的名义上演的闹剧，法庭成了串通一气的法官和律师的俱乐部，新闻界也是参与闹剧的一员。在未来的这部小说中，一个记者对被告说：“‘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夸大了一点，夏天是报纸新闻的淡季，只有您这案子和那桩弑父案有点儿新闻价值。’接着，他为我指了指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像只肥胖的鼬，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他告诉我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他并不是为您的案件而来的，不过既然派他来报道弑父案，那家报纸就要他顺便将您的案子也发回去。’”

在这部未来的叙事作品中，小说家加缪将记者加缪领入法庭旁听席的两扇门之间，就像希区柯克将自己拍入镜头一样：“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脸上都带着漠然和些许嘲讽的神情。然而，他们中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领带的人，他没有拿起笔，只是望着我。在他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明澈的眼睛在专注地朝我审视，表情难以捉摸。于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被自己的目光注视。”加缪注视着自己。

他发表了150多篇文章，其中一些署了自己的名，另外一些也应该看作是他写的。每写一篇社会新闻，他都会将阿尔及尔社会暴露出来。他驾轻就熟地讨论严肃题材、参议院的选举、市政财务预算、一家农业公会的工程建设、移居法国的北非人的社会保险问题，或是由一个名叫夏普东的夫人为穷人提供的新年古斯古斯聚餐。

加缪在几桩重大案件的报道中开始崭露头角。他不像传统的法律专栏记者那样，报道案件时与庭长、律师和检察官保持同等距离，他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半年里积极介入了三起重大案件。他为小麦管理局下属土著互助社具体办事的经纪人奥当进行辩护。奥当受命买进当年收成的小麦以规避投机风险，因此得罪了中间商和上层殖民者，那些欧洲裔和阿拉伯的富商，于是有人指控他私自囤积小麦，把他和仓库管理员一起监禁起来。奥当给加缪写了信。关注这一案件的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进行了跟踪报道，列举了预审的种种不实之处。[4]并非只有他呼吁无罪释放被告，但他制造了一种有利于被告的舆论氛围。加缪超越记者的份内工作，发表了一封致总督先生的公开信。他很早就对公开信这种文学性质的体裁产生了爱好。他措辞巧妙，没有向总督正面说理，而是唤起他的人性关注：“我们只是在行驶而过的车队、总督法令和官方讲话中见到您，但何处才能见到作为人的您呢？”加缪在信中陈述了自己撰写文章、为被告争取舆论支持的理由：“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苦难与荒诞使那么多人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拯救其中一个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有了自我的获救，才会有些许我们都期盼的人类未来。”这桩案件审理期间，加缪住在奥兰东南边的蒂阿莱，一座有16000居民的城市，位于盖祖尔山脉的一处山口，海拔1千米。庭审时间表决定了每个参加者的日程安排。当被告返回监狱，法官们也回到自己家中，作为记者的加缪在写完报道之后如何打发时间？他在手记里写满了短篇小故事，这成了他后来一些中篇小说的雏形：

“蒂阿莱的几个小学教师对我说他们‘无聊透顶’。

‘那你们无聊透顶时做些什么呢？’

‘用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之后呢？’

‘去逛窑子。’

我跟着他们去了窑子。天下着雪。飘落的雪花轻盈而又寒意彻骨。他们都喝了酒。守门的让我付了两个法郎的门票。里面是一个很宽敞的长方形大厅，墙上奇怪地画着些黑黄相间的斜条纹。有人在随着电唱机的音乐跳舞。窑姐们长得既不好看也不难看。

其中一个说：‘想来操我吗？’

男的懒洋洋没有答应。

‘来吧，’窑姐说，‘人家好想让你操一下。’”

其他报纸很少提到奥当，他被宣告无罪部分要归功于加缪。[5]看来文字也可以是有效的武器。

加缪为一些被判刑的君士坦丁省农业工人呼吁，他们因为一些并未全部得到证实的贪污罪名，总共被判处了60年的强制劳役。他们在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加缪还为阿尔及利亚人民救援会的普里沃和布阿里申辩，他们因为“煽动制造混乱及针对法兰西至高无上地位的抗议活动”而被判处30天的监禁。

1939年3月，加缪又在梅萨利党人的案件中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就像1937年与他们共同面对共产党的机器一样。他不仅仅是呼吁宣告他们无罪：“土著人应该支持那些支持他们的人，否则他们会让今后任何关心他们的人感到气馁。”因为觉得阿共背叛了梅萨利党人而退党的加缪，现在作为一个言行一致的记者，忠实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他以专栏编辑的身份介入到另外一桩令他感觉不太自在的案件中。他所认识的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埃勒·奥克比教长，被指控资助了针对阿尔及尔大穆夫提(2)卡乌勒的谋杀案。警方逮捕了下流社会的几名妓女和流氓，他们起初招供，后来又翻供了。埃勒·奥克比和另一名被告阿巴斯·土耳其[6]得到假释，于1938年2月暂时获得自由。穆夫提的家属提出上诉，教长二人再次被送上了法庭。这桩被警方和预审法官草率审理的案件就像一部连载侦探小说，情节一波三折，有人被迫作伪证，告密者逃逸，证人被贿赂，被告被非法监禁，而且还“忽略了”对血型和一台打字机的字迹进行分析。谋杀案发生35个月后，教长二人与另外三名“土著”再次坐到了被告席上。这桩案件对于殖民当局来说具有政治上的含义，他们将埃勒·奥克比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发往巴黎的一封电报中，现存体制的拥护者穆夫提将埃勒·奥克比描述成一个进步主义的煽动者。埃勒·奥克比和土耳其后来被宣告无罪，两名次要的被告阿卡沙与莫哈拉被判处终生强制劳役，布克赫拉被判20年强制劳役。加缪用笔名昂塔尔撰文称赞这场声援埃勒·奥克比的伟大战役，因为它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意味。昂塔尔写道，这是一场体现了宽容精神的斗争，“令人想起苏格拉底和伽利略事件”。埃勒·奥克比也是一位诗人。

让加缪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告方的几名证人，鲁弗拉尼、塞勒、高兹朗、马卡西这几位先生都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这个扮演了法官和证人角色的记者只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想法介入了案件：既然大穆夫提是个反动分子、当局的合作者，那么埃勒·奥克比教长自然就是穆斯林或欧洲裔自由主义者的盟友，就像有人对法共所说的那样。反殖民主义者就应该为埃勒·奥克比辩护。不过教长似乎并非无罪，在穆夫提谋杀案中他至少起到了一些怂恿的作用。[7]尽管措辞谨慎，加缪还是忍不住流露出对殖民当局的蔑视。在报道里他有时会屈从于所有持介入立场的记者都会面临的永恒诱惑：对自己叙述的事件进行某种加工或是修改。

阿尔及尔市长奥古斯丹·罗西在加缪眼里象征着殖民主义最恶劣的倾向。这名记者没有忘记《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遭到禁演的往事。喜爱莫拉斯作品的罗西仇视工会，强烈反对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和佛朗哥主义者。他和奥兰市长朗贝尔神父、西迪-贝尔-阿贝斯市长贝拉一道，后来成为首批受到佛朗哥邀请的阿尔及利亚人。罗西给达拉第发过一封电报，拒绝接纳西班牙的共和派避难者。阿尔贝·加缪与彼亚、吕西安娜·让-达鲁、罗歇·梅尼库奇、拉米娜·拉姆迪以及《社会斗争》杂志一道，一连好几个月都在向这个“该死的人”发起抨击。彼亚在其标题新闻中一直保持着对罗西的讨伐，即使没有关于后者的新闻：“罗西先生当然是市长，但不能因为他是市长就可以让歹徒横行街头”；“罗西先生每年要从市财政领取6万多法郎，用这笔钱我们可以救助多少西班牙小孩啊”；“您知道‘赫尔·冯·罗西’这个名称吗？这是德国广播电台对阿尔及尔市长表示祝贺时的称呼。”《阿尔及尔共和报》甚至因为省长质疑罗西的预算而向其表示敬意。这位市长的任何措施，即使是他的行业税收措施，都会遭到《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反对。加缪写道：“我们针对的不是罗西先生个人，他个人算不了什么。”罗西与市政府的雇员发生冲突，他将其中几个停了职，还想进一步将他们撤职。加缪写道：“罗西先生面对的是工会这道没有一丝缝隙的墙。他梦想要当独裁者，可是清醒后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专横粗暴的上司。”罗西发布了一道法令，加缪又写道：“如果我简单概括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会说这项法令古怪、违法而且丑恶。”

加缪兴高采烈地写道：“压制行动已经在市政建筑部门和殡仪馆部门展开，但每次只能解雇三名雇员，否则就会妨碍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看出，这样的周全考虑为罗西先生带来了荣誉。”奥古斯丹·罗西几乎应该为布朗夏尔街煤气管道破裂导致的一起爆炸事件负责，加缪怀着一种职业的乐趣对这次事件进行了5天的跟踪报道。与一篇社会学论文相比，一则经过精辟分析的社会新闻常常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更多的东西，罗西为加缪所阐释的事故责任付出了代价。这名记者边斗争边描述，边描述边斗争。要把事故责任鉴定写得生动是需要才华的：“从他的角度，罗西先生也许有权利和必要减轻自己的责任，事实上他并没有义务为某次灾难提供经费，那是保险公司的事情。但是，当那些不幸的人们（其中很多是手工艺人、在家做活的裁缝、电影院的女领座员，对此我们可以作证）真正失去了经济来源、请他关心一下他们的处境时，他有义务……不要带着一种丑恶的腔调讲话。”[8]

加缪正在构思或撰写的小说、剧本有助于他从事记者的工作，而记者工作反过来也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所启发。他的随笔加强了他对既庄重又情感奔放的文体的偏好，平时个人的反讽化入记者的笔端，形成了论战的风格。当一个律师对埃勒·奥克比进行指控时，加缪犀利地讽刺道：“科洛纳大人提到了埃勒·奥克比‘统治’的进步小组。星期六上午，这位首席律师在谈及为埃勒·奥克比提供的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证词时，嘲笑了由三方宗教人士组织的演讲，说它们将《犹太教法典》、《圣经》和《古兰经》‘出色结合到一起，就像从来如此的三人家庭一样’。像他这样的证人也许都有优秀的头脑，但是也有可能会搞错，即使是在建立一个‘一神教俱乐部’的时候。”

在报道警察局的一次会议时，加缪笔下同时显示出文学家和对话体作家的风格。他先是把自己融入记者这个人物：“在警察局门口，一声‘您找谁，先生？’让我明白自己身上没有参议员的派头。虽然自己身份卑微，但环顾四周还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特别通行证、楼梯、警察局里的各种气味。我就这样被扔进了猛兽丛林之中。”这出短剧里既有讽刺也有叙事：

“突然间有人大声喧哗。乌埃德-弗达的总理事朗居莱尔先生将一位残疾的奥尔良维尔代表带到了一间密室，里奇先生在后面监视着他的动向，另一位马拉梅先生更是挑明了说：

‘别把人带到密室去，’马拉梅先生大叫道。

‘我没有带，’朗居莱尔先生说。

‘我们都看见了，’里奇先生说。

‘没有的事。’……

声音越来越高，是在进行一桩交易吗？是要卖牛要是要买进干草？不，那是马拉梅先生在要求获得权利，当上数千名法国人的代表。看上去像是要打起来了，不过大家都是体面之人，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初入新闻界的加缪对自己的道德原则确信不疑。他不断锤炼着各种表达方式，在谈到奥当案件时这样说：“人们大概注意到了这次判决的理由并未触及到案件的实质。”或者：“明天，蒂阿莱的法官们将要做的不是审理一桩案件，而是要在两个派别之间作出选择：一边是（支持奥当的）普通人，没有头衔、没有财富、没有野心；另一边是徒有精英虚名的某个社会阶层。”

彼亚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报社，凌晨两点左右截稿后离开。连已经校好的稿件他都要再作校对。加缪最初是中午过后开始上班，直至半夜下班，后来他到报社的时间越来越早，干新闻这一行无法只投入一半精力或者准时上下班。随着一篇关于卡比利亚山区的报道撰写完成，阿尔贝·加缪由随笔作家转变为一名大牌记者。所谓大牌记者其实是种荒谬的说法，因为记者只有好坏之分，并无大小之别。1939年3月至6月间他以《卡比利亚的苦难》为题发表11篇系列文章时，他当专业记者才刚刚8个月。做这个系列报道的好处是，加缪得以经常和一些友好的向导乘车旅行，跋涉于平原山区，碰上什么旅店就住什么旅店。[9]没有当地政府官员随行。在写给一位女性律师朋友伊莱娜·达扬的信中他说：“这次旅行我没有得到自己曾期待的那种安宁，我已经到了一个按道理不应该再谈论安宁的年纪。”采访的不便之处是，加缪既不会说阿拉伯语，也不会说柏柏尔语，与人交谈必须经过翻译的过滤。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卡比尔人当成异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值得尊敬之处，相比之下，殖民当局的政策则常常是将人加以区分以便于统治。系列报道的第一篇题为《衣衫褴褛的希腊》，文章的开头好似《婚礼集》中的某个段落：“当你踏上卡比利亚的第一片山坡，看到围绕山丘而建的那些小村落，那些披着白羊毛毡的人，那些两旁种着橄榄树、无花果树和仙人掌的道路，总之那种生活和景色的简朴，以及人与自己土地之间的和谐，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希腊。”加缪并没有见过希腊。起初我们担心这样写会成为一篇游记，就像罗歇·弗里松-洛什在《快讯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10]在逐渐与风景描写拉开距离后，作家加缪显示出了记者的一面：“在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从未见过比卡比利亚地区更加穷困的人。……这里的赤贫让人触目惊心。”村子里的男人几乎跑光，都去了法国谋生，加缪见到了剩下的几个：“他们中四分之三靠政府救济。”他想要“中止……官方对现实含糊其词的说法”。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一个下层白人的儿子，他在看到乞丐、精疲力竭的妇女、因为饥饿而昏厥的小学生、缺医少药的小镇、没有排污下水道的村庄时，会感到“良心不安”。他研究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住房教育状况、高利贷问题和民间手工业。在一篇成功撰写的调查报告中，他将统计数字与亲眼所见融会在一起，但并未让人觉得读起来吃力。他曾听到，或者说通过翻译听到卡比尔人讲的一些话，令人感到难过：“战争万岁！因为当兵至少有人给碗饭吃。……”加缪写道：“他们以为可以用荒谬来对付荒谬。”在卡比利亚，他除了见到一般穷人外，还见过赤贫如洗的人。他从个别推及一般，又从一般想到个别：“某份官方报告估计目前有40％的卡比尔家庭每年的生活费不到1千法郎，也就是说（请大家仔细想想）每月不到100法郎。”在法国，一名失业者每天可以领到13法郎，这能让他购买5公斤面包。“为了解释当地人的低收入与欧洲裔工人高出两倍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殖民当局说土著人可以靠山吃山：他们每天要吃5到6公斤的葡萄！”[11]

加缪没有将卡比利亚地区的所有苦难都说成是殖民化带来的后果，他还提到了历史原因，以及一些非人为的因素：“事情的真相在于，我们每天接触到的这个民族的生活条件比今天落后了三个世纪。”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阿尔及利亚内地农村的贫困，此前他所了解的是城市贫民的生活，现在还记得阿尔及利亚欧洲人说过的一些话：“谁要说这个民族与我们没有相同的生活需要，那是可耻的。”他注意到了“殖民者在对待不幸的当地人时所带有的普遍性歧视”。加缪没有读过太多马克思的著作，但内心赞同马克思的观点：殖民化也会带来进步。以前在小学和中学他没有弄明白比若将军竖立那些军事纪念柱的含义，现在他明白了：“殖民征服之所以总能找到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因为它帮助被征服的人民保留了他们的特性。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地方负有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帮助这个世界上最骄傲、最富于人性的民族之一能够继续忠实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和命运。”加缪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实行民族同化、让这个如此具有尊严的民族成为法国人的话，那么首先就不应该将他们与法国人分隔开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要求。”他尚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民党那些干部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早在梅萨利之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存在着民族主义。和阿尔及利亚几乎所有的温和派、自由派和进步人士一样，加缪无法想象阿尔及利亚会独立，他的采访报道中缺少了这个政治上的视角。

他的舅舅艾蒂安生活贫穷，但还不是一贫如洗。加缪写文章时笔端带着感情：“我并不想抬高嗓门，但是在此却不得不说，卡比利亚的劳动制度是一种奴隶制度，因为我不知道还能用别的什么说法来称呼这样一个工人每天劳动10到12个小时平均工资才挣6到10个法郎的制度。”他在文章中没有宽恕那些卡比尔地主，与殖民者相比，他们“同样过得心满意足”。

这位记者认为博尔吉-莫纳伊埃勒这座土著城市令人满意，那里每月40法郎的房租尚说得过去，但是以当地的工资水平而言，谁能付得起呢？他思考着慈善与社会公正问题，向那些做善事的修女、一位牧师乃至一位副省长表示了敬意，后者每星期“自费”（加缪加了着重号）向50名儿童提供一餐饭。当时的左翼只把慈善活动看作是反动派的一件伪善武器，而加缪对此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我并不认为善心是一种无济于事的情感，但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慈善行为的结果可能会是徒劳的，因此更好的办法是用一种建设性的社会政策来代替它。”他看到了当地市政议员和土著官员行事的专断，“他们拒绝给伊赛尔那些曾经投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穷人提供种子。”他独立于党派组织之外，从事着一个记者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我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哪个党派，而是为了人本身。”他的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篇于1939年6月15日发表，旁边配了一张乐观的照片：一个卡比尔人和一个欧洲人脸上流露着幸福的表情，但是彼此之间隔着距离。在这篇结论中加缪强调了自己的报道所包含的意义，因为他预料有人会批评他，尤其是在报纸发行的阿尔及尔地区：“我不想拐弯抹角地说话。今天谁要是揭露了一个法国地区（我强调这一点）所存在的贫困，似乎就表明自己是个坏法国人。”

有个细节说明了彼亚和加缪的新闻职业观：他们承认自己可能会犯错误。“昨天我们在报道卡比利亚地区的医疗人员人数时提供了一个错误数字，拥有12万5千居民的苏玛姆地区不是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而是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事实上，昨天（6月10日刊登的报道）的数字没有把埃勒-克瑟尔的医务人员包括进去。”报纸很多时候都不喜欢刊登这句话：我们弄错了。

根据1936年所做的人口普查，阿尔及利亚的三个省共有7百万人口，其中包括1百万欧洲人。阿尔及尔的人口即将达到36万，奥兰有16万，君士坦丁省13万。在采访的过程中，加缪发现了卡比尔地区人口外流的严重性，他脑子里沉甸甸地想着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但没有清楚地看到农村和城市里的卡比尔、阿拉伯无产者及半无产者与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之间的不同处境会导致他们的对立。

他的文章也是行动：他想要让分属两个社会群体的阿尔及利亚人团结起来，认为有可能改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后代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看到了人民阵线政府对布卢姆-维奥莱特方案提出的保守建议所做的让步。[12]对于当时卡比利亚因而也是整个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状况，加缪为我们留下了历史记录。他的系列报道发表之后，《阿尔及尔共和报》一直谨慎对待的总督勒波恰好也去了一趟卡比利亚。其中存在因果关系吗？一些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读者后来认为加缪的报道将贫穷现象夸大了，还认为加缪看问题有时较为粗略。在他们看来，当时去趟卡比利亚实在太容易了，从社会学和旅游的角度看并无新意可言。然而，那时又有谁写出过那么有力的报道来呢？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阿尔及利亚国内问题退居次要位置。1939年元旦出刊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将好几个栏目都用于报道西班牙局势，该报的斗争色彩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新闻信息方面，它借助于各种英国报纸，并转载西班牙共和派方面的新闻公报。[13]西班牙内战是一部史诗，受人羡慕和崇拜的纳米亚从战场回来，带回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具体详细，有的内容模糊。1939年8月22日，蓬塞在家中以古斯古斯待客，邀来了罗贝尔和玛多·若索、让娜·西卡尔、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他们对加缪迟迟未到感到奇怪，于是大家就坐到了餐桌前。加缪终于来了：

“对不起来迟了，因为我们把报纸的头版完全重做了一遍。”

接着他用严肃的语气说：

“朋友们，局势已经明朗，战争几乎肯定会爆发。斯大林和希特勒达成了协议，里宾特洛甫明天会到莫斯科，跟苏联人签署一项友好条约。”[14]

报社的记者们花时间在头版标题旁刊发了一则短讯：“最新消息：苏联与第三帝国可能会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这天的报纸上，还登了一篇上述消息传来之前加缪就已撰写好的文章，他用万桑·卡巴布勒的笔名忧喜参半地写道：“应该和希特勒对话吗？……我更倾向于对话，前提是它们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加缪为法国正在发生的压制行动感到担忧：“内忧与外患对我来说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仍然将达拉第的路线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随后的日子里，《阿尔及尔共和报》拒绝相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串通一气。报纸认为，这项协议只是“渲染造势，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它不过是将好几年前签署的两个旧条约重申了一遍而已。”该报宣称，协议没有包含任何秘密条款，只是将愿望当成了现实来表述。终于，迪扎尔在8月的最后一天从巴黎发来报道，揭露了“苏联政府的诡计和背叛”。[15]直到苏联人进攻波兰，《阿尔及尔共和报》编辑部才对局势有了清楚的认识。

该报起初既不赞同也不反对慕尼黑协议。报纸当时没有固定的社论撰写人，时常将客观分析与主观立场混在一起发表。当年的第6期报纸刊登了勒胡从巴黎发来的文章，为该报对时局的看法定下了基调：“如果说慕尼黑协议显然减少了战争威胁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协议眼下并没有为我们带来和平。”[16]两个月后，勒胡强化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慕尼黑协议的签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不应该再有类似的协议了。”[17]加缪私下里思考着当前的局势。罗贝尔·若索谈到法国对捷克人的背叛，加缪对此感到恼火。

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编写了很多快讯，尤其是署名发表了一些关于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国际方面，他只撰文谈论与西班牙共和派有关的内容，像保护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其表示支持。他对《阿尔及利亚快讯报》及其浮夸的风格进行挖苦，那家报纸在评论西班牙国际纵队成员达到本地的消息时，宣称是法国纳税人为他们支付的费用，说这些国际纵队成员受到了一种“希望丰富自己阅历的隐秘欲望”的驱动。加缪于是以轻蔑的口吻评论道：“这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约瑟夫·普吕多姆的文如其人：既自命不凡又满嘴谎言。”随即他话锋一转又叹息道：“对别人表示轻蔑是件很不轻松的事。”[18]

无论是有道理还有没有道理的轻蔑，都很容易出现在加缪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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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延，Cayenne，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和主要港口。——译注

(2) 穆夫提，muphti，伊斯兰教法说明官。——译注

16．读者俱乐部

这一年《阿尔及尔共和报》第4期上出现了书评专栏，用的是一个陈旧的名称：“读者俱乐部”。[1]“与本报大多数专栏一样，本专栏既没有定期发稿的抱负也没有对图书进行系统评论的抱负。”这篇没有署名的专栏发刊词，让人能够感觉出经过彼亚润色后的加缪的文笔，浮夸的自谦之词掩盖了报社人手不足的真相。“读者俱乐部”呼吁大家都来投稿，并不害怕同时刊登相互矛盾的观点和“彼此没有关联的思想”。

《阿尔及尔共和报》难以获得巴黎出版商只为经营状况稳定的日报和周报提供的新书信息。一些朋友，包括做书店和出版的夏尔洛，会告诉他们有哪些新书问世，加缪和纳米亚等另外三名撰稿人便一起进行评论。加缪一共发表了50来篇文艺评论方面的文章，同时还要做新闻报道，继续参与团队剧社的工作，以顾问的名义与夏尔洛创办的出版社合作。他睡得很少，大量抽巴斯多斯牌香烟，吃饭没有规律，有时候与若索夫妇一起去海边过周末。彼亚让他主要负责“读者俱乐部”栏目，因为在彼亚看来他是撰稿人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个。加缪对文学评论的理解就是要不吝笔墨：他喜欢谈论自己喜爱的那些书籍。他的书评既不溢美也不损人，他不愿做那种为了卖弄自己的才智而尖酸刻薄的评论者。作为文学批评家，他有自己的一些原则，但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当时无论阿尔及尔还是巴黎的报纸专栏作家都不知道雅各布森、托马舍夫斯基和俄国形式主义，也不知道索绪尔与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在文学上的应用。

加缪投入到自己的文章写作中，并且勾勒出了自己的小说观念。他最喜爱的作家，马尔罗和纪德，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2]在阿尔及尔的文学小圈子里，他数次借机对这两位作家表达了敬意。阿尔及尔人让·伊吉耶出版了一本他关于纪德的演讲集，加缪对其赞誉有加。[3]在评论安达卢西亚民间故事时，他毫不理会文学批评家通常要考虑的面面俱到。这些民间故事的译文与伊吉耶的著作一样都由加缪和弗雷曼维尔共同创办但是昙花一现的卡菲尔出版社出版，加缪参与了翻译工作。他在评论中赞扬“未署名的译者所具有的艺术品味朴实无华”。事实的确如此。

小说加上剧本，再加上随笔集和哲学论著，常常能像巨大的哈哈镜一样折射出影像，读者从中能够隐约看到经过变形的作家本人以及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时候，他作为记者随意写在纸上的一篇短文，也可能始料未及地成为一面小镜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揭示性，而且更加具体真切。在评论文章中，即使一些普通的思考也会隐约流露出加缪的真实内心：“毫无疑问，爱一个女人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对她产生欲望，反之女人对待男人也完全一样。”在加缪这个大男子主义的阿尔及尔好男人看来，这也许体现了一种“男性化的秉性”。[4]

加缪也知道自己的书被别人评论时的感受：《婚礼集》即将出版，[5]“读者俱乐部”的一期版面被全部用来刊登埃德蒙·夏尔洛出版社的加框广告：

阿尔贝·加缪的《婚礼集》新近问世
售价18法郎
该书为初版
其中100册仿羔皮纸版，售价25法郎
20册日本纸豪华版，售价60法郎

真财富书店，夏拉斯街2号甲

《婚礼集》的成功非常有限。加缪收到蒙泰朗的一封赞扬信，蒙泰朗建议他去巴黎发展。[6]他很感激弗雷曼维尔和他们共同的朋友贝拉米克对这本书的肯定。

加缪在创作上没有刻意去效仿谁，但在谈及自己时他提到了吉奥诺：“他属于道德主义一派的散文家，这派作家较好地体现了法兰西的文学传统。”[7]在加缪这个年龄，一个人可能表现出道德主义而自己并不承认。在关于伊涅阿齐奥·西洛纳的小说《面包与葡萄酒》的评论中，加缪总结了自己的美学原则。西洛纳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在托洛茨基被苏共开除后，他也离开了意共。西洛纳曾经是个“重量级”人物，与之相较，加缪过去只是一名基层党员。西洛纳笔下的主人公皮埃特罗·斯比纳是个共产党员，在加缪看来，他之所以退党是为了继续忠实于工人阶级，但斯比纳并不是工人，加缪这个箍桶匠的外甥想到了谁呢？“如果说这个时代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革命艺术不能无视艺术的高贵价值，不能重新沦落为思想的最屈辱的表达形式。”于是加缪选择了《婚礼集》，以及他正在构思中的《卡利古拉》和《局外人》，作为正面例子以说明《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所存在的缺陷：“在低级的宣传与令人激动的艺术创造之间、在马尔罗所说的‘证明的愿望’（见《轻蔑的时代》序言）与《人类的命运》这样的作品之间，没有任何折衷可言。”加缪选择了激情，因为它不会毁掉艺术作品。

为了报道文学界的近况，他以“因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的笔名撰写了几篇短文。“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的生日是由军人庆祝的。”“身上佩戴着荣誉勋章的让·吉奥诺在回答对此感到气愤的老朋友时，宣称勋章就像良心一样，是他个人的私事。”再见了，吉奥诺！“阿拉贡重申了他对蒂诺·罗西和圣女贞德的崇敬，这乃是帝国所希望的。”永别了，阿拉贡！

“因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提到马尔罗“从巴塞罗那带回了一部影片”，由小说《希望》改编而成，最初的片名叫《农民》。在这个他不久就放弃了的专栏上，加缪同时谈论着文学和政治：“因为把乔治·博奈称作‘达尔丢夫’，诗人皮埃尔·莫朗日被判处5法郎的罚款。如果判到20法郎，那么大家很快就可以做完全讲真话的人了。”

加缪为阿勒杜·赫胥黎的小说《维奇亚的玛利纳》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性长文，文笔有些做作。他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重建世界的愿望，……带着作者所特有的那种融荒诞与逻辑性于一体的风格”。当小说作者提到某种“隐秘而温柔的苦涩”时，那也正是加缪本人的体验。加缪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词汇：荒诞、苦涩、清醒、柔情、伟大、丰富。他的评论才华突然间快速显露出来。他同时在那么多领域工作，连朋友们都没有注意到。他让自己的感性也进行“思考”，在评论两个比他年长7岁的人的著作时，写出了自己最具独特见解的文章。他们都毕业于巴黎高师、拥有哲学教职资格、并不为加缪所认识但是都令他感到惊讶：一个是在业已发表的作品中表现出非政治倾向的让-保尔·萨特，另一个是法共党员保尔·尼赞，彼亚在《今晚报》工作时曾与之过从甚密。

加缪开始评论《恶心》[8]：“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种形象化的哲学。在一部优秀的小说中，所有的哲学观念都已经转化为形象。”加缪专心投入到这篇评论文章的撰写中。[9]《恶心》迷住了他，但是其中的哲学让他感到恼火。在他看来，过多的道德思考“超出了人物与行动”，情节因而失去了真实性。他在《恶心》主人公罗冈丹身上看到了一种“最根本的荒诞性”。加缪并不认同萨特这部小说中的形而上学，宣称“某一类文学的错误，就在于相信生活是苦难的，因而是悲剧性的”。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观察到生活中的荒诞性并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

这篇既有灵感又构思巧妙的文章表达出某种困惑，认为“一部能持久留存的作品的确离不开深刻的思想”。加缪曾在《人类的命运》中读到人生经历与思想的水乳交融，在这位年轻的评论者看来，《恶心》这部小说中人物的经历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理论曲解了生活。”加缪从萨特作品中看出了“一些动人的天赋”，令他难以抗拒，但是觉得这些天赋“被挥霍浪费掉了”。他继续说：“事实上，如果单独来看，这部表现奇特沉思小说中的每一章都包含着苦涩与真实，达到了某种完美的程度。”但是整体上这部小说还不能让他完全佩服。加缪从萨特作品中读出的荒诞性与苦涩比萨特本人意识到的还要多。小说应该首先是艺术性创作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恶心》还不是“一件艺术品”，因此这位让-保尔·萨特不是一位艺术家。加缪没有深入到《恶心》表达的思想观念之中，但是他承认这位“萨特先生”的表达技巧和出色才华。在这位已经享誉巴黎并且获得过民众主义文学奖的作者身上，他看到了“无限的天赋”。《恶心》是“一个我们可以寄予全部期望的头脑”写出的第一部小说：一位评论新手所打的赌。又一句响亮的赞誉：萨特先生是“一位独树一帜、生机勃勃的作家，我们急切地期待着他带给我们新的作品和新的教谕。”

加缪顺带还发现了“萨特先生与另外一位作家之间的相似性，人们在谈论《恶心》时尚不曾提及（除非我记忆有误）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弗朗茨·卡夫卡”。他的记忆的确有误：在《今晚报》刊登的一篇短文中，和加缪一样既关心政治又从事文学的尼赞一边假装自己并不认识萨特（“我想他可能是一位哲学教师”）——实际上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已经是朋友——，一边写道：“萨特先生也许是一位法国的卡夫卡”，并指出：“我们所认识的萨特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学小说家。”

加缪这篇文章不是匆忙赶写出来的。4个月前，1938年7月底，他在给吕赛特·莫莱的信中曾说：“几个星期前我读了让-保尔·萨特的《恶心》，关于这部小说我有很多话想说，它与我身上的某个方面太相近了，让我无法不喜欢它，不过那个方面恰好是我想要与之斗争的。此外，写小说应该是将某种哲学思想加以形象化（加缪坚持使用这一表述方式），作品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将这种哲学思想转换到形象之中。《恶心》里既有哲学思想也有形象，但它们是并列而非交融的，这一点让我感到不舒服，因为书中的哲学思想是我所认同的，但是在读这部小说时却有些难过地看到它失去了力量。这个问题我一时很难表达清楚，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巧合（不知是哪一种？），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这部小说……每当我想谈论它时，就会再次产生以上所说的感受。不过，既然您的塔希提女友认识萨特，我将很高兴了解一些有关他、有关这个人的具体情况……”[10]加缪提到的，是吕赛特的朋友伊冯娜·杜凯拉尔，她在一张照片上身着塔希提人的缠腰布。

加缪对罗歇·马丹·杜伽尔没有加以关注，后者在《蒂波一家》第4卷出版之后，[11]于193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也不去关注右翼的那些有才华的、正走红的作家，无论是“法兰西行动”的撰稿人罗贝尔·布拉西亚克，还是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后者发表了也许是其最好的一部小说《想入非非的布尔乔亚》。被加缪忽略的还有雅克·夏尔多纳及其作品《巴尔贝西鄂的幸福》。

写完关于《恶心》的文章三个月之后，加缪又撰文评论尼赞的第三部小说《密谋》，这部作品获得了为记者型作家设立的同盟文学奖。尼赞继续在法共里待了几个月，直至德-苏条约签署，从那以后他就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在《密谋》中，他谴责了归附于法共的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加缪写道：“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犯下过错时才会如此恼怒，这种愤怒的声音回荡在整部小说中，说实话那是尼赞针对自己而发的，或者至少是针对他自己年轻时所犯的某些错误而发的。”加缪不会如此激烈地去批判自己年轻时所犯的错误，无论是他的婚姻还是入党。

作为作家和介入社会问题的记者，加缪离尼赞似乎比离萨特更近，但他最喜爱的作家仍然是马尔罗：“如今时常有人批评马尔罗这类作家的浪漫态度，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知道马尔罗在革命中是否更偏爱英雄诗史而不是经济建设（尽管整部《希望》都是对这一指责的回答），而在于想一想这位作家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是否真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在追求英雄浪漫主义。”在加缪看来，“应该感谢尼赞没有为了政治而牺牲艺术”，而萨特则有可能为了哲学而牺牲艺术，为此需要用激情来对抗证明某种观念的愿望，用艺术来对抗图解式的写作。尼赞书中关于巴黎的段落令加缪感动，虽然他对那座城市并不太了解；有关希腊纳克索斯岛的段落也同样令他感动，那是一片他梦中的土地。他曾被迫推迟了一次去雅典和希腊岛屿的旅行。

尼赞笔下的年轻主人公们隐藏了一批没有价值的文件，声称要将其转送到苏联，由此投入到一次错误的密谋行动之中。加缪评论说：“尼赞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入党派（共产党）的问题。”带着一种曾经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过来人的口吻，这位《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文学评论家宣称自己走出了错误：“在我们这里不会有人再关心这个问题了。这几年来，围绕入党问题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与争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解决办法：“不过说到底，这个问题与灵魂不朽问题一样无关紧要，应该由个人自己去解决，别人不应该说三道四。”更多的暗示：“入党就好比结婚一样。”是为了找到一个家庭归宿？加缪没有声称介入政治的作家就写不出艺术作品来，不过艺术应该先于政治：“马尔罗入过党，而他就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还想举出阿拉贡的例子。相反，亨利·波尔多先生从未想过入党，但这并不能对他平庸的作家资质起到什么帮助。蒙泰朗拒绝一切朋党行为，却又是本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散文家之一。最后还可以举出尼赞的例子：他不仅曾是党员，而且是激进的党员，但他却是位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作品从《看门狗》到《密谋》都能证明这一点。”

1939年3月，“读者俱乐部”栏目和加缪再次提到了萨特先生。当时德国人出兵占领了波希米亚地区，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在向波兰保证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比起《恶心》来，中篇小说集《墙》更让加缪着迷，他尤其看重“萨特先生引人入胜的叙事，具有深厚的驾驭功力”。

加缪的评论同样也有很多保留。对于他这个刚念完哲学的大学生而言，萨特笔下的人物“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对于他们毫无用处，至少萨特先生是这么描写的。这些作品中的情感常常令人震动，它们所包含的那种残酷的悲怆性，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因为在这些作品所创造的世界里，人摆脱了自身偏见的、有时甚至是自身天性的一切束缚，他被迫观照自己，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一切非己的他人时那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一句加缪式的犀利评语：人“是孤独的，被封闭在自己的自由之中。这种自由仅仅处在时间进程中，一旦死亡来临，它便会突然间令人眩晕地终止。”对萨特式人物的评判：“他的处境是荒诞的。”加缪和萨特都在思考世界的荒诞性问题，但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加缪认同一切伟大的小说作品都带有哲学意味的观点，认为在萨特和赫胥黎作品中也一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会将其创造的世界以及说教带给读者。萨特先生的说教既体现出虚无也体现出清醒。”加缪想要超越荒诞，在他看来，萨特笔下的人物“到达自身的极限后”，在荒诞问题上表现得不够坚定。对于萨特露骨粗俗的语言，这位评论家有所保留：“猥亵的语言在文学上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毋庸置疑，它包含着某种伟大的因素，例如当我们想到莎士比亚笔下的猥亵语言时。但是这种语言首先应该服从于作品本身的需要。就《墙》中的作品而言，如果说《艾洛斯特拉特》的语言达到了这种效果的话，……那么我不认为《亲密》也做到了这一点，这篇作品里的性描写常常让人觉得没有必要。”加缪在评论《墙》和《恶心》时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向萨特强有力的文学独创性表示敬意，但是对萨特作品中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基础则持保留意见。作为报纸专栏评论家他还会面临另外一种风险：“我们完全可能从两部作品出发就去评论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如果他在这两部作品里已经懂得直奔根本问题，并通过一些固执的人物将这个问题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话。”[12]

加缪的文学评论还经常涉及到其他的国家及其精神氛围。这位酿酒工的儿子希望获得自己的西班牙特性，他在安达卢西亚民间故事里发现了“西班牙人心灵中我们所能抓住的最隐秘的东西：对于风雅的爱好、对于生活的热爱（无论是对其美妙之处还是易变之处），以及他们对肉欲画面的感受力。”加缪的阿尔及利亚性格（但不是阿尔及利亚主义）与这种无限的“爱的权利”融合为一体，呼唤这种权利，是为了让其能够实现。与“和谐”一样，“实现”也是加缪的一个关键词。在随笔《阿尔及尔之夏》中，他描写了“一个没有过去、没有传统但是并非没有诗意的民族”，他还在埃德蒙·布吕阿的《波纳寓言集》中重新发现了“我们这个没有灵魂却又生机勃勃的民族的道德观”。加缪喜欢布吕阿语言的活力，评论说“阿尔及利亚人有着自己的语言，不过尚没有自己的文学。”谁来创造这种文学呢？在他看来，除了曾写过《阿尔及尔印象》的蒙泰朗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曾尝试去了解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尔人的精神世界。加缪称赞布吕阿撰写了一本“表现荒诞性和滑稽事的杰作”，他的这篇评论文章并非出于同伴之间的恭维，在他看来，荒诞性会通过机智、反讽、嘲笑和自嘲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加缪在司法机器、卡比尔人的命运和萨特先生的作品中都发现了荒诞。眼下他已经没有时间去巴黎或者替那边的报纸撰稿，所以无法接受《地中海》杂志负责人米歇尔·鲁泽提出的建议，后者曾问彼亚：“您是否愿意亲自为我们的刊物撰稿？……我是否可以征求一下吕西安娜·让-达鲁和加缪的意见？”[13]

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加缪从他的文学专栏中拉了出来。1931—1932年他曾经被免除征兵，现在他来到“应他的要求”对其入伍资格进行复查的委员会，于1939年9月9日将自己的军籍簿填写完整，但是他仍然被“免除服役资格”。11月11日他再次尝试应征入伍，还是没有成功。与退役军人不同，曾经被免除兵役的人是有可能被征兵的，加缪对此一直寄予希望。他曾向格勒尼耶解释说：“我要求入伍……并非因为我愿意打仗，而是因为我不希望疾病在这件事中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同时也因为我觉得自己与那些不太清楚为何要出发打仗的可怜人是休戚与共的。然而给我做体检的复查委员会认定我不适宜服兵役，仍然免除了我的资格；此后，另一个复查委员会通知我和同一批未通过体检的人再去接受检查，结果还是免除了我的资格。”[14]

17．“屁股、悠悠球与蠢妞”

1939年9月3日，联合王国和法国向第三帝国宣战。三千多辆德国坦克正在向华沙挺进。加缪在其手记中表现出现实的态度，他以记者的冷漠和作家的温情在手记中写道：“有些人让一个阿尔及尔的著名医生给他们做紧急手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征兵。……在火车站月台上，一位母亲对一个年轻的（30岁）预备役军人说：‘保重自己。’战争爆发了。可战争究竟在哪里？除了那些应该相信的新闻和应该浏览的布告以外，到哪里去寻找这场荒诞事件的标志？战争并不存在于阿尔及尔的碧海蓝天之间，不存在于夏日的蝉鸣声中，或者山岭的柏树林中，它显然不是跳动在阿尔及尔街道上的那道年轻的阳光。”加缪头脑中充满了回忆，尤其是对父亲之死的回忆。“再过一阵，大概就会见到泥浆、鲜血和无数令人恶心的场面。”《阿尔及尔共和报》预告一份兄弟报纸《共和晚报》即将问世，主编是阿尔贝·加缪，第一期于1939年9月15日出刊，售价40生丁。《阿尔及尔共和报》每期为八个版，而《共和晚报》只有正反页两个版面，所刊文章几乎没有作者的署名。发刊词宣称，创办该报是因为公众渴望知道真实的新闻。这份新问世的日报每天16点左右发售，与那些“欺骗性的宣传报道”针锋相对。主编手中没有几个撰稿人，该报和《阿尔及尔共和报》一样只订购了广播通讯社的快讯，而不是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快讯。巴黎是最大的信息来源，而阿尔及尔却远离巴黎，加缪只能寄希望于报纸的严肃性与反讽风格。首次出刊的那天，《共和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个疑问：苏联会参战吗？副标题带着不确定的语气：据英国报刊报道，苏联可能打算与第三帝国联手灭掉波兰。报纸编辑部使用了一个条件式句子以保留希望。作为反法西斯的强大力量、左翼人士的第二祖国，苏联就这样在左翼的集体想象界中坍塌了。

苏联人对波兰展开了进攻。《共和晚报》未能避免不实报道，它说希特勒可能打算让位给戈林，元首也许会转而致力于文学和美术；此外，德国将于1939年底向平静的法国边界发起总攻。与绝大多数法国报刊一样，《共和晚报》相信了法国政府的通报：一天之中有3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以及其他虚构的新闻。新闻界有时会满足于刊登一些证明交战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的滑稽细节：“德国巡逻队用手榴弹攻击了我们的防线。”奇怪的战争，奇怪的新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笑的新闻。

《共和晚报》在第二版也刊登占据很大篇幅的小说连载：《巴马修道院》。和身处滑铁卢的法布里斯一样，身处阿尔及尔的该报主编并不清楚战场的总体形势。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让报纸每天的空白越来越多。《共和晚报》声称自己的新闻报道最全面、最具洞察力，但它实际上很难洞察局势。为了抗议新闻检查，加缪在报纸上点缀了许多容易为读者理解的名人名言，加上套框，附有作者名字，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则属虚构。斯宾诺莎、莫泊桑、伏尔泰、莫洛亚，诗句和散文，被借用来表明报纸的立场：“这场地狱般战争的美妙之处，在于各方的统帅都让人为自己的旗帜祝福，并在出发干掉对手之前向上帝郑重祷告。”

人在突尼斯城的让-皮埃尔·弗尔上尉关注着奄奄一息的《阿尔及尔共和报》。9月6日他在给彼亚的信中说：“……告诉我一些我们这份不幸报纸的近况，我在这里看不到它。”没有任何一份阿尔及利亚的报纸能卖到突尼斯城去。10月9日，弗尔再次给彼亚写信：“我知道您已经精疲力竭。”后来他在突尼斯城终于买到了自己的这份报纸：“以你们所能掌握的信息渠道，我想很难做出一份比现在更好的信息类报纸了。……在我手头曾经翻阅过的所有报纸里，我们这一份是最令人钦佩的。……代向加缪转告我的友情……并请彼亚夫人原谅我将您带入了这条死胡同里。非常想念你们。”[1]

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的那一天，加缪在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中说：“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开始创作自己的长篇小说（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我已经想好了这部作品的形式和特征。那些主要人物仿佛就在我的周围，生活在贫穷之中，漠然忍受着自己的命运。一幅表现这个世界的美妙画面！没有温情，让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栗。近来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将在没有感到（此处手稿难以辨认）的状态下开始创作，这种自由空闲的状态好极了，甚至现在就能感觉到，不过它也让我感到忧愁和不安，仿佛是在重负之下挣扎。但愿我能把这件事做好。我希望从三件必须马上做的事情中脱身出来得到安宁，和你一起去意大利无忧无虑地享受欢笑与生活。”第二天，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昨天我真的开始创作了。我曾告诉你我要先写长篇（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但我现在实际着手写的是一本关于荒诞的随笔。我对这本随笔的思考要比长篇成熟得多，而且已经完成了其中一章（至少是初步）：关于唐璜的那一章。最近一段时间我写起来比较顺，写出的东西比较清晰和质朴，不像原来那么追求效果。昨天我对自己写出的这一章感到满意，不过还没有时间去重读，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大价值。希望能够一直这么写下去不要中断。”[2]

阿尔贝与弗朗西娜时聚时散，经历着年轻恋人的感情爆发期。加缪信任这位姑娘，将一个失败的消息告诉了她：“《阿尔及尔共和报》就要走到头了，明天将出最后一期。只有《共和晚报》会继续办下去。四分之三的人员都被裁掉了——又多了将近40名失业者！《晚报》留下的只有彼亚、一位编辑和我，谁知道这还能坚持多久呢。……彼亚打算过一两个月就离开，把编辑事务都交给我。我的报酬会稍多一些，要做的事也会稍多一些。（忘了告诉你报纸之所以办不下去，是因为傅尔尼耶广告代理商突然撤销了向我们提供的广告，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此外，事情变糟也是因为我们刊登的‘战争分析’（由加缪创办的专栏）。一位新闻检察官在谈到我时，对某个编辑声称要我当心点，还说‘真遗憾一个那么有才华的小伙子却是个坏法国人’。今天上午，他再次要我停止刊登‘战争分析’，我回答他说我们坚信为了抗击希特勒，就必须也抗击那些想要将希特勒的手段引入法国的坏法国人。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抹去自己的一部分过去，他在仍然是写给弗朗西娜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我刚刚清空了两个箱子，烧掉了里面装得满满的五年来积累的信件，简直是一次狂暴之举，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些对我来说曾经是最珍贵的人，那些曾经赞扬过我的人，那些曾经让我感动过的人，格勒尼耶、厄尔贡、克洛德、让娜和玛格丽特、克里丝蒂安娜，所有这些人和其他人的书信，我都付之一炬了，我的心中减去了五年的往事。无意间，我重读了其中的几封信。我曾经是一个小伙子，后来成了一个男人，这两个从前的我完全判若两人。对于曾经爱我的那些人，我从来不曾让他们幸福过，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而这一切是如此微不足道，我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为了做得更好，也许我还应该把你的信件也都烧了。留下这些往昔的证明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已经准备这么做了，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情绪冲动让我继续这样做。还有很多需要烧掉的，旧日习作，写得不伦不类的随笔，几封作家的来信，马克斯·雅各布、奥迪西奥、马尔罗、蒙泰朗，那将是第二批要烧的东西。今天的这把火烧得我浑身发热，想要停下来冷静思考一下。”[3]

这场战争让加缪觉得荒诞，因为在他看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华沙被德国人包围的第二天，也就是苏联人进攻波兰的当天，深受震动的加缪发表了一篇社论，好似一声呐喊：“左翼的积极分子也许从未有过如此之多感到失望的理由。”无论在阿尔及尔还是巴黎，苏联采取的立场都让人难以理解。“无数的希望和信仰都随着这场战争破灭了。”加缪提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矛盾”。他回顾道：“我们中曾经有很多人不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为何会投入战争。”加缪不赞成肤浅的反战主义，有时还对其加以揭露，但他曾经讥笑过退伍老兵的思想观念。“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们了，因为我们明白了人可能会在并不赞同战争的情况下参与一场战争。”后来他的一篇政治社论中出现了一句奇特的话，“我”再次隐藏在庄重的“我们”背后：“我们知道人在某种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会变得麻木不仁，会把一切都解释为天意。”1914年被征召参战的那些人，包括加缪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的自己的父亲，以为他们投入的是“最后的一场战争”。加缪在这篇社论里追忆起“过去时光那脆弱而珍贵的形象，那时的生活还保持着它的意义：在阳光与海水中嬉戏时身体所感受到的欢乐，还有绽放的鲜花中姗姗来迟的春天。”当他讴歌柏树、黄连木和玫瑰时，《婚礼集》的作者又出现了，他无法认同当前这个笼罩着战争氛围的世界。《婚礼集》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年轻人望着眼前的世界，对于死亡和虚无他尚未做过清晰的思考，尽管已经咀嚼过它们带来的恐怖。”在上述激情洋溢的社论的最后，加缪再次从悲观主义转向了有节制的乐观主义：“也许反抗的偏激之处正在于失去了对人性的信仰。这场战争之后，树木也许还会生机勃勃，因为自然的世界最终总是能够战胜人类制造的历史。但等那一天到来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一点。”这样的笔调与其说是政治评论，不如说是文学作品。加缪显得迷惘，而他不是唯一迷惘之人。

在此之前，苏联曾是人类的希望、反战的中流砥柱。现在呢？加缪以让·麦尔索的笔名撰文认为，“眼下的所有迹象都让人相信苏联已经站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阵营”。[4]苏联想要吞并芬兰。加缪的一些共产党朋友只能说是勉强跟随着法共和阿共的路线，这两个政党流失了不少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因为被捕或者被征兵。初出茅庐的社论作者预料如果不能实现和平，就会出现一场“新的杀戮”。住在报社附近的罗贝尔·若索对此感到愤怒，他不赞同加缪的预言，诘问如果不进行战争那如何才能制止希特勒“这个疯子”。两个朋友为此闹翻了。[5]若索与加缪断交，还因为在玛多和他看来，阿尔贝对待克里丝蒂安娜的方式让人无法接受。

阿尔贝的哥哥吕西安·让·艾蒂安·加缪作为炮兵中士，到设在君士坦丁省的非洲炮兵部队征兵中心报名，加入了炮兵第3团第55大队，而阿尔贝甚至未能加入辅助人员队伍，对此他感到遗憾。吕西安走后，弟弟便尽量每星期去里昂街两到三次看望母亲。沉默的她很少说话：

冷风从窗户吹了进来。
母亲：“天气开始变了。”
“是的。”
“战争期间是不是一直要限制照明？”
“很有可能。”
“那到冬天就凄凉了。”
“是的。”[6]

加缪和其他的共产党朋友没有发生争执，但是停止了来往。在当局拘禁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员时，《共和晚报》是阿尔及尔唯一一家提出了抗议的报纸，无论那些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德-苏条约。加缪带着苦涩注意到：“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无论是那些曾经呼吁抵抗的人，还是那些曾经呼吁和平的人。”[7]他没有使用双重语言：私人笔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观点。他既反对纳粹和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也反对“革命的帝国主义”。在1939年那个时期，有多少左翼人士敢于写下（即使他们是这么想的）“今天的苏联已经成为凶狠贪婪的国家”这样的话？《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揭露了纳粹的真实面目，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革命中看到了一种神秘主义。[8]加缪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其实都是宗教，但不能因此就摒弃德国人民或者将他们叫作“德国鬼子”。

为了填满各个栏目，《共和晚报》将希望寄托在它的主编身上，同时又要避免同一期报纸上出现四次相同的署名。作为资金短缺报纸的变通办法，加缪使用了多个笔名：万桑·卡巴布尔、德莫斯、伊莱内、利贝尔、内龙、佩特洛纳、扎克斯、恺撒·博尔吉亚等。[9]其中“马尔科”的笔名负责说明法国人民和英格兰人民（作为法国人的固执口头语，加缪把“不列颠人民”称作“英格兰人民”）并不想消灭德国，并不想要将其奴役、分割。加缪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在法国和大不列颠，好战精神虽然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来势汹汹，但是两国人民都希望打败德国。加缪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向反对这种“灾难性政策”的总理达拉第表示了敬意，这位时事评论员拒绝被当前的事件和宣传牵着鼻子走，只是将冲突看作一种可能的前景。《共和晚报》让它的大多数读者感到不快，甚至渐渐地让它的创始人让-皮埃尔·弗尔也感到了不快。

战争爆发两个月后，[10]一篇署名“共和晚报”、由加缪和彼亚合作撰写的文章回顾了导致这场战争的诸种原因：“我们仍然认为：1．在希特勒提出的要求中奇怪地混合着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合法的要求（两位作者想说的是占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五分之一的苏台德边境350万德国人应属于德国），另一方面是他的一些无理要求；2．近几年来国际政治的发展以同样奇怪的悖论方式拒绝了希特勒的合法要求，却又满足了他的无理要求，而且在其威逼之下又作出了原先不懂得及时作出的让步；3．在任何情况下，各国都不可能依赖某个条约或某种既成事实将现状永远维持下去，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会受制于各种悲剧性的局势变化。”彼亚和加缪揭露了凡尔赛条约的不合理条款，也揭露了希特勒主义及其对生存空间的要求。在这种时候含蓄提到德国人的“合理要求”——不幸是由希特勒提出的！——需要某种清醒或者勇气。《共和晚报》本来应该明确说明“合理要求”指的是苏台德地区及其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地缘政治分析不应该只限于暧昧的表述。在其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大部分文章中，加缪从不暗示当下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具有隐藏的合理性，无论是达拉第、张伯伦，还是莫洛托夫和墨索里尼。他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历史主义的宿命论，不管是出自外交角度，还是出自经济或者军事角度。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荒诞的认识吗？加缪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和具有善良愿望的人，没有彼亚那么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在上述文章中说：“我们只相信人类历史中存在的宿命，即那种我们自己造成的宿命。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本来是可以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样能够避免的，也许现在仍然还有可能避免。”在1939年10月那样的时期，能够达成一项令希特勒及其扩张主义满意的解决方案吗？这一点令人怀疑。

加缪与几个漂亮女友之间也出现了不和，她们信任他的文学才华，但在政治上保留了不跟随他的权利。他和布朗什·巴兰产生过几次口角，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说[11]：“您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您并不需要，因为您已经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而且不管是否意识到，总之以某种您试图定义的理想或者宿命观为由，您已经接受了成千上万人类的死亡。无疑您对此感到难过，但是在您看来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因而您接受了这一宿命。”宿命在他的书信、手记和文章中成了挥之不去的念头：“不，这场战争不是命中注定的，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乃至任何时候都仍然可以避免。”在进行了入伍的尝试之后，他于1939年11月11日写下了这段谴责执政者平庸无能的话：“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但是不会接受别人告诉我的那些战争理由”。“仇恨今天已经把我们淹没”，对这种仇恨感到厌恶的加缪认为“唯一可以保卫的价值观”是“爱与思想”。

应征加入朱阿夫第9团的弗雷曼维尔同样也对法国宣战感到厌恶。格但斯克有什么好保卫的？他说。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法国！但是在苏联对芬兰宣战的那一天，他却欣喜若狂，以为资本主义终于要被摧毁了。[12]

加缪很欣赏在战争的氛围中英国的一位和平主义候选人能够参加选举。彼亚和他都坚定地认为不能相信任何政党，他们共同撰写了一篇表达信仰的文章，后来从未发表。[13]文章说《共和晚报》“不会支持民族主义的职业活动分子，以及利用别人的鲜血来豪迈抒情的人。我们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在法国参战后，“和平主义者”是一个会招来危险的词语。政府当局逮捕并关押了属于社会党外围、由马尔索·彼维尔领导的工农社会党中的和平主义革命者。当局指责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和平的天真人士是在自认失败：这些不切实际的傻瓜竟希望实现全世界的和平。当局将他们与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非暴力的人士混为一谈。加缪所呼吁的是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因而不属于后一类人。希望大家对1939年末欧洲局势进行思考的这个年轻人，也是当年将《轻蔑的时代》改编成戏剧的那个年轻人。

《共和晚报》无视权威，与被称作“阿纳斯塔西”的新闻审查机构进行对抗，该机构在阿尔及利亚要比法国更为严厉，早在1937年就根据总督的指令开始了运作。[14]弗洛里中校是“新闻审查处”的负责人，该处下设一个欧洲新闻科和一个“土著”新闻科，在处里工作的最初是一些军官，后来又多了一些文职人员，“新闻审查官”这一20世纪极有前途的职业在阿尔及利亚便由此产生。在总督指令的保护下，弗洛里没有将自己的工作简单看作是一项军事任务，而是为其构想出了一个强制性的观念，要在报纸上看到“经过明智筛选的新闻”，他的新闻审查处要领导“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斗争”，他手下的审查官们要执行一项任务：“将殖民地报纸的编辑工作引向当前局势所要求的方向。”

以加缪为首的《共和晚报》编辑人员对军事新闻报道方面的审查表示接受，这些记者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挑战并非率性而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对于精神思想的审查。”批判的精神拒绝任何政治路线，而中校领导的新闻审查处不接受精神思想的自由表达。此外，这些被派来进行新闻审查的军职和文职人员大多数都是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或沙文主义倾向的官僚，他们不想招惹麻烦，一旦出现可疑报道，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一禁了事。

他们还对报纸文章进行掐头去尾的剪切，例如由巴黎《民众报》发表、《共和晚报》转载的雷翁·布卢姆的文章。固执的加缪采用了各种打擦边球的方法。《共和晚报》的新闻来源非常有限。他们已经不是在报道新闻，而更多是在进行一项特殊的工作：报道关于新闻业的新闻。加缪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战争没有进行明确的表态，而是通过转引法国本土及外国的报道，试图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新闻审查官们尽管拥有绝对权力，但是对于《共和晚报》转载的法国和英国报纸的文章片断却不知该如何下手。《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有利于加缪这位《共和晚报》主编的文章：“斯大林行事既不是出于对希特勒的喜爱，也不是为了拯救各国的民主制度，而是基于俄国的利益。他采取的一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15]对于加缪来说，他要做的不是去赞同什么，而是要作出解释。他几乎再次倾向于尼赞的观点，后者虽然从法共退出，但仍是列宁主义者，他对斯大林表示理解，而对法共的政策则无法苟同。加缪更多是从历史学家而非新闻记者的角度，连续几周在报纸上提出了他自己构想的凡尔赛条约草案，他用扎克斯的笔名宣称“应该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审查官们剪去了这份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希特勒主义的得势本来并非不可避免。”这句影射战前各大国所犯错误的话没有引起审查官们的注意，加缪指的是当时应该保护世界免遭纳粹的威胁，并把德国从这一威胁中解救出来。

作为想象力丰富的主编，加缪创办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栏目：“以战争眼光看世界”。这个密集荟萃了各类匿名文章的栏目一看风格就知道创意者是谁。晚报的刊名下面有一行虚张声势的文字：“一份信息类和评论性的日报（有六个词被审查删去）。”加缪在他最好的栏目里经常引入评论或新闻。“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向读者推荐阅读一些书籍，它们的标题在审查官们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有经验的读者来说则意味深长。这些书籍包括阿兰的《战神或被评判的战争》，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该栏目还建议读者思考凯恩斯关于凡尔赛条约在经济上可能导致何种后果的著作。突然间，加缪刊登了——部分内容被删节——伏尔泰《哲学词典》中关于战争的文章，超越历史的论述被借用来解释当前的局势。“看世界”栏目还引用《光明报》、《被缚的鸭子报》、《乌鸫报》和《布尔高涅共和报》这些最不循规蹈矩的法国报纸上的内容。加缪极其厌恶那些好战歌曲，他以研究士兵歌曲为名将这些歌曲刊登出来，实际旨在对其进行抨击。在“令人憎恶的类别”中，他找到了1915—1916届入伍士兵集合时唱的歌曲：

迎着炮火，全体向前冲，
这是最后的战斗……

不知是出于善心还是没有看清楚，值班的审查官批准报纸刊登了作为“法国军队新歌”类别介绍的那些歌词，其中有一首受到加缪的喜爱：

……那是屁股，那是悠悠球
那是傻冒，那是让我们获胜的刺刀
那是小娘们，那是悠悠球
那是带给我们光荣的蠢妞。

带来光荣的战争同时也是一段荒诞的时光。加缪与弗朗西娜交流着自己的内心体验和思想：“告诉克里丝蒂安娜（弗尔姐妹中的老大），我相信自己绝不是唯一正在体验着荒诞意识的人，恰好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由此带来的后果。……大家常说某件事‘真是荒诞’，说完之后他们照样纳税、照样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宗教机构。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一旦说了‘真是荒诞’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事实上这只是刚刚开始。这种需要用一本书才能讲清楚的问题我当然无法用几句话就说明白，不过对我来说这主要是个理性的问题，其次才是道德的问题。对于一战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中的荒诞性就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只有当我们带着严谨与诚实去深入思考老生常谈，才会有哲学思想的出现。我完全可以把‘时光的流逝’或‘人必有一死’这类陈旧话题当作思考的出发点，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有所感悟。而我希望从中感悟到的，是某种人性的、睿智的、属于某个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某种指导性准则，根据这样的准则生活只有在以自身为目的时才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为了给空想提供借口。况且，既然各种道德观在这样的观点中并不具有重要性，因此它所创立的更多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某种生活的方式。”

两天之后，阿尔贝向弗朗西娜诉说了自己的厌倦心情：“自昨天以来我都处在疑虑之中。昨晚我开始撰写关于荒诞的随笔，此前我已按照自己的心情写出了一些零星片断，但是真正的工作还有待完成，必须一段一段地撰写润色，将所有内容融入一部完整的作品里。这就是昨天晚上我开始做的事情。刚写了半个小时就全乱了，因为写下的那两页与我想要表达的感受比起来很幼稚，我还没有思考清楚，所以迷失在细节之中了。于是我放下了笔，突然想到也许自己并没有能力写这样一篇东西。要说思想每个人都有，但是只有将思想融入到作品中、始终保持住自己对创作的驾驭，那才能叫作家……迄今为止我只是将写作和感受生活当作消遣而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生活也当作了一种消遣的方式。现在，我是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有关构思，开始撰写一部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作品，而正是按照我的构思，这部作品必须是一次完全的成功，内容必须始终明晰，每一处都必须完美无瑕。这样的境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即使没有能力达到。”五天之后，写作再次搁浅，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我停下不写了。现在一落笔字里行间都是我想要追求完美的意愿，我写下的与其说是自己感受到并且想传达出来的那种炽热激情，不如说是一场自己并未真正投入其中的智力游戏。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没有把那种激动的情绪融入其中，而缺少了那种激动的情绪，一切都将失去价值。也许需要随意一些，需要某种放弃，眼下我太孜孜以求，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想要做的事，把自己弄得高度紧张，已经不会写作了，甚至在飞快写信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今天晚上我没有再做努力，以后一旦需要我就会停下笔来。如果不能将自己思考好的内容写出来，我就索性不去写，什么都不写。宁愿看书、散步、等待。等待什么？我一无所知。反正与其写出一篇与自己的全部感受不符的东西来，我宁愿什么都不写。”[16]

1939年12月份，《共和晚报》“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引用了德国人费希特的一段话：“为了显示勇气，我们并不需要拿起武器。生活中往往要求我们的是一种更大的勇气，那就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将自己置于他人的评判之上。”

《共和晚报》的广告来源很少，读者也不够多，销售的数量不到六千份。加缪在“看世界”栏目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必须“拒绝欧洲一切现存的制度，而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他用阿里尤斯的笔名呼吁建立一种有必要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对某个人、某个团体、某种教义的虔信，甚至也不是对某个阶级、某个政府的虔信。”加缪拒绝从属于某个政党或者组织：“只有当我们对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作出思考和行动，并且使经济集体化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他相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既不是由工人国际法国分部也不是由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彼亚一样，加缪深感孤独，这种共同的孤独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12月，他们已经厌倦了和新闻审查官们打游击战，也厌倦了信息来源的匮乏。彼亚撰写了一组论新闻信息的文章，此前尼赞出版了《9月纪事》一书，[17]对慕尼黑协议的传奇故事进行分析，1939年底的彼亚和加缪都感觉与尼赞心灵相通。彼亚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引述了尼赞这部新作中最有教益的部分：长达11页的序言。加缪则密切留意着这些关于新闻从业方法的论述。和尼赞一样，彼亚也在思考信息流通的问题，特别指出了一则国际新闻在流通时要经过的各种环节以及因此而受到的种种扭曲。他将新闻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一个严谨的新闻业应该制定出一些自律的规则。1939年的法国报业界很少有总编会公开宣称自己致力于这种业内的自律。彼亚对记者们的日常工作、各个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各种文献、口头和书面的信息来源以及通讯员所提供的新闻都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讯员所提供的新闻对于《阿尔及尔共和报》来说是不够多，对于《共和晚报》来说则是匮乏。彼亚的系列文章许诺要采取改革措施，但是在第五篇文章经审查被部分删节发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加缪思考并且借用了尼赞说过的一句话：记者“是记录即时事件的历史学家”。[18]即时事件是新闻记者和社论作者的素材，是日报与周刊的当下内容，它们脆弱、稍纵即逝，转瞬之间就会成为需要回望的过去。

这一年的岁末，报社里一片惨淡，大多数的撰稿人都已四散，《共和晚报》的未来看样子面临着威胁。报纸的财政收入微薄，创办者和股东都为此担忧，而且对“以战争眼光看世界”专栏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办报路线感到愤慨。两位重要的领导成员对报纸所持的立场感到恼火，其中之一是作为军队邮政局上校局长应征入伍的卢亚尔，另外一位是弗尔。后者认为《共和晚报》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19]而且报纸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又不具有任何商业价值。彼亚和加缪作为独立和高傲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都不征求卢亚尔的意见，而卢亚尔本来是能够接近总督府的人。由于应征入伍或者意见不合，部分朋友与加缪疏远了。忠实的蓬塞从部队里获准休假，到科契兰街来看他，发现他神色凝重，但几乎没有表现出气馁。

1940年元旦报纸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没有提及当前局势但也并未脱离现实，该社论以加缪式的感人语气声明：“人的唯一高贵之处就是与超越了自己的事物作斗争。今天所应该期待的不是幸福，而肯定是这种绝望的高贵。”这位主编告诉他的读者：“你们将会铸就自己的幸福与尊严。”报纸下方的一个方框里引用的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福音书：“愿世间的和平属于拥有善良愿望的人。”报纸原材料的供应商因为收不到货款而大叫大嚷，价格能够接受的纸张已很难找到。这份报纸在一片敌意的汪洋大海中艰难求生。总督手下的各个部门对该报感到恼火，审查官们更是怒气冲冲。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加缪和彼亚索性公开出言不逊：你们居然查禁了伏尔泰的文字？！而且正在查禁你们自己的上司、巴黎新闻局老板让·吉罗杜的文字！这份规模不大的日报没有泄露任何军事上的机密，但是却传播着一种与时下舆论相反的道德观。比起《阿尔及尔共和报》来，《共和晚报》表达了更多的怀疑与疑问，在某些新闻的上方加上了“本报对该消息的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的字样。别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的讨好当局的，都从不会采用如此慎重的报道口吻。最有来头的《阿尔及尔回声报》用大量的官方公报和政府部长们的宣传口号对读者进行轰炸：“我们将像钢铁一般坚强地赢得胜利。”“我们将战胜敌人，因为我们是最强大的。”德国的水雷和潜艇在大西洋战役的初期占据了优势，《回声报》和《快讯报》解释说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法国的部长们就是这么断言的。我们有最好的军队，官方新闻的虚张声势与其信用成了反比。《共和晚报》没有理由希望法国能够与德国达成和解，比它规模更大的那些报纸错误地传播了一种关于战事的愚蠢的乐观主义，它们声称的阵地战尚位于法德边境；《阿尔及尔回声报》吹嘘说：“战争还只是一些小规模的接触，法国军队牢牢控制着战局！”加缪之所以觉得这场战争还有可能避免，另一个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列颠人与德国人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他高估了希特勒接受和平的意愿，不过从军事角度讲，他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至少不是纳粹的黩武主义。

《阿尔及尔回声报》听命于巴黎，对战局信心十足，而《共和晚报》却是一份独立并且咄咄逼人的报纸。《回声报》的版面上很少有因为被审查而留下的空白，该报驻巴黎的通讯员兼社论作者弗朗西斯科·洛朗撰文要求政府成立一个新闻部，因为“现在只有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太简单化，对报纸内容要么下令宽容放行，要么查禁。”[20]这种新闻观是从公共权力部门和读者角度考虑问题，因此有别于彼亚和加缪的新闻观。洛朗希望能够“恰当左右舆论的神经”，而《共和晚报》读者数量在下降，影响有限，既左右不了舆论，也左右不了当局。

该报的记者与审查官们一直相互谩骂，1940年1月6日，警官戴勒卡夫去了一趟报社，回去后在报告中写道[21]：“彼亚先生（原文如此）接待了我。”彼亚向他宣称，以杜布依上尉为首的军人审查官认为《共和晚报》“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警察与军人常常分不清各种政治立场，将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混为一谈。彼亚还宣称“军队里向来的原则都是不任用有能力的人”，这番话对于解决加缪和《晚报》面临的麻烦当然不会有助益。警长和杜布依上尉向上司作了汇报。经过一番争论，给报纸打了几次电话的杜布依上尉突然来到报社，对《晚报》的样稿又评论了一番。彼亚挑衅地说，他一定会要求将新闻审查处处长弗洛里中校调离岗位。报纸与审查处的游击战现在变成了正式战争，加缪和彼亚没有赢得最后的战役，1月10日这份小报出版了第117期，此时阿尔及尔的奥林匹亚影院正在上映芭芭拉·斯坦维克主演的《永别了》，“以战争眼光看世界”栏目引用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一句话：“人类的伟大价值就在于人自身”——这是一声激昂的、含义模糊的、最后的呐喊。就在这同一天，警察分局局长、阿尔及尔省特警队队长布赖特先生要求与报纸主编阿尔贝·加缪先生见面。[22]局长正式通知他阿尔及利亚总督先生已于1940年1月9日签署决定，根据1939年8月24和26日颁布的有关法令，中止《共和晚报》的出版。加缪在通知书背面签了字，禁令的法律权威以及一堆无用的文件得到了尊重。在此之前，《阿尔及尔共和报》已经于1939年10月28日在出了第387期之后“暂时”中止了出版。1940年1月10日这一天结束时，警察局长从报社搜走了110份已经捆扎好、准备向订户递送的《共和晚报》，此外还从各个报亭、烟草店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收缴了1051份报纸。这位政府官员还具体说明了在被没收的1161份报纸中，有107份是在第6区收缴的，5份是在第7区收缴的……《共和晚报》夭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可避免、符合逻辑的自杀行为：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使其能够平衡财务收支的读者数量。战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第二个则是批判的精神。1月10日晚上，彼亚和加缪与报社14名工人中的10人进行了商谈，后者希望能够拿到薪水。彼亚说会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来结清他们的工资，他建议工人们先去找点事做。等到2月21日报社的账目审核完成后，工人们的工资每天减少了两个法郎。

一连三个星期，加缪和彼亚都在四处游荡。在经历了艰难但是令人兴奋的几个月之后，他们忽然间落入了空虚之中。严肃认真地从事新闻业能够让人充满激情。彼亚现在除了返回巴黎外没有别的选择，他估计有可能在立场接近共济会和人权联盟的《光明报》或者《巴黎晚报》找到事做。加缪也必须寻找一份工作，彼亚能否帮他也去法国呢？加缪希望找到一些给私人授课的机会，同时再找一份新闻工作干。他和一份正在筹划中的杂志《北非画报》的经理卡尔波奈尔先生商谈过，又去找了印刷官方出版物和六合彩票的艾马纽埃尔·安德烈奥。他必须避免触犯当局：在别人眼里他身上带有火药味。拟议中的杂志未能办起来，加缪再次失业了，手头又没有积蓄，并且和彼亚一样，受到官方机构的监视。

阿尔及尔港务警察局1940年2月8日的报告称：“皮埃尔·杜朗，又名帕斯卡尔·彼亚，被禁的《共和晚报》的社长，于今天11时乘坐‘阿尔及尔城市号’轮船离开了阿尔及尔，同行的还有其比利时籍的岳母昂热诺·玛格丽特、两岁的女儿以及他的妻子。”[23]

阿尔贝·加缪已经学会了在报纸上创办各种栏目，学会了撰写新闻报道、分析文章、评论文章、法律专栏和文学专栏的文章。突然之间，他就像一个已经拿起画笔和颜料的画家被禁止了绘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生活，并且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闻道德观。在参与创办两份特殊的、像一对年迈夫妻一样先后夭折的报纸的过程中，加缪度过了一段苦涩、幸福、清醒和荒诞的时光。

18．布伊斯维尔的一处海滩

加缪在报社时每天工作8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眼下失业的他有了时间来写作自己关于荒诞的随笔，润色一个已经完成的剧本，同时创作一部小说。

做记者的时候，他曾在信中对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说：“写作……总是没完没了，我刚完成了《卡利古拉》，可我觉得还应该写得更好，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我还得再做修改。星期六我要搬回母亲家住，重新开始我的小说创作，这一切都要花费很多时间。”[1]他还认真考虑到了自己的私生活，在致克里丝蒂安娜的同一封信中说：“（之所以搬回母亲家住）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承认的原因，那就是我害怕再见到F．（弗朗西娜）。我想见到她，但是不愿再与她有任何瓜葛，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也许应该让所有这些都成为过去。我需要精神上的自由，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自由，来完成我的作品。”1939年8月，在两个女人之间徘徊不定的加缪主动提出与克里丝蒂安娜以及团队剧社的几名成员，包括P．A．埃默里和路易·米盖尔，一同乘坐拖网渔船前往希腊旅行。对于疲惫不堪的加缪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完成自己的作品：“我无法让自己的心思离开《卡利古拉》，它无论如何必须成功。它和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以及关于荒诞的随笔一道，构成了我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敢于将其称作‘我的作品’了。”此时的加缪还不满27岁。“这是个困难而不易取得成功的阶段，它将决定我今后全部创作的面貌。”文学、哲学和道德的三步曲——加缪寻求的更多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方式，而非某种思想体系——在他的头脑中日渐清晰，并被付诸笔端。他有能力最终完成吗？“面对眼前的工作，我感到自己苦恼而笨拙。不过我会坚持下去，我相信（关于荒诞的书）会写出一种独特之美。”这种为随笔下定义的方式很有趣：首先是美，而不是真。两年来加缪一直在写创作笔记。[2]1939年9月至11月，因为生活拮据他搬到了母亲家中，在那里勤奋写作了三个月。此时的他孤单而平静，然而报社却倒闭了，他险些丢失了自己“那本书”的创作笔记，他既担心失去那个本子，又害怕重新找回，因为那里面有他决定以文学之火净化心灵之前不久写下的随笔集的部分内容：“很久以前（两到三年前），我曾以为自己有权利像所有人一样，享受一种普通人的幸福。”这里所指的是弗朗西娜·弗尔。“那个时期我把一切都搞糟了。直到前不久，心灵正直而为我所喜爱的弗朗西娜给我打了电话。我同意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要说我同意这么做毫无遗憾，那我是在撒谎，弗朗西娜也清楚。事实上我失去了许多快乐、许多朋友，但我还是尽力接受这么做了。”[3]

军队拒绝了他的入伍申请，这件事还在令他痛苦。“我曾想，如果在防空洞或前线，我毕竟还可以孤独而自由地去蔑视世界，可他们连这种肮脏的慰藉都拒绝给我。至少在今天，我仍然想要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尝试去维护那些对我来说仍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青春和友情。”他曾经想申请一份“国外的工作，或是如有可能最好是在奥兰的工作。”[4]

在那些他所看重的人当中，有一位伊冯娜·杜凯拉尔，父母是法国尼姆人，加缪于1939年10月与她相识。来自法国的杜凯拉尔在阿尔及尔大学注册攻读高等学习文凭，她的朋友吕赛特·莫莱在一家露天咖啡座将阿尔贝介绍给她。她常去“真财富”书店和夏洛的书店，参加团队剧社的会议，加缪还介绍她读舍斯托夫的书。伊冯娜在女子高中做了六个月的哲学代课教师。她喜欢加缪那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感、他的亲切、他的友情、他那种以轻浮的语调表达自己深刻思想的方式、那种近乎玩世不恭的反讽，尤其喜欢他讲话时非常专注的眼神，“仿佛灵魂浮现其中”，[5]让伊冯娜怎能不爱他？那段时间，他住在一栋名为“两个奇迹”的孤零零的小屋里，离非洲圣母大教堂不远。与布朗什、吕赛特和克里丝蒂安娜一样，伊冯娜也知道加缪已经与弗朗西娜·弗尔订婚。住在奥兰的弗朗西娜在1938年至1939年那段时间里正在考虑——而且向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吐露了这一点——她是否应该屈服于加缪的殷勤。到1939年秋天，屈服变成了事实，而加缪与吕赛特、伊冯娜等人，几乎或根本就没有断绝过来往。

他在奥兰度过了1940年的前三个月，面对诸多爱人、各类激情、不同的城市和女友，他感觉自己被撕裂了。在《婚礼集》中，他对自己的天性和混乱的生活进行了理论归纳：“做人并不总是件容易的事，做一个纯洁的人就更难。”他呼吁得到无限度的爱的权利，无论就心灵还是肉体而言。在撰写有关荒诞的随笔集时，他不仅仅探讨了反抗与自由、意识、死亡、自杀、自己曾经做过的演员；不仅仅探讨了断言“情人、演员、冒险家其实与贞洁者、公务员和共和国总统一样都在上演荒诞”的那个征服者；他不仅仅思考了哲学与长篇小说的关系，以及卡夫卡和西西弗；他还就唐璜这个人物作出了总结，不过完全不涉及对女性唐璜的讨论，尽管在他周围不乏这样的人物。他笔下的唐璜不是加缪，但也是加缪。[6]这位随笔作家注意到：“如果光是去爱就已足够，那事情就太简单了。事实上越是去爱，荒诞就越是坚固。”他是否由此推断出爱情，至少是激情，会趋向于消失；或者激情会转化为亲密感情呢？“唐璜并非因为缺少爱情而不断寻求女人。”与他笔下的唐璜一样，加缪也只是一个“寻找完美爱情幻象的人，不过这样很好，因为他总是以同样的激情来爱那些女人，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因为他必须不断重复这一天赋和这种深刻体验。”那些美丽多情的女友们对她们与加缪之间关系的持久性也并不抱有幻想。

弗朗西娜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善解人意、坚忍、有耐心、正直。加缪在随笔集中还写道：“由于以上原因，每个女人都希望带给他（唐璜）任何人都未曾给予过他的东西，而每一次都大谬不然，她们只是让他感到需要这种不断的重复。”而且，随笔集在“唐璜主义”一章的第一段末，写下了这么一个画龙点睛的精彩句子：“为什么要爱得少才能爱得深？”在勾勒唐璜这个荒诞人物的文学画像的同时，加缪也将自己的个性描绘、暴露出来：“对于那些热情、陶醉的脸庞，他总是一瞥而过，将其储存在记忆中，不作停留地继续向前。时间的脚步与他同行，荒诞的人就是与时间相伴随的人。唐璜并不想‘收集’女人，他只是在尽可能多地阅历女人，并与她们一道穷尽自己生命的种种机遇。‘收集’意味着依靠往昔生活却拒不承认其遗憾，而遗憾乃是希望的另外一种形式。唐璜是不会去回顾那些女人的画像的。”毫无疑问，加缪在故意混淆“我们”、“我”、“他”这三种人称代词。如何定义爱情？学院式和概括性的回答是：“按照书籍和传说告诉我们的某种集体性看待方式，我们把那种将我们与某些人联系到一起的东西称作爱情。”加缪个人的回答则是：“然而，我所知道的爱情乃是欲望、柔情与智力的混合体，是把我与某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复合体。这一混合体的构成因人而异，我无权用同一名称来涵盖所有的经历，这意味着不应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它们。”

从不知足的唐璜试图为自己对女人的厌倦作出解释：“他离开某个女人，并不一定是因为对她不再有欲望（一个漂亮女人总是令人向往的），而是因为他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了欲望，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永别了，布朗什！再见了，克里丝蒂安娜！他既非圣人、理想主义者，亦非意志薄弱者或不道德之人，再说什么又是道德呢？加缪同意唐璜身上有利己主义，但是并不强调唐璜与上帝的关系。唐璜和他一样，否认上帝的存在：“我很乐意去相信传说中虚张声势的好汉，相信心智健全之人在向一个不存在的神灵挑衅时发出的狂笑。”享乐与禁欲是“同一种精神贫乏的两副面孔”。加缪想象着在西班牙修道院的某个斗室里结束一生的唐璜，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了唐璜，这一想象使他不得安宁。后来，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谈论征服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未曾吐露的话比说出的话更能表达一个人，我将有很多不会吐露的话。”现在加缪已经懂得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加以改头换面，这在纸上要比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容易。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弗朗西娜既令人满意也令人遗憾，她代表了某种可能的未来、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缪疯狂地烧毁了从前的信件，仿佛要将过去销毁一般。

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弗尔很专横，像阿拉伯的兄长一样不许外人碰她的妹妹。她喜欢支配别人，既关心弗朗西娜，又对她进行控制。自从弗朗西娜认识了加缪，弗尔一家人就试图阻止这段纯朴温柔的爱情。

“我想我会嫁给阿尔贝·加缪。”弗朗西娜说。

“阿尔贝·加缪是什么人？”[7]

弗朗西娜解释说，他没有钱，没有职业，患有肺结核，即将离婚，出于对自由的爱好，不希望再次结婚。一个穷光蛋，一个病秧子，一个没有职业、朝三暮四的人？他曾当过记者，现在不是了。一个作家！谁能靠写书活命？真是找了个好对象！所有这些介绍都不会讨一位母亲的欢心。弗朗西娜拿出一张加缪的照片。

“他长得像个小猴子。”克里丝蒂安娜说。

“是最像人类的猴子。”弗朗西娜反驳道。

她并不总是与加缪一起生活，但是却始终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欣赏这位既优雅又严肃的伴侣的优点，有时甚至是她的缺点。弗朗西娜曾经爱过的男人都身体欠佳，例如诉讼代理人的儿子，一名学法律的大学生，而加缪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好。弗朗西娜曾经幼稚地钟情于自己的舅父董东·夏尔雷，一个装着木头假腿、喜欢运动的色鬼，此外她还喜欢过两个比她年长的男人，一个是河流森林管理处的处长，另一个是小学督学。她曾是基础数学班中少有的女孩子之一，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她会弹钢琴，曾和夏普隆姨妈一道在奥兰女子高中礼堂引人注目地举行过钢琴演奏会。比她年长一岁的加缪和她在一起时，表现得像家长般既严厉又慈爱。

弗尔一家不属于奥兰那些显赫富有的大家族，诸如从事印刷业的海因茨家、从事烟草业的巴斯多斯家、经常招待宾客的桑托西尔德侯爵夫人家族，以及地主圣·皮埃尔家族。

“唉，瞧人家圣·皮埃尔和米克隆那两家人。”弗朗西娜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低声抱怨道。

姓弗尔的家族成员们很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大家庭，其坚不可摧的核心是这位母亲及其女儿们——克里丝蒂安娜、苏茜以及最小的弗朗西娜。这一大家人在奥兰的阿尔泽街租了几套彼此相邻的公寓：费尔南德和女儿们住在65号，让娜姨妈住63号，夏普隆姨妈一家住61号。穿过露台，63号和65号彼此相连。阿尔泽街往东延伸是突尼斯大街，往西是朱阿夫第二团大道，这条街与阿尔及尔的米什莱街有些相似，但要更窄一些。加缪一家人对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记忆很早就模糊了，但弗尔家则不同，这个家族的成员至今仍然会谈起外祖母克拉拉·图布尔，一个信仰柏柏尔教的犹太人，或者说信仰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她一生困苦，到晚年变得沮丧消沉：儿子于1917年成了残废，丈夫则因癌症早早过世。一家人同样也还记得祖父，他曾经在奥兰港口做事，修建过阿尔泽街的拱廊，如今我们在石板上还可以看到“弗尔父子承建”的字样。这条街67号大门右侧的一块牌子上刻有：“阿尔及利亚建筑企业‘奥兰女士公司’所属房产，1907年，编号11。”65号的门边上也有同样的牌子。

费尔南德的丈夫是朱阿夫兵团的中尉，与阿尔贝·加缪的父亲一样死于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弗朗西娜是遗腹女，于同年12月出生。战争期间，费尔南德曾发誓如果她的兄弟能免遭杀戮，她就皈依天主教。三个女儿接受洗礼的时间则比较晚，按照规矩，她们参加了初领圣体仪式。苏茜是最不信教的，弗朗西娜也不信教，但是出于唯美趣味，这位爱好音乐的姑娘几乎总是去参加子夜弥撒。姐妹几个曾经去法国参观过凡尔赛、巴黎和法兰西中心地带的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她们在那里生了病，在一位亲戚厄特利太太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弗尔中尉的遗孀早年读到高一就辍了学，丈夫死后，她拿到了大学文凭。为了抚养三个女儿，她曾经做过制帽女工和土地信贷银行的雇员，还卖过瓷器，后来进入邮电部门从话务员做到电力监督员，最终进入了管理层。费尔南德·弗尔不仅工作，而且料理家务、做饭刷碗、洗衣熨衣、擦拭家里的铜器。她读塞维涅夫人、科莱特、契诃夫的书，还有像《讲座》这样的传统杂志。她不明白卢梭如何能写出《爱弥儿》却又抛弃自己的子女。她尊敬那些佩戴荣誉勋章的人，管理着祥和的家庭并统治着好客的一家子人。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尽管关心她们一家人的姐夫路易·夏普隆——孩子们的姨父、表姊妹玛内特和尼科尔的父亲——因为自己在战争中苟活下来而内疚，在经济上资助她们母女。在骨肉亲情的关系中，费尔南德拥有令人生畏的权威。

这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大女儿对弗朗西娜不仅仅是一般地爱，而且是疼爱有加。作为国家负担的战争遗孤，姐妹三人都投身于教育，克里丝蒂安娜和苏茜读文科，曾经时常去巴黎的费奈龙高中。克里丝蒂安娜考取了塞弗尔高等师范学校，眼下在奥兰女子高中教书。弗朗西娜则获得了阿尔及尔大学的数学文凭。母亲和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对她的未来感到忧虑，她们关注着弗朗西娜和阿尔贝之间时断时续的关系。费尔南德同意弗朗西娜留在阿尔及尔继续学业。

1940年初，没有职业、没有收入又居无定所的加缪经常往返于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最后在奥兰安顿下来。能让他定下心来的，只有他的作品。他作出了让步，承诺与弗朗西娜结婚，不过没有保证忠实于她。如同重视荣誉的西班牙贵族一样，这一承诺对他产生了约束。他热爱友谊和爱情，就像热爱生活本身一样。在给吕赛特·莫莱的信中他写道：“那些在我眼中对生活充满激情并渴望幸福的人总是吸引着我。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女性朋友要多于男性朋友。”[8]很少有男人能对女性怀抱真正的友谊：“总是存在着某种暧昧——某种双重游戏——，某种从一开始就让感情走了样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由于很少有男人能看清自己的欲望，即懂得进退有度。”[9]

加缪需要有人陪伴，需要女性的友谊、爱情，也需要孤独。与令人心动的姑娘保持纯粹的友谊是很不容易的。克里丝蒂安娜、吕赛特和伊冯娜从未想过或者说过要嫁给他，故而他能自由自在地与她们相处。她们都知道他已经向人许了诺——或者不如说自己跟自己许了诺，他也从不向她们掩饰弗朗西娜对于他的重要性。这些年轻女子，即使生活经验不多，也能在加缪身上清楚地感受到唐璜的影子，感受到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他依恋着伊冯娜，而她与自己似乎存在着距离，形同陌生人。1月5号他从奥兰写信给她：“我的小姑娘，你没有太多跟我谈到你自己，但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面容是否依然如洋地黄般明媚。我离开阿尔及尔可能不是那么自然，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不妨碍我如今想起你时，感到自己身上有某种清新的朝气。也许，如果我们懂得多一些耐心的话，我们还会有共同的时光分享，还会有更加快乐的日子。我不仅祝愿而且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当所有的污浊与晦暗成为过去，我想我会看得更加清楚。我不太了解在阿尔及尔时的自己，相反我却完全记得那个曾懂得与你共同生活的加缪。瞧我说得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其实要说也很简单：我对生命中有你的存在感到幸福。再补充一点，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既踏实又放松。给我写信，伊冯娜——如果可能的话稍微写长点。我不经常写信，写得也不多，但是我希望你信任我，并渴望能将你拥抱在怀。”

加缪在奥兰与其说是定居不如说是暂住，他希望在阿尔及尔重新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眼下他帮人补习哲学和法语，并称“……幸亏有了这些工作”。[10]借助弗尔姐妹以及她们的表姐妹夏普隆等几位奥兰女友的帮助，并通过玛格丽特、让娜、吕赛特和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在奥兰结识了不少人，尤其喜欢克里丝蒂安娜粗鲁的兄弟皮埃尔，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知识分子截然相反。

和彼亚一样，加缪与一些被监禁的同志保持着联系。前共产党员A．斯马伊里是彼亚经常想到的四五个党员之一，在阿尔及尔民事监狱里的编号为6614。在彼亚回法国之前，他曾给其写信，提到彼亚和加缪“曾以非凡的勇气关心我们穆斯林兄弟的苦难”，而像他们这样的人“屈指可数”。“对于您即将离开我们国家的决定我感到惋惜，我将会像您建议的那样，通过加缪与您继续保持联系。”[11]斯马伊里还感谢彼亚寄给他一笔汇款。

加缪开始逐渐了解奥兰，此前他常来这里却从未久留过。尽管遇到种种困难，他仍然欣赏这座有时在他眼里“十分美妙”的城市。“它既丰富多彩又粗鲁，我想我是可以在这儿生活几个月的。”[12]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奥兰是欧洲人比例最高的：9万法国人，4万其他“祖籍”的欧洲人，还有3万主要生活在“黑人村”城区的穆斯林“土著”。奥兰有很多西班牙移民，受到热情接待的共和派避难者还在不断到来。

奥兰有着朴实无华的美：往西可以看到阿伊度尔陡峭光秃的山峦，被古旧的西班牙圣克鲁兹要塞所环绕，让·格勒尼耶曾经为这座要塞写过一篇随笔。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分别拥有各自的街区。尽管加缪经常说这座城市丑陋，但是其出色的房屋建筑，尤其是市中心弗尔家族居住的一带，显得比阿尔及尔更具赏心悦目的欧洲风格。通向海边的猎人大道、于勒-米什莱街和爱弥尔-鲁贝街两旁，那些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大楼房见证了西班牙建筑师的殖民艺术风格和意大利工匠的高超技艺，偶尔会让人感觉自己身处巴塞罗那或者尼斯。阿尔及尔完全面朝地中海，奥兰的大街小巷则背朝大海，通向高处的圣·欧仁、利奥泰和埃克米勒三个街区。整座城市与大海之间像是被峭壁、码头、船坞和防波堤分隔开来。像阿尔及尔一样，奥兰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也很方便。阿尔泽街的小咖啡馆气氛轻松愉快，加缪到“让诺酒吧”品尝煎肝串，也常去光顾“大陆餐馆”或是“阿尔萨斯啤酒馆”。在加缪看来，奥兰有一个无可救药的缺陷：它离阿尔及尔有一天或一夜的火车车程。在与弗朗西娜交往、给人上补习课、求职和写作随笔之余，他还有闲暇以善意兼讽刺的眼光观察奥兰。[13]他将市区与郊外区别看待：“在奥兰地区的这些海滩，夏日的每一个清晨都如同创世之初一般。”也有让这位作家觉得开心好玩的去处：“奥兰是座荒唐的城市，鞋店陈列着丑陋扭曲的石膏脚模，橱窗里既摆着愚弄人的物品，旁边又摆着三色钱包。在这里还能找到一些奇特的咖啡馆，柜台布满污垢，上面粘着苍蝇腿和苍蝇翅膀，侍者端上来的杯子都是有缺口的。这是一个幸福国度里的幸福咖啡馆，小杯咖啡卖12个苏，大杯18个苏。”加缪带着柔情写道：“这座城市既无与伦比又平易近人，来来往往的姑娘们长得虽不完美却令人心动，她们的脸上不施粉黛，不会表达情感，不会假装娇嗔，一有心思诡念便会暴露无遗。”

加缪不喜欢“殖民者之家”，那是一座自命不凡的建筑物，混杂了埃及、拜占庭和黑人风格的装饰图案，是为表现殖民帝国的荣耀而修建的。眼下失业的加缪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闲逛，他取笑那些头上抹着发膏、被当地人叫作“克拉克”（盖博）的奥兰年轻人，以及身段婀娜多姿、被叫作“黛德丽”（迪特里希）女孩子。他喜欢沿着环绕“新城堡”的池塘散步，池塘通向西班牙人修建的加莱老城，那里有石头砌的门和喷泉。老城的街道上传来收音机的喧闹：巴伦西亚语成为这里大都很热情但是喜欢吵嚷的奥兰人使用的第二大欧洲语言。

步行可以爬上“种植园主”松树林。奥兰尚存有几幢加缪能够辨认出的高贵建筑，比如那座犹太教堂，是全阿尔及利亚最美的。不过他尤其喜欢这里的郊外，没有阿尔及尔的那么柔和，更具有非洲的特色。八公里外的开阔处，是拥有深水锚地、景色极美的梅尔斯·埃勒-凯比尔海湾。从那儿再往前，在布伊斯维尔和特鲁维尔的边界处，弗尔家的祖父曾种下了一片松树，如今夏普隆一家在那里拥有一栋小房子，加缪经常到那儿去。再往前看，依次便是阿因纳·埃勒-土尔克、法尔孔海角和豪华的“安达卢西亚女人海滩”。

对于奥兰这座城市，加缪时而感动，时而恼火：“你在这里有时会突然感到某种烦恼。”他讥讽这里的文化生活：电影院上映《宾虚》比《战舰波将金号》更受欢迎，人们观看最多的是卡尔桑蒂剧团的巡回演出。奥兰人缺乏文化修养，这一点尽人皆知，乃至让人不敢相信。佩雷兹大百货商店楼上有一家很出色的马奈斯书店，费尔南德·弗尔买书则常去邮政总局旁边的夏佐书店。当地流传着一则经典笑话：

“请找一下维尔哈伦（Verhaeren）的书。”一位顾客道。

女店员答：

“维拉皇后（Véra Reine）？是查V字部还是R字部？”

与阿尔及尔不同，奥兰拥有像西班牙城市一样的夜生活。阿尔泽街的拱廊下，人流直到午夜一直络绎不绝。在奥兰人看来，9点钟就上床睡觉的阿尔及尔人活得过于死板，加缪则批评奥兰的外省习气，并为阿尔及尔的活力辩护。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构成了民俗的一部分。每当加缪为阿尔及尔辩护时，一些奥兰人就会认为他自命不凡。在一个真正的奥兰人眼里，所有的阿尔及尔人都是自命不凡的。阿尔及尔人和奥兰人之间的调侃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谈到体育的时候。还记得上次阿尔及尔俱乐部队来跟我们奥兰队踢吗？被我们灌了四个球，太惨了，我们已经脚下留情了，只怪你们球队里有很多娘娘腔的家伙。在奥兰土话里，法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的混杂程度比阿尔及尔方言更甚。加缪对这种土话应付自如。

他最喜欢的伙伴皮埃尔·加兰多跟他一起闲逛、喝酒，他们在旧港区那些小饭馆里品尝辣汁沙丁鱼和蜗牛，海报上有了拳击比赛的预告就跑去观看。参赛的都是些三流拳击手，其中有一个出手凶猛的博拉贝斯人、一个壮实的穆阿斯凯尔人，还有一个不屈不挠很难对付的奥兰人。在这个犹太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和宗主国法国人混居却互不来往的部落社会里，“皮埃尔率领的一帮人”包括了本苏桑兄弟——拉乌尔和人称卢卢的埃利-埃德加、卡尔桑蒂兄弟、图比亚那兄弟、贝拉米克、杰尼和雅克·维兰，以及西班牙难民胡利奥·达维拉和曼纽埃尔·瓦斯凯兹。瓦斯凯兹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弗尔家里。

去布伊斯维尔的一次游逛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正在创作的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而神秘的场景。原先在《幸福的死亡》里塑造得不够扎实麦尔索现在变成了《局外人》中坚定果断的默尔索。[14]海滨远离市区，需要骑自行车或者开车才能到达。与妻弟合伙做谷物生意的加兰多驾驶一辆10马力的蓝黑色敞篷车，避震式发动机带有消除噪音的固定装置，车尾画有一只天鹅，象征安静与柔韧。一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加兰多帮”的成员带着各自的妻子和未婚妻共十来个人来到了布伊斯维尔的海滩。男人们踢一个可充气的米其林足球玩，然后下海泡澡，然后再踢足球。没跟大伙儿一起踢球的拉乌尔·本苏桑情绪激动地跑来叫他的兄弟，卢卢立刻跟了过去。原来拉乌尔与两个阿拉伯人在海滩上发生了争吵。[15]对方冲他吐口水，这对一个奥兰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冒犯！必须立刻挽回面子。奥兰人都是暴脾气，这兄弟俩早已习惯于用拳头说话。[16]他们准备打上一架。拉乌尔用阿拉伯语对那个土著说：想干什么，你神经有病啊？在星期天上午大家都喜欢来的海滩上，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情况。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不会一起在海里泡澡，他们中即使与“加兰多帮”成员一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分属不同的世界，尽管这帮人中的男人和某些女孩曾经在人民阵线时代唱着《国际歌》游行过。埃德加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曾参加过“苏联之友”的集会。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只要“跟我找碴儿”，就把他揍回娘胎去。拉乌尔告诉卢卢他要揍扁一个阿拉伯人，左边的那个归我，你负责另一个。拉乌尔很会打架，所以把那个小个子留给了兄弟。埃德加慢慢靠近哥哥指派给他的那个人，照着耳朵上方就是一拳，将他打倒在地。他们是在海边，伤者倒在了水里。这时拉乌尔和另外一个扭打在一起，他一拳打在对方头部，占据了上风，接着扑向倒地的阿拉伯人，开始掐他的脖子。突然间，皮埃尔·加兰多在远处叫道[17]：当心，他带着刀！可是已经来不及，拉乌尔挨了两刀，右嘴角和胳膊上各一刀。拉乌尔向后一闪，身上开始流血。周围正在野餐的一些家庭顿时一片恐慌。持刀的阿拉伯人帮助摇摇晃晃的同伴重新站起来。本苏桑家的一个表兄亨利·库比抓住一杆收起的太阳伞，在头顶挥舞着助阵。两个阿拉伯人走远了，大家围住拉乌尔，找出包扎敷料和酒精。乔治·古根海姆医生给拉乌尔的嘴唇和胳膊做了缝合。拉乌尔气急败坏，想再去找那两个阿拉伯人。

下午，大家聚集到一个“别墅”吃午饭，那其实是海边一处从未拆除的木屋。拉乌尔情绪激动，心中怀恨，对于他来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还没有揍扁那个阿拉伯人，这回他要宰了他。“我要朝他开枪，把他当作一堆屎射击。”吃罢午餐，拉乌尔和皮埃尔·加兰多便离开去找那两个阿拉伯人。这群伙伴平时身上不带武器，但木屋里放有一把6．35口径带弹夹的自动小手枪，因为女人们偶尔会单独在这里过夜。拉乌尔给手枪装上子弹，皮埃尔把枪又夺了过去，因为看到他太紧张了。如果他们再找到阿拉伯人，拉乌尔只能一对一地打，不可能一人对付两个。如果事情不妙，阿拉伯人又亮出刀子，或者他们人数更多，皮埃尔就会用手枪来吓退他们。海滩中间，有一些礁石穿过，一直延伸到海里。这时的天气很热。[18]在一块礁石背后，他们发现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正在吹拉依塔，一种简单的笛子。“是男人的就过来。”阿拉伯人站起身跑了，手枪一声未响。兄弟俩回到木屋，给海滩上又留下一片骚乱。

拉乌尔受了伤，警察闻讯赶来作了笔录。将近四、五点钟的时候，他们逮捕了那两个阿拉伯人。身材强壮的那一个可能会留下犯罪记录，他被铐了两副镣铐，一副将双手铐在背后，另一副铐在腿上。拉乌尔没有控告阿拉伯人，他们只会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而不是伤害罪被起诉。这只是场斗殴，打架的人并非流氓，而是因为天气太热，他们身上又有西班牙人和科西嘉人的血液，喜欢搏斗、拳击、摔跤，喜欢在户外生活。本苏桑两兄弟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名为“协和”的健身俱乐部，犹太人、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在那里其实经常接触。真的，这只是一场斗殴，仅此而已。最终，皮埃尔避免了事态的恶化。

这件事加缪听过好几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刻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这一事件后来在小说中的结局是这样的：“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莱蒙说了：‘如果要打架，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我嘛，我来收拾我那个家伙。你，默尔索，如果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的发热的沙子现在都烧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子冲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站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脚步。莱蒙直奔他那个家伙。我没听清楚他跟他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莱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招呼一声马松。马松冲向给他指定的那一个，奋力砸了两拳，把那人打进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没有动，头周围咕噜咕噜冒上一片水泡，随即破了。这时，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莱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什么。’我朝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莱蒙的胳膊已给划开了，嘴上也挨了一刀。”[19]

“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他自己欲望的体现。”默尔索性格单纯，有好几个原型的影子，莱蒙也是如此。[20]

加缪变得烦躁起来，奥兰越来越使他感到压抑。[21]他无法在特鲁维尔定居，而且总是缺钱，曾经托人在阿尔及尔卖过自己的一部分书。他寄予希望的稳定工作都未能得到。他打听了团队剧社的近况，因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阿尔及尔的伙伴们又聚集在了一起。他曾经寄出了一份手稿，里面有他根据皮埃尔·德·拉里韦的《精神集》改编的一个剧本。现在他想将这出剧搬上舞台，但是却记不清剧本了，只能先考虑一下舞台排练的问题。拉乌尔·本苏桑不久会去阿尔及尔，可以帮他带回那份手稿。阿尔贝寄希望于与自己保持通信的那些朋友，但愿他们别忘了自己！可他偏不走运，另一个姓加缪的先生从邮局取走了朋友们的来信。1月30日他去了一趟阿尔及尔。没有彼亚的消息，一连几天他待在房间里抽闷烟，那滋味真不好受。加缪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沮丧，他不喜欢“怨天尤人”，但他的确陷入了困境。他还要依靠弗尔一家和朋友们接济到什么时候？此前不久，他还曾经有过一份稳定的工资，经常往返于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

2月13号，住在母亲处的加缪用“文艺复兴酒馆”的信笺给彼亚写信：“到昨天为止，我一直没有您离去后的消息。”他知道彼亚现在每月“阔气地领取3500法郎薪水”。没有朋友的帮助，彼亚一家是不可能重返巴黎的。加缪提议由自己在劳资调解委员们那里保护彼亚和自己的版权：“您千万不要不当回事，让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阿尔及尔共和报》和《共和晚报》的董事）以为任意胡来是被大家都接受的美德。况且，我们的行动与维护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为即使您用这笔钱去买一头星期天散步用的母象，也比被别人拿去筹办另外一份有毒的报纸要强。我本人将很乐意参加这一维护公共卫生的行动。”

报社向加缪支付了12月和1月头十天的欠薪。他给帕斯卡尔写信：“我身无分文，无法去巴黎与你重聚。安德鲁（印刷商）为我的版面设计和两天的工作支付了一千法郎，眼下我就靠这笔钱生活，但钱花得太快了。另一方面，有人通过安德鲁建议我负责总督府的刊物，我让人回答说就算薪水优厚，我也没兴趣去做婊子的工作。”加缪承认他想念彼亚：“虽然我知道您在巴黎并为您感到高兴，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却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这里缺少朋友，我感到有些孤单。我当初可能向您表达得很糟糕，实际上与您分别我深感难过。我们曾经一起捍卫那些有价值的事物，这已足以成为我的遗憾和友情的理由，何况您知道我对您所怀有的敬意与感激。”[22]六天后，加缪再次给彼亚写信：“我已决定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巴黎。在这里我一无所获。本周末，我将离开阿尔及尔先去奥兰，有人在那儿为我找了份给私人上哲学课的活儿干。我会在那里期待着接到您的电报。……去巴黎的盘缠我总会筹到的，只要知道我在那里能够谋生。至于弗朗西娜·弗尔，她和我一样认为我应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生活，而且我想她可能也会到巴黎与我会合的。”[23]

加缪在劳资调解委员们那里的抗争没有成功，他在奥兰给帕斯卡尔写信说：“这一结果虽然糟糕却在意料之中。《阿尔及尔共和报》强调了不可抗拒力的因素：加缪先生是因为撰写“失去理智的”文章而被总督府强迫辞职的，那些文章具有‘危害国家利益’的性质。劳资调解委员会的那帮顾问在说这番话时急得脸都白了。”《阿尔及尔共和报》复刊了，“现在上面谈论的是‘法国人与穆斯林在战火中得到巩固的友谊，在今年9月最纯洁的爱国主义高潮中被再次唤醒。’《阿尔及利亚快讯报》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民众观念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后来，《阿尔及尔共和报》完全落入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加缪现在不喜欢奥兰：“这里一点儿都不好玩，我感到有些窒息，等待着机会离开。我已经提出去国外工作的申请，随时准备出发，哪怕是去智利的瓦尔帕莱索。”[24]彼亚是否在考虑办一份日报？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加缪读过《光明报》并感到好笑：“我希望巴耶少看点儿1789年那些巨人的书，格诺少一些对教士的仇恨，倘若没有这些雅各宾风格的陈词滥调，《光明报》会好得多。”[25]

加缪需要集中精力以便写好自己的作品。他需要孤独。如果去了巴黎，摆脱了身边的众多美女，他将会找到孤独。忠实的彼亚为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加缪的启程导致了“一出热闹的家庭悲剧”，弗朗西娜的母亲眼泪汪汪地责怪他的离开，责怪他没有带给弗朗西娜幸福，责怪他自私——加缪说这的确是事实。[26]弗朗西娜留在奥兰任教，但说好了会在学年结束时去与阿尔贝重聚。临行之前，加缪郑重地承诺要娶她为妻。费尔南德和克里丝蒂安娜·弗尔一直在让他明白这是允许他和弗朗西娜交往的前提。弗朗西娜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在这个家庭里，即使成年也要听从长者的意见。1940年3月14日星期四，加缪离开了阿尔及尔。

前往巴黎的旅程“令人疲惫不堪”。[27]他在船上吃得很少，几乎没有喝任何东西，也没有睡过觉。加缪失业了三个月。他喜欢先后退一步，喜欢实践为了创造性工作而必不可少的苦行观念。在《婚礼集》中他曾经歌颂过狂热，歌颂过正当地纵情于声色，但眼下他并不愿成为这种狂热与放纵的奴隶。他在笔记中写道：

“因此绝对有必要经受某些考验，譬如禁欲和严格地对待自我。在开始任何理论构想之前，必须针对眼前的享乐，在各种意义上实行一个月的禁欲。

性的贞节。

思想的贞节——禁止欲望走入歧途，禁止思想分散。

只能专注一个恒定的思考题目，拒绝其它的念头。

只能从事一项每天时间固定的、持续不断的、毫不懈怠的工作，如此等等（此外还有精神上的禁欲）。”

在阿尔及尔和在奥兰一样，要做到禁欲殊为不易。那些女孩子们对他投怀送抱，令他难以抗拒，实际上他经常——说偶尔也行——希望如此。尽管下了决心，但爱情仍然像习惯一样难以戒除。弗朗西娜既相信又不相信能将他带入正途，至少是一条不那么拥挤的小路。

关于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加缪琢磨了好几个标题：《幸福的人》、《羞耻》、《自由的人》、《与众相同的人》，还有《局外人》。

19．流亡

1940年3月16日，星期六，一个令人忧郁的周末，加缪抵达了巴黎。他吃了东西，又喝了点马提尼酒，“睡意沉沉”的他看起东西来“更为准确”。彼亚为他在18区拉维尼昂街16号的普瓦利耶旅馆订了一间房，旅馆位于蒙马特高地，邻近克利希大街和蒙马特公墓。在加缪看来，这家旅馆“极其有趣”，“应该称得上是肮脏不堪，里面住着皮条客和无名艺术家，但是再没有比皮条客家庭更为布尔乔亚的了，这些先生们和他们的‘太太’住在这里，后者在自己住的这家旅馆是不接客的，因为有伤风化。”这家“棒极了”的旅馆里到处是告示：“注意遮住灯光！”旅馆老板担心挨罚，还怕德军飞机的炸弹。“老板娘每天早上5点上床睡觉，中午12点之前拒绝照管房客。打扫房间是在傍晚，所有人都认为这很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当然。”他想要借个闹钟，一个“冒牌但待人亲切的亲王夫人”答应借给他一个，“她的派头好似《四分钱歌剧》里的玛尔戈·丽庸，抽着烟在房间里不停地转悠。”他说要回房间去睡觉了，“她回答说我可以放心去睡觉，她会在我睡着后回来，因为她有我房间的万能钥匙……，我觉得如此直截了当的行事妙不可言。我回到了房间，对自己还剩下的几张百元钞票的用途想入非非。”此时的加缪只打算在巴黎住上一到两年：“在这里没法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紧张忙乱。”

《巴黎晚报》的一位主编接待了加缪。当着负责排版的编辑达尼埃尔·勒涅夫和亨利·科克兰的面，这位主编说：

“我们这里可不搞政治……”

加缪很平静地回答：

“当然！”[1]

和彼亚一样，加缪成了排版编辑，月薪3千法郎，每天只需工作5个小时，待遇不错。报社老板皮埃尔·拉扎雷夫和埃尔维·米勒为他们376000法郎的年薪感到骄傲，这在法国报界是最为优渥的待遇了。[2]

加缪是冒着风险应聘的，因为要通过一个星期的试用期。《巴黎晚报》的发行量约为一百万份，比《阿尔及尔共和报》要大得多。17号是星期天，加缪从早上6点工作到11点半，“进展顺利”。他到达巴黎时正值一股寒流席卷欧洲，塞纳河上漂着冰块。他给各处的朋友写信，说现在干的是技术工作，不仅有趣，而且“毫不费力”。他负责排版，埃尔维·米勒认为这个年轻人讲究的是美观，对新闻的质量本身却不关心，不过他的版面确实做得非常漂亮，而彼亚显得要更为专业一些。加缪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纯洁，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对《巴黎晚报》的内容负责。他的一些朋友如蓬塞等是忠实的左翼人士，像莫拉斯一样将这份报纸戏称作“垃圾场”，加缪对此不置一词，他就像在兵工厂干活的工人会说的那样：“我又没有打枪。”作为法国新闻界最大的一家报纸，[3]《巴黎晚报》并不完全像其诋毁者说的那样堕落。按照报纸拥有者兼经理让·普鲁沃斯特以及拉扎雷夫和米勒的意愿，这份报纸的办报方针只有一个，就是依顺掌权者，而不管是谁掌权。它给自己确定的使命是作一份温和的商业类报纸，因此本能地站在了对自己有利的政府一边。

彼亚1939年曾在《今晚报》工作过，那份秘密的共产党报纸的发行量是25万份。现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和《今晚报》的两位前社长、主编则在挣钱糊口，先前的上级又成了下属：所谓编辑部秘书其实就是技术工人。拉扎雷夫了解他们的来历，对他们宽容而又谨慎，显然不会把编辑的工作托付给他们干。《巴黎晚报》每期四版，售价50生丁，以外交部的公务员和布洛涅-比扬古的工人为读者对象。与《费加罗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相比，这份报纸的质量相差甚远，但是比某些英国的通俗报纸要略好一些。它的撰稿人来源广泛，其中包括某些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安德烈·肖梅为其撰写一些乏味的时事述评，但莫里亚克、布卢姆、乔治·杜亚梅、凯伦斯基、苏瓦利纳、H．G．威尔斯也为它写专栏。拉扎雷夫还求助于让·诺安等为大众喜爱的作者。被加缪蔑视的亨利·波尔多是《巴黎晚报》这块面团里的糖浆，他采访过教皇。此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将意大利投入战争，照波尔多的说法，“低调而难以接近的”墨索里尼（说白了：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未被接见）一直在关注他的作品。

拉扎雷夫有他的办报策略。[4]大牌记者约瑟夫·凯塞尔徒步、骑马或乘车到前线各处采访，他与新闻审查机构的争吵报社只字不提。拉扎雷夫不喜欢报纸上那些“天窗”，因为它们表明新闻审查机构“阿纳斯塔西”曾派人来过。塔罗两兄弟被派到中东，皮埃尔-让·罗内偶尔写几篇文学短评，远不及《阿尔及尔共和报》那些丰富充实的评论。为了吸引普通读者，拉扎雷夫在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法国和英国军人的照片，从普通士兵到将军们都在照片上摆出自命不凡的姿势。作为政府宣传机器的民间分支，《巴黎晚报》宣称法国拥有“五百个实验室”正在日以继夜地研制秘密武器、远程大炮以及“受无线电控制”的武器。一切德国人能够想象出来的发明，法国都有办法对付，因为法国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袖珍鱼雷。德国的陆海空三军根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将是什么。[5]

加缪在为撰写自己的长篇小说养精蓄锐。他让弗朗西娜寄给他创作所需的一切素材，无一遗漏：“我希望你至少保存了《幸福的死亡》的原稿，如果是的话，你仔细读一遍第二章，我想你会从中找到：1．开头部分艾马纽埃尔和麦尔索在码头追赶货车的那个片段；2．所有与‘窗边的星期天’有关的文字。如果这两部分的确在第二章里，那你就把整个这一章都寄到拉维尼昂街。”[6]弗朗西娜不愿来巴黎与他相聚，这令他失望沮丧、十分痛苦。

加缪与排版秘书和排版工们亲如兄弟。他做这一行的时间不长，还需要学习，他懂得倾听。科克兰冒出一句难听的话：“我可不想跟一个肺痨一起干活！”勒涅夫在桌下踢了他一脚，把他拉到了一旁。科克兰向加缪道了歉，他们成为了朋友。加缪在科克兰家吃意大利面，却从不向他透露自己在写作。[7]加缪与记者很少来往，只是偶尔碰到像凯塞尔这样的大牌记者，或是罗歇·瓦杨等工作很轻松却待遇优厚的普通记者。与技术工人在一起，他感到更为自在。雅尼娜·托马塞是个嗓音动人的漂亮姑娘，年纪20岁，是拉扎雷夫一年里换的第三个秘书，她在为被大家叫作波波的波莱特募集结婚礼物时，注意到了阿尔贝这个穿粗呢上衣抽香烟的帅气年轻人，便上前与他攀谈。他打趣说：

“您从不和我打招呼，现在却跟我要钱。”

雅尼娜觉得拉扎雷夫和保罗·布兰基耶说话太爱大声嚷嚷。与加缪一样，她和妹妹勒内也经历过贫穷。她们曾住在克利希的一套小公寓里，父亲是巴斯克人，曾做过乐队指挥、工程师、军人、音乐家……他抛弃了妻女，那时雅尼娜只有八岁。两个女孩儿住在外婆家，外婆是巴黎中央菜场的商贩。雅尼娜曾在费尔南·纳唐出版社工作。一天晚上，她在林荫大道的“克里佐”跳舞茶室遇见了加斯东·伽利马家的一群人。作为出版商的伽利马对电影也感兴趣。那一天，加斯东、他的妻子让娜、侄儿皮埃尔和米歇尔及其姐妹尼科尔委托路易·达尼埃鲁上前与这位漂亮的年轻女郎搭话，他邀请她跳华尔兹，激动得不留神踩了她的脚，随后又将她介绍给包厢里的人。雅尼娜虽然只读过三分钱小说，但是知道伽利马代表着什么。

“您应该去拍电影，”让娜向雅尼娜建议道，“您会唱歌跳舞吗？”

为什么不呢？正在失业中的雅尼娜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们提出安排她到《新法兰西杂志》帮人代班三天。皮埃尔·伽利马将自己兄弟的博士论文委托给她打字，他兄弟是当医生的。雅尼娜与疯狂爱上她的皮埃尔开始“谈恋爱”。不久，她在巴黎火车东站送走了轰炸机飞行员皮埃尔·伽利马准尉。

法国置身于对德国宣而不战的奇怪战争中。巴黎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疏散到诺曼底、布列塔尼、都兰和南方。政府印制了配给券却不发放配给品。有段时间，商人们无权销售酒和牛肉，4月1号到10月15号停止市政供暖，餐馆被告诫向每位顾客只出售一份肉菜，去骨肉为100克，带骨肉为150克，此外还取消供应花式面包以及高档或速溶的牛奶巧克力。军需总长宣称法国军队将是世界上着装最好的：护腿套将代替绑腿布。《巴黎晚报》头版报道，那些朝着胜利大踏步迈进的将军们纷纷获得勋章。在未能击落德国空军的飞机和打乱德国装甲部队时，英国皇家军队参谋长艾伦德赛勋爵一直不厌其烦地重申：“只要德军完好无损，危险就会始终存在。”经常有警报拉响，举行防空演习。一些共产党的议员受到审判，警察在追捕共产党员，对这些《巴黎晚报》只作报道不加评论。大部分被征召参战的共产党员已经重归部队。《巴黎晚报》刊登出法军参谋部寥寥数语的公告：3月18日晚第394号公告：没有任何战事。3月19日晨第395号公告：没有任何要事发生。专家们推敲着这些表述的细微差异。《巴黎晚报》上没有出现不和谐的论调，也没有《共和晚报》式的战况分析。按照该报纸所相信的，法国空军将消灭德国空中力量，梅塞施密特式飞机、多尼尔式飞机和亨克尔式飞机将一串串被击落。3月20日，在议会成为少数派的达拉第内阁辞职，保罗·莱诺当上总理，达拉第就任国防部长。莱诺的言论让加缪感到好笑，尤其当他宣布所有不工作的人将被“捣碎”时。

尽管普瓦利耶旅馆很有魅力，加缪还是搬到塞纳河左岸，在第6区的麦迪逊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这家旅馆对面就是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他全身心投入到正在进行的写作之中。一则创作笔记：“1940年3月。面对茫茫人海，个人主义越来越成为唯一的反应。”

这位排版编辑已经能维持生计。在给应征入伍的弗雷曼维尔的信中，他说自己一直“感觉是在休息”。[8]阿尔贝甚至对克洛德很乐意在上面发表诗作的那些刊物感到失望：“《新法兰西杂志》、《精神》之类杂志糟糕透顶，愚蠢的思想仿佛具有传染性。”他对《世界》杂志抱有希望，这是一份由流亡美国的古格里莫·费雷罗主编的意大利语和英语期刊。他经常交往的有两位作家朋友，妻子让娜是阿尔及尔人，丈夫恩里科·特拉齐尼是意大利人。在巴黎既忧郁又令人厌恶的春天，加缪将“灵魂和面孔的平庸”这样的印象写进了笔记中。阿尔及利亚人常常觉得住在法国的人面孔没有表情。对于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有点儿像失去的天堂”。他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补偿，在一封给弗雷曼维尔的信中说：“我见到了马尔罗，与他共进了午餐。[9]他的眼睛和某个神态很像你，也许现在更像一点，因为你近来瘦了一些。我在一场秘密放映中观看了他在西班牙拍的电影，深受震动。能够发自内心地欣赏一件东西是多么快乐呀！”他写了很多的信，在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感动：“后来，我跟马尔罗和彼亚相约见了一面，与这位满嘴口头语的人待了激动人心的一个小时，他狂热、缺乏条理，却拥有让人惊叹的智慧。”加缪见到了他心中的伟人之一。他想到了夏尔洛可能会出版的一份刊物，便与马尔罗谈及此事，后者答道：“一份刊物要么毫无影响要么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它就会被停刊。”[10]

加缪喜欢爱的感觉，就像喜欢电影和书籍一样。在巴黎的各家剧院，他还没有发现任何称得上是“作品”的剧目。他像个“绝望者”一样写作，经常发烧，头部剧痛，全凭意志在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我有事业要干。”他和弗雷曼维尔推心置腹地谈到自己的创作计划：“你知道，在《婚礼集》的‘音阶练习’之后，我觉得可以开始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了：关于荒诞的艺术创作。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一创作计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用不同的手法表现，其系列作品则会形象地说明荒诞之人在生活中遭遇的后果。我可能还说得不够清楚，简言之就是更为具体、更加形象。我已经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创作，正如你知道的，剧本《卡利古拉》已经完成；小说《局外人》——你曾经看过第一章——写了四分之三；关于荒诞的论著完成了一半，今年夏天我将同时做完这三件事（《卡利古拉》还要再作一点修改）。”加缪有着长远的规划：“之后我将开始后续的创作。你能看出这一切还只是个大概计划，不过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所有自己想要做的究竟是什么，并且确信能够将其完成。”这个曾经歌颂幸福的人此刻想到的是：“至于幸福吗？还是别提了吧。”他委婉地暗示：“虽说我的生活很复杂，我却从未停止过热爱它。眼下我的生活与作品完全吻合，我怀着同样的激情同时应对它们。”是的，眼下的独处和暂时的分离势在必行：“人生的帝国有时可能坍塌，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我们压垮，因此必须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我们必须就此死去，那也只好听天由命。”出版商夏尔洛希望向加缪和弗雷曼维尔收购他俩创办的昙花一现的卡菲尔出版社，有什么不可以呢？加缪现在已经习惯了巴黎，打算在这里住上三年，他明确告诉伊莱娜·吉昂，[11]在那之后他将重新开始“流浪犹太人的卑微生涯”。从巴黎回望，奥兰有着许多的魅力。“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应该是到处鲜花盛开”，加缪为之神往。虽说巴黎有个把马尔罗和几个“的确非常不错的家伙”，但那些“假艺术家、装腔作势之徒和毫无价值的思想家”又该有多少？加缪差不多写完了《局外人》。“有谁能懂得‘局外人’这个字眼的含义呢？”作为一个客居巴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的局外人，他写的小说真有着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深意吗？眼下他完全用不着为别人写东西，尤其用不着为《巴黎晚报》写东西。“时势变化实在太快，唯一明智和勇敢的态度就是保持沉默。可以利用这段战争时期进行思考，以便为未来作准备。”加缪不喜欢做循规蹈矩之人，早晚他会表达自己的看法，[12]而且将居高临下地说话。这位默默无名的排版编辑并不打算真的沉默：“除了想要做点事情以外，我并没有什么雄心。不过假如我也要渴求‘名声’的话，那是为了在某些时候将其派上用场，比如说，战争开始那会儿如果我有名声就会大有帮助。”眼下在巴黎，他所能做的是“等待和写作”。

加缪到拉丁区和14区散步，有时会遇见几个金发女大学生，此刻他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什么！这辈子就做个记者，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可我还想要什么呢？为什么要为自己未曾经历过的生活而遗憾？”[13]然而他的确感到遗憾。他希望能有几种不同的生活，一种与弗朗西娜的生活，一种与伊冯娜的生活。待在旅馆时，加缪继续着自己的小说创作；到了报社，他眼前晃过的是一篇篇文章和报纸清样。“有人告诉我说炸弹已经开始落到了巴黎。——能活着真是美好。”他在书信中逐条记载了关于自己孤独感受的片断。他在等待弗朗西娜。如果可能他希望伊冯娜也能在身边。“昨天晚上，……我在蒙马特的一家餐馆吃饭，旁边有个老先生费了好大劲才在菜单上找到了不带加菜的套餐。我对面是一个拉小提琴的意大利人，个子矮小，脏兮兮的，喝起汤来狼吞虎咽，连里面的干面包块都不嚼，我要像他那样就会胃痛，而他看上去已经习惯了。另一侧有个相貌丑陋的姑娘，她那眼神冲着我，让我头昏脑胀。每个人都在嚼着东西，拿鼻子嗅来嗅去，紧巴巴地掂量着钱包。我便思忖自己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愿意与这些令人厌恶的家伙为伍。”加缪既想远离这场愚蠢的战争，可同时又想要戎装从军。他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也不会故作姿态。他又提到了自己糟糕的身体，令他“厌恶”的健康状况。[14]他比以前更瘦了。在阿尔及尔时，他的皮肤曾经是棕色的。眼下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写作。他记下了几件让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前天，住在我楼上的那个女人从阳台上跳楼自杀了，现在院子里到处都还是血迹。她在咽气时说：‘总算解脱了！’其实活着也好不到哪儿去。”[15]他在4月份的一则笔记中写道：“在《巴黎晚报》能感受到整个巴黎的心脏，感受到它那小市民的猥琐头脑。虽然狭小阁楼变成了堂皇大厦，但是人的心灵却没有改变。一颗腐烂的心灵。”

阿尔贝同时想念着弗朗西娜和伊冯娜。他向伊冯娜宣称：“若按常理判断，我很可能会毁了自己的一生，我想说的是，除非弗朗西娜拒绝，否则我将和她结婚。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结交新女友了。”[16]在同一封信的前面，他还告诉伊冯娜：“我不会说我爱着你……”如此看来，他既不爱弗朗西娜也不爱伊冯娜。是真心话还是托词？是炫耀还是困惑？是不愿伤害女友还是意在相反？……过着单身生活（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他，在抑制自己对爱的渴望，并试图对自己非理性的激情作出解释：“为了证明我想要创作的东西的合法性，我需要先否认它的存在。”他对伊冯娜怀着激情并且告诉了她，对弗朗西娜则怀有一种温情，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伊冯娜。由于想要在女人面前将自己表现得透明坦荡，他在“愚蠢地自找苦吃”。“不过，和其他一切比起来，譬如我安排自己生活的方式、我可能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目前喧嚣动荡却毫无意义的时局，这样做并不见得就更糟糕。”

由于害怕被人视为可笑或者笨拙，他不敢写“我爱着两个女人”。给伊冯娜的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真想抱吻你又真想背转身去。”[17]当晚加上的一句附言又说：“我会继续游戏人生以便将其输掉，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他说他再也不会写这样的信了。几天之后，“既出于心血来潮也出于最坏的打算”，他答应说要和伊冯娜重聚，他们将互不干涉地生活，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忠诚。没必要在无谓的痛苦中糟蹋掉各自的人生。撰写这些书信时加缪又成了昔日的道德作家和哲学家：“至于剩下的事，就让荒诞之神看着办吧，你知道他既高雅又处事得当，对人有些嘲讽，要惩治起谁来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的信条是决不要拒绝受到惩治，遭到厄运就要懂得忍受。”阿尔贝解释说他写的小说在某些方面与伊冯娜“有相似之处”，他打算10月份将其与哲学随笔和剧本一起拿去出版。

和他笔下的主人公默尔索一样，想到结婚他就有心理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毫无价值可言。他在小说中刚刚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她要是想结婚我们就结。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一样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并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要和我结婚？’我跟她解释说结不结婚都毫无意义，如果她想结，我们可以结。再说，是她要求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严肃的事情，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话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我同样眷恋的另外一个女人，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对这一点一无所知。又沉默了一阵之后，她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但是也许有一天她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她见我一声不吭，也想不出要再说什么，便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办。随后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认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加缪的影子，也有帕斯卡尔·彼亚、皮埃尔·加兰多、本苏桑兄弟、索维尔·加里耶罗和伊冯娜的影子，虽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完全等同。从整体上看，这个人物要高于或者不同于各种成分的总和，作者的创造性想象力赋予了他一种出乎意料的、美妙的、强有力的自主性。玛丽不等于弗朗西娜。作家加缪写起小说来掌控自如，作为一个人的加缪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默尔索没有那么多的思考，加缪却烦恼重重。默尔索表现出了超越犹太-基督教一般道德观的自信，加缪却在寻找出路。默尔索与卡利古拉两个人物迥然有别，但是都体现了这位怀疑自己并想要获得自信的作家经过掩饰的愿望，他们与加缪都有近似之处。卡利古拉在剧中喊道：“爱情算什么？微不足道而已。”他还说：“人生的不幸就跟婚姻一样，你以为自己在作选择，其实你是在被选择。”还有：“生活乃是爱情的对立面。……爱一个人，就是要跟她一起变得衰老，这样的爱情我无法承受。”

乔治·鲍里斯主编的《光明报》刊登了[18]加缪的一篇文章，对莫里亚克寻找巴莱斯后继者的一篇文章加以评论：应该把马尔罗、蒙泰朗、阿拉贡、德里厄·拉·罗歇尔看作是巴莱斯的后继者吗？作为强有力的宣传者，他们都可以归入巴莱斯一派，但是加缪将蒙泰朗、马尔罗与巴莱斯区分开来：前两者将巴莱斯“只是在书本上赞美的”道德规范转化成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生活法则”。加缪也在寻找自己的法则。

他不愿意继续搞新闻，因为与目前的文学创作无法协调：“与一般人以为的相反，从事创作的人（我说的是那些大艺术家，而不是报道文学新闻的记者）几乎都是崇尚行动的人，他们选择了文学这种行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他想到的无疑是马尔罗。一个有关时局的插曲：“希特勒曾经梦想当画家，可他缺乏才华，只能去做独裁者。”[19]加缪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代价。萧伯纳曾经谈到过真正艺术家的那种无情的冷漠，加缪的想法也是如此：“为了创作，必须让心灵变得坚硬一些。”他不相信天才：“至于普通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可以通过工作获得。”[20]

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剧本和小说手稿寄给在奥兰当小学教师的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由她帮忙打字，并与她保持着通信。作品完成后他有了一种踏实放心的感觉，可是又不断地、几乎每一分钟都在由相对满足变成完全怀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日积月累写成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可有时候又因为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与实际写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差距而感到沮丧。我也许在做一件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不过在某些时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充满力量、无比清醒。”有哪位创作者能从整体上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作品呢？“现在我不再作任何判断，而是像个聋子一样工作，结果如何到时候自然会见分晓。可笑的是，置身巴黎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其中大部分是自命不凡之人），我却在跟自己笔下的人物相处，而保持住自己的本性，这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21]

加缪既雄心万丈又无比谦逊。《巴黎晚报》的平庸既令他受到打击，又为他提供了保护。无论如何，他的笔不会为其写作。这份报纸被迫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局势，减少了对小市民读者趣味的照顾。这年三月，罗斯福的特使萨摩·威尔斯试图在交战国之间进行斡旋，但是未能取得成功。芬兰与苏联媾和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布伦纳山口举行了会面，德国、英国和法国继续着奇怪的战争，人们将这种局面称为“白色和平”。德国人入侵了丹麦和挪威，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挪威登陆，擅长口号宣传的莱诺宣称“通往德国的铁路已经被切断”。《巴黎晚报》的办报方针仍然不变：捍卫祖国，站在政府当局的立场说话。4月20日，在法国三千名阿尔卑斯猎步兵抵达挪威的第二天，外交部一位前部长伊万·戴尔博斯声称这次远征“对于盟军是一次战略胜利，对于中立国则是一次力量展示”。22日，《巴黎晚报》头版用大号字宣布盟军夺取了挪威的重要基地，然而就在同一天，盟军却在利勒哈默尔被击败。和大多数其它报纸一样，这家报纸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报界开始胡说八道，尤其当德国国防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时候。

全身心沉浸在《局外人》创作中的加缪此时就像“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跳舞，处在“一种既充满激情又孤独的紧张状态中”。[22]感到沮丧的他给弗朗西娜写信：“刚才我把自己写的小说全文重读了一遍，却被倒了胃口，感觉一无是处，而《卡利古拉》也好不到哪儿去。从我想写的头几行文字就可以判断我能做什么。我悲哀地放下稿子，就有点像已经向它屈服了。这样的状态可不好。”随即他的情绪又转好了：“很多人邀请我，希望约我聚会，五次中我最多答应一次，其他都被我拒绝了，但对此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要创作就必须这样，况且我是怀着巨大的快乐在写作的。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勤奋工作。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我独自一人，感觉疲惫。我不知道是否正因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或者为了抗拒这样的环境，我写下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并能很快地判断自己究竟有无才能，然后作出一个决定。”[23]

1940年5月1日，距德军发起总攻击之前10天，距盟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前16天，加缪悲喜交加地给弗朗西娜写信说：“我是在深夜给你写信。我刚刚写完了自己的小说，因为太激动而难以入睡。我的工作当然还没有完全结束，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补充和重写。不过我毕竟写完了整部作品，毕竟写完了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此刻我首先想到要给你写信？现在手稿就放在我面前，我想起它消耗了我那么多的精力和意志，要求我那么专心致志地投入，为了沉浸在它的氛围中，我牺牲了其它的想法和欲望。现在我尚不清楚它究竟有多大价值。近来有些时候，小说中的一些句子、它的语调、它所表现的真实像闪电般从我身上穿过，对此我极为骄傲。然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从中读到的只是一堆灰烬和笨拙的表达。我的整个身心都被这部小说占据了。我要把这些手稿放进抽屉里，然后开始写作我的哲学随笔，半个月后再把小说拿出来修改润色，之后我会找人帮我看一下。我不想在它上面再耽搁太久，因为我已经为它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按照我的写作方式，它已经彻底完成了。近两个月以来，我每天都在写这部作品，连夜里都还要工作相当长的时间。奇怪的是，写作中途我离开住处去报社上班，回来后居然能非常清楚、毫不费力地接着往下写。我还从来没有如此连贯和顺畅地写过东西。眼下我睡不好觉，经常失眠，夜里醒来有时会清晰地看见往后我要写的所有作品，就像当前这部作品是在一种听写状态下完成的一样，仿佛我的创作规划和我想要表现的世界现在已经历历在目。今晚我累得半死。近来我在想《巴黎晚报》的工作是不是让我疲劳过度，其实让我劳累的还有这部小说，因为它要求我持续不断地投入精力，这看起来容易，其实令我疲惫不堪。”

《局外人》中默尔索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喊叫声。”[24]加缪处在作家完成作品后的状态中，既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欣悦，又带着厌倦的眼光觉得作品总是不够完美。他再次流露出带有反讽的怀疑：“最可笑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要知道这可是唯一能让我超越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自己可以原谅巴黎的一切，只因为它让我得以与世隔绝地生活在自己的创作中。”一句消除担心的咒语：“即使这部作品没有价值可言，也有写作本身带来的快乐，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倘若今晚我不是累得要命的话，那么此刻我所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快乐。”自《幸福的死亡》以来，他在写作上已经取得了进步。默尔索这个人物塑造得要比麦尔索好得多。“不过我想象这部手稿的读者会和我一样感到疲惫，我不知道读者在书中感觉到的那种持续的紧张是否会让很多人吃不消。”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有意制造出这种紧张，我知道它存在于小说中。”这位作家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比较满意：“我不知道这部作品写得好不好。让·格勒尼耶告诉我，蒙泰朗向他‘非常热情地’提到了《婚礼集》和我本人。蒙泰朗不知道格勒尼耶认识我，他问格勒尼耶我眼下在做什么，这让我产生了待我的三部手稿写完后将它们寄给蒙泰朗的念头，并告诉他我希望得到什么帮助。我想只有他能帮助我将三部手稿同时出版。”其实蒙泰朗和加缪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他们都颂扬体育运动和人的身体，都对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苦难与屈辱怀有同情，但蒙泰朗是带着一种贵族的家长式眼光，而加缪对于下层人民则从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从下层出身的。

《巴黎晚报》的工作时间安排有所变动，但他上班的小时数没有减少，只有星期二休息。他很难过弗朗西娜不来巴黎与他团聚，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他小说中的背景将他带回到地中海另一边的王国：“我想起了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那边，那边的夜晚也一样的宁静而忧郁。’”他想念着阿尔及尔和奥兰的夜晚：“我是多么渴望重温那种海边的宁静啊。”是渴望工作之后的宁静休憩吗？眼下他打算在巴黎，或者至少在法国，度过1940年的岁末，以及1941年的夏冬两季，然后返回阿尔及利亚，“重新找回那片绿色的天空”。

5月4日，什么大话都敢说的《巴黎晚报》在头版报道说盟军“不损一兵一卒地”从挪威撤出。这种鼓舞人心的标题新闻只有打过仗的老兵才会明白：“因为有加里波利的撤退，才会有萨洛尼卡的胜利。”无论报纸的编辑部还是法国军队的参谋部都信息不灵。新闻检查变得凶狠起来，《巴黎晚报》上经常开着天窗，于是各种谣传谎言在巴黎和伦敦四起，既有无心的，也有故意的。《巴黎晚报》用大字标题告诫读者：“警惕那些‘消息灵通’之人。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是不会开口的。”要么，大家都应遵从一个非常精彩但是不符合新闻业精神的原则：“正在打着呢，保持肃静。”[25]

加缪留下来的笔记中没有任何关于当时事件的记载，但他的书信表明他对当时的局势并非无动于衷。1940年5月1日，他在给伊冯娜的信中说：“我从报社给你写信，正置身于一片疯狂时局的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去，真叫人感慨唏嘘。”加缪仍然还想参军：“这个月我还会再去一趟体检复查委员会，至于能否被批准我已经无所谓，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所要经历的生活，无论上战场还是待在巴黎都可以实现，至于会不会死亡则毫不重要。今天早晨响起了警报，汽笛声、飞机的轰鸣和防空炮火声将我惊醒，但是随后我又困得睡着了。周围的人在尖叫着，个个紧张不安。”

晚上7点他接着写信。《巴黎晚报》在不间断地出刊，加缪在报社一直待到晚上8点做完最后一次排版。他放弃了和伊冯娜重聚以及计划中的葡萄牙之行。伊冯娜和阿尔贝曾发誓互说真话，对于伊冯娜在阿尔及尔的一个男人——加缪将其叫作阿勒·卡波纳——这位年轻的作家装作不往心里去：“我更希望认识他而不是想象他。”[26]他拒绝嫉妒，或者说试图将其忘怀：“我在想念你。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和你结婚，和任何其他女人也不会，这一点毫无疑问，跟你尤其不可能。不过我觉得永远可以和你相伴，时常见到你，和你一道旅行、喝酒，对你怀着欲望，欣赏你的美，如此等等。”他对自己爱着伊冯娜的分析变成了对自己的解剖。现在加缪实现了长久以来的修道院梦想：“三个月来我过着隐修生活，中止了其他一切事情以便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这段时间里我一个女人都没碰过，我敢肯定这辈子还是头一次）。”他带着忧伤的微笑在信中写道：“我曾经笑着跟你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和结束，我们之间的开始注定是通向坟墓。”[27]

加缪想要参加打仗，他在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中说：“倘若可能，我会考虑加入东部前线的非正规部队，开拔赴叙利亚战场，这当然不是出于什么信念，而是因为我宁愿如此也不愿待在愚蠢的法国军队里，你可以想象我如果待在普伊或者弗朗什孔岱会是什么样子……”[28]

在他身上，怀疑离沮丧只有一步之遥。5月13日他在信中将内心想法告诉了弗朗西娜：“……今天早上我不当班。我把写好的小说放进抽屉，然后拿出了哲学随笔准备构思。想到要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我就觉得害怕。面前摆着的这些创作笔记、观点之类已经让我茫无头绪，而且我也担心写作构想过于庞大，会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对我整个一生的总结。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要写的东西的价值恰好就在于其非同一般的规模。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我就只配去汽车行业找份工作干，由于我在那方面并无抱负，所以就必须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难。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无需克服任何困难、顺其自然那该有多好。”加缪还在考虑其它一些计划：“我和夏里耶打算创办的那份刊物也牵扯了我一些精力，他老是催着要我在巴黎办。不过这里的生活使我得以思考很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一方面，我并不赞成夏里耶那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处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开始投入任何事情或者提出任何建议之前，应该首先搞清楚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对有些事情无疑是有把握的，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我认为要重新创办一份刊物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为坚定的信心才行，这需要时间。我觉得保持沉默是目前唯一明智的做法，首先因为它比其它方式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我们所感受到的轻蔑，其次因为它让我们得以思考，对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看得更清楚。只不过，一旦有了哪怕一丁点儿的确实把握，就应该立即行动，哪怕为此付出全部代价。无论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要写信告诉夏里耶我不想创办一份刊物或者组织一场运动，这一点非常明确清楚。”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还加进去一封14号的信，那天正值德国空军轰炸鹿特丹：“你说得对，卡夫卡总是说同样的话，然而真实的事情总是重复乏味的。他需要有耐心的读者，归根到底，那是何等的了不起啊！在写于昨天、与这封信同时寄出的另一封信中，我大致上回答了你的疑问和你所关心的问题。不过你对我的哲学随笔始终表现出的偏好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仿佛智性的文字比‘外在的’作品更加吸引你，而实际上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并非绝对如此。对于有待完成的工作，我感到有些焦虑。眼下我就该主题写的一切东西都让我喜欢——因为我体验到某种持续不断的激情——我觉得，这些文字的语气是不可能平淡的，即使论题枯燥、给人以紧张感。但我还需要将这些文字统一为一部作品，让后续论述的种种细微差异和情感表达都拥有同一张面孔。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持续不断的洞察力，当然这纯粹取决于我愿不愿意那么去做。但是这些思考并不能减轻我的担忧。”

5月15日，荷兰军队投降。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部队已于三天前抵达色当。《巴黎晚报》解释说，敌人每天都要损失超过一百架飞机。溃退开始了。为了给老百姓打气，《巴黎晚报》接二连三地刊登一些愚蠢内容。这份左右为难的报纸的最奇怪之举，是在头版上方的标题旁边刊登一些标题新闻，让人常常联想起《阿尔及尔共和报》。这些不谐调的标题新闻就像是彼亚的香水被加缪拿来喷洒：“法国在这场博弈中拥有足够的王牌，无需弄虚作假。”这些付印之前才确定下来的标题新闻可以避开新闻审查官和报纸总编室的审查：“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自从在挪威冒险之后，希特勒开始信奉一句新的格言：无需顾忌。”彼亚和加缪的消息来源并不比其他观察家更多。

5月底，《巴黎晚报》的部分编辑和行政人员迁往南特。加缪留在了巴黎，“……在几乎荒凉的报社里，干着双倍的工作。巴黎死寂沉沉，危机四伏，人们回到家中，等待着随时可能响起的警报或者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走在街上，我会随时被人拦住检查身份证件，这种氛围真是太美妙了。”[29]此时彼亚已经作为士兵被征召入伍，隶属第211步兵营第20连第3排，驻守麦松-拉菲特。

加缪经常到特拉齐尼夫妇家吃完饭。让娜曾在夏尔洛出版社出过一本书，恩里科是犹太人，其表兄弟翁贝托·特拉齐尼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30]恩里科原本靠做羊毛和羊皮生意维持生计，如今携妻子来到巴黎避难。许多政治避难者经常出入于他们的住所，这套公寓位于巴黎第9区孔多塞街43号，靠近克利希大街，离加缪住的第一家旅馆有三站地铁的距离。让娜无法相信就这么失败，她将希望寄托在去往马恩河线的新运输线上。加缪催促特拉齐尼夫妇离开巴黎：

“快走吧，否则不久盖世太保来到你们楼下。”[31]

德军绕过了马其诺防线。5月25日的《巴黎晚报》刊登出感人的消息：“我军已经抵达亚眠郊区”——仿佛法国军队已经攻占了埃克斯-拉夏佩尔！拉扎雷夫还在坚持办报，而担任新闻部长的让·普鲁沃斯特则很少过问报纸的事情。《巴黎晚报》声称德国空军“百分之六十的斯图卡轰炸机”已被击落，还把敦刻尔克溃退的灾难场面描述成秩序井然地登船撤离，好在还没有完全将其说成是一次胜利。夏尔·戴高乐上校被临时晋升为准将，并于6月5日成为国防部次长。10号，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挪威军队投降。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处于“随时可能参战的非交战国”状态。法国政府开始迁往图尔。

5月22日，加缪仍然还能与弗朗西娜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威胁日益逼近，巴黎的局势更加令人恐慌。为了完成工作，直到6月15日我还在卖力干活。我必须告诉你，我本想随后再尝试一次入伍，但局势发展太快，我觉得已经无法将内心的冲动更多用于文学创作，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几天在征召志愿者赴前线驾驶救护车，但必须自备给养。我已经提交书面申请，但是希望能被当作无需自备给养的二等兵对待。我正在等待答复。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你难过，但9月份的时候你就已经理解了我的心情，那种心情现在依然未变。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是荒谬的，但是，当一场游戏变得致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抽身离开。我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工作期限，希望随后能够自由地尽情享受生活，那当然是一种寻求安逸的想法。如果我的申请得到批准，我将在混战之际结束工作，对此我确信无疑，就像我待在安静而孤独的巴黎也会做的一样。一旦事情定下来，我就会要求你的帮助，我会把有关三部手稿的详细‘指示’寄给你。”

20．逃难

孤独一人待在巴黎的加缪此刻觉得自己不是与法国政府，而是与法国人民休戚与共。6月9日，兼有报社董事-经理和新闻部长双重身份的让·普鲁沃斯特向拉扎雷夫下达了指令，要求他将《巴黎晚报》的绝大部分人员疏散到克莱蒙-费朗。政治家皮埃尔·拉瓦尔是个做事深思熟虑的商人，他建议疏散的各家报纸使用他手下《箴言报》设在克莱蒙-费朗的印刷厂，他还向社会党的《民众报》和保皇党的《法兰西行动报》提供了同样的帮助。加缪和部分技术人员接到迁往克莱蒙的命令。6月10号、11号和12号三天里，几辆小型卡车和小汽车载着记者、排字工人、校对员和会计人员离开了巴黎。14号，德国军队已经踏上了香榭丽舍大街。这一天，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尔人加缪感到自己“真正成了法国人”。[1]带着对飞机轰炸的恐惧，以及从溃退转为战败的悲伤和耻辱，两三百万法国平民与军人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的难民踏上了逃亡之路。电话通讯被切断了，斯图卡飞机朝着络绎涌向南方的人流俯冲轰炸。少数勇敢和指挥不乱的法国部队还在坚持抵抗，其他部队则溃不成军。沿途的农民向迟钝呆滞的逃难者提供住宿和补给，还有一些人则卖水给他们。《巴黎晚报》会开车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加缪驾驶着一辆小汽车，身边坐着一位女校对员。他在夜里开车以躲避轰炸。车子冒着烟，靠一点点汽油、机油和水开到了克莱蒙的若德广场。[2]勒涅夫看见加缪急忙跑向后备箱：他的行李箱和《局外人》手稿在里面安然无恙。

在加缪眼里，“这座城市完全就是《恶心》里的背景”。[3]尽管和萨特笔下的布维尔一样灰蒙蒙的，但克莱蒙仍然有其魅力。拉扎雷夫在此安顿下了报社的150名员工。加缪与勒涅夫住在同一个房间。《巴黎晚报》幸免于难的人员在布拉坦街《山岳报》报社重新聚集，身边时常能碰见一些巴黎人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学师生。到此汇合的还有一些记者，包括加缪的朋友夏尔·贡波、阿达贝尔·德·瑟贡扎克，以及报社秘书弗朗索瓦丝·吉鲁和雅尼娜·托马塞。《山岳报》报社后面有一家疯人院和一座大钟，有个疯子整天在叫喊。在克莱蒙停留了十来天后，《巴黎晚报》的人员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令。此时法国政府从图尔迁往了波尔多，菲利普·贝当元帅于16号夜里成为了总理。加缪没有听到戴高乐18号晚上的广播讲话，他正开车前往波尔多，一连三天“夹杂在逃难的人群和溃败的军队中”。[4]

雅尼娜也在撤退的车队里。在波尔多遇到的一次轰炸中，她将脑袋埋在一个枕头里保护自己，害怕被毁了容。加缪晚到了几个小时，错过了本来可以让他“去别处战斗”[5]的那班轮船。

德军占领了波尔多。加缪在新闻界的极度混乱之中清楚眼下的局势意味着什么，6月22日停战协议签订[6]之后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眼下生活在法国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不啻于生活在地狱。”他对邮局的通信检查保持着警惕，在信中对伊冯娜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想法以及我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自己和报社同仁将“重返巴黎，在占领军的眼皮底下办一份报纸”。

贝当把他的内阁办公厅和几个政府部门临时在克莱蒙安顿了几天。《巴黎晚报》跟随着他们。旅馆、供租住的套房和别墅都不够用。6月26日，普鲁沃斯特摇身一变成了宣传部负责对下层民众进行宣传的高级专员，于是，他手下的《巴黎晚报》开始了另一种类型的欺骗宣传，有时用甜腻腻的口吻来宽慰读者：“贝当元帅的胃口极好，他既无需节食，也不暴饮暴食……”据说即将年满85岁的贝当“心血管功能好得跟40岁的人一样”。有时《巴黎晚报》又换成了《茅屋夜话》的讲故事口吻：“就这样，在上等细麻布灯罩下，他一直沉思到深夜，有时要到一两点钟，环绕着白发的前额静谧安详，就像当年在凡尔登战场沉思一样。”[7]法国人需要一位父亲、一位祖父，《巴黎晚报》便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该报有几篇匿名文章出现了排犹意识：“我们不加区分地接纳了大批异族人。……我们国家有许多诚实的外来者，但是还有更多构成动荡和混乱的因素，这些人不为我们做事，却依靠我们生活。让我们清除他们吧。”[8]令人恼火的言论。《巴黎晚报》不仅狂热卖力，而且永远跟随政府的立场说话。德国人和英国人在交战，空战尤为激烈，《巴黎晚报》刊登出德国人的战况公报：“本周”441架英国飞机被击落，而德国飞机只被击落121架。[9]其实英国广播公司也在散布相反的虚假信息，只不过要做得稍微巧妙一些。《巴黎晚报》一直是其不断更换的主人的忠实传声筒。报社的员工轮班工作，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班，下午6点到夜里12点一班。

7月1日，贝当在维希安顿下来，并于10日让人宣布自己是法兰西国家元首，这在加缪看来是“这场疯狂”中一个奇怪的插曲。[10]一连几天，他感觉自己又“失去了工作”。[11]《巴黎晚报》将解雇一批人，他认为自己会是其中之一。等待期间，他还剩下两千法郎，可是等待什么呢？没有火车，与北非的交通已经中断。他向伊冯娜解释说：“假如还有船的话，我会步行十天去马赛搭船。在这里生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相比之下，他现在更反感的是政治气候而不是布伊·德·多姆地区令他难受的阴沉天气：“无处不在将我包围的不仅仅是克莱蒙-费朗这座丑陋的城市，而且是人的怯懦，……想到我们现在将要经历的生活就难以忍受。我知道，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除了远走高飞或者没有结果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出路。现在只有一种道德准则，那就是勇气，它可以让我们评判那些傀儡和那些声称代表人民说话的夸夸其谈的家伙。”贝当在广播里不停标榜自己献身法兰西，并为战争的失利辩解。加缪在笔记中写道：“我在这里感到窒息。”

阿尔贝和同行们一起散步、喝酒、观看奥弗涅的年轻人在山里庆祝圣-让节。当地人和逃难者一起排队领取面包、肉和咖啡。物资匮乏导致了黑市的出现。三岁以下的孩子每天的面包定量是100克，12岁到70岁的人每天定量300克。糖、面条、大米、人造奶油都是限量配给，随后牛奶也开始凭卡供应。军需库存能够出售部队的香烟，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加缪的烟瘾很大。在改为遣散中心的格里博瓦尔军营周围，一些头戴橄榄帽、身穿风衣或者平民衣裤的军人到处闲逛。《巴黎晚报》的普通员工去不起供应丰富但价格昂贵的餐厅，于是就时常合伙做饭。加缪常去勒涅夫的兄弟和另外两个朋友住的那个小房间搭伙。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加缪在市中心遇到了皮埃尔·萨拉玛，当年阿尔及尔大学同学米莉亚姆的兄弟，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些丰特奈-勒孔特步兵学校的二年级学生。

“军服很漂亮，”加缪对萨拉玛说，“咱们去喝上一杯。”

萨拉玛：

“不能喝，我穿着军装呢，规定不准进咖啡馆。”

加缪脱下自己的上衣：

“穿上它，你就是老百姓了。我会有好一阵用不着这件上衣，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起来。”[12]

加缪有可能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因为他曾经是拉扎雷夫共产党小组的成员，而拉扎雷夫既是犹太人，又曾是一份反希特勒报纸的老板。7月18日，维希政府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同一天，阿尔贝在给弗朗西娜的信中说：“与北非的交通已经中断了，如果不久能恢复的话，我会步行去马赛坐船（因为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汽油）。眼下我和一些同事合住在一套还算比较舒适的套间里（如果在这个丑恶的地方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作舒适的话）。我们自己做饭，洗衣服，等待。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估计一切都已经有了分晓，不管是好是坏，况且听人说除了发电报之外与阿尔及利亚已经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正因为如此现在还给你写信是挺可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准备不再写信了。”

作为法国人、阿尔及尔人的加缪与贝当主义格格不入：“总之事实就是如此，怯懦与衰老，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全部东西。亲德政策、仿照集权体制的政体、对并不会到来的革命的极端恐惧，这一切都是为了讨好最终会将我们镇压的敌人、为了保护其实并不会受到威胁的种种特权。未来的日子将非常可怕：饥饿、人人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仇恨，那些老东西们的夸夸其谈并不会阻止这一切的到来。军事独裁和限制言论自由不能阻止我讲出这一切事实。对那些反英宣传也要警惕，那里面包藏着最险恶的用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我只知道我将保持自己的信仰，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不会向任何势力屈服。无需我来告诉你，我们已经输了，那些强行将我们拖入这场灾难性战争的人反而还会因为莫名其妙的战败而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势力。”

战败造就的不仅仅是头脑清醒的英雄：“除了个别人外，我周围尽是些懦夫。这几周来我目睹了太多令人憎恶的事情，我像溺水一般感到窒息，我多么希望离开这里。现在想起阿尔及利亚，我不再把它仅仅看作是我热爱的、生活着我所爱之人的地方，而且还看作是最后一片仍然自由的法国领土，那里没有‘占领’这一下流之说，无需同仇敌忾，可以过个人的生活。也许我说得不对，但这的确是我现在的感受。此外，为了让你放心，我还有着从未消失的、你和我一样都了解的力量。拥抱你，亲爱的。想到竟然还有一个爱的世界、一种人类的真理，以及像你一样的人存在，这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最大的罪恶，也许就是戕害了那么多的灵魂。给我写信，不管能否寄出。如果没有我的消息你要有耐心，我会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段时期。不要把时间花在等待上，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非常爱你，为了你的勇气和忠贞。”

加缪收养了一条狗，给它取名叫布莱兹·布拉坦：布莱兹取自本地区出生的伟大哲学家帕斯卡尔的名，布拉坦意指《巴黎晚报》总部所在地布拉坦街。他与莉莱特·麦特让交情甚笃，她曾是左派异端反叛者维克多·塞尔日的伴侣。莉莱特在党内博诺帮当权时期受到指控，而加缪对一切特立独行的人都特别有好感。他正在写作关于荒诞的哲学随笔。从克莱蒙看全国，当时的局势虽然比较费解，而且常常很荒诞，但大致是可以理解的。沉浸在工作中，加缪再一次找回了自我。

8月，政治局势更加明了，受德国人排斥的洛林人被驱逐出该省，洛林和阿尔萨斯一样被划入德国的行政管辖范围。维希政府解散了共济会，夏尔·戴高乐被缺席判处死刑，巴黎开始出现的法奸分子为8月5号开幕的一个名叫“犹太人与法国”的展览摇旗呐喊。首批抵抗战士之一科谢将军让人散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着：“警惕，抵抗，团结。”加缪对弗雷曼维尔常说：“在这里已经无法生活。到处都能闻到怯懦的气息。”还有：“不要放弃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许会出现转机的。”

8月5日，他给尚未与他团聚的弗朗西娜写信：“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对你的来信无法作任何回答。我完全不想谈我自己，也不想谈任何事情。唯一能说的是：《巴黎晚报》要我留下来直到8月15日，到那时我就解脱了，……我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他们准备给记者以某种‘身份’，而我不幸地认为那种身份是可耻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境，甚至那些曾经为国而战的犹太人。我只能另觅一份职业。……我希望你也帮我尽快找一下，不管是到农场干活还是做买卖还是随便什么都行。我尤其希望你帮问一下皮埃尔·加兰多，看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干点什么。我想依照当前情况，我们能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一些土地，即政府特许经营的土地。皮埃尔可以在那边打听一下。我不怕工作辛苦，如果是一份自由工作的话。我更希望与皮埃尔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一起干。就这些。不过时间紧迫，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我一切都好，拥抱你。”

他和弗朗西娜之间的关系没有破裂。加缪正准备返回阿尔及利亚。然而，在他写给弗朗西娜的“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这句话里，裂缝似乎正在扩大。9月6日，加缪给弗雷曼维尔写信：“到处都有人失业，《巴黎晚报》更是解雇了一半的员工。他们暂时还用得着我，但解雇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准备去里昂，还准备为尚在阿尔及利亚的弗雷曼维尔也找一份工作。克洛德也许可以将自己在阿尔及尔的印刷厂重新办起来，他可以去奥兰找弗朗西娜，她一定会提供帮助的。“另外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排版编辑？这份职业还比较干净，报酬也不错。”然而两人的打算正相反：克洛德想来法国，阿尔贝却希望回阿尔及利亚。现在他的政治信念已经确定，还准备理顺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已经选择了弗朗西娜，打算与伊冯娜分手，至少在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他又采用了父辈的口吻，这是典型加缪式的表示分手的修辞手法：“再见了，我的小姑娘。你离我那么远，许多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心慌意乱，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希望，真的希望能够告别一切、忘掉一切。”他清楚这种良好意愿的不切实际：“但这两种希望都是不可能的。”仿佛他想促使伊冯娜代他作出决定：“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回信。”仿佛他同时又在否认自己刚刚写下的话：“只是试着不要忘记我。”

到达里昂后，加缪终于正式宣布与西蒙娜·伊埃离婚。他曾经答应弗朗西娜一离婚就会娶她。他对各位朋友和熟人的现状作了一番分析。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被杀害，例如阿尔及尔的一位共产党同志马克斯·贝拉尔；彼亚在徒步穿过法国后也来到了里昂；他曾经属于被大部队遗忘在巴黎地区某处森林里的一个连队，没有被敌人俘获。停战之后的法军不再留用他，在非占领区把他遣散了。他重返巴黎，试图到麦迪逊旅馆取出加缪的行李，但发现附近有警察和德国人，于是重新离开。好消息是，在桑斯被捕的马尔罗骁勇越狱，已抵达蔚蓝海岸。朱阿夫第三军团中尉伊夫·布尔儒瓦则被关押在德国。

加缪放弃了把即将完成的小说和剧本拿去出版的念头：“我意识到……我写的东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价值，而且未来很多年里，除了歌颂家庭的文字，我不想在法国发表任何东西。”[13]他写了一句与眼下法国局势相吻合的俏皮口号：“工作，家庭，祖国。”犹豫和怀疑再次困扰着这位作家：“我没有丝毫快乐，甚至没有写作的快乐。也许最好是将一切都放弃。”[14]荒诞的人面对时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0月初，维希政府还没有受到德国人的任何压力，就颁布了一项犹太人身份法，废止给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以法国国籍的克雷米约政令。贝当在昂代向佛朗哥表示了敬意之后，又在蒙图瓦与希特勒会面。《巴黎晚报》的一位匿名编辑写道：“犹太人身份法已经出台，它的出台是基于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基于法兰西的迫切要求，基于民族自保的本能反应。”[15]报纸具体解释说会允许有例外，言下之意：贝当元帅不会抛弃曾为国打仗的犹太退伍军人、那些富有的犹太人，如此等等，乃至全体犹太人，谁知道呢？总之，上述法令所涉及的只是中欧的贱民。

10月23日，加缪写信给犹太人伊莱娜·吉昂：“这一切都极其的不公正、极其的卑鄙。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未被涉及的人并不会无动于衷。换句话说，此刻我们是休戚与共的，我愿意为此而尽力。我跟你说的这番话，每次如有必要我还会说。让这股风吹去吧，它是不会长久的。只要每个人都冷静地断定这股风散发着臭味，那它就无法长久。”他还向以前在阿尔及尔大学认识的另一位犹太朋友莉莉阿娜·舒库恩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她是一名教师，现在却被剥夺了授课的权利。

就在法国国家元首贝当呼吁与德国人合作的那一天，失去法国国籍的拉扎雷夫动身去了美国。米勒在里昂接管了《巴黎晚报》，那里还有许多家从巴黎迁来的报纸。其他的报纸如《巴黎回声报》、《小巴黎人报》和《小报》，则撤到了奥弗涅。官方的《法兰西文献报》和《政府公报》通篇刊登的都是当局的指示。[16]巴黎来的政客、大使、金融家、记者等各色人物都在里昂进行着思考。一个与《巴黎晚报》接近的前超现实主义者罗歇·瓦扬对拉瓦尔推崇备至，彼亚和加缪则非常敌视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他们既无法忍受其乡下人般的道德说教，也无法忍受其教权主义的思想。重操排版编辑旧业的彼亚与当初在巴黎时一样工作繁忙。

加缪给彼亚看了剧本《卡利古拉》，彼亚颇为兴奋。两个朋友筹划着要办一份刊物，起名为《普罗米修斯》。彼亚会争取伽利马出版社的绝对实权人物让·波朗、哲学家贝尔纳·格勒图伊森、诗人及小说家雷蒙·格诺以及马尔罗对这份刊物感兴趣。停战线将法国一分为二，一半被德国军队占领，被称作“自由区”的另一半则由贝当元帅的人领导。安德烈·马尔罗的同父异母兄弟罗兰可以在巴黎为这份杂志征集稿件，然后让人送到南方来。

里昂虽然是座大城市，但是物资供应比克莱蒙还要困难，故而黑市兴旺。像彼亚这样的排版编辑每月挣4500法郎，排版工人则挣2500法郎左右。由于自行车的售价相当于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所以车子容易被盗，看管自行车的车棚便应运而生。面包的配额供应被削减，法国人发明了各种替代食品，以花生油为主料制成没有猪肉的猪肉糜；用榛子为主料制成不含花生成分的花生油；用浓缩葡萄汁制作果酱，其实就是葡萄糖。糖精也风靡一时。在黑市上吃顿便饭要花200至300法郎。加缪既到报社上班，也在自己住的旅馆房间里写作。这是一家由妓院改建而成的简陋旅馆，里面的布置让他觉得很好玩，尤其是装饰着裸女图案的一楼客厅。他的房间里很冷。去自由大道65号的报社得经过罗讷河上的桥。没有人扫除路上的积雪。加缪从不觉得里昂是座很好客的城市。《巴黎晚报》的办公部门和出版部门分散在里昂、维希、马赛和图卢兹，该报登载一些关于贝当元帅到各地巡视的纯洁高尚的图片报道。按该报的说法，贝当尚未光临，备感荣耀的那些城市便已经发出欢呼：为了出报的需要真理只能屈服。头戴贝雷帽和礼帽的人群伸直手臂向元帅敬礼：虽然姿势还不是标准法西斯式的。这些崇拜者们在向他宣誓。《巴黎晚报》及时报道了德国空军显然遭遇失败的英格兰战役，以及轴心国在克兰尼的最初失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并未能攻下开罗。记者和小说家让·普雷沃斯特为《巴黎晚报》提供了一篇关于埃及被占领历史的文章。《巴黎晚报》被贝当主义束缚了手脚，不过与那些巴黎的报纸，例如马塞尔·德阿控制的《作品报》比起来，《巴黎晚报》有时还算不那么卑鄙。

弗朗西娜于11月底到达了里昂，加缪已经许诺过要娶她。他没有到火车站去接她，因为弄错了时刻表。这是一个失误吗？他们于12月3号结了婚，这场婚姻后来持续了20来年。[17]一起到市政厅去的有彼亚、勒涅夫，以及报社的一些伙伴：勒穆瓦纳、勒麦特尔、科尔米耶、利奥内。既没有举行宗教仪式，也没有摆婚宴，大家只是喝了杯酒。弗朗西娜的母亲和姐妹们开始习惯她的新名字：弗朗西娜·加缪。[18]这对新婚夫妇收到了她们的贺电。

无论在里昂还是巴黎、阿尔及尔，加缪都喜欢印刷这一行当，喜欢纸张湿润的气息，还有铅字、油墨，以及工友们的那种伙伴关系。排版工们大多有文化，动不动就请愿，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是工人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经常谈论的工人在报社里就可以找到。加缪开心地参加“阿拉”活动，大伙儿唱着本行业的歌曲或者警卫队之歌，为某个工友的健康干杯。这些避难者相互鼓励，最初他们并不被里昂人接纳。加缪上的是夜班，夜里两点至凌晨五点之间下班回家。他没有打字机，已经完成的《西西弗的神话》是由弗朗西娜帮他手抄。他还想对其再作一些删减。这部随笔其实也反映了他本人在1940岁末的生存状态，如果重读一遍他就能意识到。篇首是一句简洁的开场白：“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篇末也是一句简洁的结束语：“这丑陋动荡的世界，连鼹鼠居然也怀揣希望。”

计划中的三部曲完成了，一个剧本，一部小说，一本随笔。夏尔洛希望加缪把作品交给他的出版社，加缪虽然动心，但没有答应。12月12日，他建议仍在阿尔及利亚的弗雷曼维尔写一本“两三年后再出版”的书：“把其他考虑都放一边吧，也许你会再次发现奥兰是座大城市，是个可以生活的地方。我一直相信你有才华，我不可能搞错。但眼下必须具备藐视现状的力量，权当这是个埋头工作的时期。”他补充道：“我很快将完成被我视为‘基石’的作品，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它有没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我就从此罢笔，但应该不会恼火。不经历可怕的痛苦，我们就无法进入成熟期（眼下我们就到了这样的年龄），但很少有人会对此感兴趣。说到底，我写的东西有无价值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失去曾经带给我们力量的东西，对此没有人会了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加缪写出了三本书，但他现在却既不想发表也不想获得承认。他给弗雷曼维尔打气，说他不应该自我封闭，建议他去看看自己在奥兰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提到皮埃尔·加兰多时他说：“他也许是少数让我感到完整友谊的朋友之一，但我还必须守住这位朋友。”与弗朗西娜结婚9天的加缪总结道：“一段时间以来我干了很多蠢事，而干蠢事既不能让别人幸福，也不能让自己幸福。你知道我一直忠于朋友，尤其是你。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奢侈了。”

加缪夫妇住的旅馆房间狭小局促，他们在彼亚的帮助下找到一套公寓，但是还没来得及搬家：加缪在《巴黎晚报》新一轮裁员中被解雇。出路之一：回奥兰。在那儿弗朗西娜和阿尔贝无须为住房付钱。

1941年1月，加缪夫妇在马赛登上了“达尔-皮亚兹总统号”轮船。

21．暂住奥兰

奥德乌拱廊顺着阿尔泽街延伸，类似于巴塞罗那某些林荫大道旁的拱廊。这里有咖啡馆、商店，以及“摄政王”和“里亚尔托”两家电影院。加缪夫妇在这条街67号安顿下来，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将房子让给他们住，她自己则搬到65号跟母亲一起住。这套房子阳台临街，面积有一百多平米，包括客厅、两间卧室、浴室、厨房，屋后有个洗衣间，两侧各有一个铺着暗色地砖的露台。阿尔贝将一尊木制的镀金小佛像摆放在壁炉上，自从与西蒙娜分手以后，他就一直将这尊佛像带在身边。弗尔一家对待加缪还算不错。这个抗拒婚姻的人总算与弗朗西娜结婚了。但这个27岁的男人总是没有——或者又失去了——固定工作。他经常沉着脸，不愿说话。他觉得丈母娘为人专横，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加缪眼中，这一家人家境非常富裕。比起他的家庭来当然是，但和奥兰别的一些家族比则谈不上。加缪毫无必要地表现得咄咄逼人，弗尔夫人请他“向令尊加缪夫人转达真挚的心意”，阿尔贝打断了她的话：

“没有什么加缪夫人。”

弗尔家餐桌上铺的是桌布，加缪-桑德斯家铺的是一块上了漆的帆布。有时候，阿尔贝故意用一些无产者的方式去激怒“上校夫人”——这是女婿为丈母娘取的绰号，他炫耀地将一瓶葡萄酒放在地上。他和很欣赏他的克里丝蒂安娜相处融洽，她本来是可能喜欢上写作的。

弗朗西娜是小学代课教师。弗尔一家并不被看作是犹太人，她们家只有一位外祖母克拉拉·图布尔是犹太人。这一家的几个女儿都受过基督教洗礼，母亲费尔南德一直在邮政局工作。阿尔及尔的出版商夏尔洛执意要加缪跟他合作，但不能保证给他一份像样的工资，因此加缪必须待在奥兰。生活必需品在阿尔及利亚比法国本土还要稀罕，食物油和脂肪、糖、土豆、肉、牛奶都紧缺。加缪和已经复员的皮埃尔·加兰多常在一起，他们又时常去光顾从前的咖啡馆，喝麝香葡萄酒。星期六，他们一起听弗拉明戈音乐。他们都酷爱足球。维希政府禁止使用英语，那penalty（罚球）、corner（角球）和break（突破）该怎么说呢？

加缪在奥兰和阿尔及尔都有一帮忠实的朋友。他经常去阿尔及尔。朋友们有着和他一样的政治立场，很自然地从当年收留西班牙共和党人发展到现在摒弃维希政权的意识形态。当律师的雅克·维兰在军事法庭上为流亡者和共产党人辩护。加缪自称什么都愿意做，即使去卖古董或者是种菜。他曾梦想与皮埃尔和胡利奥·达维拉一道去开垦某个农场，胡利奥现在已经和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结了婚。加缪可以和后来开了一家画廊兼书店的罗贝尔·马尔丹讨论绘画，他还与杰出的学界朋友、犹太人贝尼舒一家人有着交往，这一家人生活的中心是文化、研究、文凭、书籍世界，这些并不属于每个奥兰家庭。贝尼舒家的祖父曾拥有一家布匹商店，后来倒闭了，现在做其他生意也不成功。他有三个儿子，保罗、安德烈和乔治。保罗在巴黎念完大学预科后，进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安德烈与加缪最要好，他比加缪小三岁，喜欢波德莱尔、兰波，尤其热爱普鲁斯特，他的高等教育文凭的论文题目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情感记忆》。安德烈欣赏柏拉图、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严谨，拥有数学天赋。痴迷于心算法的他14岁时就给同伴上算术课。因为患有胸膜炎，他未能参加教职资格考试。“咱俩都是胸部有问题，”加缪对他说。安德烈的妻子玛多是弗朗西娜的朋友。很少将自己的作品示人的阿尔贝把《局外人》手稿给了安德烈，他一个通宵就读完了，在他看来，加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安德烈怀有共产主义情感，一直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以前，每逢耶稣受难日和伊斯兰教斋月的第一天，他都会和一群伙伴坐在咖啡馆里，挑衅般地高唱《自由思想者之歌》。

维希当局的政策在阿尔及利亚重新激活了反犹太主义。高中教师安德烈·贝尼舒被解雇了，他护照上的“法国公民”被改为“犹太原住民”。在克雷米约法令被废止、111021名犹太人被剥夺了法国国籍之后，反犹的阿尔及利亚总督、海军上将阿布里亚尔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的敏感地带布置了机关枪，以防犹太人举行示威活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密度最高的城市，居住着26671名前法国公民和他们的子女。[1]反犹主义在战前就受到市长、社会行动民族联盟和拉丁联谊会创始人、敌视犹太人的朗贝尔神父的煽动，现在在奥兰的下层西班牙居民中传播开来。这种反犹主义成了一种黏合剂，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纽带”，[2]比贝当的个人影响更加有效。公共建筑和商店里都装饰着贝当的照片。奥兰的反犹年轻人要求立即肃清“毒化中学校园的犹太人和外国人”。[3]小学里的犹太孩子先是被一项未经公布的行政措施波及，随后政府又颁布了法律和非正式的名额限制，将中小学的犹太学生人数限定为14％，后又降为7％。阿布里亚尔的继任者伊夫·沙泰尔向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领袖艾森贝特先生解释为什么犹太孩子要被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为了避免犹太小孩在一大群非犹太孩子中间感到不自在，我们认为最好是让他们待在学校之外，并要求犹太社团自己创办私立学校。”这是一种温和的淘汰犹太人的方式。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也没有被强制佩戴黄星，他们只是受到了迫害，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很多犹太人都是中小学教师，还有为数不多的大学教师。阿尔及利亚的所有犹太教师都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安德烈·贝尼舒、莫里斯·萨尔法蒂（路易·贝尼斯蒂的妻弟）、马塞尔·图比亚那和其他一些人申请开办私立课堂的许可。学区区长阿尔蒂领导下的大学行政监察员们负责向申请者提供担保或拒绝担保，他们比警察局和公共安全部门还要苛刻。[4]警察局的一份涉及安德烈·贝尼舒的报告指出，他在战前有过激进思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不良行为。[5]于是贝尼舒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在一些公寓里临时开办了课堂，其中包括加利耶尼大街11号。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精英们对当局很少提出抗议，下层民众就更不会了，公共机构的头脑们则对现状无动于衷。那时阿尔及利亚的欧洲民众和法国本土居民一样，都是贝当主义者。为了响应戴高乐从伦敦发出的一次呼吁，费尔南德·弗尔进行了几分钟的罢工，结果被停职停薪两个月。加缪的这位岳母是个敢作敢为的人。

团结互助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加缪和弗尔家周围的人为路易·贝尼斯蒂募捐，这位犹太人失去了作为绘画教师的工作权利。加缪一家人为他提供了几天住宿。费尔南德还接待了尼古拉·齐亚洛蒙特，一位具有卓越思想的作家，马尔罗的朋友，他在其组建的西班牙纵队里当过机枪手。受齐亚洛蒙特等经验丰富的外来者的影响，加缪及其朋友们开始思考能够“做点什么”。从法国来的避难者试图前往摩洛哥、英国和美国。齐亚洛蒙特动身去了纽约。奥兰和阿尔及尔的自由派人士都在思考如何与维希主义和德国人进行斗争。加缪知道，即使他到了英国，也不会像埃德加·本苏桑那样被自由法国抵抗力量收留，当上飞行员。加缪和埃勒戈奇一家、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舒库龙一家、科昂医生、阿德雷、阿桑等人一道，筹划着自己采取行动。自1940年11月起，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就在秘密出版一份名为《社会斗争》的刊物。[6]1941年，他们开始呼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呼吁建立民主政府、将土地归还给劳动者、实行工业化、推行住房政策、修建农村可饮用水系统。有待作出合理解释的是为什么苏联要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阿共解释说苏联是在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竞争阻止对苏联的入侵”，苏联“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经过历史发展辩证法不可避免的这一阶段，各国人民将挣脱身上的枷锁，到那时苏联就会帮助他们为争取解放而斗争……总之，先自己帮助自己，然后苏联就会帮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很微弱。

一个抵抗组织网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各地出现，发起者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7]随后他们投入了积极的抵抗行动。教师们是最初的核心力量，他们要做的是保护被阿尔及尔唯一一所大学驱逐的学生。布里达的教师雅克·沙皮拉组织学生们加入互助协会，[8]其中包括哲学系学生让·本萨义德、法律系和医学院学生安德烈·纳尔波尼、约瑟·阿布尔凯及其亲属、夏尔·盖塔、吕西安·阿岱斯。[9]在阿尔及尔，一名17岁的高中生安德烈·罗斯费尔德后来成为了阿斯蒂耶-皮拉弗尔抵抗组织中马里奥·费弗尔小组的领导者。加缪向路易·贝尼斯蒂提到“要组织大家干点什么”。皮埃尔·加兰多及其伙伴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皮埃尔曾经在朱阿夫外籍军团当过中士，后来以少尉军衔退伍。

在奥兰有文化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有两个人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他们是加缪和让-保罗·德·达岱尔森，这位年轻人曾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德语教职资格会考。相貌英俊的达岱尔森戴着浅黄色手套，遇见妇女总要行吻手礼。他半开玩笑地向加缪宣布：

“我将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而你将是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加缪经常从奥兰去阿尔及尔，在那儿他又见到了特拉齐尼夫妇、蓬塞和纳米亚。作为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纳米亚后来与乌兹加纳一道被关押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一个集中营。弗朗西娜的工作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有时得空她便陪同丈夫一起去阿尔及尔，与“团队剧社”的老伙伴们重新聚首，其中包括吕赛特·莫莱。这些昔日的同好很想把契诃夫的《伊万诺夫》搬上舞台。该剧的主人公是个破产的地主，转而支持反犹主义，因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无意义和荒诞而自杀。弗朗西娜参与一些角色台词的朗读，包括莫里哀《唐璜》中的埃尔薇和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这群伙伴们未能实现他们的计划。索维尔·加里耶罗到了奥兰，玛奈特和她的未婚夫罗贝尔·马尔丹（弗朗西娜的表兄弟）对索维尔的画作颇感兴趣，后来在他们开的“山丘书店”举办过一些画展。加缪借钱给索维尔，却拒绝他还钱。他没有解释，只是说：

“我欠了你很多。”[10]

索维尔没有读过《局外人》，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默尔索的原型之一。

小学教师每天要上8小时班。加缪一个人待在家里晃来晃去，“时间长得不知如何打发”。[11]他甚至忘了休假是怎么回事。他想同时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生活，因为在阿尔及尔他又见到了伊冯娜，他还在奥兰附近的特鲁维尔和伊冯娜的母亲及姐妹见过面。眼下在奥兰的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在这里我感到窒息，感到不快乐。我决定要离开这里，我不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反正我要离开。这里的任何事情任何人我都不喜欢，这一点我甚至告诉了弗朗西娜。”当过演员的加缪不时地夸张一下：“现在我面对的东西都已经死亡，对于是否能延续它们的生命我已经完全无所谓。我只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12]

三天后，1941年2月21日，他在创作笔记中写道：“《西西弗的神话》完成。荒诞三部曲结束。自由开始。”

他要伊冯娜给他写信，要她把电报发到阿尔泽街或者邮局，由他去取。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哪一天他会跟她一起买票“去世界的任何角落”。现实主义并没有磨灭他身上的浪漫性格，他说自己“已被幽灵吞噬”，不想隐瞒任何东西，不愿“降低人格去说谎”。[13]他断言自己的工作毫无收获，其实他刚刚重新修改完自己的荒诞三部曲。他的日子缺乏生机，总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信而不是写作：“迄今为止，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干什么，为此我也一直在做该做的事情。可现在我感觉自己正在输掉这一生，感觉自己正一分一秒地被吃掉、被吞噬，仿佛仅仅是因为怯懦而被剥夺了自己的人生，仿佛在一场拳击赛中放弃了比赛。”

加缪和皮埃尔·加兰多经常去加利亚体育场，看过欧洲次重量级冠军马塞尔·塞尔当与维克多和奥马尔·库伊德里的比赛。他继续写道：“每一天我都会因为看不到自己身上那种熟悉的反应而感到奇怪，因为自己在等待时机的帮助而感到奇怪。”[14]如果伊冯娜在身边，他就不会有孤独一人“枯燥乏味的感觉”。他无法解释是什么晦秘的原因让自己依恋着伊冯娜。他遇见了伊冯娜的一位女友玛丽卡·图彼亚娜，一个迷人却“莫名其妙结了婚”的姑娘。她对他说：

“您一点儿都不像个知识分子。”

阿尔贝一边大口吞下琴扎诺开胃酒和腌制沙丁鱼，一边反驳说自己完全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对此很受用。

在笔记中，他试图分析自己与弗朗西娜、伊冯娜以及一般女性之间的关系：“心灵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爱？没有比它更不可靠的东西了。你可以知道爱情带来的痛苦，却无法知道爱情本身。”这里的“你”既指所有人，也指他自己。“爱情现在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剥夺、后悔和一无所有。我已经不会再有冲动，有的只是焦虑。身在一个一切看上去都像天堂的地方，但仍然是地狱。我把令我感到空虚的东西叫作生活和爱情。想离开却被羁绊，应该决裂吗？我的心黯淡无光，失落迷茫。一股泪水和爱情的咸味。”[15]这段话之前他还写道：“应该拒绝被女性的吸引力所奴役。”心碎的唐璜已经不再是唐璜，想要忘掉眼前一切的加缪开始胡思乱想：“如果当初我随遇而安，现在就会是个每天按时上下班的公务员，并要自己相信那样也挺好。目前的现状也许并不比那种生活更好，而这还是我一直努力的结果。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继续努力。也许将一切放弃了，就会得到某种令人厌恶的安静。”别的人也会生病，加缪提出的建议是对身体的疲惫保持警惕：“没有什么比疾病更卑鄙的事情了，一旦得了病，人就会抵抗不住懒散的巨大诱惑。”至于他和伊冯娜的关系，“也许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激情，不过，假如我比较切实地看待这件事，不带着冲动和狂热，那么我会对自己说除此以外我并不希望还有别的任何东西。当然，我无法否认此刻正在想念你，就像想念一切不在眼前的东西一样。”他的语气中仍然流露出幽默来：“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够高尚。”

克里丝蒂安娜·弗尔送给阿尔贝一条围巾，可是他的裤子已经破了。

“你应该给他买条裤子，”弗朗西娜对姐姐说。

“裤裆的事我可管不着！”克里丝蒂安娜顶了回去。[16]

好在除了家人还有朋友，尤其是皮埃尔。他是个粗人，但是并不粗暴。加缪特别说起，“他是这里我能愉快相处的唯一之人”。此外还可以闲逛，还有这座城市周围的自然风光可看，尽管奥兰在加缪眼中缺乏文化。他在弗尔家中的不愉快经常转变为对这座城市的厌恶。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和朋友一起离开奥兰：“前天我去了一趟特鲁维尔。天气极好，清冽的大风从高原上吹过，到处是三叶草和柔弱的秋水仙。整整一天我都悠闲无事，在那儿碰到一条很棒的狗，一半像狼犬，一半像卡比尔犬，扭动起来好似培养液里的一条纤毛虫，所以我管它叫‘原生’（即原生动物之意）。一整天它都跟我待在一起，这让我很快活。有时候我只有跟动物尤其是狗待在一起才会感到自在。我本想把它带走，可是长途汽车不让带动物。它一直跟在我身边，汽车启动时，它用纯真的眼神望着我。希望以后还能见到它。”[17]加缪一生跟许多狗打过交道，翡虚院的基尔克，克莱蒙的布莱兹·布拉坦，现在的“原生”……狗代表着纯真的忠诚。加缪后来又去过特鲁维尔，回奥兰后就再也没见过“原生”。他习惯了阳光明媚的奥兰周边环境：“这里仿佛是我离开了多年的故乡，现在重又回来，感觉还和当初一样新鲜。”外出散步他喜欢走得筋疲力尽，回家后冲个澡，既幸福又困乏欲睡。

4月初，加缪听天由命地继续待在奥兰这座城市，总之，继续与弗朗西娜一起生活。他帮人补习功课，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当时索格勒夫人替他支付房租，他靠帮人补习功课勉强维持生活。现在他已经快满28岁了，仍然还靠弗尔家提供住处。弗朗西娜有工作有薪水，而他在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又过上了大学生的生活。夏尔洛出版社给的稿酬很微薄，荒诞三部曲能否出版尚属未知。埃德蒙·布吕阿将自己最新写的一本书寄给他看，那是用阿尔及尔方言对《熙德》的滑稽模仿。加缪本想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就像以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的关于《波纳寓言集》的评论文章一样，但是眼下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人会发表加缪写的文章。[18]

安德烈·贝尼舒建议他到自己开办的课堂教法语，这一课堂后来成为笛卡尔学校。加缪的讲课在那些男孩女孩中间大受欢迎，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明星人物，出版过著作，眼下正在撰写新书；知道他办过《阿尔及尔共和报》，还搞过戏剧。多棒的教师！学生们喜欢他那歪着头的姿势，喜欢他的嗓音。贝尼舒慷慨提供的这份教学工作成了加缪得以谋生的手段之一，另外他还在佩克桑斯街18号的私立学校兼课，讲授法语、历史、地理、哲学，并经常为校足球队出谋划策。[19]阿尔泽街的弗尔一家人都在教书：除弗朗西娜之外，姐姐克里丝蒂安娜是斯特凡娜-吉赛尔女子高中的教师，同时还为准备高中毕业会考的一些犹太学生补习功课；二姐苏茜则在另一所犹太学校任教。

加缪有一些特别喜爱的去处[20]：长着粗糙大榕树的阅兵场、塞甘大街：每天一大早，来这里散步的男男女女就络绎不绝；还有西班牙人居住的卡莱尔区，多姿多彩的犹太区，人头攒动的黑人穆斯林村子，那里的咖啡馆挤满了喝茶的男人，耳朵上都插着一片薄荷叶。他还爱到池塘一带散步，那里有漂亮的露台，往下看是港口，往上是西班牙人建造的要塞。春天唤醒了各种色彩与气息，浇过水的人行道和花园湿漉漉的，草药店和货栈里散发出桂皮与胡椒的芳香，还有帆布货包的酸涩气味、涂了柏油的防雨篷布难闻的气味，以及炭火盆上烧烤肉串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加缪重新找到了充沛的阳光、炽热的气候，重新找到了非洲。尘土中，马尿和马粪的气味并不算刺鼻。

“淡水！”卖水的小贩在扯着嗓子喊。

因为城里水管接的是咸水水源。

“看报看报，”这是《奥兰回声报》的报童在叫卖。

一些阿拉伯人在兜售柏柏里无花果：

“买无花果喽！”

加缪对奥兰尼地区的海滩情有独钟。他心中的阿尔及利亚，就是大海、阳光和沙滩，既真实又具有幻想性质。安德烈·贝拉米克说不应该辜负远离市中心的奥兰海滩，然而汽油是配给供应的，时刻表老在变的长途汽车又总是人满为患，于是“皮埃尔一帮人”便骑自行车前往。加缪夫妇尤其喜欢西边海滩的那些小型海水浴场。途经布伊斯维尔的狭窄海滩——那是决定默尔索命运的背景地点，又经过埃勒-凯比尔海滩，他们一行人到达阿因纳·埃勒-土尔克，喝上一杯冰镇柠檬水解渴，然后朝着沙丘和芦苇丛继续骑去。几公里之后，他们徒步穿过乳香黄连木丛和刺柏林，投入了沙滩和清澈海水的怀抱。白天，地中海呈现为绿色，然后是深蓝；傍晚，玫瑰色的微光从天空洒落；到了夜里，海面闪耀着一片粼光。这群朋友经常露营，偶尔会赤裸着身子溜达，沿途撞见几个渔民。阿尔贝双臂交叉，闭上眼睛享受日光浴。伙伴们替他担心，他的肺部虚弱，不太适合这样的阳光照射。大家聚在一起合唱那首英文老歌，旋律舒缓快乐的《绿袖姑娘》：

我亲爱的绿袖姑娘
竟忍心把我抛弃
我爱你那么久长
梦想着和你永远相依[21]

这些露营者在田里偷甜瓜吃。加缪给贝拉米克讲了一则过去在报纸上读到的社会新闻，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一个流亡者回到家乡，留宿他的母亲和姐妹没有认出他来，把他掐死了。加缪在《局外人》中对这个故事有所影射。

有两个加缪生活在奥兰，一个是公众场合的、愉快的，让人觉得他已适应了这座城市；另一个是私下的、焦虑的，向亲近的朋友倾诉自己内心的忧郁：“以我目前的生活条件，重返奥兰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写信给伊冯娜的女友吕赛特：“如果伊冯娜愿意，我想跟她在这里见一面（仅只是见面而已）。”他又开始了创作：“我总觉得自己有话想说，只有把它说出来，我才会彻底安宁。”[22]荒诞三部曲完成后他曾经获得过安宁，但是需要再次去获得，因为他已经开始构思另外一部著作：“我对奥兰以及所有一切都感到厌倦。要是有足够的钱，我会离开这里，独自一人到山上或是某处荒无人烟的海滩住上几天。”6月份，他到法尔孔海角背后的海滩上露营了8天：“近来诸事不顺，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他在阿尔及尔还有几件家具和物品，他需要钱。他让吕赛特帮他卖掉那些东西，收回以前借给埃默里、马迪·斯道拉、米盖尔孪生姐妹和朋友道姆的那些书籍。加缪收到了这些书中的一部分，但他珍视的几套丛书在借来借去的过程中被拆散了！十二卷本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全集》已经不完整。吕赛特后来问过夏尔洛是否持有其中的几卷，夏尔洛回信时提到，“一直有传言”说加缪考虑重返阿尔及尔。阿尔贝告诉吕赛特：“这是奉承人的外交辞令，但与事实恰好相反。让这些传言别再传了。”[23]7月1号至15号放假期间，他甚至连回阿尔及尔所需要的一千法郎都没有。多亏安德烈·贝尼舒一直关照，加缪整个夏天都能担任一些哲学课。

阿尔贝对伊冯娜难以忘怀，处在弗朗西娜与伊冯娜之间令他心碎。这年仲夏他曾给伊冯娜写信说[24]：“即使是我做错了，即使你为此痛苦，对你来说事情也就仅此而已。我从眼下的处境中看不出任何庸俗的意味来，因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没有掺入过任何庸俗的成分。如果别人曾经这么看，我们自己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现在仍然很清楚。你也完全明白根本没有什么草率或者妥协。你若是给我写信，或者是来看我、叫我的名字、把你的面庞贴近我，那都绝对谈不上荒唐。”信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当然，我没有对你说要你等我，……以前我对你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加缪对忠诚的理解与一般人的不一样：“不管对还是不对，我有一个坚定信念，你也应该有，那就是坚信有一种忠诚超越一切，超越于和我们之上，有了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重聚。如果你不能给我别的，我所求诸于你的就是这一点，我所能给予你的也是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今天所拥有的全部。”他说会去重新找她：“即使不情愿，我也知道这一点确凿无疑，对此既无须高兴，也无须难过。”他与伊冯娜一起去露营了一个星期，陪同他们的有克里丝蒂安娜·达维拉和两个男孩。这几天自由而幸福的日子代替了梦想中的旅行。弗尔家对这件事的反应淡漠。加缪给伊冯娜写了一封绝交信：“我不会再见你了。……原谅这件事情上我所有的荒唐吧。我很痛苦，我爱你，但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25]

10月份，夏尔洛开出了月薪两千法郎的条件，但这份薪水对于身陷奥兰的加缪来说仍然不够：“我感觉再过两个月就只有彻底做个奥兰人了。”[26]他精神抖擞地参加踢足球，在队中打中锋的位置：“上次训练，我把一只手腕弄脱臼了。”

“看你下回还充不充愣小子，”皮埃尔·加兰多打趣道。

加缪踢进了一个球。

尽管在奥兰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可能需要这座城市作为正在构思中的一部小说的背景。他向吕赛特求助，特别请她“从阿尔及尔大学图书馆借有关鼠疫的医学著作”，借期半个月，“越快越好”。除了“鼠疫方面的书籍”以外，他还开列了一些别的书目。11月，同样是为了借阅有关鼠疫的书籍，他还曾向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求助。

加缪鼓励“团队剧社”的老成员们重新排练，但他认为目前如果将佩玑的《贞德》搬上舞台将是个糟糕的主意：“那会有点儿太紧跟形势了。不过大家都知道关于这类题材我从来都没有好脾气。”假如夏尔洛能够多付一点儿薪酬，他还是决定圣诞节时去阿尔及尔。加缪此刻感到空虚：“我写得跟个国务秘书一样糟糕，没有什么内容好写。”[27]话虽如此，事实上他正在草拟一部小说。

22．“一部重要作品”

1941年一年里，里昂的帕斯卡尔·彼亚一直与加缪保持着通信。3月2日，彼亚在感谢这位朋友寄给他椰枣和果仁糖时，提到《巴黎晚报》秘书处有一个职位，希望加缪能考虑一下。彼亚知道里昂和《巴黎晚报》并无吸引力可言，不过如果加缪来了，他们不仅能重新聚首，而且能再次筹划创办《普罗米修斯》杂志。彼亚知道该如何来办这份杂志：“即使我们不能刊登纯粹的文学作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也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既不同于维希政权立场，也不同于占领军司令部立场的取向。”[1]他希望加缪为这份杂志撰稿：“如果您不是个大懒鬼，不是个最无用的家伙，如同众所周知的那样，您就会以聪明的迂回方式说该说的话。说什么？……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谈谈斯宾诺莎、德国选侯或者当年在荷兰编纂《历史与批评词典》的皮埃尔·培尔。”[2]了解加缪所处困境的彼亚还考虑在一家体育周报为他找一份工作。[3]德里厄·拉罗歇尔是公开的法西斯纳粹党人，对于他领导下的“一钱不值的”新版《新法兰西杂志》首期，彼亚报之以嘲笑。在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的《1940年私人纪事》一书中，作者沙尔多纳为法奸的附敌论调辩护：“贝当元帅已经向法国提出了忠告。历史上最明智的革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当你被强大的力量所击败时，不应该去诋毁这种强大的力量，也不应该抱怨。”[4]在彼亚眼里，沙尔多纳“是个令人作呕的卑鄙小人”。波朗写信给彼亚：“我读了沙尔多纳写的东西，觉得此人卑鄙下流（说卑鄙下流还算轻的）。”彼亚说，有许多并非无足轻重的作家出入于“受阿贝兹影响”的《新法兰西杂志》，他指的是在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兹面前阿谀奉承的那些合作者。对强权感到着迷的蒙泰朗在《新法兰西杂志》上描绘了一种骑士阶层的秩序，过去他曾经想和一批“经过筛选的人”建立这样的秩序。[5]加缪疏远了这个人。被占领时期《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上，出现了拉蒙·费尔南德斯和一批拥护德国人的作家名字，也出现了瓦雷里、艾吕雅、吉勒维克和纪德的名字。[6]从一开始就表示抵抗的波朗在某些人眼里是个冒险赌博的疯子，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个深谋远虑之人，他似乎有着自己的盘算：这份起初被德国人查封、后来又得以复刊的杂志，其实是伽利马出版社的一面挡箭牌。波朗是个坚定而大胆的抵抗者，曾经转到卫生部门待过几天，德里厄把他从那里拽了出来。他微妙地操控着局面，让德里厄拿走了《新法兰西杂志》，鼓励茹昂多加入进去，却不鼓励格诺和马尔罗这么做。地下出版物《抵抗》对这份《新法兰西杂志》进行了揭露：“被占领区的所有文学机构中，唯有这份杂志还在活动，为的是保留一种自由的表象。有两三个大作家与其合作，并且赚了大钱。在这份杂志的掩护下，形形色色的通德合作分子得以玩弄他们的把戏。”[7]这一指责正出自波朗。这个男人长得像俄罗斯娃娃，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加斯东·伽利马知道这一点。除了政治立场以外，波朗怀有对文学的热爱、对人才的尊重。他认为，贝当该干的都干了，幸好法国还有一个戴高乐：“抵抗者与顺从者的区别：前者抵抗是为了拯救原则，后者顺从是为了在可能的范围内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土地！”[8]波朗不是一个信仰矛盾的双重间谍，身处文学和政治机构中心的他，用笼络感情的办法——尤其是对德里厄——在保护着伽利马出版社。在他看来，德里厄倾向法西斯主义的信仰是错误的，但“也许是有勇气的”。[9]

彼亚感到担忧。从奥兰到阿尔及尔坐火车只需11个小时，为什么加缪会犹豫不决？“通常您要更为勇敢一些。”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加缪许诺他的三部手稿。但愿加缪没有忘记用挂号信寄出。他欣喜地再次读到了《卡利古拉》，并终于盼来了《局外人》。刚一看完他就对这部小说有了信心，建议加缪在《普罗米修斯》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乔伊斯的作品就是以连载方式发表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新法兰西杂志》战前连载的《人类的命运》就曾获得过成功。[10]莫里亚克和瓦雷里答应给《普罗米修斯》杂志写点东西：“贝当元帅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无权对同僚说‘不许出声’。”《巴黎晚报》没有任何变化。在彼亚看来，报社里的那些“男同性恋们”优先照顾自己的男伴。他感觉到了阿尔贝的抑郁，几乎每周都给他写信。对于他们的杂志而言，最困难的不是找到一家印刷厂，而是找到他们所需规格的纸张，“46×56厘米，或者大一倍56×90厘米的纸张”。加缪关心杂志人员的构成细节。关于哪些人可以作为《普罗米修斯》的撰稿人，彼亚向他征求了意见。阿拉贡、波朗、热尔特吕德·斯坦恩，以及精神分析学家皮埃尔·让·茹韦的妻子的文章，“您觉得能不能用？”[11]彼亚开玩笑说：“像您这样一位在克尔凯郭尔家用早餐、在海德格尔家用午餐、在胡塞尔家用晚餐，而且与蓬第尼招待会常客格勒尼耶和厄尔贡等著名人物交往甚密之人，应该有很多的想法。”他希望加缪能为几本值得关注的书撰写评论，比如“仍为战俘的萨特新出的书”。加缪为刊物构想了其他一些名称。“红与黑”怎么样？已经有人用了；“王室之声”可能会引起误会；“曙光”？“快乐的科学”？…… 彼亚索要加缪每封信里都会提到的手稿。[12]他告诉加缪，《巴黎晚报》可能会在阿尔及尔出一份报纸以及一份名叫《七日》的周刊。这些计划如果实现就可以把加缪从困境中拉出来。手稿！手稿何时寄出？1941年4月10日，他确认收到了此前两天寄抵里昂的《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加缪将稿件也寄了一份给让·格勒尼耶。格勒尼耶19日以老师的口吻回了一封信，既有肯定也有保留。[13]肯定之处：“我看了你的手稿。《局外人》非常成功，尤其是第二部分，尽管其中卡夫卡的影响让我感到不舒服。写监狱的篇章令人难忘，第一页尤其精彩。”保留之处：“……但是，由于情节不够统一，加上某些句子过于短促，小说的叙事显得有些松散——次要人物出场过多（养狗人、仓库管理员、非常感人的玛丽尤其如此），开篇的风格不够自然，例如‘我很高兴……’之类句子。不过小说读者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印象。”就整体而言，这位老师给作品打出了略高于及格的分数。加缪的剧本未能打动这位认真的老师：“我不喜欢第一幕中用于勒·拉弗格式手法塑造的那位浪漫的卡利古拉。爱情的绝望、黄昏的场景、女人的乳房（这在你的两部手稿中成了弗洛伊德式的强迫性意象），这一切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和不真实？也许搬上舞台会是另外一回事。”

一个星期后，彼亚给加缪寄去一封更具洞察力的信。[14]“非常真诚地说，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过如此高质量的作品了。我敢断定，《局外人》早晚会占据一流作品的位置。第二部分——预审、诉讼、单人牢房——是关于荒诞的范例之笔，结构完美如同精密机械。最后的15页也令人赞叹。”彼亚认为，《局外人》中有一些段落堪与弗朗茨·卡夫卡和鲁道夫·卡斯纳的作品媲美。加缪的这两部作品后来也让马尔罗为之着迷。他尚未看到《西西弗的神话》，但是已经将加缪的道德观、《局外人》和《卡利古拉》联系起来，对作品进行了意义更为宽广的评论。“对于任何知道您曾经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过荒诞的人来说，这两部作品的问世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惜读过大学或在索邦学习过的人极少能写出伟大作品来。他们的学业通常都超不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以及阿尔康图书馆的范围。非常坦率地说，我很欣赏您高超的驾驭能力，既能陈述默尔索的种种遭遇，又能写下卡利古拉的疯狂独白。”

格勒尼耶认为《局外人》“非常成功”，这是一种有些俗套的说法，而彼亚则是“欣赏”这部作品。格勒尼耶在阅读时“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印象”，但是觉得作品缺乏某种统一性，某些句子过于短促；彼亚则受到震撼，赞叹作品的“叙述语调自始至终恰到好处，而且对形象的描绘独具一格，例如当您写到老佩雷兹脸上的泪水和汗水时：‘它们在这张绝望的脸上铺展、交汇，形成一层水漆。’这只是一个细节，但是却不可忽视，因为一般来说，道德论作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也许除了马尔罗——要么文笔干涩得毫无形象可言（例如沃弗纳尔格、萨德、本雅曼·贡斯当），要么相反，沉湎于堆砌华美的形象，就像第一次大战前的纪德那样。”

格勒尼耶的赞美显得有些造作，彼亚的赞美则非常自然。他也很喜欢修改后的《卡利古拉》和加缪新增加的那一幕：“我感觉卡利古拉说话更多了，这更突出了他‘狂乱’的一面。我觉得在原先的剧本中，观众可能会疑惑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一场骗局还是一个着魔之人，在修改后的剧本中，这个疑惑被消除了。”

很有办法的彼亚弄到了资金和纸张，但是《普罗米修斯》没能得到出版许可。他想到美国去出版这份杂志：这个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的。他问加缪是否愿意由让·伊蒂耶负责一个专栏，加缪表示没问题！彼亚还有另外一个目标：找人出版加缪的作品。彼亚这架机器开动起来。他把加缪的两部手稿交给罗兰·马尔罗，后者又将其带给了住在南部埃勒海角的兄弟安德烈·马尔罗。彼亚又向波朗谈到《局外人》和《卡利古拉》，波朗期待读到这两部作品。彼亚相信加斯东·伽利马会将其出版。他告诉在伽利马出版社很有影响力的波朗，加缪希望能同时出版他的荒诞三部曲。事情进展得不错。加斯东·伽利马往返于戛纳和巴黎之间，他能够见到马尔罗，而后者的意见会有分量。彼亚向加缪解释他的策略：“如果这位……具有冒险精神的出版家先生对于同时出版三部作品感到犹豫的话”，那加缪就加紧把《西西弗的神话》打印出来，以便促成签约。彼亚对传闻抱有信心：伽利马不愿看到“有才华但未发表过作品的作家与自己失之交臂”。[15]彼亚对于德里厄办的《新法兰西杂志》启动困难感到高兴，他与波朗频繁通信，并将有关内容告诉加缪。“关于纪德，波朗给我写了以下的话，你会感觉有趣的：‘这儿的人都在谈论纪德拒绝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的事，说加斯东·伽利马曾强烈地向他提出过要求，但是没有成功。纪德做事总会引起轰动，真是件怪事。如果他只是简单地加以拒绝，那么谁也不会太去注意。但他先是答应，后来又拒绝，就会让人没完没了地谈论，这就有点儿像他在苏联问题上造成的轰动一样，仿佛他身后有一个隐藏得很好的马戏团老板，在指导他真诚行事。’”彼亚不赞同加缪对纪德的欣赏：“感谢我吧：给您带来了巴黎圣日尔曼-德普莱的气息，像我这么一个在里昂混日子的人，能带给你这样的气息可是值得称赞的。”彼亚问加缪是否还在奥兰的高中毕业班教课。可惜！《巴黎晚报》不会在阿尔及尔设点了。

5月，加缪以尊敬但是坚定的语气给格勒尼耶回信说：“我对您能在《局外人》中发现好的方面感到高兴，不过我明白总体上您不太喜欢我寄给您的作品。”他流露出消极的反应：“这让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不太有把握。”也有积极的反应：“不过我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已经开始做的事。……我会继续写作。论荒诞的手稿还没有打印出来，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16]在这段时间里，他很想阅读格勒尼耶关于荒诞的随笔。他从奥兰给老师寄去了椰枣和无花果。格勒尼耶觉得加缪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回信说：“我记得上次信中说过您的两部手稿都非常成功。……《局外人》尤其出色。”[17]

加缪收到了彼亚写于1941年5月20和27日的两封信。不知疲倦的彼亚正在为加缪寻找一份工作[18]：里昂周边有好几百名伐木工在干活，也许能给阿尔贝找到一份森林管理员的工作。这样的职位有办公室、电话，有地方住，还带取暖照明设施，“每月工资2500法郎”。《小多菲内人报》的一位同行尼古拉向加缪转达了彼亚的这个建议。此外加缪也可以担任报社驻里昂附近维埃纳镇的“外派编辑”。得让他来法国。彼亚四处活动，希望为自己的朋友找到“一份过得去的、环境不错的工作”。在彼亚的推荐下，加缪心目中的英雄马尔罗看了他的手稿：“显然您的手稿让马尔罗受到了震动，每当他看到喜欢的稿子都会如此：思考良久，或者说是反复思考，然后提出一些表达形式上的修改意见。”[19]彼亚相信马尔罗愿意让加缪知道他写给彼亚的信，于是将那封信抄写了一遍。平时写东西激情飞扬、措辞含混的马尔罗，在这封信中的表达既简单又敏锐，这位《希望》一书的作者说：

“我刚刚看完了加缪的手稿。无法来里昂让我非常烦恼，因为当面讨论这样的书稿毕竟比通过书信和摘要讨论要更为严肃。

我先是看了《局外人》。这部作品的主题非常清晰。……总的来说，在读者通过《局外人》或者其它作品熟悉加缪之前，最好先将《卡利古拉》放在抽屉里。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您愿意的话。

《局外人》显然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写作手法既简单又有力，最终迫使读者接受了小说主人公的观点。由于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具备说服力，因而这种表达的简单和有力就更值得赞叹。而加缪在作品中令人信服地表达的内容，是足可称道的。”

马尔罗列出了他在技巧方面的批评意见：

“1．句式稍嫌刻板：总是主语、谓语、宾语、句号，有时这会让人觉得有些刻意。不过很容易修改：时不时地变换一下标点方式即可。

2．如能再推敲一下与神父见面的情节将会更好，目前还不够清晰。字面上是清楚的，但加缪想要表达的意思只表达出一部分。这段情节很重要，我知道修改起来非常困难，换了别人也会这么说。

3．我对杀死阿拉伯人一段情节也持同样的看法：写得不错，但与全书整体比起来还不够有说服力，又用到这个词——说服力。也许只需尝试补充一点内容（最多增加一段文字），强调阳光与阿拉伯人的匕首之间的关联。

4．至于所有与大海有关的段落，应该让各个必要和关键之处再靠紧些，目前它们之间还有一些松散。

我不想跟您讲些自认为聪明或者深刻的话，我只想告诉您一点有益的想法，不过这显得有些咬文嚼字，那就只好这样了。至于加缪试图要表达的基本问题，无需担心：他已经表达清楚了。”

马尔罗答应将《局外人》的手稿转交给也在南部避难的罗歇·马丹·杜伽尔，一个能提出好建议的人。马尔罗说，如果加缪愿意的话，他还会将手稿转交给伽利马。在马尔罗看来，出版商们一定会“因为这部作品的背景而将其与萨特的书进行比较，对此不用在乎，加缪应该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彼亚答复马尔罗：“我同意您的看法，小说中杀死阿拉伯人的那段情节虽然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修改一下会更好。我跟您的感觉一样，那段情节的进展过快，让读者觉得缺乏说服力。不过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也许可以保留这样一段情节，因为说服力的问题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小说最后一段，我同意您的意见：加缪只是部分说出了他想要说的话。不过，是否可能增加潜在的内容而不让作品失去平衡呢？坦率地说，我认为不可能。”[20]

加缪答复彼亚：“马尔罗说话当然要有实在的内容，所以我……把他提的意见看作是他对我的作品加以肯定的表示。他的其他意见也是中肯的：小说第一章是我在巴黎时期写的，比其它部分要早一年，无疑存在需要修改之处。至于风格技巧，如果让人感到过于刻意，那就要进行改动。我写作时自然是在追求一种简约的叙述风格，并故意通篇如此，但无论采用哪种美学风格，都应该避免过度。”[21]加缪重看了一遍默尔索杀人的那段情节，没有看出其中有什么缺陷。

彼亚认为，《局外人》已经被加斯东·伽利马接受，唯一的悬念是出版商尚未全部看到的三部手稿能否同时出版。彼亚向阿尔贝谈了他对马尔罗所作评论的看法：

“1．如果伽利马或其他出版商同时出版您的三部手稿的话，那么他（马尔罗）对出版《卡利古拉》的异议自然就不复成立。”

彼亚将加缪式的写作技巧置于中心地位：

“2．语言的简约并没有让我觉得不恰当。在我看来，唯一能就风格向某位作者提出的异议，是他使用了不恰当的风格，而您的作品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剩下的就只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了。

3．我也注意到神父那段情节的含义还没有全部表达出来，但我并不认为能够将所有内涵都表达无遗……不能因为要把隐含的一切都表达出来而让作品失去平衡。《局外人》是一部让人期待作者更多新作的作品吗？这就够了。能得到如此多评论的作品并不多见。”

彼亚巧妙地利用马尔罗、马丹·杜伽尔和波朗来推动伽利马出版三部手稿。他还将《局外人》的一份手稿给了弗朗西斯·蓬日等其他作家看。彼亚收到加缪题献给他的《西西弗的神话》时说：“我为您做的区区小事配不上这样的回报。”他一直在筹划他的杂志。如果到美国出版的计划搁浅，他或许可以和马克斯-波尔·富歇合作，推出某种比富歇创办的《泉水》杂志“更重要更有趣的东西”。

对于格勒尼耶所作的评论，加缪保持着距离：“您的批评意见没有对我产生影响，我仅仅觉得它们是有用的，可以加以利用。”[22]他利用那些意见了吗？说不上。加缪在奥兰泡海水浴，骑自行车，拒绝和弗朗西娜同骑双人车，认为那很可笑。[23]7月，格勒尼耶——他终于收到了《西西弗的神话》[24]——告知加缪他要离开蒙彼利埃。他重新谈了自己对三部曲的看法：“我保留着您的随笔集，还想再读一遍。我认为这部随笔集绝对出色，是一流的作品，与您此前所写的东西有所不同。其中有些令人赞叹的段落，简洁明了，坚定有力。小说与剧本也很好地体现了这部随笔集的主题。是的，真的很出色……谢谢您将它寄给我。”

《西西弗的神话》经由彼亚转交也到了马尔罗手上。10月，得到了加缪通信地址的马尔罗给他写信说[25]：“与我此前的猜测相比，《西西弗》与《局外人》之间有着更多的关联。随笔集让小说的意义更加充实，尤其是将小说开始时单一的、几乎是干涩的笔调，转变为一种积极的、获得了原始力量的朴实无华。”加缪的这几部作品起到了相互阐释的作用。马尔罗说他见到加斯东·伽利马时将会说服他“相继”出版这些书。马尔罗知道自己的能力：“若是在别的时期，我早已能肯定让他作出决定。他对于说服力的理由决不会无动于衷。剩下的只是纸张紧缺的问题。”接着是一句典型马尔罗式的句子，宣布他这台高能量发动机将会全速运转起来：“等着瞧吧。”

马尔罗在信中还写道：“我将细节问题搁置一边：开头部分有些拖泥带水。既然您已经说过了自杀的问题，后面就没有必要再过多提及。”他坚定地相信《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几乎能同时出版：“重要的是，两本书同时出版，您就能在当代作家中占据一席位置，像他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声音，继而拥有一定的影响和存在价值。这样的作家如今并不多。”马尔罗对一位年轻作家的两部作品作出了评判：“到时候，这两部作品的命运就将开始，但那是后话了。”他顺带提到：“您现在写的是一种关于荒诞的道德观，今后还需要写出一种关于荒诞的心理学来。”

11月15日，加缪从奥兰寄给马尔罗一封信，用几乎是平等的语气（“我亲爱的马尔罗”）表达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字里行间带着一丝紧张：马尔罗是位名人，加缪则是无名之辈。“您是我希望能获得赞许的人之一，而您给予我赞许的那种方式更增加了我对您的感激之情。”他说在彼亚转告了马尔罗的意见之后，他已经“重写了两章，现在已经恰到好处”。关于马尔罗提到的每部作品之间互补关系，加缪说：“某些作品之间可以相互阐释，我正是按照这一设想写作的。”加缪用“作品”一词，而不说“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也许有些天真地坚持要同时出版。”如果伽利马无法做到，那不要紧，他会理解的。“现在，这些作品已经从我手中交了出去，那就顺其自然吧。”是作家的真实想法，还是假装超脱？“不管怎么说，如果手稿能为我带来我所喜爱和欣赏的人的赞同与理解，那就已经足够。”在提到T．E．劳伦斯（不是D．H．劳伦斯）时，加缪对“彻底荒诞之人”下了一个定义：“既是在牺牲又是在游戏；既有史诗般的经历又隐姓埋名。”加缪向马尔罗解释他对马尔罗作品的见解：“荒诞的心理机制在您的某些人物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恭维话。”他本能而又冒险地说：“您知道这是真的。在《人类的命运》中，T．E．劳伦斯完全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在奥兰，都有人在谈论马尔罗加入了新版的《新法兰西杂志》，对此加缪补充道：“我尽自己所能为您辟了谣。”[26]马尔罗告诉加缪，他希望至少能让伽利马同时出版《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27]

彼亚去拜访了离开埃勒海角搬到马尔丹海角居住的马尔罗，后者再次提到了他对《西西弗的神话》的看法，并且在给彼亚的信中确认了这一点[28]：“我看完了加缪的随笔集，写得很出色，他想说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做到这一点并非很容易。这本书完全阐明了小说的主旨，大大削弱了我对小说细节所持异议的重要性。”的确应该同时出版这两本书。当然还需要解决纸张的问题。对于三部作品的总体效果，马尔罗认为加缪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应该比上一次更加高兴”。这是一位作家在谈论另一位作家：“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看完了加缪的作品，尤其是因为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与之有着相似之处。”马尔罗正在创作的是《与天使较量》。在彼亚看来，“争取同时出版随笔集和小说并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波朗读了他写的信。彼亚喜欢细致的汇报：他“逐字逐句地”把波朗的回信抄给加缪看：“我终于收到了加缪的几部作品。《局外人》我是一口气看完的。该如何处理呢？加斯东·伽利马肯定会同意马上出版。”波朗则希望先将这部小说的节选拿到《新法兰西杂志》或《喜剧周报》上发表，他认为后者“在巴黎出版的报纸里还算得上诚实”，这样就能给作者带来五到六千法郎的收入，用以支付两到三个月的生活费。在给彼亚的信中波朗这样谈到《局外人》：“写得太好了，真的好极了。日尔曼娜（他的妻子）和我都被深深地打动了。”随笔集吗？“我对《西西弗的神话》就没有那么喜爱了。写得很有智慧，但说到底仍然只是记录一些形而上事件的聪明的编年史。”波朗从中看出“作者个人思想中的某种晦涩”，对此他不太有把握，希望知道彼亚是怎么看的。波朗还没有读到《卡利古拉》。在一封信末尾的附言中他又提到那部小说：“的确，《局外人》写得实在是好。”

加斯东没有满足于手稿审读员的意见，即使波朗给予了《局外人》最高的评价。在波朗和他的建议下，这部小说于1941年11月12日通过邮局提交给了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参加评审会议的速记秘书雅尼娜·托马塞发现作者加缪就是以前《巴黎晚报》的那位加缪。审读委员会的成员有：马塞尔·阿尔朗、艾马纽埃尔·布多-拉默特、拉蒙·费尔南代、贝尔纳·格勒杜伊森、布里斯·帕兰、让·波朗、雷蒙·格诺，当然还有伽利马家族的成员：加斯东、皮埃尔、雷蒙、米歇尔和克洛德。

彼亚希望波朗修改他对《西西弗的神话》的评价。“与波朗所说的相反，我不相信《西西弗》这样一本书与任何个人面临的问题都无关，仅仅具有智力趣味上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类问题的存在，书中就不会去尝试阐释清楚，最多只会是一篇哲学教师的演讲而已，而《西西弗》恰好不属于这类文字。”他建议加缪不要在德里厄的《新法兰西杂志》上登载小说的节选：“这份杂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臭气熏天。”至于《喜剧周报》，他没有特别的看法，只是建议加缪不要匆忙与伽利马签订这类合同。他喜欢并且了解加斯东，“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对他所提出的条件，任何作者都要经过讨价还价才可能接受。”

尽管法国的生活费用昂贵，彼亚还是希望不久就能在里昂见到加缪，在伊甸旅馆那里，“从前含服务费的房价是22法郎，现在的房价是35法郎，还不包括12％的服务费。”彼亚将“极其高兴能重新见到”他的加缪兄弟。波朗和伽利马正在向法国本土的造纸厂求购北非芦苇纸，加缪能否在那边也打听一下？彼亚提醒他：“您曾经认识一位经济区的大亨，他也许可以给你提供线索。……反正在马尔罗看来，如果有事情需要解决，您就应该像个受利益驱使的经纪人一样介入进来，不必为出版商和造纸厂的盈利而大公无私。总之打听一下北非芦苇纸的消息吧。”

所有这一切热忱而执着的努力获得了成果：1941年12月8日，从马尔罗处得到加缪在奥兰地址的加斯东，从戛纳亲自给加缪写了一封信。在加斯东·伽利马看来，《局外人》“非常出色”，他将很高兴尽快出版这部作品。他应该将合同寄往加缪的何处地址？加斯东·伽利马提出头一万册付给作者10％的版税，一万册以上部分付12％，并给加缪5千法郎的预付款。当时彼亚在里昂的每月收入是4600法郎。

加斯东在巴黎的秘书玛德莱娜·布多-拉默特将手稿交给德军的盖尔哈德·海勒中尉审查，他是德国宣传机构委派负责法国出版业的顾问，在巴黎的文学界很活跃。海勒说他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局外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从表面上看，这也许是部反社会的小说？问题不大。反政治的小说？那就更好了。[29]海勒给玛德莱娜·布多-拉默特打电话表示同意出版，还说“如果在纸张方面遇到困难”，他可以提供帮助。

待在奥兰的加缪感觉不自在而且孤单，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悲观心情[30]：“我感到天旋地转，迷失了自我，想要否定一切。我感觉自己遗世独立，想一举打碎那些构成我今天的东西，仅仅为当下保留孤独与虚无。我想要找回命运可以重新开始的那个唯一起点，这个诱惑一直都存在，是应该顺从它还是拒绝它？能否在喧闹的现实之中仍然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或者应该相反，将生活等同于创作，服从于眼前瞬间的念头？我最牵挂的是美，还有自由。”对于自己的创作，他有着清晰而高远的志向。欧洲正处在血与火之中，他想起了“……那些在乱世中进行创作的人：莎士比亚、弥尔顿、龙沙、拉伯雷、蒙田、马莱伯。”他读了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认为它们单调乏味，还读了一些印度的书籍，以及圣经预言、佛经、古兰经、尼采、帕斯卡尔、舍斯托夫。他觉得“普鲁斯特和萨德侯爵等人的作品极其单调”，在评注吉奥诺翻译的梅尔维尔的《白鲸》时写道：“感情与意象使其中的哲学意味丰富了十倍。”顺便他还给自己的岳母费尔南德·弗尔起了一个新的绰号：白鲸。他正在创作一部新的作品，一部关于鼠疫的纪事小说，其中有这样的格言：“意志也是一种孤独。”

1942年初，加缪和出版社方面就出版事宜往来通信。在德军占领区与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所谓自由区之间，法国人靠一种区间卡片通信，每张卡片上能写15行左右的字。2月2日，波朗第一次写信给加缪：“我早就该写信告诉您我是多么地喜欢《局外人》。……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它让我想到卡夫卡或者欧仁·苏，那仅仅是指它‘别具一格’，指它在各个方面的成功，指它的那种完美统一……”从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雷蒙·格诺的来信中，加缪得知《局外人》已经付梓。[31]信中问校样应该寄给谁，由谁来负责审校？格诺说伽利马先生希望这本书能在3月或4月初问世，在附言中他又加了一句：“您的随笔集存在一处‘局部的’问题”，他指的是其中关于犹太人卡夫卡的段落。加斯东重申他建议找两名校对员进行校对，批准定稿付印的意见将在波朗“亲自复审”后由他签署。[32]加斯东希望加快进度，因为纸张匮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至于《西西弗的神话》的出版“有个棘手问题”，他重申最好删去“荒诞的创造”一章，即手稿107至121页“有关卡夫卡的部分”。加斯东希望收到一份加缪的简介和他“在其他出版商那里出版的”作品目录。第二天，波朗在信中又热情洋溢地提到：“我经常想到《局外人》。”他问加缪是否愿意为一期司汤达专号写篇文章，并说“《西西弗》会与《局外人》同时出版”。尽管收到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加缪仍然不太快乐。1942年2月21日，他在给让·格勒尼耶的信中写道：“我的病再次严重复发，跟十年前一模一样。眼下正在进行治疗（又是气胸疗法之类）。”[33]

3月4日，加斯东在信中坚持认为应该将关于卡夫卡的段落用另一段文字代替。他知道加缪病了，为此感到难过：“给您这样写信我非常气恼，其实我更希望毫无异议地出版您的作品。请相信这些异议并非来自我本人。”大人物们也表示了关心。3月10日，马尔罗写信给加缪：“有人告诉我，加斯东·伽利马愿意出版您以前在夏尔洛那里出的小书（我还没看到过）。”马尔罗将《婚礼集》和《反与正》当成了一本书。他在提到加斯东·伽利马现在已经同意出版随笔集时又说：“我觉得他对《局外人》相当兴奋。”典型的马尔罗式句子：“等着瞧吧。”一个星期后，彼亚也来信了。[34]他正在为这位朋友寻找一个休养之处，当然还有工作：“要么到报社、要么教高中会考补习班、要么当森林管理员。”关于加缪拒绝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登载《局外人》节选一事，彼亚认为这不会影响书的出版：“如果每当有作者对其杂志表示不屑伽利马就羞愧或者恼怒的话，那几个月前他早就因为羞愧或者恼怒而一命呜呼了。”彼亚了解波朗的复杂立场，他既要保护伽利马出版社，作为抵抗者又不愿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彼亚既忠心耿耿又坚持不懈：如果《西西弗的神话》不能在伽利马出版，那就在自由区或者瑞士另找一家出版社。加缪牵挂他的这份手稿是否已在排版当中，彼亚安慰说《西西弗的神话》正在转托之中：格勒尼耶将其交给了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马塞尔又转给了让·瓦尔，后者是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许多德国哲学家介绍到法国的人之一。彼亚请加缪帮一个忙：能否在阿尔及利亚搞到卡夫卡的《诉讼》、《城堡》和《变形记》这三部作品？在法国无法弄到它们。他激动地补了一句：“希望您能恢复健康，像当年到卡比利亚地区四处采访时一样勇敢无畏。”

格诺审读完《局外人》文稿，给加缪寄去了第一张热情洋溢的通信卡片。[35]波朗正在修订二校。格诺说：“请允许我对您的这部作品表达赞同和敬意：它非常伟大。”3月29日，得知加缪患病的马尔罗来信表示慰问，他问加缪能否帮他找到利德尔·哈特写的《劳伦斯的一生》，以及一块俗称“白色特朗森”的地毯，尺寸为3．5×4．5米左右。

奥兰的各家报纸循规蹈矩，忠实于维希政权的附敌和排犹政策，对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弗尔家、贝尼舒家、本苏桑家都收听比法国和西班牙电台更可靠的BBC广播。抵抗组织正在形成。1942年1月1日，让·穆兰被空投到了法国。美国特工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情报网。1942年2月，被占区“战斗”抵抗组织的一些成员和尼赞的哲学家朋友、共产党员乔治·波利泽尔遭到逮捕。维尔科的小说《海的沉默》由秘密的子夜出版社出版。1942年4月，保罗·艾吕雅发表了诗作《我写下你的名字，自由》，同时不再为《新法兰西杂志》撰稿。加缪一直在以谨慎的语气记笔记。尽管被开除了党籍，这位前共产党员仍然必须保持谨慎。加缪的笔记中有一些经过代码处理的政治评论。针对阿尔及利亚报刊敌视英国的恶毒言论，他分析了这种仇恨的背后原因：“仇恨英国的正式原因有很多（无论是否有道理，也无论是否带有政治色彩），但没有人提到其中最可耻的一种动机：由于自己被强暴打垮而恼羞成怒，于是希望正在抵抗强暴的别人也遭受失败的那种卑鄙愿望。”贝当元帅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对于停泊在奥兰附近埃勒-凯比尔海域的法国军舰遭到攻击一事耿耿于怀。加缪还从总体上对法国人进行思考，探究其不因循守旧、反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类名声的实质：“法国人有着伟大的思想习惯和传统，[36]唯一的问题是缺乏付诸实践的魄力：很快就变成了公务员、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最妙的则是成了归顺的革命者，与官方沆瀣一气，连屁股都不用从椅子上抬起来就彻底改造了世界。”眼下，奥兰已经有一批与抵抗组织保持联系的人实际行动起来。在法国本土，加缪的朋友彼亚等人也已经挺身与抵抗运动站在了一起。里昂有着坚固的抵抗组织网络。加缪认为，“胆小鬼总能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采取行动前首先得理解法国人的心态。加缪理解许多法国人的惶恐，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以或软弱或强硬的态度支持他所拒斥的贝当之流的说教：“回到中世纪，回到原始的精神状态，回到大地，重新找回宗教和古老的解决之道。”在安德烈·贝尼舒家，他听见安德烈的儿子、被他起绰号叫“小绊脚石”的皮埃尔在哼哼学校强迫他们唱的维希颂歌：

元帅啊，您是法兰西的救星
在您的面前我们宣誓
我们是您的手下
一定为您效力、一定跟随您……

加缪笑着骂了小家伙一句。在笔记中，他曾写下“抓捕狂”一词。[37]他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已经写了五部作品，一部正在伽利马出版社付梓印刷。他还思考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思考自己像矿工开采矿藏一样开采生活矿藏、从中汲取营养的方式：“作家如果谈论并渲染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活，那会令人厌恶。不过要注意，杀人犯本人并不见得就是谈论犯罪的最佳人选（是不是谈论他本人犯罪行为的最佳人选，这一点也很难说）。应该想象从现实行为到文学创作存在着某种距离，真正的艺术家位于想象与现实行为之间，他是个‘有能力做’而没有做的人，他有能力成为自己在作品中描写的对象，有能力体验自己在作品中所写的内容，他的限度在于没有付诸行动，而他本来是可能去亲身体验的。”对于加缪而言，存在就是去做，就是行动。虽然加缪不能像某些朋友那样投入武装抵抗，但作家用自己的笔也能行动。

他想起了关于法国文学的传统说法：“有两种风格：拉法耶特夫人的和巴尔扎克的。前者注重语言细节上的完美，后者注重整体效果，大段的篇幅都还不足以充分表达主题。与其说巴尔扎克‘虽然有’法语错误但仍然写得好，不如说‘正因为有’法语错误他才写得好。”奇怪的陈词滥调，连教科书上都这么写。在笔记中，他以大量篇幅反复谈到正在构思的小说，以及奥兰周边的自然风光带给他的快乐：“有谁敢说：我曾度过了完美的八天？我的回忆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而它没有撒谎。是的，这个回忆的确完美，如同那几天悠长的日子一样。那些快乐既完全是身体的，也完全是精神的。……上午一直懒洋洋地躺在沙丘上，周围都是赤裸的身体，到正午阳光灼热，而且每天都是如此，聊着同样的话题。过去青春就洋溢在这种时刻，现在的青春也洋溢在这种时刻。如今30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样的青春持续下去，可是……”[38]加缪已经不年轻了。

为了帮助加缪摆脱孤单，让他重新投入创作，让他来到法国，彼亚一直在想着办法。1942年4月1日，他再次为朋友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来源问题，一是《局外人》的出版问题。他提醒各处的朋友：加缪的健康状况也许需要高海拔的地方生活？彼亚在多菲内和萨瓦一带为他寻找森林管理员的工作，一种林业开发统计员的职位。两名记者布隆贝尔热和尼古拉一直在负责这件事。尼古拉向加缪转告了一个提供帮助的消息：一位名叫勒内·巴隆的教师很乐意将自己在维埃纳的房子借给阿尔贝和弗朗西娜，甚至假期里都可以。彼亚曾经把诗人弗朗西斯·蓬日安排到布尔-昂布莱斯，负责里昂《进步报》的通讯员工作，并担任报纸的销售督察，现在彼亚打算为加缪想同样的办法，同时他还缠住波朗，试图“从加斯东·伽利马那儿搞到一笔预付款”。他积极活动，确信定稿已在印刷之中。格诺向彼亚要加缪的简介和作品目录，帕斯卡尔让阿尔贝放心：“我会给他寄去的，您放心，我会谨慎的。不过，如果您认为我应该把您介绍得像一位印度王子、一位前任高官，或者一位还俗的教士，我可以给巴黎寄去十公斤天花乱坠的资料。”彼亚和让·瓦尔一道去见了格勒尼耶。当上大学副教授的格勒尼耶将去里尔文学院就职。他们的话题一直是加缪，谈话中他们才知道加缪没有将自己与弗朗西娜结婚的事告诉老师。格勒尼耶对此没有感到不快，他回忆起曾经见过弗朗西娜：“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妻子很漂亮。”在彼亚看来，格勒尼耶的这句话证明“哲学家中间也还有眼光不错的人”。[39]

马尔罗读了《婚礼集》，认为加缪贬低了自己的这部作品：“您在提到这部作品时想到了太多的缺点，当然其中是有一些巴莱斯的风格，但是毕竟也有许多优点，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会不去苛求它的形式，而它最基本的东西将仍然存在，从中您只会勉强认出当年的自己来。”伽利马希望从夏尔洛那里买下加缪其他作品的版权然后重新出版，加缪拒绝了，彼亚赞同他的这一做法：“您宁愿伽利马手上只有您现在作品的版权，这样做是对的。”[40]

1942年4月，在撰写大段有关“具有解放力量的鼠疫”的创作提纲之前，加缪在笔记中写下：

“四月，第二系列。

关于悲剧世界和反抗的思想

布德约维克（三幕剧）。

鼠疫或历险（长篇小说）”

加缪经常在咖啡馆里见到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罗布莱斯是奥兰人，退役飞行员，目前在图兰当小学教师。他带给加缪夫妇葡萄酒、面条，还有从摩洛哥走私运来的大米，向加缪讲述了他妻子波莱特患的病。和数以千计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波莱特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得了斑疹伤寒，大部分人后来都死于这种疾病。斑疹伤寒既是一个现实，又是一种象征，而鼠疫则更具象征性。图兰设有一个斑疹伤寒病人营地，被塞内加尔土著步兵构成的防疫圈封锁。罗布莱斯在往来行动时，随身带着一份由一个名叫道尔尼耶的医生签署的通行证。也从事文学创作的罗布莱斯向加缪提供了详尽的描述，加缪一边抽着巴斯多斯牌香烟一边做着记录。为了跟加缪打趣，罗布莱斯自称是加缪所不支持的阿斯摩和卡洛足球队的球迷，而加缪继当年在阿尔及尔大学体协队踢球后，现在支持的是奥兰的卡利亚队。罗布莱斯说自己在写作上进展缓慢。[41]

4月23日，加斯东·伽利马寄出了一份合同，30日又寄出了一张汇款单，然而加缪都没有收到。在彼亚的压力下，稿费的预付款从五千法郎提高到了一万法郎，加缪可以靠这笔钱生活三个月，并支付去法国的旅费。马尔罗很了解加斯东其人和伽利马出版社，他关注着与《局外人》有关的一切消息，向加缪肯定说那笔支付给他的预付款“数目比较可观，证明他（加斯东）对您的作品感兴趣”。[42]

1942年5月，弗朗西娜匆匆来到姐姐克里丝蒂安娜的住处：

“阿尔贝又咯血了，科昂大夫要给他做气胸治疗。”

第二天，脸色苍白的加缪躺在床上冒着汗，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这次发作得够呛，我还以为已经痊愈了呢。”

弗尔一家不害怕病菌传染，再说加缪算是肺结核患者吗？他一边接受着治疗，一边继续写作，指望着稿费预付款的到来。

1942年5月19日，《局外人》在法国印刷了4400册，与格诺的《我的朋友皮埃罗》以及纪德的《戏剧》印数相当。其他新人如奥迪贝尔蒂、布朗肖、茹昂多等，其作品的印数要更低一些。加缪无法为其新书的赠阅本签名，无法在书店看到该书，也看不到最初的评论。伽利马家族和波朗对他的书寄予希望，但更看好阿拉贡、埃梅和普拉的作品。当时西默农的一部作品要印11000册，圣埃克絮佩里的《空军飞行员》印了22000册。[43]加斯东让《局外人》上市的同时，还推出了蓬日的《事物的成见》、列奥纳尔·达芬奇的笔记，以及维希当局欣赏的拉朗达的《幸福的卑贱者》。他没有等待加缪的随笔集付印，此时波朗已将删去卡夫卡一节之后的校样交给了他。按照德国当局的新规定，手稿或校样在付印之前必须交给一个委员会审查。[44]伽利马在等待《西西弗的神话》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查。伽利马寄给加缪的通信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但这位不放过任何有价值作品的出版商还是加了一句附言：“如果您知道有什么值得出版的作品，请一定告诉我。”

《局外人》以“长篇小说”的名义终于问世了，售价25法郎，封面是《新法兰西杂志》传统的白底加红黑线边框。小说的出版预告于1942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刊登，同时预告出版的还有被德国人视为颓废者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精装本，售价200法郎，以及被维希派和法奸报纸攻击的纪德的作品《地粮》与《新粮》，照相凹版胶印，售价135法郎。同一批交付书店的，还有贝当派作家保罗·克洛岱尔的《扇面百句》，以阿尔法纸限量印刷了三千册，售价60法郎。伽利马每天都是谨慎操作。出版广告刊登在被占区和自由区的各家日报上。寄给作者的20本《局外人》样书未能送达奥兰。

阿尔贝和弗朗西娜申请前往法国的通行证，有关手续办理起来令人精疲力竭。马尔罗认为《局外人》的出版应该有助于手续的办理，他告诉加缪，围绕着一本书的种种传言和发生的主要事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伽利马出版社出书就更是如此。《局外人》的出版“有好书做伴：一本司汤达的著作……”[45]马尔罗和彼亚认为德里厄·拉罗歇尔在推动《西西弗的神话》的出版。

6月17日出现了政治上的转折，拉瓦尔接受了向德国派遣自愿劳工的原则：一批法国平民将赴德国工作，部分战俘将因此得到释放。这一天，加缪终于拿到了一本《局外人》的样书。他感谢波朗又为他修改了《西西弗的神话》，并且关心他的健康：“康复需要很长时间，但我有康复的意愿。”[46]他在与肺结核进行着斗争：“医生给我的右肺叶也做了几年前曾给左肺叶做过的气胸治疗。这种疗法目前每个星期都得做一次，以后间隔会慢慢长一些，等到两周做一次的时候，我就打算离开奥兰，即使每个月还得回来两次接受治疗。……虽然我的身体有所好转，可以出门了，但还无法考虑每个星期去一趟600公里之外的阿尔及尔。我的健康状况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47]自1941年5月住到弗尔家以来，加缪的病情经历了医生们所说的“进行性发作”过程。[48]

“我曾经确信我已经完蛋了，”他对自己最喜欢的妻姐克里丝蒂安娜说。

肺科医生科昂为他进行治疗。在人工注气形成气胸之后，咯血在几天内止住了。加缪改变了对岳母一家人的看法。她们都在照顾他、爱护他。他放慢了生活节奏，时常看书，不再游泳。他在沉思：“患病无疑是一种孤独的体验，不过十年来我都在试图告别这种体验，我以为已经真的做到了。一切从头开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过上一种合理安排的新生活或者换任何另外一种活法，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最理想的情况是让疾病变成对我有益的好事，就像重新进学校念了一回书。”经历过那些“散淡和没完没了”的日子后，加缪战胜了疾病。他时常散步，一直走到奥兰海边的悬崖处，“那是个思考鼠疫和我想做的一切事情的最佳去处”。

1942年7月，加缪原本希望在蒂巴萨与一些朋友重聚，现在却做着去法国的准备。啊，可以再见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了！“终于能爬出自己的洞穴了！……感觉身上还有些软绵绵的，还算是比较正常。”他到帕莱斯特小住了半个月，那是位于奥兰附近种植园主山坡上的一所房子。本来他都应该到阿尔及利亚或者法国的山区去度过整个夏季和冬季。他请为他提供书籍的吕赛特帮他找贝尔尼的随笔《鼠疫颂》：“我告诉过你我的书已经在巴黎出版了吗？我也只知道这点。”[49]

加缪并不曾思考过该不该在法国出书。某些作家，首先是犹太作家，在那里是被禁止出版的。很少有人能像让·盖埃诺和特里斯当·查拉那样，拒绝在法国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前出版自己的作品。盖埃诺有一份公务员的薪水，查拉也可以维持生计，他拥有一批绘画和小雕像的藏品，还有一位巨富的瑞典妻子。加缪必须设法谋生，而且谋生之时他的感受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他没有作出某些妥协让步：“我不想在（德里厄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东西，如果是作为书籍出版则另当别论。”[50]他希望自己随笔集中关于卡夫卡的章节能够在自由区发表。他赞同波朗和加斯东·伽利马的观点：伽利马出版社是一回事，与德国人合作的《新法兰西杂志》是另一回事。少数盖埃诺那样的圣人能够超凡脱俗，大多数作家里，无名之辈仅能勉强度日，大作家们屈服于对名誉的渴望，其他人则谨慎地周旋，虽然发表作品，但是不为或者很少为受德国人控制的报刊写稿。

23．哪种荒诞？

《西西弗的神话》表述紧凑，语调隐含讽刺，具有一种迷惑人的明晰。这是一部短篇随笔集，没有让人费解的专业术语，文笔简洁，有时甚至过于简洁。加缪在书中谈到了世界、历史以及自己的生活。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读出多重含义。

加缪在寻找一种生活的教诲，一种超越让·格勒尼耶的谨慎告诫、超越他曾经读过的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胡塞尔、雅斯贝尔斯等人思想的教诲。他曾告诉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他为自己重新思考哲学问题感到高兴。这部随笔集更多具有道德意味，而不是哲学意味，或者伦理学意味，如果说道德观是旨在建立生活准则，而伦理学则旨在分析道德概念、分析对于一个提出诸如建立在上帝或者某种超验理性之上的道德评判之人而言，是否可能存在某种外在的道德观。

加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生活？此外，《西西弗的神话》也是一部随笔集、一篇形式完美的草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哲理散文诗，表面上冷峻，实则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加缪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既不是体系化的，也不是反体系化的。他尊重某些学说的创立者，诸如笛卡尔、黑格尔、尼采以及以海德格尔为首、被他恰如其分称作“存在论者”的那些人。然而，尽管对他们表示欣赏，他却并不针对他们的学说展开讨论。至于那些对自然科学之外建立哲学体系的可能性提出质疑的人，诸如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等，他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已经有人在构思建立一种更为广泛开放的、超越分析性经验主义和体系化理性主义的哲学，但构思这种哲学的卡尔·波普远在新西兰。在直至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著述中，加缪都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悲剧感，以及对那些正在建立哲学体系之人的强烈不信任。他的个性气质以及他所读过的尼采著作使他对一切传统道德都持怀疑态度。面对缺乏条理的这个世界，他所相信的是在某种可以明确表达的思想上取得微小进展。一个令他激动的问题是：当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处世？

加缪酝酿这部随笔集已有四年的时间，他仿佛是身不由己地在进行哲学思考。作为作家，他在思考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想提出一种普世的道德观，而要构想一种个体的道德观则相当困难。加缪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矛盾、悖论、焦虑和无奈的难以言表的世界”。从1938年到1941年，他在面对世界、面对历史和自己的生活时体验到了一种荒诞的感受。他的随笔集开篇铿锵有力：“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就是要对哲学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无法确定那时的加缪一直被自杀问题吸引着，也没有任何证据资料作出相反的判断。他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深刻而又模糊的荒诞感。这本随笔集不像《局外人》完成得那么快，加缪没有将其写成自传，不过也有意识地避免过于抽象而脱离现实。该书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加缪写道：“由于意识到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我决定与其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如此重视作为个体的人，恰好是因为他在我眼中微不足道而且遭受了屈辱。”

1940年到1941年的法国人与法国并非微不足道，但是却遭受了屈辱。“因为知道没有什么胜利的事业，所以我对失败的事业情有独钟：它们要求人用全部的灵魂去体验，无论是对其暂时的失败还是暂时的胜利。”对这部寓意丰富的随笔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阐释，法国的失败与德国的暂时胜利是其中之一，就像同一时期构思的《局外人》一样。“对于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人来说，文明的冲突带有某种令人焦虑的东西。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焦虑，同时也想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应该在沉思与行动之间作出选择。”加缪在对读者说话：“我告诉您，明天您就会被动员入伍。对于您和我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他的健康状况拖了他的后腿。然而他没有放弃行动，而是希望和皮埃尔·加兰多等人一道在奥兰采取行动。他在随笔集中宣称：“个人一无所能，然而也无所不能。”此外他还写道：“我站在斗争的一边。”对于那些蔑视人的家伙，加缪提出了也许代价高昂的挑战：“是的，人就是他自身的目的。”1941年，希特勒成了极权征服者的象征，而加缪却写道：“征服者是不会长久的，甚至其学说也不会。”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看法：“眼下遍布欧洲、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安宁的坟墓极其丑恶。”负责审查法国出版业的德军海勒中尉究竟是视而不见、缺乏眼力还是宽大为怀？加缪宣称：“有荒诞感的艺术家并不珍惜自己的创作，如果需要他可以舍弃。事实上有时他的确在舍弃，只要发生类似阿比西尼亚的事件。”(1)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为征服者在欧洲与非洲挺进之时，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记者维持生活，同时没有放弃自己创作。

凡事普遍化是法国文化的一种倾向。加缪在谈及自己时提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人正在面对非理性的事物。”普遍意义上的人并不存在，但是作为个人的加缪却时刻出现在随笔集中：“他能感觉到自己对于幸福和理性的渴望。”加缪认为自己荒诞感的根源“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对抗”。这是一种抒情的、几乎是诗意的说法，缺乏论证，也不比笛卡尔的“我思”更令人信服：如同可以思维一样，我也可以梦想。加缪总是用第三人称“他”代替第一人称“我”：“构成一个人的既有他做的荒唐事，也有他内心的真诚冲动。”他有时候会干出一些荒唐事，但内心的冲动是诚实的。他将大量篇幅用于讨论演员问题，因为他了解这一行当的矛盾性。演员要不断体验各种人生，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加缪总结说：“一般而言，……演员本身并不是荒诞的人，他们的命运才是荒诞的。”加缪道出了个人的看法：“然而，是否懂得人能够怀着自己的激情生活，是否懂得人能够接受激情的深刻法则，在让心灵破碎的同时又赞美它，这才是全部问题所在。”这段话所谈论的显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加缪自己。在这段话之前，他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提到了逻辑问题，断言“将逻辑坚持到底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意识到：“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具有一种可以超越它的意义，不过我知道我对这样的意义并不了解，眼下也不可能了解。”“眼下”一词让人颇感奇怪。加缪拒绝了上帝，他一面回顾自己的思想，一面试图像钻孔器一样深入弄清自己的感受以及这种挥之不去的荒诞性。在一些传统哲学家和某些作家的著作中，他也发现了荒诞的存在。马尔罗在小说中就经常提到荒诞问题，虽然没有加以发挥，正如萨特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提到荒诞一样。加缪在随笔集中顺带谈到：“一位当代作家所说的‘恶心’也属于荒诞。”这个说法并不见得准确。

加缪思考和写作《西西弗的神话》时年纪在23至27岁之间，那大约是尼采当年构思和撰写其生前唯一完成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当时的标题为《悲剧之人》）的年纪。《西西弗的神话》其实也可以题名为《荒诞之人》。加缪所例举的荒诞之人虽然范围广泛，从唐璜到演员再到作家，但是最直接涉及的还是他本人。创作者、艺术家最受青睐，他不假思索地直接以他们为例，并不考虑他们与荒诞是否具有真正明显的关联。他大张其辞地援引了马尔罗关于论证型作家和激情型作家的观点：“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理小说家，即主题作家的相反类型，巴尔扎克、萨德、梅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都属此列。”加缪强调说：“主题小说、论证型作品中最可恨的，是那些常常依赖于某个自以为是的思想的作品。”写完《局外人》的加缪现在重新明确了自己的美学观和最喜爱的作家。

他将“荒诞的创造”一章的第一节用于讨论哲学和小说。他没有声称自己在研究哲学，至少不完全是。他在随笔集的导言中点明了写作思路：“本书要讨论的是散见于本世纪各时期的一种荒诞感，而不是某种当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荒诞哲学本身。”对于写作随笔的加缪而言，荒诞是一个起点，是“对某种纯粹状态下的精神痛苦的描述，目前不掺杂任何形而上学或信仰问题。”加缪从不寻求同时使用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权力，因此任何时候都应该从最基本的意义上去理解他的著作。他认为萨特笔下人物的处境是荒诞的，动员民众入伍期间张贴的广告也同样荒诞。他不仅在战争中发现了“荒诞的小神灵”，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发现了：“有荒诞的婚姻，荒诞的藐视、怨恨、沉默，荒诞的战争与和平。”这些荒诞感是谁的体验呢？加缪在随笔集中没有忽视“荒诞”一词的字面含义：“平时我们说‘这很荒诞’，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表示‘这是矛盾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手执刀剑去对抗一群机枪手，我会认为他的行为是荒诞的。”当前的时局令他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从中他看到了“散见于本世纪各时期的一种荒诞感”。这一精神上的疾病，这种内心的和形而上的不自在，从未有人在他之前提到过，更不要说用令人满意的、真正推论的方式加以定义。加缪灵活运用了多种语调进行表述。法语的词汇有时显得贫乏，例如荒诞一词大致包含了两个意思，分别对应于英语里的absurd（荒唐的）和nonsensical（无意义的）。[1]加缪也许是对荒诞性的各种含义作出区分的第一位法语作家，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强调其中包含的矛盾性、虚假性或不合理性。他的论证简洁、清晰、流畅，试图达到某种清醒的表述，但是并未做到，只是表达出了上述世纪病的一半含义。将自杀（他正确地暗示只有杜尔凯姆等社会学家才讨论过这一问题）看作是哲学唯一严肃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断言是不严肃的。哲学家们讨论得更多的不是荒诞性，而是灵魂、因果关系、归纳法、本质、存在、超验性。接受或是拒绝加缪提出的命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生活是否具有足够的意义，使人不至于自杀？在谈论逻辑的同时，加缪并未真正参照形式逻辑，他思考的是一个人行为方式的内在一致性问题，以及道德观的问题。对于这位随笔作者而言，荒诞感这一间质性的模糊情感，产生于世界的存在与人寻求理性解释的呼唤之间。按照加缪的论述，我们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在看到电话亭里某个人比划手势时、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神秘的死亡时，都会体验到荒诞感。在世界的非理性与每个思考之人对于明晰解释的渴望之间，可能会存在着矛盾性。

世界本身并不荒诞，说它是黄色的也罢，甘甜的也罢：它只是存在着而已。对于拥有某种处世准则，信仰以基督话语为根据的福音书的人而言，生活与世界是有意义的。加缪的焦虑，来自于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世界没有任何既定的道德观。在逻辑学上，由命题A是B，无法推断出另一个命题C应该是D。从“是什么”无法推断出“应该是什么”。在撰写《存在与虚无》时，萨特曾说从一个直陈式无法推断出一个命令式。而信仰者始终坚信，从“上帝是存在的”这一命题或句子，可以推导出一切道德层面的结论来。在某些逻辑学家看来，“上帝是存在的”既不是一个命题也不是一个有意味的句子。也可以说，从关于世界的总体描述，任何人都无法推导出一个逻辑体系来。纯粹的逻辑学家还会断言，并不存在能由其推导出一切真命题的某个唯一命题。[2]

在加缪看来，科学中（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即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存在着某些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他以笼统的方式宣称物理学在诗歌中已经终结。然而，尽管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原则，尽管一些物理学家在相对论出现后主张对世界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建构，我们是否就可以声称不能对物理世界作出解释，或者物理世界拒绝了人的理性解释的需要呢？加缪不满于人的理性呼唤被“不断拒绝”，抱怨“意识得不到满足”，提醒不要将前者与放弃理性呼唤混淆，将后者与青春期的不安混淆。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的忧虑是心理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它要求人与世界的完全协调，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当他思考神学问题时，却目睹了无辜儿童的死亡，当他后来投身于新闻业时，又看到了他所摒弃的那些政治家的丑恶。

在试图勾勒出一种道德观的同时，他重新转向了尼采：“重要的并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艺术家是最为加缪所理解的人。他宣称创造者将荒诞性推到了极致，就他而言或许如此，但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如此。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形象化哲学，以及他对概念化作家的反对：“表现荒诞的作品要求……一种让具体事物仅仅表示自身意义的艺术。”“艺术品应该自主地存在”，不应该为了被欣赏而要求解释。“在任何情况下，解释和描述都无法穷尽艺术作品的全部内涵。”布拉克曾说过：“应该仅仅满足于发现，而不要去进行解释。在艺术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个让人无法解释的东西。”创作小说时的加缪就曾经思考什么叫作“局外人”。

通过讨论享乐主义者唐璜、短暂工作中的演员，以及“征服者”一节的少量篇幅和“艺术家”一节的大量篇幅，加缪提出了自己作为作家和人的道德观：“没有哪种命运不是通过藐视困难来战胜自己的。”面对疾病，尽管加缪也有气馁沮丧的时候，但他常常表现出和自己笔下的荒诞主人公一样的英雄气概，对生活中的那些偶然事件报以藐视。荒诞的事物，也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谅、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再次隐含地提出了当代世界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否合理，这也许是一个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的欧洲哲学中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着一些事物而不是一无存在？加缪宣称，“在智力的层面上，我可以……说荒诞并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之中，而在于两者的共存。”他没有点明思路之间的联系，而作出结论说：“少数严密一致的哲学态度之一，就是……反抗。”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许可的，因为必须拒绝某些罪恶的行径。加缪首先是从人出发来解释人的，他把人以及人的充分发展和幸福看作是目的。荒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世界具有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

加缪这本随笔集的标题受到让·格勒尼耶的影响，后者在《论正统精神》一文中曾经谈到受诸神惩罚的人类：“大家总在谈论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却忽略了该神话的结局，其实那才是关键所在。从未有人提到过西西弗。”加缪从自己关于荒诞的思考中得出三个结论：反抗、自由与激情，由此他将自己认同于西西弗。[3]随笔集的结尾带有文学色彩，是一段怀着希望的呐喊。加缪将人推向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更高忠诚：“否定诸神的存在，并推动巨石。他（既指人，也指西西弗或加缪本人）也认为一切皆好。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在他看来既非贫瘠荒漠，亦非毫无意义。他所推动的这块石头上的每一颗砂粒，眼前这座黑暗山峰上的每一片碎石，都构成了一个世界。推石上山的斗争本身已经足以使人的心灵充实。”应该想象加缪是幸福的——当他完成了一部手稿或者开始构思另一部手稿之时。西西弗的一再推石上山本身就是目的，无需任何辩解的理由，就像写作、创造一样。

《局外人》的主人公也无需为自己进行辩解。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写道：“一个我们可以解释的、即使是用不恰当理由解释的世界，仍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相反，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与光明的世界，人会感到自己是个外来者。”这就是默尔索的世界。这位加缪塑造的第一位重要主人公无疑是一个有着荒诞感的人，因为他不去寻找自己遭遇之事的意义，不作评论与判断。将文学作品的解释归结于故事情节，最后总是会得出不恰当的解释：包法利夫人？一个不爱自己丈夫的外省女子，后来死了。哈姆雷特？一个深爱自己母亲，却不太喜欢自己叔父和未婚妻的年轻人，后来也死了。至于《局外人》？一个叫默尔索的人得知母亲在马朗戈的养老院去世，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安葬完母亲就到海边跟一个姑娘调情。她要和他结婚，他并不爱她，但是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拒绝。他还同样心不在焉地跟一个房客成了朋友，此人有点大男人做派，粗暴对待他的情妇：一个阿拉伯人的妹妹。在一处海滩上，默尔索因为一点非常偶然荒唐的情况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因此被送上刑事法庭。他对于母亲之死的无动于衷荒唐地被看作是比杀人更重要的指控理由，这件事给法庭庭长和陪审团留下了最坏的印象。被判处死刑的默尔索并不想死，内心希望能得到减刑。他拒绝了监狱神父的帮助，恨不得将其打翻在地。最终他准备赴死，但仍然怀着活下去的愿望。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主要以独白构成，结尾处是一段激昂的表白：“我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仿佛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动人的冷漠敞开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由于小说叙述的不连贯性，默尔索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显得荒诞，但他所处的这个冷漠的、偶然性的世界却并不荒诞。构思默尔索这个人物时，加缪也想到了帕斯卡尔·彼亚。[4]这个朋友与默尔索一样，并不是从高处俯视传统习俗，而是置身于它们的边缘。加缪创作这部小说时曾受到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的启发。说到底，默尔索是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的，正如《局外人》的深层含义无法被说清楚一样。我们既不能将这部小说归结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想要除掉阿拉伯人的企图，也不能将其归结为原籍欧洲的阿尔及尔人对当地气候的不适反应。一部成功的伟大小说能够激发各种意义的阐释，甚至它的创作者也常常无法解释清楚。有时候，对于一部随笔集的阐释也是如此。

在第一次客居巴黎之后，在结束了从巴黎到波尔多、从克莱蒙到里昂的流浪之后，加缪重新回到了阿尔及利亚，再次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开始构思一部表现范围比《局外人》广阔的小说、一部纪事体的作品，他将在其中描写一群面对荒诞世界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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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法西斯入侵。——译注

24．短促的呼吸

1942年7月，在一学年的工作结束、弗朗西娜有了空闲时间之后，阿尔及尔的一位医生朋友斯韦克林斯基建议加缪到高海拔地区和法国去过冬天。多亏伽利马支付的稿酬以及弗朗西娜的工资，加缪夫妇现在总算有了一点钱。

8月初，夫妻俩到埃莫拉农场住了半个月。这家农场属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家族，靠近阿因纳·埃勒-土尔克。一起去重聚的还有让娜·西卡尔、达岱尔森两兄弟、尼科尔和玛奈特·夏普隆表姐妹。这群年轻人游泳、嬉戏。有天下午，一头小驴跑到了房子的台阶上，引得他们放声大笑。留在农场过夜的人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以奥兰人的方式开玩笑，玛格丽特的兄弟保罗对吉奈特·冈特说：

“啥时候我让搞你？”

加缪躲避着太阳的照晒。尽管天气炎热，他却经常在肩膀上披着一条大浴巾，笑起来的时候似乎很健壮，而朋友们都感到他虚弱不堪。他的呼吸短促，像是在残喘度日。[1]

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回了一趟阿尔及尔，但是没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所爱的那些人，包括弗雷曼维尔。他们与两个朋友以及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共进了一顿午餐。罗布莱斯注意到加缪很少说话，身上在冒着汗。[2]

加缪夫妇登上了一艘穿过西班牙海域前往马赛的轮船，就露宿在甲板上。他们的旅伴中有一位名叫路易·若克斯，是比若高中的历史教师，也在阿尔及尔大学兼课，现在要去法国参加抵抗运动。若克斯和加缪相互认了出来。加缪正在读路易·吉尤的小说《梦中的面包》，此书的出版社和封面都与《局外人》相同。若克斯手里拿着的则是一本泰奥菲勒·戈蒂耶的书。在马赛办理完入境手续，包括一项确认旅客身上是否有虱子的检查，加缪夫妇乘火车前往里昂，然而途经里昂的阿尔贝累得已经没有力气去看望彼亚，随后夫妻俩又乘火车到圣艾蒂安，再换小火车去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又坐了几公里的马车，终于抵达了维瓦莱山区海拔一千米的帕讷利耶。

弗朗西娜的姑妈玛格丽特嫁给了演员保尔·爱弥尔·厄特利，他母亲萨拉在一个由要塞改建的农场里，经营着家庭式膳宿公寓帕讷利耶，公寓位于一个有四栋房屋的小村庄的正中间，其中两栋房屋住着农场主勒格朗一家人。弗朗西娜和姐姐们小时候曾来这里度假。厄特利太太像母亲般亲热地关照加缪，甚至免去了他跟人寒暄应酬的麻烦，以免他感到疲劳。加缪夫妇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无需跟主人同桌就餐。二楼有一个木头搭建的阳台，他们就在这个名副其实的露台上休息。厄特利太太没有让他们支付巴黎人要付的房钱：大家只需分摊日常开销即可。[3]透过这座巨大要塞的枪眼，风灌进来，在螺旋形楼梯里呼啸。公鸡、母鸡、鸭子、小牛、山羊在清晨一起叫唤，包括富莉太太在内的女佣们将热水罐送上楼，鞋跟跺得地板直响。一部分旅客住在要塞附属的建筑里，另一部分则住在方塔下面要塞的主建筑内。靠墙放着一些原木椅子，涂过泥灰的墙上用带花壁纸贴到一半高。陶制的餐具装饰着餐厅。客房里摆着茹伊平纹布的屏风。院子中央有一处洗衣池和一棵巨大的梧桐树，树荫遮住了一半客厅。这间客厅从前曾是谷仓，现在被帷幔隔成两半，里面的家具陈设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墩状软座，两把扶手椅，一张原木餐桌，一架钢琴。菜园子连着一大片草坪，一条两侧种着果树的小路穿过草坪，一直通向河边。这一带的景致极美，河对岸能看见高大的冷杉林、苔藓地、三叶草、欧洲越橘树林和林中空地。房客们在两餐之间可以四处闲逛，有些人走到尚蓬镇购物，去邮局或者看电影。另外一些房客，像阿岱拉伊德·格伦巴赫，会去参加救世军组织在尚蓬辖区的会议。阿岱拉伊德觉得这些会议“很有趣很奇怪，就是说肤浅、像在演戏，但是又都怀着发自内心的真诚。很多当地人去参加会议，带着真诚信仰歌唱，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场面既很陌生，又很天真，没有虚假的羞耻感，我感觉简直是在看一场电影。听那些人讲述他们皈依救世军的过程，你几乎会觉得自己待在旁边很冒昧……”[4]

加缪与厄特利太太的雇工富莉太太聊天，觉得她通情达理，有判断力。[5]和加缪的母亲一样，她也不识字。有几天时间他很少出远门，只是躺在草坪上舒展四肢，或者溜达到私人墓地一带。更远处，有渔夫在利尼翁河里钓鳟鱼。维瓦莱山区的饮食要比奥兰的好。农场主们出售黄油、牛奶、奶酪、肉类，还有美味的小马铃薯。萨拉·厄特利提供的伙食超出了政府的配给范围，但价格却很公道。在这个新教徒地区，很少有农民会去黑市上做买卖。加缪与圣艾蒂安的一位医生取得了联系。这位作家渐渐喜欢上了当地的风光：“一个美丽的地方，虽然有些沉闷。到处是数不清的草地、树林、泉水。整天都能闻到青草的气息、听见流水的声音。”[6]一场雨过后让人感觉非常清爽，尤其是在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的闷热天气之后。周边的景色美极了：“我当然觉得这里很美，但这种美还没有打动我的内心，还需要再住很多天，再散很多步。”这里的食物供应说不上完美，“更何况根本没有酒可喝”。

值得安慰的是：加缪交给伽利马出版社的第二本书《西西弗的神话》已经预告出版。9月22日，加缪寄给加斯东·伽利马第一份为样书插页撰写的介绍文字：“现代人的智慧正在遭受虚无主义之患，为了治愈这种疾病，有人提出将其忘掉，回归到从前：回到中世纪，回到原始的精神状态，回到所谓的‘自然生活’，回到宗教信仰，回到各种古老解决之道的宝库。然而，要想让这类安慰具有些许效力，就必须否定几个世纪以来的知识积累，假装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一无所知，假装什么也未曾学到，就必须抹去那些无法抹去的东西。而这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本随笔集重视我们从人类历史中学到的经验，它给人提出的建议是带着否定的态度继续生活，以此作为向前进步的原则。本书既忠实于现代人的智慧，也对其表示信任。在此意义上，我们应该将本书仅仅看作是一种‘调整’，一种对‘好的虚无主义’的预定义，总而言之，看作是一篇前言。”加缪还给他的出版商寄去了一句更为明白易懂的阐释语，用于新书的腰封：“西西弗或地狱里的幸福。”

加缪到帕讷利耶来既是为了休养，也是为了创作那部业已开头的小说。“我期待着困扰我的这场疾病能够痊愈，除此以外只有一个愿望：写作。我希望在这里进行创作。”天气好的时候，加缪会坐在大宅前的一张石头凳上，聆听蟾蜍的叫声。在他听来，这种美丽动物夜晚的叫声悦耳，像是长笛的声音。[7]有时候，他会穿过邻近的冷杉树，走到利尼翁河边。他喜欢一只名叫“香烟”的母猫，夏天结束的时候这只猫死了。[8]

一些付费的游客来到帕讷利耶，加缪夫妇不跟他们一起分享茶点和覆盆子果酱土司。眼下在法国大家都避免交谈：不了解别人就不会对别人带来潜在的危害。一位叫雷蒙德·格伦巴赫的女房客欣赏这对年轻夫妇，但仅止于跟他们见面打招呼而已。[9]格伦巴赫是犹太人，曾在巴黎的医院当住院实习医生，后来被解雇了。整个尚蓬地区现在成了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所。

加缪冷静地关注着《局外人》出版后的反响。巴黎那边的人向他保证，最不济也能卖出三千册。彼亚写信给马尔罗，要他敦促加斯东按月向加缪支付报酬：“……以我对加缪的了解，他决不会为自己争取任何东西，哪怕因为这种谨慎而死去。”[10]加缪寄希望于此前交给夏尔洛出版社的一本随笔集《人身牛头怪兽或奥兰的歇脚点》能够出版，从而为自己带来一笔收入。没想到这本书竟然被愚蠢透顶的审查官禁止出版。什么罪名？带有地方主义和地方爱国主义色彩。“如果您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个奥兰民俗协会会长的头衔，想要出版什么大概都会得到许可的。”[11]

一开始，加缪对《局外人》出版后的评论界反应感到不满，他私下告诉弗雷曼维尔：“自由区的评论平庸，巴黎的精彩，但是所有评论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最好的办法是充耳不闻，埋头写作。”[12]阿尔贝很想建议克洛德来山区跟自己聚首，但是“不愿意他来了之后感到痛苦：这里没有葡萄酒，没有烟草（每天配给4支香烟），除了乳制品，没有任何解馋的东西，总之会够你受的。”他希望克洛德继续写作，将小说《尽我全力》拿去出版，夏尔洛会接受的，加缪对此深信不疑。

加斯东·伽利马照料着自己的这位新作者，给他写信说：“那些评论其实都很愚蠢，不过《戏剧》杂志刊登过阿尔朗的一篇好文章，另外还有一篇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很赞赏。”[13]加斯东希望结识这位大有前途的作家，第一本书没有获得好评并不妨碍他对一位陌生作者怀抱信任，他做的是长线投资。那两篇文章被他提到不足为奇，因为文章作者都是伽利马出版社网络中的文人。该社旗下的作者马塞尔·阿尔朗7月11日在《戏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占了两栏的篇幅，标题带有恭维色彩：“一位作家诞生了：阿尔贝·加缪”。阿尔朗将《局外人》复述和引用了一遍。这是一篇赞扬的文章，但是写得并不精彩，评论的时候有些勉强：“不管我们对这种思想持何保留意见（我认为与这种思想相对，我们能感觉到某些其他的思想正在形成），重要的是加缪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语气令我们感动。”《戏剧》是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周刊，而文章的结尾有助于促销该书：“……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1942年9月《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的另一篇评论文章——自家的杂志当然更要说好话——也同样显得乏味，尽管没有那么俗套。作者费埃希认为加缪的作品表现出一种隐藏不露的“凶恶”倾向，因为这部小说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表达其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费埃希还是称赞这部小说“文笔朴素、准确，表达的主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悲剧性，让人感觉到某种批判精神。”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加斯东就看过其中的评论：“……一部杰作，一部‘陶冶灵魂’的作品，因为其中恰好没有任何说教。”加斯东没有向加缪提到，在阿尔朗的文章发表一周后，自由区的《费加罗报》登载了批评界权威安德烈·鲁索的一篇评论，对《局外人》进行严厉的抨击：“小说的危机（这已是老生常谈）看来日益变得严重。年轻小说家的处女作所暴露出的，常常不仅是才华的平庸。当这变成一种趋势时，更让我们感到困惑和不安。”鲁索悲叹：这些看破一切的年轻作家究竟都是些什么人？“这部小说似乎有意要表现出精神上的被动和道德上的堕落。”文章作者看到了一种“已经形成的才华，……散文家的种种优点”，但是“作品中的现实生活非常贫乏”。这个名叫加缪的作者让人想起“被安德烈·纪德称作背德者的那一类人物”。默尔索身上“没有任何体现人的价值的东西”。[14]

彼亚在里昂一直关注着《局外人》出版后的各种反应，他寄给加缪一期《时代报》的专栏文章。[15]作者埃米尔·昂里约是文学批评界的另一位要人。“我从没有怀疑过昂里约先生是个笨蛋，他写的这篇评论再次印证了我的看法。撇开这一点不谈，他的话其实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局外人》如果赢得赞许将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从鲁索到昂里约，这就是默尔索在被处决的那天所期待的观众。我真想写信给司法部长，建议他把这两人列入陪审团名单，如果他们的名字还不在上面的话。”

有马尔罗、波朗和彼亚站在自己一边，就能够忍受那些专栏评论家的因循守旧和敌意了，加缪带着苦涩这样安慰自己。他在手记中写道：“花了三年时间写出来的一部作品，居然被人用五行字加以嘲笑，而且引文还是错误的。”还有：“说教者猖獗。那些白痴以为选择否定就意味着放弃，以为预言家式的扭捏作态中会有阳刚之气，以为矫揉造作的精神中会有崇高的存在。”[16]

在随笔集即将推出之时，伽利马建议出版《卡利古拉》，但是加缪宁愿等待，谢绝了这一建议。[17]

彼亚还给加缪寄去了一篇莫里斯·布朗肖的专栏文章。[18]在他看来这是评论《局外人》的文章中最富智慧的一篇：“小说中讲述故事的人似乎并未揭示自身的任何真正变化，或者说他所揭示的情感过于简单，比起什么都不说来，反而使他离我们更远，更为陌生，这样的叙述者表现出一种难以超越的客观性。”小说中将司法机构表现为“一种可怕的宿命工具”的段落，让布朗肖想到了《圣殿》的作者福克纳。案件审判的复杂过程在布朗肖看来“人为造作”，彼亚则认为布朗肖“在这一点上完全搞错了，奇怪的是那么多有头脑的人居然没有认识到司法体制的荒谬性质以及法官、律师、证人之类道具的滑稽可笑。”彼亚将波朗写的《塔布之花》寄给加缪，事实上他需要什么彼亚都会给他寄去：“书籍、食品、动物标本。”[19]不知加缪是否已经重新开始创作了？当地的治疗条件还过得去吗？要知道，“《局外人》现在已经随处可见了”。[20]彼亚建议加缪与瑞士的《讷沙泰勒邮报》、《日内瓦日报》和《收藏家报》建立联系，为它们写上两三篇文章后，没准它们就会建议加缪撰写专栏：“这些瑞士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是没有那么浅薄，尤其是不像大多数法国报业大亨那么愚蠢。”[21]

10月份，得到放松的加缪重新投入工作：“弗朗西娜整个9月份都跟我在一起，现在她走了，我必须独自一人待到11月底，到那时我会回到阿尔及尔，可能会在那里定居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很希望能在埃勒·比阿尔或者相同海拔的地方找到一处公寓，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气。“我对于待在阿尔及尔、奥兰或者法国都无所谓。到法国定居我会感到高兴，但是鉴于我虚弱的身体状况，我会死在那儿的。因此理所当然不应该……”[22]尚蓬地区的景色终于“打动了他的内心”：“随着秋天的来临，这里的景致变得相当优美。所有的树木都像是红色或黄色的巨大火焰，阴沉的天空让景物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道路上已经没有任何行人。”帕讷利耶的房客们开始离开了：“再过一星期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一位好心肠的老太太（这里的老板娘）了，她就像是从某本妇科书籍中走出来的人物。不过至少我可以继续工作。《鼠疫》的创作已经大有进展，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全部重写一遍。”加缪成了真菌学家：“在没有任何更好的事情可做时（经常是这样），我就去采蘑菇。这种平静的活动能够帮助我忘掉去圣艾蒂安治疗时看到的一切：我从未见过的最苦难的景象。”在他看来，圣艾蒂安比卡比利亚山区还要贫困。与他相伴的，有“三只漂亮的狗”。[23]加缪喜欢柴火的气味：“以前我需要安静，而现在我不讨厌任何人了。要是能够康复、像从前一样生活那该有多好（自打患病以来，我甚至没有跑过一次步）。现在我又觉得自己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当然，最好是我能尝试着乐天知命，而不是去企望不太可能的事情。”[24]他作出决定：11月底就回到阿尔及尔定居。[25]寒冷的天气来了，帕讷利耶的生活变得难受起来：“燕子早已飞向热带地区，而我耽搁得太久了。”[26]很快他就要到29岁了。他申请去巴黎的通行证，打算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首都正在上演《塞莱丝蒂娜》、《哈姆雷特》和辛格的剧作：“总而言之，是阿尔及尔为一切定下基调，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前驱而已。……有时候，我想到健康就像想到一个自己无辜失去了的伟大国度，那里充满阳光和蝉鸣。当我实在太渴望这个国度、渴望它可能带给我的幸福时，就会重新开始工作。等回到阿尔及尔，我的创作会大有进展，但是并不会令我满意，还需要重新开始。……我做事情总会是这样：要想把事情真正做好，就必须重新开始。”[27]

另一篇认真评论《局外人》的文章刊登在《泉水》杂志上，作者是加缪从前在劳动剧团的伙伴亨利·埃勒。埃勒在加缪的小说中看到了多斯·帕索斯的某种影响，认为这种影响使他有可能陷入“写作手法过分机械”的危险，但是“这种单调的叙述，却恰恰非常符合《局外人》的主题。”归根到底，“加缪先生写的不是心理小说或分析性小说，借助于一种崭新的技巧，他成功地赋予了自己的作品以法国最优秀的文学传统中古典叙事的严谨与纯粹。”[28]埃勒认识加缪，但是并不太了解默尔索这个人物，认为他“没有人的味道，缺乏人性的价值，甚至缺乏人性的真实，尽管小说的唯一框架就是真实主义的愿望。”昔日的伙伴并不一定都是有洞察力的评论家，加缪跟朋友们更容易解释清楚。布朗什·巴兰批评他的作品有些冷酷，加缪在给她的信中说：“《局外人》实际上是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书中人物似乎没有情感乃是有意为之。从这个角度看，您所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这部作品具有双重含义，我试图把默尔索写得自然生动，但这个人物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此外还有一层额外的含义：他是一个系列作品的首篇出现的人物，后续的作品将会使他的象征意义变得更为明显。他所代表的是零起点，而一个处于零起点的人可以获得某种存在。当然还有别的东西，诸如牺牲、忠诚、荣誉、辉煌的人生之类，所有这一切荒诞的美德都保存了它们的意义。”他在信末又写下附言：“我可能于10月28号去一趟里昂，如果您不去的话，我可能会取消这趟行程，但我会在11月底（25号左右）离开帕讷利耶，在里昂短暂逗留后前往马赛。因此很快能再见面了，亲爱的亚洲女郎（布朗什的父亲曾是亚洲殖民地的军官），别忘了我这个朋友，期待着您的来信。”[29]

让-保尔·萨特先生从战俘营回到法国已经一年了，加缪曾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分析过他的著作。眼下萨特在巴黎的贡多塞高中教书，活动极为丰富。他正在完成现象学本体论巨著《存在与虚无》，同时在撰写剧本《苍蝇》，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系列第一部《理智之年》的创作，并且尝试着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抵抗小组，出版了几期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简报，在上面发表文章的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一度同意为《戏剧》杂志主持一个文学专栏，发表过一篇关于《白鲸》的文章，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决定不为被占领区的报刊写东西。1942年9月，萨特就《局外人》撰写了一篇长达20页的评论。[30]伽利马出版社的总部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萨特不属于该出版社文学部门的智囊成员，但是与波朗和格诺过从甚密，他们向他推荐了加缪的《局外人》。他还读了10月16日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当时该书印了2750册，属于随笔丛书中的第12种，封面为淡蓝色。

萨特关于《局外人》的分析评论是当时最别具一格的，标题带着一种优越感：《〈局外人〉之解释》。我，哲学教师学衔获得者，巴黎高师的毕业生，来向您，年轻人，解释您想要表达的东西：1．您的成功之处；2．您的败笔。萨特很少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评论某位作家。战前，他曾分别为福克纳和吉罗杜写过十多页的评论，只有莫里亚克得到过与加缪相仿篇幅的评论，那篇文章的结尾冷漠生硬：“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然而对于萨特先生而言，加缪先生的确是一位艺术家。对《局外人》着迷的萨特只用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自己的评论文章。[31]他结合当时知识界刚出现的信仰，试图寻找打开《局外人》的钥匙，同时还参照了对《西西弗的神话》的阐释。

如何对这部小说进行归类？在萨特看来，这不是一部叙事性的作品：这种文体“在叙述的同时又在解释、协调，用因果关系取代时间顺序。”这部小说“追求一种持续的时间，一种变化的过程，以及时间不可逆性的明显存在。”萨特因为困惑而感叹：“这部作品由一系列彼此递嬗、缺乏活力的当下时刻构成，在这些时刻的下面隐约可见一架机器的精密结构，我很犹豫是否能给这部它冠上小说的名字。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与《查第格》和《天真汉》一样，是道德家的中篇小说，伴有委婉的讽刺和几幅反讽的肖像，这种类型的小说虽然有德国存在主义者和美国小说家的助阵，在本质上仍然非常接近于伏尔泰的短篇小说。”作为哲学家兼小说家的萨特灵活自如地往来于《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之间，思考加缪就像是在思考自己。伽利马出版社的人不断在说《局外人》是停战以来最好的小说，然而这部有着异域风情的杰作又是晦涩难懂的。与鲁索和昂里约不同——这两个愚蠢之人既不是哲学家，又未读过《西西弗的神话》——萨特透彻分析了默尔索的内心世界：“既非善亦非恶，既非有道德亦非无道德。”这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诞性吗？“如果把人和世界分开来看，那么荒诞既不存在于人，也不存在于世界。然而，由于人的本质特性是他‘存在于世界上’，因此最终荒诞就与人的状况融为一体了。”萨特将自己《存在与虚无》中的海德格尔式概念投射到了《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上。就哲学而言，他对加缪没有作出肯定。而加缪四年前在剖析《恶心》和《墙》时，也没有赞同萨特的哲学。审视加缪作品的萨特表现出了一种亲切的宽容态度：“死亡，多元论，真理与众生无法消除的多元性，现实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种种都是荒诞的集中表现。其实这些主题并不算太新颖，而加缪先生也没有把它们照搬过来。从17世纪起，某种地道法国式的干巴巴的、短浅的、静思默想的理性已把这些主题列举无遗，它们成了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从埃勒到萨特，人们都将“古典”的标签立刻贴到了加缪的作品上。稍后萨特又指出：“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用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不过他对他们的理解似乎并不总是很透彻。”

萨特采用了索邦式的笔调：“我们的作家……”，“让我们来作进一步考察……”，不过也不乏直觉：“所以，采用小说形式传达信息这一事实本身，足以显示出加缪先生既谦卑又骄傲。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既承认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如何解释这部作品在1942年的神秘成功？对于萨特来说，应该将此看作是“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间心心相印。”这句话可以用在所有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上。有时候，萨特在自己喜爱的话题上想发挥一下，但是随即又会泄气：“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沉默乃是话语的真正方式。”萨特的软肋：如何既保持沉默又使用语言？“如何运用概念来表示当下难以理解的、杂乱的种种现实呢？”用一种新的技巧。那么加缪的技巧是什么？“有人（波朗）曾经告诉我，‘这是用海明威的风格写卡夫卡的内容’。”萨特没有看出卡夫卡的内容，倒是加缪曾在萨特的《恶心》中看到了卡夫卡。“加缪先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是人间的，卡夫卡小说要表现的却是不可能达到的超验性：对于卡夫卡而言，宇宙充满了符号，但是我们无法理解，就像我们无法看到布景的背面。对于加缪先生而言则正好相反，人类的悲剧根本不存在任何超验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超过我理解能力的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了解这个意义，而且此刻我不可能了解它。一个存在于我的处境之外的意义对我能有什么意义呢？我只能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萨特因此认为：“荒诞的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只看到这个世界好的一面。”

《局外人》的风格令萨特着迷，小说中语句的各种拆分方式、对比手法、纯粹的简单句叠加、时间单位的区隔、拟人化倾向、动词的纯粹性和及物性、每个句子单位的独立性，等等，都具有众说纷纭的暗示效果，这些手法的运用极少张扬，只是个别时候有些极端：“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会这样写：‘一座桥横跨在河面上。’加缪先生拒绝这种类型的拟人化手法，他会写：‘在河面上，有一座桥。’”还有更好的例子：“人们说勒纳尔的语言到最后总是‘母鸡下蛋’这样完整的句子，而加缪先生和许多当代作家则可能写：‘有一只母鸡，它在下蛋。’”萨特此时快要完成《存在与虚无》，那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著作，难以归类，既不同于博士论文，也不同于抽象的心理学教科书，或者哲理小说。这部关于“存在”的小说锤炼出可以有无数种解释的概念与人物，自为、自在、否定、背信，还对唯我论进行了分析。默尔索不就是一个唯我论者的绝妙例子么？萨特被《局外人》的独创性所打动：“这是一部古典主义的作品，一部有条理的关于荒诞和反抗荒诞的作品。”但他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作者的原意”。萨特没有读过加缪评论《恶心》和《墙》的文章，因此阅读《局外人》是他与加缪的首次“接触”。[32]两位作家通过彼此的写作，这个最好的中介人，相遇了。在写《局外人》的评论文章时，萨特尚未完成《存在与虚无》有关道德方面的最后一章，他将自己这部重要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当然也是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观点）用到了默尔索身上，用到了这个人物实际表现出的以及他所声称的反道德主义上：“本体论自身并不能表达道德原则。”加缪和萨特都在直面如果人不信仰上帝，如何确定道德基础这一永恒的问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关于“目光”的论述既复杂又深刻，而他在审视陌生作家的作品时，目光往往惊人的犀利，远不同于鲁索的那种废话。

在同一期的《南方手册》上，让·格勒尼耶发表了一篇较为简短、才思不及萨特的文章。[33]他称赞《局外人》的语言“枯涩、洗练，有意识地不作渲染”。格勒尼耶回忆起做演员和导演时期的加缪：“我记得在排练《特纳西岱号邮轮》时他扮演的那个未能离开的人物。他表现的不是一个打动我们的无辜牺牲品（要打动人就必须与观众更接近），而是一个看破一切、不懂得与令人厌恶的世界保持距离的纨绔子弟的形象。那仿佛是在表现狼的死亡！”加缪没有告诉格勒尼耶他对这篇评论的看法，但是谈到了他对萨特文章的感受：他既不得意也不失望，更多的是高兴：“萨特的文章是一种典型的‘拆解’。当然，他没有去考虑整部作品中的直觉成分，光凭智力是不够的。不过这是文学批评的游戏规则，其实这样也很好，因为在好几处地方他让我看清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也知道他的大多数评论都是正确的，不过为什么要用那种尖酸的笔调？”[34]

作为文坛新秀，加缪现在获得了给法国主要报纸和最好的杂志撰写文章的权利。被占领时期法国出版过许多新书，那些即使不喜欢《局外人》的人也无法忽视这部作品。不仅如此，加缪还拥有了一个读者群。11月，伽利马出版社加印了4400本，半年后又加印了同等数量。[35]但这并没有让身处帕讷利耶潜心创作《鼠疫》的加缪觉得自己真正被理解了。他在手记中写道：“各种关于《局外人》的评论：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写的是‘冷漠’，这个词并不准确，说‘亲切’也许更好些。”[36]他还道出了创作背景：“有三个人被我写进了《局外人》：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我自己）和一个女人。”他没有说仅仅是两个男人，那么那个女人是谁？是伊冯娜·杜凯拉尔，他在私下见面时和书信中常常叫她“女局外人”。

住在巴黎的萨特经常阅读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住在帕讷利耶的加缪则重温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圣经》。1942年9月12日，盟军在北非托布鲁克的一次登陆行动遭到失败。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自由区之间的往来联系保持着畅通。德国人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一带，但是法国的公众舆论却对贝当分子不再寄予太大希望，能够感觉到支持率的回落，尤其是在那些将被强制劳动局派往德国的21到35岁的年轻人中间。患病的加缪不属于这一批人。强制劳动局的这一动员决定促使一些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加入积极的抵抗行动。1942年9月20日，巴黎出现了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的第一期。里昂变成了一个抵抗行动、消息和谣言的中心。彼亚在那里一直关注着加缪，并许诺要去看望他。

加缪开始习惯了维瓦莱的秋天，这里有红色的树林，山毛榉“构成了金黄色的斑块，或者孤零零地长在树林边，如同流淌着金色蜂蜜的巨大蜂巢。”远处不时有美女走过，但是他感到的诱惑已经不像在阿尔及尔和奥兰那么多。加缪又有了必须禁欲的固执念头：“情欲没有任何意义。它并非不道德，但产生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不想创作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但是唯有贞洁才能让人有所进步。有时候——当你让情欲摆脱了道德约束的时候——它是一种胜利，但是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失败，唯一真正的胜利是继它之后才会得到的，那就是贞洁。”[37]几天之后他又写道：“放纵的情欲会导致一种以虚无方式看待世界的哲学，而相反贞洁却会赋予世界以意义。”稍后，这位唐璜故意显得看破一切，用几乎玩世不恭的语气写道：“爱情之外的女人是令人乏味的，而她们却并不自知。要么只跟一个女人生活同时保持沉默，要么跟所有女人上床并去行动。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别处。”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性道德观？即使上帝不存在，加缪也不允许自己为所欲为。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常常就是减去情欲后的工作。在手记中（至少是在他未剪掉的手记中）他腼腆、谨慎、隐秘、自我审视，提到了一个中篇小说的写作计划：“构想：由于源自内心的某种要求，主人公拒绝别人向他提供的一切东西、一切得到幸福的机会。他糟蹋了自己的婚姻，卷入到一些并不令他满意的私情中，一直在等待、在希望。”性在加缪眼里常常显得荒谬和无关紧要，但感官享乐和幸福则不同。“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对未来要写的各类叙事作品都已有了打算，走出《局外人》之后——不过一位作家能够真正走出自己已经完成并发表的作品吗？——他重读了自己已经写的和已经出版的作品，然后埋头工作。这个时期，波朗给诗人让·莱斯居尔写过一封信，后者在巴黎办的刊物被禁后，转到布鲁塞尔以《沉默练习》的名称继续出版。波朗在给他信中说：“您愿不愿意读几页加缪关于荒诞的作品？写得非常漂亮。”就这么一句话。[38]

加缪正在创作的小说既有社会意义又有形而上学的意义。[39]在《局外人》中，社会内容只是隐约可见，例如在机械愚蠢的司法机器中。对于《鼠疫》而言，社会内容与历史内容将会更为重要或者更为明显。加缪的志向远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要学会的艺术是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移植到想要别人感受到的东西里面去。头几次的成功只能算侥幸，再往后就需要有真正的才华来取代偶然性。换言之天才的最初显露都有着侥幸的因素。”他写的是“天才”，而报纸评论了解到的仅仅是他的才能。

当时有一种治疗结核病的方法是让病人住到高海拔地区充分吸氧，而事实上高海拔地区的氧气稀薄，无法降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医生们当时认为病人越是到高海拔的地方，就越是能增加红血球的数量，这样就能弥补由咯血造成的失血。按照这种理论，病人应该尽量多吃红肉，熟的当然好，生的就再好不过了！医生们还鼓励病人喝红葡萄酒并补铁。加缪就是这一医学神话的牺牲品。[40]另外一种疗法则近乎巫术：通过让肺部下沉和萎陷使其得到休养。加缪避开了结核病疗养院，但是却来到了法国高海拔山区，来到了按照当时的医学观念有助于治愈结核病的地方。[41]他陷入了浪漫的遐想之中。“远离了青春。不是我主动远离人与事（我做不到），而是人与事离我而去。青春从我身边溜走了：这就是患病的代价。”

他接受了患病的现实，同时决心尽快康复，他不希望被疾病控制，而是希望能够控制住它：“疾病是一所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灵感。”

盟军在北非战场占据了优势。1942年11月初，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了对隆美尔非洲军团的决定性胜利。11月8日，美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0日，奥兰落入了盟军之手。驻扎法国的德军越过了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分界线。11日，意识到与阿尔及利亚和亲人的联系被切断的加缪在手记中写道：“就像一群老鼠。”在此之前几天，彼亚预见到了局势的新发展，他在给加缪的信中说：“很显然，维希当局已经在为美国人介入达喀尔做舆论上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明天就会匆忙占领法属西非国家。况且，达喀尔并非阿尔及尔的近郊。蒙哥马利发动的进攻肯定是认真的，它能取得胜利吗？至少还要几个月的时间，法国本土与阿尔及利亚之间才会有完全被切断的危险。”奥兰的弗尔一家正在担心。彼亚在信中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弗朗西娜担心的。”[42]在美军登陆阿尔及利亚之前，弗朗西娜曾经感到害怕，阿尔贝觉得她没必要那么紧张。[43]

加缪错过了最后一批轮船，因而无法回到阿尔及利亚。与此同一时间，伊夫·布尔儒瓦的妻子则无法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去和丈夫团聚。这位曾与西蒙娜和阿尔贝结伴到中欧旅游的教师，目前是被德军俘虏的军官，同意在一家工厂里担任翻译，而被俘的军官本可以不为德国人工作。简而言之，布尔儒瓦在为德国人效力，并建议让自己做护士的妻子也到德国工作，但是她却无法从阿尔及利亚到达德国慕尼黑。

现在，加缪的手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于撰写《鼠疫》第二稿，以及一个题为《误会》的剧本，这个剧本最初的标题叫《布杰多维奇》。虽然每隔半个月，加缪就要去圣艾蒂安接受人工气胸治疗，但他从未让结核病主导自己的生活：“疾病将我的生活打上了叉，然而也可能为我提供了一道防线。最理想的是从中获取力量，同时拒绝它所带来的弱点，愿它成为在我需要时能令我更为坚强的一种退隐。如果必须为此支付痛苦和与世隔绝的代价，那就支付吧。”加缪在各个方面都感到窒息，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他不能与周围的人说话，现在自由区已不复存在，大家都得低声说话，靠墙根走路。从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加缪获得了创作灵感：“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每个人所遭受的窒息，表现我们曾在其中生活过的那种被威胁和流放的氛围。同时我也想将这一阐释扩展到人类存在的普遍状况。《鼠疫》将描绘出一批人的形象，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曾经思考、沉默，并且经历过精神上的痛苦。”与此同时，阿尔贝还就反抗的主题写下了一批笔记。他正在艰难地、缓慢地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他不是一个急于写出东西来的作家，他的生活从未像目前这样有条不紊。被迫住在山区反而适宜于搞创作。他可以去圣艾蒂安或者里昂，还可以梦想着去巴黎逗留几天，但是穿过分界线需要有通行证。战局的变化让法国人感到措手不及。

彼亚认为安省沃特维尔的一家疗养院比帕讷利耶更适合加缪，应该去更高的地方，那里的空气永远都是纯净的，费用问题他会跟马尔罗商量，他们会再一次争取伽利马出版社按月向加缪支付报酬，加缪自己完全不用去操心。《巴黎晚报》和《进步报》在里昂停止了出版。彼亚建议加缪到内政部阿尔及利亚分局去做个登记：被战事滞留在法国的北非法国人可能有权获得一份补助金。让·普雷沃斯特在里昂还帮加缪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去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的报名，只要打通几个关系，圣-伊莱尔-杜维的大学生疗养院也许就会接受他住进去。波朗亲自出马，希望加斯东至少在6个月内每月付给加缪2500法郎。在给加缪的信中，彼亚说加斯东的“关照有些漫不经心”。[44]他表示出的是一种聪明而谨慎的慷慨。问题终于解决了。[45]彼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加缪。加缪询问波朗，是否有可能在巴黎找到工作？被让·普鲁沃斯特解雇的彼亚也打算返回首都，到一家旧书店与朋友一起做事，实际上他是想要全力投入抵抗运动，所以采用了隐晦的说法。12月3日他给加缪写信：“可能会有另外一项活动让我留在这里（里昂）。”12月7日：“最近我会去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旅行三到四天。”

为了取道西班牙返回阿尔及利亚，加缪打算穿越比利牛斯山，并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彼亚。《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创办者让-皮埃尔·弗尔可能住在法国西南部一带，他应该知道秘密交通线。彼亚在信中说：“关于拜访弗尔的可能性，上次给你去信后我曾经研究过，甚至还到佩皮尼昂采访过各色人等，确信眼下是可以见到弗尔的，但是，这并等于说他就会轻易见人，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才能最终见到他。我还觉得，越是贸然行事，就越不容易跟他搞好关系。况且，这样一段路程的开销很大，极有可能漫长而艰辛。根据您上一封信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您不应该马上就去见J．P．弗尔。”[46]彼亚这里可能是将让-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弗尔兄弟俩弄混了。

既像兄长又似父辈的彼亚在为加缪担忧，想象他在山上冷得要命，艰难地去圣艾蒂安接受气胸治疗。他可能真的应该到气候更为宜人的滨海阿尔卑斯、圣-保罗旺斯山区去生活。[47]在那里他可能会更自在一些。在提到阿拉贡和马尔罗的近况时，彼亚的用语不再那么隐晦，以他们妻子的名字来进行代指，说爱尔莎夫妇（即阿拉贡夫妇）住在德龙省的一座废弃农场里，爱尔莎的丈夫靠伐木给家里取暖。若赛特（马尔罗的伴侣）住在科雷兹。他们两家人都在不停地更换住址和环境。等加缪拿到通行证去里昂看彼亚时，“我肯定会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您”。

波朗在与加缪通信，希望能在巴黎认识他本人。[48]能不能为他找一份不太累的工作？在谈到自己的作品《塔布之花》时，波朗既出于天真又出于挑衅，写了一张书法极为漂亮的区间通信卡，上面有一个多次重复、非常容易辨认的字眼，可能会引起审查者的注意：“您已经在怀疑，如果一名做事有条理、有‘科学头脑’的恐怖分子被迫要成为修辞学家的话，那么基于相同的法则，修辞学家同样要被迫成为恐怖分子。如果您同意的话，他的这种处境可以说是荒诞的。”审查者和警方正在寻找抵抗战士与恐怖分子，假如一个法国警探或是盖世太保看到这些字眼，会不会将其视为文学界的恐怖主义？

欧洲的战事变得对德国人不利了。12月底，冯·保卢斯将军的部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在法国人看来，轴心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吕西安·勒巴泰写了一篇冗长而无耻的抨击性小册子《瓦砾》，攻击战前法国的“腐败”，对德国表示支持。伽利马借口纸张不够，拒绝将其发表。

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诗集《爱尔莎的眼睛》从瑞士回来了。作者阿拉贡在诗集的前言中说：“最近一段时期，有些人的华而不实令人厌恶，而我却要讴歌真正的人和他的武器，现在正当其时。”

25．抵抗的决定

维瓦莱-利尼翁高原的冬天气候恶劣，寒风将积雪吹刮成雪堆，公路和铁路交通均被切断，要从帕讷利耶步行去一趟四公里外的尚蓬村都不容易。尚蓬和它所在的高原如同一座孤立的要塞，有两条公路从这里经过，一条是由北向南的500号省级公路，连接堂斯和费利尼翁；另一条是自西向东的15号省级公路，连接普伊和罗讷河谷，沿这条公路可以前往里昂。爬上尚蓬的这两条公路蜿蜒曲折。这里远离重要的城镇，距瓦朗斯80公里，距加缪接受治疗的圣艾蒂安65公里。如果搭火车去圣艾蒂安需要三个小时，乘长途汽车则需四小时。尚蓬四周的山区是新教徒的聚居地，范围遍及整个高原，这里依然保存着古老的信仰、斗争和为新教徒提供避难所的传统。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这里的新教徒家庭曾经保护过那些拒绝宣誓效忠教士组织法的教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尚蓬的寄宿学校收留过一批工人家庭的孩子，后来又收留过西班牙共和党人。这些新教徒还记得路易十四时期的龙骑兵对他们先辈的迫害和虐待，如今他们既富宽容精神也有反抗精神。帕讷利耶位于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和马泽圣乌瓦之间，这两个市镇有居民4942人，其中4732人是新教徒，他们与自觉微不足道的166名天主教徒相处融洽。这里有两类加尔文教徒：大多数人归属新教教会，另外一千人是特殊团体达秘兄弟会成员。19世纪时，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出于对自己教会缺乏活力感到不满，来到上卢瓦尔省，宣传教会不应该是一个可见组织的思想。他组织的“兄弟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彼此感化，像公谊会教徒一样等待有了内心启示才开口说话，他们赞美圣女塞讷，期待着上帝的降临。加入达秘兄弟会的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场建筑物里，屋内有公用的大厅、壁炉和带橱柜的床。牲畜棚对着大厅，上面是干草仓，下面是饲料槽。农民们使用煤油灯照明。直到1942年上半年，牧师们还会脱口而出地说：“让我们谦卑。”战败的法国充斥着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上帝已惩罚了它，这个有罪的民族应该悔过。罪过-失败-复兴，一种类似贝当主义的神学由此建立起来。

1942年8月26日，法国警方在高原上突然展开大逮捕，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对抗。新教徒很自然地收留了多达五百名犹太人，达秘兄弟会成员也经常收留犹太人，因为在他们眼中，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1]整个高原上有二万四千居民和十二个新教教区，要藏匿五千来个犹太人并不太困难，这个人数连住在附近的加缪也未注意到，[2]因为避难者夜里会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山谷、树林茂密的山丘、小高原将他们和当地向导隐蔽起来。[3]一有警报，犹太人就会分散开来。假如所有的法国人都像这里的居民一样友善，那么得救的犹太人就会是一百万，那将是四倍于法国本土犹太人的数字。[4]参加抵抗运动的牧师用暗号将犹太避难者托付给农民：“我给你寄去一本书”，或者：“四本《旧约》已经到货。”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贝当主义时期后，当地居民转而服从上帝，服从自己的良知，以及福音书所教导的责任：“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5]每个农场都有一本被读得发旧的《圣经》，陪伴着家庭成员的出生与死亡。虽说一开始并非所有的牧师都同意宣讲团结互助，但逐渐地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将其付诸实践了。

1942年8月，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冒雨来到这里寻求避难。第二天是星期日，在帕讷利耶附近里乌村的礼拜仪式上，牧师安德烈·贝泰克斯宣布当局针对犹太人采取的措施是不合法的，有良知的人必须起来反抗。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援助、隐藏、搭救犹太人。他总结说：“我要求你们这样去做。”[6]没有任何人给达秘教徒下达命令，面对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每个家庭都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参加抵抗运动的哲学家乔治·冈吉莱姆为犹太人寻找藏身之处，他来到一个农场，那家人聚在一起思考了一阵，然后一家之主走过来跟他说：“同意。”[7]针对纳粹的棕色瘟疫和维希当局的灰色瘟疫，信奉新教的小学教员和加入达秘兄弟会的农民都在实践着一条戒律：“当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般。”这些沉默寡言的山里人不信任城里人、游客、外国人，但这种不信任不会针对那些遭受迫害的不幸之人。他们的救援是自发的、有效的。

12月初，德国军队进驻上卢瓦尔省。尚蓬镇的利尼翁旅馆成了德国军官的休养康复中心。法国平民新教徒和德国军人新教徒在教堂里相遇。抵抗组织决定不去攻击这些德军新教徒，以便保护犹太人，同时也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军事上的价值。一个避难的犹太人搭救了一个快要溺死的德国士兵。

加缪请巴黎的朋友帮他找布朗肖的两部小说，以及由莫里斯·贝茨翻译成法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我住的这个新教徒地区，只能找到感化类的书籍，这当然有教育意义，但是让人贫血。”[8]加缪在等待去巴黎的通行证：“我们学会了耐心，这是件好事。”《鼠疫》中的主人公们就是在等待中保持着耐心。

新教徒的刻板自有其优点：丁是丁卯是卯。许多城里人骑着自行车在这个地区到处逛。[9]

“太太，您有鸡蛋吗？”一位游客问吕埃尔太太。

“您出什么价？”

“一打6法郎。”

“不行，6法郎我不卖。”

“那就8法郎。”

“不行，8法郎我不卖。”

“我可以出到10法郎。”

“10法郎我不卖，6法郎也不卖，我只卖4法郎。”

加缪和住在厄特利膳宿公寓的一位游客皮埃尔·列维交上了朋友。列维化名费约尔，来自马赛，从1941年起就投身抵抗运动，于1942年加入“战斗运动”组织，并定居在尚蓬附近的拉塞尔。他和堂斯地区的一些抵抗运动负责人有来往，其中一位叫贝尔纳（化名加涅），另一位叫布吕耶尔（化名图桑）。费约尔和他的妻子与加缪很合得来，加缪介绍他们认识了弗朗西斯·蓬日和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后者是个多明我会修士，喜欢空想，行为放荡，在为抵抗组织做事。费约尔——又名西蒙、里维埃尔、胡、瓦兰——最初并未告诉加缪他具体在做什么，因为没有必要，而加缪则没有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想，他知道费约尔在积极参加抵抗活动。帕讷利耶的人们收听BBC的节目和它播送的暗号信息：“我害怕节日过后的日子”，“鲨鱼的鼻子是柔软的”……加缪跟玛丽安娜·费约尔学了一点德语，并向她吐露自己因为与留在奥兰教数学的弗朗西娜分离而感到痛苦。他说在这整个时期他都无法要孩子。玛丽安娜对他表示同情。有时候，她觉得加缪作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10]他跟费约尔夫妇谈到，夫妻间的爱情会因为分居两地而逐渐消失。

加缪和费约尔夫妇每次见面是在拉塞尔或者帕讷利耶，他们曾读过《卡利古拉》和《误会》的手稿。加缪告诉玛丽安娜，《鼠疫》的写作进展困难。他带着一条耳朵耷拉的母狗波莉娜散步，微笑着说：“这只狗就是我受难的象征。”他帮助费约尔夫妇的儿子塞尔日写作文，结果得了个好分数。他们用帕讷利耶的窗帘给加缪做睡衣，一边做一边笑。

通过葡萄牙邮局的中转，费约尔夫妇与皮埃尔在英国的兄弟通信，加缪以同样的方式也能寄信给弗朗西娜。他没有放弃回到北非的念头。1942年12月28日，他得到了前往巴黎的通行证，1月4日星期一晚上9点55分，乘火车抵达巴黎里昂火车站。[11]他在巴黎住了两个星期。伽利马出版社的人像接待回家的浪子一样欢迎这位奇才，所有的人都想亲眼见到《局外人》的作者，更何况这部小说的销量很好。加缪被这些人弄得飘飘然，他对加斯东的侄儿米歇尔·伽利马表现出“真正的好感”，同时也终于见到了波朗。[12]

然后他回到了上卢瓦尔。在一封给波朗的信中写道[13]：“为了让自己消遣，我构思了大革命恐怖时期一个牺牲者的故事，他所撰写的书永远停留在第一句话，因为他觉得这句话与现实不吻合。”加缪将这句话抄给波朗以便让他知道内容是什么：“在五月的一个美妙早晨，一位优雅的女士骑着一匹非常漂亮的栗色牝马，在布洛涅森林开满鲜花的小径上驰骋”：写这句话的是加缪构思的一个人物，名叫格朗，加缪用他来映射自己：正在艰难写作《鼠疫》的作者。加缪打趣地借用当地的一些人名地名，或者从中得到灵感，给自己笔下的主要人物取名。从帕讷利耶杜撰出了耶稣会士帕讷卢这个人物名字，记者朗贝尔则让人想到蒙特朗贝尔：圣艾蒂安那片凄凉的废渣堆。还有一位尚蓬的医生里乌，跟于勒·罗曼剧中的人物“克诺克”很类似，战前曾经为来这里度假的弗尔姐妹治过病。他要求病人每天必须量四次体温，后来弗尔一家人多少也继承了这种怪癖。他到处帮人诊断结核病，偏偏忘了给自己的儿子诊断，结果儿子就死于结核病。加缪没有亲眼见过这名医生。[14]不过帕讷利耶附近的一条小溪也叫里乌，总之《鼠疫》中里厄医生的名字就来自他们。这个小说人物让人奇怪地联想到罗歇·勒·弗雷斯捷大夫，一位在尚蓬行医的抵抗组织成员。他帮人伪造免除去德国强制劳动的假证明，医治、收留抵抗战士和犹太人，其中包括莱昂·爱森斯坦博士和拉谢尔·巴尔桑。《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和勒·弗雷斯捷一样都是35岁的年纪，他们在外貌上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加缪小说中的里厄医生是中等身材、深色皮肤、黑头发、大鼻子。而勒·弗雷斯捷医生则是栗色头发、鼻子清秀、肤色白皙、身高1米82。其他不同之处：小说中的里厄医生向帕讷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勒·弗雷斯捷医生是个虔诚的教徒。尽管如此，勒·弗雷斯捷医生和里厄这个人物还是有着某些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面对当权者他们都表现出独立精神，都加入到了反抗鼠疫或者纳粹主义以及反抗人类苦难的斗争中。勒·弗雷斯捷在日常工作和参加抵抗斗争的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曾经到先后过刚果和喀麦隆，跟随阿尔贝·施韦策做医生兼传教士，与当地的麻风病进行斗争。他的日记显示了一个积极介入时代的基督教徒的力量：“我见到过人类的苦难，见到过人的衰败和丑陋。我拒绝在折磨我们的疾病中看到人的失败，因此我行医治疗，给人带去安慰和康复。”这样的态度里厄肯定也会赞同。[15]

加缪开始构思另外一部论著，他在写给波朗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关于悲观主义革命的文字，不过只是没有深度的笔记而已，都留在了阿尔及尔。”在他看来，阿兰为“政治的相对性”概念作出了定义，加缪所考虑的，则是“带着激情的相对性”。[16]他在与波朗的通信中也会打趣：波朗在考虑自己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事了吗？波朗回答：谢谢戏谑。加缪又找到了几条狗，但是没有找到从前的那种暹罗猫。他跟波朗逗趣：“很高兴得知您也喜欢动物，这是一个很好的共同话题。”

在帕讷利耶，加缪将一份后来更名为《法兰西通信》的地下报纸《星报》拿给费约尔看。

“内容像炸药，”作家说道。

这份报纸刊登了阿拉贡的一首诗，《相信上天的人和不相信上天的人》：

如果需要重来一遍
我会再次踏上这条道路

玛丽安娜·费约尔在堂斯学校校长彼埃尔·贝尔纳的油印机上，将这份《星报》复制了60份。

加缪继续在圣艾蒂安接受治疗，在那儿他遇到了布朗什·巴兰。她向他打听关于犹太人的那些传闻，他们是要被送去集中营吗？的确如此，加缪答道，所以必须作出决定，进行抵抗。[17]

秘密军队和其他团体组成了一些独立的小组，准备在时机到来时采取行动。[18]他们的武器，无论步枪、冲锋枪还是手榴弹都很稀少。到了春天，“战斗”、“自由射手”和“解放”等几个主要的抵抗组织结成了联盟。当重要的抵抗人士让·博尼索勒后来被捕时，[19]费约尔悄悄告诉加缪有人要求自己出来接替博尼索勒，为此他征求加缪的看法，然而这个决定过于重大，加缪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帮他决断。

从彼亚那里——他也参加了“战斗”组织——加缪得以获悉抵抗运动所做的事情，了解到它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他一直想要取道西班牙返回阿尔及利亚，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应该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玛丽安娜·费约尔和萨拉·厄特利帮他在长裤前腰处缝了三枚金币，如果他穿越西班牙边界，身上藏点钱也许是有用的。[20]费约尔夫妇试图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佛朗哥分子会将他关进埃布罗的米兰达集中营，不会善待他的。加缪并不害怕死亡，或者并不承认自己害怕，不过他知道自己比别人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现在我对死亡的感觉已经习以为常，这是一种没有肉体痛苦的感觉，因为肉体的痛苦是与当下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你全神贯注与之斗争。但是如果看一眼血迹斑斑的手帕就毫不费力地预感到死亡，那就相当于头晕目眩地将死亡重新体验了一遍，过程的令人恐惧之处就在于此。”[21]

布吕克贝尔热将加缪安置在一栋小屋里，靠近瓦尔省圣-马克西曼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但是无法为加缪提供一个离开法国的秘密交通网络。布吕克贝尔热憧憬着能有一批神职人员，勇敢贫穷、无往不胜，都是尼采学说的信徒。他厌恶敷圣油之类的仪式，不管是不是主教派教会的，“我讨厌那些基督教民主党人”。加缪曾经记述过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我：年轻时我以为所有的教士都是幸福之人。

布吕克：由于害怕失去信仰，他们的政治见解变得狭隘，成了一种消极的使命。他们不会去直面眼前的生活。”[22]

加缪又回到了高原。无论在里昂还是圣艾蒂安，他都经常见到彼亚、蓬日和一位新朋友，住在旧钱币街6号的诗人勒内·莱诺。加缪在他家里朗诵自己的剧本《误会》，小范围的听众中包括蓬日、莱诺和米歇尔·蓬特莫利。[23]彼亚神秘地到法国各地旅行，去瑞士后又返回法国。马尔罗跟加缪开玩笑：“有人告诉我您不久要动身去巴黎，还说您突然间对动物标本的买卖产生了兴趣。”[24]

在写给加缪的多封长信中，蓬日阐述了自己对各种事物的见解，从正义谈到南瓜，从他窘迫的经济状况谈到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作品。[25]加缪对现代诗歌没有激情，但是他欣赏蓬日的《事物的成见》，诗中各种没有生命的物品能够令人感到激动。他的诗简单而有力，像谈论人一样地谈论橙子、蝴蝶、牡蛎、柳条筐。他重新教会人去观察、触摸、倾听。在诗中他是这样提到蜗牛的：“你是什么样子，就要接受自己。与你的怪模样相和谐，与你的尺度相般配。”蓬日的尺度当然不是圣奥古斯丁的。他比加缪年长14岁，通过了高师的入学初试，已经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和加缪一样，他与超现实主义也保持着距离，他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在认识加缪之前，蓬日就看过彼亚给他的《西西弗的神话》，并被深深吸引。在蓬日看来，加缪在书中没有列举到荒诞的主题之一：“表达方式无法忠实于表达者的本意，……人不仅难以表达自己，而且难以表达任何事物。”说自己难以表达和描写，这在蓬日当然是一种刻意的自谦。他曾经发表过《辞不达意的描写》一文：“按照加缪式的说法，当我心中的诗歌呼之欲出时，那就是有了一种怀旧的情绪。必须满足它，或者倾诉出来，或者尝试去描写。”对于荒诞逆来顺受的蓬日认为自己表明了这种失败的关系。

他在里昂与加缪见面，把自己关于《西西弗的神话》的阅读心得交给他。他对加缪说：“还有一件事我没有跟你说过：我推动的岩石太沉重，经常让我感到气馁，让我变得非常懒惰。是否有可能想象一个懒惰的西西弗呢？如果能够的话，那岂不是登峰造极的荒诞吗？或者，这种想象与荒诞概念是相互矛盾的？”[26]

蓬日往返于布尔日-昂-布莱斯、巴黎和里昂之间。他正在读《南方手册》上面的文章，在信中向加缪谈到了自己的看法：“我读了萨特的文章，他很会吸引读者的喜爱，即使（或者是因为）他那种有些挖苦、有些（毫无道理的）‘高高在上’的语气。格勒尼耶的文章没有那么夸夸其谈，表面上看要弱一些，但实际上写得同样的有力。（萨特关于《局外人》古典主义风格的评论强烈地打动了我。表达荒诞——或者反对荒诞——的古典主义，说到点子上了，关键就在这里！）”[27]加缪在给他的信中说理解蓬日为何是一个“积极分子”，这是为了避免书信审查而对“共产党员”的隐晦说法。他理解蓬日必须选择政治立场，一个尽可能最不坏的立场。法共及其武装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员都在积极活动。必须设想战后社会的重组：“会出现一个新世界吗？”蓬日思索道，“原因就在于：我认为（我的语气仍然是可笑的救世主式的，您说得对）由于人的社会处境变了，因此人在精神上也会发生变化。”

蓬日同意加缪有关荒诞的观点，但是更希望能给世界一个意义。他责备自己的这位新朋友：“世界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哪儿来的悲剧性呢？我很想把悲剧因素从荒诞中去除掉。”随后他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本体论的自杀只不过是一些富家子弟的玩意儿（其实他们人也都挺好的）。”[28]

实际上，冷静的、深思熟虑的自杀并不是眼下现实中值得关心的问题。眼下要自杀，无论是采取与德国人和法奸保安队战斗，还是替他们当帮凶的方式，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有时候，蓬日觉得加缪希望他能够更加严肃地对待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在蓬日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学类型，他更喜欢其他的类型：“不那么庞大沉重，不那么卷帙浩繁。”1943年6月，伽利马出版了萨特篇幅达724页的《存在与虚无》。如果加缪要坚持的话，蓬日可以做一个散文作家式的哲学家。“人生的要义在于什么？在于生活，不懈地生活，幸福地生活。”[29]加缪向蓬日推荐《白鲸》，而萨特也向《喜剧周报》的审读委员们推荐了这部作品。蓬日展望着战争结束以及上帝死了以后的情景，为此而狂热兴奋：“重新走下山坡的西西弗不再是独孤一人，而是和所有的同志们肩并肩手挽手，里面有你有我，还有波朗、艾吕雅、彼亚，以及成千上万最终亲如兄弟的人们。”提到艾吕雅时蓬日的话只说了一半。[30]他游走各地，去了巴黎和格勒诺布尔。[31]在给加缪的信中说：“虽然这些旅行很有教益，但是都不便说。反正肯定是一种艰苦的生活。”[32]

在笔记中，加缪就《鼠疫》的第三稿以及他本人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写下了大量的思绪。他不再去考虑荒诞的问题，而是努力和思乡病作斗争：“既然存在一词包含着某种思乡病的含义，既然这种含义必然要延伸为对一种更高级的现实的肯定，那么我们就是在转义上对这个词进行理解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存在性的哲学，它不包含否定的意思，只是提出要对‘离乡背井的人’作出解释。非存在性的哲学应该是流放的哲学。”[33]在加缪看来，应该参与现实斗争：“唯一的怯懦就是屈膝投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和善的事情，就必须去做”，就像抵抗战士勒内·莱诺一样，这位虔诚的的天主教徒自1942年开始就成了抵抗运动的地区领导人，加缪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勒内比加缪大三岁，在里昂《进步报》当记者之前是学法律的。他被征召入伍，在洛林地区作战，经历敦刻尔克撤退到了英国，从1941年起又返回法国投入抵抗运动。加缪很喜欢勒内和他的妻子艾伦。莱诺的诗歌是古典风格的：

天空总在变幻着海岸边的土地
草地上一片青翠
鸟儿们在游水嬉戏
四周树木闪亮
风穿过蓝色芦苇
像卷藤般疯狂的翅膀在歌唱[34]

莱诺对自己的怀疑让加缪感动，他在给加缪的信中说：“我经常扪心自问，练习诗歌创作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诗人，或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对词语抱有的巨大幻觉。”[35]莱诺说他不具备欣赏《西西弗的神话》所需要的哲学知识，不过他很欣赏《卡利古拉》，称这部作品“如闪电般揭示了一个人灵魂中的那种不可能性”。[36]在一些谦逊的书信中，他把自己的诗作（大多为十四行诗）寄给加缪指正，他们还谈论阿格里帕·多比涅、布朗肖、马丁·布伯，以及拳击、海水浴和露营，莱诺在说这些时觉得自己仿佛“被永恒地变成了有产阶级”。有时候，他们只需一起置身于里昂贝尔古广场的孩子和鸽子中间，就感到很满足。如果谈起道德问题，认为应该“为它做点什么”的时候，俩人就会良久沉默无语。懂得共同沉默、共同欢笑甚至共同烦恼，这是爱情和友情的特殊美好之一。莱诺夫妇接待加缪住在保姆的房间，加缪看到的是夫妇俩带着一个孩子的和睦家庭。深夜里莱诺起床，抖干净烟斗灰，递给加缪几支香烟。他们也会相约在圣艾蒂安见面。[37]在加缪看来，假如有地狱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类似于这里长得没有尽头的灰暗街道，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衣服。他极其厌恶圣艾蒂安与阿尔及尔正好相反的那些地方，这座城市代表着现代城市规划的丑陋：“圣艾蒂安及其周围郊区。如此的景象是对创造出它的那种文明的控诉。……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美而生活，最多只能暂时生存，而欧洲文明在这里恒久展示的一面，却始终远离了美。”

在圣艾蒂安接受气胸治疗让加缪备受痛苦。他想把天主教徒布吕克贝尔热介绍给莱诺这位新教徒、这位加入抵抗运动的教士兼战士。布吕克和加缪在圣艾蒂安火车站的餐厅等候莱诺，等到吃甜点的时候他来了，脸上长了一个肿块。布吕克走后，阿尔贝和勒内两人在圣艾蒂安转悠，这里的咖啡馆“空无一人，尽是苍蝇”。他们又喝起了加糖精的柠檬汽水，勒内吞服了阿司匹林，随后加缪送他上了火车。在写给加缪的信中，莱诺终于表明了自己的心愿：“愿上帝又赐予我们新一年的时光，并赐予我们继续为真理服务的快乐，这就是我在1944年为您和我自己许下的愿望，因为我对自己怀有一种高尚的期待，我很想让您也能和这样的期待融为一体。”[38]

整个1943年，加缪都在和爱尔莎·特里奥莱通信。他是在里昂见到阿拉贡及其伴侣的。她读过《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认为小说表现的绝望比论著“更为彻底”。在她看来，加缪回避了人生在老年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加缪将爱尔莎的一本作品与《飘》进行比较，这让娇嗔的爱尔莎·特里奥莱感到不安。[39]她写给加缪的信署名伊丽莎白·梅扎尔格，信中告诉加缪，“为了与您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我们大家有关的一些事情”，她要介绍一位朋友去他那里，当时彼埃尔·瑟盖斯创办了《诗歌》杂志，爱尔莎告诉加缪，他会收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作《这个不属于本地的外国人是谁？》……正如您所猜想的，这篇文章会涉及到您这位《局外人》的作者。(1)瑟盖斯找人给文章打字，因为我患了甲沟炎无法使用打字机，这可能是食物里缺乏油脂所致。”

爱尔莎还提到，阿拉贡在收音机里“亲耳听见您的妻子指名道姓询问您的近况”。这些事情阿拉贡本人都不亲自出面，这位大人物与新结识的年轻作家加缪之间没有建立起融洽关系。爱尔莎的心思和她的眼睛一样飘忽不定，她感觉到了阿尔贝的缄默：“我能问您一个小问题吗？为什么您对我们、对我表现出不信任和谨慎的态度呢？”[40]还是那个老问题：“您可能对我的丈夫怀有疑虑和成见。……再说，虽然我恨那些不喜欢路易的人，但是我和他对某个具体的人并不一定会有同样程度的友情。”爱尔莎显然要以情感人：“我觉得自己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您的爱，您却没有答复：我像爱一个兄弟一样地爱您！”[41]

爱尔莎那篇复杂晦涩的文章长达16页，对《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的暗示性评论与一位虚构的男爵夫人梅拉妮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文章的副标题是：《男爵夫人梅拉妮的神话》）。[42]加缪对于男爵夫人这个人物似乎并不反感：“至于您文章的出发点，即对我的那本论著的评论，您的看法完全正确：荒诞的神话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荒诞的思想却不可能存在。”[43]

加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已经超越了荒诞。无论待在帕讷利耶还是远途去里昂，他都觉得自己是在反抗当时法国人的处境。作家有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日内瓦的三岭出版社发表了《论〈鼠疫〉中的流放者》一文，除了某些细微的差别外，这篇文章标志着他已经进入到小说《鼠疫》定稿的撰写阶段。在读者看来，鼠疫也象征着纳粹主义，老鼠则是德国人。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但是加缪通过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鼠疫的内涵非常丰富：德军的占领、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加缪也想把亲人间的分离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来表现。[44]1942—1943年间他在法国的生活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素材，但是作品的内涵并不仅止于此，就像《局外人》的内涵并不仅止于那些描写阿尔及利亚海滩和阿尔及尔法庭的段落一样。加缪抱怨自己缺乏想象力，其实在创作完成的两个剧本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拥有想象力的。他的创作来源于日常生活，来源于周围人们的战斗和信仰。里厄医生和帕讷卢神父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他们各自的论据来自加缪阅读过的书籍，以及他本人与彼亚、蓬日这类无信仰者和布吕克贝尔热、莱诺等有信仰者的交往和谈话。在维瓦莱高原，像费约尔夫妇这样的无信仰者和勒·弗雷斯捷医生这样的信徒为了救援犹太人和抵抗占领，正在并肩斗争。《鼠疫》中里厄医生对帕讷卢说：“现在我们共同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它使我们超越渎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加缪的同情心是显而易见的。鼠疫本身并不荒谬，面对它应该进行反抗。欧洲有两亿人成了纳粹的囚徒，《鼠疫》中则有虚构的20万奥兰人成了鼠疫的囚徒。在这部纪事体的小说中，两位没有出现的女性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一个是加缪本人的母亲——她的形象通过小说里很少提及的里厄母亲得到了表现。如同加缪在《反与正》里描写母亲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俯靠在里昂街老家的阳台上一样，《鼠疫》中里厄的母亲“对某个窗户特别偏爱，傍晚她坐在窗后，身子略微挺直，双手安静地搁着，目光专注”。里厄的母亲“天性安静，总是待在角落里”，加缪的母亲也是如此。小说中有一段既出自一个男人也出自作家本人的心声：“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能默默地爱着对方，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而他们终其一生，却未能进一步地倾诉彼此之间的爱意。”加缪的未婚妻弗朗西娜·弗尔也通过里厄与妻子的对话出现在小说里。里厄对妻子说：“等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她的眼睛闪着光，说道：“是的，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194……”年的奥兰，到处都在实施宵禁，照明受到限制，商店门口排队购物的人流越来越长，就像现实中1943年的尚蓬、圣艾蒂安和巴黎一样。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被占领时期的现实世界：食品配给，投机生意，黑市买卖。现实主义的笔触反映了当时奥兰人（也就是法国人）的基本心态：“他们中大多数人最不习惯的是日常生活受到干扰，或者自身利益被触及到。”至于纳粹主义的根源、某些集中营里的暴行，法国人都一无所知：“对于什么是鼠疫，他们的了解几近于零。”1940年的那个和平主义者加缪消失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很多天时间才能意识到我们置身于一个没有妥协余地的处境之中，诸如‘和解’、‘优待’、‘例外’之类词汇都失去了意义。”加缪和彼亚、蓬日、莱诺一样，认为任何妥协都是对原则的放弃，这并非因为他们这些反德国和反纳粹的法国人都是些好战之人，或者属于抵抗网络的成员。在小说中，当需要志愿者组织起抵抗鼠疫的防疫小组时，“参加的人数非常有限”，同样，始终坚持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数也不会超过两万人，这已经算不少了。[45]实际上大多数的法国人，尤其是尚蓬一带高原上的居民，都是抗拒德国人的，无论是通过暴力或是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都在救助犹太人，为抵抗组织“马基”提供掩护，参与袭击德国人。在尚蓬，仍有一批和平主义者，例如A．特龙克梅牧师和E．泰斯牧师，以及小学教员F．达西萨克。《鼠疫》中塔鲁这一人物就代表了主张非暴力、不参与斗争的这批人。在维瓦莱高原，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救援遭受迫害的人。在寓意小说《鼠疫》中，加缪所喜爱的那些人物立刻都参加到了抵抗鼠疫的斗争中，他们中既有里厄医生，也有稍后加入的帕讷卢和朗贝尔等人。[46]加缪暗示了大多数人的观望态度和他本人对此所持的现实态度。他的心态和处世艺术也在于宽容地去理解他人。在决定加入抵抗之前，他本人也曾像小说人物朗贝尔一样犹豫过，朗贝尔想逃离奥兰，加缪则渴望回到阿尔及利亚。

无论是出于严肃还是幽默的构思，加缪都把自己分派到了小说的人物身上。他曾经研究过与帕讷卢神父类似的圣奥古斯丁，而里厄和他一样，也出身于工人家庭。他是从哪里获得那么多知识的？答案一目了然：从贫穷的生活里。小说人物记者朗贝尔爱好足球，而加缪在尚蓬却无法观察足球比赛。和朗贝尔一样，他认为“前卫是组织进攻的灵魂”。在描写格朗这个为写书而绞尽脑汁的悲怆人物时，加缪也在嘲讽着自己。

格朗总是推敲同一句话，而加缪的《鼠疫》写作则到了第三稿。1942—1943年的法国气氛压抑，平时爱说笑的加缪在严肃的《鼠疫》中很少微笑。他的各部作品之间有着一些相互影射的关系，《鼠疫》中提到的一个女烟商店里的对话，就是在影射《局外人》的故事：“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女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案件内容是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在《局外人》中，加缪也对自己的剧本《误会》作了影射：默尔索在囚室里阅读社会新闻，而《误会》就是受这些社会新闻启发创作的。[47]加缪在不同的作品中还向自己的伙伴、有时也向评论者致意。他本人几乎不加掩饰地出现在里厄和朗贝尔这两个与帕讷卢、塔鲁一样含义丰富的主人公身上。里厄代表着冷静的勇气和无神论，朗贝尔代表着不安和怀疑。塔鲁身上有着彼亚的影子，一方面确信世界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参与抵抗组织积极战斗。[48]身居尚蓬创作《鼠疫》的小说家加缪，很像是以前在阿尔及尔对无辜者的死亡进行思考的那位年轻人，和里厄一样，他认为儿童的死亡永远都是“令人愤怒的事情”。

刚到尚蓬时——当时弗朗西娜还陪着他——，加缪曾在笔记中写道：“荒诞不能教给人任何东西，这个理解是决定性的进步。”[49]几个月以后，荒诞已经只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理由”了。[50]可是这个理由对于他有何用处呢？“我很清楚荒诞思想（即使是审美意义上的）最终会通向绝境，而人能不能活在绝境中呢？问题就在这里。”[51]里厄、朗贝尔、塔鲁、帕讷卢和加缪本人都找到了反抗之路。书不仅仅是写给读者看的，它还记载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不过需要注意马尔罗曾经提醒过的危险：如果一个作家想要作出什么结论，提供某种道德观的话，他的小说艺术就会枯萎。

1943年秋天，如果说加缪还没有获得宁静的话，不过他似乎找到了某种智慧和由衷的快乐：埋头创作。他并不满意手头正在写作的这部厚厚的小说，创作过程不如写《局外人》时那么有激情。不过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出他想要表现什么：“阅读《鼠疫》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它既是对一次流行病的叙述，也是对纳粹（以及一切极权制度）占领状况的象征表现，同时还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梅尔维尔在《白鲸》中试图表现的，正是这些东西，而且更富于才华。”[52]

世界看上去不再是荒诞的，而是可怕的。对此加缪在自己的生活和纪事体小说《鼠疫》中想要给出的回答是：进行反抗。[53]荒诞的人，无论是默尔索还是《西西弗的神话》里的那些抽象人物，已经被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被一个人置身于法国和欧洲动荡历史时期的思考所超越。谁要是思考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会被许可，思考一下摆脱传统道德、建立新道德的双重诱惑，谁就会意识到“我们不能绝对地取消价值判断，这就是对荒诞的否定”。[54]在审美方面，无论是作为职业写作还是作为艺术创作，加缪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做一个“在每部小说里运用不同风格的作家”。[55]《鼠疫》平静而开阔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局外人》的那种简练与干涩，就像是湍流进入了平静的湖泊。

和里厄一样——他在《鼠疫》的最后以第一人称“我”表明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加缪宁愿站在受害者的一边，而不是圣人一边。里厄坚定的话也表达了加缪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当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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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局外人”étranger一词在法语中的基本意思指“外国人”。——译注

26．甘蓝与抵抗

“我已年满三十。人的首要机能就是遗忘，公允地说就连自己做过的有益之事也会忘掉。”在巴黎拉雪兹街靠近塞弗勒-巴比伦地铁站的水星旅馆已经安顿下来好几天的加缪，对自己的现状颇为不满。他继续为《鼠疫》的创作做着笔记：“在思想领域，我们所能做的最节省精力的事情就是承认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同时关注人本身。”[1]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世界是难以理解、没有意义的，但是在1943年的这个岁末，世界的政治与军事进程正在改变着方向和意义，德军的东部防线将于12月被突破，已经登陆意大利的盟军在卡森山一带打响了战斗，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解放法国的部队总指挥，甚至在亚洲盟军也重新展开了攻势。虽然日本人发动过几次突袭，美军还是占领了马绍尔群岛。苏联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国际歌》已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国歌。在盟军士兵当中，阿尔贝的兄长吕西安·加缪中士隶属于防空部队的第一炮兵连，后来在意大利晋升为上士，他与数万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人一道参加作战。[2]

在拉雪兹街安顿下来几天后，阿尔贝·加缪写信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这些天来我得找到一个住处，安排好吃饭的地方，还得跑市政府和警察局，挨人训斥，总之一大堆事，这一切都需要花时间。”水星旅馆，更确切地说是一栋带家具的房子，坐落于塞纳河畔一个方形地带的中心，周边是亚历山大三世桥、圣米歇尔桥、圣米歇尔大街、沃日拉尔街和蒙巴纳斯大街。去伽利马出版社时，加缪先走瓦雷纳街和拉斯帕伊大街，在蒙塔朗贝尔街转个弯，然后就来到了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他受聘为出版社的审读委员，月薪4000法郎，与作家雅克·勒马尔尚合用一间办公室，后者的知名度高于其得到文坛肯定的程度，加缪觉得这对他不够公平。对于加缪的戏剧作品，勒马尔尚不作评论，不过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曾经合编过一部诗集，得到了审读委员会的认可。[3]到巴黎来之前，加缪曾建议布朗什·巴兰做他的秘书，巴兰没有答应。

靠着薪水和版税，加缪算不上富有，仅仅是手头宽裕了。11月份，他“掉进了400部参加‘七星丛书奖’（由加斯东·伽利马创立）评选的稿件中，这一大堆稿件似乎都等着我一个人看。”[4]加缪和勒马尔尚负责甄选工作。在看完50多本书和手稿后，加缪说他已经头晕目眩。看过的东西都很糟，如果剩下的也是如此，那么费约尔夫妇的儿子塞尔日都可以把他的作文寄来了：“他都会有机会获奖。”

他在水星旅馆的房间有暖气和热水，可以做饭。加缪在那儿接待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和玛丽·韦东。[5]女佣们挥舞着笤帚在走廊里相互追打，老板娘在脸上涂抹亚甲蓝杀菌。加缪发现了几家不错的饭店，可是价格不菲：“无论如何，巴黎还是唯一一座可以——或者几乎可以——让人忘记食品定量配给制的城市。”饭店分为四等，另外还有一种从肋排肉到龙虾的价格都上不封顶的特级餐馆。加缪吃饭的地方，是位于小圣伯努瓦街的小圣伯努瓦饭店，马比荣市场附近的沙尔庞捷饭店，卡内特街的卡斯克饭店、阿萨森饭店、奥古斯丁·舍哈梅饭店、亚历山大饭店，都属于第二、第三等，每餐价格从150法郎到250法郎不等。第四等饭店供应甘蓝、菊芋和甜菜，就像学校里一样，没钱的巴黎人可以花上12法郎光顾300家集体饭店，职员在公司食堂花费15到25法郎。贫穷的知识分子靠“词曲家协会”和“文人协会”的补贴，在歌剧院街付4法郎就能吃一顿午饭。加缪向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大吐苦水。他好几个月没有去剧院了。高乃依的《苏莱纳》被法兰西喜剧院“挖掘出来”来搬上舞台，深深打动了他，因为剧中的诗句美妙绝伦，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如此强烈的震撼。加缪的巴黎生活纪事最后提到了乔伊斯的《代达罗斯》，即《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初版的问世。有些时候，加缪在某个地铁站与伽利马家的人分手道别，他双颊瘦削，面色苍白，步履笨拙，因为怕冷紧紧地裹在米歇尔·伽利马送给他的大衣里，衣领竖着，看起来很凄惨的模样，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一个在充满敌意的、灰蒙蒙的、悲伤的城市中的异乡人。[6]

加缪用暗语告诉费约尔夫妇他在为抵抗组织工作：“你们知道我还想做一些新闻方面的工作。这方面一切顺利，我竭尽所能发挥自己那点小小的才能。”他与“战斗”组织取得联系，并成为“战斗”组织派驻国民解放运动的代表，但是他不碰武器。[7]他告诉费约尔自己担心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和平需要等待太长时间才能到来，那么和平就没有意义，或者只对某些骗子和懦夫有意义。”他认为巴黎人是乐观主义者：“当我们备受威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希望。”

在距水星旅馆两百米远的地方，德国人——国防军、党卫军、托兹组织，(1)这些绿色、棕色和黑色的鼠疫病菌——占领了宏伟的吕特西亚饭店、参议院大楼、蒙田中学，以及塞纳河右岸协和广场的克里永饭店、里沃利街被当作德军司令部的默里斯饭店。在拉斯帕伊大街和圣日尔曼大街，德军的小汽车、卡车与使用煤气作动力的汽车和自行车改装成的出租车(2)混杂在一起。所有大的十字路口都竖立着德语路牌。一发生恐怖袭击，法国警方就会连夜张贴红黑色或黄黑色的布告，上面写有被报复性枪决的人质的名字。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深蓝色制服的保安队员占领了圣米歇尔大街的圣路易中学，对面就是索邦大学和德国人开设的图书馆，该图书馆的管理者之一是罗贝尔·布拉西亚克，一个总爱打嗝、富有才华却投靠了德国人的作家。早上，行人们常常发现画在墙上的V字或者洛林十字。(3)加缪认为“在这个依旧和暖，落叶在人行道上飘滚的秋日，巴黎……太美了。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空无人迹的十字路口。……此刻这座城市散发出一种它将再也找不回来的庄严气氛……在街道的转角处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和面孔。”[8]女人们踩着高高的木跟鞋子摇摇晃晃地走着。没有丝袜的女人会在腿上涂上一层近似丝袜的颜色。“这座城市流露出一副逆来顺受的囚犯模样，令人想逃离或者打碎什么东西。可是，人们还是克制住了，继续前行。”阿尔贝把写给弗朗西娜的书信，通过住在葡萄牙的诗人阿尔芒·吉贝尔转寄给她。

12月20号，他读完了参加“七星丛书奖”评选的全部稿件。他看到了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过的克洛岱尔的《缎子鞋》，“里面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他写道，不过没有说他指的是什么。

他的日子凑合过得去。一位“执业医师”在替他治病，费约尔夫妇希望找一位聪明体贴的大夫，加缪觉得不必要求过高。在他看来，病患和医生的关系“绝对是扭曲的，不平等的。双方都在装腔作势。我的那位大夫最后终于得知我是写书的，他立刻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结核病的书，我们是同行。我向他表示祝贺，他也祝贺了我，我们俩演了一出通俗喜剧。”医生一本正经地向他推荐“感冒康”来治疗他所谓的流感。12月12号这天，他告知费约尔夫妇他会将一位从奥兰来的、困在法国的朋友送到他们那里去。暗语：“这位朋友身体孱弱，因为她得了一种遗传性传染病。”原来她是一个犹太人。加缪必须待在巴黎工作。白天累得精疲力尽，只有在晚上，他才能抽出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作品。[9]“我和大家一样，渴望一切意义上的和平。”每封信里他都会念叨：“我有一本书要写。”在提到弗朗西娜时他说：“也许她会重新找回幸福的感觉。”1944年初，加缪欣喜地与厄特利夫人再次见面，她带来了费约尔家送给他的食物。“这一切让我更加坚信没有救世主，只有朋友。”伽利马出版社和“新闻工作”令他忙得不可开交。“《鼠疫》的创作就和这种传染病一样时睡时醒，接着再度昏昏入眠。”[10]

接下来的日子他又为萨特的戏剧《禁闭》奔忙。加缪说，这是一出“关于地狱”的剧作，“剧情发生在路易·菲利普风格的沙龙里（正像是地狱），既不分幕也无舞台入口和出口——这会让舞台调度颇为棘手。”预计上演《禁闭》的剧院由盖世太保资助，还在筹建之中。加缪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频繁见面，他是在1943年6月《苍蝇》一剧的彩排中认识他们的。加缪对萨特曾颇为留意，萨特对加缪则没有那么重视。[11]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关系密切。萨特通常不太喜欢和男人待在一起，但是加缪这位既当演员又当导演的作家，却让他着迷。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来扮演《禁闭》中的加尔散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导演呢？刚开始的时候，加缪答应了。他们在加缪寄宿的旅店房间和绰号“海狸”的德·波伏瓦在塞纳街路易斯安娜酒店的房间里排练，或者在萨特和西蒙娜的朋友旺达·科萨克维兹以及奥尔加·巴尔贝扎家里。奥尔加的丈夫马克是一家制药厂的老板和杂志《弩》的出版商，同时也是《禁闭》一剧的出品人。几个星期后，警方怀疑奥尔加参与了抵抗运动，她被逮捕了。萨特被人强迫要用有名气的导演，而不是籍籍无名的加缪，后来他在老鸽棚剧院上演了《禁闭》，由一些职业演员担纲，加缪于是放弃了在这出剧里扮演角色和担任导演。[12]他给萨特寄去一封解除双方约定的短信，西蒙娜觉得这封信写得“很迷人”。

加缪和萨特喜欢在海狸既激动又挑剔的目光注视下大笑。萨特在“花神”咖啡馆写作，偶尔也去“两个丑八怪”咖啡馆，这两家咖啡馆都位于圣日耳曼德普莱区，在此出入的既有抵抗德国占领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有法奸和观望派。水族馆似的圣日尔曼区麇集着法奸，其中包括阿兰·洛布罗、拉蒙·费尔南德斯和雅克·夏尔多纳。花神咖啡馆的一个伙计帕斯卡尔被加缪取了个绰号叫作“笛卡尔”，(4)这让海狸感到不快。加缪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质朴和愉快情绪吸引着她，但她也为“他身上的拉斯蒂涅克一面”(5)而着恼。萨特个头矮小，身板敦实，按照传统的标准有些丑陋，手上总拿着个烟斗，与英俊、身高1米77、叼着过滤嘴香烟的加缪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谈女人多过谈哲学，彼此都惺惺相惜。加缪没有大谈自己的过往，但萨特对他的了解已足以让他对加缪这个人欣赏有加。萨特身上带有原罪感：他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而忧郁易怒、若有所思、有时沉闷但颇具吸引力的加缪则出身于无产阶级。萨特年长八岁，几乎可以扮演父亲的角色。他表现出兄弟般的情意，从不以师长或保护者自居。海狸感到困惑，觉得萨特对加缪的魅力过于倾倒，就像她自己一样。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开始嫉妒对方，但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给铁爪戴上了天鹅绒手套。在海狸看来，他们“就像两条狗围着一块骨头”（萨特）。[13]海狸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她作为女性的性取向和她对待加缪的实际态度是相互矛盾的。萨特非常喜欢加缪的调侃和他对幸福的渴望，喜欢他那些文笔精炼的作品与他放荡的玩笑所形成的对比。有人向加缪提议加入到萨特的圈子里，加缪似乎感到挺荣幸，但是却一直置身于外围。

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萨特的才华横溢与和蔼可亲令加缪感到惊讶。1943年到1944年的这个冬天他不仅完成了两个剧本（《戏演完了》、《伤寒》），仔细润色了《自由之路》的前两章，还写文章赞美莫里斯·布朗肖和卡夫卡，并撰文对德里厄·拉罗歇尔进行了无情的剖析。《存在与虚无》于8月出版，虽然没有卖出去多少本但还是取得了成功。一些人回避对这部雄心勃勃篇幅庞大的著作发表看法。波朗宣称该书对黑市交易非常实用：秤盘的一边放土豆，另一边放上一本正好一公斤重的《存在与虚无》。[14]职业哲学家萨特还出版了《想象》、《论自我的超验性》、《情感理论提纲》和《想象物》。莫里斯·梅洛-庞蒂对参加抵抗运动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让-杜桑·德桑蒂说：“瞧，他想别出心裁另写一本《存在与时间》呢。”法国的大学圈子对这个发表小说、上演剧本的萨特大多也持敌视态度，法国的哲学学术机构里主要都是新康德主义者雷翁·布伦斯维克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存在与虚无》真是怪诞！大学教师们也经常光顾花神咖啡馆，德桑蒂听见两位著名教授、布伦斯维克的衣钵传人勒塞讷和拉维勒怀着恶意大肆嘲讽《恶心》与《存在与虚无》中非常重要的“令人厌恶”一词。[15]因为常常待在咖啡馆，萨特在其哲学著作中会提及自己写作的地方：“毫无疑问，咖啡馆就是一种充实的存在，那里有顾客、桌子、软垫长椅、镜子、灯光，以及烟雾腾腾的环境和嘈杂的说话声、杯碟的碰撞声和走路的脚步声。”咖啡馆的伙计变成了具备自我和自为特征的哲学人物。后来，勒塞讷在巴黎高师评价《存在与虚无》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时，恰恰就提到了咖啡馆的伙计。[16]萨特最早的一批读者敏锐地意识到了他著作中所举例子的现代主义特点，而索邦大学的大教授们是不会从花神咖啡馆、更不会到对面的利普啤酒馆去找例子的。加缪和萨特有时会在利普啤酒馆吃午饭或晚餐，然后再到稍远一点儿位于圣日尔曼大街的朗姆酒馆喝上一杯。

加缪不公开评论萨特的理论，对萨特的那些概念他从来就没有奉为圭臬。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像萨特与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和让·普永那样是哲学上的同道，而是惺惺相惜的作家、伙伴、朋友。多喝了几杯之后，萨特突然对加缪说：“我比你更聪明，是吧？比你更聪明。”加缪既为了凑趣，同时也认为萨特说得对，便点头表示同意。当他看到萨特因为瞅见一个漂亮姑娘而两眼放光时，会问他：

“您为什么一脸憋得难受的样子？”

“我这副嘴脸被你看到了？”萨特答道。[17]

加缪注意到附近一带有许多美人儿，“不像上卢瓦尔省那些掉了牙的丑八怪”。[18]

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为双方之间的关系定下了一个规矩。萨特受康德概念的启发，创立了他的一套理论，他认定，应该有一种必然的、始终不渝的关系将他和海狸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各自还可以有偶然的、暂时的恋情。这种安排很适合萨特。加缪没有把自己的生活上升到这种道德哲学的高度，他无法解决的是同时爱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女人的难题。他了解萨特和波伏瓦的游戏，但是不会参与其中。他在路易丝和米歇尔·莱利斯（人种学家和作家）位于奥古斯丁修道士河岸的宽敞房子里也会见到萨特和波伏瓦。萨特有自己的一帮“家族成员”，加缪也有：伽利马圈子里的人接纳了他，尤其是皮埃尔·伽利马和雅尼娜·托马塞（他俩在二战初期结了婚），还有他们的表兄米歇尔。他们一起去夜总会，参加娱乐聚会，喝浸泡桂皮的热葡萄酒。皮埃尔从不喝酒，米歇尔酒量很小，三杯下肚就会喝醉。勒马尔尚、格诺和巴塔耶也是他们中的成员。雅尼娜·格诺很放纵，喝得醉醺醺的，她会逐个问客人们：

“您的性生活过得如何？”

萨特圈子里的雅克-洛朗·博斯特成了做蔬菜牛肉汤、煨牛肉和白汁小牛肉的行家里手，前提是手头能有肉。当时还在实行宵禁，零点过后，大家都必须待在朋友家里直至天亮。

莱利斯夫妇在家中为毕加索的剧本《被尾巴抓住的欲望》组织了一场诵读会。加缪是舞台监督和导演，负责分配角色。[19]他读过很多遍阿尔弗雷德·雅里的《国王于布和戴绿帽子的于布》，以及阿波里奈尔写的的《蒂雷茜亚的乳房》。[20]这部作品兼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演出下午五点开始，观众有让-路易·巴罗、乔治·布拉克、阿尔芒·萨拉克鲁、马塞尔·穆卢吉和亨利·米肖。莱利斯饰演“大脚”，萨特演“矮胖”，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表姐”，“洋葱”一角则由格诺扮演。海狸本来是想演“馅饼”或者“焦虑的瘦女人”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安哥拉羊毛衫，佩戴蓝色的大珍珠项链。加缪拿她取笑，惹恼了她。[21]海狸对一位名叫雅克·拉康的医生发生了兴趣。剧中的一些台词让演员和观众联想到了法国被占领的现实。“大脚”说：“仔细考虑过后，还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炖羊肉的滋味，不过我更喜欢洋葱牛肉片或是做得恰到好处的红酒洋葱烧牛肉。”摄影师布拉萨伊拍了一些照片。身处众人中间的玛丽亚·卡萨雷斯光彩照人，超出了传统的审美标准。她的眼睛又长又大，下巴倔强，嗓音沙哑。这位年方22岁的女演员注意到了舞台监督加缪：他手拿示意拉起帷幕的棍子，敲响三下宣布演出开始，将有关布景和舞台调度的注意事项念给大家听。玛丽亚·卡萨雷斯发现这个年轻男人十分迷人：他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声音嘶哑但干脆，心不在焉又神情专注，侧面显得有点高傲，目光迷离，举止带着傲气和疲惫。他应该当演员，她想。[22]玛丽亚·卡萨雷斯已经凭藉在辛格的戏剧《悲哀的黛戴尔》中担纲女一号而在马图兰剧院崭露头角，电影导演罗贝尔·布雷松还选中她在《布洛涅林园的女士们》中扮演角色。莱利斯夫妇家举行剧本的诵读活动在宵禁前一小时宣告结束。

萨特和加缪没有涉足时髦的文学沙龙让自己的声誉受损，他们既不去加斯东·伽利马女秘书的母亲布多-拉莫特夫人家，更不去弗洛伦斯·古尔德的沙龙，这个美国女人每周四都在第16区马拉科夫大街的家中款待宾客。到她家去的有几个德国军官，如负责出版审查的海勒中尉，任德军上尉的作家恩斯特·荣格，此外人们还能在古尔德家见到差不多各种类型的巴黎人：复古派的皮埃尔·伯努瓦，投靠德国人的马塞尔·茹昂多，逍遥派的亨利·德·蒙泰朗和让·科克托，脾气暴躁、愤世嫉俗的保尔·莱奥托，主张抵抗的马塞尔·阿尔朗和让·波朗。

加斯东计划出版一本百科全书，萨特、梅洛-庞蒂、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专门撰写伦理学方面的相关词条，后来他们写出了一份“团队宣言”。[23]大家迫切期待战争结束：当巴黎和法国获得解放，这个小组将出版一份杂志。

暂时不用承担丈夫职责的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感受到了职业和友情双重意义上的家庭温暖，他先是被正式聘为秘书，然后又成为审读委员，[24]进入举足轻重的审读委员会，与雅尼娜·托马塞-伽利马共事。伽利马出版社没有正式的等级划分，加斯东是出版社的创始人，他的兄弟雷蒙是其副手，负责出版社的财务，最小的兄弟雅克没有参与出版社的业务。加缪与伽利马家的第二代皮埃尔、米歇尔和罗贝尔关系密切。米歇尔比加缪小四岁，他们形影不离，喜欢在一起大笑，阅读，跳舞。一天晚上，在德国军官常去的塔巴兰酒吧，罗贝尔看见加缪情绪冲动好斗，就一把拉住他说：“你可别干傻事，啊！”

虽然神情傲慢，这个魅力十足的流亡者常常显得疲惫。米歇尔欣赏、喜爱、崇拜阿尔贝。罗贝尔是伽利马家的幼子，也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一位。米歇尔有收入来源，雅尼娜和皮埃尔也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加缪总能衣食不愁。他不再受穷，可是会说：

“米歇尔，你没有经历过穷日子。”（言下之意：不像雅尼娜和我）。

神态威严、有魅力、有计谋、心胸大度但吝惜钱财的头号人物加斯东管理着他的出版社，从法国被占领以来一直在巧妙地左右周旋。《新法兰西杂志》先是被停刊，后来又得以复刊。1940年11月，加斯东错误地写信给投靠德国人的记者、《新时代》杂志主编让·吕谢尔，说伽利马出版社正尽力与德国宣传机构的凯塞尔博士进行“合作”。“合作”是个危险的词，不过当时它还不完全具有1944年时的血腥意味。[25]后来加斯东拒绝出版吕谢尔的书。投靠德国人的报纸《小巴黎人报》、《示众柱》和《我无处不在》对加斯东发起攻击，保尔·里什在《示众柱》上这样写道：“伽利马？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来着？……在安德烈·纪德、马尔罗、阿拉贡、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者的书籍下方，在一些可疑的、腐朽的出版物下方。这些书有害吗？当然有害！……还有一些替以色列作宣传的书。伽利马出版的书里有多少犹太人的名字啊……弗洛伊德！……班达！……亚伯拉罕！瓦尔！伽利马是谋杀思想的凶手！”[26]

如何才能为伽利马出版社这艘大船掌好舵？它旗下的《新法兰西杂志》交由附敌的德里厄主持，在二战期间出版了30期，每期印刷量为5000份，过去杂志的印刷量为15000份。加斯东像巴黎的所有出版商一样，必须执行德国大使奥托·阿贝兹的指令。“奥托书单”命令销毁“毒害法国公众舆论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书籍，于是一千多部作品——2240吨——被销毁掉了。[27]为了实施长期生存的战略，加斯东策略性地牺牲了部分作者的书籍出版，其中包括阿拉贡、凯塞尔、马尔罗和莫鲁瓦，但是又给某些“被牺牲者”支付月薪。他和马尔罗保持着联系，而马尔罗则是德里厄的朋友。战争期间，加斯东仍然出版了173800本纪德的书，瓦雷里的116785本，克洛岱尔的183350本，佩玑的18550本，圣埃克絮佩里的119250本。加斯东知道波朗从占领一开始就持抵抗立场，不过得到家族中年轻一辈、加缪以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大部分雇员好感的加斯东在抵抗问题上没有做得像个圣徒，他不想把出版社搞垮掉。马尔罗本该是“七星丛书奖”的评审委员。[28]《我无处不在》对他大肆攻击：“马尔罗乃是共产党和国际纵队的人……既然如此……像帕西奥纳瑞亚(6)那样的共产党人所写的书自然会有机会得到出版。”[29]“七星丛书奖”颁给了演员兼作家穆卢吉，获奖作品是《恩里科》。[30]萨特曾经为了他获奖想过办法。有了“七星丛书奖”，伽利马的作家评委便能将一个伽利马的奖项颁给一个伽利马的作家。为了祝贺穆卢吉，加缪提议到王子先生街他喜爱的一家北非餐馆“奥加尔”吃饭，还邀请奥迪西奥做嘉宾。

1944年初，审读委员会——成员由加斯东决定——的构成反映了出版社的政治立场，其中有全国作家委员会（一个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但欢迎任何人加入的抵抗组织）的成员波朗、让·布朗扎、格勒图伊森。新近被吸收进审读委员会的则有格诺和加缪，但加缪只是一种原则上的加入，在巴黎和里昂召开的任何一次会议他都没有参加过，因为1944年初的加缪正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全国作家委员会还有几位漫不经心的成员（阿尔朗、勒马尔尚、布里斯·帕兰[31]）也担任着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总而言之，全体审读委员会都站在“正确的一边”，只有附敌者费尔南德斯除外。

加缪与波朗的关系非常好，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请波朗看了《鼠疫》的一些章节。波朗与雅克·德库尔组织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并与韦尔科创办了子夜出版社。加缪与富有魅力的格诺关系也不错。格诺写过一些和他的小说一样优美的诗，比如下面这首：

杜伊勒里我的痛
杜伊勒里我的愁
死去的是塞纳河
死去的是巴黎城

格诺为地下报纸工作，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从事着抵抗活动。[32]马尔罗曾一度拒绝参加抵抗运动，因为抵抗组织既没有武器又缺少金钱，但是现在他加入了进来。

通过彼亚和莱诺的介绍，[33]加缪与“战斗”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943年底得到全国抵抗委员会负责人克洛德·布尔代的约见。[34]布尔代采纳彼亚的建议，希望委派加缪担任知识界出版物《黑色杂志》的主编。他们给加缪提供了假证件，一张名为阿尔贝·马泰的身份证。这位马泰是雅克·马泰和玛德莱纳·帕内捷之子，编辑，1911年5月7日生于塞纳省的舒瓦希-勒鲁瓦。证件的颁发日期是1943年5月20日，在被捕或者被检查的情况下，它可以经得起盘问，因为五月份的所有户籍簿在民政部门临时丢失了。后来加缪又搞到一张出生证，[35]可以进一步证实身份证提供的“信息”。抵抗网络的几乎所有积极分子都持有假证件。萨特没有。从1942年初就加入了抵抗组织的彼亚从瑞士返回法国后，使用过好几个化名，如蓬多、雷诺阿等等。他曾是“战斗”组织驻里昂地区负责人马塞尔·佩克的几名副手之一。1941年8月亨利·弗雷奈和让-居伊·贝尔纳等人组织了“小翼运动”，该团体后来与“自由运动”合并为“战斗组织”，弗雷奈是下属军事机构的领导人。《自由报》和《真理报》这两份报纸也合并到了“战斗组织”的名下。最初，报纸的编辑包括乔治·比多、弗朗索瓦·德·芒东、皮埃尔-亨利·泰特让、雷米·鲁尔、塞尔夫-费里埃、弗雷奈和雅克琳娜·贝尔纳。布尔代负责简报的编辑出版，彼亚分管宣传和发行，同时兼任报纸的总编辑，安排《战斗报》的印刷和销售。由于布尔代不再任职于《黑色杂志》，彼亚建议加缪用他的第二个化名博沙尔重组该报。[36]布尔代被捕后，彼亚成为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候补成员，领导所有的秘密活动。[37]他在全国四处奔波，筹建各地的解放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均被法共成员所占据。彼亚把加缪介绍给雅克琳娜·贝尔纳，一位出身良好、化名奥热的姑娘。[38]她与加缪同龄，毕业于国立政治学院。贝尔蒂·阿尔布莱希特对她说：“您愿不愿意为一些解释贝当和贞德不是一类人的小报打字？”[39]雅克琳娜的父亲是一位上校，为《战斗报》提供资助。最初抵抗运动成员想把报纸命名为《我们的战斗》，可这太容易让人联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雅克琳娜在里昂认识了彼亚，又向他介绍了几位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和一位印刷工人。自由区被占领后，他们都来到了巴黎。报纸的文章常常是在里昂撰写，在巴黎编辑。第一位印刷工名叫马蒂内，第二位是安德烈·博利耶，化名卡尔东。加缪告诉雅克琳娜他准备好承担一切有用的任务：他能写文章，还会排版。排好的文章经过照相制版后寄给法国15个印刷点。通过邮局或者火车寄送报纸要冒风险。曾有一个标着“保养用品”的包裹被寄到巴黎一位没有事先得到通知的化学用品杂货商那里，他惊慌失措，跑到警察局去抱怨，结果反而被怀疑了。

“您瞧，不抵抗和抵抗同样危险。”加缪对雅克琳娜·贝尔纳说。

她在一间女佣的房间里工作。怎样才能找到“编辑部人员”可以集会的地方呢？一位热心人主动提供了他的房子，但周五除外，因为这天他要接待他的“女朋友”，这个细节让加缪觉得很好玩。雅克琳娜·贝尔纳请一位曾经给她父母当过女佣的比利时人帮忙，后者在第八区里斯本街有一套看门人住的房间。抵抗运动成员于是就在这套房间的里屋集会。如有人来这所公寓找人，会推开门问：

“皮诺瓦先生住哪儿？”

“左边第三间。”

没有人会去想为何那么多人聚集在门房的里屋。加缪后来还是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了雅克琳娜，说她可以去伽利马出版社找他。她和加缪都没有从抵抗组织领取报酬。她通过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侍者为加缪搞到几个自行车轮胎，此人是为抵抗组织传递情报的。与萨特和莱利斯一样，喜剧院的一些分红演员和领取固定报酬的演员是全国戏剧协会的会员。萨特参加了《战斗报》的一次会议，自告奋勇“甚至要为被压死的狗而斗争”，海狸则提出为抵抗组织充当联络员。《战斗报》通过瑞士和法国南方的渠道接受捐助，某些捐款托付给米歇尔·伽利马，他把钱存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加缪担任了报纸的主编，这份报纸的印刷较为精美，印张规格为25×16厘米。[40]《战斗报》“只有一个领导：戴高乐；只有一个战斗目的：为了我们的自由。”报纸名称“Combat”的字母“C”上有一个洛林十字的图案。报纸的格言：“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胜利都属于那些从不投降的人。”这份报纸成了“统一抵抗运动”的喉舌，该组织由“战斗”、“解放”和“自由射手”整合而成。1943年12月份出版的第53期报纸宣布“老虎”(7)之子米歇尔·克列孟梭刚被关进了集中营。《战斗报》的发行量从开始时的一万份飙升到25万份。法国人从BBC电台或布拉柴维尔电台的法语节目听到的消息要多于从《解放报》、《自由射手报》、《抵抗报》、《保卫法兰西》和《战斗报》等抵抗组织报纸上读到的消息。这几份报纸代表着抵抗运动，并象征性地将各种抵抗组织联系起来，以它们为核心建立起了一批抵抗网络。[41]它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表明了抵抗运动的生命力，同时它们还发出一系列抵抗的口号，尤其是反对强制法国人去德国劳动的口号：

启程去德国，就等于是背叛
背叛，就等于是死亡

此外报纸还号召人们参加“马基”游击队：

你要是有勇气
就该去加入“马基”[42]

《战斗报》每隔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出一期，后来改成每半个月出一期。1943年12月的那期报纸报道了法国南部的一些消息，以及维希当局针对避难于克莱蒙-费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师生采取的压制行动。报纸提供了关于抵抗活动的一个大体介绍：

“从11月2日到12月2日，‘马基’、游击小组和上萨瓦地区的游击队员共实施暗杀、处决叛徒、破坏敌方设施、夺取军需补给等行动310次，仅有20来次被警方找到了行动者。夺取的烟草、小麦、罐头等等物资可以装满一列火车。60余名叛徒被击毙。”

报纸第四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未来的十点宣言，彼亚和加缪应该会赞同其中的内容：“我们不想再要一个在资本主义势力面前软弱无力的议会系统……我们不想重蹈人民阵线的覆辙，也就是说眼睁睁地看着改革由一个软弱的政府来推行，被一些敌对改革的公务人员破坏，还遭到完好无损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威胁，这种体制宁愿失去法国也不愿看到它被社会主义化。”戴高乐主义色彩的解释：“我们不想再要一个将行政权交给职业政客控制、让政府内阁每隔半个月就倒台、然后再由同一批人来重组的政治体制。真正的民主不存在于这样的混乱状态中。”法国本土左翼抵抗运动的关键：“我们不希望工人阶级再次遭到一个所谓的领导阶层的排挤。我们希望看到，多年以来尤其是展开抵抗运动这几年来获得了全体国民信任的大工人组织（法国总工会、基督教工会等），能够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版上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的幽灵”依旧》提到了抵抗运动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德国人和维希政府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老调重弹的最后一招”作出回应。很多人都在思考，“既然解放到来之时，共产党将成为唯一有效的力量”，那么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平衡呢？《战斗报》断言，无论是在阿尔及尔戴高乐身边的政治力量以及临时政府中，还是在法国本土，非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都存在着平衡。共产党人可以参与共同的事业：“因为说到底，即使我们怀疑共产党的善意，它至少也具有一种包括它最恶毒的敌人都始终承认的长处，那就是被称作‘政治现实主义’的调动各种力量、实现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共产党人故意组织暗杀行动，杀死德国人和保安队员，由此引起敌人盲目的报复行动，而这些盲目的报复行动又激起了准备起义的民众对敌人的仇恨。

统一抵抗运动和《战斗报》则认为应该避免挑衅行为，整合力量为盟军登陆时的战役做好准备。他们和法共一样都预备在迎来解放时执掌政权。一些抵抗运动成员认为他们在人数上会被戴高乐当作是可以忽视的力量。《战斗报》刊登了将军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旨在倚仗他的声望：“我的同志们，你们正在进行的抵抗，你们在抵抗中所经受的痛苦，正是法兰西的荣耀和伟大的依靠。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了！”[43]

加缪把他的反纳粹资料藏在皮埃尔·伽利马的办公室里。他给雅尼娜口述了几篇为《战斗报》撰写的专栏短文。在印刷工莫里斯·勒鲁瓦寓所女门房的协助下，《战斗报》也在他位于阿布基尔街的家中召开过几次会议。[44]

加缪不是“行动小组”的成员，不负责传送武器和军事情报，也不参加破坏行动。他负责的是筛选新闻、计算篇幅、为《战斗报》招募编辑人员，其中包括伽利马出版社的迪奥尼·马斯科洛。他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办公室还是传递情报的地方。在1943年和1944年那个时期，编写一份传单就可能导致被捕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加缪当时正在创作的《鼠疫》中，那些与鼠疫作斗争的人们并不是作为了不起的英雄来表现的。1944年的3至5月份，“博沙尔”重写了以前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是为《战斗报》撰写的。“面对全面的战争，必须进行全面的抵抗”，这则口号旨在鼓动人们采取行动反对政治上的中立立场。加缪宣称，同情抵抗运动的人和抵抗积极分子所冒的风险一样大。4月份，他抨击保安队说：“斯卡纳赖尔(8)想比唐璜干得更出色，仆人想要超过主子。”5月份，他描述了一列火车脱轨后80余名被捕人质遭到处决的情形。[45]

他给“团结在全国作家委员会周围的法国作家们的杂志”《法兰西文学》撰写了一篇文章，声讨皮埃尔·彼舍。[46]这个对被捕人质遭到处决负有责任的维希分子后来去了北非，戴高乐命人将其审判之后枪决了他。德里厄·拉罗歇尔后来幻想自己能加入红军，而彼舍则以为自己能够从卖力的贝当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戴高乐主义者，这些想入非非的“计谋”让人目瞪口呆。加缪毫不留情地抨击道：“他每天坐在舒适、隐匿的办公室里签署着法令，却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真切预见，对于许多无辜的法国人而言，那些法令将会变成临终前的黎明，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这些人必须明白，在全法国（包括政府机构），空想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在《法兰西文学》上和两位共产党人艾吕雅及克洛德·摩尔根论战，他们认为加缪的文章不够强硬，把彼舍说成是缺乏想象力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理论上，加缪与波朗和艾吕雅是《法兰西文学》的编委会成员，法共党员摩尔根实际负责的是刊物的出版发行。加缪声明自己赞同处决叛徒和法奸。

在加缪所写的文字当中，对抵抗运动贡献最大的是随笔《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其中的第一封发表在《自由杂志》上。[47]受维尔科小说《海的沉默》的影响，加缪开始展望战后的世界，给一位想象中的德国朋友郑重写信，解释了自己为何“现在赞成使用武力”。他反对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纳粹主义。加缪已经真正摆脱了和平主义的束缚。“我们曾经对人类怀有一种愿望，一种想象出来的和平理想。我们不得不克服这种一厢情愿，……被迫走过了很长一段弯路，现在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第二封信[48]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小故事：一位陪同死囚的神父发现囚犯中有一人企图逃跑，于是发出警报，犯人被重新抓了回来。加缪在信中谈到法国人民：“倒下的都是它最优秀的儿女，这正是我觉得最残忍的地方。”他憎恨的只是那些“刽子手”和纳粹。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灭绝集中营的所有残暴真相，只知道被盖世太保或保安队抓捕的抵抗战士会遭受酷刑，但是仅此而已。[49]

印刷工博利耶在被捕前一刻自杀了。布尔代和雅克琳娜·贝尔纳被抓进了集中营。加缪担心彼亚也被抓起来，于是打算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去里昂营救他。“博沙尔”不参加军事性质的行动，但是会介入其他的一些行动。他请马斯科洛和他一起偷运一台油印机，玛丽亚·卡萨雷斯陪同加缪一起行动。马斯科洛的衣兜里揣着手枪，把油印机搬上一辆小卡车，在第9区罗什舒阿尔大街昂维尔小花园的一处露天咖啡座与两位朋友重新汇合，那儿是皮条客、法奸和抵抗运动成员出没之所。加缪参与行动并非出于必需，而是为了给马斯科洛以鼓励。此前，马斯科洛和埃德加·莫兰一起加入了法共，[50]罗贝尔·昂泰尔姆和玛格丽特·多纳迪厄（杜拉斯）则加入了“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尔朗上尉。昂泰尔姆在第6区离谢尔什-米迪街不远的杜班街他姐姐玛丽-路易丝的家中遭到逮捕，他的朋友罗丹向小组的其他成员发出了警报，马斯科洛则将此事告诉了加缪。“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的档案、文件和复印件都藏在也位于第6区的圣-伯努瓦街昂泰尔姆的家中，马斯科洛去取出这些材料时，加缪就在圣-伯努瓦街和雅各布街的拐角处为他放哨。

加缪所提供的是兄弟般的援助。马尔罗的游击队有一名军官路过巴黎，加缪帮助他在让·莱斯居尔家里找到一个房间。单线联系的原则做法在抵抗运动成员中未得到遵守，有些人将很容易被破译的地址密码本随身携带。马斯科洛很欣赏法共的抵抗运动成员，觉得他们行事更加严谨，不那么喜欢冒险，不像某些戴高乐主义者那样冲动鲁莽。在一份传单中，让·马斯纳克等法共党员暴露了加缪、弗雷诺、萨特和莱斯居尔等人希望参加抵抗运动和地下组织的事，并且提到了具体的名字。这不啻是一封告密信，因为传单很快就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当莱斯居尔把传单拿给加缪看时，他只是耸了耸肩膀。[51]

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抵抗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然而加缪想办一份小报，让其迅速面世，他想以此证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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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负责修建德国防御工事的组织。——译注

(2) 1940—1944年流行于法国，代替出租车载客。——译注

(3) 洛林十字最大的特色是它比一般十字多一个小横杆，代表在耶稣被钉的十字架上原有写上 INRI（Iesvs Nazarenvs Rex Ivdaeorvm）四个拉丁字母的小木牌，洛林十字被喻为真正的十字架，1099 年法国洛林公爵把它作为洛林家族的纹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将军采用此十字架作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徽号、自由法国的象征。——译注

(4) 笛卡尔的名字叫帕斯卡尔。——译注

(5) 拉斯蒂涅克是巴尔扎克作品《高老头》中的主人公。——译注

(6) 多洛利斯·伊巴鲁里（1895—1989）的笔名，西班牙女政治家，共产党领导人，曾长期流亡前苏联。——译注

(7) 米歇尔·克列孟梭的父亲乔治·克列孟梭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在治理国家、处理外事等方面以态度强硬著称，绰号“老虎”总理。——译注

(8) 唐璜的男仆。——译注

27．18万份

“我想你可以扮演马尔塔这个角色，剧本是我喜爱的一位青年作家写的，拿去看看吧，”马塞尔·埃朗把《误会》的手稿递给玛丽亚·卡萨雷斯时说。

埃朗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和马图兰剧院的经理，他头脑聪明——并非所有的私人剧院的经理都是聪明人——，这人是个同性恋，爱赶时髦，热衷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个犬儒主义者。他想把有五个角色的《误会》搬上舞台。[1]

加缪的剧本手稿在巴黎流传，让·维拉尔对《卡利古拉》感兴趣，这出剧中居然有25个人物！两个剧本埃朗都看过，他觉得趁着《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的问世，加缪最好能用一部更多表现内心细微情感的作品进入戏剧领域。他们第一次商量工作的地点是在奥斯曼大街马图兰剧院楼上埃朗的公寓里，卡萨雷斯就是在这里再次见到了莱利斯家那位拿着小棍儿的年轻男人，她感到身上涌动着一种“无法避免的征服冲动”。[2]她发现加缪长着一张“高傲但并不自负的脸”，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漠然态度”，“举止让人愉快”。她还觉察出他有烦恼，有些情绪不宁和难以捕捉的脆弱，是“流亡生活带来的具有力量的那种脆弱”。

加缪很放松，但当他用低沉的声音朗读《误会》时却有点怯场了。他停下来，喝了几大口水。所有的人，埃朗、卡萨雷斯、埃莱娜·维尔科和预备出演该剧的演员都在认真倾听他的朗诵。读到第二和第三幕时加缪平静了一些。由于劳累，他出汗了。在卡萨雷斯眼中，他有一种粗犷的大地般朴实的美。加缪同样被她感动了。她感到一种“想要威吓、挑战、赌一把的欲望，不是做傻事，而是挑战”。没等加缪念完整个剧本，埃朗就结束了这次朗读会。

玛丽亚的父亲是西班牙人，对法国友善，信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他饶有家产，曾出任过海军部、通讯部、公共工程部和内政部部长，还担任过议会主席和战争部部长。西班牙内战期间，维托莉娜——玛丽亚的化名——曾在一家医院工作。她的初恋情人恩里克·洛佩兹·托朗蒂洛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玛丽亚承袭了西班牙人固有的无政府主义，“傲慢自大，有戏剧性”。维托莉娜到法国避难，于1939年在维克多-迪吕伊中学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她未能获得第二个业士学位，随后又参加过三次巴黎音乐戏剧学院的入学考试，在考试中的表现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于连·贝尔托问她：“黑头发的小姑娘……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呢？”她热爱克洛岱尔，因为“人要变得明智就不能克制自己”。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卡萨雷斯扮演过贝蕾妮丝、《吕伊·布拉斯》中的王后，以及佩玑写的《圣女贞德》中的主角。她对别人的议论无动于衷，虽然非常有女人味，但是却要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她喜欢《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3]从莫里哀到阿尔芒德·贝雅尔，作家与女演员成为一对儿是传统。关于戏剧和演员，加缪曾写道：“深入所有人的生命之中，体会生命的种种不同，这就是表演。”[4]演员卡萨雷斯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在随笔中谈到演员和作家时加缪还写道：“一位演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一位作家哪怕不被赏识，也还可以保留一线希望。”

他们彼此相似，都为对方身上或真实或想象出来的西班牙作风所吸引。加缪像卡斯蒂利亚人，而卡萨雷斯则像个性更强的加利西亚人。现在在法国做了演员的她演出时还会带着一点儿马德里口音。她比加缪小九岁，无论在城里、在舞台上，还是在银幕上，她都拥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对异性的征服欲。和加缪一样，她来自异乡，傲慢、充满热情，但是更乐观。她的座右铭是todo es nada，一切皆无所谓。两个人都独立、骄傲、占有欲强，近乎专横。卡萨雷斯也像加缪那样没有忘记西班牙共和国的覆亡，但她的记忆中保留的激情多于加缪，政治色彩则要淡一些。与加缪不同，玛丽亚的身体极好，无论从本义还是引申义而言，他们俩人都是演员（行动者）。加缪说：“一个演员如果只在外表上下工夫，那他就是一个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哑巴演员。戏剧的规则是情感只能通过动作和肢体语言，或者通过和身体同样富有表现力的声音来表达和传递。”在舞台上，卡萨雷斯的声音高亢沙哑。“这门艺术的规则是一切都要粗犷，要用肉体来演绎。”她对舞蹈的热爱几乎和表演一样强烈。加缪不太擅长狐步舞，但探戈和华尔兹跳得不错。他们常常一起唱夏尔·特莱内或埃迪特·皮亚芙的歌：

当他拥我入怀里
对我轻声低语
生活便如玫瑰般美丽……

后来他们成了巴黎的名人，去夜总会时，乐队会即兴演奏西班牙双步舞向他们致意，并以一曲《毕莎·莫莱娜》欢迎棕色头发的玛丽亚。加缪帮助她了解了一些作家，她和他都有工作要做。她的寓所在15区沃热拉尔街148号，离内克尔医院不远。他去时喜欢坐在宽敞的露台上。她也到他的住处，那是一处用作工作室的单间公寓，是纪德寓所的扩展部分，位于第7区瓦诺街附1号。这位上了年纪的作家把房间租给了加缪，虽然此前并不认识他，租金当面结清，这样加缪不易被警察发现，纪德也不用缴税。

1944年6月5日晚，加缪和卡萨雷斯参加了迪兰家的一次聚会。他们同骑一辆自行车回家，微微有些醉意，玛丽亚坐在车把前面。这天夜里，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霸王行动”开始了。尽管法国足球冠军杯停赛，巴黎人的生活依然照旧。6月17日，盖世太保和保安队闯入了《战斗报》的一家地下印刷厂。

《误会》一剧的排练进展顺利，导演埃朗没有对手下的演员发过火。加缪观看了几次排练，认真听取这位专业人士的意见，毕竟领导阿尔及尔团队剧社和巴黎的马图兰剧院不能同日而语。埃朗控制着《误会》的排练工作，加缪不怎么发表意见，只是请卡萨雷斯转达自己的一个建议：那两名演员，在舞台上拥抱的演员，也许可以抱得更紧一些。……加缪常常提起《误会》的梗概：一个男人回到家中，没有告诉母亲和姐姐自己是谁。姐姐杀死了他。这个从一开始就能被猜到的剧情梗概规定了具体情节的发展。

加缪的个性在其完成的第一部戏剧《卡利古拉》中很少显露：那位因极端清醒而疯狂的皇帝并非加缪本人。剧中的某些台词让人联想到这位关注政治世界的阿尔及尔年轻人的生活：“培养一名议员需要一天时间，而培养一名工人需要十年。”有时，剧中人物舍雷亚和卡利古拉说的话就像是在谈论该剧的作者：“我们无法去喜欢一个人试图在自己身上遮掩的那一面。”卡利古拉的口中不时会说出作家本人的想法：“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无力承受这样的爱情。”《卡利古拉》是在阿尔及利亚写的，曾经多次修改。《误会》则是一部关于孤独的作品，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在该剧中看见加缪的影子。这个剧本差点就被叫作《布迪祖怀斯》，(1)因为故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主人公伊昂惊奇地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显得奇特，“无论是语言还是人”。让来自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因为这部作品的润色工作是在尚蓬完成的。让非常怀念原来的地方，“那里的夜晚孕育着幸福”。马尔塔想得到大笔的钱以便自由地生活在海边。伊昂宣称：“我们不能永远做一个异乡人，我想回到我的故乡，让所有我爱的人都幸福。我看不到更远的事情。”当马尔塔大喊“男人的爱情令人心碎，他们无法不让自己离开真正的所爱”的时候，她是在指谁呢？在加缪心目中，《卡利古拉》“是一种高级的自杀故事”，那么《误会》是低级的自杀故事吗？这部戏于1942至1943年[5]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写成，“远离我深爱的一切”，[6]“带有流亡的色彩”，可并不是一部沮丧或令人绝望的作品。加缪写《误会》的同时也在写《鼠疫》，他为该剧想到的另一个题目是《流亡者》，小说的题目则是《流亡者们》。他的这第二部戏剧不再悲观：“悲剧既已结束，就不应错误地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主张向命运屈服，正相反，这是一部关于反抗的戏，它甚至可能蕴含着一种真诚的道德观。”后来，作家从这部作品里还引申出了一层可能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想要被别人认同，只需说出自己是谁就可以了。如果闭口不言或者说谎，他就会孤零零地死去，周遭的一切都注定会遭遇不幸。相反，如果他说真话，他也许会死，但那是在他帮助别人和自己生活了之后。”

6月23日《误会》免费演出了一场之后，于24日彩排，此后不久美国的第七集团军攻克了瑟堡。就在这次彩排之前几天，萨特的《禁闭》在左岸圣日耳曼德普莱附近的老鸽棚剧院获得了巨大成功。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观看了《误会》的彩排，此前他们已经读过《卡利古拉》，觉得写得更好。伽利马一家，加斯东、让娜、罗贝尔、米歇尔、皮埃尔和雅尼娜忠实地坐在观众席前排。这出剧不够引人入胜，由于第一场戏就已经预告了结局，所以情节进展显得拖沓乏味。卡萨雷斯的朋友和老师贝娅特丽克丝·迪萨讷在结束前就离开了，心想演出的了无生气是不是演员方面的问题。[7]伽利马一家对演出报以掌声，卡萨雷斯获得了评论的赞许。在亲德的周刊《花束》上，安德烈·卡斯特洛称赞了卡萨雷斯，但是说《误会》应该到“大木偶”剧场去演出。加缪的几个朋友把演出的失败归因于作者的名声，因为德国人和法奸怀疑他参加了抵抗组织，而这可能是一场阴谋。在该剧公演后大约一个月，阿尔贝·比埃什在《巴黎人报》上称该剧的“形式和思想……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似乎在断言今天的人除非懂得革新自身生存的基础，否则就无法追求未来”。加缪感到很生气。此前《局外人》深受评论界和公众的好评，《西西弗的神话》也是，不曾想荒诞三部曲的第三部《误会》却失败了，加缪后悔没有推出他觉得更容易为人接受的《卡利古拉》。[8]《误会》的问题在于让40多岁的马塞尔·埃朗来扮演不到30岁的儿子一角。然而不管怎么说，加缪的剧作毕竟首次被搬上了巴黎舞台，而且是由他所说的“令人赞叹的女演员”来出演。[9]还有几件令他宽慰的事情：1944年7月9日，科克托给他写信说他的“孤独感在舞台上被表现得很棒”；波朗花了很长时间和他“更为开诚布公地讨论”《误会》：“我觉得主题令人赞赏，但填充的内容质量不佳。”[10]在伽利马出版社，哲学家布里斯·帕兰读剧本时也不太喜欢，他感觉被“一种悲悯的哀愁”所占据，可这种哀愁“又不是以剧中的人物作为对象”。“我不知道应该怜悯谁，是您，是我，还是所有人。我也不知道该以什么作为依靠……人物的话说得太多了。”[11]

加缪与卡萨雷斯曾在一次突然的大逮捕中一道被捕。法国和德国警察封锁了雷奥米尔-塞巴斯托波尔地铁站附近一条街道的两端，当时加缪带着一张绘有《战斗报》报头的版面设计图。起初他把设计图揣在大衣口袋里，后来又把它悄悄塞给玛丽亚。德国人对男人进行搜身，要求女人们出示证件。玛丽亚看见加缪举着双手被人搜身，心想如果警察当着她的面折磨他，她就会说出自己身上的设计图以保护他。加缪常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遭受酷刑时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事后他搬了家，销毁了一批文件，住到了保尔·拉斐的家里。

雅尼娜·伽利马遇到阿尔贝·奥利维尔，[12]后者告诉她联络网暴露了，雅克琳娜·贝尔纳已于7月11日被捕，那天晚上她本来是要和加缪以及担任信使的卡萨雷斯碰头的。[13]阿尔贝应该躲起来。皮埃尔和米歇尔到他房间里帮他取了证件和衣服，然后骑自行车来到距离巴黎60公里的威尔德洛，帕兰告诉他们那儿有一处房子可以藏身。伽利马一家和加缪在威尔德洛住了几天，阿尔贝下厨做了他爱吃的玉米糊。抵抗运动成员罗歇·斯特凡纳来找他们，他打算和勒马尔尚、萨特还有加缪一起编一本杂志，加缪没答应。

皮埃尔动身去了他在巴黎的装订工厂，他的堂弟米歇尔向雅尼娜表白爱情，结果雅尼娜倒在了他的怀里，就像是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雅尼娜向加缪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她是真的爱上米歇尔了吗？

“想到他我就会战栗。”

“好吧，看来你是爱上他了。”

皮埃尔回来了。加缪劝雅尼娜不要将她转投米歇尔怀抱的事告诉皮埃尔，可她还是说了。此时加缪自己则因为对玛丽亚·卡萨雷斯的爱情而战栗。他等着她来威尔德洛，可她没有来。他们之间的情投意合让认识他们的人感到惊讶。个性很强、热烈如火的玛丽亚有时粗暴而没有耐心，阿尔贝常常把她叫作“战争与和平”。和她在一起，这位作家不再装作冷漠、不再扮演局外人。她希望能参与他所有的活动。“威尔德洛的这批避难者们”后来又回到了巴黎。

8月15日，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18日打响了解放巴黎的战斗。从16日起，各处警署就关闭了，只有晚上才有电，火车也停运了，既没有报纸，也没有邮件。彼亚和朋友们准备出版一期免费的《战斗报》，彼亚得到了过去《巴黎晚报》的两名职业记者乔治·阿尔特舒勒尔和马塞尔·吉蒙的帮助。德军的车队从圣-米歇尔大街驶过，与躲在路障后的人短兵相接。法国本土抵抗力量和德军的巡逻队交替出现，在圣日尔曼大街上擦肩而过。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国旗在临街的窗口时隐时现。警察现在变成了抵抗者，身着便服佩戴袖章，手握冲锋枪，占领了圣-絮尔皮斯广场的派出所。在他们两百米开外的地方，德国士兵站在沃日拉尔街和吉内梅尔街转角处的碉堡里注视着他们。双方交了一阵火，然后停下来，接着又再次交火，巴黎陷入了一片对德国人来说悲惨、对法国人来说激情洋溢的混乱之中。共产党人希望发动一场全面起义，戴高乐主义者则想要赢得时间，减少伤亡，确保共产党不会抢在戴高乐将军的人之前夺取政权。

加缪和彼亚一样，不知道法方在瑞典领事的斡旋下与德国驻巴黎军政府之间达成的交易，也不知道戴高乐派的雅克·沙邦-戴尔马将军与共产党阵营的洛朗·罗尔唐吉上校之间的分歧。加缪在抵抗组织中的地位还算不上负责人，他无法就应该采取的政策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勒克莱尔将军第二装甲师的坦克已经开动了。与《保卫法兰西报》和《自由射手报》一样，《战斗报》的编辑部占领了雷沃米尔街100号亲德报纸《强硬派》过去的办公大楼。他们搞到了编辑办公室和行政办公室，还有印刷机、库存的纸张，以及抽屉里的几个手榴弹。《战斗报》秘密发行了58期，第59期转为公开发行。在斑斑的血迹中，巴黎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受国家戏剧协会委派，萨特负责占领法兰西喜剧院，那里虽然空空荡荡，却是文化的象征。应萨特的要求，全国博物馆阵线的米歇尔·莱利斯选择了和几个朋友一道占领人类博物馆。[14]在前往雷沃米尔街《战斗报》编辑部的路上，加缪顺道去法兰西喜剧院看望萨特。刚在巴黎跑了一大圈的萨特累得精疲力竭，正在第一排座位上呼呼大睡。加缪的说笑惊醒了他：

“你的座位顺应了历史的方向！”

德军虽然装备有装甲车和几架飞机，但更像是巴黎的囚徒而不是狱卒。他们占据了几个要塞，在交通要道、大街和塞纳河岸巡逻，那里的路障周围聚集着抵抗战士。一听见枪声，人群就四散开去，巴黎就像杜菲的一幅画。没有太多的伤亡，双方都没有做过于残忍的事，不过德国人在布洛涅森林的瀑布处枪决了35位青年抵抗战士，在盖世太保总部还枪杀了一些抵抗战士。人们嘲骂被俘的德国士兵，有些胆子大的老百姓会冲着受法国本土抵抗力量保护的德国国防军伤员吐唾沫，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私刑。几天以后，人们得知德国军队屠杀了格拉河畔奥拉杜一个村的全部村民。又过了几个月，再没有人能说不知道“最终解决方案”的残忍事实。

自8月21日起，抵抗组织的报纸可以公开叫卖了。一些人在寻思德国人会不会重新占领整个巴黎。《战斗报》的社论“他们不会消失”[15]带着鲜明的加缪风格：“什么是起义？就是人民拿起了武器。什么是人民？就是一个民族里决不投降的人。”滑稽的情感悲剧还在继续：皮埃尔·伽利马不愿雅尼娜与自己分手，想要寻死。既然都是去死，那还不如为了一项正义事业而死，所以加缪打发皮埃尔去报道美军的消息，他必须穿越德军的封锁线。

大部分商店都歇业了。只有几家面包店还在做面包，本来卖3．75法郎一公斤的面包，在黑市上卖到了35法郎，黄油从60法郎涨到了600法郎。[16]德国人开始撤离，将文件和香槟酒箱装上车子。一些德国士兵把咖啡、糖、大米和面条拿出来卖。巴黎人在胳膊上佩戴三色袖章，上面绣着代表胜利的V字、洛林十字，或者一些知名不知名组织的缩写字母，比如：FFI（法国本土抵抗力量）、FTP（自由射手与游击队员）、OCM（平民与军事组织）、CDLI（解放者）、CDLR（抵抗者）。手枪、冲锋枪、步枪随处可见，前轮驱动的黑色雪铁龙11型和15型轿车四处穿行，三色旗迎风飘扬，发动机罩上用白色油漆涂着各种缩写字母，还有一些轿车被改装成了救护车。一些军官和士官欢天喜地，在明显缺乏协调的情况下随兴所至地把军帽和军服重新拿了出来。命令、流言、撤销原命令的命令、各种消息和假消息漫天飞。雷沃米尔街的记者们收听BBC的节目，想要弄清目前的处境，可BBC对巴黎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准确。塞纳河左岸的德国人聚集在卢森堡宫及其花园一带，军事学院、外交部、众议院、加缪所住的公寓和伽利马出版社附近都有。右岸的德国人则集中在歌剧院、共和国兵营、马吉斯蒂克饭店、默里斯饭店和多菲内门一带。双方参与战斗的人员不多，很少有装甲车投入行动。巴黎市区及近郊的德国士兵不到两万人，从战略的角度看，解放巴黎只是一个小事件，不如收复卡昂和斯特拉斯堡重要，但是从诗意的和政治的角度看，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8月24号的社论中，加缪描绘了当时的氛围以及抵抗运动战士的前景。“八月的夜晚，巴黎枪声四起，在这座由石砌楼房和塞纳河水构成的巨大背景之中，在这条波浪里充满了历史记忆的河流两岸，为自由而战的街垒再一次堆起，正义需要再一次用鲜血去换取。”1789年、1848年以及巴黎公社的历史于是被逐一提及。加缪谈到了一种“在目前的动荡中取得的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可怕事物即革命”。他提议将“从抵抗到革命”作为公开发行的《战斗报》的副标题，此语出自《自由射手报》主编乔治·阿特曼的一篇文章。在第二天的文章中加缪接着写道：“当自由的子弹还在这座城市呼啸时，解放的大炮已在欢呼和鲜花的簇拥中进入巴黎城。”加缪为之表达心声的，既有那些真正的抵抗战士，也有那些偶尔参加抵抗运动的人——这个夏天里这类人多得数不过来，此外还有那些几个星期前曾在圣日耳曼大街朝菲利普·贝当欢呼，8月26日又在香榭丽舍大街欢迎夏尔·戴高乐的人们。“四年前，从残垣断壁和绝望中挺身站起了一批人，平静地断言我们并没有失败。”他赞美“如今像潮水一样充满我们心灵的美妙欢乐”。戴高乐将军经过的路上挤满了人群，在他的身后，作为实际军事力量的有力象征，勒克莱尔装甲师的士兵和坦克正与法国本土抵抗力量一道消灭各处负隅顽抗的零星德军。戴高乐在市政厅发表演讲：“巴黎！被侮辱的巴黎！被蹂躏的巴黎！依靠自己获得了解放！依靠它的人民，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获得了解放！”戴高乐与抵抗运动的负责人、戴高乐主义者、社会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心照不宣地统一了口径，杜撰了一个《战斗报》的记者们不站在客观立场上就无法提出异议的传奇故事：法国和巴黎是由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法国人自己解放的，虽然也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波兰士兵以及远方的苏联红军的支援。

1944年6月22日，戴高乐颁布了一项关于报刊的法令，谴责所有在德国入侵法国两个星期之后仍然继续出版的报纸，占领区的日期分界线定在1940年6月25日，非占领区是1942年11月26日。戴高乐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日期，是为了清除德国人占领南方以后没有及时停刊的《时代报》。临时政府在巴黎一经成立，《政府公报》就公布了允许出版的13家报纸名单，共产党受到优待，拥有此前秘密发行的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以及《解放报》和《国民阵线》。《今晚报》重新发行，主编是阿拉贡。[17]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人重新出版了《巴黎民众报》，而人民共和运动的基督教社会党人接管了《黎明报》。“资产阶级”大报《费加罗报》凭借灵敏的政治嗅觉，明智地于1942年11月11日在里昂自行停刊，1944年8月24日在巴黎复刊。有几份报纸是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其中包括《战斗报》、《自由射手报》和《国民阵线》。全国声援战争被俘者运动的机关报《自由人》（后更名为《自由》）日渐式微，该报的社论作者是弗朗索瓦·莫尔朗，又名弗朗索瓦·密特朗。两位重要的抵抗人士菲利普·维亚内与皮埃尔·萨勒蒙创办了一份面向大众的晚报《保卫法兰西》，该报的编辑部与《战斗报》和《自由射手报》同在一栋楼里。战时曾任职于美国战争情报部门的皮埃尔·拉扎雷夫回到巴黎，从维亚内手中接管并掌控了《保卫法兰西》，该报后来改名为《法兰西晚报》。[18]

和《自由射手报》一样，《战斗报》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或者财团。自8月21日起，主编阿尔贝·加缪在社长帕斯卡尔·彼亚的支持下，强调指出新闻自由是一种征服行动：“仅仅赢得表面的自由是不够的，1939年的法国就曾经满足于那种自由。”彼亚和加缪都还记得阿尔及利亚新闻界曾令他们多么失望。“如果未来的法兰西共和国仍像第三共和国那样紧密依附于金钱的话，我们的任务就只完成了极少部分。我们知道与金钱势力的斗争曾经长期是贝当及其集团特别喜爱的任务之一，然而我们也知道从1940年起，也就是从贝当把叛徒们扶上权力宝座开始，金钱就前所未有地沉重压在了法国人民的头上。为了保存并增加自己的特权，贝当蓄意将自己的利益与希特勒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讽喻的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然而却非常深刻。加缪还补充说：“在维希政权里，换来换去的总是拉瓦尔、布蒂利耶、博杜安、皮舍、拉杜里之流，这当然不是出于巧合。”《战斗报》刊登的许多内容都是由彼亚在出谋划策。

临时政府按照政治标准给各家报纸分配发行量，社会党和共产党受到优待，《民众报》与《人道报》分别可以发行25万份和30万份，《今晚报》和《保卫法兰西》是22．5万份，《战斗报》、《自由射手报》和《解放报》为18万份。[19]戴高乐希望继续发行《图片报》，他认为该报在各国使馆里享有一定威信。

“使馆里的确有人看，主要是理发的师傅。”彼亚说。

共产党仰仗苏联和法共的双重神话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这种神话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很少有人质疑。在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苏维埃的国度首先代表的是红军的祖国，人们在谈到“民主大国”时将苏联与英国和美国相提并论，苏联和德国缔结的条约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了，甚至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在报界，很少有人了解俄国集中营可憎的真相。当囚犯从德国集中营中回来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纳粹集中营上，而苏联则一直是工人和农民的指路明灯。加缪仍然相信苏维埃人民支持那个政权，否则的话，红军怎么可能打败德国人的军队呢？[20]革命的结果应该是通往社会主义或者某种集体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许有些许缺陷，但即使不是效法的榜样，至少也是可资借鉴的。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虽然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在法国，法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这一抱负给萨特和相当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21]解放后，法国共产党以“6万党员被枪决的政党”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一数据太夸张了，因为统计资料显示只有两万九千人被处决。[22]法共四处宣讲一个双料传奇故事：在抵抗运动中，工人比其他社会阶级出力多，而在工人阶级中，共产党人的贡献比其他人大。尽管戴高乐的支持者谨慎地保持警惕，共产党人还是在国家机器和新闻界把持了重要职位。一些人，比如加缪，并不质疑他们。革命应该携手法共完成，因为他们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左翼对经济的认识是粗浅的、简单的、二元的，资本主义就等于金钱，等于金钱带来的罪与恶，而社会主义对穷人来说则代表幸福、富足和社会正义。戴高乐自称国有化的拥护者。这些从抵抗运动中走出的人对国家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满怀着美好的、过于简单的和危险的幻想。加缪亦然。

他是知名作家。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使他成为一名著名记者。作为小说家，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身为社论撰稿人，他在数十万法国人中拥有影响力。在伽利马出版社，他一直担任审读委员会成员。在《战斗报》，彼亚既是主编又是社长。报纸对他的仰赖最多。最初几个月，加缪几乎没有重新投入《鼠疫》的写作。他抱怨过。在报社工作期间，他和卡萨雷斯陷入热恋之中，深夜到圣日耳曼德普莱、蒙帕纳斯和蒙马特高地的夜总会去玩，或者在报纸组版后放松一下。

加缪再度投身新闻工作是为了培养思想，但也是因为他热爱这一行。从1941年到1943年，他离群索居，尤其是在尚蓬度过了几个月。他回到雷沃米尔街重新开始团队和新闻工作，对他来讲这就像软性和烈性毒品一样。对工人他不是抽象地讨好。他喜欢和印刷工人相处。他在巴黎、克莱蒙-费朗和里昂认识几个。报刊印刷厂的工人有他们的传统和行话，加缪对此很有兴趣。如果有人说了一句傻话，他们就会嚷道“Piot”，意思是“说蠢话”。

印刷业出现在手工业和工业时代。报刊印刷工独立于报纸的领导之外，他们按自己理解的意思组织工作。不存在等级高低。工头更多只是一个职务，和级别没多大关系。老工人常常喜欢回忆说，过去排字工是佩剑的。排版工、排字工、制版工，组成了一个工人贵族圈，他们是行会主义者，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优势，在记者和工人中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排字工的灰色工装、衣兜里系着一根绳子的扳手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统一装扮，而不是低人一等的标志。轮转印刷机操作工和制版工穿着蓝色工装走来走去。背带工作服是为了防止墨水、油污弄脏里面的衣服。在办公室里，在一个个小隔间里坐着报纸校对员，他们是文化人，追求语法正确，确保句法无误，大多数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时常责备编辑。这些校对员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团体，尽情展示他们对逗号的荒诞想法或者对细枝末节的理念：

“加缪，我们说‘请您原谅’，不说‘请原谅’！”这可是有讲究的啊！

有知识，加上字典和百科全书，校对员时常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是错的，那个不应该那么写，我们不说“相反”而说“反之”。编辑们，如加缪和彼亚，尊重校对员，心甘情愿地认为如果没有校对员，没有一家报社能存在——这种想法没错——。加缪会到大理石版台去确认版面，删节。大理石版台，其实是铁制的，还保留着过去的叫法，一直是用来放印版的。排字工是这里的主宰：给我删掉六行，我没办法给你排成这样。加缪乖乖听话，觉得没什么不自在。在报界的员工里，工人们加入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总工会，不过他们对所工作的报纸的政治色彩并不在意。在《战斗报》，他们可以喜欢倾向社会主义的论调，但有些人也可以在保守的《费加罗报》干得同样好。在报社，工人和知识分子表现得似乎已经和解了——实现了作家们的梦想——。大伙儿会一起喝上一杯交流交流感情。和记者一样，工人的工作时间特殊。他们每六小时而不是八小时轮换一班。当活儿来时就要准备开工。如果印版没有放好，是不可能开动印刷机的。于是大家就等着。工人和记者们一起聊天。他们不一定要在排版车间厮混，而是像通讯员那样更爱去街角的咖啡馆。一天伴随着干白葡萄酒开始，然后是淡白葡萄酒和红酒。到午饭时接着喝开胃酒、布鲁伊葡萄酒，下午换成阿尔及利亚红酒。再然后，劲头上来了，就会有几个人跑到两步远的圣-丹尼斯街去找“鸡”。

彼亚不是这样。他每天黎明前才上床睡觉，很早，十点、十一点左右就会到报社，随身带着保温咖啡壶。下午他的妻子——她一直叫他皮埃尔，这是他的真名——会再送一保温壶咖啡来。彼亚逃避社交活动，吃得很少，不停地工作、抽烟。烟灰把他的外套都弄脏了。加缪下午四点左右来。雷沃米尔街弥漫着热油、铅、锑、油墨的混合味道，还有用来清洗校样的油脂、蜡、汽油和石油的气味。1944年的时候会闻到作为代用品的煤油味，而不是亚麻油味。在制版车间，散发着一股锌味。

因为曾经并肩参加过抵抗运动，记者和工人的关系更加真诚了。

“我们想尝试办一张理性的报纸。但因为世界是荒诞的，它可能会失败。”彼亚说。

加缪对新招的员工说：“我会让你们做一些令人心烦的事情，但永远不会让你们做肮脏卑鄙的事。”[23]

彼亚是《战斗报》的领导、推动者、激励者、主心骨和核心，既像老板又像父亲一样统治着报社。加缪主管报社事务，他是一位受到大多数撰稿人——并非全体撰稿人——热爱的主编。《战斗报》认可这位幸福得就像在舞台上表演或者在足球场上奔跑的加缪的精神权威。记者们很开心。他们办了一份严肃的有时甚至称得上庄重的报纸。大伙儿喝美国威士忌，用永锋铅笔写文章，抽骆驼牌香烟。一些小贩在雷沃米尔街四处转悠，兜售一些不出名的商品。加缪发现了Alka Seltzer胃药，喝多了以后吃点儿很管用，还有维克斯达姆膏，可以治疗他的“流感”。[24]彼亚掌控着这艘轮船的舵轮，不过船舱过道里还是会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混乱。和《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一样，在《战斗报》，彼亚觉得自己样样都要管，从只有三行字的新闻到报道都是如此。他一直非常喜欢修改广告和不太重要的简短新闻。他也布置题目，重审标题、副标题、头版的内容提要，指出这种文章要采用哪种字体，是Times还是Didot……他还画版面设计图。彼亚不会授权给别人。他把头埋在狭小的书桌里，认真工作，办公室门开着。他从不发表意见，哪怕对社论也是如此，要么能刊登，要么通不过。他记忆力惊人，不管是选举结果、拳击赛还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十八世纪的作品，他都记得。就像在阿尔及尔时一样，他连校对员也要纠正，这让他们颇为吃惊。他拒绝写东西，三年里只为克卢佐的《乌鸦》写过一则附言，表达他不同意文章作者的观点。[25]他一直挺喜欢玩笑话、文字游戏，将两个词的字母或者音节对换形成新的意思来寻开心，还有特里斯坦·贝尔纳的一首四行诗，在那首诗里Lugdunum和Blum押韵。一位年轻记者教他吉特巴舞。帕斯卡和加缪都喜欢编辑部那位模仿马，一边学马嘶，一边敲打地面发出马蹄声的秘书。[26]彼亚会在刚开完不正经的玩笑后马上变得十分严肃。他也真的很低调，不愿意别人谈论那个跑遍被占领的法国全境的抵抗运动战士皮埃尔·迪朗。他总是不接受邀请或者拒绝接受勋章。他排斥野心勃勃其实是因为鄙视机会主义。虽然他没有提出要求，但包括加缪在内的《战斗报》的撰稿人们还是获颁“抵抗勋章”。加缪说：“从前我们是老笨蛋，现在我们是挂着勋章的老笨蛋。”

彼亚经常大声念加缪写的社论的校样，对加缪表示欣赏。罗斯福去世，加缪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谈到这位美国总统得的病。罗斯福同疾病斗争了一辈子。“他有一张幸福的脸，……他知道没有毅力和理智战胜不了的痛苦。”彼亚注意到加缪写这些的时候不可能不想到仍然还在威胁着他健康的结核病。[27]即便是在解放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加缪还是上乔治·布鲁埃大夫那里去做人工气胸。《战斗报》刚一公布罗斯福的死讯，就不合时宜地刊登了一段用线框起来的关于食物供应改善的文字，没有核查“最后宣布一个好消息”这样的话是否与社论不协调。某些栏目让彼亚和加缪觉得厌恶，比如占星术，这简直令报纸蒙羞。彼亚反对开设读者来信专栏。他指出读者是来看报而不是给报纸写信的。编辑过的社会杂闻不是为了记录社会现象，而是为了增加头条新闻的吸引力，这也让加缪和彼亚觉得厌恶。大家知道彼亚热情、认真、公平，是个绷着脸说笑话的人。有些人认为他为人温和，容易动感情，爱装成犬儒主义者，其实内心是个怀疑主义者。没有几个人看到过彼亚流泪，但还是发生了。[28]

在雷沃米尔街办公大楼的另一层，彼亚和加缪看到了一张报纸——《保卫法兰西》，一张他们不愿意办的那种类型的报纸，热衷于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从不区分低俗和通俗，在他们看来这比《巴黎晚报》还要难以接受。拉扎雷夫友好地希望来拜访曾被他雇佣，在《巴黎晚报》工作过的彼亚和加缪。他们拒绝了。加缪忽略了拉扎雷夫身上的某些人情味，比如忠诚、和蔼，而只记得自己讨厌他办的报纸。拉扎雷夫受《卡曼贝尔工兵》一书作者克里斯多夫的影响，认为“记者的首要责任就是有人阅读他写的东西”，而加缪觉得应该根据掌握的情况说出真相，这样做并不妨碍拥有自己的特色。这种“拉扎雷夫主义”在加缪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新闻手段，掺杂了政治妥协、庸俗的社会杂闻和无聊废话。彼亚和加缪憎恶这份意志薄弱、唯唯诺诺、迎合读者低俗本能的大报。拉扎雷夫办的不是他们梦想中的那种批判性的报纸。雷沃米尔街的拉扎雷夫似乎是想挑动大家想起彼亚和加缪曾——尽管当时他们算是身不由己——为《巴黎晚报》工作，当技术工人和编辑秘书。也许他们也恨自己呢。加缪写信给一位见过拉扎雷夫的人说：“我向您承认您在那儿见到的是这个不幸国家的一个真正的强盗。我会试试帮你认识一些更值得来往的人。”[29]不久以后，当一位在里昂遇见的记者请他为拉扎雷夫的妻子担任主编的周刊《她》写一篇应景的文章时，加缪说：“我对今天依附《巴黎晚报》及其主编，在我看来是我所知道的新闻界最恶劣、最可鄙的出版团队没有丝毫敬意。哪怕给我几百万，我也不会为它写文章，……无论您给我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也不会为一本直接或间接依赖这种可耻行径的杂志写文章。”[30]除了这些既固执又尖刻的批评话，加缪还加上一条附言：“我允许你把这封信念给拉扎雷夫和替他写稿的那些人听。”

1944年的空气中充满了希望、纯洁和革命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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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克南部最大的城市。——译注

28．新的战斗

阿尔贝·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的关系人尽皆知，他们在一起时似乎一直很幸福，可是对未来却感到困惑，他们打算移民去墨西哥。法国解放后不久，加缪给一直困在奥兰的弗朗西娜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我得到一个寄送加急信函的机会，我想尽快让你对我的境况感到放心。我有好几个月没有你的音讯，我猜你也没有我的消息。我一切都好，虽然有些疲惫。我没有时间把这两年里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都告诉你。我曾试图到西班牙去，后来又放弃了，因为那样可能会在集中营或牢房里待上好几个月，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那么做，我参加了抵抗运动。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这是我的义务。我在上卢瓦尔工作，不久又到巴黎和彼亚在一起为《战斗报》工作。剩下的事情你也想象得到，我以后再告诉你。六个星期前，我差点被捕，然后我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一些无比美好的日子，起义，创办《战斗报》。现在彼亚和我一起办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离开巴黎，但只要可能，我会尽快给你寄钱去，你就可以来这里了。”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可是在你面前我却说不出话来。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为这个国家获得自由感到幸福。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团聚的前提。我有两个原因为之努力奋斗。”

“我见到了阿德雷（一位画家朋友），他向我谈起你。你在一支乐队演奏，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曾因为没有你的消息而苦恼。不过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有钱了，你可以一边做你的音乐，一边好好休息。”

“我会尽快把这封信寄出，我没有耐心等待正常的邮件。如果你能回信的话，把信寄到雷沃米尔街100号《战斗报》报社，或者寄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新法兰西杂志》。告诉我你一直在等我、我重新见到的你将和从前一样。”

“用我所有的柔情拥抱你。阿尔贝。”

“替我拥抱你周围所有的人以及我母亲。”[1]

加缪的这封信就像是写给一位朋友的。用的更像是一位哥哥而不是丈夫的口吻。

弗尔一家通知说他们就要到巴黎来了。第一个到的是加缪喜欢的姨姐克里丝蒂安娜，她很快了解了情况。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妹妹，妥善安排不让她们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知情呢？克里丝蒂安娜知道加缪对女人的兴趣。弗朗西娜和她的丈夫住到了瓦诺街的单间公寓。[2]分开的时间太长了，重逢很难。

有18个月多的时间，《战斗报》每份有两页，按照纸张储备的情况采用两种规格，42×57或24×42，售价分别为1．5法郎和2法郎。1944年6月在安德烈·纪德的公寓开会时就确定了最初几期的内容。从《战斗报》秘密出版时起，报纸就明确编辑是“阿尔贝·加缪、亨利·弗雷德里克、阿尔贝·奥利维尔和帕斯卡尔·彼亚”。几周以后，报纸上的名字变了，改用小写字母印上“彼亚，社长；阿尔贝·加缪，主编……”头三个星期里的第一批撰稿人包括保尔·博丹、乔治·阿尔特舒勒尔、伊冯娜·阿尔梅拉、师范学校毕业的皮埃尔·考夫曼和摄影师莫里斯·埃德。10月份和11月份让·鲁热尔、雅克-洛朗·博斯特、热拉尔·雅洛、让·格勒尼耶、米歇尔·安克尔、塞尔日·卡尔斯基、梅里·布隆贝尔热以及一些具有作家气质的年轻记者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亨利·卡莱、阿尔贝·帕勒、亨利·托马也加入了，这些人都是随机招来的。阿斯特吕克起初在《自由射手报》工作，当时该报的负责人之一马塞尔·富里埃是共产党员。加缪在走廊里和阿斯特吕克邂逅，怂恿他到《战斗报》来上班。[3]他还聘请罗歇·格勒尼耶负责戏剧批评栏目，后来格勒尼耶把这个栏目让给雅克·勒马尔尚，自己跑去做报道去了。在解放首都的日子里，萨特发表了《起义中的巴黎漫步》。出于友情，他的名字以粗体字出现在报纸头条。《战斗报》没有忘记宣布萨特的作品《墙》将在广播里播出，朗诵者是米歇尔·维托尔德。萨特受美国人之邀前往美国，并寄来几篇报道《一个法国人在纽约》和《一个法国人在洛杉矶》。他发现舞厅是一种无害的消遣方式。食物供应充足。萨特还给《战斗报》寄了几篇文字艰涩的关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经济类文章，这让加缪和彼亚挺恼火。其余的文章，他给了《费加罗报》，这家资产阶级日报和《战斗报》一起分享萨特在美国写的更加生动的报道。不过加缪还是原谅了这位朋友的小过失。

彼亚和加缪从来没有忘记马尔罗。起初《战斗报》公开表示担心，因为作家可能已经在科雷兹遇害了。后来马尔罗出现在巴黎，《战斗报》在报纸头版刊登了这位英雄的照片，他头戴绣有五条军衔线的贝雷帽，手上拿着香烟。随后，虽然报纸的版面不大，还是刊登了《与天使战斗在一起》的片段。[4]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对《战斗报》而言，文学与卷入当代重大事件的人同样重要。彼亚尊重马尔罗，但对萨特这位“空想哲学家”却心存疑虑。博斯特穿着战地记者的服装——美国的夹克衫和军用高帮鞋多么方便啊！——迅速赶往前线，近距离观察马尔罗上校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旅。[5]博斯特注意到很多军官站在第一排。“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没有用”，上校说，“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一大批难以替代的军官，但必须让士兵们看见他们的军官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战斗报》的通讯员，尤其是博斯特这位富有魅力的活跃的战地记者，[6]其品行和报社的社论撰稿人一样高尚。博斯特写了一篇文章，讥讽那些冲着士兵叫“小伙子”的同行。负责外国政治报道的考夫曼不太爱说教。亨利·卡莱在旁听针对几名因黑市交易被判入狱50年的美军士兵的审判时，大为动情。卡莱为这几名军人辩护，他们得以减刑。他质问那些抽黑市上买来的香烟的读者说：“这种美国烟的味道，你们觉得如何啊？”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战斗报》的文章和报道很生动，但有些传统，不过没有《费加罗报》传统，也不像《世界报》——该报于1944年12月出版——那么字斟句酌。加缪——当时用的是叙埃多纳的笔名——对于贝尔·伯夫-梅里创办的这份报纸很不满。他觉得，《世界报》的一本正经、印刷格式和纸张规格都让人想起业已作古的《现代》。加缪-叙埃多纳相信《世界报》是由戴高乐创办的——这是真的，也是为将军本人服务的——这不是事实。加缪认为《世界报》怨恨抵抗运动。他写道：“《战斗报》是用印出过《巴黎人报》的印刷机印刷的。《时代报》的机器运转得那么熟练以至于都不需要冶金工业委员会的补贴来做严肃的工作——给抵抗运动抹黑。”这些话说得很粗俗。《世界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与《战斗报》的作家主编之间爱恨交织，充满矛盾、误会，明褒暗损的故事从此开始。字斟句酌写出来的社论——有匿名的，有作者名用缩写字母A．C．，A．O．，P．H．（即阿尔贝·加缪、阿尔贝·奥利维尔、弗朗索瓦·布吕埃尔），还有署名的——言辞尖刻。加缪给新闻工作确定了标准。解放几天后，他宣称“我们决定取消政治，代之以道德……”[7]他转发了彼亚发表在《共和晚报》上的关于新闻手法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闻学理论。海德格尔不是曾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吗？加缪也提出一些和本行业相关的问题：新闻应该是什么？在维希分子离开后，新闻将提供些什么？在几个月里，加缪反复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回答。

《战斗报》的印数达到了18．2万份，但是有时会“销路不畅”，有30％卖不出去。加缪的职业伦理道德论惹恼了一些竞争对手。这个乳臭未干、喋喋不休教训人的讨厌鬼是打哪儿来的？他的巴黎同行几乎或者完全不知道他曾为之写过稿的阿尔及利亚报纸。加缪很自然地使用具有集体威严感和表现一致性的“我们”一词：“我们想要什么？是一份清楚的、有魄力的、措辞得体的报纸。”先不谈“有魄力”，他希望报纸至少不受金钱控制，希望报纸“说真话，让公众理解自身的优势”。[8]在他看来，一张好的报纸追求在读者中得到最多的共鸣，而不是最少的。在新版的《战斗报》发行十天后，加缪觉得“不太满意”，他想起了《保卫法兰西》：“当然，在攻陷梅斯第二天，当我们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后，再读到一篇报道玛琳·黛德丽(1)抵达梅斯的文章，我们不可能不生气。我们永远有理由对此感到气愤。”他补充道：“这不是说我们认为报纸必须枯燥乏味。”他反复强调：“很简单，我们不认为在战争期间明星们的花边新闻一定比人民的痛苦、军队的鲜血或者一个民族追求真理所付出的努力更有意义。”[9]他没有思考过是否会有两种，或者更多种类型的公众。他发现战前的一些报纸有一种“轻佻城市少女式的冲动”：“它们希望快速传达信息，而不是提供正确的信息。真相在这种报纸那里不是赢家。”在《战斗报》就和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一样，加缪希望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不要在条件式——表达担忧或者持保留意见的语式，《世界报》也用这种语式——面前犹豫。可是有时候《战斗报》也犹豫呢：据俄国电台报道，希特勒可能死了……《战斗报》也会犯错误。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里，读者阅读这份报纸时可能会以为佛朗哥西班牙已经解体了。[10]

加缪认为新闻批评“等于要求主要文章要有内容，假消息或者不确定的消息不能当作真的消息来公布。”在这位作家、观察家和政治演员看来，“新闻少不了批评性的评论。”可是我们必须把新闻同评论分开。加缪没有注意到仅仅选择某些事件本身就等于是一种观点。他还要求“色彩”，一种风格。他质疑个体才华和集体诚实。一些读者支持《战斗报》的客观，成为订户。加缪回忆起彼亚受尼赞启发，发表在《共和晚报》上的分析性文章，“小心翼翼地，客观地，谨慎地”把记者定义为“简而言之，是时刻关注局势的历史学家”。[11]报纸不应该为体制服务，加缪请青年通讯员和老一辈的评论家要对此提出质疑。在这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有时感到疲乏。纪德说过：“新闻工作的一大过失就是当你有时没有写作欲望也强迫你写。你没有灵感，天气闷热，笔不好用，思维不畅，怎么也写不完一句话。”[12]

为了使《战斗报》具有一定特色，彼亚和加缪欢迎文学家，比如纪德或者贝纳诺斯。加缪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打着作家旗号的记者。他会把一些问题记下来，在《战斗报》的报头上写点笔记：

“人类的危机
或者我们可以相信人类吗？……
或者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值得人赞美的事情，
因为无论是从绝对唯物论的角度，还是从绝对唯灵论的角度，
这都不可能。”[13]

加缪的社论有他的套路：一个中心思想，两个例证，三页的篇幅。[14]他记笔记、写草稿然后向秘书口述正文。当然，他为报纸写的文章没有文学作品那样修改得多。在彼亚的支持下，他在《战斗报》出版的头两个月提出了政治道德与道德政治的原则：“我们不相信终极革命。”加缪不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说他曾经当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话，现在也不再是了。他不相信历史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结束。“革命并非反抗。四年的抵抗运动，其实是反抗，也就是固执地——一开始几乎算得上是盲目地——完全拒绝一种想让人们屈膝臣服的秩序。反抗，首先是内心反抗。然后反抗进入思想的时候来到了，情感变为想法，本能的冲动以具体的行动告终。这就是革命的时刻。”

1789年的法国和1917年的俄国是主要的革命榜样。所以加缪强调指出：“革命，并不一定等于断头台或机关枪，或者不如说，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是机关枪。”[15]他接受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点儿暴力。他明确了《战斗报》想维护的社会的类型：“我们希望法国实行集体经济和自由政治。”他谴责资本主义，信任社会主义，却没有说明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在集体主义制度——这是一部分他这辈人的梦想和独角兽(2)——下发展。英国的工党政策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加缪有吸引力，他宣称：“我们希望立即实现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16]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都不知道出现在东欧、亚洲、非洲、中美洲的“人民民主”绝对和人民无关，也不民主。阿拉贡说过：“要用当时的话说当时的事。”“人民民主”这种说法存活了很长时间。

随着肃清、惩处、清除法奸运动开始，对加缪来说，一个道德问题出现了。经济界的肃清没有知识界厉害。[17]特别法庭对记者和作家比对“大西洋墙”（二战时期德军的海岸防卫体系）的修建者更感兴趣。加缪觉得不要大规模肃清但要认真肃清。在《法兰西文学》和全国作家协会，阿拉贡、艾吕雅、邦达、维尔科、摩根、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支持肃清运动的极端复仇者的姿态出现。[18]我们不能不提到摩根，他写道：“吉奥诺的缄默本身就是犯罪！”出版界的肃清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些曾执行过党卫军宣传命令的编辑——如让·法亚尔——，老资格的社会民主政治家——如弗朗西斯克·盖伊——，共产党人——如皮埃尔·塞热——，以及一些“浮沉子”——如萨特。这些主张肃清的人聚集在爱丽舍宫附近的一家私人酒店。某些人参与抵抗运动越少，就越希望惩罚妥协的同行和法奸。记者让·奥贝莱从伦敦赶来揭发肃清中的“小富基埃-坦维尔(3)”。[19]《小臼炮》的让·加尔捷-布瓦西埃成了鸽派，《基督教见证》的哲学家加布里耶尔·马塞尔也是。

公认的抵抗运动战士波朗和莫里亚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944年9月，波朗从《法兰西文学》编辑委员会辞职，因为《法兰西文学》曾公布过一个被驱逐的百名作家名单。他还离开了全国作家协会。加缪和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和《战斗报》上论战，立场对立。加缪也退出了全国作家协会，他对波朗说：“恳请您通知同志们我辞职了。……在客观精神被视为不怀好意的批评，单纯的道德独立难以为人接受的氛围中，我感觉非常不自在，以致难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您瞧，当缄默对我的诱惑明显越来越大时，这种做法是退出的第一步。”[20]作为基督徒，莫里亚克想到了仁慈；作为布尔乔亚，他关注法国人的和解，在他看来这是必需的；他也许多多少少还想到了他的兄弟，曾在贝当政权医师公会当主席的皮埃尔·莫里亚克，所以他指责主张肃清的人说：“我们的任何愿望都比想把屠夫和受害者的身份对调要好。第四共和国无论如何不能穿上盖世太保的靴子。”[21]加缪则认为报纸上针对个人的攻击太多，太过夸大其词。他担心最终大家会采取与占领时期的报界截然相反的立场。他厌恶死刑，厌恶法国司法机关的附属品——断头台。他从来没有忘记母亲和外祖母对他讲过的事：他父亲执行死刑回来，呕吐了。这个故事——也许是父亲留给他的主要遗产——一直烦扰着他。他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此事。

起初，加缪在社论里没有说出全部想法。莫里亚克——《鸭鸣报》把他叫作“重罪法庭的圣弗朗索瓦”——只提到仁慈这个理由。加缪则提到了正义。曾当过长途卡车司机，也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莫里亚克谴责加缪是“站在一项未来的事业的高度”发言，这让加缪感到不快。“每次说到肃清，我就会谈起正义，”加缪写道，“而莫里亚克谈的是仁慈。仁慈的美德相当奇特，以致我呼吁正义似乎是在为仇恨辩护。听到莫里亚克说的话，好像我们在处理日常事件时必须在基督的爱与人类的仇恨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好吧！我们的回答是：不。”这两位作家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巴黎文学界和政界关注着1944年10月到1945年之间的这场冲突。围绕肃清，好几场论战开始萌芽，但没有一场像31岁的加缪对阵59岁的老前辈莫里亚克的这场论战一样“开花”。莫里亚克一边读着加缪写的一篇文章，一边挥舞着《战斗报》，对《费加罗报》的主编皮埃尔·布里松说：“我掌控着我的对手。”两位社论撰稿人提出了占领时期的记者，也包括所有的作家的责任问题。他们嘲讽对方，把文学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两种良心，上了年纪的教徒和年轻的无神论者，针锋相对。他们从抵抗运动中走出，加缪因为创立《战斗报》扬名，莫里亚克因为用“愤怒的弗朗索瓦”这个笔名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作品而获得声望。他们相互尊重，也对对方不满，既令对方感到惊讶，又彼此挑衅。莫里亚克加入《费加罗报》，却站在反佛朗哥主义的立场上，这触动了加缪。

莫里亚克和加缪都没有质疑过肃清的必要性。刚开始的时候，加缪不排斥死刑。两人都要求审判要公正，诉讼应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共产党乐于接受审判迅速的民间法庭。但加缪和莫里亚克都不喜欢。解放可能会把最美好和最低劣的人类本能都释放出来。后来加缪的看法有所改变。1944年9月4日，他提出 “准确迅速的正义”。9日，加缪和莫里亚克在《法兰西文学》刊登的“正确惩罚伪君子和叛徒”作家声明上签名。叛徒比伪君子更难定义。加缪不同意成立快速审判的民间法庭，通过《战斗报》宣称：“我们维护自由甚至是为了那些我们与之斗争过的那些人。”叛徒是什么？加缪认为叛徒就是必须要消灭的“异体”。消灭就要从肉体上清洗。在同一篇文章里，加缪抨击了莫里亚克，他认为面对叛徒，正义应该“让仁慈闭嘴”。[22]莫里亚克为被判死刑的仇英——也仇德——的记者亨利·贝罗辩护，在他看来，不利诉讼不应该制造殉难者。莫里亚克觉得贝罗犯的只是观念上的轻罪，而非叛国。戴高乐赦免了贝罗。巴黎解放四个月后，外省和巴黎的某些法庭的诉讼程序令加缪愤怒了，他说：“一个错过肃清的国家还将错过革新。其他民族都有一副正义的面孔，而我们这个民族展现给世人的只有这张混乱的脸。”[23]

加缪指责莫里亚克是“一名富于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作家”。[24]他严肃地说写作时应该不带情绪，就像那些头脑冷静的社论撰稿人那样，比如雷蒙·阿隆就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绝对不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效果。[25]加缪让莫里亚克一个人去原谅，而他自己，他说当“莱诺的妻子”允许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和莫里亚克一起原谅。他的这位参加抵抗运动的诗人朋友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捕并于解放前夕被枪决。7个月后，在一篇1945年1月11日发表的文章里，加缪写道：“我们会拒绝剥夺人类正义的上帝的仁慈直到最后一刻。”乔治·苏亚雷斯和保尔·沙克被处决了。

作家兼记者罗贝尔·布拉斯拉赫的案件震动了加缪，布拉斯拉赫于1月19日被判死刑。一些知识分子签名请求戴高乐赦免他。其中一些人认为作者不应该太因言获罪，另一些人则觉得刑罚应分轻重。还有人担心重刑泛滥，希望重新实现国家和谐，戴高乐主义者和贝当分子和解。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用了一条没有多大说服力的理由，提醒戴高乐布拉斯拉赫的父亲布拉斯拉赫上尉在1914年11月13日遇害了——比加缪的父亲晚几周。59位签名的人中有音乐家阿瑟·奥内热，画家弗拉曼克，作家瓦雷里、克洛岱尔、让·阿努伊、科克托、科莱特、波朗和莫里亚克。[26]1945年1月25日马塞尔·艾梅写信给加缪，[27]请求他“做出同情和表现文学界的兄弟情的举动，……也许我只用说兄弟情。我认为持有哪种政治观点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艾梅的话说得很真诚、很肯定，但不得体。为盖世太保工作的法奸还有他们的头目博尼被逮捕了。艾梅说了一句大胆的不假思索的话：“有一天，我对一位朋友说如果弗朗索瓦·维永生活在占领时期，他也极有可能是博尼的人（为盖世太保效力）。”如果加缪同意请愿者们的看法，艾梅请他写信给布拉斯拉赫的律师雅克·伊索尔尼。

27号，加缪回了一封信，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和焦虑。他见过马塞尔·艾梅，但对他的作品没有特别的好感。“您让我度过了难熬的一晚。所以最后，我在今天寄出了您向我要求的签名。……我一直非常厌恶死刑，而且我认为至少我不会以个人身份参与判处死刑，甚至投弃权票也不会。……就是这样，我猜我的这种顾虑可能会让布拉斯拉赫的朋友发笑。至于这个人，如果他被赦免了，如果一两年后大赦令给他自由，对我而言，我希望我写的这封信能够告诉他下面的话：我参加你们的签名活动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一位我根本看不上的作家，也不是为了一个我极其鄙视的个人。”加缪提到莱诺，提到“在布拉斯拉赫的报纸支持德国人和盖世太保的时候，两三个被布拉斯拉赫的伙伴伤害和杀害的朋友。”关于选择意识形态和阵营的问题，他反驳说：“您说他选择政治观点具有偶然性，我对此不知道。可是我知道选择令您蒙羞的事情并非出于偶然。”他一直记得那些被处决了的抵抗运动战士，又补充说：“我的签名出现在其他人的签名中不是偶然，虽然布拉斯拉赫绝不会为（乔治）波利泽尔或者雅克·德库尔签名。”波利泽尔和德库尔是《法兰西文学》的编辑，被德国人处决了，他们和加缪是一代人。在这封信的结尾，加缪请艾梅向布拉斯拉赫转告他说的所有话，并告诉布拉斯拉赫“（加缪不是）一个心怀恨意的人，他觉得（自己）更想退隐而不是参与政治。也许（布拉斯拉赫）会明白他欠缺哪些和加缪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决定了（加缪永远不会）与他握手。”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其他几个人拒绝签名。海狸也想到了波利泽尔，以及诗人罗贝尔·德斯诺。她说如果她宽恕布拉斯拉赫，她就活该“被她的朋友们当面啐在脸上”。布拉斯拉赫犯的绝不是观点性的小罪，西蒙娜·德·波伏瓦解释说“就凭他揭发别人，主张杀人和种族灭绝”，他就“已经直接和盖世太保合作了。”[28]莫里亚克和加缪参加签名的理由不同。布拉斯拉赫没有得到赦免。他于2月3日在弗伦监狱被枪决前，告诉大家他已经知道签名的事：“不管怎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排除所有这一切分歧与对立，对我表示出令我备感光荣的姿态。”他说的不是法国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知识分子。

布拉斯拉赫过后再也没有知名作家被处决——只有记者，如法国新闻联盟主席及与德国合作的报纸《新时代》的主编让·吕谢尔，还有巴黎广播电台的社论撰稿人让·埃罗尔德-帕基，此君曾在社论结尾大声叫嚣“英国，和迦太基一样，将会被毁灭。”——夏尔·莫拉斯仅仅被判刑。

加缪还为《废墟》的作者吕西安·拉巴特请愿。“有人请我签名，参加请求赦免吕西安·拉巴特的活动。虽然我不愿意掩盖此人的过错，恰恰相反，我一定会与曾经的他斗争到底，但今天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驱使我希望大家宽恕这个如今的罪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不要同情心。与处死一个人相比，更为急迫，更值得效仿的做法是给他机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促使我向你们提出这个请求的原因——我说得很简单——，请相信对我来说这绝非易事。”[29]

针对政治人物的诉讼在作家的诉讼之后进行。加缪旁听了审讯贝当。戴高乐免除了贝当的死刑，改判无期监禁。加缪要求对贝当进行“最无情的……审判”。可是在所有的罪人里，他表现出“无辜的一面”。[30]

加缪希望用人类的正义来对抗莫里亚克的上帝的正义，也就是赦免罪人。加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只能够选择人类的正义，尽管这有缺陷。在他看来肃清往往导致不公和差错。正义——以及《局外人》一书中描述的正义带来的荒诞影响——提出了自由的问题。

正义与自由是对立的。1945年7月，加缪在笔记本里写道：“反抗。最终，我选择了自由。因为即使正义没有实现，自由还是能够保存与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并确保信息的传递。一个保持缄默的世界的正义、哑巴们的正义，会破坏合谋，否决反抗，然后重新达成意见一致，但这次是一种最低级的意见一致。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自由的价值正逐渐领先。”肃清运动中的诉讼给大家提出了一些道德上的和纯精神意义上的问题：“但难点在于永远不要忽视它（自由），同时也应该要求正义。”一年以来，加缪对自由和正义思考得一样多。[31]他的结论是：“自由就是能够维护我不以为然的事，甚至在一个我赞同的制度或者世界里也是如此。就是能够认为对手有道理。”在公开场合，在《战斗报》上，是不可能同意对手有道理的，但可以解释对手举出的理由。在社论里，我们可以谈论道德，但不谈论纯精神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审慎和克制，而并非想要保守内心的秘密或者害羞，加缪没有公开表露自己所有的疑问。但在私底下，他承认感到痛苦。1945年7月30日的手记是这样的：“在30岁的时候，一个人应该了解自己，准确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懂得自身的局限，能预见自己的缺失——做自己。而且首先要接受这一切。我们已经到了实用主义的阶段。一切都可以为之，一切都能够放弃。要自然，但戴上面具。我知道的事情多得足以能够放弃几乎一切。只需要每天坚持一种惊人的努力。努力保守秘密，不抱希望，不痛苦。再也不否定任何事情。因为一切都可以被证明。要战胜痛苦。”

1945年盛夏，他看出“将来在法国，肃清运动肯定不仅会失败，而且还会声誉扫地。肃清这个词本身已经相当令人难以忍受了。事情正变得令人厌憎。”[32]某些刑罚不一致的情况十分惊人，比如同一个法庭判法国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者军团的征召人乔治·阿尔贝尔蒂尼服五年苦役，而战时曾主持《作品》文学专栏的和平主义者勒内·热兰却被判了八年。加缪认为这既不合逻辑，又不公正。最荒诞、可耻、草率的案件是皮埃尔·拉瓦尔案，他在1945年10月被枪决。1940年加缪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经是一名和平主义者。1945年他写道：“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在我看来是靠不住的，随后我们会知道，总有一天和平主义会不攻自破。”这句话里的“我们”指的是《战斗报》这个团队，而“我”是加缪自己。“我们不能同意热兰在《作品》上写的东西，哪怕是和文学有关的话题也不行。”文学作品，比如萨特为《喜剧》写的作品，是可以被原谅的。但固定专栏不行。

面对暴力和肃清运动，还有断头台，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犹豫。他们接受与加缪的分歧。萨特得知加缪和莫里亚克的争执，在布涅塔尼旅行期间，萨特对两名专业人士之间的这场论战作出了评价。他写信给加缪说：“我本想随信附上一篇《西部光线》报的社论，让你知道《战斗报》在外省的声望，可是我没能找到那张报纸。但不管怎么说，你应该知道这篇文章把莫里亚克和你称为当代最伟大的两位记者而且最后你们会达成一致的。”[33]加缪后来认为在他们争论的“具体观点”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是正确的”。[34]

加缪一直惦记着阿尔及利亚。从《战斗报》可以自由发行开始，加缪就在报上提到北非。[35]在他看来，1940年的战败使“法国人失去了雄赳赳的（还是这个形容词！）的阿拉伯民族的敬意”，同时北非的大多数法国人都是维希分子，反对任何解放北非的政策。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对这个依然被称为帝国的，被非正义笼罩的国家的无知程度令人惊讶。除几个阿拉伯有钱人外，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控制了几乎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结构使鸿沟进一步加深。现在900万名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欧洲裔。1945年加缪到阿尔及尔和奥兰地区去了三个月。

1945年5月8日，宣布德国人投降。加缪当时在瓦诺街，和纪德在一起。战争结束和军事审查使其他消息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包括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但在战争期间，有几名本土政治精英放弃了民族同化的想法，希望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国家，尽管这一想法没有深入人心。[36]以梅萨利·哈吉为首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以费尔哈特·阿巴斯或巴希尔·易卜拉欣为首的温和派团结起来，创立了“自由宣言之友”。梅萨利分子考虑组织一次起义。4月25日梅萨利被逮捕。有些人希望协商解决问题。1945年5月1日起，阿尔及利亚的好几个城市发生了游行。5月8日，正好是德国投降的这一天，骚乱爆发了。[37]“自由宣言之友”希望建立“一个加入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联邦的阿尔及利亚自治共和国”。他们希望阿尔及利亚先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再成为法国的联邦。“自由宣言之友”聚集了大约35万名成员和支持者。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会场外，有人呼吁阿尔及利亚永久独立。在塞蒂夫和盖尔马，最早开始的示威游行情况恶化了。接下来几天，几个殖民者的聚居地遭到攻击，一些欧洲人被杀。

这是一个消灭民族主义的好借口。总督政府公布从5月8日到5月13日有103名欧洲人被杀，一百多人受伤，还发生多起强奸。巴黎的报纸，包括《战斗报》在内，首先提的是有欧洲人被害。巴黎的报刊没有谈到“土著”血流成河。一些家庭失去了所有的男人。阿尔及利亚很少有法国本土或者外国的记者。《人道报》报道了塞蒂夫的“反革命”骚乱和“由希特勒破坏分子煽动的动乱”。[38]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样，法国共产党依然否认阿尔及利亚存在民族问题。法国左翼与保守的右翼一样主张民族同化。应该逐步解放阿尔及利亚人，将他们变成遵纪守法的法国人。没有人想过要结束殖民制度。1945年的法国共产党与它在1938年时的态度一样，把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当作苏联战略的附属品。反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取代了1935年到1945年的反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杜瓦尔将军起用外国军团、塞内加尔步兵和摩洛哥步兵——没有曾在欧洲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肩战斗的阿尔及利亚军队。最后，有4560人被捕，1307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99人被判死刑，64人服终身苦役。[39]军人们私下承认死亡人数达到6000到8000。[40]民族主义者说有45000。在阿尔及尔，一千多名示威者在大百货商店附近的伊斯利街被警察逮捕，警察想要夺走写有“释放梅萨利”和“自由阿尔及利亚万岁”的横幅标语。警察开枪了，而且好像也有欧洲人躲在阳台上射击。有两人死亡，兹阿尔·阿布德尔卡德尔和埃尔·哈撒夫。[41]

巴黎新闻界对事件几乎不感兴趣。彼亚和加缪与阿尔及利亚有联系。从5月13日起，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六篇文章。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标题采用粗体字，放在报纸头版左上方。加缪没有谈到镇压。他不在现场，而且几乎没有掌握多少君士坦丁的消息。他的系列文章措辞谨慎，只描述了事件而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今天令北非动荡不安的这些事件，应该避免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把当前的某种形势看成悲剧，其实这种形势只不过需要严肃对待罢了。另一种则是根本不知道今天阿尔及利亚遇到了严重困难。”他提醒或者告诉读者，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相当一部分阿尔及利亚舆论不再相信同化政策。“北非土著远离那种距离他们绝对遥远的民主。”[42]他们“不想再当法国人”；“阿拉伯人要求阿尔及利亚有宪法和议会”。加缪十分警惕认为“土著民众”一盘散沙、闭目塞听的想法。加缪毫不怀疑在阿拉伯舆论中，大多数有识之士追随费尔哈特·阿巴斯，阅读他领导的报纸《平等》。战争爆发后先后发生了几次政治变革。

一位希望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阿尔及利亚职业军人儒勒·鲁瓦见到了加缪，惊讶地发现加缪在谈起阿拉伯人时用的是友爱平等的口吻。[43]加缪说“支持和反对费尔哈特·阿巴斯及其政党的理由有很多”，但是，虽然当时巴黎有人指责阿巴斯和“宣言之友”组织起义暴动，他还是为他们辩护。加缪试图找出骚乱的原因以及能够给阿尔及利亚一个未来的办法。他又恢复了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当通讯员时的激情，重新拿起笔来，谴责“阿尔及利亚的饥荒”，强调“最明显的危机是经济危机”。官方的食物配额不再值得赞赏：“在相互距离遥远的卡比里、乌阿尔塞尼、南奥兰地区、奥雷斯地区，每个月只能发放4到5公斤口粮，也就是人均每天130到150克。”“土著”的配额——300克——比欧洲人的低。加缪请求“运送粮食的船只和公正”（笔者强调指出）。他依然坚持1937和1938年时的立场，重新提起“布卢姆-维奥莱特计划”：“该方案没有任何改革。它重新提出对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权的问题，并赋予6万名阿拉伯人选举人身份。该计划相对比较稳妥，在阿拉伯民众中唤起了希望。”必须重新审视法国全部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加缪表明了自己对费尔哈特·阿巴斯的好感，但没有赞同他。作家相信在“宣言之友”之中有1936年被解散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积极分子正为“阿尔及利亚分裂主义”效力。他不同意费尔哈特·阿巴斯的计划，但了解该计划与阿拉伯人的政治愿望一致。

加缪的系列文章没有写完，他拒绝“职业煽动者”发动骚乱的说法。政治危机早于饥荒发生，它是结构性的，在他看来与经济形势无关。他要求采取“既坚决又民主的”政治行动，但措辞含糊。不过如何才能输出民主制度呢？加缪烦躁不安，忧心忡忡“需要输出的不是空洞的演说，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北非，我们必须当着全世界的面表明我们的决心，让世界人民通过法国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来认识法兰西。”他没有同意他如实转述的诉求——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和议会。

他觉得法国和巴黎失去了阿尔及利亚与主张民族同化的精英分子的支持。他系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这就是正义的无穷力量，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重新征服阿尔及利亚及其人民。”他很苦恼，没有在长期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与费尔哈特·阿巴斯的新政策之间作选择，因为阿巴斯的政策必然会使阿尔及利亚最终独立，该政策的措辞有失谨慎，已经不仅仅是真心希望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加缪的立场很独到，但有时有些含糊不清。它让加缪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战斗报》对阿尔及利亚总督、社会党人伊夫·沙泰尼奥的政策抱有好感，沙泰尼奥试图从殖民者及其在巴黎的压力集团手中夺走租借地，但他没有成功。

1945年5月，在骚乱和屠杀过后，非常亲法的阿尔及利亚作家让·安鲁什在北非旅行了六个星期。[44]他到了塞蒂夫、君士坦丁、突尼斯、阿尔及尔并且见到了费尔哈特·阿巴斯。他给《战斗报》提交了一篇打印出来的长达十页的文章，但被拒绝了，主要原因是文章与加缪的系列文章内容重复。安鲁什认为导致骚乱的原因是饥荒而非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他描述了日常的恐慌情绪是：“去年冬天，人们每天都在替被饿死或者冻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收尸。”安鲁什还宣称民族同化政策已经过时了。[45]

加缪觉察到令很多国家蒙羞的种族主义正席卷世界。他希望法国能够避免。至少在法国本土，公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了解反犹主义的力量：“肯定哪一天我们就会碰到一个法国人，而且往往还很聪明的法国人对您说犹太人真的很过分。”[46]

1945年8月8日，加缪是唯一一位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表示反感的法国社论的撰稿人。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时事评论员都认为这颗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大量日本人死去避免了大量美国人死去。他写道：“机械文明达到了野蛮的极致。在一个不那么久远的将来，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加缪是唯一立即表示反对的人。他没有否认原子弹的效果：“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摧毁后，由于此事产生的威慑力量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会因此感到庆幸。”加缪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现在必须“更加积极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大国没有高出小国的权利的国际社会”说话。加缪在这篇社论中流露出来的道德使命感比在其他文章里的都要多。他没有看到原子弹的威慑作用。他觉得沮丧。他相信他在《战斗报》上表达的立场会有作用吗？一名社论撰稿人会影响读者，改变他们的观点，修正他们的看法和偏见吗？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为广岛的原子弹感到震惊，然而她和萨特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说出来。[47]

1945年10月21日，法国公民投票选举第一届制宪会议。七个月后，第五共和国——有很多缺陷——诞生了。因为戴高乐和当时的形势，法国妇女最终得到了选举权。共产党赢得了586个议员席位中的159个。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理所当然”把票投给了左翼，有投票权的穆斯林更是如此。有两个选团。第一个代表561824名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和拥有好听的所谓“本土公民身份”的58000名穆斯林。每个选团选出13名议员。阿尔及利亚有6名法国共产党党员、6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员、2名人民共和运动党员、2名激进社会党党员、3名“进步的穆斯林”进入议会。在右翼方面则有 1名“亲左的共和党人”和4名“保守派穆斯林”当选议员。期间，7名穆斯林候选人中有3名被取消选举资格。正如当选的共产党人阿马尔·乌兹伽那不断强调的那样，非欧洲人代表名额不足的程度荒诞到近乎侮辱。法国的左翼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以后再说好了。反正已经有进步了，难道不是吗？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们的代表的名额已经够多的了，在法国要三倍的数量的选举人才能选出一名代表呢——创下了放弃投票的纪录，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弃权。

和《战斗报》一样，加缪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把票投给了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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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电影明星。——译注

(2) 某些基督教派认为独角兽是耶稣的化身，当独角兽把角探进圣母玛利亚的腹中，独角兽就变成了人。——译注

(3)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公诉人。——译注

29．朗贝尔们

伽利马出版社审读委员、《战斗报》主编、作家，加缪从事着三种职业。他感到疲惫，而且他的第三种工作需要时间。有些时候他会轻松一些：1945年他在报社领到了七个月的薪水，又从出版社得到了五个月的报酬。[1]《鼠疫》迟迟没有写完，不过记者朗贝尔这个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丰满。加缪在自己周围见到了许多朗贝尔似的人物，《战斗报》的大多数记者不足40岁，有着初入职场者的热情，颇看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时候自视甚高。有些人往往把自己当成这一行的骑士。彼亚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战斗报》似乎是唯一一家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开编辑会议的大报，记者自己构思写出来的文章比布置下来的文章更容易获得成功，撰稿人把文章交给彼亚，他在征询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专职记者的人数由最初的15人增加至30人。只有主管一个人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彼亚与科克兰共用一间办公室。吉蒙负责外国政治，阿尔特舒勒尔负责国内政治。电讯会送到以上三个人那里。彼亚看上一眼，然后提议说：“你想抽掉其中的两页吗？”

在彼亚和加缪周围形成了好几个圈子。行政人员中有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秘书部门负责人雅克琳娜·贝尔纳。财政工作委托给一名律师让·布洛克。布洛克从1940年起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曾受过酷刑，他后来在账本上签名时用的是布洛克-米歇尔这个名字。彼亚打趣说：“所有的会计都弄虚作假。你呢，你可能不会吧。”[2]

关于报社的政治路线和财务，不会征求两位创刊人——在老抵抗运动成员组织担任领导人的亨利·弗勒奈与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年，回来后被任命为电台经理的克洛德·布尔代——的意见。布洛克-米歇尔提议有时候应该开个会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怎样提高发行量？需要买打字机吗？[3]彼亚不是金融家，这是他的弱项。他认为“凡事总能解决”，而且一张出色的报纸注定会失败。他答应每个月在一家不太好的餐馆定个包间吃午饭。第一次会议的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加缪是和路易·吉尤一起来的。这顿美味的午餐会没有讨论财务状况。他们还邀请了马尔罗。1946年1月19日，已经成为一名狂热的戴高乐主义者的马尔罗给彼亚打电话，告诉了他一条独家新闻：戴高乐就要辞职了。怎么样才能不连累报料的人呢？《战斗报》方面先把这条新闻传给伦敦的《新闻纪事报》，然后再援引该报报道作为消息来源。

皮埃尔·加兰多为人莫测高深，有觉悟——也许太有觉悟了点儿——，是默尔索的原型之一。《战斗报》聘用了他。撰稿人组成的第一个圈子里包括通讯记者。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国外。罗歇·格勒尼耶是由加缪引荐给彼亚的，他认为自己是既与社长又与主编关系亲近的人之一。他负责案件的报道工作。招人的时候，感觉和人情也起作用。阿尔贝·帕勒1944年时曾跳伞落进一个游击队的基地，他是雷蒙·阿隆介绍的，而后者又是马尔罗推荐的。他过去的作品包括在萨特的杂志《现代》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自由法兰西》上也有两篇。在帕勒眼中，加缪很有吸引力，可是“有点头面人物的样儿”，对他的朗贝尔们很满意，“对帕勒尤其满意，……他友好、亲切，不过有些高高在上，却又不是真的高傲，只是差不多算得上高傲罢了。”[4]帕勒和罗歇·格勒尼耶或者博斯特一样，不仅仅只有做记者这一种才能。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也是。在采访海德格尔时，他听见海德格尔说他喜欢梅洛-庞蒂胜过萨特，后者根本一文不值。[5]皮埃尔·考夫曼——彼亚在二战期间认识了他——刚开始的时候所写文章的内容与法国有关，后来转向外国政治。一位外国政治专家能做些什么呢？

“就是由报社出钱到处溜达。”加缪开玩笑说。

考夫曼是个哲学家，敌占期间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能够参加教职资格考试，他会说一点英语。加缪向他详细说明了《战斗报》的路线：“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当我们与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时，我们会说出来的。”

这个声明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在法共看来已经是反社会主义了。考夫曼跑遍了全世界，从中东到加拿大。他不信任加缪，因为他看出加缪是“一个有个性的傲慢家伙”，[6]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夏多布里昂。让-保罗·德·达岱尔森是加缪在奥兰结识的朋友，他是驻伦敦的通讯记者，私下里还是一位颇有特色的诗人。让-皮埃尔·维韦开始写的是幽默类的文章，随后转向电影，再然后负责报道案件，后来他编写了第一本研究加缪的高等专业学习教材。《战斗报》人手不够。好多记者都是多面手。其中一些根本不喜欢专门撰写某一类文章。有几个撰稿人不允许别人动自己的文章。只有彼亚拥有无上权力。贝尔纳·瓦耶纳是改稿人，相当于英文报纸所谓的“sub-editor”（副编辑）。阿斯特吕克——报社最年轻的一位记者——，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写的一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在电影这一行，和在别的行当一样，没有奇迹。”瓦耶纳把“和在别的行当一样”划掉了。

“老伙计，改书写错误是你的活儿，但别找奇迹的麻烦。”阿斯特吕克说。[7]

《战斗报》增加到了四页。彼亚请来托派分子莫里斯·纳多负责文学方面的文章，还有雅克·勒马尔尚负责戏剧，以及一位新入行的批评家夏尔·艾蒂安负责绘画，德尼·马里翁则负责电影。[8]加缪的朋友居伊·迪米尔是戏剧批评家，他凭藉惊人的职业嗅觉在业内树立了威望。和加缪一样，彼亚喜欢文章写得好的人，所以临时找来了马克·贝尔纳。皮埃尔·福舍设计版面。莫里斯·亨利画幽默画。其他有一定地位的撰稿人还有罗贝尔·纳米亚、罗贝尔·佩罗尼、让·肖沃和玛塞勒·拉皮纳。

除了加缪和阿尔贝·奥利维尔以外，最重要的社论撰稿人是雷蒙·阿隆。阿隆第一天来的时候，十分低调地不声不响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大家都把他忘了。帕勒看见了他，把他带去见彼亚。阿隆在伦敦度过了战争时期。他懂德国哲学和社会学，还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是真的读过马克思的书。阿隆认为从文学才华的角度来讲，加缪可以得“优秀奖”，可是他的经济和外交分析文章缺乏严谨，而且对外国政治的兴趣也不足。[9]加缪和阿隆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他们都相信民族复兴和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而且都不信任共产党人。加缪拥护另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主张不必为了经济公平牺牲政治自由。可是他没有看得很明白，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一对因变量。阿隆也是如此，赞同那种把“国家在群众的影响下领导经济”与“法国不会任凭牺牲思想自由和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制度。[10]阿隆是教育界人士，认为分析性文章不应该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加缪却带有感情，包括同情。阿隆对法国的处境表示失望，他说：“这个国家没有摆脱过去的重负，没有清除掉敌占的四年里散布的毒素，没有齐心协力、喜悦地投身于复兴大业。”加缪和阿隆意见一致，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加缪首先关注的是道德，是可以实现的愿望，而阿隆对政治，这种可能的艺术感兴趣。“我们不相信政治现实主义，”加缪这样写道。现实主义是什么呢？是机会主义，是结果服从手段，是犬儒主义。阿隆不是犬儒主义者，但相信现实为先。后来他对冷战的思考也十分冷静。他曾一度是一位平和的温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如果社论撰稿人可以为当权者进言的话，他们必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战斗报》在巴黎解放几周后宣布：“新闻界扮演政府顾问和舆论向导的角色”。阿隆首先关注的是统治者，加缪在意的则是读者。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知识分子雷翁·布卢姆对加缪没有吸引力。从《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开始，加缪就和彼亚一样对所有的政治人物心存戒心。《战斗报》与《自由射手报》或者《解放报》不同，不会给政治人物提供论坛。在1944年和1945年，加缪谴责共和党人没有要求议会实行布卢姆-维奥莱特计划并且抛弃了西班牙，他在1936年和1937年也说过同样的话。玛丽亚·卡萨雷斯是这件事的活生生的见证。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在加缪眼中，它也许是一个法国式的组织，但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色彩，和国际主义无关，工人组织的色彩也不浓。他赞美那些1940年到1945年间待在法国的年轻人：“我们没有忘记阿尔及尔的同志们所付出的任何崇高奉献。”然而，他又补充说：“解散抵抗运动组织，用几句好听的话和他们应得的奖章就把组织成员们打发回去是不可能的。”[11]加缪认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热了一锅“选举蔬菜牛肉汤”，把新生的和过气的政治人物装在一个锅里。[12]在加缪的心目中，抵抗运动是英雄主义行为，它也许建立了一种“在强光下照亮人的面目的秩序”。

一些法国人对在各党派间摇摆不定的政客非常反感，夏尔·戴高乐向这些人发表了讲话，赢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彼亚和加缪虽然反感令人难忘的6月18日(1)的主角——民族主义，《战斗报》依然希望临时政府能够得到盟国的承认。彼亚和加缪反对军人参政，这些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从波拿巴到贝当，任何一位掌权的军人都学做独裁者。加缪与奥利维尔一样，都承认戴高乐是最早发表声明拒绝投降的人之一，也拥护戴高乐将煤炭和电力部门国有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处处追随戴高乐。这个戴高乐，实在是太难以把他划入某一派了！加缪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袖，但不认为他就此拥有永远掌权的权利。事实上，加缪对戴高乐的评价是随着形势变化的。他发现无论将军（《战斗报》上将军（général）一词的首字母g常常用小写，而不是大写字母）还是法国在解放后的状态都没有革命的色彩。

就算加缪曾相信“革命的前夜”，(2)但现在他也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他摸索着，想要在右翼支持的带有改革色彩的戴高乐民族主义与左翼着迷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他表示国内的抵抗运动战士对自由法国的政策看法一致，反对战前的“政客”，如任职里昂市长的激进社会党人、不倒翁埃杜阿尔·埃里奥。“埃里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要教给我们的了。如果说他对我们还有点用的话，那也是考虑到他这个人以及他所属政党的情况，并看到法国要想复兴需要冒多么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说不可能存在同样的评价尺度，而法国的复兴除了不温不火的心情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13]加缪没有思考过阶级对抗的问题，但常常想起不同时代的人的问题。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那批老人大部分曾投票赋予贝当全部权力，他们是叛徒、软蛋，是这个国家不合格的仆人。[14]加缪使用了“资产阶级”这个词，当时这个词指代的概念并不准确，而且含有贬义，就像“知识分子”一样。在他看来，法国资产阶级在1940年放弃了自己的领导权。

《战斗报》的记者们觉得法国共产党有问题。抵抗运动中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历史与解放欧洲的红军的美名是法共仰仗的资本。法共掌握的知识分子似乎比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更多。记者们对此很警惕。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1940年时当了逃兵，他和戴高乐谈判，把解散爱国游击队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回国并加入政府。《战斗报》没有重提1939年德国和苏联缔结的公约，也没有提多列士当过逃兵。要有礼貌，“现实主义”不是吗？加缪还认为慕尼黑协定可以对公约做出解释。[15]然而，他多多少少还是放弃了谨慎的态度，1945年当民族解放运动召开大会时，加缪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战斗报》与民族解放运动有一些关联。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运动一些亲共产党的成员希望它和秘密信仰共产主义的民族阵线合并。马尔罗立刻表示反对这种混编，《战斗报》支持马尔罗的意见，因为抵抗运动组织应该有多个党派，而不是向法共靠拢。[16]

共产党人通过《人道报》和一本听命于法共的周刊《行动》攻击《战斗报》和加缪。加缪早就等着了，他做出了反击。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左翼和右翼的评论家们都有所顾忌。对于左翼的大众而言，反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反苏联的同义词。“反苏联，”加缪说，“是一种愚蠢行为，与执意仇视英国或者美国一样可怕。”[17]加缪没有纪德那么思想超前，纪德不肯改变对共产主义所下的判断。加缪没有看出苏联是一个专制国家。纪德没有沉浸在抵抗组织和“战争期间”的共产党人的兄弟情谊中。这位老人担心法国的大气候，对战后的一边倒充满怀疑，看出法国有陷入专制的危险。在1945年1月15日出版的报纸上，他写道：“我想人们很快就会承认我的某些指控是有依据的；尤其是关于思想镇压方面的指控。……法国的这种镇压才刚开始，榜样是苏联。任何不同思想都会遭到怀疑并且立即予以揭发。”对国内和国际的共产主义屈服、巴结，甚至奴颜卑膝蔚然成风。

《战斗报》一度相当谨慎。大家不知道苏联专制世界的真相，或者不愿意去了解。《战斗报》在伦敦有一位很出色的通讯记者达岱尔森，但刚开始的时候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却没有记者。报社无法派出常驻记者，仅仅只有特派记者。继考夫曼之后，塞尔日·卡尔斯基去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维韦到科特迪瓦，肖沃前往突尼斯，罗歇·格勒尼耶被派驻西班牙和希腊，博斯特去的是美国。还有一些大人物受法国或美国官方机构的委托，担任通讯员的角色——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继萨特之后前往美国。加缪把他的朋友安鲁什派到阿尔及利亚。[18]《世界报》和《费加罗报》对国际事件的报道比《战斗报》要广泛得多，因为它们的经费更多。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加缪亲俄或者亲苏，但不亲共，对国际舞台上输赢的细节并不热衷。[19]

《战斗报》的视野局限于西到加利福尼亚海岸，东到中东地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印度支那，雅克琳娜的父亲贝尔纳上校常常发表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1945年《战斗报》采用通讯社的快讯宣布越南共和国独立。[20]与加缪对阿尔及利亚的观点相呼应，贝尔纳上校写道：“当我们提到殖民问题时，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声称要解决它的那些人其实很无知。”[21]上校在思考：“在印度支那是否真的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组织是什么，军队是什么样的，领袖又是谁？”在巴黎和华盛顿，起初胡志明被看成是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被视为共产党人。《战斗报》在头版用醒目标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法国如果拒绝给予殖民地独立的权利，它将把它的殖民地变成敌人”。[22]加缪对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的兴趣不大。世界还不是地球村。法国议会和大众对印度支那的现状不太关注。左翼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把反抗的印度支那人说成是抵抗运动成员。

加缪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作为小说家的他很少给《战斗报》提供文学类的文章。他用了《阿尔及尔共和报》时期使用过的化名叙埃多纳来替代克罗戴尔这个名字。彼亚对文学栏目十分在意，当报纸拥有四页版面时，文学栏目迅速发展起来。

小报上讽刺性小文章的作者或者专栏作家把萨特和加缪混为一谈，加缪指出了他和萨特的不同之处：“我对那个过于出名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兴趣，简单说来，我相信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但至少这些结论是一场思想上的伟大冒险。”[23]以上这番话是为了回应属于人民共和运动势力范围的日报《黎明报》以及《法兰西文学》的攻击。在《黎明报》上，乔治·拉多指责尼采淫荡好色，同时指出《战斗报》有审读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加缪结下了仇人，也交到了朋友。乔治·贝纳诺斯给他写信说：“我并不总是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反驳你时一直觉得勉强。”[24]加缪坚持大声告诉大家他的思想并不带有绝对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不比萨特或者马尔罗更悲观：“认为悲观的思想一定让人灰心丧气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战斗报》没有机械地维护萨特的作品。虽然勒马尔尚非常欣赏在老鸽棚剧院重新上演的《禁闭》，纳多却没有被《自由之路》系列打动——多斯·帕索斯的写作技巧曾对该系列的第二部有所启发。[25]加缪没有写过一篇与萨特或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有关的重要文章。然而三位作家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加缪一直在写《鼠疫》。在小说的尾声部分，记者朗贝尔与妻子重逢了：“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在同一个站台上，在一阵热烈的、激动的拥抱之中，在接触到他们已经开始生疏了的身体一瞬之间结束了这一望穿秋水的苦恼。那个向朗贝尔飞奔过来的身影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伸开胳膊搂住了她，她的头紧紧地偎依着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头熟悉的头发，这时他禁不住热泪直淌，他不知道这是此时此刻的幸福之泪，还是长期以来一直压抑着的痛苦之泪，不过他至少感到这些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核实，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张脸，还是正相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这个疑团要等他以后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现得跟他周围的人一样，好像相信鼠疫可以来临，可以消逝，可是人儿却不会变心。”加缪在手记里写道：“80％的离婚发生在回家的囚犯家。人类爱情的80％在分离五年后不复存在。”

一些路过的朋友，像吕西安和米海耶·贝尼斯蒂，常常注意到加缪夫妇关系紧张。[26]阿尔贝虽然一贯对妻子彬彬有礼，但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火，爱冷嘲热讽，说话尖酸刻薄。他不是那种喜欢大喊大叫，发脾气的人。他把弗朗西娜介绍给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认识，可她和他们相处时觉得不自在。他们觉得她长得很美。她参加过几次聚会，不过没有次次都出席。玛丽亚·卡萨雷斯不是放不开的人，然而还是担心。加缪安抚她说：“弗朗西娜，就像我的妹妹一样。”

当他宣布他的“妹妹”怀孕时，玛丽亚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和他彻底了断了。加缪不喜欢撒谎，她也是。他们当中更加具有西班牙贵族气质的人，有时候其实是她。

加缪谈到了“呼吸疫病”，避开了“结核病”这个词。[27]他的病情反反复复，时常气短，觉得喘不过气来，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加缪重新见到了来首都碰运气、搬到巴黎后在夏尔洛出版社上班的蓬塞，他对蓬塞抱怨说：“想象一下……从十月中旬开始，你知道你有六个月的时间将真的再也看不到阳光……”他还欣喜地与几位阿尔及利亚的朋友重逢了，他带他们去参观《战斗报》的印版台，然后深夜的时候又和他们去夜总会或者酒吧，去的最多的是梅菲斯托和塔布。在去蓬塞家拜访时，他提起弗朗西娜怀孕了，然后，他注视着蓬塞家的宝宝，含讥带讽地说：“这简直就是条小虫子嘛！”

加缪夫妇无法再继续住在单间公寓里。他们住到了夏多布里昂的故居，“狼谷”庄园，这是一栋很不错的膳宿公寓，就是距离巴黎稍远了些。加缪写信告诉雅尼娜和米歇尔说：“我们在这儿狼吞虎咽地吃水煮蔬菜。”加缪夫妇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然后搬进了万塞纳的一栋带家具的房子里，从这里去《战斗报》和伽利马出版社都更方便。他们还可以让赶在分娩前到达的弗朗西娜的母亲住进来：“我岳母到了布尔热，她有点儿冒失，是乘飞机来的，她觉得恶心，因为除了她自己，周围所有的人都吐了。……女婿一直待在他的卧室里，想把一个有关传染病的故事的初稿写出来，他最后会写死的，不过他这一个月（1945年8月）都没有去《战斗报》上班。”[28]

居伊·舍勒编辑提议把他母亲的一栋房子租给加缪，房子在塞纳河边上的布日瓦尔，乘火车或者汽车20分钟就可以到巴黎。[29]加缪一家又搬家了。1945年9月5日弗朗西娜·加缪在圣-克洛德门附近的贝尔维德尔医院生了一对双胞胎卡特琳娜和让。加缪来接妻子，他把行李放进《战斗报》的汽车里，坐下来，响亮地吆喝道：“上路吧！”弗朗西娜说，他就只把双胞胎给忘掉了。

他在布日瓦尔接待了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58岁的军士长热尔曼加入了自由法兰西部队。(3)他交给加缪一只旅行箱。这次拜访后，他给加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往日学生的矛盾感情：“虽然事实上很少，但我相信我介入了你的命运”，然后他又说：“我希望你向我确认，我让你上中学没有错。”[30]对这位诚实的小学老师来说，巴黎是个有害的城市。

虽然法国人（有一半人被打败）的定量供应的情况比战胜者英国人还要好，但日常生活依然艰难。有一些美国人组织起来帮助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加缪家收到费城律师埃拉·威廉姆斯寄来的包裹。通信者们的好意令加缪深受感动，同时他也为美国人的组织能力感到惊讶。他们建议了好几种类型的包裹，其中一种包括一斤蔬菜罐头、半斤甜可可、一斤奶粉、一斤奶酪等等。加缪向常常给他寄包裹的朋友表示感谢。他提议寄几本自己写的书作为答谢。[31]法国的黑市交易不再猖獗，不过情况虽有好转但仍不容乐观。记者皮埃尔·布尔丹的英国汽车坏了。加缪请达岱尔森提供一些配件。他把《战斗报》的汽车借给让·格勒尼耶夫妇开，他们要去马赛，并从那里启程前往埃及。[32]加缪的恩师将到亚历山大的法路克一世大学执教。[33]后来格勒尼耶还在远方为《战斗报》写文章。他所写的绘画艺术评论常常洞察入微。

1945年8月，《卡利古拉》的排练在埃贝尔托剧场开始了。加缪会去观看排练。出色的喜剧演员亨利·罗兰因病无法参加演出。加缪对杰拉尔德·菲利普非常满意，这是一位英俊、气质忧郁浪漫的年轻演员。《卡利古拉》原来是三幕，现在改成四幕。该剧比《误会》的荒诞色彩更浓。加缪塑造了一位聪明的暴君，其人做事的动机既特殊又高深。“说到特殊，”他说，“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嘲笑权力本身的人。”[34]从9月15日起，《卡利古拉》开始上演，在全体演员的共同努力下，演出很受欢迎。加缪关照自己的亲戚，支持保尔·厄特利担任该剧导演。他也青睐阿尔及利亚的朋友，玛丽·韦东和路易·米克尔分别负责服装与道具；加缪的一位表兄弟让·厄特利是第一监制。杰拉尔德·菲利普扮演卡利古拉，玛戈·里昂扮演卡爱索尼亚，此外西比翁由米歇尔·布凯扮演，埃里孔则由乔治·维塔利扮演。

观众欣赏加缪的尖刻：“罗马的伟大和你的关节痛，这一切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统治，就是偷窃，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可是方法……”还有更加消沉的大段独白：“失去生命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需要我去死，我会有这份勇气。然而，看着生命的意义流逝，看着我们存在的理由消失，这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没有原因地活着。”一些知情的观众知道加缪被极右翼报纸《时代与行动》攻击，当西比翁说“我可以否定某件事，但不会认为我必须冲它泼污水或者剥夺他人相信此事的权利”时，他们知道这是加缪做出的反击。《卡利古拉》的成功没有阻止其作者在手记里表达一种微妙的苦涩心情：“三十篇（与《卡利古拉》有关的）文章。赞美的理由与批评的理由同样蹩脚。几乎听不见一两句真诚的或是令人感动的话。名气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误会而已。但是我不会表现得比那些看不起名气的人高明。名气也是人们发出的一种信号，与他们的冷漠、友谊、憎恶相比，其重要性既不更大也不更小。最终会对我怎样呢？这种误解，对于看明白了的人而言，是一种解放。我的雄心壮志，如果说我有雄心壮志的话，完全是另一回事。”[35]他还写道：“在30岁的年纪，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尝到了出名的滋味。我对此并不怀念。也许我还会因为出名而做更多的噩梦。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加缪给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的印象是很享受自己的名气。不过显而易见，他不如那个表现得兴高采烈的萨特幸福。“名人是什么？”他在手记里扪心自问，“就是名字不重要的人。而对其他人而言，他们的名字对自己是很有意义的。”

婚姻令加缪觉得不自在，他无法完成他的小说。还有人向他约稿，邀请他演讲和参加讨论会。他不太喜欢别人把他的名字和萨特并列，但后者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表示为朋友得到的荣誉感到高兴。他对《时尚》杂志声称他将加缪视为现代文学巨匠[36]：“抵抗运动教我们懂得文学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与政治无关的活动。”萨特确信人们能够区分两代法国作家：战前的一代，如布朗肖、巴塔耶和阿努伊，第二代包括莱利斯、萨特和加缪。在萨特看来，加缪是一位典型的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为“新古典主义”带来了机会。可以从“加缪纯净忧郁的作品”里猜出未来法国文学的主要特点。萨特坚持认为马尔罗一代的作家与加缪这代作家可能会完全不同，后者相信“刻苦的、克制的、有效的行动”。萨特的名声有时候与他的热情同样大，不过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更多的恭维话。

加缪不担心以后钱的问题，但目前他还是被物质所困扰，首当其冲的是他要给家人找一处体面的能长期住下去的房子。待在郊区如何？不。他向让·厄特利解释说他无法在恼怒的状态下工作。“三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37]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萨特和海狸工作极为勤奋，每天达14个小时。他们没有孩子，喜欢住酒店而且他们不需要负担对方的生活。弗朗西娜会为了买一张桌子、一套被单、一套大衣征询加缪的意见。弗朗西娜克制自己的感情，有些幼稚，但其实更多的是优柔寡断。与几个围着哭泣的婴儿打转转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写作呢？有时候加缪会羡慕萨特那么自由。他珍惜男人之间的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大男子主义者，不过加缪乐于和女人亲近。萨特不是这样，似乎他觉得海狸是唯一一位令他满意的聪慧的女性。

加缪和萨特有默契。但除了做几个简单的评论，比如莫里亚克很乏味，加布里耶尔·马塞尔趣味庸俗、福克纳与众不同，他们极少讨论哲学或文学。虽然也有所保留，甚至有点警惕，不过加缪告诉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心里话更多一些。萨特天性容易接近，说话随便。加缪显得要刻板些。加缪不会把精神上的苦恼告诉在圣日耳曼德普莱或者蒙帕纳斯的咖啡馆、夜总会——如红玫瑰夜总会，他们会在那儿听波利斯·维朗吹小号，听朱丽叶特·格瑞科唱歌——碰到的萨特，也不会向在伽利马出版社遇到的马尔罗吐露。像他这样的男人更喜欢向女人倾诉某些情感。他会单独和海狸在里普餐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吃晚饭。他们喝着香槟聊到深夜。[38]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加缪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真实的自己写出来。她觉得公开场合的加缪及其作品与私下的加缪差距很大。西蒙娜有点像个严厉的小学教师，或者说更像一个直爽的中学教师，她喜欢加缪身上“无赖的一面”。她把他的怀疑主义误以为犬儒主义，但对他的魅力一直颇为敏感。[39]海狸和萨特有一些二元论观点，加缪却不这样。[40]萨特因为在抵抗运动中不够积极所以显得更偏激，他对与德国人合作过的知识分子不妥协的态度和他曾承担的风险成反比，而参与抵抗更多的加缪却没有那么执拗。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从本质上同意加缪关于当代历史的大多数立场，但对其形式却不那么赞同，因为他们觉得加缪是在喋喋不休地说教，比如“维希政权告诉我们最大的责任人是知识分子。农民没有必要读普鲁斯特的书。所有人都知道《巴黎晚报》、费尔南德尔还有友好协会举办的那些宴会都有知识分子的烙印。”萨特大概会说：这就是加缪，他是在巴黎召开的高端人士参加的互助会(4)上读文章呢。[41]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缪对上帝的态度不同。他们都是无神论者。萨特和波伏瓦对此觉得满意，加缪却感到不安或者说困惑。很早以前，萨特已经摆脱了上帝——古老的哲学小装饰物——、宗教和神圣的事物。在《存在与虚无》的某些段落里，上帝解体了：“从无开始的创世无法解释存在的出现，因为如果存在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话，哪怕是神主观设计出来的，它也一直只是一种内部存在模式。在这种主观性的作用下，甚至不会有客观性的象征物，最终这种主观性甚至不会被创造客观的意愿影响。”等等。这可不是能在夜总会里讨论的话题。萨特和加缪非常喜欢跳舞。到目前为止，萨特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都没有感到受制于魔鬼或者仁慈的上帝。加缪正相反，他还没有完成《鼠疫》，感受得到耶稣会士帕纳卢与里厄医生——面对人类的痛苦走到一起的信徒与无神论者——的存在和思想。帕纳卢认为创世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加缪试图去理解信仰。萨特觉得根本不需要回避这就是迷信。加缪觉得自己的观点与笔下的朗贝尔记者和里厄医生相近，他说：“我对爱有另外一种想法。至死我都会拒绝去爱这个上帝的子民在其中受苦的创世。”帕纳卢非常震惊，回答说：“啊！医生……我刚刚知道有人把仁慈叫作什么了。”里厄温和地反驳道：“这是我没有的，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意和您讨论这个……”加缪不和萨特讨论上帝与仁慈的问题，他和马尔罗也不讨论。

相反，加缪和萨特谈论政治。他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共产党展开。萨特认为必须要作出选择：与共产党走到一起或者反对它，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或者站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加缪的观点不一样。他反对教徒，也反对不信教的人。在萨特看来，最大的争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之间。加缪在手记中写道：“我的作品想说明的是：有那么多的人丧失了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如何活下去呢？必须马上开始做基督教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他们既关注世界上受苦的人也关注饥寒交迫的奴隶，但加缪想到宗教过去也曾希望拯救这些人。萨特和加缪不认为世界有意义，除非人类行动起来赋予世界以意义。萨特越来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未来会发生革命，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历史的基因设计好的。加缪不同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否定。萨特以自由的名义，抛弃了绝对决定论，但是却被人类历史的意义和自由的问题难住了，和加缪一样，他不同意在20世纪还要给予基督教特殊的地位。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学——托马斯主义宗教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萨特觉得加缪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天赋。[42]

加缪在手记里问自己：“共产党人或者基督徒有什么权利指责我悲观？”他抛弃了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和上帝的诅咒，也抛弃了马克思的乐观主义，不再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或者在这个世界必定获得拯救。加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都是一群幼稚的、令人怜悯的活跃分子，但马克思主义者是研究哲学的人，而共产党人是暴力分子：“几乎没有人会深入怀疑他们的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相信劝说又不相信对话。”他试图像萨特那样考虑革命的问题，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场能够尽可能避免暴力和流血的反抗：“我要努力去做的是：表明反抗的逻辑是拒绝鲜血和算计。关于荒诞的对话会给予纯洁一个机会。”按照萨特的观点，流血往往是抽象的。有好的血，红色的。还有坏的血，是白色或者蓝色的，是“右翼”也许还有温和分子的反革命血液。加缪说：“我会说，对人类的处境我感到悲观，但对人类我感到乐观。”萨特呢？实际上，他对于个体的人的命运以及长期的历史都觉得乐观。

加缪与巴黎知识分子圈以外的人士接触更多。他花了很多时间与一位布鲁塞尔的大学生通信者雅克·德·弗利昂德讨论对白。[43]他认为弗利昂德能够直爽地和自己交谈。[44]德·弗利昂德明白《误会》暗含的“寓意是要真诚”。“懂得说：‘这就是我’，能够帮助人拯救自我。”虽然这部作品有不足，作家还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两种办法去解开……我们与之斗争的难题”。加缪承认自己在公开场合——首先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得非常坚定：“我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定。我有怀疑和犹豫不决的时候。”德·弗利昂德当时信教，喜欢研究哲学。加缪坚决不同意别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我只能够对你说这些。我太热爱生活，相信世界的意义，所以并不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他在信中流露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信条：“我不认为否定说明一切。我仅仅认为否定是一切的开始。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人性展开，自然，对思想的怀疑将变成对生命的怀疑，怀疑任何的存在。”就像里厄、朗贝尔和帕纳卢一样，加缪试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羡慕基督徒有信念：“对您来说，启示录已经提前告诉了您价值观。您仅仅只是努力使之与这个世界协调一致。我个人认为它与世界是无法调和的。”然后他又写道：“在我看来唯一不矛盾的宗教人士是恪守清规戒律的僧侣。”加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与信教的人相比几乎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他放弃了绝对，只相信相对：“对于不相信永恒的我们而言，我们必须要找到与人类命运一致的相对价值观。”加缪相信德行，相信人可以后天培养道德，而不相信先天就有道德。他试图协调有价值观的世界和荒诞的世界。人类不需要上帝，“或理性主义的遁词”。作家在寻找答案：“目前我尝试通过分析反抗的概念找到答案。……我觉得我好像在反抗的行动中找到了人们集聚一堂的共同地点。”他注意到了欧洲的无神论思潮，对他信仰神明的笔友说：“告诉您，今天在西方，有四分之三的人不信上帝，他们必须表达他们的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时候做些什么帮助受苦的人了”——世界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所有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作为坚决但容易通融的无神论者，加缪对不能信教表示遗憾但并不后悔，他说：“我想上帝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机会之一。不过对于那些离开上帝的人来讲，他们只能寻找一条另外的路而且不带着太大的傲气，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他感谢这位比利时人写信告诉自己法国很好。加缪表达了他真正的信仰，世俗的、爱国的：“是的，爱这个国家吧。我了解它的错误和弱点，我可以严厉地评判它，尽管它犯下过最糟糕的错误，但我向您保证它依然伟大，它值得所有懂得评判人类品质的人的尊敬。”加缪向这位陌生人而不是萨特他们吐露心声。他不是后者所谓的“派别”中人，不是《现代》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并不是所有的庆祝会都会成功。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戏剧《懒汉》公演后，米歇尔·莱利斯——不如说他的心情其实很好，他喜欢庆祝活动——在日记中写道[45]：“失败的聚会……挑剔、呜咽，我们之间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似乎基本上没有人真的喜欢这部戏剧，而且很少有人敢说出来。”莱利斯提到《苍蝇》和《禁闭》语言紧凑，有的地方像诗一样，他又说：“加缪的戏剧，虽然没有出色的诗歌一样的语言，但也比这个好。”海狸用一种痛苦的口气向朋友谈起加缪。她对他充满爱意，但是他却没有报以同样的爱。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有人——好记者和坏记者，著名的或者无名的教育界人士，谈论作家和阅读作家作品的人——会说“萨特和加缪”，而不是“加缪和萨特”。加缪觉得恼火，但能理解。

加缪会告诉让·盖埃诺更多心里话。盖埃诺比加缪大14岁，出版过一本名为《1940—1944年日记》的书，他是作家、教授——占领时期被降级——、《费加罗报》的专栏作者，出身工人家庭。加缪给他写信说：“民主是一场冒险，的确如此，这是属于法国和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冒险。所以没有有钱的民主主义者。有一些自称民主主义者的有钱人，但不管他们怎么想，其实是在空想，也就是说远离人类。”在他看来这个世界负担沉重。盖埃诺能够理解他，“我在很多事情上与您看法一致，但首先我们都忠实于我们共同的出身，”加缪说，“这就是为什么与您、吉尤，还有其他几个人，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些内心更深处的东西。”[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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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从英国通过广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进行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并在伦敦发起“自由法国”运动，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译注

(2) 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用语，指帝国主义的末日。——译注

(3) 1940年戴高乐在英国组织的部队。——译注

(4) 19世纪由社会党创办。——译注

30．三条河上的岛屿

1946年1月31日，在刚果和阿尔巴尼亚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束敌对状态、马塞尔·塞尔当保住法国拳王的称号（这是当年的一件大事）之后，万桑·奥里奥尔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主席。华盛顿的国外活动协调部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B．莱恩写信给受人尊敬的中情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称根据国务院获得的一些情报，“阿尔贝·加缪，又名P．F．科吕，《战斗报》驻纽约的通讯员，……向该报发回了几篇不准确的、对美国的利益不太有利的报道。”[1]由于情报传递过程中的失误、拼写的错误和张冠李戴，美国的情报部门凭空想象出一个名叫科吕的敌人。

两个星期后，华盛顿的一名中情局特工居伊·奥岱尔确认国务院不了解阿尔贝·加吕（原文如此）或者P．F．科吕其人，于是中情局的雇员努力想知道这个加吕或者科吕究竟是谁。他们摘录了汉娜·阿伦特发表在《国家》周刊上的《法国的存在主义》一文。[2]按照中情局的解释，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调查报告的）对象和让-保尔·萨特”。中情局特工对阿伦特的文章进行了望文生义的阐释：存在主义者反对被看作是原罪的“严肃精神”，把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不真诚都加以拒绝。请看：有人怂恿萨特和加缪申请荣誉勋章，他们竟然拒绝了。于是，纽约中情局的负责人懂得了“一个墨水瓶永远都是一个墨水瓶。一个人就是其生活和行为的总和，……人就是其存在自身”。报告详细说明，加缪不希望被描述为一位存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荒诞并不在于这个世界或者人的单独存在，而在于我们将其相互联系到了一起。报告还说阿尔贝·加缪拒绝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因为他声称“法兰西学院的死活在我看来无关紧要……”[3]看完这些分析，中情局差不多放心了。

1945年9月，加缪应美国编辑布朗什·克诺普夫的妻子的邀请前往纽约。他把此事通知了外交部文化事务总局，总局将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文化交流是为账单文明增光的、有用的、非常法国化的东西。文化交流也是盟国之间的一种以文化渗透为手段的现代竞争形式。有时候文化交流也会演变为一种对外关系文化。加缪建议了两个演讲题目，“新闻自由的一年”和“为欧洲辩护”。他明确指出自己的演讲不会造成“政治影响”。[4]他申请了美国的签证并填好表格。当时所有的申请人都必须保证前往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刺杀总统并书面保证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当时莫里斯·纳多吃惊地听加缪发誓说自己从来没有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就像他在签证申请中声明的那样。[5]

他于1946年3月10日搭乘“俄勒冈号”轮船前往美国。船上有好几个房间。乘客中有几位官员的妻子、一位领事馆职员、一位皮货商和一位精神病医生皮埃尔·吕贝。这位医生过去是抵抗运动战士，要去美国学习集体精神病学和儿童精神分析疗法。“俄勒冈号”行驶缓慢，船上的设施舒适程度有限。社交活动很少，仅限于在船长的房间开个鸡尾酒会。加缪与吕贝，还有另外一位法国人——他不洗脸——住一个房间，他重读了一遍“《战争与和平》。我是多么喜爱娜塔莎啊！”[6]他学了点儿英语。对于这门语言，他可以流利地阅读，多多少少也能听懂一些，但说得很糟糕。他记旅行日记：“就像多年来所做的那样，我再一次看着（大海），泡沫和航迹在水面上画出图画，出现又消失的花边，液体的大理石……我又一次想找一个词来恰如其分地形容这幅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的由大海、水和光共同组成的美妙绝伦的画面，使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加缪躲在一个角落里写东西。吕贝在乘客沙龙弹奏巴赫的意大利协调曲。

“哎呀，您在弹这支曲子啊。我太太也弹这支。”加缪常常说。

“您太太是音乐家？”

“是的，她让我知道了巴赫。”[7]

“俄勒冈号”在夜里抵达纽约。加缪写道：“远方，在雾霭中矗立着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面对所看到的东西，我没有被打动，心情平静、淡漠。”他看见自由女神像高举着火炬，而不是剑，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卡尔·罗斯曼那样。将近11点的时候，轮船靠岸了。加缪是旅客中唯一被怀疑的人。最后，移民官请求他原谅自己耽误了加缪先生的时间，一位法国职员把他带到位于西街70号的旅馆去。

法国文化参赞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一家很棒的私人旅馆办公，每天工作半天，他写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在加缪之前，他还接待过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罗贝尔·凯卢瓦、玛德莱娜·奥泽雷。列维-斯特劳斯是个古怪的参赞，他想输出一些美洲灰松鼠到法国的公园，还想购买印第安艺术收藏品。[8]他与加缪彼此很友好而又保持一定距离。参赞觉得作家多半是一个“思想正统、道德高尚的左翼人士”。[9]加缪则认为这位当了外交官的知识分子非常沉默寡言。参赞把加缪——文化交流大使——带到一些有音乐表演的小咖啡馆去玩。

作家在纽约四处漫游，他写信给他“亲爱的，最爱的”雅尼娜和米歇尔：“是的，你们的朋友是一只垃圾桶，一个下水道，一个保持本色的孩子，因为他依然还没有寄出文字来表达酝酿多年的对你们的绵绵深情。”[10]阿尔贝告诉了他们双胞胎和弗朗西娜的事，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让他们住在出版社旁边大学街17号自己家里。加缪写道：“要描述居住在这个类似露娜公园，(1)地理学家叫作纽约的城市里的八百万‘野牛’(2)的奇怪生活方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在这里，行驶着10万2千辆绿色、红色、黄色的，被昆虫学家称为‘甲壳虫’的出租车，这些‘甲壳虫’停下来，又开走，像训练有素的蚂蚁一样在大街上穿梭……，25万2千头穿戴得像歌剧里的将军或元帅似的‘野牛’站在建筑物的门口，一些吹着口哨拦下‘甲壳虫’，另一些给我们开门，还有一些带着我们像五颜六色的浮沉子那样在50层高的大楼的笼子里上上下下，这样的笼子会被《圣经》注释者们叫作‘升降机’(3)以纪念圣母玛利亚——在这里她的处女身份是吸引不了很多信徒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上帝的赐福，因为最终没有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加缪对纽约的印象是矛盾的，这让他感到困惑。他想，我们或许会问自己能否在“疯子中间或者在世界上最理智的人中间”找到自我，“是否这里的生活像有人说的那么容易？或者这里的生活就和它表现出来的一样愚蠢？在别的地方，只需要一个人时却雇佣十个人，服务速度还没有真的加快的情况是否正常？是否应该说美国人是有羞耻心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和因循守旧的人？捡垃圾的人戴着裁剪上佳的手套是一件值得赞赏的事还是无关紧要？这里的马戏团在四个不同的圆形演出场同时上演十个节目，所有的观众都兴致盎然，但一个都看不见，这种做法好不好？一天晚上，几千名年轻人与我一起，听着管风琴曲，在昏黄的灯光下滑旱冰，他们的神情既严肃又投入，就好像正在解一道八次方程题一样，此情此景是否很能说明问题呢？”

多年以来，加缪写信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倾诉心曲，毫无顾虑。他们是他“亲爱的老东西”、“亲爱的双胞胎”、“我的野鸽子”、“亲爱的左舷和右舷”、“罗穆勒斯和瑞摩斯”、(4)“我善良的亲爱的人儿们”。他寄去他的“祝福”，自称“把你们弄得精疲力竭的你们的父亲”。他的“老伙计米歇尔”是加缪鄙视的文学圈中的人，但这个伽利马首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兄弟。加缪很了解雅尼娜。这对婚姻成功的夫妻和他们夫妻不一样。[11]

刚开始的时候，加缪的向导是多洛雷斯，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医生。多洛雷斯·瓦内蒂·埃伦瑞切，身材纤细，供职于战争情报办公室。“她讲的行话是我听过的最地道的，”加缪说。她对萨特有一定影响，曾说：“想想看，我曾经和拿破仑睡过觉呢！”她令海狸觉得不安，后者暗自担心这个“偶然”会不会代替自己这个“必然”。她对加缪解释说美国人不喜欢思想观点这类东西。加缪没有用法国人的口头禅“有人这样说。我对此不相信”来应付。[12]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社会杂闻都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注意到文化界的人喝很多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美国人喜欢奢华，连选择领带都品味低下，他们热爱动物，包括中央公园的大猩猩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原生动物，美国人一大早就喝果汁，美国的冰淇淋很美味，那里的物价是固定的，气温骤冷骤热，晚上成千上万扇窗户灯火通明，他们爱洗热水澡、吃维他命。加缪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靠电力来运转的、由“15个嘈杂吵闹、忙忙碌碌、充满娱乐、还带着一种机械的失落感的大城市组成的”特大城市。在他看来，美国人“真诚、好客但又冷漠，时而高高兴兴，时而又把什么都忘到九霄云外”。警方从来就不要求路人出示身份证。他弄明白了“这里任何谈话的诀窍在于说了就像什么都没有说过一样。比如(5)“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对吧？——是的。——春天会很美的。——我也这么想。好吧。现在您喜欢上美国了吗，加缪先生？——对！我很喜欢呢。——您说的对。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对吗？——是的。——您还会回来吗？——当然。——诸如此类，等等。”[13]

加缪在第五大道文化参赞办公的地方举行了一场用他的话说“令人厌恶”的新闻发布会，有15名记者参加了发布会。[14]他提到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拒绝谈论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声称自己读过美国小说，包括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的作品。是的，美国小说的写作技巧对他有一定影响，不过这种技巧会不会导致文学表达方式贫乏呢？“而且连美国的小说家们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写法。”

就在50来万美国人因为工资过低举行罢工前几天，[15]加缪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和他一起的有一位名人——维尔科，还有一位加缪不认识的名叫雷翁·莫查纳，又名蒂梅雷的人士。[16]拥有688个座位的麦克米兰阶梯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加缪被要求谈谈戏剧、文学，甚至哲学。他想也许谈谈铁路工人、矿工，谈谈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成年的他这代人更有意思。这一代人“在希特勒掌权时是20岁的年纪”。经历过西班牙内战、慕尼黑、1939年到1945年的战争、战败、四年的占领期，“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令人感兴趣的一代人”。加缪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反对行文清晰、完整的叙事甚至完整的句子。绘画没有主题，摒弃真实性甚至画面的和谐。音乐放弃了优美的旋律。至于哲学，它告诉大家没有真实，只有现象，可能有Mr．Smith(6)、M．Durand(7)、Herr Vogel(8)，可是这三个个别现象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有人提问：“是否有一场人类危机？”加缪举了四个例子来回答。一天晚上两名被告被绑在盖世太保的一间公寓里受折磨。女看门人来打扫卫生。一名被告指责她是帮凶。她很生气地回答道：“我不掺和房客的事情。”在里昂，加缪的一位朋友耳朵被撕破了，他被带出牢房接受第三次“审讯”。审问过他的德国军官关切地问：“现在您的耳朵怎么样了？”希腊被占领期间，有一名德国军官准备枪决被作为人质的三兄弟。人质的母亲向德国人求饶。他答应放过他的一个儿子。由她来选是哪一个。她选了年纪最大的那个，他有小孩。同时她也判了其他儿子的死刑，这正是军官想看到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几个被抓进集中营中的女人途经瑞士回国。她们看见了一场葬礼，大笑起来，歇斯底里地嚷道：“原来这里是这样处理死人的啊！”

加缪解释说，今天有一些聪明人宣称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人类历史将把他神化并且为暴行正言。加缪不希望有人以为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像英文中说的“that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占领者们的想法和做法完全符合黑格尔的那条可恶的原则：“人是为了历史的需要被造出来的，但历史被造出来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加缪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我们都应该摒弃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或者宿命论的思想。联合国将在纽约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请求在纽伦堡审判后宣布在全世界废除死刑。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今天，在法国和欧洲，有一代人认为任何一个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有信心的人都是疯子，任何一个对发生的事件感到灰心失望的人都是懦夫。”加缪的行李中装着《鼠疫》的最新草稿，他说鼠疫并没有消失。

他尊重美国人对自由和幸福的热爱。一位大学生告诉他有一件事情反映了人类危机：为法国战争孤儿募捐晚会筹集的善款被人偷走了。但与会者决定再捐款一次，而且捐出了更多的钱。加缪在手记上写道：“典型的可以说明美国人的慷慨的事例。他们的好客和诚挚都发自内心，不刻意，不矫揉造作。这是他们身上最好的品质。”演讲结束后，他受到很多人的赞扬，感到非常高兴。

在瓦瑟学院发表演讲时，他看到“一群亭亭玉立、穿戴时髦的年轻女孩从草坪上走过”。美国的校园不像破败的法国大学，加缪高兴地说：“在这里，我们为年轻人所做的事值得坚持。”他很享受作为演讲人的乐趣，因为他受到心态开放、热情的听众热烈的欢迎，觉得自己被人理解。他没有即席演讲，虽然没有念讲稿，但会看笔记。后来慢慢地，在巡回演讲中，他逐渐脱离笔记，即兴发挥。听众的提问和自己的讲话同样令演讲人感兴趣。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答案。5月1日布鲁克林学院第二次举办法国日活动，加缪在那儿结束了他的巡回演讲。学院院长哈利·D．纪德翁斯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的讲话，“不是大国却很优秀的国家……”[17]加缪说他期待见到更易动情的美国年轻人一代。[18]他强调人类最危险的欲念是惰性。普通人以为只要好好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全部责任，然而这还不够。必须参加其他斗争。美国年轻人的问题和疑虑与欧洲年轻人的一样。他是否预料到几周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再是国内问题了，而是国际问题。加缪谈到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他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或者说过于简单：欧洲悲观主义——抑或是加缪悲观主义？——认为任何生命都是一场悲剧。而按照美国乐观主义的说法，任何生命都是美好的。这两块土地必须相互取长补短，达成团结。美国大学生应该给法国朋友寄去包裹，和他们通信。应该有成百上千的美国学生到法国去。加缪同意富布赖特参议员发起的一项庞大的永久奖学金计划，该计划资助大学生往返大西洋两岸的费用。加缪是存在主义者吗？“不，”他叹息着回答。

他喜欢百老汇，喜欢那里的剧场、霓虹灯、宽阔的街道和城铁。加缪是个知道去哪里游玩的游客，他去中国城，去布朗克斯区，还跑去欣赏《萨米的保尔瑞街》讽刺剧中刻画过的年老色衰、令人发笑、处境凄惨但又令人厌恶的女歌手的演出。他到处游玩：“温柔的夜色笼罩着华盛顿宽阔的草坪，天空变成红色，草地开始变黑，成群的黑人小孩在草地上用木棍击球，发出欢乐的笑声，随随便便穿着件衬衫的美国人精疲力竭地躺在长椅上，他们刚从老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酒吧回来，用剩下的那点儿力气吮吸着装在消过毒的硬纸壳里的冰淇淋，松鼠跑到你的脚下来刨出只有它们才知道名字的小甜点的碎屑，在城里成千上万棵树上，无数小鸟欢唱第一颗星星出现在华盛顿纪念碑上和依然发白的天空中，玉腿修长的女人大步流星地走在四周高楼林立的路上，她们美丽的面孔和没有爱意的目光给了夜空片刻轻松的时间。”[19]

他返回纽约，又到黑人聚集的哈林区、犹太人聚集的布鲁克林和平民区康尼岛去。他向居伊的兄弟雅克·舍勒——他把自己布日瓦尔的房子借给加缪住——和法国学校校长让·瓦里耶咨询该去哪里游览。4月11日《局外人》英译本出版。广播里在谈论“阿尔贝·加莫斯”。(9)一些女人，既有年轻的也有中年女人，到处跟着他，百万富婆多萝西·诺曼一再向他发出邀请，埃莉诺·克拉克给他送来鲜花。他去看了画家雷德尔和费噶里的画展。有一个人毛遂自荐要做加缪戏剧的监制。是的，他将把《卡利古拉》、《误会》，还有加缪以后所有的作品搬上舞台，这个人——哈罗德·布龙里——把作家给迷住了。阿尔贝与他和杰瑞·文特尔医生一道去听黑人钢琴师洛克的演奏：“他站在一台钢琴前弹奏。他的弹奏充满节奏、力量、精确，他全心投入，就像在跳舞，脑袋和头发左右甩动。”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沃尔多·弗兰克——他比布龙里还要严肃——认为在美国这里“个性就意味着孤独”的看法是否正确？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第二天，弗兰克寄来一张便条恭维说：“您昨晚的演讲非常棒——尤其从道德和美学的角度而言。……当时您的身边围着那么多人，我就不想加入他们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而且您对我并非一无所知。”[20]第二天，他又写了第二张便条：“我希望您能尽快读到我的新小说。……附言：要想领略美洲伟大的艺术——以及伟大的诗歌，应该去西班牙美洲。”加缪在手记中写道：“W．弗兰克是我在这里遇到的极少数具有优越感的人。他对今天的美国有些失望，把它与19世纪时的美国加以比较。在这里‘伟人’总是孤独的。”[21]弗兰克也和马尔罗通信。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邀请加缪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家中去参观。

加缪邂逅了安德烈·布勒东，和拉扎雷夫一样，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度过了战时。布勒东拒绝学习英语，他说这是为了避免污染他的法语。两位作家到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保护区去露营。加缪对超现实主义从来不感兴趣。他对以安德烈·莫鲁瓦为首的战争期间留在美国的法国人的态度有所保留。而布勒东无法忘记萨特在《一位企业主的童年》中对一位超现实主义者的恶毒言辞。加缪＝萨特的朋友。[22]他们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敌对情绪。当时超现实主义没有萨特主义或者加缪主义时髦。[23]

一位陌生的19岁年轻人，威斯理安大学的学生米歇尔·维纳韦尔在加缪下榻的旅馆的大堂和他搭上了话。他用法语和英语写过几篇中篇小说。

“我想写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写过了。”他说。

“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到巴黎来的时候，给我打个招呼吧。”加缪回答。[24]

加缪很和蔼，这位被让·格勒尼耶、马尔罗和波朗、彼亚和纪德保护过的人现在变成了善意的保护人。他力图避免陷入文化交流大使喋喋不休的旋涡，花时间与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一起，如他在奥兰认识的热尔梅纳·布雷、贾斯丁·奥布里安和尼古拉·基亚罗蒙特，1941年他曾帮助他们前往摩洛哥。

《时尚》杂志的主管编辑杰西卡·戴夫出版过一本人物肖像画册，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声名显赫的塞西尔·比顿的推荐下，加缪注意到了她。4月16日，在一次“令人生厌”的会见后，杰西卡·戴夫把帕特丽西亚·布雷克介绍给加缪认识。帕特丽西亚年方20，美丽动人，长着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秀发。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位钢琴家，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是个早熟的姑娘，在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之一的史密斯学院历史专业学习，即将毕业。她还在史密斯学院的法语之家学习，进修17世纪至19世纪作家的作品。帕特丽西亚拿到了艺术学学士学位。她熟悉让·瓦尔，也曾痴迷于杜兰斯，会谈论克尔凯郭尔。她为《纽约时报》文学栏目写过几篇文章。在《时尚》杂志，她是个地位不高的撰稿人，每周挣35美元。

在女人面前，加缪常常使用歼击轰炸机飞行员的技巧：他挑逗对方，他的计划往往能得逞，然后，他很快离开。加缪立刻邀请帕特丽西亚第二天见面。她答应了，他们再也没有分开。飞行员陷入了热恋，情意绵绵，不怕被人注意。他公开与帕特丽西亚出双入对，还告诉皮埃尔·吕贝自己爱得很深。现在他住在中央公园西边的一套双层套间，套间有客厅、厨房和两间卧室，这是他的一位仰慕者、皮货商扎阿罗先生借给他住的。加缪对吕贝说：“您难道不觉得这个小帕特丽西亚，就她的年龄而言，令人吃惊吗？她是不是代表某一类型的美国女孩？”

吕贝认为她与众不同，和他认识的年轻姑娘不一样，是非常少见的，“只此一个”。他对年轻美国女孩并不太了解，但帕特丽西亚在单纯的外表下面，拥有才气、天赋和成熟的思想。加缪笑了。帕特丽西亚很高兴地陪加缪去布林茅尔学院发表演讲。这对恋人有时会令人反感。加缪33岁，这个年纪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皮格梅隆，(10)但还当不了道德导师。他引导帕特丽西亚在文学和政治的海洋中畅游，并帮助她避开一些暗礁。帕特丽西亚发现了普鲁斯特，她说普鲁斯特拥有伟大的智慧。一半的智慧，他说。她比加缪对诗歌更感兴趣。他帮她给圣-约翰·佩尔斯写了一封推荐信。帕特丽西亚非常激进，是共产党员——当时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她需要解毒药。加缪告诉她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仅是空想主义者。他们还是凶手。阿尔贝对中国城里餐馆的热爱令帕特丽西亚得到不少乐趣。有一次和几位法国人共进晚餐时，他不断惊慌失措地拿眼睛瞟她，因为一位客人的妻子一边撒娇，一边用腿在桌子下面挑逗他。

加缪一直对夜总会着迷。帕特丽西亚不得不陪他去。与可笑的低级夜总会相比，她更喜欢剧场。他们观赏了劳伦斯·奥利弗在《俄底甫斯王》中的表演，还观看了谢立敦的《批评》。他强拉哲学史学家艾蒂安·吉尔松去科帕卡帕拉夜总会。他还能带一位托马斯主义者上哪儿去呢？帕特丽西亚为了尽快结束晚上的这类活动，伪装晕倒。她不太喜欢流行音乐，但很欣赏加缪跳慢舞和狐步舞的样子，这个时候，他看上去彬彬有礼，就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

他建议她打印几页《鼠疫》出来。他在手记上写道：“鼠疫。塔鲁经常和危险的西班牙人打交道。他只喜爱激情。”帕特丽西亚和阿尔贝就处在激情之中。他们是“三条河上的岛屿上的岛屿”，阿尔贝用这个奇怪的名字来称呼纽约。

加缪长胖了点儿，但显得疲惫不堪，甚至让人联想起尸体。他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他放纵自己的病态趣味，收集关于生命终结的词汇，并朗诵出来，他还对美国的丧服发生了兴趣。伊夫林·沃格继加缪之后来到美国，她后来写了《被爱的人》一书，她既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美国。加缪出很多汗，不时发高烧。和帕特丽西亚一样，他抽烟抽得厉害，但极少喝酒。如果他觉得不舒服，还咳血的话，他就会离群索居。他在便条里反复说自己快死了。他告诉帕特丽西亚他害怕死亡即将来到，就在一两年以后；在记事本里，他说自己需要快节奏地生活：“为什么不让我内心的渴望，让我迫切希望找回20岁时那颗不安分的心的强烈意愿得以实现呢。我知道药方是什么，我将久久地眺望大海。”他对时间的流逝，还有实实在在已经过去了的时光非常敏感。

“我觉得自己很脆弱，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25年后，我就57岁了。还有25年的时间写书，找到我寻觅的东西。接下来，就是衰老和死亡。我知道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还在想办法克服小小的诱惑，避免毫无意义的谈话或者无聊闲逛浪费时间。我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身上的两三个缺点。然而我距离卓越二字还很遥远，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25]他多次因为失望而有自杀的冲动，他留有A．约费写给雷翁·托洛茨基的一封信的副件：“我一辈子都在想政治人物应该懂得及时离去。……现在，似乎我的生命失去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离开我的生命，给它画上一个句号。”[26]

加缪替伽利马出版社处理与雷诺和希施科克出版社的官司。伽利马曾拥有圣埃克絮佩里作品的版权，但圣埃克絮佩里在占领时期将《小王子》和《战斗飞行员》的版权给了美国人。当雷蒙——加斯东的弟弟、米歇尔的父亲——抵达纽约时，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刊《为了胜利》攻击了他。“这个反对美国编辑——犯下帮助法国作家大罪——的伽俐马来做什么来了？”当时《新法兰西杂志》是站在德里厄·拉罗歇尔一边的。加缪在写给加斯东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周刊是本“蹩脚杂志，只会表达那些1941年待在沃多夫酒店，每个星期花上1000美金租个套间的勇敢的法国人的观点”。[27]加缪陪着雷蒙。雷蒙“容易激动，一想到要和美国人的律师见面就忧心忡忡。他希望抛开一切。当然（根据伽利马家族家规第三条的规定），雷蒙一直对业务一无所知，在这个新世界他感觉自己变得神志不清。”加缪强调指出这件事的重要性有限：“你们（伽利马出版社）在这里遇到的媒体不会比法国的更糟糕。”阿尔贝和雷蒙发现了美国的第二大“国民运动”，那就是诉讼。加缪非常高兴，“我在这里的‘使命’没有成效”，他告诉米歇尔说：“但后来我发现我有演说家的天赋。你知道《时尚》的姑娘们怎么叫我吗？‘年轻的汉弗莱·博加特’！！！(11)你知道，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拿到一张拍电影的合同。”

加缪曾答应访问蒙特利尔。布龙里买了一辆二手车。他们才到阿地伦达山脉——荒凉的高原山区，在纽约州北面——，加缪就想回去。不过他答应要一直走到蒙特利尔。他在唐尼露营地给帕特丽西亚写了一封信：“星期六，晚上九点。……我想办法获得了我需要的片刻宁静与孤独，好给你写信。我想你会喜欢藏在阿地伦达深山中的这个地方的，我们已经到了两天，我们在当地的山间漫步。这是一栋孤零零的老房子，平时渔夫和猎人会来住，可是现在人很少。我现在在起居室，坐在宽大的壁炉前，头顶上是屋梁。刚才下过一场暴雨，现在夜深人静，只有蟾蜍、小鸟和蟋蟀的叫声……我亲爱的，离开你我感到很难过，对自己很不满意。我本来不该迁就不令任何人失望的想法。唯一有价值的想法其实是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最后，我要求布龙里尽快返回。”[28]加缪首先想起的是“曾经困扰”蒙特利尔的“大麻烦”。[29]在这次神秘的旅途中，他在手记上写道：“我唯一想说的话，到这里后我已经说不出了，也许我永远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他不是对美国人感到厌倦了，而是对美国感到厌倦。“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突然停止了。就像我会不做解释就疏远某些人一样，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兴趣（弗朗西娜为此责备过我）。我很清楚有上千个对它感兴趣的理由，我能够为它辩护，我可以重新发现它的美好和前景，然而只是我的心不再说话。”[30]

他写信告诉雅尼娜和米歇尔，他是用疲惫的双眼来审视美国人的：“是的，我准备好离开这个美国了，……从精神上已经离开它了，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衣冠楚楚、继续在800万死人中间游走的躯壳而已，而这800万死人也继续伪装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都市生活着。”纽约是美国的精神首都。加缪还说：“不，这个躯壳与你们幸运地见到的那个有魅力的特别的人不一样。”

加缪承认他无法理解美国、美国人、纽约人，这和法国人不同；从托克维尔起，法国人就坚信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人。“经过这么多天，我对纽约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可是这个城市依然既令我着恼，又吸引着我。……纽约与奥兰相似。”这是一种有分寸的批评，因为装在他行李中的《鼠疫》一书中的奥兰没有多少吸引力，然而这也是一种赞美，因为奥兰在阿尔及利亚。“（这些美国人）非常像阿尔及利亚的我们的移殖民们，可是我不能再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加缪急于“重新见到欧洲的缺点毛病。重新开始故作风趣，甚至有恶意的谈话，还有嘲讽、高傲、激情，他们的谎言，你们可亲的法国面孔。”[31]

加缪又上了船。帕特丽西亚没有去码头送他。除了法国本土、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这次为期三个月的美国之旅是作家的第四次长途旅行。就像十几年前那样，他不能再写作了：“旅行没有乐趣。我早就应该看出来这是自讨苦吃。”[32]他专注而谨慎地发现了新世界的一小部分。不像哥伦布、狄更斯和托克维尔，他没有对美国人做概括性的描述。他也没有像之前的萨特和后来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样给美国人下一个定义并贴上标签。他们局限于单一地解释美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本主义。加缪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当蓬塞问他为何不出版一本游记时，他谈起他的美国之旅，他说：“在任何地方我都受到热烈欢迎，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不会像萨特那样在喝完别人送的汤后往盘子里吐口水。”他对路易·热尔曼提起美国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强大，尊重自由，但是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尤其对欧洲一无所知。”[33]

加缪在心里想象出了一座金字塔。顶端是阿尔及利亚人、阿拉伯人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下面一层是生活在地中海盆地的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接下来是斯拉夫人，他们是具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文学魅力，同时又渴望幸福生活的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一直心怀警惕。在写美国的文章中，他用了十几页篇幅来描写纽约。[34]对于阿尔及尔、奥兰和巴黎，他都有一定概念，或者固定或者有变化，可是纽约呢？“关于这座城市，我只保留着这些强烈的但转瞬即逝的感情，急不可待的思乡之情，痛苦的分分秒秒。”极少有文学旅行家像他这样审慎谦虚。“想起纽约，一言以蔽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更进一步：“是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听说有一些城市就像某些女人那样，挑逗你，让你心烦意乱，伤害你，你要竭尽全力才能战胜她给你带来的那种既愤怒又快乐的强烈感情。”加缪会在亲密的人面前流泪——帕特丽西亚曾见过——但他很少在文字里承认这点：“……有好几天，我看着纽约，眼中流着泪……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充满没有燃尽的煤屑的味道。……最后，我就这样记住了纽约，就好像我们看着一个陌生人，既难以忍受又觉得甜蜜，一边含着同情的眼泪，一边又狂热地想要否定一切。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激情吧……”在文章的结尾处，作家对纽约说再见，或者说是令人痛心的永别：“是的，我爱纽约的清晨和夜晚。我爱纽约，用这种有时会让您充满不安和憎恨的强烈的爱，当我们需要放逐的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事的。”

加缪带着一个重达80公斤的箱子——里面装着糖、咖啡、蛋粉、大米、巧克力、面粉、婴儿食品、肉罐头、肥皂和洗衣粉——回到巴黎。他同时也带走了作家的思念、痛苦和愉快：

“1946年6月24日，巴黎。

帕特亲爱的，经过十二天的海上航行和一天的陆路旅行后，我终于抵达了我的老巴黎，这一路上都是你，我的遗憾，还有我们之间的这种令人失望，但又美妙无比的东西。

大西洋上天气晴朗，我白天都待在阳光底下，上岸的时候，我的脸像黑人的一样……”

加缪在放逐中重新找到了一个王国。平常他是喜欢巴黎的，但不喜欢巴黎的某些圈子：“生活在这个永远美丽的巴黎是我仅有的安慰。好几次，我一个人在城里散步。只有用这个办法我才觉得我是在和你一起散步。”帕特丽西亚曾送给他一个钥匙扣，上面挂着一枚5分钱的硬币——刻有水牛图案的镍币。加缪像个大学生那样容易动情：“当我拿钥匙时，你熟悉的那头‘水牛’微微灼痛了我的手。要是我看见你写的信，会怎么样呢？”

从前，与弗朗西娜的重逢很不容易。在《鼠疫》中，所有的重逢都很短暂：“他真想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恨不得一口气奔出城门外，飞到他爱人的怀里。但他现在知道这已不可能了。他变了，经过这场鼠疫，他已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习惯，尽管他拼命想驱除它，但它像隐藏在心底的忧虑那样继续缠住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了，他没有思想准备。幸福来得真迅速，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朗贝尔知道他将一下子再度获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

加缪把自己写的书寄给帕特丽西亚，替她订阅了《方舟》和《现代》，并很高兴地收到了美国丧葬专业杂志《小箱子与光明的一面》以及《尸体防腐者月刊》。“这是神圣的读物。”七月末，他到塞纳-马恩省的乡下隐居：“我必须在这里完成《鼠疫》。……我发现这本书有缺陷，……目前我还没有准备发表它。”[35]在巴黎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一切”都抱有怀疑。在圣-热内维埃夫山间的微光中，他仿佛看见了出发前夜与帕特一同走过的第八街的灯光。“……丑陋的房屋顶上的红色天空，冷漠的人潮，你对我转过脸来，你的脸蛋让我觉得它比整个城市都要美丽。啊！帕特，如果现在你在这个毫不吝啬展现它的美丽的巴黎该多么好啊。”

接下来的一封信是这样的：“1946年7月18日，巴黎。……我和两个不会说法语的美国人喝了一杯。我努力听懂他们说的话，努力找词表达我想说的话，我仿佛找回了在美国时的感觉，我想起了纽约，想起了我们住过的那座岛屿，我无法不让我的心怦怦跳动，无法不想起我曾经多么快乐，这就是幸福。”加缪的一种倾向是：他有权获得幸福，并在幸福过后，努力体会到自己曾经幸福。他的第二种倾向是：在必要的时候，艺术工作可以取代幸福。“如果我工作的话，事情就会变得简单。……我不喜欢我写的任何东西，我感觉它们都是无可救药的失败之作。”萨特在巴黎的喧嚣中写作，不太去乡下或者海边。[36]加缪写作时则需要孤独——待在尚蓬。他拼命抓住任何有可能见到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人，虽然这样的机会寥寥：“昨天我在大街上邂逅了你的让·瓦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她是一个长着棕色头发的高个儿女人。十几年前我在阿尔及尔认识了她。（他还没有她的下巴高，只到她的肚脐，真的。(12)）”帕特丽西亚证实瓦尔很矮，只有新娘的肚脐高，还不到她的下巴。加缪也与弗兰克和布龙里通信。布龙里“认为生活是荒诞的”，他的“天真和洋洋自得”打动了加缪。与这位说谎成癖的布龙里的短暂加拿大之行令加缪感到厌恶。但加缪并没有冷落他，而是对他保留着一种有距离的友情：“我想既然我们不能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连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也不必要了。一句话，我马上就要回到修道院去了。”[37]

加缪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在精神上，他的慌乱不安比旅行归来后的失望情绪更严重：“我无法找回平衡。我不能说在动身前往美国前我生活幸福，然而我能忍受我的生活。”他优雅婉转地说：“现在，我对此再也不感兴趣。我再也不能重新进入我过去的生活。除此以外，我对我的作品也感到怀疑。不过最终我会走出来的，因为我必须这样做。”[38]他拒绝了很多邀请，但去阿尔卑斯山结核病疗养院做了一场演讲：“这百余名年轻男女患上了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痛苦的疾病，他们渴望生活，却远离生活，看到他们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在他们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几天前，他曾到过“世界上最美丽地方”，那是“鲁尔马兰，沃克吕兹的一座小村庄，离阿维尼翁60公里。我住在一栋翻修过的城堡里，城堡的房间用石灰粉刷过，布置有罕见的古董家具，我成天在小山坡上的村庄里散步，山坡上种植着橄榄树和柏树。白天阳光明媚，傍晚天气和暖，夜里满天星斗。在那里，我几乎感到了幸福，也就是说我不停地散步，感觉想要哭出来。”[39]

8月3日，加缪抵达旺岱。他必须完成《鼠疫》，这本他已经写了五年的纪事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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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著名的游乐园。——译注

(2) 指美国人。——译注

(3) 加缪在这里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升降机”-ascenseur 与“升天”-Ascension的前几个字母是一样的。——译注

(4) 罗马王室的祖先，为兄弟二人。——译注

(5) 原文中以下引文为英语。——译注

(6) 英语“史密斯先生”。——译注

(7) 法语“迪南先生”。——译注

(8) 德语“沃热尔先生”。——译注

(9) Camus被误读为Camoose。——译注

(10) 塞浦路斯国王，迷恋自己所雕的少女像。——译注

(11) 美国电影明星，以英俊出名。——译注

(12) 原文为英文。——译注

31．“恐怖”

帕特丽西亚想要写作。加缪在向她提供建议的同时，把自己的切身体会也告诉了她：“如果你不喜欢自己写的东西，不要为此感到不安，找到自己的声音、语调和内心的真实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人们以为首要的东西是天赋，作家的工作只是把这种天赋表达出来罢了。然而并非如此！作家的任务在于尽可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去写作，经过这番努力，他可能会找到在自己身上寻觅了很久的东西。文学创作并非通俗意义上一件乐事，这是一种奴役，是一种可怕的自愿为奴的状态，而创作带来的快乐则很像夺取重大胜利后的那种快乐，带着一种忧郁的芬芳。”他告诫帕特丽西亚要有耐心、勇气和严格的时间保证，然而就他本人而言，同时要为《战斗报》和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哪里还能找出时间来呢？一般说来，加缪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得有点儿大男子主义，他在写给美国女友——他的“美国宝贝”——的信中说：“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变成一个身披水貂皮大衣的死魂灵，……虽然所有的女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如此。”

1946年8月5日，他住到了米歇尔·伽利马的母亲，即雷蒙·伽利马第一任妻子的家中，那是距离南特40公里的穆吉耶镇，离海边只有两公里——加缪觉得那里的海水很凉。住在那里的加缪既有勇气也有时间。他就像与家人在一起一样度过了八月份，住在“一栋极为宽敞古老的房子里，屋里布置着精美的有年头的家具、古老的地毯和古画。那里没有电，但这是巴尔扎克常常提到的旺岱城堡中的一座。大公园、美丽的树木和迷人的光线让这里具有一种宁静和庄重的气氛。”他对帕特丽西亚承认他虽然并不幸福，但内心平静：“我在这里找到了安宁。也就是说我在绝对的安静中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我正在完成《鼠疫》。……除了这本书和你（这是一回事，因为分离往往很难。），我什么也不想。”[1]作家没有把生活和正在写作的小说分开，他借助《鼠疫》中的分离主题，逃避过去和现在的痛苦。加缪感到放松：“有一次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因为我的马跑开了，可是我马上站起来，没受一点儿伤。”8月21日，他写道：“我那么勤奋地工作，昨天我完成了我的书。我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我还无法作出判断。面对这本奇怪的，从形式而言有点类似怪物的书，我的眼睛瞎了。我还不知道我把它叫作《恐惧》还是《鼠疫》好。”[2]他的第一反应总是怀疑：“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么，是重见光明、重新感觉到自己的才华和力量，还是看到你在我面前露出惊讶的表情。”[3]

他翻阅了《不夜城》，一本精美的关于纽约的摄影辑，还读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梅尔维尔传》。梅尔维尔笔下的白鲸，就是恶和鼠疫的另外一种象征。加缪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从那里将戈比诺的小说《七星》以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寄给帕特丽西亚。返回首都的他厌恶巴黎的天空“沉重苍白，就像快要下雪了似的，然而又没有下雪，只剩下不祥的预兆和凄凉，……的确，这段时间什么都不顺利：身体欠佳，心情不好，尤其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写《鼠疫》，修改了其中的部分章节，这本书令我沮丧。最后，我决定就这样把它拿去发表，如此一来失败就是彻头彻尾的了，这会让我学会谦虚。”[4]

加缪从来没有花这么长时间来写一本书。1943年，他去掉了一个人物斯蒂芬，代之以格朗和朗贝尔，还删除了一些“浮夸”的段落。[5]他从来没有强调过一本书的使命和道德。在1946年那个时期，鼠疫意味的就是极权主义、纳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佛朗哥主义。就像当时对马尔罗而言，加缪也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西方的美国，而是来自东方和苏联。加缪已经由主张孤独地反抗，变成了支持集体反抗西方世界的不公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残暴。他不相信艺术现实主义。要想指出《鼠疫》这本集小说、记叙文和编年史于一身的作品是针对哪种制度或者体系是徒劳的。作家希望他的作品“被人从多种角度解读”。[6]这本小说的内容很容易看出来是比喻抵抗运动成员反法西斯的斗争，但潜台词则是暗示反对任何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加缪克制自己，没有冲动地表示反对斯大林共产主义。《鼠疫》既着重描写了有可能团结在一起的信徒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对立，同时对与疫病作斗争的人和鼠疫携带者之间的对立同样着墨颇多。

在出发前往美国前，加缪出于需要研究哲学，对存在主义有兴趣。他很少对存在主义下定义，只是说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他很乐于刊登一条简短的启事，由萨特签名，向大家解释他们不属于同一思想流派。在加缪看来，存在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的代表人物是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主张理性批判，最后回归宗教，另一种，我把它叫作无神论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有后来的萨特，这种存在主义最后也以神化，不过仅仅神化历史告终，历史被认为是唯一绝对。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他们相信历史。”他抛弃了上帝，也抛弃了被神化为不断进步的历史：“我很明白宗教解决的重要性，也能非常清楚地体会到历史的重要性，从绝对的角度而言，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后者。”他嘲讽地说：“有人强迫我在圣奥古斯丁和黑格尔之间作出选择，这令我非常烦恼。我觉得在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可以接受的真理。”[7]

《鼠疫》不是一本非基督教著作，但在加缪的作品中，这本书反对基督教的方式最冷静、最具有说教色彩，不过，加缪还是给予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帕纳卢教士说话的权利。作家在修改手稿期间在手记上写道：“直面罪恶问题的唯一一位伟大的基督教人物是圣奥古斯丁（加缪说得过于简单化了）。在他之后，基督教致力于提前找到解决罪恶问题的办法。结果就在那儿。因为这就是结果。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时间，但今天他们被这种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毒药给毒害了。他们对罪恶感到厌烦，或者向罪恶屈服了，这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至少，他们不能再忍受在这个问题上撒谎。”[8]

1946年12月，加缪在巴黎拉图尔-莫布尔大街修道院对一些多米尼加人发表了演讲。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多米尼加人非常“激进”。对加缪而言，他只是去他梦想中的修道院而已。在座的有信仰宗教的作家朱利安·格林。他在日记中写道：“人实在太多了，二楼的两间沙龙都挤满了人。我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加缪坐在两米远的地方，面对着我们。……他病了而且显然相当疲倦，但他说话的方式仍然让我觉得非常感人，是我们期待的1946年的法国天主教徒的说话方式。他没有试图口若悬河，而是不由自主地令人感动；是他的真诚赢得了这种效果。他讲话很快，用词简练，会看笔记。他的面孔略显苍白，目光悲哀，笑容也悲哀。演讲结束后，梅迪厄神父问我是否要说点儿什么，我示意说不，因为如果没有至少几分钟时间来思考，我是无法回答的。在座的人，无论是让·瓦尔、（于贝尔）伯夫-梅里，还是皮埃尔·莱利斯和米歇尔·摩尔都没有发言。有几个听众提问，可是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差劲，还不如保持沉默好呢。其中一位是长着一张天真面孔的前革命者，他说的这番话让大家吓了一跳：‘我有慈悲心，而您，加缪先生，我谦卑地告诉您，您没有。’加缪只笑了笑作为回答。……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是您皈依前的奥古斯丁。我在和罪恶作斗争，但我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9]

加缪回答基督徒的问题比马克思主义者多。他对这些信教的听众提到奥古斯丁教义中的两个主题，即没有受洗的孩子会被罚入地狱，没有慈悲心的人会受苦。他授权帕纳卢负责“维护上帝”。他抛弃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包括教义和宽恕。他从来不接受原罪和人类应当受苦受难的想法。本质上，他喜欢帕斯卡的风格。但是加缪离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1)离否定自由的宽恕或者宿命论很远。帕纳卢在第一次布道结束时劝诫人们要有耐心：“不要比上帝还着急。”加缪似乎就比上帝还着急。他无法解释鼠疫或者上帝的问题。罪恶，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谜，加缪的立场和同样也没有宗教信仰的里厄相同：“塔鲁不代表我。小说家——如果说我是小说家的话，我对此不确定——笔下的人物理所当然象征某些‘愿望’。……代表我的人是里厄。”[10]罪恶之谜让基督教真理变得虚幻。然而天主教徒乐于把谈论上帝的无神论作家拉到自己这边来：如果您说了这么多关于造物主的话就是为了否定他，你其实已经承认自己是他的创造物之一了。信徒们都被加缪的真诚吸引住了。

后来，格林在谈到他时说：“他的面孔如此感性而富有人情味，深深打动了我。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如此明显的正直，几乎立刻赢得了我的尊敬；简而言之，他和其他人不一样。”[11]在那些欣赏加缪的人眼中，他的魅力还在于他很容易令人觉得诚实。

梅迪厄神父在读完《鼠疫》后写信给加缪：“对我来说，基督所要求并赋予的信仰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我们都是帕纳卢神父。……您帮助我们对人类和基督有了不可思议的了解。”[12]这样，加缪帮助的基督徒比共产主义者更多，也许是因为他与前者的关系没有令他感到矛盾的缘故。他们知道他是无神主义者，但依然期待他皈依，虽然他过去从来未曾有过信仰。当时在法国，基督教正被抛弃，每次获得无神论者的尊重，基督徒们就会觉得很高兴。继多米尼加人梅迪厄之后，加缪在阿尔及尔高中念书时的同学、耶稣会会士乔治·迪迪耶也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谈的依然是《鼠疫》。[13]迪迪耶看出加缪拥有“尝试理解信徒观点的正直品质”，但他并不能认同自己和帕纳卢神父是一样的人：“……和他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甚至没有他那样的孤独感。”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16年的宗教生涯是思想日渐深邃、心胸不断开阔的过程，对我而言，它使友谊变成一种力量和快乐，使我感觉每一天都更加美好。”迪迪耶强调“彼此不可缺少的感情，……基督的爱并不会消除其他情感，只会渗透到这些情感中，用它的温暖和柔情感染它们”。[14]

尽管有这些交流，但在当时，与证明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上帝是否存在相比，加缪更关注共产主义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神化。十月底，阿瑟·科斯特勒和同伴马梅纳来到巴黎，他们打算创作一部戏剧《暮色中的酒吧》，科斯特勒关于政治的疑问与加缪的相同。他们融入了加缪、萨特和波伏瓦的小圈子中。科斯特勒是匈牙利人，热情洋溢，积极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年代时是乌尔斯坦柏林小组驻巴黎的联络员。他是德国共产党员，1932年曾赴苏联。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关在佛朗哥监狱，后来又转入法国威尔内集中营，最后去了伦敦。现在他是一位知名的英文作家。他的小说《零与无穷》的出版揭露了斯大林主义和发生在莫斯科的那些审判。他因此一举成名。与加缪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立刻产生同志友情”。[15]他们有共同点，都挨过饿，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与科斯特勒一样，加缪也欣赏一位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反对共产主义，态度坚决，立场分明，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他的作品《动物庄园》是美国当月最佳图书。[16]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加缪和科斯特勒就用“你”称呼对方。科斯特勒经常到巴黎来。他和萨特一样，喜欢在谈话的时候连珠炮似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加缪不太爱这样。萨特关注哲学概念，科斯特勒喜欢谈科学概念。他的思想似乎处在沸腾兴奋的状态。萨特派的人知道科斯特勒反对斯大林，但始终相信他是左翼人士。科斯特勒对萨特说：“您是一位比我出色的小说家，但作为哲学家，您不如我。”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他吸引住了，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可是她不太喜欢他的哲学观点，而更喜欢加缪的。萨特和海狸觉得他有书呆子气，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唯科学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少得可怜”。[17]海狸很随便就写下了上面这些恶劣的评语。

大家都非常喜爱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马梅纳。海狸承认她有“敏锐的思想”、“弱不禁风的优雅”。他们真诚相待，举办一场又一场的聚会。西蒙娜一会儿钟情于阿瑟，一会儿又爱上阿尔贝。前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后者却不然：

“想想看以后她会在萨特的耳根子旁说些什么！”加缪叹息着说：“太可怕了，这个长舌妇，这个不折不扣的女学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共产主义的问题一直使世界动荡不安。中国共产党再次与蒋介石开战，胡志明进入了河内，斯大林宣布苏联不会参加核武器竞赛。[18]科斯特勒、萨特和加缪一致认为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主动。必须捍卫全世界的人权。在法国，人权协会是由法国共产党在遥控。怎样创建另外一个组织呢？在作家、哲学家马内·斯佩尔贝——他是德国犹太人，科斯特勒的朋友——的陪同下，一个代表团前往布洛涅去拜访马尔罗。[19]看到马尔罗家的雕像、油画和仆从后，加缪在手记上冷冰冰地写道：“我站在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杜布菲的画中间。”这次会面是谁提议的？是马尔罗吗？目的是为了吸引戴高乐派的进步作家？抑或是左翼的作家想让马尔罗重新回到以前的阵营来？这将是马尔罗和萨特之间的最后一次私人冲突。科斯特勒宣称必须结束诡辩和虚假欺骗。[20]斯佩尔贝尝试勾勒出即将成立的组织的轮廓。当有人谈起无产阶级时，马尔罗表示怀疑：

“这是什么东西？”

萨特觉察出来这个筹建中的组织是对付法共——他心目中无产阶级的最佳代表——的武器。他反对加缪支持的这个计划。必须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苏维埃阵营之间作出选择。据加缪回忆，萨特说：

“我无法用我的道德价值体系来单纯反对苏联。因为不经审判就处死几百万人的确比虐待一名黑人要严重，可是虐待一名黑人是某种延续数百年的状况的结果，归根结底，它代表了多年来几百万黑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遭遇不比几百万被抓进集中营的捷克人好。”[21]

萨特式的辩证法。萨特没有弃权，他选择了东方。此前不久，与海狸、阿隆和彼亚在高尔夫-尤安酒店吃午饭时，萨特说过几乎相同的话。[22]在马尔罗家，加缪没有提出这个二元问题——要么是美国，要么是苏联——，而是寻找第三条道路。在讨论中，他认为不可能“根据其他人说的话，就下定义说这究竟是恐惧还是真相。”[23]如何建立政治价值体系呢？

“您难道不相信，”加缪说，“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价值体系缺失负责，难道不相信，如果所有我们这些信仰尼采主义、虚无主义（他想到了马尔罗和自己）或者历史现实主义（这是指科斯特勒、萨特，有时还有他自己）的人，公开说我们错了，说存在着道德价值体系，并且说我们以后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建立[24]和阐述这一道德价值体系，您难道不认为这是希望的开始吗？”

法国知识分子很少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科斯特勒觉得与马尔罗或者萨特相比，自己与加缪的观点更相近，但他认为加缪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点混乱”。在科斯特勒看来，萨特的封闭体系表达的是“一种犹太教法典式的辩证法”。[25]不愿意揭露斯大林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误入歧途，这让他感到困扰。据加缪说，萨特宣称：“我们必须说，作为作家，如果我们不揭露应该揭露的事，我们就背叛了历史。在那些追随我们的人眼中，我们所谴责的是对此保持沉默。”

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加缪之间还有别的分歧。《战斗报》——加缪已重返工作岗位——的两位社论撰稿人阿尔贝·奥利维尔和雷蒙·阿隆在加缪的支持下，倾向于拥护社会党。雅克-洛朗·博斯特和萨特一样，憎恨社会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抗议。

“如果你不满意，就走开。”加缪说。

“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博斯特既礼貌又固执地反驳道。[26]

《战斗报》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利维尔和阿隆赞成不对宪法进行公民投票，而其余大多数人则认为应该投票。该草案——后来取消了[27]——建议实行单院制，议会大权独揽，执法机构没有多少权力，共产党对此非常感兴趣。

有一次在鲍里斯·维安家参加聚会时，加缪心情恶劣，攻击莫里斯·梅洛-庞蒂，因为梅洛-庞蒂写了一篇文章《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文章标题戏谑地模仿科斯特勒的《瑜伽修行者与特派员》。梅洛-庞蒂字斟句酌地为莫斯科的案件辩护。萨特替“梅洛”说话。虽然博斯特和萨特打圆场，加缪还是重重地甩上门，一走了之。

尽管如此，萨特和加缪表现得似乎朋友关系不会因为政治观点而疏远。他们在皇家桥酒吧、里普咖啡馆或者蒙帕纳斯的多米尼克（俄国餐馆）见面。科斯特勒和女友通常住在伽利马出版社附近的蒙塔朗贝尔酒店。科斯特勒认为“要想真的成为某人的朋友，应该从20岁时就开始”。[28]所以，他觉得自己与加缪的关系“更像是一种默契，而不是深厚的友谊”。加缪夫妇、科斯特勒和女友、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餐馆吃晚饭，然后去格拉维利耶大街的一家小型舞厅。[29]马梅纳在1946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看到K紧紧搂着海狸（我觉得她这辈子实际上从来没有跳过舞），与看见萨特（他和海狸一样）搂着加缪夫人跳舞的场面同样有趣。”科斯特勒把这帮人带到舍赫拉查德——加缪两口子和萨特他们都不知道这家酒吧——去，点了俄式冷盘、伏特加和香槟酒。萨特马上就喝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也醉了，痛哭流涕。弗朗西娜有点儿醉意。马梅纳写道：“加缪说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被我深深吸引，不过因为K的关系，他什么都不能做，当我告诉他我和男人调情不会困扰K，因为这不代表什么时，他说我是那种会让人坠入情网的姑娘。”[30]西蒙娜向阿瑟示爱。科斯特勒听着《黑眼睛》，感动地说：

“如果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我们绝不可能成为朋友。”

马梅纳相信加缪根本不重视弗朗西娜（doesn't care a damm about her），不过她感觉得出来弗朗西娜有多么在乎加缪。萨特把胡椒和盐倒在纸盘子里，然后再倒进自己的衣兜。夜里很晚的时候，他们还去中央菜市场的一家小酒馆吃浇上白葡萄酒的牡蛎。当时所有人都用“你”称呼彼此了。萨特被邀请参加白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加缪说：

“那么，你要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发言了。”

萨特回答：

“我很想能够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发言。”[31]

加缪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喝酒？因为喝了酒，什么事情都变得重要了，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结论就是：我们因为无能和谴责而喝酒。”[32]喝得酩酊大醉的聚会没有解放前那么刺激。

马梅纳写信告诉姐姐塞丽娅说：“你真的无法想象加缪是多么迷人和热情。”[33]加缪临时邀请萨特——萨特很少答应去朋友家——、海狸、科斯特勒、马梅纳，还有一位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记者哈罗尔德·卡普兰和他的妻子去家中吃晚饭。萨特谴责这位记者的美国人身份，因为美国人是自由的敌人。科斯特勒责备萨特维护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接下来，就是生气、争吵，然后互相道歉。萨特写了一封信给科斯特勒：“您曾经是他（卡普兰）的担保人，我对此无话可说。”接着，他坦率地解释了这一幕发生的深层原因：“在那次聚会上，我心烦意乱。”在同一封信里，萨特滔滔不绝，尽显他的口才魅力[34]：“我们在舍赫拉查德饭馆时，就发生了分歧，我（出于精神上的欣赏，而绝非心里想要诋毁您）把友谊给您，而您迟迟不肯接受（因为我没有从一开始就参加可能会成为我们友谊基础的共同行动）。我不认为我的观点比您的高明，或者您的看法比我的更胜一筹，我觉得它们都不完善，而且这既不是您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如果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人与其行动真的不可能划清界限——，这种冲突会继续存在下去。”萨特指出这次争执的结果：“我们相处将不再开心。”近一段时间，海狸觉得加缪让人无法忍受，而且过于反社会主义了——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犯了大错。一天晚上，在他开车送海狸回家的路上，他维护戴高乐，攻击多列士说：“戴高乐将军至少比雅克·杜克洛长得好看一点。”[35]加缪没有和戴高乐走得近，他离法共更远。

他们一如既往地在巴黎的咖啡馆、夜总会和餐馆聚会。阿尔贝和马梅纳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一段风流韵事中去。这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把这些事记在日记本里，还写信告诉姐姐。她11月7日的日记是这样的：“在地铁里……加缪说：‘我不能离开你。’（原文用的是法语）我说我无法确定能否像他那样把这件事当真。过了一会儿，加缪温柔地说：‘在你身边我觉得很好。’我说：‘我们以后怎么办？’他回答：‘离开。’我问：‘去哪儿？’他说：‘去外省。’”这段对话颇有海明威的风格。马梅纳到安托瓦内剧院观看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和《可敬的妓女》，两部旗帜鲜明反美的作品。

马梅纳在阿维尼翁与阿尔贝重逢。加缪说：“这个星期，你给了我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与不幸。”马梅纳写道：“在返程的火车上……我说：‘你知道，你会把我忘了的。’他说：‘当然我们会忘记一切，可我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我会把你遗忘的世界里。’”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去一个又一个的咖啡馆约会。在马梅纳回伦敦前，加缪把《鼠疫》的某些片段给她看，给她寄了一束花和一封信：“我无法想象你要离开。如果我不克制自己，我的冲动一定会把你带走。而且，我无法把你从我这颗你认为不好的心中抹去。（鲜花），在西班牙，意味着激情和暴力。但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我们有理智。再见，亲爱的异乡人！如果你回来，不要马上抛下我孤独一人，回头再看我一眼。失去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我知道了。”[36]

对于加缪而言，伊冯娜是个可亲的异乡人，他更不愿意帕特丽西亚离开自己。这些女人不是匆匆过客，因为他会真切地思念她们。他追逐一个又一个女人，理由很浪漫，就是为了找到独一无二的那个。他是一个霍夫曼或者普希金式的唐璜。还有一个理由——但不确定——是：每次都是出于新鲜感，加缪才跑去勾引女人，就像莫里哀或者莫扎特笔下的男主角那样。[37]他周旋于一个又一个女人中间是为了战胜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我被感冒和发烧折磨着，”他对同样也是结核病患者的马梅纳说。[38]他担心他的作品会失败，尤其是《鼠疫》。加缪习惯征服，尽管他知道这很可笑。没有人爱他爱得足够深，他希望这样，并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马梅纳。怎么样在每次分手时都避免犯罪并安抚弗朗西娜呢？他的情人，通常都不是头脑简单、仅仅是过客的女人，但很少有法国本土的法国女人。他喜欢外国女人或者特别的女人：西蒙娜·伊埃、伊冯娜、弗朗西娜都至少和阿尔及利亚有点儿关系。玛丽亚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加缪不会完全天真地选择距离遥远（从地理意义上而言）的女人。蒂尔索·德·莫利纳(2)笔下的唐璜从那不勒斯王国风流到卡斯蒂利亚，加缪则是从美国到英国。每次艳遇刚开始的那几个月，加缪都觉得踏实，沉浸在浓浓的幸福之中。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令唐璜陶醉。每逢这个时候，加缪这个花花公子也表现得真心诚意。他请求马梅纳和帕特丽西亚转过头来看他一眼，不要离他而去。萨特坚持他的理论——海狸是自己的“必然”，他的女人换来换去，多半都是无足轻重或者他根本不会平等相待的傻女人——除了多洛蕾丝，她是个例外，让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威胁。萨特不拿不可能有未来的恋情当真，他会断得干净利落。传说中的唐璜追求不同社会阶层的女人。“唐璜”加缪则像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那样，需要禁欲。“修道院”这个词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加缪相信生活中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为何不能爱两个女人呢？既然可以爱两个，为什么不爱更多？对他投入激情爱过的人，他的感情从爱恋变成了喜欢，对所有人，他都保留着一份脉脉温情。他不像萨特，会突然分手，找来海狸做帮凶，对被他抛弃的人冷嘲热讽。加缪是他那代人和从事他那种职业的人的一个代表，他们希望自由自在。而且，他是个北非人。

像萨特那样，加缪对他的所有女人，多多少少都要撒点儿谎。马梅纳写信告诉姐姐，加缪和弗朗西娜结婚是因为她怀孕了。如何解释他与弗朗西娜的关系呢，因为北非人的风俗，要对女方的贞操负责，还是要为说过的话负责？不如更简单一点儿说：“她有喜了，所以我娶了她。”

加缪写了篇消遣之作，写完后就扔在抽屉里，这就是《哲学即兴剧》，手稿有36页，打印出来有40页，这是一部滑稽剧，作者用了一个化名安托万·巴伊。[39]他用莫里哀式的手法，指责伪存在主义者是圣日尔曼的糊涂虫，目标直指被某种萨特主义愚弄的迟钝的人。这部作品模仿17世纪的喜剧，台词节奏很快。滑稽可笑的剧中人针锋相对，他们的对白时而生动精彩，时而沉重抑郁：

“这个世界是荒诞的。”

“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荒诞的？”

“因为它无法解释。……”

“您有如此的才智真是可喜可贺。”

“上帝，这种哲学多么令我满意！我觉得我会一刻不耽误，立即加以采用。”

新哲学推销员奈昂先生(3)去拜访外省的一位市长兼药剂师维涅先生，维涅把女儿索菲嫁给了他。奈昂有一本否定宗教的书。该书宣扬人是自由的，因为人什么也不是。万事都没有原因，一切皆出于偶然。奈昂，就是萨特，可维涅并不完全等于加缪，或者奈昂和维涅同时既是萨特又是加缪。《哲学即兴剧》像一部自我批评和发泄之作。奈昂先生说的话模仿了《存在与虚无》中的语言。他告诉维涅夫人自己的座右铭是：“顺其自然。”维涅先生吹捧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我应当完成我自己，同时帮助你成为你自己，这样，在做我自己的同时，我必须做你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吃夜宵的原因。清楚了吗？”

在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描述高高在上的存在论之后，加缪开始思考人的心理。奈昂在向维涅推销巴黎的这种了不起的哲学时，如此这般为焦虑下定义：“这是一种对我们无法定义，而且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故感到担忧的普遍情绪……焦虑，依然焦虑，一直焦虑……然后我们就被拯救了。”奈昂希望人们可以在“禁闭”中考验人类的爱。受奈昂的影响，维涅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犯罪、乱伦或者有恋童癖的女婿。加缪有几个朋友是同性恋，但是他憎恶有恋童癖的人，而且萨特对某些同性恋者的迷恋让他不舒服。在《即兴剧》中，加缪没有进一步谈论哲学，而是把矛头转向文学批评。奈昂逃跑的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长说这个病人的职业是批评家，他的“办法是从来不读自己谈论的作品，这是这种美好职业的常规。”加缪心烦意乱，怒气冲冲。奈昂提议投票“支持那些废除自由的人。……只有当法国人消失，法国才会有共和国”。当维涅对自由的爱得到圆满，他投票给“那些希望废除自由的人”。在《即兴剧》中，在法国，人们“如此痴迷于爱国主义，以致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是两个或三个国家的爱国者。在这个国家，人们以和平的名义痛苦挣扎，以自由的命运安排自己服苦役”。

1946年11月10日，法国人选出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618名议员中有183位是共产党员或者来自与法共结盟的党派。法共在选举中赢得了28．6％的选票，并宣称拥有80万名党员。26名阿尔及利亚议员中有11名代表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在欧洲，冷战风雨欲来。加缪写信给帕特丽西亚说：“欧洲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恐慌情绪弥漫。我刚在一系列文章里表明了立场，‘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我明白一旦采取某种论调将会多么的孤独。……我们不能逃避责任，但是我不喜欢扮演牺牲品。”[40]

加缪希望通过11月11日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拒绝了一味讨好共产党的左翼的要挟：“你们不应该谈论俄国对艺术家的肃清，因为那样可能会助长反动势力……你们应该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佛朗哥政权的态度保持沉默，因为那会有利于共产党。”他认为1946年人们生活在对专制思想的空想之中，坚信救世主必定降临。《哲学即兴剧》中的一个角色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会懂得不会有太多的救世主。”加缪首次揭露了右翼和左翼中的弄虚作假者，这些人提出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却不顾人民的异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进步的思想基础之上，二者都相信奉行它们的原则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平衡”，这两种意识形态其实半斤八两。世界生活在恐惧之中。加缪反对“把历史看作一种绝对”的哲学“（黑格尔，还有后来的马克思都是如此，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任何产物都是好的）”。

法国社会党人如何自我定位呢？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召开了一次大会，但加缪对会议不满意。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了。在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只获得105个议席，拱手让给法共24个。居伊·摩勒成为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41]他也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显而易见，”加缪写道，“我们的社会党人受雷翁·布卢姆的影响，更由于迫于形势，至今都没有强调过的道德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担忧的首要问题了（结果并不能够为手段做辩护）。他们曾经希望——这是合情合理的——参考某些比杀戮要好一点儿的原则。”加缪——总是投票给社会党[42]——至今始终追随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明确的是，”他又说，“同样是这些社会党人希望保留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革命者，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忠于党的历史，相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社会党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不想或者说不能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混淆状态。加缪没有攻击社会党人，但是指出了他们的问题所在：“或者说，他们同意结果可以掩盖手段，也就是同意杀戮可以被证明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他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正确的哲学，只是保留了其中有用的批判的部分。”他没有再度质疑革命的必要性，但对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表示怀疑，这是“罗曼蒂克的思想”。空军和装甲兵团足以确保完成一次漂亮的镇压。加缪认为在1946年，革命者们的一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1789年和1917年，”他写道，“依然是让人们纪念的年份，但不再是能效法的榜样。”他假设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会爆发革命，然而在1946年，革命注定失败，因为实现革命的国家会看到它失去了美国贷款，“作为法国人，作为革命者，我们其实并不自由。”革命者一词是什么意思？在加缪看来，这种渴望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乌托邦，但它追求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必须避免战争的危险，不管这种战争是否使用核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事先就同意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假设的幸福，几百万人死去。……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需要在世界上和各个国家都实行民主。加缪的理想是选举产生一个世界议会。他相信联合国，相信会产生一种“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对实行了多年的制度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实际上相当于革命”。他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只是泛泛而谈。他还相信他业已接受的某些“药方”和想法的作用，如戴高乐——并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的对铁路、天然气、电力、煤炭、雷诺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加缪说：“这些改革不会仅在一个国家是可行的。”

加缪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没有具体说明他的新社会契约的实施方案：“我们不能用对付鼻炎的办法治愈鼠疫。一场撕裂全世界的危机只能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加缪拒绝爱或者恨某个国家，比如美国或者苏联，也拒绝爱或者恨某个国家的人民，比如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然而，在东方的威胁与西方的威胁之间，他更敌视东方的威胁：“我们了解我们与所有的人太相似了。……在寻找俄国人民中一直存在，也就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所说的的世界的源头的同时，爱这个民族的最佳方式不是希望他们为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去冒险，而是希望他们在经历过那么多考验之后，能避免一场新的、可怕的流血。对美国人民和灾难深重的欧洲来说也是如此。”加缪支持对抗奴役、谎言和不公正的全球对话。他预见，在五大洲，“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暴力与宣教之间将斗争不断”。身为记者，加缪往往要特别注意形式，有时候面对读者措辞谨慎。私底下，他把话说得更明确：

“我做完一个关于对话的声明后碰到了塔尔。他看上去有些沉默，但目光中依然流露出和我邀请他加入《战斗报》时一样的友善。

‘您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

‘那么您将会成为凶手。’

‘我已经是了。’

‘我也是，但我不想再当凶手。’

‘你们曾经是我的教父呢。’

‘这是实情。’

‘听我说，塔尔。真正的问题在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永远反对对您执行枪决。而您，您会被迫同意别人枪决我。好好想想吧。’

‘我会的。’”[43]

1946年年底，加缪疏远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派的存在主义者，力图深入了解革命和反抗的概念。他构思出一个写作的主题《荒诞与反抗的关系》。[44]当然，他不会在文章中谈及自杀。他在手记中写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在已经把虚无主义的结论发展到极端后，接受自杀的时代。这可以从这个时代轻而易举就接受了杀戮，或者杀戮会得到辩护的现象中得到验证。……制造恐怖的那些人把自杀观发展到极致，这就是合法屠杀，也就是集体自杀。”[45]

加缪不知道在世界上，他的思想并不如此孤独。1945年，在伦敦，一位比他更年轻的思想家出版了一部著作，详细解答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卡尔·波普从1939年起开始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除了阿隆和其他几个人外，该书没有涉及法国知识分子。[46]和加缪一样，波普认为必须与所有的鼠疫和暴力作斗争。上帝是不存在的。人通过与非正义的斗争，赋予历史意义，就像朗贝尔和里厄所做的那样。波普也痛恨专制主义。他批判马克思主义，试图寻找科学历史决定论的根源，大肆攻击时下流行的形而上学和政治传统。在他看来，这一传统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脉相承，到马克思时发展到了顶峰。波普比加缪更像哲学家，简而言之，他凌驾于欧洲两大思想流派，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论和法德的理性主义之上。他在伦敦举办的一次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主持的研讨会上，评述了自己所写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认为共产党和纳粹都神化历史。加缪的分析不及波普结构严谨、条分缕析。然而，和波普一样，他完成了从刀到语言（from swords to words）的思想转变。萨特当时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这一表述蹩脚得令人难受。我们能否想象一位物理学家说：“牛顿是不可逾越的？”加缪不像波普或者阿隆那样有那么多概念作为武器，加缪以小说和报纸为战场，发挥他的才华——他也有力有不逮之处——，与最明显的专制主义大本营——共产主义作斗争，同时也没有忽略其他的专制集团，如佛朗哥集团。

在法国，他独自，或者几乎算是独自前行。他的朋友、反马克思主义的贝尔纳·葛罗艾修森1946年9月去世了。法国共产党的智囊领导班子的人员流失还没有开始，三年以后，玛格丽特·杜拉斯——她不是政治领袖——打开了闸门。[47]加缪比波普走得要慢。波普早就在遥远的地方致力于解剖马克思主义，指出共产主义的弊端所在。在新西兰，波普没有因为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恐怖和友谊就放弃自己的立场，没有屈服于时局的压力，也没有因为战前或占领期间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情谊而停止斗争。加缪生活法兰西的暖房中，那里就像一座孤岛，对来自外国的思想，从维特根斯坦到波普，知之甚少。还有一个不利条件，但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才发生的矛盾，那就是加缪先接受后来又拒绝以哲学家自居。他首先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和醒世作家。《鼠疫》讲的是世俗的信条。加缪的观点很快发生了质变。他抛弃了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假说，抛弃了接受一切打着革命旗号的暴力的做法，抛弃了今天个人承受苦难是为明天全世界和全社会谋幸福的理论。他要为他的这种拒绝找到理由，同时也没有忽略自己的作品。《鼠疫》是一部感情流露之作，令加缪得到了解放。加缪提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要尊奉的信条：“我喜爱投身当代事件中的人胜过对当代事件表态的文学作品。在生活中表现勇气，在作品中展现才华，这已经不是太难办到的事。作家只要愿意，就应该介入时事。”[48]萨特已经凭讲黑人问题的《恭顺的妓女》一剧介入了。加缪不喜欢该剧。《禁闭》的作者很快放弃了这部草草而就的作品。但不管怎么样，萨特依然是位艺术家，不过，他和加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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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黎著名修道院，建于1204年。——译注

(2) 第一个写唐璜的人。——译注

(3) 奈昂（Néant）——法语中“虚无”一词的音译。——译注

32．种种苦涩

阿尔贝和弗朗西娜·加缪终于成为了一套公寓的房客，这是伽利马家族在巴黎第六区中心地带拥有的一套房产，位于塞吉耶街18号的一处私人公馆内，离拉丁区只有几米远。塞吉耶街的一端是圣-安德烈艺术街，另一端通向塞纳河的奥古斯丁修道士河岸。该公馆套间的天花板都很高，布置得很马虎，取暖也困难。加缪夫妇的公寓包括门厅、餐厅、客厅、两间卧室——父母和一对双胞胎各住一间——、厨房和带淋浴的卫生间。加缪很喜爱自己的孩子，管他们叫“两个淘气包”、“小士兵和小橘子”、“两个强壮的小家伙”。[1]这两个孩子的确是够缠人的！去伽利马出版社时，加缪会先穿过布齐街——这条街上有一处非常漂亮、多姿多彩的市场，几乎是阿尔及尔或西班牙的那种风格——，然后来到了圣日尔曼大街。加缪关心孩子和他们的健康——让的体质显得有些虚弱——，但是不大习惯夫妻间的共同生活。来访的客人能够觉察出他们家里的不安情绪和丈夫的烦躁。生活的负担不轻松，食物的供应得不到保障。两年来加缪一直和雷吉娜·于尼耶保持着通信，她是法国人，在美国经营女帽生意，对加缪怀有母亲般的崇拜。雷吉娜在信中问：“您愿意接受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给您的东西吗？”[2]她寄来了一批包裹，里面有奶粉、糖、生咖啡、沙丁鱼、布丁、披巾、毛线衫、给让的小熊玩具以及给卡特林娜的布娃娃。雷吉娜·于尼耶在给加缪夫妇的信中说：“最近寄给你们的包裹包装得不如以前的好，你们应该看出来了，我的手不像原来那么灵活，我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和加缪的母亲患的是同一种病。“我的手开始变形了，因为我必须不断用手干活，所以手一直在疼。我想我的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有时候在我的胸脯下方会出现一些斑点：我必须停下来并且平静一会儿，斑点才能消失。阿尔贝，我建议您撤销给我的200美元汇款单，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不希望对这么大一笔钱负责。”[3]就像雷吉娜牵挂着双胞胎一样，加缪也牵挂着于尼耶小姐的健康，他在信中说：“亲爱的雷吉娜，得知您在遭受病痛，我们都很难过。我们相信随着春天重新来临，您的身体会好很多。弗朗西娜和双胞胎的状况都不错，只是卡特林娜得了急性支气管炎。两个孩子总是爱闹好动，让我们很开心。我们终于安顿下来，住在自己家里了。”[4]

圣诞节时，加缪一家到布里昂松小住。加缪得以休息：“这里的冬天拖延了那么长时间，工作又让我如此疲惫不堪……我只希望赶快离开巴黎，还有我所生活的文学圈，然后去地中海。我渴望阳光和孤独。”他给雷吉娜寄去一张服装流行式样表：“这样您就可以知道此刻巴黎正流行的东西，您可以从中得到灵感来满足您的那些爱挑剔的女主顾……对我们而言，在法国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我们几个已经对此感到厌烦。”他考虑把让和卡特林娜送到奥兰的岳母家，以便让弗朗西娜休息一下。“至于我，我继续工作。我正在写一个剧本和一部哲学随笔。”说起这本随笔，他显得很乐观：“就快完成了。”[5]

加缪告诉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不属于巴黎圈的人——首都的生活对他而言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去瑞士、阿尔及尔、英国短暂旅行都没能使他得到喘息。他很羡慕在摩洛哥的费约尔一家：“我被工作压垮了。《鼠疫》马上就要出版。我又主持了几个月《战斗报》的工作，以避免报纸即将倒闭的命运。罢工、财政危机、某些人很懦弱、普遍消极怠工。”[6]加缪请求原谅现在他的信件都是用机器打印出来的。为了节约时间，他口述。另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我的字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我不想给您增加辨认的负担）。”[7]

加缪亲历了《战斗报》的第一次衰落。他想从头再来，他对弗朗西娜吐露心扉：“关于《战斗报》，一切都很简单。彼亚和几个人想退缩。我曾经说过（可能这是我的错），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可能是一种放弃。彼亚回答说要领导一份报纸就要相信它能成功，他不相信《战斗报》能成功，因此，他应该离开。最后，他同意如果我成为报社的社长，并让他一直做具体工作（这是彼亚一直在做的），他就留下来。我首先进行了改革，然后负责监督工作。实验期被定为六个月。如果销量回升，彼亚就会明白报纸可能成功，他将重新接管他的工作。我说我同意做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实验，但时间不会更长（这样我就可以去度假了）。这意味着每天晚上6点至9点我必须在报社。我做好安排，周六就可以不去了。对我来说，这差不多可以给我节省出三天的时间。”[8]

形势一点儿也不“简单”。《战斗报》的销售量不再有“底线”，基本读者数和印刷量降至10万份并且有20％未售出，有时达到30％。仅1947年，《战斗报》就预计会有1900万法郎的财政赤字。[9]大家谈起接手者——《北方之声》或者由阿隆联系的银行。彼亚建议先停办报纸然后再重整旗鼓。在布洛克-米歇尔和皮埃尔·加兰多的支持下，他一月份在里尔与《北方之声》的老板雷翁·沙代进行讨论，沙代保证每月提供给报社50万法郎以及广告收入。在远方的加缪也赞成，不过“沙代巴尔扎克的一面”让他担心。[10]沙代主张有秩序。保尔·博丹成为主编。报纸的销量更少了，发行量很低，而且1947年2月11日至17日巴黎新闻界的罢工——又一次——对报纸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彼亚休息了几天并将他的保温瓶和著名的夏朗德软底拖鞋带走了。一天，他对罗歇·格勒尼耶、纳多、维韦以及帕勒说：“如果你们在我的抽屉里再看不到我的夏朗德软底拖鞋，我就是真的走了。”令人惊奇的是：彼亚发电报确认自己离开。[11]传言：一些人猜想他带着担保金去与戴高乐主义者会合了。加缪沉默着。奥利维尔转而支持戴高乐。重返报社后，4月22日，加缪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战斗报》没有被选为某个政党的报纸。”戴高乐建立了他的联盟么？好极了！加缪宣布《战斗报》将不会脚踏两条船。为了重振我们这个集体，他宣布：“我们感觉最接近的，虽然不乏失望，是社会党。”

在戴高乐主义问题面前，因解放运动团结在一起的撰稿人们也出现了分歧。戴高乐即将成立一个政党，法国人民联盟，并且宣布任何人不支持他就是反对他。[12]马尔罗是戴高乐主义者，萨特是反戴高乐主义者。加缪有多年的共和思想，不信任政党主义和凯撒主义。他常常在报社出现，但写得少了。不存在选择戴高乐或系统地反驳其建议的问题。加缪想“平等地”[13]对待戴高乐主义者和其他党派。这不是别的社论作者，如弗朗索瓦·布吕埃尔或阿尔贝·奥利维尔的选择。奥利维尔想明确态度，于是在四月份加缪与他的不和变得更严重。一开始，加缪拒绝了，不想终结这份“不幸的报纸”。最后，奥利维耶发表了一篇文章：“戴高乐将军以他的权威支持关于宪法、法国政治机构以及政治制度的构想。人们尊重还是不尊重这些有充分根据的构想？这是真正的问题。”[14]加缪没有指责。又出现了别的冲突。奥利维尔想倡议法国接受被苏联拒绝的马歇尔计划。二元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你接受马歇尔计划，你就变为美国的附庸；拒绝它，你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马歇尔计划对所有东方国家和苏联开放，谋求重振全欧洲经济并阻止欧洲大陆转向共产主义。法国和英国不难使公众舆论接受这个计划。[15]

在塞吉耶街，加缪召集《战斗报》的几名记者讨论报纸遇到的困难。怎样弥补亏损？戴高乐认为《战斗报》的人都很友善但神经有点儿不正常。马尔罗转达了一些戴高乐主义者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没门儿！与亨利·弗勒奈同为报纸创刊人的克洛德·布尔代希望回来，引荐了突尼斯的实业家亨利·斯玛加，这个人准备买走《战斗报》一半的股份并称准备清偿亏损和债务。就像所有的接手人一样，斯玛加保证不会干预报纸的编辑事务。没有别的出路了。1947年6月1日，股东将他们的股份让给了布尔代。彼亚对布尔代有偏见，不想加入这样的《战斗报》。在“股份转让”会议上，他拒绝了付给他的支票并站起来：

“你们的做事方式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竟然让人说我离开是为了投靠戴高乐主义者。再见吧！”

彼亚不接受人们认为他唯利是图的说法，而且他一直坚信加缪没有反驳这些流言蜚语。布洛克-米歇尔、雅克琳娜·贝尔纳、奥利维尔、吉蒙、加缪感到震惊。当有人问彼亚他为什么倒向戴高乐主义时，他用一句俏皮话回答：

“因为戴高乐有幽默感。”[16]

尽管雅克琳娜·贝尔纳尝试让他们重修旧好，但彼亚和加缪还是再没有见面。[17]

乔治·阿尔特舒勒尔、让·塞纳尔、莫里斯·纳多、雅克·勒马尔尚仍留在《战斗报》。罗歇·格勒尼耶后来去了《法兰西晚报》。斯玛加买下《战斗报》另一半股份——完全控股。布尔代太天真了。加缪感到失望，但解脱了，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轮新闻生涯。他将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去，从伽利马出版社领取作为审读委员的酬劳。为了独立，他珍惜这份工作。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手记中写道：

“没有明天。

系列1　荒诞：《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卡利古拉》和《误会》。

系列2　反抗：《鼠疫》（及附录）-《反抗者》-《卡利亚耶夫》。

系列3　《审判》-《第一人》。

系列4　伤心的爱情：《焚尸的柴堆》-《论爱情》-《诱惑者》。

系列5　修改的作品或伟大的小说+伟大的思考+无法上演的剧本。”[18]

《卡利亚耶夫》：就是正在准备中的《正义者》。加缪已经在10年内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两个系列。他做了一个15年或20年的简单计划。

1947年6月3日，《战斗报》的印刷量达到了十二万五千份，但订阅量降至六千份。加缪有礼貌地遵从游戏规则，向读者告别，解释说报纸将继续办下去。他苦笑道：“我们亲爱的同志克洛德·布尔代，这份地下报纸的创刊者之一——以前他的政治倾向一直与报纸接近——，……已经决定挑起经营这份报纸的重任。”这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再见-安魂曲，布尔代对加缪心生怨恨。加缪对所有写信给他，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的人都发了一封措辞凄凉的通函：“非常感谢您的来信。它给了我很大安慰。”[19]他亲自给几位合作伙伴写了回信，例如排字工图拉蒂埃。加缪像彼亚那样悲观，反复说一份公正的报纸是不可能生存的：“我们缴械投降，因为我们太正直。这份报纸，我们原本希望以它为荣，现在却变成了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耻辱。”[20]

流言四起：彼亚是拒绝报纸出版的人，激进的虚无主义者，他嫉妒加缪的声誉。不可能。加缪离开《战斗报》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劳累、健康状况不好、有作品需要完成。彼亚后来加入戴高乐派的另一家新闻机构。两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这在法国很重要——加深了。

6月初，加缪收到了《鼠疫》的首印本。该书的印刷量达到了两万两千册，并在6号开始出售。十天后，又印刷了两万两千册。从7月到9月共售出五万两千册。这是加缪第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21]他赢得了受人尊敬的评论奖。大部分的文章写的都是称赞的话。

纳多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伤害了加缪[22]：他的报纸持保留态度。在文章中有一部分加了框：

“总之，”塔鲁简洁地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

“可是您不信上帝。”

“是啊，一个人不信上帝，是否也能成为圣人？这是我眼下知道的唯一具体问题。”（《鼠疫》，第279页）

纳多分析指出作者有一种成为圣人的倾向，这既不让人惊讶也不出人意料。它让人“不舒服”。在他看来，鼠疫不只是一个事件，它是“流行病之前或之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独立于流行病的”——加缪对这种解释并不赞同。《鼠疫》是一部具有浓厚二元论思想的作品，是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的象征性困境的一种写照。这本书用了几年时间才完成。纳多用和解的姿态推荐这本书：“《鼠疫》中的一些人物所表达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罕见，引人联想，并触动读者的心。尤其它针对的是我们不得不接受或拒绝的荒诞。作者的功劳在于不带任何艺术修饰，没有妥协地将它表现出来，典雅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火热的兄弟情谊。”没有艺术修饰？我们可以解读为：1．没有足够的文学价值。2．从美学观点来看，它不及《局外人》。纳多竭力推荐阅读《鼠疫》。[23]纳多是彼亚聘用的，加缪事先不知情，这位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对《鼠疫》的世俗和人道主义寓意进行评价。在加缪看来，纳多对超现实主义热情过度。

面对这番冠冕堂皇、机械地一步一步说坏话的叙述，朋友和认识加缪的人知道他很脆弱，并不总是让他知道他们的反应。在美国的巡回研讨会上，萨特没有称赞该书的价值。在公开场合，他赞赏加缪的才华。但私下里，他宣称加缪不是一个天才。

在打发妻子和孩子去奥兰之前，加缪带他们去帕内利埃度假，奥兰对弗朗西娜一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加缪不快乐。评论奖？[24]“……成功的悲哀。……如果对我而言一切更加困难，就像以前那样，我将更有权利说出我想说的话。在此期间，我还能帮助许多人。”他为一个剧本随便写了几段对话。他告诉玛格丽特·多布莱纳他的忧伤，还有他很高兴回到尚蓬：“在这里，我远离一切（而且我很高兴如此）。……在只给我留下失望的《战斗报》的故事结束后，评论奖也不能令我安慰。”[25]

当他给“海狸和波勒克斯”、“图蒂·冈蒂”、他的“亲爱的人儿和鱼”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写信时，他不再那么自艾自怜，而是语气愉快。和这两个伽利马在一起，加缪喜欢欢笑[26]：“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已经来了五天，这个地区一切都那么宁静。晴朗的日子，天气阴沉的日子，轻风，小雨和微风。”加缪是在写诗，至少文字押韵。“我找到了世界的真相。我在这里做的事情值得表扬：与双胞胎在夜里旅行就像被罚入地狱。

当我去到乡村
我到了天堂。

……最后，简单一点儿说，我们住在城堡的主塔里，就像夏多布里昂住在孔堡(1)——，但是，不孤独。一楼，住的是双胞胎。二楼，太太和先生。三层归先生使用。事实上在城堡主塔的顶层，我放任自己陷入无序的灵感中。

清晨，我被人反抗
夜里，我遭到腐蚀。

这是我的时间安排，包括吃饭和睡觉（我吃饭、睡觉就像一个哥萨克人一样）。在闲暇时，我满怀与伟大而有益的爱不可分割的柔情和忧伤，思念着你们。……你们已经猜到此刻我正在阅读《墓畔回忆录》，我采用了它的风格。”

加缪收到了由伽利马出版社新闻服务部门提供的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节选：“我被埋在鲜花之下，这使我怀疑，或者说这加深了我的怀疑。”他认真地阅读评论。萨特浏览涉及他的文章，甚至以更快的速度！现在在这个圈子里，萨特不需要评论，他不把这些放在眼里。加缪统一通知了整个法国新闻界，但他还是特别关照某些记者，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周刊的记者：

“我离开巴黎是对的——尽管《周六晚报》派了一名记者到我这里来。由于得到的信息有误，这个可怜的家伙，经过第戎、里昂、圣艾蒂安，然后再搭乘公共汽车，又步行了4公里。当他到达后，应该给他准备担架了。他走后，我很平静。

如果你想做记者
你最好带上蜜里萨药酒。

弗朗西娜的身体状况很好。她什么也不用做，或者说几乎什么也不用做，这就是她该做的。她阅读柏拉图的著作，说苏格拉底很聪明。这是我的看法。她同意。‘不管怎么说，’她说，‘他对小希皮阿斯不好。’卡特琳娜得了肠绞痛，他们给她喝米汤。让有大肠杆菌，但是他能与它们融洽相处。至于我，我在慢慢康复……

啊！我的小宝贝们！活着真的很难，而谈论自己更难……”

这两个伽利马几乎总是给加缪带来好心情。米歇尔宣布将很快重印《鼠疫》。加缪开玩笑说[27]：“米歇尔白说也白做了，我从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假设我们真的再印5万册《鼠疫》，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那么好吧！如果我赚一百万，出版商将赚五百万。我走得越远，出版商将走得更远。因此到最后，我们越成功，被人剥削得越多。这就是我要更换出版商的原因。”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人提出要授予我荣誉勋位勋章。”他又有了负担。“我庄重地拒绝了，说我正在准备挣一张汽车券。听到这番利欲熏心和冒失的话，对方放弃了。”加缪没有做七星丛书奖的评委。他认为最好把奖颁给年轻作家。和他一样，加斯东·伽利马也认为将评论奖颁发给加缪很可笑：“这一切是一种恼人的轻率行为。我知道加斯东没办法。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放弃年度午餐会。”

费尔南德·弗尔和表妹尼科尔·夏普隆来到帕内利埃。“上校夫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善她的女婿与弗朗西娜的关系。然而，费尔南德是个能干的、尽心尽意的、有时又有点严厉的祖母，把双胞胎照看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就像《鼠疫》被交给读者后一样，《战斗报》留下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与众多完成作品的小说家一样，作家“被解放了”，但惊惶失措。他犹豫着：“我不知道。我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我只想到了旅行。”[28]他做了一次计划中的旅行，去见路易·吉尤。一路上，加缪坐的是让·格勒尼耶的新车雪铁龙11。他们用两天时间，行程四百公里，参观了孔堡、圣-马罗和圣-布利尤克。加缪见到了父亲的坟墓。起初，他认为这次旅行没有“任何意义”。他不了解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在这片土地上默默无闻地死去了。后来作家突然无比震惊地意识到：“埋在这块石板下的父亲比他还年轻。”[29]这是一位年龄很小的父亲。

加缪回到了巴黎。他更喜欢夏天的首都：天气晴朗；圣日尔曼-德普莱的那些家伙们到别处玩去了；作家有了空闲时间。他的办公室里热得让人受不了。他对雅尼娜和米歇尔说：“在《新法兰西杂志》只有我一个人，勇敢地承担如此庞大而又多样的事务，接待不会说法语，向我要求国外出版权的好心人。”[30]与七八月间众多法国公司一样，出版社空无一人。加缪从这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不停接听电话：“这里是外国事务办。这里是商务部。这里是文学部。是的，您有作品。这里是《特洛伊木马》（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办的杂志——他因为冒犯法官而被起诉）。这里是《现代》（萨特办的月刊，监督正义和所有法国机构）。《地理杂志》，是我。是的，亲爱的，是我，雷蒙。……在歌剧院，当要表演火枪手穿墙而过时，人们让同一批的合唱队队员重复走过，简而言之，幸亏有了歌剧院的这个妙计，我使外面的人相信，那些个没有责任心的负责人没有把出版社留下不管，我抓着《新法兰西杂志》的胳膊，我使它坚持下去，使它战胜风浪并确保它能活下来，不过同时，在这三伏天里，它搞垮了我的身体，把我推向死亡。”8月17日，加缪接待了一位意志消沉的童年时的朋友。他的妻子把他送过来：“他很和蔼，但是有健忘症，害怕别人割掉他的睾丸。我已经说服他相信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他差不多平静下来了。”

加缪在构思一出戏剧：《戒严》。“将有一个角色是给（热拉尔）菲利普的，还有一个角色给玛丽亚（卡萨雷斯），……这会是理想的角色分配。”他工作不多，在脑中把这些“想法搅成麦激凌”，他还在谢弗罗兹的一个游泳池里游泳。

在勒尼·托马塞和奥迪勒·德·拉莱娜这几个断断续续的合作者之后，现在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有一个全职的秘书。这是贝娅特丽克丝·迪萨勒介绍给他的苏珊娜·拉比什。她聪明、忠实。加缪给她取了个“优雅的牝鹿”的绰号(2)。苏珊娜也是结核病患者，她在圣伊莱尔-杜-图韦的学生结核病疗养院里待过一段时间。她是剧作家的后代，《鼠疫》的最后一版就是她打印出来的。她完全弄不明白做文秘这行需要保密。她收集加缪的草稿并把与这位大人物有关的事情记在日记里。他发现了，痛骂了牝鹿一顿，当着她的面将日记烧掉。拉比什具备作为唯一的私人专职秘书必需的优点，忠实、耐劳、耐心、具有过滤电话和分发信件的洞察力，她也有一些改不掉的缺点，狂热崇拜，好奇心很重。她传话，有时还会加油添醋，制造事端。她的位置很不讨人喜欢：她几乎知道加缪的全部生活。她应该闭嘴，保护隐私。她狂热地崇拜作家，当他接待某个漂亮女人时间过长，她就会赌气。当然，这是为了让他欣赏阳台上的花。拉比什出于善意而编造谎言。[31]

出了名的加缪被人追逐。阿尔贝·加缪和让·德·梅松瑟勒在年轻时互相许诺要回信给对方。加缪尽力信守诺言。他将信件分类，让秘书根据不同情况删节或增加内容。这段时期使他产生灵感，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若纳斯》，讲述一位不再画画的画家的故事。忙得不可开交的若纳斯-加缪花在基本工作——他的作品——上的时间少于用在额外的事情——通信上的时间：“走运的是，他工作的越少，名声越大。……不管怎样，如此多的义务不允许他闲逛和无忧无虑。他觉得自己总是慢了一步，总是有罪，甚至在他工作时，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就像若纳斯一样，加缪经过了怀疑的阶段：“他对自己说现在他再也不工作了，他很幸福。”当加缪担心再也不会写作时，他是不会幸福的。在《若纳斯》的结尾，画家的一位朋友看着白色的画布——是一束白色的叶子？在那里，若纳斯-加缪用非常小的字写下——“有一个词人们可以辨认出来，但不知道是应该读作‘孤独’还是‘团结’。”[32]

不过，加缪正在写随笔《反抗者》还有《正义者》。《手记之二》：“我重读了所有的笔记，从第一页开始。这行字跳入我的眼帘：风景一点一点地消失。现代的癌症也吞噬着我。……向当代精神提出的最严肃的问题是：因循守旧。”接下来，是感伤，表面上看上去是玩笑话：“幸运的基督徒。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宽恕而将慈悲留给我们。”这些文字有时也不是那么冷嘲热讽。加缪让人将其中一些打印出来，并作了删节。如果作者拒绝暴露隐私，他认为将来可能会出版的私人日记就会显得不自然。

加缪积极介入到当时的政治事件中去。他反对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1947年10月，一些知识分子在11月份的《精神》上第一次发表文章，呼吁国际舆论。在签名的人中，有报社社长埃马纽埃尔·穆尼耶，撰稿人让·玛丽·多梅纳克、布尔代、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加缪，两本很有号召力的书《集中营世界》、《我们死亡的日子》的作者大卫·卢塞。这篇宣言作为和平的前奏，提出不依附两个大国。它要求欧洲在经济上团结，在对外政策上和军事上奉行中立主义。分歧很快出现，梅洛-庞蒂划去了他的签名，并拒绝在《现代》上发表呼吁的部分节选。11月，加缪同意让·达尼埃尔在他的杂志《卡利班》上转载他的文章《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他们在呼吁国际舆论的文章中加入了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新秩序……不能只是某一国家或者甚至某一大洲的，尤其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它应该是世界性的。”

暂时每两个月出版一期的优秀月刊《卡利班》，由于经费问题，在《读者文摘》，以及几本享有盛誉的月刊《精神》、《现代》、《欧洲》和文学刊物《恩培多克勒斯》的夹缝中寻找位置。《精神》属于基督教左翼，《现代》和《欧洲》私下里是亲马克思主义的。《卡利班》反对《读者文摘》，刊载完整的原创作品，反对把通俗文章庸俗化。加缪给编辑部打电话推荐吉尤的《平民之家》和托尔斯泰的《主与仆》。曾用笔名让·达尼埃尔的让·邦萨伊德1947年10月成为《卡利班》的主编。[33]他曾经在议会办公室工作。他是让-皮埃尔·布洛克的全国新闻机构协会的部门领导。[34]加缪喜爱《卡利班》和27岁的让·达尼埃尔。现在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生活在巴黎。勒内·普莱文的内阁首脑、同时也是议会主席的让娜·西卡尔帮助《卡利班》，亲手将一百万法郎送给达尼埃尔：“对处境困难的媒体，给予一些帮助是完全可能的。议会办公室有秘密资金。”[35]文化关系部长路易·若克斯为法语协会和法国学校、代表团、使馆订阅了一千份《卡利班》。

《卡利班》上的文章涵盖了文学、政治、哲学、杂闻和社会新闻，盖埃诺、埃坦布尔、路易·马丁-肖菲耶、加缪和萨特都向它投过稿。就像加缪一样，布里达面粉厂厂主的儿子让·达尼埃尔觉得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也有学士学位和高等哲学研究文凭。他放弃了哲学教职资格考试，进入新闻界。他对文学感兴趣，喜爱阳光、女人、跳舞，有文学野心。后来他出版了一部小说《错误》，由加缪作序。[36]作品刻画了一个叫维尔玛斯的人，这个人物的灵感有一半来自《鼠疫》的作者：“通常，魅力与朝三暮四是同时存在的，在他身上，魅力是性格丰富的标志。他有虚情假意的一面，但这是他的自然本性；就像所有人一样，他很好地扮演了一个角色，不过这就是他本人，他表现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在维尔玛斯身上我只看到一个弱点，就是：他热衷艳遇，虽然他与一位令人喜爱——他也爱——的女人结婚了。”达尼埃尔和加缪互相吸引。《错误》：“困难在于我非常爱维尔玛斯的妻子，在我看来，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伴侣；可是维尔玛斯！他的友情是多么有感染力！他的一举一动是多么热情！他以一种惊人的敏锐挽住你的胳膊，使你远离孤独，让你相信情感相通。”加缪和达尼埃尔之间建立起“神秘的友谊关系。”一些支持加缪的人与《卡利班》有固定的合作关系，例如，安德烈·贝拉米克——笔名安德烈·贝莱里——，让·达尼埃尔的情人玛丽·苏西尼也是。[37]

地下共产党日报《解放报》的社长，拉维热里的议员艾马纽埃尔·达斯蒂耶想与加缪对话。《解放报》社长长达六页的文章的主题是：应该先从刽子手中救出牺牲品。[38]他看出加缪是一个逃离政治，在道德中避难的知识分子，达斯蒂耶讥讽道：“我是和平主义者。您是和平主义者。可您的和平社会运动就像是对抗结核病的社会运动（达斯蒂耶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个结核病人），目的是防治结核病但又拒绝预防它的办法。”加缪的第三条道路显得不现实，就像他的社会契约与国际议会：“人们惊奇地看到您把难以避免作为借口将世界无政府主义合法化。”除了计划成立的机构，达斯蒂耶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也有分歧。对站在法国共产党一边的达斯蒂耶而言，地球上受苦的人都将通过暴力解放自己：“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奴隶发明了死刑、监狱、大炮、原子弹。奴隶、无产阶级从他们的主人那里抢来这些武器和手段。……只有他们的胜利和一场社会变革才能结束这些手段。”

加缪认为需要“给社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是不需要激进地改变“社会”。他“不耐烦地、怒气冲冲地、固执地”把自己的回应告诉让·达尼埃尔。[39]加缪在达斯蒂耶身上看出了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也看出了斯大林冒险分子：“您不明白，达尼埃尔，这一切的严重性。……当阿拉贡、卡萨诺瓦和卡纳帕在这些法国小作家中散布恐怖时，拉维热里的达斯蒂耶先生假装相信危险来自我，假装相信我竟会忘记所有这些他从来没有给予过起码关心的牺牲者！”加缪写了九页纸进行反驳，并用了一个粗鲁的题目：《骗局在哪儿？》[40]加缪不是一个恭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顺从导致的是盲目的教条，绝望走向暴力哲学。”他谨慎而坚定地谈起马克思主义。有人批评他并不十分了解马克思，也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到自由：“这是真的，我是在苦难中学到它的（加缪谈的是习惯贫穷，但他把这看作苦难）。不过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你们说为了消灭战争，就应该消灭资本主义。我也想这样。然而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你们必须向它宣战。这是荒诞的，并且我仍然认为人们不是以更坏去对抗坏，而是应该用不那么坏去对抗坏。”

达斯蒂耶和加缪的论战，一位通过发表在《行动》周刊上的“刽子手中的蓬斯·皮拉特”，[41]另一位的阵地在双月刊《左翼》。[42]“我们从来没有拥护过集中营，”加缪一字一句地说。站到“红色侯爵”（达斯蒂耶的外号）一边的萨特没有与加缪直接交锋，他从表面的自由与真正的自由入手，逐一用共产主义的论据来反对民主和资本主义：“原则上，我们所有人所拥有的权力或所谓的权力只对少数人来说才有其真正意义。按照法律，每个成员都自由地拥有，比如自由地拥有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资本家自由地拥有他的劳动工具，工人自由地拥有他的工资。”财产法认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现代》的主编用中学生的口气说：“自由，就像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中看到的那样，是一个恶作剧，……结果只会导致一个人要求增加工资，仅此而已，这已经是一个人希望将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希望将自己从阻止他成为人的任何境况中解放出来而提出的要求。”[43]在这场决斗中，文章里的剑都套上了皮套。在《卡利班》上，支持邱吉尔的加缪发表了《民主，民主的实行》、《最不坏的制度》。他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加缪觉得温斯顿·邱吉尔比约瑟夫·斯大林显得“更左”。[44]这一次加缪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拐弯抹角，他认为不能接受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把两种相反的推理加以区别：“第一种说：‘我们从不改变人’……另一种：‘我们可以改变人。……但是他们的解放要依赖这些要素，并且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以使他们得到好处’。”加缪的结论，极其简洁：“合乎逻辑地压制：1．认为不可能改变的人；2．不同意要素的人；3．既不同意要素又对改变要素的方法不同意的人；4．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的所有人。”加缪既批评专制制度又批评乌托邦主义，二者有时会被人混为一谈。他支持“拒绝以某个理论的名义或者以盲目的救世主降临说的名义去加重这种苦难”的人。在随笔《反抗者》中，他进一步深入，尝试将批判性分析与马克思的预言说分开。[45]

他还在《卡利班》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他为可能生存的报纸与广大读者之间的关系下了定义[46]：“1．如果一部小说有时候被概述出来，它就不能被压缩。”杂志记者，撰稿人应该记得“2．普及不是庸俗”，“3．我们能够在不停地观察语言规则，考虑风格与独特性的同时，对大众感兴趣。”既不应该提供假消息也不应该提供不完整的消息。世界是复杂的，既不是玫瑰色也不是黑色：“4．不可以像对待垂死之人那样歧视大众，还应该不断对大众说一切会更好。”最后，加缪谈到了他自己：“5．只有一种事物比绝对的悲观主义更愚蠢，那就是绝对的乐观主义。”一家声誉良好的报刊不会哗众取宠，描述享有特权者的得意生活，或者成天做出大难临头的样子。对于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职业”——新闻工作，加缪有一种想法：“除了一两家（加缪认为是《战斗报》、《自由射手报》，《世界报》有时也是），冷笑、玩笑、丑闻构成了我们的新闻基础……”[47]

与《自由射手报》的乔治·阿特曼、《世界报》的于贝尔·伯夫-梅里一样，加缪认为报纸应该指引读者，而不应该被他们的趣味或本能推着走：“应该引导大众，这是报刊要扮演的角色。”加缪的语气像启示录中的语气。他在三家报纸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失败，足以保证他不会再继续痛苦下去。他看出记者中有杰出人物，但他反复思考，“当这些杰出人物背叛时，社会将会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公开地死于愚蠢与庸俗将是对我们社会的一种安慰。”

这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受人重视，但从长远而言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报刊来说就像是奏响了一曲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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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城镇，位于伊勒-维莱纳省。——译注

(2) 在法文中，Labiche与la biche（意为牝鹿）写法相同。——译注

33．“亲爱的同志”

一位陌生的来信者雅克·封丹担心加缪自我封闭在文学象牙塔里，询问他是不是应该创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位作家于1945年1月2日回信说：“我还远谈不上说在创作与介入政治之间，我已经选择了创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加缪曾把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花在《战斗报》上，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时常请假：“六个月来，我的确还没为自己写过一行字，我想这应该叫作介入政治了。不过，您问我既然不准备加入现有的政党，那么我是否认为应该新成立一个党派。对此我的回答是创立一个政党需要一个人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而我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以自己的双重方式，在为政治、历史或者人本身服务，您怎么理解都行。首先，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像一个基层活动分子一样斗争；其次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表明我认为好的东西。当我们谈到的那个政党成立后，我将成为其中一员，并以我告诉过您的双重方式为它服务，但我不会成为它的领导，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不过，我不认为这种介入会妨碍我完成我一直在创作的文学作品，因为这部作品正是用来为这种介入服务的。”

这位《鼠疫》的作者也是报纸社论的撰稿人。“因此我将明确地回答您：是的，应该介入，但是无论您还是我都不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应该迫不及待找到一个演讲台就登上去。为人本身服务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洞察力，需要一种不易做到的坚持。”与萨特不同，加缪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政治上的全知者。他希望自己忠实于一个正直的左翼，这个左翼拒绝那种用结果来为一切手段辩护的哲学。加缪出于使命感而为别人提出建议，身不由己地聆听他人的倾诉，将自己的方法告诉那些与他通信的人：“选择某些政治价值观，但是不要忘记一切都可能发生，只有保持自己做一个尽量完整的人，你才能真正为那些价值观服务。”

共产党的左翼和秘密党员如今把加缪看作是一个很好的靶子，而他本人则把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宣传员与他所尊敬的基层党员区别开来。一些作家或记者，例如共产主义文学沙皇阿拉贡，或者《行动》杂志的记者皮埃尔·库尔塔德，在加缪眼中都是些无耻之徒，因为他们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真相，了解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无能、它的特权阶层、它的集中营和军国主义警察机构。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同谋者，法共精英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原谅。

法共知识分子再度奉行安德烈·日丹诺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一些法国诗人为斯大林写赞美诗。遵照阿拉贡的命令——阿拉贡后来收回了这项命令——，亚历山大诗体重新时髦起来。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类创作。最优秀的共产主义作家，例如加缪所不欣赏的罗歇·瓦扬，都宁愿在伽利马出版社，而不是法共下属的国际社会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

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和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批判也在法国推行起来。法共党员和秘密党员指责说，资本主义文化的明显衰落，表现为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版（例如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黑色小说”系列）、亨利·米勒的色情文学、凯斯特勒的反共作品以及抽象绘画。在萨特看来，日丹诺夫主义以及它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艺术和形象艺术的捍卫、对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攻击，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令人难堪的意外插曲，并不是根本性问题，而在加缪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与苏联和法共领导人奉行的那种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着本质联系。

1947年和1948年，原来的同盟国都介入了冷战。在法国，共产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仅全盘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说，而且完全相信有关西方正在密谋包围苏联、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阵营叛徒的理论。莫斯科把特罗菲姆·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科学与资产阶级科学对立起来，李森科令人震惊的学说得到了阿拉贡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名义作出的辩护。加缪对物理科学不了解，不过他觉得在苏联的那种共产主义环境里，李森科那些弄虚作假的实验与政治上的冤假错案有可能是如出一辙的。现代基因科学及其基因不变性质的假说，与李森科所说的环境会对遗传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加缪不能与共产党领导人维持抵抗运动时的友好关系，但他答应有时候与法共干部会面。夏尔·蓬塞以多年友情为由，邀请加缪与共产党要员雷蒙·西戈戴共进午餐。作了保证，不谈政治。席间，西戈戴忍不住提到一则轶事：根据一条谨慎的外交原则，现存的体制可能就是最好的体制，同样根据这一原则，驻华沙的法国大使悄悄告诉西戈戴说波兰选举免不了弄虚作假。否则，因为仇恨俄国，这些难搞的波兰人将集体投票反对苏联。加缪很恼火，他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民主观。蓬塞转移了话题。[1]

1948年，加缪没有加入某一政党，不过他站在革命民主联盟一边。当时很多人想联合起来以反对戴高乐的法国人民联盟。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一次大会期间，两位社会党人，《自由射手报》的领导成员雷翁·布特比安和让·鲁斯发起成立革命民主联盟。在《自由射手报》主编乔治·阿特曼和大卫·卢塞的推动下，联盟诞生了。布拉格共产党人夺取权力三天后，发起委员会就发出号召。[2]号召《资本主义民主的恶化、某些社会主义民主的缺点和瑕疵以及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反对著名的集团政治。革命民主联盟希望自己是“自由人的集体”，“赋予自由原则和人类尊严新的活力，并把它们与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结合到一起”。革命民主联盟的成员保留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或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活动的权利。宣言的结尾引用了圣-茹斯特的话：“在欧洲，幸福是一种新观念。”革命民主联盟的创建人创立的是一个具有多党派色彩的政党，包括除共产党外的全部左翼，但是没有核心。

第一届领导委员会有12个人，包括萨特、卢塞、保罗·弗雷斯、《精神》杂志的泰奥·贝尔纳和热拉尔·罗森塔尔、一些律师，以及几名记者，其中五名来自《自由射手报》：阿特曼、夏尔·龙萨克、让·费尔尼奥、贝尔纳·勒福尔、迪迪耶·利蒙。《自由射手报》是非共产主义的法国左翼的纽带，在该报的编辑部也有一些共产党人。革命民主联盟的领导在雷沃米尔街100号《自由射手报》的办公室开会，有时也在波拿巴大街42号萨特母亲芒茜夫人家他的办公室里开会，在领导集体中，无产者的数目比美好的设想还少。转到《费加罗报》工作的阿隆保持着批判的热情：“斯大林主义者留下的空位，革命民主联盟，从《自由射手报》到《现代》，都会尽力去占领。”[3]夏尔·龙萨克说了这样一句话：“和平要求一块没有集团的土地。”1948年5月10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卢塞在《战斗报》和《自由射手报》的支持下，含含糊糊地解释说革命民主联盟不是一个政党。但是“要求我们在3个月内有五千名党员”。革命民主联盟吸引的人没有超过两千。[4]加缪关注着联盟的发展，向《左翼》投了一篇文章。这家双月刊的口号是：“为了一次新的国际抵抗运动。”戴高乐主义活动分子中目光短浅的人攻击了革命民主联盟的一次会议。在《社会党的战斗》上，吉勒·马蒂内汇总了革命民主联盟简明扼要但是拼凑起来的常用的口号，也为那些不能“给迷失方向的劳动者信心”的知识分子们的幻想做了总结。[5]老共产主义者和抵抗运动成员马蒂内写道：“社会主义不会再重新考虑和让-保尔·萨特站在一起，而是会考虑反对他。”那几年，正面攻击萨特是需要勇气的。革命民主联盟没有吸引到工人阶级。它在中小资产阶级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中招募成员。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政权后，就与社会党人决裂了。现在，一些法国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断绝了关系，不过拒绝加入美国支持的西方集团。

1948年12月13日，在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革命民主联盟在右岸的普莱耶尔大厅召开了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法国爆发了几乎相当于起义的罢工，在阿莱斯动用了坦克。一个月中死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罢工的矿工，一个是被召来镇压闹事者的军人。罢工波及冶金行业和铁路部门。为了助新成立的共和国保安警察一臂之力，内阁部长、社会党人儒勒·莫克从德国召回了军队。他怀疑法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而挑起社会动乱。外交方面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在中国，毛泽东的军队向南京和上海挺进。在柏林，苏联对位于原帝国首都占领区连接美英法的空中走廊的威胁进一步加重。[6]一些人担心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革命民主联盟的队伍中，有人寻求一种能够在两大集团之间建立联盟的政治方案。革命民主联盟的几个委员会曾支持法国罢工者。罢工者及其工会却不支持革命民主联盟。有将近四千人参加了普莱耶尔会议。[7]主席台上的桌签让人联想起文学杂志的书目：代表美国的是理查德·赖特，他凭《土生子》一书而闻名；代表德国的是泰奥多尔·普利维耶，《斯大林格勒》的作者；代表意大利的是卡尔罗·勒韦，他的《基督在埃伯利停住了脚步》获得很大成功。法方的名人有萨特、布勒东和加缪，他们沿袭法国的传统，是一些像伏尔泰、雨果、左拉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都是战前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成员——但是没有马尔罗，也没有阿拉贡。

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没有严肃对待革命民主联盟，也不重视会议的口号“为了精神国际”。在第三国际面前，精神国际的分量就不那么重了，甚至不如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演讲人动摇了所有与会者的想法。幻想破灭的老共产党人赖特说美国和苏联都放弃了代表人类自由的意愿，牺牲了人道精神。布勒东认为，现有的政党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

加缪——出席了会议，因为应他的请求，莫里斯·梅洛-庞蒂被剔除了——显得很消沉，他宣称：“最好弄错了，以为自己有理由站在公墓藏骸所前，其实却并没有杀人。”他赢得了掌声。他抛出一句难懂的话：“世界已经处在不幸中，……审讯者坐在了部长的椅子上。”每个人都可以决定在哪里安放最多流血的椅子。在克里姆林宫，在白宫，在香榭丽舍还是在内政部？写了《不作牺牲品，也不作刽子手》的加缪是最早想要建立一个没有国家主权的世界的人之一。萨特强调了欧洲的重要性：“这里的人都是对欧洲有信心的人。……只有欧洲大众团结，这个联合体才能开始。”萨特看不起那些说得太多的作家。[8]他和加缪都不是大演说家，却征服了听众。布勒东、萨特和加缪对自己对大众的影响力没有任何奢望。此外，革命民主联盟中存在分歧。卢塞倾向与某些美国人合作。除此以外后来他还从美国工会得到资金，这促使萨特离开革命民主联盟。

加缪疏远了支持萨特的人，也逐渐放弃了萨特派主张美苏以武力对抗的想法。维护加里·戴维斯让他觉得更舒服。这位前战斗飞行员撕毁了他的美国护照，逃到联合国的暂时驻地夏约宫，并自称“世界公民”。1948年9月，他发起世界公民运动。法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很好的“话题”。戴维斯在公众中的名声比革命民主联盟更大。为了保护这位无国籍者并支持他的行为，法国知识分子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领头的是赖特、加缪、布勒东、维尔科、格诺、波朗、穆尼耶和皮埃尔神父。萨特看不起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世界主义和福音主义，没有参加。存在主义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然而萨特宣称准备好与戴维斯对话。加缪和革命民主联盟的作家以及世界公民们认为应该为反对冷战和集团政治而斗争。革命民主联盟？一种手段。加里·戴维斯？一个象征。在《费加罗报》，一位举足轻重的社论撰稿人莫里亚克，表达了他的疑虑。《世界报》报道了此事。为了发起一场运动必须有冲劲：革命民主联盟于普莱耶尔大厅举行大会前不到一个月，[9]这位世界公民走上联合国的公共演讲台，并即兴发表了演说。警察把他抓了起来。布勒东、加缪和龙萨克到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请求释放他，加缪被人认了出来，布勒东没有。副秘书长接待了他们：“你们知道，如果不管谁都来发表演说会怎么样。”在普罗卡得罗广场，加缪将记者领到一个啤酒店里，临时举行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随后，加缪和布勒东、波朗、维尔科、阿特曼、卢塞、皮埃尔神父一起参加了在维路特罗姆举行的支持戴维斯的冬季会议。萨特拒绝参加。戴维斯进入了会场。他模仿基督，张开双臂，掌声不断。加缪认为联合国陷入了困境，一个世界政府是值得期待的。

戴维斯事件具有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色彩，布勒东被撕毁护照的戴维斯吸引住了：“刚开始只有几个人——都是《卡利班》的朋友——承认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具有那些伟大行为的特征，单纯而又令人赞叹。”[10]除了这个非理性的举动，布勒东又补充道：“应该帮助戴维斯，因为核战争迫在眉睫。……希望人们不会对我们说目前我们不可能让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戴维斯还希望出售可笑的世界公民护照，加缪很快就对他不感兴趣了。加缪不像萨特那样认为这种举动非常幼稚，加缪不鼓动任何人撕毁护照并在私下里解释：“我不相信加入加里·戴维斯的运动是避免鼠疫重来的唯一办法，不过我相信那些同时拒绝独裁和鼠疫的人如果处在医治鼠疫的医生的处境下，会得到辩护。他们没有一种能够战胜一切的疫苗。他们用边缘手段日复一日地战斗。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认为（与我的想法相反）更有效的新方法最后会被找到。”[11]

革命民主联盟在它身后留下了一块儿大骨头，即欧洲对美国的看法，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认为欧洲联邦应该计划建立针对苏联的防御体系。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与美国达成军事联盟。一些人和平主义者则不同意成立一个拥有军事力量的欧洲联邦政府：这是中立主义者的说法，遭到《世界报》的调侃。与萨特一样，加缪疏远了革命民主联盟，该组织由于缺少可以实现的计划、资金和大众的支持，解散了。[12]

在政治上，加缪退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所有的活动。他在寻找别的、能更快看得见结果的途径。在美国，他的朋友吉亚罗蒙特、西德尼·胡克、卡普兰、玛丽·马卡尔迪、尼古拉·纳博科夫、戴尔莫尔·斯克沃兹、尼克洛·杜希都参加了由美-欧集团发起的计划。为了和平，加缪下了赌注，协助建立嫡属非共产主义的革命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国际联络小组。加缪对两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揭露：“第一种，斯大林的技术至上论似乎是最具轰动效应的，因为它是最新出现的，也因为它不会让步，会牺牲今天欧洲的大众和明天亚洲的大众。它也是最暴力的，……急于有效对抗更先进的美国的技术至上论，的确，（后者）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技术至上论已经在那个国家获得成功。美国的技术至上论没有极权制度那么粗暴，但是比极权制度更无所不包，更具有渗透力和诱惑力，因为它知道怎样通过电影、报纸、广播等，花最少的力气不断号召，使自己为人喜爱，成为人们心理上不可或缺的东西。”加缪为两种行动模式下了定义：“1．一种具体的国际友谊，通过物质互助来表现，……尤其是针对那些极权制度的受害者。每个集团的规则都将是自助，……我们不会模仿厚颜无耻地乞求美国的帮助，但不认为一定要心存感激的欧洲国家的政府。2．建立一个情报部门，在这个机构里，我们的分歧可能会发生冲突，我们会尽力收集真实的情报，让欧洲人知道美国对手的行动，并对美国的舆论造成影响，把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区别开来。……我们说明条件的这种尝试现在是唯一可以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的。但条件是我们要接受它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应该不会墨守成规。这并不是要增加世人的仇恨，不是要在两种技术至上论中作出选择，尽管我们知道它们中的一个稍微不那么坏。”这是一个有限制条件但雄心勃勃的计划。

罗歇·拉佩尔和吉尔贝·瓦吕撒斯基邀请以下这些人参加1948年1月4日18：30在大学街78号召开的会议：加缪、亨利埃特·皮翁、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尼古拉·拉扎雷维克、吉尔贝·西戈、阿贝尔·托马、玛尔特·梅西耶、德尼斯·维尔姆塞、吉尔贝·萨洛蒙、夏尔·科尔迪耶、罗贝尔·若索和皮埃尔·莫纳特。[13]与其他主张直接行动的工联主义者一样，最后这位并不把马克思早年或晚年的著作视为不可超越的《圣经》。职业是校对员的莫纳特重读过《存在与虚无》以及《误会》的初印稿。《无产阶级革命》起初由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出身的罗贝尔·洛宗资助，有五千位读者和大约一千三百位订户，报社的部分活动分子反斯大林主义、反资本主义。在莫纳特看来，支持萨特的人“是被俄罗斯这盏灯吸引来的飞蛾，都是傻瓜”。[14]罗斯迈尔既是法国人又是美国人——因此他可以去美国而不需要签证。为了帮助斯大林主义和佛朗哥主义的受害者，与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相比，加缪更倾向极端自由主义者罗歇·拉佩尔、皮埃尔·莫纳特、莫里斯·尚贝朗、达尼埃尔·马蒂内。第一目标是获得证件：劳动部劳动力处的头儿，加缪的朋友若索有能力。这位至交曾拒绝被任命为省长。他还为西班牙共和党人以及东欧或非洲极权政府的受害者找工作或住处。加缪起草的计划发表在第一份公报上，国际联络小组抛弃了亲共产主义、亲资本主义、中立主义等意识形态，但没放弃自己的理念：“国际联络小组打算从上层划定不是由意识形态的抽象关系，而是由其他东西联合在一起的人类团体的界限。”[15]加缪对中立主义提出质疑：主要的敌人在东方。[16]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在法国大选中都获得了超过25％的选票：“当法国和意大利四分之一的选民将选票投向敌人，不管是否重新武装起来，我们都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加缪非常羡慕英国没有共产党。

与那些高谈阔论的会议相比，加缪更喜欢自由主义者举办的会议上的友好气氛。他使用了从战前他就没有再用过的一个词来称呼他的新朋友。他对罗斯迈尔说：“我亲爱的‘同志’（笔者想强调这个词），……吉亚罗蒙特和我以前认为应该稍微修改我们美国朋友的方案，使国际联络小组成为真正国际性的组织，并发展（互助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政治的）消极因素。”[17]

加缪知道，在西方国家，即使拥有最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建立一个没有纲领、在议会没有代表、没有社会基础或社会职业基础、没有资金的政党。与萨特一样，他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成果——选举、政党和新闻自由——可以被忽略。他不认为人们可以打着维护“真正的”自由的旗号而放弃“形式上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的宪法保证，集体经济将有可能吞噬所有的个人创造力和个人表达。”[18]和萨特不同，加缪开始考虑非暴力。甘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研究过……非暴力的理论，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例子表明非暴力理论是一种值得宣传的真理。但是需要一种我不具备的伟大情操。”[19]

加缪看到法国的一些工人群众被法共欺骗：工人被那些似乎在替劳动者说话但又不了解苏联历史的基层活动分子所吸引是很自然的。他们需要相信在那里不存在专制。加缪讨厌说这番话的人：“工人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待在他们的工厂里——领导阶级和精英都在那里——，艺术家可以经常出入他们的沙龙。”[20]加缪坚称：“我也不相信群众的伟大行动真的会有效果。”[21]革命民主联盟没有发动群众。加缪泄气的原因既是出于主观又有客观的一面：“教育，定义，退出——在必要的时候——这是我认为比什么都要强的目标。”

不过，团结必定战胜孤独。朋友们和同志们在哪儿？加缪总是满怀柔情地怀念书上描写的那种附属法国总工会，但又表现出自身独立性的工会中的工人们。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能够会面的地方并不多。加缪与工人力量协会或国家教育联盟的活动分子保持着一些联系，他区分了工人运动的两种潮流。一种是集中制的、社会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的，已经在苏联和在自称人民民主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另一种存在于革命社会主义者中，是蒲鲁东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加缪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工运中心主义作家。他认为，人民是不读书的。加缪心里对社会党人还有希望，憎恨“金钱社会”。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因为革命社会有缺陷才得以维持。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党对他有吸引力，他们勾画出第三种社会主义形式的草图：瑞士和英国都实行工会自治。加缪接受生产资料和分配方式集体化假定的优势，并寻找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另一种社会。他没有对阶级斗争明确表态。对他而言，政治不仅组织城市、国家、世界；政治还表明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加缪很特别：他不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他告诉自己一个人应该怀着荣誉感——混合了坦率、真诚、前后一致——做事。加缪在一张活页纸上写道：

“高贵要求荣誉感。人要求高贵。

荣誉是一种生活作风。……荣誉有几方面。

维尼看得很清楚，对于没有上帝的人类而言，荣誉是唯一可能的道德。人类的理由并不总是能站得住脚。代替理由的是站得住的人。

……没有人，人类什么也不是。

所以说一种脱离荣誉的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参看西班牙的极端自由主义运动）。”[22]

加缪发现了一些高贵的、令人尊敬的人，他们有值得人们效法的生活作风，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希望，他们比革命民主联盟的知识分子给加缪留下更深的印象。他经常称这些人为“亲爱的同志”。他把专门留给朋友的私人号码给他们：“巴比伦1293……，对你们，每天早上我都在家……”[23]

不过，他的革命同志罗斯迈尔、拉扎雷维克、莫纳特，没有他那样的担心。为创建一个可接受的社会，加缪满怀信心地与他们一起前行。同样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以反抗为主题写了一出戏剧和一部随笔。尼古拉·伊瓦诺维克·拉扎雷维克为他收集19世纪俄国恐怖分子的资料。1948年拉扎雷维克53岁，他出生于比利时，会讲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他是个大高个儿，穿着黑色皮衣或丝绒西服，留着大胡子，平头，头发灰白，他一直只做一份工作——不是职业活动分子、干部或在某机构领工资的人。他曾当过电工、建筑工人、印刷厂的校对员……他是个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拍打胸脯，他在组织瓦解的混乱中施展独断专横的才干，在左翼和右翼中排除异己。拉扎雷维克的妻子伊达·迪特·梅特是医学博士，化工厂的技术翻译，拉扎雷维克有妻子作为助手，这让加缪很惊讶。加缪渴望见到那些正经历他未曾经历的考验的活动分子，对这个帮助他保持与右翼距离的革命人的世界，他了解不多。拉扎雷维克就代表工人运动的历史。[24]他结识了西蒙娜·韦伊（加缪曾发现这个人的作品）。后来韦伊和路易·弗亚德一起出版了《你可以杀死这个人，俄国革命生活场景》。拉扎雷维克是个纯洁的人、正直的人，是加缪的兄长、政治上的新父亲。他揭露了共产党，还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民主社会党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右翼政党。[25]拉扎雷维克简直是一位小说或戏剧中的英雄。

加缪与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更加意气相投。罗斯迈尔身材矮小、引人注目、说话时用词准确、为人正直而坚定，他拒绝让步和妥协。他是托洛茨基遗嘱的执行者。虽然他既不知情也不愿意，但他要为谋杀承担部分责任。[26]他曾经负责《人道报》国际版，在莫斯科生活过。他与莫纳特或尚贝朗这些革命工联主义者走得很近，教育并支持加缪。罗斯迈尔、莫纳特和鲍里斯·苏瓦利纳曾反对过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因为是少数派，又被共产国际否定，他们从《人道报》辞职了。这些“工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从来不是野心家或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人。他们的信仰总是高于利益。孩子们在加缪的友谊中也起了作用：他家的双胞胎爱到罗斯迈尔家去，在郊外游玩，而且弗朗西娜与他们相处融洽——比与萨特家处得好得多。当加缪家出现家庭危机时，罗斯迈尔的妻子站在弗朗西娜一边。

出于对这些负重战斗了30年的革命者的欣赏，加缪为他们的回忆录写序言并为他们寻找出版商。如果伽利马不愿意，加缪就会帮他的朋友们去叙利旺出版社那里碰碰运气。“罗斯迈尔，在无比艰难的时刻，都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与最终导致个人被奴役的绝望和容忍他人被奴役的气馁都保持相同的距离。……他没有否认过任何他一直相信的事情。”[27]1914年，罗斯迈尔拒绝“第二国际的出尔反尔”：加缪没有忘记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曾是民族主义者、好战分子，要为一些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罗斯迈尔象征革命的希望。与1948年数以千计的法国左翼一样，加缪对“列宁去世前”的俄国革命抱有幻觉：世界几乎将重新开始的伟大时刻，历史从帝国的灭亡开始。甚至在世界另一端，一直被压迫的人们当时都以为自己将被解放，将触摸到利伯克馁科所说的“天堂之门”。加缪对苏维埃也有一样的浪漫想象。他没有深入研究过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理论——左翼的异端邪说。他说：“日复一日，罗斯迈尔不带任何浪漫主义，用他的方式证明了这个时代。”加缪写道：“虽然各个委员会和各种大会的工作毫无成效，但革命也能在会议中形成。”在罗斯迈尔这样一些人的影响下，他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列宁，就像他在1940年离开斯大林一样。当罗斯迈尔还在莫斯科时，出现了一个小册子，这个正直的人“只简单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列宁的这本小册子带有另外一种疾病的萌芽，这种病将在武装不如列宁的活动分子那里造成灾害，它的名字叫作策略”。在给罗斯迈尔写的序言中，加缪显得犹豫，重新用“以策略或者手段的名义”代替了以上最后几个词。[28]

他的革命朋友将苏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告诉他。罗斯迈尔以“有分寸但坚决的语气”做出谴责。加缪欣赏他的分寸。罗斯迈尔参加过俄国革命，而且“也看得出它的腐化”。革命——加缪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的失败并不能判整个革命行动的死刑。他说：“困难在于……目睹革命误入歧途，但不丧失革命是必须的这个信念。”加缪拒绝右翼，不同意批评革命误入歧途：“为了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不应该做那种辱骂革命并急于看到革命‘流产’的人。”在作家看来，在传统政治缺席的时候，欧洲的左翼必须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因为他继承了一种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而是因为他以他的疯狂举动使资产阶级社会得到加强”。加缪进一步批判这种社会：“劳动者解放的那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荒诞的诉讼，其中，有一个女人将她的孩子送上法庭，目的是为了压倒他们的父亲，并要求对他处以极刑，这一天，商人阶级（刚开始，他写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私和怯懦可能被忘记了。”加缪也相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神话：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才能实现理想中的社会。

在革命战友之间——不是在法共——，我们可以表达不同意见。加缪并不总是追随罗斯迈尔：“比如说，由于参与了他所谈到的那个时代的活动，他就为所有的事辩护，甚至喀琅施塔得叛乱。”(1)加缪站在孟什维克一方：“我的第一个举动是同意它低估了布尔什维克解散制宪议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不管对这一举动如何辩护，它是专制——因为用来对付直到当时还一直是合法的过去的压迫者——可以转过头来反对革命者的一个明显标志。”他们之间，言论完全自由，反对任何霸权思想。

与这些同志在一起，加缪认清了10年的政治生活，他用了表示庄重的“我们”一词：“战争和抵抗运动除了与它们自己，以及也许还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以外，没有教会我们任何东西。它们已经足以使我们明白专制的卑鄙是罪恶中最坏的一个。”加缪没有选择“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共产主义阵营”，但明确了他要与专制的卑鄙作斗争的“绝不退缩的决心”。他诚实地、清楚地、坦率地说：“对于剩下的所有人而言，我们走在黑暗中。”罗斯迈尔们没有跑去拯救胜利，他们“拒绝侮辱也拒绝背叛”。加缪相信社会党人重生的机会甚微，他倾向占少数的革命左翼：“是的，我们的战友，我们的长兄是那些嘲笑自己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势力，而且表面上显得很孤独。但其实他们并非如此。……只有奴役才是孤独的，哪怕奴役张开一千张嘴来为势力叫好也是如此。”对于那些被斯大林主义的强大和他的无产阶级骗人把戏所迷惑的人而言也一样。

在加缪看来，罗斯迈尔坚持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又没有牺牲自由。加缪关注这些正直的活动分子，他们不会迎合资产阶级社会、文学社会、巴黎社会的习惯。不过作家不接受他的极端自由主义朋友或无政府主义朋友的过错。保罗·拉西尼耶不谨慎地在言辞上对犹太人有所冒犯。加缪严厉批评他：“极端自由精神不可能允许对反犹太主义有丝毫宽容，它也不自我否定。”[29]加缪总是随时帮助那些非共产主义的被孤立的左翼人士——都是特立独行的人：他支持路易·勒库安，勒库安为那些以道德信仰为由拒绝服兵役的人辩护。在勒库安制造的混乱中，加缪理解了和平主义。1939年9月，勒库安出版了一本宣传小册子《即时的和平》。勒库安也得到过与德国人合作的报纸《我无处不在》的保护。这有什么关系呢！勒库安为自己的基本信念——不佩戴武器的权利，拒绝屠杀——在集中营和监狱中付出了代价。他为梦想服务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加缪。他也很欣赏《极端自由世界》编委会成员、“和平的自由力量”的宣传秘书、后来因为粘贴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尖锐煽动性海报而被起诉的莫里斯·莱藏。

加缪坚持远离1949年1月的克拉夫冈寇诉讼案。维克多·克拉夫冈寇过去是驻华盛顿的苏联使团成员，后来投奔了西方，克拉夫冈寇在与阿拉贡领导的秘密共产主义周刊《法兰西文学》的诉讼中胜诉。在他抄袭别人写成的自传《我选择了自由》中，他揭露了斯大林的专政。共产党人指责他反共产主义和撒谎。两位记者安德烈·维尔姆塞和克洛德·摩根被判罚15万法郎。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持保留态度——克拉夫冈寇显得不诚实，并且尽管有证据，非共产主义左翼也不愿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恐怖。知识界也有冷战。加缪也不同意克拉夫冈寇，这个“斯大林制度的利用者（profiteur）［后来作者又写成：受益者（bénéficiaire）］”，没有批判斯大林专政的权利。罗斯迈尔和他那样的人才配拥有这项特权。

西班牙一直是加缪关注的地方。除了阿尔及利亚，他不迷恋任何别的国家。他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一点一点地了解了他的曾祖父母，玛尔伽里达·居尔萨克·堂赛拉和米凯尔·萨戴斯，他们在米诺尔克的最西端结婚。加缪的外祖母卡特琳娜·玛丽·科尔多纳生于1857年，1948年他发现他的外祖母出生于马翁附近的一个名叫赛-路易的村庄。加缪打算研究家谱。他艰难地辨认西班牙语。1948年，他写了《戒严》，他特意把将这部剧安排发生在西班牙。他的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也来自堂·吉克特家族。他认为，西班牙象征伟大和夸张。他参加了在互助会大厅、知识分子协会、普莱耶尔和瓦格拉姆大厅举行的一些会议，抗议战后同盟国制定的西班牙不解放政策（一种新的不干涉主义）。加缪反对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不认同美国国务院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个原则很短视：佛朗哥西班牙分子不会太坏。[30]在《鼠疫》的作者眼中，“（在西班牙）维持一种专制制度意味着迟早共产主义力量将得到加强”。流亡中的共和政府是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府。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加缪都这样说。[31]他在十来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有时是与若索、沙尔、吉尤、西戈、布洛克-米歇尔一起。他甚至亲自将一份请愿书交给西班牙大使馆，以抗议判处昂里什·马可斯·纳达尔死刑。[32]他给秘密发行的持反对态度的报纸和杂志写稿，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全国劳工联盟的报纸《工人团结》。

自从正式获得抵抗勋章后，加缪就像萨特一样，拒绝所有的勋章，然而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他接受了西班牙解放“骑士”称号。他前往在福煦大街35号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官方驻地。不真实的场面：在共和国总统迭戈·马蒂内·巴里奥阁下面前，人们宣读了奖状，出席仪式的还有大法官、司法部部长费尔南多·瓦勒拉、法官迪奥尼西奥·特雷和早已解散的议会的议员、代表加泰罗尼亚区的马蒂内·莫雷诺。受封后，加缪对授予他的荣誉表示感谢。[33]1949年，佛朗哥西班牙主义似乎很稳固，差不多会永远存在下去。没有人想到它后来会崩溃。加缪想，应该毫不懈怠地做出证明，就好像佛朗哥主义即将被击垮。

他一再说除了一个一气呵成的演讲稿的草稿——改动四处、划掉一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更好地表达他对第二祖国西班牙的感情。在这篇演讲稿中[34]，他从私人历史讲到政治传闻，不停地问自己：“西班牙？我想我再不能说它什么了。1938年，和我同龄的、流着相同血液的人已经共同经历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反抗和失望。”这位抵抗运动中的记者曾有这样的幻想：“1944年，我们已经共同感受到它的巨大希望，我尽我所能为它鼓与呼。既然我们遭受过同样的失败，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取得同样的胜利。然而，显然我的这一想法是不理性的。”演讲稿的节奏加强了：“我们白说了，今天，对任何人而言，胜利依然没有到来，因为在西班牙没有正义。”演讲人精心修饰他的语言：“正义就像民主，要么完整，要么没有。当我的那些最令人自豪的朋友仍在西班牙监狱时，谁敢对我说我是自由的？”

加缪最亲近的同伴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甚至在对西班牙人演讲时呼唤：“西班牙的同志们（笔者强调的），我们现在知道世界是可耻的。”他感到激动：“你们曾经认为你们是榜样，但你们只是赌注。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对你们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嘲讽。流血、战争、流放、狂热，所有这一切目前都是徒劳。”演讲人加缪使自己与道德、诗歌和西方世界的消极政策保持同样的距离。他提起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反现实主义：“当我们只有正义、高尚和权利时，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现实主义，就是美国和苏联的“实用政治”：“今天现实主义者统治着世界，他们相互攻击。你们曾相信你们的土地是塞万提斯、卡德龙、马查多（再读的时候加缪又加上了：圭亚）的土地。”他接着说：“有人每天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主义者眼中你们的土地是墨丘利(2)的土地，只有几个让活动分子感兴趣的避难所。”加缪用战抖的声音想象未来：“不过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不再计算大炮的数目，不再估量破坏的程度，文明将愿意重返精神的源头并重新找到生活的艺术。那一刻，真理的时刻，将（加缪重读的时候，从严谨和修辞的角度考虑，加上了：首先而且特别）是属于西班牙，最后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的时刻。”他又用回了第一人称：“那一天，而且是八年来第一次，耻辱和痛苦的巨石将被挪走，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那一天我们的自由将是你们的，就像今天你们的痛苦沉默也是我们的一样。”

除了政治、道德、文学的理由之外，加缪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与那些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一起为西班牙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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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1年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叛乱，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停止关押入集中营、改变苏联战争政策、停止共产党对苏维埃的控制以及允许更多的私人财产。苏联战争部长和苏联红军总指挥托洛茨基与叛乱者短期谈判后派军进入喀琅施塔得血腥镇压了叛乱。——译注

(2) 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之神，众神的使者。——译注

34．“独一无二的女人”

那些经常见到加缪夫妇的人（雅尼娜、米歇尔、罗贝尔·伽利马），发现阿尔贝对弗朗西娜所怀有的显然是一种兄弟般的温情，他时而对她心怀怜悯，时而又烦躁不安，让她感到难过。而弗朗西娜的魅力、善良、羞怯、庄重的轻声细语都让他感动。有些时候，她似乎总是拿不定主意，无论是选择一张唱片还是选择度假地点。当他们有一个午餐约会时，加缪就会来叫她，担心她为了选择穿哪双鞋而耽误时间。他跟人解释说：“况且，我们要见的人是伊夫林·沃格，所以我会提醒她那位作家是个男人。”

弗朗西娜经常从事音乐活动，与一些教师一道工作。她在伽利马出版社待了六个月，供职于外国版权部门。然而自从她的母亲费尔南德·弗尔一到巴黎，家里的局面就变得更加紧张了。

“我不知道自己竟然娶了四个女人。”加缪怒气冲冲地说。

弗朗西娜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为了保护她，把她和丈夫分隔开来：他总能在家里发现这几个女人。弗朗西娜任凭费尔南德和克里丝蒂安娜摆布，克里丝蒂安娜的性情不像母亲那么粗暴，具备一种更为宽容的幽默感。弗尔太太拥有贤慧寡妇的美德，说话办事直来直去，她对家人尽心尽力，有时候表现出占有欲，把儿孙都叫作“我的小女儿”、“我亲爱的双胞胎”。克里丝蒂安娜更有耐心，会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影响，因为弗尔家没有父亲和兄弟。加缪与费尔南德和苏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克里丝蒂安娜偷偷拿走他的内裤时，他会觉得很好玩。对于母亲和姐姐而言，弗朗西娜是她们托付给这个男人的一件珍宝，虽然这个男人现在有了一份固定职业，并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女人们要计较的事情更多，何况这一家人又是从原来的独栋房子搬进了公寓！弗朗西娜的抑郁症发作过几次。加缪对扮演丈夫这个角色感到不自在，觉得岳母家的人时而沉默，时而敌对。弗朗西娜从不抱怨，也从不扮演忧郁的为爱发狂的女人，可她一直痛苦地爱着丈夫。

他养家糊口——房租、煤气、电、社会保险费、补偿金、税。当他在美国时，弗朗西娜没有填写收入申报单。加缪想要自由却接受承担做家庭中父亲的责任。最主要的是，弗朗西娜是孩子们的母亲。即使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会照看他们。他从没说过他愿意做父亲，想和一位妻子还有几个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甚至还不如和一个部落一起生活呢。[1]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怒火。由于不断生病，他不能像弗朗西娜一样照顾1948年时三岁的双胞胎。

令他感觉自由的家庭，是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的家。这两位伽利马，还有表弟罗贝尔，越来越成为阿尔贝喜爱的人。1952年，罗贝尔与雅尼娜的妹妹勒尼结婚。[2]加缪帮助罗贝尔发现了文学，当罗贝尔说：

“我玩过橄榄球。”

加缪回答：

“我玩过足球。”

此时，他们会很高兴。

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格言是：文学、家族通婚、友爱，但有时，这家人像亚特里德斯家族的人。(1)米歇尔对加斯东的儿子克洛德没有半点好感。加缪被米歇尔和雅尼娜收留，顺理成章做了安娜的叔叔（雅尼娜和皮埃尔的女儿）。米歇尔非常喜欢小孩子，给加缪的双胞胎买了好多礼物。他们的父亲提出了异议，但任他这么做了。他对雅尼娜和米歇尔谈论他的所有的问题。雅尼娜很漂亮，嗓音甜美，爱用舌头舔头发，在轻浮随便的外表下，雅尼娜是块岩石。她崇拜加缪，真诚地赞美他。她记住了《卡利古拉》或《误会》中的台词，并背出来。

“可是，雅尼娜，毕竟……”阿尔贝特别高兴地说。

加缪希望他爱的人就像爱他这个人一样爱他的书。他敏感，疑虑，需要别人让他安下心来。

米歇尔是加斯东·伽利马长期以来偏爱的人，并且被认为是出版社的继承人。米歇尔长着红棕色头发，面色苍白，眼睛有点斜视，有一种自然的高贵气质，谦逊但易怒，他崇拜友谊，有时有点儿过激。加缪从不抱怨他。米歇尔讲究排场，喜欢周六在圣佩尔街和圣托马-达坎街之间的圣日尔曼饭店组织晚宴。他像需要照顾的病人一样爱嫉妒，希望他的人随时都在身边等待召唤，雅尼娜最好随叫随到。米歇尔爱花钱，喜欢好车，爱租游艇出游，阿尔贝总爱捉弄他。米歇尔是巴黎圈子中的一员，但不是典型的巴黎圈中人。他不批评加缪。雅尼娜、米歇尔，或罗贝尔不会背叛他，加缪对自己说。他们不但了解而且（几乎）接受他的一切。和他的伽利马在一起，加缪很容易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话。有一个令人讨厌的聚会迟迟没有结束，阿尔贝开玩笑地说：

“那么，我脱衣服了？”

阿尔贝去看望由雅尼娜陪同住在瑞士莱塞结核病疗养院的米歇尔，他对专注而有魅力的肺科医生勒内·莱曼很有好感。莱曼后来治好了米歇尔的病。阿尔贝返回巴黎后，给两位他爱的人“亲爱的乌尔比和奥尔比”写信。[3]“只要想到我把你们托付给这位和蔼可亲的朋友（莱曼），我的遗憾、我的失望和我精神上的被遗弃感就有点儿松动了。”加缪讲述他的“一次旅行，旅伴是个难看的老头儿。个子矮小，扇风耳朵红得就像他戴在钮扣上的骑士勋章的玫瑰花徽标，帕芒蒂埃(2)似的鼻子上布满了黑亮的粉刺，秃顶，下面有一圈头发，这个人打开了卧铺车厢的门。

对话：

他：先生，我是您的旅伴。

我：哦！

安顿好之后，因为在卧铺里只能躺着或站着，我不得不脱下衣服躺在上铺阅读巴列·因克兰的《奇异之爱》。从这里开始，我使用现在时。过了一会儿，难看的老头也躺下了，我熄灭了车厢的顶灯，两个人都在枕头灯下想事情。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时我听到下铺传来稀里哗啦的声音，过后是细细的水流声，断断续续，一滴一滴的。我非常惊奇，偷偷睁开一只眼睛。（我敢说）这个人打着瞌睡尿尿，几秒钟后，所有的水喷射而出，水流变得很急。我有点窒息，心想这个混蛋本该将他那一身肥肉挪到旁边门后的厕所里去的。我非常生气，转向另一侧，重新沉浸到西班牙诗歌中去。睡意袭来，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稀里哗啦声又来了，接着是水流声、急流声。简单点说，四次尝试入睡都被这可恶的家伙失禁的小便给破坏了。

到巴黎的时候，他居然礼貌地问我是不是睡得很好。”

当加缪一个人的时候，他时而喜欢时而讨厌地铁里的通道，他爱空腹抽雪茄，房间空空荡荡，没有佣人，邮件成堆，接苏珊娜·拉比什——她结婚后改姓阿涅利——的电话，在里普餐馆吃午饭，在伽利马出版社上班：“我刚刚见到一个举止优雅的人要用成堆的金子购买《鼠疫》的电影版权，可赚钱并不使我感兴趣，因为它（原文如此）不是对我的出版商有利，就是对我的收税官有利。……我恢复了对我来说更自然的有节制的生活，并因此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衡。最后，我觉得我在那里（在莱塞）很好，但是，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已经失去的。”

不久以后，加缪和弗朗西娜去阿尔及利亚，并路过阿尔及尔。每年他都要看望母亲三四次。还是在莱塞，他给米歇尔和雅尼娜写信[4]：“亲爱的卡瓦利耶拉和卢斯蒂卡纳，……因为幽闭恐惧症，我在飞机上有轻微昏迷。不过我着陆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慢慢品味这次与弗朗西娜同行的旅行。加缪重新找回了他的幸福时光——失去的天堂——，并把过去甜美的回忆放到当下：“我们已经找回我们原来喜爱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幸福有影响。”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在阿尔及尔与奥兰之间冷清的海滨游泳。“当我们在阳光下晒成棕色时，我的电光蓝西服三件套被人偷走了，弗朗西娜把她的非洲蜥蜴皮手提包也留给了敌人，里面有一个墨西哥手镯、她的美式雨衣和格子短裙。我们甚至见到了宪兵，不是因为我们出现幻觉，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份证丢了，宪兵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最后我们差点儿进牢房……”

米歇尔讲了他的烦恼。加缪鼓励他：“……伟大的圣米歇尔，……我没有心思看你的来信里满篇不可思议的蠢事。我回想了一下你抱怨的那么多病：肺结核、不育症、很可能阳痿、坐骨神经痛和痔疮、梅毒和前列腺炎。这一连串使你如此忧郁的词，请原谅，却让我疯狂大笑。可是应该承认这令人喷饭。”一个肺结核病人对另一个肺结核病人说：“要想知道什么办法能解决你对医学和形而上学的失望，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来问我。我只承认目前你的病很严重。但看上去状况不糟，而且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危险程度将更轻。”对朋友，笑是加缪的武器之一：“我甚至不会同情疾病夺走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很清楚你从不珍惜它从你那里剥夺的那些东西。至于别的失去的东西，虽然是暂时的，但我知道这让人很痛苦，不过我的心与你在一起，这是真的。……歌德说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能希望。简单说来，这意味着要处理好一切，只要做一个笨蛋就可以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而且显然，一个共和国总统可以承受的病痛对于一个很敏感的人来说却很痛苦。”阿尔贝和米歇尔的默契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如果我可以说出心里的话，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害怕地想，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这种恐惧说明我这个人身上的许多东西。可这毕竟都不是好东西。我想现在我正在逐步培养一种更值得人尊敬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新人’即将出现，说人类会变得漠视死亡。当然，我不是在说我自己，不过我相信这个‘新人’将遇到现代人的敏感造成的所有痛苦。”

加缪还谈到他对疾病的体验和宗教体验：“即使你不相信宗教，即使上帝已经死亡（我的一个朋友说，上帝从背后被刺杀了），在宗教体验中仍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就像很短暂的体验中也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一样：这就是个人生活与幸福的联系其实很遥远。甚至连希腊人都懂得这一点，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和你提出的问题，最终是他们给出了答案：他们不否认神秘的事物，但是只相信一部分（这是基督教徒无法理解的深刻真理），就一点儿。因为这之中有一种平衡。每一种痛苦会有一种快乐——或是一种和它有关的伟大——作为补偿。毕竟，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可以证明一个人无罪（伊壁鸠鲁说死亡与我们无关）。当然，对生活的热爱不同于放荡酗酒和布基伍基，(3)或者每小时150公里的旅行。当一个人有才能时（虽然我没有毫不吝惜地恭维你，但必须承认你确实有），最终他总是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我曾经告诉你，有时我会清楚地想起某些接下来让我一直遗憾和怀念的时刻。其实，这都是内心的秘密，而内心的秘密是不可能有机巧的。”

15天后，他给被期待重返巴黎的“亲爱的兹戈和布斯(4)”[5]写信：“雅尼娜和米歇尔回来的消息在《新法兰西杂志》引起了一场充满欢乐的真正的骚动；一些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在平台上拥吻，到处都有香槟酒瓶塞蹦出来，这场欢乐以《新法兰西杂志》一贯的方式结束，你们也想得到的！我们开始为欢迎做准备：院子里有合唱团，奥古斯特（比托都）是乐队鼓手，专职画家负责‘执笔’，海军舰队司令加斯东（自从有这个制度以来就是如此）将给你们送上表示欢迎的亲吻。”不管是私人关系也好，还是在出版社，加缪都非常喜欢奥古斯特·比托都。“至于我们，这些真正的朋友、小人物、没有一官半职的人，在乒乓球房的破地毯上，我们分享大家的快乐，悄悄用手指尖抹去充满深情的真正的泪水。在被祝福的这天来临之前，为了增加出版社的资金，以保证近两年来我们给自己创造的快乐家园能永久存在，我们每个人积极地工作。”

弗朗西娜把加缪开玩笑说成“我们的两个副产品”的双胞胎留在了奥兰。他认为，在还没有写过的婚姻哲学中，“关于妻子的章节应该题为《绊脚石》，而关于孩子的则应该是《小绊脚石》”。在塞吉耶街，加缪一家住得很挤。弗朗西娜希望有几周完全空闲的时间来安排一家的生活并且另外再找一套公寓。“结果是，由于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安排一家人的生活，当前生活的临时状态可能要改变……，”加缪这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物资供应情况：我们缺少黄油、糖、肥皂和其他各种第一必需品；我的内衣连最基本的钮扣也没有；公寓（甚至也是临时的）被盲目地狂热地整理布置着，每天让我们的布列塔尼小女人忙得不可开交，她觉得把我的不朽作品和为了一个不起眼的奖项，《新法兰西杂志》强迫我读的你的那些平庸的稿件混在一起很好。”加缪似乎叹着气说：“对这个话题，我就不再展开了，不过我得说我开始感到失望，从弗朗西娜那儿，除了一些慷慨的计划，我不能得到其他东西。”

受联合王国法语学校的邀请，加缪与弗朗西娜一起去英国。[6]在爱丁堡，有几天他去拜访安妮和让·盖埃诺。加缪一直很欣赏老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这个鞋匠的儿子与像加缪这样单纯的人在一起时总觉得很舒服。他们回到法国后，加缪的朋友发现尽管他显得很疲劳，但他们的夫妻关系缓和了。

1948年6月18日，在圣日尔曼大街，加缪碰见了玛丽亚·卡萨雷斯，她已经是个非常出名的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了。[7]

“你去哪儿啊？”加缪问。

“去剧院，你呢？”

“我去纪德家。”

他俩的心都乱了。自从分开以后，他们又在这里或那里见过，但仅此而已。她有过一些艳遇。目前她是演员让·塞尔韦的伴侣，为了加缪，她离开了那位演员。但是为了孩子，加缪不愿离开弗朗西娜。

在西班牙，玛丽亚·卡萨雷斯使加缪牢牢地忠于她：一个女人往往既是一座近在咫尺、看得见的村庄，又是一个远在天涯、只能想象的地方。卡萨雷斯成为了加缪一生的牵挂。有时他会一天给她写两封信，常常很忧伤。他肯定地说，如果她走了，他将不愿意再笑。他嫉妒：她必须工作。“你应该去工作，可是要想着我。”任何男人都不能把手放在她身上。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等她的信。他焦虑不安，说自己疯了。玛丽亚希望他平静下来，保重身体，治好他的“流感”并防止复发。玛丽亚满足于活着、满足于爱，她在燃烧，但她感到遗憾他们不能一起外出。她对他说：“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时，要幸福。”阿尔贝温柔地谈起弗朗西娜。他尊重她，他对弗朗西娜怀有一种非常深沉、深情的友谊，对玛丽亚则是一种燃烧的激情。弗朗西娜完全知道加缪身上的二元性。她有勇气大度地接受——或者说差不多接受——这一点。1949年元旦，阿尔贝给玛丽亚的祝福是：“新年快乐，我的爱人，希望我们一年都在一起，我不会在远离你的地方死去。”[8]加缪几乎想对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或马多和罗贝尔·若索说：“我不适合婚姻。因为我觉得很难去爱。但是我爱了。就像我觉得写作很困难。但我写了。”

弗尔一家知道他与玛丽亚又有了私情。大家试图瞒着费尔南德，她很难接受巴黎的风气。克里丝蒂安娜在谈起玛丽亚的事时尽力安慰她的妹妹：

“弗朗西娜，没有那么严重，你不能要求阿尔贝与那些臭女人还有他的激情作战，这对他要求过高了。”

苏茜，另一位姐姐，不认为丈夫和妻子可以相互欺骗。弗朗西娜气得咬牙切齿。她无法想象不忠。她非常爱阿尔贝，他也应该珍爱她：他就在那儿，有私情，却不说离婚。有时他凌晨三点回家。干新闻允许作息时间不固定而且疯狂。哪怕加缪是在其他地方待了很长时间，他也会想着弗朗西娜，甚至在梦里。因为他梦见她，梦见她的帮助，他在手记中写道：“他被带到断头台，还有一个名叫薇拉的女人。弗朗西娜来见他，并给了他一把手枪。他对她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9]

弗朗西娜与玛丽亚或海狸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海狸将萨特的激情和心血来潮理论化，并作为自己的理论，有时她本人也会做点可疑的实践。弗朗西娜的紧张感是很严重的、克制的、默不作声的。这种情况从来就不容易，可是她没有坚强的神经。她的外祖母曾经几次神经衰弱。弗尔家的人拒绝悲剧、情节剧和舞台。他们不是地中海人。然而弗朗西娜不能像萨拉·厄特利一样从被欺骗中找到乐趣。加缪的一些朋友虽然希望挽回他的名誉，但其实不像这些人想的那么简单，她并不是一个阻止一个特殊的男人过完整生活的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弗朗西娜看起来温柔，但并非没有棱角。她对阿尔贝说：“我是一个被扭曲的人。我只能通过忍受痛苦的能力来知道爱的能力。在痛苦之前，我不知道这些。”

理查德·瓦格纳把科西玛叫作“独一无二的女人”。加缪将这一称呼给了卡萨雷斯。他们再也没有分开。尽管加缪试图避开弗朗西娜，私情还是公开了。他回忆了与玛丽亚的关系：“在1944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十分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美好时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经历过双方的骄傲，甚至在我们重逢后，我们依然骄傲。骄傲的爱情有它的伟大之处——但是它没有天赐的爱情那样令人震惊的确定性。”[10]

加缪的朋友证实：玛丽亚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们觉得加缪和她在一起时显得特别自在、放松，而且他很爱笑：

“什么事让你发笑？”她问。

“快乐。”

“他接替了我父亲，他是为我而造的人，”玛丽亚写道。她接受了他的做法，在不忠中忠实。他精心写了一句话，并经常用：“我欺骗过你，但我从来没有背叛你。”加缪要求自由，但不给予她同样的自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玛丽亚的某段短暂关系，哪怕连风流韵事都算不上，他也会拉长了脸。有人谈起和玛丽亚一起出演《主显节》，饰演亨利·皮谢特的热拉尔·菲利普：加缪很恼火。弗朗西娜怀着双胞胎时，卡萨雷斯曾经拒绝这位妹妹-妻子，但是她站在作为女人-母亲的弗朗西娜一边，“我没有抢走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抢走自由人或是被解放的人。”

玛丽亚-唐娜·璜娜也了解唐璜(5)：“不管是在过往的激情中，还是在可以让我建立一种能够把他（加缪）从别人那里抢过来的新关系的浓烈爱意中，他都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内心。”对于这位典型的法国大男子主义男人，她还说：“……在他那方面，他从来没有试图打败那些我与除他之外的人结下的关系。”他们没有一起制定萨特-波伏瓦式的“必然性-偶然性”理论，不过也有一个关于绝对的爱情和相对的放荡行为的宽容的妥协办法。

“唯一的女人”充满激情，性格暴烈，她是电影明星——严格说来，大明星——，是歌唱家，她不会像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那样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爱情。当加缪有点风流韵事时，玛丽亚很平静：“我们对对方感到很有把握，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互相怀疑，而且我们确信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的意中人，一切皆有可能，为了达到这一点，不可避免地，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战胜我们身上有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传统观念，战胜我们身上任何完全占有的企图、任何虚荣可以伪装的东西，最难的是，战胜牢牢控制我们两人，在我们身上不断叫嚷饥渴的，独断专行的骄傲，从而度过痛苦和危险的考验期。”[11]

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却分享生活。加缪来剧院找她。在玛丽亚面前，他愿意表现得像个病人，让她看见他呼吸短促、出汗、面色苍白。她能感觉出他的幽闭恐惧症，懂得控制他，不管幸福还是不幸，协调还是不协调。《误会》的作者和扮演剧中玛尔塔一角的女演员，他们互相欣赏。玛丽亚谈到阿尔贝，远远不止是怀着柔情。除了乐趣，她为什么会爱他呢？“因为当他陷于他第一个要予以揭露的种种矛盾之中，甚至当他在任何人要生活下去都少不了的轻松的时候，他都会集中全部注意力，绝不脱离生命的脉搏，在迷宫中，或者当前进的道路深深进入泥土时——为了忠于他对正义和真理的激情，这条道路是他一直坚持的——，他也从不偏离——有时候似乎可能看不见了——生命的脉搏的方向。”这是一种超越一切的、无条件的、西班牙式的、阿尔及利亚式的、毫无保留的激情。

他们就是对方的影子，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萨特也有他自己的女演员，但关系远没有这么深。往往当他不能再向她们提供角色时，她们就从他的生活或是舞台上消失了。卡萨雷斯拥有难以模仿的嗓音、野性十足的语调，在认识加缪之前，她就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演员。他没有创造她，他和她一起创造。就这样戏剧重新回到加缪的生活中。虽然他不停地修改《卡利古拉》，不过他有好几年不写剧本了。现在他开始重新写剧本，玛丽亚在他的两部新戏中扮演角色。

1948年10月27日《戒严》在马里尼剧院上演，1949年12月15日《正义者》在埃贝尔托剧院上演。《戒严》的核心是：鼠疫、极权制度、独裁。除了恐怖的荒诞世界，与小说《鼠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加缪希望“想象出一个可以让1948年的所有观众都可以理解的神话”：“1．不管别人怎么说，但是很清楚，从任何意义上讲，《戒严》都绝不是我的小说的改编版；2．这不是一部结构传统的戏剧，然而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企图把所有的戏剧表现形式，从抒情独白到集体戏剧、哑剧、简单对白、闹剧和合唱都融合进来的作品。”剧作家从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风格的西班牙宗教剧中得到灵感，与让-路易·巴罗一起工作——他们合作得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加缪重新转向纯粹的戏剧，这促成了《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的诞生。《戒严》差点被叫作《加蒂斯宗教裁判所》，它传递的寓意就是反抗。而它隐含的寓意是，为了战胜鼠疫、极权制度——首先是苏联——，或佛朗哥主义的专制制度，应该不要恐惧。“我最遥远的回忆告诉我，一个人只要战胜他的恐惧并反抗，他们的机器就会开始吱嘎作响。我没有说机器停止，还差得远呢。然而最后，它嘎吱作响了，有时，最后它就卡住不能动了。”剧中的主人公，巴罗扮演的迭戈与鼠疫作斗争，反对纳达。迭戈对加蒂斯的居民说：“不要再恐惧。……所有能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扔掉堵住你们嘴的东西，并且和我一起喊不再恐惧。”借鼠疫-纳达之口，加缪快速回顾了历史：“在五大洲，几个世纪以来，我不停地杀人，毫不手软。……死一个人，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意见，就是修剪一次，不过没有收获。最终，这还不如一个奴隶有价值。理想状态是，精心挑选少部分人死去，大多数人做奴隶。今天，方法已经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在杀死一定数目的人或让他们堕落之后，我们必须让某些民族全体跪下。”

佛朗哥西班牙的人民跪下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方国家的人民也跪下了：这是加缪的那些共产党人、革命党人和极端自由主义党人朋友谈到的现实。在《戒严》中，一位信使清楚地喊道：“如果没有向负责部门报告，严格禁止帮助任何得病的人。一家人相互揭发得到特别提倡，奖励是发给双份的食物定量，也就是两个公民的定量。”

萨特和海狸不喜欢该剧的讽喻情节。虽然有奥内热的音乐和巴尔蒂的服装与布景，观众也不喜欢。面对彻底的失败，加缪用讽刺的、有点尖刻的口吻说：“《戒严》还在创作期间，就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批评。当然，很少有剧本能够得到如此彻底的尖刻批评。因为我一直认为《戒严》可能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像我写的一个，越是这样，这个结果越让人遗憾。”[12]迭戈像加缪，有他全部的激情和浪漫。维多利亚则像卡萨雷斯。迭戈和维多利亚出现在一首浪漫的二重唱中，观众中他俩的朋友联想起玛丽亚和阿尔贝：

“维多利亚：

是的，说我们的语言，即使在别人眼中它是疯狂的。明天，你将亲吻我的嘴唇。我看着你的嘴唇，我的脸在燃烧。告诉我，这是南风么？

迭戈：

这是南风，它也让我燃烧。能够将我治愈的泉水在哪儿？

维多利亚：

啊，我如此痛苦地爱着你！再走近点儿。

迭戈：

你多么美丽啊！

维多利亚：

你多么强壮啊！”

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非常惊奇加缪将故事情节安排发生在西班牙，如果背景是在东方国家就更好了。为什么教会如此卑鄙？加缪回答说：它曾在其他地方揭露过俄国的集中营世界，但西方民主国家却容忍佛朗哥的西班牙，而且教会的圣水刷也降福于发出枪杀命令的佛朗哥主义者，这使加缪不由得想起反抗的基督徒。

加缪修改，并重新调整了《正义者》的结构。他对弗朗西娜说：“新的一个版本……打印好了。受埃贝尔托的影响，我把它改成了四幕。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不管谁让我再改动什么，我都停笔不写了。后来，我又回到最初的想法（五幕），我把埃贝尔托丢在一边。因此，新的一版就是你知道的改动过的那个版本（在第五幕中，瓦诺夫回来了）。埃贝尔托对我很不高兴，我对他也一样：每次我向他推荐一个演员，这个演员‘总是演不好埃贝尔托的戏’。我的恐怖分子不久以后就将由童子军或同性恋者供养的小伙子来扮演了。结果可能很不好。……我们在临终时应该阅读埃比克泰德的书。在那一刻，这样做是有用的。在剩下的时间，我们欣赏，做别的事情。我激动地看了《误会》（重新上演）。这是最像我写的一出戏。除了玛尔塔，都演得很好。我现在知道了，第二幕不好。不过其他部分至少还是值得一听的。你有没有注意过人们谈论自己谈得很多么？”加缪在写他的关于反抗和革命的随笔。“还能怎么样？随笔没有进展，篇幅变长了。”[13]

《正义者》由表兄厄特利执导，卡萨雷斯出演第一主角多拉·杜尔博夫。这出戏很受欢迎，打动了更多观众，加缪把时间安排在革命爆发前的时期。他向拉扎雷维克谈了很多虚无主义者的苦恼。加缪的灵感来自1905年2月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分子，他保留了原有的故事脉络，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的名字，并创造出其他一些角色。一个年轻女人，多拉，制造出一颗炸弹，她的情人将把炸弹扔到莫斯科的统治者塞尔日大公的汽车上。这个恐怖分子没有勇气扔出炸弹，因为他看见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在汽车里。警察逮捕了卡利亚耶夫——这个情节是有据可查的。公爵夫人去监狱中看他，希望他能忏悔并心向上帝。多拉和卡利亚耶夫是纯洁的人，有时会将一些价值，例如爱情，置于革命之上，但他们不能忘记世界上的鼠疫并自私地献身于情感。他们反对斯特班——由加缪偏爱的演员米歇尔·布凯扮演。与在苏联掌权的共产党人一样，斯特班用结果来为手段辩护。他集审判者和杀人犯的双重身份于一身：“那一天，当我们决心忘记这些孩子时，我们将是世界的主人，革命会获得胜利。”加缪欣赏卡利亚耶夫和多拉，但也赋予他们的对手很大的力量。

在保持着作家与所有角色的距离的同时，他重新提出了政治死亡、执行死刑、杀戮、起义和革命的问题。加缪的观点、情节的发展和暗含的对比都很明显：在布尔什维克之前，一些像斯特班那样的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想要正义。因为蔑视人类的生命，他们创建了另外一个警察机构。华丽的台词和温情不时出现在相亲相爱的主人公们的矛盾逻辑中。多拉冲阿南科夫喊道：“是的，你是我的兄弟，而且你们都是我热爱的兄弟。……但是有时友爱是多么可恶的趣味啊！”

和玛丽亚在一起，是激情，而弗朗西娜是主心骨，加缪过着双重生活。对许多认识但不是朋友的人，他给他们一种很有条理、过于自信甚至傲慢的感觉：他的混乱生活，他控制并操纵着。他并不这样看自己：“我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但我总是本能地追随一颗看不见的星星。……在我身上有一种无序、一种可怕的无序。创作让我付出死一千次的代价，因为它涉及一种秩序，而整个我这个人都拒绝秩序。不过没有它，我将死于散乱。”[14]不管怎样，他反复思考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总是一方面将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将幸福和爱情混为一谈。可是它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有时候，当爱情缺席比爱情更常见的时候，婚姻会幸福。”他谈起某位他逢场作戏的对象——对方想要把一次短暂关系延长——会反复说：“我已经让她明白了她不是能和我过日子的人。”[15]他这样说并没有看不起女人、他的女人们。他的态度可能会让他被女人和他自己蔑视。作为作家，他后来答应改编《克莱夫王妃》。他稍微修改了一下主权代理官和内穆尔这两个人物：

“内穆尔：……主权代理官，您知道爱所有的女人是什么意思么？

主权代理官：我以前就知道……。

内穆尔：……和您一样，我也知道对那些我们所说爱的女人没有一点蔑视，这种爱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主权代理官：您说对了，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这么想，但是永远不要说出来。”[16]

加缪在一家人一起居住的公寓感觉不自在，在玛丽亚那里他可以放松，在“唯一的女人”、老女佣和一条狗中间感到幸福。然而，他需要弗朗西娜扮演家中的母亲-妻子这个令人讨厌的角色。玛丽亚则扮演另一个角色，更快乐或更夺目，也就是所谓的情人。加缪可以向米歇尔和雅尼娜谈论玛丽亚、弗朗西娜和他自己。他们与阿尔贝、弗朗西娜或与阿尔贝、玛丽亚一起外出。米歇尔就是朋友、兄弟、伙伴，从来不是对手，也不是法官。在伽利马家，加缪可以抱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从外省旅行归来后，他对他“亲爱的风俗习惯”说：“回到这里，我又重新和讨厌的事——同家打交道：房间太小，孩子们住哪儿，岳母住哪儿，没有放煤的地下室，也没有煤，只有更占地方的木柴，也没有女仆。总之，快疯了。我实在受够了，以至于我觉得简直是在制造不幸。……我变得悲观。我不再觉得可以信任所有人。很少有我想当作朋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显得非常怯懦、非常残酷。……我变成了一个固执可笑的人，……最好是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并停止写作。”[17]他一贯称之为流感的肺结核不断发作，但他总是在旅行前还抓住工作不放：“在出发去南非前，我被牢牢拴在了计划要向我的合同剥削者呈交的五部书上。就是五幕剧《绳索》、250页的随笔《反抗者》、一部批评随笔、一部政治随笔、一部关于地中海的文学随笔。我要摆脱我拖了几年没有完成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什么也不写，随后我将开始写作把我带入全面辉煌的第二个系列。这五本书将为我带来足够多的收入——如果伽利马狮子的份额没有增加太多的话——，使我体面地生活。但是从现在到六月份要完成我想完成的，我必须不停工作，不能被任何人骚扰，这对我天生的懒散造成巨大的压力。大家鼓励我，真的，只要一点儿好运就足够了。”[18]

加缪在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伽利马出版社上班，但是只要几分钟时间，他就从内部的楼梯到达综合大学街“雅米”(6)的公寓。下午，米歇尔开始午休，周围都是朋友。两个人都是病人，米歇尔和阿尔贝知道保重身体，玩需要耐心的游戏，保护自己，尤其爱去乡下。他们在那里安了一个家，经常去。1951年，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买下了索雷尔园圃，那是厄尔·索雷尔-穆塞尔村的一家老客栈，那里距巴黎80公里，在法兰西岛和诺曼底交界的地方，乘汽车需要两个小时。在楼梯顶上，排列着黑色小说系列，这套侦探百科全书，书皮儿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都有。总而言之，这是个度假屋，加缪一家和伽利马一家在那里演滑稽剧、打乒乓球，不过不做剧烈运动，享受慢节奏的生活，放映16毫米宽的电影，编写剧本，两位病人米歇尔和阿尔贝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样，他们拍照片，我们可以在一本手工制作的书上看到其中的很多。在厄尔边上，雷蒙·伽利马也有一处房子，就是拉帕托克。加缪带着他的双胞胎来。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在花园和公园尽头的小河里游泳。加缪坐在椴树下钓鱼，有时能钓到一条白斑狗鱼。和米歇尔一起，他们慢慢悠悠地生活在没有商店、昏昏欲睡的村庄里。

有时，这群人会在巴黎近郊的卡里埃-上-塞纳吃晚餐。加缪很喜欢安娜，为她的七星图书题词：“你的老叔叔。”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向她建议：“当你走在街上时，要对别人微笑。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好，你也要回应他。你总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19]后来，她上中学时总逃课，还没有通过会考。老师们不欣赏由加缪或艾蒂安布勒写的论文，艾蒂安布勒是一位教育界人士、异端作家、米歇尔的良师益友，尤其还是克洛德的辅导教师。

在巴黎的文学界、戏剧界、新闻界，加缪很有名，和德、意、英、美聚集同类人的团体相比，这里的人才更集中。论战过后是拥抱。就像在阿尔及尔时一样，为了自我保护，加缪将自己和外界隔离。人们说，在伽利马出版社，要想获得一次约会，只需要对“牝鹿”说是从奥兰或者君士坦丁来的就可以了。他与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的关系很紧张。加缪不能像作家弗雷曼希望的那样去帮助他。为人谨慎的贝拉米克在附近工作，严厉的蓬塞在夏洛出版社工作。他与若索的共同爱好是足球，并一道分享美食。还有马多和安德烈·贝尼舒，他们很喜欢弗朗西娜，经常来巴黎。[20]当加缪家中暴雨交加时，贝尼舒一家就是缓冲器。经历过情感的暴风雨后，这些人都高兴起来，跑到圣日尔曼的夜总会去。对自己人来说，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加缪是一个拥有萨特身份地位的热拉尔·菲利普。哪一个阿尔及尔人、哪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拥有这种成功的光环？

对阿尔及利亚作家罗布莱斯、儒勒·鲁瓦、塞纳克、安鲁什、克洛，加缪显得很热情，并充当保护人。他们的赞赏没有让他不快。他们无法谈论北非的文学流派，但罗布莱斯和鲁瓦认为这个流派已经出现了。加缪的眼睛闪闪发光，拿鲁瓦的放荡开玩笑：“这个老实的儒勒，这个善良的儒勒于斯。”他以不同的方式欣赏这些人或那些人的书。他把他们推到公众面前。《战斗报》的一些老员工，例如让-保罗·德·达岱尔森仍是加缪的人。加缪很快发现记者罗歇·格勒尼耶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也很快在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身上发现了剧作家的潜质。加缪喜爱他的这个圈子，布洛克-米歇尔也是其中一员。马尔罗和加缪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尊敬的、彬彬有礼的，但并没有很深的交情。加缪与罗歇·马丹·杜伽尔以及艾马纽埃尔·贝尔更亲密，他觉得与哲学家布里斯·帕兰比较亲近：他对语言的研究和对苏联的了解令加缪着迷。

路易·吉尤是无产者的儿子，也是战争孤儿，加缪爱他，他也爱加缪。加缪在场时，他会显得更年轻：“尽管我47岁了，可是和您在一起时，我觉得我就像18岁。”[21]阿尔贝对路易吐露心声说他憎恨巴黎的生活，保证他会离开。吉尤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回答：“生活在巴黎附近不是很好么？……过于孤独是件很坏的事。”居住在布列塔尼的吉尤知道他在说什么：“隐居在外省，就像在省里的西伯利亚，也是极其枯燥乏味的。”[22]阿尔贝和路易很快就以“你”相称。当吉尤对他说：“想象一下我感觉自己变好了。我发现我真的爱人类并且我真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这就像一种宗教感情。”[23]加缪很喜欢吉尤的坦率。吉尤读了三遍《鼠疫》：“这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而且还将继续伟大下去。”加缪的腼腆让他很吃惊。[24]作家们常常组成微型的互相欣赏的友爱的社会，或是仇恨的社会。加缪不只喜欢吉尤这个人，他真的很欣赏他的作品。《鼠疫》出版以后，加缪比吉尤名气要大。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解释了他的好感：“如果我有胆量说出来的话，其实我一直倾向于人们是在被杀死之后作证。比如说，贫穷令那些生活困窘的人不宽容，不能容忍别人说起某种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匮乏。在懂进步的专家编辑的期刊或书籍里，他们谈起无产阶级时往往好像是在说一个风俗古怪的部落，只要这些无产阶级有时间去阅读这些专家的作品以了解进步的正确道路时，就会反感他们说话的方式。”[25]与儒勒·瓦莱斯和欧仁·达比一样，吉尤不用吹捧、高傲或蔑视的态度谈论人民。加缪感到吉尤身上有——吉尤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很少有人拥有廉耻心，这种廉耻心总是阻止他接受把别人的不幸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加缪认为在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中——而且吉尤比他们早——，吉尤不只是一位描写贫穷的作家：他谈论正义。

“唯一的重要的……是痛苦，”吉尤对加缪说，“是由于痛苦，最可怕的罪犯还保留一点与人道的关系。”

加缪在上文中引用了在战争期间希望犯普通罪的罪犯也参加战斗的列宁的一句话。一位同志说：“不和他们一起。”列宁回答：“不和他们一起，却是为了他们。”列宁总是享有好名声。加缪认为，吉尤“利用每天的苦难只是为了照亮世界的痛苦”。加缪在他朋友的第一本书《平民之家》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每次读它，我的心里都觉得难受：我是带着某些回忆来读它的。”与加缪一样，吉尤知道，贫穷不能充实思想：“过度的贫穷缩短记忆，削弱友谊和爱情的冲动。”加缪写道：“每月一万五千法郎，在作坊里生活，崔斯坦对伊索德也没什么话说了。(7)爱情也是一种奢侈品，这就是判决。”对他出身贫苦的朋友雅尼娜、勒尼、吉尤、蓬塞还有其他一些人，加缪总是有不可磨灭的好感。吉尤在他的布列塔尼和首都之间穿梭。伽利马家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一个房间借给他，“他的佣人住的房间，”伙伴们这样说。1949年，当吉尤凭《耐心游戏》获得勒诺多奖，他买下了圣叙尔皮斯广场附近塞尔旺托尼大街的一套公寓。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应该同意一点：一位获奖者，在得到文学界和社会的肯定后，往往能够给自己买一套公寓。在善良的吉尤的公寓里，裹着麦秆的巨大热水器醒目地摆在洗澡间里。几个月后，麦秆还原封不动。吉尤忘了洗澡，还一直穿着同一件丝绒西服。弗朗西娜——一些人对待她的态度挺势利——喜欢和吉尤在一起，她喜欢他的单纯。在伽利马的圈子里，好几位年轻作家都是加缪亲密的保护人。

1950年5月，让·格勒尼耶返回法国并定居在丰特奈-奥-罗斯，加缪重新与他联系上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可以信任的、谨慎的、不自然的、颠倒的。自从格勒尼耶离开阿尔及利亚、加缪的声誉超过他时，监护就结束了，两个人都觉得这种状态令人不舒服：格勒尼耶总记挂着加缪，但却没有得到原来的学生太多的关注。对加缪来说，让·格勒尼耶是“数得上的少数几位作家中的一位”，他在公众面前多次承认这一点。加缪为格勒尼耶的书《岛》的新版作序，向那些不知道让·格勒尼耶的人推荐他。两个人的文学和政治之路都不同，但并不冲突。加缪很有名，但在法国只有某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格勒尼耶。私下里，加缪讥笑格勒尼耶的节俭，格勒尼耶总能很好地为自己辩护。老师后来在他的手记里写道：“我们可以在小事上吝啬，而在大事上要慷慨。”[26]他毫不犹豫地怂恿加缪逃避违章罚款。为了买下布尔-拉-雷内的一座空房子，他从加缪和一位大学同事让-雅克·马尤那里借钱，后者是一位研究英国语言、文学、文化的可爱学者、巴黎大学热情的教师，很古怪的一个人。格勒尼耶在手记上这样写道：“可以把钱借出去的：不是富人（资金固定），不是工商业界的人（担保金总是不够），但是朋友（不需要担保金），朋友中间由于某件事，曾被怀疑过或是被指责过的一些人。”[27]加缪常对格勒尼耶吐露心声说：他绝不会和玛丽亚结婚。

尽管有这么多关心他的亲切的朋友，加缪还是觉得在巴黎要窒息了，要么就是感觉在巴黎可能有危险。现在只有两个人比其他人对他来说更重要，他们都不是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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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传说中阿特柔斯的儿子们，指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这一家族天性凶猛，灾祸不断。阿伽门农的曾祖父曾把自己的儿子剁成碎块给神吃，触怒主神宙斯。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又把企图篡位的兄弟堤厄斯忒斯的两个儿子杀了给他吃。后来阿伽门农又被自己的妻子和堤厄斯忒斯的儿子杀害。——译注

(2) 法国农学家和药剂师，在法国大力推广马铃薯的耕作。——译注

(3) 一种爵士舞曲。——译注

(4) 法国漫画家阿兰·圣奥根创作的著名系列漫画中的两位主人公。——译注

(5) 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把玛丽亚·卡萨雷斯叫作玛丽亚-唐娜·璜娜（Maria-Dona Juana），而加缪是唐璜（Don-Juan）。——译注

(6) 指雅尼娜和米歇尔（Janine和Michel）。——译注

(7) 《崔斯坦和伊索德》讲述英格兰骑士崔斯坦与爱尔兰公主伊索德的爱情悲剧，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称西方两大经典爱情故事。——译注

35．三个朋友

1948年，阿尔贝·加缪35岁，诗人勒内·夏尔41岁。加缪不是现代诗歌的狂热爱好者，但是他帮助勒内·夏尔出版了《伊普诺斯的书页》。这些诗歌的新颖之处在他看来“光彩夺目”，他打消了加斯东·伽利马的顾虑。加缪对加斯东和另外一些人说：“评判我们同时代的人是困难的。但是如果说有人有天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勒内·夏尔。”[1]

加缪在勒内·夏尔身上看到的是一位诗人兼哲学家：“夏尔理所当然地提出恢复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悲剧性乐观主义。从恩培多克勒到尼采，一个秘密从一个顶峰传到另一个顶峰，在消失多年以后，夏尔重拾这个艰难的、非同寻常的传统。……这种诗歌既古老又新颖，把精致与朴素结合在一起。”[2]从夏尔的作品和人身上，加缪看到了一种道德。他接受了一种暗含的观点：诗歌可能是哲学的缩影，诗歌可能是一种真理。在他看来，夏尔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诗歌本身。夏尔曾是超现实主义者，但现在不再是了，这让加缪满意：“经过超现实主义的洗礼，夏尔只保留了其中最好的部分。有一天人们会把超现实主义者定义为最后一批敢于以适当的方式说出‘爱’这个词的作家。”[3]夏尔与超现实主义保持着距离：“别相信超现实主义，这个‘流派’从前很优秀，但现在已经过时了。”[4]加缪喜欢夏尔的表达法：“只为爱而弯腰。”还有他描绘的画面：“新生儿脸上发热的含羞草。”以及他的座右铭：自由、不平等、博爱。关于1940年，夏尔的论断是：“法国的反应就像从睡梦中被惊醒的落魄人。但愿在同盟国阵营忙碌的修理工和木匠不会成为新的破坏者。”[5]

加缪对罗歇·格勒尼耶宣布夏尔是一位古典作家。[6]欣赏并不是对等的。夏尔翻阅过《局外人》，还有《鼠疫》，不过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小说：“我对现代小说没有好感，我不懂得‘欣赏’它的主题，也不懂得将它的情节、内容和语境结合在一起。”[7]他的朋友于尔班·波尔热问他：你认为加缪的作品如何？勒内·夏尔带着南方口音嘲笑道：

“这是一位‘赫’记者，一位很‘很赫’的记者。”

然而，如果有人攻击加缪，夏尔会予以回击。从1946年秋天开始，他们定期见面。[8]加缪在阿维尼翁的欧洲宾馆住下后，开始在当地寻找房子，并找到了一处，不过他嫌贵，在“和我一起度过三天，讨人喜欢的-了不起的-令人安慰的漂亮小伙子勒内·夏尔”的帮助下，他重新找了一处更好的。[9]夏尔把几位抵抗运动的同志介绍给加缪。他喜爱“加缪自由自在、带着沉思的快乐。”夏尔带他游览吕布龙、阿尔彼耶、环抱利斯尔上拉索尔格平原的旺杜，他看到了一个热情洋溢地把普罗旺斯当做阿尔及利亚的土地的加缪。后来，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加缪在帕勒姆，也就是夏尔生活的利斯尔上拉索尔格附近租了一栋村屋。

加缪想让夏尔与伽利马家的一个女儿联姻，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并且这位有很多情妇的诗人也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加缪有一些像父亲一样的长辈，例如，路易·热耳曼、让·格勒尼耶；也有亲密的弟兄：关系平等的罗贝尔·若索、形影不离的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长兄一样的帕斯卡尔·彼亚。他发现夏尔是一位长兄，感动他、驯服他、令他着迷。加缪在马里尼纳机场迎接他的母亲和侄女吕西安娜时，这样介绍勒内·夏尔：

“妈妈，这是我的兄弟，你会爱他的。”

身高1米85以上，结实，长着铁匠般的手指，夏尔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石柱、一棵不能被砍倒的树。他的头在诗歌的星星里，身体扎根于普罗旺斯省的土地。在手记里，加缪想到了马拉美：“夏尔。由于一场难以理解的灾难而落到人世间的一块石头。”夏尔拒绝辩驳，给人的感觉像个骗子或讨厌鬼。他像加缪一样吸引人，说话带着利斯尔上拉索尔格口音，他不是那些在私人旅馆租房，或拥有宽敞的公寓、庄园或磨房的巴黎作家中的一员。这也让加缪感到踏实。后来夏尔住到利斯尔上拉索尔格附近、布斯克拉特的一栋小房子里，周围有杨树、椴树、松鼠和山雀：底层有一个房间和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在壁炉上或搁板上，放着涂了漆的法国梧桐树皮，他在上面写下一些很久以前即兴创作的诗句。他的个性——几乎——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厌烦接待客人。当他讲故事的时候，总是混淆真假，添油加醋。版本不同有什么重要的嘛。美，就是牺牲了真实的真理。夏尔不断地让他的大部分听众吃惊，包括加缪。

战士夏尔和他的传奇都让加缪惊叹。1943年9月他加入了法国战斗力量。[10]夏尔给加缪，还有他的抵抗运动成员朋友马克斯·菲舍尔、罗歇·路易或者弗雷德里克和战斗运动联络员玛丽-克洛德·迪里奥讲抵抗运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如何找到火腿或武器，有人如何说一名诗人不懂怎么拆卸冲锋枪。抵抗运动成员，无论真假，作为老战士，都爱回忆那段艰苦岁月。夏尔承认，他们的讲述有夸大其词的一面。这些成年人重复了这些“一百次，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因为回忆这些已经过去的可怕的事情有乐趣。当我们经历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们是极为可怕的，当我们讲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如此庆幸一切都已经结束。可怕的事情是出现在日常生活的事。”[11] 加缪听夏尔讲故事，充满仰慕。在巴黎，他接触过几个假抵抗运动成员。他主动说他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

夏尔讲得、渲染得那么好，以至于加缪记下了他的故事：“勒内·夏尔在占领区的火车上，天亮了。德国人。一个女人掉了一个金币。夏尔用脚踩住并还给了她。女人：谢谢。她给他一支香烟。他接受了。他也给了德国人香烟。勒内·夏尔：‘认真考虑过后，女士，我把您的香烟还给您。’一个德国人看了他一眼。隧道。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我是波兰人。’过了隧道之后，勒内·夏尔看了德国人一眼。他的眼里充满泪水。在火车站，出站时，德国人向他转过头来，并眨了眨眼睛。夏尔微笑着回应。‘混蛋，’正好看见这一幕的一位法国人对他们说。”[12]加缪还记录了一则神奇的趣事：“夏尔与植物公园里一只雌狮的爱。他越过栏杆抱住它的头。它朝天躺着。它张开了它短短的爪子。”[13]

在着迷了的加缪看来，夏尔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诗人拒绝生活在巴黎，排斥邮局、荣誉和勋章。加缪热爱足球，夏尔热爱橄榄球，他在玩橄榄球时折断了一根手指。他宁愿提起这处伤而不是打游击时中的几枪。加缪和夏尔爱女人，不过夏尔有点儿怕她们。他用征服者的外表和有些强硬甚至粗暴的态度来掩饰他的恐惧。诗人和小说家互相诉说秘密。阿尔贝对他“亲爱的勒内”说：“必须在遇见道德之前遇见爱情，这是真理。否则，二者都会死去。人世间是残酷的。相爱的人应该一起出生。然而只有我们经历过，才能更好地去爱，是生活使爱情分离。没有出路——除非有运气、一见钟情或痛苦。”[14]夏尔不是把他的挫折和进退两难的爱情忘在脑后，就是他首先想起他的作品。在加缪看来，《清晨》中的诗让他变得更加伟大：“您满怀信心向前。至少在这条路上，您从不犹豫。一切都给您带来累累硕果——当今少有的‘创作者’之一……”

与雅尼娜和米歇尔在一起的信任的时候，他寻找快乐；与夏尔在一起，他很自然地用严肃的口吻，有时甚至有些夸张。“我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他说，“我一直努力拒绝孤单、冷漠……我愿意与别人在一起。但是有一种命运，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就在一切都不简单的斗争中。”他半严肃、半玩笑地结尾：“我给您写信就像是在给我的朋友或我的兄弟写信。不过不要认为我太悲伤，您知道我有自己的哲学。”过去，加缪不认为他和夏尔必然相遇——他拿一些相信星相学的演员开玩笑，并给他们迷信的权力——然而，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觉得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必然、一种命运。夏尔后来在回忆他们的友谊时说：“我碰到了他，很快我就知道我们将一起走一条路。”友谊也有它的一见钟情，有时在回忆时可以被美化。在加缪题献给夏尔的所有书中，友谊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他给了他一本《婚礼集》：“致勒内·夏尔，为了把我还不认识他，然而已经孕育了我们友谊的理由的那段岁月带回到我们两个中间。兄弟般地。”夏尔也变成了加缪“同甘共苦的兄弟，他的爱”帮助他活下去。[15]加缪送给他一些唱片，其中有莫扎特的《唐璜》。他们开着加缪心爱的雪铁龙汽车，在巴黎和普罗旺斯之间四处旅行。在丹-艾尔米达日的一家小旅馆的酒吧，老板把他们错当做出名的无赖：疯子皮埃罗和弹丸德德。

“一家黑市贵族住的乡村旅馆，看到我们迫于形势和因为没有汽油而下了车。……我在蒙马特见过上百个这样的老板，靠女士们的慷慨过活，常常站在优雅的女客和20来盏玫瑰色的灯罩中间，他看到来了一辆黑色的汽车，从上面下来两个令人厌恶的工人，其中一个极其粗壮（夏尔，当然了）。对话（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但是基本内容没变）：

夏尔：你好，我们想住宿。

老板：几间房？

夏尔：两间。

老板：我这里只有一间。

夏尔：里面有两张床吗？

老板：只有一张床。

夏尔：谢谢，我们不想要了。

我（总是比较实际）：既然这样，我们想吃饭。

老板：好的。

我们坐下来。我们聊天。老板很快从柜台和身后传出好几杯酒。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

老板：应该给我打电话订房间的客人没有打电话。

我：不满意的应该是老鼠。

老板：正是这样，那么，你们想住宿吗？

夏尔：是的。

老板去拿了一杯酒，带着卡片回来了。

老板：你们应该明白，会有人监督的，不过，你们可以写你们愿意写的，我不问你们要身份证。

夏尔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明白了。我们开始填写卡片。

他写的是：‘企业主。’我：‘记者。’老板回来了。

我：您看这样可以么？

老板：关键是您不写疯子皮埃罗就可以了。

结果很清楚：第二天，一份数目极小的账单，老板来推车，让它发动起来。原先我们可是和上流社会人物的人在一起的。”[16]

他们居然像土匪，对于既懂得百里香、鼠尾草，又谈论伊壁鸠鲁、赫拉克利特的诗人和小说家来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夏尔成了拉多——《约拿斯》中安慰画家加缪的人物——的原型。

两人计划创办一份杂志。1949年4月《恩培多克勒》出版了。[17]“堂吉诃德是我的老板，”夏尔说。他关注伽利马出版社对他的诗歌的兴趣，但没有变得庸俗。他们在一起嘲笑巴黎的文人和他们的自命不凡。加缪发现“夏尔不喜欢孤独，却出奇地孤独。夏尔不能想象自己没有友谊，可是对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无法喜欢他们。所以，他对几个他尊重的人有要求，有时甚至是苛求。……他值得我们支持并完全接受，因为他拥有如此罕见的品质，以至于没有他，今天的世界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生。”[18]他是我的朋友，不管他是对还是错。

夏尔认识在距帕勒姆和布斯克拉特几公里远的冈夫种田的马尔蒂奥一家很久了。他与这家热情的玛塞勒·马尔蒂奥、他的儿子诗人亨利、女儿让娜和让娜的丈夫于尔班·波尔热关系密切。在冈夫，弗朗西娜、阿尔贝和双胞胎遇见了波尔热一家与他们的儿子热拉尔和雅克。后者与卡特琳、让同岁。不管是大家在一起，还是分开了，波尔热一家和加缪一家相互都很喜欢对方。于尔班高大、安静，与他的名字很相称。(1)于尔班是圣雷米德普罗旺斯地区的药剂师，喜欢普鲁斯特、托尔斯泰和贝尔勒的书——他不知道加缪认识最后一位——，他不说巴黎政治文学圈的任何不是。波尔热一家和加缪一家常定期一起在卡贝的沃克吕兹或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纪德的朋友皮埃尔-埃尔巴家度假。在那里，于尔班的一个医生朋友索维替加缪看病。波尔热一家也来巴黎。让娜和弗朗西娜写信给对方。于尔班成了一位加缪可以信赖而不用担心会被评判、被伤害和被背叛的人。波尔热、夏尔和加缪是朋友。

加缪常对一些人有戒心，尤其对那些指责他是手段灵活的文学家、培植伽利马的年轻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的人，但与于尔班、让娜在一起时，加缪表现得很直接，完全没有“我是-阿尔贝·加缪”那种令巴黎震惊的派头。孩子们也在被加缪称作“神童”的雅克领导下组成了一个团体。阿尔贝和于尔班无话不谈而没有任何顾虑。他们欣赏沉默和保守秘密。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如果你要说的话不如沉默不语好，就不要说。”加缪吐露他的观点、他的建议、他的困惑：保尔·布尔热不是一位那么糟糕的作家，应该阅读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为什么弗朗西娜不学开车？波尔热比加缪年长两岁。不到40岁以前，阿尔贝对他说：

“以后必须要告诉我40岁是什么样子的。”[19]

在加缪资助下，波尔热后来在格拉斯开了一间化验室。弗朗西娜也觉得可以完全信任波尔热一家。她可能比阿尔贝更能接受巴黎这个圈子，但在那里她总觉得被人监视。加缪喜爱帕勒姆，租来的房子，还有冈夫。友谊有它的暗语，阿尔贝经常对玛塞勒·马尔蒂奥说：

“当你做笋瓜芸豆汤时，我就到了。”

加缪喜欢沃克吕兹原始而悦目的景致，一位机械工在修理拖拉机，一位农民在用硫酸为葡萄杀菌。一位农民注视着在法国梧桐树下写作的加缪：

“那么，你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傻念头，你会把它写下来吗？”

“应该对许多作家说这句话。”加缪对波尔热说。

在格拉斯，一些化妆品厂的老板请加缪做客并虔诚地问他：

“您认为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工人正确吗？”

“试试用他们挣到的钱生活一个月，然后你们就知道了。”

波尔热一家与加缪一家在帕内利埃重聚了，加缪很开心回到那里。[20]安德烈和马多·贝尼舒带着他们的“小绊脚石”皮埃尔也来了。加缪买了一本《完美垂钓者手册》。于尔班笑着注视着他：他在钓到一条大鱼后差点儿掉到水里。在河边悠闲地钓鱼非常适合虚弱的身体。保尔·厄特利叔叔是个豪放的人，他讲他扮演的角色，小角色，还有好运气，有很多：

“从里昂到瓦朗斯，需要足足40分钟。我在火车上做爱了。正好花了这么长时间！”

可爱的保尔并不富有：

“人家已经很穷了，还必须节衣缩食！”

这些故事让于尔班、安德烈和阿尔贝入迷。与他的密友在一起，加缪褪去了他全部的庄严，摘下了面纱。与弗尔一家在一起时也这样。弗朗西娜应该每周给他们写信，否则，电报就来了：“没有消息，担心。”

费尔南德·弗尔不只是爱她的小女儿弗朗西娜：她崇拜她并且不自觉地压制她。她有三个武器：弗朗西娜身体不好，加缪品行不端，她是家长。弗朗西娜希望有朝一日加缪可以改邪归正，但只抱有一点希望，完全不热切。首先是克里丝蒂安娜，其次是弗尔太太，她们都怀疑这个见异思迁的人虽然是个好父亲，可他不会改邪归正。在费尔南德面前，大家都不提玛丽亚的名字。

她非常爱她的双胞胎，我们的孩子，身为母亲大人和外祖母大人，她有做不完的事情。她洗、熨、织、做糕点，一手包办卡特琳娜和让的事。弗朗西娜多么需要休息啊！费尔南德高高在上又关心备至，专横独断又体贴入微，她精力充沛的程度与弗朗西娜优柔寡断的程度相同，她安排作息时间。早餐变成了一场仪式：弗尔太太称牛奶巧克力、量面糊的分量，米糊要熬很长时间，否则，大家都知道，容易引起便秘。费尔南德常常发号施令。如果让娜·波尔热用酸醋调味汁来做菜，她会批评说：

“您还没有搅打过。好的酸醋调味汁应该先乳化。”

让娜和于尔班也体会到了加缪反复提到的烦心事。他克制自己。为了缓和气氛，克里丝蒂安娜留了下来，她活泼、聪明，几乎和她母亲一样专横，但宽容一些。阿尔贝可以和克里丝蒂安娜一起玩掷骰子。他不和苏茜一起玩，苏茜细腻、热情，但说话让人受不了：

“阿尔贝，吃古斯古斯的时候不应该喝这种酒。”[21]

弗尔一家不再把加缪看成一个没有未来的波希米亚人，不能养活家人。现在，总的说来，情况更糟了：他生活在一个虽然吸引人但不可能经常来往的圈子里。弗朗西娜喜欢这个圈子。在法国本土，弗尔一家感觉自己是从乡下来的。

弗尔家的人知道弗朗西娜的长处和弱点。她对孩子们温柔和蔼，坐在钢琴前演奏巴赫和斯卡拉蒂时全神贯注；在需要作选择时，她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需要扣上行李箱时，她会慢半拍。在实际生活中，阿尔贝是直线前进，弗朗西娜则会走来走去，在原地打转转，常常显得戏剧化。

让走路不稳。

“他得过小儿麻痹吗？”弗朗西娜有点儿担心地问。

让的脚上扎了一根刺。弗朗西娜垂头丧气，跑去看了几个医生。

即使在度假，加缪也逃不开他的名气。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为了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跟着作家到了尚蓬。

“这个人还有什么没有写过？”加缪问波尔热，“剧本么？”

这个好好先生晃了晃一部悲剧的剧本。谈起戏剧，加缪笑着对波尔热说：

“如果我想赚钱，我就应该写那种只有两个角色的剧本。戏剧，付出太多了。”

阿尔贝也对于尔班说：

“你很清楚弗朗西娜和我，我们将一起度过一生。”

让和卡特林娜非常喜欢波尔热一家。于尔班变成了“爸爸2号”，而“美丽的让娜”则成了“妈妈2号”。加缪在信中称他们为“亲爱的内弟和弟媳”。热情、乐于助人的于尔班和让娜既不评价阿尔贝也不评价弗朗西娜，不管他们和睦还是不和。于尔班看出加缪越来越内疚，这与他对幸福的追求是相悖的。在他看来，加缪就像一个不能拒绝糖果的孩子。他的基因里就携带有爱情因子。加缪喜欢爱就像有人爱吃、爱走路、爱游泳一样。一些人酷爱巧克力、草莓、熏鲑鱼、黑色的猪血肠（加缪就是）、英国香皂、法国啤酒——或女人（还是加缪）。但其他人不喜欢。

在南方，波尔热和加缪去尼姆看斗牛要比去佩尔皮尼昂看橄榄球比赛容易。在沃克吕兹、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维瓦尔希斯，弗朗西娜和让娜四处购物，变成爱做蠢事的小姑娘。丈夫们没有重建世界：他们不在巴黎。度假时，加缪把巴黎人给忘了。与西蒙娜·德·波伏瓦或萨特在一起，大家不谈粥、麻疹、假期。聚会和酩酊大醉的时代结束后，加缪一家和萨特他们见面少了。评论家兼教授勒内·拉鲁向加缪提出一些很明确的问题，加缪写道：“（与萨特的）友好关系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会面有时间间隔，但很热络。我发现萨特有最了不起的说服他人的才华，不过他的书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环境是不相容的。从艺术的角度讲，我们只能谈勒阿弗尔的天空不是阿尔及尔的天空。从思想的角度讲，德国哲学哺育了萨特，他对德国哲学的了解让人钦佩，而我一直喜欢柏拉图胜过黑格尔。”[22]加缪补充说他“真正的导师”是让·格勒尼耶。

在巴黎，萨特对玛丽亚比对弗朗西娜熟悉。有一段时间，海狸非常喜欢弗朗西娜。一段时间之后，却完全不喜欢了。现在把萨特与加缪分开的只有共产主义、加里·戴维斯和家庭生活。加缪希望自己首先是艺术家，而萨特首先把自己看成哲学家。他用一部小说、一部戏剧、一个电影剧本、一篇抨击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的哲学精髓先于小说存在。

加缪有两本《存在与虚无》，一本是精装版，一本是1943年版的。在书里，他着重标出一些段落：“……尤其，形而上学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在这本书的开头，有几处批注、几个疑点，满篇的双杠或三杠着重线。然而从183页开始，批注少了很多，好像加缪中途厌烦了。《存在与虚无》是人人谈论但很少有人能够读完的书。突然，在第317页，加缪的批注又出现了。他着重划出：“我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别人看见了我。”

简单说来，萨特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对此他有一点儿骄傲。上帝不存在了，可萨特是上帝。战前，他专注于文学和新闻工作，现在他嘲笑这些：上帝不阅读他写的评论。加缪从不自信，甚至对自己的才华也不自信，但他一直是极度敏感的人。不管是让·格勒尼耶还是勒内·夏尔都不能让他有信心。《星期六晚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玛丽亚的消息都会伤害她。同样一条涉及萨特的消息则只会让萨特感到好笑。他们都果断，但方式不同。谈到一个对手时，萨特说：“这是头蠢猪。”然后转到另一个他不喜欢或喜欢的话题上去。萨特用一句话就把对手否定了。加缪则只在心里想，闭口不言。萨特一笑了之，加缪会反复考虑反驳和进攻的话。对一个敌人，加缪首先会想他是不诚实的或者是骗子，然后再改变他的看法。本质上，对萨特而言，“这个下流胚”首先是指对方愚蠢，然后才说他有恶意，很少有例外。而对加缪来说，正相反。在《存在与虚无》的513页，加缪标出：“正是为了逃离这种我们可能改变的情况，我们才组织了这个动机复杂的情况。”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推断萨特的这些动机是粗暴的、彻底的、专制的。加缪没有绝顶聪明的萨特的哲学技巧——往往长篇大论——，他更不安于现状、更洞察入微。加缪是感性的。萨特长着棕褐色的皮肤。追随我的人会爱我——如果他高兴的话——，而其他人，都是蠢猪，除了我的母亲，一位女圣人，还有海狸……她不是真正的圣人……萨特没有复杂的优越感：他知道或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加缪自认为是优秀的语言匠人或艺术家。萨特有那么多的词汇和概念……他任随它们占满自己，把自己带走。他发现每个名称背后有一个实体，每个表象下面有一个本质。他可以牢牢坐在椅子上每天工作12小时。加缪则更谨慎，绝不具备法国式的达观态度。习惯上，他工作四五个小时，手中拿着笔，前后左右走来走去，只有他全力以赴写随笔《反抗者》时例外。萨特不受约束地活着——没有家庭，因为这个萨特式的家庭更像没有孩子的舒适的宫廷和适应各种形式的放荡不羁的后宫。加缪仍然被困在双重生活的网中。在萨特看来，加缪就像所有那些误入婚姻歧途的人一样，一直有资产阶级化的危险。萨特因为他的优越感，相当喜欢傲慢的年轻拥护者。加缪更欣赏令人尊敬的忠诚，不管是比自己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人的。共同点是，这两个男人，同为著名作家，都是没有父亲的孤儿。萨特高高兴兴地厌恶他的父亲，这很不公正。[23]加缪经常忧伤地想念父亲。两人都热爱他们的母亲。只有在阿尔及尔或邀请母亲到来法国时，加缪才不会给她写信。萨特不时住在母亲芒茜太太家，她是一位迷人的巴黎资产阶级女人，总对她的“普鲁”(2)感到惊奇。芒茜太太仰慕萨特，但并不是一直都能理解他，她承认这点。而加缪夫人只知道她的儿子很有名。

加缪和萨特相互疏远了，放弃了差不多每周一次的午餐聚会。加缪不同意萨特的哲学立场，尤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对加缪来说，萨特的敌人也是他潜在的敌人。暂时的结论是：一旦看到诽谤萨特——有一段时间加缪曾认为他是“我们的狄德罗”——的人，他知道应该和萨特站在一起。[24]我朋友的朋友并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朋友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敌人。

萨特周游世界，他的用词不断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多么有趣啊！孤独？哪个问题，哪种孤独？萨特不想到修道院隐居。萨特理想的隐退地点是罗马的一家不错的三星级酒店。加缪在手记中写道：“我从上流社会退出，不是因为在那儿我有敌人，而是因为我没有朋友。不是因为他们总习惯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我比我本人更好。这是一种我不能忍受的谎言。”

萨特从来不因撒谎而自责，他的谎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自相矛盾，他竟然还能从中发现深刻的真理。真理就像一个辩证法千层糕：一层奶油-谎言，一层面团-真理，一层……自从解放以来，萨特就不再为家人或所有人对他的看法感到不安。谁能“思考”萨特？他知道自己是平凡众生中独一无二的人，然而他又要求别人把他看做一个普通人。理论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萨特还要比别人更平等。谈起他与萨特的关系，加缪感到苦恼：“我一生中的幸运，就是我遇见、爱上的（也让我失望）都是一些非同一般的人。而在其他人身上，我懂得了美德、尊严、自然和高贵。令人惊叹的事——也是让人痛苦的。”[25]不久以后他又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可以稍微自重一些吗？”还有：“没有一种东西是我们专门为一个不否定他人的人造出来的。当我们无法顺从地否定别人时，这是一条永远没有结果的法则。无限爱一个人就是杀害其他人。”萨特自省的时候，从不让自己沉浸在这类悲伤的想法中。加缪说：“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曾竭尽全力让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杀人。……我们从不爱任何人开始，然后我们爱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接下来我们只爱几个人，最后只爱一个人。”

在夏尔或波尔热面前、在与帕兰谈话时，或者与纪德或马丹·杜伽尔吃晚饭时，加缪在思考，试图与自己妥协。他想成为另外一个人。解放以来的每个早晨，内心完整的萨特演奏管风琴，喝苏格兰威士忌，活跃在市里和舞台上。在书里或文章里，他愉快地接受自己。加缪仍然处在分裂状态。这两位醒世作家一点儿也不相像。萨特身体极好，经得起酒精也经得起兴奋剂。加缪身体虚弱，却认为自己有“令人惊讶”的精力。应该说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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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法语中Urbain（于尔班）还可以理解为文雅的、彬彬有礼的。——译注

(2) 萨特的爱称。——译注

36．“链霉素40克”

加缪不再滥饮威士忌，也不像萨特那样服用科利德兰(1)或别的什么兴奋剂。1949年的头几个月，他疲劳、厌倦、暴躁，工作毫无进展，尤其是那本关于反抗的随笔。如果从记者的位置上提前退休却无助于推进其作家的工作，那么这样做还有什么好处呢？他不习惯这种丈夫、情人的双重角色，也知道弗朗西娜虽然一言不发，但难以忍受这种情形。

国内和国际政治局面还在恶化。熟人和朋友疏远了加缪，或者他疏远了他们。苏联的拥护者和敌人都组织起来。对世界性冲突的恐惧在蔓延。在巴黎，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对中央委员会宣布法国共产党员绝对不会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1]警察搜查了共产党报刊的编辑部，逮捕了一些记者。加缪拒绝明确表态。几个月以前，莫斯科成立“和平运动”以联合支持者、动员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他们身后的大众。加缪认识的一些人，如让-路易·巴罗，是法国“和平运动”官方领导机构的代表性人物。加缪很自然地谴责军备竞赛，但不像阿拉贡、艾吕雅、维尔科或毕加索那样单方面揭露“美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加缪被“进步分子”——“和平运动”的追随者和法共的拥护者攻击，他们认为俄国的炸弹是干净的，而美国的则是肮脏的。

法国的报刊和新闻都让加缪失望。他原来的雇主、《巴黎晚报》的老板让·普鲁沃斯特创办了一份通俗周刊《巴黎竞赛画报》。[2]对加缪来说，这是一份“城市纯情少女的出版物”，因为在它上面，王室婚姻、粗俗的社会杂闻的重要性与震撼全球的重大事件——以色列的成立、东柏林的罢工与暴动——居然不相上下。受《生活》杂志的启发，在《巴黎竞赛画报》上面，图片比文字的篇幅更多。而且，加缪讨厌说三道四。

广播节目《表象的反面》专门收集流言蜚语。节目宣称加缪刚把《鼠疫》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一家公司，得到了一大笔钱。加缪给电台台长写了信，并托它的监督机构新闻部转交。这名记者(2)不懂最起码的谨慎，没有给加缪打电话。“这则消息，”他写道，“属于假消息的类型，只要向当事人简单求证一下就可以避免。……国家广播电台不是传播假消息（这事儿只需要我们的大报就足够了），也不是损害个人名誉的机构。”[3]当时，国家广播电台完全由当权的政治人物控制，听命于一位主张干涉的部长。

克洛德·莫里亚克是弗朗索瓦(3)的儿子，他创办了一份月刊《精神自由》：这本杂志力图劝阻那些被共产党人迷惑的年青人。在第一期上，刊登了加缪认识的作家马尔罗、安鲁什、富歇的文章——还有一位年轻的右翼笔战者罗歇·尼米耶对加缪的攻击。[4]22岁的尼米耶揭露左翼思想家，嘲笑加缪在抵抗运动肃清二战期间与敌合作的知识分子时保持沉默。这位《证据》的轻骑兵写道：“如果加缪先生没有（滔滔不绝地）支持黑人、巴勒斯坦人或黄种人，那么在全体的沉默中，这位作家的沉默将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尼米耶也惧怕战争，不过他明确地说：“我们打仗既不用萨特先生的肩膀，也不用加缪先生的肺。”[5]尼米耶知道加缪是结核病患者吗？在《精神自由》的另一期上，杂志的撰稿人、加缪在抵抗运动时认识的一位诗人让·莱斯居尔，反驳了尼米耶。后来尼米耶公开致歉。是真心的吗？[6]

加缪希望远离巴黎。由于没有摆脱所有的羁绊，他只能出去旅行一次。外交部文化关系处的罗歇·塞杜向加缪建议到南美做一次巡回演讲。作家可以发表五次演讲。加缪建议了两个题目，一个“关于现代世界的精神危机（暴力的困扰或我们的其他凶手）”，还有一个是文学的，关于小说的，可以称之为：“小说与反抗”。[7]

加缪常常拒绝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对法语协会的领导人马克·布朗潘说：“我不太喜欢演讲。”[8]不过在结核病疗养院时他同意了。南美对他有吸引力，因为他渴望了解这块大陆就像他渴望逃离巴黎一样强烈。由外交部赞助的这类旅行并非没有目的，尤其是当“传教士”，法国的半官方代表，去的是民主状况可疑的国家。在阿根廷，胡安·庇隆把正义党变成了个人的权力工具。在巴西，形势也并不更振奋人心。共产党仍处于被政府解散的状态，而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路易·卡洛·普雷斯特只能在地下活动。在智利，一项声称保护民主的法律剥夺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全部职务，并禁止他们参加投票或成为候选人。[9]总之，加缪的南美之行不会好。他想对反对派演讲，并计划由重量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南方》——包括维多利亚·奥冈坡——出面组织，在阿根廷做一次演讲。奥冈坡女士59岁，性格热情，是世界主义者，她与博尔赫斯和叙佩维埃尔、奥尔特加·伊·加赛、罗歇·凯卢瓦过从甚密，还曾与德里厄和瓦尔多·弗兰克通过信。她很早就与共产党断绝了关系。[10]《南方》杂志在美国有售，在马德里和巴黎也能卖出很多。这本销售量有四千份、以文学为主的杂志引起了正义党的怀疑。《南方》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和《人类的命运》。塞杜建议避免《南方》“单独邀请”和“完全包办”。[11]加缪也可以在名气稍小的《书友》，还可以在法国学校的文学系的大厅演讲。加缪信任法国驻巴西大使馆文化关系处的加布里埃尔·米纳尔，希望她做决定：“我能够只告诉您一个人，我希望不要经常讲话，而且如果可以尽量避免官方活动，我会很感激您吗？”[12]在宴会上他比较喜欢一对一的谈话。协商这次旅行的事似乎很艰难。他几乎放弃了：他去南美简直“有点儿像是去服苦役”。[13]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或极权的国家必须讲（漂亮）话么？必须在拒绝任何接触，尤其是官方接触的同时表示赞许，结果让知识分子、大学生、反对派失望么？加缪放弃了阿根廷：“我刚得知阿根廷思想审查委员会禁演《误会》”，他写信给马尔加利达·艾科西古，她是洛尔加喜爱的女演员，本来也应该参加该剧的演出。“为了明确表示我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我已经拒绝以官方身份到阿根廷旅行和演讲。”加缪已经在“冈帕拉”号上订了位，这条船计划6月30日离开马赛，7月21日到达里约。加缪本来要在巴西待到8月10日。他与阿尔贝·科塞聊天，科塞是当时少有的了解南美的欧洲作家之一。谁还记得1944年7月巴西军队曾与盟军一起在萨莱尔恩海湾登陆？曾一起在“双叟”、“花神”咖啡馆吃喝玩乐的科塞给了加缪一些有趣的餐馆和夜总会的地址，包括巴利亚的塔巴利斯。[14]

加缪不大喜欢非理性现象、占卜术或先兆这类东西，但他表达了他的担心：他不该走，四周弥漫着不祥的气息，他对玛丽亚·卡萨雷斯这样说。罗贝尔·若索陪着他乘汽车到马赛去。若索在日记中写道：“马赛。当我们到达维厄港，一年中的第一缕阳光正等着我们。我们都说，这是一个让人不愿意再离开的城市。当然这是因为只用站在大海前，不时微微扭过头去就能让阳光洒满脸庞（这里应该想象说话的人有阿尔及利亚口音）。看着来往的船只，阿尔贝说，‘哦，伊夫堡在哪里呢？’‘不远，’我回答道。这不是该说话的时候。‘不过，’阿尔贝继续问，‘伊夫堡是什么样的？’‘哎哟，’我告诉他，‘在这个城堡里，有一个家伙死了，而另一个家伙根据这事儿写了本小说。’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说什么了。”[15]

“冈帕拉”号中途停靠在达卡。加缪热爱大海，却没有从这次越洋之行中得到快乐。他住在头等舱。他在手记中写道：“看到四等舱的游客住在甲板间，睡的是上下铺，就像集中营一样，我有一种惭愧的感觉。”他阅读“维尼的日记，上面有许多内容（让他）高兴”。作家一直长时间灰心丧气：“两次，自杀的念头。”[16]

以官方身份出场的加缪，神态自若，滔滔不绝，接受一次次采访。当他读到采访的文章时，觉得很好玩，为自己受人欢迎感到心满意足。两年前，在美国，他就为人所知。虽然这里还没有人研究他的作品，但现在他感觉自己很出名了。令他着恼的是，他被人介绍为“存在主义的二号人物”。存在主义者？绝对不是。二号人物？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他讲话时感觉很轻松。他出席无法回避的招待会，用眼睛搜寻漂亮姑娘，和她们交谈，带着几分嘲弄。他有点儿自负或天真：“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能吸引全世界的女人。”他比在美国时发表看法少。这几个国家都太大了，另外，加缪的西班牙语很糟，而且完全不懂葡萄牙语。

在巴西，他提出要去看一场足球赛，而大部分演讲者是不会这么做的。巴西人感到很吃惊。在里约时，加缪不愿意住酒店：法国大使馆替他安排住处。他随身带着玛丽亚的相片，忍受着分离之苦，他给她写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因为他爱的她，梦见过一间永久的牢房，他就没有爱过。”[17]他与头面人物一起吃午饭，参观城市，去著名的夜总会，很晚才睡，屈服于他的传教士的义务。南美的不发达让他吃惊，富人区与穷人区、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对比尤其让他吃惊，在他看来，这些贫民窟简直就是“几种建在山坡上的棚户屋，没有水也没有电，那里住的是穷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女人们到山脚下去取水，排队，然后像卡比尔妇女一样用头顶着装有水的铁水壶回来。”这种不发达让他想起阿尔及利亚。加缪沉浸在震惊中，来不及整理思绪，他知道他缺少进行对比的社会学的和文化的参数。他的美国之行就算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至少是平静的。在这里，他在公开场合面露喜色，但这次游历让我们看到一个介于疲惫与精神错乱之间的人。在他看来，巴西“没有人烟的土地”是一个付出极其巨大代价的产物；“这里的自然环境令人目瞪口呆”。加缪给人一种被惊呆的感觉。虽然吃惊，而且干着传教士的苦差事，他仍然保持幽默：“我没有料到考验接踵而至。一位诗人来了，无精打采，眯着眼睛，嘴角耷拉着。他不时忧心忡忡，突然烦躁不安，然后倒在扶手椅上，喘息片刻。他站起来，随即改变主意，坐回到扶手椅上。他谈起贝纳诺斯、莫里亚克、布里松、阿莱维。表面看来，他认识所有的人。有人曾对他不怀好意。他不关心法国和巴西政治，不过他和几个法国人开了一家肥料厂。而且，他没有得到奖章。在这个国家，所有法国的敌人都得到奖章了，可是没有他，等等。”

在巴西没有阿拉伯人，但有黑人。虽然穷得可怕，这些黑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成功地同化了。加缪说：“我天生喜欢黑人，努力想从他们身上找出他们没有的优点。”他与一群年轻黑人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想演出《卡利古拉》。他躲开庄严的典礼，与他的一名演员偷偷去了一个黑人舞会，想休息一下。这位演员不断说：

“秘密，秘密。”

有人向加缪建议了一个《卡利古拉》的版本，他不满意。剧院经理“想在其中加入几段芭蕾舞。这是国际流行的做法”。在伦敦，有人有同样的计划。对一位演讲者来说，巡回演讲中发生的事往往要比演讲结束后提出的问题以及回答更有趣：“领事陪着我，在喝最后一杯酒的时候，他从桌下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价值四万五千法郎的巴西货币。这是巴利亚大学给我的报酬。领事对我的拒绝感到惊讶。他对我解释说：‘还有人开口要钱呢。’后来，他让步了。我知道他会忍不住想：‘如果他需要这笔钱的话，他肯定会接受的。’”文化、金钱、外交官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复杂而无法预料的。

在对教育界人士发表演讲时以及在新闻发布会上，加缪显得很自信，在此期间穿插着有时令人吃惊的参观活动。“站着吃午饭。……3点时，他们把我带到城里的教养院去，我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据说这还是‘巴西最漂亮的教养院’。它确实‘漂亮’，就像美国电影中的教养院，除了气味，所有监狱中的人都会有的可怕气味。栅栏、铁门、栅栏、门……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写着字的标语：‘向善’，最多的是‘乐观主义’。我在一两个囚犯面前感到羞愧，但他们受到优待，在监狱里做服务性质的工作。接下来，这里的心理医生帮我测试精神状态的级别，让我很沮丧。出去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了句客套话：‘欢迎您随时再来。’”

加缪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他让听众为之着迷。然而，他对他“亲爱的桑巴和伦巴”，也就是米歇尔和雅尼娜说：“我不认为我在这里很好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他在手记中袒露了他的不安：“到达的时候又得了感冒，发高烧。这次好像有些严重。”[18]他从来不写“结核病”这个词。15天后：“昨天我的症状特别严重，我想去死。”[19]一周后：“不得不承认，这辈子第一次，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尽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这个本来可以对抗一切的艰难平衡还是瓦解了。这些忧郁的水像波浪一样从我身上流过，稀释了我的精力。这种消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地狱。如果这里欢迎我的人感觉到我为了显得正常而做的努力，他们至少应该努力微笑。”[20]加缪跑去看风景，他发现这些景色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汽车上颠簸12个小时后，箱子都快抖开了，夜里经过一座座不知名的城市，一路上很不舒服，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大城市，与教授、小说家、哲学家谈话，花几天时间迷恋一位长着“恶毒妈妈的绿眼睛的”漂亮姑娘，[21]观看斗蛇或拳击，夜里穿过小镇，完成他的义务。在公众面前，演员加缪把那个内心恐惧的人藏起来了。

在圣保罗演讲时，他说：“你们中的一些人有关心欧洲的胸怀。我承认他们是有功的。”加缪长时间当演员，演技出色。大家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关于萨特、福克纳或夏尔，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或左拉之后的自然主义，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美国和苏联两个帝国主义的暴行。加缪准备他的演讲时总是很认真，就像他的舅舅艾蒂安修补木桶时一样。艺术家其实就是认真负责的手艺人。

在里约，他谈到外交部的所在地伊塔玛拉蒂宫。一位叫吉尔达·加巴格利亚的年轻女性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听着演讲者的话。加缪示意让她靠近些。他惊讶地得知她读过他的好几本书。她给加缪背诵了加缪的句子：

“我迅速赶到那个阳光灼烧着问题的国家。”[22]

一次演讲结束后，他告诉弗朗西娜他遇到的人：“幸运的是，在开始演讲以前，我看见一个长着诚实的西班牙面孔的人走到我面前。这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共和党人。现在他在一个庄园工作（距里约100公里的一个很大的农庄）。他走这100公里就是为了来听我演讲、为了看见‘他的伙伴’。第二天，他就回去了（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是没有交通的，这100公里不在大路上，这完全就是一次探险）。他同时还给我带来了一包他精心挑选的香烟，因为他与‘法国客人’最亲。我感动得流泪了。会场让我压抑，然而他把我释放了出来。最后，我是在为他而演讲。”[23]

加缪的演讲笔记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技巧：精确的开场白，观点明确，准备好根据听众的需要展开话题。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读出——提前写好的——结尾：“欧洲应该重新学习谦虚。因为对人类的命运抱有希望的人也许是疯子。不过对一些重大事件灰心失望的人肯定是懦夫。”[24]后来，他又开始应付虚礼，这让他越来越生气，筋疲力尽，非常厌烦。旅行变成了“混乱”。[25]有时，一天给他安排两个演讲。南美的城市使加缪吃惊：“白蚁将吞噬摩天大楼”，他给勒内·夏尔写信如此描述圣保罗。[26]

巴黎那边把智利的签证忘记了。于是加缪就待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应该取道乌拉圭再到达智利。他遇到了作家拉法埃尔·阿尔贝蒂：“我知道他是共产党人，最后我向他解释了我的观点。他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有一天恶意中伤将我与他分开了。他是，而且本该一直是我的同志。”8月14日，他下榻在圣地亚哥的格利翁宾馆：“在这次愚蠢的旅行中，只有智利的形象和人民给了我安慰。……智利使我懂得火山也可以温柔。”[27]

加缪没有放松很久。他的演讲经常与这个杀人犯的时代，这个酷刑成为国家必需手段的肮脏世界有关。他经常讲一个故事：在占领时期，几个法国人当着一些德国军官的面在一间餐馆里谈论哲学。一个年轻人宣称没有一种想法值得人为它而死。军官们叫住他。其中一个用手枪顶着他的太阳穴：“刚才您说什么？”年轻人重复了一遍。军官嘲弄他：“我已经向您证明了您的错误，您刚才证明某些想法是值得人为它而死的。”怎么样才可以在经历这类考验时，这一幕不会再次发生呢？演讲中老生常谈话题的催眠作用与一本书出版后接受访问时说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啰嗦话是不能相比的。加缪也谈到了尚福。就在他作为战士和演讲者的行程中，这位醒世作家帮助他容忍他的使命的局限性：“尚福是对的：当人们想在这个世界上讨人喜欢时，他就应该让不懂的人教自己那些自己知道的东西。”加缪在他的听众身上“检验”正在创作中的《反抗者》的片断。

在智利要比在巴西或阿根廷更容易得到休息。加缪观看了一次西班牙语《误会》的演出。8月17日，作家写道：“骚乱与暴动的一天。昨天就已经有游行示威了。可是今天，就像发生地震一样。起因是要求增加micros（圣地亚哥的公共汽车）。有人推翻公共汽车，还有人将其烧毁。也有人打碎路过的公共汽车玻璃。下午，有人告诉我，有学生去游行的大学已经关闭了——我的演讲不能在那儿举行了。法方的机构在法国学校组织了一次两小时的演讲。当我从会场出来时，商店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头戴钢盔的武装部队完全占领了城市。部队有时放空枪。是戒严。夜里，我听到了稀稀拉拉的枪声。”

8月20日，他从热内卢回到里约，又乘飞机到巴黎，行李中带着维多利亚·奥冈坡和西班牙作家何塞·贝尔加曼的友情。后者“只要西班牙战争不结束”，就不愿意在“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一位精力完全来自精神的低血压患者。我喜欢这种人……”他还写道：“贝尔加曼：我隐藏最深的欲念就是自杀。惊心动魄地自杀。”加缪为一篇神秘小说《生长的石头》积累素材，这篇小说采用非常规的笔法，既具有现实主义又有非现实主义色彩，还有充满阴影、鳞片和啪啪作响声的幻觉。紧随其后的是吱吱嘎嘎的声音，雾，雨，泥，侧影，鸟鸣，举着红蓝色旗帜的白衣苦修修士，关闭的门。小说中，加缪描述了工程师达拉斯特在大河之间的热带森林里的探险经历。作者赋予马公巴（macumba）(4)特殊的重要性。主人公经历放逐后，走上了博爱或几乎是救世之路：加缪是在描写从一场演讲到另一场演讲的漂泊状态么？最后，主人公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他“视而不见，却听到汩汩滔滔的水声，那声音使他心头充满躁动不已的幸福感。他紧闭双眼，庆幸自己有这么大的力气，同时他也再次庆幸生命的复苏。”后来加缪再也没有写过这样接近无意识的文章，也没有再这样不考虑逻辑地组织句子。[28]

加缪奔波了两个月，回来时已经患了失眠、湿疹和抑郁症。[29]在巴黎，他看了好几个医生，他们都在他的唾液中发现了科赫(5)杆菌，并诊断出他的肺结核正在病变。他们不是建议他而是命令他休息几个月。他不能重新开始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苏珊娜·阿涅利寄出了几封新类型的信：“在他出发去山里前……”，“加缪先生必须彻底休息两个月……”

作家认为他快死了，他的伟大作品还没有写完，他想起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他在1863年到1869年之间写出《战争与和平》。也就是35岁和41岁之间。”加缪36岁了。“梅尔维尔在35岁时说：‘我赞成毁灭。’”在这艰难的时刻，加缪找到了他的引路人，托尔斯泰和梅尔维尔。他写了几个总结：“‘1949年9月’。我的生命，我一生中唯一还要努力的事——其他的东西都已经给我了，而且给得很多（我不在乎的财富除外）——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不想成为一个绝境中的人，这种过度的努力没有任何用处。慢慢地，我的行动不但没有越来越成功，我却看到绝望在逐步逼近。”

加缪记下了他的反应：“1949年10月末。病情复发（此为笔者着重强调）。……在确定疾病治愈这么长时间后，病情复发可能会把我击垮。事实上，它真的把我击垮了。不过在经历一系列不间断的打击之后，最后它使我笑了，我终于解脱了，疯狂也是一种解脱。”他花很多时间阅读霍桑、雪莱、济慈——也是结核病患者——，还有托尔斯泰和梅尔维尔、费希特、司汤达、兰波、德拉克鲁瓦、马里坦的书。他对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人物感兴趣，并做了笔记。斯克碧说：“德行，纯洁的生活诱惑它落入黑夜，就像罪恶诱惑它一样。”“在冷漠或死亡的最后灾难来临之前，除了几次战略上的小小成功，人类之爱没有赢得任何可以称作胜利的东西。”

加缪游移于对生的强烈渴望和死亡的诱惑之间。生命中第一次，自杀好像真成了唯一严肃的问题。肺科医生找到了一种治疗方法。然而，加缪对医生很不信任，详细列出了临床记录：“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链霉素40克。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对氨基水杨酸360克，从11月13日到1月2日再加20克的链霉素。”他对这个繁琐的新治疗方案不满意。他也咨询了雅克·梅内特利耶医生，还把他推荐给了米歇尔·伽利马，他对这位医生说，现在他在各方面都进入了死胡同，不管是身体、家庭，还是事业。他完不成他的书。[30]为了医治这个筋疲力尽的绝望的人，梅内特利耶实行了一套完整的自然防御的疗法。他嘱咐病人吸收少量矿物元素，锌、铁、钴、锰。这是建立在“微量元素”基础上的疗法，它来自美国。不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杀灭结核杆菌并治愈结核病。

治疗和加缪的意志力取得了一定效果。慢慢地，他的身体有了好转。他又一次重新活跃起来。他的工作虽然让他劳累，但也是一种治疗和放松的方式。那本关于反抗和革命的书越来越厚。出版社、报纸、旅行不再偷走加缪的时间。他曾咨询过一位精神病专家，问了一些关于弗朗西娜和他自己的问题。就像萨特一样，他对精神分析法治疗持保留态度，理论：无意识，这是什么？实际：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那儿会诊不会使一个作家的灵感枯竭吗？加缪也把精神分析法当儿戏，但不像萨特表现得那么严重。

出于友情和同病相怜，他把自己的健康状况与米歇尔相比。他怀疑著名的微量元素治疗法的有效性：“我自己使用的治疗法好像并不值得推荐。”[31]从1949年到1951年期间，他常常在格拉斯附近的卡布里斯一边工作，一边休息。那里的农村具有佛罗伦萨风情。他住在金山羊旅馆附楼的一个房间，使用一个烧柴的壁炉。他告诉弗朗西娜他的工作情况：“这次旅行对我很有好处，我是这样想的。我希望能在这儿开始工作，因为自从到这里以后，我还什么都没做。尽管我记得与格勒尼耶、萨特、基亚罗（尼古拉·基亚罗蒙特）交谈过，但我的思想很孤独 ……”，他进一步具体说道：“不过，我们不能总是交谈。而且对我来说，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我不相信讨论出来的思想，也不相信观点能碰撞出火花。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认为，思想是一场内心的冒险，可以成熟、造成伤害或者转移——需要成年累月的沉思，它才可以成形、进步并找到合适的词语表达出来。五年来，我一直在构思这本随笔，我不敢确定100个小时的讨论可以在一秒钟内加快我酝酿的节奏。由于错误，人总是无能的。”[32]他也告诉玛丽亚他思考的事：“我已经在考虑《正义者》的写作。确切地说，我想唯一可能的正义就是对非正义的再分配。人们进行革命是为了使另外一些人可以乘坐卧铺。”[33]

加缪有特殊的好运气，有两个女人依靠，玛丽亚，地下情人，弗朗西娜，他孩子的母亲。弗朗西娜？“她对我来说极为珍贵……”他给雅尼娜和米歇尔写信说，“我不断地发现她身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优点。不过必须鼓舞她，拉着她的手，为此，我应该找回用来工作、改变世界并思考关于命运问题的全部力量。”弗朗西娜“回信时总是寄快件，而这些快件与其他的付24法郎邮资的信件一起到”。加缪开玩笑说：“我不快地告诉她，我的账户是贷方账。”[34]

对于一个正在康复的人而言，随笔作者的工作节奏过于紧张了：“9点钟起床，阅读黑格尔的作品并做笔记直到11点。散步至12：30。吃午饭。1：30到2：30午休。处理邮件或锉指甲直到4点。4点到8点及9点到10点半写《反抗者》。上床。阅读蒙田的作品。睡觉。”从几个月的疲劳与忧郁中走出来后，他嘲笑自己。“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他努力多年，觉得有些停滞不前了，难道他不想继续前进吗？”

弗朗西娜和他团聚了，她给他上了几周西班牙语课，又离开了。他接待了若索一家，布洛克-米歇尔一家，还有他的哥哥吕西安。有时他会拜访罗歇·马丹·杜伽尔，他觉得马丹·杜伽尔的生活和作品既可以作为榜样又有教育意义。面对不同的人，他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住在尼斯的布朗什·巴兰来看望他时发觉他有些“凄凉”。

在这些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子里，他与日常交谈的对象、金山羊宾馆的老板娘迪富尔夫人，会聊上几句内容早就知道的令人安心的话。

“迪富尔夫人：‘今天天气真好，加缪先生。’

我：‘嗯！……’（这里，傻笑）

迪富尔夫人：‘但愿能一直这样！’

我：‘什么？啊！是的，当然了！’

迪富尔夫人：‘祝您好胃口，加缪先生！’

我，清醒过来了：‘谢谢，非常感谢，太太。’”

他的体重增加了，也恢复了正常的睡眠：“耀眼的光线。我好像是刚从十年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依然笨拙地行走在不幸与虚假道德这根细绳上——，但重新赤裸裸地走向太阳。健康和有节制的力量，以及朴素而又敏锐的智慧，我重生了，身体也一样。”[35]在评判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时，他显得既坦诚又极端：“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讽刺性的。”他正在写的随笔并不如此。“我不变的欲念，也是我不停地筋疲力尽地与之斗争的欲念是：犬儒主义。”他的《反抗者》有怀疑论的色彩，但没有犬儒主义的色彩。加缪重新表明观点：“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开始的两个系列之间（荒诞与反抗）：不说谎的人，是不真实的。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位能被人理解的小说家。不过我更像是一位因激情和焦虑而创作神话的艺术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使我激动的总是那些拥有这种神话力量的人。”因为精力有限，他不耐烦地盼望完成他的随笔，以便投入到另外一部构思中的作品中去：“《反抗者》之后，就是自由创作。”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格勒尼耶、彼亚、埃朗、保尔·厄特利、拉扎雷维克、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布朗什·巴兰、吕赛特·莫莱、雅尼娜·伽利马和他的妹妹勒尼、马梅纳给了他灵感，他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一个将会出场的人物，没有明确是谁，加缪加上括号写道：“对他来说，爱情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撒谎和通奸的权利。”这部小说后来成为继西西弗（荒诞）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反抗）之后的涅墨西斯(6)神话的一部分……

加缪往来于巴黎、卡布里斯和尚蓬之间。回到首都后，他继续《反抗者》的写作。他拒绝《局外人》入选“口袋本丛书”：“不。尽管是精心挑选的，我还是不大愿意看到《局外人》离开‘白色系列’的读者圈。”他意识到分析性叙事的神秘性与顽固性。“这本书就像《鼠疫》一样，不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以后，也许吧。”加缪还向米歇尔解释说他想摆脱伽利马出版社的工作，不再作审读委员和编辑的工作。在病假期间，他领月薪。“十月份，我将对我在出版社的职务做一个最终决定。现在，无论如何，我不想继续保留。”[36]在《战斗报》，他是被人解职，而他自己想解除自己在伽利马出版社的职务。

他要为家人另外找一套公寓，他希望米歇尔帮他找《费加罗报》上的房产信息。在帕内利埃，尽管有孩子、苍蝇，而且天气炎热，加缪还是重新开始工作：“如果我有天赋，《反抗者》将是一本很奇怪的书。然而……”八月份，这个反抗的、被分享的、矛盾的，但懂得安排的人与玛丽亚在格朗-瓦尔坦的一个旅馆见面，这是位于热拉尔德迈附近、孚日山区的一座小村庄，海拔850米，在一个被草原和森林环绕的山谷里。[37]他明确告诉忠诚的米歇尔这个地址是保密的。加缪想一直照顾并保护弗朗西娜。克朗什道尔宾馆一点儿不像四星级。环境幽静，然而宾馆“忘记应该令人感到舒适”。它的乡土气息让作家很满意。能在碗一样大的盆里洗澡，能去不在卧室里而且被虫蛀过的厕所，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村民们长得像“可爱的哈巴狗，……漂亮的面孔屈指可数”。晚上十点停电。生活得再健康合理不过了。有时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进城，去过文明的生活，进行温泉治疗。阿尔贝工作，给弗朗西娜写信，不过瞒着他和玛丽亚的事：“在这里，外面世界是虚无的（既没有雨也没有多数人可耻的丑陋）。不过我越工作，离写完就越早。我继续写，什么也不担心，读书，写作，康复。从这点来看，这次小住（还有雨）会有好处。我希望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也能保持这种劲头，如果必须去其他地方的话。”[38]

6月25日，朝鲜的军队跨过了三八线，联合国介入了。7月1日，美国军队在朝鲜登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联合国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我把世界和朝鲜人忘了，”加缪写道，“还忘记了生活在这个有趣的时代不可思议的麻烦事。”[39]他又变得爱开玩笑了，他从一份地方报纸上剪下12条小告示，并把它们贴在写给他的“被祝福的雅尼娜和米歇尔”的一封信的信纸上。[40]这些小告示有对局势持乐观态度的，有反映了真实现状的，还有一些是抱着实际意图的：

本人是普罗旺斯作家，打算创作
一本“女性心灵论”，
很乐于收集到
女性的隐秘内心故事，
承诺保守秘密。请致电5568……

还有好色之徒刊登的告示：

前宪兵队军官，
在马恩河畔
拥有一处跳舞咖啡座，
希望约会二十来岁的
迷人小姑娘。请致电5571……

加缪又找回了生活的乐趣。在巴黎，他终于物色到一套有5个房间的公寓，他很满意，这对一家人来说很实用，公寓位于夫人街29号，在第六区的圣叙尔皮斯广场附近。他一直依赖玛丽亚：“你完全属于我，而且永远属于我，就像一位母亲属于她所创造的人一样。”[41]关于尼采，他说：“他是唯一一位作品曾一度影响过我的人。后来，我远离了他写的书。这时，他正好失势。他教我爱存在的东西，教我把一切，首先是痛苦，变成支持。……形成伟大的风格的因素，他说是：感觉自己是自己幸福以及不幸的主人。”[42]尼采是宏大的。加缪呢？“我没有对你说，因为几天以来我也对自己，对我的作品感到怀疑，不断地，深深地怀疑。但这可能将是死亡。”[43]

服用链霉素两个月并在卡布里斯住了三个月后，他的“令人担忧”的健康好转了。他不再想要自杀，并从关于反抗的随笔中解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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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利德兰（Corydrane），当时是一种非处方药，每片含50毫克阿司匹林和144毫克的安非他命。——译注

(2) 指电台台长。——译注

(3) 指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译注

(4) 在巴西某些地区流行，类似安的列斯群岛黑人的伏都教。——译注

(5) 指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分离出的结核杆菌。——译注

(6) 复仇女神。——译注

37．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花园一侧

自从《鼠疫》取得成功以后，加缪可以靠版税生活了，不过他拒绝他的物质生活由作品的成功来决定，他也不想让他的作品由成功来决定。在出版社从事的第二职业给了他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必须承担义务。伽利马能成为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出版社，靠的不是营业额，而是它的作家名单。从1911年开始就是出版商的加斯东·伽利马超过了他的同行贝尔纳·格拉塞、德诺埃尔、勒内·朱利亚尔。加缪是他在二战期间发掘出来的，一直忠心耿耿。解放时，加斯东遇到了几个司法问题，因为他曾同意由德里厄来领导《新法兰西杂志》。[1]德里厄理所当然是审读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过五次审读。伽利马并不经常出入某些法奸的沙龙，不过他认识海勒中尉。加缪为加斯东辩护，在司法机关为他作证：“我声明，我了解伽利马出版社从1942年到1944年的活动，我与这个出版社有长期的关系。公众都知道出版社与由德里厄·拉罗歇尔先生领导的《新法兰西杂志》是完全分开的。……我认为我有义务证明伽利马出版社多次在我困难时帮助了我。1943年和1944年，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一直是我与那些与我有联系的《战斗报》的活动分子约会的地方。虽然加斯东·伽利马先生不知道这些活动的细节，但他知道主要内容，并在这方面一直给我支持。……伽利马一家一直掩护并保护我。”[2]许多参加抵抗运动的作家，继续在伽利马出版社出书——加缪认为这很重要。作家认为，如果加斯东被判刑，就等于给他，还有许多更出名的人，瓦雷里、纪德、萨特判刑。[3]伽利马被免予起诉。档案中还有一些荒诞的指控。巴黎军政府总参情报处在解放后做出结论：“伽利马出版社应该是德国的情报和宣传服务机构的代理人。”[4]

对他的一百多名雇员，甚至对一些秘书或包装工人来说，加斯东·伽利马，首先是“加斯东”，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大家不说“伽利马”先生。想见伽利马家的人，或商务经理路易·达尼埃尔·伊尔施不用预约。只要有人敲门，平易近人的加斯东就起身接待。如果这个滑头不想回答某个问题，他就会用普鲁斯特、纪德和公司的轶事来岔开话题。加斯东调和矛盾：“我总是使那些有全部理由不被容忍的人被容忍。”他感激加缪和其他为他辩护的人。即使战争期间他没有英勇的举动，他也不再是可耻的了。遇到海勒中尉或恩斯特·荣格上尉就卑鄙么？

加斯东很高兴在他的名单中有阿尔贝·加缪，这位享有盛名、可以赚钱的作家，而加缪本来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个出版商，解放后就搬到巴黎的夏尔洛那里的。但是有谁被伽利马出版社接纳后，还愿意离开呢？尽管儒勒·鲁瓦的《幸福山谷》获得了勒诺多文学奖，夏尔洛的生意却很差。夏尔洛，成了伽利马成功的牺牲品，由于没有出版能力和足够的资金，他于1950年关闭了他的巴黎桥头堡。在出版社工作的夏尔·蓬塞又回阿尔及尔去了。加斯东实行一条简单而残忍的原则：别人不能从我这里抢走我的作家，可是如果我可以的话，当然，我会抢走别人的。对伽利马忠诚表明加缪甩掉了夏尔洛。加缪与夏尔洛的文学负责人安鲁什之间发生了财务纠纷，经过协商，加缪收回版权并可以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婚礼集》。

加斯东欣赏并尊重加缪，不过，在他看来，加缪不是一位不朽的作家。米歇尔、皮埃尔和罗贝尔谈论“阿尔贝”，但对加斯东说“加缪”或更庄重的“阿尔贝·加缪”。在编辑和作家之间左右逢源的加斯东也有自己偏爱的对象，例如，莱昂·保罗·法尔格和瓦莱里·拉尔博、普鲁斯特和圣-约翰·佩尔斯。出版社有两个目标：文学价值，还有如果可能的话，经济效益。加斯东对二者都很看重。战前，他在《新法兰西杂志》上赔了钱，但一点儿没有吹嘘，他又靠《侦探》赚了回来——圣-约翰·佩尔斯应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他一直为他在战前就出版了进步周刊《玛丽亚娜》而感到自豪。为了提供更长的作家名单，加斯东·伽利马应该兼容并蓄。他厌恶宗派分子、教条主义者，然而他必须包容其中的一些人。他认识一些风格伟大，但人格渺小的作家。在波朗看来，加斯东·伽利马为人心底坦白，不过与其他出版商相比，他却很难把握。他招揽了他的独生子克洛德，克洛德毕业于政治科学自由学院，是法学博士，懂法学比懂文学更多。加斯东觉得与他的侄子米歇尔很亲，当克洛德当战俘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米歇尔将领导出版社。

加缪觉得这个家族很有趣：他们的激情、热情，还有裂痕。他就像家里人一样不拘小节地对待这家人。雅克是加斯东的一个兄弟，在财务部门工作。一战时，他在炮兵部队待了四年，操作 75排炮。他待人亲切但有点神经衰弱，常常给阿尔贝和米歇尔一再讲述他的战争轶事。加缪听着。老战士们的战争——尤其是他父亲的——总能打动他。有时加缪会礼貌地躲开，躲到办公室或阳台去。

加缪不是伽利马出版社的中心人物。作为审读委员，他加入了审读委员会并负责《希望》丛书。审读委员会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周会就好像教堂里的弥撒：大家把审阅图书当作领圣体。委员会聚集在伽利马的办公室。椭圆形房间的三个窗户朝向花园，花园里常举办深受欢迎的鸡尾酒会，但加缪很少参加。右边的窗户前是加斯东·伽利马的现代化的书桌。加斯东背靠墙坐着，手拿电话或矿泉水瓶。某些人觉得他是个骗子，眼神迷人或冷酷，像个世俗的红衣主教一样，主宰并统治着这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打着领结的样子就像一个身穿便装、酒后兴致勃勃的膳食总管。对面是他的儿子克洛德，寡言少语而忙碌。左边窗户前面的座位安排很对称：雷蒙·伽利马和米歇尔。在50年代，围绕着他们呈半圆状分布，在主祭加斯东和雷蒙的视线范围内的是一些出名或不出名的杰出人物。办公室的两头是：迪奥尼·马斯科洛，他是米歇尔儿时的朋友，在成为国外事务部门的负责人之前是秘书兼审读委员，还有罗贝尔·伽利马，他负责文学秘书处。[5]在他们中间，像乡村教堂中教民的铜板跪凳一样，座位顺序是不变的：布里斯·帕兰、阿尔贝·加缪、雅克·勒马尔尚、让·布朗扎、雷蒙·格诺、罗歇·凯卢瓦、马塞尔·阿尔朗、多米尼克·奥里——唯一的女性——、让·波朗。

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角色相当于议会总务主任的秘书做大量记录，这些都是国家机密。记录要么不知放哪儿了，要么就是放在保险柜里然后假装丢了钥匙。在有权发言的15个与会者中，伽利马家族的直系亲属组成了牢固的强有力的少数派。伽利马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某些默契把他们联合起来了。“我坚持我的看法”也是这家人心照不宣的口号。伽利马出版社既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不是一个专制体系。审读委员会不是自己选出来的。当有一个空缺出现，加斯东就会任命新人。很难给加缪时期的审读委员会的主要氛围下定义。没有一点儿的庸俗或大众化，也不过度前卫。在这些智者中，最有特色的作家好像是格诺和读者最多的加缪；最细腻的是凯卢瓦；最神秘的是波朗；最得体而又不因循守旧的是让·布朗扎、雅克·勒马尔尚、马塞尔·阿尔朗；最有哲学思想的是布里斯·帕兰；辞藻最丰富——有时有点混乱——的是迪奥尼·马斯科洛，他从抵抗运动时期起，就想到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也不可能留在法共。波朗一直是审读委员中最有威信的一个，也是最活跃的一个、最亲近太阳加斯东的一个。

他在主持会议时不会施加任何过大压力。大家达成默契，审读委员会对被讨论的作品所发表的意见和记录——从第一条到第三条——是保密的。但就像部长们的建议一样，很难避免消息外泄：作家们要聊天的。波朗宣布会议开始，谈一周来读过的作品，他阅读量很大。要把审读记录汇总起来，每个人都要交报告。加缪参加会议时，很严肃地读自己的报告。当他觉得一本书值得注意时，他就会做很长的记录，如果作品没有任何意思，就只写四行。对秘书处来说，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因为加缪的笔迹难以辨认，都是潦草的小字。有时加缪对加斯东说：“我很乐意把这些记录收入我的丛书。”[6]

波朗喜欢开玩笑或者恶语伤人，总爱东拉西扯。罗贝尔·伽利马像秘书一样，做书面总结。加斯东向罗贝尔转过头来：

“这本用了。”

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按照出版社传统的措辞说：

“我觉得这本很好，但是我希望审阅第二次。”

“谁愿意再读一遍？”加斯东问。

大家按作品的种类分配工作。加缪负责随笔和小说。一些决定是在委员会以外做的。加斯东对自己说：我让这个约瑟夫·凯塞勒或雅克·勒雷的作品通过并不难。他们——委员会的权威人物——会讨厌我，说这本书很差，会说我出版它只是为了赚钱。

一些丛书不经过审读委员会，七星丛书或黑色系列——是独立的——的负责人只与加斯东、克洛德和米歇尔商议。

加缪的私人秘书苏珊娜·阿涅利曾经是七星丛书的图书印刷技术员。她长着一张弗吉尼亚·伍尔夫似的脸，像刀刃似的。她是个大块头，对她的伟人一直忠心耿耿，会神色疲惫地抗议：我实在受不了他了，他的那些电话，他的那些女人，他应该和她们分手！他把我置于难以忍受的境地！然而她不会离开他，而他也欣赏她。与出版社的众多女人一样——职员中有70％的女性——，她好像爱上加缪了。她不再称他“大师”。[7]一些男人，很天真的，嫉妒加缪。因为他来以后，某些人说他是个野心家。战后，他上午11点来，下午则是17点。现在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算这里不是《战斗报》，也可以像在《战斗报》时那么自由。好，要不请个病假行吗？行，这是回答。

一位名作家享受到的首先是他的名气。销路证明读者的存在，来信证明他们对他的关注。有人可以卖出很多书，但是收不到任何来信。从《鼠疫》取得成功后，加缪好像几乎无法应付了。多亏了“牝鹿”，他才能控制局面。萨特几乎从不回信，要不就是把接力棒，那些信，交给秘书。[8]解放后，法国人在寻找自己的思想导师，于是成包的信件涌向加缪，有时一周有上百封。要求谈话的信很快变成了催告书。疯子、半疯子、强迫症患者、童子军、摄影师，还有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人的卡尔什和卡蒂埃-布雷松——他们是索邦大学的教授，到各种文学评委会和各部跑关系——，所有的人都纠缠加缪，甚至包括中学生：“如果您能就您的哲学理论，告诉我几点您的看法，我会感到非常高兴……”演员、传记作家、专题作者给他写信、约稿——文章、评论、前言。来信来自和平之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语联盟、文化部、左拉之友协会、住房共济会、瓦隆(1)知识和艺术进步协会……还有人写信要求帮忙。Sehr geehrter Herr（德语：亲爱的先生）。年轻的大师，admirado escritor（西班牙语：我崇拜的作家），亲爱的不回信的先生（enclosed photo，英语：内附照片）。Sono un giovane student di Torino（意大利语：他们是都灵的年轻学生）。有人不经过伽利马出版社的文学秘书处就把小说、诗歌和剧本直接寄给加缪。他们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而且要快。“牝鹿”筛选来信：我负责在阿尔贝·加缪先生不在时拆阅他的信，……他的返程日期还没定……加缪建议大家在11点左右去《新法兰西杂志》见他。有人把论文交给他，有人建议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头衔。“您什么时候写您第一本书的？您改动很多吗？生活，那么复杂，它常对您微笑么？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感到真正的幸福？”

“关掉邮电局吧。”加缪叹气道。

他想和布里松、莫里亚克、还是X、Y、Z一起吃午饭？“我是医生，我的一个病人自杀了，我希望……”“此外，我想详细了解您对下面几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关于上帝

第二，关于人类

第三，关于世界

如果能为您做点什么，我会更加高兴……”

《小臼炮》的主编让·加勒蒂耶-布瓦西耶客气地请加缪填写一份问卷调查表：身高，体重，外省和国外的直系亲属，获得的荣誉，汽车，运动，宠物。加缪亲切地回答：“我只告诉贵刊我的户籍状况（简单的）和地址（而且，是错的），其余的一切，包括从宠物到第二个女人只是我自己的私事。如此渴望了解我的私人生活，只能被解释为是因为一种不合理的爱好。我对个人自由也有这种不合理的爱好。我知道，对您讲这些，我会发现《小臼炮》的主编与我是同道中人。”[9]

著名的杂志和一些默默无闻的期刊都请求加缪加入他们的编辑部。他拒绝了，但订阅了一份。您是一位正直、诚实、善解人意……的人。他谦恭地、策略地、受虐狂似地、不知疲倦地回复着。有人向他要书？他给寄过去。不，他不能参加慕尼黑市建市800周年的活动。他就是他小说中的若纳斯，甚至比这位画家更甚，被借钱的人、出版商、翻译者、评论家、索要亲笔签名的人包围着。他感觉有负担，他曾作出让步，答应给一些朋友如吉尤、让·格勒尼耶等人写序言。他不再妥协了：序言之类的东西不至于带来敌人。然而他一直关注那些“不幸国家”——从西班牙到希腊——的来信人。他甚至不能再答应到圣伊莱尔-杜-图韦的结核病疗养院演讲。如何回复男崇拜者和女崇拜者——可能很漂亮——的不断来信呢？如果加缪寄出的是一封短信，写信人会指责他冷漠。“牝鹿”婉转地说：很不幸，您建议的日期不合适。如果有人骂的太过分，加缪会发火：“比如说我不喜欢您谈论我的工作时的态度。我告诉您我是工人的儿子，我经历过苦难，贫穷和劳动在我看来从来不是荣誉。尊重它们，是的。崇拜它们，不。为了养活我所爱的人，我也工作，而且很努力。这一直使我避免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产生一种复杂的低人一等的感觉。……您对我谈到荣誉。更恰当地说，应该是名望。在每封骂我的信里面，都会对这种名望含沙射影。我想告诉您，有时候，我觉得名望很沉重。我并没有追求过它，却在没有作任何妥协、自由的状态下得到了它。……让我告诉您，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人’。”[10]尽管是好意，加缪还是树了敌。阿涅利弄丢过很多信：“在整理时，我发现了您的信……”

同行们的来信，从西罗纳到凯斯特勒，让他感到安慰。加缪不能拒绝所有交给他的宣言——法国式的狂热。当然，他会在纳多的文章上签名替被指责进行色情描写的亨利·米勒辩护。从1949年起，“牝鹿”积累了一些外交辞令般的解释，都不是简单的、很坏的托词，例如加缪被强制要求休息，必须卧床。他犹豫是否要成为国家预防结核病委员会下属的疗养院阅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像纪德、杜亚梅或罗歇·马丹·杜伽尔一样，他将只是理论上加入，最后他同意了。[11]

严肃的提议需要考虑后再答复。让·勒努瓦想改编《局外人》。伽利马出版社的财政智囊们要价1000万。怎么办？加缪-若纳斯：“事实上，他可以经常离群索居以回复现在他收到的大量信件，他的谦恭不会没有回报。来信中的一部分与若纳斯的艺术有关，而其他的，要多得多，是关于来信者本人的。”

提要求的人的水流从来没有枯竭过：“我研究的问题是同性恋，如果您能告诉我您对此的观点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荣幸。”加缪亲笔回信：“亲爱的先生，我没有时间——对此也没有研究的兴趣。”加缪-若纳斯：“他回复那些最急的信——往往来自不认识的人——，而把那些不急于回复的信，也就是朋友的信，留到一个较好的时间。”

加缪作为正式的审读委员，可以保证文学评价绝不涉及政治路线，他写道：“如果您认为出版社的意见受政治考虑的影响，那么您完全错了。只用看一眼伽利马出版社的作家名单，名单上有政治倾向绝对不同的作家，对此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12]

加缪的位置既是让人羡慕的，又是艰难的。如果某些朋友的书被拒绝，他就成了罪人。如果他们的书被接受了，又有人会认为他不够负责。有时，他必须解释为什么拒绝。弗雷曼维尔曾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过《从各方面看都很好》。只卖出大约400本，加缪说得很准确。因此，他为弗雷曼维尔的另一本书弄不到资金。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医生朋友斯塔查寄来一份稿件，加缪对他说：“作为朋友，我坦诚地告诉您：您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往往无法理解的语言在写作。”[13]

有人以为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权力很大：甚至连他的第一位岳母索格勒医生，也向他推荐了一个21岁的男孩子写的东西。当有阿尔及利亚人或阿尔及尔人出版作品时，加缪总是很兴奋。他的朋友安德烈的兄弟，也就是博学的保尔·贝尼舒交给伽利马出版社一本特别重要的书《伟大世纪的伦理》。[14]加缪没有参与，但当格勒图伊森和阿尔朗采用这本书时，他说自己很高兴——而且他确实很高兴。[15]加缪对有良心的一贯反对派莫里斯·茹瓦耶的回忆录表示赞同，“不过第二个审读委员比我严格，”加缪写道，“所以，犹豫之后，出版社放弃出版你的书。这并不是我认为这本书无可指责，它用词准确，某些结构很紧凑。但事实上，这本书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过于狂热了……请你更仔细地看一下书的风格吧。”加缪成功地推荐了一些特别有天赋的朋友的作品。他使让娜·泰拉西尼的《高利贷的悲哀》得以出版。尽管他的“西班牙语明显不完美”，可他对翻译者的要求特别严格。

在他的审读笔记中，他主动并成功地维护了他熟识的让·布洛克-米歇尔和让·达尼埃尔。他深入分析说：“注意：这一部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尽管事件相对复杂，但是叙述清晰、有序，全书文笔优美而感人。毫不犹豫地采用吧。”[16]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与《阿尔及尔共和国报》的评论员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喜欢去爱。一部小说不是一本化学教科书。对那些抱怨自己的作品没有被真正审读过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文学评价是一件世界上相对性最强的事情，……尽可能简单地表达它就足够了。”[17]这种个人的、有限的因素在一个领域内往往很起作用：“我不太相信我对诗歌的评价（即使这是首散文诗）。”[18]加缪鄙视军事诗，但如果作者是阿尔及利亚人，他就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他对卡特布·亚希纳说：“我被您的诗深深吸引住了，有时我都觉得这些诗句过于和谐了，但突然呐喊声响起来……这就是打动我的地方。”他无法出版这本诗集，不过后来他把其中的几首推荐给杂志，首先给了《非洲存在》。在诗中，阿尔及利亚变得更亲近了。“您和我，”这位黑脚给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写信说，“都是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撇开目前的一切争吵，只有相似之处。”[19]

关于居伊·迪米尔的第二部小说《他们日子的早晨》，加缪写道：“总体上很美，很能引人联想，有点儿怪异，然而却神奇地‘被扎了一下’，感觉身临其境了。尽管有两三点不足，我已经告诉您了，我还是认为它比‘小姑娘们’（《模特小姑娘》是迪米尔的第一部小说）更好。我猜伽利马出版社出版它绝不会有困难。……合上书之后，读者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您的叙述的。您是一位作家，……尽可能地努力地写吧。”加缪对居伊·迪米尔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迪米尔也是肺结核患者——，不过他认为迪米尔在新闻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而且热衷社交生活，他有可能写不出一部文学作品。[20]

在伽利马出版社，加缪也负责科学散文：“虽然我的科学知识不足以使我可以进行透彻的评价，……我也不可能对作品收集的资料、深度，以及您探讨柏格森的理论的理由毫不敏感。”他还淘汰了出色的医生梅内特利耶的作品《这个极化的世界》，[21]经过谈判出版了荣格的作品。审读委员会常常成为他的挡箭牌：我本人很喜欢您的作品，但是您又能怎么办呢，如果大多数人……加缪拒绝的时候会鼓励对方：“您给我寄来的那本特别的小说才华横溢。”[22]鼓励别人的时候，他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我可以给您说实话，我写过两本特别糟糕的小说，后来第三部才出版了。”暗指放在他抽屉里的《幸福的死亡》。他夸大其词了，要不就是两本草稿中的一本完全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与罗歇·吉里约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吉里约是一位大学教员、社会党人，作为传记作者和评论家，他对作家加缪很感兴趣。吉里约提交了一部小说。加缪很痛心：“您的书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引起了争议，结果，书被交给了几位审读委员。最后，我马上要告诉您，书被否决了。就像我一样，审读委员们都承认叙述稳妥，细节真实，主题也真实。不过作品的表达手法让人不舒服。有人谈到《自然主义的阴沉》。我已经极力表示很难用色粉画的色彩来表现工人阶层。然而，咱们私下说，由于考虑到过于真实了（我知道表现劳动者阶层时的这种顾忌），的确，您写得太接近事实了，这本书缺少变成艺术作品的必要过渡。”[23]

1949年和1950年，与波朗或格诺相比，加缪参与伽利马出版社的工作少了很多，但却是一个严格的合作者。他叹息道，这个审读委员的差事耗尽了他发现与欣赏的能力。如果长期埋首在稿件之中，就不可能永远精神饱满。一位处于窒息状态的审读委员，再也不可能辨别出好书。除非他发现一本非常出众的作品，他必然会犹豫不决。加缪向加斯东和伽利马的领导班子解释说，他们应该准许合作者有研究假，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头脑清醒。为了完成他的一部作品，他躲到乡下去了。

年复一年，本不是发现者的加缪却要对才华进行定位。他鼓励罗曼·加里或罗歇·伊科尔。[24]他发现了卡米耶·布尼凯尔的优点和缺点，并请他在自己的评论中找出表示好感的符号。[25]在纽约见过面的年轻的米歇尔·维纳韦尔来看望这位作家兼审读委员，并按照预先约定的，带来了他已出版的小说《拉多姆》。加缪花了一点儿时间接待罗贝尔·潘热，并告诉他，关于他的小说《列那狐与指南针》，他已经“写了一份很好的审读报告”。[26]他热情地接待让-弗朗索瓦·雷韦尔。为了支持他欣赏的作者，他给他的美国出版商发电报：“科诺坡夫女士，……在法国作家中，皮埃尔·莫瓦诺是我们最寄予厚望的作家之一。他在目前的法国文学界表现突出。”[27]

当然，加缪愿意接待作品被采纳的作者。对于被淘汰者，写信时最好多多安慰。伽利马出版社拒绝了玛格丽特·尤瑟娜尔的《人物悲剧》：加缪对这篇来稿的优美赞赏有加，（“我没有说剧本的内容”），但是，唉，就算“审读委员会同意（他的）意见，伽利马出版社也并不主张出版剧本”。[28]就这样简单地拒绝了，尤瑟娜尔没有看过出版社的作家名单。

作为审读委员，加缪很精明。他直接和一些作家谈话，即使他知道他们是属于其他出版社的。挖墙脚，这是出版界的一条游戏规则。虽然弗雷德里克·格朗代尔还在合同期内，加缪后来还是很高兴地读到：“……出于我的个人意愿。”[29]埃马纽埃尔·罗布莱斯是瑟伊出版社老板保罗·弗拉芒的人，加缪试图将这位朋友网罗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但最后白费力气。在罗布莱斯身上，加缪看到了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人，一位具有柏柏尔人精力的作家，还有一种双倍的慷慨的力量。

编辑加缪把给他写信的人——他的作品的拥戴者们——编织成一张网。《证据》报的弗朗索瓦·邦迪带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四处旅游。加缪让他“修剪”手稿和书。只购买外国出版的作品是不够的，应该追根溯源。安娜贝尔·威廉-埃利建议他出版雷克斯·瓦尔内的《飞机场》，哎呀可惜，别的出版社已经采用了。[30]

加缪不是一个博学的人，但是他拥有内行编辑的品位。他问日内瓦州图书馆的馆长他是否能够最后得到完整的本杰明·康斯坦特日记的原稿。他拜托安德烈·贝拉米克翻译洛尔加的作品。在阿尔及尔时，夏尔洛曾很迷恋这位西班牙作家。贝拉米克翻译了洛尔加作品的80％。加缪是如此喜欢这位迷人、谦虚，对所有人都很和蔼可亲的安德烈，以至于他像对待密友那样，用反语亲切地称他为“蟒蛇”。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不管是在国处还是在法国，都与加缪关系亲密呢？米沃什找到了一个答案：“……我不想在您身上发现大师的影子，而是想发现一个使我的存在有点合理性的人。”[31]来信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加缪，他筋疲力尽，不得不将一部分信件交给“牝鹿”处理。从南美回来后，他的信越来越多是打出来的，甚至给朋友的信也是如此。他给吉尤的信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路易，我口述这封信是因为这样要简单得多。其实我躺在床上，可能还要躺很久。我身上显露出的症状——你曾见过的——表明我的老毛病将要复发了。”[32]吉尤回信时也亲切地称他为“我的阿尔贝”。

尽管医学和治疗方法有了进步，加缪还是每天生活在疾病的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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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利时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居民讲法语和罗曼语族的方言。——译注

38．院子一侧

伽利马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大小的公司。[1]加斯东一直是老板——职员们希望涨工资。要参加总罢工吗？一些干部，例如迪奥尼·马斯科洛，支持请愿的人。怎样可以既保护劳动者又不冒犯老板呢？用什么样的语气写一份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的请愿书呢？怎么样说：“我们不想在我们亲爱的出版社里罢工，可是总罢工与我们休戚相关？”伽利马出版社不是雷诺汽车公司。迪奥尼·马斯科洛与勒尼一起精心起草了请愿书，后者是米歇尔·伽利马的妻妹，与马斯科洛在一起工作。

加缪没有工会会员证。他在哪里报名呢？不能在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总工会，也不能在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加缪似乎特别受小职员欢迎。他的地位比较高，在男人中，他的西班牙作风、他的风流多情和他职业上的成功常常使人不快。他在办公室外表现得彬彬有礼、风度优雅吗？有人说他表现得太过了。然而加缪很有威信。于是大家带着请愿书来找他。他第一个签了名。签名活动得以顺利启动：阿尔贝·加缪、迪奥尼·马斯科洛、勒尼·托马塞……

请愿书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员工代表，会计让·普雷塔、商务部门经理爱德华·卡昂出现在5位伽利马家族成员加斯东、克洛德、雷蒙、米歇尔和罗贝尔的办公室里。代表们将请愿书交给克洛德，克洛德很生气，威胁说要解雇几名职员。代表们退出了办公室，很不高兴。克洛德的反应让米歇尔很恼火。雷蒙厌恶冲突，一言不发。加斯东很烦恼。罗贝尔不愿夹在树皮与树干、叔叔们与侄子之间。他想开溜。加斯东命令他留下。米歇尔解释说，伽利马不是一个反动工场。尖酸刻薄的克洛德觉得很奇怪，竟然是加缪——你的朋友，米歇尔！——马斯科洛——你的朋友，米歇尔！——还有勒尼——你老婆的妹妹，米歇尔！——主使的这件事！伽利马家的人开始互相谩骂。后来大家才平静下来。

克洛德比米歇尔更像个商人，他在政治上是中间派。米歇尔的文人气质更重一点，倾向左翼。他认为，请愿书不是攻击性的，他也这样对阿尔贝说：“我们还是讲民主的！”而阿尔贝曲解了家族成员中某些人的反应。事情解决了：同意增加工资，罢工就此结束。但事件使米歇尔与克洛德之间产生了鸿沟。阿尔贝是米歇尔的朋友。有一段时间米歇尔总是幻想并计划离开伽利马，成立自己的公司。加缪会和他一起。

与亲近的人在一起，加缪也有状态很差的时候。为了洛尔加作品全集的出版，加缪负责组织翻译，罗贝尔则忙于行政和合约之类的事情。有一位翻译很讨厌。在他看来，提供的报酬不够高。不可能再多给了，预算已经定了。这名翻译有误解。加缪劝解他。罗贝尔来到阿尔贝的办公室。怎么办呢？加缪居高临下地说：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老弟，你就是负责杂事的。他公开摆出一副不要把抹布和餐巾、文化和商业混为一谈，我是贵族，而对方是贫民的样子。罗贝尔觉得受到了伤害。啊，阿尔贝，他竟然这么想？就让他自己去摆平吧。这件事也得到了解决。加缪像西班牙贵族那样道了歉。作记者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排版，但是作为编辑，他不管图书的出版印刷过程。在伽利马出版社，他希望做一名和别人一样的员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身为作家，他的书——就像格诺或波朗的书一样——是不会交给审读委员会来评判的，马尔罗或萨特的书都不一定能这样。

他负责的《希望》丛书于1946年推出，这套丛书包括24部作品。人们最开始建议丛书取名为《普罗米修斯》，加斯东没有接受。书目中有萨特的朋友的作品，这些书都销量可观，书名充满活力与希望：科莱特·奥德里的《赌输了》（2750册），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最后一种职业》（3300册）。诗人勒内·夏尔的《伊普诺斯的书页》令加缪赞叹不已（刚开始印了3850册，对诗集来说很可观的数字），丛书中还有他的另一部作品《爱之信札》。让·塞纳克出版了他的《诗集》，由夏尔作序。加缪唯一发现的新颖的作品可能是让-保罗·德·达岱尔森的诗歌，他受艾略特的影响，发明了一种法语无韵诗。达岱尔森1955年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秋天的巴赫》之后，才被别的杂志认可。加缪编辑了一些小说，其中有让·达尼埃尔的《错误》——他从中认识了自己，并得到乐趣。他还出版了几篇法律纪事体小说，即罗歇·格勒尼耶的《被告的角色》。加缪与这位比他小六岁的前途无量的作家有联系。当他向加缪宣布他要与一位神职人员结婚时：岳母家意味着什么，你是明白的……，加缪笑着回答：

“很好，即使是做蠢事，也要有音乐伴奏。”

加缪还出版了《你可以杀死这个人》，书中收集了精心挑选的俄国革命生活场景，由吕西安·弗亚德与拉扎雷维克翻译并做介绍，书中还附有布里斯·帕兰发出的“警告”。1947年，加缪出版了布里斯·帕兰的《选择的困境》。1949年，他自己发现并让公众也发现了西蒙娜·韦伊的作品，帕兰也注意到这本书：《扎根》，副标题是《向人类宣布义务的序幕》（3300册），他推出了《超自然认识》，尤其是《工人的处境》（11500册）——丛书中销量最好的一本。到《致一位教徒的信》（7700册）和《希腊的起源》（6600册）出版时，公众的兴趣降低了，但这两本书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的法国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来加缪还出版了西蒙娜·韦伊的八部作品，这位教职资格获得者愿意体验工人阶层的生活，并曾以厨师的身份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她的经历遭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嘲笑。韦伊，是位教徒，她揭露了无产者的不人道的生存条件，使加缪为之着迷。但是他不喜欢她对不幸和死亡的迷恋。通过她，他认为他懂得了人类可以怎样走出虚无主义。就像艺术家的工作一样，工人的劳动也应该找到一种意义。后来加缪请马尔罗为萨万科夫的《未曾有过》作序，没有成功。“您是唯一有资格谈论虚无主义，以及虚无主义所导致的恐惧和绝境的人，……小说的结尾（精神，而不是力量）让人想起《与天使战斗在一起》的结局。”[2]在介绍《希望》丛书时，加缪写道：“这套丛书形式简单，地位卑微，但也许有助于揭露悲剧，同时揭示悲剧既不是解决的办法也不是绝望的理由。这些必要的考验能否成为希望，取决于我们。”[3]他的丛书的确非常朴实，它呈现的更多是黑色而不是玫瑰色。

加缪发现了维奥莱特·勒迪克，她也曾得到海狸的鼓励。她在几个题目《窒息》、《扼死》、《谋杀》之间犹豫不决，觉得它们与丛书中其他图书的名字一样吸引人。[4]维奥莱特抗议并发誓说：“在您的办公室里，我说谎了：我总共写了125页而不是200页。”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的负责人应该是心理学家、医生，还要有点儿像银行家。

加缪不是每周或每月都要查问账目的作者。他既不像蒙泰朗——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也不像萨特——既然伽利马已经按月付钱了……罗贝尔·伽利马也保存着作者账目的记录，他建议加缪看一下《鼠疫》的账目。为什么不呢？接下来，他就像往常那样开玩笑说作家服苦役、受剥削。加缪既不崇拜也不厌恶金钱。他害怕金钱在新闻界和电影界的力量，然而他也知道金钱的价值。萨特在散步时口袋里还装着大面额钞票，加缪不喜欢这种不把金钱放在心上的做法。萨特给小费时特别大方。很好，但毕竟，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加缪不会过于大手大脚。至于汽车——他总让车门大开着（“我不喜欢小心翼翼。而且如果有人偷我的东西，那是因为他需要”），他满足于开一辆旧“雪铁龙前驱车”，还挺怀念20岁时开过的一辆B14。让·格勒尼耶写东西时注重细节，根据他的记录，当时法国的火车座位分为三个等级，加缪乘坐二等车厢。他不到出名的裁缝那里做衣服。他喜欢穿法兰绒裤子、粗呢西服、有时打着难看的领带——这被伽利马出版社的年轻人嘲笑过。他爱打扮，习惯到马德莱纳附近的帕基耶街的奥尔特伽理发店理发。孩子们应该学习金钱的价值。双胞胎从来没有见过他浪费。加缪给他们讲自己的童年，让他们明白，贫穷是高尚的——但苦难不是。他不需要拥有太多东西，被照相机、汽车、厚地毯、豪华家具包围。加缪并不反对财产，但必须适度。在他看来，奢侈会使人变得软弱。

他不太适应巴黎的机制。设立文学奖是加斯东的策略。他相信这对销量有好处，不过并不认为获奖就能保证作品不朽。如果伽利马出版社在评选委员会中占据有利地位，高质量的稿件会蜂拥而至——这几乎是所有出版业老板的看法。加缪差点因《鼠疫》而获得勒诺多奖和龚古尔奖。他决定往后不接受任何奖，既不要法兰西学院的奖也不要摩那哥公国的奖。如果授予他诺贝尔奖呢？波尔热夫妇问他。[5]他笑了。荣誉是可怕的东西。加缪与儒勒·鲁瓦在孔蒂河堤上散步，他指着法兰西学院那栋迷人的建筑说：

“向我保证你永远也不会进入那里。”[6]

伽利马开列出了一串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名单，保罗·克洛岱尔、雅克·德·拉克雷泰勒、亨利·蒙多……[7]格诺和出版社的其他作者进入了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可是加斯东，和加缪一样，厌恶法兰西学院。他认为，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文学奖对年轻作家来说是很好的事。然而，就像加缪很讨厌的巴黎知识分子圈或半知识分子圈一样，高高在上的评审委员会：背信弃义，恶毒，冷漠，心胸狭窄。伽利马出版社也有社交生活，但是优雅、安静，就像审读报告一样。

加缪刚到伽利马时，正值战争期间，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欢迎他。但就像所有的微型社会一样，现在关系变得微妙了，对一些人温柔，而对另一些人冷酷。在审读委员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格诺和波朗，年复一年，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与加缪关系融洽。加缪不会忘记他们是最早给他写信谈论《局外人》的人。格诺与他之间没有友情，但显然相互尊重。格诺比他大10岁，加缪看出格诺喜欢用大笑来掩饰羞涩，还发现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类似百科全书的人。格诺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笔记，平易近人，此外他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简单说来，格诺没有加缪似的忧心忡忡，不过他感觉自己和加缪一样亲近受辱的穷人。

加缪没有太多描写过同时代的作家。一篇文章是比交谈时的一句话更有分量的证据。他被格诺的小说《我的朋友皮埃罗》所吸引，在纸上写了好几行字：“雷蒙·格诺的书是朦胧的仙境，在那里，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没有年龄界限的忧伤交织在一起，尽管其中并不缺少苦涩，然而好像它们的作者一直拒绝得出结论，好像他服从于一种严肃的可怕的命运。”[8]

波朗有威严的气度，说话时的准确程度与他公牛似的脑袋形成强烈对比，他从不冷落任何人。在伽利马出版社，他是文学图书的二老板。戴高乐对法国有一些想法，而波朗则对伽利马出版社有一些想法。

波朗与加斯东·伽利马一起淘金，曾发现过一些巨大的天然金块。他对不合常理的事物处之泰然，但厌恶文学走私贩子。他不介入出版社的财务，不过他向加斯东建议为一些懂行的人出版齐奥兰的书或为《法兰西晚报》的读者出版凯塞勒的书。加缪觉得，在这个患了高度神经官能症的文学圈子里，波朗将不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他也许虚情假意、故作亲切，其实凶狠，但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他都很勇敢。在加缪眼中，他一直是那个在占领时期，在家用一台油印机刊印宣传小册子的人，小册子里他的笔迹很容易辨认出来。幸亏有了加斯东·伽利马和波朗，出版社到现在还存在，虽然后者的玩笑话、暗示、用紫色墨水写的小纸条会激怒加斯东。加缪的想法是——关于波朗的作品，他不会写一个字——这一切都值得敬重。这位抵抗运动成员比他更早怀疑肃清运动的暴力性。在加里·戴维斯事件中，波朗站在他这一边。[9]他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义的人啊！战前，萨特对波朗阿谀奉承，他——对加缪——揭露萨特是“一个蠢猪，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写拙劣文章的人……”，“用错误的悖论来掩饰简单罗列的陈词滥调”。[10]波朗对加缪的作品有信心，但不认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安德烈·多泰尔，这是他偏爱的一位作家。波朗对加缪没有研究。他们都知道彼此忠于文学，不过不是忠于同一种文学。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有分歧，对于政治路线，他们都同样反感。儒勒·鲁瓦、让·安鲁什和其他人喜欢谈论北非派，加缪向波朗承认：“我只告诉您一个人，说实话，北非文学，差不多就像荒诞那样，开始让我感到厌烦了。”[11]加缪疏远了有进步共产主义倾向的蓬热，而和波朗走得近了。在他们的通信中，加缪在结尾处写的客套话，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对波朗写的信末用语，由“衷心地”过渡到“友好地”，由“祝您安好”过渡到“满怀深情地”。

他感觉与布里斯·帕兰更亲近。帕兰长着一张和善的面孔，深陷的小眼睛，花白头发和塞纳-马恩省农民似的体格，外表看上去颇为可靠。他评论柏拉图，但说话直爽。加缪喜欢帕兰在他维德罗的牧场上挥舞长柄镰刀的样子。帕兰懂得俄语，也了解苏联，经过考虑——加缪是由于失望——，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了。

加缪曾一度与雅克·勒马尔尚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的交情很好。勒马尔尚有责任心，是位勤勉的审读委员，也曾经是《战斗报》的记者。如果加缪有三四份稿件要处理，那么勒马尔尚就有一打左右。这个人的文学生涯最后陷入了绝境。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有一瓶朗姆酒，在南方，11点之后，大家会说，喝朗姆酒的时候快到了。几年来，加缪和迪奥尼·马斯科洛相处的很好，但会争夺米歇尔·伽利马的友谊。

至于伽利马出版社的其他权威人物，加缪则与他们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微妙的关系。马塞尔·阿尔朗对他很尊敬。加缪吃惊地发现他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不过《新法兰西杂志》派是什么样的呢？有一点儿纪德的笔法、马丹·杜伽尔的笔法，还有一点点雅克·科波的风格，再加一点儿波朗的风格，追求，而且常常能做到修辞的漂亮。加缪并不完全是《新法兰西杂志》派的。但准确地说，波朗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大量的评价外加矫揉造作。如果只有米歇尔、雅尼娜与罗贝尔·伽利马，出版社的氛围会让加缪感到很快乐。但如果被卷入某些阴谋，他会很恼火。作家成堆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准确说来，人们放大了他们的缺点而忘记了他们的优点。往往一部作品要比它的作者更优秀。加缪觉得吃惊：“《新法兰西杂志》。奇怪的地方，它的作用本来是激发作家，结果却让人在那里丧失了写作和创作的快乐。”[12]他在手记中提到“作家的仇恨，可以在一家出版社里得到集中体现”。[13]甚至连最伟大的作家也相互监视、相互嫉妒，并且总认为他们的编辑为他们做的不够。某些人，但为数极少，例如萨特或马尔罗，几乎永远被排除在心胸狭窄的人的范围之外。虽然马尔罗支持戴高乐主义令加缪不快，但马尔罗仍然有很好的名声。加缪爱他的书，甚至崇拜他的书：

“我们还能找到比《轻蔑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希望》更好的书吗？”他问道。

1948年，萨特与马尔罗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现代》的一篇文章中，梅洛-庞蒂宣称马尔罗属于“失去希望的同盟会”的成员。[14]马尔罗希望伽利马放弃这份杂志，对占领时期的档案的事，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些威胁的话：有人可以把这些东西交出来。加斯东很生气，不能忍受这种要挟。伽利马家族的人开会商量对策。雷蒙、克洛德和米歇尔认为最好牺牲萨特而不是马尔罗。加缪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马尔罗的作品更重要。加斯东屈服了。1948年，《现代》归入朱利亚尔出版社门下，不过萨特仍留在伽利马。

罗歇·马丹·杜伽尔凭借他的气度、气质和生活方式，获得了加缪的完全尊重。他比加缪大32岁，两人几乎都毫无保留地欣赏托尔斯泰。马丹·杜伽尔这个人藏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后面。他的风格朴实无华，既不古老也不前卫。他很早就决定生活在农村，远离巴黎的混乱嘈杂，以便安心完成他的《蒂博一家》。这位巴黎宪章学院的学生有坚强的性格和谦逊的人品，他在克莱蒙、贝莱姆和索沃泰尔度过了20年。他只工作而不对别人说长道短。他就像加缪一样，也是一位对自己有怀疑的作家。欣赏是相互的，例如，保护私生活和公众生活的需要，加缪说：“罗歇·马丹·杜伽尔赞同作家应该呈现给公众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个人。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他请求他的朋友尽量替他严守秘密，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5]

在伽利马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本义和喻义两方面，伽利马都是迷宫）中，加缪还喜欢去见布吕克贝尔热神父。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加缪厌恶阴谋诡计，不管是真的还是臆想出来的，他还反感那些假装虔诚的人和伪君子的批评。他再次希望离开巴黎，这次不是只想在卡布里斯住上几个月。他对让·格勒尼耶抱怨说每天用于他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他在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禁止进入”。他后悔工作得不够：

“我只见那些我喜欢的人。我厚颜无耻地利用我的疾病来避免见差不多所有的人。”

“我总是说您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您去这里或者那里。”格勒尼埃回答道。

老师和学生一直保持用“您”来互相称呼。

“两年来，这些巴黎人，他们把我放在他们的文学集市里。我不喜欢他们爱开玩笑的德行。”加缪说。

格勒尼耶肯定地说他还是个阿尔及利亚人，并补充道：

“常去侨民家里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阿拉伯人离我很远。”

“最好的地方，”加缪得出结论说，“是在中部地区，例如，普罗旺斯、昂蒂布、戛纳，尤其是穆顿，这些地方几乎没人来。”[16]

由于疾病缠身，又有写作的需要，加缪想离开。加斯东同意他请假。

和萨特一样，加缪也不喜欢社交生活。弗朗西娜接受了奥里奥尔总统(1)的午餐邀请。加缪很生气，取消赴约，并在一次旅行的时候给母亲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在总统家里吃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吃，因为他们拒绝了邀请。

“这很好，儿子！这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路的。”埃莱娜·加缪叹息道。

加缪后来还谢绝了巴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邀请。[17]除了用几个周末或者几天时间与玛丽亚在一起，在其他忙里偷闲的时候，他尤其喜欢去卡布里斯，去看他的油橄榄树、尚蓬湖和松树。在那里，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加缪说“这让人觉得有气无力”。他对于尔班·波尔热承认山谷让感到压抑。他还没有摆脱幽闭恐惧症。

在别人家或者在酒店，加缪都显得要比在自己家——在她们家、弗尔家——幸福和放松，好像他不可能适应世俗婚姻的形式一样：“我比较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且我无所谓死在那里）是酒店的房间……我从来都不能沉醉于别人所谓的内心生活（它往往与内心生活相反）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式的幸福让我苦恼和忙碌。”[18]从拉尔博、法尔格到加缪，从克斯利到雷韦尔，这些法国作家都喜欢酒店：在酒店，我们享有所有的权利而几乎没有义务，对自己的义务除外。我们可以不必管别人的时间安排。年轻的时候，加缪不尊重金钱，但是尊重金钱象征的工作。出于喜欢简单，而不是节约，他总是取笑伽利马出版社的提成，但从不抱怨出版社付给他的作者或丛书主编的酬劳的比例。马尔罗像个贵族似的住在专门摆满艺术品的酒店里，而且在拉塞尔餐厅有自己专用的餐具。萨特过着老学生一样的生活，根本不存在金钱问题。加缪既不吝啬也不浪费。他很大方，他会定期寄支票给结核病疗养院的阅览室、西班牙流亡者联合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他在里兹酒店与布朗什·科诺坡夫会面，然而他自己不会选择豪华或著名的酒店。在巴黎或者阿尔及尔，在特别富有的朋友家，奢侈让加缪感到不舒服。加缪从来不是吝啬鬼，也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他与那些在他看来以吸别人的血为目的的机构争论，如词曲作家协会。他动用他的权利，拒不接受官僚主义专横的决定。[19]从全国作家协会时代开始，他对各种作家协会或者俱乐部，甚至连文人协会这样无害的组织，就有些蔑视。他让米雷耶·多里翁负责管理他的文学和戏剧作品的版权事务，自己则保持距离。[20]

50年代初，他最缺少的东西是时间。为了节省时间，而且因为长期的旅行总让他疲惫不堪，他总是拒绝诱人的提议，包括日本新潮社出版商佐藤义亮邀请他前往日本的提议。[21]

加缪厌恶别人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为钱写作的人。一位年轻的作家请他给一本销量很小的杂志写篇文章。他希望加缪能够谅解，因为他不能支付稿酬。在这位年轻作家看来，“大作家都认为”不付报酬“非常可恶”。加缪的回答很干脆：“我不知道大作家（毕竟，我还不算其中一员）会因为没有稿酬，就如此不舒服。在我看来，正相反，倒是年轻的作家会抱怨，不过，这是合情合理的观点，也是世界运转的方式。”加缪生硬地说：“按照克洛德非常有诗意的说法，我还没有到要储蓄的年龄。”[22]他没有“时间”，这就是答案。

修改别人的稿子要比对付自己的作品更容易，也更被动。加缪说自己懒惰，但不停地考虑工作的事。如果一本书还在创作之中，他就不会有真正活着的感觉。不管在家里还是在酒店，他都是手写。除了弗朗西娜、玛丽亚、几位朋友和“牝鹿”之外，很少有人能重读他所写的东西。他会重写很多，在笔记本上、在纸片上记下一些想法。加缪一直在思考三部曲中某个系列的一本书。在脑海中，他有一个宏伟的工作计划，他知道他想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然而他又常常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种成功。在写《鼠疫》之前，他曾在手记上写道：“使我的书成功的原因正是使他们对我说谎的原因。”后来在1950年他又写道：“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初的两个系列：不撒谎的人，也是不真实的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谎言的分量，1948年、1949年、1950年他都在手记中提到过。

加缪害怕创作力枯竭。他对于尔班·波尔热说，和别人相比，他缺乏想象力。想到一个念头和一个主题，再到把它们实现，这中间是有距离的：笔记本上的一个符号、几个单词、两行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扩展开来。萨特写作时与说话时不一样，加缪就更不一样了。然而，在萨特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墨水，写作是出于本能，他在哪里都能工作、都能适应噪音，甚至还会寻找噪音。加缪需要在卡布里斯、在尚蓬、在右岸的酒店里或是某位作家朋友出借的公寓里，过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因为长期待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我的永久地址”——，他想彻底逃离它。有时，他又害怕孤独感——迫使他写作的原因。他不喜欢别人强迫他再版年轻时的一些作品，如《婚礼集》、《反与正》，不过因为不再认为作品有“严重的不足”，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被困在加缪式的强硬与顺从的混合状态中。即使很出名了，他仍然怀疑自己，并在作品中寻找一种连贯性。[23]不像普鲁斯特、马丹·杜伽尔、儒勒·罗曼、乔治·杜亚梅、约翰·高尔斯华绥那样，他没有写过系列小说和传说。诚实的帕兰对他说《反与正》是他的作品中比较出色的：“他搞错了，因为在22岁时，除非天才，人们才刚刚懂得写作。但是，我理解帕兰说的话，知道艺术的敌人和同情的哲学……。这些拙劣文字中的真爱比后来的文章中要多。”加缪默默地怀念“那个贫穷与光明的世界”，因为他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他从威胁艺术家的有害危险中幸存下来，心存感激与满足”。在40岁以前，加缪这样描述自己：“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的中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是的，改变生活，而不是改变我崇拜的这个世界。也许，我就是这样开始从事目前这个令人不舒服的职业的，无知地走上了这条我正艰难前行的钢丝绳，还不确定是否能到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一种需要拒绝和同意的艺术，我就变成了一名艺术家。”在他积极介入时事的时期，并不经常提到艺术家这个过时的称呼。当他同意按照自己说的话去做的时候，他写道：“我承认，我的某几本书的成功一直让我感到惊讶。当然，我已经习惯了，虽然这很卑鄙。”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那些不了解这种可怕的怀疑的人认为他千方百计吸引人。“作家这种职业，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他又补充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荣的职业。”这个加缪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肯定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他隐约在寻找一种平衡：“介于我所说的和真实的我之间的那种状态，也许有那么一天，一旦我敢把它写出来，我将完成一部我梦想中的作品。”当他反复说，经过20年的工作后，他认为他的作品还只是刚刚开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是真诚的。这个家伙，他这是在矫情。

加缪将一些稿件带回巴黎家中，或者带去度假。别人的作品甚至淹没了他自己的。他的身体好转了，他把他的健康状况告诉米歇尔·伽利马：“在这儿新拍的一张X光片表明病情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我恢复到莱曼三月份时很赞赏的那种状态。应该将这归功于梅内特利耶的治疗吗？尽管还发高烧，但事实上我感觉好多了。当然，我给你写这些时带着巨大的满足感，不过，经验告诉我，在真正高兴起来之前，我还要等待。”

他又回到卡布里斯，在弗朗西娜的帮助下，加缪忙于写作《反抗者》，并收集资料：

“我想让你赶快给我寄三本书来：

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纲要》——《新法兰西杂志》大开本（在我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

放在同一个地方的：伯特兰·罗素的《19世纪思想史》（《新法兰西杂志》思想书库）。

还有一本埃利·富尔的《形式的精神》，和一些艺术类书籍放一起，都在客厅的玻璃壁橱里。

……只有工作，只有创作，可以使精神不倒。在世外桃源待了漫长的几个月后的我很了解这一点。我不幸福，也从没有感觉如此忧郁，但是至少结束了这些可耻的日子。我一直因为什么也没做而觉得羞愧，既不能接受这种羞愧，又不能做应该做的事情来终止这种羞愧。

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就是我唯一可以说的关于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它，但我一如既往。”[24]

1951年2月27日，加缪给夏尔写信：“已经有一个月了，我陷在无休止的工作之中。极度的孤独和期盼结束的渴望使我每天在桌子旁边坐上10个小时。我希望在3月15日之前写完。然而，分娩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我觉得孩子会很丑，这种努力让人筋疲力尽。”

终于到了三月份，在纪德去世[25]（加缪对此感到难过）后的3月8日这天，他向弗朗西娜宣布：“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我的随笔，我还没有太反应过来，大脑一片空白，筋疲力尽。……现在你不用回信了，我马上回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我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待在家里会容易些。我已经写完了，然而，却没有感到一点儿快乐。我曾经希望对我，还有那些支持我，让我感觉自己与他们紧密相连的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将会是决定性的一步。这本书如果成功的话，本来可以以它的方式对这个时代有重大影响，并告诉世人我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你看，我的野心还不小。但是我非常怀疑它是不是成功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种天赋我无法拥有。我总是向自己提出超出我能力的任务，这使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也使我筋疲力尽。结果就是这样。当一切明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吕西安·贝尼斯蒂去拜访加缪，发现他特别疲惫，“在修道士的房间里像一位苦修士一样地工作”。[26]

加缪给玛丽亚写信：“结束了，但我并不感到幸福。可能是怀疑或劳累的缘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需要恢复，因为还有事情要做。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我将在3月10号前完成。之后，还必须再全部看一遍。但是对于这些工作，巴黎不是障碍。相反，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点儿精神恍惚，没有休息，也没有娱乐。我的睡眠不好。心态上从容一点儿就会有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7]

加缪回到了巴黎，3月11日他对夏尔说他完成了，比预期的时间提前了几天。6月26日，他又对夏尔说：“我还在修改书里的一些章节。……毕竟，我放手的时候不会一点儿也不担心的。我本来希望自己是一个既真实又有用的人，但这要求时时刻刻都宽宏大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孤独。”加缪对夏尔说在这本书上耗尽精力后，他进入了一种“失重”状态。7月10日，他再次给夏尔写信：“现在应该等待。”

7月，交战国开始在朝鲜谈判。[28]加缪当时在尚蓬，租下了莫勒街的普拉塔纳别墅。他和孩子们一起钓鳟鱼。弗朗西娜满怀深情地看着她的这个小世界。加缪担心朝鲜的局势——“特别担心。但是觉得他们会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加缪对路过尚蓬的让·格勒尼耶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转折、这样重大的改变。一种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倾向是怎样出现的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倾向古希腊文化，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又更倾向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我相当疏远犹太教，因为它的反自然主义会使他们精神封闭。”

“然而，”格勒尼埃说，“您的反抗非正义的思想和您的人道主义与犹太教是很接近的……”

加缪打断他：

“可是我认为，为了获得幸福就应该反抗，应该热爱自然，应该有对目前生活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生活的智慧。我非常喜欢古希腊文化中静态的一面。”

后来，在这位好老师面前，忧伤的加缪又回到了他的学生时代：

“我选择了一个与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时代有关的主题作为我毕业论文的主题，这其实并不反常。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加缪进一步给《反抗者》润色。他与让·格勒尼耶在尚蓬和帕内利埃之间散步，沿着克莱斯河——这条河最后注入利尼翁河——行走，一路观赏壮观的金雀花。现在，在尚蓬地区，关于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研讨会和会议接连不断，这里已经变成文化人的避暑圣地。大学教师、医生、工程师在这里聚会、沉思、讨论。连救世军都再次出现，并张贴他们的广告：“上帝在寻找你。”

“如果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就不会再找了。”加缪脱口而出道。[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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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注

39．反抗

乔治·奥威尔和加缪一样，曾是一名左翼人士，很早就批评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参战的时候，他就见过与无政府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人。奥威尔也是肺结核患者。加缪差点就和奥威尔、纪德、西罗内和科斯特勒一起参与撰写《失败的上帝》（指共产主义）一书的编写。奥威尔死于1950年1月，死时47岁，加缪不认识奥威尔本人。

当时，加缪的家在夫人街29号。阿尔贝成了房子的主人。为了买下这套公寓，米歇尔·伽利马和他成立了一家房产公司。后来加缪买下全部股份。这个家再也不用在借来的房子和租来的公寓之间来回漂泊了。夫人街很安静，住户中资产阶级较多，距伽利马出版社步行需要一刻钟，并且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市政府咖啡馆很近，在四主教喷泉附近的书报亭买过报纸后，加缪喜欢在咖啡馆待上一会儿。北边是圣日尔曼大街，还有咖啡馆和啤酒店；南边是卢森堡公园，加缪可以带着孩子们在那里散步，孩子们很喜欢那里的旋转木马、木偶和驴子。

“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加缪这样表达对弗尔一家的恼火。[1]在他生气的时候，他把弗尔太太叫作“资产阶级妇女”或“伪君子”。费尔南德一直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虽然有时会打孩子们耳光。加缪认为岳母一家让他的妻子感到压抑，可是也就听之任之了。旅行的时候，在火车车厢里，如果有人问能否抽烟，费尔南德的回答是：“是的，有人会咳嗽的。”加缪经常或旅行，或在农村、山间短暂居住，并不经常在家。弗朗西娜的姐妹和母亲围着她，都是深爱她的禁卫军，她们让加缪想要躲得远远的。在夫人街，加缪在他的办公室里放了一个长沙发。去伽利马出版社前，上午他就在那里工作。加缪不在的时候，弗朗西娜弹钢琴。蓬塞评价道，有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缪嘟囔说：

“如果每天你都要听上6个小时的巴赫，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对于兼职父亲的第四个工作，他做得很好。他给双胞胎讲故事，解释说1913年他“出生在一辆流动马车上”，当时他的母亲正在去蒙杜尔的路上。他经常谈起他的母亲、双胞胎的祖母。双胞胎见到祖母的时间比见到费尔南德的时间要少，因为她住在阿尔及尔。就像大多数情况下，母亲的家庭要比父亲的家庭拥有更大的权力。圣诞节时，加缪的母亲会寄来礼物，给卡特琳娜和让的是成包的糖果，而给儿子的则是黑色的猪血肠。

加缪扮演父亲的角色时很严肃，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温柔而严格地爱着孩子们——希望和天真的象征。不管是在夫人街还是在假期里，他都愉快地执行他的教育原则。他称双胞胎为“可怕的东西”、“鼠疫或霍乱”。

早上，他突然跑进孩子们的房间，嘴里还一边唱着：

乡下的人们，你们是否听见，
从山上传来的尖叫声？

卡特琳娜和让也跟着父亲大叫大嚷：

于勒是赫丘利斯
西普里安是音乐家
妈妈是梦游者
而我无忧无虑，吧、吧、吧

然后三个人又从头开始，提高了一个八度：

吧、吧，于勒是赫丘利斯……

加缪还跟孩子们一起唱老歌：

有人在巴布·阿祖穆街
兹姆兹姆布姆布姆
发现一个被谋杀的死人
警察来了，兹姆兹姆布姆布姆

让在外形上像他的父亲而内心则像母亲。后来他也弹得一手好钢琴。就像妻子一样，加缪也因为让对音乐敏感，觉得很骄傲。有人在让面前说出“上帝”这个词时：

“这是什么意思？”让问道。

卡特琳娜的性格更平和一些，她精力过剩，喜欢画画，法语作文和体育很好。在她的眼镜后面，长着一张严肃的小脸。加缪说她心态开放、性格果断，在生活中不会遇到问题。他担心的是更内向一些的让的未来。加缪无法想象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儿子。他强迫让踢足球。让后来喜欢上了国际象棋。加缪是个典型的阿尔及利亚人，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男人”。他担心孩子们的健康，尤其是让。不过到了冬天，他会强制他松开衬衣的领子。加缪对岳母家的影响感到恼火：

“一个男孩子，由这些女人们来抚养，这绝不可能！”

让说起话来反应敏捷，令所有人感到惊奇。一次和姐姐吵架时，他严肃地说：

“趁我还有力气生气的时候，放开我！”

他母亲走过来说：

“你们真的就无事可干吗？”

“在无事可干的地方什么事也干不了，这并不是件好玩的事。”让反驳道。

卡特琳娜自然是很喜爱父亲，她把他叫作“定心丸”。[2]让跟外祖母和克里丝蒂安娜阿姨都很亲近，直到12岁，上街时他还会拉着她们的手。独身的克里丝蒂安娜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当姨妈的角色。她带着双胞胎经过夫人街的一头到老屋街的一个集市去，那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她说：

“你俩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

加缪欣赏这种好意，但不喜欢这种做法。同样，当米歇尔·伽利马毫无理由地送给孩子们金属玩具、布娃娃、带小球的迷宫时，加缪说：

“米歇尔，他们会在这些无聊东西上浪费好多时间的。”

阿尔贝对米歇尔的慷慨总是持保留态度。他一再说：

“米歇尔，你永远不会明白，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贫穷。”

虽然没有孩子，但是米歇尔一直对他的继女安娜很大方。他给她买照相机、手表。阿尔贝取笑他这样做。孩子们一过玩长毛狗熊玩具的年龄，加缪就主动送给他们一些“有用的”玩具——就像他的祖母桑德斯一样——作为圣诞礼物：一件外套，书籍，唱片，这些是很“体面”的礼物。

无论是和孩子们一起玩台式足球游戏，还是描画摩卡咖啡包装盒上的人物，加缪都会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公民素质教育：不应该乱花钱；卡特琳娜，你应该尊重楼里的勤杂工；你俩应该自己擦皮鞋；女佣人不负责伺候大家吃饭；让，别剩东西在餐盘里；每个人都该把自己的那份沙拉吃掉，是的，要吃几片生菜叶。儿子让加缪感到不满：为什么别人问他是否还要吃土豆时，要等两分钟才能听到回答？吃饭时别把胳膊支在桌子上；小孩子不应该说粗话；你们俩别再打来打去；卡特琳娜，你为什么像个男孩一样？你俩去读儒勒·凡尔纳的书。

“喂，你俩懂规矩吗？”父亲问。

卡特琳娜和让齐声回答：

“吃-饭-时-不-许-说-话。”

加缪开玩笑地教训道：

“安静一分钟！”

双胞胎噗嗤一声笑出来，父亲也笑了。不管是在夫人街还是在“雅米”家或别的朋友家，加缪不愿意做“既然家里有好几个女人，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让她们管孩子好了”的那种男人。

说到教育，加缪主张世俗类型的。虽然附近有几家私立学校，如面向资产阶级天主教徒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新教徒常去的阿尔萨斯学校或波舒埃学校，但他不送卡特琳娜和让去私立教育机构。加缪想马上就替他的孩子在一家公立高中的一年级报名。可是名额已经满了，每个班只有50个学生。他倾向公立高中，因为孩子们可以成为半寄宿生。在那里，他们就能摆脱过于女性化的家庭氛围。卡特琳娜和让后来上了夫人街的幼儿园，随后入读距离加缪家公寓100米远的一所很不错的小学[3]以及蒙田中学。再晚一些时候，让去了由安德烈·贝尼舒创办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学校，还有路易·勒·格朗学校；而卡特琳娜上的是维克多·迪吕伊高中。

在双胞胎眼中，加缪有威信，会表现出严厉的一面。他会倾听他们的诉说，并不把自己当成完人，听得进批评意见，让两个孩子觉得他们的意见与大人的意见同样重要。在卡特琳娜和让面前，加缪不会自以为了不起：

“今天我碰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他既谦虚又聪明。”说着，他用手指指脑袋表示那个人的可笑。

父亲教育孩子们要懂礼貌、尊重他人，还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如果让的成绩不好，加缪会说：

“我会把你送到修车厂去当学徒。”

卡特琳娜给他看自己写的作文时他会说：

“是不是过于像作家和大人写的了？”

加缪不责骂常常淘气的女儿。她说她盼望第一次领圣体：

“为什么？因为你想要一条漂亮的裙子和礼物，还是你信仰上帝？”

“裙子和礼物。”

“你觉得这样显得很出众吗？”

他没有再提到这件事。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加缪从来不会表现得像在公众面前那样刻板。他解释说谎言扼杀了生活。卡特琳娜在一只抽屉里发现父亲的抵抗勋章。

“你在哪儿找到的？把它放回抽屉里。”

就像弗朗西娜一样，他爱逗孩子。弗朗西娜曾看着卡特琳娜的鞋笑着说：

“12岁就穿39码的鞋！你爸爸和我，我们的脚可都长得很漂亮的啊。”[4]

虽然加缪对亲近的人反复说他不适合婚姻，但他从没有说过：我不适合做父亲。一位没有父亲或祖父做榜样的父亲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会有一些困难：他什么都要靠自己发明。加缪从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他以前——或现在——是病人。和米歇尔在一起、在雅尼娜或弗朗西娜面前、远离双胞胎的时候，他会边开玩笑边说起他的肺结核。阿尔贝和米歇尔谈到对生命的信心时，笑着得出结论说因为肺的问题，他们不可能对生命有信心。他总是对雅尼娜说：

“我们肯定死在你前头，你要用防腐香料保存我们的尸体。把我们俩人放在客厅里，每天晚上来和我们说话。”

弗朗西娜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尽管时常会精神抑郁，但从不抱怨。加缪觉得自己有罪，并为此感到愤慨。妈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生活！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他尊重别人，但是他却伤害了弗朗西娜。他跟蓬塞提起玛丽亚·卡萨雷斯。蓬塞想，这对一位妻子来讲，要求太过了，可怜的弗朗西娜。[5]

加缪沉默无语。格勒尼耶提到加缪曾跟他说过的话：“弗朗西娜从来没有快乐过。在奥兰游过几千次泳，只有一两次是让她满意的。她需要宗教信仰。她无法接受生活中那些不幸的事情，总要问自己为什么。而我则是个肤浅之人，虽然会去想同样的事情，但是仍然可以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她却做不到。我是一个粗人……”[6]弗朗西娜似乎诚心诚意地更为亲近寡言少语的神秘主义者让·格勒尼耶而不是加缪，她甚至觉得格勒尼耶迷人的花体字写得很漂亮。她从音乐中寻找慰藉，偶尔与西罗内(1)调调情。

后来，加缪基本上不住在夫人街了，只是每周四的中午才过来。吃罢晚饭，孩子们把自己的练习册拿给他过目，父亲的语气平和，但是评价却很严厉。

从1950年到1951年，加缪对于夫人街家中的紧张气氛非常不满，对自己做丈夫的处境感到愤慨。他个人生活的中心一直是玛丽亚·卡萨雷斯，她是他“生活的守护神”。[7]他的艳遇不断，对象常常是一些女演员，多得就像天上的流星。在孩子们面前，加缪表现得平和快乐，但是跟玛丽亚在一起时就没那么平和快乐了，他会向她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在手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总觉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处巨大的幸福中心，却又感觉受到威胁。”他还说：“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和谐、从容、最终的平衡，但总要走过最崎岖的道路，经过混乱、战斗，我才能得到这一切。”他常常不喜欢自己：“我脑袋里整天冒出可怕的念头。”[8]

工作仍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工作上他花的时间比在其他事情上要略少，但投入的才华却同样多。“生活的才能与创作的才能并非两码事，生活与创作需要的是同一种才能，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只能创作出矫揉造作作品的才能，也只能支撑一种浅薄的生活。”1951年的头六个月主要用于完成《反抗者》。既要写作，又要抽空做父亲，还要应付女友，即使只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女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缪将巨大的创伤留给了自己，只是在日记中冷漠地写道：“1951年6月11日。收到雷吉娜·于尼耶告诉我她要自杀的信。”雷吉娜在美国自杀了。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加缪心情沉重，由此联想到了过去这一年：“1950年的男人：私通，读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逃避夫人街，加缪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撰写他的哲学随笔。他从来没有把如此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上。三年前，他就向编辑宣布他的“哲学随笔”差不多“完成”了，还补充说：“近期没有创作小说的计划，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9]

夏尔洛出版社破产后，从阿尔及尔来法国的蓬塞路过巴黎，在第一区博若莱街的一家小旅馆里见到了加缪。[10]从他的房间加缪能看到王宫花园。阿尔贝告诉夏尔他正在全力以赴从事一项很重要的研究，他“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但不是“所有的”著作。至少从1943年起，加缪就在酝酿有关“反抗”的概念，1945年，他写了一篇15页左右的文章，叫作《关于反抗的思考》。[11]“什么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尽管他有所拒绝，却不并放弃：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让我们来看看反抗的具体表现。”这几乎和后来《反抗者》定稿第一章的开篇一字不差。

加缪把他的随笔拿给许多人看，但是没有给萨特圈子里的人。乔治·巴塔耶曾于1949年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写完。[12]加缪觉得离目标还远着呢。他在一种质地优良的羊皮纸上写下了第一稿，好像特意要写在“贵重的”纸上，好像他是在为后代而写。[13]他将这部著作题献给让·格勒尼耶，因为后者对他的政治思想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老师在战前鼓励他加入了法共；另一方面，受老师的影响，他写的又是一部反正统观念的论著，他在书中提及马克思的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文章时说：“今天我们正处在救世主降临说的鼎盛时期：一种为所有的杀戮提供辩护的救世主降临说。”在这部著作里，加缪想要仔细研究未公开身份的左翼人士所持的正统革命学说和天才的马克思所宣扬的救世主降临说。格勒尼耶和加缪见面了，地点是在老师定居的玫瑰丰特奈，离当年阿尔及尔另一位哲学教师勒内·普瓦利耶的别墅不远。此时的格勒尼耶已经读过《反抗者》的手稿，加缪向他介绍了自己书中的基本思路：

“我想要讨论人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人性的范畴内。从否定到肯定。”

“您的书与莫拉斯反对革命的观点如出一辙。”格勒尼耶说。

“那也只好如此了，……想说的话必须得说出来……”加缪答道。[14]

在政治上问题他无法接受奉承讨好的说辞，谁也不能让他颠倒黑白。

“您会给自己招来很多敌人。”格勒尼耶提醒他说。

“大概会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加缪润色了手稿，于1951年7月12日将一份打字校对过的样稿寄给了勒内·夏尔：

“我亲爱的勒内：

随信附上我好不容易写完的东西。我知道这份手稿涂改之处甚多，我尽量改好之后才拿去打印，不过我知道您会看明白的。但愿它在形式上能符合我们共同的希望。不管怎么样，我是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把它交给您的（当然我也感到担心）。昨天我们的会面让我颇有收获，或者说，您使我打消了长期盲目工作后的一些疑虑。在我们美好的、亲密的友谊之路上又多了一块洁白的石头。深情地拥抱您……”

这本书的副标题可以叫作《反对某种革命观念的人》。对于加缪来说，这部关于政治和艺术理论的著作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15]通常他在笔记和私人信件中流露的思想比在一些经过推敲的作品里要多。他在信中告诉一位通信者：“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它恐怖的一面。……在15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流血革命，还有一定数量的暴动。而在同一时期，英国没有发生过一次暴动（加缪似乎忘记了宪章运动和19世纪大不列颠的工人暴动），却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道实现了一种无可辩驳的、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民主制度。因此，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于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16]

在撰写《反抗者》的前后，加缪向让·格勒尼耶等一些人强调了上述观点。40年代末期，巴黎的进步知识界以及《现代》杂志圈子里的人并未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世界的某些真相——警察国家的制度、集中营世界——，以免让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受到牵连。他们给革命的真相涂脂抹粉，自欺欺人地认为苏联制度的负面性质只是表象，他们要么怀着诚意要么怀着恶意把自己看作是“现实主义者”。加缪说：“有时候，我憎恨当今这个时代。我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所憎恨的不是现实本身，尽管它们是那么的卑鄙，那么的残酷。我憎恨的是纵容现实的那些谎言。（俄国）如今是一片奴隶的土地，遍布瞭望台。……这种集中营式的体制居然被尊奉为解放的工具和未来幸福的学校，我就是要与此斗争到底……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在我看来比正义更伟大，如果不是真理本身，那么至少是为追求真理而付出的努力。我们不需要希望，我们只需要真理。”[17]当然不是什么“辩证的”真理。

1951年的加缪在左翼知识界中更加孤立了。当时已出版了两部小说但还不怎么有名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家让·迪维尼奥于1949年退出了法共，两年之后，埃德加·莫兰公开效法他们二人，此前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与法共拉开了距离。仍旧留在法共的有哲学家让-杜桑·德桑蒂、亨利·勒费弗尔、罗歇·加罗蒂。[18]50年代初的加缪很快就要年届40了。他在苏联大使馆听到一位俄国官员这样说：

“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想想吧，我们曾经有一千万政治犯，现在已经少多了。”[19]

知识分子大批退党的真正开始是在1956年，此外还有一些作家退党：阿尔封斯·布达尔、艾梅·塞泽尔、让-皮埃尔·夏布罗尔、多米尼克·德桑蒂、雅克-弗朗西斯·罗兰、克洛德·鲁瓦、罗歇·瓦扬、罗贝尔·梅尔、克洛德·摩根，后来还有若尔热·桑普兰……[20]

加缪在《反抗者》中致力于一次目标远大的哲学练习，他想把自己的生活阅历，以及自己对于社会、文学、哲学的了解和读过的相关书籍都加以融会贯通。他在书中同时讨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投入到一场典型法国式的、有时甚至具有危险的哲学探险之中。几年之前，他曾在手记中写道：“我想如果论述中出现了矛盾，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并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天才。”[21]现在他成了名人，由于希望能够发挥一点儿作用，所以他想把自己所赞同的进步思想中包含的种种矛盾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希望通过反抗的概念超越荒诞。然而当反抗想要具备革命色彩时，它就会给自己找出一些理由，这些理由又会将它推向一种新的荒诞——屠杀。真正的反抗者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拒绝被侮辱。1917年以后（加缪认为还要早得多），屠杀已经变成了一种临时的道德观。掌权的革命者，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右翼，都以未来人类幸福的名义为囚禁和屠杀辩解。现在加缪想要提出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对于人类的苦难，他的怜悯不是伪装的。他的人道主义情感，他对穷人，对被剥削者、被迫害者的同情，都出于一种非宗教的慈悲心。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某些人是如何出于（演变为革命的）反抗名义，接受了集体性屠杀的？某些党员（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转变为职业革命者之后，是如何在20世纪创建了极权国家的？人类不再相信上帝，但是某些人，尤其是在西欧，却把人类历史神化了。

《反抗者》分析了当前的时代及其弊端。加缪试图避免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主义，而不是观念本身。他反对不宽容和仇恨的精神。在他看来，一切艺术家首先是反抗的创造者。该书构思过程非常艰难，不断修改的提纲表明了这一点。[22]在加缪看来，如今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服务，甚至可以把杀人犯变成法官”。这部表面看似简单的随笔其实具有精心修饰的形式和多重的视角，该书反对黑格尔式的对人类历史的神化，但是仍然带有一点儿黑格尔的风格，既想解释好艺术又想解释好历史，以及艺术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艺术。此前不久，阿拉贡出版了《共产党人》的第一卷，在这部文集中描述了“我们亲眼目睹诞生的共产党人”。加缪则在自己更为深入的书中刻画了非共产主义的反抗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反抗者拒绝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拒绝上帝创世说，然而对于自由和正义，他的拒绝则变成了肯定。通过反抗，人摆脱了个体的命运，重新创造了人类的统一。形而上的反抗是拒绝，是对这种拒绝的觉悟和对自我的觉悟：“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摆脱了上帝之后，人进入了历史，反抗变成了革命。然而历史的反抗也会变成对形而上反抗的否定，并且为罪恶进行辩护。

《反抗者》有五条基本线索，对此有的人觉得繁琐，有的人则认为完备。加缪在勾勒出反抗者的轮廓后，研究了他所说的形而上的反抗，随后谈到了历史的反抗和艺术的反抗，全书以“南方思想”作为结束，这一部分较少分析，更为抒情，更具加缪个人的风格：《婚礼集》的作者推崇地中海文明的平衡感，将其作为地中海以北丧失了平衡感的极权主义的对立面。他赞颂节制，就像1937年对阿尔及尔文化中心的听众曾经说过的那样。自由与正义是对立的，必须找到一种使双方不受损害的妥协状态。加缪阐发了一个表面上是悖论的观点：完全的自由导致正义缺失，完全的正义也会使自由失去意义。

在他看来，空想理论家们，尤其是德国的空想理论家，他们是波普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者，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的。他们应该为20世纪的不宽容承担责任，为催生出宗教裁判所的思想和政治上的绝对主义承担责任。追根溯源，导致历史决定论歧途的主要责任人是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承袭了他的衣钵。与卡莱尔一样，黑格尔最早描述了伟大人物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他从本质上拥护国家主义的部族制，赞成狂热颂扬那种把一切竞争对手视为敌人的国家体制，也就是注定要通向战争的国家体制，他应该是Führerprinzip（德语：元首制）的始作俑者。黑格尔把历史过程的阶段性成功变成了一切集体行为的道德原则，而个体的行为又必须服从于集体行为。他将宣传的谎言和对真理的扭曲变成了可以被接受的东西，战争与荣耀成了令人向往的目标。最后，黑格尔还把英雄人物的辉煌生命与平庸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命对立起来，对战争和流血加以理想化。[23]替最坏的事物寻找辩护方法的缺口就此打开了。

为了上升到理论，加缪在论述时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那是他的直接知识，即罗素所说的亲知），但更主要的是以摹状知识和书本知识为基础。他的这部随笔变成了没有连贯性的精神自传。他的革命经历有限：作为阿共党员，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时，他看出了党在玩弄诡计，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抵抗运动没有变成一场革命，而加缪直到1944年还在渴望着这会发生。他的革命朋友拉扎雷维奇、罗斯迈尔——以及他认识的鲍里斯·苏瓦利纳——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革命背叛了纯粹的革命理想。他们向他推荐了一些见证者撰写的书籍，这些人包括从苏联的古拉格(2)和德国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以及苏联“真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清醒见证人维克多·塞尔日。[24]加缪做了一件值得钦佩而且很少有人会做的事情：几年以来，他倾听了一些对俄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见证人的看法——这些人为数并不少，但是仿佛因为偶然的原因，很少有人去倾听他们[25]——，此外他还阅读一些往往被视为禁忌的书籍。他试图帮助出版“第一位对共产主义醒悟的人”苏瓦利纳的一些著作，但是没有成功。[26]1950年6月他正在撰写《反抗者》之时，被苏联封锁的柏林召开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这次大会得到了40名知识分子的支持，包括法国的加缪、布卢姆、纪德、阿隆、鲁塞、莫里亚克、雷米·鲁尔，英国的凯斯特勒和罗素，美国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厄普顿·辛克莱、詹姆斯·伯恩海姆，意大利方面则首推西洛内。加缪没有参加柏林会议，但是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签了名。宣言称：“知识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尤其是在它们与领导人的思想言论出现对立的时候。”加缪在手记中还补充道：“一旦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人就会变成奴隶。”从《反抗者》的第一页开始加缪就写道：“一个终生唯命是从的奴隶，现在突然意识到了难以再接受新的指令。”宣言中说：“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极权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一直是人类在历史和文明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威胁。”

加缪的这部随笔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幻想有着最清醒觉悟的那批人士的精神状态。1951年3月，为知识界交锋而创办的刊物《证据》问世，这份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受弗朗索瓦·邦迪的领导，后来接受过介入文化领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财政支持。[27]但加缪和阿隆等人对此不知情。有人看到加缪为了彻底了解俄国恐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历史，曾经向拉扎雷维奇等朋友请教；此外，在与布吕克贝尔热神父的多次交谈中，他还为自己对神圣之物的执着思考汲取了营养。十年以来，他阅读或重读了柏拉图、克尔凯郭尔、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舍斯托夫的著作。对于黑格尔，他似乎不再那么苛求和学院式地寻章摘句，在给《精神现象学》作评注时，他也会引用其中的一些章节，或者是伊波利特和科热夫等专家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他的阅读仍然还是片断性的，往往借助于亨利·勒费弗尔和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编纂的文选。

他的书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马克思，有几处涉及到列宁，斯大林则完全没有被提到。加缪希望超越血腥的革命精神，超越荒诞事物所包含的那种荒诞性，因为它通向的是死路一条：“荒诞的事物能够超越自身。”他在寻求一种能够重新赋予行动以内在逻辑的纯粹的反抗性。除此以外，《反抗者》这部随笔还是对小说《鼠疫》所作的一种理论阐释。《西西弗的神话》与《局外人》互为对照，《反抗者》和《鼠疫》同属另一个系列，该系列还包括剧作《戒严》和《正义者》。在这部热情洋溢的随笔中，加缪向“志同道合者”解释了当下的时代，并让自己的思想内在一致起来。这部随笔也是“为理解我所处的时代而做的一种努力”。他在影射《西西弗的神话》时说：“在否定的时代思考自杀问题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50年代，应该思考和反对的是基于政治理由的屠杀。

这部著作的核心与灵魂，是对普遍意义上的革命，尤其是苏联和法国的革命提出了彻底与富于创见的质疑，这在当时是一次勇敢的行为，尤其对于加缪这样一个被看作是左翼的作家而言。历史老师曾教导中学和大学时代的青年加缪说，革命与民主是一回事，对革命行动的任何批评都是反动的，反对或批评法国革命，就是密谋反对自由、背叛法国以及法国所肩负的普世使命。在50年代那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纂的关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在大学里占据统治地位，窒息了自由的讨论。加缪既不是大学里的史学家也不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却站出来反抗官方的、经过删改的历史叙述，他的这一行动要远远早于后来大部分出自《年鉴》学派的法国新史学家对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重新审视。[28]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或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都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加缪基于直觉、推理和自己的研究，以相反的眼光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和苏联的恐怖联系起来。他指责法国国民教育部以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左翼知识界编造了一整套的历史神话。他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在不否认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和代议制民主的价值的同时，描绘并揭露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象征体系中最血腥的一面。对于50年代来说，更为离经叛道的是他一反当时的潮流，将抨击矛头直指格雷万蜡像馆中那些大革命时代的名人，他们一直被看作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和抵抗运动的精神。索邦大学专门设有一门法国大革命的课程和一个教授职位，乔治·勒费弗、阿尔贝·马蒂耶和阿尔贝·索布尔等权威的史学观成了学术圈内和大学之外的“教义”，而加缪的思维方式却独树一帜。[29]法共的记者、干部、史学家和领导人都戴着雅各宾时期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布尔什维克革命，加缪却带着与众不同的天真和胆量，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雅各宾主义，对一些不可触犯的历史人物提出了指责。任何一个法国高中生，只要他的家庭不是极右翼的，都会对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怀有公开的或私下的敬意，然而反对圣像崇拜的加缪却把圣-茹斯特批得体无完肤：“……他的语气……总是一锤定音。一连串不容置辩的断言，公理式的、说教式的演说风格，……格言和警句发出的轰鸣，仿佛代表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各种定义和冰冷干脆的命令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原则应该是温和的，法律应该是无情的，判决应该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典型的断头台风格。”这番评论与公共教育机构的教科书和众多教育者所介绍的那位虽然无情但是非常纯洁的圣-茹斯特大相径庭。加缪所识破的圣-茹斯特首先是一个狂热分子，这个人置身其中的雅各宾革命试图建立起一种道德的、犬儒主义的宗教。他代表着一段血腥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卑鄙的手段在那个时期被用来为理想化的目的服务。加缪指出了那个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公立中学（私立教育机构则以另外一种方式夸大了大革命的灾难），人们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路易十六被处决也许是匆忙投票作出的决定，但作出这个决定是必要的。加缪在和平时期的1951年写道：“这是一桩令人反感的丑闻：把一个软弱和善良的人被公开谋杀说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这次死刑判决还不算登峰造极，后来更离谱事还有的是。”我们在此无需评论加缪的上述观点是否正确，他把路易十六的死看作是君权神授历史的结束，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处死国王以及弑君者的动机提出了质疑。[30]

在脱离主题以很长篇幅讨论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加缪尊重马克思所作的分析，而不是其救世主降临说。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一位“启发人心智的无与伦比之人”）和俄国虚无主义者之后，加缪认为左翼在50年代信奉的唯一价值观就是革命。打着责任的旗号，革命者们为自己谋得了所有的权利。

加缪还否定了文学史上的一些时髦人物。在他看来，萨德是在为极权社会唱赞歌：“萨德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受欢迎，可以用一个梦想来做解释，他与当代的政治倾向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要求绝对的自由，凭借理智冷漠地实施非人性化。”萨德小说中的色情内容单调得可怕，不过加缪还是承认了这位侯爵(3)的两个优点：他憎恨死刑——这一点和加缪本人相似——，并且与某个俄国的恐怖分子一样认为，政治杀人犯应该亲自偿还罪孽。加缪还抨击了阿尔蒂尔·兰波和自称伯爵的洛特雷阿蒙。他没有质疑作为诗人的兰波，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对作为人的兰波却提出了质疑。在加缪看来，兰波在其作品中是一位反抗的诗人，但在其结局悲惨的生活中却不是一个反抗者。关于这一点加缪的评论较之以前更为精彩：“这位魔法师、通灵者，这位总是承受劳役却从不妥协的苦役犯，这位生活在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腰带里永远揣着八公斤金子，那腰带不停敲打他的肚皮，让他直抱怨因此患上了痢疾。难道，这就是我们推荐给那么多年轻人的那位神话般的英雄吗？那些年轻人不会像他一样蔑视这个世界，但是一旦知道他身上的那条腰带，也许会为他羞愧难当。”一个少年时代的叛逆天才，成年后也许会变得循规蹈矩，甚至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在加缪作出这番评论时，法国的文学教科书仍然墨守成规、胆小怕事，不敢批评作为人的兰波。高中的教材《法国文学插图史》由埃米尔·阿布利、保罗·克鲁泽、夏尔·奥迪克编写。他们都是专业教师，前两位还担任教育部总督学。这部教材向通灵者、诗律的解放者和“借助于狂热幻觉翅膀”的魔法师兰波表达敬意，进一步巩固了兰波作品如《圣经》般的地位。他们对兰波最终结局的概括没有加缪描述的那么悲惨：“他最后供职于亚当出口公司，成为该公司在阿比西尼亚(4)的代理人。至于魏尔仑，他在《被诅咒的诗人》中写的那些诗令唯美主义者赞叹不已，后来跑到殖民地的荆棘丛林中从事非法食品交易，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忘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幻想。”[31]加缪希望一个人的生命、他的行为和思想能够保持一致。在法国，人们往往强调应该把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好感与他的著作分开看待，人们也总是轻易就把塞利纳的作品和他对犹太人的狂热仇视分割开来。

加缪从不以诗歌专家自居，但是在这部随笔中，他坚持要设立一个判断诗歌价值的正确尺度。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是一个几乎算得上天才的初中生的作品”，这“几乎”一词犹如死亡判决，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洛特雷阿蒙是受超现实主义者们崇拜的诗人，二战之后依然是一位公认的重要人物，在谨慎的总督学阿布利和克鲁泽看来，洛特雷阿蒙仅仅是带有一点儿“怪诞的浪漫主义”特色而已。孤军作战的加缪甚至谴责了被浮夸的左翼意识形态奉为图腾的那些诗人。[32]接下来，他谈到了超现实主义，用柔和的词语跟布勒东和阿拉贡进行了清算。加缪对早年超现实主义者的布勒东比对共产党人的布勒东较为和气，他向“在卑鄙的时代选择了爱的布勒东致敬。这一点不应该被忘记，他是唯一深刻讨论过爱的人”。然而，布勒东引起轰动的那次宣言还是让加缪无法接受，他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的：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拿着手枪来到大街上，冲着人群随意开火。加缪含蓄地认为布勒东应该为说出这样的蠢话而后悔。

自《西西弗的神话》发表以后，加缪和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分歧在于对自杀的不同看法：“他们在谈到自杀时，就像是在谈论一种解决之道。克勒韦尔认为这‘也许是最公正、最彻底的’解决之道，到头来他和里戈、瓦榭一样自杀了。阿拉贡后来谴责了那些喋喋不休谈论自杀的人，然而赞美毁灭自己却又压根不和别人一起参与，这样的做法不能为任何人带来荣誉。”加缪再次倾向于那些宣言与行动相互一致的人。他补充说：“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仍然保留了它所憎恨的‘文学’那种纸上谈兵的最糟糕的做法。”

加缪还断言“超现实主义者……已经选择了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服务”，说到底，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同谋。加缪的这番话似乎不够公正，因为到了50年代初，超现实主义者已经成为没落的小团体，与二三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他们不应该被指控为共产党的同谋。从美国回来后，布勒东就表明了反对苏联体制的态度。尽管他继续歌颂萨德、歌颂如儿童般幼稚的女性，以及客观偶然性、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黑色幽默，但他却只是一个没有信徒，或者几乎没有信徒的预言家。他的幻觉既是非现实的，又是动人的，读他诗歌的只有少数党员，尽管莫里斯·纳多写出了那本精彩的超现实主义史。(5)超现实主义者已经成为了历史，至少是成了文学的历史，他们已经不再从事文学。在经历了德军占领和抵抗运动之后，继续宣称“唯有超现实主义使自己有资格探索各种力量，从而改变天平的平衡”[33]诸如此类的声明还能获得什么反响与意义呢？在《反抗者》出版之前三年，布勒东就已经遭到过法共同路人罗歇·瓦扬的猛烈攻击。[34]加缪虽然彬彬有礼，但是绵里藏针，他和瓦扬一样强调了布勒东的那些非理性主义的尝试。瓦扬利用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来摆脱超现实主义，而加缪则恰恰利用超现实主义中他所反感的那些方面来进一步清除共产主义。瓦扬和加缪对布勒东相继发起的攻击似乎有些过分。加缪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激烈，既是出于个人的厌恶感，也是基于严谨的论据支持。

《反抗者》的结尾颂扬了不带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分寸感，加缪以抒情笔调歌颂“南方思想”，用地中海精神反对北欧精神，用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反对黑格尔和被马克思主义者们扭曲了的马克思。他的语气庄重，时而还夸张地表达怒气：“在遭此共同的苦难之时，古老的呼声重新响起，面对历史，大自然再次站立起来。……在当今这个卑鄙的欧洲，最高傲的种族因为被剥夺了美和友情而正在死去，我们这些地中海人尽管被抛掷到这里，却始终都生活在地中海的阳光之下。在欧洲的漫漫黑夜里，阳光般的思想、兼具南方和北方双重特征的文明，正等待着黎明的到来，事实上它已经照亮了真正可靠的道路。”为了超越虚无主义，加缪借助于修辞并常常采用夸张手法。此外，他的这部随笔不是以论证结束，而是以形象化的夸张表达收尾：“在眼下这个时刻，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拉开弓箭再次显露身手，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抗这一进程的同时，去征服我们每个人已经拥有的一切：从田野上收获的微薄庄稼，以及这片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爱。在眼下这个真正的人终于能够诞生的时刻，应当让当前的时代及其狂暴保持住青春的状态。弓已经张开，木头在咯吱作响，当弓张到最满之时，会有一支笔直的箭疾射而出，那是一支最刚劲最自由的箭。”

在这部随笔里，加缪想要独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国所处的圈子，反抗他曾经属于其中一员的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他的自我救赎体现为以作家之笔进行的艺术反抗。写作，就是要以行动反抗历史，反抗这段体现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佛朗哥主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所要达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来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读者和评论者应该首先注意到，加缪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离经叛道，即使他提到过的周围其他人如罗歇·卡约瓦和于勒·莫内罗也曾攻击过左翼的图腾。加缪出版《反抗者》的时间比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要早四年，比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的《极权的诱惑》要早25年。

尽管并非出自本意，加缪也和其他法国人一样闭目塞听。他没有一直读过卡尔·波普的著作，但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在他们眼中，马克思始终是值得尊敬的、宽厚大度的，他们没有批判马克思这个人本身，不像莫纳特那样因为反感这个让女仆怀孕的天才，就对他不再感兴趣。在波普和加缪看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不科学的。波普和阿隆一样更为透彻地研究并且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加缪则跳过了这一部分。[35]

世界各处有许多批评家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及其带来的结果，不论这些结果是不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和预见到的。最终看来，奥威尔、波普和加缪的思想是有分量的，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法国作家中，在世界范围内被欣赏或被诋毁的阿尔贝·加缪，是唯一一个表达了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

他于1951年夏天修改了《反抗者》的校样。对于读者来说，小说家比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会拥有更多的听众或者更大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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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大利作曲家。——译注

(2) 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译注

(3) 萨德出身贵族，曾被封为侯爵。——译注

(4) 埃塞俄比亚的旧名。——译注

(5) 纳多写了《超现实主义文学史》一书。——译注

40．“小汽艇”和“装甲舰”

1951年10月《反抗者》全书刊行了。在这之前，加缪先将其中的某些片断交给了一些杂志发表。《南方手册》自法国被占领以来，一直是他青睐的刊物，这次登载了书中论洛特阿蒙的章节，而头一个被这些文字冒犯的便是安德烈·布勒东。当加缪在10月12日出版的文化周刊《艺术》上读到布勒东的反击文章时，他并不感到吃惊。在超现实主义的斗士和教皇眼中，加缪是一个循规蹈矩、向现实屈服的人：他竟然指责“现代最杰出的作品”，即洛特阿蒙的诗作，这真是罪不容赦。文化周刊们对各种论争向来是求之不得。一个星期之后，《艺术》刊登了加缪的回答。他声称自己并非向世界屈服的苟安之辈，“我所努力的重点，就是说明虚无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对它至少都部分地负有责任——正是造成屈服和卑躬屈膝的原因之所在，它和真正的反抗所给予我们的历久而弥新的教诲是格格不入的。”

这场尖锐的论争愈演愈烈。“教皇”在11月16日的《艺术》上和埃梅·帕特里展开喋喋不休的对话：“加缪拼命鼓吹，并且藏身其后的那个反抗的幽灵到底是什么？是据说人们得讲究‘节制’的那种反抗吗？”一周以后，人们读到了被越发孤立的加缪的一篇耐心的回应文章：“布勒东那并不充分的哲学批评仅仅以马克思主义为靶标……（他）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颓败的世界中，马克思主义者得独自承担起所有的罪过，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我的书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书中的确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然而这并非我想说的话。虚无主义并无好坏之分，世上只有一场漫长、严酷的征程，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投身其中。”布勒东和他的信徒们并不打算就此收兵。[1]知识界并不对这场交锋感到惊异：布勒东一向是喜欢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至于广播和报纸，它们在一旁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布勒东和阿拉贡一样，是加缪在《反抗者》中指责过的少数几个在世的作家之一。通常说来，人们对他的责备要少于对他的崇敬。加缪的书中并无一字提到马尔罗。他在私下解释了此事。马尔罗正如日中天，而布勒东几乎已是明日黄花：“我在《反抗者》中没有提到马尔罗，因为我在引证范本时，只依靠那些业已完成的作品。唯一我考察过其思想态度的活着的作家是安德烈·布勒东，不过人们可以认为超现实主义已经属于历史……至于马尔罗，他的创作还在进行之中。”[2]

在《反抗者》出版前数日，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和加缪在吕泰西亚旅馆聚餐。分手之际，加缪对他说：

“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3]

新著面世之日受到了欢迎。11月2日第一次印刷就刊印了16800册，同月19日又印了11000册，接下来在12月5日、1952年2月29日和7月9日又3次重印，仅头4个月该书的销量就高达60800册之多。此后销量有所减少，第5次重印要等到1954年2月16日，而且只印了5500册。加缪受到了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媒体的攻击，不过这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

“这真让人遗憾。您的书在右派那里大受欢迎！”阿尔贝·贝甘对他说。

这样的评论在加缪看来实属滑稽。如果右派声称地球是圆的，是不是也得反驳他们？[4]那些来自温和右派的颂扬多半限于总结或者复述书中评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段落，它们并不让加缪感到惊讶。

加缪急急忙忙赶回阿尔及尔，他的母亲摔断了一条腿。在致弗朗西娜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到家的时候正下着阿尔及利亚式的倾盆大雨，此刻大雨尚未停歇。妈妈已经进了诊所，我一直守在她身边，只离开了几个小时去睡觉。今天早上她接受了手术，一切都还不错……此刻她正在睡觉，总的身体情况相当好。长久以来她一直充满勇气和感性，我爱她……至于我自己，很疲乏，但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必须得说，自从书出版以来，我就陷入了重重困境，而且一直到最近，情况都是越来越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继续忍受这样的职业，还有这些孤独带来的考验。”[5]

加谬对自己“产出”、出版了这本书是满意的，因为终于卸下了重负，他有理由感到快乐，可与此同时他却对自己最近的前途感到忧心。他表达了一些他很在乎的理念，也有节制地谈到了他自己。11月22日，他对玛丽亚倾诉了自己的不安：“在我现在要说、要做的事情面前，我感到了几分犹豫。好几天以来，我宁愿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说、要做的事。或许，这是我在自己的使命面前体会到的一种恐惧吧。我从未有过这种恐惧，它也许和疲累有关；或许，还因为我忽然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让我一路前行至此的任务原本是没有穷尽的，它带给我的唯有无边的消耗和失落。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任务，我就什么都不是，我的作品更是无从谈起。有时，一想到未来，我就精疲力竭、眩晕不止。”

“虽然看上去不太像，我实际上是在做忏悔。”第二天，他在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中这样说。[6]他产生了旅行的欲望，首先想到的是去伦敦。马梅纳寄来一张题为“我的两个小丑”的双胞胎兄弟的照片，让他开心不已。她告诉他，书里自己最喜欢的一章是“反抗和艺术”。加缪回答说，他也持同样的看法。可是，和《反抗者》里的文学论述比较起来，媒体总是更关注其中的政治性内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加缪曾经概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尤其是在《鼠疫》发表以后，他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残余——在加缪眼中，现实主义根本不可能存在：“描写如果要成为现实主义性质的，就得是无边无际的……现实主义只能是对世界的没完没了的列举。”

在11月24日出版的《费加罗报》的文学副刊中，盖埃诺肯定加缪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主题，这个主题“来自他的纯净，来自他的真实的苦痛，来自于他对这个时代的卑下和伟大的深刻感知。”盖埃诺在他的颂词中把加缪和马尔罗联系在一起：“从《人类的命运》到《反抗者》，贯穿其间而不断推进的，是法兰西理性精神的一幕戏剧。”加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盖埃诺并不欣赏他的某些先驱如萨德和洛特阿蒙，但他断定加缪本人“走在一条大道上”。至于马尔罗，他在伽利马出版的《寂静的声音》一书已经提出：“阿尔贝·加缪有理由废黜布勒东，甚至兰波的王座。”[7]

左翼知识界中非共产主义的一派，也在由前《战斗报》成员克洛德·布尔代主编的《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意见。这份小开本的周刊印刷简朴，甚至没有图片，编辑风格模仿的是英国的《新兴政治家和国家》杂志。它虽然外观不起眼，其意识形态却在非共产主义的左翼文化人中颇具影响。布尔代于12月13日和20日接连发表了两篇评论《反抗者》的长文，总的调子是友好积极的。可是加缪和他的一些朋友却注意到《法兰西观察家》上的一个注释，该注释称赞了共产党人皮埃尔·埃尔韦在党的刊物《新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对加缪不够友善的文章。敏感的加缪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更看重这个注释，而不是布尔代本人的那两篇文章。[8]

布尔代在《反抗者》中“看出了卓越的剖析工作”——此乃嘉语，也看到了“编撰的工夫”——此乃慎语，他认定加缪的分析中“字字闪耀着作者对此一问题的巨大激情，它和他的一生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他的第二篇评论认为加缪“首先写出了意识形态的反抗的历史，这种反抗并没有直接在集体行为中得到实现；其后他又论述了历史性的反抗，在其中，理念和事件融为了一体。”加缪“精妙”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矛盾，即它将假设和预言混为一谈。布尔代不啻给加缪颁发了非共产主义派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证。[9]由他开具的这张世俗性的、坚持共和民主本位的思想证明看上去完美无缺。不过，布尔代和加缪在一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虽然这个问题和《反抗者》没有什么关系：对前者而言，尽管法国共产党人屈服于苏联人，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仍旧有必要和他们一起工作，而加缪则拒绝这种政治立场。

加缪在等待着各种月刊对其作品的评论，也等待着《现代》杂志编辑部必将会给予他的重视。后者在9月间就收到了《反抗者》的样稿。11月和12月过去了，一篇评论文章都还没有刊登出来，不过加缪并不担心。这份杂志的编辑、管理可谓一片混乱。萨特在这里是“统而不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则小心谨慎，更愿意扮演一个组织者和读者的角色。就在这年8月号的开篇处，《现代》杂志还刊登了加缪的《尼采和虚无主义》一文。

这份月刊一向善待加缪，在小说《鼠疫》出版以后，曾经发表了两篇长篇评论，都是出自重要的合作者的手笔。[10]第一篇评论的作者是艾田伯，他针对《真理报》上一位评论者的攻击捍卫了加缪。尽管有一些保留，他还是称赞加缪“放弃了‘现实主义’的资源”。艾田伯并不赞成《鼠疫》的全部结论，但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作者的好感，对他的意图、公正性和人道的热忱的好感”。让·布永则论述了加缪的乐观主义：《鼠疫》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他还讨论了加缪的第二部“小说-叙事”中的某些方面，不过他主要是向作家的“文学才能”“致敬”——“致敬”一词学究气太重，不怎么在《现代》杂志上出现。在布永看来，《鼠疫》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符合人性的。他认为加缪肯定了“恶的外显”，这就自然使其招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布永还同时指出，加缪的作品对基督徒具有吸引力，“他们总是会相信，反抗将会演化为屈服，或者保留足够的尖锐以便完成被称作‘美好灵魂’的天命；他们同样相信，荒谬将在神学中找到一种说明。”这两篇评论都不无保留，但两位作者都表达了对加缪的正直的敬意，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尽管人们不必接受他对世界和历史的全部看法。无论如何，加缪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萨特的势力范围中他将是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每周日下午，萨特总是在波拿巴街自己的办公室里主持例行的编辑部工作会议。1951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他在会上一再要求有志愿者出来处理与《反抗者》有关的事务。出于友谊的缘故，人们不想抨击加缪的作品；然而，又没有人真的看好这本书。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

该书在销售上的成功诚然无疑，加缪更关心的却是究竟有多少买书人真的食髓知味。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写道：“《反抗者》卖得不错，却难说有多少人在阅读它。书引起了一些并不明显的漩涡湍流，就像一些转瞬即逝的气泡。”[11]他接受了不少采访，有些无关痛痒，有些则是有助于说明问题的。面对《文学小报》的记者，他宣称：“至于我自己，我并不相信孤立的作品的存在。在某些作家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构成一个整体，每本书都依靠其它作品的光亮才被照明，每本书都处在其它作品的目光之中。”[12]

1952年2月10日，让·昂鲁什向加缪寄去一封赞同和否定参半的信。加缪以一种回避性的姿态回复说：“我想近期内再对你谈这个问题。”他为自己辩护道：“发生在北非的事件让我绝望不已，我难以摆脱这种情绪。”对印度支那的局势他很少留意，相反，他十分关心北非问题，比如民族主义者的抗议、殖民当局对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梅萨利·哈吉发出的种种威胁等等。[13]萨特则更关心越南东京湾(1)的局势和印度支那持续的游击战争，法国的一般民意也是如此。

2月22日，仍然在西班牙“前线”的加缪和萨特都来到瓦格拉姆大厅，他们来此是为了声援被佛朗哥的法庭判处死刑的西班牙工会运动领导者。尽管爆发过争执，加缪还是建议，布勒东应该在他的朋友夏尔、吉尤和西洛纳的陪同下出庭。加缪在大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人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用他对朋友们说的话说讲是“很伤脑筋地”——通知加缪，《现代》杂志的评论可能不会站在他一边。萨特是在几个月的沉寂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而评论《反抗者》的将是弗朗西斯·让松。[14]按照“海狸”的说法，萨特希望发表的是一篇立场坚定，然而不失礼节的文章。话说回来，萨特多年前写的《论〈局外人〉》一文，也不尽是赞美之词。3月，加缪给萨特寄去一份富兰克林的手稿，此人是一家比利时月刊《揭穿谎言》的主编，但萨特向来对自己和他人的手稿都大而化之，竟将其遗失了。在这个世上，加缪并不形单影只，他收到了不少私人的、令人感动的祝贺。汉娜·阿伦特写信告诉他，“我已读过《反抗者》，很喜欢。”[15]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兹在阿根廷有一种被窒息活埋的生存感觉，在读完这本书后，托米沃什给加缪寄去他自己的作品，这犹如传递这样的话语：“我们处在同一条战壕中。”[16]

在1952年复活节的假日里，加缪在上卢瓦尔省的巴纳列等待《现代》杂志刊印，他向被他称为“亲爱的手心手背”的米歇尔和雅尼娜坦承了自己刚刚犯下的错误。一天他搞砸了于勒·罗曼在附近举行的一个活动日。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就乡村的人口流失问题做了一次讲座。加缪打趣道：“我们这些文人的命运不也同样如此吗？”他嘲笑自己，也嘲笑了他的出生地：“在孟多维，人们大概要给我盖一座亭子，我希望那是一座音乐亭。”在远离巴黎的地方，加缪感到自己的状态好多了。“眼下一切都很好，只是我进不了工作状态，心绪不宁。我就像一只在墨汁中游泳的乌贼，两眼茫然，心如死灰。”

哲学家弗朗西斯·让松是萨特思想的一位阐释者。他的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文章长达20页，刊载于《现代》杂志1952年5月的“专论”栏目中，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让松首先发难，把埃米尔·昂里约和让·拉克鲁瓦在《世界报》上以及布尔代在《法兰西观察家》上支持加缪的文章归于作家本人的指使。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应当为关于自己的评论负责。让松狡诈地声称：“如果我是加缪，不管怎样，我会感到忧心忡忡……”从第二页开始，他便开始了不加掩饰的攻击：“这一在其笔下处处可见的自我陶醉，难道不是出于他那杂乱无章、毫无定见、因而诡异多变的思想？”加缪的思想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抄单”。让松没有忘记称赞加缪的文笔：“从严格的文学角度来看，这本书可谓接近完美。”可是说到底，文笔也脱离不了内容：“人们担心，艺术在这里已经迈出了通往异议的第一步。”让松承认，在这一自我确信的艺术中，他并不喜欢那种“对节制的渴求”。接下来，他回到了加缪的作品本身。《鼠疫》并不像《现代》杂志的其他撰稿人理解的那样；让松写道，《鼠疫》是一个“先验的叙事”。和更早的《局外人》不同——在加缪的前一本小说里，世界还是被一个“具体的主观性”来观照的，它正是在其它具体的主观性的参照下才显出其“局外”的特性——，《鼠疫》“居高临下地，从一个脱离了具体境况的主观性出发来叙述事件，这一主观性并不体验事件，而是限于静观它们”。让松文章一半以上的言辞，都像粗糙的浆糊那样揉在一起。他得出结论，《鼠疫》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小说”。诸如此类的形容语更为他贴在加缪身上的标签增加了敌意的色彩。加缪的小说传递的是红十字会的伦理，显然，就萨特本想为加缪保留的敬意来说，一位批评家本该做得更好些。

在让松的眼中，加缪无法从形而上学的反抗转换到历史性的反抗。从其文章的第7页开始，他猛烈地抨击加缪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语。他怎么敢带着同情悲悯的情怀去谈论路易十六，甚至，从这个人身上竟联想到基督的受难？！让松同样不能接受的是，加缪竟然怀疑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尽管他也在两位哲人身上区分了分析家和预言家的不同身份。这位随笔作家居然“在革命萌芽的酝酿中，拒绝一切历史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总而言之，加缪的意图，就是把“革命”的概念化约为“人的神圣化”。让松最后作出判语：“毫无疑问，加缪根本不承认经济基础的地位。”他认为，这场论争的核心在于，“加缪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将合乎逻辑地通往斯大林体制，可到头来他又不得不满足于或巧妙或笨拙地向我们指出，造就斯大林体制的是斯大林本人。”让松不接受加缪对革命的工联主义或是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好感，他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检视加缪的过往：严格地说，加缪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在他身上总有一个被扭曲的自我的存在，也许，只有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这个短暂的时刻有过例外。“不管怎么说，抵抗运动总是在这个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少许幻象趁机而入。可解放的时刻一旦来临，加缪又在历史中找到了悠然自得的感觉，以至于他竟然想把历史道德化。”而让松则重新用哲学的视角来看待政治：“用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资产者的眼光看来，资本主义的面目或许比斯大林体制更少几分‘扭曲的抽搐’；可是，对那些井底的矿工、被警察追捕的马达加斯加人、因为参加罢工而遭到制裁的公务人员，还有那些被凝固汽油弹轰炸的越南人、被宪兵团围剿的突尼斯人来说，资本主义又是怎样的一副面目呢？”

这份尖刻远过友善的评论的结论是，当然加缪无需为无视马达加斯加人、越南人和突尼斯人苦难的冷漠负责，但他的作品说明，他的确负载了一种伪哲学、一种关于革命的伪历史观：“《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让松的评论最后归结到这样的呼吁上：“在这里我们要求加缪不要屈从于诱惑，要求他重新在自己身上找到个人化的声音，唯其如此，他的文字才能成为无可替代之作。”

《现代》杂志经由萨特的秘书让·科通知惊讶不已的加缪，杂志当然将登载他的反驳文章。6月30日，加缪细细修饰之后完成了这篇文章，并最后发表在8月的那一期上。[17]起初，加缪在初稿上直呼让松之名，但后来他抹去了这个名字——在一场文学性的论争中，他实践了某些政坛人物如戴高乐惯于含沙射影，将对手之名隐去以借机将其虚无化的谋略。加缪沿袭自己给报刊撰文的旧习，依然以“主编先生”开头，这让萨特很气恼。在加缪眼里，杂志的主编应该为刊载的文章负起连带责任。这位随笔作家选择了一种讥讽而有尊严的笔调。有哪些意见赞成《反抗者》？就此加缪写道：“人们判断一种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根据它是属于左派抑或右派，尤其不根据左派或右派是如何对待这种思想。不然，笛卡尔就是斯大林主义者，而夏尔·佩玑则成了安托尼·比内的支持者。”在1952年，加缪还敢这样表白：“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属于右派阵营，我就加入右派。”他告诉《现代》杂志的读者，他被极右派的周刊《里瓦罗尔》所攻击侮辱。在传统的右派阵营里，克洛德·莫里亚克在《圆桌》上批判了他。加缪注意到，许多右派的报纸都“时常恭维《现代》杂志作者们的书，从来不谴责这些作者们和维里耶先生（全国雇主协会主席）共进早餐。”备受伤害的加缪并不想任人宰割。提到让松对《反抗者》的文体所作的赞美，他嘲讽地写道：“信仰进步的作家们告诉我们，好的文体属于右派，而左派作者由于其革命的德行，写出来的文字都应该让人不知所云。我看不出他们这么说有什么冒犯性可言。”加缪声称，他对自己在美学上的成功并不像让松那样肯定，“如果我的思想有欠连贯，那么文笔好一些，能够限制内容的损害也是不错的。想一想，如果人们要通过令人沮丧的文体去阅读混乱的思想，那滋味还不如流放呢！”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把他的作品解读成“反历史的教材和弃权主义者的教理问答”。他还指出，《现代》杂志现在拒绝承认，从《局外人》到《鼠疫》，他的作品其实表现出一种演进——这个词指的是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参与。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研究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特性，并在20世纪的历次革命中看到了一种把人神圣化的倾向。此刻他妙语连珠，说理时就像让松一样毫不妥协：“经济成了我们的陈词滥调……数以百计的出版物把极有耐心的公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历史的经济基础，或者电力对哲学的影响上面。《现代》杂志乐此不疲地加以论述的东西，我有何必要再去饶舌不止？重复之外总得有特别的发见才好。”

在作家看来，让松的文章企图“再一次把他排除在外”。加缪想通过他的书证明，“纯粹的反历史主义，至少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就像纯粹的历史主义一样让人恼火。”他的作品并没有否定历史——这毫无意义。他只是想批判那种把历史绝对化的态度。加缪并没有放弃有效性的思想。让松把“印度支那人、阿尔及利亚人、马达加斯加人和井底的矿工们”都“劈头盖脑”地扔到他的脸上。实际上，让松说的是“突尼斯人”，加缪却听成了“阿尔及利亚人”——人们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他每天都引以为谈资的阿尔及利亚人，直到战争时期为止，都是我的同志，我们一起从事着艰苦的战斗。”在巴黎很少有人知道加缪曾经是共产党员，也少有人知道他一度同情梅萨利的民族主义而反对“党”。加缪提到了他的书中的一个注释：“用我的原话说，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混合了最有效的批判性方法和最可商榷的乌托邦救世论’。”他提高了调子，开始抱怨萨特，当然并未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大名：“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想为自己的出身赎罪，哪怕由此带来矛盾，以他们自己的才智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回复文章显示出惊人的、毫无节制的自由。针对“主编先生”，他得出结论，自己已经“厌倦了”和“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一样，“始终如一”地“从批评者那里接受关于有效性的说教，这些批评者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这句话含义极其隐讳，或许千万名读者中也未必有一人能够明白，他指的是在1944年法兰西喜剧院的解放战斗中疲累得在椅子上睡着的萨特。

被卷入事态的萨特愤怒不已，自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的19页的答书用语尖刻，兼有个人的意气和实质性的批判，其不留情面的攻击比布勒东更为激烈，首先是针对加缪个人，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更猛烈地抨击他的作品。在文章的开头，萨特还是比较温和的。加缪将他称为“主编先生”，他则回应道：“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一旦失去，我还是会为此惋惜神伤。”

当然，用不着加缪来教他如何使用法语虚拟式。“我宁愿看到，我们目前的争执都是理念上的，其中不掺杂任何源自受伤的自尊心的怨恨……您决然把我拉入了事态，语气是这样决绝，以至于我无法再保持沉默，否则那和懦夫何异。”他宣称，自结识加缪以来，他要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出对对方的看法。萨特埋怨了加缪的性格，例如他“阴暗的自满”、“顾影自怜的脆弱”，还有他“沉闷的放纵”，而所有这些缺点，都让萨特至今不能对加缪道出他内心的想法。萨特生性喜欢争论，他就像一个执矛的斗牛士，这次终于忍不住说了重话：“您实现了您的热月政变。”和加缪的隐讳不同，萨特显得咄咄逼人：“默尔索在哪里，加缪？西西弗又在哪里？今天这些真心实意鼓吹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又在哪里？他们如果不是在流放地，就是被谋杀了。”萨特当然很清楚，流放是加缪笔下的一个主题。主编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一种强暴的、装模作样的独裁在您身上建立了起来，它依靠的是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企图把道德法则扶上统治一切的王座。”加缪身上有牧师和教师的习性，这种习性首先反抗的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他自己，对此萨特十分反感。他的答复文章已经不再是论辩，而是化为一支利箭：在他看来，加缪的文章充满了教师爷的口吻，曾有的从容气度已经荡然无存。而萨特自己则语带恭维而不失平易，仿佛是一个大人居高临下地对一个孩子讲话：“告诉我，加缪，靠了怎样的神迹，人们不剥夺它所申述的人类生存的理由，就无法讨论您的作品？”加缪将他视为资产者，而加缪本人，此刻作为功成名就的作家，又是何种身份呢？“我不认为您是博洛尼亚失业的共产党人的兄弟，或是那些在印度支那反对保大皇帝或殖民者的悲惨的长工的兄弟……也许您曾经贫穷过，可现在您已不穷了，您是个资产者，和让松一样，和我一样。”“也许”一词颇为恶毒，因为实际上萨特对加缪的贫寒出身知之甚详。萨特还不会就此停住：“您远远不像圣凡尚·德·保罗或一个穷人的‘姐妹’……您看，家长式的说教我听得太多了，请容忍我不相信这种家长作风。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归根到底，加缪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权利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萨特从加缪书信的方法中辨认出了某种要挟的成分。“我并不指责您的来信的浮夸之处，这在您是自然的，我指责的是您如此悠然自如地玩弄您的愤怒。”加缪的答复在萨特眼中无疑过分雕琢了。萨特本人的回复不乏闪光之处，也并非草率而就，可他下笔纵横捭阖，锋芒过处，从加缪的人格、让松的人品一直论到马克思的理论：“您称我为主编先生，而尽人皆知我们相交已有10年。我同意，这不过是一种手法，您对我说话，而您的话明明是反驳让松，这是一种不正当的手法。您的目的不是要把您批评的对象变为一个物、一个死人吗？您谈到他，仿佛谈到一个汤碗或一把曼陀铃，但从不对他说话。这意味着他被置于人类之外。通过您的一己之身，抵抗分子、囚徒、斗士和穷人们将他化为了一块石头。”让松使加缪“非人化”，而萨特则反过来将其“物化”。和让松一样，他仍然向作为作家的加缪表达了敬意：“这与您的文学价值无关，您擅长写，这关系不大。”这个声明带有一半的尊崇，仿佛一个职业拳手在向另一个拳手致意，然而也仅限于此，因为萨特接下来宣称：“您擅长写，他（让松）擅长推论，或相反，这都关系不大。您自封的优越、给您权利不把让松当成人的优越，该是一种种族的优越。”萨特的怒火渐旺：“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外行呢？如果您的书是用匆忙搜罗的第二手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推论得不很正确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这位获得过教职资格证书的前巴黎高师学生存心出言不逊，咄咄逼人：“至少，我还与黑格尔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您大概既没读过我，也没读过他的东西。但您不去追本溯源的习气真是根深蒂固呵……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和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您痛恨思想的艰深，您匆匆宣布没什么可理解的，以便事先逃避人家指责您没有读懂。”

萨特比让松更明白这样一回事：苏联集中营的存在对加缪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告诉那位糟糕的学生，他，萨特，是反对集中营的：“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媒体’每天对此事的发挥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萨特并不经常回到古拉格这个主题上来，这是他和加缪之间最主要的分界线。萨特并不偏袒东西方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我认为，集中营的丑闻牵连到我们大家，您和我，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铁幕只是一面镜子，世界的两半各自反映着另一半：这儿螺帽动一圈，那边螺丝就旋进一层，最后，这儿和那边，我们既是拧者又是被拧者。”这就是萨特的辩证法：共产主义世界的罪恶，总是对应着资本主义同样可耻的罪行。

这几个月来，萨特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正经历着一场政治转变，例如后来并未完成的《共产党人和和平》[18]一文就是如此。在7月、10月和11月，这些文章和加缪与《现代》杂志之间的争论相伴始终。在理论方面，三年以来，自他和加缪一起经历革命民主联盟的失败以后，萨特一直试图把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或是相反。从这一年年初起，他就开始接近共产党人。萨特，这个每天清晨醒来时都在反躬自问应该为哪位受难者发出不平之鸣的人，致书万桑·奥里奥尔总统，呈请他关注亨利·马尔丹的境遇。这位海员对印度支那战争深恶痛绝，因写了抗议书而被判处5年的监禁。亨利·马尔丹的遭遇对法国进步人士来说乃是一桩大事。加缪尽管也认为对马尔丹的审判是一件丑闻，却拒绝加入他们的集体行动。而萨特则不然，在他眼中，事无大小都必须放到美苏全球对抗的背景下加以看待：“亨利·马尔丹事件，即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对抗。”当《现代》杂志发表第一篇与加缪有关的文章时，萨特正在意大利。此时在巴黎爆发了反对朝鲜战争中的美军司令李奇微被任命为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的游行示威。一些巴黎的游行者喊出了“鼠疫”的口号，因为威尔弗雷德·贝切特——这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澳大利亚记者——宣称，美军在朝鲜使用了生物武器。在法国发动总罢工的企图以流产告终。对萨特来说，不管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多么愚蠢，其语言是多么刻板，这个党毕竟代表了工人阶级。至于苏联，尽管斯大林主义令人不快，也仍然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图景。可对加缪来说则不然，极权主义的恶行必须毫不迟疑地被揭露，而且根本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萨特却认为，自己是站到了长时段的历史观中，一切反共分子在他眼里都是“走狗”。这段时间，加缪的事情在萨特心目中并非头等大事。好几个《现代》杂志的合作者，特别是克洛德·勒弗、艾田伯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都准备与萨特的政治立场保持距离。在1953年初斯大林临死前宣布所谓“犹太医生阴谋”之后，艾田伯特别指责他在这起反犹迫害中缄口不言。

1952年的春夏，朝鲜战争给一切国内的和国际的政治争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连巴黎文坛也不能置身事外。美国人不管相关的谈判正在举行，于6月间派遣500架轰炸机攻击鸭绿江大坝，以迫使朝鲜人和中国人同意交换俘虏。在这个问题上，善恶二元论的思想是颇有吸引力的，而正邪不两立也正是萨特的态度。他指责加缪不像他一样积极介入、干预这些事件。当然，加缪在反对佛朗哥专制和法国殖民政策上的确尽了自己的责任，可他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束手束脚：“如果要把您的原则付诸实施，那么就意味着，越南人尽管是殖民者的奴隶，但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又是专制的暴君。”在这些句子的字里行间，其实涉及到的是另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而无论是萨特还是加缪都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后者保持了一种谨慎的、不轻信的态度：越南共产党人究竟首先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否准备牺牲其他支持印度支那独立的人？萨特扮演了教师的角色：“为了配得上对斗争着的人们施加影响的权利，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萨特没有自欺，他不为羞耻心所累，他不像加缪那样——在《现代》杂志的主编看来，加缪发出的各种谴责的声音是互相抵消的。萨特就像一位斗牛士，刺出他最后的锋利一剑：“您是自己迫使自己谴责西西弗的。”

忽然，仿佛要显出他和让松的决绝不同，还要给事情留出些余地，萨特放低了调子，好像他仍旧想挽留而不是取消这份友谊。他带着恭维的语调，如同一个教师被以前曾在自己班级里读书的昔日学生感动不已：“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也许明天您还可以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这是怎样的一种怀旧呵。“那是在1945年，人们发现了抵抗战士加缪，如同人们发现了《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一样。当人们把地下《战斗报》的编辑和那个正直到拒绝说他爱母亲、爱情妇，而被我们的社会处以死刑的默尔索拉到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您既非前者亦非后者，进而发现这个表面的矛盾使我们加深了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的时候，您几乎是一个榜样。”这里说的“人们”指的正是萨特自己，他有一种为生者撰写讣告的天赋：“因为您在您身上概括了时代的冲突，您通过热烈地经历这些冲突而战胜了它们。您是一个人物，最为复杂、最为丰富——您是最后一位，也是来得最为及时的夏多布里昂的继承人，一种社会事业的最坚定的捍卫者。”萨特的抒情性的笔调暗藏杀机：“您具有所有的运气和所有的优点，因为您将对伟大的赞颂结合于对美的热情，将生之欢乐结合于对死亡的感觉。”在肯定加缪作为思想者，内在于法国古典的、与笛卡尔一派相异的传统之后，萨特又再次回到作为个人的加缪。他让自己表现出忧郁，以便更好地抨击他的对手：“我们那时多么爱您。我们那时也是刚刚投入历史的新人，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承受了它，并不明白1940年的战争正好和在此之前的岁月一样，只是历史性的一种模式而已。我们在您身上用了马尔罗的一句话：‘让胜利归于进行了战争而不爱它的人们。’”这真是对历史的缩略变形：须知在二战前，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都是平静悠闲的旅人，静观着历史风云的起起伏伏，而加缪那时早已投身其中。

接下来他又谈到了加缪作为作家的一面。萨特似乎忘记了他曾赞誉过《鼠疫》的成就，还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用辞谨慎但立意正面的评论，这一次，他在积怒之下对加缪以前的小说展开了回溯性的攻击，因为这些作品是“神秘化”的产物：《鼠疫》中的细菌，指的是德国人。萨特重读了《婚礼集》中的某些篇章。不过在这些指责之外，他对加缪的小说倒也不无积极的感受，试图去理解作者：“人们认为，是您的生活环境，甚至是最痛苦的环境，挑选出您来证明得救是每个个体都能得到的。”对《鼠疫》和《婚礼集》，以及据说在加缪小说中出现的对上帝的仇恨，《现代》杂志的主编先生显然还是心存好感的，尽管也颇多保留。即便考虑到萨特是一个一向用语夸张泛滥的人，也得承认，在他的圈子里，除了保尔·尼赞，还没有人能够这样打动他[19]——不要忘记，在谈论尼赞和加缪时，他都使用了“榜样”一词。

然而他终究不能心慈手软。历史引领着人们，从他们的存在之上穿过。因此，萨特又一次将加缪置于唯心主义者的行列之中，因为据说他把罪恶都归咎于历史。萨特再一次为生者撰写讣告，为可疑分子提前举行葬礼：“只要有事件供给养料，您的人格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它正变成幻影。在1944年，它曾代表着未来，到1952年，它已成了过去；而在您看来最令人愤慨的不公，就是这一切来自外部，而您丝毫未变。”接下来便是这样的诛心之词：“您只有一半生活在我们中间。”萨特很了解加缪，知道他的脆弱堪与布勒东相提并论，于是加了这么一句：“如果您觉得我冷酷，请不要害怕；我很快就要说到我自己，而且将使用同一种口吻。”此时，萨特已经开始构思《词语》一书。以下的供认并不仅仅属于文人：“您令人完全不能忍受，但这是环境使然，您毕竟还是我的‘邻人’。”萨特从不唉声叹气、多愁善感。在1952年的恶劣氛围中，一个叫加缪的人的命运，他的思想或是他并不存在的思想的命运，都是无足轻重的。教师爷萨特决心将他眼中的最后真理强加给加缪这名顽冥不化的学生：“而马克思从未说过历史有一个目的……他只是谈论过史前时期的目的。”萨特将加缪从历史中驱逐了出去，因为“您只不过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如果加缪希望回击萨特，他当然可以在《现代》杂志上找到发表的园地。萨特宣称他打算就此止步：“我说了您对我曾经是什么，您对我现在是什么；但无论您能够对我说什么和做什么，我拒绝反驳您。”主编先生富有挑逗性的回击以这样一句话收尾：“我希望我们的沉默将使人忘却这次论战。”这真是绝妙的结语。可是让松却还不肯罢休，他又发表了一篇29页的新的文章，并冠以一个中气不足的题目：《向您道出一切》。斗牛仪式似乎已经结束，而持矛的斗士则重新回到竞技场。让松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模仿萨特和加缪，他再次出言不逊，再度以萨特式的口吻指责加缪唱着“过分的高调”，以及“一种单调乏味的夸张和（在《反抗者》中表露无遗的）对伟大的追逐”：“您总是高高在上！可我并不习惯和什么圣贤交谈。”在让松看来，加缪选择的是一种心如铁石的姿态，他同样也相信，加缪真正在意的与其说是人，毋宁说是上帝。加缪试图摆脱义人、虔信者、孤独的隐士和虚伪的反抗者。让松摆出萨特的腔调：“就这样，您选择从历史中抽身而出，为的是更好地迎击它。”

让松的第一篇文章在整个巴黎文坛和记者圈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用巴尔扎克式的隐喻来说，简直好像在一个罐子里放进了许多蜘蛛。让松提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我评论您的书的时候，我不仅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在我自己的内心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抑制现象：一旦涉及到您，人们就丧失了在涉及其他人时通常具有的那种评论权。人们总是对您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让松展示了一个无籍籍之名的评论者在面对一位负有盛名的作者时的那种志得意满：“阿尔贝·加缪，一位绝对的道德布道者……我觉得，评论您已经成为一种禁忌。不过，我并不喜欢禁忌，我厌恶自己内心里有时企图遵守禁忌的诱惑。”一种尖刻的批评所带来的快感无疑正在让松的笔下滋生。

无论就参与这场辩论的哪一方而言，辩论本身在形式上的意义其实都远胜其实质的价值。除去人身攻击和意气用事，争辩的核心集中在对共产主义，即所谓“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看法上面。在萨特看来，社会主义的明天能够具有人道的面孔，尽管他并不拥护斯大林主义，也非法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无意与之决裂。他相信法国共产党代表的事业就其终极目标而言具有革命性，而他本人与之并肩作战，坚信自己是一个历史性的、处于“境况”之中的人物，对共产主义来说他是一个异端而非变节者。萨特和加缪合二人之力，再度演绎了1789年和1917年革命大潮中的悲喜剧。前者是雅各宾党人、布尔什维克，后者则近于吉伦特党人和孟什维克。萨特用“资产者”这样的言语对加缪大加攻击。在他身上，对资产者的仇恨与其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神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加缪很少使用这类词语。尽管承认资产阶级是文化的承负者——虽然它有其固有的弱点——但在50年代初期，他们两人都不认为这个阶级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本质。[20]萨特所传扬的是关于资产阶级的想象套语：撒谎者、恶棍、剥削者、暴发户、粗鄙无文的人，尽管口头上拥护人权，却大行殖民掠夺之实。当他强迫自己接近法国共产党时，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资产者的队伍，但他至少与其保持了距离。当他把加缪视为资产者时，他就将其转换为所有剥削者的同谋。让松、萨特和加缪都和马克思打着乒乓球，萨特指责加缪拿一堆拣来的二手知识当玩具，可萨特自己的知识是否就那么可靠？雷蒙·阿隆这位马克思的耐心的读者一向认为，加缪和萨特在这方面同样都是不足为训的。[21]

为加缪本人所不知道的是，右派阵营里真正消息灵通的人士也不喜欢他的书。阿隆曾经是《战斗报》的社论作者，眼下则为《费加罗报》写稿，他并不看好加缪：“……辩论的主线变得越来越松散，写作的风格和道德家的调子都毫无哲学的严谨性可言。”[22]在阿隆看来：“加缪的思想既是平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而这场争论则是可笑的……无论萨特还是加缪，他们既非共产主义者，也非‘大西洋主义者’……他们都承认在两大阵营中都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加缪试图同时揭发双方，而萨特……尽管并不否认事实本身，但他站在东方阵营一边，只想揭发另一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策略，但它却与一切哲学无关。”[23]阿隆曾经是萨特的朋友，却从未曾与加缪相交，他在评论中与后者保持着距离。这还是教职资格获得者与学士学位获得者、专家和业余爱好者、受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启示的社会学家与热爱尼采、帕斯卡尔的作家之间的不同吗？在日后的一篇文章里，阿隆更为细腻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加缪所怨恨的不仅是苏维埃制度下的某些现实侧面，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在他看来就是完全的专制和极权，这种专制的合法性是由一种哲学来启示和论证的。他谴责革命者无视一切永恒的价值，无视一切超越于阶级斗争和时代差异之上的道德。他指责他们将活生生的生命祭献给一种据说是绝对的善，祭献给历史的终极目的，这个目的的概念不仅充满矛盾，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存在主义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24]

加缪仍然相信，某种有待确定的社会主义，某种近似社会民主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或是英国工党模式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可能的。就其漠视经济因素这一点来说，加缪和萨特都是那个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有同样的愿望去改造世界，他们都想要一个更加合乎人性的世界秩序。可他们的热情却并非一致。萨特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加缪则告别了革命阶段：他是一个反抗者，完全抛弃了雅各宾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普遍主义。

在法国，萨特被非共产主义左翼中的一部分人奉为旗手。法国的知识界并非左派的一统天下，但在《精神》和《现代》、《法兰西观察家》之类刊物的势力范围中，是他而非加缪扮演着领袖的角色。在这场长途跋涉的终点，加缪和萨特在他们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那位《阿尔及尔共和报》的年轻评论员曾高度评价《恶心》和《墙》，却并不信奉小说作者的哲学。萨特也是如此，在《〈局外人〉之解释》一文中他称赞作品的艺术成就而贬抑了作者的思想。对加缪，萨特终归怀着文人相轻的那种感觉，他曾对让·科表露过这样的话：加缪就像“一个小学教师，不是因为他的哲学学识，而是因为他那傲慢的道德家的口气”，他是“思想的明星”。在这里萨特使用的当然是双关语，因为法语中“明星”一词还有“小汽艇”之义。据让·科所言，萨特把自己视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装甲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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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我国所称的北部湾。——译注

41．“在玻璃球中”

1952年9月5日，加缪写信给弗朗西娜：“当我回到巴黎时，这里就像以往一样让我烦闷。《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和让松的回复，各自有20和30页。就在杂志摆到书店里之前，《观察家》已经发表了其中的某些片断。这件事儿做得干净利落，简直算得上漂亮。至于两封答书，一封不怀好意，另一封可谓愚蠢。除了萨特在一个点上的回应，我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可是这50页的答书蓄意对我进行攻击。我被看作警察和喜剧演员，或者别的什么角色，这让我觉得好笑。总的来说，他们长篇大论地论证我的傲慢，正如你看到的，以此作为他们的杀手锏。好多人都对此一哂了之。不管怎么说，这本书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我简直对它产生了怀疑——也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和它毕竟太相似了。”同月17日，他又给弗朗西娜写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几乎是孤独地体验着一些阴郁的、沉睡中的思想。我试图尽我所能地找到出路，就像一个人躺在一张不舒适的床上辗转反侧一样。可这并不容易。我能理解人们对我的书存在着争议。事实上，第一个感到它的可争议之处的人正是我自己，而且是在其本质之处。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只能报以沉默，因为一切言论都会被理解为对我自己的辩护。最令人惊讶的是，一种长久被压抑的敌对心理就此爆发了，这证明那些人从未真正成为我的朋友，我感到自己一直在激怒他们，使他们有受创之感。所有那些卑下的自我标榜、那些毫无宽容可言的态度都源自于此。对那些极度粗野的攻击，我无法用其它言语去形容。但我将不会反击，那将是不可能的。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这片烂泥地中分清真伪，保持清明的理智，不动怒也不丧失尊严，既不要对有些事情视若罔闻，也不必过于认真俯身周旋。一句话，决裂（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不必心怀怨怼。完成这些姿态并非易事，但我别无选择。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应对，而精力却已不如以往。这场战斗的唯一的价值，是它终于澄清了以往那些暧昧不清的纷争。那些先生们需要、呼唤甚至强加一种奴役。他们也许将会得到满足，就此沦为奴隶。祝他们健康！”

对他的一些密友，加缪也会倾诉自己内心的愤怒、苦痛和怀疑。当他回到夫人街时，他向让娜·特拉齐尼谈起了萨特，语气中带着激愤：

“你想让我做什么呢？让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加缪以一种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向萨特发出了挑衅。连小报都在报道什么“存在主义者的内讧”、“萨特反对加缪”，此类街头物议倒让《现代》杂志销量大增。

“这真让人受够了。我将就此停止争论，免得又给他们打什么广告。”加缪这样对路过巴黎的于尔班·波尔热说。[1]

加缪有一种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感受：人们扭曲了他的思想。他完全信任于尔班·波尔热，因为他与巴黎的圈子没有联系。面对这个局外人，加缪在思索自己在这场事件中是否占理。每次分裂都会给他带来一波接一波的痛苦，这在他身上已经成为定律。而萨特则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在决裂之后从不会表达遗憾之意。就在他快乐地、轻佻而悠闲地陶醉于自己的智性天赋，还带着一点儿骄傲时，加缪却在不停地反思自己的才能，质疑自己的论辩是否经得起考验。加缪和萨特两人的关系就这样以兄弟阋于墙的方式告终，或者说，标志着一场爱情的结束。说这句话的是罗贝尔·伽利马，他是少有的几个熟知并且同时欣赏萨特和加缪的人之一。在这个时代，罗贝尔觉得自己在理念上更接近萨特，但在感情上却与加缪亲近。

加缪的其他朋友们可不像罗贝尔·伽利马这样不偏不倚。安德烈·贝尼舒和于尔班·波尔热一样都不属于巴黎文坛圈子。这个向来肯仗义执言的人总是关注着此事。贝尼舒是职业哲学家费迪南·阿尔吉埃的朋友，本人亦曾研修哲学，并曾指导加缪阅读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并不站在萨特一边，但却向加缪直言，尽管他可以理解后者的立场，但却并不喜欢《反抗者》一书，对它的写作技巧尤其感到失望。一个人不赞同朋友的著作，在其出版后立即直率地表达这种不赞同，这种事情并不常见。让·达尼埃尔此时的确有理由相信，萨特在这盘棋局中已经占了先手。

忠诚的弗朗西娜和玛丽亚试图让加缪忘掉这场论争。加缪很少对“独一无二的她”提到这些事情。他来到沃吉拉尔街她的住处，不戴领带，神情阴郁，眼中含泪，仿佛刚刚经历了幽闭恐惧症的折磨。玛丽亚对他说，有些事情不必过于认真，可他做不到这点。在伽利马出版社，许多人都在暗自冷笑：这些大作家们终于从圣殿上走下，当众相互攻击，这倒是一幕供人消遣的好戏，《现代》杂志的那些文章也真是精彩纷呈！在左派一边，人们为萨特的文章给出18分的好成绩，(1)而对加缪，则公正地给了个不高不低的分数。在萨特回书发表的第二天，加缪就在出版社的各个办公室里奔走以寻求支持，可响应者寥寥无几。加斯东好像对此有些心烦。他早已习惯了自己经手的那些大作家们之间的争吵，此时何不乐得作壁上观。克洛德，他的儿子，也对此感到好笑，因为这件事让加缪的朋友米歇尔心烦意乱。克洛德和米歇尔之间关系紧张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就连罗贝尔也想袖手旁观，他简单地告诉加缪：我，在伽利马出版社是萨特的编辑。我知道在这场论辩中您想找人表明立场，这和您的处境有关。“让我们都保持尊严吧，别再谈论这件事了。”加缪回答道。此时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他因脱离了萨特的支持者和研究者的包围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显得是一个自尊心、骄傲心和友谊都被伤害了的孤儿。[2]

布里斯·巴兰表达了他对加缪的同情和理解。布里斯维尔、吉尤和夏尔这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星散飘零，并不都聚集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波朗用一些小纸条表达了他对加缪的支持，条子上最后的结束语正是后者所需要的：“满怀热忱。”[3]加缪向不同的人提出同一个问题：萨特究竟是否有理？[4]波朗试图把他重新引回到一种有分寸的现实感中——毕竟，论争不过是巴黎的一个茶杯里的风暴罢了。他强调了事件中被夸大了的、戏剧性的和过于琐碎的一面。加缪表达了自己的谢意：“自从我成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您）所谓的作家以来，我的同行们时时刻刻都令我吃惊。有时，这种惊讶的确源于我的敬意。今天却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能察觉到自己的不足。”[5]

很多人并不关注这场思想论争的本质，他们感到高兴的只是，加缪终于遭遇了失败。《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的作者，庄严而自豪的《战斗报》歌手过于成功了。迄今为止无懈可击的生涯助长了他的傲气，应该到此为止了！以前，在伽利马出版社，加缪总是春风得意，在走廊里闲庭信步，而眼下他已是神色黯然、寡言少语，前所未有地显现出他受伤的、带着悲苦的骄傲。萨特总是对罗贝尔·伽利马说：“加缪习惯于攻击我。”可这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他，萨特，狠狠打击了加缪！这对萨特来说是段小插曲，对加缪来说却是人生的大戏。

从出版社出来，他往往会遇到萨特真实的或者他想象的支持者，他总是避开圣日尔曼大街热闹的公众场所——别忘了那还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他也总是在蒙帕纳斯避开圆顶酒吧等萨特喜欢光顾的地方。对加缪来说，每一个熟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敌手。在他的“家庭”即非共产主义左翼阵营里，他沦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加缪对此非常悲伤。[6]他在人前变得越来越封闭，并且再一次回到论争的主题上来：“对《反抗者》的攻击就像铺天盖地的粉虫一样。我在利特雷词典上读到这个词的定义：1．喜欢愚昧无知状态的人，2．一种鞘翅目昆虫，其幼虫生活在粉尘中。人们也管这些虫子叫蟑螂。真是好笑。”他又说道：“巴黎就像丛林莽野，小老百姓就是其间的猛兽。”他难以遏制的怨愤在下面的言辞中表露无遗：“这些革命精神的新贵、暴发户、道德正义上的伪善者。萨特，其人其心，都不是什么至诚君子。”[7]

加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或之后，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所吸引？左派和右派的作家们都接受了警察国家的极端行为。[8]萨特本人并非斯大林分子，但到头来他让斯大林主义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加缪写道：“《现代》杂志引起的风波可用卑劣一词来形容。他们唯一的借口是在这个可怕的时代不得不如此。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最终驱使他们向往奴役。他们曾经梦想通过一条堂堂正正的大道，带着清醒的意识走向奴役。但是通往奴役之路并非大道，那里只有欺骗、侮辱、对兄弟的告发。一句话，那里弥漫了犹大告发耶稣所获的30个银币的气味。”[9]加缪特意写下了“兄弟”一词。

他在思考为回应萨特和让松的批评而写第二篇文章。可这篇构想中的长文将要发表在某份杂志上吗？哪份杂志适合呢？答案是哪一份也不适合。左派的刊物现在对他表现出敌意。《圆桌》和《巴黎周刊》倒是能够接受他的稿件，但加缪本人不愿和右派有过多的牵扯。自己印刷小册子怎么样？在致主编先生的信中，他已经显示出他仍然具有讥讽的才能，就像《共和晚报》时代一样。他写了20来页的东西，却并未付梓。他把《捍卫〈反抗者〉》[10]的手稿放在了抽屉里。他写这篇文章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是他自己，而不是一个可能的公众群体，他的调子是严肃的：“在每一部作品的源头，都能找到一种深沉的、简单的、被长久回味的情绪，即便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价值，也可以解释它。至于我自己，在40年代，如果我不是面对着我无法理解其价值观和行为的人群，那么我是不会写《反抗者》的。简单地说，我无法理解，人竟然可以折磨另一些人，而且还不停地注视着受害者……”加缪从来不用影射的方式谈论他曾短期加入共产党的那段历史，他谈论的是自己对两种社会，即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剥削性的。他再次重复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靠的不再是那些业已消失的德行，而是革命社会大规模罪行的反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针对那声称能解放劳动者的唯一的工具进行一种有理性的批判，以便让这种解放不沦为长期的、令人绝望的蒙蔽。”

在《现代》杂志发表的那篇回书中，萨特带着一种蔑视性的残忍讥讽加缪的“节制”。对此加缪反唇相讥道：“我想自己可以写‘节制’这个字眼。其实，我本也可以写什么‘对抗’、‘肉搏’，好符合我们这个文学圈子里随处可见的对战斗业绩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当然不是天狼星上掉下来的，也并非一味沉浸在文学的永恒性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越南人的确正在反抗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人们的确对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忧心忡忡。然而加缪继续写道：“我更喜欢‘正义’一词，在古希腊人的古典用法中，它就是‘节制’的同义词。是的，反抗就是革命的节制，反之亦然。”节制的对立面也是如此定义的，在这一点上加缪的说法显得不那么清晰：“我称之为无节制的，是指一种盲目地越过了边界的灵魂运动，在边界的另一侧，原本相反、对立之物转变为一种狂热的、普遍的赞同情绪，这方面的卑下的、残酷的例子正在我们眼前层出不穷。”这篇文章反映了加缪的失望情绪：《反抗者》提出的既不是一种成形的道德，也非教义，它只是肯定某种道德是可能的，且代价高昂。在这篇文章而不是在《反抗者》中，备感苦涩的加缪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艺术家坐而论道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不是又在影射萨特6年前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座椅上“坐而论道”呢？“艺术家常常自以为是孤独的，然而他并不能真的独善其身，人们经常带着卑鄙无耻的快乐向他发出喊叫。”这是个气氛败坏的时代，但艺术家必须镇定自若：“也许，每个人感到孤独，这一悲剧的根源有时正在于他无法真正地孤独。不可否认，有一些时刻，即便只是短短的瞬间，人渴望和外面的人群脱离开来。”在浪潮的低谷里，加缪带着同样的厌恶把某些巴黎人看成这样的“外面的人群”：“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他人，更甚于他人需要我们。”他总是不停地追问那些昔日的友人、今日公开的敌手的动机：“每一个对手，不管他是多么令人厌恶，都是内在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力图消泯的一种声音；但我们必须倾听他们，以便改正、调整，或是重新肯定某些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瞥见的真理。”加缪的内心是悲伤的，但他随时准备作出反应，并以这句话作为全文的结语：“没有什么是无用的。”拥有读者和购买者，这是让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吗？

在夏尔看来，《反抗者》是加缪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吉尤是加缪热忱的支持者，提出了他的建议：“你告诉我你不工作……几乎只有在耐心中才能找到药方……不要太僵硬，至少最好不要如此。”[11]皮埃尔·布瓦德伏尔建议加缪和雷蒙·阿隆一起在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心参加一场辩论，由蒂埃尔·莫尼埃代表右派，克洛德·布尔代和让-玛丽·多梅纳克代表左派。[12]加缪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件事情还处在新闻热点的阶段……此后，我就此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以一种事先就令我反感的方式被使用……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无法再以一种文质彬彬的语调讲话。如果有人把我看作一个永远保持风度，可以随意侮辱的人，那他一定是弄错了。我认为我在《现代》杂志的反对者们是没有信誉可言的，如果一定要我谈论这件事情，那么我将不得不声明这一点。”

1952年11月6日，莫里亚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天以后，夏尔-安德烈·于连发表了《前进中的北非》。[13]书中分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的独立愿望。该书并没有深入剖析政治问题，但很快已成为大学里的一本经典读物。12月，弗朗索瓦·菲吉托在巴黎出版了《人民民主的历史》，这说明，如果愿意，人们大可把这个话题引入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

一些朋友以及弗朗西娜和玛丽亚等人都建议加缪不要再继续这场论辨。加缪回答他的妻子说：“我想你们都有道理。但我宁肯顺其自然。我不知道我为何希望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捍卫我的生命。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其他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行。我已经受够了。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塞住耳朵，埋头工作……”[14]

12月，在回故乡探视了母亲之后，加缪发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他在首先发现阿尔及利亚油田的地理学家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陪同下访问了南方。“昨天晚上我从南方回来，被一路川流不息的车辆弄得昏头昏脑，但满脑子都是这些天的所见所闻。这些日子里清净的独处让我很舒服。今天早晨我看见了自己的邮件，烦恼又开始了。”[15]

1953年1月，他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精神焕发，内心宁静”。“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让我找回了自我。”在此番修整之后，他对对手的精神状况作了一番评论：“我不再相信萨特的诚实。此刻我说话很平静，但我已经了解（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他是个善于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16]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邮件。来信者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言辞或纯朴或巧妙。一位名叫约瑟夫·查普斯基的波兰画家——此人也是作家，写过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17]——来信说：“在爆发对您的集中攻击之后，我立刻就想告诉您为什么我爱您，还想告诉您，您的朋友比您想象的更多。”加缪立刻想去参观查普斯基的画展。这不是一位现代艺术家，然而加缪表示：“您不在我们称之为‘运动’的思潮内部，这一点并不重要。这种运动如今已陷入停滞。”加缪继续倾吐心声，笔下时见怨愤：“如果说‘左派’一词如今已经失去了意义，那是因为左派知识分子——您可以通过《现代》杂志的例子看出这一点——已经选择成为自由的掘墓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面对面地和他们斗争，揭去蒙在他们身上神圣的面纱。”[18]

1952年12月12日到19日，萨特前往维也纳出席保卫和平大会，此前刚刚发生了处决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斯兰斯基和克莱门蒂斯的事件。[19]这位哲学家-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艘“装甲舰”伊利亚·爱伦堡和巴布罗·聂鲁达一起，成为大会的风云人物。对萨特来说，有三件事情“重新给了他希望”，即1936年的人民阵线、1944年的法国解放和这次大会！在维也纳，他又一次提出了“镜子理论”：“世界被分为两半，每一半都畏惧对方……在这样的视野中，人本身被抽象化了。每个人都是他者，即可能的敌人，人们互相不信任。”对这个强劲的大脑来说真理当然是自明的：“这次大会的创新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在于它使人团结起来。”在这个献祭仪式上，萨特为了宣示他将和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和共产主义本身的话）同行，特意撤回了正在维也纳上演的《脏手》。以此方式，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曾经多多少少反对过共产党。[20]加缪就此评论道：“在此平常的时刻前往维也纳，就意味着投身冷战。在11个有犹太人背景的受难者被绞死的时刻前往，又有何道德可言。我们所面临的场面正如典型的教士们背叛的场面，而且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右派分子是如何被希特勒的力量所吸引的，我们的左派就是如何屈从于被‘有效性’一词装饰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加缪特意指出，在斯大林死前3个月，[21]苏联当局“发现”了一个犹太医生的“阴谋”，即所谓“白大褂事件”，并由此发起了一场反犹运动。自我祭献的狂热席卷整个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格奥尔格·德尔丁格以间谍罪被捕。在整个东方阵营，人们一刻不停地玩着“零和游戏”。加缪写道：“对我来说，右派一直是压迫和蒙昧主义的同义词。”而现在，他竟敢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共产主义比右派还坏，它“统治了东欧，还有我们那些想寻找家园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唯一的、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仔细区分好的和坏的集中营，还有好的和坏的反犹主义。这简直让人恶心。”带着乐观的情绪，加缪对长远的未来作出了预言：“我敢肯定，这样的混淆决不会长久。”

与萨特的争论也在加缪的笔记里留下了许多痕迹：“任自己被文人或者党的走狗侮辱却一言不发，这倒是个体面的营生！在其它那些据说可耻的年代，人们受了欺凌至少还有要求决斗的权利。决斗当然是蠢事，可它至少能让侮辱者不那么好受。”[22]加缪忍受这场争辩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必须说明，他本人即便不是萨特的朋友，也曾经是一个伙伴，而后者则从不把他引为同类。他确信萨特从未对他产生过真正的影响。还在他们没有散伙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过，如今两人决裂了，他再次重复了这一点。在面对一位美国大学学者拿破仑·特朗布莱时，加缪表示：“我不是，也从来不是存在主义者。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今天特有的理论基础是，人没有本性，但人在是‘某物’之前已经先行存在。”加缪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但这一点并未使其成为萨特主义者，而仅仅把他定义为非基督徒，这只是他许多身份中的一个。他表述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不得不成为自由的，尽管没有人强迫我们自由。”另一个悖论是：“‘所有人都必须为他自己的命运负责，没有人值得去怜悯，但构成人类大多数的穷人是个例外。’这样一个光辉的逻辑在我看来能够使人们接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它的现实后果已经产生了。今天的存在主义者成了警察国家慷慨的律师。”[23]萨特的政治蠢行不计其数，但加缪有时却陷入一种绝对的善恶二元论，尽管这种理论不是没有依据的。他在笔记中反复思索存在主义：“根据我们那些存在主义者的意见，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存在的状况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他们那群有攻击欲的老人中早已丝毫不见同情心。然而他们又声称自己在为反抗社会的不公正而斗争。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就像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并非他们的错误一样。残疾人、丑陋的人、性格有缺陷的人，皆是如此。结论？同情心又回来了，不是吗？”[24]此前加缪在他的笔记中还从来没有就存在主义者发表这么多的看法：“存在主义。当他们自责时，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为了更强烈地指责他人。”他用“忏悔的法官”一语来概括形容那些人对他的侮辱。[25]他同样也指出，他在文学上从未受到萨特的影响。

加缪的声名已是如此显赫，在他生前已经有许多人想为他立传。罗歇·吉里约取得了他的信任，并给他送来研究提纲的手稿，题为《大海和监狱》。据加缪说，这份提纲“如此完备而又谨慎，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完成”，但“我……去掉了和萨特有关的参考，理由很简单，不同于您引用过的马尔罗，他的书从来没有影响过我。”[26]对他来说，《反抗者》是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本有反响的书，它给我招来的敌人多于友人（至少敌人发出的声音比朋友更大）。我和常人一样，并不希望自己有敌人。然而，如果时间流转，我仍旧会照原样写出这本书。在我的作品里，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本。”[27]

尽管和弗朗西娜的关系紧张，1953的开局仍然是不错的。马梅纳从伦敦给加缪寄来了一件巴宝莉牌雨衣，他穿上以后颇有汉弗莱·博加特的风度。“衣服上这些口袋、纽扣和皮带满足了我最为古老的乡愁……我有一副十分‘粗犷’的外表，你知道的，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存在方式。”[28]他产生了外出旅行的想法：“这是让那些烦心事不了了之的好办法。可勇气、视野、美好的感情，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疲倦。”他知道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在这个时刻，我宁肯顺其自然，而不是主动控制生活。”

他再一次投入戏剧创作。他在演员们身上比在知识分子那里感受到更多的善意，特别是当后者为政治所左右的时候。演员们对各种分歧更为宽容，也并不关心萨特和加缪之间的唇枪舌剑。玛蒂兰剧团的助理经理罗贝尔·塞雷索尔是业余的剧作家，与加缪往来甚密，他并不像有些人总是带着政治的有色眼镜看待一切。加缪计划在麦那河畔的昂热城堡举办一场戏剧节，在被知识分子抛弃之后，他在戏剧人身上找到了久违的热情、友谊和认同感。此时他并没有创作大部头作品的冲动。他改编了两部剧本，玛丽亚将在其中扮演角色，埃朗担任导演。改编剧本总是比写全新的作品容易，加缪于是投身到既有作品的再加工中，这样他不必因面对一张白纸而感到阵阵眩晕。在战前，他在阿尔及利亚曾经改编过皮埃尔·德·拉里韦的《精神》。玛丽亚帮助他翻译、打磨卡尔德隆的《对十字架的崇敬》。和在伽利马出版社审稿委员会的工作相比，加缪还是觉得在舞台上或者在排演的过程里更自在。[29]作为剧本的改编者，他为自己规定的是一个相对轻松的任务。

与此同时，他还忙于另外两个轻重不等的工作，即将他在1948至1953年间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伽利马出版社的某些作者曾将散文和序言汇编成集，如瓦雷里出版过《文艺杂谈》，萨特则有《境况种种》。在献给夏尔的《时文集》第一辑中，加缪收入了自己在《战斗报》工作期间的文章。[30]该书的一致性是内容略显杂乱的第二辑所没有的。现实离评论者太近了。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大都带有“正义和仇恨”、“虐待者和牺牲者”、“伪装正义”、“选择抵抗”、“对仇恨的屈从”等字眼。加缪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反抗者》所引发的事件，《时文集》第二辑中的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和这场论争有关。他常常强调事件的一些细节，还以《反抗和奴役》为题发表了致《现代》杂志的主编先生的信。加缪没有忘记时代性，为了告诉世人他仍是左派中的一员，他收入了为其友人罗斯迈尔的《列宁旗帜下的莫斯科》一书作的序言，由此可以看出加缪的定位。对那些认为他已经成为反动分子或已经丧失希望的人，他的回答是：“像罗斯迈尔这样的人能够抵抗自己希望的崩溃。他们的抵抗是双重的，其一是拒绝如许多革命人士那样，把自己交付给据说是暂时的奴役状态；其二，他们拒绝对反抗和解放的力量丧失信心，这种力量内在于我们每个人。”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加缪敢于作出这样的预言：“真正的解放并非专为明天，但虚无主义的确已经属于过去，即便我们的报刊上还回荡着虚无的喧嚣。”那些报刊的把持者乃是一群小人物，他们喜欢咬牙切齿地冷笑。加缪在一篇更为私密的笔记中写道：“创造永远是可能的，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历史和艺术的矛盾不会在纯粹逻辑性的综合中得到解决，它唯有在活生生的创造中才能被克服。”

在这几个月艰难的日子里，加缪精心创作了若干艺术家的随笔：他在准备《夏天》这本集子。[31]在经历了一连串需要发挥理智的抽象理论论争之后，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调子，回到了阿尔及利亚，远离了那些争辩。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在新闻界化名为克洛德·特里安，他对《夏天》的书名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是为了借其黄金季节的意象来传递地中海精神吗？可别忘记加缪始终对它情有独钟。或是这是为了描绘加缪生活中那将要来临的季节？加缪热爱象征，也就是说，热爱一种融具象和抽象于一体的诗学。”[32]加缪在三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谜语”的短文抨击了针对作家的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诅咒。在那篇文章中，他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寻找有节制的希望的人：“当然，我不是一个轻易乐观的人。我和同龄人一样在一战的战鼓声中长大，我们的历史自此以后始终是谋杀、不义和暴力的渊薮。在这么多残酷和卑鄙的事实之上，怎能不滋生出真正的悲观主义？”衰落的意义是非常主观的：“在艺术家执拗的寻求中，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是那些爱他的人，或者是那些爱己、创造自己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激情中找到了所有激情的范本，并且懂得作出判断。”当他讲述自己深感失望却又不无教益的提帕萨之行时，他不再是那个和萨特争执拌嘴的人与思想家。就像《婚礼集》时期的那个加缪一样，他又一次成为用散文体创作的诗人：“我们在无边的海洋里航行，仿佛永远看不到陆地。昼夜交替，日升月落。在大海上度过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那么相近，就好像幸福总是那么相似……”

昂热城堡的戏剧节进行得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加缪的一位友人马塞尔·埃朗先于另一个埃朗两天去世。加缪悲哀而又疲惫地回到巴黎，他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1953年的夏天能做点什么。弗朗西娜和他们的双胞胎正在度假，波尔热则身在南方。加缪表示：“必须作出决定，可我对此却深感无力。我唯一的愿望是人们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可那显得太孩子气，而我们却是大人。”7月，他在巴黎度过了一个忧伤的国庆日：“人们在雨伞下舞蹈，简直不可思议。”[33]

秋天，弗朗西娜的母亲在巴黎扭伤，情况严重，照顾她的弗朗西娜十分疲惫。加缪写道：“我感到自己好像住在医院里。好在我精力旺盛，对付十个人也不成问题。”[34]10月10日，他向“亲爱的雅尼班”即波尔热一家倾诉了心曲。让此时正在圣雷米德普罗旺斯的家里。“弗朗西娜总是在房间里休息。老妈妈伸着腿，让人想到《圣事马车》里的秘鲁总督。卡特林娜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沉默的大人。至于我，总在游荡之中，因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用。关于弗朗西娜的来信，我得向您承认，我并不为她感到担心。在我看来她只不过有一些轻度的抑郁（当然这毕竟不是好事），只要能得到连续的休整，她就不难复原。”加缪是一位关注儿子的严厉的父亲，他指出让最好改掉吃饭时把胳膊肘放在桌上的习惯，也不要养成说巴黎街头粗口的毛病。[35]

弗朗西娜终于垮掉了。她整天沉默寡言，或者就几句话唠叨不休。10月21日，加缪谈到了她的情况：“她是让我最担心的事情……她的抑郁症状更加严重，现在正在接受治疗。”可过不了多久，他又认为她的情况有了改善：“虽然谈不上百花盛开，但不可否认的是春天已悄悄地来了。她已经在谈论去奥兰的计划，这是一个不错的兆头。”[36]同一天，弗朗西娜也对此表达了赞同的意见：“一个月以来我都在和抑郁症作斗争，这并不容易。可我想事情已经有了转机。”[37]

在巴黎，人们有时会把西蒙娜·伊埃误当成“加缪太太”。她嫁给了科当索大夫，住在圣米歇尔大街57号。自1947年以来，警方曾几次因购买吗啡和海洛因的劣迹而逮捕她，她用未出嫁时或是婚后的名字（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在五位医生那里成功地通过开处方获得了毒品。她曾在贝勒维诊所接受静脉注射。缉毒刑警在花神咖啡馆传讯了她，在她身上发现了多达6克的海洛因。被捕以后，她随即在10月28日被送往弗雷纳诊所。在被处以5万法郎的罚款后，她于11月3日获得自由。西蒙娜的母亲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寻求加缪的帮助，可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我想过这个问题，可我的确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在17年以前，出于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相称的直觉，我就明白了这样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断然作出了决定，尽管这样的痛苦比我对任何人倾诉的都要来得强烈。今天，我对西蒙娜，特别是对您，唯有抱着我满腔的同情和理解之心。至于她的丈夫，虽然我不认识他，我也无须向您指出我是多么能够理解他此刻的感受……应该减少损失……首先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让她不至于因为疯狂而招来进一步的司法后果。西蒙娜最好搬到阿尔及尔居住，在那里托人找一家收费合理的疗养院……不幸的是，我担心自己和17年前一样无能为力。”[38]西蒙娜的母亲住在阿尔及尔，她请求前女婿为西蒙娜找一个工作，一向对她怀有友好感情的加缪答复说：“亲爱的朋友……虽然这对您和您的健康而言不无艰辛、困难之处，但我相信，西蒙娜最好的选择还是留在您的身边……直面现实是最好的。我们不应当丧失治愈的希望，但也要考虑到情况重新恶化的可能性。我觉得把西蒙娜直接推荐给一位出版商而又不告诉他实情是困难的。”[39]在又一次被捕之后，西蒙娜并未被审判，她在巴黎游荡，在地铁站台上邂逅了勒内·普瓦利耶教授，对他谈了一些关于加缪的不三不四的话：他以前想把她当作试验品。[40]

加缪和到阿尔及利亚休养的弗朗西娜重逢了。1953年12月26日，在推迟了一次埃及之游后，他从奥兰写信给让·格勒尼耶：“刚才，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给您发去了一份电报，我知道它将带给您深深的不安，但我别无选择。弗朗西娜的状况几天来一直不稳定，我曾经企盼她能渐渐好起来，可她的病情在卡特琳娜一场突发的猩红热之后，却突然恶化了。我现在无法告诉您太多的详情，但事实上我们从此得时时守护在她身边。她必须接受治疗，但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能在此地就医，还是必须返回巴黎。”一位处于抑郁状态的病人和她的家人，无论如何不是判断病情的最佳人选。12月28日——这是他和让来奥兰的第10天——，他写信给“亲爱的雅尼班”：“我曾经觉得，弗朗西娜的状况比我离开巴黎时还要糟糕，然而接下来我觉得有些转机。”他又致信格勒尼耶：“我非常抱歉向您求助，为的是免去弗朗西娜的出行，可我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现在我很担忧。弗朗西娜的情况让人不安，我曾经希望，回到故土能够帮助她找回安宁，可我发现她的抑郁却反而加深了，转化成神经衰弱，还带着绝望和强迫症的表现。我非常担忧，自责没有对她早期的症状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如果有可能，我当初宁肯推迟埃及之旅。我不能把弗朗西娜独自留在这里，因为除了她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家庭里再也没有一个成员能够真正地帮助她，甚至理解她了。可眼下一切都太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快回来，尽量减少在那边停留的时间。”[41]

他想过回法国去，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波尔热一家。圣诞节之后，弗朗西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她走到面向阿尔泽大街的阳台上，是阿尔贝和克里丝蒂安娜拉住了她。这是自杀企图的表现吗？这个念头在丈夫和姐姐的心中挥之不去。1954年1月4日，加缪写信给波尔热一家：“弗朗西娜正在一家诊所接受观察，我不得不放弃了阿尔及尔和埃及之行。”[42]弗朗西娜在医院度过了24个小时，又在加塞诊所待了4天，在那里由贝尼舒大夫（此人和安德烈·贝尼舒并非一家）照料她。加缪没有去阿尔及尔探视他的母亲，眼下的局面实在让他抽不开身。至于弗朗西娜，“医生们觉得她的情况并不很严重，但接受观察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随后，加缪和弗朗西娜在安德烈·贝尼舒的陪伴下乘飞机返回巴黎。克里丝蒂安娜把让带到了波尔热家。阿尔贝对于尔班和让娜讲述了心中的不安：“我不知所措，只能首先求助你们。”抑郁症仿佛一道不可翻越的高墙，几乎把病人和她的亲人们都逼到了绝境。

弗朗西娜在圣-芒德的一家疗养院安顿了下来。加缪有时感到内疚，有时又感到忧心无措和愤懑。有时，他的愤怒心绪让布里斯维尔这样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从诊所回来，他讲到弗朗西娜坐在床上，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而他自己则坐在旁边。[43]这样的病情主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医生们的嘱咐变化无常，难以信赖，不过通常涉及到抑郁症的治疗时都是如此。克里丝蒂安娜已经是奥兰市的国民教育督导员，她每3个星期来看望妹妹一次。苏茜已经结婚，住在巴黎，更经常过来探视。弗朗西娜在圣-芒德由蒙塔苏大夫和一位叫科兰的女医生照料。医生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至少弗朗西娜的家人的感受是如此。科兰医生宣称病人“疾患缠身”，除了神经衰弱还有阵狂和判断狂，克里丝蒂安娜则提出了异议：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病症！弗朗西娜时常哭泣、沉睡，常常提到玛丽亚。克里丝蒂安娜坚信妹妹能够好起来。蒙塔苏大夫建议用碘辅助治疗，但加缪和克里丝蒂安娜都表示反对。弗朗西娜的病情让弗尔一家人都来到阿尔贝身边，他们共同分担着这样的不幸。加缪担心弗朗西娜的生命会走到尽头。1954年1月30日，他写道：“弗朗西娜的情况没有变糟，但也没有改善。医生们的诊断难以让人信服。我相信希望犹存，但康复的时间会超过原先的预期。现在我每天下午都去探视她，尝试帮助她走出困境，但我时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这是残酷的现实。另外有些时候我却能发现不少好兆头，应该相信这些迹象。”加缪希望转机和康复能早日来临：“她喜爱旅行，如果能去南方短期出游，当能改善她的健康，让她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44]

在春天结束的时候，加缪得了一场感冒，弗朗西娜的状况也没有改善。“我的小病已经好了，但并没有走出厄运。弗朗西娜病况依旧。”[45]她的房间现在设在二楼，窗子总是打开着。是弗朗西娜自己开的窗吗？不管是谁的责任，她从窗口跳了下去。克里丝蒂安娜认为她的妹妹企图逃出诊所，阿尔贝则担心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46]用精神病医生的行话来讲，她会不会是“癫狂”发作？这是指那种突如其来的爆发会让病人彻底绝望，对自己或者他人做出什么暴烈的事情来。弗朗西娜坠楼后摔折了骨盆。医生给她打上了石膏，接下来她卧床的时间超过一个月，并为褥疮所苦。

作为真正的朋友，若索和贝尼舒两家人总是出现在加缪的身边。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谈到了波尔热一家人：“应该双倍地爱他们，因为他们既善良又聪明，而集善良和聪明于一身的人是很少的。”

弗朗西娜和阿尔贝被双重疾病折磨着，一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精神疾患，一个则是纯粹身体上的问题。加缪表示：“骨盆摔伤、石膏固定、用青霉素降低体温，这一切都无助于精神状况的改善。现在我们面临着用胰岛素进行长期治疗的可能性，但至少在6月以前无法指望什么明显的疗效。”[47]胰岛素的使用对人的记忆力不利，还可能招致低血糖昏迷。加缪对此极感不安：“事情的严重性超出了我们的料想，我忧心如焚。”波尔热一家人给在奥兰的费尔南德·弗尔写信，却并没有提到弗朗西娜受伤。人们可以向老太太隐瞒这件事。女婿显然忘记了岳母的告诫。

加缪为了波尔热一家，记载下了弗朗西娜病情发展的全过程。他们的双胞胎8岁了，于尔班和让娜提出可收养卡特林娜，不过加缪宁愿把她托付给弗尔老太太照看。卡特琳娜喜欢奥兰，而加缪也相信克里丝蒂安娜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他对费尔南德的信任。弗朗西娜的娘家越来越把她的抑郁症归咎为加缪的越轨不忠，特别是他和玛丽亚的关系。人们也谨慎地怀疑，在遗传上这可能和费尔南德的母亲图布尔和一位姨母的抑郁倾向有关。种种讨论仅止于此。没有人寻思弗朗西娜的父亲在她出生前就去世这一事实是否也影响到了她目前的健康状况，当时，费尔南德是在怀孕的情况下为丈夫服丧的。弗朗西娜的父亲在其死后成了一位英雄。在她的童年时期，弗朗西娜就和加缪一样，在家里见不到一个男人。就像阿尔贝，她是不是也一直在寻找一位父亲？为什么她选择了嫁给另一位孤儿？……费尔南德、克里丝蒂安娜和苏茜都对精神分析不感兴趣，对她们来说，把责任归于一个唯一的生者即加缪本人，进而要求他彻底离开夫人街的寓所显然更加合理。他才是罪魁祸首。加缪对弗朗西娜发火说：“他们把我当作罪人来看。”弗朗西娜则觉得自己算不上贤妻良母。[48]面对责难，工作成了加缪遮风避雨的港湾，然而对雅尼娜、米歇尔和克里丝蒂安娜，他还是承认：“我没法写作。”既然难有新的作品问世，眼下他只能考虑把以前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

加缪更喜欢向女人而不是男人倾诉他的“个人”问题，唯有4个人是例外：罗贝尔·若索、安德烈·贝尼舒、米歇尔·伽利马和于尔班·波尔热。阿尔贝在1954年3月28日写信给健康状况也不好的马梅纳：“不，弗朗西娜的情况没有改善。在日常照料的医生之外，她在诊所里还请了一位专门的女性精神科大夫。她喜欢这位大夫，和她交谈，可她的话越来越少。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她正在日益远去。可也许这个印象是错误的。我总是担忧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如果担忧不幸成为现实，我会彻底绝望。”他不想让弗朗西娜的疾病被弄得尽人皆知，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本人的反应：“我没有权利谈论她的不幸，以及我自己的悲哀。”当这段婚姻正在经受最严酷的考验的时刻，加缪只想清楚地注视自己：“不管对享受爱情还是对承受痛苦，我都没有特别的才能。我四处徘徊，却不知道目标何在。”

他通知波朗，从此他将离开塞格耶街18号和夫人街29号。他四处打游击，住过旅馆和临时借来的套间，最后搬到第7区夏纳雷伊街4号的四楼，那里，在附属的楼梯旁有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是夏尔在他本人落脚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才为他找到的。有时他也经过夫人街。和卡特林娜及让的分离总是让人痛苦的。在致他喜欢的伽利马兄弟的信中，加缪简单地说道：“我很思念我的孩子。”[49]在他离家的日子里，无论是旅行还是出走，只要想到孩子们在夫人街一切平安，并且他即便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也总能很快见到他们，加缪的痛苦就得到抚慰。他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交谈，尽管他并不喜欢无休止地滥用这种通讯工具。可如今，让在普罗旺斯，卡特琳娜在阿尔及尔，他们的远离使父亲黯然神伤。

加缪一直在思考他和弗朗西娜的关系以及后者的个性。“弗朗西娜喜欢钻牛角尖。”[50]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预想中的康复：“如果她能康复，那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将为之尽我所能，奉献我的精力，或者，在生命中某些特殊的场合，奉献我的悲观主义。”为什么在加缪和弗朗西娜，这一对“兄妹”之间会出现不和呢？按照加缪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两人无疑都缺乏必要的成熟”。他时时产生负罪感：“我是第一个要担负责任的人。我内心有一种倾向，本能地认定，人类的事情不必过于认真。就这样，我伤害了自己身边的不少人……说真的，每当我想到弗朗西娜可能延续她目前的状态，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困境。”

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未来。马梅纳就弗朗西娜的病情咨询了一位医生。这位英国大夫（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宣称自己抱有乐观的判断。加缪立刻被他的话所吸引，尽管内心也着实不敢相信：“不管怎样，你的那位医生的话多少让我好受了一些。此地的人们也对我说，病去如抽丝，情况总会慢慢好起来的。我没有失去希望和耐心，为的是等待未来，更为的是帮助她。”他对自己也寄予了希望：“我总是有足够的力量走出险境。我想弗朗西娜也终会获得新生。最后，一切都将如一场噩梦进入我们的记忆，教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体面的基础之上。这将是生活给予我们的财富。”[51]什么是“体面”呢？是明确的、公开的分手。

4月23日，加缪向马梅纳和波尔热一家通报了病人健康有所改善的好消息。他告诉马梅纳：“弗朗西娜的情况更好了。治疗好像产生了效果。我现在充满了信心。”他对让娜和于尔班说的话也带有同样的主题词：希望。“弗朗西娜的情况变化不大，然而疗效已经有所显现。她就快有力气站起来了，骨折的地方也快要愈合，整个人也开始有了生命力。我们还得等到6月治疗周期结束的日子，但我心中已经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抑郁，就像俄罗斯国土上的一道道山脉——首先是弗朗西娜难以翻越的山岭，其次对加缪，对她的姐妹、母亲来说也是如此。加缪必须花比平时更多的心力来照顾孩子。在和妻子分离，或者即将分离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眼中算不上孩子们的好父亲。母亲生病，重任全落在父亲身上，不管这个男人如何尽心竭力，父代母职也总是勉为其难。加缪留意着哪怕最微小的迹象。他表示他的妻子正在慢慢地走出这黑暗而漫长的隧道。弗朗西娜病后身体消瘦虚弱，整天和药物为伴，体重只有45公斤，但加缪依然信心满满：“弗朗西娜的状况好得多了。康复的过程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快。我的困难依然很多，但胸头的重负自觉减轻了不少。我想5月底我们恐怕还不能在南方见面，不过，谁知道会不会有惊喜呢？”[52]马梅纳生病了，加缪试图宽慰她，让她放松一些：“这些暂时的逆转证明不了什么，最多说明医生在判断你已经痊愈的时候稍微性急了一些。”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加缪懂得了时间和耐心的价值，因为他本人也在和疾病作斗争。他想象着马梅纳和弗朗西娜在普罗旺斯相会，一起在柏树下休息的情景。在他的书信往来中，“疾病复发”此时成了一个常用的词儿：“弗朗西娜正一天天好起来。如果趋势没有改变，不再有疾病复发，那么我们就可以企盼痊愈的那一天了。”

在米歇尔、雅尼娜或是罗贝尔·伽利马面前，就像面对马梅纳一样，加缪常常抱怨自己缺乏灵感：“没法工作，又缺钱，于是我答应了为一部根据《克莱芙王妃》改编的电影设计台词。我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可也学会了一门以前不熟悉的手艺。在有空闲的时候，我出去观看足球赛，在夏天炎热多雨的巴黎散步。”

米歇尔和雅尼娜前往西班牙伊比萨岛航海度假。怀旧的加缪写信给他“亲爱的海盗”，提到了战前他和西蒙娜·伊埃一起旅行的场景：“到岛的另一端，圣安东尼去。过去，上帝在那里给过我许多快乐的时光……惫懒的青春……但愿上帝给你们带去更好的天气，可别像在巴黎，没完没了地下雨。我的时间变得十分琐碎，一事无成。在《克莱芙王妃》上我花了一个月的力气，可布雷松是个疯狂的、有怪癖的、让人厌烦的家伙，最后我只好放弃。”[53]电影制片人没有给加缪寄来合同，他白忙活了。诊所的花费很高，为了挣钱，他选择了录制他的作品：“……我的经济状况简直糟透了。”至于弗朗西娜，“她的情况更好一些了，但我还不能高枕无忧。”

加缪生活在各种可能性、生活在一个个“如果”之中。“如果，再过半个月左右，情况没有变化，弗朗西娜就可以动身去南方。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第6个月的治疗，在同等的情形下这样的康复速度要算是快的。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然而情况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顺利。6月，弗朗西娜的健康状况反而有一些倒退。加缪承认：“观察期已经结束了……这些日子谈不上病情复发，只不过有些小小的波动，需要我们更留意一些。出院的时间因此推迟了。”[54]弗朗西娜面临的，还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远离巴黎、远离丈夫和孩子。

加缪想把他的双胞胎带在身边，为此他在巴黎地区寻找租屋。那样他就能与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现在和热拉尔与雅克·波尔热在一起。让从南方回到巴黎，7月，加缪和两个孩子住在了索黑尔他的“雅米”家里。加缪叙述了孩子们在“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身边的新发现：“让很想念圣雷米，但卡特林娜整天和他待在一起，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男孩比他的姐姐更安静、更听话，我知道，这都是你们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事情是：“弗朗西娜更好一些了。她准备和她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去迪沃纳。我希望在6个星期的治疗之后，一切都可恢复正常。”至于工作，加缪承认自己“并无进展”。[55]

1954年六、七月间，弗朗西娜和克里丝蒂安娜在一位看护士的陪同下，在迪沃纳休养。在市政厅的走廊里，她们邂逅了正在日内瓦与越南人、苏联人和中国人谈判的内阁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加缪此时在洛桑，他感到身体极度疲倦，出现了浮肿的迹象。勒芒医生告诉他，他的呼吸系统功能已经十分衰弱。从迪沃纳传来的主要是好消息，只是克里丝蒂安娜告诉他，医生对弗朗西娜的健康的看法有些“小小的反复”。克里丝蒂安娜仍然在夜间照料弗朗西娜。

加缪更多地负责照料孩子们，还要求他们给长辈们写信。这也是孩子们很高兴做的事情。女孩的信写得比男孩更简短。让·加缪这样给让娜·波尔热写道：“我很想你。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卡特林娜的咽喉炎刚好，其实，那是她的牙在疼……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钓鱼，我还抓到了十几条鲦鱼呢。”

接下来便是写信人照例的亲吻。卡特林娜在假期里比她的兄弟更喜欢钻树林，她补充说：“深深地亲所有的人。”加缪为他的这一对双胞胎感到自豪，让的音乐天赋尤其让他骄傲。

马梅纳因患结核病不幸去世了。对伤感不已的加缪来说，她代表了一种人性的成就，集智慧和和勇气于一身，能宽容地接受他的一切。8月，加缪几乎确信，弗朗西娜已经渡过了最艰险的难关。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许还带有自私的情结，他觉得自己无法再继续支持妻子：“弗朗西娜的情况好得多了。我希望秋天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可以结束。必须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疲惫，无法再帮助她什么了。”[56]弗朗西娜乘火车返回巴黎，克里丝蒂安娜一路陪伴着她。

“不用老跟着我，”弗朗西娜说道，“我不会自杀的。”

9月，她在格拉斯小住了一阵子，随即返回了夫人街。加缪此时又改变了主意，想继续和她一起生活。他拒绝了朋友们的邀请，因为“我想每顿饭都在家里吃”。[57]上一年里，加缪以自己和萨特的不和为借口，回避了和许多人的接触。此时他几乎不见外人，专心致志地和弗朗西娜待在一起。

费尔南德·弗尔在巴黎住了下来。弗尔一家人现在都要求加缪离开夫人街，而他们并没有征求弗朗西娜本人的意见。通常，加缪都是亲自作出真正重要的决定，但这个重要的离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希望的——却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想法：弗朗西娜的病情不是短期内能够痊愈的。人们就这个问题咨询了临床医生和其他一些专家，例如《世界报》的专栏编辑罗戈尔教授、作家和院士德雷教授，特别是贝尔塔尼教授的意见。所有的人都认为，弗朗西娜的问题主要是神经官能症而非精神病。弗朗西娜经受着可怕的折磨。在那个时代，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是十分有限的，仅有的药与其说能够发挥真正的治疗作用，不如说只是一些镇静剂。加缪一度想过求助于精神分析治疗法，但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11月，加缪抱怨说写作对他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告诉让娜·波尔热：“我觉得自己的精力被耗干了，就像掉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一样。弗朗西娜的状况和您上次看到的差不多，有一点儿好转，因为她已经开始照看孩子，情绪不错的时候也更多了。一个月以前，她就该接受一种治疗，这几天还得接受另外一种综合疗法。如果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弗朗西娜还是走不出她潜伏的抑郁，就只能听天由命，让时间去解决一切了。您知道，时间总是有耐心的。”弗朗西娜还要再接受23次电休克治疗，结果，一听到“电休克”这个词，她就惊惧不安。这种疗法会引发某种癫痫的症状。在那个时代，人们为了减轻电击的痛苦，把它的影响控制在神经系统内部而不损伤肌肉，通常会使用箭毒。在麻醉状态下进行电击是后来才出现的方法。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抗抑郁药物，电击的作用不过是减轻病人的苦痛，漫长的抑郁症本身并不能得到治愈。人们也并不清楚，因为什么机理电击疗法会有一些疗效。加缪承认，治疗的任务眼下是“第一位的”。作为艺术家，此时的加缪陷入了瘫痪状态，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昂首挺立。他坦承自己的癖性：“我一向是狂热追逐幸福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的一份不幸，但重要的是体会存在本身的幸福。波尔热一家人最为加缪所欣赏的品质，就是他们“生活的力量，幸福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经受得起任何风暴。[58]

弗朗西娜的症状虽有所减轻，但依然痛苦。加缪带着同情心和她一起分担。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法国，他都在寻找能够对妻子有用的药物，并不断寻求勒芒大夫的帮助。[59]有时，自责的他更能理解弗朗西娜。对后者的病，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可她毕竟在他身边。有时加缪简单地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应。他和一位专家有过交谈，“在他看来，照看弗朗西娜的责任使我生活在‘一个玻璃球中’。他的建议是，我得享有更多的自由，为自己多考虑一些。这倒是个绝妙的药方，而且，显然还是最容易服用的药方。”[60]

加缪本人也终于病倒了，他告诉克里丝蒂安娜：

“勒芒大夫对我说，我的感冒症状是结核病的先兆。我得服用一些抗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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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中学和大学成绩以20分为满分。——译注

42．1954年11月1日

1954年5月7日，被围困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之后缴械投降。4000人战死或负伤，8000人被俘，损失的兵员占整个法国远征军的百分之五。这与其说是一场军事溃败，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和外交的灾难。[1]5月8日，加缪在日记中写道：“奠边府之败。就像40年一样，这是惊惧和耻辱交加的时刻。在屠杀发生的夜晚，一切情况都十分清楚。右派政客将不幸的人置于无法防备的死地，与此同时，左派躲在背后向他们开枪。”[2]

加缪对亚洲问题其实并无系统的了解，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直觉。和“左派”人士不同，他拒绝接受善恶分明的二元论。在左派的神话中，对印度支那法国士兵的最好评价是野蛮人，最坏评价则是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或者是外籍军团的炮灰、为殖民主义者驱使的侏儒。下级军官们都是一些狭隘无知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高级将领则是一些从事非法勾当的野心家，在战略方面极度拙劣——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并非虚言，奠边府的惨败就是明证。许多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从印度支那正在发生的一切学到了民族主义一词的真谛，也由此萌生了对独立的向往。加缪觉得，印度支那事件比《现代》杂志的讨论所揭示的要更为复杂。这些“不幸的人”也许并非只为捍卫“红脚”、印度支那银行、米其林轮胎和河内的有轨电车而战斗。在看待这段历史时，加缪并不接受进步主义的视角。他认为，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这是少数几个他抱有好感的政坛人物之一——决定干预是不得已而为之，为的是在北纬17度线以南地区保留一个多少还算自由的越南。

加缪更加关注的是北非局势，而他介入此事的途径也不止于发表请愿书和写信。在通过蓬歇转交的一封致德谢塞勒的信中，他为因“颠覆罪”而在卜利达受审的56位“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成员提出了辩护。[3]1954年3月22日，在奠边府失陷前不久，他写信给勒内·科蒂总统，为因谋杀3名警察而被判处死刑的7位突尼斯民族主义者辩护。加缪希望当局宽大为怀，他自称是“一位独立作家，他关心北非问题是因为个人的出身，并在任何时候都希望就此毫无偏私地发表意见”。他告诉科蒂总统，“整个世界都被交付给国家的理性”。加缪同时还很关心奥尔良维尔的地震受害者，他和梅松瑟勒等人一起参加了为难民募捐的活动。[4]

奠边府失陷之后6个月，在1954年10月31日到11月1日的夜间，从子时到凌晨3点，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省发生了数十起谋杀事件。[5]这起严重的袭击不像1945年的谢迪夫骚乱之后那样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在阿尔及尔、莫里石油公司、阿尔及利亚电台和阿尔及利亚水电公司都发生了炸弹爆炸。宪兵队和军队兵营都受到了袭击。这些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在比斯卡和阿里斯之间公路的75公里处，一位名叫居伊·莫内罗的小学教师被拖出客车，然后被人用冲锋枪打死，实际上，他被误当成穆斯林法官哈吉·萨多克，后者才是袭击者真正的目标。莫内罗的妻子也在袭击中受了伤。这起事件震动了加缪，小学教师居伊·莫内罗之死让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师路易·热尔曼的安危……[6]在巴黎，很少有人关注这件事情。《世界报》上只有寥寥数语的报道：“在阿尔及利亚，同时发生了几起针对警察局的袭击事件，有数人死亡。”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和平素骚乱不止的摩洛哥、动荡的突尼斯，特别是与奠边府的惨败相比，7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死又算得上什么轰动一时的新闻呢？此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拥有至少800名战士和400件武器，反抗运动的中坚力量“民族解放阵线”（FLN）还拥有约1200名后勤保障人员。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既不知道“民族解放军”，也没听说过“民族解放阵线”，他们的影响力还主要局限在卡比利山区。[7]在阿尔及尔，总督说了一句适用于任何情形的套话：“局势是令人忧虑的，但并没有到悲剧性的程度。”对统治当局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未卷入抗争事件。驻军的司令官谢里埃尔将军手头毕竟还掌握着3500名士兵，这比仍然处于草创阶段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要强大得多。

六位历史人物凭借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发动了一场真正的运动。[8]在这个人口1000万的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政党可能掌握着最多5万名战士，其中大部分都在城市和乡镇。[9]新一代的反抗者开始进入历史舞台。到此时为止，阿尔及利亚人不管是欧洲移民后裔还是本地土著，也不管是赞成还是厌弃梅萨利·哈吉和费尔哈特·阿巴斯，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艾哈迈德·本·贝拉、侯赛因·阿义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卜迪亚夫、拉巴赫·比塔特、穆罕默德·基德、克里姆·贝尔·卡西姆这些“特别组织”（OS）的核心成员，该组织策划了发生在11月1日的谋杀事件。[10]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的战士和专门人士之外，政坛上很少有人知道，像梅萨利这样的老一代已经被年轻的一代人超越，后者已经决定，反殖民大业不能故步自封，它必须吸引全世界，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本土精英们的认同和支持。这些新一代的战士是“民族解放阵线”前身“团结和行动革命委员会”（CRUA）的成员。他们渴望唤起麻木不仁、沉睡中的穆斯林大众。他们反对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般的欧洲人。然而，独立运动在斗争伊始却酿下了大祸：居伊·莫内罗被杀害了。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宣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行省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完全不同于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在这些地方，孟戴斯·弗朗士已经着手推动非殖民化的进程。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他在国会演说时强调了他的政策的两个侧面，即经济和镇压的两手：“军事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仅此并不足以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阿尔及利亚人民作为法国人民的一部分在我们中间能够获得家园一样的感觉，就像我们每一个法国人一样。”[11]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和袭击事件拉开了距离。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在11月2日发表文章，质疑“类似的反抗行为是否是破坏分子所为，目的是为了引起恐怖。”很快，法共政治局得出结论：“法国共产党不能支持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反抗行动，因为它们即便不是殖民主义者自己策划和挑唆的，也将在客观上有利于殖民主义。”[12]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也同时采取了反对11月1日行动的立场，宣布必须“停止鲁莽的、未经思考的和个体化的行动……因为它们不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且必然和殖民主义者相互唱和。”

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是梅萨利一派首先挑起了反抗行动。梅萨利长期以来都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对事态的发展负有责任。他不想让别人夺走他革命旗手的地位。《世界报》则认为，“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是幕后的策划者：“对相关责任的推定是合情合理的。”[13]这份报纸特别提到了“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内部的分裂。不管怎样，人们无法从这一系列“事件”——这个词用来描述眼下难以描述的微妙局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得到“阿尔及利亚能够长治久安的保证”。“民族解放阵线”则想让人民遗忘那些主张改革，拥护实现社会公正和文化双语主义的温和的伊斯兰学者，转而支持他们的纲领。阿尔及利亚警方的某些专家得出结论说，局势正在逐渐失控。深感震惊的加缪在于尔班·波尔热面前并不否定殖民主义的劣迹，但他强调：

“这太可怕了。在那边并不是只有阔佬。”[14]

他关注着自己的家乡：除了几千个大产业主和工业资本家，大多数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都是无产阶级、工人、小职员。

一种不对称的局面是，尽管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满本国（宗主国）当局的作为，但巴黎却很能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感。阿尔及利亚离法国毕竟太远了。人们——首先是左派——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阿尔及利亚的“富人”不超过两万，“黑脚”们的生活水准比法国本土居民低至少百分之二十。[15]加缪很了解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他说道：“如果说法国人腹中空无一物，那么我们则是头脑中空无一物。”他很少和土著居民打交道，只是和土著居民当中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当中的知识分子有些来往。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和战士，他知之甚少。[16]由于作家与乡村和山区的群众并无联系，他能了解的主要是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当这些欧洲人对巴黎不满的时候，他们会愤怒地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但一旦他们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就像眼下在1954年11月这样，他们又会站在法国一边。大多数居住于此的欧洲人都未能认识到一个社会学和人口学事实的重要性：他们的人数是98万4千，而伊斯兰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比他们要快得多。阿尔及利亚的“土著”人口现在是900万，这是真实的力量对比。欧洲人越来越集中到城市。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中的精英也在增多，但增长的速度并不足以让某些人——例如谋杀事件的策划者，不管他们是不是知识分子——满意。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是突尼斯的3倍，但184名突尼斯律师对应的是78名阿尔及利亚律师，医生之比是153对应75，药剂师（费尔哈特·阿巴斯便是药剂师）之比则是79对应36。[17]在战前，《阿尔及尔共和报》就已经指出了学校不足的事实。

“民族解放阵线”的纲领——尽管还不为大众所知——是“重新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人们将为此展开争论，试图弄清楚是否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民族解放阵线”心目中的国家是“主权独立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符合伊斯兰的一般原则”。在这个组织的内部有不同的派别，这和阵线本身及其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统一意志构成了直接的矛盾。在1954年，《反抗者》的作者尽管并不完全否认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但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革命运动。就“民族解放阵线”而论，其反帝和反殖的话语已经在一种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融为一体：加缪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欧洲人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务员、高级官员和技师职位，而从事下等工作则是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的“专利”。在穆斯林人口中，失业人口大约有100万。他也清楚，共和国政府和殖民当局掠夺了众多的土著民众，占领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未经开垦的公共土地；他同样也了解，当地的选举充满了营私舞弊，绝大多数欧洲人都竭力抵抗被穆斯林人口同化。加缪长久以来都为此种种现象忧心不已。在法国本土，各种小道消息流行一时，对前途茫然无措的不安情绪十分普遍。R．特诺是《游击队员》杂志的记者和《被缚的鸭子报》的撰稿人，属于极端自由左派，他于11月24日致信加缪，约其写稿，但加缪并未满足他的请求。特诺写道：“这些日子以来，每当虑及阿尔及利亚局势，我就经常想到您。有一个时刻我已经不知所措……我无法接受恐怖主义和对无辜者的屠杀。然而，小学教师居伊·莫内罗的死和牺牲，并不能赎回制度的罪过。”[18]特诺知道，只要有机会，加缪都会对居住在法国的马格里布群众揭露种族主义每时每日犯下的罪行。

1954年12月6日，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齐聚都昂餐厅，对法国来说，此事的重要性虽不及阿尔及利亚骚乱，但也算得上是个公众事件。在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欧内斯特·海明威之前4天，龚古尔文学奖被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因在伽利马出版的巨型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而获此荣誉的。[19]评审委员会在第二轮投票才作出最终的决定，9名投票者中最后有7人支持波伏瓦，另外两人则支持索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专家雷蒙·拉·维尔尼亚。

伽利马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在评审委员会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有4人是委员会成员，他们是菲利甫·埃希阿、皮埃尔·马克·奥尔朗、雷蒙·格诺和阿尔芒·萨拉克鲁。此外，还有一些与伽利马有临时合作关系的作者，如亚历山大·阿尔努（他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过4本书）、安德烈·比利和弗朗西斯·加尔科。主持评审委员会的罗兰·多热莱与伽利马出版社没有关系。热拉尔·鲍尔青睐让·勒维尔齐的杰作《转变》（今天我们知道，这才是候选名单上最佳的作品）。委员会原来的成员高莱特新近去世，法兰西学士院补充了让·吉奥诺。而格诺和萨拉克鲁原本指望的替补是雅克·普雷维尔。巴黎文坛之风云莫测，由此也可见一斑。[20]

“海狸”接受了文学奖，却拒绝一切采访申请，只有《星期天人道报》是个例外。她指出：“左派知识分子应当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工作。”此时人在意大利，正因患流感而发烧的加缪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要竭尽全力恢复健康。我太需要充沛的精力。我并不希望生活过于容易，但如果生活是不轻松的，我的力量也要配得上它。”12月12日在罗马，他又在日记里写道：“手边拿到一份报纸。又是一幕巴黎的喜剧，我都快忘记它了。龚古尔的笑剧，这回轮到了《名士风流》。看上去我倒是不在场的主角。实际上，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份出自抵抗时期的报纸的主编），还有其它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思想、感情，还有行为，无一例外。萨特生活里那些可疑的事件被慷慨地贴在了我的背上。除此之外都是垃圾。但这一切都非有意而为，倒是如呼吸一般自然。”加缪告诉蓬塞，波伏瓦利用了他和萨特之间的失和来为自己谋利。[21]

“你无法设想她的厚颜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例如，她把萨特做过的不少相当可疑的事情转移到小说的主人公亨利（他的原型是阿尔贝）头上。小说里，亨利把一出戏拿到一家剧院去上演，它的老板娘在被占领期间和德国人的关系不清不楚。可是，在战争中间给过波伏瓦剧本的人不是我，而是萨特。”

在这里，加缪指的是《苍蝇》，他在这出戏里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对抵抗的号召。加缪继续对蓬塞说道：

“她很难忍受我和萨特之间一度有过的友谊。你知道，曾经有几年，我们三人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日子一起吃饭……”

他进一步解释了他和坏脾气的“海狸”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她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希望和我上床。我回答说，关于这种事情，我总是习惯独自决定。对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这样的回答是一种羞辱。”

谈到这些事情，话题已经远离了政治上的纷争和哲学上的分歧——不过也很难说，科斯特勒就认为，许多政治行为中都暗藏着性事方面的失意。加缪面对着《名士风流》一书引起的种种谣传和诽谤，既感到愤怒，也感到苦涩：

“他们在背后对我说了无数污言秽语。”

这段时间，为准备构想中的一本可能名为《第一人》的书，加缪做了很多笔记；此外，他还想写另外一本书，其创作计划更加不确定，但那将是他的《浮士德》。西蒙娜·波伏瓦宣称她的得奖作品并非一部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她讨厌这种体裁。[22]可很明显，小说的主角之一亨利·贝隆就是按照加缪的形象塑造的，而罗贝尔·杜布赫伊的原型则是萨特。在萨特与加缪之争发生后两年内创作的《名士风流》于是成了秋后算账的产物。亨利主持的报纸很像《战斗报》，而《希望》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加缪在伽利马出版社负责的那套丛书以及马尔罗的小说。亨利作为“海狸”眼中的加缪的代言人，说道：“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了解我是谁，可事实上我本人不是固定不变的。”小说中的女主角安娜——一位精神分析师——克隆了波伏瓦本人，她对亨利作出了判断。萨特曾经在《现代》杂志上评论加缪说，他的书“组织得过头了”，风格显得“刻意，以至于做作”。现在，轮到“海狸”来评论亨利-加缪这二位一体的人物了：“他的小说是过分地古典了。”从《名士风流》一开篇起，女小说家就把杜布赫伊塑造成一个太阳般的角色，而贝隆只是一棵小行星：“从20岁起，他就对杜布赫伊五体投地，深感自己必须模仿他，结果是，他总是昏昏欲睡，还吃药丸。”萨特本人正是常常借助兴奋剂的效果来写作的，特别是依靠右旋苯丙胺。作为一个无所不知的父亲般的人物，杜布赫伊被塑造成所有人的，特别是亨利的导师。他用典型的萨特式语言评论小说《希望》：“如果说您的小说愉悦了所有的人，这是因为它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厌烦。它不攻击、不禁止，它逃避所有的真实问题。人们用消遣的心态读它，就像读本地的小报一样。”加缪曾经把自己的痛苦向波伏瓦倾诉，在小说里，亨利则向罗贝尔的妻子安娜诉说：“我将向您坦承一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说，我想说的东西可能一钱不值。”亨利·贝隆不会口头表达，只会写文章。

“海狸”的想象力并没有混淆视听。几年前，一个名叫安托瓦内特·诺曼的女记者曾经想以家政人员的身份混入加缪家，但被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识破。女记者承认自己是想在一位大作家家里进行摸底采访，结果她被立刻赶出了门。西蒙娜·德·波伏瓦则在小说中把一个名叫玛丽-昂热·比才的女记者放到了安娜和罗贝尔·杜布赫伊的家里。西蒙娜-安娜神奇地与让-保罗-罗贝尔结婚：在她的书信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会把萨特称为“我的丈夫”。[23]萨特和波伏瓦了解弗朗西娜和加缪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前者的抑郁症。在小说中，亨利有一位正在病中的妻子保拉，她非常仰慕自己的丈夫：“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他的生活与创作的成功完全融为了一体。这样的成功是如此纯粹和完美，简直是世人的楷模。”另外一边，安娜则说道：“我真感到不安，保拉如果对亨利这样说话，他一定会烦死的。”亨利已经不再爱保拉：“我不想行事卑鄙，可我也无意做一个烈士。有时候我觉得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当人们不再相爱，那就让他们不再相爱吧。可另外有些时候，不再爱保拉，似乎又显得有点不够公正。唉，这都是同一个保拉。”

在文学方面，亨利·贝隆得到了保守派媒体的吹捧：“整个右派都为你送上鲜花，这真让人心烦。你告诉我说你对此无能为力，可即便如此，这仍然是让人心烦的。”这样的话与让松责备《反抗者》受到右派的青睐无异。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亨利与一位女演员若塞特有染。而在巴黎，人人都知道加缪和卡萨雷斯的关系。为了讨母亲和情妇的欢心，亨利为一位士兵做了伪证，使他得到了不予起诉的处理。而贝隆-加缪也的确保护过一位附敌合作分子、盖世太保的线人。加缪在解放时曾呼吁赦免布拉西亚克。现在，小说对现实的变形处理即便是合法的，至少在道德上也是诽谤性的、可鄙的。

《现代》杂志上的加缪形象曾经是一个反抗的灵魂。在《名士风流》中则有如下的描写：“他只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结果一步步滑向了右派；因为在左派那边，即便你是正面人物，也没有多少仰慕者……罗贝尔说，亨利不喜欢人家指责他被共产党吓倒，他更想进入反共阵营。这样一来，他就和我闹翻了。”杜布赫伊自己并不无条件地支持共产党，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党站在一起，就像萨特一样。西蒙娜·德·波伏瓦让他说出的话与萨特本人这些年来的言论如出一辙：“挑起反苏的言论，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事情，特别在目前更是如此！”杜布赫伊-萨特还说过：“我知道苏联并非尽善尽美，如果真的那样，倒是令人惊奇的！可不管怎样，毕竟只有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在《名士风流》出版前几个月，萨特发表了他的第三篇论述共产党人与和平问题的文章。[24]他在寻找工人阶级遭受心理挫折的原因，进而试图从哲学上、经济学上展开有独创性的、推演细腻而严密的建构——按照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说法，这是萨特的“超布尔什维克”时期。“海狸”-安娜对此陶醉不已：罗贝尔“几年来埋头研究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没完没了。想想看，哪怕只是为了熟悉马克思主义，这需要怎样的努力！至于写作是根本谈不上了。”罗贝尔希望共产主义能够取得胜利，但他也同样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布尔什维克化的世界上生活。此外，小说还塑造了一个以科斯特勒为原型的人物斯克亚西纳，此人说过：“你们正在把整个欧洲出卖给他们！你们都是同谋！你们感到害怕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你们是叛徒，因为你们感到害怕了。”

在小说的结尾，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亨利用50年代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见风转舵的本领，一摇身变为罗贝尔的女婿。这部小说集历史叙述和评论为一身，对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倒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如果书和文章可以被视为行动本身的话，那么它已将萨特和波伏瓦不光彩的立场和盘托出。同样是对真人的小说处理，普鲁斯特笔下的夏吕斯源自他对罗贝尔·德·孟德斯鸠的细腻的观察，而《名士风流》则是处心积虑滥施诽谤的产物。文学是否有权做一切事情？在这部长河小说中最触动人心、最让人惊愕的是，萨特-杜布赫伊在安娜-西蒙娜面前表现得像个孩子。“海狸”和儿童的关系始终是不清楚的，这种含混性在也许是她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伽利马出版社，微笑和冷笑相伴相随。加斯东和此事保持着距离。加缪有他忠实的支持者：巴兰、雅尼娜、米歇尔和罗贝尔。他们感到尴尬和为难的是，既要对加缪表达慰问之意，又不能让后者觉得，他在众人眼中是受到伤害的对象。定居在法国的米沃什询问过加缪，为什么他不对此事作出公开的回应。

“人们不会和散发臭气的阴沟去辩论什么。”加缪回答说。[25]

龚古尔文学奖事件过去了，而阿尔及利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伽利马出版社所在的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周围，声援阿尔及利亚反抗运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个问题上，加缪也受到了孤立。法国以萨特为首的某些进步主义者，其立场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共产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他们一致决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还有一些人成立了各种委员会，反对被他们命名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冲突继续延伸，眼下，北非局势倒真的当得起“战争”这个称呼。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宣称，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秩序。不少作家如罗歇·马丹·杜伽尔或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人并非身属左派，也支持反对战争的抗议行动。一向接近加缪的勒内·夏尔则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他认为它代表的并非解放运动，而是民族主义思潮。[26]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人如迪奥尼·马斯科洛、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昂特尔姆、埃德加·莫兰等则试图影响加缪。有些人认为加缪风格浮夸，有些人还觉得他过分敏感、自尊。有时，加缪感到自己被背叛了：罗贝尔·伽利马担任了“知识分子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司库，还负责征求签名，他甚至得到了一位不问政治的人物勒马尔尚，以及米歇尔·伽利马的签名支持。米歇尔躺在家里，印刷好的抗议文稿放在他面前，这时加缪出现了：

“米歇尔，你在这上面签名了吗？”

“这个……你听我说，阿尔贝……”米歇尔嘟哝着。

“我不是说，在上面签名就错了，也不是说组织抗议的人不对。我的意思是这样做是危险的，你会承担手上沾血的危险。”[27]

在阿尔及利亚的最早“事件”之后几个星期，加缪在一封信里首次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28]“在马赛或者巴黎的啤酒馆里反对殖民主义总是轻松惬意的。”人们指责他和殖民主义划不清界限：“我很清楚这样的指责来自何处。但阿拉伯人也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他提到共产党人“在1936年背叛了阿拉伯人”。“而与此同时，我却始终和他们在一起。然而现在，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我是法兰西-马格里布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正在发挥它的作用。”在私下里，加缪还谈到了他在战前短期加入共产党的那段历史。他感到，自己虽然没有遭到阿尔及利亚友人的指责，但的确和他们分隔开来了。在和让娜·特拉齐尼聊天时，他承认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让阿拉伯斗篷沾上了血”。

“那些革命者会把我们赶出去的。”让娜说。

“不。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加缪回答说。[29]

马尔罗的观点似乎也和加缪出现了差异。在《希望》的作者看来，要继续保留殖民地是不可能的，即便法国人的确具有某些权利。马尔罗觉得，加缪不肯妥协，拒绝协商的立场是过于僵硬了。[30]

1955年初，孟戴斯·弗朗士任命人种学家、戴高乐派议员雅克·苏斯泰尔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从上年11月起，一波接一波的杀戮事件又引发了奥雷斯山区的恐怖主义行径。殖民者反对提出改革方案和同化穆斯林政策的苏斯泰尔，因而他得不到当地欧洲人的支持。更糟糕的是，他们侮辱性地视苏斯泰尔为“土著犹太人”。[31]军人们也不支持他，因为他背后是出卖了印度支那的“卖国贼”孟戴斯·弗朗士。苏斯泰尔上任伊始也变得犹豫不决：警察和军队的干预都无法阻止武装反叛蔓延到卡比利亚和北君士坦丁地区。他试图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展开对话，但即便和费尔哈特·阿巴斯坐在一起，他也无法提出一个政治性的解决方案。于是，总督所能做的就是开展一些零敲碎打的改革，例如创办若干社会服务中心、增设学校、增加穆斯林可担任的公务员职位数量等等。渐渐地，他开始屈从于军队的压力。在北非服役的职业军人和新兵都有权享受额外的津贴。苏斯泰尔还扩大了驻军的编制。加上预备役军人，他手头能够动用的兵力达到了10万2千人。他还放任成立了特别军分区（SAS），也即建立手持冲锋枪的公安部队，该部队的任务是为基层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此外，当局还掌握着一支机动的乡村警察队伍，法国人在这方面还能得到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的协助。苏斯泰尔还把原有的强制同化方法重新命名为“一体化政策”。人们眼下谈论的，只是“忠实地”实施1947年通过的法规而已。

这一时期，传媒领域的一个事件是，由前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才智卓越而雄心勃勃的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和职业传媒人弗朗索瓦丝·吉鲁领导的一个记者团体创办了《快报》。该报刊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中左，并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配。塞尔万-施雷贝尔家族已经拥有《回声》这份日报。起初，《快报》是《回声》的周六增刊。它的第一期看上去像一份印刷简朴的美国小报，标题套红，出版于1953年5月16日。孟戴斯·弗朗士政府在1955年2月被议会推翻。在使法国退出“印度支那泥沼”之后，孟戴斯·弗朗士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在议会信任投票中，支持和反对者之比是273对319。在第四共和国内阁更迭频繁的传统中，他的政府只执政了7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1955年10月13日，《快报》成为日报，其目的是为了使孟戴斯·弗朗士重新上台。

从阿尔及尔时代以来，加缪对记者这一行一直怀有沉重的记忆。自离开《战斗报》以后，他多次拒绝了媒体要他加盟合作的提议。就像托尔斯泰一样，他认为新闻界经常沦为“知识分子的妓院”。[32]很快就被人们亲热地称为JJSS的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和弗朗索瓦丝·吉鲁都在设想创立一份可读性强的、有质量的报纸。为此，他们需要得到一些“大人物的签名”，例如莫里亚克、萨特、加缪等等。JJSS了解加缪对孟戴斯·弗朗士的好感。《快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让·达尼埃尔和加缪有交情，他受托转告作家，《快报》邀请他加盟，并允诺保证他的言论自由，希望他能够经常为报纸提供稿件。[33]尽管不无犹豫，加缪还是接受了这份诚意。他盼望结束《反抗者》带给他的孤立状态，同时又被阿尔及利亚问题弄得心烦意乱，在这种情况下，他告诉达尼埃尔：“我在这个时代是孤身一人。但您知道，我同时又是和这个时代结为一体的，非常紧密地结为一体。”结合和孤独，这截然相悖的两个词正是加缪的两个主题词。他接着说：“新闻，对我来说总是实现介入的最佳渠道。”靠着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推动，加缪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三次新闻生涯，他告诉达尼埃尔：“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孟戴斯·弗朗士重返政坛。”巴黎充斥着无数政客，政治家却屈指可数。在后者中间，有些人能力出众、富有效率，且依旧深怀人性。加缪看上了孟戴斯·弗朗士：“我觉得，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在国会，孟戴斯·弗朗士证明他确已解救了若干被监禁在摩洛哥的孩子。在谈到这起事件时，他的口吻是真诚的，在加缪看来，这是一种“不可能带有欺骗性”的真诚。深受感动的加缪后来在卢维埃孟戴斯·弗朗士的家里见到了他。他们一起吃过几顿饭。在政治家眼里，加缪是许多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位。他是否读过作家的书？加缪，他是宝贵的。政治家带着敬意这样回答。

在获得了对合作条件的保证以后，加缪动身去了希腊，他将在那里度过20天的假期。他看到了曾萦绕在自己梦境中的古老城邦和岛屿：迈锡尼、阿尔戈斯、德尔斐、雅典、米科诺斯、提洛岛、奥林匹亚……他在希腊遇见了阿尔及利亚时的旧友弗兰克·图尔纳，还为几部短篇小说如《来客》、《叛教》以及长篇小说《第一人》搜集了不少素材。在贝拉米克，他在古代文明面前倾倒不已，忍不住谈起在起伏的山丘间错落呼应的一座座庙宇是如何出色地掌控着空间布局。

他在准备为让·格勒尼耶的《群岛》的新版本写序言，同时向《快报》寄去了第一篇文稿，内容是号召救助被地震摧毁了的沃洛斯。他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建筑师和考古学家，深觉这些人“远离了我们这种错误的职业，远离了我们的小小私愤、我们空虚且只有破坏性的团体以及毫无意义的残破的孤独……他们带着创造性劳动的热情，从事着真正属于人类的工作。”沃洛斯让他想起了奥尔良维尔。塞尔万-施雷贝尔被作家的文字吓坏了：谁会欣赏这样的文章，哪怕它完成的速度倒是很及时？可达尼埃尔提醒他，报社已经向加缪允诺了言论自由，如果他不肯刊出这篇文章，他将失去加缪。于是言论自由就这样开始了。JJSS致电加缪：绝妙好文。

加缪于5月16日“心情紧张”地返回巴黎，从此一头落进新闻界的天罗地网。他在《快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前两天，《法兰西观察家》“文坛传真”专栏的一篇简明新闻——其副标题是“酒中掺水”——指责了加缪，语带讥讽，可谓胆汁里调蜜：“文坛是一个大家庭，天色已晚时，它漫游的浪子终于归来了。阿尔贝·加缪先生对媒体的看法想必和弗朗索瓦丝·吉鲁太太不尽相同，不过，他现在准备在《快报》上开设文学专栏了。”这短短几句话激起了加缪的长篇回复：“说到弗朗索瓦丝·吉鲁太太——你们是准备把我和她对立起来的——，……我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她对媒体的理念。而且，我与《快报》合作，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是它自愿给予我的。相反，为了一些全然相悖的理由，我不可能和《法兰西观察家》合作。因为我对一份时论周刊的功能以及对新闻的客观性的看法，和这份杂志的主持者们全然不同。”透过《法兰西观察家》，加缪看到的是虚伪和“挑拨离间的才能”。他告诉吉鲁：

“您别被他们吓住，那不过是一群走狗。”[34]

克洛德·布尔代和吉尔·马丁内发表了两页长的回应文章。[35]吉鲁来自妇女周刊《她》，曾在那里做过社论作者。《法兰西观察家》的负责人于是宣称：“毫无疑问，我们对《法兰西星期天》和《她》这种报纸的编辑理念并无好感……”加缪对拉扎雷夫团队的欣赏并不超过布尔代或马丁内，但他认为这个团队中的某些编辑、记者还是值得尊敬的……《法兰西观察家》的文章继续解释说：“这样看来，不同的新闻观必然反映了不同的道德取向。在以商业经营为主的媒体中，所谓的‘好记者、好编辑’，指的是那些对时尚的变动最为敏感，最能适应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人。这些理念如今主要来自美国，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许多同行业已轻易地接受了典型的美国精神……”美国媒体的风格同样吸引着塞尔万-施雷贝尔和拉扎雷夫，而《法兰西观察家》则不想接受一种旨在诱惑读者的办报理念。“如果把如今《快报》的言论和1944年至47年间加缪和彼亚为《战斗报》撰写的稿件作一番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我们的惊讶。”这番话的言下之意是，加缪背叛了地下媒体的理想。人们开始质疑《法兰西观察家》的诚信度，而这正是加缪所希望的。他已经忘记了布尔代曾经为《反抗者》说过4页纸的好话，现在布尔代和马丁内不得不提醒他。

事件开始升级了。心怀怨怼的加缪在6月4日的《快报》上撰文：“我们都在看门人的家里，她认为住在四楼的艺术家过分高傲了，这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对《法兰西观察家》谨守教义的主持者来说，《快报》代表的是反共产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左派。至于吉鲁简直就是巴黎时尚的代名词。三年前，她发表了题为《巴黎大全》的一组写实作品，《法兰西观察家》编辑部的全体成员简直从中嗅到了她对成功甚至是对金钱的丑陋热爱。[36]布尔代和马丁内在比较了《法兰西星期天》与《快报》之后更是语出惊人。《法兰西星期天》、《法兰西晚报》和战前的《巴黎晚报》一样都是吹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它们追逐的是血、是眼泪，读者喜欢感官刺激，他们就投其所好，而丝毫不问对读者心灵的陶冶。但这些评价并不适用于《快报》。这是一份通俗而不庸俗的报纸，它检视分析所有的社会问题，充满火力和现实感，比《法兰西观察家》的文风更加清晰，它希望争取到大量的读者群众。《快报》开创了深度报道的先河，创设了经济专栏，特别是创造性地用漫画的形式来分析经济问题。而在当时，即便是受人尊敬的、老牌的《世界报》也没有常设经济专栏。孟戴斯·弗朗士作为政治家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首先是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这一点与当时的大多数政坛人士和作家都不相同。在左派一方，人们主张的始终是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希望以国有化的途径来保障社会公正。某些接近孟戴斯·弗朗士的人士如法国财政稽核官西蒙·诺拉，一直在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远见，铲除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旧观念。

在这起争论中，人们又一次发生了冲撞。对吉鲁来说争论主要涉及办报的理念，对布尔代和马丁内来说可就主要是个政治是非的问题——这是对待共产主义的两种态度。加缪站在了塞尔万-施雷贝尔一边，反对法共及其战术同盟。加缪对JJSS本人并无太多好感，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主要是观念性的，而且细究之下也有很多差异。加缪气质庄重，甚至显得拘谨过头，而塞尔万-施雷贝尔的庄重似乎更多是强装出来的。在公众面前，他们总是表现出对对方的看重，JJSS主要是以技术预言家的身份出现，而加缪显得是个政治伦理家。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唐璜式的做派。可对相距如此之近的两个引诱者来说，世界显得太小了。塞尔万-施雷贝尔对文学一窍不通，他相信的是科学，是“效能”，这是他的口头禅。[37]他总是高扬着下巴，摆出一副强势者的神情——他是“经理”、是“管理者”，这些词如今和JJSS、PMF（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的姓名缩写）、可口可乐以及信用卡一起，穿过大西洋来到法国，并很快风行一时。在谈到塞尔万-施雷贝尔时，孟戴斯·弗朗士表示他是个难以控制的人。即便对他崇拜有加的吉鲁也承认，让-雅克简直连一丝一毫的幽默气质也没有。他比加缪还不爱笑。JJSS是个富家公子，是个天生的头儿，傲气十足却颇能迷惑人。即便投身于反殖运动的老莫里亚克也给《快报》写了张“便条”，他也对这个媒介大亨，特别是其弟让-路易产生了偏爱。JJSS对自己的能量具有足够的信心，但并不总有能量或者技巧去将这种信心转化为胜利的果实。

在这个讲求活力，推崇效能，盛行技术至上理论，因而节奏迅捷明快，作风时尚的《快报》编辑部中，加缪并不感到自在。他研究过香榭丽舍大街91号的这块领地，在这里，他的熟人总是比朋友多。他对马尔罗性格反叛的女儿弗洛朗丝怀有美好的感情，也尊重其他一些人。报社秘书长菲利普·格伦巴赫收到过加缪赠送给他的《战争与和平》，上面有作家的题词：“……我读过的最美的一本书。”塞尔万-施雷贝尔一心要把法国和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他企图用自己的习惯、自己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癖好去影响整个社会：在《快报》编辑部，人们用餐盘吃饭，在大厅里做体操，人们用“您”来称呼自己的秘书，却叫着他（她）的名而不是姓……这些做派在法国可是一种大跃进，因为这个国家在称谓礼仪方面一向墨守陈规：按照法国习俗，人们在孟戴斯·弗朗士有生之年，都得称呼他“总理先生”。在夜晚校稿已毕将要付梓印刷的时候，JJSS会拿出几瓶维生素片分给皮埃尔·维昂松-蓬代或者达尼埃尔，嘴里还急急地念叨着：

“来点儿这个，让，可不能懈怠呢，不能懈怠。”[38]

塞尔万-施雷贝尔曾经创办过一份带有倾向性的报纸，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现在，《快报》也同样采取了反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立场。JJSS有一个偏执的野心：他想当法国总统。对他来说新闻界只是晋身的阶梯、一种政治手段，他因此常常蔑视记者。有时，他也露一点儿口风给他的合作者弗朗索瓦丝·吉鲁，她也正在学习政治。吉鲁的文章总是写了又改，精益求精，她传授的是新闻行业中的导演术。在《法兰西观察家》，一篇普通文章往往会变成一篇论述文；而在《快报》，新闻报道没有导论、分析和结论，它要求的是攻击性、叙述、人物和小说般的精彩结束。公文用语和行话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有声有色的描绘哪怕有离题之嫌，也总是受到鼓励。例如下面的文字就是一例：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系着深蓝色的领带，身着灰色的斜纹西装，他早晨6点33分起床，在牛奶里加入4勺燕麦粉。7点09分，他给国防部长打电话。或者另外一则：在都昂餐厅，当宣布龚古尔文学奖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后，记者们吃了350个千层一口酥、150个吐司（每个吐司都被切成8片）。[39]加缪很尊重弗朗索瓦丝·吉鲁的职业精神，但并不信任她。她从来不回应他的微笑，也许在她眼中这只是机械的表情而已。在加缪看来，这是严重的失礼。而在吉鲁看来，加缪敏感柔弱的心理也太夸张了一点儿。[40]

加缪和皮埃尔·维昂松-蓬代在一起倒能相互信任，他负责的是内政方面的报道。他和主管外国业务的达尼埃尔的关系也不错，跟后者一起参加了几次晚会，甚至有节制地逛过几次酒吧、夜总会，那里的女人们都管加缪叫“写《鼠疫》的阿尔贝”。在连续发行5年之后，《卡利班》终于结束。[41]让·达尼埃尔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安德烈·贝尼舒向他推荐了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还是选择做一个全职记者。在他那间工作室里，加缪谈起了阿尔及利亚。让·达尼埃尔一向和《快报》幼稚而又狂热的美国情结保持距离。[42]深感困惑的加缪向他问起：这个塞尔万-施雷贝尔，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对他来说究竟是反对殖民主义重要，还是实现个人的野心更加迫切？说到底，JJSS是不是个广告商，而不是真正的记者？在编辑部，加缪还重新遇到了那个急性子的罗贝尔·纳米亚。

在《快报》上，孟戴斯·弗朗士有他的“意见”要发表，莫里亚克有他的“便条”，密特朗有他的“政治看法”，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则有他的“言论”。属于解放那个年代的争论被抛诸脑后了。加缪忽然意识到，莫里亚克对战争期间的附敌分子宽容是有道理的。两位作家之间的接触总是彬彬有礼的。有时候，莫里亚克会对加缪感到恼火，觉得他不太明白事情……还有点儿土气。莫里亚克是否读过《婚礼集》？当他得知加缪是女佣的儿子时，他的态度变得和缓了。他们之间从未发展出心心相印的感情。对加缪来说，莫里亚克根本不了解阿尔及利亚。

从1955年5月14日到次年2月2日，加缪发表在《快报》上的35篇文章后来也收入了《时文集》。对政治局势的关注训练了艺术家加缪。伟大的艺术作品在孕育之中。风雨之后作家热情依旧，他想向世人证明，除了左的和右的极端选择以外，在阿尔及利亚还存在着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

加缪为《快报》撰稿是为了阿尔及利亚，在他的意识里，这是指为了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

43．“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

带着微笑，操着他那特有的、处于阿尔及利亚方言和巴黎腔之间的口音，阿尔贝·加缪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外貌：“我是费尔南德、汉弗莱·博加特和日本武士的混合。”他懂得如何消遣自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和他的女人们一起听音乐。他的趣味很简单，喜欢《唐璜》和莫扎特所有的五重奏，还有贝多芬的四重奏和马勒的《大地之歌》，最好还是卡特林·费里尔演唱的！在电影方面，他是个兼收并蓄的观众，没有任性狂热的偏好。他喜欢费里尼、马科斯·奥菲尔斯、奥森·威尔斯和伯格曼的影片。英格丽德·图林在《野玫瑰》中的表演是他所心仪的，博加特在霍克斯执导的《夜长梦多》中的演出也让他着迷。他很少去歌剧院。但每当他在剧院、电影院度过一个夜晚，重新坐到收音机前时，政治问题就攥住了他。一旦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

在反抗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加缪参加了一个为法国海外领土的死刑犯争取赦免的委员会的活动。[1]他在发言中提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矛盾和衰弱，指出：“（法国）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却拿着木棒。”[2]这一段时期，尽管他在《快报》上的文章涉及许多主题，诸如核武器问题、佛朗哥对西班牙的统治、僵化的共产主义思潮、工人艰苦的生活条件等等，但只有阿尔及利亚问题才是作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不停地和朋友们澄清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各种误解。1955年7月1日，他和让·格勒尼耶在马休斯家里吃午饭，席间对他说道：“看来，除非出现点儿什么严重的事情，人们不会关心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从来没有内疚感，他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3]加缪不会不提白人的种族主义，不管它有没有父爱的外表，但是，他带着既严肃又仿佛开玩笑的口吻补充说：“我们是法国的犹太人。”——他指的是，他们在法国本土受到了歧视。他为《快报》写了两篇文章来阐述自己对恐怖主义、镇压和阿尔及利亚未来的思考。[4]这些文字在逻辑上承接了他17年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的言论。他提醒法国读者注意到半途而废的布卢姆-维奥莱特改革方案，以及阿尔及利亚总是充满作弊的选举。阿拉伯群众“在绝望和屈辱”中生活。加缪并不宽恕罪恶，但他试图去理解：“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样，恐怖主义来源于希望的缺席。”加缪对他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一视同仁，他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很贫弱，在勇气上却很充沛”。他也同样重视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人的观点。他一贯谴责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显然他指的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作为。当他面对《快报》主要持自由政治立场的读者群，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主被当地人围困在孤立的农庄里的时候，加缪特别强调，在巴黎的人们没有权利轻率地看待这场冲突悲剧。有人把“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抗者和越南的独立战士或者法国二战时期的抵抗者们相提并论。但对加缪来说，这样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不是不可能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巴黎组织召开有各方参加的会议，包括法国政府、殖民当局和阿拉伯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不知道是因为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还是材料收集不足，加缪列举的阿拉伯政治组织是费尔哈特·阿巴斯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纲领民主联盟和梅萨利·哈吉的民主自由胜利运动，他好像还停留在1937到38年的主观视野和客观事实中。他的谈话对象不是在北非的穷乡僻壤或者城堡王宫里的阿拉伯人，不是联合国，甚至也不是巴黎，他们只存在于他的主观设想里。他建议解散现有的阿尔及利亚议会，重新组织公正的选举：一个真正的阿尔及利亚议会将能够解决其内政问题，而包括了阿尔及利亚代表的位于巴黎的联邦议会则负责处理“法国-阿尔及利亚联邦”的事务。加缪又重新找到了《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调子和用词：“如果说殖民主义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某种托词，那将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被殖民的人民的确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和发展。”他梦想着看到殖民体系变成一种有机的联系，在其中法国人带去他们的技术，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他们在人文方面的财富。

1955年8月20日到21日，71名欧洲人和52名穆斯林在菲利普城附近的北君士坦丁的行政部门所在地被屠杀。作为报复，1273名“敌人”或者“叛乱分子”被处死。欧洲人现在越来越分不清普通穆斯林和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战士的不同，后者作为圣战参加者，比乌合之众的强盗要有组织，但是又算不上真正的军队。殖民当局动用军警日益强化镇压。居住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作家们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渐渐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散文作家和诗人让·阿姆鲁什给于勒·鲁瓦写信说：“我读了他（加缪）在快报上的那两篇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正确的意见。可是我不相信他宣扬的最终解决方案。弊端比他说的要深得多……在当地人和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之间，没有和解可言。……总而言之，我不再相信阿尔及利亚能够继续属于法国。像我这样的人以后将会被看成怪物，纯粹是历史错误的产物。未来的阿尔及利亚人是说阿拉伯语的，他们在伊斯兰教中汲取思想的源头，要不他们就一无所有。如果他们不这样想问题，他们就会落后于时代。阿尔及利亚人也许弄错了，可他们暗地里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对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民来说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祖国，而不是一个仅供寄居的国度。”[5]

加缪在意大利度过了夏天的一段时光，忙着写出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的初稿。其中一篇已被初步命名为《堕落》的小说已经大致成文。回到巴黎之后，他立刻与《阿尔及尔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埃德蒙·布吕阿取得联系：“借此机会，我想告诉你我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担忧以及本地媒体的调子。不管菲利普城的惨剧在我们心中制造的愤怒是多么合情合理，我们这些更熟悉历史和政治的成年法国人，都有责任比那些无知的、容易因冲动而变得残忍的群众保持更大的冷静和克制。”加缪熟悉阿尔及利亚的舆论：“我知道，你对贵报的导向有影响力，因此我请求你发挥这种影响……努力促成和解的实现。”[6]

阿姆鲁什在卡比利亚山区住了两个星期。当地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之迅速让他感到震惊。他担心“圣战”的前景，遂建议莫里亚克领头，要求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权威们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请您相信我，摩洛哥的问题相对单纯，而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才刚刚开始。”[7]在阿尔及利亚活跃着两个左派小团体。其中一个是“欧洲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以天主教徒皮埃尔·肖莱为核心，此人长期以来一直和皮埃尔·波比和皮埃尔·罗什一起，致力于促进与童子军、“民主自由胜利运动”的青年成员以及与北非穆斯林大学生的联合。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已经从法国共产党中分离出来，它的某些成员则和“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三位皮埃尔也经常拜访在“民族解放阵线”中身居高位的萨拉·卢昂希和奥马尔·拉伽。这些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作为坚定的独立主义者，还团结了一些知识分子，例如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哈尔比、本·克达、本·雅夏，以及欧洲人乔治·哈贾德和达尼埃尔·蒂姆希。肖莱表示，就在四五年前，“宣称阿尔及利亚有贫民区还是一件犯忌的事情；对一个资产者来说，有三个情妇比有一个阿拉伯朋友要有面子得多。”这些激进主义者团结在阿尔及利亚青年联合会的旗帜下，鼓吹发动穆斯林大学生起来参加社会运动。蓬塞和加缪一样，都认为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能不重视“黑脚”们的特殊处境。[8]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加缪这位最著名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宣布自己的立场。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并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苏斯泰尔在禁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活动以后，又勒令已经恢复了业务的《阿尔及尔共和报》停刊。法国共产党一向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棒：《人道报》程式性地提及阿尔及利亚人民“公正的要求”，却禁止入伍的党员开小差。当一位被征召入伍并深感迷惑的左派青年向加缪求助时，加缪告诉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能够在精神和肉体上保护当地的欧洲人，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但加缪反对法国移民自行成立所谓“自卫军”。他写信给蓬塞：“阿尔及利亚局势让我深感不安。这个国家的现状让我食不甘味、虑不及它。一想到……我就想再动笔写点什么……眼下，因为左派和右派的态度都让我气愤，我简直寝食难安。”他请求蓬塞为他提供一些信息：“也许你能帮助我，让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说蠢话。”[9]

加缪在让·格勒尼耶家里和他再次谈到了北非问题，后者读到莫里亚克发表在《快报》上的一篇文章，吃惊不小。这位小说家认为摩洛哥的苏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应该重返王位。后来的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让加缪特别感到惊讶的是，这位苏丹从未谴责过同样于8月20日发生在乌德-泽姆地区的杀害欧洲人的事件，这起事件及其严重性可与阿尔及利亚菲利普城的血案相提并论：

“我难以理解这一切，”加缪告诉格勒尼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怎样，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必须找到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

他已经开始了与《快报》的合作，与莫里亚克的距离拉得更远了：“经过一番犹豫，我还是答应了为《快报》写稿，因为有孟戴斯·弗朗士，他知道有理性的人该说什么、做什么。可是莫里亚克……他周围全是年轻的阿拉伯人。现在是他写《阿敏塔斯》的时候。”[10]

让·格勒尼耶向加缪询问，在阿尔及尔人们是不是还能安居乐业。

“不能了，”加缪回答说，“晚上人们上街都得带着枪才行。我母亲吓坏了。前两天，在她住的街区，一个阿拉伯商人正在关店铺的卷帘门，后面就有人捅了他一刀。”

“在那边的法国人不能让这样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

“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你去注意当前席卷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针对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欧洲人），你会发现，最可笑的事情是他们居然崇拜以色列。他们说：‘以色列人才知道怎么正确地和阿拉伯人打交道！’”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需要持枪外出。到目前为止电影院还在正常营业，只是为防止恐怖袭击，在入场检查之后要关闭栅栏门，散场之前也禁止任何人中途离席。局势当然还是透着火药味儿。

在摩洛哥问题上，新任的政府总理埃德加·富尔和法国舆论一样，都在准备作出让步。富尔的名言是：“在相互依赖中的独立。”然而这样的思路并不适用于阿尔及利亚。他在广播里呼吁：“法国的全部荣誉和它对人类负有的使命，绝对地、无保留地、毫不含糊地要求我们，保留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使它继续留在法国的大家庭中间。”[11]

加缪回应了富尔和那些含糊其辞的议员们。在一篇题为“失踪者”的文章中，这位政论作者再次呼吁举行真正的选举：“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事实上，它连它自己也不是。这是一片不为人知的土地，被远远地隔绝在人类的视线之外。它的原住民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它的士兵被认为是在妨碍历史的进程，生活在那里的法国人被认为是异族，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沉浸在一片血雾之中。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失踪者，对它的记忆、对它的抛弃让有些人感到惆怅；另外一些人也还愿意谈论它，前提是它不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加缪并不想显得超越一切高高在上，他只是希望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立场，包括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他喜欢用“阿拉伯人”来称呼的原住民。对他来说，《法兰西观察家》、《快报》、《现代》等左派和自由派的媒体都采取了一种非善即恶的绝对二元论的态度。当然，右派报纸，特别是《费加罗报》、《曙光》以及外省的媒体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非都是嗜血的野蛮人，阿拉伯人也不都是狂热的刽子手。住在法国本土的，也不都是推卸责任的人、对殖民帝国充满乡愁的军官和将军。”1955年10月16日到18日，加缪在已改为日报的《快报》上再一次指出：“和人们带着惊人的无意识所习惯重复的不同，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另一方面，它庇护了超过百万的法国人，这一点人们却经常遗忘。”

和以往一样，雷蒙·阿隆总是习惯于对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讲话。加缪讲话的对象则是被统治者，他那富于说服力的笔调既和共产主义及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媒体水火不容，又同时与右派针锋相对：“读某些媒体，人们脑子里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阿尔及利亚上百万的欧洲移民都手执马鞭，口叼雪茄，坐着卡迪拉克汽车。”[12]当他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描述卡比利亚山区的贫穷时，他分析了当地的物价和收入。在为《快报》写的文章里他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用具体的经济材料说话：“在阿尔及利亚，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不是产业主，而是雇员和小商人。这些雇员的生活水平虽然比一般阿拉伯人要高，却低于法国本土的居民。”“这里跨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被确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甚至低于法国本土最不发达的地区。此外，在社会补助方面，一个有3个孩子的父亲能够获得7200法郎，而在法国本土这个数字是19000法郎。这就是所谓的殖民地的得益者阶层。”当然，加缪并不否认一般白人多少享有的特权和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偏见。在反抗运动爆发一周年之际，那些已经不被称为“强盗”，而是“亡命之徒”、“恐怖分子”和“反贼”的人发动了一次大罢工，地点主要是在君士坦丁省，而不是奥兰省。加缪给于尔班·波尔热的印象经常是忧心忡忡，难掩悲观情绪，但面对读者他却宣称事犹有可为，不要放弃希望：“我呼吁双方都同时作出公开的许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伤害平民。在目前，这样的许诺或许难以改变现状，但它至少可以制止事态滑向无可挽救的境地，并为未来保留下那些无辜的生命。”[13]不久他又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14]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非常严肃地指出，法国媒体对两位从屋顶失足摔下、性命垂危的工人，只吝啬地给予微不足道的报道，却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位英国女士和她的求婚者彼得·汤森的种种不幸。“玛格丽特公主的遭遇不管有多么可怕，至少有一样好处。”加缪开玩笑说。“关于她的痛苦的无休无止的报道——尽管它让我个人感到精疲力竭，还不知道能不能恢复过来——至少能够让我们的六神无主的媒体暂时摆脱生活中平庸无聊的琐事。”[15]作家一向亲近无政府主义者和非共产党的极端左派，他把《快报》开辟成了自己的战斗园地：他揭露说，一位名叫皮埃尔·莫兰的持极端自由派立场的年轻工人因为“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了不当观点”而被监禁。在文章的末尾，加缪还透露了莫兰后援委员会的地址。在《快报》的作者中，加缪差不多是唯一可以犯这样的“错误”的人了。如果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地址都在报纸上公布，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快报》此时每期的印数是135000份，由此来看，作家能够对数十万读者施加他的影响。

有一天，他在“三桅战舰”餐厅和让·格勒尼耶吃饭，这个餐厅位于离伽利马出版社不远的伏尔泰河堤：[16]

“我收到几封谈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信，还是有文化的读者写的，大概是波尔多的什么教授吧！信里居然说：‘就让阿拉伯人和在北非的法国人自己想办法好啦！’”

加缪认为，这样的观点说明推卸责任和无知的状态在法国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在战前，格勒尼耶曾经设想可以引导加缪从政，这个想法他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在1956年的众议院选举来临之际，居伊·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名列共和阵线的候选人名单之首。

“您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去参选呢？”

“我的叔叔阿科每次看见有人想当议员或者部长，就会说：‘瞧瞧，这个人野心倒不算大！’”

他告诉格勒尼耶，梅内特利耶医生正在用锰和铜为他治病。他还说，他的母亲和艾蒂安舅舅一样，不愿意来法国定居，哪怕是在环境接近北非的南部也不行。每当埃莱娜来到法国，她都会站在位于宁静的夫人街的那套寓所的窗前，看着街上的车流。阿尔及尔可比这热闹多了，难怪她思念有轨电车的喧嚣和人潮涌动的景象。

“唉！这里没有阿拉伯人。”她对自己的儿子说。

她不愿意住在法国，他理解她。

加缪总是觉得，孟戴斯·弗朗士在选举之后，会重新成为总理。他尽量抽出时间写作，但写政论文总归妨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告诉蓬塞：“我的生活让我不安……总是在方方面面都显得落后……大概我得活上三辈子，才能打点好这些事情。”他总是盼望着在阿尔及利亚实现休战。他表示自己“对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厌恶”，可是“不管怎样，不能当逃兵”。他把希望寄托在孟戴斯的人格上面：“我不认为靠孟戴斯·弗朗士一个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看得见他的界限，不过我不属于什么政党，也不参加什么选举。可我相信，也许他能帮助振兴经济，甚至提高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前进。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除了他，没人能够推行一个合适的、兼顾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权利的政策。”[17]当然，加缪仍然为自己保留了批评可能成立的孟戴斯·弗朗士政府的权利。

他知道孟戴斯属于自由派，主张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同化政策，而不是实现它的独立。在选举之前，他在《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可以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选举活动。我的理由很简单。首先，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觉得不自在。其次，我不掌握某种说话方式。一个训练有素（也可能是走样的、歪曲的）的头脑善于琢磨对手的理路，也因此必然会在竞争中体验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最后，还因为我素性不信任议会舞台上的种种把戏，这种怀疑心理至今也不能摆脱。”加缪宣扬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之间自由的、基于相互尊重的团结与融合。他区分了两种解决方案，或者是真正的融合，或者“继续……以前历届政府的政策，施行一些隔靴搔痒的改革来混淆视听，仿佛给癌症患者吃阿司匹林。”[18]而融合，在加缪看来，是共和阵线政纲的核心。该阵线在1956年1月2日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二的选票，但这个胜利并不那么坚实，因为共和阵线只是一个中左翼政治力量的联盟，它由波尔多市长、戴高乐派的沙邦-戴尔马发起创办，其“图腾”还有孟戴斯·弗朗士、摩勒和密特朗，后者当时还属于小小的“共和左派联盟”。选举产生的混乱纷杂的议会包括13个党派或小团体，其中有144名共产党议员、95名社会党人、83名无党派议员、56名人民共和运动成员、52名布热德分子、24名社会共和党人（即戴高乐派），以及同样数量的埃德加·富尔派的成员。

法国的军事机器正在运转，越来越多的新兵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就像以前被派往摩洛哥和突尼斯一样。士兵服役期也增加了几个月。一些后备役军人也被重新征召入伍，以弥补现有兵员的不足。在政治家明言之前，军人已经先行卷入了这场偷偷摸摸进行的战争。加缪每周到《快报》编辑部去两次，修改要发表的社论。他经常和让·达尼埃尔交谈。和蓬塞一样，达尼埃尔是他在政治问题上最好的交谈者。[19]在他面前，加缪总是显得充满热情，并且不加掩饰地表达内心的冲突：

“谁也不能带着内心的分裂继续生活。我是说，我们不能接受民族解放阵线的方法，可同样也不能接受牺牲这个群体的任何做法。我们的团体是由阿尔及利亚的非穆斯林群众组成的。人们不应该再把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分离开来对待。有穆斯林，有非穆斯林……”

有些巴黎人显现出来的无知在加缪眼中极为可笑。作为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女人气的左派”。[20]

“这真是一种要命的轻浮。有些人居然主张，被占领的阿尔及利亚为了赶走占领者，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来争取解放，换句话说，有权对非穆斯林进行报复。”[21]

加缪表示，他比一名巴黎的教授更能理解“民族解放阵线”的穆斯林。现在，许多教师都挺身而出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他们谈论独立，并且，开始渐渐地绕开人民，谈论起“阿尔及利亚国家”这个概念。

“现在，”加缪对让·达尼埃尔说道，“人们在对我们谈论什么‘阿尔及利亚国家’，这一点让我很恼火。‘民族解放阵线’可以为创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斗，那是他们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责任，对这一点我不知道什么，我是说，至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们现在主张，早在殖民政府之前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这不是又要挑起新的纷争么？”

对加缪来说，阿尔及利亚是“祖国”，而不是什么“国家”。

“您知道，这跟‘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现在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居住着两种人，一种是穆斯林，另一种不是……两个族群都有同样的权利获得正义，有同样的权利保存他们的祖国。”

殖民当局是属于法国人的，可实际操纵权柄的是巴黎。在作家看来，在法国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们都忘记了一个事实：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所有解决方案都必须获得住在那里的法国人的同意。加缪自己是这个法国人群体中的一员。作为知识分子，他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为捍卫一个族群而去损害另一个。《反抗者》的作者再次出现了：

“没有理由放弃，也没有理由去指望一个据说是正义的历史。只有以正义为目标的斗争才是重要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法国对阿拉伯人的镇压是不义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暴力方法也同样如此。”

加缪打算为实现休战而努力：行动是梦想的姊妹，而写作是行动的兄弟。他在1956年1月10日的《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人民休战”的文章，同时向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发出呼吁。文章面世后两天，他写信给蓬塞：“必须发表一个共同声明，我可以和不同派别、不同信念的人一起发言。我不是这个摇摇欲坠的王国的预言家。”加缪对某种集体行动寄予希望，单纯论述个人观点已经不能令他感到满足了。

1月12日，作家在利普啤酒馆一楼和让·格勒尼耶吃饭。格勒尼耶有个习惯，总喜欢记下菜单，好为下一次光顾这里做准备。这次他们吃的是鲱鱼、羊腿、沙拉和水果。[22]这一天，加缪情绪不佳，对休战的前景也不抱什么期望。

“看来，免不了要有一场实力的较量了。”格勒尼耶说道。

“也许还不至于，”加缪答道，“不过每一方都会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货色拿出来。不管怎么说，眼下事态的发展，第一个后果就是让人人都得摘下面纱。”

“那边的移民一定情绪高昂。他们肯定觉得自己被本土的法国人给抛弃了。”

“这是肯定的。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让自己变成美国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新玩意儿：四发左轮手枪。当坐着汽车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时，他们会随身带着手枪。在那边，人们管这玩意儿叫‘法阿词典’。如果他们看见哪个本地土著有一点点可疑，就向他放两枪，第一枪没打中，就要补第二枪。然后，他们再换一种武器，向对方的马车再开两枪……他们管那些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出去抢劫的本地人叫‘半个寄宿生’”。

“真遗憾啊，”格勒尼耶说道，“在土著和移民之间，没有多少像您这样，和您辈分差不多的人。不然，我们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能生存下去的阿尔及利亚。”

他接着说道，如果加缪不是在1940年被迫远走，他本可以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格勒尼耶又谈起让·达尼埃尔在《快报》上发表的文章，觉得他在攻击法国。

“如果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被杀，《快报》会幸灾乐祸的。”

这个判断并不正确。《快报》和让·达尼埃尔的文章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之前不久，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终于也变得不可避免的了。让·达尼埃尔被他密切关注的这场战争折磨着，他指出，在阿尔及利亚，军警机构开始进行集体镇压活动。自《快报》改为每日出版以来，加缪对其新闻风格越来越有保留，觉得它太张扬，不甚合他自己的品味。可现在，问题涉及的不只是文笔，而是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报纸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我想过退出，”他对蓬塞说，“可是在选举前夕，这是不可能的，这会被看成是一种怯懦。”[23]

1月27日，知识分子反对北非战争委员会在巴黎互助会大厅召开大会，萨特、曼都兹和埃梅·塞泽尔等人都出席了。萨特发言时强烈主张阿尔及利亚立即独立，要求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起来斗争。阿姆鲁什列席了集会并试图发言：“我来自卡比利亚，是基督徒……”可他的话立刻被淹没在嘘声里。

在阿尔及尔，蓬塞经常与画家和城市设计师梅松瑟勒、建筑师罗兰·西姆内和路易·米盖尔在玛尔莎咖啡馆的后厅里聚会，话题常常是关于戏剧的，听众主要是穆卢·昂哈纳、布阿朗·穆萨维和穆罕默德·勒布贾维这三位穆斯林商人。这家咖啡馆是阿马尔·乌兹加纳的妻子的产业，而乌兹加纳曾经参与过将加缪开除出共产党的活动。在当地，以青年和体育处的教师科尔多夫妇为核心的剧社颇有影响，但参加这些“戏剧”聚会的人总希望超越狭隘的文学争论。渐渐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罗布莱斯一起聚集到卡斯巴俱乐部。“玛尔莎”小组创办了一个争取和平委员会。加缪在阿尔及尔停留时指出，重要的不是发动争取和平的运动，而是争取实现休战。“和平”这个词在他眼里总带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味，总是摆脱不了与莫斯科发起的“争取和平运动”的瓜葛。[24]加缪将要去阿尔及尔宣讲他的主张。

在抵达阿尔及尔的前一天，《快报》上刊出了他写的“为人民休战”一文，内容是反对鼓吹全面战争。蓬塞和米盖尔到机场接他。加缪微笑着介绍了《快报》的记者帕特里克·凯塞尔：

“我们俩来这里，也是为了进行我们的‘圣战’。”

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和军事氛围日益恶化。几天前，刚刚有95人死于冲突，包括军人和平民。[25]当地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成立了一个行动和自卫委员会。朋友们陪同加缪前往圣乔治旅馆下榻。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时，就阿尔及利亚问题纠缠我的不安、绝望情绪今天一扫而空了。在这里人们至少在进行斗争，虽然斗争很艰辛——因为所有的舆论都反对我们。然而，我总是在斗争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安宁。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有什么资源，特别当他们只能通过文字来介入公共事务的时候，总是生活得像一个懦夫。他们用高调阔论来弥补自己的无能。只有在斗争承担风险才能论证思想。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比这个拒绝承担责任、居心不良的法国更糟的了，它真像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沼泽地。是的，我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我又充满了活力。”[26]

在圣乔治旅馆，加缪再次见到了石油工程师、水文测量专家安德烈·罗斯费尔德，加缪曾经与他一起访问过阿尔及利亚南方。罗斯费尔德曾经是一位抵抗战士，曾两次差点被维希政权处死。在法国解放的战役中，他还担任过伞兵部队的军官。加缪告诉他，“民族解放阵线”想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役，以便在平民和军人中都制造混乱。现在，必须阻止这种恐怖和镇压之间的恶性循环。在罗斯费尔德看来，加缪来阿尔及尔不只是为了抗击各种极端分子，这位作家还想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所有代表保持接触，以便促使他们参加对话与和谈。梅松瑟勒见到了阿尔及尔市长雅克·舍瓦列，市长许诺在市政府大厅为对话提供场所，但后来当局又改变了主意。当政府告诉大会的组织者，不能按原计划向他们开放皮埃尔·博尔德大厅时，加缪想到了去租一个电影院。

一连串的预备会议在激动而混乱的气氛中召开了。罗斯费尔德相信，除了加缪以外，米盖尔和其他一些人都知道“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觉得，加缪一定藏在他的兄弟吕西安、罗布莱斯、他的伙伴德·贝勒古尔和他本人身后，以便和会议的其他组织者保持一定的批判的距离。在一次会议当中——当时的主持者是罗布莱斯，地点在都耶街——，一位阿尔及利亚小学教师忽然把矛头指向了加缪：[27]

“见它的鬼去吧，您鼓吹的休战！我们需要的，是立刻、绝对，并且不带任何条件的独立。”

加缪后来告诉米盖尔：

“我在问自己，我这是干吗来了？真是糟透了！他们不想看到人们妥协退让，是不是？”

另一场会议在马希迪纳剧院举行，在场的有受人尊敬的朗弗里神父、迪索修士，后者代表阿尔及尔总主教府，他是杜瓦尔红衣主教在接到他呈交的报告后派来的。[28]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人，穆斯林占据微弱的多数，其中包括乌兹加纳、穆萨维、昂哈纳，还有卡勒迪大夫、尚杜夫律师等人。新教方面的代表有博莱和卡皮厄牧师。罗布莱斯、加缪、梅松瑟勒、米盖尔也在场，还有一位叫普拉克斯的预备役少尉，他刚刚被囚禁过，在布泽格扎被“民族解放军”的一支部队解救出来。在和游击队员一起生活的几天里，他们的纪律性给普拉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发言让总督府很难堪。对围绕在加缪身边，怀有善良愿望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会议来证明，在阿尔及利亚的不同族群和阶层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是有可能的。迪索修士发言时指出，对话应该是“非政治化”的。犹太教大经师（在马希迪纳剧院里没有以色列人）、大主教和牧师们都同意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博莱解释说：“伊斯兰教学者们没有同意。”穆斯林们表示，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观看”。不过，尽管他们保持沉默，最后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加缪确定了一个有限的目标：在他所设想的休战期间，冲突双方应该保证不攻击平民、囚犯和所有手无寸铁的人员。他还特别强调，应该在“欧洲和阿拉伯”的不同宗教与政治流派之间展开对话。他不顾蓬塞的告诫，在口头和书面发言中都坚持使用“法国人”、“阿拉伯人”这样的字眼，而不是“阿尔及利亚人”。一些穆斯林指出，当务之急不是谴责或者赞成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而是使已经开始的战争人道化。加缪强调说，不应该贬低法国。有些人赞同他的观点。有人又提出了“叛徒”的问题，“民族解放阵线”很难不处决这些人。加缪则说，他希望“民族解放阵线”能够表示赞同，而且他的希望并非空想。又有一些与会者提议会议扩大讨论的范围。但加缪认为应当限于讨论现有的问题。蓬塞在茹费里街一家名为“巴格达”的阿尔及利亚餐馆组织了午餐会，席间梅萨利的律师、受邀从巴黎赶来的伊夫·德谢塞勒和乌兹加纳争辩了起来。这个场面让加缪感到不快，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对话的穆斯林只信任“民族解放阵线”，而他自己和蓬塞一样，并不想把真理都归到“阵线”一边。有些人希望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也是作战的一方，而不要只把他们看作是凶手、罪犯。

19日，另一场会议在“富足”运动的现场召开，参加者有20余人，包括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教师，如曾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过的洛朗·普雷齐沃齐。加缪在开会时始终站着。一个穆斯林说话的大意是：你们叫我们放弃恐怖主义，但我们只有在获得独立的预先保证之后才能这么做。加缪一言不发，随即离开了会场。

最高层次的大会来临了。按计划，它将于1月22日举行。按照勒布贾维的提议，会场选在政府广场和大教堂之间、宫殿附近的“进步俱乐部”，为此，会议组织者预备了上千个文件夹。加缪准备了35分钟左右的大会发言，他在圣乔治旅馆的房间里，向美国文化中心的秘书兼翻译埃芙琳·肖万口述发言稿，由她把文字打印出来。阿尔及尔的气氛依然显得波涛汹涌。在加缪抵达这里前两天，曾有人建议他不要住在圣乔治旅馆。前不久夏尔·埃尔尼在这里举行过演讲，会后一片骚乱，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入住之后，加缪通过电话和信件接到过几次死亡威胁。他可能遭到绑架。但他执意要下榻于此。罗布莱斯的朋友、情报局的专员贡萨莱斯——他们曾经是师范学校的同学——警告加缪，自由派的敌人、咖啡店主奥尔提兹和布热德分子古塔耶的手下曾印刷了一批假邀请函。眼下他们又在这么干。接到梅松瑟勒的通报后，警察局长表示他将亲自指挥维持“进步俱乐部”门外广场的秩序。勒布贾维也保证他将组织穆斯林前去维持秩序。在迪旺街的一间寓所，加缪遇到了乌兹加纳、勒布贾维和穆萨维，向他们提出了他心中最具本质性的问题：强迫法国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保证平民的安全。可是谁能代表“民族解放阵线”做这个保证呢？加缪并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在“阵线”内部的政治和军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我不认为法国政府会接受这个提议，”勒布贾维说道，“对他们来说，对平民的镇压，是恢复秩序的前提。”

“那么，”加缪回答道，“如果只是法国政府不接受，而‘民族解放阵线’接受了这个提议，我将像一个朝圣者一样走遍法国，四处揭露法国政府。这样会引起反响的！可不管怎样，‘民族解放阵线’得接受提议才行。”

勒布贾维再次提到了总的局势：

“我们的确有和‘民族解放阵线’联系的渠道。如果在您这一方，您能够和某位政府人士进行一次谈话，那么就有成功的可能。”

加缪答应去找同情“民族解放阵线”和穆斯林的人，却拒绝与支持“阵线”的欧洲人来往。他理解阿尔及利亚人，不过他自己总归是个欧洲人。因此，他不愿去见安德烈·曼都兹教授，此人是研究圣奥古斯丁的专家，政治上很活跃，在他主办的刊物《马格里布意识》上为“民族解放阵线”写过一篇宣传文章。

加缪在紧张的气氛中抵达“进步俱乐部”，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哥哥吕西安的两个朋友。加缪笑着介绍他们：

“这是我的保镖。”

下午4点30分，二楼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29]大部分出席者是欧洲人，包括许多妇女。穆斯林妇女很少。有知识分子、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蓬塞注意到，来这里的工人很少。欧洲人的政治立场已经从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的左翼转到了极端右翼。穆斯林群众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总是犹豫不决，等待着从斗争中产生一位胜利者。俱乐部外面聚集着上千名骚动不安的抗议者。他们叫喊着：

“枪毙孟戴斯！”

“处死加缪！”

也有人在喊：

“加缪和我们在一起！”[30]

抗议人群中有极端狂热分子约瑟夫·阿夏里。在巡警和共和国保安警察布成的防线之外，是上千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有些人还带着武器。在讲台上主持会议的是罗布莱斯，因为蓬塞这时候不愿意抛头露面。在罗布莱斯身边的是白人神父库克，他是阿拉伯问题专家，此外还有卡勒迪大夫、卡皮厄牧师和梅松瑟勒。普拉克斯少尉本来也应该到场，但他被军方阻挡住了。主席台上空着一把椅子，那是给费尔哈特·阿巴斯留的。没有犹太教经师到场。台下前排坐着加缪的一些朋友，例如路易·贝尼斯蒂和弗兰西斯大夫。吕西安·加缪差一点儿没能到场，因为他没有接到“新的”邀请函。

加缪神情严肃，一字一句地念着发言稿。他是来促进团结，而不是挑起不和的。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献给了阿尔及利亚，他同时面向这片土地上的两个阵营讲话。他的“号召位于一切政治之外”，可这究竟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在阿尔及尔，一切都是政治的。加缪忠于自己，他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当事件越来越紧迫，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正在日益增长，也许我心头的怀疑将会超过我的信心。”20年来，他始终希望看到阿尔及利亚的“两个族群”之间和睦相处。会场外面，某些集会者——他们数量不多，只是“一小撮”——要求加缪站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完全属于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一边。

为了找到通往“希望的共同体”之路，必须实现对话，而这就要首先实现休战。加缪承认，斗争总是越演越烈，很难平息，因为人的热情已经被点燃：

“‘已经没有再讨论什么的可能性了。’这句话使我们的未来，使我们的生活的机会都变得黯淡了。从此我们将陷入一场盲目的战斗。法国人决心漠视阿拉伯人，即便他们在其内心的一角知道，阿拉伯人要求尊严的呼声是正义的；阿拉伯人也决心漠视法国人，即便他们在其内心的一角知道，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同样有权在这片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上获得安全和尊严。每一个人都被囚禁在怨恨和仇恨之中，再也不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

费尔哈特·阿巴斯来到了会场。加缪和他相互拥抱。作家呼吁持温和立场的阿拉伯人站出来讲话，就像那些自由派的法国人一样，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很快后者“就会闭口不言”。加缪最担心的是这两个族群——他从来不说“民族”——会最终彻底决裂。此刻，《反抗者》的作者正在透露心曲：

“我们过于轻易地向命运屈服了。我们过于轻易地相信，只有血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强者只有踏着弱者的尸骨才能往前去……”

一些石块砸在会议厅的窗玻璃上。加缪脸色苍白，加快了语速：

“有文化和信念的人的任务不是……不是逃避历史性的斗争，也不是为那些残酷的、没有人性的事业服务。他们的任务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帮助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在被压迫者所处的命运中帮助他们实现自由。”

他的结论是：

“我们还在这里用刀剑进行决斗，而世界正在像超音速飞机一样飞跃。此地的报纸在描绘这些可怕的、丢人现眼的争吵，而其它的媒体正在报道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成立。明天，如果欧洲内部实现了和解，整个大陆的财富就会成倍地增长，波澜所及，将会使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仇恨变得全然过时。”

被感染的听众对他的发言报以掌声，而加缪最后以抒情般的调子结尾：自由主义者的理念是“既拒绝施加恐怖，又拒绝让恐怖落在自己的头上。”换句话说，既不做刽子手，也不做牺牲者。在他之后，库克神父、卡皮厄牧师、卡勒迪大夫和罗布莱斯先后发言，时间都不长，但一致呼吁人们在要求停战的声明上签字。加缪向埃勒·奥克比教长致意，17年前，作家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捍卫过他。教长年事已高，是罗布莱斯往圣欧仁亲自登门邀请后才来参加会议的。他来时躺在一副担架上。散场时，与会者分散离去，以免遭遇聚集在外面的反对者。有几个代表留了下来，待在后厅里。贝尼斯蒂在和乌兹加纳交谈，他在设想建立一个法兰西-阿尔及利亚的共同平台，促进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团结。

“我亲爱的贝尼斯蒂，”乌兹加纳说道，“在领土收复主义盛行150年之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仇恨，我们现在要求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31]

贝尼斯蒂无言以对。参加会议的一些欧洲人暗自寻思，自己是不是落入了陷阱。加缪在停战问题上的许多对话伙伴——以勒布贾维为首——很接近“民族解放阵线”的高层。“阵线”总是通过中间人介入，他们派遣了像乌兹加纳这样的代表；可是既然他们预见到法国政府不会接受停战，那么前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否只是为了把加缪的朋友们和其他的欧洲人分割开来？或者，倘若真的出现奇迹，法国政府居然同意停战，那么“阵线”是否会借机要求对方承认自己的合法性和地位？随着散会后人们的口耳相传，聚集在政府广场上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加缪的发言内容。范妮·雷诺坐在人行道边哭泣。她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大学区的雇员，能说古典的阿拉伯语和当地土话——同时掌握这两种语言在“黑脚”们中间是很少见的——，在政治上，她属于由基督徒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组成的小团体，其男女成员大概有20来个，该团体还和“民族解放阵线”有联系：这是他们的选择。范妮和皮埃尔·肖莱一起在大学生中间做过调查，发现其中穆斯林和欧洲人的比例是一比十，这恰恰是阿尔及利亚实际人口构成比例颠倒之后的数字。这个结果被公布在《马格里布意识》上面。范妮很清楚殖民当局高层的自欺想法，他们希望不通过本地人而给阿尔及利亚人带来幸福。她与“民族解放阵线”有密切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地下组织“阿尔及利亚工人联合会”（UGTA）的创始人之一穆罕默德·达里尼的中介。现在，这位女战士之所以哭泣，是因为她一直在等待加缪担保、支持这个很小的亲近“民族解放阵线”的欧洲人团体。他们认为，加缪一直在努力建立第三种势力。而现在，他们认定加缪是一个“坏蛋”（还不仅仅是个“笨蛋”）。[32]事实上，在参加斗争的精英中间，无论左派、中间派，甚至是右派，人人都在期待阿尔贝·加缪的支持：他在阿尔及尔的威望实在太高了。

在政府广场上，在奥尔良公爵的塑像下面和周边，在巴布-阿祖恩街和德·拉·里尔街之间，在总主教府附近和大教堂的前面，涌动着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中间还混杂着不少“民族解放阵线”的负责人。在共和国保安警察组成的防线的另一侧，另外的人群也十分混杂。这里有怀念维希时代的人——代表极右派的凯尔特十字很快就会出现在阿尔及尔市建筑的墙上——，有和布瓦耶·邦斯在一起的小土地主，有与咖啡店主奥尔提兹的布热德分子混在一起的城市商人，有“莱茵-多瑙”军团的老兵，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派分子、“自由法国”运动成员，他们的首脑是阿夏里。此外，还有大量的大学生。[33]

加缪的发言通往的是一条死胡同、是陷阱，引发的是各种各样有意无意的误解。罗斯费尔德认为，加缪所以很快离开俱乐部会场，不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由于他担心聚集在广场上的数千名穆斯林和数百名“黑脚”会动起手来，引起流血冲突。“停战请愿”事件敲响了父爱制的阿尔及利亚的丧钟，殖民体系和加缪一心想捍卫的以联邦制为范本的一体化原则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从此，在居伊·摩勒已经过时了的政策的推动下，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斗争双方也日益阵垒分明。

在“进步俱乐部”的会议结束后不久，一支“民族解放军”分队袭击了布吉附近的一座灯塔。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袭击者放过了灯塔看守者及其家人。[34]这就是会议带来的结果吗？加缪和他的朋友们仿佛被夹在历史和道德之间、镇压和恐怖主义之间，成为了一切极端分子的共同理念的牺牲品，这种理念就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加缪觉得自己的发言让朋友们失望了。梅松瑟勒认为，休战的想法很好，然而即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休战状态也持续不了一个星期。卢亚尔则前往巴黎拜访犹太人联合会的秘书肖拉基，希望他能够号召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与加缪并肩行动。

会后第二天，加缪即拜访了杜瓦尔主教，他和主教已经有三年的交往。作家还见到了苏斯泰尔总督，他自称也对作家的事业很感兴趣。没有人质疑他的原则本身，可问题是，该如何实施呢？苏斯泰尔又提到了“半个寄宿生”，他们白天是农民，夜里就成了“民族解放军”的士兵，换句话说，是盗贼。

加缪的朋友、记者埃德蒙·布吕阿在《阿尔及尔日报》上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情况。“阿尔贝·加缪昨天跳出一切政治立场之外，提出了感人的呼吁，希望冲突各方能保护无辜的平民……可以设想，那些当加缪在挤得爆满的大厅里发言时，却聚集在会场外发出敌意的喊叫的抗议者，如果能听到加缪讲话的内容，定会为他们的喊叫感到羞耻，他们还会为这位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同乡长久地鼓掌。”[35]

在细细探视了母亲以后，加缪返回了巴黎。他在《快报》上发表了自己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最后一篇社论“向前的一步”。针对有人嘲笑他的阿尔及利亚之行，文章写道：“我知道，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中间引起的嘲弄会超过对它的赞同。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无知和无能的迹象。如果有人需要，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毫不费力。我坚信在阿尔及利亚实现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自由和解是可能的。我也相信，促进自由的、平等的人之间的联合代表了最公正的解决之道。然而，提到实现这一目的的具体措施，在进行思考，并在长久地比较了现有的各种观点之后，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犹豫和彷徨。”[36]显然，这样的笔调和大多数社论作者那种自信无所不知的风格相去甚远。

让加缪和很多投票支持共和阵线的人感到失望的是，勒内·科蒂总统选择了居伊·摩勒而不是孟戴斯·弗朗士来组织政府。后者担任不管部部长一职，被排除在外交事务的决策圈之外，外交部交给了克里斯蒂安·比诺。31日，摩勒总理在一个授勋典礼的演说中宣布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政府的意志，是首先重建和平，把人们从惊惧惶恐中解脱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首先结束恐怖主义行径和盲目的镇压行为……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的未来不能单方面地被决定。”摩勒宣布要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包括建立人民协商体系、设立单一的选举团、进行自由选举等等。这一天，加缪又见到了让·格勒尼耶。据他回忆，加缪说：“阿拉伯人提出了疯狂的要求：建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国家。法国人从此将在那里被视为外国人，除非他们改换国籍和信仰。战争无法避免了。”

“如果法国放弃一切，”格勒尼耶问道，“该如何做呢？”

“法国不会放弃一切的，”加缪答道，“因为法国不可能同意他们把120万法国人扔进海里。”

“本土的法国人有再次目睹慕尼黑阴谋之感。”

“是的，是左派的慕尼黑阴谋。”[37]

加缪遇到了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现在他改名为克洛德·特里安，作为政论作家在欧洲广播一台有很大的名气。他在节目中经常谴责扫荡和酷刑。

“我觉得，”加缪说道，“你得鼓起勇气，才能每天早上都反复接触这些问题。请尽量解释得清楚一些，让本土的法国人不要那样自私。你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高声谈论你的痛苦，我们大家的痛苦啊……你瞧，克洛德，和我相比你至少还有一条优势，你有听众。”[38]

2月2日，加缪发表了一篇没有时间标记的文章：“感谢莫扎特”。他找到了在“神圣的地狱火中死去”的唐璜，“莫扎特知道所有的艺术家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创作者，为了成长，他都必须了解自己的限度，并且依靠这种限度。超越界限就意味着毁灭。”加缪提到了“我们的抵抗和我们的希望。在如此接近我们的时空里，莫扎特曾经生活、创造过。因为他的存在，一下子，我们的生活和斗争就都找到了存在的价值。”这些话，是加缪留给《快报》的最后的文字。[39]

2月6日，在阿尔及尔，对局势大感惊恐的总理居伊·摩勒发现有些工人、小人物拒绝了他的政策，转而支持极端派分子。他受到了扔西红柿的“礼遇”。摩勒在当地欧洲人的压力下屈服了。起初，他曾任命持自由派立场的卡特鲁将军为总督，现在却要求对方“辞职”，代之以罗贝尔·拉科斯特。加缪告诉让·达尼埃尔和罗歇·吉里约，他不赞成这项人事任命，并感到绝望。新上任的怯懦的殖民政府屈服于欧洲人的游行示威，也丧失了穆斯林的信任。在阿尔及尔，梅松瑟勒和其他争取休战的人士（包括乌兹加纳在内）联合向摩勒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摩勒仍对那些西红柿心有余悸，他忙不迭地把请愿书放进皮包，也不问问这些请愿的人究竟是谁。

“我把它贴在我的心上。请相信拉科斯特，他在这里就像我本人在这里一样。”

请愿者失望地走了出去。拉科斯特让他的秘书来接待梅松瑟勒。

2月8日，让·格勒尼耶和加缪又在利普啤酒馆吃饭。加缪告诉他，自己已经从《快报》辞职，因为他无法苟同塞尔万-施雷贝尔本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观点。在加缪看来，孟戴斯·弗朗士根本不该参加这个把他作为人质的新政府，在里面当一个无权无责的部长。摩勒已经向阿尔及尔的骚乱让步，在这个情况下，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负起责任来。

“这些天来，”格勒尼耶说，“在《快报》上还是第一次谈到了其他的、不是‘封建势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孩子。这么写的是达尼埃尔。他的文章总比其他人的要温和、公正一些。”

加缪把他的辞职信通过气压传送投到了圣神父街邮局的收信处。在发出之前，他有过瞬间的犹豫：“就这么发出去了吗？啊，是的，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就得这么做。现在我终于自由了。《快报》每篇文章付我3万法郎。”“如果一周写两篇，那一个月就是24万法郎。”格勒尼耶帮他计算，他对这些财务细节很在行。接下来，加缪谈到准备去南方一趟，他想在那里找个能够消夏的地方，还打算给他母亲买座新房子。

在通行的政治分类中，蓬塞、梅松瑟勒、米盖尔、罗布莱斯、西穆内都属于左派，而罗斯费尔德则偏右。加缪很清楚这一点，可他希望和所有“黑脚”们的代表都保持接触，他在法国已经脱离了这个群体。在穆斯林中间，他认识像穆卢·费哈奥恩、穆罕默德·蒂博这样的作家。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加缪也把为他提供信息的人进行分类。他对罗斯费尔德和让·格勒尼耶解释过他辞职的情由[40]：“我离开《快报》……是因为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原因，可它们合起来能够解释我的立场：一是莫里亚克加入法苏友协，二是摩勒在阿尔及利亚的表演……”对加缪而言，法苏友协决非“一个文化组织，所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东西都不止是文化的”。他在“民族解放阵线”等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反抗和革命中，看到了莫斯科和开罗幕后操纵的那只手臂。这一判断使加缪和他的许多友人分道扬镳，也无助于改善他与弗朗西娜，以及与他的内姊、岳母之间的关系。费尔南德觉得《快报》的手段很“卑鄙”。加缪常常谈起他辞职的决定，在他下决心的过程里，理性和种种具体的纠葛各参其半。他再也找不到《阿尔及尔共和报》和《战斗报》时期那种热情与友爱精神。他在《快报》的身份是临时撰稿人，按稿件字数计酬。他很少去报社，也不分享每晚校稿完毕开印时的欢乐，相比之下莫里亚克倒是喜欢去编辑部，他在那个充满高等街区品味和进步主义气氛的环境里感到很自在。加缪对JJSS的广告策略也十分反感。在报社成员中，他只和达尼埃尔有贴心的政治性交谈——但阿尔及利亚问题令他们渐行渐远[41]——，此外他在那里的伙伴就只有皮埃尔·维昂松-蓬代了，他继加缪之后不久也离开了报社。[42]偶尔，他也在编辑部秘书处和纳米亚聊天，纳米亚希望加缪能成为总编辑。最后一点是，加缪虽然喜欢报社迅捷的行动风格，但他讨厌看不到自己的思想，也不能保留自己的手稿。一篇发表在报上的文章，哪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总是会把问题简化。加缪既感到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深深的孤独。纳米亚是国际纵队和《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老人，加缪总是问他：“我们能为阿尔及利亚做些什么？”

“什么也不能，”纳米亚回答说，“除了保持沉默。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把我们当成叛徒的。”

“你的话有道理。”加缪回答道。[43]

沉默也可以是一种行动。这位内心分裂的人不再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言，为的是“不再增加自己的不幸，也不再增加别人对他的愚蠢的评论”。[44]他信奉两大原则：他强烈谴责一切杀戮平民的罪恶行径，可他理解“民族解放军”的战士——这不是指恐怖主义分子，那些人可能会杀害他的母亲。和以莫里亚克和达尼埃尔为首的许多《快报》的撰稿人不同，他在情感上、理智上都不能接受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在他看来，独立会让许多穷苦的白人，比如他的母亲、舅舅、兄弟，以及他的妻子的一家都在这片土地上变成外国人，或者是身份不完整的暂住者，可这片土地也是属于他们的。纳米亚说得对：在右派和“黑脚”们眼里加缪是一个叛徒，因为他不称颂属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本土的左派来说他同样是个叛徒，因为他不肯站在“民族解放阵线”一边。对加缪而言，问题的核心与核心问题就在于这“独立”二字。这是一个漫长的误会，因为在加缪和塞尔万-施雷贝尔及弗朗索瓦丝·吉鲁之间从未就此问题有过开诚布公的讨论。[45]是加缪主动疏远了《快报》，而不是相反。对报社来说，未能挽留住他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人们了解加缪敏感的个性，但大家，特别是弗朗索瓦丝·吉鲁首先把他看成是一个卓越的记者。谁也没有想到决裂会源自政治立场的分歧。在加缪看来，“独立”更多的是一个预卜，而不是对事实的预言。临别之际，一向自信的JJSS说道：

“加缪，我们还会再见到他的。”

他错了。加缪——后来他向维昂松-蓬代透露了这一点——甚至停止了阅读这份报纸，这样的决裂更带有象征意味。在加缪离去之后，萨特给过《快报》几篇重要的文章。发生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事件没有重新拉近加缪和《快报》的距离，因为他无法理解有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和他不同。

罗斯费尔德告诉他，他的一些朋友为起初当他在“进步俱乐部”演说时反对他而感到懊悔。加缪回信说道：“我理解您的朋友们的不安。您可以转告他们，如果是关系到我自己，那么我连一秒钟也没有埋怨过他们。可这件事情应该引起他们的深思。目前的局势，恐怖分子对平民和孩子的卑鄙杀戮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应该是个惨烈的教训。”他接着又说：“今天，我实在不忍心看到阿尔及利亚被交给塞里尼（极端派报纸《阿尔及尔回声报》的所有者之一）之辈以及那些‘左派’，他们不久前在互助会为武装抢劫分子的旗帜鼓过掌。”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相比，加缪在信件里更能敞开心扉：“此刻，我几欲羞愤而死。如果我认为某项任务是可能的，即便它看上去很疯狂，我也会为之竭尽全力……可我们正在迈向深渊，我们已经在深渊的边上。法国舆论的变迁，我曾经尽力向那些怀有良好愿望的（起码是没有抵触思想）的阿拉伯人解释过，却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现在，这些舆论已经逐步接受了战争的想法。”加缪能够理解罗斯费尔德的朋友们，但他为他们“总是受苏斯泰尔的影响”而感到担忧。苏斯泰尔抛弃了原先的自由派立场，他被恐怖主义吓坏了，扔掉了联邦主义和一切被形容为“放弃”的政策。“在经过思考之后，我完全不信任苏斯泰尔。您可以把我对您说的话转告给您的朋友们。但愿他们能够理解，一个像我这样，从未体验过失望的滋味，也厌恶吹捧和沾沾自喜的人，对您说这样的话决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内心处于分裂的境地，这是我的老实话。”[46]

对在那里居住的大部分欧洲人来说，只有一个阿尔及利亚，它是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他们接受一种最终通向分离或者独立的行动和协商是根本不可能的。[47]苏斯泰尔的继任者“驻节部长”（总督的正式头衔不再是原先的“定居部长”，摩勒放弃了旧的称呼）拉科斯特一再拒绝会见蓬塞、梅松瑟勒和米盖尔。

在巴黎，加缪采取了一些步骤，企图让政府相信休战的主张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可事实上当局空言塞责的种种蠢行已经杜绝了这种可能性。[48]当米盖尔和卡勒迪大夫来到巴黎时，后者向一位记者谈起了这些事情，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愤怒的加缪从此不再见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加缪的朋友们和他本人一样，从未得到“民族解放阵线”明确而积极的表态。唯一稍微可堪欣慰的是，伊夫·德谢塞勒给加缪带来了梅萨利有条件的同意。休战的可能性总归还是丧失了。摩勒表示可以进行协商，但必须以实力为后盾。他的确相信能够压制住极端报社派和军人。在他看来，休战只是一种道德尝试，只能破坏和阻碍他的计划的实施。和许多西方政治家一样，摩勒对第三世界并无详细而系统的了解。1956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始者们聚集在克罗地亚的布里俄尼岛，纳赛尔上校、尼赫鲁和铁托元帅共同表达了他们“对渴望获得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同情”。不过，他们也提到了“欧洲的因素”，并拒绝会见“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代表团。从君士坦丁到奥兰，高呼“法国之阿尔及利亚”的口号，反对恐怖主义的欧洲移民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主义到处发生着冲撞。阿尔及利亚进入了“塑胶炸药”的时期和“革命-镇压-暴力”的恶性循环。195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开始实施紧急状态，对新闻的审查制度也重新恢复了。

44．囚徒的叫喊

1956年年初，加缪寄了一份打印手稿给他的朋友让·布洛克-米歇尔的妻子维韦特·佩雷，她当时担任《快报》外交政策部的总助理一职：“您有时间阅读这120页书吗？在它面前我感到犹豫，甚至退缩。您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如果让也读了它，您可以给我提些建议……这本书会伤害到弗朗西娜的……不管怎样，我还是很高兴做了这件事。”下文是典型的加缪式语言：“有一年时间，我真的相信自己再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信件的附言中最后写道：“书还没有取名，要不就是《当代英雄》，可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最后的审判》怎么样？或者《伪君子》？”[1]

3月31日，他再次写信给维韦特：“这本书很快就要出版，书名将是《叫喊》，是一部‘叙事’。可现在我已经不再管它了。我充满了工作的欲望，更准确地说，狂热，就像刚刚出狱的囚徒想弥补这么多年失去的光阴一样。”[2]

一年多来，加缪一直告诉他在伽利马出版社的朋友，告诉贝拉米克、梅松瑟勒，以及弗朗西娜或者玛丽亚，他已经“耗尽精力”。在他周围，其他一些富有才能的人如勒马尔尚、路易-勒内·德福雷等都陷入了写作荒。萨特可不是这样，他自信心高涨，工作起来像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茶、威士忌、含阿司匹林和安非他命的兴奋剂都是机器的润滑剂。

虽然忙于给报纸写文章，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加缪还是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收获。除开戏剧方面不谈，他完成了7篇短篇小说，即《不贞的妻子》、《叛教者》、《来客》、《沉默的人》、《约拿》、《生长的石头》，以及《堕落》。其中最后一篇不顾作者本人的意志，就像珍珠生长一样发展成了篇幅较长的“叙事”。加缪写作时并非总是充满自信，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差不多在20年前，他写下了这样的感想：“有时，我需要写一些不完全受我控制的东西，可它恰好说明，我身上的某些东西超越了我自己。”[3]加缪最终决定在发表其它几部小说之前，先行出版那篇“叙事”，为此他试过几个别的标题，如《叫喊》、《示众柱》、《当代清教徒》、《镜子》、《议事日程》等等。最后确定的《堕落》是由罗歇·马丹·杜伽尔建议的，不过贝拉米克不赞成这个选择：

“人们会说成是‘加缪的堕落’的，小说带有影射性嘛！”

在进步主义者和伽利马出版社的圈子里，大家都在议论，加缪已经堕落到反动分子的阵营里去了。他不仅成了带头的和跟班的反共分子——《反抗者》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么？——，而且现在他居然拒绝支持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5月16日，由伽利马出版的《堕落》上市了，首批印刷了16500册。接下来，6月1日印了11000册，8日又加印了同样的数量。到11月，已经销售了126500册。[4]弗朗西娜开玩笑说：

“这个，是你欠我的。”[5]

1954年10月，加缪曾在荷兰小住过4天，其中有两天待在阿姆斯特丹。他于1956年3月中旬写完该书，把自己的姓名缩写签在书的封底。这段谨慎的“屏风”版的文字提出了一些问题，至于答案，得到书中去寻找：“在《堕落》中说话的那个人沉湎于一种事先算计好了的忏悔……他躲避在阿姆斯特丹，一个运河环抱，寒冷、光亮的城市里，他在这里扮演着隐居者和预言者的角色。这位前律师正在一家气氛可疑的酒吧里等待着自鸣得意的听众。他有一颗现代人的心，也就是说，他无法容忍被他人审判。因此他急于自责，为的是更好地审判他人。他用来自照的那面镜子，最后被他拿去照别人。忏悔始于何处？谴责又从何开始？在书里讲话的这个人是在自责，还是在指责他所处的时代？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还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这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中，唯一的真实是：痛苦，以及痛苦所允诺的东西。”看着这段话，接近加缪的人不禁目瞪口呆：

“你是在嘲笑我！这也让人看出你的软弱之处！”罗贝尔·伽利马叫喊起来。

《堕落》不是一部自传。在接受访谈时，加缪强调他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可加缪会不会是一个深刻、机敏的自传作者，就像克拉芒斯透过他的面具表现出来的一样？他的亲友是不会弄错的，他们懂得加缪，也认出了他。一位熟知内情的读者——弗朗西娜——懂得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兄长）是想借此摆脱他自己的一部分特性，就像他试图摆脱那个让他不自在的巴黎文人圈子一样。她和其他一些人都明白小说中的某个带有象征意味的场景究系何指。那个从艺术桥上投入塞纳河的年轻女人，正是1953年在奥兰和在巴黎的弗朗西娜。

加缪把书稿的一些片断拿给她看。她告诉他：

“你总是在为别人的事业辩护。可是你听见别人对你发出的喊叫了么？”[6]

克拉芒斯没有救援的那个女人的喊叫，也就是弗朗西娜，以及其他女人没有发出的喊叫——阿尔贝没有去倾听这样的喊叫，也什么都没有听到。[7]吉里约忘不了那一天，当时他在夫人街的一间大屋子里工作，加缪告诉他，自己无法与他共进午餐，至于原因，要改日才能说。后来加缪告诉他：“我妻子想自杀。”当然，《堕落》并不只是传记性的。克拉芒斯没有孩子。他说过：“很难在我讲的话里分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克拉芒斯-加缪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如果小说里的人物想遮掩什么，它的作者却不会撒谎。艺术创造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堕落》就像一颗黑色的钻石，它的每一个平面都是清澈的，但谁也不能抵达它的核心。加缪不是圣奥古斯丁，然而他也奉献出了圣加缪的忏悔的一些奇妙片断，他集殉道者、喜剧演员于一身，既大觉大悟，又始终在摸索之中。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在他的名片上宣布他不仅仅是一个律师，还是个“喜剧演员”。他和众人游戏，他欺骗他人，欺瞒自己，同时又自我澄清。

8年前，1948年，加缪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第一个阶段。从我最早的作品（《婚礼集》）一直到《绳子》（这是作者起初给《正义者》设想的书名）和《反抗者》，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我自己非个人化（当然每次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在此之后，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名义讲话了。”他还说过：“伟大的灵魂让我深感兴趣——也只有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可我自己并不拥有一颗伟大的灵魂。”在小说中加缪折射为克拉芒斯，他为负罪感和谎言所纠缠，体现出一种双重人格和犬儒主义，他自己的魅力既吸引又嘲弄着他。《堕落》的诞生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在1948年，加缪就已经把让-巴蒂斯特式的讽刺性的长篇大论和特定时空联系了起来，他当时已经在考虑写“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将发生在一片桔色的雾里。”[8]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眼中，加缪的叙事被怨恨所左右，这就使他的文字丧失了尖锐所具有的力量。小说出版后萨特也收到了一本没有题词的样书，他倒是很感兴趣：这是一部杰作，差不多是加缪写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因为他把自己整个身心都放了进去，同时又全然隐蔽了自己。[9]不过萨特的支持者并不欣赏此书。一些文学专栏的编辑也不太看好它。有几位评论权威，比如《费加罗报》的安德烈·比利、《世界报》的埃米尔·昂里约和《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的安德烈·卢梭向作家的文学才能表示尊敬，但他们毫不怀疑，加缪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投射进了作品，与其说他是自己的律师，不如说是对他本人提起诉讼的检察官，他既是审判者，又是忏悔者。评论家们对加缪的一系列“叙事-小说”，如《局外人》、《鼠疫》和《堕落》之间笔调的演变看得很清楚。在作品的面具下面，加缪“是”又“不是”默尔索、里约或者克莱芒斯，他塑造、背叛而又超越了这些人。[10]反过来，小说人物从他身上获取外形、癖性、过失和美德的片鳞只爪，但也会超越他这个现实人物。更奇特的是，他们各自不同，却能聚为一体。在《堕落》中加缪提到了童年的纯真，这不正是默尔索的生活？年轻的作家曾把默尔索送上绞刑架，“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而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忏悔者对他的交谈者所发的最后的独白是：“您逮捕我好了，这倒是个不错的开始。也许接下来他们还会穷追不舍，比如会砍我的头；可我不怕死，我会因此得救的。当着围在下面的人，您拿走我还鲜血淋漓的头颅，好让别人从我的脸上认出他们自己，也好让我重新统治一切。一切都会做得这样完美，在悄无声息中我将完成自己作为虚假的预言家的生涯，此前，我一直在荒漠中喊叫，并且拒绝从中走出去。”

“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1942）和“一切都会做得这样完美”（1956）。这些所配的曲调不同，但分明如咒语般一再重复的句子决不是偶然产生的。克拉芒斯让人想到默尔索。在文学之镜的两边，他们彼此都照映着对方。加缪改变了音调，但回到了他过去的作品上，重新找到他原有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自己被处决的情景。[11]《局外人》和《堕落》中最后的喊叫声蕴含着被他人认出、被主人公自己所拒绝而又同时承认的罪恶：默尔索将要被送上绞架，克拉芒斯则盼望着被处死。

在阿姆斯特丹避居的克拉芒斯用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精明目光”建立了一份档案。在完成《堕落》时，加缪43岁。仿佛为了实现加缪本人的心愿，克拉芒斯离开了巴黎，一座“鬼影憧憧，有数百万幽灵出没的迷宫”。在加缪周围，由于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在阿尔及利亚及其命运的问题上都出现了或明或暗的分歧，一些朋友变成了熟人，熟人又变成了街头的路人和“幽灵”。夏尔仍然留在加缪这一边，但马斯科洛和其他人已经采取了不加分析地反对“黑脚”的立场。

加缪本来喜欢讽刺挖苦，现在他的笔下又重新出现了那种为布里斯维尔、迪米尔、达尼埃尔或者波尔热所欣赏的玩笑和戏言。他这样勾勒让-巴蒂斯特的容貌：“造物主在塑造我的外貌时可谓慷慨，让我轻而易举就拥有了高贵的气质。”让·格勒尼耶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拿加缪身上的卡斯蒂利亚特性取乐。作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克拉芒斯这位体育爱好者和“专职知识分子”承认：“我的样子看上去倒像个橄榄球运动员。”而加缪则希望自己有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不过克拉芒斯也说过：“如果人们从谈话方式来判断，他们会发现我身上的高雅之处的。”罗贝尔·若索于法国杯期间看见加缪在体育场上欢叫，也看到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俱乐部的老伙伴们在阿尔及尔为之举行的宴会上的欢叫，这种不无暧昧的双重形象都令他感到高兴。契合之事还不止于此，克拉芒斯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舞者”，加缪则喜欢酒吧和夜总会夜夜笙歌的气氛。他不找妓女过夜，但对她们怀有敬意，甚至还曾经把一位妓女介绍给弗朗西娜认识。

克拉芒斯和加缪一样，喜欢使用虚拟式说话。“我承认自己偏好这种讲话方式，对漂亮的言谈我总是很感兴趣。”他们两人都显露出一种“人人皆知的，并且无可挑剔的……礼节”。加缪极为讲究礼仪，无论在商店、餐厅、银行，还是对伽利马出版社的职员，他都一贯表现出过分的尊敬。相反，对那些让他厌烦的人，他却常常出言不逊，米歇尔和罗贝尔·伽利马都责备过他的这种粗暴态度。克拉芒斯为人慷慨大度，加缪在金钱上虽较为节制，但他也经常响应慈善组织的请求，特别是需要救助的是贫穷的病人、音乐家和作家时。他固然不会随意施舍，却也决不吝啬。一本正经而又生性刻薄的阿姆斯特丹隐居者在杯中物下肚之后，会宣称自己不信上帝。克拉芒斯和加缪一样，借口神圣的事物总和宗教有关，而自己并不信教，有两三次都拒绝接受颁发的荣誉勋章。

在某种意义上，《堕落》是一部献给女性的作品。克拉芒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成功，并且“不用费什么力气”。加缪同样是“成功”的——显然我们用的还是婉辞。克拉芒斯-加缪常常琢磨自己对女人的吸引力。既然必须使用文学语言，加缪只好说“感性，也只有感性，在爱情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不过他没有忘记加上一句：“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女人，我觉得她们都比我本人好。”这话不错，至少那些在他心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异性确实如此。在巴黎以及其它地方，加缪都留下了一些因他而受伤的女人。激情熄灭之后，他依然能和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堕落》中兼为审判者-忏悔者的叙述人在忏悔之前对自己下了这样的判语：“为了一段10分钟的恋情，我会不认父母亲……要是能和一个漂亮的女戏子约会一次，我宁愿舍弃10次和爱因斯坦谈话的机会，今天我鼓起勇气承认这一点。可当和她约会第10次时，我又该羡慕爱因斯坦和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了，这也是真的。”罗歇·吉里约和许多人都曾经发现，加缪为了去追逐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把一场严肃的谈话和马克思、巴枯宁都抛诸脑后。他的成功也惹来他在巴黎或者阿尔及尔的一些不那么有天赋的同行的忌妒。感谢上帝，这个一贯情场得意的浪子，在写出《反抗者》和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后终于招致众怒，他和左右两派的关系也都每况愈下。克拉芒斯向来不遵循世俗的道德，可也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加缪常常畏惧的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当我想做某件事的时候，我差不多总能如愿以偿。”有几个作家——不管他们有没有名气——能够如克拉芒斯一样做到这一点呢？男男女女们经常会说，加缪看上去既温柔又有魅力，有时却又显得可憎、高傲，他的微笑可以是自然的，也可能是装出来的。说到底，魅力这玩意究竟是什么呢，特别是加缪的魅力？克拉芒斯说过：“人们觉得我很有魅力，想想看！”阿尔贝-让-巴蒂斯特是勾蜂引蝶的高手：“您知道什么是魅力。那就是，您还没有清楚地提出什么问题，别人就对您回答‘是’！”克拉芒斯一般不招惹朋友的老婆，如果他看上了谁，还得先结束与她的老公的友谊再行下手。而加缪很少有这样的顾虑，他的一些朋友看见他向自己的妻子大献殷勤，或是出于无奈忍气吞声，或者虚荣心得到满足，也不会闹出什么风波来。

在阿姆斯特丹，前律师在自己的交谈者面前很少提到游猎；而在巴黎，作家则享有更多的闲暇：“有多少次，我站在人行道上和朋友们展开激烈的讨论，忽然思绪被打断，因为一个尤物此时在我眼前穿越街道？”又有多少位第6区的美女，在加缪的视线中变得赤身裸体？在罗贝尔·伽利马面前，加缪谈到美女时就双眼放光、滔滔不绝，用三言两语描述她的身姿妙态；这时他抬起双手，用手势比出她傲人的胸部，然而带着狡黠的语气问道：“她……是不是胸大无脑？”

克拉芒斯谈的是他的往事，这往事和加缪的现在重叠在一起；而且，完成时、未完成过去时和过去时还会翱翔在将来时中。在结束了和西蒙娜·伊埃的共同生活之后，加缪曾经发誓不再妒忌，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克拉芒斯同样如此。加缪作为法国人、地中海人，就玛丽亚以前的感情而责怪她。克拉芒斯则说：“有时候，我甚至要逼着她们（他的女人们）发誓不再属于哪个特定的男人。”以前，当卡萨雷斯和热拉·菲利普上演亨利·皮舍特的剧目《三王来朝》时，两个人在舞台上抱在一起打滚。导演发现了一个秘密：菲利普的手放在卡萨雷斯的私处。加缪当时就很恼火，对罗贝尔·伽利马说：

“你知道，整个巴黎都在议论，玛丽亚跟菲利普这个蠢货睡过觉！”

克拉芒斯说过：“就算事实摆在那里，我也很难想象，一个曾经跟过我的女人现在会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当加缪四处留情时，如果某位女士一意坚持，他会让她明白，他的心还在别处。露水姻缘他从来不放在心上，但如果要离开真心喜欢的女人，他也会觉得难舍难分。这便是为什么他一生欠下许多风流债的原因。克拉芒斯也说：“我在想，要彻底和一个女人分手还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何我总是同时有许多女人。”

加缪在广播和报纸上都否认自己是克拉芒斯。可他并非基督徒，不是吗？他“与这位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唯一的共同之处——人们总是执拗地想发掘出这些东西——”便是“想象力的缺乏”。这是小说出版3个月后作家在对《世界报》的谈话中承认的。[12]他为何否认与小说人物的联系？保护自己和亲近的人的私生活是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个人的故事为塑造人物提供了材料，却远不能穷尽小说人物。加缪最多只能承认，他和克拉芒斯一样，从来不把自己的汽车锁起来，也和他一样讨厌资产阶级婚姻。他试图分析自己对诚实的信念以及生活中撒下的种种谎言。在这样的怀旧情绪中，那位20岁的加缪又重新出现了。克拉芒斯说过：“我只有在运动时才是真诚而又热情的，还有就是，当我们在部队里参加演习的时候。”这里他提到的军事生涯间接地透露了加缪本人的想法。他还说过：“现在，只有当星期天的比赛日来临，我待在座无虚席的体育场中，或是待在我曾经无比喜爱的戏剧舞台上，我才会觉得自己是纯洁的。”“纯洁”的反义词有时是“负罪感”，更多的时候是“责任”——比如，加缪对弗朗西娜或者别的什么人所负有的责任。弗朗西娜这时不和住在沙纳雷伊街的加缪在一起，她读懂了这本书。

一天，加缪对伽利马家的人或者布里斯维尔说，一个男人不能把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他的孩子们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用加缪本人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对得起弗朗西娜的。有时，他摆脱了自己的负罪感，接受了他的责任，但发现自己终究无法摆脱那声“叫喊”……那是投入塞纳河水的那位年轻女子的叫喊：“我明白了，哪里只要有我受洗用的苦涩的水，那一声来自水边的叫喊就还等着我，在海边、河畔……”

日常生活中的加缪是个奇特、严肃、好挖苦，还有点浮夸的家伙。在《堕落》中，所有这些性格中的侧面都出现了。克拉芒斯不抱幻想，特别是在他面对忏悔的时候，这就像萨特在他的战争笔记中所写的那样：“你们别太相信我的心慈手软，也别太相信我的狂热。它们都是做出来的。”克拉芒斯在自嘲中远远超越了他自己，也超越了加缪。

作为小说家的一个发明，加缪把克拉芒斯塑造成巴黎左派以及萨特分子的一个代表。不管是以牙还牙还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堕落》都让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在后者中，对现实的影射——当然是在作家创作自由的旗号下——围绕着亨利和罗贝尔、加缪和萨特这两组人物。在《堕落》中，克拉芒斯既是加缪的化身，也体现了萨特的某些方面。不过在《名士风流》的人物和《堕落》中的独白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前者是类型化的，陷入了绝对的善恶二元论，罗贝尔仿佛上帝天父，亨利是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相反，克拉芒斯在小说中占据的是整个舞台，他的对话者只有几句回声般的话语。由于让-巴蒂斯特存在于其全部复杂性中，由于他寻找着自我并对自我进行谴责，他得以逃过任何定型的标签。作为艺人和艺术家，加缪革新了他的小说技术，越过《鼠疫》而在《局外人》和《堕落》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因为，在《鼠疫》中，善和恶是泾渭分明的。这样一来，作家就不仅仅重新发现了“我”这个貌似单纯而实则饱含多重性的存在，也重新发现了叙述者这个“俄罗斯嵌套娃娃”所面临的诱惑：加缪又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遥相呼应了。在《堕落》中他化身为克拉芒斯，但人们不可能像把蝴蝶固定在标本盒中那样将他固定在这个人物上面。加缪的首部小说-叙事和其最后一部都是灵感突现的产物，体现出强烈的感染力和简洁的高雅，而《鼠疫》则经过数年漫长的构思，更多地凭借其建筑的精巧而立于不败之地。

《现代》杂志又一次把加缪推到风头浪尖上，让“审判者”再次接受非共产党左派人士的“审判”。此前当作家拒绝表态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时，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左派阵营中，加缪失去了他在《战斗报》时期积累起的合法性和道德权威性——虽然这种权威早已受到质疑。有小说中克拉芒斯之言为证：“我发现自己容易遭受攻击和公众的批判。我的友人不再像以前我习惯的那样，尊敬地听我讲话。曾经围绕着我的圈子已经破裂，现在他们站成一排列在我的对面，仿佛是在法庭上一样。我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某种有待审判的东西，自这一时刻起我就明白了，他们身上有不可遏制的审判别人的愿望。”

在《堕落》的最早两稿中，加缪曾经非常直接地谈到“我们的哲学家”。类似的称呼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当初，他在回应让松而写的《致主编先生的信》的初稿中就使用过。不过《堕落》的最终改定稿取消了这些过于明显的影射之词，变得更纯洁了。加缪选择了使用“他们”这样的无时间性的代词，赋予人物以令人惊讶的普遍性。然后，带着自我批评者的狂热和真诚，他又开始说“我们”。克拉芒斯由此成为加缪、萨特和让松，一句话，所有左派知识分子的混合物。[13]《堕落》的作者通过他人，通过萨特分子看他的目光，提供了一幅自画像。加缪获得了解放，但他通过克拉芒斯之口说道：“我一下变得伤痕累累，一瞬间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甚至以一种中学生的方式开玩笑：那个与《存在与虚无》的作者具有若有若无的同一性的克拉芒斯，正在写一篇题为《警察颂歌》的东西，刚刚开篇；另有一篇《铡刀的辉煌》，它堪称“虚无先生”的“哲学家的即兴之作”。文学就这样现实中挣脱了出来。加缪并没有提到圣日尔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两个小矮人”咖啡馆、圆顶酒吧等地方，他只泛泛地描写了“那些我们的职业人文主义者喜欢聚会的专门咖啡馆”和“我们那些小酒吧里的无神论者”。

最近三年来，加缪和克拉芒斯一样，发现生活中平添了许多敌人。他装作能够理解这些对手，内心的愤怒只能化为苦涩或者嘲笑。那位影射萨特，被加缪变形了的克拉芒斯自言自语地说道：“在哲学上和在政治上，我都支持那些否认人是纯洁的理论，也支持那些把人当罪人看待的实践……以前，我只把自由二字挂在嘴边。我每天早餐时把它抹在面包片上，我整日地嘴嚼它，我给全世界带去自由的清风。”通过“哲学家的即兴之作”，加缪让萨特变得十分不堪，而《堕落》全书的调子也变得更严肃，更少几分“同情”。“自由？”“我把这个词强加给所有敢反驳我的人，我用这个词来满足我的欲望、证明我的权力。”

加缪还有最后一条理由来切断他和萨特之间的文学桥梁。对于阿尔及利亚问题，萨特以自由和被殖民者的名义，坚拒任何非独立的解决方案。正当加缪修改《堕落》的校样之时，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体系的萨特又发表了新的言论，他呼吁人们警惕新殖民主义的骗局。萨特的结论对加缪来说是过于严酷了：“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该尝试的目标——今天这乃是当务之急——是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斗争，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主义的专制中解放出来。”[14]加缪始终对他的母亲、哥哥、舅舅、侄女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心，他也决不接受人们把他的家人和殖民者混为一谈。对加缪来说，法国的左派和萨特事实上把所有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都视为了罪人。

克拉芒斯身上的另一个侧面也把两位作家都卷入了进来：那位“虚荣得要命”的前律师自视“罕有人及”。萨特一向是自视甚高的。他拒绝和任何人就马克思主义问题展开讨论，即使是雷蒙·阿隆也不在他的眼里。可萨特也经常说他和平常人没有丝毫不同，就像克拉芒斯心平气和地嘟哝的那样：“正由于我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纯洁的人，所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超人。”加缪呢？尽管他身上落满怀疑的目光，但他对自己的态度已经超越了骄傲：他把自己当作加缪。

加缪相信，有些人始终被极权所诱惑，这些人被他视为不可与之妥协的对手。克拉芒斯问道：“我知道人们无法放弃统治的愿望和被统治的命运。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就像他们需要纯净的空气一样。支配，就是呼吸。您同意这个观点吗？”从萨特一帮人的辩证法和词语游戏中，加缪发现了一种误入歧途而又自鸣得意的思想。这种思想希望“通过诡计获得奴役他人的快感，哪怕是把奴役宣扬为自由也在所不惜”。作为自由的形而上学吹鼓手，萨特的所作所为不啻是现身说法告诉世人什么是对自由的破坏。他一边站在法共一边，一边又不时批评它，结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矛盾之处。在这年年初，他曾声称：“在历史的驱动下，法共表现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客观的智慧。它很少失误，它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可是这种智慧——智慧必得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并不总是能体现在它的知识分子身上。”[15]加缪和他的朋友罗斯迈尔、拉扎雷维克一样，对萨特的这些奇谈怪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当面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共产主义的血腥历史时，萨特和他那一帮人屈服于神圣的暴力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加缪写完《堕落》以后，对存在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版本更加超脱。他对尼古拉·达尼洛夫、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讲述了自己一些较为平和的思想。[16]战后，加缪一直在抱怨人们把他当作存在主义者，现在他却同意，的确曾有某种东西把他和萨特联系在一起：“我不是目前通行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他对达尼洛夫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充满矛盾、混乱和恶意的哲学……它根本无法解决自由和权威的问题，只能导致奴役。”而奴役，正是困扰克拉芒斯这个荒谬的、自由的人的东西。在加缪眼中，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者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由于拒绝承认任何稳定的价值根基，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事实上将历史捧上了神龛。从那一刻起，这样的改变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其结果是，他们只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建构一种哲学。对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律师出身的克拉芒斯还可以“高尚的事业”为借口进行自我欺瞒，加缪则禁止自己这样做。他的自我嘲讽已近于鞭挞：“人们还以为正义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呢！”“正义者”揽镜自照时，发现自己已经是被驱逐的流亡者，受到众人的嘲笑。

在《堕落》中重新出现的问题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是否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神圣性”。在小说末尾，作家使得信徒、基督徒都不得不直面他们的“可怕的规则”。克拉芒斯表示自己将会下地狱或者炼狱。他散步时经过的回环形的运河，还有他的那位对谈者，都让人想到但丁笔下地狱的景象。那位崇拜帕斯卡尔、研习圣奥古斯丁的大学生，如此轻易地和人谈论原罪与得救的问题。他的神圣感体现在那幅被盗走的画里，也体现在克拉芒斯的名字——让-巴蒂斯特——上。批评家和读者都会思索这样的问题：“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名字是按照福音书中的‘施洗约翰’之名来取的么？‘克拉芒斯’是否有‘呼喊的人’之义？”(1)一天，一个名叫马尔维纳·埃克奥特的人向加缪提问：“该怎样理解这个人物？在漫长的演变过程里，他真的做到了对自己保持真诚吗？他成为审判者-忏悔者，是不是仅仅为了减轻自己心灵的重负，为了通过用别人的苦难来压倒他们，以便忘记他自己的不幸？或者，小说代表了精神分析的某种进步？最后，克拉芒斯既然知道了他今后苦难的根源，他会不会选择自我超越，以便恢复他的健全人格？”[17]加缪就像一只向巴黎文坛公开喷射墨汁的乌贼，谨慎地回答这位大学生：“第一，如您所说，在克拉芒斯的名词中的确有词语游戏，您猜得很准。第二，这个人物了解他自己的双重人格，就此而言他对自己是真诚的，而我也赞成他；但当他拍打自己的胸口，以便有权利指责别人的时候，他就未能做到这一点。我反对后面一种在当代人中屡见不鲜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嘲讽中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独白。不过，我还让他把一部分真理保留在您引用的这个句子里：‘哦，姑娘，但愿你能再次投河……’”[18]重新经历一遍他们的生活，重新讲述他们的故事，不管对普通人还是对作家来说，都是一种常见的诱惑。

加缪很清楚，在巴黎有些人在私下议论说，他投身抵抗运动不够早，而萨特则心不够诚。在小说里，小人物克拉芒斯在逃到南方非占领区之后开始打听抵抗运动的情况：“可是一旦到了安全区，掌握了情况，我就犹豫了。抵抗事业在我眼中太疯狂了，甚至可以说，太罗曼蒂克了。”不用说，在这里加缪又一次疏离、摆脱了他自己的经历。

当加缪带着一种有理智的狂热开始写作《堕落》的时候，他并没有预先把小说置于一个序列之中，就像当初他把《局外人》和《鼠疫》分别与“荒诞”、“反抗”相联系一样。凭借这部才智横溢，而其产生又最具偶然性的作品，他总结、聚集并超越了自己的一生，仿佛于不经意间使他的生命获得了完整的统一性。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飞驰的灵感所支配，被一种风格所裹胁，这是一种与《局外人》中的“我”、《鼠疫》中的“他们”全然不同的叙述基调。带着与高傲的宁静相反而又相成的一份达于极致的快乐，加缪这位尼采和尚福的崇拜者汇集了种种箴言、警语、短小精悍的格言、带有玄学色彩的沉思和被紧紧抑制的感情。例证？“当人没有性格时，就应该发明一种方法。”什么是现代人？回答是：“……现代人与人私通，还喜欢读报。”这个观点是加缪很得意的：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第三次新闻生涯，而且是自觉自愿地结束的。他将对话藏于人物的独白中，借小说“请予刊登”的插页上的句子描绘出一幅1956年的现代人的肖像：“他有一颗现代的心，也就是说，他无法忍受被人审判。”这样的现代人真的存在吗？他是不是就是加缪自己？

远离他的帕斯卡尔·彼亚嘲讽地说道：“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颗‘现代的心’。也许曾经有过，但我应该已经丢失了它，因为，尽管今天我对自己并不比昨天更满意，但我却并不在意被谁审判。年老大概是这种心态的原因。大概，我的‘智慧’应该冠以‘倦怠’的别称。实际上，我根本不相信加缪说的‘现代的心’，它的反面——比如‘古代的心’，我猜——我也不信。克拉芒斯白说了许多话，可我并不像他那样觉得我们都是审判者。”[19]

艾马纽埃尔·贝尔和加缪关系很好，他在《死者的存在》中承认，德里厄·拉罗歇尔的自杀在他的心里留下了负罪感的阴影。《堕落》让彼亚感到恼火：“谈到德里厄时，贝尔先生说的那些话，《堕落》里的克拉芒斯大概也会说的。眼下忏悔都成了风气，加斯东·伽利马先生的作者们会不会也都受了传染？别忘了《死者的存在》就是献给伽利马先生的。”再没有比这番话更能伤害加缪的了：彼亚，曾经的同路人和兄长，曾经与他那么亲近，现在，他成了戴高乐分子，竟然含沙射影地把加缪比作德里厄！须知加缪和彼亚一样都是蔑视德里厄的。其他一些曾经，或者目前仍然与作家保持友谊的人，尽管不一定读懂了这本书，还是对加缪表示了善意和支持。他的中学同学、耶稣会士乔治·迪迪耶对作家说：“我喜欢这本书的艺术，无穷无尽的独白几乎和句子的内容本身一样，表现出一个人无法走出自我时的痛苦。我也很喜欢人物的灵魂。”这位神父觉得从书里读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对出神状态的寻觅，并且还勾勒出了一些神学意味。迪迪耶向加缪解释说，当他发现“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只有在改变方向时才能臻于完美”时，他的神职生涯也就发生了改变。[20]迪迪耶这样说，仿佛是要说服加缪接受一种信仰——当然他很清楚，他的朋友是不可能被说服的。有时候，信教者好像比不信教的人更能懂得加缪。莫里亚克在《堕落》中读出了上帝的缺席：“加缪就差把他的生命放在这坩锅里，我指的是上帝的审判，基督徒都会受到神的裁决的……通过加缪，我发现，最狂热地自省和自我纯净的人，不一定都是我们这些基督徒。”[21]

一位精神分析师在谈到《堕落》时分析了以下几个人名或者姓名缩写，特别是其中字母C的一再出现：

阿尔贝·加缪（Camus）

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Clamence）

耶稣-施洗-基督（Christ）

让-卡特林娜（Catherine）

这是巧合吗？“克拉芒斯”，还会让人想到“宽厚”（Clémence）、“喊叫”（clamer），还有“死”（clamecer）……

蓬塞告诉加缪，他认为这本既残酷又明晰的作品是他写得最好的书之一，只是其中的讽刺挖苦有点过头了：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世界本身是充满微笑的？”加缪回答道。[22]

“您的最后一个主人公随身携带着那部他正在写的书稿，”布里斯维尔说道，“他看上去不太有信心，这是不是寄寓着您自己目前的心态呢？”

“我的主人公的确感到失落，”加缪回答说，“这就是为何他作为现代的虚无主义者，站出来鼓吹奴役。可是，我颂扬奴役了吗？”

比起《局外人》中隐晦的宣言，那些熟悉书里书外的加缪的人，比如于尔班·波尔热，更能从《堕落》的“算计好的忏悔”里认出他这个人来。在他们眼中，这本书虚构的外表并未遮掩住其自传的真实源头。让·达尼埃尔高度评价此书，他从中读出了“基督徒和戏剧家对自我鞭挞的需求”。克拉芒斯用他精心设计的镜子游戏引导着读者，又同时令他们陷入迷惘。费尔南德·弗尔与其全家一样，因为加缪和《快报》的合作而对他埋怨不止，可即便她也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他并不比她快乐多少呢！”

“她”指的当然是弗朗西娜。

加缪已经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可是除了那些可以躲开的谋杀和军事冲突，阿尔及利亚却没有离开他。尽管他一再请求，他的母亲还是拒绝搬到法国去住。另外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是，他的朋友、阿尔及尔城市规划处的负责人让·德·梅松瑟勒被逮捕，并被监禁在阿尔及尔民事监狱K24第3区第2813号囚室。5月28日他被正式起诉。由于梅松瑟勒手下有人告密，“国土保安局”（DST）的人搜查了他的办公室。此前，他曾接待过一位来自摩洛哥的朋友，她托他向一位阿尔及利亚律师转交一份同情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摩洛哥人的名单。梅松瑟勒决定不转交这封信。米盖尔将梅松瑟勒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加缪：“他被捕的具体原因我们还一无所知。他给我们读过一封信，写信人是一位曾经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MNA）领导的游击队中待过的年轻妇女，信是写给一个阿拉伯人的。这封信可能会给梅松瑟勒带来包庇坏人、知情不报的罪名。”[23]这里提到的阿拉伯人是乌古阿格教长。曾因在抵抗运动战争中的贡献而获得勋章的女记者克洛德·热拉尔在左派报纸《明天》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我怎样走近阿尔及利亚游击队”的文章。她在拉罗盖特被监禁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被转移到阿尔及利亚。梅松瑟勒和热拉尔、迪索修士和其他一些主张“平民休战”的人一起，受到“国土保安局”的审讯。当库克神父前去探望他的时候，梅松瑟勒还告诉他，自己在囚徒中遇到了一位喜欢加缪的流浪汉。警方扣留了不少休战委员会的资料，最后，预审法官提起了25起司法嘱托，不过梅松瑟勒并未以原定的危害国家内政安全的罪名被起诉。

加缪闻讯后向《世界报》寄去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惊愕”。[24]“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迄今为止我一直让自己保持着沉默，因为我不想增加法国人民的不幸，更因为在此问题上左右两派的言论都是我所不赞成的。”他认识让·德·梅松瑟勒已经有20年了。这个人钟情于建筑和绘画，除了这一次主张休战以外，他从来不过问政治，并且他所主张的，“和任何协商，甚至和‘停火’都毫无关系，仅仅是一些人道措施而已。”这时有媒体放话说，梅松瑟勒是某个颠覆组织的成员。显然，这是当局在无法以“主张休战”或者“主张建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起诉他之后想出来的罪名。加缪把矛头指向总理摩勒，要求他说清楚人民是否有权做一个自由派。“至于我，”加缪说道，“如果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那么，我也同样反对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的主张，在我的眼中，他们所代表的同样是对无限责任的推卸。”按照当局的逻辑，不仅加缪、红十字会的代表，就连摩勒和拉科斯特也该锒铛入狱，因为他们也是了解休战计划的。令包括蓬塞在内的一些阿尔及利亚朋友感到吃惊的是，加缪进一步说道：“摩勒总理本人在一个月以前（也就是5月初左右），向我表示了对委员会行动的个人支持，他还声称这种支持是出自其内心的。”和平素一样，加缪在感到震惊的时候喜欢讽刺挖苦：“这样的表态，还将久久回响在我那位被囚禁的朋友的狱室中。”被扔过西红柿的摩勒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更加极端化，战争的气息日浓。[25]加缪希望通过能接近内阁的社会党人吉里约来干预此事。由于无法立即争取到梅松瑟勒的获释，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26]文章的标题就充满了愤怒和蔑视之情：“统治吧！”。他谴责了政府的作为，并以一种威胁，甚至是最后通牒的口气来结束此文：他“将要直接对人民讲话……用各种方式促使人民走上街头”。此外，他还要求国家赔偿因为任意延长拘禁时间而给梅松瑟勒造成的损失。在这篇文章和呼吁中，加缪和摩勒彻底决裂了，他还指出，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拉科斯特——这个头衔是摩勒改定的，他很注重这些细节——手下警察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他本人划定的框架：“让·德·梅松瑟勒的朋友们（不包括他自己，加缪在内）不能满足于私下里向他作出的道歉。一个人的名誉和自由的损失不能以慰问的形式得到补偿。这是关系到身体、关系到人的生死的大事。我要说，在国会的滔滔雄辩和一个人的荣誉之间，后者更为重要！”在加缪眼中，当前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只能用“被官僚机构维系的无政府状态”来形容，而法国已经成为“一条蠕动着拼命寻找脑袋的虫子”。在梅松瑟勒事件中，在摩勒2月6日对阿尔及尔的访问所引起的后续反响中，加缪都谴责了共和阵线政府的政策。他曾经对之寄予希望，现在却迅速地对其失望了：在拉科斯特的影响下，内阁已经完全倒向阿尔及利亚的极端保守分子一边。“对某一方的偏向已经成为一种狂热，这就是为什么政策会误入歧途。”

加缪一下子又重新成为当初那个在《快报》上每周发表时文的作者了。[27]他脱离了新闻界，但新闻界不会放弃对他的关注。《快报》针对《反抗者》作者的最新观点发表了两页纸的评论，这篇署名为托马斯·勒鲁瓦的文章带有弗朗索瓦丝·吉鲁的风格印记，颂扬和批评兼而有之。加缪曾指责过“斯大林式的偏误”，《快报》则就萨特和他的关系评价说：“多么艰难、嘈杂但又深厚的友谊灾难性地破裂了，两位作家本来曾在此友谊中相互补充、相互受益的。”总的来说，《快报》对加缪是友善的，如文中一个小标题所示，特别提到他“在34岁已享有大名”。当然，文章献给加缪的是鲜花而非花冠：“他在希望悦人时，其眼神仿佛如晨曦之色，也还依然具有他在22到25岁之间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喜剧才华……”作者设想加缪坐在弗朗索瓦丝·吉鲁的对面，两人正在共进工作午餐：“地中海式的姿态和简洁的句式，在眼光中升起的太阳和雕刻出脸部线条的黑影，这一切仿佛是无休止的决斗——一边是热情和天赋的才能，一边是拒绝倾诉自己内心的矜持。”接下来，文章提出了一个“伪问题”：“在他带着荣耀之光环的同时，还能不能抵制、不滥用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诱惑力？”勒鲁瓦还写道：“加缪沦为荣耀的囚徒，他已经迅速地化为一尊塑像，也许他无法再走出这片回荡着他的声音的荒漠——我们说的是《反抗者》的声音，一代人的声音。”在法国刚被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弗朗索瓦丝·吉鲁在克莱蒙-费朗和里昂，服务于《巴黎晚报》。弗朗索瓦丝·勒鲁瓦还记得“一位好讽刺挖苦的青年人，缺乏幽默感，带着流亡者的深深的忧愁”。托马斯·勒鲁瓦对加缪现在的“道德家，甚至是道学家的气质”感到恼火，但也承认拒绝一切宗教的加缪“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他同时反对反动者和斯大林主义，同时反对殖民主义和阿拉伯人的狂热，也同时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托马斯·吉鲁最后的结论是，“在这个极度敏感的，好像任何时候肋部都插着箭的人面前，在这个既不想忍受你，也不愿离开你，既不想行动又不想无所作为，既不想轻信又不想一无所信的人面前，我们想到了阿尔弗雷·维尼笔下的摩西，他高喊着：‘主啊……让我也有一个尘世的睡眠’。”

加缪要求阿尔及利亚法院停止审理梅松瑟勒的案件，把卷宗移交给巴黎处理。蓬塞要前往鲁昂参加一艘轮船的下水仪式。[28]然后来巴黎。加缪在5月30日给他写信说：“最近的事态让我身不由己了。我尽我所能来帮助让。6月8日我将在巴黎。你来巴黎后请立即给我打电话。”蓬塞抵达后去了一趟《快报》编辑部，见到了罗贝尔·纳米亚和让·达尼埃尔，随后在伽利马出版社见到了加缪。[29]如果这时梅松瑟勒还没有获释，加缪是准备发动一场游行示威的。司法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干预了此事。加缪的朋友摩纳特和罗斯迈尔——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编，在产业工人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影响力颇大——也正准备帮助他发动工人罢工。当然，这些工会组织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工会总同盟（CGT）那样的分量，但后者并不打算插手干预此事。加缪问蓬塞：

“事件进行得怎么样了？”

蓬塞讲了一些细节，特别是与摩洛哥信件有关的事情。加缪听完后觉得，有几个朋友做事不够谨慎。梅松瑟勒总算暂时获得了自由：

“我们的自由都是暂时的。”他微笑着说。

他的案子陷入了停顿，被暂时搁置了起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这件事情也不怎么上心。梅松瑟勒把空闲时间都用来画画。[30]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面前，加缪觉得自己和一些阿尔及尔的朋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积极地成为第三阵营的成员，坚持同时反对所有的恐怖主义和所有的殖民镇压已经变得日益困难了。那些不谨慎、背叛甚至同谋的行为，究竟始于何处呢？在安德烈·贝尼舒看来，《快报》——可是加缪早已脱离这份报纸了——、《世界报》和《法兰西观察家》是“民族解放阵线”在法国的3个代理人。和弗尔一家一样，贝尼舒也不赞成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弗朗西娜的病情几乎已经痊愈了。她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学院教授数学课程，每周上十几个小时的课。当她又谈起钢琴，还有管风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相信她已经迈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加缪总是鼓励她多弹琴。他希望弗朗西娜能够充分发挥她音乐家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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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Jean-Baptiste Clamence）名字中的Jean-Baptiste与施洗约翰（Jean-Baptiste）同样。

45．黑心的银莲花

在一对双胞胎和丈夫的陪伴下，弗朗西娜在巴勒莫度过了一段假日，那里离索尔格的利斯勒不远。加缪正忙着整理他的短篇小说集。1956年8月6日，让·格勒尼耶前来看他，加缪向他出示了小说集的手稿，题词上写着献给弗朗西娜。[1]这本书证明，即便在状态陷入低谷的时候，加缪仍然能够写出风格迥异的作品来。

“我希望在每篇小说里都换个调子，写出点新的东西来。”他这样对自己的老师说道。[2]

在主题和叙述技巧方面，加缪似乎证明了自己的多样性：《流亡》是历史性、地理性、道德性的；《王国》则在表现苦难之外，再现了遁世生活以及《堕落》失去的天堂。格勒尼耶特别欣赏其中的《沉默的人》，加缪在其中通过罢工场景再现了他的童年，以及他做工人的舅舅。

“啊！您喜欢《沉默的人》。我想借此说明，我们可以当着对面的人创造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是又不必相信那个学说。”

这么说大概是一种挑衅，因为小说本身的确是现实主义的。加缪又回到了贝尔古和制桶工场，看到了童年时代的那些波尔多葡萄酒桶和大酒桶，看见他的舅舅不用废麻也不用酒椰纤维，却能将桶板装配得分毫不差。加缪热爱这些仓库和里面堆积如山的木桶，它们是如此远离《新法兰西杂志》编辑部的办公室和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抽象思维。这些叙述散发出沙丁鱼、香肠和炭火的气息，人们可以听到长刨和锯木的声响，还可以嗅到工作着的人们身上散发的汗味儿。一下子，加缪的文字就能吸引住那些整日对“体力劳动”高谈阔论，却压根不知道自己所云为何物的人。在巴黎，总有人指责加缪是保守派、反动派。可是，他通过《沉默的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这才是我的同类！格勒尼耶还评论了《生长的石头》，这是一部“很棒的小说”，结尾十分简洁。加缪这位高才生现在问他那谦逊的老师，他怎么看“混乱的思想”。

“我不知道你指什么，”格勒尼耶说道，“如果你不告诉我这句话象征的是什么（是左派知识分子？），我可猜不出来。”

加缪所指的那篇小说原题为《叛教者及混乱的思想》。得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猜到那位正在非洲等候其继任者的传教士原来是个左派知识分子。就像在《堕落》里一样，小说作者独自滔滔不绝地讲话，沉溺在漫长的梦境里，就连读者也很难从中苏醒过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部分实现了作者追求的效果：“真是乱成一锅粥了，乱成一锅粥了！我的脑袋得清醒点才好！”

“我会把它弄清楚的。”加缪对格勒尼耶谈到这篇小说的主题时说。

后者补充说：

“我很喜欢《不贞的妻子》和《来客》，可是，我对阿拉伯人的看法和你不一样。”

在小说中，沉默寡言的阿拉伯人挤满了一辆大汽车——所谓的“沉默的护送队”，就像在加缪作品里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那样。事实上，他作为新闻人对此谈得很多，却很少在小说中涉足此类题材。加缪熟悉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并为他们感到痛苦。他也很难在短篇小说的篇幅中描写“阿拉伯人”，只是作为惯例，他向这些“陌生王国里的自由而命运悲惨的人”表达了敬意。但在《来客》中，他暗示了阿拉伯人的形象。小学教师达吕生活在彻底的孤独之中，他到处都感到自己是一个“流亡者”。宪兵巴尔杜西用绳子牵着一个双手被缚的阿拉伯人，想把这个囚徒交给达吕，但他拒绝了：

“听着，巴尔杜西，”达吕突然说，“这一切都让我恶心，首先是你牵着的这个人（阿拉伯人是个杀人犯），但我不会把他交出去的。斗争，没错，要是有必要的话，可不是为这个。”

达吕给阿拉伯人椰枣、面包和糖吃，然后将他释放。阿拉伯人独自向监狱走去。达吕是谁呢？是路易·热尔曼、居伊·莫内罗，也是加缪自己诸多面具中的一个。小说的结尾富于象征性：在达吕的课堂上，一只手笨拙地在黑板上写道：“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现在，加缪不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噤声了么？而在小说里，达吕“在这个他如此热爱的土地上……仍然是孤独的”。小学教师达吕和加缪一样，对非暴力运动寄予期望。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群体，却有着共同的目标。[3]

加缪拒绝将小说交由《快报》刊登。弗朗索瓦丝·吉鲁给他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没有再见到你，让人感到忧伤。”加缪沿用当年致《现代》杂志的“主编先生”的战术，短短数行字就表达了拒绝之意，并请吉鲁相信他的“忠诚的敬意”。[4]其实他本可以表现得更热情一些的。

加缪回到了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他不会再离开这里了。罗贝尔·伽利马看见他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新法兰西杂志》院子里的一个年轻女演员卡特林娜·塞莱斯，便知道自己的朋友又陷入了一段爱情纠葛。加缪把她介绍给雅尼娜和米歇尔认识。在一起去餐馆的路上，加缪兴奋而又困惑地对伽利马一家人说道：

“你们等着瞧吧。她是个杰出的演员，一个优雅的女人。特别不一般的是，她什么也不吃。她会点一片火腿，把里面的一点点肥肉都挑出来，吃上三小口，然后就放下刀叉。她准会这样的，你们等着瞧吧。”

卡特林娜·塞莱斯胃口很小，可却喝成升的咖啡。加缪在他的笔记里写道：“我喜欢这张清秀的脸，忧郁、伤感，有时带有悲剧气质，但总是很美；这个小小的人儿手脚挺强壮，可脸上却仿佛燃烧着凄切、温柔的火焰，那是纯洁的灵魂里的火焰。当她在舞台上转过背去时，她的伙伴该多难受啊！不过这小小的不幸会很快烟消云散的……她的小肩膀是多么柔弱……好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我又被一个女人触及内心了，我对她毫无欲望，毫无游戏的意图，爱着她，还带着忧愁。”真的是这样吗？

加缪这段时间还在忙着改编剧本。可他不满足于仅仅翻译几部现成的剧目。在和左派知识分子决裂之后，现在他不想再孤身一人了，为此他雄心勃勃地想建立一个剧团并领导它。加缪重新焕发了活力——小说、散文、戏剧，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他将再次成为作家、导演，说不定还可以再做一回演员。当他被巴黎知识界在政治和哲学两方面都孤立起来的时候，他对战前阿尔及尔戏剧生涯的思念也一度慢慢熄灭，如今这黯淡的热情又重新高涨了起来。他曾经只是一个戏剧爱好者，现在他有机会成为职业戏剧人。1955年，当他还在创作《堕落》及其它小说的时候，他就将迪诺·布扎梯的剧本《临床案例》改编成《有趣的病情》。他还告诉演员米歇尔·布盖他将重读《罗密欧与朱丽叶》。加缪总是高度评价莎士比亚。“不过这样的工作，”他说道，“一开始就需要清醒、敏锐的头脑，才能把原作当中的美表现出来。”[5]他总是看得很远。[6]加缪不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剧作家，他希望自己领导下的剧团能保持很高的演出频率，比如，每周要上演5次一出重要的剧目（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两次古典剧目（例如洛佩·德·维加的《奥尔梅多的骑士》），此外，他还计划每周安排一个上午演出古典戏剧，例如高乃依的《索佛尼斯贝》。加缪希望新组建的剧团能有一个核心的演员阵营，辅以替补演员。他甚至想到了租借艾贝多剧团。

加缪是一个拥有长期计划的人。他的设想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产物。作为一个“手工匠人”，他一旦开始写作某书，就会善始善终。萨特从未完成他的系列小说《通往自由之路》和他的论文集《共产主义者与和平》。加缪不像他那样多产，却几乎总能完成自己的创作设想。在外国戏剧方面，被他列入计划的有本·琼生的《沉默的女人》（该剧曾在阿尔及尔上演过）、奥尼尔的《奇怪的插曲》（该剧是他长久以来希望排演的）、格里鲍耶妥夫的《聪明误》、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还计划改编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暴风雨》、《雅典的泰门》等，这些计划后来都被付诸实施。在加缪眼里，莎士比亚——由于英语绝佳、熟知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文学的塞莱斯的帮助，他能更细致地领悟沙翁的魅力——在戏剧上的地位，犹如托尔斯泰之于小说。加缪还曾严肃地考虑过排演皮兰德娄的《今晚我们即兴演出》、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骗子》、卡尔德隆的《奇妙的魔术师》、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以及克莱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小凯蒂》。

他的戏剧轮演计划的第二部分由法国古典剧目组成，例如拉辛的《贝蕾尼丝》和莫里哀的《愤世嫉俗》。对《阿尔西斯特》他也很感兴趣。计划的第三部分将是法国现代戏剧。他想重新改编和排演《误会》，此外，还想把吉尤的《黑血》改编成戏剧。加缪希望把未来的10年都花在戏剧上，准备向其他一些大作家订购剧本。他甚至想创作一部名为《唐璜》的巨制，这将是他的《浮士德》，这个念头，自打他在阿尔及尔念大学起，就一直存在他的心里。

导演们也渴望与加缪合作。尽管此前和他共同排演《戒严》的经历并不成功，巴洛还是想将加缪改编的卡夫卡的《城堡》搬上舞台。让·维拉尔弄丢了约翰·韦伯斯特的《马尔菲公爵夫人》的改编本手抄稿，求加缪为他改编另一出卡尔德隆的作品：《萨拉梅亚的镇长》。[7]

这个一度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过度损耗的人，[8]还想进一步接触梅里美、普希金、马洛、康格里夫、塞万提斯、亚历山大·布洛克和克洛岱尔的剧作。[9]不可思议？这可是千真万确。他还可能写一出戏，题目将是《莱比纳斯或者双重爱情》，它将表现加缪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主题：人们可以同时和两个人谈恋爱。

到1956年夏天，加缪已经有10部戏剧作品，包括4部原创之作和6部改编自他人的作品。[10]差不多20年前，他对改编马尔罗的小说以及埃斯库罗斯和纪德的剧作就已经同样熟练了。这个译者和改编者早已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现在该轮到舞台导演来证明他们自己了。

加缪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自青年时代起，与梅尔维尔和尼采一样，这位神秘的俄罗斯作家就一直纠缠着他。作为改编者，加缪能够和朋友们合作干一些事情。“有人关切地问我——请相信这种关切能够打动我——：‘既然您自己能够写戏，为什么您还要去改编别人的作品呢？’当然，一定会有人这样问的。”可他没有犯什么错，更没有放弃：“可是说到底，我还是写出了自己的戏，我还会写别的作品，我相信它们一定会给有些人理由，我花了太多的工夫在改编上面。”一想到将要出现的空头评论家，加缪已经感到厌倦。他解释说：“当我写自己的戏时，是以作家的身份在创作，遵循的是一个更宏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计划……而在改编他人的作品时，我是作为导演在运思，遵循的是一位导演的戏剧观。”至于早年和别人共写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一剧，加缪已经是第二次试图重续前缘：“我的确相信‘整体戏剧’的效果。如果一出戏从构思、谋篇布局到最后搬上舞台都能够出自一人之力，一气呵成，那么整出戏在风格、调子和节奏上就能保持统一性。这是保证演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萨特作为剧作家，写的作品比加缪更多，但作为戏剧人，他无法和加缪相提并论，他对女演员的兴趣要远远超出对导演工作的兴趣。当他改编大仲马的《基恩》并给皮埃尔·布哈瑟尔安排了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与其说是为了“介入”不如说是为了自娱，至于具体的导演理论，他是扔给专家们去负责的。

在戏剧问题上，加缪环环相扣的思绪绵延持续了20年的时间。早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他就安排了专门一章来论述喜剧和演员的功能。对演员和对人物角色，他都有同等的认同感。在《西西弗的神话》的那一章中他曾说过：“心灵只能通过动作，借助身体才能得到表达，为人所理解——或者通过语言，然而语言既是属于心灵的，也是属于身体的。”他还点出了演员的悖论所在：“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足以明白演员的命运是什么。演员是在时间中创造和逐一再现他的人物的，也是在时间中学习如何控制人物的。他所经历过的生活越多，就越能摆脱这些生活。”不过时间本身的确是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飞去来器”：“总是有休养所等着那些退休的老演员。”[11]加缪总是告诉他的演员们，他要求拥有“改变观点的权利”。不过在1956年和在1938年一样，他眼中的一条基本的戏剧艺术法则始终是“一切都是通过肉身得到放大和传达的”。必须懂得沉默的声音，静止本身也必须是戏剧化的。加缪在排演中总是让演员大声地喊叫，以至于斯塔沙·茨维克林斯基[12]简直担心他会因此弄哑女演员们的嗓子，就像他当初折腾不听他的建议，径直用自己美丽的沙哑嗓音念台词的玛丽亚一样。

加缪一边重写卡尔德隆、马尔罗或者福克纳，一边渐渐以领导演员的导演自居。编写剧本或者改编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集体性的工作。加缪的男演员们包括米歇尔·布盖、皮埃尔·布朗夏尔、马克·卡索、让-皮埃尔·若里斯、塞尔日·雷贾尼或者皮埃尔·瓦内克；女演员们有玛丽亚·卡萨雷斯、卡特林娜·塞莱斯或塔吉亚娜·穆金等人。加缪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但和这些演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一天，他和让·达尼埃尔散步，说着说着他就开始猛烈地攻击那些知识分子、具有教职资格的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总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学衔的人，其中包括萨特和“海狸”。[13]加缪表示，这些人早已脱离课堂，可每学年还在享受假期；而演员们则要辛辛苦苦，不分时日地演出、排练。加缪说道：“和那些知识分子、我的同类相比，我更喜欢跟搞戏剧的人待在一起，不管他们的道德是不是高尚。理由有两条：第一，那些知识分子的不可爱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还文人相轻。第二条是更主要的，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有什么亏欠，总得向他们道歉作揖。”[14]他喜欢剧团里的同志情谊，还有那条在这里得到施行的原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演员们平时可能是爱慕虚荣、自私的，甚至还有些可憎，但只要演出开始，这些缺点就消失了。加缪讨厌某些专栏作者宣扬的神话，他说道：“有些媒体，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总是诱导您，让您把搞戏剧的人都想象成畜生——他们天天过夜生活，动不动就离婚！要是我告诉您，干这一行的人的生活比传言的要枯燥得多，他们的离婚率比纺织工人、制糖工人和搞新闻的人还低，您是不是会觉得失望？其实事实本来就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私生活的曝光率更高罢了。比如，我们的萨拉·伯恩哈德肯定比布萨克先生要更吸引公众的眼球！”

加缪需要排演和演出所需要的体力付出，因为身体的疲累反而更能激起他的活力：“只有在年轻时候，在运动队里，我才感觉过这种强烈的希望和团结的精神，这种感觉伴随着我们，从训练一直到比赛，不管最后我们是输还是赢……说真的，我懂得的一点点道德，还是从足球场和戏剧舞台上学来的，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大学。”什么道德？兄弟之谊和正直之心，没有这些，一个剧团就维持不了多久。加缪很了解这个行当：“多亏了戏剧，我才能逃避威胁着每个作家的抽象思维。当初我在新闻界里干的时候，我也更喜欢待在版台和印刷机旁边，那种感受胜过去写些人们叫作‘社论’的说教文字（加缪在嘲笑他自己，嘲笑他在《战斗报》和《快报》的工作方式）。在搞戏剧的时候，我也喜欢看着作品变成舞台上的一盏盏聚光灯、一扇扇活动门窗、一张张幕布和一堆堆道具。”他想象着自己亲身导演的场景——有一场，他就在莱昂诺尔·费尼涉及的模型旁边工作[15]——，话也变得抒情起来：“我喜欢这活儿，它逼迫我不仅去观察人物的心理，还要注意一盏灯、一盆天竺葵的位置，还有幕布上的斑点，甚至是藻井的重量、起伏，因为在舞台上这家伙得吊到空中去。”他高声地质问自己、写笔记、“在剧团里像没头的苍蝇跑来跑去”。这是“一门奇特的艺术，它有它的法则、它的意外和它的独特的声音”。[16]加缪告诉卡特林娜·塞莱斯：“如果我生来能够具有足够的天赋，我宁肯作一个雕塑家。在能当足球运动员和演员之前，我想作雕塑家而不是作家。我相信，雕塑是艺术中最了不起的一种。”[17]这些话是不是空话，纯属一时的奇想？或许如此，但至少说这些话的人是很真诚的。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无法脱离欣赏者而存在，但至少雕塑或者诗歌里包含的感受是一种例外，它可以在欣赏者之外找到自己的裁判者。相反，戏剧必须通过观众，才能使自己的效果得到评判。”那么，诗体剧又当如何呢？在其中，剧本、演员、导演和作者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加缪自己先下了结论：“最伟大的演员……必能最坚决地服从作者的意志。”能否说公众的品味总是很差？比起电影院来加缪更常光顾剧院，他对公众的品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马塞尔·阿夏尔的《白薯》上演到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剧场。

弗朗西娜和波尔热一家在南方，1956年8月16日，加缪给她写信说：“……这出戏（《对一位修女的追思》）的排练已经开始了，定在下午和晚上进行。我只剩下上午还算空闲，可还得时不时地去一趟《新法兰西杂志》。我又开始修订我的小说，也考虑到了你的批评和格勒尼耶的意见。在《约拿》里我改变了路易斯的‘处境’……我仔细地重新检查了约拿一生中的‘作家习气’，不过只发现了一处：在各种宣言上的签名（画家也被要求签名的），或许还有邮件。我保留了这些痕迹，不过降低了它们的重要性。我把‘混乱的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现在我觉得效果好多了），现在它的新名字是《叛教者》。我还修改了《来客》和《不贞的妻子》两篇，觉得原来把阿拉伯人的心理表现得太简单，也太乐观了。最后我还发现了《生长的石头》里的漏洞，并在末尾增加了一些文字，用来表达对生命的敬意。至于这些作品的质量，只有老天爷知道（因为今后不会有真正的批评家了）。不管怎样要感谢你。此刻，排练工作牵涉到演员和布景的位置，工作十分琐碎烦人。不过能重新干这份活儿，总是让人感觉愉快的（我有点怯意，因为这部分很难）。”

9月，他一边对小说集进行最后的打磨，一边指导排练根据威廉·福克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对一位修女的追思》。几年前，他的代理人、米歇尔·伽利马的姐姐尼科尔·朗贝尔曾经要求福克纳准许加缪改编他的书。[18]无奈当时加缪本人对将小说改编为剧本并不感兴趣。他在读过《零和无限》之后曾对作者阿瑟·科斯特勒说过：“戏剧，根据我的经验，倾向于夸大事物，使它们变得平庸。可当人们选择用小说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这种形式就会给故事带来某种小说独有的明暗色调。”[19]不过，福克纳的这部小说是个例外，它具有一种自然的戏剧性结构，而且此前他本人曾帮助一位女大学生琼·威廉斯将其改编为剧本。原小说出版于1951年，其中包含三“幕”：法庭、金色圆顶、监狱。[20]加缪将其改编为一出包括前后两部分的八场剧。几乎同时，莫里斯·埃德加·古安特洛正在为伽利马出版社翻译这部小说。译者和改编者在通信中就小说标题的译法交换了意见。原题中的“nun”（即“修女”之义）一词该如何处理呢？古安特洛觉得译成“religieuse”不好，“bonne soeur”更糟；“sainte”听上去朗朗上口，但意思不确切，因为在原作中讲述的是一个不合教义正理的门派，内中并无“圣徒”可言；而“nonne”一词在古安特洛看来具有几分戏谑的色彩。[21]对小说原作的翻译和根据它改编的剧本理应具有同一个题目，于是最后由加缪拍了板：就叫“Requiem pour une none”（即《对一位修女的追思》）。

对加缪来说，故事中因杀害汤普尔的孩子而被处以绞刑的南希及汤普尔本人让人印象深刻，但和人物形象具有同等吸引力的是福克纳的写作风格：“福克纳的文风，以其短促的停顿、戛然而止的句式、反复出现的回旋节奏、丰富的插入句和括号，以及多如泉涌的从句，给我们提供了古典悲剧台词的一个现代版本，而且是自然而不做作的现代版。这是一种让人屏住呼吸，甚至是一种让人痛苦得喘不过气来的风格。”当然，加缪不会逐字逐句地照搬福克纳，他想的是“忠实于对方文体的某些特征”。“我觉得，”他对古安特洛说，“如果演员想表达那种痛苦到窒息的感觉，福克纳的‘黏着’的句式能够帮他们的忙。只是到了最后一幕（监狱）我才引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它可能会像说教，在今天，1956年的巴黎，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首先推出了福克纳，尽管改编他的作品困难重重，而且我个人的工作也有许多不足……”[22]加缪眼中的福克纳，是一个带有很深悲剧气质的剧作家，他的小说主题既古典又现代，其人物总是被责任和命运的冲突所纠缠。有些人会对其文本中的宗教意蕴感到惊讶。“我不相信上帝，这是真的，”加缪说道，“可我同样也不是无神论者。我和邦雅曼·贡斯当的看法一样，他觉得，不信教的背后蕴藏着某种粗鄙的……还有陈腐的东西，是的，就是陈腐。”[23]1956年的加缪并不比20年前更具宗教信仰，但他始终对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对话感兴趣，还在他沙纳雷伊街的寓所与为巴黎各界所熟知的阿尔特曼修士谈论宗教问题。沙纳雷伊街离巴尔贝-德-茹伊街的巴黎总主教区很近，那里有不少宗教协会和研究小组，阿尔特曼修士也是其中的常客。

不管是出于道德准则还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都必须顾忌弗朗西娜的感受，因此卡萨雷斯和加缪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同一张戏剧海报上。加缪挑中了塞莱斯作为合作者，尽管她当时正在出演《海鸥》。他约她在利普啤酒馆见面，把《修女》一剧的手稿带给她。[24]

“请您读读这个剧本。如果您感兴趣，角色就是您的。”

一个导演未经试演就把主要角色分配给一位初出茅庐的演员，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卡特林娜·塞莱斯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战争期间死于集中营，母亲是业余小提琴演奏家，她曾写过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戏剧的学位论文，对加缪希望改编的《马尔菲公爵夫人》很有研究。此前，由于别的机缘，塞莱斯作为巴拉肖娃的学生，曾代替玛丽亚·卡萨雷斯出演过《寻找作者的六个人物》。

卡特林娜性格严肃，还有点儿古怪，曾和一个英国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她可能是加缪遇到过的最有文化修养的女演员。她并非“黑脚”出身，却在战争期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她有着精灵一般的体形和忧郁的眼神，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她能接连几个小时思考她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和饮茶的姿态。她在艺术上追寻的是整体性的表演方式，喜欢调查和阅读。加缪向她推荐的角色是富有魅力，甚至几近疯狂的。戏剧家重新经历了他此前只和玛丽亚在一起有过的独特感受：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在舞台上说另一个人的语言，融入她想象出来的角色之中。玛丽亚和卡特林娜都是最好的、最富有感性的演员，她们一个是西班牙人，有热情似火的性格；一个矜持含蓄，像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物，但她们两人都代表了加缪心中的梦想。

加缪很快地告诉卡特林娜，戏剧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高级、最有普遍性的一类。写剧本是作家艺术的最高峰。当然，加缪并非是说自己的剧本是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为什么要将福克纳的小说改编为戏剧呢？有古典气质，喜欢写紧凑句子的加缪和有浪漫的气质，经历了激情洋溢时代的福克纳相遇，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呵。在加缪眼中，福克纳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我要说他创造了他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不可替换的世界，就像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曾经做过的那样。《圣殿》和《方柱》是当之无愧的杰作。”[25]在塞莱斯面前，加缪强调的是：“一个人站在痛苦的悬崖边缅怀过去的沧桑，他的话必定像用词和句子绕成的螺旋……汤普尔在哪里？在她想忘记的孟菲斯的温柔的地狱里，而南希则生活在盲目、担惊受怕、无知的痛苦状态里，结果使她同时变成了杀人者和圣人。”[26]

南希是黑人，然而，萦绕在改编者意识中的首先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痛苦和得救的问题。在排练的过程里加缪一再强调：必须表现出这一痛苦的深广和分量。汤普尔的丈夫高安有忌妒的理由。加缪很看重这些场景，可惜米歇尔·奥克莱尔在舞台上表现得不理想。在剧中，一个男人发现了别人写给自己妻子的色情书信。在萨尔兹堡，加缪本人就发现过这样的书信。由于她的母亲的来信，西蒙娜·伊埃还时时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为了获得毒品，瘾君子可能会借助谎言，可西蒙娜的谎言到了张口就来的地步。剧中的汤普尔说道：“为什么我不可以停止撒谎呢？这应该是很容易。停止撒谎，就像停止奔跑、喝水，或者停止吃甜食一样，不需要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可是，撒谎大概是一件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事情。”加缪觉得，撒谎经常是无法避免的，它有其形而上学的维度。《对一位修女的追思》也是一个关于卑鄙和赎罪的故事。被加缪戏称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卡特林娜·塞莱斯为演此剧翻阅了福克纳的全部作品，了解了汤普尔的一生。加缪召集演员们开会，给他们提出各种有用的建议，然后就把他们赶上舞台。有时，他还亲自跳上去，就台词和动作指点一二：

“戏剧，是由两个身体来演绎的伟大的故事。”

他提到了尼采的思想：对那些不是出自身体快乐的思想，我们要保持警惕。演员要学会张开他们的臂膀。加缪在演员面前从不颐指气使。每个导演都有他的风格，雷蒙·鲁洛会说：“这个词，得用高音念！”加缪则不然，他会轻轻地说：

“可别学我的语调。”

加缪的阿尔及利亚式的、地中海式的语调是温和的，他从来不在舞台上大喊大叫、歇斯底里。他不像意大利导演斯特雷勒那样喜欢强迫演员，也不排练巴拉肖娃式的心理剧。导演工作的快乐对他来说毋宁在于挪动一张椅子、换掉一根绳子、改变灯光的效果，如此而已。面对演员技巧不够理想的现实，他学会了不丧失信心。换个人做导演，会强迫演员苦练，加缪却非常希望保持排练过程中的欢乐气氛。他管戏剧叫作他的“法伦斯泰尔”、他的“基布兹”。当他写完《堕落》时，他曾经身属的左派知识分子圈对他的排斥达至极点，让他备感心酸和孤独。而现在，弗朗西娜的忧郁症逐渐好转，剧团中洋溢着友好的、兄弟般的情谊，加之还能感受到玛丽亚和卡特林娜充满爱意与温情的关注目光，加缪渐渐忘记了梅内特利耶大夫的温泉浴和素食疗法，转而相信一位营养学专家乔治·巴泰大夫（此人曾经给铁托和西哈努克看过病）的意见，并变得青春焕发、活力十足。《对一位修女的追思》，用加缪的话说，将是他的中学会考，是他作为职业导演而获得的第一份文凭和资格证。再往后，当他上演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他将获得更高级别的“教职资格证书”。

玛丽亚成名已久，激情四溢，她全心全意地拥抱生活，用平等的目光看待阿尔贝，视他为自己的兄弟。卡特林娜的心思则不一样。她和玛丽亚一样欣赏崇敬加缪，可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她才25岁，他已经43了。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点儿教师爷的架势。她在对他的充满了增删文字而难以卒读的书稿作注，而加缪又给她寄来成包的新校样。如果他建议她去读一本梅赫迪特的书，她会找来这个人的全集；他们一起发现了穆齐尔的妙处，也一起听音乐。加缪狂热地喜爱G小调五重奏以及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希望听着这首曲子死去。他也高声地对卡特林娜朗诵夏尔和圣-琼·佩斯的诗歌：

这些眼神空洞的伟大演员，
这些被缚的先知……

玛丽亚·卡萨雷斯的演艺生涯完全独立于加缪之外，卡特林娜·塞莱斯则在结识加缪之前刚刚进入戏剧界。她是和他在一起工作之后才开始获得名声的。玛丽亚和卡特林娜接受了她们两人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双重关系，她们也接受了阿尔贝对弗朗西娜所承担的义务。和卡特林娜相比，玛丽亚对加缪的种种不幸遭遇表现得更宽容一些。

加缪指导《修女》一剧排练了80次，每日从13点到凌晨1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排演期间他在玛蒂兰剧院背后的“茧室”餐厅吃晚饭。卡特林娜通常买一些肉糜，一边逛街一边吃。当初，《误会》在玛蒂兰剧院上演未获成功，加缪想通过迟来的成功弥补遗憾。他在指导卡特林娜时对她的要求十分严格。相比之下，他对其他演员给予了更多的自由度，一旦他们找到了融入角色的灵感，就任其探索自己的道路，至于最后演出的成败，就看他们自己了！总之，全剧的成功，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表演是关键。她不喜欢自己的手，于是，加缪在她饰演的汤布尔走出来的时候向她打手势：

“别张开你的手指。说来说去，营造美的不是手的形状，而是演员的动作。”

卡特林娜有记排演手记的习惯。其中有些笔记的内容是现场技术性的：“开一扇门”、“拨一个电话号码”、“转身”，等等。还有一些笔记是她在排演结束之后写下的，笔调中的诗意超过了心理学色彩。例如，就汤布尔这个人物她如此写道：“悲剧性的人物，然而既不阴郁，也不疲惫，也不忧愁；在痛苦中充满活力……一朵带着黑心的银莲花，可是带着生活中所有的色彩……”还有：“表演，要带着绝望和慷慨，天赋和激情，超脱和温柔，距离与狂热……”

当加缪正式出版他的剧本时，卡特林娜·塞莱斯为之作注。在书的第100页有这样的文字：“汤布尔就像一个线轴，线已经绕完了，可到头来线轴还是满满的。”这是加缪写的一句舞台指示，为的是准确把握台上的总体风格。勒内·夏尔观看了《对一位修女的追思》的第50场演出。

“这戏就像一个线团，抽到最后一根线头，才发现它原来还是满的。”夏尔对卡特林娜说道。

为了加缪，卡特林娜还学会了打字。她打剧本和讨论会的记录。他们两人，谁也不是按照另一个人的指示在生活，而是心甘情愿的——这难道不是激情存在的一个条件么？在伽利马出版社，苏珊娜·阿涅利扮演了加缪的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中转站的角色。在她眼里，加缪喜欢保守秘密，而他的首要的秘密便是他的工作。至少，不管加缪的女人们信任不信任她这位秘书，她都是这么对她们说的。她总把神神秘秘遮遮掩掩的活儿扛在自己肩上：加缪在工作，没错，可在跟谁一起工作呢？

晚上重新回到剧场以后，卡特林娜是少数几个还会去沙纳雷伊街的人之一。自1956年6月以来，加缪就住在这条安静的街上。他在附近的廉价商店购买了大部分需用的家具。夏尔住在二楼。阿尔贝的小寓所连卧室带工作室，月租50000法郎，由他亲手交给房东、财政稽核员让·德·托克维尔。这栋公寓楼是一座盎格鲁-诺曼式的建筑，离大船东尼阿尔肖的公馆不远。玛丽亚总有理由不来沙纳雷伊街。在加缪的工作室里，来访者能够看到尼采和托尔斯泰的画像，还有阿尔贝母亲的一张照片，搁在斜面架子上。加缪喜欢站着写作。卡特林娜还有去夫人街的托词：她是在这出戏的海报上出镜的女演员。对她和加缪自1956年9月起开始的这段爱情故事，弗朗西娜只装作不知。

和玛丽亚一样，卡特林娜也可以随时去她中意的餐馆，例如第5、6、14区的“古斯古斯”以及胜利广场的路易十四餐厅。加缪平时还喜欢去“铺路石”、“布朗日西”、“索尔费西诺”、“小园”、“剑桥”。他在意自己的健康，也关心卡特林娜的身体。在一个人的时候，他只随便吃点儿燕麦粥和鸡蛋。他很少喝酒。卡特林娜和他总是不断地下决心戒烟。加缪坚持了15天，最后还是重新拾起了他的“蓝盘”牌香烟。抽烟对呼吸不好，这一点他很清楚，可离开烟草他没法活，在香烟和女人面前，他总是缺乏说不的意志。呼吸困难、心慌、禁闭幽闭恐怖症，这些老症状又陆续出现了，折磨得加缪心烦意乱。他努力地克服绝望的情绪，还开始练习瑜伽。卡特林娜·塞莱斯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师让·克雷恩。在剧团里，这位导演向他的演员们要求一种新鲜空气，这是他在这座城市里所缺乏的。

加缪对戏剧界的事情有一种特定的伦理观。他告诉卡特林娜，演员们不应该和评论家打交道，不管评论家写了些什么，演员都不该和他们通信。这样的要求可是和作家加缪的做法背道而驰的。也许，在《反抗者》事件之后，他终于学会了无视小道议论的风风雨雨？书和戏剧将流传后世，评论文章则会从人的记忆里消失。争一时还是争千秋，智者当不难决断。当然，加缪也并不绝对遵循不和批评家来往的原则，例如他和基·迪米尔，当代最敏锐的批评家之一的关系就很好。不过这也许是个例外，迪米尔毕竟是他的老相识。

在《对一个修女的追思》进行彩排之前，加缪已经开始构思一篇论死刑的文章：“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断头台是他自童年时代起就挥之不去的意象，曾在《局外人》和《鼠疫》中出现过：默尔索是被处死的，达鲁看见过作法官的父亲判处犯人死刑。加缪就此咨询过罗歇·格勒尼耶；作为记者，罗歇·格勒尼耶曾采访过巴黎的一位刽子手的助理，他那部揭露无孔不入打探隐私的记者（加缪厌恶这样的记者）的小说《妖魔》就使用过采访搜集来的材料。加缪主张取消死刑并不只是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30年来，国家犯下的罪行远远超过了个人的罪行”，必须把个人的命运置于国家的地位之上。他的推理是基于“有理智的悲观主义……逻辑……和现实主义”。这篇文章和阿瑟·科斯特勒与布洛克-米歇尔的文章被汇总为一本书。卡特林娜在加缪的这项工作中担任他的助手，她采访了卫生检疫所的一位主持神父，但谈话之后她深感震惊，因为此人赞同死刑。

一种情感的逻辑促使加缪通过文学创作和评论来介入此事。由此看来，《对一位修女的追思》（剧中的南希被判处死刑）和“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它们实际上起到了相互印证的效果。法国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赞同保留死刑的，加缪则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废除死刑的氛围。文章一开头，他就提到一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在他的一生中具有原初意义的场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一个罪犯因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在阿尔及尔被判处死刑，他被控杀害了一个农场主的全家，包括孩子。此外，这个残忍、嗜血的农业工人还盗窃了被害人的财物。这起事件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普遍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死有余辜的妖魔，砍头的刑罚依然来得太轻了。有人后来告诉我，我的父亲就持这样的观点，因为罪犯的残忍令他感到义愤填膺。关于我的父亲我知道的事情很少，然而我却知道，他希望亲眼目睹对罪犯的处决，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临刑那天，他半夜就起了床，匆匆赶往位于城市另外一端的刑场，等他到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那天清晨他所看见的景象，他后来从未向任何人谈起。我母亲只是讲到，他回家时眉头紧锁，不发一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开始呕吐。他刚刚目击的现实，平时被掩盖在人类义正词严的话语之下。在那一刻，占据他脑海的不是那些被害的孩子，而是那具刚刚被砍掉头颅，还在抽搐不止的尸体。”

《对一位修女的追思》大获成功，共计上演了超过600场。当扮演总督的演员米歇尔·莫雷特因病无法登台时，加缪曾兴致勃勃地4次代他演出，倒也中规中矩。该剧人物只有7个，演员酬劳也不高，这就使演出的支出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战前，劳动剧团的成员们曾经嘲讽某些巴黎的文化团体想“拍”戏剧。到了1956年岁末，专为发展街头戏剧而设立的卡桑蒂戏剧节和乔治·埃贝尔影片公司已经在争抢《修女》一剧。该剧的两位作者——加缪和福克纳——都希望借助发行公司的力量，把它推广到外省、比利时、卢森堡甚至北非去。

一时间加缪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来自美国的演员路易·乔丹在巴黎会见了他。乔丹和他的代理人已经摸过一些制片人的底。“您希望把《卡利古拉》搬上纽约的舞台吗？”[27]可是，作家并不太信任那些把脚踏进戏剧舞台的电影演员。没错，只要有好的导演，再经过10次排练，一个平庸的戏子也能在电影摄像机前演出个模样来，但在舞台上就决不容鱼目混珠，只有真正的演员才能把观众吸引到剧院来。加缪说道：“您的提议……对我很有吸引力。”然而他无法接受这个邀请：“导演工作对我来说不是简单地指挥演员、控制演出，甚至也不是解决极端重要的、被很多导演忽视了的节奏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乃是指导演员。然而在这方面，我薄弱的英语知识恰恰是最大的障碍。”在倾听卡特林娜·塞莱斯朗诵古典的或者现代的英语文本时，加缪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当然，”他对乔丹说，“我可以直接和您谈话……再通过翻译把我想说的内容告诉其他的演员。”可是，即便有翻译在场，加缪也面临一个“耳朵的问题”。他的习惯是闭着眼睛听演员排练：“我完全没有办法判断某个英语单词的语调念得对不对。即使做乐观的估计，您也只能请到半个导演，可是需要的却是整体的指导。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够隔着遥远的距离帮助您，就您可能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建议，当然，是否接受它们全在您。”[28]加缪还表示，他可以去现场观看最后几次排练。

加缪对时事和政治拉开了距离。和许多法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热切地关注着匈牙利的总罢工、布达佩斯的工人联合会的成立、纳吉的上台以及他在苏联军队介入后被捕等事件。此时萨特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在他看来，短短一年间，共产党就丧失了“非同一般的客观的智慧”。萨特筹划了一期特别的《现代》杂志，专门讨论匈牙利事件，还在《快报》上撰文谴责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他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思想，但其苏联版本的信誉已经破产。“苏联出口的共产主义产品”成为他大加嘲讽的对象。至于加缪，他在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之后，赞同英法两国对埃及进行联合干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与大批自由派朋友和非共产党的左翼都不相同。他仍然认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受到莫斯科和开罗的操纵。具有超凡影响力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纳赛尔上校无疑在支持“民族解放阵线”。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试图利用“阵线”，但后者并不服从他。阿马尔·乌兹加纳也脱离了共产党。1956年10月22日，摩洛哥政府租用的一家飞机遭到拦截，当时飞机上载着“民族解放阵线”的要人，如艾哈迈德·本·贝拉、穆罕默德·卡利德、侯赛因·阿伊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布迪亚夫和拉巴·比塔特等。摩勒政府——此时孟戴斯·弗朗士已经退出他的内阁——试图遮掩此事。事后证明，这起违反国际法的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社会党籍的部长马克斯·勒热纳。另一位部长阿兰·萨瓦里也为此辞职。加缪认为这起事件是不道德的，尽管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中早已无法谈论什么道德概念。此外他还表示，监禁反抗运动的领导人非但无助于事件的解决，相反只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在北非，看不到任何军事和平民停战的前景。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已经开始考虑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可能性。加缪谴责了匈牙利的镇压事件，但左派指责他没有依据同样的原则严正抗议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加缪还拒绝在某些请愿书上签字，因为他觉得这些文件立场偏袒某一方。

然而他仍然选择了介入。

46．沉默之路

在种种烦忧中，加缪迎来了他的1957年。他为阿尔及利亚问题感到担忧，为家庭问题所困，内心矛盾重重，有时还受到孤立。他说过，阿尔及利亚是他的病灶，就像他的肺一样。

在北非采取的旨在维持秩序的行动，眼下已经被称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者没能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却在外交和政治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巴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议员们投票同意授予摩勒政府专门的权力，这意味着法国将向北非大量派遣新兵。[1]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共产党人则拥护独立。随着局势的恶化，不少法国青年在军中的服役期限将超过12个月，有些甚至超过两年半。此外还有一些预备役军人被重新征召入现役。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愤怒地喊道：“退役？去他妈的骗局！”加缪总是在为其处在威胁中的亲友们担心，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吕西安写信告诉他：[2]“妈妈的身体很好，当然腿脚是个例外。她的脚变形得越来越厉害，现在穿鞋都很困难了。”吕西安自己被召入了“本土保卫军”的队伍：

“从职业角度看，我眼下还没遇到什么麻烦事。可是当局还是召我入役，参加维持车站、电车的秩序。我敢说，要不是能天天看阿尔及尔的漂亮姑娘，这份差事还真令人心烦呢……

你的新书出来了，能送我一本题过词的吗？

紧紧地拥抱你。吕西安。”

加缪的母亲和吕西安、弗尔一家人一样，哪怕在电车上也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尽管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号召——这些人以萨特为首，包括不少不久前还和加缪亲近的人——，真正拒服兵役的青年只有几百人。他们出走到瑞士、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那里和其他一些逃兵会合。法国军队，包括职业军人、打先锋的外籍军团，以及抽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士兵，在这个国家步步为营，实行分区控制。在法国本土，在巴黎、鲁昂，工人、职员、身着统一着装的农民都集会抗议战争。在阿尔及利亚，不管心中还有多少信念，法国人依然在恪尽职责。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城市恐怖战，在阿尔及尔的咖啡馆和酒吧安放炸弹。[3]阿尔及尔市长协会主席阿梅德·弗罗热遭暗杀身亡。[4]伞兵部队指挥官马苏将军带领他的强悍高效的部队，开始负责维持治安：他们将逮捕阿尔及尔自治区域的领导人雅塞夫·萨阿迪[5]，以及罗兰·西姆内，因为他在被通缉的阿马尔·乌兹加纳逃亡期间，还向他提供胰岛素。[6]在领导人拉尔比·本·马西蒂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以后，“民族解放阵线”的首脑们离开阿尔及尔，转移到了突尼斯。新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全国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会议，吸收了费尔哈特·阿巴斯进入其执行委员会。阿巴斯立场温和，在加缪奔走呼吁停战时曾支持过他，但几个月前已经转向了革命一边。在巴黎，法国政坛也风云突变。1957年5月摩勒政府垮台，布尔热·莫努里和弗里克斯·盖伊阿先后组阁，一时间，政府更迭仿佛成了体育游戏。

“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了。该组织成员在梅卢扎杀害了374名阿尔及利亚本国人，因为疑心他们支持梅萨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阵线”的领导机关被法国军队赶出了城市，处境艰难，但“民族解放军”却在边境地带以及突尼斯不断壮大，其原因在于，它既有农村基地（这是加缪知之甚少的）的补充，又有城市出生的干部。留在阿尔及利亚本土的“民族解放军”的力量固然遭到了削弱，其中一些部队缺乏兵员和武器，内部还陆续出现分裂现象，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力量在军事、政治两方面的得失恰好是成反比的。[7]普通的穆斯林群众已经开始憎恨法国人。关于酷刑的种种传言报道也让法国本土的民众不知所措。一些法国军官认为，既然法国在印度支那已经被共产党击败，那么阿尔及利亚就变成了捍卫西方的前哨阵地。不过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在表面是“非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更是“反共产主义”的。至于加缪，他一向反对在开罗设立有领导机关的泛伊斯兰运动。

阿尔及利亚战争燃烧到了塞纳河左岸，引起了激烈而广泛的争论。在主张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的阵营里，有作家雅克·罗兰、历史学家劳尔·吉拉尔代、记者雷蒙·布尔吉纳等人。在伽利马出版社的迪沃尼·马斯科洛，特别是在《快报》和《法兰西观察家》的影响圈里，不少人则渐渐转向支持“阵线”。弗朗西斯·让松一向反对殖民主义，他在法国发起成立“民族解放阵线”的后援会，声称要为“阵线”“提箱子打杂”。即便是雷蒙·阿隆似乎也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尽管他这样做的理由和萨特大相径庭。由于无法在《费加罗报》上就此问题表态，阿隆干脆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小册子，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他预见到“黑脚”将来的流亡命运，认为一体化政策已无法实现，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将使法国承担昂贵的代价，因此这个国家的独立将是无法避免的。阿隆和加缪一样，认为针对平民的军事冲突、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交火是残酷的。然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除了拥抱“以实力谋取独立”这个理念以外，别无其它选择。阿隆从不像萨特那样企图为恐怖主义辩护。以加缪的立场来看，如果法国人能够继续留在阿尔及利亚生活，那么阿隆的主张是部分可以接受的，但他坚决反对有霸权倾向的“民族解放运动”。梅卢扎的惨案就是证据。在巴黎和里尔这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对抗，一派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人，一派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后者人数较少，“阵线”指责他们企图和殖民主义者进行合作。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增加了加缪对“阵线”的恶感。

1957年1月4日，让·格勒尼耶在伽利马出版社和加缪聊天，话题渐渐转到了政治方面。这时弗朗西娜忽然走了进来，说她赞成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这也是苏斯泰尔的观点。[8]

“《快报》真是可恶，当法国人被屠杀的时候，他们却在印行纪念胜利的册子。”弗朗西娜说道。

格勒尼耶和加缪在有一点上意见相同：法国政府本应明确宣布它的政治目标。应该明确阿拉伯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引导民意。加缪说道：

“法国政府不应该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它现在正在招募妇女和儿童。应该明确地拒绝他们。”

这一时期，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伞兵部队击溃了民族主义者的武装，一些俘虏受到了法军的虐待。摩勒总理（当时尚未下台）建议加缪参加一个“维持自由委员会”，参与调查虐囚事件的真相。加缪拒绝了此一提议，并在致摩勒总理以及蓬塞等友人的信件中说明了拒绝的理由。在他看来，该委员会的职权没有得到明确，政府没有给予它任何独立、高效地展开工作的保证，也没有赋予它调查的特别授权。[9]加缪决定从此不再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当然这仅限于公开场合，私下里，他仍然在几条战线上继续斗争。同为阿尔及利亚人的作家让·塞纳克在一本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义务”的文章，对加缪有所指责：“加缪，当他不久前还没有否认《正义者》的不正义之时，曾经说过，写作的人永远达不到死去的人的高度。”加缪收到了匿名寄来的这篇文章。他用一封信作出了答复，此外没有别的回应。[10]加缪没有在他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观点和他的戏剧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塞纳克所说的）‘还没有’三字是多余的。《正义者》的主题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而我今天也依然没有改变当初的观点。《正义者》中的主人公拒绝投掷炸弹，因为他发现除了在自己同意去暗杀的大公之外，炸弹还可能夺去两个孩子的生命。这一拒绝意味着，在谋杀和不义行为当中，仍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此，我在戏剧和《反抗者》中都给出了具体的例证。在我看来，只有遵守这一界限，反抗才可能带有真理性和伟大性。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从未变化，如果说我可以理解和崇敬解放运动的战士，在那些杀害妇孺的刽子手面前，我却只感到厌恶。谈到当前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众的事业，再没有什么比将要普遍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更能损害它的了。恐怖主义将会延迟，甚至是无可挽回地取消正义的解决方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有的知识分子或者阿拉伯领袖不同意我的立场，假如他们声称，正是因为法国人也屠杀过无辜之人，采取过集体镇压的方式，因而从另外一边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才无法制止，那么他们的推理将是值得讨论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你们不能歪曲我的观点，把我一向反对的东西说成是我赞成的（哪怕这一歪曲是针对我的过去）。我不仅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且今天继续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无辜平民的屠杀。我还必须说明，您所说的‘还没有’不但不符合事实，甚至带有侮辱性，因为它所针对的是这样一个人——您知道的，20年前，他独自一人在阿尔及利亚投入了捍卫阿拉伯人民的事业。”当年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加缪并非孤身一人。他表示并不想给塞纳克上课。“许多人……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死去，双方都有死者。您是从事写作的，在您出言反对我之前，在您接受《正义者》的不正义之前，请好好考虑一下吧。‘不正义’一语从我们嘴里说出毫无分量，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是血淋淋的事实。”这封信自然成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塞纳克给加缪寄去一张文辞动人的明信片，上面印着意大利费耶索莱镇的风光：“尽管友情不再，尽管我的兄弟胸有怒火，尽管在那个夜晚血雨腥风，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会一起重新找到费耶索莱的宁静，在我于《婚礼集》的开篇之处经历它之前，我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种宁静。”[11]

在初版20年后，加缪重新刊印了100本精装版的《反与正》。让-雅克·波维尔从夏尔洛出版社取得了该书的版权。在新版序言中，加缪承认作品的形式还显得“笨拙”，但他“无意收回任何已经表达的东西”。布里斯·巴兰则从中看到了加缪写过的“更好的东西”。加缪的新版序紧凑、机敏而又充满伤感，是对纯洁的生活体验的一曲不乏理智的颂歌。“为了改变天生的无动于衷，我曾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再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则让我懂得了历史并不是一切。”加缪谈起了他的“卡斯蒂利亚”式的性格，谈到了他缺乏享受和财富方面的品味，“我贪恋这样的自由，它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瞬间消失。（过去）我能体验到恐惧和绝望，却从不知道什么是苦涩和心酸。”

在阿尔及利亚，每天都有屠杀和处决。加缪在新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一文的某些片断。[12]1957年3月26日，他照例和让·格勒尼耶在利普啤酒馆吃饭。[13]加缪表示，“民族解放阵线”拒绝摩勒提出的举行选举的建议，而这个建议其实是有利于民族主义者的。在作家看来，共产党现在减少了对摩勒政府的支持，是希望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削弱法国。他认为梅萨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倒是“和俄国人脱钩了”。

“阿尔及利亚的本地人对战争的持续感到厌烦了。”加缪说道。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到阿尔及尔去找工作的农民告诉吕西安，他在内地乡村的生活已经毫无出路了：“强盗”们抢走他的鸡，另外一边，政府军作为报复，又拿走了他的大麦。加缪认为，“民族解放阵线”那帮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1957年4月1日，加缪在王后镇让·格勒尼耶家里吃饭。和以往一样，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总是他们谈话的中心。他们谈到，奥兰省省长威胁一位中学校长说，如果他服从“民族解放阵线”的罢工号召，就会受到惩罚。校长违背当局之命行事以后，果然被处以48小时的监禁。在被关押期间，一位对自己干的肮脏活儿感到厌恶的中尉对他讲了些内情。[14]加缪还向格勒尼耶描述了自己不久前在巴黎和一些无助的阿尔及利亚人见面的场景。

“我告诉那些陪同（安德烈）贝尼舒的阿尔及利亚人，如果他们觉得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漠不关心，甚至乐见其成功，那他们就错了。在法国有很强大的反对独立的潮流。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就像3位激进派的议员（例如马克·洛里奥尔）所建议的那样，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和人口还会被重新分派。如果阿拉伯人抱怨说奥兰、阿尔及尔和那些工业发达的地区被从他们手里夺走了，法国人的回答将会很简单，因为是法国开发了这些地方。”

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克洛兹里-德里拉斯。安德烈和保罗·贝尼舒参加了谈话。在座的还有安德烈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阿尔及利亚朋友，以及另一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人。当贝尼舒一行人穿过卢森堡公园时，那位小学教师说了一句阿拉伯谚语：“在家千日好。”（至少保罗听来是这个意思）——或许，他是在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温和立场。[15]

加缪忙着筹划在昂热戏剧会演上重新推出《卡利古拉》。接下来他也许会去南方，可能是科里乌尔，不过如果他感到疲惫，也可能会去卡布里斯休养。他想避开“蓝色海岸”如潮的人群。说着说着，他和格勒尼耶的话题又转回到阿尔及利亚。

“孟戴斯·弗朗士？”加缪说道，“他被孤立起来了，为此他很苦闷，几乎算得上得了抑郁症。埃德加·富尔？他准备好了出卖一切。这是个没有良心的家伙。戴高乐要回来了……”

加缪还是丢不开“切割”阿尔及利亚的话题。“虽然重新划分土地不是法国希望看到的，但有个前景总比没有好。”他贪恋地阅读了蒙泰朗的《手记》。和《约拿》的作者一样，蒙泰朗也针对那些阻止艺术家工作的人发出了不平之鸣。

加缪对一切评论都十分敏感，不管它们出自何人之手。在英国，一位名叫卡拉西沃罗的人在《遭遇》杂志上抨击了他的沉默。加缪立即致信杂志的主编之一斯蒂芬·斯宾德，他表示，自己希望看到殖民体系的终结，希望立即召开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圆桌会议，来讨论“瑞士”式的自治政体的可能性，这一政体将能确保两大族群的自由，并把他们联合在一个联邦框架之内。“作为法国人，”加缪写道，“我无法参加阿拉伯游击队。作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我不能同意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径，事实上死于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人民更多于受害的法国人。”[16]同一天，加缪还写了一封答复F．勒布兰——此人是工联主义者，因此前加缪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而致书于他——的信，谈到了自己在媒体上的沉默（更多的喧嚣和议论因这一沉默而起）：“我没有在一般的媒体上发言表态，是因为我不同意目前任何一派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此躲进戏剧舞台安享太平……我仍将在我认为适宜的时机行动。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保持艺术创作（或者说职业）与履行责任之间的平衡。”加缪不无高傲地指责了“某种政治上的酗酒行为”。“我公开谴责了酷刑，不管它们发生在布达佩斯还是阿尔及尔。”他曾出席过在瓦格拉姆大厅召开的一场声援匈牙利人的会议。[17]“甚至在集体镇压行动还没有以最新的形式出现之前，我就已经揭露了它们。或许我的揭露出现得不是时候，因为我的文章发表之日，还没有足够的尸体来唤醒人们对镇压的关注……”他并没有因为阿尔及利亚而忘记匈牙利的不幸。“一个人，20年来一直在为同一项事业辩护；总有一日，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他将再次站出来讲话，那时平庸的巴黎人已经忘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就像他们如今已经遗忘了匈牙利事件一样。这样一个人，他亲身经历着阿尔及利亚的苦难，他的家人每日都生存在危险之中。请您想一想，你们是否有权利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讲话。”

7月，让·格勒尼耶再次前往伽利马出版社拜访加缪。他回忆说，加缪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和印度支那不同，如果抵抗一方不肯作出任何妥协，他们将无法取得胜利。不过事实和加缪的预计并不符合。越南人固然可以从中国取得军火，阿尔及利亚人也能够从摩洛哥和突尼斯人那里得到援助。

“别忘了，”加缪说道，“法国在越南遭受了军事上的失败，可在阿尔及利亚还没有。胜负还没有见分晓呢。我母亲决意留在那边了。”[18]

他不断地请求母亲搬到法国来，但她实在不喜欢巴黎的气候和气氛。她只能住在阿尔及尔。现在，她几乎足不出户。每次收音机或者报纸报道谋杀或者炸弹爆炸事件，他都会想到母亲。在公开的场合，他承受着被逼迫表态的压力。法国教师工会的秘书德尼·弗雷斯蒂耶请求他进行解释。加缪同样回复他说：“大部分在法国本土发表的声明都是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不管是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今天我的全家都在阿尔及利亚，他们不得不面临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我个人不能去做任何可能为这样的威胁开脱的事情，哪怕是远距离的、间接的开脱也不行。”阿姆鲁什写信给一位女性朋友：“我发自内心地同情法国，特别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注定将失去一切，注定有一天将被迫离开非洲的土地，而且还用不着别人来驱赶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继续生活在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可是到头来，他们会发现法国也不是他们的祖国。”[19]阿姆鲁什和加缪一样孤立无援，但两人身属不同阵营，他表示：“不，没法和加缪一起做点什么。他不愿意屈身参加这样的对话。他刚刚告诉我，他将单独发表他的声明。”[20]

加缪觉得自己与人种学家、前抵抗运动成员热尔曼娜·蒂永的看法比较接近。在《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一书中，蒂永认为独立将把阿尔及利亚推向灾难，使其脱离国际社会。观点不被加缪赞同的阿姆鲁什在《基督徒的证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笔调之极端，以至于这份左派基督教周刊不得不在文章前面加上一个“编者按语”，以示保留。[21]在阿姆鲁什看来，“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局势是戏剧性的、令人绝望的，但酿成这一苦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127年来的殖民统治。”他认为蒂永在谈到殖民者对当地人的侮辱时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她没有看到“殖民者把种种贱称加在阿拉伯人身上，把他们看作是进化尚不完整的物种”。6月，加缪奥兰和《战斗报》时期的朋友，一直和他保持亲密关系的让-保罗·德·达岱尔森死于脑瘤。在昏迷之前，达岱尔森写道：

门关上了，它通往
黑沉沉的地下泉水
当然，还残留着一些痕迹。闭上的眼睛
是头颅上巨大的伤痕[22]

这个夏天对加缪来说是残酷的，对时事，对自己的工作，他都感到有心无力。在他本人和其家人的周围，一个世界正在崩塌。哈比比·布尔吉巴成为突尼斯总统，他在其国土上庇护了“民族解放军”的后方基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希望华盛顿干预北非问题，促成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赫鲁晓夫声称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赶上美国。在法国，有些人甚至相信苏联人将在这方面超过美国人。[23]

在肯尼迪的言论发表前夕，加缪写信给卡特林娜·塞莱斯：“我的身体还不错，可我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只能从事机械性的工作，一边等待着元气的恢复……日益悲观，记忆衰退……正在失去信心……我还在等待，等待什么？是曙光，是活力，还是快乐的力量？我难以写作了。一句话，正在变成一个野蛮人。”8月7日，他又写道：“仍然处在疯狂之中，而且是无用的、贫瘠的疯狂……下笔维艰，一行字也写不成，寥寥几个笔记，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同月10日：“一切都是负面的。两天来（自从我重读完《罪与罚》之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结束作家生涯。不写作了，我还可以搞点戏剧，有时还可改编些剧本，我的内心还是自由的，又可免去这样神思焦枯的痛苦。啊，我想真的可以结束了，而且应该说停就停。”到了9月，情况依然毫无改善：“做什么事都不能硬充好汉，除非灵感降临……我还是第一次陷入这样的窘境，记忆衰退，文思枯竭，甚至无法感受到那颗无法摆脱的心脏的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写作、如何行事、如何给予？如果到死都是这样，那岂不是生不如死？我敢肯定这一点。”

加缪决非唯一一个惶恐不安的“黑脚”。在阿尔及尔，让·达尼埃尔见到了持进步主义观点的神父让·斯科托，在神父看来，这位新闻记者是个“内心分裂”的人。然而和让·达尼埃尔一样，斯科托也看不到任何除独立之外的出路。加缪曾经详细地对达尼埃尔解释过自己的立场。[24]他想到了殖民时代以来的种种不义之举，也想到了像萨特这样想“纠正”不义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浅薄无聊”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

“我很愿意为正义而斗争。我生来不是要向历史屈服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历史能主宰一切；其次，还因为我的责任就是不相信历史。做历史的奴隶，那不是我的角色，也不能是知识分子的角色。所有被知识分子们拿来为穆斯林对无辜者的袭击进行辩护的论据，都无不意味着相信那唯一的、正确的历史。”

加缪依然不改《反抗者》的立场。1957年和1956年一样，他依然坚持同一个思想、同样一种源于血肉的感情：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能绕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法国人。他始终拒绝支持两大族群中的任何一方，因为这将导致对另外一方利益的损害。

热尔曼娜·蒂永曾经在奥雷斯山区生活过三年，她在巴黎遇到了加缪。加缪很欣赏这个女人的勇气，他为蒂永的书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在他的笔记中，加缪这样写道：[25]

“10月1日。热尔曼娜·蒂永来访。她在动身回阿尔及利亚之前，赶来告诉我她所做的一切。那是一个月之前的事情。‘民族解放阵线’的密使们找到了她，建议她会见他们的领导人，那些人有些问题要问她，是关于她的书的。她同意了。说是谈话，其实是个圈套诱她入网。她在一座城堡里见到了两个女人。然后两个持械的男人走了进来。讨论开始了。热尔曼娜·蒂永向他们解释了书的主题，什么是她所说的‘孤立’，还有阿尔及利亚每年能从法国本土获得的经济补贴，等等（她的意思是，独立在政治上是正当的，但在经济上对阿尔及利亚是不合算的）。这时两个男人中一个首领模样的开口了：‘您把我们看作是杀人犯。’热尔曼娜·蒂永回答说：‘可你们的确是杀人犯。’（这次谈话之前，刚刚发生过娱乐场袭击事件。）说这话时，她双眼充满了泪水。‘我希望看见那些炸弹都沉到海底去，这全看你们的选择。’热尔曼娜·蒂永这样说道。他们又谈到了酷刑。‘这个问题上我是起诉人。’（她是集中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达成了共识：取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另一方则取消处决囚徒。这几乎是我的建议的翻版（可是下文……唉……）这时另一个人谈到了封锁问题：‘责任在法国一边。’‘这话对你祖母讲去吧！你骗不了我。都是你们的责任，这一点你很清楚。’这时首领模样的人给另一个人打手势，要他停止。后来她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民族解放阵线’的阿里·拉·普恩特。在离开的时候她抓住他的领带说：‘别忘记我说的话。’他回答道：‘不会忘的，夫人。’”

“第二次会见发生在处决囚犯之后。这时她才得知，那位首领是雅塞夫·萨阿迪，是阿尔及尔自治区域的负责人。两个星期以后，这个人也被捕了。”

“她向我出示了30个11到12岁的阿拉伯学生的作文，题目是他们的教师出的：‘如果你们会隐身法，你们会做什么？’答案全是会拿起武器去杀法国人、杀伞兵、杀政府的头头脑脑。看到这些，我对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

加缪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罗贝尔·维尼翁是法属圭亚那和阿列省的前任省长，目前正在卡比利亚地区。有些左派人士喜欢起草各种呼吁“阿尔及利亚的和平”的声明，却从不为被监禁者、被审判的人说话，加缪对他们敬而远之。在阿尔及利亚反抗运动出现之前他就认为，一个能够抵抗时代潮流和多数派意见的作家，应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支持那些被专制所迫害的人。他曾为拯救一些希腊人和伊拉克人而挺身而出。对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他总是保持着警惕。1953年7月14日，法国警察在巴黎民族广场向一些阿尔及利亚游行示威者开枪，当场打死7人，加缪是少数几个表达了义愤的作家之一。

尽管决意不在公开场合讲话，加缪并未停止对社会事务的介入，这首先源于他对死刑的憎恨：他要求释放囚犯，或者把他们的案件转移到法国本土审理。他不是在私下里、羞怯地进行干预，而是用一种有成效的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也希望来自不同方面的干预能够促成对手之间的和解。问题是，如何才能既软化“民族解放阵线”那僵硬的、绝对的民族主义立场，又改变那些支持殖民地现有政体的人的善恶观？加缪终于明白，大部分穆斯林唾弃那个与横征暴敛和酷刑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你们这些阿拉伯的民主人士，”他在致乌兹加纳的信中写道，“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平息民众对法国的敌对情绪。”[26]一个传说中的威胁也会让加缪站出来。有一次，他听说自由派作家穆卢·玛麦里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不是签署）了一篇文章而被追捕，这令他动了感情。不过后来罗布莱斯告诉他，玛麦里并无大碍。

加缪给各位部长写信，给总理、法国总统、各个政党的领导人写信，还给一些外国领导人写信。在呼吁实现休战的声明发表后不久，普拉克斯少尉就被逮捕和监禁。加缪随即致信马提翁大厦的顾问路易·福孔，要求他出面干预。[27]谈到个人政见，他并不赞同普拉克斯少尉对“民族解放军”战士的崇敬，但他仍然要求马克斯·勒热纳部长接见普拉克斯少尉的父亲勒内·普拉克斯：“这件事涉及到的是一个自由派的阿尔及利亚家庭，看到这样的人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我感到痛苦。”

皮埃尔·莱奥纳尔东，一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阿尔及利亚人，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加缪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给他的友人、女律师伊莱娜·达扬：“这样的逮捕事件既愚蠢，也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做什么呢？”[28]一些囚犯如皮埃尔·里迪等人写信告诉加缪：[29]“我想必须告诉你，125名小伙子像我一样被关押在收容所里……地点是在梅代阿附近。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集中营，四周围着铁丝网，有宪兵把守，囚徒的来往信件也要经过检查，就连家属探视也很难，有时候作为一种惩罚，还无缘无故地不许和家人会面……我们被集中关押的地方又简陋又拥挤……1956年11月18日，我们就像小偷一样，被戴上手铐押解到这里，今天，我们仍然要质问：究竟为了什么缘故，我们要蒙受如此极端不公正的对待？……须知，至今司法部门都没有对我们以任何罪名提起控诉。”在阿尔及利亚，法制秩序正在瓦解——当然这是指涉及到阿拉伯人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和法国伞兵部队随心所欲的专权。里迪还提供了一份关于囚徒生活状况的简要的社会学报告：“在这里被关押的有医生、大学教授、小学教师，大部分是工会的积极分子，比如像我就是。有些人以前只不过在工会里负一点点小小的责任，而且好几年都没有参加活动了，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中间有一位同志是退役军人，身体完全报废的了。有72岁的老人，有许多残疾人和疾病缠身的人。”阿尔及利亚警方甚至延续了历史上残留下来的习惯和“本能”：“最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是在维希政府时期就进过集中营的。这简直不可思议。”不是每个人都有梅松瑟勒那样的好运气和知名度。里迪接着写道：“驻节部长拉科斯特一道通报下来，我们自监禁以来尚能保留的工资待遇都被取消了，而这是公然违反行政和民事法律的。这就使我们的家庭在物质上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公共部分中的职员就是如此，当然，我本人作为阿尔及利亚水电公司有25年工龄的职员也是如此。”

早在战前，加缪就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内认识了里迪。路易·米盖尔曾对他的女儿说过，他不认为加缪会站出来为一位共产党员说话。[30]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最后残存的党员的境况令人震惊。这个党是信奉列宁主义的。现在，大多数接近共产主义的人都脱离了政治。其中有些人带着地中海式的热情，主张法国继续保留阿尔及利亚，另外一些人则倒向了“民族解放阵线”。加缪给里迪写了回信。[31]他表示自己将直接给国防、内政、司法等几个部的部长写信，呼吁他们关注这位被囚禁者的处境。作家同时也向里迪解释了他本人的立场：“我对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感到绝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以前曾经犯下的那么多错误，而且也因为目前‘民族解放阵线’的态度。他们把独立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发动盲目的、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只能使局势更全面地恶化，使法国人民陷入绝望，同时也使一切和平解决方案都变得不可能了，结果只剩下一条路：进行愚蠢的、必将继续制造仇恨的战争。”加缪了解阿拉伯人的指责，这是法国罪有应得的，可是民族主义者一边又提出了什么呢？他觉得，“现在没有一个阿拉伯战士站出来说，对儿童和无辜者的杀戮根本不会帮助推动任何正义的、符合原则的行动与事业。”加缪表示，他相信一个老战友能够理解他：“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我的想法。这也是许多自由派的法国人的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也符合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那些深刻的变革。”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风里，漂浮着加缪许多的记忆：“鼓起勇气来吧，”他最后说道，“不要怀疑你的阿尔贝·加缪的最美好的致意。”

莫里斯·克拉维尔是一位狂热的左派基督教作家，他呼吁加缪关注因“谋杀罪”被判处死刑的莫克塔尔·德巴什的处境。在这起案件中，“受害者”的损失是有8天时间失去了工作能力。案件被加缪转给了巴丹。巴黎的律师们都知道，只要他们不在自己的顾客被审判期间和之后发表挑逗性的政治声明（那定然会招来不利的结果），那么他们都可以指望得到加缪的帮助。当巴尔伯鲁斯监狱处决了三名犯人——其中包括被控谋杀阿尔及尔市长阿梅德·弗罗热之人——以后，伊夫·德谢塞勒写信给加缪，说执行死刑的逻辑其实很清楚：“为了让极端分子的愤怒喊叫不致打扰这些大人们的休息，必须要让千百人头颅落地……可是，上帝作证，你得发出你的喊叫。原谅我，竟把捍卫一些我已无力保卫的人的责任推卸到你的手中。”[32]不过，加缪拒绝帮助德谢塞勒的合作人吉泽尔·哈里米。[33]为了帮助等待援救的人，作家阅读了厚重的卷宗，发现里面充斥了经不起推敲的证词、专断任意的监禁和虐待。在伽利马出版社的一个抽屉里，类似的卷宗堆积如山。为了有效地干预，加缪没有使用通常的请愿书。他写了一封巧妙而诚挚的信给勒内·科蒂总统，为梅齐兄弟、布里克·阿玛尔、哈尔福齐·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哈迪迪·穆罕默德、勒塔比·拉巴赫、阿哈比·拉巴赫、雅内斯·巴希尔、布赫纳讷、卡布·阿布德哈玛讷、本萨迪·赛义德等人辩护。[34]他写道：“这些呼吁赦免的请愿书并不允许我过问案情的内容，但给了我追随这些请愿者的勇气。”这里，并没有不问对象的杀戮；那里，没有造成人命的牺牲；或者，获罪者依然年轻，有众多的家人需要抚养……作家呼吁总统表现出怜悯和宽容之心，网开一面。他对科蒂说话的语气与对里迪说话并无二致：重要的是“为阿尔及利亚保存它的未来，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的”。总统府表示收到了请愿书。总统的顾问们表示，作家的要求将得到研究。不过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加缪为之申辩的囚徒其实已经人头落地，但他们尚不知晓。尽管加缪不信任摩勒，他还是尽量争取后者的支持，同时又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我好几次要求总统干预此事，下达赦免令。但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相关的人仍然被处决。”[35]不得已，加缪再次求助于摩勒，将信件寄往这位社会党人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办公室。在摩勒面前，他运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必须立即停止镇压和恐怖主义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恐怖主义渐渐平息的时候……我担心新一轮的处决将会使其死灰复燃。”同一天，他再次致信科蒂总统。[36]总统办公厅主任回复说，有关资料将被转往法国最高司法会议裁处：“总统被您的来信中措辞之细腻高雅所打动。”加缪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他将继续在干预之路上前行。

在加缪眼中，“新左派”是一味偏袒“民族解放阵线”的。尽管如此，加缪还是首先谨慎地表示，准备帮助新左派的律师皮埃尔·斯蒂伯。[37]此人正在为一群民族主义者打官司，其中包括本·萨多克，他和加缪一样出生在波纳地区，罪名是杀害了一名阿尔及利亚少女阿里·谢卡尔。加缪表示，如果斯蒂伯答应不在法庭上提到他的私下援助，他就将致信塞纳省重罪法庭的庭长，寻求减轻刑罚的可能性。他如此要求斯蒂伯，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仅以发表对我本人毫无风险的声明的方式，我也不愿为那些愚蠢的狂热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在阿尔及尔向人群里开枪，而那里住着我的母亲和家人。”加缪还补充说：“这样的理由在巴黎也许是可笑的，但对我而言，它拥有一种为理性所赞同的激情力量。”加缪指望斯蒂伯能够遵守这样的条件。不过，如果法庭不接受这些条件，斯蒂伯能够做的就只是援引加缪论死刑的那本书，因为该书写作的目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希望所有的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使用它”。加缪对不判处死刑并没有什么幻想：“如果作出了宣判死刑的决定，我还将站在您一边直接干预此事，尽力避免执行这项判决。”在致重罪法庭庭长的信中，加缪特别说明：“我本人完全不能赞成本·萨多克的行为。”[38]据《法兰西观察家》的披露，斯蒂伯未能遵守协议，在法庭上提到了加缪的干预。于是加缪撤回了他的信。此后，斯蒂伯又要求德谢塞勒出面，希望作家能够改变决定重新介入此事，因为毕竟人头割了不能再生。加缪不为所动。

让和安德烈·德勒古尔从里昂给加缪写信来，随信附上了一位叫瑟里姆·梅努什的人从狱中写来的信：[39]“我（梅努什）于星期天的凌晨大约5点30分被捕……然后被送往圣·保罗。”梅努什将于近期被送到阿尔及尔，首罪是危害国家外部安全。在狱中，他的箱子里还搁着学校用的讲稿：“我希望能被允许继续研究……”加缪干预此事不止是为了梅努什一人，还为了大学生塔勒布·阿布德哈玛纳。在这个案件中，加缪相信“他……不是惨无人道的杀人者，而是一个孱弱的、被折磨的年轻人，极端的贫困和恶劣的环境驱使他做出了某些事情，但就内心而言，他并不接受这些行为的全部后果。”[40]加缪还特别强调，这个大学生已经表达了悔恨之意。

据让·达尼埃尔和热尔曼娜·蒂永的估计，加缪先后介入了超过150起案件。尽管他和达尼埃尔有些分歧，却始终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要求当局实行赦免的斗争中配合无间。他们没有再见面，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仍然超越了那些分歧。[41]加缪给保卫自由与个人权利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巴丹寄去一份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名单，内中有律师、医生、商人、市议员、工会干部、书商、伊斯兰教经师等。[42]简而言之，名单荟萃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精英，如果还有可能在这个国家实现和解，他们就是连接两大族群的桥梁。眼下，名单上的人有些正被监禁在博须埃收容所，另外一些则被关在贝尼-梅苏或者特菲舒中心。在为囚徒们申辩时，加缪并不追问他们被逮捕、监禁和审判的原因，都一视同仁。[43]蒂永曾告诉他，“两大族群之间谋杀罪的比例是，他们（‘民族解放阵线’）杀一个人，我们通常会杀100个人”。[44]在致莫里斯·巴丹的信中，加缪引用了这个数据，并且在上面加了着重号。支撑加缪人道救援行动的是这样一个逻辑：在理论上他感到失望，但在实践中，仿佛他内心的希望之火从未熄灭。

作家最后一批救援行动之一是给阿尔及尔军事法庭写去的信，目的是为乌兹加纳申辩。加缪很清楚，乌兹加纳和他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朋友们欺骗过他，至少，他们没有在那次要求休战的斗争中说出全部实情。他对蓬塞不无心酸地说过：“他们耍了我们。”然而，这位积极的公民却仿佛把他本可以具有的不插手的理由抛到了脑后。马尔罗曾经说过，生命并不值什么，可是，又有什么值得上生命呢？加缪在他的信件中写道：“（乌兹加纳）曾经努力实现停火，以挽救法国平民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的生命……他已经尽其所能以达成此人道目标。”[45]乌兹加纳是“民族解放阵线”领导阶层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没有反对过恐怖主义暴力，因为在他和许多法国的“进步主义者”看来这是无法避免的。加缪的种种援救努力有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不少囚犯因此被释放或者赦免了。[46]

在孤独中，加缪还曾为匈牙利人讲话，私下里，他还回击了那些指责他偏袒一方的人。在匈牙利事件中，作家罗贝尔·梅尔勒曾指责加缪谈什么“种族屠杀”。他对加缪没有谴责英法联合干预苏伊士运河事件感到惊讶，要求作家解释自己的立场：“我亲爱的加缪，请不要模仿那些左右逢源，却又褊狭固执的右派。”看到梅尔勒附和共产党的观点，加缪毫不气馁：“这对我是司空见惯了的。以前就有许多人对我加以种种抨击和侮辱，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俄国政府的极权政治。”[47]加缪还和三位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人马丹·杜伽尔、莫里亚克和英国人T．S．艾略特一起，签署了声援匈牙利反抗者的宣言。他还和艾略特、西洛纳及卡尔·雅斯贝尔斯一起，为救援被判处了9年徒刑的蒂波尔·德里致书布达佩斯当局。为了提高抗议的成效，加缪还采取了双重策略：同时诉诸于公开和私下的两条渠道，在某些特定场合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有时，求助于法国外交部的官员也是他喜欢的方式之一。在匈牙利，除蒂波尔·德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受到审判，如于勒·哈伊、佐尔丹·泽尔克、蒂波尔·塔尔多斯，他们分别被判处6年、3年和一年半的监禁。一份匈牙利文学周刊刊登了一篇攻击加缪的文章，题为“加缪和罗素：作家们的自由”。文中说道：“作家的职业并未赋予他们挑动叛乱和开枪的权利。很自然，人民有权把这些‘疯子’隔绝起来，不让他们有传染健康人的机会。”[48]蒂波尔·德里参与了那场最终导致拉科西下台的思想运动，他勇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姿态使加缪深为感动。

在《法兰西观察家》上，罗歇·斯特凡撰文指责加缪面对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残酷镇压保持沉默。他的道德是“抽象”的。[49]斯特凡和加缪的关系早就出现了危机，后者拒绝支持他，因为《法兰西观察家》早先曾泄露了加缪写的一封申辩信的内容。加缪对布尔代本人抱怨了他的行事方式：“在您的圈子里，您总是习惯于把您自己遇到的困难归咎于我的高傲，可这是不合逻辑的。您应当放弃这样的思维方式，它太荒唐了……我就斯特凡事件写给马丁内的私人信件，只有那些存心如此的人才会看不懂。我重读这封信以后，觉得很难相信您的动机是良好的。此信允许您公开地使用我的名字以争取斯特凡的获释，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我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么做，因为信中的确是这么写的。可是，我的收信人知道（对他来说完全不存在公开发表此信的问题），这样的保留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坦率地说，这才是我能够找到的帮助斯特凡的方式。您选择了公开这些保留，结果就是有可能给斯特凡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您故意抹去了那两句明确表达了我和您的一致的句子。我非常肯定地说，类似这样的例子，正是您身上令我不敢恭维苟同的地方。您经过种种算计，如此利用一封在您的建议下才写出来的信，这样的行为只能叫作不正派。然而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得承认，您被蒙蔽了，使您的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见那些和友谊、友爱背道而驰的东西。”[50]这是典型的巴黎式的争论吗？非也。这封信至少说明了加缪慷慨助人的意愿和他的干预技巧。

他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派友人们在了解到事实真相以后，都赞同他的做法。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他的历史观过于反共了。理解和支持加缪的人为数寥寥。一些阿尔及尔的旧友（加缪还是很在乎他们的看法的）不断指责加缪，认为他不肯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相比之下，左派虽然姗姗来迟，最后毕竟还是站到了他们这一边。雷蒙·西戈戴是前共产党员、劳动剧团的合作者，过去常常陪加缪周日到王子公园体育场去看足球赛，他也打电话到伽利马出版社找到加缪。后者再一次向他解释，他不能站到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一边。西戈戴忍不住对他说：

“那是因为你怕如果表了态，就得不到诺贝尔奖。”[51]

西戈戴和加缪的友谊破裂了。对作家来说每一次决裂都是一次伤害。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即使他的无产阶级左派的同志们也不赞成他的立场。

47．代价

1957年10月16日，加缪正和帕特丽西亚·布雷克在马里于斯餐厅的二楼吃饭。从前一天起，巴黎就流传着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小道消息。这时，一个伽利马出版社派来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赶来，遣开侍者并告诉加缪，他将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加缪“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1]他对帕特丽西亚不停地念叨着：

“本该马尔罗得这个奖的，马尔罗，你知道的……”

萨特的秘书让·科把当天的新闻告诉自己的老板。

“有什么新鲜事？”

“加缪得了诺贝尔奖。”让·科答道。

“这倒不算他窃来的。”萨特来了这么一句。[2]

稍晚一些时候，加缪的母亲收到了儿子发来的一封电报，让蓬塞给她念：“妈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你。”[3]

人们一直在谈论他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4]加缪已经在候选人名单上出现过。[5]那些接近诺贝尔奖的人都有各自的消息渠道。不久前，瑞典博尼耶出版社法国分部的荷尔热·阿雷尼乌斯曾经告诉加缪：“瑞典皇家科学院已经要求我研究您的作品。”

弗朗西娜是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夫人街，她的女儿，还有曾做过加缪秘书的奥蒂勒·德·拉勒纳一起从楼上冲下去买香槟酒。加缪走了过来：

“生活简直就是一部小说！”

“有诺贝尔杂技奖么？”12岁的卡特林娜问道。

“可怜的阿尔贝，你本来可以做个完美的反抗者的！”奥蒂勒说道。[6]

加缪无意开玩笑。他曾想过是否能拒绝这个奖项。[7]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想接受诺贝尔奖，但不亲赴典礼仪式，仅以书面方式致意。但加斯东·伽利马告诉他，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在位于大学街的伽利马家，加缪在大厅中走来走去，看着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母亲。在场的勒内·伽利马觉得，阿尔贝不想停住脚步，是为了不让眼泪流出来。长期以来，加缪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一直很疲惫。沃尔福拉姆大夫用补充微量元素和铁、铜、锰的方法来调养他的身体。他曾习练过瑜伽术，其中一项内容是尝试只用一个鼻孔呼吸，眼下也中断了。他成了记者、摄影师追逐的对象。在伽利马家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吉鲁和让·格勒尼耶注意到加缪对媒体很友善。弗朗西娜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也在场。

“我想去斯德哥尔摩！”卡特林娜说道。“瑞典的冰刀真是太棒了！”

“那么，爸爸肯定还要接着搞文学了？”让问。

让有一天在发怒的时候曾经对父亲喊道：

“小作家，什么都不算！”

拥抱、照相机的闪光、拥挤的人群……朋友们都来了，有于勒·鲁瓦、布洛克-米歇尔、勒马尔尚……身材魁梧的菲利甫·埃希阿挤在人堆里，高出众人一头。剧团的全班人马也来到了伽利马家，包括玛德莱娜·雷诺在内。不过出于避嫌的原因和弗朗西娜的坚持，玛丽亚·卡萨雷斯和卡特林娜·塞莱斯没有来。缺席者还包括新近出现在加缪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个年轻的女性：密。

在奖项揭晓那天，瑞典驻法国大使拉尼亚尔·古姆林操着1900年的中学校长式的口吻对加缪说：

“就像高乃依式的人物一样，您是抵抗运动的象征……”

头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西班牙人J．R．希梅内斯。法国人对此表现得很有风度。此前若干年内，罗歇·马丹·杜伽尔在1937年，安德烈·纪德在1947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1952年先后获得过这个奖项。加缪获奖之日，还差近一个月才满44岁，历史上只有吉卜林这一位诺奖得主比他更年轻。各家新闻通讯社、巴黎和外省的报纸以及电台都纷纷指出，法国是世界上拥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在加缪之前的还有叙利·普吕多姆、弗里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罗曼·罗兰、阿纳托尔·法朗士和亨利·柏格森等人。[8]对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来说，这面光荣榜是个很了不起的记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人的成就要逊色一些，但法国作家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高于他们的英美同行。勒内·科蒂总统发来了一封贺电（按规矩这是不能不发的）：“在您荣获作家所能获得的最高奖项，为您个人，并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之时……”随之而来，还有数不胜数的官方正式宴请。瑞典使馆的宴会还邀请了雅克·德·拉克雷泰勒和莫里亚克作陪，加缪则在贝拉米克的陪同下前往。在吉里约面前，加缪显得很不自在，仿佛有人要活埋他一样。[9]加缪总是说，马尔罗要比他更配得上诺贝尔奖。几天以前，马尔罗曾和诗人让·格罗让在丹麦协会吃饭。据格罗让的观察，马尔罗有时对获奖充满信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未能如愿，只是因为戴高乐派的政治身份的限制，因为如果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诺奖颁发给他，法国政府定会通过瑞典政府施加压力。然而这也不过是马尔罗的推测罢了。加缪到处对人说：“我宁愿看到马尔罗获奖”，“马尔罗本应该获奖”。马尔罗也高姿态地给他写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加缪，我刚刚读完您的声明。它同时给我们两人都增添了荣誉，我为此感谢您。最友好的致意。”

无独有偶，马尔罗对让·格勒尼耶也说过：“加缪做了最得体的表态。”[10]他的女儿弗洛朗丝觉得，最好不要过多地在父亲面前提起诺贝尔奖。[11]加缪的话总是云山雾罩，叫人摸不着头脑：“马尔罗本应该获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说，马尔罗比我更应该获奖？或者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说不定就该轮到他？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但并不对称。加缪向来崇敬马尔罗，他说过：“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能够阅读马尔罗的作品，还能在生活中结识他，把他奉为良师益友，这是我的幸运之处。”[12]反过来，马尔罗也器重加缪，但主要把他视为“被保护者”而非朋友。不过话说回来，马尔罗的眼里究竟有没有朋友，或者堪与他匹敌的人物呢？

现在得为参加颁奖典礼做些准备了。在一家理发店里，弗朗西娜对勒内·伽利马说：

“阿尔贝让我和他一起去参加颁奖仪式。我知道他这么做是想让我高兴。可是我该去吗？我害怕打扰他。”

“不，怎么会呢？”勒内回答说。[13]

加缪对比他年轻22岁的新任女友密解释说：

“弗朗西娜经历过许多艰辛，应该让她分享荣誉。”[14]

阿尔贝对弗朗西娜的情感是复杂的。在弗朗西娜的表妹尼科尔·夏普隆给他发来祝贺信后，他在回书中说，诺贝尔奖在他心中带来的“是更多的怀疑而非信心。成功固然是一种抚慰，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抚慰，而艺术家的不安却是永存的，他终会在疑惑中死去。”加缪特别强调，弗朗西娜的宽厚让他极为感动，“我始终爱着她，尽管是以一种拙劣的方式”。[15]在这封信里，加缪还提到弗朗西娜已经“原谅”了他。

雅克林娜·贝尔纳为前《战斗报》的同仁们举办了一个酒会，罗歇·格勒尼耶也来了。

“这就是我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讲的话。”加缪递给他一份稿子。

他戏拟教会的调子说：“一切来自尘土，也将复归泥土。”法国媒体总是在“消耗”加缪，眼下关于他的传记文章陆续出台，有的还算得体，有的几近例行公文。已经入选法兰西学士院的埃米尔·昂里约在《世界报》上撰文称颂他“高超的文学才智”，称加缪为“纯粹的艺术家”、“公众良心的导师”。[16]昂里约大概得了老花眼，或者在哲学上干脆是个瞎子，居然在《鼠疫》中看出“对人类的抗争的存在主义式的表现……只是后来，我们在他的倒数第二部作品《堕落》中，绝无仅有地看见他马失前蹄，陷入盲目的悲观主义，竟然将同一种罪加在所有人的头上……崇敬加缪的人更喜欢他的义愤，而非他的冷嘲热讽。”

莫里亚克则在《费加罗报》上用11行美妙动听的文字——篇幅太少乃报纸版面所限——表态道：“通常，诺贝尔奖乃是对一种创造行为，也是对一个生命的褒奖。”接下来的话是模棱两可的：“我想，是这个年轻的，令整整一代人都随之回应的声音征服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17]让·格勒尼耶也在同一期的《费加罗报》文学副刊上撰文说：“他的伟大来自他的超脱，而他的超脱只不过是他的伟大的自然流露。”以前，在蒙帕纳斯大道“女王磨坊”餐馆的一次饭局上（据格勒尼耶回忆，他们吃的是牡蛎、红酒洋葱烧小野猪肉，“美味之极”），加缪曾告诫自己的老师说：“千万别说我在这一代人面前填补了什么空白。我只是试图去填补罢了。”

他还说过：“我会招来的敌人在数量上将是前所未有的。”[18]

外省媒体上的哀歌伴随着巴黎报刊上的激烈抨击。加缪对此评论说：

“《人道报》批评了我。不过他们说得有理。”

提到来自极右派的攻击，加缪也有话要说：

“要是您想知道卑鄙无耻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您可以去读读《星期天晨报》上面勒巴泰的文章。他说我宁愿去指挥一个行刑队。不过他对我还算客气的，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作家只有3个能得到他的赦免，我是其中之一。”

勒巴泰的确写过这样的文字：“（诺贝尔奖）通常是授予七十多岁的老人的，但如今授予加缪却并不算早。自打他那隐喻性的《鼠疫》以来，加缪的风格已经患上了动脉硬化症。”

有影响力的批评家科雷布·阿埃当斯也在《巴黎通讯》上宣称：“有人能写出更枯燥乏味，更死气沉沉的语言吗？……能装出一副更加平庸且浮夸的神情来吗？”彼亚也在同一家报纸上写了一篇不冷不热的文章：[19]诺贝尔奖是“所有的文学奖金中数额最丰厚的，也是唯一具有世界性反响的”——奖金是42000美元，当时折合18776583法郎。彼亚认为，加缪在获得诺奖之后，便可偿清他欠安德烈·马尔罗的文学债务了。[20]彼亚没有忘记，加缪在《反抗者》中指责兰波“把他所有的金子都拴在腰带上”。“可是，”彼亚问莫里斯·纳多，“他要兰波把金子藏到哪里？兰波和加缪先生不同，他在银行可没有账户。”[21]在他的文章里，彼亚表示他曾经喜欢加缪的文风，那种“极少在30岁以下的作家身上找到的”率性直接的语调。可如今，他不再欣赏这个“更像世俗的圣徒，而不是反抗者”的人。彼亚最后的“弹着点”是：“作为世界公民、和平主义者、慷慨激昂的请愿书的签署者、公开的死刑反对者，阿尔贝·加缪以其最近的作品和立场，不可能不获得斯德哥尔摩的欢心。别忘了，当瑞典的邻国芬兰和挪威遭到入侵时，这个国家曾让德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通过，这足证这个国家对和平的执着热爱远胜一切。”对加缪的最苛刻的抨击出自贝尔纳·弗兰克之手。[22]此人是有经验的专栏作家，善于对各种书籍评头论足：“每次当评论界认为加缪要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倾心等待。可加缪忽然噤不做声，一片沉默。呵！在我们这个领域，加缪是个艺术家，懂得怎样积累自己的影响力。几年前，我们从来听不到他的‘沉默’，现如今他却以此自矜。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个什么也没有写过的空头文学家。”

加缪也被逗乐了。第59炮兵团的道尔尼克少校领衔给他发来这样一封电文：“我们，驻扎在孟多维已近一年半的军官们，谨向您表达最热烈的祝贺。”加缪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维韦特与让-布洛克·米歇尔等人在圆顶酒吧聚餐，主人拿出了香槟酒：

“现在，加缪先生，为您的下一次得奖而干杯！”

在玛蒂兰剧团，《对一位修女的追思》还在上演。剧院经理鲍尔太太没有忘记贴出新的海报，声明此剧是“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结晶。在1949年得奖的福克纳给加缪发来一条法语电报：“向时时追寻自我、叩问自我的心灵致敬。”一位雪铁龙汽车销售商也打来电话：

“您也许会很高兴买一辆DS汽车。”

各种各样的恳求也纷至沓来。西格里·昂德塞特的儿媳希望加缪参加前诺奖得主叙利·普吕多姆旧宅的拍卖会。[23]许多上门借钱的人也出现了。当玛多·若索请加缪去伽利马家时，精疲力竭的加缪听着他“你好，怎么样？”的问候声，没好气地说：

“你给我打电话是为了借钱吗？”

得知对方的意图后他立即道了歉。[24]加缪整天忙上忙下，辨别敌友，但对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敞开着心扉。路易·热尔曼收到了他的来信：“倘若没有您向我这个昔日贫苦无援的孩子伸出的友爱之手，没有您的言传和身教，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的。我无意得此荣誉，但它至少是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过去及永远的地位。至少我可以告诉您，您的努力、耕耘和慷慨胸怀永远留在您的一个小学生的心中。尽管年华已逝，但这位学生始终对您怀着无限感激之情。”[25]加缪也努力保护自己。他告诉纳米亚：“我对从红色和白色两种右派来的攻击毫无兴趣。可如果它们出自那些我热爱和尊敬的人，就另当别论了。”[26]他拒绝了玛德莱娜·夏普萨尔为《快报》约请的文学采访：“……我希望因获得诺贝尔奖一事而引起的喧哗赶紧平息，也想能清净上一阵子。对您和我谈到的关于某些文章的事情我十分感激。它们未能伤害到我——多年来，我已经具有免疫能力。人在他的同代人中间，要学会带着微笑生活。可是您瞧，我们的知识分子圈子，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当道，总是心险而诈，不与人为善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些例外的、热情的心灵，这难道不就是一个颓废堕落的时代吗？”[27]加缪当然也有他忠实的支持者。布吕克贝尔热向他祝贺说：“儒安维尔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塞内沙尔，让这条狗叫去吧，我们在太太的房间里嘲笑它。’”[28]心情复杂的加缪回答道：“法国不是这可怜的饲养棚，饲养棚里的鸡鸣犬吠，我是一点儿都不去听的。”不过不管他听不听，他总是听到了。对他来说，诺贝尔这个奖太“大”了。

他不会忘记以往的杰作带来的经济受益。有一次，他用50000法郎的稿费为下比利牛斯省的一家疗养院买了台电唱机[29]……在他去斯德哥尔摩期间，让娜·波尔热将会为他照看一对双胞胎。法国人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瑞典人那样习惯扮成“企鹅”，不过必要的礼仪还得遵守。加缪从布西街的“号角”服装店租了一套出席典礼穿的礼服。玛多·贝尼舒把她仅有的首饰借给弗朗西娜，是一件旧项链，上面镶着磨光而没有刻面的宝石。弗朗西娜·加缪又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借来一件白色水貂皮的披肩。动身的那一天，波尔和加缪共进午餐。加缪的第一句话是：

“最要紧的，是别惹恼了马尔罗。”

波尔“总有一种感觉，他像加缪一样想问题，但不太理解”自己的所想。[30]

加缪在巴黎北站登上了“北方快车”，这是医生们禁止他乘飞机旅行的结果。同行者有米歇尔和雅尼、克洛德·伽利马和他的妻子西蒙娜，还有他的美国出版商布朗什·克诺普夫，加缪与她往来不少。这位身材高大的女士的绿色指甲很引人瞩目。几个星期以前，她给加缪寄来一些在法国无法找到的唱片，如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拿破仑颂歌”。[31]他也对她谈过《第一人》的构想，克诺夫用英语回信说：“我希望这部小说能够进展顺利。”[32]坐上这列火车的还有加缪的一位译者卡尔-居斯塔夫·布鲁尔斯特罗姆，一位狂热喜欢并熟知法国文化，在巴黎生活的瑞典人，他刚刚完成一本关于加缪的书。作家发现克洛德·伽利马躺在床上看书，什么书呢？等克洛德放下书本，走出包厢时，加缪快速扫视了一眼，原来是《局外人》。[33]这是不是他第一次读这本书？作家忍不住寻思。

吉尔登达尔出版社在哥本哈根为加缪举行了一场鸡尾酒会。12月9日，星期一，随着他们抵达斯德哥尔摩，这场“斗牛”仪式也揭开了序幕。法国驻瑞典大使加布里埃·波诺负责招待加缪一行。代表瑞典方面出面的是职业外交官汉斯·克林德，他曾作为使馆一秘在巴黎住过两年。外交部长特意批了他10天的假期，让他来温习关于加缪的知识，而在此之前他的业务是负责民航事务的谈判。克林德陪同加缪等人前往王宫附近的旅馆下榻。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记者招待会、酒会，作家和一群大多不讲法语的诗人、演员、小说家、散文家交流。很有教养的加缪并未像三年前光顾这里的海明威那样喝得酩酊大醉。记者们也心态各异，有些人与其说是在等待作家，倒不如说翘首以待一位政治导师。当地最大的自由派日报一开始就对皇家科学院授奖给加缪感到不解。该报认为加缪的思想既不丰富，也不深刻，甚至缺乏想象力；他写的都是些二流的作品，当然《局外人》或许是个例外。一家保守派的报纸则认为，法国好歹保留了世界第一文学大国的位置。该报强调了加缪成功的作家生涯和艰辛的背景、法国文学的辉煌和自1940年以来法国经历的艰难岁月之间的联系。[34]

荣誉的顶峰终于来到了。12月10日，星期二，这是颁奖仪式举行的日子。事前还有一场虚惊：加缪在出发前弄丢了自己秘而不宣的发言稿，还好，人们总算找到了它（文稿的瑞典语版是由布鲁尔斯特罗姆翻译的）。不到15点，大批民众已经聚集在商业区那淡蓝色的老音乐厅门前，颁奖典礼将要在这里举行。精美的立柱、玫瑰色的地毯、讲坛下盛开的大丽菊，无处不显出这座殿堂的高贵典雅。正如加布里埃·波诺大使所说，人们还可以用更严肃的眼光打量将要举行的仪式。由于自1901年以来的诺奖典礼，斯德哥尔摩从一个小有魅力的僻远城市一跃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至少在每年的那几天内是如此。[35] 波诺的一份电报里如此描写：“再没有什么比至今已有超过半世纪历史的诺奖典礼更一循陈规、更缺乏热情和想象力了。”“带着一种已经过时的现代主义趣味，形式主义且一本正经的瑞典人显示出他们一丝不苟的秩序感和精确性。‘音乐大厅’乃诺奖得主从国王手里领取荣誉的地方，是一个阴郁的、方形的花岗岩厅堂……厅堂内部之陈设亦乏善可陈。临时布置成讲坛的舞台、处处摆放着的绿色植物、阿尔弗雷·诺贝尔的桂冠胸像，加上放眼望去的那些古板的燕尾服，这的确是颁奖仪式特有的滥调俗规。诺奖得主们照例的致辞颂歌还会让这里整体的学院气变得更加浓厚。按照丰特奈尔开创的风格，瑞典科学院的杰出成员们将向那些绅士淑女们普及科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新发现，诸如原子的不对称性、辅酶的结构、组胺的药理学冻结等等，现在又加上了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的隐秘思想……这真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本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授给了移居美国的中国人杨振宁和李政道；化学奖授予亚历山大·托德爵士；医学奖授予在瑞士出生、法国长大、眼下寄居意大利的波韦教授。至于在公众中最具反响的文学奖，根据阿尔弗雷·诺贝尔的愿望，必须被授给一位“具有卓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加缪。

加缪走上讲坛的身姿是矫健的。这让人想到了那个在阿尔及尔的帕多瓦尼大浴室和巴黎的夜总会里跳舞的年轻人。西蒙娜·伽利马向他投去一瞥。她看见在他的眼神里有一抹孩子气的忧虑的光亮：这个年轻的获奖者似乎不确信自己配得上如此荣誉，但他带着快乐的心情前来品味这样的幸福。[36]在斯德哥尔摩，平时和加缪不太熟的西蒙娜懂得了他广为人知的魅力究竟何在。典仪开始。人们开始称颂阿尔弗雷·诺贝尔，他不仅发明了炸药，也捐资设立了后来在挪威颁发的和平奖。接下来是对获奖者的致意：皇家科学院的秘书安德·奥斯特林和埃米尔·昂里约（一个同名同姓者）在致辞中不合时宜地将加缪形容为存在主义者。再接下来，在金色大厅中颁发证书、勋章和银行支票。最后是长袍盛装的舞会，由大学生合唱团助兴。

按照传统，加缪于12月10日，当颁奖典礼最后的宴会结束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发表了演说。他以一种极为正式的称谓——“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开头，接下来的演讲是一篇富有自传色彩的陈述。他13次使用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字眼，并且不断回到自身的感想和经验，整个演说时而遵循常规，时而言简意赅。他表示刚刚得到的嘉奖超出了他个人的成就。此言或许兼有做作的成分和真诚的谦逊。加缪还谈到，他对自己充满了怀疑，而其大量的创作计划也尚未完成。在总体的自我定位方面，他认为自己属于那些“不屈从于创造历史的人”的当代作家之列。加缪在现场演说（后来公开发表的题献给路易·热尔曼的演讲词作了少许修改）中提到，艺术必须“取代”囚徒们的沉默。[37]用笔战斗的人必须批评权贵而不是向他们屈服，他通过拒绝撒谎和抵抗压迫的方式来介入社会事务。加缪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20岁的时候目睹了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第一批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审判，随即又目睹了这两大势力之间的对抗；他们在西班牙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遍地集中营的时代和布满酷刑与监狱的欧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布达佩斯、古拉格和阿尔及利亚的沉重此时也弥漫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当加缪谈及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时，他那严肃、洪亮的嗓音开始颤抖，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感伤。[38]

加缪的演讲令在场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十分感动。国王是一位具有职业水准的考古学家，精通法语，对这位文学奖得主也很感兴趣。国王和王室成员与各位诺奖得主的家人们都坐在前排。弗朗西娜打扮得非常迷人，脸上带着微笑。演讲之后又是各种社交活动、聚会和精心安排的招待会。弗朗西娜和阿尔贝很好地扮演了一对美满夫妻的角色。对大众媒体来说，加缪夫人是诺贝尔颁奖会的“头号大牌明星”。在“铁幕”和“竹幕”之后，加缪被归入“冷战的支持者”的行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透露说，他们不能授奖给阿拉贡和艾吕雅，是和“政治因素”有关。[39]意识形态的套语正日益根深蒂固。

12月12日，星期四，加缪于17时30分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学生们座谈。一阵齐声赞美之后，大家开始自由讨论，和讲座比较起来，这也正是加缪更喜欢的交流方式。在青年人面前，作家觉得自己已有足够的阅历，但又没有老到无法沟通的地步。

“您对电影怎么看？”

“一方面受到意识形态宣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金钱的威胁……我很关注电影所做的一切，不过电影不怎么关心我的想法……”

“您支持出于信念拒服兵役的行为吗？”

“直到1940年为止，我都是个和平主义者。我尊敬为信念而拒服兵役的人，并且要求给予他们合法的权利。不过我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我觉得和平是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但并未重要到需要向奴役屈服的地步。”

听众们提出了和死刑及言论自由有关的问题。

“广播里说，在法国，作家们不敢自由发表他们的见解。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些作家坐了牢。曼都兹教授也在被司法机构追查。”

“当然，”加缪答道，“压力是存在的，可是出于因循守旧而产生的惰性更胜于当局施加的压力。在我们国家，我们有时指责政府太弱，而不是太强大……”（笑声）

“可是你们的媒体是自由的吗？”

提这个问题的是当地最大的自由派日报驻巴黎的通讯员的儿子。通讯员本人赞同《法兰西观察家》、《快报》和《世界报》的立场。他的儿子接着问：

“在阿尔及尔大学，是否存在着法国学生和阿拉伯学生之间的名额分配，或者说是否存在歧视？”

“原则上是没有歧视的，但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因为阿拉伯人更贫穷。”加缪答道。

一位女学生接着这个话题，问阿尔及利亚的大学里是否有种族对抗：

“为什么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学里，法国学生的数量居然比阿尔及利亚学生还多？”

“这是因为大部分阿拉伯人都生活贫苦，他们无力完成学业。”加缪回答道。

他接着反客为主：

“我还没有谈我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如果你们需要我讲，我就讲。”

座谈大厅里的气氛为之一变。这时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在朋友的簇拥下走上讲台，质问加缪：

“您在许多关于东方国家的声明上签了名，可是三年来，您没有为阿尔及利亚做任何事情！”

此人开始长篇大论地演讲，也不管听众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最后他高呼：“阿尔及利亚将是自由的！”

《世界报》的特约通讯员多米尼克·伯尔曼记载道，此时现场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狂热独白。这个年轻人不见得是“阵线”派来的，但他的朋友们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登台之前征询过这些人的意见。[40]面对突袭，加缪处之泰然。一些年轻的瑞典听众开始发出嘘声。

“您支持民主吗？”加缪开始有点厌烦了。

“当然，我支持民主！”

作家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

“一年零八个月来我保持了沉默，这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动。我曾经并且始终支持建立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两大族群可以和平地、平等地生活。我说过，而且一再说过，要善待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他们建立充分民主的政体，直到彼此的仇恨冰雪消融，也让知识分子从此不必再进行干预，因为他们的宣言声明根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团结而非分裂的那一刻的来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幸亏有了某些您不知道的行动，您的一些同志今天才能活在人世。我其实厌恶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从来都谴责恐怖行为。我也要谴责那种在阿尔及尔大街上不问对象盲目进行的恐怖袭击，也许某一天它们会伤及我的母亲和家人。我相信正义，但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41]

《世界报》的通讯员是唯一在场的法国记者，他在记下这段稍显冗长的陈词之后写道：“他的宣言受到了众人的欢呼。”关于母亲和正义的言论是巴黎和整个世界（多亏了《世界报》）对此问题的巧妙回击——并将长久有效。事实上，加缪的话的确至今余音未了。布鲁尔斯特罗姆目睹加缪和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之间的交锋，颇感意兴阑珊。按他的理解，加缪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讲的正义，而我的母亲却待在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有人随时可能往里面扔炸弹，那么我宁要母亲，也不要这恐怖主义的正义。作家的话不管有没有戏剧性的成分，都不能脱离上下文来解读。无法预见其命运的加缪还在和学生的交流中说道：“通常，句子必须和它们的结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意义。”[42]其实还要补充一句：句子的意思要和此前的句子联系起来才行。加缪的话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正义，和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母亲的命运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的真实含义毋宁是说，必须拒绝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以及《时文集》第一辑中的“不要刽子手也不要牺牲者”、“拯救身体”等文章中了。[43]

《世界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亲自要求伯尔曼逐字核实加缪的话：

“加缪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伯尔曼随身带了台录音机，他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我本来就确信加缪会说蠢话的。”[44]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初，伯夫-梅里是支持保存帝国的；现在，他相信局势的发展已经无药可治。《世界报》转而反对酷刑和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推行的政策。事实上，这份报纸反映、也表达了法国大部分公务员的意见，它所提供的信息旨在“广泛地、正确地报道这个狭小的星球上的事件”。[45]

母亲，对像加缪这样的阿尔及利亚人、地中海人来说，是最根本的依恋。而正义则不然，它随时代而变，随制度、政党和法律而变。面对无理性的世界，加缪只想表达一种温柔，而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和“进步主义者”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他的话：“我”选择了那个生我的人，而不是千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应该获得的正义。还有些人从中读出了一种优越感：千百万阿尔及利亚人的分量和我母亲一人相当。其实，加缪只想唾弃恐怖主义的正义。与其说母亲和正义相对，毋宁说她是和不正义相对。

斯德哥尔摩的听众们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大学生们显然比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秘书更敏锐，他们想弄清楚，加缪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存在主义？

“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加缪回答道，“批评家们不得不对人进行分类。可我是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取最初的哲学灵感，而不是从19世纪的德国人那里，后者才是目前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基础。”

这时，一位自由派学生联盟的代表问道：

“您为什么属于自由派？”

加缪用惠特曼的话作答：没有自由，就没有生存。又有人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加缪的作品的影响。

“这种影响很可观。”话音刚落，四下就是一片笑声。[46]

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多次说过，他的文学导师包括托尔斯泰、尼采和帕斯卡尔。有人问有没有让他感到亲近的瑞典作家，他举出拉格克维斯特的名字。

“您怎么看妇女在当今社会里的作用？”有人问道。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他也只能泛泛而答，大概希望听众能会心一笑。

“您怎么看弗朗索瓦丝·萨冈呢？”这回提问的是一个女学生。

加缪回答说，在他认识的新一代法国女作家里，萨冈差不多是最有魅力和亲和力的一位。可是成功的危险在于它总是与挫折相伴；如果一个人太年轻，那么赢得的声名将是一项艰苦的考验。不过他认为萨冈有能力去承负这一切。即便她不是高莱特，她的才能也是无法否认的。至于其他的年轻法国作家，加缪友好地提到了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让·布洛克-米歇尔，以及米歇尔·布托的名字。

“您能指定下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吗？”

“先生，叫我来选择下一个作家，这让我吃惊的程度，简直比得上我获得这样荣誉时的荣幸程度了。”

他头上戴着一顶瑞典大学生喜欢的鸭舌帽，胸前斜披着人文主义协会的绶带。讨论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走出会场时，弗朗西娜流出了眼泪，克洛德、米歇尔、西蒙娜和雅尼娜·伽利马也是一脸气愤的神色。有人告诉加缪，那位阿尔及利亚青年在抨击他的时候，还在咨询他的瑞典朋友们的意见。晚些时候，加缪向布鲁尔斯特罗姆倾诉说，最令他感到痛苦的，莫过于以这样的方式“在一个兄弟的脸上看见仇恨”。[47]作家在斯德哥尔摩一再声明，他希望看到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国家，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欧洲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48]在奉行孤立主义和中立政策的瑞典，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和北非问题有兴趣。同样，在道德上一向热心的瑞典人也还没有开始关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青年对加缪的攻击并未博得当地媒体的好评。一家报纸上的标题是：“有魅力的加缪解除了好斗的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武装”。在伯尔曼的文章被《世界报》发表以后，法国大使向他索要录音带。伯尔曼担心对方是想销毁录音，没有答应。接下来各种节庆仍然不断。[49]星期五是圣露西节，漂亮的女孩们身着晚装，头顶点燃的蜡烛，将晚餐端到加缪一行人的房间里，令他们吃惊不已。原来，克林德忘了告诉他们当地的风俗。女孩子们唱了歌，随即离开了客人的房间。

无论是在法国大使馆的会谈室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加缪总是说，让·格勒尼耶是他“最好的朋友”，勒内·夏尔则是阿波里奈尔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法国诗人。[50]他还总结了自己自创作之初起制定的写作计划。首先，他想表现“否定”的理念，为此借助了三种形式：小说《局外人》、戏剧《卡利古拉》和《误会》、意识形态（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表示，如果他没有亲身的感受，他便不能谈论任何事情：“我毫无想象力。可（‘否定’）对我来说……犹如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怀疑。”在完成第一阶段之后，他认识到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否定”之中，因此接下来是“荒谬”和“反抗”阶段。再往后，他计划进入第三个以“爱”为中心的阶段，也就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计划”。他还在小范围内悄悄谈到了一部正在构思的、采传统形式的小说，题目将是《第一人》。这部小说将包括上下两部。[51]此外，他还想写一出剧本，名字可能是《胡安大夫》或者《堂·浮士德》，其形式近似克洛岱尔的《缎子鞋》。加缪还想创作一部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为题材的随笔，以表现他对生活的渴望。“荒谬”和“反抗”之后是“理智”与“幸福”。女神的复仇不是盲目的，它要求有节制感。加缪在瑞典受到的接待也是媒体关注的话题。一家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文章：“加缪不会向天主教低头”。事情的由来是，一位记者问作家是否会皈依天主教，得到的回答是：“不，只有一个字，不。”至于拒绝的原因，作家没有说，该由记者们自己去琢磨：加缪同情人类的苦难，为何面对基督和他的教导却无动于衷？在欧洲，对知识有限性的体认和对神圣之物的尊崇总是被理解为生存的脆弱，而加缪却断然承负起它们。作家停留斯德哥尔摩期间，人们不断跟他提到上帝与基督，但他只对基督的肉身有敬意，而且声明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有一些基督徒的关切，但本质上我不是信徒。”在古希腊人的怀抱里他更感到自在——不过不是在柏拉图那里，他喜欢的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他信仰一些古代的价值，哪怕它们遭到黑格尔的贬低。

12月14日，星期六，加缪来到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乌普萨拉大学，在大阶梯教室为学生们作了一场题为《艺术家和他的时代》的演讲。乌普萨拉在斯德哥尔摩以北70公里。在发生过那戏剧性的冲突之后，克林德以个人名义给乌普萨拉大学学生会的主席打了电话，希望他有所准备。加缪在演讲中一般性地提到了不少作家的际遇，而他本人的遭遇则为之作了具体性的注释：“当他们开口讲话，就会受到批评和攻击。”《反抗者》便是再明显不过的例证。但是，“如果他们变得中庸，乃至谨小慎微，人们又将指责他们的沉默。”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包括瑞典。加缪表示：“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有想出名的艺术家都该明白一个道理：出名的将不是他自己，而是借他的名字登场的一个他者，他将最终摆脱前者的控制，或许还有一天，会将那位真正的艺术家置于死地。”加缪比萨特更清晰地驳斥了20世纪形成的现实主义概念及其“私生子”——依然流行但已经气息奄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世界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如何可能？”他当然并不肯定所有的听众都愿意接受自己的逻辑、政治美学和美学政治：“右派的学院主义漠视被左派学院主义利用的苦难。”加缪一般性地谈论艺术，但首先是谈论他自己的艺术，这种艺术要求的是“不能整体拒绝，也不能整体赞同现存的一切。艺术在拒绝的同时有所肯定，这就是为什么它陷入永恒的、不断更新的分裂之中。”加缪向自己的导师们表达了敬意：“最高尚的艺术，就像存在于希腊悲剧中一样，存在于梅尔维尔、托尔斯泰或者莫里哀的笔下。这样的艺术平衡了现实以及人们对此一现实的拒绝，而无论是现实还是对它的拒绝都能使自己的对立面高高弹起，这种永不间断的交互涌现就是生活本身的欢乐和分裂。”加缪的陈述被蒙上了一层面纱：“最后，我们也许在美和痛苦、对人的爱和创造的疯狂、无法承负的孤独和难以忍受的群体，以及在拒绝和赞同的永恒张力中，接触到了艺术的伟大之处。”[52]他还表达了对另一位导师的尊敬，不过意思显得更加含混：“我总是赞同纪德说过的一句话，尽管它常常引起误解：‘艺术生于限制而死于自由。’”加缪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创造文学作品是重要的，但同时应该看到：“离开我的艺术，我个人就无法生存，但我从未将这种艺术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上。”15年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同样的思想。[53]索尔仁尼琴认为，在历史的某些关头，对作家而言更要紧，“更重要的，是关注他的国家的命运”（而不是关心他自己）；15年后他还指出，必须对整个社会发言，讲出他所看到的一切，至少是不义的东西，把威胁展现给大家。在斯德哥尔摩，加缪拒绝了被他称为“商品社会”的现实（如果不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话），这个社会“专断地、片面地使用‘自由’一词，将其视为权利而非责任；这个社会甚至敢让自由的原则服务于事实上的压迫。”[54]乌普萨拉的听众没有就萨冈和阿尔及利亚问题提问。有些学生读过加缪的书。坐火车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加缪参加了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会后兴高采烈的克林德告诉加缪他是乌普萨拉人：

“我很高兴。”

“啊，我瞧出来了。”加缪回答道。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斯德哥尔摩一行不总是圆满的。不过除了那句关于正义和母亲的话——这句话不幸显得笨拙，招致广泛的质疑，但它的确出自内心——，瑞典之旅还算成功。加布里埃·波诺大使在致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尔贝·加缪几乎在瑞典发起了一场《艾那尼》之战。他面临的对手不见得都充满敌意，但至少普遍显得冷漠和顽固。”

加缪平生有两次口不择言，斯德哥尔摩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将奖金支票存入一家银行，又捐出700克朗给新教教会，还访问了一所学校，向当地法国学校的校长沙多先生许诺捐赠书籍。最后，他还光顾了几家餐厅，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菜肉丸子和煎鲱鱼。

加缪夫妇带着礼物回到了巴黎，瑞典冰刀是给孩子们的，手袋是给让娜·波尔热的……加缪用手指着弗朗西娜对克里丝蒂安娜说：

“你可没告诉过我，你妹妹生来是做大使夫人的料！”

“怎么，你早先没有看出来么？”

功成名就之日，诺贝尔奖也给加缪带来了许多压力。他对罗贝尔·马莱说：“诺贝尔奖让我老了好多。”[55]他感到自己正被“树碑立传”：国家图书馆像章保存室的主任向他要几张佩戴奖章的“标准照”，加缪为难地说：“我不年轻了，可也还不老，我的作品还没有完成……也许我们可以再等等。”[56]瑞典阿尔及利亚人联合会写信告诉他，那位在演讲会上当众发难的年轻人只代表他自己，不属于他们的组织，也不是任何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12月17日，加缪给《世界报》的主编写信，告知对方他对该报上登出的几篇文章的看法：“被归于我名下的几次发言大体上是准确的，只有一处不确，我冒昧地想借此机会更正。我从未说过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只犯下一些小错误；事实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然而如果谈到法国作家的言论自由问题，我的确说过这种自由是充分的。至于我们媒体的新闻自由是否受到限制，我的回答是，迄今为止一直深陷阿尔及利亚泥潭的各届政府给媒体施加的限制都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哪怕最微小的限制。在此问题上我感到遗憾的是，新闻记者们没有站出来捍卫这种自由，以及自由所必定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接下来加缪继续说道：“关于那位质问过我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自己更接近于他，而不是那些整天谈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却对事实一无所知的法国人。他至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脸上的表情不是仇恨，而是失望和不幸。我分担着这种不幸，他的脸孔也正是我的国家的脸孔。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当众向这个阿尔及利亚人——也只是向他——说出我至今始终藏于心底的话。您的通讯员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话。”加缪写这封信的时候刚刚抵达巴黎，他是在15日星期天离开斯德哥尔摩的。到此刻为止，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那番关于母亲和正义的话引起的冲击波。“您的通讯员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话”，这句话恰恰说明，加缪只顾着检查语言的形式了，他没有去校正那些话的言外之旨。几天以后，《世界报》的主编安德烈·谢内波努瓦给他寄来一封十分职业的回函：“您最近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持续引发着争议。几天以前，您十分客气地给我们作出了澄清和说明。如果您能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一步阐明您当前的立场，《世界报》将非常高兴发表您的文章，或者是您与我们的记者之间的谈话。我深信您的大作将拥有大批的读者。”[57]加缪婉言谢绝了《世界报》的提议，因为他正计划将20年来所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文字整理成书，并附上一篇阐明他当前立场的文章。加缪深觉自己被不友好的言论所包围，他高傲地声称：“在这个居心不良，善于挑拨离间，而我们不幸又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知识分子圈里，一位严肃的作家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也许只能通过写书的方式，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部分摆脱无法避免的论辩氛围对其观点的歪曲。”[58]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亦是如此。每当加缪外出用餐，总有越来越多的仰慕者和寻觅作家真迹的人上前和他搭话。在美国，在广播里，总有人拿他的名字开心，故意把“加缪”念成“加慕”之类，正好和“令人仰慕”谐音。即便加缪一再拒绝别人在他的签名后注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字样，也无法消除头上的光环。文风独特的突尼斯犹太裔作家阿尔贝·摩米表达了他对加缪的好感，也说明了他不能苟同加缪之处。摩米是少数几个能以平常心待他的人，萨特和加缪都为此人的作品作序，他也懂得加缪身为阿尔及尔人的痛苦。摩米也在月刊《舟》上——这份刊物既无日报周报的发行量，也无《现代》杂志的影响力——撰文[59]，提到加缪这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加缪无法谈论北非，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一切与之有关的话题都让他无言以对……”摩米眼中的加缪是一位好心肠的殖民者：“应该看到，他的处境并不轻松。看到人们在道德上指责自己的亲人，这无论就情感还是就理智而言都是沉重的。”加缪“不得不同时蒙受殖民地人民的怀疑、法国本土左派人士的愤怒和他的亲友们的抱怨。”有些怒火和抱怨还相当猛烈。让·塞纳克又给加缪写来书信：“我没有参加游击队，那是因为他们三次拒绝了我的请求。”[60]在11年前他写给加缪的第一封信中，塞纳克曾自称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基督徒”。他在一篇打算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写道：“加缪日复一日地深化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使其远离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也让他日益屈从于一种可疑的政治。”塞纳克了解加缪和弗尔一家人的分歧：“表面上，加缪夫人（阿尔贝的母亲）的敌人是那些恐怖主义者；表面上，是军政机关和警察保障了加缪夫人的安全。”[61]加缪回答他说：“如果您还打算继续谈论爱和友情，就别再给炸弹写赞美诗，横飞的弹片会杀死儿童和那些可憎的、‘盲目’的成人……祝您好运。”

阿尔贝动身去了阿尔及尔。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听见别人在谈论加缪，随口说道：

“啊，加缪，他是阿尔及尔大学赛马俱乐部的。”[62]

肖维尔·伽里耶罗对一位名叫玛丽·埃尔伯的阿尔及尔妇女讲了一桩趣闻：兴高采烈的加缪在里昂街遇到了一位如今作管子工的旧时伙伴：

“嗨，阿尔贝，有什么新闻吗？现在你在做什么？”[63]

48．一位“近视眼”？

对加缪来说，1958年的开头和上一年一样糟糕。一天，平时向来准时的他没有及时赴与罗布莱斯的约会。[1]罗布莱斯担心之余，给苏珊娜·阿涅利打了电话。最后加缪终于出现了。原来，他在出租车上突然呼吸困难，随即中途转往诊所吸氧。后来一位医生诊断说，他处于半窒息状态。加缪又开始接受运动治疗。弗朗西娜、卡特林娜、玛丽亚和密都见证了他的不适。[2]精神状态陷入低谷的加缪看了精神科大夫，待在沙纳雷伊街的寓所闭门不出，甚至一度想到自杀。[3]呼吸困难、幽闭恐怖症也折磨着他。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已被某种疯狂所左右”。这段时间的日记也写得干巴巴的，仅限于列举事实，就像一本航海日志：

“12月29日（1957年）

15点。新一轮的恐慌。正好4年前，X（弗朗西娜）发了病（今天是29日，只差一天）。有几分钟陷入完全的疯狂。接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颤抖。服了镇静剂。现在的文字是一个小时后写的。

29日到30日夜间：通夜的恐慌。

12月30日：感觉稍好。

元旦（1958年）

双倍的痛苦。”

不过就在这一天，他又写信给勒内·夏尔：“我感觉好些了。别为我担心。看过医生之后，我会采取些措施，以恢复轻松和愉快的状态。”3个月以后，加缪又写道：

“从1月到3月。最大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只是常常还暗中感到焦虑。”

加缪的新女友密一直帮助着他。他们是10个月以前在花神咖啡馆相识的。[4]那天，加缪正和安德烈·贝尼舒的儿子皮埃尔一起喝酒，在座的还有阿尔贝·科塞。密正在一楼，面对着咖啡馆的大门写作。加缪双眼紧盯着这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她认出了他。同伴们邀请密和他们一起聊天。她是做什么的？[5]

“画画的。”

他们聊起了皮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这是他们两人都很欣赏的画家，然后一起去跳了舞。接着，加缪这位高明的“战术家”用车把伙伴们送回了家，好单独和密在一起。密来自丹麦，为了做绘画教师，她曾在哥本哈根的美术学校学习，然后又来到巴黎，在“大茅屋”画院继续学习素描和油画。现在她是这所画院的公积金司库，职责是监督画室、挑选模特、指导他们摆姿势。靠做这些工作，她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权利。不过她同时还在其它地方勤工俭学，如在雅克·法特的时装店中担任模特。眼下，她正打算参加布萨克牌布料的全国推销展，这比只在时装店干活儿更能挣钱。随后的日子里，加缪陪她走过了圣奥梅尔、纳博讷、佩皮尼昂、贝齐埃等地。罗贝尔、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都说，加缪又焕发了青春。这一对情侣并不隐瞒自己的行踪：人们看见他们出双入对，在利普啤酒馆，在“小铺路石”餐厅，在“云”夜总会，都有人看到了他们的俪影。密也去沙纳雷伊街。她对勒内·夏尔似乎不太感兴趣。密还是很少几个陪加缪一起看足球比赛的女人之一。他们一起谈论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尼采：“他谈他自己就像在谈上帝一样，”加缪说，“可他总是很可怜。这可不像上帝。”他崇拜尼采“对身体疾患的长期斗争”。加缪还评论道：“这不总是贵族身份的要求，事实上，经常是义务造就了一个贵族。”[6]密欣赏加缪的幽默，加缪也被她深深打动。他们俩待在一起，感觉就像在“一个无穷无尽的时间泡”里。[7]密常常拖着加缪去维莱纳游泳池，他喜欢她身上的青春活力和热情。这个女孩把加缪当同龄人来看待，这一点也让作家感到轻松惬意。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地方，人们都在敦促加缪公开其政治立场。有些拥有阿尔及利亚背景的人对他感到失望、伤心。1958年1月11日，《世界报》用一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文章，这是阿姆鲁什被《快报》退回的稿子：“作为神话和现实的法国——论若干苦涩的真理”。在文章作者看来，法国人希望这个国家具有普世性的使命感，但他们遗忘了殖民体系，而这恰恰是那个神话般的、普世主义的法国的致命弱点。有鉴于此，根本不可能继续在“口头上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实际上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之间保持那种传统的暧昧”。左派和右派都必须为现状负责。左派是“占据多数地位的、沙文主义的右派的一张面具，也是它存在的借口”。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群众现在“把自由的法国和帝国主义的法国混合在一起”。阿姆鲁什认为殖民主义的法国是“种族主义的、贪婪的、不人道和破坏性的”，它以“民众的启蒙者、基督教会的头生女和世间各国的耶稣自居”。他还断定，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别无它途可以结束当前的危机。阿姆鲁什从前的朋友雅克·厄尔贡在《世界报》上回应了他的文章，指责他夸大其词。[8]加缪赞同厄尔贡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您针对阿姆鲁什所写的东西。不要这个人，也不要他的观点——每次我读他的文章，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9]加缪觉得，像他和厄尔贡这样“带着执着的希望”真正热爱阿尔及利亚的人少而又少。他告诉正为这场笔战感到伤心的于勒·鲁瓦，阿姆鲁什是个危险的诡辩家。[10]

加缪还是退出了公众事务，埋头搞他的戏剧和小说。

“《快报》和《法兰西观察家》，我现在不读它们。”他这样对让·格勒尼耶说。

即使问题和阿尔及利亚无关，他也有被多数派孤立之感。所以他告诉格勒尼耶：“我的敌人太多了。”[11]

对格勒尼耶，加缪怀着不可动摇的感激之情，甚至是一种过分讲究的客气，即便这位老师经常拿学生开心，或者用他特有的“节约”将学生逗乐。现在，格勒尼耶给加缪提供了一些建议，例如关于小说的建议是这样的：

“得首先砍去一半！然后看上去有点像部剧本了，结构更紧凑、更鲜明。这样人们才无话可说！”

在加缪去斯德哥尔摩之前，格勒尼耶向学生宣布，他将把一本书献给他。

索格勒夫人还常常给加缪写信。从她那里加缪得知，西蒙娜经常犯病。加缪已经无法再为她做点什么了。他在巴黎见过她，西蒙娜更加消瘦，脸庞浮肿。她接受过精神分析，也在瑞士尝试过一种新的解毒疗法。加缪念及此处，忍不住对格勒尼耶一般性地谈起了婚姻问题：

“两个身体从此分开，这倒是件好事，能避免更糟的结果。我的第一个妻子西蒙娜·伊埃，我和她一起总算想明白了，那个想要她毁灭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很漂亮，强壮，又聪明，可她从来摆脱不了吸毒的老习惯。在伊德阿公园，她常常晚上出去，就扔下一句话：‘我要自杀。’我当然不信她的话，也不敢激她。可夜里我出去，常常发现她在沟壑里。结婚以前我从来没有料到她有抽吗啡的毛病。我带她出去旅游……在林茨，我打开了一个箱子，结果发现了一堆药瓶，装满了整个箱子。她回到旅馆，看见我正在解鞋带，一只脚踏在凳子上。她问：‘您在干什么？’（在我的女人里面她是唯一一个用‘您’称呼我的）。我回答说：‘离开。’”

《巴黎竞赛》周刊宣称，科蒂总统就某些赦免请求征询了加缪的意见。可作家否认有此事。他的确呼吁过赦免一些囚徒，但那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

他仍然为伽利马出版社的审稿事宜忙碌，仍然在指导排演《对一位修女的追思》，这出戏在比利时演出过，他还想把它介绍到尼斯去。他告诉格勒尼耶，自己最近会见过戴高乐，这位将军即将结束他已经超过10年的政治真空期。[12]

“是一个中间人让我们会面的。戴高乐说非洲已经完了。法国人进入了一个沮丧失望、缺乏自信的时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得站在一旁，也许我的榜样能够为两三代以后的法国人提供点儿帮助。”

在他的日记中，加缪写道：“3月5日。和戴高乐见了面。我谈到如果丢失阿尔及利亚将会引起的震荡，也谈到了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愤怒情绪。戴高乐说：‘法国的愤怒？’我67岁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国人杀另外的法国人。除了我自己。”

加缪告诉弗朗西娜，他问戴高乐，阿尔及利亚平民百姓的前途何在。

“他们可以要求得到很多赔偿。”戴高乐答道。

加缪被这个犬儒主义的回答惊呆了。[13]他提到赋予全体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的问题。戴高乐回答说：

“是的，以后我们的国会里会有50个阿拉伯佬。”[14]

1958年，阿尔及利亚选举产生了66个议员。如果“阿拉伯佬”都能投票，那么这个数字将比戴高乐将军说的要多得多。阿尔及利亚的3个省选出了26名“共和国统一全国联盟”的议员，“新国家团结联盟”则有25人，这51个议员基本上都是戴高乐派分子。“独立及社会行动农民联盟”只当选3人，与“民主和解联盟”一样（这两派代表的是传统右翼）。有7个当选者不属于任何党派。左派一边只剩下两名社会党人当选，“人民阵线”和“解放”组织则交了白卷。“黑脚”们的阿尔及利亚现在是右派的天下了。

3月26日，加缪动身前往阿尔及利亚，他计划在那里待上3个星期。

“阿尔及尔……风中，士兵们猬集在桥上，缩成一团，包着头巾，军容不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将会达到50万人。“人们不再耀武扬威，甘于苟且的日子来到了。这就是历史。”[15]

加缪依然住在圣乔治旅馆。他每天都去看望母亲。他又见到了罗布莱斯，还和穆卢·费哈奥恩谈了话，这是他喜欢的作家之一。

“当我们的两个兄弟反目成仇的时候，”加缪说，“去挑逗其中任何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疯狂的罪恶？一边是明智的沉默，一边是声嘶力竭的疯狂，我宁愿选择沉默。是的，如果一个人的言语能够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存，那么沉默就并非全然消极的态度。”

加缪也向蓬塞转述了自己和戴高乐的谈话。[16]他发现戴高乐成了悲观主义者，他或许会赞同联邦制的解决方案。戴高乐只会通过合法方式重新执政，问题是，这“该死的政党制度”却是块绊脚石。

“你瞧，”加缪说，“从这方面来看，也没什么希望了。”

加缪和蓬塞之间的对谈出现了紧张的气氛，这是前所未有的。在阿尔及尔，一些像蓬塞这样的人认为应该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加缪则或多或少赞成目前弗里克斯·盖伊阿政府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盖伊阿推动制定了一部旨在建立单一选举团的框架性法律。

“我刚到的时候，也并不相信这部法律。”加缪告诉蓬塞。

可是他刚刚会见过两个对这部法律寄托着希望的阿尔及利亚人。

“不过在和一些人谈话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加缪接着说，“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开始，从它出发能够找到合理的方案，以维护双方的利益。”

“我觉得，”蓬塞答道，“你这样信任那些来拜访你的人是个错误。他们只代表很少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见。这部法律只不过徒有联邦主义的外表。可是你知道，就算有一种真正的联邦体制，我们也不敢肯定‘民族解放阵线’会接受它。即使出现奇迹——当然我不相信奇迹——，这部法律能够带来和平，它也会像1947年的宪章那样遭到破坏。”

“可是你忘了，”加缪反驳说，“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

他提到了经济起飞，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还有石油的重要性。

“没错，”蓬塞回答说，“现在我们进口各种各样的东西，水泥、钢铁、管子，我们狭窄的码头都快装不下，卸不了货了。可是，这都是靠了油田的发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后劲的，持续不了几年。”

在蓬塞看来，还是得和“民族解放阵线”打交道。加缪的神情变得阴郁起来。

“不，在目前的形势下和‘阵线’谈判，就等于承认了它的代表性。再说，它后面还有埃及，它们梦想的是复兴阿拉伯帝国，而阿拉伯帝国就等于引发世界大战。”

“那你说该怎么办？”

“得和‘民族解放阵线’开战。”

加缪的立场变得十分强硬。蓬塞觉得，马克·洛里奥尔议员个人倡议，加缪附议的“联邦主义”根本是个荒唐可笑的想法，它和现实的脱节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加缪的其他朋友如梅松瑟勒、夏尔洛、米盖尔、贝尼斯蒂等人也忧心忡忡，他们觉得加缪已经不怎么像阿尔及利亚人了。在哥哥吕西安面前，阿尔贝还说，他对戴高乐将军存有某种期待。[17]

加缪的《时文集》第三辑《阿尔及利亚纪事》中收入了一篇论联邦制之可能性的文章，1958年4月17日，作家将该文的手稿捐赠给伽利马出版社。差不多两年来，加缪没有在法国公开谈论过阿尔及利亚问题，他的政治介入仅限于所写的文章。或许，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将增加他说话的分量。他把过去20年来在《阿尔及尔共和报》、《战斗报》和《快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停战呼吁”的全文尽皆收入这部文集。加缪坚信阿尔及利亚的两大族群必须和平共存。5月8日，费尔哈特·阿巴斯放出风来，说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9日，劳尔·萨朗将军致电科蒂总统，抗议任何可能放弃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解决方案。同一天，加缪参加了让·德·梅松瑟勒在艺术桥画廊举办的画展的开幕式。他为梅松瑟勒写了这样一段题词：“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纯粹的绘画，那它只能在这样的作品中去寻觅：在那里，浓淡明暗的变化、布局的考量、内容以及题材的统一性都能够取得高度的和谐。然而这样的技巧并不以表现它本身的魅力为目的。技巧的运用必得服从于表现非洲自然的需要，是自然为画面提供了岩石、黏土、干旱的土地，还有那大片湿润的云雾阴影，以及围绕着白色的方形时空弥漫的纯粹的光线。”在画廊里，加缪对记者们冷眼相向，这让梅松瑟勒感到惊诧。

在法国本土发生的一切也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局势。靠着一场被多数政治精英认可的合法政变，戴高乐将军重新走进了权力的中心，他的反对者只有法共和几个小党，以及孟戴斯·弗朗士和密特朗。5月13日，阿尔及尔的欧洲人冲进了总督府，当场成立了所谓的“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萨朗将军两天后在总督府阳台上喊出了“戴高乐万岁”的口号。而戴高乐将军本人则在法国宣布：“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接管共和国的权力。”17日，巴黎市议会通过了在首都实行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的法令。20日，国民议会决定延长授予普范兰总理特别权力的期限。在阿尔及尔，叛乱的将军们正准备实施代号为“复活”的计划，企图凭借驻图卢兹和巴约讷的伞兵部队干预本土政局。5月27日，戴高乐发表了如下公报：“我希望驻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部队模范地遵守他们长官的命令。”有些人开始相信，或者装作相信“土著”和“黑脚”之间的“兄弟友爱”。加缪时时都在收听广播，但他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工作是写书，同时，在我的家人和人民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仅此而已。”戴高乐于6月1日成为总理，4日，他前往阿尔及尔。

在编完《时文集》第三辑之后，加缪写了这样几句“导言”：“在阿尔及利亚的才智之士的心中，近些日子可谓风起云涌；新近发生的种种事态带来了希望，同样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心。但无论如何，事实本身并未改变，我们必须从此出发，走向那唯一可接受的前途：无条件建立在自由之根基上的法兰西，应该不带任何歧视、任何偏见地平等对待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族群。”这些文字写于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前夕，它表达了加缪希望参与“消除毒害”的意愿。作家自愿远离了“公众的游戏”，并且不无骄傲地声称是自己身上的某些弱点才导致了这种引退：“我缺乏那种决断一切的自信心。”因此他甘心局限于一种理智的立场：“在保护自己免受攻击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对手的道理。”他指责冲突各方说：“无论是针对平民百姓的报复行动还是对囚徒滥施酷刑，我们每个人都和这些罪行脱不了干系。”当然，法国政府的镇压也同样如此。加缪也把矛头转向“民族解放军”：“为了有益于世道，且能体现公正，我们必须同样地、毫不留情地谴责‘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对法国平民，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上对阿拉伯平民发动了残忍可耻的恐怖主义袭击。”法国的“进步主义者”也没有逃过加缪的谴责：“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我们的某些舆论竟然暗示说，阿拉伯人在某种程度上有割人喉管、残害肢体的权利；而我们的另一些舆论则接受了对种种暴行的合法化。”他的批评姿态忽“右”忽“左”：“真正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果他们尊重自己的原则，就应该让阿拉伯人明白他们的某些行为是可耻的。然而左派们没有这么做。至于右派，他们经常以维护法国荣誉的名义将很多恰恰有损于这种荣誉的事合法化。”加缪提醒某些左派要注意“廉耻”。他还想到了他的父亲：“当一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法国人（他指的是像阿姆鲁什这样的人，不过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竟会表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贯视法国为等待接客的妓女，那么就必须提醒这个毫无责任感的人：他所谈论的那些人的祖父辈在1871年选择的是法国，他们背井离乡，从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移居阿尔及利亚。40年后，他们的父辈在法国东部成千上万地战死。至于他们自己这一代，和无数北非穆斯林一起，在最近的这场大战中，在各条战线上为法国这个‘妓女’而战斗。”加缪从未忘记，他那于1914年战死的父亲真是原籍阿尔萨斯。

6月4日，戴高乐面对大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模棱两可地说道：“我理解你们。”加缪欣赏的演员皮埃尔·布朗夏尔写信告诉他：6月6日在莫斯塔伽南，“前来听戴高乐讲话的群众中有八成是穆斯林。这是一个被核实了的数字。”谁核实的？当地法国人举办的调查机构。《时文集》第三辑《阿尔及利亚纪事1939—1958》在6月16日以后上市，但销售状况不佳。6周以后，《世界报》登载了一篇让·拉库蒂尔的文章，该文除了评论加缪还讨论了乔治·比多和塞尔日·布隆贝尔热的新书。[18]拉库蒂尔对加缪尊敬有加，但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他“看待今日阿尔及利亚的方式不如他战前看待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勇敢”。让拉库蒂尔感到恼火的，是加缪希望在“这场荒诞无稽的、介于麻痹和癫痫之间的对话”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作家曾有勇气“不躲避政治结论中的暗礁。我们得承认这些结论未能满足我们的期望。……令人失望的是加缪提出来用以反对‘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理由。他曾在1955年写道：‘阿拉伯人民保存了他们的民族性，即与我们所不同的特征。’因此，谈论‘阿尔及利亚国家’及其历史根据，谈论未来可能的独立将引起的经济上和人文上的后果是很有必要的。但‘正义者’的作者却自相矛盾地说：‘谈到阿尔及利亚，它的独立完全是一个心血来潮的想法。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根本还不存在。犹太人、突厥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柏柏尔人都有权利要求领导这个可能存在的国度。’”拉库蒂尔承认“《时文集》第三辑值得尊重和重视。”可事实上加缪两样都没有得到。针对他的批评，他写信告诉弗朗西娜：“他们催促我表态并非是为了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将我置于不义之地。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只能让我更清晰地表达我过去思考过的东西。怎么对待我的敌人？要爱他们。阿门。”[19]根据统计，《时文集》第三辑出版后10年只卖出32621册，对加缪来说，这是一个可怜的数字。[20]

作为事实上的和自我想象中的被孤立者，加缪同时活跃在几条战线上，和他并肩作战的还有其他少数派、来自国内和国外的“被流放者”。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会见了一些校对员工会下属的研究小组的成员。[21]对方希望加缪更深入地阐述作家和“书籍工人”进行接触的必要性，执笔的手和无产者的手相握也是萨特所主张的。拉扎雷维克、莫里斯·普瓦等人参加了会见。与会的还有与“书籍”和媒体相关的各个部门的代表。友善而热情的拉扎雷维克这样介绍加缪：“他是少数拒绝被腐蚀的作家之一。”

“捍卫劳动的权利，就是捍卫知识分子自身的权利。”加缪说道，“除了工会组织，哪里还有让劳动者相互结识的场所？然而目前产业工人的工会都被政治化了，至于作家工会，它根本就不存在。如何建立这样的工会呢？答案是，得像你们今天所做的一样，号召知识分子和某些研究小组一起参加辩论，创办‘人民大学’。”

加缪本人在战前就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夏尔·蓬塞一起在阿尔及尔主持过类似的调查研究小组。

“很明显，”他说，“知识分子都陷入了沉默，他们和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接触，要是这些运动存在的话……不过话说回来，目前并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人运动，我们又怎么能参加并不存在的运动呢？”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加缪分析了自己的工作。首先得避免有“为工人做主”的心态，不要陷入伊利亚·爱伦堡式的陈词滥调，或者以童子军式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作家必须直接面向最大多数的人，同时时刻不忘以艺术为本位。

加缪表示：“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沉默的人》，后来被收入《流亡与王国》，小说里讲述了一场发生在阿尔及尔的制桶工人罢工事件。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感到很焦虑。我总是感到，要运用可以理解的语言去成功地描写一场罢工，或者更准确地说罢工的后果，这是一件很微妙、很棘手的活儿。”

作家进一步补充道：“小说发表以后我没有收到哪怕一封工人来信，也没有任何工会刊物要求准予转载这篇小说。至于作品本身，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工人会掏钱买它，也许这是因为书的价格太贵的缘故吧……”

这时一位听众说道：“可是马戏场和音乐厅的价格也很贵，还是经常爆满，而且也能吸引很多工人家庭……”

“我决不会因此对工人们有任何责怪，”加缪、箍桶工艾蒂安·桑德斯的外甥回答道，“他们辛苦了一个礼拜，到了周末有权去找乐子。”

在这些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却不赞成共产主义的左派听众面前，加缪忍不住谈起了新闻界和他的敌人的事儿——尽管他从来不想树敌：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个没法摆脱的烦恼，因为我们眼下待在这充满敌意、谎言和污蔑满天飞的本土法国。我们总是生活在可憎的阴谋氛围中，它毒化了这个国家的空气，使它变得难以呼吸。”

加缪对几乎被历史遗忘的西班牙共和派怀有坚定的好感。[22]他为受到所谓“反殖民主义”威胁的以色列辩护，也支持不知疲倦地为拒服兵役者辩护的路易·勒库安。有一位年轻人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到阿尔及利亚去服兵役，加缪的回答是，有必要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新兵和职业军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加缪也向戴高乐将军寄去一份声援阿尔及利亚囚徒的材料。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后，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尚未被处决。作家直接向新总理发出呼吁，为勒库安的朋友们辩护。将军则回复了一封客气且语气疏远的信：

“我亲爱的大师：

我已经收到了援助拒服兵役者委员会委托您向我转交的信。

您的干预涉及到为拒服兵役者提供适当的法律地位，也同时涉及赦免那些截至目前已经被监禁超过27个月的拒服兵役者。因此您的要求属于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主管范围。

我已将您的信件内容告知了相关的部长，并要求他们向我汇报他们对这封信的处理意见。

亲爱的大师，请接受我友好的和真诚的敬意。”[23]

戴高乐将军并未作出“正面”的决定。此时已出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虽然有帕斯卡尔·彼亚的劝阻，他还是接受了该职务）要求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马丹·杜伽尔和加缪组织一个委员会，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进行道德辩护。马尔罗尤其看重加缪，认为他将是“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法国良心的一位常任大使”。[24]与之相比，马丹·杜伽尔已是病重之身，而莫里亚克对此问题持有极大的怀疑。此时身在雅典的加缪非正式地拒绝了这个提议。[25]对局势他还要进一步观察。

加缪是在1958年6月9日动身去的希腊。在游览了基克拉泽斯群岛之后，雅尼娜和米歇尔与玛丽亚、阿尔贝在罗德岛会合，一起在岛上度过了15天的时光。米歇尔租了一艘游艇，同舟之人还有为伽利马出版的书籍绘制插图的画家马里沃·普拉西诺，以及米歇尔的妻子伊沃和女儿卡特林娜。[26]阿尔贝和马里沃曾经不和，但眼下已经和好。米歇尔希望自己所爱之人彼此间也能相亲相爱。包括加缪在内，游艇上的人们绘制了一份有插图的、怪异且有色情内容的航海日志。[27]在米蒂亚尼岛（即累斯沃斯岛）上，加缪看到了锡格里遗址，还见到了身着方格牛仔服、由女友相伴的布吕克贝尔热神父。“欢庆”号游艇是由一艘小军舰改装而成的，有两名水手，船长是个喜欢喝杜松子酒的英国人。玛丽亚·卡萨雷斯离开了队伍，她还得赶回巴黎去工作。玛丽亚和阿尔贝自嘲说，15天的同居生活已经足够。

加缪兴致高涨。大家赤身裸体涂着橄榄油，在日光下沐浴。交谈的话题不涉及政治，但加缪告诉雅尼娜，戴高乐的魁伟外表和气质很有吸引力。作家并不知道，相当一部分在法国南方、巴利阿里和托斯卡纳度假的巴黎知识分子都会指责他不顾正在巴黎和阿尔及尔上演的历史风云，在希腊的世外桃源中悠哉游哉。

在他的第五次希腊之旅中，加缪重新找到了他梦想的神话的和现实的国度。他参加了当地的婚礼，享受着热浪和大海的气息，白色和蓝色的房屋以及红土地也让他赏心悦目。可是他的身体发出了警报：“唉，我没法继续游泳了。我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样呼吸了，不管多么不舍，我还是离开了海滩，那里曾让我如此欢乐。”他想起了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在此时此刻中品味着往事。[28]

离开希腊之后，他再次回到阿尔及利亚。这一次他又变得不那么悲观，写信给蓬塞：“告诉我，关于目前的局势，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希望些什么。”和包括戴高乐身边的人在内的所有法国人一样，加缪和他的朋友们都在琢磨将军的意图。此时的戴高乐是否已经形成了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明确意见？在和蓬塞交换完看法之后，加缪原本稍微增加的乐观情绪又低落了下来，这在他8月4日致格勒尼耶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也许为时已晚。我在我的书中并未表达这一点……因为，历史总还有它的偶然性，也还因为，我们写东西时无法断言一切都不可挽救。我们能做的唯有沉默。对此我已做好了准备。”[29]加缪变得摇摆不定。8月，他和蓬塞在“小铺路石”餐厅吃饭。蓬塞注意到服务人员对加缪十分殷勤，加缪本人也很看重这份敬意。[30]和“小人物”在一起他显得很自在，仿佛找到了贫困的童年时代的淳朴和自然。加缪寄希望于阿拉伯人和“黑脚”们的团结。当话题转到最近正在发生的游行示威时，蓬塞表示，这是有组织的行为。加缪的神色变得黯淡了：

“这么说，没希望了。”

“也不一定，”蓬塞回答说，“也许戴高乐会很强硬，用灵活的手腕逼迫‘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以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利益。”

孟戴斯·弗朗士无法原谅戴高乐用议会政治的程序来包装他的“政变”。但加缪在这个问题上不尽同意他的观点。戴高乐迷住了他。尽管他不信任某些戴派元老如米歇尔·德布雷的作为（此人具有的蛊惑力十分可疑），但他并不认为戴高乐本人是个潜在的独裁者。加缪和让·达尼埃尔各执一词，但他们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非正统右派的代表戴高乐将会引导法国挣脱阿尔及利亚的泥沼。[31]加缪没有参加从巴士底一路走到民族广场的反戴高乐游行，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尸还魂的”。

“目前，”他对蓬塞说道，“我们所有的基本自由都没有受到威胁。假如有一天威胁真的来临，相信我，我不会仅仅满足于签署宣言的，我一定会走上街头，和工人们并肩作战来捍卫我们的自由。”

如果有必要，他还会站出来反对空降到巴黎的军人的。然而不管他怎么解释，蓬塞还是为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感到遗憾。

“可是我并未沉默，”加缪反驳道，“你是读过我的《阿尔及利亚纪事》的。你也看到了被左派把持的媒体是怎么绞杀这本书的。”

蓬塞赞成加缪出版这本书，但仍然不理解加缪为何要支持洛里奥尔版的抽象的联邦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目前影响日增，且已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了相当的发言权。

“目前我们的全部指望，就是看到一个自治的、与法国结成联盟的阿尔及利亚，再也无法要求更多了。”

加缪无奈地抬起手臂：

“好吧，那就让我们保持这样的希望吧。”

加缪身上“政治人”的一面拒绝荒谬的阿尔及利亚局势，也不顾一切，不顾任何人的非议，坚定地反对极端主义。在和蓬塞的这场谈话中，他同时谈到了希望，还有与之并存的绝望。

蓬塞觉得，加缪在这个夏天已经“站到了悲观厌世的边缘”。他自认受到“虐待”。非共产主义的左翼认定他是个反共分子（或者是自发地反共，或者跟随别人），还是个殖民主义者，因为他拒绝“民族解放阵线”的独立纲领。在法国，媒体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他的看法都很一致：无论左派和希望“收编”他的右派都觉得，加缪最多不过是个满怀理想主义的火星人。最具灾难性的预言出自一向最谨言慎行的保守派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他新近出版了第二本论阿尔及利亚的小书：《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32]该书详细地援引若干经济材料，力图说明，尽管合作仍旧是必要的，但完全的一体化却无法做到。阿隆从整个欧洲的视角来看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他认为法国背上的这个包袱过于沉重，超过了它能够带来的收益。阿隆沉痛地说道：“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和民族主义者和解的希望。放弃，则意味着排除与势必独立的国家进行合作。”而对加缪来说，法国人从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受到排挤才是最大的隐痛。当蓬塞再一次提到他的沉默时，加缪皱紧了眉头。他不想参加“签署宣言之类的化妆舞会”，而宁愿选择更为有效的行动方式。事实上，他不是为不少被判处极刑的阿尔及利亚人争取到了赦免吗？他思忖着，救人一命，胜过“轻率地签署那些毫无结果的宣言”。[33]

进步主义媒体的立场让加缪烦乱不已。他认为，长期以来《世界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态度都有欠公正。[34]该报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支持放弃（阿尔及利亚）”。而蓬塞琢磨的是另外一回事：加缪，这位从前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和《战斗报》上公开捍卫穆斯林的权利的人，如今的立场却为何自相矛盾？可加缪却认为，左派有整整20年对“土著”居民蒙受的不公正视而不见，如今，他们又遗忘了位居少数派的“黑脚”，支持放弃政策。蓬塞觉得，加缪所以和左派拉开距离，一是因为他没有左派那种“负罪情结”，更由于他念兹在兹的是法裔居民被排挤的处境，是“他身属的族群的牺牲”，而这种牺牲是阿隆、布尔代，还有戴高乐都可以接受的。独立的想法在加缪看来是现实的，但在伦理和情感上又是不可接受的。蓬塞认为，尽管就长远看加缪的想法比很多人都更清楚，但此时，在1958年，他看待阿尔及利亚的方式却是“近视”的。加缪首先想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和白人两大族群，他们都该享有自己的权利。其实这再自然不过了：他怎么可能摆脱在小学和中学课堂上学到的法国本土的“文明作品”带给他的印迹和信念呢？还记得吗，路易·热尔曼先生给学生们展示过地图，那上面用彩色标注出，阿尔及利亚也和法国本土一样，有塞纳-瓦兹省、罗讷河口省……

加缪在他位于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几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些人是大学生联谊会的，其中包括学医的艾哈迈德·伊布拉希姆·塔勒布，此人和让·塞纳克一起主办一本地下刊物。这两个人都坐在椅子上。加缪对其他人说：

“就像在家里一样，咱们就坐地上吧。”

这些大学生觉得加缪拿他们当小孩子。塞纳克甚至很讨厌他，觉得他是个懦夫。可等他们走后，苏珊娜·阿涅利发现加缪双手托腮，眼含着泪水呢喃自语：

“如果这些小孩子有道理就好了！”

他不再像几个月以前那样指望戴高乐了。将军不会去构建他梦想中的联合体——法国版的“英联邦”的。

“照这样下去，”加缪对吉里约说道，“独立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要离开法国，到加拿大去。”[35]

他沉浸于这“双重流亡”——同时远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计划中。安德烈·贝尼舒支持将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框架之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我会第一个听到戴高乐被谋杀或者死亡的消息的。”

心烦意乱的安德烈甚至抱怨伊莱娜和乔治·达扬，他来巴黎时就住在他们家里：

“你们都是卖国贼。”

他也对那些建议他离开奥兰的人发火，嚷着说：

“就是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把我们断送了……”

安德烈·贝尼舒是反种族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支持人民阵线的自由主义战士，为奥兰的资产阶级殖民者所不喜的改良主义者。他相信，一旦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被排挤甚至驱逐，这个国家必将面临经济崩溃和政治灾难。绝大部分“黑脚”都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觉得戴高乐蔑视他们，本土的法国人也不理解他们。安德烈·贝尼舒的观点和激烈的情绪，在阿尔及利亚的中下层白人乃至部分精英人士中有很强的代表性。

在普罗旺斯和索尔格河畔的利斯勒，加缪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安宁：“这里的风景滋润着我，赏心又悦目。”在康福马蒂厄的家里，加缪和波尔热一家待在一起，也感到十分轻松。他和夏尔在吕布隆山岭的公路上、柏树林中散步，就像在希腊一样，这里的阳光和宽阔的视野都让他心旷神怡。他甚至产生了在附近购置一座房屋的念头。

这位贝尔古之子其实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受到孤立。9月，《证据》杂志发表了一封一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写给加缪的信：“大作《时文集》第三辑出版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种沉默最后绞杀了这本书），对此我或许并不像您本人一样感到惊讶……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出人意料……您不仅道出了您对所谓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看法，而且必须承认，这种看法是公正的，您的表述也十分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先生，我从处于苦难中的、为您所深爱的阿尔及利亚向您致以友好的敬意，我仰慕您明智的头脑和大无畏的勇气。”[36]甚至《法兰西观察家》也登载了一篇为加缪被放逐一事鸣冤叫屈的读者来信：“我对贵刊没有评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三部作品《流亡与王国》、《反与正》和《时文集》第三辑深感诧异。对最后一本书的漠视尤其让人不解，因为它涉及的是阿尔及利亚，你们的读者每周都密切地关注着这个话题。该书的很多观点都是我所不能苟同的，但无论如何，它的确值得一读。”[37]罗歇·吉里约在一篇小范围内传播的文章里悄悄承认了《时文集》第三辑的重要性。他写道，加缪“以一种罕见的真诚、罕见的说服力，讨论了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国家……他的言论带着内敛的激情，也决不缺乏节制感和客观性；他公正地倾听双方的理由，毫无偏私之心。”[38]正是面对吉里约，为民生之多艰忧心不已的加缪慨然说道：[39]

“如果有一天，我在阿尔及利亚，我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外国人，我会离开法国……”

吉里约应该理解他：

“穆斯林在他们的国土里不应该像外国人一样活着，为实现此目标我进行了长久的斗争。可有谁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呢？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他们的责任，无论是本土还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都是如此。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坚信这一点……”

加缪拒绝命定论和以历史进步的名义下达的敕令，他再次说道：

“我不想丧失信心和希望。”

他躲开了各种鸡尾酒会和礼仪场合，不过答应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组织的一次晚餐会。和“黑脚”们在一起让他感到温暖，虽然其中有些官员（如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巴邦）、商人、作家和艺术家（如皮埃尔·布朗夏尔）以他法属阿尔及利亚式口味看来，立场显得过于极端，似乎世间非善即恶。一位退役的上校提到了加缪呼吁停战的声明，认为这是友爱政治的具体体现。[40]同胞们始终在加缪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不幸的是，他在战前结识的朋友们，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已经疏远了他。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雅克·厄尔贡都主张阿尔及利亚继续属于法国；而蓬塞、梅松瑟勒、贝尼斯蒂或者西姆内则认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无法避免的。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书《阿尔及利亚的蓝图》其时正在当地广泛传播，该书主张法国保留阿尔及利亚，并寄希望于“黑脚”和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如能实现，这将是一场革命，一个人间奇迹——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罗斯费尔德将会广为人知，因为他在骚乱和政变期间领导了广播电台。在那本书的开头和末尾，罗斯费尔德插入了“致一位巴黎友人的来信”，这个“友人”曾拒绝支持“黑脚”们的反抗，并且自5月13日以来一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41]至于罗斯费尔德本人，他主张建立一个“多族群、跨欧非两洲”，包括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国家。可是，他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

加缪继续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在那里他被一群“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包围着。他对某些不太狂热的人尚可诉说心曲。罗贝尔·马莱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加缪的一番话：

“这边和那一边的人都应该保持理智……我觉得人们应当找到相互理解的空间。”

加缪总是不断地从希望走向绝望。他告诉马莱，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是有用之人。

“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我并不以一个军人或者殖民者的方式去爱阿尔及利亚，可是，我能够以法国人之外的身份去爱它吗？太多的阿拉伯人所不理解的是，我正是以一个对阿拉伯人满怀友爱之心的法国人的身份去爱它的。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在阿尔及利亚找到家园之感，而不致在这片土地上沦为外国人。”[42]

在这个秋天和冬日，加缪在阿尔及尔和巴黎都感到自己成了外国人。12月21日，夏尔·戴高乐以78．5％的支持率当选为法国总统，在大部分法国人心中，戴高乐是天降的救星。加缪不这么看，可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位非同寻常的军人能够拯救阿尔及利亚的第二族群，即中下层的白人。

49．“我不喜欢重复”

加缪酷爱戏剧。他甚至常常去看大吉尼奥尔(1)，那儿经常一连上演三四部滑稽短剧，情节恐怖，还带着挑逗性和血腥味儿。

“这才是戏剧呢，”加缪说道，“我们刚刚看到了埃斯库罗斯和普劳图斯，要是有一天再出现一个莎士比亚，我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会用取消幕间的方式来上演剧目。”[1]

在通俗喜剧方面，加缪最喜欢的便是大吉尼奥尔和埃迪特·彼亚夫在波比诺歌厅的演出。自1953年10月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自己最雄心勃勃的戏剧改编计划，即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搬上舞台。加缪为此作了很多笔记。[2]第一个版本将是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演出，当然这比克洛岱尔的《缎子鞋》还是要短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加缪心中的分量几乎和托尔斯泰一样重：“《群魔》是我最看重的四五部文学作品之一。可以说，我在不止一个方面受益于这部小说，它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差不多20年前……我就在舞台上看见它的人物形象。”[3]在他的计划中，加缪想把“这部讽刺喜剧改编为正剧，最后再改为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人物“既不怪异，也不荒诞，他们和我们类似，与我们有同样的心灵。如果说《群魔》是一本预言书，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预告了我们的虚无主义，还因为它展示了分裂的、僵死的灵魂。”在加缪看来，剧本的中心是灵魂的冒险，即萨托夫的被害和斯塔夫罗金的死。后者是一位“当代英雄”，而《群魔》则是一部“有现实性的作品”。加缪告诉卡特林娜·塞莱斯：“极端的气候，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是导致越界和过度的自然氛围。”[4]

为了打磨新的文本，加缪使用了鲍里斯·德·施雷泽长达900页的小说译本，[5]还特别借鉴了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记。[6]其实，改编的过程也是加缪在事隔多年以后对自己早期经历的一番回顾：《西西弗的神话》中有整整一章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基里洛夫及其“逻辑自杀”理论的分析；而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他在年轻时也曾浏览过。从1958年4月起，加缪正式开始改编《群魔》。为了顺利地进行写作，他考虑在南方购买一座宅子，而剧团的资金问题也不断困扰着他，正如他在致剧团经理米什里娜·罗藏的信中所说，“我想这些计划不可能都得到圆满的实现。”[7]剧本本身当然是基础，加缪在第一稿的基础上继续删减，演出时间被缩短到4个小时，包括7场，全剧共有23个人物；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手术——须知陀氏小说中有44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甚至第一稿剧本中也还有28个。加缪取消了若干次要的插曲，也隐去了总督和作家卡尔马兹诺夫等角色。[8]要在舞台上表现暴乱的场面是很难的。加缪就像写作《亨利五世》时的莎士比亚一样，要求观众原谅他无法在舞台上再现战争场景，而要求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免去演员“挥舞四五把锈迹斑斑的铁剑”的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本身就是“分镜头”的，这正是加缪寻找的“戏剧体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就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说过：“我是在场景、动作，而不是在推理中表现他的性格的。”[9]

苏珊娜·阿涅利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加缪，要么我们就看不见这个人，要么就看见他大声抱怨文学带给他的痛苦……我觉得一切和文学有关的事情都让他烦恼，于是我故意让其它一些事情也拖拖拉拉的，好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位秘书忧心忡忡：“这样下去可不妙……试验剧会让他完全离开文学。这样一来我们就该分手了。说真的，我觉得那一天离我们不远了。”[10]“母鹿”（这是阿涅利的外号）的确担心，如果一味沉迷于改编剧本，那他就不再（是永久，还是暂时？）是一位原创性的作家了。

加缪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想到了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道，“此人既不喜欢社会主义，也不喜欢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作为将《群魔》改编为剧本的人，我在发现这一点之后获益不少。不过他在日记中提出了一种福音式的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把它归入最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不同于自由主义，而是植根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的理念。而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马克思，因为后者提出的是一种傲慢的社会主义，中间没有包含爱、罪等不可缺少的概念……很明显，他心目中的答案并非是耶稣加马克思，而是耶稣加俄国人民。”[11]

加缪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主题，同时，打剧本一开始，就向他的敌人和友人们发出种种眼色。全剧一开始，强烈的聚光灯就对准了叙述人（他的角色相当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念出序曲的旁白叙述者）。叙述人把帽子拿在手上，站在幕前——加缪特别强调，他彬彬有礼、语带反讽，同时又无动于衷——开始描述斯特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教授，此人“很有尊严，在流亡和苦难中不失思想家的风度，只是，每年有三四次，他会陷入抑郁的状态。”获得诺贝尔奖不到一年的时间，叙述人安东·格里高利耶的话“一个人不能既爱他的妻子，又爱正义”会让人想到什么呢？《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大概也会像基里洛夫在第三场里那样讲话：“对那些使人们不敢自杀的理由，我很感兴趣。”斯塔夫罗金自我分析道：“我已经结婚了，所以不可能再娶另外的女人，或者向另外的女人求爱。”斯塔夫罗金没有离婚，而加缪却老有离婚的念头，还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丝蒂安娜谈过此事。[12]克里丝蒂安娜对加缪的计划毫无热情，因此，他不再写小说也就不足为怪了。[13]

戏剧是多维度的活动，涉及到纯粹文学和艺术，也与技术和资金有关。加缪把自己的改编本提交给一些职业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当然主意还是他自己拿。在加缪的戏剧团队中，由玛丽亚介绍给他的米什里娜·罗藏是最先读到《群魔》剧本的人之一。加缪很信任她，向她征求意见。“我读了您的剧本，很受吸引。”[14]罗藏这样对他说。接着她坦率地补充道：“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小说原著。”不过，在一定会到现场观看演出（如果加缪本人登台的话）的人中间，她并非唯一一位没有读过小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无知也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直接面向剧本。它的节奏的密集度恰到好处，很睿智，令人感动。从技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出戏的难度很高。您满怀激情地投入了进去……我曾经琢磨过，它会不会缺少某种‘尖刻’的元素。”

加缪和罗藏为寻求资助，也为寻找合适的剧团和演员而四处奔走。不过这并非易事：法国的剧团一般很少能得到经济补助，只有少数演出场所例外。根据估算，《群魔》的开支会在2000到2800万法郎之间，这笔钱最后好歹有了着落。米歇尔·伽利马参与了此事。本来，有可能邀请一位名叫拉尔斯·施密特的瑞典裔美国人来担任财务经理，但加缪拒绝了此项动议：“我不喜欢用我的名头打广告，也不想让法国的戏剧舞台变成人家的殖民地，靠美元和瑞典人的光环过日子。”[15]有十几家剧团，包括“暧昧”、“王宫”、“文艺复兴”和“赫尔伯特”在内都不肯和加缪合作。于连推荐了萨拉·伯恩哈德，并且毛遂自荐愿承担演出重任。可接下来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作家相中的几位演员都没有合适的档期。加缪一无所有，只有所谓的名气（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如此），于是他只好独自扛起重任。……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罗藏认为这出戏勉强可以“运作”，但她的预期并非都是乐观的。剧本的长度首先就让她感到不安。[16]让-路易·巴洛特对这出戏表示了兴趣。于是大家准备了一份风险协定，规定不管演出的结果如何，有收益五五分成，出现亏损也各负其半。[17] 可事到临头巴洛特又打了退堂鼓。加缪最后和安东尼剧院的女经理西蒙娜·贝里沃签订了合约。在演员人选方面，他仍然有自己的偏好。根据默契，玛丽亚·卡萨雷斯已经不在加缪的戏里扮演任何角色，为的是不刺激弗朗西娜。加缪选定皮埃尔·布朗夏尔饰演斯特潘·韦尔霍文斯基，米歇尔·布盖演韦尔霍文斯基的儿子，皮埃尔·瓦内克饰演斯塔夫罗金。此外，瓦尔瓦拉·彼特洛夫娜·斯塔夫罗金的扮演者是塔尼娅·巴拉肖娃，卡特林娜·塞莱斯扮演玛丽亚·特罗菲耶芙娜·勒皮阿基纳。海报终于登了出来，演员名单赫然在目，全剧定为3幕22场。在打印稿的剧本准备就绪以后，米歇尔·布盖有幸先睹为快，作品打动了他，但他也对加缪分配给他的角色提了一点意见：他本来是想演韦尔霍文斯基一角的。不过他并未固执己见。这出戏中也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演员，如夏尔·德内、罗歇·布兰、尼科尔·凯塞尔等。罗藏还推荐了达尼埃尔·伊夫内尔、瓦伦丁娜·戴西耶，以及弗朗索瓦丝·罗塞。

罗藏曾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我们期待彼得·布鲁克同意让这出戏在百老汇上演，那您为什么不想借此良机革新巴黎戏剧界的舞台布景风格呢？如果一出戏在巴黎和在纽约上演的时候，道具背景都一成不变，那不是太单调了吗？对彼得来说，在这边完成的工作，到了那边就会打折扣的。”演戏就像调制蛋黄酱，不管味道好不好，时间久了配料总得有所变化，才能吸引顾客。

排演过程还算顺利。加缪很喜欢看着一出戏慢慢成形的那种感觉。日子久了，渐渐他也感到疲惫，尽管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排演过程让我烦闷。老实说，我不喜欢重复。”[18]但他还是很快克服了消极情绪，恢复了工作状态。排演是在1958年11月末开始的。根据工作流程，首先是“桌边的阅读”，然后才是“动作”。加缪对皮埃尔·布朗夏尔等演员说：

“你们觉得该动就动，觉得该坐下就坐下。按照剧本给你们的灵感去做就好了。”[19]

从此，作家满足于观察和倾听，不再主动干预。让布朗夏尔感到满意的是，他终于明白了，演员不经意间摸索出的一个动作、一个声调，常常比导演机械的指令要更加有效。加缪相信剧本不是用来禁锢人的，他放任演员们去自由发挥。某些导演会预先在笔记上规定好一切细枝末节，可靠了布朗夏尔，加缪在排演中并不指定语调之类的细节。在需要讨论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去找卡特林娜·塞莱斯，后者也喜欢征询他的意见。尽管有时精疲力竭，但自《轻蔑的时代》以来，他还从未像指导排演《群魔》时这样像一个地道的导演。在每天开工之前或者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在电唱机上放几段俄罗斯民间小调，营造欢快轻松的气氛。

马约将布景安排得井井有条。加缪喜欢有风格的装饰、道具和服装，就像当年在劳动剧团时一样。作为导演的加缪不只是一位重操旧业的作家，还是一位运用新语言的创造者。他注视着人物身体的动作，鼓励演员在身体姿态方面下工夫，而在这个年代，其他导演主要关注的还是台词念白。加缪从不把什么教条奉为绝对的律令，也不用同样的模子去套不同的演员。在很多演员面前，他都显得十分宽容、随和。

1959年1月30日，《群魔》首次上演。作为一项特别的礼遇，前戴高乐将军办公室主任乔治·蓬皮杜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参加了最后的彩排，并且礼貌地表达了对这出戏的兴趣。正式演出那天，路易·阿拉贡和爱尔莎·特里奥莱坐在前排正中，四周都是巴黎名流。

加缪在舞台后面给演员们打气。他递给布朗夏尔一张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俄罗斯手绢，好让他的服装增添一点色彩。20点10分，演出正式开始。姗姗来迟的人很多，包括巴黎警察局长巴邦，他到场就座的时候，正赶上舞台上的一位苦役犯在喊：“我需要一本护照！”全剧上演的时间是3小时25分钟，中间有两次较长的幕间休息，观众们可以喝伏特加或者威士忌。等到剧终幕落，已是午夜时分。

巴黎媒体的反应各不相同，但都对这出戏表达了敬意。《费加罗报》的主笔让-雅克·戈蒂耶是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他寻思的是，自己的文章的基调应该是表达赞美，抑或沮丧？[20]他称赞《群魔》是一部生气勃勃的剧作，布景丰富多变，具有探索精神。但他认为这主要是一种“奇怪的文学和戏剧经验”。至于初演之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布朗夏尔。戈蒂耶尖酸刻薄地说：“我惊讶地发现，卡特林娜·塞莱斯小姐竟然放弃出演《缎子鞋》中间的普埃兹而屈尊扮演玛丽亚，这样的选择很难用她在表演艺术上的雄心来解释——想想如果一位悲剧演员不去演俄底浦斯王而选择卡西莫多会引起多少猜测吧！”这番话让加缪勃然大怒，几乎想和戈蒂耶进行决斗。[21]

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罗贝尔·康普的言论抵消了《费加罗报》的谬论。康普毫不遮掩自己的兴奋，他在《世界报》上的文章一开头就热情洋溢地表示：“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戏剧季节决不会惨淡收场，因为我们有了《群魔》，这部美妙、令人震惊的演出！……阿尔贝·加缪先生令人生畏的事业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一切担心和不着边际的议论都被证明是多此一举。”[22]

皮埃尔·马尔卡布吕在《艺术》周刊上表达了自己的失望。[23]海报上没有说错，这是加缪的戏，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哪里呢？他被远远地挤到后面去了。事实上，这位敏锐的批评家既没有在戏里发现俄罗斯作家，也没有看到法国作者的身影。“《群魔》很有激情，有良好的愿望和青春般的真诚，它让我们想到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他花了两年的光阴，执着而热忱地将自己喜爱的小说分割成不同的场景，好给自己的学生提供一幅简洁而完整的作品图景，让即便最懒惰的学生也能理解原著。这是一次由演员来演绎的文学原著通俗版。”马克斯·法瓦雷里给晚报《巴黎通讯》——该报喜欢引导观众到剧院订座，但影响力有限——写了一篇四平八稳的评论，称赞《群魔》人物塑造出色、编导很有勇气、布景简洁适度、演员阵容强大，“可是不管怎样，这些俄国人让我们精疲力竭。”[24]居伊·勒克莱尔在《人道报》上的文章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上，同时指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缪，只是称赞了演员和舞台效果。[25]在《解放报》这份由法共资助、艾马纽埃尔·达斯蒂耶主编的日报上，保罗·莫雷尔从政治上展开了抨击：[26]“目前，西方文学界有一股借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反对马克思的潮流。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在他刚刚出版的《苏联一月纪事》中直截了当地说：‘在俄国，过去90年来，我们一直目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思之间的较量。’”莫雷尔接着谈到了戏本身：“在《群魔》的戏剧版中，阿尔贝·加缪用那惯有的、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拘谨而含混的风格，充分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让莫雷尔不满的是，加缪的演出计划“暗讽左派正在失去它们的力量，特别是法国的左派”。莫雷尔愤怒地指责道：“对一个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像披着左派的外衣的人来说，这样做是不厚道的。”他好像在呼吁《解放报》的读者：千万别忘了《反抗者》。对法国共产党人来说，意识形态斗争真是无处不在，即便报上的一个戏剧专栏也不能逃脱它的天罗地网。正统的共产党人此时正在品味1958年刚刚颁给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感谢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但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拒绝接受奖金。毕竟，《日瓦戈医生》并非共产主义的辩护词。

《群魔》的舞台改编版就这样卷入了东西方冷战的漩涡。一切事物都得通过政治的有色眼镜来观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的前景感到恐慌，加缪则在苏维埃帝国的警察社会面前惊惧不已。[27]

加缪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可发挥是忠于原作者之意图的，因为正是陀氏本人在其笔记中写道：“激情、强烈的冲动。毫无冷静可言，也没有任何在拜伦之后流行的东西。渴望无节制的感官享受，渴望经历狂热不可遏制的生活。感官和精神的极大满足。……偷窃、做强盗的快感，自杀的快感。”[28]

《群魔》正式演出之后，加缪依然经常到场。这是导演们的责任，事实上有些导演会一场不落，观看所有的演出。在剧终之后，他会找到卡特林娜·塞莱斯。作家没有演员们的那些小迷信，可他有他们的幽默感和气质。在《群魔》的第100场演出里，他把水偷偷地换成伏特加酒。专心演戏的布盖毫无察觉地喝了进去，结果倒霉的是“斯特潘诺维奇”，他醉得一塌糊涂，语无伦次。加缪很了解演员的心理，知道他们需要安全感；于是，他有十多天时间没有来剧场，写了10张“条子”，让舞台监督贝勒兰张贴出去，从此，每天晚上演员们都能收到加缪的短信：“鼓起勇气，坚持到底！……”[29]

《群魔》上演的收益无法充抵排演的支出。在彩排之前，剧团经理西蒙娜·贝里沃就很忧虑：“我们做得很成功，可是这出戏的长度也许会把事情搞砸的。”[30]为了弥补亏欠，众人要求文化部门出面斡旋，希望财政部能够减免赋税，可财政部的人很难打交道。50年代的法国戏剧界就是如此寒酸。不管怎样，《群魔》还是开始了自己的巡回演出。从4月开始，为劳动剧团的朋友们所鄙视的演艺主持人马塞尔·卡尔森蒂就对剧组发出了邀请。他自称30年来走遍了法国、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和加缪共进午餐时，卡尔森蒂带来了马尔罗的建议，马尔罗希望推动戏剧革新，推出一批实验电影和实验剧。[31]加缪很清楚“实验剧”一语的“威慑力”和精英性质：如果实验时“只做不说”岂不更好吗？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新戏剧”一词，因为后者“能够包容一切，而不会把事情搞砸”。罗藏和加缪为了寻找属于国家的演出场所四下奔走，疲累不堪。马尔罗的顾问、作家皮埃尔·莫瓦诺以及负责戏剧事务的官员乔治·埃勒戈奇要求罗藏提交他们的方案。[32]可加缪有点不耐烦了，他一向不喜欢别人对他的选择指手画脚。他写信给罗藏：“提到埃尔科齐，我觉得他在嘲笑我。他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没有弄清楚戏剧是怎么回事，就推荐贝尔加曼的作品，可这个人的法文译本根本无法改编为可以上演的剧本——这么做难道就是他的抒情风格？再说我敢肯定，他根本没有和‘赫尔伯特’剧院商量过。”[33]怎么才能让加缪的计划被安排进国家的预算呢？莫瓦诺加紧做马尔罗的工作。加缪本人希望得到雷卡米耶剧场作为演出场所，但未能如愿。马尔罗其时正在重新安排对戏剧界的资助计划，他将一个剧场批给了让·维拉尔，这件事激怒了布洛克-米歇尔等加缪的友人：既然维拉尔已经有一个国家资助的剧场，为什么马尔罗还要另外给他安排一个，让他来搞什么实验剧？相反，加缪手中明明连一个剧场也没有，马尔罗却只给他一个空头许诺。[34]事实上，加缪需要的是坚定可靠的资助。[35]在他看来，戏剧得到国家的支持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不久，他和拥有“中学”剧场租约的格拉蒙夫人展开了谈判。

加缪打印了一份5页纸的“新戏剧理论方案”。[36]这样的篇幅足以显示他的诚意和认真精神了，但要满足官僚机构的要求却还不够。[37]他想建立一个专门上演经典作品的剧团。新剧团将把各个时代的伟大剧目搬上舞台，包括古希腊的悲剧，西班牙黄金时代、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以及法国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戏剧。1958年的加缪，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作为剧团的经理，加缪还想倚重国外近些年来新出现的作品，他想邀请一些“出于各种顾虑，或是因律己过严而远离戏剧的作家”来写剧本，他会向被邀请者保证，“他们的作品会受到认真的阅读，可能的情况下将以理想的方式被搬上舞台”。他对皮埃尔·莫瓦诺谈到了他的“巴黎戏剧”，这主要指的是“阁楼剧”。[38]在设想中的剧团中，那些与加缪一起工作的年轻导演们必须为唯一的剧本工作，演员们也一样。“剧本的语言质量将是决定剧本入选与否的第一条标准。”加缪想反抗“那种在我国流行的得过且过的作风”。

新的剧团将拥有一批保留剧目。加缪打算安排三出全年周而复始上演的戏，其中至少一出是现代戏，每年上演210场。加缪表示，“如果有可能在一年里找到三出这样的现代戏，那么就不再安排古典剧目”。罗布莱斯会不会有自己的作品？也许，因为他正在写《为一位反抗者的辩护》，这个剧本是根据在阿尔及尔被处决的共产党员伊夫东的故事创作的。加缪催促罗布莱斯尽快完成他的作品。

在新的剧团中，加缪希望管理层能够保持团结。“未来被确定上演的剧目最好是‘裸剧’，意思是说，被指定的导演可以为这出戏组建他的管理和执导班子。”对企图租下一个剧场的人来说，大权独揽、万事不要剧场原主人插手，这可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加缪不是正和格拉蒙夫人谈判吗？那他最好建议对方出外度假。可是如何为新剧团组建一个稳定的核心团队呢？长期上演一出戏，这要求编导和演员阵容不能轻易变化，当然，这并不排斥必要时外聘一些人员。在硬件方面，加缪还想拥有面积较大的舞台，配备中等规模的吊空布景，以便上演《奥赛罗》这样的剧目。剧场最好有700个座位。加缪想到了“赫尔伯特”、“文艺复兴”、“暧昧”、“巴黎滑稽歌剧”，以及“王宫”等剧院。《群魔》在安东尼剧院上演时很卖座，加上巡回演出，总共上演了超过600场。一出具有实验色彩的戏将会在左岸获得更大的成功机会。[39]

整个巴黎都在私下传说，马尔罗会把“法兰西喜剧院”交给加缪，他将被任命为该剧院的经理。可这并非事实。马尔罗并未陷在他“想象的博物馆”以及手中或真实或虚幻的权力中，从而失去现实感：加缪的确已经证明了他作为作家和导演的才能，可说到管理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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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着重表现暴力、恐怖和色情的短剧，19世纪起流行于巴黎，因其骇人听闻的故事情节类似于吉尼奥尔主演的木偶戏而得名。——译注

50．教堂大街

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框架。加缪想搬离沙纳雷伊街。朋友和熟人们都在帮他寻找新的住处，最好是三间大房，四间中等大小的也行。罗藏拿了一张街区表让他填写。[1]他的回答是，优先选择圣日尔曼地区，最好临近国民议会，离沙纳雷伊街不要太远。然后依次是万多姆广场、圣路易岛、蒙帕纳斯、歌剧院、卢森堡公园、植物园等地……[2]如果自己买房，加缪准备投入300到600万法郎，“当然，最好不要花那么多”。

加缪在他的笔记中写道：“9月30日（1958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沃克吕兹省旅行，还有找房。得了鲁尔马兰的房子。然后去圣让找密。一路几百公里都是葡萄的气息，令人心醉神迷。看到了泡沫翻滚的大海，心情就像这一排排涌动而来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的长浪。”[3]

在波尔热一家、亨利·波涅等熟人，以及一位地产中介人的陪同下，阿尔贝和弗朗西娜·加缪看了二十来座带有法国南部和瑞士风格的农舍。[4]在鲁尔马兰这座只有几百居民的村庄，弗朗西娜看上了教堂大街的一座房子。有些房子很合她的心意（比如拉涅附近的一座农舍），可惜完全是在乡下。波尔热一家经常来附近的康福。于尔班在格拉斯工作。卡特林娜和让仍然不喜欢在“城里”度假。在否定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宅子之后，加缪终于下了决心：

“要么就这座，要么就什么都不买。”[5]

他准备花930万法郎，从外科医生奥利维·莫诺手里买下这座位于沃克吕兹省艾克斯、阿维尼翁和阿普特三角地带中心的房子。勒内·夏尔打趣说，诺贝尔奖金至少对买房还能有点用处。[6]

这座美丽的建筑曾是一个古老的养蚕场，空气中依稀还有蜡的气味儿和霉味儿。有些媒体用“宫殿”一词来形容加缪的新宅子。新居的一楼有门厅、厨房、客厅、两个孩子的房间，还有地窖，窗外较低的地方是一个小院子。花园一直延伸到一堵矮墙外，中间是一条小径，专供加缪一家人和邻居使用。加缪向房子旧主莫诺一家保证，他会照看好花园里的橄榄树。房子的二楼上有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浴室。左边是阿尔贝住的修道院风格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十分简陋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文具盒；右边是弗朗西娜的房间，它很快被人称为玫瑰房。夫妻两人相敬如宾，是孩子们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弗朗西娜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三楼是间由谷仓改建的办公室。加缪让承包砖瓦工程的雷翁斯·吉努打掉了凹室内的一堵墙。铁匠塞萨尔·雷诺也参加了房屋改建工程。雷翁斯的老婆40岁，为莫诺一家管理家务，也留下来接着为加缪一家服务。靠了她的帮助，弗朗西娜很快适应了新居的环境。她欣慰地说：

“她不是我以前用过的那种女佣，她是我的姐妹。”[7]

吉努一家也住在这条街上，靠近教堂，他们手里拿着新宅的钥匙。加缪走访了当地的古玩店，订购了餐具，又为弗朗西娜从巴黎运来一架钢琴。他在房间里挂上阿尔及利亚石版画，又选购了一些西班牙式的黑木家具以及若干陈设用的小雕像。加缪想把新宅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像一个“打好包的礼物”。

“现在，只要我伸出手去，仿佛我就触摸到了阿尔及利亚。”他对苏珊娜·吉努说道。

这里的葡萄园和鲁伯隆山谷让他想到阿尔及利亚的平原和山岭。沃克吕兹省的鲁尔马兰和君士坦丁的孟多维一样，当地农人喜欢种紫葡萄。人们在餐桌上吃的则是白葡萄、子粒饱满的黑葡萄以及美味的汉堡麝香葡萄。有了新房子，加缪想经常把母亲接到法国来住。在这片土地上，“阿尔及利亚奶奶”（这是他们私下的称呼，“奥兰奶奶”是费尔南德·弗尔的绰号）是不会太有思乡之苦的。长久以来，普罗旺斯一直吸引着《婚礼集》和《夏天》的作者。[8]让·格勒尼耶早就向他推荐了鲁尔马兰。加缪曾在《谜语》中写道：“从高天上坠落，波浪般的阳光弥漫在田野上和我们的身边。在这轻轻的爆裂声中，四下一片肃寂，远方高大的鲁伯隆山静静地屹立着，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山的声音。”有时，加缪独自一人，或者和夏尔、密一起，坐着他那辆雪铁龙CV11汽车——以前被他叫作“苔死狄蒙娜”，现在叫作“珀涅罗珀”——，驶过沃克吕兹、波尼厄、拉科斯特、梅内尔伯以及戈尔德等地山前的村庄。夏尔向他谈起旺度的丛林。在这远离是非之地巴黎的乡间，加缪能够和家人待在一起，专心致志写他的《第一人》。他在笔记中写道：

“4月28日。抵达鲁尔马兰。天灰蒙蒙的。花园里刚刚浇过水，玫瑰娇艳欲滴，就像水果一样好看。迷迭香也开花了。在院中漫步。傍晚，紫色的鸢尾花颜色变得更深了。感到很疲倦。”接下去他又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我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自己感到被孤立的时候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在废墟中漫步，无拘无束，神游四方，独自一人并且完全接受了这孤独的命运。我甘愿承受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甘愿承受自己的脆弱无助。当我在某种谎言中度过半生之后，现在我必须重建一种真实的生活。”

在鲁尔马兰的乡间，加缪一路徜徉于平原和高地之间，他穿过山谷、石灰岩构成的悬崖和风化坍塌的岩石，走过乱石嶙峋的荆棘地。发现了许多坐落在山间高处的村落。在这个地区，除了丑陋的圣古尔的隐修之处，几乎所有的村庄和纪念建筑都富有魅力；如果走在连接鲁尔马兰和波尼厄的斜谷中，人们甚至会有置身卡比利亚山区的感觉。密住在两个村庄中间的一间农舍里。当他的岳母一家人来到时，加缪便离开外出“散步”，每次回家以后胃口都出奇的好。克里丝蒂安娜当然心知肚明这是怎么回事。[9]

加缪仍然经常去剧院。对“母鹿”来说，他去的次数甚至太多了一点。“加缪谈戏剧的时候越来越多，我有点忧伤，因为快要失去他了；但对他自己来讲正是好事，因为他喜欢这个。”[10]加缪已经当仁不让地把自己视作剧团的领袖，同时也是导演和演员。在根据米歇尔·德·圣皮埃尔的书《作家》改编的一出戏里，他饰演了主角。他拒绝任何荣誉，甚至回绝了为法国杯足球赛开球的邀请。[11]

他不再是“全职”丈夫和父亲。对他的侄女、吕西安新近来巴黎度蜜月的女儿保拉，他倒是十分关心。加缪对家庭抱有一种西班牙式，或者说阿尔及利亚式的观念，他甚至把家的范围扩大到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身上。他几乎成了被亲切地称为“阿努什卡”的安娜·伽利马的另一个父亲。当安娜来到正在上演《群魔》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时，[12]加缪鼓励她说：“要对自己有信心，勇往直前。如果你对戏剧有兴趣，那么好好利用我今后几年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吧！你知道我有个去隐修的老计划，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次出现在排演现场。”[13]加缪的话是自相矛盾吗？非也。他总是习惯于做长久的计划安排。他将为自己的“修道院”生活留出时间，那是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梦想。可是在此之前，他会先花几年时间在戏剧舞台上，还想写完自己的小说。

在为小说《第一人》所写的一篇20来页的工作手记中，加缪写道：“J同时有4个女人，过着一种‘空虚’的生活。”J指的是《第一人》的主人公雅克，他很像加缪自己，仿佛是他的兄弟、朋友、他的一位审判者、一个敌人，或是和他一样的忏悔者。事实上，令小说家自己愁肠百转、悲欣交集的是，他的生命中也有4个女人：弗朗西娜、玛丽亚、卡特林娜和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和密说起，年华易老，到红颜不再之时，一切青春和热情都会烟消云散；密呜咽起来：‘我是多么喜欢爱情啊！’”加缪另外还写道：“密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美丽和温柔。奇妙的是，长久地待在这温柔乡里，并没有让我远离工作，反而增加了我对工作的热情。”[14]

加缪在隐退之前还有一本小说要写，有第二个戏剧生涯需要完成，他还有一个新出现的女伴。作家另外的女人们早已习惯了他的风流。弗朗西娜的身体状况不错，她仍在马塞尔·普鲁斯特学校教数学。加缪曾试图让她置身事外，免受伤害，他也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新生命将在46岁时重新开始。加缪对所有的女人倾诉着他对衰老的恐惧——当然，首先是他自己的衰老。[15]

8月13日。这一天，加缪心情平静，在情感、作品和爱情中间保持着平衡。他在日记中写道：“空无。令人痛苦的受挫感。可我的心还在跳动，我的心毕竟还在。冷漠并未战胜一切。最深切地感谢密。”尽管时时受到忧郁心情的折磨（这决非病理意义上的抑郁症），加缪在这个月还是保持了平和的心境。鲁尔马兰既是散心的好地方，又能让他体验到家乡的温情，在这里写作，效果决不亚于曾经给过他灵感的那些旅馆房间。

回到巴黎的加缪偶然遇到了克洛德·特里安（德·弗雷曼维尔）。

“你不再写东西了吗？那你可错了。”加缪说道。

“不，文学并不真是永恒的，新闻也同样如此。再说，两者是不可得兼的。”[16]

在加缪的计划中，未来数年是献给文学和戏剧的。至于在他的小说里，他想回溯到自己的生命之源。他并未整天埋头写书，但那部小说却时时纠缠着他，仿佛一道暗流在他身上汩汩流淌。早在一年前，他就写信告诉塞莱斯：“我仍然没有开始工作，可是多亏了真理的启示，我感到身上有一种沉默的动力……可是还得等待。”[17]写小说，也就是一种脱离运动，一次怀胎十月的妊娠。

在这个富有创作激情的夏日，加缪寻找着自我，创造着他最后的小说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他是克拉芒斯、默尔索、里厄和朗贝尔的兄弟。雅克·科尔梅里的姓名缩写J和C对应着他的两个孩子让和米歇尔，也对应着耶稣基督。加缪心中构思这本书已经有6年之久了。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告诉蓬塞，自己有雄心写出如《战争与和平》那样描绘当代世界的史诗性小说，而他想创造的幽默感是即便托尔斯泰的小说也缺乏的。[18]今天，我们在《第一人》的残稿中并不能看到多少幽默，作家似乎在创作的初始阶段还没有超越感动和温情的心态，又仿佛《堕落》这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已经暂时耗尽了他的讽刺才能。《第一人》的创作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内容是传记性的。[19]1955年，加缪甚至想到可以从弗尔一家人以及其他家庭那里汲取灵感：“弗朗西娜一家、沃尔弗拉姆一家……”[20]在斯德哥尔摩，他对一位瑞典记者提到了战前岁月：“我还从没有写过那段日子，也许我的下一部小说可以涉足那段历史。”[21]

加缪告诉夏尔的朋友，法国文学教授乔治·布兰，他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要写一本纯粹的‘教育’小说”。[22]他也告诉布里斯维尔，自己将第一次在书里谈到女人。[23]他将阐明女性在他的成长中起到的作用，赞美她们，因为女性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主要是“神话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告诉布里斯维尔，下一部小说将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当然，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工作还只是粗线条的，他参照了《战争与和平》，就像参照了弗朗西娜、玛丽亚和密一样。

“既然你无力去爱，那你怎么能够谈论爱情？”弗朗西娜问阿尔贝。

《第一人》具有全景画的气势。为了收集资料，加缪沿着他父亲的足迹，于1959年春天来到阿尔及利亚的乌莱德-法耶地区。在这里他一无所获。在这趟阿尔及利亚之行中，加缪还前往新建的阿尔及尔国立图书馆研读文献，人们认出了他，投之以惊奇和仰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文科预科生，还有图书管理员热尔曼纳·勒贝尔。[24]现在，他终于可以向于尔班·波尔热展示写在羊皮纸上的关于他外祖父母的文件了，其中包括可以上溯到1845和1872年的婚姻文件。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家庭的书。我很满意，自己的活儿干得还不错。”

在他第一阶段充满激情的工作中，[25]加缪对现实进行了变形，但有时也会忘记这样做。圣保罗农庄在他笔下变成了“使徒”农庄。有时，一位年老的小学教师会叫“热尔曼”。现实和历史在初稿中相互交错。戴高乐则让人想到一位“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人物”。[26]1959年8月，戴高乐巡视阿尔及利亚，9月，他提出了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方针。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将独立作为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加缪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等人一起吃饭。他的一位现任财政核查官的中学同学告诉他，法国要保留阿尔及利亚，代价过于沉重，除任其独立外别无它途。加缪、让娜，还有所有反对独立的人，他们在尊重两个族群的权利的前提下，又有什么办法去阻止这样的结果呢？[27]让娜曾经是勒内·普利文的左膀右臂，曾数次出任部长之职，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她早已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至于普利文，已经退出了政府。

在《第一人》中，雅克·科尔梅里站在索尔菲里洛一边和农场主谈话，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阿拉伯人呢？”

农场主回答说：

“很好，人生来就是为了互相理解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愚蠢与粗俗，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可人们总要先打起来，自相残杀，最后才学会把对方也当个人。国家就是这个样子。您来杯茴香酒？”

加缪早已不再认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能够以他认为可接受的方式获得解决，但他仍然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古老的乐观心愿。在他的描写中，忽然涌现出混合着思乡之情及信念的写作的幸福感，这让人想到《婚礼集》、《夏天》，还有《流亡与王国》，尽管其中的风格并不全然一致。在他的新作中，过去以一种交错的方式照亮了现在，而小说主人公的成熟年纪则映衬着作者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往昔岁月。

情感的突破口一经打开，加缪-科尔梅里逐渐趋近父亲，现在，“这个人（父亲）仿佛比世间任何人离他都更近”。这位曾经视路易·热尔曼和让·格勒尼耶为父的作家现在声明：“我不能给自己找到第二个父亲。”在《第一人》里，维克托·马朗是让·格勒尼耶的化身，他告诉主人公：“向新天地走过去吧。你不再需要一位父亲了。你是独自成人的。从今以后你可以按照你理解的方式去爱他。”[28]一直到主人公成长到29岁，加缪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脆弱、痛苦、紧张、倔强，充满梦想和勇气，又有些玩世不恭。”

“从11月15日以来，我一直隐居在这里工作，进展还不小。”这是加缪从鲁尔马兰写给让·格勒尼耶的话。[29]“这里的工作环境孤独、简朴，对我来说就像修道院里的生活。除了简朴这一点以外，其它的都不符合我的本性，仿佛我是在惩罚自己一样。然而这是必要的。1月初我计划回巴黎去，但待不了太长的时间又会回来。我想，这样的交替工作方式是最有效的，它能协调我的优点和毛病，而说到底，这不就是生活的艺术吗？”

对加缪来说，掌握生活的艺术还意味着逃避盛名带给他的各种不便之处。他的朋友玛格丽特想翻译热尔曼娜·布莱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已有四部研究加缪的著作问世，其中两部的作者是罗歇·吉里约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一部是英国人菲利普·托狄所著，他的加缪研究虽有对作家的委婉批评，但基调是善意的；最后一部是美国人热尔曼娜·布莱写的，她是加缪一家人在奥兰时期的老相识。加缪没有附和玛格丽特的提议，因为伽利马出版社认为，短期内在法国推出第三本关于这位诺奖得主的书，未免过于性急，不妨过几年再作计较。加缪告诉玛格丽特：“我很难和伽利马顶着干。”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她能找到另一家出版商，如加尔芒-勒维、德诺埃尔、格拉塞等，他就愿意帮助她：“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况下，我将向您提供所需的一切未发表手稿。”加缪兴致很高：“我换了发型，恢复了当年在阿尔及尔逍遥自在时的造型，这样做至少能让我找回青春的心态！”[30]

重新找到灵感的加缪心情舒畅。在勃发的想象力面前，真正的作家会急不可待地投入创作。对加缪来说，离开他所热爱的人们，整日无所事事，这样的感觉真是度日如年：“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归来，至少得先完成这篇大部头小说的初稿才成，而我现在还差得远呢。离开此地，我就无法工作。虽然，此地的孤独让人无法忍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可是人唯有在窒息中才能进入真正的工作状态。在返回戏剧舞台之前，我还得坚持8个月以写完这篇小说，仅仅8个月足矣。无论如何，我当尽力坚持。”[31]这个地区最美的景致是在11月。橡树林里已是橙红、褐、金黄的斑驳色彩，而松柏林里中还是一片苍翠。白日阳光灿烂，夜晚清辉满地。有时，人们可以闻到薰衣草馥郁的芬芳，甚至可能在林中奇遇野猪走兽。鹰在高天上翱翔，惊起群群乌鸫。远方传来村庄的声响：羊群的咩咩叫声、教堂的钟声，还有汽车进村的声音让人怡然自得。老人们在悬铃木下闲逛休憩。在蒂巴萨度过春天的加缪，现在陶醉在鲁尔马兰的深秋里了。

11月20日晚上9点30分，加缪告诉密：“我几乎整天都在工作，可说真的，孤独太难熬了。我爱生活，我爱欢笑，我爱幸福，我还爱你，你代表了所有这一切，并且还不止这些！让自己戴上锁链，将自己囚禁封闭起来，这太违反我的天性，太违反我血管里流淌的力量了。但愿，我看到自己正在工作，而且已经证明工作是唯一能治疗我那可恶的散漫症的方法，就能从此心平气和！可是我做不到。我心烦意乱，六神难安，咬牙切齿，非得用手拽住自己的脖颈，才能让自己回到书桌前！昨天，因为在外面闲逛了半个小时，我高声斥骂自己长达五分钟。接着，我便老老实实、灰溜溜地重新开始埋头工作了。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有时，一想到要弄清的问题是何等庞杂繁复，我就心胆俱裂。我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告诉自己我只能就此断断续续写上几句蠢话罢了。以前，我多少还有些才智，多亏了它，我还能干成点儿事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陷入无休无止的烦闷之中。如今才智枯竭之后，我唯有哭泣而已——可是，为了走下去，我还得继续努力。”

他又想，不管怎样，自己终归能克服每天遭遇的困难，慢慢走向胜利的终点的。两天后，他再次写信给密：“我从未面对过如此厚重艰难的题材。今天下午，我忽然觉得，我的小说人物都获得了某种厚重的特征。自20年前开始艰苦的追寻和写作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产生终于接近艺术真理的感觉。一道美丽的闪电撞入了我的心扉，可它是那样短暂！闪电过后，一切复归黑暗，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续的自我怀疑之中。”他对《第一人》寄予很高的期望，也寄希望于更进一步的创作。他告诉让·德·梅松瑟勒：“我仅仅写出了三分之一的作品。这本书（《第一人》）才是我真正的起点。”[32]

12月6日，加缪通知帕特丽西亚·布雷克，他将无法前往纽约观看《卡利古拉》的英语版演出。他在法国南部备感孤独：“……这本书要耗去我几个月的时间。再说你想想，《卡利古拉》和百老汇离我有多远。我唯一挂念的就是你。13年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纽约的全部。今后我会去那里的。”加缪对完成小说信心十足：“当我正在写的这本书出版英译本的时候，我就会去”。《第一人》将属于他创作计划的第三阶段。12月7日，他想去看卡特林娜·塞莱斯。[33]在鲁尔马兰，他还写了一篇调子奇特的短文，是首“散文诗”：

“为‘复仇女神’而作，鲁尔马兰，1959年12月。

白马，黑马。一只男人的手控制着两匹暴怒的马。通往坟墓的旅程是欢快的。真理在撒谎，坦诚遮掩着真相。把你藏到光明中去吧。

世界充满了你的身躯，你是空虚的：这被称为完整。

早晨的海滩上传来泡沫细微的破裂声。这响声充满了世界，就像光荣的喧嚣一样。它们俩都来自沉默……”

这已经近似夏尔的风格了。末尾处作家写道：

“头一觉，在幸福的石板下。

被风播撒，被风收割的创造者，这就是人。他穿过多少个世纪，为生活的一瞬间感到骄傲。”[34]

弗朗西娜问加缪，他是不是准备继续住在乡下，圣诞节的假期，她能不能带孩子们一起来这里。加缪回答说：“是的，我想留在鲁尔马兰，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想回巴黎，而且我也想尽力多写点东西，沿着这已经开始的盲目的轨迹走得更远些……来访者们不会打扰我，可是他们的离去让我高兴。”他说的是密和罗贝尔·塞雷索尔，他们两人在鲁尔马兰待了几天。“我很高兴过几天没人说话的清静日子，可以深入地写作……这没什么复杂的，我很高兴你们能来，而且我确信这不会干扰我的工作。”[35]

艾克斯-普罗旺斯的法国研究院请求加缪前去演讲，对外国学生谈谈他的作家生涯，他接受了邀请，时间定在12月14日。不过他坚持说，他要谈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什么“灵感的启示”。有人提了一个书面问题：您是左派知识分子吗？加缪的回答是：

“我并不确定自己是知识分子。（停顿）至于政治倾向方面，我支持左派，这不以我，也不以左派的意志为转移。”

他心目中的左派，是代表正义、自由和尊严的力量。至于那些连篇累牍的套话、毫无独立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纷争，以及以新旧左派自居的各个政党及其政治活动，一概与他无关。同时他也并不接受别人把他划入右派。[36]

不是知识分子？他本该补充说，“不是法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15年前他就做过澄清：“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行动，特别是在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37]这一立场他至今未变。他并不是说他不会思考。在1959年，很多知识分子都相信这样一种观念：结果能够论证手段正确与否。这次他们并没有萨特出来指挥，却依然喋喋不休。在20世纪中叶，那些漂亮精致、浮夸而空虚的言辞堪称法国的一项鲜明特征，加缪向来逃不开这些语言的纠缠。就像当年他写《反抗者》时一样，以左派自视的加缪仍然认为，工业社会主义并未改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劳动方式。当然，他也并未赞扬市场及资本主义的功绩。

加缪常常驱车远行，也喜欢以步代车。一天，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作家驾车执照上的职业一栏让警察深感兴趣。这个叫阿尔贝·加缪的人到底写些什么？

“写小说。”

“是爱情小说，还是侦探小说呢？”

“都有吧，一半一半。”

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阿涅利处理、筛选着来自各方的请求和提问，其中有些问题只能用荒谬二字来形容。12月16日，她收到这样一封电报：“回电资费已代付。请回答第一个问题：元月1日前的10天时间您如何安排？第二个问题：您的下一个10天有何打算？”

加缪无意再成为约拿。不过，对那些严肃的问题，通常他还是会给予答复。有人请求他和莫里亚克、萨特、伯特兰·罗素及马丁·布伯一起签署一份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请愿书，内容是为莫尔顿·S．索伯尔声辩，这位年轻的学者就像埃塞尔和朱利斯·罗森博格一样，以苏联间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38]加缪对这个要求表现得很谨慎：“我很不了解索伯尔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我无法公开宣布坚信他是无辜的，就像我无法确定他是有罪的一样。”[39]

一家美国电视台希望希德尼·鲁迈特与劳伦斯·奥利弗合作，执导一部根据加缪作品改编的电影。加缪对电影难以忘怀，电影界也没有忽略他。他给罗藏寄去一篇名叫《疯人院》的作品，但自觉并不有趣。相反，他倒是对做演员很有兴趣：“说到电影，我倒是被彼得·布鲁克的拍摄计划吸引住了，他邀请我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虽然我拒绝了他的提议，但内心不无遗憾。不管怎么说，毕竟我的理智还是占了上风：我只有区区8个月的时间来写我平生最重要的一本书，时间如此紧张，我怎么能够分心他顾呢？我已经告诉布鲁克，如果他的电影不是在今年拍摄，那么我愿意在明年加入他的团队。可惜他已确定从2月（1960年）开始行动，因此我只能对他还有让娜·莫罗（多蒙您向她解释了我退出的理由并代我致歉）表达我的祝愿。”[40]加缪很喜欢和女演员们来往。玛格丽特·杜拉斯根据她本人的小说《如歌的中板》改编了一部剧本，她希望由作家豪尔赫·辛普森或者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又抑或加缪来扮演其中的男主角，最后定下来的演员是让-保罗·贝尔蒙多。[41]这件事再次触动了加缪：“我尽力工作，以便让自己不再挂念布鲁克和电影。”[42]他始终想着他的剧团。马尔罗身边的官僚们让他愤怒不已：“我总觉得这些人对我们的计划心不在焉，和他们打交道是浪费时间。要办成一件事，我得长年累月地上门、看脸色，可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玛蒂兰剧院那边，我在1月4日或5日得给他们回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与此同时，加缪还向罗藏要200000法郎：“我们快到这个被称为戏剧节的季度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罗藏告诉作家，与格拉蒙夫人的“中学”剧场的合约没有问题。

在这与世隔绝的、宁静的避居地，加缪回答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份名为《重建》的刊物提出的问题。[43]该刊物在政治上属于极端自由派。作为冷战岁月中难得的插曲，艾森豪威尔此时在戴维营会见了赫鲁晓夫。苏联人在柏林问题上让了步，美国总统则表示准备参加由苏联发起的大国峰会。不过，这短暂的和解气氛不过是如锯齿状起伏的东西方对抗中的小小一幕罢了。

《重建》杂志的问题正是涉及眼下的政治局势：“在您看来，美苏两国代表的会晤是否代表了某种超越冷战，克服东西方世界分裂的可能性？”阿尔贝·加缪回答道：“不。权力会让权力的享有者变得疯狂。”

《重建》杂志：“您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有可能和平共处吗？”（“和平共处”如今是个时髦术语。）

加缪：“已经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纯粹的共产主义。权力是可以共处的，因为它们相互畏惧。”

《重建》杂志：“您认为，其它国家有可能在美苏之间作一选择吗？有没有第三种立场可以选择？如果您认为有，那么这三种立场究竟是什么？”

加缪：“我支持联合起来的欧洲，也主张欧洲和拉丁美洲，稍后还要与亚洲和非洲实现联合，不过前提是民族主义的病毒已经失去效应。”

《重建》杂志：“您认为征服太空一事有积极作用吗？（美苏两国正在太空领域展开竞争。苏联人已经发射了半吨重的人造卫星；而让美国民众欣慰的是，1958年2月，木星C号火箭也将一颗14公斤重的卫星送入了轨道。）有人认为，与其在空间领域耗费巨资，不如将它们花在地球上，比如用来解决许多地区仍然没有摆脱的食品缺乏的问题。您怎么看这样的想法？”

加缪：“科学的进步兼有利弊，这一点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至少，面对着那些在技术上堪称奇迹，在政治上却卑鄙无耻的事情，我们决不能洋洋得意，也不能随声附和。”

《重建》杂志：“您怎么看人类的未来？怎样才能通向一个更少压迫，更多自由的世界？”

加缪：“多奉献。停止仇恨。”

加缪接到过很多新闻界的采访请求，为何他优先选择回答《重建》杂志的问题？答案或许是，这是一家外国刊物，而且是自由派。他重新投入《第一人》的创作之中，每天5点起床。吉努太太大约在8点到达。作家总是对女管家说：

“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

他每天清晨例行的散步总是借道卡瓦永公路，经过石灰岩地区和鲁尔马兰城堡，这条路线全长1公里左右，足以让他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加缪工作时喜欢站在书桌前，或者坐在露台上，一边抽着“高卢”牌香烟或者烟斗。有时他还和吉努太太一起整理他的床：

“两个人一起干，活儿就轻松多了。”

他对吉努太太提起他的母亲：

“她过去很苦。”

苏珊娜·吉努觉得，加缪先生面对这堆积如山的书籍、信件和文件，却总能收拾得井井有条。女主人弗朗西娜不在，房子里总是静悄悄的，因为加缪独处的时候不怎么听音乐。

加缪写信告诉卡特林娜·塞莱斯自己的苦闷：“孤独的滋味真不好受。在冬日的孤村，田野里空空旷旷，除了午饭时分，我整天看不到一个人。对写作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我也的确工作得不错。可烦恼总是无法摆脱，它永远潜伏在那里……我看着美丽的景色和面前雪白的纸页，想到自己要走的路，不由得感到沮丧；然后我又鼓起勇气，忘记刚才的胆怯，可要不了一会儿我又觉得自己写的都是些徒劳无益的蠢话。我不顾一切地重新开始，在原地转着圈，想着我要做的事情，可苦苦思索之后还是得不到答案。我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有时，灵感忽至，一点点光亮透过迷雾，虽然无法照亮一切，但暂时赶走了那无休无止的痛苦，我不由得快活地喊叫起来。尽管丝毫不能让自己满意，但不管怎样我还在前进。我前进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我在前进，证明我做了这些事情，证明我依然在这里努力，而不是为了证明我有什么天才，因为我压根儿不相信什么天才，只相信时间的付出……为了工作，得懂得自我节制，不能在意享乐吃喝。不工作的日子是我无法忍受的……我继续工作，但成效不大，说真的，我不该坚持这样的节奏。长期的孤独和紧张让人精疲力竭，我唯有尽力支撑罢了。时间很紧张，可上帝创造世界也只用了5天……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苦苦坚持。唉！艺术家的生活是艰难和不幸的，也是无法替代的……还有不到半个月，全家人就要到鲁尔马兰来，我得好好利用之前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写作的功能在我身上被过度开发，现在已经濒临枯竭。这是作家的失败。已经有3天时间，我文思枯涩，毫无进展。不过我还是希望，在回巴黎之前，事情能有些转机。”[44]

在加缪避居鲁尔马兰之初，他常常在奥利耶餐馆吃饭，在那里遇到的热心人常让他不胜其烦。老板娘于是叮嘱告诉店伙计不要念出作家的名字，随便找个什么其它的称呼好了。于是店伙计便向后堂喊道：

“先生点的菜做好了吗？加缪先生等得不耐烦了！”

鲁尔马兰的游客们常常会认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倒是有些本地居民浑然不觉。有人会把他和同名的电影艺术家弄混。

“啊，加缪先生！您没有说过您是名人，可我现在明白了，我看过您的电影。”

原来他把马塞尔·加缪和阿尔贝·加缪弄混了。

“我受够了，”阿尔贝对吉努太太说道，“您给我做饭好了，这样我才能清静。”

于是从此吉努太太每天给加缪带饭。加缪胃口不大，也不挑剔，他喜欢吉努太太做的蔬菜牛肉汤、加馅儿的西红柿、洋葱馅饼，尤其爱吃水果。[45]他常常把菠萝切成两块，分一半给吉努太太的儿子安德烈。天气很好，一直到圣诞节，加缪每天都可以在向阳的露台上吃饭。

每天早晨，加缪都会穿着法兰绒长裤和羊皮夹克衫去买报纸，并到邮箱取回信件。有一天，他琢磨着关于小说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的一个细节，随口问吉努太太：

“初领圣体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这时电话铃响了。

“不，先生，”阿尔贝拿起电话筒，“加缪先生不在，我是园丁。”

他喜欢爱抚他的母猫洛丽塔和从阿尔及利亚运来的雌驴帕米娜，与塞萨尔和劳尔·雷诺兄弟时相往来，他还到亨利·鲍马的车库和他聊天，看阿尔弗雷·朗蒂种玫瑰，甚至去看望当地的足球队。就像当年的阿尔及尔大学俱乐部，后来的巴黎圣日尔曼队一样，鲁尔马兰足球队也身穿蓝白相间的运动衫。加缪还不怎么认识当地居民，可村里人已经有了一些打算。加缪告诉于尔班，想到有人要推举他担任鲁尔马兰的市长，他就忍俊不禁：在阿尔及尔时代之后20年，要他再去参加会议，对城乡居民讲话，这会是怎样的场面呢？

“我在鲁尔马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墓地，”他说，“我会在里面好好待着的。”[46]

加缪一度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但满意只是暂时的。他向吉努太太宣布了一条好消息：

“您会感到高兴的，我要在这里和全家人共度圣诞节。”

12月21日，加缪写信给已经77岁的母亲：“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永远年轻和美丽，也希望你永远保持你的心灵，因为它是人世间最善良的……你会很快收到我的节日小礼物的。你要记住给自己买点东西……我紧紧地拥抱你，全心全意地亲吻你……又，向艾蒂安、吕西安和全家人转达我最美好的祝愿。”[47]

在《第一人》手稿的第一页上，加缪将这本书题献给他的母亲：“送给永远不能读这本书的你。”

弗朗西娜和一对双胞胎抵达了鲁尔马兰。加缪对孩子们在学校的成绩很满意。他们上三年级了，正在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可是加缪说：“他们没有路易·热尔曼先生教他们拼写，所以在这方面让他们的父亲感到失望。”[48]

12月29日，加缪写信给人在丹麦，正准备返回巴黎的密：“这次令人伤感的分离至少让我们明白，我们彼此是多么需要对方。我过去就知道，现在我更清楚这一点，我是多么依赖你啊。我满怀热情地等着你，我亲爱的、热情的女孩，我的心上人！在你读到我的信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两三天就可以团聚了。”

30日，他又写信给卡特林娜·塞莱斯：“天气不错，有点儿风。我希望风能吹走我的感冒。我关上了书页。和全家人，还有没完没了的来访者在一起，根本没法工作。……一直到星期一，我都只好悠闲度日。我希望能在巴黎重新开始，要是不行，那我还得外出……”[49]同一天，他还写信给玛丽亚·卡萨雷斯：“这是最后一封信，是想告诉你，我星期二到，坐汽车走，星期一伽利马家的人和我同行（他们星期五来我这里）。我一到巴黎就给你电话，可咱们也许现在就可以说好，星期二我们共进晚餐。当然，考虑到路上可能的耽搁，我还得在电话里和你确定晚餐的时间。我给你送去一箱子祝福，愿你永葆青春，愿你的小脸永远美丽，这么多年了，我是多么爱它啊（我也爱看你脸上忧郁的表情）。我把你的支票放在这信封里，愿这封信带给你我心头所有的阳光般的激情。

我们很快就要重逢了，想到就要看到你，我是多么高兴啊，在写信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微笑。我关上文件，不打算再工作了（家人太多，还有家人的朋友）。我有什么理由不去赴你的约会呢？吻你，紧紧地拥抱你，直到我们相见的星期二，在那之后，我才能重新开始。”

12月31日，致卡特林娜·塞莱斯：“亲爱的，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为的是向你祝贺新年，赠给你一顶温柔和光荣的花冠……我要回来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我星期二到，可我现在就开始吻你，从心底里祝福你……只要这本可怕的书一天不完成，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宁。”说到书的“可怕”，当初他也是这么形容《鼠疫》的。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根据普罗旺斯的习俗，饭桌上有13道甜点：烤饼、橙子、桔子、无花果、巴旦杏……在弗朗西娜和双胞胎来外省度假的这段日子，加缪对妻子说：

“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个人不该娶自己的姐妹。”[50]

伽利马家的人，米歇尔、雅尼娜，还有阿努什卡乘坐他们的法塞尔·维加牌汽车从格拉斯来了。[51]大家庆祝了安娜·伽利马的18岁生日。加缪送给她一本当代戏剧辞典。

1月2日，大家在奥利耶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午宴。卡特林娜在复活节的假期里乘坐过米歇尔和雅尼娜的游艇“阿亚”号，她天真地问，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坐这艘船？饭后，加缪陪弗朗西娜和一对双胞胎去车站，他们将坐火车前往阿维尼翁。由于米歇尔的坚持，加缪决定和伽利马一家人坐他们的汽车返回巴黎。夏尔也要回首都，但他拒绝让汽车超载，再说，他和加缪一样，已经买了火车票。夏尔经过教堂大街时，加缪匆匆走开几分钟，又返回诗人身边，递给他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签头信纸，皱巴巴的，上面还有涂改的痕迹：

“夏尔是唯一不被排除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和他相似的。可他和这个他从未停止对抗的时代相似。他坚不可摧地扎根于他的时代……”[52]加缪在这段话里特别强调：“服从于您与生俱来的那种力量吧！”[53]

1月3日，加缪就他的信件的事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他已经决定拒绝任何“多余的要求”，请“母鹿”为此准备一封标准的谢绝回函。临走时，他和以往一样，将房子的钥匙交给吉努太太，她正在感冒。

“请您注意休息，”作家说道，“我只离开一个礼拜，还要回来做很多事情呢。”

他们出发了。车上除了加缪，还有安娜、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以及他们的狗。作家随身的小箱子里装着《第一人》的手稿，已经写到114页，而且是很密集的字体，开头68页是写在他的专用信纸上的，旁边留着空白和涂改的字样。

他们一行人途经康福时，停车看望了马蒂厄一家。加缪再次表示，他过一个星期就会回来。看到法塞尔·维加汽车的强劲马力，雅克·于尔班吃惊不小。

汽车转上了7号国家公路。他们在奥朗日吃午饭，傍晚下榻在马孔附近的“小面包头”旅馆并在那里用餐。第二天早晨他们重新出发，赶了300公里的路，在桑斯简单吃了点东西。伽利马一家人拿阿尔贝和他的女人们取乐，可加缪回答说，他能让她们都幸福。[54]米歇尔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阿尔贝坐在他旁边，雅尼娜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他：

“谁让你比我高呢？”

在约讷的香比尼和维勒纳夫·拉古依阿之间，离桑斯24公里的5号国家公路上，法塞尔·维加车突然偏驶了，它笔直地冲离公路，撞上了一棵悬铃木，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解体了。米歇尔受了重伤，雅尼娜和安娜安然无恙，他们的狗不知去向。阿尔贝·加缪当场身亡。在田野里，一块路边木牌上的时钟正指向13点55分。

加缪曾和朋友们说过，没有什么比孩子的死更可耻，也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55]

这一天，1月4日，马尔罗的顾问皮埃尔·莫瓦诺从文化部写信给作家：“亲爱的加缪，我多么高兴地通知您……”加缪终于得到了他的剧场。他生前的要求有8个月时间都没有得到批准，但最后的结果是积极的。[56]那天下午，罗歇·格勒尼耶照例去雷奥米街的《法兰西晚报》编辑部，他比平时到得晚些，在楼梯上正好撞上报社的一个秘书：

“你到哪里去啦？大家在到处找你！想问你要彼亚的地址。”

“你们要彼亚的地址做什么？”

“怎么？你还不知道？”

5天以后，米歇尔·伽利马死在医院。1月4日当天，阿尔及尔的一位记者拨通了塞罗尔医生的电话，医生又把消息通知了吕西安·加缪。吕西安没有勇气去见母亲，他让自己的女儿保拉和吕西安娜到里昂街去。听闻噩耗，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欲哭无泪。

“太年轻了。”她说道。[57]

结　语

按勒芒医生的说法，加缪早年肺部受创太重，本来是难享天年的。

1960年，加缪的同龄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电视里和约翰·肯尼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久后者当选为美国总统。同年，法国爆炸了第一枚核武器。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也在此时发生了，中国和苏联从此分道扬镳。圣-琼·佩斯在这一年加冕诺贝尔桂冠，用加斯东·伽利马的话说，这是“迟到”的荣誉。戴高乐在北非交替运用“捉迷藏”游戏和铁腕政策，他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是阿尔及利亚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同时又宣布，“属于阿尔及利亚民族的阿尔及利亚正在建立的过程之中”。

在纪念加缪之死的文章中，最广为流传的是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的文字。[1]“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萨特的字里行间透出他那诡异的辩证法：“争执，这并没有什么 ——即使我们不再见面 ——它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继续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篇文章是一气呵成的，手稿证明了这一点。[2]对萨特来说，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显得“过分谨慎”，可是作家“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萨特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局外人〉之解释》。他接着写道：“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和这个充斥着丑恶和劣迹的时代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是反过来，通过顽强的拒绝，他却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他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并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这篇文章固然流露出真情，但事情也并不那么简单。在米歇尔·贡塔的追问下，萨特承认自己写得有点儿矫情，因为他觉得那样的文字显得更“漂亮”。[3]在加缪死后10日，萨特告诉一位17岁的年轻人帕特里斯·库尔诺：“说到底，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龌龊的事情，我也是一样。”[4]这句话是对死者的攻击，是轻浮的表现，还是对真相的遗忘？与此同时，萨特表现出慷慨大度的一面，他要求罗贝尔·伽利马为弗朗西娜·加缪和她的一对双胞胎提供帮助。第二年，他在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5]一书所写的热烈，甚至是极为煽情的序言中谈到了暴力，在他看来，遭受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杀死殖民者是有理的，这正能够表现其人道的精神：“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者的脸上显现出一团和气，仿佛既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1965年，萨特在日本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许多伪知识分子在议论印度支那战争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宣称：‘我们的殖民地政策并不好，海外领土上充斥着不平等的现实。可是我反对一切暴力运动，无论它来自何处。我既不想做牺牲者，也不想做杀人凶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土著人起来反抗殖民者。’”萨特本人的思路与中庸无缘，他表示：“这种所谓的普遍主义立场无异于说：‘殖民者对被压迫者施加的慢性暴力，比如恐怖以及由此造成的剥削、失业、饥饿等等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怎样，这些弊端总是会消失的。可是被压迫者武装反对殖民者，我却坚决反对。’”[6]萨特并没有提到加缪的名字，可是他一再提及“没有牺牲者，也没有刽子手”等文章，其矛头所向自是不言而喻的。[7]

在萨特的心目中有三个加缪：伙伴、作家和政治家，反之也是一样。两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未能善始善终，原因非止一端。在思想方面，他们最后在曾经相遇的地方分手。加缪始终保持着《阿尔及尔共和报》时代的评论家的姿态，他不信任作为思想家的萨特。而《词语》的作者虽然赞赏作为小说家的加缪，但断定他是个蹩脚的哲学家。从1939到1960年，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完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也许两人的相互喜爱和欣赏一开始就伴随着诸多保留的雾霭。用典型的萨特式的语言来说，加缪在政治上比萨特要“真实”——我并不是说更“真诚”——，而在人道的方面，我认为他也更“透明”或者更诚实。自两人辞世以来，所有已经披露和尚未披露的文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伽利马出版社的佛罗伦萨式走廊里，加缪总是和立场偏右、同属伽利马签约作家的罗歇·尼米埃（《蓝色轻骑兵》的作者）相互回避。尼米埃在加缪死后回忆说：“他和我们保持着距离，谢天谢地，我们对他也是一样，也许态度还要生硬一些。可是这样有意识的躲避并没有让我们变成彼此的敌人。”来自这样一位有才能的右派人士的好评——当然好评并非来自尼米埃一人——显然把加缪的思想轨迹弄得更加含混不清。于是有些企图用墨水和胶固定住加缪形象的评论家只好得出结论：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

剧作家让-卢·达巴蒂曾经写过一篇小说，书中描述了某些在1960年20岁上下的年轻人对加缪的看法：“一个年轻人死了，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人们把他的书交到我们这些哲学班学生的颤抖的手中。有些人大口吞咽着这精神的食粮，为这清澈的词句陶醉不已，却连荒谬和荒唐都分不清，他们属于盲目的反抗者的行列。还有人被他的书感动，试图在思想上摆脱乐观的情绪，他们想象着西西弗是幸福的，随即又感到厌倦……还有一些人很快就抛弃了加缪，他们看到作家呼吁孤独的奋斗，就将他抛下，让他独自面对挑战。”[8]星移斗转，在1996年的今天，加缪已经不再如1940、1952和1957年那样孤身穿越沙漠，他已经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的读者。

加缪的自我评价显得既严肃又欣然自喜，他在生命结束前不久写道：“我……避开了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避开我。”[9]夏尔·蓬塞承认加缪曾经历过真正的爱情，但也认为“性爱在他的眼中，就像和不同的女人喝酒一样随便”。[10]达岱尔森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所有对肉体的爱恋都是合法的。”加缪的思想距此不远，因为他也说过：“在日常生活里，谎言和礼貌都是善意的表现形式。”[11]一直到死，他都同时爱着几个女人。尽管他并不忠实，却并不喜欢受到别人的欺骗：“你告诉我的事情让我痛苦。这是事实。可是你不该因我的难过而伤心……我知道，我尽力想让你离开我。在我整个一生中，每当有人对我产生依恋感时，我都会尽量让他退缩……”[12]加缪交心的对象往往更多的是女性：他对自己的母亲讲话，但并不经常和她“交谈”，他“疯狂地寻找他从未有过的父亲”。[13]我认为，父亲形象难以忍受的缺失有助于我们理解阿尔贝·加缪和某些友人同志之间的关系，包括友谊的破裂。在《第一人》中，孤儿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又悄然离去。也许只有精神病医生或者精神分析师才能透过加缪的风流史和前后不一发现一种真正的忠诚。正如蓬塞所说，加缪“在公众事务中是从不退缩的”。证据在手，谁能够否认这一点呢？

加缪既富有魅力又脆弱敏感，既真诚又不无做作，既谦逊又自视甚高，他无法容忍没有人爱恋的感觉。事实上，他也的确经常得到别人的爱。当然，他希望被别人理解，却至死未能如愿。他经常谈论幸福，以期望找到快乐安宁的心境。就像西西弗一样，必须想象这个人也是不幸的。加缪的生活中充满了内心分裂和分离的痛苦，可是没有这些体验，又怎么会有小说《堕落》的诞生？至于文学教材中被神化、“无害化”了的作家形象，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阿尔贝·加缪无疑是一位危险的经典作家：人们在全世界讲授他的作品，一切社会阶层都在读他的书。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通常意义上的诗人，尽管他也有如《阿尔及利亚纪事》这样的戏作。[14]

不过，加缪在《婚礼集》和《夏天》等散文中，让读者感受到了浓烈的诗意。我相信《局外人》和《堕落》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反与正》、《婚礼集》和《夏天》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们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政治争论。自伽利马出版社成立以来，销量最好的一本书就是《局外人》。加缪的读者群今天依然在不断扩大，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阶层。且不说可信度值得怀疑的民意调查，在那些更“封闭”的问卷中（诸如“下列作家中哪位……”之类的问题），加缪的名字总是和巴尔扎克、高乃依和莫里哀并列在一起。另有一些更“开放”的问卷，设计者通常要求读者回答“在世的或已经死去的20世纪作家中，谁最让你心动？”这样即兴式的问题，加缪在其中总是名列前茅，用民意调查的术语来说，他有4．5的高分，这比马塞尔·巴尼奥尔的3分、弗里德里克·达尔的2．6分，还有萨特的0．8分都要高。[15]

1979年，让-雅克·布罗歇再版了《和高中生谈哲学家加缪》一书，这是一本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小册子。1995年1月4日（如果加缪还活着，这一年已经84岁了），他写信告诉我，“在一个较小的意义上，《局外人》和《堕落》是伟大的作品”。布罗歇在他的小书里曾经认为，“加缪或暗地里，或公开地支持现存体制。”可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布罗歇认为加缪“没有扰乱我们的资本主义和基督教文明中的任何事物”，“对怜悯的呼吁或许是这位作家身上最令人反感的东西”。[16]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如果呼吁怜悯也是罪过，那么，难道如今的人权事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兴办的慈善机构也要蒙受类似的罪名？布罗歇在给我的信中认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融入了加缪的血肉。此话何解？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加缪主张把阿尔及利亚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的框架内，那么这句话还算客观；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一语在字面上不免让人联想到殖民主义、反恐怖主义和法国人成立的“秘密武装组织”（OAS），如果据此来理解加缪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则显然扭曲了事实。此外，布罗歇认为《第一人》带有“‘黑脚’们的小气”，我却相信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是震撼人心的。[17]

从前，人们喜欢说，宁愿跟着萨特错，也胜过跟着阿隆对。在某些场合，我们可以把这句话里的阿隆换成加缪的名字。[18]

加缪有成为戏剧家的雄心。在我看来，《卡利古拉》在舞台上是最有力量的杰作，超过他的其余作品。加缪是不是一位好演员呢？我没有亲眼看过他的演出，因此无法就此作出任何判断。或许，他在《唐璜》或者《群魔》（饰总督一角）里的表演是令人满意的。相比之下，他在电视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似乎略显夸张而不够自然。

加缪首先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是“神话的创造者，尽管不一定十分成功，但注定这是个人唯一的命运。”[19]作为小说家，他并未像司汤达、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梅尔维尔、福克纳、格拉汉姆·格林、普里莫·莱维、三岛由纪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人一样创造一个宏大的想象性世界，不过他最好的两部小说风格独特而遒劲，的确堪称文学史上的杰作。《局外人》和《堕落》两本书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尽管某些空头理论家倡言“解构”和“互文性”，还有人搬用新兴的手稿研究方法（指比较作家写一本书时的不同底稿）来破除其神秘性，尽管人们对它们的解读也并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这两部小说就和一切深邃的文学作品一样，内中深藏着难以解释的秘密。至于《鼠疫》，加缪的写作速度更慢些，由于有自我审视的距离，它的风格更明确、更少隐晦，也更富教谕性，仿佛在说：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是无神论者，这是基督徒。加缪曾对布里斯维尔说过：“我在进行音阶练习。我筑起了高高的堤坝。”在令人惊叹的多元性背后，加缪的文学创作蕴含着令人困惑但难以忽视的统一性，而它归根到底来自于和一系列正确思想的联系。

加缪是哲学家吗？如果我们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怀特海、波普和萨特等人作为标准（这是西方哲学的标准），那么他显然不够格。加缪本人曾一再说他并非哲学家，尤其不是存在主义者，不过，或许是法国人文化性格中的卖俏心理作祟，他坚持这一点还不够。在斯德哥尔摩法国大使馆的那次谈话中，他对此表示了悔恨。[20]他知道萨特更“辉煌”。即使按照法国思想史的传统标准来衡量，我们能否说加缪对哲学的推进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呢（除了反对任何成体系的思想这一点以外）？加缪的某些表述的确更像文人而非哲人的风格，例如他声称“真理就是所有正在延续的东西”。不过，不以哲学家自居，并不妨碍他做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者。事实上，在20世纪末，他的某些政治哲学思想远比那些随着共产世界的崩溃而烟消云散的意识形态更珍贵。1957年，早于某些大大小小的走红大师，加缪就已经指出：“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宣传和艺术创作混为一谈：“我认为作家应该关注当下的一切现实，只要可能，他都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他同时也应该时不时地和我们的历史保持某种距离。”[21]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反抗者》中，他已经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当无产阶级将权力交付给一些军人或某些将要成为军人的知识分子，而后者将反过来奴役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败，甚至已经死亡。”

加缪曾寻找生活的规则。在公众事务中，他拒绝谎言、统治和专制。他尝试着表达某些《福音书》的世俗版戒律。在他看来，一位作家“只能通过他的书来帮助这个社会，他不应该窃取神父的头衔。这不是消极避世的表现，而是对自身局限性的体认。”[22]

“荒谬”是40年代最戏剧性、也最含混的精神坐标之一，到了50年代，“反抗”又流行一时。加缪准确地诊断出了某些时代的病灶，他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也拒绝了极权主义的诱惑和他本人心中的某些虚无主义倾向。他本来是有可能陷入犬儒主义的。作为思想家和醒世作家，他在那个奉行粗糙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知识界中备受排挤。加缪坚拒一切狂热，但并不拒绝战斗。他不信仰上帝，但上帝的理念仍然困扰着他，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信徒始终徒劳地想让他皈依基督教。可以认为，在不信仰上帝的加缪身上，浓缩了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50年代遭遇的某些问题。用查尔斯·斯诺的术语来说，加缪和他的同代人内化了19世纪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却相对忽视工业革命，更不用说20世纪的科技和经济革命了。

作为他那一代人中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加缪曾经心仪共产主义，也曾被和平主义吸引。无数知识分子闻着刽子手和屠夫身上散发的血腥味儿垂涎三尺，他却对此深感厌恶。在这个意义上，加缪又不是典型性的，他属于自由派，是奉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总是让他忧心忡忡。在《反抗者》一书里，他说过：“要想解释历史，就必须像重视阶级斗争一样重视民族斗争的问题。”1957年，他有保留地谈到了欧洲问题：“用某种漠视民族间差异的单一意识形态和技术宗教来完成欧洲的统一，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同样，我也不愿看到一个纷争不已、各个民族相互敌对、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欧洲。只要欧洲不毁于战火，它就会获得重生，最后，俄国也会带着它的特性加入欧洲大家庭。”[23]在法国，有谁比加缪更清楚、更深刻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他的直觉比堆积如山的条约和无数流传坊间的预言都更接近真理。至于社会主义——和乔治·奥威尔一样，加缪也相信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加缪相信，它的精髓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俗常的道德。我认为《反抗者》是一本在文体上不够完美，但因其远见卓识而光彩熠熠的书。与《现代》杂志经院式的政治理论不同，作者只用50页篇幅就说清了革命和革命者的问题。或许其不足之处在于，加缪在哲学和政治论证中混入了太多的文学，而这一点倒也符合法国人的特性。

在加缪的自我怀疑和节制面前，那些闭口不言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或者熟视无睹福柯对霍梅尼的迷恋的人，是不是也该做点自我批评呢？[24]

奥威尔以散文见长，加缪更以小说取胜。他们两人都是结核病患者，在相同的年龄死去。两人的生活都显得封闭，不同的密友圈子也并不交叉。他们都有很大的名气，孤独，但又乐意与人沟通，用同样的热情去回复陌生读者的来信。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拥有自由的灵魂，对偏左但决非正统的立场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欣然接受。加缪在巴黎崭露头角的速度比奥威尔在伦敦要快一些。他们顶着时代的谄媚之风，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营或警察社会的残忍，也指出共产党人是如何通过重写历史去阐释事实的。在1944年成写的一篇论科斯特勒的文章里，奥威尔分析了“几乎所有的左派人士自1933年以来犯下的罪过，这些人希望反对法西斯主义，却又支持极权主义”，他尖刻地说道：“一日为妓，终生为娼。”许多政治、文学和哲学上的娼妓都已经或体面，或丢脸地隐退了。对加缪和奥威尔来说，有太多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近视、盲从以及对权势的嗜欲，这些文人比无知的帮闲群众更能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尊敬的（当然决非崇拜）政治家：奥威尔喜欢安奈林·贝文，加缪则看重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两位作家都明确地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却都信赖贫穷的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纯真本性。加缪所以不想被人利用，除了他常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还因为他始终怀有一个对美好社会的梦想，在那里，不公正和不义将被自由所代替。加缪和奥威尔心目中的人民与蒙泰朗、伊夫林·沃设想的大相径庭。无论在二战之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加缪都一直介入社会事务，尽管他并不热衷于此：“现代人不得不关心政治。我无可奈何地投入政治事务，事实上，我从未推卸任何社会义务，这与其说是优点，倒不如说是我的缺点。”他并不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宗教。和奥威尔一样，他的箴言其实是：不要马克思，也不要《圣经》。就拿善于把自己的拒绝和批评理论化的法国左派人士——例如克洛德·勒弗、科尔讷里乌斯·卡斯托里阿蒂斯、埃德加·莫兰、让-弗朗索瓦·雷韦尔等人——来说，阿尔贝·加缪是他们中最知名者，是他在法国挽救了陷入极权主义泥潭的知识分子的声誉。[25]作为一个有强大的善良意志的人，加缪犯下了一桩罪过：面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气候，他聪明过头了，掌握真理也太早了。

和“介入的文学”相比，加缪更喜欢介入的人，他把后者称为“义务兵役”。他所认同的身份是有立场的艺术家，而不是以笔为剑的战士。

加缪一生曾三次登上新闻界的前台。有两年半的时间，他以其独到的风格和鲜明的价值观，成为法国报界最杰出的社论作者。《战斗报》的编辑曾像流星一样，标示出一个短暂而难忘的时代。在我看来，加缪记者生涯的顶峰是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他很清楚新闻是一时的，文学则是永久的，因此他和报界渐行渐远，甚至以理性为据持续地批判后者。他曾告诉让·达尼埃尔等人，某些巴黎知识分子向来是不怀好意的，因此他必须在愤怒中保持狂喜，唯有不为他们所伤，才能报复那些小人。在作家生命的最后十年，自以为信念坚定，其实处处显出残酷的巴黎左派一直对他大加攻击；这种攻击甚至发展到恼羞成怒和不道德的地步，其下作的程度至少也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今天，我们肯定不能将这位“反共”作家与保守和反动划上等号，或者不妨说，他的“反动”是正确的。

阿尔及利亚问题则更加复杂。今天，依然有人（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指责加缪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塑造阿拉伯人的形象。和他的许多原籍欧洲的同乡一样，加缪对阿尔及利亚人、穆斯林和“土著”的了解的确不够，问题是，不去描述自己所知不多的人和事，难道就成了一桩罪过？穆卢·费哈奥恩谈论的是卡比尔人，而非阿拉伯人或法国人。在一本激烈批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的书中，皮埃尔·诺拉认定加缪“无意识地陷入了静止的历史观”，因而他无法正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诺拉在《局外人》中看出了“对历史负罪感的带着颤栗的承认，它的表现形式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可诺拉如今承认，“《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在那个时代，仅仅这个书名本身就是挑衅性的，就像于勒·鲁瓦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的写作意图是，既想成为一篇集体心理的报告，又想成为鼓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檄文，事实上我至今都认为独立是我们值得为之战斗的事业。至于加缪，他身上毫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特性（我指的是这个术语的政治含义，乃至它的恐怖主义色彩），但他与生俱来的背景决定了他只能反对极端的‘放弃’政策。我理解他内心的分裂。我也理解，他为什么带着全部的热情去呼吁和解和团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勇气。”[26]诺拉的书固然观点偏执，文风至少还算清晰可读，在他之后，许多评论者变本加厉、愈行愈远，自以为笔下运用的每个名词和新术语都揭示出事情的本质，在这些大言不惭的人眼中，加缪简直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从奥兰到君士坦丁，就作家在阿尔及利亚的活动轨迹而言，我认为如今年轻一代的阿尔及利亚读者理解加缪的方式已经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开放。1960年，孟多维的市议会将“苗圃街”改为“阿尔贝·加缪街”。1962年，在孟多维恢复德昂的旧城之后，这条干道又一次改名为“费达奥维-马萨乌德烈士街”。我想告诉阿尔及尔或者安纳巴（它的旧称是波尼）的市民，《婚礼集》的作者是阿尔及利亚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再过10年，也许100年，阿尔及尔必将再次拥有一条“阿尔贝·加缪大街”。新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或是如1994年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暗杀的精神病专家马赫福德·布斯卜西（他是加缪的朋友）这样的老一辈人士，都会接受这个想法。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的新一代学院派批评家要比很多法国学者更敏锐。例如曾在安纳巴大学执教，现居法国的朗里夏·舍度尼就严肃地讨论过《局外人》、默尔索和加缪本人：“在这部小说中，阿拉伯人是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遭到贬低的，人们观看他们时总是带着种族主义的固定眼光。阿尔贝·加缪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则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是如此。在他整个一生里，作家都在为消除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蒙受的不公而斗争。他曾经多次发出警示的信号，希望扫除民族压迫，改变旁观者无动于衷的心态；他也谴责过‘欧洲人疯狂的傲慢’，目的是结束集体隔离与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朗里夏·舍度尼补充说：“他指出自己族群的罪责，揭示了在殖民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对阿拉伯人的看法，他始终为阿拉伯人说话，帮助人们认清真相。”舍度尼看到加缪被孤立和排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同时抱有两种忠诚，因此成为局外人和被孤立的人。阿尔贝·加缪是孕育他的社会矛盾的牺牲品。今天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正是因为从反面经历了类似的分裂体验，才对他持有最大的敬意。”[27]“加缪是一位阿尔及利亚作家。”这是杰出的穆罕默德·蒂博的原话。[28]朽木难雕，对那些最后仅存的仍在攻击加缪的人，我们已经不期望他们具有类似的眼光和心肠了。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加缪始终严守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尽管历史和社会背景差异很大，他对这个国家的期望实际上与纳丁·戈迪默等人今天对南非的期望并无二致，这包括权利平等、两大族群在一个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建立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固然，要想将阿尔及利亚挽留在法国，自1956年之后就丧失了最后的可能。加缪很清楚，他所属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本土的法国人“尽管谈论的是同一片土地，但却不是在谈论同一个阿尔及利亚。”（这是让·贝雷格里的话）即使只考虑到人口比重，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也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狭隘固执的殖民当局和卑劣的巴黎政客们一向漠视阿拉伯人与卡比尔人的权利，这就更加导致从精英到大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将阿尔及利亚人进一步推往和法国离心离德的方向。[29]

一直到1996年，加缪和某些左右两派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笔墨官司依然没有了结。反对者们依然不了解加缪的一生、不了解他的介入方式和他的思想演变。那些敌视加缪的人格和作品的人，他们是否能暂时中断自己傲慢独断的价值判断，以一种谦逊真诚的态度和笛卡尔式的怀疑精神，“先作学生，再作先生”，或者放弃他们简单化的理解和偏见？

弗朗西斯·让松，这位永远不老的、彬彬有礼的意识形态专家，承认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无疑是多余的”。[30]可是他也认为，自己当年的看法归根结底是正确的，因为50年代初，反共潮流的确在法国“甚嚣尘上”。对依然沉浸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里的萨特主义者来说，反共思想与自称民主国家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战争都是不可接受的，无怪乎加缪始终被看作维护阿尔及利亚现状的殖民主义者。可是，怎么能因为他没有在抗议法国伞兵杀害莫里斯·奥丹的请愿书上签字，就断定他支持酷刑？加缪拒绝没有廉耻的政治，这一点让左右两派都窃笑不已。其实，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该和食言而肥、整天在阴谋诡计中打滚的政客打交道。我们可以不喜欢加缪的作品，但任何人都无权忽视、简化和扭曲他的立场，因为他在无数丧失了理性的介入作家中显得是那样卓尔不群。加缪提醒文人们，他们的工作是创作和批评，而政客的事业是进行权力统治，二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责怪加缪不懂政治，或者声称他应该为政治事务找到解决之道，这并没有什么意义；作家的价值在于他确认人身上值得崇敬的东西超过必须蔑视的东西。我们永远无权蔑视加缪，相反，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去尊敬他，包括他的力量和他的弱点。他那热情的、给人以温暖的善良——是的，我坚持用“善良”这个老旧的字眼——在人道层面和社会的层面都让某些理论家感到尴尬羞愧。我们写出这部著作，不是想为他树碑立传，也不是想挖掘什么奇闻轶事，我并不只收集和显现他的光辉一面。然而，毕竟还有那么多生者和死者，加缪的对他们的关怀是无法磨灭的记忆：他曾经慷慨解囊，让一位退休的演员在养老院中生活得体面些，匈牙利人也曾在1956年收到过他的资助……

加缪有时也会不近情理，甚至粗暴，不招人喜欢，可在他身上，体贴、理解和人性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骄傲和敏感的性格弱点。他生性脆弱，容易受伤，也有不少风流史，但始终忠于友谊和爱情。他光彩照人，奉献多于索取。一个人，总是他公开的和私密的，为人所知和无人了解的行为的总和。在行将结束漫长的追踪之时，我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酒窖管理员和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的儿子会有如此卓越的才智：说到底，创作的神秘仍然隐藏在他的生命中，隐藏在无数相遇相识和命运的偶然之中，要造就这样的灵魂，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作品的评论并不能真正揭示出文学创作的秘密。加缪以其独特的方式将他的艺术、生命和道德融为一体。“没有任何伟大的作品……是真正建立在仇恨和鄙视的基础之上的。在其内心的某个地方，在其历史的某个瞬间，真正的创造者总能找到和解的力量。他在自己所处的奇怪的平庸中找到了公共的尺度……如果说艺术家无法拒绝现实，这是因为他负有在更高的层面上解释现实的重任。然而，如果一开始就决心漠视现实，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反过来，如果决定屈从于现实，又怎么能改变它呢？”[31]对加缪来说，每一张写出的书页都是带着苦涩的胜利。或许是在回应卡特林娜·埃莱娜·加缪“太年轻了”的哀叹，福克纳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完成大业……可问题不在于生命持续的时间，甚至不在生命的品质，而在生命究竟经历了什么。”通过他的文学和政治话语，阿尔贝·加缪投入了一场真正的战斗，用T．S．艾略特的话来讲，这是“与词语进行的难以忍受的战斗”，而词语总是“充满张力，逐渐滑动和破碎，最后消失于无形。”

可有的时候，词语的生命也会为许多世代的读者停留。

人物索引

ABBAS，Ferhat：费尔哈特·阿巴斯

ABDELKDER，Ziar：兹阿尔·阿布德尔卡德尔

ABDERRAHMANE，Kab：卡布·阿布德哈玛讷

ABDERRAHMANE，Taleb：塔勒布·阿布德哈玛纳

ABETZ，Otto：奥托·阿贝兹

ABOULKER，José：何塞·阿布勒凯尔

ABRAHAM，Pierre：皮埃尔·阿布拉哈姆

ABRIAL：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

ABRY，Émile：埃米尔·阿布利

ACAULT：阿库夫妇

ACAULT，Gustave：古斯塔夫·阿库

ACCHIARI，Joseph：约瑟夫·阿夏里

ACHARD，Marcel：马塞尔·阿夏尔

ACCHIARY：阿夏里（特派员）

ADÈS，Lucien：吕西安·阿岱斯

ADREY：阿德雷（画家）

AGNELY：阿涅利夫人，本名苏珊娜·拉比什

AHLENIUS，Holger：荷尔热·阿雷尼乌斯

AÏT AHMED，Hocine：侯赛因·阿义德·艾哈迈德

AKACHA：阿卡沙

AKHMATOVA，Anna：安娜·阿赫玛托娃

ALAIN（Émile-Auguste Chartier）：阿兰

ALAZARD：阿拉扎尔（教授）

ALBERTI，Rafael：拉法埃尔·阿尔贝蒂

ALBERTINI，Georges：乔治·阿尔贝尔蒂尼

ALBRECHT，Berthie：贝尔蒂·阿尔布莱希特

ALCAZAR，Pepito：佩比托·阿尔卡萨

ALFARIC，P.：P．阿尔法里克

ALI LA POINTE：阿里·拉·普恩特

ALIUS：阿里尤斯（加缪的笔名）

ALLAR，Louis：路易·阿拉尔

ALMERAS，Yvonne d'：伊冯娜·阿尔梅拉

ALMODOVAR：阿尔莫道瓦尔（加缪的同班同学）

ALQUIER，Ferdinand：费迪南·阿尔吉埃

ALTERMANN：阿尔特曼修士

ALTMANN，Georges：乔治·阿特曼

ALTSCHULER，Georges：乔治·阿尔特舒勒尔

AMAR，Brick：布里克·阿玛尔

AMRANE，Mouloud：穆卢·昂哈纳

AMROUCHE：昂鲁什（小学教员）

AMROUCHE，Jean：让·昂鲁什

AMROUSSE：昂鲁斯（1930年时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ANDRÉO，Emmanuel：艾马纽埃尔·安德烈奥

ANGENOT，Marguerite：玛格丽特·昂热诺

ANOUCHEKA（Anne Gallimard）：安娜·伽利马

ANOUILH，Jean：让·阿努伊

ANTAR：昂塔尔（加缪的笔名）

ANTELME，Marie-Louise：玛丽-路易丝·昂泰尔姆

ANTELME，Robert：罗贝尔·昂泰尔姆

ANTOINE：安托万（马耳他鱼贩）

APOLLINAIRE，Guillaume：纪尧姆·阿波里奈尔

ARAGON，Louis：路易·阿拉贡

ARCHAMBAULT，Paul：保罗·阿尔尚博

ARENDT，Hannah：汉娜·阿伦特

ARISTOPHANE：阿里斯托芬

ARLAND，Marcel：马塞尔·阿尔朗

ARNOUX，Alexandre：亚历山大·阿尔努

ARON，Raymond：雷蒙·阿隆

ARTAUD，Antonin：安东南·阿尔托

ASTIER：阿斯蒂耶

ASTIER DE LA VIGERIE，Emmanuel d'：艾马纽埃尔·达斯蒂耶

ASTRUC，Alexandre：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

AUBERTIN：沃贝尔丹（巴黎照相制版工）

AUBIGNÉ，Agrippa d'：阿格里帕·多比涅

AUCLAIR，Michel：米歇尔·奥克莱尔

AUDIBERTI，Jacques：雅克·奥迪贝尔蒂

AUDIC，Charles：夏尔·奥迪克

AUDIN，Maurice：莫里斯·奥丹

AUDISIO，Gabriel：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

AUDRY，Colette：科莱特·奥德里

AUGER：奥热，见雅克琳娜·贝尔纳

AUGUSTIN（Saint）：圣奥古斯丁

AURIOL，Vincent：万桑·奥里奥尔

AURY，Dominique：多米尼克·奥里

AVELINE，Claude：克洛德·阿维林

AYMÉ，Marcel：马塞尔·埃梅

BACH，Johann Sebastian：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BACHIR，Yanes：雅内斯·巴希尔

BACRI，José：何塞·巴克利

BAILLY：安托万·巴伊（加缪的化名）

BAKOUNINE，Mikhaïl Alexandrovitch：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BALACHOVA：巴拉肖娃

BALAIN，Blanche：布朗什·巴兰

BALARD，Jean：让·巴拉尔

BALAZARO，Paul：保尔·巴拉扎罗

BALLON，René：勒内·巴隆

BALTHUS：巴尔蒂

BALZAC，Honoré de：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BAO-DAI：保大（皇帝，越南）

BARBEZAT，Marc：马克·巴尔贝扎

BARBEZAT（Mme）：巴尔贝扎夫人

BARBUSSE，Henri：亨利·巴比塞

BAREL，Virgile：维吉尔·巴莱尔

BARRAULT，Jean-Louis：让-路易·巴洛

BARRÈS，Maurice：莫里斯·巴雷斯

BARRUCAN（Mme）：巴吕冈夫人

BARSAM，Rachel：拉谢尔·巴尔桑

BASTOS：巴斯多斯家族

BATAILLE，Georges：乔治·巴塔耶

BATAILLON，Maurice：莫里斯·巴塔庸

BAUCHARD：博沙尔（加缪的化名）

BAUDELAIRE，Charles：夏尔·波德莱尔

BAUDOUIN：博杜安

BAUËR，Gérard：热拉尔·鲍尔

BAUMAS，Henri：亨利·鲍马

BAUR（Mme）：鲍尔夫人

BAYET，Albert：阿尔贝·巴耶

BAYLE，Pierre：皮埃尔·贝尔

BEATON，Cecil：塞西尔·比顿

BEAUVAIS：波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BEAUVOIR，Simone de：西蒙娜·德·波伏瓦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BÉGUIN，Albert：阿尔贝·贝甘

BÉJART，Armande：阿尔芒德·贝雅尔

BEL KACHEM，Krim：克里姆·贝尔·卡西姆

BELAMICH：贝拉米克一家

BELAMICH，André：安德烈·贝拉米克

BELKADI：贝尔卡迪（剧团的机械操作工）

BELLAT：贝拉（西迪-贝尔-阿贝斯市市长）

BELMONDO，Jean-Paul：让-保罗·贝尔蒙多

BEN ALI BOUKHORT：本·阿里·布科尔

BEN BADIS：谢赫·本·巴迪斯

BEN BELLA，Ahmed：艾哈迈德·本·贝拉

BEN BOUALI：本·布阿里（加缪在1930年时的足球队队友）

BEN GANA：本·加纳（加缪在1930年时的足球队队友）

BEN JONSON：本·琼生

BEN KHEDDA：本·克达

BEN M'HIDI，Larbi：拉尔比·本·马西蒂

BEN YAHIA：本·雅夏

BENDA，Julien：于连·班达

BENES，Edvard：爱德华·伯奈斯

BÉNICHOU：贝尼舒（医生）

BÉNICHOU：贝尼舒一家

BÉNICHOU，André：安德烈·贝尼舒

BÉNICHOU，Mme André：安德烈·贝尼舒夫人，又名玛多

BÉNICHOU，Georges：乔治·贝尼舒

BÉNICHOU，Paul：保罗·贝尼舒

BÉNICHOU，Pierre：皮埃尔·贝尼舒

BÉNISTI，Louis：路易·贝尼斯蒂

BÉNISTI，Lucien：吕西安·贝尼斯蒂

BÉNISTI（Mireille，Mme Lucien）：米海耶，吕西安·贝尼斯蒂夫人

BENOIT，Pierre：皮埃尔·伯努瓦

BENSAÏD，Jacques：雅克·本萨义德

BENSOUSSAN：本苏桑一家

BENSOUSSAN，Élie-Edgar：埃利-埃德加·本苏桑

BENSOUSSAN，Raoul：拉乌尔·本苏桑

BÉRAL，Max：马克斯·贝拉尔

BÉRARD（M．）：贝拉尔先生（宪兵帽农庄主）

BÉRAUD，Henri：亨利·贝罗

BERG，Alban：阿尔班·贝尔格

BERGMIN，José：何塞·贝尔加曼

BERGMAN，Ingmar：英格玛·伯格曼

BERGSON，Henri：亨利·柏格森

BERL，Emmanuel：艾马纽埃尔·贝尔

BERNANOS，Georges：乔治·贝纳诺斯

BERNARD：贝尔纳（上校）

BERNARD，Jacqueline：雅克琳娜·贝尔纳

BERNARD，Jean-Guy：让-基·贝尔纳

BERNARD，Marc：马克·贝尔纳

BERNARD，Pierre：皮埃尔·贝尔纳

BERNARD，Théo：泰奥·贝尔纳

BERNARD，Tristan：特里斯当·贝尔纳

BERNHARDT，Sahah：萨拉·伯恩哈德

BERNI，Francesco：弗朗切斯科·贝尔尼

BERNSTEIN，Henry：亨利·伯恩斯坦

BERRIAU，Simone：西蒙娜·贝里沃

BERTAGNA：贝尔塔尼（医生）

BERTHEAU，Julien：于连·贝尔托

BERTRAND，Louis：路易·贝尔特朗

BETTEX，André：安德烈·贝泰克斯

BETZ，Maurice：莫里斯·贝茨

BEUVE-MÉRY，Hubert：于贝尔·伯夫-梅里

BEVAN，Aneurin：安奈林·贝文

BIDAULT，Georges：乔治·比多

BILLY，André：安德烈·比利

BIRMANN，Dominique：多米尼克·伯尔曼

BITAT，Rabah：拉巴赫·比塔特

BITODEAU，Auguste：奥古斯特·比托都

BJURSTRÖM，Carl-Gustav：卡尔-居斯塔夫·布鲁尔斯特罗姆

BLAKE，Patricia：帕特丽西亚·布雷克

BLANCHARD，Pierre：皮埃尔·布朗夏尔

BLANCHET，Marcelle：马塞尔·布朗歇

BLANCHOT，Maurice：莫里斯·布朗肖

BLANCPAIN，Marc：马克·布朗潘

BLANZAT，Jean：让·布朗扎

BLECH，René：勒内·布莱克

BLIN，Georges：乔治·布兰

BLIN，Roger：罗歇·布兰

BLOCH，Alexandre：亚历山大·布洛克

BLOCH，Jean：让·布洛克

BLOCH，Jean-Pierre：让-皮埃尔·布洛克

BLOCH，Jean-Richard：让-里夏尔·布洛克

BLOCH-MICHEL：布洛克-米歇尔一家

BLOCH-MICHEL（Mme）：让·布洛克夫人

BLUM，Léon：雷翁·布卢姆

BODIN，Paul：保尔·博丹

BOGART，Humphrey：汉弗莱·博加特

BOGLIOLO，Jean：让·博格里奥罗

BOISDEFFRE，Pierre de：皮埃尔·德·布瓦德伏尔

BOLLAY：博莱（牧师）

BOLLIER，André：安德烈·博利耶

BONDY，François：弗朗索瓦·邦迪

BONNEAU，Gabriel：加布里埃·波诺

BONNET，Georges：乔治·博奈

BONNIER：博尼耶（瑞典出版商）

BONNIER，Henry：亨利·波涅

BONNISOL，Jean：让·博尼索勒

BONNOT，Jules Josephe：于勒·约瑟夫·博诺

BONNY，Jacques：雅克·博尼（盖世太保的合作者）

BORDEAUX，Henry：亨利·波尔多

BORGEAUD，Henri：亨利·波尔若

BORGEAUD，Lucien：吕西安·波尔若

BORGES，Jorge Luis：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BORIS，Georges：乔治·鲍里斯

BOST，Jacques-Laurent：雅克-洛朗·博斯特

BOSWELL，James：詹姆斯·鲍斯韦尔

BOUCEPCI，Mahfoud：马赫福德·布斯卜西

BOUDARD，Alphonse：阿尔封斯·布达尔

BOUDIAF，Mohamed：穆罕默德·卜迪亚夫

BOUDOT-LAMOTTE（Mme）：布多-拉莫特夫人

BOUDOT-LAMOTTE，Emmanuel：艾马纽埃尔·布多-拉莫特

BOUDOT-LAMOTTE，Madeleine：玛德莱娜·布多-拉莫特

BOUGLÉ：布格雷

BOUHALI：布阿里（阿尔及利亚人民救援会）

BOUKHEIRA：布克赫拉

BOUMENDJEL，Ali：阿里·布门杰勒

BOUQUET，Michel：米歇尔·布盖

BOURDAN，Pierre：皮埃尔·布尔丹

BOURDET，Claude：克洛德·布尔代

BOURDET，Édouard：埃杜阿尔·布尔岱

BOURENANE：布赫纳讷

BOURGEOIS，Yves：伊夫·布尔儒瓦

BOURGÈS-MAUNOURY：布尔热·莫努里

BOURGET，Paul：保尔·布尔热

BOURGINES，Raymond：雷蒙·布尔吉纳

BOURGUIBA，Habib：哈比比·布尔吉巴

BOURMOND：德·布尔蒙将军

BOURNIQUEL，Camille：卡米耶·布尼凯尔

BOURRETTE：布赖特（阿尔及利亚省特警队队长）

BOUSSAC：布萨克（先生）

BOUTBIEN，Léon：雷翁·布特比安

BOUTHILLIER：布蒂利耶

BOYER-BANSE：布瓦耶·邦斯

BRAQUE，Georges：乔治·布拉克

BRASILLACH，Robert：罗贝尔·布拉西亚克

BRASSAÏ：布拉萨伊

BRASSEUR，Pierre：皮埃尔·布哈瑟尔

BRÉE，Germaine：热尔曼娜·布莱

BRESSON，Robert：罗贝尔·布雷松

BRETON，André：安德烈·布勒东

BRINGUIER，Paul：保罗·布兰基耶

BRISSON，Pierre：皮埃尔·布里松

BRISVILLE，Jean-Claude：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

BRISTEIN，Benjamin：本杰明·布里顿

BROCHIER，Jean-Jacques：让-雅克·布罗歇

BROD，Max：马克斯·布劳德

BROMBERGER，Merry：梅里·布隆贝尔热

BROMBERGER，Serge：塞尔日·布隆贝尔热

BROMLEY，Harold：哈罗德·布龙里

BROOK，Peter：彼得·布鲁克

BROUET，Georges：乔治·布鲁埃

BRUA，Edmond：埃德蒙·布吕阿

BRUCKBERGER：布吕克贝尔热（神父）

BRUEL，François：弗朗索瓦·布吕埃尔

BRUNSCHVICG，Léon：雷翁·布伦什维克

BUBER，Martin：马丁·布伯

BUBER-NEUMANN，Margarette：玛格丽特·布伯-纽曼

BUESCHE，Albert：阿尔贝·比埃什

BUGEAUD（Thomas Robert，marquis de La Piconnerie，duc d'Isly）：比若（法国将军）

BURCHETT，Wilfred：威尔弗雷德·贝切特

BURNAHM，James：詹姆斯·伯恩海姆

BUTOR，Michel：米歇尔·布托

BUZZATI，Dino：迪诺·布扎梯

CACHIN，Marcel：马塞尔·卡善

CAEN，Édouard：爱德华·卡昂

CAILLET：伽耶（阿尔及尔的画家）

CAILLOIS，Roger：罗贝尔·凯卢瓦

CALDERÓN DE LA BARCA，Pedro：卡尔德隆

CALET，Henri：亨利·卡莱

CALIGULA：卡利古拉（皇帝）

CALMANN-LÉVY：加尔芒-勒维（出版社）

CAMUS，Lucien Jean Étienne：吕西安·让·艾蒂安·加缪（阿尔贝·加缪之兄）

CAMUS，Albert：阿尔贝·加缪

CAMUS（Mme Albert）：加缪夫人，原名弗朗西娜·弗尔

CAMUS（Mme Albert）：加缪的前妻，原名西蒙娜·伊埃

CAMUS，Catherine：卡特琳娜·加缪

CAMUS，Jean：让·加缪

CAMUS，Lucien Auguste：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

CAMUS（Mme Lucien Auguste）：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夫人，阿尔贝·加缪的母亲，原名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

CAMUS，Lucienne：吕西安娜·加缪，阿尔贝·加缪的侄女

CAMUS，Paule：保拉·加缪，阿尔贝·加缪的侄女

CANGUILEM，Georges：乔治·冈吉莱姆

CAPABLE，Vincent：万桑·卡巴布勒（加缪的笔名）

Capieu：卡皮厄（牧师）

CARACCIOLO：卡拉西沃罗

CARBONNET：卡尔波奈尔（《北非画报》经理）

CARCO，Francis：弗朗西斯·加尔科

CARDONA：卡尔多纳一家

CARDONA，Catherine Marie：卡特琳娜·玛丽·卡尔多纳

CARNAP，Rudolph：鲁道夫·卡尔纳普

CARTIER-BRESSON，Henri：亨利·卡蒂埃-布雷松

CARTON（André Bollier）：即安德烈·博利耶

CASANOVA DE SEINGALT：卡萨诺瓦

CASARÈS，Maria：玛丽亚·卡萨雷斯

CASSOT，Marc：马克·卡索

CASTELOT，André：安德烈·卡斯特洛

CASTOR：“海狸”，即西蒙娜·德·波伏瓦

CASTORIADIS，Cornelius：科尔讷里乌斯·卡斯托里阿蒂斯

CATROUX：卡特鲁将军

CAU，Jean：让·科

CAZALET：卡扎莱

CECCALDI：切卡尔蒂

CÉLIA：塞莉娅

CÉLINE（Louis-Ferdinand）：塞利纳

CERDAN，Marcel：马塞尔·塞尔当

CÉRÉSOL，Robert：罗贝尔·塞雷索尔

CERF-FERRIÈRE：塞尔夫-费里埃

CERVANTÈS：塞万提斯

CÉSAIRE，Aimé：埃梅·塞泽尔

CÉSAR BORCIA：恺撒·博尔吉亚

CHABAN-DELMAS，Jacques：雅克·沙邦-戴尔马

CHABROL，Jean-Pierre：让-雅克·夏布罗尔

CHACK，Paul：保尔·沙克

CHADÉ，Léon：雷翁·沙代

CHAINTRON，Jean：让·善特隆

CHAMBELLAND，Maurice：莫里斯·尚贝朗

CHAMBERLAIN，Neville：内维尔·张伯伦

CHAMFORT：尚弗尔

CHAPERON：夏普隆一家

CHAPERON：夏普隆，弗朗西娜·弗尔的姨妈

CHAPERON，Louis：路易·夏普隆

CHAPERON，Manette：玛奈特·夏普隆

CHAPERON，Nicole：尼科尔·夏普隆

CHAPMAN，Janet：詹内特·查普曼

CHAPOUTON：夏普东夫人

CHAPSAL，Madeleine：玛德莱娜·夏普萨尔

CHAR，René：勒内·夏尔

CHARDONNE，Jacques：雅克·夏尔多纳

CHARLES X：查理十世

CHARLEY：董东·夏尔雷（弗朗西娜的舅父）

CHARLIER：夏里耶

CHARLOT：夏尔洛（出版商）

CHARLOT，Edmond：埃德蒙·夏尔洛

CHARTRONS：夏尔特龙（酒商）

CHATAIGNEAU，Yves：伊夫·沙泰尼奥

CHÂTEAU：沙多（斯德哥尔摩法国学校的校长）

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

CHATEL，Yves：伊夫·沙泰尔

CHAULET，Pierre：皮埃尔·肖莱

CHAUMEIX，André：安德烈·肖梅

CHAUVAIN，Évelyne：埃芙琳·肖万

CHAUVEAU，Jean：让·肖沃

CHAUVIN，Émile：埃米尔·肖万

CHAZAU：夏佐（书店）

CHEKKAL，Ali：阿里·谢卡尔

CHÊNEBOIS，André：安德烈·谢内波努瓦

CHENTOUF：尚杜夫

CHERRIÈRE：谢里埃尔将军

CHESTOV，Léon：列昂·舍斯托夫

CHETOUNI，Lamria：朗里夏·舍度尼

CHEVALLIER，Paul：保尔·谢瓦利耶

CHIAROMONTE，Nicola：尼古拉·齐亚洛蒙特

CHOPIN，Frédéric：肖邦

CHOUKROU，Liliane：莉莉阿娜·舒库恩

CHOURAQUI：肖拉基（巴黎犹太人联合会秘书）

CHRISTOPHE：克里斯多夫

CHURCHILL，Winston：温斯顿·邱吉尔

CICÉRON：西塞罗

CIORAN，E．M.：齐奥兰

CLARK，Eleanor：埃莉诺·克拉克

CLASSIAULT：克拉西奥先生

CLAUDEL，Paul：保罗·克洛岱尔

CLAUZEL：克罗泽尔

CLAVEL，Maurice：莫里斯·克拉维尔

CLEMENCEAU，Michel：米歇尔·克列孟梭

CLEMENTIS：克莱门蒂斯（捷克共产党领导人）

CLÉRIAN：克雷里安先生

CLOT，René-Jean：勒内-让·克罗

CLOTIS，Josette：若赛特·克罗蒂

CLOUZOT，Henri Georges：亨利·乔治·克卢佐

COCHET：科谢将军

COCTEAU，Jean：让·科克托

COHEN：科昂医生

COINDREAU，Maurice-Edgar：莫里斯-埃德加·古安特洛

COLETTE，Sidonie Gabrielle：西多妮·加布里埃·科莱特

COLIN：科兰医生

COLLIANDER，Hans：汉斯·克林德

COLOMB，Christophe：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COLOMB，Eugène：欧仁·科隆布

CONGREVE，Richard：理查德·康格里夫

CONRAD，Josephe：约瑟夫·康拉德

CONSTANT，Benjamin：本雅曼·贡斯当

CONTAT，Michel：米歇尔·贡塔

COPEAU，Jacques：雅克·高博

COQUELIN：科克兰警长

COQUELIN，Henri：亨利·科克兰

CORDIER，CHARLES：夏尔·科尔迪耶

CORDREAUX：科尔多夫妇

CORMIER：科尔米耶（加缪在《巴黎晚报》的同事）

CORNEILLE，Pierre：皮埃尔·高乃依

CORNILLON：科尔尼翁（加缪的同班同学）

CORUS：科吕（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加缪的称呼）

COSIMA：科西玛

COSSERY，Albert：阿尔贝·科塞

COTTENCEAU：科当索大夫（西蒙娜·伊埃的第二任丈夫）

COTY，René：勒内·科蒂

COUART，Raymond：雷蒙·古阿尔

COULOMB，Jean：让·库龙

COURNOT，Patrice：帕特里斯·库尔诺

COURTADE，Pierre：皮埃尔·库尔塔德

COURTELINE，Georges：乔治·库特林

CRÉMIEUX，Adolfe：阿道夫·克雷米约

CREVEL，René：勒内·克勒韦尔

CROUZET，Paul：保罗·克鲁泽

CUMLIN，Raganar：拉尼亚尔·古姆林

CUOQ：库克神父

CURIE：玛丽·居里

CURIE，Pierre：皮埃尔·居里

CURSAC：居尔萨克一家

CURSACH DONCELLA，Margarita：玛尔伽里达·居尔萨克·堂赛拉

CUVILLIER，Armand：阿尔芒·居维里耶

CVIKLINSKI，Stacha：斯塔沙·茨维克林斯基

CVIKLINSKI，Stanislas：斯坦尼斯拉斯·茨维克林斯基

CZAPSKI，Joseph：约瑟夫·查普斯基

D'ANNUNZIO，Gabriele：邓南遮

DABADIE，Jean-Loup：让-卢·达巴蒂

DABIT，Eugène：欧仁·达比

DADELSEN，Jean-Paul de：让-保罗·德·达岱尔森

DALADIER，Édouard：埃杜阿尔·达拉第

DALLONI：达劳尼（《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

DANA，Pierre：皮埃尔·达纳

DANIEL，Jean：让·达尼埃尔

DANLÉLOU，Louis：路易·达尼埃鲁

DANILOFF，Nicolas：尼古拉·达尼洛夫

DAOUB，Guez Taieb：盖·塔伊卜·达乌伯

DARCISSAC：达西萨克（小学教员）

DAVILLA，Julio：胡利奥·达维拉

DAVILLA，Mme Julio：胡利奥·达维拉太太

DAVILLA，Pierre：皮埃尔·达维拉

DAVIS，Gary：加里·戴维斯

DAYAN，Georges：乔治·达扬

DAYAN，Irène：伊莱娜·达扬

DÉAT，Marcel：马塞尔·德阿

DEBACHE，Moktar：莫克塔尔·德巴什

DEBAGHINE，Lamine：拉米娜·德巴吉纳

DEBRÉ，Michel：米歇尔·德布雷

DECHÉZELLES：伊夫·德谢塞勒

DECOUR，Jacques：雅克·德库尔

DEGUEURCE，Jean：让·德盖尔斯

DELACROIX，Eugène：欧仁·德拉克罗瓦

DELAY，Jean：让·德雷

DELBAIS，Suzanne：苏珊娜·戴尔贝

DELBOS，Yvon：伊万·戴尔博斯

DELECOURT，André：安德烈

DELECOURT，Jean：让·德勒古尔

DELCAVE：戴勒卡夫（警官）

DELOCHE，Robert：罗贝尔·德洛什

DEMOS：德莫斯（加缪的笔名）

DENNER，Charles：夏尔·德内

DENOËL：德诺埃尔（出版社）

DERTINGER，Georg：格奥尔格·德尔丁格

DÉRY，Tibor：蒂波尔·德里

DES FORÊTS，Louis-René：路易-勒内·德福雷

DESANTI，Dominique：多米尼克·德桑蒂

DESANTI，Jean-Toussaint：让-杜桑·德桑蒂

DESCARTES：“笛卡尔”，花神咖啡馆伙计帕斯卡尔的绰号

DESCARTES，René：勒内·笛卡尔

DESCHAMPS：德尚（阿尔及尔的画家）

DESNOS，Robert：罗贝尔·德斯诺

DHOMME：道姆

DHÔTEL，André：安德烈·多泰尔

DIB，Mohamed：穆罕默德·蒂博

DICKENS，Charles：查理·狄更斯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DIDIER，Georges：乔治·迪迪耶

DIETRICH：迪特里希

DILTHEY，Wilhelm：威廉·狄尔泰

DIMITROV：季米特洛夫

DIZARD，E．P.：迪扎尔

DJIAN，Irène：伊莱娜·吉昂

DOBRENN，Marguerite：玛格丽特·多布莱纳

DOBRENN，Paul：保罗·多布莱纳

DOMENACH，Jean-Marie：让-玛丽·多梅纳克

DORGELÈS，Roland：罗兰·多热莱

DORION，Mireille：米雷耶·多里翁

DORIOT，Jacques：雅克·道里沃

DORNIC：道尔尼克少校

DOS PASSOS，John：约翰·多斯·帕索斯

DOSTOÏEVSKI，Fedor：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OUMERGUE，Gaston：加斯东·杜梅格

DOYON：杜瓦庸（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DRARINI，Mohamed：穆罕默德·达里尼

DRIEU LA ROCHELLE，Pierre：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

DUBUFFET，Jean：让·杜布菲

DUBUS：杜比斯（足球运动员）

DUCAILLAR，Yvonne：伊冯娜·杜凯拉尔

DUCLOS，Jacques：雅克·杜克洛

DUCREUX，Louis：路易·迪克勒

DUFOUR：迪富尔夫人

DUHAMEL，Georges：乔治·杜亚梅

DULLIN，Charles：夏尔·迪兰

DUMAS，Alexandre：大仲马

DUMUR，Guy：居伊·迪米尔

DUPUY：杜布依上尉

DUQENNE，André：安德烈·杜凯纳

DURAND：杜朗（主教）

DURAND，Pierre：见帕斯卡尔·彼亚

DURAS，Marguerite：玛格丽特·杜拉斯

DURIAU，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迪里奥

DURIAU，Marie-Claude：玛丽-克洛德·迪里奥

DURKHEIM，Émile：埃米尔·杜尔凯姆

DUROUX：迪鲁（参议员）

DUSSANE，Béatrix：贝娅特丽克丝·迪萨讷

DUVAL：杜瓦尔（主教）

DUVAL：杜瓦尔（将军）

DUVIGNAUD，Jean：让·迪维尼奥

DUVIVIER，Julien：于连·迪维维埃

EDE，Maurice：莫里斯·埃德

EECKHOUT，Malvina：马尔维纳·埃克奥特

EHRENBOURG，Ilya：伊利亚·爱伦堡

EHRENREICH，Dolorès Vanetti：多洛雷斯·瓦内蒂·埃伦瑞切

EINSTEIN，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SENBETH：艾森伯特

EISENHOWER，Dwight David：艾森豪威尔

EISENSTEIN，Serge Mikhaïlovitch：爱森斯坦

EL HASSAF：埃尔·哈撒夫

EL OKBI：埃勒·奥克比教长

EL-BACHIR，Si：西·埃勒·巴希尔

ELBE，Marie：玛丽·埃尔伯

ELGOZY，Georges：乔治·埃勒戈奇

ELIOT，T．S：T．S．艾略特

ELUARD，Paul：保罗·艾吕雅

EMERY，P．A.：埃默里

EMPÉDOCLE：恩培多克勒

ENGELS，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ÉPICTÈTE：埃比克泰德

ÉPICURE：伊壁鸠鲁

ÉSCHYLE：埃斯库罗斯

ESCOUTE，Charles：夏尔·埃斯古特

ESEINSTEIN，Léon：雷翁·爱森斯坦

ESPOSITO：埃斯波希托（加缪的同班同学）

ESQUER，Gabriel：加布里埃尔·埃斯盖

ESTIENNE，Charles：夏尔·艾蒂安

ESTORGES，Paul：保尔·埃斯托日

ÉTIEMBLE，René：勒内·艾田伯

FABREGA，Pierre Armand：皮埃尔·阿尔芒·法布勒加

FAGLIN：法格兰（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FAIVRE，Mario：马里奥·费弗尔

FAJON，Étienne：艾蒂安·法戎

FAMIN：法曼（阿尔及尔画家）

FANON，Frantz：弗兰茨·法农

FARGUE，Léon-Paul：雷翁-保罗·法尔格

FASSINA：法西纳一家

FASSINA，Pierre：皮埃尔·法西纳

FATH，Jacques：雅克·法特

FACHEUX，Pierre：皮埃尔·福舍

FAUCON，Louis：路易·福孔

FAULKNER，William：威廉·福克纳

FAURE：弗尔一家

FAURE：弗尔先生（弗朗西娜的父亲）

FAURE，Christiane：克里丝蒂安娜·弗尔

FAURE，Edgar：埃德加·弗尔

FAURE，Élie：埃利·弗尔

FAURE，Fernande：费尔南德·弗尔（弗朗西娜·弗尔的母亲）

FAURE，Francine：加缪夫人，即弗朗西娜·弗尔

FAURE，François：弗朗索瓦·弗尔

FAURE，Jean-Pierre：让-皮埃尔·弗尔

FAURE，Suzy：苏茜·弗尔

FAURY（Mme）：富莉太太

FAVALELLI，Max：马克斯·法瓦雷里

FAYARD，Jean：让·法亚尔

FAYOL：费约尔一家（本姓列维）

FAYOL，Pierre：皮埃尔·费约尔

FAYOL，Marianne：玛丽

FAYOL，Serge：塞尔日·费约尔

FEDELIC：费德里克

FEJTÖ，François：弗朗索瓦·菲吉托

FELLINI，Federico：费德里克·费里尼

FERNANDEL：费尔南德尔

FERNANDEZ：费尔南德斯（加缪的同班同学）

FERNANDEZ，Ramon：拉蒙·费尔南德斯

FERNIOT，Jean：让·费尔尼奥

FERRAOUN，Mouloud：穆卢·费哈奥恩

FERRERO，Guglielmo：古格里莫·费雷罗

FERRIER，Kathleen：卡特林·费里尔

FERRY，Jules：于勒·费里

FEUILLADE，Louis：路易·弗亚德

FEUILLADE，Lucien：吕西安·弗亚德

FICHTE，Johann Gottlieb：费希特

FIESCHI：费埃希

FIGARI：费噶里

FINI，Leonor：莱昂诺尔·费尼

FISCHER，Max：马克斯·费舍尔

FLAMAND，Paul：保罗·弗拉芒

FLEURY：弗勒里（加缪的同班同学）

FLORÉS：弗洛莱斯（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FLORIT：弗洛里中校

FLYNN，Errol：伊罗·弗莱恩

FONTAINE，Jacques：雅克·封丹

FONTENELLE：丰特奈尔

FORD，John：约翰·福特

FORESTIER，Denis：德尼·弗雷斯蒂耶

FORSTER，E．M.：E．M．福斯特

FOUCAULT，Michel：米歇尔·福柯

FOUCHET，Max-Pol：马克斯-波尔·富歇

FOUQUIER-TINVILLE，Antoine Quentin：小富基埃-坦维尔

FOURNIER：傅尔尼耶（广告代理商）

FRANCE，Anatole：阿纳托尔·法朗士

FRANCESCA，Piero della：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

FRANCIS：弗兰西斯大夫

FRANCO BAHAMONDE，Francisco：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K，Bernard：贝尔纳·弗兰克

FRANK，Waldo：沃尔多·弗兰克

FRANKLIN：富兰克林

FRAYSSE，Paul：保罗·弗雷斯

FRÉDÉRIC，Henri：亨利·弗里德里克

FRÉMINVILLE，Claude de：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

FRÉNAUD：弗雷诺

FRENAY，Henri：亨利·弗雷奈

FRENDO，Salvador：弗朗多·萨尔瓦多

FREUD，Sigmund：西格蒙·弗洛伊德

FRIED，Eugène：欧仁·弗里德

FRISON-ROCHE，Roger：罗歇·弗里松-洛什

FROGER，Amédée：阿梅德·弗罗热

FULBRIGHT：富布赖特

GABAGLIA，Gilda：吉尔达·加巴格利亚

GABLE，Clark：克拉克·盖博

GAGNE：加涅（贝尔纳的化名）

GAILLARD，Félix：弗里克斯·盖伊阿

GALILÉE：伽利略

GALINDO，Christiane：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

GALINDO，Pierre：皮埃尔·加兰多

GALLIERO：索维尔·加里耶罗（绰号“救星”）

GALLIMARD：伽利马一家

GALLIMARD：伽利马出版社

GALLIMARD，Anne：安娜·伽利马

GALLIMARD，Claude：克洛德·伽利马

GALLIMARD，Gaston：加斯东·伽利马

GALLIMARD，Jacques：雅克·伽利马

GALLIMARD，Michel：米歇尔·伽利马

GALLIMARD，Mme Michel：米歇尔·伽利马夫人

GALLIMARD，Nicole：尼科尔·伽利马

GALLIMARD，Pierre：皮埃尔·伽利马

GALLIMARD，Raymond：雷蒙·伽利马

GALLIMARD，Robert：罗贝尔·伽利马

GALLIPOLI：加里波利

GALLOUEDEC：施罗德·嘉鲁代克

GALSWORTHY，John：约翰·高尔斯华绥

GALTIER-BOISSIÈRE，Jean：让·加尔捷-布瓦西埃

GANTES，Ginette：吉奈特·冈特

GARAUDY，Roger：罗歇·加罗蒂

GARBO：嘉宝

GARCIA LORCA，Federico：加西亚·洛尔加

GARCIN（Mlle）：嘉尔散小姐

GARÈS：加雷斯（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GARY，Romain：罗曼·加里

GAULLE，Charles de：夏尔·戴高乐

GAUTIER，Jean-Jacques：让-雅克·戈蒂耶

GAUTIER，Théophile：泰奥菲勒·戈蒂耶

GAY，Francisques：弗朗西斯克·盖伊

GÉRARD，Claude：克洛德·热拉尔

GÉRIN，René：勒内·热兰

GERMAIN，Louis：路易·热尔曼

GERNET，Louis：路易·热尔内

GHANDI：甘地

CHIRARDI：吉拉尔迪夫人

GIDE，André：安德烈·纪德

GIDEONSE，Harry D.：哈利·D．纪德翁斯

GILSON，Étienne：艾蒂安·吉尔森

GIMONT，Marcel：马塞尔·吉蒙

GINOUX：吉努一家

GINOUX，André：安德烈·吉努

GINOUX，Léonce：雷翁斯·吉努

GINOUX，Suzanne：苏珊娜·吉努

GIONO，Jean：让·吉奥诺

GIRARD，Maurice：莫里斯·热拉尔

GIRARDET，Raoul：劳尔·吉拉尔代

GIRAUDOUX，Jean：让·吉罗杜

GIROUD，Françoise：弗朗索瓦丝·吉鲁

GITTON，Marcel：马塞尔·吉通

GOBINEAU（Joseph Arthur，comte de）：戈比诺

GOERING，Hermann：赫尔曼·戈林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MBAULT，Charles：夏尔·贡波

GOMBROWICZ，Witold：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兹

GONCOURT，Edmond de：埃德蒙·德·龚古尔

GONZALÈS：贡萨莱斯（情报局专员）

GORAN：戈兰（小学教员）

GORDIMER，Nadine：纳丁·戈迪默

GORKI，Maxime：马克希姆·高尔基

GOULD，Florence：弗洛伦斯·古尔德

GOULESQUE：古莱克（校长）

GOUTAILLER：古塔耶（布热德分子）

GOZLAN，Élie：艾黎

GRAMMONT（Mme）：格拉蒙夫人

GRAND：勒格朗一家

GRASSET，Bernard：贝尔纳·格拉塞

GRÉCO，Juliette：朱丽叶特·格瑞科

GREEN，Julen：朱利安·格林

GREENE，Graham：格拉汉姆·格林

GRELLET（Mlle）：格勒莱小姐（阿尔及尔女演员）

GRENDEL，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格朗代尔

GRENIER，Fernand：费尔南·格勒尼耶

GRENIER，Jean：让·格勒尼耶

GRENIER，Roger：罗歇·格勒尼耶

GRIBOIEDOV：格里鲍耶妥夫

GRIMM，Jacob：雅科布·格林

GROETHUYSEN，Bernard：贝尔纳·格勒杜伊森

GROSJEAN，Jean：让·格罗让

GRUMBACH，Adelaïde：阿岱拉伊德·格伦巴赫

GRUMBACH，Philippe：菲利浦·格伦巴赫

GRUMBACH，Raymonde：雷蒙德·格伦巴赫

GUDERIAN：古德里安将军

GUÉHENNO，Jean：让·盖埃诺

GUÉHENNO，Annie：安妮·盖埃诺

GUETTA，Charles：夏尔·盖塔

GUGENHEIM，Georges：乔治·古根海姆

GUIBERT，Armand：阿尔芒·吉贝尔

GUILLEVIC，Eugène：欧仁·吉勒维克

GUILLOUX，Louis：路易·吉尤

GUSTAVE VI：古斯塔夫六世

HADJ，Messali：梅萨利·哈吉

HADJADI，Georges：乔治·哈贾德

HAEDENS，Kléber：科雷布·阿埃当斯

HALÉVY：阿莱维

HALIMI，Gisèle：吉泽尔·哈里米

HAMONIER：阿莫尼耶上尉

HAMOUD：阿姆（加缪的同班同学）

HARBI，Mohammed：穆罕默德·哈尔比

HARDI：阿尔蒂（学区区长）

HARDI，Thomas：托马斯·哈代

HART，Liddel：利德尔·哈特

HASEK，Jaroslav：雅罗斯拉夫·哈赛克

HAWKS，Howard：霍华德·霍克斯

HAWTHORNE，Nathaniel：霍桑

HAY，Jules：于勒·哈伊

HAYEK，Friedrich von：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

HÉBERTOT：埃尔贝托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黑格尔

HEIDDEGGER，Martin：马丁·海德格尔

HEINE，Henri：海恩利希·海涅

HEINTZ：海因茨一家

HEISENBERG，Werner：海森堡

HELL，Henri：亨利·埃勒

HELLER，Gerhard：盖尔哈德·海勒

HEMINGWAY，Ernest：欧内斯特·海明威

HENRI V：亨利五世

HENRIOT，Émile：埃米尔·昂里约

HENRI，Maurice：莫里斯·亨利

HÉRACLITE：赫拉克利特

HERBART，Pierre：皮埃尔·埃尔巴

HERBERT，Georges：乔治·埃贝尔

HÉRIAT，Philippe：菲利甫·埃希阿

HERNU，Charles：夏尔·埃尔尼

HEROLD-PAQUIS，Jean：让·埃罗尔德-帕基

HERRAND，Marcel：马塞尔·埃朗

HERRIOT，Édouard：埃杜阿尔·埃里奥

HERVÉ，Pierre：皮埃尔·埃尔韦

HERZOG，Émile：即莫洛亚

HEURGON，Jacques：雅克·厄尔贡

HIÉ，Simone：西蒙娜·伊埃，加缪的前妻

HINCKER，Michel：米歇尔·安克尔

HIPPIAS：希皮阿斯

HIRSCH，Louis Daniel：路易·达尼埃尔·伊尔施

HITCHCOCK，Alfred：阿尔弗雷

HITLER，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Ô CHI MINH：胡志明

HOBBES，Thomas：托马斯·霍布斯

HODENT：奥当（小麦管理局下属土著互助社的经纪人）

HOFFMANN，Ernst Theodor Wilhelm Amadeus：霍夫曼

HOFFMANSTHAL，Hugo von：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

HONEGGER，Arthur：阿瑟·奥内热

HOOK，Sidney：西德尼·胡克

HOOVER，J．Edgar：J．埃德加·胡佛

HORACE：贺拉斯

HOTTEL，Guy：居伊·奥岱尔

HUGO，Victor：维克多·雨果

HUSSERL，Edmund：埃德蒙德·胡塞尔

HUXLEY，Aldous：A．赫胥黎

HYPPOLITE，Jean：让·伊波利特

HYTIER，Jean：让·伊吉耶

IBRAHIMI，Bachir el：巴希尔·易卜拉西米

IKOR，Roger：罗歇·伊科尔

IOFFE，A.：A．约费

IOSHITO，SATO：佐藤义亮

IRÉNÉE：伊莱内（加缪的笔名）

IRONSIDE：艾伦德赛（勋爵）

ISORNI，Jacques：雅克·伊索尔尼

ISTRANI，Panaït：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迪

IVERNEL，Daniel：达尼埃尔·伊夫内尔

JACOB，Max：马克斯·雅各布

JACOBSON，Roman：罗曼·雅各布森

JAMES，Henry：亨利·詹姆斯

JARLOT，Gérard：热拉尔·雅洛

JARRY，Alfred：阿尔弗雷德·雅里

JASPERS，Karl：卡尔·雅斯贝尔斯

JAURÈS，Jean：让·饶莱斯

JAUSSAUD：若索一家

JAUSSAUD，Madeleine：玛德莱娜·若索

JAUSSAUD，Robert：罗贝尔·若索

JDANOV，Andreï：安德烈·日丹诺夫

JEAN-DAROUY，Lucienne：吕西安娜·让-达鲁

JEANNE D'ARC：圣女贞德

JEANSON，Francis：弗朗西斯·让松

JIMÉNEZ，Juan Ramón：J．R．希梅内斯

JOHONSON，Samuel：萨缪尔·约翰逊

JOINVILLE：儒安维尔

JOLIOT-CURIE，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若里约-居里

JOLIOT-CURIE，Irène：伊莱娜·若里约-居里

JONSON，Ben：本·琼生

JORRIS，Jean-Pierre：让-皮埃尔·若里斯

JOUHANDEAU，Marcel：马塞尔·茹昂多

JOUHAUX，Léon：雷翁·儒沃

JOUVE，Pierre Jean：皮埃尔·让·茹韦

JOXE，Louis：路易·若克斯

JOYCE，James：詹姆斯·乔伊斯

JOYEUX，Maurice：莫里斯·茹瓦耶

JUANA，Maria-Dona：玛丽亚-唐娜·璜娜

JULIEN，Charles-André：夏尔-安德烈·于连

JULLIARD，René：勒内·朱利亚尔

JULLIEN：于连（剧院经理）

JUNG，Carl Gustave：荣格

JÜNGER，Ernst：恩斯特·荣格

JUNIER，Régine：雷吉娜·于尼耶

KADDOUR：卡杜尔

KAFKA，Franz：弗朗茨·卡夫卡

KAHOUL：卡乌勒（阿尔及尔的大穆夫提）

KAISER：凯塞尔博士（德国宣传机构官员）

KALIAYEV：卡利亚耶夫

KAMENEV：加米涅夫

KANAPA，Jean：让·卡纳帕

KANT，Emmanuel：康德

KAPLAN，Harold：哈罗尔德

KAROUBI：卡鲁比（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KARSENTY，Marcel：马塞尔·卡尔森蒂

KARSH：卡尔什

KARSKY，Serge：塞尔日·卡尔斯基

KARZENTY：卡尔桑蒂兄弟

KASSNER，Rudolf：鲁道夫·卡斯纳

KAUFFMANN，Pierre：皮埃尔·考夫曼

KEATS，John：约翰·济慈

KEMP，Robert：罗贝尔·康普

KENNEDY，John：约翰·肯尼迪

KERENSKI：凯伦斯基

KESSEL，Joseph：约瑟夫·凯塞尔

KESSEL，Nicole：尼科尔·凯塞尔

KESSEL，Patrick：帕特里克·凯塞尔

KETTY，Rina：莉娜·凯蒂

KEYNES，John Maynard：凯恩斯

KHQDIDJA：哈迪贾

KHALDI：卡勒迪（医生）

KHIDER，Mohamed：穆罕默德·基德

KHOMEINY：霍梅尼

KHROUCHTCHEV：赫鲁晓夫

KIERKEGAARD，Sören：克尔凯郭尔

KIPLING，Rudyard：吉卜林

KLEIN，Jean：让·克雷恩

KLEIST，Heinrich von：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KNOPF，Blanche：布朗什·克诺普夫

KOCH：科赫

KOESTLER，Arthur：阿瑟·科斯特勒

KOESTLER，Mamaine：马梅纳·科斯特勒

KOJÈVE，Alexandre：亚历山大·科热夫

KOSAKIEWICZ，Wanda：旺达·科萨克维兹

KOUBY，Henri：亨利·库比

KOUIDRI，Omar：奥马尔·库伊德里

KOUIDRI，Victor：维克多·库伊德里

KRAVTCHENKO，Victor：维克多·克拉夫冈寇

LA BICHE：见阿涅利

LA ROCHEFOUCAULD：拉罗什福柯

LA ROQUE，François de：弗朗索瓦·德·拉罗克

LA VERENDE，Jean de：让·德·拉朗达

LACAN，Jacques：雅克·拉康

LACOSTE，Robert：罗贝尔·拉科斯特

LACOUTURE，Jean：让·拉库蒂尔

LACRETELLE，Jacques de：雅克·德·拉克雷泰勒

LACROIX，Jean：让·拉克鲁瓦

LAFAYETTE：拉法耶特夫人

LAFORGUE，Jules：于勒·拉弗格

LAGERKVIST，Pär：拉格克维斯特

LAGHA，Omar：奥马尔·拉伽

LAISANT，Maurice：莫里斯·莱藏

LALANDE，André：安德烈·拉朗德

LALENE，Odile de：奥迪勒·德·拉莱娜

LALOU René：勒内·拉鲁

LA MBERT：朗贝尔（神父）

LAMOUDJ，Lamine：拉米娜·拉姆迪

LANDI，Alfred：阿尔弗雷·朗蒂

LANFRY：朗弗里（神父）

LANGEVIN，Paul：保尔·朗日万

LAPEYRE，Roger：罗歇·拉佩尔

LARBAUD，Valery：瓦莱里·拉尔博

LARIVEY，Pierre de：皮埃尔·德·拉里韦

LARRIBÈRE，Camille：卡米耶·拉里贝尔

LAS VERGNAS，Raymond：雷蒙·拉·维尔尼亚

LASSALLAS，Georges：乔治·拉萨拉斯

LAUBREAUX，Alain：阿兰·洛布罗

LAUNAY，Pierre-Jean：皮埃尔-让·罗内

LAURENT，Francisque：弗朗西斯科·洛朗

LAURIOT，Marc：马克·洛里奥尔

LAUTRÉAMONT：洛特阿蒙

LAUZON，Robert：罗贝尔·洛宗

LAVAL，Pierre：皮埃尔·拉瓦尔

LAVELLE：拉维勒（教授）

LAWRENCE，D．H.：D．H．劳伦斯

LAWRENCE，T．E.：T．E．劳伦斯

LAZAREFF，Pierre：皮埃尔·拉扎雷夫

LAZAREVITCH：拉扎雷维克

LAZAREVITCH，Nicolas：尼古拉·拉扎雷维克

LE BEAU：勒波（总督）

LE CORBUSIER：勒科尔布齐耶

LE FORESTIER，Roger：罗歇·勒·弗雷斯捷

LE ROY LADURIE，Jacques：拉杜里

LE SENNE：勒塞讷

LÉAUTAUD，Paul：保尔·莱奥托

LEBEL，Germaine：热尔曼纳·勒贝尔

LEBJAOUI，Mohamed：穆罕默德·勒布贾维

LEBRUN，F.：勒布兰

LECHANI，Mohammed：穆罕默德·勒沙尼

LECLERC：勒克莱尔

LECLERC，Guy：居伊·勒克莱尔

LECOIN，Louis：路易·勒库安

LEDUC，Violette：维奥莱特·勒迪克

LEFEBVRE，Henri：亨利·勒费弗尔

LEFORT，Bernard：贝尔纳·勒福尔

LEFORT，Claude：克洛德·勒弗

LEHMANN，René：勒内

LEIBNIZ，Wilhelm Gottfried：莱布尼茨

LEIRIS：莱利斯一家

LEIRIS，Louise：路易丝·莱利斯

LEIRIS，Michel：米歇尔·莱利斯

LEJEUNE，Max：马克斯·勒热纳

LEMAITRE：勒麦特尔

LEMARCHAND，Jacques：雅克·勒马尔尚

LEMOINE：勒穆瓦纳

LENIEL，Daniel：达尼埃尔·勒涅夫

LÉNINE：列宁

LENOIR，Thomas：托马斯·勒鲁瓦

LÉONARDON，Pierre：皮埃尔·莱奥纳尔东

LEVOUVRE，Catherine：卡特林娜·勒鲁弗尔

LEROUX，André：安德烈·勒胡

LEROY，Maurice：莫里斯·勒鲁瓦

LESCURE，Jean：让·莱斯居尔

LÉVÈQUE：勒维克

LEVI，Carlo：卡尔罗·勒韦

LEVI，Primo：普里莫·莱维

LÉVI-STAUSS，Claud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LÉVI-VALENSI：A．列维-瓦朗西医生

LEYNAUD：勒内·莱诺和艾伦·莱诺夫妇

LEYRIS，Pierre：皮埃尔·莱利斯

LIBERT：利贝尔（加缪的笔名）

LIDDI，Pierre：皮埃尔·里迪

LIEBKNECHT，Karl：卡尔·利伯克馁科

LIMON，Didier：迪迪耶·利蒙

LIONET：利奥内

LOCKE，John：约翰·洛克

LOGRE：罗戈尔（医生）

LONDRES，Albert：阿尔贝·隆德尔

LOPEZ TOLENTINO，Enrique：恩里克·洛佩兹·托朗蒂洛

LOTTMAN，Herbert：赫伯特·劳特曼

LOUANCHI，Salah：萨拉·卢昂希

LOUBEYRE：鲁贝尔大夫

LOUFRANI：鲁弗拉尼大夫

LOUIS XVI：路易十六

LUCHAIRE，Jean：让·吕谢尔

LUMET，Sydney：希德尼·鲁迈特

LUNG：鲁恩（酒商）

LUTAUD：吕多（总督）

LYON，Frederick B.：弗里德里克·B．莱恩

LYON，Margot：玛戈·里昂

LYSSENKO，Trofim：特罗菲姆·李森科

MAC ORLAN，Pierre：皮埃尔·马克·奥尔朗

MACARTHUR，Douglas：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ACHADO，Antonio：马查多

MACHIAVEI，Nicolas：尼古拉·马基雅维里

MAHLER，Gustav：古斯塔夫·马赫

MAISONSEUL：梅松瑟勒一家

MAISONSEUL，Jean Pandrigue de：让·德·梅松瑟勒

MAITREJEAN，Rirette：莉莱特·麦特让

MAKACI，Kaddour：卡杜尔·马卡西

MALEBRANCHE，Nicolas de：尼古拉·德·马勒伯朗士

MALET，A.：A．马莱

MALHERBE，François de：弗朗索瓦·德·马莱伯

MALLARMÉ：马拉美

MALLARMÉ，Stéphane：斯特凡·马拉美

MALLET，Robert：罗贝尔·马莱

MALRAUX，André：安德烈·马尔罗

MALRAUX，Florence：弗洛朗丝·马尔罗

MALRAUX，Roland：罗兰·马尔罗

MAMMERL，Mouloud：姆鲁·马莫里

MAMY，Yvonne：伊冯娜·玛米

MANCY：芒茜（夫人）

MANDOUZE，André：安德烈·曼都兹

MANHÈS：马奈斯（书店）

MANN，Heinrich：亨利希·曼

MANN，Thomas：托马斯·曼

MANSFIELD，Katherine：凯瑟林·曼斯菲尔德

MAO TSÉ-TOUNG：毛泽东

MARCABRU，Pierre：皮埃尔·马尔卡布吕

MARCEAU：马尔索

MARCEL，Gabriel：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MARCENAC，Jean：让·马斯纳克

MARCHIECCHA：马尔切恰

MARCO：马尔科（加缪的笔名）

MARGARET：玛格丽特（公主）

MARION，Denis：德尼·马里翁

MARITAIN，Jacques：雅克·马里坦

MARIVAUX：马里沃

MARLOWE，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马洛

MARODON，Jeanne：让娜·马洛东

MARTIN DU GARD，Roger：罗歇·马丹·杜伽尔

MARTIN，Henri：亨利·马尔丹

MARTIN，Robert：罗贝尔·马尔丹

MARTIN-CHAUFFIER，Louis：路易·马丁-肖菲耶

MARTINET，Daniel：达尼埃尔·马蒂内

MARTINET，Gilles：吉勒·马蒂内

MARTINEZ Barrio，Diego：迭戈·马蒂内·巴里奥

MARTINO，Pierre：皮埃尔·马尔蒂诺

MARX，Karl：卡尔·马克思

MARY，François：弗朗索瓦·马里

MASCOLO，Dionys：迪奥尼·马斯科洛

MASSU：马苏（将军）

MATHÉ：马泰（加缪的化名）

MATHÉ，Jacques：雅克·马泰

MATHIEU：马蒂厄一家

MATHIEU，Henri：亨利·马蒂厄

MATHIEU，Jeanne：让娜·马蒂厄

MATHIEU，Marcelle：玛塞勒·马蒂厄

MATIEU，Paul：保尔·马蒂厄

MATHIEZ，Albert：阿尔贝·马蒂耶

MAULNIER，Thierry：蒂埃尔·莫尼埃

MAUPASSANT，Guy de：莫泊桑

MAURETTE，Michel：米歇尔·莫雷特

MAURIAC，Claude：克洛德·莫里亚克

MAURIAC，François：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IAC，Pierre：皮埃尔·莫里亚克

MAUROIS，André：安德烈·莫洛亚

MAURRAS，Charles：夏尔·莫拉斯

MAX：麦克斯（阿尔萨斯男孩）

MAYDIEU：梅迪厄（神父）

MAYOUX，Jean-Jacques：让-雅克·马尤

MAZUAILLET：马祖阿耶

McCARTHY，Mary：玛丽·马卡尔迪

MÉDIONI：梅蒂奥尼

MELVILLE，Herman：赫尔曼·梅尔维尔

MEMMI，Albert：阿尔贝·摩米

MENDÈS FRANCE，Pierre：皮埃尔·孟戴斯·弗朗士

MÉNÉTRIER，Jacques：雅克·梅内特利耶

MENICUCCI，Roger：罗歇·梅尼库奇

MENOUCHE，Selim：瑟里姆·梅努什

MENTHON，François de：弗朗索瓦·德·芒东

MERCIER，Gustave：古斯塔夫·迈尔西耶

MERCIER，Marthe：玛尔特·梅西耶

MEREDITH，George：乔治·梅赫迪特

MÉRIMÉE，Prosper：梅里美

MERLE，Robert：罗贝尔·梅尔勒

MERLEAU-PONTY，Maurice：莫里斯·梅洛-庞蒂

MEURER，Lucette Françoise：吕赛特·弗朗索瓦丝·莫莱

MEURSAULT，Jean：让·麦尔索（加缪的笔名）

MI：密（加缪的女友）

MICHAUX，Henri：亨利·米肖

MIGNOT，Élie：埃利·米尼沃

MILLE，Hervé：埃尔维·米勒

MILLER，Henry：亨利·米勒

MILOSZ，Czeslaw：米沃什

MILTON，John：约翰·密尔顿

MINETTE：米奈特（加缪的表妹）

MINEUR，Gabrielle：加布里埃尔·米纳尔

MIQUEL，Louis：路易·米盖尔

MIQUEL，Pâquerette：米盖尔（画家）

MIQUEL，Pierre：皮埃尔·米盖尔

MISHIMA，Yukio：三岛由纪夫

MISTRAL，Frédéric：弗里德里克·米斯特拉尔

MITTERRAND，François：弗朗索瓦·密特朗

MOCH，Jules：儒勒·莫克

MOHAMED BEN AHMED，Harfouchi：哈尔福齐·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

MOHAMED，Addidi：哈迪迪·穆罕默德

MOHARA：莫哈拉

MOHRANGE，Pierre：皮埃尔·莫朗日

MOINOT，Pierre：皮埃尔·莫瓦诺

MOLIÈRE：莫里埃

MOLINA：蒂尔索·德·莫利纳

MOLLET，Guy：居伊·摩勒

MOLOTOV：莫洛托夫

MONATTE，Pierre：皮埃尔·莫纳特

MONDOR，Henri：亨利·蒙多

MONMOUSSEAU，Gaston：加斯东·蒙穆

MONNEROT，Guy：居伊·莫内罗

MONNEROT，Jules：于勒·莫内罗

MONOD：莫诺一家

MONOD，Olivier：奥利维·莫诺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蒙田

MONTASSU：蒙塔苏大夫

MONTESQUIOU，Robert de：罗贝尔·德·孟德斯鸠

MONTGOMERY，Bernard Law：蒙哥马利（将军）

MONTHERLANT，Henry de：亨利·德·蒙泰朗

MOORE：摩尔

MORAIN，Pierre：皮埃尔·莫兰

MORE，Marcel：马塞尔·摩尔

MOREAU，Jeanne：让娜·莫罗

MOREL，André：安德烈·莫雷尔

MORELLE，Paul：保罗·莫雷尔

MORENO，Martinez：马蒂内·莫雷诺

MORGAN，Claude：克洛德·摩尔根

MORIN，Edgar：埃德加·莫兰

MOUKHINE，Tatiana：塔吉亚娜·穆金

MOULIN，Jean：让·穆兰

MOULOUDJI，Marcel：马塞尔·穆卢吉

MOUNIER，Emmanuel：艾马纽埃尔·穆尼耶

MOUSSAOUI，Boualem：布阿朗·穆萨维

MOZART，Wolfgant Amadeus：莫扎特

MUCCHIELLI：穆奇埃里

MUMFORD，Lewis：刘易斯·芒福德

MUSETTE：缪塞特（奥古斯特·罗比内）

MUSIL，Robert：罗伯特·穆齐尔

MUSSOLINI，Benito：墨索里尼

NABOKOV，Nicolas：尼古拉·纳博科夫

NADAL，Enriche Marcos：昂里什·马可斯·纳达尔

NADEAU，Maurice：莫里斯·纳多

NAGY，Imre：纳吉

NAMIA，Robert：罗贝尔·纳米亚

NAPOLÉON Ier：拿破仑一世

NAPOLÉON III：拿破仑三世

NARBONI，André：安德烈·纳尔波尼

NASSER：纳赛尔

NÉGRIER，François de：内格利耶

NÉGRONI，Jean：让·内格罗尼

NEHRU，Jawaharlal：尼赫鲁

NELSON：尼尔森（浴场）

NÉRON：内龙（加缪的笔名）

NERUDA，Pablo：巴布罗·聂鲁达

NEWTON：牛顿

NIARCHOS：尼阿尔肖

NICOLAS：尼古拉（《小多菲内人报》的记者）

NIETZSCHE，Friedrich：尼采

NIMIER，Roger：罗歇·尼米埃

NIXON，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NIZAN，Paul：保尔·尼赞

NIZARD：尼扎尔（小学教师）

NOBEL，Alfred：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NOHAIN，Jean：让·诺安

NORA，Pierre：皮埃尔·诺拉

NORA，Simon：西蒙·诺拉

NORDMANN，Antoinette：安托瓦内特·诺曼

NORMAN，Dorothy：多萝西·诺曼

O'BRIEN，Justin：贾斯丁·奥布里安

O'NEIL，Eugène：欧也尼·奥尼尔

OBERLÉ，Jean：让·奥贝莱

OCAMPO，Victoria：维多利亚·奥冈坡

OETTLY（Mme Paul Émile）：厄特利夫人

OETTLY，Jean：让·厄特利

OETTLY，Paul Émile：保尔·爱弥尔·厄特利

OETTLY，Sarah：萨拉·厄特利

OLIVIER，Laurence：劳伦斯·奥利弗

OLLIVIER，Albert：阿尔贝·奥利维尔

OMAR：奥马尔

OPHULS，Max：马科斯·奥菲尔斯

ORTEGA：奥尔特伽

ORTEGA Y GRASSET，José：奥尔特加·伊·加赛

ORTIZ：奥尔提兹（咖啡店主）

ORWELL，George：乔治·奥维尔

OSTERLING，Anders：安德·奥斯特林

OUGOUAG：乌古阿格教长

OUSTANI，Rabab：拉巴·乌斯塔尼

OUZEGANE，Amar：阿马尔·乌兹加纳

OZERAY，Madeleine：玛德莱娜·奥泽雷

PADULA，Émile：埃米尔·巴杜拉

PAGNOL，Marcel：马塞尔·巴尼奥尔

PALLE，Albert：阿尔贝·帕勒

PAPILLANT：巴比扬博士

PAPON，Maurice：莫里斯·巴邦

PARAIN，Brice：布里斯·帕兰

PARMÉNIDE：巴门尼德

PARNASSE：即安德烈·贝拉米克

PARODI：巴罗迪

PASCAL，Blaise：帕斯卡尔

PASQUIER：帕斯基耶（加缪的小学同学）

PASTÈQUE：巴斯代克

PASTERNAK，Boris：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PATHÉ，Georges：乔治·巴泰

PATIN，Maurice：莫里斯·巴丹

PATRI，Aimé：埃梅·帕特里

PAULHAN，Jean：让·波朗

PAULUS，Friedrich：保卢斯

PAUVERI，Jean-Jacques：让-雅克·波维尔

PECK，Marcel：马塞尔·佩克

PÉGUY，Charles：夏尔·佩玑

PÉLÉGRI，Jean：让·贝雷格里

PELLERIN：贝勒兰

PEPYS，Samuel：萨缪尔·佩皮斯

PÉRÈS，Jean：让·佩雷斯

PEREZ：佩雷兹（大百货商店）

PÉRI，Gabriel：加布列埃尔·佩里

PERON，Juan Domingo：胡安·庇隆

PERONI，Victor：维克多·佩罗尼

PERRAULT，Charles：夏尔·贝洛

PERRET，Jacques：雅克·勒雷

PERRIN，Maurice：莫里斯·佩兰

PESTRE：佩斯特（《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

PÉTAIN，Philippe：菲利普·贝当

PÉTRONE：佩特洛纳（加缪的笔名）

PEYROUTON：贝鲁通

PFIMLIN，Pierre：皮埃尔·普范兰

PHILIPE，Gérard：热拉·菲利普

PIA，Pierre Durand（Pia）：彼亚

PIA（Mme Pascal）：彼亚夫人

PIAF，Édith：埃迪特·彼亚夫

PICASSO，Pablo：毕加索

PICHETTE，Henri：亨利·皮谢特

PIERRE（abbé）：皮埃尔（神父）

PILLAFORT：皮拉弗尔

PINAY，Antoine：安托尼·比内

PINEAU，Christian：克里斯蒂安·比诺

PINEAUVA：皮诺瓦

PINGET，Robert：罗贝尔·潘热

PION，Henriette：亨利埃特·皮翁

PIRANDELLO：皮兰德娄

PIRO，Jean：让·皮罗

PISCATOR，Erwin：埃尔文·皮斯卡托尔

PITTOËFF：彼托耶夫

PIVER，Marceau：马尔索·彼维尔

PLATON：柏拉图

PLAUTE：普劳图斯

PLEVEN，René：勒内

PLIEVER，Theodor：泰奥多尔·普利维耶

PLOTIN：普罗提诺

POIGNANT，Alfred：阿尔弗雷德·波瓦尼昂

POINCARÉ，Raymond：雷蒙·普恩加莱

POIRIER，René：勒内·普瓦利耶

POLGE：波尔热一家

POLGE，Gérard：热拉尔·波尔热

POLGE，Jacques：雅克·波尔热

POLGE，Urbain：于尔班·波尔热

POLITZER，Georges：乔治·波利泽尔

POLLET，Maurice：莫里斯·波莱

POMMIER：鲍米耶

POMPIDOU，Georges：乔治·蓬皮杜

PONCET，Charles：夏尔·蓬塞

PONGE，Francis：弗朗西斯·蓬日

PONTREMOLI，Michel：米歇尔·蓬特莫利

PONPIE，Pierre：皮埃尔·波比

POPPER，Karl：卡尔·波普

POUCHKINE，Alexandre：普希金

POUGET，Émile：埃米尔·普热

POUILLON，Jean：让·普永

POURRAT，Henri：亨利·普拉

PRASSINOS，Catherine：卡特林娜·普拉西诺

PRASSINOS，Mario：马里沃·普拉西诺

PRASSINOS，Io：伊沃·普拉西诺

PRAX，René：勒内·普拉克斯

PRÉDHUMEAU：普雷迪莫

PRESTAT，Jean：让·普雷塔

PRÉVERT，Jacques：雅克·普雷维尔

PRÉVOST，Colette：柯莱特·普雷沃斯特

PRÉVOST，Jean：让·普雷沃斯特

PREZIOSI，Laurent：洛朗·普雷齐奥西

PRIAUD：普里沃（阿尔及利亚人民救援会成员）

PROIX，Maurice：莫里斯·普瓦

PROUDHON，Pierre Josephe：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PROUST，Marcel：马塞尔·普鲁斯特

PROUVOST，Jean：让·普鲁沃斯特

PRUDHOMME，Sully：叙利·普吕多姆

PUCHEU，Pierre：皮埃尔·彼舍

QUENEAU，Raymond：雷蒙·格诺

QUILLIOT，Roger：罗歇·吉里约

QUIROGA，Casarès：卡萨雷斯·基洛加

RABAH，Arabi：阿哈比·拉巴赫

RABAH，Letabi：勒塔比·拉巴赫

RABEAU，Georges：乔治·拉多

RABELAIS，François：弗朗索瓦·拉伯雷

RACINE，Jean：让·拉辛

RAFFI：拉菲一家

RAFFI，Paul：保尔·拉菲

RACOSI，Mátyás：拉科西

RAFHAËL：拉斐尔

RAPINAT，Marcelle：玛塞勒·拉皮纳

RASSINIER，Paul：保罗·拉西尼耶

RAYMOND，Alain：阿兰·雷蒙

RAYMAUD，César：塞萨尔·雷诺

RAYMAUD，Fanny：范妮·雷诺

RAYNAUD，Raoul：劳尔·雷诺

REBATET，Lucien：吕西安·勒巴泰

RECAGNO，Célestin：塞莱斯丹·雷卡尼奥

REGGIANI，Serge：塞尔日·雷贾尼

RÉGNIER，Henri de：亨利·德·雷尼耶

REINHARDT，Max：马克斯·莱茵哈特

RENARD，Jules：于勒·勒纳尔

RENAUD，Madeleine：玛德莱娜·雷诺

RENCUREL：朗居莱尔

RENOIR，Jean：让·雷诺阿

REVEL，Jean-François：让-弗朗索瓦·雷韦尔

REVERZY，Jean：让·勒维尔齐

REYNAUD，Paul：保尔·雷诺

RHEIMS，Roland：洛朗·兰斯

RIBBENTROP，Joachim von：里宾特洛甫

RICCI：里奇

RICHAUD，André de：安德烈·德·黎肖

RICHE，Paul：保尔·里什

RICÔME，Jules：于勒·李科姆

RICTUS，Jehan：热昂·里克图斯

RIDGWAY：李奇微（将军）

RIGAUT，Jacques：雅克·里戈

RIMBAUD，Arthur：兰波

RIOUX：里乌（医生）

RIVET，Paul：保尔·里韦

RIVIÈRE：里维埃尔，即皮埃尔·列维

RIVIÈRE，Jacques：雅克·里维埃尔

ROBESPIERRE，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de：罗伯斯庇尔

ROBLÈS，Emmanuel：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

ROBLÈS，Maurice：莫里斯·罗布莱斯

ROCCO：洛克（钢琴师）

ROCHE，Pierre：皮埃尔·罗什

RODIN：罗丹（昂泰尔姆的朋友）

ROJAS，Fernando de：费尔南多

ROI-TANGUY，Laurent：洛朗·罗尔唐吉

ROLLAND，Henri：亨利·罗兰

ROLLAND，Jacques-Francis：雅克-弗朗西斯·罗兰

ROLLAND，Romain：罗曼·罗兰

ROMAINS，Jules：于勒·罗曼

ROMMEL，Erwin：隆美尔

RONSAC，Charles：夏尔·龙萨克

RONSARD，Pierre de：皮埃尔·德·龙沙

ROOSEVELT，Franklin Delano：富兰克林·罗斯福

ROSAY，Françoise：弗朗索瓦丝·罗塞

ROSENBERG，Ethel：埃塞尔·罗森博格

ROSENBER，Julius：朱利斯·罗森博格

ROSENTHAL，Gérard：热拉尔·罗森塔尔

ROSFELDER，André：安德烈·罗斯费尔德

ROSMER：罗斯迈尔一家

ROSMER，Alfred：阿尔弗雷·罗斯迈尔

ROSSI，Tino：蒂诺·罗西

ROUGEUL，Jean：让·鲁热尔

ROUILLARD：卢亚尔

ROULEAU，Raymond：雷蒙·鲁洛

ROURE，Rémy：雷米·鲁尔

ROUS，Jean：让·鲁斯

ROUSSEAU，Jean-Jacques：卢梭

ROUSSEAU，André：安德烈·鲁索

ROUSSET，David：大卫·卢塞

ROUSSIN，André：安德烈·鲁散

ROUZÉ：米歇尔·鲁泽（米哈伊尔·科科赫钦斯基）

ROY，Claude：克洛德·鲁瓦

ROY，Jules：于勒·鲁瓦

ROZAN，Micheline：米什里娜·罗藏

ROZIS，Augustin：奥古斯丹·罗西

RUBÉ，Pierre：皮埃尔·吕贝

RUBEL，Maximilien：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

RUEL（Mme）：吕埃尔太太

RUSSEL，Bertrand：伯特兰·罗素

RYDER：雷德尔

SAADI，Yacef：雅塞夫·萨阿迪

SABLON，Jean：让·萨布龙

SADDOK，Ben：本·萨多克

SADDOK，Hadj：哈吉·萨多克

SADE，marquis de：萨德侯爵

SAGAN，Françoise：弗朗索瓦丝·萨冈

SAÏD，Bensaadi：本萨迪·赛义德

SAINT-EXUPÉRY，Antoine de：圣埃克絮佩里

SAINT-JOHN Perse：圣-琼·佩斯

SAINT-JUST，Louis-Antoine：圣-茹斯特

SAINT-PIERRE（famille）：圣皮埃尔一家

SAINT-PIERRE，Michel：米歇尔·圣皮埃尔

SALACROU，Armand：阿尔芒·萨拉克鲁

SALAMA，Myriam：米莉亚姆·萨拉玛

SALAMA，Pierre：皮埃尔·萨拉玛

SALAN，Raoul：劳尔·萨朗（将军）

SALMON，Pierre：皮埃尔·萨勒蒙

SALOMON，Gilbert：吉尔贝·萨洛蒙

SANSON，Henri：亨利·桑松

SANTIAGO：桑蒂亚戈（加缪的小学同学）

SANTOCILDES：桑托西尔德侯爵夫人

SARFATI：萨尔伐蒂

SARTRE Jean-Paul：让-保尔·萨特

SAUSSURE，Ferdinand de：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SAUVAGE：索瓦日

SAUVY：索维医生

SAUVY，Alfred：阿尔弗雷·索维

SAVARY，Alain：阿兰·萨瓦里

SAVINKOV：萨万科夫

SCARLATTI，Alessandro：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

SCELLES：塞勒（《阿尔及尔共和报》记者）

SCHAPIRA，Jacques：雅克·沙皮拉

SCHIAFFINO：谢阿菲诺公司

SCHLOEZER，Boris de：鲍里斯·德·施雷泽

SCHMIDT，Lars：拉尔斯·施密特

SCHMITT，Paul：保尔·施密特

SCHOELLER，Guy：居伊·舍勒

SCHOELLER，Jacques：雅克·舍勒

SCHÖNBERG，Arnold：阿诺德·勋伯格

SCHOPENHAUER，Arthur：叔本华

SCHROEDER，Rudolf Alexandre：施罗德

SCHUMANN，Robert：罗贝尔·舒曼

SCHWARTZ，Delmore：戴尔莫尔·斯克沃兹

SCHWEITZER，Albert：阿尔贝·施韦策

SCOTTO，Vincent：万桑·斯科托

SCOTTO-LAVINA，Émile：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

SEGHERS，Pierre：彼埃尔·瑟盖斯

SEGONZAC，Adalbert de：阿达贝尔·德·瑟贡扎克

SELLERS，Catherine：卡特林娜·塞莱斯

SELTZER，Paul：保尔·塞勒策尔

SEMPRUN，Jorge：若尔热·桑普兰

SÉNAC，Jean：让·塞纳克

SÉNARD，Jean：让·塞纳尔

SENDER，Ramon：拉蒙·桑德尔

SÉNÉCHAL：塞内沙尔

SERGE：塞尔日大公

SERGE，Victor：维克多·塞尔日

SÉRIGNY：塞里尼一家

SÉROR：塞罗尔医生

SERVAIS，Jean：让·塞尔韦

SERVAN-SCHREIBER：塞尔万-施雷贝尔一家

SERVAN-SCHREIBER，Jean-Jacques：让-雅克·塞尔万-施雷贝尔

SERVAN-SCHREIBER，Jean-Louis：让-路易·塞尔万-施雷贝尔

SÉVIGNÉ（marquise de）：塞维涅夫人

SEYDOUX，Roger：罗歇·塞杜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HAW，Bernard：萧伯纳

SHELLEY，Mary：玛丽·雪莱

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Butler：谢立敦

SICARD，Jeanne：让娜·西卡尔

SIGAUDÈS，Raymond：雷蒙·西戈戴

SIGAUX，Gilbert：吉尔贝·西戈

SIHANOUK，Norodom：诺罗敦·西哈努克

SILONE，Ignazio：伊涅阿齐奥·西洛纳

SIMENON，Georges：乔治·西默农

SIMOUNET，Roland：罗兰·西姆内

SINCLAIR，Upton：厄普顿·辛克莱

SINTÈS，Catherine：卡特林娜·桑德斯

SINTÈS，Étienne：艾蒂安·桑德斯

SINTÈS，Joseph：约瑟夫·桑德斯

SINTÈS SOTTERO，Miguel：米凯尔·桑德斯

SIRINELLI，Jean-François：让-弗朗索瓦·雷韦尔

SLANSKY：斯兰斯基（捷克共产党领导人）

SMADJA，Henri：亨利·斯玛加

SMAILI，A.：A．斯马伊里

SNOW，C．P.：查尔斯·斯诺

SOBELL，Morton S.：莫尔顿·S．索伯尔

SOBOUL，Albert：阿尔贝·索布尔

SOCRATE：苏格拉底

SOGLER：索格勒夫人

SOLJENITSYNE，Alexandre：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SOUSTELLE，Jacques：雅克·苏斯泰尔

SOUVARINE，Boris：鲍里斯·苏瓦利纳

SPENDER，Stephen：斯蒂芬·斯宾德

SPINA，Pietro：埃特罗·斯比纳

SPINOZA，Baruch：斯宾诺莎

STALINE：斯大林

STANISLAVSKI：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STANWICK，Barbara：芭芭拉·斯坦维克

STRAVROGUIN，Varvara Petrovna：瓦尔瓦拉·彼特洛夫娜·斯塔夫罗金

STEIN，Gertrude：热尔特吕德·斯坦恩

STENDHAL：司汤达

STÉPHANE，Roger：罗歇·斯特凡纳

STIBBE，Pierre：皮埃尔·斯蒂伯

STIERS：斯蒂埃尔（商务代表）

STOOT，M．O.：斯托特

STORA，Maddy：马迪·斯道拉

STREHLER：斯特雷勒

SUAREZ，Georges：乔治·苏亚雷斯

SUE，Eugène：欧仁·苏

SUÉTONE：叙埃多纳（加缪的笔名）

SUPERVIELLE，Jules：叙佩维埃尔

SUSINI，Marie：玛丽·苏西尼

SYNGE，John Millington：辛格

TABARON：塔巴龙（《阿尔及尔共和报》发行负责人）

TACITE：塔西佗

TALLEB，Almed Ibrahim：艾哈迈德·伊布拉希姆·塔勒布

TALLEMANT DES RÉAUX：塔尔芒·德·雷奥

TAR：塔尔

TARDOS，Tibor：蒂波尔·塔尔多斯

TCHANG KAI-CHEK：蒋介石

TCHEKHOV，Antoine：契诃夫

TCHEN NIN YANG：杨振宁

TEITGEN，Pierre-Henri：皮埃尔-亨利·泰特让

TERRACINI：特拉齐尼一家

TERRACINI，Enrico：恩里科·特拉齐尼

TERRACINI，Jeanne：让娜·特拉齐尼

TERRACINI，Umberto：翁贝托·特拉齐尼

TERRER，Dionisio：迪奥尼西奥·特雷

TÉRY，Simone：西蒙娜·特里

TESSIER，Valentine：瓦伦丁娜·戴西耶

TEULLE：特勒小姐

THAELMANN：塔埃勒曼

THARAUD：塔罗兄弟

THEIS，E.：泰斯牧师

THÉRÉSE d'AVILA：苔莱丝·达维拉

THIMERAIS：蒂梅雷（原名雷翁·莫查纳）

THODY，Philip：菲利普·托狄

THOMAS，Abel：阿贝尔·托马斯

THOMAS，Henri：亨利·托马斯

THOMAS d'AQUIN：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ROUAULT，André：安德烈·托马·鲁沃

THOREZ，Maurice：莫里斯·多列士

THULIN，Ingrid：英格丽德·图林

TILLION，Germaine：热尔曼娜·蒂永

TIMSIT，Daniel：达尼埃尔·蒂姆希

TIRADO：蒂拉多

TISSO：迪索（修士）

TITO：铁托

TIXERONT：蒂克塞龙

TOCQUEVILLE，Alexis de：托克维尔

TOCQUEVILLE，Jean：让·托克维尔

TODD（Sir Alexander）：亚历山大·托德爵士

TOLSTOÏ，Léon：列夫·托尔斯泰

TOMACJEVSKI：托马舍夫斯基

TOUBIANA，Marcel：马塞尔·图比亚那

TOUBIANA，Marica：玛丽卡·图彼亚娜

TOUBOUL，Clara：克拉拉·图布尔

TOURATIER：图拉蒂埃（排字工）

TOUSSAINT：图桑（布吕埃尔的化名）

TOWNSEND，Peter：彼得·汤森

TREMBLAY，Napoléon：拿破仑·特朗布莱

TRENET，Charles：夏尔·特莱内

TRENO，R.：R．特诺

TRIOLET，Elsa：爱尔莎·特里奥莱

TROCME，A.：特龙克梅牧师

TROTSKI：托洛茨基

TRUMAN：杜鲁门

TSUNG DAN LEE：李政道

TUBIANA：图比亚那兄弟

TUCCI，Niccolo：尼克洛·杜希

TURNER，Franck：弗兰克·特纳

TURQUI，Abbas：阿巴斯·土耳基

TZARA，Tristan：特里斯当·查拉

UNDSET，Sigrid：西格里·昂德塞特

VACHÉ，Jacques：雅克·瓦榭

VAILLAND，Roger：罗歇·瓦扬

VALERA，Fernando：费尔南多·瓦勒拉

VALÉRY，Paul：保尔·瓦雷里

VALIGORSKI：瓦利高尔斯基

VALLÈS，Jules：儒勒·瓦莱斯

VALLIER，Jean：让·瓦里耶

VALLIN，Ninon：妮侬·瓦兰

VANECK，Pierre：皮埃尔·瓦内克

VARGAS LLOSA，Mario：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VASQUEZ，Manuel：曼纽埃尔·瓦斯凯兹

VAUVENARGUES：沃弗纳尔格

VERCINGÉTORIX：韦辛格托里克斯

VERCORS，Hélène：埃莱娜·维尔科

VERHAEREN，Émile：维尔哈仑

VÉRIN，Jacques：雅克·维兰

VÉRIN，Jenny：杰尼·维兰

VERLAINE，Paul：保尔·魏尔仑

VERNE，Jules：于勒·凡尔纳

VEUILLOT：韦约

VIAN，Boris：鲍里斯·维昂

VIANNAY，Philippe：菲利普·维亚内

VIANSSON-PONTÉ，Pierre：皮埃尔·维昂松-蓬代

VIDAL DE LA BLACHE，Paul：维达·白兰士

VIEL：维埃勒

VIGGIANI，Carl：卡尔·维吉亚尼

VIGNON，Robert：罗贝尔·维尼翁

VIGNY，Alfred de：阿尔弗雷·德·维尼

VILAR，Jean：让·维拉尔

VILDRAC，Charles：夏尔·维尔德拉克

VILLIERS：维里耶

VILLON，François：弗朗索瓦·维永

VINAVER，Michel：米歇尔·维纳韦尔

VINCENT DE PAUL：圣凡尚·德·保罗

VINCI Léonard de：列奥纳尔·达芬奇

VIOLETTE，Maurice：莫里斯·维奥莱特

VIOLLIS，Andrée：安德烈·维奥利斯

VITALI，Georges：乔治·维塔利

VITOLD，Michel：米歇尔·维托尔德

VITON：韦东

VIVET，Jean-Pierre：让-皮埃尔·维韦

VLAMINCK，Paul：保尔·弗拉曼克

VOLTAIRE：伏尔泰

VOYENNE，Bernard：贝尔纳·瓦耶纳

VRIENDT，Jacques de：雅克·德·弗利昂德

WAGNER，Richard：理查德·瓦格纳

WAHL，Jean：让·瓦尔

WALUSINSKI，Gilbert：吉尔贝·瓦吕撒斯基

WARNER，Rex：雷克斯·瓦尔内

WASSERMANN，Jacob：雅各布·瓦瑟曼

WAUGH，Evelyn：伊夫林·沃格

WEBER，Max：马克斯·韦伯

WEBERN，Anton von：安东·冯·韦伯恩

WEIL，Simone：西蒙娜·韦伊

WELLES，Orson：奥森·威尔斯

WELLES，Summer：萨摩·威尔斯

WELLS，H．G.：H．G．威尔斯

WHITEHEAD，Alfred North：怀特海

WHITMAN，Walt：惠特曼

WIDORSCHIK，Maks：马克斯·维道西克

WILLIAM-ELLIS，Annabel：安娜贝尔·威廉-埃利

WILLIAMS，Joan：琼·威廉斯

WILSON，Woodrow：伍德罗·威尔逊

WINTER，Jerry：杰瑞·文特尔

WITTGENSTEIN，Ludwig：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WOLFROMM：沃尔福拉姆大夫

WOOLF，Virginia：弗吉尼亚·伍尔夫

WRIGHT，Richard：理查德·怀特

WURMSER，André：安德烈·魏尔姆塞

WURMSER，Denyse：德尼斯·维尔姆塞

Xyrgu，Margarita：马尔加利达·艾科西古

YACINE，Kateb：卡特布·亚希纳

YATAGHÈNE：雅塔热纳（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YOUCENAR，Marguerite：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YVETON：伊夫东

ZAHARO：扎阿罗（皮货商）

ZAKS：扎克斯（加缪的笔名）

ZAMATHÉ：查马代（杂货商）

ZATTATA：查塔拉（加缪的足球队队友）

ZELK，Zoltan：佐尔丹·泽尔克

ZÉVACO，Jérôme：热洛姆·泽瓦科

ZÉVACO，Michel：米歇尔·泽瓦科

ZINIOVEZ：季诺维耶夫

ZOLA，Émile：爱弥尔·左拉

注　释

1．军籍编号17.032

1　书信。莱斯佩捐赠藏品，其中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的手迹得到了妥善保存。

2　夏尔-罗贝尔·阿日隆，《阿尔及利亚当代史》（相关著作的出处请参见该书的参考书目）。

3　马克·巴洛里，《阿尔及利亚，希望的土地》。

4　1914年6月24日。

5　欧仁·瓦利翁提供的见证回忆，1993—1995。

6　母亲的分娩可能是由托尼·马尔博大夫接生的，这位上校医生有一辆雷诺轿车。

7　与菲利普·贝斯纳尔的谈话，1993年。

8　波纳港每年接待入港轮船超过2500艘。

9　“土著人”未经批准到阿尔及利亚、法国本土或国外旅行，尤其是去麦加，会令殖民地行政当局非常恼火。

10　埃克斯殖民地档案。

11　1913年12月5日。

12　1913年5月20日。

13　《梅萨利·哈吉回忆录》，雷诺·德·罗什·布吕纳整理。

14　雅克·里维埃尔，《德国人》。

15　缪塞特，《土老冒》。

16　陆军历史档案处原处长保罗·高亚克上校的报告。

17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2．“小家伙，你被录取了”

1　《第一人》。

2　皮埃尔·法西纳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4年5月13日。

3　同上。

4　《第一人》。

5　加缪在收入《反与正》的短篇《是与否之间》中提到了这件事。

6　《第一人》。

7　同上。

8　参见《贫民区的声音》。安托万和艾蒂安打斗的发生在1930年。

9　斯托特，《真实的阿尔及利亚》。

10　《第一人》。

11　同上。

12　同上。

13　H．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14　R．苏歇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3年10月1日。

15　劳朗·普雷齐奥西的见证回忆。

16　罗贝尔·萨洛尔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3年10月15日。

17　路易·热尔曼的书信，1959年4月30日。

18　1883年11月17日。“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教师还记得……”

19　路易·热尔曼的书信，1959年4月30日。

20　据1920年的统计，注册进入阿尔及利亚公立学校读书的欧洲人学生为992820人，穆斯林学生为456700人，而在当时阿尔及利亚的总人口中，“土著居民”人数比欧洲人要多7倍。

21　路易·热尔曼的书信，1959年4月30日。

22　让娜·特拉齐尼，《天空如此湛蓝……》

23　《第一人》。

24　1914年10月15日。

25　《第一人》。

26　弗朗索瓦·沙瓦纳，《现在应该生活》。

27　路易·热尔曼的书信，1959年4月30日。

28　让·斯科托，《“黑脚”神父，阿尔及利亚主教》。

29　马克·巴洛里，《阿尔及利亚，希望的土地》。

30　有关阿尔贝·加缪童年的各种细节，请参见《第一人》。

3．沉默与词语

1　与皮埃尔·法西纳的谈话，1994—1995年。

2　同上。

3　皮埃尔·法西纳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4年5月13日。

4　雷蒙·波安蒂，《大洋新闻》，1994年4月27日。

5　阿尔及尔大学体协简报，1930年10月28日。

6　加缪会说：“这种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帮助过我，尤其是到了法国本土之后，那里的人可不是坦荡之辈。”

7　1923－1934年。参见达尼埃尔·希克，《体育王国》。

8　参见马克·沃热文章，《争论》杂志，1982年2月。

9　与皮埃尔·萨拉玛的谈话，1993年。

10　A．马莱和P．格利耶，阿歇特与希出版社，1917年。

11　教材中用斜体印刷。

12　为了了解殖民化的残酷方面，这些法国家庭的学生真应该读一下重要的史书作者加布里埃尔·艾斯凯的著作，或者夏尔-安德烈·于连后来的著作。可惜他们的思想难以进入高中教学。在当时的中小学教育中，殖民化成为了史诗和官方的宣传。

13　加缪从7岁起就萌生了这种愿望，他曾私下向玛格丽特·多布莱纳透露过。见后者1993年与本书作者的谈话记录。

14　同上。

15　同上。

16　《第一人》。

17　乔治·迪迪耶手记，耶稣之心使者会，由罗贝尔·邦菲斯和S．J．提供。

18　《第一人》。

4．形而上学与政治

1　卡特林娜·奥黛尔和米歇尔·皮埃尔，《殖民地展览》。

2　让娜·特拉齐尼，《天空如此湛蓝……》。

3　当时建起了一批博物馆：老城区的弗朗谢·埃斯佩莱博物馆、巴尔铎博物馆、美术馆、弗雷斯捷博物馆，以及奥兰的一处移殖民博物馆。弗朗谢·埃斯佩莱博物馆揭幕时，原住民首领乌拉巴宣称：“我们不希望今天这个日子就这样过去，而没有一个以全体土著的名义宣布的庄重声明：我们都衷心地参与到这个法兰西的节日和军队的庆祝活动之中。”

4　玛丽·卡迪纳尔，《黑脚》。

5　《殖民地展览》。

6　卡尔·A．维吉亚尼，《为加缪传记的新作者写下的笔记》。

7　A．列维-瓦朗西医生的诊断证明。

8　病历。加缪曾经接受过列维-瓦朗西教授的治疗。还可参看列维-瓦朗西医生1938年9月写的信。见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资料。

9　《贫民区的医院》。

10　克洛德·莫利纳教授致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教授的信，1992年7月2日。该信曾被提供给本书作者。

11　参见《幸福的死亡》。

12　卡尔·A．维吉亚尼，《为了加缪传记的新作者写下的笔记》。

13　让·格勒尼耶，《回忆》。

14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1951年9月18日。

15　《地粮》。

16　转引自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17　《幸福的死亡》。此处涉及的人物是麦尔索。肺结核对加缪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是否应该避免相信一种心理-医学传说，即结核病人的性欲可能比健康人更为强烈呢？

18　加缪，书信。

19　吕西安·贝尼斯蒂的见证回忆，1992年；马克斯-波尔·富歇，《口头回忆录：我记得有一天》。

20　与让·德·梅松瑟勒的谈话，1992年。

21　阿尔贝·加缪，《手记之二》。

22　《殖民地展览》。

23　写于1933年，但未发表。

24　《殖民地展览》。

25　让·格勒尼耶，《岛屿》。

26　保罗·马蒂厄，“非洲的文科预备班小史”，《地中海杂志》，1959年。

27　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5年。

28　散页，1933年4月。

29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附录，未发表的手稿。

30　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2年。

31　同上，1995年。

32　“论悲剧和喜剧”，保罗·维亚拉奈克斯编，《阿尔贝·加缪手记》，新法兰西杂志第2期。

33　皮埃尔·萨拉玛提供的获奖名单。

34　和加缪青年时代的其他文稿一样，这些诗作也是由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发现的。参见其博士论文，《阿尔贝·加缪小说作品的起源》，第1卷，“P．C．”——应该就是“A．C．”（阿尔贝·加缪）——将自己叙事里的时间地点确定为1931年9月28－29日的阿尔及尔。该期《南方》杂志于12月出版。

35　1932年5月。

36　巴黎加缪图书馆。这些书籍由让和大卫·加缪提供。

37　参见《第一人》。

38　马克斯-波尔·富歇，《口头回忆录：我记得有一天》。

39　《加缪手记之二》。

40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1932年5月20日，以及让·格勒尼耶的《回忆》。

41　1932年5月。

42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资料。

43　同上。

44　玛格丽特·多布莱纳。

5．白袜子

1　参见玛丽·卡迪纳尔，《黑脚》。

2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1932年10月。

3　与让·德·梅松瑟勒、路易和让-皮埃尔·贝尼斯蒂、夏尔·蓬塞的谈话，1993、1994、1995年。

4　“那种伊斯兰式的宁静氛围让我们觉得太棒了”，让·德·梅松瑟勒语，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2年。

5　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以及和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3年。

6　同上。

7　马克斯-波尔·富歇，《口头回忆录：我记得有一天》。

8　出生于1914年9月10日。

9　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1993年。

10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1933年6月16日。

11　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年。

12　与雅克·厄尔贡的谈话，1993年。

13　如同《局外人》中的默尔索。

14　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论文，作者勒内·普瓦利耶，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曾就读于梯也尔寄宿学校，并在夏尔特尔高中任教。

15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资料。

16　不通过寻常的了解方式而对某个事件产生的直觉预感，心灵感应术也是如此。

17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18　与亨利·桑松的谈话，1993年。桑松那次未能和加缪结识的时间是1935年11月。

19　这里说的不是名字叫让的昂鲁什。

20　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3、1994、1995年。

21　写给西蒙娜·伊埃的信。参见罗歇·吉里约的相关评论，《反与正》，七星丛书，吉里约认为这封信写于1933年底或1934年初，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1934年中期。

22　与路易·贝尼斯蒂、让·德·梅松瑟勒的谈话，1993、1994年。

23　与让·德·梅松瑟勒、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年。

24　与西蒙娜·贝尼斯蒂-莫尼耶的谈话，1993年。

25　《幸福的死亡》中麦尔索语。

6．“心灵小片断”

1　加缪致弗雷曼维尔的部分书信今天仍能找到，弗雷曼维尔致加缪的某些书信则于1941年被加缪烧毁。

2　1934年4月30日。

3　未发表。

4　弗雷曼维尔致贝拉米克的信，1934年9月3日。

5　弗雷曼维尔致贝拉米克的信，1934年9月7日。

6　由安德烈·贝拉米克提供。

7　书信，1934年。

8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1935年1月16日。

9　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3年。

10　“献给我的妻子。1934年12月25日。”

11　书信，1935年2月15日。

12　与何塞·巴克利的谈话，1995年。

13　索朗日·萨尔法蒂回忆手稿，由路易·贝尼斯蒂提供。

14　参见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以及卡特林娜·韦莱-瓦朗坦，《童话的历史》。

15　参见：《加缪手记之二》：《第一人》；雷翁·科当索医生的见证回忆，赫伯特·劳特曼收集；夏尔·蓬塞手稿；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吕西安·贝尼斯蒂和西蒙娜·贝尼斯蒂-莫尼耶的见证回忆，1993、1994年。

16　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家》。

17　当时他给《阿尔及尔大学生报》写文章：1934年1月25日第172期；1934年2月10日第173期；1934年5月1日第177期。

18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未标注日期，不过显然写于1935年。

19　由索维尔·加里耶罗夫人提供的笔记。

20　与伊夫·布尔儒瓦的谈话，1993年。

7．行动的诱惑

1　这些创作手记的开始时间是1935年，在此之前既可能已经开始，也可能没有开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此外，无论加缪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手记中有很多错误的日期。

2　1936年，《手记》，“在巴利阿里群岛度过的夏天”。

3　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1935年8月4日星期日，《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4　这是加缪在送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反与正》题词中使用的说法：“为了女性友谊的某些……温柔而有分寸的表达方式。”在1936年3月31日的手记中，他将其修改为：“女性温柔而有分寸的友谊。”

5　与让娜·特拉齐尼的谈话，1992－1993年。

6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以及笔者和他在1992－1993年的谈话。

7　与罗贝尔·纳米亚的谈话，1992年。

8　与路易·贝尼斯蒂、让·德·梅松瑟勒的谈话，1993－1994年。

9　马克斯-波尔·富歇，《口头回忆录：我记得有一天》。

10　《蒂巴萨的婚礼》：《阿尔及尔的夏天》，题献给雅克·厄尔贡。

11　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3年。

12　见莫里斯·多莱斯之子写给《世界报》的信，1969年5月11日。

13　参见克里斯蒂安·热朗和多米尼克·沃尔东，《持不同政见者的西方》。

14　同上。

15　阿共党员的任务：为友好的苏联来客做好接待准备，他们的表面身份都是技术人员。1934年4月，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苏联农业代表团到访，这些“农业专家”从阿尔及尔去了奥兰、萨伊达、阿因-瑟弗拉、布里达、布法里克，回到阿尔及尔后又去了君士坦丁省，并取道戛弗萨去了突尼斯。苏联农业专家对阿尔及利亚的葡萄种植感兴趣。代表团中的两名成员，古尔科夫先生和鲍特林先生是苏联秘密部门的成员。参见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卷宗，共产国际档案馆。

16　“火十字团”从1930年起就开始活动，成员中包括大量现役而不是退伍的军人，他们还吸引了个别“土著人”参加，例如贝勒·卡桑·奥古斯坦。他们举行的集会和左翼一样频繁。

17　1935年10月底。

18　有两点可以表明当时示威冲突的规模：被捕和受伤者的人数。2月12日，阿尔及尔左翼示威者有23人被捕，5人受伤；翌日，29人被捕。甚至连自由思想者全国联盟——其口号是：独立思想、自由思想——都在内格利耶街的人民大学礼堂组织了系列演讲。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急先锋，为他们作演讲的人包括安德烈·劳吕洛，此人在演讲中高喊：“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

19　1935年春。

20　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1—1992年。

21　让·格勒尼耶，《回忆》。

22　勿与苏瓦利纳的同名文章相混淆。

23　这封1935年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没有标明具体日期，只是写了“星期五”的字样。

8．英雄主义与“重要的废话”

1　1934年传单。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2　这种革命宣传勾起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行的记忆，然而使用瓦斯的方式已经落后于二战前夕德国军队的军事技术和战略方案，德军更多依靠的是坦克和飞机，而不是瓦斯。

3　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2年。

4　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5　这些传单散发于1934年。

6　继1935年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之后，共产党就采取了这一路线。

7　克劳迪和雅克·布洛瓦耶尔收集的采访，《重新找回的幻觉》。

8　写于7月22日的信，年代显然是1935年，因为加缪隐约提到了8月份可能会“搭乘货轮去突尼斯旅行”。

9　1936年8月。

10　让·善特隆，《风从我门前吹》。善特隆夫人曾向我提供了该书的全部手稿。善特隆非常清晰地回忆道：“当时的组织网络大多建立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圈子里，那批人中有我们的一个党内同志，年纪22岁，当时尚未担当重要角色，我对他也知之甚少，尽管他注定将来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我偶尔会见到他，观看过他的劳动剧团的演出，诸如高尔基的《底层》，或者《轻蔑的时代》。他的名字叫阿尔贝·加缪。”

11　夏尔·蓬塞的见证回忆，1993年。

12　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阿尔及尔省安全局调查报告，编号1982；警察总局调查报告，编号324RS。

13　1936年7月创办于巴黎，9月开始在阿尔及尔销售。

14　1935年9月12日。

15　这些组织分别是：社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党（其数十名成员分散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法国总工会（CGT）、法国联合总工会（CGTU）、自治工会、知识界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阿姆斯特丹-普雷耶尔委员会（成员和组织都与前者相同）、人权联盟、人道祖国党、世界妇女委员会、自由思想组织、无上帝组织、苏联之友会、和平卫士组织、退伍军人革命联盟、共和保守派军官联盟、共和派战士联盟（后三个联盟的成员完全相同）、经济行动俱乐部。

16　1935年11月28日的记录，阿尔及尔省安全局，编号7570，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17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3年。

18　同上。

19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时间大约在1935年11－12月份之间。

20　这次演讲的时间是在1935年7月。在阿共双月刊《社会斗争》上，加缪撰文报道了马尔罗到贝尔古的这次访问。参见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的有关文章，《现代文学杂志》，1972年。

21　1935年。

9．与马克思无关的圣奥古斯丁

1　即如今的硕士论文。

2　参见帕特里克·麦卡锡，《一个批判性的评传》。

3　这段时期他怀着沮丧的心情阅读了列宁的著作，同时在准备撰写《反抗者》。

4　参见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罗素提出的解读有所不同，针对的是历史上的犹太人观念以及马克思本人，对此特别应参阅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5　加缪后来希望能够出版这篇论文。

6　巴黎阿尔贝·加缪图书馆藏有该册图书。

7　罗歇·格勒尼耶指出，这篇论文的开始部分几乎像是一篇马尔罗论艺术心理的文章：“在地下墓穴的绘画中，耶稣总是乐于以赫耳墨斯的面目出现。然而虽说那微笑总是相同，象征的内涵却已有所不同。”

8　参见保罗·阿尔尚博对此进行详细研究的文章，“奥古斯丁与加缪”，载《奥古斯丁研究集》第6卷，1969年。

9　这一点毫无疑问。阿尔尚博的举证中包括这样一例：“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加缪考察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著作的影响，并且一上来就断言奥古斯丁‘引用过普罗提诺《九章集》的好几处章节’。哪些章节呢？加缪在注释里标明：第1章第6节《论美》，第3章第6节《论神意》，第3章第4节《论赐予我等众人的精灵》，第4章第3节《关于灵魂的问题》，第6节《论三种主要实体》，第5章第6节《超越于不作思考之存在物的原则》。除了个别细节，这个注释清单与L．格朗乔治著作第一章所列的清单如出一辙，而加缪的注释却压根没有提到格朗乔治的研究。”唉，这个坏孩子。阿尔尚博的讨伐还不止于此。以上抄袭就算过分吗？还有更过分的呢：加缪甚至对别人的错误引文也都照抄不误！他有这样的文字：“不过还需要对两种类型的恶加以区分：天性之恶……与道德之恶……”而吉尔森在著作里是这么写的：“有必要对天性之恶和道德之恶作出区分。”加缪还写道：“上帝是如何能够让我们具备自由意志，即具备作恶意愿的呢？”吉尔森的原文是：“因此问题在于了解一个完美的上帝如何能够让我们具备自由意志，即具备作恶的意愿的？”如此等等，够明显吧？够严重吧？

10　比起格勒尼耶和普瓦利耶来，加缪更不像是专门研究神学的，阿尔尚博的指责并无损于他对别人观点的全盘借用，正如也无损于他对一些让论文变得滞重的新造词的使用一样，例如“如果说古希腊人的确把诸神埃维墨尔化了……”之类，普瓦利耶和格勒尼耶当然知道，埃维墨尔是希腊的一位神话学者，在他看来，希腊诸神本是凡人，是古希腊人出于畏惧将他们尊奉为神的。加缪的论文中有一些知识来自大胆的借用，但是阿尔尚博只注意到这些借用，而忘记了一切创新都是建立在对他人成果的吸收基础之上的，桑塔亚纳曾解释，重要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被前人说过了。与许多“抄袭者”一样，加缪自己可能会觉得是在创新而不是复制。与勒内·普瓦利耶的谈话，1992年。

11　其中包括一个社会党和共和党的联合小组、两个社会主义小组、四个左翼民主党和独立激进党小组、一个左翼独立党小组、一个独立共和党和社会行动党小组。

12　不过他生前一直没有出版。

13　安德烈·曼都兹的评论。谈话，1993年。

14　他在童年时代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老年妇女的宗教。在前面提到的论文中，他谨慎地写道：“四世纪时，鲁提琉斯·纳玛提亚努斯将基督教定义为‘使心灵变得愚钝的教派’。”即使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徒进行了区分，加缪头脑中仍然有鲁提琉斯的成分。

15　在这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中，加缪在进入神学和哲学研究之前，常常先有一大段散文笔调的文字：“普罗提诺某些篇章中的这种迷人的忧郁气质，将我们带到了作者思想的核心。例如：‘常常是在灵魂离开躯体之时，我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仰慕普罗提诺的文学家，加缪评论道：“这位孤独者、这位世界的热爱者在沉思，因为世界其实就是神性展现自己的一个水晶体，而神性乃是浸透了星空静默的韵律，但是又带着安排这一切的上帝之不安心情的思想。”加缪既在谈论自己，也在谈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因为害怕至死都找不到真理，我深受折磨……”有的时候，他会对“地中海思想”产生遐想，关于这个题目瓦雷里曾经到阿尔及尔作过一次演讲。

16　《手记之一》。

17　后来他在《反与正》里再次引用过这一表述。

10．萨尔兹堡通信

1　有四个直接见证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次旅行的经过：沉默的上帝、已经去世的西蒙娜和阿尔贝·加缪夫妇，以及伊夫·布尔儒瓦，他在1992－1993年间向我提供了很多资料。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书面证据：加缪当年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娜·西卡尔、让·格勒尼耶和弗雷曼维尔的书信。类似的间接证据还有《反与正》以及《幸福的死亡》中的某些段落。

2　关于这件事有直接和间接的好几种证据，其中包括伊夫·布尔儒瓦的证言。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提供的（1994年1月14日与笔者的谈话，并在1994年1月18日的信中再次确认）：“……邮局负责‘留局自取’业务的人误将那封信交给了加缪，而那封信其实是寄给他妻子的。根据我的回忆，西蒙娜·伊埃的那个情人是个医生，为她提供毒品。”

3　有关法律不允许我提及相关当事人的名字。

4　与伊夫·布尔儒瓦的谈话，1992－1993年。

5　《反与正》。

6　后来加缪提到对布拉格的印象时语气变得温和了。在稍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幸福的死亡》中，他带着温情的目光看待“巴洛克艺术精神的那种丰沛和神秘，将其金色与华丽遍布于布拉格”。随着西蒙娜·伊埃和萨尔兹堡的痛苦回忆被逐渐遗忘，心情平静后想象性的回忆使加缪记忆中的往事变得美好平和了。

7　《幸福的死亡》，第二部分第一章。

8　一般认为《幸福的死亡》是加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过这也许只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部，此前加缪也许还写过另外一部，但是将其销毁了。

9　这些只是我们所知道的书信，也许还有别的书信保存下来。

10　在《反与正》的一篇随笔中加缪写道：“……广阔的西里西亚平原，冷酷而又贫瘠，我于拂晓时分穿越了这片土地……”作为一个作家，加缪没有让任何东西从笔下漏过。文字成了他疗伤的药物，赖以活下去的生命支撑和材料。

11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36年8月21日。

12　与伊夫·布尔儒瓦的谈话，1993年。

13　在《反与正》里加缪提到了为何他对维也纳曾经如此敏感：“……那时我一直是个内向封闭的人。”

14　《反与正》。

15　同上。

16　这是他重新开始撰写《幸福的死亡》后不久写下的文字。

11．156与157号座位

1　参见玛丽·卡迪纳尔，《黑脚》。

2　加缪后来踏上了一条作家兼战士的道路，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无论是在《局外人》里（这部小说探究了不随波逐流的个人主义的意义，寻找着人与人之间更为深刻的心灵相通），还是在《鼠疫》里（这部小说旨在重新发现一种建立在心灵相通基础上的个人主义，无论这种心灵相通是否遭到过背叛），或者是在《堕落》里。

3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4　除了路易·贝尼斯蒂的见证回忆之外，尤其参见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以及《西蒙风》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加缪在阿尔及尔”的诸篇文章。

5　阿尔及尔省安全局的调查报告，埃克斯殖民地档案。

6　曾经观看过加缪导演的所有演出的皮埃尔·萨拉玛，尤其留有这样的印象。谈话，1993年。

7　同上。

8　让娜·西卡尔告诉罗歇·吉里约，剧中的广播词是波瓦尼昂写的，第4幕的审讯台词出自布尔儒瓦之手，部长会议一幕由她本人撰写，其余的所有部分几乎都是由加缪负责撰写。

9　该信写于1936年复活节期间。

10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36年9月14日。

11　夏尔·蓬塞、路易·贝尼斯蒂、罗贝尔·纳米亚、伊夫·布尔儒瓦、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见证回忆，1992、1993年。

12　与罗贝尔·纳米亚的谈话，1993年。

13　从1936年的演出季开始。本书下面提到的所有细节都主要摘自1936年10月间阿尔贝·加缪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的通信。

14　1936年。

12．“不服从领导的成员……”

1　1936年10月。

2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的信，1936年6月15日。

3　与路易·贝尼斯蒂、夏尔·蓬塞、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让·德·梅松瑟勒，尤其是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谈话，1992、1993、1994、1995年。

4　《幸福的死亡》，“有意识的死亡”，第三章。

5　阿尔贝·加缪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后者1994年1月14日和18日与本书作者的通信交流。

6　大部分细节来自夏尔·蓬塞的手稿，“在加缪的航迹里”。

7　1936年5月。

8　苏联之友会在阿尔及尔创办了一个分支机构：“苏联电影研究小组”。下面是1937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在阿尔及尔的放映情况：

11月27日 | 18点30分 | 米诺尔电影院
11月28日 | 9点 | 首饰电影院
11月29日 | 10点 | 里约电影院
11月30日 | 18点 | 斯苔拉电影院
12月5日 | 10点 | 卡米奥电影院
12月5日 | 18点 | 奥德翁电影院
12月6日 | 21点 | 现代电影院

9　1935年2月。

10　文化之家绘画与雕塑分部的宣言由玛丽·韦东起草，将理论与实践合二为一：“1．艺术家应该掌握自己所从事艺术的技巧；2．然后学会认识自己，以便释放和发展自己的特殊个性，发挥自己身上的天赋。”

11　1937年2月。

12　在加缪发言之后，斯科托-拉维纳宣读了一份宣言兼提纲，他也想把阿尔及尔变成地中海文化之都。

13　对纪德攻击更厉害的还有让·封特努瓦的《叛教者的学校》。

14　休息日调查报告，1937年5月21日，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15　1937年5月23日。

16　阿尔及尔安全局调查报告，1937年5月24日，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17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

18　发表于1919年。

19　党的专职干部们知道，在图尔召开的法共成立大会上介绍的加入共产国际21项条件中的第8条宣布，必须“用实际行动而不是在口头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

20　让·善特隆《回忆录》手稿全文。

21　1935年7月25日至8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

22　1937年12月。

23　1935年。

24　1936年3月5日在图卢兹成立各工会联盟。善特隆莫名其妙地当选为阿尔及尔冶金工人的代表，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在法国本土，自1922年起就彼此独立的法国总工会（拥有70万名成员）和法国联合总工会（拥有30万名成员）又重新联合起来。

25　1936年7月。

26　其中最著名的是冶金工人拉巴·乌西杜穆，他在巴黎公社营任上尉，死于阿拉贡战场。

27　加缪的作品未曾真正暗示性地提到过《古兰经》，他似乎回避了伊斯兰话题。

28　1995年12月去世的夏尔·蓬塞坚信阿共成员破坏了这次讨论。

29　苏联人后来也把一批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交到了盖世太保手中。

30　在里夫战争期间，拉里贝尔中尉因为呼吁士兵友善对待阿布·埃勒-克里穆的战士而被解职。

31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3年。

32　埃米尔·巴杜拉、莫里斯·吉拉尔、保罗·拉菲的见证回忆，赫伯特·劳特曼转述；夏尔·蓬塞的手稿及附录，“在加缪的航迹里”。阿马尔·乌兹加纳和夏尔·蓬塞之间1976年的通信特别值得关注。关于那次开除党籍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玛格丽特·多布莱纳认为是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乌兹加纳则确指加缪的脱党是在1937年7月。按照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的文章（1972年），“加缪和文化中心断绝关系的时间应该是在7月至10月之间，他与党组织的疏远似乎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我个人倾向于是在7月，因为这可以解释此后加缪的行为表现。与党组织的疏远是有意为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自10月起文化之家就落到一批女人手里，而加缪则创办了团队剧社，与原来的劳动剧团分道扬镳。

33　按照保罗·拉菲的看法——由赫伯特·劳特曼转述——加缪在1937年可能还说过，阿共的立场可能会对民族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激烈……然而除了暴力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和平的手段……”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从1956年的局势出发回望1937年，让加缪具有了太多的先见之明。

34　法共和阿共的档案目前在巴黎无法借阅。

35　在1976年7月19日写给夏尔·蓬塞的信中，乌兹加纳解释了自己当年的立场而没有美化自己。见蓬塞的手稿附录，“在加缪的航迹里”。

36　40年后乌兹加纳向蓬塞解释了这件事。

37　1937年11月2日，在阿尔及尔轻罪法庭审理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PA）领导人“重建被解散的政治组织、攻击国家主权”的案件期间，梅萨利宣读了一份声明，他宣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丝毫没有将法国人扔进大海里的意图，而只是在符合法国法律和尊重法国主权的前提下，要求获得穆斯林的解放”。

38　1937年5月2日。

39　参见夏尔·蓬塞未发表的手稿中所引用的乌兹加纳书信。

40　在同一份报告里，德洛什解释说必须“重振一股深植于党内的消沉情绪，尤其是在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省”。共产国际档案馆，收藏编号517118889。如今收藏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里的法国共产党卷宗。乔治·科尼约的报告尤其反映了法共当年反托洛茨基的歇斯底里情绪。根据这批档案，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1938年的党员人数还不到“3000人”。

41　1938年6月20日。

42　共产国际档案馆，收藏编号517A1888。

43　事情发生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根据让娜和玛格丽特的回忆，加缪可能是悄悄地退了党。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3－1994年。

44　写给让·德·梅松瑟勒的信，1937年7月8日。

45　何塞-亨利·拉斯利，《奥兰共和报》，1937年5月23日。

46　1937年12月。

47　语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加缪这篇关于40小时工作制的未发表文章可能写于1938年，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提供。

13．知识阶层的无产者

1　写给让娜·西卡尔的信，1937年8月2日。

2　写给让娜·西卡尔的信，1937年8月16日。

3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37年8月17日。

4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37年8月21日。

5　《手记之一》。

6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的信，约1937年8月24日。

7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让娜·西卡尔的信，1937年8月28日。

8　《手记之一》。

9　写给弗雷曼维尔的信，1937年9月10日。

10　1937年9月14日。

11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3年。

12　《手记之一》，1937年9月30日。

13　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1938年6月18日。

14　《手记之一》，1937年10月4日。

15　这年6月雷翁·布卢姆政府辞职，由卡米耶·肖当接任总理。

16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7　团队剧社于1939年3月31日和4月2日上演了约翰·密林顿·辛格的剧目《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加缪在剧中扮演克里斯蒂·梅宏一角。

18　参见伊夫·阿尼乌、刘易斯·佩杨松的文章，载《气象部门老职工协会会刊》第101期（1990年第一季度），以及H．劳特曼的《加缪传》。

19　《手记之一》。

20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和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谈话，1993年。让娜·西卡尔于1962年9月去世。

21　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1993年。贝尼斯蒂直到1994年还在以翡虚院和“三个小丫头”作画。

22　加缪在任何一部小说中都没有像这样描写过女人。

23　《婚礼集》，“阿尔及尔的夏天”。

24　同上。

25　1931年，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为缪塞特的《土老冒》一书作序，伽利马出版社，蓝色文献丛书。缪塞特真名叫奥古斯特·罗比内，于1930年去世。这本书在阿尔及利亚大获成功。

26　与布朗什·巴兰的谈话，1992年；以及加缪写给布朗什·巴兰的信。

27　1937年12月。

28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38年2月10日。

14．一位兄长

1　写给让娜·西卡尔的信，1938年8月19日。

2　卡特林娜与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3　同上。

4　在写给迪兹·乌祖的信中，加入法国籍的天主教徒贝卡桑·奥古斯坦·伊巴兹曾精心修饰了拉罗克的土著政策。

5　传记笔记。

6　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7　“现状分析”，《奥兰共和报》，1937年4月7日。

8　据统计，阿尔及尔当时有包括周刊和月刊在内的200多份出版物，从《海关动态》到《滚球戏玩家》。但在阿尔及尔一地发行量能达到6至7万份的只有激进社会党属下持温和立场的《阿尔及尔回声报》、右翼的《阿尔及尔快讯》和极右翼的《自由新闻》。当地很多人也阅读来自巴黎的刊物《甘果瓦》和《天真汉》。土著裔小学教师协会有发行量为3000份的《小人物之声》。

9　让-皮埃尔·弗尔和弗朗西娜·弗尔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

10　《社会斗争》，1937年11月。

11　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和安德烈·阿布的《一次战斗的片断》。“第一期报纸于1938年10月6日问世，比预计推迟了6天。争取股份认购的战斗一直都在持续。1937年11月，最低注册资金所需的1500股股份终于得到了认购。1938年1月29日公布认购数目达到3400股，4月9日为4300股，5月25日为5000股。报社希望当年夏天还能发行2500股补充股份。到10月6日还剩2000股有待认购。1939年4月5日报社提醒股东，预计的150万法郎投资尚有41万5千没有到位。最后在4月份期间，报社又呼吁热心人帮助支付新设备的费用，以保证报纸的运转。”

12　让-皮埃尔·弗尔写给政府秘书长办公室的信，1939年7月22日。

13　1938年6月29日、7月29日、8月20和22日让-皮埃尔·弗尔寄给彼亚的信和电报，科莱特·杜朗提供。有关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参见夏尔-罗贝尔·阿日隆，《阿尔及利亚当代史》第二卷。

14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38年7月22－29日。

15　1938年11月30日。

16　1936年12月4日。

17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8　保尔·尼赞也作出了相同反应。这位作家兼法共的专职干部在得悉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辞去了在法共的职务。

19　根据彼亚写于1970年12月的一封信，见“一次战斗的片断”。

20　对彼亚有两种不同的描述，一个见于罗歇·格勒尼耶的《帕斯卡尔·彼亚》，另一个见于莫里斯·纳多的《愿恩宠赐予他们》。

21　既因为谦虚，也出于实际考虑（在介绍18世纪秘密出版的有伤风化作品时让警方找不到线索），彼亚喜欢使用化名。

22　《文学新闻》，1924年9月6日。

23　参见罗歇·格勒尼耶，《帕斯卡尔·彼亚》。

24　《阿尔及尔共和报》，1938年10月14日。

25　《阿尔及尔共和报》，1938年10月24日。

26　外交部长经常受到攻击。彼亚非常注意排版的格式：

听说“博内先生派驻布尔戈斯的大使

在照管难民的命运：

难怪佛朗哥的空军

昨天又炸死了更多的性命。”

和戏剧一样，新闻行业里使用重复乃是一种喜剧手段，有时也是报纸的促销手段：“贝尔纳先生（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因为在布尔戈斯受到优渥款待而洋洋得意，我们从来不曾怀疑他在那里拥有上层关系……”彼亚和加缪一样憎恶达拉第，既因为他是激进社会党人，又因为他担任着内阁总理。还有一则标题新闻：“达拉第先生不愿支付‘老家伙们’退休金，但是如果需要，他很乐意任命他们为驻外大使。”责怪墨索里尼的彼亚有时会模仿《维尔莫年历》的语调：“从罗马传来的最新故事里有一个疯子，但这个疯子真的就是被抓住的那个人吗？”当达拉第为自己攫取了更大权力时，对阿尔及尔读者的历史知识也许寄予过高期望的彼亚宣称：“不，总理先生，现在已经不是1851年的时代了。”是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明白他暗指的是路易-拿破仑呢？

27　帕斯卡尔·彼亚写给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和安德烈·阿布的信，1970年12月。见《一次战斗的片断》。

28　因此报纸在头版还刊登了另外一些娱乐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家所谓的登山学校，开设在巴黎圣雅克区街道的房顶上；另一张照片上是正在装箱的里沃泰元帅的骑马塑像，准备从巴黎运往摩洛哥。报纸的第2和第4版用于刊登短一些的文章、简要新闻和广告。排版遵循的是喜忧交错原则：一首忧伤的歌曲（即一版话题较为费解的长篇文章）之后，就会安排一首欢快的歌曲（各种按语和评注）。第5版上刊登了一群妇女躲在巴塞罗那防空洞里的照片，身后的背景是一堆沙袋。该版还刊登了报纸驻巴黎特派记者乔治·阿特曼写的一篇文章，评论约理斯·伊文思关于西班牙的一部电影。

29　实践先于理论。在这第一期报纸上，除了有关阿尔及利亚扫盲情况调查报告的开篇之外，还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农业工人的。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农业工人是可以参与土地受益分成的佃农吗？文章作者的观点毫不含糊：立法者将农业工人“视为被雇佣的仆人，并且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基于社会公正应该恢复这些人的公民权利，因为他们的卑下处境是一种侮辱，迫使其成为罪犯或是二等公民。”吕西安娜·让-达鲁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表述方式非常明确：“……我们当作祖国一样热爱的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没有种族主义的容身之地”。

30　“在社会法律地位、社会和卫生援助方面，北非居民应该获得和法国本土居民一样的待遇。土著人地位的改善和获得解放并不意味着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31　《阿尔及尔共和报》刊登的内容应有尽有：教授钢琴或阿拉伯语的广告，闲置住宅的广告，发廊、珠宝店、服装店广告、社会新闻，此外还有烹饪食谱专栏和为女读者开设的时装课堂，等等。

32　1938年底，1939年初。

33　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1938年底。

34　撰稿人还有雷奥·瑟内贡、罗歇·蒂姆希、保罗·巴尔扎尔、马哈茂德·克里特利、皮埃尔·费朗、雅克·蒙塔尼、罗贝尔·朗多。1938年11月30日的罢课事件后，普雷齐奥西被免除了小学教师的职务。

35　与何塞·巴克利的谈话，1995年。

36　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第3期上，穆罕默德·勒沙尼署名发表了一篇社论，表示尽管对人民阵线获胜感到失望，尽管面临战争威胁，“土著人”仍然保持着平静，并且表达了他们愿意“继续留在法兰西家庭”的心情。

37　维吉尔·巴莱尔写给彼亚的信，1939年5月24日。科莱特·杜朗提供。

38　卡特林娜·勒鲁弗尔，《西蒙风》第31期。

39　维奥莱特写道：“……如果上层移民明智的话，他们就应该想到妥协。”在《阿尔及尔共和报》的意识形态中，上层移民和下层移民是截然不同的，在有关“土著”的问题上，下层移民被认为是持进步立场的、自由宽容的、主张让“土著”获得解放的。但是该报从来不曾暗示，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阿尔及利亚欧洲人（尤其是下层移民）对穆斯林的同情心，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隐含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强烈愿望，包括在选举权问题上。

40　他经常提到荒诞，埋头阅读古尔维奇的著作：《德国哲学的当前趋势》和《社会学论稿》。

41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38年8月。

15．战斗报

1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39年8月23日、28日。

2　1938年12月3日。

3　加缪对达拉第心怀蔑视，后者曾经举着拳头参加游行，现在却躲在保镖后面指挥镇压工人。

4　奥当被宣布无罪之后，在卡弗尔出版社出版了《趁火打劫之辈》。参见《一次战斗的片断》中对此事所作的细致入微的分析。

5　参见安德烈·阿布的文章，“新闻业与政治”，《现代文学杂志》第5期，1972年。

6　后来成了《阿尔及尔共和报》负责政治评论的成员之一。

7　这起案件的详情至今仍未完全澄清。穆罕默德·勒布贾维（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前负责人）曾于1970年解释说埃勒·奥克比是有罪的，但是阿马尔·乌兹加纳在写给夏尔·蓬塞的信中不同意这种说法。

8　加缪的文章还写道：“第二，罗西先生不应该自以为是一次阴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昨天，一位受灾群众给我们（他并不认识我们）来信表示：‘我曾经是支持罗西先生的，但是现在我认为他是一个冷酷之人。’”

9　与伊莱娜·达扬的谈话，1992年。伊莱娜·达扬（1943年嫁给乔治·达扬）曾先后在米什莱和德拉·埃勒-米萨见到过加缪。

10　参见《一次战斗的片断》。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和安德烈·阿布的研究表明，罗歇·弗里松-洛什的系列文章在发表之前早已写好，而刊登时间的选择乃是为了对抗加缪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发表的文章。

11　这一史实由阿日隆在其著作中提及，数字也经过他确认，见《阿尔及利亚当代史》。

12　参见《穷人的儿子》，穆鲁·费拉乌著，瑟伊出版社。

13　共和派军队通过一次新的瓜达拉哈拉战役进行反击，正威胁着已经前进到塞格雷河下游的意大利军队。《阿尔及尔共和报》虽然资金有限，但政治立场却很坚定，它想要避免进行纯粹的宣传，但是未能做到。

14　1939年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分别代表第三帝国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使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左翼遭到精神创伤。希特勒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打算与苏联人谈判的企图失败了，共产党人在巴黎办的报纸《人道报》和《今晚报》感到震惊。各种微不足道或至关重要的事件都在加速发展。8月25日，英国与波兰签署了一项援助条约，同一天，墨索里尼谨慎地请求德国向其提供物资援助，尽管他知道德国无法向他提供；8月26日，比利时开始战争动员；27日，法国恢复了新闻检查制度；29日，德国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30日，波兰开始战争动员；31日，希特勒要求将格但斯克并入德国；9月1日，印有英国小国旗的战争动员告示张贴出来；3日，法国和联合王国向德国宣战。

15　迪扎尔在此引用了国民议会中社会党议员团的表述方式。

16　1938年10月11日。

17　1938年12月14日。此外，在对快讯进行再加工之后，《阿尔及尔共和报》看上去赞同英国选民将《新闻纪事》的一名记者维南·巴特勒特选举为议员，此人对慕尼黑政策持非常敌视的态度。

18　1938年11月19日。

16．读者俱乐部

1　该专栏刊登在第5版。

2　加缪喜欢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小说《同伴们》的那种美国电影式的节奏和活泼的对话，如同男人之间的友谊，“总是带着腼腆”。关于这部小说加缪曾在笔记中写道：“一段了不起的生活经历往往能催生一部强有力的作品，但它不一定能催生一位真正的作家。”在阅读勒内·雅农的一部作品时，加缪顺便思考了新闻从业经历带给小说创作的影响：“……马尔罗曾在某处提到（此处指马尔罗为安德烈·维奥利斯的《印度支那紧急呼救》所写的序言），他认为新闻报道是小说的一种次级形式。”个别时候，加缪会听任自己用宣传的口吻或者几乎是宣传的口吻说话。在提到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式的女英雄多洛莱丝·伊巴吕利的文章和演讲集时，他如此评论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部杰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你听了这种呐喊声之后就再也不会忘记。”不知不觉间，这位年轻的评论者会流露出男性优越的语气，因为他从女英雄的口中听到了“绝望而充满阳刚气的呐喊声”，在他看来能让人想到蒙泰朗！在谈及阿布·艾哈曼·本·埃勒哈发的一部作品时，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就伊斯兰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种令人惊讶的开阔胸襟启发了先知的预言，这种开阔的胸襟激发起对人的尊重。

3　加缪喜欢这本演讲集卷首的题词，该题词说纪德的价值应该根据其美学观进行判断。在加缪看来，纪德是“……本世纪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之一……”加缪坚信文学创作者有权干脆利落地处理政治方面的问题：“……关于纪德政治上的介入，那些沸沸扬扬的讨论都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就社会层面而言，与任何一个有文化教养、宽宏大度、在情理之中有些理想主义的法国人的观点比起来，纪德的观点并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总之，作家和农夫并无高下之分，前者并不会比后者更高明。许多作家，尤其是从伏尔泰到左拉、巴雷斯、巴比塞、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都曾遇到一个窘境：他们凭借什么比一个物理学家或者一个制锁匠更有资格评判政治上的是非、制定行为规范呢？实际上，作家们自己常常免不了会投入论战。加缪提出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酿酒工和女佣的儿子，这个箍桶匠的外甥，对各种潮流抱着怀疑态度，想要继续站在无产者的一边。

4　关于一本无聊的书所作的笔记，该书题为《迷恋自我》，作者是基·马兹兰。在阿尔及尔，嫉妒加缪的人和喜欢加缪的人都拿他与女性的调情和俘获女性芳心的事来做文章。

5　《婚礼集》出版于1939年5月28日。

6　蒙泰朗的书信，卡特林娜与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7　关于吉奥诺作品的笔记写于1939年1月3日。有时候加缪说起话来像个迂夫子。

8　《阿尔及尔共和报》，1938年10月。萨特评论福克纳的文章写于1939年7月。

9　这篇评论文章写于《阿尔及尔共和报》第1期问世之后半个月。

10　阿尔贝·加缪与吕赛特·莫莱的通信，佛罗里达大学罗曼语系资料室。

11　1938年11月11日。

12　加缪的评论言辞尖锐，可怜的玛丽·莫隆写的一部题为《摩尔蒂松街区》的作品倒霉地被挖苦了一番。卖弄学问的加缪评论道：“……仅仅在这部小说的前三章，我就发现了不少于三十首的亚历山大体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要如此评论？因为这部作品让加缪感到恼火，不由得对其进行讥讽：“一部作品不可能整天都被夸赞，这让人疲倦而且不人道。”

13　鲁泽写给彼亚的信，1939年5月16日。

14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巴黎，1940年春的一个星期六。

17．“屁股、悠悠球与蠢妞”

1　让-皮埃尔·弗尔的书信，由科莱特·杜朗提供。

2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39年10月6日、7日。

3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39年10月29日、30日。

4　《共和晚报》，1939年12月13日。

5　参见帕特里克·麦卡锡，《一个批判性的评传》。

6　《手记之一》。

7　同上。

8　与勒内·卡比当的谈话。《共和晚报》再次刊登了1939年10月发表过的一些文章。

9　安德烈·阿布和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是研究加缪笔名的专家，他们认为加缪频繁变换笔名“是为了提防一切压力和威吓，不管是来自市政府的、总督府的，还是来自雇主机构的或报社领导层的，就像1940年1月的意外事件所证实的那样”。我个人认为报社的经费短缺也是加缪变换各种笔名的原因之一。

10　1939年11月6日。

11　写给布朗什·巴兰的信，1939年11月11日星期六。

12　埃米尔·斯科托－拉维纳的见证回忆，1992年。

13　在《一次战斗的片断》中被引用。

14　埃克斯海外领地档案馆，编号704DN13。

15　《每日邮报》，1939年9月23日。

16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39年11月24日、26日和12月3日。

17　1939年3月。

18　尼赞这句话说的尤其是负责外交新闻的记者编者，参见《九月纪事》绪言。

19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20　《阿尔及尔回声报》，1939年12月20日。

21　收藏于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的警方报告。

22　同上。

23　法国海外领地档案馆。

18．布伊斯维尔的一处海滩

1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39年7月25日。

2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39年11月25日。

3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39年9月初。

4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39年9月初，星期四。

5　伊冯娜·杜凯拉尔和加缪通信（1939—1946）的情况，佛罗里达大学。

6　目前没有任何能够查阅到的手稿证明《西西弗的神话》中的这些段落写于1939年末或1940年初。然而很显然，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加缪亲身经历过的。

7　与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2年。

8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38年7月底。

9　同上。

10　同上。

11　A．斯马伊里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0年1月21日。监狱盖的印章规定：“禁止使用邮票和钞票，寄钱应通过汇款方式。”科莱特·杜朗提供。

12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39年8月底，星期一。

13　我们无法将这封信下方关于《人身牛头怪兽或奥兰的歇脚点》的评论全部摘录下来。这本题献给皮埃尔·加兰多的随笔集开始写作是在1939年底，更有可能是在加缪那次逗留奥兰期间，1941年又作过修改。参见“七星丛书”版，吉里约注释。阿尔贝·加缪交给弗朗西娜·弗尔的表姐尼科尔·夏普隆的一本带方格的小练习簿，可能就是《人身牛头怪兽或奥兰的歇脚点》的最初构思。

14　埃德加和拉乌尔·本苏桑的见证回忆，1992年。

15　根据直接当事人拉乌尔·本苏桑回忆，当时他被对方推搡，而间接当事人埃德加·本苏桑则回忆可能其中一个阿拉伯人冒犯了拉乌尔的妻子：“我兄弟告诉我，海滩上有两个阿拉伯人对他的妻子无礼，他要去揍他们。那两个人要么是说了不得体的话，要么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不过我认为他们不至于故意冒犯，阿拉伯人是不敢那么做的……”

16　加缪托付给尼科尔·夏普隆的那本带方格的练习簿上先是写了几处注释（奥兰：……体育俱乐部在举行拳击大赛……阿尔及尔对奥兰……），然后便以这么一句话开始：“在奥兰，吐口水是对别人的侮辱，令人无法容忍，必须当场赔礼道歉。奥兰人都是火爆脾气。一处风景可以令人赏心悦目，但不一定就有多么壮观，甚至可能缺乏壮观之处……”

17　埃德加认为是皮埃尔。

18　这场打斗似乎发生在1939年8月，根据所有健在当事人的回忆，加缪当时不在现场。

19　此处引用的当然是《局外人》中的段落。

20　在1992年的同一天里，拉乌尔和埃德加·本苏桑分别接受了询问。在艾蒂安舅舅看来，这是卡特林娜·加缪的感受。阿尔贝·加缪在跟莫里斯·纳多谈起帕斯卡尔·彼亚时，将他看作是默尔索可能的原型。索维尔·加里耶罗和皮埃尔·加兰多一样，待人疏远淡漠，不管是表面上的还是真的，与默尔索颇为相似。有人撰文说默尔索母亲之死的情节受到索维尔和皮埃尔对待他们母亲去世时态度的启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索维尔的母亲死于1942年3月26日，皮埃尔的母亲死于1949年5月3日。

21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0年2月。

22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0年2月13日。科莱特·杜朗提供。

23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0年2月19日。

24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无具体日期（大约是1940年2月底至3月初）。

25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0年3月23日。

26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3月17日。

27　《手记之一》，1939年11月29日。

19．流亡

1　达尼埃尔·勒涅夫，《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

2　与伊夫·库里埃尔的谈话，1994年。

3　这家报纸每天的平均销售量是180万份，高峰时能卖出200万份，当时法国只有四家报纸的销售量能突破100万份大关。

4　要了解对拉扎雷夫的热情描述，可参见《皮埃尔·拉扎雷夫》，伊夫·库里埃尔著。

5　《巴黎晚报》，1940年3月16日。

6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40年3月23日。

7　亨利·科克兰，《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以及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8　写给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的信，无日期。当时加缪仍住在普瓦利耶旅馆。

9　接受吉里约采访的马尔罗不记得那次和加缪共进过午餐。

10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0年3月，星期一。

11　写给伊莱娜·吉昂的信，1940年4月9日。

12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0年3月，星期一。

13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4月19日。

14　同上。

15　《手记之一》。

16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4月24日。

17　同上。

18　《光明报》，1940年4月5日。

19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5月25日。

20　同上。

21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0年4月22日。

22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4月24日。

23　写给弗朗西娜·弗尔的信，1940年4月12日、18日。

24　后来加缪作过修改，但不是在第一版。他删去了“希望”和“有”之间的一个逗号。

25　非常具有彼亚风格的其他标题新闻还有：“德国的格言是：‘武力优先于法律’，这甚至是德国剩下的唯一格言……”“吉斯林辞职了。哈康七世在自己的军队保护下安然无恙。这位国王打了他的仆人。”“第三帝国教育部长鲁斯特博士今天早上向德国新闻界宣布：‘我们不再是从前那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民族……’对此我们有些怀疑。”

26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5月25日。

27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5月24日。

28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0年5月5日。

29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5月24日。

30　他与托格里亚蒂一道于1921年创建了意共。

31　与让娜·特拉齐尼的谈话，1992—1993年。

20．逃难

1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2　达尼埃尔·勒涅夫，《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

3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标注日期为“星期五”。

4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6月25日。

5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7月8日。

6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6月25日。

7　《巴黎晚报》，1940年7月10日，作者署名亨利·德·盖。

8　《巴黎晚报》，1940年7月4日。

9　《巴黎晚报》，1940年8月10日。

10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7月3日。

11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0年7月8日。

12　与皮埃尔·萨拉玛的谈话，1993年。

13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0年9月23日。

14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0年10月5日。

15　《巴黎晚报》，1940年10月20日。

16　吉勒和让-罗贝尔·拉加什，《占领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的日常生活》。

17　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18　与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2年。

21．暂住奥兰

1　A．卡斯比，《被占领时期的犹太人》。

2　吕西安·阿岱斯的说法，转引自克洛德·辛格，《维希，大学与犹太人》。

3　1941年6月。

4　见埃克斯警察局档案。

5　埃克斯海外领地档案。

6　新版第1期，1940年11月。

7　自1942年起。

8　1941年1月。

9　克洛德·辛格，《维希，大学与犹太人》。

10　与尼科尔·加里耶罗的谈话，1992年；以及与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3、1994年。

11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1月27日。

12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2月18日。

13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2月22日。

14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2月8日。

15　1940年3月21日至4月的手记。

16　与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4年。

17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3月5日。

18　埃德蒙·布吕阿的回忆，赫伯特·劳特曼引述。

19　卡尔·维吉亚尼，“为加缪传记的新作者写下的笔记”。

20　参见与安德烈·贝拉米克的谈话，1992、1993年，以及他的一篇未发表的精彩文章：“奥兰记忆”。

21　我亲爱的绿袖姑娘/竟忍心把我抛弃/我爱你那么久长/梦想着和你永远相依。

22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1年5月。

23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1年6月、1941年夏天的某个星期五。

24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1年8月31日。

25　未标注日期的信。

26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1年10月26日。

27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1年11月8日。

22．“一部重要作品”

1　帕斯卡尔·彼亚写给马尔罗的信，1941年11月21日。

2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3月14日”。

3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3月9日、16日。

4　参见皮埃尔·埃贝，《阴暗年代的〈新法兰西杂志〉》，以及让·波朗，《选择文学》。

5　《新法兰西杂志》，1941年1月号文章。

6　瓦雷里，《纳喀西斯大合唱》，1941年1月1日；艾吕雅，《花与水果的纹章》；纪德，《日记片断》，1941年2月1日。马尔罗拒绝给《新法兰西杂志》写稿并且公开声明，这一态度影响了纪德，并戳穿了德里厄此前声称他愿意合作的说法。

7　皮埃尔·埃贝，《阴暗年代的〈新法兰西杂志〉》，1941年5月。

8　与罗贝尔·马莱在广播电台的谈话，不过这次谈话是在1952年，事件已经过去了很久。

9　让·波朗写给马塞尔·茹昂多的信，1940年12月16日。

10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3月31日。

11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1月1日（凌晨5点）。

12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4月3日。

13　该信发自佩尔讷，见《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14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4月25日。

15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没有日期。

16　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1941年5月5日。

17　写给让·格勒尼耶的信，1941年5月11日。

18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5月20日。

19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5月27日。

20　帕斯卡尔·彼亚写给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1年5月31日。

21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6月2日。

22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1946年5－6月。

23　与杰妮和雅克·维兰的谈话，1995年。

24　让·格勒尼耶的信，1941年7月9日。

25　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1年10月30日。

26　写给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1年11月15日。弗洛朗丝·马尔罗提供。

27　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1年11月27日。

28　安德烈·马尔罗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12月1日。

29　在其回忆录《一个德国人在巴黎》中，海勒常常美化自己扮演的角色。不过就这件事而言，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见证回忆。

30　1941年9月之后。

31　雷蒙·格诺写的区间通信卡片，1942年2月5日。

32　加斯东·伽利马写的区间通信卡片，1942年2月5日。

33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34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3月16日。

35　写给雷蒙·格诺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3月20日。

36　多年后加缪在修改自己的手记时，将“伟大的思想”改为“革命”。

37　《手记之二》。

38　同上。

39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4月1日。

40　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2年4月25日。

41　与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谈话，1993年、1994年。

42　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2年6月11日。

43　伽利马出版社档案。数字由让－皮埃尔·多芬提供。

44　加斯东·伽利马写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5月25日。

45　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2年7月3日。

46　写给让·波朗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6月17日。

47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2年6月。

48　参见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目瞪口呆》。

49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2年5月20日。

50　写给让·波朗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1月12日。

23．哪种荒诞？

1　且不说德语中的那些对应词：abgeschmackt（乏味无聊的），ungereimt（荒谬愚蠢的），widersinnig（不合情理的）。

2　阿尔弗雷德·朱勒斯·艾耶尔，《小说家-哲学家》之八，地平线出版社，第12卷，第75期，1946年3月。

3　参见罗歇·格勒尼耶，《阿尔贝·加缪，阳光与阴影》。

4　参见莫里斯·纳多，《愿恩宠赐予他们》。

24．短促的呼吸

1　与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4年。

2　与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谈话，1993年。同时参见他撰写的《加缪，阳光的兄弟》。

3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1年1月28日。

4　阿岱拉伊德·格伦巴赫的信（写于1942年8月20日至9月15日之间）。雷蒙德·格伦巴赫博士提供。

5　露茜·富莉太太的信，大约写于1970年。

6　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8月23日。

7　吉尔贝尔·加纳，《不能发表的采访》，1952年。

8　写给雅妮娜·伽利马的信，10月6日。

9　与雷蒙德·格伦巴赫的谈话，1993年；以及1990年10月8日的笔记。

10　帕斯卡尔·彼亚写给安德烈·马尔罗的信，1942年11月4日。

11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9月15日。

12　写给克洛德·德·弗雷曼维尔的信，1942年9月6日。

13　加斯东·伽利马写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8月10日。

14　《费加罗报》，1942年7月18－19日。

15　《时代报》，1942年11月3日。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1月4日。

16　加缪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不过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批评者的，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因为他没有将信寄出。这封信“不是作者因为不快而作出的回应”。在任何情况下，加缪都不愿意安德烈·鲁索将信公开发表。这位批评家对默尔索从来不采取主动感到诧异：“您（读者）是否注意到，他总是仅限于回答问题，无论是生活中遇到的还是他人提出的问题，因而他从来不肯定任何东西。对此我只能得出一个消极印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您去推测他的内心态度。”加缪认为寄出自己的回信起不到任何作用：“（默尔索的）这种‘尽量少说’的态度是远非三言两语就能向您解释清楚的，不过我至少感到遗憾的是，您只是肤浅地审视了一下我的作品，就把一种我并不准备承认的庸俗哲学观强加于我。（……）您在时下的杂志上不常见到我的名字，虽然在那上面发表东西非常容易。这是因为我在那上面无话可说，不爱去迎合广告趣味。眼下我之所以要发表用多年时间撰写出来的著作，唯一的原因是它们已告完成，我已经在构思后续的作品。”接着他又强调：“我并不指望这些著作的发表为我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任何敬意，我只希望它们让我得到人们给予任何真诚创作的那种关注与耐心。现在必须承认连这一点也是奢望。”我们不会相信加缪在差一点寄出的信中对鲁索的“真诚的敬意”，不过他的职业性耐心毋庸置疑。

17　写给克里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1942年9月25日。

18　《失足》杂志转载。

19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9月。

20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9月15日。

21　同上。

22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2年10月3日。

23　写给伊冯娜·杜凯拉尔的信，1942年10月20日。

24　同上。

25　同上。并参见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2年10月22日。

26　写给吕赛特·莫莱的信，1942年10月22日。

27　同上。

28　《泉水》杂志，1942年7月－9月号。

29　写给布朗什·巴兰的信，1942年10月16日。

30　这篇文章直到1943年2月才在《南方手册》上发表。

31　至少萨特在70－80年代总是这么对我说的。

32　同上。

33　《南方手册》，1943年2月。

34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1943年3月9日。

35　1942年11月19日，1943年5月17日。此后的重印一直没有断过：1946年4月16日重印6600本……

36　《手记之二》。

37　《手记之二》，时间在10月23日以后。

38　让·莱斯居尔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由作者本人提供。

39　《手记之二》。

40　参见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目瞪口呆》。

41　托马斯·曼的《魔山》发表于1924年。

42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11月4日。

43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11月4日。

44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12月3日。

45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12月7日。

46　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2年底。

47　帕斯卡尔·彼亚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12月25日。

48　让·波朗的区间通信卡，1942年12月15日。

25．抵抗的决定

1　对于1939－1944年间在高原避难的法国和外国犹太人的人数，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2　1952年加缪在尚蓬与玛多和安德烈·贝尼舒的谈话，皮埃尔·贝尼舒的见证回忆，1994年。

3　热拉尔·保隆，《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收容避难者与抵抗，1939—1944》。

4　米歇尔·法布尔盖，见上书。

5　《以赛亚书》，第58章第7节。

6　《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收容避难者与抵抗，1939—1944》。

7　与乔治·冈吉莱姆的谈话，1993年。

8　写给雅尼娜·伽利马的信，1942年12月26日。

9　安德烈·贝泰克斯，《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收容避难者与抵抗，1939—1944》。

10　与皮埃尔和玛丽安娜·费约尔的谈话，1992年。

11　写给雅尼娜·伽利马的信，1942年12月28日。

12　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和区间通信卡，1942年。

13　写给让·波朗的信，1943年3月14日。

14　与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3年。

15　罗歇·勒·弗雷斯捷医生于1944年遭德国人逮捕并被处死。他生前曾从事气胸治疗，目前尚无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加缪曾经与他经常往来，不过加缪不大可能不知道弗雷斯捷医生所从事的抵抗活动。1993年，医生的儿子让-菲利普·勒·弗雷斯捷向我提供了他父亲笔记的复印件。

16　写给让·波朗的信，1943年5月8日。

17　与布朗什·巴兰的谈话，1992年。

18　每当有人来到，厄特利一家人总会招待其住宿。1944年的几个星期里，给“马基”游击队带来经费和第一台无线电接收机的美国人维吉尼娅·霍尔中校，化名迪安娜和拉玛多娜，就曾寄宿在帕讷利耶，不过那是在加缪离开之后的事情。热拉尔·保隆，《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收容避难者与抵抗，1939—1944》。

19　事件发生在1943年12月15－16日夜里。

20　皮埃尔和玛丽安娜·费约尔的见证回忆，1993年。

21　《手记之二》，内容写于1943年3月以后。

22　《手记之二》，内容写于1943年9月之前。

23　1943年6月。

24　安德烈·马尔罗写给帕斯卡尔·彼亚的信，1943年12月4日。由科莱特·杜朗提供。

25　1943年写的12封信。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6　弗朗西斯·蓬日的信，1943年1月20日。

27　弗朗西斯·蓬日的信，1943年3月3日。由热拉尔·保隆提供。

28　同上。

29　《散文诗》，布尔出版社，1943年。

30　弗朗西斯·蓬日的信，9月12日星期天。

31　1943年底。

32　弗朗西斯·蓬日的信，1943年12月29日星期三。

33　《手记之二》。

34　《遗诗》，1947年。

35　勒内·莱诺的信，1943年。

36　勒内·莱诺的信，1943年5月29日星期二。

37　第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9月。

38　加缪为《遗诗》写的序言。

39　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信，1942年8月9日。

40　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信，1943年11月11日。

41　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信，1944年1月6日。

42　《诗歌》杂志，1943年，总第14期。

43　写给爱尔莎·特里奥莱的信，1943年5月23日，转引自罗歇·格勒尼耶编加缪纪念册。

44　《手记之二》。

45　在《鼠疫》的定稿（1946年）里，加缪这么写道：“然而，叙述者的意图并不是要赋予这些防疫培训以超出它们本身的重要意义。如果让今天的很多同胞来叙述，他们可能会经不起诱惑而将事件的重要性加以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加缪看待抵抗运动的眼光在发生着变化。

46　参见《加缪与救援犹太人》，基蒂塔·罗索夫斯基笔记，巴黎第八大学，1978年3月。罗索夫斯基曾是维瓦莱高原抵抗组织的重要成员。

47　罗歇·格勒尼耶甚至在《卡利古拉》中看到了一处对《鼠疫》的影射：这位皇帝说他“代替了鼠疫”。见《加缪全集》。

48　在《阳光与阴影》中，曾经认识彼亚和加缪的罗歇·格勒尼耶注意到，《鼠疫》定稿未保留的塔鲁手记中的一句话让人想到了彼亚：“对于像我一样的那些人来说，死亡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不过是一个事件，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

49　《手记之二》，1942年9月。

50　同上，1942年底。

51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1943年3月。

52　写给阿尔贝·里乌夫人的信，1948年1月14日。在《手记之一》（1941－1942）中，加缪列举了24种与《白鲸》里的象征相关的参照物，并且评论道：“情感、意象能使哲理得到十倍的丰富。”

53　罗歇·格勒尼耶在《加缪全集》中注意到，在一段可能属于塔鲁手记的文字中，“荒诞”一词被“可怕”所取代，“由于厌烦所有人都在滥用荒诞一词”，加缪“开始避免使用这个词”。

54　《手记之二》，写于1943年3月9日以后。

55　同上，写于1943年1月15日以后。

26．甘蓝与抵抗

1　《手记之二》。

2　参见吕西安·加缪的军籍簿。波勒·莱斯佩捐赠的藏品。吕西安·加缪1943年10月24日到达阿雅克肖，随后返回阿尔及利亚，1944年6月9日到达意大利，被任命为中士，1944年9月19日到达法国。

3　与罗贝尔·伽利马的谈话，1995年。

4　写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的信，1943年11月11日，后者与本书作者有联系。国家图书馆原件。

5　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在他1960年发表在《阿尔及尔市政杂志》上的《回忆阿尔贝·加缪》一文中谈到加缪的房间很冷。显然，他弄错了。

6　罗贝尔·伽利马的见证回忆，1993年。

7　在1949年9月8日写给勒内·拉鲁的一封信中，加缪宣布1940年和1941年在阿尔及利亚，他曾“与正在为一场可能的登陆做准备的抵抗部队有联系……”并说他“1943年加入《战斗报》……”：“……我从来没有碰过武器……”他的“小小活动”在他看来“与（他的）那些真正的战士同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8　写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的信，1943年12月20日。

9　写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的信，1944年初，没有日期。

10　写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的信，1944年1月3日。

11　与萨特的谈话，1980年。

12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龄的力量》。

13　德尔得尔·贝尔，《西蒙娜·德·波伏瓦》。

14　莫里斯·纳多，《饶恕投降的他们》。

15　米歇尔·贡达对让-杜桑·德桑蒂的采访，《世界报》，1993年7月2日。

16　与让-弗朗索瓦·雷韦尔的谈话，1995年。

17　与萨特的谈话。与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3年。

18　写给皮埃尔和玛丽亚娜·费约尔的信，1944年1月3日。

19　这件事发生在1944年3月19日。

20　吉勒和让-罗贝尔·拉加什，《占领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的日常生活》。

21　德尔得尔·贝尔，《西蒙娜·德·波伏瓦》

22　玛丽亚·卡萨雷斯，《幸运的侨民》。与玛丽亚·卡萨雷斯的谈话，1993年。

23　西蒙娜·德·波伏瓦，《年龄的力量》。

24　关于个人身份，阿尔贝·加缪1943年填写的是秘书，龙街26号；1944年是秘书，瓦诺街1号，单身；1945年为审读委员，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已婚，2个孩子。这三年里，1943年他（好像）只有两个月时间正式领工资，1944年为7个月，1945年5个月。1942年，他没有提。

25　法国档案馆。

26　《示众柱》，1940年10月10日。

27　吉勒和让-罗贝尔·拉加什，《占领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的日常生活》。

28　评审团成员有：阿尔朗、艾吕雅、布朗肖、布斯凯尔、加缪、马尔罗、波朗、格诺、萨特、让·格勒尼耶、蒂阿尔。

29　《我无处不在》，1943年10月27日。

30　1944年2月。

31　他在二战期间没有在全国作家协会登记，所以很难确定具体加入的时间。

32　让-玛丽·坎托内，《格诺》。

33　加缪1944年春天在巴黎见到了莱诺。

34　克洛德·布尔代回忆是1943年11月，雅克琳娜·贝尔纳回忆是1944年1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1993至1994年。

35　“1944年6月5日在舒瓦希办理”，在1950年9月26日写给国家图书馆馆员保尔·鲁-福耶的一封信中，加缪写道：“我到1943年才和‘战斗’组织有联系。”

36　1943年11月（据雅克琳娜·贝尔纳回忆）或1944年1月（据克洛德·布尔代回忆）。

37　与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1993年。

38　雅克琳娜·贝尔纳的见证回忆，1993年的谈话。

39　1940年年底。

40　1942年，规格为21cm×26cm。

41　亨利·诺盖尔，《从停战到解放期间抵抗运动成员的日常生活》。

42　《战斗报》，1943年8月1日。

43　《战斗报》，1943年10月15日。

44　莫里斯·勒鲁瓦，《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

45　这些文章是靠不住的。参见赫伯特·劳特曼，诺曼·斯托科尔，《阿尔贝·加缪的〈战斗报〉》，魁北克，1970年。与雅克琳娜·贝尔纳的谈话，1993年。

46　1944年4月第15期。

47　写于1943年7月，发表在1943年第2期上。第二封于1944年初发表在《解放杂志》上。

48　写于1943年12月。

49　与雅克琳娜·贝尔纳、克洛德·布尔代的谈话，1993年。

50　从1943年9月起。迪奥尼·马斯科洛，《努力回忆罗贝尔·昂泰尔姆的一封信》

51　1944年5月。让·莱斯居尔回忆录手稿。

27．18万份

1　玛丽亚·卡萨雷斯，《幸运的侨民》。

2　出处同上。

3　与玛丽亚·卡萨雷斯的谈话，1993年。

4　《西西弗的神话》。

5　在美国版的序言中，加缪写道：“《误会》写于1941年。”在1958年的一篇序言中，他写道：“它（该剧）写于1943年。”但最重要的是它是在法国完成的。

6　战后出版的一个版本的序言。

7　参见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8　巴黎解放后，《误会》直到11月才重新上演。

9　《费加罗报》上的访谈，1944年10月15日。

10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信件没有日期——写于解放后，可能是《误会》重新上演后。在同一封信中，波朗对加缪说他比萨特“更敏感”。

11　布里斯·帕兰1943年10月26日写给加缪的信。

12　1944年11月。

13　与雅克琳娜·贝尔纳的谈话，1993年。

14　米歇尔·莱利斯的日记。

15　《战斗报》，1944年8月23日。

16　亨利·米歇尔，《巴黎的解放》。

17　1944年9月底。

18　1944年11月。

19　让伊夫·盖兰，《加缪与第一份〈战斗报〉》。

20　1941年加缪在阿尔及尔已经对夏尔·蓬塞详细阐述过这个观点。

21　萨特直到晚年才改变看法。

22　阿里亚纳·舍贝尔·达波罗尼亚，《雷蒙·阿隆的伦理和政治观》，巴黎政治学院博士论文，政治研究学院，巴黎，1991年。

23　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24　罗歇·格勒尼耶的见证回忆。

25　罗歇·格勒尼耶，《帕斯卡尔·彼亚》。

26　同上。

27　同上。

28　与皮埃尔·考夫曼的谈话，1992年。

29　写给伊夫·迪帕克的信，1947年2月14日。

30　写给皮埃尔-让·罗内的信，1948年11月5日。

28．新的战斗

1　1944年8月31日。

2　1944年10月。

3　与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的谈话，1995年。

4　《战斗报》，1944年9月6日，9月23日和10月1日。

5　与安德烈·马尔罗的谈话，1964年至1965年。

6　《自由之路》（《理性时代》）中的鲍里斯。

7　《战斗报》，1944年9月4日。

8　《战斗报》，1944年8月31日。

9　出处同上。

10　保尔·博丹的文章，1944年11月4日：“西班牙为解放而斗争。”

11　《战斗报》，1944年9月1日。

12　《日记》，1942年5月15日。

13　没有日期，介于1944年到1946年间，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14　让·达尼埃尔，《为了〈战斗报〉的战斗。加缪》，阿歇特出版社。

15　《战斗报》，1944年9月19日。

16　《战斗报》，1944年10月1日。

17　皮埃尔·阿苏里那，《知识分子的肃清》。

18　吉勒和让-罗贝尔·拉加什，《占领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的日常生活》。

19　同上。

20　罗歇·格勒尼耶的转述，《阳光与阴影》。

21　《费加罗报》，1944年9月8日。

22　《战斗报》，1944年10月25日。

23　《战斗报》，1945年1月5日。

24　《战斗报》，1945年1月11日。

25　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参见《雷蒙·阿隆的伦理和政治观》，巴黎政治学院博士论文，1993年。

26　雅克·伊索尔尼，《罗贝尔·布拉斯拉赫案件》。

27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8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29　罗贝尔·贝罗，《吕西安·拉巴特，法西斯主义者之路》。

30　《阿尔贝·加缪与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31　在《公民艺术家素描》一书中，让伊夫·盖兰记录道：“1944年8月21日至25日发表的6篇社论组成了一个值得一读的专题文章系列。此处统计的词汇数据是非常准确的。‘自由’一词是出现最频繁的（14次），‘正义’出现了7次。与行动有关的词明显非常多——‘斗争’（3次），‘战斗’（8次），‘起义’（3次）。令人吃惊的是‘反抗’只出现过1次，而‘革命’出现了5次。政治概念极少——见到过1次‘共和国’、‘宪法’、‘制度改革’，2次‘民主’和‘工人阶级’，4次‘民族’，6次‘政治’和7次‘人民’。相反，我们注意到伦理学概念的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真相’（6次）、‘道德’（3次），‘希望’和‘荣誉’（1次）。最重要的是也许从24日开始政治和军事词汇让位给伦理学词汇。相关词汇有‘道理’、‘团结’、‘幸福’。所有的读者都熟悉了这些词。也许这就是这几篇社论的影响。”在文学批评中，量化往往具有偶然性，但在这里它是有用的，可以突出加缪所选主题的深层次倾向。

32　《战斗报》，1944年8月30日。

33　没有日期的信——在弗朗西娜到达巴黎后。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34　1947年在图尔-莫布尔对多米尼加人发表演说时，加缪说：“……我从来没有停止思索他所说的话。”参见乔治·蒙特耶，《莫里亚克与加缪》，波尔多三大学报，1992年12月，第32期。

35　《战斗报》，1944年10月13日。

36　1944年3月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实际上重启布卢姆-维奥莱特计划，给予几千名“土著”法国国籍。

37　参见穆罕默德·哈尔比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爆发》，让·贝雷格里的《阿尔及利亚，我的母亲》，夏尔-罗贝尔·阿日隆的《阿尔及利亚当代史》和阿义德·艾哈迈德的《一位战士的回忆》。

38　让伊夫·盖兰，《公民艺术家素描》。

39　对于被捕的人数没有争议，但对被判刑的人数有争议。夏尔—罗贝尔·阿日隆说有1476人被判刑，哈尔比说有1307人。

40　夏尔-安德烈·于连，《前进中的黑非洲》。这些数据仍“有争议”。罗贝尔·阿旺记录有6000人死亡，本杰明·斯托哈记录有15000人，阿尔及利亚的《埃尔·穆德加伊德》认为有85000人。没有人质疑是残酷的镇压。

41　参考《阿尔及利亚的1945年5月8日》。R．埃纳德·塔贝写道：“奥兰，5月1日早晨，游行队伍举着横幅从拉米尔村出发，在黑人村AML值班室停下来，然后再次出发，有示威者加入队伍，还多了两新横幅，上面写着：‘释放梅萨利。’警察想要干涉，但遭到石块袭击。随后对阵站开始了，有人用手枪打了几枪。示威者主要使用的是大头棍和刀。有人抬着被子弹击中死去的一个人的尸体和好几个受伤的人。从这时候起，在城里敏感地点启用了保安措施。”

42　《战斗报》，1945年5月18日。

43　《关于阿尔及尔，加缪和偶然》，高区出版社，佩兹纳斯，1982年。

44　雷吉娜·勒博的博士论文，《一个殖民地人民的路线与问题》。

45　雷吉娜·勒博：“1945年10月20日，《法兰西文学》刊登了他的文章：‘欧洲的法国和非洲的法国’，而《当代》拒绝发表长达六页的，题目大胆的‘阿尔及利亚还会继续属于法国吗？’”

46　《战斗报》，1945年5月10日。

47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29．朗贝尔们

1　伽利马出版社档案。

2　帕特里克·麦卡锡，《一个批判性的传记》。

3　与雅克琳娜·贝尔纳的谈话，1993年。

4　与阿尔贝·帕勒的谈话，1993年。

5　与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的谈话，1995年。

6　与皮埃尔·考夫曼的谈话，1993年。

7　贝尔纳·瓦耶纳的见证回忆，《加缪与第一份〈战斗报〉》。

8　莫里斯·纳多，《饶恕投降的他们》。纳多写到《战斗报》小组成员是“精心挑选的”。据他说，《战斗报》拥有“最好的外国政治专家，最好的驻伦敦、罗马和波恩通讯员，在议会和各部有最精明的编辑……”他的话可能有点怀念过去的因素在里面。在招聘人员时有很多偶然和友情的因素。

9　雷蒙·阿隆，《回忆录》。

10　雷蒙·阿隆，《现代》，1945年10月。

11　《战斗报》，1944年8月31日。

12　《战斗报》，1944年9月2日。

13　《战斗报》，1945年6月27日。

14　《战斗报》，1944年9月2日。

15　《战斗报》，1945年4月10日。

16　让伊夫·盖兰，《公民艺术家素描》。

17　《战斗报》，1945年4月10日。

18　1947年4月。

19　让-雅克·贝克尔，《加缪与〈战斗报〉》。

20　1945年3月11日与9月2日。

21　《战斗报》，1945年4月22日与23日。

22　1946年3月17—18日。

23　《战斗报》，1945年9月8日。

24　乔治·贝纳诺斯的信，1945年11月18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5　《战斗报》，1946年10月23日。

26　与吕西安·贝尼斯蒂和米海耶·贝尼斯蒂-莫尼耶的谈话，1992年、1993年。

27　写给马克·贝格伯德的信，1945年12月6日。

28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5年8月6日，星期一。

29　同上。

30　路易·热尔曼的信，1945年10月15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31　威廉姆斯先生的信，1945年11月21日。

32　1945年12月5日。

33　让·格勒尼耶，《手记1944—1971》

34　罗歇·格勒尼耶引述的加缪在1958年的评论，《阳光与阴影》。《卡利古拉》写于1938年至1940年期间，此后到1960年，加缪都没有再碰过该剧。

35　《手记1945—1948》。

36　1945年7月，译自英文。

37　让·格勒尼耶，《回忆录》。

38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39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内容精心选择过的《回忆录》中，很少提到加缪的男性魅力。

40　让·格勒尼耶，《回忆录》。

41　1945年3月15日。《保卫智慧》，“法兰西友谊组织”组织的会议，1945年出版，收录在“杂集”中，而不是“七星丛书”

42　与让·科的谈话，1981年和1982年。

43　与本书作者的通信，1994年。

44　1945年9月28日的信。

45　1945年11月4日星期日。

46　安妮·盖埃诺转述。

30．三条河上的岛屿

1　中央情报局档案，编号62-80405。根据《情报自由法令》，32页中的24页被公开了，其中部分被涂黑，主要是为了保护情报局的“消息来源”不外泄。另见“纽约档案”部分，档案编号105-960，62-80405-4。

2　1946年2月23日。

3　写给路易·巴杜的信，1946年3月4日。

4　1945年12月5日文化交流办公室的信，加缪于1945年12月11日回信。

5　与莫里斯·纳多的谈话，1993年。

6　《旅行日记》。

7　皮埃尔·吕贝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76年10月6日。

8　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1992年，以及外交部档案。

9　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1992年。

10　1946年4月20日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

11　《阿尔贝·加缪与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书信集，1943—1959》。

12　《旅行日记》。

13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6年6月2日。

14　《旅行日记》。

15　1946年3月28日。

16　此次发布会的英文稿发表在《一年两次》上，法文引文改写过。参见《阿尔贝·加缪——记者与政治》，P．C．瓦伊，《现代文学杂志》，第5期。

17　这篇演讲稿的最好的摘要在……中央情报局档案中，编号NY105960。

18　英文稿称“容易激动的”。

19　《旅行日记》。

20　沃尔多·弗兰克的信，1946年3月28日。

21　英文信，1946年5月20日。

22　与亨丽埃特·尼赞的对话，1992年。

23　与马克·波利佐蒂的通信。

24　与米歇尔·维纳韦尔的谈话，1993年。

25　《旅行日记》。

26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7　1946年5月6日。

28　1946年5月26日

29　写给哈罗德·布龙里的信，1955年7月4日。

30　《旅行日记》，1946年4月19日。

31　1946年6月2日。

32　《手记之一》，1936年1月。

33　写给路易·热尔曼的信。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34　《纽约的雨》，只于1947年发表在《形状与色彩》上。这篇散文的主要部分很像是写给雅妮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的片段。文中表达的感情与加缪1945年的感受是一致的。

35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7月8日。

36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1960年至1980年。

37　写给哈罗德·布龙里的信，1946年10月17日。

38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7月29日。

39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10月3日。

31．“恐怖”

1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8月12日。

2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8月21日。

3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9月14日。

4　写给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信，1946年11月8日。

5　参见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格勒尼耶猜测鼠疫的想法“可能始于读到安托南·阿尔托的著名演讲‘戏剧与鼠疫’”，这篇演讲是1933年在索邦大学做的，1934年刊登在《新法兰西杂志》上。

6　写给罗兰·巴特的信，1955年。

7　《服务》，1945年12月20日。

8　《手记》，1946年10月。

9　朱利安·格林《日记》，第五卷。

10　写给皮埃尔·博雷尔的信，1948年10月15日。

11　1948年2月20日。

12　1947年7月28日的信。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13　1948年6月3日的信。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14　我没有找到加缪回信的线索。

15　参见本书作者与索非·拉纳的对话，《快报》，1979年2月3日。

16　1946年8月。

17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18　美联社的采访，1946年10月20日。

19　参见加缪《手记之二》及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20　加缪翻译为“不择手段”。他不是翻译这个词本身，而是这个词表达的感情。

21　《手记之二》。

22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另见《阿隆回忆录》。

23　《手记之二》。

24　加缪也许写的是“保持”。

25　至少这是他33年后对本书作者说的话。

26　参见《事物的力量》。两次获得雅克-洛朗·博斯特确认。

27　1946年5月5日被否决，41.6%的反对票。

28　参见《夜晚的〈局外人〉》，“旧书”丛书，拉丰出版社。

29　参见《事物的力量》，及马梅纳的日记手稿，由她的双胞胎姐姐塞丽娅·古德曼转述。

30　写给其姐塞丽娅的信，1946年11月3日。

31　同上。

32　《手记之二》。

33　与塞丽娅·古德曼的通信。

34　科斯特勒引述，没有日期，《夜晚的〈局外人〉》。

35　1945年11月，参见《事物的力量》。

36　没有日期。

37　P．布吕内尔教授的课程“唐璜的神话”，1974—1975，巴黎四大，索邦。

38　没有日期的信，在重返阿维尼翁前。

39　日期有好几种可能性。提到选举表明他是在1946年11月10日前后写的。在《即兴剧》有关材料中有一些写在几张记事本纸上的凌乱的笔记，表明加缪希望写完它。1946年11月11日开始的系列文章“不要牺牲品，不要刽子手”也有助于确定日期。其中有一句话提到了维尼：“他希望成为刽子手，用他本人来偿还罪孽……”《即兴剧》如果完成，应该还包括一首歌曲。

40　1946年12月4日。

41　1946年10月4日。

42　参见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43　《手记之二》。

44　《手记之二》，1947年1月前。

45　大致如此，这是《反抗者》第一章的概要。

46　这部作品1975年后被翻译。阿隆授权的传记作者尼古拉·巴夫赫告诉我不可能确定阿隆阅读波普的作品的时间。

47　据让-皮埃尔·戈达尔的《法共的孤儿》。

48　《手记之二》，1946年9月至10月。

32．种种苦涩

1　写给路易·热尔曼的信，1946年1月20日。

2　雷吉娜·于尼耶的信，1945年。

3　雷吉娜·于尼耶的信，1947年3月22日。

4　1947年4月15日。1945年，在他们通信之初，雷吉娜·于尼耶住在纽约第65大街。后来，她迁往加利福尼亚。加缪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没有见到她。

5　写给雷吉娜·于尼耶的信，1945年8月。

6　写给费约尔夫妇的信，1947年2月24日。

7　辨认的困难使我们得到加缪很多信的副件。

8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47年1月2日。

9　参见伊夫-马克·阿桑波出色的作品《从生到死，〈战斗报〉的历史，1941—1970》，书中对报社的财务灾难——以及思想上的灾难——有详细的记叙。

10　让·布洛克-米歇尔写给加缪的信，1957年2月7日。

11　罗歇·格勒尼耶，《帕斯卡尔·彼亚或虚无的权利》。以及与罗歇·格勒尼耶的谈话，1993年。

12　在斯特拉斯堡，1947年4月14日。

13　《战斗报》，1947年4月22日。

14　《战斗报》，1947年4月23日。

15　1947年6月17日。

16　与莫里斯·纳多的谈话，1993年。

17　与雅克琳娜·贝尔纳、罗歇·格勒尼耶的谈话，1993年，以及与克莱特-迪朗·多米尼克的谈话，1994年。

18　《手记之二》。

19　1947年6月16日。加缪写给读者的67封信。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0　写给图拉蒂埃的信，1947年8月28日。

21　伽利马出版社的“白色系列丛书”从1947年到1959年卖出25.6万本，比《局外人》在1942年11月至1959年4月期间的销量多出10万本。

22　1947年6月27日。

23　与莫里斯·纳多的谈话，1993年。

24　1947年6月25日。

25　写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明信片，1947年7月或8月5日。

26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7年6月22日。

27　1947年7月1日的信。

28　同上。

29　《第一人》的第一部分的题目为“寻找父亲”。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是他的这部作品中自传色彩最明显的。加缪给相当于他自己的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安排的年龄是4岁。事实上，当他站在父亲的墓前时，他已经34岁了。

30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7年8月13日。

31　与罗贝尔·伽利马、雅尼娜·伽利马、罗歇·格勒尼耶的谈话，1992年、1993年、1994年。另见劳特曼的《阿尔贝·加缪》。

32　虽然情节经过精心改写，但《若纳斯》仍是加缪的中篇小说中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篇，1952年收入合集《流放与王国》发表。

33　第11期，日期为11月。

34　从1947年起。与让·达尼埃尔的谈话，1993年。关于《卡利班》的历史，参见科琳娜·勒努的DEA论文《〈卡利班〉，一位特别的记者的经历，1947—1951》。

35　与让·达尼埃尔的谈话，1993年。关于《卡利班》的历史，参见科琳娜·勒努的DEA论文《〈卡利班〉，一位特别的记者的经历，1947—1951》，伽利马出版社，1953年。

36　伽利马出版社，1953年。

37　加缪194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轰动——，1948年为3篇，1950年1篇，1951年2篇。参见C．勒努的硕士论文。

38　1948年4月。

39　让·达尼埃尔，《剩余的时光》。

40　1948年6月。

41　《行动》，1948年7月14日与20日。

42　《左翼》，1948年10月7日。

43　《卡利班》，第20期。

44　这句话是让-弗朗索瓦·雷韦尔说的。

45　科琳娜·勒努准确指出当《卡利班》——1950年，第39期——发表了《正义者》的一幕，加缪重新获得了力量，再度拒绝把暴力合法化，并自我辩护自己没有屈服，他清楚明白地说：“有人以为我建议人们待在家里，袖手旁观。事实是如果说我建议过什么，那肯定不是躲起来。就像你们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要知道当监狱的狱卒有孩子时，我们是否能够杀死他，以便逃跑，而是知道是否连狱卒的孩子也杀死，来释放所有的囚犯。其中的差别可不小。”

46　《卡利班》，1949年6月。

47　《卡利班》的倒数第二期，1951年。

33．“亲爱的同志”

1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2　《自由射手报》，1948年2月27日。关于革命民主联盟的历史，参见夏尔·龙萨克，《生命中的三个名字》；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以及雅克·福韦，《第四共和国史》。

3　《费加罗报》，1948年1月20日。

4　夏尔·龙萨克，《生命中的三个名字》

5　《社会党的战斗》，1948年3月19日。

6　同一天，1948年11月9日。

7　像通常情况下那样，警察局的统计数字是2500人，而组织者说有5000人。大街上还有很多人。

8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1957年、1960年、1981年。

9　1948年11月19日。

10　《卡利班》，1949年2月。

11　写给勒内·拉鲁的信，1949年11月9日。

12　1949年1月29日和30日，萨特和加缪都没有参加革命民主联盟领导委员会组织的会议。加缪不是委员会成员。他们也没有参加1949年4月30日在索邦大学阶梯教室举行的示威活动以及在冬季赛车场举行的“反对独裁与战争国际日”的活动。

13　由科莱特·尚贝朗提供的资料。

14　与科莱特·尚贝朗的谈话，1995年。

15　国际联络小组的第一份公报，1949年，由达尼埃尔·马蒂内转载在1960年5月第23期《见证》上。

16　克劳迪与雅克·布瓦耶尔，《找回的幻象》。

17　写给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的信，没有日期，时间在1948年以后，从帕勒姆寄出，由科莱特·尚贝朗转述。

18　《战斗报》，1944年10月1日。

19　写给艾蒂安·伯努瓦的信，1952年3月12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0　与罗贝尔·伽利马的谈话，1992年。

21　写给安娜·布拉瓦尔的信，没有日期，1944年底。

22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没有日期，40年代末。

23　写给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的信，1952年11月8日。

24　拉扎雷维克在敖德萨的法国海军和士兵中做秘密宣传工作，于1924年在莫斯科被捕，罪名是鼓动工会重新开始阶级斗争的“某个工人小组”的煽动分子。1927年和1928年在巴黎，他站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在意大利，他参加了左翼和法西斯的巷战。后来，他在列日做矿工，非法返回法国，被驱逐出境。拉扎雷维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呐喊》上写文章，对参加罢工的纺织工人发表演讲，在比利时坐了几个月牢，创办了《工会的觉醒》。1939年，他反对战争。他在被拘禁后逃走，其后被软禁在瓦尔省的噶尔德-弗赫讷和德拉吉尼昂。

25　与科莱特·尚贝朗的谈话，1994年。

26　参见《使命》。罗斯迈尔把他在塞纳-瓦兹省佩里尼的房子借给创立第四国际的一些活动分子。他和妻子与娜塔莉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重逢，并替他们照看孙儿。罗斯迈尔受雇为巴黎区政府写公文，经常去塞纳河边上的旧书店和奥德翁剧院。他了解最后一批印象派画家，尤其是毕沙罗。他喜爱萧伯纳和易卜生的作品。受易卜生的《罗斯迈庄》的启发，他在为《新时代》和《工会战斗》写戏剧批评时，使用了阿尔弗雷德·罗斯迈尔这个笔名。

27　《列宁时代的莫斯科》第一篇序言草稿。

28　手稿。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9　写给保尔·罗西尼尔的信，1952年7月18日。

30　瓦格汉姆大厅，1952年11月30日。

31　写给阿尔瓦多·德·阿尔博尔诺兹的信，1948年12月8日。

32　1949年2月。

33　1949年1月31日17点30分。

34　写在笺头印有伽利马出版社和《新法兰西杂志》的一张纸上，没有日期，时间在1947年或1948年之后。

34．“独一无二的女人”

1　与罗贝尔·伽利马的谈话，1992年。

2　与雅尼娜·伽利马的谈话，1993年。

3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2月10日。

4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3月25日。

5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4月15日。

6　1948年5月。

7　与玛丽亚·卡萨雷斯的谈话，1993年，及玛丽亚·卡萨雷斯，《幸运的侨民》。

8　写给玛丽亚·卡萨雷斯的信。

9　让·格勒尼耶，《手记》，1964年1月22日。

10　玛丽亚·卡萨雷斯，《幸运的侨民》。

11　同上。

12　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13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49年6月2日。

14　《手记之二》，1950年1月10日。

15　与卡特琳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年。

16　《克莱夫王妃》改写本初稿。

17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他写作《正义者》的时期。

18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9年2月16日。

19　在索雷尔，一天晚上安娜心情不好，一个人待在卧室里。因为她没有把玩具收拾好，挨训了。米歇尔给孩子们买很多玩具，但要求他们摆放整齐。加缪对安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如果觉得不愉快，那是因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做完，然后就会觉得心情好了。安娜把玩具收拾整齐了。阿尔贝对孩子有一个原则：要相信自己，别做傻事。与雅尼娜和安娜·伽利马的谈话，1993年。

20　1947年7月起。

21　路易·吉尤的信，1946年1月11日。

22　路易·吉尤的信，1946年9月16日。

23　路易·吉尤的信，1948年5月12日。

24　路易·吉尤的信，1947年7月，星期三。

25　1953年继《同伴们》之后，加缪在《平民之家》再版时写的前言。《平民之家》的第一版出版于1927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26　让·格勒尼耶，《手记》，1970年6月24日。

27　同上，1952年10月26日。

35．三个朋友

1　罗歇·路易、罗贝尔·伽利马、于尔班·波尔热的见证回忆，1991年、1992年、1993年。

2　夏尔诗集德文版的序言，1958年。

3　加缪的文章，广播稿，1949年。

4　写给鲁的信，玛丽-克洛德·夏尔在《与勒内·夏尔同行》中曾引用过。

5　《伊普诺斯的书页》。

6　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7　《出生与白天》。《一种友谊的风》，1965年。

8　写给勒内·夏尔的信，1946年11月19日。

9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

10　空降连的一份官方证明文件明确说明“亚历山大”（夏尔当时的化名。——译者注）参加了“当前的战争，时间超过三个月”，他负责执行一级任务，军衔为上尉。夏尔是空降连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的负责人，地区联络网负责人皮埃尔-米歇尔少校的副手，整理空投场地以便接收战时装备。他还组织过几个战斗小分队。夏尔受伤后，于1944年5月回到北非。当他到达阿尔及尔时，看见他的兄弟们在山路上燃起篝火欢迎他。他曾筹备在地中海登陆。玛丽-克洛德·夏尔，《与勒内·夏尔同行》。

11　《出生与白天》。《一种友谊的风》。

12　《手记之二》，1947—1948年。

13　《手记之三》，1953年。

14　写给勒内·夏尔的信，1949年11月7日，由玛丽-克洛德·夏尔转述。

15　《婚礼集》片段，夏尔洛出版社，1947年，以及《夏天》片段，伽利马出版社，1944年。

16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48年7月29日星期四。信的开头为：“亲爱的右舷和左舷。”

17　在1950年6月出版第11期后倒闭。

18　写给皮埃尔·贝尔热的信，1951年12月21日。

19　与让娜、于尔班和雅克·波尔热，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谈话，1992年、1993年、1994年。

20　尤其是在1951—1952年度假期间。

21　与让娜和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3年。

22　写给勒内·拉鲁的信，1949年11月8日。

23　参见安妮·科昂·索纳尔，《萨特》。

24　让·格勒尼耶，《回忆录》。

25　《手记之二》。

36．“链霉素40克”

1　1949年2月22日。

2　1949年3月29日。

3　1949年3月4日的信。

4　参见《罗歇·尼米耶》，作者马克·当布尔。

5　罗贝尔·伽利马不认为尼米耶会不知道加缪是肺结核患者。谈话，1995年。在马克·当布尔的尼米耶传记中，这句话经常变来变去，令读者不知所措。

6　1949年2月。

7　写给罗歇·塞杜的信，1948年12月8日。

8　写给马克·布朗潘的信，1946年10月17日。

9　1948年9月。

10　1938年。

11　罗歇·塞杜的信，1948年10月12日。

12　写给加布里埃尔·米纳尔的信，1949年1月。

13　写给维多利亚·奥冈坡的信，1949年6月13日。

14　与阿尔贝·科塞的谈话，1993年。

15　玛德莱纳·若索转述。

16　《旅行日记》。

17　里约，1949年7月。

18　《手记》，1949年7月25日。

19　《手记》，1949年8月2日。

20　《手记》，1949年8月10日。

21　与雅尼娜·伽利马的谈话，1994年。

22　吉尔达·加巴格利亚告诉本书作者的话，1994年。

23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累西腓，1949年7月。

24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25　他在南美之行后接受的访问，日期不明。

26　写给勒内·夏尔的信，1949年8月8日。

27　写给叙贝尔·卡热的信，1951年6月12日。

28　这是《流放与王国》中的第六篇小说，1957年出版。

29　参见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惊讶》。

30　同上。

31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这次的开头是“亲爱的正面和反面”，1950年2月1日。

32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0年3月21日。

33　加伯希，1949年。

34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50年2月1日。

35　《手记之三》。

36　写给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50年7月2日。

37　写给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50年8月2日。

38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0年8月17日。

39　写给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50年8月2日。

40　8月15日星期天。

41　1950年2月底。

42　加伯希，1950年2月底。

43　加伯希，1950年5月。

37．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号，花园一侧

1　加斯东·伽利马的手腕很灵活，他出版了一些德国作家的作品：1941年的歌德，随后还有艾克哈特、特奥多尔·冯塔讷、霍夫曼、瓦格纳……

2　法国档案馆，伽利马的档案，1945年11月2日的信。

3　萨特和波朗给法庭提供了差不多同样的证词：面对法庭，他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伽利马出版社没有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加缪多次为伽利马提供有利的证词，声明：“我在秘密状态下领导《战斗报》的工作，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一直是我与那些与我有联系的《战士报》的活动分子约会的地方。”加缪与波朗、帕兰和罗歇·马丹·杜伽尔同一天作证，都是1946年6月28日。法国档案馆，编号19565EMRP5/123。

4　同上。

5　1949年起。

6　某些审读记录在珍本书交易市场上和书目中被发现。

7　加缪写给苏珊娜·拉比什的信，1046年11月12日。当时她刚被聘为秘书：“我很高兴。亲爱的夫人，请接受一个绝对不能被称为大师的人的最美好的祝愿。”

8　与让·科的谈话，1981年。

9　这封信的草稿写在笺头印有伽利马出版社的纸上，1994年以650法郎的价格卖给了珍本书收藏者。

10　写给S．C．的信，1949年9月26日。

11　1953年7月。

12　写给J．P．A．的信，1958年4月1日。

13　写给茨维克林斯基的信，1947年6月4日。

14　出版于1948年。

15　与保尔·贝尼舒的谈话，1993年。

16　关于让·布洛克-米歇尔的书《一位值得尊敬的人》——1956年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的审读卡片。第四张于1994年在巴黎以950法郎的价格卖出。

17　写给J．V．的信，1958年5月7日。

18　写给M．B．的信，1945年9月28日。

19　写给卡特布·亚希纳的信，1948年10月24日。

20　写给居伊·迪米尔的信，1954年7月23日。由克莱特·迪米尔转述。

21　写给梅内特利耶的信，1957年7月10日。

22　写给M．P．的信，1956年7月9日。

23　写给罗歇·吉里约的信，1958年6月4日，由他本人转述。

24　从1945年起。1947年10月22日，他批评了伊科尔的一些中篇小说：“您能够写出好得多的作品。”差不多十年过后，伊科尔在1957年10月31日写给加缪的信中提到“你曾经如此直截了当地对待我”。

25　写给卡米耶·布尼凯尔的信，1946年1月24日。

26　罗贝尔·潘热写给本书作者的信，1993年10月29日。

27　哈里·朗萨姆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

28　写给玛格丽特·尤瑟娜尔的信，1947年3月24日。

29　写给弗雷德里克·格朗代尔的信，1945年9月27日。

30　1945年。

31　写给C．W．米沃什的信，1954年10月24日。

32　写给路易·吉尤的信，1949年11月17日。加缪写了上千封信——1950年他说，每个月100封。

38．院子一侧

1　与安娜、雅尼娜、勒尼和罗贝尔·伽利马的谈话，1992年、1993年、1994年。另见皮埃尔·阿苏里那，《加斯东·伽利马》。

2　写给安德烈·马尔罗的信，没有日期。

3　《新法兰西杂志》，1947年7月新闻简报。

4　维奥莱特·勒迪克写给加缪的信，1945年8月24日。

5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1993年。

6　儒勒·鲁瓦，《残忍的回忆》。

7　1952年，出版社的部分作者有莫里斯·加尔松、安德烈·莫鲁瓦、乔治·杜亚梅、儒勒·罗曼、埃杜阿尔·埃里奥。

8　1943年，没有日期，由罗歇·吉里约找到。

9　一个偶然的机会，极端和平主义者戴维斯对波朗承认他会重新成为飞行员，对那些不承认他的世界政府的恶毒国家扔炸弹。波朗转述（《我是谁？》）。

10　萨特的信，没有日期（“上周末在德国法兰克福，我觉得厌烦死了”）。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11　写给让·波朗的信，1953年8月2日。

12　《手记之三》，1951年。

13　《手记之三》，1953年。

14　《现代》，1948年7月。

15　《费加罗报》文学副刊，1956年8月30日。

16　让·格勒尼耶，《手记》。

17　1955年1月6日。

18　《反与正》序言。

19　1953年11月20日，加缪抗议词作家及曲作家协会主席想从他改编《精神》获取的报酬13万法郎中抽取7万。加缪的态度很坚决：如果这件事不平息，他保留把此事公诸于众的权利。他认为委员会的成员“没有花点工夫去读拉里韦的文章”，就把他交给自己改编。

20　苏珊娜·阿涅利写给尼科尔·朗贝尔-伽利马的信，1956年5月29日。

21　1953年4月。

22　写给F．J．唐普勒的信，1948年11月4日。

23　写于1949和1951年。

24　写给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1年1月31日。

25　纪德于2月19日去世。

26　与吕西安·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年。

27　可能是在1951年2月。

28　根据议事日程，交战双方7月26日第一次会晤。

29　让·格勒尼耶，《手记》，1951年8月4日。

39．反抗

1　与米海耶·贝尼斯蒂-莫尼耶的谈话，1992年。

2　让·格勒尼耶，《手记》，1970年1月16日。

3　巴黎学区写给加缪的信，1954年5月7日。

4　与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谈话，1992—1995年。

5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6　让·格勒尼耶，《手记》，1954年1月8—9日。

7　《手记之三》。

8　同上。

9　写给布朗什·克诺普夫的信，1947年12月8日。哈里·朗萨姆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

10　1950年10月或11月，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1　发表在《存在》上。

12　乔治·巴塔耶的信，1949年3月5日。1945年7月3日，巴塔耶写信给加缪说：“……我读了你对反抗的意见，就和我早已预见到的那样，我完全同意的你的观点。”

13　与布莱安·菲彻的谈话，1993年。

14　让·格勒尼耶，《手记》，1944—1971年。

15　皮埃尔·贝尔热的访谈，1952年2月15日：“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本书是一本心里话。”在《反抗者》出版后，加缪一再说：“我不是哲学家，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哲学家。”

16　1950年至1952年期间写给一位身份不明的通信人的一封信的片段，出现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2年的档案中。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资料。

17　同上。

18　在《反抗者》出版前，当时和后来的记者中仍然留在法共的有雅克·德罗吉、皮埃尔·埃尔韦、让-弗朗索瓦·卡恩、罗歇·布希诺、雅克和克劳迪·布瓦耶尔、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塞尔日·朱利、克洛德·安热利、安托万·斯皮尔，画家蒂姆和一位职业革命者阿兰·克里维纳。一些有影响力的医生如吕西安·伊斯拉埃尔还留在法共。法共的最后一次退党潮发生在1960年，带头的是哲学家让·埃伦斯坦，导演安托万·维泰和画家爱德华·皮尼翁，法共遭受严重破坏。

19　《大约1949》。与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3年。

20　匈牙利革命被华约组织的军队扼杀后，地理学家皮埃尔·乔治与历史学家阿兰·贝藏松、弗朗索瓦·菲雷、安娜·克里格尔、埃曼纽尔·勒鲁瓦·拉迪里、莫里斯·勒贝赫鲁，菲利普·罗比厄、马克西姆·罗丹松（高等研究学院）离开了法共。某些知识分子虽然已经不是法共的同伴，但还是它的同路人。

21　《手记之二》，1946年。

22　由罗歇·吉里约细致地抄录。最初的手写的提纲：

1. 伊壁鸠鲁
卡里克利斯
文艺复兴
17世纪

2. 浪漫主义和路济弗尔的反抗
弥尔顿和拜伦
维尼
好强盗（？）的概念；巴尔扎克

3. 对恶的反抗
伊万·卡拉马佐夫

4. 对人类的反抗
尼采

5. 无条件的反抗
超现实主义
反抗的精神与革命运动真正结合的时期。“非理性主义运动把理性作为武器”。

后来，加缪——这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做了调整，把分析的范围扩大了：

3. 革命的概念
民族的概念

4. 虚无主义
全体性的内涵
弑神

5.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全体性的外延和统一性的获得
今天的反抗：

1. 反抗是什么
2. 革命不可能是什么样的
3. 艺术

在另外的纸上写的另一个提纲：

A．反抗运动

B．创造

C．反抗与革命

D．形而上的反抗

还有另外两个提纲，一个关于“革命的荣誉”，另一个关于“爱与杀人”，参见“七星丛书”《散文集》，第1622、1623、1624页。

最后，该书的结构如下：

引言

I．反抗者

II．形而上的反抗

该隐的儿女们

绝对的否定

一个文学家

花花公子的反抗

拒绝得救

绝对的肯定

唯一的人

尼采和虚无主义

反抗的诗歌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虚无主义与历史

III．历史上的反抗

弑君者

新福音书

处死国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行动

弑神者

个人的恐怖行为

抛弃道德

三个着魔的人

高尚的杀人者

什加列夫主义

国家恐怖主义与非理性的恐怖

国家恐怖主义与理性的恐怖

资产阶级的预言

革命的预言

预言的失败

目的之王国

全体性与审讯

反抗与革命

IV．反抗与艺术

小说与反抗

反抗与风格

创造与革命

V．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虚无主义的杀人

历史的杀人

节制和过度

南方思想

超越虚无主义

23　参见M．魏扬伯格，“加缪的思想”，《现代文学杂志》，1979年第9期，以及在“加缪哲学”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

24　关于加缪读过的书，参见罗歇·吉里约《散文集》，以及让伊夫·盖兰，《公民艺术家素描》。这些书保存在加缪在巴黎夫人街的书房里。

25　参见《不完美的过去》，作者托尼·朱迪特。

26　参见让-路易·帕内，《鲍里斯·苏瓦利纳》。

27　《纽约时报》，1966年。

28　1965年弗朗索瓦·菲雷和德尼·里歇的《法国大革命》（阿歇特出版社），1978年弗朗索瓦·菲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伽利马出版社）。菲雷——我们可以说他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既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有权利——像加缪一样——批评类似克洛德·马佐里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菲雷是历史学家，而加缪是文学家。围绕菲雷的著作所做的“讨论”，虽然更深入，但也更有限。请注意，菲雷后来被指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国家主义，当然，还是保守主义者。

29　关于无可指责的正统的革命观，参见菲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

30　加缪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欣赏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和新派历史学家们是不同的。参见菲雷1993年1月14—20日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文章“既不是暴君也不是英雄，寡言少语的路易”。总的评价是：旧制度的最后一位君王是一名有德行的、平庸的、有责任感的、优柔寡断的统治者。

31　《法国文学插图史》，内容准确，条理分明。1940年至1950年间多次再版。某些总督学不仅编写教学大纲，而且通过教材——基础知识的载体——把文学等级制的观念带到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去。

32　后来大家说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种奇怪的表述方式——，因为大多数时候，实际上在知识阶层中占统治地位的左翼却说右翼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

33　“安德烈·布勒东对我们说”，作者让·迪谢，《费加罗报》文学副刊，1946年10月5日。

34　1948年。罗歇·瓦扬仅在1952年才如此，1956年没有再这样做。

35　K．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普隆出版社，1956年。波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预言：1．历史预测：指的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事件。2．创造性科学技术预言，使我们知道为了取得某种我们希望的结果我们能够采取的手段。历史决定论者仅限于预测，波普指出：“这是历史决定论的核心错误。”历史决定论的“诸进化规律”是绝对趋势；它们作为规律，不取决于起始条件，并使我们难以抗拒地沿着某种方向走向未来。它们是无条件预测——与常规的科学预言相反——的基础。加缪的看法相同，关于《反抗者》他曾在手记中写道：“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大部分预言与事实有冲突，而同时他的预测却成为一种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信仰。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预言是短期的，可以控制。而预测是长期的，宗教的可靠性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根本不可能加以证明。”他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断地孤立地预测，这种预言不可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

40．“小汽艇”和“装甲舰”

1　《艺术》周刊经常发表布勒东的文章。几个月以后，超现实主义的新老卫士们推出了一本名为《论反抗》的小册子，出版商是“黑太阳”和“立场”出版社，主编是弗朗索瓦·迪·梅奥和夏尔·奥特朗。加缪接到了约稿信，但拒绝参与。再后来，布勒东和他的支持者又出版了《论针对性的反抗》，该书是《街道》杂志的特刊。

2　致P．贝桑热的信，1952年7月1日。

3　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的谈话，1993年。

4　让·格勒尼耶，《日记》，1952年3月7日。

5　致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1年11月20日。

6　塞丽娅·古德曼公布的信。

7　1951年12月末，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1971年。

8　在和加缪正式打交道之前一周，布尔代发表了一篇4页长的文章，题为“存在阿尔及利亚的秘密警察吗？”文中对阿尔及利亚当局和警察的所作所为大加抨击。

9　奇怪的是，让·格勒尼耶在其《回忆》中只提到了皮埃尔·埃尔韦的“很负面的评论”及《法兰西观察家》上刊载的文章。我们经常以一种简单化的眼光看待《反抗者》引起的争端，将其理解为赞成它的“右派”媒体和反对它的“左派”媒体（无论是共产党的媒体还是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媒体）之间的对抗；但事实上，应该以更具超越性的视角来理解这起非常复杂的事件。

10　《现代》杂志，1947年11月。

11　致伊洛·德·弗朗塞基的信，1952年2月8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的手稿。

12　《文学小报》，1952年2月。

13　梅萨利自1952年5月14起被软禁于他在法国的寓所。

14　可比较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15　汉娜·阿伦特致加缪的信，1952年4月21日。

16　W．贡布罗维兹致加缪的信，未标注日期。

17　我们看到作者以一种巴尔扎克的方式反复修改14页的草稿。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

18　《现代》杂志第81期，1952年7月号；第84至85期，同年10月、11月号。

19　参见萨特在1960年3月为尼赞的《亚丁·阿拉伯》所作的序言，其时加缪已死。

20　参见弗朗索瓦·菲雷，《圣西门基金会报告》，1994年5月，及《20世纪的革命热情》，后者是《幻相的过去》（1995年）一书的节选，罗贝尔·拉封和加尔芒·勒维出版社。

21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与该书作者的谈话，1981年。

22　阿里亚纳·舍贝尔·达波罗尼亚，《雷蒙·阿隆的伦理与政治观》。

23　雷蒙·阿隆，《回忆录》。

24　阿里亚纳·舍贝尔·达波罗尼亚，《雷蒙·阿隆的伦理与政治观》。

25　让·科致作者的信，1992年。

41．“在玻璃球中”

1　与让娜·特拉齐尼和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2年、1993年。

2　与勒内、罗贝尔、雅尼娜和西蒙娜·伽利马，以及迪奥尼·马斯科洛的谈话，1992至1995年。

3　让·波朗未注明日期的短信，该信的内容是关于《反抗者》引起的争论。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捐赠。

4　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5　致让·波朗的信，1952年9月17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捐赠。

6　与玛丽亚·卡萨雷斯的谈话，1992年。

7　《手记之三》，1952年。

8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极权的诱惑》。

9　《手记之三》，1952年。

10　罗歇·吉里约，《随笔集》，未刊稿。

11　路易·吉尤的信，1952年8月18日。

12　1952年10月21日。

13　朱利亚尔出版社。

14　致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2年9月17日。

15　致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2年12月19日。

16　致克洛德·拉瓦尔的信，1953年1月15日。

17　《没有人性的土地》，普隆出版社，1948年。

18　1952年11月的通信。

19　我曾经心怀犹疑地列席了《现代》杂志编辑部在波拿巴街召开的对萨特决定的讨论会。

20　参见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

21　1953年3月5日。

22　《手记之三》，1953年10月。

23　致亚里桑那大学的拿破仑·特朗布莱的信，1954年10月4日。

24　《手记之三》，1954年。

25　同上书，1954年12月14日。

26　致罗歇·吉里约的信，1955年6月30日。

27　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28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3年4月10日，星期五。

29　关于这两部戏的详情，参见罗歇·格勒尼耶和罗歇·吉里约的记载。

30　《时文集》第一辑，1950年6月出版；《时文集》第二辑，1953年9月出版。

31　《夏天》于1954年1月出版，这套丛书还包括战争期间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以及在1950年重版的《婚礼集》，还有后来于1958年出版的《反与正》。

32　参见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

33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3年7月13日，塞丽娅·古德曼公布。

34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3年10月8日。

35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3年10月10日。

36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3年10月20日。

37　弗朗西娜·加缪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3年10月26日。

38　致玛尔特·索格勒的信，1952年5月18日。

39　致玛尔特·索格勒的信，1953年9月9日。

40　与勒内·普瓦利耶的谈话，1992年。

41　《阿尔贝·加缪和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42　也可参见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4年1月18日。

43　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的谈话，1993年。

44　致于尔班·波尔热的信，1944年1月30日。

45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4年3月14日。

46　与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2至1994年；与罗歇·吉里约的谈话，1993年；罗歇·吉里约致作者的信，1994年。

47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4年3月23日。

48　让·格勒尼耶的转述，可上溯到1963年8月。

49　致雅尼娜和米歇尔·伽利马的信，1954年4月23日。

50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4年4月20日。

51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4年4月20日。加缪在信中用下面几个英语句子说明了他掌握这么语言的程度：“我想按照你的要求，用你们那该死的语言给你写信，可我担心这并不有趣，反而显得傻里傻气。下面就是那关于虐恋情结的好笑的故事。受虐者对施虐者说：‘哦，伤害我，狠狠地伤害我。’施虐者看着这可怜的家伙，带着微笑——最后是怜悯的、胜利者的微笑——，慢慢地说：‘决不’。”

52　致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信，1954年5月2日。

53　致米歇尔和雅尼娜·伽利马的信，1954年6月8日。

54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4年6月21日。

55　致波尔热一家的信，1954年7月29日。

56　致马梅纳的姐姐塞丽娅的信，1954年8月10日。

57　致让娜·西卡尔的信，1954年9月29日。另一封写于同年岁末的信补充说：“弗朗西娜处在病期恢复期，我必须每天在家里吃饭。”

58　致让娜·波尔热的信，1954年11月12日。

59　1955年1月5日，他问勒芒能否给他提供镇静药阿米妥纳（Amytal Sodium）。

60　《手记之三》，1958年8月4日，星期一。

42．1954年11月1日

1　这样的场面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又将再次出现。

2　《手记之三》。

3　1951年12月。

4　1954年9月9日。

5　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其起因的详细叙述，参见伊夫·库里埃尔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新版，拉封出版社。

6　和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至1993年。

7　参见伊夫·库里埃尔，《阿尔及利亚战争》。

8　穆罕默德·哈尔比，《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爆发》。

9　同上。

10　加缪的老朋友伊夫·布尔儒瓦上尉在二战结束时遇到克里姆·贝尔·卡西姆，当时他是布尔儒瓦手下的中士。

11　1954年11月12日。

12　《人道报》，1954年11月8日。

13　《世界报》，11月4日，伊夫·库里埃尔征引。

14　和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3年。

15　贝朗报告的结论，1955年。

16　参见奥马尔·卡尔利耶的论文“政治的社会化和通往现代化之路”。另一位战士范法尼认识梅萨利的人。卡尔利耶花数年时间采访了几百人，没有人提到加缪的名字。与奥马尔·卡尔利耶的谈话及他给作者的信，1995年。

17　参见夏尔-罗贝尔·阿日隆，《阿尔及利亚当代史》及穆罕默德·哈尔比，《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爆发》。

18　卡特林娜和让·加缪的捐赠。

19　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两轮投票结果是：

第一轮：

罗兰·多热莱：《欢乐时光》（雷蒙·拉·维尔尼亚）

亚历山大·阿尔努：《欢乐时光》

安德烈·比利：《黑孩子》（卡马拉·雷）

菲利普·埃希阿：《名士风流》（西蒙娜·德·波伏瓦）

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名士风流》

雷蒙·格诺：《名士风流》

阿尔芒·萨拉克鲁：《贵族们》（米歇尔·德·圣皮埃尔）

弗朗西斯·加尔科：《名士风流》

热拉尔·鲍尔：《转变》（让·勒维尔齐）

第二轮：

罗兰·多热莱：《欢乐时光》

亚历山大·阿尔努：《欢乐时光》

安德烈·比利：《名士风流》

菲利普·埃希阿：《名士风流》

皮埃尔·马克·奥尔朗：《名士风流》

雷蒙·格诺：《名士风流》

阿尔芒·萨拉克鲁：《名士风流》

弗朗西斯·加尔科：《名士风流》

热拉尔·鲍尔：《名士风流》

20　龚古尔评审委员会的决议文件第二卷（1954至1976年）节录。所有的投票者已经去世。

21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22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

23　西蒙娜·德·波伏瓦致萨特的信。

24　《现代》杂志，1954年4月号。西蒙娜·德·波伏瓦在6月和7月号上发表了“梅洛-庞蒂和伪萨特主义”一文。

25　切斯拉夫·米沃什，《新观察家》杂志，1994年6月9日。

26　保罗·维恩，《诗歌中的勒内·夏尔》，1990年。

27　与罗贝尔·伽利马的谈话，1992年。

28　致A．迈尔小姐的信，1955年1月7日。

29　和让娜·特拉齐尼的谈话，1992年。

30　这是马尔罗可能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讲过的话，许多年后（1969年1月）让·格勒尼耶在其《手记》中予以转述。

31　夏尔-罗贝尔·阿日隆，《阿尔及利亚当代史》。

32　《手记之三》，1951年。

33　让·达尼埃尔，《剩余的时光》；他和作者的谈话，1993年。

34　弗朗索瓦丝·吉鲁，《特别的教益》。

35　《法兰西观察家》，1955年5月25日。

36　在论萨特的部分，吉鲁写道，这“主要是一个误会”。萨特是“哲学家……也是狡猾的戏剧人，还是老谋深算的滑稽剧作者……灵巧的小说家、有经验的连载作家”。她的结论是，人们可以透过萨特的喜剧面具，“直面他的诚实”。《巴黎大全》里没有描写加缪。

37　参见让·达尼埃尔，《剩余的时光》。

38　让·达尼埃尔，“我是怎样融入部落的”，《星期四见闻》，1993年5月19日。

39　事实不假，文章却是冒名顶替的。

40　与弗朗索瓦丝·吉鲁的谈话。

41　1951年。

42　让·达尼埃尔的明信片，1955年10月30日。

43．“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

1　1954年5月。

2　见《阿尔贝·加缪研究丛刊》第六辑，“阿尔贝·加缪，《快报》的社论作者（1955年5月至1956年2月）”。保罗·F．斯梅作导言并注释。

3　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至1971年。

4　《快报》，1955年7月9日、23日。

5　雷吉纳·勒·波，1955年8月6日的信，《一个殖民地居民的经历和问题》。

6　致埃德蒙·布吕阿的信，1955年12月5日。

7　参见雷吉纳·勒·波的信。

8　伊夫·库里埃尔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概论，《非洲豹的时代》。

9　1955年9月25日，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0　让·格勒尼耶，《日记》，1955年10月9日。

11　1955年9月25日。

12　《快报》，1955年10月21日。

13　《快报》，1955年11月1日。

14　《快报》，1955年11月4日。

15　《快报》，1955年11月8日。

16　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至1971年。

17　1955年12月7日的信，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附录。

18　《快报》，1955年12月30日。

19　参见《地中海研究》第七辑，让·达尼埃尔在“在加缪的航迹里”引录。在加缪的朋友们看来，这是对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治哲学意识的最准确的叙述。

20　致夏尔·蓬塞的信，1955年12月28日。

21　让·达尼埃尔，《剩余的时光》。

22　让·格勒尼耶，《日记》。

23　致夏尔·蓬塞的信，1955年10月13日。“我不太喜欢《快报》头几期的文字风格。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发表自己的看法的。”

24　和罗兰·西姆内的谈话，1993至1994年。

25　伊夫·库里埃尔，《阿尔及利亚战争》。

26　《手记之三》。

27　作者和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书信来往，1994至1995年。

28　杜瓦尔主教在1993年向我提供了这份报告。在主教看来，迪索修士是“总主教府”的代表。

29　有些人估计出席的人数有1500到2000人，但提索认为只有500人。

30　和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书信，1994年。也可参见加缪和罗斯费尔德的通信。

31　和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2、1993年。

32　和范妮·雷诺·科洛纳的谈话，1994年。

33　1958年5月和1961年4月，在极端分子中间。和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通信，1993年。

34　1958年5月21日，被触动了的加缪对蓬塞提到了这起事件：“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够拯救这些生命，那么，它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毫无价值。”参见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35　《阿尔及利亚日志》，1956年1月23日。

36　《快报》，1956年1月26日。

37　让·格勒尼耶，《回忆阿尔贝·加缪》。

38　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

39　一篇发表于1956年8月24日的名为“忠于西班牙”的文章记录了《见证》杂志某期上的一篇序言。《见证》带有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40　让·格勒尼耶，《日记》。致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信，1956年2月27日。

41　让·达尼埃尔，《加缪》，阿歇特出版社。

42　1958年2月7日。维昂松-蓬代在5月17日通知加缪，他将接替雅克·福韦担任《世界报》的国内政治部的主任。

43　罗贝尔·纳米亚，“加缪和各国友人在昂热的聚会”，1984年6月，亦参见他1993年和作者的谈话。

44　罗歇·吉里约重新发现的手稿，日期为1957年2月。

45　和弗朗索瓦丝·吉鲁的谈话，1993年。

46　致安德烈·罗斯费尔德的信，1956年2月26日。

47　阿尔及利亚的市长们的联合宣言，1956年20日发布。

48　关于更多的过程细节，参见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44．囚徒的叫喊

1　没有注明日期。

2　致维韦特·布洛克的信，1956年3月31日。

3　《手记之一》。

4　截至1992年2月19日，《堕落》的法文版共印刷了1774426本。

5　和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4年。

6　与罗歇·吉里约的谈话，1993年；吉里约致作者的信，1994年。

7　和罗歇·吉里约的谈话，1994年。

8　《手记之二》。

9　我至少听见萨特说这话有四次之多。

10　我引录了罗歇·格勒尼耶在《阳光与阴影》里的原话。

11　《第一人》。

12　《世界报》，1956年8月31日。

13　参见罗歇·吉里约对七星版《堕落》的评论。

14　《现代》杂志，第123期，1956年3、4月合刊。

15　“修正主义及其偶像”，《现代》，1956年2月。

16　致尼古拉·达尼洛夫的信，1956年2月23日。

17　马尔维纳·埃克奥特的信，1958年5月9日。

18　致马尔维纳·埃克奥特的信，1958年6月10日。

19　罗歇·格勒尼耶，《帕斯卡尔·彼亚或虚无的权利》。

20　乔治·迪迪耶的信，1956年6月。

21　《笔记》，1956年7月27日。

22　1958年。

23　路易·米盖尔的信，未标注日期。

24　《世界报》，1956年5月30日。

25　2月28日的演说。

26　《世界报》，1956年6月3、4日。

27　《快报》，1956年6月8日，文章署名为托马斯·勒鲁瓦，这是几个《快报》的合作者经常使用的笔名。

28　1956年6月9日。

29　夏尔·蓬塞，“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不予起诉的决定是由科尔尼格利翁-莫里涅签署的，时间是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后。加缪告诉蓬塞，“让干了些不谨慎的蠢事。”

30　1957年7月10的不起诉的决定解脱了他。

45．黑心的银莲花

1　《流亡与王国》在1957年出版。

2　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至1971年。

3　这篇小说写成于1956年。见罗歇·格勒尼耶，《阿尔贝·加缪，阳光与阴影》。

4　弗朗索瓦丝·吉鲁的信，1956年12月10日；加缪的回信写于12月14日。

5　致米歇尔·布盖的信，1956年6月15日和7月5日。

6　该计划是罗歇·吉里约在加缪1957年的通信中发现的，但它无疑形成于更早的时期。

7　致让·维拉尔的信，1953年10月24日；维拉尔致加缪的信，1958年1月29日。

8　从加缪在这一阶段的活动来看，我很难接受赫伯特·劳特曼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加缪似乎有一个历时数年的“封笔期”。事实上，加缪的戏剧活动不能被看成是对创作的简单替代（即使他重新为媒体撰稿也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更遑论戏剧）。劳特曼的观点经常被引用。但接受这个结论就意味着相信戏剧（改编、编导）是较为次要的创作行为，这和作家本人的理解大相径庭。

9　卡特林娜·塞莱斯手里有好几份计划清单，内容小有出入。

10　《轻蔑的时代》、《阿斯图里亚斯的反抗》、《对十字架的虔信》、《精灵》、《有趣的病情》、《对一位修女的追思》。此外他还有四部原创剧本：《卡利古拉》、《误会》、《戒严》和《正义者》。

11　《西西弗的神话》。

12　他是卡特林娜·塞莱斯在英国时的医生。

13　和让·达尼埃尔的谈话，1993年。

14　1959年5月12日电视播出的“大计划”。加缪诉说了他从1952年起日益强烈的情愫。

15　关于昂热戏剧节的情形，参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4年。

16　未注明日期的笔记，但有迹象显示写于1953年之后。

17　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年。

18　1953年11月。

19　致科斯特勒的信，1952年1月4日。

20　《对一位修女的追思》是根据两部福克纳的作品改编的，它的最早的雏形可追溯到1931年。参见罗歇·格勒尼耶，《阳光与阴影》。

21　古安特洛的信，1956年5月4日。

22　致古安特洛的信，1956年5月15日。

23　《世界报》的采访，1956年8月31日。

24　1956年4月。

25　《哈佛辩护士》的调查，1951年。

26　《对一位修女的追思》法文版序言，古安特洛，伽利马出版社，1957年。

27　路易·乔丹的信，1956年11月28日。

28　致路易·乔丹的信，1956年12月27日。

46．沉默之路

1　1956年3月12日。

2　吕西安·加缪的信，1957年4月9日。

3　1956年9月30日。

4　1956年12月24日。

5　同日。

6　与罗兰·西姆内的谈话，1993和1994年。

7　见穆罕默德·哈尔比，《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爆发》。

8　让·格勒尼耶，《日记》。

9　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10　致让·塞纳克的信，1957年2月10日。

11　让·塞纳克的明信片，1957年9月26日。卡特林娜和让·加缪捐赠。

12　1957年6、7月。加缪和科斯特勒的书，连同让·布洛克-米歇尔论司法传统的资料，已由卡尔芒·勒维出版社出版。

13　让·格勒尼耶，《日记》。

14　和罗兰·西姆内的谈话，1993至1994年。

15　和保罗·贝尼舒的谈话及通信，1995年。

16　致斯蒂芬·斯宾德的信，1957年4月18日。

17　1957年3月15日。

18　让·格勒尼耶，《日记》，1957年7月9日。

19　致雅尼娜·法尔库-里瓦尔的信，1957年9月29日，未刊，由雷吉纳·勒·波引录。

20　致法尔库-里瓦尔的信，1958年1月11日。

21　参见雷吉纳·勒·波的论文。

22　作于1957年5月3日。

23　分别在1957年7月25日和2日、15日。

24　1956年1月。

25　《手记之三》。

26　致乌兹加纳的信，1955年9月5日。

27　1956年1月20日。

28　致伊莱娜·达扬的信，1956年12月4日。

29　皮埃尔·里迪的信，1956年12月25日。

30　1956或1957年12月25日的信。

31　致皮埃尔·里迪的信，1957年1月8日。

32　伊夫·德谢塞勒的信，1957年7月26日。

33　吉泽尔·哈里米，《橙之乳浆》。

34　致勒内·科蒂总统的信，1957年9月26日。

35　致居伊·摩勒的信，1957年10月28日。

36　致勒内·科蒂总统的信，1957年10月28日。

37　致皮埃尔·斯蒂伯的信，1957年12月4日。

38　1957年12月4日。

39　1958年1月2日。瑟里姆·梅努什的信写于1957年12月24日。

40　致勒内·科蒂总统的信，1958年3月17日。

41　让·达尼埃尔的信，1958年12月2日。

42　致莫里斯·巴丹的信，1958年12月16日。

43　1958年12月16日，加缪提出了长长的两张声援名单（具体名字省略）。1958年之后，他还为此继续致信戴高乐、马尔罗和司法部长埃德蒙·米什莱。

44　热尔曼娜·蒂永的信，1959年1月3日。

45　致法庭庭长的信，1959年2月8日。

46　和瑟里姆·梅努什一样，1959年11月20日。大部分处决都发生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之前。

47　罗贝尔·梅尔勒的信，1956年11月13日和26日；加缪致梅尔勒的信，1956年11月14日。

48　《世界报》。1957年11月15日。

49　“如果没有马尔罗”，《法兰西观察家》上的文章。

50　加缪致克洛德·布尔代的信，1955年5月27日。

51　赫伯特·劳特曼引用，此话据说为雷蒙·西戈戴本人所说，但“西戈戴很快就对这句话感到后悔，但他再也没有机会向加缪表达自己的遗憾之情。”

47．代价

1　和帕特丽西亚·布雷克的谈话及通信，1993至1994年。

2　和让·科的谈话，1992年。

3　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4　1947年6月22日，吕西安·莫里致信加缪：“您也许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在讨论您本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应该避免让媒体卷入此事。”阿雷尼乌斯的信，1949年2月8日。

5　有资格推荐诺奖候选人的人士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其它一些学术团体的成员、在大学教授文学史和语言的教授、以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还有若干国家的作家协会的主席。

6　和奥蒂勒·德·拉勒纳的谈话，1992年，以及拉勒纳的注释。

7　奥蒂勒·德·拉勒纳的注释，未刊。

8　这几次得奖分别是在1904、1915、1921、1927、1937、1947、1952年。至少每十年就有一次。

9　和罗歇·吉里约的谈话，1993年。

10　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至1971年。

11　和弗洛朗丝·马尔罗的谈话，1994年。

12　例如在一封致皮埃尔·德·布瓦德伏尔的信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58年10月8日。

13　和勒内·伽利马的谈话，1993年。

14　和勒内·伽利马以及密的谈话，1993年。

15　致尼科尔·夏普隆的信，1957年11月19日。

16　《世界报》，1957年10月18日。

17　《费加罗报》文学副刊，1957年10月26日。

18　让·格勒尼耶，《日记》，1957年10月22日。

19　《人道报》，1957年10月18日。《星期天晨报》上勒巴泰的文章发表于10月20日，阿埃当斯在《巴黎通讯》上的文章发表于10月19日，彼亚的文章则发表于10月18日。

20　莫里斯·纳多，《向他们致意》。

21　同上书。

22　《舟》，1957年11月。贝尔纳·弗兰克后来修正了他的看法。

23　1957年11月20日的信。

24　和玛德莱娜·若索的谈话，1993年。

25　致路易·热尔曼的信，1957年11月19日。

26　致罗贝尔·纳米亚的信，1957年11月24日。

27　致玛德莱娜·夏普萨尔的信，1957年11月20日。

28　R．P．布吕克贝尔热的信，1957年11月21日。

29　1957年12月4日。

30　艾马纽埃尔·贝尔回忆加缪，《确证》，1960年6月。

31　致布朗什·克诺普夫的信，1957年9月4日，存于奥斯丁的德克萨斯大学。

32　布朗什·克诺普夫的信，1957年10月18日。

33　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的谈话，1993年。

34　加布里埃·波诺大使致法国外交部的明码电报，1957年10月18日。

35　大使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报告，1957年12月18日，第973号。

36　和西蒙娜·伽利马的谈话，1993年。

37　在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加缪的语言是“让人记住”。书面文本和瑞典电台的录音相比有7处不同。

38　Adès-INA，1965至1989年。

39　参见勒特12月11日发自布拉格的电报，该电文引证了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一篇宣传文章。

40　《世界报》，1957年12月14日。

41　多米尼克·伯尔曼的文章，载《世界报》，1957年12月14日。那句关于母亲的正义的话没有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当地媒体上，也不见于英国的报纸。它来自布鲁尔斯特罗姆和伯尔曼的回忆，作者曾与他们通信。

42　《世界报》上的同一篇文章。

43　和布鲁尔斯特罗姆的谈话，1994年。1994年，布鲁尔斯特罗姆认为加缪作出了反击：“这时候，有人可能往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扔炸弹，而我母亲就在车里。如果这就是您所说的正义，那么我首先要捍卫母亲，而不是这种正义。”

44　多米尼克·伯尔曼没有保存这份录音带。他和作者的通信，1994年。

45　参见《于贝尔·伯夫-梅里和〈世界报〉》，皮埃尔-安德烈·布当在电台的发言，阿尔特出版社，1995年。

46　皮尔·佩尔森的录音报道，瑞典电台。

47　和布鲁尔斯特罗姆的谈话通信，1994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之家爆发的这场争论中，文学史和政治史的话题占了主要地位。

48　皮尔·佩尔森的录音报道和当地报纸的报道。

49　《费加罗报》文学副刊对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行程的详细报道，1957年12月21日，星期六。布鲁尔斯特罗姆的证词，1994年。

50　瑞典电台的报道。我们可以在两盘磁带上听到加缪题为《人，作家》的演讲，整理者是吕西安·阿岱斯，AdèsINA，1965至1989年。

51　瑞典电台的采访。

52　《瑞典演讲录》。

53　参见《作家的权利和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

54　加缪在演讲中密集地使用“艺术”和“艺术家”这两个词（共出现148次），赋予它们种种丰富的含义。

55　保罗·F．斯梅，《阿尔贝·加缪在沉默中》。和罗贝尔·马莱的谈话，1959年1月29日。

56　国家图书馆像章保存室主任的信，1957年11月15日。加缪的回复，1957年11月22日。

57　安德烈·谢内波伏瓦的信，1957年12月25日。

58　致安德烈·谢内波伏瓦的信，1958年1月3日。

59　《舟》，1957年12月刊。

60　让·塞纳克的信，1957年9月18日。

61　IMEC文件，附录于1957年9月18日的信。

62　玛多·达扬的证词，1993年。

63　玛丽·埃尔伯的证词，1993年。

48．一位“近视眼”？

1　1957年的最后一周。

2　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3　和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谈话，1992年。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1994年。也可参见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的《停止的呼吸》一书。

4　自1957年2月起。被加缪在其日记中称为“密”的女人，希望本书作者不要公布她的姓名。

5　和阿尔贝·科塞及皮埃尔·贝尼舒的谈话，1993至1994年。

6　让·格勒尼耶，《回忆》。

7　1992和1994年的谈话。

8　《世界报》，1958年1月16日。

9　致雅克·厄尔贡的信，1958年3月18日。

10　于勒·鲁瓦，《野蛮的回忆》。

11　让·格勒尼耶，《日记》，1958年3月5日。

12　根据夏尔·戴高乐协会主任皮埃尔·勒弗朗、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和贝尔纳·特里科的说法，戴高乐的档案中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任何记录。阿兰·佩尔菲特也不记得曾听将军谈到过加缪。夏尔·蓬塞认为加缪是在科隆贝见到戴高乐的，但这不太可能。也许将军是在巴黎接见加缪的。

13　尼科尔·夏普隆的证词，1993年。她是听表妹弗朗西娜说的。费尔南德·弗尔也提供了同样版本的回忆，这是费尔南德·弗尔听一些朋友说的，让·格勒尼耶记录下来这一版本。

14　和路易·贝尼斯蒂的谈话，1993年。

15　《手记之三》。

16　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17　和吕西安的女儿吕西安娜·马洛斯尼的谈话，1992年。马洛斯尼夫人告诉作者，吕西安烧毁了他的弟弟的来信。

18　皮埃尔·布朗夏尔的来信，1958年6月16日。

19　《世界报》，1958年7月31日。

20　致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8年7月28日。

21　这个数字还要再加上395本珍藏本和1050本波内版的精装本。

22　《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内中有关于1957年岁末的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

23　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1958年1月22日，加缪曾和他们一起庆祝过一个节日。

24　戴高乐将军致加缪的信，1959年3月27日。

25　让·拉库蒂尔，《安德烈·马尔罗》。

26　1958年7月1日。

27　和玛丽亚·卡萨雷斯的谈话，1994年。也参见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28　尽管进行过认真地追寻，但这份航海日志目前仍旧踪迹全无。但有不少人见过它。

29　《手记之三》，1958年6月11日。

30　《加缪和让·格勒尼耶的书信集》。

31　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32　参见让·达尼埃尔，《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

33　普隆出版社，1958年。

34　尽管得到司法部犯罪和赦免处主任弗朗索瓦·法雷蒂的协助，我目前仍然无法提供因为加缪和其他人的干预而被赦免的人的准确名单。

35　自1958年起。见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36　和罗歇·吉里约的谈话，1993年。

37　见克劳迪和雅克·布瓦耶尔，《找回的幻象》。

38　《法兰西观察家》，1958年10月30日。

39　1958年10月。

40　1958年。参《快报手册之六》。

41　1958年11月12日。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42　安德烈·罗斯费尔德，《蓝图上的阿尔及利亚》，巴科尼耶出版社，阿尔及尔，1959年。罗斯费尔德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加缪（他和作者的通信，1993年），而是指“两三个巴黎朋友混合而成的形象”，自1958年5月13日以来，他已经“失去”了和他们的友谊。

49．“我不喜欢重复”

1　雅克·勒马尔尚，“萨拉·伯恩哈德”，《城市戏剧杂志》，第15期，1972年1月。

2　加缪后来把这些笔记提供给了卡特林娜·塞莱斯。

3　加缪对这一计划的介绍。

4　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年。

5　加缪有伽利马1955年出版的七星丛书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该版本包括《群魔》和作家的创作手记，以及《穷人》。

6　此外加缪还借鉴了若干人的评论，首先是舍斯托夫的《死亡的启示》和《悲剧哲学》。

7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8年4月7日。

8　参雅克·勒·马里内勒，“从小说到戏剧”，载《阿尔贝·加缪和戏剧》，雅克琳娜·列维-瓦朗西编。

9　罗歇·格勒尼耶引录，《阳光与阴影》。

10　苏珊娜·阿涅利致卡尔·维吉亚尼的信，1959年6月23日。

11　致雨果·维托尔的信，1958年。

12　和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3年。

13　同上。

14　打印文稿，米什里娜·罗藏提供。

15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8年7月17日。

16　和米什里娜·罗藏的谈话，1993年。

17　1958年11月7日的文件。

18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9年8月29日。

19　“皮埃尔·布朗夏尔、阿尔贝·加缪，戏剧工匠”，《西蒙风》，第31期。

20　《费加罗报》，1959年1月30日。

21　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年。

22　《世界报》，1959年1月31日。

23　《艺术》周刊，1959年1月4日。

24　《巴黎通讯》，1959年1月31日。

25　《人道报》，1959年2月3日。

26　《解放报》，1959年2月6日。

27　月刊和季刊的评论文章更有条理，也总是在彩排之后较长时间才问世。因此和报纸和周刊相比，它们不会对一出戏的效果产生致命的影响力。在《圆桌》杂志上，亨利·古耶分析了戏剧改编的限度和其悲剧风格的特点：“在这一幕幕跌宕起伏的灾难事件面前，观众是否有时间去感受那既超验又内在于人物，并凌驾于世界的混乱之上的冷酷命运呢？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疯狂，人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这里，他再也无法现身告诉我们，这种疯狂究竟来自何处。”见《圆桌》，第135期，1959年3月。另可参见雅克·勒·马里内勒的文章“阿尔贝·加缪和《群魔》——从小说到戏剧”，载《阿尔贝·加缪和戏剧》，IMEC出版社。

28　《〈群魔〉、〈群魔〉手记和〈穷人〉》，《手册之一》、《手册之三》，节录。皮埃尔·帕斯卡尔序，鲍里斯·德·施雷泽和西尔维·吕诺译注。

29　和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3年。

30　参见西蒙娜·贝里沃的信，1959年1月26日，2月6日。在评论文章纷纷问世之后，这位剧团经理对这出戏的长度和开支发出了警告：“得从第三幕的开头开始删减了。”贝里沃夫人告诉加缪：“亲爱的阿尔贝，如果再过两个月，我不得不撤下《群魔》这出戏，又当如何呢？您得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但加缪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无意对剧本进行任何修改。

31　马塞尔·卡尔森蒂的信，1959年4月11日。

32　皮埃尔·莫瓦诺的信，1959年5月20日。

33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9年11月19日。

34　参见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文化部希望加缪承担的工作带有很强的公众性质，即发展一种具有探索性的纯粹艺术剧，一种大众文化。可是，加缪没有和文化部签订任何财务协定，以保证在出现亏损时剧团能够得到国家的补贴。

35　克里斯蒂安·卡萨德苏斯的信，1959年11月4日。

36　1959年6月26日。

37　米什里娜·罗藏公布的材料。

38　皮埃尔·莫瓦诺，《账目种种》。和F．巴代和A．基鲁的谈话。莫瓦诺已经丢失了那封信，但还记得其中的最后一句话。

39　主要的问题仍然是财政实力。按照加缪的计算，如果每场戏卖出100张300法郎的票、300张500法郎的和同样数量的1000法郎的票，那么每次演出还会亏损95000法郎。为此他申请5025万法郎的补助。国家也许能负担1/3的费用。作为剧团经理，加缪要求获得选择剧目和演员的绝对自由，还希望能自主挑选技术和行政人员。他希望签订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3年之后可以重新考虑是否续约。他将为剧团的收益和亏损承担个人责任，当然这必须是在补贴到位的前提下。在剧团的工作之外，他还将保留从事创作和导演工作的权利。

50．教堂大街

1　米什里娜·罗藏公布，同时还公布了她1958年3月28日致加缪的信。

2　他将一直走到帕西，把马莱、蒙梭公园、讷伊、蒙马特、星形广场、战神玛尔斯广场（这个地方离圣日尔曼并不太远）等地排除在自己的选择之外。

3　《手记之三》。

4　按赫伯特·劳特曼的说法，中介人让·科尔尼是勒内·夏尔的朋友的朋友。

5　弗朗西娜·加缪对赫伯特·劳特曼的谈话。

6　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购买协议签署于1958年10月18日。

7　和苏珊娜·吉努和卡特林娜·加缪的谈话，1992年。

8　《夏天》，1950年。

9　和克里丝蒂安娜·弗尔的谈话，1992年。

10　苏珊娜·阿涅利致美国学者卡尔·维吉亚尼的信。加缪很信任维吉亚尼，许诺将允许他查阅他的笔记和未发表的手稿。

11　苏珊娜·阿涅利的笔记，1959年5月4日。

12　7月9、10、11日。

13　致安娜·伽利马的信，1959年8月29日。

14　《手记之三》。

15　和玛丽亚·卡萨雷斯、卡特林娜·塞莱斯及密的谈话，1992、1993、1994年。

16　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

17　致卡特林娜·塞莱斯的信，1958年8月8日。

18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9　1953年的笔记：

《第一人》

计划？

1）寻找父亲

2）童年

3）幸福的岁月（1938年生病）。幸福之余起而行动。平静之后感到强烈的解放感。

4）战争和抵抗

5）女人们

6）母亲

……

20　沃尔夫拉姆医生是他的一位朋友。

21　致维克多·万德的信，1957年11月3日。万德曾要求他撰文叙述在地下刊物《战斗报》做主编时的经历。

22　致乔治·布兰的信，1959年5月27日。

23　和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的谈话，1993年。

24　和莫里塞特·贝尔纳的谈话，1994年。

25　加缪告诉罗贝尔·马莱，他曾销毁过许多页手稿。

26　在第四次阿尔及利亚之行中，1958年2月2日至5日。

27　1959年10月。和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谈话，1992年。也可参见夏尔·蓬塞，“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

28　包括多个方面，哪怕是节约的倾向方面。

29　《阿尔贝·加缪和让·格勒尼耶书信集》。

30　致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1959年11月17日。

31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9年11月19日。

32　1959年夏末，和让·德·梅松瑟勒的谈话，1992年。

33　致卡特林娜·塞莱斯的信，1959年12月7日。

34　《手记之三》。

35　致弗朗西娜·加缪的信，1959年12月12日。

36　弗朗索瓦·迈耶的笔记，夏尔·蓬塞引录，见“阿尔贝·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也参见保罗·F．斯梅，《阿尔贝·加缪在沉默中》。斯梅的书把加缪的回答和让-玛丽·多梅纳克的话相提并论：“我出身左派，我也将作为左派死去，可是我不可能看不到左派的衰落。”

37　《服务》杂志的采访，1945年12月20日。

38　1959年12月16日。

39　致赫尔舍尔·迈耶博士的回答，1959年12月16日。

40　加缪在信上注明“1959年9月18日”，但邮戳显示它是12月18日投递的。

41　和弗洛朗丝·马尔罗的谈话，1994年。

42　致米什里娜·罗藏的信，1959年12月22日。

43　他给《重建》杂志的回信是在1959年12月29日。A．普吕涅的西班牙语译文稍有出入。这是加缪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

44　致卡特林娜·塞莱斯的信，11月26日，星期四，1959年12月1、13和23日。

45　和苏珊娜·吉努的谈话，1992年。

46　和于尔班·波尔热的谈话，1993年。

47　保拉·莱斯普（吕西安·加缪的女儿）公布。

48　致路易·热尔曼的信，1959年10月20日。

49　卡特林娜·塞莱斯公布。

50　和罗贝尔·伽利马、卡特林娜·加缪、玛丽亚·卡萨雷斯、卡特林娜·塞莱斯的谈话，1992至1995年。也参见让·格勒尼耶，《日记》，1944至1971年。

51　在伽利马一家去格拉斯之前，出版商罗贝尔·拉封建议米歇尔乘坐火车。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伽利马一家要顺路探访加缪。和罗贝尔·拉封的谈话，1994年。

52　夏尔在这段纸条的背面（纸条可能写于1959年11月6日）写道：“加缪11月7日去鲁尔马兰”。国家图书馆收藏。

53　勒内·夏尔的朋友罗歇和贝尔纳黛特·路易公布。此前稍早，1959年12月19日，加缪也写过一张“给勒内·夏尔”的纸条：“在上苍给予他的短暂的时光里，他散发出光和热，却一往无前地奔向死亡。为风吹拂，为风收获，昙花一现的果实，却不失为太阳般的创造者，这就是人，从远古走来的人，他为生命的转瞬即逝而骄傲！”加缪沉浸在为唱和夏尔而作的散文诗中。很久以前，他曾给夏尔写道：“说这种如此宽阔，又如此正确的语言，对我并无难处。可要真正找到它，或许就不那么容易了。”（致夏尔的信，1951年5月1日）在他和夏尔的通信中，他常常是很严肃正经的。

54　和雅尼娜·伽利马的谈话，1993年。

55　关于车祸的细节及其原因的种种推测，还有葬礼的情况，参见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

56　皮埃尔·莫瓦诺，《账目种种》，和F．巴代、A．基鲁的谈话。

57　和吕西安娜·马洛斯尼及保拉·莱斯普的谈话，1992年。

结　语

1　《法兰西观察家》。1960年1月7日。

2　洛朗和吉尔·德·加拉尔的收藏。

3　米歇尔·贡塔致作者的信，1992年10月30日。

4　1960年1月14日的采访，载《播种者》第7、8期合刊，1960年2月。也参见米歇尔·贡塔和米歇尔·里巴尔卡，《萨特文集》，伽利马出版社。

5　弗兰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

6　《境况种种》。

7　在1972年夏季休假之前，萨特告诉他的朋友，传记作家热拉里：“在我给加缪写的悼念文章中出了一点小错。我当时说，即便他不同意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仍然希望了解他的想法……事实上，一般说来人在生活里总是达不到他们在书里的高度。如果你想了解一种有趣的政治或哲学思想，那尽管去读书好了，用不着去了解写书的人……加缪，也许是最后一个好朋友……我们在一起，那天他妻子也在，海狸装出一副气愤的样子，我们讲了许多下流话。有两三年，我和加缪的关系很好，非常亲密。他不是一个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负责的人。他是个阿尔及尔的小流氓，很能逗乐。他本来可以写出几本无赖的书的，可是他没有。加缪给人的感觉是，文明包装了他，他做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事无成。”米歇尔·贡塔记录。不过，萨特也多次在私下里说过，《堕落》是一部杰作。萨特并未对他看待加缪的矛盾眼光作出解释。

8　保罗·F．斯梅，《阿尔贝·加缪在沉默中》。

9　《第一人》的附录，1958年7月至1959年12月。

10　夏尔·蓬塞，“在加缪的航迹里”。

11　《约拿》，伽利马出版社，1962年。

12　《手记之三》和致卡特林娜·塞莱斯的信，1959年9月。

13　《第一人》。

14　克里斯蒂安·贝尔纳达克公布，未注明日期。

15　作者通过BVA民意调查所在1995年所作的调查。仅仅考虑前一年出版的《第一人》，并不能解释人们对加缪持久的热情。

16　贝尔封出版社，1970年，第一版。

17　今日在英语世界，依然有很多人将加缪视为殖民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C．C．奥布里安和爱德华·W．萨义德等人在此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萨义德直到1993年还在说，加缪的作品“受到一种残缺的殖民意识的影响”。参见萨伊德，《文化和帝国主义》，阿尔弗雷·A．克诺普出版社，纽约，1993年。

18　有些人直到1994年《第一人》出版，仍在持续攻击加缪。贝尔特朗·普瓦洛-德尔贝什在《世界报》政治专栏上对这部小说表达了敬意（“三十年后，又听到了加缪的声音，曾几何时，巴黎的喧嚣和傲慢几乎扼杀这个声音。这样的复活是怎样的奇迹，又是怎样的礼物啊！”）。《世界报》的读书专栏4月15日全在评论皮埃尔·代《阿拉贡》一书的重版，并未报道《第一人》的出版。次日，一位女撰稿人在讣告专栏旁边用两纵行的篇幅报道了此事。不管书本身是好是坏，加缪的遗作面世，难道不值得人们更多的留心吗？22日，那位撰稿人还对《第一人》的成功感到惊讶（“出版后第一周就卖出了50000本”）。《世界报》读书专栏的负责人在文字框里刻薄地说：“可怜的阿尔贝·加缪，他想做一个反抗的道德家，后世却把他塑造成虔诚者的形象。”这到底是堕落，还是禁欲者又回归了？1995年2月24日，《世界报》的连载作家在谈到重新发现的《奇怪的战争手记》时（“跟着萨特对”），暗指萨特（未点加缪的名字）说：“……真正有反抗精神的哲学家——并非就论述人的形而上学处境而言，而是就对人的现实处境的理解而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还是伟大的作家，杰出的散文家。”对谁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报》的人难道非要把萨特和加缪放到一起吗？他们都是作家和政论作者，难道就不能同时热爱他们两人吗？本来多年以来，《世界报》发表了超过两百篇论加缪的文章，其中不乏赞誉之辞的。布罗歇在他的最后的小册子（《赞成萨特》，1995年）中，就用“文学天才”一语来赞颂萨特和加缪两人。可是，有些落伍的庸人依然摆脱不了愚蠢的善恶二元论，面对加缪就手足无措。时至今日，他们还想借助“萨特-波伏瓦”这条“装甲舰”来攻击加缪这条“鱼雷艇”。

19　《反和正》的序言。

20　“加缪，人”磁带，编号1，Adès/INA。

21　《明天》的采访，1957年10月24至30日。

22　致贝尔纳·克莱斯卡的信，1957年4月2日。

23　保罗·F．斯梅，《加缪的欧洲赌局》。

24　自让-弗朗索瓦·勒维尔1957年出版《为什么需要哲学家》，一直到1988年的《无用的知识》，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们总算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至今某些蒙昧主义的转经筒还在一些文人那里转动不止。在思想领域，历史仍然是一个顽固的堡垒。

25　难道只有英国人，如托尼·朱迪特（《不完美的过去》的作者），才能承认加缪的贡献吗？雅克和克劳迪·布瓦耶尔在《找回的幻象》（1982年）中还在说，“和加缪相比，萨特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

26　致作者的信，1995年。

27　朗里夏·舍度尼，《法语中的阿拉伯语汇和形象》，全国政治科学协会出版社，巴黎，第30期，1992年3月。

28　拉希德·米姆尼去世40天追思会上的发言，阿尔及利亚文化中心，1995年3月17日，巴黎。

29　1856年，据统计阿尔及利亚有180330名非穆斯林，2307349名穆斯林；到195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980031和8449332。

30　致作者的信，1995年。

31　奥斯卡·王尔德之《瑞丁监狱之歌》和《深渊书简》序。

参考书目

关于加缪最完整的文献（Albert Camus，Bibliography Project）包括34种语言的资料，它们已被制成缩微胶片。这项工作是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罗贝尔·F．洛伊明的领导下完成的。加缪的全部作品，连同其丰富详尽而又清晰准确的注释，已经作为七星丛书和“老实人俱乐部”的成员出版（分别由罗歇·吉里约和让·格勒尼耶主编）。下面列出的书籍、博士论文和其它学术论文仅限于对笔者最有用的那部分，其中一些资料目前尚少有人知。

专　著

《致阿尔贝·加缪，作品之友会》，伽利马出版社，1962年。

费尔哈特·阿巴斯，《战争和阿尔及利亚革命》，朱利亚尔出版社，1962年。

克里丝蒂安娜·阿舒尔，《熟悉的〈局外人〉》，A．P出版社，阿尔及尔，1984年。

夏尔-罗贝尔·阿日隆，《阿尔及利亚当代史》，第二卷，1871—1954年，法国大学出版社，1979年。

塔贝·拉杜安·埃纳，《1945年5月8日的阿尔及利亚》，大学出版社，阿尔及尔，1985年。

侯赛因·阿义德·艾哈迈德，《战士回忆录》（独立的精神，1942—1952），西尔维·梅辛格出版社，1983年。

《加缪纪念册》，罗歇·格勒尼耶编选插图并作注，伽利马出版社，1982年。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蓝色旅游指南，阿歇特出版社，1930年。

阿尔及利亚教师和退休教师联谊会编，《1830—1962：阿尔及利亚教师回忆初等教育》，普利瓦出版社，1981年。

亨利·阿姆鲁，《德占时期的法国人：热情与仇恨，1942年4月至12月》，拉封出版社，1981年。

雷蒙·阿隆，《阿尔及利亚和共和国》，普隆出版社，1958年。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普隆出版社，1957年。

——《回忆录》，朱利亚尔出版社，1983年。

伊夫-马克·阿尚鲍姆，《走向生命，走向死亡：〈战斗报〉的历史》，世界报出版社，1995年。

皮埃尔·阿苏里那，《加斯东·伽利马》，巴朗出版社，1984年。

——《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孔普雷克斯出版社，布鲁塞尔，1990年。

莫尼克·巴莱亚，《阿尔贝·加缪，1913－1960》，埃皮苏德出版社，1981年。

马克·巴洛里，《阿尔及利亚，希望的土地，1830－1914》，阿歇特出版社，1976年。

艾蒂安·巴隆，《本土法国和海外省》，学校出版社，1950年。

西蒙娜·德·波伏瓦，《事物的力量》，伽利马出版社，1963年。

——《名士风流》，伽利马出版社，1954年。

——《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伽利马出版社，1958年。

安德烈·巴拉米什，《洛尔加》，伽利马出版社，1983年。

皮埃尔·博莱主编，《维瓦莱-利尼翁高原，收容避难者与抵抗，1939—1944》。山地历史协会，1992年。

热拉尔·保隆，《修道院水闸的历史，17至18世纪》，J．F．米涅出版社，1986年。

塔耶布·布格拉，《言说和沉默——加缪心中的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大学出版社（“深入学习阶段”论文），国家图书公司，阿尔及尔，1989年。

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加缪》，伽利马出版社，1959年。

克劳迪和雅克·布瓦耶尔，《找回的幻象，萨特总比加缪有理》，格拉塞和法斯格尔出版社，1982年。

埃德蒙·布吕阿，《对地球的记忆》，海因茨印刷公司，阿尔及尔，1942年。

玛丽·卡迪纳尔，《黑脚》（阿尔及利亚，1920—1954），贝尔封出版社，1988年。

奥马尔·卡尔利耶，“政治的社会化和通往现代化之路”，博士论文，政治研究所，巴黎，1994年。

玛丽亚·卡萨雷斯，《幸运的侨民》，法亚尔出版社，1980年。

皮埃尔·乔治·卡斯德克斯，《阿尔贝·加缪和〈局外人〉》，若塞·科尔蒂出版社，1986年。

让-玛丽·坎托内，《格诺》，贝尔封出版社，1992年。

让·尚通，《风吹过我的门前》，瑟伊出版社，1993年。

玛丽-克洛德·夏尔，《与勒内·夏尔同行》，伽利马出版社，1992年。

弗朗索瓦·沙瓦纳，《现在必须生活》，塞尔夫出版社，1990年。

——《对阿尔贝·加缪作品的神学思考》，未刊，将由塞尔夫出版社出版。

阿里亚纳·舍贝尔·达波罗尼亚，《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历程》（1944－1954，两卷本），孔普雷克斯出版社，1991年。

安妮·科昂-索拉尔，《萨特》，伽利马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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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居尔蒂，《马尔罗》，玛丽-阿列克斯·雷维拉译自英语原著，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4年。

让-保尔·德·达岱尔森，《约拿》，亨利·托马斯作序，伽利马出版社，1962年。

萨义德·达马尼，《阿拿巴，历史文化之城》，中央印书馆，阿拿巴，1987年。

让·达尼埃尔，《错误》，法国普通书局，1977年。

——《伤害》（后附《即将来临的时代》），格拉塞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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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娜·德莱，《每天早晨的朋友，克洛德·特里安的生活和奋斗》，莫里斯·西热勒作序，格拉塞出版社，1969年。

让-路易·德比里，《和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的谈话》，瑟伊出版社，1967年。

海森·德尔杜尔，《阿拿巴》，国家图书出版和发行公司，阿尔及尔，1983年。

安德烈·多泰尔，《让·波朗：我是谁？》，手工作坊书局，1986年。

贝尔纳和卡特林娜·德瑟，《阿尔及利亚的面孔》，阿及耶-埃纳勒出版社，1989年。

安娜·杜朗，《阿尔贝·加缪》，费希巴赫出版社，1961年。

皮埃尔·法约尔，《德占时期的利农河上的尚邦》，阿尔马当出版社，1990年。

穆卢·费哈奥恩，《日记，1955至1962年》，瑟伊出版社，1972年。

马克斯-波尔·富歇，《我记得有一天》，法兰西水星出版社，1969年。

安德烈·纪德，《日记，1942至1949年》，伽利马出版社，1950年。

——《从苏联归来》（附录《我从苏联归来的修正》），伽利马出版社，1936至1937年。

塞丽娅·古德曼，《和科斯特勒一起生活：马梅纳·科斯特勒的书信，1944至1951年》，圣马丁出版社，1985年。

让·格勒尼耶，《回忆阿尔贝·加缪》，伽利马出版社，1968年。

——《日记，1944至1971年》（克洛德·波朗编注）,瑟格出版社，1991年。

——《书信集，1932至1960年》，伽利马出版社，1981年。

——《论正统精神》，伽利马出版社，1938年。

——《群岛》，伽利马出版社，1959年。

罗歇·格勒尼耶，《阿尔贝·加缪：阳光与阴影》，伽利马出版社，1987年。

——《帕斯卡尔·彼亚或虚无的权利》，伽利马出版社，1989年。

让伊夫·盖兰，《加缪和政治》，南特大学研讨会（1985年6月7日）论文集，阿尔马当出版社，1986年。

——《加缪，公民艺术家素描》，弗朗索瓦·布兰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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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旺·勒贝斯克，《加缪》，瑟伊出版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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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塞·朗齐里，《加缪的阿尔及利亚》，埃皮苏德出版社，1987年。

雅克琳·列维-瓦朗西，《阿尔贝·加缪小说的起源》，博士论文，巴黎四大，1980年。

赫伯特·劳特曼，《阿尔贝·加缪》，瑟伊出版社，1978年。

帕特里克·麦卡锡，《局外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

安德烈·曼都兹，《圣奥古斯丁，理性和圣宠的历险》，奥古斯丁研究会，1968年。

迪奥尼·马斯科洛，《关于罗贝尔·昂特尔姆的一封信》，莫里斯·纳多，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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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的肖像》，前有《殖民者的肖像》，萨特作序，科雷阿出版社，1957年。

弗朗索瓦-贝尔纳·米歇尔，《停止的呼吸》，伽利马出版社，1984年。

亨利·米歇尔，《巴黎的解放》，孔普雷克斯出版社，1980年。

皮埃尔·莫瓦诺，《账目种种》，伏尔泰河堤，埃迪玛出版社，巴黎，1993年。

缪塞特，《卡加尤，奇妙的历史》，伽利马出版社，1931年。

莫里斯·纳多，《向他们致意》（文学回忆录），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0年。

保尔·尼赞，《九月纪事》，伽利马出版社，1978年。

亨利·诺格尔，《抵抗战士的日常生活：从停战到解放》，阿歇特出版社，1984年。

让-路易·帕内，《鲍里斯·苏瓦利纳》，拉封出版社，1991年。

让·贝雷格里，《阿尔及利亚，我的母亲》，拉封尼出版社，阿尔及尔，1989年。

勒内·普瓦利耶，《论和时间与空间有关的几个概念》，J．伏兰哲学书店，1931年。

夏尔·蓬塞，“加缪和无法实现的休战”，未刊手稿。

——“在加缪的航迹里”（1935至1954年），未刊手稿。

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Routlege & Kegan Paul，伦敦，1945年。

A．普里涅，《一个巴黎孩子在阿尔及利亚的旅行》，阿歇特出版社，1938年。

苏宗·普里卡尼-瓦尔尼耶，《童年的阿尔及利亚》，阿特朗托普出版社，1992年。

吉勒和让-罗贝尔·拉加什，《占时期作家和艺术家的日常生活，1940至1944年》，阿歇特出版社，1988年。

弗朗索瓦丝·雷诺多，《法国人和占领时期》，若尔热特·埃尔热作序，拉封出版社，1975年。

科里娜·勒努，《卡利班，奇特的记者体验，1947至1951年》，“深入学习阶段”论文，巴黎十大（南特大学），1991年。

安德烈·德·里夏，《痛苦》，罗贝尔·莫雷尔出版社，1968年。

让-保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里，《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法国知识分子》，孔普雷克斯出版社，1991年。

夏尔·里兹克，《阿拉伯人或反向的历史》，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2年。

艾马纽埃尔·罗布莱斯，《蓝色河流之畔》，瑟伊出版社，1990年。

布吕纳·雷诺·德·罗什整理，《梅萨利·哈吉回忆录》，本·贝拉作序，J．C．拉代斯出版社，1986年。

夏尔·龙萨克，《生命中的三个名字》，罗贝尔·拉封出版社，1988年。

安德烈·罗斯费尔德，《蓝图上的阿尔及利亚》，巴戈涅出版社，阿尔及尔，1959年。

于勒·鲁瓦，《野蛮的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3年。

——《野蛮的回忆》，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89年。

让·萨洛西，《阿尔贝·加缪和对父亲的追寻》，博士论文，里尔三大，1979年。

克洛德·辛格，《维希政府、大学和犹太人》，美文学出版社，1992年。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里，《绝代双骄：萨特与阿隆》，法亚尔出版社，1995年。

艾马纽埃尔·西旺，《阿尔及利亚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920至1962年》，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出版社，1976年。

保罗·F．斯梅，《阿尔贝·加缪散文中的欧洲问题》，保罗-亨利·斯帕克基金会图书馆，布鲁塞尔，1991年。

——《阿尔贝·加缪在沉默中》，戈埃马雷出版社，布鲁塞尔，1985年。

罗贝尔·苏希，《法西斯文人：德里厄·拉罗歇尔》，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

克里斯托弗·斯塔令，《加缪和萨特：分裂始末》，博士论文，尼斯大学，1977年。

M．O．斯托特，《真实的阿尔及利亚》，伦敦，休斯特和布兰凯特出版社，1914年。

艾哈迈德·伊布拉希米·塔勒布，《从非殖民化到文化革命》，S．N．E．D．出版社，阿尔及尔，1973年。

弗朗索瓦·托马斯，《阿拿巴和当地宗教》，博士论文，圣艾蒂安大学，1977年。

雅尼娜·维尔代-勒鲁，《一切听从党》，法亚尔和子夜出版社，1983年。

刊物和论文

《阿尔及利亚研究》，第63期，1993年9月。

《奥兰考古和地理学会会刊》，1988年。

《阿尔及利亚出版书目汇编》，1830至1962年。

弗朗索瓦·沙瓦纳，“阿尔及利亚战争对加缪思想的影响”，载《研究》，1992年9月。

保罗·F．斯梅，“略论雷蒙·阿隆和阿尔贝·加缪”，载《自由主义》，布鲁塞尔，1992年。

“阿尔及利亚的精神病学”，载《精神病学研究》，1992年12月，第66辑。

《文学杂志》之《加缪专刊》，1967年，第3期。

《当地史史料》，第1至20期，1985至1990年；第24期，1991年7至9月；第26期，1992年1至3月；BDIC和博物馆之友会出版。

“阿尔及利亚，人和历史”，载《历程》第4期，1985年夏；第5期，1995年秋；第6、7、13、14、15期。阿尔及利亚出版书目编撰小组编。

《现代文学丛刊》之《阿尔贝·加缪系列》，雷蒙·盖-科洛齐耶主编。

《西蒙风》，第9年，总第32期，特别是其中的“加缪在阿尔及尔”一文，作者夏尔·蓬塞。

保罗·F．斯梅，“墨西哥城的忏悔法官”，载《普通杂志》第5期，布鲁塞尔，第5期，1989年5月；“阿尔贝·加缪：《战斗报》的社论作者”，载第2期，1987年2月；“永生的阿尔贝·加缪”，载第10期，1991年10月。

“阿尔贝·加缪”，载《圆桌》杂志，第146期，普隆出版社，1960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研究丛刊》，第32期，1992年12月，波尔多三大（米歇尔·德·蒙田大学）文学和艺术教学与研究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