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记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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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城与乡

引子：村庄

天*人 （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

公*私 (1960年代中期—1977年)

国*家 (1978年—2000年)

今*昔 (2000年—2012年)

后记

自序：城与乡

一

爷爷：“北京人好，天津人不行。”

我：“怎么呢？”

爷爷：“北京人，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说话，里边儿一个脏字儿都没有！”

我：“天津人呢？”

爷爷：“天津人？你要是门口儿种棵树，天天有人来给你浇水。”

我：“那还不好？”

爷爷：“开水！”

说到开水两个字，低头抽烟慢条斯理说话的爷爷，突然坐直扭过头来。我笑得都没能看清他的表情是否也像马三立。这成了我关于城市的最早启蒙。

多年后，我到北京上大学。先坐汽车抵达赵公口长途车站，又改乘公交来到了著名的交通枢纽西直门。那时它还是大圆盘造型，桥侧拥挤着一排排的小公交。售票员流利地叫着“…华…大颐和园了，…华…大颐和园了”。北京人习惯性的快语和吞字，让我犹豫了很久才爬上了一辆汽车。坐等发车之际，不知道因为什么两辆小公交发生了冲突。一个售货员站着扒着车门，另外一位则从窗户中探出头来，京骂犹如滔滔江水，流淌在古都的街道上。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又欣喜得喜笑颜开：原来北京人民也不那么“文明”啊？

再之后，在号称人文之地科技摇篮的中关村，我又领教了更为纯朴的骂声。两位衣着光鲜的女士过马路，一辆汽车抢行，擦身而过。其中一位，对着远去的车尾发射出一句“抢孝帽子呢吧”！另外一位，箭步上前，补射了一句“急着去投胎呢吧”！ 我不禁感叹：真乃传神之作！

我爷爷的评价，有些不靠谱了。可北京是让人亲近的，起码对于我这种进城农民而言，的确如此。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概它来自文化的粘合力。脏话里寻找传统，颇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感觉。京骂的博大精深，里边蕴藏着无数的传统思想。披麻戴孝，是儒家礼仪；六道轮回，是佛家用语。两句骂人话里，儒释道已经暗藏其二了。

但北京又是有距离的。它来自哪里呢？我的一位朋友常说，你看首都的街道，那种宽阔里有一股皇气。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一般人哪会把路修得这么没人气呢？还是在京骂里找找吧。在我家乡的土话里，最恶毒的三个字是“私孩子”。北京话中类似的说法是“丫挺的”，它是“丫头养的”的连读。这自然是老爷公子们的杰作。

所以，很多人喜欢北京，因为它浸透在传统农耕文明中。至于有些隔阂，那多来自官场文化的熏染。而人们对于上海和天津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工商文明的排斥。

我服膺一个判断：本质上，中国人都是农民。所以，不了解农民，你就不能说理解中国。

二

爆竹大概最怕过年，一要殒命，二要挨骂。

写下这几个字时，适逢春节。我在村中，一边享受着清夜扪心的安宁，一边听着微博上来自城市的“炮声”。我的同事，一位大V写道：“这个点儿还放鞭炮的人没孩子，我说的是双关语”。

我喜欢鞭炮，但限于农村。大型的产品，为祭祖而燃。天阔地平的旷野，一声轰鸣，或是一串的爆裂，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宣泄。炸药的含量，随着人们的钱包在膨胀，可当它可以用斤来计数时又能如何？乾坤之内，那不过是个小叹息。天地之大，人生之短，感受更清晰而已。小型的产品，为祈福或游戏而放。划地而建的院落，几声脆响或是一阵的喧嚣，是静中求动的气氛调解。它不会过大，也不会过晚出现，因为放炮的人要自避其扰。

至于城市里的烟花，我则有些敬而远之。楼下的一个二踢脚蹿到我的窗前，我都想朝下打上几发闪光雷。人口的密集，让建筑不得不向天空发展。于是，头上三尺不是神明，而是邻居。立体空间，需要新的规则；至于那些在街角路边冲霄而起的烟火，也不过是带来有时有会儿的欢愉。城市大了，几点睡的鸟儿都有。声音的干扰，并不会像安全那样画地为牢，它在肆无忌惮地穿透周边的窗户，入了居民的梦乡。

两相对照，我不认为放鞭炮是什么“陋习”。 它本不丑，也不陋，无非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农历新年”这几个字，已经告知我们，炮仗也是一个进城的“农民”。鞭炮禁还是放的背后，是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突。

其实又何止鞭炮，整个中国人都似乎不适应这个变迁。轻松享受着出境游的新贵国人，归来之时，手拿肩扛着大包小包大箱小箱，颇有返乡农民的风采。虽然腰缠万贯，但靠着大声喧哗，不守秩序，举止随意等“法宝”，中国人最近还是顺利拿下了全球最不受欢迎游客排名榜的次席。分析之中，最让老外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有钱的人会经常顺走厕所的手纸和餐厅的刀叉？

最近都在提城镇化。有人就提出，重中之重是“人的城镇化”，或者叫“人的市民化”。一般理解，这个词寓意，城市化并非只是人的空间转移，还要有同等福利待遇的给予。我觉得不妨，再给它增加一层含义，即所有居住于城市中的人，能够适应新的生活空间和规则。这需要多方的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打磨。听到一些对国人素质的悲愤之言时，我总是很友好地安慰对方：“要宽容，要耐心。你看，我都学会排队了，还有啥不可能呢？”

三

我家的一个老邻居，晚年得到了一笔“巨款”。确切说是笔房屋拆迁款。至此我才知道，他曾经是天津人。之所以后来他以一张风刀刻画过的脸告别这个世界，是因为国家政策的调整。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精简了职工1887万人，与此相应，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经济困难，物资短缺，农村成了蓄水池。这个人，属于其中之一。

周恩来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毛泽东谈起这件事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能办得到？”

时至今日，好多朋友仍会说我：“你真农民！”

刚开始，我接不住这句话。该怎么回敬呢？指责对方“你才农民”，我肯定不甘心。因为从乡土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几亿人的侮辱；咒骂对方忘恩负义？我又觉得谈不上。毕竟大家都不过是升斗小民，奈何不得大的社会制度。后来，俺一般会笑答：“我确实是农民”。抵挡住“蔑视”，一片笑声中，我往往感觉自己很心虚：我是农民吗？

我的农业学历，相当于小学毕业。此前城乡学生的假期都截然不同：城里的孩子放暑假和寒假；而农村的孩子，暑假被拆分成了麦假和秋假，以在农忙时帮助家长分担点劳动，或许还能为将来成为标准的“庄稼汉”储备农业知识。1980年代中后期，我已经开始在暑假偷瓜掠枣儿了。农业劳动能力，也最终成了嘴里的口诀，而非手里的活计。

我的礼仪常识，犹如幼儿园的娃娃。婚丧嫁娶，是传统“礼治”社会的核心。它那繁琐的程序，复杂的举止，于我犹如天书。为了弥补这一课，我曾饶有趣味地研究起《朱子家礼》。又是查字典，又是对注释，最终不过落得个不明所以。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言，这却是基本的生活知识。

以上这些，恐怕每个从农村走出的人都有同感。可即便如今仍旧在农村的我们的同龄人，也已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沟通方式，都已经迥然不同。比如最近回乡，我偶然发现人们已经学会使用“傻逼”这个词。这种高级文明话，显然是顺着文化优势的瀑布飘落下来的，它填补了当地语言的一个空白。

所以，我把我的父母一辈，称作最后一代农民。

四

我决定和我爸我妈聊聊，说说那些陈年旧事。

交谈之中，我爸经常笑起来：“现在再说这些，就跟说古一样了”！他没吞字，的确是“古”。可这个“古”其实一点都不远，就发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则经常感到惊诧，原来很多事，都与所谓的“常识”相反。

发现了什么呢？

1958年，当地是大丰收，隔年人们却开始挨饿。我爸的肚皮饱受煎熬，但我妈却说她能吃上大米。

生产队，其实很民主。队长和会计，需要面对一年一次的“海选”。可它并没能刹住“吃喝风”。

“文革”中，我爸成了“红卫兵”，对自己的揭发行为，他懊悔不已。可混乱中，经济依旧在发展。

改革开放，我想当然地认为制度之变，是个发动机。我爸妈却坚持技术条件的改善，才是农业进步的根源。

宗教信仰，被看作寻找内心支柱的路径。可在农村，它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遭遇了最朴素的质疑：圣水能灭害虫吗？

……

得知我所做的事，有朋友说，你在做口述史。我觉得谈不上。记忆，大多是靠不住的。而历史，需要确凿的时空位置。因此，我只能力图去还原一些事情。如果说历史是棵大树，我不过是捡起了一片树叶而已。

又有人说，你把它写成一部农村发展史。实话讲，我没这么大野心。况且我向来认为，“农村”这个通称下，实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读上一本《乡土中国》，就以为了解了中国农民，是无知的自大。如果说农村是片林子，我不过是围着其中的一棵树转了几圈。

还有人说，你这是在揭伤疤。我不回避苦难，也并不掩饰自己对农民的偏护，因为我觉得，那些大的社会变动，像极了轮圆的鞭子，鞭梢儿打人最疼，而农民就处在这个末端。可我也绝不会隐藏农民的缺陷。莫言在《红高粱》里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的家乡，在当地也被称作东北乡。

其实，我就是想和父母聊聊天。他们享受着老年生活的安宁，也品尝着儿女在外的寂寞。陪他们吹吹牛骂骂街，顺便了解一下何谓“农民”，不是挺好吗？

我爸说：“操他娘，你知道这一辈儿人是怎么过来的呀？！”

我的确不了解。

引子：村庄

北司徒

人赞其新，地夸其老，似乎已经成了窠臼。我不能免俗，何况是自己的家乡。

北司徒村，原名司徒村，创立于宋太祖年间，是宋朝名臣陈国公张昭故里。因他官拜吏部尚书，古称司徒，于是得名。明朝初年，移民潮涌，部分村民外迁到该村南部。于是，就有了北司徒和南司徒。

为了印证“系出名门”，我读高中时曾遍访各种坟地。因为当地旅游指南中曾堂而皇之的列上了个“张昭墓”。可那些石碑，久远之作，无非明清。最终所得，不过记住了不少八仙和西游雕像。那个被列入风景名胜的古迹，只存在于纸上。后来，我改行几里路为读几卷书，找到了《宋史张昭列传》。

“张昭，字潜夫。自言汉常山王耳之后，世居濮州范县。祖楚平，寿张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调长安，值巢寇乱，不知所终。直幼避地河朔，既寇，以父失所在，时盗贼蜂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积十年不能得。乃发哀行服，躬耕海滨。青州王师范开学馆，延置儒士，再以书币招直，署宾职。师范降梁，直脱难北归，以《周易》、《春秋》教授，学者自远而至，时号逍遥先生。”

无论对错，我把河朔当作了证据。

其实，即便查到，这和我也没多大关系。清乾隆年《河间县志》，列出了蔡北司徒、刘北司徒和张北司徒。时至今日，村子由南到北的次序也与此吻合。只是民间说法更亲切：前头，刘后头，张后头。至于王家，身处张北司徒，人数较少。究竟何时从何地迁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传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江湖人士，行至此地留下定居。

千年古村，没有斑驳的青石板，没有断壁残垣，也没有宋砖明瓦。这个言必称古的民族，似乎酷爱拆迁。沧桑，易说难寻。

村中：大槐树

传说它栽下之时，就是立村之始。果真如此，它见识过宋兵胡马，蒙古铁骑，明军北上，清人南下，自然还有日军扫荡。前述几种，无从查证。日本人的确曾经绕树而过。它树干中空开裂，我爷爷说，他当年曾钻进去躲鬼子。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棵老树，已经枝叶稀疏，疲态尽显。大概2000年左右，它被砍倒。想数年轮，都已不能。

大槐树是古代史，树周围则是近代史。它毗邻处，名为“大过道”。过道，意同北京的胡同。这里的辉煌，写在了青砖上。它曾经的拥有者，非富即贵。按照阶级成分，是地主和富农。1949年之后，这些房前被挂上的牌子，有卫生院，公共食堂以及供销社等。后行政中心迁移到了村子的中西部，这里再也没能恢复原来的CBD气质。

村东：子牙河

村东不到一公里，即为子牙河。民间传说，它因姜子牙而得名。子牙垂钓，鱼儿上钩，裂地狂奔，他东追入海将其擒获。所过之处，就成了这条河。我据此判断，姜子牙酷爱钓鱼，或许还是个驴友。

河为海河五大水系之一。得水之利，帆船和小伙轮，把人员物资送入津门。因水之祸，庄稼和村庄，曾经饱受洪水欺凌。这条河的狂躁，直到根治海河的口号提出才大为收敛。没有人能想到，如今它会干涸。

为了挡住子牙河河水肆虐，1700年，康熙亲阅河工，特授方略，颁发努金，令高筑两岸长堤200余里。这道大堤，就位于村子和子牙河之间，当地人称为“大埝”。大堤横切面为梯形，两侧是树木灌丛，上部平整，可通车行人。站在堤上，向西看可俯视埝外村庄，向东看则是埝里的良田。

为防洪水决堤而过，拍打屋舍，村子建在“桩台”之上。即平地先磊土为岗，再建房于上。

村北：北洼

“北洼”，即村北的土地。退回几十年，这里地起盐碱，无法耕种。荆棘柳条丛生，只有一条小路通行。半夜常有“鬼火”跳跃。于是，本村版本的《聊斋志异》多取材于此处。后来，水位下降，荒地成了良田，再后来，良田上长出了厂房。

传播这些故事的“蒲松龄”们，是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几个老头儿。夏天晚饭后，村口一坐，听众四合，正式开讲。故事大多以“我”为主角，以狐仙为配角，离奇但是有趣。等到人们打着哈欠三三两两散去，只剩人老觉少的几位留守。他们才开始谈起家庭琐事，乡里传闻。只是耳朵大多不灵，常所答非所问，有些自说自话。

2000年左右，他们也大多故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

写来写去，“名胜”几乎都已经消失，还有什么意思呢？且慢，正在消失，才有打捞的意义。上一代人遗憾而去，我们就从下一代开始。听听父母言，也许最靠谱。

尊祖庄

尊祖庄，位于北司徒西12华里处，是我的姥姥家。村名，已经带出移民气息。比起历史悠久的北司徒，村子要年轻了不少，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 。可它有些后来居上，撤乡并镇时，正式吞并了北司徒乡。如今，这里打出的口号是“烈火金刚的故乡，投资兴业的沃土”。我自己觉得，不如改为“河间驴肉香，全靠尊祖庄”。在这个消费时代，舌尖儿更容易被触动。

在《烈火金刚》和“驴肉飘香”之间，并不是空白。

村中：老房

这个村也有一片青砖房。我姥姥家的老宅就位于其中，属于别墅区里的商品房。地方狭小，房子低矮，环顾四周，它的存在有点生硬。据说，周围的地主曾经数次来游说，希望用村西的大院子交换这个“障碍物”。可都被我妈的爷爷拒绝了。我猜测，这位老人可能是明白地产投资的“地段论”。这里的命运与北司徒的大过道几乎相同。

当地土地改革开展较早，1946年起步，1947年全面铺开。我姥爷曾担任武装委员会的主任，大权在握。他做了一件渎职的事。那天，会议决定，第二天要对青砖房内的一户人家动手。他半夜架起上梯子，翻进深宅大院，敲醒熟睡中的人，告知他们：“赶紧走，第二天要弄你”。这家人，连夜赶奔天津。

若干年后，我姥爷在天津再次敲开了老邻居的房门。他回家之前，老邻居买好了洋布相送。为了防备这紧俏货成为贩私的证据，布被折成了衣服形状，套在棉袄棉裤之内，带回了老家。回来之后，他摸着这些洋布对家人说：“人家对咱真好”！

故事，其实至今还在延续。这家人并未全部脱身，一个儿子留了下来，儿子又生了孙子，这个孙子还成了村中最早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有些情感，不用言说，见面之时，眼神都能传递出来。这样的目光，在我见到他时，感受颇深。

村东：寺院

北大未名湖边，有寺院遗迹。院门，香炉，断壁，文人骚客可据此发思古之幽情。有一次，我给我妈介绍这些历史遗迹。她看了一眼，面露不屑地说：“比尊祖庄大寺差远了。门口的石狮子，爬都爬不上不。”

尊祖庄村东，的确曾有个大寺院。香火之旺，据说吸引了方圆几百里内的善男信女。至于建筑的辉煌，只能凭借过来人的回忆去想象。那里，如今地势明显高出一块。土里，碎砖石成分居多。立于其上的，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工厂。

它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村南：万猪场

提到万猪场，我就想起莫言的《生死疲劳》，想起猪撒欢。或许，如果这些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乡间村夫，能够写写画画，人人都是莫言。

1959年，毛泽东看到一篇文章，文中介绍了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镇公社一个生产队由穷变富的经验，这个队大力发展养猪，解决了吃肉问题，还解决了肥料问题，进而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他写信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将文章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并且说：“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而郭沫若还专门就此赋诗一首：“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于是，要大养其猪，尊祖庄村南，有了个万猪场。这件事，一些年近七旬的人还记得，他们有一些曾为其放猪。

村西：土地

划定阶级成分时，我姥姥坚持一条：不能是贫农，不能要别人家的东西。

其实，他们似乎不符合贫农的条件。分家时，几亩薄地，一分为三，我姥爷得到一份。但到土地改革时，据传他已经攒下了五十亩好地。有没有这么多，我存疑。但他显然格外在意自己的土地。

秋后，粮食入库，四野平整，唯天地对望。他带着我，走到荒芜一人的田里。拿铁锨挖下去半米多深，黄土里露出白灰。然后他把铁锨插在地里，抬手指着另一个方向说：“从这儿，到那边儿，都是咱们家的地！”这是1980年代的事了。

画上的留白，其实更有味道。

天*人

（1950年代—1960年代中期）

死亡

每当别人谈起文学，我总是微微颔首，面带笑容，一言不发，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事实上，时至今日，四大名著我也只读完了前几个章节，就再也没兴趣继续下去。在试图了多年无果后，我已经彻底自甘堕落了。

我觉得这和我名字有关。

1996年，我成了大学新生。为了洗刷内心没文化的惶恐，我决定选修一门文学史的课程增进修养。主讲人是儒雅的曹文轩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也是笔耕不辍的作家。教室之内，他侃侃而谈，我心怦然。就在我认为文学之门即将为我打开之时，话锋转到了名字对于创作者成名的非凡意义。他拿原名为雷达学的作家雷达举例，赞叹“改得好”！然后做出如下判断：名字里边，有两个字，千万不能有，否则很俗气。一个是学，一个是永（勇）。

于是，我眼见那道文学的门缝消失掉，还听到了门里传出的上锁声。我知趣的退掉了这门课。

我曾经问我妈，我这名字有什么讲究？她满脸迷茫的说：“哪有什么讲究？觉得这俩字还行，就凑一块儿了。”后来她安慰我：“总比你爸爸的强吧？”

这句话，有奇效。

我爸姊妹六人，一兄，两弟两妹。他的身份证上，名为“王卷朋”。似乎含有义薄云天，呼朋引伴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几经润色的结果。它的原本面目，大俗的已经再难大雅了：王圈棚。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属牛。把牛关在圈棚内，可保平安。与此类似，我的大伯王卷龙，原名为王圈笼，属鸡；大叔王根群，原名为王跟群，属猪；小叔王保岩，原名为王包严，属兔。

莫笑。实际上，我父亲兄弟几个的名字，在当地并不少见。

中国人，活在琼瑶阿姨世界里的人少。大多数人的名字，寓意无非一个“求”字。农民起名也不例外，只不过更为直白。求飞黄腾达，则名“富贵”，“兴旺”和“兴财”等；求子心切，则名“变之”，“招弟”和“换弟”等；求生活安顺，则名“平安”和“全福”等。而在小名上，就更有“贱名好养”之说。曾有兄弟三人，分别被称“小儿”，“秃儿”和“蛋儿”。分开读，连起来念，都符合基本定律。

我的父辈，名字中“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思前想后，我觉得两个字最贴切：活着。

爸爸：“我到现在就感激俩大姨，救了我两命！一个是拐大姨。我5岁的时候生病。都说没救了，把木头匣子都做好了，要去埋了。这个拐大姨来跟你爷（爷）你奶奶说，先别埋，我看能缓过来。才没把我埋了！”

我爸口中的拐大姨，和我奶奶同乡，也嫁到了我们村。因为摔伤过腿，走路一瘸一拐，故有这个别号。就是她这句话，救了我爸一命。至于得的具体是什么病，没有人知道。查河间市志，有如此记载：“1952年，河间县（后改市）流行麻疹 、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炎、黑热病、百日咳、疟疾、痢疾、流行性感冒8中传染病，患者10833人，死亡3005人，死亡率28.7%”。我爸生于1949年，加之这段经历他也是听人口述。我猜测可能与此有关。如果推算不错，这事应该发生在他4岁（虚岁）时，而不是5岁。

爸爸：“再有一个就是我大姨。12岁（11周岁）上，我出疹子。浑身是泡，脸上都没有一个好地方。那时候，出疹子是一大关，死得小孩子大发了。大姨天天背着我上药铺打针。我到现在都记得，哭着喊‘大姨，我疼，我疼，让他给我扎！给我扎！’”

我爸口中的大姨，是我奶奶的亲姐姐，也同样嫁到我们村。俗谚说，“孩子出过疹和痘，才算解了阎王扣”。痘，指的是天花。疹子，就是流行麻疹。如果是在七八岁前出疹子，存活几率较高。而年龄越长，则越危险。我爸12岁（1960年）出疹子，生死的天平，已经向后者倾斜。他能挺过这一劫，自身体质，仍是主因。“药铺”，应该是1957年成立的卫生院。但其医疗能力，不可高估。

妈妈：“生疹子没什么（办）法儿。就是使劲儿往外发。吃点小螃蟹，小虾米，茅草根子。”

这是当年人们谈之色变的传染病。哪个村子在闹“疹子轮儿”，总是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我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表哥出疹子的过程。它给人们带来的惶恐，到了1980年代，仍难以消除。

爸爸：“就经（历）了这么两回，你爸爸从那时到现在连一个止疼片儿都没吃过！”

谈到这两次鬼门关前的经历，我没想到爸爸会突然情绪激动哭起来。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只好安慰自己：这或许和他刚喝完酒有关。

突然之间，我想到了毛泽东。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两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消灭血吸虫的消息，有些失真。但毛泽东读到时的心情，应该很真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句话文学性是强了点，但不是什么虚构。

那一年，过街人人喊打的，不仅有老鼠，还有苍蝇，蚊子和麻雀（后改为臭虫）。在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专门提到了当年要完成“四无”的县市，名单之中就包括“河间”。任务当然没完成，某些滑稽景象也自该嘲笑。可在传染病多发缺医少药的当年，它也救了人。我们大可揶揄如今尚存的一些运动式的卫生活动，可换作1950年代的乡村，又该如何评判呢？

还是说回名字吧。

我妈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我的大姨并非姥爷姥姥亲生，而是收养来的。家人避讳，也不愿有亲疏之别，基本从不提及。她名叫平均。我以此推断，她应该是1946年或者1947年（当地土地改革时间），也就是一到两岁时，来到这个家庭。

妈妈：“人们都说，你姥爷天天背着她，喜欢的不得了。”

不要小看这个背着的举动。当地男女意识强烈，一直到1980年代初，男人抱着孩子仍然会被人耻笑。视他人目光如不见，如非性格孤傲，则必然是如痴如迷。我姥爷显然不是前者。

为什么会去收养一个孩子呢？

妈妈：“我是在东达路生人。你姥姥在那里借了一处房。一直把我养到四五岁。我们俩才回家。“

东达路，位于尊祖庄西5华里处，是我姥姥的娘家。之所以有家不回赁屋而居，是因为姥爷姥姥担心孩子再生意外。

妈妈：“我上边儿有十个哥和姐，一个都没活！”

说这话时，我妈语调升高，拿手比划出十这个数字。她的两根手指互相不够垂直，我感觉像把剪刀。听到这里，我妹妹脱口而出“娘啊”！我比较斯文，喊了一个“天”！

我想起了姥姥。如雪银发，金莲小脚，弓着身子站在案板前。绕过去，她正在认真的把油条，粉丝，豆腐等等切成碎丁准备做素馅儿饺子。等到腊月二十三，她会把盛好饺子的碗摆放整齐，再弄来一把草料。口中念着：“给你一把草，给你一把料，喂得小驴欢欢叫”，把去年的灶王爷画像烧掉，送他去“上天言好事”。然后再把新的画像挂起来，换来“下界保平安”。

妈妈：“三十晚上，还要上大供。八个大细白瓷碗，八双乌木筷子。据说是你姥爷的太爷爷传下来的。铺好纸钱，再压上几个铜钱。把碗再摆在上头，里边是肘子和白肉什么的。磕头行大礼。”

虔诚，背后是宿命，宿命之后，是伤痛。

终于，1952年，姥姥怀上了她的第十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占卜的结果是：能活，但不能在家生养。于是，姥姥大着肚子回了娘家。

妈妈：“你姥爷在家种地。每天让你大姨去送饭。”

在我妈已经生命无虞之后，姥姥才回到家中。但噩运似乎并未终止。

妈妈：“我后边儿又死了一个。我比你大舅大了5岁。”

我的大舅出生于1958年，名叫曹小五。平时，别人称呼他叫“老五”。这一度让我有些迷茫，因为无论如何也算不出他为何会排行第五。按照总排行，他是家中的老三。如果按照男丁排列，他则是老大。

妈妈：“等到你大舅出生，不敢自己养，怕再活不了，就让别人去给养着。在那边排老五。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孩子会接连夭折，没有医学的解释，只有一个模糊的说法：手气不好。无论如何，已经年近四十的姥爷姥姥，绝不敢再冒任何风险。他们找了一个人丁兴旺，儿子众多的家庭，把大舅“安插”了进去。我想等到大舅长大正式回归，他们也已经没有勇气去改掉这个名字了。或许直到我的小舅出生，这种恐惧才略微好转。

妈妈：“那时候儿，小孩爱抽风，一抽风谁也没办法。”

“抽风儿”，即通常所说的“四六风”，实际为破伤风。“发病的主要原因是接生时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剪刀剪断脐带，或接生者双手不洁，或出生后不注意脐部的清洁消毒，致使破伤风杆菌自脐部侵入所致。”这个简单医学常识的匮乏，导致的是超高的新生儿死亡率。

妈妈：“你那个兄弟，就是抽风死的。”

我：“活了几天？”

妈妈：“五天。”

爸爸：“我当时跑到河东去拿药了，回来一看断气了，我啪的一声就把药摔到了地上！”

妈妈：“那破玩意儿，吃了也没用啊，七个黄豆粒儿，七个芝麻粒儿……”

我先大笑，后苦笑。这已经是1980年代初，我一个弟弟出生后夭折。此后，又有一个妹妹“立生”而死。对于抽风究竟为何物，我爸妈至今仍说不出来。只是他们一再表示，那时候的人真傻，怎么不知道让医生接生。如果那样，其实一个都死不了。

查当地市志，1979年开始，各中心医院及公社卫生院推广接生规则，即一观察，二无菌，三做到，四正规，此外，接生器具必须高温消毒后备用。到1986年，全县新法接生占当地接生婴儿的98%。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北洼”吗？那里当年是夭折儿童的抛尸地。从1980年代中期后，才逐渐看不到“席卷”。

乡土是什么？所谓农耕文明，又是什么？

史景迁在《康熙》一书中，曾列出了这位明君的子女情况：

康熙六年，荣妃马佳氏产下一男，三岁殇逝。

康熙七年，妃嫔张氏产下一女，三岁殇逝。

康熙八年，孝诚皇后贺舍里氏产下一男，三岁殇逝。

……

康熙有后妃三十人，共生下五十六个子女：二十个女儿，其中仅八个长大成人、完婚；三十六个儿子，其中二十个长大成人……

皇家如此，何况民间？

宋太祖，薨于公元976年。到1960年代，已经做了生产队会计的父亲记录过，张北司徒三个生产队，总计人口约330人。这是一千年延续的结果。

当年，活着，是一种希望。在生命面前，讨论名字的土气和文雅，有些蛋疼。

饥饿

我爸生于1949年，比我妈大4岁。两人相亲之时，他瞒报了数字，人为降低了三岁。对于这种“骗婚”行为，我妈一直耿耿于怀。

1958年，我爸9岁，放着羊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用一篇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为大跃进吹响了号角。文中写道：“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国人民光荣的伟大的和艰巨的历史任务。”

我爸当然不知道，这年的1月和3月，分别有南宁和成都两个工作会议。毛泽东厉言批评反冒进，周恩来等人做了检讨，政治氛围和发展基调都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他只知道，北司徒村里出现了公共食堂。具体时间，如今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我所能查到的，只有一句话：“8月1日，河间县所有的农业社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并且将自留地收归社”。

爸爸：“食堂，就在大过道里。他们那几家也是倒霉，有点什么事，就让他们搬出去。”

全村按照居住地，划片儿分成了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各办了一个小食堂，各供应百十来口人 。

北司徒，是富村。富裕程度，远近闻名，被概括为“吃得上饭”。这有赖于河和大堤之间的那片洪水冲刷的土地，俗称“埝里”。地肥，粮食就好，食堂的饭菜也就香。刚开始，食堂里提供的饭菜，有肉，有馒头，也有包子。“吃饭不要钱”这句话不胫而走，“敞开肚皮随便吃”还吸引了不速之客。

大伯：“咱村的集，就在大过道外头。等到赶集的时候，外村的人也去食堂吃。‘共产主义’了，‘吃饭不要钱’了。”

我：“外村儿的怎么能随便吃？”

大伯：“刚开始是随便吃。他们（外村人）就是去大队开个证明，相当于打白条。那还不好开吗？”

1958年9月，全县30个乡合并为9个人民公社。北司徒乡，成了红光公社的一部分。一个月前，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做出了高度概括：“一曰大，二曰公”。此地显然也不例外。可这“亲戚”太多，谁都招架不住。于是，饭票制实施起来。共产主义，成了社会主义。

我：“后来吃什么？”

爸爸：“吃山药，喝粥。”

山药，是华北一代某些地方对红薯的称呼。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大跃进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考察。当地县委书记张国忠给他许诺，当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2亿斤。主要是因为山药产量高，当地种了三十五万亩。他口中的山药，应该也是红薯。

小食堂开起来没多长时间，稀粥和红薯，就挤跑了四菜一汤。规定三天一改善，并且管饱。

爸爸：“吃饭的时候，自己拎个水壶去食堂。结果，因为水壶闹了回大事。”

这一天，笼屉里端出的，是羊肉馅“大饺子”——包成饺子形状的包子。与如今不同，当时羊肉便宜，是猪肉不足的替代品。有人照例吃饭，喝水，然后拎起水壶离开。但水壶里不是空空荡荡，而是装满了大饺子。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料到人多眼杂。

爸爸：“一下子被举报了。把（生产）队长气坏了。马上说，三天不许到食堂吃饭！”

三天不能到食堂就餐，意味着没饭可吃。

爸爸：“那时候，不许吃饭就完了！家家灶筒不许冒烟，你要个人做饭，把锅都给你砸了。再说，也没锅了。大炼钢铁，都收走了。连门脸吊儿都收走了。”

我：“谁去砸？”

爸爸：“联社（供销社）里的人管。”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当年国民经济计划，钢的产量是620万吨，比1957年高85万吨；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增加到800万到850万吨；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提高到1070万吨。为完成这个任务，各行各业开始为炼钢让路。“小土群”到处点火，家家户户灶台不能再冒烟。

其实，即便有锅，你也做不了饭，因为没有粮食。即便你有了粮食，还是做不了饭，因为没有碾子石磨。生产资料归公，自留地归公，自养的鸡鸭鹅也归了公。聊到此处，我想的是，如果我遭遇此事会怎么办？思前想后，似乎只有一个，等着“刑满”。

与我的认知相反，在大家的记忆中，1958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当地市志记载的1957年到1961年灾情如下：

1957年，全县旱灾严重，94.6万余亩庄稼受灾，其中10万亩绝收；夏，65万余亩庄稼受到虫灾；秋，蝗虫成灾，9万亩农田有蝗灾，严重的有万亩，最高虫量每平方丈万余个。

1958年，夏涝，7至8月，全县共降雨395.3毫米，沥涝成灾，受灾面积26万亩。

1959年夏，全县受旱、涝、风、雹灾的庄稼达52万多亩。

1960年，春旱，全县有58.3万亩小麦受灾；同年7月到8月，全县沥涝成灾，倒房1万余间，淹坏庄稼64万亩，其中40万亩绝收。

1961年，7月10日前，全县51万亩庄稼受灾；11日到27日部分地区遭受暴雨，并伴有9-11级大风和冰雹。8月，全县发生虫害17万亩。

每种灾难，造成损失不一。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1958年是幸运年。不论全市，只说北司徒一带，人们想起那一年的庄稼，至今仍然啧啧称赞。

粮食去哪儿了呢？

有些人的回忆中，这一年好多粮食没有收完。原因是突然进入了“大同世界”，地里的庄稼到底是谁的成了个问题。东村推西村，西村推东村。除此之外，或许也和劳力短缺相关 。与某些地方的情形类似，“大炼钢铁”挪用了粮食生产的人手。当年，“河间县近3万劳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点起1000多座炼钢土炉”。

那些收起的粮食，也没有进到人们的肚子里。

爸爸：“全都糟蹋了。浪费的东西了不得了。山药，就是拿犁一拱，把露出来的收起来，底下的根本不要。在地里挖了一些大坑，边收边往里扔。冬天一上冻，全都烂了个屁的了。”

北方天寒，山药在房间内都难以保存。惯常的做法，是把它放入深深的地窖中。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一些腐烂掉。把它随意扔入田地里的坑中，结果可想而知。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一切归公，防备人们私自占有。

爸爸：“棒子，在藏岗子那里弄了几个（打谷）场。那时候，都种一斤白（一种玉米）。丢的棒子大发了，就在地上滚来滚去，那么着，谁都不敢拿！有人偷着拿了俩，关了他三天禁闭。”

棒子，即玉米。藏岗子，地处“北洼”，离村较远。为了防止公共财产流失，每个打谷场，都设人守护，被称为场头。我爷爷也分到一个这样的差事。但他却干过一次监守自盗的事。

爸爸：“有一回，你爷带着我，还有某某，一块儿去偷棒子（玉米）。黑下（晚上），拿着一根棍子，带着俩花筐。上北洼的（打谷）场里去偷一斤白。装满了，刚抬起来，‘咔嚓’一声，妈的棍子折了。当时，真是吓死了。”

我爷爷，带着我爸一个小孩子去“行窃”，大概就是找一个伴儿给自己壮壮胆儿。北洼的环境，白天独行都心惊肉跳，何况是晚上？做贼心虚，再疑神疑鬼，他们已经踩在恐惧的临界点上。此时，寂静四野，一声脆响，大概有点像晴空霹雳。

爸爸：“好在没人听见。又找了一根棍子，弄回来了。”

花筐，是一种荆条编得较大容器，用来盛放或者运送玉米红薯等粮食。由于上面空隙较大，因此俗称花筐。一花筐的玉米，足足一百多斤。如今回忆起来，我爸仍然感叹“你爷真壮”。我爷爷的身体的确好，八十岁还经常下地干活。但我想，此时的劲儿大中，不全是体力因素。

偷粮食，不光彩，也不得已。

北司徒的小食堂，我以为会骤然而起，然后轰然倒下。可是它很顽强的坚持到了1959年底。人们感谢那块埝里的良田，它支撑到此时，并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饥饿现象。这让周边的村子艳羡不已。可难以为继的压力，显然在逐渐地加大。它会解散吗？没有，实际上，1960年，三个小食堂合并成了大食堂。

我：“为什么要合？”

爸爸：“谁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政策变动有关。”

咨询了很多人，这个疑问也没破解。我只好大胆猜测，这和“第一次庐山会议”相关。1959年7月，庐山上对于公共食堂要不要办下去正在展开激烈讨论。在“纠左”的气氛下，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下决心的可能。可是彭德怀的一封信让风头转向了“反右”。公共食堂，又成了“社会主义阵地”。

爸爸：“操他娘，那个罪受得！我那时候，放了学。除了抱碾棍，就是抱磨棍。怵死了。”

根据我爸的描述，饥饿是从吃红薯叶子和秧子开始的。每天放学，他和大伯的工作，是先把红薯秧子，切成小的细段儿。奶奶在铁锅中炒熟，交给兄弟两人去碾子上压碎。最后用石磨磨成细末儿。细箩过上一遍，才可以食用。食用方法，是闷煮一锅红薯，把红薯叶子的末儿，倒入大锅内，使劲搅拌。用手捧起一个个的团团，当了主食。

爸爸：“后来就是长果皮儿。也是先炒，再碾，后磨。磨的时候，一只手推磨，一只手拿根儿棍子。一边磨，一边向下捅。不然它漏不下去，那玩意儿忒粗。”

长果，是长生果的简称，即花生。花生皮，纤维粗，不易消化。

爸爸：“现在不是很多人还和某某逗着玩儿嘛。经常说，某某，来抠抠。那是怎么来的呢？吃了长果皮儿，拉不出屎来。他爷一要拉屎，就叫他们哥们儿，来给抠抠。”

我爸说完之后，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

我：“哪来那么多长果皮儿？”

爸爸：“那时候都是去徐水买。推着胶皮轱辘的小推车，走着去。”

在毛泽东去过徐水等地考察之后。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人民透露了以下信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而在我的家乡，人们向这个即将迈入共产主义的地方所求的，是花生皮。

与此同时，当地的野菜，也已经成为了竞相追逐的“美食”。

爸爸：“我和你大伯，到新埝那边去。你不知道，站在埝上一看，连根草都没有，密密麻麻，全都是起码菜。”

在《华北农村》一书中，齐如山先生提到过“屈么菜”。这是根据发声而起得名，我认为称为“起码菜”也许更贴切，也更传神一些。这是一种略带苦味儿的绿色野菜。一般叶长和叶宽，与成人手指相当。或许是天不绝人，自带几分怜悯。小小的野菜，那一年格外多。

爸爸：“叶子有这么宽！好家伙！”

我看了他手指之间的距离，感觉像是我某天醒来拥有了姚明的身高。

妈妈：“那玩意儿可是救了人喽！”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提出，“最近经过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实验，又鉴定、改进和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栅藻，红虫（红……）等等。”

文件中的代食品，我未曾在当地人的谈话中找到。人们提到的当地食品还有如下几种：

碱蓬：有些地方，也叫“碱蒿”。 现在的介绍中，有如下说法“鲜嫩茎叶营养丰富，具有特 别的海鲜味，口感好。而切可入药主治食积停滞、发热等”。

榆树皮：公认的“好东西”。本身带有黏性，容易与其他面“打成一片”。

榆树叶

苲草

棒瓤子（玉米芯）

……

在谈这些时，轻松地说一句“那都是高营养的东西”，然后笑一笑，是人们常见的表达。

我：“死人了吗？”

爸爸：“死的人，老鼻子了。”

我：“饿死的吗？”

爸爸：“怎么死的也说不清楚。年纪大的一折腾，就死了呗。那时候医学也不发达。”

我没能找因饥饿而死的具体案例，只寻访到一个“撑死”的故事。这人去看望女儿，女儿给他蒸的粘糕，回家后即死亡。据说是因为肚子中缺少油水。

此外，当地有逃荒现象。近的去河北文安县，据说当地人均耕地较多；远的出了山海关。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36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6月26日，河间县全县公共食堂解散，口粮一次分配到户。

北司徒村，“吃得上饭”的美誉得到巩固。

半个地主

我爸的回忆，让气氛有些压抑。他坐在床边儿，背对我们，低头不语。我没话找话的嘟囔了几句：“那时候，真是……”。我妈也心有戚戚焉，附和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食堂化”。

安慰人，最好的方式是找到一个更惨的参照系。我妈的一句顺口溜儿，暴露了身份。于是，我问她挨饿了吗。结果得到了这么一句：“俺那时候经常吃大米”！

我一愣，然后笑成了一团，我爸屁股上像长了个弹簧，跃然而起。

爸爸：“你他妈偷大米去啊？！别瞎说了！”

我也不信。不要说1960年左右，即便是1990年左右，当地农村也少见大米。华北地区，地里不长，人也很少吃。

妈妈：“就是吃大米。我还记得，一家子照顾我。大米饭汤，舍不得吃米。都把饭粒儿拨给我呢。”

我妈坚持她能吃上大米。我仍然不信，但基本可以肯定，她没挨饿。

妈妈：“没有收上来的山药，都烂到地里了。把外边烂的地方儿剥开，里边剩下一点‘粉团’。你姥爷就去捡那个，捡了，存起来。”

1958年，我妈5岁。对于那几年的细节，她知道得不太多。比如关于食堂，她记住了顺口溜儿，但没记住饭菜。但下面的这个场景，她却记忆犹新。

妈妈：“我记得，从你姥姥家村里来了个老头儿，就要这个‘粉团’。当时恨不得给跪下啊！给一点儿高兴的奥！有这点东西就能活命，要不就得死了。”

看似十里八乡，其实土地质量却千差万别。以此推之，饥荒程度，也不尽相同。1958年冬，各地缺粮的报告已经密集发往北京。来年春天，食堂断炊现象，已经不鲜见。对于当时餐桌上的具体情况，我妈已经难有准确记忆。但如果只吃粉团，她这个漏网的“富家小姐”，一定会叫苦连天。所以，我怀疑姥爷藏下了粮食。

妈妈：“我还记得跑去和我爷我奶奶说呢，‘你们知道么？俺家那粮食都在街上的柴禾垛里放着呢？哈哈。’”

果然被我猜中。莫说是中农，即便贫农也在打这个算盘。我爷爷把一个装着粮食的缸埋到了院中，里边据说是麦子。不过似乎我姥爷的方式更高明。把粮食藏在街上，如果被查出，也可以矢口否认是自家的。

人民公社时，“一平二调”饱受谴责。平，是平均主义，调则是无偿调拨农业社或社员的财产。共产，究竟共什么？没人说得清。有些地方，衣裳都进行了集中再分配。普通人家的担心，真实且有必要。对付“共产风”，农民用的是“留一手”。

妈妈：“那时候集（市），就在那条街上。当时某某走着走着，就倒到当街了，饿晕了。你姥爷看见了，就弄到家里去了。给了两个小窝头儿吃，活过来了。后来，这个人到处去说，文育（我姥爷）家有窝头吃！从那以后，坏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来，看着你吃饭。吃完了，剩下的，他就吃。”

我不禁大笑。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一家人吃饭，旁边坐一位“监工”。 看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吃的人，心里打鼓地下筷子。什么时候不去了？为什么不去了？不得而知。 好在这不小心的“败露”没有引来事端。

为什么我妈没挨饿？恐怕有如下几个因素：家里孩子少。接连的不幸，此时成了幸运；本身较富裕，有积累；此外，我有个精明的姥爷。

妈妈：“你姥爷经常说，你今天挣五分，只能花三分，四分。一定留出来富余。”

爸爸：“就是财迷。”

妈妈：“那叫会过日子！”

我爸妈的阶级仇恨被唤醒了，我只能笑着打圆场。农民过日子的门道，有句土话叫做“嘴里抠，肚里挪”。周扒皮，未必扒别人，但对自己一定不客气。我姥爷是个老庄稼汉的典型代表。

我的表哥，年龄要长我许多。他曾经讲起十多岁时，到姥姥家帮忙清理猪圈的事。 传统的猪圈，结构很像现在的“跃层”住宅，而且是下跃。上面是生活区，台阶下面的“深坑”，是院落和厕所。沤肥到一定数量，要把它清理出来以备使用，同时也相当于给猪做次“小时工”，大扫除一下。这个活儿，不但脏，而且累。表哥一直从早晨干到中午接近一点。姥姥一直催促：“快让孩子吃饭”。姥爷却坚持先把活儿干完。滑头的表哥，用一层新土把剩下的地方盖住，然后宣布完工。姥爷跳下猪圈，拿个木棍向下一插，戳穿了骗局。之后，就是山呼海啸的咒骂：“滚！再也别来了。”表哥只好饭都没吃，逃之夭夭。

精明，其实是勤奋，按照如今的说法，这叫敬业精神，或者职业素养。

还是回到“吃大米”的事吧。

妈妈：“你知道尊祖庄西面儿有片大沙洼吧？那时候你姥爷去开荒。叫……叫闲散地。四边开成沟，怕羊来吃。把里边的茅草砍了，开荒种豆子。”

沙洼，是积攒起的“小沙漠”。 边缘地带，茅草丛生。属于儿童的乐园，庄稼的地狱。如今它已经消失殆尽，建起了一片片的厂房，成了工业开发区。人民公社把自留地取消。在沟边儿，路边儿的缝隙里开荒种粮，成为了很多人渡过危机的方法。

妈妈：“我记得那时候你大舅刚会走，非得让我抱着。我不愿意，就拿一个四齿，在前边拉着跑，引着他追。结果一下子他趴到了四齿上，肚子上留下了一排疤。”

这个描述，让我心头一凉。四齿，是一种农具。按照用途，可做成各种大小。刨地用的，铁刺大概20厘米左右。我想我妈短不了挨一顿胖揍。不过，我也大致推断出了此时的年份。我的大舅生于1958年。刚刚会跑的他，应该是一周岁多。那么，此时是1959年。

闲，是没人要，土质好不了；散，是零零碎碎，面积大不了。但这块儿闲散地所带来的收益，似乎又比较可观。邻居羡慕说“他家财主了”！

我：“别人不去开‘闲散地’吗？”

妈妈：“没那个头脑，人也没劲儿。”

这两个理由，都有说服力。此时是特殊时代，人都在生产队中，要种自己的一块儿地，需要极大的额外付出。大米，是辛苦换来的。

妈妈：“我那时候特别‘娇生’。老宅对面就是粮站。你姥爷就去找人家问，俺家闺女爱吃大米，你们有大米不？人家说，有大米，不卖，换可以。拿豆子换。你姥爷就说，豆子我有！就拿一袋豆子，换了一袋大米。米不是现在的米，好多都是半个儿的。”

至此，我才相信了吃大米的故事。闲散地开辟出来，苦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从个人而言如此，从政策上也是如此。

1958年冬，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已经被知晓。政策的调整不可谓不密集，虽然步伐不快，但毕竟在一步步收缩。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就分配私人自留地问题发出指示：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并且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出提示“此事要快”。6月11日，中共中央对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很快，1959年7月，河间县全面落实恢复了自留地。可也在此时，“庐山会议”召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弊端，被发现的又被认可，被纠正的又打了折扣。为了巩固公共食堂，河北省甚至提出自留地应该采取措施限制和逐步削弱：一是严格控制自留地的数量；二是将现有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种菜和饲料；三是小片开荒和零散闲地由生产队统一规划，适当分配给小队经营，一律不许社员开荒。

事情的演进，已经不是自留地能否失而复得，而成了开荒地是否会得而复失。

好在大家的记忆中，“闲散地”还存在着，并且成了“救命地”。我的岳父，老家在子牙河东。村中多枣树。他小时候的代食品，是把枣和胡萝卜的混合物。胡萝卜，即产自他爷爷找到的“闲散地”。

自留地能否留的摇摆，到了1960年底才尘埃落定。当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舅表弟文本仙进京“告御状”。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其中第五条明确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妈妈：“你姥爷和你大姨，每天起大早儿，去拉粪。回来吃完饭，去生产队干活儿。”

传统农业，养料是人畜粪便。一般在家积肥，再用板车拉到田中施肥。这个过称，俗称“拉粪”。我妈回忆中的这个场景，我想发生在自留地恢复之后。

妈妈：“那时候，都是浪费。棉花，丢得到处都是。你姥爷就去捡。回来之后，纺线，织成粗布。码起来，从柜子上，能到房顶那么多！”

我妈骄傲于姥爷的勤劳致富。我爸是典型的贫农子弟，有点不屑于我妈的炫耀，或者也有一些羡慕。我大致明白了为什么我姥爷能够积攒几十亩地。如果时代不变，他应该会住上青砖房。但如果时代晚一点变，他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我：“你们觉得地主坏吗？”

爸爸：“咱也没见过地主什么样。这个事儿，你得看怎么说。你地多了，种不过来，是不是就得雇人？就得有剥削。可是现在你开个厂子，生产东西，你是不是也得雇人？不是一样的吗？”

妈妈：“现在叫改革开放。”

我：“哈哈”。

他们都没经历过旧社会，只是用现在去衡量着过去，这种判断，其实是常见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多变动，他们其实无从知晓。我也只能试着去理解当时的情形。

大跃进，与工业化的核心目标相关。工人，城镇人口的增加，工业原料种植挤占了粮食用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张力其实一直存在。在1953年，大规模计划建设的开局之年，就曾产生了粮食紧张，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也因此才有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与工业项目的高歌猛进相比，个体小农经济增收的缓慢的确是个“短板”。于是，在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试图依靠增强彼此协作增加生产的“互助合作”早在大跃进之前就已经风生水起，只不过更为谨慎。至于后来的演进，失去了它该有的节奏。

我本来想去和我爸妈讲述这些“书本知识”，可后来想想放弃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肚皮比任何宏伟目标都来得真实，来得重要。

留下

爸爸：“你别看你脑瓜儿灵，我比你还灵。”

我：“是。”

这个是，我说得心悦诚服。

曾经我是牌局的常客，只不过是看客。当地打牌，规矩松散。打麻将的人，像是有拖延症的上班族。“长城”垒起若干次，又推倒多少回之后，才提出来结清账款。我爸鲜有胜绩，可此时却会一领风骚。他眼睛眨眨，慢悠悠地说：你给谁几块几毛，你收几元几角等等。零零散散，彼此交叉的债务，瞬间清晰，从不出错。我怀疑他脑袋中有个八核的“算盘”。甚至拍马屁说：如果你继续上学，会是个伟大的数学家。

可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退学

爸爸：“就上了三年还是四年？我都是考第一。结果要升高小了，死活不让上了！”

三年，还是四年，他一时不敢肯定。只记得是10岁（9周岁）走进学校大门。我经过求证，大致推断出了他的求学史。

当时的小学，分成两段：普通小学和高小。一到四年级，学生在本村就读。然后升入位于杨张各（村名）的高小。因此，我爸是1958年背上书包，1962年告别课本，四年级考试似乎缺席了。他的学历最终被定为小学肄业。

我：“为什么不让上了？”

爸爸：“ 反正就是不让上了。”

我爸头一扭，不愿多说。我想他大概至今仍有情绪。

我的爷爷奶奶不是狠心爹娘，也不是愚夫愚妇。事实上，他们很重视教育。1960年，我的大伯升入初中。这所中学位于12华里之外，他要朝发夕至，步行往返。若干年后，我的两个叔叔也都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当年农村，这已经是“高知”家庭了。

我也很好奇，我爸这个倒霉蛋究竟是如何炼成的？1962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挺过来了。

根据他们姊妹几个那神奇的名字，我大致找到了直接原因。我的大叔，生于1958年。到1963年，家中的第五个孩子——我的小叔出生。而此时，我的大伯就读中学。家庭负担，有一个陡然的加重。

爸爸：“那么多孩子，我得看着。 你俩叔，你老姑，都是我背大的。最没事的时候，出去玩，也得背着个孩子。”

我对于我爸的遭遇，充满了同情。但对于我的爷爷奶奶，也抱有理解。生活的清苦，通过生活的片段，就可以感知到。

爸爸：“那时，没有表。看申儿（音）。早上，你奶奶看看，天是不是快亮了？然后叫我和你大伯起来。天黑着，和其他几个人一块儿走。干么去呢？上九村拾山药去。走着去，差不多天亮就到那儿。”

山药，长在土下。一般收获完之后，会有少量遗漏。所谓拾山药，就是去搜寻这可能的剩余。用一把小的四齿，挨着已经翻过的土地，慢慢刨，慢慢找。干这个活儿，要保持长时间蹲行的姿势。九村，是一个村子名，离北司徒大概八九里路。如果步行前往，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爸爸：“还得看看，是不是人家不要的，才敢去拾。要不人家根本不愿意。那时候，山药和现在的不一样，扎得深。得挖进去老深（很深）。到天黑了，才又往家赶。一天你以为能弄多少？大概就是一筐头儿，然后一小袋儿。背着家走。”

筐，是背筐。下部是荆条编的篮子，一边是弯曲的木条，用来挎在身上。一筐头儿，也就是只有一篮子。中午的午饭，就是出发时带着的一个玉米饼子。几个十多岁的孩子，负重穿过夜色笼罩的荒野。再回到家中，已经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去定位父母回忆中的时间，于我是极大的考验。作为钟表文明的子嗣，现代人很难理解那些模糊。有时我在想，这不仅仅是因为缺少计时工具。或许对于传统农耕文明而言，时间是循环的，而非向前的。

当兵

我想找个词汇来形容1964年，找来找去，终于发现最贴切的：不平凡的一年：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5月，解放军总政治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出版；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记忆在世界历史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越战升级；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年，毛泽东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改变，“三线建设”启动。

1960年代，是属于绿色的。而1964年，毫无疑问，是“绿军装”进一步升值的一年。

爸爸：“那时候当兵，什么都好，是个光荣事。别人也看得起，娶媳妇儿也好娶。”

1960年，我大伯升入初中，当年河间县共有小学毕业生12729人；1963年，他没能考入高中，当年全县初中毕业生人数867人。升学，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条盲肠小道。

爸爸：“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跟你大伯在那里推磨。某某过来说，你们这样不行啊。赶紧想想（办）法儿吧，要不然将来连媳妇都娶不上奥！真他妈看不起人！”

在和我聊天中，我爸重复这段话数次。对于已经消失的地点，当时的场景描述极为清晰。显然，这对两个已经“早当家”的孩子刺激极大。他们立下的宏愿是：一定要当兵。

先吃到螃蟹的，是我大伯。1964年底，他应征入伍，成了65年的兵。此后提干，复员，转业之后成了国家干部。

对于大伯的参军，我爸一定是高兴羡慕嫉妒恨。家里似乎有了希望，但希望是属于未来的。家里少了一个劳力，这才是属于当下的。

爸爸：“为什么我现在会熬粥，贴饼子这些活儿啊？那时候你奶奶得纺线，织布。这些活儿就都是我的。”

我爸像一个受伤的童工般控诉。我很想告诉他，你烙饼最好，可这个玩笑话没敢说出口。我妹妹则在一旁念起了民间俗语：“大的胜，小的娇儿，中间的是个受气包儿。”

机遇，总是垂青没有准备的人。1968年，就在我爸一边儿辛苦的照看弟弟妹妹，一边儿热火朝天的参与革命生产时，参军入伍的机会，降临到了他头上。

爸爸：“我记得很清楚，招兵的人是李连长。咱们村，就验上了我一个。”

考试就是这样，脱颖而出考取第一名就倍感光荣。我爸谈起这些，依旧容光焕发。可他能够通过“考官”的威严，却没能通过我奶奶的眼泪。

爸爸：“你奶奶天天哭，不让去。说你哥还没有复员，你就又走。这个家可怎么办？孩子都那么小。”

此时，我爸生命中的贵人出场了。这人，是他的表哥，我的表大伯。他当时做生产队的队长。4年前，曾经成功说服我奶奶把大儿子送入军营。可这一次，他却铩羽而回。

爸爸：“后来咱们村蔡某某来叫我。另一个公社，又来征兵了，咱俩再去验。我当时想了想，算了，不去了。他去了之后，验上了。”

然后，我爸和我妈开始争执起来，讨论的议题是这个蔡某某究竟官至哪一级。当兵，似乎也有大小年之说。根据过来人讲，当地1968年的招的兵，后来都提干了。

爸爸：“哎，咱要是不管不顾的性格，什么都想着个人，当时也就去了。落不到庄稼地儿里。”

1968年，全世界都在反抗。我爸，选择了顺从。

会计

在征兵处量身高体重时，我爸其实已经有了公职——北司徒村第二生产队会计。

结束大跃进的，是《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核心之一，是核算单位的调整。“一大二公”时期，人民管理机构从上到下依次为：公社，大队，生产队。此时，它像个家族企业，公社大权独揽，大队是部门经理，生产队是基层员工；后来调整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它变成了集团公司。只不过，大队是分公司，生产队是生产车间；最后，为了克服内部严重的平均主义，集团公司把大队变成了事业部，生产队成了分公司。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换言之，我爸做了分公司的CFO。

爸爸：“我当了会计，后来就没那么苦了。”

别看小小的生产队，它所经手的事虽不大，但任务却不少。因何如此，后文专门详细介绍。我爸显然做得还不错。

爸爸：“我那时候，结算分棒子（玉米）。眼一扫，就知道是不是差不多。一上称，八九不离十。”

我爸有自吹自擂之嫌，但也大概符合实际。这个业务骨干，很快获得了高层领导的赏识。他有可能被上调到大队做会计。

爸爸：“就是看上我了，来动员了很多回，和我说你来干！你表大伯知道了，他不愿意。找到我说：咱不能这么干。我是队长，你是会计，别人怎么说啊？这不都是你们家的了吗？”

此时，我的表大伯已经高升为大队队长。队长和会计，类似于生产队里的司令和政委。互相合作，也互相监督。在《农业六十条》中有如下规定：

“生产队必须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一切财务开支，都要遵守规定的批准手续，凡是不合规定的开支，会计有权拒绝支付。一切收支账目，都要按月向社员公布。属于生产队所有的粮食和其他副产品，都要认真保管好，防止贪污、盗窃和损失。管粮、管物资、管钱、管帐，都要有人负责。生产队长要经常检查和监督财务工作和屋子保管工作，但是不要经管现金和物资。”

为了避嫌，我爸还是没有接手递来的橄榄枝。

我：“你怨我表大伯吗？”

爸爸：“还是沾光多！”

这是我爸最后一次离开土地的可能。曾经有三次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都很珍惜，但他都没能把握住。

至于我妈，则要干脆得多。1965年，已经12周岁的她蹦蹦跳跳地进了一年级教室。这也成了她的最高学历。

妈妈：“就上了一年，不上了。”

我：“怎么不上了呢？”

妈妈：“学校被砸了，关了。”

河

对于洪水的切身感受，我只有两次。

2003年，安徽蚌埠受困淮河水患，我去报道灾情。印象最深的，是如下场景：车子将将抵达某村的临时安置点，成群的家狗见有车来，不但不躲闪，反而成群合围过来。摇尾乞怜之态，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丧家之犬。

1996年，适逢我高考结束不久，暴雨不歇，子牙河东部区域沦陷。为了彻底改造我的进城农民工形象，舅舅带我到沧州市置办上大学的行头。去时水近桥面，回来时却已经无路可走。就这样，两人在市内滞留多天。再度通车后，回家的大巴车上，充斥的是关于洪水的新闻。

甲：“河东那边儿，人都住在大堤上呢。村子全淹了。”

乙：“前几天，说几个家伙挨揍了。市里的，没事儿跑来看水。站大堤上叫唤，‘真好看！真好看！’给他妈揍了一顿。哈！”

甲：“纯粹妈的找揍！哈哈。”

看客，终究是看客。淮河水灾，于我也是如此。尽管我不是去看海的，其中辛苦和不易也感同身受。可那不过是盘桓数日的一个体验。我不必为家人一日三餐担忧，也不必为房倒屋塌而焦虑。真正生活其间者，才有切肤之痛。

万幸的是，子牙河在1996年并未威胁到北司徒村。 但我知道，它曾经是多么的桀骜不驯：“十年九开”。

爸爸：“那一年开口子。谷子，刚带粒儿。砍了，没多少粮食；不砍，还没有吃的，可惜。你说是砍还是不砍？根本不知道是不是能守得住。”

1962年，终于度过了饥荒，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的餐桌上，已经出现了玉米面饼子。可转年过来，一场特大水灾却轰然而至。县志记载：“1963年，8月6日——9月中旬，河间县出现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受灾面积90.3万亩，死9人，倒房7万多间，损失严重。”

大事纪年，准确，但抽象。口头记忆，模糊，却真实。

我：“谷子到底割了没有？”

爸爸：“黑下（晚上）抢谷子，割了。砍下来，全都抱到大埝上去了。”

谷子地里，是犹豫不决继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慌乱。大埝之上，则是千钧一发的紧张。

爸爸：“当时大埝上，你没看到啊。好家伙！那王八脑瓜儿挨着脑瓜儿往上爬！米羊（蚂蚁），一堆堆的！”

我多少有些密集恐惧症，心中不禁一阵反胃。动物可以夺路而逃，但人不行。在他们前方，水已经吞没了留存的庄稼；在他们脚下，是洪水拍打岌岌可危的大堤；而在他们身后，则是赖以遮蔽风雨的陋室。民间有言，“穷家值万贯”。其实正因为穷，屋舍才更为金贵，不是吗？

爸爸：“那时候，要传签。什么叫传签呢？隔不多远，就站一个人。写好了，你这怎么样了，挨个儿往那边儿传。万一有个好歹，别人得知道啊？大埝上的人，哇哇的喊！”

这样的场景，我在淮河大堤上见过。当时，突然有人通知有决堤的风险。一旦如此，凤阳城将危在旦夕。驻守的官兵接到电话，立刻甩掉了我这个寻找新闻线索的人，转身向一个方向跑去。只不过，大声呼喊的，多为军官。士兵，面带焦急，却默不作声有序前行。而那些堤下的村民，似乎见惯不惯，还在悠闲地打着麻将。

但多靠自救的时代，显然是另外一番场景。防护者，主体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村民。他们没有现代通信工具相助，一切都靠着老天爷给予的耳目手足，去抵抗那迎头而来的水浪。

爸爸：“大埝上，那时候，都是土堆。真来（洪）水了，决口子了，你上哪儿取土去啊？”

对于这次水灾，当地详细的记录是：“县境内子牙河两岸有1400米长的堤段溢漫，全县紧急动员了3.5万多人上堤抗洪抢险，奋战一昼夜，动土13.5万立方米，筑起5万余米、高1米的堤上小埝，抢救险情11处。从同年11月7日开始，全县出动民工10360人，修复洪水毁坏堤段79处，完成土方14万立方米。”

爸爸：“你知道浸埝水嘛？”

我：“什么？”

爸爸：“浸埝水，就是从大埝渗过来的水。被那玩意儿从地里走过一遍去，庄稼一个粒儿都不长。”

谈话至此，我已经无比担心，1963年的洪水，会一下把刚刚恢复的生活淹没。好在这并没有发生。在祖祖辈辈与这条河的周旋中，人们已经学会了生存的技巧。洪水退去，利用天寒之前的空隙，再补种一点作物充饥。而到了第二年，土地像是被注入了营养液。回忆当时的场景，常听到的感叹是：“那庄稼啊！好家伙！”。事到极致，往往无言描述。

2013年1月1日，我饭后到村外遛弯儿。大埝之上，空无一人，也空无一物。只有已经日渐密集的树木，和枝丫上的喜鹊窝。偶然几声喜鹊叫，不是喜庆，而是有些苍凉。当年的人声鼎沸，或许只在上一代人的梦中回响了。河已经干枯，大堤也没了用处。我甚至想到，它或许会被铲平，为人们的通行让路。

爸爸：“那时候，这个河，常年有水。你知道怎么种地吗？河东，不是有咱们村的地吗？等到收庄稼的时候，得用摆渡。前后村儿，就一条船。摆这一次，只能运四辆小推车。你想想，得多费劲？一个村儿啊！”

小推车，据说发明者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即木牛流马中的流马。独轮儿，双足，一个人使用。属于步行时代的器具。载物，比人肩担背扛要多，但也分量有限。不像小说中的演绎那么神乎其神。船，我小时候见过。堆在街角儿，空留形状，成了废品。这条河，真正的“威胁”是在日常。

爸爸：“子牙河边儿，里边通火轮儿。去天津的。有的船，用帆。起风挂起来，没风就用拉纤的。我还去过一次呢，到静海。拉过纤。”

河边，杂木林立。河中，白帆点点。尽管我爸说当时匪盗横行，人们轻易不敢靠近河边儿。但我还是想到了江南水乡。几十年前，它也曾属于北方。河水之丰沛，我残存的记忆，只有一个用来恐吓孩子们不要轻易下水玩耍的故事。某人，水性出奇的好。双手被缚，双脚踩水过河如履平地。一次，船行至河中央，赶牲口的鞭子掉进水里。鞭身入水，鞭梢儿在水面轻摇。这个人，一个猛子扎下去试图捞起鞭子。结果他却和鞭子，一起沉入了水底。晃动的鞭梢儿被解释为“水怪”勾引猎物的小伎俩。这是真事，但妖怪是不是真有，无人知晓。

它被驯服，是从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开始的。

我：“你挖过河吗？”

爸爸：“挖过，不过我没干具体的活儿。那时候已经当了会计。”

1963年底，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于是子牙河这个海河的支流之一，也成了被治理的对象。为增强它的泄洪能力，自1966年开始，30万民工投入到了子牙新河的挖掘中。与之类似，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不断。“挖河”，也就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爸爸：“挖河累！坡，分成二五坡，三七坡。二五坡，基本就直上直下了。刚开始，俩人抬土。抬不上去，都是湿土，装满了有好几百斤。后来才用小推车推。也收拾人，故意给他把土拍得尖尖的。”

我：“那还有人去？”

爸爸：“都抢着去！有吃的。吃什么呢？白菜帮子，窝头。好歹吃得上饭啊。不然你就过不下去。完事了给分点儿粮食。”

不得不说，为了根治水患，当时的人可谓费尽心机。除去各种泄洪渠，还修复了大堤，也建设了扬水站等设施。在北司徒村旁，就有一座泄洪闸。退回到我的小学时代，夏天之时，上游还有水来。那一带就成为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如今，再走到河道之内，这座闸守望的，已经是空空的河道。甚至有人在其中开荒种起了庄稼。

爸爸：“河东其实更苦，咱这儿边还好。那时候说什么呢？保护天津。一到守不住了，要开口子了，先炸那边儿。”

河东，河西的差距，可以隔岸喊话，但却命运不同。河东的人，说话带了些天津味儿，却为保护津门成了泄洪区。不仅如此，水流的变化，也让两地的土质迥异。河西，土地肥沃；河东，沿河一条沙土带，再向外则为胶泥地。

爸爸：“冬天，俺们去搡过沙。”

我：“搡沙是什么？”

爸爸：“什么叫搡沙呢？河东的地，忒丧（胶泥地）。就把沙土，用小推车推到地里去。掺和到一块儿，不就好了吗？你想想多他妈冷吧！冻得龇牙咧嘴。”

我喜欢冬天，因为这是最“闲”的季节。土地冬眠，人也暂歇，村内多婚丧嫁娶。无论乐与悲，都会构筑起热闹的公共空间。一把花生，二两小酒，三分喧嚣，搭配起了属于这段时间的闲适。可与天斗与地斗的年代，它却是辛劳的。

我：“怎么住呢？”

爸爸：“就在地里搭窝棚。埋锅造饭，吃嘎嘎汤，窝头，白菜帮子。这么着，还都挺乐呢！晚上喝酒，还没有，到药铺里边去买药酒喝。”

我：“为什么不家来（回家）住？”

爸爸：“家走？！不能回来。你回来了，不去了怎么办？都得在那儿住。”

搡沙的地点，离家也就隔着一条河。冬天，无水可以穿行，有水也可以踏冰而过。再步行五六百米，过了大埝就是村子。所以我好奇，为什么人们不回家？纪律之严，超乎了我的认知。谈到此处，我脑子里，居然蹦出了政治课本的内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有人总结，农村变迁之中，农民的动员和组织方式至关重要。1949年前，是乡绅负责的自治；1949年之后，是国家权力高度介入下的集体制；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则有些放任自流。我们会欣喜于更自由的社会，但有时也会感慨所谓的水利设施，大多是当年所为。

对于这里的变化，站在河边儿，望着河底走出来的大路，我有些不知如何去评判。上游的水，近年来已经全无踪迹；退回二十年，则是偶然光临，只是已经多为污染过的‘黑水’；再向前推二十年，这里则是波光粼粼，甚至肆虐为灾。理由，据说是因为上游争水。省际，县市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在争抢当年避之不及的水。我的脚下，已经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地下漏斗儿。

水，还会再来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恼。

食物

先讲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天，教授在课堂上讨论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结论是为期尚远。理由是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量比起美国来太低了。我的这位朋友站起来反对：“你的理由不成立，数据不准确。”教授说问他哪里不准确了。他回答说，“因为美国人吃猪肉，除了肉什么都不吃。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除了猪毛不吃，其他的都会吃掉。”

他是对的。我想，吃不饱，才会到处找，才会有“舌尖儿上的中国”。第一个吃臭豆腐的人，其实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大无畏得多。

所以，体察1960年代的农村生活，还是要从吃开始。

四种饺子

饺子是种神奇的食品。

为什么这么说？锅台，传统上是女人的领地。但有一天是例外——大年初一。五更天，男人早起，女人安睡。先开屋门，扔出一个炮竹，响声过后开始煮饺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传说，初一的饺子会串门。笊篱下锅，你可能会发现饺子逃走了。女人性情敏感，会惊慌失措，大呼小叫；男人则稳重沉着，若无其事，默不作声。反复的轻捞慢起之后，饺子又会被“叫”回来。

我不信，我爸我妈则坚持确有其事。我们只好搁置争议，共同开吃60年代的饺子。

爸爸：“来个亲戚，吃饺子。都是做四样，荞麦面的，杂面的，山药面的，白面的。”

妈妈：“现在你想吃还吃不着呢。”

爸爸：“那时候亲戚也傻，光他妈挑着白面的吃。”

我：“哈哈，他们可不傻，肯定都吃白面的。”

白面饺子，在当时属于节日特供食品。

我妈说的对，现在如果想品尝这么齐全的饺子宴，你得去四五颗星的大酒店。而且那里边的“亲戚”一个比一个精，都挑着荞麦面的，杂面的和山药面的吃。不过我怀疑，这最后一种，他们未必有口福品尝得到。

山药冷汤

关于红薯面，我只见过两种或者说一种食品：烙饼。山药面熟了之后，会呈现黄红色。于是，外面是白面，里面是山药面的烙饼，叫银包金；反之，自然就叫金包银。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它还能做“全山药”面食。

爸爸：“冷汤。山药面儿的面条，拌山药丝儿。”

冷汤，是当地凉面。面条煮熟，过水，拌上蒜汁儿，麻将，菜码儿之后即可食用。做法类似于北京的炸酱面，但又有本质不同。炸酱面，好坏全在酱上；冷汤则不然，味美美在菜上。可我爸所说的冷汤，面条是山药，菜码儿还是山药，的确有些“换汤不换药”。类似于大饼卷馒头。

妈妈：“你姥爷和他姐有矛盾，就因为这个。当时村里死了个人，你姥爷去报信儿。从这个村儿，串那个村儿，再到另一个村儿。走了一整天，都不管饭吃。这一趟走下来，几十里地。天黑了，走到了他姐（姐）家。结果给做的山药面儿冷汤。从那儿以后，你姥爷再也不去她家了。回来说，俺从小儿不吃山药面儿冷汤！”

村中有人去世，需要有人去通知亲戚朋友，俗称“报信儿”。没有信息工具，全靠人传递。没有交通工具，则全靠双腿。只是这一顿冷汤，就导致姐弟失和，的确让人有些不解。或许，对于这种食物，我姥爷已经厌烦透顶。我的岳母，谈到“山药面儿”，就是面露嫌弃，头一扭说：“到现在我也不吃那行子（那玩意儿）”！

鱼糊饼

我还在读大学时，曾接待过一位刚刚考上某重点大学建筑系的老乡。走到未名湖边时，他好奇地问我：“怎么这么多大坑啊？”我和他开玩笑说，你会成为一个牛逼的建筑师的。后来此话果然应验。

他说的大坑，是方言中对池塘的称呼。我有时也觉得不够雅致，比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改成“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大坑淡淡风”。不过如果换成捕鱼捉虾，斯文不斯文，也就无所谓了。

爸爸：“我那时候，抓小鱼。咱们家在的这个地方，叫黑明坑子。架个网，弄一堆小鱼子。”

我：“怎么吃啊？”

爸爸：“打糊饼。”

我双手做抓心挠肺状大笑。做糊饼，需要用大铁锅。把玉米面，沿着锅底的弧度，拍成薄薄的一层。等到熟了之后，下边有些焦糊，软脆搭配，很是可口。玉米面中，拌上榆钱儿，是经典的组合。至于小鱼糊饼，我唯一能断定的是：“鱼的确不大”。

我：“那能吃吗？”

爸爸：“能吃！”

我怀疑这是我爸的独家发明。

王八蛋

我一直觉得，守着一条大河，人们不会为吃喝发愁。后来才想明白，河大了，人就小了。打鱼，得寻找它的喘息机会。

爸爸：“有一回俺们打鱼，四张网。刚开始，打了不少鱼。结果一过摆渡口那儿。下去一网，就是一堆王八，再一收网，还是一堆王八。可把俺们几个吓坏了！商量说，咱不能打了，这玩意儿没好儿。全扔了。”

我：“干嘛不要？”

爸爸：“那时候腻歪那玩意儿，不敢要。要是现在，妈的，发财了。哈哈。”

讨厌乌龟，不是因为其寓意，而是因为它的危害。人们对于洪水的防范，全依赖两条土堤。乌龟有个钻窝的习惯，容易把堤坝穿透。洪水来袭，千里之堤，会毁于“王八穴”。因此，当地不缺乌龟，却不会吃王八。

王八蛋倒是可以。

爸爸：“那时候河里常年有水。河的两边，都是柳条墩子。俺们就沿着河沿，吃完晌午饭，去找王八蛋。都在柳条墩子下头。怎么找呢？你得会看。先找王八（脚）印儿，顺着就能找到。表面上看不出来。把上面的土挖开，下边儿特别整齐，倍儿干净，一窝儿就是二三十个。”

我：“煮着吃？”

爸爸：“腌着吃。那时候，连塑料袋子都没有。一人背着个筐子去拾。”

我：“那可真是不少。好吃吗？”

爸爸：“好吃。一年腌好几坛子。”

我没出息地咽了下口水。

茄皮咸菜

炒菜，是为了吃菜；咸菜，实际是吃盐。当地常见的是用萝卜等腌制的红咸菜。据说当年挖某地主的宅子寻宝，曾经偶得一罐。询问当事人得知，储存于义和团运动时期。可见盐分之大。

无论好吃与否，它都脱不了穷人底色。1960年代的咸菜，可能更见本义。

爸爸：“那时候，都去弄什么呢？茄子，你知道吧？”

我：“这个我知道……”

爸爸：“茄子秧子，那个皮儿，弄下来，腌咸菜吃。那时候，水井那里有一片，都去剥那个皮儿。

我：“那个能吃吗？”

爸爸：“能吃吗？还得抢呢！”

妈妈：“都那么吃！”

两个人的刻意强调，证实了这种咸菜相当普遍。而我从未听闻，则证明这种失传的咸菜口感一定不佳。

漂汤席

据说某地有习俗，招待客人的碗碟不能露出底儿，这被视作不敬。某外地人来访，每次要吃完，就会有人来添菜。他秉持勤俭节约的信条，一再努力，奈何碗深不见底，肚量却有限，最终终于求饶认输。

其实，或多或少，中国人的面子，都支撑着这种“浪费”。一般待客尚且如此，何况是婚姻大事。

爸爸：“结婚招待人，那时候叫‘漂汤席’。为什么叫漂汤席呢？下面是水，上边漂着几根儿菜。跟汤是一样的。一人就给一碗。”

当地惯例，婚礼当天，女方会组成队伍护送新娘，这些人中午会在男方家吃“宴席”。大概相当于如今在酒店办婚礼的那顿大餐。但在那个年代，这“菜”被汤替代了，至于“饭”也好不到哪去。

爸爸：“主食是馒头，当时分正三七，倒三七。白面和米子面，掺和起来。白面多，叫正三七，白面少，叫倒三七。就这个，还经常吃漏了。”

所谓吃漏了，就是把饭菜吃光了。多有发生，或许尴尬也无所谓了。

荤腥

肉的多寡，可以用刑期衡量。

爸爸：“那时候，人们怎么改善伙食。就是指望队里死个牲口，然后大伙儿能分点肉。”

妈妈：“那不是出过事吗？某某在队里养牲口。快过年了，他琢磨怎么能吃点腥活儿呢？然后就弄了信，拌到（草）料里头了。结果，毒死了好几个大骡子。警察来了，把一个村儿的男的都圈到牲口棚里，衣裳全收走了。后来在他的兜儿里，找着了信渣儿。判了好几十年。”

爸爸：“是，再出来都成老头儿了。”

信，是对于毒药的俗称。腥活儿，是荤腥的方言。

妈妈：“那时候生产队，去种庄稼。不是有种子吗？你要是种长果儿（花生）。提前就用信，把种子全都搓了。怕人吃！就那样，趁着不注意，都抓一把，搓了皮儿吃。”

这个，该叫做“零食”吧？

生活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蓬蒿，究竟为何物，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的家乡，的确有两种杂草。

一种被称为扎蓬。样子么，可以据以下比喻想象。我的发质较差，凌乱丑陋之时，我妈经常会说“跟扎蓬一样”；另外一种，名为蒿子。气味较大，且抢夺庄稼养分。是田间作业的重点清除对象之一。两者相同之处，是招人厌烦。貌似长得大大咧咧，但干货却较少。初冬时节，薄雪之上，偶有滚动者，“蓬蒿人”的苍凉，尽显无疑。

我一直认为，扎蓬和蒿子是无用之物。

爸爸：“早抢光了。现在一根儿都没人要。”

我：“扎蓬呢？那玩意儿有什么用？烧都烧不出分量来。”

爸爸：“哪有柴禾啊？那也得烧，起码能做熟饭！”

秋

在我爸的童年劳动中，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拾柴禾。如果连扎蓬和蒿子，都能扫荡干净。那意味着，田地里，被一扫而空了。

爸爸：“生产队里，你知道抢什么吗？谷茬（方言念ZHA）。”

收谷子，用镰刀齐地割断，留下的叫谷茬。当时，草也是宝，可以喂牲口。于是收割时，人们尽量把镰刀下压。收割过后的谷子地，像是剃过发的光头。发根儿，就是谷茬。连根拔起，叫刨谷茬。

爸爸：“那时候都发坏，故意半宿（半夜）去敲钟，让人们刨谷茬去。就这样，还都去呢。”

生产队时期，一切行动听指挥。人是听钟声，物是听分配。半夜时分，人从被窝儿里爬起来，揉揉惺忪睡眼，拿上小的四齿，成群结队去田中抢夺谷茬。一个抢字，道尽了它的紧俏。

爸爸：“到那里，拿一截儿高粱杆儿。每家多长，多宽，划成片儿。都他妈抢！”

南方砍柴，北方拾禾。

夏

妈妈：“蒿子，你知道干什么用吗？熏蚊子。早早的就得去打，然后回来晒晒。夏天轰蚊子。”

按照这个描述，我终于确定这种蒿子的学名叫做黄花蒿，俗称臭蒿。点火之后，味道极大。用它驱赶蚊虫，效果自然有。可带来的燥热，也不可避免。

妈妈：“那时候孩子多，一家就那么一间小屋儿，全挤在里边，不热吗？都在院子里睡。”

传统北方民居中，床就是与灶台相连的土炕。做饭之时，顺带提供了取暖的热量。这属于循环经济的典型代表。可到了夏天，睡在土炕上的人，就要腹背受敌。无可奈何，人们只好到院中消夏，地为床，天为被。前半夜，或许还能仰望星空数流年。到了后半夜，露水滴滴入梦来。那间遮风挡雨的小屋，才是真正的依靠。

妈妈：“那当娘的，还得给扇着。经常扇着扇着，一打盹儿，啪，扇子就掉地上了。”

慈母手中扇。

冬

当地老人常说，现在冬天暖和了。以前，夜晚像是被冻住了一样。村子周围多水塘。睡梦之中，会听到咔咔的冰缝裂开的声音。

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而是因为屋内太寒。

爸爸：“冬天就好受吗？屋里的门，都是透风的。冬天，就是外边挂一个“稿揭。”

“稿揭”，其实是门帘，类似于如今超市入口处冬天挂起的挡风物。只不过，是用粮食杆儿捆扎起来。它厚重有余，御寒有限。冬天的寒气，可以顺利爬过那些缝隙，然后登堂入室。

爸爸：“早晨起来得做饭啊？瓮里边儿早冻成一坨了。都是先砸凌，砸出一个冰窝子。从‘窝儿’里掏水。”

所谓瓮，即用来储存生活用水大水缸。房子分为里外间，里边住人，外边生火做饭。放到外间的水缸，因为无力抵抗寒冷成了冰缸。

我：“当时有煤点炉子吗？”

爸爸：“哪儿去找煤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那个不知人间苦难，反问逃荒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只好吐吐舌头，转移话题。

春

二月二，龙抬头。起大早，换上新鞋，急匆匆前往，争取挑到水井里的第一桶水。这叫抢龙水。

爸爸：“那时候的人，现在想想，真是，一个村儿，几百户，有几个能抢到龙水啊？抢那东西干嘛？”

我相信只有一个。所有的习俗，似乎都指向了“早”字。按照现代说法，农民是自由职业者。不用打卡，不用值班，更无人监管。懒的，尽可以睡到日晒三竿；散的，尽可以玩起鼓腹而歌。压力，来自人比人的“争”，也来自与生活艰辛的“抢”。

妈妈：“那时候当娘，那叫一个辛苦！某某他娘，每到过年的时候，脸都是青的。怎么弄得？磕的！”

我：“怎么会磕着？”

妈妈：“干活儿。得纺线，织布，再做衣裳。七八个孩子，得多少活儿要干？那时候做衣裳，不跟现在一样。一个是都得一针一线的缝，再一个你还得做鞋，做袜子。都得晚上干。她不困吗？经常干着干着，就栽倒。”

新年的新衣服，让我爸提前俩月就兴奋。尽管那不过是个翻新货。

爸爸：“就是把棉衣棉裤拆了，洗洗。然后把那粗布，里外翻一下。里边的不是新吗？变成朝外。就那样，别提多美了。”

春，新年伊始，或许是最累的。所以，就放到最后吧。

行

我爸说，过年的饺子是羊肉馅儿。后来我才发现，养猪原来是件不容易的事：

《农业六十条》对于私养家畜，是这么规定的：“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私养母猪和大牲畜，为了发展养猪业，以便给集体经济提供较多的肥料，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可以按照本队土地的情况，经过社员讨论，拨给社员适当数量的饲料地。这种饲料地，应该尽可能利用鲜有的闲散地或者小片荒地。”

即便养了一头猪，也舍不得吃。

爸爸：“你知道要卖个猪，去哪儿吗？天津！”

天津距离当地刚好100公里。

爸爸：“你爷那时候多狠！我记得养了个猪，八十多斤。他骑车子去天津卖。刚上大埝口，车子链子断了。跟我说，赶紧找车链子去，换上它。我今儿黑下得赶到天津。”

1960年代，集市已经开放允许交易。但平时的小商小贩，并不被认可。去天津，应该是想多卖一些钱。

此时，自行车已经出现在农村。只不过实在有些丑陋。结构框架，都是焊接而成。主体材料，很像老一点的暖气管子，所以也就得了个形象的名字：“水管子”。车身笨重，且有些比例失调。后座儿，不像如今的自行车圆润宽扁，而是细长狭窄。到了1980年代，还有小孩子，拿来尝尝新鲜。大约是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的空地上。一个同学在前边歪歪扭扭的骑着，后边一位，高高跃起，准备搭个顺风车。谁知道，他完全估计错了这种自行车的后座儿比例。屁股坐空，摔到另外一侧去了。这个糗事引来一片讪笑。现在想想，它的主体功能，应该是拉货，而非载人。

爸爸：“那时候，都是土道，哪有公路。黑下（晚上）走，周围都是树林子，你想想多害怕？”

我：“怎么驮着呢？”

爸爸：“车子后头，绑着个板子，再把猪放板子上。猪是活的，它不来回动吗？哪那么容易把得住。妈的，现在别说让你去天津卖猪。就是给你个猪，让你去趟天津，你也不去啊！”

妈妈：“有了车子好多了。再往前，有人走着去天津。卖鸡蛋。”

我：“哈哈。”

我笑是因为觉得不可思议，可它是真实的。这个时期的生活，依旧延续着古老的方式。家庭副业，略有盈余，用来去换取点生活补助。变化，即在于交通工具。我会嘲笑它的原始，但不会漠视它的价值。当人们有了自行车，生活的半径随即扩大，切入市场的能力也在提升。这种力量是无人能够阻挡的。

灯

我的确见过纺车。只不过那时它们大多已经被扔到角落里，并且残缺不全。和父母聊天后才知道，原来曾经夜里油灯下，家家户户纺车响。

爸爸：“点一个小油灯，一点儿亮儿。一个碗儿，倒一点儿蓖麻油，捻一点棉花头儿，点着了。”

油灯我倒是记得。但我爸说的场景，让我觉得是《水浒传》里的。我妈也否认了这么古老的灯具。她提供的要先进一些，是小煤油灯。

妈妈：“小煤油灯儿，都点着那玩意儿干活儿。你某某婶子那时候经常说，她在屋里干活儿。她婆婆天天后晌（晚上）过来四五趟，你知道干么吗？手里拿着根针儿，过来给捅捅，不让火苗儿忒大了。嫌费油。”

我妈所说的是1970年代中期的事，它是一种生活惯性的滑行。再之后，我大致有了印象。能剪“西窗烛”，是八十年代的事了。那时的油灯和蜡烛，已经和电灯交替使用。

我：“那她们眼不坏吗？”

爸爸，妈妈：“那谁知道啊……”

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我的担心多余了，也或许当时人们根本无暇顾及。

说起1960年代的生活，我爸话中“妈的”一词明显增多。

公*私

(1960年代中期—1977年)

生产队

语言，是有黏性的。

我至今和乡政府叫做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

前文写过，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么样运转的呢？

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张北司徒占据三个，即一，二，三队。我家被划入了二队，我爸做过这个队的会计。

爸爸：“队是怎么分的呢？划片儿。街南街北，这么分。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每个队多少人？”

爸爸：“每个队那时候110来人，村子小。现在说不清，一共八九百口，没以前那么准。”

生产队的概念，如今依旧在。只不过它有些徒有其表，唯一的功能，也只是在分配土地时利于协调。反观当年，它的建制相当完备。核心管理团队如下：

队长 1人

副队长 1人

会计 1人

保管员 （负责仓库）1人

出纳 （负责现金）1人

把式 （正把式1人，赶大车；副把式4-5人，负责犁地等）

饲养员 （负责骡、马、牛等的照料 2人）

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会计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种豆。

等等，是不是该有个准确的时间点儿？其实没有，生产队里连块表都没有。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夏天，稍有例外。因为天太热，人也要午休。早晨，可以日出而作。但中午，则有些不可捉摸。几点出发，全在领导者的掌控。一般估计，应该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负责人敲响大钟通知人们上工。

爸爸：“估计三点来钟，差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好几十口子。再去干活。”

妈妈：“去了先不干活儿。干嘛呢，抽烟儿。这叫查头（音，也可能是‘茬头’）烟儿。”

爸爸：“什么叫查头烟儿呢。就是都来了，看看是不是人齐了。齐了之后，咱坐一起商量下儿，干什么？怎么干？然后才干活儿。”

我妈说完这句话，利索地点着一支烟。她们这一代的北方农村妇女大多是烟民。向上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下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查头烟儿”，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爸爸：“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

我：“什么叫三清？”

爸爸：“什么叫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

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薄土，斩了草也除了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爸爸：“干活儿，人家还讲究步伐（方言念作CHA）。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儿，是打腰儿的。后边儿这个，你这一步儿，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你差了不行。”

收麦子，看似简单，实际讲究最多，也是最累人的农活儿。“打腰儿”，即把割下或者拔起的麦子栓成个“腰带”。“拾铺儿”，则是把腰带扎起来。两人配合，属于流水线作业，效率显然提高，但协调也是考验。

妈妈：“那时候还有剪子股儿。什么意思呢，一把头儿朝东，一把头儿朝西。搭起来，不会散。能割的，这一攥就攥到这么多，到这儿。”

我妈的右手，指向了左肩的位置。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脑中响起革命歌曲，“大生产呀么呼嗨……”这也提醒我，对于生产队的工作氛围，我有些先入为主了。

夕阳西下，人们担锄荷犁而归。

爸爸：“晚上老开会。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把式什么的，坐一块儿，商量一下，看有什么事。”

我：“干嘛叫把式参加？”

爸爸：“得指望人家吃饭呢！干活儿主要靠他们。”

把式相当于什么呢？或许可以叫做业务骨干，也可以称为“大腕儿”。记录好工分儿，讨论待分配的物品，商量一下种地事宜，这是会议的几个主要内容。

我：“你们活儿多吗？”

爸爸：“挺多的，杂事儿多。那时候什么都得分，连点柴禾都得分。还得组织大伙讨论工分儿。”

我：“讨论工分儿？”

爸爸：“对。你比方说，把工分儿定了。全体社员儿，分成五六个组，对一对是不是同意。分组，还得把当家户族的分开，打散了，别都在一个组啊！”

我惊诧于这种民主方式。公开，可以纠错；评议，可以防伪；家族分割，则可以断私。这既是相互的监督，实则也是对上的约束。讨论工分儿，实际是确定每个人的计分标准。毕竟年纪有长幼，性别有男女，同样的工作时间，但工作效率的差别需要体现出来。于是，大家分成小组讨论决定。

我：“多大（年龄）可以去干活儿呢？”

爸爸：“你愿意去就去呗。条件儿不好的那个，有十二三（岁）就去的。像那样的，就给计个四分，满分是十分儿，分好几等。”

我：“地主富农，工分儿和分粮食吃亏吗？”

爸爸：“不吃亏。一辈儿是一辈儿的，按劳分配呢！那时候设计得其实挺好。”

这种分组讨论，还用于选举。

我：“我看规定，队长和会计要一年一选，真选嘛？”

爸爸：“选啊，真选。”

我：“有被选下去的吗？”

爸爸：“有。”

我所提到的规定，来自《农业六十条》。它规定了民主办队的原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我：“怎么提名候选人呢？”

爸爸：“没有候选人！随便选。你比如说，你们这个组，商量一下，咱们队里，谁适合当队长，写下来。最后一汇总，就定了。”

我：“那不选乱了吗？一百口人，谁都可能当队长会计的。”

爸爸：“乱不了。怎么会乱呢？一个生产队，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我每回选都是全票，嘿嘿。”

我爸很得意，我还是没太明白这种大民主为什么会运转如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农业六十条》条款设计考量相当周密。也无怪乎毛泽东将其视作得意之作。

我：“你使劲而干活儿吗？”

妈妈：“我反正就是拉着锄走，才不弯着腰儿耪地呢。”

我：“哈哈。”

妈妈：“该干的时候也都卖力气干。”

我妈先卖弄了下“小聪明”，但继而又强调并非是散兵游勇的状态。惰性，是件难免的事。但究竟有多少主观因素，则可讨论。为何人们会表露出一定的懈怠，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特征。种玉米，不同于生产螺丝，后者可以日复一日大生产，但种地则要相机而动。总体而言，它的管理难度，要难于工业。

我：“哪个队富一点吗？还是说三个队都一样？”

爸爸：“就咱二队好。那时候分麦子，一家儿差不多能分一百斤，那俩队才60斤。”

我：“为什么？”

爸爸：“队长抓得紧呗。”

全村土地，按照优劣分大块儿，各生产队再在其中分小块儿。总体而言，肥沃程度并无区别。产量之差别，在于“干部”的不同。但社员，并非自由身，他们不可以从一队跳到二队。这实际上把这种竞争的效益冲销了。

我：“粮食等怎么分？”

爸爸：“上边儿规定，比如今年是工六人四，那就是说工分儿占六成，人口占四成。每年比例都不一样。”

我：“我看规定中有奖惩，干得好的，要奖励，干得坏的，要处罚。有这个嘛？”

爸爸：“没有。”

平均主义，是所有管理机构活力的破坏之源。但它的确存在于生产队之中。对于为什么，我爸难以解释。我的理解，或许和标准难定不好评判相关。又或者待分配的东西实在过于贫乏。多与少之间，是饱与饿的区别。

我：“工六人四，还是工四人六，这是谁定的？”

爸爸：“公社里？不太清楚，反正每年不一样。那时候都听公社的，让怎么着怎么着！”

我：“他们管那么多吗？”

爸爸：“好家伙！那帮人，狠着呢。你以为你想种什么种什么啊？那一年，一个副队长带着人，准备种点豆子。结果公社来了一帮人，到这儿就问，谁让你们种这个的？！副队长就稍微哼了一下。结果，立马下令：绑起来！怕死他们了。”

在《农业六十条》中，明确提出了公社要监督生产队执行有关计划，并且标明，“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用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显然在执行时，硬度被强化了。

我：“为什么那时候人那么害怕‘上头’？

爸爸：“什么东西都是公家的。张后头，仨队。一个队，一辆大车。就在咱们家前边那个地方。以前是马房。养着几个牲口。”

提到这个地方，我不自觉地摸了下嘴角。很多年前，我们一群孩子曾经去那个闲置的马房探秘。在里边，大家找到了一辆大车架子还有一个房顶上的马蜂窝。车架子，实在无力搬动。于是，就有人起意“捅马蜂窝”。我逃跑不及，被一只马蜂轻轻地吻了一下，留了个疤痕。

爸爸：“过八月十五，宰个牲口，得兽医站里去批。牲口老了，或者病了，可以杀了，弄点肉给人们分分。我记得，就在某某家院子里。先把牲口捆上，都准备好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没人敢去捅这一刀，兽医站都签字了都不敢！”

的确，人财物全部被集中到了集体手中。换言之，权力高度垄断，往往跨越本来设定的界限，人们却无力去对抗。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比例如何界定呢？

我：“那时候这些小干部，腐败吗？”

妈妈：“腐败呗。没听说吗？‘大干部偷，小干部搂，社员缝个大兜兜’。人们瘦的都走不动，那些小干部们，脖子上的肉，全都一颤一颤的。黑白吃喝。”

我爸倒是一直精瘦。他身处的是生产队这一级别。有大民主的监督，似乎情况好很多。但对于当时的吃喝问题，他也没有回避。

爸爸：“那时候，晚上不是商量事吗？等到人们走了，就剩下队长，会计啥的，几个人就说，喝点儿吧？就炒点儿白菜帮子，不然就炒点长果子（花生），去药店买点儿酒。”

显然，在晚间的全体会议后，还有一个闭门会。喝小酒儿的，主体是管理层。按照架构设计，“高层”彼此之间是存在监督的。队长，负责管理和监督，但在财务上不能越俎代庖，与此同时，会计也受出纳和保管员的牵制，因为他们分别掌管着金库和粮库的钥匙。不得不说，这牵制了彼此，防止了腐败的发生。但这个简单的吃点儿，喝点儿，算不算腐败呢？

我：“你不吃鸡蛋，是怎么回事？”

爸爸：“那是有一年，咱们村儿，一个大队，九个小队，十个队的会计，把我们弄去集训。在邻村儿，住一块儿。吃什么呢？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收鸡蛋。那个大铁锅，整整煮了一锅。一下子就吃坏了，最多的一个人吃了38个，我吃了18个。吃伤了。”

我不禁眉头一皱。一为嫌弃这种吃喝，另外也想起自己吃鸡蛋的经历。多年以前，当地突然传言姑姑送熟鸡蛋给侄子以驱邪避灾。一个姑姑贡献的鸡蛋数量是 18个（或者是19个）。按照要求，侄子要一顿吃完。我采用了点到为止的策略，一个上边咬一口交了差。即便如此，已经痛苦不堪。补充一下，我有两个姑姑。

妈妈：“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就是收点鸡蛋呗。”

毫无疑问，此时的人们，普遍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鸡蛋“盛宴”，已经在说明这个“干部”阶层的优越。在生产队中，有彼此相熟的人用选票约束干部，这个大队组织的会计集训，谁来监督呢？那些骄横的公社干部，又是谁来监督呢？

我更担心的，是他们干出贪污的事，中饱私囊。

爸爸：“那个绝对没有，就是落点儿吃喝。吃也吃不着好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不敢。毛主席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法律严，严在哪儿呢？从前犯点儿事儿，吓死你！”

我：“生产队当时有多少钱？”

爸爸：“哪有什么钱？到了后来才有了一点，钱是不敢动的。买酒什么的，其实就是偷着弄一点粮食卖了，不敢随便搞。”

我大致明白了，那个晚间会议后的小酒会，保管员也要参加。民主，让他们不能过分，但却很难根除一些私利。

我：“‘文革’的时候，有生产队队长会计啥的挨斗的吗？”

爸爸：“没有。都是穷人出身，干嘛斗他们？！”

我和一位老人聊天，谈到当时各级干部的权力之大，他说：“要不毛主席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文革”

我爸的生产队会计生涯，中断了一段时间。确切说，是从1966年开始。

爸爸：“就这个点儿，街上人山人海的。一说最高指示来了，小锣小鼓子就敲上了，到处传达。”

妈妈：“是，那时候那人也不知道怎么了？精神头儿真大！”

聊到文革，已近午夜。乡下人睡得早，村子静若凝固，这让人很容易就能体会到锣鼓喧天而来的突然。人到底怎么了？当事者和采访者都有些迷茫。事非亲为，难得究竟。城市资料，可查可循，或许尚可捉摸。农村则不然，所谓的记忆，不过是明灭之间的灯火。我只能试着去拼接他们的记忆碎片。

爸爸：“我那时候是红卫兵，戴个红箍儿。”

我爸笑着说说，我则有些目瞪口呆：原来家里还有个造反派！转念一想，也算正常。1966年，我爸刚好17岁。那时，那个年龄的人，又有多少置身事外逍遥独善呢？文革源起，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引子点燃，放响第一炮的是红卫兵。狭义而言，多为青年学生。至于广义，则包括了各种戴“红箍儿”的。

爸爸：“当时老有人从这儿过，打个小破旗子。都是搞串联的。上北京。”

首都才是革命中心。1966年，河间县各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次月，部分人士赴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与此同时，“破四旧”之风横扫城乡。文革，也像一个涟漪，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乡村荡漾开去。学生先声夺人，但工人和农民是否该参与有一个犹豫期。“抓革命和促生产”之间的摇摆，到1966底才尘埃落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农村十条》）通过，并且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我想，我爸是从这时开始参与其中。

我：“带头儿的都是什么人？流氓地痞吗？”

爸爸：“不是，不是……都是穷人。贫下中农当家做主吗！”

对于我的猜测，我爸连连摆手。以我们家的阶级成分，显然他符合条件。其主要工作，刚开始是抄写大字报。

爸爸：“我那字儿为什么写得不错？全是那时候练的。天天早上，你去看，各个墙上，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去给抄下来，然后汇报，他们再决定。”

斗争的对象，在《农业十条》中有明确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所受批斗者，大致有如下几类：

地主富农

爸爸：“某某他娘，被带着去推磨。把裤子脱了，露着个屁股，推着磨转圈儿。旁边儿人围着，一人拿一根儿树条子，抽。”

我：“她是地主？”

爸爸：“是富农。都得抽，谁敢不抽？”

集体的绑架和狂欢，这是我对这个场景的直觉概括。但又有些庆幸，这个批判地富，似乎又没有无限扩大范围。比如上面的事件，针对的是一人而非全家。另外的一个案例，似乎也佐证了这个现象。某家地主，被游街示众的只有一个当年的当家人，其他家庭成员没有涉及。

懒婆懒汉

爸爸：“某某婶子，你说她穷得叮当乱响。也拉出来斗。戴个帽子，挂着个牌子游街。”

妈妈：“光穷也不行！”

巫婆神汉

爸爸：“某某，让他坐到砖上。开始跟他说，你不是会上体儿吗？你上一个！上一个！他憋了半天说，俺上不来。噼里啪啦就开始抽。”

上体儿，是魂魄附身的意思。跳大神儿的人，常常有此本领。有意思的是，“上体儿”成为人们描述文革中人的状态时常用的一个词。

封建残余

妈妈：“什么都管，女的扎个辫子，走街上，咔嚓就给你剪了去。裤子，带明线儿的，叫港裤；带鞋带儿的鞋。都给你铰了。”

爸爸：“那都是好的。裹小脚儿的，抓住恨不得揍死。”

“反革命分子”

爸爸：“刘某某，参军都当了连长了，给弄回来了。为什么呢？说他爹参加过国民党，是反革命分子。就给部队写材料，揭发。没多少日子，就脱了军装，弄回来挨批斗。后来平反了，调到河间去，当官儿了。”

妈妈：“你姥爷也让人弄走了一回。”

我：“弄他干嘛？”

妈妈：“他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军官，在咱这一块儿挺有名儿的。结果就把他给抓到念祖桥去了。”

我：“挨收拾了吧？”

妈妈：“谁知道啊？拾掇一顿就拉倒了呗。”

当权派

爸爸：“刚开始，俺们看着学校的校长赵某某。把他拘起来了。吃饭得报告，俺们给他端。起早还得敬礼。后来就把我调走了，和另外几个人看着公社的书记，还有一个乡长。那个乡长，后来吓疯了。那时候的干部，连老百姓都不如，说挨揍就挨揍。”

我：“关什么地方？”

爸爸：“刚开始在粮站，后来挪到大过道里了。俺们几个，晚上就睡房顶上，看着他们。”

从破四旧，到打倒当权派，农村的文革，显然也有着与其他地区一致的发展脉络。与之类似，派系林立的斗争，也在发生着。

爸爸：“大半夜的，好几个村儿，都游街。跑到俱乐部里去，那时候分好多派。还有几个‘中军’。咱们村有一个，张各（旁边村子）有一个。人都跑去之后，让你站队。你说你站哪一队吧？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反正你得站。”

中军，自然是司令部。至于这派系的名字，我爸已经全无印象。它们之间的区别，他也说不上来。唯一记得的，是有些坚壁清野的状态，以及滑稽的人物故事。

爸爸：“各个村都封了，进出得要通行证。俺们几个，把着村口。哈哈。那个某某，过路口没通行证，他开始装哑巴。啊啊啊，来回比划。”

我：“哈哈，过去了吗？”

爸爸：“过去了呗。挨了一顿揍。”

“讲理”，是我爸用的较多的一个词。这说明“文革”刚开始，派系彼此之间尚且能够文明相待。但之后，迅速步入到了武斗的阶段。

我：“有武斗吗？”

爸爸：“有武斗。”

妈妈：“尊祖庄两派，这边儿喊，那边儿喊，喊着喊着就打起来。把板凳腿儿卸下来，往脑袋上打，流得满地血。那时候那人，也真禁打！”

我：“死人了吗？”

爸爸：“咱这边儿没死人。”

妈妈：“东达路死了一个。东达路也是两派，张家一个，韩家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韩家和尊祖庄的五四派打起来了。东达路，都弄成碉堡了。尊祖庄的这帮人，晚上去了。带着土炮，把犁铧片子砸碎了，塞到里头了。结果打死了一个。”

犁铧，即耕地用的犁头，生铁制成。这些武斗规模，虽然比不上有兵工厂支持的城市，但也足以让人瞠目了。对于派系，我爸的解释是“斗气儿玩”，我妈则是记住了它的割裂性。

妈妈：“那时候尊祖庄，也分成两派，有五四派，还有一个什么派。某某家爷儿俩，一人属于一派。开大会的时候，儿子站在凳子上喊，某某是个贼！他哪天哪天偷谁们家车子轱辘！哈哈。”

儿子倒戈老子，这大概是争斗激烈化的最佳证据了。斗争的目标，也已然从群体转向了个人。我爸还老实交代了一个检举揭发的故事。

爸爸：“那时候，是有人来找我说。你得揭发某某：以前，几个人一块儿卖过猪。他把钱吞了，然后推到你伯（爸）身上了，这是栽赃。让我去说。”

我：“你去说了吗？”

爸爸：“说了。开大会，全村的人都在下头。我那么个小孩子，哪知道怎么说啊？我还记得，哆哆嗦嗦的就说了这个事。然后，就把人弄了一顿。”

我：“你是被人利用了？”

爸爸：“不是。回来你爷（爷）还跟我说呢，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但你不该去说。”

我爸说到此处，有一段沉默。我想，他可能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

爸爸：“我现在想，这事儿办得不对，就是不应该。”

我看着爸爸面带懊悔的低头，心里有些感慨，这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文革”反醒。

为什么会那样？我爸我妈似乎也解释不太清楚。我试图去印证那些关于克里斯马的论述，或者去联想关于底层情绪的合理性，也都有些似是而非。

我：“你们觉得，当时人是疯了吗？”

爸爸：“也不是疯，我现在回想，就是实在，一根筋。”

我：“当时什么人挨整，是得罪过人的？”

妈妈：“对，大部分是。你得罪了人，等人家掌了权还不收拾你？”

爸爸：“光他妈挑事儿！”

如果不是这次谈话，我真是对于村中的文革史一无所知。从小到大，几乎无人谈起那些细节。也未曾听说过，谁与谁之间因此留下了矛盾。隐瞒？应该不存在。因为这个小空间，实在无秘密可言；回避？也不像，起码我的父母在平静的讲述各种现象。我的理解，是看似原始的乡村生态，有着顽强的自我恢复能力。

妈妈：“‘文革’的时候，把坟都给平了。你姥爷提前就把每个人的坟在什么地方，全用石灰标好了。那几年过年也去上坟。等到一不管了，坟头儿就全立起来了。”

过年上坟，是当地风俗。‘文革’期间，有平坟运动，与之相应，也有护坟运动。坟头儿消失了，石碑也消失了。可风头过去，它们又都重新立了起来。积土为坟，似乎不难，保护石碑，要煞费苦心一些。时间充裕者，把石碑埋于地下；时间仓促者，把石碑正面儿朝下推倒。

我：“当时过年让拜年吗？”

爸爸：“好多年不让拜年。人们（初一）前半天儿，也往一块儿凑凑。聊聊天，喝喝水。”

初一早晨拜年成为了封建残余，也因此取消。但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某村曾达成统一意见。五更天，少的在街这边，老的在街那边。集体磕上一个头，然后迅速各回各家，代替了走街串巷。‘文革’一结束，天未亮，街上有些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过年好”的招呼又回来了。

人常说十年浩劫，可它与那旷野中的一抔土，大年清早的一个响头相比，或许很轻薄。

何况，它未必有十年。费正清等人，都曾经提出过三年“文革”说。以当地实际看，还是颇有根据。1970年，北司徒公社党委已经恢复。至于我爸，则早在1967年就退出了“革命”队伍，重新回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岗位上。从烈度上看，当地也算相当节制。有些幸运。

我问爸妈，怎么看“文革”。

爸爸：“毛主席给穷人翻身，功劳大。但‘文革’犯了错误，这一打砸抢就坏了，刹不住车了。”

妈妈：“人家说是因为他江山坐不住了。”

结婚

1972年，王卷朋同志和曹富芝同志结婚了。男，23岁；女，19岁。

姐姐：“你知道咱爸是二婚吗？嘿嘿！”

我：“啊？！真的假的？”

姐姐：“真的。不知道吧？哈哈！”

这段对话进行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感到惊讶，是因为两点。一是从未听父母谈起；二是我的意识中，农村之中离婚是高成本事件。不同于市内的破财说，而是因为再婚之时，会带来身价贬值。在那里，大叔就是大叔，王老五即便挂满了钻石也是王老五。那次对话之后，虽然旁敲侧击的打听过数次，但也只是确认了事实的确如此，离婚的具体细节不详。

爸爸：“嘿嘿，这个吧，我跟你说啊。”

我带着好事者的表情，笑着问。我爸有些不好意思，略带迟疑，但还是开了口。

爸爸：“为什么呢？当时，咱还在村东头住。后边儿，是片蓖麻地。有一回，我忘了谁在那里，看见我说：‘这个不行，黄毛儿’。我就有点腻歪了。落下心病了。”

事情的缘起，是因为别人的非议。黄毛儿，无非是头发黄点儿。

爸爸：“那时候也是年轻，再有贫下中农当家做主，折腾得欢。再后来，她的家人来过一次，也弄得不痛快。我就说不愿意了。”

我替我爸总结了原因，一年轻气盛，二激情不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时男人的地位要高出女人不少。所以婚姻中反而多了不少随意性。

爸爸：“当时还有村委会，不像现在，那时候村委会光管调解事儿。来了多少趟，就问我到底因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不愿意了。”

感情矛盾，给不清理由，也就意味着到了破裂的边缘。

爸爸：“当时，生产队里有个玻璃管儿厂，我负责这一块儿。就要搬到厂子里来住。她也不愿意，你奶奶也劝。没拦住。”

分居之后，一切覆水难收了。

爸爸：“那时候某某在公社里，当秘书。还来劝过，最后看怎么说都没用。就说，那就离了吧。”

我：“当时离婚好办吗？”

爸爸：“好办。到公社里，写个文书，就拉倒了。再有，没什么东西，都不用分。”

手续简便，财产分无可分，就这样我爸结束了大概两年的第一段婚姻。说完这些之后，他开始低头不语。心情，不得而知。

我：“你和我妈是谁介绍的呢？”

爸爸：“香莲姨。那时候，刚开始不是你妈。散了之后，不少给说的。刚开始，是某某的妹妹，我不愿意，同村，离得忒近；后来又有前村的一个，让人来说。提的什么条件儿呢？我只要升大队会计就行。结果也没成。”

当时的婚姻，看重阶级成分，也在意职业前景。我父亲表述为“贫下中农做主”。我调整成现代语言则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这也促成了我爸和我妈走到一起。

爸爸：“我去见你妈，哪是现在的这样儿。扎着俩辫子，卷着头发，一身的棉花头。”

妈妈：“当时正纺石棉呢。”

爸爸：“看了看，就行呗。”

我：“俩人聊了一会儿吗？”

妈妈：“没说话，就在一块儿坐了一会儿，看了看。那时候都是老人做主。”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似乎还居于主导地位。否则我妈也不会蓬头垢面就去相亲。但当事者能够相对无言的互相打量一下，也说明社会正在变化。很多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将这种方式称作“介绍型婚姻”，以区别于“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数据表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但在1950年代，包办婚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到了1960年代，它则迅速让位于介绍型婚姻。

爸爸：“我后来听说，你姥爷说，我看这小孩儿行。”

妈妈：“就是个儿（身高）小点。说是他家好，穷啊，哥儿几个，就两间小破房儿。”

我：“哈哈。”

我妈自然有些笑谈当年的意思。她所说的，实际是在婚姻的促成中人们考量哪些因素的问题。在《2011—2012年中国婚恋调查报告》中，女方最看重的择偶标准从高到低的排序如下：感情投入，工作能力，经济实力，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容貌外表和家庭背景。具体到职业构成上，前几名分别为：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警察/军人，企业主，医务工作者。报告据此得出结论：“求稳定”。我的理解是看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此观之，“文革”期间的婚姻也不例外。它所表明的，也是国家对于社会介入程度深和浅的问题。

只是上述报告，针对个体而发，又适逢一个高度个人化的社会，家庭因素自然靠后。与之相反，当年嫁出去的女儿，是要嵌入到一个大家庭的生活中。因此，我姥爷开始犹豫了。

妈妈：“人都说，到底怎么想的？怎么给孩子找个二婚啊？你姥爷就说，我去北司徒打听一下，到底是个什么人家。不去某某家，去找某姑去。某姑家人实在，没准儿能说个实话。要是不行，就退了。”

于是，我姥爷筹划了他的退亲策略。先找人去打听和了解家庭情况，如果不尽如人意，就了结这段姻缘。赶巧的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媒人，于是中途折返。

妈妈：“香莲姨家两口子，有一套。怎长末端，多好多好，就定起来了。当时就说比我大一岁，实际大了四岁。”

爸爸：“哎，现在是不行了，咱那时候，小伙子长得也帅着呢。”

妈妈：“@￥￥%”

听到此处，我这个这段时代撮合的产物，不禁大笑起来。中国式婚姻，不起点波澜，似乎全无味道。当地风俗，在正式两厢情愿了之后，男方要给女方送去定金和彩礼。

妈妈：“定钱，是四十。一个头巾，一块手巾，一块胰子，一双袜子，这叫四彩礼。头巾，一块多钱；手巾，五毛多；胰子，也是5毛多；袜子，一块二。就这么多东西。”

时至今日，我妈仍然能够细数当年的价格。婚姻大事，记忆深刻当属自然。可我想这其中也说明自始至终，婚姻的物质性都在所难免。人类学家，比经济学家要人文得多，也认为这是从新郎家向新娘家转移的资产，用于敲定两家之间的婚姻契约。他们也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小看这寒酸的“彩礼”。因为如果只是给定钱，那娘家人大多挪作他用了。而彩礼不同，是直接给新娘的。它在很多地方出现于1960年代，被看作妇女社会地位上升的证据。我比较认可这种说法。

就这样，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大事定了起来。

我：“你们从相亲到结婚又见过面吗？”

妈妈：“见过一回，去登记结婚的时候见过一回。”

我：“从相亲到结婚，一共多长时间？”

妈妈：“九十月份相亲，腊月结的婚，也就俩仨月。二婚的等不起！哈哈。”

从尊祖庄到北司徒，有6公里的路途。这条路上，曾经的迎娶队伍，是以花轿为中心的步行人群。但到了1960年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开始取而代之。确切说，是自行车队。

妈妈：“没赶上坐轿子。坐车子来了，一个车队。当时也有骑得好的，掌握得稳。我坐后头，搭着个二等架子。”

前文对于“水管儿”有过描述，乘坐不便。于是人们发明了木头制成的“二等架子”。形状，类似如今自行车上的儿童座椅。只不过，人朝向侧面，而非前方。我妈头戴着头巾，搭乘着“现代交通工具”，走进了王家门儿。

我：“仪式是干嘛？拜毛主席像吗？”

爸爸：“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就在院儿里鞠了个躬。进屋儿，就完事了。”

我：“吃的什么？”

妈妈：“干粉菜，馒头。”

我：“里边有肉吗？”

妈妈：“有点儿肉。”

干粉菜，也就是红薯粉。里面出现肉，表明“漂汤席”时代已经结束。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的改善之中 。按照当地风俗，婚后第四天，新媳妇要回娘家圆月。我妈依照风俗走完了流程，再回来终于发现了贫下中农有些名不虚传。

妈妈：“回来，被子换了。破破烂烂，脏不拉几的。是他妈借了一床被子，给人还回去了。我说，俺家走。等俺娘做好了被子，俺再回来。裤子都是借的，跟谁借的？”

父亲：“……”

我妈转身问，我爸没回答。至此，我才确信，做了生产队会计的父亲，一定没有贪污行为，他的两袖都兜不住清风。

交谈中，我数次自问，如果换一个时间段，我的父母会走到一起吗？

妈妈：“尊祖庄某某家，哥儿几个。那小伙子，长得又高，也俊。都娶不上媳妇儿。

我：“那时候地主富农的孩子，为什么没人愿意要？”

爸爸：“贫下中农，谁愿意嫁给富农地主的。你不受牵连吗？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受不了。”

前文有述，生产队是按劳分配，在单纯的物质上，富家子弟并不吃亏。他们受到的打击，在于以下几点：其一，应征入伍的可能性没有，这意味着他们寻找上升空间的权利基本被取消；第二，谋取生产队等基层职位的可能性没有，这代表着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被剥夺；第三，在婚姻市场上成为弃儿。这最后的一点，我认为可能是最核心的打击，因为这表明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孤立地位，毕竟婚姻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

妈妈：“为什么老多家里都那么难看啊？没办法，能娶上就不错了。老多换亲的。”

老婆，当时俗称家里，这自然是男尊女卑或者男耕女织时代的遗留。换亲，即两家男女互相结为夫妻。多发生在有实际困难的家庭之间。比如两个家庭，都有子女。可惜，家境贫寒，或者身体残疾等因素导致大龄剩男出现。于是，双方达成意见。甲家的儿子，迎娶乙家的女儿。同时，甲家的女儿，也嫁给乙方的儿子。

妈妈：“结果怎么样？一改革开放。都立马儿发财了，人家脑子还是好使。你看人家现在，孩子们，再娶的媳妇儿都长什么样？”

婚姻，是种社会关系。

社队工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天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发布消息。得知这个事实时，我妈正带着我两岁的姐姐在村口儿乘凉。

妈妈：“就听大喇叭里边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全都竖起耳朵听着，出啥事儿了？后来说，毛主席逝世了。我边儿上有个老婆儿，哇就哭了。人都开始哭。”

我：“主动哭的？”

妈妈：“可不主动哭呗，都干着活儿呢，一听说就哭了。后来，各个村儿也都有灵棚，和平时死了人一样。人都哭得上不来气儿。”

此时，我爸人在长春。

爸爸：“街上的人，全都在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和死了老的（父母）一样。黑布都抢光了，我好容易买了一尺黑布。也走不了了，运输停了。”

毛泽东的逝世，毫无疑问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唯一有些异乎寻常冷静的，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是苏联，它只在《消息报》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聊聊数行的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人们在通过各个细节进行着寻找。苏联的反应，给人的启示是关于中国外交的。而9月18日的追悼大会，则是关于内政的。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百万人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篇悼词最后一部分中的“三要三不要”，被很多人反复琢磨。它因何而说？又对谁而说？不久之后，“四人帮”被打倒，答案才揭晓。当天在北司徒公社大院里，人们也聚集起来隔空同悲。我妈对于那些话里的机锋无从知晓，甚至也没意愿知晓，她站在人群中，只是注意着眼前。

妈妈：“都脱帽，致哀。不是有个叫三秃子的吗？一辈子没摘过帽子。那天也摘了，有十几根儿头发，挺长。也没有一个人笑，要是平时，肯定热闹了。”

我：“你哭了吗？”

妈妈：“俺没哭。”

悲伤程度，无可否认各有不同。性格，年龄以及自己的经历，都能够影响它。几者之间，我爸更注意阶级成分。

爸爸：“穷人哭得厉害。他为什么哭呢？按咱村儿来说，富的没有几家，穷的多。要是没有毛主席，你穷人过得上像样的日子呀？门儿都没有。”

我想，每个判断或许都难逃身份属性的约束。对于当时的场景，因为各种影像的留存，我并不陌生。真正让我好奇的，是我爸的行踪：他为什么会在长春？

爸爸：“跑业务去了，去卖电瓶卡子了。”

我：“给谁推销？当时还让卖这东西？”

爸爸：“让啊。队里的厂子。”

毫无疑问，这肯定与“公”有关。生产队成员，随意外出不被允许。曾经有社员远赴甘肃寻找出路，但没过多久即被追回。只是这个厂子，究竟是什么厂子呢？原来，它是生产队的副业，所谓社队工业的一种。电瓶卡子，有车的人对它并不陌生。当时这个小工厂主打产品是两个型号，尺寸分别为五十公分和三十公分，前者卖三十块钱左右，后者大约15块钱。

我：“好卖吗？”

爸爸：“好卖。我去推销。南边儿我到过贵州，北边儿最远到了海拉尔，东边儿去过大连。”

我：“卖给谁呢？”

爸爸：“各个单位呗。看哪个地方有车，有汽车就要用这个东西。”

我爸还能清晰记得大连街上的鱼腥味儿，以及他所住的虎滩旅社是三块钱一晚。在他一连串报出各个地名儿的时候，我脑袋中迅速勾勒着中国地图。我感觉这是个像夹上了电瓶卡子的推销员。

爸爸：“身上带着两百块钱，能转全国了。住店，两三块，吃顿饭，几毛钱。一出去就是一个月。”

我：“赚钱吗？”

爸爸：“赚钱，一趟差不多能卖个五六百块钱。”

铸造电瓶卡子需要铜。我家有一个简陋的木头箱子，上面还写着“二队”两个字。这个生产队解散遗留下的古董，是我童年的宝藏。里边装着一些铜疙瘩，还有各式的铜钱。没文化真是害死人，我挑选了几个较新的铜板做了私人藏品。

爸爸：“用铜，就收铜钱。那时候各家都有，一收就收好几百斤。妈的，以前哪知道那东西值钱。现在要留着，发财了。”

我：“后来箱子里边儿的铜钱去哪了？”

妈妈：“放了那么多年，我看没用，卖了废品了。”

我顿时感觉，我妈是把我的房子首付款，扔到了废品收购站。平复了受伤的心灵后，我做了如下判断： 这个生产队的小工厂技术能力一般。

爸爸：“那玩意儿其实好生产。用炉子把铜化成水，倒到模具里就成了。里边儿再铸上铜线，当时铜线得去沙河桥镇买。”

果然，产品听起来简单粗糙工艺也不复杂，尤其是和队里的另外一种精密仪器相比：温度计。

爸爸：“温度计，我到现在都会做。拿个玻璃管儿，里边装多少水银，然后拿个喷灯一烧，扯出一个泡儿来。电瓶卡子，还得男的做。温度计，家庭妇女就能干。”

我：“赚钱吗？”

爸爸：“挺赚钱的。温度计还是赚了不少钱。”

电瓶卡子和温度计这两种产品的效益显然颇佳。尽管我爸一再说简单，但我仍然肯定，它们不可能凭空出现。技术，究竟从何而来呢？

提到社队工业，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村子：华西村。吴仁宝，多次接受采访都提到他在1969年偷偷建起的小五金厂，强调当时“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惩戒”的可能有被夸大的嫌疑。

费孝通先生，对于“文革”期间的苏南的农村发展，总结为一定意义下的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技术随人而走，苏南因此而兴。

那是苏南，这是华北，事实似乎不同。插队干部，的确来过，可人们只记住了他们都挺肥胖。知识青年，也曾有过。只是大多是村中此前移民的后代，相当于投亲靠友。与所谓的知识下乡，相去甚远。

爸爸：“这是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北留路。两个村关系特殊。老一辈儿留下来的传统。你如果到北留路去，无论是哪家，只要说我是北司徒的，肯定管饭吃。到现在也一样。”

北留路，远在几十华里外。这个亲密联系，大概发展脉络如下：先有亲戚，再发展到大队之间的合作，然后走向特殊化。

社队办工业，开始于“大跃进”时期。只不过一哄而上，又基本上一哄而散了。再次开出绿灯，要追溯到毛泽东1966年发出的“五七指示”。确切说，这是他给林彪的一封回信。其中提到“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至于每个生产队都开办副业，直接刺激似乎是来自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会上提出了要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方法来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担负为其创造物质基础的“五小”工业（指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被提倡。资料显示，当年发展较快的省份有江苏，山东和河北。

爸爸：“北留路，先发展起来了副业。然后那边儿来师傅，教会的这边儿。几个生产队的厂子才建起来。”

至于北留路村的技术来源，是否如费孝通先生的发现一样来自干部和青年下乡，我不得而知。但知识的流转，显然也有限制。除去两个村子关系密切，恐怕距离较远也是促成因素之一。闲谈之中，我还发现了有些村子设立了规定：厂中工作人员，要娶来的媳妇，不要外嫁的女儿。这自然是防备技术的流失。

我：“为什么后来不搞了呢？”

爸爸：“技术不行了，东西还是糙。后来卖不动了，就不干了。”

我为这种昙花一现可惜，不禁想到了另外一个不远处的典型：天津大邱庄。为什么此败彼兴呢？或许技术来源的非直接性是个原因。大邱庄的发迹，开始于1977年冷轧带钢厂。禹作敏所依赖的是村内的一个能人，他是因故返乡的钢铁工人，有技术也有信息渠道。可以说从一出发，就抢占了制高点，再向前走，也有了技术更新的便利。

我的岳父在那段时间，担任乡镇干部。对于社队工业在当地的消亡，他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岳父：“当时的副业，俺们那个村儿，搞得就很好。生产弹簧，汽车配件。挣了不少钱。用来买农具什么的，再有点剩余，社员还能有一点儿分红。”

我：“那为什么不做了呢？”

岳父：“后来，集体化了。各个乡里，都建了修造站。生产队的工业，好多并过去了。修造站不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

社队工业的处境，一度风声鹤唳。因为人们认为这个“野孩子”，不过是趁着城市工业混水摸了点鱼而已。但其后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继续保持集体制的，有了类似华西村和大邱庄的例子；分而散之的，也把技术和人才散播到社会上，有了个体企业。到了1984年，这些企业有了一个新名字：乡镇企业。

新房

新房即如今的老房，外为红砖，内为土坯。

1976年，我爸我妈分家单过。自由生活，是从身无片瓦开始的。

妈妈：“分了一张桌子，两个碗，两双筷子，一个瓦盆，还有半袋谷子，半袋山药干儿。一共就这么多东西。房子分给了你大伯。作价1000，咱分500，三年还清。”

爸爸：“700！”

妈妈：“500 ！”

为了200块钱的差距，我爸妈争执起来，其情绪的饱满程度不亚于美国总统竞选。其实究竟是500还是700，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声明三年还清，意味这不过是虚拟数字。

妈妈：“瓦盆儿，和面用都抠不出来，粘的到处都是。我随手儿给扔了，要这破玩意儿干吗？！”

就这样，几件必备生活用品，又少了一件儿。这全部家当中，我唯一记得的是那张炕桌儿。表面光滑，四周平整，再有就是沉重异常。分量估计在七八十斤上下。我一直好奇，它是什么木头做成的，却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答案。

爸爸：“那是个好桌子，你爷（爷）从杜生背回来的。”

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知道。杜生，是一个镇，远在50华里之外。步行，背着个桌子，穿河过埝，辛苦可知。我后来曾陪爷爷住。有过数次，他提起这张桌子，过程从不涉及，只是在抽烟的空隙淡淡地说出俩字儿：“真沉”。对于分家的寒酸，我妈显然仍有不满，但想起这张桌子，我又觉得老一辈也是尽力而为了。

我：“分出来住哪儿？”

妈妈：“分出来之后，先住到街上的老坯房里。里外就两间。”

爸爸：“刚开始，村里的书记说，你去大寺那里住。我说那长短不行。不要，自己想办法盖。”

大寺，以前应该是个寺院。说它应该，是因为这里供奉的到底是谁成了悬案。我爸将里边的塑像描述为“一排光脑瓜儿的小人儿”。但后来它们也都消失了。我的猜测与建国初期的房屋紧张有关。因为这里先后被医院，工厂等占用。神奇的是，多次被委以重任的它，竟然流传下无数的鬼怪传说，成了一所凶宅。比如说在那里睡觉的人，半夜惊醒，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莫名其妙的挪到了院子里。

拒绝了别人的好意后，我爸我妈决定盖新房。我的理解，这肯定是简单的四部曲：攒钱——买材料——雇人盖房——收工”。可实际上，它要复杂得多。

爸爸：“刚开始，就选地方。村里不好找，就找到村西头了。这里原先是个坑（池塘），但地方不够。再往西是人家七队的地。那你能随便盖吗？我就买了两条烟，去找七队的队长。人家很痛快，跟我说，德华说了行就行，你愿意垫多少就垫多少。”

德华，即我父亲的表哥，此时已经是大队队长。由于要跨队要土地，需要去找二队（本队），七队的队长协商，还要得到大队队长的首肯。有了亲戚关系协助，似乎轻而易举的办到了。但这个可以无限扩张的许诺，实际也是客气话。因为经济实力，已经限定了房屋面积。三间半，是可承受的极限。

接下来，需要取土，把池塘垫平，再平地起桩台。这个工程，需要人手，也需要工具。

爸爸：“用人，你去哪儿找？全都在生产队里，人都占着呢，干这干那的。队长要是不批准，没人给你干活儿。你以为像现在？我花钱能随便雇人，你连人都找不着！”

妈妈：“后村儿仨队，一个队才一辆大车，肯定用不上。”

爸爸：“后来，都是用二队的人。战宠（队长）带着人，全是小推车。一哄而上，几天就给把岗子（桩台）给垫上了。”

妈妈：“当时还下着大雾，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说到当时，我爸我妈语气中带出感激。为了犒劳辛苦的同乡，我妈给大家准备的主食是馒头，而非惯例的窝头。她称之为“好赖馒头”，好时白面较多，赖时米子面更多。 就此，新房，算是打下了个基础。

爸爸：“还得去要砖。当时分几种，13的，18的，23的（即多少钱1000块砖）。便宜的，叫救济砖。多要一些带补助的，不是省钱吗？就请村里几个管事儿的吃饭。好歹解决了。院墙，就都是土坯的。为什么修得矬啊，就是没那么多。那时候弄点东西，妈的，难死了。”

地，砖，人手，都在本地解决了。但有一样东西，却无法就地取材：檩条。盖房的木材，不选用柳木杨木，因为质地疏松，且易于损坏。在没有松木之前，优选是槐木，次选是榆木。

爸爸：“去哪儿买呢？泊镇。”

听到泊镇两个字，我倒吸一口凉气。到那里，路程大概100华里。

我：“怎么会没榆木呢？咱这里榆树挺多啊？”

爸爸：“就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去呢，我跟你爷（爷），拉着个板车，俩人走着去。”

作为有些数字癖的新闻从业者，我追问走了多长时间，我爸却回答不上来。我想了想，觉得或许这是对于这趟采购辛苦程度的最好证明了。当人无暇顾及日升月落，他该有多疲惫呢？

爸爸：“八块钱一个，挑了不到三十根儿。然后连夜往回赶，又给拉回来。等到了家，那滋味儿就别提了。累得，想他妈死的心都有。”

我爸连骂了几个“他妈的”。

我想我爸当年的心态，很类似如今忙于装修的人。整日因为各种烦恼而怒气冲冲，又因为即将迈入新居而无限憧憬。当檩条上房，房顶封盖，一座只剩门窗未安的新居矗立在他面前时，他的累与苦，也就被关在房门之外了。

可就在此时，这座新房，连同心中的喜悦，有可能一起坍塌掉。

“1977年8月9日19时，子牙河北司徒扬水站处决口50米，部分村庄进水，倒房150多间，5万多亩庄稼被淹，扬水站部分被毁。经省革委批准，立即关闭子牙河进口节制闸，截断上游水源，省，地，县领导连夜赴现场，发动群众抢堵，于次日22时合龙堵毕。”

——《河间县志》

这起事故，还惊动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文件往来，调查清理，责任认定，我爸妈并不关心。他们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房子上。因为经过大水的浸泡，新房已经成了危房。

爸爸：“后墙山倒了。得赶紧补上，不然就塌了。”

妈妈：“多亏了俊如，他是一队的队长。跑来说，俺们队里有砖，去拉！”

爸爸：“光有砖也不行，还得弄坯。开了口子，到处都是泥，上哪儿去弄坯啊？我大姨过来说，去扒炕。是去她那房里，扒了两条土炕。这样补上了。”

妈妈：“村里人是好。你要有灾有难的，这知心的朋友，真是实心实意的帮你。”

土坯，是取半干土，用石墩夯实而成。早年间，顺着打土坯人的汗水流出的号子，是旷野里的一道风景。这也是从前盖房的必备品。豪门大户，也是外面青砖，内嵌土坯。至于小户人家，则只能做“全坯房”，外面刷一层草泥来抵御雨雪冲刷。虽然外形有碍观瞻，但老房子的确冬暖夏凉。至于盘土炕，它是不可替代的材料，也因此才有了扒炕补房的故事。如今村中再起的新房，已经与城市无异。普遍采用三七墙，即一横一竖两层砖。气派，美观，却没那么舒适。几乎是共识，人们常念叨：“还是该用点儿坯”。

大水退去，后墙山重新树起来，新房终于转危为安。此时我爸成了幸福的人，也成了苦恼的人，他的处境有些类似现在的“房叔”。

爸爸：“烂言烂语的挺多。都说你看人家，刚分家一年就把房盖起来了，咱活了半辈子了还没住上！”

我：“你哪那么多钱呢？“

爸爸：“钱不多！你知道盖这个房，一共花了多少钱吗？才他妈1000块钱。个人手里边儿还是有一点钱，凑凑就够了。”

妈妈：“1000多，得一千三四。”

爸爸：“就是1000！”

为了三四百块钱的差异，我爸妈又争执了起来。其实他们都没明白我的卑劣心态，我是想确认我爸是否真的是个“房叔”。他毫无提防，甚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奇怪。至于我妈再添上个零头儿的举动，则更是坦诚相待了。这倒让我放弃了怀疑。

但那些所谓的“烂言烂语”，也的确情有可原。回顾这座新房的树立过程，它包含着温暖人心的乡亲情谊，也蕴藏着无数个人的卑微渺小。个人对于集体的依附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盖这座房子的时候，大概没人能预料到，生产队这种集体生活模式，即将终结了。

国*家

(1978年—2000年)

粮食

1978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比比皆是。比如，我出生了。

我的大学同学，大多与我同龄。其中一位，姓施名新政。初入校，老师点名，数次引来赞叹：起得好！乡间农夫，站得低，看得近，概括起来是一句顺口溜：“自留地，责任田，计划生育没个完”。

我：“分地，当时大伙儿愿意吗？”

爸爸：“一年一个样儿，折腾了好多年。一会儿让种，一会儿不让种，后来又发证，有权种，没权怎么着。”

我爸突然很像一些媒体评论员了，表达高度情绪化，有些语无伦次。但的确打动了我这个观众，并且试着去寻找答案。

1978年底，小岗村的实验，早已经随着那份“血书”闻名于世。这被视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起点。实际上，这有些类似于记者守候在某家医院等待第13亿个国人诞生。不用说私下的试验早已有之，即便之后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放之风劲吹。但对于农业却是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两年后的中央75号文件，开了一道门缝儿：允许少数地区包产到户。一直到1982年1月的中央1号文件，包产到户才被正名，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与之有些吻合的是，当地包产到户的试验开始于1979年，此后逐步推开。直到1983年底，才普遍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也许，我们太希望把一切都归结到1978年这个时间点上了。

我：“一分开地，粮食产量就升上去了吗？”

爸爸：“一开始那些年也不行。跟以前差不多。”

妈妈：“对，差不多。”

这是个出乎我意料的回答。原本的期待，是对于分田单干的热情，类似开闸放水的波涛顿起。我大致了解这样的研究数据，1978年到1984年，被看作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期。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认为其中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贡献约占46.89%，远高于其他原因。可是我爸妈却凭感觉一口否认了这个成果。在制度和技术之间，他们倾向于后者。

我：“以前那人那么辛苦，怎么就吃不上饭呢？”

爸爸：“不长东西。虫子你就受不了。你知道以前怎么杀虫子吗？那时候庄稼上生了粘虫，拿根儿棍子去敲。掉到地上，再拿簸箕收起来，挖个坑儿埋了。和现在一样啊？拿农药一喷不用管了。”

妈妈：“那时候豆虫，不都拿手摘去呀？现在还有人收呢，说卖给饭店。要是以前就好了，哈哈。”

我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可干这活儿的时候她一定心生厌烦。农药的使用，现代人有些深恶痛疾。但没有农药的日子，显然也不美好。农药使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通过数据可以探知一二。1992年到1996年，以及2004年至今，全国粮食产量分别出现了两次“连增”。与之相适应的是，农药使用量也都出现了显著增长。但播种面积与之前年份比却是大概持平甚至略有下降。情况类似，也同为声讨对象的还有化肥。

爸爸：“上材料就是撒点粪，现在上多少材料儿……”

我爸开始给我罗列他今年的支出，而我的脑袋里出现的则是拾粪老头儿的形象。1953年，当地农民首次把肥田粉撒进农田，成为了化肥使用的开端。其发展的大概历程与全国类似，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试验，1978年之前已经完成推广和全面开展。可地里的庄稼，依旧营养不良。

爸爸：“化肥，生产队那时候是有了，不知道怎么用！磷肥，就和撒粪一样，扔到表面。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得埋到地底下。”

妈妈：“人是傻，也不知道得敲碎了用。都过去多少年了，地里还能找到磷肥疙瘩呢，一个球一个球的。”

当地县志记载，全县化肥使用量1990年是1975年的7倍，是1953年的32000倍。品种日益增多，质量也逐步升级。研究表明，世界30%～50%的粮食增产源自化肥，如今大约有一半的世界人口都依赖于它。只是如今的人们是否已经完全学会使用化肥，依然存疑。中国农业的“化肥依赖症”已经饱受诟病。

爸爸：“种子也不行。咱家里那老种子，种死也长不了多少。现在都是优种，一年一换，你不服气行吗？”

我很庸俗地想到了杂交水稻。其实每个品种，都有一个袁隆平。只是也许没那么声名显赫而已。对于不产水稻的当地而言，玉米研究者才是膜拜的对象。河间市玉米各年份和亩产量对应如下：1949年，52.7公斤；1982年，165.5公斤；1985年，196.5公斤；1990年，165公斤。在八十年代，产量相对恒定。近年来，当地农民自我衡量为：一千二三百斤。（600公斤左右）。

我：“以前麦子打多少？”

爸爸：“一口袋，一百多斤儿。为什么后来能吃白面了？长麦子了。有了机井能浇地了。”

当地传统种植作物，即所谓的五谷杂粮。一个作家生于此，只能写出《红高粱》，必定写不出《五月的麦地》。改变的契机，是水浇地的出现。麦子生长，浇水追肥必不可少。此后，冬小麦和玉米成为了当地的主要农作物。麦浪翻滚的景色，季节性上演。

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

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

家乡的风

家乡的云

收聚翅膀

睡在我的双肩

麦浪——

天堂的桌子

摆在田野上

一块麦地

——（海子《麦地》）

在父亲聊起麦子时，我想到的是海子的这首诗。如果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一定会如此评价：“还他妈背诗呢，累不死你！”

的确，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依旧不轻松。粮食种植，虽然已经自主，但“公粮”的压力，还是一个指挥棒。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但各省可酌情自定，并且为地方预留了一部分附加的空间，名为“地方自筹”。

爸爸：“交公粮，套着大车，提前一宿去排队。你不记得吗？”

我：“记得。”

我印象的确深刻，只是细节模糊了。粮站门口的长蛇阵，蔚为壮观。因当时需要实物缴纳，所以家家户户套上驴车前往。其热闹程度，足以组织一组热情洋溢，名为“百姓齐纳国库粮”的主题报道。

我：“当时得交多少？”

爸爸：“差不多三分之一。要多少种，还交山药干儿呢。”

山药干儿，即生的红薯切成薄片晾晒风干后的成品。由于分量较轻，所以当时用一种大型的柳条筐装满过称。粮站里的工作人员，手一抬，表示分量够了。你就可以抬起柳条筐，踩着木板搭起来的临时“跑道”，冲到高处的粮仓口倾倒进国库。

爸爸：“都他妈贼着呢，往里边填东西。我还装过土坯呢。嘿嘿。”

妈妈：“还有装小孩子的呢。哈哈。”

山药干儿装在一起，缝隙较大。其他粮食，工作人员可以拿根铁棍向下猛插几下，防止作弊。形状不规则，且易碎的山药干儿，也免了这道程序。因此小孩子蹲在中间，覆盖起来并无危险。我想，那些负责过称的人，也未必不知道其中的猫腻 。

爸爸：“当时也没什么工厂，打工没什么地方去。人们挣点儿钱，就是养个猪，卖点儿粮食。”

妈妈：“卖粮食不容易。卖棒子，怎么弄？头一天晚上，把棒子弄好。里边儿撒上水，放到院子里。它不是就冻上了吗？能长点儿分量。第二天，一大早儿，骑着车子去杜生。不能去晚了，晚了就化了。不就让人看出来了吗？”

我：“当时多少钱一斤？”

爸爸：“也就四毛钱。一回只能驮一袋儿，几十块钱。”

我爸所说的“四毛多钱”，已经是后来的高价了。实际上，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暴涨了30%之后，稻谷，玉米和小麦三种粮食百公斤的平均价格是12.96元。换言之，每斤一毛三。面对这样的数字，让人如何不对农民的“狡黠”抱有宽容呢？更何况，农业税（公粮）的税制，极端不合理。它相当于什么呢？个税起征点为零。

制度之变，价格调整以及技术进步，这三者究竟哪个在粮食增产上作用更大，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在结束这场谈话时，我依旧不敢做判断。中国的农村，可以一词相称，却难以一言概括。华北农村与江南水乡，玉米产地与水稻梯田，哪怕是村东和村西的土地，都迥然不同，是否分开考察会更好呢？

相对而言，官方机构，要比我坚决得多。沧州市统计局于2012年刊文分析粮食生产现状，其中说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亩产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科技进步。我市2001年粮食亩产236.89公斤，2010年达359.13公斤，十年间亩产增长122.24公斤，上升51.6%。”

我想它起码证明了目前阶段技术进步要远大于制度改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没能实现的，是那个念叨了几十年的农业机械化。拖拉机等已经派上用场，但基本只做运输工具而非下地干活儿。原因是技术不过关，它满足不了老庄稼把式的质量要求。不过，一种新鲜事物在九十年代初却被绍介过来，并且大有燎原之势。这就是麻将。

爸爸：“以前哪有空儿打麻将啊，整天伺候那点庄稼，累得跟驴一样。”

妈妈：“刚开始都打一毛（钱）的，哈。”

人开始有闲，无疑说明着进步。只是八十年代的农业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却没有填满农民的荷包。

镶牙

儿子正处在换牙的年龄，有一天我警告他：千万别让你奶奶看到，否则……

流程是这样的：走到身边，轻轻地说“让我看看”，再把头慢慢抬起，伸手温柔地摸摸，突然之间，两个手指就变成了“老虎钳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掉晃动的牙，最后潇洒的往房顶上一抛。留下的，是捂着腮帮子诶呀诶呀的受伤者。

这就是我妈给我们拔牙的经过。拜她所赐，我们姊妹三人的牙齿都整整齐齐，而不像同龄的农村孩子，“碎玉”大多七扭八歪。也受她影响，我们从小有了刷牙的习惯，尽管效果有些差强人意。

我妈做过“牙医”。

我：“你什么时候学的镶牙？”

妈妈：“在家的时候学的。”

在家的时候，即没有出嫁之前，那大概就是1971年左右。有人拜师学艺，她也受邀列席。之后，这位新牙医出师，准备置办一台镶牙机开始独立营业。当时要购买这样的精密仪器，需要县卫生院开具证明，再到首都购买。我姥爷答应帮忙，我妈成了经办人员。

妈妈：“我有个叔（叔），在其他县当县委书记。就去找的他，第二天就把证明开好了。回来，就准备去北京。”

我：“这是第一次去北京吧？”

妈妈：“头一回。得去沙河桥（镇）坐车,在那里住一宿招待所，第二天坐汽车上沧州，从沧州坐火车到北京。到了住在亲戚家里，这个亲戚的闺女是个医生，让她帮着去买。”

有人相助，我妈顺利地在王府井买到了镶牙机器。这个18岁的乡下姑娘，还留出了几天时间观察祖国的心脏。

妈妈：“马路真宽，天安门倒是不大。”

这倒是与我的感觉类似。对于见惯了田野的人而言，那个世界第一大广场实在有些憋屈。

我:“有什么印象深的吗？”

妈妈：“去了好多地方。印象深的，花了五毛钱，从天安门穿故宫到了北海。看了皇宫，看了珍宝馆。”

这时的北京，处于“文革”之中，诡谲多变。对那个时代充满好奇的我，本希望她能够讲出点历史片段。谁知道我妈对于街上的人来人往，并没有兴趣。在故宫，所关注的也不是建筑艺术和珍藏古玩。她感慨的是：“娘娘住正房，妃子都住配房。屋里都挺小的。”

从北京回来后，那位新牙医，感动于这次协助，于是给了我妈实践的机会。只是这门儿镶牙的手艺，要派上用场却不简单。

妈妈：“最早是去了趟天津。你姨姥姥不是在那里吗？住到她家里。”

我：“为什么不在本地呢？村里，或者集（市）上。”

妈妈：“不行，村里不给钱，都是熟人。赶集，有人抓，不让弄。”

这次天津之行，我妈还是学徒身份。当时天津市内，也同样不让“行医”。城管大队,要迟至九十年代才正式成立。当时应付各路“练摊儿”者的，究竟是何方神圣不得而知。我妈理解为“工商”。至于禁止的理由，她至今也没弄明白。学徒，金钱收益微薄，收获的是技艺成熟，可以独立营业了。

妈妈：“后来，个人就买了一套机器。”

我：“还是去北京？”

母亲：“不是，那时候沧州就能买着了。”

此时，已经是1976年。这个时间点是根据当时我姐姐大概两周岁推算出来的。再去购买机器，已经只需要乡卫生所开证明，地点“下放”到了中小城市。社会的调整，也表现在了一台机器的流转上。五年的时间，市场秩序显然有所转变，物质，以及人的流动，都出现新的迹象。年轻人，心思先动。这一年，我的小舅与人合伙去甘肃，开拓“镶牙”的西北农村市场。谁知道两人徒然胆大，却医术匮乏。拔牙没有问题，假牙却无论如何安装不进去了。

我：“哈哈，那不是张嘴等着？”

妈妈：“弄不了了，派了一个人回来搬救兵了，让赶紧过去。我和你大舅就赶去了。”

这次的地点选择在了甘肃酒泉地区。事也凑巧，当地有一批老乡。他们是来此谋生的工程队。于是，人生地不熟的镶牙匠，在同乡的协助下开展起了工作。

妈妈：“住到镇里头，工程队有简易房。工人都是老乡啊，就到处去帮忙张罗，问谁要看牙，就介绍过来。俺们个人也下乡，到村里去。”

我：“当地不抓吗？”

妈妈：“没人管。人住的分散，老远才一处房呢。”

西北人真好，是我妈经常挂在口头儿的一句话。或许也是人口稀疏，让监管变得松散。总之这次“闯西北”，给她的印象不错。回到家里，年纪尚小的姐姐，见到分隔一个多月的妈妈，已经有些认生，张口叫了一声“姐”。

妈妈：“再去西北，到了你一周岁多了。挣了不少钱。”

我：“去了多长时间？”

妈妈：“也是一个多月。回来一看到你瘦了那么些个，就哭了。”

此话一出，我不禁心头一酸。几十年前的场景，我妈显然记忆犹新。我幼年奇胖，被视作“稀罕物”。一周岁之时，她抱着我拍照留念。这张照片，村中人家多有收藏。为了这次远行，她把我和姐姐交给姥姥照看。显然我的减肥效果，成了催泪弹。自此之后，她的行医范围大为缩短。

妈妈：“后来去过天津静海。徐某他姐嫁的那边儿。”

徐某，是我妈收的徒弟。农村人出行，并非无目的“盲流”。基本思路是寻找哪里有同乡或者亲戚立足，再以此为突破口。这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秩序”。

妈妈：“到那里，也不允许公开干。怎么办呢？徐某他姐，就给俺们介绍，哪个村咱有亲戚，你们去找他（她）。到人家亲戚家里，这个人再去给问谁看牙，把村里要镶牙的人找来。在人家家里干活。”

还是亲戚。在这最早的市场空隙之中，血缘关系显然充当了钻头的角色。广而言之，这或许也是中国工业容易出现区域内同质化倾向的原因。时过境迁，如今人们更呼吁市场的监管者和参与者，能够走向非人格化。关系，似乎已经成为了障碍。

妈妈：“再后来，就是去了趟山东。忘记是哪个县了，那里有个玻璃管厂，徐某的哥是厂长。当地的大队给找住的地方。然后去赶集。给俩人拔了牙，就喊开了：‘真好！真好！’人也越聚越多。结果，来了俩工商所的，过来说‘别干了，跟我走’。我就收拾好细碎东西，偷着朝徐某摆摆手。他就在后边儿磨磨蹭蹭，然后把机器收起来跑了。我跟着人家走，找个人多的地方也跑了。哈哈。”

机器保住了，人也安全脱身，但生意显然无法再继续。于是，两人打道回府。再之后，这台镶牙机，也就成了闲置物。

我：“为什么不接着干了呢？”

妈妈：“没办法干了。俩孩子，没人管哪行？后来机器也没了。”

我：“去哪儿了？”

妈妈：“机头，让你小舅借给别人了。要了一百趟，也没要回来。后来你大舅把机身和底座拿走了，他准备再试试。结果，让查计划生育的抄家抄走了。机身后来要回来了，底座找不着了。”

就此，我妈的“牙医”生涯结束了。我替她可惜，几年之后，市场大门打开，这门儿生意曾经成就了很多人。如果那样，也许我现如今已经成了富二代。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庆幸。假若她事业顺利，那我的童年，就可能在留守中度过了。满嘴牙齿参差不齐倒还在其次，成长之路或许也曲曲折折了。

相比土地改革，人的解放，显然蕴含着更巨大的力量。

倒驴

光环往往套在少数牲口身上。

传统大车，标配是一挂儿：前边儿左右为骡，中间为马。骡子“白羊座”较多，容易冲动。于是车夫落地，车轮即将覆身。中间的良马，此时会成为定海神针。屁股一沉，四肢用力，把大车停住。更为神性的，会用牙齿叼起车夫，甩到一旁。本村生产队的大把式，就是因这个救命之恩，在马死后而大哭一场。类似这样的马故事，在当地多有流传。

但实际上驴子才是主力，几乎占据了每家的牲口棚。原因是妇女顶了农活儿的半边天，对她们而言，马体型过大难以驾驭。

如果说马是高帅富，驴就是屌丝女（母驴居多）。为驴子叫屈的我，搜肠刮肚为它寻找过贵族气质。

其中之一，是赶驴的口号来自春秋战国。指挥驴子时，让它往右走，也就是牵着驴子的人的反方向，要喊“我”；让它向左走，要喊“与”。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方向命令，让我屡屡犯错和挨骂。为何如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有所发现：古代两军对垒，军帅之车，车御居左，军帅居中，车右居右。军右，执戈矛。戈矛，类似镰刀，握稳扫敌即可。所以，赶驴时的“与”，应该就是“御”，“我”即是“握”。发号的人，就是军帅了。

在我面带得意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一个朋友时，他轻轻地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悠悠地说：“古代战车，是马车”。

我还是想聊聊驴子的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当无数的城市青年，南下广州倒买倒卖时髦的眼镜服装时，我爸却提前开始了“西部大开发”，至于商品类型，也更大型化：驴。

我：“好卖吗？

爸爸：“好卖。几十个，运回来，两三天就全卖光了。生产队没了，每家每户自个儿种地，都得用牲口。能不好卖吗？”

以前的生产队，牲口是马，骡子和牛。集中耕种，品类自然更“重型化”。分田单干，启动了内需。家家户户自己置办生产工具，驴成了必备品。 有市场，就要有供给。但驴又有其弊端，繁殖率较低，怀胎12个月之后，小驴驹也未必能“嗷嗷落地”。这个旺盛的需求，就被转移到了我们家院子里。出外玩耍，过那个驴腿阵，堪比勇闯桃花岛。这些外来的物种，全然没有乡亲情分。

爸爸：“去甘肃收（购），然后用火车运回来。”

我：“火车给运驴？！”

爸爸：“给运啊。邻村儿有一个人，在甘肃古浪县火车站当站长，去找他帮忙找车皮。车皮很便宜，一个30吨的车皮，从古浪县到青县（河北），你知道多少钱吗？才500块钱。”

信息，有时候是种负担。我对车皮紧张的概念，来自王石倒卖玉米的故事。1983年，他豪赌一把，北上东北收购玉米运回深圳。为了求得一个计划外的车皮，曾经试图用两条烟行贿货运站主任。一个商业传奇，成了经典案例，也成了刻板的认知。物流问题，并没有形成当年“倒驴”的障碍。于是，我爸和村中几个人一合计，果断前往甘肃。

我：“去哪儿收呢？又没有养驴场。”

爸爸：“哪有养驴场啊！到了之后，去集上买。”

我：“一个能赚多少钱？”

爸爸：“那边收三四百块钱一个，运过来能卖七八百。”

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让我顿生羡慕。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商业眼光。有人说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好商人，的确有些道理。其实他们的案例，比王石的倒玉米要复杂得多。一次往返，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大多耽搁在了收购环节。

爸爸：“哈哈，我想起一个事儿。当时我们到了后，兵分两路去俩县买驴。某某他们，去了头一天儿，就买着一个小叫驴，挺漂亮，270块钱。把几个人美坏了，这他妈回去，能卖五六百。呱唧，坏了，接下来一个都买不到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困了好长时间。最后没辙了，又给卖了，还赔了三十块钱！又来找俺们会和来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驴，貌似轻松，实际也不简单。市场的波动，大家都清楚。驴的价格波谷处于秋后。秋收已过，夏收尚远。这个农闲季节，也利于外出。可别人也会惜售，来等开春待价而沽。我爸就曾经因为收购任务没有完成，在火车上过了一次大年。

爸爸：“到了年底了，就买了十多个。（旅店）店主天天催，说你们得赶紧走，俺们要过年了。大年三十，没法儿了，上了火车。”

我：“一趟买多少个驴啊？”

爸爸：“凑够28个到30个就走，整好一车皮，装满了，不是能摊点儿成本吗？好在那回到了包头，遇到某某了。他更惨，没买着，就在内蒙买了七个大瘦马。俩人一商量，正好，凑一个车皮走吧。结果他可亏大发了。马走一段就死一个，到个车站就推下去一个。等到了家就死光了。”

一个三十吨的车皮，被分成大小两个空间。大的，是驴的主卧，“小包厢”住人，中间用草料隔开。路上还算安稳，挑战在一头一尾。驴子见到火车都害怕，更别提”坐”火车了。请“乘客”上车，需要恩威并施。好在有站长老乡这个名目，各个方面都行个方便。等到运抵河北，则是另外一番场景了。

爸爸：“驴在里边待了好几天了，它就往下走啊？前边儿有拽的，后边儿有拿棍子打的，连推再打，好容易才下来。在车上，驴不拉粪吗，还得把车厢给人家扫干净了。”

到达青县的时间，我爸至今记得很清楚：晚上九点半。没有熟人照应，相关人员态度可想而知。有些狼狈的几个人赶着驴子，穿过车站工作人员的斥责，也穿过各种奇怪的眼神迅速出站，连夜回家。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协助，这段大概50公里的路需要步行完成。

爸爸：“前边儿俩人带路，后边儿俩人殿后，驴在中间儿，怕它蹦了群啊。”

我：“不拴起来吗？”

父亲：“不行！拴上更不走了。连笼头都没有。”

驴子执拗，如果采用曹操赤壁行船的连体方式，行进更难。因此驴群实际是散队前进。一旦受到惊吓，必然会四下飞奔，到那时恐怕只能“望驴兴叹”了。与此同时，深夜赶路，月黑风高，荒野穿行，赶驴的人还要担心安全。为了驱逐内心的恐惧，防备可能的不测，几个人人手一根棍子。

爸爸：“就是最后一回。几个人哄着驴，走着走着，前边儿‘唰’亮起了一道光，出来俩人。吓得驴开始跑，俺们几个也怕了。只能充大胆儿，奔着人走过去，朝他们俩喊：‘你们俩是干么的？！干么的？！’”

我：“劫道的？”

爸爸：“哈哈，妈的，俩逮蛤蟆的！把他们也吓坏了。”

我也跟着哈哈大笑，能够感知那种大难将至又否极泰来的喜悦。驴群一度蹦散，但好在是夜间，它们也不敢肆意狂奔。几个人分头行动，四下合龙，把驴子又团结成了一个集体。

我：“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妈妈：“把本钱丢了。去坐火车去了，到了车站，一摸，钱没了。”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了。”

一阵沉默，有些旧伤揭开的感觉。我突然感慨，或许财富的来去，也有其规律。因为“倒驴”的原始资本，来得突然，这最终的失去，也很干脆。

爸爸：“我最早是1100块钱，就你刚生人。”

我：“怎么会突然来那么多钱？刚盖上房子。”

妈妈：“玩钱儿赢的。”

玩钱儿，即赌博。此时当地还没有麻将，而是打牌九。黑色的骨牌，大小点儿的比较中是钱来钱往的兴奋。所谓“玩钱儿”之说，其实很形象。这次突然的意外之财，显然不是好事。日后我爸的赌瘾，不断地给全家带来痛苦。好在近年来他似乎突然醒悟，牌桌都很少靠近了。现在“人民群众”已经把攻击的矛头聚焦在了他的酒瘾上。

生意终止后，驴成了家中的生产资料，不再是交易商品。养过多少个，我已经记不清。但我知道父亲这一代农民对它们的感情。草料精心准备，驴舍按时清扫，还会买上一把铁梳子，换毛季节为其“理理发”。驴在院中放风，他会蹲到地上，抽着烟欣赏。那眼神儿，和我看到中意的越野车时一样。

如今，驴子在当地也已经几乎绝迹。看到它们，往往是在加长的卡车上。借着河间驴肉火烧的风行，需求量与日俱增。全国各地的驴子被运输到当地，屠宰加工成驴肉后，再行销到各个市场。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成为了这门儿生意的大佬儿。我问他最远送到哪里？答：“哈萨克斯坦”。

如今，驴比马贵。

生男生女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的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如果你在路口的树上，路边的墙上，发现写有这句话的黄色或者红色的纸条，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在“治病”。爱哭的孩子让人束手无策，焦急的家长就借此为他或她祈福。我妹用过这“药”。

爱哭，惹得四邻不安，是我声讨妹妹的凭据；把她绑到桌子腿上自己出去耍，则是她攻击我的铁证。我的解释是，我当时六七岁，正是心底长草，脚底抹油的年龄，怎么可能让个香油瓶耽误我的“事业”呢？

我妹生于1984年。

妈妈：“让管计划生育的人堵在家里了，来了一帮人。”

我：“当时几个月了？”

妈妈：“七个月了。我从窗户一看来人了，跑不出了，只能他妈耍无赖，钻了被窝儿了。”

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妹妹。听我妈讲起她的“童年往事”，也跟着大笑起来。当时考虑到我年龄尚小，一旦有风吹草动可能会受到惊吓，也会成为负担。所以，我爸妈提前把我送到了姥姥家。因此这段故事于我也是新鲜的。

确切说，是一辆车停到了院门口，钻出来十来个人。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形成了“包围圈”。我妈的“无赖”行为，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她在屋里“高卧”，那些人在院中坚守，僵局维持了一两天。人困腿乏的计生工作者有些招架不住，暂时撤离了。我猜想，本意或许是欲擒故纵。

妈妈：“他们人一撤，我把家里的鸡宰了一个，里屋外屋撒了一地血。接着躺着。他们也他妈没（办）法了。”

这个假象，迷惑了杀回来的回马枪。听到这里，我摸了摸妹妹的头，俩人对视，没有说话。父母之不易，全在这暂时的沉默中。

我：“后来几个月生的？”

妈妈：“第二个月就生了，八个月呗。”

我：“不是说‘七活八不活’吗？

妈妈：“有活的。”

八个月出生，也算早产。当我妈坐在炕上招呼我“快来看看你妹子”时，这个怀里的孩子用一声漂亮的花腔式啼哭招待了我。并且似乎像是个打开后开关失灵的音乐播放器，再也停不下来了。

妹妹：“哥，你一定把我写到书里去，这下儿我就出名了。”

我：“好啊，落个外号儿，‘两头驴’”

一家人都大笑。为了惩罚这一超生行为，家里的两头驴被牵走。这一年，我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做着各种损坏公共财物的事了。很多事都记忆清晰，如在眼前。但这并非我对计划生育最早的感知。

我：“我记得你坐外外屋哭。活了多长时间？”

妈妈：“五天。”

我们所说的，是我的一个夭折的弟弟。关于这件事，因为我年龄小，只记得两个场景。一是翻车，二是我妈放声大哭。确切的经历，应该是这样的：半夜，有人来敲门：“赶紧走，要来抓人了。”于是，我爸套上驴车，装上“贵重”物品，再把姐姐，我，以及大着肚子的妈妈扶上车，准备到姥姥家去躲避。天黑，人急，车下村口不久，遇到一个坑洼处，失去平衡翻倒。我妈被摔了一跤，只好急匆匆原路返回。之后生下一个儿子。

妈妈：“那小子真俊奥！”

这句话，我听到过N次。这么多年来，我妈不断提及这个孩子的“天生丽质”，然后会对比我的“天赋异禀”。按照她的说法：头上俩大包，半边没头发，一个黑肉球。我想，这大概是她表达遗憾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漂亮孩子，因为出生后得上“四六风”不治身亡。于是，才有了我妹妹的出生。

妈妈：“你爸爸老是说，这小闺女多好啊！幸亏那个小子没活。”

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袄，这一点，我充分理解。可这句话，我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它表达了对女儿的疼爱，但也陈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我爸妈是想再要一个儿子。

妈妈：“你和你姐小时候，你爸爸没抱过。到了英（我妹）那时候就抱了。”

我一直以来，把这理解成是亲疏有别，后来才知道这是男女有别。抱孩子，绕锅台，这是女人的事。男人抱着个孩子，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一直到了1980年代初期，风气才有所改观。

妈妈：“人就那样。你姐小时候，晚上去看电影。我和你爸爸说：‘你抱会儿孩子，我拿着板凳’。你奶奶看见了说：‘板凳沉啊还是孩子沉？换过来！’”

这种重男轻女，处处显现。过年为例，初一的饺子不捏花儿。花儿被和女儿联系了起来；柴火，要选上好易燃的，这样才能不用拉风箱，带出响动。据说，也是因为会招来女儿。前者好理解，但后者是何讲究，我爸妈也只是摇头，解释不清。我猜想可能有些风箱不严密，拉起来有“咕哒哒”的响动，音似“姑太太”。

关于这些典故，外人看起来有些滑稽。我虽然有些不解，但却决然不信这只是观念问题。一件事情的存在，终有其“合理性”。

爸爸：“咱家人少，人多点儿多好？再有，一个小子，就容易挨欺负，你四五个的那个谁敢欺负？”

农村的社会结构，我一直不知如何定义。显然它带有自治的传统，又有部落特征，可又自古向心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特色，的确有些让我们这些熟悉了各种西方名词的人有些混乱。凭个人感受，我自认为最好套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派理论。对外，村子是个邦联制国家中的加盟国，对内，它是个小的国际体系。国际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无政府状态”。权力是支配它运转的核心因素。而在权力的构成中，国家规模和军事力量地位都很显赫。儿子，是人口众多的表现，也是村落这个“国际社会”中赤手空拳的“军队”。冲突的避免，对力量对比的衡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合作也广泛而具体。“全球议程”，主要表现在婚丧嫁娶上。

妈妈：“再有有些事，你这女的傍不上前去（参与不了）。比方说死了人，男的都来帮忙，干这个的，干那个的。女的没事干。”

爸爸：“人家有事，你去一个。等你有事，人也多不了多少。用着你的地方就少。”

农村人，讲究人情有其根源。婚丧嫁娶，是核心的公共事物。但服务并非购买，而是友情赞助，或者称之为劳力互换。可这样的场合，女孩无从参与。连收拾饭菜的红案白案也都是男人的天下。

妈妈：“这村里人真好，无论多小门小户，有点什么事，都尽心帮忙。不像有的村。”

这是北司徒引以为傲的地方。但为何有的村庄，表现出极强的合作性，而有的村则展现出显性的冲突状态，我就不得而知了。大家往往一句“村风”就解释了过去。

至于养儿防老的陈词滥调，我就不再赘述了。正是因为“儿子”的功能性，才让重男轻女的观念深扎其根。自1949年之后，公共权力曾经高度介入到了这个小社会中。，但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甚至有些适得其反。因为它暗合了一个农村的“封闭性”特质，甚至将其强化了。真正的改变，来自市场经济的流动性。此事，后文再述。

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

我：“我有一次放学，回来家里全空了，窗户和门都没有了。我姥爷正在拿块布把窗户挡起来。那是怎么了？”

妈妈：“让上环儿。最后全村儿就我一个没做结扎手术。”

上环儿即做结扎手术。我妈躲过了这一命运，不是因为躲避有方，也并非朝中有人。而是因为她体内查出一个肉瘤儿。如果要做这个手术，必须切除它。但这个瘤子虽然对身体无影响，位置却特殊。是否要做手术，承担可能的风险，为“上环儿”扫清障碍？这个皮球被踢给了计生部门。最终，对于“意外”的担忧战胜了结扎数据的完美。

至此，计划生育对于我爸妈的困扰，才算是彻底完结。但它带给我的痛苦记忆，却并未停止。

返京之时，我经过以前的乡政府门口。数年前，撤乡并镇，这里被废弃。曾经气宇轩昂的大门，只能说是余威犹存。门前的长街是集市。因为学校在附近，所以摆满了小商品的摊位前，会游荡着一群嬉戏打闹的孩子。他们陶醉于彼此的追逐，以及偷拿一把瓜子花生引来的斥责声。还有，他们有时会品读乡政府门口的告示以比拼识字的多少，那上面往往写着这些内容：某某，某某之妻，超生几人……

我很想进去看看老的礼堂。当年，那里平时用作会议厅，逢年过节则是电影院。像我这样的小孩子，进场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跑到房后，那里有个厕所做掩护，爬窗户进去；二是进口处拽住前面大人的衣服冒充随行人员。后者容易被人识破，前者则多有斩获。这也让我明白了艺术是需要“熏陶”的深刻内涵。乐趣，是随着这里用途的变迁而消失的。后来，它做了计划生育罚没品的仓库。有一次，我趴到窗户上向里打量，看到座椅上堆放着桌椅板凳，过道儿里跑着几头驴。

据说礼堂还在，用途不知。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和计划生育无关。

最终，我没有进去。有些事，但愿随风不愿提。

机缘巧合，在乞食媒体之后，我竟然和计生部门多有接触。几年之前，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出台，独生子女或者双女的农村老人可以按月领取奖励金。在报道此事时，有一次，我和一位有数十年计生工作经验的官员在他办公室闲聊。话题渐深，他言语渐少，猛吸了几口烟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至今仍忘不了的话：“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一件好事。”。

他出身农村，从基层干起。

电视

不久前遇到一位资深电视人，我为表达景仰，想寄送一本自己写的书给他。

L：“好啊！不是关于电视的吧？”

我:“你丫才写关于电视的书呢。”

L:“哈哈。那我看。”

其实大家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这样的情绪，在电视人的闲谈之中不难捕捉。我有时在想，它究竟来自哪里？理由，公与私兼而有之。绕不开的一点或许是电视社会地位下降带来的怀疑。写到此处，回看了一眼客厅中央，我的那台久未打开的“老古董”，像个钉子户。它有些英雄迟暮，大家也就黯然揶揄。

我还是要谈谈电视。它现在依然消费了我爸妈大量的时间。

我：“你们平时看什么电视节目？”

妈妈：“我就是看宫里的事儿。”

爸爸：“整天是皇上娘娘，一看电视俺俩就打仗。”

我：“你看什么？”

妈妈：“打小鬼子的。”

父亲：“打小日本儿，解气。”

我跟着笑，想起有人在微博上调侃，横店影视基地每年要杀亿计的“鬼子”，某省级卫视被戏称为“甄嬛台”。我本想告诉他们这些段子，可又放弃了。怎么去说呢？大众文化，终难随精英的心愿。自我排解方式，无非两种。其一是自欺欺人，发点今不如昔的感慨。比如电视摧毁的大戏台。华服粉黛，抑扬顿挫，美在其中。可王宝钏不也是娘娘？杨家将不也是“打鬼子”？另外一种是怨天尤人，激扬点世风日下的文字。《时代》周刊的编辑威廉•A•亨利的抨击是典型代表：“在大众传播领域，老一代的优秀编辑和记者把新闻职业，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看作是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的神圣机会。现在他们已被一群厚颜无耻的随波逐流之徒取代。”在遥控器面前，这些讨论，只是浮云而已。

可电视的出现，的确是个大事件。于城市而言，因为有书报等存在，它有些像增加了市政路，于农村而言则是从无到有的村村通。

我接触的第一个电视品牌，是日本的夏普。14英寸的黑白电视，红色机身，黑色按钮。1980年代中期，由于城里的大伯家更换彩电，这个稀罕物被送回村中。直到2000年左右，我意外找到了在角落里哀叹“遥想当年”的它，接通电源，插上天线，图像清晰，声音嘹亮，未见任何异常。那应该是村中最早的电视机之一。

而我们家真正拥有产权的第一台电视机是个残次品。

妈妈：“卖了一个猪，几百块钱。让你老叔去给买的。他去挑了挑，说有一个有点儿小毛病，便宜，回去自己修修就好了。”

我的老叔高中毕业后学习了电器修理，成了远近闻名的高手。于是，他过了一手，坏的成了好的。这台长城牌儿黑白电视，外观与那台夏普类似。换言之，这台翻新机，也是个山寨货。与今天的仿冒手机类似，形似但远不是神似。它偶感“风寒”，不时“抱病”。

在产品质量上的“崇洋媚外”，我相信电视机在国人的意识形成中贡献颇多。八十年代，国门渐开，它是消费者追逐的核心“大件儿”商品。就广泛性而言，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城里人如此，乡下人也如此。

不同的是城乡之别。它不来自电视中呈现的灯红酒绿，也不是农家院里屏幕那魅惑的黑白艺术色，而是电。

爸爸：“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光他妈用不着的时候才来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在七零八零后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里乡下，东部西部，概莫能外。1980年左右出生的乡下孩子，也是喊着“人间大炮一级准备”和“天马流星拳”长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观看的片头要多于片尾。

放学回家，书包放下，不是先做作业，而是去给猪打点野菜。没有那么强的学习压力，倒也悠闲自在。可电视的出现，让这个劳动变得紧张急促。因为动画片儿的播放，要比上课铃声准时得多。为了应付差事，各种奇招也纷纷涌现。看时间紧迫，有人就在草框底部用几根棍子搭起个帐篷来，上面再覆上一层野菜冒充分量。进了家门，猛然冲刺，迅速倒入猪圈。可家长都是“调查记者”加“工商执法”，不久就能发现其中的猫腻，并进行各类处罚。可它终究不能禁绝各种偷奸耍滑。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市场的力量，无人能挡。

终于能看上电视，但却难言欣喜。

看着屏幕，盯着画面，心里其实还在读秒。因为往往此时，停电会如约而至。若是看到《新闻联播》的片头，大家会欣喜若狂。待到电灯迟迟不熄，几个孩子会商之后，往往得出如下结论：“管电的（人）家里死人了，要办事，得用电。”

一般电力供应，是如下时间段：

中午：11：30左右——13：00左右

傍晚：17：00左右——18：30左右

晚上：10：00左右——次日8点左右

这样的时间安排，让电视大多数时间成了摆设。中午和傍晚，主持人的慷慨激昂中，往往夹杂着家长催促吃饭的暴躁。至于晚上，那道突然亮起的光，也只是换得眼睛受刺激后的眉头一皱。若是酷夏，还可以享受到电扇吹起的凉风。如果是冷冬，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柯克-约翰逊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到过电视对印度乡村社会的冲击，“电视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电视节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判断时间。”我一直觉得他有些言过其实，毕竟孩子有学校的铃声提醒，家长有广播里的《岳飞传》为伴。但有了电力的短缺，却可以造一个绕口令般的句子了：规律性的停电造成电视使用上的受限制进而增强了人们的时间观念。

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管电的（人）”家人数量也有限。电力供应时间表，是工农和城乡分配的结果。停电的时间段儿，白天是因为工厂企业机械设备的开动，晚上则是因为城市居民看书看报看电视。用电高峰期，农村靠边儿站。

我：“我记得北边儿都有电，咱这边儿就没电。”

爸爸：“早就不停电。那边儿属于廊坊地区。”

北司徒村，的确是边缘地带。处于两县交界处，也处于两个地级市的对接点。顺着河边的大堤向北走一公里，就从沧州市到了廊坊市。春天一到，这边，白杨刚吐新绿，那边已经是夹路杏花。界碑，无非是半在土中的水泥墩子上的几个字，挡不住秉持“任君多采撷”理念的孩子去偷摘几个杏子。可到了用电的时代，那一道亮光，却划破长空，切割出天然的界线。傍晚时分，向北望去，电光映衬出村庄的轮廓。而回头看，则是如在墨中的黑暗。廊坊毗邻北京，成为了经济重点发展地区。而我们离那个边界，远了1000米。

唯一天下大同时，是除夕夜。

妈妈：“一到过年就得买下蜡（烛），备着停电。电灯都跟根丝儿似的。”

过年不停电。可这电灯，一定像极了爱迪生最早的竹丝灯泡，环保到极点，“气若游丝”。至于春节晚会上光彩照人的明星们，也因为电压过低严重走形。好一点的电视机，还能均匀收缩。遇到点劣质的，则个个儿罗圈，人人驼背。为了能正常与全国人民同庆新春佳节，很多人买了小型的变压器，用来支撑这奄奄一息的画面。结果往往是大家一起进行烛光晚餐。

有人说，春晚不是一台普通的晚会，而是个国家仪式。这种国家认同的行为，有学者称为“集体的仪式参与感”。可这个仪式，长时间，多人缺席。

实话讲，以上的电视作用，不过是我自我感知的罗列。农民，究竟是如何感知自己生活其中的国家呢？ 这是个宏大的话题，并且各路高人多有论述。本人只敢品读，不敢置喙。我不过是通过一些事件去体会而已。

最近即有一例。

爸爸：“外边怎么放鞭？真响。”

妈妈：“可能谁家娶闺女。”

出外观察，巡视一圈，我爸回来说：“不是，家家都放。”

妈妈：“肯定有什么事！”

爸爸：“对，估计有什么讲究。人家都放，咱也放吧。”

于是，一挂鞭炮，加入到了夜空之中。

第二天，两人的疑惑才打开，邻居告知，昨晚的鞭炮是为世界末日而鸣。那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

当时的我，在北京正和朋友消费和取笑着各种传言。电视中，在从天文，地理，历史，心理等等角度，阐释着这不靠谱的“末日说”。而在离京200多公里的村里，却是另外的一番场景。这里没有玛雅人的历法，也没有黄石公园的征兆，有的居然是发奖金的故事。

爸爸：“人家说，那一天，为什么是末世呢？都在传，凡是在单位上班的人，有正式工作的，每个人那天发了2000块钱！”

我：“哪有发啊？真是世界末日，发了有什么用。”

爸爸：“哈哈。要不就说是瞎传么！”

这个荒谬的传言，不难攻破。但它的言之凿凿，或可笑中一思。当荒谬有了堂皇的理由，就是最大的荒谬吧？

孙立平等人，曾经论述积极国家的影响：“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而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形成的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阶级的一分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电视，究竟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或许改变的是下一代。

嫁女

姐姐的故事，是从外出打工开始的。这也是我们姊妹相继离开的开端。

1991年，17岁的她到保定打工。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安徽小伙儿，也就是我的姐夫。恋情被发现后，我妈火速前往。

妈妈：“我看了看不行。个头儿不行，年龄又大几岁，家庭条件也不好。再说，你姐太小了，就带着她回来了。”

我姐夫显然有些被看成了勾引无知少女的无良大叔。1990年代初，很多人是把安徽和小保姆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外出的安徽人，其实不仅去了城里，还到了乡下。我的爸妈，是通过补锅匠等小生意人判断千里之外的经济状况。真正的担忧，概括起来是两个字：远和穷。

姐姐：“ 不是村里有几个外地媳妇儿吗？几年都回不了一趟家。把他们吓着了。”

村中婚姻，绝大多数是十里八乡之内的结合。三四十华里，往往都会成为定亲的顾虑。少数外地媳妇儿，来自四川和重庆等地。山水阻隔，经济受限，回家成了这些人需要积攒数年的期待。她们的眼泪，自然打击到了我爸妈的信心。可那个安徽小伙儿，倒是信心百倍。他随后登门造访。

妈妈：“你姐夫就开着车，带着东西（礼物）来了。咱就把人家回（绝）了，东西我也都给他塞回了车上。不能要。”

我：“来了一趟？”

妈妈：“好几趟。”

姐夫让我对于南方人的韧性和心思，有了初步了解。他十几岁到北京打工，不像一般人只满足于把薪水寄回家中，而是预留出一点私房钱，攒足之后考了驾照。于是，他的相册里，留存了不少神气的照片。背景是北京的街道，主角是他和大公交。再之后，机缘巧合，他离开北京，到了保定闯荡。难得的是，这个司机还爱好读书。他被拒绝，或者中断来访，我就只能翻阅《收获》和《海外星云》这两本杂志的过刊。

我：“你们那段时间有联系吗？”

姐姐：“写信。当时又没电话。”

我：“诶呀，整得还挺洋气！”

姐姐：“德性吧，滚一边儿去。”

现而今，我和姐姐轻松地开着玩笑。但那段日子，她过得并不愉快。刚开始，茶不思，饭不想，为他消得人憔悴。后来，大概是移情策略，她经常出没于农业学习站，从书上搜寻能够在家发财致富的“秘方”，并且与我分享。我有时想，如果我的姐夫放弃的话，我姐可能已经成为了养兔能手或者蘑菇大王了。事在人为，安徽小伙儿，居然用一年多的时间，实施起曲线救国的策略。

妈妈：“ 找你大伯去了，去了好几趟。后来你大伯就来说：‘我看这小孩儿不错，又有个技术’。就这样勉强答应了。”

老人点头，两个年轻人终于守得云开，得偿所愿。但我爸妈仍然放心不下，决定要亲自去考察一下对方的家庭。于是在那一年的春节，我妈跟随姐姐和姐夫远赴安徽。

妈妈：“到那里一看，比咱穷多了。蚊帐和被子上边儿都是补丁。一大家子，都靠你姐夫。”

这让我对于姐夫多了分敬重，却让我妈多了分顾虑。婚姻之中，年轻人情感大于理智，而家长则似乎相反。家贫万事哀的道理，以及生活不易的经历，过来人要明晰得多。于是，本就有些迟疑的妈妈，又打起了退堂鼓。

姐姐：“咱妈也有意思。一次吃着饭，别人都给她夹菜。她突然跑出去了。我赶紧追出去，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结果，人家正在外边儿大笑呢。问她怎么了，她说‘到了日本国喽，一句都听不懂’。

方言的障碍，风俗的不同，以及家庭条件的顾虑，让这门亲事又险些中途夭折。好在后来峰回路转，这段久经考验的感情算是定了下来。之后，姐姐姐夫结伴外出打工数月。再回家，提出要结婚。

妈妈：“结婚，怎么结呢？咱这边儿，都是男方来车接，还有一套讲究。”

传统婚礼，迎送有一套规则。譬如接车的车队，不能走回头路。即去时一条路，来时另外一条路。车行速度，要依据良辰而定。车停之后，有停靠方位之别。讲究，是重视。繁琐，是在意。可这个中间隔着长江黄河的婚礼怎么办，却成了难题。想出的解决方案很现代。

姐姐：“旅游结婚。就是那天早晨，叫了一辆客车来，到门口儿等着。两个人上车就走了。”

我：“我记得头一天晚上，咱爸爸和你在屋里聊天，说什么了？”

姐姐：“唉，咱爸爸哭了呗。”

我：“为什么哭？”

姐姐：“心疼呗，舍不得。嫁个闺女，本来就离家远，还这么寒酸就走了。人家都办得风风光光。”

两人具体说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姐也唉声叹气不愿多说。但当年门帘儿一挑，爸爸和她两人红着眼睛，抽着鼻涕走出来的场景，却如在眼前。

其实坐上车之后，姐姐姐夫也并没有真正去旅游。在北京逗留了一小段时间，两人就踏上了打工路。生活，也像我爸妈当年一样，从身无片瓦开始自己奋斗。

妈妈：“总觉得对不起你姐。所以到你结婚的时候，你爸爸说，一定办得热闹点。闺女那么走的，儿子再不能那样了。”

于是，我结婚时，爸妈高兴得合不拢嘴，我是对着酒杯合不拢嘴。

姐姐：“咱奶奶喜欢你姐夫。俺们回来去看她，你猜和我说什么？‘你们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我：“哈哈。她怎么知道这句话？”

姐姐：“她说电视上都这么说。”

故事到此有了个圆满的大结局。它似乎是个很现代的影视剧题材。异地，追求真爱，一波三折的过程，节俭时髦的婚礼。浪漫与否，非其重点，我比较在意这其中的障碍。现实的考量，是人之常情，或许世俗，但无可厚非。传统的父母之命，实际从未成为约束。自由恋爱，这种模式，被老老少少，坦然接受。这种开放的空气，究竟来自哪里，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我：“你觉得是自己搞（对象）好，还是别人介绍好？”

妈妈：“没觉得怎么样……”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妈有些迟疑。或许，她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前文曾经说过，学者们把婚姻模式，分为了包办，介绍型和自由恋爱三种。按照惯常的思路，自由恋爱的发展，应该是如火燎原。可是，它并没有。我姐姐的婚姻，时至今日也是个少数派。

妈妈：“只有在厂子里上班的，有自己搞的。咱家里大部分还都是和以前一样，别人给说（媒）的多。”

实际上，我的观察，自由恋爱的结合，数量或许是在下降，而并非上升。为何如此呢？

其一，早婚习俗，根深蒂固。一般男女，在20岁左右，都已经为人夫为人妇。习惯，在和法律玩着捉迷藏，并且大获全胜。先结婚，再领证，相当普遍。从校门，到家门的时间过于短暂。介绍型婚姻，比起自由恋爱，要更高效。

其二，缺少社会活动的机会。本村联姻，少之又少。跨村的男女社交生活，几近于无。即便工厂之中，也没多少空间。劳动时间，一般超长。计件制度，普遍实施。工人，是拖着疲惫各回各家的。这倒是与城市剩男剩女累积的原因类似。只可惜，这里没有百合网，也没有世纪佳缘；

其三，外出打工潮，悄然褪去。1990年代，本地就业机会，聊胜于无。外地谋生，制造了与陌生人相识的机遇。可2000年之后，地域经济悄然兴起。出工出力者开始退守家乡，外出者已经基本是些生意人。

其四，乡村版的“非诚勿扰”。即便是走进城市的年轻人，很多也是本地联姻。譬如东村甲男在北京，西村乙女也在北京，双方不必相识，自然有人撮合。爹娘所牵挂子女者，莫过于男婚女嫁。城市中的父母去公园代劳，乡下的他们自然是十里八乡。前者，是大海捞针，后者，有些手到擒来。

以上四点，纯粹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专业媒婆，存在于古代的乡下，和如今的城里。村中的牵红线者，是热心人。但与城市中多由同龄朋友介绍不同，这里的工作，主要由年长者承担。看村中某小伙儿不错，又恰巧认为某家姑娘合适，于是和双方家长沟通，在得知均有此意后，正式进行提亲仪式。方法和当年类似：带上小伙子，拜访未来岳父家。长辈，孩子，都认可后，也就基本敲定了。

妈妈：“你光有钱也不行，人缘还得好，不然没人来给你张罗。”

和城市中的相人为重不同，这里的家庭因素显然更重。家长，尤其是男方家长，需要注意为人处世；小伙子到一定年龄，处处表现出“懂事儿”；女孩儿，则要留意自己日常的言谈举止。这是熟人社会的行为模式，而它又在巩固着旧有的秩序。从早婚的变通，到熟人绍介的坚挺，无一不体现着传统社会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嫁接到酒店中的西式婚礼，但核心却并没改变。

改变的，是父母之命和情投意合之间新的平衡。与此前父母为主不同。如今，子女的意见被充分尊重。在定亲之后，年轻人彼此交往的过程也大为释放。所谓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婚前，逢年过节，女方会被接到男方家中小住。其开放程度，远超于城市。父母，基本和颜悦色相对，乐见下一代的幸福。

姻缘，也是时运使然。如果换做如今，或许我姐姐也会近守父母了。

爸爸：“你姐还是嫁的太远了。哪怕是嫁个本省的，也比现在好。你不回来，他还得回来呢。不就一块儿都能回趟家吗？”

如今姐姐一家三口，已经在甘肃定居。生活安逸，生意也算红火。尽管现在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但距离终究是个情感的障碍。我理解爸妈的遗憾，因为我和妹妹后来陆续考上大学远赴他乡。他们实际是留守老人。

这是不是一种对于城市化进程的逆向对抗呢？

大学

1996年3月，我生日那天，刚好要从家里返回高中校园。中午，我妈端上一碗面条，很郑重其事地说：“大了，自个儿注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当时感觉有些好笑，觉得这是电视剧中的情景。囫囵吞枣般送面下肚，匆匆离家。学校附近有家照相馆，走到那里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进去拍了一张照片留念。现在想想有些遗憾，那一年，没留下一张和父母的合影。

3个多月后，我走进了高考考场。

当年，高考成绩，需要到学校领取。从家到市内，再从市里到家，太阳已经从地平线爬到了中天。走进屋子，正在睡午觉的妈妈一下子坐起来，面带紧张。

妈妈：“怎么样？！”

我：“分数儿应该够了。”

妈妈：“好小子！”

她猛拍了下巴掌，好像打麻将摸到了暗杠。一个爱开玩笑的邻居跑来聊天，和她说：“别美了，半个绝户了。”话糙理不糙。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遗憾的是，我是该校多年来的第一个。那些动辄数万的奖励计划，连个草稿都还没有；倒霉的是，该年大学正式并轨收费。我需要卷走家里的一大笔积蓄。当时，我的大多数儿时的玩伴，已经开始打工赚钱，成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我却需要再啃几年老。

妈妈：“那几年，咱可是真倒霉。”

这是她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也是让我每次听到都有所愧疚的一句话。这几年，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基层干部，正在酝酿他那句著名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整个社会大势处于发展低谷，于我们家而言，私人生活也步入了多事之秋。

妈妈：“你刚走，你姥姥就走了。”

来京没有几个月，我接到电话，姥姥去世。在我背上行囊，准备赴京之前，曾经去看望她。当时她从柜子中掏出一个手巾包儿，顺序翻开四个角儿，露出卷起的一叠人民币。递给我之后，说了句“这个给你上学用”。这是我能记起的她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她身体硬朗，全无任何不祥的征兆。

妈妈：“被吓死的。”

我：“说是被算卦的吓住了？”

妈妈：“是。她一个人在家，来了个算卦的。穿着长衫，戴个帽子。然后说，你儿子出门在外，会遭飞来横祸。你得去五台山还愿。去不了，给3500块钱，俺们替你去还愿也行。”

后来我的舅妈刚巧回家，把这位“高人”赶走了。可此后姥姥却整日担惊受怕，不久突发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丧母之痛，可想而知。

妈妈：“（丧）事儿上，人们吃饭什么的，都是咱拿的。”

我：“花了多少钱？”

妈妈：“拉了差不多两千斤麦子去，衣裳是我给买的，再有就是闺女该拿的一些。钱是花了点儿，也算还了你姥姥，她攒点儿钱就给我。”

说到姥姥，我妈语气还会带出忧伤。当时丧礼花销，还是以儿子为主来承担。我的两个舅舅，也考虑到因我上学家庭负担加重的因素，拒绝我妈再负担金钱开支。可她还是执意尽孝，用麦子代替了人民币。母女之间，其情可嘉，其心可表。可这无疑是让我父母的肩头再加了一分沉重。

爸爸：“当时工资低，一个月，就差不多四百块钱吧？”

到了1990年代，我爸我妈做过各种小生意。到北京郊区收购过花椒，到天津批发过纽扣儿等等，但收入依然微薄。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爸在本地工厂打工，获取的劳动报酬为上述数字。这略高于我在京每月的平均支出。

妈妈：“你走了没多长时间，那厂子就黄了。”

听到这话，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灾星。1996年，实现了所谓的经济软着陆。随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紧缩成了主基调。当时的市场状况，可能很多人依然有印象。可谁负担最重，恐怕并非人人知晓。那几年，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很多城市出台了限制使用农民工的政策。统计显示，1998年到1999年，大概2000万农民工从城市回到乡镇。可城里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乡镇企业的日子就好过吗？于是，所谓的“离土不离乡”，就成了返乡。1999年，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又恢复到了50%以上。

妈妈：“那时候，棒子（玉米）四毛多，麦子才五毛多，哪卖得上钱去啊？！”

打工不行，只能再指望从土地上多获得一点。但新闻播报里主持人发现新大陆般的激动，往往是农民的沮丧。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突破了五亿吨大关，之后连续几年大增长，形成了第三次“粮食过剩”。产量高，则价格低。拿着一份那几年粮食价格波动的表格，我哑然失笑。2000年，也就是我大学毕业那年，竟然是玉米价格的最低点，与前后几年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锅底形的曲线。陆学艺先生有个测算，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减收了16000亿。

大家如此，小家岂能安？我爸妈回忆中的数字，越来越清晰。

爸爸：“那几年真是一个事儿赶着一个事儿。转过年来，你奶奶又没了。”

奶奶去世时，适逢期末。我推迟考试，回家奔丧。办完后事，已是新年。在家时间较长，对于生活的拮据也就感触格外深。

妈妈：“你奶奶那时候，稍微好点，没花那么多钱。哥们儿四个，连看病再办（丧）事儿，摊下来，一家儿花了2000多块钱。”

爸爸：“就是倒霉。喝凉水都他妈塞牙。”

我爸提到这些事，明显话语变少，只是一直感叹倒霉。压力之大，就融化在他的唉声叹气中。其实，我家还算有些幸运。姥姥病重，交给了医院两万块钱。我的两个舅舅独自承担了下来。奶奶病危，花销不大，又有兄弟几人的承担，也消解了压力。可其他人呢？是否有这么幸运呢？农民，此时像是这个国家的化外之人。养老自己承担，看病自己承担，甚至连上学，也是农民教育农民办。就是这样一批人，还要“危难之时显身手”。1997年之后，开始启动内需，全国70%的农民，存折里只有城乡居民存款的19%。

多少有了点“良心”后，我大三暑假留京打工，在一个夏令营做导游和管理员。每天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生和初中生，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工作轻松，好友为伴，有些不亦乐乎。可此时，家里又出事了。

爸爸：“把驴给丢了。黑下（晚上）让人弄了去了。”

妈妈：“花了1150块钱，买了个小驴，还没用上呢，就丢了。我黑下听见外头响了一声，还以为是驴踢着什么东西了呢。要是去看看就好了。”

讲起当时的细节，我妈又开始抱怨我爸没把门锁好。由此也知，当时这一千多块钱，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妈妈：“那是最穷的时候。”

听到这话，我有些自责。1999年，我本有机会去分解这份压力。因为这年开始，政府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开始试点。可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我并未申请。那年秋天，我爸成了进京农民工。在大屯的工地上，我找到了他。虽然有乡亲照顾，分配的是较轻的活儿。但看到当年已经五十岁的他，站在一群小伙子中间，我心有不忍，目光不敢和他对接。

我：“那几年咱欠帐了吗？”

妈妈：“没有吧？就是借了你表哥三千块钱，后来还了。”

我：“什么时候还的？”

妈妈：“你还没毕业。那一年，咱把所有的地一分没剩，都种了麦子，一共打了84袋。就手卖了，就还了。借的钱，不能拖，一分不剩也得还了人家。”

我表哥，执意不要，但我妈却执意要还。

妈妈：“你那几年也不容易，我去看过你吗不是？”

我妈大概是为了安慰我。其实身在校园，都是同龄人，嘻嘻哈哈，并无多少苦可言。好听一点，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难听一点，可以称之为没心没肺。何况，此时学校之中，农村生源还“人丁兴旺”，我有不少穷哥们儿为伴。他们有些人的家庭境遇，或许比我要更差。

在和父母聊起这四年时，我心怀愧疚，不敢多问。他们也似乎有些顾虑，不提太多细节，很多事一语带过。结束了这次谈话，我爸妈回屋休息，我却已经无心睡眠。想起大学，也想起当年的“穷哥们儿”。我们其实赶上了一个“最不好的时代”：种地不赚钱；打工低工资；大学开始收费；助学贷款政策后知后觉……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其实从未聊起过。但我想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算给父母的账本儿。

我念叨起李昌平的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它和正统的对三农的表述不同。不是内容，而是顺序不同。标准说法，是“农业，农村，农民”。农业自然重要，因为粮食稳则天下安。可农民如果生活糟糕，又怎么会有农业无忧呢？

果然，撂荒弃耕现象，大量出现。1999年开始，全国粮食产量步入下行通道，连续三年减产。2002年，微增了442万吨。转年大旱，粮食告急，价格上涨，威胁经济安全。

更严峻的是社会问题激增。1999年的江西丰城事件，被认为是改变的刺激之一。农民杀了乡干部，具体细节请网络搜索。

今*昔

(2000年—2012年)

病

2003 年，全中国都了解了一种新型疾病：非典。戴着口罩，穿梭于空荡荡的北京街道，避让着飘起的柳絮。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在和恐惧进行着周旋。略有不同的是，我还在想着另外一种疾病：糖尿病。

“糖尿病是血中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导致血糖过高，出现糖尿，进而引起脂肪和蛋白质代谢紊乱，临床上可出现多尿、烦渴、多饮、多食，消瘦等表现，重者容易发生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或血管、神经等慢性并发症。”

拿着查到的定义，我感叹自己理解力低下，没搞明白到底是种什么病。于是咨询一位有过糖尿病史的朋友。他回答得很干脆：“糖尿病，就是尿糖。时间长了，眼会瞎，脚会烂，生了大病不能做手术，因为伤口不愈合。”

我明白了，但是明白得脊梁骨发凉。

当年，我妈的一只眼睛视力急剧下降。对于非典早日离开的期盼中，我多了一份私心。2004年初，春风再度吹扬的柳絮，只是恼人，不再害人。我妈也得以安心来京治疗。看着检测的单据，医生面露不解得说了几个“太高了”，建议住院治疗。经过一个月的调养，并且为眼睛实施了激光手术后，各种指标恢复到了可控制范围。为了以防万一，我留她在北京观察一段时间。

妈妈：“你在哪儿？”

我：“我在采访。”

妈妈：“快回来，赶紧送我去医院，难受。”

这是其中的一次电话，当时我抵达约定地点不到5分钟，采访对象刚刚坐定。我抱歉的说明情况，取得对方谅解，火速回家。可医院的诊断，却表明一切正常。与此同时，远在老家的爸爸，哭着打电话来问“你妈到底怎么样？她怎么说这病看不好了？”我一边咒骂电话的普及，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询问妈妈到底怎么想的，得到的答案也只是一声叹息。

我：“你当时到底怎么想的？”

妈妈：“不是给了一堆书吗？你去上班，我就在家看。这不让吃，那也不让吃，还说会引发其他病，就觉得完了。”

为了唤起注意，疾病的宣传册，往往带有“恐吓”的性质。但这显然超过了我妈的承受能力。她出现了某些抑郁症的迹象。没有办法，我只好把她送回老家。期待在家人陪护下，她的心情能够舒解。但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家之后，病情却加重了。

妹妹：“不敢吃饭了。白面不敢吃，做了窝头，还是不敢吃。说是书上说，不让吃。饿着能不心慌吗？”

爸爸：“家里躺着也是，脑袋朝里边儿，把大门插上，不让人来串门。来了人都不搭理。”

从爱说爱笑，到冷漠孤僻，这个转变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我：“到底害怕什么呢？”

妈妈：“怕眼瞎。人家来说，怎么打了激光了？肯定瞎了。哪个地方做了五个，瞎了三个。”

妹妹：“哈哈。其实是怕死吧？”

妈妈：“不是……”

几个人轻松地聊着当时的紧张。那一年，妹妹和爸爸两个人，成了临时护理员。这个“病人”一会儿提出吃某种青菜，一会儿要求去寻访神仙道士，把两人折腾的苦不堪言。但面对疾病，又都责无旁贷。辛苦，不会抱怨。但无效，却让人倍感沮丧。

妹妹：“人家让她去算卦，她不去，说算坏了怎么办？别人说算了挺好，她又不信。”

不得已，我们请求当时在温州的姐姐支援家乡建设。

妹妹：“咱姐回来了，还把思邈带回来了。慢慢就好了。”

这个心病，来得蹊跷，去得也糊里糊涂。功劳，被记在了姐姐头上。她的回家，带来了一手好菜，也带来了隔辈人的聪明伶俐。我妈慢慢理解了书上所说，大意是生命无妨，生活需注意。恐惧，慢慢走出心头，体型开始从消瘦转向正常，面孔也从紧张转向放松。

我自己的判断，周围大量病友的存在也发挥了作用。

妈妈：“你算算，光这一个村里有多少个？……”

我妈列出一组名字。我了解不了那么详细，但也有体会。回到家中，我最喜欢看的是本地电视台。非为关心家乡发展，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医疗广告。不是我癖好乖张，而是它们太匪夷所思。曾经有一则广告，飞出的获奖字幕是“人民大会堂奖”。我的一个朋友曾经总结说，看了这些广告，就一个感受：“医学再也不用研究了，没有治不了的病。”但它们要比任何数据调查更准确，你可以从某种广告的多寡中轻易判断出某些疾病的流行趋势。其效率，恐怕只有阅读北京各个奇怪的专科医院名称可媲美。糖尿病的困扰，一望便知 。

妈妈：“糖尿病还算好的，脑血栓不得了。你到街上看看，拄个拐棍儿的有多少？以前哪有这种情况。”

我妈说着，还模仿起脑血栓患者的走路姿势，有些像慢动作版本的鸟叔骑马舞。滑稽，但是真实。之所以说脑血栓可怕，一是因为数量惊人，二是后果严重。它可能导致行动不便，甚至瘫痪在床。一个病人出现，就需要一个家人担负起日常护理。其他疾病，因为有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出现，负担大为减轻。可卧床不起影响到的家庭收入，却无从“报销”。人累，家也累。

我：“为什么生病的会这么多？”

妈妈：“胡吃海塞，油水儿太大。你爸爸就没事儿，都是吃七分饱儿。哈哈。”

这是通俗的解释，换成文雅点的，叫做富贵病，专业说法，叫做慢性病。我在工作中，曾经触碰到这样的数字：我国成人高血压病患病率为18%，患病人数将近两亿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确诊患者2.6亿，慢性病导致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85%。其中一个特征，是迅速地向农村蔓延。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但人们的饮食安全意识，卫生意识，以及对疾病的防范意识，都很薄弱。于是，当你嗔怪为何人们不早治疗时，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不知道。

宏观的数字，像是去看壮观的雪崩，身在远处的人，感受到的是震撼；微观数字，像是房顶掉下的瓦块，身在其下的人，遇到的是切实的威胁。尽管我知晓那些大数据，也知道在2012年，卫生部等三部门发布了《中国慢性病防治规划》。但我还是被村中的真实情况击中了。

爸爸：“你知道咱这后村儿，今年死了多少个了吗？八个！哪死过这么多人！”

妈妈：“六十（岁）以上的，就一个。都比俺们年轻。”

这段对话，发生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可我父母口中的年，其实是农历龙年。一个多月后，腊月二十八，本年度最后一场，也是第十场丧礼举行。对于往年只有三四个人离世的小村而言，这成了大事件。更何况，它所呈现出来的年轻化的趋势。

妈妈：“我数过，这几年前头（前村）死了多少大小伙子了。光我认识的，三十多个！”

我：“都是什么病？ ”

妈妈：“癌症，心脏病都挺多。”

我：“什么原因呢？你们讨论过吗？”

妈妈：“有人琢磨是水的问题，被工厂污染了；也有人说是粮食的问题，上的化肥农药忒多了。这东西谁说得准？也没检测过。”

原因其实我也回答不上来，这需要的是专业人士的介入。人们口中，陈述的，大多是隐患：

（1）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太多。这一点，我深有感触。集市上的物品，几乎没有真货可言。我想到了三鹿奶粉。

（2）工作环境。有人说，某些化工厂只允许工人工作两年，防止“病“发于工作期间。

（3）工作强度。5加2，白加黑，让很多人留下了身体损伤。

“勤劳和节俭”似乎已经成了缺陷。集市上的假货横行，就有此根由。商户抱怨，真货太贵，根本没有销路；化工厂内，“有毒”的说法，人所共知，但高工资还是能够吸引到新工人；高强度的工作，打着吊瓶的人，还是会出现在现场。生活态度的变化，也许总是落后一步。我只好如此安慰自己。城市白领，不也深陷过劳死的困扰？更何况普通农民。也许在把房子，车子和桌子等面子装点好后，人们会开始明白身体是本钱的道理。

妈妈：“现在村里给六十岁以上的人免费体检，我叫他去，他死活不去。”

我：“干嘛不去？”

爸爸：“我他妈才不去。真查出来有什么毛病怎么办？一说就害怕。人这身体要是有问题，个人就有感觉。真觉得不好了，我再去。只要能顶得住，我就不去！”

我说服无果。不得不说，这是观念问题。宿命而行，听之任之。事非亲历，难得教训。相对而言，我妈已经幡然醒悟。她后悔当年的无知，也庆幸相信了医生，早早开始使用胰岛素，并实施了激光手术，从而避免了很多人身上发生的悲剧。

知识未普及，理念未更新，商机却已经出现。

爸爸：“你妈才傻，光花冤枉钱。前段时间，家里来了几个人。拿出俩杯子来，说咱们村儿的水有问题。”

妈妈：“保健杯。”

爸爸：“后来又拿出一堆药片儿来，说常吃能治（疗）糖尿病。几个人一忽悠，把她弄傻了。要不是我刚好回来，肯定买了。”

我：“多少钱？”

妈妈：“杯子400，药片儿380”。

幸亏我爸的阻拦，才避免了再次“破财”。在完成这些文字时，我打电话和妈妈核实一些细节。她告诉我说：“电视里刚还在说呢，一种草药，泡水里，洗脚能治（疗）糖尿病。”我只好告诫她别再尝试新鲜事物了。

健康这件事，农村还处在解决温饱阶段。

信仰

瓷砖兴起，不少人家的大门上，对联也成了标配。横批大多平淡无奇，无非是“万象更新”，“和气致祥”或者“家和万事兴”等。但走进这个村子，你迎头遇到的，是“主赐洪恩”。

“光绪五年（1879），法籍司铎贺乐耽及圣汤爱玲（Paul Denn，1900年7月20日致命于景县朱家河）在范圪垯修建公所，购置土地，劝化多人进教。该村位于子牙河畔（子牙河乃当时水路交通要道），村西有一码头，码头南边为一沙丘，地处水边，绿树成荫，风景优美。

五月的一天，两位司铎手持念珠，漫步码头，青山、绿水、五月、圣母，让他们想起了家乡的朝圣地――法国露德，二人于是共同念起了玫瑰经，首次“朝圣”便这样悄悄的开始了。”

这个朝圣地，名叫露德庄，与北司徒村隔河相望。

似乎河水有隔断力，本村信众一直不多。因此，某次回家，当教堂的屋顶刺破村庄的轮廓时，我感到很突然。然后，就是更诧异的事，我发现了家里的教皇像。再之后，是我妈拿出了领来的“圣牌”给我看。

我：“你怎么信了教？”

妈妈：“好多人来说能治病，人家说有病的都去。”

这与城市白领或者是高知人群寻求信仰的动机截然不同。与他们相比，我妈的目的，太过世俗。于是，我和妹妹，这两个在京工作的人哈哈大笑。我爸则面无表情，甚至有些鄙夷，他反对。

我：“我记得以前很少，怎么现在多起来了？”

妈妈：“有传教的。送给你书，圣牌什么的。听人说老社会这村里就不少信教的。当时说是给两斗高粱，鼓励人入教。”

没有记载，我无从确认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可毫无疑问，把人领入教堂的大门，并非易事。一位老乡，家中去年遭遇不幸。于是，他和我讲述了拒绝入教的理由：“你那个圣水，连腻虫（一种害虫）都弄不死，还能保佑我？！”

我：“教堂里，年轻人多，还是年纪大的多？”

妈妈：“年纪大的多，年轻的也有几个，很真心。”

显然，类似我妈这样的“实利派”并非少数，而在动员人加入信众之时，个人需求的强烈程度，也被列入考核范围。能否真正成为信徒，那是入门之后的事情。

我：“你知道信奉的是什么吗？”

妈妈：“知道，耶稣。”

我：“耶稣的事你了解多少？”

妈妈：“耶稣他娘是玛利亚，没有爹，是个天赐宝儿，在马槽里生的。后来受了刑，是替全人类受苦受难。再后来也不怎么回事又复活了。大概是这么回事，有人讲经。”

这么本土化的介绍，我边听边笑边判断：我妈究竟参与程度有多深？其实，早有邻居在笑话她，纯粹是个教混子。

妈妈：“这东西还是太单调，太沉闷。（教堂）里边也不让聊天儿说话儿。念经是唱经，咱也听不懂。”

我：“哈，你以为是串门儿啊！”

说到此处，已经接近晚上十点。我妈突然和我说，你去看看教堂吧。每个礼拜天他们都去念经。我回答，今天就是星期天。她的第一反应是：“坏了，！电视里今天有河北梆子，忘了看了。”我笑她实在不是虔诚的教徒，可她似乎又没有完全放弃。

妈妈：“里边的人其实很好，教你的都是怎么孝顺，怎么家庭和睦。都是教好事儿。”

我：“那你真信吗？”

妈妈：“俺也挺真心，可是也没那么信。我觉得有些事，可能是假的。比方讲哪里哪里的人，在什么地方见到自己的爷爷奶奶了，他们在天堂多好多好。那玩意儿不准儿是真的。”

我突然觉得我妈的态度，也许比我要更真实一些。尽管我不信仰基督，但也知道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以及孕育出的灿烂文化。假若我走入教堂，天然会有一种尊重在其中。可我妈不同，她没有类似的知识作为前提，其判断纯然依据生活经验。哪个更好呢？

与她的略带犹豫相比，我爸则坚决反对。

爸爸：“不能信。有一回，来了一帮人。全都围着她，念念叨叨，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不是琢磨人吗？”

妈妈：“那是做付手”。

“付手”，我想是付油礼。即在人额头和双手付油，再念固定的经文。是针对病患的宗教礼仪。看不惯这种方式，我爸成了公开的“反对派”。他做了件亵渎神灵的事，把画像摘下来扔到了院子里。

妈妈：“俺早拾回来，放起来了。俺觉得挺灵的。有什么事儿，求一求，管用。”

罗素对于基督教徒做过一个范围限定，“第一种信仰是教义性的——也就是说，你必须信仰上帝和永生。”“其次，比那再进一步，就像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你必须对基督有某种信仰。”按照这个说法，我妈基本不合格。天主教之于她，功能和其他“民间信仰”有些类似。

“河间之民愚夫愚妇多信师巫邪术”， “俗尚祈祷信鬼神”，以上分别为明嘉靖年和清乾隆年县志的表述。至于如今的县志，则总结出了以下迷信：“敬神，讨仙药，看风水，算命、相面、测字，跳大神，求雨，扶砧，消惊”。

抨击了几百年，但有一些生命力依然顽强。这其中，“消惊”大概最不惧争议。

妈妈：“你姐小时候吓着过，天天睡觉，就是不醒。找人去算了，说魂儿跑到几万里外去了。求了个方子。”

爸爸：“点了一把火，用掏灰耙堆成一个小包，然后把你姐的小棉袄盖上。嘴里叫她的名字，回来吧，回来吧。你猜怎么着？立刻就好了。”

妈妈：“哪那么邪乎，就是醒了呗。”

这个方子，分为上下集。在顺利“治愈”姐姐后，正月十五要去“还童子”。即把纸糊的小人儿，到一个地点去烧掉。

妈妈：“出村儿往东，再沿着河沿儿往南。两边都是小树，大晚上去。吓得俩腿哆嗦。”

爸爸：“还童子还得写个纸条儿，一块儿烧了。结果到了半路，她说纸条丢了。”

我：“哈哈！”

你可以想象两个人当时的场景。相比较而言，我所经历的“消惊”则要温和得多。上初中时，我也曾有一段时间“赖床”，整日昏昏沉沉。于是我妈带我去找人把魂魄收回来。那人让我坐好，闭上眼睛，就开始用手在我头顶来回转圈，口中念念有词。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沉沉睡去。之后，嗜睡的情况逐渐消失。那神秘的咒语究竟为何物，我一直很好奇。

妈妈：“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讲究真言不传六耳。不让人听到，小猫小狗也都轰出去。”

其实我妈有幸听到过这咒语。一个会此“神术”的老人，对她很赏识。于是把这个“手艺”传授给了她。

妈妈：“教过我，俺后来给忘了。”

我：“问问别人啊。”

妈妈：“一辈儿只传一个。”

我：“哈哈。”

老人已经过世多年，这一门派彻底断了。好在这种技艺，也是百花齐放，还有其他人继续传承。由此我推断，要么一代一个传人的规矩被打破过，要么这后续的无师自通者一定在不断涌现。信，或许是因不疑，不疑是因结果。

我：“为什么会相信这些东西？”

爸爸：“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好多事儿都不懂。还有当时干点儿事，都是半夜动身。你比方以前结婚，抬轿子去送新娘，为了赶时辰，就得半夜走。要不然妖魔鬼怪的事儿就那么多吗？”

我：“那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多信的？”

爸爸：“有些事儿，你不信服也不行，人家就是管用。”

在各种“迷信”中，求雨是消失最彻底的一个。我想它和地下水井的开掘有关，也和人们收入对农业不再依赖相关。其他的则不同，它们大多和生命疾病相连。或许，医学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核心原因所在。相对于外部世界，人对自己的了解，其实要匮乏得多。

爸爸：“你知道奶奶山吗？当年你奶奶病了，奄奄一息。俺们哥儿几个，三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奶奶山。大晚上啊。”

我：“我奶奶好了吗？”

爸爸：“好了，又活了好几年。奶奶山前两年都立上庙了，人山人海的。”

对于华北大平原来说，其实没“山”可言。所谓奶奶山，无非是个地方的代称。讲究和来历，我爸妈都说不上来，只知道这个庙支持者众。这种现象，似乎并非孤例。寺庙中的香火，在兴旺起来。

正统宗教也罢，民间“迷信”也好，我无意也无能力去评判其对错是非，以及好坏优劣，而是更在意它为何会开始走红。冥冥之中感觉，它与生活的不确定性相关。如今的人们，或许少了很多未知，但并不缺少无常。就像我妈，所求于耶稣的，多与不在身边的我们相关。如今的人，加入到一个快速动荡的社会潮流中。生活半径，生活领域，以及生活起伏，都远超越于之前。

在和父母的聊天中，我突然觉得，或许，信仰其实都是很功利的一件事。

对于那些整日为怎样回答“我幸福了吗”而苦恼的人，其实未必不是如此。罗素有一句刻薄话是这样说的：“人们通常喜欢为不幸福寻找‘堂皇的’理由，因为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苦难归因于缺乏信念，要比不得不把它归因于肝脏，更容易感到自豪”。

有些事，无害即可。

偷窃

几年前，村中接连生了几对双胞胎。几位老太太，聚到一起对于“事故”原因进行了分析。最终，她们就此达成了广泛而一致的意见：“现在鸡鸭猪羊的都没了，这投胎的没地方去了。”

我妈在转告大家这个“鉴定结果”时，我笑得五脏抖动。可想想，也的确能自圆其说。之前的农村，家家像个动物园。过年之时，人们也不忘贴上一张“六畜兴旺”。所谓六畜，即牛、马、羊、猪、鸡和狗。但实际上，家中成员远不止于此，还有鸭，鹅以及猫等。如今，六畜只剩下了一畜：狗。从群畜争宠，到唯狗独尊，这或许是农村变化之大的最佳写照。

最近家里的狗丢了，我爸很心疼。

爸爸：“畜类这东西，比人还懂事呢。你对它好，它对你就好。你要对它不好，它瞅准机会就弄你。”

他详细描述着这只狗的贴心：如果他从东边进村，走到哪个位置它会去接；从西来，走到哪个地方狗会飞奔去围着你转；从北边来，又会如何等。于是，我耐心的随着他的思路，重新温习了一遍本村地理。最后，他恨恨地说：“还得再养一个，天天喂它”。

家里本来养了三只狗，这是第三只被偷的。

爸爸：“这偷狗的也是一绝。妈的放一点药，狗一闻就完，连声音儿都没有。车就在村外边放着，往上一扔，开着就走了。”

土狗，不能做宠物，而是做了穿肠物。大概近来生意较好，一条狗涨到了一百多块钱。

狗从偷窃的配角，成了主角之一。

被偷的有什么呢？

猪

当地猪圈大多建在院内。因味道过大，有人就把它移民到了外部。如今，经济发展后，养猪再无吸引力。这种家畜，已经几乎被彻底驱逐。可关于偷猪的故事，却依旧流传。 最离奇的一个是因偷猪导致的子杀其父。

妈妈：“爹进去偷猪了，让儿子在外边守着。告诉他，我进去，你盯着。要是有人出来，一棍子打蒙了。”

儿子显然是初次营业。当爹的传授下“准，狠”两个字后，进了“工作间”。操作完毕，出来找儿子。

妈妈：“刚一露头，被他儿一棍子打死了。出殡的时候人们都在笑，也没人好意思说怎么死的。”

这个孩子，可能有些慌张了，忘记了准和狠的前提，还有个稳字。

羊

村中某人，正在屋顶干活。眼见车一停，拉羊就走，他的呵斥声，连车屁股都没有追上，只能望着人家扬长而去。可这明抢，远没暗夺高明。

爸爸：“村里俩人去洼里放羊。来了个人，问他们卖不卖？一群羊，给6000块钱。俩人一听乐坏了，比平时贵多了！回来一看，傻眼了，（钱）都他妈是假的。”

钱成了纸，乐成了悲。

爸爸：“后来让某某知道了，用真钱全换走了。他玩钱（赌博），输赢大。里边玩的人都是大款，混在里边没人注意。反正都是一沓沓的，塞给他们就得了呗。”

至于那一堆假票子，落到了哪位“挥金如土”的财主手里，也就不得而知了。方法或许有些低端，但也算是挽救了穷苦大众。

驴

驴可做农业工具，又可做餐中美食。自然受到广大小偷的欢迎。更何况几乎家家户户均有，寻找成本最低。为了保护驴，人们可谓煞费苦心。

爸爸：“黑白天都加小心，不敢大意。大门上锁，牲口棚也用大铁链子封好了。就这么着，也全给你弄了去。这玩意儿也他妈绝了！”

不仅如此，欲盗其驴，必先灭其狗。这是第一道防线。

爸爸：“还指望它叫呢，结果连狗一块儿弄走了，连点声儿都没有。”

驴有更强的使用价值，在家中和市场上的社会地位，非狗能比。时势造英雄，随着驴的劳动被机械取代，它也就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狗则顺势而起，成了新的宠爱对象。

牛

养驴是为使用，养牛则为经济价值。价格高，则紧俏；数量少，得寻找。

妈妈：“人家说这偷牛的，会看牛粪。找着粪，就知道谁家有牛了。”

当地习惯养牲口，粪便收集后会放到院子外。蛛丝牛迹，就这样被败露了。

妈妈：“某某家，当时丢了一头牛。第二天，顺着脚印儿找到另一个村儿里去了。那个偷牛的也是笨。光把门口儿扫了扫，撒了点儿水。正好某某在那个村儿有亲戚，就爬到别人房顶上去了。一看，牛就在院子里，然后要回来了。过了俩月，又丢了。”

这一次，再没找回。

粮食

妈妈：“念祖（村名），有一家，一年的棒子（玉米），说先不卖，存起来等价（钱）涨涨。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剩两袋了。上面还留个纸条儿：‘你忙活了一秋，我忙活了一宿，给你留下两袋儿喝粥。’哈哈，你说多缺德。”

笑谈旧事，是为了说陈年。偷盗对象以家畜和粮食为主，足见经济尚是农业居优。我把它戏称为“条条大路通骡马”。这并非一地之现象。2006年，公安部有关人士曾发布过农村地区治安的数据：“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其中不少是“民转刑”的案件。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盗窃、抢劫等侵财犯罪也已呈多发态势。1～9月，全国农村共发生盗窃粮食、牲畜、生产资料等侵财案件88万起，占总数的31%。”

我：“怎么这么多贼呢？”

爸爸：“穷的呗。光吃，光玩钱（赌博），他不偷怎么办啊？”

我问一位警察，都是什么人在偷？回答是“小年轻的”。或许，这与社会高度的物质化相关。攀比之风，农村尤甚于城市。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并不限于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落差之大，不得小视。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调查发现，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人均收入差距有10倍之多。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8.81：1，东部次之为7.71：1，中部为7.16：1。”

社会在进步。偷盗目标，也在与时俱进。但猖獗似乎并未收敛。

爸爸：“你老叔，在屋里洗脚呢，摩托车，电动车，还有电瓶全让人弄去了。以前偷个东西，能值几个钱？现在都是高档品。”

我爸关注为何要偷，我则比较关心为何能偷。乡村公路，已经四通八达。但不像市内，少见监控设备，又无交警经常巡视。于是车牌一摘，“黑车”可以畅行无阻。至于村中治安，也全赖个人防护。一个镇多达二三十个村庄，警察数量却只是个位数。广阔天地，小偷必然大有作为。能够从容选择下手对象，即是证明。新的目标锁定在了新婚佳人身上。

爸爸：“现在偷东西也好偷。电视，都是超薄的，一拎就提走了。金银首饰，装兜里不就弄走了？还全是值钱的东西。”

我：“那得下人家院子。”

爸爸：“可不是进院子偷?白日（白天）都偷。用被子把电视电脑什么的的一卷，扔上车就跑了。”

大大方方开车进村，即便有人看到，也会错以为是拜会新人的“贵客”。事毕之后，车已走远，受害者只能徒呼奈何。为了防备各路“天兵下凡”，大门被加固，院墙被加高，狗被关进铁笼，车被锁入车库。但效果似乎一直并不如预期。摆放在各条大路之间的村庄，像是棋盘上被困死的棋子，等待被吃掉。

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似乎有所好转。

妈妈：“今年（2012年），好像没听说谁家被偷了。”

我：“为什么？没人偷了？”

爸爸：“现在村里都装摄像头，咱村里也装了。有那东西，贼轻易不敢来。拍下来不就抓住了吗？”

妈妈：“嗯，管用。”

摄像头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是种国家存在。村村通，无疑连接起了各个村落。可每到村头，它就戛然而止。从善意的角度，这或许是为了唤起村中人们的社区意识，寄望于大家自己组织起来建设公共设施。可失去了乡绅自治，以及集体制度，如今的乡村自组织的能力薄弱至极。当把农村看作一个社区时，这个断头路，就有些像安全责任的止步。

我想起了农业税取消之时的一场争论。当时的河南省农业厅厅长张广智说，“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农民不缴农业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就是这句话，引发了强烈的质疑。其实这句话，多少会让人想起钱穆评价清朝摊丁入亩时的评价：“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张广智所言，其实有道理。放到大的时代脉络中，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生产队时期，农民所担负的是无限责任，有人说这是把农民束缚起来受穷；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农民获得了活动自由，但权利匮乏，义务却不轻；在取消了农业税，计划生育也放松之后，农民开始获得残缺的权利，但与之对应的义务却几乎都消失了。从政治学意义上，它的确不合理。

近年一些地方，已经出现非转农的现象，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买城市户口对照，虽然有人窃喜，但实则并非好事。农民，在这个国家之中，仍然处于非正常状态。二元结构，核心在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距离一个正常的社区，仍然很遥远。

丧礼和婚礼

2011 年冬的一天，清晨五点左右，我的电话连响三次。接起，断掉，再接起，再断掉，又接起，又断掉。一看是家中号码，我有些恐慌，腿一软，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终于接通，是爸爸的声音：“你大舅没了”。原来，我妈已经被这个噩耗弄得六神无主，手抖导致连续出错。

大舅病发时，家中只有舅妈和年幼的孙女。女儿嫁到市内。儿子和儿媳从地处边境的打工地——内蒙古额济纳旗火速赶回。到家之时，已经是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中午。我路途较近，当天自京返乡。此时所遇，多为长者。随后年轻人，陆续从外地归来。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心愿，已经被现实牵绊。

世代传习的仪式，不得不随之变化。

丧礼，隆重而考究。 一般而言，年长的逝者，会停放五天，父母健在的年轻死者，则停放三天，然后再出殡安葬。气息将尽，即有人通知村中“管事人”前往。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夜半三更，随叫随到。这些人的职能，类似“治丧委员会”。在与事主商定丧礼的规模和预算后，即全权负责起全过程。具体分工，张榜公布，各司其职。总负责人，名为“总理”。财务，送信，接待，红案，白案，采购等等，也全部是召集村中人担任。至于死者家人，只需要做一件事：哭。

一如我大舅的丧礼，这个全村总动员，如今要面对的不再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自耕农，而是各有任务的“工人”。年轻力壮者，鲜有居家之人。或者外出谋生，或者就近打工。

妈妈：“这村里弄得好。大伙商量好的，只要村里有事，无论是干活儿的，还是在各单位上班的，一律请假。”

我妈口中的这村，指的张北司徒。这些能够回来帮忙者，自然都是近村的人。即便如此，也殊为不易。能够如此协调，固然有大伙齐心的因素，同时恐怕也有村子规模较小的成分。

爸爸：“现在咱这里已经取消帮戚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某家有亲戚去世，按照以前，这家一个家族的人都要去吊唁。现在则只需要这家人自己去就可以。”

显然，少“打搅”别人，也已经成为了共识。这是主动而为，也是被动所迫。农民，在农村地区已经褪去了不少职业的属性，而成为了一个称号。工业生产，讲究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与工业化进程进行着调试。

隆丧厚葬的传统，让葬礼也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以往，小孩子追逐着小生意人的货摊儿，大人则聚拢在戏台前。请戏班子，是固定的项目。因何如此，有喜丧一说。除此以外，我认为它还有功能。丧礼，拖延时间很长。来帮忙的人，辛苦且无聊。看看大戏，不离场地，即可以消费他们的时间，又保证了随叫随到。

台下一条板凳，两个老头儿，台上两个长袍齐身的河北梆子演员。这是我大舅丧礼上的场景。尽管我一直不习惯亲戚悲他人歌的情形，但仍然觉得过于荒凉了。改变，是午后的一阵音乐。几个身穿紧身衣的妙龄少女，劲歌中开始热舞。人也开始从各个方向聚拢过来。我事后才意识到，这流行音乐其实是个信号：送殡仪式要开始了。

吊车，负责装车；拖拉机，中途运送；挖土机，代为覆土。没有了年轻小伙子抬棺的号子声，只能听到机器的马达声。任何人都不难判断，它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送殡的每个环节，都在照例进行，但每个细节，又都新旧杂糅。

爸爸：“死个人，其实花不了多少，很少有超过两万块钱的。”

亲人故去，子女都尽力表现孝心。但丧礼的规模，并未无限扩大。不夸张，也就不铺张。但貌似多年不变的灵棚花圈背后，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爸爸：“姑太太现在可了不得，出手都很大方。有人一下就拿出两万来，交给管帐的。”

姑太太，即村中外嫁的女儿。传统习惯，葬礼主体由儿子负责。女儿的孝心，主体表现在悲切，而非物质上。她们的竞相出手，可品评的地方很多：在奉养老人上，儿女已经心理平等；家庭内部，夫妇地位平等；在婆家，媳妇的地位骤然上升。类似城市中一样，女儿离家的距离更近了。不像此前，嫁出去的女儿，好比泼出去的水。

爸爸：“这闺女多的人家，当儿的根本花不着什么钱。”

妈妈：“赚钱的多。礼金也都不少。稍微有点事业的人，出手都很大方，有的一送就是几千。”

送老人最后一程，曾经是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叠加。如今只剩下了前一个。对此，我爸的解释很终极：“就是条件好了。”

爸爸：“现在也不用自个儿做饭了，有流动餐厅。你只要告诉人家，我要什么样标准的，商量好价钱，其他都不用管了。做饭的，送饭的，包括吃饭的棚子，人家都准备好。棚子里边还有空调。”

“流动餐厅”，实际是服务外包。这意味着市场的力量，开始挤压劳力的互换。婚丧嫁娶之中，购买行为并非不存在。譬如丧礼上的戏，婚礼上的司仪。但那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埋锅造饭，则另当别论。前文有述，婚丧嫁娶，是维系农村社会的重大仪式，它的松动，意义自然非凡。

与丧礼相比，婚礼要先行一步。经济能力稍强者，已经普遍在酒店办理。

妈妈：“以前不是四天回娘家，圆完月再回来吗？现在结婚当天，就把会亲家什么的一并解决了。后边那些事儿，全都省了。”

精简，似乎无处不在。只是婚礼的花销，却直线上升。

爸爸：“结婚现在可了不得，花的钱就没数了。没有几十万根本下不来。”

我：“怎么会花那么多？”

爸爸：“光礼钱就是三四万。盖房，别盖忒好的，一间房，得三四万。再加上装修什么的，可不得二十万？买家具呢？有的还要买车。”

房，车，几乎已经成了标配。新近出现的情况，是有人要两套房。一套乡下，一套城里。人们愤愤然，抱怨这毫无使用价值。可又似乎想不出方式来拒绝。为何家长会屈从于如此大的压力来成全好事呢？我猜测，这或许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变化有关。

妈妈：“没听他们开玩笑说嘛？‘爹是人的时候咱是儿，儿是人的时候咱是爹’。哈哈”

我不得不欣赏人们的自嘲精神。其实，何止男子如此，女人也有类似的抱怨。我妈这代妇女聚到一起，也曾感叹自己真倒霉：‘年轻的时候听婆婆的，老了听儿媳妇的’。婆婆腰间那把让媳妇胆战心寒的钥匙，究竟哪去了呢？其实它现在挂到了媳妇腰里，仰人鼻息的成了婆婆。这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变密切相关。一结婚，就分家单过，意味着年轻人自主性强；打工收入高，种地收入低，体力好的年轻人也更有经济主导权。

至于另外一层因素，不得不提到金钱的骄横，攀比的冲动。

妈妈：“现在这有钱的，可了不得，（娶媳妇）随便挑。”

我想起了2011年的经历，在乡村公路上，我路遇婚车队伍。长蛇阵中，最单薄的一辆座驾是奥迪Q7。我慨叹新婚之人的富有，羡慕人家的风光，也有些觉得过于夸张。可转念一想，或许也有其理由。人之所求，无非尊重。在大城市之中，饱学之士因才华获取之，官僚阶层因权力获取之，工程技术人员因技能获取之，哪怕散淡之人也因个性获取之。个人有个人的圈子，也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农村则似乎截然相反，彼此之间，生活距离鸡犬相闻，社会属性无差无别。尊重，就来自这相互的比较，有些同行是冤家的意思。这样的时代，还能比什么呢？无非是钱。

我：“现在一般多大结婚？”

妈妈：“19，20的差不多就结婚了。不给办结婚证，自己都结了，再补呗。”

这或许是和城市差别最大的地方。上海市的调查数据，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分别超过了31岁和28岁。这与村中男子超过24岁就步入剩男之列的现实相差甚远。在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发大财时，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了如下答案：“村里娶媳妇不一样，都这么小，怎么知道你将来行不行？只能看你家里有没有钱。”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或许本身孩子能够早早完婚，也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它说明父母有钱，也有人缘。

其实有钱者，多为在外打拼的人，他乡奋斗，冷暖自知。或许也有些项羽的心结吧：富贵不还故乡，如锦衣夜行。

丧礼和婚礼之变，催生了一个结果：人们已经在念叨女儿的好，觉得儿子多了“干赔本儿”。这倒是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

土地

近两年，我爸找到了新的爱好：拾棒子。

秋天，机器走过，玉米被收走，秸秆粉碎入土。因为有些粗放，于是地里剩余了一些玉米。我爸就去田中收集这些“被遗失的美好”。尽管破碎的多，完整的少，玉米品相有些不佳，但他收获却颇丰。

爸爸：“我一季儿就能捡一千多斤。”

我爸跷起大拇指，面带得意。我心里给他配了句旁白“我骄傲”。我算了一下，这是1960年代初，生产队分给爷爷全家一年玉米量的十倍。

而2012年，我妈的一项工作成就是把租出去的地要了回来。

妈妈：“太会搅蛋了，我和你大婶去了好多趟。”

缘起是2002 年，有人提出租种河东的土地。

爸爸：“都愿意租出去。棒子，那时候才四毛多钱一斤，产量也不高。除了成本和交税，基本不赚什么钱。”

妈妈：“一条河，三道埝，用驴车拉，累死人。谁愿意种那玩意儿啊？”

玉米的种植，基本分为以下流程：耕地，点种，拔苗，除草，松土，打药，再收获。需要运回家中的，不仅是玉米，还有秸秆。先用农具把秸秆连根儿弄起，再摊放到田中晾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玉米秆过于湿沉，难以运输。等到水分蒸发的差不多后，再去把根部的土敲打干净，然后打捆装车运回。听起来，都让人肌肉酸疼。

爸爸：“当时好多人都租了。一亩地一年70块钱，咱差不多有两亩。”

10年的合约，就此敲定。2012年，合同到期，承租人却有意再租种一年。由于承租人身体不好，他的老婆担起主体责任。所以村中讨要土地的人，也多为女将。

妈妈：“（她）跟你大婶说，俺给你们家打（耕）了地，你得把那钱给了。”

我：“我大婶怎么说？”

妈妈：“你大婶说，你种的时候，俺家还上好了粪了呢，你给俺粪钱！”

我：“哈哈！和你怎么说的？”

妈妈：“和我说，你家地里都是拉拉苗（一种杂草），俺费了多大多大的劲儿才拔光了。我说，俺家地里没拉拉苗，肯定是你给种的。”

我：“哈哈，谁没事种那个。”

最终，两位女兵，还是得偿所愿。我想看下合同细节，文本却没能找到。或许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但即便有合同，实际也约束力不强。想要收回土地的声音，早已有之。为了应付这种情绪，承租人曾主动提高了租金。

爸爸：“一亩地涨了100多块钱。加起来也没多少，人们不愿意。”

晃动合同根基的，是土地的突然增值。前文提到过，2003年大旱，南方粮库告急。在多年的产量下降后，粮食安全再度引发关注。于是，那一个个“一号文件”，就此出炉。拗口的名字，实话讲我都有些分不太清楚。于普通农民而言，他们也并不关心。我爸妈，盯着的是粮食和钱之间的关系。2002年，土地外租时，玉米价格不过一斤四毛六分，之后几年虽有波动，但已经在上升通道，到2007年已经达到八毛钱。

爸爸：“那时候还交公粮，不交粮食交钱了。现在都取消了，还给点补贴。”

我：“补贴多少？”

爸爸：“按亩给。像咱们家，一年也不少，有个六七百。”

2006年，《农业税条例》废止，皇粮国税成了历史。负担减轻，还有补贴，这让土地的压力得到缓解。

爸爸：“现在棒子，一斤一块七分五。一亩地，差不多收一千二三百斤。你算算多少钱？”

我：“赚钱吗？”

爸爸：“赚钱，差不多一亩地能赚五百（元）。”

几百块钱的收益，与工厂打工的薪水相比，显然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村中大多数人，却对于土地越来越重视。不仅仅是有利可图，而且劳动强度骤然减轻了。

妈妈：“现在种地太省事了。种上之后，打一遍除草剂，就不用管了，等着收就行了。”

城市人痛恨的“除草剂”，却把人解放了出来。种，打药，收，成了简化版的玉米种植方式。不仅如此，这些都有人代劳。

爸爸：“有人帮你种，一亩地25（元）。收的话，帮你收完，再把秸秆打了，一亩50（元）”

我：“剥玉米呢？”

爸爸：“那个得个人弄，也有机器。”

剥玉米，是把玉米苞去除。在机器普及之后，人力付出大为减轻。而专业服务的出现，则又向前走了一步。至于秸秆，因为牲畜的消失，燃气的出现，也丧失了实际价值，直接返土归田了。

我：“现在还有什么有用？”

妈妈：“棒（玉米）苞儿留着，引火用。”

我：“棒瓤子呢？”

妈妈：“那个有用，冬天得生暖气，点炉子。再有用大锅熬粥什么的得用。”

他们感慨万千，我也心有触动。以农为生，却无米下锅，无火入膛，无草料喂养牲畜。这样的农耕，有何文明可言？农业，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如今倒像个副业了。

爸爸：“现在其实对环境好，道边儿的草都一人深。换成以前，早给你拔光了。现在谁他妈要这玩意儿。”

的确如此。走在田地里，齐腰的野草，随处可见。树上的喜鹊窝，也举目既得 。我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现在还能见到野鸡出来遛弯儿。感叹于大自然的恢复能力，我突然想到这也是一种对城市的福利。

我爸妈的怨言，是种谷子再难有收成，几乎全填了鸟嘴。我的遗憾，则是可能再也见不到翻滚的麦浪。

爸爸：“没人种，赔钱，也难伺候。”

我：“多少钱？”

爸爸：“一块来钱，一亩也收七八百斤。 浇一水，得二百块钱。冬天上冬水，春天再两水，还不得浇三回。你算算，赚个屁钱啊？”

以前的冬天，不会这么荒芜。雪里露出冬小麦，田里会有瑟瑟发抖的人，牵着驴马，品尝“绿色蔬菜”。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井的位置，只剩下了一根没有电线的电线杆儿，半截锈蚀的水管，还有几块残砖。当年，天热口渴，人们会在出水口儿痛饮一番，再把头伸到下面，任刚刚抽起的地下水冲个透心凉。可如今这番场景，是坏事吗？如果是，又该去谴责谁呢？

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农业的发展，绕了一个大圆圈。刚开始，人们试图通过把人组织起来，把人集中起来，去供应城市和工业的需求。可是却失败了。因为技术的进步没有跟上；之后，又恢复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状态。凭借着科技的浇灌，地里的粮食越来越多。可农民的获利却薄如蝉翼。人们的主体生活来源，逐渐依靠起打工收入；如今，工业的发展，机械化的实现，实际产生着土地集中的需求。其实即便对于我爸妈而言，种地，也似乎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惯性。

爸爸：“过年长短不种那么多，累，又不挣什么钱，值不当的。种一点儿，自个儿够吃就行了。”

谁来种地？这样的担忧，已经不绝于耳。但那是战略家的事，于农民却似乎无关。大家所关注的，无非是自己的小生活。我开玩笑，种地不再那么劳神费力，节省出来的时间，恐怕也只是多打几天麻将。

爸爸：“年纪大的，是没什么事儿了。年轻的，也累着呢，都得去干活儿。”

妈妈：“你以为那么容易？都愿意冬天干活儿。天亮就走，天黑回来，冬天天不是短点儿吗？

我：“据说身上也都是伤？”

妈妈：“不少。‘受大累的’，这个腰疼，那个腿疼，好多人打着吊瓶就去干。”

人口红利的褪色，让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以建筑工为例，大工日薪已经三百元，小工也坐一望二。鼓起的钱包，变成了新房新车。可人们还是习惯用“受大累的”称呼这个工种。我说他们太辛苦，我的姨夫回答我说：“还行，比在（生产）队里的时候不好多了吗？”

这种知足，在他们身上表露无遗。或许是经历太多，这样的纵向比较也就习以为常。我有些默然，不是认可，也不是反对，只能说是理解。可年轻一代呢？他们已经习惯于横向比较，向城市看齐的他们，又怎么会满足于当下？

这十年，或许是城市白领阶层的梦魇，工资执着不前，房价高攀不断。可又不可否认，这十年，的确是农民生活改善最大的一个阶段。如我之人，切身感受，两头都能体会到。肺腑而言，如果粮食价格再上涨，农民工资再升高，即便生活压力再大一些，我也乐见其成。一句欠农民太多，无论说得多真诚，都解决不了问题。

反哺之说，本意该是还债。

后记

拉拉杂杂，写了几十年的事情，琐碎的像是一堆石头子。

这里的文字，我是没信心的。因为事关自己，难免失去判断力。于是，书稿初成，我把它发给一个朋友。看完之后，他说，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一时难以回答。做事情，找个宏大的理由，才显得有意义。起码制造点“位卑未敢忘忧国”，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感觉。细究起来，我则要私利得多。

写这本书，是因为感到父母的确老了。钢筋水泥里，没头苍蝇一样的东奔西跑，我忙着所谓的“事业”。也因此，与父母的见面机会，被调整为了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计算。每次拿起碗筷，吃到家庭菜，狼吞虎咽之际，都会瞥见爸妈脸上的皱纹和头顶的白发。2013年，我妈周岁年满六十了。我想给她和父亲整理点记忆。

至于我自己，写字纯属副业，或者是兴趣。什么事一旦成了工作，就会索然无味。但业余爱好，则似乎相反。身处电视行业，我深感它的浮躁。烟熏火燎的策划会，争分夺秒的制作机房，大呼小叫的播出线，让人刺激，也让人疲惫。与之相反，写写字会给我难得的安静。古人说静能生慧，我不敢奢望，只要有内心的平和就好了。这个年代，成功易找，沉静难寻。这大概就是无用之用吧。

如果非要找出一些抱负来，应该是我想尽可能的展示一下农村和农民。曾经看到个节目，被称作是“精品”。主持人满脸的道德崇高感问一位农民，怎么会非要生个儿子？其实这样的例子，打开电视处处可见。它一方面来自无知，另一方面来自缺少设身处地的理解。其实于我何尝不是如此，经常的感觉，是号称社会的嘹望者，其实最缺乏对于社会的了解。大部分情况下，言而无当，比言不由衷伤害更大。所以，我就从身边了解起吧。也希望能够给别人一点启发。知道，是理解的前提。

还是要强调的是，此地非彼地，这仅仅是华北农村的一个代表。不甄别这一点，恐怕会产生许多误导。当我把书稿给几位朋友，让他们指正时，我感触尤其深。来自江苏的段德峰，告知我他的家乡村民已经大多移居市内，长三角的城市化进程显然要快于其他地方；湖北咸宁的孟亚凡，家乡处于丘陵地带，多为小规模的自然村，他说想写一部有关南方农村的书；而从江西三清山走出的周青丰，阅毕之后，他询问我是否有意去他的家乡买地种菜养鸡，那里的居民在从山谷向村镇中心汇聚。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守着绿油油的山。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很多涉及的人物，我都以“某某”替代，是因不想给人增加烦恼。很多事情，也会考虑到个人隐私，有些语焉不详。我只能说力求真实，尽量不回避。疏漏之处，敬请原谅。

书能付梓，有赖于家人，同事，朋友，以及师长，给予的各种鼓励和支持。名字不一一罗列，在此一并感谢。

《德商张大中》 查建英

《大脚印儿》 关军

《祖父黄炎培》  口述：黄且圆 采访：丁东  邢晓群

《我在哪里等你呢》 午炎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蒋明倬

《美剧启示录》 周黎明

《“南科”一梦：朱清时与南科大》

《何伟，再见涪陵》 刘晋锋

《正确先生白岩松》 张卓 林天宏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小升初”的秘密》

《再见乒乓》 关军

《杨箕村生死录》

《寻找香格里拉》

《我们留守，我们在家》

《我们的1978》 梁晓声等

《挺进美利坚》

《他们在岛屿生活》 房慧真

《人生有何意义》 胡适

《视若无睹的中国》 郭怡广(美)等

《新欧洲 旧欧洲》周宁

《诗人之死》 雪汗青

《在印度相遇》 曹可臻  李国卿

《农历》 司徒朔

《真实合伙人》 张伟、张悦、季艺、张卓

《大佬的夜宴：陈惠敏的“面子”人生》 陈光之 杨林

《地下人生》

《伤痕与荣耀——张培刚的戏剧人生》 杨猛

《在正确与正确之间》 郑也夫 贾樟柯等

《周家往事》 口述者：周启博 采访者：丁东、邢小群

《胡正的反思》 口述者：胡正 采访者：陈为人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 口述者：范达人 采访者：郑实

《相亲记》 李天田

《太平轮一九四九》 张伟 赵涵漠

《中国故事》 周黎明

《英雄本色》 周黎明

《比死亡更久远》 张伟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