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张鸣

简介

历史如过眼烟云，淹没在时间的帷幕中。张鸣教授对历史的解读，给予冷冰冰的历史事实以现实的光彩，让人们在幽默诙谐的叙述中，体味过去岁月对于现实社会挥之不去的前提性和背景负担；其对民族、国家、人性的关爱，则把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引向对未来建设的期许。

写在前面的话

读史乱弹

财富，模糊的边界

“省官不如省事”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旧医，还是中医？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也谈“黄宗羲定律”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时代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乡下人的革命性

“行政分权”话古今

随感涂鸦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

其实浪漫不起来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衙门+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

读老书与教老书

乡村治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另一种的信用危机

给一个“高危群体”一点关注

“有什么卖什么”

婆媳定律

旅人文踪

六百年的孤独

学宫，学官，学运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一个老妇人的年祭

古怪老人的故事

回到昔日的西康

改 行

带“病”考试

补白的补白

洋人“行乐图”

褡裢和旗袍

《玩偶之家》与《少奶奶的扇子》

另一种的农村试验

俄乡与饿乡

大粪主义

戏剧资本论

祭坛的残垣

帝王之尊

“洗马”与东宫

宰相的座位

女祸与女主

太监是从哪儿来的？

太监“恶”吗？

太监都干什么？

宦官的“家室”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门阀与清谈

赋诗与做官

武夫与毛锥

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脚

宋朝的老爷兵

翰林与弄臣

写在前面的话

记得刚会看书的时候（可能是9岁左右），我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随便而且天天地看书，因为在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图书管理员可以一天天地坐在那里没事干，所有的书都可供他们自由地支配。那时的我有点自闭，说话口吃，很不愿意跟人交流，所以，就是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做图书管理员的确是最合适于我的职业了。

中学毕业因为犯了当时的忌，遭到批判，图书管理员这样的活自然轮不到我，因为那是个轻松的好活，于是被发配下去放猪。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高兴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跟或者少跟人打交道了。当时不仅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做梦也想不到最终我会做教师，然而，后来的后来，我真的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教书匠，而且一千就是几十年。

在大学里做教书匠往往被人称为学者，但南郭先生其实也不少，我自己算不算学者，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又不太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职业是个能说话的职业，上课可以说，下了课也可以说，还可以变成铅字发表，让更多的人看你想说的话。一个人看了些书，想了些事情，当然难免有话要讲，活了若干年纪，经历了若干事情，当然也难免有话要讲，做教书匠的好处就是，当你有话要说的时候，有地方让你说。

我现在的职业比起小时候想做的图书管理员来，面上光了许多，人前人后，人家都尊你为教授什么的。据某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这种职业的社会声望还排在前几位，国家和学校都在不时地往大学教师群里散点钞票，当年劳体倒挂的牢骚，不知不觉就丢到爪哇国去了。可是，现在的教授，读书的时间却少了，至少比某些图书管理员还少，然而文章却多了很多，真不知道国家和学校花这么多钱和精力，催出这么多说不清写了什么，也没有人看的文章干什么。从小，大人就教育我，做什么都要对得起付你工资的人；这么多年，我也总是把这话转给我的学生。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一不种地，二不做工，三不参加管理，做点研究，当然要研究点真问题；水平实在不高的话，至少要说点实话、真话，也好对得起自己的饭碗，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下面的文字，都是近年发表在《读书》、《书城》、《随笔》等杂志上的一些随笔，属于随时有话想说就说出来的零散玩意，拢在一起，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结。

读史乱弹

卷简介

我最爱读的是史书，因为那里有故事，有情节，有趣。读完了以后，掩卷而思，往往还会有所悟。有所悟或者自以为有所悟之后，往往就会涂上几个字。过去，官方将昆曲之外的各种地方戏曲，统称为乱弹，意思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作为一介学术的门外汉，所读所感，同样上不了台面，也就是乱弹而已。

财富，模糊的边界

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两千多年吧，使用的货币是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可能从秦五铢就开始了）。将钱做成这副模样，当然有浇铸之后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着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天圆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枚小小的铜钱，蕴涵了天地宇宙。晋人鲁褒《钱神论》言道，“体圆应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谓也。不过，这样一来虽然气魄够大，可也有麻烦，因为宇宙在中国人认识中还有另外一副模样，那就是混沌，所以连带着钱这种财富的表征，也不免混沌起来，也就是说，财富的所有权含糊不清。

就拿传统的中国人认为最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来说，虽说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张家买李家的地，请来中人，写好契约文书，方位标志一清二楚，连一个垄沟都不错，地契在谁那里，地就是谁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还是你的。明清之际江南盛行永佃权，田地权（所有权）和田面权（使用权）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别典卖，按说物权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层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国家因“国家需要”看上了谁家的土地，那么二话没有，你就得让出来。仁慈一点的还有点补偿；横的主儿，连象征性的补偿都没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含糊的。

连脚下最坚实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财产的边界就更糊涂。中国人一向号称以农立国，但几乎人人都爱经商、也会经商，富可敌国的巨贾自不消说，农夫村妇也断不了推着挑着挽着篮子去赶集。挣来的钱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赶上了贪婪的官儿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说不定了，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七品县令，想要让一个有钱的主儿倾家荡产，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要不然怎么会有“破家县令”这个说法呢？秦汉时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开刀，商人的钱就变成了国家的钱。

后来“市籍”这种贱民称号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挣得的家产还是不保险。于是讲究一点的赚了银子就去买地，让自己变成地主，然后课子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性急的干脆大把银子买个官当，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总之是让自己或者子孙从铁砧化为铁锤，重则让人家破家，轻则保自己的家。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确保家产无忧吗？好像也未必。政坛风云，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罢官抄家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石崇富甲天下，连皇帝帮着自己的舅家王恺跟他斗富都斗不过，厕所里花团锦簇，香气扑鼻，有美婢二十四小时值班，高捧手纸伺候，害得客人进去以为误闯了他家的内室。结果呢，风向一变，照样家产籍没，身首异处，最心爱的歌妓绿珠也被连累跳了楼。当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墉一样（此公有盐商的家底子），天天多磕头少说话，安享富贵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点，但同样不等于进了保险箱。比如和珅吧，虽然已经被眼下的媒体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贪，好像十恶不赦的样子，其实此公八面玲珑，不光只讨乾隆皇帝的欢心。钱是捞了不少，不过大多出于人家的主动孝敬，比起眼下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来，格调显然高多了。然而，和珅多年攒下的家当，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姓他钮祜禄氏，而是被后来的皇帝嘉庆拿去了。原因呢，当然有十大罪状，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维铮先生说的，连年剿五省白莲教起义剿得国库空虚，害得嘉庆心里空落落的，只好来个“和砷跌倒，嘉庆吃饱”，其实也就是半饱，君不见，从此以后，嘉庆再也没有像他爹一样南巡找乐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当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都有着相当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道德意味过于强大的“公”与“私”的概念。那个出过“何不食肉糜”笑话的昏君晋惠帝，听见虾蟆叫，问道：“为公乎，为私乎？”看来他并不是真的糊涂，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这么点事，无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国家也就太平了。只是平衡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国家不言而喻地体现着“公”的一面，由公而剥夺私，即使手段不那么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有的时候，所有的鬼魅行径，只要挂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来，官吏们假公济私自然也就难免。可是说到底，那个时代的“公”其实也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为家，天下也多少有皇家家产的意思，君不见，昔日的沛上无赖刘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说是你从前老说我没有我家老二能置家业，现在看谁挣的家业大？

古往今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认为那是刘家和李家的天下，也都认可刘家和李家对他们土地财产的征用。只要这种事情别太频繁，别太无度。当然，那些当官的更是认可来自皇权的“公”的肆虐，落难倒霉的时候，无论有多大的脾气，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产被抄走。明朝万历年有过不小的作为，也捞了不少钱财的张居正，得意的时候日食万钱还说没有下箸处，死后家产被抄，一家十几口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活活饿死，竟没有一个人有过冲出来想点办法的念头。

其实，就是在私的领域，财产权也不那么清楚，一个人只要有点出息，家族的负担马上加重，人人都认为可以沾上点光。手里有点银子，需要管的人就多。陈毅回忆说，他小时候很穷，舅舅做了一个管一块小地方的九品巡检，他就可以跟着上任，打打秋风。实际上，几乎每个做官的，后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们怎么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结果，财产权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国有《易经》，总是变易，按老百姓的话说是“富不出三代”，用贾府里小红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对于文学艺术可能倒是有点好处，不然《红楼梦》怎么出得来？可是这样下去，社会的资产却总是难以积累起来。西方的历史短，但人家有几百年历史的资本家族，连日本也有三菱、三井这样绵延几百年的老商社。而我们的老字号，充其量也不过是卖卖鞋袜、烤鸭和剪刀的店铺，汉、唐、宋甚至明代都有过的大规模手工业工场，一个个都灰飞烟灭了。古罗马多数时候也是帝制，不过《罗马法》却把物权界定得清清楚楚，罗马皇帝可以砍大臣的头，但想没收财产可就难了。关键是，人家文艺复兴接上古代的茬，由市民社会走向现代，而现在的我们偏偏要跟人家学，学了技术还要坐人家的板凳（入世），据说还要遵从人家的游戏规则。可是，人家规则的基石就是物权，即私有财产权，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

我看，实在没辙，咱们回去算了，套一件大号的长衫，连头带脚裹起来，保管混沌。

“省官不如省事”

——散议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教训

王安石变法差不多要算为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凡是后世倡导改革的时候，这段往事就会被记起，或叹其失败之凄壮，或言其改革之锐勇。其失败的教训理所当然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只是，说来说去，似乎话还没有说完，在我看来，也许真正的教训还没有被人们找出来，所以不妨在这里再啰嗦两句。

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万人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行政费用、军费开支和被迫交纳给辽与西夏的岁币，使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农民的负担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国家已经没有出路了。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仅改革的设想屡见，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着手实行，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宋朝优待读书人，鼓吹文治精神的开国之策，演变出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文官体系。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框低，而且凡屡试不第的废物，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只写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录取进士的千古奇闻。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迁的美景，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谋划策建立奇功伟业，自然会凭着资历熬上去（苏轼有诗言道：“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升迁慢就等于是惩罚，这种只奖不罚的“干部政策”，使得赵匡胤的“养士”变成了“养官”，虽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宋朝内部的稳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却也让赵家的子孙捉襟见肘地犯难，眼见得庞大的官僚队伍不仅吃空了国库，而且使整个国家在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下反倒陷入过度的低效率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官体系几乎是自发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与其说败在什么大地主阶级的手里，不如说是毁在朝野官僚众口铄金的群嘴和台下乱踢的乱脚上。

王安石虽说人称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实际上却乖巧得很，无论动作怎么大，却尽量避免触动文官体系的利益，面对财政的困难，他的思路是开源而非节流。在他看来，只要找到足够的钱，那么就可以养活这些文官以及庞大的军队，朝廷的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机构改革，只是着眼理顺权力关系，并不在意精简人员。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变法失败了．显然，对于已经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爷来说，哪怕一点轻微的改变，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对。变法过程中大幅度的官制调整，衙门合并，很容易使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感到不安，生怕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变法的群起而攻击中，自然也有这些人的声音。守旧势力的反对自然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在总体设计上的技术障碍。

我们知道，对于传统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虽然发达，但技术手段却相当有限，信息不仅难以通畅而且还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从来都难以穷尽每一个细节，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传统社会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对于官吏相衔的行政网络来说，所有的行政环节和手续，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牟取制度外好处的机会（极少数清官除外），那些没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员尤其如此。环节越多，手续越烦，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官僚体系自身就存在着寻求制度外利益的机制，在王朝的框架内，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机制。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设计不能说不精妙，如果真能实行其目标，确实能改善朝廷的状况，尤其是财政和国防。但是，“保甲一免役”和“青苗”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参与，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个要求官府将农村原有的村社结构重新改观，一个则需要官府定期放贷收贷，均将官府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个农户。在当时的情景下，由于农民对于政治的习惯性冷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变法的意义，甚至对于其内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变法的设计者就不主张农民了解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摆布，所谓变法在农村，给了官吏摆布农民、上下其手借机聚敛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实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农民得不到“青苗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而被强迫接受，秋天则以高于法定利率的数额逼勒还贷，一个原本惠农意义的“新政”，结果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之举。同样，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过程中，类似的扰民行为也司空见惯。当时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扰民和聚敛上，实际上并非一点道理没有。将司马光视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实有失公允，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一个富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过于看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王安石变法虽然暂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却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竭泽而渔之嫌，而且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加剧了朝野、官民的紧张，所以不可能顺利推行下去。但是，变法失败后，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员意识到了新法对他们的莫大好处，结果后来的朝廷上，不断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闹剧，直到北宋灭亡。历史学家公认，后来的新政已经完全变了质，成为搜刮民财的灾难。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变成自我渔利的机会的。

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曾经想过有所作为，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算是西晋的功臣荀勖却一盆冷水浇过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无论荀勖其人在历史上多么得不堪，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有道理的，当面对一个素质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体系，却又离不开它的时候，要想改革只能循着“省事”的路径，什么时候国家的“官情”变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变招。如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凡是国家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政治往往会以“无为”的面目出现，因为只有尽可能地不生事，简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明代中叶张居正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从税额上来看，百姓负担是加重了，但改革却很顺利，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手续简便，项目单一，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百姓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所以推行顺利。的确，省事比省官更有效。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每到世纪末，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就要热闹一下，这个世纪末各国从政府到百姓都想出了很多热闹的招，而且真的很热闹。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上个世纪末，1900年在历史上是一个让人特别难忘的年头，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对此，中国人当然很难忘记，不信在北京的街头问问老百姓，有谁不记得八国联军呢，连1860年英法联军烧的圆明园，老百姓也非要将它记在八国联军的账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其实，那个时候，西方的老百姓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也挺关心，报纸上肯定天天报道我们怎么杀教士，怎么围攻使馆的消息。直到现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大事，能让外国人有点记忆的，还是义和团。

虽然自1840年以来，中国没少挨洋人的欺负，但像这次列强全体（11个国家）一并打上门来还是第一次。让洋人团结起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掌国政的西太后听说中国出了神兵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所以大着胆子跟全体洋人宣了战，任由义和团杀在中国的洋人，攻打外国使馆。义和团是从来不沾女人的，据说是怕破了法术，但同时又非常仰仗女人，据说只有女人才拥有可以真正威胁洋人的威力，于是有了红灯照，有了黄莲圣母、金刀圣母等让男人顶礼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家想象的不一样，红灯照其实从不上阵舞刀弄枪，她们是作为法术的象征存在的。

八国联军固然在枪炮方面占着许多优势，但于想像力上却远逊于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他们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对于战争还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没让女人掺和。但是在战而胜之占领北京之后，却像许多为他们鄙夷的野蛮人一样，将子女玉帛收入夹袋（在攻占天津之后，甚至连黄莲圣母林黑儿也一并抓了去）。一向有军妓随军传统的德国军队，此次远征根本就没带上他们的女人，可能在他们看来，被占领的中国城乡到处都有可供他们的大兵发泄兽欲的对象，所以索性为他们的皇帝陛下节省一点军费。进入北京的各国联军在寻找女人方面与寻找财富一样的具有天赋，甚至连他们号称要保护的中国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这一点，连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混乱和动荡之后，联军的士兵从大索三日的亢奋中渐渐恢复过来，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不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业务极度地繁盛，就连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动的暗娼，生意也日渐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抢劫之余，联军的大兵满世界乱窜寻花问柳。这时就用得着北京闲人了，连一句洋泾浜英语都不会的若辈，居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为洋大人拉皮条，拉得好时，会从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润了若干好处；拉得不好，吃几条“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

当年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的王大点，由于原来的差事近乎于警察，干的就是弹压管理妓女的活计。联军进城，任职的衙门空了，闲来无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专长，为洋人介绍生意。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坐多时，平西方行，走鹞儿胡同口遇两个大头布洋人（即印度兵——笔者注）找妓馆。我带同上四神庙路西土娼下处，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与之，哄他多时，又给我花生食。后由牛血胡同回行万佛寺湾，又遇德国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处。我据带同猪毛胡同路东妓馆，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与之。”一个晚上就做成了两桩买卖，可见生意之兴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当时就小有名气，后来则声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无人不晓的赛金花。赛金花本姓赵，赛金花是她的“艺名”，此人原是苏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雏妓）”，艺名富彩云。十六七岁上被同治朝的状元洪钧看中，纳为小妾。当洪被任命为清朝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公使时，由于洪夫人不乐远行，于是状元公携她出国上任，驻节德国首都柏林。几年后，洪钧回国，未几病死，彩云遂离开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旧业，先名曹梦兰后名赛金花。由于“状元如夫人”头衔的助力，遂成为名噪一时的名妓，经常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相往还，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进京的时候，赛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恰归德军管辖。

按说，依照中国人习惯，对赛金花们的这种行为，该是将一盆盆的污水迎头泼上去，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脏水没有泼出来，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编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故事。

如果赛金花没有做过状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纤足没有恰好踏过德国的土地，如果赛金花能像莫泊桑笔下的法国妓女羊脂球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决不接外国客人（当然必须同时也不存在像小说里那么一群无耻的说客），那么也许这种女人救国的故事就不太好编，至少不会编得如此生动。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好心肠，偏偏给中国文人留下了这么多可供展开想像力的空间，于是，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被说成是赛金花在德国时的旧相好，那时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变成了翩翩的“日尔曼少年”，既然洪状元要带如夫人出入驻在国的上流社会，那么年少美貌的彩云勾上个把风流倜傥的德国军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偌大的德国怎么会那么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发生了恋情，自有“巧合”二字从中弥缝，本是古来文人们一逞手段之处。旧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当然应该重续旧好，于是赛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临时的枕边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间仪鸾殿那场真实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赛金花的参与——年近七十的瓦德西在我们的文人笔下，居然能够挟着赤裸的赛金花从窗户一跃而出——普鲁士武士如此神勇，无怪乎后来大清国练新军要以他们为蓝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赛交欢的黄色镜头不知怎么就转成了赛金花如何舍身为民请命的光辉事迹。说是赛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头边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不受焚毁，甚至在议和的时候，在李鸿章都束手无策的时候，由赛金花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从而免去了各国对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追究。这类故事从八国联军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开始编，一直编到赛金花人老珠黄，竟然还有人在津津乐道，不仅在一般的文人笔记里，而且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故事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个别不利于赛金花的情节，比如说她为瓦德西出主意让老瓦开科取士，老瓦还真的就在金台书院从“四书’里出题考了一次。只是这种情节的市场有限，大家爱听的是说赛金花好话的东西，爱听赛金花是怎样舍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于是京城内外，从贩夫走卒到公子王孙，一传十，十传百，直把个赛金花传成了舍身取义救国护民的“当代伟人”。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自然，赛金花的买卖还真的为此火了不知多少。

当然，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都有不凑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扬赛金花的救国事迹的时候，还真的有人出来煞风景。当时作为没有跑掉的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因帮助梅兰芳走出国门而闻名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就告诉人们，赛金花的确跟德国人混过，但只是些中下级军官，他亲眼所见，赛金花与一群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时，看见瓦德西过来，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身为当时北京城如凤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语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并因此与八国联军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齐如山的话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用不着齐如山出头指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瓦赛故事包括赛金花自己的叙述都充斥着前后矛盾，只要做一点考证功夫，西洋景就会不拆自穿，然而，从庚子以后的几十年里，想要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不仅没有人愿意去考证事实，甚至连用脑袋想一想都不乐意，显然大家宁愿相信明摆着荒诞不经的瓦赛神话。不仅鲁迅病重将死的时候发现赛金花被我们的剧作家封为了“九天护国娘娘”，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一部描写戊戌维新的小说，依然沿袭了当年的赛金花救国传说。也许在今天，知道这段公案的人们中还会有人相信赛金花真的与瓦德西有过那么一腿。

自然，高张道德主义的大旗，谴责赛金花们丧失民族气节似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觉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过是作家为了谴责法国的正人君子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二战结束后，巴黎街头那一群群因与德国人睡觉被人剃成光头游街的妇女，似乎说明法国女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比落后的中国同类强多少。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去坚守民族主义的阵地，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妓女皮肉交易是她们的生计所系，既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在异族统治下的所有人一并殉国或者一起上首阳山学伯夷叔齐，那么就没有理由谴责妓女与外国人做生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细想想，其实谴责也罢，颂扬也罢，喜欢编故事和传故事的男人的心态其实是一样的，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须有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用她们的身体来救国救民。

汉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们仿佛一直都系着特殊的民族情结，明末清初的时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们身体力行着民族大义，到了清朝快完的时候又轮到了赛金花。虽然名妓们前后的行为似乎有些异样，但男人们对她们的寄托却差不太多，总是幻想自己担不起来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撑起来。只是男人们的期望值随着时代的前进越发低落，在明末的时候还敢幻想着“自己”的女人通过抗争不叫异族染指，在洋人刚刚打破大门的那会儿，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还特别叫人看不起，被讥为“咸水妹”。可是到了八国联军打上门来，跟洋人睡过的妓女，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光环。也许，到了连国人最后的杀手锏——义和团的“刀枪不入”都失灵的时候，男人们，尤其是某些号称知书达理的男人于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体了。

写到这里，妻告诉我，说是有人现在要拍赛金花的电视剧了，据说还有外国投资。我已经懒得去核实了，只是希望如果这事是真的，将来再现于荧屏的，不再是“女人救国”的老调。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人历史的酱菜园子，被尘封已久的辫子陡然间便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说得太多，难免招人烦。不过，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惟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好在关于革命和辫子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至少说的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

关于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试尝“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清人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那是因为由于剃得太少，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惟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 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派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做三分之二死状，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地，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怎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如果让今人见了，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提前到来了，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宫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从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憋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我们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

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陋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辫子的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着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巫术方面的，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涕涕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我在历史记载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强按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就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革命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所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诩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只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断不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梢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呸！

旧医，还是中医？

——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七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千“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 -19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字云岫，系当时有名的西医，有过留日的经历，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担任过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在国民政府里也有职务，曾经著书反对中医，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有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人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而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而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营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技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

“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像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但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六千余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作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而是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让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缺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司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这样两个让清末民初的中国等人颇为难堪的东西，不知怎么一来就变成了学界的话题，让大家夹七夹八地说个不停。早就听说杨念群兄在关注小脚，不夕将有新说问世。这期间，杨兄不时地透些口风，往往引得议论一片，对他的非常之论已经有些准备，及到文章一出来，还捏被吓了一跳。（杨念群：《“过渡期”历史的另一面》见2092年6月《读书》，以下简称“杨文”）当然，念群兄的有些观点，比如西方医学视角下，卫生话语对文化评价的侵入，以及晚清不缠足运动有关缠足过分地国运联想等等，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文章的切入点也相当独到。长期以来，的确人们忽视了刊在转型时期那些放足妇女的关注，不仅她们的情感落差没人在意，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们本是作为受害象征的小脚，却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凡事不能说过，如果一门心思地渲染放足的痛苦，而且为了强调这种痛苦，借《采菲录》说事，又不注意其一味赞美缠足倾向，史料缺乏甄别，那么，不仅不足以提醒人们注意缠足史上被遗忘的角落，反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又站起来一个为缠足辩护的人。

不错，从缠足到不缠足，对于已缠的女人的确会有一个情感的转折，甚至如杨兄所说的“巨大崩落”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崩落”也确实没有什么人来关注过。不过，从行文来看，杨文似乎更注意的是缠足美与丑的评价，征引《采菲录》老宣的议论，认可缠足在那个时代“的确给人带来了美感”，而缠足由美转丑不过是一种“现代制作”，在本质上与将缠足赋予美感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读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缠足的美与丑都不过是“制作”出来的，那么中国女人那时的“崩落”根本就是“冤枉”受的。实际上，在我看来，缠足对于旧时代的女人而言，本质上不是一个美与丑的事儿，而是生计问题。绝大多数女人之所以缠足，关键是因为如果不如此不仅不能嫁个“好人家”，而且有着嫁不出去的危险；而嫁不出去对于芸芸小家碧玉来说，就意味着没有活路。所以，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慈爱心，“娇女不娇脚”。有女儿家的母亲在劝说女儿忍痛缠起她们纤弱的脚时，都要以嫁个好人家相利诱，以嫁不出去来威胁。如果说，上中等人家的女人缠足还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意蕴在里面，那么众多的下层老百姓甘受劳动力的损失而让女人缠足（主要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女人的生计。杨文征引了《采菲录》中《葑菲闲谈》的一段话，我现在照抄在下面：“裹脚的时候，即使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之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所以在那裹足的时代，凡是爱好的女郎，没有一个不愿吃这痛苦的。’”不错，这的确是当时部分女性的“真实心态”，但这心态背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出于生计的无奈和可怜。毫无疑问，在旧时代中国人认为缠足是美的，包括女人也是这样认为，这种“美感”却是中国男人特殊的性心理建构出来的；可是这种建构却是以摧残妇女身体为基石，代价未免太大。实际上，并不是如杨兄所说，不许缠足以后中国妇女才沦为了“弱势群体”，恰恰是她们一直是弱势，才会生长出这样的审美意识。

杨文征引《采菲录》上“生熟脚”的说法，依人们的常识就是说不通的，那意思是说，对于“熟脚”缠好了是不痛的（在一次小型学术会上，我也听杨本人说过缠好了不痛的话）。任何稍有一点人体生理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的骨骼是逐渐发育的，由软及硬，由小及大，到成年停止生长。缠足是在女子5-6岁的时候，用外力强行将脚裹住，使其不再生长，这样的话，一边按自然规律要长，一边强行阻止，痛是肯定的，而且是撕心彻骨地痛，几乎所有的缠足妇女的小脚趾都是被折断了压在脚下面，其他的脚趾也是变形的。我看过一本名为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华丽的鞋）的书，那里有一些缠足的X光透视照片，脚的变形和骨折都是明显的。事实上，只有相对好缠一点、容易定型的（天生脚就小而瘦），和不好缠、不容易定型的脚，即使缠了，也状若猪蹄，难合士大夫心目中“美”的意象。所谓“易裹者越裹越小，越小越不痛”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缠了足就停止发育了，除非患有软骨症（得这种病的人，10万个人里也未必有一个）。杨文引述这种根本不合常识的“生熟脚”论，而且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缠足其实并不太痛苦，而放足却痛苦异常。显然，这是不符合实情的。

在历史现实中，缠足无论如何的确是非常残忍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绝不是老百姓的夸张，而是当时缠足进行过程中女子境遇的真实写照，甚至因缠足造成坏疽而死亡的也是有的。“缠足美”的背后有着如此的不人道的东西，所以，《采菲录》上的那些“莲国不叛之臣”对于缠足的类似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如果单以各自的文化情景而论，非洲部落的女性穿唇、割礼，缅甸部落女人颈上加叠项圈，甚至于中国宦官文化，都有说得过去的道理，我们当然可以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在转型期（或者过渡期）的心境和身境表示同情；但是如果冒出一钟爱太监文化的人来告诉我们阉割虽然很难受，但也有很多好处，比如腾达之后的荣耀（也的确不乏有人自愿阉割入宫的），我们应该附和吗？如果杨兄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缠其实并不可怕（甚至缠好了还不痛），而放却经历痛苦的呻吟和挣扎，那么，过渡期的女性是该放呢还是继续缠下去呢？

再者，虽然近代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许多的文化因素和特征的落后与丑陋，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辫子就是一个典型，西方的“卫生话语”也的确带着蛮横，病态／健康的二元对立也并不能准确说明缠足／天足，但如果我们抛开这种文化对立视角冷静地思考一下的话，我们会意识到，天足毕竟要更接近健康一些。今天如果我们的妇女还是小脚的话，恐怕就没有了一次次在奥运会上的辉煌。不能说难以证明缠足的女人养不出健康的孩子，就认为缠足本身是健康的，或者根本无所谓健康还是病态。传教士也许在中国没做什么好事，但反对缠足这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是对的，尽管我们可以说西方女子的某些摩登做法可能并不比我们的缠足强到哪里去，但不能说人家有毛病就因而连带着对我们的批评也错了。退一万步说，虽然以女人的脚小为美，东西方可以说有同嗜焉，但西方毕竟没有发展出缠足的恶俗，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有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而且我们应该改。也就是说，在缠和放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放，也只能选择放。虽然放足并不意味着现代，而缠足也不意味着传统，但放足和禁止缠足意味着相对人道一点。尽管我们说，在放的过程中已缠的妇女会产生某些“崩落’的情绪，但是放的结果是免除了更多女子的缠足的痛苦，所以还是值得的。显然，我们不可能为了维持缠足妇女们“美的化身”（杨的用语）地位，就此继续缠下去。实际上，杨兄作为清史专家应该知道，当时真正的问题倒不是放足妇女的失落，而是放得不彻底。“二万万中国女性”的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执行民国政府禁止缠足的禁令，抵抗禁令的，不仅有已缠妇女，更有姚灵犀等一班儿“莲国不叛之臣”。但是，禁令和对天足的鼓吹，毕竟使欧风吹到的地方，父母们贯彻缠足的旧习不那么坚决了，我的母亲，就因此而顶住了外婆要她缠足的压力，没有变成小脚。对此，外婆和母亲后来都感到十分的庆幸。

对于杨文所念念不忘的“数千万缠足女性在放足过程中的呻吟与挣扎”，实际上我也有是不是太过分了的疑问。作为一个不太成器的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也爬梳过这方面的史料，在民国时期，暴力强迫剪辫现象相当普遍，但暴力强迫放足却不多见，类似杨文所列“沿街鞭足”的镜头从未听说过。将缠足妇女的裹脚放开，逼着她们赤足走路以取乐的事情是有的，但跟禁缠运动无关，一般都发生在那些打进中国的洋人军队身上，包括军阀张宗昌的白俄兵。至于《采菲录》念兹念兹而杨文随声附和的所谓缠足女性放足的痛苦，似乎更是可疑。放了的小脚穿大鞋固然是不舒服的，走路的确是不如缠时方便，但这是刚刚放足时的情形，很快人们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穿跟放开的脚相匹配的袜子和鞋子。这种鞋袜比常人的小，但却比三寸金莲大，结果放足的妇女不仅走路与寻常无异，而且免除了天天缠缠放放的麻烦，各家的院子里，也不用再挂许多长长的让外国人好奇的裹脚布了。我这么说，是出于亲眼所见，虽然余生也晚，不惟赶不上清朝，连民国也没摸着，但我的奶奶和外婆，在我出生之后，都是这么一副“解放脚”（缠后再放的）。小的时候，像外婆这样的小脚老太太还挺多，很多同学家里都有这么一位或者两位，那时出于好奇，问过，看过（脱掉鞋袜），更听她们讲过，长大以后，做社会调查的时候，也顺便做过一点访谈，自信还是有说话的资格的。

至于《采菲录》上讲的，让杨念群兄读了“心热”和感动的，说是放足到了寒季“十之八九会犯冻疮，到了春天溃烂得无法移动”的情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相信的。凡是在北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冬天的时候，鞋袜越紧，就越容易被冻着，因为裹紧了血液循环不好，这个道理放在放足的妇女身上一样合适，断没有放开了反而容易受冻的道理，除非鞋袜不防寒。我的外婆曾经跟我们家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冬天零下如度是寻常事）生活过很长时间，她的那双解放脚并没有发生过那种可怕的情况，而且决没有想到过要复缠——那种令杨念群兄十分感动，由姚灵犀们提出的建议。我真的不知道，杨兄何以如此坚定地认定，姚灵犀辈提议复缠，是为了关注和同情所谓“过渡期的妇女”，而不是为了他们复辟莲国的昔日容光呢？同样是《采菲录》里，我们看到，有人做过这样的梦，“梦见全国的妇女无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全都缠了足”，还有人看到上海举行“全运会”的消息，竟然误以为是“金莲会”。对这样的拜足狂来说，我以为后者可能性肯定要更大些。放足妇女在转型期所受的痛苦，恐怕更多的是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从肉体上的痛苦来论证放足的不应该，自然是讲不通的，因此而关注转型期放足妇女的“崩落”，也属于没找好着力点。

最后，“女性解放”也是杨文谈及放足时所刻意强调的概念，但是我认为，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初的不缠足运动，基本上都谈不上是什么女性解放。晚清就不说了，民国初的国民党连妇女的选举权都不肯给，害得辛亥女英雄唐群英上台直打宋教仁的耳光，妇女解放自然没提上日程。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杨兄一方面认为晚清的不缠足话语，只不过是将妇女看成生育机器，一方面又认定不缠足是女性解放。甚至说，“对‘天足’优点的鼓吹一方面是在女性解放的大旗号下为足部松绑，另一方面又刻意强调在男女平等的意念下尽量消灭女性特征，女性解放的这把双刃剑终于使缠足具有的审美内涵，经过卫生解剖观念的筛选，使女性重新变成了男性‘管理的对象’，只不过这种管理不是在家庭和传统的社交视界内，而是在国家强盛和种族延续的意义上重新定位。”一双裹残了的小脚好像不能算是“女性特征”，而裹了脚的女性更是男性“管理的对象”，不管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如果杨文的意思是将不缠足延伸到解放后的妇女运动，那么姑且不论“女拖拉机手”和“女飞行员”的例子说明不了问题（抹杀女性特征的妇女解放，可能用跟男人一样打石头、抬木头的“铁姑娘”更合适，而开拖拉机和飞机，就今天的女性也照样做，谈不上消灭了她们的特征），而且其中的论述时空也过于混乱，我不知道杨文的意思是不是说清末民初的不缠足开启了中共妇女解放先河？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是过于轻率和简单化的（近代的妇女解放是个过于庞大的题目，在这里一句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在这篇小文就要结束时，我想说的是，杨念群兄作为名满天下的史学工作者，其理论功底非我等浅薄者所能望其项背，其用过渡期代替转型期的深意我也没有琢磨明白，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讲历史必须用史料说话，杨兄通篇文章所用的基本史料只有《采菲录》一种，常常是前面引证完《采菲录》，接着马上认可，并加以发挥。姑且不论《采菲录》带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就算它是可信的史料，受过多年历史训练的杨兄也至少应该知道“孤证不是证”的史学研究原则吧？

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现代性是个可憎的概念，杨兄的文章大概也是在解构传统与现代，但是，即便你拥有像福柯这样的利器，还是要拿证据来，否则，人们会以为你退到了袁枚和李汝珍之后，跟姚灵犀们为伍了。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这个星期六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妻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几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三十二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得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呆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一纸领袖头像（人民币）。

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叨点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作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诵，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地往下拍，哪管他们中还有的是曾经让汉人掉脑袋现活眼的蒙古人和满人。

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愚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地就会冒出来，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地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

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们一样，朱棣很有点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着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二千八百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凌迟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是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的，看来，所有的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治，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人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着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二十余条汉子糟蹋。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指示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对方宁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钦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成点气候，就得这样做。因为礼遇死的是给活的看，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意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是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杀对方的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孺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当王导对之讲起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

对于这样一个皇帝，能不能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那种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齿的“炀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炀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吗非得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炀帝，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贪酷无道曰炀，信夫！

2002年2月24日子北京海淀太月园

也谈“黄宗羲定律”

什么叫“黄宗羲定律”？简单地说，就是某些传统王朝的赋税改革，将前面滥征的各种摊派与附加，与正税合在一起一并征收。然而改革之后，政府渐渐忘记了这一并征收的赋税，本身已经包含了摊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摊派。结果是改一次，赋税增加一回。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公私称便，朝廷的岁入也大为增加，但是后来朝廷又增加各种新的摊派和附加，最后是民不聊生，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朝廷葬送了自家的卿卿性命。这种现象，是明末大儒黄宗羲首先提到的，所以得了此名。

严格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历史上出现过，但并不算太常见的现象。近世学者也注意过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曾经提及于此。但它名声大噪，却还要归功于秦晖先生将之命名为“定律”，而此定律又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注意，以至于一时间，大报小报．嚷个没完，连我当年学农机的同学，都来问我是不是又出了一个叫黄宗羲的数学家，搞出了一个什么定律。

说实话，这种现象或者说“定律’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政府开支的增加。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度，国家的收入主要依赖取自农民的赋税，来自工商业的税收（除了盐税之外），主要用来支付皇家私人用度的开支。由于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统，因此无论工商业发达与否，国家对其的监管都没有可靠的手段，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难以依赖这种其实并不小的财源。

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来自农业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除了出现全国性的灾荒），但增长速度却慢，而且即使增长，由于政府税收是依靠几乎很难有多少变化的黄册和鱼鳞册来征收的，也很难反映到税收上。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基本上是量入为出，每个部门都有固定的款项，也有固定的开支；凡属重大的事务，也都有固定的拨款，比如漕运、河道修缮等等。国家的机动开支很少，一般只准备两项，一是备荒，二是应付战事。比较起来，应付饥荒的储备还算充足，但对付战争的准备就显得相当有限，一旦战事拖得久一点，储备就会告罄，非得挪用它款方可。这种政府财政体制，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一是突发事件以及额外的开支，二是旷日持久的战事，两者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拆东补西，一系列的财政紧张，一系列的拖欠，多少年都回复不了正常。如果连拆东补西都应付不了，那么只好增加税收，一般是在正税之外再加摊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古代号称君主专制，但皇帝大修宫苑的时候总是会遭来大批的谏章。户部，不，整个官僚体系都紧张得了不得，皇帝意志要想贯彻下去，总是大费周章。当然紧张归紧张，这种开支有时还是非添不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摊派上打主意了账。

其实，引起摊派增加的因素还有一个，而且相当重要，这就是政府机构的膨胀和自身的腐败。我这么说，有人是会有异议的，因为总的来说传统时代，特别是明清，国家机构是比较固定的，多少年机构不动，额员不增，引得那时候来中国的传教士们羡慕得紧，回国就夸个没完，害得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中华帝国居然是哲人们鼓吹效法的榜样。直到现在，某些外国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用最少的行政官员，管理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有着非常高的行政效率。然而，实际上明清的政府机关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精简，那样的有效率。政府机构虽然正常的额员增加起来较难，新机构的设置更是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就不膨胀，人员就不扩张。膨胀的途径一是添设临时机构和人员，像晚清那样，没完没了地设“局”，“委”员（这里的“委”是动词，不过委员一词的确也是从这里来的）。其途径之二，更常见的膨胀情形则是政府属吏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一谈到眼下的政府机构臃肿问题，往往会拿传统时代作比较，说是那时候一个县只有两三个政府官员，而县以下连一个都没有。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无疑是实情，但县上的政府官员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三个。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制度的人都知道，明清地方基层政府除了正印官之外，还设有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这与中央政府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每房都设置若干司吏、更多的典吏和书手。

事务比较繁忙的户、刑两房甚至还加设科，每科设置一个专门的司吏和一群辅助人员。六房书吏之外还设三班衙役，其中有站班跟班的皂隶，有负责追捕人犯的捕快，还有狱卒、门子、库兵等等一干杂役。书吏和衙役加起来，每个州县至少得有近百人。这些都是名副其实吃政府饭的人，实际上都等于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干部”。虽然在法律上，衙役属于三代不能科考的下等人，但在实际的政务操作中，农民见了他们依然怕得要死，都得尊称他们为“捕翁”和“班翁”。所以，不能说不拿俸禄就不是政府官员。

书吏的额员虽然按理也是有定数的，但实际上远没有“朝廷命官”那样严格，而且书吏薪俸极其微薄，收入主要依靠陋规，他们的膨胀一般不会引起上级政府财政上的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朝代年头久了，整个政权机器开始运转不灵的时候，书吏就会像气吹的一样膨胀起来。衙役就更是如此，他们连工资都没有，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所以人员的扩张就更方便。一般在正役之外，首先加上“帮役”，然后帮役之外再加[“白役”，成十上百地加上去，很快一个县的衙役就会逾千。虽然国家规定衙役法律地位低下，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要靠在土里刨食的情况下，想要不吃苦而且过得好一点，混入政府绝对是个比较好的出路。往往是越是王朝末季，吏治越腐败，赋税越重，因而流离人口也就越多，各种案件也就越多，所以也就有越多的理由添加衙役。而添加的衙役越多，却只能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解不开的恶性循环。除了书吏和衙役之外，一个衙门里还有正印官自己出钱雇的师爷、长随等人员，虽然是官员自己出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也等于是政府开支。

明清两代，凡这种性质的政府机构膨胀，无论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政府，从表面上看都不需要增加财政的压力，随便添上上万个书吏和衙役，户部的账面上也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这些吏和役进入政府，都是要吃饭的，而且还想着吃得比一般人更好一点，没有利益的话，是不会有人拼命地往政府里挤。书吏和衙役吃的都是陋规，人数增加了，或者将陋规增大份额，或者是增添新的陋规，否则就难以安排。这些收入最后当然都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直接刮地皮的当然是县里的人，然后层层孝敬，各级政府都添丁进口，皆大欢喜。

我们知道，在未能用数字管理的时代，政府的政务越是繁复，税费征收的环节、次数越是复杂，经手人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实际从数字上看农民交的钱粮是多了，但农民的负担却轻了，因为一条鞭法变繁政为简政，从而减少了官吏的中饱。显然，对于一个日益膨胀的政府内的成员来说，这种现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为他们的饭碗计，政务只能越来越多，手续必须日见烦琐，让皇帝和上司见了，觉得人人都在忙于公务，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似乎只有奖赏的道理，没有责罚的理由。所以，正税之外的摊派和附加无论如何都是要加上去的，不加何以塞众官之口，何以饱属吏之欲？明代的张居正改革最后按“黄宗羲定律”演化了下去，当然首先有对后金的战事无穷期的因素，因而引出“辽饷”（后金的女真人在辽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王朝末世的政府膨胀。个中的道理，其实不是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政府把改革已经加入的摊派给忘了，然后再行摊派，实际上是政府希望农民把这一点忘了，或者装作自己忘掉了，摊派才好理直气壮。

我们现在之所以担心“黄宗羲定律”作怪，让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主要是针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担心它重蹈明朝的覆辙。显然，这绝非杞人之忧。我们现在进行的税制改革，不仅出现了反弹，而且确有变本加厉加重农民负担的可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关于农村税制改革的文章所证实。事实上，遏止农民负担加重，从根本上掘除“黄宗羲定律”发作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就目前而言，关键是后者。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人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单纯依赖农业，指望从农民嘴里抠食的地方，政府膨胀得就越快，而且由政府倡导的各种工程，兴办的各种企业就越多也就是说越能生事。这种政府导向的生事，结果往往很差，除了浪费农民的血汗钱之外，百无一成。其实，这种工程和企业从开始就没打算办好过，只不过是官员们借以捞钱和捞官的梯子。不管他们生事的旗号打得多大，口号有多响，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但梯子就是梯子，等桃子摘到了，梯子也就寿终正寝了。《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主事的和下面的喽啰哪儿来那么多机会发财？能折腾事儿才有借口弄钱，能折腾事儿才有机会出“政绩”，这是古人就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些经过现代化熏陶，甚至还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岂能不知？

要想“黄宗羲定律”不再适用，政府须得走出自己的中世纪，去掉自己身上的陈年老味。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一时还难以实现民选的话，至少，政府的事务要公开，税收要体现民意，也就是说，没有民意授权，就不能随意增加税费。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都跟税收的民意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得民意机构允许才能征税是现代行政的基础，只有实现了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才算真正摸到了现代国家的大门，现代行政的大门。

跟眼下肆虐的SARS一样，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其实不是什么定律，只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只有政府才会感染的瘟病。

2003年5月8日，SARS肆虐时，于京北清林苑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晚清史是痛史，最痛莫过于海军。中国人积几十年之力，花了无数银两堆出来最为现代化的七彩楼阁，一碎于甲申(1884)，再毁于甲午(1894)。两次大战，我们居然连敌人的一只船舰也没能击沉。而我们花大价钱从外国买来的军舰，沉海的沉海，搁浅的搁浅，被俘的被俘，连基地、船坞、炮台也统统灰飞烟灭。前者输给老师辈的法国人，倒也罢，后者居然输给了和自家一同起步，装备在伯仲间的日本，而且输得很惨，连一丁点可以遮羞的布头也没有剩下。害得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连可以还价的东西也没有，幸好谈判期间中了浪人一枪，勉强可以拿来说事儿。当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又憋气又窝火，久久难以释然。

姜鸣先生治近代海军史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听说了，不过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的山沟里，没有福气看到成书。去年三联重出修订版，这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姜鸣先生的主业是证券，在业内已经颇有名气，历史工地上的操作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却操练得令我们这些号称专门治史的人汗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都是一部专业到了家的史学著作，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客观地说，作者的功力，我辈用点功的话尚有可及之一日，但其心思之绵密，态度之冷静，却是难以企及的。

海军是衡量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晚清尤其如此。海军军舰是浮在水上的现代化大机器，而操纵机器的则是国家西学程度最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队水师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偏师，而对多年实行海禁的清朝而言，只不过是腰刀柄上的零碎；谈不上有什么传统。所以，兴办新式海军，不像陆军有那么多包袱，完全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法乎其上，取法最先进的海军强国。如果学得好的话，应该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跟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就是这样，不到40年的功夫，已经打败了连英法都不敢小窥的俄国海军。可是，中国的海军直到20世纪中叶，即使参与内战，也只有敲边鼓的份儿。

当然，中国人并不蠢，事实上，中国的海军创办者从一开始，也是瞄准了当时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一大批福州船政局的学生，就是在英国开始的海军生涯。我们学人家的海军制度，订立的海军章程，甚至比日本还要早，我们的海军连操练口令都是照搬英语。但是，为什么后来日本海军却打败了中国海军，而且是毁灭性的？

其中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找了几十年。最有大众说服力的要算“奸臣误国”。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临到马关条约签订，“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成了定论，连唱戏的苏丑都在抓哏的时候讽刺李鸿章是乌龟。小时候看电影《甲午海战》，那里面明白地告诉人们，李鸿章就是导致中国战败的内奸。最有智性说服力的是制度差距。结果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中间虽然有个短时间的反动，但毕竟形势逼人强，中国还是进到了民国。后来又寻出了文化改造上的原因，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全盘西化，有了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有了共产主义革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到今天，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文化说过于笼统，虽然不错，但说了等于没说，暂不讨论。“奸臣误国”虽然现在依然有市场，但真正相信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神话”。连大众文化也作出了反映，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北洋水师》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据说已经给李中堂大人平了反。至于制度差距说，从戊戌以来，好像已经成了定论。然而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因为这种说法，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制度越民主越好，即康有为所谓专制等于据乱，君主立宪等于小康，民主制等于大同。制度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自不必说。但是落实到19世纪的现实，后发国家却未必是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总要合适才行。具体到军事层面，制度上的优劣，与力量的强弱，在那个时代，就更是不见得与民主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德国和俄国都是公认的军事强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还是多少国家效法的楷模。那时的日本，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连二元君主制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开明专制。康有为公羊式的三段阶梯，用来宣传固然不错，但用来解释海军的失败，却未免方凿圆枘，不合适。如果刻薄一点地说的话，制度差距说与奸臣误国说一样，都属于国人在大败之余，为自己开脱的说辞。

具体到当时的中日海军，两国本是一个师傅，都是学英国。在制度建设上，中国走得还比日本快半拍，中国人从英国皇家海军那里扒下来的《北洋海军章程》，一板一眼，中规中矩，曾经让日本人吓了好大一跳。就制度本身而言，中日双方并不存来中规中矩。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即使是动枪动炮的事情，也能让它变得像仪式的演练。古代中国马步军操练花架子的传统，硬是活生生将人家皇家海军的规矩阉割了，让每次演练都近似于一场大型表演，有一次把光绪皇帝的本生父亲醇亲王看得心花怒放，大把大把地撒银子。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但过去军队的积习，一样会渗透进来，拖人下水。其实说起来，李鸿章门下的陆军也有洋人制度的影子，淮军还不是从洋枪队的模式那儿转来的，连口令都照抄不误，每个土得掉渣的淮军士兵，都知道一喊“FOR MARCH”就要向前走。只不过，淮军成军日久，绿营的老传统恢复得比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虚设了。所以说，甲午战争，海军虽然败得惨，但比起陆军还是要好一点，黄海海战虽说损失惨重，但好歹也算撑下来了，而陆军在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号称远东最坚固的要塞旅顺，械精粮足，工事坚固，也只守了6天，将大批武器装备白白丢给了日军，这些大炮和枪械，接下来都用在了后来的战事上。

被拖下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制度，还有学了西学的人。北洋海军的首领虽然是个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干将领，却大半是当年船政学堂送出英国留学的精英。如果说丁汝昌有淮军旧习的话，那么这些留学生总该没有，可是，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自不必说了，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诸公又何曾有过多少新气象，还不是眼看着舰队浮华玩忽下去。海战中丁汝昌不懂指挥，连个替代者都不指定，对于这种关系舰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谁提醒过他吗？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入各个船舱。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入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字。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犄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到19世纪的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态度实在是太不认真了，留学归来，居然对老师的理论动态不闻不问，只惦记着人家出了什么军舰和舰炮。海军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进的进步，而对中日海军的实质差距视而不见。自己不好好学，请来了洋先生也总是拿不准一个章程来对待人家。像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傲慢固然傲慢，但对自己的业务还是认真的，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在他的手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的军官们却人为地弄出了一个“撤旗事件”，让本来就傲慢的洋先生撒手不干，导致舰队的训练和纪律江河日下，以至于在甲午战前，已经到了军官沉湎酒楼花巷，士兵在大炮上晒裤子的地步。这个撤旗事件，以往被我们的许多学者大肆渲染，视之为捍卫中国主权的正当之举。然而姜鸣没有这么看，他看到是这个事件过后，北洋海军军事素质走下坡路的事实。既然是不得不有求于人，必须拿出求人的姿态，否则就是对自己国家不负责任。其实，跟所有有点真才实学的来华洋人一样，琅威理不可能不傲慢，也不可能不存有借机为自己本国谋利益之心，他们的母国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别有用心。洋人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并非单单亡我之心不死。问题是，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只要能得到想得到的，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把持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其实也未必心地纯正，自有为英国在华利益着想的初衷，中国虽然也为他付出了高官厚禄的代价，但是在他手里，关税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上升到了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高位，权衡利弊，到底是谁占了便宜，不问可知。

我们中国人是个智慧的民族，对于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过于痴迷，而对于形而下的“术”却不甚在意。甚至到了一败涂地的时候，还是热衷于那些宏观的大道理，指望学好了这些“进化”和“国富”的大道理（其实也就是皮毛），好扭转乾坤，让中国一下子由弱转强。新政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到日本，大部分还是去求“道”，求根本改造中国之道。原本去求术的鲁迅，学得好好的，后来也改成了求道。其实，中国的改造，还真得靠技术层面的一点一滴做起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根本上讲，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在于对这个现代化的珍珠而言，国家没有跟她相配的服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中国没有这个变化，却硬是在一个基本还处在中世纪的大树上，生生嫁接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枝条。软件硬件都不配套。如果没有那样一个进步得太快，又安着心要吃掉中国的近邻，那么我们的成绩也许还不算坏（北洋海军如果碰上埃及和土耳其的海军，战绩也许不会那么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

这几年，市面上流行“中国结”，说是代表吉祥如意。不过，看着它那七扭八结的样子，我倒觉得它很像我们中国人百多年的心结。这些心结解不开，中国的崛起，中国海军的崛起说句实在话——都难。

2003年3月-5月，于京北清林苑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中国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学”一点是要从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给自己找历史一样，硬要再往前推，那么九品中正制下的学校变成科举制下的学校要算一次，察举制下的学校变成中正制下的学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为师’到西汉设立博士子弟员，似乎也是一次，最后，孔老夫子办私学当然也要算。我这么算其实没有给改革拉一个显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纪，不是康有为变法的年代，断没有必要将大成至圣文宣皇帝的鼻子涂红，拉来撑台。没办法，如果按“改革’这个思路，那么孔夫子在民间办班讲学，而且规模庞大——弟子三千，就是对原来的贵族公学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后的教育改革，虽然各自形式上的差异都挺大，但味道其实都差不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体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选官制度捆绑在一起，以至于到了明清之际，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和学校已经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进学”就等于迈进了预备官员队伍的门槛，所以穷酸的范进进学回家，老丈人胡屠户要拎串大肠和一瓶酒来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尽管主导者心里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实质，却是要彻底泼掉“学而优则仕”这个千年老汤，在中国建立西方导向的现代学校体系。所以，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们摸到现代门槛以后历次改革的始祖，当然也就对后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种恒久价值和意义。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动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宪预备，还都是上面热闹底下冷，哪个也不及教育改革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连农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动。

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连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与伦比的向心力。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的形式，标准而有程序地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元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贵州）到多的2845（直隶）名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第86页）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烤糊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涌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到了灭顶之灾，而因私塾垮台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已迅速丧失，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而且拉走了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个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脩）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是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人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零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人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终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只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用政治强力想使其逆转，然而，却戏剧性地付出了整个国家倒退的巨大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

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时代

——一份50年前的入党志愿书的解读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要他（她）能活到一定岁数，都有自己的历史。当然，有愿意说和不愿意说的，也有会说的和不会说的，到了一定级别的大人物有写回忆录的权利，甚至还配备专人来操刀。有钱的阔佬只要高兴，就会有历史学家上门服务，写出板砖般大小的传记来。小人物自然也可以在自家的门里门外吹吹自己，也可以算是一种发表，只要吹者有了一把年纪，只要有人乐意听。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小人物自述历史最繁盛的时代，那时候无论城乡，到处都有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上台讲述自己悲惨的家史，可惜的是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的活动，组织得过于严整，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个模式，听多了印象反而淡了。

除了在自己门前的发表，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历史，一般是不可能公布的，显然老百姓自己也不奢望公布，即使是那些能写的读书人，真正期望在成文史上留下自己经历的人也并不多见，除非他（她）碰巧干了件大事，又碰巧被人记录了下来。所以，一般很少有人费心写自己的历史，即使他能写，对自己的历史也不乏敝帚自珍的感觉，越到老年，越是热衷于跟人唠叨，但是他们都知道，想要发表，即使发表了想要有人看，确实难。不过，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不少人写过自己的历史，只是他们自己没有保存，更没有人替他们公布。

远的不说，就说1949年以来，有过多少人入党写过自传，又有多少人在挨批判的时候写过自传性的“交待”，我敢说，出于对组织的忠诚和信任甚至还有恐惧，这些普通人写的自己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改革开放前是如此。

这些真实的自述史，现在基本上还在各级各色组织机构的档案部门睡大觉，非经特许是看不到的（如果有一天能将这些东西公布开来，别的不说，共和国的社会史研究就将有长足的进步）。不过，事情总有例外，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和成分的多元化，原来铁板一块的组织人事档案也出现了局部的混乱，有些人的档案居然会流散出来，化为商人牟利的商品，我就在北京的潘家园旧书市场淘到过一套某人1950年的入党志愿书和他的自传。

传主叫毛培基，时为协和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协和在解放前是西医界金字塔的塔尖，凡是老协和毕业的，都有最好的就业前景。所以，传主于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虽然已经在北大就业，但依然花力气考入这个“中国最完美的保险箱（传主语）”。跟许多那个时候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一样，毛培基拥有一个在解放后提不起来的家庭背景。祖父在日伪时代，由于跟著名的大汉奸王克敏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曾出任华北伪政权的统税副长和国库局长，父亲的情况稍好，属于技术人员，但也在日伪的“国营”公司混过事。有这样的父祖，就是在国民党的天下里，也难免叫人丧气，更何况已经进入了新中国。然而，作为已经入了团，并且积极要求入党的他，却多少跟家庭有点“划不清界线’，认为他的祖父“其生活比较严肃，对当时官场一些不良现象，感觉不满。”虽然在后来的行文中对这种认识进行了自我批判，“祖父是很正直的清官”的这种感觉，并没有真正消失。他对国民党逮捕惩治其祖父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些“执法者（指国民党）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和“很严重的汉奸’，换言之，这些人还不如他的祖父。

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在新中国看来是要不得的，类似的话因此被审阅者划上记号还打上问号，不过，这种认识虽然不乏传主的私怨，可是，却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在当时也许不止一个人感觉到光复后的国民党政权办事竟然没有日伪政权有规矩，像毛培基这样一直偷听国民党电台，“偶尔听见，譬如‘……蒋委员长……，就会兴奋得跳起来”的青年，在抗战胜利前曾经有过很多很多，即使没有像毛培基那样，在因祖父入狱不得不跟国民党执法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饱尝贪官污吏的勒索，也很快就丧失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以“五子登科’闻名的国民党对沦陷区的恢复统治的行为，固然“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但将战时的管制体制以及相应的腐败行为顺延到原来的沦陷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太讲究规矩（或者说法制）的统治行为，不仅使一大批原本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的市民和知识分子迅速地丧失了对国民党的信心，而且导致他们不再相信国民党的任何官方话语。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准苏俄体制，因权力扩展而导致的腐败，由于缺乏乌托邦道德约束，又挟“胜利”之势，势必更加泛滥，竟然轻而易举地挥霍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民意资源，这在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时候，无疑是致命的。

很“洋化”的大学生毛培基之所以发生了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化，恐怕起因就在于他对国民党的失望甚至敌视。在北京城头换了旗帜的时候，大学生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和不满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但一步踏到共产主义阵营来，恐怕同样普遍地缺乏一点认识或者说勇气。

像毛培基这样原本没有什么进步背景，同时又身在具有美国和基督教背景的大学的人，居然如此快地接近“组织”，应该说与他个人的家庭际遇不无关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在欢呼胜利之余，忽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多少有点尴尬，一个“伪”字总是有形无形地晃在自家的头上。抗战八年，像梅兰芳、程砚秋那样蓄须明志，守着家底过日子的人能有几个，曾经找份像点样的事做的，这时就难免低人一等。甚至同样是大学生，那些颠沛流离跑到大后方吃老霉米的，和呆在家里吃日本人配给粉的，也有了高下之分，那时候甚至还流行“伪学生”这个说法，“伪学生”跟“伪军”“伪职员”同列，具有强烈的贬义。这种种道德性社会苛求，的确没法让毛培基这样的人高兴得起来。然而，解放了，情势居然一变，国民党一下子成了比汉奸还汉奸的坏东西（至少在人们心态中如此），原来某些足以自傲的资本，现在统统化为乌有，只要未曾参加过“文联”和“青先”这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原来的“伪学生”和抗日学生大家都一样了。知识界经历了一次重新的划线和排列，自然要依据新的价值和标准。

不过，尽管大家再一次感觉到了平等，毛培基甚至因平等的感觉而“进步“神速，但是这些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却依然有着大体相似的“思想问题“，比如，毛培基和许多人一样，“常有苏联侵略中国的感觉”，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耳闻目睹苏联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其实真是很难压住火。正是基于这种来自事实的感觉，使得毛培基对于新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感到“不放心”。虽然经过学习，毛培基自己说他提高了认识，想通了不少，说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剥削观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害是一致的，所以由无产阶级导领的国家，就必定是互助相关，决无利害冲突。”（原文就是将“领导”写成导领）显然，这种由大道理推导出来，无论如何都显得牵强的逻辑，是否能真的解决毛培基之类的思想顾虑，无疑是有问题的。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尽管有过50年代中苏的蜜月，但是两家最终还是闹翻了，反目不仅成仇，而且仇得超过了双方任何一个传统敌手，彻底地不共戴天，原来的旧账还是又在人们心目中被翻了出来，东北的老百姓，在控诉“新沙皇”的时候，有人说的竟然是当年苏联红军的那点恶心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跟现在许许多多类似的志愿书的命运不同（一般填了志愿书以后，只要支部大会通过，如无特别的意外，没有不批准的道理），毛培基最终被CANCEL（没被批准）了。显然，毛培基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构成了某种障碍，虽说解放仅仅才几个月，但地下工作时代那种大学生中的组织发展不太讲究成分的做法已经开始改变，而且，毛对自己历史的坦白和对革命的认识，没有使中共北京市委主管学校工作的组织部门满意，这份志愿书的最后批准机关的意见是“工作锻炼较少，政治觉悟较低，入团也不久，不批准入党。宜在团的教育下再多锻炼些时候，以明确其阶级立场。”也许，由于时代的缘故，毛培基的自传过于坦白过于真实了，几乎没有现在志愿书中惯见的套话、大话和空话，结果，影响到了他愿望的实现，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志愿书告诉了我们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透露了那个国共交替时代一个或者许多知识青年微妙的心态。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惟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的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矓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必须有保人的签字画押才算数，只不过学徒的契约更加苛刻。不知是中国特有的学徒文化暗中影响了静宜女子中学的办事人呢，还是真的担心学生在就学期间会惹出麻烦，因而未雨绸缪？不过，尽管俞佩兰女士就学的年代（1944年），中学生可能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稀罕些，但中国新教育经过近如年的发展，新式学校毕竟与传统以八股科考为目的的求学有了本质的不同，从求道意义的“知书达理”变成了含有技术教育内涵的培训，所以，也许在静宜女子中学的主持者看来，他们的学生也具有某些昔日学徒的性质。所以，学徒契约的内容出现在中学生的档案上，似乎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情，毕竟这样做对于基本上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的校方来说，可以省却许多管理上的麻烦，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蒙在传统学子身上的那层高人一等的面纱，在学校的管理人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

另外，这份学生档案的年代是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也就是1944年，那时，学校所在开封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所以学校除了英语外，还开设日语课，只不过，在成绩表上，日语课排得很靠后，安排在所有的副科末尾，而英语却排得特别靠前，明显属于“主科’。这比起“满洲国。的几乎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的安排来，有很大的差异。显然，静宜女子中学的这种安排，是不合日本人意的。不知道这种安排，是否表现了校方的某种意向。档案照片上的俞女士，年方十三，面目清秀，可以依稀看出她穿的是一件中式的白布衣服。女士的籍贯是河南开封，家住开封火神庙后街19号，父亲叫俞瑞生，在“电影界”，与当时的开封华北电影院有关系，看来可能是电影院的职员或者老板。俞女士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已经年逾古稀了。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两个婀娜多姿的中国姑娘在街头对舞，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围着看，姑娘头戴大草帽，一身公社“向阳花”的打扮，乍一看，以为从前的哪个公社宣传队在即兴演出，然而仔细一看就不对了，怎么周围的人个个都金发高鼻，睁着怪模怪样的蓝眼睛呢？原来，这是一张“文革”前夕的旧照片，地点在法国的马赛，人物是参加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再加上一大群当地的老百姓。照片的原说明为：“参加1965年9月底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在马赛街头进行乌兰牧骑式的演出，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图为中国学生在马赛街头演出‘丰收舞’。”话说到这里，要加一点注解，所谓的乌兰牧骑是内蒙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文艺宣传演出形式，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团体被分成一个个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牧区的放牧点演出，当时是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来推广的。

如果今天有哪几个中国姑娘在巴黎或者马赛甚至纽约的镐头即兴跳起舞来，也许有人会扭头看上一眼，但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可那是在1965年，走出国门来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除了使馆人员，扳起指头数恐怕数不到十。马赛虽然也是个见过世面的城市，这个举世闻名的法国第一大港，诞生过法国国歌《马赛曲》，孕育过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见过印度的蛇舞、埃及的肚皮舞、拉美的蒙哥拉舞和百老汇的踢踏舞，但是我敢说，在1965年9月底的那个晴朗的日子之前，决没有任何马赛人有福分见识过中国姑娘跳的丰收舞。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国姑娘出现在马赛本身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新闻了，更何况还有她们在街头翩翩的舞姿。

1965年在大多数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在它之前，中国度过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它之后，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夹在两个辉煌而轰动的“爆发。之间的1965年，似乎只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能吃上饱饭，商店里的货架上也有了东西的年月，那年的国庆，我所在的边境小城佳木斯还放了焰火。

可是实际上，1965年的中国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了。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要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最高层1963年和1964年接连两个措辞严厉的关于文艺的批示，已经将文艺界推到了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的门口。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刚刚露了几天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在这一年迅速地从舞台和荧幕上消失了。作为领袖批示的回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横空出世，不仅伟大领袖在轻歌曼舞中被托入奥林匹亚神山之巅，而且为后来遍地开花、以乌兰牧骑的形式唱响的颂歌定好了音准。

通过查阅当年的报纸，我得知这些在法国街头且歌且舞的年轻大学生共有七人，四男三女，四个跳舞，两个唱歌，还有一个是拉手风琴伴奏的。报上说他们跳了“红绸舞”“女民兵”“艰苦的岁月”“弓舞”“牧羊女”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丰收舞”。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赶着大车跑得欢》、《红梅赞》、《冬布拉》、《火车来到了戈壁滩》等当时中国的流行歌曲以及演奏了手风琴曲《回忆延安》、《扭起秧歌庆丰收》和颇为耐人寻味的法国歌曲《游击队员之歌》。不用说，在那个年月，这些演出节目都是经过多少个人和环节反复挑选斟酌出来的，当然还有权威部门的审批，不言而喻地带着时代的印记和挥之不去的火药味。照片上展示的“丰收舞”，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中性，其实也属于一个具有传统革命意义的舞蹈。1936年，当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踏进陕北苏区时，他的莱卡相机就曾经记录过由苏区工人剧团跳的“丰收舞”。这两种丰收舞向人们展示的并非一般的农产品的丰盈，以及农民的喜悦，而是红色事业的壮大和磅礴之势。

当然，这些中国大学生在法国的举动，还远没有到“输出革命”的地步，虽然在维兰诺罗佩演唱法国的《游击队员之歌》时，曾带动了一部分观众的跟唱，据说现场还有位法国人做了反感的表示——行了一个法西斯礼，退出场外，大家对此一片嘘声——显然离革命的骚动还差得远。他们所做的，更多的不过是展示自己，展示自己国家那时过于昂扬的精神状况。像一家法国地方报纸说的那样，是将“从人民公社的收割到长征，所有中国人民生活的这些阶段，都优美、轻快、精确地表演出来了。”而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对伟大领袖大声地歌颂，无论是“太阳’还是“舵手”不知道法国人体悟到了多少。我们只知道，据新华社记者说在尼姆有位老太太向中国学生要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尔后又跟着演出队看下一场，说是她还有一个女儿，所以还想要一枚。

不过，我们对这些报道好像不应该全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消息，说全世界人民如何如何地热爱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可是后来中国革命之花并没有在亚非拉开放。即使从那张丰收舞的照片上，我们也很难断定，围观的法国人是不是真的弄懂了中国姑娘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的脸上恐怕更多的还是好奇。但是，如果说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大学生们对于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革命的领袖完全没有热情，恐怕也未必是实情。那个时候，苏联的坦克还没有碾碎布拉格之春，法共的势力尚大，比法共更左倾的青年也大有人在，如雷蒙·阿隆所说，整个知识分子群对于左翼和革命的神话还没有破灭。虽然我们的记者说法国那些上不起大剧场的人非常欣赏中国的歌舞，但更可能恰恰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对这些怀有“毛主义”理想的中国同道更有亲和感。

在不久以后，当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这种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而且舞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万里之遥的法国似乎也有了反应，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着实把西方世界吓了一大跳，在那些上街游行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大学生中，还真有不少人手里就有那本林彪编的“小红书”，甚至据说还有自称“红卫兵”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与法国学者巴斯蒂女士谈起的一段有关她的往事。“文革”初年，还相当年轻的她正好在北京大学教法语，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所有的壮举，随后被遣返回国。回国后，赶上“五月风暴”，原本观点激进的她却毅然成了“保皇派”，不支持占领校园的学生。我想，如果有条件将当年西方所有激进的左派学生统统派去亲身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大部分人将会变成右派的。

我当然不是说法国的“五月风暴”与这些跳丰收舞的姑娘有关，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文化联欢节的时候，小红书还没问世，后来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学生们，也许有曾经看过“女民兵”和“丰收舞”的，可是这与他们后来的壮举到底有多少关系或者有没有关系都很难讲。不过，毕竟只有法国，能在几乎全世界（包括前社会主义阵营）都在与中国过不去的时候，会让一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乌兰牧骑在自己的国度里满世界转，也只有法国，才会发生好像是与中国的“文革”相呼应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不管怎么说，你得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佩服法国人的肚量。

当然，我们也许更应该佩服的是那七个拎着个道具箱，在法国从南到北一共演了20多场的大学生，佩服他们演技的精湛，他们意态的从容。我猜，他们可能不会是一般院校的学生，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应该是文艺院校的，至少也应该是一般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在这里，我权且充当一回蹩脚的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为他们报报幕：舞者——雨虹、张玉娟、陈克禹、陈丽文，歌者——范永生、热比亚，手风琴伴奏和独奏——任士荣。

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活着，虽然可能已是双鬓染霜，不过，他们应该记得这段对他们来说并不寻常的往事。

“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历史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地转，据说是螺旋式上升，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许多风云人物似乎是转眼之间就被旋了出来，变得不那么风云了，搁在历史的沙滩上，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若干有趣的回忆录，知道了若干从前我们特想知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令你读着读着就忍俊不禁，虽然笑过之后不免有几分苦涩。

我的手边就有这样的一本回忆录，名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作者是章含之。章女士系章士钊的养女，虽说不是章氏己出，但却是章门子女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当然，章含之的有名，并不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她的父亲，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几乎所有近代史上的大事都会有其身影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又跟毛泽东有着非常特殊的交情。

“文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特殊的岁月，对于后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段历史的神秘性，越是高层和核心的历史，就越是神秘。章含之恰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谜团重重的年月，由于特殊的机缘，出现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因而成为为数不多的频繁地露脸于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简报》上的“名人”。

名人的回忆自有名人的魅力，虽然章女士的文章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文采，显然不像她在书中多次自谦的那样，没有得到其父的真传。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弄历史的人来说，更感兴趣的则是书中披露的“消息’。章女士书中所披露的消息最刺激的，令我读后不得不写点什么的，是“文革”中章士钊给刘少奇写的一封信。

据章含之回忆，那是在1967年的3月初（10日之前），“打倒刘少奇”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章士钊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各写了一封信，意在调和他们的关系。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此前已经披露过，而给刘少奇的信，据我所知是首次面世，信中最关键的部分是这样一段“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闰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351页）原信看来是用老式的八行书格式写的，还是按旧时代的习惯，凡提及“润公”（毛）、“公”（刘）时，前面均要空格，以示尊敬。

章行老一辈子做调人，到了垂暮之年，还受中共委托，坐着轮椅不辞劳苦地到香港为国共牵线搭桥，结果客死在那里，但是这次给毛刘做调人却做得实在不太高明。其实，据《刘少奇年谱》记载，在章士钊的信发出之前，该年的1月1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最后的一面，在会面中，刘少奇虽然没有长跪不起，但已经像章士钊说的那样，将一切过错揽在了自己身上，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带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科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据说毛当时还劝慰了他几句，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然而，就在章士钊给毛刘二人写信后不久，针对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专案组”已经升格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刘少奇的悲剧已经依照稿本演出了。顺便说一句，专案组大概要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现象，国外学界已经有专门的研究。

诚然，当时章行老虽然在新中国已经过了18个春秋，但在旧中国过得更长，之于满清固然还算个斗士，之于民国却至少是半个遗老，虽说跟毛泽东过从甚密，但谈的都是诗书文章之类的旧事，自然民国积习难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出一点老天真，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其情可悯。不过，话又说回来，章士钊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搞不懂党内斗争，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时那些“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大搞防修反修的人们，包括刘少奇和哭着喊着要揪他出来的红卫兵们，其实也未必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当时就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坦白地承认他不明白，红卫兵小将们当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可是后来打“5.16”分子，上山下乡之后，却又糊涂了）。不仅当时不明白，大多数过来的人到今天可能还是不明白。也许有个别人明白，装不明白。

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文革”，真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国外似乎更多地纠缠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国内则长期以来，一直将之归咎为毛泽东对某种理论蓝图的特殊爱好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好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毛刘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设想和操作方式的分歧，其实，由此出发，我们完全可以通向关于“文革“起源的另一种解说。

显然，“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考“文革”必须从中共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去想问题。建国以来，学习苏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随着学习进程，中国逐渐从“一五计划”时不知计划为何物的状况，进步到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学得有模有样了，建设事业也连带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中国人开始反思前阶段对苏联的学习，这种毛泽东带头进行的反思，在反右运动和中苏磨擦的刺激下，结果是形成了另一种建设模式，即秦晖所谓的“命令经济”模式。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大规模试验，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过于惨重，此前已经定下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一线二线领导结构，开始落到了实处，党和国家真的开始形成两个中心。“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实际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模式，其内涵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严密计划和平衡对称的经济结构，以及按部就班的生产过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机制，即所谓的官僚制、科层制，以及讲究程序的操作机制，照章办事甚至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而命令经济虽然并没有像它的“兄弟’那样定型，但依然有着某些截然相反的属性，那就是群众运动，不讲常规，不断突破制度的限制等等特质。显然，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是个对经济建设既不懂行，又不热衷的人。其实，毛泽东比谁都在意有无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从《资本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直都在读。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特性，对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群众运动政治操作和不讲常规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大手笔的涂抹下，常常有出奇制胜的神效。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具有成型经验的苏联和更为强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学习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系显然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否则就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扫地出门）。然而，随着这种过于规范的体制在中国逐渐扎根，而且成就斐然，毛泽东和这种体制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凸显。当然，毛泽东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这个体系的理论，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但是他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他以往的成功，阻碍了他的这种尝试，一位公认的伟大领袖，实际上置身国家建设的事外，这种地位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另起炉灶。当中国正在大规模地享用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时候（1956年），却要大张旗鼓地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病，走自己的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按常理是讲不通的。其时，即使在苏联，也只是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已，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开始。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还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可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势必、也必须成为党的核心事业和中心工作，所以，尽管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但经济建设的中心却没有变。只是苏联模式的“马钢宪法”变成了中国的“鞍钢宪法”，制度和常规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当然，这时期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建设，也是空前绝后的，只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建设最后变成了空前绝后的破坏，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

跟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威信乃至地位。相对于毛泽东那又多又巨大、近乎神迹的功业，在一个惯于迷信伟人的国度里，尽管这个伟人遭遇了空前的失败，即使有损伤，也只伤及皮毛而已，更何况，其时失败的责任在老百姓那里并不完全明朗。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随着困难时期的调整整顿而卷土重来，而且大得人心。一线领导不仅在事实上形成了另一个中心，而且正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个中心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足以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但如果任其在这条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国早晚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在苏联体制下，毛泽东即使能够保住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施展拳脚的机会，历史将带这个有过太多风光的伟人步入落寞。

所以，无论苏联是否改革，都会被判定为“修正主义”（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看当时以批判修正主义而著名的“九评”，那里有多少批计划经济的内容，后来在“文革”中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怎样将计划体制打得粉碎的），而中国的一线领导，无论为首者是否为刘少奇，都迟早会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挂上钩，最终被打倒。只是刚刚经历了失败，而且一线领导又过于得人心，尤其是得中层和基层官员之心，以至于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过程，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1962年，在经济形势刚刚有所缓解，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在意建设，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告诉全党，他并没有认输，他的模式并没有错，错是出在执行的过程，错在党内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捣乱，而革命是可以促生产的。然而，由于整个经济形势依然很不乐观，所以，毛泽东只好做出妥协，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不将全会的决议向下传达，所以反击在此时只打出了口号。

不过，只要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那么中国的“修正主义”被打倒是早晚的事。

由于毛泽东政治操作的惯用方式是运动，所以，他的反击也自然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实际上，“文革”在1963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就开始了。一贯相信农民、习惯于从农民身上汲取力量的毛泽东，此次还是习惯性地想借助农民实现他的目的，至少，他希望农民可以再做一次“革命先锋”。这就是为什么在而后的“四清”运动中，居然又发生了从前在解放区土改时才出现的现象，中共自己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被绕开，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队，在农村成立了类似当年贫农团式的“贫下中农协会”，作为运动的权力中心。然而，农民毕竟是被饿怕了，锐气已无。运动进行了一年多，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火烧到那个司令部头上，只是殃及了大批倒霉的农村干部。于是，一向对运动非常热心的毛，突然之间再也不理会“四清”了，既不听汇报，也不下指示。他将目光投到了城市，发现这次学生才是做“革命先锋”的合适人选，结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文化革命”，而且指定在文教领域展开。

果然，受到鼓励和暗示的学生，如愿地成了革命先锋，而建国以来从来没有提倡过的“学生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还幻想着要控制局面的刘少奇等人，果然因“镇压学生运动”而引火烧身。最终，就出现了章士钊写信时的那种情景，“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其实，章士钊不懂，这里不是毛刘个人之间的矛盾，换一个别的什么人，只要他处在刘的位置，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谁，那个“司令部”必须倒台，毛泽东其实说得很明白。

至于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冲击几乎所有的干部，以至于导致国家几乎瘫痪，那是因为在打倒另一个中心的同时，往往需要进行政治的重新整合，确立干部们对本中心的绝对依附，显然，不经过冲击，重新整合是不可能的。由此造成的天下大乱，虽然有点始料未及，但也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是在“文革”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它更多是着眼于事后的解释，而非事先的指导，当这个理论发展成“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时候，连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理论对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此前的思想已经过于“修正”了。

所以，尽管毛泽东似乎特别喜欢强调理论，但理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看到，在“文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终毛之世，社会生产始终是在“抓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两学运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基调（以前者为最），而两学运动，本质上就是以清教禁欲式的群众运动搞经济。1975年邓小平复出，刚刚对命令经济有所调整，结果触犯了大忌，再一次被打倒。毛的晚年，他的经济模式已经化为他和他事业的象征，无论如何都动不得。

可以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以极其理性思考，设计出的政治运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捍卫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建设模式，而首当其冲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没有明白个中的道理，所以，在他而言，不存在有意识的抵抗，而“文革”中所出现的抵抗，大多是运动冲击到制度与体制时发生的自然反弹，所以，在毛泽东有计划的反击下，不堪一击。然而，经济建设跟打仗不一样，在毛泽东的模式被拉到中国建设的主轨道上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革命的刺激下生产飞速前进，在经济领域许多的“毛泽东思想胜利凯歌”，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泡沫，按他的思路，只好一次次加大革命的刺激强度，“文革”的大运动中，套上一个接一个的小运动，当然，越刺激效果越差。正像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对一个外国记者讲的，不管理论上有多么正确，没有胜利群众是不会跟你走的。摧毁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击虽然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他心爱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毛泽东才会有那样的悲哀，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失败。

“文革”的发生，距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当年章士钊弄不清的事情，今天的我们应该能看清了，也应该看清了。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今年过年的时候，见我闲得无聊，几个电视界的朋友弄来了他们拍的一个小小的纪录片——《听樊修章老人讲过去的故事》。片子很简单，只是讲了一个普通人在过去一连串运动中的故事。当然，此公是个有文化的人，一生做过最显赫的事情是翻译了《浮士德》。据说他的译本是最好的，这点我可以同意，因为最早看郭沫若的译本，越看越觉得歌德不怎么样，到后来看了樊修章的本子，才知道《浮士德》原来竟然是这么美的。不过，除此以外，老人好像就是养过很多头猪，也杀过很多猪而已。

人生识字忧患始，老人一生的悲剧似乎只因为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老人不是新中国的阶级异类，如果不是他发愤读书，以好得不能再好的成绩在195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么他最悲惨的遭遇，可能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其实更大的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至少有中学文化，很可能会做个公社干部，顶多在“文革”时挨点小批斗，波澜不惊地过一辈子，总不至于像他所遭遇的那样，一次次地被整个半死或者大半死，而且罪及妻孥，更不可能在人家整他的间休期间，因为看不到书，而像《象棋的故事》里的博士那样几乎发疯。

新中国的民众意识变迁，是一个以阶级意识代替人性意识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有“原罪”的人，注定是要变成非人，一些非人早一点进了牲口棚或者上了屠宰台，一些晚一点，但早晚都逃不脱，老早就已经入了“资产阶级”的另册。更有意思的是，原罪队伍在某个时间段，居然可以不断地扩大，樊修章就是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在人家的动员下，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于是一个原本出身还好的人，跨进了原罪者的行列。不过，反右运动结束，经过历次运动的积累，所有地、富、反、坏、右项目凑齐，原罪队伍基本也就定型了。后来再想在名单里填点项目，好像还真是有点难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部分都平反了，所以“四清”运动的时候，全国农村干部连一个地富出身都没有，却骇人听闻地说全国大多数的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棒子还是往已经打得稀烂的原罪队伍的屁股上打。自“四清”运动末期到“文革”，史无前例地弄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目，乍一看，好像有原罪队伍扩军之嫌，但是且慢，如果当权的只有走资派这一项头衔，那么用不着等到运动结束，他就会被解放，重新被结合进权力中心，继续做他的当权派。真正倒霉的往往有着跟原罪类似的嫌疑，比如叛徒什么的。

现在一谈到“文革”，好像就是一大堆走资派和名人受难的故事，好像真的出现过底层的人们翻身，打倒官僚主义的好日子。其实，不充分考虑“阶级意识”四个字，根本就无法理解“文革”。实际上，“文革”不过是一连串群众运动中的一个大个的，之所以“文革’最早被视为灾难或者浩劫，只是因为居然整到了原来运动的组织者头上，不由得不让人好生伤感。就像当年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杀“两脚羊”（大西军给老百姓起的名字）的时候，大家还过得去，可是等杀到杀人者的头时，大家未免感慨系之，于是乎，一哄而散，活下来的也开始“批判”主公了。其实，说到底，每次运动，包括“文革”，最终都是那些有原罪的人最倒霉，其次就是那些稀里糊涂卷进去的普通老百姓。那个时候，真正底层的人们，别说翻身出气，就连这样想想都是罪过，是自己不能饶恕自己的罪过。可惜的是，到现在为止，包括那些明智的研究者，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过这些人的命运，人们所说的底层，已经理所当然地将他们排除了（下意识的）。可是，这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上千万个。像樊修章这样，后天获得“原罪’的人们当然还算幸运的，毕竟还有“改正”“平反”，还有人写文章、甚至拍电影电视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文化人，甚至是大文化人。但是，原罪队伍顶着其他项目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农村的同类，那些被杀死、整死、整得半死的人们呢？有谁问过，他们的地主富农的身份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就算是真的地主富农，解放前剥削过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活该一次次往死了整吗？

没错，走资派是挨过斗，有的人斗得还挺惨，但他们毕竟有一批批“解放”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被挂起来没有事做，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自杀和被关进监狱。而那些有原罪的人们，在运动中被打死、折磨死、被专政机关专政掉的有多少呢？用不着统计，至少几十倍于走资派。“文革”十年，里面不知有多少小运动、中运动，每次运动，不，一有风吹草动，这些有原罪的人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且越讲越激烈，越残酷。

我属于像樊修章那样有原罪者的子女，当时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就是更可能的是可以教育不好，从上代人开始，就已经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那样“黜为农”了。不过，还好，毕竟没有生活在将我们这种人成批杀掉的地方，只是要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活靶子，一条小命庶几可以保全。农村的社区就是有这样的机制，上面有点事就推出这些天生的倒霉蛋顶缸，从而保护了一大片。成分好的人，即使犯了错，也容易将罪过栽到某些特定的人头上，反正统统是受了蛊惑和欺骗。连孩子圈也不例外，只要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么承担罪过多少算是一项义不能辞的义务。无论怎样没招人没惹人，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都会让你检讨，或者干脆拉上讲台批判。

纪录片里的樊修章说到伤心处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要问，为什么没招谁、没惹谁，我要受这个罪？为什么我只是要过几天正常人的日子，却偏不让我过？为什么那些跟我无冤无仇的人要把我往死里整？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没有人，只有“类兽人”。被整者在整人者的眼里不是人，打也罢，杀也罢，都引不起他们的怜悯，不过也不是动物，因为在那个百物短缺的年代，如果真当动物的话，应该被吃掉才是。同时，整人者也在整人的过程中变成了非人，当然也不是兽，兽怎么能有如此高明的整人手法，怎么可能整了人，还得让人一次次地痛骂自己，感谢挨整？且不谈那些精巧而又残忍的刑罚了。有人说，那时候人与人是“狼与狼。或者“狼同志与狼同志”的关系，其实，真是污蔑了狼。

更加戏剧性的是，有原罪的一群不仅在“革命群众”眼里不是人，他们自己在实质上也不是人。在“文革”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当有人在台上坐喷气式的时候，最早冲上去动手开打的，往往是他们的原罪同类，这些人只是暂时还没有被揪上台而已。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有位出身不错的男老师属于“特别能战斗’一党，在发动学生，斗我们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女老师的时候，不顾人家怀着八个月的身孕，硬是在女老师的脖子上挂上装满石头的大铁桶游街，甚至这位女老师自杀了，还要带领学生开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还以为人家是革命立场坚定，后来才知道这位仁兄其实当年也做过右派，不过是借战斗向人表白，自己本该是“这边的”而已。那些扯着上了绞架的同类的脚，以表明自己立场的人，并没有因此得到宽恕，最后是谁也跑不掉。蹿上跳下，效果虽然不错，也只是给人表演了一出出活狗咬死狗的戏。

无庸讳言，当时的我跟樊修章一样，也想着什么时候有一天，能赎掉自己的原罪，甚至也幻想过也变成有资格整人的人。为此，当时特别想的事，就是在某次救火的时候，玩命冲上去，成为英雄，从此洗净自己。可惜，当时我太小了，冲是冲过了，却始终没有当上英雄。其实，当时就是当上了，身份也依然改变不了，不过就是从“可以教育好”到“教育好了”而已，想要洗干净，门儿都没有。樊修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在那个时候，要想自己是个东西，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不是东西。可是，说实在的，那时候很可能我们连变不是东西的资格都没有。

长大以后，看过了建国以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悟到原来这种活狗咬死狗的事情一直就没有断过。每次运动，总有一批挨斗的人被他们的同类咬，然后下一批，大家越咬越顺，越咬越激烈，真叫名副其实的口诛笔伐（一部中国当代思想史，实际上就是批判和检讨史，本有心把这东西编出来，让后来的人们看看，可是担心名人和他们的后代跟我打官司，最后还是罢了）。

那些口口声声讲“文革”反官僚主义的人们，其实是对领袖的著作学得不深不透，以至于没有弄懂什么叫阶级斗争。领袖说得很明白，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过七八年，又来一次。那个时代的某高层领导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是领袖容不得中国有余钱剩米，有点东西就要折腾事。话虽不假，但折腾却不能只赖领袖一个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要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未必就不要运动。改革开放以后，明确宣布不搞运动了，多少人活活憋杀，结果还是搞了不少运动。所有体系中人，只要不运动到自家头上，其实心情还是蛮舒畅的。谁说整人没有乐趣？否则挨整的人干吗交代得那么细？整人的人尤其乐意挖掘人家的私生活，如果稍微有点色彩，那么就会“做过细的工作”，直到情节丰满，细节充实而后已。谓予不信，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设法看看我们陈年的人事档案，那里面白纸黑字，清楚得很，也生动得很。

当然，“文革”之前的运动跟“文革”还是有点区别，最关键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依靠组织。自古以来，中国人早就该学会了怎么样辨别官样文章和文章背后的真实意思。即使是“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真的是要防止什么资本主义复辟。按正统话语，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根本就没什么资本主义，何谈复辟？最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居然割到了农民养的几只下蛋换盐吃的老母鸡头上。我想，上头再糊涂，恐怕也糊涂不到这个地步，什么叫资本主义，那个时候老百姓不明白，上头的人总是要明白点的，来自西方世界的好东西，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断了进口（帝国主义虽然封锁，我们还有香港），西方的信息，也没断了有一帮人在给领袖翻译。享受这样多信息的人，即使再糊涂，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跟我们社会的区别，总能有点认识。所以说，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只是一种说法，大家要理解，靠运动吃饭的人（其实还有机器），不运动，怎么活呢？

最后，我必须提一句的是，这个纪录片是不能公开播放的，即所谓的地下片子。其实，它所有的只是一个老人讲了些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还是见不得天日。小时候，总是听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可惜的是，现在要讲过去的故事，也没那么容易。

乡下人的革命性

在中国这个地方谈论乡下人的革命性显然有废话的嫌疑，谁不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乡下人的专利，伟大的工人阶级开始还充了几天革命的领导，后来实在领导不下去了，只好呆在城里看热闹。原因很简单，当年工人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农民好，而且好得多，进城的农民，好不容易才混上了工人的饭碗，当然不会情愿将它丢了，所以，只有在工人运动合法的时候，还能搞起什么大罢工，一旦如吴佩孚之流的军阀翻了脸，开始镇压罢工，那么工人运动也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后来搞起武装斗争了，革命就是造反，杀头的买卖，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乐意干。晚清以来搞现代化搞得城乡进入了二元轨道，城市虽然不见得兴旺，农村倒是一天比一天地惨，当然乡下乐意生事的人就多一点，所以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才闹得凶——即今天的老区是也。李立三当家的时候，逼着苏南一些农村的共产党人暴动，被逼急了，精明的乘天黑把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搬出几个来丢在茅厕里，就算革过命了；笨的一条麻绳将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也算是革命，而且到底了。不过，这种越穷越革命的道理似乎也就是表面上说得通，细究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苏维埃时期中国西北都穷，为什么就陕北闹了革命？跟江西比，西北更穷，为什么江西革命闹得更凶？无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正经八百的农民显然比城里人更能忍受苦难和不公，被逼无奈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告状、逃亡、等死和造反。事实证明，选择前三者的似乎要更多一点，造反都难，更何况革命。看了黄树民先生的《林村的故事》，我最想说的话题，就是农民的革命性，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被说成是一场革命，所以，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

实际上，在我看来，正经八百的农民基本上就缺乏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公艺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王学泰先生是研究游民文化的专家，在他看来，农民里想造反的不多，造反的大多是脱离了土地的游民，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所以，即使是现代的农民革命，也绝对离不开游民。有些人总是批评共产党在搞土改的时候依靠流氓无产者，更早一些，当年大革命时的湖南农民运动，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先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在农民协会里“称王”，因而被人讥为“痞子运动”。其实，将这些人搅进来绝非共产党人的本意，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而，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事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儿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带有如此强烈的清教道德主义色彩的革命，会允许毫无操守可言的流氓无产者厕身其间，而且占据中心地位？其实部分原因就是农民的革命性太差，而革命的既定目标又得实现，所以即使是那些怀有一腔理想主义道德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和那些“勇敢分子”相结合。不过一旦这种结合实现了，那么所有这些“勇敢分子”过去的劣迹和不道德都在革命的需求面前被忽略了，一“革”遮百丑，不仅遮百丑，而且他们对革命的积极和忠诚被说成是一种新的道德、或者说更高道德的禀赋，相对于这种更高的道德，过去不为人齿的德行自然化为小节了。正因为如此，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滥变为村里的人上人。而当革命后第一代精英需要被牺牲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勇敢分子”站出来，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不堪，依然会得到认可。《林村的故事》里，“四清”运动中那个连妻儿都可以抛弃的透顶无赖林山（这在农村一般被视为最不道德的行为），居然恩将仇报地把将自己妻儿养大的族兄诬为漏网地主，但是这种被村人公认的“没天理，丧天良”之举，居然得到“四清’工作队的支持，结果是好人反遭恶报，被斗得半死。在这里，并没有人认可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工作队鼓励的只是革命的积极性，既然革命需要找出漏网的地主，那么，只要合乎这个大目标，日常的道德也就只好让路了。不过，虽然不断地有“勇敢分子”掺和进来，但是革命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进了革命队伍的游民，无论如何都要收敛自己的积习，除非你战功赫赫，升到了某种特别高的位置上。在革命大家庭里，不仅共产主义道德要讲，而且讲得颇有清教徒的味道，一旦革命的气氛已成，农民都跟进了，如果老三老四还是恶习不改，有损党的形象，那么他们也是会被抛弃的，只是抛弃的时候手法比之阶级敌人要温柔多了。我小时候曾经见过一个已经失势的土改积极分子，老农民党员，天天挎着个脏兮兮到了几乎看不清颜色的书包到处走，周围几个村庄，只要谁家请客，准有他在座，号称是“请客不请我，这事犯啰唆，多我一双筷，我能吃多少。”真要是不请他，他还真的就给你捣乱，重则找借口反映你的“情况”，轻则上门撒泼耍赖。如此坚持继续革命十几年，虽然已经失势多年，却从没有人把他怎么样过。

好在，农民虽然缺乏革命性，但并不缺少革命的跟进性，尤其当一个新世界被昭示给他们的时候，许多的承诺自然会带来许多的希冀，特别是，革命的清教色彩在革命的凯歌行进时期，毕竟还在弥漫，至少在中下层的干部中间还被视为美德，被革命请出山的“勇敢分子”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换一副面孔混迹革命，那么在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以后，往往会被淘汰，被比较干净的年轻人取代，革命的纯洁因而得以保持。关键是，解放以来，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狂欢，至少对年轻人有着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所以，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不乏疑惑甚至不满，农民还是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中跟进，以热情和积极换取那据说在不远的未来就能实现的承诺。虽然，在大跃进到来的时候，美好的承诺变成了连年的饥饿，从此，农民对粮食的渴望使得革命的跟进性消淡了许多，但是，只要革命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大家也还是跟着，虽然热情已经大不如前了。再加上多年对农村准军事化的改造，老的游民锐气已消，新的游民又无从产生，结果是在农村，革命自大跃进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降路线。

大饥馑刚刚过去就发动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专门针对农村和农民，甚至说像给过去的失败找替罪羊，给农民一个说法的一场“革命”。领导“四清”运动的国家主席，就像当年领导解放区土改一样，抛开原有农村基层组织，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直接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一时间，解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乡村精英几乎全部成了斗争对象，斗垮了干部，然后再重新划地主，将所谓漏网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实现农民的二次解放。但是农民对这二次解放，其热情比之第一次解放可谓天壤之别，连“勇敢分子”比之从前也有猫虎之别，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村的那位背信弃义的林山，虽然无耻的程度不减当年，但冲劲与狠劲比吴家兄弟可差远了。接下来，国家主席和他热情的夫人发现他们原来错会了意，运动其实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乡下和城里感觉大不一样，城里锣鼓喧天的时候，乡下可能鸡犬不惊，连农村的红卫兵都嫌乡下闹不起劲，纷纷进城去做革命的马后卒。这回革命先锋轮到了学生，而学生再狠也狠不过当年做过流氓的前辈，后来经前辈的点拨，也狠了起来，但那是在城里。当然，某些偏僻山区也发生过将出身不好的人全杀掉的惨剧，但毕竟是零星的个案，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大的波澜都发生在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农村里不是没有“阶级斗争”，只是任谁家里都没了油水，一次次斗那些死老虎，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精神，实际上，任凭上面怎么号召，农民似乎已经被整疲了，反正怎么革命，怎么跟革命，只要不跳出龙门，都混不饱肚子。所以，后来的人们回忆“文革”，乡下人和城里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就像《林村的故事》里的叶书记讲的那样，乡下对“文革”根本没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只是由于流传的铺天盖地都是城里人有关“文革”的故事，后来和外面的人才以为当时全国都一样的疯狂，其实，乡下只抽了几下筋而已。不仅如此，就那个时代而言，乡下似乎还因为“文革”的缘故感觉到了某种优势。

作为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运动，农村贫下中农的地位被提到了仅次于解放军的高度，其荣耀感总可以有一说。“文革”中农村的教育发展得虽然有点像大跃进，但毕竟使农民的孩子有了空前绝后的入学率。赤脚医生虽说水平不高，但毕竟让农民有了医药，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场运动，农村的干部们大多噤若寒蝉，像《林村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连吃饭都不敢比别人多吃一口的虽然也不多，但作威作福的毕竟少多了。前段时间，某位海归学人写高家村的故事，由于说了几句“文革”时期高家村还不错之类的话，曾经引来一片讨伐声。依我看，这里，主要是因为城乡感觉的差异造成的误会，乡下人革命性包括革命跟进性减退，也要负点责任，闹不起来，破坏就少，那点实惠的事情就都露在外面了。当然，乡下的“文化大革命”感觉不那么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乡下就不惨，恰恰相反，是因为那里惨透了，连二两油都榨不出来，所以才闹得不凶。当时农村几乎所有人（包括一些老实巴交的干部）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穷一点的地方，吃盐都要靠老太太的鸡屁股银行，就这样还要学大寨，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算磨洋工也得在日头底下晒着），自带干粮无偿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能给后人造了些福，但在当时确是地道的苛政）。革命热火劲过去了，革命先锋没用了，城里安置不下那么多学生了，就统统打发到乡下，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不是跟农民争饭吃。

说到底，像“文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想要动起来必须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当年义和团起来的时候还有人供应大饼呢，而“文革”时期的农村，连大饼都没有，所以红卫兵在农村也就起不来，只好进城。也许，大家都在等有了家底了再折腾。

其实，革命对于农村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营造了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活的氛围，越是接近农村的权力结构，这种氛围就越是浓烈，这是一种如《林村的故事》所讲述的村人相互仇视和防嫌的氛围。并没有哪个领袖喜欢这种氛围，然而没有这种氛围，革命就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氛围里，亲情、乡谊和乡里道义被一次次碾碎，日常伦理被践踏。人分左中右，等于三六九等，那些被定为高成分的人，永久地被打入另册，只要有一点运动或者革命的压力，周围的人就会自觉地以攻击他们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人们相互的告讦从针对另册人物始，很快就传染开来，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运动的主导者，无一例外地会将这种告讦视为“革命性’，如果这算是革命性的话，农民的革命性是在不断地增强的，没有运动，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然而一进人运动状态，人人就立马变了模样，手可以打人，嘴可以吃人。在《林村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会由于一首诗而被告发，一个农民怎样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进了监狱。村里的权力斗争，可以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有巫术暗算，也有致人死命的伤害，因此而丧命的人，只因为出身不好，就死了白死，没人过问。我们说，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丝毫的地域特殊性，在任何地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堆。运动，就意味着人整人。问题是，在经过多次的运动以后，即使不再有运动了，氛围却会留传下来，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生活。

经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伴随着对大包干的热情，争先恐后地告别上个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人手N套的《毛泽东选集》和小红书，以及每人一把都不止的毛泽东像章，迅速地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居然进了古旧市场，成为人们收藏的“文物’。然而，曾几何时，告别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就开始怀旧了。像《林村的故事》里那个将海外来的黄教授当成毛泽东派来的救苦人的老妇人固然不多，但怀念毛泽东的农民却并不在少数，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人也大有人在。尽管革命也许有鸦片一样的成瘾性，但我相信绝对多数渴望“革命’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回到过去，只是对现实不满乃至愤怒罢了。靠近厦门特区的林村，由于得风气之先，走出了三农的困境，那里的人们，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民了，然而，更多的中国农民没林村人那么幸运，他们不仅在国家的加速现代化过程中，再一次成为供在资本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且饱受着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特殊的“革命性”的折磨，人们被害，也害人，村庄里的权

力斗争愈演愈烈，而权杖的挥舞也愈见霸道。

“行政分权”话古今

中国的事从来都难办，政治尤甚。长期以来，承认权力需要制衡都成了禁区，不许谈，更不许讨论。殊不知，古人的制度也有权力的制衡，否则怎么会有行政、监察和兵权的各自独立与相互牵制（从秦始皇开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足鼎立），怎么会有相权的分割，怎么会有一责多任的官制。我们之所以称古代为专制体制，只是在制度安排上，没有设计对皇权的制约而已（实际的制约也有，比如，皇帝的政治权威之外，还存在一个名叫孔子的理论权威）。现在好了，行政改革已经启动，深圳开始实行行政分权的试点。于是，学界一片叫好，即使对政府最不满的人也以为，至少人家已经承认了权力需要制衡，怎么说也是个进步。

行政分权，尤其是地方行政分权是进步吗？否。至少从制度上讲，这只是古已有之的旧货色。中央一级的行政分权，实际上从魏晋实行三省制就从制度上开始确立，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这一制度到了隋唐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三省长官，同为宰相，最高行政首脑被一分为三。至于地方行政的分权，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朱元璋打天下，继承了蒙古人留下的行省制度，为了担心如此大区域的地方长官尾大不掉，改掉元代的行中书省体制，变为三司并立，主管民政财政的布政使司，主管刑政和监察的按察使司和主管兵政的都指挥使司。三司平级，各不相属，不仅事权分割而交叉，而且还在制度安排上鼓励各司长官互相纠弹，以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之效。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显然是没有如朱元璋的如意算盘。三司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固然有之，但那是办正经事的时候，相互监督也有，那是在彼此闹翻挟私报复的时候。更多的情况是，有捞好处的时候则彼此心照不宣，甚至相互勾结，有难办事务的时候，互相推诿，用脚说话，踢皮球。行政分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而且对地方官营私舞弊也没有多少抑制的作用。所以，明朝从建立，就不断地向地方上派遣巡按御史，考察吏治，干巡也巡不明白，只有在老百姓的戏剧里，八府巡按才能够肃清吏治，惩治贪官。最后地方普遍地出现危机，只能派出集监察官和军事长官为一身的巡抚与总督，凌驾三司之上，于是体制又回到了地方行政专权的老路上。

人们总是设想三权分立可以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但是，大家似乎忘了，三权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勾结达成某种默契。相互勾结的交易成本虽然高一点（一般也就是初次成本较高，一旦形成某种隐性制度，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但收益却也非常之高，而且从长远看，操作顺当，也合乎人情或者说官情。所以，凡发达的民主国家，不仅三权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就安排许多彼此交易的障碍，而且关键是这些国家都存在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存在发达而且代表各方利益的传媒。也就是说，在三权分立的背后，还存在第四甚至第五权，有这些权力在背后盯着，政治只能在尽可能公开透明环境下进行，黑幕交易做起来太难。

至于地方行政层面上的分权，好像其最大的意义，莫过于防止地方权力的过大，对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无疑是有用的。凡是前代地方尾大不掉的，下一代往往就要安排分权的制度，宋代矫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阀专权之弊，每一级地方官都派出若干同级官员，比如府一级，并设知府、同知和通判等等，将权力分割，彼此牵制。明代的三司体制，实际上也是对元代庞大的行中书省的一种矫枉。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没有遏止腐败的原意，但一进入操作环节，这种原意也就灰飞烟灭了。中国的官僚虽然内部派系纷纭，但他们对于自己的总体利益一向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虽然姓氏各异，地望不同，但却同属于上流社会。没有官，就谈不上绅，没有做官得到的利益，就构不成上流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本身是有变动的）。所以，无论制度安排怎样地合理，都不会真正对官员获取好处制造真正的障碍，如果有障碍的话，也会被在制度运作中消化掉。因为那个社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更没有市民社会。乡绅主导的乡村社会虽然会对官吏的过分横暴有所阻碍，但注意，只是过分横暴而已。从根本上说，乡绅与官僚并不是对立的两个阶层，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在古代社会，对于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来说，在忠诚与效率之间，一般都向忠诚一侧倾斜，尤其是当中央政府感到自己控制力减弱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尽管地方行政分权明摆着会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运转不灵，但它却依然可以忍受，大不了在事情紧急的时候，采取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来弥补。反正社会慢慢腾腾地往前走，不讲效率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效率是这个社会的生命（记得深圳的座右铭就是：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如果我们的行政改革只是强化了中央的权力，而牺牲掉的却是地方行政的效率，对消除腐败防止权力的滥用也没有多少效用，那么，这种改革是不是进步只有天知道。事实上，仅仅承认权力的制衡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就叫进步的话，那么只能说我们以前的某些认识，还停留在秦始皇之前。

有时，我们总觉得自己早就走出了中世纪，已经可以跟发达的欧美踮起脚来比高低，其实呢，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跟古人其实还是没有多少分别。

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做的第一步，首先是给人们自由，给人们经营的自由，按自己喜欢而且可能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由，说话而且有地方表达的自由，保障人们的私有财产，保障其取得和保存以及再生产的权利。我看，还是将这一步迈踏实了再说。

随感涂鸦

卷简介

不会画画的人画的画，或者明明会画却自谦说不会的，都说是涂鸦。中国人从来写字和画画不分家，所以我每每有感而发，顺手写点什么的时候，总觉得像小时候信手涂的图画，那时候不识字，每涂都表达了我某种想法。如鲁迅先生小时候“射死八斤”之类的声讨画，我也常画，而且画得比先生当年还恶劣。大了以后，能写文章了（或者说自以为能写文章了），自然也就不好意思再乱涂，结果文章就变成了儿时的涂鸦。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眼下，NGO (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国人的关注，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那里，NGO涉及文化、教育、慈善、环保、卫生、宗教、就业、商业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只要踏出国门，似乎连吃饭拉屎都能碰上NGO。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各种慈善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等，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赢利，三是在政府之外，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是这种非政府组织目前还存在有很浓的官方色彩，以至于有人根本不认为它们是中国的NGO。倒是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如山东荣城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不仅运作良好，而且性质上更接近西方的NGO。这些组织一出世，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中国进入WTO之后，实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发展NGO看来是一条无可替代的途径。

那么，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中国要想发展NGO，只能着眼于引进呢？否。实际上，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中间虽经社会主义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多少有些死灰复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织，就是一例。

一，介山庙的庙产管理组织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关的一座傍临汨罗江的山上，这个庙，似乎跟佛、道两家关系都不大，庙里供奉的主神名叫陈公昭，据说是一位曾经在武当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后似乎并没有多少名声，只是不知怎么就传出来说他在太平军的一支经过平江时，曾经显灵退了太平军。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头烂额的朝廷巴不得出点“神迹”，于是捕风捉影地就报了上去，结果陈道士被封为真人，同治年间又修了这座庙来供奉他。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头脑，他们很快就在庙里塞进了私货，一位被人称为介山老爷的神被请进神座上，据说是位民间医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对儿科尤其擅长。介山老爷虽然在庙里位在陈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盖一样，坐在上座不过是摆摆样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爷，日子久了甚至连庙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庙的庙务管理组织是1989年寺庙重建时成立的。庙宇的重建完全出于民间的自发，政府没有拨一分钱，但是盖庙总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就凑在一起选举出了一个管理组。庙盖好之后，管理组没有解散，继续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届，每届都是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上千。现在的管理组由9人组成，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管财务、总务和基建。除了常设的九人小组之外，管委会的办公室还挂着一个写有40人名单和联系电话的“联络图”，据负责人刘妙涛说，这些人只要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管理组下分七个小组：财务组、后勤组、卫生组、茶水组、香火组、接待组和保卫组。每组由核心组成员带上几个联络图上标出的外围组人员组成，平时每日保证三四人值班，每逢庙会和春节期间，全体都要出动。管理组的成员都是尽义务，1995年以前连中饭都自己带，后来财务状况好了，也只有几个人有少量的补贴，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

介山庙最忙的时候是庙会和春节，阴历5月24日相传是介山老爷的生日，在生日前后和春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届时不仅平江四乡的人要来参加，周围县市乃至长沙、湖北的都有来上香的。到时候管理组不仅要安排戏乐活动（花鼓戏和皮影戏，我在庙里还看到了一副皮影戏的戏台），收取香客额外的布施，供应茶水和负责接待与维持秩序，还要安排一个宴会，参加宴会者都要买饭票（给多给少随缘，等于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

当然，跟其他地方庙会一样，赶会的人既来上香礼神，也是参与娱乐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管理组头上。在管理组的管理下，庙产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将寺庙所在的山建成了一个花园，免费开放，供人游玩，还拥有三个商店，一个1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刚刚建成），并打了一眼深水井。这一切，都是民间的管理组“管”出来的，而且这些财产并不属于管理组，到目前为止，管理组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只有雇员才发工资。“管”出来的钱，都用在了庙宇的维修扩建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如果非要问庙产属于谁，那么他们会说属于介山老爷。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张石根告诉我，他们这个管委会，县委统战部、政协、公安局以及城关镇和寺庙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着（但经费一分不投），不过一直都对他们非常满意，庙里从未有过违碍现象发生（我去的时候，寺庙的墙上，挂满了反对邪教的宣传画）。

介山庙除了像其他寺庙一样，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还设有禅房，供一些老人念经），似乎已经成了平江一处公园，除去庙宇，管理组还建了杜甫纪念亭台，负责山上的绿化和道路维修。我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锻炼的老人，几对卿卿我我的恋人，还有些人在凭栏眺江，似乎正在酝酿诗意。这个公园，在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城乡接壤处的集市，一个供节假日娱乐购物的去处。这样，介山寺的庙产管理组就像国外的NGO 一样，为平江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而且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财团的资助（这对于国外的NGO几乎是必需的）。在平江期间，我还去过官办的平江起义纪念馆，那里有固定而充裕的经费和拿工资的管理人员，但是馆外就堆着垃圾，而完全由民间非赢利机构管理的介山庙所在的山，却干干净净，连一张废纸都看不到。

二．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发现的。跟残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大殿的正面，还有一座漂亮的戏台，台上很干净，看来一直没断过笙歌锣鼓。在别处早已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或者为有钱人服务）的时候，这里居然还在贯彻着酬神演戏的古义（当然，实际上还是给人看，殿堂与戏台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据说此公是个医生，有年正值瘟疫，他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亲已经染病故去，于是医生悲痛万分，身穿麻衣跳河自尽。后来，人们就建了孝子祠纪念他。

虽然孝子祠和介山庙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经成神的医生，但人们礼神的方式却大不一样。

人们有灾有病也上介山庙求介山老爷，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祷告，与上其他神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显眼地摆着一溜很大的签筒，里面盛满了签。一般的事项如子息、婚姻、财运等等当然也可以来求，但孝子祠的签塌主要的还是供求医问药之用的。庙里设有兑签处，兑签窗口上贴着兑签说明，分别标出所求事项与对应的签号，一般事项都是1－6号（兑签时，根据所求事项的不同，同样的签号，有不同的判词），而问病求药则是1-132号。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看病分科，有男人群、妇人科、小儿科，眼科等等，求到的签可以依照不同的科从兑签处换出对症的药方来。这些药方，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开出的验方，而且庙务管理机构还不断地根据疗效进行调整。庙的外面，就有一个中药房，取了药方之后，就可以到药房抓药（到别处抓药当然让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周围的农民付很少的钱（抽签换药方时每方付1元），就司以得到虽然粗糙但还算实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目前缺医少药，进城又看不起病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系统。在2001年，兑签处总收入为10652元，等于说，这年一共为四乡的病人开了10652个药方，无怪乎庙修缮得那么好，香火并戏乐那么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庙务管理委员会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选出的，管委会也组织庙会，安排会餐，施舍药茶，负责庙宇的维修，庙里也有自己的产业——一个酿酒作坊，每年生产药酒。跟介山庙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还有一个查账监督小组，庙里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均由监督小组核准。看来，山乡的农民也知道权力的制衡，而且运用自如。

三，西江洞村的路会

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修路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向上争取项目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畅依然是阻碍平江发展的瓶颈，许多山村，至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但三墩乡的西江洞，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山村出山有一条长达20华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缮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间起，村里就起了一个路会，村民们凑了一担茶油（一百斤左右），作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鲧寡孤独之外，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每户出一人），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工。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一顿饭（一般都要吃点好的），饭由当值者提供。对于当值者来说，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那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在这一年期间，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利，但最后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有人家拒绝当值的现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有全村一起上他们家吃饭的物质惩罚，所以没有人承受得起。就这样年复一年，路会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后，虽然基层政权多有变化，政治运动不断，但路会的事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政府出不起钱来修路，而这条路一年不修，村里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会因水毁等原因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路会又不存在什么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主或者乡绅，自然不会因为乡村精英的兴废而受到影响，路会本身与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抵触之处，所以，路会就这么维持下来了。

以上这三个民间组织，都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前两个庙会组织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宗教因素已经相当淡，人们不过是借宗教的壳来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实上就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医疗体系。而路会则一点宗教色彩都没有，完全是为了一村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农民自组织团体。应该说，平江的这种类似于现代NGO的民间组织，并不是什么此地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而是传统农村组织因素的复苏。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像介山庙会这样集信仰、娱乐、交易于一体的民间组织是随处可见的，互助、慈善、自卫之类的组织也相当多，路会实际上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类似于孝子祠这样的医疗组织，在某些具有中医传统的民间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来，基层社会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国家体制，这些民间组织统统被扫荡了，只有像路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山区特别的情况而残存了下来（国家管不了这里的路，但不修又没有办法），其他两处则都是在全能体制松动的情况下，艰难地死灰复燃的。

现阶段的农村改良或者说治理，需不需要汲取传统的组织资源？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还批评我过于浪漫，但是我坚信，像上述我所列举的民间组织，那里面蕴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们改造农村所必须借助的。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再加上我们这些浮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自治与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农村的事情根本办不好。

当然，我承认，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产权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更没有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本质的联系，或者说，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却是跟现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间自组织的产物，属于“通过志愿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社区性和公益服务性，能为本社区的人们提供付费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产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不仅存在着行为上的传统惯势，而且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亲和力，便于引导和操作，非常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早已适应了政府干涉较少的生活，习惯于自己组织起来满足社区的需求。虽然经过建国以来全能体制的培育，有了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依赖已经没有了“靠”的地方，过去渗透到农民家庭的政权形象，已经逐渐化为不断地要钱、要粮、要命的异己和对立的力量。过去的依赖性，现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经转化成某种对现实不满的怀旧情绪，而就整体而言已经开始消淡了。在现阶段，适当地改善农村的政治环境，强有力地抑制导致农民负担逐年增加的基层政权的自我扩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就会得到复苏，在这种复苏的基础上，再注入某些现代的理念与制度因素，自治或许才能实现。现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借助知识分子下乡从事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更为关键的途径是通过一部分进城（打工、经商、就学）的农民的返乡，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这种注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然的渗入。现时进城的农民宁可在城里做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乡发展（比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农村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而且日趋恶劣的因素，如果农村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纳一部分见过世面的农民返乡的，形成新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农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乡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多么得规矩，他们还是会感到某种莫名的担心和不安，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有朝一日会失控，甚至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旧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没有转变成现代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乱的可能性从来都不大，农民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脱离土地的游民，动乱才会发生。当前恶劣的乡村政治，日益强化的行政控制，不仅不能保障农村的稳定，恰是制造游民的土壤，只有加快进行农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灭危机于无形，而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并将之导入现代国家的法治轨道，应该是一条农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认为我虽然提出要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农村的自治，但没有指明开发利用传统资源的路径。现在，平江庙会和路会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路上，我们还需要走很远。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

今年北京市组织重开妙峰山庙会，据说规模相当庞大，盛况空前。我虽然基本上算是个闲人，但却未能躬逢其盛，不知道山上的碧霞元君娘娘是不是被重塑了金身，沿途是否还像过去一样有人供应茶水，撒扫道路，但愿明年能赶上。不过，庙会虽然错过，但这消息却让我想起一本书来，此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几个学生同人，书名就叫《妙峰山》。

“五四”过后，中国学界尤其是北大同人发起了一股不轻的民间热，周作人一干人等大肆收集歌谣，顾颉刚和刘半农则忙于民俗调查，连洋气十足的胡适胡博士也练起了白话文学史。而这本《妙峰山》，就是那次民间热煮出来的一锅米饭。这是一本民间调查集，对象就是当时香火尚盛的妙峰山庙会。

北京西北的妙峰山之所以有名，主要是由于它是碧霞元君的驻节地，而碧霞元君差不多要算是北方民间排位第一的女神，跟南方的妈祖齐名。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轻贱妇女，但对于女神却礼拜甚殷，观音、妈祖和碧霞元君等女神（菩萨）座下，总是有太多的香火，大概人们以为女性心肠软，比较好求，而且有求必应。从南到北，凡是类似妙峰山这种有名神名仙驻节的所在，神仙仙气辐射所至的四周地区，总免不了有相应的香会组织，香会说起来似乎只是组织人们上香的，其实则是围绕某一特定庙会组织民间贸易与娱乐的综合性团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农村的既存的“社会”的一种变形，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固定的社会演化成流动的社会。

组织一群农民跋涉几十上百甚至上千里路去赶庙会，即使在今天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须有组织管理才行。《妙峰山》中辑录的香会组织结构，有香首、副香首（有的叫引香都管副都管）、以及主管收会费的催粮都管、管理银钱的司库、负责伙食的饭把（都管），负责交涉的执事、负责车辆的车把（或者车上都管）、负责住宿的司房、担负安全保卫的中军（中军吵子）等等名目。组织之严整，令人咋舌，无怪乎顾颉刚感慨道：“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香会不仅组织严整，而且拥有自己的纪律条文——会规，比如妙峰山一个名为“普兴万缘净道圣会”的香会的会规规定“本把人等不准拥挤喧哗玩戏，亦不准沿路摘取花果。以及食荤饮酒，一概禁止。”如违反会规，则一律“除名不算”。最妙的是，这些纪律规定往往附带理由，比如关于不许饮酒一条，则不厌其烦地说明，由于庙会人多，而且男女混杂，“饮酒不免有乱性妄为，口角淫词等事。”明显带着乡里说教的气息。即使没有会规，香会的权威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实际的进香过程中，所有香众都严格地依令而行，极少有违规犯错者，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父兄。”（《职方典》卷十八，“顺天府风俗考”）这种“率之如师长，令如诸父兄”的组织，却完全出自普通百姓主要是农民之手，甚至连乡绅都较少参与。各地香会留下的碑文和揭贴，大半鄙俚不堪，可以推测参与组织者文化程度不高，如果有一个半个能开笔作文的秀才参与，恐怕也不会弄出这样的文字。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不仅存在着宗族组织、乡绅主导的村社结构，还有比较广泛地含有宗教、信仰、娱乐、互助多种功能的农村“会社”，主要有香会、花会、社戏、社火组织，还有看青会、拳会等半武行的团体，汉语中“社会”一词，原指农村祭祀土地神的所在和团体，传统农村的这些“会社”倒是非常接近中国“社会”的原义。

这类社会组织的最大特色，就是它们几乎是乡民自己发起组织，自行运作的。不仅与官方毫无关系，而且带点官气的乡绅也很少参与，因为这类组织从事的活动，往往要涉及非官方色彩的“淫神”，同时又热衷于“淫戏”，所以大半以儒生自命、具有功名的绅士自然不便公然厕身其间。也可以说，在过去的时代，检验一个地方农村村民自组织能力的强弱，只要看此地有没有这类组织，活动规模的大小与好坏就可以了。虽然这些村社组织一般不参与政治事务，但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实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必要的时候，这些组织的头面人物，由于其组织能力和威信，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而在特别的年景，诸如战乱和天灾的危机时刻，也会被自然而然地卷进政治的旋涡之中，参与乡村的防务和救助，与各种涉及自己地区的政治势力发生纠葛。这种乡村农民自发组织的普遍存在，说明了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农民具有非常强的自组织能力。

自清末民初以来，虽然国家政权下移的过程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权推行保甲制和乡村自治活动，包括某些地方军阀进行的村制改革，实际上都含有建立和强化乡村行政网络的用意。国家政权的下移和由于乡村公益事业自身的利益驱动，地方精英对于乡村事务的把持，或多或少地侵削了农民的自组织的领域，在某些地区还侵蚀得相当厉害，但乡村的这种互助与娱乐的组织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的推行，倾覆原乡村精英的过程，按道理农民这种自组织体系应该不会受到损伤，反而会因此受益，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当时的土地改革其真实的意义并不止于平分土地，而是通过分田分地进行深度的社会动员，将农村和农民整合进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系统中去。因此，必须伴随有强度的意识形态改造，即使仅仅从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角度出发，也需从根本上改变已经渗入到乡俗民风中的传统观念，诸如“欠债还钱”，“种地纳粮”等等，这些观念实际上早已融进了农村的忠孝仁义的道德系统，成为农民基本的行为规则，然而不改变这些观念，类似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剥夺剥夺者的使命就很难完成。因此，共产党在农村的各种团体，诸如贫农团、民兵、妇救会等等，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事新意识形态的宣传，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说唱、戏剧等形式进行的宣传，完成意识形态在农村社会的确立，这个过程，事实上也起到了重新整合旧的娱乐体系的作用。原有这方面的活跃分子，布衣领袖，或者成为乡村剧团和演出队的骨干，被纳入新的体系之中，或者在运动中作为原地方精英的附属受到冲击，甚至干脆消沉下来。农村乡民组织的其他功能，诸如互助、保卫等则被新的组织所部分地承担，而香会则因新意识形态对“封建迷信”的排斥而陷于瘫痪。

进入合作化时代之后，农村乡民组织面临灭顶之灾。一方面，社会所有的戏曲艺人和团体被逐渐地统合进了官方的文艺体制之内，新意识形态的宣传成为新时代文艺的主要功能，同时，宗教也进入了一个严格的官方管理系统。各种名目的民间宗教由于其思想和宗教双重意义的非正统和异端的色彩，不是被取缔就是自然消亡。另一方面，原有的乡民娱乐与戏乐活动逐渐被政社合一的公社内部的集体联欢以及汇演所取代。当新的娱乐形式电影开始普及以后，乡民的娱乐则被来自官方的放映队所掌控。乡村原有的祭祀、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富有道理的宣传和组织取缔的双重挤压面前，逐步退出公共领地。乡村原来很具有艺术才能和组织活动能力的戏头和香头之类的人物，如果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话，也只能在公社半专业的宣传队和剧团以及民兵、妇、青、少活动中施展才能。到了这步田地，农村社会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乡民自组织的空间。由于乡绅和宗族势力早已经被铲除，各类乡民团体又相继消亡，那么原来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农村原有宗族、宗教和戏乐及互助组织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转化为某种隐蔽的变种，潜伏在新的乡村政权体系中存在，党支部可以是宗族的变相核心，大队宣传队可以是原来的戏乐团体的变种等等。但是这些类似于从前的活动，往往过于受官方意识形态和官方意志的左右，根本无法保持原来的面貌，以乡民自己的意志活动。长此以往，不仅传统的形式逐渐被人遗忘，连相关的记忆也渐渐流失了。也可以说，隐形存在的民间组织，日久天长，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东西了。

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乡民的自组织状况得到了某种有限度的恢复，不仅宗族进入恢复和重建组织的阶段，各种香会甚至民间宗教组织也有死灰复燃的势头，传统民间的各种娱乐活动更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残存的传统组织的活动骨干，也逐步恢复作用，而人民公社体系中这类活动的骨干成员则在“师傅”的指导下，成为主导性力量。但是，由于乡村政权全能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些组织的政治空间很小，甚至合法性都很暖昧，不能不影响到乡村自组织能力的复原。同时，毕竟乡村的民间组织已经被摧毁了多年，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也萎缩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关于这些组织和活动的历史记忆也只能算作一种残留，真正实现死灰复燃还是具有相当难度的。更严重的问题也许是，乡村的自组织功能刚刚开始恢复，就遭受现代化的冲击。农村的现代化程度虽然很有限，但依然造成了全局性的影响，不仅在使传统的娱乐祭祀信仰诸方面的技术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现代化导致的农村衰败，致使农村大量的人才和劳动力一并流失，原来大有潜力的乡村能人和布衣领袖大部分跑到了城市，釜底抽薪式地削弱了农村刚要恢复的自组织能力。

两年前，我曾经在胶东农村遇见过一位老农民，大约有60多岁。传统的乡戏社火，对他来说虽然只是一点快乐的童年记忆，但他却是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的文艺骨干。在改革开放前，曾多次参加地县甚至省里的汇演，不仅吹拉弹唱都拿得起来，而且会唱京戏，生旦净丑各行都能来上一点，尤其裘派花脸唱得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女都善此道。改革开放以后，以他的家庭成员为中心，联合周围几个村子组成了一个乡村剧团，四处演出。跟传统时代一样，他们的演出只在农闲时进行，而且除了服装道具需要各村凑钱购置以外，演员不要任何报酬。然而，当我遇见他的时候，剧团已经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除了小女儿还跟着他“坚持”以外，其他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颇有点伤感地告诉我，现在不仅演戏组织不起来，什么事都组织不起来。我知道，像这样刚刚有点起色就瘫痪了的乡民戏乐组织，并不只是这一个。

似乎有些巧合，正是这几年强调农村村民自治的时候，刚刚有所恢复的乡民的自组织能力再一次出现下滑的趋势。在观察者看来，现在的农村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研究村民自治问题很有名的贺雪峰先生甚至认为，村民现在出现了“原子化”的倾向。其实，原本对“集体”十分依赖的农民，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者，有的地方农民之所以出现这种互不相干的原子化的表象，只能说明几十年合作化集体化对农村组织资源的破坏过大，而现代化冲击造成的反弹又过于猛烈。尽管如此，现阶段的农民离开了“集体”（血缘和地缘的）的依托还是相当困难的，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几乎百分之百要依靠老乡和亲缘关系的拉动。致富再次返乡的农民，可能带回了城里许多先进的东西，但对血缘地缘集体的依重却并没有改变。在我看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现在村民自治的推行，往往将目光只盯在政治方面，似乎将村级政权的民主选举搞好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村民自治。显然，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农村的组织资源不能恢复，乡民的自组织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村民自治是不太可能真正实现的。传统农村社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局部地区乡村自治的经验告诉我们，目前改善农村状况，缓解农村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使农村的组织资源再生，培养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当然，这种培育绝不可能是由乡镇干部出面，靠行政杠杆能撬动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即使实在需要教育培训，也只能由非官方组织出面。如果真的有一天，县、乡镇的政府已经确实落实了国务院的精简机构的目标，甚至将乡镇变成虚拟化的政权，那么，不仅农民的负担可以真正减下来，而且乡村的组织资源自然也就得到恢复了，虽然有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的混乱。

我期待着，像当年妙峰山香会那样，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乡民组织再现，不仅管烧香，而且管起一切农村的公益事宜。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乡民自己的“政府雏形”，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最好让农民自己决定。

其实浪漫不起来

——答姚洋先生

听说《读书》（2002年）第四期上有人跟我商榷，心中先是一喜，作为一个学界的门外汉（顶多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有人理睬你的文章，不管怎么说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及读到姚洋先生的文章后，未免又有点发愁：怎么将我和温铁军先生绑在一块儿批？温先生我素昧生平，但对其学问一向佩服得紧。在我看来，去年温先生在《读书》上的那两篇文章，无论眼界还是见识都是我那篇小文章无法企及的，捆在一起批将下去，客观上却是抬举了我，让我有叨光之嫌。在下虽然区区，但白占人家便宜毕竟心下难安，况且，温先生文章的立意跟我并不一样，强拉我给他陪绑，不仅姚先生板子多少打得难免有点冤，弄得我答辩起来都难，因为实在弄不清哪个板子是打在我屁股上的，如果不是，以我之浅陋是不便于替温先生作答的。

我的那篇小文，我以为意思非常简单明了（或者说浅陋），无非是说，中国农村的自治，需要利用传统的自组织资源，历史的经验证明，乡村组织资源的破坏，国家政权的下移和行政干预是不能逃其咎的（包括改革前全能式的政权网络），而现今以选举为特征的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民主赐予，这种全然不理会传统，一味借行政之手嫁接民主的做法，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可疑的。

作为一个还算知道一点历史的人，我对于古代社会并没有比姚先生更多的浪漫想象，绝没有将那时的农村都想象成五柳先生笔下的桃花源，不知汉，无论魏晋，但古代的乡村存在自治的状态，却是一个不需要过多争辩的事实。我不知道姚先生所谓的“真正的自治体”是指什么，是否有一某国标准的样板尺子在那里。如果那样也许学术研究就方便了，拿一个标尺去量好了，合则说yes否则说no，天下太平。古代社会固然国家法律也覆盖了乡村，但出了案子，民不举，官一般是不会究的，包括人命重案。农民无论对于《大明律》还是《大清律》统统全无概念，对他们来说，明了的只有两条：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与其说是法律意识，不如说是基本社会伦理意识更恰当。乡村固然没有“法律和执法机构”，但类似机能还是有的，不仅宗族可以有某些为国家默认的调解甚至执法功能，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有些时候也可以干类似的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香会在进香过程中对成员违规的处罚，就很难界定是否侵犯了官府的法律权限。往深点说，山西有些地区曾经有过“渠甲制”，这种民间的渠甲机构对用水区域就拥有某种法才有的制裁功能。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不算是自治，这个社会与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也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此封建非封建，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说得太多了，应该属于一种常识了。至于拿秦晖书中“解放时”和前些年大邱庄的事来说明古代农村像中世纪欧洲的城堡，更是有不伦不类之嫌，姑且不论欧洲中世纪的城堡里是否充斥了恶霸，就是时段也不太对。

我承认，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非复昨日吴下阿蒙，精英的离去和社会的破败，道德的支离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现今的农民中有很多很多已经有了民工的身份，或者干脆进城安居。我也承认，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的进程与传统农村的破败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就中国而言，将农民变成市民和农场主，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且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还有疑问。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难以听任农村的破败，所有关心农村现状的人都知道，眼下农村的治理（这个词有点精英味，但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刻不容缓，而农村的治理，一点不借助传统资源，全然嫁接，这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依然不高的农村来说，恐怕未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况且，我们知道，现在农村的危机，有很大程度有县以下政权网络（包括县）的原因，政权网络内的行政、法律、工商、税务等部门自我膨胀，自动寻租，是农民负担过重，甚至活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机构已经没有多少“服务”功能，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收取各种税费（包括大量的不合理收费）。事实证明，仅仅靠精简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只要这些机构存在，它们就会自我膨胀，然后，上演消肿——膨胀的循环，愈演愈烈，不知伊于胡底。关键问题在于，根本不能指望权力结构的自我约束和净化，而仅仅靠村级的“民主’又难以制衡来自上面的权力，特别当这种权力在为自己生存和“发展”而施展的时候。

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小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过政府退出的建议，作为一个会上惟一的曾经在中国中共党史系学习过的人，我当然知道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事情，但我相信，之所以行不通，并不只是因为这个建议过于浪漫。

姚先生批评我们对于感性知觉过分依赖，但是他有时似乎对书本过分依赖了一些，以至于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允许小单位的地方自治”，这话似乎说得太绝对了。“小单位”是什么概念？小到家庭吗？如果是我们现在“村”这个层次（国外很多市镇还没有我们的村规模大），我相信国外是有的，西方更是有的，不知道它们算不算现代。另外，“国家法律的深入使农民个体得到国家的保护”不假（我认为，这里“国家法律”前应该加“现代”两字，否则与姚先生的前论相抵牾），但这种深入同样也使农民个体受到国家机器的伤害，至少在现阶段，后者绝对不比前者要少。所以，简单地判定何为进步恐怕并不那么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反对村民选举这种“民主试验”，只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农村试验已经由共产党人做过了，同样是作为手段来做的，做得很认真，可是并没有结出民主制度的果实来。其实，在那篇小文中，我并没有讨论民主的成本问题，是姚先生自己“牵强”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也许在姚先生那里，根本就不在乎乡村的自治，人家要的只是民主，而且是作为手段的民主，而我恰恰更在乎的是给农民一点自由的乡村自治。

在姚先生批评文章的最后，送给我和温铁军先生一顶对中国古代农村社会认识模糊且浪漫的帽子（我个人认为，这顶帽子放在温先生头上尤其冤），而且还将我们与那位要设立儒家人文保护区的北大教授相提并论，这样做，实在是委屈和糟蹋了人家，因为我个人根本就不是个儒学信奉者，而且对这种设立儒家人文保护区的高论一直是作为笑谈的。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眼下，乡村自治的研究出现某些实质性的转机，一些有心人不再斤斤于村民选举及其程序，而把目光投到了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上。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所设计的方案基本上还是在原有的基层行政框架上打转，只是自治的重心落点有差异而已。其实，现在全国一盘棋式的基层县、乡镇、村的三级架构，本身就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极度扩张，最终实现动员性体制的结果，与自治的路径正好相反，是一种半军事化的基层结构。很难设想，如果不是为了动员的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如此大的国度，各地农村生活状态、风俗文化、居住习惯、生产方式乃至地形地貌千差万别，却整齐划一地采用三级架构。实际上，中国农村的基层架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从来没有统一过。县以下既有我们常见的保、甲、乡镇，也有什么庄、都、图、社、约、堡、寨等名目。

实际上，历史留给乡村自治的是这样一种面目的基层政权，首先它们带有很浓的传统色彩，基本上属于任务导向的，也就是说，它只关心税收和秩序的问题，且行政效率低下，而结构相对臃肿（主要指县级政权，虽然正式官员不多，但书吏往往会有膨胀，至于衙役常常超过限额数倍乃至十数倍）。而且，我们知道，传统政权关心的重心在秩序的稳定，而且自知其效率的低下，所以一般不介入经济活动参与经营。但是，我们现在的基层政权，不仅承担着传统政府类似的事务，而且还要负有领导当地经济发展的职责。结果，一方面“排脑袋”式的“首长工程”在乡镇甚至村庄遍地开花，造成大多数乡镇陷入了足以令它们破产的债务危机。而且，政府机构自身福利过分地依赖“创收”，本身已经使政府行为趋向牟利化。各种“富民工程”之所以毫无效益地一个接一个地推开，跟干部们借此牟利的强烈动机有关，不折腾点事出来，就不好捞钱，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只有大兴土木建园子，各色人等有了差事，才有机会，尽管“庙”要破产，但里面的方丈和某些和尚却因此而富了起来。

个中的逻辑也很简单，既然鼓励政府自己创收，那么就没有理由阻止官员为自己牟利。另一方面，刚刚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的半行政机构，诸如电力、电信、保险等等部门，理直气壮地走向牟利化，垄断性和强制性地向农民榨取高额利润，它们的行为往往又和基层政府行为搅在一起，强化了本来就已经政府行为的牟利趋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基层政府，已经成为具有传统特色的牟利机构。

其次，我们的基层结构，仍然带有过去动员体制的色彩。不仅治理架构是划一的半军事化的残余，而且基本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还是“运动”，只不过，过去运动是喊口号整人，现在运动是喊口号整钱。

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基层政权的架构里，留给民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目前进行的村民选举，即使都能按民主程序进行，也能选出符合村民意愿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仍然难以实现自治。一方面，以任务导向的政府在面对各种上面下来的刚性任务，必须刚性地执行，根本不允许村级架构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另一方面，政府和半政府部门的盈利需要也必须满足，否则它们就无法生存。不用说，在这两条刚性的管道面前，村委会连谈判的可能都没有多少，更何况自治。况且，我们现在的行政村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构，村委会也不是村民自愿结成的组织。我在调查中发现，凡是在农民自发组成的乡社组织中，农民中产生的负责人往往都很有责任感，较少腐败行为。而村干部则不然，即使参加村民委员会竞选的村民，抱有借此牟利动机的也不在少数（显然，这符合农民传统的思维，当官为了发财）。由于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不同，厕身其间的农民对它们的期待也不同。

因此，乡村自治比较适宜的出路，在我看来只能是乡镇政权的退出，取消乡镇一级的行政架构，各地农村按照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实现自治。如果村已经形成了自治能力，村民委员会和党组织已经成为具有经营和对外谈判能力的村民组织核心，那么不妨依旧架构自治。已经被大公司吞噬的村庄，可以按公司模式自治，而更多的村庄，则可以利用村社的自组织结构，形成各种面目各种形式的村社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实际上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小共同体”。村社联合体形成之后，由联合体出面与国家政权（县级）和外面的公共事业的大公司达成契约，在税收、司法、计划生育以及各种有偿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实行团体负责制，避免国家政权与单个的农民交易这种尴尬的局面。这种县以下的乡村共同体，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形成各种规模。随着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大量农民进入中心城市，那么很多村庄可以合并，剩下的小的可以比村还小，大的可以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地方，只要条件成熟，都可以组成一个农民的城市，只要它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含量和人口，到了那时，农民也就转化为市民了。农民的自治市，也许可以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一条新路，显然，它与我们前阶段人为的至上而下的小城镇建设是有本质不同的。

对于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在农村中原有的组织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农村还能否产生自发的乡社组织，会不会导致黑恶势力抬头，导致农村社会恶化？对于第一个疑问，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尽管现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已经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乡绅，从前的宗族、祭祀、娱乐和互助性的村社组织基本上都被取缔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不能组织起来了，实际上，现在学者所观察到的农民“原子化”的现象，并不是农民自己乐意的结果，我们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空洞化的道德诉求无疑要对此负责任。其实，对于农民而言，组织化（不是那种动员体制的组织）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需求，在解放前，农村中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乡社团体，不仅有各种松散的花会、香会、社火会，还有各种名目的社以及武术和自卫团体，更有各种宗教和半宗教团体，它们的存在，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民的某种生存需要，而且，这些组织绝大多数并不是乡绅主导的。今天，随着改革的进程，我们看到，农村中民间的组织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现在农村的民间组织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原有乡社团体，如花会、香会和庙会、宗族团体等等的再次复兴，其中有的组织凝聚力相当强，已经开始为成员提供某些公共产品。二是新兴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即NGO，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经营组织。三是各种宗教组织，有民间宗教也有基督教团体，其中有合法与半合法的，也有所谓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组织和非法的宗教组织。一般来说，国家对于这三种组织，除了现代性的NGO还能限制性地予以认可之外，其他的两种，基本上取遏制态度，至少是不乐意为它们民政登记。

至于后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凡是政府认定的非法组织，政府都可以取缔，对于组织中出现的黑恶势力的苗头，当然也必须予以打击，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不能还沿袭过去组织控制的思路，应该切实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其实，不仅仅对那些非法组织，就算是对社会无害的民间组织，也要依法管理，只是用不着事事都操控在自己手里。更不要将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就算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组织，也并不具备与政府对抗的意识，甚至连这种意图都没有，这些组织的发展，客观地说，对社会治理只有好处。

在农村外部的力量，包括关心三农问题的学人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农民恢复组织能力，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输入外部的信息，建立相应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帮助乡村重建，再一次做当年米氏父子、晏阳初和梁漱溟做过的事情。

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当前的农村中，依然存在着自组织的积极性和自组织的能力，过去的乡绅虽然不可能重现，但乡村中却不缺乏能人，尤其不缺乏组织民间组织的人。只要农村的环境足够宽松，乡村的民间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起来，而那些出外打工者中的精英，包括一部分大城市难以消化的大中专学生，至少有一部分会转回来发展，形成新的“乡绅”。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

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已经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现象的全部内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于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且极不规范的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不仅农民对“集体经济”有需要，而且对于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也有强烈的依赖。越是在动荡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古代中国有过“坞壁”，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组织渡过转型期的风险。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少数地方，恰好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所有“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包括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得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优于向高和方家泉。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虽然，真正导致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王洪彬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耐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

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奇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好事。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是怎样。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的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坞壁，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据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没有例外地都会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像是市场海洋中的坞壁，只是这个坞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却与时俱进。

衙门+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

——高等教育大跃进语境下的大学改革

衙门化是中国大学的中国特色。当年鲁迅先生说过，别以为教育当局是在办教育，其实人家是在办当局。这话挪到今天，似乎还是挺应景的。当然，你不能说人家没改过，君不见，大学的机构精简了，同样属于大学衙门体系、过于臃肿的后勤部门也与大学脱钩了。只是改革的效果有点别样，庙虽然少了，但和尚还是那么多，后勤部门变成了后勤集团，照样霸着学校这个金饭碗，社会上的公司根本进不来，当社会在消费指数下降的时候，学校的饭菜倒贵了许多。关键是，改革造就了一大批奋不顾身的学官，衙门化深入大学的骨髓，纵使扁鹊再生，见了也只好逃之夭夭。过去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是仕而优则学，官大自然学问就大，教师只要挂上了“长”，资源和职称就都来了，不仅自己什么都来了，而且还掌握着赐予别人资源和职称的权力。过去还只是校部机关像衙门，现在连“教学第一线”也衙门化，从前可以拍肩膀称兄道弟的系主任和院长，眼下也纷纷打起了官腔，一开会，从前衙门里才有的官话配谀词的戏也越演越像样了。好像有意要跟大学里深入的衙门化进程相配套似的，我们中国的十一所最有名的大学，升格为“副部级”。

改革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于是，我们的“副部级’大学纷纷开始了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进军，冲在前面的当仁不让地属于北大和清华，首先是给学校的人（注意：不仅是教师）发补贴，教师里分三六九等，彼此厮杀，让大家口袋或多或少鼓了少许之余，人人都鼻青脸肿。接下来是数字化管理，教学科研全部量化，人文社会学科也没有例外，每个教师的课怎么上，全走一个程序，写文章要有定量，意味着你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写出一定数量的文章，没有思量没有兴趣也得硬凑，而且文章还要发在规定的“核心期刊”上，只是期刊为什么会“核心”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其实，在我们“社会科学”视野里，从来宣传性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就没有分家过，结果是真正学术性的期刊进不了“核心”的名录，而根本不学术的在名录里倒有一堆。更有意思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每个教授都要有国家和省部级的课题，没有课题就算不合格，接下来就是降格或者走人。姑且不论课题的评审机制是否暧昧，就算评审十分公正，那些每年屈指可数的、而且围绕着党的工作重心和当前政策展开的课题，又有多少人能得到呢？

然而，就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我们最大的副部级大学衙门又开始了公司化的改革，动静比当年推倒南墙还要大。新出炉的教师评聘方案的草案，将北大除教授以外的全体教师推入市场竞争的绞肉机，完全按照量化的所谓指标，实行淘汰（说实话，此举固然可以淘汰掉某些混事的，但更可能的是逼得那些真心做学问、不问功利的人出局）。草案如果真的实行，据说就能对得起国家十几亿的投入，使北大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不过，北大更可能的前途却是如我的朋友李零说的那样，变成了养鸡场。当然，是一个副部级衙门式的养鸡场，绝对世界一流。

衙门+公司等于什么？用不着猜谜和演算，中国历史有过这样的东西，那就是洋务企业。百多年前曾、左、李打平了长毛，开始大办工业，开办的企业大半是衙门化的管理，大一点企业的负责人也有副部级的顶带，挂衔提督或者侍郎之类，下面则是干总、游击、都司，全由政府任免。但企业工人的技术人员却是雇佣的，量化管理，完成不了指标，当官的看不上，就要走人。对外国雇员固然要客气得多，工钱是本地员工的几十倍，但用人的基本原则也是“能上能下”。这种洋务企业跟我们现在的大学养鸡场很相似，会下蛋的母鸡不多，既不能产肉、又不能下蛋的公鸡不少。一到上面要求提高效益的时候，虽然也装模作样地裁几个公鸡，可是随后又收了回来，照样消耗着饲料，因此只能挤压母鸡多产蛋。

当年的中国人跟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雄心大手笔也大，虽然没有明确喊出建世界一流，但意思也差不多。我们曾经有过远东最大的造船厂，远东最大的高炉，和吨位占世界第四的舰队，可惜最后的结果不怎么样，似乎是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了。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文明水平有限，中国更是刚刚开门不久，办点衙门式的企业情有可原。现在为什么还这么办，而且方案是由据说专门在海外学经济的著名“海归”制定的，真有点匪夷所思。

眼下网上对于北大的改革，议论得很是沸沸．其实，真正的改革先锋倒不见得都是北大当局。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人还真的是出息了不少，过去衙门+企业只是几个地方督抚在搞，而眼下大建衙门养鸡场却是中央政府的精神。君不见，凡是像点样的学校都在忙着争点{硕士和博士点），争基地，争重点学科，争各种莫名其妙的项目。教育部所有的资金都跟这些东西挂钩，争上了就有钱有设备有资源，争不上就吃瘪。争，不光靠请客送礼，黑地里背后打闷棍，还要靠编故事、叠数字，谁的故事编得像那么回事，争上的可能性就大，编故事的背景是学校的“成果”，论文(有多少上了SCI)、专著、获奖（现在的奖天知道还剩下多少学术味）、课题，以及为省部级以上的决策部门提供了多少报告等等。跟我们地方政府编故事不一样的是，眼下大学编故事的时候还不大敢编数字（因为竞争，学校间相互盯着），所以只好逼着教师多下蛋，快下蛋，下好蛋。

其实谁都明白，这么于是样子货，假招子，但谁都乐此不疲，因为你不干别人干，谁不干谁倒霉。教育部大锅舍粥，谁故事编得好，勺子就冲谁去。

我总怀疑现在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指标定的是不是太高了，中国落后不是一天了，高教自然也不能例外，干吗动不动就赶英超美？当年赶英超美逼得大家一起编故事，编得大家一起饿肚子，害得不少人“非正常死亡”。眼下虽然没有饿肚子之虞，但我看还是不编故事的好。为了增强编故事的资本，用公司化的鞭子抽人，以高待遇的激素催蛋，结果只能生出非驴非马洋务企业，历史证明，跟这种企业无论谈效率还是谈效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到了大学变成洋务企业的境地，有权的人们还不肯放弃大跃进的幻想，那么，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在编故事的同时编数字，到了那个时候，教师就用不着忙着写文章做课题了，大家坐起来一块吹就是。放心，到了这一步只要北大还带头，大家都会跟上来，谁也不会拆了西洋景。即使有个孩子说一声，皇帝其实没穿衣服！大家也不会在意，因为心里早就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有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某人和某某人的官运，殊不知数字出官吗。但愿不是。

读老书与教老书

——平江私塾私访杂记

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地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钟，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于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候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候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

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同学”“校友”。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旧”字批掉了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就说共产党的两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幼学”“纲鉴”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盆，汨罗江从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29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轿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的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着山羊胡子的教书先生，只是没有穿长衫，看到了“各逞好喉咙”的学生，只是脑后没有辫子。跟我们正常的学校不一样，“教室”里没有黑板，私塾没有年级之分，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时老师“单兵教练”，根据学生的程度而单独授课，教完了就自己背书，有念《三字经》、《神童诗》的，也有念《论语》、《孟子》甚至《左传》的，大家念起书来，跟学校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汇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的嗡嗡声。到了这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很熟悉的内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里面所反映的是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课本大多是线装的古书，以“四书五经’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师的书架上，我还发现有《六言杂字》这样完全以农村常用字为内容的传统蒙学课本。还有一些课本是老师自己用蝇头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选录古文》，辑录了一些先秦、两汉以及若干韩（愈）文，从中可见私塾教学的艰难。另外，在私塾选用的课本里，我还发现了民国时代北新书局出的活页文选，似乎在告诉我平江私塾不寻常的历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课本中，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编的东西，如平江长田乡高坪村的82岁的彭熊滨老人，就自己编了一本。课本没有名字，但里面设了天文、望雨、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下面还有问答题。课本的内容大多是古书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女子”项言道：“男子秉乾之刚，是说男主于外属乾而刚。女子配坤之顺，是说女子属于坤，当以顺从为道。”如果今天的妇女干部或者女权主义者听了，恐怕要提抗议的。但有些条目则明显受了新学的影响，比如在“天文’项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电母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迷信和神话的“唯心论”（原文唯心论的心被写成“新”，不是编书的老师没文化，而是他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教育有着农民式的糊涂），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天空中的阴电和阳电相碰到，发出爆炸声即成雷。”这个条目后面有两个问答：

1．虹是怎样凝成的？

2．雷的发声是怎样响的？

编者都尽可能用“科学”的观点给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这些条目的解说中，编者特别注重对古代称谓和相关的成语的介绍，比如在“朋友宾主”项，就特意介绍说“两下能同心一致叫‘金兰’，父亲的朋友叫做‘父执’，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一刎颈之交一胶漆相投一总交之好’这都是说朋友的深交。”很明显，这种解说都是为了教学生“对对子”做铺垫。

对对子和学应酬是平江私塾学习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修的课业，开笔作文，就是从对对子开始，一般要从一字、二字、三字对上去，一直对到七字，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对课”，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地对长空之类。对对子既要讲究平仄和对仗，又要讲究合辙压韵，是做律诗的基本功，也是做八股文的基本功。后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时，往往要提及他们蒙学时代对对子的“光辉事迹”，如康有为以“鱼化龙”对“柳成絮”，鲁迅以“比目鱼”对“独角兽”，毛泽东以“修身”对“濯足”之类，可见其在过去国人语文训练中的地位。

至于学应酬，实际上就是学礼，类似于先秦“儒”的专业，即在村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要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的文书，即各种联、账、文告的书写张挂。分为祭祖礼仪、丧礼礼仪、婚礼礼仪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还教祭神礼仪。学应酬关键是背熟各种仪式过程，懂得一应文书格式，光在课堂上学不行，老师还时常带领学生实习——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几次婚丧嫁娶下来，也就喊得很像那么回事了。到此，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说“知书达理”，原来那个“理”应该是礼仪的“礼”，当然，懂了“礼”，自然也就明白了“理”。

私塾的学生以十三四岁的居多，个别大的二十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小学程度的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平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惟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进人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1角，后来涨到每天1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塾每年上课不过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副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落不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

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说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炷香，做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当”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做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做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做诗而且留下“墨宝”，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做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品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角昧良心。”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

“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耘收入低。”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

“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政迹工程”有关。

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在后面品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做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于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的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地被弃之如敝屣。捷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叔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年11月1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达目标就不放弃。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的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

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

一、打工纪实

赴广离湘十几天，未曾进厂夜难眠。

风餐露宿毋须记，最怕招工上黑船。

二、丰收自叹

日出而耕日落归，总期时雨润苗肥。

艰辛换得丰收果，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

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12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孽”和“谬种”，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30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使在今天，在讲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耻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讲理’的氛围，而农民也善于“讲理”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礼”本身就蕴涵了“理”。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像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令你当众出乖露丑。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传统的风俗礼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做法也袍笏登场，党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杀熟”，甚至坑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而进入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基本丧失了。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至扫荡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的传统话语。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

(2002年10月10日初稿，同年10月20日改定。在此，再一次感谢陪我私访的彭以达老人，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平江人。）

乡村治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摆在我案头有一本刚刚买来不久的书，名叫《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著者应星。虽然刚到手没几天，可是我已经看过一遍了，这在我这几年的学术著作阅读史上还是仅见的。这本书讲了几个相关的农民上访的故事，告诉了我们，通过农民上访这条线，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卷是怎样展开的，一个个普通农民和农民中的精英，基层政权、县、地以及省和中央政府，以及位处农村的国营企业大河电站之间构成了一场复杂而纠葛的权力博弈，透过这幅画卷，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鲜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剖开的麻雀。看过以后，感触良多，有与作者相近的，也有与之稍有不同的，拉杂地写几个字在下面，以飨读者。

上访，如果不是中国独有的，那也一定是这个国度最有色彩的政治现象。虽然大多数的上访事件都与法律有关系，但它与司法程序中的上诉却风马牛不相及，倒是与中国传统时代（有皇帝的时代）的上控有些类似。所谓上控就是老百姓有了冤屈，或者是感觉有了冤屈，不满于县太爷的裁决，层层上告，直至“告御状”把官司打到皇帝那儿去。上控的思想前提很简单：上面的皇帝是好的，就是下面的贪宫污吏可恶。自然，作为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体系，也是有意想要维持这种农民的政治幻觉的，只是维持这种幻觉的代价固然有转嫁统治风险的好处，但由此产生的行政上的麻烦却是难以应付的（告御状的人挤破都门）。所以，多数皇朝一方面在理论上维持这种皇帝为民做主的政治幻觉，另一方面又在技术上将告御状限制在最小的可能性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农民中却一直流传着某些“英明皇帝”或者皇帝派出的钦差微服私访为民做主的故事。虽然未必农民全都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但是只要他们还不想造反（甚至造反了也有可能像梁山好汉那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打算突破和平生活的底线，他们就宁愿相信皇帝的圣明，坏事都是贪官污吏蒙蔽了皇帝干出来的这种神话。当然，和平生活的底线与“天皇圣明”的政治幻觉都是有可能被瓦解的，不然怎么会有一次次的农民起义，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只不过，对于一家一姓皇帝的幻觉消失了，往往又转移到另一家一姓上去了而已。

我们看到，在应星的书里，大河移民也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地区有好人，县里多坏人，区乡是敌人。这种由近及远亲和度成反比的排列，构成了大河库区农民上访的意识前提。诚然，维持“上面的光辉’可以说是“上面”和农民的某种共谋，没有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乐意将最后的政治风险落到自家头上，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采取极端手段。不过在我看来，像书中所云，官方将上访视为上面的某种权力运作技术来使用，至少就国家总体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并不是靠鼓励上访来维持“上面的光辉”。没错，国家鼓励“检举揭发’，鼓励逐级和越级“反映情况”，甚至专门设立了庞大的信访机构和网络，用以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但政府其实要的只是“信访”而不是“上访”，尤其不希望“越级上访”，就是说，他们不鼓励老百姓兴师动众地亲自“访问”我们比较上面的领导。我们的信访制度，就国家制度安排而言，首要的意义是信息控制，以防止下级政府的行为超越底线，从而引起整个体制的动荡。在公共传媒监督基本缺席的情境下，这种安排无疑是必要的。虽然不能说信访和连带出来的上访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权力技术的成分，但恐怕这种权力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来自于上访相关者间的权力斗争。

在中国改革之前，由于严密的社会控制，农民的上访在平时近乎不可能，但在运动中（除了“文革”）却又骤然变成了大规模受到鼓励的行为，只是，这时的上访变成了上面的工作队下来，抛开各级党政机构，直接由上下访，然后是受到鼓励的农民再纷纷把“情况”（主要是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反映给他们，这如果算是上访的话，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上访。进入后“文革”时代之初，由于借助超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安定民心，以及为新一代领导人确立合法性基础的需要，大规模的上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容忍，很快就超出了行政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好在农村的改革顺利推行，吸引了农民的注意力，上访潮消退。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停滞，吏治问题却逐渐突出起来，而运动方式却已经被中央明令宣布退出政治舞台，持续的上访结果就成了农民寻求解决自身问题（生计、冤屈）和发泄不满的主要方式。撤社改乡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最感困惑的一件事就是没有了以往全能式农村管理体制，同时又接不上法制化的轨道（或者并没有接轨的积极性），农村的治理处于过渡性的紊乱状态。

当然，乱归乱，农村的治理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松的，新时期强化管理的结果，就是行政以及司法、工商、税务、电力等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的机构对于农村治理却难有更有效的办法，只能用行政与警察职能两个杠杆乱撬，造成在农民印象中，政府干部到农村做的事只有三件：要钱、要粮、要命，而且往往要伴随着武力（警察或联防队）。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未必若是之甚，像应星书中所述的庞大而艰难的三峡移民工程，毕竟还是要靠基层干部来承担的。但是，乡村的治理乏术和农民与基层政权（包括县级）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的态势，却是任何关注农村现状的人都不能不正视的。这也正是农民要不断地上访，尽管基层政权穷于堵截和应付，却依然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一般说来，凡是基层政权动作大（或者因上面的压力如库区移民，或者出于自家的形象工程等等）的时候，它们与农民的冲突就大，而上访就出现高潮，而相应的治理手术就更麻烦。

其实，现阶段乡村治理的手术虽然麻烦，但化约到底就是两条，如应星书中所述的“挤脓包”和“开口子”。所谓挤脓包就是整治“一小撮领头闹事的坏人”或者长年不安分的“刺头’，整治的方式很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常规到非常规，从行政到司法手段都有，甚至还可能“罪及妻孥”，总之是杀一儆百，让天下太平了了事。所谓开口子，就是政府方面做一点让步，给不满的群众一点政策和物质方面的好处，以安抚人心，从而釜底抽薪，彻底孤立“一小撮”，挤脓包时好下手。治理资源越多，“挤脓包”和“开口子”技术运用的余地就越大，治理的弹性自然也就越大，否则“挤”和“开”都难。无论“挤”还是“开”，所要对付的都是“农民闹事”，其中上访是需要重点对付的目标之一，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控制或者消灭上访视为下级政府的治理指标的，也就是说，某级官员的重要“政绩”就是能否将上访扼杀掉。到了这时，乡村治理就变成了摆平，只要能把事情摆平（不是暂时摆平而留下后患），上下就皆大欢喜。

如果是在城里的话，摆平术的两手，应该是软的一手用得多些，然而乡村却恰恰相反，地方财政日益严重的困难，以及干部根深蒂固对农民的轻视，使得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开口子（农民的事儿没人当回事，这是目前我们社会的现实，似乎也不能单怪基层），而更倾向于动用强硬手段。动硬的，前提是被动的那方须有该着的理由，于是，在乡村治理这个语境里，农民往往会变成“刁民”。我们看到，在大河库区，所谓“刁民掀小车”的事件是怎样从老百姓一句无关痛痒的愤激之言，变成了言之凿凿的“事实’，最后竟然成为在省、地、县各级政府官员中流传甚广的一种经典故事，一种严肃整治的借口。在这里，农民就这样被妖魔化了，妖魔化的农民，顺理成章地成为应该被整治的对象，而且决不能手软。各地诸如此类的“刁民故事”，实际上是“官方舆论”的一部分，造好了这种舆论，治理或者摆平才好下手。

现在的农村，上访包括集体上访虽然只能算是“群众闹事”的初级阶段，但由于这种行为有将下面的种种“猫腻”透露出去的危险，所以受到地方政府非常的重视和敌视。我们知道，地方上“猫腻”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纯粹的腐败与违法行为，另一种则属于不得不为之的不规矩之举，如对农民某些不合理的收费，计划生育的执行等等，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那我们基层政府可能既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又没法自我生存下去。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允许上访的存在尤其是泛滥，在某些情形下，上访访到上级机关还好说，访到媒体，万一给捅出来，那么不仅当事的基层政府难堪，连它的上级也跟着丢脸。

虽然上访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但农民上访的势头却屡禁不止，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访已经成为农民的一种抗议形式，与其他比较激烈的“群众闹事”是一样的。面对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不公正现象的日益增多，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声不响的，但是作为“一盘散沙’的农民，采用其他形式集体反抗，显然不容易（不是所有地区），寻找领头者困难，担心违法的心理压力也大，上访虽然也会遭到“修理’和报复，但毕竟要轻得多，正因为如此，上访才成了农民最佳、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恰是由于农民不断地上访（包括那些像书中所说的把上访当成仪式的“上访专业户”的行为），因而引起的外界的注意，才或多或少地遏制了一点某些地区政治状态的日益恶化。

尽管如此，对比起农民（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所受的不公正来，上访所达到的效果不能不说还是相当可怜的，那些能够对政府构成较大压力的集体上访，结果好的并不多，农民之所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上访，仅仅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持续上访的经济压力，上访精英与一般农民之间的利益裂痕，连续上访无果之后群情激愤导致的过火行为等等，几乎每一项因素都足以造成行动的失败。最根本的还在于，作为上级政府并不真的情愿处理基层政府的干部，尤其不乐意因农民的上访，按农民的意愿处理这些干部。应星书中提到，尽管上访精英出于担心报复，一再坚持清查社（乡）干部的贪污问题（从而除掉他们），但是上级工作队一次次进出，却始终不肯在这个问题上松口。不轻易为农民的意愿而牺牲基层干部，可以说是地方上级党政机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既不是官官相护，也不是保护干部，而是因为对行政体系而言，是基层政权而不是群众构成了它们的权力基础，谁为我出力就保护谁，这是一种常识。书中认为，上级政府往往要在下级政府与上访的农民之间维持仲裁人的角色，在我看来，那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即使做仲裁的话，也是偏袒一方的仲裁，不到万不得已，几乎没有上级乐意抛出他们的下级。这个基本原则，是由政府的地位与角色决定的。

说实话，应星书中所讲的大河移民“上5组”集体上访之所以结果还不错，只能算是一个特例。首先，那里因电站冲刷所致的土地问题足够严重，已经长期威胁到了农民起码的生存，农民足够“苦大仇深”，“斗争”情绪较为高涨而持久。其次，那里有一小群文化与政治素质相当高的“上访精英”，其中的“许老师”作为老三届的高中生，在“文革”中经受过政治洗礼，而且又有多年的工作经历，这样的人，即使放在城市，也应该是佼佼者，所以足以在经验、智慧上和地方官员相抗衡，居然能够娴熟采用分化利用、请君入瓮，这些政府官员惯用的权力技术，来对付地、县、乡三级政府，而且在不得已采取到电站吃饭方式以示威的时候，也能让农民保持克制，最后全身而退（农民更多实际上是像白杨16组那样，盲目冲动，越轨逾矩，非理性地打砸，难以自控），基本上让政府多次“挤脓包”的企图落了空，还为农民争得了一定的利益补偿。最后，大河移民“上5组”农民集体上访之所以结果不错，还因为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一是当地有一个水电站，这个电站恰恰是地区重要的财源，因而任何针对电站的威胁行动，都可能引起地区政府的关注。一般地说来，城里的下岗工人的“闹事”要比他们的农民兄弟更容易引起重视，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城里人可以到市政府、广场等影响大的地方去静坐示威，而农民则难，大河移民附近的电站，实际上约等于城里人的市政府和广场，因此他们的行动比其他地方的农民较易受到注意。二是这些农民手里控制了一个作为初步斗争成果的电石厂。大河移民上访之所以受到上面的频频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坚持的时间特别长。如果不靠变卖这个电石厂的资产支持上访，仅仅靠那些贫困的灾民凑钱，肯定难以为继。事实上，大河移民的上访者，不仅有足够的经费，而且还像“公家人”出差一样，享有补贴。这两个条件，一个电站是地区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电石厂恰恰是政府根本不在乎的（所以轻而易举地赏给了农民）。用人家不在乎的资产支持上访，到人家在乎的地方去示威，结果不错当然可以理解。

在本文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忽然对我们这些学者口口声声的“乡村治理”产生了莫名的反感，不管我们出于什么美好的动机，这种居高临下的“治理”语境，都可能令我们难以跟“摆平”与“摆平术”真正划清界限。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在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

“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在人的眼里，上个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人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就在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暖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到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刑讯逼供的两个传统今日谈

从报上看，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问题似乎很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现在报道得多了，并不意味着过去就比现在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这个问题讲得多，倒是一种进步，说明人们多少有了点权利意识，也可以说，人们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现象有了某种警惕，而有关部门也多少有了点容人说话的雅量。

当然，警惕也好，雅量也罢，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却还任重道远；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事情，更决非加强学习提高警察法律素质和心理素质所能奏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使刑讯逼供不再成为公安机关的严重问题，而只是个别的特例，需要公民文化的建设，需要一种良性的法律文化背景的形成，需要司法制度的改革，其实，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政治上的着力。

尽管传媒上对刑讯逼供口诛笔伐，当事人的悲惨遭际也令人触目惊心，但跟警察们私下聊起来（包括一些尽职尽责的好警察），几乎都认为刑讯或者类似刑讯之举，毕竟是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就是一般老百姓，只要不搞到自家头上，显然对刑讯逼供也不那么反感，看见电影电视中的警察痛揍那些并没有定罪的“罪犯”，又有谁不感到解气呢？无罪推定说说容易，但实践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是怀疑到谁头上，总是禁不住想要尽快地问出个究竟来。对方要是坚持行使“沉默权”，那么就难免要吃苦头，尤其是上面要求限期破案，而这边又久无进展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更容易发生。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在于警察包括与案件相关的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过分重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因为在传统社会，官府审案没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许审案者（主要是地方长官）有条件地刑讯，结果是青天大老爷打板子上夹棍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后来的岁月中，相信口供成为人们的一种顽固的习惯，而为获取口供动粗，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动刑逼口供不过是传统法律世界的技术成分，在这种技术层面的背后，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里，整体国家社会体系结成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金字塔，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礼制结构”，失礼、逾礼、越礼都意味着对秩序的挑战和破坏，必须以刑加以惩罚，使被破坏和扰乱的秩序归于正常。在这里，官尤其是审案之官，象征着秩序的维护者；而民，则是随时有破坏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动刑不仅意味着惩罚，还意味着威慑，所以刑讯要在公堂之上，不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还有所谓的号枷示众，站笼示众，要的就是随时随地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所以刑讯逼供不仅是催问口供破案的需要，还是传统社会“治民”之必需，尤其是社会比较动荡的时候。

然而，有人会问，现在很多的刑讯逼供并不发生在“大堂’之上，这将怎样解释？的确，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已经绝少有开庭审判的时候对犯罪嫌疑人动家伙的事情，就是私底下动了大刑，开庭之时也得掩饰一下，尽量遮蔽，不让人知道，尤其不能让媒体知道。事实上，动家伙以示惩罚和威慑，主要是基层公安和联防队的事儿，尽可能吓唬和震慑那些敢于不交某些谁也弄不清是否合法的“提留’的老百姓、“擅自’上访的“刁民’以及因为不知什么事情老惹麻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根本不存在问口供的需要，被派出所和联防队因什么缘故抓进去关了起来的人（主要是农民和城里的民工），会莫名其妙地自己“摔死”“碰死”或者随便一个什么理由地死掉（不死的当然更多些，但身上总要留点伤作为纪念）。不信问问那些“出了事”被曝光的派出所的警察和联防对员们，他们几乎个个相信，不来点真格的，就镇不住老百姓。至于那些正式的“刑侦机关”，它们当然不屑于操练那些吓唬老百姓的雕虫小技，它们追求的是破案率，是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或者是完成那些上级制定的定量指标，保住甚至增加每个成员的奖金。自然，至少在目前，刑讯逼供在这样一些“专业”的场所，依然是大发市利的，也就是说，尽管有着种种约束，而且拥有先进的侦破技术和手段，这些部门对于刑讯依然有着压抑不住的喜好。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我们国家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并不比前一种传统小多少，这就是我们的“肃反’传统。肃反传统的源头在外国，主要来自于苏俄的“契卡”和斯大林时代的内务部，50年代看苏联电影，那些穿黑皮夹克的，大多属于个中人。这种传统，在我们的革命年代，无论是瑞金时期还是延安时期，都是非常盛行的。跟苏俄一样，肃反由专门的机关执行，瑞金时期是保卫部（局），延安时期是社会部。不过，肃反的目的，说起来却是非常得正大的，全都是为了肃清革命队伍里的“坏人”，让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以保证革命事业健康地进行。据说，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肃反，那么革命队伍就有可能被革命的敌人从内部瓦解，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概括起来，肃反有三大原则，一是放大疑点原则。任何一点轻微的似乎是不正常的举止，都会被立刻放大为最严重敌情。二是“合理”的逻辑推断原则。只要抓住所谓的疑点，马上进行逻辑推断，一般都是推到AB团、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间谍、特务而后已。比如，碰上有钱阶层出身的人参加革命的，那么人家就问了，生活不下去才会革命，而你生活那么好参加革命，一定是有别的企图，于是乎你就成了打入革命队里的间谍。三是刑讯考验原则。肃反的手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刑讯，采用各种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招法，使肃反对象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难以忍受的“考验”。据说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手段拷打你，如果你没有问题，你就能忍受痛苦，为什么非要招供，甚至咬出别人呢？虽然你的皮肉受点苦，但你经受了考验，而革命队伍的纯洁也得以保全；如果你经受不住，那么说明你自身还是有问题，活该如此；退一万步说，即使你因此而丢了性命，那么也是为了革命作出了牺牲，既然你立志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所以也算是你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据经过延安审干运动的一位老人说，当时的一位老革命就是对他们这些被整的人说了类似的话，效果奇佳，被无辜整了很久的她，马上就想通了。

瑞金时期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前者据敌方档案根本没那么回事；后者更是痴人说梦，中国压根就没这个党，更伺谈革命还是反革命。延安时期审干运动，抓了成千的间谍、特务、红旗党，结果只剩下王实味等人据说是货真价实的坏人，然而最后查明，王实味连托派都不是（就算是托派，也是思想问题），间谍更是谈不上，更奇妙的是，跟瑞金时期一样，如此大规模的肃清国民党特务间谍，国民党特务机关居然对此毫无反应，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虽然，我们的肃反已经被建国前的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肃反只是被纠正了“偏向”，而没有做根本的改造。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时，公开奉行的原则居然是“双绝”，即“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决不冤枉一个好人”（这里，决既是坚决，又有绝对的意思）。显然，在实际的刑侦实践中，是根本做不到这“双绝’的，充其量只能是两个“尽量”，尽量不放过一个坏人，尽量不冤枉一个好人。而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一般都是实行“无罪推定”，宁可放过坏人，也尽量不冤枉好人（无罪的人）。事实上，如果非要实行“双绝”原则的话，实际上就只能是偏向第一组“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们刑法体系长期实行的“疑罪从有”的惯性共识，对于有疑点的嫌疑人，向有罪判决倾斜，生怕放过了坏人，宁可冒着冤枉好人的可能，也要给证据不足甚至严重不足的嫌疑人定罪。所以，所谓的“双绝”原则，实际上是肃反原则的再现，为了革命队伍的纯洁，宁可冤枉好人，决不放过坏人。某些人具体操作起来，就只能是刑讯逼供，以嫌疑人的口供，来弥补证据的不足，最终证实自己的怀疑方向的正确性。

近年以来，陆续冒出来几个被判死缓的杀人嫌疑犯，已经服刑多年，最终由于真凶的出现而被释放的事件。据媒体的透露，这几桩错案，实际上被冤枉的人都是只有一点点所谓不利的证据，就被警方据此招招见肉地穷追猛打，最后屈打成招。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有利于嫌疑人的证据却有意地被忽视了。以不久前“平反”的营口大石桥市李文伟案为例，十五年前李文伟的妻子突然在家中被杀，警方居然只因李家的门窗没有被破坏的迹象，而怀疑到李文伟，然后又因李的身上有一滴实际判断不清的“喷溅型”血滴（这是由于李发现妻子被害后，马上过去抱起妻子染上的），就坐实了他的罪，最终屈打成招。而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现场有很明显的另外一个人的脚印，凶器上也有另一个人的指纹，而这些本可以指向正确的破案方向的证据，统统都被主导案件的警务人员置之不理，而提出疑问的警察，反而遭到打击。如果不是对此案存有疑问的警察，“违反制度”地私藏凶器上的指纹证据，这个案件的平反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据采访过此案的记者告诉我，当真凶承认这桩罪案，将犯罪经过交代得十分清楚，完全符合现场的情况以后，警方依然怀疑罪犯是因为受了李家的贿赂而揽罪在身。

跟肃反一样，某些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刑事侦查，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冤枉了一些好人，而放过了一些坏人。之所以这样，最根本原因是，在肃反的推行者眼里，这个世界能存在一个理想的革命队伍，所以在这个队伍里，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嫌疑都要被清除；在我们部分的政法工作的视野内，我们的社会也能存在一个理想的人民队伍，所有的罪犯和犯罪嫌疑人，都要被清除出入民队伍。世界上最纯洁的理想框架，往往与最残忍和污浊的手段共生相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刑讯逼供得以长盛不衰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存在着两个传统。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但在我们的某些执法人员的眼睛里，他们面对的不是草民或者老是给他们找麻烦的刁民，就是时刻要被清洗的人民，但就是没有公民。

好在，时代毕竟在前进，我们刑法中的疑罪从无原则已经确立，我们的媒体也能公开报道我们过去的失误了，但愿，我们的世界能越变越好，尽早走出传统的阴影，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型。

另一种的信用危机

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运期间，山东某地有些私营长途客车严重超载，定员29人的车竟然装了109人，而公路部门安排超载乘客另乘他车，尽管一再申明不再收任何费用，但是乘客无一理会，双方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闻知超载客车的司机已经逃跑，车根本就没人开了以后，乘客才陆续下车他乘。香港凤凰卫视在转这条新闻时，非常诧异地说，为什么这些乘客会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其实，这109名乘客的智商并没有问题，更没有人会真的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问题的关键是，大家不信任这些戴着“大檐帽”的“公家人”，不相信他们会白拿好处给他们这些平头百姓（主要是农民）。

在家里，农民见惯了公家人收费罚款，见惯了“干部”牵牛装粮，也见惯了政府许了愿不还，逼着他们拔掉种上的庄稼，改种“政府”要求种的经济作物，但收获的时候，许诺的收购却没了踪影，只好烂在手里。出了门，各式各样的“大檐帽”见了农民依旧是收费罚款，还要加上鄙夷、歧视和驱赶；如果碰到笑脸相迎的，背后往往是让你欲哭无泪的陷阱。农民分不清什么是纯粹的政府行为，什么是政府与国营垄断性企业联合运作的商业行为（像银行、保险、电力、电信），什么又是国营企业自己的商业行为，反正百只手、千只手最后都伸到了农民的头上，有硬的手，也有软的手，经验告诉农民，软的手其实并不比硬的手更可爱些。

在商务往来中，出现诸如三角债这样的信用危机，早在80年代末就已经司空见惯了，大家你欠我，我拖他，不仅企业间的支付与结算成了问题，连带着老百姓对商家都充满了疑虑。好在，老百姓对政府还信得过，只要“公家”出面，大家还都买账。然而，现在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已经开始不信任政府了，不仅农民如此，城市的市民也如此。前几天，北京海淀区法院的一位优秀法官告诉记者，现在市民谁家只要摊上了官司，有人“进去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关系去“捞’，不管自己占不占理，首先想到的是给法官塞钱，无论法官怎么解释他们也不相信法院真的能秉公执法。

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其说是官员腐败导致的，还不如说是政府行为与那些国家垄断性的国营企业的商业行为搅在了一起，更不如说是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包括司法、工商、税收，不知怎么都有了为自家赢利的功能。如果有哪个憨大不施展这个功能，这个部门工资以外的收入（有时甚至包括工资）就全泡了汤。而对政府工作人员而言，工资以外的收入占他们的全部收入的比重是多少呢？至少是一半以上。

当恶劣的商业行为与政府行为难为彼此的时候，另一种的信用危机就出现了。

给一个“高危群体”一点关注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娼妓，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现在中国特种行业“小姐”的存在甚至泛滥，早已是公认的“国情”。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行为规则；不仅许许多多的生意是在小姐的陪伴下在歌厅与夜总会等特殊场所谈成的，甚至一些地方的政治决策，也是从这些地方生出来的。小姐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的事情，也已经不新鲜了。

在文学作品里小姐的形象大量地涌现，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小姐显然少见了解放前类似作品中那令人同情的面孔，实际上，她们已经成为现时期人们谈性的一个最好的借口和切入点，口吻往往带着不恭甚至猥亵。人们不再认为小姐们从事这种行业是出于生活所迫，人们也不再认为她们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在失去了这两个产生同情的前提之后，小姐们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群体，一个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一个传播恶性疾病的媒介，一个轻而易举地赚大把钞票却又不上税的宠儿，于是，人们的言辞中，不仅含有猥亵，而且有了嫉妒。严酷的现实是，在人们嫉妒的目光下，小姐们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危群体”，有关针对小姐们的犯罪有迅速增长的趋势，柔弱的体质，昼伏夜出的行动规律，超常的收入，特别是她们无所归属的居住与生活性质，都成为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们对她们下手的强烈诱因，事实上，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对小姐们犯罪，都危险最小，成本也最低。一个正常的人失踪了，他的家人、邻居和单位（如果他在国有体制内的话）或者身处的公司肯定有点举措，怎么也会报案的，可是如果某个小姐失踪了，绝少会有人操心她的死活，人们甚至不会往案件上去想，人们更乐意推想她转移“阵地”了，或者被某大款包了等等。事实上，有关小姐的人命案，往往都是通过发现了尸体才浮出水面的；即使发现了尸体，也往往确定不了尸体的身份。最近北京刚破获的系列谋杀小姐案，至今多数尸体都不知道姓甚名谁。更可怕的是，各地公安机关往往对涉及小姐的案件不甚热心，只要不关人命，一般针对小姐的抢劫、强奸、诈骗等作案，即使受害人报了案，也不大有人管。实际上，从警察到街道委员会再到一般城市居民，对小姐们受的伤害都不太关心。

小姐们的这种高度危险的境地，显然与整个社会过分热衷又极度漠视是有关系的；热衷的是她们的淫乱，漠视的是她们作为人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会舆论多少有点将小姐们“妖魔化”了。不错，小姐从事这种不光彩的行业是为了钱，她们中的有些人的确并非饥寒所迫，更多的是贪图安逸和享受。但是，对于那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女孩子们来说，之所以干这个，恐怕还是与她们并不宽裕甚至很困难的家境有点关系，有的人还真的是为了给家里还债或者让弟妹们读书才“下海”的（只要迈开了头几步，以后就是家里不再需要她们出卖肉体了，恐怕也只有做下去了）。有不少人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其实最初只是想找份工打，但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孩子，外面世界的陷阱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尽管现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不好，但我相信，决不是所有做小姐的人一出来混就存心卖身，陷了进去，总有各自的道理或者苦衷，现有社会学调查已经多少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似乎不应该是解放前的妓女或者国外的妓女（像茶花女之类）就值得同情，而今天的妓女就个个死有余辜。

退一万步说，即使做小姐的都是坏人和罪犯，既然国家政权没有能力将她们统统送去劳动教养，或者说根本不打算根绝这个行当，那么她们就还都算是国家的法定公民。是公民，受到犯罪的威胁就应该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事应该有人管。一面严令禁止，一面实际放行，缺乏对这种特种行业的基本控制，对于社会稳定是相当不利的。事实上，在公安机关不能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小姐们往往求助于黑社会的帮助，从而使得黑社会发育更快，社会治安状况更加复杂。

今天，对于社会边缘群体（诸如进城的农民工）的关注已经提到了学界和政府的议程，但对于相当庞大的小姐群体却还没有起码的注意。实际上，小姐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农民工，她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一般的民工更边缘，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关注。

“有什么卖什么”

记得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电影，这部片子冗长乏味，看过后连片名都忘记了，但其中的一句对话，却令我忍俊不禁，至今难忘。记得好像是一艘客轮靠上了古巴的港口，可能是哈瓦那吧，一个西方人对主人抱怨，在古巴除了卖糖的就是妓女。主人回答说，没办法，我们穷，只好有什么卖什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概很少能有摆脱这种“有什么卖什么”境地的。不知道发展经济学讲不讲这样的内容，不过从卖原料到卖皮肉，确实代表了落后国家在搭上世界资本主义快车后，最重要的经济行为。当年日本明治以后，也曾在组织走私的同时出口南洋姐。中国原以为经过革命可以跃过这个阶段，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不过，在这里，我想讲的并不是现今我国经济上资源的大出口，和在扫黄的大扫帚下活跃依然的“小姐”们的营生，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卖”，可以称之为职业或者制度上的“有什么卖什么”。

大概“文革”的高潮一过，人们定下神来发现自己还要吃要喝时，有什么卖什么的风气就渐渐出现了。为此，有关方面甚至发动过运动尾巴，搞“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再加上批“走后门”，结果是后门堵上了后墙却塌了。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职业忽然间都有了交易的价值，从卖肉卖菜的平头百姓到政府机关的头头脑脑，就连看澡堂子的大爷，也可以让熟人白洗几回澡。越是短缺的社会，似乎可以用来“卖”的职业就越多，就连一般的工人也可以做点私活或者顺点东西与农民换点玉米棒子什么的。不过，那时候还属于“初级阶段”，所有約职业交易基本上限于为自家换点口腹之欲之类的小好处，敢于大把捞钱的人还是少数。在计划体制下，国家政权无所不在，官员是国家干部，工人是国家工人，大概除了倒霉的农民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包含了国家财富的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可是人是活的，既然将之当成了齿轮和螺丝钉，那么就意味着人人都分管着这部机器的一小部分。当革命的理想与共产主义道德在现实中坠落之后，原来的约束自然逐渐化为乌有，凭借职业为自己谋一点利益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的挺进，国家政权逐渐撤出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领域，于是这些领域的职业不再具有可“卖”性，原来盛行的商业领域的走后门变成了陈年旧事，即使没有说相声的讽刺，一向脸色难看的售货员小姐也渐渐会笑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职能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转变成服务的时候，不知怎么在半道停了下来，由管理变成了收钱。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特别是直接“服务”于经济的部门官员的含金量陡增，而产生官员这种下金蛋的母鸡的部门，更是身价百倍。不仅官员的职业值钱，连这些部门招的临时工都神气活现。几乎任何党政部门都能管点事，连一向是清水衙门的宣传部，也可以插手传媒的出版业，所以也不愁没有作威作福伸手要钱的地方。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一没有大众媒体的盯梢，二没有民意机关的监督，人非圣贤，谁能抗得住？加上本来社会已经形成了借职业捞好处的风气，现在只是将规模弄大一点而已，如果说原来的“卖”还有点变相和遮掩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明码标价的随行就市。那些政府尚未撤出或者没有完全撤出的经济领域，如铁路、银行、电信、民航、邮电等部门，也挟政府之威一头杀人市场，大小职员都可以发点卖职业的财．不管设置多少监督部门，最后监督都变成变相的分肥，监督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将自己的好处分出一些来给自己的监督者，最后每年抓几个“倒霉”的交差，大家共同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实际上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职务来卖钱，职务的含金量大点，比如说有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项目的审批权之类，卖得就好，要价高不说，而且绝对的卖方市场，人家得求他。不仅机构在“卖”权力（不然的话，怎么同样的政府部门，会出现如此苦乐不均的现象），各个机构中的人，也在顺手卖，买的人除了孝敬机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孝敬办事的当事人，从各种“长”到具体的“员”，个个拜到。

不知怎么一来，上面再给政府和事业部门人员好处的时候，往往变成了只给政策不给或者少给钱。结果为了兑现这种政策，各个部门只能去“创收”，创收无论大小，都是凭借着部门拥有的那点权力，所以实际上等于是制度化的“权钱交易”。没有权力的单位，比如学校，就卖入学指标（中学），卖文凭（大学）；以各级党校系统最为活跃，到下面去看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校的“毕业生”，已经成百万。县级政府的头头脑脑，又有多少被党校“培养’成了硕士和博士，真是个说不清的事情。其实，除了中央党校之外，各级省党校根本就没有博士授予权，有硕士授予权的都是很少的几个。这期间，有多少钱流入了部门，又有多少流入了经手人的腰包，又有谁能弄得明白呢？

有什么卖什么的流风所及，连那些在公司打工的人也被熏染，连外企员工也不能幸免。大家在给老板做的同时，只要方便，总是忘不了顺手为自己做点买卖，哪管这种自己的买卖其实也是凭借人家老板给的职务之便，还真的时闻不少老板（包括外企的老板）被这种行为害得破了产。

当年的古巴，有什么卖什么是因为实在太穷，而我们现在据说已经不太穷了，至少城里已经不那么穷了，是不是稍微收一收？

婆媳定律

恶婆虐媳的故事在中国的古代从来都不是新鲜事，不过，人们很少想到，其实恶婆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的前半段，往往就是那个受气的小媳妇。做媳妇的时候，忍气吞声，含辛茹苦，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熬成婆后再变本加厉，将从前受的气统统撒在下一辈的小媳妇头上。于是，故事便周而复始地演绎下去，博得一代又一代人无足轻重的眼泪。

同样的事情重复得多了，就成了定律（虽然不那么科学，但毕竟有层出不穷的经验在支持），用在婆媳身上合适，在别的事情上也八九不离。眼下贪官多，骂贪官的更多。常见的情况是，在台下的人跳脚大骂，义愤填膺，一旦台下的上了台，往往跟他们痛恨的前任一样，每有蓝青之誉。甚至那些有志为官做宦的大学生们（包括硕士和博士），人还没毕业，已经在谋划怎么捞钱了；但是只要他们一天没有坐上官的椅子，就依然会对贪官污吏骂声不止。前些年“厚黑学”大盛，各种讲厚黑术的书铺天盖地，当宫的人买的其实有限，那些有志的在野党倒是出了不少血，一边骂台上的诸公脸皮如何厚，心肠多么黑，一边在精心研究厚黑术。

按说，贪官们贪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作为纳税人，这些在野党也受到了损害，贪官们威福所至，他们也不免被殃及受苦，作为受侮辱和损害的一方，有心报复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可一旦有了权力，报复的对象却是那些从前跟他们一样卑贱的老百姓，在无辜的人们身上加倍捞回自己过去失去的一切，将刚刚还痛诋的官威官派抖得淋漓尽致。看来，适用于婆媳定律的人都是这样，眼睛永远向前看，手总是往下面伸。

实际上，某些看起来十分痛恨官员贪污腐败的人，并不是真的痛恨贪污腐败，他们痛恨的是别人捞到了好处，而自己没有这个机会，跳脚骂娘的动机，不过是葡萄酸的酸劲上来了。不消说，在这样的氛围里，不管反腐败的声势有多大，腐败是反不掉的，因为大家反的只是别人腐败，并不是腐败。一个贪官倒下去，兴许更多的贪官站起来。江山代有人才出，新的贪官总是要比他们的前辈手段更新，贪得更狠。改革开放之初，一个王守信贪了50万就让全国的人吓一跳，现在则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在传统社会，每有新官上任，老百姓总要慨叹：又是一个空肚子的来了，可怎么好？现在则无论空肚子饱肚子，甚至几乎要撑破了的肚子，还是要没够地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代代推陈出新的贪污手段，代代破纪录的贪污数额。

固然，正如某些忧心者言，中国人的道德素养的确有大幅度下滑的迹象，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尚与嘲骂且又羡慕贪官的行为，本质上没有区别。不过，仅从道德上讨论问题还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婆媳定律下面是没有是非或者对错的，无论道德状况的好坏，小媳妇在忍受婆婆的虐待时，虽然悲苦万分，甚至小声抗议，逢人诉苦，但实际上在心里却认可在上面的婆婆拥有施虐的权力。没有当上官的老百姓也是一样，尽管我们的宣传工具一直在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大家心里认可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坚决反对的——当官老爷，而且要捞好处。君不见，只要谁做了官，甚至没有做官，只是有了丁点给人便利的权力，亲朋好友以及所有认识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人必然会为自己捞好处，也期待着他这么干，从而也有所沾濡。如果真的有个把立志清廉的好人，外有同僚同流合污的压力，内有亲朋好友的督催逼命，想不变坏恐怕也难。实际上，这种骂贪官又想做贪官的氛围，恰在于人们在内心深处普遍认可这种上下尊卑的权力结构，在上面处于尊位的人，作威作福，多吃多占是应该的，而洁身自好做清官则成了老百姓的意外之喜。在一个只有权力而缺乏权利的社会，人们热衷于争取的，恐怕也只能是在权力的格局内占一个好的位置。

人们对不合理社会框架的制度体认，如果内化到了潜意识的层次，恐怕就跟这个制度的不合理的危害差不多了，想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解决问题，就像拎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拉离地面，难。想要靠道德的说教，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同样也难。现在大学里很时髦的一句话叫：授人以鱼，不如教人以渔。套用过来，似乎也可以，教人以德，不如授人以权利，只要老百姓有了权利，而且意识到自己的权利，那么，权力的肆行就会碰上障碍，婆媳定律也可以休矣。

旅人文踪

卷简介

国外有个寓言故事说，动物分类各开大会，蝙蝠去鸟这边，鸟不要它，说它是兽，去善这边，兽也不收，说它是鸟。其实我的处境跟蝙蝠也有点类似，学者不像学者，文人不像文人，但两边又都沾点边。下面的几篇文化随笔，距学术离得过于远，似乎在向文学靠拢，当然，自家心知肚明，靠是死活靠不上的，但不妨姑且放在这里，立此存照。

六百年的孤独

——讲史的傩戏，一个被遗忘部落族群的自身记忆

题记：一年一年，冬去春来，在傩戏铿锵的乐音声中，在跌宕雄浑的舞步里，他们顽强地保守着日渐萎缩的记忆。孤独造就了独特。以傩戏为中心的独特文化氛围，将屯军的后代造就成了屯堡人——一个自成体系的族群。

来到贵州腹地一个叫安顺的小城，时常会看到一些身着对襟长袍的老年男女，女子尤多，腰系黑带，头上梳着古怪的发式，拦着一道帕巾，长袍上虽有绣花与否的差别，但一律绝对的右衽。开始，我以为是哪个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当地所谓的“屯堡人”。如果问这些古色古香的老人自己，他们会很自豪地说，他们是大汉族，如果再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南京人、安徽人或者湖南人等等，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安。匾人，可是他们的口音，却离他们遥远的“故乡”差得很远，更像是变了腔调的安顺话。“大汉族”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当我进入屯堡人居住的村寨，这个谜才逐步地被解开。我去的地方叫云峰八寨，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地名，当然，住在里面的，并没有什么武林人士，只是一些穿着古怪口音也与当地人略有差异的农民。不过，云峰八寨里的居民，跟武事还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是驻屯军人。原来，明朝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大军征云南，经过四年征战，征服了整个云贵地区，为了防止被征服地复叛，大军班师后，沐英率一部分军队留驻屯垦。由于安顺系进入云南的咽喉，自然成为驻屯军主要集居地，这些来自江南、安徽、湖南等地的明军，在安顺一呆就是六百余年。这六百年，屯军们依军队的十户、百户、干户的编制结寨居住，像这云峰八寨，一个本寨，住的是千户长，其余分寨，则依首领的姓氏，叫做雷寨、王寨……而且，至今在安顺刘官乡还保留着傅大将军墓（据查只是傅友德的衣冠冢）。

本寨往往建在相对平坦的地方，当地称之为“坝”。本寨由若干分寨拱卫着，也有少数分寨设立在险要的山口，大概那是少数民族出入的要道。每个村寨都有坚固的寨墙和高大的寨门，经过六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却依然不失其旧观。整个寨子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进入寨中宛若陷入石墙构成的迷宫，到处是枪眼和陷阱，即使摸到了门，也是石头的，不仅打不开，而且会被两旁枪眼中的火枪射伤。不过只要进了石头的堡垒，无论是古朴的石雕木雕，精美的垂花头，还是门楣上刻着的家训，看着都是那么眼熟。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原建筑的石头版本。至于每个寨子里堂皇的祠堂，更说明了屯堡人对故宗故土的深深眷恋。

今天的屯堡，最好看的除了身着明朝服饰的老妇人以及老墙老屋，还有每逢过年才演的傩戏。傩戏是从原始的驱鬼逐疫的舞乐仪式发展而来的一种古老剧种，中国内地已经几乎绝迹，但在西南地区却大量留存。西南其他地区的傩戏，一般都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脱请神娱神目的，戏剧故事情节不强，即使有剧情，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剧目，而安顺的傩戏（又称地戏）则不同，基本上是讲史性的，几乎每个剧目都是一个历史故事或者历史传说故事。从流传下来的安顺屯堡傩戏戏目来看，从《封神》、《东周列国志》到反映元末明初朱元璋等英雄事迹的《英烈传》，大体上构成了从西周到明朝的中国历史（仅仅缺反映元代的戏目）。比较特别的是，安顺傩戏每个故事都讲得格外绵长而细致，一个戏一般得连演几天甚至整个春节才能演完。我曾经看过一出《说岳》，仅仅康王（赵构）逃难过江，就演了约个把小时。

傩戏的演员都要戴面具，安顺傩戏的面具不仅色彩丰富而且种类繁复，有点类似于京剧的脸谱，从面具上不仅可以反映出各种行当（生旦净丑），而且表现出角色的身份。与多数西南少数民族傩戏面具不同，安顺傩戏面具没有视孔，不可以从眼睛部位向外看，演员只能从面具的底部观察外面的情形，无疑增加了演戏的难度。傩戏不用舞台，找个场子，圈出块地方，锣一响，戏就开演了。惟一的演出预告就是要提前在场子上一个高高的杆子上挂出一面“帅旗”，看到“帅旗’，四面八方的人就会赶来看戏。安顺傩戏没有什么乐器，只有一锣一鼓，用来掌握节奏，但唱却非常的多，一人唱罢必有众人相和，一如现在的川剧，好听煞人。只是演员在戏中的身份经常转换，一会儿是剧里的角色，一会儿又变成了剧情的解说者，如果不仔细听，准会把你弄糊涂的，这一点据说跟古希腊的戏剧有相似之处。难怪人们把安顺的傩戏称为“戏剧活化石’。

严格讲来，傩戏的演员都是业余的，但是肯定有师承。在演出过程中，总能看到几个不上妆的老者从旁指指点点，无疑，这就是师傅了。傩戏不用舞台，所以演出的时候剧内剧外有点不分，师傅往往过分热情，指导具体而入微，有时甚至直接插到正在演的演员中纠正动作，为演员扶好不慎弄歪了的面具，还不时地训斥几句。有的师傅指导累了，就径自坐在扮演康王的演员身边，好像天下“二主共治”的样子。傩戏的服饰虽然比京剧的行头差了许多，但也还称得上是铠甲鲜明，衣冠楚楚，离远看，花花得令人眼晕。道具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俱全，只是样式、分量甚至尺寸上都比京剧差了些。安顺傩戏的剧目基本上是武戏，不过真正的武打却不多。在《说岳》中即使金兵杀到了眼前，双方也只是在兜圈子，实在非打不可了，也就是比划两下。京剧中常见的跟头把势，在这里几乎找不见踪影。不解的是无论文行武行，人人手中都必须拿一柄折扇，群体行进时，扇子翻飞上下，使得“众将官”看上去好似在跳扇舞。

当然，我相信当年屯军们演的傩戏武打水平肯定会比现在高得多，某些好手采用真刀实枪操练的可能也不是没有，或者说，今天的演出水平并不能说明昨天。毕竟，我看到的安顺傩戏，已经是经过了几十年停顿过后重新拣起的玩意，远远不足以再现它往日的光彩。安顺傩戏令我不解的是，原本带有驱鬼逐疫性质的傩戏，本身更接近群众性的社火与秧歌，其故事性情节性并不强，怎么到了屯军手里，就变成了详细演绎历史的说唱艺术了呢？虽然，我们说安顺傩戏依然保留着一些原始傩舞的形式，比如带面具的舞蹈，比如每次演出前隆重的开箱仪式，但是这些只是残存的傩舞的形式，而实质则已经跟中国其他的戏种（包括京剧）一样，从娱神转变成了娱人。

在出黔的路上，望着那绵延起伏的山峦，感受着出了隧道就上栈桥的铁路，我似乎有点明白了。自从屯军们进入并驻扎在这云贵的大山里，实际上他们就跟自己的家乡或者说自己跟自己的文化隔绝了。他们的首领也许还可以通过艰难的驿路获得某些零星的信息，而士兵们则既不能指望驿站传递家书，又难以逃亡回乡，同时由于面前的少数民族是他们所要防御的敌人，双方的文化差异又很大，所以基本没有跟当地文化融合的可能。在没有尽头的岁月和守望中，除了听听一代代渐渐模糊的故乡的传说，惟一与家乡、与自己的根和原来的文化联系媒介的，也就剩下了随军带来的傩戏了。由于屯军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在一个无文又与外界隔绝的群体中，本来应该由文字负载的本族历史文化的功能，不得不交由傩戏来承担。于是，傩戏开始演故事演历史，所有在屯军来到此地以前的历史（除了不光彩的异族统治时期以外），均从最早一代的屯军的记忆里（他们在故乡时的耳濡目染）以某种传奇式的形式融进了傩戏。这样，屯军的后代参和傩戏不仅能感觉到故乡的风情，而且了解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由于从那以后屯军的后代就基本上与世隔绝，后面的故事和历史就再也进入不了傩戏的视野，安顺傩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演绎着过去的故事。

岁月在异乡贫瘠的土地和温湿的气候中流逝，曾经矫健凶悍的屯兵的后代渐渐成了地道的农民，过着和祖先大不一样的日子。微薄的收入、困顿的生活、逐渐羸弱的身躯，使得他们除了残留的服饰、建筑和戏剧之外，再也没有新鲜的来自故乡的给养。除了记忆，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山里地道的土著。一年一年，冬去春来，在傩戏铿锵的乐音声中，在跌宕雄浑的舞步里，他们顽强地保守着日渐萎缩的记忆。当新的汉人陆续迁移到屯军驻扎的土地上，哪怕是屯军们的乡人，也难以理解这些自称的南京人、凤阳人……他们之间也难以有“老乡”的认同。孤独造就了独特。于是，以傩戏为中心的独特文化氛围，将屯军的后代造就成了屯堡人——一个自成体系的族群。屯军的后代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只保存在他们记忆里实际已经消失的“故乡”。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屯堡人居然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穿着六百年前的服饰，保留着祖先演傩的风习。乡音早改，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南京人、凤阳人……他们有故乡却已是模糊了的故乡，他们有根，但只是记忆中的根，讲史的傩戏虽然赋予他们“大汉族”的自信，但在后来的汉人眼里，他们却更像是奇奇怪怪的异族人。

今天，屯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乐意穿着他们先人的服装，他们虽然比我们这些旅游者更熟悉傩戏，甚至参与傩戏的演出，但在他们心中，更向往的其实倒可能是我们这些旅游者所腻熟了的文化。随着屯堡文化的面纱被揭开，傩戏也逐渐成为招揽游客的工具。当屯堡不再孤独的时候，它也许就快要消失了。

学宫，学官，学运

有一年冬天，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西过程中建的。今天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看上去有几十万人的规模。提起安顺，人们往往将它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渡过的安顺场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安顺是一个特有农村气息的城市，每逢节假日，四乡各族的农民就会挑着菜，拎着鸡鸭，赶着猪羊进城来赶集，到时候小城的街道就会挤满了动物和人，闹得让你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好在，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可以容我仔细地打量这个老房子和老人都特别多的山城。

在安顺的时候，除了看城和看人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每日只是悠闲地走走。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堵墙似乎有些异样，停下脚步仔细打量，才发现墙的里面原来砌了一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门，那种只有祭坛和孔庙才有的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似的石头狮子托着，飞扬的龙与嬉戏的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耐看极了，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富贵之气和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今用地住上了人家，门口一个老妇人拿她那昏花的老眼盯着我。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迎面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房子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镂空雕，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好像昔日大户人家内院的东西。走进去，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桌椅，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宫。

学宫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文雅一点的叫法是“黉宫”。那时候，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总要多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改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宫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宫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

作为前者，学宫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日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宫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宫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宫附近的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30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宫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作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然而，世间万事万物，总免不了有例外，就像有些动植物本已被学术界判为灭绝，但不知道怎么一来，却在某个地方又冒出来了一样，作为建筑物的学宫竟然也有例外。安顺的学宫据说是明代的建筑，现在虽然残破，但作为主结构的棂星门、仪门和明伦堂还在，只有两厢的尊经阁和学官衙门没有了。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与学宫一体的建筑，安顺的文庙还基本完好地保存着，从学宫过去不远，就可以看见文庙的“宫墙万仞”。

以后在安顺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我都要走过这座学宫，我想，这大概可能是全国仅存的孑孓了。可惜我对安顺地方史了解无多，说不清这座学宫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像其同类那样倒塌湮没。不知是因为安顺地方民风古朴特别看重读书人和事？还是由于这座建筑半由石料砌就，所以格外结实，可以经得起时代的风雨。我搜索记忆，想起了清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在带兵征讨太平天国之前，曾经在安顺做过知府，依照惯例，胡大人的脚一定踏过这里的讲坛。真想不出这位清朝的中兴名臣在这里都讲过些什么，是寻常的高头讲章？还是理学心得？抑或经世致用的学问？都说贵州地处荒蛮，文风不盛，清人笔记甚至传说贵州考秀才的人太少，以至于能完卷的人都取上了还凑不够名额，连仅仅写了“且夫”两字的也得以中秀才。但看着全国硕果仅存——不，应是残果仅存的学宫，这灵气四溢的龙柱，我想，贵州人也许在历史上四书五经背得没有别处人那么好，八股文功夫更差，但决不缺乏聪慧和灵气，从来地杰人必灵，想来不谬。

学校的老人告诉我，仅在十年前，学宫的建筑还有许多，不仅两厢有房子，而且还有一排大牌坊，剩下的建筑虽已经被列为地区级文物，但一文保护经费也没有。贵州天无三日晴，说着就下起了雨，看着破败的学宫在风雨中瑟瑟发抖，我想，如果再不修缮，恐怕在不久的将来，谁也看不到它了。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在西藏，佛教无所不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寺庙、灵塔，居民的屋顶也肯定会插着五颜六色的经幡，没人的地方，也经常能见到堆着刻有经文和咒语的石头的尼嘛堆，石头堆上挂着更多的经幡。至于藏民头上戴的（护身佛），身上挂的{护符），手上拿的（经轮），也都跟佛教有关，只是现在西藏的年轻一代宗教情感稍显淡薄，全套“佛装”的往往是些老年人。

有佛教的地方寺庙总是中心，佛教三宝“佛、法、僧”都集中在寺庙里，当然西藏更不例外。西藏的寺庙如果按教别和教派来论，有许多种，藏传佛教虽然黄教占统治地位，但白、红、花三派的寺庙也还存在，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原始的苯教的寺庙。在我看来，这些寺庙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供教徒膜拜和观赏的，一类是佛学的研修场所。一般游人常去的大昭寺、小昭寺、白居寺和扎什布伦寺等，应该属于前一种，庙宇巍峨耸立，唐卡金碧辉煌，里面的佛像重重叠叠（全然没有内地佛寺那种等级和方位感）。而西藏著名的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寺应该属于后一种，这里更多的是经卷、藏书和经堂，可供俗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不多，只有哲蚌寺有幅巨型的唐卡，也只是每年藏历6月30日雪顿节的时候才拿出来晾晾。

哲蚌寺是三大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据说在盛时曾经拥有1万多名前来修习的僧人。寺庙依山而建，石头的屋宇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座硕大的城堡，城堡里有许多人在出没，不少窗户上还摆放着艳丽的盆花。整个寺庙出奇的安静，山下偶尔的一点人声车噪，也很快就被山寺的静谧吞没。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政府为三大寺修建下水工程，几百年的秽土都被翻了出来，气味很是特别。即使是这样巨大的工程，也没能搅扰了山寺的安详，人进去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还是静。

寺里的喇嘛对外来人很友善，总是憨憨地笑着，一任我们看这看那，不着边际地胡道乱问，如果我们想要和他们合影，也都很配合。许多地方明明写着拍照收费十元，但喇嘛也不问我们要。当然，如果你主动给，他们也不拒绝。寺庙里除了僧人的宿舍，就是经堂，经堂无论大小，四周都塞满了梵荚装的经书，有的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有的则是新的，大多数的经堂连一尊佛像也没有。在一间大约30多平米大小的经堂里，我跟一个小喇嘛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今年19岁，已经在这里学了两年。我注意到他的床就搭在经堂里（寺里空闲的僧舍很多，按道理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床头上散放着一箕经书。小喇嘛会的汉文不多，我只好通过同去的藏族向导和他继续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整整这一屋子的经书，小喇嘛都看过。而床头的那笑经书，据说我们随便抽出一页来，他都能倒背如流。说到这里，小喇嘛真的抽出一页来给我，可惜我对藏文一窍不通，实在无法验证。但是看着他那纯真的眼睛，我相信这肯定是真的。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都差不多，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研究性大学，寺为大学本部，下面为札仓，即学院，哲蚌寺有四个札仓。每个札仓下面有若干个康村，相当于系，康村则由更多的米村组成，米村是来寺僧人最基本的学习单位。在三大寺里学习，除了内地寺院也要遵行的早晚课和结冬与结夏（冬、夏两季集中修习）之外，突出的特点是实行导师制和讨论式的学习方式。每个在寺内学习的僧人都有不止一个导师，对其学业实行专门辅导。僧人学习的过程，也不仅仅限于阅读、背诵和自己体悟，还要经过反反复复的集体辩论，寺里叫做辩经。辩经在寺、札仓、康村、米村各个层次都有，最经常开展的是康村和米村这两个层次。这种学习体制，很容易让人想起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

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惟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学佛辩论之风。

一个老妇人的年祭

今年春节我和妻到贵州安顺她的外婆家过。外婆今年七十多岁了，是一个地道的苏南农村的家庭妇女，虽说跟女儿来到贵州已经有些年了，但至今操着一口纯正的江苏启东土话，说出话来连我这个半吊子浙江人都听不懂，更何况贵州当地的同胞了。总是苦于没有交流的对象，加上贵州天无三日晴的气候，最后干脆就不出门了，所以身体不太好，老是一付病恹恹的样子。

我们的到来让外婆很是高兴，一天到晚拉我们的手总是说个没完。看着妻和外婆兴高采烈地交谈，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听出几个词来，只好一个劲地点头。大概是几天功夫将一年憋在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未免显得有点吃力，结果在大年三十的前夜，外婆不舒服了，害得我们俩侍汤侍药，忙了半日，虽然稍见起色，但大家心里不免惴惴的。

第二天，也就是年三十，早早的，外婆竟然起来了，看那精神头根本不像生过病，口口声声说是要祝相（祭祖）。妻告诉我说这是外婆每年这时候必做的事情，然后就拉着我出去，买了把香和一捆纸钱，拿给外婆。外婆要祭的“祖”比较复杂，并不是我所想象的仅仅是她夫家的三代祖先，这三代祖先里，包括她丈夫的叔祖，因没有子女过去由丈夫的父亲来祭，父亲死后，则由丈夫祭，现在则由她来祭；丈夫的伯父也没有子女，所以祭祀的担子也最终落到了我们的外婆肩上，夫家最年轻的一位要祭祀的是她的老伴，两年前刚刚去世。按理说，这一长串祭祀的名单到此应该结束了，但是不行，里面还要加上外婆她娘家的爹和娘，因为外婆是独生女，如果她不祭祀，就没有别人管了。

外婆的祭祖仪式由于没有赞礼和副祭，参加者也就是我们夫妻俩，所以不很隆重。客厅里一张大桌子摆了出来，上面罗列了一系列的菜肴，其中有一大碗豆腐，据说是必须要有的，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沿桌边摆了一圈的海碗，里面装满了啤酒，而不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喝惯的黄酒，只有最下手的位置摆了一碗白酒，那是特意给外公的，因为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最爱喝白酒。桌子的下方，插上了香，香的旁边，是捆纸钱，外婆口中念念有词，一一请这些祭祀的对象入座，好像是在乡下招呼亲戚和乡邻吃饭入席似的，招呼完了，我们依次上去拜上一拜，然后肃立，看着众先人用饭吃酒。过了一会儿，还要添酒、加菜，等他们酒足饭饱（好像比我们这边的人用的速度快些），我们替外婆引着众先人出门给他们分发压岁钱（烧纸钱，因不能在客厅里烧，只好变通一下，出门烧），礼成，尚飨。南无阿弥陀佛！

我也算是个研究历史的文化人，读过关于祭祖的书，也见过一些祭祖的场面，但由一个妇人，尤其是死了丈夫的老妇人主持的祭祀仪式还是第一次看到。按传统，祭祖是男人的专利，一般在祠堂由宗族长老主持，没有宗族的地方，各家各姓在家私祭，但也是男人的事，如果没有子嗣，则由从族中继嗣过来的人承担。论现代，城市里已经没有祭祖这回事了，眼下连农村祭祖的人家也不多了，更何况外婆这种早就移入城市的居民。

我要妻问外婆，别人都不祭了，为什么你还要祭祖？而且一祭就祭这么多人？外婆听了，叹了一口气说，祖辈传下来的吗。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死了人，没人给碗饭吃，多可怜哪。那时候，毛主席不让祭，我们吓得不敢，但心里难受，有些人家后半夜关起门来偷偷地祭。其实，外婆的祭祖跟她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农民一样，已经跟传统上层文化的慎终追远的祭礼相去甚远了。只是他们用以怀念逝去亲人并与之沟通交流的一种仪式，邀请他们回来，回到家里来（这恰是传统士大夫所害怕的），一块喝口酒，吃口菜，甚至听他们唠叨一会儿家常，再托先人保佑他们活得好一点。如果先人以后什么也没有做，自然也不要紧，下次过年还照样请他们来吃酒，照样热情相待。仪式的过程可以不讲究，做法可以变通，但对待亲人的态度却是认真的。如果亲人中有一个是左撇子，那么在摆筷子的时候，一定要摆在左边。亲人“来”的时候，大家有一点哀伤，也有一点欢愉，甚至还有一点戏谑，送走了亲人，所有摆出来的饭菜酒肉，就统统进了现在还活着的人的肚里。

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却依然固守着祭祖传统的外婆，其实知道在她的身边，已经没有人在乎她的做法，只是她放心不下那些老伴活着的时候年年祭祀的魂灵，那些除了她之外，再也不会有人邀请的魂灵，甚至不是为了自己死去的老伴，因为她知道，老伴即使她不管，也一样有子孙会想着，所以，在给先人摆的酒席上，老伴只恭列末席。

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我那一向有着现代意识的妻在祭祖的过程中，却表现得十分投入，甚至也和外婆一样，和那些根本不相识的“祖宗”们喃喃地说着家乡话，说真不太真，说假却还一脸的真诚。当我稍稍对她家的祭祖程序有所置疑时，她就急得要和我吵架。她反反复复地开导我，难道你不明白，这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吗？

祭完了，妻和外婆却都有些沉重的颜色。终于，妻用家乡话对外婆说了几句，外婆病态的脸上微微笑了一下，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多说别的什么，但看起来她好像很满意。我悄悄地问妻，跟外婆说了些什么。妻说，我只是老实告诉外婆，以后我不一定能像她那样祭祀这么多的祖先，不过在她百年之后，每逢过年，我们的桌上一定会有她和外公的两副碗筷。

听到这样的话从妻的嘴里说出来，我感慨了半晌。虽然多年来一直在典籍和文字中去研究所谓的乡土文化，但其实就在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中，就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古怪老人的故事

黔中古城安顺，是个风景与古迹俱佳的去处。不仅闻名海内外的黄果树大瀑布在其境内，还有四周星星点点的屯堡和四处游走的穿着明代服装的屯堡妇女。在城内徜徉几天后，我还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文庙和保存得不那么完好的学宫，那里的几根镂空雕成的巨大龙柱，居然能让我将相机加口袋里的胶卷拍个精光。然而，最令我着迷的还是那破败的旧城街道，离远看，高高低低的灰瓦连成一片，不时地露出一扇窗，或者一个小小的露台，运气好的话，上面还会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娃。走进去，凸凹不平的石子路，迷宫般狭小阴暗的街巷伸得很长，而且，奇怪地翘起的屋檐下，永远地坐着一些身穿脏兮兮长衫的老人，身前小桌上放着用药水瓶装的土酒和一碟不知什么的下酒物，用一个小酒盅一盅一盅地喝酒。早上去，他们在喝，晚上去他们还在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天就换上棉袍，前面再点一个泥火炉。老人和酒盅背后，照例是一扇扇的街门，破旧得好像马上就能脱离下来。不过，偶尔也能瞥见一个石头门脸，上面镌着“耕读传家久”之类斑驳的对子，想必当年是有钱人家的宅子，只是门前的老人，却跟低檐下的并无二致。

天天顺着旧巷乱窜，一天竟然窜到了我所全然不熟悉的一个城边上。那里有一座水库，水库边上有一座名叫“清泰庵”的尼姑庵。庵小得似乎难以容足，里面胡乱供了两尊佛像，漆金漆得有点过分，似乎连本来面目也弄不清了。正在扫地的老尼问我上不上香，我答曰不，她就再也不理我了，一任我怎样殷勤地发问。出门时发现门旁依着一个功德碑，上面依稀有雍正四年的字样，心想这小庵可能有些年头，里面的尼姑却为何这等的没有肚量。正打算寻路回到下处，结束这一天闲逛，猛抬头却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用歪七扭八的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的前面，碰鼻子的是院门上歪歪的一块破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古怪山庄”。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仅可塞进我身躯的“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位跟我在安顺见过的成百上千的喝酒老人一样的老人，脏兮兮的棉袍子，脏兮兮的面容和一撮脏兮兮的山羊胡子。刚要转身离去，忽然我发现老人前面的小泥炉子旁的小桌上，放着一本线装书。

书是翻开的，我盯了许久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书。当视线无奈地从书上移开时，才发现原来自己竟然掉进了文字或者说对联的阵中。四面八方都挂着对子，字写得四平八稳，一点都不古怪。印象最深的是老人的正面，当中一个斗大的八卦图，两旁有联依稀是：“屋小似船，人淡如菊”。感到似曾相识，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老人一任我东张西望，不抬头，也不搭话，估计我看够了，才放下酒盅，吐出一个字：“坐。”顺手扯出一个小板凳来，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

我不觉肃然起敬，问道“老人家，贵处为何叫古怪山庄？”

“我是古怪老人。”

“为何古怪？”

“人人都说我古怪，其实人怪我不怪。”

对了几句机锋似的话语，我的好奇心陡起，干脆一屁股坐在老人面前，拿出在学校练就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事，跟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似乎很健谈，但是特别喜欢转移话题或者戛然而止，逼得你重起话头。他告诉我，他曾是解放前福州大学的教授（我实在记不得有过这么一所大学），但问他为什么到了安顺，他却不说话了。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黄宗羲，但我问他对《明夷待访录》有何评价，他又沉默了。老人明显地对鲁迅不感兴趣，连连用近乎骂街的口吻说道：“什么周树人，叫个什么鲁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并说他最佩服的现代学者是王国维，可当我问他《观堂集林》（王的著作）中他最欣赏哪一篇时，他又顾左右而吉他了。

言语间，我发现老人最热衷的话题是周文王和刘备访贤的故事，每次我从姜子牙和诸葛亮那里逃开，说不了几句他就会顽强地将我拉回到渭水和卧龙岗上去。而且，他还给我拿出了一本他写的诗集（手写本），记得开首一篇是《大瀑布赋》，很长很长，文字是文白夹杂的。也许由于我不懂诗，看了一会儿没看出好来，一声不响还给了他。老人显得有点失望，半晌没说话，从屋里唤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来，告诉我这是他新收的徒儿，刚学了几个月，已经会做诗了，说罢就让那孩子给我吟诗一首。不知是那孩子怕生还是怎的，竟然嗫嚅了半晌一个字也没吐出来。老人只好再一次转移话题，对我强调古贤王访贤间隐的伟大意义。

天色将晚，在叨扰了一壶左右的茶之后，我终于要走了，在起身的一刹那，我斗胆拿起老人的那本放在桌上的线装书，看了一眼封皮，哦，原来是本《命理大全》。真后悔，我原本是该请他算算命的。

在离开安顺后的日子里，只要想起或者有人提起安顺，我总要想起那些屋檐翘翘的老屋，想起那些在檐下喝酒的老人，尤其令我难忘的是那个古怪老人和他的山庄，不管老人把我当成了什么，不管我的造访给他带来的是快乐还是烦恼，总之，对我而言，古怪老人就是安顺城的标记。

两年过后，我再一次来到安顺，发现这个两年前才来过的地方居然已经认不出来了。一片片火柴盒似的楼房拔地而起，不见了旧时的灰瓦破屋，也不见了高挑而弯弯的飞檐，连那些常年端坐喝酒的老人也不见了。我想起古怪老人和古怪山庄，叫了个车，直奔而去。下车即见一弯粉墙，走近一看，原来的古怪山庄里，几个工人正在叮叮当当的凿石头，古怪老人和他的山庄，他的对联，他的八卦图都没了踪影。我问工人，他们摇摇头，又继续凿他们的石头。

我来到很宽的马路上，修得平平整整的水泥路面上，却肮脏依旧，到处可见痰迹、垃圾和不知名的污渍，跟过去的旧巷并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走路要时时留神，两旁店铺里随时会泼出一盆脏水来，路上屁股喷着发黑的尾气的汽车，呼啸着从行人与随意乱摆的摊贩中穿行。

回到昔日的西康

去年暑假，一个溽热的下午，好友冯克力突然来了个电话，说他已经到北京了，邀我去看点“好东西”。就这样，在孙建三那狭小破旧的家里，我看到了其祖父孙明经教授拍摄的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上，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川康（今天四川的西北部），看到了一个个剽悍英俊的康巴汉子和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康巴女子。正在打酥油茶的姑娘和摇着经轮走过街巷的喇嘛，雍容华贵的土司脚底下趴着西洋哈巴狗，衣衫褴褛的苦力背上驮的碳有一人多高。我们还看到了藏族的喇嘛和头人在“总理纪念周”上默念孙中山遗嘱，而寺庙广场上看喇嘛跳“布扎”的，更多的却是汉人。红军走过的泸定桥，根根铁索依旧，清兵驻扎过的营盘，门门铁炮兀然。照片告诉了我们一个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照片显示了一个个很少知道的地方，照片还揭示了一段已经湮没已久的历史。

照片上反映的川康地区，当时叫西康省，刚刚建省不久。这一带，自明朝以来，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居民以康巴人（藏族的一支）为多，喇嘛教中的黄教是当地的主流宗教，而且一直是藏传佛教两大活佛之一的班禅的精神统治领域。1916年袁世凯死后，作为讨袁主战场的四川，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十几支军阀并起，在成渝间打得难解难分。这一系列混战的最后一场大战，发生在刘姓叔侄之间，侄子刘湘占据重庆一带，叔叔刘文辉控制了成都平原。虽然叔叔财力雄厚，但架不住侄子控制了入川的水路，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洋枪洋炮的接济，而且叔叔从外面运进的军火都被他扣为己有。就这样，双方恶战一场，最后还是装备精良的侄子占了上风，叔叔一路败退，逃到了一向被视为不毛之地的西康。

得胜的侄子鉴于叔叔已难有作为，故而放了叔叔一马，没做穷寇之追，一任他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安顿下来。当照片的拍摄者随科考队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年威风八面的侄子已经故去，他起家的根本之地重庆也已经被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鹊巢鸠占，然而，一直到1949年解放，刘文辉始终在西康高坐，四川解放前夕，他响应中共的号召，倒了蒋介石的戈。应该说，多少年来，西康的历史，连同刘文辉的历史（二刘大战以后）差不多都被湮没了，幸好，我们看到这些老照片，它们多少能够帮助我们记起那个其实很美丽很别致的地方，记起那段饶有趣味的历史。

拍摄这些照片的作者，也是一位几乎被历史湮没的人。孙明经教授，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金陵大学，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5年间，他独立摄制各种题材的纪录片49部，组织和参与拍摄92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些曾经在电影院里播放过的纪录片，《首都风景》、《上海》、《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苏州名胜》、《青岛风光》，以及科教片《水泥》、《牛肉》、《竹器》，《防空》、《防毒》……他参加过四次万里科学考察，用自己的脚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敏锐而细致的观察，通过摄影机的镜头，留在了底片上，也将那湮没的历史瞬间，留给了我们。解放后1952年院系调整，孙明经转入电影学院任教，一直到1992年去世，现在许多当红的电影导演和明星，都受过他的启迪。

我们看到的照片，是1938年至1939年间，撤退到重庆的内地十几所大学联合进行的西南科学考察途经川康时拍摄的，当时，孙教授主要的工作是拍电影，照片只是顺手采撷的副产品。而像这样的照片资料，孙家有几麻袋之多，经“文革”之劫，大都被工宣队送给了火神祝融爷爷，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劫后余存的九牛一毛——据孙明经的哲嗣孙建三说，只因为工宣队撤得太匆忙，门后面还散落了一点点，有幸的是，据孙建三告诉我，原以为已经失散的当年孙教授拍摄的电影，他最近发现还躺在电影资料馆的仓库里。

但愿有那么一天，我们还能看到它们。

改 行

——我的1982年夏天

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侯宝林的一段相声，说是清末光绪和西太后相继驾崩，全国停止娱乐，唱戏的不得已都改了行，卖菜的卖菜，卖西瓜的卖西瓜。只不过，相声里的改行都是暂时的，皇帝和太后大丧过后，戏唱得更火，京剧界所谓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之类的名目，都是那以后才冒出来的，而1982年夏天有关我的改行，却是永久性的，从瓢以后，我从一个本该伺候拖拉机和收割机的农机助理工程师，一步步变成了用我大学同学的话来说，一个耍笔杆子和嘴皮子的人。

那年的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大段的空白，中国和世界好像都没发生什么大事，也许最大的事情就是78级的我正好赶上毕业。我所读的学校，说来有点惭愧，是当年王震领着转业官兵在北大荒开荒的时候，乘着大跃进的热乎劲办的，不知为什么后来没有像那个年月闹的很多热闹一样被调整掉，反而成了一所正式的大学，一所“文革”期间惟一“不见鬼”（毛泽东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农业大学。学校设在离牛苏边境几十里的一个废弃的日本兵营里，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些试验室和实习工厂还用的是日本人的营房。学校四周，是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以及不那么荒的山（大树都被日本人砍光了），这也许是我们学校的最大优势——谈恋爱的地方供应绝对充足。写到这里，按规矩得描述一下生活的艰苦或者接着到来的诗情画意什么的，可惜，两者都没有。原因是我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课程特重，每天要上8节课，还要应付几十上百道需要费去几大张演算纸的作业，还不算制图和做试验。那些年，山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包括刚刚开始流行的日本电视剧、流行歌曲以及还在争议中的迪斯科和喇叭裤，我都没有感觉。四年下来，累得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总算过去了，以后打死也不上学了。

说实话，学机械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从小就不喜欢那些冰冷的铁家伙，根本就没想过要当一个“机械师”。恢复高考的头一年，我考的就是文科，只因为政审的缘故没有走成。第二年再考，有人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要松一点，在那个地老天荒的地方也无从考察。我从善如流，弃文从理，因为自知底儿薄（考试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数学只拿了40分），只敢报农业院校。在选专业的时候，因为曾在农场的连队里做兽医，借猪马牛羊之势，就近报了个畜牧兽医专业。学文不成，剩下的对动物还有点兴趣（特别是猪，实际上，从后来的结果看，我是做了一个跟猪一样蠢的决定）。结果，这点小算盘也没有如意，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才知道，那年我们学校别的专业都不招，只招农机！

好容易四年熬下来了，那口松下来的气还没有喘匀，马上分配的难题就摆在面前了。那时候大学毕业是百分之百要分配的，虽说整个国家的大学生还很稀罕（包括我这样不值钱的农科学生），但分配却是绝对面向基层的。我们这些学农机的人，绝大多数要分到农场的连队，也就是农垦区的村里。当时我在别人看来，似乎是相当特殊的，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下到村里去做农机技术员，一是留校做公共理论课的党史教师。

读者也许怎么也难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学校居然会让一个学农机的学生，去教跟拖拉机和底盘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共党史。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要费些工夫。那个时候学文科的大学生太稀罕，我不太清楚1982年全国文理科学生的比例确切是多少，但肯定很悬殊，因为文科学生大多比理科分得好。我们那样一个地处山沟里的学校，根本就分不来能教三门公共理论课的学生，所以只好在自己的毕业生里挑，不过一般都在我们学校惟一的文科——农业经济专业的毕业生里找，轮不到我们。然而，毕业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让我有了这么一个“机遇”。毕业的前一年，好像又是王震发起了大学生学近代史的“运动”，而且还搞什么学生自教自学，于是居心叵测的同学们就把我牺牲了出去，让我来露乖出丑。但是，想不到的是，在运动过程中，学校突然发现在几个系教近代史的学生中，数我侃得还像是“史”。也许是一时兴起，居然将清朝的皇帝挨个儿背了出来；也许是钢牙紧咬，居然能将鸦片战争英军主帅的名字念得清楚，就这样，我这个学了一肚皮各种力学和画了厚厚的一大摞零件图和装配图的人，被认定具有教史的天赋。于是，毕业时我就有了两种选择。

殊不知，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不是鱼和熊掌，而是两头差不多的烂蒜，选哪个都倒胃口。至于教党史，在同学们看来虽然是改成了文科，但我心里知道，这东西实际上是政治，而政治恰恰是当时的我所反感的东西。当初我之所以政审不合格，除了因为老爸早年站错了队，做了国民党军官之外，就是自己在“文革”后期对政治乱插嘴，对“文革”不敬的缘故。

但是，两难归两难，在那个夏天，我必须选择。古希腊哲学神话中，据说有在两堆相同的干草面前无法选择而饿死的驴子，而在中国的北大荒，学了四年机械的我却作了一个决然的决定，我选择了扔硬币。结果硬币指示我留下教党史。

于是乎，别了，我的拖拉机，我的电瓶，我的底盘，还有我打过针的马儿，我骗过的猪们，我变成了一个在同学眼里卖膏药和大力丸的人。就这样，一路稀里糊涂走下来，最后到了北京，成了真正的天桥把势。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打开了一辆汽车的前盖（当年汽车也是我们所必须学的），发现里面的东西全不认识我了。也就是说，过了将近20年后，我已经把我大学学的全还给老师了——不，老婆提醒我，我还有一样来自大学的本领：削铅笔。实际上是给老婆削眉笔（注：比汉代的张敞等而下之），不管多软多容易断的眉笔，我都能削得顺顺溜溜，不断不折，这手功夫显然是当年画机械图削铅笔练出来的。

不过，近来老婆的化妆品已经更新换代，眉笔也换成不用削的了——莘莘学子如我，不亦悲乎？

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比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比1。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77、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呆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计我放的。

补白的补白

卷简介

下面的几篇东西，是杂志的编辑朋友让我写来为他们的杂志补自的，短小得几乎像是考试卷上的填空。过去有个郑友梅，专给报章写补白，人称“补白大王”，东西多得可以编几本书。跟他比，我的补白似乎太“白”了一点，似乎过于可怜，然而，纵是鸡肋，总是自家锅里烧出来的，也舍不得丢掉，故而堆在下面，读者诸公或许看了之后能有一笑。

洋人“行乐图”

在中国传统的国画里，行乐图是其中的一类，画的无非是帝王或者贵族宴饷游乐的场景。大概是那些饱食终日的人们想要画师将他们奢华的生活记录下来，骄人骄世，好让后人看了妒火中烧，酸水直冒。没想到，照相术发明后，在中国得意的洋人们也有了自己的“行乐图”，吃喝玩乐，然后立存此照，同样是骄人骄世。我看过洋人搂着中国妓女的照片，也看过洋人吃中国宴席的照片，这回又发现了一幅洋人喝酒玩牌的照片。

照片的年代不甚清楚，但估计是在1901年到1904年之间，因为左边那个洋人手中的英文报纸THE CHINA TIMES，是1901年在北京创刊的（第二年即移至天津租界），在上个世纪最初几年在北方的外国人中十分流行，曾经一度用七种文字刊行，中国名字叫做《益闻西报》，由当时在华颇有点名气的英国记者高文做主笔。报纸办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由于发表了倾向俄国人的文字，跟日本人闹出了纠纷，从此走了下坡路。而照片上报纸的版式，也像是THE CHINA TIMES盛时的样子。

在那个时代，挟八国联军战胜之威，在中国的洋人最神气。照片上的三个洋人，个个器宇轩昂，举手投足都透着“主人”的气度。只是其中的两个一身戎装，不知原本就是军人呢，还是鉴于刚刚平息的义和团事件，从而“时刻准备着”？抑或干脆就是一副军事占领的姿态？

砖墙和玻璃窗说明地点在一所专为洋人建的住宅前，而建筑的粗糙和同样粗糙的中式家具，说明这房子可能只是出于某种用途而临时修建的，说不定这几位就是当地的军事占领者。别致的自鸣钟和正在斟上的洋酒（不知是白兰地还是威士忌）则显示了居住者的身份。两位侍童，一个已经洋装穿在身，而且没了辫子，估计被洋人同化已久，很可能是教民家庭出来的，由于跟洋人混的时间比较长，对照相的事也见得多了，所以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而另一个正在服务的侍童则依然长衫、裹腿加辫子，在洋人圈里坚持着中国人的本色，不过可能难免受气，故而一脸愁苦中夹杂着无奈，可能还有一点对照相的好奇，也许，在整个照片中，这个孩子的表情是最值得玩味的。

读报、喝酒、打扑克，应该是那个时代洋人最普通的消闲之举，可不知怎么，却让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也许，是照片上洋人那种征服者的神态令我感到不舒服吧。

褡裢和旗袍

这两张老照片，是我今年9月去山西开会时，在太原古旧市场上淘来的。具体年代和地点人物均无考，不过估计是民国初年的东西。地点吗，在山西购买，而且穿着那么厚的棉袍，估计人是山西的，至少也脱不了北方。可巧，写到这儿，忽然发现那张大一点的照片底下有一行小字：归化锦昌照相馆。哦，原来是内蒙的。民初，归化（即今呼和浩特）系绥远省会，归山西节制，我还真没猜错。

这两张照片上的人物都很漂亮，用今天的话真可以说是“帅呆”了。它们吸引我掏腰包，十有八九是因为上面的人物好看，尤其是那四个小伙子，个顶个地透着精神、帅气、自信，像是刚刚发了笔大财又接着娶了个漂亮媳妇。四个器宇轩昂的年轻人估计都是商人，崭新而笔挺的马褂和袍子，象征着他们家境的富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每人胳臂上搭的褡裢，这种东西无疑是传统商人的某种象征，但是将它们作为照相时的“道具”特意展示出来，不能说不有点耐人寻味，至少，说明在这个曾经轻商的国度，商人的身份在此时已经成为某种值得炫耀的东西了。

我们再看那两位漂亮的女子，身上都穿着时髦的旗袍，贴身束腰，旗袍均为上好的面料，做工考究，质地优良。头上梳的也均是当时流行的发式，细细的刘海，衬托得两位美人面如皎月，目若秋水，搁在上海滩上也决不逊色，但是，这两位追求时髦的女子，却都是纤足，一双三寸金莲，使得她们没有办法再登上足显身段的高跟鞋。时代，无可奈何地在她们的照片上，留下了新旧交替的印痕。

最后，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洋房，显然，那不是真实的洋房，而是照相馆的布景，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习尚，人们在拍照的时候，都喜欢用洋布景，甚至京剧演员拍的古装剧照，也有背后突兀着一座巴黎圣母院的。

中国人喜欢洋玩意，历史其实很长。

《玩偶之家》与《少奶奶的扇子》

有两部“五四”时期最流行的新剧，《玩偶之家》出自挪威作家易卜生，《少奶奶的扇子》则是英国人王尔德的大作。两者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看起来美满的家，但是《玩偶之家》里的娜拉有个把她当玩偶的丈夫，她发现后“砰”的一声摔门离家出走；而《少奶奶的扇子》里的爱格却有个把她当心肝的丈夫，她因为一点误会也出走了，但在曾经犯过同样错误的母亲的帮助下又回来了。这样看起来意旨完全不同的戏剧能够同时受到“五四”青年的欢迎，多少有点蹊跷，且不说两位作者一个被国人封为社会问题解剖刀，专找体面人的毛病，一个则是所谓的唯美主义大师，只对美的意向感兴趣，两剧所表达的思想也是满拧。我所能想出来的解释大概应该是这样的，那时的娜拉是作为女性解放乃至个性解放的象征流行的，然而易卜生让娜拉出走，“砰”的一声门响就算完事，出去以后怎么样了，一个字没提，大家未免心里惴惴的，鲁迅还为此做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而《少奶奶的扇子》恰好给出了另外一种关于家的结局，不尊重女性的娜拉丈夫换成了相反的爱格丈夫，走的人又回来了，小家庭甜甜蜜蜜又过下去了。大家向往解放，但勇气和底气都有所不足，号称旗手的胡适、鲁迅们虽说极口称颂娜拉，但却连娜拉那样摔门而出都做不到，所以还是演演少奶奶让人踏实。

另一种的农村试验

现在一谈起解放前的农村改良的试验，就是晏阳初的定县和梁漱溟的邹县，其实，除了这两位大名人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人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比如段绳武。此公原是直系军阀的一员悍将，当年我修军阀史的时候，这个名字就老冒出来，最大的时候做过孙传芳的军长。孙倒台以后，他还做过国民政府的师长，后来弃官不做，但没有像他主公那样去吃斋念佛，而是举家迁到绥远（今内蒙）的五原（1931年），立誓开发西北，创办屯垦合作社。从此以后，五原的荒地上多出了一个新设的乡——河北乡。段绳武将所有的家产和精力全投了进去，招徕流民，开荒建村，所有的村民一律准军队式管理，每日集体出工，出操，开始还在集体食堂吃饭，后来才改为各家起伙，每村均建有军事工事，村民要进行军事训练。比较有意思的是，新村早晨有朝会，由段本人或者村干部进行“精神讲话”，讲的不是开发西北和爱国的大道理，就是自省自强的圣人格言。作为河北人的段不知怎么特别地崇拜武训，村里的礼堂都被命名为“武训纪念堂”，村里的重大活动都在武训纪念堂进行。跟大知识分子的农村改良试验一样，段非常重视教育，每村都建有学校，工作之余，男女老少都要进学校上课。虽然学校的桌椅都是土做的，但教员（由村干部兼）可有不少大学生。另外，跟所有的边地垦荒一样，新村男女比例失调，于是段利用他的老关系，从北平送来一些救济院的青年女子，自愿与村民搭配，然后举行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集体婚礼——男女着新衣，手捧豌豆花，一双双步入礼堂，对孙中山像和主婚的段三鞠躬，然后各入洞房。

俄乡与饿乡

小的时候，看见教科书和一些文章上说，瞿秋自在“五四”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叫做《俄乡纪程》的文章，第一次详尽而热情地向国人介绍了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早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其价值仅次于李大钊之《庶民的胜利》等文章。长大了以后，找出《瞿秋白文集》，才发现人家当年的瞿大记者写的原来不是什么《俄乡纪程》，而是《饿乡纪程》，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翻译上面译音选择的差异，在那本不短的文章中，饿乡与俄罗斯以及苏俄同时使用，饿乡，就是瞿秋白对苏俄的一种专称或者说爱称。

原来，瞿秋白书中“饿乡”一词是具有特殊含义的。此词的发明权在清朝学者管同，他将伯夷叔齐饿死的所在首阳山称为“饿乡”，许为心灵之圣境。伯夷叔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可望不可及的偶像，是所谓的“圣之清者”，比孔夫子的“圣之时也”似乎还要有境界一点。按瞿秋白的理解，伯夷叔齐“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瞿秋白文集》第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而苏俄，就是瞿秋白当时心中的饿乡：“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同上）

瞿秋白是在1920年，作为北京《晨报》驻俄国的记者前往苏维埃俄国的。在此之前，作为一个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学青年，对十月革命的俄国充满了憧憬之情。到莫斯科之后，尽管只能啃黑面包，吃土豆，经常忍饥挨饿，但是仍然实现了他向共产主义者的初步转变。事实上，那一代怀有类似的理想主义情绪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饿乡”代表着他们的一种固执而强烈的情愫，越是艰难困苦，就越是勇往直前，哪怕付出生命和青春的代价。

然而，这样一种附着美好理想和憧憬的“饿乡”，为什么会被人改成平淡无味的“俄乡”了呢？很显然，做这样改动的人们其实是知道瞿秋白的原文和原意的，做如此点金成铁的改动，如果不是某个权威机构有专门的指示的话，则很可能是担心“饿乡”的说法会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脸上抹黑，甚至引起年轻人的误解，因为毕竟那里有一个“饿”字，而宣传中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不应该存在任何不完美的东西的。他们也许忘了，当年的苏维埃俄国，的确在挨饿，而挨饿也并非苏维埃的过错。恰恰是这种挨饿受冻的境界，才更加激起了中国一代先进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因为他们坚信，经过这种艰难困苦，会迎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大粪主义

将大粪与主义连在一起，委实有点亵渎了主义，但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得只有10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20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虞洽卿）齐名。

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说是这样的，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为骄懒，四为奢费，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主义，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人手，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

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的，也就释然了。大粪主义固然有拿国家元首并一千时髦人等开涮的意味在里面，但从聂云台与黄炎培一道创办职教社的经

历来看，也确有他真实的主张在内。

戏剧资本论

戏剧资本论是一个以戏剧形式演绎资本论的剧本，共分五部三十七场。编剧者为日本人阪本胜，系二战前日本知名的剧作家与评论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具有相当专业的经济学功底，曾为日本帝国国会议员，马克思主义者。将推演深奥的经济学原理的《资本论》改编成戏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奇思怪想。剧是编出来了，但却没听说谁将它搬上舞台，因为这剧本实在太难排演了。比如“商品——商品（物物交换）。一出，卖羊的、卖小麦、皮毛以及渔夫和拿着斧头的人依次出场，为了交换吵吵嚷嚷，最后其中两个人打了起来，于是引出下一场“商品——货币——商品”，出现了店铺和金沙（货币）。

这种既无情节又无人物性格展示而且格外冗长的戏剧，如果哪个真的将它搬到了舞台上，估计不是将所有的观众全部催眠，就是全体一并逃亡，连后台化妆的可能都不会剩下。

戏剧资本论尽管没法演，但编剧以及中文译者力求将《资本论》普及化而进行的文学尝试却令人钦佩。在他们看来，剧本的难以上演，并不仅仅是剧本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一旦进入了一个新社会，物质条件具备，剧本就可以登上舞台了，甚至还可以改编成电影。在今天看来，编译者的艰辛和天真虽然没有化为舞台上的辉煌，但作为爱好者的入门读物却是合适的。

祭坛的残垣

卷简介

制度不是个陌生的东西，它每时每刻都与我们相伴。只不过由于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觉得它的存在，只有在它发生变动的时候，才会有些感觉，而只有这种变动影响到了某些人的生活时，这些人才会有切肤之痛或者切肤之快。无政府主义者号称要打碎一切制度，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他们也只打碎了几个人的脑袋，制度依然故我，不管你喜欢也罢，讨厌也罢，甚至愤怒也罢，照样在支配着人类的生活。

制度无论好与坏都是人造出来的，可是一旦哇哇坠地，就像是打开？潘多拉匣子，并不全由人来摆布。几千年制度变来变去，修修补补，总难尽如人意，其实更像是拆？东墙补西墙。宋太祖赵匡胤苦心孤诣炮制出了一套内重外轻的制度，以防止再有人像他那样黄袍加身，当然，骄兵悍将是没有了，但是他的子孙却因此挨了外族百多年的欺负，两个不争气的皇帝还被金人掠到了北部荒蛮之地去坐井观天。

制度是个很沉重的话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传统制度上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其糟粕却格外地扎眼刺目。近代以来，为承担中国落后的责任，制度挨？最多的板子，看来还要继续挨下去。传统制度留给我们的是背也得背，不背也得背的亲爹老娘，孙中山革命第一回全盘引进了西方制度，结果却是军阀混战。第二回搞中西结合，在三权分立之外又加上了传统的监察与考试两权，可是后来付诸实践的结果，还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脑壳。

制度又是一个令人烦闷的话题，尤其是古代制度，理不清剪不断，一头扎进去，古代官制里稀奇古怪的官名、头衔、爵位会搅得你昏天黑地。不过，制度毕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说起来吃力不讨好，但是还是非说不可。在此，我只是尝试把它说得轻松一点，让大家在哈哈一笑中，领悟些什么。

帝王之尊

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一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孙叔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扬扬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飘飘然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气冲天地吩咐几个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现成的马屁哪有不会拍的道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几天古书，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来了“帝”字，合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关公战秦琼）。跟着皇帝的还有一大堆讲究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儿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皇帝的名号虽然打出来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严却不是一天可以确立的。后世所谓的君主专有的称谓，像“君”“朕”“万岁”等等，在汉朝还是大家胡称乱叫。郡太守关起门来自称“君”，将自家的衙门说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司空见惯。顾炎武曾提到，“汉时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丹阳太守郭雯碑，君之弟薨，归葬旧陵。东观汉纪云，岁旦，郡门下掾奉觞上寿，吏皆称万岁。’（《日知录》卷二四）显然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妥，不然就不会刻在石头碑上，否则岂不是“石”证如山，明摆着让人抓小辫子吗？

时代虽然进入了汉朝，但毕竟分封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郡太守虽然不过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但人们依然习惯于把这些在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当成诸侯来看。加上郡里的属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郡县里的曹掾们对于他们的长官确实有君臣之义。当国家真正的君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发生矛盾时，他们向着谁还真难说。像东汉末年那样只把太守当回事，甚至为之死节，而将皇帝置之度外的情况，也许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苏洵曾经说过：“古者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倍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者，其辟署之权，盖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苏洵《嘉祜集》，卷九，《上仁宗皇帝书》）看来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说这话时，太守们早已风光不再了，人们说话也再不敢口没遮拦。

帝王之尊，其实是渐积而成的，制度的日益致密，越来越强调“强干弱枝”，地方的权力不仅日见其小，而且受到种种限制：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前者地位日见其隆，后者日见其卑。阳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的历代帝王们，更趋向于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与臣子们保持距离。当然臣子们也很凑趣，除了几个异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窝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读书人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喊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时候，大家说话就必须小心翼翼了。

“洗马”与东宫

明代文人笔记中有过这么一个笑话，说是有位官拜太子洗马的京官，出京公干，途经一个驿站。驿站的驿丞见来了位“洗马”，没当回事，不但与之平起平坐，还问这位他心目中的弼马温：“你平时在京里，一天洗几匹马？”洗马大人脾气很好，居然回答说：“没准，闲了就多洗两匹，忙了就少洗两匹。”

当然，太子洗马不是洗马的，说起来与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太子东宫的属官，负责管理书籍文书，在明朝是从五品的京官，属于东宫官属中的重要官员。由于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太子的属官，就有可能是未来的权要，所以，非出身翰林的人，一般进不了东宫的门槛，东宫的官不但牛气，而且清高。所以，小小的驿丞把太子洗马当成“弼马温”，实在是大大的不敬。

所谓东宫的官属，是帝王确立储君制度以后才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帝王从他们的后嗣中选出了接班人，并要加以专门培养时，才有了东宫及其属官。民间经常把皇帝所有的儿子都称为“太子”，以至于有“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这种叫法，其实是不对的，只有被确定为法定继承人的皇子，才可以被称为太子，当然老百姓乐意这么胡叫，也没办法。据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碰到山野农夫，只管皇帝叫老爷，乾隆要想怪罪，大臣说，这里的百姓管菩萨也叫老爷，乾隆也只好罢了。

既然太子是要子承父业，那么首先是要对他进行一点“职业教育”。所以，从西周开始，围绕太子，就出现了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及少傅、少师，少保这样的官，这些官全是太子的老师，负有教育、引导和保护太子的责任。当然，太子还有一些随从，其中一种叫先马，意思就是太子出行的先导官，后来，先马演变成了洗马，所以，如果从渊源上讲，洗马还真与马有点关系。

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即使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也会活个百八十岁，尽管出海求仙的徐福一去不回，依然自信满满，所以一直没有张罗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结果游山玩水死在路上，尸体被一车老臭的鲍鱼混着运回了咸阳，皇位稀里糊涂地就落到了那个连马和鹿也分不太清的二儿子胡亥手里。

正经八百地建立太子制度的是西汉王朝，汉高祖刘邦的太子不仅有师傅、有属官、还有“宾客”。当刘邦想要废了太子刘盈时，恰是张良出主意让刘盈请出了号称“商山四皓”的四个老头当宾客，才最终息了刘邦废长立幼的念头。因为刘邦曾经花大力气请这四个人出山，可是没有结果，现在让儿子把他们抬了出来，可见儿子势力之大，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太子的“师一保”和宾客都是太子的老师，在过去的时代，天、地、君、亲、师并称为“五达尊”，至高无上。也就是说，老师与皇帝和爹娘老子一样尊贵，学生见老师是要磕头的，有时还不止磕一个。虽然实际上老师的地位不可能真的那么尊贵，古往今来，嘲骂老师的人比比皆是，很少有因此而获罪的，作为“后备”皇帝的老师，就更不好摆“五达尊”的架子，但是，能给太子当老师，毕竟是有点不同寻常。非权尊位贵，德高望重之辈，很难坐到这些位置上。久而久之，太子的“师”“保”几乎变成了皇帝赐给有功大臣的荣誉头衔。

这样一来，这些官衔原来含有的教育、引导职责就要大打折扣了。在多数情况下，给太子讲学的苦差事就落到了一些文苑之臣的头上。教太子读书是彻头彻尾的尴尬事，老皇帝要求很严，而小皇子则一味地放纵，教书的人，谁也不敢对后备皇帝动戒尺，所以，教太子的人不像是“师”倒真像是“保”——保姆。劝着哄着，让太子好歹学点东西，也好在皇帝面前有所交代。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把后备皇帝哄好了，以后的荣华富贵是逃不掉的。

太子东宫的属官被称为太子的家臣，首脑为太子詹事。在宋朝之前，詹事府就像一个小而微的政府，管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一支军队。皇帝是想借此让儿子实习一下政治，也练习一下做统帅，好日后管理国家。

预立太子的目的是想保持王朝持续稳定，理想的作用是使一家一姓的统治传之万世，而实际的作用则是将王朝的序列排定了，别让人觊觎。但是，现实总是让人不那么顺心，确定了继承人的制度，但继承人却总是难以稳定，做了太子的皇子，其实并不一定最终坐上龙椅。其他皇子的觊觎自不消说，老皇帝的喜怒有时也像六月的天气，难以琢磨。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哪一天老子又有了新宠，爱屋及乌，“子凭母贵”，太子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都不算，太子也未必安稳。虽然现任皇帝和继任皇帝之间是父子，但现任和继任之间总免不了有点尴尬，尤其是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小的想要早点继位，老的断然不肯让出坐热了的椅子。非但不肯，只要儿子露出一星半点“抢班夺权”的迹象，必定会遭到严惩，轻则废了太子名分，重则丢了脑袋。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恪，本来很受他老子的赏识，说他“荚果类我”，可是就因为这种“抢班”的毛病，丢了日后当皇帝的机会。皇帝与太子的矛盾，也为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从中“下蛆”的机会。汉武帝的卫太子，只因为武帝的宠臣江充造谣说，太子和皇后在地下埋木偶诅咒武帝早死，卫太子百口莫辩，情急之下，发兵杀了江充。太子动兵，犯了大忌，自己自然也难逃一死。

当然，事情也有例外，老皇帝尚在就让位给儿子，自己做太上皇的也有。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统计，这种“让贤”的皇帝在清朝之前，一共有14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如果加上清朝的乾隆，那么就是15位。不过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不情愿的，像李世民先干掉了法定的太子，夺了东宫，然后他老子想不让位也不行了。还有的是老皇帝犯了大错，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不得不交出政权，像唐玄宗沉溺女色，荒废朝政，惹出了安史之乱，最后不得不凄凄清清地当没人理的太上皇。心甘情愿的也有，不过有些是假让位。像宋高宗和乾隆，名义上叫儿子做了皇帝，但权力还是抓在自己手里。

在太子和皇帝的冲突中，太子的东宫属官及其机构也扮演着一个角色，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角色。真要是儿子老子动起手来，向着谁都不是。这其中以东宫的属军最为敏感，所以后来干脆东宫就取消了军队。

虽然皇帝和太子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疙疙瘩瘩，但是东宫的官属衙门却一直保留了下来，甚至不设太子的清朝，依然保留着太子詹事府的机构，白养着一批什么事都没有的官老爷，据乾隆说，是为了给翰林们留个转升的地方。

宰相的座位

所谓宰相的座位，不是说宰相家里或者官邸里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时的座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看见不论是什么朝代，上朝时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内，规规矩矩地分班肃立，而皇帝则高高在上，踞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低眉顺目地奏报。这些场景无疑又气派又好看，但却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时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晋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论道”，上朝没有坐的地方哪儿行呢？皇帝坐得，他们也坐得。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登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那时候还没引进椅子），不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间纷传：“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北朝结束，隋唐兴起，皇帝虽然牛气了许多，但执政的宰相依然不弱，这个时代以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这些宰相们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争三争四地唠叨。

宰相们的地位高，权力大，责任也重。有时候，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大旱啦，涝灾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负责任，丢掉乌纱，就是皇帝不下令免职，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隐去。因为自古传说，执政者是要承担调和阴阳之责的，有灾异，古人就认为是阴阳不协，原因是宰相没有做好工作，所以他们要丢乌纱。

宰相没上朝座位，据说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有的说法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邵博闻见后录》卷一）。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玄，把赵匡胤说得像个市井无赖，或者乡下的顽童，居然在朝廷上千这种骗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当。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么范老先生说不定会来个大屁股墩，非闹得朝上大乱不可。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军汉出身，对读书人却还尊重，头脑也相当清楚，想来不至于当众这样胡闹。

比较起来，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是范质自以为是前朝旧臣，不是赵匡胤的亲信，所以宰相当得不踏实，因而自我贬损，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上茶。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以后遂成定例（《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然而，范质的马屁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个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取代了。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整个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有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能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女祸与女主

女祸是中国历史上为正统的史学家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般来讲，女祸，大多是指人主为女人所惑，以至干了许多倒行逆施，自己祸害自己的事，比如商纣之于妲己，周幽之于褒姒，夫差之于西施等等一长串帝王和宠幸的女子。好在人们很快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所谓的女祸，不过是为蠢男人和昏男人开脱的一种借口，所以渐渐地高唱女祸论的人少了起来，只是老百姓抓住不放，依然是坚定的女祸论者，民间戏剧里的“王帽子”（帝王）每每被西宫娘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每每拿拿忠臣开刀。

然而，虽然将板子全都打在女人屁股上的说法并不很让人信服，但认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见，至少在传统社会里还是很有市场的。由于巫术思维的作怪，人们甚至还认为，女性掌权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际上，这种成见是维护父系宗法制度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意识。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某种社会意识足够地根深蒂固，那么它自然就会变成一种人们行为的根据。在传统政治制度的选择中，人们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进入政治中枢，尽可能不给女人在政治结构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谓人类毕竟是由男人和女人两大部分组成的。女人的地位无论再怎么低，她们也是整个社会人群的一半，所以，无论男人们怎么样煞费苦心，也没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妈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当皇帝怕他妈（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结）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时候，或者特别喜欢他妈和老婆时，女人干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汉以后，历朝代都宣称以孝治国，以至于炮制出了《孝经》和《二十四孝图》，当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纪尚幼，或者即使年纪不小但性格懦弱时，如果正好赶上皇帝的妈又有足够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烦不可。当妈的非要出来说三道四，碍于“孝道”的大帽子，谁也拿她没辙。传统的政治制度规定不许女人干政，但却没有，也没有办法规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亲面目出现干政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怎样制止她。汉武帝曾经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下下策，最后立太子的时候，将太子的亲生母亲给杀掉了。这个一直让许许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称道的举措，实际上惨无人道之极，那个被处死的钩弋夫人之所以要死，只因为她为皇帝生了一个让他还满意的儿子。这样做，实际上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孝道上的大难题，杀母的仇人是父亲，一个孝字掰成两半，怎么想怎么做都是错。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后来的君主再也没有勇气效法前贤（晚清痛恨西太后的稗史“史官”竟然说咸丰也有过效法汉武帝对付钩弋夫人的遗诏，虽然说得解气，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后临朝也就蕃衍不绝。东汉孝道讲得最凶，太后临朝称制的也最多。

至于由于皇帝怕老婆而导致女主当家的，历史虽然不多，但确实轰轰烈烈地存在过。隋文帝害怕独孤后，不惟在女色方面缩手缩脚，国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干涉的话，他老兄也得听几句。小儿子把大儿子从太子宝座上挤掉，据说就有皇后的功劳，因为独孤后特别讨厌男人有新宠，而太子恰恰过不了美人关，于是小儿子就如是这般地在老妈面前下蛆。当然，比起唐高宗李治来，隋文帝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够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后的时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丈夫一伸腿，居然连国号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让以后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

女人干政好不好，如果按传统当然不是好事，《书》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说女人干政就跟母鸡打鸣一样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男人为维护男权统治的一种借口，其实没那么回事，那些著名的女主像吕后、武则天都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不寻常灾祸。女人干政治虽说不见得比男人干得好，可也未必就比男人更差，至少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最昏庸最残暴的统治者并不是女主。太后临朝也不尽是目光短浅的妇人之见，历史上也不乏为人为政都不错的太后，比如像东汉章帝时的马太后，留给后人的口碑就相当好，在后世的史家看来，她甚至比章帝这个大男人高明得多，也贤明得多。问题是，女人在政治上的作为实际上是与男人无法类比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两者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岂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个时代的女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而言，几乎是等于零的，有“为祸”朝政可能的，也就是数量非常少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挣得到这种地位，恐怕有相当的因素在于其容貌和风姿，凑巧才干、智慧和机遇外加容貌都非常出色的那么几个脱颖而出，怎么可能与浩浩荡荡的帝王将相衮衮诸公相比呢？尽管如此，出了一个武则天，也够让男人吓一跳的了，而且这一跳一直到今天还在颤动。

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太后临朝，还是女皇帝出山，都丝毫不意味着女人地位的提高，甚至都不能说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主政参政。她们不过是以男人的方式，按男性世界的规则来进行统治的，有些太后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许多男人（外戚，即她们的娘家人）在操纵。如果不按着男人世界的规则行事，那么她们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其实她们这样做也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种无形压力下的惯性动作，连号称雄才大略的武则天也不例外。武则天自己当了皇帝，也的确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且是当成了男性皇帝。她不仅在上朝时要像男性皇帝一样发号施令，在后宫也要如男性皇帝一般地享受，包括性的享受。当臣子对她的性生活提意见时，她绝无一般女人一触即跳的暴怒，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因为一个男性好皇帝也会允许臣下就这方面的事进谏的。如果不是掉进了男性规则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聪明如许的武则天怎么会在继承问题上死活想不开，硬是让“居心叵测”的大臣们给绕了进去。传给武家人吧？虽然“皇姓”传下去了，但那只是自己的侄子，非亲生骨肉，世上断没有祭祀姑姑的道理；传给自己的儿子吧，自己倒是可以安享血食，可大周的天下就又姓李了，真是两难。其实，只要换一个思路，这种所谓的两难就根本不存在了，把皇位传给女儿，然后让她姓武，以后世世代代都按母系传承，如此大周也保住了，武家天下也可以延续了。当然，在整个中国都是父系世界时，就她这一家这么干，即使贵为天子，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况且，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男性规则的逻辑已经将所有女性套牢了，即使聪明如武则天，也跳不出来。

太监是从哪儿来的？

太监是一般老百姓对宦官最惯常的称谓，即使在今天，如果你问一个对历史最无知的人，十有八九他也会知道太监是什么。然而，自清代以来，民间对太监另一个通俗的称呼“老公”，却渐渐被人淡忘了。时下，“老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妻子对丈夫的昵称。如果是在南方农村，这样称呼还可以理解，可是在北方普遍流行这种“爱称”，不能不说是大家都忘了从前这个称呼是挂在谁的头上的。

其实，太监只是宦官比较晚的称谓，最早的宦官叫“寺人”，“阉人”（奄人），“腐人”（刑余）。第一种称谓的“寺”在古代与“侍”是一个意思，所谓“寺人”就是说他们是侍候人的，而后两种则是说他们是被阉割的人。两类称呼加在一块儿意思才全，所以后来一个相当流行的称谓就是“阉寺”。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还没有哪一类机构的成员有过像宦官那样多的称谓和头衔。带有褒意的有“中官”，这是相对于宫廷以外的朝臣而言的；还有“貂档”，这是由汉代宦官豪华的貂尾加黄金片的冠饰而得名的；也许还要加上“黄门”，这个称谓来源于汉代宦官常任的官职，通俗一点的有“公公”。带有贬义的比较多，什么“阉竖”，“阉寺”，“宦竖”，“刑人”，“阉狗”等等。在这其中，“宦官”是最正式的称谓。也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成员的性质和职能会这样清楚地被老百姓所了解，谁都知道太监是什么人，是干吗的。自然，老百姓对太监也有一种莫名的兴趣，这大概是由于太监恰恰涉及王朝政治两个最神秘的领域，一个是性，一个是皇宫内院。

太监是为了伺候帝王及其庞大的配偶群而设置的，如果让西方人来议论，他们肯定会判定这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产物。不过东方也的确不争气，因为只有古代的东方专制国度才有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存在。在西方中世纪的帝制国家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帝王也不例外，尽管他们会有许多情妇，但是情妇似乎用不着人专门伺候和监视。非洲的酋长倒是也拥有大批的妻妾，不过倒没听说他们有太监。

太监的存在，无非是君主过于多的多妻制的需要。这个道理从一开始就你知我知大家知，不过谁也不说破。只有明末愤世嫉俗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才不管不顾地把窗户纸捅破，他说，宦官的繁盛，无非是由于君主多欲好色，众多的宫嫔，不得不用阉人来看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下》）。为了维护自家极度膨胀的性权利，采用去掉他人性器官从而剥夺其性权利的方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蛮横自私到了极点。不过，把账都算到东方专制主义头上，似乎也不太公平，尽可能地占有雌性配偶，其实是人类动物性的一种表现，人类的近亲猴子和猩猩就是如此，每个猴群的猴王，毫无例外地要霸占所有群中的雌猴，直到它被赶下台为止。《西游记》里把好色的屎盆子扣在猪身上，而将花果山的美猴王说得好像一点性欲也没有，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偏见，绝对的不公正，大有扬猴抑猪之嫌。

但是，众多的“美猴王”和“丑猩王”绝对想不出阉了个把同类，来看着并伺候自家“妻妾”的主意，这一招委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产物，或者说人类文明的一条东方岔道。太监实际上就是仆人，能做男性仆人所做的一切杂务，特别是能干一些力气活，却绝无染指宫姬的可能，从功能上讲真是妙不可言，不是文明人怎么会有这么高明。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大的宫殿也可以说是产生宦官的温床，宫殿里一个一个的房间，使得帝王不可能像猴王那样用自己的眼睛盯住众多的配偶，于是就自然要派生出监视的人。

只要有需要，就会生出供给，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被阉割的男人，自然制度就会提供这种男人。在阉割还作为一种刑罚时，受过宫刑而且还活着的人往往就成了宦官。秦汉之际宫刑是免死之刑，就是说，有了死罪，如果愿意把自家的下身割掉就没事了，司马迁就是这样做了宦官的。宦官的另一个来源是俘虏，这种情况在先秦比较普遍，把通过战争俘获的敌方的未成年人做奴隶，本是野蛮时代的常事，再进一步加以阉割，大概奴隶化就更彻底了。宦官最为常见的来源是进献和招募，进献就是地方官和将领抢来或者买来幼年奴隶，阉割了献给皇帝或者王公。招募近乎于招工，只要价钱合适，就能找到乐意把儿子贡献出来的老百姓。也有人是自愿阉割入宫的，因为有时候，做太监总还是一条生路，而且碰巧了还是一条不坏的路。某些有名的宦官，比如明朝的王振、魏忠贤、清朝的“皮硝李”都是自愿割了入宫的，有些地区居然以出太监闻名（恕不公布）。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人变成太监其实也要不了太多的理由。明代一个小有名气的太监王敏，本来是汉王府的一名士兵，因为“善蹋鞠。，被当时的汉王看上，常陪着王爷玩，这位藩王报答他的方式就是把他阉了（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

太监“恶”吗？

太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仆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帝王之家，别的人尽管也有钱有势，妻妾成群，但却基本上不能用太监，所以，太监就成了帝王的专有“仆人”。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皇帝的下人，自然也不会自给。宰相家人的所谓“七品官。不过是夸张之词，而太监尽管没了传宗接代的家伙，却是真正带官衔的“仆人”。历朝历代，或大或小，太监的头目总是有官衔有品级。威风的封侯拜爵的也大有人在。唐代的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李辅国甚至被封为郡王，比许多皇子龙孙还神气，虽然对于多数太监来说，无论有品无品，他们依然是伺侯人的下人。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太监的声誉极差，凡正人君子，一提到太监，莫不痛心疾首。在我们历史书上，触目惊心的就是那些专横跋扈的宦官，像秦末指鹿为马的赵高，东汉末年让桓帝把他们当爹做妈的十常侍，晚唐给皇帝脑袋搬家就像儿戏似的北衙宦官们，以及明代的王振、刘谨，还有号称“九千岁”，建了满地生祠的魏忠贤，当然，自然也少不了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清末的李莲英。

其实，在宦官中，有好名声的也不少，像《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后半辈子就是个宦官，那只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手，多半就属于宦官之身，虽然他是被迫做的宦官。还有那个造纸的蔡伦，也是宦官。再往近了说，那个一直让国人说起来很舒心神气的下西洋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和英格兰的殖民者之前就远航了那么多地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宦官。

宦官在政治上也不尽是起坏作用，大名鼎鼎的商鞅就是通过宦官景监得以在秦孝公那里露脸的，要不是景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情，我们教科书里大讲特讲的商鞅变法也许就不存在了。赵国那个“完璧归赵”的名臣蔺相如于未发迹之前是宦官缪贤的门客，如果没有这位刑余之人的推荐，蔺相如是不大可能像今天这样妇孺皆知的。就在东汉末年，十常侍横行之时，也有个中常侍吕强，不仅救了上书叫汉灵帝别信用宦官的蔡邕，而且自己出头劝皇帝不要滥封宦官。

其实，如果说宦官坏的话，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皇帝不好（甚至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不好，因为同样是帝制，也有不用宦官的）。皇帝为了自己生殖器的高频度而且独断地使用，非把人家的生殖器割掉，这种事情在第三者看来已经是残忍之极，而在于被割者，大概已经不能用一个“不人道”所能概括了吧？所以，作为被摧残被侮辱的一方，干出点坏事恶事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一向为人所看不起的人，在制度上并没有法定地位的伺候人的“下人”，居然时常能在政坛掀起大浪，甚至能把皇帝玩于股掌之上，使江山易色，国鼎他属？名气仅在班、马之下的史家范晔说：“若夫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则？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华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弊，即事易于取信。加渐染朝物，颇识典制，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所以为虚。’（《后汉书》卷一0八，宦者传论）虽然把板子都打在了宦官的屁股上，但也说出了一点道理，那就是，宦官是离皇帝最近的人，自然也最易于取得皇帝的信任，“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

皇帝虽然号称是真龙天子，其实也跟一般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会胆怯害怕，会哭爹喊娘，需要与人沟通，也需要人安慰。然而，自从孙叔通制定了让刘邦感到特别神气的朝仪之后，囿于礼仪，小皇帝几乎是从娘胎里一出来，就失去了正常人应该享受的亲情、友情和种种的一切，自打孩提时起，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只有宦官。宦官是他们的下人，也是他们的玩伴，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当他们害怕时只有宦官相伴，当他们发怒时也只有宦官做出气筒，甚至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常识，也只能通过宦官之口才得以了解。如果宦官还能想出些法子让他们玩得痛快，那么这些宦官就比亲爹亲娘还亲了。汉灵帝说他的两个亲信宦官“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纪五十）其实不过是说出了他自己和众多皇帝的真实感觉。

中国惟一一个写过回忆录的皇帝溥仪说过：“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其实，溥仪懂事的时候，清朝已经垮台，帝制也废除了，他身边的太监只是那个制度的残余，参与尚且如此，更何况帝制的盛时。

长于深宫的小皇帝如此，就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一旦进了高大的宫殿，不仅会被宫墙，也会被人为的迷雾神化，为森严的制度所隔绝，变得愈发依赖身边的这些被阉割了的下人。汉高祖刘邦，晚年有一度只乐意和宦官在一起，谁也不见。还是那个曾在鸿门宴上吃过生猪腿的樊哙（人家是皇帝的至亲），不管不顾，生闯进去，摔下一句：陛下难道忘了赵高吗？才算使刘邦回心转意。刚当皇帝时对宦官深恶痛绝、在宫里立下禁止宦官干政铁牌的朱元璋，坐稳了龙椅之后，就大肆扩大宦官队伍，谁要是劝一劝，就会惹得他“龙颜大怒”。所以也难怪那些生长于深宫的“少主”们，会颠三倒四地迷上那些不男不女之人了。与皇帝离得近，又招皇帝喜欢，就难免不生出些故事来。

大凡靠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在制度上有没有法定的地位，都会有分润权力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影响决策人，即使不用嘴巴，行为也可以产生作用。在世界上古往今来，无论任何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最高决策人能够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做出所有的决策，他必须依靠别人的智慧，有时干脆就是别人定了盘子他划圈。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孤家寡人的制度，坐在金銮殿的皇帝老儿，当然没有“民主集中制”来给他集思广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咨询的人非常有限，真要是碰上了难心事，固然可以急来抱佛脚，下诏征求意见，但也可能是正经主意没有，馊点子一堆，更可能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糟的是，“高处不胜寒”的皇帝，必须时时提防人家明里暗里打他的主意，也就是说，他会担心别人给他出的主意是不是在算计他。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小心眼”来形容皇帝们，但多疑猜忌的确是相当多皇帝的共性。提防着几乎每一个人的皇帝，偏偏就是不防备宦官。在他们看来，身份卑微的“刑余之人”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无论如何宦官做不了皇帝，而其他人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皇亲国戚，都或多或少地是潜在的威胁（兄弟子侄更是危险）。当然，像明英宗那样，真的要个半路出家的太监王振作“谋士”的君主并不多，但是，对于许多君主来说，包括一些颇为贤明的君主，都曾把宦官作为咨询的对象。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就曾经就赵衰的任用问题征求过“寺人”勃缇（这个勃缇，就是在重耳未发迹前，奉命追杀他，曾经一刀削下他衣袂的那个宦官）。得到和氏璧，而又因和氏璧惹出麻烦的赵王，还不是因为他亲信的宦官出主意推荐了蔺相如，才渡过了难关。所以，把大权授予宦官，在某些君主看来就像是延长了自家的耳目和手脚。

在政坛上，也许没有比人事的升迁和任免更能牵动官员们的心了。而仕途的腾达和蹭蹬，又往往取决于皇帝一己的好恶，如果有个皇帝身边的人能把皇帝好恶以至意见动向，提前透个消息，再蠢的人也会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预先知道了皇帝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或者知道了皇帝的某项决策意向，上朝时就可以发表讨皇帝喜欢的意见，从而赢得皇帝的好感。即使是位极人臣的家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同样需要这种“内部情报”，免得失宠而失势。

所以，就是没有野心的人，只要处于皇帝身边，就必然成为官僚们拉拢争取的对象，如果这个人皇帝还比较喜欢，那么行情就更是看好，或多或少地要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如果碰上喜欢弄权的人，而且皇帝又足够的昏庸的话，自然就会冒出来“权宦”。

历朝历代，总免不了有些专横跋扈的人，但是由于宦官比正常人缺了点东西，所以他们跋扈起来，就让人难以忍受，史家笔诛起来，也比对别人更不留情面。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宦官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没有昏庸的皇帝和太后，哪里来的专权的太监？究根寻底，如果不是那没有人性的皇宫制度，怎么会有太监的存在呢？

按生理常识，男性阉割只要把睾丸摘除就可以了。然而，宦官的阉割却是要把男人下体上的东西全都割个干净，以至于连小便也受到严重影响，使宦官终身受到下体腐烂恶臭的折磨。显然，并不是古代中国完全不知道割掉了睾丸就去了性的道理，因为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牲畜阉割术，都是只去睾丸不去性根。这平白多遭的磨难，其实不过是皇帝为了没道理地增大保险系数而作出的牺牲。看来，只要被选定为宦官，就没有被当做人来看。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作为男人被割掉了作为男人象征的根，阉割时以及后来的皮肉之苦还在其次，其精神上的痛创将是永远无法弥合的。凡是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人，都能体会到好端端的一个人被阉割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虽然多数宦官为幼年被阉，但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同样会体会到与司马迁类似的精神痛楚。据说，每个宦官在被阉割之后，都会保留割下的东西，以便死后跟他葬在一起，显然，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补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做宦官如此痛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主动地白宫，要求做宦官？比如明英宗的宝贝太监王振就是一个，据明人记载，“京畿民家，羡慕内宫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阉者。”（陆容：《菽园杂记》卷二）不消说，这是制度对人的扭曲，白宫人宫的人，无一例外地贪图宦官的权势和富贵，他们把做宦官看成了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

把某些“权宦”的胡作非为，看成是他们由于受到非人待遇而对社会的报复，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这种报复未必都是他们自己明确意识到了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心理来度量当年的宦官，绝大多数从小就遭到阉割的宦官并不会有那么明晰的自我意识。说宦官由于被阉而心理特别阴暗，特别阴毒，其实更没有什么道理。尽管历代的“太史公”对宦官从来不放过口诛笔伐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到比帝王或者女主和权臣们更狠的宦官。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也许够狠毒的，但大不了也就是把党人弄到大殿之上乱棍打死，怎么能比得了永乐皇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剥皮楦草下油锅的把戏呢？从生理角度来说，被阉割了的动物其攻击性会大大减弱，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是动物，所以，也例外不了。宦官本来就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没有离开皇权而独立的宦官体系。所谓的权宦，无非是盘在皇权大树上的寄生藤，一旦他们依附的皇帝完蛋了，他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有毁灭的一条路。所以，宦官之恶实际上就是皇权之恶。

太监都干什么？

在一般人眼里，太监就是伺候人的，无非给皇帝和他的配偶使唤，呼来喝去，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对于绝大多数太监来说，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的确，宦官的产生就是帝王要找人伺候自己和妻妾，宦官就是伺候人的。皇宫里诸位人上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得太监来服侍。这些人已经不仅是“四体不勤”的事了，他们的四肢几乎完全退化，离开了太监，他们不仅饭吃不到嘴里，衣服穿不到身上，而且很可能会尿在裤子里。比起宫女来，太监是彻底的奴隶，因为宫女还可能与皇帝有一腿，而且到时候还可以放还民间，而太监即使放了，也成了废人，难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管事管多了，不仅会有油水，还会有权力。众多洒扫庭院，看门护院的小太监当然只有吃苦干活的份，但是像宝塔似的层级管事，断然不会轻易放弃捞一把的机会，甚至弄权于朝堂。赵高敢于在秦始皇的时候秘不发丧，伪造遗诏，最终玩朝臣于股掌之上，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身为车府令，主管皇帝出行的车马，而正好秦始皇死在出行的路上。明代宦官24衙门，司礼监的太监权力最大，就是因为司礼太监负责当皇帝批阅奏章时伺候笔墨。而明代相当多的皇帝恰恰又出奇的懒，有点时间不是亲操斧斤造房子，就是自封总兵打仗玩，更多的是声色犬马，荒淫度日。所以免不了经常让伺候笔墨的太监代笔，时间一长，批阅奏章渐渐就变成了太监的权力，这就是明代司礼太监所谓的“朱批权”，与内阁的“票拟权”遥遥相对。票拟就是为皇帝草拟诏书，事先拟好对奏章的处理意见，这就如同建议权和决定权的差距，哪方面占优势不问可知。有位“三朝元老”的老太监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才进去。”（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到了严嵩以后，内阁的阁老们就得赶着魏忠贤叫爷了。

皇帝懒，太监可以乘机揽权，皇帝不懒，太监也有可能大权在握。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在多数情况下，他惟一信任的人就是太监。皇帝博大的猜忌心使得宦官有了一种非常活跃的“监’职，最常见的是监军，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皇帝们一朝被蛇咬，几百年怕井绳，太监频繁地充当监军，成为皇帝延长的耳目，看着将领们。不过，凡是有了宦官监军的地方，一般仗都打不好。你想想，在你头上突然来了个什么也不懂的家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且还惹不起，因为人家是代表皇帝的，指挥意志无法统一，你说东他偏要西，吃败仗是免不了的。唐朝的监军开始特别卖力，竟然亲临前线，结果一看战况稍有不妙，他扭头先退，往往造成军心动摇，全线溃退。由于不放心身体不缺件的将领，皇帝有时还用宦官统领自己的禁卫军，负责保卫自家的安全，所以宦官也有做将军的，像晚唐那些权倾朝野的大宦官，头上都有将军衔。

皇帝以为宦官不会突然黄袍加身，或者发动兵谏什么的，所以让宦官参与军事，甚至掌握军权，但是麻烦也不小。宦官倒是不能做皇帝，可是人家操纵废立，把皇帝的皇冠乃至小命都捏在自己手里，晚唐的皇帝就这样被宦官控制了。

除了监军之外，宦官还被频繁地派出去监视地方官，乃至于监税，监矿。在明代，随着皇帝博大的猜忌心无限蔓延，太监也只好无所不监了。当然，最后造成魏忠贤号称九千岁，也与这无所不监有关。

一般来讲，按传统政治理论，宦官与女人差不多，都属于“阴人”，因此除了特意派出的各种“监”以外，宦官的官大多是要在皇宫里做的。不过，在特殊的朝代也有大量的例外。像北魏时期，宦官做过各部的尚书，甚至还被派出去到州郡当地方官。最特殊的要数赵高，他竟然在朝廷将亡的当口，过了几天丞相的瘾。

大概只有清朝对宦官的职务限制得最严，不仅不允许宦官出京，而且内宫的事务也由内务府管了大半。即使在清代太监最得意的时代，西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私自出京，依然落得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也说明，只要皇权想要限制的宦官，他们的权力是不大可能泛滥的。

宦官的“家室”

宦官还会有家室吗？对于有些“名阉”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宦官虽然不能人事，但作为中国人，对于家室依旧看得很重，没有成家立业，是每个中国男人的终身遗憾，宦官没了生儿育女的家伙，但依然想要有个家。某些宦官的权势，为他们实现这个愿望提供了条件。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庞老太监买个乡下姑娘做老婆的事，在有权有势的宦官中并非罕事。有的时候，权倾朝野的权宦，娶个世家的小姐也不稀罕。例如中唐的头号大宦官仇士良的妻子胡氏，就是个名门闺秀。权宦们不仅要娶妻而且还要三妻四妾，与一般权贵一样。当然，做宦官的老婆要守空寡。但其他的好处却有一些，本人可以妻因夫贵，赢得皇家的封诰，当上诰命夫人，娘家人也会顺竿高爬，为官做宦。唐玄宗时得宠的太监高力士，其老丈人本是一介小吏，只因女儿有点姿色攀上了宦官之“龙”，竟然得以升到刺史的高位。历史上尽有宦官的丈人舅子横行霸道的，全然忘却了自家骨肉受的活罪。

有老婆只是有家的开始，没有儿子做男人总是莫大的遗憾，尽管宦官是残缺不全的男人。没有了男根，自然生不出儿子，就只好收养螟蛉，历代宦官养假子的相当多，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东汉著名宦官曹腾的养子。为袁绍做书记的陈琳，因此而骂他是“割阉遗丑”，结果是治好了曹操的头风病。曹腾收养曹嵩是从本家中选，其实宦官收养子也有找两姓旁人的，或者收养“苍头子”，就是奴隶的后代为儿子。养子、养子，大抵从小养起，一般人如果没有儿子，也就是这么找养子。不过，有时大权在握的太监们，认干儿子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培植势力，蓄养私党。唐代后期的权宦们，一收养就养几十上百的干儿子，分掌军权，遍布朝野，皇帝和朝官几番想要去除宦官势力而反遭其害，宦官的干儿子多肯定是一个原因。

然而，古往今来，做宦官的人多矣，能把人家闺女弄来守活寡的有几人？绝大多数宦官也许连想也不敢想，老死在宫里已经是享福了。好在，一般的宦官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皇宫之内多的是久旷之女，大量的宫女也需要有异性的爱抚，然而，若大的地方只有皇帝一个真正的男人，显然连望梅止渴都谈不上。于是，尽管太监们不是真正的男人，但也总比没有强，聊以充饥是谈不上了，彼此间到底可以有个精神上的安慰。由宫女和太监结成的“配偶”，人称“对食”或者“菜户’，大约是说，他们之间没有“荤”的，而且只好一起吃饭。当年魏忠贤未发迹时，就与明熹宗的保姆客氏结为对食，竟然因此而发迹。为了表示忠贞，魏在发迹后干儿子倒是收了不少，老婆却没有讨过。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提起“九品中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要口诛笔伐，说它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弄得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官做，大不公平。当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九品中正”面对这种指责确也无从逃避，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里，它的的确确不是在选拔人才，而是在核定门第。很有点像我们后来的“文革”时期，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

“九品中正”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刚刚继承父业，还没有来得及逼汉献帝“禅让”的时候，新“王”上任三把火，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制定的。“中正”是一种特殊的官，每个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做中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郡人士，二是现任京官，所以，中正其实是兼职，每三年才行使一次职务，具体事务由其属员“访问”承担。中正的职责就是为本地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评定品级，也好备吏部选拔。

一般来讲，中正要向上面提供本地士人的三种材料，一是“家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出身，上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再加上你的社会关系，叔伯舅舅，七姑八姨，再加老丈外带舅子；二是“状”，就是对你的行为，道德和才能的综合评语；三是根据“状”，再参考“家世”而评出的“品”，一共有九品，即九个等级。三年评一次。九品的排列，据说是受了班固评定古代人物的影响，班固曾经将古代人物定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按陈群的原意，“品’的评定，主要依据是“状’，即重在表现。但由于“家世”是死材料，硬指标，而“状”则是可大可小的软条件，在大家势族的影响下，评来评去，尺度倒了过来，“状”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了，重在表现就这样变成了唯成分论。其实就是势族高门不加干涉，按这种评法，或早或晚，终归是要变成唯成分论的，就是今天的各种评比，从评先进到评职称，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标，最终都按量化来评，别个就成了摆设。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最后，尚书省的吏部干脆按各家族谱牒给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谱，就不愁没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诸曹也必须精通谱牒。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贫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时候既没有户口登记，也没有相片，姓王姓谢的又不是那么两家，只要是同姓，长点心眼就可以伪造谱牒混进高干子弟队伍。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大盛，造假之风甚盛，辩伪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还积极，精通谱牒学的古代“王海”也出了几个，所以造假没成什么气候，做官还得凭家世。

具体的九品评定虽然落实在纸上是九品，但社会上只将之分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视为下品，不会有人理睬了。按当时的习惯，一品是要给皇族的，别的人，任你有多高贵的门第，也休想跻身其列。但是，皇族做官掌权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或者简称“灼然”，大家趋之若鹜。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最后竟变成了给纨绔子弟排门槛高低，无论从哪儿说都是无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满足那些世家子虚荣心之外，对社会对政治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过，当初曹丕和陈群的原意可并不是这样。西晋的名臣卫璀说：“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后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重。”（《晋书》卷三六，《卫瓘传》）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为人所忽视的要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实际上与从东汉一直传下来的“乡里清议”有关。在实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当一段的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都不能不考虑乡里读书人的那种专门的评价人物的舆论，那种说三道四的“月旦评”，说好能扬你上天，说歹可按你入地。据说大名鼎鼎的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年轻时赶上老爹死的时候身染重病，带着热孝让婢女伺候他吃药，不巧被人瞧见，就传他守孝的时候还给婢女怎么怎么样了。结果一连好多年，他就是没举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不过，这种“乡里清议”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较重视你的行为，而非家世，而且还多少有那么点“舆论监督”的味道，虽然婆婆妈妈，但绝对直言不讳，管你是谁，该说就说，一点情面也不讲。

显然，曹家父子对这种“乡里清议”并不喜欢，这倒不是乔玄说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因为“月旦评”之类，有太强的惟道德主义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实际效应。对于面临群雄并起的曹操，获得乡里好评的“八俊”“八及”之类的道德家毫无用处，想要在乱世中扫平群雄，只能打起“惟才是举”的旗帜，才能聚拢一群可用之才，显然，这种旗帜明显蔑视“乡里清议”的尺度，对清议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则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变成了官方评议，或者中央评议，也就是说，对士人的评议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属员访问才能作出，或者说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而这些中正官又必须是由现任的京官兼任，这样就把选官的第一级选拔之权收回到了中央。

从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还是由“评”而选人，与乡里清议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是将“私营”变成了“官营”而已。在这个制度实行之初，也确实有“乡议余风”，王嘉在做京畿冯翊郡的中正时，认为门第不低的吉茂“德优能少”，结果给定为下品。（《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刘毅为青州大中正，“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然而这也仅仅是“余风”而已，在传统社会里，凡是官办的事情，时间一长就难免要变成官样文章。想左右乡里评议无论怎么讲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纵官方评议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换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纵，那么就挡不住这种评议向权贵们想要的方向滑动。

问题的关键是，早在东汉年间，官僚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很强的世袭化门阀化的迹象。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读书人通过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身为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的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经学氛围日渐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也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的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的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是那给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的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几率就越高，而他们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之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担任属吏的必须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更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土贵族和门阀，即我们历史书上讲的地方世族。正因为在魏晋时已经有了如此强大的势族与门阀，九品中正制才会迅速地变形，成为门阀制度的主要标志。

门阀与清谈

“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英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抗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晋书》卷四九，《阮瞻传》“（王）戎问曰，圣人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其旨异同？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谓之三语掾。”]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00，《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后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世说新语》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宫”“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宫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赋诗与做官

隋文帝杨坚在做皇帝之前，其官爵和地位是由裙带上来的，所以有惧内的毛病，但是他却统一了全中国，看来“妻管严。其实并不妨碍男人建功立业，成为事实上的大丈夫。也就是这位开国之君，才有气魄使早已令世人甚至包括皇帝反感的九品中正制寿终正寝。不过，虽说不破不立，但此公大概由于百废待兴，事情太多了吧，还没想出替代九品中正制的好办法，只是简单地复古，恢复了征辟的旧招子。他的儿子炀帝杨广，公认的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但是确实有点创造力，不仅修了大运河（这耗尽了王朝的国力），而且想出了考试取士的办法，第一次举行了进士考试。据说，此公非常自负，认为就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理所应当该当皇帝。从流传下来的几首诗来看，他的才情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看这架式，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严，他大概是想亲自下场考上那么一考。

隋朝虽然善于创造，可惜卿卿薄命，二世而亡，所创造的东西又没有办法申请专利，于是连大运河带科举制最后都便宜了唐朝。唐朝李家，虽然号称是那个写了《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的后代，其实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原为标准的胡人，不过是冒名姓李罢了。当然，胡人有胡人的好处，尤其是汉化了的胡人，其实有的情景下要比汉人做皇帝还要好，至少开创了唐朝的李家是如此。他们有气魄，有胆识，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站在汉文化边缘上的人，更清楚汉文化的利和弊他们甚至比汉族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还痛恨门阀制度，实行季举制，就是毁灭门阀制度的釜底抽薪之法。也就是这个原因以考试取士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种。所谓常科就是定期的正常考试，制举是指不经常举行的出于特定目的的特科考试，我们一般讲科举都是指常科。常科的名目非常多，有秀才科（考诗赋和策论）、进士科（与秀才科略同）、明经科（考儒家经义）、明法科（考法律条文）、明书科（考书法和文字学），明算科（考算学）、史科（考历史）以及特殊年景开的开元礼私（考唐明皇制定的礼制）、道举（考道教教义）和童子科（专为十岁以下儿童准备的，考儒家经义）甚至还包括医举和武举：其中秀才科由于要求太高，考试过难，所以没有举行几届就停止了（显然，唐朝人是按秀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两个字的）；而开元礼科和道举除了粉饰太平和为李家涂脂抹粉之外，毫无实际用处，所以也没有搞过几次。在那个时代，这些考试已经足以满足政府行政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全部需要了。

但是，虽然唐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毕竟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技术分工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步，专业技术人才在政府机构里升迁甚难，所以，在所有科目里，进士和明经科最受重视。不过，那个时代的明经科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主要考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有帖文、口义和墨义三种程式。所谓口义就是口试，墨义就是默写，所谓帖文就是将要考一段经文上下左右贴上，只留下一句话，又把这句话的几个字贴上，让考生来添。帖义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程式，看来那时候不只民风淳厚，士风也不错，因为帖义是相当容易作弊的，如果换了今天的学生，大概少有人会抵挡得住揭开纸条的诱惑，考场外面肯定会有人兜售专门用来揭开贴条的化学药水。其实，就是老老实实地考，只要考生把有数的儒家经典背下来，就没有答不上来的道理，比起今天考大学的芸芸士子，要学那么多门功课，背乱七八糟各不相干的一堆公式定理以及政治原理，显然要幸福多了。

比较起来，进士科倒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显然比明经科更富有挑战性，因为进士科主要考杂文，就是诗赋。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毕竟需要动心思，有技巧，还要有点才情，远比只需要死记硬背的明经考试对于士大夫有吸引力。唐代的诗歌是律诗的时代，律诗之“律”不仅意味着它要有格律，而且规矩非常严格，诗的韵脚要压官韵，通篇的词句的平仄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就要求做诗的人不仅要有才思和诗情，还要有娴熟的文字技巧，我们现在不懂律诗的人也许会认为做律诗太束缚思想，可据说一旦钻了进去，就会像沾了鸦片一样，上瘾。

进士考试考的是排律，即通常我们看到的七律和五律的放大版，技巧性要求更强。严格来讲，排律是可以做得无限长，但是考试的时候是不大可能让人能写多长就写多长，一来考试时间有限，二来考官判卷也受不了，所以名曰排律，实际上只限定16句，8韵，跟一般律诗也差不多。晚唐才子温庭筠才思敏捷，做8韵，一叉手一个，人称“温八叉’。但大多数人肯定没那两下子，所以还是能难倒不少。

一般来讲，考场上是做不出好文字来的，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后世的八股文，原本是敲门砖专用文体，敲开门之后，本人见了都烦，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可是做诗就不太一样，考场上做，在考场下面大家做得更欢，士大夫平时诗酒酬唱，甚至官场同僚往来，都离不了诗。唐代的确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这么想，是不是佳句和妙境都让唐人给穷尽了？后人再做律诗，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唐人的窠臼。甚至有些写得好的自由体新诗，细抠起来好像也有唐诗的影子，如此的辉煌，不能不说有以诗取士的一份功劳。现在大家公认的好诗中，虽然没有应试之作，那是因为唐朝好诗太多，实在轮不到那临场发挥的东西。

正是由于进士科比较能让士大夫们一逞才华，而且皇帝也对进士青眼有加，士间的舆论更是看好能经进士考试出来的人。当然，进士出身的人升迁也比较容易，所以，稍微有点才气的人都乐意往进士这儿挤，参加考试的人一多，而名额不变，想要考上也就不容易了，考了一辈子也考不上的也有。唐朝的诗人们往往脾气很犟，就是考不上，也不愿意转到明经科，死活要在进士的独木桥上挤，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算迟的，而五十岁中了进士算早的。

说到科举考试，就不能不谈到学校制度，把学校与选取行政官员的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唐人的一大败笔，从此以后，“学而优则仕”就逐渐化为中国人的牢固信念，百计无可消除。教育也变成了官僚体系的附庸，完全受取士的标准和内容的支配。1905年清朝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但是，读书人认为学堂就是新的科举，到解放时，全国的各类大学（包括一大批野鸡大学）中，学政法的占了一半多。解放以后，大学毕业就自然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所以在一般老百姓眼里，考大学与从前的科举也没什么两样。

当然，学校与做官发生关联并非自唐朝开始，但却是唐人将之用制度固定下来的。这样固定了以后，最大弊病是从此萎缩了教育体系的技能教育功能。在科举制尚能设立专门的技术性科目时，这些科目就门庭冷落，以后当科举一色儿文气了，士大夫也就除了圣贤书之外，什么都顾不得了。

遗憾归遗憾，现实归现实，唐朝学校就是这么设置的。唐朝的学校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的学校大头归国子监管理，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 书学、算学和后来开办的广文馆。小头是归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和归门下省的弘文馆。不过，中央一级的学校贵胄气相当重，国子监系统最受重视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非中高级官员的子弟是进不去的，而其他四个学校虽然平民子弟可以问津，但进去也难。至于崇文馆和弘文馆则非贵族子弟不能踏进门槛半步，有时连公主的儿子想进这两个学校也不行，许孟容当礼部员外郎，主管两校，就干过这种事，公主到皇帝那儿去告状，皇帝亲自过问，许依然不肯通融，说是皇帝的外孙不算皇族。（《旧唐书》卷一五四，《许孟容传》）中央一级学校的学生，只要成绩还过得去，就可以不通过乡贡而直接参加省试，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进士和明经科考试。

地方学校分为州学和县学，这里的学生大多为平民子弟，教师则是吃官粮的博士和助教，有的地方还有乡学和村学，不过那是“民办”的，得不到官方的资助。进了州县学，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参加乡贡，也叫解试，即第一级考试，由于各州县上京考试的名额有限，能通过已属不易。

唐代正式的科举考试又叫省试，只要通过了这级考试，那么官就算当上了了虽然还要经过一个吏部的例行考试。省试每年举行一次，多在早春举行，因此又被称为春闱。由于那时交通不便，在前一年的冬天，各地的举子们就纷纷来到京城，准备最后一搏。本来，几十万人口的长安城添上几千个举子算不上什么，不过，科举是国家大典，老百姓也特别乐意凑这个热闹，店铺和娼寮的生意固然旺盛，但却很少有人借机敲竹杠。那个时代，社会上诗风甚盛，好诗大家传诵，歌妓舞儿，如果不会几十上百首“流行诗歌”，肯定是无人问津的，而称得上是名妓的角色，自己就是此道的斫轮老手，其才情其实并不比晋身考场的士子们差。预备进考场的士子，抓紧时间临阵磨枪的固然不乏其人，但稍解风情的都免不了要与京城那些出色的香娥娇娃打打交道。唐传奇《李娃传》里的那个郑公子，就是在秦楼楚馆“泡妞”泡过头了，以至于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有心计的士子们则忙于另一件事，这就是“行卷”。以诗赋取士确实能让士大夫们发挥才华。但是，诗的好坏优劣有时不太好说，也就是说，标准不太客观，用现有的话来说就是不好打分，如果考官用现在的百分制来判卷的话，那么给75分的诗和给80分的诗有多少区别，就是同一个考官，也是有点说不清的。虽然从宏观上讲，诗的好坏还是有公论的，但那主要是指那些优秀和极差的诗而言，而介于中间状态的诗就很难说了，考官的主观审美情调，他的学养，甚至于他对考生的个人印象都会影响到对考卷的评判。所以考生们为了争取给考官一个好的印象，在考前就把自己平时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主考宫或者朝中有影响的大人物（指望推荐），以期有利于得中。这种行为就叫“行卷”。

这种行为好像有点不那么光明正大，如果放在今天，肯定是要被绝对禁止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许多名人像王维、白居易、韩愈和柳宗元等等都干过这种事，也理所当然地因为他们的诗才而受到赏识。当白居易投上他的诗作时，某大人物看到他的名字“居易”，就调侃道：长安米贵，君何居易？过了一会儿，当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时，不禁赞叹道：有才如此，居亦不难！自然，我们的自居士也就当科中第了。转过来，当这些人中了进士，做了高官之后，又会做别人的“伯乐”。

千余年来，科举制遭到的攻击实在是太多了，批评者的批评其实也真有道理，以考试取士，的确会把一些确实有才而不善于考试的人挡在门外。比较起来，尽管唐代的科举相当合理，尽可能考虑到了考生才情的发挥，但是仍然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不是进士，这里就有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和诗仙李白。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知名政治家和诗人毕竟是由进士出身的。以考试作为尺度，毕竟比以门第或者其他的东西作尺度要强上不止百倍。凡是制度，就免不了弊病，人们能做的就是挑一个弊病少的，或者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如果没了制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武夫与毛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惟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的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

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御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碧眼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的时期的到来。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蔑视“毛锥”（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景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弊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荡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第二二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倚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千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爆，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第二六八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的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10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

在战争来到的时候，用人之际，武人还这样受气，想想真是有点不解，但是一旦重文轻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武人也只好忍了。但是，军队毕竟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支柱，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不可或缺。既要用之又要贬之，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诚然，这种政策对于军人专权和割据是有抑制作用的，但也的确对军队效能有较大的损害。

武官的地位都如此低下，士兵就不消说了。明清两朝实行的基本上是世兵制，当兵的世代为兵。不仅士大夫轻贱武人，连老百姓也看不起当兵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当兵的实际上成了一种准贱民，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当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以后，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之一，就是西方那种受社会尊敬、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和报酬颇丰、效率颇高的军事制度。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了重商之外，就是大力引进“尚武精神”，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只是，留学生派出去了，新军也练了，“军国民主义”也提倡了，但是，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人传统的引进，结出的却是军阀的恶果。20世纪的中国再一次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夫割据的旧戏，只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变成了新式的西方兵器。

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脚

这个题目乍一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男人的头怎么会与女人的脚连在一起，又怎么会与制度史有关系？

男人的头是指其发式，女人的脚是指女人缠足习俗。这两种现象本来都是社会习俗，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们却有了制度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满清入关以后，曾经采用暴力手段，强迫汉人蓬（同剃）发，就是按满族的习俗，男人要将头顶部的大部分头发剃掉，留下后脑的头发编成发辫，垂在脑后。这种发式我们在反映清代故事的影视剧中经常能看见，不过基本上都是晚清的改良版，早非原装货了。

满清的蔆发令，曾经在征服过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来自任何明朝的官方和农民起义组织，完全是一种民众的自发抵抗。这种抵抗，使征服者和反抗者双方都流了意想不到多的血。开始，满清统治者的确被这种出乎意料的激烈反抗给吓了一跳，曾经一度终止了推行薤发的步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汉人其实并不在乎给他们换个皇帝，哪怕这个皇帝是外族人，却对剃掉几根头发这么在意。当然，也许正是汉人的这种过于激烈的反应，反过来更刺激了多尔衮之流认真推行薙发令的决心。最终，在“留发不留头’的过度暴力的淫威下，中国的汉族男人的头发终于变了模样。

中国少数民族统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薙发留辫的也绝非满清一个，但却少见其像满清这般推行自己的习俗，至少没有这般大规模强迫的记录。而满清这么做，意义大概有三：一，以清俗变汉俗，实行文化征服。满清入关以后，后人都认为他们汉化了，其实在满人自己，原本是打算将汉人满化的，只是由于满人实在太少，本身的文化又水准太低（连小说故事都没有），所以实现不了。二、从精神上摧垮汉人文化上的优越感。三、确立满清的中华正统地位，同时使汉人都打上臣服的印记。其中，第三种意义是最明确的，它向人们展示了满清要想确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信号。所以，薤发在那个时候，决不是单纯地“以夷变夏”，实现一种风俗变革，而带有一种强烈的制度化意义。

但是，被大家几乎淡忘了的是，在推行薤发的同时，满清还推行了另一种“社会改革”，就是禁止汉人妇女缠足。这一禁令据说也导致了许多汉人妇女上吊跳井，以死抗争，但不知为什么清朝统治者这回却不那么较劲了，朝廷的诏令最后不了了之，禁缠行动无声无息地收兵了。

同样性质的事关风俗的法令，一个是不管有多大阻力，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推行下去，一个却草草收兵，听之任之。当然，这里决不是像后来有些人嘲笑的那样，中国人男人头不如女人脚，薙发令的推行是由于男人们抵抗不力所致。也更不可能是所谓汉臣与满人达成的妥协，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之类的胡说。依我看，其实是满清统治者推行薤发和推行天足的含义有所不同之故。推行天足，这其中包含了改良汉人恶习的意思，实际上是给汉人做了件好事。当推行的时候，倒不是阻力使他们望而却步，其实他们并不太在乎汉人女人受多少罪，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其实犯不上为汉人这么着想，这样着想的结果对于像撒胡椒面似的满人来说，并非益事。

满人在中土推行满化的企图当然没有实现，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从皇帝到一般八旗子弟都很快汉化了。讲究起汉人的规矩来，甚至比汉人还厉害。蓬发的习俗也不知不觉地“改良”起来了，留下的头发越来越多，剃掉的领地逐渐从头顶退到了前额，变成了今天我们常在影视里看到的那个样子。满族贵族也开始喜欢上了三寸金莲，不敢让满人妇女缠足，就与汉人士大夫比着嫖小脚的青楼女子。汉人文化的档次是高一些，可是其腐化程度也是空前的。多少年来，一个个带着原始野蛮锐气的游牧民族，骑着马呼啸着来到中原，最后都被灰头土脸地同化了，不仅原来的锐气化为乌有，糜烂得往往比汉人还要过分。汉文化的同化力是惊人的，其腐化力也同样惊人。

宋朝的老爷兵

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金、辽）或几万（西夏）。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人打不过人家一个。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也可以说，中央军惟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一一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这样一“分守”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如果“彼”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那种“锦囊妙计”，即“阵图”，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结果如何？不问可知。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决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走州过府，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路过的州县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实就是宋朝地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王伦起义，规模并不大，但所过州县纷纷弃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婴其锋者。”（《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更有甚者，宋仁宗庆历三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伙“贼盗”来到高邮，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营，且厚馈之”。结果贼盗一高兴，没有在高邮动武，离开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的新鲜而又荒唐，给点金帛牛酒就能打发的贼盗，也就是些胸无大志的毛贼，如果不是手里实在没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时代，守城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小毛贼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断不会出此下策，因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凶器也，可是统治者却一天也离不开此物。手攥得不紧，兵之“刃”容易伤了自己，攥紧了又容易将之变成废物和摆设。大概只有在不紧不松之间走钢丝，才能得兵之利而远兵之害。宋朝的兵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虽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却使宋朝的兵成了历史上最无用的兵。兵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用，没有用的兵，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好在宋代的经济比较发达，兵的无用可以使“金帛牛酒”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着花钱买太平的绥靖主义空气。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后来的女真人，都迟迟下不了入主中原的决心，而更乐意贪图子女玉帛的源源而来，不管是掠来的还是人家送上门的，北宋就是这样苟延残喘下来了。

对于每一个朝代而言，相邻的上一个朝代的“教训’总是最让人难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强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断然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这样一个把兵弄得窝窝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这样两个赳赳武夫之手，也许，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么样整武人。

翰林与弄臣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相当多的时间里，翰林一直是个令人羡慕的头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金字塔的最后一层殿试，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按例成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与编修，其余的则是见习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极少数的人殿在三甲却因朝考优异也被选人翰林的，比如曾国藩，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衔并不大，除了少数几个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是五品之外，其余的概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气，一是表现在“面”上，做了翰林，虽然只七品也可以挂朝珠，著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资格挂珠，三品才可以著貂。二则是实惠——升迁特快，前程远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称为“老虎班”，升得特别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经过视察之后，可以直接以七品知县升为四品的知府，几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级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进而独当一面的巡抚和总督。就是见习翰林，考试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进士快一些，因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员总会对他们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虽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点，但只要一进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实事可做，而清代由于不立太子，所以没有具体事务，但机构仍存，为的就是给翰林们一个转升之地），用不着“下放锻炼”，几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为各部的侍郎（副部长）和尚书（部长），绝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项背。翰林出身的人不仅在官场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们才有望能爬到最高层。明代的中枢机构内阁的前身，就是帮朱元璋办事的几个翰林，所以后来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阁。内阁是明代的最高决策中心，能混上“阁老”，是有明一朝做官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内阁虽然没有实权，但入阁者地位却最尊，所以人人都看着眼热。同样，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阁，而入不了阁，死后的谥号，就加不上个“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士的头衔。而且，清代的事实上的中枢机构军机处里，满人除外，汉人军机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清代翰林如果挂上了“南书房上行走”“上书房行走”的头衔，不亚于一步登天，成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书”，只要对应得当，不愁日后没有高官可做，大轿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读书的地方南书房就是一个隐形的决策中心，进到里头“行走”一番，自有无穷的好处。翰林的第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凡是得了这种差事的人，都尊荣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钦差，各地官员迎送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编修直接去做，但是官虽仅仅七品，到任时总督或者巡抚得亲自迎接，因为他们做的是最清高的学务大事。平时省级官员议事，学政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均对之持属员之礼，尽管这些人可能都比学政官阶高。因为学政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钦差，但却被视同钦差。获得这种机遇的翰林，由于干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活计，所以凡是由他们选拔出来最后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们的门生，以后门生出息了，互相标榜，水涨船高，个人的势力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上，以上诸多好处中哪怕只有一项，也会令人趋之若鹜，更何况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凡是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人，莫不以进翰林为荣耀。进了翰林。就意味着文理优长，才干卓著，做翰林，不仅意味着今日的清要，而且预示着他日的显贵。然而，翰林这个官衔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光景却大不一样。翰林始创于唐玄宗，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官衔，而是一种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讲官阶，更没有官署，说白了就是陪着皇帝玩的，因此当时叫翰林待诏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诗风大盛，从王公贵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欢吟诗作赋，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爱好也罢，附庸风雅也罢，找几个诗做得好的人在身边，总是件赏心悦目的风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学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诗人李白就干过这个“买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种种传奇故事，像李白乘着酒劲让高力士脱靴，叫杨贵妃捧砚之类。是不是有这样牛气现在已经无从查对，不过，就算有过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胆干的，醒了以后肯定会后悔。有材料说，有次唐玄宗在便殿开宴，冷不丁地问李白：“朕与天后（武则天，笔者注）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宋）王谠：《唐语林》卷三]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尽管已经屈尊拍马屁了，但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还是一件也不让他沾边，他所能干的，无非是写点新诗给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样，给普鲁士国王改诗——“洗脏衬衣”。最后李白也急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过了头，结果自然是“赐金还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并不仅仅只有文学这一类，玄宗时有个叫王如批的人就“以伎术供奉玄宗”，居然得宠而为女婿求进士及第，玄宗甚至还答应了，只是被主考官挡住了，才没得逞。（同上，卷一）这个所谓的“伎术”，可能就是魔术杂耍之类的东西。看来，当时所谓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让皇帝老儿开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里，其地位跟汉武帝跟前的东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尔放肆一下，皇帝也不会跟他较真儿，从来弄臣都有说话出格的“特权”，看来翰林这种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够出世，就是因为唐玄宗这个“太平天子”当得太腻，需要找各色人等解闷开心。《新唐书·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别院，以备燕见。”这里的“燕“就是燕飨，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吃喝玩乐。也就是说，平时，这些人得“时刻准备着”，皇帝每到想乐一乐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召来，雅一点的就玩诗，俗一点的就吞火走索，变戏法。不光诗赋和伎术，连唱戏的俳优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据说，唐玄宗还亲自下海打鼓，至今梨园行还将这位风流天子奉为祖师爷，鼓师的地位也特尊。翰林的这种弄臣身份直到宋代余风犹存，宋代官制中还有翰林茶酒司之名，与后日的“清要”两个字真是不沾边。

不过，翰林作为纯粹弄臣的时间并不很长，大概是李白还山不久，唐玄宗就开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帮他起草诏令，批答表疏，将本来属于中书省的活计揽了些过来。也许是因为中书省太忙，以至文书积压，也许是皇帝嫌中书省碍手碍脚，所以把权揽到自己身边，便于控制。显然，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说是某一些）从弄臣变成了帮手，也不好再叫供奉，于是就有了翰林学士的称谓。玄宗之后，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落，虽然翰林学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权越来重，在政治中枢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诸项重大事务，其诏令均由翰林学士起草，这种诏令用的是白麻纸，以区别于中书省起草的黄麻纸诏书。再到后来，干脆由翰林学士来兼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学士出身，几朝过后，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迹也没了，终于演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样子。

Table of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读史乱弹

财富，模糊的边界

“省官不如省事”

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

关于辫子与革命的零碎故事

旧医，还是中医？

“历史另一面”的困惑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也谈“黄宗羲定律”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映在一个普通人历史里的时代

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乡下人的革命性

“行政分权”话古今

随感涂鸦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爬上妙峰山看“村民自治”

其实浪漫不起来

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

红色“桃花源”的解读

衙门+大学公司化=洋务企业

读老书与教老书

乡村治理与摆平和摆平术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草民，刁民，人民和公民

另一种的信用危机

给一个“高危群体”一点关注

“有什么卖什么”

婆媳定律

旅人文踪

六百年的孤独

学宫，学官，学运

西藏的“研究性大学”

一个老妇人的年祭

古怪老人的故事

回到昔日的西康

改 行

带“病”考试

补白的补白

洋人“行乐图”

褡裢和旗袍

《玩偶之家》与《少奶奶的扇子》

另一种的农村试验

俄乡与饿乡

大粪主义

戏剧资本论

祭坛的残垣

帝王之尊

“洗马”与东宫

宰相的座位

女祸与女主

太监是从哪儿来的？

太监“恶”吗？

太监都干什么？

宦官的“家室”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门阀与清谈

赋诗与做官

武夫与毛锥

男人的头和女人的脚

宋朝的老爷兵

翰林与弄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