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阅读俄国”丛书总序

索尔仁尼琴现象——作者的话

大事记

呐喊与雪崩

争议

现实的大陆架

拱形城堡

斗士

上帝的战士

俄语写作

俄罗斯人的使命

“彼岸书”

伟大的败笔

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犹太的弥赛亚学说

索尔仁尼琴眼中的俄罗斯文学

早播种，晚收获

斗士离开了，挑战却留了下来（结语）

附录：卡文迪什见面印象记

人物简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俄罗斯）乔治·尼瓦著；孙超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33-2209-6

Ⅰ. ①俄…　Ⅱ. ①乔… ②孙…　Ⅲ. ①索尔仁尼琴（1918—2008）—传记　Ⅳ.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0535号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传

（俄罗斯）乔治·尼瓦　著；孙超　译

责任编辑：冯文丹

特约编辑：葛灿红

封面设计：几木艺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660×970　1/16

印张：24.5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209-6

定价：4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主任　刘利民

副主任　刘文飞　邱运华

委员　（按姓氏拼音）

杜桂芝　梁雪梅　林精华　刘利民　刘文飞　邱运华　隋然　王宗琥　杨秀杰　于明清　张如奎

“阅读俄国”丛书总序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已有数百年交往历史，在这数百年间，从《尼布楚条约》（1689）奠定两国边境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到《瑷珲条约》（1858）使俄国得以窃取中国大片领土，从康熙1708年在北京设立“俄文馆”，到叶卡捷琳娜女皇18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兴起“中国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再从之后不久爆发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珍宝岛事件”，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俄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风风雨雨，直到近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俄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研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无疑就是对俄国的深入“阅读”。

阅读俄国，首先就要阅读它的文学和文化。俄国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其文学在19世纪中期的勃兴和繁荣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催生出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和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白银时代”交相辉映，而在这两个“时代”的相交处，则耸立着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构成的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文学以及以文学为核心构成和内在动力的文化，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最珍贵的国家财富和精神遗产。

这套“阅读俄国”丛书便旨在诉诸这笔财富，陆续推出一批以俄国文学和文化为对象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本丛书将以三个“开放性”为编选原则和出版愿景：首先是选题的开放性，本套丛书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同时辐射至俄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俄国的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等，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俄国文化的成果，均可纳入。其次是出版形式的开放，本丛书不设固定数目，没有固定时限，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所选书目将分别列入三个系列，即“俄国人文著作翻译系列”、“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系列”和“俄国研究著作系列”，后一系列着重推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以期赢得翻译和研究间的平衡，实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间的对话。三是译者和作者队伍的开放性，本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立意推出，编委会由首都师范大学的俄国研究学者组成，但本丛书的选题则面向全世界的同行作者，翻译工作则仰仗全中国的优秀译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一座“阅读俄国”的专业阅览室，一家“阅读俄国”的读书俱乐部。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索尔仁尼琴现象——作者的话

1980年，法国塞伊（Seuil）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作家与读者”丛书，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一本书，它成了我编写这部传记的源起。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写的第二本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1974年，洛桑拉格第霍蒙（L' Age d' Homme）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书《索尔仁尼琴》，在书里我力求展示构成作家全部作品（尤其是《1914年8月》）的一些关键隐喻。如果算上我与米歇尔·奥库丘里耶（Michel Aucouturier）共同编写的于1970年在埃尔纳（Cahiers de l' Herne）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文集索尔仁尼琴卷的话，这甚至可以说不是第二本，而是第三本书了。

自从我在服兵役期间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我就被索尔仁尼琴深深吸引。后来，我参加了《癌症楼》《1914年8月》和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翻译工作，于是我成了诸多把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成欧洲语言的翻译中的一员，在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来到巴黎不久，他把这些译者请到了塞伊出版社，其中也包括我。那次会面录了音。2011年5月至10月，在日内瓦举办了名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名勇敢写作的作家”[1]的展览，我承担了此次展览手册的法文翻译和释义工作。而且我还参加了1975年由贝尔纳·皮沃[2]主持的首次与索尔仁尼琴对话的电视访谈节目。当然，这个近乎圣人的文学巨著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那些隔绝在苏联境内的读者而言那样令人震撼、令人释然，他们要在一两夜内读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或是伴着无线电干扰声的“自由”广播电台收听其作品。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著名拜占庭问题专家谢尔盖·阿维林采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印象：“随着《新世界》第11期那本杂志令人难以忘却的问世，对于那些年轻时就忧郁失望的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首次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快醒醒吧，你瞧，历史还没有结束！当你从图书馆出来，行走于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当看到每个报亭前的同胞们还在询问并购买早已售罄的那一期杂志，真是让人激动啊！是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看上去怪兮兮的人，他连《新世界》杂志的名称都说不出，但却问报亭售货员：‘嗯，就是那本，就是写着全部真话的那本！’于是，售货员明白了他要的是哪本杂志。这点应当亲眼所见，而且应以当时的眼光去看。这已经不是一件文学事件了，而是俄罗斯的历史。”[3]

即使那些后来对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感到失望至极的人（认为他不是写过去就是勉强充当先锋派作家），心中也始终保留着这种最初的赞叹之情，因为他们的心中永远回荡着从这本富有战斗精神、净化人们心灵的小说里传达出的令人振奋、具有号召力的声音。先知的形象永远留在了他们的心中，他们或在暗中贪婪地阅读着索尔仁尼琴的书籍，或是耳朵紧贴着收音机，收听这位用自己的大声疾呼摧毁了苏维埃耶利哥城的先知的著作。

拉伊萨·奥尔洛娃、列夫·科佩列夫、埃利·威塞尔、米哈伊尔·格列尔、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及其他一些学界朋友们，他们都非常热情而真挚地愿意为我的这部书写书评，不但如此，他们还认真细致地阅读了本书，提出了各种修改和补充的建议。我认真地吸取了他们的建议，当然，也包括索尔仁尼琴本人寄给我的那些参考意见（我还收到了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写的一封长信）。

拉伊萨·奥尔洛娃那时写信告诉我：“我首先想说的是，在读了您的书之后，我清晰地（几乎是突然间）体验到了当时读过囚犯Щ—854经历后获得的那种顿悟。这是一本打字机打印的书籍，排版很密集，单倍行间距。我的一生从那时起彻底改变了。当我阅读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时，每次获得的都是相同的感受。能引起类似感受的文学评论并不多见，但您的书做到了这一点。其次，我感到惊奇的是，俄语并不是您的母语，可书中却有专章论述了索尔仁尼琴小说的语言。”奥尔洛娃的信中还提出了一段修改意见，她认为我并没有看破“索尔仁尼琴的诡计”（当时，索尔仁尼琴与奥尔洛娃、科佩列夫之间的关系面临破裂）。

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的信很长也很特别，他坦诚地说从我的书里获益匪浅。根据他的建议，我对他熟知的一些情况（如击剑、马术和神学）进行了修正。他对我书里对赫尔岑和米什莱表现出来的频频赞扬表现得很冷淡。这位击剑高手希望索尔仁尼琴能更猛烈地“捣毁”马克思主义。当谈到“阶级仇恨”这段内容时，他写道：“我想将‘阶级’一词从现代人的词典中删除。”米哈伊尔·格列尔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他对我的书给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我与他之间在见解方面的分歧，即，我把索尔仁尼琴实际上塑造成了一个欧洲人，而他则将其看作是一个愤懑不满的苏联人。我认为，索尔仁尼琴终其一生总体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在格列尔看来，索尔仁尼琴就像蛇一样经常变换自己的“肤色”（即便这样，米哈伊尔对索尔仁尼琴始终赞誉有加）。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则给我寄来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她不同意我对她和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关系及后来他们戏剧性分手等问题的阐释。我觉得，她的信里有不少偏见，可以发现她作为一名被弃之妻的愤愤不平，同时，也有助于我理解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度过的那两年共同生活的悲剧，当时的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已经和索尔仁尼琴同居。毫无疑问，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长时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挑明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这对他们三个人均造成了伤害。

作家本人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我稍后会提到它），可以依据作家题献给我的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的一个片段来了解这封信的实质。这封信连同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几次会面（包括应索尔仁尼琴之邀在卡文迪什度过的三天时光，那一年我恰好在哈佛大学讲学），能帮助我正确地理解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和作为普通人的索尔仁尼琴。不过，作家作为个体的人总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及其诸如赫尔岑式的“存在主义”作品中的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然而，我却无心写一本回忆录或是刻画一个浸透着个人看法的作家肖像。

在其他未曾发表的文献中，有很多著述帮我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这包括索尔仁尼琴与两位将其作品译成法语的主要译者何塞（Жозе）与珍妮芙·乔安涅（Женевьева Жоанне）的往来通信。在长年翻译小说《红轮》期间（我本人也非常荣幸参与了《1914年8月》的翻译工作，但我很快就意识到，翻译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意味着给自己选择了毕生的事业，必须要放弃其他一切事情），乔安涅夫妇给作家寄去了很多清单，上面列出了各种问题和修改意见，并留有空白处供其作答。这些通信很多，有书那么厚。透过这些修正、回复（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及推心置腹，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极其珍贵的索尔仁尼琴肖像，在作家写给翻译的那些快速、积极的复信中，我们可以更加明晰他的文学构思。当何塞与珍妮芙夫妇决定提出更本质的反驳意见时，他们的通信中断了。他们认为，书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画不太合适，于是请索尔仁尼琴减轻对他们的“判决”。作家在耐心地答复了成百上千个琐细的问题后，却被建议要对自己的作品做本质上的修改，这使他气愤至极。他们之间无法达成谅解，这很容易解释：译者认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活的经典作家、新托尔斯泰，但出于对其创作的热爱，决定修改索尔仁尼琴的某些错误或有失偏颇的见解。于是，他们遭到了作家的断然回绝。

还有一个文献对我帮助非常大，这就是作家在写作小说《红轮》期间写的《日记》。我见过这本日记，但没有研读。《日记》目前尚未发表。起初，索尔仁尼琴根本不打算发表它，后来才同意发表。2003年（索尔仁尼琴年近85周岁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终于说服了作家，于是，《日记》的一些片段得以面世（它们发表在2003年12月的《消息报》和《文学报》上）；但索尔仁尼琴本人曾多次说过，只有在他生前最后一版《红轮》出版后，才能发表《日记》。2009年年底，作家的遗孀完成了《红轮》的出版工作，目前她正筹划将《日记》与《红轮》的图书索引一起出版。（与此同时，这两个文献都在前文提到过的马丁·博德默博物馆的展览会上展出过。）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大部头索尔仁尼琴传里引用了《日记》中的一些内容。2008年，这本传记作为《杰出人物传记》系列丛书的一本得以出版，它让我能够弄清作家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萨拉斯金娜讲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细节，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她的著述无法估量，尽管全书在章节上存在分配不均衡的缺憾：三分之二篇幅写的是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前的经历。此外，萨拉斯金娜过于热诚地为书中的主人公辩护，批驳对其不怀好意的人——可作家未必希望这样。然而，由于作者把1969—1970年间发生的事情（包括家庭生活的悲剧及与当局的激烈冲突）作为自己这本传记的叙述重心，这使她创作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莎士比亚似的纪实文学著作，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描绘得惟妙惟肖。因为萨拉斯金娜获准能够接触到作家的私人档案及作家与妻子之间的私人日记，本书也援引了这本传记中的某些片段，并指明了文献的出处。

在前不久出版的图书中，我想特别指出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写的《日记》（1973—1983），亚历山大·什梅曼是著名的东正教神甫，他出生于法国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却在美国谋得了牧师职业，曾任美国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院长。1974年5月，他与索尔仁尼琴夫妇首次相识于瑞士。索尔仁尼琴和什梅曼后来都提到了这次见面。当索尔仁尼琴一家人在美国佛蒙特州安顿下来后，什梅曼一家与索尔仁尼琴一家时常在那里碰面。可是，有一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却去了加拿大，原来那是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租的避暑别墅。在亚历山大神甫的《日记》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了索尔仁尼琴，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非常宝贵的细节，还发现在作家与神甫之间渐渐地竖起了一面双方都无法逾越的墙。比如，在1979年5月的日记中，什梅曼这样写道：“……对于‘这个人’的总体印象，这么说吧，他已经‘定型’了，至少在其人生的‘现阶段’他定型了，他的知识面，他想写什么想做什么，即他对题材‘已烂熟于心了’等等。由此，对其他的观点，他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冷漠，缺乏兴趣，一点儿也不好奇。”什梅曼钦佩这种一往无前、执着追求的品质，但心理却暗自布满疑团：“……问题的实质在于，谁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就是论题（就像在《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与论题并存的小说中的托尔斯泰），还是论题先于他而存在”。如果细心阅读神甫的《日记》，我们会发现，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精神偏执狂，他使什梅曼张皇失措，让他疑窦众生。

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例证，但所有这些例证的出发点都意在突显作者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索尔仁尼琴。的确如此，那些无法意识到索尔仁尼琴全部构思重要性的人，那些只通过索尔仁尼琴在社会中的行径来看待作家的人（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他只能尽量抽时间与别人见面），留给我们的只是些对作家极其刻薄的描绘。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传记，至今都没有摆脱或是极其刻薄或是赞不绝口这两种倾向。从这点来说，那些最初出版的传记直到现在仍然不无价值，如奥利维耶·克列曼、皮埃尔·戴克斯等人的作品。正确地理解索尔仁尼琴，就意味着试图从其非凡的艺术构思角度去读懂、评价他。任何其他途径都必将因视野的局限而有所缺憾，因为无论对于写作还是政治斗争，无论志在探索俄罗斯语言的新气息还是“直抒胸臆”，索尔仁尼琴都在孜孜以求，不分鄙薄。

我曾和几位俄侨朋友（如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叶非姆·伊特罕德等人）一起谈论过索尔仁尼琴。后者曾是作家的朋友，在他写作《红轮》期间为其提供过帮助，但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后他们的友情就破裂了，当伊特罕德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那篇颇具挑衅性的文章《阿亚图拉[4]索尔仁尼琴》后，他们就彻底成了论敌。据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叶非姆·伊特罕德所言，他们都对《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赞叹不已，但自从索尔仁尼琴偏离“平民现实主义”（这借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评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观点）创作原则后，他们开始对索尔仁尼琴持略微鄙视的态度。总体而言，他们称赞索尔仁尼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新者，但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作为东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和语言改新者这一新形象。他们拿起红色铅笔，就像一名批改拙劣作文的教师一样，修正索尔仁尼琴书中的错误。我曾不止一次与他们争论这个问题，最终我意识到这“无法挽回”，于是我们就再也没有提及这一话题。

拉伊萨·奥尔洛娃曾承认，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她体验到了一种“顿悟”。索尔仁尼琴作品给我们这些西方读者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那些好不容易弄到这些作品且时间有限的苏联读者在阅读时体验到的那种世界苏醒了的感觉，无法体会被威尔第[5]《安魂曲》的嘹亮歌声唤醒的感觉。但总而言之，这种印象非常强烈。这里我仅谈谈我自己的感受。我是在读过《日瓦戈医生》之后才拿起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毫不逊色。四十五年来，索尔仁尼琴是唯一一位能让我连贯地将其作品从第一篇读到最后一篇的作家……这种效果持续至今。

“一天，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家里出去没再回来。看来那几天她在街上被捕了。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这是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尾声之前的最后几句话。作家没有进一步描述集中营的内部生活，故事到此截然而止。可以说，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的门槛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于是出现了普通囚犯“Щ-854”，我们知晓了他的集中营生活。拉里莎和尤利想“从囚禁中挣脱出来，从痛苦……的泥潭中爬到新鲜的空气中”。伊万·杰尼索维奇同样如此，只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小圈子，他既没有文学艺术追求，也缺少哲理反思，他只想竭力不使自己的灵魂在囚禁中遭到彻底的损毁……一位作家继承了另一位作家的事业，但是其笔下的世界、俄罗斯及对事件的评判标准，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的那本1980年出版的著作，被我的朋友、作家兼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西蒙·马尔基什译成了俄文，我也参与了翻译工作。最终成果可以称为“经作者认可的”译本。这项翻译工作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马尔基什出色的文笔，遗憾的是，马尔基什在2002年就离开了我们。这本书的第一版能够问世要感谢伦敦O. P. I. 出版社，而且像所有“国外出版物”一样，它秘密地流传到了苏联。那时我没有想过它能在俄罗斯出版。后来，苏联解体了，索尔仁尼琴对此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于是《人民友谊》杂志上刊登了我的这本书，当时这期杂志发行了八十万册，可以想见，七十年的封闭使苏联读者对阅读十分渴望。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从来就未曾想过会有这么多的读者……1992年，“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索尔仁尼琴写信告诉我，由于这本评论著作的问世早于其所研究作家的文学作品，这一不合常理的怪事使我这本书异常畅销。

之后，我开始贪婪地阅读巴黎“伊姆卡”出版社出版的《红轮》一书的各“卷”，与此同时，我也发表了自己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文章。这部史诗性文学巨著完整地被译成法文，然而要想把《红轮》全部译成其他文字，还需要一段时间。

本书以1980年出版的那本书为基础，我略微进行了修改，增补了一些内容。索尔仁尼琴读过俄文译本后，给我写了封信，极尽夸奖之词（作家在流亡随笔《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又一次地肯定了我的著作），然而，两页信纸上还写有一些修改建议。我几乎采纳了所有这些建议，再加上一些熟悉作家在苏联情况的友人提供了有关作家传记方面的信息，我也把它们补到了书里。我还要感谢Н. Д. 索尔仁尼琴娜，她对书中的某些错误进行了修正，在这里我想再次向她表达谢意。索尔仁尼琴在那封信中指出，我书中提到了一些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过影响的作家名单，其中一些人的书他并没有读过。他说：“我对列昂季耶夫一无所知，书中纯粹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一生中从未读过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著作。一些想法很明确，无需引用别人说的话。总体而言，我一生中读过的书很有限。从1941年开始，先是战争、监狱、集中营、疾病，然后是流放，在梁赞讲授数学和物理课程的岁月，除了这些经历，如果不考虑花费在折磨人的保密工作上所耗费的精力，那么，还有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长期写作工作及为《1917年的革命》这本书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哪里有时间埋头苦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或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一切都是我自己发现的。我从未读过斯拉夫派或梅利尼科夫—彼切尔斯基的著作。所以没有任何文学传统，只不过是巧合罢了。”

米哈伊尔·盖勒特也认为，我笔下的索尔仁尼琴过于“西欧化”了。但我本人却不敢苟同，因此我还是保留了原来的看法，没有做任何删减。毕竟索尔仁尼琴有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文学系函授部学习过的经历。我想，他是有意不承认对别人有所借鉴，他想告诉世人，作为一个从前的囚犯，自己还是一个自学成才者和斗士。尽管这样，譬如我们会在《第一圈》中发现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拉博埃西及他人话语的引用[6]。

不管怎样，读者手里捧的都是一本新书，至少书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我需要重新思考《红轮》的整个内容，细致阅读索尔仁尼琴80—90年代的政论作品，研读他的“两部分小说”以及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出版的早期作品，还有历史著作《200年同行》以及围绕它引起的争论。除此之外，还不得不重新审视作家本人的形象，出现在贝尔纳·皮沃主持的电视访谈栏目上的索尔仁尼琴精力充沛、心情愉悦，从那时起，他改变了很多。不过，如今刻在光盘上的所有这四期皮沃主持的电视访谈栏目展示了二十五年来作家的动态肖像。先知无处藏身，他显露在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文学作品里，显露在回忆录中，也显露在政论文章中。但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他成了一个更坚决、更严厉的反对时局的人；而在“普京政权”稳定后，他又成为了政权的拥护者。这个从前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得了国家奖金（确切地说，是他的妻子代替他领了奖，作家一直卧床不起）。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全部发表。比如，作家在写作《红轮》的30年期间写的《小说日记》只发表了部分片段；作家的书信和早期作品尚未全部出版。但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已经面世，这让我们可以得出总结式的论点。当然，在英语、法语和俄语世界，还可以找到一些非传记类的著作，但还没有一本书能够涵盖索尔仁尼琴的整个创作。

因此，尽管与1980年的版本略有不同，本书还是保留了原书的基本倾向，即呈现索尔仁尼琴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之路，向读者展现一位先知和道德说教者，一位苏联作家和革新作家。在我看来，尽管索尔仁尼琴的文体风格略有变化（他由预言式的创作转向了对历史进程的思索），但是作家的创作具有非同寻常的完整性。我尝试用同一种语气来讲述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两块“巨石”——《古拉格群岛》和《红轮》，前者使一名苦役犯成了圣经里的先知，后者则是一部善于深思的历史学家写出来的杰作。贯穿这两部作品始终的是同一种能量，但索尔仁尼琴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我竭力想给作家兼先知的索尔仁尼琴以应有的评价，促使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对作家的赞赏如一，但我也不会盲目地这样做。在我成长为一个俄罗斯文学和随笔作家的岁月里，这位作家一直陪伴着我的生活。这就像在俄罗斯和俄国以外的国家一样，他成了很多人的精神伴侣。我们曾生活在“索尔仁尼琴时代”。现在，他在尘世的道路已经走完，开始了通向未来的道路。我希望，本书能减轻这趟旅途的艰辛。

[1]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й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489-493.

[2]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法国资深记者，作家，文化评论家，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1958年-1975年，担任《费加罗报》（Le Figaro）文学版记者。1975年-2005年，先后担任法国电视二台文化节目“撇号”（Apostrophes），“文化高汤”（Bouillon de culture）和“双重的我”（Double je）的主持人，成为法国当代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100个要抢救的单词》、《博若莱新酒惊奇史》、《恋酒事典》、《读书，这一行》、《皮沃文学评论集》等书。——译者注

[3]Аверинцев С.《Глубокочтимый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К 80 - летию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а // Новый мир. 1998. № 12. С. 3.

[4]阿亚图拉：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注

[5]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主要代表作品有歌剧：《纳布科》、《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奥赛罗》、《阿伊达》、《西西里晚祷》、《法尔斯塔夫》、《假面舞会》、《唐·卡洛斯》；声乐曲：《安魂曲》、《四首宗教歌曲》。1873年5月，曼佐尼病逝。威尔第在家中专心致志地为死者创作了一部《安魂曲》。在曼佐尼逝世一周年之际，《安魂曲》在圣马尔科大教堂演奏，威尔第亲自指挥。这部杰作是威尔第除歌剧之外唯一一部享有盛誉的作品。——译者注

[6]“的确，《第一圈》中引用的主要是一些哲学家的话，也引用了蒙森说过的话：在第一家雷宾斯克骗人的商铺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确实很走运：他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哲学史书籍并写了读书摘要（他写的四本读书摘要中的一本现在陈列于博德默博物馆），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拉博埃西的作品；但是他直到七八十年代都没有读过列昂季耶夫、波别多诺斯采夫、斯拉夫派及梅利尼科夫—彼切尔斯基的著作。我可以作证，他与其中几人首次相识于佛蒙特州。”（摘自2011年6月30日Н. Д. 索尔仁尼琴娜写给笔者的信。）

大事记

“叶非姆爷爷活着的时候，曾对萨尼亚讲过，沙皇彼得责骂过他的远祖菲利普，并且以萨尼亚远祖没有得到沙皇允许就迁到那儿去住为名，盛怒之下强令菲利普迁了出去，还把他们的博布罗夫村镇给烧了。并且以叛乱的罪名把曾祖父从沃罗涅日省流放到这儿来。像他们这样的庄稼人有好几个，不过沙皇没有给他们戴上镣铐，也没有充军，没有关监狱，而是把他们放逐在荒野的草原上。在哥萨克旧边境线[1]上，他们定居下来，在哪儿耕种，在哪儿赶车，在哪儿牧羊，都随心所欲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2]）

索尔仁尼琴的父系祖先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斯塔夫罗波尔，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山麓一带。他的爷爷谢苗拥有一座不大的农庄，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帮他打理农庄。他的小儿子伊萨基[3]最初在哈尔科夫大学，随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914年自愿上了战场，并于1917年夏天与塔伊西娅·谢尔巴克结婚。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当时伊萨基是三年来首次来莫斯科休假，然而他很快就回到了部队，炮兵旅的神甫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伊萨基·索尔仁尼琴因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命运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他从战场上完好无损地回了家，却在打猎时受了伤，竟于1918年6月15日死于血液慢性感染（脓毒病）。在《1914年8月》中，他成了萨尼亚·拉仁尼琴的原型。

索尔仁尼琴的母系祖先谢尔巴克家族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作家的外祖父扎哈尔很有钱，拥有一座大庄园，并按现代化模式进行管理。在《1914年8月》中，他叫托姆恰克。“扎哈尔·托姆恰克说，他小时候是塔夫里亚[4]一个普通牧羊人，还是给别人牧羊。塔夫里亚人到高加索来雇他当长工，那时给他的酬劳比现在的一个过路的工人还少。”（第一部，第五章）扎哈尔·谢尔巴克让自己的女儿塔伊西娅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学完了莫斯科戈利岑公爵夫人开办的农业女子学校的全部课程。父亲希望塔伊西娅当个农艺师。她的哥哥罗曼生活阔绰，甚至拥有“劳斯莱斯”牌小汽车[5]。

1918年。12月11日，在丈夫去世六个月后，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在基斯洛沃茨克生下了亚历山大。不久，孩子的爷爷谢苗也去世了。这件事，谢苗以前的雇工到死都一直瞒着外祖父扎哈尔。

1924年。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带着六岁的儿子搬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居住，十年前她的父亲曾在这儿买过英国生产的新式农机。“刚到罗斯托夫，她的心跳动得很剧烈。特别是在清晨，空气清新，从花园大道到多洛马诺夫斯基街的陡坡绿树成荫，马车疾驰而下，不比电车慢。”（《1914年8月》，第二部，第七十六章）

亚历山大常常跟着母亲去教堂做礼拜，但不久罗斯托夫的所有教堂就关闭了。他成了一名少先队员，后来又成了一名共青团员，尽管家里财政紧张，面临着住房困难，但他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许多教堂做礼拜时度过的童年时光，更不会忘记那种非同一般的初次感受，这种感受清晰纯正，任何磨盘、任何高明的理论也无法将其磨灭”。（《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

1930年。夏天，亚历山大的母亲带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乡萨博利亚村。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坐着大马车回到矿泉水镇的情景，永远在他的记忆里保留了下来：“他们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结交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后来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在大学里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与他同呼吸共命运。

这是“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正是因为在索尔仁尼琴大尉与维特凯维奇的信件中含有对斯大林的不敬言辞，他们两人都被逮捕了。后来，1974年初，当《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国家激起轩然大波时，克格勃在维特凯维奇的家乡布良斯克逼迫他向离经叛道者索尔仁尼琴写《愤怒的驳斥》，这份《愤怒的驳斥》在苏联国内广为传阅，同时也传到了西方[6]。

这是基里尔·西莫尼扬，未来的医生，有一天他与母亲、妹妹在家里搞了一场招魂术游戏。后来他不堪忍受重压，在克格勃的利用下，写了一篇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抨击文章。

这是丽达·叶热列茨，唯一一个拥有一套大住宅的同学，朋友们都聚在她家里即兴创作长篇小说。

最后这位是在另外一所中学学习的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她后来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与时间争论》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写的是索尔仁尼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供外国读者阅读[7]。

少年的索尔仁尼琴是班级里的班长，足球爱好者，戏迷，参加了学校里的所有戏剧排演（根据契诃夫、罗斯丹、拉夫列尼约夫等人的剧作改编）。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所写到的那样，他的童年时光“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但多亏母亲的操劳（塔伊西娅为了儿子并未再嫁），这些时光回忆起来毕竟还是幸福的，也可能是因为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距离首都十分遥远的缘故。

1936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索尔仁尼琴选择了数学力学系，而他的朋友们则选择了化学系。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当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索尔仁尼琴买了辆自行车，和朋友科卡一起开始环高加索长途旅行。

1937年。莫斯科开始了针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大型肃反运动。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自己的老朋友基里尔·西莫尼扬写道：“关于1937年及其刑讯，我们当中你知道得更清楚，虽然也向我解释过，可是我当时很难理解这件事。”

1939年。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科卡考入莫斯科历史哲学与文学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学习。索尔仁尼琴当时喜欢的作家是“同路人”作家、革命浪漫主义歌手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索尔仁尼琴给拉夫列尼约夫写了一封信，后者许诺会帮助他。他想写关于革命的长篇巨著（《1917年的革命》），并有了愈来愈清晰的轮廓。在战争和监禁年代保存下来的材料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概要地记述了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军队在东普鲁士失败的过程：其中的一些片段后来成了《红轮》第一部《1914年8月》中的一“节”。他还写了不少叙事长诗，其中的一部叫《19》，里面刻画了同貌人德沃伊尼克[8]的形象，他谴责作者违背了自己的志向；还有一部叙事长诗，写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华（1811—1832）的悲剧命运。在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期手稿中，作者这样写道：“此诗永远都不适合发表”，作家并不打算把这些早期的试笔之作纳入到30卷文集中。

1940年。索尔仁尼琴继续在罗斯托夫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并通过考试。4月27日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结婚。

1941年。6月，索尔仁尼琴获得罗斯托夫大学毕业证书，并到莫斯科历史哲学及文学学院参加夏季考试。6月22日凌晨到达莫斯科，在宿舍收听广播时得知了战争的爆发。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被分配到莫罗佐夫斯克市的一所中学任教，他教天文学和数学，而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则教化学。

10月，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在费罗诺沃站运输营当了一名列兵，此后，他经常身负各种任务在铁路上奔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出差八天，到斯大林格勒把文件送到军区司令部。索尔仁尼琴觉得自己只是庞大的应征入伍者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后来，这些感受在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中得以表达，同时也成为写于1948年并于1999年首次发表的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中的核心主题。

1942年。5月，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去高尔基州谢苗诺夫市参加炮兵军官进修训练班的派遣证，由谢苗诺夫又去了科斯特罗马。那时，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撤离罗斯托夫。在速成学习期间，索尔仁尼琴受到传统的机械式教育，后来又传授给自己的下属。他在《古拉格群岛》中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悔过想法。11月1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中尉军衔。11月2日，新任命的中尉军官们从科斯特罗马被派往萨兰斯克，那儿刚组建了一个炮兵营，索尔仁尼琴在该炮兵营里担任声源侦察连连长。在此期间，他写了短篇小说《中尉》的开头部分。

1943年。2月，炮兵营被派往前线。索尔仁尼琴负责指挥声源侦察连，从奥廖尔一直行进到东普鲁士。8月末，他参加了布良斯克城郊的进攻作战，后来又参与了苏联军队从奥廖尔至戈梅利的急行军，此后，他率领的炮兵连因为德国反攻的原因在索日河畔坚守防御阵地。由于占领奥廖尔有功，索尔仁尼琴被授予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一年后，又因攻下罗加乔夫而被授予红星勋章。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受到了上级指挥官、已晋升为少将军衔的团长特拉夫金的肯定：“在我的部队服役期间，索尔仁尼琴以身作则，对待自己和下属一视同仁，他所指挥的连队无论是作战还是军纪都是我们团里最优秀的连队。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他屡次表现出了无畏精神。”[9]

索尔仁尼琴偶然得知，在距声源侦察炮兵连十公里远的地方驻扎着由尼古拉·维特凯维奇（科卡）指挥的化学连。从此，两个朋友经常见面，并多次就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索尔仁尼琴写完了短篇小说《中尉》。

1944年。1月1日至3日，他和他的朋友拟出了《一号决议》，后来这成了他被捕的主要证据。然而，对俄罗斯的未来及革命的思考仍表明他们是坚定不渝的社会主义者。

1月17日，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奄奄一息。这时，他已晋升为大尉。7月，他来到了巴拉诺维奇，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在特拉夫金的评语中说道，1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索尔仁尼琴大尉率领自己的炮兵连成功突围。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三次写到这一夜：即《古拉格群岛》、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的《透过烟雾》一章和中篇小说《阿德利格·什文济坚》。

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受到军队反间谍机关的监视，他与索尔仁尼琴的通信引起了反侦部门的注意。在信中，他们公开言说自己“政治上的不满”，用“沃夫卡”这一指小名字称呼列宁，对斯大林则用绰号“帕汉”（庄稼人的意思）相称。然而，这两个人天真的秘密活动未必能蒙骗住别人。

2月9日，索尔仁尼琴在特拉夫金的指挥部被捕。“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一种形式最轻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揪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一章）审问是在卢比扬卡进行的。后来，索尔仁尼琴又被转到布登尔卡监狱。犯罪证据无可辩驳，严加审讯毫无意义。7月27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和第11款）索尔仁尼琴这位昔日的大尉被判处八年集中营劳动改造：“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二章）

索尔仁尼琴的服役地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的砖厂，后来他又被转到莫斯科，在卡卢加城关附近的建筑劳改营里。他的这第一次集中营经历在《古拉格群岛》和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中都有体现。

1947年。7月，索尔仁尼琴被押往当时名为“马尔菲诺的沙拉什卡”的第16号特殊监狱，它位于莫斯科市北部。他在那儿的声学实验室工作，试验新型“发声模型”。索尔仁尼琴与工程师德米特里·帕宁、日耳曼语文学家列夫·科佩列夫建立了友谊，他们三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三剑客”。“沙拉什卡”里的囚犯们被获准与妻子每年见面一次。从1947年7月9日至1950年5月19日，索尔仁尼琴与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见了四次。他们是在塔甘卡监狱和列福尔托沃监狱见的面。“这些会面就像古希腊的浅浮雕墓碑，上面画着墓中人和那些立碑的生者。但是在墓碑上常常画有一个小条，它把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开。生者温和地望着墓中人，而墓中人望着地狱，他的眼神既不快乐也不忧伤——清澈且阅世很深。”（《第一圈》，第37章）索尔仁尼琴让妻子不要顾念曾经的承诺，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叙事长诗《小路》，借助火柴棒（上面包着写满铅笔字的纸片）把这首诗熟记下来，后来在数次流放中及在埃基巴斯图兹时，他则开始用念珠计数：每十行诗用火柴棒或数珠来标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将每十行诗都记得很牢，所以如果在数珠上出现的是另外十行诗，他就知道弄错了，于是又重新诵读最后的十行，以便找到那遗漏掉的那行。“沙拉什卡”里的条件相对宽松，而且在那儿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作家很多事情。与关押在马尔菲诺的囚犯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反映在了小说《第一圈》中，特别是与帕宁（小说中叫索洛格金）和科佩列夫（小说中叫鲁宾）之间的交流。

1948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因是“人民敌人”的妻子而被莫斯科大学实验室解雇。12月19日，在与索尔仁尼琴会面时，她告诉丈夫必须正式离婚，第二年她就去梁赞教书。

1950年。6月25日，犯人们被押离布登尔卡监狱，两个月后抵达位于卡拉干达[10]北部的埃基巴斯图兹[11]。索尔仁尼琴做跟普通犯人一样的“苦力活”。这个集中营里的条件比“沙拉什卡”还要恶劣得多。一直到1951年夏，索尔仁尼琴（就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一样[12]）在生产队里当砌石工瓦工。后来被任命为机械制造车间班长。

1951年。索尔仁尼琴在头脑中构思喜剧《胜利者的欢宴》和《小路》的大部分内容，然后借助自制的念珠将它们熟记。

1952年。1月22日至28日，索尔仁尼琴参加了在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爆发的暴动。“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未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古拉格群岛》，第五部，第十一章）

他的腹股沟上长了一个瘤。2月12日，囚犯里的一名外科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不久，医生就要被递解，但他还是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索尔仁尼琴喊道，他已经把肿瘤切片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去做组织分析了。（一年半以后，索尔仁尼琴忍受着病毒扩散的疼痛，向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询问，从那儿得到了回复，这使杜纳耶娃医生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手术两周后，伤口还未愈合的索尔仁尼琴就被赶出军医院，他又来到了铸造车间，开始了他和搭档一起肩挑铁桶（里面装满了150公斤水泥）的工作。

1953年。2月，索尔仁尼琴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发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科克—捷列克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白杨”），这里与荒漠咫尺之隔。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索尔仁尼琴的流放生活开始了（每天他都需要到警备司令部登记备案）。“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代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13]（《癌病房》，第一部，第二十章）

索尔仁尼琴租了一间地面是土的农舍，后来还买了一间小房子。与同为流放者的祖博夫夫妇建立了友谊，他们在《癌病房》里姓卡德明；在《古拉格群岛》中他们之间的真实故事得到了详尽的描写。

索尔仁尼琴在乡村中学教数学和物理。他创作了剧本《囚徒》（最初名为《没有经历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在纸上记下了《小路》和《胜利者的欢宴》。

1954年。索尔仁尼琴体内出现病毒扩散，于是他住进了塔什干军医院，他入院时实际上已经像《癌病房》里的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是一个垂死之人了。“那年冬天，我来到塔什干的时候人几乎快死之了。我就是来这儿赴死的，可上苍还是让我再活些日子。”（《右手》）夏天，索尔仁尼琴又一次入院。给他治病的是杜纳耶娃医生（即《癌病房》里的东佐娃）。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紧张地从事创作。在两次住院期间，他写了剧本《劳动共和国》（后来又创作了《鹿和小窝棚女子》）。他将写好的作品藏在香槟酒瓶子里，然后埋在地下。

1955年。他在中学教书，暗中写作《第一圈》。

1956年。4月9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自由；6月20日，他离开了科克—捷列克，去往莫斯科，帕宁和科佩列夫迎接了他，从莫斯科又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那儿有他母亲的墓地。但他却希望在弗拉基米尔州谋得教师一职，并且离铁路较远（《我潜入俄罗斯中部的腹地》），他成为了弗拉基米尔州泥炭镇（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的数学教师，并在邻近的米里采沃村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玛特廖娜·扎哈洛娃那儿租了一间房子。1956—1957年的冬天，玛特廖娜被轧死在火车车轮下。这一事件成了索尔仁尼琴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玛特廖娜之家》——的创作基础。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前来探望昔日的丈夫，他们决定复婚。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从1950年到1956年末，列舍托夫斯卡娅与弗谢沃洛德·索莫夫一直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六年半，也就意味着比第一次与索尔仁尼琴婚姻的时间还要长很多；当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时期，她并没有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去看望他，而是一直与第二任丈夫生活在一起。不论怎样，她与索尔仁尼琴又重新恢复了关系，并于1957年2月2日登记复婚。

在米里采沃居住期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创作。

1957年。2月6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的决定，索尔仁尼琴同其他千千万万个无辜被镇压的人一样被完全恢复了名誉。他搬到了梁赞，他的妻子和岳母住在那儿。直到1969年前，他都住在这里。他一边继续教书，一边埋头于《第一圈》第二版校对工作。

1958年。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地下走出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昔日的囚犯靠着“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这样的原则生活。伸出自己喙的时机还未到……作家写了最初的《袖珍散文》。

1959年。2月9日，在莫斯科西弗采夫·弗拉热克小巷的帕宁妹妹家里，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的四位难友又欢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帕宁、科佩列夫、画家伊瓦舍夫—穆萨托夫和索尔仁尼琴；这一天是从他被捕那天起满十四年的日子。“吃份粮、喝白开水、臭菜汤和稀粥的‘劳改犯日’——永远挨饿的劳改营犯人的鲜活感觉。这个日子第一次是在流放地纪念的，此后通常是在孤独中度过。这次的周年纪念日可过得热闹，有吃有喝；更何况几个朋友能够有所回忆和思考。”[14]

从5月18日起，索尔仁尼琴用五十八天写完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的名字是《新世界》杂志主编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起的。起初它以书中主人公在集中营的编号为名，叫《854号犯人》。为了能出版，第一版的用词比较委婉。例如，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斯大林，而列别捷夫要求至少要提及一次，于是就出现了“长胡子爸爸”。与之相比，长篇小说《第一圈》则做了相当大的改动：“爆炸性”的事件被替换成了“医疗”事件。

索尔仁尼琴到克里米亚去找祖博夫夫妇，并在那里创作了《玛特廖娜之家》。他深深被这种地下文学创作所吸引：“……我熬过地下写作的那些岁月，是因为我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年底，他完成了电影脚本《坦克知道真相！》的写作（是关于埃基巴斯图兹起义的）。

1960年。秋天，索尔仁尼琴完成了短篇小说《右手》，随后又写了剧作《风中之烛》。这部剧的创作动机源于一件具体的事情，然而，作家把故事情节换成了某个并不存在的西方国家。后来，索尔仁尼琴本人承认这部作品不是很成功。写完了最后一篇《袖珍散文》。

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继续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这次会议召开后，索尔仁尼琴决定把《854号犯人》拿出来出版，通过列夫·科佩列夫把手稿转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社。12月末，作家应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邀来到了莫斯科，后者在1961年12月12日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中写道：“最近几天，最强烈的印象是А. 梁赞斯基（索尔仁尼琴）的一部手稿，今天我要与他见面。他的手稿让我想起了‘彼岸世界的焦尔金’。”[15]

1962年。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事先征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同意（他的助手列别捷夫给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仍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3年4月的《新世界杂志工作笔记本》中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你所料，整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还有对索尔仁尼琴说的无数热烈而激动的话语以及综合从上层聪明人那儿听来的一切评语之后，我终于决定向前推进这件事，并说服整个编辑部必须这样做，因为已经无路可退。好像正是由于这次‘突破’，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轻松，令人愉快。怎么也想不到，天上大雨倾盆，地上泥泞不堪，似乎是对这件事的最大不满。实际上真是如此！”[16]

终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为此写的一篇简短的序言在《新世界》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这部小说发表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索尔仁尼琴顷刻间天下闻名。他也被介绍给赫鲁晓夫，后者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

“现代人”剧院计划上演他的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索尔仁尼琴向演员们讲解了剧情。12月末，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上完了最后几节课。

1963年。《新世界》第一期刊登了《玛特廖娜之家》和《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这是索尔仁尼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为杂志社写的短篇小说）。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攻击索尔仁尼琴的首批文章，他本人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这些评论足够编一部文集，名字就叫《〈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家读》。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信件如潮水般从全俄罗斯各地向我涌来。”

他还为《新世界》写了另一部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因支持索尔仁尼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杂志社还是提名索尔仁尼琴为列宁奖金候选人（“我们报复你是因为你在第二十二次大会上的发言，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因为桀骜不驯，是因为一切，但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索尔仁尼琴……”[17]，特瓦尔多夫斯基在4月5日的工作笔记中写道）。

索尔仁尼琴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稿酬买了一辆“莫斯科-412”小汽车，并把它叫作“杰尼斯·伊万诺维奇”。直到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杰尼斯”一直陪伴着他。

受到读者来信的鼓舞，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的写作“极富成效”，他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他的材料来自全国各地，来自昔日的囚犯和“古拉格的见证者”。因为害怕通过邮局寄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邀请索尔仁尼琴单独见面，于是索尔仁尼琴四处奔走，会见了许多的见证者。（2005年，当再版《古拉格群岛》时，索尔仁尼琴首次列出了与自己通信的所有人员名单，共计257人。）他还写了《癌病房》和关于1917年革命的长篇小说（上文已有提及）。索尔仁尼琴正在全力构思新小说，但却有人试图迫使他参加主题为“长篇小说之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将这件事写进了《牛犊顶橡树》里）。

索尔仁尼琴考虑到《第一圈》有可能出版，就着手对其进行删改。他多数时间都住在梁赞附近的索洛特恰镇，在小河岸边、橡树树荫下，伏在一张自制的小桌上写作。

1964年。复活节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梁赞，在那儿待了三天，阅读了《第一圈》。

萨穆伊尔·马尔夏克[18]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文章，名叫《一部真实的中篇小说》。

《袖珍散文》在地下出版物上广为流传，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作家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开始采取措施秘密“储存”自己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在没有妻子的陪同下只身去了列宁格勒，在那儿发生了一段短暂的艳遇，之后回到了梁赞。他又与妻子一起前往塔什干[19]。索尔仁尼琴在塔什干向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承认了自己的不忠行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对双方来说这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这还反映到了《红轮》里（沃罗滕采夫上校和奥莉达·安多泽尔斯卡娅之间的艳史）。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20]不仅对自己这个转瞬即逝的情敌醋意大发，而且（甚至更可能）还对那些反映了这件事的作品怒气冲冲。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娜塔莉娅的原话：“你用我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如今你会用另一个女人写出另一部小说”[21]。这确是事实：“一部小说”即《第一圈》（涅尔仁、娜佳、西莫奇卡），“另一部”即《红轮》，更确切说是《1916年10月》（沃罗滕采夫、阿丽娜、奥莉达）。

1965年。索尔仁尼琴夫妇在距莫斯科西南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买下了一个郊区小别墅；他们称其为“鲍尔佐夫卡”（这是别墅昔日主人的名字）。

9月，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数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的家被搜查，因为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书稿保存在他那里。然而，捷乌什未经作家的允许就向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索尔仁尼琴让其保存的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未经作者许可就交给了吉利别尔贝格，后又落入克格勃手中。作家的很多手稿都落入到了克格勃之手，其中有《第一圈》、集中营诗篇、剧本（包括《胜利者的欢宴》）。

作家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拉开了序幕。“他们对你积怨太深”，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他说道。索尔仁尼琴时常住在位于别列杰尔金诺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22]家里，然而，每次都是短短几天。（在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23]死后，1973—1974年的冬天，在被捕和被驱逐之前，当他彻底失去在莫斯科居住的可能时，他在别列杰尔金诺住的时间最为长久。）

1966年。索尔仁尼琴轮流居住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索洛特恰、别列杰尔金诺三个地方。在圣诞城他写了《癌病房》，在别列杰尔金诺创作了《复活节宗教游行》，而《古拉格群岛》则是在他自己最重要的“栖身处”——爱沙尼亚塔尔图市科普利亚—米亚尔吉的庄园里写出来的，他能在那儿顺利住下则是多亏了自己的难友、爱沙尼亚律师和政治活动家阿尔诺尔德·苏吉的帮助。“如今克格勃把一切——成千上万人混成一片的呻吟声、临死前的低语声、所有死者没有说出来的遗嘱——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切我已经无法回想起来了，脑子再也无法运转了。”（《牛犊顶橡树·扼杀》）他像一个志愿去服苦役的犯人一样，在那里连续写作了两个冬天。

“第一个冬天，我在这儿待了65天；第二个冬天，待了81天。在这两次幽居期间，而且，一摞《古拉格群岛》的准备材料和最初几章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共70个印张（缺第六章）。在‘栖身处’隐居写作的这146天，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甚至不是我在写，而仿佛有人在推着我，仿佛我的手在拖着我写，我仿佛是一个被压了半个世纪又突然一下子被松开的弹簧撞针。我什么也不读，偶尔晚上翻一翻达列夫斯基便签手册，上面的每一个词都像一颗极甜美的露珠。我只是在吃饭、做家务、烧炉子的时候才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通常晚上七点钟，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躺下睡觉了。凌晨一点多钟苏醒，这时的我精神饱满，我迅速起床，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工作。”手稿保存了下来：索尔仁尼琴没有烧毁它，而是保存在自己的一位爱沙尼亚朋友那儿。把手稿埋到了花园里，它挺过了苏联解体；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之后不久，手稿就归还给了他。

《新世界》杂志1月号上刊登了短篇小说《扎哈尔—卡利塔》。索尔仁尼琴把《癌病房》的手稿交给了杂志社编辑部。

2月，对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早·达尼埃尔[24]进行了审判。他们被判处监禁。开始了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时代，索尔仁尼琴对此从来就没有拥护过。

夏天，作家前往苏联北部，想亲眼见见高尔基引以为荣的白海运河，为建这条运河牺牲了上万的人。随后他和妻子又突然“突进到南方”，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流放时期的难友祖博夫夫妇。

8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拉克申的一篇文章，旨在与揭发索尔仁尼琴的人进行论辩。

11月16日，在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作协小说分部大会上决定支持发表《癌病房》。韦尼阿明·卡维林在自己的发言中极力为出版此书出版进行辩护。索尔仁尼琴又恢复了自信心。注意到了克格勃的犹豫不决，他在《牛犊顶橡树》中指出：“我在思想意识上享受到了”治外法权。然而，在此之前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就产生了分歧，其他一些杂志社还不敢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时代变了……

作家对科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库尔恰托夫院士研究所）的邀请做出回应，他读了《癌病房》和其他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他的自由思想在首都文化圈里成了传奇。“我似乎觉得，这是第一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看到怎样锻造历史。”（《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2月，索尔仁尼琴回到了科普利亚—米亚尔吉庄园，并在那里完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写作，且将所有手稿都拍了照片。“在不停地工作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这个冬天，我发现我在49岁的时候我结束了自己的头号[25]工作。除了最主要的最后一部作品《1917年的革命》之外，我已经把一生中准备写的作品全部写完了……不远的将来，我才终于有这种可能着手写这多年梦寐以求的作品。当我刚一开始翻阅一些书和一些笔记时，我的手掌都发热了。”（《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967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列宁格勒将《古拉格群岛》交给伊丽莎白·沃罗尼扬斯卡娅，请她打印这部“头号工作”，也就是说他倒数第二个任务已经完成。在数周内又完成了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写作。作家接受了斯洛伐克记者巴维尔·利奇科的采访。

5月22日，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索尔仁尼琴向与会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抗议书刊审查机关的强横霸道及对他的迫害：“当普通的词汇都能推动因循守旧的物质上的巨石时，作品的开端就会极其沉重。但并无他路，如果所有物质已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总而言之，因为一声喊叫山上就出现山崩的情况也不少见。”（《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肖洛霍夫要求：“禁止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从1967年5月起，索尔仁尼琴就开始了公开、无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因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不想由于参与这场美式自由主义的集体运动，而使自己的主要任务（《古拉格群岛》，而后是《红轮》）处于危险境地。他在《文学生活随笔》一书里描述了这场斗争的主要经历，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牛犊顶橡树》。“猎手们知道，受伤的鸟是危险的”，他在寄给代表大会公开信的前天晚上补充写道。

索尔仁尼琴同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叶非姆·伊特罕德还有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四人一道沿着萨姆索诺夫将军部队当年的足迹旅行。参观了加里宁格勒、斯摩棱斯克、维尔纽斯[26]和里加[27]之后，他们四人一起返回了此趟行程的出发点——列宁格勒。8月初，作家拜访了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后者在日记中写道：“他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他肯定地说，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总要做出让步。‘现在我可以相信，至少在最近三个月不会有人用枪暗杀我。’”[28]

9月12日，索尔仁尼琴写信给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9月22日，他被叫到书记处，要求他放弃以前说过的话，但他丝毫也没有动摇。索尔仁尼琴重新发动攻势，要求作协收回针对他的诽谤公文。

三个大学生去梁赞拜访了索尔仁尼琴。作为谈话的继续，索尔仁尼琴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试图说明什么是公正：“它本来指的就是良心，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人类的良知。”[29]很快，这封信就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起来，并在西方发表。

在12月间，《癌病房》校对完毕，拟在《新世界》杂志上刊发。

1968年。索尔仁尼琴来到索洛特恰潜心创作，住在“第二个玛特廖娜”阿加菲娅·福洛姆基娜的小木屋里，尝试开始写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书——《1917年的革命》：“把萨姆索诺夫事件将军们的照片摆了出来，准备开始写。”（《牛犊顶橡树·发作》）然而，他又暂时放下了这项工作，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续写完了《古拉格群岛》。

4月16日，索尔仁尼琴向作家协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与书记处的分歧。

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和Е. Д. 沃罗尼扬斯卡娅两人用双手（正如《牛犊顶橡树》里写道的那样）打印了《古拉格群岛》的终稿。而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把这份打印本又翻拍了下来，作家则检查了每张片子。这套三卷本的书总共印了四份。在伊利亚·爱伦堡[30]的秘书娜塔莉娅·斯托利亚罗娃（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的帮助下（她将胶丸状胶片转给了萨沙·安德列耶夫，他是瓦吉姆的儿子、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孙子），索尔仁尼琴成功地把胶片转到了西方。

西方出版了《癌病房》和《第一圈》。“仿佛来到了杰克·伦敦[31]笔下的夏威夷海岸，仿佛站在光滑的滑板上，无法站稳，毫无依托，在巨浪的浪尖处，在撕心裂肺的那一刻，我预感到，这会顺利地送到西方！这一定会成功！而苏联官方则会毁掉这些书稿！”（《牛犊顶橡树·发作》）。索尔仁尼琴在收听西方广播时，获悉手稿被成功地转到了西方的消息：“那时正好赶上柳枝节[32]，但天气很冷。13日（是周六）这天还下了雪，雪很大，也没有融化。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里我听到了《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这真是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开始了！我在小径里不停地踱步，迎着春雪。终于开始了！我在等待，也没有等待，不论怎样等待，这类事件总是出人意料地发生。”（《牛犊顶橡树·发作》）

7月26日，《文学报》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好几个月前就寄到编辑部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否认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反对发表“草率的”译作。刊登这封信的同时，《文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反索尔仁尼琴的长文。《癌病房》的部分章节在巴黎“Plamen”杂志发表。

索尔仁尼琴找到了他以打印稿[33]保存下来的《第一圈》的最初版本，开始重新写作。

通过娜塔莉娅·斯托利亚罗娃的介绍，索尔仁尼琴与自己未来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了。“您在无须耗费精力的地方耗费了精力。您缺少精力旺盛的年轻帮手。要我给您介绍几位吗？”而在此次会面之前的两个小时，在法因贝格[34]家里认识了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35]。这两次会面的内容都写进了《牛犊顶橡树》的第十一篇随笔《新网》中。索尔仁尼琴强调说：“这发生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星期之后，发生在红场七人静坐示威三天之后。”

的确，8月21日，苏联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索尔仁尼琴草拟了一份题为《作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传单，但并没有对外公开表示自己的抗议，为的是不使《古拉格群岛》毁于一旦。“要保护自己的喉咙发出最重要的一声怒吼。时间不会太久了。”（《牛犊顶橡树·发作》）

12月，索尔仁尼琴因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获得了法国“年度最佳外国作品奖”。索尔仁尼琴五十周岁生日时，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均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1969年。作家又开始着手写作《1917年的革命》。他保留了三十年前写下的沃罗滕采夫访问萨姆索诺夫参谋部的梗概和二十年前创作的托姆恰克素描。然而，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现有的作家经验对这些早年写的文本评价道：“……它们毫无用处，说明我不会写作，但布局安排还不错。”并声明说：“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构思了三十年，从十年级结束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反复考虑、留存起来备用、不断积累材料，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动笔，总有什么事情妨碍，不得不一拖再拖。”（《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春天，索尔仁尼琴和小说家鲍里斯·莫扎耶夫[36]一道去坦波夫州，追随1920—1921年农民起义的足迹。他有意把“安东诺夫起义”这段历史写进《红轮》中。这次旅行在他的小说里留下了印记，但与这段历史直接相关的“节”却没有写出来。坦波夫省的农民阿尔谢尼·布拉戈达廖夫具有鲍里斯·莫扎耶夫的个性特征：“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两眼贪婪地盯着鲍里亚[37]，他活像俄罗斯中部的庄稼汉，这才是个造反者。”

夏天，索尔仁尼琴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一起去北部地区，到了皮涅加河岸边，这里曾经是旧礼仪派活动的中心。他们在那里认真讨论了在地下出版一份俄语杂志的可能性：后来这一构思在《在巨石的重压下》文集里得到了部分实现。

11月4日，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梁赞分会开除。他出席了会议，并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谁不忧伤愤怒地活着，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

11月12日，正式宣布了索尔仁尼琴被开除的消息。他给作家协会书记处寄去了一封言辞激愤的信：“你们的白痴文章四处传播，你们的肤浅无知司空见惯，但却没有论据，有的只是投票表决和行政管理。”作家指责负责文学的官员们，说他们说话办事缺少善意，并强调说：“归根结底，我们应该铭记一点，我们首先属于全人类。”

索尔仁尼琴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同居，两人开始生活在一起。他在茹科夫卡市找到了安身之所，这是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38]别墅旁的一个厢房，索尔仁尼琴称它为“谢斯拉维诺”。

1970年。索尔仁尼琴委托瑞士律师弗里茨·赫耶布全权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他想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会失去梁赞的户口（列舍托夫斯卡娅住在那儿），也不会获得莫斯科的户口（斯维特洛娃住在那儿）。“最近六年，我承受着深刻的、濒于破裂的家庭不和，并且一直迟迟做不出某种决定，每次都因为无暇顾及此事，总想等到书稿完成后再说”（《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三》）现在他决定彻底解决这件事。

10月8日，根据弗朗索瓦·莫里亚克[39]的提议，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没有出席授奖仪式。全世界的报刊都刊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和肖像。10月14日，亲共产党的法国周刊《法国文学》为纪念这位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刊登了一些资料。皮埃尔·戴克斯[40]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这位俄罗斯当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报社总编路易·阿拉贡[41]实际上也表达了支持他的看法。

整整一年，索尔仁尼琴和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之间的紧张情况持续加剧，列舍托夫斯卡娅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最后甚至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作家下定决心公开与妻子断绝关系。“家庭分裂……这件事早就不可避免，而一旦发生，一切就像一件崭新事物一样，就像胸脯上还发红的咬伤。但无论如何都要渡过这个难关，因为，确定无疑的是，这是创作出我的小说的必经之路。我不能为了妻子而牺牲未来的小说，因此才会发生这一切。”（〈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

1969—1970年，是索尔仁尼琴生命中的转折点。他在五十岁时，把自己的命运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连在了一起。

斯维特洛娃的专业是数学，她跟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走得很近，初次见面就表现出了对作家的绝对忠诚。索尔仁尼琴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完全相互信任的友谊”（《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对他来说，斯维特洛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比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重要。她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文字编辑。尽管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开始写关于丈夫的回忆录，收集他写的文章（她认为自己是索尔仁尼琴传记作者的最佳人选），但是索尔仁尼琴坚持要与她分手。当索尔仁尼琴得知自己要做父亲并且斯维特洛娃准备独自抚养孩子的消息时，一切都已经再明确不过了。一对“正式”夫妻居然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别墅里分房而睡，当索尔仁尼琴去莫斯科时，他就暂住在科济茨基小巷斯维特洛娃那儿。12月30日，索尔仁尼琴和斯维特洛娃的儿子叶尔莫莱诞生了。

1971年。3月，在斯维特洛娃的房间里对《古拉格群岛》进行了第二次拍照。第一次拍摄的底片托付给了萨沙·安德列耶夫，结果却是徒劳的，因为安德列耶夫夫妇拒绝把《古拉格群岛》的复印件交给任何一个德语或其他语言的译者；阿霞·杜罗娃（她在法国大使馆工作）把第二次拍的照片运到了巴黎，之后又转交给了尼基塔·斯特鲁维[42]。在巴黎出版了俄语版《红轮》的第一“节”，即《1914年8月》。

克格勃搜查了伊斯季亚河畔圣诞城索尔仁尼琴的房子。在与А. А. 乌格里莫夫游览新切尔卡斯克时，曾有人企图用蓖麻注射剂毒死索尔仁尼琴。

11月18日，德国《明星画刊》杂志刊载了对索尔仁尼琴的亲戚伊琳娜·伊万诺夫娜（“伊拉舅妈”，她是索尔仁尼琴母亲的嫂子）的一段采访，其中提及了他的社会出身。很快这篇采访的译文就刊登在了《文学报》上面。

1972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仍然不同意离婚。“公共事件随时都会发生，都需要我去处理，可家庭事务就像墨水中的沉淀物，就像脚边的水草一样让人无法脱身。这就是找错配偶的沉痛代价……突然又出现了一串难题：所有这些不幸都是我给她带来的，而不是她带给我的。心情如此沉重，我还怎么能工作？这种沉重的心情不会永远也摆脱不掉吧？”（《〈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

整整一年他都是在与官方作斗争的情况下度过的。政治局屡次磋商“索尔仁尼琴的特殊案例”。克格勃始终准备执行将其驱逐的图谋。索尔仁尼琴给大牧首皮缅写了一封“大斋期的信”。亨利希·伯尔[43]来苏联进行一次作家访问。他将索尔仁尼琴为以防万一写下的遗嘱和电影剧本《坦克知道真相！》的手稿带到了苏黎世[44]。

3月30日，作家接受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他揭露了“来自隐秘帷布后面的诽谤”，他还指出，他被禁入苏联档案馆（“我想写关于俄罗斯的小说，但我却很难收集到资料，这比我写有关波利尼西亚[45]的作品还要难。”）；他还讲述了自己亲人的真实情况。

一位芬兰记者写了一本对索尔仁尼琴怀有敌意的书，他认为，《1914年8月》的作者有“亲德”倾向。

4月，瑞典科学院主席原计划在莫斯科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但因苏联政府拒绝给科学院秘书卡尔·拉格纳尔·基洛夫办理签证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为此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在法国塞里济市举办了一次索尔仁尼琴创作学术报告会；奥斯维辛[46]集中营曾经的犯人、法国记者彼得·拉维奇和前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1月被解散的立宪会议代表、文学批评家马克·斯洛尼姆，都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拉维奇后来回忆起这次由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引起的“大震荡”：“在我们眼前诞生了一位经典作家。”

9月，索尔仁尼琴和斯维特洛娃的第二个儿子伊格纳特出生。当列舍托夫斯卡娅与丈夫和斯维特洛娃会面后，她同意通过民事登记处办理离婚。

1973年。克格勃改变了战术，开始通过写匿名信的方式恐吓作家。

3月15日，索尔仁尼琴与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办完离婚手续，并于4月20日与Н. Д. 斯维特洛娃登记结婚。

8月，公开审理了亚基尔[47]一案。萨哈罗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苏联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8月21日，索尔仁尼琴给内务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当局干涉他的私生活（如有意拖延他的离婚申请，拒绝为他妻子的莫斯科住所提供居住登记）。“借此机会，我想提醒您，我国的农奴制在一百一十二年前就被废除了。而且，人们都说，十月革命扫除了农奴制的一些最后残余。”

8月23日，索尔仁尼琴接受法国《世界报》和美联社的采访。索尔仁尼琴再次对迫害行为表示了愤慨（“我现在已是无家可归”），并倡导“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最后说道：“在世界舆论连篇累牍的报道下，我国的监狱将会退却并隐藏起来。”

9月3日，索尔仁尼琴获悉，伊丽莎白·沃罗尼扬斯卡娅（她曾将《古拉格群岛》打印了一遍，作家一再劝她把手中的那份打印稿烧掉，但她却没有听，并把打字稿交给了列昂尼德·萨穆京保存）遭到了克格勃为期五天的审讯，说出了手稿保存人的名字，后来人们发现她在自己的寓所里悬梁自尽。两天后，索尔仁尼琴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并向巴黎转达了可以出版《古拉格群岛》的意见。“正像对麦克白预言的那样：博南森林会到的。”（《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三十一》）[48]

9月，索尔仁尼琴和Н. Д. 斯维特洛娃的第三个儿子斯捷潘降生了。

12月末，由尼基塔·司徒卢威任总编辑的巴黎伊姆卡-普列斯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沉重的石头落了地，一切忧虑都已消逝。”（《牛犊顶橡树·补记之四》）

1974年。1月，在苏联报刊界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反索尔仁尼琴运动。1月19日，作家接受了《时代》杂志的采访。1974年2月2日，在《对报刊界的声明》中写道：“我坚信悔过的作用，也坚信心灵的净化。”

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捕，被送至列福尔托沃监狱。第二天，他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国，送往西德（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49]发表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准备为索尔仁尼琴提供政治庇护）。被驱逐的当天晚上，他在法兰克福市亨利希·伯尔那儿暂时居住，随后又来到苏黎世，他的律师住在那里，那里也是《1917年的革命》中“列宁各章节”的活动地点。他等着苏联政府允许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搬到他这儿。

2月13日，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不要靠谎言生活！》开始广为传播，呼吁进行道义上的反抗并拒绝一切欺骗。

2月14日，国家机密保密总局下令，把А. И.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从图书馆借阅部撤出。还包括刊登过作家作品的四期《新世界》杂志，这些作品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廖娜的家》《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和《扎哈尔-卡利塔》，以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两部单行本。

2月20日，《文学报》刊登了斯捷潘·希帕乔夫[50]一篇名为《文学界弗拉索夫分子的末日》的文章。

3月3日，索尔仁尼琴对外传播了早在六个月前就已经寄出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在信中，作家呼吁不要亦步亦趋地信奉马克思学说，要发展“俄罗斯的东北部”。

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及其母亲和四个儿子（最大的儿子是她与第一任丈夫所生）获准与索尔仁尼琴团聚。

5月，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来到苏黎世。据什梅曼所言，进行了一次“山地相会”——他和作家两人一起在索尔仁尼琴从事写作的施泰恩堡一座山上的小别墅里度过了几天时光；这之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苏黎世索尔仁尼琴的家里。什梅曼给索尔仁尼琴全家做了忏悔，举行了圣餐仪式，并做了礼拜。

6月17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索尔仁尼琴批评了那些自愿选择移民的同胞，并对西方的软弱感到同情。他宣布成立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帮助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的人们及其家人。出版《古拉格群岛》所获得的所有稿酬都投到了这个基金会里。

11月，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自己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以便推介其主编的《在巨石的重压下》文集，集子里收录的论文充满了民族宗教精神。前言和三篇文章是索尔仁尼琴所著，它们是《恢复呼吸和意识》（他又回到了昔日与萨哈罗夫关于社会主义性质、关于趋同理论以及缺乏“精神自由”的争论）、《作为民族生活范畴的忏悔和自我限制》（文章进一步论述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关于“自我限制”是俄罗斯发展之基础的思想）、《教书匠》（文中作家严厉批评了苏联知识分子留恋自己的特权，呼吁他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12月，法国出版家波尔·弗拉曼和克洛德·杜兰来到苏黎世拜访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把自己所有作品在全世界的出版权都转给了塞伊出版社（1978年后，这些版权又转给了将与杜兰合作的“YMCA-Press”出版社，1980年后又转给了由杜兰任主编的法亚尔出版社）[51]。

1975年。4月，索尔仁尼琴因《牛犊顶橡树》一书问世来到巴黎参加《略字符号》电视辩论节目，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讲述了亨利希·伯尔为他提供的援助。塞伊出版社为作家与其作品的法语翻译者们举行了见面会。

6月，为了全家搬迁和寻找居住地，索尔仁尼琴和妻子一起横跨了整个加拿大，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然后又到了阿拉斯加[52]，之后是俄勒冈[53]，他们在俄勒冈的一位旧礼仪派教徒家里做客。随后，他们又去了圣弗朗西斯科[54]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55]，那里有很多私人基金会，如克伦斯基[56]基金会、利沃夫公爵[57]基金会、邓尼金将军[58]基金会及俄罗斯其他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白卫军运动[59]时期的基金会；他们在档案馆里工作了几个星期（“用四只手”）。

还在俄勒冈时，索尔仁尼琴就收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60]的邀请；参观完胡佛研究所后，索尔仁尼琴动身前往华盛顿拜访米尼，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6月30日在华盛顿，另一次是7月9日在纽约），两次讲话是对“骗人”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警告，并呼吁对共产主义对抗要有耐心。参议院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

索尔仁尼琴徒劳地在美国寻找一处他们能买下的房子。当他们已经回到欧洲后，阿拉克谢·维诺格拉多夫帮他们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城找到了一所房子。索尔仁尼琴夫妇没有在买房之前回到美国看看房子的情况，就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买下了它。

10月，《列宁在苏黎世》一书出版，这是史诗性巨著《1917年的革命》中的第一、二、三卷的选集，现在这本书叫作《红轮》。

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的俄语版回忆录在莫斯科出版，目的是想使其传到西方。

1976年。3月，因为根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拍摄的挪威电影要放映，索尔仁尼琴又来到了巴黎。

3月末，他在西班牙国内旅行。西班牙左派对索尔仁尼琴关于佛朗哥[61]温和独裁的说法表示愤怒。

4月，在面对英国电视采访时，作家把《列宁在苏黎世》一书的体裁定为“艺术调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鲍里斯·苏瓦林在《东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著作在描写历史事件方面不准确[62]。索尔仁尼琴的答复发表在1980年的《历史》杂志上，文中反驳了这位“共产国际老党员”苏瓦林的观点。“现在，当世人都明白了他们那次可怕的流血事件的最终目的时，您作为一个亲历这一切的人，还想企图向读者灌输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肤浅表述，说‘列宁是在优秀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帮助下才夺取了政权’（滑稽可笑的战斗力）。您几乎无法掩饰对这个大恶魔的赞叹。”

4月2日，作家将全家留在瑞士，只身前往美国，1983年才返回欧洲，后来于1993年又回到了欧洲（是来告别的）。索尔仁尼琴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了两个月。他办理了正式移居美国的手续，7月30日全家抵达他的住处。他们搬进离卡文迪什城不远的一处购置的房子里。除了正房外，整块地的面积有20公顷，索尔仁尼琴建了一个图书室，用于收藏有关俄罗斯的手稿和书籍，还盖了一间书房。很多记者对索尔仁尼琴拒绝接待他们而感到不满，他们在美国报刊上撰文说出现了一个“用带刺铁丝围起来的新古拉格”。“五溪谷”庄园可供他居住、工作十八年，这里还是他的潜修室和家的港湾。

从1976年至1991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创作《红轮》。在卡文迪什，作家开始了新一轮令人吃惊且富有成效的创作阶段。常常是索尔仁尼琴一整年的时间都禁止自己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任何事上，不论是电话交谈还是接待访问者。“我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成不变的作息已经持续了两千多个日夜，我总是处于一种沉静之中，这是我在苏联生活期间一直都幻想的那种沉静。”（《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创作六千页的史诗巨著需要投入巨大的准备工作。作家阅读了一些移民作家写的许多未出版的手稿、书籍（这些资料是通过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馆际业务借来的）及当时的俄语报刊，是从美国各地给他寄来的。叶莲娜·安娜托利耶夫娜·帕希娜[63]从胡佛研究所给他寄来了一些微电影。他制作了成千上万张卡片，这些卡片完全能够再现他要刻画、他想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各种场面、人物、习俗和事件。正房里通常住的是他的妻子、儿子们、岳母，偶尔还有一些临时的助手，如伊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伊洛瓦伊斯卡娅[64]（她1979年离开美国，去巴黎负责《俄罗斯思想》报社），后来是塔吉亚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瓦尔沙夫斯卡娅[65]，她们都曾为他做过文秘工作，把大量信件进行分类整理，或是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翻译一些历史资料。索尔仁尼琴成年累月地沉迷于创作。“当你全神贯注于唯一一项工作时，你就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还有其他的任务。”（《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索尔仁尼琴知道，要想“再现俄罗斯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应该心无旁骛。“我经常祈祷：‘上帝啊，给我条明路吧！’于是，只要我需要，上帝就会指点迷津，我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由此可见，这几年间的所有事情与这项几乎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写作相比，都是次要的。这项工作规模巨大，在文学史上尚无前例：单单的创作构思就用了十七年，而且几乎是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度过的。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即“阿丽娅”表达了感激之情，她不仅在这段非常时期一直陪伴他左右，而且还挖掘相关文献、收集各种证明、打印手稿，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他的编辑：“阿丽娅（Н. 索尔仁尼琴娜）用IBM电脑把每一章都输入到电脑里——在每一次排版时，在排版页的空白处还写有大量的反驳意见、建议，提议对顺序进行调换、压缩语句，有时还建议删除多余的内容。她做的这些标记保证了作品的质量，有时让我激愤，有时令我赞叹，但对我这项任务繁重、规模空前的写作而言，却总是给予非常及时的帮助与不懈的支持。后来，阿丽娅排版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写作的速度……有时还提出新的反对意见，我就重新按照她的建议进行修订——而她则将那一章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这种共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由此我们两人都变得年轻起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四部，第十四章）

孩子们起初在家里受教育，于是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又教起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了。索尔仁尼琴全家去邻近的东正教教区参观，教区里的神甫教孩子们宗教基础知识和历史知识。

1976年，索尔仁尼琴暗地里背着所有人参观了几所美国大学，如胡佛研究所、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叶非姆·伊特罕德，他们两人在苏联的时候，叶非姆曾帮助他收集过历史资料。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与几所美国大学俄罗斯档案馆里的负责人一直都保持联系，那里收藏着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及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所有的资料他都是通过图书馆馆际服务业务获得的。

1977年。9月，索尔仁尼琴呼吁俄罗斯移民帮助他出版一套《全俄回忆录文库》。第三批移民（查理泽[66]、西尼亚夫斯基）频繁指责这位“佛蒙特的隐修士”。作家本人并没有作出回应（因为他没有读到这些消息），然而他的妻子却非常担心。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父不断为索尔仁尼琴进行辩护。

1978年。4月，娜塔莉娅·索尔仁尼琴娜飞往巴黎，去公开为亚历山大·金兹堡[67]、尤里·奥尔洛夫[68]和纳坦·夏兰斯基[69]辩护（金兹堡是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的负责人，索尔仁尼琴将出版《古拉格群岛》的稿酬都投入到了该基金会）。

5月，索尔仁尼琴打破了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同意在哈佛大学毕业生典礼（Commencement Day）上进行演讲。他在高高的讲台上向西方发出庄严而隆重的警告，西方国家宣称“幸福”是最高价值，且对其他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他把“英敢精神的丧失”与“西方人道主义”看作是恶的主要根源。索尔仁尼琴既谴责东方国家像一个“党的集市”，同时也批评西方国家像一个“商业集市”，他声明，唯一的出路在于个人英勇主义，俄罗斯就是其榜样。

这场演说引起了激烈的论战。一些人认为其与丘吉尔[70]1946年发表的“和平砥柱”演说或者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71]1948年发表的演说相似：索尔仁尼琴提出了要援助西方，但这不是物质上的援助，而是道德精神层面的援助！其他人批评索尔仁尼琴“无知”（这也是他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批评他的“神权论”，批评他对美国看法狭隘。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的文章，只是在后来当他着手创作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时才阅读它们。相反，面对一些法律性质的攻击时，索尔仁尼琴被迫即刻弄清楚并会运用这个他不太熟悉的知识领域。

6月8日，索尔仁尼琴戳穿奥莉加·卡尔莱尔[72]在其《回归神秘的圈子》一书中的各种“谎言”，书中讲述了她给作家提供了很多帮助，但他却“忘恩负义”。

12月，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了经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校对过的俄文版作家文集前三卷。前两卷是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定稿，共有九十六章（这取代了之前的八十七章版；索尔仁尼琴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之后，又回到了小说原初的“原子”版本）。

1979年。《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第一部第五章《透过烟雾》发表了。在这本书中，索尔仁尼琴对来自苏联的对他及其家人的诽谤做出了回应。

时值作家被逐出苏联五周年纪念日，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阐述了自己对1917年革命的新见解：“我急于写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但后来我明白了，二月革命不幸的经验，这一点对于当下我国的人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索尔仁尼琴否认一系列的“传说”，如说二月革命是一种正面现象这一推断。这种随处可见且是灾难性的向左派靠拢的趋势几乎说明了一切，即不仅是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甚至是沙皇在自由派分子面前的“自我堕落”：“他[73]正是被那种自由派圈子中蔓延的疯狂的好战主张所吸引”。

作家警告西方国家，他说：西方不曾料想，它正在为“新的1917年2月革命”做准备，它自己也成为这次革命的牺牲品。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论断，由于俄罗斯拒绝谎言，所以真正道德个性自由的国家是俄罗斯。他不承认自己是“侨民”，还强调指出，如今“全人类历史的中心”是在俄罗斯。

4月28日，亚历山大·金兹堡及其他四位持不同政见者被官方释放，用他们交换了两名苏联间谍。金兹堡住在了索尔仁尼琴的家里。

7月，索尔仁尼琴作品文集第四卷面世。

9月至11月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指责索尔仁尼琴盲目信奉伊玛目[74]霍梅尼[75]（即“霍梅尼主义”）式的宗教狂热主义。他们中有作家的老朋友、批评家和翻译家叶非姆·伊特罕德，后者曾在列宁格勒档案馆里帮助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资料。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这一“波斯人的把戏”（这是他本人的表达）。西尼亚夫斯基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的危险》。

1980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再次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把苏联和俄罗斯混为一谈就意味着把罪犯和受害者混为一谈。

神甫、持不同政见者杜特科[76]和亚库宁[77]被捕。“勃列日涅夫连神甫都无法忍受”——3月27日作家在《俄罗斯思想》上面写到。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写的一篇长文，他又一次对自己的一切美国论敌们作出回应，这些人当中包括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78]。

索尔仁尼琴文集第五、六、七卷出版，即《古拉格群岛》连同一些很大的改动，这些新补充的资料都是以作家在西方的亲身见证为基础写成的。

奥莉加·卡尔莱尔控告索尔仁尼琴诽谤，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索尔仁尼琴夫妇忐忑不安，更何况他们又需同时处理与佛列贡的官司，他是一名卑鄙的伦敦出版商，在法律诉讼方面既狡猾又经验丰富。但是，尽管处于反对自己的“第二条战线”，创作仍使索尔仁尼琴感到“身心自由，如释重负”。

1981年。巴黎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第八、九卷，这两部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卡文迪什这段时间整理好的。这包括《胜利者的欢宴》（这部作品曾于1965年少量出版过，仅“供内部使用”，是祖博夫使其免于被查抄的命运）、剧作《囚徒》以及《坦克知道真相！》和《寄生虫》这两部电影剧本。

罗纳德·里根[79]当选美国总统后，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新总统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援引作家说的话，甚至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做客，然而，总统顾问、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获悉此事后，改变了早先定下来的会见形式，他决定邀请十几位客人举办一次小型且隆重的早餐会，索尔仁尼琴婉拒了这次邀请。

“第二条战线”的战斗仍在进行：出现了新一轮攻击，这次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亚诺夫[80]。

1982年。奥莉加·卡尔莱尔的起诉被驳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对西方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一口气读完了反对他的所有文章，并写了《我们的多元论者》一文，他认为，这是对憎恨俄罗斯人民的“蟑螂会战”的回应。在又写完了一“节”《红轮》后，他才允许自己“活动活动筋骨”，动身游历亚洲各国：这个想法两年前就有了。后来，他将这次旅行作为一章写进了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他津津乐道、自我嘲讽地描写了这次出行中的许多细节。索尔仁尼琴游历了日本、台湾，在东京和台北发表了演说。在接受曾经的苏联犯人、教授Госуке Учимура（内村光良）采访时，他指出日本在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这要比西方国家做得好，但这种平衡仍然不稳定。

1983年。索尔仁尼琴与妻子一道去了英国一趟，这几乎成了正式访问，在白金汉宫[81]索尔仁尼琴因“在世界的道德危机面前，为增强人的精神做出特殊贡献”获得了邓普顿奖[82]。他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83]、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会面，戴安娜王妃还给他看了自己的长子——威廉王子，索尔仁尼琴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见了面。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记者托马斯·马尔科姆·马格利什问索尔仁尼琴能否再次回到祖国。索尔仁尼琴回答道：“我不仅仅是希望，而且我内心深处对回国深信不疑。我就靠这一感觉活着，即我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回到俄罗斯。”

在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接受了贝尔纳·皮沃的再次采访，他详细地讲述了《红轮》的构思（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产生了写作这部书的动因）。法国《解放报》[84]记者达尼埃利·隆多也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索尔仁尼琴谈的更多的是文学，包括写作《红轮》的经历。

《俄罗斯东正教通报》（第139期）刊登了《我们的多元论者》[85]。法国刊物上刊出了西尼亚夫斯基一篇怒气冲冲的文评。

1984—1987年。作家在卡文迪什继续创作小说《红轮》，只是偶尔因记者来访而中断。比如，1984年，在《1916年10月》第二“节”出版后，索尔仁尼琴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记者和法国《快报》的尼基塔·斯特鲁威的采访，他阐明了自己写作这部史诗性巨著的意义；1987年，借出版《1917年3月》第三“节”之机，英国广播公司对其进行了采访。参议院开始调查通过《美国之音》“收听”《红轮》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报刊界仍然就“反犹太主义”而激烈地抨击作家，他们认为，《1914年8月》里面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及孩子们获得了美国国籍，但索尔仁尼琴却没有这样做。

1986年。М. С. 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苏联出现了改革的最初症候。准许А. Д. 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返回到莫斯科。第八届苏联作家“改革”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联领导停止了改变西伯利亚河流流向的工程：这是俄罗斯根基派作家的胜利（主要包括谢尔盖·扎雷金、鲍里斯·莫扎耶夫、瓦连京·拉斯普京等人）。他们都是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或战友。

1987年。作家继续创作《红轮》、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和《俄语扩展语词典》。这部词典作家编了40年，该词典后来于1990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再版了两次（1995年和2000年）。但却可以说，他几乎直到逝世前仍在补充新词，因为在1998—2004年出版的《文学汇编》的所有文章里，他仍在记录那些恰当（在他看来）的新词语。

1988年。8月，《新世界》杂志总编谢尔盖·扎雷金请索尔仁尼琴同意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提了一个条件，即要先出版《古拉格群岛》。编辑部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第二年夏天，《古拉格群岛》还是发表在了《新世界》杂志上。

1989年。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隆重庆祝罗斯受洗1000周年，决定推选几位候选人进入最高苏维埃，报刊和出版机构大量印刷移民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戈尔巴乔夫派谢尔盖·扎雷金来到卡文迪什，并让他把1945—1946年间对索尔仁尼琴大尉进行调查的案宗转给了作家本人。

1990年。8月，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重新获得苏联国籍。

9月，《共青团真理报》（它与当时其他苏联报纸一样，发行量达数百万份）刊出了索尔仁尼琴的随笔《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共产主义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但共产主义的水泥构架尚未坍塌。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并不是要获得解放，而是不被共产主义的废墟砸得粉身碎骨。”索尔仁尼琴赞同将12个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赞同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发展，赞同摆脱“帝国麻醉剂”，认为应鼓励在地方实行民主，对中央政权遭到限制（但仍很强大）表示欢迎。

《红轮》的全部四“节”几乎创作完毕。作家编写了余下十六“节”的提纲，但他始终没有写完这十六“节”。《〈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也将写完：“好吧，我终于费尽周折写完了《红轮》，《〈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也将要收尾了。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对话让我悟到了很多道理。再见了，我的朋友！如果将花在《牛犊顶橡树》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上的时间用于写作政论文，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几乎会达到在整整20年里用于写《红轮》上的容量了。”

1991年。年初发生了维尔纽斯[86]悲剧：立陶宛宣布独立，一群维护和平的示威游行者试图保卫维尔纽斯电视中心不被军队占领。1月13日，由于使用武力，造成了14人死亡。

6月12日，Б. Н.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与此同时，作为苏联总统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逐渐地失去了手中的权力。由于莫斯科市民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再加上叶利钦关键时刻没有手软，“八·一九”事件以失败告终。在索尔仁尼琴写给俄罗斯总统的信中，他向叶利钦的果敢精神表示钦佩，但提醒他需要注意两件事。第一，需要变动那些想脱离苏联的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国境线，这样可以使有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保留在俄国境内。第二，必须谨慎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要受其操控：他们能豁免拉丁美洲各国和波兰的债务，“但绝不会免除俄罗斯的债务，而会一点一滴地榨取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矿藏”。这年年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辞职。

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什关注着俄罗斯的现状，如社会局势的恶化、混乱无序，有些人趁机拼命捞钱，他断言“第三次混乱时期”到来了。他发表演说，反对将列宁格勒改为那个历史上留下来的、“非俄罗斯的”名称“圣-彼得堡”，建议将之换为彼得格勒、圣彼得格勒或涅瓦格勒。

最高检察院撤销了对1974年索尔仁尼琴因判“叛国罪”对他的立案。

巴黎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第二十卷及最后一卷。

1992年。由于实施了改革举措，俄国的经济逐渐复苏，然而代价却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索尔仁尼琴继续在卡文迪什从事自己的写作，但同时也在做着回国的准备；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鲍里斯·莫扎耶夫，在作家流亡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去了俄罗斯，以便在莫斯科市郊购置一块地来建造房子，并使援助在押政治犯基金会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1993年。俄罗斯处处充满了危机，并演变为总统（在4月4日的全民公决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最高苏维埃之间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10月4日，最高苏维埃大厦被攻占，之后决定进行新一轮议会选举。索尔仁尼琴在列支敦士登[87]获得了一项奖励，他发表了题为《我们再看不见目标》的演说。他多次接受采访，在采访中抨击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批评组建国家杜马及赋予议员五年任期的权利（他认为，这样做俄国的条件尚不成熟），还对国家的新名称——“俄罗斯联邦”表示质疑（“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联邦”）。他再次呼吁国家和人民进行“自我节制”。在叶利钦祝贺他75周岁生日时，他回答道：“我从未对我国人民的道德力量感到失望。但是，我痛苦地看到了大多数人民的赤贫状态，看到了私有化只让少数人变成了富人，看到了对国家财产的无耻掠夺，看到了国家机关里严重的行贿受贿行为，看到了犯罪团伙逍遥法外。”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夫妇和小儿子斯捷潘从马加丹飞机舷梯上走下，他亲吻了俄罗斯大地。昔日古拉格群岛的一些狱友代表迎接了他，就像每到一个城市他租赁的专用包厢都有人接站一样。（在索尔仁尼琴计划停站的地方专用包厢会停一天、两天或三天；然后，包厢就挂靠在另外一列通行的列车上，向下一站驶去，在那里又重新挂靠新车上。）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索尔仁尼琴回国的过程。作家于7月21日抵达莫斯科，并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做了一场简短的发言，他最后说道：“在我国没有民主”。这次从东向西的长途旅行激怒了一些人，同时也振奋了另外一些人的精神。

9月，索尔仁尼琴探望了玛特廖娜·扎哈洛娃的墓地，他曾租过她的房子；他又到俄罗斯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城市旅行，如顿河畔罗斯托夫、塔甘罗格、斯塔夫罗波尔、新切尔卡斯克、皮亚季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坦波夫、沃罗涅日、梁赞等。

10月28日，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又一次抨击了对俄罗斯的掠夺行径。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政论著作《20世纪末期的俄罗斯问题》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特殊“地位”招致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他是《大陆》杂志的创始人），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揭露索尔仁尼琴的“所谓的宇宙自我中心主义”。

1995年。《胜利者的欢宴》在莫斯科小剧院首映。

4月，《与А. И. 索尔仁尼琴对话》系列访谈节目开播（这些访谈后来成了《每天一分钟》一书的主要内容）。在节目里，作家捍卫那些新制度下被欺凌和被损害人的利益，讲述自己的外省之旅，讲述与普通民众的会面情况和人民的疾苦，这就是国家很富有，但人民却在挨饿。他还谈到了青年人的心理空虚问题，车臣独立问题（他建议应尽快承认车臣共和国，俄罗斯只要求保留捷列克河流域自古以来的哥萨克领土），主张恢复哥萨克的传统，关心那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生活的俄罗斯族人的命运问题（如在哈萨克斯坦）。10月，执政当局禁止播放该电视节目。

《新世界》杂志刊登了六篇“两部分小说”，它们是《艾戈》《在边境地带》《青年后生》《娜斯坚卡》《无所谓》和《杏子酱》；1996年又刊登了《转折关头》；1999年发表了最后一篇《热里亚堡新村》[88]。在这些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创作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每篇小说的两个故事分别属于不同的时间或空间，这种对比应该让读者顿悟出一定的道理。这些小说使索尔仁尼琴重返文学创作，在不拒绝现实主义的同时，他逐渐缩小自己的创作规模。

9月，索尔仁尼琴在萨拉托夫大学发表演讲，其中讲到了斯托雷平[89]，这位昔日的萨拉托夫省长、改革家，在《1914年8月》里，有240多页的篇幅与他的活动和被害一事有关。在他看来，第65章及与这章有联系的所有内容几乎是《1914年8月》里最重要的章节。他还指出，俄罗斯的文化空间被割裂了，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分离》出版。

索尔仁尼琴一家住到了圣三一—雷科沃的住宅。在莫斯科塔甘卡开设了“俄罗斯侨民”图书馆，作家把自己在美国收集到的一些俄罗斯移民的见证和回忆录转给了该图书馆。

1996年。索尔仁尼琴在圣彼得堡发表演说，圣彼得堡是他非常喜爱的城市，他对这座城市非常了解，甚至超过了当地居民，但他坚持认为，建设彼得堡的代价过高，因为它“让俄罗斯的民众精疲力尽了”。

访问了特维尔和乌格利奇。德米特里王子被害之后，运到西伯利亚的“报警钟”的故事成了作家创作袖珍散文《乌格利奇的大钟》的灵感，并将其收录到了于1996—1999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的袖珍散文集中。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科学院现任院士。

用索尔仁尼琴基金会里的资金创立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每年3月授奖。评委包括尼基塔·斯特卢威和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还为头四届获奖者致辞祝贺（后来，从2002年起，他因病不再出席授奖仪式）。获奖者包括语文学家、文化历史学者弗拉基米尔·托波洛夫，诗人因娜·利斯尼扬斯卡娅，小说家瓦连京·拉斯普京，诗人、哲学家奥莉加·谢达科娃，语言学家安德烈·扎里兹尼亚克，文艺学家谢尔盖·鲍恰罗夫。截至2013年，有20位文化活动家获得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奖。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死后被授予此奖。

《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集锦》，这是作家在阅读19和20世纪作家作品时写成的札记。1997至2004年，共刊登了22篇札记。

1998年。索尔仁尼琴政论作品《分崩离析的俄罗斯》出版。12月10日，在他80周岁生日这天，他被授予两个勋章——国家勋章和教会勋章。但索尔仁尼琴拒绝领取国家勋章。

作家最后一次出行，游历了卡卢加州的七座城市，所到各处都与人会面、演讲、座谈。

在塔甘卡剧院，尤里·柳比莫夫排演了话剧《沙拉什卡》，该剧是由长篇小说《第一圈》改编而成。

亚历山大·索库罗夫[90]拍了两部影片：《节：历史深处的故事》和《与索尔仁尼琴的谈话》。然而，由于创作个性不同，伟大作家与伟大导演之间的会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索尔仁尼琴无法适应索库罗夫稳重缓慢的叙事节奏及其对视觉手法的偏爱。

1999年。索尔仁尼琴获得科学院大金质奖章，并发表演说（这是在所有反叶利钦的演讲中言辞最为尖锐的一次），他把当代俄罗斯称作“人类历史上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独一无二的强盗国家”。

军事题材中篇小说《阿德利克·什文基坚》发表。

2000年。В. В. 普京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二任总统。9月20日，普京到圣三一—雷科沃拜访了索尔仁尼琴。

2001—2002年。《二百年同行》的第一、二卷出版，书中讲述了从18世纪末到苏联解体间的俄罗斯—犹太人关系。报刊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有人又一次指责索尔仁尼琴身上有反犹主义。

2003年。在“俄罗斯侨民”图书馆、普希金之家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举行了关于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首批学术研讨会，然而，学术界整体上对索尔仁尼琴并不太感兴趣。

梁赞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索尔仁尼琴博物馆。

2005年。“俄罗斯之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尼基塔·斯特卢威和维克托·莫斯克温任主编的厚厚的文集《在两次生日之间（1998—2003）：作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谈А. И. 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在众多的回忆录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写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反对书刊检查到亲历古拉格群岛的写作》。但是与此同时，针对作家的一些侮辱性评论并未终止，出现了一些敌对网站，指责索尔仁尼琴仇视俄罗斯、背叛俄罗斯等等。

2006年。格列布·潘菲洛夫[91]执导的电视连续剧《第一圈》搬上了屏幕。

在巴黎于1978年至1991年出版的二十卷索尔仁尼琴文集的基础上，计划推出三十卷索尔仁尼琴文集。娜塔莉娅·索尔仁尼琴娜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筹备，但这次又有几位助手加入了进来，其中包括批评家安德烈·涅姆泽尔[92]，《红轮》每一卷的后记都是他写的。

2007年。索尔仁尼琴做了颈动脉手术。获俄罗斯国家奖，6月12日，他的妻子代他领奖。普京总统又一次拜访圣三一—雷科沃。

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面对“您是否怕死？”的提问，索尔仁尼琴回答道：“不，在离开人世前我早就没有恐惧感了。我只是在青年时代曾害怕过死：害怕像我父亲那样（二十七岁）很早就死去，怕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但到中年后，我对死亡就有了相当平静的态度。我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的，但绝非终极的界限。”[93]

索尔仁尼琴用于写作的时间明显减少，但仍在继续创作《文学集锦》。

2008年。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的著作作为《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得以出版。与之前索尔仁尼琴传记（科甘、斯卡梅尔、丹洛普、托马斯、博尔格、法伊费尔）不同的是，这本传记是经作家亲自审定过的传记，萨拉斯金娜获得了接触作家私人档案的权利。

8月3日，星期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去世了。全世界都缅怀这位与苏联体制作战的斗士和作家。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参加了星期三举行的葬礼。在葬礼前一天，星期二，俄罗斯前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吊唁了作家的遗体。8月5日，莫斯科从早到晚下了整整一天的滂沱大雨，尽管这样，在科学院大楼前，从上午十点钟到下午六点钟将灵柩运往顿河修道院期间，来向索尔仁尼琴遗体告别的人络绎不绝。6日，在顿河修道院举行了安魂弥撒，宽敞的大教堂无法容纳来与作家告别的人。但在圣彼得堡索洛韦茨基纪念碑[94]旁的追悼大会却只来了不到一百人。“为什么我们的人来得这么少？！”昔日的集中营犯人感慨地问道。10月1日，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宣布，首都的一条街道将以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命名，而“俄罗斯侨民”基金会文库将改名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侨民之家。

[1]哥萨克村镇工事防线，1777年在北高加索筑起。——译者注

[2]此处有误，应为第二章。——译者注

[3]“父称伊萨耶维奇是1936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市民警局签发第一本护照时发生的错误”（Солженицын //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Гл. ред. п. А. Николаев.［М.］，2000. С. 656）。

[4]中世纪起克里木半岛的通称。——译者注

[5]1972年在反索尔仁尼琴运动期间，在《文学报》上刊登过这辆小汽车的照片。

[6]据Н. Д. 索尔仁尼琴娜说，维特凯维奇以前从未发表过反对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的言论，尽管他认为后者的写作毫无意义，过去的集中营生活不值得写出来，而是应该忘记一切并开始新的生命。

[7]随后又出版了五本书：《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与阅读的俄罗斯》（1990年）、《索尔仁尼琴：超越时代》（1991年）、《关系破裂》（1992年）、《分离》（1994年）和《新闻社、我与索尔仁尼琴》（2003年）。

[8]俄语为“同貌人”的意思。——译者注

[9]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在1980年4月写给历史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一封公开信中，最先引用了这段评语的段落。

[10]哈萨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11]哈萨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12]索尔仁尼琴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的主人公。——译者注

[13]《约翰福音》第5章第9节（此处注释有误，实际应出自于《约翰福音》第5章第8节。——译者注）

[14]Сараскина Л.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М.，2008. С. 455.

[15]Твар∂овский А. Новомирский дневник. Т. 1：1961—1966. М.，2009. С. 68.

[16]Твар∂овский А. Новомирский дневник. Т. 1：1961—1966. М.，2009. С. 173.

[17]Твар∂овский А. Новомирский дневник. Т. 1：1961—1966. М.，2009. С. 170.

[18]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马尔夏克（1887—1964），苏联俄罗斯诗人、翻译家、苏联儿童文学经典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回忆录作家、出版家、苏联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主编（1924—1937）。

[19]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译者注

[20]即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译者注

[21]Сараскина Л.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С. 529.

[22]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原姓名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涅丘科夫，1882—1969，俄罗斯作家、诗人、翻译家、文艺学家。

[23]即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伊万诺维奇是他的父名。——译者注

[24]尤利·达尼埃尔，又译“尤利·丹尼尔”（1925—1988），俄罗斯诗人、散文作家、翻译家、人权捍卫者。

[25]“‘第N-1个’，即是如果我一生中要完成N个任务，那么，这就是我要完成的倒数第二个——第N-1个任务”（引自娜·德·索尔仁尼琴娜写给此书作者的一封信）。

[26]立陶宛首都。——译者注

[27]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

[28]Чуковский К. И. Дневник：В 3 т》. М.，2012. Т. 3：1936—1969. С. 442.

[29]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Ответ трём студентом //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В 3 т. Ярославль，1995—1997. Т. 2. С. 34.

[30]伊利亚·格里高利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俄罗斯散文作家、诗人、翻译家、记者、回忆录作家、社会活动家。

[31]杰克·伦敦，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

[32]复活节前星期日以前的一周。——译者注

[33]这部小说共有七稿；前两个是手稿，均已被烧毁，但其余的打印稿都保存了下来，包括写“原子的”情节的初稿。

[34]叶甫盖尼·利沃维奇·法因贝格（1912—2005），物理学理论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7年起）、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6年起）、苏联科学院物理学院研究员（1938年起）。

[35]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1989），苏联物理学家，苏联时期氢弹设计者之一、科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起）、社会活动家、人权捍卫运动领袖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5）。（闻名于核聚变、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等领域的研究，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译者注）

[36]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莫扎耶夫（1923—1996），苏联乡村题材散文作家、诗人、记者。

[37]鲍利亚是鲍里斯·莫扎耶夫的小名。——译者注

[38]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托罗波维奇（1927—2007），俄罗斯大提琴演奏家、指挥家、社会活动家，1978—1990年间侨居国外。

[39]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作家、诗人、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2年）。

[40]皮埃尔·戴克斯（1922年生），法国散文作家、记者、艺术理论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毕加索创作研究专家及其朋友、抵抗运动参加者、Les Lettres françaises杂志总编辑（1948—1972）。

[41]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散文作家、政论家、记者、出版家、文学与社会活动家、抵抗运动参加者。

[42]尼基塔·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特鲁维，生于1931年，法国出版商、翻译家、斯拉夫学家、法国YMCA-Press出版社社长（1978年起）、俄罗斯道路出版社社长（1991年起）、《俄罗斯东正教运动通报》杂志社主编（1970年起）。

[43]亨利希·特奥多尔·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政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72）。

[44]瑞士城市。——译者注

[45]意为“多岛群岛”。太平洋三大岛群之一，属于大洋洲。位于太平洋中部，180°经线以东，南纬30°至北纬30°之间。——译者注

[46]波兰城市。——译者注

[47]彼得·约诺维奇·亚基尔（1923—1982），苏联历史学家、回忆录作家。

[48]“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摘自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八场。这句话在《牛犊顶橡树》里重复多次，喻指苏联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49]维利·勃兰特（亦作威利·勃兰特，原姓名为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1913—1992年），德国政治家、西德总理（1969—1974）、外交部部长（1966—1969）、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1）。

[50]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希帕乔夫（1899—1980），苏联诗人、散文作家。

[51]参见：Durand C. Agent de Soljenitsyne. Paris，2011.

[52]美国的一个州。

[53]美国的一个州。

[54]美国城市。

[55]胡佛研究所，全称是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是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于1919年创建。该组织于2001年开始出版《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译者注

[56]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司法部部长（1917年3月3日—4月8日）、国防部和海军部部长（1917年5月5日—9月1日）、临时政府总理（1917年7月8日—10月26日）、最高统帅（1917年8月30日—10月26日）。1918年起侨居国外。1940年起侨居美国。

[57]格里高利·叶甫盖尼耶维奇·利沃夫（1861—1925），俄国政治活动家、国家领导人、临时政府总理及内务部部长（1917年3月2日—7月8日），1918年起侨居国外。

[58]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1872—1947），俄国军事首长、中将（1916）、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18—1920）。

[59]也叫作白色事件或白色思想，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场军事政治运动，形成于1917—1923年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以推翻苏联政权为目的。——译者注

[60]乔治·米尼（Meany George，1894—1980），美国工会及政治活动家、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美国劳联—产联主席（1952—1979）。——译者注

[61]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政治家、军事家。——译者注

[62]苏瓦林是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成为共产国际成员，1924年被开除，后来成为了斯大林和伪共产主义的主要揭露者之一。

[63]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人员。

[64]伊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伊洛瓦伊斯卡娅（1924—2000），记者、宗教社会活动家、《俄罗斯思想》报社总编辑。1976—1979年是索尔仁尼琴的秘书，1978—2000年在巴黎。

[65]塔吉亚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瓦尔沙夫斯卡娅，生于1923年，翻译家、俄罗斯移民文学社会活动家。

[66]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查理泽（1938—1972），物理学家、数学家、记者、出版家、苏联人权委员会创立倡议者（1970）、Chalidze Publications出版社创始人（1979）。

[67]亚历山大·伊里奇·金兹堡（1936—2002），记者、出版家、人权捍卫者，1979年侨居国外。

[68]尤里·费多罗维奇·奥尔洛夫，生于1924年，物理学家、政论家、回忆录作家、人权捍卫者、科学博士（1963）、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1986）。

[69]纳坦·夏兰斯基，原名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夏兰斯基，生于1948年，人权捍卫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积极参加者、拒绝服兵役者、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1986年起）、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986—1996）及“Исраэльба-алия”（1995—2003）创始人及主席、工商部部长（1996—1999）、内务部部长（1999—2000）、建设部部长（2001—2003）、犹太通讯社社长（2009年起）。

[70]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1.30—1965.1.24），英国政治家、大不列颠首相（1940—1945，1951—1955）、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195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71]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2.31—1959.10.16），美国国家元首、军事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1944），总参谋部部长（1939—1945）、美国国务卿（1947—1949）、国防部长（1950—1951），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1947）发起者，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72]奥莉加·卡尔莱尔，瓦吉姆·列昂尼多维奇·安德列耶夫之女。她的父母亲在关键时刻都帮助过索尔仁尼琴，而她却将索尔仁尼琴告上法庭。参见第69页。

[73]指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译者注

[74]伊玛目，阿拉伯语单词的汉语音译。英语音译为Imam，意为领拜人，引申为学者、领袖、表率、楷模、祈祷主持人，也可理解为伊斯兰法学权威。此词的阿拉伯语原词在阿拉伯世界已经很少使用，但在波斯语、乌尔都语、英语、汉语中比较多见，但各自的具体含义区别很大。——译者注

[75]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1902.9.22—1989.6.3，另说生于1898或1900年），伊朗国家元首、政治家、大阿亚图拉、伊斯兰教革命领袖（1979）、伊朗最高领导人（1979年起）。（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1979年伊朗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该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经过革命及全民公投后，霍梅尼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宪法所创造的一个职位，是国家政治和宗教上的最高职位。霍梅尼是一名什叶派伊斯兰教十二伊玛目派的玛尔扎，但以他的政治角色最为闻名。霍梅尼主义就是极端神权政治：1，对国家实行全面的个人独裁。2，残酷的暴力镇压和彻底废除公民权利。3，极端的文化及思想独裁。4，经济上推行国家社会主义，即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化、计划化和平等化。5，激进的反美反西方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霍梅尼的伊朗喊出“既不要西方（美国），也不要东方（苏联），只要伊斯兰”的口号。霍梅尼主义就是要为解放被占领的伊斯兰家园，以恢复穆斯林世界的统一。——译者注）

[76]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杜特科（1922—2004），宗教活动家、大司祭、传教士、教会诗人、散文作家、斯大林爱国主义潮流政论家、《明日》报社神甫。

[77]格列布·巴甫洛维奇·亚库宁，生于1934年，宗教、社会、政治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

[78]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Richard Edgar Pipes，生于1923年7月11日）是一位波兰裔美国籍学者、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1958—1996）和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68—1973）、斯坦福大学俄罗斯研究院总科学顾问（1973—1978）。

[79]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1911—2004，美国政治家，曾担任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第40任（第49—50届）美国总统（1981—1989）。

[80]亚历山大·利沃维奇·亚诺夫，生于1930年，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政论家、记者、科学博士、美国多所大学教授。

[81]白金汉宫，是英国的皇家宫殿和国王（女王）办公的地方。——译者注

[82]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是由已故的约翰·邓普顿创办的基金会于1972年设立，2001年以前称为宗教促进奖（Progress in Religion）。该奖项旨在鼓励研究者探索“生命最重大的问题”，奖励为灵性的发展而做出贡献的人，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特蕾莎修女。每年颁奖都安排由爱丁堡公爵在白金汉宫主持，以保证足够的媒体曝光。——译者注

[83]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第49任英国首相，1979年—1990年在任，她是至今为止英国唯一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利物浦伯爵以来连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译者注

[84]《解放报》，（法语：Libération），又译《自由人报》。——译者注

[85]索尔仁尼琴曾想将《我们的多元论者》作为《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一部分，但是后来改变了主意，让它成为单独的一篇文章。

[86]立陶宛首都。——译者注

[87]列支敦士登公国（德文：Das Fuerstentum Liechtenstein），1719年1月23日以列支敦士登亲王之姓氏建国。是欧洲中部的内陆小国，夹在瑞士与奥地利两国间，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译者注

[88]出版了“两部分小说”单行本的“字母”出版社，给它起名为《杏子酱》，后来在英国、法国出版时也叫这个名字，但这并不是索尔仁尼琴的决定。

[89]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国家元首、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1906年起）、格罗德诺州（1902）州长、萨拉托夫省省长（1903—1906）。

[90]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索库罗夫，生于1951年6月14日，电影导演、编剧。（俄罗斯影坛当代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被认为是塔可夫斯基精神的继承人。——译者注）

[91]格列布·阿纳托利耶维奇·潘菲洛夫，生于1934年，俄罗斯电影导演、编剧。

[92]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涅姆泽尔，生于1957年，文艺学家、批评家、科学副博士（1983）、《文学评论》杂志批评栏主编（1983—1990）、经济高等中学教授（2011年起）。

[93]《Написано кровью…》// Известия. 2007. 24 июля.

[94]苏联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译者注

呐喊与雪崩

“我写了并且分发了这封信——像是自觉自愿地登上了断头台。我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前进，为迎接死亡而低垂着头颅。”（《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一》）或许，这句话是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写照。世界文学与他一道直面受难者和死亡，从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将来人们会像谈论“伏尔泰时代”一样来谈论“索尔仁尼琴时代”。当然，在今天的语境下，不公正、流放和“公开言论”这三个词的词意与两百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正像从前的伏尔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把自己看成了为了正义而“大声呐喊”的本源：“为了这主要的一声叫喊，应该好好保护嗓子。”有限幸福的思想（这一“怪胎”源于柏拉图），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内心深处打下了那个住满奴隶的“群岛”的印记，而索尔仁尼琴则揭露了这个“群岛”。他的这个“关键喊声”让那些失忆或耳聋的现代人重新意识到为人格尊严而战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从索尔仁尼琴因1962年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举成名后，到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密切关注着他与苏联领导者之间的斗争。大家都明白，这不是极权制度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本人拒绝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一场普通的对抗，而是那个时代一场最重要反抗的萌芽。索尔仁尼琴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他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然而，索尔仁尼琴现象比持不同政见现象要宽泛许多：他“评判”的对象并非“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他是那些连上帝本人也鼓励他们去反抗的人的代言人。

在西方，索尔仁尼琴的斗争仍在继续，尽管他同样也意识到，一个流放犯人自由声音所引起的反应比一个反抗者的微弱叫喊声还要微不足道。不管怎样，索尔仁尼琴的声音成了导致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垮台（或者形象地说，引起雪崩）的众多喧哗声中的一个，而当时，正像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1]（他在《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里以嘲讽的语气刻画了探索真理的索尔仁尼琴形象）所断言的那样，苏联帝国可延续一千年。索尔仁尼琴从第一次来到西方国家起就坚信，他一定会回到自由的俄罗斯。

然而，正如通常躲避期待他做出的行动纲领一样，索尔仁尼琴并没有立即回到新俄罗斯。他希望首先能在俄罗斯出版他的书籍，此外他还要完成自己的巨著《红轮》。因此，1994年，索尔仁尼琴在被驱逐20年后才回到俄罗斯。然而，他与国家领导人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作家发表演说，激烈地批评了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才稍有缓和，他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他看来，普京使俄国避免解体的命运，防止了国家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但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强烈反对把苏联国歌用作俄罗斯联邦国歌（谢尔盖·米哈尔科夫[2]第四次重新作词）。这位昔日的集中营犯人对埃基巴斯图兹监狱播放的国歌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敬意。

作家收集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再加上紧张的心理分析和特有的嘲讽语调，以及那道令人惊奇的在索尔仁尼琴笔下透进这些惨无人道监狱里的光芒，使得这本描写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成了该题材的经典著作。索尔仁尼琴不是描写集中营生活的第一人。这样的书有40多本，我可以姑且地称出其中的一本，如尤里·马尔戈林[3]写于1947年的《囚犯国之旅》。就其情感和真诚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有集中营，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巫书》[4]一书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本书曾轰动一时并被译成几乎世界上所有语言。许多著作都从内部展示了广阔的苏联集中营生活，索尔仁尼琴创作出来的这一形象化称谓成了这一邪恶帝国的典型代表。这首先当属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是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竞争对手”）和瓦西里·格罗斯曼（他自己并没有蹲过集中营，然而他那篇描写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几乎成了用文学形式讲述这段悲剧的最佳尝试）的作品，以及叶甫盖尼娅·金兹堡、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提到过她）、法国人扎克·罗西、波兰人亚历山大·瓦特和古斯塔夫·赫尔林格—格鲁德津斯基等人的回忆录，还有维尔农·克列斯的《20世纪的囚犯谈》，奥列格·沃尔科夫的自传体小说《陷入黑暗》中关于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的回忆录。在这里，还想举几部我们认为有关集中营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如柳西恩·费利克斯的《古拉格群岛里的学问》（1981）、柳芭·尤尔根松的《文字能否表达集中营的体验？》（2003）、阿列恩·帕罗的《集中营特写》、列奥娜·托克尔主编的文集《从古拉格群岛归来》。爱恩·埃普尔巴乌姆的《古拉格史》（2003）值得特别强调，这部学术著作无疑是很重要的；尽管埃普尔巴乌姆贬低过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价值，但她书的每一章节却几乎是照搬了作家的写作计划。此外，在埃普尔巴乌姆的书里不仅有采访录，还有大量文献——她写作该书时正逢俄罗斯档案馆对外开放的那几年。可以说，她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索尔仁尼琴普遍结论的正确性。还有托马什·基兹内拍摄的影集《古拉格：苏联集中营里的生与死（1917—1990）》（2004），2004年日内瓦展会（日内瓦）参展的《古拉格——囚犯之国》影集；此外，还想提一下叶夫罗西尼娅·科尔斯诺夫斯卡娅的趣味连环漫画《一个人能卖多少钱？》（2006）[5]。最后还包括约瑟夫·帕斯捷尔纳克拍的纪实影片《古拉格》（2000）。尽管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两本书，书中都谈及了希特勒纳粹主义与斯大林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第一本书是哲学家马丁·布贝尔的儿媳妇玛格丽特·布贝尔-诺依曼写的回忆录，她曾经体验过德国和苏联的集中营生活，第二本书是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史诗性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

在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出版之后，《古拉格群岛》的价值是否降低了呢？它是否要被其他书所淹没？答案是否定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人类社会，他为读者打开了那双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双眼。

是否可以把索尔仁尼琴与其他伟大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相提并论，如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否定是彻底的、坚决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谁是正确的？”，“忏悔录”，“我们该做什么？”——这些都能说明这一点。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索尔仁尼琴不只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代表所有人说话。他代表了人类社会中那个不可压垮的阶层，他被授权为其他人说话：既为活着的人，也为死去的人，既为叛徒，也为英雄——为那些自己无法述说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忏悔”充满了个人的悲痛和羞愧，这与托尔斯泰相比毫不逊色，但与此同时，这又不是单个人的声音，而是那些从黑暗中张嘴说话的人的自白。当然，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个讲述者，如伊万·杰尼索维奇、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格列布·涅尔仁、《古拉格群岛》中那个坦诚，时常发表评论，怀着希望和信念的叙述者。然而，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忏悔的“我”，无论他是争吵或责骂，他都处于现实中——这一现实高出他一头，攫住了他，让他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叫喊的力量。索尔仁尼琴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过于充盈的现实主义，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这么说，当索尔仁尼琴在讲述自己真正经历的事件时，他才实现了真正的超越。他认为自己面临着两个任务，即讲述古拉格的故事并澄清那段滋生古拉格的俄罗斯革命。

1973年，当索尔仁尼琴秘密吁请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时（他就像是一个专业爆破人员，在桥上布满了雷并准备点燃导火索），可以说他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现在可以着手完成第二项任务。这是一部工程浩大的历史文学巨著，他在返回俄罗斯之前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索尔仁尼琴在写完《1917年4月》后停了笔，他给第四卷最后一部的后面附上了名为《未完卷的内容摘要》的大量后记，共有140 页，由小号字体写成，里面阐述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后续章节要讲述的内容）。但最重要的已经完成了，即索尔仁尼琴揭示了俄罗斯混乱的原因。早在1936年他就已经产生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才18岁，据作家自己说，这一想法从未改变。在这部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种索尔仁尼琴所特有的紧张感，在作家的看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后，叙述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但情节主线当时就确定了下来，它们是从一些与战争和革命相关的错综复杂事件里挑选出来的各个“节”组成。例如，把1914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萨姆索诺夫将军领导的第二军惨败来作为这部史诗性巨著的开篇，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这种固执意见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善于使用各种战术，同时却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战略。

自然，剩下的一切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比如，在《1914年8月》中，作家不惜打破小说的内部平衡，将一个内容丰富的回顾片段写进了小说。但是，俄罗斯的内部平衡难道就没有被彻底地打破吗？长篇小说只是再现俄国那段无法倒流的历史。这部史诗性巨著引起了研究者的众多疑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进行比较？我们能否将索尔仁尼琴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家对其亲身经历的现实事件的执迷）与历史学者的工作等同起来？历史中什么是真实的？在创作《古拉格群岛》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有了一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就是以文献为基础是无法写出20世纪的真正历史的，因为文献或缺失或不真实：对历史事实进行改编或隐瞒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索尔仁尼琴赶着创作，急着与时间赛跑的主要原因。闲暇、休息、文化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索尔仁尼琴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被绑缚住了”，无所依托。他那说教式的语气具有一种毁灭一切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激情，俄罗斯思想往往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无法把索尔仁尼琴的观点称作“俄罗斯思想”，尽管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来源于“俄罗斯思想”。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一切都会循环往复的想法诱惑着索尔仁尼琴，于是他就像另一位伟大的流放者赫尔岑一样，对那个接受他的国家的文化进行批评。

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材料收集者。美国拥有世界上藏书最为丰富的各种图书馆（它们对研究者长时间开放）、大量的档案馆，还有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档案专家。索尔仁尼琴到达美国后，获得了他在苏联无法得到的一切，即可以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此外，作家还向俄罗斯移民发出各种请求，这使他成了数百份未发表的文献、信件、布宜诺斯艾利斯[6]或哈尔滨出版的被人遗忘的各种小册子的收藏者。但这一切并没有使工作量有所减轻。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想埋头于一大堆故纸堆中——他要竭尽全力找到那把能够解释历史的钥匙。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位以口述材料为基础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红轮》时，他依据的是书信资料。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即尽管战术不同，但战略思想却保持不变。

让我们想象一下索尔仁尼琴：一张严肃的面孔，蓄着典型俄罗斯人的胡须（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不喜欢这样，这种胡须使年老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洋溢着调皮而善意的微笑，借助于大众传媒，这种微笑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在作家葬礼那段时间，当给大家放映档案画面时，每个人都诧异地看到了这张脸。有些人已然忘却了健康、充满活力的索尔仁尼琴的形象，而有些人却从来就不知道他以前的样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画面都是一个惊喜，它们告诉人们原来作家是一位精力充沛、乐观向上、自信并能在道德和政治上战胜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大胡子老人，完全不像这个双颊已经凹陷、一脸倦容的老者。但是他的微笑却是永远挂在脸上的，在最后几次接受采访时，这个笑容使得索尔仁尼琴的脸庞（这仿佛是一个刚从修道院出来的苦行僧的脸）显得光彩照人……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孙女叶莲娜·采扎列夫娜·楚科夫斯卡娅负责作家的“地下”活动，包括在地下出版、传播被苏联出版社拒绝发表的作品，通过地下渠道秘密地把《古拉格群岛》各个章节分发给手稿保存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她详细地记述了自己是如何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从事这种地下活动的，索尔仁尼琴如何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最后阶段即第三阶段中完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创作。第一阶段是1958年，那时在梁赞作家完成了初步的编校工作。第二阶段是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作家收到了昔日集中营犯人的大量来信：索尔仁尼琴不得不游走于俄罗斯各地，亲自询问227名自愿提供有关资料的回忆录作者。1968年开始了最后的阶段即第三阶段：作家对《古拉格群岛》第一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为此需要收回放在手稿保存人那里的所有章节：添加细节和更换词语的使用占去了许多时光，也需要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帮助。3、4月间，完成了第一卷的审校和增补工作。起初，这项工作在梁赞进行，后来索尔仁尼琴从前的几位中学生把手稿运到了莫斯科楚科夫斯卡娅那里。校对使文本的用辞更加犀利：在讲到列宁、高尔基时模棱两可的表述消失了。现在他撤掉了那些自己修改的痕迹。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新世界》编辑部的压力也没有了，他彻底自由了。

1968年5月，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与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位助手叶莉扎维塔·杰尼索夫娜·沃罗尼扬斯卡娅一起前往索尔仁尼琴的花园小屋（在伊斯奇亚河圣诞村，邻近奥布宁斯克市）。途中有一条必经之路只适合冬夏季通行——春秋季就被淹没了。在夏季的小木屋里有两间房：楼上是索尔仁尼琴夫妇居住，楼下供楚科夫斯卡娅和沃罗尼扬斯卡娅居住。他们从大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索尔仁尼琴校对第二、三部，其他三位女性则用打字机将其打出来，每人负责一部。然后，作家再重新审读一遍，如果有改动，就亲手写到打印纸上。“在整个写作期间，《古拉格群岛》的全文从未留在家里。总是有某个朋友过来将其带走，把重打出来的章节重新隐藏起来。记得有一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发现一些章节里有几处错误，而这些章节的副本已被带走，于是就把这些发现错误的抄本叫作‘迟到的眼泪’。这本书的第六、七卷还是手稿形式，其中叫‘农瘟’的一章只有一版，把它埋在了菜园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当着我们的面将其挖出”[7]，——楚科夫斯卡娅回忆道。

充满着复仇的渴望（用《圣经》里的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时刻警醒的犯人，借助自制的数珠在大脑中熟记了上万首诗歌，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个奴役他的政权。但直到1974年2月14日，谁也不知道这场不平等的对决将会如何结束，他本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但突然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言论自由、成群的记者、电视屏幕、数以千计的听众，或许是一个人所能召集的史上人数最多的电视观众群都出现了。然后是在卡文迪什庄园的离群索居生活，这里有别墅、藏书室、池塘和池塘边的小木屋。他曾经梦想过到远方生活几十年，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周围是森林、田野和蓝天，这样可以从容地创作……这个梦想部分地实现了。但那种急迫的情绪并没有消失，并将从此与他一直相伴。“博南森林到了”，而人也该忙碌起来了。1969年，在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因为意见上的分歧而发生冲突之后，他给后者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感觉我的整个一生就像从跪着的姿态逐渐站起的过程，由被迫的沉默寡言向自由发表意见的逐渐过渡。于是我给作家代表大会[8]写了一封信，现在，阅读这封信是一种最高的享受，心灵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索尔仁尼琴与所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一样，被迫与自己在封闭空间里养成的第二天性做斗争。心理学家知道，这种极其有限的空间会让人产生对封闭的盲目依赖，而且在打破封闭面前也会产生一种模糊的恐惧感。在获得自由的狂喜后面隐藏着一种因处在封闭世界里而得到的无意识的快感。显然，这种与自我做斗争的痕迹影响了卡文迪什隐士、后来又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尊重的老者的生活方式。这场斗争的工具就是公开忏悔。谁也没有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那样暴露自己的内心，书中有一些场景，让人想起了圣徒奥古斯丁的“忏悔”。但令人吃惊而且一次次被人重复的悖论在于：作家的论敌们引用这些自白是为了指责作家——仿佛这是他们，而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揭露了其内心的软弱。不过，在一些历史要人身上常常会发现这种现象，比如，前不久的莱赫·华勒萨[9]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英雄行为必然导致独立无援，遭人嫉恨。

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说作家索尔仁尼琴没有完全医治好凡人索尔仁尼琴，那么至少他把自由还给了凡人索尔仁尼琴。《第一圈》就是一部描写监狱生活及作家进行内心抗争的独特史诗，它是作家走向自由的首个推动力。这部书的作者仿佛成了古希腊罗马智者中的一员，成了现代奴隶制古拉格中的爱比克泰德[10]。这部书原本是一个地下作家为治愈自己的创痛创作出来的，但它却成了一本所有人都可以读的生活教科书，阅读它的目的是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治愈自己身上的创痛。因为索尔仁尼琴坚信语言具有道德功效，而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的呐喊声也能引起社会洪流：“每一个普通的话语都应该为推动守旧的巨石贡献力量，开始时总是很艰难。但是，如果所有物质已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那就别无选择。但是，一声叫喊，同样会引起山上的雪崩。”（《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1922—2006），俄罗斯散文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2]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米哈尔科夫（1913—2009），俄罗斯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回忆录作家、社会活动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1970—1990）。（儿童文学作家，曾四次填写、修改苏联、俄罗斯国歌歌词。俄罗斯联邦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即由米哈尔科夫作词。——译者注）

[3]尤里·鲍里索维奇·马尔戈林（1900—1971），1936年加入以色列国籍，俄语散文作家、记者、历史学家。

[4]Courtois S.，Werth N.，Panne J.-L.，Paczkowski A.，Bartošek K.，Margolin J.-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Crime，terreur et rйpression. Paris，1997.

[5]Керсновская Е. 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человек？М.，2006. ——书中共有6集正文、703幅插图。她曾于1942—1952年在诺里尔斯克服刑期。

[6]阿根廷首都。——译者注

[7]Чуковская Е. Ц.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О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цензуры 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об Архипелаге ГУЛАГ //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писатели，критики，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 Сост. Н. А. Струве，В. А. Москвин. М.，2005. С. 352—370.

[8]письмо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IV съезду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27 марта 1967 г.）.

[9]莱赫·华勒萨，又译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生于1943年9月29日），波兰国家元首、社会政治活动家、人权捍卫者、波兰总统（1990—1995）、团结工会创始人及领导人（1980—1990）、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3）。（1989年被授予美国“费城自由勋章”。1990年12月至1995年12月任波兰总统，被称为带着斧子的总统，坚决、强悍、简单，不兜圈子。——译者注）

[10]爱比克泰德，约50-约138，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尼科波利斯哲学派创始人。

争议

自青年时期起，索尔仁尼琴就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疑。十八岁那年，他深信自己将会颠覆现有的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并说出新的见解。那时熟悉索尔仁尼琴的人都看出了他身上这种内在的信心，这种自信可以支撑索尔仁尼琴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以至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直线条的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从信仰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他经常强调说，他并不仅是抽象地理解东正教，而完全是在生活实践中悟出来的真知），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转而成为一个强大中央集权政治的拥护者，青年时期的他也曾犹豫不决，不知该献身于——文学、数学还是戏剧，而在五十岁时，他却毅然改变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轨迹。

索尔仁尼琴在《癌病房》第二十九章中提到的基托夫拉斯，是俄罗斯版的神话人物半人半马：“基托夫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并且只能直线行走。所罗门王将基托夫拉斯叫到跟前，用计把他拴了起来，让人带他去凿石头。但由于基托夫拉斯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能把他面前的房屋统统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央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毁她那可怜的小屋——最后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身体开始左右摇晃，不停地挤呀，挤呀——最后弄断了自己的肋骨。而小屋呢——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全了下来。基托夫拉斯只是喃喃道：‘软话可以弄折骨头，而硬话却会招惹众怒。’”这个情节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收录于《帕里亚全书》——该书是一本杜撰的《圣经》传说故事汇编，自15世纪以来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是众多传到今天的古代俄罗斯文学手抄文选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个传说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了《人靠什么活着》。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科斯托格罗托夫让波特杜耶夫读这本书。同时，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来到鞋匠那里定做一双靴子，但不久这个人就死了（于是鞋匠就把定做的靴子改成了死人穿的便鞋），这同样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中皇帝和怪物比赛占卜的故事。忧郁冷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睿智善良的基托夫拉斯。两个人的名字在构词上也存在着相似性（别忘了，基托夫拉斯折断了自己的一根肋骨，换句话说，就是骨头）。这也说明，粗鲁但有慈悲心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与基托夫拉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即外表丑陋，内心善良。

作家欣赏基托夫拉斯那勇往直前，不畏强暴，只向弱者或软话低头的精神。在斗士索尔仁尼琴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某些品性。为了能够战胜苏联的官方政权，为了击败文学审查官们错综复杂的敌对观点，为了在经历八年囚禁生活后始终怀着让“死人说话”的心愿而毫不动摇，为了对抗强大的极权帝国，而随后则是面对西方的各种诱惑岿然不动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这一切都需要基托夫拉斯式的执著精神。

当然，和基托夫拉斯生活在一起并非易事。索尔仁尼琴的前妻，他的前任文字编辑以及在美国生活期间雇佣的各种“委托人”，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多少少地抱怨过索尔仁尼琴人性上非常专制强势，甚至到了专横霸道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曾来拜访他，他想出版一本杂志，希望索尔仁尼琴给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写一封推荐信和担保书。斯普林格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把钱投给这个他完全不熟知的马克西莫夫，资助他出版杂志。索尔仁尼琴写了信，建议将杂志命名为《大陆》，并为杂志写了“贺词”。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章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点值得关注。1974年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期杂志，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尤内斯库及萨哈罗夫三人为杂志写的致辞。索尔仁尼琴对这一来自东欧的自由之声表示欢迎，但他同时也提醒道：“如果《大陆》能够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声音，这将为它赢得荣誉。但是如果西欧人民在听到这些自由之声后仍无动于衷的话，那将是他们的灾难。”杂志第二期出版后，两人的合作关系就戛然而止了。二十年后，当马克西莫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后，两人之间暴露出来的意见不合则以彻底断交而告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对这篇文章做出任何回应。但与此同时，马克西莫夫在这段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公开表达了对这位昔日的志同道合者的公开敌视。不得不提的还有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写的讽刺小说《莫斯科——2042》（1987）。在这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化身为主人公西姆·西姆奇·卡尔纳瓦洛夫，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生子，为了继承皇位，他不惜与洗衣女工私通。有时甚至索尔仁尼琴身边最好的朋友或最亲近的助手也会突然爆发对他的忿恨之情，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及她的女儿叶莲娜·采扎列夫娜。

总之，“基托夫拉斯”不仅拥有一些崇拜者和很多“未曾谋面”的知己（在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相应章节里作家对他们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而且也有自己的敌人。在1972年的《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中，索尔仁尼琴严厉地斥责了大牧首：“不应该欺骗人民，更不应该欺骗信徒，说什么外在的枷锁比我们的灵魂还沉重。基督教的诞生并非易事，但是它克服了重重困难并繁荣发展起来。它为信徒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奉献。一个人在缺乏一切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只要他奉献就可以取得胜利。在我们的记忆里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牧师和教徒在最初的时候承受了巨大的磨难。而如果他们失去了奉献精神，那么今天我们就将失去幸福。”这既是对在无神论国家竭力保留基督教的大牧首的指责，也是对那个在古拉格里待了十年的人的指责，这一点招致了许多东正教徒的不满。极具叛逆精神的谢尔盖·热卢德科夫牧师曾当众表示，对一个明明不能公开说出自己观点的宗师发出挑战是不公平的。热卢德科夫说，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教会是不可能成为“自由之岛”。这些指责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在苏联还有被当局迫害的所谓的“地下墓穴教会”，因此，今天许多俄罗斯的教会继承了这两者的衣钵。显而易见，索尔仁尼琴更加推崇后者。

在《牛犊顶橡树》问世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误会。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朋友们和他的女儿愤怒的是回忆录对这位诗人兼《新世界》主编的刻画。以怨报德、行事盲目、得意自满、自我中心主义——这些都是索尔仁尼琴“直线条”性格中表露出来的。弗拉基米尔·拉克申，这位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得力助手，从那时起就成了索尔仁尼琴的死敌。

每一次，当索尔仁尼琴像“基托夫拉斯”那样为人处事时，他就会有意无意地触痛那些诚实、感情丰富、但又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的人们的内心。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作家的这种绝不妥协精神，比如，他对俄罗斯东正教各个分支应联合起来的呼吁（1975）以及在哈佛的演讲（1978）。基多夫拉斯式的坚韧不拔精神是他的主要武器，但这会伤害很多人，更何况除此之外，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有些迂腐气的中学老师。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前妻就出版了5本批判索尔仁尼琴的书。第一本于1975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并只在苏联境外传播（正如前文说到的那样），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一种新的伤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宣传机构巧妙地利用了作家前妻的窘境。第二本书叫《分离》，它是第一本的续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从1968年到1974年（在此期间，她不仅与索尔仁尼琴离了婚，而且作家也被驱逐出苏联境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期间的事情。当然，在阅读这些书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事实，这是带有深深偏见的一些说法：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时而在宣泄自己的不满，时而记录的是伤感的回忆。

此外，她还公布了前夫的一些信件和一个长长的语录，列舍托夫斯科卡娅这样做违背道德规范，如果不客气地说，她是在“偷窃”他的个人传记，并侵犯了他的私人生活。在与《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个片段进行的激烈论战中，列舍托夫斯卡娅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她与索尔仁尼琴同样伟大，有时甚至还以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谈论索尔仁尼琴。尽管如此，这个毕业于化学系并一生都迷恋弹奏钢琴的女人，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光，与他共同经受着考验，并且是他的初恋。何况，正像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研究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索尔仁尼琴的晚年，他经常是怀着内疚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并且在晚年给予她一些物质上的帮助。）需要指出的是，还在学生时代，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就曾对索尔仁尼琴指出过（尽管是带着善意），他对与他们朋友圈中的女性接触特别“专横”。

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拉克申（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话，他是一个“特别审慎的人”）在读过《牛犊顶橡树》后，写了一篇长文，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骗光死者财产的大骗子。“我知道，想让人们远离自己的偶像索尔仁尼琴，他们会非常不舍。长时间以来，他对我们而言，是勇敢、良心和无畏的典型。但如果这个支柱垮掉的话，那又能怎么办呢？应该学会没有偶像的生活。”在这位批评家眼中，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特点是嫉恨心强、气量小、傲慢、偏执。拉克申想起了契诃夫关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所有伟大的智者，都像将军一样，独断专行且无礼而生硬，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受到处罚。”[1]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中，索尔仁尼琴用嘲讽的语气似乎预先回应了拉克申，他描绘了后者入党后发生的变化，他那区分“绿色信号灯”及“被克里姆林宫禁止的事物”，这就是见风使舵的特点。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拉克申就好像特瓦尔多夫斯基邪恶的同貌人一样。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作者引用了拉克申的那段恶毒的评语：“……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斯大林式的毒瘤……沉醉于无意义的仇视与傲慢。”索尔仁尼琴的结论相当克制：拉克申是一个“虚伪的善于搞骗术的人”。

还有一个与作家“斗气”的人（不过，程度完全不一样）不得不提，她叫奥莉加·卡尔莱尔，一名俄裔美国记者，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孙女。1978年她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回归神秘的圈子》。在书中，卡尔莱尔讲述了自己参与地下文学出版界的情况，正是在这一地下文学出版界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卡尔莱尔抱怨索尔仁尼琴对她的帮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感谢之情。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曾说到（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人名）：“作品用俄文版出版以后，理应立刻在美国出版，我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有两三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把事情全部弄糟。”卡尔莱尔同样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了一名暴君，说他只要有一丝不满就会牺牲他周围的亲人。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索尔仁尼琴详细地讲述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这位以反布尔什维克的呼吁文章《S. O. S.》为闻名的作家）的这位孙女是怎样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在《S. O. S.》发表半个世纪后打起官司并输掉这场官司的整个过程。

所有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抱怨他是一个“专横霸道”的人，只想自己的事情，而对周围其他人却“毫不放在心上”。而事实却是，索尔仁尼琴在一片责骂声中前行：作为一名逐渐失去自己同志的勇士，他知道，他将会失去自己的拥护者。他曾说：“我不得不敞开心扉，要说得更准确，要不断深入。但这样又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读者，失去同时代人的支持，只能寄希望于后代人了。但尤为令人心痛的是，不得不面对至亲好友离你而去。”（《牛犊顶橡树·札记之三》）他事先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即拥护者、读者和朋友们会渐次与他疏远——这就是一个执著于自己使命的人的命运。一些与他“斗气”的同伴们或许是正确的，但作家本人也时常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这种追悔有时看上去令人十分感动，这未必是一个“专横霸道”的同时又病态地聚焦于自我的人与生俱来的品格。

法国之行是索尔仁尼琴工作之余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他拜访了位于昂布瓦斯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故居。这位伟大的意大利天才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来到这里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满是苔藓的小桥、林荫小径、破旧的两室小房，这就是天才简朴的居所。难道这不就是一个死后受人尊重，生前却过着遭人迫害、嫉恨和诽谤的“艰苦岁月”的伟人的范例吗？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在这位天才住所处产生了与达·芬奇惺惺相惜的“特殊感受”（《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卷，第三章）。

在索尔仁尼琴的整个一生（自1962年登上文坛至2002年最后的巨作《二百年同行》问世）里，既可以发现他对一切墨守成规的抗争，也可以发现某些人对他的背叛，做出的下流和卑鄙行径（当然，这些并不一定来自于反对者）。每个西方国家对索尔仁尼琴的“接受”，以及国内对他回国后的评介，这些记录完全可以独立成卷。例如，《古拉格群岛》在法国是不容置疑的畅销书，但用法语来出版此书却一直是争议不断：无论是电视节目（把索尔仁尼琴称作“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还是阿伦·鲍斯克创作的讽刺小品文《索尔仁尼琴，我不同意！》，都是这样。诗人兼左派政论家马克思波利·富舍写过“关于索尔仁尼琴”，他说：“它（《古拉格群岛》）扮演了军事进攻的角色，首先用来反对苏联，其次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最后用来反对左翼联盟。”

与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相比，法国更为注重“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倾向于把俄罗斯革命看作是法国革命的直接产物。法国起初怀着戒备的心理对待索尔仁尼琴的各种预言。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曾审慎地说过：“我认为，跟着他如今信奉的摩尼教亦步亦趋是困难的。但可以理解他，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跟在他的后面。无论他待在什么地方，他的信仰（似乎像列宁主义）最后都会导致同一个结果，从生物学概率的角度讲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讲话中仍然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感染力。”但后来，却与以前截然不同，法国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以及他在法国电视上的演讲，为这位伟大的流放犯人与法国读者（甚至是整个西方，特别是英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个犯人的微笑、机巧善辩、回答问题时的战术明确、信念执著，使他赢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或者是稍微多一点的时间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会一下子就抓住整个法国社会舆论的心，给法国左翼的领导者们以很大的触动”——著名作家兼记者，加缪的朋友，也曾是阿尔及尔独立的支持者让·达尼埃利这样写道。他在回忆录《破裂的时代》中为索尔仁尼琴辩护时提到了孤立的问题，说这种感受他在“左翼”阵营中也曾经体会到。达尼埃利的朋友、社会学家爱德华·莫兰曾提醒过他：“你会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骂。”天主教哲学家莫里斯·克拉韦尔对作家的评价甚至比达尼埃利还要高许多，他说：“在法国，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见过如此规模、如此脆弱和人道的人物了。他的痛苦既是一种责问同时也是一种宽恕，赦宥我们世界上所有可怜的人（只要他们相信这一点，哪怕他们身处那个贬低、戕害他们的体制内却误入歧途）。”可以确定的是，索尔仁尼琴与苏联宣传机构的斗争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现状，法国更为明显。“如果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太适合左翼阅读，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央委员会还依旧活在我们的头脑里”——年轻的哲学家安德烈·格柳克斯曼如是说道。最鲜明的评价来自与索尔仁尼琴创作风格完全不同的小说家、昔日的毛泽东思想信徒菲利普·索列尔斯。他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影响缓慢但却非常深刻，我认为我有责任这么说。”索列尔斯称索尔仁尼琴为“20世纪的但丁”。

美国的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需要这种像触电似的“休克疗法”来抵制共产主义的“幻想”，但当这位新美国公民（在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情况下）为这个国家下了一个严峻的诊断时，社会舆论被深深地激怒了。然而，当时在美国知识界占优势的是“右倾”势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严肃学术著作（如约翰·丹洛普的专著）在斯拉夫学者圈之外并不知名，只是到了200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供广大读者阅读的优秀论著（如达尼埃利·马霍尼论索尔仁尼琴和托克维尔传统的书[2]）。就像在美国经常发生的那样，索尔仁尼琴由于文章专栏（The Solzhenicyn Reader[3]）而被大众所熟知。

我们简要梳理一下索尔仁尼琴所持的立场。他认为，西方的“磨碎机”同样会碾碎一切不和谐之音，其残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苏联。作家甚至开始收集针对他的那些侮辱性的表述，如“冷战的拥护者”、“宗教狂”、“东正教神秘论者”等。可以想见，作家与西方民众之间的交往少不了负面消息。索尔仁尼琴到西班牙时，恰逢佛朗哥时代即将结束，他却宣称当地的书店充斥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左翼出版物，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在集权体制下的生活。西班牙左翼立即散布“丑闻”，揭露了这个“大胡子的先知”和独裁者“暗线”之间的秘密联系。后来又发布假消息，说索尔仁尼琴打算去智利与皮诺切特进行会面。很快佛朗哥就去世了，西班牙成了民主国家——这一切正如索尔仁尼琴预测的那样，即在佛朗哥死后不久西班牙会很快成为民主国家。

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意“是否得体”，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由自己来评价一切事物的强大愿望，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考虑普遍公认的见解，是斗士的主要特征，他孤身一人，而他的对手却是由上百万同胞支持的政权。而且，这个特征终其一生也未曾改变。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其充满激情的语言，活力四射、自由多变的风格，敢于公开自我揭露的特点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位伟大斗士赫尔岑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对于作家而言各种难言之隐。当然，索尔仁尼琴不可能永远正确：尽管战略家的嗅觉非常灵敏，但他仓促之间做出的见解有时会伤害人们。即使这样，总体上早晚人们都会意识到，他的见解不无道理，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使作家遭受荒唐的迫害。例如，《时尚》杂志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传记作者之一乔治·法伊费尔的文章，他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新专制的预言家，对于自由世界而言，他要比整个苏联更危险。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作者这样写道：“他们这些有关我专横霸道的荒诞念头从何而来？——我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地方，写书，没有四处奔走建立什么联盟、集团，更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第二卷，第七章）“弗拉索夫分子”、“变节者”、“由于自己的集中营经历仇视全人类的人”，这些都是贴在作家脸上的标签。索尔仁尼琴，正如他本人所说，永远被当成了反西方的靶子，很多记者或批评家为了追逐名利而煽风点火，由此却引起了一场场轩然大波，对此作家也是毫不吝惜。

哈佛的演讲掀起了愤怒的浪潮，尽管对这个批评西方的人措辞很克制，考虑到他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失去了“自由”甚至“勇气”。虽然动作有点笨拙但外表却很庄重，一脸漠然，微微驼背，老态龙钟，但似乎又远见卓识，在古老的哈佛大学校园内，索尔仁尼琴再次获得了预言的能力，他庄严地抨击了西方世界的道德败坏。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波兰裔美国作家杰奇·科辛斯基回应说，民主强加给那些强大个体（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的限制是社会自由的代价。“他不明白，自由往往是在那个被推翻了的专制与那个可能重生的专制之间相互摇摆。”移民作曲家亚历山大·沃伦斯基严厉地指责索尔仁尼琴，说他妄想扮演一个对于俄罗斯思想家来说传统的先知角色，即鄙视现实，可玛特廖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哈佛的演讲中，美国的社会现实只是表面上见到的一切事物，有其固定的模式，如充斥着色情画面，民族观念薄弱，缺少神圣性……在俄罗斯的时候，索尔仁尼琴确实曾相信，美国是全世界捍卫自由的堡垒，可后来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震动并深深地苦恼。一方面，这说明讲演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真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分析比较肤浅。索尔仁尼琴没有充足的时间，更何况他也不想细心观察除了俄罗斯之外其他的现实。他所批评的、所思考的、所预言的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言。

人们不理解他，这种现象贯穿了作家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所选择的战术导致的必然结果：索尔仁尼琴的独特个性是渐次展现出来的。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从内部来批判体制的“长着人的面孔的专家”。自然，那些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人们也竭力这样描述作者。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简短的前言中写道：“这是部冷峻的中篇小说，它表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哪个领域或现象能够避开苏联艺术家的视野，而没有得到真实的再现。问题在于艺术家本身拥有多少潜能。”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这表明，苏联社会消解这部虽不长但却很尖锐（实际上这是一个被禁的题材）的中篇小说有多么艰难。在赫鲁晓夫准许后，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而且收到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评语，但之后却是非议（这都成了一个传统），指责作者缺乏对苏联现实更广博的认识。

1963年底，《文学报》和《新世界》杂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评论家亚历山大·奥夫恰连科[4]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反对者的观点：“……部分和整体的比例失调，对现实的认识和再现方面缺少辩证思维，明显推崇“永恒的”、“不变的”道理，从而损害了新生的事物，将社会主义人道原则进行替换或者“扩大”，说它们导致了绝对的善良、绝对的痛苦和绝对的公平，——定好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让作家赋予了那些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以过于重要且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一天——这是生活的缩影，因此，他就要进行适当的概括；另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太过消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是积极的、果断的、勇敢的，而不是索尔仁尼琴笔下这种谦卑的、温顺的人物形象。“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把自我牺牲精神当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5]——评论家尤里·巴拉巴什写道。另外一些人指责索尔仁尼琴的写作“类似列斯科夫”，思想上陈旧，语言上过时。

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书刊界遭到事实上的封杀后，所有这些“批评分析文章”也戛然而止了，尽管后来陆续还出现了一些“支持”和“反对”他的声音。比如，1964年，《新世界》编辑部提名索尔仁尼琴为列宁奖金候选人，而他在苏联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66年。论战转移到了国外。1967年开始的对索尔仁尼琴的“审查”，导致他被秘密地开除出苏联作协。一时间索尔仁尼琴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他的所有作品都被从图书馆下架，从文献书目中被删除。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兼哲学家卢卡奇试图巧妙地让索尔仁尼琴“回归”，他把作家看作是一个批判苏联现实的“市民”知识分子。“这些细节非常真实，它们的本质、功能、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等都带有某种社会性，尽管这些细节的社会根源初看上去并不明显。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提倡禁欲克制，但却不想表达什么观点。但对这个社会制度惨绝人寰、毫无人性的‘自然’式的描绘，比任何一种激昂的宣言更具毁灭性，更令人谴责”——卢卡奇写道[6]。索尔仁尼琴对于卢卡奇来说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各种矛盾的揭露者”，是未来论战的预言家，是一个“笨拙”、“迟钝”的先知。他就像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一样，只是一面“镜子”，并没有反映俄国革命的真实面貌。

在法国，《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得到了艾尔莎·特里奥莱和共产主义周刊《法国文学》的主编皮埃尔·戴克斯的支持。法国共产党就像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洗礼一样。十年后，戴克斯在《我眼中的索尔仁尼琴》一书中坦言道：“我对我们当时在访谈中说话的语气感到震惊，对社会主义艺术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终于为自己赢得了名誉而感到兴奋异常。”

随着苏联开始对索尔仁尼琴进行迫害（开始还“躲躲闪闪”，后来却是公开行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兴奋”情绪也不见了。一些人与索尔仁尼琴划清了界限，另外一些人开始贬低他的价值，给他戴上了一顶“过去主义者”的大帽子。从那时起一直到《法国文学》被蓄意禁刊为止，皮埃尔·戴克斯都勇敢地与索尔仁尼琴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于这位艺术理论兼文学评论家而言（以及成千上万名这样的人来说），索尔仁尼琴是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唱了挽歌。

索尔仁尼琴使戴克斯及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还有“现实主义”者和“缓和政策”的拥护者，他们在《癌病房》的问世后将其称为“疯人院”（戴高乐将军手下大臣乔治·戈尔斯的谑称）。对于他们来说，索尔仁尼琴是“缓和政策”讨厌的绊脚石，“像蚊子的叮咬一样让人嫌恶”，而他的被驱除出境则是莫斯科自由主义最好的证明（难道将索尔仁尼琴驱除出境就像将阿里斯蒂德从雅典驱除一样残酷吗？）。亨利·基辛格建议福特总统不要同意1974年11月参议院作出的授予索尔仁尼琴荣誉公民称号的决定（在他之前只有拉法耶特和丘吉尔获得过该称号）。然而，美国国务院却推迟了在众议院的批复表决过程，发布了一份官方秘密文件，称这将会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索尔仁尼琴被置于曾长时间争议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趋同论”的焦点上。这一理论是由美国律师塞缪埃尔·皮萨尔提出的，并曾获得萨哈罗夫的支持。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能听到这一理论的回声。索尔仁尼琴反对“趋同论”，用他的话来说，这一理论会摧毁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而他却看到俄罗斯民族精神正在涅槃重生：“萨哈罗夫对我们俄罗斯鲜活的民族力熟视无睹”。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进步、思想自由甚至民主都只是“市场环境下催生出来的供人顶礼膜拜的幻象”。他引用了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曾说过的一句话：“西欧派是面对文化更强大一方精神上卑躬屈膝的产物”。作为回应，萨哈罗夫指责索尔仁尼琴陷入了“孤立主义”。对于这位学者、以启蒙思想为圭臬的人兼苏联原子科学之父来说，科学没有止境，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索尔仁尼琴同样接受了自然科学教育，他以罗马俱乐部对能源快速消耗现象的研究成果为例，呼吁俄罗斯人民要“自我克制”。早在1948年，当时他与自己的好朋友列夫·科佩列夫（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沙拉什卡”的犯人，两个人就曾展开了类似的争论。

争论也包括移民这一话题。基于对人的普遍理解，萨哈罗夫捍卫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但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只是那些在自己的本国内部进行战斗的人才配得上尊重，他说：“无论移民到哪里，这永远是一个缺点，它把自己的故土交给了强暴势力”，因此，他谴责西尼亚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马克西莫夫和加利奇移居国外的行径。尤里·达尼埃尔留在了苏联，而1966年和他一起被起诉的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却跑到了巴黎，尤里·达尼埃尔反驳说，类似的立场彻底抹杀了第一批俄罗斯移民对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西尼亚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方式回应了索尔仁尼琴，他在文章《俄罗斯的文学进程》中提到了俄罗斯的“另外一幅面容”，即继母的角色，她僵化而残忍，使自己众多的子女陷入到了疯狂的境地。“但所有人都在奔跑。俄罗斯—母亲，俄罗斯—妓女，你要为这个由你喂养大而后却怀着耻辱之心把他扔到污水池的孩子而负责！……”尽管这样，索尔仁尼琴还是为保留俄罗斯移民文化做了许多工作。例如，他向所有俄罗斯的移民呼吁，创建了全俄回忆录文库，后来把这个文库无偿赠送给了莫斯科的俄罗斯侨民之家（现在它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名）。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西欧派分子”萨哈罗夫滞留在了莫斯科，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现在它已分布在全世界）最后一个活生生的象征，而“根基派作家”索尔仁尼琴却违背了自己的心愿来到了国外，先是定居在苏黎世，之后又来到了美国。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验证作家观点是否正确而巧妙安排的。安德烈·马尔罗说：“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他处于国家警察的掌控之下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却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他现在却成了一个移民。这个移民所说的道理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在我看来，影响力则截然不同。杰出的移民有很多，而且不仅仅来自俄罗斯。他的立场非常高尚，但并不总是很重要。”

索尔仁尼琴每走一步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理由。比如，他极为勉强、毫不情愿地加入到了《大陆》杂志（“对于开办自由的俄罗斯杂志而言，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都处于俄罗斯本土的话，那么心情将会愉悦得多”）的工作，这招致了君特·格拉斯对他的嫉恨，后者指责他于1974年10月与斯普林格反动出版集团展开合作。在创建了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帮助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的人们及其家人，并把《古拉格群岛》的稿酬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后（就像托尔斯泰把《复活》的稿酬捐给反仪式派信徒一样），他面临的是瑞士税务机关的指控，后者认为协议的某些条款不符合法律程序，但后来对案件进行详细审查后彻底取消了指控。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在莫斯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位《白皮书》（写的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诉讼案件）的作者遭到了第三次监禁，理由是他暗自发放基金会的钱款[7]。

其实，索尔仁尼琴不怕陷入到争论中。例如，他使人们再次关注1928年有关肖洛霍夫作假事件的传言，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认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死于国内战争期间的顿河作家费奥多尔·克留科夫。1974年，索尔仁尼琴为一部作者署名为D的专著《〈静静的顿河〉的急流》写了一个前言（如今这部书的作者已被人所熟知，她就是伊丽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韦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某种程度上，这部“文本解析”力求通过文本细读直接告诉读者，文中有两个作者，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语言大师，一个是笨拙的文坛新秀。索尔仁尼琴夺走了肖洛霍夫的杰作，而让苏联政权失去了一位公认的天才作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深爱《静静的顿河》，深爱那片南俄大地，深爱那些勇敢彪悍的哥萨克，并想在《1914年8月》里尽情地歌颂它（尽管他自己并不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他的祖先不是哥萨克人而是移居到这里的农民）。

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成为新论争的导火索，例如，当他揭露强行将那些所谓“流亡国外的人”（即苏联战俘）“遣返回国”的真相时（战争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实施的行为）就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历史学者尼古拉·托尔斯泰于1978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雅尔塔的牺牲者》[8]，作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当局知道，这些人将遭到强行驱逐，而且在祖国等待他们的是悲惨的命运。索尔仁尼琴在英国电视节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英国，甚至还发起了一场为这些“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举行募捐的活动。

尽管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但他也没有逃脱反犹倾向的指控。1974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译者让·卡塔拉（他是前法国驻爱沙尼亚外交官，1940年定居于苏联，1973年才返回法国）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被斯大林迫害的犹太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沉默不语，与此同时，那些占据了古拉格领导岗位的犹太肃反人员的名字却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其中，索尔仁尼琴在讲到肃反人员弗伦克尔时这样说道：“我认为他不喜欢这个国家。”作家这样指责是把他当成了肃反人员还是犹太人？这位作者还指出，在遭受俄罗斯人迫害的民族清单中没有犹太人。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列宁在苏黎世》出版后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帕尔乌斯—格尔方德在书中成了俄国革命的“灰衣主教”。的确，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太人恺撒·马尔科维奇难道不是“暗藏在后方掩体”里的人物吗？犹太诗人西蒙·马尔基什[9]之子在一篇论述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犹太人形象的文章中，详尽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反犹传统（并非主动继承的），并一直追溯到14世纪因本民族的不幸命运而起来复仇的犹太人形象。

尽管索尔仁尼琴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同情，但他的言论，首先，完全可以解读成让犹太人离开俄罗斯的特殊“邀请”，因为在俄罗斯他们无事可做；其次，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作者还附带有大量有关以色列神权政治优点的怪论。2008年12月，安德烈·马尔科维奇在《查理》周刊上撰文，也加入到了谴责索尔仁尼琴的队伍。对于他而言，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否定世俗国家和民主的极端右派民族主义者，作家认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最大的一场争议是围绕1917年的革命到底是“俄罗斯”人发动的还是“非俄罗斯”人发动而展开的。与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和谢苗·弗兰克的观点（他们认为革命是俄罗斯极端主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断然宣称，俄罗斯的民主及社会主义等思想都是舶来品，俄罗斯人民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牺牲品。（然而他也多次强调，把这些想法付诸实现的是俄罗斯“解放者”自身，而为这些解放者“施肥浇水”并使之发展壮大的则是目光短浅的俄罗斯当局。）革命是对俄罗斯人们实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核心观点。斯大林时代的研究专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古拉格群岛》有很多不正确之处，同时，谴责作家对集中营里的布尔什维克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一点，即索尔仁尼琴的冷嘲热讽在某些时候的确过于残忍，梅德韦杰夫揭示了《古拉格群岛》的主要矛盾所在（他这样认为）：怎么能下结论说“一切革命都是谎言”（这些革命不分青红皂白就消灭了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而与此同时却为《肯吉尔四十天暴动》唱赞歌，并祝福那把由罐头盒制成的小刀呢？我们觉得，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因为话题谈的是手无寸铁的犯人们起义的事情，但索尔仁尼琴却很少忏悔或是替自己辩解，而在美国版《古拉格群岛》的前言中索尔仁尼琴却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可以认为这是对梅德韦杰夫的正式答复。他提醒自己的读者，要认清对肯吉尔暴动的错误解释，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为暴力进行辩白。按照他的观点，肯吉尔事件与“盲目的”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作家如何解释，梅德韦杰夫还是成功地摸到了“索尔仁尼琴这部机器”运行中暴露出来的深刻而又有机的矛盾：即非暴力（当然，是就这个词的一定含义而言的）天使，经济上的自我限制，全民族范围内的禁欲主义，这些应该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战士同时具备的素质。肯吉尔赞歌是20世纪创作出来的众多歌颂暴动的歌曲中最动听的一首。但如何能够把肯吉尔与玛特廖娜相提并论呢？与索尔仁尼琴关在同一个战俘营的难友德米特里·帕宁（在《第一圈》中他是索洛格金的原型）则相反，指责作家没有竭尽全力号召人民来推翻苏联。

与伟大信念相伴的总是一定的盲目性，伟大的真理同样有其黑暗的一面。所有那些反对索尔仁尼琴的人，都有权驳斥这块“巨石”上面的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作为一名先知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斗士，索尔仁尼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论。一些人怀疑他狂妄自大，另外一些人嘲笑他把玛特廖娜当成了自己的圣像。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吗？他对皮缅大牧首不公正吗？他不知道评判的尺度吗？他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点粗糙？他对集中营刑事罪犯的仇恨是不是并没有遵照基督教的训导？他对肖洛霍夫的指责是不是过于武断？他对美国的评判有充足的证据吗？索尔仁尼琴敢于表达人类的极度绝望，他深入到人的生存极限，就像沙拉莫夫所说，在那里人们开始觉得，“生活的底”永远地留在了他的个人生活中。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聚焦于一个人那无法治愈的伤痛。一个火轮不知疲倦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晃动，就像在《红轮》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里霍亨施泰因高地上燃烧的那团火柱一样，当一位年轻的女圣徒在“火上取暖”（这里是转义，在《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章第五章中，她穿着单薄的裙子站在相邻营地的门卫室旁冻得瑟瑟发抖，却没有人敢放她进去），作者就坐在自己营区的篝火旁，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于是小声地对自己嘟囔道：“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这个庄重的誓言也传给了他本人。这个火光，这个红轮成了联结作家全部创作的核心象征，因为火光意味着考验和救赎。那个乞求原谅的“小妹妹”一定会成为新但丁的缪斯女神贝雅特丽齐。火轮同时也是命运之轮，是磨碎人们生活的磨石和圣徒头上的光圈……

人们总是想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某种经验教训，是否需要像以前那样去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在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正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古拉格的问题已经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必再谈论这一话题了。在民主确立之后，俄国不再需要传播关于善与恶的宗教。如今有关善与恶的问题还有其他机构来负责！建立新的国际道德标准，使一些国家有权干涉塞尔维亚的问题；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审判那些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没有人在意这一大型的原始大屠杀，离不开西方强国的纵容（它们巧妙地周旋于自己的后殖民政策），就像发生在卢旺达的大规模屠杀图西族的行为；俄罗斯在对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强硬，因为欧美坚持要求俄国将原有的一切地缘地位都如数返还；伊斯兰恐怖主义日益高涨——这些构成了新世界的种种表象，这个世界同索尔仁尼琴与之斗争的那个旧世界毫无相似之处。他在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大声疾呼索然无味。尽管这样，这些呐喊在很多方面与新一代人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如不说谎话，做好自己，从“底层”而不是“自上”来建立民主，在日常生活、个人生活以及与大众消费有关的生活中践行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

然而，索尔仁尼琴对当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受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个不利的因素蕴含着他道德体系的本质属性问题：这个体系的基础是基督教，而上帝是这个体系的源泉。就算索尔仁尼琴领先于时代，就算许多当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由他提出来的，他的威望也会由于他的神权中心主义世界观而遭到质疑。第二个不利因素在于，索尔仁尼琴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俄罗斯上。事实上，他的所有号召都只针对俄国：俄罗斯应该停止向外扩张并专注于自己的内部问题，这是他再三重复的话题。索尔仁尼琴不仅不同意普京，后者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而且他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坚守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意味着要杀死自己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但是这里他同样遇到了别人的误解：这些话被解读成狭隘民族主义的表达。

用一些在传统的思想争论中司空见惯的概念（如左派与右派，过去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普世主义者，命中注定与存在主义等）来评价索尔仁尼琴未必有效。而如果想要给出一番评价，那么就需要评价者自己把这块火石挂在脖子上。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对于每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一种终生的考验。在你无论用何方法估量他之前，需要接受他，与他感同身受。阅读《古拉格群岛》是一种道德上的必要体验。《古拉格群岛》会将读者的内心点燃，否则它就不会放过他们。

这本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把人当作残渣的极权主义的体制中。当然，在索尔仁尼琴之前就有诗人普里莫·莱维和保罗·策兰，作家埃利·威塞尔和维吉尔·乔治乌，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和莱昂·波利亚科夫，历史学家兼亲历者大卫·鲁塞，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奥尔加·沃尔姆瑟，讲述古拉格群岛的尤里·马尔戈林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详实地再现这毫无人性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用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的话说，其他人也“思考过到底是什么夺走了思考能力的问题”。“最后一幕总是血淋淋的，不管是一出多好的喜剧。”（帕斯卡，《思想录》第210条）尽管索尔仁尼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接受”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那关于死亡中孕育死亡的这一思想，关于对人的这种双重否定的思想，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想丢开这种思想。

[1]Письмо Чехова Суворину от 8 сентября 1891 г.

[2]Mahoney D. Solzhenicyn. The Ascent from Ideology. Maryland，2001.

[3]The Solzhenicyn Reader / Ed. By J. Ericson and D. Mahoney. Washington，2006.

[4]Овчаренко А. Жизнеутверждающая сил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63. № 11. 关于他，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在数不胜数的作家全会的一次会议上某个奥夫恰连科（这是一只善于追踪的狡猾的狼，只不过姓氏是有点羊的味道）作了发言”（《扼杀》）。译者注：奥夫恰连科这个姓的词根有羊舍、牧羊……的含义。

[5]Барабаш Ю. Что есть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63. 31 авг. С. 3.

[6]参见：Lukacs G. Solzhenicyn. London，1970.

[7]索尔仁尼琴认为，金兹伯格的失误在于参加了莫斯科的赫尔辛基小组，他认为，这与给大清洗的受害者发放津贴是不符的。

[8]Tolstoy N. Victims of Yalta.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7.

[9]Markish S. Jewish images in Solzhenicyn // Soviet Jewish Affairs. New York，1977. N 1.

现实的大陆架

1971年，纽约“新俄罗斯言论报”刊登了侨居历史学者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写的名为《索尔仁尼琴之谜》的一篇文章。乌里扬诺夫列举了索尔仁尼琴通晓的“现实生活”的所有领域，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很多作家共同创作的结果，而且这些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趣味和气质，他们的智力水平和专长也各不相同。”乌里扬诺夫认为，索尔仁尼琴是克格勃文学作坊“制造”出来的，因为一个人是无法吸纳如此光怪陆离的现实的。我们姑且不论作者的夸大其词和不友善的语气，但这段话蕴涵的主要思想却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作家表现了广博的现实生活。的确，索尔仁尼琴关注的是广博的现实生活。

他是一个完全靠周围世界滋养的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能够想象出《红轮》中那个自高自大又年老体衰的独裁者待过的房间里的所有陈设，能够想象出《1914年8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包厢里的每一件物品，能够想象出玛特廖娜陋室里每一个花盘的样子。为了进行创作，索尔仁尼琴制作了一张卡片，把材料进行分类，如逸闻、社会现状，还包括语言学知识。他甚至把私生活都记在了卡片上（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朋友的）如果他做的梦让他感觉很有意义或是始终萦绕不去，他也会把这些梦记录下来。索尔仁尼琴出门时总是带着一个记事本。他把会谈、各种情感的表达、偶尔听到的话语或俗语、与当局的争论等这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即刻记到自己的本子上，以便之后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光是谚语，他就记了好几本，还是在沙拉什卡期间，达里词典就成了他的案头书，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各种俄罗斯谚语汇编简直就是“祈祷词”一样让他爱不释手。

1964年，他回到了塔什干，想见见给他治过病的医生，故地重游既想再次体会一下治疗过程，也想完成《癌病房》最后收尾的写作。就是在佛蒙特的那个“一心用于创作的小屋”里，为了能写出历史小说，索尔仁尼通过不断的回忆还有自己记下来的卡片（随着阅读、旅行还有对事件亲历者的问卷调查以及档案查询越来越充实）来设想故事情节的发生地。

“我只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西方，是的，西方不可能给我提供各种灵感。哎呀，要是我现在待在俄罗斯会有多好！是的，我可以到处转转，不用担心别人盯梢，也没有人监视你（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会周游各地！每一处所在，每一种方言，每一次会谈，都会触动我使我萌生创作的冲动……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全城（列宁格勒），踏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要知道整个二月革命几乎都发生在彼得格勒，所以直到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城里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写作很有帮助。再加之，我手里还有一张旧地图，还有许多老照片”[1]。1958年，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写道，在这之前他就仔细地研究了整个城市，甚至可以当环城导游了。

我们在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很容易认出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亲戚，还有他的第一位妻子、战友和集中营难友。他必须从现实中汲取素材，甚至连人物的名字往往也选自一些旧手册。例如，据列舍托夫斯卡娅回忆说，《1914年8月》中的瓦尔索诺菲耶夫和奥博多夫斯基以及《癌病房》中汉加尔特这个德文名字都取自梁赞中学1904届“金质奖章的获得者”。他在小说中对朋友们的刻画非常忠实于现实生活，甚至德米特里·帕宁把自己的回忆录叫作《索洛格金笔记》；列夫·科佩列夫（《第一圈》沙拉什卡监狱中鲁宾的原型）是一名很有声望的德国问题专家，他写的回忆录《消愁》非常有趣，后来移居到了德国，成了两个文化的中间人，他对《第一圈》的处理很满意，这本书共九十六章，以他为原型的主人公是一名抓获了一个外交官叛徒的爱国主义者，他还亲自写道并确认说，那些看起来像是作者虚构的事情却是实际发生的真事。

生活让这“三个火枪手”分道扬镳了（他们三个人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的题词是“二十年后的重逢”），与其说是因为思想分歧，不如说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生活本身。作为比索尔仁尼琴年长8—10岁的人，帕宁和科佩列夫都把他当成了小兄弟来对待，当成了一个求知欲强的学生，而且他们都坚持让萨尼亚听从他们各自的建议。他们对作家取得的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也不无醋意；而当他来到西方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为争取获得作家的青睐而争风吃醋，两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做他的庇护人。当“这位以前的学生”试图摆脱对他的控制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两者又同时给他写充满了仇恨的信件。他们在沙拉什卡时观念上的分歧已有端倪，这一次彻底使他们各奔东西了。帕宁原来是个工程师，后来却成了一名哲学家，著有一部神学著作《钟锤般的世界》，1986年死于国外。科佩列夫直到1997年病逝一直都在德国大学教书。但他们三个人却因为《第一圈》的“三剑客”（涅尔仁—索洛格金—鲁宾）而永垂史册。

巴尔扎克同样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创作的作家，他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一些感情充沛的人（如像父亲般的博爱胸怀、极强的自尊心等），以此写活了他所在的那个人间百态。索尔仁尼琴作品中的现实也几乎由清一色男性组成。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只是一种象征，尽管她们也很重要，但与男性人物相比，她们扮演的是“次要”角色。因此，索尔仁尼琴的女性人物通常并不令人信服。他作品中的男性世界是“历经磨难”的世界，监狱、癌症、战争……所有的主要人物都陷入到一种彻底推翻自我及生存选择的境地。作家在《古拉格群岛》中说道，“斯托雷平车厢”使人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习惯，隔断了与其他人的所有联系（普通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这种摆脱惯常行为的羁绊成了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不言而喻，这也是作家自身经历的一个缩影。“不要渴求一切，也不要拥有一切！”——《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这样说道，于是，当犯人波贝宁被带到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那里向他汇报语言削波装置进展情况时，他勇敢地对他说道：“一旦你剥夺了一个人的一切，他就不会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他又自由了。”（《第一圈》，第十八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索尔仁尼琴拿起笔的动因就是放弃自我，这也是托尔斯泰曾经的梦想，只不过在“离家出走”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对他而言，劳役生活如此必要，就像久旱逢甘泉”，帕宁这样说道，这似乎是索尔仁尼琴下面这段话的翻版：“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涸竭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古拉格群岛》，第四卷，第一章）但是，那个潜藏在索尔仁尼琴所有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禁欲主义，它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起先并非是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而是在极权体制下人陷于贫困状态造成的。索尔仁尼琴的“人间喜剧”与巴尔扎克笔下由人物无比可怕且巨大的意志力创建的世界不同，也有别于托尔斯泰对自我克制这一核心观念的探索。他的用意是传达出在古拉格群岛受奴役的人被迫奉行禁欲主义这一境况的意义和价值。在完全陷于贫困的境遇下，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仿佛“再生”。人的重生或堕落，由他自己选择（这是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中都会遇到的情景）。正是由于被迫成为了奴隶，像爱比克泰德一样，人才能够彻底释放自己，因为没有经历过监狱磨砺的自我意识，只是一个臆想出来的意志力，只是一个被人逼迫的意志力，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表述是“意志的奴役”，后来路德在自己的《意志奴役论》里继续论述了这一点。

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遵从的都是1936年就萌生的伟大构想（当时他只有18岁），并在他向自己的未婚妻（她也亲自证明了这一点）求婚的那一天最终成型，这就是写一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宏大历史巨著，顺便也写一写父亲的悲剧命运。亚历山大·伊萨季耶夫本人于1944—1945年间战斗过的地方几乎是重复走他父亲当年到过的地方（在长诗《普鲁士之夜》里讲到了这一点），也正是在那里遭到了军队反间谍机关的逮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惊人的巧合看作是一种神秘的预示（尽管他一向反感神秘兮兮）。由此可见，这种对家族史的“独特追溯”（即对那个从未谋过面的父亲的追溯，他去世的时候恰逢俄罗斯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成了他创作构思的基础。作家对那些“普鲁士之夜”进行虚构，并在马尔费诺的沙拉什卡和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烂熟于胸，还借助念珠时常回想起其中的细节，这就成了贯穿索尔仁尼琴全部创作的一条有机线索：从30年代在图书馆里苦读的大学生，到1944年观察霍亨斯泰因高地并在此期间不断回忆起萨姆索诺夫将军和自己父亲的军官，再到1948年潜心创作这些《普鲁士之夜》的犯人，最后再到幽居在佛蒙特埋头于故纸堆的作家，那个竭力恢复过去的时代及俄罗斯命运的作家……

看着眼中战火燃烧的普鲁士，年轻稚嫩的诗人不禁诗兴大发：

处于你我之间的是萨姆索诺夫，
处于你我之间的是——
埋着俄罗斯士兵尸骨泛着白光的十字架。
在这个夜晚，我心里
藏满了种种奇怪的感受：
你对我而言早已不是外人。

1944年随部队走过的那些白俄罗斯的森林使索尔仁尼琴想起了1914年父亲同样也是在这些地区作战过，儿子的经历自然地引导了对父亲命运的思考。就连整个生活都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他经常会看到同样的一些地方，经历同样的一些悲剧，如透过对索尔仁尼琴大尉的“惩罚”，他看到了上帝对俄罗斯的“报应”。这就是他生活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无论是自传性质的作品，还是集中营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插叙，都是这一伟大构想的“伴奏曲”。

索尔仁尼琴最早的“集中营”题材作品是长诗《小路》（《普鲁士之夜》是其中的一章）和讽刺剧本《胜利者的欢宴》（唯一的手稿于1966年从索尔仁尼琴家里查没，在莫斯科曾少量印刷，以便供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审读。据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说，早在1940—1941年，她的丈夫就写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梗概，甚至还给鲍里斯·拉夫列涅夫展示过，后者建议他就叫《爱革命吧！》。索尔仁尼琴决定，它将是自己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他有意不发表更早一些的创作。在转型初期，列舍托夫斯卡娅在未经前夫同意的情况下就把战争期间写的这些短篇小说投给了《新世界》杂志。当时的主编扎雷金问作家能否出版，得到了否定的答复[2]。

1955年，在塔什干医院里经历了漫长的肿瘤治疗后，索尔仁尼琴在一个土坯农舍里住了一夏天，对于他这样一个异常珍惜时间的人而言，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休息，他非常注意合理利用时间以维持自己的创作力。他夜以继日地写作。题材信手拈来，这就是一个苏联苦役犯人的经历。就这样诞生了剧本《劳动王国》，后改叫《小鹿与沙拉绍夫卡》。之所以选择了戏剧这一体裁也并非偶然，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索尔仁尼琴就是个戏剧迷。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更具说服力，即在经历“人生百态”的牢房里他接受的都是犯人们的口头文化。他贪婪地获取新知识，并向历史学家、哲学家、老革命者还有回到国内的侨居学者澄清俄国那段黑暗时期的历史。他从被流放到古拉格群岛的老犯人那里（如阿纳托利·法斯坚科等）得知了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命运。他无数次地向科佩列夫咨询俄罗斯恐怖主义史。他们在监狱走廊里交流思想，在无数失眠的夜里，他把自己的想法都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个囚犯的生活有自己隐秘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获释后，这些笔记本又神奇地回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手里，原来是索尔仁尼琴把它们交给了一名实验室临时雇的女工作人员（在《第一圈》里她叫西莫齐卡）手里，而她一直保存了许多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对作家没有向这位女性表达谢意一直忿忿不平[3]。可是，在《牛犊顶橡树》修订版《隐身人》一章里索尔仁尼琴表达了对安涅奇卡·伊萨耶娃的感激之情：“我首先想起的人就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伊萨耶娃，她是马尔费诺沙拉什卡的工作人员，她冒着被国家安全局以及刑法典严惩的风险从我的手里接过了我的《爱革命吧！》一书的手稿以及我非常珍视的达列夫斯基兄弟的名言警句摘抄（数量非常多），并保存了7年之久，于1956年把它们还给了我（我当时真没有奢望它们能完好无损）。真心地谢谢她”。

在这四年里，索尔仁尼琴与当时最有教养也是最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进行谈话交流。这就像古希腊对话式的学习，在《第一圈》里对它进行了描绘。所以，毫不奇怪，索尔仁尼琴首选的文学体裁恰好就是戏剧的形式，人与人之间一连串对话的形式。

在《小鹿和沙拉绍夫卡》中，有一个作者的代言人，他叫涅莫夫，是集中营的生产队长。当奴隶的监工，而自身也是其中一员，这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淳朴的“小鹿”涅莫夫对古拉格群岛丛林里残酷的生存法则并不知情，在这里，只有那些顺应环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靠损害别人利益的人）才能活下来。犯人们不听“小鹿”说的话，挖苦嘲笑他；最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特权，高高兴兴地与众人同甘苦共患难。这出剧是按照莎士比亚剧作的模式写成的，即诚实的奴仆堕落了，可是卑鄙之人却得到了高升。一伙由亡命徒、谄媚逢迎者和供人取笑的人组成的“小集团”却不断地责骂集中营的领导，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品德高尚的人被撤，下流坯得到了任命。但以这一模式为基础却表现了古拉格群岛的方方面面。剧本里充满了犯人说的行话，这些话的意思或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得到了解释，或是直接由那个幼稚的想把一切字眼都“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小鹿”来一一解析。

必须承认，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涅莫夫这头“小鹿”刚来集中营怎么能引起阅历丰富的营地领导的青睐，后者非常清楚，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习惯对普通人发号施令的前军官，而是一匹丝毫不知羞耻就能榨干犯人们最后一滴血的狼。但在《古拉格群岛》中对新耶夫撒冷附近位于砖厂的第一个集中营就是这样描述的。剧作展现了劳改营里犯人们的全部生活：男人们和女人们同等对待（这一点有别于重刑犯劳改营），所有人都靠犯人们生活，在“小诊所”里，一名营地医生有八个姑娘服侍他，会计所罗门敲诈虚弱的囚犯（就是那些不会顺应环境的人），而且能事先猜透领导的心愿，女人们为了一份口粮可以出卖自己。剧本里甚至还讲述了1945年发生在信守自己生存“法则”的“小偷”们和屈从于领导各种需要的“小人”们之间的那场内讧。尽管这样，这些“小偷们”和“小人们”却一致盘剥“法西斯匪徒”（即政治囚犯）和“虚弱的囚犯”。对于斯大林而言，犯人是“社会上可靠的人”而“58条”（即刑法第58条，关于“反苏行为”的界定）是“顽固分子”，注定要在“共同的劳动”（通常是伐木）中死去。

“小鹿”涅莫夫是一名战地指挥官，他是从前线直接被关进了集中营。而那个把他从“王座”上掀下来的霍米奇却一直待在后方，只在莫斯科的事务所里跟人打过架。“我这是怎么搞的？——涅莫夫这样问自己，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我干嘛非要当什么领导？我还以为自己是在部队里：我是军官！可以命令别人……哎呀！……只有自己不用去做大家都在干的活儿——这是多么让人嫌恶啊。共同的劳动是死！可是当这里的领导还不如死……”

从厨房到派工员的桌子，从“诊所”里的妻妾成群到铸造车间，从建筑工地到集中营领导住的豪宅——这里有霍布斯所说的整个人类，有豺狼，有剥削者，也有社会渣滓，这里同样发生着杀人事件，也同样可以看到隐秘的男欢女爱。“受降级处分”的涅莫夫重新获得了做人的良知，但却失去了柳芭的爱，她对他大声地喊道：“请问，我亲爱的人！你现在不想吃东西吗？而我想吃饭！我饿得受不了了！我一辈子都想吃东西！！难道我和你能在牢狱里活下去吗？你不会委曲求全，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一个人还勉强活下去，和我在一起，你必死无疑。”

剧作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的真实以及严谨的纪实性应归功于这部作品非常复杂的布局以及各种“细枝末节”，因为作者想把我们带入到一个众人无法看到的隐蔽世界，告诉我们古拉格群岛里人们的生存现实。

在这部处女作中作家就表露出了想当一个专门记录犯人们狱中生活的专家的想法。这里也已经出现了如下的一些题材，如无望的爱情，男人们如同避难所般牢不可破的友谊等。我们还可以从这里感受到那种出离愤怒的嘲讽激情：要知道，在这部历史纪实作品里写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然堕落，而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必然高升——如同琼森的《福尔蓬奈》一样暴露了人性的残暴和全部罪恶，人性中一切不可救药的卑鄙勾当，特别是曲意逢迎；唯一的区别在于故事情节，不像《福尔蓬奈》那样围绕富有的威尼斯绅士的病榻而展开，而是发生在肮脏的古拉格群岛，在监狱的高塔之间，在铁丝网后面，在“营区”里，这儿成了上演人间卑鄙行为的舞台。我们开始辨识梳理出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隐喻，即古拉格是一个全新的人生舞台。他的剧作是对拉辛的宫廷题材剧、安利·贝克笔下的资产阶级商场、阿里斯托芬作品中的市民广场的全面革新。这是象征地表现人生舞台的一个新场所——这出戏很卑鄙，但像先前一样残暴无比。“嗜血成性的恶魔”凶猛地扑向“无辜的人”，其程度与19世纪末期自然主义戏剧流派表现出来的残暴毫无区别，但布满舞台空间的却是监狱里的铁丝网，于是一群人真成了一群牲畜，清早检查时，在清晨微弱灯光的映衬下他们被查来查去、反复清点。

1963年，现代人剧院想要排演这部剧，但刚开始对台词，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里，索尔仁尼琴的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剧作《小鹿和沙拉绍夫卡》将成为戳穿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一把利剑。剧本里犯人们之间说的行话俚语，再配上充满象征意味、让人心情压抑的舞台布景（索尔仁尼琴在剧本的附带说明里特别详细地进行了描绘），这一切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结果。

如果说《劳动王国》记录的是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最初印象，那么《第一圈》就是其在马尔费诺实验室的亲身经历。在所谓的96章版的《第一圈》（即由96章组成）这一完整版发表后（第一版1955—1958年创作于科克-捷列克，后来在玛特廖娜的农舍里进一步加工润色，最后在梁赞完稿），这部作品的精细建构变得明晰起来。作者的经历得到了更广博、更全面的描绘。《第一圈》中涅尔仁的不成熟，或者换句话叫作成长经历，要比《小鹿和沙拉绍夫卡》中涅莫夫复杂百倍，因为小说不再局限于古拉格群岛本身，而是拓展到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和哲学层面。这完全不同于《福尔蓬奈》那个残暴而简单的世界，这更像但丁的多声部小说：现代版的但丁-涅尔仁，这个索洛格金-维吉尔非常熟悉的人，一下子就跨越了人类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沙拉什卡正好是一个人收获哲学观念中的自由并使之得到具体实现的理想场所。在古拉格之外，映入眼帘的尽然是一个暗淡无光的奴役王国，如检察官马卡雷金、外交官英诺肯基、御用作家加拉霍夫的世界，还有晚年的斯大林及他的那些整日里提心吊胆的帮凶们的噩梦生活。在那些“古拉格群岛”里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章节里，情节紧张、讽刺意味强烈，它们似乎构成了小说的另一面：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力求“表现”苏联“掌权者”们的生活场景。

《牛犊顶橡树》中专门讲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印象，1964年复活节那一天他恰好在作家位于梁赞的家里做客。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预感到了“现实的危险性”，也被卷入到了声势浩大的“破译”各种声音和形形色色人等的运动中，但他还没有失去自由的观点，他要了一瓶伏特加，点燃了所有的电灯，他的话时而怜悯受害者，时而同情刽子手，谈话最后他几乎都有点神经错乱了。他的这种“神经错乱”多多少少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熟悉的情况：当你的灵魂面临着火的考验，当你处在拱形的地洞面前（那里的专制暴君信心满怀，勉强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当你面对不计其数的告密者和保安人员（他们不断折磨、迫害着那些关在马尔费诺方舟里的犯人们）。

就情节而言，87章版的《第一圈》（1964年修订，由87章组成）明显不同于96章版。这种区别从第一章就可以看出来：在96章版的《第一圈》中，英诺肯基打电话的对象并不是杜布洛莫夫医生，而是美国大使馆，也并非关于药品的问题，而是威胁要把核武器的研制计划交给罗森堡夫妇。故事一下子就被引入到历史的迷雾中，显得特别紧张刺激。小说一开篇就把我们带到了“冷战”时期那个最富争议、最禁心动魄的事件。

索尔仁尼琴再现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出现的主题。这就是一位爱国者是否应该屈从于暴君。英诺肯基的行为是对不公正当局的一种抗争。新版第61章对这一行为进行了解释。英诺肯基在自己年迈的舅舅那里吸取了历史教训，他住在一个简陋的木屋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正是这种卑微的生活使他免于受到当局的迫害。舅舅偷偷地保留着一捆1917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出版的旧报纸：读着这些已经发黄的上面印有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讲话内容的报纸，斯大林的谎言昭然若揭……老人借用赫尔岑的话提了一个关键而又“可怕的”问题：“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如果这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他的舅舅是1918年1月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四五千示威者之中的一员。而瓦洛京的父亲却是带头驱散惊慌失措人群代表的帮凶，他们用枪托，还粗鲁地嘲讽那些示威者。后来，这位愚钝的肃反人员娶了一个上等人家的娇小姐为妻，这就是瓦洛京的母亲，正是母亲的日记唤醒了英诺肯基的灵魂，让他了解了1910—1917年的俄罗斯，那个以高雅纯美、思想多元、不计其数的出版物及文化的快速繁荣为标志的时代……

英诺肯基也曾想过暗暗地洗刷掉自己父亲的罪恶，他背叛了那个专制政府，尽管他穿的是一身唯唯诺诺外交官的制服，他想拯救真正的俄罗斯，拯救俄罗斯的灵魂，拯救那个他匆匆见过的几乎毫不知情的俄罗斯。他深信：如果苏维埃俄国的主人有权支配那种“致命”武器的话，那么俄国人将永远受奴役。在沙拉什卡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经过“粉饰”的监狱里，一对科学家犯人正在日以继夜地劳作，旨在发明一个能破译人说话声音的解码器（它将被用于反侦及间谍活动），他们住在一栋18世纪盖的老式建筑里，这里有一个种着椴树的花园，周围是高高的围墙；这个位于莫斯科北郊的地方，以前是一所属于奥斯坦京诺附近的三位一体教堂的宗教学校。1961年11月，索尔仁尼琴在奥斯坦京诺宾馆住了一阵。于是他又一次地沿着那道围墙漫步，只不过这时是从另外一侧，从外面来观察它：“收容所面目依旧，还是那样的范围，还是围出来的那不大的地盘，这里曾经收容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这里我们的种种争论和设想泛起过。”（《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两颗千年椴树，清早的劈柴声，实验室里的各种纠葛，与监狱“临时工”之间的短暂的友谊，晚上犯人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告密者，少校西金，雅科诺夫工程师和罗伊特曼工程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缺陷：一个是曾经的囚犯，另外一个是犹太人），画家康德拉绍夫—伊万诺夫，看门人斯皮里东——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来自对监狱（以前是宗教学校）生活的回忆。作家在小说里的描绘同样得到了传记作家列夫·科佩列夫的确认。从监狱释放后，索尔仁尼琴见过几个曾经的马尔费诺的狱友，如索洛格金的原型帕宁，他曾劝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一起回古拉格群岛，因为这样可以摆脱沙拉什卡这种“自愿为奴”的状态（他们在同一天从沙拉什卡被“逐往”集中营，这发生在1950年5月19日）；如鲁宾（初稿里叫列文）的原型科佩列夫，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如沙拉什卡的画家兼哲学家伊万舍夫-穆萨托夫，小说里的名字是康德拉绍夫-伊万诺夫。就连与涅尔仁的妻子纳嘉之间的有关描写，不仅让人直接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作家及其第一任妻子之间的故事，而且还借鉴了列舍托夫斯卡娅本人写的日记里的内容。分别多年的夫妻却发生了背叛行为，斯特罗门卡学生城特有的氛围，夫妻离异——这些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体现。至于说马卡雷金检察官位于卡卢加关卡的那套高级公寓（当时他们全家人正在宴饮），正好就在囚犯索尔仁尼琴和他的狱友于1946—1947年间修建的大楼里。

在96章版里，可以明显地发现《第一圈》和伟大构想之间的有机联系。比如，第二十七章里写到涅尔仁和索洛格金在锯柴劳动后短暂休息了一下（“仿佛要把他们生命中陈旧角落里的晦气也吹吐出来似的”），正是在这一刻索尔仁尼琴说出了自己的一个主要想法，那就是写一部革命史：

“如果他们把你遣送到劳改营去，”索洛格金问，“你写的关于新混乱时期（这意味着是革命）的东西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说实在的，在这里同样不是件容易的事。要保留像一张纸条那样多的东西，可能被处死在这里的风险，也不会小于劳改营。是的，在这儿我也无法进入公共图书馆，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让我接近原始资料；至于写东西的纸，在针叶林带里我总会找到白桦或松树树皮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没有任何特工可以使我失去的优势：我的亲身经历以及别人的经历，使我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历史。你不这样认为吗？”

涅尔仁不仅从上学起就听过“历史的警钟”，而且，他和索尔仁尼琴本人一样，都感到自己身上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使命感，尽管他们处在沙拉什卡监狱里，和守门人斯皮里东、索洛格金和鲁宾一起从事共同的劳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里，作家经历的现实与伟大构想——用历史小说来解读俄罗斯的急剧转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不难看出，集中营的经历成了他创作的“本源”和出发点。然而，执意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影响了对这些往事的追忆，与剧本不同，小说里“真理”与“创作”之间如何进行分配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复杂。

作家还运用了大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资料，这同样征服了读者。在卢比扬卡的监狱里，走廊上空荡荡的，当狱监们带犯人们去审讯时，他们为了避免犯人之间打招呼，在每个转弯处都会发出像威尼斯游船的船夫一样清脆的大叫声；虽然特种监狱研究所也有自己的“安全”系统，而且由于突然陷入到这个地球上最可怕的暴君和他的那些战战兢兢的帮凶们制造的世界，犯人们也会感到孤立无援。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如科学研究和哲理思考。前者让我们认识了会傅里叶级数和贝塞尔函数的数学家索尔仁尼琴，认识了精通密码术和验声学的物理学家。而哲理层面指的则是涅尔仁身边的人。对于年轻的索尔仁尼琴而言，沙拉什卡成了吕克昂[4]和科学院。霍布斯、拉·波埃西、伊壁鸠鲁、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老子、孔子——这些人成了那些受老式教育长大并因为暴君的恣意妄为而陷入到这个新“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们热议的对象。在《第一圈》中，正是凭着作家的数学天赋、创作天赋及哲理思辨天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家亲历的丰富世界，三种天赋合作得天衣无缝，这一特征使其迥然有别于作家的其他作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创作的一部最具灵性的小说。如果说它让我们认识了晦暗的20世纪，但与此同时，也把这些数学家犯人们，这些新斯多葛派信徒们，这些力求探讨智者与暴君之关系这一古老话题的人们，带上了诺亚方舟的甲板。

1959年，索尔仁尼琴暂时中断了《第一圈》的写作，他用45天创作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是史诗这棵大树上分出的一个小幼芽（例如，舒霍夫就是斯皮里东这个人物的主题变奏，或者，更形象地说，是犯人史诗中一个经过精简和浓缩的典型）。这就像《右手》是《癌病房》的“分枝”，《列宁在苏黎世》是《红轮》的残片一样。

小说的主人公叫伊万·杰尼索维奇，囚号是Щ-854，他在修建热电中心（这个热电中心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现在还在运行）。就像索尔仁尼琴本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他是一个本职工作（瓦工）的行家里手。队长丘林和海军中校布依诺夫斯基（生活中的原型叫布尔科夫斯基）均确有其人；只有伊万·杰尼索维奇一个人是索尔仁尼琴杜撰出来的，他的原型是索尔仁尼琴中尉连队里的一个炮兵，他身上融入了作家在监禁期间对集中营的观察和思考。早在1950—1951年被囚禁期间就产生了写犯人一天的想法。“对于犯人而言，这是一个普通的一天，繁重的工作，我和同伴推着推车，我在琢磨怎样才能表现出集中营的全部生活——只用一天就可以。当然，可以描写自己10年的囚禁生活，通过这些可以表现集中营的全部历史——用一天就完全可以表现这一切，就像把碎片一块一块地粘合在一起，只写一个普普通通、毫不稀奇的犯人，经历的从早到晚的一天生活，就足以表现这一切。”但直到1959年夏天，作家才写完了这部中篇小说。

舒霍夫那剃得光光的、疲惫不堪而又似乎是精瘦的脑袋；用铁锤敲击铁轨发出的起床钟声；集中营及其石砌惩戒室、看守室、卫生所、营房的精确分布；干轻活的犯人；清点人数并逐一核实；大权独揽的队长；搜查连指手套里藏着的刀片时的担惊受怕；在食堂各个窗口前长长的队列；就寝前与营房难友们之间的谈话；珍贵的有点弯的汤勺，上面刻着“乌斯季伊日马”（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名称，在那里，1943年伊万差点没有因坏血病而死掉），每一次吃完饭后舒霍夫都小心地把它塞回毡靴里：这就是古拉格群岛那些上衣背后被编上号码的囚犯们的日常生活。无法想象的工作强度，在死冷寒天的环境下，瓦工刚拿起砖还在琢磨如何摆放它，水泥就凝住了。当然，还有使劲吸“烟头”（这是生活相对富足的队员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在热乎乎的稀汤里发现了还剩一点儿肉的鱼骨架并用牙齿将它吸磨干净后产生的深深的幸福感……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份人类学素描，是对囚犯生活的“高度提炼”。在小说中，每个感受、观点、评价、担惊受怕都是通过伊万的视角传达出来的。在这里，星空上看到的时常是那些晃得眼睛都无法睁开的强力探照灯，这是犯人们的天空，显然有别于安德烈公爵的星空或者是古时候恋人们共同面对的星空。这是一个女性缺失了的世界。伊万在擦看守室的地板时对看守说：“我都不记得老婆长什么样了。”对伊万沉迷于砌墙的那段情景描写（“舒霍夫用瓦刀舀起冒着气的水泥浆——正好摔在所需的地方并记住了下面砖缝所在的位置：这个砖缝正好对准上面那块砖的中线”），不少人都提出了异议。埃伦斯特·费舍尔，吉尔奇·卢卡奇还有许多人都在这段描写中品味到了这部小说蕴涵的“社会主义哲学”，即与斯大林奴役政策所预期的截然相反，伊万并没有陷入孤立，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重新成了历史的主人，他认为劳动并不是强制性的，也不苦，而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场面的描写引起了德米特里·帕宁对索尔仁尼琴的指责，他实际上是在表达抗议之情，即古拉格群岛上的犯人们无益于自己的工作。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里，索尔仁尼琴进行了辩解：“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的劳动中，我就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第三部）伊万·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是一名普通的瓦工，他头脑机灵且心地朴实，宽厚待人又勇敢无畏，历经生活磨砺，他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向我们揭示了索尔仁尼琴在集中营里最主要的发现，那就是人只有靠自己做人的尊严才能存活下来。但是，可怕的《科雷马故事》的作者沙拉莫夫却反对说：那里的看守室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小猫啊？在正常的劳改营里，所有的小动物早就被吃光了……至于说从乌斯季伊日马保留至今的汤勺，在乌斯季伊日马，很早以来犯人们就没有汤勺了……

1959年，索尔仁尼琴在梁赞本打算写《一位苏联教师的一天》，突然着手写作《一个劳改犯（Щ-854）的一天》。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农夫的一天可以成为像几世纪史这样厚重书籍的写作对象。托尔斯泰这种用一部创作（中篇小说）来表现一个生命个体（一个人一天的生活）的方法深深吸引了学数学的索尔仁尼琴：一天作为一个计数的点，通过它来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集中营出来后，他从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就开始观察那个他重新置身于其中的苏联社会的动态，力求弄懂其规则及其影响力。这些通过“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让他创作出了《癌病房》，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家》和《为了事业的成功》（这两部小说发表在1963年的《新世界》杂志上）。另外三部短篇小说《右手》《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起初叫《科切托夫卡》）和《多么遗憾》奠定了索尔仁尼琴对历史进行探索的基础。所有这些在梁赞期间写成的作品构成了对贫乏的苏维埃人（道德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和社会层面的）的独特考察。

《玛特廖娜的家》的情节发生在1956年。同伊万·杰尼索维奇一样，玛特廖娜说起话来也是拖着长声，一口弗拉基米尔方言。主人公曾经当过犯人，现在是一名中学教师，他的女房东是一位不善言辞，见人就微笑而又大公无私的人，两者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种和谐关系的基础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尊重和默契。讲述者伊格纳吉奇渴望在俄国的某个平静的地方获得栖身之地，非常欣赏玛特廖娜过的那种物质上很贫乏但精神上很充实的生活方式。小说里的一切同样都是“真实的”，从瘸腿猫到泛黄的宣传画。但是，“刚刚为我所见的她生活中的那些近亲们，在那几天就都开始行动起来了”。玛特廖娜这个“俄罗斯女性”（不由得想起了涅克拉索夫）被赋予了两种使命。一方面，她是谦逊、节制的典范，索尔仁尼琴把她视为俄罗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但与此同时，她自身又隐含着悲剧。她的过去很悲惨，受到了男人牲畜般的粗鲁摧残。她的结局同样令人伤感：她那贪婪的大伯哥逼着她交出“那间其实也用不着的正房”，并因此间接地导致了她被撞死在铁路道口，正是这种恒常的恣意妄为、自私自利和凶狠残暴破坏了玛特廖娜生活中的“近亲联系”并曲解了其“生存意义”。索尔仁尼琴创作的这一带有警示性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中他亲身经历的一件真事，因此他的感受更加深刻。女房东那张疲惫不堪的外表成了他苦苦追寻的映射俄罗斯命运的一个“节”。索尔仁尼琴采用了特写这个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使用过的手法。似乎是生活本身向这个栖身在典型的俄罗斯边远小镇上的默默无闻的伊格纳吉奇馈赠了这一映射着俄罗斯命运的形象，这个虽然生活“困苦”但却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说[5]的八种福气的代言人的玛特廖娜。

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讲到，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这篇直接暴露苏联农村现状的特写感到十分不安。在索尔仁尼琴这部特写的开篇，读者看到的是农庄主席那厚颜无耻的妻子，法捷依老头以及他几个善于钻营、无比贪婪的儿子们，可见苏联社会道德上的空虚，但也不乏像玛特廖娜这样隐匿于乡间的“虔诚的信徒”。

《癌病房》的创作动机首先源于作家患病的个人经历，如在集中营做的手术、被派到鄂木斯克去做活组织检查；在塔什干（他是作为一个有生命危险的犯人从科克—捷列克前往此地治疗）的两次住院经历。1964年春，他又一次地来到了塔什干，目的是故地重游，回忆自己研读医学书籍的情景，强烈地想要弄清楚自己的病情，拒绝听从“医生的安排”，如果听医生的话，患者就会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缺乏生气的物体，与医生会面，寻找“伊赛克湖的根”——小说里的一切同样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事，只是把两次不同时间里住在塔什干医院的经历整合为一次。塔什干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癌病楼的确是13号。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重现生机，第十一章尾声响起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维拉·汉加尔特的笑容，卓娅护士的带刘海儿的短发，省吃俭用的德国女人的痛苦，波杜耶夫令人担惊受怕却又引人同情的无理取闹，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国家机关工作者鲁萨诺夫的傲慢和慌乱，简单的生活，卡德明夫妇在乌什—捷列克天堂般的如意生活，与卓娅之间的打情骂俏，与薇加之间没有表白的爱情——这一切都取材于囚犯对最初治疗经历的刻骨铭心般的回忆，因为这是一个刚刚“获释”的人，他刚刚有权在这块土地上自由地行走，可是他又得了肿瘤，不得不面对那个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为了活下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个爱招惹是非又性格倔强的人，1938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地质系读书的大学生，十九岁时被应征入伍，在流放乌什—捷列克期间成了一个土地丈量员——毋庸置疑，这还是索尔仁尼琴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一个崭新的生活阶段，是他学会重新生活的阶段：学习如何不再发号施令（《劳动王国》中的涅尔仁），学习不再幻觉并不再享有获取知识的特权（《第一圈》中的涅尔仁），最后，还要学会拒绝爱情，拒绝性的诱惑（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至于《玛特廖娜的家》中的伊格纳吉奇，他似乎成了学习“如何说不”艺术过程中的一环：他是由囚禁生活、死亡经历和东方学说（指其病友和病房难有中乌兹别克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智慧）滋养下的俄罗斯的智者。

1966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市作协举办的有关这部中篇小说的研讨会上，索尔仁尼琴解释道，小说的情节源于患病这件事，因此他几乎是对描写的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说，弗拉基米尔·波麦兰采夫的文章《论文学的真诚》（这篇文章成了“解冻”的一个预兆）确实是在病房里被病友广为传阅，尤拉·马斯洛夫（小说中叫焦姆卡）也的确向他详细地问过这个问题。而1928年版的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卷不是他即作者本人为自己带到病房来的：这本书确实当时就在病房里，而且波杜耶夫无法在这本书里找到“人们是靠什么生活的”原因。不仅可以精确地绘制出病房、包扎所、大楼和公园的平面图，而且可以根据小说《右手》的描写来“建构”这一图景。对娜佳居住的大学生寝室的窗子（《第一圈》）与对包扎所窗子的描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各种装置的支架，一瓶褐色的血浆，熠熠闪亮的气泡，阳光照耀的窗子顶端，每扇六格的窗子映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再就是有一个隐约可见的淡淡光影的整个天花板。”（《癌病房》第二十四章）

这种看到一切的强烈愿望几乎成了奥列格的一个本性特征，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眼中看到的事物要长时间地停顿，这是因为集中营的生活一方面限制了他的视线，但同时也使他的观察更加敏锐，变得更加挑剔。无处不在的观察视角说明，文本中的描写属于紧张的现实主义。就连《癌病房》里的人物社会群体，从傲慢又死守教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他的形象我们可以了解“生活有保障”一族的内心世界）到意识到自己道德堕落而处于失语状态的老布尔什维克舒卢宾，从过去的集中营看守到投机分子——都体现了那种坚定的观察目光，想要看透每一个人的强烈愿望。索尔仁尼琴把他们均置于癌症疾病的考验下，怀着一个长久以来被剥夺观察权利的人特有的挑剔，激动地注视着他们。

在度过了集中营的艰难岁月，熬过了癌症的痛苦折磨，又长期地与俄罗斯离别之后，流放中的索尔仁尼琴在一点一点地恢复元气，他圆睁自己的双眼，勇敢地观察周围的一切，眼光日益精准：南方充足的光线，鲜花盛开的杏树，乌兹别克民族建筑中强烈的蓝色，意外跑到医院花园里并践踏水洼里的青草的小马。看到这一切感觉真棒啊！

其实，就连歌颂生活为主题的《袖珍散文》同样也是用这种大病初愈后的口吻写成的：苹果树的清香，小草的芳香，蚂蚁窝里的忙乱，幽深而又静默的湖水。索尔仁尼琴从梁赞出发，开始到俄罗斯四处游历。东方世界就像一个浅浮雕，让他清楚地领悟到了俄罗斯人民生活的丰富涵义。他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或者步行，他们访问过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发源地奥卡河地区，游历过他生命的源头北高加索，也到过他不久前战斗过的白俄罗斯森林……他使用各种方法顽强地消解自身对周遭生活了解的热望。《袖珍散文》既讲述了他眼中的俄罗斯的秀美，也表现了家乡的荒芜、新主人的专横以及导致家乡地位卑微、濒临毁灭的普遍冷漠。当他看到那口“老式水桶”时，马上就回想起了1944年的战斗经历；叶赛宁的出生地康斯坦丁诺沃村向他展示了俄罗斯的秀美风光，“那美，千年来却惨遭践踏，未被发现”（《在叶赛宁的故乡》）——在广阔平原的连接处迭次出现的残破钟楼，歪歪斜斜的整个被风吹透的小木屋，打谷场，熏得发黑的栅栏……“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能继续生活下去。”（《呼吸》）

索尔仁尼琴想要“发现整个现实”（Д. 卢卡奇的表述）的热望并不是一个投向大自然并为之静默无语的天真的想法。这种热望与犯人和癌症病患者的“心灵康复”密切相关，在这个完全被阴险的意识形态为中介体现出来的世界里，它力求获得那份本真。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中曾注解道，这是他唯一一部专门为苏联杂志写的作品）写的就是这种从苏联的意识形态手中试图重新夺回真理的故事。无论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工程师们的华丽言辞（在这些言辞后面隐含着的是他们的需求和虚荣），还是那些正在兴建学校的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后来学校又从他们手中被抢走了）的直率言语，从中总是能体会到同样的愿望，即更加准确地看透现实，如教员办公室里的连篇空话，国家机关工作者的自私自利，专横党员身上斯大林式的工作风格，赫鲁晓夫没有实现的经济改革，所有人身上无一例外地流露出来的粗鲁、残暴的物质利益至上的观念。出于保守，所有人都一致反对格拉齐科夫的种种努力，后者不仅为人宽厚、富有同情心，而且长着一副标准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的脸，即便让他穿上随便哪个国家的民族服装或者礼服，你也能即刻就认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人”）。

这种外在与内在、可视与不可视之间的辩证关系，随时可以在有关俄罗斯思想（真正的但却被有意隐藏起来的思想）的表述中看到。尽管被有意隐藏，被刻意扭曲和摧残，但它却是存在的：只需要猜到它、识破它……这种揭露现实、查明真相的辩证法同样构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内在动机。古拉格需要你去挖掘、去发现，就像是饥寒交迫的犯人在科雷马的冰层中找到了特里同海神并立即把它分吃了一样。古拉格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但它只会偶尔显露出来，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边，如火车站的专运列车、拘捕友人、深含责备和无助表情的面孔，还有克列切托夫卡站上“可疑的人”……

尽管从布局上看，《古拉格群岛》是苏联集中营的百科全书（历史特写，每一个囚犯单个的命运，古拉格人种志，集中营里的道德角色，暴动纪事），尽管由小说的七部构成了一部文学巨著，但它仍然服从于那种想要看到并表现且让亲历者出来作证的无法遏制的热望。

首先，《古拉格群岛》充斥了各种人，他们是鲜活的、真正的人，“像照相机照过似的人”，比如，那位虔诚信仰斯大林的工程师，可是前程却像流星一样瞬间消逝，他既狡猾、贪图享乐，又天真、粗鲁，似乎是古时俄罗斯商人的“翻版”；或者是新耶路撒冷集中营中伪善的肥头大耳的杂役们；还有那个砖厂“湿压分厂女上司”奥丽加·彼得罗夫娜·马特罗宁娜，她“那干巴巴的、阴沉沉的面孔上”总是裹着红色的三角头巾，她恨不得让所有人都一刻不停地工作；或者是穿着皮夹克、肩上挎着背包的“母狗”别列格瓦娅，她的眼睛像妖婆，对人无比凶狠。索尔仁尼琴用自己那双记忆力超强的双眼或者是透过那些真实的照片紧紧地注视着这些人，这千百张面孔。转述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他人的命运，他可能怀着嘲讽和挖苦，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索尔仁尼琴。他总是需要一张面孔、一双眼睛，以便使讲述活灵活现。

古拉格的基本骨架，其隐含的骨架，是这个叫索尔仁尼琴的犯人的亲身经历。他的自白散落在各个章节，似乎起着衬托的作用：作为士兵和军官的生活，被逮捕，关禁闭，然后是卢比扬卡的单人隔离室（先是第67号，后来是第53号），与亲人们相见，1945年春在监牢的生活，身体虚弱，一段不成功的生产队长的经历，相邻集中营里的那位渴求他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的“青年女圣者”，用热忱友情带来了快乐，引诱（尽管似乎是被戒掉了）带来了羞愧感……如果我们对个别章节进行梳理，就可以恢复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囚禁期间的整个经历。

索尔仁尼琴竭力使人物接近原型，选取的都是令人信服的供词，并且对各种证词进行对比，还亲自到过故事发生地（比如，1966年，索尔仁尼琴即将完稿时，他就去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人物肖像家、记者兼人种学家，索尔仁尼琴重建了那个无形的古拉格，他耐心细致，并且令人叹服地再现了不计其数的观察视角。比如，在第三部第七章，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像是电影院里的银幕：“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泔水坑。）”被坏血病折磨的垂死者在集中营里四肢着地爬着走路，双腿浮肿、肿胀，脸上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板铺上的邻居那张濒死的脸，虱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索尔仁尼琴目光所及毫不怜悯。还有一个“特写镜头”，即那个像刺猬一样的垂死者：哪怕受到一点惊吓，他就会把放满了一摊东西的宝贝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他就是靠手里紧紧抓着的这块人们丢弃的尘世的垃圾而活着。

古拉格群岛是历史调查，是自白，是各种证词的汇编，是专访；按照最初的设计，它应该是逐渐展开，应该是紧跟在犯人后面的旅行，就像某种献词。每一篇进展快速且又简明扼要的讲述都伴随着调节视力所必需的停顿，而作者的眼睛将要看到千百幅画面，因为构成索尔仁尼琴视线的基础就是那个满腹狐疑的犯人，他需要亲眼看到一切。这里谈的是视角技术，但也包括一致原则。索尔仁尼琴的视角想要通过其他人的视角来验证自己。

独自一人的状态，对自身而言，既没有真理，也不现实。只有在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才能显露真理。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都会导致紧张的“相互表白”的那一刻（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在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在共同囚禁的狱友之间，在牢房或者病房里偶然的邻居与志同道合者之间）。此外，可以说，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主要的事情就是最终要勾画出“我们”这一形象，这与极权主义的恐怖截然对立，后者摧毁并消解了社会，使人们心生恐惧。“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五章）这种具有真正共性的我们（与人为的“一致”通过各种决议和命令的我们相对立）是真正的、重新具备社会属性的我们。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与“看待事物的观点”一样，这种社会属性成了将其全部创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孽忏悔。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曾毫不姑息地忏悔过，因为有过这样的时刻，他也可能成为刽子手：“要是我在叶若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么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6]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四章）应该通过隔离且独自地品味真相，应该学会从人的外表来读出真相（需要瞬间判断，走进牢房的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内奸”），应该在不断的犹疑中学会识别真相。社会学者法斯坚科蹲了几十年的监狱，他告诉年轻的索尔仁尼琴，应该学会怀疑；法斯坚科就是他的皮浪[7]。英国大臣弗兰西斯·培根教导人们不要相信“偶像”。在《癌病房》第二部中，舒卢宾在与奥列格这个倔强但依然很幼稚的学徒犯人交谈时提到了培根的这个学说：“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假象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假象”。

由此可见，这位英国勋爵兼国务活动家、《新工具论》一书的作者信奉的经验论让年轻的犯人走上了与“种族、洞穴、舞台的幻影”抗争之路。当索尔仁尼琴在“沙拉什卡”发现由这位英国哲学家列出来的那些有损人类理性的刻薄言语时，他会是多么的惊诧，而这位英国人的生活也与索尔仁尼琴有许多相似之处：培根曾被监禁于伦敦塔内，身败名裂，后来又被恢复了名誉。“在所有的幻影当中，最让人难以拒绝的是那些出于言词与思想和谐相处的想法而潜入头脑中的幻影。人们觉得，似乎是理性在驾驭言词；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话（比如，与理性相对立的话）反而会让人们疑惑不解。”（《新工具论》，第一卷第十九节）尽管两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相差很远，但这位宁可蹲监狱也不放弃自己观点的勋爵兼国务活动家的观点，让索尔仁尼琴这个犯人哲学家感到很亲切。归根结底，这位《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的作者信奉的难道不是某种探寻真理过程中的经验论吗？与意识形态相倡导的相反，与地球上所有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空洞”的规则和生存条件相反，他想为人们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有限的单个的感受要比普遍的、意识形态倡导的感受更有价值。一直用自己个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角”、鲁萨诺夫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在与狱中难友们讨论梯尼亚诺夫的历史长篇小说时，索尔仁尼琴曾断言，这一体裁的经典样式不会有生命力。历史的见证很脆弱；而历史学者索尔仁尼琴需要一个中间人，即证人本人的观点。比如，在《古拉格群岛》论述20年代索罗维茨监狱“史”的章节中，他引入了一个杜撰的亲历者，一个生活在“白银时代的人”，即从战前那个高雅、几乎很繁荣的俄国有幸逃脱出来的人。在这个亲历者的眼中，新时期的粗暴行为显得尤为令人恐惧——犯人们穿着口袋似的衣服（就像格洛托夫斯基[8]指导下的演员们一样），索罗维茨的“苦役”们被称作“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也引入了这个中间人：为了再现1914—1917年的俄国，他需要一个处于事件中心的亲历者的观察视角。为了使这个视角能“发挥作用”，作家将其引入到了好几个“节”中。后文还会谈到作出这种选择的数学考量，这里我们只是指明在一天内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内信息的高度浓缩。在《1914年8月》中，故事发生在九天里，即马祖里湖战役持续的时间长度，在这几天里，萨姆索诺夫将军领导的第二集团军遭到了覆灭。

索尔仁尼琴埋头于各种回忆录、文件和军事历史学者们的论著中。他阅读了德文版的概述式著作（如霍夫曼、凡·维尔特等，后者有一本书的标题是《坦嫩贝格：1914年8月》），以及兴登堡、鲁登道夫、冯·弗朗索瓦上将（索尔仁尼琴把他的自命不凡和雄伟的战争指挥写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里）等人写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一边写作，一边整理文献（这些文献对他的《日记》是一种补充）。但是，他首先研究的是俄文写的著述：如戈洛温将军于1926在布拉格发表的分析战役失利及其原因的专著；波斯托夫斯基和马尔托斯将军的回忆录（戈洛温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后者的回忆）；斯韦钦的著作（他参与了《1914年8月》最后的一场军事行动，也出现在《古拉格群岛》和《1916年10月》有关企图发动古奇科夫密谋的那几章里）；俄罗斯陆军和海军最后一名随军大神父格奥尔吉·沙维利斯基神甫撰写的一些回忆录——从他的回忆录里直接借鉴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外貌描写；格奥尔吉神甫本人也出现在了《1914年8月》里。索尔仁尼琴还阅读了极端帝制派分子涅奇沃洛多夫将军发表于1912年的历史教材，以便更好地看清楚这名多疑的将军，后者与斯梅斯洛夫斯基团长在普鲁士布满星辰的天空下进行了一次长谈。有时研究者认为，索尔仁尼琴读过这样一些书，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书。比如，萨姆索诺夫将军以前的下属博格达诺维奇团长于196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著述。在《1914年8月》里，萨姆索诺夫与作家杜撰出来的人物沃罗腾采夫于8月16日在奥尔劳会面，在这一场景中，萨姆索诺夫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传达得非常精准，令人拍案叫绝——这就像当时博格达诺维奇亲眼看到的那样[9]。

时间本身的密集通过接连不断的小时来计数，再加上对阳光和星辰的常态化的记录，萨姆索诺夫的失利让索尔仁尼琴必须要接触现实：他将不同的回忆录进行对比，反复阅读各种命令和每日通讯，详查事件发生地每一天的情况对比图（既包括德国作者的也包括俄国作者的），小说的个别场景均引自俄德两国作者的著述：如冯·弗朗索瓦身上的护身符场面，从敌人手中抢过军旗的卡巴诺夫团长之死的场景，这一场景曾出现在博格达诺维奇的书里，索尔仁尼琴很可能读过与此相关的引文[10]，萨姆索诺夫与马尔托斯在战役白热化时想见的场景出自马尔托斯的回忆录。戈洛温在前线地图上指向了一个偏僻的乡村，沃罗腾采夫决定留在那里以挽救败局。通常情况下，最早的文献都在苏联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有一些“内线”为索尔仁尼琴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至于说侨居时期的文献，索尔仁尼琴是在被从苏联驱逐后在对第一“节”正文进行修正过程中读到的。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索尔仁尼琴有意突出了所描绘的场景以及人物形象特征，加重了指责的口吻，弱化了戈洛温将军犹疑不决的性格（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彻底地揭发某个克留耶夫或者西列利乌斯）。为了获得真实情况，索尔仁尼琴还是像往常一样紧盯着人物的那双眼睛：西列利乌斯的眼睛无法承受黑眼睛女护士那热情且审视的目光。游移不定的目光，像鹅一样紧张前伸的脖颈，竭力逃避灯泡强光照射（即真相）的头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那个怯懦的西列利乌斯。像沙维利斯基书中所写的一样，长篇小说里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假仁假义但表现得很笨拙，还有一种倨傲的高雅。但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进一步”强化了沙维利斯基的违拗想法，突显了大公的“背叛”举动。在讲述卡巴诺夫英勇战死的情景时，作家为手里没有团长的照片而忧伤。这种懊悔的心情有一定的代表性。寻找真相，这无疑意味着要对照文件，翻遍各种档案记录，对回忆录中证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通过对文本的内在批评来深刻感受这些文字材料（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丝毫不知疲倦），但首先，要看清人的长相以及他周围物体的样子。

这种想要直接面对叙事主人公的想法在《列宁在苏黎世》这部小说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在瑞士侨居时期，刚刚安顿下来后，索尔仁尼琴就到城里四处转悠，翻看旧式的相册，去州立图书馆看书。在对小说中有关列宁的部分进行了细致分析后，作家还在小说中描写了苏黎世老城那些崎岖不平、风光秀美的小巷，利马特河的滨河街，“施丘西霍夫”小餐厅里磨得锃亮的饭桌，刻有徽章的三角纹饰以及“旗手”喷泉。苏黎世的大街小巷进一步激起了作家的创作欲望，于是作者把有关列宁的章节从以后的“各节”中单独抽了出来，再加上《1914年8月》原本“遗漏”的一章，这样就为读者塑造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苏黎世生活的那段时光，沿着老城漫步的情景以及与“列宁生活居住过的地方”的亲密接触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历史内涵。

索尔仁尼琴毫不怀疑，无论是历史，还是每一个单个的生命，都存在真相。就像在古拉格的历练彻底地暴露了一个人的真实面容，历史也会向我们揭示一个民族的面貌。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真理是与价值观息息相关。而价值观又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测度。因为对于作家所关注的事物而言（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只有在悲剧时刻才能认识真相，如被驱逐，战争、革命……真相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只有在激情燃烧的那一刻才能发现它。甚至可以说，这类似中世纪人们常有的那种面临上帝惩罚时的感受：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历史就是神明裁判[11]。其他的一切，无论是抽象的思想，还是有偏颇的判断，都不过是平静水面偶然泛起的涟漪。

索尔仁尼琴的理论体系以显而易见的事实为基础：“真相”和“公正”在考验过程中会自然地表露出来。但就像所有以这一标准为建构原则的思想一样，它会遇到各种假象的阻挠，在作家笔下，描写机关、党派、意识形态等的目的，就是戳穿它们无法遏止言辞的空洞。于是，作为斗士的索尔仁尼琴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他的主要手段就是狡猾、欺骗：表现借故拖延的各种言辞，再现对手藏身其中的慢吞吞的、令人生厌的讲话方式，从内部展现这种言辞，并通过复杂的熟语式的文字注解使其慌乱，从而揭示外在说出的话语与内在思考的话语之间的矛盾，简而言之，用体现人的贪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欲等这些生理上的真切想法替代伪善的意识形态话语。列宁的形象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他失望至极，冷酷无情，无法忍受自己那些信徒，他们的目光像硫酸盐一样把他烤得火热；或者是那个追求功名的米留科夫，只有在那些特别有限的情况下（能规避各种风险）他才可供效法、勇敢无畏，而其他情况下他只会关注自己，对俄罗斯却无所谓，慵懒固执，时而还会偷偷地回顾过去……

这些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是想当然就“显而易见”的各种假象激怒着索尔仁尼琴，迫使他在各个章节中堆砌了大量的讽刺和重复性的话语。作为一个看惯了古拉格的“大是大非”的斗士而言，不难看出，面对卷入历史进程的“意识形态”，他不得不进行永无止境的围攻，这让他失去了冷静。于是，他无法再抗拒令人生厌的赘辞和败笔的诱惑：现实主义者出离愤怒了，这是因为“现实的状况”经常表现出它狡猾和复杂的那一面……

[1]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4.

[2]本书作者对Н. Д. 索尔尼琴娜提供的这些信息表示感谢。

[3]详见她给本书作者写的信。

[4]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创办的古希腊哲学学校。——译者注

[5]山上宝训亦作登山宝训，指的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山上宝训当中最著名的是“八种福气”，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准则。

[6]沙皇伊万雷帝掌管禁卫军的宠臣。——译者注

[7]皮浪（公元前约360年—前约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的创建人。——译者注

[8]格洛托夫斯基（1933—1999），波兰导演、戏剧家。——译者注

[9]在《长篇小说〈红轮〉的写作日记》中，索尔仁尼琴曾标注说：“连我自己也无数次地感到惊奇，有些猜想真准啊”。

[10]“在《1914年8月》出版后，一些著名的侨民（如巴斯图诺夫等人）相互猜测，我是否读过博格达诺维奇写的关于萨姆索诺夫指挥的相关战役的书（出自第十五步兵师这一节）。唉，我从来就没见过此书，但现在进行重新删改为时已晚。”（《长篇小说〈红轮〉写作日记》）

[11]中世纪司法审判中的一种裁决方法，假借“神”的力量，利用火、水的考验等证明诉讼当事人有罪无罪。——译者注

拱形城堡

索尔仁尼琴的世界“容量极大”，充满着真善美的气息，也是充满着圣洁的芬芳。正如他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在被残酷笼罩着的世界，仅有一种艺术能够讲出真理，或者说只有真理的艺术才是美和善。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柏拉图的三位一体的定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还认为畸形的、反常的、荒谬的或者说暗示的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集中营却是一个充斥着丑恶的地方，这种丑恶使人毁灭。斯洛文尼亚画家缪赛克作为唯一一位曾在集中营里成功地创作出画作的伟大画家，留下了两组关于达豪集中营的写生素描。画作里丑恶的东西占了很大的比重，然而最终还是画作的整体构思更高一筹，这个特点在系列组画《我们是杀不尽的》尤为明显，画里堆放着大量死人和将死之人的躯体。俄罗斯画家鲍里斯·斯维什尼科夫也画了不少以集中营为题材的素描作品。他笔下的线条就像缪赛克一样简洁、纤细，仿佛那脆弱的心灵，在惨绝人寰力量的压制下，成了这种力量的最好庇护者。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艺术总是能够战胜谎言和邪恶。道德和美学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践行着自己话语的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继承了俄罗斯文艺哲学思想的传统。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获得的辉煌成就理应归功于其中浓厚的道德元素，它包括典型的俄罗斯特征，也赋予俄罗斯文学一种普世性，在杰奥尔杰·斯坦涅尔看来，这种普世性可以与古希腊的普济主义相提并论。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让那些熟知现代艺术的读者困惑不解，所以作家对真善美这种普济主义的呼吁却无人响应。似乎现代西方艺术与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存在于不同的星球上。索尔仁尼琴本人在自己的演说中只提到了一位西方的“代言人”阿尔贝·加缪。1957年，这位不可知论者同样也是在斯德哥尔摩宣称，美可以减轻人受奴役的负重，有时甚至能够彻底将人从其中解救出来，他还给作家提出了两个任务：“拒绝谎言，反抗逼迫。”索尔仁尼琴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

正因如此，索尔仁尼琴对当下的执著追求与寻求真理、美德和幸福密不可分。他的每一部巨著布局都非常精妙（我们不会忘记，这位建筑师学的是数学专业），最后以拱心石联结全篇诸要素。其作品中的形象和象征织成的网络，以及严谨的时间组织，最终都汇集到这个中心点，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结为一个整体。随着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逐渐完善并不断为读者所熟知，其作品的布局也越来越精巧。甚至是在秘密状态下，在形形色色的“隐秘之地”（作者在没有找到真正的“隐秘之地”——爱沙尼亚塔尔图市郊的科普里-米亚尔基村里的玛尔塔港农场——之前被迫在各种场合从事小说创作）写成的《古拉格群岛》，整个也在追求这个无形的建构。小说的副标题是“艺术研究”，一方面表明，用传统的历史著作写作方法不可能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因为文件难以获取，见证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人世，一切均遭到蓄意的破坏），另一方面还指出，为了把非人道的东西纳入到人文书写之中，为了借助我们有限的认知涵盖20世纪极度悲惨的现实，就必须诉诸艺术。乌斯季-伊日马和金基拉集中营里的受害者在索尔仁尼琴这里寻求到了关于自己的荷马史诗，然而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遇难者却奇特地始终没有等到自己冤情的书写者：大卫·罗赛特或者汉娜·阿伦特的研究著作以及伊利·维塞尔的多部长篇小说（尽管小说《夜》简洁唯美），在规模和艺术成就上远不能与《古拉格群岛》相媲美。

索尔仁尼琴说过，他所有作品的构思都是突然产生的。比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作家在一个漫长的苦役日即将结束，和搭档一起抬担架时闪现出来的念头。《癌病房》的灵感则是作家沿着塔什干街道走向国家安全总局分部的时候迸发的。之后这个写作计划被搁置了好多年，而又在某个时刻想起了它，经过充实完善才开始下笔，那时思绪泉涌，进展很快。由此可见，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源泉是瞬间定型的。

索尔仁尼琴的时间是被极度压缩的。引用巴赫金的话就是，时空体在最大程度上被缩减，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一天，《第一圈》中的三天（就像但丁的《神曲》），《癌病房》第一部中的三天、第二部中则仅有一天（由于病情的发展出现了必要的中断），《1914年8月》中的九天。两卷本的《1916年4月》讲了二十一天里的故事；在作者“提速”的情况下，《1917年3月》的两个小短章就被压缩到了从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八日的二十四天（四卷，665章），尽管故事情节紧张，但时间和空间却被限制在了一些极小的点上；最后，《1917年4月》（二卷，186章）里的时间段则稍长一些，从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书里除了“提速”的情况，还有刻意被强化的“立体复制”，即同样的事件流动，先后通过舒利金、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因为作者希冀把普通民众和主要人物的所有动作和行为都记录下来，那么这些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就使故事得到延伸，“微小”的事件不断增加，无穷无尽。

《红轮》中的一个片段有点像马拉松长跑比赛，人物通过报纸、回忆录、笔录追踪事件进程，所塑事件因此被定格在了一个时间织体中。时间的终结通过赛跑运动员的呼吸得以传达，整个过程再现了运动员度过的集体时光，再现了他不断追求那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即超越他自己的尝试，这样就好像讲述者处于事件的隐秘位置，随着事件的不断发展力求将其提炼出来。作家作为一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历史事件目击者而获得了重生。

这并不妨碍索尔仁尼琴经常在创作小说的当晚做一些评述，而这些述评就属于另外一个时间，即他创作小说的时间。它们构成了《小说日记》并收入到了作家的回忆录中。作家坦承，这种“双重生活”经常使他心情难以平复。读过《解放报》上对索尔仁尼琴采访的文章“我一生都好像在马拉松的赛场上”后，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巨著《红轮》的内容里包含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尽管作者对故事本身的态度被掩饰起来）：首先是嘲讽，它始终伴随着讲述者而显露；其次是混乱而蹩脚的句法，就像是从叙事诗中的许多章节抽出来的断断续续的祈祷诗节，而且，每一诗节都可以用一个词语归纳，甚至是一个语气词。

从这个意义上说，《1917年4月》的最后一章特别典型。它有着紧凑的句法，非同寻常的新词汇以及极为微细的篇幅划分。这些观点的“先后表达”，情绪的“先后波动”，与其说是由于紧张，不如说是面对一个被破坏的世界时引起的。时而是沃罗腾采夫上校审视的目光，时而是其痛苦的目光，这是士兵素有的锐利眼神，它召唤着“语言之剑”。总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首散文诗，是灵感突发的散文，是带着气息的散文，是长跑运动员赛跑出发前的呼吸，这是一趟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以死亡为代价去完成的赛跑。

这种对人性的压制，他在禁闭间、集中营、病房或者格伦夫里斯克森林这些压缩空间里被囚禁的状态，不仅是身处古拉格的后果（要知道对人躯体的“压迫”是“压制时代”的主要特征），而且似乎是索尔仁尼琴作为作家的某种自然需求，作为“小体裁形式”（如散文诗、短篇小说）的大师，他转向了历史文献要求的大部头作品创作，这使他养成了浓缩一切的风格。因此，他作品中的叙事元素都非常紧凑（如简短的章节，袖珍散文），细节刻画有种浮雕感，比如微观心理描写，借助这种创作方法使人物仿佛在放大镜下被定格。

“如果我的空间过于宽敞，我……就会憋闷。”[1]作为索尔仁尼琴史实性巨著中的核心元素，“节”取自数学：“在歪曲的历史里，如果从数学含义上来说，历史的曲线就是那些关键点，在数学上称它们为特殊点。这些节点——就像节一样——我把它们用于极其紧张的篇章情节中，即连续10天、20天的不间断叙述时……首先我会紧凑地、详细地描述这10天、20天的事件，然后在节点之间中断一下，接着是下一个节点。”[2]后来，索尔仁尼琴写道：“这是全新的蒙太奇形式，按小时的，这可以使章节尽可能简化，使章与章之间的情节飞速发展；且事件的进展发生在数小时甚或几分钟之内；在描写上我还学习了如何涵盖广阔地区的新的压缩手法。”列夫·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关于彼得一世的小说时，也提到过“生活的节点”（参见1872年11月12日给Н. 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不知索尔仁尼琴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种时间的压缩必然会导致情节缺少变化。索尔仁尼琴本来就不是一位长篇小说家，甚至他的大部头作品，也是中篇小说（如《癌病房》）或者是“毫无情节性的叙述”（如《红轮》）。在这些作品中，并没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人的过往生活也没有多少价值。它显露在自白中（如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的小队长丘林[3]），或是良心的折磨中（如在不同工地上工作过的曾经的组长和工地主任波杜耶夫），或是在噩梦里（口渴难忍的鲁萨诺夫在幻觉中仿佛看到，一位在他的逼迫下自杀的女犯人指给他看某个水盆，而这盆水就是她的死亡之水——她是投河自尽）。在《红轮》中，这种往事的作用更显微不足道，比如，沃罗腾采夫上校深陷爱情的泥沼，尽管他应该同这些恋爱关系一刀两断，但是主人公并没有向读者彻底坦白，而且还正是他讲出了小说的结束语。

索尔仁尼琴的想象力与其说是文学性的，倒不如说是数学性的。“文学从来就不可能涵盖生活。我将举一个数学的例子并对它进行解释：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成为一个平面束。这个平面束将经过一个点。而这个点将凭借喜好、传记、熟知等事项被挑选出来。我的疾病为我指出了这一点，即癌病房。我不得不认真地研究肿瘤学，来把握我的治疗过程。但我并不认为，还得要描写癌病房以外的共和国。表现一切是不可能的，而整体中必要的那部分，它是可以通过这个点来反映出来的。”[4]

这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基本结构模式。作品呈点状分布（如果谈空间和时间的话），但同时又是多棱面的。这些随后能够产生无穷无尽写作计划的“节点”，是其自身经历或是历史调查给他的提示，如囚犯的一天，癌症病人在病房的一天，战事失利的九天。我有时想，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基本结构就是短篇小说，这是一种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短小但具有启发意义的事件进行的文学体裁。但是，索尔仁尼琴的短篇小说却缺少梅里美、契诃夫或者库普林的作品中鲜明的情节，即使故事本身颇富戏剧性（如《玛特廖娜的家》），但作家刻意表现的也不单单是这种戏剧冲突。

稍后我们会看到，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丰富多彩以及形式上的多样恰好都是为这种数学结构服务的：因为在选择节点之后，必须从各个方面来将它展现出来。书信甚至包括文中的图表都必须能够表现出把现实分解成这些节点后的多样性。索尔仁尼琴本人曾指出，在集中营里（他指的是马尔菲诺监狱）正是数学救了他。甚至可以这么讲，如果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位数学家，如果他没有经历战争和古拉格，或许，他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而且仅仅通过索尔仁尼琴按照所选取的题材制作的卡片体系就可以说明他的创作方法本身是科学的。不愿多谈自己，这也说明了索尔仁尼琴的学者本质。所以他对采访没有好感（尽管有时，如在1993年，他在回国之前游历也是告别欧洲各国时，经常接受采访），也不喜欢推心置腹的谈话。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自我”处于从属地位的状态，他更倾向于超越个人性质的，隶属于社会的状态，在这里，“我”的存在仅仅扮演着他者的功能。

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处于某种“情景”之中。对于这种人物，萨特曾做过如下表述：“因为我们被置于某种情景之中，所以我们可以选定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样式便是没有内在的讲述者、没有通晓一切的见证者的各种情景的杂糅；简言之，如果我们想讲述自己的时代，那就应该把长篇小说的技巧从牛顿力学定律转成普遍的相对论……展现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其现实性是涉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即复杂又相互矛盾的各种评价总和的交织。”（《什么是文学？》）索尔仁尼琴知道萨特，但却不可能阅读他的作品，因为萨特的著述是在社会转型之后才开始译介到俄罗斯的。[5]然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许多方面都与萨特在其小说《自由之路》中所使用的“同时性”叙述技巧相似。[6]萨特的“同时性”手法与索尔仁尼琴的报纸引文“拼凑”法都源于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其作品中，我们经常碰到经过剪辑的文献及全景式章节（就像为导演做的说明）。多斯·帕索斯创作中的片段性、拼凑性和没有叙事中心的特点是与美国社会大萧条时期的混乱状态相一致的，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则切合了处于内部矛盾下的俄罗斯社会急速瓦解的这种状态。1976年，在接受斯特鲁威采访时，作家对自己与美国作家笔下这种手法的不同进行了说明：多斯·帕索斯“想呈现的是与生活毫无现实联系的不连贯的报道罗列。在这种报道罗列中真实的生活并没有被反映出来，这就是他笔下拼贴手法的功能。而我小说中的拼贴手法的功能却相反，这要感谢独特的俄罗斯的生活……在苏联早期以及后期的历史中，报纸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的报纸就像连珠炮，报上的语句像机枪子弹一样扫来扫去，报道着各种事件。当我制作报刊剪辑时，它就更严谨、更整齐，布局上更具有情节性，因为在我的报纸剪辑中反映的是历史本身的进程。因此，它们的功能是截然相反的，完全是两回事！”但是也不能完全赞成作家的观点，因为读者对其作品中报道罗列的“不连贯性”能够明显感觉出来。

在自己的复调小说中，作家极力想通过众多且不重要人物的出场来代替传统的对“主人公”的理解。索尔仁尼琴解释道：每一个角色只要进入事件场景就是中心人物。[7]复调小说这一术语我们当然应该归功于巴赫金，正是他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后得出这个术语，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出，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有无限的“自由”（如巴赫金所言）。此外，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缺乏形而上的“支持”与“反对”的论争（最接近这种论争的就是在繁星之下涅奇瓦罗多夫将军与斯美斯罗夫斯基上校之间的谈话）。作者在将自己的细致观察连同各种事实以及从史料中获取的成百上千个人物形象的行为混杂在一起，有意不对读者进行任何的说教。而每一位读者自己会作出结论。

与其说复调的是词汇，不如说是对其完整性的理解。每一位人物都关注着其他人物，并低声嘟囔着针对这些人物的内心独白。在《癌病房》的病房里，9个病人相互注视（每个人都在心里给其他人起了外号），而且编织着复杂的关系网，在这层网里，发生关系的既有曾经的囚犯和过去的保安，也有小男孩焦马和老头儿穆尔萨里莫夫，还有胆小的德国人费杰拉乌和傲慢、一脸蔑视的国家政权工作人员鲁萨诺夫。就连马尔菲诺“沙拉什卡”、伊万·杰尼索维奇的集中营，还有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中的学校，所有这些都是“节点”，通过他们产生了众多的“扁平人物”。在这里，传统的讲述者在某种意义上被仔细倾听每一位人物低语的听者所取代，他就像一个能够监视所有人的摄像头一样。捕捉到的与其说是有声语言，倒不如说是主人公的内心话语。我们从一个内心的话语转向另一个，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种理解转向另一个理解，从表面充满无形艺术形象的银幕转向另一个银幕。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观点。我们可以举出数十个这样的场景，在这里，一种见解向另一种看法的转变被准确地传达出来，就像一位认真地跟踪昆虫运动的昆虫学家一样。例如，下面就是久久地盯着舒卢宾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托洛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癌病房》，第二十三章）

《第一圈》中最精彩的眼神之争发生在撕毁了自己的作品——绝对量化器设计图的梭罗格金，与仕途完全取决于这张设计图的雅科诺夫上校之间。“‘我要杀死你！’上校满眼仇恨说道。‘把我第三次关进监狱吧！’被捕者的双眼叫嚷着。”眼睛不但会说话，而且还能取代语言表达想法。如：“‘工程师，工程师，你怎么能这样？！’上校的目光拷问着他。但梭罗格金闪闪发光的双眼仿佛在说：‘囚犯，囚犯，你把一切都忘了！’他们用充满憎恨的、着了魔的眼神，用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对方，不松开。”（《第一圈》，第七十九章）

语言能够骗人，能够隐匿或回避思想，但是眼神却能反映人的本性。这种目光的决斗，或者说这种借助于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刻，就是索尔仁尼琴叙事的对接点，即中间是黑眼珠的浅蓝色眼睛，其背后隐藏的则是一个无法预料、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世界。

“囚禁者鹰一般的目光”习惯于察觉一切，以便即刻解决一切难题，在囚房那狭窄的空间“瞬间滑过摆放的物品”，同时推测，隐藏在每一个黑色瞳孔后面的究竟是叛徒、胆小鬼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索尔仁尼琴对军人有着特别的好感，这明显表现在战争期间那特别的紧张之中，用于做决定的就是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最后的结果不是获救就是死亡，这样，真正的人的诞生是从其本质的最深层开始的。例如，“在打谷场上”，“巨大的锁链打出了心灵的谷粒”，沃洛腾采夫上校与士兵布拉戈达廖夫的目光对碰在一起：“在无声的轰鸣中，他们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只有他们两人，整个地球上唯一活下来的人，他们用人特有的，或许，也是最后的眼神紧盯着对方。”（《1914年8月》第一部，第二十五章）

盯着对方看，或者说是在更大程度上意识到有人在盯着你。所有伟大的作品都聚焦于眼神的对接，关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刻，人获得了价值，人的生活具有了意义。如此一来时间就遭到了压缩，就像对《1914年8月》第三十一章中的萨姆索诺夫一样，他突然想起了德国文选中的一句话：“那是最顶峰的时刻……”[8]，是采取行动、逆转形势的时刻，“仿佛这一时刻就是峰顶，而在这峰顶只有那一瞬间可以获救。”

不言而喻，这种时间的极度浓缩是通过严格的时间顺序安排才实现的，一小时接一小时，有时是一分钟接一分钟。就连天气状况也意在“点明”事件的时间。比如，《1914年8月》中，许多片断里都出现了星空的形象，这表明部队的调动发生在深夜。8月13日的深夜几乎湮没在了星辰争辉之中。第四章中提到的日食现象（“这日食就像是对俄罗斯的战争考验”），与天文日历的记载十分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戈尔远征记》中，日食现象就意味着事件的时间。）

战争中的自我牺牲是时间浓缩到极限的体现，与时间的浓缩相对立的是谎言、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以及视时间为儿戏并为了收集告密情报，在遥远的未来打算复仇或者实施抓捕的人物们的无休无止的絮语。比如《癌病房》中鲁萨诺夫的絮叨，《第一圈》中独自关在克里姆林宫单人禁闭室里的斯大林的长篇独白，全神贯注地盯着在苏黎世“施秋西霍夫”饭店用餐的同志们的列宁那辛辣的内心独白。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列宁总体来讲是一个告密者形象，甚至可以说在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体系内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形象。这个一丝不苟、言辞辛辣的理论家，某种程度上的革命导师，因长期（1917年前）失败恼羞成怒的人，他长时间地陷入到了内心独白中。这段独白是作家在充分研读《列宁全集》中的列宁著述、文章和书信之后编写出来的，这段内心长时间的低语映射出了该人物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与此同时，被焦虑压抑得快要窒息且对一切都怀有恨意的、冷酷又凶狠的列宁，也是一位长着一双敏捷的统帅般的眼睛，渴望做一番事业且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斗士。“列宁斜着双眼，目光犀利地向斯克拉尔茨走去（这种眼神通常会使人感到害怕）。”斯克拉尔茨“面对这双透过眼缝流露出的锐利眼神以及不友善的弯弯的眉毛、胡须而惊慌失措，而他其余的面部表情就像是面对一个径直射向自己脸庞的足球”。

对索尔仁尼琴来讲，时间的使用有正确和不正确两种。那些经常延迟，耍滑头，隐藏自己的才能或者恶习的人，他采用的是第二种处理方法；而那些抓住无形的机遇并敢于冒险的人，他采用的是第一种处理方法。下面我们一起看看，作者对动作敏捷但资质平庸的克留耶夫和杰出的佩尔武申的处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二十六章）：“克留耶夫……第一眼就不喜欢佩尔武申，不喜欢他那放肆前凸的双眼中闪烁出来的不知疲倦且又透着炫耀表情的勇敢的目光。”佩尔武申是一个人与时间之间有着正确相互关系的典型，他既不惊慌失措又不拖延时间。另外一个典型是在零下27度的寒冷天气里砌墙的伊万·杰尼索维奇；要是搬砖稍微磨蹭一点儿，水泥浆就凝固了。“图快干不出好活儿。现在，大家都在赶速度，只有舒霍夫没赶。”还有一个典型即涅奇沃洛多夫将军：“他不止一次地在生活中发现，只要我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即使在一些路段上我们快速前进但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也会到达终点。”索尔仁尼琴深知这一点，并提到，涅奇沃洛多夫的书叫《关于俄罗斯大地的传说》（1913年）。

已完成的工作既好又令人欣喜，就是这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最好证明。创作中的索尔仁尼琴体会到了劳动给人带来的瞬间的愉悦感和短暂的心灵自由。即使是在“沙拉什卡”里，索洛格金仍然从事额外的体力劳动——劈木头。他忙碌了一天，于是一股“永恒的宁静”渗入到了他的心里：“他的双眼像年轻人一样闪着光芒。在微寒的天气里，袒露的胸脯由于生活的充实而时起时伏。”与这种生活的充实感相对的，是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机器，为了完成“共产主义义务”人人受人摆布并愚蠢地忙碌着，在这些人身上，看领导眼色行事的阿谀奉承与领导转身离去后的瞬间就开始厚颜无耻的奢侈逸乐密不可分。因此，几乎在每一部作品里，人物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对其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所作所为的价值。

在遭到颠覆的历史混乱时期，没有人遵守古老的律法准则或者遵循圣者的智慧（曾经有人说：“一个见证者不算是证人”，如今只要有一个告密者，任凭谁都可以让他下地狱），在所有的话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曲解的世界里，人们只有在转瞬即逝且永远忘我的有限时间里（如繁重的劳动，爱情或者死亡），才会重新获取生命的意义。

当索洛格金用锯开始劳动的那一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夕阳西下，护士卓娅的出现，让奥列克重新敞开心扉，萌生爱情。这是作家创作过程中那众多令人悦耳、闪闪发光的符号中的一个，它们记录着充盈生命的多彩瞬间。“大家沉默不语。太阳放射出它全部的光芒，整个世界立刻就快活起来，变得通亮。”落日的余晖照亮了浅蓝色的天空，这一刻象征着和平与宁静，也庄重地唱响着“还原本性的旋律”。奥列格与维加因为同时爱上了卓娅而成了情敌，两人输血的那段场景同样也充满了光芒的象征并伴随着沉默的游戏手法：“房间里一派喜庆的气氛，天花板上那微白的太阳光圈使这种气氛有增无减。”于是作家再一次地重复了自己喜欢的叙事手法，即一切重要的东西由眼神传达出来（而周围却一片沉寂，光线充足！），这时“双眼似乎失去了有色的保护膜，默默无语地迸发出所有的真理，什么也无法阻止”。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9]，卓娅和维加分别代表了爱神[10]的肉体与精神。这种二元对立（更加令人信服地）也出现在《红轮》中，小说中的人物上校夫人阿利娜，有着一股令人不快的多愁善感的媚态，而上校的情人奥利达却是中世纪理想的美丽贵妇的化身。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多数女性形象经常给人一种缺少吸引力、演技笨拙不灵敏，有时甚至虚伪做作的感觉。在其作品中找不到类似恶毒的麦克白夫人的热情似火的女情人或者女性。可以这么说，索尔仁尼琴的世界是男性的世界，女性是作为回忆、良心的折磨、意外的客人、调情的对象或者理想出现的。“沙拉什卡”里的爱情是残缺的爱情。囚犯与妻子的见面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监禁的日子蹂躏摧毁着爱情。索尔仁尼琴笔下性感的女性不是卖弄风情就是自私自利。在他的世界里，她们更确切地说是处在“边缘”的位置，如《鹿和沙拉什卡女人》中的“女囚犯”柳芭·涅格涅维茨卡娅，这是“一朵诱人的罪恶之花”，还有阿尔谢尼亚·布拉戈达列夫的妻子卡焦娜。奥利达是唯一的例外，她不仅是一个“美妇人”[11]，而且肉欲非常强烈。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只有那些在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女性才是完美的，如格列布的妻子娜嘉，雅科诺夫曾经的未婚妻阿格尼娅等。或者是那些仿佛如影子一般瞬间逝去的沉默寡言的受苦受难的女性，如在检察官马卡雷金家里擦楼梯的女卫生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最能表现女性秘密的是阿格利娅。这是一位“有着钻石般心灵的伊佐利达”。她的希腊名字就意味着纯洁，她还象征着摈弃性欲的爱情。当雅科诺夫“被苦难的深渊向后拉扯”时，对阿格利娅的回忆就浮上他痛苦的心头。阿格利娅鄙视肉欲，认为“这只会阻碍男人做出伟大的事业”。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极富诗意的描写，她把未婚夫带到坐落在莫斯科河陡峭岸边的圣徒尼基塔教堂门前的台阶处。同样是落日的余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它预示着人的幸福和“如金的岁月”），它轻轻地洒满在回荡着圣母赞美诗的教堂上。“赞美诗的作者不可能是一位死气沉沉死读经书的教徒，这应该是一位不为众人熟知且对修士生活充满无限向往的杰出诗人；他的创作灵感也绝不是源于男性对女性肉体那股不可抑止但却短暂的冲动，而是源于那种女性在我们中间唤起的最崇高的赞美。”爱神与阳光普照下的世界的神圣美密切相关，而这一天永远都是“创世的第一天”。

对索尔仁尼琴的主人公来讲，与爱神埃罗斯相比，死神塔那托斯[12]更为重要。拒绝“自我”，在阿格利娅的理解中，就是爱情，这使她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并跨越人性极限，此后人生理的私欲再也不能奴役他了。囚犯，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者处在战火中的士兵，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这些人物总是不得不跨越这个界限或者是拒绝它。就这层意义来说，战争中人的命运就特别典型。士兵拒绝自我保全，过着“与死神相伴”的充实的生活。埃基巴斯图兹的犯人们同样如此，他们“用手撕扯着枷锁”，因为在“愉快的”绝境中他们要从自己身上扯掉所有那些使人痛苦的镣铐，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那已经屈指可数的服刑期限（不会去参加暴动！），是因他们而毁掉的遥远的家人，或者就是为了生活本身，即使它历经屈辱、痛苦和饥饿，但对于一个人的心灵而言，生活格外珍贵。这是从饥饿的躯体中涌出的一股超乎理智、隐匿不见又几乎是奇妙异常的离心力。拉·波埃西（索尔仁尼琴在“沙拉什卡”里读过他的作品）在其《论自愿为奴》中指出：“人们自愿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天生为奴并被培养出了奴性”。[13]埃基巴斯图兹的暴动者在他们内心深处没有喷涌出这股神秘的自由思想火花之前也是奴隶。

这次喷发，这次“起义”是“集中营史诗”《古拉格群岛》这座大型建筑里的拱形城堡。作为苏联苦役犯的纪实文学作品，作为遍布全国的无数囚犯的漂泊历险故事，作为集中营世界的百科全书，作为“囚犯部落”的民族志素材，就像已经收集了四百万（总数的三分之二）大屠杀中牺牲者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一样，《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一座纪念碑。在某种程度上，《古拉格群岛》也是日期、“数字碎片”（正如法国作家菲利普·索列尔斯写的那样）的流水账，这里废话连篇，这是一座标记着人类受苦受难的“大污水坑”。

《古拉格群岛》也可以说是废话连篇的文学“垃圾箱”。杂乱无章和“荒谬的言语”吞噬了所有人道的东西。要知道这里讲的正是恐怖的荒谬的话语，当人类所有的理智被废弃，使社会生活和谐的宗教被放置在了充斥着恐惧和把人折磨致死的地下室里，在这个劣等人的居所，上演的同样是低俗、毫无羞耻感的人生之戏……荒谬迫使动作迟缓的鲁萨诺夫沿着令他十分恐惧的混凝土沟渠爬行。荒谬也是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晦暗无光的《科雷马故事集》中的关键词，如那边角料似的废人、像豺狼一样的恶人，这是一个充斥着铁丝网和机关枪的世界，讲述者在垃圾堆里寻找残羹剩饭时偶然发现了一幅儿童画作，画面中的伊万王子手持冲锋枪，站在集中营门前当警卫。可以想见，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古拉格群岛，就连人们留存下来的记忆残片（对这些离死亡不远的幽灵而言，回忆过去意味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也布满了那个扎手的铁丝网……沙拉莫夫只知道一种界限，跨越这个界限后人们将再也无法还原回人类。比如，“看到集中营是十分恐怖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知道集中营。集中营的体验完完全全、无时无刻不是负面的。人只能变得更糟糕，再也没有其他可能。在集中营里，有很多人们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但是看到生活的悲惨，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人们开始在自身上感受到生活的这种悲惨，而且这种感受将会持续终生。”（《工程师基谢廖夫》）在《古拉格群岛》中，作家同样表现了这一临界状态。索尔仁尼琴逐渐接近这一临界点，竭力描绘充斥在集中营里的堕落和“牲畜般的生活”（其实，我不赞成使用这一表述，因为上帝创造的任何一种动物都不会干出与人类似的卑劣行为）。同时，他还补充道：“集中营里堕落的那些人，都是在意志上已然堕落或者是准备堕落的人。因为意志上的堕落有时甚至比犯人的堕落更厉害。”作者似乎是与沙拉莫夫进行对话，很多人都堕落了，但其他人还在坚守自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精神被腐蚀了，它表明“结了痂”，于是索尔仁尼琴也不得不承认，他并没有发现最可怕的东西：“我仅仅是从缝隙里而不是从塔楼里观察古拉格群岛的。”也就是说，这个有着1600页，使千百万死者复活的七卷巨著只不过是“在缝隙偷窥”的结果？索尔仁尼琴知道，“塔楼”是没有的，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清洗事实，使人看不到真理……古拉格建构在宣传的沙丘上，但它却坚挺了下来。

《古拉格群岛》可能成为“夜”[14]，就像幼时就落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埃利·维瑟尔一样。在最后的审判日，信仰上帝的犹太人应该吃斋。“我没有吃斋。主要是为了让父亲高兴，因为他禁止我吃斋。但除此之外，这让我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我再也不能对上帝保持沉默。喝一小盆汤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向上帝表示愤怒和抗议。”[15]这里，“上帝的沉默”表现了人存在意义上的、作为生物物种的新发现。上帝沉默了，上帝死亡了，“上帝似的爱、温顺和慰藉”永远消逝了。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体验给予了他迥然不同的发现，即集中营是“通向天堂的突破口”。从这句话里可以感受到斯多葛派学说的余韵，即受奴役的人挺起腰身，将获得无可比拟的内心自由。之后他寻找对他来说“更亲近的人”做“朋友”，这就是基督教。枯竭的灵魂满是痛苦。善与恶的选择在污秽的监狱底层悄然进行。集中营提供了真正圣洁的典范。那些被“归入凶犯行列”的无辜的囚犯，就像基督一样，在集中营里成为了圣徒。如第四部的第一章就是以和撒那[16]结束的：“称颂自己吧，囚徒……”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古拉格群岛》中也可以发现美的闪现。它表现在有着坚定信念的浸礼宗教徒和因意外生长在我们这块贫瘠土地上“罕见的小草”而感动得俯下身体的诗人西林身上，“这片小草多漂亮呀！但造物主甚至把它都送给了深陷底层的人。这说明，我们应该成为更加美好的人！”早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浸礼派教徒阿廖沙就说出了索尔仁尼琴那与使徒保罗相近的观点：“你身在监狱，该为此高兴才是！在这里你才有时间思考灵魂的问题！”阅读小说后，我们得知，伊万·杰尼索维奇也赞同这种想法，他繁重的但真诚的生活充满着美好，他的心灵之光几乎是在无拘无束地闪烁着，他“微小的信念”并没有杂草丛生……

索尔仁尼琴笔下“挺起腰身”的人有时会捕捉到原始的、仿佛“受过洗礼的”尘世美的余光。这要感谢囚禁生活，它净化了人的心灵，将灵魂从“愚蠢的利益”中、从各种“增值”（хрематистика，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解救出来。[17]阿廖沙为伊万指明了这条通向完全自由的道路，灵魂获救之后，人渴望的只有祷告时用来“生存的面包”。监狱的禁欲生活让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获得了自我克制。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对囚禁的同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囚禁伦理的同情。摆脱了日常生活，人可以迅速地清除自己心灵中的杂念。但必须是自愿地将自己与这些杂念分开，只有跨过洞穴门槛的那一刻，才可以参悟柏拉图的真善美三位一体学说。同样，内心已屈服于一切考验（监禁、癌症，再后来是爱情被拒）的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当他沿着老城塔什干漫步时，最先领悟到的是乌兹别克人与其住所（传统的乌兹别克住房）之间的和谐，之后是动物世界（动物园的羚羊就像《圣经》里的扁角鹿一样是“精神的奇迹”）的美妙，但最主要的，是奇妙的小杏花，“他走到仅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仔细观察那有点儿透明的粉红色的奇迹。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他是为寻找奇迹而来，奇迹果然被找到了。”（《癌病房》，第三十五章）在《第一圈》中，核心的象征意象是格雷利的勇士们。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的囚徒突然被释放，这些被剥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联系和财富的人们漂泊流浪，就像在浩瀚的海洋里航行的一艘神秘海船。在“新教圣诞节”这一天，他们来了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聚会”，自由地谈论一切。与之相对，在检察官马卡雷金家里举行的却是“谎言的盛会”。前者那里是绝对的贫穷和绝对的自由，而后者那里则是夹杂着恐惧和“奴役”的富足。

《第一圈》中的核心章节被命名为《圣格雷利的城堡》，这是整部作品神秘的叙事中心，是它的精髓和意义源泉。为了谄媚“沙拉什卡”的长官，画家康德拉绍夫为他们创作了肖像画和爱国主义题材油画。尽管被隔绝于现代艺术之外，甚至因监狱窗户上的“遮阳板”而被切断了与自然界的联系，画家除了创作这些定制的画作，还要孤身探索存在的秘密和生活中完美的事物。在同妻子见面后，涅尔仁来到了画家这里，碰上他在独处，一个人沉默不语，涅尔仁仔细观看了画家最后一部作品《秋天的小溪》。康德拉绍夫“像莎士比亚一样”描绘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没有任何东西都够像列维坦创作并一时引领时尚的贫瘠俄罗斯的形象令他激动不以：“在列维坦之后，我们已经习惯把俄罗斯的大自然看作是贫乏的、饱经忧患的且朴素愉悦的。但如果我们的大自然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告诉我，我国历史上那些不甘平庸的人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些暴动的近卫军、彼得一世、十二月党人、民意党人？”康德拉绍夫的画表现了别样的俄罗斯：“但最重要的不在于此，而是在画面的深处，在茂密的丛林深处生长着黑橄榄色的云杉，就在第一排的云杉中唯一的一棵白桦树孤零零地矗立着，闪着亮光。在它那淡黄色柔和的光晕的衬托下，整齐的针叶林更显幽暗而密集，它们的一个个小尖峰直冲云霄。”这片在沁香天空的衬托下矛状的丛林就是康德拉绍夫梦寐以求的力与光之间的平衡，这是他试图在“秋天的小溪”里平缓流淌的冰冷河水，明显出自《战争与和平》中“折断的橡树”和其画作《第一次看到圣格雷利城堡的帕尔西法利》中最隐秘的位置之间达成的综合（即“领悟力、内心的平静、万物的统一”）。勇士沿着悬崖上陡峭的道路，通过“两个平行的山间悬崖之间的楔形缝隙”前行，“悬崖的边上长着原始茂密的树种”。画面的上半部分布满橙黄的光色，“不知是来自太阳，还是其它比太阳更纯净的被城堡隔开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勇士依稀可见的这个城堡，就是“完美的典型”。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斗士们”不得不独自战斗，并在充满象征意味的十字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像伊利亚·穆罗梅茨[18]），想要在与奴役和精神堕落的博弈中“取胜”，他们要放弃一切，就像在中世纪被“彬彬有礼”的骑士所爱慕的女人要求他们的那样。但历受住了种种考验和磨难后，他们到达了山口，从这里可以看到“圣格雷拉”，或者说是完美、巨型堤坝。在抵达山口后，骑士顿悟了永恒之光，就像在死亡前夕的舒卢宾一样（“我的灵魂里面是什么，这并不完全是我”），即某种典型的超验性。攀行到这样的高度，这一勇敢无畏且时刻准备牺牲的人们的节点，这里是路途的尽头，说这是在寻找格雷拉，不如说这是战胜自我的荆棘之路。那么此时，映入这个看起来如此衣衫褴褛，如此无望堕落，如此道德败坏的生命的眼帘的是某种统一体，一切都清澈无比，无论是落日的余晖，还是原始森林。阿格尼娅喜欢一个人到密林深处。“她在那里随心漫步或者席地而坐，用自己的心智去感知森林的奥秘。”这一新生世界的诗意同样在《袖珍散文》和《1914年8月》中有体现。《1914年8月》中经过残酷战争洗礼后活下来的人一起穿越马祖里原始森林，他们是绰号为堂吉诃德的沃罗腾采夫和他最忠实的朋友桑桥·班索伊（即布拉戈达廖夫），原多罗戈布日团的士兵还有来自不同村庄的农民，他们在普鲁士的草地上围成了一圈，就像彼得一世之前古罗斯的基督教徒们围成圈子一样，共同为逝去的人唱诵安魂祈祷。上校卡巴诺夫被葬在一个天然的小丘里，周围一片寂静，成排的松树光荣地守卫着他。这种重新获得的纯净和人民朴实的时刻是整篇小说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勇士般的古罗斯的颂扬。“早上的太阳已烤得树干热乎乎的，直到晚上彻底绕开这里之前太阳都不会从此处消失。松鼠也应该会爱上这个地方，春天一到，小动物们就会跑到这里晒太阳，因为这儿的雪化得很快，雪水从不会滞留。而身后，在他们刚刚走过的那个地方，一片长长的山岭延伸至巨大的谷底中，在茂密的松树林山路上到处铺满了松针，难以想象要是侧躺在上面滚过去会是什么后果。”

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是一座人类童年的伊甸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又像原先一样和谐共处，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天堂即民间童话和传说中。古老的已经无法辨别年龄的森林，除了上帝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这块原始森林，与之截然对立的是葬送了萨姆索诺夫一个军的危险丛生的布满沼泽的密林：“这里的一些地恨得他们咬牙切齿，他们放弃穿行干燥的高大的红色针叶林，沿着地势低洼长满灌木的泥泞沙质乡间土道前行，渡过许多意外出现的小溪、水沟，有些水沟只有淌水才能通行。”这是浸满了污水的令人不快的迷宫，在这儿，就是再疯狂的母马也只能缓步前行，到处都是腹部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死马和牺牲士兵发黑蜷缩的尸体。

一切都充满了原始美的创世的宇宙意义以及《创世纪》中谈到的美贯穿了索尔仁尼琴每一部作品的高潮部分。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非人工”创造的形象（《1914年8月》）。应该在堕落中寻找恶的根源，在那个索尔仁尼琴整个的艺术世界初看上去都充满了恶的环境中寻找。但索尔仁尼琴否认诺斯替教派[19]或者其他随便哪个意识形态对恶的“解释”，因为实施恶行的是具体的人，它是个人堕落的结果。鲁萨诺夫因良心备受折磨艰难爬行，并恐惧不安，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灵魂已经堕落了。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无论是加缪还是卡夫卡，两者的哪种“荒诞”都解释不通（没有一点儿合理的地方），更何况，索尔仁尼琴在现代文学中很可能塑造的是最令人震撼的恶的形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定数而言，无论是奥古斯丁主义[20]的定数还是加尔文主义[21]的定数。作家在《给三个大学生的答复》[22]中讲到，只有靠作为真正的道德标准的良知才能获得彻底的救赎。索尔仁尼琴的理念与柏拉图的思想非常接近，但正是在这里，他的理念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基督或者其直接称谓（至少在《1917年10月》和桑尼亚·拉热尼钦与谢维里扬神父的谈话之前都没有这种现象）。尽管在萨姆索诺夫自杀的整个场景中基督并不存在。“圣母安息日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分钟，它隐没了，一去不复返了，就是圣母也没有向俄国士兵伸出自己的同情之手。这与在关键时刻伸出拯救之手的基督完全不同。”

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救赎就蕴涵在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善事中。“自出生起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实质的东西！这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内核，这就是他的自我！任何外在的生活都不能决定他的本性！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完美的形象，它时而呈现的是暗色调，时而清晰地突显出来！”索尔仁尼琴写的《祈祷》的总体基调与这一思想是相符的：

……我惊讶地回望那条路
克服了绝望，来到了这儿，
从那儿我可以给人类送去
你那光体的余韵[23]

索尔仁尼琴对集中营的刑事犯十分冷酷，因为他们既残忍又贪婪，似乎完全沉溺于罪恶。在作家笔下，我们看不到任何赎罪的行为。[24]在剧本《风中残烛》中，也提出了与《癌病房》里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情节发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25]的学术圈内，并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即只有那些屡经摧残、饱受痛苦的人身上还存留着内在之光。比如，经历生物控制实验后几乎要变成机器人的阿莉达就是这样，到了暮年又令人怜爱的克里斯蒂娜婶婶和得了绝症的病人捷尔博尔姆也是如此。“就像在大自然中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离开脱氧就不会有氧化过程（一种物质发生氧化，而同时另外一种物质就会脱氧）一样，在集中营里（甚至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灵魂的再生就不会有堕落。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古拉格群岛》，第四部，第二章）索尔仁尼琴这些令人心痛的置疑，他向自己提出的这些冷酷无情的论据，恰好成了他创作的力量。顿悟的那些瞬间是每个人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巅峰”时刻，它们需要借助于人的内在能量，而萨姆索诺夫将军在生活的某一时刻却缺少这种内在能量：“他只希望事情能够好转，但结果却非常糟，简直是糟糕透顶。”一些斗士顺利来到了那个“光明和安宁的地方”（正像安魂祈祷中所唱的那样）。这是天堂里的城堡，但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应当终止大地上的残酷斗争，要知道“堕落”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随时恭候着每一个人。

在索尔仁尼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某些地方简要地概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演说中提出了艺术的使命这一论题。索尔仁尼琴以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原则为出发点，详细地论证了它们每一方面的缺陷：罪恶经常战胜善良，罪人获得权力（用圣徒奥古斯丁的话说）。谎言歪曲并经常遮盖真理。古拉格的世界是谎言的世界同时也是罪恶的世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这三个领域内的任何一个（无论是美学、认识论还是道德），人都可以快速实现自我完善。但是自由使人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人随意地拒绝了听从自身的本质，踏上了说谎和自我堕落之路。但这里的艺术仍然具有最崇高的末世论的使命。“美拯救世界”，索尔仁尼琴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令人“费解”的表述（这段表述起源于席勒），并赋予它永恒的、富有成效的价值。谎言和暴力能够瞬间歪曲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对真理和善良的理解，可以使人对正义产生暂时的局部的“困惑”[26]，但是对美的困惑就不常见。美是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它的源头在上帝赐予人的天赋中。虚假的和出卖灵魂的作品永远不具备美的特质，“词语像水那样寂静奔流——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美和艺术具备同样的基本准则。美撒不了慌也不能服务于暴行。换句话说，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艺术是基督再次降临人间确立其统治的惯用手段。这种艺术的末世论使命（作者认为，《古拉格群岛》的“现实”就是一个明证）是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托尔斯泰的预言相一致的。

在随笔《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竭力表明，美和真并不完全相符，当美受到偏见的影响时，它通常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然而，托尔斯泰所说的真正的艺术，那种非个人的、人民性的艺术，是和索尔仁尼琴赋予艺术的预言性和末世论使命是一致的。末世论的想法是索尔仁尼琴作品一以贯之的，它们是他搭建的教堂里的拱顶。而且索尔仁尼琴拒绝谎言的呼吁，也是与艺术的这种使命紧密相关。存在一种历史故事的美（如蒙难者和圣徒传记），这种美是不能与具有预示性的艺术之美和善割裂开的；存在一种人民性的美，它只有当人民不再对自己掩饰其使命时才会表现出来（对俄罗斯来讲，这是因由它既美丽又冷峻的国土而产生的“内心自我节制”）。只要柏拉图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光辉暗淡下来，剩下两个也会黯然失色。在以萨姆索诺夫将军为焦点展开叙事的《1914年8月》中，就揭示了这一古罗斯的缺陷，即在这个有着领导气派的宽额头的人身上显露出了美和善，但却没有真。不是说他在说谎，也不是说他不能选择真话。他已经不知道该给士兵们说些什么。他是有时对真话置若罔闻的古罗斯的象征，“不，语言消失了，找不到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三十九章）。

从这方面来看，索尔仁尼琴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观点接近。索洛维约夫认为，艺术是绝对和谐与绝对美的预兆，这种绝对和谐和绝对美将出现在历史终结之后，当基督再次降临人世时，人与自然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艺术，是“从事物和现象的最终状态或者把它们放置在未来世界对它们进行任何可感的描述”（《艺术的普遍意义》）。艺术的首要意义（这与光在物质世界的首要意义相似）推翻了黑格尔关于客观事物的顺序，在黑格尔那里，美好的事物在历史显露，并在两者辩证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某种理性和普遍性。正是索洛维约夫恢复了艺术与宗教的传统联系，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意或无意地重建了这种联系。

总而言之，索尔仁尼琴的美学观是以末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反抗者，一个向“歪曲的现实”说出普罗米修斯式的“不”的天才揭露者，索尔仁尼琴执著地追求着万物和解这一理想王国的乌托邦之梦，在两千年间这个梦想始终在鼓舞着人们。尽管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主要再现了反抗和自我牺牲，再现了拒绝和赞同，再现了处在历史漩涡中微不足道的人以及和解元史学[27]的先知，这样，索尔仁尼琴就成了此时此地正在进行的博弈与神圣的永恒的完美之间相互斗争的某种平衡力（这种力时刻会崩溃，然后又不断获得新生）。他的抒情散文是他性情里这两极斗争的佐证。如《水中倒影》，作品中写的是对山中小溪的思考，作者说道：“倒影是不真实的，不清晰的，难以辨认的。只有当水从一条河流入另一条河，再汇聚到平静、宽阔的河口，或是滞留在水泊中，或是变成了静止不动的湖——那时我们才能在如镜的水面上看到岸边一棵树的每一片叶子，每一片羽毛般薄薄的云，深沉蔚蓝的天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是这样。倘若至今我们依然什么也看不清楚，如果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映现那永恒不朽的，清晰可辨的真理——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还在向某个方向运动着？生活着？……”

[1]对Н. А. 司徒卢威的文学主题电视采访（1976年3月）//索尔仁尼琴А. И. 政论作品，2卷422页。

[2]对Н. А. 司徒卢威的文学主题电视采访（1976年3月）//索尔仁尼琴А. И. 政论作品，2卷432页。

[3]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丘林的讲述是“不完整的”，之后将在《古拉格群岛》中得到补充。

[4]俄罗斯联邦莫斯科作家联盟协会散文组扩大会议速记报告（1967年2月16日）

[5]除了苏联时期在1953年发表的随笔《存在主义是人道主义》。

[6]索尔仁尼琴反对萨特的政治观点并拒绝在1964年8月同他会面。

[7]《对巴维尔·利契卡的采访（1967年3月）》，《赫恩手册》，第16卷，1971年，巴黎，118页。

[8]原文为德语。——译者注

[9]普瓦亚·J·德《女人，爱情和地狱》；赫恩手册，第16卷，巴黎，1971年，466页。

[10]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11]但是，法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不赞同本书作者的观点，他曾说：“这才是男人眼中的理想女性！”

[12]希腊神话中的死亡之神。——译者注

[13]拉·波埃西《论自愿为奴》，莫斯科，1952年，26页。

[14]《夜》是美国作家埃利·维瑟尔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自传式作品，记述了作家在大屠杀期间及被监禁于数个集中营的经历。——译者注

[15]Визель Э. Ночь // Визель Э. Ночь. Рассвет. День，Трилогия / Перевод Ольги Боровой. М.，1993. С. 60.

[16]古希伯来语原意为“求你施救”，古犹太教徒和今基督教徒用以表示颂扬、祈福、祝愿。——译者注

[17]在自己第一本书《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渴望财富看作是“一味地追求生活，而不是谋求幸福”。

[18]壮士伊利亚·穆罗梅茨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人物，是俄罗斯土地的保卫者形象。——译者注

[19]早期基督教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力图从宗教信条和东方神话的观点出发建立关于上帝和世界起源及发展的学说。——译者注

[20]基督教神学学说。——译者注

[21]基督教新教的学说之一，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由法国人加尔文倡导，故名。——译者注

[22]索尔仁尼琴А. и.《政论作品》，第二卷，34—35页。

[23]1976年，索尔仁尼琴对曾经的苏联集中营囚犯日本教授Г. 乌奇木尔说，这篇祈祷是“偶然产生的”，我不打算发表它……我也不打算对别人说，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参见：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375），但这篇诗文被沃罗扬斯卡娅刊载在了地下出版物上。

[24]显然，这也是时代的特点，在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里有意识地怂恿囚犯之间为了生存被相互争斗。后来，“犯人们”针对“政治犯”的残忍行为减轻了，这在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埃杜阿尔德·库兹涅佐夫的书中得到了印证。

[25]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指的不是一个民族，通常是指公元5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译者注

[26]在《给三个大学生的答复》中，索尔仁尼琴写道：“正义是人类在漫长的世纪里积累的财富而且永远也不会中断，甚至在一些个别“广受指责的”时期，对大多数人来讲它也不会被冲淡。”（参见：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34. ）

[27]史学理论术语，与历史哲学近似又不完全相同。具体意义不固定，一般指对历史持一种思辨的态度，关注那些广泛的，经验上不可证实的问题，诸如人类历史的普遍模式和最终意义；也可指一种脱离通常的史学时间的批评形式，它把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和表现的方式加以分析。——译者注

斗士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有预见性的人，索尔仁尼琴生活中遇到的却是混沌不堪的现实。于是他就逐渐成为了一名斗士，一名时政的无情讥讽者和一名天才的策略家。“曾经他是被主人的鞭子驱赶着前行。然而现在他挺起腰身和主人面对面地对视着”[1]。起初他是暗暗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加的反常事情。如在《第一圈》中，当庭审“工业党”成员时（这是30年代初苏联党史早期被夸大的众多“审判”之一），涅尔仁听到了历史“无声的警报声”。这还只是暂时的困惑，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故意歪曲事实。“而且孤独使他心寒，尽管周围聚集着许多成年男子，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如此简单的事情！”困惑与孤独（这是人在生活中首次表达抗议时必然要体会到的两种感受），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烙印。克拉拉·马卡雷金娜在国家安全总局大楼擦楼梯的女人眼里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眼神，因为克拉拉的检察长父亲在这幢大楼里获得了一套豪华的住宅。但正是这次唯一的相遇在她心头产生了摆脱不掉的印象，每当她走楼梯的时候，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眼神。困惑并不一定会导致暴动，它可能会在人的心里腐烂掉，也可能使人精神空虚，就像《癌病房》第二部中沉默如“雕枭”一样的舒卢宾。这只“雕枭”在临终前才终于敢向奥列格坦白了一切：“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舒卢宾精神错乱般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对自己长期堕落的坦白。作为一名1918年满腔热忱的布尔什维克，他到处追捕社会革命党人，镇压起义的农民，逐渐地成了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的一名杰出教授，这之后他却开始不断滑向社会底层，他并不是一个自愿为谎言辩护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名反抗者。他做过助教，之后是图书馆管理员：“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谎言使舒卢宾和成千上万没有走向反抗的人们精神上深受刺激。鲁宾是羁押在“沙拉什卡”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亲历了1932年对乌克兰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并导致了可怕的饥荒时，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正如普希金的诗《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描写的，马车夫每天早晨都运送死人，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是死人吗？快抬出去呀。——但又很快说：嗯？这里不都还是活人吗？”这个场景“即刻浮现在脑海中，像灼热的烙印烙在头脑中”，整夜整夜地折磨着鲁宾，让他无法入眠。

索尔仁尼琴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同胞包括他本人都这样消沉。作家对自我良心的检验是《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是，尽管索尔仁尼琴非常尊重阿瑟·库勒斯，却不赞成后者在《中午的黑暗》里的主要论点。他认为“在自由旗帜庇护下对奴隶的驱赶”却成了革命雄辩者的结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迫使布哈林不体面地辞去公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一件异常容易的事，那就是“内心的傲慢就像猪身上的脂肪一样日益增加”。获取特权可以在瞬间摧毁一个人。在军事学校接受了机械式教育并获得了中尉军衔的索尔仁尼琴，连他自己在对待父辈，甚至是祖辈的时候都是异常冷峻，要求他们称呼他为“您”并且绝对服从于他。“这就是肩章对人的影响！圣象面前祖母的教诲都哪去了！少先队员们对未来神圣不可动摇的正义的幻想都哪去了！”阿瑟·库勒斯作品中主审人与被审者之间的论辩让索尔仁尼琴完全不能接受，作家眼里看到的只有罪恶，如暴力、自私、傲慢、种族主义和阶级仇恨［就是舒卢宾揭露的那种阶级仇恨，他仿佛普希金笔下的磨坊主（乌鸦）一样］。当把罪恶的种子撒到人的体内，罪恶就会疯狂地生长。“对待罪恶我们忍气吞声，迫使它进入体内，只要不向外扩散就好——我们种下罪恶的种子，那么在以后它就上千次地生根发芽。”（《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四章）这既是对那些为斯大林缓慢推行的政治淫威所戕害的“卑微的布哈林们”说的，也是对那些成千上万名默默承受子弹打穿自己后脑的温顺的“胆小鬼”们说的。

政治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试图解释，“为什么索尔仁尼琴面露鄙夷神色避而不谈审判者与被审者之间的论辩”[2]。作家以很多共产党员为例，他们是斯大林体制的牺牲品，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慷慨陈词，或许只有他们的敌人落入另外一种境地（比如，国家政治保安局）才能迫使他们有所改变。暴动从说“不”开始。《古拉格群岛》不仅是一部关于暴政的宏伟编年史，也是那些敢于说“不”的人的殉难史。在自己早期227名“合作者”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再现了那些向惩罚机构发出挑战的人所建立的功勋。从“消费合作社主任”、“自学成才的合作社管理者”共产党员弗拉索夫，到“大审判”的缺席者（正是因为不愿做自我揭发），尤其是在第四部第四章（《几种命运》）中讲述的那些“圣徒”。这是一些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都无法“摧毁”的人。但是，如果除去这些稀有的个例，我们会发现，人本性的改变并不比地貌的变化快多少。恐惧、告密、恶习，这些缺点始终伴随着人类，于是索尔仁尼琴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恶行人类学，从“活着的死尸”告密者到“类似猿猴的”刑事犯连同其在被羁押的车厢里表现出来的猖狂。无法标明人类源起和终结的界线。

《第一圈》中最优秀的一个反抗者形象就是老工程师格拉西莫维奇，他用简短讽刺的话语拒绝了提前获得自由的诱惑：“这不是我的专长，我也不是抓捕人的猎户。”所有的英勇反抗者不得不重新学习真诚，并借助嘲弄、幽默、使人的自尊心受挫的讥笑来讲真话。尤利娅·克里斯蒂娃把这称作是“偷着笑或黑色幽默下的文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都是“好惹事的人”，他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学会了反抗。展现给我们的是某种“微观英雄主义”（之后这种“微观英雄主义”我们可以在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爱德华·库兹涅佐夫的作品中找到）。这是一种用嘲笑武装起来的微观英雄主义。比如，涅尔仁试图解救自己那本叶赛宁诗集，但因为自己无权把书带出“沙拉什卡”，他就把它送给了失明的看门人斯皮里东。涅尔仁纯粹出于胆大且没有任何私利，就得到了这个“乡下好斗青年”写的蓝皮小薄册子，后者在温顺的俄罗斯乡村中“揭示了那么多的美”，索尔仁尼琴一直带在身边的正是这本破破烂烂的蓝皮小薄册子，先是在马尔费诺，然后是羁押站、集中营，最后他把它送给了科佩列夫。而奥列克·科斯托格洛托夫制止鲁萨诺夫说下去，同意输血，要知道输血是在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那天：“3月5日——这对我们非常合适！——奥列格兴奋地说。——这对我们很有好处”。他为能自己决定如何度过余生而搏争。

嘲讽让苦役犯们摆脱了铁链的束缚。《第一圈》中的许多章节写的不是别的，正是被释放的放荡行为和情感解脱，这种效果是通过监狱世界里的嘲笑获得的。第五十五章就是对《伊戈尔远征记》里的主人公伊戈尔大公的审判。依据1947年的苏联宪法，他因背叛行为、从事破坏活动、间谍行为和与其他敌对强国私通，“即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章第1款第6条、第6款、第9款和第11款规定的罪行”，被判处有罪。所有被囚禁的犯人都参与了对“职业是统帅的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讽刺模拟审判，这使他们哈哈大笑，此刻每一个犯人都回想起了自己的诉讼案。在短篇小说《佛陀的微笑》里也能听到这种被释放的嘲笑，故事说的是要在布登尔卡监狱里随便挑选一个牢房，好让罗斯福总统夫妇去那里参观（这不免让人与“弄虚作假”联想起来）。

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这种对意识形态颠覆式的讽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讽刺作家（即使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是《群魔》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副其实的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拥有“复调”的自由，但作者却经常嘲笑他们，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比如对“自由党人”的讥讽，说他们总是慢腾腾地跟在“激进分子”的后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靠对将军夫人斯塔夫罗吉基娜的阿谀奉承混吃混喝）。索尔仁尼琴的嘲笑指向的是所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些说着“贫乏无味话语”的“死魂灵”。这种讥讽经常出现在作者似乎无意说出的对间接引语的注解里。作者，像审判员一样，关注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他们说谎的那一刻。此手法在《癌病房》中已有使用，并逐渐在下述著作中成为一个惯用手法，如《列宁在苏黎世》或《1914年8月》，在《1914年8月》中有一章篇幅很长，写的全是尼古拉二世的内心独白。在《1916年10月》的许多章节里，比如关于军校学员、古奇科夫、“进步联盟”和杜马自由党人的描写，内心独白同样起着讽刺的作用。作家依据有关杜马会议的回忆和工作报告记录为我们塑造了如米留科夫、罗江科、齐赫泽等人的辛辣画像。似乎是，当历史学者索尔仁尼琴读到历史文献时，他有时会失去冷静。如他在描写1916年11月1日的会议时，在真实的工作报告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讽刺性话语。这或者是演讲者的内心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胆怯、虚荣和口是心非，或者是作者的注释，意在揭露发言者的不当言辞和前言不搭后语。

讽刺作家知道这些“手法”的好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使用它们。讽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在早期作品中，他挖掘的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无论是《第一圈》，还是《古拉格群岛》，就是建构在对曾经的和当下的（参与度高、涉及面广）人工暴力进行讽刺性对照的基础上。《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的书名连同其内部基调，均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它们使读者不禁想到了荷马史诗（只不过这里的喀耳刻[3]毫无个性，每天为古拉格岛上的工业养猪厂提供受害者，这些国家机器再把一个个人变成一堆废物）。“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讽刺就是这部宏大作品的粘合剂，它决定了小说的韵律并把全文串接起来，它通常隐藏在文中的脚注和括号里，通过讽刺的模仿笔触和忧郁的双关语闪现出来。对“囚犯部落”的考察研究，是对人本主义作品的戏拟，作者假装像帕拉斯、林耐一样客观公正。

正是通过与过去无数次的比较才能够让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价。尽管被誉为“仁慈”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也曾下令使用割鼻的酷刑，但是其在位期间没有出现过一次死刑的判决。尽管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是他们的妻子从沙皇那里获准与丈夫随行。俄罗斯的贵族有时也愚弄农民，萨尔蒂奇哈把130多人折磨死了，可最终只被判为终身监禁。那么当今的刽子手呢？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仿佛戴着上下翻拉自如的脸甲，通过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或者是冠以“萨特和罗素”的揶揄反对者，他始终同读者在一起。至于说到那些有声望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则触及到他们理论的核心，剖析它们的内在矛盾性。这种方法是在实质性的准备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作家阅读大量的著述、发言稿、回忆录和私人日记，当内心的情感充溢着要迸发时，作家就写下标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第一圈》中描写斯大林的前四章最具有代表性。这位被偏执思想裹挟的老态龙钟的暴君躲在自己阴暗的小房间里，远离令他生厌的阳光，开始了一连串的思量，表现出对周围一切的不满、对自己认识的小人物的鄙视，回忆着自己上中学学习和在暗探局工作的情景，此刻他脑海中的列宁胆小怕事，一幅怯懦书生的模样，这与斯大林粗鲁的“刚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他人都陷于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规划革命的塔木德[4]理念之中，而他斯大林，则平静地在死刑判决单上签着字，泰然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全新崇拜，他用这种方式掩盖了其他人的弱点。这位新沙皇装模作样地炫耀自己多年养成的狡诈手段。斗士索尔仁尼琴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对手描摹了肖像，作家巧妙地使用插入语和括号，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双面统治者的肖像。但这种深度对立有时会让人觉得，“间谍”索尔仁尼琴与其对手都是一路货色。例如，斯大林对列宁的宽容态度（“这个不幸的人认为，除了灶台以外，似乎还可以让厨娘到其他任何地方任职”）就包含着索尔仁尼琴式的“讥讽话语”。作者自己解释说，在对每一个人物进行塑造时，他都加入了自己个性中的某些特质或个人的某些经历，不管是列宁、克伦斯基还是米留科夫。有时，过度的持续围攻会招致与敌人令人惊讶的接近。

索尔仁尼琴需要对博弈进行详尽的描写，部分地反映在了作家的回忆录兼“战术杰作”《牛犊顶橡树》中。在苏联，考虑到出版的因素，索尔仁尼琴会策略地“缓和”自己作品的语气，彻底地改变故事情节或者有意删去激进的话语表述（如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他就删掉了海军中校讲的194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蒙骗美国人的故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圈》。作者原本想写一部“极其尖锐”的长篇小说，其情节将像“原子弹”一样具有强大杀伤力。后来，这一情节被“掩饰”起来，否则的话，连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可能会因为书中的“反苏基调”而激愤不已。但当确信小说不可能在苏联获准发表时，作者又恢复了先期删掉的文字。由此他的语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斯大林的独白明显加长，变成了对他整个生平经历的陈述；沃洛金的反抗也变得更加激进，而“沙拉什卡”“骑士”们的言辞则更加无拘无束。索尔仁尼琴毫不动摇地触及了最危险的历史题材，如他笔下的斯大林靠暗探局的薪水度日，而罗森堡夫妇则成了公开的叛徒，外交官沃洛金直接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想阻挠他们的行动。在“语气缓和”的那一稿中，创作的出发点是同情和怜悯，而不是对国家体制的厌恶。在1996年出版的《第一圈》中，作家的立场与“胜利者的宴会”和自己其他那些讽刺意味浓厚、充满反苏激情的“集中营”作品中的作者类似。至于罗森堡夫妇，对他们的刻画则比较接近历史真相。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在曾经与他们一起共事的同志的供词中，可以发现，这对夫妇确实曾为苏联的情报机关工作过，至少朱利乌斯曾参与这些内幕（艾瑟尔未必会知情）。索尔仁尼琴对他们持断然否定的态度，而且他的这种立场贯穿始终。即使是有必要故弄玄虚，在这位曾经的苦役犯嘴里流露出的那种尖刻、断然否定的鲜明讥讽也丝毫不见减弱。

在《古拉格群岛》第五章中，到处都是这种否定的语调，充斥着“暴动带来的冷峻而纯正的气氛”，仿佛一支由长枪和短柄链锤武装起来的军队穿行而过；作者毫不掩饰对这种否定的赞赏态度，以至于作者在美国发表的这一版的前言中，正如上文所述，提醒读者不要对肯吉尔犯人暴动事件产生误解：“大屠杀是一种极其恐惧的手段，它源起于苏联持续四十年的无与伦比的国家红色恐怖。这是恶恶相生的典型例子。”索尔仁尼琴深知自己书中表现出的这种“自由和斗争的广阔天地”的价值，这位来自（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的使徒同样想与西方投掷的炸弹划清界线。然而尽管作为基督教徒的作家事先做出了警告，但是金吉尔的囚徒们仍欢呼雀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都透着一种对博弈精神的迷恋。就连他怀着报复心理塑造的斗士列宁的形象，或许也体现了其摆脱自我疯狂本性的尝试。而且他的每一部大部头作品都以无情的抨击结尾，如《癌病房》中被人与人之间深深的仇恨所震惊的猕猴；《1914年8月》中那封充满爱国主义腔调的关于利沃夫郊外大捷的虚假电报，而实际上却是俄罗斯军队在此战役中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尤其是在《第一圈》中，巴黎“解放报”记者对莫斯科大街上出现的众多运送牲畜的载重汽车赞不绝口，然而实际上这些标有不同语言标签的载重汽车运送的只有一种肉，那就是集中营里的囚犯们。

但是，在嘲讽的语气中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形式的嘲笑，即苦役犯们的幽默和俏皮话。在索尔仁尼琴后期发表的作品中，似乎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幽默手法，但是它却成了《第一圈》的主要基调，从“苦役犯们讲述的小故事中”透出的嘲弄和睿智给全书赋予了特别的韵律。这种睿智的嘲讽也成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主框架，这使读者对全书的接受容易多了；在《1914年8月》中，这种嘲讽则更加突出，书中很多地方对人与动物进行了比较，这使读者不禁联想到了民间童话、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以及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我们后文会看到，这位幽默寓言作家的宽容与“俄罗斯气质”密切相关。在作家笔下，毫不留情的讽刺揭露了意识形态的残酷，而带有民族之根的幽默又复活了“俄罗斯式的美德”。

有关“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并不少。如果深刻剖析作家的斗争历程，可以发现，作为策略家他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善于等待并在自己作出抉择的（而不是对手或者环境作出的抉择）那一刻真情流露。当反索尔仁尼琴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恶毒，有官方开始因其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实施报复，那么索尔仁尼琴最主要的反抗武器就是咬文嚼字，为什么作协不保护作家？你们希望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国外的投机倒把吗？但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国外，对苏联作家来说外国根本不存在！致苏联作协第四次大会（1967年5月22—27日）的一封信成为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正面的抨击，这次抨击既猛烈又巧妙，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写作风格仍停留在文学的层面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揭露、批驳了书刊检查制度，对其发展历程作了梳理，令人印象深刻，结尾作家简短地宣称：“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真理之路，为了推动真理我时刻准备接受死亡。”之后，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时刻准备接受死亡成了他坚强的支柱，并赋予他所有的战略某种独特的品性。从那时起直到被驱逐出境，他与当局的决斗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含义，这是因为作家将个人生死作为博弈的筹码。在索尔仁尼琴后面的创作中，叙述主旨都将打上这种自我牺牲的烙印。

在与莫斯科及后来梁赞各个作家组织的成员（后者执意要将索尔仁尼琴逐出作协）之间的论辩中，索尔仁尼琴使用了两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即灵活的战术，但最主要的是绝不妥协。似乎是在“无主之地”度过的那些岁月里，索尔仁尼琴被各方除名，但是还得忍受他，因为官方还没有发出正式的驱逐令，他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关门会议”作出的各种阴险的暗示中，有时还得到了国外媒体[5]的随声附和，抗议对自己发表在西方的作品内容进行删减，甚至声讨瑞典大使的怯懦。他写的公开信以及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的书面或口头演讲是他的主要武器。他唯一的秘密在于揭露一切并深入事情的本质，以此使反对者措手不及。难道他们想把他逼至死胡同，拒绝给他签发新妻子住所的居住证？这将促使他做出回应，揭露新的“农奴制”。被授权的“强盗”在匿名信中用死亡来威胁他？索尔仁尼琴在寄往瑞士的遗嘱里答复说，他一旦被捕，将即刻同意出版《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仍奔走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道路上，他毫不吝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名誉。但是在接受美联社和《世界报》1973年8月23日的采访时，索尔仁尼琴对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作了一番评述，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在他被放逐前不久，他不失巧妙又满含激愤和嘲讽之情地揭露了当局重新回归30年代中期斯大林式“恶作剧”的企图，或许与之相比，只不过是不再“粗制滥造”罢了。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供词，尽管他们“演技拙劣而且借助于提词员的大声提醒”，还是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30年代。索尔仁尼琴对“年轻一代”持不同政见者（如布科夫斯基、阿马尔里克）表示肯定，但他更倾向于使用“持不同思想者”一词。这场访谈表露了作家无比愤怒的心情，但同时又是他所有发表的演讲中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篇。他欢迎来自西方的支持，但又认为西方必须对这些反对苏联体制的年轻战士们那“坚毅的品格和牺牲精神”给予充分评价。1973年，苏联政府下令，在苏联境内写的任何作品均属于苏维埃国家所有[6]。对于这个决定，索尔仁尼琴反驳说：“尼古拉一世从未认为自己是普希金诗歌的主人”，并坚持原有的信念——将自己以后写的作品拿到国外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章有一种令人叹服的内在完整性。从致苏联作协第四次大会的一封信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始终是那些主题，但这些主题会参照道德准则的重要性来一点一点地得以展开。这包括民主原则要服从于生活的道德目标的原则，如《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虽然这封信不无讽刺意味（作家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包括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的原则，这是他在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中阐述的主要想法，它促使索尔仁尼琴对1917年2月俄罗斯的自由党人进行了痛苦的揭露[7]；也包括对那些“只考虑个人安危”从而“在西方面前进行片面解释却希冀能够全权代表那些被剥夺个人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俄罗斯政治侨民的轻视[8]。最后，还包括对西方国家想与斯大林建立联盟的遗憾之情（1975年7月在纽约的演讲中首次提到了这种感受）。索尔仁尼琴只会凭个人的意念抬高自己的嗓音，从来不会在记者的倡议下这样做。在每次采访中他总会提出新的论断，无论是与“世界报”的论战（后者提供虚假信息，说他将侨居智利皮诺切特集团，这一言论在1976年3月引起了西班牙左翼媒体的口诛笔伐），还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到了大量评论）。透过这些政论文章，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始终如一的摩尼教信徒的观点。一切均服从于严谨的大历史观，即罪恶的源头是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的堕落”[9]，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人文主义，它使人摆脱了宗教义务，这一人类中心说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于彼得一世期间传入俄国。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世界观可以为我们解释他的某些怪论（如对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唱赞歌，对日本和台湾的称颂等）找到依据。它告诉我们其预测之所以出错的原因（如葡萄牙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奴役”，但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世俗民主制也可能会让步），也说明他的一些预判是非常准确的（如关于美国人撤离后越南的未来）。这引起了西方许多人的反感，但有些人却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盟友。他为美国工会活动家所做的演讲，他致上议院的信，他对一位“纯粹”西方人士的观点的引用，后者丝毫不在意大众信息，并将“成堆的信件”寄往佛蒙特州——这些行为不单单是灵活的对策，而是政治行为，让人不得不予以重视。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对福特总统的会面邀请故意一推再推。

但是从1978年开始，这位天生的斗士显露出了疲惫的迹象。在《流亡随笔》（见《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一书中的专章《透过烟雾》已表露无遗，后来这本书以《牛犊顶橡树第六版说明》为副标题出了单行本。当然，作家不会束手就擒，他依然保留着先前的坚毅性格，这种性格在答复一名先移居到瑞士后又来到苏联的捷克记者的诽谤时表现得很明显[10]。这位记者写的书《索尔仁尼琴的背叛螺旋曲线》已经在苏联新闻社出版（连同列舍托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据尔热扎奇所述，索尔仁尼琴从小就胆小怕事、口是心非。这位捷克记者引证了一些索尔仁尼琴的老朋友们（即“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和基里尔·西莫尼扬）说的虚假言辞，他们是在克格勃的压力下这么做的。显而易见，后者的背叛深深地伤害了作家。西蒙尼扬于1977年去世，因此索尔仁尼琴已不再记恨于他，他写道：“朋友，我原谅你；我理解，你面对贫困生活不堪重压；看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时代，我原谅你，我曾爱过你”。索尔仁尼琴回忆起了1968年到莫斯科自己同学家的场景，当时或是感到耻辱或是被吓破了胆的西蒙尼扬并没有打开房门，而是身体靠在里面的门上屏住了呼吸，但客人还是通过挡板看到了他的双脚：“于是我掰开了门上那个用于投放信件的挡板，往地板上扔了一封信，但还没来得及放下挡板：就在正下面，在门口，我看到了你穿着睡裤的双脚。你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

凡是有关自己祖先的事情，索尔仁尼琴说的都是事实，他坚决却得体地回复第一任妻子，但宽恕了西蒙尼扬，因为索尔仁尼琴爱他。尔热扎奇对他的指责使他深受伤害，就好像他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管自己的连队战友一个人跑开一样。“夜是如此难忘，就是现在想起来，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无数次地中断了对它的描绘。最初在集中营，我写了一首四音步的扬抑格诗歌，在‘普鲁士的那些夜晚’接着写，并且已经写了一些东西，后来却丢掉了，也永远消失在脑海里。再后来，在流放时我又开始写，散文的形式，但是其他的情节显得更为重要，就这样再也没有时间考虑它。而那种特殊的感觉，就像对东普鲁士流露出的感情一样，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八月’里。那一夜也就仅仅留在了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了。”（《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对这一夜的描写是索尔仁尼琴军事题材小说中最精彩的华章之一，它流露出时而像在失重状态，时而因死亡危险的临近、对自己肉体的“不确定性”和不恒久性的敏锐感受而产生的迷醉的轻松……

尽管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患有病理上的胆怯，说他背叛，具有强盗遗传因素并伪造军官升迁经历，这些都不算什么，对他母亲的中伤以及恶意诽谤他们共同在罗斯托夫度过的时光才是最大的打击。曾经与他一起梦想，一起思考的中学同学“基罗尔卡”，也被卷进了这一仇恨和谎言的泥潭，成了卑鄙的文学界走狗的帮凶。但是经验丰富的斗士瞬间就清醒了：“只要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了。根据全苏命令，他们烧掉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玛特廖娜的家》。还有我的衣服，上面吐满了唾沫，被扔到了列福尔托沃的火炉中烧掉了。有多少本书被白白烧掉了，他们这是在有意诅咒我。他们偷偷地潜入沃罗尼扬斯卡娅的住处，铁了心要迫害我，‘古拉格群岛’似一个死人一样来到了被他们毁掉的病房、私人豪华住宅和区委会，没有手套，穿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出产的工鞋。于是，他们被吓得惊慌失措！”（《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这段声嘶力竭的内心独白，是《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最有分量的一个片段，它也成了《牛犊顶橡树》这本回忆录的续篇。后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又有了补充，它的每一次再版就像引爆了炸弹一样。老炮兵手索尔仁尼琴善于保护自己的连队炮手，能够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弹药。

[1]Камю А. Бунт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 Пер. Ю. М. Денисова и Ю. Н. Стефанова. М.，1990. С. 126—127.

[2]参见：Lefort C. Un homme en trop. Paris，1976. 克洛德·勒福尔与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阿基斯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这是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极权政治（尤其反对苏联伪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勒福尔与萨特曾激烈地论战。

[3]希腊神话中埃亚岛的女巫。——译者注

[4]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教教义、宗教伦理与律法集。——译者注

[5]参见：Stern. 18 November 1971.

[6]本书的作者亲身体验过该政策的后果，我的一篇文章《法国视野中的勃洛克》写于莫斯科，在我离开苏联时被没收，6个月后才把它还给我，因为经鉴定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没有任何“反苏倾向”。

[7]参见：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 - би - 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7—488.

[8]Ответ Павлу Литвинову в журнале《Вестник РХД》//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209.

[9]这是索尔仁尼琴于2001年在法国科学院领奖时说出来的主张：“我或许应该把人文主义的堕落称作是国际生活中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大约在5世纪前，人文主义诞生了，并在十分诱人的观念的指导下得以发展起来，这就是主张从基督教那里借用它的善的思想，它对贫困者和受压迫者同情的思想，它承认每个人具有自由意志的思想。是的，是借用，但又剔除了宇宙创世主的理念。这一点似乎非常成功。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文主义表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势，这仿佛是切合人性的运动。在各种历史事件中，人文主义减缓了人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然而……”

[10]Ржезач Т. Спираль измены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1978.

上帝的战士

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
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称自己的第一部回忆录为《牛犊顶橡树》。这本书的标题源于一句谚语：“牛犊顶橡树，可犄角却被夹住了。”索尔仁尼琴借助人民的智慧，却又巧妙地省去了俗语的寓意。实际上，当牛犊顶橡树时，它的犄角会长得更快。这本书像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作品一样，里面到处是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俏皮，如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甜；人小胆大……它语言幽默、俏皮，充满了民间智慧，就像一部民间歌谣。这部作品与索尔仁尼琴作品中塑造的农民形象伊万·杰尼索维奇一起，并在“有强烈责任感的男子汉”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男人”赫鲁晓夫的齐心帮助下，构成了双子星座，它们一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坛普遍枯燥乏味的语言，于是“我们心中的那道光”又重新闪烁起来。

这本书的第一稿（也是它的核心部分）写于1967年4月，是在克格勃查抄索尔仁尼琴全部书稿之后，在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信之前。“要么脖颈给勒断，要么绞索断成两截。”此时，索尔仁尼琴已公开斗争了一段时间。这位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秘密活动的老手，现已成长为一名上帝的勇士，一名古拉格成千上万名无辜受害者的旗手，一位先知，他的生活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幽居在伊斯季亚河畔圣诞城，索尔仁尼琴决定编写一部反映自己与苏联政权斗争的纪实性著作。为此他要克服两个障碍，第一个阻碍属于智力层面，亦即要写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这就意味着不免要长篇大论，索尔仁尼琴只熟悉那些保持本性的、气势恢宏的、具有揭露内容和预言性的文学作品，这样他就不得设法压一压自己的文学写作激情，待到以后某个更安定的时候再释放它们；第二个则属于道德层面：只谈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要沉溺于自己的生活，而索尔仁尼琴对回忆录这种“松散”的文学体裁，总是不太兴奋，因为在回忆录里真理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后来，还是赞同的声音占了上风。因为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写的将不是回忆录而是一本战斗的书。像作家的其他创作一样，这本回忆录就像使徒保罗的行传一样，里面充斥了大量的军事方面的术语。作家如何露出峥嵘成了这部新作的核心部分：即他是如何走出地下而手里只拿着一把投石器就开始了与巨人歌利亚[1]（即强大的官方政权）的斗争。

第一章叫《地下作家》，这是一位擅长伪装的人，因为害怕观点上有分歧，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找女朋友的愿望。“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过得很糟。那些年里我向往女人、为自己的书担惊受怕，也担心女共青团员出卖我。经过4年战争和8年监狱生活之后我坏掉了、糟糕了、窒息了。在获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于找到一位能够把所有的手稿都托付给她、值得信赖的女人，把全部书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头颅都托付给这个女人。”（《牛犊顶橡树·遭遇战》）接着，这位勇士《初露峥嵘》，把一稿经过“处理”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寄给了《新世界》杂志社。而在《浮出水面》这一章里他将获得巨大的声誉，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很有吸引力！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结为联盟，后者既是“组织者”也是“导师”。接下来的一章叫《受伤的鸟》，内容包括：特瓦尔多夫斯基开始对他“支吾搪塞”，在作家的朋友、人类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处查抄了作家的书稿。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进行自我捍卫，现在的他很危险。

以上四章是这本书的“核心”，情节发展愈来愈紧张。带着集中营犯人固有的小心和多疑，索尔仁尼琴慢慢地挣脱了束缚，他离那个“无形的边界”越来越近（而那里将不会有任何谎言）。之后就是那场最重要的考验，他将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给第四届苏联作家大会写了一封信。这第一篇回忆录的结尾简明扼要，同时又充满激情且不无讽刺。危险境遇改变了句子本身的节奏。这只“受伤的鸟”开始还击。“这条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和有意选择的，是有人替我想象出来，做出了安排。我只是自卫而已。”（《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这几章的核心部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相识的整个过程，这次见面决定了作家的命运。作为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生活和事业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民世家，为人正派，当然也需要一些运气。尽管他与当权者走得很近，但他却从没有违背自己的个性做任何妥协的事情。他的叙事长诗《穆拉维亚国》讲述了“大转折”时期俄罗斯乡村的命运；很多人（如瓦西里·格罗斯曼）都认为这部作品是对“被没收了一切的富农”父亲的背叛。用四音步抑扬格（这种格律与民歌很相似）创作出来的《瓦西里·焦尔金》记录下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士兵面临的各种困境。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特瓦尔多夫斯基这首诗，认为它生动形象、语言幽默，歌颂了憨厚淳朴的俄罗斯人民。“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在这个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眼中，这一毫米至关重要，它表明特瓦尔多夫斯基与那些文学官员、歌功颂德的诗人和小说家明显不同。索尔仁尼琴非常熟悉《焦尔金游地府》中展现出来的各种讽刺现象。长诗同样用这种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苏联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内幕，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克格勃……在诗歌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到很多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翘首以盼这部长诗的发表（1966年，这部长诗被改编成了话剧）。

这两名作家都热爱俄罗斯农民，都歌颂过农民身上的优点，正是基于此，才使得他们的会面成为可能。“在农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艰难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儒雅持重令我惊异不止。”（《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那个仍在营房里打盹的伊万·杰尼索维奇是焦尔金的兄弟，两个人都一样地憨厚淳朴，心地纯正！这时候《新世界》杂志正逢“特瓦尔多夫斯基时代”，他大胆地破除各种禁忌，鼓励作家们说真话，让他们敢于展现自己，甚至敢于抒发自己的感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争论（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已有涉及），这种争论本身似乎可以当成是《牛犊顶橡树》的附录。这个形象是逐步刻画出来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揭示”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本质性格特征，他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起初无关紧要，后来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后导致这位受共产主义熏陶的自由派作家与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家同事之间的关系彻底地破裂。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赋予了索尔仁尼琴力量，甚至连他的命运都做好了安排，对面的这个交谈者一动不动，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围住的格利佛一样。他们两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个已经游离岸边，去寻找新大陆去了。

我们面对的是三个人的对话（这一手法索尔仁尼琴经常使用）：当时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时的讲述者和现在的叙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讽刺（它藏匿在括号里，或是一种隐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性格鲜明突出。“我喜欢上了他的乡下人的秉性；他那诗意的童稚的种种显现（这是一种被绅士风度掩饰得不好的稚气）以及他在敌手面前（有时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够表现出天生的个人尊严（当然是面对面时，如果是打电话时常常会举止失措），这就使得他摆脱了可笑或卑下的处境。可是我和他的过去毕竟是天悬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云泥。”索尔仁尼琴这里想强调的是，在电话交谈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个性特征不会表现得那么鲜明，因为电话是像鲁萨诺夫这些官员们惯用的手段。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善良但不太灵活的庄稼汉形象，他脱离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个过高的位置。他在进行着一场必要的战斗，但因为这条路前人已经走过而缺少创意。他还保留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农民式的幽默（当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聪大[2]给赫鲁晓夫读《焦尔金游地府》时，引得后者哈哈大笑，当时这首长诗尚未开禁）。特瓦尔多夫斯基赞叹索尔仁尼琴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经常周旋于党所宣称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实真相之间。“他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这两种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为一”（《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3]）。特瓦尔多夫斯基创作的主题与索尔仁尼琴相同，都是农民的世界、农村虔诚的教徒。他“反复念叨”的是《玛特廖娜的家》里所表达的思想，亦即苏联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特别是精神道德的堕落，民间创作传统甚至那悦耳动听的民间语言遭到了遗弃。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玛特廖娜的家》中的语言进行了细微的修正，因为和他不同，索尔仁尼琴并非农民出身。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无法接受索尔仁尼琴的结论，或者，至少想减弱这一结论的尖锐性。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彻底的丢弃，不相信这个词已不再具有道德意义，于是他就像一头公牛围着木桩转来转去一样兜了个大圈子。

所有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与寓言相似，更确切地说，是像那些讲述城里和田间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像一头待在城里的老鼠，它为了荣耀和特权不惜出卖自己，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位伟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编辑部同事们对自己的崇拜当成了理所当然，习惯用“领导”的姿态不慌不忙地作出相关决定：“……这些人生活得懒散，并不急于去锻造正在逸去的历史，这究竟是因为历史不会溜走？还是因为反正也不是由他们来锻造？（《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4]）。特瓦尔多夫斯基不用设法去弥补那白白浪费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并希望借助文学进行赎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于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声名显赫的人物。对自己这个长着一脸大胡子、衣衫陈旧、头发乱蓬蓬的谈话对象，他抱着袒护的态度，而并没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短暂的友谊（“蜜月”）。

在《牛犊顶橡树》中，作者还刻画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欢的性格特征。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酗酒；索尔仁尼琴却滴酒不沾（尽管他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喝酒，有时是在节日期间，甚至每天在午饭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优秀小说家的作品，但却很少发表杰出诗人的作品。这是出于嫉妒心吗？索尔仁尼琴曾向他建议刊登沙拉莫夫的诗歌（“……1962年12月，我说服В. Т. 沙拉莫夫从《科雷马诗抄》和《小长诗诗集》选出一些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好诗，送给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装在一个密封公文袋里，经由秘书转交”），可特瓦尔多夫斯基却找各种理由推掉了。这位主编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对他言听计从，于是他就表现得像主子一样，但索尔仁尼琴却不是一个奴仆。《伊万·杰尼索维奇》发表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他找到了特洛伊[5]古城。但特洛伊在谢里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样，古拉格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愿还依然存在着。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别劳改营（особлаг，《伊万·杰尼索维奇》）与劳动改造营（ИТЛ，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герь，《鹿和小窝棚女子》）之间的区别。

索尔仁尼琴把剧作送到了他的家里，于是“两个萨沙”（他们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栋楼里），即杰缅季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开始读它。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个剧作写得一般（他的观点不无道理），而且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没有必要“反复挖掘同一类的集中营素材”。对于他来说，古拉格题材已经没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才仅仅是个开始，以后他还想发表《古拉格群岛》呢。此外，特瓦尔多夫斯基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读完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在发表的时候，车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这是因为《十月》杂志的主编叫弗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与《十月》杂志之间素来不和），他认为特维利季诺夫这个形象有些脱离现实，因为他还没有体验过磨难的滋味，却仅仅是“出于品味不同就不喜欢斯大林”。怎么能不喜欢斯大林呢？既然索尔仁尼琴不喜欢他，那么他特瓦尔多夫斯基就要同样受到别人的指责吗？

我们是逐渐才知道这些隐秘的创伤。《牛犊顶橡树》的作者多年以后认为，自己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做了过多的让步，承担了过多的义务（他认为对这个把自己当孩子来袒护的老爷，他理应感恩戴德）。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明显的怒气及略微的不悦。在国外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得不设法安慰那些关心索尔仁尼琴命运的西方记者，而在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谎言。当然，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没有直接说谎。他始终会在距谎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毫米，索尔仁尼琴对这位头上戴满各种桂冠又被当局宠爱有加的诗人始终怀有敬意。但同时还指责他。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他人对他阿谀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尔仁尼琴却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孤立无援，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认为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人厚道、天真淳朴、心地单纯，但他的双手双脚却被人带上了“镣铐”，受到了别人的利用。当我们读到作者笔下这位极其复杂矛盾的肖像时，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两位作家之间充满了误解，都到了快要断交的地步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对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索尔仁尼琴的视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营犯人的角度来审视营区里的监狱长——是无法容忍的。“我们好比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数学曲线”。索尔仁尼琴试图去理解对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这两条曲线有着共同的切线，甚至是共同的导数，但它们走过的路却始终无法相交。

一切都像作家预先设想的那样吗？在这部书总的构思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下，与其说牛犊在顶橡树，不如说在顶这位与之对话的中间人，他刊发了作家的作品，将之带入文学界并对他不断施加各种诱惑。《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些情节向读者透露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诱惑，包括来自当局的诱惑。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古拉格群岛》中描写的另外一个诱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萌芽。或许，这就是作者之所以无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使他放弃了各种“诱惑”，如荣誉、顶礼膜拜、莫斯科的住房，还有彻底放弃真理。当时索尔仁尼琴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这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触及到真相。他将分别揭露集中营体制，苏联贫穷的农村，受到污染的俄罗斯大自然……渐渐地他也被束缚住了手脚。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样面临着诱惑，如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与官员的蛮横、受贿和不公正做斗争。但当时还不可能发出主要的喊声。于是索尔仁尼琴宁愿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亲人和远朋遭受心灵的创伤，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弃这声主要的呐喊。

非常有趣的是，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亲自记录下来）都同东正教的主要节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复活节的那三天，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了梁赞，读了《第一圈》的手稿后喝得醉醺醺的，试图以此来减轻由该书造成的伤害（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记得这个复活节期间发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圣三一节期间，索尔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国出版，就在当天制成了《古拉格群岛》的缩微胶片。“当你感到不够坚强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求助于上帝是最好的办法。在娇柔的白桦林采些树枝，装饰心爱的木房别墅。几天以后将会怎样？是牢狱还是创作小说的幸福劳动？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这一点。我祈祷。可以喘口气、休息一番，那会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义务不允许我有这种软弱：他们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让世界了解一切。”（《牛犊顶橡树·发作》）。

一幅精致的画作展现在眼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受政府庇护的农民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所进行的战斗，是上帝派来的勇士的斗争。这是场旧约式的战斗，却不是新约式的战斗。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萌发出一种无法撼动的自信心，而且越来越强，亦即他是上帝的火炮。“另一个时代”到来了。“另一个人”开始了战斗，“另一个盾牌”掩护着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在这种神奇的力量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为了当一个见证者吗？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犹疑之后，索尔仁尼琴几乎已决定从远方的手稿保存人那里取回《古拉格群岛》，让特瓦尔多夫斯基认真“看一看”，不想让这本书销声匿迹，于是就邀请他来圣诞城。然而这次两人没来得及见面：“我们已经商量好，11月份我把《古拉格群岛》带给特里丰内奇。但是就在我快要到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出发，反而出现在某个人的庆祝会上喝起了白兰地，他又变得很虚弱。后来因为要为自己的别墅添置家具——一个书柜，他就没去编辑部。于是我就把《古拉格群岛》藏了起来……。”（《牛犊顶橡树·扼杀》）

在《牛犊顶橡树》中，可以随处发现作者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情之心：“可怜的特里丰内奇！他对我是如此坦诚，但我却不配他这样做”，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他实在是没法控制好自己！顺便说一句，这也不单单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人身上的这种不能保守秘密的弱点，我就无法把自己这些隐秘的故事（甚至是《第一圈》）拿给别人看，包括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她是我的同时代人！想象一下吧，怎么能不给她看呢？！因为我不敢。可惜了。她就这样没读就去世了。”

在塑造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一“肖像”时，索尔仁尼琴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一位苏联的主编和一位俄罗斯的小说家，我们今后不能够再手挽手了，因为我们的文学大相径庭，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了。”于是又一次面临抉择，又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都源出于这个形象）。勇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随着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进《牛犊顶橡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1968年初，“心情大好”的主编将《癌病房》交付排版，共印八章，为此索尔仁尼琴嘲弄地写道：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现出了“自己的强硬态度（顺便说，他的姓就带有这个寓意，真希望他一生都能这样强硬！）”。此外，“整个1968年……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快速成长的一年，他的观点甚至原则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位文学界的老前辈、“手拄拐杖的庄稼汉”（贵族式的拐杖暴露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汉）待在自己的别墅，听BBC广播，阅读地下出版物。看到他尽管很胖，还是跑向收音机，讲述者赞叹说：“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劲儿，我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他这么亲近！从没有过！如果我们还能再肩并肩地战斗一段时间的话，我们之间的友情肯定会更为坦诚，永远也不会消逝。”但如果特瓦尔多夫斯基意志坚决，拒绝在1968年8月21日之后别人塞给他的侮辱性呼吁书上签字，那么他领导的杂志将自取其辱，像所有其他苏联出版物一样发表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索尔仁尼琴向我们展示了那个被自己的同事中伤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要想抗争，他需要表现出一种“只有在古拉格群岛集中营里待过才能培养出来的坚韧不拔”。特瓦尔多夫斯基内心的耿直在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利》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首诗中，儿子仅为父亲而没有为那些“被没收了所有财产”的大多数人恢复名誉，他把责任推给了斯大林，然而却像以前一样相信党、尊重列宁：

似乎在我们的身旁总有……
那个不喜欢鼓掌和欢呼的人……
他的形象永恒且鲜活……
父亲柔顺地
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

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而言，忠于苏联体制是一种很大的束缚。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相信这“唯一正确的学说”，于是当自己的“同胞”试图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发生激烈争论时，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宣称道：“我原谅您。而我们——还要坚持列宁主义。这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说（？！），这是不被允许的。”

1969年11月4日，索尔仁尼琴在梁赞的“同行”将他从作协开除。斗争愈演愈烈。于是，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他们两个人，一个遵循斯大林教诲的谨小慎微的行事原则，另一个期待新的“战线”和“突破口”。他们又一次处在了“秋千”的两头：一个使劲摆动秋千，另一个则千方百计地不让秋千荡起来。而此时只是评价的程度不同罢了，谈话是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或许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他领导的杂志和他这个主编正面临着被扼杀的境遇。

《牛犊顶橡树》中很多章节都集中描写了这段时期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当一些新的内容被补充到回忆录的时候，那本俄罗斯革命史诗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主要描写了萨姆索诺夫部队全军覆灭的历史）也出版了。这位将军诚实、善良、高尚品德，甚至可以说是道德权威的化身。萨姆索诺夫将军信仰上帝、作战勇敢，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由于他执行了大本营的命令（那里都是一些平庸和追名逐利的人），他使自己的军队面临着灭顶之灾。特瓦尔多夫斯基读了这些章节后非常兴奋。小说立意深远，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充满了悲剧性但又有含蓄适度的警示，这个“肥大的祭羊”指挥官宽宽的额头，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这一切都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爱不释手。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特瓦尔多夫斯基愈来愈明显地发现，这位被当作祭品的军事将领与自己受当局迫害的情形很相似。两个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长篇小说虚构的情节同样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即诗人正面临失宠的境遇）。一次失败的故事同样可以解释一场文学镇压运动的源起。特瓦尔多夫斯基性格刚毅，但却一败涂地，他顽强地承受着打击，将发生这一切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即使这样，他在这次失利中表现得无可挑剔——这与那个迷失在茂密的普鲁士森林迷宫里挣脱不开、年纪不轻的萨姆索诺夫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一切临近结束，当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巡视《新世界》杂志的办公室、旧大楼（这栋楼见证了苏联文学近16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这次值得纪念的漫步让人想起了萨姆索诺夫临终前的那次巡视。“不时可怜巴巴地看着上方，等着悬在高处的大粗木棒随时砸在自己的脑袋上。或许萨姆索诺夫是在等待整个生命的结束，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总之在一刻，所有的猜测都将会有答案。”在《牛犊顶橡树》的补记里是这样说的：“当我打算写萨姆索诺夫和军队最后告别的场景时，有人向我讲述了这一幕——我立刻意识到，这两个场面很相似，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人物性格也是如此相似！——他们同属于一个心理和民族类型，内心都很伟大、包容和纯正，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都孤立无助，同样落后于自己的时代。还有同样的贵族气质，它在萨姆索诺夫身上是天生的，而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则是相互矛盾的。于是我开始通过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解释萨姆索诺夫，或者相反，这样我就能更清楚地解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索尔仁尼琴式的嘲讽与书中有关“诗人的最后挣扎”内容的悲观色调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包括“高层领导”为他准备的长长的钢丝绳，当局周密策划的秘不表态的阴谋，失去声望的杂志社及其“幕后编辑部”的曲意逢迎等。同情中带着辛辣的讽刺，而敬意则被冷酷的评判所淹没。与萨姆索诺夫一样，特瓦尔多夫斯基（承受着癌症之苦）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的，但他依然纯正。而后就是弥留时刻：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具活尸）在病床上仍在读着《诺贝尔奖》一章的内容，并朝护理员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胜利了！”。

被迫害致死的诗人就这样从书中消失了，而战斗却还在继续，从此索尔仁尼琴不再妥协，而开始了公开的抗争……现在，特瓦尔多夫斯基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他的结局同萨姆索诺夫的结局很像：“一切紊乱、含糊的行为都停止了。现在及所有以往岁月的那种祥和安宁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可怜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像坐在“大自然赋予自己的低矮的林间宝座——树墩上”的萨姆索诺夫一样，“只想能更好一些，可结果往往是一团糟……”

这位从天蓝色眼睛里透着灼热的“叶赛宁”[6]之光的诗人，他淡定沉着、天真善良，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之于索尔仁尼琴就像萨姆索诺夫之于沃罗腾采夫，就像农民的古罗斯之于有着“炽热思想”的古罗斯一样：成了与邪恶抗争的典范（尽管他过于弱小无法抵御恶的侵袭），道德纯正的代表（尽管因深深的误解而有所消减）。这是勃洛克诗作中的那个俄罗斯，污垢中纯洁的俄罗斯；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被魔兽偷走的那个俄罗斯。1967年11月24日，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别墅里，索尔仁尼琴对正在散步的诗人这样写道：“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农夫，而且是一个不怎么识字的农夫。他摘掉了帽子，雪落在他那光秃的大脑壳上，这脑袋也像是农夫的。但他的脸色苍白，一副病态。我的心中一阵苦楚……他，像个拄着手杖的农夫，就那样伫立在雪中。”僵化不动、脸色苍白、毫无作为——所有这些都是俄罗斯民族的典型特征。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俄罗斯文学中另外一个无所作为的人物，亦即那个动荡的、旧时代（但他却醉心于艺术）的典型——在闷热的电车里静静离世的日瓦格医生……

可怜的同行者一辞世，就再也没有谁能阻止这位战士了，他怒气难消，挥动手中的宝剑，一剑一剑地刺向敌人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小牛犊的犄角了，而是上帝手中的钺。

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1971年2月）那篇简短的前言里，作者对该书及其整个创作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表白。尽管不喜欢回忆录这一体裁，但索尔仁尼琴发现，这一“不必要的”、“先前没有计划要写出来的”东西却一直在吸引着他，并被他的知己们所喜欢。这位天生的建筑师发现这本书“就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如何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一种不确定性，就像生活本身一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同样说没有完成。”这本书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和内在的动力、能量，这使得情节可以随时发生突变。它是由索尔仁尼琴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串联而成，多年以来他的生活始终具有一个特征：既完整又不完整。在自愿接受死亡并冒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时刻做好了完全终止的准备。“最好不继续写下去，只需要把鲜为人知的秘密写出来，详细地解释清楚这一奇迹：我自由自在地在沼泽地里行走，站在泥塘里，越过一个个深渊，毫无支撑地待在空中。”重要的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详实地描写战斗的过程，而在于隐秘思想的流露：作家的生命已不再属于他本人，能量从外从高处而来，“奇迹”的表征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索尔仁尼琴并不认为“上帝保佑，有朝一日安全了，我会写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本书并没有完成，或说得更准确点儿，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开诚布公地讲清楚。显而易见，这里指的是作者的宗教经验甚至包括神秘主义经验。索尔仁尼琴沿着书中指引的道路前行，他在创作一部生活本身的书，他异常清醒地发现：有人在指引他，帮助他，仿佛是先知伊赛亚和丹尼尔，又仿佛是路德和阿瓦库姆。此外，这部未完结的书里体现出来的统一性使其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书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战斗的气息，即使这样，该书似乎是在永恒者（指上帝）的指点下写成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够从中发现上帝旨意的作品：“我相信，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他在我的生命里，也在所有人民的生命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

1967年，为了争取能在莫斯科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进行了属于自己的“波罗金诺战役”。这一年的12月，已经开始排版，但马上又搁置了。作家不得不直面苏联作家协会的最后通牒和来自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压力。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难道作者也会遭受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一样的命运吗？两年前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监禁。“但是预感引导着我在棒打不回的路上前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斗争更加激烈，索尔仁尼琴像安泰乌斯一样又在伊斯季亚河边的圣诞城汲取到了力量，在这条小溪边的一小块大地上，春汛的水流声是那么美妙。复活节即将到来；耶稣圣诞大教堂[7]的圆顶被拆除了，整个教堂也被废置了。但索尔仁尼琴通过BBC广播听到了受难周六的晚祷，他清理了自己那块地产上面的“废物和枯枝”，因为河水刚刚从那里退去。这里是如此的平和，如天堂般静谧。还有那个上帝赐予的激励着先知不断前行的永动力：“上帝啊，你是多么智慧而有力地引导着我！”

伊斯季亚河岸边的圣诞城，连同这里诗意的白桦树、被遗弃的小教堂和明亮的林中旷地，成了作家的圣殿。这正是俄罗斯的圣殿，亦即小河回弯处那块神奇的白桦林：“过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这样顺利地创作过，以后也不会有了。不论我怎样备受折磨，心潮难平，六神无主和孤独，只要来到这里，接触到这绵芊的绿草、清澈的河水、白桦和垂柳，还有橡木的长椅和小河沟上的桌子，我就又能够写作了。”（《牛犊顶橡树·遭遇战》）

在写于1973年12月（即后来那些关键性事件的前夕）的《补记之三》的结尾处，作者大声宣布，先知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他勇敢地发起了最后一次猛攻，但“上帝会在许多方面纠正我”。他就在上帝的手中。他是上帝手中紧握的一把剑。“我只是磨得非常锋利用来对付妖魔的宝剑，会砍杀魔鬼、驱走它们。”而赞颂之后则是祈祷：“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击时能够忍住疼痛！不要让我从你的手中跌落！”

我们愈是深入地阅读《牛犊顶橡树》，我们就愈是被文中前后发生事件的紧密节奏所吸引。对战斗的渴望攫住了所有人。文中到处都是战争的隐喻，它们贯穿了全文。牛犊不断地施加打击，但与谚语不同的是，它并没有折断自己的犄角……

文中不多的抱怨及对休息的渴望也更加强调了这场战斗的紧张程度。作者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决定着战役的进程，根据敌情进行反攻，回应敌人的打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时还会看到作者的表白：“而当这些战斗的喧嚣过后又怎样呢！我要离开几年到荒凉的远方，在原野、天空、森林和群马中，而且要从容地写小说。”在另一处他这样写道：“从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而我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躲进静谧的角落，进行写作，然后让作品流水般地源源不断地出版。”

1967年写于梁赞的第一篇补记是致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信里揭露了书刊审查制度的弊端。这是首战告捷。橡树被顶伤了。第二篇补记写于（1971年）2月，在茹科夫卡的罗斯特洛波维奇家里，“以波罗金诺为名”：并不清楚，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这场战斗却是空前的。《第一圈》和《癌病房》都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则被秘密地送到了西方，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武器，作者为拥有它而欣喜若狂：“多么自由！多么让人心情愉快！拥抱整个世界吧！”这是个“突破”，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被“摧残致死”了。补记之三是1973年12月写于别列杰尔金诺的楚科夫斯基的家里，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包括《诺贝尔奖》，秘密的遗嘱，对大牧首皮缅的指责，与“当局机构”打的游击战，《古拉格群岛》的手稿被查没和沃洛尼扬斯卡娅的自杀事件，授权巴黎发表《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也很突然，但作家的心中却毫不慌张，镇定从容。它就像在关键战役之前的那种轻快之感。写作这部有关战斗过程的回忆录缓和了战士的紧张心情。他挺起腰板，发出了一个最大胆的挑战！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复存在了。取代他的是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成了作者的同盟者，他成了众多的“可以交易的，毫无原则的机械的知识分子”中一个关注受迫害人命运的神奇人物。

第四次补记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作家被驱逐出苏联后，1974年6月写于苏黎世。数学家伊戈尔·沙法列维奇继承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萨哈洛夫的使命，是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需要重新靠近大地获取力量。沙法列维奇不仅仅是同盟者，他还是索尔仁尼琴忠诚的帕特洛克罗斯[8]。他们共同创办了《在巨石的重压下》地下文集，它后来成了新斯拉夫主义思想的阵地。而且在讲述“战斗”的过程时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抒情语气。在指挥部里笼罩着一种“消极的防御情绪”。主要的行动已经完成。索尔仁尼琴在等待敌人的回击。他想为孩子们写一部“语言明晰，情节真实的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的俄罗斯历史”，但不同于1913年涅奇沃洛多夫将军写的那部书，索尔仁尼琴感到不满的是，涅奇沃洛多夫的书质量低下、过分鼓吹爱国主义，令人难以信服。在回忆录的尾声，尽管还能够感受到战斗余韵带来的紧张感，但它首先写的是俄罗斯的历史和未来。在写到沙法列维奇时，作者说道：“对俄罗斯的未来所持的共同观点把我同他联结在一起了”。他们长时间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里散步，它紧挨着菲尔萨诺夫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和妻子在苏联的最后一个夏天在这里租住的别墅：“我们沿着利哈乔夫村与谢列德尼科沃村之间松软曲折的河谷，穿过明净的小溪，站在颜色已经变灰的小桥上，这座小桥每天都有许多到教堂祈祷的人经过，他们穿过小桥登上丘陵，前往教堂。我们望着青草与灌木丛之间奔流着的清澈河水，我说：‘将怎样回忆这一切呢？……如果……有朝一日不住在俄国的话。’”不由得想起了康德拉绍夫在《第一圈》中所提到的生活的小溪：水很清澈，却总是难以琢磨。

1974年2月12日，终于下令逮捕作家：就像基督受难一样，这是他的抗争和一生为之奋斗做出的选择的必然结果。这让人想到了1945年的第一次被捕：又要被抓进囚房。他们不知道，命运已经决定：“现在一切都会自动公开”。文章会像飞镖一样，一篇接一篇的发表。作家在囚房里十分平静，他知道他会通过写作为自己报仇。但是在白天黑夜都亮着灯的监狱牢房里，在被关押的犯人和那个从侧面分析、评判自己的作家的家里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分化。就像中世纪的道德剧[9]似的，《牛犊顶橡树》以讨论肉体和灵魂的问题而结束。灵魂自言自语道：“我要为自己的作为而感谢上帝！”橡树放弃了，牛犊的犄角保留了下来。这位曾经的集中营犯人想起了《小路》中的诗句，于是就又获得了宁静：

任凭触犯我的躯体、骨骼，
保持泰然自若，
有如犯人被押送刑场，
神色不惊，从容不迫。

直到最后一刻，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直接的、活生生的联系仍然是亲切的，相互信任的。作者讲述了自己的被捕，但“遗嘱”立即就发生了效力：《古拉格群岛》还要写两卷；还有这本《牛犊顶橡树》……很少有作家会让读者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在他和读者之间流淌着跳动着的生命之血。索尔仁尼琴的讲述就像血液一样是跳动的动脉，在一场场战斗、一篇篇文章、一次次遭遇中流淌。没有哪一名伟大的斗士——不论是米希勒、赫尔岑、雨果还是托尔斯泰——能给后人留下如此直接的语句、文章，这本书就像盾牌一样，以其神奇的力量捍卫着作家并把他推向战场。这是对顽强抗争过程的记叙，这是一部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编年史，这是一部充满了大声嘲笑的讽刺中篇小说，这是一部斗士的日记，里面尽是战争之神的祷告，《牛犊顶橡树》——不仅仅讲述了战斗，它已然成了斗士手中必备的工具。

[1]据《圣经》传说，是腓利斯人中的巨人，与大卫战斗时被杀。——译者注

[2]格鲁吉亚一个城镇名。——译者注

[3]此处似为作者的失误，应出自《初露峥嵘》一章。——译者注

[4]此处似为作者的失误，应出自《初露峥嵘》一章。——译者注

[5]土耳其古城。——译者注

[6]这样的修饰语曾出现在《第一圈》第一版对沃洛金的描写上。

[7]旁边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的夏季宿营地，而且整个团都在教堂里做礼拜；就是现在，也能一窥它的规模，尽管只恢复了钟楼部分。

[8]《伊利昂记》一书中描写的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之一。——译者注

[9]15—16世纪西欧的一种寓意劝善剧，剧中人物代表争夺人的灵魂的各种善恶观念。——译者注

俄语写作

索尔仁尼琴的语言使俄罗斯读者受到了真正的震撼。甚至还出现了由卡尔波维奇编纂的“索尔仁尼琴疑难词汇”大字典以及数量众多的有关语言方面的研究著述。但目前仍没有一把能把作家语言解释清楚的万能钥匙，它像茨维塔耶娃的语言一样具有先锋性，索尔仁尼琴是独一无二的新词创造者。不仅要为物体赋予相应的名称，（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像先前一样号召人们为一切命名。只有在衰弱时期或一切都处于衰竭的时候，这项任务才会托付给哲学或其他科学。诗人索尔仁尼琴一直在解决这个任务，这是他创作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

他的语言还是激烈争论、更经常是强烈谴责的对象。侨民批评家罗曼·古力指责索尔仁尼琴在《1914年8月》中使用了不悦耳的新词和苏维埃词语。译者们为了再现文本的紧凑叙事、独特的句法手段以及语言上的革新而绞尽脑汁。在美国甚至还爆发了有关《群岛》译本的争论，其中的一部译作甚至被重新翻译。索尔仁尼琴还亲自提醒那些译者，在翻译时切忌用词简单、句法平实。但必须承认，翻译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他们不得不克服方言、古语词、新词之间带来的修辞上的难题以及语法上的“混乱”。索尔仁尼琴理所当然地怀疑这些译者们有可能“背叛他”，但他又不能要求他们也像自己一样创造新词。这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他所有的创举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语言上的革新。

年轻时的索尔仁尼琴都读过什么呢？他喜欢读20世纪20年代深奥且形象生动，杂乱无章且满是方言的小说。他经常提到拉甫列尼约夫，他的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是那个时代频繁使用方言创作的典范之作：没有任何心理描写，即使这样，生活也都在考验着每一位主人公。索尔仁尼琴特别反感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文学，因为这样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各种抽象的表述、大量矫揉造作的祈求及外来语使语言变得贫瘠。一方面，词语被官方话语所吞没；甚至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先锋派诗歌也未能例外，一些作品充满了奢华的斯大林风格（帕斯捷尔纳克认为，由此诗人又一次被杀死了[1]）。另一方面，词语不再是个人言说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完全失去了个性，而实际上，这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作品，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的一个工具而已。

《第一圈》中的索罗格金是基捷日语言王国[2]里的一位骑士，是已经消失的古罗斯的崇拜者，尽管他有点儿天真，但仍坚定地幻想着俄罗斯语言的重生。他向“鸟语”[3]宣战，因为它充满了欧洲风格（如国际学术词汇及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贫乏无味的语言”）。索罗格金本人也并不十分自信，然而斗争过程本身对他却是很大的鼓舞，让他重新思索一些概念并为之重新命名。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主人公拒绝使用像“数学家（математик）”、“领域”（сфера）、“历史性的”（исторический）这样的词语，而用一些有趣的能唤起我们语感的俄语字眼：如“算数家”（исчислитель）、“圈子”（ошарье）、“存在的”（бытийный）。当然，这只是游戏：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个极端痛恨外来语的人。但是他本人建议用“彼得格勒”来替代列宁格勒，或者更极端地主张将它改名为涅瓦格勒[4]，反对使用非俄语的名称“圣彼得堡”。

索尔仁尼琴认为，语言自身的协调及其音乐性（这种特性只在劳动人民的语言中还有体现）已经消失殆尽，因此，他笔下的伊格纳季奇对老妇人玛特廖娜那悦耳动听的语言、鲜明的民俗比喻、丰富的取自壮士歌里的句法结构以及与农村这个微型宇宙息息相关的形象等赞不绝口。伊格纳季奇渴望在“俄罗斯的心脏”也能找到这样一个静谧的角落，根据村庄的名字来为自己选择一个这样的角落——要知道在古代村庄的名字是“不会撒谎”的：每个村庄的名字都像人的名字一样会有一定的寓意。人们用像“石炭村”这样的称谓替代了那些荒谬的绰号：“嗨，恐怕连屠格涅夫也不会明白，俄语可以有这样的说法！”在塔里诺沃村，那个农民的“世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宗法制下的相互救助，玛特廖娜（在生活中她非常操心）的语言中充满了弗拉基米尔地区老百姓口中常说的非常形象、明快的谚语。像在列斯科夫或列米佐夫一样，一切现代化科技术语都被那些根据民间词源学构建原则创作出来的幽默风趣的同义词所取代。玛特廖娜一下子就辨别出了话语的真假：当收音机里的歌手演唱时，她说：“不是我们歌的调儿。嗓子倒是怪好听的”，但当她听格林卡的旋律时却认为它才是“真正我们的”。玛特廖娜按照旧教历生活（上面有12个大节），再加上复活节以及大多数圣徒纪念日。玛特廖娜说的话不乏语法错误，而且经常省略，简短且富有激情。在玛特廖娜死后，她的房子里充满了“女人的哭灵声”（这同古时候一样），响起了三种“哭声”：为死者安魂的声音，“对那些男方亲戚的指责性的哭诉”和对这些指责性哭诉的回应。

索尔仁尼琴的很多作品都具有讲述体小说的结构（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在《玛特廖娜的家》中这一点很明显：讲述者伊格纳季奇是在借用作者的口吻在说话。在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中这种讲述体因素却不是那么明显，在小说里，中学教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遇到的却是冷漠而又贪婪的官僚主义者的抵制，后者好像在引用《真理报》社论的长篇大论。在《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中，那个正统的表现出应有警惕性的苏维埃年轻人所讲的话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讲述体的一些特征。应该注意的是，那个上了年纪的演员仅仅因为不知道察里津已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整篇小说都建立在两种话语类型（甚至可以说是两种密码）的聚合对立上：一种是有教养的、毫无意识形态色彩的年长一代身上体现出来的话语，另一种则为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积极响应各种社会主义“口令”号召的新一代的话语。索尔仁尼琴借鉴了生活中发生在军官弗拉索夫身上的实事，他是作家的熟人，曾在科切托夫卡站军代表处服过役（“这是1941年发生在我的朋友廖尼亚·弗拉索夫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他在科切托夫卡站担任军代表处主任的职务”）。但最明显地使用隐含的讲述体叙事手法的小说就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的主角是一个几乎在集中营里待了一辈子的瓦工，他在说话时夹杂使用了他惯用的农民式语言和多年在监狱中学会的犯人们的行话。这里既没有语调激昂的语句，也没有高雅的词汇：这是一种极其简洁凝练的语句，它的本质在于通过带有极具表现力的前缀动词及具有民间语调特色的名言警句来体现其独具的力量。

《癌病房》里的奥列格用集中营里的行话来作为识别自己人的秘密口令。在病房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可以听到十分典型的苏维埃话语，如被限制使用的黑话、斯大林式的程式化语言和鲁萨诺夫暗号式的语言，波杜耶夫那鲜活但却没有根基的话语，偶然成为乌兹别克人看守艾哈迈占苍白的话语，瓦季姆天真并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这是他在中学时学会的），以及夹杂着各种专业术语的医生的话语（即那个掩盖诊断结果的医生）。他们所有人都习惯了谎言。尤其是习惯于对人进行分门别类，对自己的告密行径巧做掩饰，把它称作“信号装置”的鲁萨诺夫。他是这个邪恶的官僚世界的代表，这个世界以形式主义的套话和虚假的谦虚做掩饰，对自己的受害者丝毫不感兴趣。在他看来，奥列格说的粗俗话破坏了苏联的各种成规，是真正的犯罪。在波杜耶夫身上，那个由于患舌癌而不能说话的波杜耶夫是语言衰退的一个典型：“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不引人注意、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司，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莺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哎，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丈母娘这样诅咒过他。”（《癌病房》，第八章）在这部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舌头都烂掉了”。只有斯焦法大婶语言生动、简洁、有力，话语充满了同情心。

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叙事核心同样是人物的话语和遣词造句，要知道整个“沙拉什卡”研究的就是对人的话语进行解密和破译，研究如何干扰和识别它们。沃洛金所说的如果是“完整的”语句，则是揭露式的，如果是“简短的”语句，则饱含同情——这是犯人的话语。而官僚主义者兼刽子手鲁萨诺夫说的是干巴巴的话语（甚至在梦中都在讲类似的话），当“某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但也可以说不是声音，而只是传达出来的思想罢了，命令他向旁边爬……那个清晰的声音马上又命令他向右转，而且要快些。于是他两肘和两脚一齐努力，……他还是爬去，而且还似乎有点名堂了。”这种沿着烟筒里的爬行让人恐怖，无形中拉近了鲁萨诺夫与那些“被成群地送往”无边无际的古拉格群岛的牺牲者之间的距离。

在愈是细微的场合，愈能发现作者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官僚词汇的使用，它构成了一个由毫无意义的命令组成的体系（《癌病房》的第十六章就叫作《荒唐的事》）。相反，犯人们备受压抑的话语则得到了释放和完善，它们创建了一个充满意义和音乐性的世界。《古拉格群岛》像奥威尔笔下的作品一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简化了的世界，这并没有完成作品的使命，那就是群岛上的居民再次获得内心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古拉格可能是有着各种残暴及暴虐行径的迷宫，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奥威尔笔下那个人与其囚犯号衣完全符合的世界。与丧失人性不同，这里存在着一定的道德评判标准，内部的伦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克里斯季娜·波莫瑞斯卡公正地指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个标题本身就是对丧失人性的挑战。Щ-854（这是在他的帽子上、胸前、膝盖和背上印的囚衣号），这个诚实且机智的瓦工，朝气蓬勃且为人豁达，在集中营里他有自己的名字和父称：在小队里，那被剥夺的做人的尊严又被重新恢复了。号衣是小说人物简短话语的一部分。而公正且击中要害的话则是被压迫者的防御武器。索尔仁尼琴赋予那些受奴役的人或是杳无音信的人以说话的权利，不让任何一个人（如果不算上刑事犯的话）向打上“编号”的利维坦[5]妥协。

同《第一圈》一样，《癌病房》里也进行了好几场文学方面的争论。焦姆卡读过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的波麦兰采夫那篇著名文章《论文学中的真诚性》（这是即将到来的“解冻”的第一个症候，当时是1953年12月）后，受到了鲁萨诺夫年轻、放荡且厚颜无耻的女儿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严厉批驳。“主观上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这个辩证法您懂吗？”《第一圈》中有一位人物叫加拉霍夫，他是一个“粉饰现实”的专家。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同样嘲笑了西方宣扬的“长篇小说已死”的论断。1963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派他参加欧洲作家联合会（意大利人维哥列里为会长）主办的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命运的研讨会。但是当你手头有两部这样的鸿篇巨制（一部已写完，另一部正在构思），而且又拥有大量的原始素材时，又怎么能对长篇小说作者已死的观点无动于衷呢？

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傻乎乎”的凯撒·马尔科维奇详细地分析了爱森施坦影片的风格，这使旁边的集中营惯犯勃然大怒：“那是故弄玄虚！其实很多艺术，已经不是艺术了。胡椒与罂粟代替了人得以存活的粮食！”这句鲜明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索尔仁尼琴小说诗学的本质，即人首先要拥有最基本的“可以糊口的粮食”，这是人存在的现实基础，只有借助于天赋和记忆的努力（作者认为，他并没有完全珍视自己记忆的能力）才能涵括这种现实。索尔仁尼琴对那些注定要进集中营的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他说：“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葛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简单的教诲？……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古拉格群岛》，第二部，第一章）记忆这座桥梁把古拉格群岛与那些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的人们联结了起来。而自由、被净化的笑则始终支持、加固着这种记忆，同时笑在瞬间爆发出的火光也留在了记忆里。索尔仁尼琴的每部作品都是“笑的陡然呈现”：记忆和笑（包括愤怒的、神圣的、致命的笑）在“调整”着作家笔下的现实之流，使其次序井然。

索尔仁尼琴研究“现实大陆”（那些常人和目光短浅的人是无法看到这些的）的能力是同浩如烟海的书信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信件，作品的内容将会黯淡无光。这些信件并没有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公允”而丧失自己的个性。更何况，为了拒绝客观的“视觉陷阱”，它与迫使人思考作家神圣使命的托尔斯泰写的那些权威的书信形成了对比。讲述体、讥笑、嘲弄，把一切没有人性的、摧残人的现象暴露于笔端、记忆中的抒情因素——所有这一切都使索尔仁尼琴处于一种难以安心的状态，使他不得不发起“攻击”，来完成上天的指示。

索尔仁尼琴没有发明新的形式。对他而言，一切都取决于素材。即使这样，《古拉格群岛》《红轮》及晚期创作的《两部分小说》在篇章建构上都极富创意。他甚至仔细地思考过文本在形式上进行重新设计的问题，这种“形式主义”从一部作品延伸至另一部作品。《第一圈》以各章节的目录开篇；在第一个俄文版本中，这些标题甚至根据每一页上的垂直中心轴而对称分布：这不是目录（目录在最后一页上，并指出了具体的页码），这是音乐中的序曲，使各个章节相互呼应（这些章节题目本身在整体上就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文本）。

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古典演说术的所有人物类型，但他们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只不过这种精力并不是从内部爆发出来的。有很多慢慢展开的隐喻，它们属于新的空间，例如，由沃洛腾采夫和他的同伴们在大地上推进并在寻找后退之路时发明的词“活地图”。再比如，《1914年8月》里有一个囊括一切的隐喻，文中的战场对怒气冲冲的庄稼汉而言却变成了一个打谷场。在讲述战争及其他任何故事时都使用了诗意的农民式的语言：“隐藏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倒像铺在打谷场的谷粒，等着炸弹碾碎自己的身体，碾碎每一个人唯一的这个身体。巨大的链条横扫着成排的士兵，打下了不为他们所知的可食用的小谷粒。”（第一部，第二十五章）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可以经常会遇到这种非常强烈的，几乎是“叶赛宁”式的抒情片段。它们在描写人类历史上的混乱和尔虞我诈的作品中构成了某种类似“天真的”（诗意的、宗教性的）文本。

作家喜欢莱蒙托夫的小说，因为他的小说和他的诗歌一样，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他进而补充道，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应该有着紧密的联系。的确，当每一章都被划分成诗节的一个独立的抒情单位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最严谨的诗歌组织原则。《第一圈》中《锯木》一章就是这样建构的，它的主题是重见光明（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常见的主题），讲述了四种相互矛盾的命运：处于“痛苦边缘”的雅科诺夫——当他在莫斯科流浪一夜后，他看到了城市上空绽放的黎明的霞光；坦然接受这种奇妙光辉的索洛格金；对它毫无反应的粗鲁的布良斯克庄稼汉斯皮里东；还有那个像索尔仁尼琴本人一样决定把囚禁当成“恩典”的涅尔仁。

作家试图找到这样一种体裁，它能通过语言来反映历史素材，而他自己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基于自身和他周围人的经验）。他也曾尝试过写作剧本；他的剧作曾在西方上演，在俄罗斯上演却是在1992年之后，但他的这一体裁创作，艺术成就并不高：索尔仁尼琴过于说教，过于执拗地向人展示古拉格的世界，他的剧作里有大段大段的解释说明性的文字。观众看剧时，希望情节具有象征意义，而在索尔仁尼琴的戏中却没有这些，这样的话剧会令人感到无比奇特。《鹿和小窝棚女子》的细节过于琐碎，《风中之烛》描绘了一个假象的、象征的世界，但它却“没有把握好”，分裂瓦解了。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明白，他在戏剧方面的创作整体上是不成功的，于是为创作戏剧而感到后悔：“先是在集中营，后是在流放地，我写剧本时所想象的只是30年代我在省城罗斯托夫看过的剧院演出的情景，这种演出在当时已经远远赶不上世界的戏剧水平了。我确信创作的重点是真实和生活经验，我没有充分估计到形式已经老化，20世纪的鉴赏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作者是不应当对此予以轻视的。”（《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第一圈》和《癌病房》，这两部作品构成了“复调”的姊妹篇，前一部更倾向于音乐结构，后一部则是绘画结构，此外，小说的写作要从属于两个主要任务：通过文中所有的象征，引导读者走近充满抒情和思辨的“拱形城堡”，并对每一个人物进行解读，要把幽默、愤怒、感动，有时仅仅是作者的观察等内容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出来。

我们总结出了四种人物之间的关系类型。第一种，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孤立的，人物形象体系力求让人意识到这种关系（所有人类阶层的运动，用多姆勃罗夫斯基的话说就像“松散的流沙”一样），这是令人恐怖的类型关系：“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癌病房》，第二部，第三十四章）第二种是嘲讽，通过讥讽那些严酷且过时了的规章制度，重新恢复不确定的、真正坦诚的人际互关系来建立联系。第三种是公开的反抗、对敌人的诅咒、对罪恶的忏悔，更宽泛点说，还包括自由的话语。最后，第四种是词汇之上的语言、洞察力、抒情色彩、人的改变和自我揭露。在这里，艺术尤其是音乐起着一定的作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里经常可以发现作曲家的名字。贝多芬、李斯特、古诺、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他们经常出现在那些最富有激情的片段里。我们不要忘记，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钢琴迷。他在“沙拉什卡”时曾亲自动手制作耳机，在囚禁期间的那些漫漫长夜里贪婪地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会[6]。

当作品里有太多的叙事空间时，索尔仁尼琴反而会感觉无所适从。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熟练地掌握了“短小篇幅”的写作，就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或者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是学“数学”出身，需求通过“节点”来过滤那些无穷的现实生活中的构想。对“紧凑篇幅”的偏爱首先会导致章节之间过于孤立以及浓郁的抒情气息。由于缺少错综复杂的情节，各个章节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而且更重要的是，每个章节似乎都处于死亡的前夕，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终结感，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情绪，同时又使人平静安定。这种写作方式给以将死的精神写出来的《牛犊顶橡树》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效果。

在《古拉格群岛》中，把各个章节连在一起的是讲述者兼时事编辑、自传作者那种感情充沛的祈求的口吻，有时是愤怒的，激情满怀的，有时是嘲讽的或是尖酸刻薄的。这部长篇巨著与编年史文献最大的不同就是文中的讲述者，他对读者大喊大叫又严厉斥责，大声疾呼又万般恳求，他的在场赋予了全书一种令人振奋的基调。在这个大力士的助力下，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无穷的力量和嘲讽的激情！他经常借助于各种独特的、充满嘲讽语气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古拉格之前的世界，人类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古拉格世界的喻体，这首先就是荷马的《奥德修记》，在小说里，如粉红色朝霞的厄俄斯[7]每天早晨都抚摸着散落在爱琴海上的群岛。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奥德修记”更加阴郁：古拉格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海船变成了“集中营囚房”，变成了由奴隶们组成的“现代驼队”。流放者们恐怖的长途跋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之旅。这些多余的人类“汇集”为一体的繁重劳作成了赫耳库勒斯建立的新功绩。我们眼看着斯大林的“法则”演变了一个个新的偶像，它要求各种新式的祭祀仪式。与新帝国里诞生的祭祀相比，古代的血祭都一文不值了。叙述者假装他很平静，此外，他对这些压迫者们也表示理解。他明白他们的生存逻辑，还关切地注视着他们的作为与“成就”。在这个丧失人性的地方，没有谁会去关注他人的恶行：“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8]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9]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第二部，第一章）这段援引自《福音书》的话揭示了索尔仁尼琴的基本思想：人类是在沿着基督走过的路而前行。当今的这个时代是让人受难的时代。久经考验的讲述者清晰冷静的嘲讽针对的是我们之前的整个人类社会，针对的是所有“自由的地方”，针对的是整个致力于“寻找失去年华”的西方艺术，但这种艺术未必能将自身的高雅应用于古拉格的现实中来。“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都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形象都被赋予了这种辛辣的讽刺特征。他自己讲过，集中营犯人会快速地评价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人物。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戏谑而又生动的隐喻。人类社会是寓言中的动物世界，在这里残存着俄罗斯民间童话故事和勇士歌的幽默感。舒鲁宾就像一只停靠在栖木上的雕枭卧床不起。克雷莫夫上校则像一头俄罗斯大熊，身材肥胖、蠢笨，长着一双真诚的眼睛。当他在辱骂自己同室的病友时，我们看到的仿佛是果戈理笔下的索巴凯维奇。但他同时又是豁达、忠诚的，这也像俄罗斯大熊。西拉奇·卡奇金则是一头公猪。狡猾、精明的农民阿尔谢尼是童话里机智主人公的化身。而涅奇沃洛多夫则是新壮士歌里的勇士；萨姆索诺夫像伊利亚·穆罗梅茨[10]一样，站在了十字路口，等待死亡，他身上的力量转给了沃洛腾采夫（正如年老的斯维亚托戈尔在临终时把自己的力量传给伊利亚·穆罗梅茨一样）。

尽管《1914年8月》写的是一个悲剧，但通过借用这些民间智慧（尽管其中包含着不同的道理），使作品被赋予了一种净化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思想的功能。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谚语及充满睿智思想的警示性话语，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在灾祸中，并非一切都遭到了破坏。谚语不仅仅是民族幽默的外在体现：就像在托尔斯泰笔下一样，它们是人民存在的标志。文中还有一些直接从《战争与和平》里借来的话。比如，炮兵切尔涅克就不禁让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图申上尉。这个把马掌都能弄弯的巨人懒洋洋的，仿佛是随意中就下了命令——但大家都听命于他，没有任何疑议。一些俗语我们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就已经遇到过，如“厄运寻人”（《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一部，第12章）。在思想方面，《1914年8月》是一部与托尔斯泰的观点截然相反的书，因为索尔仁尼琴相信个体的作用，相信历史中的“勇士”和“骑士”的作用，所以在《红轮》的第一卷里可以找到与《战争与和平》之间嘲讽式的对照。顺便说一下，托尔斯泰也曾打算写一部关于伊利亚·穆罗梅茨的小说。

索尔仁尼琴认为，在俄罗斯作家中，茨维塔耶娃和扎米亚京在文学创作方面与他最接近。如果语言探索（就像在民族语言中一样，竭力追求句法上的紧凑性，“古俄罗斯”的新词，试图使词语获得最大的情感张力）是三位作家共同的创作特征的话，那么这应该是因为茨维塔耶娃和扎米亚京都对民俗感兴趣。茨维塔耶娃那两部以阿法纳西耶夫民间童话故事集里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的长诗，其独特的韵律和“不正确的”句法很可能会引起索尔仁尼琴的兴趣，因为它们充满了纯俄罗斯式的表现力，语言手段极其简单，充满了丰富的寓意，这些都是民族话语的典型特征（在书刊审查制度的强压下，这种语言消失殆尽，为此作家感到十分惋惜）。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扎米亚京也是作家兼学者。作为一名造船工程师，他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新奇别致。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式的幽默与扎米亚京的十分接近。而列米佐夫辞藻华丽、仿民间文学的描写却让索尔仁尼琴感到陌生，尽管他们在语言探索方面走的是同一条路。要知道，索尔仁尼琴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文学语言进行革新。早在1920年，在彼得堡艺术之家的讲座中，扎米亚京就说过，俄罗斯文学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文学语言同日常会话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经历了几个阶段，从赫列勃尼科夫的语言神秘主义、皮利尼亚克的文学蒙太奇再到《伊万·杰尼索维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处处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矫揉造作的语言，于是又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日程上。索尔仁尼琴的一些核心观点可以在1965年《文学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这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媒体上发表的倒数第二篇文章[11]）。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一句谚语：“要想让汤香，不是加焦油，而是加酸奶油”。索尔仁尼琴提到了达里，以及那些“关心”俄语的人，关心它的纯正、丰富、“容量”的优良传统。他解释说，在构成一部作品的风格中，文本自身的“容量”和句法联系的力度很重要，并以两个推崇俄语词的作家为例，他们的语言风格以将外部的松散和内部的能量相结合而著称，他们就是赫尔岑与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是伟大的苏联小说家，歌唱穷苦人的诗人，同时又被称作乌托邦分子和反乌托邦主义者，他笔下的人物灵魂及语言非常坦诚，隐喻较少，但又总是出其不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早在彼得一世时期起，我们的书面语要么是遭受国家政权强制性的破坏，要么是受制于按法语模式去思考的有教养的阶层，要么受译者匆忙翻译的影响，要么受那些知道思想和时代（而不是语言）价值的作家们匆忙写作的影响。”在列举了语言遭受的各种灾难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词典的匮乏，对于俄语而言典型的构词手段的遗失以及从其他外来语（尤其是德语）中借用的笨拙的词尾。然而俄语自身“简练、有力、灵活的特点却减弱并消失了”。国际上通用的希腊和拉丁语的术语挤满了俄语的整个空间。构成副词的自由没有了，而“副词里蕴藏着我们民族语言简练的特性”。最后，那种在俗语和壮士歌里随处可见的民族语言的句法自由（这是茨维塔耶娃特别想试图恢复的特性）不存在了。俄语的句式被欧洲化了。

这篇文章使得人们重新看待索尔仁尼琴的语言革新甚至是他那不同寻常的举止。每发表一部新作品，作家的语言都变得更鲜明、更有力、更具有音乐性。索尔仁尼琴经常采用省略并对错格[12]情有独钟。他对越来越多的“新罗斯词汇”感到愤慨，对其句法搭配表示诧异，这些手法的本源就是谚语，索尔仁尼琴在文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插入句和印刷符号，这使文本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作家的语言有时变成了字谜、语言暗礁，既美丽又残忍。在加入一些集中营黑话和方言土语后，这一语言对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下贫乏无味的语言进行了讽刺，它还因其地域特性而令人惊奇。这种语言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尤其是在那些崇尚“优美音节”（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布宁创作出充满活力的作品来）的老一代侨民中。

当然，外国读者能够感受到的仅仅是对这种力（甚至可以说是语言暴力）的微弱回应。挑衅（这是持不同政见者对安分守己者的回应，是被迫害者对迫害他的人的回应）让索尔仁尼琴产生了在语言层面进行某种变形的想法，这与布尔加科夫、多姆勃罗夫斯基、西尼扬夫斯基在情节层面上的幻想类似。译者试图让读者对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语言团块”有一个哪怕只是大概的了解。例如，作家对语言的偏爱贯穿了整部《古拉格群岛》，文中他使用了那个古旧的俄语词“острог”[13]来指称监狱，以区别于恐怖的苏维埃新词：“啊，俄文中острог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都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冻木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富有诗意，简直就像赫列勃尼科夫处理语言的手法一样，更何况之后还发生了语言巨变。一个犄角被磨平了，但是1917年后，又长出了第二个犄角：“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儿。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呵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1938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14]！”监禁（тюрзак）这个“乏味”的合成词源于索尔仁尼琴厌恶的苏维埃词汇，这同样也是现实中令人憎恶的东西，要知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官方术语“监狱禁锢”的缩写。

《1916年10月》里也有一个例子：“俄语中有一句话——‘开始主宰’（зацариться）。但指的不是这个沙皇，而是一句旧话。就是说是在人民的观念中有这种假设吗？这就意味着，掌权时忘乎所以，忘记自己、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人民受限制。任何一种扩充都应该有限度，人民也应该有限度。”可见，作家由这个古旧的、不常用的词得出了一个长篇大论。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民族对时间过长的执政只用一个简洁的词就表达清楚了，而其他语言却需要借助冗长的短语来表示，这一点极具象征意义。

《第一圈》中，索罗格金竭力避免使用“鸟语，即外来词汇”：比如，他用“照管”（доглядать）这个词来替代“监视”（шпионить）。依照自己制定的“语言扩展”原则，索尔仁尼琴以“观点”（взгляд）这个词为基础创造了许多新词，例如“趁……不注意”（невдогляд）：“那些预备役兵背步枪背得累了，就像肩上挂着一根沉重的棍子似的。穿着崭新的硬邦邦的靴子也很累，挎在肩上的皮带勒得他们好难受，于是，他们趁着军官没看见，就脱了靴子，光着脚，有气无力地走着。”省掉动词，使用富有力量的副词是索尔仁尼琴喜欢的一种方法：作家不仅经常在文章里，而且在长篇小说中也多次使用副词。

索尔仁尼琴坚决地捍卫每一个词的意思甚至某个词的某一层含义（甚至为此不惜违背和反对所有人），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只有从农民口中听到词的另外一种意义时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作为力量集中的统一体更倾向于使用简短的词语、严谨而又紧凑的语音组合。比如那个几乎无法翻译的文集标题《在巨石的重压下》（Из-под глыб）。这里只有两个简洁的词，它们在语音上既丰富又封闭。第一个词中蕴含着想要托起第二个词的绝望的努力，后者是唯一一个从“鞑靼语”的元音中提炼出的音节，安德烈·别雷和达维德·布尔留克对这个元音都特别偏爱。出版于1979年的一本小册子（后来成了《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第五章）也因其标题《透过烟雾》（Сковзь чад）而让译者颇感为难。这是两个孤立的单音节词，除此之外，还不易拼读。但作者正是想达到这种效果——亦即借助它们难以发音的特性（如同马雅科夫斯基一样）传达出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感觉。这个词组在他的长诗《普鲁士之夜》出现过：“透过烟，透过雾，透过烟子，到处都是穿梭来往的欧洲的胜利者——俄罗斯人。”在巴黎出版的文集第十卷中刊登了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论该文集常见的一些语法动机》。索尔仁尼琴在文中激烈地驳斥“消除语言的独特性”的观点，特别反对1918年“熵变般”的正字法改革。他赞成语言应最大限度地进行分化（这一点不同于同茨维塔耶娃），并遗憾地承认“教会斯拉夫语及古俄语字母”（ятя）必然要消亡，坚持主张要使用字母“ё”。也正因为这个字母，很容易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区分开来。索尔仁尼琴支持使用那些根本就无法译成其他语言的带有前缀的副词，坚持像“пальто”或“жалюзи”[15]这样的名词应该遵循“民间的”变格原则。最后，他宣布必须进行标点符号的改革，这将摆脱不必要的逗号（“读者不应见到过多的逗号，这会加重句子的负担”），但与此同时，可以“使用减缓语速的逗号来加强语气”。或许，这就是他倡议改革的主要意义，即赋予俄语语句额外的音乐标识。

索尔仁尼琴特别关注那些有关其作品韵律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被赋予视觉形象和运动副词的较长的语言队列到单音节词的空格，索尔仁尼琴诗意描述的语言单位“散落”在他的小说里，作家精心地选取俄语词。“辎重车、炮车、救护车……横不成行，竖不成列，东一辆西一堆，挤满了林间空地。二轮马车、大型带蓬马车上挤满伤员、医生和护士……步兵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脱下鞋，有的从下面挤进来……马背上哥萨克骑兵密集地抱成团，还有各自为政的炮兵……一群穷途末路的散兵游勇。”（《1914年8月》，第二部，第五十二章）街头即景的这一片段给我们举了排比的典型例子，它的节奏激动人心、时断时续，并近似于一体主义[16]：同情心使人与人变成了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酷爱语言素材的工程师，索尔仁尼琴是俄语的狂热推崇者，未被研究过的领域深深地吸引着他，就像曾经吸引过别雷、赫列勃尼科夫、茨维塔耶娃一样，但作家并不是一个“过去主义者”。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语言改革。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内容丰富、语义厚重，尽管使用了各种修饰语但并不渴望精美，艺术纯熟，对危险充满了鄙视。这位语言工程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如他会适当考虑比例，用数学公式来给轮船配备设备，收集卡片并将之归类，最大限度地使用隐喻。但他这位艺术家会保证这艘载重船诗句铿锵，乐感十足，尤其是在人物进行内省时就更为美妙；用愤怒、训诫，首先是嘲讽（它成了索尔仁尼琴所有作品的主基调）的有力诗篇吹动着这艘船。他不但向自己的同胞鼓吹自我节制，而且始终坚持恢复俄语原有的能力。然而这种回归不仅没有妨碍，甚至还与索尔仁尼琴的词典标题“语言扩展”（这是作家历经数十年的研究成果）相辅相成。但是，我们想更正一下：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些尚未研究清楚的、不可估计的能力就是能量的源泉，它不会因俄罗斯命运的多变而消失。语言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正如日复一日的劳作，正如阴雨的早晨在“沙拉什卡”里锯木柴，正如在星空之下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决定，它是力量的奇迹，整个民族在诗意的瞬间汇集起来的意志。繁重的军事劳动，在酷寒中瓦匠伊万·杰尼索维奇那份快活的工作，如果说这不是隐喻，那么，或许，它至少是原始的、唯一永不枯竭的力量——即俄罗斯语言——的变体。

[1]“马雅可夫斯基是被强制性地要求加入这些因素的，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土豆一样。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对此，我们不能怪罪他。”（Пастернак Б. Люди и положения // Пастернак Б. Собр. соч.：В 4 т. Т. 4. М.，1991. С. 338）

[2]传说中的弥赛亚城。——译者注

[3]指包含许多不懂的词和术语的语言。——译者注

[4]西尼亚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个听起来极不悦耳的“苏维埃词汇”，是“革命乌托邦”的反映。

[5]《圣经》神话中的巨大海兽。——译者注

[6]参见：Копелев Л. Солженицын на шарашке // Время и мы. 1979. №40.

[7]古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译者注

[8]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译者注

[9]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译者注

[10]勇士，俄罗斯12—16世纪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译者注

[11]最后一部作品是《扎哈尔—卡利达》，发表在1966年《新世界》第一期。

[12]一种修辞方法，故意违反语法规则，用以表达某人的言语特征。——译者注

[13]Острог“奥斯特勒奥格”——这个词的原意是用尖桩紧排成的围墙，与“严厉”（строгость）、“鱼叉”（острога）、“锋锐”（острота）、“谨慎”（осторожность）、“犄角”（рог）等词有词源、词义或音节上的共同点。——译者注

[14]监狱禁锢（官方用语）。

[15]两个俄语词均为中性名词，不变格。——译者注

[16]一体主义——是20世纪初由法国诗人、小说家于勒·罗曼提出的概念和文学口号：作家应该描写人们的“一体生活”（罗曼的首部诗集就以此命名）而不是个人的生活。一体主义最出色的范例就是于勒·罗曼本人写的27卷小说《善意的人们》。这本叙事作品描写了成百上千的人物，展现并对比了20年间他们的命运。

俄罗斯人的使命

“老实说，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写俄国革命的历史。自1936年起，这项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总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打搅，分心。”[1]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就像《古拉格群岛》一样重要，更何况，没有这场革命，就不会有古拉格。像西叙福斯一样，索尔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块石头后，就开始搬第二块石头，它要比前面的那块石头重好几倍，那就是讲述真实的俄国革命。他年复一年地创作这部史诗性巨著，在这部作品里，真实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罗斯，这是饱经创痛，因自己的过失和疯狂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那个俄罗斯。“我笔下的《红轮》是一部悲剧史，它叙述了俄罗斯人在疯狂的状态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2]当在《古拉格群岛》中思考弗拉索夫将军的命运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一点，即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最坏的命运。他最初构想这部史诗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结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后，他就停笔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后一卷里收入了史诗的整个写作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个别“卷”的写作方案时详细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场是《革命》：1—3“卷”，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场将叫作《民权》：4—7“卷”，可只写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写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应地被命名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设想，这些卷里面的故事都将发生在“以斧头为标志”的时期（这是1862年匿名传单《让我们召唤罗斯使用暴力》的作者们鼓吹的对老百姓进行镇压的主要工具）。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我们不仅要追随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还要比18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分子更彻底，如果为了推翻当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还要多流两倍的血，我们也毫不胆怯……我们对……俄罗斯灿烂的未来……充满信心，俄国有幸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将发出一致的呐喊声：‘让我们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见，“民权”（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将通过民族狂热主义得以实现。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民权”一词绝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词更无情、更残酷。

第三场称作《政变》。这里，再次选择了一个非中性的词语：“政变”（переворот），是政权的急剧更迭。这一场的六“卷”书应涵盖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的全部历史。第四场《我们互相残杀》将主要讲述从1918年11月到1920年1月的国内战争。第五场和最后一场（像经典悲剧一样）《前途无望》写的是从1920年10月到1922年春天的俄国历史，小说将以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结束（小说的主人公普鲁日尼科夫将参加此次起义）。小说同样还有五个尾声，它们原本会写在1928年、1931年、1937年、1941年和1945年发生的那段历史。

综上所述，按照作者安排的时间顺序，小说最终结束应该是在1922年或者1945年（按照一位中国老头给沃罗腾采夫算的卦，这是他去世的时间[3]）。作者在史诗中细致刻画了成百上千的人物。但索尔仁尼琴并非仅仅在讲述，他的作品包含有教育意义的成分。那些概述性的章节被一些报刊评述（像多斯·帕索斯那样）或者各种思考（像托尔斯泰）所取代，而且它们全部都包含说教的功用。就像《上尉的女儿》里那样，民歌和正式歌曲的片段时常出现在文本中。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与侨民作家马尔克·阿尔达诺夫的历史长篇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比。比如，在他关于列宁的小说《自杀》中既有内心独白，也有场景的快速转换和“拼接”，故事情节还经常在帝国和侨民圈中不断切换。《红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首都性”。当然，情节很多是在莫斯科，更多是在彼得格勒展开，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其他地区，对俄罗斯外省，对库班和坦波夫等地的向往。然而，二月革命仍旧是彼得格勒的革命；而且有关首都的章节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这违背了作家的愿望[4]。萨尼亚·拉热尼琴热爱新的、南方的俄罗斯，她勤劳、辽阔、草场众多，这是带有浓厚的青草味和酷热气息的俄罗斯。“但是这几年来，自从萨尼亚熟悉了那个地道的、布满森林的真正的俄罗斯，也就是沃罗涅日这边以后，他就对两边都眷念起来了。”索尔仁尼琴的一个远祖就来自沃罗涅日附近的村镇，被彼得大帝强迫搬离家乡，他就定居在库马河右岸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这里是俄罗斯偏远的西部边境，在这里每个人都远离他人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这里地域辽阔。这块草原上的俄罗斯，这块独立勤劳的“暴动者”的沃土，成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摇篮。

这些地方，这些哥萨克的居住地同样也是《静静的顿河》的故事发生地。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部史诗，他自己写的史诗和它成了“邻居”。但是，他指责肖洛霍夫造假，他认为《静静顿河》的作者是哥萨克克留科夫（在《1916年10月》中他化身为科维尼奥夫，他与瓦尔索诺菲耶夫一起在揭示该卷思想内容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索尔仁尼琴的俄罗斯是让他感到亲切的南方、西部前线和西伯利亚。对他而言，俄罗斯的中部腹地是这个民族的神秘发源地，这是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直憧憬的地方，也是《玛特廖娜的家》里的讲述者怀着孩子般的崇敬之情为自己发现的那个地方，俄罗斯的中部地区有着宁静的自然风光，那里的教堂耸立于上岗，矗立在小丘，如同身着“白色和红色衣衫的公主”，“高居于平庸和粗糙的日常生活之上”。但这个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却是一个被玷污的王国：教堂变成了木材厂，镀金的钟楼被洗劫一空。她谦逊的美丽竟被忽视了上千年，她被人任意践踏。在《袖珍散文》里，作家歌颂了这位俄罗斯母亲，就像勇士歌中被赞颂的那个消失于水下的基捷日城一样：“若能永远在这里住下该多好啊……在这里，心灵，宛若颤栗的空气，会在天水之间潺潺流动，还会有纯洁、深邃的思想汩汩流淌。”（《塞格登湖》）但是湖却被“凶恶的公爵，斜眼的恶魔”占领了，被这位当地的要人及这位“恶魔的狗崽子们”占领了。这直接取材于俄罗斯童话中囚禁了皇太子伊万的科谢伊·别斯梅尔[5]的故事，但它也同样是古老的斯拉夫神话题材，亦即被蛇形怪物虏获的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甚至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都涉及到了这一题材。这个中部的、森林密集的俄罗斯腹地（在《第一圈》中化身为阿格尼娅这一形象）原来却是难以企及的，她既是俘虏又是一个神话。她暗藏在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中，对他来说，她就是支柱：她是原始森林，她是永远不会成为事件场所的那个神秘的俄罗斯。

就这样，寻找真理、追寻圣杯[6]获得了明确的含义：这就是对俄罗斯的寻觅。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这种探寻还不是很明显；而《玛特廖娜的家》里面的探寻更多带有民族学性质；《第一圈》中则属于道德和哲学方面的探索。但在《1914年8月》中，它就成了核心主题。之后在索尔仁尼琴几乎所有的采访和演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追寻（多得都让人生厌了）。所以，他在佛蒙特建立纪念俄罗斯的图书馆以收集同代人未发表的回忆录就不难理解了。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所有景物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位于莫斯科州与卡卢加州交界的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作家从1965年到1973年多次来此居住。最新版《第一圈》第四十四章标题就叫《在辽阔的大地上》。文章深情地提到了这个美妙得无与伦比的“地方”，并称如此美丽的地方在瑞士都找不到[7]：“这种辽阔是立体的，如果不多次转动一下自己的头颅，是无法将他们收尽眼底的。”这块地方无边无际，远方生长着参差不齐的森林。“一望无际，轻松自在！”在这个地方的中心是一片白桦林，林中掩映着真正的俄罗斯墓地——被遗忘的墓地，但它更为这里的景致增添了一份自由与美丽。而不远处却是丑陋而残破的村庄，就如同果戈理小说里的一样。通过英诺肯基与他的小姨子克拉拉的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已变成仓库的丑陋的圣诞节教堂。克拉拉甚至觉得，英诺肯基像叶赛宁一样，他怅然若失，几乎丧失了俄罗斯性格的他从欧洲回国，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满目疮痍的俄罗斯……然而，正是这个面目全非的俄罗斯，这个让那些“斜眼的恶魔们”霸占的俄罗斯，肯定了英诺肯基·沃洛金的牺牲精神，并使他重新获得了道德感。

这个坐落在辽阔自由原野上（尽头是森林和太阳光线）的被废弃的圣诞教堂，是俄罗斯圣诞的象征，在外交官沃洛金看来，与西方富有、商业化的教堂截然相反，它显得寒酸而丑陋。主人公对真实罗斯的了解就此开始，他即刻懂得了那些强加给罗斯的无意义的受害者们：方尖碑让人联想到“第四民兵师的战士们”，这些扛着一条枪就上了前线，要面对四倍或五倍敌人的可怜人……当一个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为凄惨的境遇；但在《1916年8月》里，对此的答复却是：“我只局限于俄国”，或者，像在《牛犊顶橡树》里说的：“不住在俄国，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促使索尔仁尼琴创作这部历史巨著的动因是俄罗斯的神秘属性，她既强大又软弱，既纯洁又污迹斑斑，既奴性十足又是未来的歌家……正如他在哈佛演讲中提到的，在与蛇形怪物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的俄罗斯人具有西方人身上看不到的纯正和勇敢。俄罗斯人的这两个极端性——即灵魂的堕落与重生，丑陋与纯洁——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互不分离的，这也是斯拉夫派老掉牙的一个悖论，而这一点《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要比19世纪他的那些前辈们讲得更清楚。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轮子或磨盘成了祖国遭到毁坏的突出意象，这也是这部史诗性著作《红轮》标题的主要寓意。时而这是那个“把心灵磨成齑粉”的磨盘，时而这是决定死囚命运的“巨大车轮的转动”（《古拉格群岛》）。在《1914年8月》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火轮。这是被火笼罩的石磨的两翼——它们刚好是在阿尔谢尼·勃拉格达廖夫与叶戈罗夫·沃洛滕采夫相遇时燃烧起来的。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先知以西结看到的那个异象：火轮上全是火，轮辋周围是无数的眼睛。而在第三十章展现我们面前的，是医院的敞篷马车上脱落的一只发狂的轮子：“……它滚动着，这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巨轮！这为所欲为的巨轮！这遏制不住的巨轮！这压倒一切的巨轮！……这血红血红的车轮！！！”当萨姆索诺夫下令撤退而且周围的一切都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轮子，不过它是天上的轮子。有一次，我从威尼斯给索尔仁尼琴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的是托尔切洛岛上教堂里的水彩壁画：圣父的脚下是红色的轮子，就是《以西结书》中那个发着火光的轮。他很喜欢这张明信片，并且令我十分诧异的是，我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看到了他对此事的简略记述：“突然，给我寄来了一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威尼斯一座小岛上的柱厅[8]壁画：在神座旁的红轮图像——这应该如何理解？好像是‘以西结[9]的双轮马车’，这象征着天意。”

于是，处在这个火象星座下的索尔仁尼琴式的俄罗斯，注定会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说来奇怪，在作家笔下，无论是那些俄罗斯的反对者，还是俄罗斯的捍卫者，他们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如今，世界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俄罗斯的毁灭”——这是《列宁在苏黎世》中帕尔乌斯的思想。而1979年2月，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伊万·萨皮耶特的采访时，他自己也说道：“当苏联国家制度将发生变化时，整个世界生活的轨道也必将改变。现在是整个人类史上的拐点所在。”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相似之处：《第一圈》中，斯大林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在自言自语中对那些富人表达了不满；在自己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始终在揭露“富人”，从《玛特廖娜的家》到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他认为，俄罗斯的真正使命是遵循大斋期东正教的传统。也许，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表明，索尔仁尼琴暗自赞同恶魔幽灵的路德主义：敌人借用了真正骑士的武器和言语（正如斯大林使用从中等宗教学校学到的宗教语言一样）。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列宁在评论俄罗斯人民身上“无限的耐心”时，他陷入了绝望：他用指甲点着报纸上的简讯，为俄罗斯在一战中的失利而感到高兴，与此同时，对在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中燃起的俄罗斯之火的熄灭，他也感到由衷地惋惜。但是，索尔仁尼琴赞扬的正是俄罗斯的这种火，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了俄罗斯之火。

对他来说，发生起义的俄罗斯是旧教派信徒的俄罗斯，他们死于彼得大帝的龙骑兵之手，或是在巨大火堆里自焚而死。不了解的人，会对那些旧信仰的维护者加以蔑视或嘲笑（皮埃尔·帕斯卡在所著关于阿瓦库姆和分裂运动[10]开端的巨作前言中将他们与法国詹森派教徒作了对比[11]），这样的人灵魂上不属于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始终在为旧礼仪派教徒辩护，反对官方东正教会说他们耐心不足，反对巴黎发行的《俄罗斯东正教通报》上的作者的观点，反对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他将1978年实施集体自杀的约翰斯敦宗派主义者与旧礼仪派教徒相提并论）。

到美国后，索尔仁尼琴决定去拜访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族团（1975年，他经由加拿大去了那里），随后再参观反仪式派[12]的居民点（这次访问没有实现），最后再去拜访俄勒冈州[13]的旧礼仪派教徒。他在俄勒冈时遇到了一群身穿萨拉凡[14]的姑娘，她们都操着最纯正的俄罗斯语言，“当看到她们还完好地保留着民族的风貌、民族性格，听到她们保存完好的与生俱来的俄罗斯语言，即使在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就是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你都不会感觉到像置身于她们之间时那种身在俄罗斯的深切感受。”（《一封美国的来信》）画家康德拉绍夫是透过一组俄罗斯风景画来表现这一暴动中的俄罗斯，如表现俄罗斯的农民暴动、民粹派和列宁等（但在九十六章版的《第一圈》中，列宁却并属于“火热的心灵”之列），这并不是那个思想家兼博览群书的列宁，而是一个发狂（尽管不断控制自己的激情）的列宁，他固执己见、严峻冷漠、身无分文。不过，在《红轮》的各章陆续出版后，读者们发现，索尔仁尼琴的敌人即1917年那场旷世浩劫的真正元凶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人和最高权力机关。只有那个因迫不及待而急切万分，因环境所迫滞留在弹丸之地的小国瑞士的列宁才会气呼呼地抱怨道：“俄罗斯这盆发酸的面团，别指望能用它做出什么来！为何他会生在这个无比粗俗的国度里？！因为你身上流的四分之一的血是俄罗斯的，正因为这一点你的命运就与这座破旧的俄罗斯马车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列宁在苏黎世》）索尔仁尼琴急切地想展现自己眼中的列宁形象，于是不等《红轮》最初几卷出版，他就把有关列宁的这些章节单独发表了（这些章节将在《1916年10月》中获得完全的体现和揭示）。索尔仁尼琴想尽快向读者呈现，列宁怎样受到了帕尔乌斯-格利凡德的诱惑，甚至可以说，是“小人物”（拉丁语即“帕尔乌斯”）诱惑了一个“伟人”（列宁）。因为这些章节散布在《红轮》[15]第二卷第二部中，所以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整体，而帕尔乌斯与“玛格努斯”（即列宁）相遇的场景则很集中，更加凸显了人物的性格。

但是，那些激烈地评议祖国而实际上从事破坏活动反对祖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如同新约中所说的“如温水”（“你即如温水，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第三章，第15—16页），这也引起了索尔仁尼琴对他们的厌恶。《红轮》作者的立场与俄罗斯侨民、英籍历史学家格里高利·卡特科夫很接近，后者是著名记者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侄孙。这也促使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格里高利·卡特科夫《二月革命》这部书的俄文版。他选定了译者，并于1984年由巴黎“伊姆卡”[16]出版社作为索尔仁尼琴倡议的《当代俄罗斯历史研究》系列丛书的一本得以出版。后来，苏联解体后，又在俄罗斯再版。索尔仁尼琴曾在伦敦与卡特科夫见过一面，并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刻画了他这个令人同情的形象：“还有一种高贵的命运，它并没有全力以赴地为俄罗斯服务，却在侨居时就枯萎了[17]。他声音温柔，是一个富有魅力、真诚的人。”历史学家卡特科夫特别详实地研究了俄罗斯的自由党人、共济会会员、立宪民主党人等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而进行的各种激烈斗争，也研究了无情批评政权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18]及其他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此外，他还阐明了德国对俄罗斯革命者所采取的政策（著名的一节“封上铅印的车厢”只是他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尤其还研究了哪些人充当了这一政策的中间人[19]。顺便说一下，索尔仁尼琴提到的那些帕尔乌斯的传记作者都是卡特科夫的学生[20]。

在《红轮》第二卷的第五十六章和第六十三章里，索尔仁尼琴愤怒地谴责了自由派分子；他的嘲讽还从没如此深刻有力，他反对议会制的立场也从未如此鲜明。像齐赫泽[21]和克伦斯基[22]这样的“小丑”或米留可夫[23]似的“玷污俄罗斯”之流的真正本质在议会的这场“杂耍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家兼讲述者寸步不离这个“进步联盟”的领袖，和他一起登上讲台，尖刻地打断了他正如日中天的命运，通过一些毫不起眼的简短答话再现了其内心朴实的想法，当面揭穿他的诽谤行为，幸灾乐祸地嘲笑他话里所使用的法语词汇。索尔仁尼琴并非没有看到沙皇政权的软弱及其可怜的行为能力，相反，他对此感到悲痛：亚历山大三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力量消耗殆尽了，听不进那些明智的建议，而是听取那些谄媚者的低声絮语以及饶舌者的俏皮话，就连他们自己说话时也不再理直气壮。

《末代沙皇特写》作为后来补充到《1914年8月》里面去的一章，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冗长的自白（作者借鉴了20年代苏联发表的沙皇日记，还有其他一些文献和回忆录），书里鲜明地刻画了这位沙皇善良的本意及他的优柔寡断。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尼古拉是一个温顺、迷恋古罗斯的皇帝（他最喜欢的皇帝是虔诚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但他却没能发现“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仅向万能的上帝敞开，而普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清楚地知道俄罗斯的祸根在哪里，亦即仇恨，更主要的是“有教养的阶层”（其中不仅包括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有不少的贵族、神职人员、商人甚至是农民）对自己祖国的仇恨。索尔仁尼琴甚至还十分乐意地强调说，沙皇早就有了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规划（这是他最喜欢的事情）。此外，作家还指出，当这位俄国沙皇来到某个封闭的圈子里时，他会表现得极其软弱，还有资产阶级式的怯懦。索尔仁尼琴只对一些个别的保皇党人有好感，如拥护按照16、17世纪的方式召开全新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十月党人希波夫。

《末代沙皇特写》里充满了各种史实与暗示的话语，篇幅也不短，它清晰地回顾了整个历史，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对作为历史学家的索尔仁尼琴所使用的手段有个清楚的了解：这是一种“负荷颇重”的技法，这种技法要求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亲眼所见的证明材料。当法官兼讲述者内心迟疑，无法说出明确的观点时，这种技法就变得更重了。当温柔（对萨姆索诺夫）、仇恨（对帕尔乌斯）或者鄙视（对米留可夫）不能振奋索尔仁尼琴的心情时，他自己似乎也丢掉了那个“唯一正确的一种思想”——然而要是没有它，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也就不能评判人类和历史。史诗的最初几卷写得特别吃力，进展缓慢，这也表明索尔仁尼琴作为长篇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性。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援引自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职业历史学者的文集汇编。索尔仁尼琴扩大了这个圈子所能涉及的范围，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红轮图书索引》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将所获得的所有文本资料及侨民界出版的所有图书都摘录到卡片上，包括米留可夫、梅利古诺夫[24]、马克拉柯夫[25]、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26]、邓尼金[27]写的书；历史学家普什卡列夫、波尔托拉茨基，哲学家伊利因、费多托夫等人的著述；此外，还有一些国外作者的著作，尤其是德国人关于布列斯特-立陶宛和约、帕尔乌斯等的书。《红色档案》杂志上刊发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资料也非常重要。索尔仁尼琴收集了大量参与这些事件的幸存者的证言，还亲自对白卫军老战士及临时政府部长的女儿进行采访。他的本意是要推翻那些错误的，但却被普遍接受的看待历史事件的观点。这几乎是“造物主”的愿望，再加上还要亲自看到、听到、感受到这一切，还想在历史的织体中赋予各卷一定的深度，这些都使写作达到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规模。作者本人也时常暗示自己这是在与死亡赛跑。

在1979年至2007年的演讲中（那时重新出版了他的《二月革命的深思》），索尔仁尼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亦即对“自由”革命的谴责：“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传说。如果深入了解二月革命时期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和所有现实的环境时，那么一切都会明了：除了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已无路可去。它的每一步都矛盾重重。1917年整年（这一令人惊讶的历史过程）就是二月革命自我垮台的历史。那时执政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人在半年内，将俄罗斯拖到了几乎全面崩溃的地步。”[28]索尔仁尼琴的写作越深入，他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一切都是伪造的，而西方的历史学家却只会跟在苏联历史学家后面亦步亦趋。

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歪曲的、不正确的阐释，而更常见的则是谎言。因此，索尔仁尼琴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又重新提到了斯托雷平[29]及其1906—1910年间农业改革的重大作用；推测暗探局曾向斯大林支付报酬；解构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神话，这个神话在《静静的顿河》中被人为地夸大了（根据D.（即梅德维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的观点，这一片段毫无疑问是别人动的手脚）。俄罗斯“模式”是未来悲剧的预兆，1980年代的西方与1980年代的俄罗斯几乎一模一样：恐怖分子，迷失的知识分子，病态般的脱离现实（1909年《里程碑》的作者们就揭露了这一点）。“从那时起，我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自我堕落，又一次在世界范围内重演，但只是拖延了几十年。同样，自我衰退和投降过程也在大规模重演。”[30]如此一来，明显的自由主义者投降的首例不是1938年的慕尼黑，而是1917年2月。

在《第一圈》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俄国命运“如数学般精确的”描写：“对于数学家而言，1917年的事情没有任何意外可言。因为正切在90°条件下向无穷尽飞升，就会即刻跌入无尽的深渊。俄国同样如此，初次体会到了自由带来的快感，即刻就陷入到了可怕的暴政统治的泥潭。”（第六章）尽管还没有明说谁是真正的责任人、自由派兼启示录中的“温和派”代表（对于列宁而言，他是“饶舌鬼”；对于斯大林而言，他是“大胡子”），从1979年起，他成了索尔仁尼琴攻击的主要矛头。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索尔仁尼琴理念的一个缺陷，即他始终坚信灾难将重复发生，这使他与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用“灾难变革”来形容这种可导致极端危险熵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先前两个体制所共有的）。早在季诺维也夫之前，扎米亚京在长篇小说《我们》中就刻画了那种使进步人士震惊的社会中盛行的熵的法则。但扎米亚京是在永恒的不妥协和异端邪说中寻找出路。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这不是出路，对于他而言，这种不妥协和异端邪说正是恶；但他难以给那个与异端邪说相对的教条命名。从一定意义上说，他试图找到正确的教条，那个“永恒的事业”（如托马斯·阿奎纳所说）。

索尔仁尼琴用一个隐秘的俄国形象（它是革新的源泉）来与这个破坏性的进程进行对比。他的主张与斯拉夫派比较接近，尽管他本人从不承认这一表述，而且多次强调说他自己从没有读过斯拉夫派（如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等）的著述。但是，他们之间确有许多相似点。当然，索尔仁尼琴不是哲学家，他几乎没有研究过神学问题，所以，他对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别林斯基曾把这句话奉为圭臬）一无所知。但是，俄罗斯传统保存下来的精神财富这一思想无疑在他的身上是有体现的，尽管在不同的作品中对话程度会有所不同。索尔仁尼琴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俄罗斯民族认同问题，而且一部比一部进化。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异族人凯撒·马尔科维奇（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人，他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与他形成对照的是农民伊万，一个不知疲倦的劳作者，“地道的”东正教徒，他可能忘了自己是怎么受洗的，但内心却始终积极乐观；他的临铺难友浸礼派信徒[31]阿廖沙向他道出了这一内心的隐秘想法。在《玛特廖娜的家》里，与这个普通的女性形成对照的不仅有冷漠无情的农庄主席，还有贪婪的法捷依、她的小姑子们、邻居和村子里其他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玛特廖娜身上体现出了一种绝对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个俄罗斯女性”，她“不知道置办家当……没有想方设法置些家产，随后珍惜它们甚于自己的性命”。

这个拒绝“购置”家产、拒绝奢华生活方式的主题在《癌病房》里也得到了体现，在这部小说里，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自觉地学会了东方文化素有的简朴和禁欲。对于奥列格而言，乌什—捷列克的卡德明夫妇就是范例：“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作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对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第二十章）

1976年，在接受日本斯拉夫学者内村伍助（五助）的采访时，索尔仁尼琴说，在“沙拉什卡”期间他对东方哲学发生了兴趣，包括山鹿素行[32]的儒学观点。“我……从中发现了一些神奇的思想。比如下面这段话：人如果不善于珍惜片刻的时间，那么他就无法把握永恒时间，我自己就总是这样生活。还比如说：应该把每一分钟都当作是你即刻就将死去来度过。”[33]列夫·科佩列夫也告诉过我，1948年，在马尔费诺，索尔仁尼琴把老子和孔子的话逐一地记到了卡片里：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统一高于多数，不过度说教……（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同样研究过道教，他也认为，过度说教会妨碍对世界的认识。）

在《第一圈》中，与恶魔般的官僚体系相对的是“沙拉什卡”的骑士们；与马卡雷金家里生活温饱人的酒宴相对的是一贫如洗的炼金术士们或“新十二月党人们”的欢聚（阿布拉姆孙引用了《叶夫根尼·奥涅金》第十章的诗词）。这些精神上的贵族也经历了十二月党人经历的考验（只不过程度略有不同罢了），他们身上那种纯粹的牺牲精神与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1914年8月》叙事中心的是一个俄罗斯人。与王公大臣（大本营的将军们）、伪善的（大公的近臣们）和假爱国主义的俄国相对的是古老而又虔诚信教并被当成祭品的俄国，即萨姆索诺夫的俄国：“这个光秃秃的面容充满了崇高的忧伤；这副典型的、纯粹俄罗斯式的毛茸茸的脸，一把浓密的黑色胡须，一对普通的大耳朵和鼻子：他那勇士般宽阔的臂膀，被一股无形的重负压制着；他的步伐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旧式派头十足，——这一切都不该受到诅咒”（第四十四章）；在战争的可怕“熔炉”中，俄国的普通农夫们重新恢复了俄罗斯的民族传统，重建了那个在普鲁士森林中诞生的农民的“世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讲述的过程中使用了勇士歌的结构）。

像托尔斯泰一样（在“沙拉什卡”索尔仁尼琴多次阅读托翁的著作并做了很多笔记），索尔仁尼琴也对士兵们的英勇行为充满了敬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战士，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在小说里，作家又一次地描绘了以阿尔谢尼·勃拉戈达廖夫、阿加方·奥古缅尼科、梅福季·佩列佩利亚特尼科和大力士卡奇金为代表的农民与涅奇沃罗多夫（一个真诚的保皇党份子）、克雷莫夫、卡巴诺夫为代表的骑士们即“新十二月党人”、“勇士们”之间的联盟。后者天生就是当指挥官的，而农夫们则是为打仗而生，他们天生就习惯于军旅的禁欲生活。

这样，作家一点一滴地为读者再现了另一个俄国，即彼得大帝之前的罗斯形象，当时的老百姓和“精英骑士们”和睦相处，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此外，斯拉夫派们认为，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国有自己核心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后来被政府使用社会手术彻底去除了。这里的骑士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源于西方文化）显得不伦不类：显而易见，从中可以看到帕宁对索尔仁尼琴施加的影响。俄国既不知道骑士精神，也不知道骑士般的爱情，更不知道压倒一切的对美妇人的忠诚。相反，在俄罗斯文学，总能感到对骑士精神的渴望，比如在普希金（“可怜的骑士”，后来演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者勃洛克（《美妇人诗集》）那里。索尔仁尼琴同样对那个骑士般的俄国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但这只是一个假象。古罗斯有勇士，有禁欲的圣徒，也有逃离尘世的隐修者，但却从未有过骑士。沃罗腾采夫团长（况且，由于深陷与人私通的绯闻，他与为美妇人效劳的崇高精神相差甚远）所代表的这个“想象”中的俄国，遭到了那些爱慕虚荣（如日林斯基）或是胆小如鼠（如科留耶夫）的将军们的背叛，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些人都是“西欧派”，他们成了“自由派”们的特洛伊战马[34]。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不断改变主意的诺克斯，他不断阻挠萨姆索诺夫，还处处留意，希望没有准备好的俄国军队尽快地陷入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索尔仁尼琴身上这种对俄国自由派的憎恨很可能源于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因为正是列昂季耶夫指出了摆在民众与信奉世界主义精英们之间的鸿沟（温和点说，是“民众”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基列耶夫斯基的论著中就可以找到这一表述）：“……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中间的细枝末节，而只选取那些极端情况，那么可以把整个俄国社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除了知道自己是俄罗斯人之外就一无所知了，另外一部分则是世界主义信徒，他们几乎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35]一方面，列昂季耶夫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传统严格对立，它尽管缓慢但却始终是无处不在地腐蚀着民族，而另一方面，“进步”可能确实会成为全方面倒退的推动力。索尔仁尼琴用论据加固了这一思想，又添加上了对“零成长”（从自身的角度而言）和“自我克制”（从民族的角度而言）的溢美之辞。

列昂季耶夫的历史观与索尔仁尼琴的截然不同，前者有一种“拜占庭”倾向：这位哲学家认为俄国一定要向南方和东南方扩展，即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方面扩张。索尔仁尼琴反对这种俄国命运的“地中海”视角，作为一个对爱琴文明不太感冒的人，他推崇的是严峻而又庄重的北方罗斯（即那个阿瓦库姆流亡路上故去的地方）和西伯利亚：“……我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精神的聚集地，由此也可以想见，它是未来俄国的必然代表”（“写于大斋期的致皮缅牧首的信”）。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列昂季耶夫是一个视拜占庭文化为圭臬的知识分子，在旧礼仪派教徒身上他同样发现了一个具有拯救意义同时又是一个必然阻碍俄国进步的因素。索尔仁尼琴特别推崇那些不放弃自己信仰的旧教派信徒，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诸如坚定、禁欲和自我克制等俄罗斯民族固有的品性。列昂季耶夫认为，在文化上俄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直到我们成为了欧洲人，才会出现真正的俄罗斯思想！”——并且撰文戳穿了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憎恨情绪，从库尔布斯基、科托希欣到恰达耶夫和他的《哲学书简》。耶稣会教徒佩切林写的诗词生动地传达了这一现象：

对祖国的恨令人无比惬意！
热盼着它亡国灭种的时刻！
在故国的崩溃中看到
全世界重建的曙光！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思想”源于他意识到自己与俄国（无论这个国家的命运如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会关注燃烧的蚂蚁窝。托尔斯泰在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运用了被摧毁但瞬间又重建的“蚂蚁窝”这个形象来解释俄罗斯的重生：“……虽然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那种营造蚁穴的全部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是非物质的东西，却依旧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四章第十四节）这个形象也出现在《袖珍散文》中：“但奇怪的是：它们没有逃离篝火。惊魂稍定，它们便回转身来，转着圈——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引它们回返，去往离别的故乡！——许多蚂蚁居然又回到仍在燃烧的圆木上，在那里辗转不安，献出了生命……”（《篝火与蚂蚁》）

侨居时期的列宁形象部分地表明了索尔仁尼琴的愤怒：“侨居是恶之源，这种情绪不断累加、积蓄。”（《列宁在苏黎世》）依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应该在俄罗斯内部发出自己的光辉。作家不仅为19世纪的斯拉夫派们即那些所谓的“顽固落后分子”和“蠢货”进行辩护，而且赞同他们的观点：应该把乡间土道、小手工厂、一层楼房、取代化学肥料的有机肥等都保存下来。他认为这些都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他甚至同意设立入城关卡（像古时候那样），禁止汽车进入城里。

在索尔仁尼琴身上，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斯拉夫派的观点，如似乎是与是；理智与理性等，前者是精神层面的，活生生的，后者是冷酷的、概念化的（顺便说，这一观点取自谢林）。俄罗斯从不知道夸夸其谈及司法上的各种花招[36]。神学家格奥尔吉·费多托夫曾说过，俄罗斯总是更倾向于“索菲亚”（即造物中的圣智），而不是“逻各斯”：“罗斯……就像一个聋哑女孩，她用自己那双超凡脱俗的双眼看到了许多秘密，而且只有用各种符号才能把它们表述出来。”[37]在《第一圈》中，也提到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双重性，即温顺与蛮横奇怪的合成（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核心思想）。像费多托夫一样，索尔仁尼琴同样认为，只有俄罗斯的牺牲精神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才能达到必需的综合。他同样接受了“知识分子与民众”这种相互对立的表述：前者没有主意，后者顽固不化。作家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对实利顶礼膜拜）已退化成了“教书匠”和苏维埃的伪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随便背叛自己的原则。

索尔仁尼琴在为本民族及“俄罗斯性”寻找合适的称谓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即文化混合的问题。他眼中的“俄罗斯性”是坚毅和随和的天然统一，这种见解导致了他对俄罗斯的东正教颇有微词，他认为后者过于屈服于国家政权。东正教的“拜占庭特色”与旧教徒的行为相比，他坚决地站在后者一边，因为他们热爱劳动、坚韧不拔，时刻准备着作出牺牲并“自我克制”，18世纪他们勇敢地面对火刑的迫害，而19世纪却是虔诚的信徒和诚实的商贩[38]。“有关社会自我克制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意。我们在一百年前执著的基督徒——俄罗斯旧教徒那里就发现过这种品质。”（《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对自我牺牲精神的颂扬使得索尔仁尼琴皈依到了宗教，但这不是希腊拜占庭式的教义，而是俄罗斯式的，近似于阿格尼娅的《林中秘密》。“但自从尼康和彼得大帝实行无情的变革时起，就开始根除并压制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对我们民族的这种力量进行无情的破坏。”（《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

对外国人在俄国历史中的贡献问题，索尔仁尼琴同样也进行了思考。与别尔嘉耶夫把布尔什维克蛮横无理的破坏本性“归功于”俄罗斯人愿意走极端的本性（“彼得大帝使用的手段与布尔什维克完全相同”[39]）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有时倾向认为革命是从国外进口到俄罗斯的结果：这是借来的学说和政权，它们在拉脱维亚和匈牙利还部分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未尽章节的提纲》以及两段式小说《艾戈》和《天涯海角》中，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和朱可夫镇压自己人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布尔什维克把专制强加于老百姓的头上，后者在20世纪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折磨[40]。在《列宁在苏黎世》中，索尔仁尼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想把那些决定20世纪历史但却不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讲出来，西方国家的立场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里说的是德意志与俄罗斯侨民乌里扬诺夫之间的合作。

无疑，索尔仁尼琴在塑造自己的敌人即小说主人公时也把一部分自我投了进去，据他说，对主人公他是步步紧跟。是因为列宁对“自由派”的轻视与他很像吗？否则的话，如何解释把列宁与那些伟大的改革家、同慈连理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尽管不是很明显，但却贯穿小说始终）？这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对后者在苏黎世的塑像曾赞赏有加。这与普列汉诺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日内瓦租住了一个豪华的花园洋房，当这个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大资本家把列宁撵走，让其身无分文时，这种对照就更加明显了。然而，我们可以感觉到，普列汉诺夫还有列宁，身边尽是些庸人和“微不足道的人”。在大学读书期间，索尔仁尼琴对普列汉诺夫很是崇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第四十章）关于他的充满苦涩意味的那一章里，还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好感的余热。普列汉诺夫用了三十年的时光明白了，他甚至爱“那个现有的即被专制践踏的祖国”。他还认为：“你瞧着吧，在俄国历史的紧要关头，没有人能比这个列宁对俄国做出更为阴险的事情！”

一生致力于研究布尔什维克（在这之前是法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鲍里斯·苏瓦林发表了一篇对《列宁在苏黎世》的长篇评论，全文充满了敌意。这位前布尔什维克和挑剔的学者从索尔仁尼琴那里发现了不少错误：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对相互之间的私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所以小说中提及伊涅萨·阿尔曼德不符合事实）；列宁竭力不做让人指责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他不可能上巴尔乌斯的当；“上封的车厢”实际上并没有上封；索尔仁尼琴不由自主地接纳了苏联历史文献的观点，夸大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41]的意义。苏瓦林指责索尔仁尼琴，说他激活了那个“仇视列宁”的旧神话。但索尔仁尼琴是像他说的那样“仇视列宁”吗？他笔下的列宁形象是一个不安分、全身心投到事业中去的人（甚至在与伊涅萨·阿尔曼德热恋时也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多棱面的人的形象。透过列宁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同貌人——恶魔般阴险的巴尔乌斯，这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他成了两次俄国革命的罪魁祸首（1905年，他是托洛茨基的左膀右臂）。苏瓦林特别想指出，索尔仁尼琴错误地高估了巴尔乌斯的作用。比如，他不是1905年苏维埃的创建者（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巴尔乌斯却说：“我建立的苏维埃已经逐渐地掌握了政权”）。巴尔乌斯似乎“充满了”对俄罗斯人民的憎恨，他向列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列宁身上缺少广博的胸怀。这个分裂分子身上野性的、缺少耐性的狭隘会吞掉他那满腔精力……分裂分子身上的这一狭隘性让他注定在欧洲一事无成，只有在俄国才能发挥其才干，但这也就意味着，他在俄国做的事情无可替代。”巴尔乌斯引诱列宁。这是一幅奇特的场面：巴尔乌斯坐在乌里扬诺夫那张简陋的铁床上，“为他指明未来世界的光辉图景以及他将建立的不朽功勋”。两个人都充满了对俄国的憎恨：他们要挑起异族人的暴乱，用普通士兵的手来屠杀军官们，让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们对抗俄罗斯的独裁者……这个如“荷马般”肥硕可怕、荒淫好色的人，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水，是像他的肤色一样的绿色的水，巴尔乌斯是一个引诱者。基于地下工作者素有的怯懦和软弱（他害怕揭去自己的面具），列宁几乎拒绝了引诱者大多数的提议，但让他去找自己的同伙加涅茨基。这一情景是作家虚构的，因为历史上两人不曾会面——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样处理是情节的需要，这样可以表现列宁的所思所想。

在这里，索尔仁尼琴是否也使用了老套的反犹“模式”呢？是不是如此这样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形象地主张俄国革命带有异族色彩的人物了呢？巴尔乌斯与其说是一个犹太人，不如说是一个魔鬼的代言人，愚蠢而笨重：为了出卖别的民族的利益，他毫不徇情；在制造混乱方面，他精力无穷，这使他像一个真正的恶魔。一方面，巴尔乌斯之于列宁，就像《群魔》中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之于斯塔夫罗金。另一方面，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把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历史杂糅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想表明这是一个禁区。不管怎样，这一场景给人留下了某种不愉快的感觉[42]。

为了净化俄罗斯民族，索尔仁尼琴准备让俄罗斯退到其自古以来的领地，即严酷而广阔的北方和东北方（那里曾归诺夫格罗德管辖）。“这是提醒我们俄罗斯人居住在地球的东北方向，属于我们的大洋是北冰洋，而不是印度洋，我们不属于地中海，也不属于非洲，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会无事可做！”（《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重新回到这段艰难的旅程，不仅意味着地理上要“明显缩小”，而且还意味着内在精神的巩固。这一回退的思想与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思想传统是相违背的，后者主张重新夺取君士坦丁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三罗马”要占领“第二罗马”神话的始作俑者，但他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赞成向西伯利亚和北方发展（详见最后一期的《作家日记》），这与索尔仁尼琴的主张不谋而合。与之相对，米留科夫之流无耻地称自己为“自由派”，却于1917年无耻地把战争继续下去，名义上说是处于考虑到同盟者的利益，为了蛊惑人心，提出了先前的领土要求。

索尔仁尼琴很想赋予农民村社以新的含义（斯拉夫派们就曾认为，农民村社蕴含着俄罗斯的独特性）。当然，这不意味着要重新恢复原来的“米尔”，但既然“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没有这样的圣徒就不会有乡村”（《玛特廖娜的家》），他经历了千辛万苦，也就意味着，乡村的道德基础还像以前一样坚不可摧。作家身上有一种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幻想气质，所以在《癌病房》中他引用克鲁鲍特金的话（“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并非偶然。但是，他身上的这些乌托邦幻想具有一种宗教本源：他盼望着天国的到来。

对于那些认为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的农民）在文化上已然僵死的说法，索尔仁尼琴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在1979年的访谈录中，他暗地里与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他主编的《句法》杂志以及所有那些实际上对“俄罗斯无所谓”的人进行论战。对他而言，70年代俄国的移民浪潮不过是犹太人移民潮的“尾声”而已。更应该与犹太人出版的及以色列、纽约、巴黎、慕尼黑等地出版的残酷地讽刺俄罗斯乡村散文作家的俄文期刊进行斗争[43]。作家对古罗斯的村社及其宗法制行为准则（包括《治家格言》）不吝溢美之词。来自卡缅卡的勃拉戈达廖夫和普鲁日尼科夫这两个家庭就是这个村社世界的杰出代表，这里的人们在生活中依据的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女性居于从属地位：这一点在澡堂那一场景特别典型，当时勃拉戈达廖夫因为自己的妻子做出了蠢事而用腰带抽打她……这里处处体现着真正的虔诚信仰，就连中央政权也无法毁掉这些靠着传统的方式生活的基层团体。（在未写完的“节”里，普鲁日尼科夫应当成为坦波夫起义的领袖。）真正的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特征（奥洛涅茨农夫们的眼睛“如湖水般清澈”的双眼），俄罗斯音乐，俄罗斯性格——这一切讲的都是以村社为基础的古罗斯生活。

因此，“根基派”代表索尔仁尼琴极力为乡村作家们进行辩护：从1972年起，他就热情地为舒克申、莫扎耶夫、田德里亚科夫、别洛夫、索洛乌欣、卡扎科夫等人的创作欢呼雀跃。还是在那篇萨皮耶特的访谈录中，他就说道，五位或者六位苏联作家（处于保护他们的用意作家并没有点出他们的名字）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精华所在：“如此深刻地刻画农民的内在精神，如此诗意地描写农民对其身别自己的土地、大自然和劳作的深深眷恋；如此自然且和谐地塑造出了这个源于人民生活自身的形象；如此这样富有诗意、丰富的民族语言，就连俄罗斯的经典作家们，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甚至包括托尔斯泰，也未曾达到这样的高度。原因在于他们自身都不是农民。”索尔仁尼琴一再强调说，乡村作家们的歌声首次如此嘹亮。托尔斯泰有那么两三次，记录下了农夫们的故事，但他仍然是一个贵族老爷。而别洛夫和拉斯普京却是真正的农民，他们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家乡（前者住在欧洲的北部，后者住在西伯利亚），他们用的是摆脱了“欧式影响”的自由语言，这也是索尔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语言。他们的作品在苏联发表，但是他们传播的却是俄罗斯农村的道德理想和宗教价值观。这种真正的乡村文学，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复归，这些时刻准备着做出牺牲、蹲监狱、服苦役的作家，是对索尔仁尼琴乐观想法的最强大的支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把他们的名字一一点出，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看重莫扎耶夫和拉斯普京。2000年5月4日，在向拉斯普京颁发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时，索尔仁尼琴又一次对作家说了赞扬的话。在谈及《告别马焦拉》等作品的时候，对这部艺术手法质朴简洁却描述了农民的潜在道德力量、晦暗的现实生活以及农民们明朗的心灵的小说赞不绝口：“这部中篇小说的整个文本是对人民诗意生活观念的高度概括。（小说全篇令人惊奇地写到了各种性质的雨。）对故土、它的永恒特质饱含深意。表现了大自然的丰富性——还有最为鲜活的对话、声音、话语以及精确的用词。”

索尔仁尼琴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它有自己的面貌和思考。这一点使他避免落入极端民族主义的窠臼[44]。他倡议俄罗斯人把那些侵占的领土归还给别的民族，赞同俄国只保留现有领土中那块最艰苦、最没有养料的土地，建议放弃帝国政策并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过进行忏悔。如果不挖掘这些宗教根源，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斯拉夫派和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当然，索尔仁尼琴读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对人民完全顶礼膜拜”的警示话语[45]。对于索洛维约夫而言，与本民族血肉相连意味着成为天国的活动家，成为信奉圣像的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对于民族而言，还是对于个体而言，通往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对罪过的忏悔。

索尔仁尼琴自始至终都不断强调，“忏悔的天赋”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人素有的品德（四旬斋前最后一个星期日就是明证），这里面体现了某种深刻的、本质的东西。他多次谈到数次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忏悔浪潮”（这里我们可以回想起赫尔岑，他对俄罗斯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多次忏悔过，然而俄罗斯社会并没有支持他，由此作家的威望甚至都开始逐渐下降）。“在久远的过去”（17世纪之前）俄罗斯特别流行忏悔运动，以至于这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霍米亚科夫以及俄罗斯的斯拉夫派们同样曾号召过本民族进行忏悔：

不要说：“那过去的一切，
那古老的时代，那父辈们的罪过，
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很稚嫩
未曾知晓那些古时的罪过。”
不！这种罪过，它永远和您联结在一起，
它在您的身上，在您的血管和血液里，
它同您的心灵共同成长——
那颗对爱无动于衷的心灵，
向着广阔的天空祈祷吧！忏悔吧！[46]

霍米亚科夫这是在呼吁年轻的俄罗斯为农奴制而忏悔。索尔仁尼琴同样呼吁苏联要为设置古拉格群岛而悔过。他还认为，俄罗斯人应该向波兰人悔过。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索尔仁尼琴坚决且毫不隐讳地为1831年和1863年镇压波兰起义而道歉，为卡廷惨案，为1944年没有向波兰起义者提供支持而道歉：“……我当时就在附近，可以确信地说——当时我们的部队向前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强行通过维斯瓦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那样的话就可以彻底改变华沙的命运。”（《作为民族生活理念的忏悔和自我克制》）但同时他对波兰人不打算就1612年入侵俄国以及波兰贵族对俄罗斯农民的压迫等事情进行道歉表示遗憾。

索尔仁尼琴身患重病，无法看到安德烈·瓦依达拍摄的《卡廷惨案》（2007年）。与此同时，这位波兰导演某种程度上重复了索尔仁尼琴的探索之路，他不仅多次强调说，波兰人为卡廷森林中的屠杀不断地说谎，这是不对的（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们把这件事算在了德国人的头上），而且也一再坚持自己的失误：瓦依达的父亲和其他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一起在卡廷森林遭到了枪决，他曾隐瞒了这个消息。

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中的缺陷由于其创作中蕴涵的崇高道德元素而被淡化了。掌权者腐化堕落，于是索尔仁尼琴像斯拉夫派一样，用无形且“纯正的”民众力量来对抗公然强取豪夺的当局者。在自己的忏悔里，索尔仁尼琴同样是激烈的，这丝毫也不亚于同论敌的斗争，他也不否认自己因描写古拉格群岛从而引起了“众怒”，在这一点上他是有责任的。此外，他为俄罗斯的胜利也曾洒下热泪：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使俄国得以向南扩展……К. С. 阿克萨科夫曾说过：“俄罗斯历史具有世界忏悔的意义”。

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观也近似于斯拉夫派。黑格尔说过，急剧的变化只会发生在表面，而真正的历史令人费解、确定无疑且深藏不露。之所以令人费解，就像民粹派的信徒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说，是因为推动历史的是“有思想的人”的意愿。确定无疑是应为它是有机的，与生活中的其他层面密切相关（如生物层面、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深藏不露是因为它自身就是联结人类与上帝的神秘中介。如复活节期间吟唱的祭祷歌中宣告的那样，当最后的令人逾越的光亮莅临人间，那时就会见证全民族的统一。在索尔仁尼琴身上，可以清晰地发现神人的观点，这一点是索洛维约夫本人在生命终结时放弃的观点。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基督的降临。索尔仁尼琴无法避免俄罗斯思想中存在已久的不足，即对民众的顶礼膜拜，愈是诋毁、玷污俄罗斯民族，它就越神圣。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个人物曾说过：“您思考问题很开阔……而我只局限于俄国。”这个俄国是当下的俄国，即过去与未来、善与恶博弈的场所。索尔仁尼琴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这种感觉可以说包罗万象。他的俄国既包括刽子手，也包括受难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这个俄国还记得那些集中营里的劳改犯，它敏锐地倾听着幸存者们的倾诉，仿佛又听到了“运送古拉格群岛赤贫犯人车厢”里的喧哗声和嘈杂声；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突然明白了俄国，他紧贴着车厢的隔板，而另外一侧，仅仅三公分之隔，是一个他看不到的年轻俄罗斯姑娘，她向他悄悄地讲述了俄国的秘密：“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古拉格群岛》，第二部第一章）看不见的面容，非人工创造出来的形象，遗落在尘世间的天堂美景，人们已然寻觅了一千年，但却无法在地球上找到它——所有这一切就是俄罗斯。看到这一切就意味着——做一个俄罗斯人……

[1]Из теле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Си - би - эс（17 июня 1974）//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89.

[2]Из письма Ричарду Гренье от 15 июля 1985 г.（《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гл. 12）.

[3]“‘在满洲，有一个中国老头为我卜过卦。’—‘他怎么说的？’—雅罗斯拉夫深情地望着上校插言道。—‘他预测说，在那次战争（指日俄战争）我死不了，不管再经过几次战争，我都死不了。但在我六十九岁的时候依旧要死于战争。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幸运的语言吗？’”（《1914年8月》，第二部，第五十五章）

[4]在《1914年8月》里的82章中，有65章没有写到首都，情节主要发生在库班、顿河畔罗斯托夫、俄罗斯南部哥萨克聚居区、俄罗斯中部的村庄以及前线。在《1916年10月》里的74章中，有30章没有写到首都；在《1917年3月》里的655章中，有16章；最后在《1918年4月》中的186章里，没有写到首都的仅有38章。

[5]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据说他有钱、凶狠，又有长生秘方。——译者注

[6]是在公元33年，犹太历尼撒月十四日，即耶稣受难前的逾越节晚餐上，耶稣遣走加略人犹大后和11个门徒使用的一个葡萄酒杯。相传如果能找到这个圣杯，喝下其盛过的水就将返老还童、死而复生并且获得新生。——译者注

[7]应当指出的是，尽管索尔仁尼琴感觉自己像是被囚禁在苏黎世，然而在苏黎世的山上他依然能够欣赏这种“带有某种净化心灵和使思想明了”的辽阔景象。

[8]柱厅：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式的长方形大厅，内有两长排大柱子，多用作交易场或审判厅，后来为基督教教堂建筑的主要风格之一。

[9]以西结，公元前7世纪的古犹太人先知，旧约《以西结书》的作者。

[10]分裂运动：17世纪大牧首尼康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的一些改革所引起的分裂运动。冲突双方分别为以尼康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旧礼仪派。——译者注

[11]Pascal P. Avvakum et les dйbuts du Raskol. Paris，1938.

[12]反仪式派：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的一支反对正教仪式和教条的宗教派别。——译者注

[13]俄勒冈：美国的一个州。——译者注

[14]萨拉凡：俄罗斯妇女民族服装，套在衬衣外面的无袖宽松长衫。——译者注

[15]1975年2月，索尔仁尼琴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红轮》前三卷中“有关列宁”的章节，这样也可以推动《红轮》的最后收尾工作。全书共计十一章，其中有十章与1916年至1917年初列宁在苏黎世有关，这一内容也确定了书的名称。第一卷中唯一的有关列宁的一章写于1970年，但这一内容却没有在1971年发行的第一版中出现。《1916年10月》中有关列宁的七章和《1917年3月》中的三章是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俄国后写的。

[16]Катков Г. М.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париж，1984.

[17]本书作者聆听过卡特科夫在牛津大学的讲座，很难同意作家的这种说法。作为布伦坦诺学会的秘书兼牛津大学的教师，他的影响非常大。

[1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组织。——译者注

[19]我想起了他在1968年牛津做的那场关于斯德哥尔摩历史学家大会的演讲，非常精彩，充满了幽默感；在卡特科夫发言后，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不约而同地走出大厅，无法忍受类似的“亵渎神圣言行”的行为……

[20]Scharlau W.，Zeman Z. Freibeuter der Revolution，Parvus-Helphand；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Kцln，1964.

[21]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中间派。——译者注

[22]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任利沃夫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利沃夫垮台后出任总理。拒绝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经济又陷入困境。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他的政府。——译者注

[23]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Милюк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者注

[24]梅利古诺夫С. П.（1879/80—1956），俄国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倾向的政论家。——译者注

[25]马克拉柯夫В. А.（1869—1957），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律师。——译者注

[26]瓦连廷诺夫·尼（原姓名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лавович Вольский，1879—1964），俄国政论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27]邓尼金А. И.（1872—1947），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中将。——译者注

[28]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7.

[29]出于对他的同情，索尔仁尼琴用正式的“定制车厢”取代“斯托雷平车厢”。

[30]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би-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8.

[31]正像前文说过的，这让读者不由得想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主人公们有关上帝的那场争论。此外，这一情景也表明索尔仁尼琴对基督教的分支如浸礼派和分裂派的好感。

[32]日本江户前期（1622—1685）的儒学学者，主张恢复武士道精神。

[33]Телеинтервью япон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Net - Tokyo（5 марта 1976）//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369.

[34]依索尔仁尼琴看来，维特和其他“自由派”们强迫俄国的君主与西方进行合作，这一点违背了自然规律。

[35]Леонтьев К. Н. Грамотность и народность // Леонтьев К. Н. Поздняя осень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183.

[36]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发现，在萨皮耶特·亚尼斯对索尔仁尼琴的采访中，作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波别多诺采夫说过的话，后者曾提出过媒体在民主国家中拥有巨大的权利。

[37]Фё∂отов Г. П. Трагед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Версты. №2. 1929.

[38]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只有麦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和列斯科夫关注过他们，而且也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描写。

[39]Бер∂яев Н. 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Париж，1955. С. 12.

[40]在《古拉格群岛》第二部中，索尔仁尼琴列举了在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中含冤死去的牺牲者具体数据，多达六千六百万人。这一数字源于库尔加诺夫的研究：在对人口“黑洞”进行细致研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917至1959年期间，苏联损失了一亿一千零七十万人口，他认为，其中在政治大清洗中牺牲的人多达一半以上。

[41]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5，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上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译者注

[42]对于那些认为他在《红轮》中表露出了某种不自觉的反犹思想的指责，作家坚决予以回击：“在《红轮》这部长篇巨著中，我展现了一段历史的悲剧，即俄罗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可有人却把‘反犹’的标签硬贴在我的脸上，似乎把这个思想当成了打人的棍棒”（《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十一章）。

[43]比如，1978年《时代与我们》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与作家的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而另一篇文章则对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的创作给予了极低的评价。

[44]《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版后，有人甚至荒谬地指责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反战失败主义者”，说他似乎站在了亲德国的反民族的立场上。

[45]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 его вырождение // Соловьёв В. С. Сочинения：В 2 т. Т. 1. М.，1989. С. 438.

[46]这首诗是对К. С. 阿克萨科夫的回复。

“彼岸书”

俄罗斯人的命运很奇特，他们要比自己的邻居民族更有远见，但悲观，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俄罗斯人，米希勒称他们是“哑巴”。

——А. И. 赫尔岑，《彼岸书》，1855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于一小撮“新十二月党人”，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监狱兼实验室里创建了一个自由人的新“科学院”。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决定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并使他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靠奴隶为生的令人恐惧的原始工厂劳作状况，他重新使文学回归道德，缺少这种道德感，文学是不可能获得世界意义的。

索尔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点也没有降低其作为作家的声誉。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及有着非凡整体性的鸿篇巨著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贝多芬式的”强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讽及争辩的激情使他与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欧洲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如对土地的全新眷恋之情，重新恢复尘世生活中万事万物的纯正感。这赋予了他对我们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暴力与卑劣行为的揭露的一种特别的力量。作为一个冷嘲热讽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终以我们赖以生存的强大的“精神基础”为出发点，这使他的创作诗学格外厚重。我们觉得，似乎整个人类史连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径都得到了详尽的描绘，而且是以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恒定的全宇宙背景来展开的叙事（在沙拉莫夫笔下，宇宙、大地都统统不见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迹，托尔斯泰认为，就是在监狱的鹅卵石间也能顽强地生长出小草，这不取决于人类）。“没有我们，这些小岛从大海中缓缓升起；没有我们，岛上出现了二百多条生长着各种小鱼的湖泊；没有我们，岛上到处都是松鸡、兔子和鹿，从来不曾有过狐狸、豺狼和其他野兽。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岗巨石挤满了湖岸；湖水在索罗维茨岛冬夜中冻成了冰，大海里狂风怒吼着……云杉树慢慢长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鸟儿在啼鸣，幼鹿发出低沉声。大地连同其所有的过往经历都在运动着，王国消亡了，又诞生了新的国家，而这里，原本没有任何野兽，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二章）

如果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没有对这块保存完好的净土的描写的话，他的暴露就不会有批评作品固有的能量。正是净土为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某种高尚，尽管他抨击的是人世间的残酷和惨祸。宽广而诗意的感性世界，嘲讽和非同寻常的创作自由，使索尔仁尼琴迥然有别于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小说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当代俄罗斯写实作家。他只是众多作家中的一员，他们用语言向读者揭示了斗士独自反对专制国家的历程。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也远不像有些作家（如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那样充斥着各种文化引文。《废物系》（20词典——168页）的作者道姆勃罗夫斯基肯定会比索尔仁尼琴更加有力地表达受压迫世界的荒诞性，以及由此滋生的个人的神话和恐惧感。同样写的都是犯人在监狱内的囚禁生活，但是从美学意义上讲，西尼亚夫斯基的《来自合唱队的声音》反映出来的人文精神及宇宙意义要比索尔仁尼琴更精致[1]。但是，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善于把自己悲剧且坦诚的抒情与历史进程和肆意的暴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暴力使人变得凶残无比，但作家会把人物放置在历史和未来的空间里进行评判。众多无名无姓的“数字编号”写满了受害者名单，发出各种各样的嚎叫声。从这些“号码人”栖居的森林深处传来了神秘的合唱声。

如果不是这个具有敏锐记忆力且固执己见的数学教师兼天生的战术家，把反抗当作修士应尽义务的人，他们能否通过更为人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呼声？确实，索尔仁尼琴身上有许多地方令人无法忍受，比方说像新教徒一样的激情，危险的摩尼教信徒，对接受自己的西方（正是西方的新闻报道救了作家）怀有敌意，自负等等……但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反抗精神，他对记忆是治愈民族伤痛唯一良药的坚信不疑，他对确定不移的正义怀着天真但始终如一的信仰，这些特性不仅救了他自己的命，而且成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索尔仁尼琴的信仰，儿时教堂对他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我注意到了所有发声的人和物，聆听圣歌，观察人们如何摆放蜡烛和圣像前的油灯，如何烧香以及香炉上反射出的太阳光，而最吸引我的是教堂圆顶下面大殿四个柱子上挂着的圣像以及使徒、上帝和圣灵的画像，我一边仔细地看一边思索。我丝毫不感到无聊，也没有在仪式还没结束就提前离开的想法。而且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始终（不仅单单是在领圣餐之后）会感到自己的心灵更加纯正，内心变得轻松，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触到了大地一样……整个仪式过程连同其全部外在的样式、教堂的光度和亮度还有东正教礼拜期间唱的歌声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田。”[2]的确，作家在自己小说的某些章节里（特别是在《第一圈》和《1917年3月》）再现了这些活生生的回忆。但作家的信仰既体现了基督教的内容（包括加尔文宗和詹森派），也含有旧礼仪派的仪式（列夫·波利亚科夫继马克斯·韦伯写的论著之后，在自己1991年出版的著作《旧教派信徒史诗——俄罗斯的公正史》中详细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除此之外，作家对劳动充满了虔诚的崇拜，还把这种感情与个人禁欲联系起来，这都是纯正清教徒的信念。他反感“增值”（即没有发财的欲念），不贪私利，经常夸赞节制，对欧洲艺术那“异国的美”极为冷淡（比如，圣彼得堡显著的欧式建筑），摈弃生活中的舒适和“妥善周到”（但却热衷于复杂的计算和技术含量高的巧妙地解决问题），这一切与清教徒的生活观念十分接近，据马克斯·韦伯说，正是基于这种生活观念他放弃了自己的所得财富。这一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作者的本性。

现在我们弄明白了，索尔仁尼琴对极权体制的仇视只不过因为它是西方唯利主义的一个缩影，后者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新的第三次“欧洲”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索尔仁尼琴揭露了毒害人类的“唯利是图”，与西方相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受害更深。他嘲笑欧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预言所有社会形态都必须经历工业化进程并在形式上完成民主进程（索尔仁尼琴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极力扩大自己的财富规模并力争使其私有化）。因此，作为隐秘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品德即自我克制与顽强生命力的代言人，他笔下的玛特廖娜成了人人效仿的典范，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但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像玛特廖娜这样的人又会有多少呢？已卷入其中的索尔仁尼琴成为最先反对追名逐利这种现象的文化人，尽管效果甚微。

面对推翻“西方模式”的索尔仁尼琴，西方的答复越来越令人气愤。1979年，《纽约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把作家比喻成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并指出两者共同的特征——不接受无神论的西方。这个结论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对西方放弃信仰表示否定），区别只在于，索尔仁尼琴与霍梅尼不同，既不是神职人员，也没有政治抱负，从未想过要夺取争取。更何况，他不止一次地回绝过类似的提议，没有被任何权力所诱惑（除了艺术赋予他的特权）。更客观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身上令人叹服的洞察力让他能够看破当今许多问题的实质（包括伊朗革命的问题）。他始终坚信，那些与西方作对的国家不会做出让步，他在内心深处对它们怀有好感，这些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至于俄罗斯，无论是那个曾经在意识形态的掩饰下不太明晰的苏联，还是今天屈从于消费欲望的俄国，大概，他曾经设想在“民主管理”的帮助下会变得服服帖帖，但后来变得悲观起来，并认为普京不可能彻底修复俄罗斯的内政。施本格勒先前认为，人类在无法预料的悲剧之后将进入民主管理的阶段（施本格勒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看到悲剧的发生），但很遗憾，这种预测再也无法实现了……

索尔仁尼琴的伟大就在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极为推崇宗教信仰虔诚的国家，忧心地呼吁各个国家要“自我克制”，并必然附上告人民书。索尔仁尼琴对人的最低要求是：保有荣誉感，换句话说，不要让自己的心灵遭到玷污；可以成为受害者，但不能做刽子手。在《1914年8月》中，沃罗腾采夫夸夸而谈的就是荣誉。荣誉在于“不能靠谎言生活”。但他对人还有更高的德行上的要求，即自我牺牲精神。荣誉是文雅的美德，它使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神似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主人公还有斯多葛派信徒以及苏格拉底。而自我牺牲精神则使人堪比基督教的圣徒。

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所有吁请针对的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多数人说的（后者常被当成政治工具）。他的每一部作品，他的每一声公开高呼，都是他作为一个自足的个体的人在“刺人铁丝网时代”的经验教训或是对类似题材的思考。那个打算在格伦瓦德森林藏匿起来靠吃草根树叶果腹的农民勃拉戈达廖夫是自给自足的；古拉格群岛的圣徒们也是自给自足的，不过这是更高层次的自足罢了。

摩门教信徒索尔仁尼琴需要正式的敌人。作为一名历史的描述者，为了完成《红轮》他开始了与死神的竞赛，他能否经得住与天真的自由派分子“算总账”的诱惑呢？反抗者可以怀恨，但写历史的却不能。把自己的历史叙事从1914年写起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此时所有的筹码都已经下完注了。合理的方式是在俄罗斯自由主义刚刚兴起时就开始展开对他们的清算，这要上溯到设立地方自治机构、乡村学校和医院、夜大学时期，也就是契诃夫时期，当时的俄国尽管表面上看一团糟，但正在一点一滴地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社会。当然，索尔仁尼琴对公民社会的法律形式表示不信任也是不对的，他重蹈了斯拉夫派以及他们的伪继承者（诸如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的覆辙。作家在鸿篇巨著《红轮》中用上千页的篇幅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最后却走到了“死胡同”。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1917年4月》，再往后，好像一下子就冲到了古拉格。作家对此的解释是：“多年之前，这部写1914至1922年历史的著作想写成20节，每一本一节。从1969年开始，在持续不间断的写作过程中，凭借手头收集到的材料明显已完不成原先的设想。于是叙事中心放在了二月革命上。‘1917年4月’就已经预示，二月政体要不可避免地垮台，因为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再也找不到一支坚定团结且充满活力的力量了，所以从4月起就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十月革命必然会发生。4月后，时局的变化并不是质上的，而是量上的。”

当然，这位历史叙事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这种想法，这更像是一个医生的诊断……历史史诗的写作工作中止了，这与其说是年龄的原因（在完成这部书后，索尔仁尼琴又创作了15年），不如说是因为慌乱，刻画了众多的旧俄国崩溃的场面，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俄国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并基于什么原因偏离了正确的路程。在自己的政论文及一些历史反思题材的文献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揭示了“俄罗斯混乱”时期的根源，但却无法有机且诗意地向读者做出最后的结论。这种艺术构思与创作实际成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在许多19世纪伟大的作家那里也同样可以见到（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

他的持续了数十年的呼吁，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并以此影响了所有人。一百三十多年前，佐西马长老让自己的学生阿廖沙来到“民间”。这个人间变成了一头可怕的豺狼，索尔仁尼琴亲自经历了这一切并把它反映在了自己的作品里。在《红轮》的结尾，一些人物也像阿廖沙一样，外表充满斗争的渴望，但内心却充盈着和平的光芒。而现在，这个世界虽然摘去了自己身上意识形态的面具，但还像先前一样凶残，于是恐慌只会越来越厉害。无情的车轮转动着。要转到何时为止呢？

索尔仁尼琴是否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呢？无疑，是的，因为他参与了对俄罗斯官方话语权的道德抵制这场运动。但为了完成《古拉格群岛》这项伟业，他放弃了平日的斗争。1905年，夏尔·贝玑对俄国发生的事件表示欢呼，似乎俄国会成为一个将上映与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乞援女》类似的剧目的大舞台。《古拉格群岛》有点像《乞援女》。“人间的痛苦千万种。谁曾见过两种一样的痛苦？”——埃斯库罗斯中的人物这样说道。索尔仁尼琴的世界里满是对人世间悲惨际遇的描写。尽管故事的主人是俄罗斯人，但它却是全人类共同的痛。

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之间的论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场论争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对这个不断滋生人间悲惨际遇的世界进行修正？普济主义者萨哈罗夫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世界，前提是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也能够提炼出一种普遍的道德学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精彩地记述了自己与索尔仁尼琴的这场会面：“他首先对我的做法表示赞许，认为它具有历史意义，打破了那些站在金字塔顶部的人们的沉默状态。接着，他机智地论述了他的不同于我的见解。不要提任何有关趋同的想法。西方对我们的民主化进程不感兴趣，而且其自身也深陷纯物质进步和毫无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社会主义会彻底葬送西方。我们的领导者们都是些冷酷的机器人，他们只考虑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到手的福利，所以不击到他们的痛处，他们是不会做出回应的。”[3]

索尔仁尼琴同样讲述了与萨哈罗夫（这是一个学者兼苏联人权的热衷捍卫者，但遗憾的是，他却瞧不起俄罗斯）几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例如，他说：“初次见面，从他最初说出的话语中，均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高高的个头，特别坦诚的性格，阳光而柔和的微笑，明亮的眼神，温和而喉音很重的说话声。这一晚，我们一起畅谈了四个小时，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反应有点慢，说得也不是很清楚。我还在回味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难以忘怀的感受：你瞧瞧，旁边坐着的这个人，他那只藏在淡蓝色夹克衣袖里的手为世界发明了氢弹。我可能不够礼貌，过多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尽管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既没有表达谢意，也没有说祝贺的话，一直在批评、推翻、反驳他的主要观点。我花了两个小时愚蠢地指责他，正是这个过程他彻底地征服了我！他一点儿也不生气（尽管他有生气的理由），他也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一边解释一边略微有些失望的微笑着，但却一次也没有流露出嗔怒的样子，丝毫也没有，这说明他心胸宽广，为人慷慨。后来我们相互试探地问对方，是否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来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可以表达我们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因为所有的名人都一口回绝了。”（参见《牛犊顶橡树》中的《遭遇战》一章）

两人的争论主要围绕民主的普遍意义以及历史时间的问题。索尔仁尼琴认为，历史是无法压缩的，任何试图加快历史进程的尝试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在象征派诗人们提出的论据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普希金歌颂的“通往欧洲的窗口”内部却千疮百孔，而西方却力求与俄罗斯拉开距离，限制俄罗斯人涌入欧洲，尽量不向俄罗斯提供支援，换句话说就是，一心要关上这扇窗。眼光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类似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巩固）。

在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写的《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中，作者怀着尖刻的嘲讽描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对极权体制下人的一切言行进行了汇总，这是一部充满晦暗想象的作品，小说结尾写道，共产主义得以建成，乌托邦的梦想也实现了，但这一切却是庸人独裁的结果。甚至共产主义的垮台也没有改变季诺维耶夫的观点。他描绘了一个始终如一的未来生活场景，人们丧失了英雄气概，也没有高尚的情感，人剩下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在社会生活中见风使舵。《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中的人物形象有时会对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追求真理的人给予宽厚对待：“不要指责他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观点都是在单枪匹马的抗争中形成的。他们写书的目的是希望谁也猜不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批评别人，那么就批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表达自己的同情，那么就极尽赞美之词……这些人都是环境害的，尽管他们看起来像是先知，因此他们都想当生活的导师和法官。”

季诺维耶夫是一名学者，多义逻辑学方面的专家。与他的世界相比，索尔仁尼琴的世界显得“清晰透明”。两人之间横亘着一条无形的界限，就像历史学者与社会学家、逻辑学家与道德说教者之间的区别。从“体制”内走出来的逻辑学专家，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冷酷的悲观主义。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的道德说教者却最终选择了宗教。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体现在，他对我们共同经历的20世纪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提纯。他不只是单纯地怀着历史学者素有的高涨热情，澄清了众多吞没无形的古拉格群岛的“未知领域”。除此之外，作家还净化了我们的灵魂。他本身就是答案，对我们面对极权这个庞然大物时笨拙举动的回复，是对“反抗者”（加缪）提出的问题的回复，既狂热又尖酸刻薄，既冷酷无情又热情似火。在他之后，一切变得明晰且纯净。这种对时代、人性的提纯和净化是通过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既有抒情也不失嘲讽。索尔仁尼琴使俄语再次焕发青春，让它恢复了原有的民族活力和启示思想。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即历史有时还可以通过作家的创作来重建。要知道，只有文学才能够把感受、不满、嘲讽、呼喊、祈祷等这些众多难以调和的情绪有序地表达出来，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无法想象那个充满了苦役、流放的时代。

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用俄语写监狱生活的作家，也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位专写集中营的作家。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西尔维奥·佩利科[4]和使徒保罗本人的早已有之的传统。与自己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根本就无法接受囚禁制度，而在沙拉莫夫或西尼亚夫斯基那里，这一制度不仅决定了外在的世界，而且也影响了人的精神世界，即大营区和小营区（用犯人的表述），最终强烈地深入到了季诺维耶夫的晦暗世界（尽管他并没有体验过古拉格群岛的囚禁生活）。透过囚禁经历，索尔仁尼琴领悟到的不是荒诞的黑暗现实，而是人生意义的迸发。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性格并使之得以最终形成，从那里传来了他痛斥东西方的充满号召力的呐喊声。对于他而言，牢狱之灾并不是那摆脱不掉的长时间折磨心灵的鬼魅，而是“初恋”，使其自由思想得以萌发。作为新“使命”和从人类的视角进行自我克制的预言者，索尔仁尼琴成了一位被放逐的人，就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先知们一样。

似乎人只有经历放逐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无论是精神放逐还是外在放逐。似乎这对于那些能够冲毁“真理大厦”致使其崩溃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状态。是的，索尔仁尼琴最后回到了家乡，但即使是在自己的祖国，他仍像所有先知们应该做的那样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它源自其被放逐的经历，源自那个已消失在历史深渊深处的无形的俄国。遭受了类似经历的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他跑到欧洲后，依然在不断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为了不使自己深陷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沼，接受了斯拉夫派看待俄罗斯的主张。赫尔岑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另外一个伟大的“被驱逐者”托尔斯泰却一直待在俄国。这三个人有一个共性，即对西方没有好感。像赫尔岑一样，索尔仁尼琴也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几乎“不存在”的俄罗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语言环境中，必然要招致最高的惩罚——“失语”。于是，索尔仁尼琴仍然待在自己的荒漠里，作为一个永恒的宗教信徒和禁欲主义者，他从荒漠发出自己的吁请。这一“乌托邦”做法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索尔仁尼琴成功地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悬崖，因为他的呼喊冲击了世界上所有的古拉格群岛。于是他开始攀登第二个悬崖。但是，正像《西西弗的神话》中的阿尔贝·加缪一样，他认为抗争本身就是胜利。他经历了“内心的巨变”且登上第一块“巨石”后，开始向第二块巨石冲击，即1917年革命，他试图解析这一场民族灾难。囚禁生活让他感受到了脚下的土壤，这同托尔斯泰在自己翻耕的土地上劳作时的追求是一致的。索尔仁尼琴用他俄罗斯人素有的却又是先知般的嗓子高兴地、自由地、“畅快地”呐喊着，并找到了脚下那块被“死亡气息”掩盖的土壤。他所选择的第二项探索工作即他的第二项西西弗式的劳作，对于他而言成了无比困难的任务。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游泳健将一样在倾覆巨轮的碎块之间来回穿梭，目的是捞起飘落到水中的珍奇异宝……

[1]1984年，索尔仁尼琴读了西尼亚夫斯基那篇轰动一时的随笔《和普希金一起散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认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笔名）笔下的普希金“空洞”，“好色”，屈从于政权，在作家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堕落为“迂腐学者”的明显标志。捷尔茨书中的轻浮语调以及集中营惯用语更加激怒了作家。

[2]源自索尔仁尼琴私人档案笔记，Н. Д. 索尔仁尼琴娜把这段话写到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勇敢的作家”的展览手册里。

[3]Сахаров А.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2011. С. 295.

[4]西尔维奥·佩利科：意大利诗人，爱国志士，烧炭党党员（1789—1854）。1822年，他被奥地利当局关押在斯皮尔博城堡。他在这个可怕的监狱里度过了8年时光，在囚禁期间他暗暗地在头脑中进行悲剧创作。出狱后，佩利科发表回忆录《我的狱中生活》。

伟大的败笔

请您根除掉我们头脑中的不理智想法，
给我们指明通往永恒的智慧之途，
您用这种智慧主宰着我们，所以凡事皆公正。

——克里安西斯，《宙斯颂》

先知还是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是诗人？索尔仁尼琴身上总是体现出两种本性，但是当他从一部巨著转向另外一部巨著过程中，无论是诗人气质，还是预言能力，都发生了变化。在集中营“板块”（其代表作是《古拉格群岛》）的创作中，先知和诗人所占的比重各占一半。这些作品表露出浓浓的预言家的口吻，就篇幅而言，它几乎与故事情节平分秋色。第二大“板块”《红轮》则是不同的建构，作品指向的都是过去的历史。索尔仁尼琴再现了保罗·利科使用过的手法，即历史叙事不是从创建国家的种种传说写起，恰恰相反，而是先描述对种种传说的消解以及使国家瓦解的种种灾难事件。《1917年4月》里的时间顺序就采用了这种倒叙设置。所以，文中的先知就不得不停止说话，因为牌局已经结束，即赌输了的局面已众所周知。在创作这类作品时，索尔仁尼琴意在找到那个使俄国开始滑向灾难深渊的时间点。

在国家刚刚开始转型时，面对各种打击（也不无索尔仁尼琴的“功劳”）那个贫弱的集权国家开始风雨飘摇起来，这个一贯的斗士正待在自己佛蒙特州的处所里，在亲人的陪伴下花费毕生精力的巨著终于画上了句号，与它相比，《古拉格群岛》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下草就的插笔。这个卡文迪什的隐居者注视着那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种种事件，他透过两个棱面进行了审视。一个是混乱时期，当时觊觎俄国沙皇宝座的时而是僭主者，时而是波兰王子，最后波兰人在自己的俄罗斯同盟者的协助下占领了克里姆林宫。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将这两个时期进行对比的人，在他之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曾在《苦难的历程》中使用过这一手法。（在自己的短篇小说《杏子酱》里，索尔仁尼琴为他非常熟悉的托尔斯泰刻画了一幅讽刺肖像。）混乱时期作为衬景出现在国内战争时期所写的全部俄罗斯诗作中，在马克西米里安·沃罗申的诗作中尤甚，作家在《红轮》中多次引用这些诗作。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混乱时期是俄罗斯民族灾难的源头，但他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类似的混乱时期一共有三个，第二个是导致国内战争的1917年，第三个是在他的《红轮》即将收尾时愈演愈烈的动荡不安的20世纪90年代，这时经济崩盘，欠下巨额的外债，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以斯拉夫民族为核心的帝国解体（索尔仁尼琴特别珍视这一斯拉夫民族之核）。作家对这三个混乱时期进行了对比，他发现，每逢这种时刻，俄罗斯的形象都会暗淡无光，就像褪了色的圣像画上的圣徒面容一样。这让人想起了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体裁——“哀泣词”，泪花遮住了脸庞，面部表情变得模糊不清。而且，这种哀泣感在史诗的字里行间里越来越明显，车轮成了作品的一个重要意象，它残酷无情，步伐坚定，就像刚刚挣脱了以西结[1]的马车似的（以西结常常出现在俄罗斯北部的圣像画中）。

第二个棱面是“展现”俄国人的世界，再也没有了车轮的意象，落入作者视野的是成百上千个人物，这其中既有作家杜撰的，也有历史人物，在他们身上作者发生了异变，他通过人物的视线和人物的喜好来看世界，他们的观点有仇恨，有惊喜也不失稚气，时而狭隘时而充满爱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又把这一切都推给了读者。因此，《红轮》原本应是一场控诉（这种效果部分得以实现），但是这一史诗却成了无数俄罗斯人的汇聚。讲述者展现了他笔下成百上千个主要人物或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次要人物的“本我”，他们就像温顺的绵羊一样听话，其中也包括那些令人生厌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他这个历史的诗意记述者，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善良的牧羊人”，自己也参与到了俄罗斯的这场动荡之中，亲身体验了俄罗斯经历的各种伤痛，这种介入实在太过深刻，让人莫名其妙，心生幻觉。可索尔仁尼琴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记载，他经历过真正的幻觉，无疑这是因为大量的阅读耗费了自己的精力所导致的结果（有时一天要花17个小时来读书）。可写着写着，就遇到了神秘的死胡同，揭秘者兼法官同时接受了所有人的立场，他想评判但却做不到，因为他同时见证了诉讼的整个环节，既是检察长，又是法官，还是案件的参与者。这样，这部鸿篇巨制就成了一个“伟大的败笔”（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

同时，我们注意到，索尔仁尼琴本人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谈到了自己这部书的创作构思的起源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是“种子”掉落在“两扇磨盘”，即极权国家这个磨盘，然后是对真理熟视无睹且以文学匪徒为代表的西方这个磨盘）。当索尔仁尼琴来到西方的时候，第一“节”即《1914年8月》已经出版，依照最初的构思《红轮》要写20个“节”，从起点写到终点为止。第二“节”《1916年10月》只写了一部分，作家还在思量两节之间的一“节”《1915年8月》，但却自始至终也没有落笔（连草稿都没有打过）。索尔仁尼琴在几次访谈以及《为创作1917年革命长篇小说而写的日记》中多次表达了没有创作《1915年8月》的遗憾之情。“我一直在为我的错误——即错过写《1915年8月》——还债”。这一创作构思最终成熟于位于茹科夫卡的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住所里（他们后来不得不为帮助失宠的作家而付出沉痛代价）。来到苏黎世后，索尔仁尼琴又重新准备写作《1916年10月》。“无论我在苏黎世的何处行走，列宁的影子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当初列宁从事研究的图书馆开始我的有意识的寻找：切林格尔普拉茨和施泰利中心图书馆（多少世纪来瑞士的生活始终十分稳定，因此这些地方，说实在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专门去了列宁到过的地方散步，那里有他曾经开过会的小酒店，如今已被取缔了的“克格尔—俱乐部”，不知到列宁曾经住过的施皮格尔加斯小巷多少趟，还到过湖边的贝尔维。而其他有关苏黎世的印象是一闪念，偶尔获得的——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后，我才想到，这些都能直接写进我的关于列宁的章节中——比如谢肉节狂欢时贴出的非常鲜艳的图画，还有苏黎世伯格山上的毕希纳[2]的墓，还有在那里遇到的一位正在散步的富有的女骑士。”（《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一章）

这样一个眼中看到的直接可以进入长篇小说章节的现实，是周围环境对作者急于写作的提醒，对其追求细节且总是细致严谨的研究的提醒，如果他看不到街道、咖啡馆、堑壕、街区，他就下不了笔，他受控于“对现实的奇思妙想”，哪怕他不承认类似的界定，这是一种可视的、可感的、可塑的现实，就像孔狄亚克的雕塑一样。

《1916年10月》把我们带到了满是烟味的“施丘西霍夫”小餐厅，列宁、瑞士共产党人普拉廷（他本是一名钳工）和其他一些参加每周聚会的人将之称为“克格尔—俱乐部”（早就关闭了）。索尔仁尼琴本人和妻子一起找寻过与之类似的餐厅，旧式的，每根木柱上都挂着灯。他仔细观察了死于1443年的城市奠基人施丘西的塑像，坐在切林格尔普拉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图书馆以前是一个教堂，后被慈运理[3]下令关闭；他像笔下的人物一样长久地盯着这位16世纪的革命者和天主教改革家慈运理的雕像看。索尔仁尼琴很喜欢苏黎世：“从第一座桥，第一批房子和有轨电车开始，苏黎世的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迷人。”他对这个在困难时期收留他的城市怀有感激之情：“是的，谢谢了，亲爱的苏黎世——我们干得可真不错。”即使这样，我们在作家自传里有关苏黎世的那些章节里还是可以感到，索尔仁尼琴与列宁的观点类似，把它看作是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整洁干净，生活富足，但它永远都不知道抗争。谁又能知道，这些和平的居民不会突然拿起斧头开始砸向巧克力商店、古玩商店或是钟表厂的橱窗呢？

因被苏联驱逐出境而引起的精神震撼渐渐平息下来，正是在苏黎世，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又进入先前的轨道，这要感谢想与列宁“同比肩”的想法带来的奇效，那个醉心于工作的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理论家，他既喜欢又憎恨这个充满了“资本主义气息”的城市。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克制自己，总怕自己多嘴。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索尔仁尼琴解释说，为了保持小说的情节性，有必要描绘列宁与帕尔乌斯[4]会面的场景，他以两人的通信为基础，融进了魔幻，成功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这就像幻觉：列宁住的小屋子（房主是一名鞋匠）的床升起了两次，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房间里到处是烟，无论是斯克拉尔茨（帕尔乌斯的使者——作者注），还是旅行箱，都看不见踪影。于是一只拖后的帽子从桌子上掉了下来，紧跟着扔了下来。”（列宁在苏黎世）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一场景借鉴了不知是别雷的《彼得堡》，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部作品。这是一幕被鬼神引诱的场景，同《彼得堡》里恐怖分子招募参政员的儿子，想让他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一场景类似。但它同时也让人想起了《群魔》中的一个场景，当时彼得·维尔霍维斯基引诱斯塔夫罗金，就像魔鬼引诱耶稣一样，提议让他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成为伊万王子，暴动者的领袖。帕尔乌斯给列宁带来的却是德国马克，引诱他，变成了一个甚至比自己的谈话对象更偏激的人：他把俄国革命定在了1917年1月9日，向自己的伊万王子宣布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属于您的历史时刻到了！”

由此可见，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场景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正像前文说过的那样，有人指责这一场景有反犹太主义的嫌疑：帕尔乌斯身体壮硕、肚子肥大，这个来自魔鬼世界的客人，就像出自中世纪反犹太主义的论著一样。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指责有些仓促：推动情节发展的这一魔幻元素，是索尔仁尼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固有的本性。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样，无论是引诱者还是被引诱者都体现了这一特性。

在施泰尔恩伯格维德梅尔市长的别墅（它位于苏黎世近郊的山里），作家重新尝试小说的写作。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对于作家而言特别重要，在流亡随笔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写它的：乡村风光（母牛、圈肥、叮当的铃声）以及山区景色帮助索尔仁尼琴重新拾起了长篇小说结尾的写作工作。“特别是那高处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从高处向四处眺望，向下俯瞰时，特别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观看，每天每日，每个清晨，总会有种东西会让心灵变得纯净，让思维变得清晰。”（《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1卷第1章）他“吸入了明净和智慧”，还希望找到那个曾经左右世界的理性……

在杜撰出列宁与帕尔乌斯会面的魔幻场景后，一股清新与理性也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出来。众多历史事件也渐渐地理出了头绪。这首先体现在时间背景上：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却遇到了学者们常见的问题，即怎样合理安排材料才能遵循因果和时间的逻辑？故事的源起没有变化，还是战争初期俄国军队在东普鲁士连吃败仗。这可以用以下几点来说明，首先，失利成了其他困境的一个不吉祥的预兆；其次，索尔仁尼琴的父亲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就是在东普鲁士；最后，30年后他自己本人也在那里打过仗。这一切看上去像是一个奇妙的预兆。一切事情正是在那儿开始发生，在那里开启了决定其人生的路途（我们不由得想起，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首叙事诗就叫作《小路》）。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得不精选自己研究的范围，每一位作家则要精选自己灵感迸发的范围。在《红轮》中，历史维度和小说维度互相交织在一起。《红轮》的历史跨度让人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格斯的大型历史著作《俄罗斯革命》，那部书涵盖了1899—1924年的历史事件。

1974年在胡佛市，索尔仁尼琴意识到，想要理解革命这一现象必须要将时间刻度往前提，因此他加上了篇幅不少的引言，它大大增加了《1914年8月》的容量。首先添加的是有关1911年刺杀斯托雷平的描写，占了150页的篇幅。在西方，索尔仁尼琴得以与斯托雷平的儿子阿尔卡狄见面，于是与“现实”的接触为他的写作带来了新的创作冲动。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想法，斯托雷平的改革措施本应防止俄国发生革命。然后补加上的是有关1905年革命的描写，在这场运动中，帕尔乌斯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又追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共党的创立过程。《日瓦格医生》使用了类似的手法：故事发生在1905年，结束于1945年，索尔仁尼琴同样认为，自己的历史叙事应该写到同一年。

他着重刻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人，尽管有人会说，皇后并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历史”角色（虽然她宠爱拉斯普京一事引起流言蜚语，使她成了众人调侃的对象）。这里，他身上的创作才华盖过了历史学家的真实叙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有关皇后那部分的详细述说，是依照了施泰尔恩伯格曾经赋予他的公正、“明净”和理智的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像伟大的古希腊剧作家们一样，他追求的是像狄刻[5]女神那样的明净的正义。皇后的确是双重不公正的牺牲品，即无耻的诽谤以及后来的被杀害。很多在照片上见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人都说，它“面上一副邪恶女巫似的冷漠表情，就连结婚这样的喜事也不会招呼她参加”。因此，非常有必要为她恢复名誉，这是长篇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插叙。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来“立体”地观察皇后，特别是在莫吉廖夫大本营传闻说米留科夫已“证实”她叛国的那一刻。第64章里她的独白澄清了她同“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之间的关系。这段话取材于苏联发表的她与尼古拉二世之间的通信，她那真情实感的坦诚令人震惊。就是在沙皇的独白中，我们也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来立体感受“我们的这位朋友”。但是，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皇后的声誉，揭示其神秘本性，她救助伤员的美好愿望，基于这一点她承担了护理员的工作，安慰士兵们并和他们一起祈祷。这个被大家恨之入骨但总体上却目光短浅的女性在家里确立起了与母权制类似的管理方式，她企图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但她却是一个认真细心的母亲，儿子患的无法医治的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她是一个牺牲品，她的死早已注定。所以，作家在小说中让她做了一个梦：“好像她的右手被人割了下来，她没有疼痛感，但是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出的任何努力都非常需要右手。现在该怎样祈祷呢？”

在苏黎世写作期间，通过施塔普费尔斯特拉斯大街上的一位可爱的邻居的帮助，索尔仁尼琴定制了大量的10×14公分（用于放置为历史人物做的卡片）和12×17公分（为塑造虚构人物用的卡片）的硬纸壳文件夹。“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存留一生的纪念品。我还会有数千张纸页，没有这些东西——我会迷失在资料之中；工程如此浩大的工作成功与否、速度的快慢完全取决于能不能正确地组织这些成百上千的活页纸张。”

《1916年10月》的篇幅得到这些补充后显得特别厚重。从《1917年3月》开始，叙述基调发生了变化，变得时断时续，语句变短了，文本被分成了越来越细小的段落，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风格统一的篇章也很短小，但是情感基调和诗学手段却显得越来越“实在”。有时候，一个自然段就是一句话，就像马雅科夫斯基诗歌语言一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紧凑”却得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喜爱。

根据《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讲述，读者可以体会作家本人在看到那些数不胜数的记录卡片、回忆录、报纸、杂志和私人日记时的亲身感受（索尔仁尼琴强调说，没有比回忆录更加有趣的了，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知晓将来的事情），也发现了一个新事实，即一切邪恶均源于1917年2月。“我十分震惊地发现（也怀着极其厌恶之情），在这场似乎是光辉熠熠的革命的最初的这些日子里，在这些最“伟大的”时段里，却被随意涂改，打上了下流、卑鄙、阴险、一致的奴性、对异己者的压制的烙印，这一切每天要用掉多少脏兮兮的报纸铅墨来洗刷掉啊。”（《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4章）

这一发现并没有使索尔仁尼琴丧失研究者的理性，也没有缚住历史学家那清醒的手脚。回忆录作家和政论家的表述总是比小说家要极端。例如，在《二月革命沉思》[6]这篇文章中，作者简要、深刻地表达了自己更为全面的思想，它是透过长篇小说那内在万花筒般的叙事渐渐地、费了很大周折得出的成熟的想法。长篇小说写作需要参照方方面面的因素，作家要深入每一位主人公内心深处。多重视角，三位、十位、二十位主人公对同一人物和事件做出的多重评价，这一切使小说叙事具有一种紧张感。

“很清楚应该说什么……但说出来却很困难”，沃罗腾采夫在申加廖夫家这样想道，他还没有从罗马尼亚战场上的失利中回过味来，他想讲述总司令部里的胆怯，讲士兵的困惫不堪——即“民众的心死状态”。但怎样讲呢？如何吸引谈话对象的注意力呢……叙述矛盾起来，时而政治性很强，时而有股形而上学的味道：应该讲一讲由于指挥官的无能，军队被消灭的事实，讲一讲“由尸体堆成的掩体”，但是怎么说才能够表达那些鬼门关亲历者们（就像萨尼亚的朋友科加一样）压抑的冷漠感受呢？……“整个俄罗斯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精神枷锁”——索尔仁尼琴如此评判道。从涅恰耶夫[7]起就是这样，而且《群魔》的作者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但是如何把想要表达的思想告诉谈话对象呢，他有其他的想法并且是透过自己与政局的抗争经历来看待所有这一切的？……

如果皇帝本人是个优柔寡断的庸人的话，又如何使航船驶入正确的航线，在哪里才能找到那颗指路明星呢？——上校几乎是在茫然地思索着。如何才能像普希金那样大智大慧，他从原来的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信徒，他从一个反抗者变成了一个指责革命的人？像历史学者普希金那样，正确地理解普加乔夫暴乱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文明统治这样的事实？在闷热的莫吉廖夫的夜晚，在离沙皇及其患重病的皇子宿营地近在咫尺的地方，沃罗腾采夫碰到了涅奇沃罗多夫，这位威武的将军、保皇党人兼神秘论者突然间向上校坦白了自己的想法。在阔叶树拱形树荫的遮蔽下，市政大厦的钟楼清晰可见（它是临近波兰的标志性建筑），涅奇沃罗多夫对上校的悲观主义深感恐惧。紧张的疑惑感控制住了这两个有着自由思想的人，他们渴望行动，但却为自己国家里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如何才能做到——双眼紧盯着俄罗斯而却不感染上优柔寡断，却不变得意志消沉呢？……

面对着堆成小山一样的卡片和文件，索尔仁尼琴竭力想摆脱这种麻木状态。在近300个人物当中（包括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作者虚构的人物），作者喜欢的不是“自己人”，而是那些思维明确，不呆滞或者能够摆脱呆滞状态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涅奇沃罗多夫将军、古尔科将军、马尔科夫将军和库捷波夫上校……而在他们身边的，是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无法计数的庸碌之辈（如日林斯基）。沃罗腾采夫和斯维钦这两个曾经的青年资产阶级革命者妄想重组刚刚经历日俄战争的俄罗斯军队，他们严厉地批评大本营的做法，努力想把那些善于打仗的人挑出来：即一些下层军官，如切尔涅加中士，这是一个具备俄罗斯民族素有的灵气、天真又勇敢的人（他的原型很可能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图申）；或者是那个沃罗腾采夫从普鲁士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卡奇金（他后来成了萨尼亚的救命恩人）。

会识别人——这是索尔仁尼琴要求笔下人物必须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在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兼夸夸其谈的人中，作家推出了什利亚普尼科夫，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在对这些旧教徒停止迫害后，没有消耗掉的抗争激情使他转向了社会主义。在中间派分子当中，作家着意表现的是具有顽强意志力的古奇科夫。右派人士则是早就输掉自己赌注的希波夫，还包括斯托雷平这样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形象（他使那些把他一个人留下孤独地与笼罩全国的恐怖势力作斗争的人深受良心的谴责），还有古奇科夫和最终思维清醒的沙皇本人。他是在历经磨砺后才清醒过来的：皇帝一想到他原来想过解除首相的职务这件事就良心有愧，但是鲍格罗夫射出的子弹早在呼啸。甚至，如果笔下的人物并不是“与作家站在同一战壕里”，索尔仁尼琴也为他努力寻找合适的理由。我们觉得，似乎小说家怕历史学者，于是为了“艺术的真实”不得不这样做。

索尔仁尼琴对那一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进行了刻画，而且让他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迷信的想法、对敌人和对手的态度等都做了一番表白。他们在杜马会议上打嘴仗，紧挨着坐在塔夫利宫拥挤的大厅里，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不得已同时在这个魔鬼聚集的宫殿里办公，这里到处都是不速之客，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喊叫声。为了表现这场震惊俄罗斯并使之分裂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角逐，作家主要使用了两种手法，即描写议会里的争辩场面（与各种汇报相比，被戏剧性地浓缩了）及塑造“立体”肖像，它们不经意间变成了一段段内心独白。这些内心独白的真实性丝毫也不逊色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内心独白：富有诗意的发挥迥异于如亨利·詹姆斯的“意识流”手法，但这些主观臆想的独白合起来构成了小说的织体。没有这些独白，小说就失去了意义。有了这些独白，它们就成了历史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是人来完成的，但却违背了人们的意愿。

索尔仁尼琴使用的文献多如牛毛。有侨民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比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格奥尔吉·卡特科夫，《红轮》中对他主张的用“城市联盟”来代替国家政权的理论有所提及；还有路易斯·费舍尔写的《列宁》和贝尔特拉姆·沃尔夫著的《发动革命的三巨头》；包括古尔科、麦尔古诺夫、弗里德里希（弗里茨）·普拉廷之子、瓦西里·克里沃舍英、邓尼金将军等人的回忆录，瓦连京诺夫写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列宁》，拉扎列夫刊登在布拉格杂志《俄罗斯意志》上有关鲍格洛夫的文章，还有鲍格洛夫亲弟弟的日记；包括普什卡廖夫与奥利坚堡写的专著，以及梯也尔、丹纳、路易·马德林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此外，还有苏联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文件汇编，如《鲍里斯·萨文科夫案件》（1924），皮昂特科夫斯基主编的《俄罗斯国内战争史：1918—1921》（1925）；不计其数的有关坦波夫起义的文章，如《斗争之路》（1923）；从1920年直到主编沃龙斯基1927年被捕期间代发表的《红色档案》杂志，多如牛毛的有关革命的文件；米留科夫发表的他作为外交大臣时的外交照会；尼古拉二世与斯托雷平之间的通信；刊登了有关暗探局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等很有价值的信息的伦敦《往事》杂志（1904—1913）；1925年列宁格勒出版的高尔察克审讯记录，勃洛克筹备策划的《沙皇政权的末日》一书（他当时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负责调查沙皇政府的罪行）；图哈切夫斯基关于镇压坦波夫起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文献[8]。索尔仁尼琴主要使用了俄语文献。他很少借鉴那些概述性的著作，特别是用外语写就的，除非出于辩论的目的，比如，这涉及到理查德·派普斯。他与这位历史学家刊登在《外交》杂志上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进行了论辩，而不是依据他的关于彼得·斯特鲁威的代表著作（《俄国的旧政权》，1974），这本书在苏黎世刚刚面世之后他就得到了，大概，他将之仅仅视为一本政论著作。

在长篇小说的空间里，发生在前线和后方的事件都同等重要。“维堡区发生的事件使沃罗腾采夫深感震惊，不止是因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是因为：他们都是1.7亿人“俄罗斯”中的一员。似乎，在遥远的西南前线有不计其数的俄国军队，无数个师和无数个团，无数的人，无数的故事，无数个痛苦和希望——而在另外一侧，两千俄里之外，在彼得格勒的东北，另外的成千上万个人在胡乱地移动着，他们是工人和预备役士兵，他们有自己的痛苦和希望，无论是经验还是心情，这两支大军都没有共性，使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是俄罗斯这块广袤无垠大地上的子民。”（《1916年10月》，第一卷，第二章）

后方，作为俄罗斯的“另外一个臂膀”，那里的生活特别多姿多彩。这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地主庄园”，比如说托姆恰克一家的园子，家业整洁有序，房子里的天花板高高的（就好像是对住在这里的牲畜首领一生都要忍受低矮房舍的报复），老托姆恰克操着俄语和乌克兰语土话，思路还很清晰（比如，他向其他庄园主建议在2—3年内不做任何赚钱的事情）；这是律师和大学城，那里住着斯梅斯洛夫斯基一家人，其中奥利达·奥列斯托夫娜在高级女子学校教书，这是像奥鲍多夫斯基（他是一个前无政府主义者，1905年他去过伊尔库茨克，曾负责彼得堡的军工业）一样的工程师的世界[9]；这是一些对左翼政党抱有好感的市民阶层，如列纳尔托维奇，他特别崇拜自己被绞死的叔叔安东，这个青年反动分子最后当上了曾经是科舍辛斯卡娅私宅后来是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的警备长；这是农民的自发暴动行为，如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士兵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卡缅卡就在那里，那里还生活着勤劳的普鲁日尼科夫一家人。（坦波夫地区是“俄罗斯的旺代”，它在史诗中占了大量篇幅，因为索尔仁尼琴对安东诺夫起义格外感兴趣。）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时空体。比如，两个首都的主要街道，到处都是被发动起来的喧嚣的年轻人，他们印制传单，然后把它们发往各个工厂（包括彼得堡的爱立信工厂，在那里劳作的都是“工人贵族”）；各个军队的屯驻地——在前线的部队里举行了士兵代表选举，急盼着后方的事态进展；而那些驻在首都的部队里则发生了士兵暴动，他们打死军官，狂喝暴饮，大吵大闹；人满为患的兵营；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逃兵，或者是市民因恐惧而逃离造成了空无一人的现象。

叙述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节选的文件（它们是对大街上发生事情的补充说明），特别是一些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结果，情节成了现实生活各个片段的一个自然的拼凑，人物刻画也转向了心理独白，而对事件的记述变成了对文件的取舍；并且，作者在描述这一切时用了大量的谚语，它们仿佛是古希腊罗马悲剧中的齐声合唱。老百姓的送灵歌和渺茫的谜一样的现实更加突显了那个一直在滚动着的车轮的神秘性：谁最终会被轧得粉身碎骨呢？……有时作家会插入一些民间字谜，如“沼泽之地，打不出粮食，吃的食物却比我们的面包还要白”。答案是：“彼得堡”。

正如我们所见，索尔仁尼琴出色地描绘了战争生活，其总篇幅占了前两“节”的绝大部分，并且战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艺术的刻画，它甚至可以与那些优秀的战争小说相媲美，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儒勒·罗曼的《凡尔登战役的前夕》，多布里察·乔西奇的《死亡的时代》。个别片段写得非常精彩，如斯克罗鲍托沃村的白刃战，在那场战役中，萨尼亚的朋友科加无论如何不能从已被刺死的德国人身上拔出刺刀。但最主要的是这场战争让人精疲力竭，把人变成了对一切都麻木了的“盐柱”：“这场战争超越了极限，超越了那个先前人们所能理解的战争的极限。这成了使全民族人民都要遭受的劫难——它不是由于天灾，而是源于我们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上校这么想着，潜意识里还在思忖道，老百姓不会像谅解农奴制一样谅解这场战争。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种“瞬间猛然觉醒”的感受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它出现在精神最为紧张的时刻，抵消了那些读起来令人感到吃力的富含哲理的大段评论（它们是连接“故事节”的纽带）。

这种诗意是随着长篇小说本身的特点慢慢地体现出来的，如时断时续的节奏、简洁的语句、厚重的叙事等——它们就像作者在其叙述过程中遇到严寒天气后呼出的气息那样明显。这是一首强有力的关于地点和时间的诗，这是献给那些索尔仁尼琴尽心研究过的地方的诗，他凭着手中的手册和地图步行或是骑自行车来到那些地方。有些地方他是通过熟人才打探明白的，比如，受他的委托，翻译热涅维约夫和何塞·乔安涅去了马林斯基宫，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把《红轮》中事件发生的地点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点出那些作者用力最多的那些地方。比如基辅，斯托雷平在这里身负重伤，这里住着沙皇颇为倚重的皇太后：在这个被“一团沉静的雾气”笼罩着的城市里，他感到有“某种无法摆脱又不可或缺的神圣感”；还有顿河畔罗斯托夫，作家本人和他的母亲从1924年到1941年一直住在这个城市，这里到处都是低矮的金合欢和长椅，河水上面铺着小桥，雅里克·哈里托诺夫回到这儿短期休假：“……他青年时代的一个贪婪的秘密，就像晒了一天的太阳都未能驱散的雾霭一样，停滞、沉积在这座小城的石子路上、壁坑里、畅通无阻的大门旁、林荫道以及花园路与普希金路之间的陷坑中（甚至每一个颇具特色的胡同里）”；还有那个塔妮娅·别洛布拉金娜再次回到的新切尔卡斯克，“哥萨克的首要城市，举世无双，开阔宽敞，到处是布满鹅卵石的陡峭山冈，用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嵌着一层贝壳的温馨的林荫大道；到处是隐藏在栅栏深处的小庭院，院里面坐落着千百座各式各样木结构和石结构的小小的独户住宅。微风吹拂的教堂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叶尔马克塑像，他满脸胡须，伸出的手掌上托着一个弦歌祖国的金球。”

当然，还有两个都城——每个都城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隐秘的美。像托尔斯泰一样，与新京相比，作者更喜欢旧都莫斯科，过了很久，在克里姆林宫城砖之间长出了一棵小草，喜欢那里的人们，他们像钉子一样挂在有轨电车的脚踏板上，还有大声呼叫的广告，以及罗戈扎旧礼仪派信徒的墓地和莫斯科右岸不计其数的钟楼：“第一个敲响钟声的是基督大教堂，紧接着，几乎莫斯科所有的教堂一起敲响了钟，那些声音各有特色，无可复制！”莫斯科就像人在大病期间突然体会到的一种轻松的感觉：只要你一看见她，你的心里就会油然生发出一种永恒的感觉。以下就是对上校离开卡利萨后的描写（又是一场私通！）：“……尽管严冬的雾气没有丝毫减弱，但天已经泛白，他本人也在附近——克里姆林宫红色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辨，老远就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里教堂的金色圆顶和伊万钟楼里的蜡烛。”神圣教堂的美驱散了他心里的阴霾，上校感到轻松、自由：“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莫斯科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不能就这样意志消沉。”

彼得堡给人的感受更为强烈，那里的“人们在坟墓上舞蹈”，这里的工厂发出长长的汽笛声，似乎是为了唤醒阴暗都城里的居民，这是一个为少数幸福的人建造的城市，马车夫把乘客纷纷运往各种娱乐场所，工人们的地位卑微可怜，他们以后会有时间为自己复仇。沃罗腾采夫不是唯一一个不喜欢彼得堡的人：乡巴佬儿施利亚普尼科夫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一边在街头漫步，一边嘀咕说：“是否喜欢彼得堡是个口味问题，可是如果被人拉着在全市的石头与石头之间走来走去，有时甚至马路会自己进入你的视线，真想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我为什么要离开绿意盎然的穆罗姆小城呢，为什么一心想要看一看这个繁华的都城呢？”索尔仁尼琴史诗里有无数的场景描写其笔下的人物怎样步行穿越这个蘑菇状的城市：瓦西里耶夫岛连同岛上的彼得堡大学，安多泽尔斯卡娅和苏哈诺夫—基麦尔居住的石岛，过着自己生活的奥赫塔的工人街区，那里的夜里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在那里革命获得了另外一种样式：“奥赫塔本身是一个孤立的城市，不是一个首都城市。奥赫塔人聚集在他们那偏僻的街道上，有的地方一大群一大群的，有的地方一小群一小群的，他们争论着，有人在演讲……不是所有人到傍晚前都散去了。人们还长时间地喧嚣，在街上游荡。各个地方都点起了篝火，有的地方是从公家的篱笆上拆下板子点着的。在河岸街伊丽莎白村社医院的附近，有十二个骑马列队的哥萨克士兵，他们不时望望那边的一堆篝火。”

《红轮》中还有一个诗意的源泉（它潜藏在每一位作者喜爱的人物的内心深处）是俄罗斯大地，乡村。如维亚杰姆斯基公爵以前的领地罗塔廖沃村，那里的人们过的是古已有之的宗法制生活方式，公爵还记得，他在父亲生日那天向农民的孩子们扔撒钱币的景象（这是在农奴制改革之后不久发生的）；还有卡缅卡，阿尔谢尼亚·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尽管发生着战争，但大家仍在庆祝喀山圣母像瞻礼日：“……本地的良种马还是那样迅捷、体形匀称，挽具被擦拭得锃亮，用起来丁当作响。男人们身上穿着平时不舍得穿的呢子套装，靴子嘎吱嘎吱响。女人们去教堂更是打扮得光鲜亮丽，身上穿着卡斯脱厚呢大衣。母亲披着土耳其头巾，卡乔娜足蹬一双高筒系带儿的棉皮鞋。”伴着钟楼的钟声，穿着各式衣服的老百姓蜂拥走进教堂：上帝的庙宇向所有人开放，而且这里的礼拜仪式同样非常隆重，丝毫不逊色于克里姆林宫教堂。节庆的豪饮将在整个卡缅卡持续三天。在俄罗斯，像卡缅卡这样的小村子成千上万：如沃罗腾采夫的故乡扎斯特鲁日耶，安多杰尔斯基的故乡温扎河上的马卡里耶夫，从这块科斯特罗马土地走出了罗曼诺夫王朝，还包括那块俄罗斯中部与北部交汇的地方：“在那些裸露的，冰冷的（但还不似北方那样冷）山坡上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几个村庄，小教堂和磨坊似乎吹来了一种忧伤之感，房屋建得却像北部地区的房子一样牢固，以便能驱寒避雨。”在《红轮》最后一章，留在沃罗腾采夫记忆深处如鲠在喉的恰是那块孕育了自己祖先的土地：“‘可爱而又忧伤的不被上帝眷顾的科斯特罗马的故乡。为什么我如此长久地离开了你？’……‘那种心头隐隐作痛的忧伤，那种不知什么原因一想起扎斯特鲁日耶他就心头像被刺了一样的感觉——是因为那贫瘠的田野，还是崎岖的道路——刚刚还在这儿，突然就跑到了另一边，后来就完全成了另外一条路了？还是因为那远方的风力磨坊？于是，那种忧伤又控制了他，紧紧地抓住他的心。”

还可能想起位于奥卡河陡峭河岸上的穆拉托沃村，那个叶戈尔和维拉的乳母常常给他们讲的故乡。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但头脑中却留下了非常清晰的画面：“他们回想起奶娘是怎样纺出最好的亚麻纱：她把亚麻摊放在晾麻场上，然后梳理，接着便纺起来。”那里的“浸水草地上积成了一些不大的水漫湖，湖里的鱼个儿大，就想落进了圈套一样”。这难道不是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吗？……

哥萨克作家科维尼奥夫深深地迷恋着革命前家乡的景色，而革命很有可能会毁掉这块瑰宝。当他回到故乡小镇时：“夏天的花园里，你可以趴在那儿或是坐在凳子上——周围静悄悄的，洋溢着轻盈的气息，弥漫着芳香的味道，斑鸠在柳树上犹豫地咕咕叫，空中勉强飘来几朵卷云，于是，一股忧伤突然袭上心头：再见了，可爱的小花园！”

车轮滚动着整部小说：第一“节”中，在乌兹达乌曾有一个特写专门描写它，后来，在一个不起眼的彼得格勒小酒店《丘巴》它又一次出现了，已经不叫人感到可怕，而成了引人发笑的对象：两名上校一想到非得“战到最后一滴血为止，而且是俄罗斯的血”就忧心忡忡，当他们看到点燃的轮子——这是专为顾客表演的精彩节目——沃罗腾采夫就想起：“……曾经在哪儿见过类似的场面……？对了！在乌兹达乌，磨坊曾烧着过……”

在长篇小说的广阔空间也出现过一些抒情时刻，“幸福的停顿”。在这个幸福持续的时刻，车轮也中止了自己的运行。作为描写家庭纠纷、夫妻离异、打嘴仗的悲剧结局的高手，索尔仁尼琴同时还是一个诗意地描写敏感的爱情及它带给人的幸福感的作家。在《1916年10月》中，话题谈的是“与不幸的人相比，幸福的人具有的优越感”；沃罗腾采夫，他是小说中作家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与奥莉加在一起两情相悦时的充实感：他似乎在梦境中醒来，有一种儿时的甜蜜感，感到他的整个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甜蜜感一直甜到心底里——这种感受，他早已经忘却——这是因为爱情、和谐以及内心的轻松而引起的甜蜜感。在《癌病房》中，索尔仁尼琴为我们描述了那个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维加医生的精细肖像，而另外一个人，护士卓娅的外貌描写则简洁且又几乎是粗线条的，但却符合犯人奥列格·科斯托戈洛托夫那被压抑许久的对性的渴望。在《红轮》中，性的题材更为普遍，尽管作者对性着墨不是太多，它却毫无廉耻地出现在小说里。突然被幸福感攫住的沃罗腾采夫想起了自己的同路人科维尼奥夫对他说的心里话：他说，女人通常都想要把自己的生活伴侣绑缚住，但也有一些女人，她们不会束缚自己的男人，于是，面对这种女人的爱，男人们就会感到奇怪、喜悦和恐惧。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性爱场面是突发的，充满激情且非同寻常：“每一个动作都有新颖的东西，且连续不断地交替。而且——还有时间让这个粗鲁的人用不听话的双手彻底地品味这些温柔的遮蔽物。她本身也立刻毫无理智地……用力地奔向高潮，就像一个不要命的独特抓起最后一张牌！——你的周身激情似火。”

奥利达给人以自由，而不是束缚，她想使叶戈尔摆脱疑虑，去拯救祖国，想让他成为像民歌中的勇士一样的人。在他们第二次约会与沃罗腾采夫漫步在石岛时，当提到那空旷无垠的马卡里耶夫时，她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梦想：“当露水消失，大地发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脚在这个草地上散步”。后来，在莫吉廖夫，当沃罗腾采夫一边读着奥利达的来信，一边驶过这个白俄罗斯小城的大街小巷，“就像是一个充满了热气的空气球”，高兴地让自己迎着风，走在到处是水洼的路上，水里面映着灯光。“这样走着，还是吸不够炎热的湿润的令人喜悦的空气！”这两个沉浸在爱情中的主人公体会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是与他们对俄罗斯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感受。没有谁能比托尔斯泰更准确地传达自己笔下人物幸福心情的了：在奥特拉德诺打猎的场面，尽管罗斯托夫一家负债累累，但这一刻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幸福的感受，因为俄罗斯的农民和贵族在这一瞬间同喜同乐，融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红轮》中，这种和谐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农村由于连年征兵而荒芜，暴动频发……所以，如果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不时可以发现幸福栖息的绿洲，那么这并不是普遍的心与心团结一致的结果（哪怕是短暂的团结，就像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那样）：索尔仁尼琴把幸福只给了那些个别的人。再也没有那种普遍的一致感受——有的只是那种破碎了的幸福感，这些碎块好像是粘在了小说的织体上，这让人想起了原始派画家（如皮罗斯马尼）：“……从一开始，他的表面和内心就不一样了，说的和做的始终没有紧密的联系。他的心就像炎热日子里的一朵白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他完全赞成奥里娅所说的”。这种幸福感让人不禁想起了童年时去集市的那种感觉——德姆科沃的小泥人，博戈罗茨科耶的木雕……

也存在那种因为做了一件好活计而感受的幸福。这个活可能是一次军事行动，勇敢、快速，事先做好了筹划，或是工程师、手工匠、农民的一项富有创意的发明……

在大本营与古尔科将军共同度过一天之后，沃罗腾采夫领悟到，前者将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生病期间被任命为代总司令，他由衷地高兴，情不自禁地陷入了要对俄罗斯军队进行重组的幻想当中。他发动自己的所有理性，感到精力出奇地旺盛，做好各种紧张的战略估算。是的，战争这种行当同样能带来幸福感，如果把它与俄罗斯的福祉联系起来的话：身心彻底放松，人仿佛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这种“翱翔感”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一些场合体会到，如每当要触及某种崇高的事情的时候，但在相当晦暗的整体背景下，这种场合特别少：“……不知从这次游行的哪一步开始——他有一种摆脱了自己身体的轻松感：上校那可怜的体态，慢腾腾地跟在俘虏的后面，这好像不是他——而他本人——悬在空中某个地方，在这个喝醉酒的队伍上方缓缓移动，后来又毫不费力地飘到这出滑稽场面的上方，他的身高一下子比原来的自己高出3米——对这些精神恍惚的人，他既没有感到嫌恶，也没有憎恨：因为他们是——愚蠢的、愚昧无知的演员。”

索尔仁尼琴不否认，革命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瞬间的幸福感。但在他的史诗中，这种暴动带来的幸福感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即刻就会被恐惧吞噬，被仇恨和残酷遮盖。2月27日早晨，工人们举行了革命集会并得知，“十字架”狱[10]被暴动的士兵们攻占。“哎呀，那份兴奋！众人跳啊，蹦啊！舒尔卡诺夫见人就亲，差点没把卡尤罗夫给闷死。”后来，我们还看到了人们在2月28日欢呼的场面，当时遭万人恨的普罗托波波夫用帽子遮住自己的眼睛，抬起衣领，一溜烟地沿着挤满了民众的涅瓦大街跑了。

《红轮》诗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对残酷行为的描写。很多残忍行径是科维尼奥夫记录的，他贪婪地把周围现实的点点滴滴都写到了自己的记事本里（就像索尔仁尼琴一样，他手里永远都拿着记事本）。我们发现，科维尼奥夫在记事本里写的文字与索尔仁尼琴的很像——简短、直接、生硬的记录，在提到自然和人时用错格和速记手法：“老哥萨克脑袋上几根又干又尖的头发”，“俄罗斯腹地的亲切的平稳生活”，“穿蓝鞋子的割草人脊背上汗迹斑驳，看上去像是打了一个个黑补丁”。突然间，偶尔听到的谈话中却流露出了残忍的征兆：“有过一个这样的长官，叫冯·里亚贝，他十分残暴。一次他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原本就不怎样的诗，一个哥萨克由于反驳了其中的一句，冯·里亚贝就把铅笔戳进了他的鼻孔里。”在动荡不安的《1917年3月》残忍行为随处可见：民众向骑兵大尉克雷洛夫猛扑过去（“人们狠揍那名警官，随手拿起家伙揍他，有的用管院子的人的铁锹，有的用鞋跟，以解心头之恨”），大家伙从掩体里把三个将军拽了出来，想要立刻揍死他们……索尔仁尼琴对上尉冯·费尔根之死如此描写道：“……门外，在路灯下，一群端着刺刀的工人吼叫着，天还黑着，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分辨来人的面孔。不过看得出，他们的面孔都像野兽似的……大门口灯笼的光线照射到这里，四面都站着黑压压的人群，一个个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可费尔根什么都没再说，没再看见：有什么东西把他扎了个透，只感到肺部凉冰冰的，头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的魂魄消逝了，对人间的一切全然不知了，可那些人仍然把他那被捅了好几刺刀的身体抬起来示众，围观的人群则哈哈大笑。”而下面是人群喧嚷的彼得堡：“装甲车在摧毁参政院广场上摆放着食品的商店。一名警士被系在两辆汽车上车裂了。”

此外，叙述还加入了一些人物的梦境描写。这些插入到文中的梦境特别自然，不似隐喻，而像是从某个地方投射过来的一部分现实，在这个“简化”的现实画面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下文就是士兵科济马·格沃兹杰夫做的一个梦：“……科济马的心更凉了：不过他也许不是因为我而哭的吧？为了我一个人怎么也不会流这么多眼泪呀。可他为了谁而哭泣呢？他的心里装进了多少忧伤啊。”这个梦粗糙但不做作，就像农村人家里摆的圣像一样。

“星占家”瓦尔索诺菲耶夫做的梦各种各样。在前妻身边醒来后，他看到“她的两颊有两三处血渍……于是，他明白了他面颊湿漉漉的也是血。他们并没有接吻，而是相互啃咬，可并不是有明确目的的，开始谁也没有注意”。这一啃咬的场面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而终止了，他强迫列奥卡季娅在一份令人蒙羞的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另外一个梦中：“他梦见他俩乘坐一架四轮马车，但在向后退行，也不知是否有车夫和马匹。”这是一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地狱场景，他认为，有罪的人在那里都是被成对地绑在一起的，而且也不能互相看对方。“瓦尔索诺菲耶夫习惯地认为，这类梦魇并不是彼此间毫不相干的，而是生者与死者间真实灵魂的碰撞，只是此间常用的信息密码我们很难理解或根本无法理解，只是我们不肯花费时间去猜测。”有一次他梦到“一个脸上闪着奇特光亮的男孩”，他穿过厚厚的人群，像是在交易所里，手上举着一个东西，正准备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瓦尔索诺菲耶夫恍然大悟，这男孩就是耶稣基督，他手上拿的是炸弹！他要炸毁整个世界！他手中的炸弹马上就要爆炸啦！”

瓦尔索诺菲耶夫神奇地成了一个能够接受上天指令的通灵术士，这些指令就是他梦见的各种东西。他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做的梦（就像列米佐夫一样）。最后一篇日记记录的是“被封箴的教堂”（马上想到了列斯科夫的《被封箴的天使》）：那些想要亵渎教堂的敌人越来越近了，应该尽快“查封”它，而在这之前需要慢慢地绕着它走一圈。从某种意义讲，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癌病房》中鲁萨诺夫经历的那可怕的一幕（当时他在危险的混凝土管上爬来爬去）。但是，在《1917年3月》中，主人公并不是一个人，他是这场祭祀狂热活动众多参加者中的一员，而他的亲生女儿玛丽娜，穿着农村少女穿的绣制女衫，正站在教堂门槛，亲眼见证了整个仪式的全过程。所有参与仪式的人都将被处死，而只有她会活下来，以便证明这一切。象征着自我牺牲的这场爬行，就像耶稣男孩手里拿着的炸弹，传达出被那个不幸的现实生活的车轮碾压成无数碎片所具有的牺牲意义。乔治·斯坦纳说，从法老做梦那一刻起，“梦境成为历史的主干部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梦境描写恰好就是这样的：梦境进入到了历史中，所以，称瓦尔索诺菲耶夫为星占家并非偶然。那场在管子上爬行的梦是个体和集体无意识的同时体现。从管子能否爬到光亮处？对于一个被癌症吓傻了并向往这束光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而言，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重生不会马上到来。对于星占家而言，重生还不到时候（“霍布斯眼里粗野的豺狼开始互相以‘同志’来称呼，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到来），但已经隐约可见。

无论是在梦里，还是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红轮》的人物一直受困于两个主要的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男女对立问题以及随着革命风暴袭来的俄罗斯的秩序与混乱之争。这两个问题后面紧跟着第三个问题，即人与上帝博弈的秘密。但是这一博弈，是被遮蔽起来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博弈发生在个别人身上，有序组织与混乱无序、人性与暴虐则体现在整个民族身上。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红轮》中对这两种博弈的描写使这部史诗成了一部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具有普适价值。

男性与女性的博弈贯穿了《红轮》的所有章节。通奸者沃罗腾采夫是一条重要的情节线索，因此他就成了首先被人关注的对象，但除了他以外，经历了妻子背叛或者夫妻离异的还有古奇科夫、高尔察克将军、斯维钦上校、科维尼奥夫……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这些勇士们的生活伴侣都成了他们无法建功立业的绊脚石。沃罗腾采夫的妻子阿利娜是一个多愁善感、任性的女钢琴家，她想束缚住丈夫的手脚，一心要过一种庸俗的放纵的生活。奥利达同样不无艺术细胞，她能够在俄罗斯象征派的创作中发现某种崇高事物的存在，如在弗鲁贝尔的画作《潘》中。对艺术丝毫也不了解的上校盯着她家里挂的赝品画作：“还有在天边一轮青铜色残月下，在半明半暗里裸露双肩的保护神潘，他并不那样老。现在沃罗腾采夫终于理解了他的蹲跳动作和夜晚的目光。”正是奥利达帮助他与潘、与大地之间建立了神秘的联系，而后者正是阿利娜极其想要破坏的。合法妻子捆住了主人公的手脚，而瓦尔基里女神则为他们解开枷锁，给他们自由。

2月26日，当古奇科夫盘算着眼下正在策划的密谋时（而且是无法实现），他感到他的婚姻成了一切事物的绊脚石：“……透过一面墙他感觉到了玛莎就在那边，甚至她要到这边来——他不希望她到这边来。隔着一堵墙她都能影响他的思绪，使他困惑。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到哪儿去——这婚姻都压得他难受。”古奇科夫看了看斯托雷平的半身塑像，后者悲剧的一生使他萌生嫉意，他突然感到一阵良心的不安：如果没有这个缠在脖子上的羁绊，他旁边要是没有这个卑微的人，要是没有这些刻薄的相互指责，他会去袭击皇后吗？换言之，沙皇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融洽唤起了他心中的嫉意和深深的憎恨：“……他知道了，一个女人如何把最强有力的那人弄得精疲力竭，如何让他心情烦躁，如何令他苦不堪言。”只有挣脱了家庭的羁绊，精力充沛的人（索尔仁尼琴就是在众多的历史事件叙述中也不会错过对他们的描写，让他们说出大段大段的独白或者是用眼神交锋）才能排除日常琐事的陷阱，成长为一名想要创建功勋就要忍受孤独的战士：“只有经历了百孔千疮的婚姻之后才会懂得：单独一个人，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一个人单独面对那个需要下决心的时刻。于是，这时的主人公开始另一场斗争，真正的、永恒的斗争，即为拯救俄罗斯而奋斗，或者说是为了重建旧俄罗斯自身蕴涵的意义和精神秩序而斗争。

如何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摆在了具有左派观点的萨沙·列纳尔托维奇面前，摆在了因君主的优柔寡断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民族主义者沃罗腾采夫面前，摆在了理性的斯维钦面前，后者的名言是：“不要耍脾气，不要挣脱束缚。”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果戈理的“三套飞奔的马车”，当然，也包括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现在，挽具减轻了，马儿飞奔起来……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勇士们而言，问题是这样的：是否能下决心采取更冒险、更勇敢的行为？需要紧张起来还是可以放松一下？有时他们这么做，有时又那样做，但总而言之——挽具已陈旧不能用了……

“立体”叙事是索尔仁尼琴钟爱的手法，很可能也是主要的一种手法。例如，1916年10月里在莫吉廖夫出奇炎热的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不仅通过沃罗腾采夫的视角表现出来（当他走过皇帝的宿营地时，一直在深思尼古拉的庸碌无为）；而且还加入了皇帝本人的视角。

现在我们以一个情景为例来更细致地分析一下。塔夫利宫里的米留科夫已经急不可耐：他为了政治而牺牲了做学者的未来，似乎就是为在动乱时期管理国家而生的，他梦想“让宪法与革命和解”，却忧愤不已地看到，民众兴致盎然地倾听各种辩论，看到他与左派之间相互不信任的鸿沟越来越大。米留科夫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掌控权力。但是，外面却是群情昂然，民声鼎沸，昨天在铸造厂大街某个“身体壮实的棒小伙”撞掉了他的眼镜……最后，有人向他通报说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团想和他谈话。就算这不是左派政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笔杆子”——那又有什么，他也同意与这些人谈话……帝制将只会剩下一个外壳：皇子阿列克谢将成为皇帝，而皇弟米哈伊尔摄政。现在事情简单多了：夺取政权，而想做到这一点也不能没有左派政党的支持。在所有的立宪党领导里，只有米留科夫会与他们打交道，只有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决说“不”。

在这个外表镇定但暗中却惊慌不安的米留科夫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孟什维克苏哈诺夫[11]，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他是以自己真实的姓吉姆梅尔[12]出现的。他那虚小的身体里有着过剩的精力，就智力而言，他要比执行委员会里自己的所有同志都要聪明。他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甚至吃饭也是走着吃。正是他提议与在塔夫利宫另外一侧办公的杜马进行谈判，而那里正在创造历史。宫殿的圆厅以前是波将金的冬季花园，现在是杜马会议大厅，那里空旷无人，而且，因为只有一盏灯提供照明，整个大厅显得模糊不清，而大厅里激昂的演讲曾震耳欲聋！委员会则在池座里办公，那装饰着列宾画的沙皇肖像。吉姆梅尔的脑子紧张地工作着：不要什么阶级世界，不——只要通过秘密谈判与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达成初步和解就可以。绝不能让1848年的巴黎事件重演，“那时候，工人们为自由党人火中取栗，可是，他们后来把工人们枪杀了”（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类似现象）。吉姆梅尔被迫与孟什维克、名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斯捷克洛夫[13]两人一起去谈判（索尔仁尼琴继续揭开党的活动家们的笔名，称他为纳哈姆基斯）。因为他们当中只能有一人进入政府，这将使原来的两个老朋友兼对手分道扬镳：“吉姆梅尔……惋惜地看着自己往日的朋友：他肯定是得了神经病，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不会有用处。这太遗憾了。”

对同一情况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北方方面军司令鲁斯基将军。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那一刻，在普斯科夫，他的那节车厢与沙皇的车厢紧挨着。鲁斯基懊丧地从皇帝的车厢走出来：沙皇仍没有在将权力转给米留科夫政府的诏书上签字。鲁斯基是多么想让沙皇做出让步，他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使将军更加烦心的是侍宠——“他们人浮于事，可又必须围着那个神圣人物转”。所有人都等着他说出最后的结果。鲁斯基仰靠在沙发角上——成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人。他嘲讽地看着他们所有人。“近年来的政治完全是一场昏昏沉沉的梦，完完全全的误会。”宫廷宠臣们抽着贵重的雪茄烟，他点燃自己的烟。“他们不停地吸烟，谈话，可皇上还是不传唤鲁斯基。”终于皇上同意了接见他。“鲁斯基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也就45—50分钟吧。真无法想象，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变得如此消瘦，他失去了不久前的那种执拗劲儿，眼神游移不定，眼袋耷拉着，面皮变成了褐色。”深夜里，鲁斯基打算给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打电话，告诉他皇上退位的消息。他重又琢磨起“皇上手指上那枚镶着椭圆形绿宝石的戒指，手上火红色的汗毛和褐色的大块雀斑”。将军感到自己成了俄国的英雄，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都从皇上那实现了，而尼古拉拘谨地问鲁斯基，可否允许他到皇村去，他的孩子们正在患麻疹……

由此可见，整部史诗就是各种场面的大杂烩，其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有一种处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叙事骨架由各个节构成，节又分成了成千上万个小节。如米留科夫在塔夫利宫痛苦、无眠的沉思，这位立宪民主党人确信，他统治俄国的时刻来到了；在宫殿的另一侧则是异常兴奋的吉姆梅尔；手上长有雀斑、恭顺地签署文件的皇上……

历史的画布混沌一片，但是谁的手上有灵丹妙药能把它理顺呢？每个人都在想，这个人就是他。《红轮》中的故事情节就像是一股强风暴，它把所有人都卷入进来，谁也别想跑。他们在桌子旁打盹，思索着1789年或者1848年的事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对于所有人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可以掌控、背叛、密谋或者消灭一切。每一个人都沉迷于自己的蓝图中。米留科夫认为，自由的世纪来到了，但必须要获得左翼政党的支持。吉姆梅尔认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该在无产者的控制下进行。鲁斯基坚信，他是第一个传达俄罗斯将获得新生的人。但与此同时，大街上的民众却我行我素，肆意发泄着自己的仇恨和暴行，一下子就推翻了所有的设计。胆怯、闭塞的沙皇有时也吃惊于自己的洞察力：消极地听着要求他退位的各种论据，他忧郁地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性，但都控制着自己”，然后就去祈祷了。如果论祈祷的功夫，他可是超过自己的一切对手——他知道的祷词不计其数、各种各样……

而在他们的身旁，却努力奔走着另外一个俄罗斯，即工程师的俄罗斯，奥鲍多夫斯基和布勃利科夫的俄罗斯，后者成了交通部长。“改造我们知识界的思想不是靠语言，而要在实际行动上让他们看到工业化主义的思想体系。工业创造的宏伟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惊人的发展道路摆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以此才能避免注定失败的社会主义（极其有害地接近于人民关于正义的理想）道路”——他心里想道。而奥鲍多夫斯基则宣称说：“要是给我们十年时间静静地发展自己就好了，到那时，没有人会认出我们的工业，没有人认出我们的农村。”他们是务实的工作者，是作者钟爱的人，但就连他们也被卷入到了这场自发的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动荡中了。他们还有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清楚，时间不等人，应该做些具体的事情，尽快结束这场无休无止的舌战的折磨以及街头暴乱。俄罗斯需要一切，但饶舌的人除外——他们实在是太多了。

每个“节”的叙述节奏都有所变化。《1914年8月》的开篇是一幅雄伟的高加索山脉画面，出现在主人公眼前的似乎是一个天上的景象。于是，这一远方地平线上山连山的景色为全篇小说奠定了基调：俄罗斯还能够主宰一切，但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翻开《1916年10月》，我们看到的是戈卢博夫斯基森林——在这个阵线双方已经僵持快一年了。尽管经常会有大炮轰鸣，鸟类没有从森林飞走，相反，它们不停地歌唱、鸣叫，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故土的那份深深依恋之情。俄罗斯，就像这些歌鸫一样，死死地抓住生活不放。“百鸟齐鸣，动人心弦，萨尼亚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呼吸着新鲜空气，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

在《1917年3月》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能把文本串联起来的大段隐喻。占据叙事空间的是各个社会群体：聚集在战壕里的士兵，为了名利而四处奔走的政治家，善使手腕的骚乱的领袖们，但最主要的还是大街上的骚乱——喧嚷激动的民众和平定暴乱的军队；尽情欢呼的群众和笼罩在恐怖中的个体。长篇小说最终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片段，我们只能借助于“每个片段”的题头来观察彼得堡，在这些片段中，时间已经不是按照天来计数，而是小时，甚至是分钟。嘈杂声、“乌拉”声和“打倒”声、狂怒的吼叫声、无语的恐惧感——这一切使读者应接不暇。民众有的在殴打、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嚎叫、有的在痛揍、有的在撬门压锁……这些不可计数的零碎细节反映了街头事件的快速变化，这些行为在当时开动的俄罗斯火车车厢里也可看到（许多见证这场浩劫的人都记住了这些火车，如茨维塔耶娃），它们也可以成为政治事件的导火索。那些回顾式的描述（它可以让我们“透彻了解”人物形象）越来越稀少，不断映入眼帘的是剪报、一段段的街头场面、思想的碎片……

总而言之，小说的叙事由历史事实和单纯的小说手段（如抒情插叙、简报、政治家们的直接或间接肖像、祈祷、骂人、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无序思想）编织而成。作家用后一种手法（在《1917年4月》中）刻画了托洛茨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托洛茨基正坐着火车，与那些从德国回来的医生战俘待在一起。这些爱国分子无条件地赞成把战争打下去，正与那些从德国回到俄罗斯的政治侨民进行接洽。“这些人的领袖是托洛茨基，年近40岁，动作灵活敏捷，高高的额头，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夹鼻眼镜，和家人一起回国……这名尊贵的客人深深地触伤了医生战俘们。这些年里，‘革命侨民’让战俘们了解自己，但不是靠干面包，也不是药品，而是某种用特别地道的战斗语言写成的传单，而且其中很多内容都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和泛伊斯兰主义。”托洛茨基对一脸愕然的医生们宣称道，俄国军队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败仗史，必须尽快结束这场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他用自己敏锐的时断时续的评述彻底征服了听众。后者认为只有俄罗斯的农民才能拯救俄国，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农夫们的智慧不成规模，没有合力。他们看到的只是皮毛。农民们会把革命民粹派的党旗撕个粉碎用来当包脚步”。在彼得堡的火车站，没有人来迎接这些过去的囚犯，但却有几百人在迎接托洛茨基。作者一直在使用这个自己喜欢的手法：即借助于常常的对白以及简洁但内涵丰富的事件场景来塑造人物形象。

记录每一天连同每一时刻的事情，这种方式在《红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切都被无一遗漏地记述下来——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时间上的分配是不同的。例如，在《1917年4月》中，街头动乱、铁路沿线及前线的骚动、农村的暴动都发生在3月26日复活节这一天，这成了一个看不到的标记。在《1917年3月》中，小说发生在大斋时期，所以奶娘指责叶戈尔不遵守斋戒的规定：“‘今儿个是礼拜六，咱们去西蒙奥诺夫教堂去晚祷。你去忏悔一下。明天在出门前还能赶上日祷，还可以领圣餐……’听到有人按门铃，她打开了小窗口。太棒了”。这个大斋期的周六，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在喀山教堂和伊萨季耶夫教堂的台阶上做晨祷。一周后，维拉和奶娘一起去教堂去取十字架：对维拉而言，对很多其他人而言，复活节的欢乐是与革命的喜悦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因为有军官被杀死而感到心情沉重、隐隐不安。大斋期周五还很冷，而复活节当晚的气温就回升了，街上的雪都化了。在复活节那一周的星期二，天气就像夏天一样热得不行。大家都发现了这几天天气的巨大反差。以前复活节期间，只有持特殊证件者才允许进入教堂，但现在人们可以随便出入了。其他地方（如乡下、基辅等）同样也举行了复活节的仪式。在这个转瞬间诞生的国家里，新旧两种历法似乎还在互相影响着（新历法不久就将施行）。

《1917年4月》里的一个场景出人意料地表明（几乎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观，遵守自己的日程安排。一心想着各种革命义务的吉姆梅尔经常在外地留宿。“于是，在这种紧张的斗争中，他忙得不分昼夜，整个三月份就这样过去了，苏维埃会议将于三月末四月初召开，他囫囵吞枣地吃上一口，晚上经常住在自己的革命战友尼基茨基家里，午夜时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自己位于卡尔波夫卡大街上的寓所。于是，晚上的某个时候，汽车把精疲力竭的奇赫伊泽、丹和吉姆梅尔送回各自的寓所——他们三人突然一下子看到了一个场面，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深夜里，许多人走在大街上，所有人手里都拿着点燃的蜡烛，而且大家都在大声歌唱！这又是什么游行呢？——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指定这场游行，也不知情，他们想要什么？？司机解释说：这是因为明天是复活节。啊，原来是复活节啊……嗨，一下子就放松了”。

整部史诗暗中流露出与肖洛霍夫论辩的想法。《静静的顿河》的最终稿里有不少血腥的场面，焦点就是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策动的兵变。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哥萨克同其他人一样，都是狂暴革命的牺牲品。他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怪现象，即素以热爱自由闻名的哥萨克从1905年起却变成了扼杀自由的刽子手和沙皇制度的鹰犬。

索尔仁尼琴也抨击了文学界和演艺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表现。甚至包括持有明显反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1917年他们特别推崇克伦斯基，称他是“文明的”俄罗斯的罗伯斯庇尔，在自己的作品里作者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亚历山大剧院上映由梅耶荷德导演的《假面舞会》也遭到了无情的讥讽（梅耶荷德是帝国剧院总监沃尔康斯基大公的宠儿）。顺便说一下，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对爱森斯坦也进行了类似的讥讽。《假面舞会》首映的那一天，恰好爆发了革命，它似乎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规模无比宏大的由全体俄罗斯人参与的表演：“这真是个大胆、荒诞的奇想，剧中有金光灿灿的前台，镀金的圆柱，正门上面的垂花雕塑，绣着银丝的豪华帷幕（用一块花边式的帷幕做成，上面有兰加尔特公司的广告），许多镜子的回光，富丽堂皇的殿堂，以及数不尽的盆花和屏风。无数件戏装犹如彩色漩涡，款式丰富多样，尽是绸缎和天鹅绒，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远远超过人的感官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所有这些漂亮装饰都是徒劳无益的，里面找不到一点儿莱蒙托夫原作的影子和精髓。干嘛加上这么多累赘”。索尔仁尼琴认为，从莫斯科请来的戈洛文布置的豪华道具不仅曲解了剧情，而且破坏了一切——这些道具，除了空洞之外，一无是处。

但，《1917年3月》里的第655章以及《1917年4月》里的第186章要把我们带到何处呢？可能，也是虚空吧？《红轮》是否有一个主导一切的核心的主旨？“立体”手法让读者可以看到一切详情，在《红轮》的字里行间几乎可以读到所有相互对立的观点。作者竭力表现这些观点，初看上去我们找不到作者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有的话，那么他的想法也是破碎的，反映在人物形象那些相互对立的观点上。难道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完全的对话精神吗？那种《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波别多诺斯采夫所担心的对话精神，读到这些章节，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圈》就是这种真正对话精神的体现：“新的十二月党人”在“沙拉什卡”里重建了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录。但是，作家从那时起不断变化，所以已经不能按照巴赫金的思想来阅读《红轮》：这里没有狂欢化的语境，尽管个别章节让人想起了历史题材民间喜剧。整部历史巨著都是作者对中心论题进行探索的尝试。这应该是对问题的答复，但问题已不是19世纪革命者提出的那个“谁之罪？”的永恒问题，而是“这一切源于何时？”，何时起俄罗斯走上了崎岖的山路并开始在这条坑洼不平的路上东倒西歪？这个问题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存在过“真正的”俄罗斯，那个始终脚踏实地、善于采取公正而正确决定的俄罗斯。而现在，它在我们的眼前四分五裂。为什么会这样，它从何时起发生的？古奇科夫想沃罗腾采夫时，他暗想：“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这样的人呢？”古奇科夫自己想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但却没有成功。在长篇小说里（像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个时候一样），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觊觎领袖地位的人不断进行考验。一些人简直就是傀儡（如克伦斯基），另外一些人由于畏缩不前及女性而惨遭失败（如古奇科夫）。只有列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一点使自己的同志们（如那个温和的卡缅涅夫，对他的刻画非常意外）感到十分惊诧。毫不起眼的列宁，像马拉一样，靠着自己的思维敏捷迷住了所有人，他向大家说道，应该把一切都翻个个儿，哪怕是最为坚不可摧的事情。

革命的面具完全由谎言编织而成。它无拘无束，蛊惑人心。进入大家耳中的都是一些肆意编造的“歪理”：“所有有良知有理性的事物已经被吓傻了，而嗓门最大、最凶狠和最愚钝的就站到了前台。”（如卡缅卡的村民集会）到处都是对人民的溢美之词，而后者却在用自己的残酷行径玷污着美丽的俄罗斯。“法国的君主制反抗了3年，而我国的却只有3天。”

整部《红轮》有好几千页，而时间的进展却异常快速：国内的动荡不安，急迫的叙述，还有那些讲述尼古拉二世、列宁、米留科夫、古奇科夫和托洛茨基等冗长的章节，它们往往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戛然而止了。人物形象经常处于运动的过程中，人的命运发生逆转，一切都进展得十分快速，潜在的联盟根本就没有机会坐下来谈一谈合作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从这个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急剧变化的历史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就是列宁。他刚刚参观了苏黎世的方尖碑，而现在却在科舍辛斯卡娅私宅的阳台上进行演讲。但是，这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就如同瞬间把一个宗法制的卡缅卡变成充满仇恨的地方一样，这同样没有使它成为俄罗斯的典范。

时间的疯狂流逝应该就“病人是否会死去”这个问题给予答复。正像拉丁谚语所说的：我们肯定会死去，但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在《红轮》中，一切似乎正相反：我们不确定会死去，但知道确切的死亡时间。节拍器的滴答声一直会持续到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但这之后会是死亡吗？整部史诗都建构在这种不确信上。一个人物发问道：如果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俄罗斯的灭亡，这会怎样？于是他明白了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需要包围并消灭的敌人，而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威胁，即整个俄罗斯都在向深渊滑去……

每一个人对这种滑行都给出了自己的称谓。历史学家米留科夫（索尔仁尼琴认同他的观点）认为这是新的混乱，瓦尔索诺菲耶夫则认为到了“卑鄙灵魂”统治国家的时候了，卡维尼奥夫却说这是“普遍的断裂”。（对索尔仁尼琴而言，断裂是一个关键词，这一术语源于黑格尔。青年人在争论“断层”和“跃进”这一绝对精神的相互转换。）奥利达怀着悲愤之情看着“家园”的彻底崩溃（“难道有什么事物会永恒存在吗？……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人依恋”——恰达耶夫1836年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书简中写道）。直率的科尔尼洛夫认为在一切方面都是社会渣滓在欢庆胜利。

四个“节”让我们看到了俄国患的这场急性病的历史。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这段历史的第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红轮》里引用了两个对这场革命给出诊断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梯也尔和泰纳。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红色恐怖是革命的自然阶段还是种种情况使然，如反对君主制集团的战争，旺代省的暴动，等等。泰纳非常绝对：一切早以预先注定。他揭露了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这些人在1787年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未来的雅各宾派肃清了道路。索尔仁尼琴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发挥着泰纳赋予雅各宾派的那种作用。与其他“群魔”比较起来，列宁起码具备一个优点，就是他从不撒谎。但是毁灭国家的并不是“小教派”，而是胆小鬼和饶舌鬼。在沃罗腾采夫（还有其他人物）的家庭悲剧与社会的道德腐化之间有明显的共同点；造成两种情况的原因都是缺乏远见。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就像被剃去了头发的参孙一样孤立无援，而且无法再恢复原有的力量；他们像盲人一样，撼动不了神庙的基柱。参孙同样出现在了《红轮》中，即萨索诺夫将军，他希望给人们带来福祉，结果带来的只有仇恨。

在没有对革命进行彻底审判之前，写它是很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当事方，审判革命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历史学者有陷入老古董的危险，而小说家则有在事件发生后当预言家的危险。预言家不喜欢历史，他们预测那个既不知道未来也对过去熟视无睹的当下。索尔仁尼琴竭力塑造一个无知的情景，当需要坚决果断地深信她的话或者相反时，谁也不知道先知正确与否。预言不幸的事情需要非常认真的平衡，而《红轮》中的平衡（尽管主人公体会到了那些幸福的时刻）原来是突刺过于轻松。最主要的平衡是来自阿尔巴特街附近小弗拉西耶夫胡同的星占家。桑尼亚和科加意外地碰到了他，愉快地听着他的那些充满了预见性的话语。是否需要参军？信奉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的桑尼亚烧掉了自己的偶像并报名参军。黑格尔信徒科加不相信个体的作用，但也报名参了军。星占家对他们说改变将会是渐进的，并且会很慢。作为一个“路标派分子”，他否定了黑格尔有关崇拜力量和绝对精神的转换的学说。问题在于，哪一点更有道理：是作为真的真理还是作为公正的真理？如果过分明显地倾向于其中的一点，就会丢掉另外一点。“路标派分子”表现了令人羡慕的灵活性，但还是令人无法理解，除此之外，引起了一片反对声，列宁也加入其中。瓦尔索诺菲耶夫让人想起了《日瓦格医生》中的维杰尼亚平：崇拜时尚的柏格森主义，还宣传时间的价值，即道德的封闭时间和先知的开放时间的价值。但是这一切都是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时间被详细划分之前的事情！而之后的六千页，桑尼亚获得了临时休假证后，和未婚妻在莫斯科散步，突然又和星占家聊了起来……

索尔仁尼琴确信，早在1917年2月至4月间，局势已无法挽回。赌注已下，一切都充满了谎言，一切都被“小人们”的夸夸其谈所蒙蔽。“这本书不应该写成对过往历史的自我观点的表达，而且还累得气喘吁吁。而应该这样写，使读者切身体会父辈们的所有疑虑和错误，即使他今后会重复犯那些错误，沾染上这些错误，也比受今天‘不正确’的理解的影响好。那样的话，就将看到益处：过于自信的孩子们就不会贸然地对俄罗斯说三道四。”（《〈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但从哪里开始讲述，又讲到哪里结束？怎样确定故事开端讲到哪里，何时才能得出已被意识到的错误结论？以便从这里开始回顾历史、追溯未来。时间分割得越细致，我们越是按照作者的思路沉迷于小说，那么出路就会越不清晰，小说也会紧紧地局限于“可怕的现实”——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可怕的无限性”。这样，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在他之前在这种远离现实以及俄罗斯深陷的这种虚无中发现诗意的人观点相近。首先这是列米佐夫的丰富联想。列米佐夫的俄罗斯好像燃烧在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活火上。他的叙事诗《被掀动的罗斯》，全诗由一些词句片段和火焰的语言组成，我认为，这首诗对索尔仁尼琴施加了影响。但是，与《红轮》不同，列米佐夫的长诗里的火代表着审判：

一切会呼吸、有生命、生长的事物都会面临审判，
用火来审判。
火
是最后的法官——审判一切并毁灭一切[14]。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列米佐夫更加大胆地磨压现实，而且同前者一样，也描写了普通民众带来的以及给它造成的各种苦难：“就像削铅笔一样，把人身上的肉切成碎片”。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补充说道：“……这场强风正是我赖以存在的基础”。在《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中，反复出现一个单词“紊乱”。这类似于列米佐夫作品中的“朝向四面八方”。大家奔向何方？大旋风要把他们抛到何处？抛向四面八方……

下面我们将索尔仁尼琴的表述与专业历史学者的结论进行一下比较。最新出版的有关俄国革命的最有分量的著述是前文提到的奥兰多·费吉斯写的。在他的这部研究著作中刻画了所谓的“见证者人物”的肖像，他们的命运贯穿了整部书的始终。费吉斯的结论是，乌托邦（即意识形态）扮演的是次要作用，在一连串的革命事件中，暴力引发了暴力。残忍的秉性在军队、日常家庭生活、孩子的教育甚至宗教活动中司空见惯。可以把索尔仁尼琴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和费吉斯笔下的“见证者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借斯托雷平改革之机走出公社的农民（独户农民），同村人恨他们甚至超过了对过去的地主；还有自由地主（费吉斯以利沃夫大公为例，他比索尔仁尼琴更加同情这些人）。此外，《红轮》里没有费吉斯非常珍视的有文化的农民形象，这些人追随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因为无法在旧俄国得到发展。那个在一战前线因战功获得五枚勋章的农民乌特金之所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因为在务农这条道路上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图拉，当乌特金喊着“打倒布尔什维克！”时，起义的工人们不停地吹着口哨，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命令向他们开枪。独户农民谢苗诺夫，1918年带着自己的家业回到了那个自愿建立集体农庄的村社，他就是1906年农业改革失败的活见证人。如果说，对于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而言，之所以发生这一连串事件，根源是残酷待人的传统，那么对于俄罗斯小说家索尔仁尼琴而言，则是肆无忌惮的谎言以及理智的丧失。

作家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上士基尔皮奇尼科夫为了不向首都民众开枪射击，他“越过界限”独自一人掀起了暴乱，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行为：“……这群人不知是基尔皮奇尼科夫带的，还是自发来的——分不清楚”。索尔仁尼琴详细地，几乎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分析了人怎样跨过界限，恣意妄为如何弥漫，一切社会原有的固有联系如何土崩瓦解。

历史学者无法做到的，反而启发了长篇小说家。作为历史学者的索尔仁尼琴不断追问这一股股谎言和呓语的本源问题，越来越深入到久远的过去，他认真地盯着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他们的生平经历中不断摸索，有时就会找到那个无助、绝望或者幻觉为主的时刻。他不断求索造成这场“重病”的缘由和先兆。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却深受以下情况的鼓舞：小说文本的细致切分与人物形象（所有以及个别人物的）的呼吸节奏相符。这是个败笔，但却是一个天才的败笔：作者经常会承认这一点，特别是在那些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祈祷的时刻，还有在主人公无法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忏悔的那一刻。比如说桑尼亚，他看到谢维利扬神甫是如此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感到无比震惊。还有对自己孩子的夭折有深深负罪情结的济娜，向阿罗尼神甫忏悔，艰难地说出自己所犯的罪恶，就好像是用“打井的锚钩”从心灵深处一点一滴地把它们挖出来一样。于是，一条长巾突然落在了她的头顶，传来了神甫的声音：“孩子，她原谅了你的一切罪过。于是，我，不配得到尊重的神甫，就让上帝赐予我神力吧……”但济娜却满头雾水，她无法理解，怎么能够原谅她的一切罪过呢。沃罗腾采夫时而看到了希望的火花，时而感到自己是上帝的弃儿：“而肩头又一次地舒展开来。不，前面有个东西在发光。我们并没有输掉一切。但又要向哪个路口奔驰而去呢？又把自己安放到那块石头下呢？”

理性早就不是世界的主宰，对于俄罗斯来讲，更是如此。饶恕可以通过祈祷实现，但却无法听到。无法宽恕——这才是使广阔的俄罗斯深受伤害的根源所在。放在以前，失败是史诗性的，而现在却是腐烂、虚无……叙述出现了裂缝。于是我们也被卡在了裂缝里。

但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索尔仁尼琴预见到了这个批评意见，且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答复，例如，他讲到普希金时作了如下的表述：“……仅仅说普希金的历史感是紧张的还远远不够，这种感觉还出奇地均衡：他可以一方面对他同时代的俄罗斯的内在缺陷表示气愤（如他1836年写给恰达耶夫的信），另一方面也不会忽略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当然，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如此。

[1]以西结是圣经记载的一位祭祀，他在前6世纪，在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看见异象，宣讲22年，正如以西结书所记载。——译者注

[2]毕希纳（1813—1837），德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

[3]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慈运理又译作茨温利，1481—1531），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改革家之一。——译者注

[4]帕尔乌斯，原名亚历山大·列沃维奇·格利方德（1869—1924），1903年起成为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流放，后逃亡德国。曾与托洛茨基一起提出过所谓的“永远革命”理论。一战期间在柏林创办过《钟声》杂志，支持战争中德国的立场，与德国司令部合作。——译者注

[5]狄刻是希腊社会中代表公正、公平判决的权利和法律的正义女神，是公正和正义的化身。——译者注

[6]参见：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7. 27 февраля.

[7]涅恰耶夫（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 Нечаев，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译者注

[8]2007年，索尔仁尼琴给本书作者寄来了一封信，信上列出的是他在写作《红轮》期间使用的207个文献，但是，这个文献清单并不完整。在作者亲手写的参考文献中有900多个引用，但他在佛蒙特州侨居期间，不知从何时起不做登记工作了；在目前正在准备出版的新一版中，在参考文献处，作者特意在补充的著述和文章上面做了记号，这些都是作家以前不曾登记过的，大约有2000个（这是从娜·德米·索尔仁尼琴娜处得来的信息）。

[9]这个人的原型是工程师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后来被布尔什维克枪决。“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1900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十章）

[10]1892—1917年对彼得堡监狱（按其建筑物形状）的俗称，1905—1907年革命以后，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译者注

[11]原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吉姆梅尔（1882—1940），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经济学家、政论家。1903年参加为社会革命党，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年因参加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而被判刑。——译者注

[12]吉姆梅尔是俄罗斯的德国人。书中有一个片段，把苏哈诺夫—吉姆梅尔与科尔尼洛夫将军进行了对比：“是的，他的话充满激情，但缺少技术含量；是的，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科尔尼洛夫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苏哈诺夫，会触及到关键问题吗？他不知道保护鲜活文化和国家的感受，他只服务于意识形态和共产国际，而这里，对于他来讲只不过是无思想性。”

[13]斯捷克洛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1941）别名纳哈姆基斯（Нахамкис），俄国革命活动家、政论家。苏共党员（1893年起）。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起先后担任《消息报》、《新世界》杂志、《红色田地》编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译者注

[14]Ремизов А. И. Взвихренная Русь // Ремизов А.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5. М.，2000. С. 199.

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犹太的弥赛亚学说

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是唤起其创作热情的一个主要源泉。这是一本给想象中的“敌人”们写的书信集，他们对于人、国家和历史只是抽象的认知。他们不理解战争以及人与国家冲突的意义，因为头脑里只有抽象的人及其权利、抽象的国家及其法律以及道德的绝对律令的概念。与蒲鲁东、施本格勒、索列尔一样，别尔嘉耶夫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是伟大的罪过，但同时也是伟大的救赎。在《论民族》这封信中，他嘲讽地向国际主义者发出了挑战：“你们对犹太人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你们为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你们感到你们是‘犹太人’了吗，你们搞到犹太民族的灵魂了吗？你们是否曾经深入探讨这些秘密以及这些源于人类远古时期的犹太人的神秘的命运问题？”

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段申斥，他在自己的著作《同行二百年》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以此来强调，只关心与当局斗争的第二杜马甚至都没有讨论过斯托雷平关于扩大犹太人权利的这个草案。斯托雷平想要彻底放开这些现有对权利的限制，但是尼古拉二世不想给大家造成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印象。以国务秘书科雷扎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为基础，精心选取那些引文，《同行二百年》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杜马（即便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杜马）没有在日程中提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上文引用的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话：即这些杜马的极端主义者关注的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与当局进行斗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只是这场斗争的工具罢了，顺便说，其他许多问题同样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索尔仁尼琴不再触及这个棘手的题目，他写散文诗，着手发表那些先前未获出版的作品（如《爱革命吧》），但他的本性还是一位斗士，他也知道，写俄罗斯历史上的“犹太问题”就意味着要进行论战。这一点并没有吓着他，但从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出版间隔来看，索尔仁尼琴参照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写的类似题材的书能获得出版这一事实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

犹太问题以及反犹题材在《红轮》中就出现过。作者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后意识到，他掌握了远远要多于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信息。但这不是写作《同行二百年》的唯一的理由。令索尔仁尼琴感到不安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在苏联末期得到了激化。吸引他的还有这个问题的末世论层面，尽管他一再尽力避免直接谈及这一点。

《红轮》的很多章节都涉及到犹太问题。作家详实地讲述了“俄罗斯争取犹太人平等权利协会”领导者之一马克西姆·维纳威尔，他代表犹太人作为原告出席了1903年戈梅利大屠杀案件的审理（这件事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作为立宪民主党党员，他于1905年11月向权倾一时的维特提出平等对待犹太人的请求。维特答复说，犹太人应该彻底拒绝参与俄罗斯政治。维纳威尔表现得相当谨慎，但其他一些犹太人领导希望和当局一比高低。

在《1917年4月》，我们看到了犹太资本家科尔兹涅尔一家人的沙龙，这个沙龙与莫斯科的文学艺术界联系紧密。1917年4月12日，在那里讨论了执行委员会的未来的问题：莫斯科人希望委员会能在莫斯科一个还没有建成的教堂里办公。一个参加者害怕回到过去，害怕出现新的反犹苗头。另外一个人答复说：“应该客观地谈论过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在俄罗斯站了起来，摆脱了原来的波兰的破落，摆脱了中世纪的面貌。我们的人口数大幅度增加，可以在海外建立许多人口众多的居民点。平均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在我们中间，犹太的教养得到了普及。我们可以奢侈地拥有三种语言的图书。我们在帝国的意义不断提高。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幸福已经与这个国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听了他的话后，一位在座的人反驳说，争取犹太人权利问题依然存在——要知道原有的体制不想把这些权利给我们：“当下，再也无法人为地把我们与俄罗斯文化割裂开来，犹太的自我意识与俄罗斯的自我意识终于可以真正地融为一体，犹太特质与俄罗斯特质和谐共处。”这时，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主人苏珊娜·科尔兹涅尔插话道：“坦白地说，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要比所有这些‘革命的收获’更使我不安。在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我们应该表现得特别慎重、特别名副其实。而我们的年轻人，确实，到处东奔西走，到处都冲在前头。在执行委员会里也是这样——我们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太多了……我认为……我怕说出来……将会有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

在《1916年10月》中，仪表堂堂的准尉切尔涅加对埃韦尔特将军关于免掉犹太人担任医生和经济方面领导职位的命令大声地表示赞许：“把犹太鬼撤掉！他们就像苍蝇粘在炉灶上那样，紧紧粘在非战斗部门。挨枪子不是他们的事。”桑尼亚徒劳地反驳他说，在犹太人中间也有军官，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获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切尔涅加取笑他的“不开窍”：“只要你收进一个，明天就会来上十个骑在你的脖子上！你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还有些糊涂。只有我们才不会相互算计，而他们却会。并且权利平等马上就会变成他们专权！”这场谈话发生在窑洞里，在战斗间歇期——这才有高谈阔论的时间和心情，于是切尔涅加补充说道：“犹太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没有缘由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地道的中世纪反犹言论。桑尼亚突然激愤地冲着准尉说道（而且作者明显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排斥他、出卖他！你明白吗？任何一个民族！……谁也不能容忍这种事——某个人来了，并且直说他从上帝那儿来，他是上帝的儿子，给我们带来了上帝的意志！这谁能忍受得了？怎么会不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比这更小的事，也常常打死人。人类不能忍受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人类必须长久地爬行，跌跌撞撞，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接受启示。”

在自己的这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著作中，索尔仁尼琴会经常触及犹太问题。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社会氛围的总体倾向是当局经常拒绝向犹太人提供平等权利。然而，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强调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犹太商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俄罗斯商人平等的权利，再考虑到大部分俄罗斯农民（这也就意味着，全体俄罗斯人）都是农奴，这项优惠是非常大的。但是书面的权利、法律是一回事，而具体应用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本国集中营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在那里，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受斯大林宪法的保障）来讲，对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在与“多元论者”论辩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同样也不得不涉及到犹太问题，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当时的首要问题是犹太人移民权的问题。这成了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纷争的一个起因。索尔仁尼琴只是认为不应该向个别人提供权利。与此同时，这一问题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参议院对此进行了投票表决并专门出台了一条法规。索尔仁尼琴认为，不应把与此有关的问题同道德上对抗体制联系在一起。于是，当2001年《同行二百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及其作者受到了很多人的责难。

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采访时，作家解释说，早在创作《红轮》时，他研读1914年之前的事件时就碰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实际上，这是对这段历史的高度扩大后的阐述，类似那些写斯托雷平或者尼古拉二世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孤陋寡闻的读者写的犹太问题导论，它带有作者看待这一问题的立场。索尔仁尼琴指出，很少有人记得，犹太人曾在1812年给俄罗斯军队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或者按照“越动荡越好”原则做事情的“民意党”却鼓励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对帕尔乌斯“游说”列宁那一幕的描写使作家广受指责，说他是“中世纪”“宗教”反犹势力的主要代表。但这与《同行二百年》出版后引起的批评浪潮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仅举两个有代表性的见解。列奥尼德·加奇斯不无讽刺地指出，索尔仁尼琴在写书过程中主要使用了《犹太百科词典》，而这本书就成了“反犹思想的工具”[1]。而格奥尔吉·加切夫则认为这本书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顶峰之作”，是一部公正的学术著作的典范[2]。

除了想使用那些在创作《红轮》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索尔仁尼琴还想回复萨哈罗夫（虽然为时已晚，他1989年就去世了）和其他一些关注犹太问题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同行二百年》还间接地涉及了俄罗斯弥赛亚和犹太弥赛亚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的末世论问题。

为什么是“二百年”？原因是在第一节波兰（1772年）之前在俄罗斯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而在六天战争（1973年）之后，特别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终于允许苏联犹太人自愿离开苏联（于是他们大批量移民以色列或者走上了彻底同化之路）之后，索尔仁尼琴觉得，犹太人在俄罗斯的发展已近尾声。创作这一敏感题材，必然会触及到痛处，所以才没有谁愿意做这件事，索尔仁尼琴冒着成为众人靶子的风险决心做这件事。“我曾把这本书放了很久，如果不写这本必将带来很多负担的书我会很高兴，但是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所以我不得不着手于这本书的写作。”他坚决反对给他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我们可以用尘世的尺度去评论俄罗斯人，或者是犹太人。上天的评价就留给上帝吧。”他并不是有关俄罗斯犹太问题史的专家，所以借鉴的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卷主要是以革命前布罗克豪斯-艾弗隆出版的《犹太百科辞典》中的词条为基础编写而成。面对那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责难，索尔仁尼琴表现得就像是一个被告。他引用的资料有：权威的《世界民族犹太史》一书的作者谢苗·杜布诺夫的观点（全书首次以德文出版，1—10卷，柏林，1925—1929年；后来出版了希伯来文版，1923—1938年），亨里希·斯利奥兹伯格（也是《红轮》里的主人公）的观点；特别是尤利·黑森和他的《俄罗斯犹太民族史》（1925—1927年，第二版，增订版）。索尔仁尼琴不仅援引这些著作中的基本信息，而且有时会参照胡佛革命战争和平研究所里的资料与作者们进行辩论。“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俄罗斯的犹太人史学家们而言，比较典型的情景是：如果说过去抗争和关注的焦点是争取获得某种权利，那么现在由于犹太人已经获得了这种权利，它就被看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了……对于1835年的情况，当时的犹太人是平静对待的，С. 杜布诺夫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末，却被看作是‘无权地位的宪章’。”

我觉得，索尔仁尼琴对杜布诺夫的态度很有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杜布诺夫不希望俄国的犹太人被同化，一直到1922年侨居德国之前，他都呼吁要坚守犹太族群的精神和道德独立性（这一点有别于崩得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参加俄国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杜布诺夫把自己的思想称作“自治主义”。因此，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杜布诺夫是一个艰难的对话者，因为他在犹太人身上寄予的希望与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人的希望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在类似的领域里进行着各自的抗争[3]。

至于说尤利·黑森，索尔仁尼琴的书里有三百多处引文引用了他的著作（通常情况下都是为了驳斥流行的传闻或者是更正过高的大屠杀牺牲者人数）。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里使用的手法会遭到质疑。他认为1881年大屠杀的人数有夸大的成分，甚至是过分夸大，这一点并没有错。但与屠杀这一事实相比，准确的数字是否如此重要？索尔仁尼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戳穿有关亚历山大三世暗中同情排犹行为且这些行为源于某个同一中心这一谣言。他在这里引用了黑森提供的事实。据他讲，在俄国宪兵司令普列韦写的关于宽恕大屠杀施行者的报告上，沙皇写有标注：“这是必可饶恕的”。据此就消除了他本人的嫌疑，但这却无法消除整个当局的嫌疑。

索尔仁尼琴写的这本书充斥了对那些一心以暴露揭发为事的犹太（还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犀利嘲讽，这一点同样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首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考虑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等伟大作家、思想家对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犹太人法律上的不平等现象表达的抗议。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出现在全书的关键时刻，即俄国社会“比政府晚了半个世纪”，终于意识到“对于俄国而言犹太人问题的日益重要程度”的时候。这个“迟到半个世纪的事实”简直就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思想：当局不止一次地尝试过取消对犹太人种种限制，但恰恰是犹太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到50年前，那时正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他确实做了一些尝试，但最后的做法是把犹太人的子女派往世袭兵的营队，这些孩子脱离家庭之后受到的是军事教育并且经常接触东正教。）

在这本书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摘录了一段索洛维约夫写给杰奥多尔·赫尔采的一封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把大量犹太人同时也是最富裕的犹太人安置在我们国家。”与古拉格群岛进行抗争的斗士完全可以拥护哲学家的观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况且，他还指出，索洛维约夫曾迫于政府的压力，1880年拒绝发表一封公开谴责反犹倾向的信，可他此时已收集了一百多个签名，包括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这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尽管如此，索洛维约夫在1881年还是失去了在大学教书的机会。我们认为，《同行二百年》的作者如此令人诧异地回避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考察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过程中，作者发现，犹太青年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他想还原那个遭到曲解（他认为）的历史事实。但却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中：他向读者表明，自由的媒体以及西方的媒体经常夸大大屠杀的数据，而且还断定，俄罗斯人从来就没有敌视过犹太人。为了佐证后一点，索尔仁尼琴援引以下的事实：“……一个白俄罗斯小镇的犹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排犹）倾向，在20世纪初期给莫斯科的慈善女商人М. Ф. 莫洛佐娃发了一封电报：‘您接济我们一点钱吧，犹太教会堂被烧了个精光，要知道我们拥有一个上帝。’于是，她就寄来了他们请求的钱数。”他把俄罗斯的犹太人与西欧的犹太人进行对比，提到了爱德华·德留蒙，提到了德列福斯事件，但关于左拉却一个字也没有说。

长时间创作《红轮》这部历史著作，使这部史诗带有一定的忧郁基调。这种忧郁基调我们在《同行二百年》这本有关互相曲解、互相侮辱的历史著作中同样能够感觉到。在这本书的结尾，这种基调特别明显。在这里，作者呼吁双方诚实地和解，不去否认做过的不公正的事情，呼吁相互宽恕——但所有这一切只会发生在久远的几乎是不可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束窄窄的末世的余光，和解将发生在时光的尽头。宗教史专家安东·卡尔塔舍夫（索尔仁尼琴曾三次提及他）早在1928年其发表在布拉格杂志《路标》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索尔仁尼琴也引用了卡尔塔舍夫为布尔采夫那本揭露“犹太智者录”的专著写的序言中的话：“……擦亮了无知者被‘犹太智者录’蒙蔽的双眼，用同样的手段再次弄脏人的视力，做出一番样子，好像据此就可以消除犹太问题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的确，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公开同意卡尔塔舍夫的观点，而且在书中提到《犹太智者录》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他更关心的是俄罗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期互相敌视的问题。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包括这个问题的仇俄视角），斯大林迫害参与革命的犹太“元老们”（这些人成了他们建立的体制的牺牲品），这才是作者关注的问题。他想看到的就是两者相互关系这一心结能够解开。

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经常与那些故意抹黑俄罗斯历史的人进行论战（这些人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那些始终站在犹太人立场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索尔仁尼琴不能谅解格里高利·波梅兰茨，后者建议他往《红轮》添加一个“高尚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形象”。他想平等对待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甚至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实质上，这也是一场与“多元论者”的论战。有时给人一种感觉，他把一切都引入到与他们之间的毫无结论的争辩，由此削弱了自己创作的意义。与此同时，他的论敌在为犹太人争取出国侨居权利的大后方，却歪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而易见，每一部书出版后随之而来的责难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作者收到了读者的指责：为什么在集中营里没有犹太人，他们经历着双重的痛苦——一方面是繁重的集中营劳役生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其他犯人的敌视？索尔仁尼琴在四十年后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通常情况下，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会安顿好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圣徒式受难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奥尼德·平斯基，他是文学研究专家，写过有关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专著，还包括集中营里囚犯写的随笔集《迂回说与铭记》：“在集中营里，他是一个卫生指导员。按照集中营里的评价尺度来讲：这还不错，也就是说，挺吃香。”[4]

在贝尔纳·皮沃主持的首次电视访谈中，索尔仁尼琴因为其笔下的很多犹太人都是“红色恐怖”和集中营体制的制造者（包括纳夫塔里·佛伦克尔）而受到大家的指责，他宣布，无法找到相关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在《同行二百年》里，作者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想猜破这个“整个古拉格群岛邪恶灵魂”之谜，他从来就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土耳其凑够了资金后回到了苏联，被捕后遭到流放，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成了古拉格群岛的一个最高领导人。“回到苏联，难道他的目的是想成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和斯大林的傀儡？连他自己都坐了好几年牢——可是却残酷地镇压了被关押的工程师，并消灭了成千上万个‘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驱使他那恶毒的灵魂到底是什么？除了对俄罗斯的极度仇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了。就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谁能这样做呢。”索尔仁尼琴是如此回答这个问题的：既有魔鬼，也有圣徒。在集中营里，他遇到过似圣徒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在《古拉格群岛》中找到对他们极为敏锐的刻画。这是很快就命丧集中营的鲍利亚·加梅尔，这是针锋相对的瓦洛佳·格尔舒尼，还有那个拒绝寻找温暖住所的来自埃基拔丝图兹集中营的玛萨梅德。他们的“举止既正确又好，只有最崇高的动机才能驱使犹太人做这些事——诚实地分担共同的命运，而且又不能被两方所理解！那些自我限制与自我牺牲之路在历史上永远都是这么艰难、这样可笑，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人类。”

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是：犹太人经常会推翻俄罗斯人给他们的建议。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族群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当局的提议不理不睬。犹太人村社首领会议、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犹太革命青年——总而言之，是犹太人破坏了政府的所有努力。索尔仁尼琴过分强调了犹太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与世隔绝的本性——可当谈到俄罗斯的贵族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的社会群体时也可以这么说。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斯托雷平没有获得沙皇的支持，结果被犹太人所暗杀[5]。最后，索尔仁尼琴颂扬的似圣徒的犹太人，是一些冒着生命危险希望摆脱“犹太标签”但又不放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特权的人。作者似乎在写殉难者名册，进入名册的是那些共同遭受布尔什维克体制迫害的无名无姓的受害者，换句话说，这是一些进行自我限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幸免于难。依照这一思想，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记录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记录员（从两方面来看），并且参照的是自己钟爱的论断，即民族和人们要一样对上帝负责。问题在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并没有像其他族群那样形成民族，所以它的历史不应该与俄罗斯人的历史进行比较。杜布诺夫曾提及这一点，他把犹太人看作是“政治民族中的文化历史族裔”。对那些保有自己精神独立性的民族一向抱有好感的索尔仁尼琴不能因此指责像杜布诺夫这样的犹太人。但与此同时，令人诧异的是，他一再强调说犹太人经常拒绝当局提出的与俄罗斯族同化的建议。杜布诺夫颂扬的那种精神上不被同化，这使索尔仁尼琴无法认同，也使他多少有点羡慕犹太人——要知道他对俄罗斯人的最大希冀就是希望他们成为“精神强大”的民族。

当谈到1937—1938年的“大清洗”时（在这场运动中，死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索尔仁尼琴的观点非常坚决：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不会因此就不再当刽子手。1930年代担任领导“毒药实验室”并曾在普通人身上实验各种毒药效果的马伊拉诺夫斯基教授，1951年自己也被逮捕。在监狱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我的手杀死了不少苏联政权的邪恶敌人”。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悲剧性，一切就像是一个缠乱了的线团。“不应该否认一点，即历史使很多苏联犹太人飞黄腾达，成了全体俄罗斯人命运的主宰。”

《同行二百年》贯穿着一种思想，即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这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竞争中，并且其中一方是“主人”，而另外一方是“客人”。如果把书名改为《分裂二百年》似乎更为准确。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积攒了不少互相指责：一方面，是犹太人过分积极地参与毁坏旧有俄国的进程，而且在斯大林暴政的帮凶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则是排犹行径，再往后，就是几乎属于国家层面的反犹行为以及1948—1953年的一连串事件。索尔仁尼琴总结道：对犹太人由于缓慢的同化过程以及对沙皇政府的仇恨而充满了浓浓的反俄情绪，俄罗斯人对之非常不满，这种仇恨后来演变成对仇视一切带有俄罗斯特征和东正教特点的事物；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俄罗斯将一切灾难都算在了犹太人身上或者是归因于所谓的“犹太共济”密谋。“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试图一下子调和这一切：“我呼吁双方，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并承认自己的罪过。”

索尔仁尼琴这部著作恐怕未必会被称为一部反犹作品——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他希望成为双方调解人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作家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成了无数断裂和失望链条中的又一环……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格列佛在小人国中的境遇：没有能理解他，也不想理解他，甚至还把他抓了起来，五花大绑……当调解人的愿望落空了。

第一卷主要以俄文文献为主，这并没有导致叫人伤心的结果，因为索尔仁尼琴引用的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但第二卷只援引了侨民期刊，包括慕尼黑出版的《国家与世界》杂志和以色列的《22》杂志。索尔仁尼琴正是从这些出版物中选取证据来揭露“狂热的仇俄行为”或是修正自己的见解。由于缺少其他语种的正规文献，这明显地降低了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的意义。一些主要的研究著作被完全忽略，如列昂·波利亚科夫写的关于20世纪反犹现象的专著《简明仇恨百科》和《反犹史》。因此，难以把《同行二百年》与劳尔·希尔伯格或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写的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反犹行径的著作相提并论。索尔仁尼琴的书成了部分俄国犹太人仇恨俄罗斯人的“简明百科”，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所引借的文献资源非常有限。

索尔仁尼琴不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后者也曾论述过“这一令人羞愧的、带来的只有灾难且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排他性”，提及“他们（犹太人）身上有不敢反击也没有能力反击的特点”。针对这些话，他强调说（这指的是苏联早期）：“那时候的人应该因为困惑而呆立不动”。要知道有过这样一些犹太人，因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而自诩为本民族的代言人。正像一个严谨的观察者所发现的那样，“对于城市里饥寒交迫的犹太人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门像早先的裁缝、经纪人、药剂师这些职业一样的手艺”。但如果对那些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犹太政论家们（他们认为“今天奥斯维辛的‘道德资本’已告罄”，并指责自己的同族，说他们眼里只盯着大屠杀事件）说些颂扬的话，则又会彻底抹杀本书的优点。于是，大家来看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在这一切之间平衡摇摆的话语，这些话好像将论争一笔勾销：“如果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评述20世纪的俄国历史时能做到这种名副其实而且宽宏大量的自我批评，该有多好，无论是凶残的革命时期，被恐怖吓得麻木不仁的苏联时期，还是充满了掠夺式的卑劣行径的后苏联时期。”这个“平衡”使得天平重又归于理性和公正。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关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的长篇大论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同化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这时“心灵”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概念：“答案并不是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并不是要流血，也不是遗传因素，而是谁受到的伤害更能引起心底的感同身受：是犹太人的还是其生长于斯的那个本地民族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心灵上既成为俄罗斯人又成为犹太人。他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政论家的话作为答复：“……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并非无缘无故——犹太心灵与斯拉夫心灵的接触……这里面有某种预兆。”

在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历史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即由于波兰被瓜分而进入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农民，没受过教育的阶层）和俄罗斯国家。一直热衷于造谣抹黑的知识分子，是制造混乱的源泉。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路标”派的传统，后者同样揭露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垄断。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里面有三篇随笔内容是反对知识分子的，说他们退化成了高谈阔论的人——在这些文章里，索尔仁尼琴宣扬的是他珍藏于心的理念——自我节制和相互宽恕。在两卷本的《同行二百年》里，并没有提到知识分子，因此书中的文化状况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很可能是唯一可以指责他的地方，因为犹太问题既包含政治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法律层面的问题，但它首先是文化层面和宗教层面的问题（索洛维约夫说过，做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要对别人首先是对那些少数民族的代表要宽宏大量），此外，考虑到犹太人对俄罗斯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还包括文学层面和艺术层面。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无论是巴别尔及其饱含残忍的幽默感讲述的有关犹太人生活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曼杰尔斯塔姆及其“犹太似的混沌”（《时代的喧嚣》），还是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日瓦格医生》中的戈尔东的嘴里说出了这种想法），还是斯鲁茨基和布罗茨基，都没有提及。相反，索尔仁尼琴却不止一次地讲到了用俄语写作的纯犹太文学，特别是扎波京斯基（1880—1930）的创作，后者不赞成同化：“我们就是我们，长得美丑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能成为别人也不想成为别人。”

到底犹太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俄罗斯文化内部一个无价的酵素还是始终无法融入其中的异物？是很久以来就命中注定要被驱逐的上帝的选民，还是永远“站在其他民族肩膀上”的寄生民族？是否应该把俄罗斯革命的爆发算在犹太人身上？针对最后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坚决地给予了否定的答复：“我为自己得出了结论，现在可以再重复一遍：不，并不是犹太人发动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它，毫无疑问，是俄罗斯人自己发动的，而且我想，在《红轮》中我已经花了相当的篇幅表现了这一点……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的确有不少犹太人，但还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把革命称作是犹太人的革命。”

《同行二百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尽管有明显让人诟病的地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没有什么新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含有某种教育口吻和嘲讽的基调（这种基调也是作家其他作品共同的特征），但书中流露出的激情和斗志毫不逊色。看起来，缺点是引文过多：引号看得人简直是眼花缭乱。但这本书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索尔仁尼琴，发现他的一些新的观点（尽管其中的很多观点不无争议）。最理想的是，应该在那本有关俄罗斯革命的“不算很成功的”史诗作品视野下来审视它。俄罗斯的悲剧命运贯穿整部作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作家在《红轮》中却没有能够写出来。俄罗斯的犹太人问题是《红轮》这部巨著中贯彻始终的主旋律：对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而言，犹太人的卓尔不群和顽强的生命力既是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坏典型”。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生命力甚至包括肉体方面的存活率的高度关注，使得他对犹太人——这个俄罗斯民族的永恒“对手”——充满了明显的嫉妒和羡慕之情。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思考过，尽管他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

[1]Кацис Л.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орган антисемитской мысли？// Ex Libris（приложение к《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е》）. 2002. 12 июля.

[2]Гачев Г. Россия и её приёмный сын（В связи с книгой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о《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1795—1995）》）// Континент，2002. № 111.

[3]1933年，杜布诺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他离开了德国，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巴勒斯坦，而他却选择去拉脱维亚。1941年，他死于俄国纳粹占领时期。

[4]本书作者认识平斯基，并翻译了他的《迂回说与铭记》（1980年作为《句法》杂志的一个专刊出版）。平斯基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有时也分享了自己对古拉格群岛的回忆。显而易见，他并没有尝到最差的待遇，但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他不是很公正。

[5]关于波格洛夫及其父母是否是犹太教徒，有不少争议。好像只有他的叔叔改信了东正教。

索尔仁尼琴眼中的俄罗斯文学

准确地说，索尔仁尼琴对那些或多或少与其争辩的作家的态度，或者是直接将其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桑尼亚·拉任尼琴坐马车去雅斯纳亚—波良纳，向托尔斯泰问了一些问题，如索尔仁尼琴的父亲是否确实来找过他，以及他是否真的和托尔斯泰谈过话等；费奥多尔·克留科夫则以科维尼奥夫的名字出现在了《红轮》里），或者是成了笔下人物的关注对象，他们阅读、阐释或讨论这些作家的创作，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柯罗连科……

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期间，索尔仁尼琴特别喜欢阅读革命浪漫派诗人的诗歌，这种爱好一直保留，如鲍里斯·拉甫列尼约夫，还有穷苦人的歌者、倡导和解思想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读过普拉东诺夫的诗歌后，索尔仁尼琴瞬间就迷上了这位诗人，迷上了他独创的自由的句法，尽管先前的俄罗斯文学为它的出现也做了铺垫，但是这一点索尔仁尼琴是后来才知道的），以及以滑稽可笑的隐喻而著称的安德烈·别雷，还有后来的什梅廖夫。

虽然罗斯托夫的图书馆使索尔仁尼琴养成了最初的阅读品味（如汉姆生、罗斯丹、艾米莉·勃朗特等作家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红轮》中），但不能由此就说索尔仁尼琴的阅读品味偏保守。他逐渐接触到了俄罗斯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并从中选取了自己喜欢的作家：语词寓意丰富、句法富于变化的茨维塔耶娃；汲取民间文学营养的列米佐夫；讽刺大师、擅于精炼情节、以“严整的仿格体”著称的扎米亚京。但，与托尔斯泰一样，索尔仁尼琴对他无法理解（有时甚至非常嫌恶）的纯艺术文学同样持否定意见。这并没有妨碍他喜欢纳博科夫，两人在蒙特勒的见面最终也没有实现：“我很遗憾，没有与纳博科夫见面，尽管我事先并没有想到我们两人会有接触。我永远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作家，在俄罗斯作家里，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卷第一章）

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重要的一点是文字的内在张力以及文本蕴涵的激情。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他向自己那些虽滞留在被称为“苏联”的国家里，但仍然把道德抗争思想传达给读者的同行们致以问候，他们包括鲍里斯·莫扎耶夫、瓦西里·别洛夫、瓦连京·拉斯普京等。1965年6月，远在被驱逐之前，索尔仁尼琴和莫扎耶夫一起赴坦波夫农民起义发生地搜集农民们的回忆录，这场运动后来被图哈切夫斯基所镇压，起义的中心就是……《红轮》中勃拉戈达廖夫的家乡卡缅卡[1]。29年后，1994年，莫扎耶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接他回国，而且前两周一直与他同行。莫扎耶夫主张重建俄罗斯的农村，索尔仁尼琴非常同情他。而在为瓦连京·拉斯普京的颁奖典礼上，索尔仁尼琴在致辞时说道（前文已有引用）：“在整个70年代和70年代末期，苏联文学发生了一种转向，它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悄无声息，默默无闻，毫无与官方作对的意思。不求推翻什么，也不喊什么口号，一大批作家走上了文坛，他们好像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和规定充耳不闻——悄悄地削弱其影响，开始朴实地写作，既没有对苏联体制歌功颂德，也没有阿谀奉承，似乎把它彻底遗忘。这些作家的大多数素材都是农村生活，而且他们自己也来自农村，基于这个原因（部分原因在于文化圈的自高自大及其对这次突然成名的纯正新流派的嫉妒之心）把这组作家称为“农村散文作家”。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拉斯普京“并不是在使用语言，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且无意识的语言的小溪”，他的作品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却可以明显地感到“哲理的光芒”。他是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良知的拯救者，而这就意味着，他正在履行俄罗斯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义务。“他丰富的俄罗斯语言知识在当今的作家当中甚为罕见。我甚至无法把他那鲜明、准确话语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词汇纳入到‘俄语扩展语词典’中。”

索尔仁尼琴感到遗憾的是，他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非常少。的确，罗斯托夫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并且他还要埋头研读数学专业，虽然已经开始构思创作后来的《1914年8月》；卫国战争中断了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学业，后来就是监狱、集中营……但是，后来他又意识到，如果读书太多的话，无疑会影响他自己的构思。当后来有人向他提问，《癌病房》是否受到了《魔山》的影响，《红轮》是否受到了《彼得堡》的影响，他笑呵呵地否认了这一点。可是在写完自己的史诗后，他感到自己精力充沛，精神上就像一个年轻人，于是他决定一方面有选择地重新阅读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书，另一方面按照别人的提示以及自己妻子的建议读一下他不太熟悉的作家。由于他有做事情做到底的习惯，所以他通常会把书读完，并把自己的阅读感受记下来。这样就诞生了随笔《文学集锦》，这些随笔从1997年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索尔仁尼琴在第一篇随笔即整个《文学集锦》的前言中解释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在我70岁之后，我终于在收集《红轮》的素材之余第一次有了空闲时间，我开始反复阅读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或者是部分作品。很快，我就发现，应该把自己的新感受记录下来。于是我就开始这样做，这纯粹是自娱自乐，从没想过把它发表。但当我看到，譬如说，眼下对很多名著的印象越来越淡，于是我愿意发表一部分随笔，而且我没有做一点儿改动。这些随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为了满足当下读者对阐释作品的需求而写的批评文章。每一篇随笔我都力求进入所选取作家的精神世界，力求领悟作家的构思，把作家想象成我自己——在与作家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中识破他在创作时的感受，并对他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写作目的进行估量。（还有：机警地记下作者的用词，在结尾我通常还会举出作者在本书中所使用的那些拓宽了我们贫瘠词汇量的二三十个词汇和句式。）”

这些随笔有些写得很辛辣，不仅评价了随笔涉及的某部书的作者，而且也是作者索尔仁尼琴本性的流露。在这些随笔中，他表现得既像是一个发现写作过程中错误的老师，也像是一个为同行的精妙手法大声叫好的作家，又像是一个词汇的收集者。这些在阅读俄罗斯文学过程中记录下来的随笔，鲜活且富有教育意义，它们让我们更准确地认清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立场，这与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的文学讲稿那样，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作家那些萦绕不去的思想、他的特别爱好、创新之处、对文学创作的总体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众多进入索尔仁尼琴集锦的作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阿列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他的文学创作反对墨守成规，追求自由，同时他还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宠臣。可是，索尔仁尼琴选取的不是他的滑稽讽刺诗或者《科济马·普鲁特科夫[2]文集》，而是他的历史题材作品，即长篇小说《谢列勃良内公爵》和历史剧三部曲。“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理解了时代并为三部曲的写作做了精心的准备。人们评价说：‘非常准确甚至是精细地借鉴了卡拉姆津’（当然，也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运用（并指明）历史歌谣作为基本素材。这很大胆，很好。”索尔仁尼琴赞扬托尔斯泰不加任何粉饰地描写伊万雷帝的暴行和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残酷性（这种特性一代一代地被传承了下来）：托尔斯泰“毫不客气地谴责当时的俄国社会……遗憾的是，雷帝只是被塑造成一个暴君、让别人不得安宁的人和伪君子，但却表现其在公务层面上的暴行，显然，这是‘轻松’历史小说的一个固有特征”。索尔仁尼琴对比分析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和托尔斯泰的《沙皇鲍里斯》：不同作者对同一题材的阐释“扩大了接受的……立体感”。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关注的焦点，是人们指责鲍里斯杀害了德米特里王子这件事是否具有法律的合理性。普希金只是暗示了沙皇的罪行，并没有强迫他直接承认这一点。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普希金没有直接跨过法律的界限”，尽管这一目了然。但还要补充一句，普希金曾指责人民，他“对人民的评价痛苦而又公正”。

索尔仁尼琴也一直在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如伊琳娜·苏拉特和谢尔盖·鲍恰罗夫的批评文章（后者是2007年索尔仁尼琴奖的获奖者），他们一致认为，“如果说莎士比亚笔下‘强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悲剧的结果’，那么‘决定普希金悲剧的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力’；《德米特里的影子》就像是一个隐藏起来的主要形象，它就是这种力的象征’；正是这个原因，‘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映衬下’，《鲍里斯·戈杜诺夫》里的‘主人公看起来……很消极，而悲剧的结构则是分散的’”。这是《红轮》作者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即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消极作为或积极作为，人民群众的毁灭性作用——这就是他自己那部反叙事性史诗巨著面对的核心问题。

索尔仁尼琴高度评价了托尔斯泰那些充满了民间文学元素的叙事诗歌：“甚至就是在他对历史稍作变动时，他也有很好的历史感。”

有不少作家预感到了俄罗斯革命这场旷世惨剧，这其中就有安德烈·别雷。索尔仁尼琴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他的《彼得堡》，当然，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首先发现的同样也是其诙谐的内容：“他过于桀骜不驯、喜怒无常，不可能创作出一部从容的作品来。”《彼得堡》的作者简直不可能允许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些心理健康的人：“在他的那些奇思妙想当中流露出的是不健康心态和智力上的错位”。别雷预言革命仿佛是那死亡的一跳，但这个预言却附加上了很多神智学说和通灵暗示语，“这些表达必须通过加注的方式才能完全理解”（看起来，索尔仁尼琴不应该选“文学典籍”系列丛书中的那一版为分析蓝本，因为那一版里的注释几乎超过了正文）。“现在来看，这本书成了先前文学的标本，只为专家和发烧友而写成的小说。”类似这样的辛辣评语非常多：索尔仁尼琴明显不主张把《彼得堡》列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然而，他对其中的一些描写却评价很高，如战神广场上的阅兵式，宫廷马车的飞行等。他比较喜欢老阿勃列乌霍夫（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一个被妻子抛弃的鳏夫，他差点儿没被与恐怖分子有瓜葛的儿子炸死，还是一名参政员。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应该赢得比别雷在小说里对他的描写更多的同情。而且，他觉得，把恐怖行为归结于“恐怖分子个人变态心理的结果”也是不成立的（然而，我们根据《复活》的草稿可以判断，列夫·托尔斯泰倾向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仍然认为，别雷的一些语言手段完全可以纳入到自己的《俄语扩展语词典》中：“可以碰到一些精心选取的词汇”。但是，当谈到“金字塔是一种几何学的梦呓”时，这位曾经的数学教师写道：“他把金字塔、圆锥体、平行六面体都认为是……平面几何学”。真丢人！

在给予什梅廖夫特写时，索尔仁尼琴重新阅读了他的全部作品。这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为自己发现了什梅廖夫感到异常兴奋。1900年代，什梅廖夫还是一个温和的自由派人士，可随着后来旧俄罗斯的瓦解和红色恐怖，他追本溯源，转向了“俄罗斯的传统和东正教”。在作家的早期作品中（如《十字路口》）就表现出一种个性独具的语词的清香以及自由的句法：“一切都写得充满了东正教的气息，对死亡很镇定、恭顺甚至偏爱”。索尔仁尼琴认为，什梅廖夫的代表作是《死人的太阳》。这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克里米亚明媚的阳光：弗兰格尔被击溃，剩下的“散兵游勇”逃往了伊斯坦布尔，红色的水兵们在狂饮作乐，肃反委员会臆造出各色人等，把这些活鬼魂们的最后一把谷粒或一把豌豆粒据为己有——而下面的海水湛蓝得刺眼，人和马的尸骨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索尔仁尼琴被这些拼凑在一起的传达着绝望、一切均已死亡的画面所深深震撼。“这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忆起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深刻感受，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规模”。起初，索尔仁尼琴觉得医生的讲述（首先是“巴旦杏林园”）是多余的，但后来他领悟到，这些故事是为了能够重新思索所发生过的事情：在似乎是用古希腊罗马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巴旦杏林园的映衬下，却生活着一群杀人犯、强盗、暴徒——这就是原来被称作塔夫里达岛的克里米亚的“死人的太阳”。活下来的只有动物了，只有和它们还可以交谈，盯着他们的眼睛看……但是，索尔仁尼琴对什梅廖夫第二卷里的“崇高的插叙”却没有什么好评：“生活简化成了原始状态”，讲述者的自白和诅咒只有母鸡和石头在认真听……

作家把什梅廖夫与布宁进行了对比，结果是更加肯定了前者：“这几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在令人心碎的革命之后过的是绵长无望且日益拮据的侨居岁月，他们只有在心里暗暗地品尝其中的滋味。在另外一些作家那里，其中也包括布宁，这种接受带有自私有时甚至是恼火的色彩（生这个民族的气，真是不值得）。而什梅廖夫，先是经历了风靡一时的‘自我解放’风潮，后来又在弗兰格尔离开之后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克里米亚历尽千辛万苦——上帝却让他那颗备受欺凌、麻木不仁的心灵重获新生，得到净化。”不过，以前也曾对纳博科夫说过类似的指责：为什么布宁和纳博科夫很少提到俄国遭受的灾难？“在那些年，其他人又能靠什么维持生计呢？……但这两个人选择的却是走向自我和描写时代更替之路。纳博科夫甚至还放弃了俄语。”什梅廖夫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上帝的恩年》，它使索尔仁尼琴赞叹不已、欣喜万分：“他是用他那受了天启的眼睛在观察、记忆，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写得真充盈、温暖，而且俄罗斯会振作起来的，一个鲜活的俄罗斯！说句老实话，让人感动得有点过了——但因为是孩子在讲述，所以看起来还非常合理。”这部书会使人振奋，它是一幅描写曾深深植根于东正教习俗的俄罗斯生活的大型壁画。由于兴奋，索尔仁尼琴无论如何也不能平定下来，要知道什梅廖夫完成了他自己没有做完的事情——但要想这样，就需要成为父辈那批人中的一员，经历所有炼狱般的惨祸，却还保有儿童般的心灵。

索尔仁尼琴重读了1920年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就像文学所的老师一样，对他们进行了分类（这是他习以为常的做法）：马雷什金、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皮利尼亚克……之所以选这些作家，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想与那些形式派兼现代派作家有所区别，而对被现代派作家歪曲、讥讽后来又迎合苏联意识形态需要的传统作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仅举梯尼亚诺夫和他的长篇小说《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格里鲍耶陀夫不仅仅是中学大纲要求的必读书目的作者，更是一位亲密的朋友：他能把《聪明误》背得滚瓜烂熟，在“沙拉什卡”时，曾不止一次地在头脑中反复吟诵这部作品，在塔什干癌病房期间他写了一篇评论《聪明误》的文章[3]，而且他的剧作也是用格里鲍耶陀夫喜欢的自由的抑扬格写成，同样充满了不屈不挠的自由思想。他对梯尼亚诺夫的第一个指责是：我们可以在外交界、上流社会、朋友圈中看到格里鲍耶陀夫的身影，但却从未见过他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形象，也就是说从未见过在创作着的格里鲍耶陀夫。怎么能把他这个与许多十二月党人结下友谊的人描写成几乎像莫尔恰林那样一心追名逐利的人呢？在梯尼亚诺夫笔下，格里鲍耶陀夫深陷婚姻的泥潭，在两个表姐妹之间始终无法做出抉择，尽管这一点很好理解：“对于这种有意志力，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的男人而言，与女人的关系完全是次要的。”当然，梯尼亚诺夫并没有完全遗忘格里鲍耶陀夫的爱国情怀，在小说里，他对波兰人先科夫斯基顺口说道：“您大概忘了，我也是俄罗斯人，我认为数落俄罗斯人是不道德的事情。”但索尔仁尼琴仍然批评梯尼亚诺夫，说他带有“‘十二月党人’一般的挑剔眼光，我认为，还包括对俄罗斯这个‘不入流国家’的冷淡”。对于那个文本中闪现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路上遇到了运格里鲍耶陀夫尸体的车队）且对自己的《波尔塔瓦》感到羞愧的普希金又能说什么呢？“波尔塔瓦战役，让我们别谈它了。长诗空洞无物。有必要刺激他们吗？”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这有点过分了：伟大的长诗怎么会成为抛给爱国主义者和政权的一块骨头了？

作家暗中把梯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与《红轮》进行了对比。索尔仁尼琴认为，这部作品没有“生命的脉动”，也缺少对俄罗斯的爱，但作者却为格鲁吉亚说了不少好话。此外，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神经质，几乎类似于歇斯底里（与别雷完全一样）。至于有关高加索政治文化方面的一番“教导”，那么“我不敢枉议，因为我本人写的概述内容的章节要宽泛得多”。如果“间接地选取一些别人的思想的话”，结果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散布在索尔仁尼琴史诗巨著的字里行间，就像那些“简短的仔细斟酌的二级标题以及引起大师啧啧称赞的“间插段”。说俄罗斯农民“长得都一模一样”，这一点索尔仁尼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这本讲述俄罗斯作家的书里，怎么会露出一种像是外国人在对待俄罗斯人似的如此冷漠呢？怎么对所有与俄罗斯相关的事物会如此敏感呢？批评家的结论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很迫切”，它谈的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只是选取的时间不怎么理想。——那个时代与苏联相距甚远——映入读者眼帘的只有一个又一个对这个关于19世纪俄罗斯的晦涩描写进行注释的专家的名字”。

最后是比利尼亚克的《荒年》，这部对俄国外省进行“解构”的小说：作者把革命看作是早在勇士歌时期就出现过的自发的“大地”之力。皮利尼亚克非常了解民间语言，对随着政治事件的进展而出现的自然天气现象的更替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一切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很亲切。但情节本身在哪儿呢？勉强能够找到。难道描写沉渣泛起的外省生活在以前的小说和诗歌中没有过吗？作者抹黑了俄罗斯的全部过往生活，他这种对当局的阿谀奉承是否过于夸张了？革命就像一场暴风雪（这是从勃洛克那里借鉴来的意象），皮利尼亚克是在诅咒革命呢还是在为它辩护？他对净化人心灵的苦难的向往到底有多大程度呢？他歌颂的穿皮夹克的布尔什维克，“你……弄不湿他们”，他们是否显得过于滑稽可笑了？布琼尼军帽上的五角星，号召俄罗斯与西方进行合作，所有这一切都不合索尔仁尼琴的心愿，尽管他也注意到了一些写作手法。他说，皮利尼亚克笔下的形象以大自然为主，而不是人：大自然生气勃勃，而人却死气沉沉。只有那些“富含民间文学气息的”形象才能引起他的关注：“森林矗立着，就像伊利亚·穆罗梅茨”。某种难以置信的事物把醉心于革命却命丧于卢比扬卡监狱的皮利尼亚克和视永远不使俄罗斯发生“荒年”为自己使命的犯人索尔仁尼琴联结了起来。

《文学集锦》里还收有一篇《四位当代诗人》的特写，讲的是俄罗斯的犹太诗人。这四位诗人都非常热爱俄罗斯，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索尔仁尼琴特别珍视这两个特征。他们是谢苗·利普金、茵娜·利斯尼扬斯卡娅、纳乌姆·科尔扎文和莉娅·符拉季米罗娃。作家对科尔扎文的命运特别同情：他还是在读大学生，1947年就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思想”遭到流放，1954年获赦返回莫斯科。他的叙事诗《丹卡》描写了一名被流放的女犯人，从科雷马释放回来时已成了耄耋老者，这是一名坚强不屈的斗士，一名俄罗斯的歌者：“饶恕我吧，俄罗斯，请你饶恕 / 为了你承受的一切苦难 / 为了那些年轻的后生们，他们 / 对理性农夫兄长们的开导、教训。”在那首纪念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篇中，科尔扎文已经预感到了被驱逐的痛楚——在与祖国分别的时刻高声说道：“我就要与你离别，/ 就像与自己，与命运离别一样。”利斯尼扬斯卡娅吸引索尔仁尼琴的是她的宗教世界观、真诚感受和质朴无华，在她的笔下，“受难与恩宠是一对连体互不分离……”

大卫·萨莫伊洛夫也是一名犹太诗人，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他有点儿刚直不阿，但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对他有一种暗地里的好感。他的诗歌无视那些迫切的时代问题，都是纯粹的抒情之作，甚至流露出一丝丝伤感。萨莫伊洛夫不随波逐流的气节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深刻思索（其中包含了惘然若失和孤独感）赢得了索尔仁尼琴的尊重：“我成了我自己，不知道，/ 因何我成了我…… / 我还明白了自身的渺小，/ 因为创作的幸福 / 无法与尘世的喧嚣相提并论。”萨莫伊洛夫的诗歌情绪内敛，诗风古朴，正是基于这些特征，索尔仁尼琴原谅了诗人那些内容旨在间接与他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唱反调的诗篇，也原谅了他拒绝在支持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呼吁书上签字的行为。索尔仁尼琴对萨莫伊洛夫的犹太人血统提出了质疑：他的曾祖父是一名回到巴勒斯坦终老的犹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无神论者；萨莫伊洛夫对知识分子极为崇拜，说他们“天生就热爱自由”，却非常瞧不起平民百姓（这枉然无益），这一点虽不能使索尔仁尼琴感到愤怒，但也使他伤心不已。“‘宽容’是萨莫伊洛夫钟爱的品质和最高价值……愿上帝也把它赐予给我们每个人。”

作家对布罗茨基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其无情节的诗歌，富含隐喻意义并带有嘲讽色彩的各种列举手法，所有这些都与索尔仁尼琴格格不入，他认为，布罗茨基的冷漠引向的是虚无，他的诗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死亡的思索。布罗茨基捍卫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个体的成功等，但不包括民主，因为他信奉的是“名流崇拜”。圣诞节题材贯穿了布罗茨基的全部创作（他每年都按照传统的方式创作圣诞节诗歌），但他的诗里写的并不是真实基督的诞生，而是某种神秘事物。索尔仁尼琴无法宽恕布罗茨基对东正教的讥讽（如，在《伊斯坦布尔之旅》中对苏联的核心象征物的思考：“斧头——它难道不像是一个变形的十字架吗？”），和他对莫斯科的讨厌：“鸟瞰这个城市的最好方式是坐在轰炸机里看它”，以及他摆脱尘世的企图。但索尔仁尼琴预先说明，在流放北方期间布罗茨基曾住在一个地道的农夫家里，而且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反映，尽管为数不是很多。

布罗茨基的诗学基础是一种不协之音，他把古典式的崇高语体与最粗俗的行话搭配在一起，听起来格外刺耳。“面对我们这个狂躁不安的世纪，布罗茨基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抗、抑制这种狂躁，不仅表现它，甚至还添枝加叶。”如果将仅有的几首爱情诗忽略不计的话，他的诗歌缺少对世界的感恩之情。由于深受爱略特及英国玄学诗人们（如邓恩）的影响，使他养成了“多维度的全人类文化的观照”。作家还指责布罗茨基说，他诗集里的诗歌不仅没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而且还多有重复，这样诗集中的内在建构也受到了影响。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仍然称赞他对诗律的大胆创新，精巧的诗节设计，总而言之，对诗人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关注。索尔仁尼琴认为，布罗茨基意识到用俄语写作非常重要，但在他那里，这种联系并不是很稳固——因此，对于《俄语扩展语词典》而言，诗人的词语无从借鉴。“对他来说，丰富鲜活的俄罗斯语言好像并不存在一样，或者是他还不太熟悉，没有使他心动。”他的诗歌更像是“理性的修辞手段丰富的华章”。

不言而喻，这篇特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它引起了论争，招致了批评。这两个人，无论是布罗茨基，还是索尔仁尼琴，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两个人在美国的住所相隔都很近（索尔仁尼琴住在佛蒙特州，布罗茨基的家位于马萨诸塞州）。诗人兼杰出的批评家列夫·洛谢夫对他们都非常熟悉，在《作为邻居的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一文中写道：“……甚至就连索尔仁尼琴这样一位艺术嗅觉敏锐的读者，也无法克服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他失去了高雅的审美能力，无法听出布罗茨基诗歌中蕴涵的弦外之音，他品尝到的主要是吵闹和混乱。”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在自己那篇精彩的文学评论中指出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即索尔仁尼琴对人和事进行评价时往往遵循一定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是确定无疑；而布罗茨基身上则具有一种能看透一切事物的能力，因而对一切都持嘲讽的态度。“在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社会生活中，布罗茨基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绊脚石。不仅是布罗茨基本人，还包括他的那些忠实读者，他们接受了这种嘲讽精神，并敢于触碰（揶揄、嘲讽、挖苦甚至亵渎）那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价值观。”[4]的确，伊万诺娃还指出，索尔仁尼琴并不是唯一一个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冷漠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她把索尔仁尼琴的这篇特写与其说是看成一篇“评论”，不如说是“一种征兆”，一种预示着俄罗斯文化正在走向分裂的征兆：一方面是热衷于把“人民理想化”，另一方面却是“集大成的”、毫无民族色彩的诗歌。“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索尔仁尼琴笔下，布罗茨基成了……萨利埃里（如冷漠无情、精打细算等）！正是索尔仁尼琴把本世纪末我国诗坛的莫扎特纳入到了萨利埃里的‘清单’里”[5]，对于街头的小提琴手而言，这些人创作的音乐旋律永远也弹不够。

[1]关于坦波夫起义的几个章节，当时就写完了，但一直就那么放着。由于作者决定将《红轮》写到1917年4月为止，所以始终也没有用上。

[2]普鲁特科夫是阿·康·托尔斯泰的笔名。——译者注

[3]这篇文章1999年才获发表，刊登在作品集《醒悟》中。

[4]Иванова Н.《Меня упрекали во всём，окромя погоды. . .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об Иосифе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 Знамя. 2000. № 8. С. 185.

[5]Иванова Н.《Меня упрекали во всём，окромя погоды. . .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об Иосифе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е）// Знамя. 2000. № 8.，第191页.

早播种，晚收获

在索尔仁尼琴最近发表的作品中，有些写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前，还有一些写于《红轮》之后（当时年近古稀的作家幽居在特洛伊采—雷科沃，并觉得其主要的创作已经完成）。读过最初的试笔之作以及最近发表的作品之后，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一直在不断地创新那些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题材，他的创作之路不断地演进，尽管这一路上充满了各种考验，还有顽强的劳作以及道德论争和政治风险。我们看到的是早期和晚期的索尔仁尼琴，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和成熟的艺术大师。

“原本病怏怏的大学生，怎么杳无踪影了！长高了，身体也壮实了”——这是剧本《胜利者的欢宴》中加利娜见到时任声源侦查连连长谢廖沙·涅尔仁时说的话，谢廖沙原来是铁道兵军官，曾因患有恶性肿瘤被判定不能服兵役，在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和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学习过。后来，索尔仁尼琴给他起了个新名：格列布，这是作家的第一个代言人。涅尔仁是未完成的中篇小说《请珍爱革命！》里的主人公（作品的标题是从拉甫列尼约夫那借鉴来的），这部作品在作家晚年时与其他一些未曾出版的作品一起发表。它是作家在马尔菲诺监狱的床上用纤细但还能辨认出来的笔迹，在缴获的纸张上创作出来的。起初想由作者本人来做故事的讲述者，但后来杜撰出了涅尔仁这个人物。当然，这还是作家的练笔之作，类似成长小说：“病怏怏的大学生”被转入畜力运输营（用马车运送前线所需的物资），但一直渴望到前线参加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会在全世界建立像俄罗斯那样纯正的、完美无缺的政体。这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成长过程十分坎坷，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索尔仁尼琴今后创作的雏形。例如，星空下与季奥米多夫夫妇促膝长谈，他们关过集中营，也知道杀人是怎么回事。正是与他们谈话后，心地淳朴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开始怀疑儆戒措施是否合理，意识到了他推崇的那个体制的专横霸道。文本中偶尔出现的这些出色的讲述者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这种顿悟。在运输营军官们的帮助下，涅尔仁知晓了因何哥萨克妇女对红军们那些前所未有的偷窃行为如此憎恨，知道了人民的普通生活和一群入伍兵表现出来的人民残暴的一面——他们既残忍又相信宿命论，尽管他们遭到不公的对待，但也能时而流露出温情。与此同时，涅尔仁也发现了老百姓身上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明智。《请珍爱革命！》是一部未经润色，也未写完的作品，但它却可以让我们发现未来天才作家的痕迹：如新词新意（一些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自造的），对人、动物和植物的敏锐观察力（美丽的马匹、它们对人的依赖、绵延在顿河草原上的车队，美丽夜景衬托下的可怕事实）。可以说，这个书稿奠定了《1914年8月》的创作基础。涅尔仁目睹了暴行后，这个无忧无虑的理想者感到十分沮丧。书中有一页使我们想起了后来的《古拉格群岛》——准确地说，只是它那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那个席卷整个俄罗斯的火红车轮形象。当然，这里还见不到索尔仁尼琴成熟作品素有的一些元素，如小说的复调性、叙事上的经常性“转换”、各个章节中的解释说明、叙事规模等。但就是在这种未完结的小说形式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部讲述苏联青年（这位青年注定要成为道德解放的预言家）成长的小说一窥其后期作品的全貌；而未完成的文本赋予其悲剧色彩。

索尔仁尼琴写完了那些大型作品回到俄罗斯后，他将目光重新投向这些简短的抒情作品，其中一部分是袖珍散文诗，另外一部分是两段式短篇小说。简明扼要一直是他的创作目标，尽管面对那些无法计数的素材，他曾放弃这一目标，短篇小说通常选取人物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件，赋予其一定的意义并把它置于永恒的背景下，这种言简意赅的特性就如同伊特剌斯坎石棺一样明晰。这些墓碑给勃洛克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上面刻的是相互搂靠在一起的夫妻，他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某个地方，即永恒。同样，作家两段式短篇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关注的也是永恒。探照灯般耀眼的光柱瞬间照亮了两个不同的舞台，于是作者的主观意愿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为观照现实提供了一个立体的视角。尽管小说表面上看朴实无华，但我们却可以感受到现实的复杂和深邃。很可能，这一技巧是写完《红轮》后磨练出来的：我们刚刚说出一个想法，马上又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最好是向伊特剌斯坎石棺的建造者们学习，即不表现神秘，而是盯着它看，盯着这个只有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力才能领悟其本质的神秘事物。这些本质包括：国家在某一时段的社会状态，整个民族命运的“断裂”，它们虽然不易察觉，但却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两段式短篇小说是《红轮》的续篇。言犹未尽留下的巨大空间赋予了这些作品不易察觉但却非常鲜明的意义。这些两段式小说毫无道德训诫，也没有结局，这使其带有一种断裂的诗意，这种断裂注定《红轮》会成为败笔。如果说这部史诗巨著最后也没有弄清楚俄罗斯的未来之路，那么这些篇幅短小的小说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其中有一篇小说名为《热里亚堡新村》，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前一部分写的是解放奥廖尔时挺进涅鲁奇河地区的艰苦战斗，中尉索尔仁尼琴负责指挥一个炮兵测声连。在完成令人疲惫不堪的战斗准备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飞离躯体的脑袋，顾不上大地的天空，一种特别强烈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沉重的心灵负荷，发胀的头脑——因为失眠，因为爆炸而无法释解，脑袋耷拉着，眼睛充血发炎。”崩塌了的世界滑向了无生命界——他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吗？索尔仁尼琴以罕见的抒情笔触描写了战争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最令人难以忍受、最残忍的那一面。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这种一致是每一个经历了战争的人都熟悉的，而索尔仁尼琴特别看重这种团结一致的关系。

小说后一部分的故事情节挪到了1995年5月。作家又一次走过当年大反攻的路线，来到了那个“259高地”。迎接他的是两个牙掉得精光、勉强能说话的老妪，其中一个老太太的名字有点怪，叫伊斯基捷雅。可见，她就是那个当时躲在地窖里的姑娘！可是这些木屋多么凋敝啊！五十年了，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普遍的贫穷还有对陪同作家来的领导的敌视，村民们只要求三天能送来一次面包，但就连这一点甚至都做不到……

与炮火连天的1943年相比，现在是令人惊奇的寂静，还有令人心痛的贫穷。区领导承诺向参战士兵的寡妇们提供所有赢得的优惠。可能在这些老太太的生活里会出现些许的光亮，哪怕是一丝曙光，而这就意味着，作家这次重游故地没有白来。

《杏子酱》由一封信和一个小故事组成。信是写给《苦难的历程》的作者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写信的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患了疖病，信是他躺在医院里写的。信里表达了这个不幸的库尔斯克农民的儿子的小小请求。当他全家人被带到羁押站，父亲让他自个儿跑，他的家产被全部充公，屋子和院子荒芜了，那颗枝叶茂密的杏树（主人公在这棵树的树荫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被人砍了。他成了孤儿，四处流浪，在路上遇到了两个有同情心的女人，后来到了后方的征兵委员会，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繁重的劳动——挖基坑。“我是一个身处绝境的囚犯，又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也许，对您来说，给我寄个食品包裹并不太费神？”

后一部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小说里没有直呼其名，只说是“大作家”）在自己的豪华别墅接待一名电影艺术学教授，想向他咨询一些事情。志得意满的大作家热情地接待了客人，他们在露台交流，然后来到了客厅，客厅里挂着谢洛夫的油画复制品《姑娘与桃子》。“大家寄希望于我们创造出宏伟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来，”大作家说道，“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在今天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现在重要的是作品的语言（大作家正是靠着这一点击败了自己的那些“无产阶级”竞争对手们，他们经常诟病他曾流亡国外的经历，他自己也承认，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久前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科夫工厂建筑工人的信，信里的语言就连公认的修辞大师也要啧啧称赞。用词简洁、准确，如同17世纪甚至更早时写的诉讼案例。“在用皮鞭拷打，在将被告吊起来或是用烧红的烙铁烙他们的时候，他们所讲出的那种赤裸裸的，肺腑之言”。众所周知，在写作《彼得大帝》期间托尔斯泰借鉴了Н. Я. 诺沃穆别尔格斯基出版的真实审讯记录。“您，给这样的人回信了吗？——回信做什么，问题不在于回信。问题在于——这是一种语言的新发现。”[1]

第三篇小说叫《转折关头》。在这部小说里，前后两部分的联系较为明显，对比也更强烈。在上半部分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典型工程师叶姆佐夫，他性格顽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很快就当上了系的团总支书记和全院的团委副书记（获得了学院院长、马林科夫妻子的支持），每月还能领到一份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满足这位农民的儿子，于是他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凭借着充沛的精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他成了工厂厂长，成了苏联工业的一个领路人。当苏联开始转型时，他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巨型企业分割成了众多具体的小企业，让每个小企业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发展。对于65岁的主人公而言，想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坚信做得对。但喉咙里——却因为一切的崩溃而涌上一股酸楚。”

索尔仁尼琴这部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角是一名28岁的银行家。这个成长于转型时期的年轻人用了几年时间就建造了一个金融帝国，在伏尔加河畔的州府奇迹般地躲过了别人的暗杀。他不清楚谁是这次暗杀行为的组织者，不过“一旦在这个充满凶险的世界里踏上了曲折坎坷之路，就应该做好，始终做好迎接苦难的准备”。在报纸上登出了悬赏广告：指认参与暗杀行为者。还真让他找到了凶手，一个窝囊废，他是在自己妻弟的指使下干的。与此同时，一切在不断变化：国家开始对银行进行严格的管控，年轻的银行家与伙伴们一一绝交，于是他去向苏联的老牌资本家、小说前半部分的主人公求助，请求对方给他提供贷款。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人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者，看到科学衰败、犯罪横行，两个人都非常痛心。“等着吧！”他会默默地这样对人说。对谁呢？形象已经大大地暗淡了，变得令人讨厌和面目可憎。“我们还会重新崛起！”于是叶姆佐夫向这名转型时期还在喝奶的小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遇到麻烦了？要帮帮你？好，没问题。”

最后一部小说叫《远在天边》。小说只有一名主人公，但时间跨度却足足有四十年。主人公姚尔卡·朱可夫的父母是卡卢加附近的农民，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莫斯科学毛皮工匠手艺。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当了一名骑兵，在训练期间表现得非常刻苦；后来，1917年他临阵脱逃加入了红军，参与了镇压坦波夫起义的军事行动。朱可夫对图哈切夫斯基赞不绝口，说他尽管很残暴，但却是一名“真正的指挥官”；心甘情愿地完成他的各种命令，往农民身上浇焦油，把他们活活烧死，用窒息性毒气毒死他们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成长为一名能带兵打仗的统帅。

四十年后，失宠的朱可夫元帅在自己的豪华别墅的露台上撰写回忆录。关于他与最高统帅之间的关系真是让人一言难尽，最高统帅与自己玩猫和老鼠的游戏，有好几次险些引来杀身之祸；很难说清楚，在1937—1938年间，为什么“明朗而又确定无疑的将军生涯突然变得匪夷所思、危机四伏、坎坷不平”。可是，斯大林对他信任如初，这使他成了国家的拯救者。再后来，是他骑在白马上指挥胜利阅兵，他知晓斯大林对他不无猜忌。随后他就失宠了：朱可夫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叫戈利科夫的肃反委员会成员，他们交恶已久，1937年，后者曾就在朱可夫的亲戚中是否有被逮捕的人民公敌一事进行过调查。现在，怎样才能如实地描写在依据他的命令发动的毫无意义的正面进攻中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的事实呢？朱可夫的内心独白写得十分精彩，他本人就是这样难以捉摸、虚与委蛇。元帅想替自己辩护，掩盖住自己那些不为人知的阴谋诡计（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面对），代之以一种高傲的无所谓神情（这是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学来的）。图哈切夫斯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但是朱可夫甚至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总而言之，处在这篇小说两部分之间的是滥杀无辜，是各种密谋、残暴行为和恐惧心理的杂糅。元帅得上了心肌梗塞，还中风，突然生活中出现了一丝转机：传他出席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典，作家们将为他热烈鼓掌欢呼……这是对历史的报复吗？但是，后来朱可夫的人生经历再次变得“模糊不清、坎坷不平起来”：编辑们想要对他的回忆录加入自己的更正，勃列日涅夫不断给他带话说，自己也想出现在回忆录里。这会使这本书重见天日，但一切已经太晚了——心肌梗塞又一次发作，与他一同离开人世的还有那份不很稳固的与暴力搀和在一起的荣耀。

索尔仁尼琴这部短篇小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他想说，一个从枪毙自己同胞、镇压坦波夫农民起义开始自己仕途的人，是不会与暴君对抗的吗？他想说，摇摇欲坠的苏联体制在肆意地篡改着历史，玷污了那些作出了杰出贡献人士的声誉，使人心变得世俗浅薄吗？……

元帅的高大形象似乎与历史博物馆前骑着马的铜像形成了呼应。当然，它也会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布罗茨基写的《朱可夫之死》，那首与杰尔查文为悼念苏沃洛夫元帅之死而作的《红腹灰雀》韵脚相同的诗。通过这种手段，布罗茨基把朱可夫与那些卓越的俄罗斯统帅们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说杰尔查文歌颂的首先是常胜将军苏沃洛夫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那么布罗茨基在自己的颂诗里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朱可夫如果在冥界碰到了那些因服从他的命令而死去的士兵会说什么？回答非常简单，既有气魄又厚颜无耻：“我曾战斗过！”

像布罗茨基一样，索尔仁尼琴并未给朱可夫元帅下最后的断语，而是力求弄清楚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布罗茨基遵循了俄罗斯诗人中最具“帝国意识”的诗人的传统，嘲讽基调贯穿了整首诗，并把颂诗应有的崇高精神冲得荡然无存。索尔仁尼琴同样善于使用嘲讽这一手段，但却用它来反对一个具体的对象，这与布罗茨基迥然有别，后者的嘲讽既针对自己，又针对整个外在世界，而且自我嘲讽的因素似乎更多。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没有一只“红腹灰雀”在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统帅唱赞歌，体制把他一点一点地磨平，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索然无味的出版垃圾。颂诗并不是索尔仁尼琴拿手的体裁。

索尔仁尼琴的这些篇幅短小的小说坦诚地面对生活的残酷，勇敢与荒诞、严峻与朴实，成了浓缩的历史。当时人们以为，付出的一切必然会导致一场“正确的”革命，它会赋予人民自由并使其避免遭受种种人为的迫害。作家证实，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切都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过去是陷阱，现在则是死路一条。那么该如何救助那个原来是伊斯基捷雅女孩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牙齿掉个精光的老太太呢？……

[1]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在自己的日记中承认不喜欢这部小说，因为“索尔仁尼琴不会从内部来描写知识分子”（详见：Новый мир. 2008. №9. С. 134）。尽管如此，利季娅·考尔涅耶芙娜是少数几个接受《》一文的莫斯科知识界人士，关于这一点她在给索尔仁尼琴写的第13封信里讲了很多。

斗士离开了，挑战却留了下来（结语）

作为一名作家和斗士，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留下了毋庸置疑的痕迹。“哎呀，利季娅·考尔涅耶夫娜，您要是见到这个人就好了！他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人。应该看到他本人，顺便读一下他写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以上就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记载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作家的评价。但，作家在抗争结束后还会像先前一样吗？

与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相比，索尔仁尼琴对同时代人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将来肯定会有人这样称呼——索尔仁尼琴时代。作为斗士的索尔仁尼琴给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两者密不可分，就像西塞罗或赫尔岑那样。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显得非常年轻，比阿赫玛托娃对他赞不绝口的时候还要年轻。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阿赫玛托娃对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这样说道：“我拿到第11期的《新世界》杂志，我再去列宁格勒。我想亲自见证一下新时代的到来。”[2]过了一个月，她又说：“要是突然不许发表索尔仁尼琴第二部作品呢？我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胜过了第一部书。第一部小说以非凡的勇气、与众不同的内容征服你，当然也包括文学技巧；可《玛特廖娜的家》，一看就是部伟大作家的创作，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使我们重新萌发了对母语和俄罗斯的爱，正像勃洛克说过的那样，用极度折磨人的爱去爱。”[3]

不言而喻，在漫长的一生中，对己对人都毫不妥协的索尔仁尼琴也遇到过不解，有时也包括周围人的敌视。晚年的作家给大家留下的是一个眉头紧锁的老者形象，这一形象掩饰了那个曾经长着运动员身材、重返文学和政治领域的男子形象。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他，譬如，尽管他与一些朋友还有其尊重的论敌曾耐心地辩论过，但长时间的“使徒式生活”使得索尔仁尼琴的信念有时成了不容争议的论断或是残酷无情的预言，而在《第一圈》中，他表现得就像是一名无法超越的对话大师（作品里的对话，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以来的欧洲文学中就没有出现过）。的确，故事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从高山疗养院换成了“沙拉什卡”，一些科学家在两个集中营调换的间歇被暂时幽禁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宾就是塞塔姆布里尼，索洛格金就是纳夫塔，而涅尔仁就是那个年轻、不断探索且天真幼稚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化身。丘科夫斯卡娅在写于1982年5月16日的日记中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出：令人惊奇的是，“西欧主义者”萨哈罗夫“就性格而言……更像是俄罗斯的傻瓜伊万”，而“斯拉夫主义者”索尔仁尼琴则“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德国人……被奥勃洛摩夫们包围的施托尔茨”。

“它（俄罗斯的良心）的出现始于忏悔”，在与阿赫玛托娃谈话过程中，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经常引用赫尔岑说过的这句话。《古拉格群岛》既是个人的忏悔，又是笑的自发表现（这种自然力摧毁了伟大的谎言）；既是为受难者祈祷，也是控诉书。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不用写出来，人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但只有读过《古拉格群岛》，我们才目睹了这个乌托邦滋生的让人生死不能的地狱般的生活。

如果说从某种意识形态意义来看《红轮》是个“败笔”，那么在我看来，它不仅没有减损作家的艺术贡献，而且某种程度上还证实了作家成了一名胜利者。这部史诗巨著在很多方面都是创新，如许多观点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极富诗意的描写夜晚或白天的插叙，人向上帝倾诉，人与非理性的自我之间的对话。《红轮》蕴涵的语言财富几乎还没有人研究。这部史诗没有写完，这使《红轮》显得更完美。我们到底也不知道，俄罗斯（他的俄罗斯）究竟何时彻底丧失了理智，后来又发动了自相残杀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俄罗斯而言是致命的，俄罗斯再也没有缓过劲来。索尔仁尼琴“神奇的出现”使阿赫玛托娃感到备受鼓舞，那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俄罗斯、全世界、意识对抗，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或者是被赋予了另外的内涵。留给我们的只是两部长篇巨著，以及索尔仁尼琴的神奇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的种种探索都是在缺失父爱的情况下进行的。父亲只出现在其第二部“巨著”即《红轮》中。而且也不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却像一个他我，像兄长或者某种程度上像是儿子。索尔仁尼琴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同样，俄罗斯似乎也陷入到了缺少父爱的自相残杀的残酷战争里。作家只是通过桑尼亚·拉任尼琴这个形象，以母亲给儿子讲的十分有限的家庭传说为基础，塑造了父亲这一人物。这样就奇迹般地诞生了“父亲-兄长-儿子”这一集合体。作家不仅重构了缺失了的父亲的形象，而且还为他设计了未来，希冀用其文学创作来评判已然经历过的，但还没有被彻底弄清楚，仍旧混沌不明的俄罗斯历史……

很多伟大作家和思想家都曾经对20世纪俄罗斯遭受的灾难般的历史做过独到的评述。冷峻地看待历史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无论他是谁）独特的审美观；冷彻骨髓则构成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的艺术魅力，透过每一个简短的叙事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艺术世界里充满了不计其数的重复细节，刻意模仿那个布满意识形态谎言的千篇一律的现实生活；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上一个世界的废墟上断言人类必将逐步完善梦想；但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早的观点属于安娜·阿赫玛托娃，它表现在《安魂曲》那些宗教般神秘的诗行里：

……就让他们
用黑色的呢绒把重重灾难遮住。
请把灯盏也一起拿走。

索尔仁尼琴与阿赫玛托娃的这个“长夜”进行着搏斗，运用自己全部的文学才华，在历史的黑暗中探寻着那个获得新生的一天。“那永恒肃穆的一瞬，既发生在我们之前，也发生在我们之后”——在《1917年4月》里，维拉望着流冰排的涅瓦河沉思道。但在《红轮》成百上千个人物当中，能看到“这一瞬”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就是作者，似乎也是很艰难地发现了它的存在……像济娜一样，他在开裂的冰面上从一个冰块跳到了另一个冰块上。对于这位无法适应失败的斗士而言，他的奔跑非常美。而且这种美好也会永恒。

[1]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2]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C. 550.

[3]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C. 550.

附录：卡文迪什见面印象记[1]

1985年11月15日至16日，我曾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的家中做客。我在剑桥（马萨诸塞州）租了一辆汽车，当时我在美国访学（日内瓦大学为我提供了科研休假，于是我到哈佛大学进修学习），沿着风景优美的马路前往佛蒙特。这个地区森林密布，离目的地愈近，就让人有种像是回到了俄罗斯的感觉。虽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他们的地址，但我还是没能找到索尔仁尼琴的家。后来小卖铺的老板娘对我讲了索尔仁尼琴家在哪、怎么走，她还补充道：一般是不会向外人透露这些的（尽管索尔仁尼琴夫人早上就对她说过，今天他们家有客人要来）。

怎样形容索尔仁尼琴一家的热情好客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菲迪南多夫娜待人十分亲切。小斯捷潘给我介绍了这个地方：小树林，池塘，小教堂，还有他父亲从事创作的小房子，小钟楼。当时斯捷潘正在往电脑里输入打印《俄语扩展语词典》。早饭的时候，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并没有露面，他是午饭前出现的。他心情不错，和大家不时开着玩笑。斯捷潘和伊格纳特这两个孩子开心地说他的俏皮话（叶尔莫莱当时不在家）。在两天时间里，我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共交谈了两次。这都发生在早晨，在他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两件工作的间歇，这两件事就是创作长篇小说并准备第二天写作所需要的材料。

我对谈话做了记录（部分用法语，部分用俄语），现在我尽量还原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当时所说的话。我不会把他的话打上引号，因为这不是对他原话的复述，只是我本人的记录。

首先，他向我谈起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七个版本，据索尔仁尼琴所说，这是他唯一一部所有手稿都保存下来的作品。

——第一稿包含原子弹的情节（英诺肯基·沃洛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并通知罗森堡夫妇已加入克格勃）并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它发生在我们“沙拉什卡”的声学实验室。这个“叛徒”与大使馆的谈话取材于现实生活。当我决定把这部手稿投给《新世界》杂志准备出版时，我加进去了下面这一情节：英诺肯基出于同情警告这位医生，说他已危在旦夕。这只是对当时某部苏联电影可笑的模仿，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却被当成了爱国喜剧。当时，这可算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索尔仁尼琴大声地笑着说道。

——1965年，我在伊斯奇亚河圣诞城住过几个月，正是圣诞城优美的自然风光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又为新版《第一圈》增加了两章核心章节，一章写的是圣诞城[2]：一章写的是来自特维尔的舅舅。在第一章里，甚至已经提到了圣诞城，克拉拉答应自己的女婿去看看他那个住在特维尔的舅舅。1966年，我和祖博夫夫妇曾去看一个老头儿，他成了这个“特维尔舅舅”的原型，他姓巴热诺夫。在此之前，关于沃洛金的过去一无所知，只提到过他有一个母亲，现在他又有了个舅舅。

我问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他是否认为俄罗斯发生革命主要是外国人参与的结果。他这样回答说：

——我不会说革命的发生是外国人的错，但在我们国家确实生活着很多外国人。我们与激进主义毫不相干，我们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而米柳可夫则是一个例外，这很有意思：他的思想特别极端，而这种思想却与我们毫无关联。米留可夫属于社会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即那些宪政民主派分子）也想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在一起。但随后联合“失败了”，这是我们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是俄罗斯式的失败。我日复一日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例子研究这种现象，其中也包括坦波夫州的卡缅卡村（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村庄）。

为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局面，根本就不需要布尔什维克！从1917年5月1日起，一切就已经崩溃了，事件的结果已是一目了然。9月，列宁藏起来不露面，有意拖延革命，他这样做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外国人的作用。请注意一下俄国的街道是如何更名的吧。在梁赞，任何人都称不全“李卜克内西大街”，直到现在，那里的人们只会说“李卜涅赫街”。

而关于巴尔乌斯，我没有进行任何杜撰。只不过，列宁与他见面发生在1915年。1916年，他们只互相通过信。但我却需要，让他们在1916年也见过面。于是就出现了小说里的“幻想情节”：从斯克拉尔茨带来的那封放在桌子上的信产生了放射作用，即巴尔乌斯的幻觉。这是一个杜撰的情节。

为什么列宁拒绝了巴尔乌斯的提议？因为列宁除了施利亚普尼科夫和自己的妹妹外，确实是一无所有，他没有军队，没有真正的党。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列宁接受了这笔钱。比如，有一些人也说过，列宁在途经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曾在某个地方消失了一昼夜。无疑，这段时间他是在筹钱。

你可以读一下卡特科夫和他的学生们写的书[3]。也可以读一下普拉廷发表在1971年《界标》杂志上的文章（第77和79期[4]）。

有人指责我夸大巴尔乌斯在1905年的作用。的确，当时更受关注的是托洛茨基，但巴尔乌斯的作用却是最主要的。请你读一读他的《财政宣言》。我在胡佛研究所读报纸时，首次知晓了1917年3月发生的事情。这颠覆了我对那一时期的印象，这使我感到十分痛心。你一定会问我怎样来解释这些事件。我不会去解释这些事，事实会说明一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删掉了《1917年3月》有关章节的原因。

请读一下伊万·罗季奥诺夫[5]写的书。在1905年，我们俄国就发生过大屠杀，那是一群暴徒，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要是惩罚他们的话，他们就可能故意纵火。没有任何人感觉信心十足，因为这帮流氓的行动非常迅速。

俄罗斯永远惧怕纵火犯。

这时，我大胆地询问了关于旧礼派教徒和他对旧礼派教徒的态度问题。

——我对旧礼派教徒遭到的迫害感到非常痛心。在两百多年间，俄罗斯的旧礼仪派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迫害。

对于20世纪初的反动黑帮运动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涅夫沃洛多夫在《1916年10月》中已经对“黑色百人团”[6]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解释。“黑色百人团”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标签罢了。所谓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事实上只有不到两千人。这是一个稻草人，直到现在还被用来吓唬别人。比如说那个可爱的本·亚科夫[7]，这完全就是个荒唐的故事！这就像美国人经常说的foil[8]一样完全就是骗局。

在卡缅卡，真的枪毙过神甫。尽管俄罗斯一度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但在俄国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圣徒和受难者。至今，梁赞州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仍是接受宗教的。当党的书记亚历山大·拉里奥诺夫自尽时，他的两个婶婶来为他举行追荐祭祷（如果是自杀的话，可以这样做）。

帝国的存在本身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是有害的。帝国关心的不是普通百姓的利益，而是“帝国”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让俄罗斯人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这是语言和历史。请翻一翻《希望》[9]这个文集，读一读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的文章，他是一个民族本能自我防卫的象征。

我还问，他在卡文迪什过得怎么样？——我在这里一切都安顿得很好，只是这个房子有些许不足，比如一楼的天花板和二楼的地板之间的空间太大了，总有松鼠溜进来，所以有点吵。二楼的房顶封得不好，窗户已经被冰覆盖了。幸好我这里有彼得堡发行的所有报纸，有些报纸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社会主义报《新生活》，这是苏哈诺夫办的机关报。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时，他的自信、果敢使社会主义者震惊。他们随后也改变了。如果我们只读1918年7月以前的文章，他们的报纸就是信息的源泉。

那些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经常指责我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古奇科夫在杜马谈到莫尔德科·鲍格罗夫，而鲍格罗夫本人在执行死刑前却请求能请一个拉比。在他的家庭中只有祖父（他是一个作家[10]）一个人受了洗，为的是能娶一个农家姑娘。

我环视四周，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这是玛特廖娜的小灯。而这是温杜利娅给我的信筏夹。我在这上面写字，把纸张折成一半。但由于视力问题我不得不写很大的字。

我还问了关于萨姆索诺夫。

——1936年，我翻阅了很多关于萨姆索诺夫的资料。在罗斯托夫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如阿列克谢耶夫在1918年7月发的报告。但却找不到戈洛温将军的那本书。不管怎样，关于萨姆诺索夫的章节我在1936年就开始写了。

对于我询问的对诗人、历史学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伊凡雷帝戏剧三部曲的看法，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很喜欢这部三部曲。但托尔斯泰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但不管怎样，他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我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再次相见，是在他重返莫斯科后，在他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家中（这个房子又还给了他们）。房子里还有一个单间，是政治流放者援助基金会的办公地。我想起了我们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作用的谈话。当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无法接受总统叶利钦的观点，即赞成恢复地方自治机关，在沙皇时期运行的自治机构，尽管亚历山大三世曾削弱过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利。索尔仁尼琴认为，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群体的权利应该符合总体主义的原则，只有这样，俄罗斯的民主才会“自上而下”。这也有利于减少腐败。但是当我问他如何保证社会各阶层震惊的腐败不会涉及地方自治机构时，他笑着说道：

——毫无疑问，您的话是对的，这毫无办法。

但是关于这次会面的记录我并没有保存下来。

[1]该篇俄译文依据法国第一版翻译：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e'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505—508.

[2]这里指的是新版第四十四章。卡拉拉和她的女婿（很像叶赛宁）去了郊外，沿途发现了美丽的俄罗斯风景：废弃的教堂、乡下荒芜的墓地、破旧的铁皮房顶，最令人感叹的是俄罗斯的广阔无垠。

[3]关于格奥尔吉·卡特科夫，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在牛津大学我曾是他的学生并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往来。他是《俄国导报》的出版者、伟大卡特科夫的侄孙，他自己是位哲学家，在圣安东尼学院主讲1917年革命，我曾在那儿读书。他把自己的讲稿编了一本书，叫《二月革命》，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社会基金会负责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卡特科夫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做了关于列宁和德国财政支持的报告。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离开会场表示抗议。

[4]弗里德里希·普拉廷，瑞典社会主义者，列宁的朋友，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瑞士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从苏黎世经德国返回俄罗斯的策划者。1939年被捕，1942年被索洛维茨基集中营警卫队枪毙。他是《红轮》中的人物之一。《界标》杂志于1946年在德国由第二浪潮移民及俄罗斯团结工会人民劳动联盟的成员们创办。在共产主义衰败前，一直在慕尼黑出版发行。这本杂志刊登过很多移民作家的文章和一些政治文件，包括之后单独发行的普拉廷的回忆录。

[5]伊万·罗季奥诺夫（1886—1940），哥萨克，坚定的君主主义者，1909年完成了著名的《我们的罪行》一书，列夫·托尔斯泰曾读过此书。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章《崩塌中的俄罗斯》援引了这本书。在国外侨居期间，他认识了罗季奥诺夫的一个儿子。

[6]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出现在《1916年10月》第六十八章。他试图说服沃罗滕采夫上校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专制制度。“黑色百人团”——他说，是一百个修士，他们在1612年捍卫了圣三位一体大教堂免遭波兰人的攻击。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很自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7]阿布拉姆·本·亚科夫，保加利亚犹太人，1943年移居巴勒斯坦，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他与妻子是首批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译成希伯来语的翻译之一。1980年代，他移居巴黎，并对那些想要移民的苏联犹太人提供各种帮助。

[8]索尔仁尼琴的英语不是很好，但他却想起了这个词，这很少见。

[9]这里说的是地下出版诗集（1976年开始出版），由卓娅·克拉赫玛利尼科娃编辑，并由慕尼黑侨民杂志《界标》再版。诗集里的文章都与宗教有关：教父学，20世纪信奉信仰的受难者，杜德科神父的训诲。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甚至还刊出了关于“仇俄，反犹太主义和基督教”的文章。随后这些文章都被收入到一本书中。我们发现，这一主题也很切合索尔仁尼琴的思考，在其稍后出版的《两百年同行》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主题。在我们见面时，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她的丈夫、作家费利克斯·斯维特夫刚刚被流放到那里（他们一起写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文章）。1973年，斯维特夫与索尔仁尼琴一同参与了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写作。

[10]格里戈里·鲍格罗夫（1825—1895）是俄语犹太文学的创始人之一。1870年初由涅拉索夫刊登在《祖国纪事》上的《犹太人纪事》是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

人物简介[1]

阿勃拉莫夫·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920—1983），作家，政论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副博士（1951），列宁格勒大学苏联文学教研室教师、主任（1951—1960）

阿瓦库姆·彼得罗维奇（康德拉季耶夫，1620/21—1682），宗教活动家，大司祭，旧礼仪教派创始人之一，宗教作家

圣奥古斯丁（奥勒留·奥古斯丁，354—430），宗教活动家，神学家，传教士，宗教哲学家；基波纳主教（395年起）

阿维林采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937—2004），古典语文学家，圣经研究专家，文化学家，翻译家，诗人；科学博士（1979），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1971—1991），莫斯科大学教授（1989—1994），维也纳大学教授（1994年起）

阿克萨科夫·谢尔盖·季莫费耶维奇（1791—1859），作家，文学与戏剧评论家

阿尔达诺夫·马克·亚历山大罗维奇（原姓兰道，1886—1957），作家，职业撰稿人，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化学家；1918年起移居国外，自1940年移居美国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二世（1818—1881），俄国沙皇（1885年起）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三世（1845—1894），俄国沙皇（1881年起）

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费奥多罗夫娜）（黑森和莱茵大公国阿利萨·维克多利亚·叶莲娜·路易莎·别阿特利斯郡主，1872—1918），俄国皇后，尼古拉二世的妻子（1894年起）

阿列克谢耶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57—1918），军事首长，步兵上将（1916），志愿军的创始者与最高领导人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至静者）（罗曼诺夫，1629—1676），俄国沙皇（1645年起）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罗曼诺夫），大公（1904—1918），皇子（俄国皇位的继承者），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的儿子

阿马尔里克·安德烈·阿列克谢耶维奇（1938—1980），政论家，历史学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1976年起移居国外

安德列耶娃·奥莉加·维克托罗夫娜，见：切尔诺娃-安德列耶娃О. В.

安德列耶夫·亚历山大·瓦季莫维奇（1937年生），俄法语及瑞士语翻译；Л. Н. 安德耶耶夫之孙，О. В. 安德列耶娃—卡尔莱尔的弟弟

安德列耶夫·瓦吉姆·列昂尼多维奇（1902—1976），诗人，小说家；Л. Н. 安德列耶夫之子：1917年起移居国外

安德列耶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1871—1919），作家，戏剧家，职业撰稿人；1917年起移居国外

安德列耶娃—卡尔莱尔·奥莉加·瓦季莫夫娜（原姓安德列耶娃，1930年生），俄法语及美语（1951年起）翻译，画家，艺术及文学批评家，记者，回忆录作者，出版商；Л. Н. 安德列耶夫的孙女，А. В. 安德列耶夫的姐姐

安德列耶夫家族：瓦吉姆·列昂尼多维奇（见词条：安德列耶夫·瓦吉姆·列昂尼多维奇），他的妻子奥莉加·维克多罗夫娜切尔诺娃—安德列耶娃（见词条：安德列耶娃·奥莉加·维克多罗夫娜），他们的孩子亚历山大·瓦吉莫维奇（见词条：安德列耶夫·亚历山大·瓦吉莫维奇）和奥丽佳·瓦季莫夫娜·安德列耶娃—卡尔莱尔（见词条：安德列耶娃—卡尔莱尔·奥莉加·瓦季莫夫娜）

安年科夫·尤里·巴甫洛维奇（1889—1974），画家，艺术及戏剧批评家，回忆录作者，作家；1924年移民国外

阿拉贡·路易（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论家，职业撰稿人，出版家；文学与社会活动家，法国“抵抗运动”参与者

阿伦特·汉娜（Arendt，1906—1975），德国、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亚里斯泰迪兹（公元前530—467），雅典国务活动家，军事统帅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385），古希腊喜剧作家

阿尔曼德·伊涅萨·费奥多罗芙娜（本名是伊涅斯·伊丽莎白·佩绍·德·爱尔本维尔，又名斯戴芬、斯捷芳，1874—1920），革命活动家

阿斯塔菲耶夫·维克多·彼得罗维奇（1924—2001），作家，职业撰稿人

阿法纳西耶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26—1871），民俗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

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本姓格连科，1889—1966），诗人，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

巴别尔·伊萨克·埃曼努伊洛维奇（自称为鲍别尔，1894—1940），作家，职业撰稿人，剧作家

巴热诺夫，索尔仁尼琴小说《第一圈》中的人物形象原型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1799—1850），法国作家，剧作家，职业撰稿人，政论家

巴拉巴什·尤里·雅科夫列维奇（1931年生），文学评论家，果戈理研究专家，批判家，政论家，文学工作者；科学博士（1969），苏联科学院艺术史所所长（1975—1977）、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1975—1977），《苏联文化报》主编（1983—1985），苏联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

巴斯图诺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本名为萨斯—科尔沁斯基，1894—1986），演员，导演，戏剧及社会活动家，自由撰稿人，《美国之音》文学栏目的编辑与播音员（1954—1965）；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军队史的资料收集者，1920年起移居国外

巴赫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5），文学评论家，艺术理论家，哲学家

贝雅特丽齐（迪·巴尔蒂，de Bardi，本名为波尔季纳丽，Portinari，约1266—1290），但丁的恋人和缪斯

贝克·安利·弗兰苏阿（Becque，1837—1899），法国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1829年之前叫别雷斯基，1811—1848），文学批评家，政论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批评专栏的编辑（前者是1839—1846年，后者1847年起）

伯尔·亨利希·特奥焦尔（Böll，1917—1985），德国作家，翻译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国际笔会主席（1972—197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72年）

别洛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932—2012），乡村散文作家，政论家

别雷·安德烈（原名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1880—1934），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象征主义理论家，文韵学家

本—雅科夫·阿弗拉姆，以色列历史学家（1943年起），翻译家，自由撰稿人，犹太复国运动参与者

博尔格·戴维德（Burg，1933年生），英国语文学者、斯拉夫学家，苏联问题专家，翻译家；索尔任尼琴生平传记作者之一（1972）

柏格森·亨利（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杰·弗朗斯学院教授（1900—1914），国际联盟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诺贝尔奖获得者（1927年）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74—1948），哲学家，政论家，出版商；青年基督教联盟出版社（YMCA-Press）社长（1925年起），宗教哲学杂志《道路》编辑（巴黎，1925—1940）；1922年起移居国外

贝利亚·拉夫连季·巴甫罗维奇（1899—1953），国务、政治活动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8—1945），国防委员会委员（1941）；政治大清洗及驱逐少数民族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贝塞尔·弗里德里希·威廉（Bessel，1784—1846），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

贝多芬·路德维希·凡（Beethoven，1770—182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勃洛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80—1921），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博格达诺维奇·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83—1973），军事及社会活动家，上校（1921）；《1941年8月侵入东普鲁士》一书的作者（1964）；1918年起移居国外

鲍格罗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1884—1931年后），经济学家，回忆录作者；Д. Г. 波格罗夫的哥哥；1918年起移居德国

鲍格罗夫·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原名格尔什·别哈拉夫，1825—1895），作家，俄罗斯犹太文学创始人之一；Д. Г. 鲍格罗夫的祖父

鲍格罗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莫尔杰海［莫尔德科］·格尔什科维奇，1887—1911），无政府主义者，暗探局密探，刺杀П. А. 斯托雷平的凶手

鲍格罗夫·叶夫谢伊·格里戈里耶维奇（格尔舍维奇），Д. Г. 鲍格罗夫的叔叔

鲍罗夫家族：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格尔什·格尔舍耶维奇，？—1918），律师，公职律师，基辅地产商，慈善家，及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雅科夫列夫娜（本姓罗什科维奇）；Д. Г. 鲍格罗夫的父母

博德默·马丁（Bodmer，1899—1971），瑞士语语言学者，图书鉴赏家，收藏家，银行家，科学和文艺事业资助人，社会活动家；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1947—1964），国际图书协会副主席（1963年起），瑞士图书鉴赏学院总管，马丁·博德默基金（包括博物馆和图书馆）创始人（1970）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都诺夫（1552—1605），俄国沙皇（1598年起），国家统治者（1587年起）

鲍罗瓦娅·奥丽迦·沃尔夫芙娜（1957年生），翻译家，文化学家，奥斯曼帝国犹太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专家；副博士（2002）

鲍斯克·阿伦（Bosquet，原名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比斯克，1919—1998），法国作家，诗人，剧作家，翻译，文学批评家，自由撰稿人

鲍恰罗夫·谢尔盖·格里戈里耶维奇（1929年生），语文学家，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诗学问题专家；副博士（1956），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起）

勃兰特·维利（Brandt，原名赫尔别尔特·艾恩斯特·卡尔·福拉姆，Frahm，1913—1992），德国国务、政治活动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69—1974），外交部部长（1966—1969），社会主义共产国际主席（1976年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1年）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1906—1982），国务、政治活动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4—198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4，1977年起）；苏联元帅（1976），四次获苏联英雄奖章（1966，1976，1978，1981）

布罗茨基·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940—1996），俄裔美籍（1972年起）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获得者（1987年）

布罗克豪斯·弗里德里希·阿诺尔德（Brockhaus，1772—1823），德国出版商，布罗克豪斯公司创始人，《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出版者

勃朗特·艾米莉·杰恩（Brontё，1818—1848），英国诗人，作家

布贝尔·马丁（Buber，1878—1965），德国犹太及以色列哲学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1924—1933）和耶路撒冷大学教授（1938—1951），以色列科学院首任院长；1933年起移民瑞典，1938年起移民巴勒斯坦

布贝尔—诺伊曼·玛格丽特（Buber-Neumann，本姓图灵，Thüring，1901—1989），德国共产主义（后为反共产主义）政治家，回忆录作者，历史学家；哲学家М. 布贝尔的儿媳妇

布勃利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75—1941），铁路工程师，社会活动家兼政治家，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1917），临时政府交通部政治委员；1917年起移居国外

布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1942年生），政治家兼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回忆录作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发起者之一

布尔加科夫·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1891—1940），作家，剧作家

布尔加科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谢尔盖神甫，1871—1944），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巴黎神学院的创始人、教授（1925年起）；1922年起移居国外

布宁·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1870—1953），作家，诗人，自由撰稿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年）；1920年起移居国外

布尔科夫斯基·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1912—1985），海军军官，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历史学家，海军中校；博物馆管理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中央海洋军事博物馆分管局长；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的人物原型

布尔柳克·大卫·大卫多维奇（1882—1967），俄罗斯、美国诗人（1992年起），画家；《色与韵》（Color and Rhyme）杂志的出版者（1930年起）；1920年起移居国外，1932年起移居美国

布尔采夫·弗拉基米尔·利沃维奇（1862—1942），历史学家，自由撰稿人，出版商，革命活动家；1918年起移居国外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88—1938），政治家、国务活动家，革命家，经济学家，政论家，自由撰稿人，漫画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24）、委员（1924—1929）；《消息报》主编（1934—1937.1）

培根·弗朗西斯，圣-阿尔本子爵（1621）（Bacon，Viscount St Albans，1561—162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经验论创始人；首席检察官（1613—1621），维鲁兰男爵（1618—1621）

毕希纳·格奥尔格（Buchner，1813—1837），德国剧作家

瓦依达·安杰伊（Wajda，1926年生），波兰导演，编剧

瓦文萨·莱赫（Wałęsa，1943年生），波兰国务、政治、社会活动家，人权维护者；波兰总统（1990—1995），团结工会创始人和领导者（1980—1990），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3年）

瓦连廷诺夫·尼（原名为尼古拉·弗拉基斯拉沃维奇·沃尔斯基，1879—1964），革命活动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回忆录作者；1930年起移居国外

瓦尔沙夫斯卡娅·塔吉亚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原姓杰柳基娜，1923年生），翻译家，俄罗斯侨民文学及社会活动家

瓦特·亚历山大（Wat，原姓赫瓦特，Chwat，1900—1967），波兰诗人，作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波兰未来派创始人之一

韦伯·马克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利，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

维吉尔（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诗人

维尔特·鲁道夫·凡（van Wehrt，原名汉斯·鲁道夫·别尔恩多尔夫，Berndorff，1895—1963），德国自由撰稿人，作家，历史学家，军官；党卫军成员

维戈列里·姜卡尔洛（Vigorelli，1913—2005），意大利作家，自由撰稿人，文学批评家，艺术研究家；社会活动家

维德梅尔·齐格蒙特（Widmer，1919—2003），瑞士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苏黎世市市长（1966—1982）、历史学家，作家，自由撰稿人

威塞尔·埃利（埃利埃泽尔）（Wiesel，1928年生），犹太-美国及法国小说家，记者，社会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6年），波士顿大学教授；1955年起定居美国

维纳威尔·马克西姆·莫伊谢耶维奇（1862或1863—1926），律师，犹太政治、社会活动家，民法学专家，立宪民主党（1905）领导人与创始人之一，争取俄罗斯犹太人民平等权利联盟创始人之一（1905）；《民法简报》杂志出版者（1913—1917）；1919年起移居国外

维诺格拉多夫·阿列克斯（谢）（Vinogradov），美国建筑师，为索尔仁尼琴找到了在卡文迪什的住所

维特凯维奇·尼古拉（科卡）·德米特里耶维奇（1919—1988），化学家，副博士，布良斯克交通机械学院教研室主任（1970年起）；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朋友

维特·谢尔盖·尤里耶维奇（1849—1915），国务、政治活动家，财政大臣（1892—1903），大臣委员会主席（1903—1906）；回忆录作者

符拉季米罗娃·莉娅（原名尤丽娅·弗拉季米罗夫娜·赫罗姆钦科，原姓杜勃罗夫金娜，1938年生），诗人，翻译家，作家，编剧；1973年起定居在以色列

弗拉索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901—1946），军事活动家，附敌活动领导人，中将（1942）；“俄罗斯解放军”总指（1945.2.28—1945.5.12）

弗拉索夫·列昂尼德·弗拉基米尔罗维奇（约1930-？），海军军官，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朋友，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的人物原型

沃兹涅先斯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933—2010），诗人，作家，画家，建筑师

沃伊诺维奇·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1932年生），作家，诗人，持不同政见运动参与者；1980—1992年移民国外

沃尔科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Volkoff，1932—200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诗人，翻译家

沃尔孔斯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1933—2008），法国、俄罗斯（1947—1972）作曲家，古钢琴家，指挥家

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860—1937），戏剧及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指挥家，批评家，自由撰稿人，回忆录作者；雅克—达尔克罗兹方法韵律体操的宣传者；皇家剧院经理（1899—1901），韵律体操培训班经理，专业杂志编辑（1912—1914）；1921年起移民国外

沃洛申·马克西米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姓基里延科—沃洛申，1877—1932），诗人，翻译家，文学、艺术批评家，画家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Arouet，1694—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

沃尔夫·贝尔特拉姆（贝尔特）·达维德（Wolfe，1896—1977），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家及工会活动家，政论家；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

沃尔姆瑟（-米戈）·奥莉加（Wormser-Migot，原姓尤格尔森，Jungelson，1912—2002），法国历史学家，纳粹集中营问题研究者，18世纪中欧历史问题专家

沃龙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1884—1937），革命者，批评家，艺术理论家，自由撰稿人，出版活动家

沃罗尼扬斯卡娅·伊丽莎白·杰尼索夫娜（1903—1973），А. И. 索尔仁尼琴的助手和打字员；在克格勃强制她交出由她保存的《古拉格群岛》手稿后上吊自缢

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男爵（1878—1928），军事将领，政治活动家，白卫军运动领导者之一（1918—1920）

弗鲁贝尔·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56—1910），画家，雕塑家

维亚杰姆斯基家族，公爵，俄国贵族的一支；罗塔廖沃领地的所有者

维亚杰姆斯基·列昂尼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公爵（1848—1909），军事、农业、国务活动家，少将（1887），骑兵队总督（1906）；阿斯特拉罕州州长（1888—1890），沙皇贵族领地总管理局局长（1890—1899），国家议会代表（1899—1901；自1906年）

盖达尔·叶戈尔·铁木罗维奇（1956—2009），国务、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科学博士（1990）；1990年代初期经济改革领导者与思想家之一，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部长（1991.11.6—1992.4.2），俄罗斯政府总理（1992.6.15—1992.12.15），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部长（1993.9.22—1994.1.20）；“俄罗斯民主选择”党主席（1994—2001）；经济政策研究所创始人、所长（1990年起）

加里奇·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原姓金兹堡，1918—1977），诗人，作曲家，剧作家，编剧，词作者，自由撰稿人，维法运动参与者；1974年后移民国外

伽罗华·埃瓦里斯特（Galois，1811—1832），法国数学家，伽罗华理论创始人，共和党人、革命者

加梅尔·鲍里斯·伊萨科维奇（1923—1946），卫国战争参加者，莫斯科大学学生；死于集中营

汉姆生·克努特（Hamsun，原姓彼得逊，Pedersen，1859—1952），挪威作家，政论家，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

加涅茨基·雅库布（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原姓弗斯滕伯格，1879—1937），波兰及俄国革命者，国务、金融活动家，外交官；苏俄国家银行委员会主席（1917—1920），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委员（1920—1929），全苏音乐、文娱演出和杂技表演联合会会长（1932—1935），苏联革命博物馆馆长（1935年起）

加切夫·格奥尔吉·德米特里耶维奇（1929—2008），哲学家，文化学者，文学评论家，艺术理论家；哲学科学博士（1983）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

格列尔·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1922—1997），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巴黎索邦大学教授（1969—1990）；从1963年起（还有人说是从1957年起）侨居国外

乔治乌·康斯坦金·维吉尔（Gheorghiu，1916—1992），罗马尼亚、法国作家，诗人，神学家，宗教活动家，外交官；1944年起移民，1948年移居法国

赫拉克利特·爱菲斯（公元前544—483年），古希腊哲学家

格尔林格（赫尔林格）—格鲁德津斯基·古斯塔夫（格采利）（Herling Grudzin'ski；1919—2000），波兰作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自由撰稿人；1945年移民，1995年移居意大利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12—1870），俄罗斯作家，自由撰稿人，哲学家

赫尔采·杰奥多尔（Herzl，1860—1904），奥地利剧作家，自由撰稿人，诗人，批评家，法学家；犹太社会政治活动家，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创始人，犹太复国运动的奠基人

格尔舒尼·弗拉基米尔·利沃维奇（1930—1994），持不同政见运动参与者；诗人，回文作家

黑森·尤里·伊西多罗维奇（伊耶古达·伊兹拉伊列维奇，1871—1939），历史学家，档案专家，俄罗斯犹太史问题专家，《苏联科学院学报》编辑（1930—1935）；作家，诗人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

基麦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见：Н. Н. 苏哈诺夫

兴登堡·保罗·路德维希·安东（全名贝内肯多夫·冯·兴登堡，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军事家、国务活动家，陆军元帅（1914）；东线司令（1914—1916），总参谋长（1916—1919），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1925—1934）

金兹堡·亚历山大·伊利伊奇（1936—2002），自由撰稿人，出版商，人权活动家；1979年起移居国外

金兹堡·叶夫盖尼娅·谢苗诺夫娜（索罗莫诺夫娜）（1904—1977），自由撰稿人，历史学家，回忆录作者；回忆录《崎岖之路》一书的作者

基罗夫·卡尔·拉格纳尔·克努特（Gierow，1904—1982），瑞典导演，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戏剧及社会活动家；《斯文斯卡·达格勃拉杰特》报文学栏编辑（Svenska Dagbladet，1946—1951），皇家话剧院艺术指导（1951—1963），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1964—1977），诺贝尔委员会成员（1963年起）、主席（1970—1980）

希特勒·阿道夫（Hitler，原名希克利戈鲁别尔，Schicklgruber，1889—1945），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魁（1921—1945），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1933—1945）

格林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04—1857），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之父

格柳克斯曼·安德烈（Glucksmann，1937年生），法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政论家，《新哲学家》小组领导者之一

霍布斯·托马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政治家

果戈理·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09—1852），作家，剧作家，政论家，批评家

戈都诺夫·鲍里斯·费多罗维奇，见：鲍里斯·费多罗维奇·戈都诺夫

戈利科夫，地区政治指导员

戈利岑娜·索菲娅·卡尔罗夫娜，公爵夫人（原姓冯·麦克，在第一次婚姻中改姓利姆斯卡娅—科尔萨科娃；1867—1935），社会活动家，教育组织者，农业女子学校创始人之一（1908）；娜杰日塔·菲拉列托夫娜·冯·麦克之女（原姓弗罗洛夫斯卡娅，1831—1894），П. И. 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资助人

高乐·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1890—1970），法国国务、军事、政治活动家，陆军准将（1940），第五共和国总统、创始人（1959—1969），总理、国防部长（1958.6.1.—1959.1.8.）军事理论家

戈洛温·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1863—1930），画家，舞台设计师；彼得堡皇家剧院艺术总监（1902—1917）

戈洛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5—1944），军事将领，历史学家，理论家，少将（1914），中将（1917）；尼古拉军事学院教授（1909—1914）；1920年起移居国外；在二战时期因作为一个叛国者被抵抗运动判处死刑，但最终猝死

荷马（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1931年生），国务、政治、社会活动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1991），苏联总统（1990—1991）

戈尔斯·乔治（Gorse，1915—2002），法国国务、政治活动家，外交家；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3—1967），滨海布洛涅市市长（1971—1991），主管外事的国务委员（1961—1962），信息部部长（1967—1968），劳动就业部部长（1973—1974）

高尔基·马克西姆（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1936），作家，剧作家，自由撰稿人，社会活动家

霍夫曼·约阿希姆（Hoffmann，1930—2002），德国军事历史学家，否认纳粹的大屠杀行径，二战苏联附敌分子史专家；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1960—1995）

格拉巴丽—巴谢克·玛丽娅·叶夫盖尼耶夫娜（原姓巴谢克，1893—1975），经典语文学家，德国词典学专家，古希腊、罗马语翻译家

格拉斯·君特（Grass，Gra ß，1927年生），德国作家，诗人，剧作家，雕塑家，线条画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9年）

戈列尼耶·理查德（Grenier，1926—2002），美国自由撰稿人，电影评论员，小说家

格里鲍耶多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795—1829），剧作家，外交官，作曲家

格罗斯曼·瓦西里·谢苗诺维奇（约瑟·索罗莫诺维奇，1905—1964），作家，自由撰稿人，化学工程师

格罗托夫斯基·叶日（Grotowski，1933—1999），波兰话剧导演，教育家，戏剧理论家、革新者

胡佛·赫伯特·克拉克（Hoover，1874—1964），美国国务、政治活动家，美国总统（1929—1933），“战争、革命与和平图书馆”创立者（1919）（现为胡佛研究所）

古利·罗曼·鲍里索维奇（1896—1986），作家，自由撰稿人，批评家，出版商，社会活动家，白卫军运动参与者

古诺·夏尔·弗朗索瓦（Gounod，1818—1893），法国作曲家，音乐批评家；巴黎奥费翁合唱团团长

古尔科（罗麦科—古尔科）·瓦西里·约瑟夫维奇（Gounod，1818—1893），军事、社会活动家，回忆录作者；少将（1904），骑兵总督（1916）；西线总指挥（1917.3.31—1917.5.22），总指挥部代理司令（1916.11.10—1917.2.17）；“俄罗斯伤残联盟”的创建者、主席（罗马，1929年起）；1917年10月15日起移居国外

古奇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62—1936），政治、国务活动家，“十月十七日同盟”党领导者，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1910—1911）

雨果·维克多·玛丽（1802—1885），法国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理论家

达芬奇·莱奥纳多，见：莱奥纳多·达·芬奇

达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1801—1872），作家，辞典学专家，民族学者

丹·费奥多尔·伊利奇（原姓古尔维奇，1871—1947），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孟什维克理论家、领导人之一，回忆录作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代表团（1923—1940）团长，《新道路》杂志出版者（纽约，1941年起）；1992年起移居国外

达尼埃利·让（Daniel，生于1920年），法国自由撰稿人，政论家，作家，回忆录作者；《新观察家》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创始人之一

达尼埃尔·尤里·马尔科维奇（1925—1988），诗人，作家，翻译家，人权捍卫者

丹洛普·约翰·巴列特（Dunlop J. Barrett，生于1942年），美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苏联与当代俄罗斯政治问题专家；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1978—1979，1985年起），奥别林斯基学院教授（俄亥俄州，1970—1983）

但丁·阿利盖利（杜兰特·杰利伊·阿利格耶里，1265—1321），意大利诗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

戴高乐·夏尔，见：高乐·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

戴克斯·皮埃尔·乔治（Daix，1922年生），法国作家，自由撰稿人，艺术研究者，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毕加索创作研究专家及友人；抵抗运动参与者；《列特尔·弗朗西斯》杂志编辑（1948—1972）

杰曼特·彼得·齐格蒙多维奇，见：В. 克列斯

杰缅季耶夫·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1904—1986），文学评论家，批评家；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苏联文学教研室主任1948—1953），《新世界》杂志副主编（1953—1955，1959年起），《文学问题》杂志主编（1957—1959）

邓尼金·安东·伊万诺维奇（1872—1947），军事将领，中将（1916），白卫军运动领导者之一（1918—1920）

杰尼索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936年生），法语翻译家，诗人

杰尔查文·加甫里尔（加甫里拉）·罗曼诺维奇（1743—1816），诗人，国务活动家；奥洛涅茨总督（1784—1785），坦波夫州州长（1786—1788），叶卡捷琳娜二世办公厅秘书（1791—1793），贸易院院长（1794年起），司法部部长（1802—1803）

詹姆斯·亨利（James，1843—1916），美国、英国（1876年起）作家，剧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戴安娜，威尔士公主（原名季阿娜·弗朗西斯·斯宾塞，Spencer，1961—1997），英国社会活动家，查尔斯王子第一任妻子（1981—1996）

吉米特里（德米特里）（1581—1591），俄罗斯王子，伊万雷帝与玛丽娅·娜吉之子

季奥尼西·阿列阿巴吉特（？—96），雅典宗教思想家，法官；雅典第一任主教

多姆勃罗夫斯基·尤里·奥西波维奇（1909—1978），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

托尼·约翰（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

多斯·帕索斯·约翰·罗杰利戈（Dos Passos，1896—1970），美国作家

陀斯妥耶夫斯卡娅·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原姓斯尼特金娜，1846—1918），回忆录作者，出版人；Ф. М.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1867年起）

陀斯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1821—1881），作家，政论家

德列福斯·阿利弗雷德（Dreyfus，1859—1935），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间谍（1894）

德留蒙·爱德华·阿道夫（Drumont，1844—1917），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思想家；反犹著作《法国的犹太人》一书的作者（1886）

杜布诺夫·谢苗·马尔科维奇（西蒙·麦罗维奇）（1860—1941），犹太历史学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回忆录作者，犹太民族学术史创始人之一，自治理论思想家；1922年起移居国外，逝世于罗马犹太人区

杜德科·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1922—2004），宗教活动家，大司祭，传教士；宗教诗人，作家，斯大林爱国主义政论家，《明日》报的精神领袖

杜纳耶娃·利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1924—2006），肿瘤科医师，塔什干肿瘤防治所放射疗法科主任（1950—1960）

杜罗娃·阿霞（阿纳斯塔西娅·鲍里索夫娜）（1908—1999），俄语教师，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人员（1964—1979）；把А. В. 曼和А. И.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转到了西方；1919年起移居巴黎

杜兰·克洛德（Durand，1938年生），法国出版商，翻译家，作家；《格拉斯》出版公司总经理（Grasset，1978—1980）、法亚尔出版社主编（Fayard，1980—2009）

叶热列茨·利吉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见：Л. А. 西莫尼扬

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95—1940），国务、政治活动家，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8），苏共党政控制机关主任（1935—1936）；政治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原名索非亚·弗雷德里卡·奥古斯塔·安卡利特—采尔勃茨卡娅，1729—1796），俄国沙皇（1762起）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09—1761），俄罗斯女沙皇（1741起）；彼得一世之女

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安娜·伊利伊尼奇娜（原姓乌里扬诺娃，1864—1935），革命家，国务、政治活动家，翻译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研究人员（1921—1932）；В. И. 列宁的姐姐

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931—2007），俄国国务、政治活动家，俄罗斯联邦总统（1991—1999），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苏联共产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76—1985）

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约1532或1543—1585），哥萨克首领，带兵征服西伯利亚

叶赛宁·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1895—1925），诗人，作家，艺术理论家

艾弗隆·伊利亚·阿勃拉莫维奇（1847—1917），出版者

扎博津斯基·弗拉基米尔（泽耶夫）·叶弗盖尼耶维奇（沃尔夫·叶弗诺维奇，1880—1940），作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批评家；犹太复国活动思想家，政论家

热卢德科夫·谢尔盖（谢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1909—1984），宗教活动家，宗教思想家，人权活动家

热里雅鲍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1851—1881），革命民粹派分子，恐怖主义思想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879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

乔安涅·珍妮芙（Johannet，原型康斯坦蒂，Constanty，1935年生），法国翻译家，Ж. 乔安涅之妻

乔安涅·何塞（Johannet，1924—2013），А. И. 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法语翻译家，语言学家；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校区）教师

朱可夫·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1896—1974），军事家、统帅，回忆录作者；苏联元帅（1943），四次苏联英雄奖章获得者（1939，1944，1945，1956）；国防部部长（1955—1957），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最高副统帅（1942—1945），驻德苏军集团军总司令（1945—1946），敖德萨军区、乌克兰军区司令员（1946—1953）

扎里兹尼亚克·安德烈·阿纳托利耶维奇（1935年生），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词汇学及俄语词法学、古诺夫格罗德方言专家；科学博士（1965），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7），斯拉夫学所科研工作者（1960年起）

扎雷金·谢尔盖·巴甫洛维奇（1913—2000），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新世界》杂志主编（1986—1998）；水文气象家，土壤改良专家，副博士（1948），鄂木斯克农学院教研室主任（1948—1953），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1年）

扎米亚京·叶夫盖尼·伊万诺维奇（1884—1937），作家，造船工程师

扎哈罗娃·玛特廖娜·瓦西里耶夫娜（1896—1957），弗拉基米尔州农民，А. И. 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院子》中的主人公原型

兹维列夫·阿纳托利·季莫菲耶维奇（1931—1986），画家

兹沃雷金娜·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夫娜（1918—1986），翻译家；Е. Г. 伊特罕德之妻；1974年移居国外

吉利别尔贝格·伊利亚·约瑟夫维奇（1935年生），工程设计师，苏联问题专家，回忆录作者，人智说学者；1971年移民英国

季诺维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22—2006），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季诺维耶夫·格里戈里·叶弗谢耶维奇（原名奥夫谢伊—格尔什·阿罗诺维奇·拉多梅斯利斯基，1883—1936），革命家，苏联国务活动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7—1926），苏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1926），喀山大学校长（1928—1932）

左拉·埃米利（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艺术理论家，自由撰稿人

祖博夫夫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895—1980），医生和他的妻子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原型列曼，1903—1976），图书编目专家；А. И. 索尔仁尼琴在哈萨克斯坦流放地的朋友，《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中卡德明夫妇的原型

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0—1584），莫斯科大公（1533），俄国第一位沙皇（1547）

伊万诺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1866—1949），诗人，哲学家，语文学家，翻译家

伊万诺娃·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1945年生），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政论家

伊瓦舍夫—穆萨托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900—1992），画家；1947年至1956被关在斯大林集中营

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1151—1202），北诺夫哥罗德大公（1180—1198）、切尔尼戈夫大公（自1198年）

艾登·安东尼，亚芬伯爵（1961）（Eden，1897—1977），英国国务、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外交部部长（1935—1938；1940—1945），英国总理（1955—1957）

伊洛瓦伊斯卡娅—阿利维蒂·伊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原姓伊洛瓦伊斯卡娅，1924—2000），自由撰稿人，宗教社会活动家，《俄罗斯思想》报主编（巴黎，1978—2000）；А. И. 索尔仁尼琴的秘书（1976—1979）

伊林·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1883—1954），哲学家，法学家，出版家；白卫军活动主要思想家之一；俄罗斯科学所教授（柏林，1923—1934）；1932年移居国外

尤涅斯库·欧仁（Ionesco，原名尤金·尤涅斯库，1909—1994），法国剧作家，作家，戏剧理论家

伊萨耶娃·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马尔芬诺科学所研究员，А. И. 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第一圈》中的人物形象原型

卡巴诺夫（科巴诺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1861—1914），军事家，上校（1906），第143多罗戈布日步兵团团长（1911.10—1914.8）

卡维林·维尼阿明·亚历山德罗维奇（原名维尼阿明·阿别列维奇·西尔伯，1902—1989），作家，社会活动家，语文学家

卡扎科夫·尤里·巴甫洛维奇（1927—1982），短篇小说家

加米涅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原姓罗森弗尔德，1883—1936），革命家，国务、政治活动家，出版活动家，外交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5），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4—1926），驻意大利大使（1926—1928）

加缪·阿尔贝（Camus，1913—1960），法国哲学家，作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7年）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766—1826），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莫斯科》杂志编辑（1791—1792），《欧洲导报》编辑（1802—1803）

卡尔莱尔·奥莉加·瓦季莫夫娜，见：О. В. 安德列耶夫娜—卡尔莱尔

卡尔波维奇·维拉В.（Carpovich），美国斯拉夫学者，语言学家，索尔仁尼琴语言专家

卡尔塔舍夫·安东·弗拉基米罗维奇（1875—1960），国务、政治、宗教及社会活动家；俄国主教公会事务大臣和宗教大臣（1917.6.25—1917.10.25）；神学家，教会史学家，哲学宗教协会主席（彼得堡，1909—1917），圣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创始人之一（巴黎，1925年起）；1919年移居国外

卡斯托里阿基斯·科内利乌斯（Castoriadis，1922—1997），法国哲学家（1946年起），经济学家，心理分析学家；托洛茨基小组《社会主义或野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48—1956）；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主要科研工作者（1980年起）

卡塔拉·让（Catala，1905—1991），法国外交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信息处处长（1944—1972），驻爱沙尼亚使馆文化随员（1929—1940）

卡特科夫·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1903—1985），历史学家，哲学家，二月革命史专家；牛津大学教授（1947—1950，1959年起）；М. Н.卡特科夫的侄孙；1921年侨居国外

卡特科夫·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1818—1887），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1850—1855；1863—1887），《俄国导报》的编辑（1856—1887），莫斯科大学教师（1845—1850）

卡夫卡·弗朗茨（1883—1924），捷克、奥地利德语作家

加齐斯·列昂尼德·弗里（德力希）多维奇（1958年生），文学评论家，文化学家

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1881—1970），政治、国务、社会活动家；司法部长（1917.3.3—1917.4.18），陆海军部部长（1917.5.5—1917.9.1），临时政府总理（1917.7.8—1917.10.26），最高军事总司令（1917.8.30—1917.10.26）；回忆录作者，俄罗斯革命史专家，《德尼》报编辑（巴黎，1922—1932）；1918年起侨居国外，1940年起侨居美国

科尔斯诺夫斯卡娅·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1907/08—1994），回忆录作者，画家；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六卷本回忆录《论人的价值：往事随笔》一书的作者

库勒斯·阿瑟（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德国（1992年起）、英国（1939年起）作家，自由撰稿人，回忆录作者，社会活动家，犹太思想家

基兹内·托马什（Kizny，1958年生），波兰摄影家，自由撰稿人

基列耶夫斯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806—1856），宗教哲学家，档案专家，文学批评家，斯拉夫派思想家

基辛格·亨利·艾尔弗雷德（Kissinger，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生），美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1969—1975），国务卿（1973—1977）；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3年）；回忆录作者

克拉韦尔·莫里斯（Clavel，1920—1979），法国剧作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及思想家，哲学家

克雷安德（约公元前331/33-公元前323年），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诗人

克列曼·奥利维耶—摩利斯（Clément，1921—2009），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文化与宗教史专家，东正教普及工作者，圣三一神学院教授（巴黎，1947年起）；抵抗运动参与者

科甘·艾米利·伊萨科维奇（1941年生），自由撰稿人，文学评论家；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大学）教授；1968年起侨居国外（巴黎）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74—1920），海军名将，政治活动家，海军中将（1916），白卫军领导人，极地考察者，海洋学家

孔狄亚克·埃帝耶纳·博诺（Condillac，1715—1780），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1768）；帕尔马公国斐迪南一世大公（即路易十五世的外孙）的老师（1758—1767）

孔夫子（孔子，公元前551—479年），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儒家思想创始者

科佩列夫·列夫·季诺维耶维奇（扎尔曼诺维奇）（1912—1997），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俄罗斯与德国文化关系史专家，人权活动家；德国伍伯塔尔大学教授（1981年起）；从1980年起侨居国外；Р. Д. 奥尔洛娃的丈夫

科尔扎文·纳乌姆·莫伊谢耶维奇（原姓曼杰尔，1925年生），诗人，翻译，文学批评家；1947年起侨居国外（波士顿）

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1870—1918），军事将领，外交家，侦察员，东方学家，地理学家，民族学者；步兵上将（1917），最高军事总司令（1917.7.19—1917.8.27），“志愿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驻中国军事随员（1907—1911）

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昂诺维奇（1853—1921），作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俄罗斯财富》杂志的编辑（1892年起）和主编（1904—1914）

科辛斯基·杰西（原名约瑟夫·卢因柯普夫，Lewinkopf，1933—1991），美国作家（1957年起）

科托希欣（科希欣）·格利高里·卡尔波维奇（1665年起，改名为伊万—亚历山大·谢利茨基，约1630—1667），外交家，外交事务衙门的书吏；《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的俄罗斯》一书的作者；1665年侨居瑞典

柯切托夫·弗谢沃罗德·阿尼西莫维奇（1912—1973），作家，文学工作者；苏联作协列宁格勒分会书记（1953—1955），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1954年起），《文学报》主编（1955—1959）、《十月》杂志主编（1961年起）

克拉辛·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1929年生），经济学家，副博士（1968），人权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回忆录作者；1975年至1991年曾侨居美国

克拉赫玛利尼科娃·卓娅·亚历山德罗夫娜（1929—2008），文学评论家，批评家，翻译家，政论家，副博士（1967）；宗教及社会活动家，人权捍卫者；Ф. Г. 斯维托夫的妻子

克列斯·维尔农（原名彼得·齐格蒙多维奇·杰曼特，1900—1985），宗教活动家，神学家，回忆录作者，教父学家；阿索斯山修道士（1925—1947），布鲁塞尔、比利时大主教（1960年起）；1919年侨居国外

克里斯蒂娃·朱莉亚（Kristeva，1941年生），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符号学家，语文学家，心理分析学家，作家

克鲁鲍特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公爵（1842—1921），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自由撰稿人；1867年至1917年曾侨居国外

克雷扎诺夫斯基·谢尔盖·叶菲莫维奇（1862—1935），国务活动家，立法者，回忆录作者；国务秘书（1911—1917），《俄罗斯编年史》编者（1921—1925）；1919年侨居国外

克雷洛夫·伊万·安德烈耶维奇（1768—1844），寓言作家，诗人，翻译家，作家，剧作家，自由撰稿人，出版人

克留科夫·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0—1920），作家，白卫军活动参与者，人民社会党思想家和组织者之一（1906—1907）

库兹涅佐夫·爱德华·萨姆伊洛维奇（原姓戈尔宗，1939年生），犹太复国主义、人权活动家；以色列自由撰稿人（1979年起），政论家，作家；《新闻》报主编（1992—1999）、《诺塔·别纳》文集的主编（2003—2007）；为逃离苏联曾策划劫持飞机（1970）

库普林·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70—1938），作家，自由撰稿人

库尔布斯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公爵（1528—1583），国务、政治活动家，军事首领，政论家，翻译家

库尔加诺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1950年前，姓科什金，1895—1980），俄国、美国（1949年起）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苏联问题专家；科学博士（1940），教授（1936年起），列宁格勒财经学院副校长（1941年12月起）、代校长（1942.3.—1942.8.）；附敌分子

库捷波夫·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1882—1930），军事家，白卫军领导人之一，上校（1916），步兵上将（1920）；俄罗斯军人协会主席（1928年起）

科舍辛斯卡娅·玛蒂尔妲（玛丽娅）·菲利科索夫娜（1926年起为科拉辛斯卡娅公爵夫人，1935年起为罗曼诺夫—科拉辛斯卡娅特级公爵夫人，1872—1971），俄国、法国芭蕾舞演员（1920年起），教育家，回忆录作者，巴黎芭蕾舞艺术学校创建人（1929）

拉·波埃西·艾蒂安·德（1530—1563），法国政治思想家，人道主义者，诗人，政论家

拉夫列尼约夫·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原姓谢尔盖耶夫，1891—1959），作家，剧作家

拉扎列夫·叶戈尔·叶戈罗维奇（1855—1937），革命活动家，民意党人，社会革命党党员，立宪会议委员会教育部部长（1918.6—1918.9）；自由撰稿人，《俄罗斯意志》报出版人（1920—1924）、《俄罗斯意志》杂志出版人（1924—1932），1919年起侨居布拉格

拉克申·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1933—1993），文学评论家，批评家，回忆录作者；科学博士（1982），《新世界》杂志副主编（1967—1970）、《旗》杂志副主编（1987—1989），《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91年起）

兰加尔特，企业家（1910—1920）

老子（公元前6—5世纪），中国古代哲学家，《道德经》的作者

拉里奥诺夫·亚历山大[2]·尼古拉耶维奇（1907—1960），苏联共产党党员，苏共雅罗斯拉夫州委第一书记（1942—1946）、梁赞州委第一书记（1948年起），“梁赞奇迹”（1959）丑闻事件的组织者

拉法耶特·马利·约瑟夫（Motier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政治家、军事活动家，美国独立战争参加者（1777—1781），国家军司令（1830年7月）

列别捷夫·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1915—1966），党员，文学活动家，Н. С. 赫鲁晓夫意识形态及文化方面的助手，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论家

莱维·普里莫（Levi，1919—1987），意大利诗人，作家，翻译家，化学家；写了好几本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书

列维坦·伊萨克·伊里伊奇（1860—1900），画家

列宁（本姓乌里扬诺夫，1870—1924），革命家，国务、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1903）和苏维埃俄国（1917）的创始人之一，人民委员会主席（1917年起）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学者，工程师，艺术理论家

列昂季耶夫·康斯坦金·尼古拉耶维奇（1831—1891），哲学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外交官

莱蒙托夫·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1814—1841），诗人，作家，剧作家

列斯科夫·尼古拉·谢苗诺维奇（1831—1895），作家，自由撰稿人

勒福尔·克洛德（Lefort，1924—2010），法国政治哲学家，极权主义研究者；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巴黎，1976—1989）

李卜克内西·卡尔（1871—1919），德国及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律师

林耐·卡尔（Linné，Linnaeus，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的创立者

利普金·谢苗·伊兹拉伊列维奇（1911—2003），诗人，作家，翻译家

利斯尼扬斯卡娅·茵娜·利沃夫娜（1928年生），诗人，翻译家，诗歌问题专家，回忆录作者

李斯特·弗朗茨（Liszt，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钢琴艺术理论家，音乐研究家，音乐领域的社会活动家

利特维诺夫·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1940年生），物理学家，教育家，人权活动家；抗议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七人红场集会”的参加者之一（1968）；外交事务人民委员（1930—1939）；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利特维诺夫的孙子（原名瓦拉赫，1876—1951）；1974年侨居美国

利哈乔夫·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1906—1999），语文学家，文化学者，艺术研究专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回忆录作者，社会活动家

利奇科·巴维尔（1922—1988），斯洛伐克记者，翻译家

伦敦·杰克（原名约翰·格利菲斯，D. Griffith London，1876—1916），美国作家，自由撰稿人，社会活动家

洛谢夫·列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原名列夫·沃利福维奇·利弗希茨，1937—2009），诗人，语文学家，回忆录作者；И. А. 布罗茨基传记作者；1976年起侨居美国

卢日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936年生），国务、政治活动家，莫斯科市市长（1992—2010），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副主席（2001—2010）

卢卡奇（-谢格吉）·捷尔吉（格奥尔格）·别尔纳特（Szegedi-Lukacs，1891年之前姓为廖文格尔，Löwinger；在苏联时的名字是格奥尔基·奥西波维奇［1929—1945］，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布达佩斯大学教授（1946—1958）

利沃夫·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利沃夫公爵（1861—1925），政治、社会、国务活动家，回忆录作者；临时政府总理及内务部长（1917.3.2—1917.7.8）；1918年起侨居国外

柳比莫夫·尤里·彼得罗维奇（1917年生），剧院导演，演员，教育家；塔甘卡剧院总导演（1964—1984，1989—2011）

鲁登道夫·埃里希·弗里德利希·威廉（Ludendorff，1865—1937），德国军事将领，步兵上将，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家之一

路德·马丁（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活动家，神学家，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圣经的翻译者

马格利什·托马斯·马尔科姆（Muggeridge，1903—1990），英国记者，讽刺作家，传教士，回忆录作者；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特工（1940—1945），“笨拙”杂志编辑（《Punch》，1953—1957），爱丁堡大学校长（1966—1969）

马德林·路易（Madelin，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法国革命史专家；法国科学院院士（1927年起）

马伊拉诺夫斯基·格里高利·莫伊谢维奇（1899—1964），生物化学家，毒物学家，医生；上校（1943），医学博士（1940）；国际水文地理学委员会毒物学实验室领导人（1937—1951）

马克拉柯夫·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1869/70—1957），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立宪民主党成员，律师，历史学家，政论家，回忆录作者；1917年起侨居巴黎

马克西莫夫·弗拉基米尔·叶麦里扬诺维奇（原名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萨姆索诺夫，1930—1995），作家，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出版者；《大陆》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1974—1992）；1974年起侨居巴黎

马雷什金·亚历山大·格奥尔吉耶维奇（1892—1938），作家

马尔罗·安德烈（乔治·安德烈，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艺术理论家，军事家，政治家；抵抗运动参加者

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原名格里高利·卢基扬诺维奇·斯库拉托夫—别利斯基，？—1573），国务、军事、政治活动家，伊凡雷帝禁卫军领导人之一，参加大贵族杜马的贵族（1570年起）

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约瑟夫）·埃米尔耶维奇（1891—1938），诗人，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

曼·托马斯（Mann，全名保尔·托马斯，1871—1950），德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29年）

马拉·让·保尔（1743—1793），法国政治家，革命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

马尔戈林·尤里·鲍里索维奇（叶古达，1900—1971），以色列（1936年起）俄语作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回忆录作者，犹太复国主义与人权活动家；《囚犯国之旅》一书的作者（1952）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原名玛丽亚·索菲娅·弗列杰利卡·达格玛，1847—1928），俄罗斯皇后，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1886年起）

马尔基什·西蒙·别列佐维奇（1931—2003），俄国和瑞典语文学家，翻译家，俄罗斯犹太文学专家；日内瓦大学教授（1974—1996）

马尔科夫·谢尔盖·列奥尼德维奇（1878—1918），军事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总参谋长（1917）；“志愿军”与白卫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马尔科维奇·安德烈（Markowicz，1960年生），法国翻译家，诗人

马克斯·卡尔·海因里希（Marx，1818—1883），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马尔托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58—1933），军事将领，少将（1902），步兵上将（1913）；俄罗斯南部武装力量总司令部国家警卫机关首长（1919.9—1920.3）；1920年起移居萨格勒布

马尔夏克·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1887—1964），苏联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儿童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回忆录作者，出版家；苏联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主编（1924—1937）

马歇尔·乔治·卡特利特（Marshall D. Catlett，1880—1959），美国国务、军事活动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1944）；总参谋部部长（1939—1945），美国国务卿（1947—1949），国防部长（1950—1951）；“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1947）发起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53）

马萨麦德，心理学家，埃兹巴斯图兹集中营的囚犯（1950年代）

马斯洛夫·尤里（1938-？），А. С. 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癌病房》中的人物焦姆卡的原型

马霍尼·达尼埃利·乔治（Mahoney，1960年生），美国政治学家，圣十字学院教授（伍斯特市，马塞诸塞州），А. С. 索尔仁尼琴思想研究者

马雅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93—1930），诗人，剧作家，艺术理论家，自由撰稿人，演员，文学活动家，革命者；《列夫》（即“左翼艺术阵线”）杂志的主编（1923—1925）、《新列夫》杂志的主编（1927—1928）

梅德韦杰夫·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1965年生），俄罗斯国务、政治活动家，法学家；俄联邦总统（2008—2012）、总理（2012年起）；法学副博士（1990），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师（1988—1999）

梅德韦杰夫·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1925年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政论家，教育家，人权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教育学副博士（1958年）；是四部关于В. В. 普京的书的作者

梅德韦杰娃—托马舍夫斯卡娅·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原姓梅德韦杰娃，1903—1971），文学评论家；著名语文学者、普希金专家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1890—1957）的妻子

梅耶霍德·弗谢沃洛德·艾米利耶维奇（1895年前，叫卡尔·卡兹米尔·捷奥多尔，1874—1940），导演，演员，教育家，戏剧革新者，“有机造型艺术”演艺体系的首创者

梅利古诺夫·谢尔盖·彼得洛维奇（1879—1956），历史学家，自由撰稿人，出版者，政治家，俄国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及宗教社会运动史方面的专家；《扎德鲁加》出版集团董事会主席（1911—1922），著有《俄国的红色恐怖》一书（1923）；1922年侨居国外

梅利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巴维尔·伊万诺维奇（笔名是安德烈·佩切尔斯基，原姓梅利尼科夫，1818—1883），作家，民俗学家；国家官员，反对旧礼仪派信徒的积极参与者

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即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吉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皮乌斯（即梅列日科夫斯卡娅，1886—1945，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社会文学活动家，文学沙龙举办者）；1919年起侨居国外

梅里美·普罗斯佩（1803—1870），法国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米留科夫·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历史学家；国务、政治、社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及创始人之一（1905）；政论家，回忆录作者；外交部部长（1917.3.2—1917.5.1），《最新消息》报编辑（巴黎，1921—1940）；1918年起侨居国外

米尼·乔治（Meany，1894—1980），美国工会活动家、政治家，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1952—1979）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1878—1918），军事、国务活动家，中将（1916），国务会议成员（1901—1917）；亚历山大三世之子，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1842—1904），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政论家，社会学家，民粹主义理论家；《俄罗斯财富》杂志编者之一（1892年起）

米哈尔科夫·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1913—2009），诗人，剧作家，作家，自由撰稿人，回忆录作者，社会活动者，文学工作者；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1970—1990）

米什莱·儒勒（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术语“文艺复兴”的提出者，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827—1838），法兰西公学院教授（1838—1851）

莫扎耶夫·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1923—1996），乡村散文作家，诗人，自由撰稿人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本姓斯克里亚宾，1890—1986），国务、政治活动家，革命家；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外交人民委员（1939—1949；1953—1956）

蒙森·特奥多尔（Mommsen，1817—1903），德国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古典学者，法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1902年）

莫诺·雅克·吕西安（Monod，1910—1976），法国生物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65年）；索邦大学教授（1959—1967），法兰西学院教授（1967—1971），巴斯德研究所所长（1971年起）

莫兰·爱德华（Morin，本姓纳乌姆，Nahoum，1921年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抵抗运动参加者

莫里亚克·弗朗索瓦·查尔斯（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诗人，剧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52年）

莫罗佐娃·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原姓西蒙诺娃，1830—1911），企业家，资助人，慈善家；尼克尔纺织工场“萨瓦·莫洛佐夫之子与K°”工场主；季莫费伊·萨维奇·莫洛佐夫（1823—1889）的妻子（1848年起）

莫斯克温·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1955年生），俄侨史学家，文化活动家，出版者；《俄罗斯道路》出版社社长（1991年起）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

谬赛克（木希奇）·安东·佐兰（1909—2005），斯洛文尼亚画家，线条画家；1953起侨居在威尼斯和巴黎

穆索尔斯基·莫斯杰特·彼得罗维奇（1839—1881），作曲家，《强力集团》成员之一

纳博科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940年前曾用笔名西林，1899—1977），俄罗斯、美国（1940年起）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昆虫学家；1919年起侨居国外

纳哈姆基斯·奥弗希·莫伊谢耶维奇，见：Ю. М. 斯捷克洛夫

涅克拉索夫·维克托·普拉动诺维奇（1911—1987），作家，自由撰稿人，编剧；《大陆》杂志副主编（1975—1982）；1974年起侨居国外

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21—1877/78），诗人，作家，出版者，自由撰稿人；《现代人》杂志的编辑（1847—1866），《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1868年起，与М. Е.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起负责杂志的工作）

涅姆杰尔·安德烈·谢苗诺维奇（1957年生），文学评论家，批评家；副博士（1983），《文学评论》杂志批评栏主任（1983—1990），高等经济学院教授（2011年起）

涅奇沃洛多夫·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1864—1938），军事、社会活动家，中将（1915）；写了多部具有反犹倾向的伪科学的历史与经济著述，法国《锡安长老会纪要》的翻译者与宣传者之一；1918年起侨居国外

尼瓦·乔治（1935年生），法国斯拉夫学者，翻译家，社会及出版活动家

尼古拉耶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924—2007），文学评论家，科学博士（1968），莫斯科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教师（1952年起）、教授（1969年起）、教研室主任（1977—1996），《语文科学》杂志主编（1972年起）

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巴甫洛维奇，1796—1855），俄国沙皇（1825年起）

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亚历山得罗维奇，1868—1918），俄国沙皇（1894年起）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小尼古拉），大公（1856—1929），尼古拉一世的孙子；侍从将官（1904）

尼康（原名尼基塔·米诺夫，1605—1681），宗教政治活动家，宗教改革者；莫斯科和全俄牧首（1652—1667）

尼克松·理查德·米尔豪斯（Nixon R. Milhous，1913—1994），美国国务、政治活动家，美国总统（1969—1974）

诺沃姆别尔格斯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1871—1949），俄罗斯法律、医学史家，经济学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奥夫恰连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922—1988），文学评论家，批评家，苏联文学与高尔基创作专家；科学博士（1958），莫斯科大学教授（1956年起），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起）

奥库丘里耶·米歇尔（Aucouturier，1933年生），法国俄罗斯文学史专家，翻译家，自由撰稿人；日内瓦大学教授（1960—1970），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教授（1970—2002）

奥利茨卡娅·叶卡捷琳娜·利沃夫娜（1899—1974），政治家，社会革命党党员（1917—1921），回忆录作者；曾于1924—1927、1932—1947、1949—1956被关在斯大林体制下的监狱和集中营

奥尔登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888—1940），历史学家兼君主立宪主义者，政论家，自由撰稿人，尼古拉二世王朝史专家；1920年起侨居国外

奥尔洛夫·尤里·费奥多罗维奇（1924年生），俄国、美国（1986年起）物理学家，政论家，回忆录作者，人权活动家；科学博士（1963年），康奈尔大学教授（1986年起）

奥尔洛娃·拉伊萨·达维多夫娜（原姓为利别尔宗，1918—1989），美国文学专家，批评家，回忆录作者；人权活动家；自1980年移居国外；Л. З. 科佩列夫的妻子

奥威尔·乔治（Orwell，原名艾里克·阿瑟·布莱尔，Blair，1903—1950），英国作家，诗人，政论家，文学批评家

派普斯·理查德·埃德加（Pipes，原姓皮佩斯，Piepes，1923年生），美国历史学家（1939年起），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1958—1996）、主任（1968—1973），斯坦福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科顾问（1973—1978）

帕拉斯·彼捷尔·西蒙（Pallas，1741—1811），德国、俄国（1767—1810）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语言学家，旅行家

帕尔钦斯基·彼得·阿基莫维奇（约基莫维奇）（1875—1929），采矿工程师，经济学家，企业家，政治活动家；А. И. 索尔仁尼琴史诗性小说《红轮》中的人物原型之一

帕宁·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1911—1987），工程师，政论家，自由撰稿人，哲学家，神学家；1972年起侨居法国；А. И. 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第一圈》中的人物原型之一

帕宁娜，Д. М. 帕宁的妹妹

潘捷列耶夫·亚历山大·伊利伊奇（1838—1919），军事、国务活动家，少将（1882），步兵上将（1904）；特别宪兵队队长、内务部部长助理（1898—1900），伊尔库斯克总督（1900—1903），国务会议委员（1903—1917）

潘菲洛夫·格列布·阿纳托利耶维奇（1934年生），俄罗斯导演，编剧

巴尔乌斯（也称帕尔乌斯）·亚历山大·利沃维奇（原名伊兹拉伊利·拉扎列维奇·格尔方德，1867—1924），俄国、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革命论”的原作者，政论家；商人

帕罗·阿列恩（Parrau，1955年生），法国语文学者，集中营文学的研究者；《集中营特写》一书的作者

帕斯卡尔·布莱士（Pascal，1623—1662），法国哲学家，作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帕斯卡尔·皮埃尔（Pascal，1890—1983），法国外交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斯拉夫语文学者；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1937—1950），索邦大学教授（1950—1960）

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1890—1960），诗人，作家，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58年）

帕斯捷尔纳克·约瑟夫·谢苗诺维奇（1950年生），纪录片导演

帕希娜·叶莲娜·阿纳托利耶夫娜（原姓帕斯希娜），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官员

贝玑·夏尔（1873—1914），法国诗人，剧作家，政论家，《半月丛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1900年起）杂志出版人

佩利科·西尔维奥（Pellico，1789—1854），意大利诗人，剧作家，作家，回忆录作者，政治活动家

彼得一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1672—1725），俄国沙皇（1682年起），俄罗斯帝国皇帝（1721年起）

佩切林·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1807—1885），宗教思想家，回忆录作者，诗人，翻译家

皮沃·贝尔纳（Pivot，生于1935年），法国记者，电台文化栏目主持人；龚古尔科学院院士（2004年起）

皮利尼亚克·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本姓沃高，1894—1938），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全俄作协主席（1920—1929）

皮缅，大牧首（原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伊兹韦科夫，1910—1990，莫斯科），宗教活动家，莫斯科和全俄牧首（1971年起）

皮诺切特·乌加尔特·奥古斯托·何塞·拉蒙（Pinochet Ugarte，1915—2006），智利国务、军事活动家，大元帅；智利总统、独裁者（1974—1990），陆军总司令（1973—1998），军政府主席（1973—1981）

平斯基·列昂尼德·叶菲莫维奇（1906—1981），文学评论家，17、18世纪西欧文学专家；副博士（1936），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教师（1937—1951）；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皮昂特科夫斯基·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1891—1937），历史学家，俄国革命及国内战争问题专家；莫斯科大学的教师、教授（1922年起）、莫斯科文史哲学院与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

皮罗斯马尼·尼科（全名尼古拉·阿斯拉诺维奇·皮罗斯马纳什维利，1862—1918），格鲁吉亚原始派画家

皮浪（被称为“爱里斯的皮浪”，公元前约360-前约270），古希腊哲学家，怀疑论学派（皮浪主义）的创始人

皮萨尔·瑟缪埃尔（Pisar，1929年生），美国（1961年起）律师，社会活动家，人权维护者，回忆录作者，政论家；“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法国分馆的创立者、馆长

柏拉图（公元前428或427-前348或347），古希腊哲学家

普拉东诺夫·安德烈·普拉托诺维奇（原姓克里缅托夫，1899—1951），作家，自由撰稿人，诗人，剧作家

普拉廷·弗里德里希（弗里茨）（Platten，1883—1942），瑞士、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国际农学所研究员（莫斯科，1931—1937）

普拉廷·弗里茨·尼科拉斯（Platten，1918—2004），瑞士保险公司职员；Ф. 普拉廷之子；回忆录作者

普列维·维亚切斯拉夫·康斯丁诺维奇（1846—1904），国务活动家；俄国内务大臣（1902年起），参政院枢密官（1884—1894），国务秘书（1894—1899），警察局局长（1881—1884）

普列哈诺夫·格奥尔吉·瓦连金诺维奇（1856—1918），革命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

普罗提诺（约204或205—270年），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

波别多诺斯采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27—1907），国务、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宗教史家，反犹思想理论家；圣正教院总监（1880—1905），国务会议委员（1872年起）

波尔托拉茨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1921—1990），美国俄罗斯哲学史专家（1956年起），俄罗斯侨民文学专家，斯拉夫学者，政论家；密歇根大学教授（1958—1967），皮茨堡大学教授（1967年起）

波利亚科夫·莱昂（列夫·弗拉基米尔罗维奇，Poliakov，1910—1997），法国历史学家，反犹史及大屠杀史问题专家，回忆录作者；抵抗运动参与者；国家科研中心特级研究员（巴黎，1954—1971），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1954—1979）

波梅兰茨·格里高利·索洛莫诺维奇（1918—2013），哲学家，文化学者，政论家，回忆录作者；持不同政见运动参与者

波麦兰采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1907—1971），作家

波莫瑞斯卡·克里斯季娜（Pomorska，1924—1989），波兰、美国斯拉夫语文学者

波尔特·玛尔塔·马尔蒂诺夫娜（Port），爱沙尼亚植物学家扬·波尔特（1891—1950）的妻子；塔尔图郊外农场的持有者，1965—1967年，А. С. 索尔仁尼琴曾在此地居住

波斯托夫斯基·彼得·伊万诺维奇（1857—1940年后），军事活动家，中将（1915），第二集团军参谋长（1914.7.19—1914.10.7）；回忆录作者；1919年起侨居国外

波将金·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塔夫里亚公爵（1739—1791），国务、军事活动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陆军元帅（1784），新罗西斯克、亚苏、阿斯特拉罕3省得总督（1776），陆军院院长（178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治思想家，政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普加乔夫·叶米里扬·伊万诺维奇（1742—1775），农民起义（1773—1775）的首领，顿河哥萨克

普京·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罗维奇（1952年生），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俄联邦总统（2000—2008；2012年起），俄罗斯联邦总理（1999—2000；2008—2012），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1998—1999），统一俄罗斯党主席（2008—2012）

普什卡列夫·谢尔盖·格尔马诺维奇（1888—1984），美国俄罗斯史专家（1949年起）；1920年起侨居国外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799—1837），诗人，作家，剧作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普舍琴科·叶弗盖尼·费奥多罗维奇（1918—1986），中校，炮兵侦察营营长（1942—1945，А. И. 索尔仁尼琴曾在此营服役）；哈尔科夫物理工程所员工

拉维奇·彼得·索洛莫诺维奇（Rawicz，1919—1982），波兰、法国（1947年起）作家，诗人，翻译家，自由撰稿人，文学批评家

拉辛·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1630—1671），农民起义（1670—1671）首领，顿河哥萨克

朗西·罗伯特·亚历山大·肯尼迪，男爵（1991）（Runcie R. A. Kennedy，1921—2000），英国宗教活动家，坎特伯雷大主教（第102任，1980—1991）

拉辛·让·巴蒂斯特（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

拉斯普京（诺维赫）·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本姓维尔金，1869—1916），宗教、政治活动家，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的宠臣

拉斯普京·瓦连金·格里戈里耶维奇（1937年生），乡村散文作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

罗素·伯特兰·阿瑟·威廉（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50年）

里根·罗纳德·威尔逊（Reagan，1911—2004），美国国务、政治活动家，美国总统（1981—1989）；演员

雷马克·埃里希·玛利亚（Remarque，1918前叫埃里希·保罗，1898—1970），德国、美国（1939—1958）、瑞典（1958年起）作家列米佐夫·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877—1957），作家，剧作家，诗人；1921年起侨居国外

列宾·伊利亚·叶菲莫维奇（1844—1930），画家

列舍托夫斯卡娅·玛丽娅·康斯坦丁诺夫娜（原姓图尔金娜，1890—1973），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的母亲；教育家

列舍托夫斯卡娅·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结婚后为索尔仁尼琴娜，1919—2003），回忆录作者，化学家，副博士（1944）；А. И. 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1940—1948；1957—1972）

列扎奇·托马什（1935—1992），捷克记者，作家，密探、侦探小说作家；特工机关工作人员

利科·保罗（Ricœur，1913—2005），法国哲学家，阐释学专家，圣经研究专家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政治、国务活动家；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794）；诗人

罗江科·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59—1924），政治、国务活动家，回忆录作者；国家杜马主席（1911—1917），十月十七日联盟党（十月党人，1905）的领导和创始人之一；1920年起侨居国外

罗季奥诺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1886—1940），作家，政论家，军事、政治、国务活动家，反犹主义思想家，白卫军活动、维护君主制运动的参与者；1920年起侨居国外

罗季奥诺夫·斯维亚托斯拉夫·伊万诺维奇（1909—1984），美国工程师；纽约新圣女修道院（纳努埃特，纽约）助祭；И. А. 罗季奥诺夫之子

罗森堡（Rosenberg），朱利叶斯（1918—1953）和艾瑟尔（原姓格林格拉斯，Greenglass，1915—1953）夫妇，美国共产主义人士，苏联间谍机关工作人员

罗曼诺夫·潘捷列伊蒙·谢尔盖耶维奇（1884—1938），作家，自由撰稿人，剧作家，朗诵家，教育家

罗曼诺夫王朝，俄国沙皇及帝国的朝代（1613—1917）

罗曼·儒勒（Romain，原名路易·法里古勒，Farigoule，1885—1972），法国诗人，作家，政论家

隆多·达尼埃利（Rondeau，1948年生），法国作家，自由撰稿人，外交家；驻马耳他大使（2008—2011），法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代表（2011年起）

罗西·扎克·弗朗苏阿（Rossi，原名弗朗茨·克萨维利·海曼，Heyman，1909—2004），波兰共产主义者，回忆录作者，《古拉格导读》（1987）一书的作者；华沙大学法语教师（1964—1977）；1937年至1956年曾被关押在斯大林式的集中营，1985年起侨居法国

罗斯丹·埃德蒙·尤金·亚历克西斯（Rostand，1868—1918），法国剧作家，诗人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1927—2007），大提琴家，指挥家，钢琴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人权维护者；莫斯科音乐学院教师（1948年起）、教授（1959—1974），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61—1967）；美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指挥（波士顿；1974—1991）；1978—1990年移居国外

罗斯特罗波维奇一家：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见他的词条）和他的妻子（1995年起）加琳娜·巴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原姓伊万诺娃，1926—2012），歌剧演唱家，导演，教育家，演员，回忆录作者，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歌剧演唱中心主任（2002年起）；1978—1990年侨居国外

罗斯福·安娜·埃莉诺（Roosevelt，1884—1962），美国社会活动家，政论家，人权维护者；Ф. Д. 罗斯福的妻子（1905年起）

罗斯福·富兰克林·德拉诺（F.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国国务活动家，美国总统（1993年起），纽约州州长（1928—1933）

鲁斯基·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1854—1918），军事将领，步兵上将（1909），军事委员会成员（1909年起）；西北方面军（1914.9—1915.3）司令，北方面军（1915.8—1915.12；1916.8—1917.4）司令

罗赛特·大卫（Rousset，1912—1997），法国自由撰稿人，作家，政论家，社会、政治活动家，人权维护者；著有数部有关集中营的书；抵抗运动参与者；托洛茨基性质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6）

萨尔台奇哈（达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萨尔蒂科娃，原姓伊万诺娃，1730—1801或1800），地主，系列杀人犯，暴虐狂，残忍地杀害了一百多名农奴

萨利里·安东尼奥（Salieri，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

萨马林·尤里·费奥多罗维奇（1819—1876），国务、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政论家，改革的组织者

萨莫伊洛夫·大卫·萨穆伊洛维奇（本姓考夫曼，1920—1990），诗人，翻译家，诗歌研究专家，回忆录作者

萨姆索诺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59—1914），国务、军事活动家，骑兵上将（1910）；突厥斯坦（又称土耳其斯坦）总督、突厥斯坦军区司令（1909年起），第二集团军司令（1914.7—1914.8）

萨穆京·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1915—1987），附敌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党卫军分子，党卫军第一俄罗斯旅排长、宣传处处长；地质学家，回忆录作者

萨皮耶特·亚尼斯（伊万·伊万诺维奇）（Sapiets，1921—1983），英国记者（1947年起），宗教活动家；拉脱维亚路德教会牧师，英国广播公司俄罗斯部工作人员（1962年起）

萨拉斯金娜·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生于1947年），文学评论家，批评家，Ф. М. 陀斯妥耶斯基和А. И. 索尔仁尼琴创作的研究者；科学博士（1993）

萨特·让—保罗（Sartre，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政论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64年）

萨哈罗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1921—1989），物理学家，研发氢弹的科学家；科学博士，科学院院士（1953年），社会活动家，人权保护运动领导人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75年）

斯维特洛娃·叶卡捷琳娜·斐迪南多夫娜（1919年生），Н. Д. 索尔仁尼琴娜的母亲；工程师，图书馆学家

斯维特洛娃·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见：Н. Д. 索尔仁尼琴娜

斯维托夫·费利科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本姓弗里德兰，1927—2002），作家，自由撰稿人，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

斯韦钦·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1878—1938），军事活动家，理论家，政论家，教育家；少将（1916），工农红军师长（1936）；全俄总司令部参谋长（1918.8—1918.11），工农红军总参学院教师（1918年起）、教授（1927—1931）

斯韦什尼科夫·鲍里斯·彼得罗维奇（1927—1998），画家，线条画家，插图画家

谢达科娃·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1949年生），诗人，作家，翻译家，语文学者，神学家，民族学者，语文学副博士（1983），莫斯科大学教师（1991年起）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西班牙作家，诗人，剧作家

西莫尼扬·基利尔·谢苗诺维奇（1918—1977），外科医生，腹膜炎医治专家，科学博士（1963）；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朋友、Л. Д. 朗道的主治医生（1965—1968）

西莫尼扬·莉季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原名莉季娅·阿勃拉莫夫娜·叶热列茨，1919年生），语文学者，文学院教师；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朋友，К. С. 西莫尼扬的妻子

西尼亚夫斯基·安德烈·多纳托维奇（笔名 阿勃拉姆·捷尔茨，1925—1977），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自由撰稿人，出版者

斯卡梅尔·迈克尔（Scammell，1935年生），英国、美国（1985年起）文学史家，批评家，斯拉夫文学翻译家，自由撰稿人；康奈尔大学教授（1986—199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4—2011）

斯克拉尔茨·格奥尔克（Sklarz，1875—1920年后），德国企业家，密探，А. Л. 巴尔乌斯的工作人员

斯库拉托夫·马柳塔，见：马柳塔·斯库拉托夫

斯利奥兹伯格·亨里希·鲍里索维奇（1863—1937），法学家，犹太社会活动家，争取俄罗斯犹太人平等权利联盟建立者（1905）；《法律导报》杂志编辑（1899—1903）；1920年起侨居国外

斯洛尼姆（又译作斯洛宁）·马克·利沃维奇（1894—1976），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社会文化活动家，《游牧人》联合出版公司领导（巴黎，1928—1938）；1922年起侨居国外

斯卢茨基·鲍里斯·阿勃拉莫维奇（1919—1986），诗人，翻译家

斯梅斯洛夫斯基夫妇，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详见关于他的词条）与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原姓马拉霍娃，1875—1968）夫妇，即步兵上将（1895）、莫斯科军区总司令（1914）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马拉霍夫（1827—1908）之女

斯梅斯洛夫斯基·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1874—1935），军事家，上校（1914）；1914年9月至1918年10月被德军俘虏

斯尼特金娜·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见：А. Г. 陀斯妥耶夫斯卡娅

索布恰克·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1937—2000），政治、国务活动家，法学家；科学博士（1982），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教师（1973年起）、教授（1982—1990）；圣彼得堡市市长（1991—1996），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1990—1991）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索库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951年生），电影导演，编剧索尔仁尼琴·叶非姆，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曾祖父；农民

索尔仁尼琴·叶尔莫莱·亚历山德罗维奇（1970年生），商人，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俄罗斯分公司总经理；汉学家；А. И. 索尔仁尼琴长子

索尔仁尼琴·伊格纳特·亚历山德罗维奇（1972年生），美国、俄罗斯钢琴家，指挥家；费城市内乐队总指挥（1998年起），费成音乐学院教授（1998年起）；А. И. 索尔仁尼琴次子

索尔仁尼琴·伊萨基·谢苗诺维奇（1891—1918），А. И. 索尔仁尼琴的父亲；农民

索尔仁尼琴·谢苗·叶菲莫维奇（1846—1919），А. И 索尔仁尼琴的祖父；农民

索尔仁尼琴·斯捷潘·亚历山德罗维奇（1973年生），商人，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俄罗斯分公司工作人员（2004年起），电力学专家；А. И. 索尔仁尼琴第三子

索尔仁尼琴·菲利浦（17世纪末—18世纪初），А. И. 索尔仁尼琴祖辈，农民

索尔仁尼琴娜·娜塔莉娅·阿列克耶夫娜，见：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

索尔仁尼琴娜·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原姓斯维特洛娃，1939年生），社会活动家，人权维护者；数学家；А. И. 索尔仁尼琴妻子（1973年起）、秘书和助理（1968年起），索尔仁尼琴基金会主席（1974年起）

索尔仁尼琴娜·塔伊西娅·扎哈罗夫娜（原姓谢尔巴科，1894—1944），А. И. 索尔仁尼琴的母亲

索尔仁尼琴一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他们的孩子们

索莱尔斯·菲利普（Sollers，本姓茹埃奥，Joyaux，1936年生），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化论家和文化史家

索洛维约夫·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1853—1900），哲学家，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

所罗门（什洛莫），以色列王国第三位国王，以色列王国执政者（公元前965-前928），大卫王和巴特·舍娃（拔书亚）之子；被公认是《传道书》、《雅歌》、《所罗门智慧书》（即旧约塔纳赫）等书的作者

索洛乌欣·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1924—1997），作家，诗人，自由撰稿人

索莫夫·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1909-？），化学家，副博士，梁赞医学院副教授；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的第二任丈夫（1950—1956）

索列尔·乔治·埃仁（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家，政论家

斯大林·约瑟夫·维萨利奥诺维奇（本名朱加什维利，1878—1953），革命家，国务、政治活动家，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22年起）

斯坦纳·乔治（Steiner，全名弗朗西斯·乔治，1929生），美国（1940年起）、瑞士语文学家，批评家，文化理论家，诗人，作家，政论家；日内瓦大学教授（1974—1994）

斯捷克洛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原名奥夫希·莫伊谢维奇·纳哈姆吉斯，1873—1941），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自由撰稿人，历史学家；《消息报》编辑（1917—1925），《新世界》杂志的发起人、编辑（1925—1926）

斯捷法诺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1939—2001），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通晓神秘教义者

斯托雷平·阿尔卡基·彼得罗维奇（1903—1990），俄国兼法国记者；《播种》杂志编辑成员（1969年起）；1920年起侨居法国；П. А. 斯托雷平的儿子

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基耶维奇（1862—1911），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首相（1906年起），格罗德诺州州长（1902）和萨拉托夫州州长（1903—1906）

斯托利亚罗娃·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1912—1984），法语翻译，文学活动家，持不同政见活动参与者；И. Г. 爱伦堡的秘书（1956—1967），鲍里斯·尤里安诺维奇·波普拉甫斯基（1903—1935）的情人、诗歌题献对象

斯特拉霍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28—1896），唯心主义哲学家，斯拉夫派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斯特鲁维·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1931年生），法国出版家，翻译家，斯拉夫学家；巴黎青年基督教联盟出版社（YMCA-Press，1978年起）和《俄罗斯之路》（1991年起）社长；《俄罗斯东正教通报》杂志主编（1970年起）

司徒卢威·彼得·别尔加多维奇（1870—1944），社会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苏瓦林·鲍里斯（Souvarine，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卡尔马诺维奇）·利弗希茨，1895—1984），法国（1900年起）政治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创立者之一，自由撰稿人，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史研究所的创立者（巴黎1935），首部斯大林生平传记的作者（1935）

苏沃林·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1834—1912），出版家，自由撰稿人，戏剧批评家，剧作家，作家，书商；《新时代》报纸出版人（1876年起）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雷姆尼克伯爵，1789），古意大利公爵（1799），1730—1800），军事统帅，军事理论家，大元帅（1799）

苏吉·阿尔诺尔德（Susi，1896—1968），爱沙尼亚律师，政治活动家

苏拉特·伊琳娜·扎哈罗夫娜（1959年生），文学评论家，普希金学专家；科学博士（2002），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苏哈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本姓基麦尔，1882—1940），革命者，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政论家，回忆录作者；《新生活》报的编辑（1917—1918）

特瓦尔多夫斯卡娅·瓦列金娜·亚里山德罗夫娜（1931年生），历史学家，科学博士（1980），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专家；俄国史所研究员（1959年起）；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女儿

特瓦尔多夫斯基·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1910—1971），诗人，作家，自由撰稿人，社会活动家；《新世界》杂志主编（1950—1954；1958—1970）

田德里亚科夫·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1923—1984），作家，编剧

杰尔茨·阿勃拉姆，见：А. Д. 西尼亚夫斯基

捷乌什·维尼阿明·利沃维奇（1898—1973），飞机设计师，数学家，人智学者，文学批评家；犹太民族精神史专著的作者（1972）

季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852—1923），革命活动家，政论家，宗教思想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思想家（1879年起），1888年起转成了君主主义者；《莫斯科公报》编辑（1909—1913）

托克维尔·阿历克西·夏尔·亨利·莫里斯·克雷莱尔·德（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外交部部长（1849）

托克尔·列奥娜（Toker，1950年生），以色列语文学者（1973年起），斯拉夫学专家，集中营文学专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师（1982年起）、教授（2000年起）

托尔斯泰·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伯爵（1817—1875），诗人，剧作家，作家

托尔斯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伯爵（1882/83—1945），作家，诗人，剧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苏联作协主席（1936—1938）；1918年至1923年曾侨居国外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1828—1910），作家，剧作家，思想家

托尔斯泰（—米洛斯拉夫斯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Tolstoy，1935年生），英国历史学家，政论家，克尔特学专家，二战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拥护君主制度者

托马斯·多纳利特·迈克尔（Thomas，1935年生），英国康沃尔作家，诗人，俄语翻译家，А. И. 索尔仁尼琴生平传记的作者（1998）

托马舍夫斯卡娅·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见：梅德韦杰娃—И. Н. 托马舍夫斯卡娅

托波罗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1928—2005），语文学家；科学博士（1988），科学院院士（1990）；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创始人之一，与维亚切斯拉夫·符谢沃罗德维奇·伊万诺夫（1929年生）一同创立了“神话基础理论”（Теория основного мифа）

特拉夫金·扎哈尔·格奥尔基耶维奇（1904—1973），军事活动家，少将；第68炮兵团团长，А. И. 索尔仁尼琴曾在此团服役

特里奥莱·埃尔莎（原名埃拉·尤里耶夫那（乌里耶夫那）·卡冈，1896—1970），法国作家，翻译家；Л. Ю. 布里克的妹妹

托洛茨基·列夫（列伊巴）·达维多维奇（原姓布隆施泰因，1879—1940），国务、政治活动家，军事活动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回忆录作者，出版家；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3.14—1925），外交人民委员（1917.11.8—1918.3.13），彼得格勒市委主席（1917.10.8—1918.11.8）

屠格涅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1818—1883），作家，诗人，剧作家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893—1937），军事活动家、理论家，苏联元帅（1935）；工农红军参谋长（1925—1928），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8—1931），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装备部长（1931—1934），国防副人民委员（1934年起）、国防第一副人民委员（1936年起），军训部部长

蒂尼亚诺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纳索诺维奇）（1894—1943），作家，文学评论家，批评家，翻译家

梯也尔·路易·阿道夫（Thiers，1797—1877），法国国务、政治活动家，外交部部长（1836.2—1836.9；1840.3—1840.10），法国总理（1836—1839；1840.3—1840.10），法国总统（1871—1873）；历史学家，多部法国大革命史专著的作者，自由撰稿人

泰纳·伊波利特·阿道尔夫（Taine，1828—1893），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艺术理论家；艺术研究领域历史文化学派创立者

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男爵夫人（1992年起）（Thatcher，原姓罗伯茨，Roberts，1925—2013），英国国务、政治活动家，首相（1979—1990），教育科学部部长（1970—1974），保守党党魁（1975—1990）

丘林·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1962—1994），Н. Д. 索尔仁尼琴娜与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丘林的儿子（1940—2002），数学家，科学博士（1972）

乌格里莫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06—1981），农学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抵抗运动参与者；古拉格群岛回忆录作者；1922—1948年曾侨居国外

威廉王子，剑桥公爵（全名威廉·亚瑟·菲利普·路易斯，1982年生），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长子

乌里扬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1904/05—1985），历史学家，作家，俄罗斯、乌克兰史专家；耶鲁大学教师（1956—1973）；1947年起侨居国外

内村伍助（五助）（Uchimura，原名：，1920—2009），日本斯拉夫学语文学者，回忆录作者；古拉格群岛回忆录作者

费格斯·奥兰多（Figes，1959年生），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史研究专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师（1987—1999）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1999年起）

法杰费尔·乔治（Feifer，1934年生），美国记者，政论家，作家，历史学家；与人合作著有А. И. 索尔仁尼琴传记（1972）

法斯坚科·阿纳托利·伊里奇（1884—1946年后），革命者；1945—1946曾被关押于古拉格群岛

费多托夫·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1886—1951），哲学家，中世纪史史学家，政论家；《新城》杂志编辑（1931—1939）；圣三一学院教授（巴黎，1926—1940），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教授（纽约，1944起）；1925年起侨居国外

法因贝格·叶甫盖尼·利沃维奇（1912—2005），理论物理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7年起），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6年起），科学博士（1946），苏联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1938年起）

费利克斯·柳西恩·麦拉尼（Félix，1901—1994），法国数学家，科学史专家

费舍尔·路易斯（Fischer，1896—1970），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回忆录作者；美国《民族周报》（The Nation）驻莫斯科记者（1923—1937）；著有关于В. И. 列宁生平的长篇巨著

费舍尔·埃伦斯特（Fischer，1899—1972），奥地利作家，自由撰稿人，文学评论家，艺术理论家，社会、政治活动家；1934—1945年侨居国外（1939年起定居在苏联）

弗拉曼·波尔（Flamand，1909—1998），法国出版家；塞伊出版社的创始人兼文学编辑（1937—1979）

弗列贡·阿列克（Flegon，原名奥列格·瓦西里耶维奇·弗列冈德，1924—2003），英国（1956年起）出版商，自由撰稿人，《俄罗斯词典之外》一书的作者（1979）

福洛姆基娜·阿加菲娅·伊万诺夫娜（1900年代—1990年代），达维多沃村的女主人，А. И. 索尔仁尼琴曾在此地创作古拉格群岛（1965）

圣托马斯·阿奎纳（又译多玛斯·阿奎那，1225/1226—1274），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主义创始人

（小）福特·杰拉尔德·鲁道夫（Ford，原名莱斯勒·里奇·金，L. Lynch King，1913—2006），美国国务、政务活动家，美国总统（1974—1977）

弗兰克·谢苗·路德维戈维奇（1877—1950），哲学家，心理学家；萨拉托夫大学教授（1917—1921），莫斯科大学教授（1921—1922）；1922年起侨居国外

佛朗哥（佛朗哥·巴蒙德）·弗朗西斯科·保利诺·埃梅内希尔多·特奥杜洛（Franco Bahamonde，1892—1975），西班牙国务、政治军事活动家，西班牙独裁者（1939—1975）

弗朗索瓦·赫尔曼·卡尔·布鲁诺（von François，1856—1933），德国军事活动家，历史学家，步兵上将（1913）

弗朗索瓦一世（又译法兰西斯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1515年起），昂古莱姆伯爵（1496—1515）

弗伦克尔·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1883—1960），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工程技术部中将（1943），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后来的内务部）所属的古拉格群岛铁路建设的领导人（1941—1947），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负责人（1934—1937），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即Бамлаг，1934—1938）

弗里德兰德·扫罗（Friedländer，原名帕维尔，1932年生），以色列（1948年起）历史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家；大屠杀史专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1969—1975），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83年起）

弗罗洛夫·谢尔盖（1942年生），1956—1957年，是索尔仁尼琴的学生，1960年代是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的学生

傅里叶·让·巴普蒂斯·约瑟夫（Fourier，1768—1830），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

富舍·马克思波利（Fouchet，1913—1981），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艺术理论家，自由撰稿人

赫耶布·弗里茨（Heeb，1911—1994），瑞士法学家，律师，政治活动家；А. И. 索尔仁尼琴在文学方面的代言人（1970年起）

希尔伯格·劳尔（Hilberg，1926—2007），美国（1938年起）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大屠杀史专家；佛蒙特大学教授（1955—1991）

赫列勃尼科夫·威利米尔（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1885—1922），诗人，剧作家，作家，思想家，未来派理论家，鸟类学家

赫雷诺夫·斯杰潘，见：А. И. 索尔仁尼琴

霍梅尼·鲁霍拉·穆萨维（1902，还有说是1898或1900—1989），伊朗政治、国务活动家，阿亚图拉，伊斯兰革命领袖（1979），伊朗最高领导人（1979年起）

霍米亚科夫·阿列克谢·斯杰潘诺维奇（1804—1860），宗教哲学家，斯拉夫派创始人、理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政论家；发明家，农业、社会文学活动家，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1859年起）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1894—1971），国务、政治活动家；苏联共中央总书记（1953—196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1947）、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49—1953）

茨维塔耶娃·玛丽娜·伊万诺夫娜（1892—1941），诗人，剧作家，作家，翻译家

慈连理（又译茨温利）·乌利希（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者，政治活动家，新教人道主义者，哲学家，茨温利主义的创始人

策兰·保罗·利奥（Celan，本名安切尔，1920—1970），德国诗人，作家，翻译家

西塞罗·马库斯·图留斯（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哲学家，执政官（公元前63年）

恰达耶夫·彼得·雅科夫列维奇（1794—1856），哲学家，政论家，参加了1812年卫国战争；幸福协会成员（1819）、北方协会成员（1821）

柴可夫斯基·彼得·伊里奇（1840—1893），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音乐方面），批评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862—1878）；俄罗斯音乐协会莫斯科分部主席（1885年起）

查理泽·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1938年生），俄国、美国（1972年起）物理学家，数学家，自由撰稿人，政论家，人权维护者；出版人，历史学家，犯罪学家；在苏联成立人权委员会的发起人（1970），“查理泽出版社”（Chalidze Publications）创立者（1979）

查尔斯，威尔士王子（全名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蒙巴顿，1948年生），英国皇位继承者（1952年起），社会活动家，慈善家，艺术理论家；伊丽莎白（1926年生）二世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1921年生）长子

切尔诺娃—安德列耶娃·奥利加·维克多罗夫娜（原名奥莉加·米特拉凡诺夫娜·费奥多罗娃，1903—1978），回忆录作者，抵抗运动参与者；社会革命党人创始人与理论家之一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1952）的养女；В. Л. 安德列耶夫的妻子（1926年起），О. В. 安德列耶娃—卡尔莱尔和А. В. 安德列耶夫的母亲；1924年起侨居巴黎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1828—1889），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政论家，经济学家，革命民主派；《现代人》杂志批评与传记栏编辑（1854—1857）

丘吉尔·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Churchill，1874—1965），英国国务、政治活动家，英国首相（1940—1945；1951—1955），历史学家

契诃夫·安东·巴甫洛维奇（1960—1904），作家，剧作家，医生

乔西奇·多布里察（1921年生），塞尔维亚作家，国务、政治活动家，塞尔维亚民族运动理论家；南斯拉夫总统（1992—1993）

丘科夫斯卡娅·叶莲娜·采扎列夫娜（1931年生），化学家，博物馆、出版活动家，文学批评家；Л. К. 丘科夫斯基的女儿，К. И. 丘科夫斯基的孙女

丘科夫斯卡娅·利季娅·考尔涅耶夫娜（1907—1996），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К. И. 丘科夫斯基的女儿

丘科夫斯基家族：见：利季娅·科尔涅夫娜（详见她的词条）和她的女儿叶莲娜·采扎列夫娜

丘科夫斯基·考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原名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本应该是艾玛奴伊罗维奇］·科尔涅伊丘科夫，1882—1969），诗人，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奇赫伊泽（又译齐赫泽）·尼古拉（卡尔洛）·谢苗诺维奇（1864—1926），俄国、格鲁吉亚政治、国务、社会活动家，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7.2.27—1917.9.6），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7.6—1917.10.27），外高加索议会主席（1918.2.23—1918.5.26），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19年起）；1921年起侨居国外

沙维利斯基·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1871—1951），宗教活动家，宗教题材作家，神学家，回忆录作者；随军、随舰大神甫（1911—1920），主教公会成员（1915.10—1917.4）；1920年起侨居国外

沙拉莫夫·瓦尔拉姆·基洪诺维奇（1907—1982），作家，诗人，自由撰稿人

沙法列维奇·伊格尔·罗斯基斯拉沃维奇（1923年生），数学家，政治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反犹太主义思想家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演员

谢林·弗里德里系·威廉（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德国经典唯心主义代表

席勒·弗里德里希（Schiller，全名约翰·克利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1759—1805），国诗人，剧作家，艺术理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希波夫·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1851—1920），政治和地方改革活动家，回忆录作者；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主席（1893—1904），十月十七日联盟党创立者之一、中央委员会主席（1905—1906），民族中心莫斯科分部主席（这是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18.9—1919.4）

谢里曼·亨利（Schliemann，全名约翰·路德维希·亨利·尤利乌斯，俄文名安德烈·阿利斯托维奇，1822—1890），德国、俄罗斯（1846—1864）企业家，考古爱好者

施利亚普尼科夫·亚历山大·加夫利洛维奇（1885—1937，莫斯科），革命家，政治、国务和金融活动家，外交家，回忆录作者；劳动人民委员（1917.10.26—1918.2.7），财贸和工业人民委员（1917.12—1918.2.7），金属进口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1925—1929）；工人反对派小组的领导（1919—1922）

什梅廖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1873—1950），作家，回忆录作者；1923年起侨居国外

什梅曼·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1921—1983），宗教活动家，神学家，宗教史家，大神甫；谢尔吉圣三一神学院教师（巴黎，1945—1951），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教师（美国纽约州克雷斯特伍德市，1951年；1960年起为教授）；美国俄罗斯大学生东正教运动副主席（1963—1979）、主席（1979年起）

肖洛霍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905—1984），作家，文学、社会活动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65年）

施本格勒·奥斯瓦尔德·阿诺尔德·戈特弗里德（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现代文化哲学创始人之一，生活哲学的代表；《西方国家的没落》一书的作者（T. 1—1918，T. 2—1922）

施普林格·阿克塞尔（Springer，1912—1985），德国记者，出版家，媒体大亨

施丘西·鲁道夫（Stüssi，？—1443），苏黎世市长（1430年起）

舒克申·瓦西里·马卡罗维奇（1929—1974），乡村题材作家，演员，导演，编剧

舒利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1878—1976），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右翼领袖之一，反犹太主义思想家之一

夏兰斯基·纳坦（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1948年生），人权保护活动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移民签证被以色列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签；以色列（1986年起）国务、社会、政治活动家；“犹太复国运动论坛”的发起人、主席（1986—1996），“以色列在上升”政党的创始人、党魁（1995—2003），工业和贸易部长（1996—1999），内务部长（1999—2000）、建设部长（2001—2003），“以色列犹太人机构”主席（2009年起）

谢尔巴克·叶夫多基娅·格里戈里耶夫娜（约1866—1931），А. И. 索尔仁尼琴的外祖母

谢尔巴克·扎哈尔·费多罗维奇（1858—1932），А. И. 索尔仁尼琴的外祖父

谢尔巴克·伊琳娜·伊万诺夫娜（原姓叶菲莫娃，1889—1980），А. И. 索尔仁尼琴的舅母，Р. З. 谢尔巴克的妻子

谢尔巴科·罗曼·扎哈罗维奇（1877—1944），А. И. 索尔仁尼琴的舅舅

谢尔巴科·塔伊西娅·扎哈罗夫娜，见：Т. З. 索尔仁尼琴娜

谢尔巴科家族，Т. З. 索尔仁尼琴娜家族（参见其词条），她的父亲扎哈尔·费多罗维奇，母亲叶夫多基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原姓科瓦利，1866—1931），А. И. 索尔仁尼琴的外祖母

希帕乔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1899—1980），诗人，作家，自由撰稿人，文学工作者

埃韦尔特·阿列克谢·叶尔莫拉耶维奇（1857—1926），军事活动家，步兵上将（1911）；远东作战军队军务总监（1904.10—1905）、参谋长（1906—1908），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军长（1912—1914），西方面军司令（1915.8—1917.3）

爱森斯坦·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1898—1948），电影导演，电影理论家

艾略特·托马斯·斯特尔那斯（Eliot，1888—1965），英美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爱比克泰德（约50—138），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尼科波利斯派哲学创始人

伊壁鸠鲁（342或341-公元前271或270），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

埃普尔巴乌姆·爱恩·伊丽莎白（Applebaum，1964年生），美国记者，古拉格历史方面的专家；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2004）

爱伦堡·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67），作家，诗人，翻译家，自由撰稿人，回忆录作者，社会活动家，摄影家；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0年起）

爱立信·拉什·马格拉斯（Ericsson，1846—1926），瑞典企业家，电子技术和电话领域的发明者，爱立信公司（全球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商）的创始人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古希腊剧作家

伊特罕德·叶非姆·格里高利耶维奇（1918—1999），语文学家，翻译家，诗歌翻译理论家，诗歌研究专家，持不同政见：远动参与者；科学博士（1965），列宁格勒国立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1967—1974），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校区）教授（1974—1986）；1974年起侨居国外

尤尔根松·柳芭（柳芭·亨利霍夫娜，Jurgenson，1957年生），俄法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教师；1975年侨居国外

亚基尔·彼得·约诺维奇（1923—1982），苏联历史学家，回忆录作家，人权保护运动活动家

雅科夫列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927—1996），历史学家，政论家，美国史专家，科学博士（1968）；苏林克科勃密探

亚库宁·格列布·巴甫洛维奇（1934年生），宗教、社会、政治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

山鹿素行（1622—1685），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学者，主张恢复武士道精神

亚诺夫·亚历山大·利沃维奇（1930年生），俄、美（1974年起）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政论家，自由撰稿人；科学博士，美国多所大学的教授

雅林·冈纳尔·瓦尔夫雷德（Jarring，1907—2002），瑞典外交家，突厥语言学家；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6—1958），驻美国大使（1958—1964），驻苏联大使（1964—1973），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1967—1990）

BartošekKarel（1930—2004），捷克、法国（1982年起）历史学家，共产主义史和斯大林主义史专家；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1982年起）

Courtois Steìphane（1947年生），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极权主义制度史专家；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1983年起）、特级研究员（1992年起），《共产主义》杂志创始人（1982）

Ericson Edward Einar Jr.（1939年生），美国斯拉夫学者，语文学者，历史学家，加尔文学院教授（密歇根州，大瀑布市）；А. И. 索尔仁尼琴创作研究专家

Mahoney Daniel J.，见：Д. Дж. 马霍尼

Margolin Jean-Louis（1952年生），法国历史学家，东南亚史和极权主义史研究专家；普罗旺斯大学教授——埃克斯—马赛一大校区，东南亚学院副院长

Nivat George，见：Ж. 尼瓦

PaczkowskiAndrzej（1938年生），波兰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登山爱好者；政治所教授（1991年起）；波兰登山爱好者协会主席（1974—1995）

Panné Jean-Louis（1953年生），法国历史学家，共产主义史研究专家；社会史所图书馆馆员（1979—1984），加利马尔出版社副主编（1996年起）

Scharlau Winfried Bernhard（1934—2004），德国记者，历史学家，А. Л. 巴尔乌斯生平及活动研究者

WerthNicolas（1950年生），法国历史学家，苏联史专家；现代史所特级研究员（1989年起）

Zeman Zbyněk Anthony Bohuslav（1928—2011），捷克和英国（1948—1996）历史学家，中欧战争与外交史专家；牛津大学教授（1982—1996）

[1]由Л. А. 格利夫曼（简介部分）和А. В. 拉伊科娃编写。

[2]此处为作者笔误，应为：阿列克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