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山川形便”还是“犬牙交错”

是什么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区是城市吗

你是哪里人

城市边缘人住在哪里

汶川大地震会重绘地图吗

县的前世今生

同城化谈何容易

更改地名之忧

撤市（县）建区的另一面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厕所：杂忆和现实

千古州县事，廿载看沿革

葛剑雄的书房梦

随心所欲的自由

中国故事

“山川形便”还是“犬牙交错”

文_葛剑雄

(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稍为熟悉中国

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

这种行政区划或

政策的地域界线

与自然区划冲突的

例子比比皆是

据新华社等通讯社报道，温家宝总理在教师节前去北京一所中学听课，事后进行点评时，对地理课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但是教材对我国地区的划分不清楚，甚至有错误，缺乏自然的或行政的依据。”他所指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版的地理教材中对“华北地区”范围的解释。于是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教材的“常识性错误”，甚至斥之为“荒谬”，在众口一词赞扬总理的同时，将各种污水泼向教材的编者、出版社和长期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和学校，甚至进一步推断出这是由于“利益驱动”“部门垄断”导致的，或者以小见大，洞察了教育体制的弊病。

可是在这一片喧闹中却听不到地理专家的声音，直到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澄清事实，有些批评者依然不愿偃旗息鼓。其实，可悲可叹的正是那些不辨真相的批评者。教材上的说法并没有错，根据中国地理学家公认的自然区划原则，秦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包括甘肃、陕西一部分在内，正是属于华北地区，这是有充分的自然依据的。温总理尽管是学地质出身的，却忽略了这一点。但总理不是教育家，也不一定是地理学家，即使都是，也不会“句句是真理”，对他的批评完全可以提出质疑或者反批评。

为什么本来正确的常识，一经要人批评立即会陷于困境呢？这固然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唯上”的风气，也显现出在我国只重政治不重其他、只重行政区划不重自然区划的特色。所以一提到华北，马上想到的是以前曾经存在的华北行政区和目前在行政、政策和惯例上仍然沿用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差异还不止一处，要说陕西属于西北或北方，但陕西的秦岭以南地区在自然区划上却已属于南方，这难道不是中外地理学家的共识和地理学常识吗？又如，近年来我们已习以为常的“西部”，其实只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地理方位上是说不通的。内蒙古和陕西算西部，在陕西之东却在内蒙古大部分之西的山西却不算西部，以至当地人只能以“不是东西”自嘲。

稍为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这种行政区划或政策的地域界线与自然区划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有的正是统治者蓄意造成的。

划分行政区域当然最好是依照自然地理条件，在生产能力低下、交通运输条件十分困难的古代尤其如此，所以一般都讲究“山川形便”，如黄河、长江、淮河等大江大河，太行山、秦岭等山脉往往成为大行政区的天然界线。但是统治者出于长治久安的需要，有时就不能只考虑自然地理因素，还得顾及人文、社会、经济、军事等因素。如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或敌对势力的威胁，在一些战略要地或军事据点，往往要造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地方或敌对势力无法依托“山川形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卫体系。与此同时，还会将中央或上一级政区辖境的一部分打破地理障碍，深入对方，一旦有事，可以作为进攻的突击点。

早在西汉初，刘邦在划定由朝廷管辖的长沙国与实际独立的南越国之间的界线时，就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故意不按照南岭山脉的走向，使一部分长沙国的辖境插入山脉之南，完全控制分水岭和河流的上游。这条界线已为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幅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所证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陕西省的南界。本来，秦岭（古称终南山、南山、太白山等）一直是关中与南方的界线，也是以咸阳、长安（今西安市一带）为中心的一级政区的南界。每当中国处于南北分裂时，秦岭与淮河一样，经常是双方比较稳定的界线。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北宋后，一度挥戈南下，远达今湖南、江西，逼近南岭。但经过双方实力的较量，最终形成的稳定界线还是淮河、秦岭一线。特别是在西部，宋金间的争夺无不依托秦岭山脉，一方竭力突破，一方奋力守卫，“铁马秋风大散关”成为爱国诗人陆游晚年魂牵梦绕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到元朝建立，秦岭南北都成了朝廷的辖境时，统治者对秦岭在维持南方割据中的巨大作用记忆犹新，决心打破这道屏障，于是重划政区界线，将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今陕西汉中、安康）划归北方的陕西。这样一来，一旦南方有事，汉中盆地既可作为北方政权南下的集结地，直接威胁四川盆地，也可顺汉水而下进入湖北，还可作为秦岭防线的前沿和缓冲，不至于会在短期内被突破。由于此后的明朝和清朝都在北京建都，都需要由北而南的控制，这一改变就一直延续至今。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例如号称“河南”的河南省并不完全在黄河之南，还有一块在黄河以北。淮河两岸同属一个政区，在东西方向却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同样，长江下游的政区也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横跨大江南北，东西间也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省以下界线类似的现象更多。

到了今天，有些界线已经为政府和民众所接受，便捷发达的交通运输手段也足以打破山川的障碍，可以不必再作改变。但有些不符合自然地理条件的界线，依然不便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适当的调整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些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国家幸甚。

是什么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文_葛剑雄

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载体

都是通过载体得到保存、延续和传播的

最重要的载体当然是人

是创造或掌握这种文化的人

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使用简体字时，有人提出了一个使人不得不重视的论点——简体字的推广导致了文化断裂。要真是这样，简体字就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而推广简体字岂不是加剧或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灭绝？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它的载体，都是通过载体得到保存、延续和传播的。最重要的载体当然是人，是创造或掌握这种文化的人。特别是在文字和书面记录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人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无可替代，甚至是唯一的。俗文化的载体是一个群体，除非遭遇特大的天灾人祸，一般不至于灭绝。雅文化的载体往往是少数人，甚至只有个别人，如果这些人失去了或被剥夺了传播能力，这种文化有可能断裂甚至从此灭绝。但只要人还在，哪怕只有个别人幸存，这种文化还可能得到延续。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雅文化都因为传承者的丧失而成为广陵绝响，但另一些雅文化不绝如缕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济南人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秦始皇禁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等伏生在战乱后回家，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好在伏生还能背诵记忆，传授给学生。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继承。伏生讲一口齐地方言，又口齿不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方言，还有两三成的意思不明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要没有伏生，或者没有晁错的记录和传播，《尚书》的传承就会出现断裂。

在古代中国，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文献记载，主要是书籍。如果唯一的文献、书籍遗失了，毁灭了，又没有像伏生那样的人留作载体，它所记录的文化也会随之断裂以至灭绝。而这样的事在以往2000多年间何止万千！

在秦始皇的焚书和禁书后，经历了秦汉之际的大乱，先秦形成的典籍大多损毁，经过西汉时一次次征集和重编，到末年才形成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共7类、33090卷。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好在民间有不少收藏，经过多次征集，皇宫中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分类整理，目录编成《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70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经曹魏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加上西晋初在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西南）古墓中挖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又恢复到29945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初只剩下3014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已著录了64582卷。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23106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40多年安定局面，民间藏书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他的旧藏，达到空前的14万卷。但到承圣三年（公元555年），当江陵城被西魏军包围时，被他下令付之一炬。这一损失无法估量，因为直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著录到的书籍才89666卷。

唐朝以后，虽然由于印刷术的逐渐普及，多数书籍有了复本，民间的收藏增加，在天灾人祸中得以幸存，但还是有大量孤本秘籍失传了，或者被蓄意毁灭了，由它们承载的文化也随之湮灭。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记录文字的材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甲骨、金属、石料、竹简、木简、缣帛，变成了以纸为主。文字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变为以楷书为主，辅以行书、草书，并且不断产生一些被简化了的“俗字”“俗体”。但只要记录得到保持，文化就不会断裂。即使是3000多年后重见天日的甲骨文，经过专家的研究，也大多得到解读，使后人由此获得商代的大量信息。

至于有一些文化已被历史所淘汰，自然不会再有传承它们的人。但只要相关的记载还在，后人还是可以了解的。例如汉族妇女缠足的现象已经消失，但通过五代以来所谓“金莲文化”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它的状况和影响。又如科举制度废除后，会写八股文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大概已没有高手了。但由于有关科举的史料和八股文都很丰富，研究科举和了解八股文并不困难。

近代的确存在文化断裂，那是由于某些文化载体受到损害或毁灭。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遭受迫害，从此丧失传承的能力！又有多少典籍文献被付之一炬！这才是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

区是城市吗

文_葛剑雄

如果以为称为“区”的地方就是城市

那你肯定会上当

因为有些“区”不仅算不上城市或集镇

连郊区都很难沾边

只是深山密林或者不毛之地

在中国，作为行政区划的“市”与城市之“市”的混淆固然是个大问题，但另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区”也要当城市的代名词，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40年前我在上海市闸北区当中学教师，正值“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奉命“外调”（外出调查），用的是“闸北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当时各地各单位原来的人事干部大多“倒边站”（停止工作），接待的人往往缺乏经验，见我拿的是区一级的介绍信，就拒绝接待，要我另开县一级的介绍信，或到当地县机关去转。我只好向他们解释，这个区是地级，相当于以前的地委，比你们县高一级。如果对方是老人事，有经验，就一点不成问题，即使不知道区还有地级，只要一看公章的尺寸就明白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解放以后各个县下面都设有区，分别管若干个公社（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区委书记或区长的级别一般是科级。而像闸北区这样的地级区只存在于直辖市，无怪乎不在直辖市又缺乏经验的办事人员不知道。

不过更麻烦的是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各级干部，因为这个区是省级，区下面的各级机构都是省下的平级，但习惯于省、市系列的一般干部往往弄不明白如何对应，免不了产生更大的误解，不得不进行一番复杂的解释。

那时中国存在三种不同级别的区——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地级的直辖市辖区和科级的农村区。有时还存在更多级别的区，如县级的“工农区”，地级的“特区”。但其中只有直辖市的辖区属于城市，所以不会将区都当作城市。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第一波是县改市，接着是撤地建市，于是新增加了县级市和地级市，并出现了地级市下面辖县级市的局面。但这种关系是《宪法》中没有规定的，于是称之为代管。例如江苏省的昆山县改为昆山市，苏州地区建为苏州市，在理论上说昆山市还是归江苏省管的，只委托苏州市代管。实际上代管与正式管并无区别，时间一长更与隶属无异。但是原来就归直辖市或省辖市管的县就改不了市，因为在这些市下面只有区的建制，如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下面既有市区的区，也有郊区的县。这些郊县自然也要城市化，却不能改为市，尽管这些县的城市化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县级市，于是只能改为区。

县改区的好处不言而喻，不仅是城市化已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而且与其他城区的区能够平起平坐，官员的级别自然都与地级机构对应。到2007年，京、沪、津三个直辖市中，北京只剩下延庆、密云二县，天津只剩下宁河、静海、蓟县三县，而上海只剩下崇明一县，看来全面改区已指日可待。像上海市，一旦连接陆地与崇明岛的长江隧桥修通，崇明县肯定会改为崇明区，到时候上海所辖就没有县了，那么上海市的辖境都变成城市了吗？

重庆直辖市设立前，相当于其辖境范围内有地级市和县级市，设市后陆续改为区，加上以后新设的，目前已有15个区，面积26025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要是认为重庆市已有三分之一城市化了，恐怕连重庆人也不会承认。

与此同时，其他县以上的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也在扩大区的设置，包括将属县改为区，一些原来没有辖区的市也纷纷增设。本来《宪法》的规定是“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但哪些市算“较大”，《宪法》并未具体规定，也没有看到相应的正式解释。从实际情况分析，除了县级市以外显然都已成为“较大的市”。如果将区都算成城市的话，那么这些“市区”的面积已经扩得很大，远远超出了城市甚至集镇的范围。而且市的直接管辖范围也随之扩大，因为原来市对下面的县级市还只是“代管”，这些县级市还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一旦撤市建区，那就完全成了市的下属。在撤市或改县为区的过程中，往往同时更改地名，以至于外界不知道这个区在哪里、属于哪个市管。

例如广州市通过将番禺、花都、从化、增城四个市改为市辖区，面积增加到7263平方公里。现在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五市的辖境已经全部是区或县级市，加上不设区县的中山市和东莞市，形成连成一片的“市”和“区”。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的辖境中也已都是区的代管的县级市，其中像苏州市的吴中区和相城区，是由原吴县改设吴县市后又分置的；无锡市的锡山区和惠山区是由原无锡县改设锡山市后又分置的。

不过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尽管全部称为“市”“区”还有点名不符实，毕竟还有发展的余地。但有些地方纷纷设区就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了，如黑龙江省的伊春市，下辖的17个县级单位中有15个区和1个代管市，只有1个县。全市区和市的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124万（2003年），平均密度只有41人/平方公里。

所以，如果以为称为“区”的地方就是城市，那你肯定会上当，因为有些“区”不仅算不上城市或集镇，连郊区都很难沾边，只是深山密林，或者不毛之地。

作为行政区，自然免不了包括各种地形地貌，也可以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文化水准，但为什么都要改名为“区”呢？

你是哪里人

文_葛剑雄

今天再问你的籍贯是哪里，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你自己确定就是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

你是哪里人？这是中国人常问人或被人问的一个问题。但至少有三种答案：一是指一个人的实际居住地，一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一是指一个人的籍贯或祖籍。

在中国古代，甚至20世纪50年代，一般只有一个答案，即籍贯。例如，明清时的徽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并非居住在徽州，也不一定出生在徽州，有的家族在扬州等地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但他们的籍贯都还是徽州，一直没有改变。一方面，他们的确与徽州保持着联系，例如或每年，或隔几年回家乡过年、祭祖、扫墓，即使无法经常回故乡，至少要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名字登记在族谱上。维系着游子与故乡间的纽带。与其说是乡情，还不如说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关系。

如果再往上追溯，籍贯的重要性就更大了。从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政治活动与社会风尚越来越讲究门第，形成了地位相差悬殊的高门大族和寒门素族。高门大族世代显贵，子孙即使是白痴，也能凭门第当官，门当户对地婚配。而寒门子弟即便偶然有机会入仕，或者文治武功显著，也无法改变门第。由于常用的姓各地都有，人数也很多，证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是否属于某一高门的唯一途径，是核对他的籍贯，即他的户籍是否登记在这一高门所在的郡县。当然同一郡县的同一姓未必就是一家人，但在大家都改变原籍的前提下，不是同一郡县的人就肯定不是一家人，哪怕姓相同。所以要冒充出自高门的人，首先得冒用该高门的籍贯。籍贯是如此重要，自然备受重视。“永嘉之乱”后南迁的北方大族，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返回原籍，子孙就在南方繁衍，但直到200多年后的南朝后期，其后裔都沿用原来的籍贯。琅琊王氏出了王导这样的东晋开国功臣，以至于一度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但太原王氏的门第更高，更受世人重视。陈郡谢氏南迁后也是名人辈出，但不管出生或居住在哪里，陈郡的籍贯都未改变。李白出生在今四川江油（郭沫若以为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父祖辈举不出什么显贵，但他一直自称“陇西布衣”，因为唐朝皇室认凉武昭王为祖先，籍贯是陇西。果然，李白凭这陇西籍贯与陇西李氏攀上本家，沾上了远支皇族的光。

时间久了，各姓都形成了自己的“郡望”，即本姓最煊赫的发源地，如李氏认陇西，赵氏认天水，郑氏认荥阳，柳氏认河东，崔氏认清河等。由于人口的迁移相对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由于改朝换代或重新登记，户籍的登记地会随之而改变，所以不少家族的籍贯无法保持不变，往往随着一位始迁祖而产生新的籍贯。如徽商家族的郡望基本都在北方，但到了某一位始迁祖南迁到徽州并入籍定居后，其后裔的籍贯成了徽州。

但改变后的籍贯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籍贯。如科举考试必须在籍贯所在地报名，因为录取的名额是按行政区分配的。由于各地的文化水准不一，而名额相对固定，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还有照顾，“科举移民”应运而生。但一旦冒用其他籍贯考上，就无法再改回来，否则不但保不住已经获得的功名，说不定还会被治罪。从清朝末年筹备立宪起，议员的选举往往也是按地方分配名额，候选人必须在籍贯所在地登记。所以在相关的法律中，对籍贯登记有具体规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部分中央领导还是在原籍参加选举，如朱德在四川，宋庆龄在上海。到了今天，虽然有些表格中还需要填写籍贯，但由于籍贯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在法律法规上已经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民众各行其是，有的严格采用父母的籍贯，世代不变；有的却将出生地当作籍贯，两代人不同。

今天再问你的籍贯在哪里，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你自己确定就是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与一位朋友一起核对个人简历，他发现自己的籍贯一项成了浙江宁波，而他以前一直是填浙江镇海的。那改一下不就行了吗？改不了，原来这类表是电子版，其中籍贯一项内只能选择现行的行政区划名称，而今天浙江省内已经没有镇海这个县级名称了，现有的镇海区并不完全等于原镇海县，并且已是宁波市的辖境，所以只能选原镇海县所属的上一级政区宁波市。

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名称和辖境变化频繁，其中两项因素对籍贯影响最大。一是政区的名称，一是政区的隶属关系，而两者往往相互联系。如镇海，清朝是浙江省宁波府的属县，由于明清以来，一般人讲籍贯只举省、县，所以只要说“浙江镇海”就可以了。之所以不列入县与省中间的府一级名称，固然是为了简单明了，更主要是由于府一级的变化比较大，而且与县之间未必有隶属关系，而省、县这两级都相当稳定，一两百年甚至数百年间不会改变。所以民国初废宁波府，以后设立专区（行政公署），都不会影响“浙江宁波”的说法。但等到宁波撤区建市，官员和市民都逐渐习惯于只称宁波市了。

还有些政区已经不复存在，有的连名称也改过几次。由于分并撤建频繁，具体改动复杂，除非与当地保持密切联系，一般人已找不到自己原籍所在，也不知道它今天属于哪个政区。长此以往，多数人只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而对本人、本家族籍贯的记忆将完全消失。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应规定每人的户籍登记应包括祖籍和出生地两项。对祖籍的登记，应有明确的规定，如长期沿用，或追溯到祖父一代等。籍贯登记应使用原政区名，即该籍贯产生时的行政区划。如与今天的行政区划不同，应括注“今属何地”。当然在设计相关的电子表格时，行政区的选项中应包括哪些旧地名。如果这样，我会登记为：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地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南浔区）。那位朋友的籍贯可写为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

城市边缘人住在哪里

文_葛剑雄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和集镇，各类棚户、简屋、城中村、农民工聚居区应运而生，贫民区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

幼时住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走到镇边缘，就见到一片简陋的民居，那里的居民都是外地人，他们的生计就是用蚌壳做纽扣。在镇外面还有一些外地人，他们有的是撑船的，有的是推粪车的。当时年岁太小，并未在意。以后研究历史地理，才知道这在江南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大批来自河南、淮北、苏北、浙江南部等地的移民纷纷迁入。尽管他们的数量不少，但在迁入地毕竟还是少数，社会地位与经济、文化水准更不能与当地原有居民相比，所以大多定居在城市与集镇的边缘或者外围。如淮北、苏北移民大多居住于南京城的边缘，而河南人大量分布于郊外。还有些外来移民，由于没有取得土地，或者不谙农事，成为渔民，或者干当地人不愿干的活，因而被视同贱民。在特殊情况下，外来移民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但具有相对优势的移民往往捷足先登，定居在城内，而其他移民只能住在城外。如浙江省长兴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战后大批来自浙江南部的移民聚居于县城一带，而河南移民迁入县城周围的平原丘陵地带，因逃避战祸而从县城迁往山区的土著地主富户却从此成了山民，未能返回原居住地。

1957年我家迁居上海，当时我的父母还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只能租住一间棚户的阁楼。两年后自己买了一间棚屋，就是在共和新路铁路边的棚户区。那是夹在两条铁路之间的空地，开始是铁路员工搭建简易棚屋，以后迁入了像我家那样的非铁路员工家属，形成了一片有上百户的棚户区，并接通了电线，设立了给水站（公用自来水），铺了部分下水道，市政部门编了门牌号码。几年后，铁路扩建，缩小了我家与围墙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棚屋也开始蚕食剩下的空间。纷纷合法地或违章扩建。前者是打申请报告，经政府部门批准，还可凭批文购买木料、水泥等建材；后者自然只要自己动手。如我家合法地搭了阁楼，又自行扩展，将围墙当了我家的后墙。结果整条弄堂成了仅供一辆自行车通过的窄巷，幸而没有发生过火灾，否则救火车是无论如何无法进入的。

不过与上海真正的棚户区相比，我家所在地实在微不足道。闸北区的大部分都是成片的棚户区，而在普陀、杨浦等区和苏州河沿岸也有大片棚户区。1965年我当中学教师后，我的不少学生都住在棚户区，几乎都讲苏北话，家长大多在铁路、码头、纺织厂、运输部门工作，有的原来是三轮车、黄包车夫，找不到教师、职员或干部。在家访时我还惊异地发现，一个从来只讲苏北话的学生，母亲却一口常州话。原来因从小生活在苏北人聚居区，不会讲苏北话会受歧视，那学生竟连“双语”的能力也没有。这些成片棚户区，有的以前属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地，有的是由苏州河水路迁入上海的集散地，有的处于工厂区附近，有的是日本侵略军轰炸焚烧的废墟。解放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棚户区的条件，如通电，通水，铺路，修公共厕所等，其中最大的手笔是拆除了几片“滚地龙”（低矮简陋的芦席棚）、棚户区，建成了多层的工人新村。其中的“蕃瓜弄”是一幢幢拥有水、电、煤气和厕所的四五层楼房，一直是供外宾参观的样板，也是阶级教育的基地。1958年起，上海已不许外来人口自由迁入。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流动人口不时受到管制和驱逐，新的棚户区不再出现。但由于尚未实行计划生育，加上居民普遍属青年型人口，棚户区内的人口数量依然在迅速增加，而有机会从棚户区迁出的人口很少，区内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者越来越高，有的还在向周围艰难地扩展。直到20世纪末，这些棚户区才陆续被新建住宅所取代，但直到今天尚未完全消失。

除了外来的底层贫民，层次稍高的外来移民或流动人口则在棚户区外寻找合适的栖身地。如文学青年租亭子间（石库门房的二楼后间，一般处在厨房与晒台之间），小职员从二房东手里租厢房间、阁楼，烟纸店（或“夫妻老婆店”）等小店老板晚上睡店堂，技工、中级职员或许能住进企业的公房。有的人虽然有幸居住在“上只角”，如淮海路、南京路或别墅区，住的却是大楼顶上搭的简屋、半地下室、汽车间、老式弄堂、残留农舍，或成为“七十二家房客”（多家合住一幢房子）。这部分人虽也处于城市边缘，但随着层次的升降，或者迁入更高层次的居住区，或者沦落到棚户区，甚至不得不迁离上海。

可见近代以来，无论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集镇，出现处于边缘地位的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和集镇，各类棚户、简屋、城中村、农民工聚居区应运而生，贫民区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既然这类贫民区还会长期存在，甚至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贫民区，那就不妨了解和研究以往的事实，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善措施。

汶川大地震会重绘地图吗

文_葛剑雄

在人类历史上

不少曾经风光一时的城市就是毁于地震的

有的是在繁华中直接被地震摧毁的

有的是在衰落中被地震最终击溃的

有的则是因地震而废弃的

在纪念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外国有人曾经预言，唐山将从地图上消失。但中国人民已经重建了一个新唐山，唐山非但没有从地图上消失，而且更大了。

今天，当汶川大地震发生，并且已经造成空前灾难时，面对一座座被夷为平地、面目全非的村镇，或者只剩下断垣残壁、危楼破屋的城市，我们自然会问出疑问：地图上还会有这些村镇、城市吗？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不少曾经风光一时的城市就是毁于地震的。有的是在繁华中直接被地震摧毁的，有的是在衰落中被地震最终击溃的，有的则是因地震而废弃的。我到过利比亚境内的罗马古城大莱卜提斯，尽管看到的只是遗址，但从残存的建筑物、散落的艺术品和城市的规模可以想象这座城市当年恢宏的气度、繁荣的经济和舒适的生活。根据史料记载，使这座城市由盛转衰，以至于最终废弃的便是地震。

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出现了，或者由衰转盛，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活动必须延续。例如，原来的交通路线改变了，会形成新的车站、码头、交通枢纽。留下的人口要生存繁衍，会出现新的聚落、城市。

也有一些城市因为种种需要而无法放弃，或者因为抗灾能力特强而浴火重生，或者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而发展扩张。但它们无不吸取了灾害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或者避开了最危险的地点，或者采取了更严密、可靠的防范措施。如1906年4月18日，美国旧金山发生8.3级地震，引发的大火3天不熄，烧毁520个街区的3万多栋房屋。但旧金山在美国西海岸的重要地位并未改变，迅速在原地重建。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7.9级地震，引发大火，死亡十多万人。但东京是日本首都所在，横滨是重要港口，也在原地重建，目前包括横滨在内的东京都圈是日本人口最稠密的城市群，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1976年7月28日，我国唐山发生7.8级地震，造成死24万人、伤16万人的巨大损失。作为一个重要的工矿和交通城市，唐山也迅速得到重建和发展。

只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还很有限，更没有能掌握地震的规律，对地震进行准确的预报，所以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城市不再遭受地震的威胁和破坏，也无法预报下一次地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有多大的破坏力。2006年我在旧金山就看到当地人在用各种方式，唤醒人们对百年前那场大地震的记忆，并普及防震救灾的知识。而有关东京是否会发生更大地震的预言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以《日本沉没》为题写了小说。

以中国今天的实力，倾全国之力，要全部重建汶川大地震毁灭或损坏的城市、村镇，不会有什么困难，问题是在什么地方重建，建成什么样的城市，或者说是否都有必要。

翻开《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前面几幅历代地震点分布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先秦至清末，今四川汶川这一带都是地震多发区。1933年8月25日，一次7.5级大地震就发生在离汶川不远的茂汶县叠溪镇，地震不仅摧毁全镇，还导致山崩和泥石流，岷江断流，形成堰塞湖。40天后城陷湖破，灌县（今都江堰市）以上村落荡然无存。而且这一带地处龙门断裂带，最近这次地震之所以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与这条断裂带沿线积蓄了巨大能量有关。

正因为如此，这次被破坏的城市、村落显然并不适合在原地恢复，有的不宜重建，有的应该易地重建，即使可以在原地重建，也必须考虑再发生强地震的可能性，在此前提下周密设计，严格施工。

震前汶川一带虽然总的人口密度很低，但因地处山区，地形崎岖，地势险要，适合居住和聚落建设的地方并不多，所以人口还是集中在市镇，而市镇中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相当高。境内有好几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地，有的是通往这些风景区的必经之地，每年要接待大批游客，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如果加上这些流动人口，在旅游旺季的人口密度更高。复建的城镇应降低建筑密度，适当分散，并控制每个聚落的规模，完善公共服务、交通和通信设施，以保安全。

重要的公共建筑，如学校、医院、车站、行政机关等，都应提高抗震级别，采用比较安全的框架结构，并限制层高。一般建筑要尽量采用轻质、防火建材。对分散在村落中的民居，也要按这样的标准重建或改建。在这些方面，日本、美国的地震多发区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较大震灾发生时，重要建筑基本不损不倒，一般房屋倒塌造成的伤害较小，受害者容易脱险或得到救援，清除废墟和重建也比较简单。因此，在同样等级或烈度的地震灾害中，这些地方的死伤人数相对要少得多。

看来，经过这次地震，有些居民点的确要从地图上消失了。其中可能会包括若干历史名镇、名村，当然不无遗憾。但为了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安全，为了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自然变迁，对地震尽量敬而远之。与此同时，必定会有新的聚落产生，包括新的县城、市镇和村落，形成新的城市景观。

县的前世今生

文_葛剑雄

不过无论是改为市还是区

在辖境中总有一部分农村

甚至大部分是农村

所以要说“市”或“区”就是城市

这样一改就实现了城市化

那是天大的笑话

尽管今天我国的县级行政单位已经有多种形式——市辖区、县级市、县、民族自治县、旗、民族自治旗、特区、林区，但县仍然是我国行政区划中最基本的单位。不仅如此，县是我国最早产生的行政区划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区划形成以来最稳定、最基本的单位。其中一部分县从秦朝开始到现在，名称和治所都没有改变过，不少县的境界自明清以来基本不变。

夏朝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但商朝和西周从上到下都实行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国，或者承认已有的诸侯国。大的诸侯国分封若干小诸侯国，或者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还可以分封给家臣。天子直接统治的地方称为王畿，范围很小，主要的收入是各诸侯国的纳贡，需要兵力和劳动力时也向各诸侯国征召。诸侯国的范围一般都不大，即使是较大的诸侯国，诸侯直接统治的地方同样很有限，也是依靠由他分封的小诸侯或卿大夫的贡献和所征调的人力维持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存在划分行政区域的必要。

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名存实亡，权力不出王畿。实力强大的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相互争夺兼并。国君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将通过武力获得的土地由自己直接统治，不再分封给属臣。这些地方都在原国境之外，离国都距离较远，国君需要派官员去那里管理。这些官员直接对国君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去国都向国君或其代表报告。这些地方的收入和人口全部归国君所有，官员只享有国君发给的俸禄。这种管理办法完全不同于分封制，已经成为行政区域的雏形。它们被称为县或郡，以县为主，但县与郡是平等的，不存在隶属关系。据说县的本意是“悬”，是因为这些地方都在远离国都的边境，悬在外面。县最早出现在秦、楚、晋三国，这与三国夺取他国土地最多的事实是一致的。以后，失势或绝后的贵族领地也不再分封，而是置为县，由国君直接统治。县出现在更多的诸侯国，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到战国后期，各国普遍建立郡县制度。封邑虽还存在，但多数地方已经设县，一些小乡聚也合并为县。由于边境的人口增加，土地大量开发，郡的辖境下分设了县，逐渐形成郡管县的格局。但各国的制度并不统一，就是一国之内，郡也限于边境，内地一般仅设县。秦始皇灭六国的过程中，在新夺取的土地上不断设置新郡，废除封邑。至公元前221年，秦朝的统治区内基本实现了郡县制。此后虽然出现过短期的或局部的反复，尽管行政区域的名称有所不同，但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行政区划制度再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而县始终是最基本的行政区域单位。

从秦朝开始，县的名称一直很稳定，连最喜欢改名的王莽，也还是沿用了县这个名称。但从西汉开始，一直有少数特殊的县级行政区域存在。如西汉初年封功臣为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汉武帝允许诸侯王分自己的封地，封其子孙为侯，但这类侯国从此划归与王国相邻的郡。这两类侯国虽然是侯个人的封邑，但在行政上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同。侯国撤销后，有的就设为县，太小的侯国则不再设县。还有公主、后妃的封邑（或称为汤沐邑）称为邑，实际与侯国一样，也是县级行政单位。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称为道，相当于今天的民族自治县。王莽建新朝后曾将300多个县的名称改为亭，但到东汉时基本都恢复县名。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在一些实行屯田的地方设立农官，相当于县级政区。三国时一部分王国和公、侯、伯、子、男国也相当于县。唐、宋时在边疆或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羁縻县，有的相当于民族自治县，有的只有空名。明朝的卫、所本来是军事驻防单位，但一部分有“实土”，也管辖民户，相当于县。清朝在府以下设有州、厅，与县相当。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文武土司，在蒙古设旗，在新疆设伯克、营，在西藏设城、营、呼图克图领地，都相当于县。

从秦汉开始，大县的长官称县令，较小的县称县长。宋朝改称“权知某县事”，简称知县，直到清朝没有改变。民国年间一度称为县知事，以后称为县长，沿用至今，仅“文革”期间改称（革命委员会）主任。

秦汉时就确定了设置县的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将设县的标准定为方百里的面积，然后根据户口数调节。这一原则在中原大致是适用的，但边疆和新开发地区人烟稀少，不得不将县境划得很大。这也是县的设置相对稳定的原因，因为除了军事或政治上的特殊需要，每设一县都得考虑行政管理的成本和效率。清朝曾将江南等地一些富庶的县一分为二，就是因为这些县人口多、赋税征收量大，一方面一县难以治理，另一方面足于负担两县的成本。这种现象今天还存在，如西藏有些县比浙江省的面积还大，但只有几千人口。有的县国务院早就批准设立，却因人口太少，管理成本太高，只能先设办事处。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县已改为市，有的又改为市辖区。本来县都隶属于省，但实行撤地建市后，绝大多数县已隶属于地级市或直辖市。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强县”的呼声，甚至已在进行使县享受地级市待遇的试点，或者试图让县恢复直属于省的体制。

不过无论是改为市还是区，在辖境中总有一部分农村，甚至大部分是农村。所以要说“市”或“区”就是城市，这样一改就实现了城市化，那是天大的笑话。已经有人建议另一种模式——将县治所在的镇或城区改为市，县的设置不变。从2000多年的县史看，未来的县不会不变，但不可能大变。

同城化谈何容易

文_葛剑雄

在中国现阶段，是否同城与交通便捷程度根本无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行政权力。不打破并取消行政壁垒，车速提得再快，路修得再多再宽，也实现不了同城化。

“同城化”已经成为近年一个常用的新名词，特别是在一些快速交通线建成后。例如，奥运前建成通车的京津城际铁路将两地的单程交通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已经开建的沪杭城际铁路和拟建的沪杭磁浮铁路也将使上海和杭州之间能在半小时内到达，而介于沪杭之间的嘉兴与这两城间的往返时间比在同一城市坐地铁的时间还短，于是舆论欢呼京津同城的时代已经到来，沪杭同城化指日可待，一些专家在预言“同城效应”，规划如何“打造半小时经济圈”，2011年9月召开的一次长三角旅游峰会也以“同城化”为主题。

可是如果稍作实践就不难发现，同城化谈何容易。

即使有人的往返目的地就在北京南站与天津站之间，乘城际列车每往返一次也得花一小时时间与人民币100多元，对于一般上班族或中下层白领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没有吸引力的。何况绝大多数人还得考虑从两个车站到真正的目的地之间的时间和代价，总不能都在车站步行可及的距离之内吧！

即使距离更近，交通更便利，要同城化也没有那么简单。有的房地产商在与上海毗邻的农村集镇建了大片新房，价格比上海境内的同类房便宜得多，有的只需要几分钟的车程。可是多数上海人并不领情，因为除非完全迁居，否则往返于两地的费用足以抵消低房价的好处。挂外省牌照的汽车进入上海一次要付30元，有效期7天。但如果当天离开后第二天进入，还得再付一次。即使在上海付了每月180元的隧桥通行费，重新进入上海时照样要付30元。于是房产商将脑筋动到了退休养老人士身上，却又遇到了难题，老人在当地看病的医药费不能在上海的社保系统内报销。

不方便的事情远不止这些，电话由本地变成了长途，手机必须备双卡或漫游；幼儿入托、学童入学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待遇；本地的交通卡、定期票、定额票、付费卡等在外地不能通用，多数付费手续无法在当地办理，或者因异地付款而要增加一笔手续费；多数服务费会按“外地”或远距离计算，付费增加，时间延长；一般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要报销“外地”的发票就需要特殊的手续，远不如“本地”发票那么简便；“外地”提供的文件、证明、单据、合同等往往不能在“本地”生效，或者需要“本地”认证；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有些“外地”与“本地”的距离很近，甚至只有一路之隔，但因分属不同行政区划，就成了咫尺天涯。

所以在中国现阶段，是否同城与交通便捷程度根本无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行政权力。不打破并取消行政壁垒，车速提得再快，路修得再多再宽，也实现不了同城化。

中国中央集权的行政区划体制已经实行了2000多年，本来就是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制约下级政区的重要手段，设置并维持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同城”，更不会只考虑民生的便利和经济效益。汉高祖就曾故意将直属中央的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界线划得犬牙交错，而不按照南岭山脉的自然界线，使南越方面无法利用地形地势，形成对抗中央的天然防线。元朝开始，将一直与四川属同一政区的汉中盆地划归隔着一道秦岭山脉的陕西，将北方的防线推到秦岭以南，使汉中不能成为四川的延伸和前沿，而不考虑汉中与关中之间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后的明、清两代都在北京建都，这样的划分有利于中央政权对四川的控制，因而得到长期延续。

历史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到今天，要谈北京与天津的同城化，离不开北京市与天津市这两个一级政区的来历与相互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以北京为首都，确定北京市为中央直辖市，其行政地位自然列中国城市之首。但天津市也是首批中央直辖市，就城市本身来说，与北京市的地位相同。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加强和巩固，中央直辖市由十多个减少到只剩北京市和上海市两个。1958年2月，天津市划归河北省，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尽管天津市的辖区扩大到原属河北省的天津专区和沧州专区，却从中央直辖市降为省辖市。到了1961年，天津专区（含原沧州专区）从天津市划归河北省，天津市的辖区缩小到城市本身和郊区。这种变化与中国一级政区总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因为除了北京和上海，其他中央直辖市都先后撤销了。而且在首都之外只设一个直辖市的情况下，即使要增加，也不必设在离北京仅100多公里、与北京毗邻的天津，而应该设在西南、西北、东北、华南这些地区。但是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1967年1月1日，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时，在全国省级党政机关普遍瘫痪的形势下，天津市从河北省划出，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会迁往保定。在天津直辖市之后，直到30年后才有重庆直辖市的设置，而至今中国仅有这四个直辖市！

天津直辖市恢复于“文革”的乱世之际，官方并未说明理由，当时对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战略部署”不会有人质疑。但今天我们探究这一举措的真正原因，恐怕的确是出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要忘记，毛泽东曾将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视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目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基地。尽管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立即将彭真打倒，派李雪峰“改组北京市委”，但对包围着中南海的北京市还不无戒心。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北京旁边设一个与之地位相当的政区加以制约平衡，特别是由中央直接控制南北交通大动脉和出海口，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如今，这些因素早已不复存在，但天津依然是中央直辖市，除非将天津撤销，或者与北京合并，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与北京“同城化”。京津如此，沪杭、沪宁或其他城市间也是如此。显然，除非实现彻底改革，行政区划是“同城化”绕不开的森严壁垒。

更改地名之忧

文_葛剑雄

有的改名的确必要，有的实属无事生非，但这些改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像王莽那样全面、频繁、反复地改地名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最爱更改地名的要数王莽，在他当政期间，几乎把全国能改的地名统统改了，以符合他“托古改制”的梦想。例如首都长安被改名常安，河南郡改称保忠信卿，雒（洛）阳改名义阳，无锡改名有锡。将全国的地名改一次已经够麻烦了，王莽却乐此不疲，差不多每年都改，有的郡名前后改了五次，最终又改回了原来的名称。不仅老百姓记不住，就是地方官也弄不明白，公文中都要加注新旧地名对照。《汉书·王莽传》中还保留着一个样本：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和太尉：将益岁以南的地方划给新平。新平即原来淮阳。将雍丘以东的地方划给陈定。陈定即原来梁郡。将封丘以东的地方划给治亭。治亭即原来东郡。将陈留以西的地方划给祈燧。祈隧即原来荥阳）。

这段公文的正文共53个字，其中注地名占了20个字。这些地名都只注了一次，即只注了现地名之前一次。如果要将以往三五次的地名都注上，那注文肯定会超过正文。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地名不可能一直不变。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地名大多已不复存在，即使用字不变，其含义（如所指地点、范围等）也已不同。有的改名的确必要，有的实属无事生非。但这些改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像王莽那样全面、频繁、反复地改地名是绝无仅有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全国普遍改地名的“革命行动”。此事起源于“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北京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将大批“封资修”的路牌店招砸烂烧毁，贴上“东方红”“井冈山”“反帝”“造反”“立新”等新名称。消息传出，各地纷纷响应，上海一天之间“旧貌变新颜”。来不及拆下或一时砸不了的路标招牌，一律用红纸写上新名字加以覆盖。我工作的古田中学这个名称也成为红卫兵的冲击对象，质问我们为什么用“古”字作为校名？为什么校牌还不砸掉？我赶紧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抄下有关“古田会议”的内容贴在门前，才使他们明白这本来就是与伟大领袖有关的革命地名。由于变起仓促，“东方红”等名字到处都是，有的马路同时被改成多个新的革命名称，有的想改又不敢改（像复旦大学等名称曾由毛主席题写）。几天后逐渐稳定，明显不合时宜的都正式改了，如和平电影院被改名战斗，广慈医院改名瑞金。“文革”结束，和平又被恢复，瑞金则沿用至今。

应该承认，有些地名的确应该改，新中国成立后都陆续改了。如迪化、绥远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并宣扬汉族的优越感，采用当地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将镇南关改名睦南关，安东改名丹东，自然有利于和睦。把一些生僻难认的地名改为通用文字也无不可，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县级以上政区的同名更属必要。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名在采用汉字译名时往往只注意读音，不顾及意义，如西藏的穷结县，后来改为琼结县，给人的印象就好多了。

但这一二十年来一些改名大多并无必要，甚至莫名其妙，有的还反复改了几次。

一是盲目复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地方恢复了此前的名称。即使有的名称显得陈旧，或含义不甚妥当，当地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一是为了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甚至以假乱真。上级政府或者不认真核实，或者同样出于地方利益或特殊利益，居然予以批准，客观上介入了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破坏了地名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是为了开发旅游，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造成矛盾和混乱，徒添麻烦。如外地游客想游黄山，购买了到黄山的火车票、汽车票，到达后却发现都是在“黄山市”政府的驻地屯溪。但在当地要去“黄山”（指屯溪），却往往被送到了真正的黄山。

一是撤区建市、撤县建市时，非要同时改名，有的称某州市，有的是当地人也不熟悉的、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名称。像当初仙桃市出现时，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哪个省的，却原来就是从元朝起就沿续下来的沔阳。

一是随意改变国家的命名原则。如从镇江至扬州的长江大桥，按规定应称为镇扬大桥，实际却被命名为润扬大桥，采用了镇江历史上用过的名称——润州。扬州人或许高兴了，学习中国地理的人、查阅这一带地图的人，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奥妙呢？如果今后其他大桥命名时也各行其是，国家的规定还要不要呢？

当然这样改来改去，对拉动内需，特别是促进地方经济不无贡献。且不说，要办成改市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一个县名一改，哪怕是动一个字，多少公章需要重刻？多少信笺信封、公文袋、档案袋、登记表、介绍信需要重印？多少机构、单位的牌子需要重制？多少人的证件需要更换或重制？

对我这个专业有好处。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以一篇《新莽职方考》（考证王莽时的行政区划）著名。要是地名一直不改，今后如何能写新的《职方考》？

撤市（县）建区的另一面

文_葛剑雄 王大学

中国城市化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

撤市（县）建区的模式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

大概9年前，某杂志社邀笔者之一（葛剑雄）去广东番禺市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该市风闻广州市有意撤市设区，即将番禺这个县级市改为广州市直属的番禺区，而该市意在抵制，正通过各种途径，动用各种手段，其中就包括召开“专家研讨会”，希望专家们从理论和实际各方面找到反对的理由，进而研究具体措施。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自然首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虑。番禺县设于秦始皇时代，当时就是南海郡的治所，距今已有2200多年，直到撤县建市，一直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就历史而言，番禺的确比广州还早，因为广州的名称出现于公元264年（三国吴永安七年），先后作为州、路、府、市的名称。所以有人在会上说：“先有番禺，再有广州，现在儿子要吃掉老子了。”

不过，尽管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今天的地理是历史地理发展的结果，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现实，特别是像行政区划这样现实性很强的制度。广州市有这样的计划，主要的出发点自然是现实的需要。根据《宪法》，番禺由县改市后，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归广东省管辖的，广州市只是“代管”。既然是“代管”，番禺县级市就不完全是广州市的下辖单位，至少还能将归广东省管辖作为向广州市争取一定自主权的筹码。但一旦改为区，那就百分之百成了广州市的下辖政区，辖境成了广州市辖区的一部分，与广州的其他辖区没有任何区别。广州市这样做的依据也是《宪法》：“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广州市自然属于“较大的市”，可以有下辖的区。但广州市能将原来属于省管辖、自己只是“代管”的县级市改为自己直接管辖的区，说明所谓“代管”的“代”已经名存实亡，省政府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广州市当时的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辖境面积太小，不仅远不如京、津、沪、渝这四个直辖市，就是比其他主要的省会城市也显得不足。经过此前20余年的开发，建设用地早已使用殆尽。更何况广州一直有意问鼎直辖市，没有一定的市辖面积，就缺了一项最基本的条件。

尽管参加研讨会的人都认为保留番禺县级市有利，或者以为在两可之间，仅一位供职于广州市某单位的人明确表示不便发表意见，但会议的结论充其量只是番禺方面的自娱自乐和文人的自说自话。到2000年，广州市就撤销了番禺市和花都市，设立番禺区和花都区，使广州市的城区面积一下子扩大了2275平方千米，几乎是原城区面积的两倍。

这样的扩张办法并非只有广州在用，2001年，江苏苏州市撤销吴县市，设立吴中区和相城区，面积扩大1227平方千米。杭州市撤销萧山市和余杭市，设立萧山区和余杭区，城区面积扩大了2385平方千米，跃居长三角城市的前列。山东济南市撤销长清县设立长清区。到2003年，福建厦门市所辖1569平方公里内已全部设区，使厦门由一个海岛城市发展为海湾城市。发达城区的浙江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温州市，江苏的南京市、无锡市、扬州市、淮安市都先后变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辖区，就是其他省会城市和省辖市也已经或准备这样做。

为什么大中城市都热衷于采用这种方法呢？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解决了城市用地的不足，而且新增土地离中心城区较近，甚至紧邻城区，基础设施可以共享，新建成本低，开发速度快，有利于聚集人气，发展第三产业。但这种扩张方式也注定了已经备受批评的城市“摊大饼”发展模式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因为新扩区域往往会成为中心城市制造、化工等产业转移地点，或者被确定为新的建设基地，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以浙江萧山为例。在1988年设市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建市后正逢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很快跻身于全国百强，又稳坐十强席次。在前年进行的全国千强镇龙虎榜中，萧山所属22镇全部入选。但萧山的主要产业是化工、制造，本来就存在耗能高、污染重的先天不足。撤市设区后，萧山区东部的化工产业区不断扩大，在钱塘江南岸已经形成一片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2004年，萧山区严重的污染状况被多家电视新闻媒体曝光，有关部门重拳出击治理污染问题。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曾经命令停工、整顿并建立污水处理厂，同时还对区内所有的工业企业规划战略转移。但是，对于污染的治理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往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不得不付出巨大的、长期的代价。

在新一轮城市扩张中，杭州市与萧山区的情况并非个别。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正在加速，势不可挡，每年都有一批县在改市，又有一批县级市改设为区。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也出现因县级市或县改区而与原来的市形成百万人口级的“城市”。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中心城区的大规模扩张和产业的重新配置，包括能耗高、污染重企业的转移。

中国城市化的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撤市（县）建区的模式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文_葛剑雄

要了解地方实情并不容易，异地当官的弊病依然存在。

不久前，记者来电采访，要我对全国有十多位省市级党委的组织部长异地任职一事发表意见。我告诉他，异地当官，古已有之，到明清时已形成严格的制度。但凡事利弊兼有，易地当官的制度同样如此。

在实行分封制时，天子与各级诸侯之间虽存在上下级关系，也要逐级服从，但不存在行政关系。因为诸侯对天子，下级诸侯对上级诸侯的效忠主要通过称臣纳贡，只要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品种、数量将征调的贡品或人员送到就可以了。对诸侯封地、封邑内部的事，天子和上一级诸侯都不会管的。

到郡、县出现时，国君就需要直接管这些郡、县，必须派官员到这些一般离国都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去常驻并实施行政管理。所以从一开始，地方官就是由异地派遣，而不是由本地产生的。到秦始皇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级长官都是由朝廷任命的，大多是异地任职。西汉以来，尽管各朝的制度不尽相同，但地方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异地任职。到明清时期，省级（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将军等）官员不能在本省任职，县级官员必须在原籍五百里以外任职。并且还有种种限制，如在同一地方的任期不能超过规定。

为什么要强调官员异地任职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全国都被视为国君的私产，各地的地方官唯一任务就是替国君管理一份私产，只能秉承国君的旨意，代表国君的利益。在国君的旨意与地方实情不符合时，在国君的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君，维护国君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地方或民众。这自然要求地方官与当地的关系越简单、越疏远越好，因而异地派遣是必然的选择。地方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久了，难免会在当地形成亲戚关系或密切的社会关系，与当地势力结成利害关系，所以要定期调动，易地任职。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人口流动率低，一般人安土重迁，如不发生规模的、持续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会形成大批移民，少量客民必定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一个地方都会形成一些人多势众的世家大族，或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和利益集团。如地方官由本地人来当，就摆脱不了这些关系的影响，受制于具体利益，避免不了徇私枉法。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打击地方豪强，抑制地方势力，非依靠外地官员不可。

一项制度能够长期延续，肯定是行之有效，至少是利大于弊。事实也是如此，如一个人到五百里以外的地方当官，有的还不许带家眷，在人口流动性很低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遇到亲戚朋友。即使当地有人想动用该官员在原籍的社会关系，往返千里的成本太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并且无法及时生效。在一个“熟人”社会，没有熟人或熟人少使地方官能相对保持清廉、超然与公正。即使有贪欲，在不知深浅、不熟悉关系网时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没有金融汇兑的条件下，贪赃所得都是金银珠宝或实物，要隐蔽地运回原籍也有一定的风险。

但弊病同时存在，且不说在异地并不能杜绝地方官的全部社会关系，在一个任期内完全可能结成新的关系网。更大的影响是，地方官无法深入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不是因循守旧，就是大权旁落，受制于吏胥，实际变为被地方势力所控制，以至于同流合污。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风土民情迥异，方言繁多。异地来的地方官往往不懂当地方言，凡事都离不开翻译。由于任期不长，很难掌握当地方言。多数官员是儒生通过科举考试后获得任命的，缺乏实际治理的能力和经验，更不了解异地的社会实况。在地方政务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刑名（司法刑事）和钱粮（赋税、财政），公开的、成文的法律法规往往相当简单，而实际运作的往往是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即“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只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师爷吏胥才能掌握和运用，异地来短期任职的地方官根本不可能了解，更无法运用。所以即使是清官廉吏，也未必能管理得当，更难保证不出冤假错案。说到底，异地当官的目的是出于防范和限制，即使损害地方的正当利益、影响地方的发展也在所不惜。

到了今天，异地当官还有多大效益？在特殊情况下，动用异地的人员会有一定作用。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走私猖獗，走私分子往往与贪赃枉法的海关、边检人员狼狈为奸，所以对海关、边检人员易地任用，在短期内能起防范作用。但现在人员流动性大，高中级官员从求学、任职、工作、生活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在全国任何地方都难以避免，间接的关系更是无处不在。何况交通便捷，人员来往随时随地，信息传递无所不在，即使在天涯海角，取得联系，交换信息，公关私交，都易如反掌，钱权交易形式无限，异地当官的防范作用相当有限。但另一方面，要了解地方实情并不容易，异地当官的弊病依然存在，并且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县级市_主持人_葛剑雄_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厕所：杂忆和现实

文_葛剑雄

世界上曾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厕所为何物，今天还是如此。

得知潘石屹兄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学校的厕所，我很赞成。有些人觉得潘兄所做非当务之急，甚至认为此举有作秀之嫌，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对以往的或贫困地区的厕所缺乏了解。

世界上曾经有很多人不知道厕所为何物，今天还是如此。我小时候就没有厕所的概念，只知道有马桶。我生长在号称富甲天下的名镇——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但直到我1957年离开，镇上人家都是用马桶的。尽管口头语言中有“马桶间”这一词汇，但从未见有谁家奢侈到专门有间放置马桶的房间。或许镇上的顶级富豪“四象八牛”家里有过，但到那时已成地主资本家的罪证或幸存到今天的文物了。

马桶是木制的有盖圆桶，一般都在上部装一半圆的铁环，便于拎在手里移动或倾倒。曾看到过更老式的，用的是木把手。大型的或更讲究的马桶不装提环，是用两人抬的或两手捧着，前者因为体大量重，一只手拎不动；后者一般用于幼儿或富人，由下人两手捧着，比一手拎着显得慎重。大马桶适用于人口多的家庭或集体，否则天还没有亮马桶就满了。但大马桶并不受欢迎，大人坐着也不能将桶口全覆盖，不但重心不稳，而且臭气与声音外泄，引得满屋不悦。小孩更怕用大马桶，不是脚踮不到地，就是怕摔倒，往往得由大人在旁扶持。讲究的人家，专门给小孩备有小马桶。马桶倒翻可是大事，污秽四溢、臭气难消还是小事，不吉利的阴影更难消除。我一位亲戚病故时不到40岁，家里人都认为是那年春节楼上人家倒翻马桶所致。

马桶一般放在房间隐蔽处，如床的后面，可借助蚊帐遮掩。或者放在衣柜旁、某一角落，前面装一布帘。如果只有一间房，就只能“吃喝拉撒”在一起了。再费心机，即使能遮住马桶，也无法消除大小便的声音和弥漫的臭味。我们从小就接受的规矩之一，是不要在吃饭时大小便，到别人家去玩时尽量不要大小便，因此要少喝水或不喝水。有时明明没有人在用马桶，房内也有臭味，就得检查一下马桶盖是否盖好了。要是再有臭味，只能紧闭门窗，或许哪位芳邻正在用马桶。

南浔镇上早已有了公共厕所，见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调查资料。不过一般人都称之为“茅坑”，不会用这样正规的名称。在镇边和乡下，不时可见真正的“茅坑”。最典型的是在地下半埋着一个大缸，缸口高于地面，以防雨水流入。缸边用砖石垒起两个踏脚，供使用者站立。上面搭一个茅草顶，以便雨天使用。这类茅坑，都是附近农民所建，目的是为了积肥。镇上人家的马桶也都由农民承包，每天清晨只要将马桶拎到家门口，承包的农民就会倒入自家的粪船，并且将马桶洗刷干净后放回原处。逢年过节，承包倒马桶的农民还会送上些蔬果土产作为酬谢。我母亲迁入上海后，发现即使自己将马桶倒入粪车，也得每月付费，一直颇多怨言。到乡下走亲访友时完全不必顾忌大小便，即使路过不相识的农家，也会热情接待，甚至倒茶敬客，因为这是送上门来的肥料。

茅坑总是和脏、臭连在一起的，所以见之于伟大领袖的教导和政治斗争，如阶级敌人往往被形容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对小学里的厕所已经毫无印象，或许除了小便就没有用过。我离开南浔时，该镇已成为全国卫生先进镇，但至多能保持厕所地面干净，或撒些石灰粉消毒。消灭“四害”时为了完成拍苍蝇的硬指标——每人每天上交若干两（按死苍蝇称重），公厕周围是主要战场。后来才发现羊皮作坊苍蝇更多，但作坊不生产时还得靠厕所完成指标。

现年104岁的周有光先生，两年前曾告诉我一件往事：他参加全国政协的讨论时曾建议公共场所要多建厕所，说他在美国时见大百货店一进门都会有厕所。众委员闻言大哗：“那不要臭死人！”可见厕所之臭全国皆然，政协委员也还用不上不臭的厕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校已故谢希德校长谈起中美两国大学的差距时也说：“在美国大学中，没有哪里闻得到厕所的臭味。但在复旦，可以凭气味找到厕所。”

1978年初，我凭家中住房面积符合困难标准和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这三项条件，幸运地分配到一间结婚用房，虽然不到11平方米，却有一个两家合用的厕所，33岁时开始在家享用抽水马桶，是我家世世代代中第一人。部分实现了周谷城先生的“百年梦想”——早上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不过因两家合用，还得小心不影响他人使用，不能随心所欲。以后迁入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却退了一步，只有两家合用的蹲式厕所。直到2000年迁入有两个卫生间的新居，才能不受干扰地坐在抽水马桶上看报。至于能在办公场所使用干净的坐式抽水马桶，那是2006年迁入新建的光华楼以后。忽然有一天，发现厕所里放了洁白的卫生纸，以为从此不必自带了。可是两天后再去，纸架里已空空如也，幸而口袋里还有备用卫生纸，不至于出洋相。原来这是为市领导光临而临时准备的。

两年前我当了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做一个梦——在馆里的厕所放上卫生纸和洗手液。一些同仁反对，认为这是个无底洞，放多少都会用掉。我不敢造次，先从放洗手液开始。试下来还行，每月增加开支四五百元。接着在男女厕所各一个试放卫生纸，经估算，如果五个分馆全部厕所都放的话，全年增加开支约4万元，于是我决定全面实行。本来还想放擦手纸，但算下来比卫生纸还费钱，只能免了，改用电力烘手机。

想必读者诸君一定会帮我实现这个梦。同样我希望潘兄的厕所梦也能成真。

千古州县事，廿载看沿革

文_林清媛 谢湜

林清媛，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秘2006级

谢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

实际的发展并不像当局的规划那样如意，民众对城市化的憧憬并没有都成为现实。

明弘治十年，苏州府太仓州设立，乡民享受着到州城赶集的安全和便利。太仓因郑和下西洋而闻名，而立州前只是一个军事卫城，百姓进城贸易，苦于兵丁欺扰，立州后有司究治，州城商贸有了保障。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江南的城乡格局在悄悄地变化，社会上货利渐开，许多经商致富者在乡间创建了新的市集、市镇。

古代政区层级中并无今天的“市”的建制，基层政区到县为止，市一般指集市或市集，早期市集一般出现在府城或县（州）城中，后来扩展到城郊，县城的市集一般称作“县市”，作为一县商贸之集散地。明中期乡间新市镇的创立，活跃了农村经济，许多市镇的规模在16世纪以后远超“县市”，后者渐渐萎缩乃至衰废。乡间市镇继续发展，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改革时实体化，至民国年间正式成为县以下的政区，我们今天熟悉的县辖乡镇的区划格局开始形成。

县以上的政区沿革，多与王朝的军政大布局有关，而州县及县以下的区划变动，才真正贴近黎民百姓的生活。作为县城市集的“县市”早已淡出历史舞台，预示着农业帝国广袤的乡村将要发生的变化。20多年来，中国的基层政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县市”名称一字之差的“县级市”出现了。作为实体的县级政区，它自然与古代“县市”风马牛不相及，不过，20年间县级市的产生、运作及调整，同样因为触及基层政区与社会民生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和争论。

1994年，位于东南沿海的D县撤县设市，一条崭新的L公路横贯D市，东抵海滨，带动了D市东境沧海桑田的大开发。不久后，原D县城东郊X村中许多村民经营的狭小工场，东迁入新建成的L工业区。乡镇工业欣欣向荣，城乡交通和基础设施也逐步改善。随后几年，L工业区以东又陆续有新工业区拔地而起。2003年，D市撤销县级市建制，成为隶属于A地级市的D区。几年来，乡镇工业依然在创造着产值，然而，受到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个体企业主的经营渐感压力，此外，他们还常有抱怨，在撤市改区后，开发区地价几年间从每亩20多万飙升到50多万，然而乡镇工业非但未得到A市政府的扶持和引导，还面对比县级市时代更重的税费负担。也许商贾逐利，言有偏激，抑或区划新制，难有速效，然而，X村的声音还是反映出十年间市县频繁改制带来的民生问题。

D县设立于明嘉靖年间，隶属于B府，现A市治所在地原是D县的一个渔村，清初在该处设防，清末A港开埠，商货遂兴。新中国成立后，BA专区设立，1965年改立A地区，下辖原B府城和所有B府属县，1981年，A市成为经济特区，盛极一时。1983年地市合并，建立市管县体制。在其后的政区调整中，A市一分为三，划出B和C两个地级市，新的A市则下辖D、E和F三县。经济特区则扩大到整个A市的a、b、c市辖区，面积234平方公里。当时正值设立县级市的高潮，D和E相继撤县设市，由A市代管，但不属特区范围。

D县有较好的农业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为全国第一个双季水稻亩产千斤县。设市前，该县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县份，总人口70万左右，总面积345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00人以上。人多地狭，工业基础薄弱的县情一直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县政也缺乏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性的市县区划调整的风声中，D县政府担心两个相对富庶的镇被它们南面毗邻的A市强势分割，为确保区划完整，1994年下大力气向中央申请撤县建市，获得成功。F县也在同年撤县设市。A市下辖只剩E一县，同年，A市区向南扩展，从F市划得h镇立一h小区，投入大量建设资金。

明、清、民国以至20世纪80年代，D县所属的上级政区都是府或相当于府级的专区、地区。直到“地市合并”前，“地”级的行政专员公署（简称行署）只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是一级政府，不必要设置与省政府或县政府各部门相应的机构。由于不是《宪法》所规定的政府，所以不能召开人代会，只是省人大派出的工作组；也不能召开政协会，只有省政协派出的联络组。但如今在这一范围内已设置了4个地级市，拥有4套与省、县两级党政部门完全对应的正厅级党政机构、人代会、政协和其他相应的机构和团体。而这些市下辖的县，多数已改为市，进而改为市辖区了。在这个过程中，党政官员和公务员成倍地增加，即使完全按照中央规定的编制和严格执行相关的级别，也会超过十倍以至数十倍。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析置、新建，固然拉动内需，促进了基本建设和城区面貌的更新，但行政成本的激增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照一般的统计口径和理解，这些区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了。不过，实际的发展并不像当局的规划那样如意，民众对城市化的憧憬并没有都成为现实。

葛剑雄的书房梦

文/徐淑卿 摄影/何经泰

葛剑雄的书房梦，始于他最早居住的上海，一个棚户板屋里。

一年多前，葛剑雄搬到浦东著名的别墅小区，周围环境非常幽雅安静，几不闻车马之声。他的新家是三层建筑，他把三楼打通，成为一个南北通透的大书房，一面墙全部钉上书架，除了书，还放着一个企鹅头的标本，这是他从南极带回来的纪念品。邻靠北窗的工作台上放着计算机，是他晚上收发邮件、写作最常使用的地方。旁边留一个小间作为书库，阳台则装上玻璃窗，阳光一无遮挡地洒落进来，坐在这里，仿佛感受到岁月的静好，主人的满足。

站在这个漂亮的大书房里，不由得想起曾看到葛剑雄所写的一篇文章《我的书和书房》，我想，这应该是葛剑雄书房梦的栖止之地了。

葛剑雄的书房梦，始于他最早居住的上海一个棚户板屋里。板屋里哪有书房可言，他用一块旧木板钉成一个书架，放着他用极微薄的零用钱从书摊里买的几本书。因为从老师那里学到一些版本的知识，他这些最早的收藏里居然有些明、清刻本，像明版陆云《陆士龙集》、清版《六朝文》等。

到了1978年，葛剑雄结婚了，分配了一间不到11平方米的住房，他的书房梦从一个木板书架升级成一个书橱，但仍然不敷使用，其他的书只能打包放在床底下。1982年他搬到复旦大学宿舍，这时书房慢慢有了雏形，他总算有了一个5平方米的小间，不过这个小间可不能只放书，还得放上一台冰箱、缝纫机和杂物。1986年他又搬了一次家，这回书房的空间可以让他多订制三个书架，可是还得保留冰箱和饭桌，而且为了这个书房，他付出的代价是女儿直到13岁，还得和他们夫妻同住一间房。直到1992年他终于有了完整的书房。为此他买了一张1.7米的大写字台，配了一张皮转椅，写字台旁有一张计算机桌，放着计算机、打印机，他将一面墙壁做成顶天立地的书架，书房里配有空调、煤气取暖器、电话、传真机、一套音响设备和沙发。这下子，葛剑雄的书房梦总算踏实了。

现在，葛剑雄的书房梦，又往前走得更远也更美好了。他说：“我原来想，一个人到50岁应该安居乐业，现在这个目标推迟了一点，但比原来想象要好。以前没想到能有这么宽大的书房，这么安静的环境。”

不过，对于这个迟来的书房，葛剑雄还是有着遗憾。他认为，当一个人最最需要的时候，往往得不到。现在相对讲起来，他在做学问方面已经开始进入老年，所以他想，如果社会可以早些在人最最需要的时候，提供给他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个安安稳稳的书房，那该有多好？想起他的老师谭其骧先生那一辈的学者，他的感慨更深了：“时代是很重要的。我老师那一辈人，前面是抗战内战，解放后各种运动，到了晚年身体不行走了，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我们现在这种条件，不是靠我们个人，而是时代在变，潮流在变。我和我老师那一代比，比他和他同辈多数人要幸运，所以我说一个人要自己努力，但也要生逢其时，如果在战乱时代，自己再努力也是没用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后面的人比我们更好，倒不是说在物质条件上更多更大，而是更早一点，不要到五六十岁。如果他们二三十岁或三四十岁就有比较好的条件，他们对国家，对我们这个事业贡献会更大。”

他回忆谭其骧先生的书房，卧室书房会客室加起来不到25平方米。有回他陪谭先生到云南，省政府招待所桌子很大，谭先生就可惜地说，这里桌子这么大又不用做什么，如果家里有这么大的桌子就好了。又有一回到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谭先生看见徐先生的助手在他家里也有桌子，就感慨自己家里连个桌子都不能给葛剑雄。

当时不只谭先生辛苦，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也是在很艰苦的情况下工作。葛剑雄记得，自己当年做研究的时候，有些书自己没有，只能到图书馆，当时完全是手工抄下来的，现在他还留有那时在图书馆抄的卡片，但是图书馆的书和位置都少，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在家里工作。他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家里一张床，旁边是一张80厘米宽的桌子，要在这张桌子上吃晚饭，吃完要做杂事，等太太收拾好，他才能写文章。半夜睡觉前又要全部整理好，因为明天一早还得在这张桌子上洗脸。不过这样也好，葛剑雄说，他的小孩从小就知道绝对不能撕纸，知道书、纸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拥有这么好的一个书房，葛剑雄说他也心平气和了。他说：“人的欲望不能无限，这样也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书房太小，而是我在书房的时间太少。如果有一杯咖啡看看书多好，可是基本上我只有晚上有时间可以坐在这里，这是一个遗憾。”另一个遗憾，则是书房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书是无限的。葛剑雄说：“本来以为有了光盘、计算机，书可以减少。但结果书还是减少不了，我搬来的时候把书放得很整齐，过一段时间后又不整齐了。我书库里面的书，又是成堆放在那里，原来住处还有一些书没搬来。”

葛剑雄的书房有个大致的分类。放在顶上的是使用量比较少的，底下是工具书，而靠近他座位的都是历史地理书籍。晚上时间他大多坐在计算机那边，一般要收发邮件，网上先联系，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写文章。书房里还有个按摩椅，他通常坐在这里休息或是看报纸。

在葛剑雄的藏书里，有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书籍，还可以看出他当年辛苦治学的痕迹。葛剑雄说，当时做研究的条件很窘迫，一部《史记》要20元，但他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元，可是这是他作研究必须使用的书，所以还是得买，他只是能省就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工厂都分配一套《二十四史》，所以他买的《史记》《后汉书》等，都是从工厂流出来的。他还记得当年买《后汉书》几乎下不了手，因为这套书精装本要18元，当时觉得太贵，但后来实在没办法，念秦汉史的不能没有这套书，所以还是买了下来。书架上还有一套看来挺旧的《十三经注疏》，这是谭先生送给他的，谭先生有了新版，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相比于过去求书苦的情况，葛剑雄说，他现在的烦恼正好相反，现在是书太多却来不及看。

葛剑雄看来活泼健谈，有他出席的场合绝无冷场，可是在他的个性里头，似乎有着非常怀旧的一面。他珍藏着许多跟随他许久的老书、手稿，不是因为现在的行情水涨船高，而是里头有许多回忆。他拿出20世纪60年代买的《六朝文絜》，当时他是花两元钱或三元钱，像是废纸一般买来的，现在北京拍卖会上拍卖价都要上万了。葛剑雄说，这本书是清朝有名的刻本，纸好，有朱墨眉批套印，它收了六朝很短的文章，令他百看不厌。

他还收藏着他在“文革”时裱的“颜真卿家庙”拓片。葛剑雄说，当时他把一条条废纸买来拓片，然后裱出来，每天没事裱几页，来消磨时间。这些一条一条的很薄的拓片裱在底纸上面，裱好后放在玻璃板上面，会自动慢慢干，可以长期保存。他在《我的书和书房》里也提到这个经历：“到了1967年春夏，学校实际已无人管理，但我的一言一行还很受造反派注意。我百无聊赖，又为了证明自己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索性在学校过起了逍遥生活：在三楼找了一间朝南的教室住下，每天早上起来打羽毛球，上午下围棋，下午睡足以后去学游泳。除了《毛泽东选集》，其他书是不能看了。我从旧书中找到一卷颜真卿家庙碑的拓片，是以前只花两毛钱在摊上买来的，就天天练习裱糊。反正有的是浆糊和纸张，再拆下一批书橱的玻璃门，教室的一半就成了晾纸片的场所，每天可以完成4页。裱完后有寸把厚，学校的切纸刀无计可施，只能送到纸张店加工。这本特殊的字帖现在还藏在我的书橱中。”

他的珍藏还包括谭其骧先生的手稿和书信。他拿出谭先生当年为他的书题的字，谭先生写了许多遍让他挑，葛剑雄翻看这些书信、题字，老师的温情至今仍让他感怀不已。他还有一个心目中的无价之宝，那是当年谭其骧先生大学毕业论文的手稿《中国移民史要》，上面还贴有谭先生的老师潘光旦批改的条子，其中有几个字是周一良先生写的。

此外，他还收了一些签名本。其中堪称“巧遇”的是在哈佛访问时，买到罗香林送给老师洪煨莲先生的签名本《兴宁先贤丛书》第六、七两册。葛剑雄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小孩子不懂，照规定如果馆藏里有两本的话，可以把一本拿出来卖，他们就把里头有写字的扔出来。听说当时燕京图书馆还把朱德签名送给史沫特莱的书，郭沫若签名送给费正清的书都卖了。

除了外头书架上的书，小书库里还放着一些书。这些书分两部分，一边放的是比较不常用的书，另外一边则是自己所写的书。他把自己的书分放成一摞一摞，像书店里的库房一样，他说，这样哪些书还剩下多少，他就一目了然了。和自己的作品一起放的，还有一本周一良先生使用过的书，这是周先生家人送给他的。另外还有一本谭先生的自备本，这是葛剑雄帮他编的一本书，谭先生若发现有错就改在上面，称作“自备本”。

参观葛剑雄书房的时候，他似乎对于自己没太多时间待在这里而觉得可惜。他说：“这里的好处是一个人非常安静，环境不错，自己也可以种点花草，有时间周围散散步也不错，但可能要等退休之后吧？我相信退休以后书房会发挥很大作用，因为时间多了，可以对得起它了。”

从一个棚户板屋的小书架，到这样一间书房，我猜葛剑雄心里一定有很多感触，而这些感触其实也可以说是他对人生的看法。葛剑雄说：“人是要靠自己努力，很多条件不会自然给你的，这包括做学问也包括为人处事。像这个房子，如果我现在要买是买不起的，之前房价比现在便宜多了，可以说我当时的判断也帮我把书房扩大了，如果犹豫的话，就错失良机了。人呢，还是各种条件的配合，等是等不来的，不管是在学问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如此。”

随心所欲的自由

文/葛剑雄 图/王焱

现在回想起来，这55年间却常常觉得很满足，甚至经常感到很快乐，还有好多次持续许久的幸福感。

我迁入浦东新居不久，有位媒体的朋友来家拍摄我的新书房，最后问我：“你已经换了几次书房，对这个新书房，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当然还有，书房容量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书籍报刊的增加速度。别看现在架上、柜里理得整整齐齐，要不了多久，又会塞得杂乱无章。原来准备安装移动金属书架，让书库的容量充分发挥，经计算，房屋与楼板的结构无法承受如此重量而作罢。如果还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离外环公路近了些，所以如果打开北窗还能听到不停的车声，在吹北风的冬夜，关上窗也隐约可闻。

不过我最大的遗憾却是，书房的条件虽然越来越好了，甚至已经超出当年我写《我的书和书房》那篇文章时的想象，但我能够静下心来，在书房中享受读书或思考乐趣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而在我使用那个不满6平方米、还得让太太的缝纫机等杂物分享的小书房时，大多数夜晚都是能在里面读书的。

所以，当朋友要我写一下《我们现在还缺什么》这个题目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随心所欲的自由——物质的，精神的；群体的，个人的；临时的，长期的。相比之下，我当然更看重精神的、个人的、长期的自由，但物质的、群体的、临时的自由同样是宝贵的。

我生命的前50多年始终生活在匮乏之中，差别只在程度而已。自有记忆开始，生活中的一切就与富裕或小康无缘。其中有几年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吃饱饭，有可能的话再吃一块红烧肥肉。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复旦大学工作后条件日益改善，但直到2000年迁入新居后住房才大体满足需要，有了一间像样的书房。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55年间却常常觉得很满足，甚至经常感到很快乐，还有好多次持续许久的幸福感。例如12岁时由浙江吴兴县南浔镇迁居上海，转入上海的小学读六年级；1966年11月“文革”高潮中在北京西苑机场见到毛泽东；1977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当选市人大代表；1978年分到一间近11平方米的新房；同年以高中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并获得全系第一高分；1983年9月全国首批获得文科博士学位；1985年第一次走出国门，赴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并且首批获准全家同行；1990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年晋升为教授。这些事基本都不是纯粹物质方面的，大多是物质与精神兼而有之，或者与物质完全无关，之所以能产生幸福感，一方面是由于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预期目标并不高。如1978年结婚前分到的那间新房，虽然还是两家合用厨房和卫生间，但对于住惯了棚户板屋、一直无法找到婚房的我来说，自然喜出望外。两年多前迁至新居时，物质上的匮乏感终于消除了，而精神上的匮乏感却反而越来越强了。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条件的确有了巨大的改善。作为受益者，处在我们这个年龄和层次的教授，近年来改善得更快，或者幅度更大。但另一方面，我对物质方面的要求还是很节制的，虽然不想做“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君子，也不愿自欺欺人地歌颂“陋室”，却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或者有什么无限的追求。对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全球定位仪、空调等电子产品，我往往是同辈中的首批拥有者，而且会不断更新，因为我认为它们对改善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有裨益，尽管价格不菲，但都物有所值，还能为我开源。但对我认为无用或无益的物品，即使再便宜，我也不会去用，无论别人是否会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不相信。比如我至今不用手机，至多是在去通信不便的地方时带一个备用。朋友曾送我名牌真皮公文包，我却一直在用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活动时获赠的一个背包，尽管拉链已经坏了，但很实用，能装不少书报刊物。我喜欢游泳，去过不少游泳馆，但至今没有进过保龄球场。已成为企业家的学生曾邀我去打高尔夫球，我也立即谢绝。以往我买书很多，近年来已大幅度减少，除了因为公家藏书大增、网络和电子检索越来越便捷外，以往那种书越多越好、越全越好的宗旨已经改变。可以说，对物质条件的要求，我虽尚未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却完全能做到不逾“矩”（现实的可能性），更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我幸运地享受到了自由。

但当我将对待物质方面的宗旨用之于精神方面时，却往往会相当迷惘，究竟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太急了，还是应该更努力地追求，或者应该更积极地推动社会的进步？根据我有限的哲学知识，当然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还是难以把握住合适的程度。用之于个人问题还不大，因为无关宏旨，影响有限，但我免不了要对群体和社会的自由发表意见，这个度掌握得不好，当众出丑还是小事，误导受众，或者因此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就有违追求自由的初衷了。

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会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想，我对物质条件的态度还是可取的，即一方面自己要适度节制，有所取舍，但另一方面依赖于社会的进步，能够不断向个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自由。一味强调清心寡欲，甚至提倡作茧自缚，个人固然会丧失自由，社会也会停滞以至于倒退。与物质条件相比，精神条件发展的余地更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到物质条件的影响或制约。正因为如此，我感到最需要的还是精神上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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