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看人懂人做人

第一章 经济圈

跨界不捞

多好的钓鱼台

伟大的夫妻店

正确的废话

最腐败的是老板

咱不说它了

晋商情节

别让员工出一分钱

定人与分钱

天下有雪

缺位等于缺德

企鹅帝国

都变成遥远的回忆

有意义的事

大佬还是先生

保险的本质

重启人生

非你莫属

佩服的理由

企业家的面对

树人与树木是一样一样的

人性不需要考验

三位老行长的度量

井冈山的女婿

亮色

揽财上身

碰钉子

“再造一个中国”

第二章 文化圈

大师的个性

怎么活到100岁

角儿靠帮衬

归我儿时青石路

眼睛长在屁股上

向毛主席回向

对影自怜

文化不文化

苦酒的成因

老江湖

赢不到的人

风俗人情都是规矩

荷塘月色

买房子送家具

对影自怜

光棍也是人

嘿嘿，各种好

儿戏不是儿戏

“扫马路”文化

罗杰斯的育女经

发掘最早的中国

被罚的校园往事

怎能不让我心酸

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

北京，你下雪吧

土豪的除夕夜

输了就要会熬

奢侈的记忆

第三章 社会圈

凡事还是要淡定

围着名利团团转

辽宁山东一家亲

罩得住的朋友

非你莫属

领导开车

最放心的银行

卖车的背后

活在垃圾的怀抱中

挑土难来推沙易

生孩子是件大事

小武求职记

进不进组织都归组织管

祝你周末愉快

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

赚不过你，活得过你

绑匪也是亲人

给女汉子立个标准

火眼金睛

一个保安的心里话

论土豪与蜗牛相似性

多老的人民币都是人民币

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别着急，让人说完

基督的农村包围城市

没有最罪恶，只有更罪恶

输了就要会熬

第四章 人际圈

混酒局的文艺女青年

艺考那些事儿

演艺圈内的“素食动物”

哥也是北京吉他高手

偶像的黄昏

打老婆的后遗症

去全国最好的地方发展

不会说相声的板儿爷不是好司机

你的肺泡够用吗

绝不用力，死不抬头

砍头不怕，做富人难

和校花有关的日子

我是处女，你信吗

母女俩就是一台戏

爱咋咋地吧

借女朋友一用

我活在死后

别让老婆受贿

“财”子佳人

黄总这个人

为什么剩女往往优秀

送恐怖分子见上帝

感冒也是好事

幸福这件小事

我的玫瑰我的花

蒋公的识人术

版权信息

书名:交人先交心

作者:滕征辉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424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看人懂人做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往大了说，地球越变越小，变化越来越快；往小了讲，西半球的蝴蝶扇动翅膀，却可能掀起东半球的一场风暴。我感觉，这既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小时代。我们被信息爆炸吞没的同时，也被互联网“链接”在一起。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总是渺小卑微的，但人性却可能是伟大不朽的。为了自我拯救，人类需要真善美的正能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某位领导与一帮新来的大学生话家常，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个农民的儿子。随行的秘书善解人意，自称从他的爷爷辈算起就是农民，自己可以称作是农民的孙子。在一片的表态声中，一个家伙老实不客气地言道：“我就是个农民。”给我讲这件事的人，是我的一位老同事，曾经因为工作闹过脾气，当时的领导还亲自做过他的思想工作。当然，如今这些都已成了往日云烟，但却留在了我们这辈人的心里面。

社会是染缸还是酱缸？这倒无需争论。如果从坚守道德伦理底线的角度来说的话，做个好“人”总还是不难的；在客观环境的诱惑下，贪嗔痴一旦放大，人性恶劣的一面便难以抑制，这时人就“不是人”了；想要返璞归真，升华到更高层次，归复到本色的“人”，又谈何容易呢？

我最早接触禅宗公案，是看蔡志忠先生的漫画系列，有几个段落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故事讲的是两道浪，小浪追随着大浪，十分仰慕它一路上的高举高打。大浪没说什么，只道：“到了沙滩，你就懂了。”果然，到了沙滩上，看着一道道浪前仆后继地粉碎在海岸线上之后，小浪终于明白：“原来我们都是水啊！”

这些道理都源于一段话，即认识论的三大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用禅宗智慧来看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满足于现世生活，这是人的阶段；然后，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便不是人了；最后，达到看破红尘、利人利己之时，又成为随缘解脱的人也。

很多年前，我接触过冯仑兄的一位助理，交际甚广，号称三十年内国家领导中都有她认识的朋友。那天，我半开玩笑地借走了一本《冰鉴》，谈及里面的种种观人识人之术，令她非常惊讶，差点没让我拿走。这些年来，曾国藩老先生的相术的确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成功时，得益于识人之明；反之亦然。

法师们的见解自然更加高妙，他们认为，宇宙洪荒里有所谓的五眼：佛眼广大无边、法眼无所不入、慧眼地水火风、天眼高屋建瓴，至于肉眼，不过力所能及、聊尽人事而已。所以，做到心中有佛，虽不能马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但何止高人一筹呢？

第一章  经济圈

跨界不捞

很多年前，我帮一位朋友运作事情，着实花了不少精力和金钱。恰巧有次饭局，认识了在场的宿总。宿总是做批发生意的，在东北市场独占鳌头。他在酒桌上倒没说什么，笑着碰杯喝酒，一回到房间，马上跟我说，别介入这一类敏感问题之中，费力不讨好尚属其次，有时候还惹来麻烦。

后来，情况发展果然如他所料。当事人毕业于名牌大学，头脑灵活而善变，认定自己非干一把手不可，用空头支票兑现实惠，最后被他的老大打入冷宫，牵涉了身边不少人。我幸亏收手及时，只不过搭了一些工夫而已。

一次去东北出差，宿总给我接风，聊起这件事，我问道：“你是行伍出身，是不是觉得读书人都不讲究啊？”他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当兵时，至少受过不出卖战友的培训，还言道：“别说当兵的，你看木匠、瓦匠的领导人，什么时候被自己的小兄弟出卖过！”

面对我的感谢之意，他连称不敢，表示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时，省里某位官员老乡找他帮忙，他尽心尽力去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成。谁知道办成后，对方却推三阻四地不认账。宿总道：“大哥，我这人没有学问，但我吃过亏后，就使劲儿琢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犯过同样的错误。”

在商界，能“不犯二”的人极少，这需要极强的自控力和极独到的眼光。在我的印象中，同样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名人王石了，他也是当兵出身。细细品来，这二位成功人士还都有另一种可贵品质——“不贪”。宿总在第一桶金完成后，下了死命令：严禁任何形式的行贿以及受贿。凡是涉及潜规则的生意，宁可不做。

记得有一次午饭时，某上市董事长很看好他的公司，连连示好，双方相谈甚欢。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想起，便问他怎么样了。他笑着说，那天是做面子，自己根本没想过与他们合作，因为对方拉靠山、做假账，他生怕沾包。还有一个地产项目，我陪着他都看过两次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他苦笑着对我说：“跨界的钱不敢捞啊！”

2014年春节前，我们一起聚餐，席间有个人非要卖给他一栋房子，价格是省城当时房价的一半。他照样不动心，跟我解释道：“大哥，现在看是占便宜了，可那人喜欢求人办事，以后还不得老找我，别招他算了。”

最奇怪的是几年前，某大集团的供应处长在酒局上与他大卖交情，说多年来承情不少，坚持要宿总卖些大路货，算是还情。散了后，我问他道：“既不违法又不违规，这回得干了吧。”他却摇头说道：

“大哥，我们做贸易的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队伍。为了捞点下游业务的偏财，把自己的人心搞散了，不值得啊！”

多好的钓鱼台

我们参加的是第48期，时间在3月底到4月初，体改所前来学习的有老刘，以及晓琳和颖超两位大姐。地点在钓鱼台，我以前去过几次，都是些高大上的会议，菜品是接待外宾用的，精致而高档，偶尔用用可以，平时还是家常为好，印象最深的有道乌鱼蛋汤，味道浓烈而鲜美。

我到了门口，有接待的老师，电话沟通以后，带我进去发了相应的胸牌和资料，慧聪书院与钓鱼台合作多年，一直口碑不错，只要戴着学员牌照，一切OK。老刘与我用完自助餐，特别想下围棋，书院老师很友好，跑来半天也没找到。

我说没关系了，拉着老哥四处游逛，拍了很多春照，红的红、黄的黄，不愧是皇家园林。路过某号楼，我一眼看到了啤酒，拉着老刘喝了起来，略有几分酒意，回去了房间。临睡前，可能是心有不甘，老刘说起到美国，住在国青兄家里，整整下了一晚上。我反正喝了小啤酒，一边应承着，一边昏昏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俩溜溜达达地去了主会场，很是气派堂皇，我们与另一拨媒体为观摩组，其他学员分为制造组、连锁组、科技组等，彼此拉着号子：“好、很好、非常好，欧耶。”我的学没少上，这种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一时真还互动不起来。

主持人是位美女，待到主角郭老出场时，立马变得不同，仿佛所有的目光灯光，都是为了这一刻。要说这种课程太多了，什么刘一秒之流的，无非打的鸡血而已，而这位可是几十亿身家。不会游泳的教练，能培养出孙杨吗？而没挣到钱的人，能点石成金吗？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一上台来，郭老问大家早晨干嘛去了，然后说自己跑了5600米，随即调侃道：“多好的钓鱼台啊，你们就睡懒觉了？”

上午估计是情怀篇，郭老旁若无人地吟诵了《咏梅》，演绎着“零落成泥碾作尘、一任群芳妒”的企业家精神；而后是王功权的《悔商》，还有他的那首《商伦》，那是20110年大年初一午夜，郭老陪母亲在呼和浩特过年时，发出的无尽感慨，坦诚了富人对中华文明传承的责任。

九十年代初，郭老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与排在前面的母女聊天。母亲是科大博士，丈夫是麻省一类的大学老师。但前两次都拒签了，理由特简单：有移民倾向。一向以世界上最有魅力男人自居的郭老，不免柔情大发，安慰说这次没问题。也就进入了几分钟，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望着母女渐行渐远，郭老似乎比她们还无助，同时，心中升起了巨大的愤慨。什么主义之争都是扯淡，大老美对待贫弱国家，向来如此。钱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有钱人，可以壮大家族；几个有钱人，能够带动一个行业；更多的有钱人足以支撑一个国家。

郭凡生从此发奋，立志成为一个企业家，并带动更多的企业家，在无声的商业战争中，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说到这里，郭老大声发问：“现在，都谁有了美加的十年签证？”一时手臂如林。

来世不经商

体改所散伙后，一百多条枪各奔东西。继续做学问的，有张维迎、宋国青等，下海的就多了，出名的有张少杰的恒通，冯仑的万通，一时都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潮头。还有一个是郭凡生，体改所西部中心的主任，经常就西部问题给总理上帖子，他搞的那个企业叫慧聪。

春节过后，体改所总要聚一次，地点一般在春喜大姐的日餐厅。大家吃啊喝啊，主要还是见见面、聊聊天。2015年那回有个抽奖活动，由第二代主持，我与田纪兰大姐相邻，都抽到了三等奖：电子阅读器，很是欢喜。席间，郭凡生发出邀请，请老同事们观摩慧聪书院举办的第四十八期《股权激励方案班》。

在体改所，我们都管郭凡生叫郭老，不为资格，也不是说他老气横秋，恰恰相反，他是个极有激情的人，对所里的六零后关爱有加。有的老大哥水平很高，但天生闷骚，不怎么与小半辈的混在一起，郭老、南风、冠三则是例外。郭老一直以为，红小兵就是跟着红卫兵混的，有缘的，学个三招两式；笨点的，只配在后面吃土。

我是第一个离所的，1988年夏天，就去了中化海南公司，因为没下过乡，主动选择了社会实践。后来我在中农信贸易公司做了两年，南风主持恒通北京公司时，找我去做他的助手，在大华影院搞个皇帝歌舞厅。但刘哥在农信总部组建资金处，建议我去他那儿发展，考虑了多种因素，我去了农信。

做了资金，平台确实不一样了，我曾找过少杰师兄，想合作点啥，他说暂不需要。后来万通创业的老班底张哥找我，抵押了好多北京万通的股票，做了一笔融资，后来那抵押物被好多人瞄上，冯仑与王功权没少为这事操心。

张哥在八达岭搞了块地，不到两万亩，有回老潘聊天，说总闲着也不是事，割出了靠近公路的一块，做了那个“长城脚下的公社”。剩下的想做探戈坞音乐小镇，知道我音乐圈比较熟，拉我进去，做了大半年的副总。有一天，IDG一帮合伙人来项目考察，郭老也一起来了，可能是慧聪上市的缘故吧，他们之间很熟，我只是做个向导而已。

再见郭老，多数都是在体改所聚会的时候，对于他的提议，我当然很动心。一是股改这事确实是未来的主旋律之一；二是五万八的学习费用全免，干嘛不学习一下，反正也是闲着嘛。经商多年了，神经早已是大条无比，可当我听到郭老在台上，吟诵功权的那首《卜算子.悔商》时，仍禁不住心潮澎湃：

“暮照放残花，落叶飞潇雪。悔用青春图富华，酒醉清秋节。

来世不经商，只愿心如月。淡雅清高任缺圆，默默挥长夜。”

伟大的夫妻店

郭老这个人看问题，喜欢一针见血，眼见别人进死胡同了，他却可以在针尖上跳舞。当兵后，他考入了人民大学七八级，那是个精英团队，退休时，没弄个副部长当当，都不好意思出来见同学。做学问的，自然多是周其仁、白南风之辈，至于他自己，只是笑笑道：“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赚钱和考大学了。”

觉真长老曾任香港僧伽学院执行院长多年，与很多富豪打过交道，认为富人与有钱人是有一定区别的，应该包含精神的富有。一次，觉真长老在开示里提到，香港富人大致有四个方面：一亿美金的家财；在专业会上不说外行话；具有某较高品类的收藏；最为重要的，需要懂得欣赏古典音乐。

郭老的视角又有不同，认为有钱人代表了某种生存状态，而真正的企业家，应具备三大特征：控制权，并且一定占有相当的股权；领导权，参与把握实际的经营；企业家精神，具备理想和负有相应的社会责任。

显然，国企很难有真正的企业家，因为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只是受托管理者，缺乏相应的企业家地位，说白了就是保姆。那怕那个国资委，也就是个物业委员会，个别负责人侵害业主利益，已经被抓进去了。外企也是这样，即便花旗银行总裁，也只是打工的，不在慧聪研究之列。

在这个意义上，慧聪书院主要针对家族企业，指通过一个或几个血缘关系清晰的家族所掌控的企业。福特、微软、可口可乐等都算，万向、百度、慧聪也是。这些企业都有上述三大特征，只不过社会化程度不同，比如沃尔顿家族的股份，可能还不到1%。

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是哪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林青霞。郭老语出惊人，断言是夫妻店，不仅百分之百控股，还有着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效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会计与出纳、采购与库管、经理与厨师都必须分岗，而进货、库存的老板娘，还负责白天待客、晚上数钱，谁又会担心所谓的贪污问题呢？

夫妻店是标准的中国模式，不仅效率无比，而且是用生命经营的典范，这个庞大的群体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底座。亲情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最为体现效率、彰显公平。钱不够，家里凑；水平低，靠勤劳；受挤压，用命抗。

郭老一谈到这些，立马迸发出激情，说起第一桶金、说起创业，最支持自己的还是亲人。慧聪正是在亲朋好友的无限信任与力挺下，发展到今天的，如今已完成了家族接班的问题。在他的实践、呼吁和总结之下，国外多家商学院都开始研究夫妻店的案例。

但是，夫妻店只是一种特例，解决了效率，却解决不了规模问题，让一个煎饼摊做成沃尔玛，恐怕比从北京走到月球还远。夫妻店如此，连锁店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么多学员聚集到了钓鱼台，郭老宣称：“这五天，我们就学干一件事：做大、又不失效率。”

正确的废话

课堂上，郭老讲了一件事情。有一次回内蒙，某官员朋友谈起，不久前，一位著名商人在车里自焚的事件，不乏讽刺口吻，郭老当时就急了，愤然反驳说：“与背着现金跑路的温跑跑相比，自杀的企业家更值得尊重；还不起钱，但我还命。以命相抵，这是最血性的古老传统啊！”

数百年的商业实践表明，如果说职业经理人是保姆的话，家族企业老板则是母亲。体改所下海了很多人，打工的少、创业的多，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很多事是逼出来的。刚离开时，郭老曾应聘一家国有企业，第二天上班之前，在自己的简陋书房里，想了很久很久……

形势比人强，有些事情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你必须那么做。郭老最终选择了创业，创建了慧聪，带着七八条枪，东征西讨。二十年的光景，打下了偌大的一片江山。郭老如此，冯仑如此，黄永山也如此。在野蛮的环境下，我们只能自己生长。

有回见面，一个朋友找我贷款，揉着自己的太阳穴说：“煎熬啊！”啥叫煎？就是放在油锅上，来回地烙；啥叫熬？就是在水中，长时间地煮。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如此，他们多不是显赫的官二代富二代，也不是课堂上书本里教育出来的，他们都说煎熬后的幸存者。

在《头脑风暴》节目中，讨论到某个问题时，一个商学院院长对郭老等八位企业家嘉宾说：“郭总，你们来我们学院听几天课吧，什么就都明白了。”哥几个不由得笑了：商学院也就是给我们培训职业经理人的地方，用我们的经验编写案例，借以赚钱，反过来，还要当面嘲笑这些企业家是无知的。现场，虽不至于群起而攻之，都觉得这哥们有点过。

其中一个企业家开始发问了：“这样吧，我们去你们那儿，会是个好教授吧？”院长想了想，不由得点头：“会的。”企业家说当然，且不论我们各自的修为，单以我们亲历者的身份，为学子们讲讲商战，肯定没有问题。继而再问：“那么，请你们的教授来领导一个企业，一定会成功吗？”院长哑然。

老虎的成功在于，有能力经营自己的地盘；老鹰的策略则是，寻求与成功者分享果实。企业家老虎固然要尊重知识、善于学习，而教授老鹰更要尊重那些善于实践的企业家，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同学聚会，一位搞研究的几次无理诘问高德地图的创始人，后者虽不予理会，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社会上有些人倒不一定是仇富，但总希望企业家具有雷锋的精神、焦裕禄的工作态度、再加上比尔.盖茨的慷慨，而这并不现实。同样的人物还有郎咸平，捞得钵满盆满，也就罢了，却总对大陆企业家说三道四。终于有一天，某企业家在电视上公开回击：“你是正确的，但你那是正确的废话！”

另损法则

企业制度是指为完成利润最大化而制定运行规则，包括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前者是做什么、怎么做，采取效率规则；后者是为谁做，体现分配规则。在工业社会，所有权与运营权是分离的，即股东委托职业经理人去运作，这种模式简称代理制。

代理制下，双方都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但是作为假设经济人，也各自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说白了，老板想投入少、产出大，员工想少干活、多拿钱。从搞研究到做老板，郭凡生对代理制知之甚深，认为走到了今天，已经是无解了。

常规的做法，都是从管理入手，抓执行、重细节、调薪酬、讲文化，但是，这些都是形式，缺乏现实的动力。慧聪书院已经搞了上千个案例，郭老说：解决企业制度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激励制度的顶层设计。

郭老有书生情怀，当然就有研究偏好，慧聪掌门人不秘制几套独门武功，门下弟子又如何能横行于企业江湖？其中两大绝活正是臃员定律与另损法则。

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通常有三种选择：让位；任能；配俩助手。显然，他会找尽借口，达成第三种。与政府的帕金森定律一样，只要是靠间接管理的代理制企业，以分工、协作为借口，部门总是越划越细，人员越来越多，效率却越来越低。这就是臃员定律。

某家加工企业股改，郭老带着几位书院的老师前往，刚一进门，老板率十来位衣冠楚楚的中层前来迎接。逐一介绍完毕，郭老心里一乐：得儿，臃员来了。在股改过程中，郭老逼着老板清退了20%的臃员，其中首要的就是那些中层们。难啊，难更得办！结果，那家股改效果出奇的好。。

代理制下，老板总想让员工多干活、少拿钱，员工则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出现了某种状况：想方设法在某个环节上提升效率，虽然达到了结果，但是，一定会有另一环节的效率损失，这叫另损法则。

一天晚上，郭老一行去车间考察，老板大赞那位加班的工人，精神啊措施啊等等。郭老立马把他打住，毫不客气地对这位弟子说：“忘了另损法则了？你算算一个人加班的贡献，抵得上全车间几十盏大灯的电费吗？”老板看着灯火辉煌的车间，顿时傻眼了。

最腐败的是老板

第二天早晨，郭老还没到位，气氛早已经热烈非常，各个组为了积分激烈地竞争。郭老有的是经验，一上台，开宗明义地发问：“在座的学员，谁今天还公司坚持上班？”举手的也就四分之一。于是，他叹道：“一年前还将近40%呢。”待再问：“与员工一样，准时打卡上下班的老板举手？”台下顿时寥寥无几。

郭凡生认为，家族企业由小到大，已经顶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以上江山，但自身的问题也不少，其中有三大死穴：经营问题，如做不大、留人难、缺品牌；传承问题，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最严重的当属老板们自身的自大消极，或者叫集体腐败。集中表现为四句话：企业领袖政治化，家族企业国营化，老板无理常缺位，五毒俱全真腐化。

学员们当然有不服的，啥叫五毒俱全啊？这说法有些过吧！台上的郭老早就备有应词。这里的五毒是指：一是四处游学，回去乱改；二是打牌炒股，不赌不快；三是追儒尊佛，拜神求怪；四是鉴古收藏，艺术奇才；五是日日高尔夫，天天球杆带。

在座的有那么几个老学员，没听够，除了让部下或孩子来听，自己也是得空则来。郭老跟他们很熟了，以师徒相称，一一点名后，颇有些敲山震虎的味道。最后，郭老绷着脸，斩钉截铁地说：“老板如果缺位，给多少钱，慧聪也不去为他股改！”

在股改班上，慧聪书院显然是精心安排了，每每插播股改过的企业视频，而且一到兑现分钱的时候，特写镜头就多起来，激动的表达配上昂扬的音乐。不得不承认，当劳动得到承认，当一个人抱着几百万现金的时候，没有人会依旧淡定。画面昭告学员老板们：和员工共享劳动成果多好！

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的是代理制，就是所有权与运营权分离，西方老板安心做股东，中国的民营老板仍兼着董事长，乃至总经理，而代理关系是一样的。郭老认为，这种制度已经产生了全面危机，即管理制度与激励制度的不对称。啥意思呢？就是管理效率已经走到头了。

企业遇到问题，一般都在管理制度里打磨磨。战略、细节、文化、技术、品牌、人力、财务、执行力等等，按到葫芦起了瓢。实际上，激励绝非工资、奖金、福利、持股那么简单，作为一种制度，是与管理制度匹配的，是企业的内在动力。简单说吧，就是劳动被承认的问题，马克思早有论述。

资本投入是可测算的，增值部分必须与劳动者分享，而且还要把大头让出去，这种制度就叫共享制，也是慧聪书院股改的核心所在。哈哈，说简单、很简单，说不简单，整整五天掰词这事，我这个经济学博士都不敢说搞明白了，但知道互联网经济就是这么成功的。

提问时，有学员说，不就是企业利益最大化吗？把蛋糕做大后，给大伙多分点。郭老说对啊，但具体到某个蛋糕，怎么做大、如何分，里面学问大了，光靠方法是不够的，还得有经验。郭老说：“股改时，一定避免关注细节，要用杠杆。”

听着，是不是有点玄乎？

咱不说它了

同屋的老刘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当年体改所微观室主力，在企业研究方面非我所可比拟。学习中，他对慧聪股改的理论依据，以及企业分类等都有不同看法。可能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这个社会室的倒无所谓，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达到预期效果，那就行了。

慧聪的定性是，所有企业都叫家族企业，凡是股东所有的，叫家族化；凡是其它所有的，叫社会化。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所属状况，分为六种类型：伪家族企业，国企；经典型家族企业，大排档；职业型家族企业，多数民企；创业型家族企业，初始网企；社会型家族企业，上市网企；无主型家族企业，大摩。

郭老对国企颇不以为然，说是不在慧聪的研究范围内。我在台下品味，觉得他的点评实际上很精准。在三权中，国企所有权是社会化，而经营权和收益权都是家族化，这意味着，产权是全民的，就和是空气的差不多，代理层近乎可以为所欲为。从这个角度，可以定性为伪家族企业。

如此说来，管理方式有四种：自己的东西自己管，如个体店，规模做不起来；自己的东西别人管，股份制等；别人的东西自己管，国企；别人的东西别人管。政府与国企相互渗透到什么程度，早已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了，缺失制度性保障，以权谋私绝对是无法避免的。朱元璋当年杀了那么多人，顶用了吗？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建立了三部曲。八十年代通过经营承包搞活，九十年代以6000万个人下岗、几万亿不良资产剥离为代价，脱困而走上产业发展道路，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企越来越垄断，干脆退出了竞争领域。讲到这，气得郭老直挥手：“咱不说它了、咱不说它了。”

至于跨国公司，可叫做无主型家族企业，即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全部社会化，比国企也强不了多少。郭老在长期的观察和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一边是平庸化，一边是无限贪婪。奖金高于盈利的情况，司空见惯不说，有一次，七家银行拿到1700亿救济金后，管管们竟然给自己发了200亿奖金。

郭老是个爱国者，这是他做事的最大动力之一。一般人把高盛、大摩看得无比高大上，他不仅不以为然，还说其实它们比国企还腐败：华尔街是世界最大的腐败之源。在台上，郭老叉腰而立，大声疾呼：“中国的老板们，别把哪些庞然大物看得多了不起，凡是腐败的东西，最后下场都是不打自倒。”

他认为，跨国公司最大的失策在于只有身股、没有银股；而国企是产权不清晰，没有人对产权负责。郭老指出：“第一种国企和第六种跨国公司不在慧聪研究之列，因为它们都没有人格化。”

晋商情节

1982年，郭凡生人大毕业后，回了内蒙政研室，当时的领导是刘云山、田聪明等人。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档案，在田的建议下，他开始研究了大盛魁，发现蒙古最大的垄断企业是个晋商。

作为制度研究者，郭老从大量文档中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银股和身股。东家拥有银股，可继承、转让、抵押，掌柜是身股，三四年分一次红，好家伙，一次成千上万两，比做知府挣得多伙计是工资加奖金，干得久了好了，也有点身股，而且有做掌柜的希望。何况，山西人同源同宗，更加抱团取暖。

从下海到今天，郭老在他的慧聪集团一直坚持学晋商，即管理团队分红70%，单一大股东分红不超过10%。他总爱说一事：创业那会儿，有位营销经理分了几千块钱，第二天却不见了。郭老奇怪啊，就派人找他，真相是：那家伙回家后，一宿没睡着觉，认定是会计算错了，索性溜之大吉了。

从街边小店到商情服务商，慧聪8年没有融过资，1998年10月，慧聪在身股基础上，完成了银股改造。2003年12月7日，慧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时，同时，为员工制造了126个百万富翁。2014年成功转到了主板。郭凡生真正成了大富翁。

他回忆了1975年春节，当兵回家，用每月6元钱，攒着买了两瓶茅台酒。直到三年后考上了人民大学，爷几个才高兴地把酒喝了。郭老说，慧聪连上台阶，他手里的钱越多，越会像对待当年六元津贴一样认真，对股东像对老爸一样负责。现在市值超百亿，连续三年利润翻番，他跟台下的公司年轻人说：“咱来他个四连百怎么样？”

培训第二天，辅导老师刘忠侠再三嘱咐：晚上很精彩。我们坐定，原来是看《郭说乔家大院》，台上是郭老继续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在外留学读书，让他当上了姥爷。侄子郭江很能干，那时有创业想法，郭老说得了，拍拍晋商吧，于是有了电视剧《乔家大院》。

郭老身着中式服装，据说是学员送的，所有学员都叫他师傅，那种发自肺腑的样子，让我们这帮老哥们很是羡慕嫉妒，恨不起来。有一次，郭老请男演员们喝酒，女的一个不带，胡玫也不行。席间，陈建斌较劲儿，说乔其庸这个人亦学亦官亦商，咋演啊？

郭老笑了，说道：论学，咱是进士；论官，咱给皇帝奏过折子；论商，咱可是上市公司老板；论影响，咱是跨国界的。无论怎么比，咱也不比乔其庸差啊！说到这儿，郭老起身拿模拿样走了几个来回，拉着陈建斌，边比划边说：“你就照着我的精气神来演，保证错不了。”

别让员工出一分钱

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发现学员们都是不小的老板，大多是商贸、超市等连锁企业，面临着一做大就闹心的情况。在我们48期，上市公司好几家，郭老随意打招呼道：“你们几个小子，怎么又来了？！”明白了身股和银股，再加上期权等手段，股改这事多清楚啊！

可一操作，立刻陷进了左右为难的局面，老板周围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没有更多的好处，是不会说好话的。慧聪书院没有半点藏着掖着，直接把股改的核心内容“七定”方案，印出来、讲出来、教出来。签订合同后，团队马上进场，与企业一起做方案，第一期三年，然后是第二第三期。

七定是：定君、定位、定岗、定类、定量、定人、定规。这是很严密的一套操作体系，定君是前提，定位是基础，定岗是关键，定量是核心。经过了多年实践，书院对于七定，已经到了规范化定量化的程度，每次股改都有专门的团队前去指导、跟踪、解决。

慧聪对股改企业进行了分类：资合、人合。资合是指资本主导，而且拥有非市场的垄断权。比如，保险、银行、汽车等；人合是劳动占主导，如科技、连锁、中小制造等。中间差不多的叫资人合，如大型地产、大型制造业。慧聪股改主要针对人合，但上市以后，就成了资人合。

据我观察，目前成功的案例，都是郭老亲自上手的，以后忙起来，真不知道他能不能分身有术。不过，可以在网上买一本他的书：《中国模式——家族企业成长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郭凡生著。

慧聪书院办班，收费还是很高的，所以，精神层面贯彻始终，但多数时间还是花在技术探讨上，就是说，都是干货。郭老谈了几个要点，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老板缺位的企业不能股改，因为老板是执行者，他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改个屁啊。

还有是分出关键岗位、重要岗位，一次股改主要是业务层面，把浪费管住，效益就很大了。管理中心一般放后一步，里面很多技巧。家族企业的股权分配极为敏感，有亲人、能臣、功臣几种。亲人，按血缘和贡献分；能臣，按职务给；功臣以福利和荣誉为主，可以给点，提升为能臣。

我印象较深的一点，是郭老的反复强调：“无论怎么改，都不要员工出一分钱，这是深刻的经验啊！”

定人与分钱

上一次见郭老，是随着老崔、老刘、小鲁几个，在书院侃大山之后，去了眉州东坡。这家酒楼开了60家店，股改后48家盈利，估计现在更多了。据石晓雪老师说，这家的合同签的多了，几百份不止，涉及到钱和人，必须用法律固化下来，容不得半点马虎。

慧聪的做法是：工资与职务挂钩；股权与聘用挂钩；分红与股权、利润挂钩。郭老说：“薪酬只是老板的要求，股改把这种要求变成了追求。”慧聪常用交叉分区法和平衡卡，对于参与股改的岗位负责人，用一种团队利益平衡卡来测算，并强调原来的薪酬绩效体系不变。

七年股改了上千家企业，慧聪的经验可谓丰富，郭老告诉学员们，定人的四大原则：1、最好用在培养的人，了解；2、最好用原岗位的人，稳定；3、最好用职务低的人，感恩；4、最好用穷人家的孩子，苦大苗红。

老彭是我研究生院同窗、体改所同房，最爱一起聊天打屁。对于我过去管企业的宽严失度，很是不以为然，说帮会人物都懂得“升恩斗仇”。就是给一斗米，人家念念不忘；给一升米，人家等着下一升呢，没准结怨了。

股改最难的是分配的“度”。各个老板都是勤俭起家，一般不会小气到那儿去，否则也做不起来；不过，自己嘴里的肉，吐出去给人，老板愿意，身边人还不干呢。郭老认为，“给多少”看似数量问题，根子还在文化。这杆秤在心里，而不是在手里。

学员们经常问郭师傅的问题有四个：1、利润都给出去了，企业怎么发展？回答：不给的话，又怎么发展。2、没利润怎么给？回答：没利润就别办企业了，改行吧。3、家人不同意怎么办？回答：那就别给了。当不好家长，也当不了老板。4、给是给了，但心理不平衡咋办？回答：那也别给。强扭的瓜不甜。

天津文光集团是家五金销售老企业，在天津开了30多家连锁店，依旧老板一支笔，小马拉大车的套路。董事长年事已高，却热爱学习，花了几十万咨询费，都打了水漂。2009年进了慧聪股改班，感到遇见了真佛，立马开练。你还别说，当年翻番，2011年利润增长到1607万，比股改前净增4'2倍。

郭老亲自去了一看，遍地都是钱，越没积极性、越浪费。他给留下了26家门店，实行二级核算，身股比例为：企业4、店长4、员工2。全面实施模拟老板制度。那年春节，郭老一行去考察，发现店长一家正在店里煮饺子，聊起来，一口一个我的店，还服务上门，直接送货到工地。

文光股改了二期，轰然而起、戛然而止，为嘛？定君出了纰漏。三个儿女分文未出、啥事不管，却占到54%的股份。由于家庭起了纷争，文光最终胎死腹中。

惜乎哉！股改。

天下有雪

股改班安排紧凑，每次休息都有问卷，搜集整理学员们的问题。而且很注重学员之间的互动，包括人与人、组与组。有次在屏幕上，是一幅小马拉大车的画面，车是企业，马是管理。郭老提问，在这种不胜其力的情况下怎么办？一位学员站起来，说了半天，大意是养马；另一位很干脆：换马。接下来的讨论表明：养马太慢，换马太难。

大家花了这么多的钱，费了如许心思，齐齐把目光对准了台上。郭老一笑，抬手一点，换了个屏幕，原来答案是车马阵。马小车大，部分原因是坐车的多了，卸载本就是要义；如果再齐心协力拉车，组成车马阵，自然是勇往直前。先卸载、再齐心，本就是共享制股改的要义。

康臣药业属于人合型，准备上市又具资合性质，当时业绩下滑，搞得股东苦恼不堪。决定慧聪股改以后，他们故意留下了8家最好的大区，以备万一。结果很打脸，股改的增长是未改的2.5倍，股东只好承认现实。郭老却笑着说，一是没积极性，二是留一手了。2013.12.19，康臣药业在港主板上市，市值49亿。

少将出身的董事长千恩万谢，只做过班长的郭老心里美啊！人生得意，也就是如此吧。有一次，内蒙老友的几个孩子来书院拜师，郭老一看就来气了：神圣的书院门前全是豪车。他说：“回去告诉你们爸爸，我这只教挣小钱的，教不了开百万豪车的。”

云南云之城美业集团经营多年，2012年股改后，店长变身40%的银股，还有10%身股，一下子扩张到21家店，受益大增。不过美女老板说：最开心的还是找回了而已，帅哥从股改爱上了企业，已顺利上位。

所以，富二代也是出息的居多。书院的几位女孩子都是留学回来，见家里股改甚好，跑来书院当了老师。郭老牛哄哄地喷人家：“你们想叫回去接班，还不一定请的起呢。”有天下午，书院石晓雪现身说法，历数家族股改的坎坷经历，以及自家的心路变化。这孩子本就靓丽，那天更是光彩夺目，不知亮瞎了多少爱慕的眼睛。

后来微信上，我跟晓雪老师说：“您网名干脆叫天下有雪得了。”小姑娘拍手称快。

缺位等于缺德

2009年第三期股改班上，郭老发现有位学员格外活跃，唱公司的歌、跳公司的舞，可就是感觉总有点不对劲儿。一问，原来是个听课控，一年之中，有8个月在外游学，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再一盘问，身为董事长总经理，他已经三年没有拜访过客户了。

郭老有经验啊，知道老板缺位的三个阶段：职务缺位、能力缺位、心理缺位。发展到了某种瓶颈，老板就有了厌烦性，开始不到位了；进而力不从心；最后不自信了，直至求神求仙，这时企业基本没戏了。

慧聪的药方也不复杂：先归位、再股改、重拾信心、完善人格。这种人怎么治呢？郭老有绝活啊，每天早晨跑步前，都打电话催他上班，还让他写个保证书贴在墙上：保证归位，一马当先，再也不去四处听课了。可想而知，企业很快走上了正轨。

这位老板也有办法，你不让我去别的地儿听课，慧聪书院总可以来吧，而且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收获，弄得郭师傅对他也没辙。听到这儿了，在场的人都搞明白了：对于企业来说，老板就是帅旗，就是士气，上不上班影响太大了。有时候，企业家缺位，等于缺德啊。

郭老有中关村情节，过去每次路过电脑大厦，被堵得无可奈何。现在呢？说到这儿，他甚至有些眉飞色舞，告诉司机：“开车专走那儿，门可罗雀喽。”中关村死在谁手里？当然是电商，当当、京东、淘宝。当年麻雀一样的东西，已经长成了凤凰，俯视着这片商业废墟。

研讨班上，每次讨论方案，都有提互联网的，每个学员都有疑问：互联网+，咱加什么？郭老是干这个的，门清啊。一一解答之后，他毫不客气地说：“传统行业触电是找死，不触电在等死！”那到底怎么着啊？郭老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神态，给出的答案当然还是是股改。股改怎么改呢？嘿嘿，请慧聪书院啊！

总之，互联网的根本在于制度：只有共享制，才能搭上时代的列车。

企鹅帝国

2009年底，马化腾花4.8亿元购得香港石澳一处房产，不久申请重建，计划有四层大屋及泳池和池塘。对于身价470亿元的他来说，钱构不成压力，喜欢豪宅只是个人偏好而已。另外，腾讯大厦高达39层，建筑面积86000平米，驻扎在此的腾讯公司，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企业，即时通讯、门户、游戏、电子商务、搜索等无所不做，什么赚钱来什么，搞得竞争对手“望企鹅而生畏”。

1971年10月，马化腾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父亲马陈术是南下干部，后任海南八所港务局副局长，1984年被交通部调来深圳，在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岗位上退休，传说与老乡李嘉诚家族有些交往。马化腾1989年考入深圳大学计算机专业，成绩不错，毕业设计是一款“股票分析系统”软件，当时卖了5万元现金，毕业后，进入润迅通信公司，从软件工程师做到了开发部主管。

认识了网友丁磊、求伯君等人后，大家都很投缘，善于学习和模仿的马化腾，眼见外乡人都做起来了，屁股再也坐不住了，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张志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五人，搞起了腾讯公司。注册的五十万元人民币主要是马化腾出的，据说是炒股挣的钱，名字是马父起的，法人代表由母亲黄慧卿担任，直到风险基金进人时，才换了回去。马化腾出的钱多，但只占47%的股份，保留最终话语权。哥五个从创业开始，携手至今，也算是业界的一段佳话，当然，每个人的身价都不是一般的丰厚，张志东2013年的身价就达到了220亿。

马化腾从来不印总经理头衔，用工程师身份四处出击，做网页、设计程序，啥业务都敢接，开发即时沟通系统时，他们模仿的是以色列人，为了怕打官司，才把这个软件改名为QQ，这个小企鹅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女孩子们。2000年初，盈科数码和IDG试水220万美元给腾讯，同时拿走了40%的股份。

后来，互联网的冬天到了，小企鹅怎么也喂不饱，IDG就张罗搜狐和新浪去收购腾讯，马化腾与古永锵、汪延他们都谈过，就是阴差阳错的谈不拢。最有意思的是，腾讯差点卖给了广东电信，开价100万，人家只肯出60万，一怒之下，哥几个说：我们还是自己养企鹅吧。当时，马化腾做了两次腰椎手术，感觉已到了创业的末路。

很多人都说，救了许多互联网企业命的是移动梦网，中移动实行手机代收费分成，腾讯等开始做短信，迅速实现了盈利，同时注册用户量开始逼近亿级。一路杀将过来，腾讯开始疯狂的模仿，谁成功模仿谁，包括网络游戏，2003年纯利润达到了惊人的3.48亿，顺理成章，第二年6月16日，腾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IPO净收入为14.4亿港元，马化腾持有14.4%的股份。

马化腾说，他和太太是在QQ上认识的，相互聊得很开心，认识3个月以后，约在北京见了面，随后成家，又有了孩子，这让小马哥很踏实。

这些年来，腾讯与同行们起了不少纷争，主要是10多亿的客户量太厉害，学什么成什么，直接抢了人家的饭碗。不过，2013年的“三马同槽”改变了这种情形，马云和马化腾亲自为老大哥马明哲网上卖保险，联手成立了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阿里巴巴持股19.9%居首，平安、腾讯分别以5%并列第二，还有携程等六家小股东。

三国时，曹孟德梦见三马同槽，而不惜杀掉了马腾父子，孰不知，真正颠覆曹家的是司马懿家族。在全球金融危机格局下，深圳三匹马对保险业已然露出了森寒的獠牙，只是不知道今后倒霉的会是哪些人？马化腾很喜欢电影《帝企鹅日记》，说道：

“企鹅是一种可爱的动物，在它他身上集结了爱、勇气和冒险的精神。”

买车买房、接来爹娘

股改班第三第四天，是参观及分组讨论，先在组里PK，都是干连锁的，选出一个最优方案；再在第五天宣讲，接受助力台的提问，及理事长郭老的点评。我上午有事了，下午赶上了丹东希悦。果然大开眼界，十分过瘾。

希悦是蛋糕连锁店，一条龙经营，现有门店20家，想通过股改跳过衰退期。老板遇到了强大狙击，先是问名字，说有两种报道，以前有顾忌吗？后举例几处数字错误；再列出技术性的矛盾；最后呼吁台下的股东大会否决之。

虽是模拟，却火药味十足，学员们显然是进入角色了。郭老自然是化骨神掌，说数错了，那怪董秘，行业具有扩张性，付店长属于人才储备······郭老说，员工打工，就是为了自己。没必要搞得复杂。他还引用了河南一家股改企业的口号特入心：“当好店员，争做店长；买车买房，接来爹娘。”

成都吴总在一家大品牌干了7年，2004年出来单干，代理东鹏陶瓷。他做得中规中矩，想通过股改提升。为了赢得理事长的好感，他还不忘对股东大会，引用了一句《慧聪商情》的老话：“不管金杯银杯，只要口碑。”

到了理事长点评环节，郭老说道：要给店长定价权，取消零售经理的身股；要改就三年，两年只会只种田、不施肥；肯给钱是对的，但态度和思维没跟上。陶瓷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南京的面对面，股改后，销售率提高10倍，现场70多人在讨论方案。成都东鹏花了那么多钱做样板房，为什么不在设计师上做文章？

瓷砖品牌并非最重要，耐用即可，重复使用更好。六零后买，还要去亲手摸摸，八零九零后会吗？去了是给面子，转身就去网上订了。一块瓷砖，成本1元，代理商1元，卖场1元，凭什么？

在垄断又过剩的新常态下，居然之家和红星美凯龙还在开新店，入住率已经只有20%了，有人对此评价说道：“它们的阳寿，恐怕只有三年了！”

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

我的硕士与博士学位都是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的，之间相差了17年。由于地点在东郊的西八间房，我们一干踢球的兄弟，搞了一家八间房咨询公司，做丛书、办讲座，更少不了踢球、喝酒、打打牌。2008年，研院30周年大庆，哥几个一琢磨，搞个采访吧，编撰成书，算是给母校献礼了。

一拿到名单，好家伙，一百一十多位的在职副部以上，我们分别找了几位，如建行董事长等，都说是好事，都不方便参与。后来选了30位，分为经济与人文两部分，叫什么名字好呢？在某家咖啡馆，我同学老魏说：“三十年三十人，挺切题的。”副标题是我给加的，上卷为《指点江山》，下卷为《激扬文字》。

具体事情都是喻建欢张罗，辅助的为唐磊、汤铎铎，采访谁呢？文史哲类的很方便，唐磊一直就熟，周国平、徐友渔、汪晖，还有我的高中同桌许宏，他们说没听说过啊，我说快了，搞先秦断代的。经济片的也好办，华生、樊纲、张少杰，还有后来读博士的冯仑、汤世生。熊晓鸽比较特殊，本来是新闻所的，却成了投资银行家，也放到了上卷。

建欢有次说，华生老师不怎么积极啊，结果少杰说：“我来打电话。”一下子搞定。但我总觉得，分量还是轻了一点，社科院经济各所人才辈出，扛鼎的人物怎么也得是四君子那个级别的。我就找了老领导尹兰天，那时办《走向未来丛书》，什么人不认识啊。再一问，嘿嘿，与黄江南老师北大附中同班同学。

江南老师很好说话，说起来如数家珍。在上山下乡那会儿，他就对国民经济问题多有思考，比如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的事情，结果给总理汇报，当时统计局长当场就拍了桌子，那位也是经济所出来的。但总理从善如流，坚决给年轻人机会，过了几年再看，朱嘉明与黄江南对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误差不过百分之一，比统计局准确多了。

还有宝钢问题，全国人大已经开会给否了，他俩随导师马洪旁听，怎么都感觉不对劲，回来反复测算。后来去了岐山家，给当时主管经济的姚副总理谈了想法，姚听得很细，要了书面的东西，向总理做了汇报。最后，人大再次开会，强说歹说地过了。江南老师说：“宝钢如果下马，中国钢铁业哪有今天啊！”

八十年代初，结果十年洗礼的一批年轻人非常活跃，虽然各地都有，但北京处核心地位，他们一心想把国家搞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其中四位一起讨论、一起发表文章，被圈子里称作“四签名”，社会上尊称为“改革四君子”。更由于特点不同，有心人总结为：“翁永曦的嘴、王岐山的腿、黄江南的想法、朱嘉明的笔。”

张少杰师兄高我两届，也是我体改所的领导，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子。有一次跟总理汇报，习惯性地说了一句：“紫阳，你不懂……”全场顿时一片安静。总理跟没听见似的，鼓励地说：“嗯，你接着说。”这事当时影响特别大。《三十年三十人》出版不久，少杰就走了，他的访谈排在江南老师后面，建欢问我叫啥题目，我想起来了聊天时师兄的那句话，言道：“按少杰的意思就叫，我们太想改变这个世界了。”

都变成遥远的回忆

股改班一共五天，3号晚上终于结束了。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我以为上完课就差不多了。没想到，培训继续精彩。慧聪书院设计得很职业，可以说丝丝入扣。带着问题来，揣着信心回去，到这还不够，股改方案通过了，利润提升了，企业上市了，那场面您经过吗？所以，今晚全套模拟。

先是一个酒会，男女嘉宾都身着正装，在门口排队等候。我身边没熟人啊，礼宾示意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那就甭客气了，我请了一位气度雍容的女企业家一起，相挽而入。酒会上，大家彼此彬彬有礼，碰杯相问，很多人与郭老合影，反正他是主角嘛。

而后进入宴会厅，人们按照标签，分桌而坐。我们体改所几位都坐在了右侧前台，显然是郭老关照的结果。钓鱼台套餐本就闻名天下，何况郭老特意备了蓝带高度啤酒，酒精度19，颜色都发黑了，上回喝过一次，是我的最爱，郭老心细如发啊！

结业酒会自然离不开表演，那天忽然出现一位神秘嘉宾，满头白发，拿着话筒，唱得比专业歌手还有范儿。他叫高逸峰，曾是海口望海楼歌舞厅老板，现在安徽老家开一家包子铺。由于他和周立波对过话，多数人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

高先生的失败很典型：盲目投资到工厂、矿产等项目；团队里矬子拔大个，分公司失控；人才流失严重；资金链断裂后，彻底崩盘。而后，这位当代伍子胥一夜之间，愁成了白头翁。但是，高先生没有倒下，哪怕一间包子铺，一样用心做好。此刻，全厅里都回荡着他铿锵的歌声：“曾经拥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渡过半生，今夜又重经风雨······”

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一项项颁奖，我正美滋滋地喝啤酒呢，忽听到喊我的名字，要上台去颁奖。这倒没啥好准备的，我按程序逐一做过，然后表达了对书院的祝福、对郭老的感谢，还有对此次股改班的终生难忘，最后送了所有人两个字：“开心。”演唱、合唱、跳舞、照相，我望着快乐忘我的人群，暗暗思索：正能量才是生活的希望所在啊！

记得有天上课，忽然，钓鱼台的一位女处长上台讲话，大意是隔壁有贵宾，可能给学员们带来不便，请理解与配合。她走后，郭老倒是直言不讳，说是美国财长来了，去隔壁小厅见总理了，而我们继续在大厅不动。他说：“这是进步，是政府对企业家的尊重啊！上次希拉里来，我们可是换地的。”

是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在变。哪些攫取、贪婪、自我的商业标准，已经改变为共享、尊重、利他，这是大趋势，不可逆的。

有意义的事

我们这拨搞企业的大都佩服王石，人家的功与德摆在那儿，没人可以超越。先是搞了一个叫房地产的行业，当后来者陷入利益酱缸时，王石既不去赌场、也绕过大会堂，却抽身去爬一座座世界高峰。日前，更开风气之先，自费去哈佛学习，居然还忙得不亦乐乎。一帮兄弟只好望着那远之不去的背影，自叹弗如。

在我眼里，王功权同样了不起，据说也去常青藤补脑了，微博上常发些议论，如：“一中国人在纽约州法拉盛区生活，办了一汽车驾校，主要为华人服务。后来他做假，代填表格，比正常交100美元的多交350美元者，不懂英文亦可发得长途汽车驾照。某获驾照司机驾车出事案发，该人被诉，获刑20年并被罚50万美元，破产。”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一哥们在美国开了几家按摩店，开始挺赚钱，慢慢就走下坡路了。一次店里把一位老头给按死了，被罚了好多款；第二次是偷税漏税的事，其实这是国人的习惯性动作，但老美就重视了，禁足了他一年，最后妻离子散，只好回国另找机会。那天酒后，他感慨道：

“美国对信用管理的得太严了，根本不给改错的机会。”

微博上泥沙俱下，不知怎么盯上了一位老太太，历数这位任届最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所经的风风浪浪。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丝异数而已，未尝没有喜感。我听说在当地有这么一件事：为了抢时间，司机遵嘱逆行，被拦住后，老人家摇下车窗，批评司机道：“平时就告诉你们要守规矩。”当地警察一看她在车上，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请赶快走吧。”

可见，农村老人也是胸有沟壑的，像王石那样的精英不一定当代表，而能当上代表的肯定也不简单。不少人在网上质疑“让商人成为治国者”，说什么的都有。我留言：“商人从政有时是授人以柄，自己握的是刀尖。”朋友紧跟着问，这么说有什么隐义吗？我说您去看看《商道》吧。权、财、名如一鼎三足，得一即可立世，兼之则为招祸，所以古人把这种情况总结为：太阿倒持握。

现代对孩子的教育颇有问题，只要好的都要占为己有，尤其是钱财多多益善。有朋友问我学雷锋的事，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孩子解释。一般而言，自利利他是辩证的，没有自省自悟，纯粹的利他并不可靠。学雷锋不在于其人其事，而在乎弘扬之精神，只不过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我只在高僧大德们身上见到。我个人认为，雷锋身上有观世音的影子，但学雷锋不如学观世音菩萨。

一位粉丝说打出租时，听到司机说：“我唯一的生活，就是在一条别人帮我决定的拥堵的路上，等待自己生命一点点的流失，换取这一点点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意义的前行······……” 这话听着不大像的哥讲的，倒像位失意政客的感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提供便利的服务，对他人有利的生活就是有益的。《士兵突击》中的王宝强说得的就挺好：

人活着就是要干有意义的事；

而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好好活着。

赚不到钱的老板，就是在耍流氓

在人人争说新常态之时，我理解对于企业来说，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继续成长，一种是自然淘汰。君不见，当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地野蛮生长，也是大批不合时宜的企业倒闭之时。有人预言：未来三五年，加入失业大军人数最多的，就是房地产从业人员。

我个人感觉最明显的，就是小区附近的美发店、足浴馆、健身房总在更换经营者，手里的那把卡，别说优惠卡无法再优惠，连会员卡都经常报废。唉，自己想想还是算了，吵架也好、报案也罢，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以后不再买那些劳什子玩意儿了，我们这种消费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消费的。

这些服务行业也不知怎么了，经常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店门口排队喊口号，跟传销洗脑似的，而且动不动就拍手，不知道的都吓一跳。由于是早晨，很多居民有意见，影响休息啊。有人还编了一首打油诗：“每天口号震天响，大声小气传小巷。动作夸张赛晨练，左邻右舍欲撞墙。”

在上海两千多家足浴企业中，康骏曾名列第一。老板老皮草根出身，很注重形式主义，热衷于成功学培训，模仿500强的管理模式。比如，每天要求一线员工写工作日志，格式严谨、内容丰富，搞得多数人很不适应。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技师抱怨说：“我就是个捏脚的，一天到晚累到手抽筋儿，还得写这玩意儿，有啥子用啊？不写还扣钱。”

老皮还特别喜欢开会，弄间大会议室，把管理人员都叫来，一开就是大半天。在热烈的掌声中，老板先长篇大套地讲，事无巨细、反复强调，然后每个人再发言，接受大家的问询。这种会议有时从早上8点，开到半夜12点，搞得大家疲惫不堪。

事情还没完，老皮按照与会者的认真程度，搞起了评比。倒数第一名，需要做300个俯卧撑，以此类推。做的时候，所有人围成一圈，自发地为其加油，搞得气氛煞是热烈。个别女主管做不了，老皮还挺人性化，令人端来了一盘苦瓜。折腾了整整一天，与会者看着吃苦瓜的人那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嘴里也充满了苦涩。

平心而论，老皮白手起家，对员工并不薄，很多人都有感念之心。但是，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不发工资，每个员工都受不了啊！接连的并购重组受挫，更是摧毁了最后的心理防线。事情越闹越大了，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有位记者写得一针见血：“赚不到钱的老板，就是在耍流氓。”

大佬还是先生

记得有个小品，说养殖个体户拎只王八去乡长家，极尽难为情之态。估计现在重播的话，会少去很多心领神会的笑声，而多出无尽的感叹。送礼是国人的传统，维系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及乡情，也有相请办事的，或升职、或求情，对我父亲那辈人来说，去领导家送礼，有时比杀了他还难受。

时光荏苒，现在连幼儿园小朋友过生日，都要相互表达，大人之间请客吃饭更是不在话下。还有词汇也变了，行贿受贿听起来，比送礼收礼恶狠狠多了，连生活作风都叫通奸罪了。老干部们没赶上好时候，除了酸溜溜的，说起话来也直截了当，这个说腐败，那个叫腐烂，更有人讲腐朽。

随着需求的提高，表达的含金量也要提高；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表达的方式也更加隐蔽。比如几万元的杰尼亚西服，标签必须是拿掉的；戴的名牌手表，逢人就说是孩子在香港买的地摊货；至于那些拍卖的字画，也谦虚地表示在旧货市场淘来的，等卖出时，再说捡漏不迟。

南方有家建筑企业想打开首都市场，找到了一位官员老乡，饭局搞了几次，效果颇为明显，无奈就是不肯收礼，也不帮大忙。建筑商也不着急，在家乡买了一家大饭店，承包给了官员的弟弟，合同定得很宽松，每年轻松赚个几百万。春节时回家，官员啥也不用说了，伙伴关系由此而立。

某房地产商想打开一位处长的路子，约请吃饭，饭后唱唱歌。俩人包厢里嘀咕了一阵，处长站起来唱了首《北国之春》，礼貌地告辞了。过了几天，售楼处来了位美女，订了两套三室一厅，交了几十万定金，10天后取房，发现被卖了。定金与订金不同，是要数倍返还的。于是美女将其告上法庭，结果是庭外和解。等到开发商与处长再聚首时，敬酒的正是那位美女，其中的暧昧自然是不言而喻。

最邪乎的是一位世家子弟，靠老爸混得风生水起，与明星妻子也离了婚。有天忽然与位相貌平平的南方女子在区民政登记结婚，而后扬长而去，三个月后，俩人再度来此，办了离婚手续，分得房产两处、股权若干。不几年，某南方房企异军突起，规划条件十分优厚，那小女子正是董事长的远方侄女，做了一回善财童子。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的抗药性只会越来越强，其实，更多的还是些叫直白的表达手段。比如，购买获奖彩票，转送他人；请来讲课，送些专家费用；或者给指定的模特，拍摄广告费。山西某煤老板聘用了一位私人飞机顾问，连班都不用上，每年就奉上几百万。    早年间，南北方办事是有差别的。北方人讲究做派，说白了，就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打起交道很麻烦，没点水磨工夫，还真成不了事。以至于，中间人、掮客如鱼得水，搞得真真假假，老出事非。南方人把官场当商场做，每件事情都自有惯例，不过，遇到凯子也不点破。我问过其间的差别，朋友笑着跟我说：“若是收了钱，会叫你大佬；若是没收钱，会喊你先生，都一样地请吃饭。”

保险的本质

异军突起的安邦保险，让商圈有些眼花缭乱，有位国企老总一边喝茶、一边暗生感慨：“天啊，原来保险可以这么玩？”其实，保险圈一直卧虎藏龙，只不过，以前大陆的资本化程度有限，加上保险业水深流浅的特点，不怎么吸引眼球罢了。平安集团、明天集团、万向集团、复星集团、珠江集团等民营大鳄，哪家不在通过保险捕网捞鱼。

世界上好做的生意，都有一个特点：先收钱、后办事。最牛的当然是建立政权，一边养军队、一边收税费，只不过这活难度太大；再就是开赌场，哗哗地全是现金，在其中笔笔抽红，不赚钱才怪；传销也是一样，死乞白赖、低买贵卖，赚起来虽狠，但档次太低；最好的还是保险公司，美其名曰为了你的生命负责，刷刷地收钱，至于兑现支付，那可是未来的事了。

历史上，无政府状态一结束，新政权就上台了，划出各种条条框框，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政治家很清楚权力本质，红道是军火、黑道是赌场、白道是金融，就是印票子、开银行，包括办保险。温和一点的大佬喜欢保险，巴菲特就深谙其道：免费拿别人的钱来玩投资，差不多算是免费的午餐了。当然，巴菲特、马明哲干的活是有技术含量的，人家政府简单直接多了，做的是社会保险。

比起赌场，保险的执照好拿、名声好听，还不受人群和地域限制，但核心都是信用体系，这也是他们一直标榜的东西。于是，技术工具出来了，在精算的名义下，一套套方法大行其道，这个对您有利、那个帮您赚钱，确实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只是较劲的人仍在执拗：最赚钱的还是你保险公司啊！

保险业还有个好处，同业竞争再残酷，大家都抱团取暖，靠的是所谓再保险业务。既然为了信用必须兑现，那就不间断地化解风险，至于击鼓传花到猴年马月，那就凭天由命吧，反正保险业最擅长的就是与时俱进。

夸了这么半天，保险的名声坏在哪儿呢？或许是营销制度。保险公司看似庞大，开销并不大，真正的管理人员其实很少，尽是外部层层叠叠的推销人员。伍迪艾伦叹道：“ 死亡并不可怕，我本人就不怕死。毕竟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比死亡还可怕的东西：比如跟一个卖保险的家伙，去呆上一整天。求求你了伙计，行行好吧，还不如一刀捅死我算了……”

在保险经理嘴里，保险有避险、储蓄、理财、免税等等好处，说得就像是你的善财童子。他们还擅长讲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 比如张国荣的好友唐先生，如何有先见之明，买了四千多万保险，在张跳楼后得以避税和补偿，可问题在于：最后便宜的又是哪些人的呢？

重启人生

重启是一种常规状态。比如观看足球比赛时，时常遇到因犯规而判罚间接任意球的情况，这时比赛会按照裁判的手势重新开始，英文叫restart；计算机操作时，为了保存对系统的设置和修改以及立即启动相关服务，该用语意为重新启动，也叫reset；还有一种情况是auto reboot，指相关情形下，系统之自动重启。在现今社会里，只要是独立运作的个体，无一例外地都会遇到重启的问题，包括人生。

2009年，为了纪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三十周年，我们八间房公司采访编辑了一套《三十年三十人》，就是从7000多毕业生里面，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0个人，介绍自己的行业，讲述各自的人生。上半卷叫《指点江山》，由黄江南、张少杰、华生、冯仑等师兄演说惊心动魄的改革经历；下半卷叫《激扬文字》，由徐友渔、周国平、高全喜、于沛等讲解高深莫测的思想领域。

根据掌握的资料，研院毕业生有近110位现任的部级以上领导，原本可以谈出太多的精彩，可惜客观上都“不方便”，大家均感有些遗憾。主编之一的小喻说，其实还有些更好玩的，比如崔师兄，拍电影、搞创作，那可是中国同性恋的精神领袖啊！这下子话题打开了，列出的又何止30人。

不知怎的，把我扯进去了：咱老大也得进去啊，您看看那经历，法人代表干过30多个，涉及的行业……好像没有没干过的。这几位貌似诚恳地问：“您隔三差五地换工作，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我还真被问住了，胡乱地答道：“其实也没多想，就是老有股劲儿拉着我往前走。那工作一旦失去刺激了，我也就没兴趣了。可能我天生适合创业吧。”有人还问：“您这篇要是写的话，想叫啥题目？”我指指计算机说：“重启的人生。”

1987年毕业那会儿，硕士还是比较金贵的，大家第一选择是去外贸公司，挣得多；其次是国家机关，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当个局级干部，肯定是今生可期。我的口语不好，性格也很跳脱，何况关系背景也差一些。当时社科院人口所准备留我，经济所一帮八二级的当家师兄也有口头承诺，应该是二选一的结果。

有次聊天，工经系的许刚忽说：“我觉得你适合我要去的体改所，都是一帮年轻人，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热情。”我以为老大哥只是说说而已，谁成想，过几天真把我拉去人民大学对面的胡同里的体改所了。那时，我们年轻人对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是顶礼膜拜的，都想参与到千年一遇的改革大业里。

见面后，那位白老兄也没客气，拿起烟就抽，很专业地问了一些问题，不过一刻钟，起身喊来了一个人，对他说：”亚非，我要去日本考察两个月，在这期间，这小伙子如果愿意来我们社会室，你直接出函吧。”我留了来人的电话，才知道是人事处长。回校后，我和同学老彭大喝了一顿，结果他连国务院经济中心也不去了，我俩决定一起投奔体改所。

对一个人来说，第一份工作是与第一桶金、第一个情人同等重要的。这里面，个人的需求最关键：是权力、金钱、名声？还是稳定、刺激、献身？我没赶上革命时代，幸运或不幸很难说，但我很荣幸加入了中国最优秀的改革团队，这是一笔终身财富。况且，很多人的职业初夜都是被动的、无奈的，而我是机缘巧合的主动达成。

离开体改所是一年多以后。那时我刚刚做了几单章光101，赚了日本人一些钱，对经商的兴趣渐起。正好我的同学老曲找来，他负责为中化集团创建海南分公司，几下子便打动了我。没想到的是，这事白兄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坚持为我保留组织关系；来京出差的父亲也不反对，跟我说：“你没上山下乡过，就当是补课吧。”唯一质疑反对的，竟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西安，在那个party上，这老头不迭声地说着可惜。

离开海南是两年后的1990年，原因是大形势下的悲观失望，只想出国读个博士，搞搞研究算了。谁知申请了50多所大学，一份奖学金也没拿到，那时学习好的都在考托福，我才得了536分，所以out了。回北京复习这么久了，心想就这呆着吧，于是在几个同学大哥的推荐下，进了中农信贸易公司，后来到了总部。

在人生中，每一次相聚都是缘份，而每一次离开，何尝不是一次重启，只不过面对的是新的环境、新的机缘、新的挑战。有个雨夜，我把自己的彷徨和迷茫都告诉了好友龚律师，比如人生的追求有无价值？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为什么不追求升职就会很快边缘化？我们一直聊到后半夜3点，永远记住的一句话是：任何一个职场，都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驿站。

心结打开了，能量也开始释放。虽然压力巨大，但我又一次无比幸运，因为这次的老大是位极其了不起的人物，他看重思想，善于构建文化，带队伍驾轻就熟。我在这几年学到了很多，反正都是做人，那就做大写的人；反正都是做事，那就做对国家民族有用的大事。公司出过一本《市场经济之源》，是大多数中农信人再闯江湖的贴身法宝。

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个生物钟，每逢系统紊乱，它都在做着“重启”的提示。那是接到公司最高奖“金犁铧”的夜里，我完全睡不着，很难找出准确原因，但是金融是高危的、潜规则是致命的，长期河边走，万一湿鞋了怎么办？还是自己创业吧，哪怕小、哪怕从头再来。

离开中农信，我自己折腾10年。我找来国有和民营的6家股东，注册了国康公司，自封老大，一路做了下去。那时的机会太多了，那时的陷阱也太多了，万通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敢于自我批判，人在江湖、心在职业化，事事出奇、招招领先。而跟进的好多公司也都是书生经商，转换之间落了后手，慢慢被时代淘汰了，我和我的公司正是这样。

在此期间，我兼了好多法人代表，下面有几家中字头的媒体，以及期货公司、投资公司、演出公司等等。最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下属一般有三件事找老大：没钱了、打架了、出官司了；二是如何做老大：有登顶的决心与能力、带领“小偷团队”、关键时刻肯当傻子。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都不会半途而废、都不愿斤斤计较，他们的团队往往有分工明确的技术含量，而不是敢于抢劫的棒子队。

俗语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既然认知了自己不善于经商的情况以后，我做了减法和除法，厘清了基本的债务。接下来，我做了一生最大的一次重启：绝不再做企业法人代表。

我在2001年考取了社科院政府政策系的博士生，同年拜在了净慧老和尚座下学禅，脑力与灵魂开始安顿了以后，再做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在金诺投资公司、阿尔卡特中国公司、中稷投资公司、万企控股公司等多家企业，我都是副总经理，做一名称职的大副，我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职场坐标。

有一次，朋友问我：赚钱机会那么多，为什么考博士啊？我笑笑回答：“我那时只剩下头脑了。”这次重启很感谢我的博导郑秉文老师，他说他不懂商业，但是“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拿到博士可以有另外的更多的选择。能有机会读书，一定不要轻易放过啊！

2000年春天，好友老曾带我去广济寺，拜见净慧禅师，听到了一次心灵的开示。从那次到今天，我又皈依了梦参老和尚、觉真法师、明贤法师等高僧大德，一边学习禅法，一边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几位禅师都说我与弘法有缘，鼓励我写作。从《淡定的人生处处禅》开始，四年多时间，我出版了13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思想的“重启”远远胜于一次工作的调换，因为这才决定我们的人生。

重启并不容易，既不能随随便便，也不会每次都浴火般的涅槃重生。我在重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十条原则：

一、生活禅。我有禅宗的信仰，所以不怎么在意物质享受和精神安逸，而是在生活细节中求道，具体为八字方针：“看破、放下、解脱、自在。”

二、随缘心态。既然世界上是因缘和合的，事情的来去皆有因果，因此，对得不到的不去强求、对失去的也不去在意，一切随缘好了。

三、自由的金钱观。对普通人而言，没有金钱自由，很难有人身自由。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年轻时一定要尽力赚钱，到老了就来不及了；二是金钱是有量度的，差不多就行了，过度追求是愚蠢；三是钱少也不要影响心态，哪怕是没钱，也不见得活不下去，比如乞丐一身轻，比皇帝还逍遥呢。如果是我，可以去寺院做义工。

四、体验世界观。人生的过程比结果重要，既然肉身必然消亡，那么多一些体验，总比墨守成规强。一眼看到底的职业情况，很容易使我失去兴趣。

五、职业操守。选择是个人的自由，前提是不能违反别人的自由。可以重启，但原来的工作必须处理得清清爽爽，否则，没人肯雇佣、或与一个没有职业操守的人合作。

六、信用原则。一个人尽量不要借钱，也不要借给别人钱，在中国，信用与人情是闯荡江湖的两大利器。

七、阶段问题。工作选择与阶段相关：没饭吃的时候，选择的最高原则是谁给的钱最多；吃饱了找酒喝的时候，可以保留个性，或啤的、或红的、或黄的、或白的，或三中全会的，选择投缘的团队；到了喝茶的境界，一定得志同道合。

八、个人定位。围绕着某树林的生态，长颈鹿吃树梢、牛吃树枝、兔子吃草、虫子吃叶，给自己定位准了，才决定吃法，才决定是不是该换个地儿了？

九、家庭位置。单位和家庭都在争夺八小时之外，我一直是以工作为先，这是颇值得考究的。陈道明说：“下班后的男人们，如果都回家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基本就没有了。”

十、发展空间。我基本在国字头的单位工作，现在看有利有弊。在新的选择时，能否有利于个人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切不可为了一时一事，耽误了大好时光。

近几年，我有时飞来飞去的，经常在机场书店，看到那些手势夸张、唾沫四溅的大师们的讲演录像，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人们习惯于礼拜上帝、寻求捷径、迷恋绝招，唯独忘了自我，从而迷失在了世界的假象之中。或许过几年，我希望自己能够再“重启”一次，用我的东北话，给大家讲一些更贴心的话。

非你莫属

这几年，我坚持看下来的电视节目，除了欧冠英超，就是“二非”：《非诚勿扰》、《非你莫属》。孟爷爷在乐嘉离开以后，少了几分刻意，多了些随缘，尤其是有了黄磊老师的加盟，三人组越发地自如起来。由于智能手机的便利，我基本不看体育新闻了，经常打开江苏卫视，一边吃午饭、一边瞧勿扰，搞得胃口与大脑很是亲和。

《非你莫属》情况别有不同。张绍刚老师的转身，留下了很大的空白，接任者再怎么努力，也只是中规中矩而已。没有了噱头，自然就缺少了关注的眼球。在这里，人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毒舌本人才是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绍刚兄赚足了钱、出够了名，还交了一大批老板朋友，这才是混职场的真谛所在啊！

2014年夏天，《商界评论》的代主编发来邮件，希望我写一篇有关职场的文章，后来将《一个老总的重启人生》发表在了第九期。因为我这个人，几乎年年换工作，不是创业者、就是高管，干过了又何止几十个职业。只是这些经历不足为奇，大体我找工作比较少，而工作找我的时候比较多。

有一天，代先生要求说，现在的年轻人踏入职场后，多数比较懵懂，能不能为他们简约地列几条职场建言。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觉得没资格给哪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仅就个人体验，写下了十条：

1、“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说得很对，但不绝对。现代女子嫁错了就离，何况单身主义的也不少；男子干不顺心就走，学会了本事，本来就想自己创业。

2、男人在江湖上，要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气概。当然，只能当孙子的除外。

3、创业好比挖井，盯着一口井深掘，出水的概率肯定会高。可也有人喜欢找井的调调，扛一把锹东刨刨、西挖挖，乐此不疲。

4、抗上，是最坏的职场病之一。

5、踏出校门以后，自我包装十分关键。我觉得，能力、证书、情商固然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讲信用，即“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有信用的人“。

6、跳槽，看起来是相中一个人的能力，其实，更深层的是配置问题，即与新雇主能够匹配的资源。

7、高校教育缺失两点：怎样找个好老公（或老婆）？如何去升官发财？所以，毕业生需要一个好老爸，如果没有，就得跟住一位好领导，或者认一个老大。

8、在职场没有兄弟朋友，只有同事。拿同事当知音，是一种可怕的幼稚病。

9、在单位里，搞好俩人关系的最佳办法，是一起出差；搞坏俩人关系的最佳办法，是一起赌钱。

10、融入新团队的最快办法，不是去搞好人际关系，而是迅速地创造出价值。

最近，老友郭凡生邀请我们几位老同事，去他的慧聪书院侃大山。这些年，老郭一直致力于家族企业的改制，主张把利益增长的60%，分配给管理团队。经他手的这些民企，全都在裁员20%以后，获利翻番，一时成为江湖上点石成金的神话。那是一座老财神庙，几百名学员都在这里洗脑重生，并把名字刻在门口的三座大功德碑上，我更喜欢书卷下压着的两句话：

“耕者有其田，商者有其股。”

佩服的理由

我佩服冯仑，冯仑佩服王石，王石佩服褚时健，我也跟着佩服王石与褚时健。佩服的理由很简单：人家做到了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冯师兄一边讲段子、一边卖房子，自己落袋有金不说，还可以娱人悦己；王石呢，50岁之前做成了中国最大的房企，然后爬了10年高峰，等60多了，开始上哈佛、念剑桥，给江湖小弟们留下的，永远都是难以企及的背影。

如果把成功比作珠峰，站到了那儿的人，仰望的只有天空了，而天空之外，是无限的宇宙，以及无尽的智慧生命。王石从高峰转到书山，企及的当然不是世俗的标新立异。初入哈佛，无人关心万科是怎样的企业，后来中国学生说他登过两次珠穆朗玛，校园的眼光立马变了：原来这是个能突破自己的老家伙。而同样理由看待褚时健，恐怕是犹有过之。

王石50岁开始爬珠峰，而褚时健50岁刚刚接手了一家小卷烟厂，然后用了17年，从云南一隅，干成了亚洲第一，利税交了991亿元。我那时还吸烟，喜欢万宝路、三五，某回聊天，一哥们说有位叫褚时健的说了，再过几年，红塔山和云烟将取代它们，做成全世界最牛逼的香烟品牌。我自然是嗤之以鼻，在场的另一位老兄搞宏观经济研究，记得他慢条斯理地说：“或许可以，但树大招风啊！”

那时候流行倒买倒卖，谁要是批上一箱云烟，可以马上转手成为万元户。据说，找褚时健批条子的海了去了，上至中南海、下至大小烟草公司，都跟疯了似地往云南跑。如不遏制，必将独霸国内市场，难免得罪了两路人马：一是买办，外烟的代理商可是非同小可，个个是通天人物；二是地方利益，你褚时健出风头不打紧，可抢了各地烟厂的利税，那跟挖祖坟已经差不多了。

褚时健果然倒霉了，先是女儿褚映群狱中自杀了，随后是对他的隔离审查，到1999年1月9日，被判无期徒刑时，他已经71岁。当时，专案组最大的难题之一是：那一柜柜的批条，该如何处理？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老褚先是减刑改判17年，于2002年保外就医。74岁的人了，又无法自由活动，他领老伴回到了老家哀牢山中，包了2000亩荒地，种起了橙子。次年，王石进山，看他为两块钱砍价，事无巨细地操心，心想：“这些果树6年才能挂果，那时老两口都八十多了，这是多大的胸怀，才能做这事啊！”他自愧弗如。

以前，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呢，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褚时健给每棵树都定了个数，多出的果子不准要，如果完成，果农先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还有年终奖金2000多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至今，年产达1万吨，年利润6000万元，褚橙遍销全国，现代化庄园也已修建完成。面对纷沓而至的投资基金，他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比妻子马静芬大7岁，已经到了秤不离砣的地步，对于王石和田朴珺的事，自称：“思想保守的人，总觉得哪里不合适。”另外，小田说褚橙用农药的事，多少有点伤了老爷子的自尊，认为小姑娘没说清：用什么、用多少、何时用等，在欧美都是一样嘛。对王石仍是赞赏：“做事讲信誉，讲话是直话，和我有共同话题。”

不经意间，87岁的褚时健真正成了亿万富翁，他对此毫不在意，这次做褚橙，主要为的是那些一直呵护他的乡里乡亲，他说：”我这一生，就讲一点，要负责任。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价值。“

企业家的面对

所谓企业家，就是对企业负主要责任的人。他每天要面对许多规则：第一个层次是潜规则，属于桌面一下的，即使如万科，也只能说没送过钱，但不敢说没有利用过潜规则；第二个层次是行规，卖什么需要吆喝什么，比如金融、地产、文化，都各有些潜在的准入门槛，贸然去闯，就是不懂规矩，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个层次是法律，是硬道理，老板们过去都酒后驾过车，现在没人干这事了；第四个层次是道德，涉及各种良心，个人的、企业的、社会的、人类的，有位朋友做象牙生意，皈依佛教后，便改作宝石类了；第五个层次是最高的，当然是信仰，有信仰或无信仰的立德立功，相差是很大的。

我本人从商26年了，经历了太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九十年代初，我去国贸一家办公室，里边基本是以毛主席语录来装修的，据说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怕商人做得大，就怕商人有文化，偏偏中国的商人就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讲课的、出书的、拜师的等形形色色，说白了：有了钱之后，心理结构一定会倾向于形而上的。

我们这一批，大多是八十年代末期去海南的，按照我的观察，基本都经历了儒道佛三个阶段。下海之初，都是当事业来做的，觉得经商比蹲机关更有意义，基础情怀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商海里滚了一溜十三遭以后，渐渐地由取势变为圈地儿，讲究因势利导，迷恋各种各样的法术，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等到了一定高度，人们逐渐把心静下来、把腿盘起来，开始重视起因果来。也有人把柳传志那一拨叫儒商，马云等叫道商，陈峰等叫佛商，多少有些雾里看花，很难去定义的。

2000年4月的一天，好友老曾约我，去北京西城的广济寺见一位师父。从大门一直走进去，穿过一道小月亮门，进到最里面的一个小院落。见到的那位僧人，大约六旬开外，神清气爽，朋友介绍说，他就是时任佛协副会长的净慧法师。我在那时事业多多，麻烦更多，身心疲惫之下，问法师说，如果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特别想半路停下，应该怎么办？法师淡淡地说，还是让石头滚下去再说。

渐渐地，院落里有了些人的时候，净慧法师站在台阶上，先是道了辛苦，说大家来此一趟不容易，为了结缘，简单的说几句，题目就叫污染：

老人家说，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八十年代前，每一个村落都有一条或几条小河，水清澈见底，还有少许鱼虾，孩童们在水里玩来耍去，平添几许生活气息。而如今，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这些小河大多消失不见，农村打井也越来越深，几十米、几百米，更多的地方已经打不到水。这种情况，叫做环境污染。

中国古时候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乡邻不分彼此，东家借米，西家还面，最多是上个门闩，而盗抢之事并不常见。现如今家家闭户，窗窗按栏，邻居十几载，互不知姓名，各家的防盗系统，比过去的皇宫还要严实，这叫什么？这叫社会污染，整个社会都互不信任、互不往来了。

再有现在的电视节目，不分时间和场合，什么都敢播。几岁的孩童满嘴的大人话，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说，这种社会公共媒介对幼小心灵的负面诱导，是非常可怕的。不仅与中国古代的耕读文化无法比拟，就是同西方社会也有很大差距。这种污染叫心灵污染，是最严重的污染。

听闻佛法，就是使我们受污染的心灵重新清净起来，每个人的心灵清净了，社会就会清净；社会清净了，环境也就随之清净。

法师的话像一块块石头扔进了我心灵之潭，不知道怎么地，这么朴实的语言，这么简单的道理，从师父的嘴里说出来，竟整个地震撼了我。我十几岁离家求学，到如今最怀念的那些事儿，就是在奶奶家门前的小河里玩耍，跟着偶尔经过的汽车傻跑，天色傍黑时，同小伙伴一起玩几种捉迷藏的游戏。长大了，那些乐趣再也没有了，家乡的小河也堆满了垃圾，家乡的人们也开始陌生。

也许是师父提到了那句——“家乡的小河”，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亲近佛学。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寺院与企业的制度比较，比如杜邦是现今最老的跨国企业，有着207年的历史，可口可乐公司也创建123年了；中国的同仁堂今年正好340岁，全聚德则度过了125年。与此同时，上海龙华寺建于公元247年，北京红螺寺建于348年，都接近两千年的历史，为什么中国常见千年的古刹，却少有百年之老店？

我很有幸追随过香港的觉真法师，一起去印度朝圣，在那里，我知道了僧团是释迦牟尼佛亲手建立起来的，后来因缘际会，流传到了汉地，经由禅宗一祖到六祖，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丛林制度。觉真法师说，求法与求利完全不同，寺院文化的核心是六和敬原则：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古代丛林的组织架构有所谓“四十八单”执事。四十八单又分为序职、列职二种；序职有职无权，代表道德、学问、阶位，如少将；列职则有职有权，代表行政能力、职务，如师长。这样，寺院建立了以方丈为CEO、四大堂口为决策机构、八大执事为执行机构的管理系统。其人事制度主要分三个环节：

退职：寺院规定，方丈三年一届，最多任两届。所有执事每半年必须主动辞职，将自己的职位退还给常住，这个过程叫“退职”。退职时，丛林的“八大执事”都一齐到方丈室向方丈顶礼，并说明本期任职已满，请求更换，特来退职。

请职：对已退职的岗位重新任命的过程叫“请职”,一般每年两次，请职之后，进行公布。对重新任命的执事，方丈往往说：“师父们历练老成，退职不过是常住遗规，请回寮依旧发心吧。”

圆职：对于那些退职之后没被请职的人，寺院还在律制中规定了“圆职”的环节。先是主管与退职人员一一解释和安抚，然后才采用全寺僧人的“普茶”茶话会。会上采取“在职批评，退职表彰”的方式。

据说，华为公司。1996年华为集团市场部孙亚芳率26个办事处主任同时向公司递交了两份报告——辞职报告；述职报告。而任正非宣称：“我只会在一份报告上签字。”最终有6名地方办事处主任被置换。可惜，该做法水土不服，后被“内部创业”所取代。

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每天都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既有对外的关系联络，更有内部的人际处理，有没有简单扼要的诀窍可以开示于我们？后来，我找到了四句话：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人；把自己当成自己。

把自己当成别人：由内而外的推己及人，可以将小我归零为大我，进而达到无我，这是“无我”；把别人当成自己：由外而内的推人为己，可以化小情小利为博爱，进而大慈大悲，这是“慈悲”；把别人当成别人：由外而外的随缘因果，可做为行事之方便，所谓的入世“智慧”；把自己当成自己：由内而内的自我关照，可化为活泼之自由，此心安处皆“自在”。有一次，我把《丛林法则二十条》请一位书法家写下来，挂到了公司墙上，经常在开会时抽查，多年过去，不少人跟我说，最受用的就是这二十条：

1.丛林以无事为兴盛；

2.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3.精进以持戒为第一；

4.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5.烦恼以忍辱为菩提；

6.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7.留众以老成为真诚；

8.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9.语言以减少为直截；

10.长幼以慈和为进德；

11.学问以勤习为入门；

12.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13.老死以无常为警策；

14.佛事以精严为切实；

15.待客以至诚为供养；

16.山门以耆旧为庄严；

17.凡是以预立为不老；

18.处众以谦逊为有礼；

19.遇险以不乱为定力；

20.济物以慈悲为根本。

企业家的面对，其实也是每个人的面对，佛学信仰如同渡船，让我们在苦海中，用心渡过、到达彼岸。有一次，我送给楼下保安王小宝一本我写的《淡定的人生处处禅》，搞得他对我从此客气起来，我笑着跟他说，思想最深刻的是你而不是我，他忙问为什么？我说你想啊，你是不是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问题：

你是谁？要去哪儿？找谁？干什么？

这都是最深刻的生命问题啊。

树人与树木是一样一样的

现在社会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求职者诉苦工作特别难找，另一方面老板们哭着喊着缺人，这种不对称性说明：人很多，人才很少；人才很多，合适的很少。真正的技术人才不缺少市场，而管理人员就难了，看履历是看不出来的，靠推荐也不大靠谱。这使我想起龚自珍《已亥杂诗》中的第220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的职场缺乏道德约束，高管们跳槽成了习惯，尤其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谁给的多，就给谁干，而且把原来的软资源全部带走。有位女行长就跟我说过：“趁着行业发展，多挣点钱才是真的。”他们认为这是国际惯例，我倒觉得日本人做得不错，没有忠诚哪来好的企业文化，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成熟企业都有自己完整的培训机制，尤其是民营企业，非常在乎员工的工作年限，他们觉得与其花大价钱请职业经理人，还不如把自己的小弟培养起来。在这方面，马云有切身的体会，他曾说过，这么多年过去，不知多少“降落伞”都成了如烟往事，而跟自己闯北京的十八条好汉，现在个个独当一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时候培养人，真就跟养树差不多，把一棵小苗培植成参天大树，需要多少的阳光雨露啊！前几天，有一位老大哥专门向我推荐了一篇《大树理论》，认为大树的成长离不开五种条件，我反复咀嚼，感觉说得非常有道理。

1.时间：大树身上一定会刻着年轮，那些都是体验的积累和延伸。最忌讳的是拔苗助长。

2.不动：没有一棵大树会移来移去的，所以“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很重要。

3.根基：树有各种根，粗根、细根、微根，数以万计的根须深入地底，不停地吸收营养，从而成长自己。

4.向上：大树都是向上长而忌讳向旁边延伸，主干壮大了，才能枝繁叶茂。

5.光明：大树都是正能量的，立足土壤而追求阳光，因为无尽的天空才是希望所在。

对照这五大要素，我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万科、海尔、中化等大企业，都是长时间地坚守自己的理念，坚持做主业，把根基做大的同时，绝不贪图其他行业的暴利，因为任何行业的利润率都是有起伏的，只要你做到最好，自有超额的那一块蛋糕。我很喜欢王石的那一句话：

“登山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谈判时我往那儿一坐就有优越感，我在山上一待就能待一个月，你能吗？无论从意志上还是体力上你都磨不过我。”

人性不需要考验

有次在我们小学课堂上，老师讲到成语“走马观花”，找了个平时马马虎虎的学生来提问，那孩子挠了挠头说：“就是骑着马看花。”老师马上借题发挥，说对啊，看花必须慢慢品赏，不能一带而过，在马上怎么能看清花呢？所以，同学们在学习上一定要认真啊！

其实，走马观花的典故在民间有另外一种说法：古代有位媒人，为一位瘸子和一个兔唇女保媒，见面问题不好处理，遂让男孩骑马，女孩手持一束花坐那儿闻。结果双方十分满意，直到进了洞房，才各自露馅。不过谁也用不着嫌弃谁，日子还过得挺好，一时传为“走马观花”之佳话。其实这个成语的真正出处，是唐人孟郊41岁时考取进士后，满怀喜悦写的那首诗：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民间故事，世上很多事都是阴差阳错的，对那对夫妻来说，骑马和遮面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有时候过于直接，反而是一种伤害。

获得诺贝尔奖的芬森医生，到了晚年准备寻找接班人，在众多候选人中选择了年轻的哈里。由于研究工作十分枯燥，他很担心年轻人的耐性。这时有人谏言，哈里家境十分贫寒，不妨请别的朋友高薪聘请一下，看他能不能不为所动。但是，芬森拒绝采取这种做法。

他认为，从道德的制高点去俯瞰别人，本身就是错误的做法。贫民窟出身之人，怎么会对金钱没有渴望呢？我需要的是一位热爱医学的好医生，而不是圣人。后来，继承恩师衣钵的哈里，听说了恩师当年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那件事，不禁老泪纵横。他说：“当时母亲生病在床，弟弟妹妹也要我供养读书，真的要那么做了，我很可能做出现实的选择。”

无论是走马观花还是人性考验，总归都算是喜剧结局。辽宁有位干地产的朋友，给助手很大的利益空间，结果培养出了一位竞争对手。谈起这件事情，朋友非常后悔，认为人性是丰满的，现实永远都是骨感的。他现在做一家上市公司，就不采取考验助手这种愚蠢方式，而是让出了一定股份，竭力创造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

三位老行长的度量

每次听觉真法师讲佛学，都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他的学员们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对佛教不愿太深究。虽说他们多数是唯物主义者，可很多人生经历都验证了因果不虚。总之，是想受用现实的好处，又不想受到三皈八戒的约束。

有位学员请了一套《乾隆大藏经》，跟师父说，这也太多了，下辈子也读不完啊。师父回答，佛教的学问深，但道理很简单，一般的企业人士，记住六个字就可以了：心量、心态、心境。就是说：心量一定要打开，到了无所不容的时候，就没有是非你我了；心态要平和，如果认识到了世间万物都是虚幻的，就用不着拼命争取；至于心境，出离了世俗，境界自然高远。

有一位学佛的居士，对心量问题体会很深。她曾在一家银行的总行工作，陪过三任行长去伦敦参加国际会议，说来也巧，每次都遇上了飞机晚点的情况。结果呢，这三位老大性格不同，表现方式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同，仿佛真的有一只命运之手在后面操控。

第一位行长很老派，仿佛没有晚点这回事似的，自顾自地看书读报，表现得极为淡定，还不时安慰下属不要着急。第二位名声极显，虽然平时很和蔼，但也是不怒自威的型。这次可能是国内有急事，他表现得很急躁，不仅指责下属们办事不力，还给大使馆打电话，发了通脾气。第三位行长是个实务主义者，他拿起电话开起了办公会议，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国内办公厅人员，全都为晚点这事一起忙乱，想尽了能想到的所有办法，还是于事无补。但他本人倒没有真为这事上火，可能只是觉得，遇到了问题，一定要解决才是。

时间是最好的天平，第一位老行长早早退休，从不参加各种会议，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过得很安详；第二位行长很快成为封疆大吏，官儿越做越大，官场上人见人怕；至于第三位，还没离任呢，就被查办，判了十多年的徒刑，出来后打球写诗，过得也算逍遥自在。

为人处事，性格决定了风格。居士朋友经常挂在嘴边的老领导我知道，指的仅仅是第一位行长。惠普号称可以检验出掉进游泳池的一滴墨水，可是，如果是掉进大海里的呢？

由此可见，肚量才是领导力的基础，再加上一点儿虚怀若谷，就很难不受欢迎了，当然了，有深厚的背景就更好了。

井冈山的女婿

2011年，陈东升家族以147亿资产位列湖北首富，引起不少家乡人的惊诧，因为他们在省内确实没有多少炫目的资产，不过圈子里并不以为然，因为这个数额根本代表不了其真正的实力。于1992年下海的陈东升，一出手就锁定了拍卖行、快运和人寿保险三大行业，由上而下地精心布牌，执牛耳在手多年。当时，陈做过一段总结：

“个体户时期，发财靠胆子；双轨制年代，赚钱靠路子；进入九十年代，做局要靠脑子。”

陈东升生于1957年，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老爸陈万林是李先念旧部，解放后落户湖北天门，娶妻生子。陈东升小时候安静聪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开始结识一干同学精英。据说，他还牵头搞了个“蟾蜍社”，声称不想吃天鹅肉的不准加入，宣言里讲：“将来武大能出什么大人物，也就看我们几个人了。”果不其然，田源创建了中期公司和物美商城，毛振华雄踞中诚信，而陈的旗下有嘉德、泰康，世称“三剑客”。

大学毕业后，陈东升在外贸部研究所坐了五年冷板凳，又在国务院经济中心干了五年，时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正规的副局级，期间仿效世界五百强的模式，搞了中国五百强企业评选活动，结交了大批实力人物，为自己下海积累了可贵的人脉。小平南巡以后，本已灰心的大批研究精英乘运而起，义无反顾地投身了商海。

眼界决定起点，这话是有道理的。三剑客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与其绞尽脑汁牟取小利，不若占领制高点，直接开启一个行业。于是，田源瞄上了期货行业，毛振华干起信用评估，陈东升则盯上了索斯比拍卖、友邦保险和日本宅急送三家顶尖企业，先后在1993年、1994年和1996年成立了嘉德拍卖行、双臣快运和泰康人寿保险三个山寨版公司。

当时，成立拍卖行需要文化部的行业审批，陈东升以部里某下属企业的名义申报，很快绕过了政策壁垒；同时聘用了背景极为深厚的王雁南女士主持工作；而后俩人率队去香港、纽约等地参加各类拍卖会，拍摄了大量的细节和场景，这些照片后来都成了嘉德的培训资料。拍卖行获取的不只是拍卖收入，而是权威性和宝贵的人脉。

同样在创办泰康的五年里，陈东升走访了21家顶尖保险集团，对它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模仿，关注的点甚至包括饮水机的牌子，还记得“左眼看平安、右眼看友邦，两只眼睛看世界”这样的的口号。陈在大会小会上反反复复地强调一句话：“最好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并用双手比划着：“我们就是要找最好的葫芦，来画最好的瓢。”在采访中，他并不忌讳自己被媒体称作“陈抄抄”。

双臣快运公司是陈东升和弟弟陈平各出50万成立的，大哥陈显宝后来也参与管理，多年来一直由陈平打理，到了2007年，营业额达到13亿元人民币，坐定行尊位置。改名宅急送后，陈平的股权比例降为14%，而陈东升始终坚持不被稀释，矛盾渐起，老三索性自立门户，用变现的2700万二次创业，结果举步维艰。2012年3月1日，经过严格尽职调查的宅急送正式通知星辰急便：无法收购。陈平此时仰天长叹：“我已经彻底绝望了。”

成功的男人背后到底有几个女人？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陈东升的结发妻子陆昂，与其同为董辅礽老师的博士，智商情商自不必说；秘书孔冬梅是毛主席的亲外孙女，同样相伴16年，据说已有三名子女。媒体报道，2012年10月4日，陈东升陪岳母李敏、妻子孔冬梅及子女，回贺子珍的吉安老家，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受到了市委书记等的热情接待。谈话中，泰康人寿陈董事长自称：

“我是井冈山的女婿。”

亮色

苹果iPhone3上市前，乔布斯手里拿着一款最终的样机，突然往地上一扔，结果发现有部件受损，便冷冷地说：“一周后，我要摔不坏的苹果手机。”整个团队像一台高密的机器一样运转起来了，而所有的组配都压到了深圳富士康。苹果公司负责人在现场，看到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出宿舍，像战士一样奔赴前线，一台台手机流水般的生产了出来，他紧握负责人的手说：“没有富士康，就没有我们苹果。”

老板郭台铭曾对媒体说，富士康的寓意为“富士而康”，就是帮助千千万万的人富裕安康。他号称业界的成吉思汗，掌控的鸿海集团为台湾第一，自己更以55亿美元，几次获得台湾首富称号。

郭台铭祖籍山西省晋城泽州，据说也是从洪武年洪洞大槐树迁过去的，1950年10月8日出生于台北县板桥市，是家中长子。16岁进入海事学校读书，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在服完兵役后，做了航运公司业务员。这位晋商后代十分勤勉，信奉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说：“每一只公鸡，都以为太阳是它叫出来的。”

作为一名乡村来的穷小子，郭台铭创业的同时，苦苦追求富家美女林淑如，五年后得以完婚，儿子出生后，一度买不起奶粉，用米汤来代替，但妻子毫无怨言，还跟父母借来70万新台币，帮助他控股鸿海公司，从此时来运转，生产电视机按钮、模具、电镀和冲压等工业产品，到1985年，进军美国，打造起了“连接器王国”。

有了第一桶金，好多人喜欢进入热门行业捞热钱，郭台铭却头脑清醒，始终坚持走自己的产品路线。在地产热、股票热和矿产热的几波大潮中，他真的错过了不少的的商机，还得罪了一些热心人，郭台铭宁可当面致歉，说自己“不熟的不做”。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开办只有百来人的工厂，后来在国内建了40多家，最大的龙华基地，号称拥有员工42万人，这是一座城中之城。例如，中央大厨房可以满足周围11家餐厅5万人就餐，每天消耗的食材为大米40吨、肉20吨、面粉10吨、油500桶。在几十座宏大的厂房里，无数的产品每分每秒地被生产和组装出来。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摩登时代，从孙丹勇在2009年7月16日凌晨3点33分52秒的惊险一跃，接连发生了富士康自杀的13连跳。这让郭台铭很郁闷，也很痛苦，但又能如何呢？郭这个人敢想敢干，快意恩仇，他喜欢纯白或纯黑，或黄或红，只要“亮色”，而不发灰，这是他成功的倚仗，也是最受到诟病的地方。

2005年3月12日，身患绝症的发妻离世，郭台铭万分痛苦，这以前，他从未发生过一次绯闻。2007年的尾牙大会上，主持人林志玲问他的最爱是不是公司？郭台铭说：“是的，但我的真爱必须有个玲字。”由此引出了港台双玲争霸的传闻，不过，郭解释说，指的是女儿郭晓玲。后来，郭台铭娶了舞蹈老师狗狗，又生了一女一儿。

当过排长的郭台铭，十分注重行动力，他的办公室备有三个白报纸架，忽有所感，随时可以白纸黑字。在美国那几年，郭台铭喜欢带女儿去黄石公园喂鸽子，忽然有一次被禁止了，管理员说，因为喂得多了，鸽子失去了觅食能力，去年大雪后几乎死光。由此，他得出了自己最重要的管理理念：

“竞争的环境，是最重要的。”

影帝的幽默

最近，我听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某电视剧明星把宝马车停在路边，接一个重要电话，忽然有一位老大爷骑车经过，不小心刮到了他的车灯。眼见对方没事人似的，往前照骑不误。他心里有点儿上火，推门出来喊道：“哎，大爷别走啊，您刮着我车了！”大爷一听，推车就过来了，说道：“小伙子，你要想说道说道，我可就躺下了。”明星顿时吓着了，拱手说：“得了，我的亲大爷！这不是闹着玩吗，您慢走，您慢走。”

演艺圈的人是真不容易，凡事都得靠自己，靠的是嘴甜、腿勤、眼光毒，当然要是混到了一二线，也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他们在公开场合很少讽刺人，而在小圈子里，几乎个个都是毒舌。黄渤总拿自己开涮，但朋友们可不敢，媒体有一回问他，最近是不是整容了？

他不好急眼，自嘲说：“就现在这模样都整过容了，那医院得赔我多少钱啊！”

我们那代人都喜欢发哥，记得他唱过一首《叉烧包》，特别搞笑。我有些不明白，他为什么演不好喜剧片，非得装枪神或者装傻，其实他的喜剧细胞一点儿也不比周星驰少。媒体老问发哥，为什么走哪儿都带着发嫂。发哥解释，拍戏太久了，不愿意再把夫人一个人扔给向日葵，还说：“别看我们成天在一起，我照样夜里会梦到她。”记者赶紧称赞他们昼夜相随的伟大爱情，发哥却一笑：“不过到这种时候，我总会被吓醒。”

讲实在话，这十来年发哥主演的电影票房虽多不如预期，但人缘那是真好，在记者面前笑眯眯的，而且有问必答，想要抓点儿什么把柄，门儿也没有。有人问，如何看待张曼玉的新恋情，发哥单拳一握，说道：“爱！继续爱！”还有不懂事的，问发嫂小产的事，他照样不生气，笑着回答：“我要学成龙大哥，NEXT!”

我最近看到一个幽默故事，深深为之叹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80多岁的巴基斯坦影帝雷利拄着拐杖，走上台来坐好。主持人开口问道：“您老经常去看医生吗？”雷利答道：“是的，常去看。”主持人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悠悠地回答：“因为病人必须常去看医生，医生才能活下去。”

等到掌声停歇，主持人接着问：“您会请教医院的药师，问一些有关药物的服用方法吗？”雷利回答：“当然，因为他们也得赚钱，也要活下去。”台下又是掌声如雷。再问：“那您常吃药吗？”影帝说：“不、不、不，我经常把药扔掉。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这下子台上台下都笑得失控了。主持人强忍着笑，鞠躬说：“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老影帝再次淡然一笑：

“别客气，我知道你也要活下去。”

揽财上身

在企业家群体中，有几个年份出生的人显得很多：1955年、1963年、1971年。1955年属羊，在大型国企较多；1963年属兔，赶上了改革开放所有的好事，已成为社会中坚力量；1971年属猪，多走曲线救国路线，出了很多IT界大佬。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也不乏白手起家者，尤其是具有经商传统的江浙人士，在市场上呼风唤雨，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蒋锡培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963年4月29日，蒋锡培出生于江苏宜兴洋埝村，家中六个孩子，那时很穷，孩子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吃上一顿饱饭。由于农村教育条件不好，蒋锡培在1980年高考落了榜，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他去杭州跟二哥学习修理钟表。那是很细致的技术活，别人一年才能出徒，他不到俩两个月就学会了，然后自己开店，一年就挣了5万元，连着五年，差不多赚得30万，那可是万元户里的万元户。

好的商人都有个特点，就是不满足于现状，敢于挣大钱。蒋锡培在1986年回到老家，办了一家仪表厂，为钟表生产发条，可惜质量不过关，赔光了所以所有的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不过贵人又出现了，这回是大哥，当时在上海做电缆厂做驻上海业务员，告诉四弟说：赶快去找电缆，拿到上海就能卖，利润可观。

当时各地在公路上设了很多路卡，偷运电缆比海上走私还困难，一旦被查到，不仅没收货，还要罚款，好在蒋锡培智勇双全，像游击队长一样，多次突破封锁，不过也有差点送命的时候，有一回车辆一路上坏了20多次，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受的。再次完成了资本积累，蒋锡培在1990年2月，与28位亲朋好友，创办了范道电工塑料厂，即远东集团的前身。

在种种困境中，企业逐渐做大，但始终摆脱不了体制、资金等因素。1997年4月，远东引入华能集团等四大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抓住国家大规模电网改造的时机，一举成为国内电缆业的巨头。期间，一是引进大国企的技术力量，二是争取政府优惠政策，三是回购集团内部的股权，规范化经营的同时，实现对企业的彻底控制，蒋锡培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电缆大王。

2001年远东集团成为三普药业的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源向金融和证劵领域大举进军，包括入股四化联合等私募基金，以及上百亿的复合材料合资项目。这时，远东的发展模式为“主业+基金”，蒋锡培本人名利双收，担任国家工商联副主席等名目繁多的职务。

在中国，政商关系非常复杂扭曲，有点像情人，可以蜜里调油，又能随时翻脸，冯仑说过：靠山可不容易找，当你越靠越热乎的时候，他可能忽然成了火山。蒋锡培从钟表工一步步上位，对个中三味体会良深。他与时俱进，为公司设立了各种制度和规定，比如在医药市场上，保护对方，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他举例子说：

像送礼这种事，一是不要让自己的老婆知道，万一出了事，她不举报也是罪过；二是不要让对方的老婆知道，本来是帮忙感恩的事，何苦把人家给害了呢？

蒋锡培夫妻感情极好，夫人叫陈晓芬，非常贤惠能干，创业初期在公司担任会计，后来在集团任资金管理部部长。同时，这么一大家子，乱七八糟的事都由她操办，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喜欢与她打交道，还给老蒋生了二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不仅孝顺而还很懂事。有时出差，老俩口临睡前也要通个电话，蒋锡培说：

“在家早起洗漱，每一次都是牙膏挤好了的，如果哪天没挤，我就知道，哈哈，老婆大人不开心了。”

最佳拍档

面对亘古最大的商业机缘，最近二十年，江湖中国好汉辈出，开山立寨的数不胜数，真正值得称道的却也不多，倒是有一种“北万通、南复星”的说法。万通六龙依次为：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刘军和王启富，功成名就过程中开始散伙，各自立下万通、SOHO、阳光100等山头；复星五虎是：郭广昌、梁信军、汪群斌、范伟、谈剑，作为复旦同窗，始终不离不弃，创下复星集团一个偌大的商业王国。

也有人坚持“南携程”的说法，指的是携程四君子：季琦、梁建章、沈南鹏、范敏，扬名立腕的是携程、如家、汉庭几大品牌。四人均为六零后，最大相差不过4岁，而且都是江南子弟，其中三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友。另一位梁建章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13岁就能用编出写诗的程序，以此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的金奖，毕业后去美国发展，1997年回国任Oracle的中国区技术总监，被铁哥们马云推许为“天才”。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浪潮汹涌，梁建章早就坐不住了，挖空心思地琢磨与之相关的产业：图书、游戏、门户网站。在一次简单的午餐上，他与自己做企业的季琦、在德意志银行做董事的沈南鹏，忽然撞出了思想火花，不仅决定联手创业，而且还选择了传统的旅游市场。对梁才子来说，一份“携程网站”的商业计划书太小菜一碟了，一个晚上就搞掂。很快，他们拉来了在上海旅行社当老总的女校友范敏共同创业。

那是互联网黄金时代，IDG的章苏阳去看了一趟，就回去研究了，凭着对团队和市场的直觉认识，砸下了第一笔资金，第二、第三轮也很顺利，软银与凯雷迅速跟进，扔进去了1800万美元。三大巨头什么影响力啊，等到2001年10月份扭亏为盈后，上市已是指日可待了，果然在2003年12月9日，携程网在纳斯达克挂牌，募集了7560万美元，战略投资人眉开眼笑不说，哥四个也成了亿万富翁。

进入酒店行业之后，季琦发现，价位在150--——200元的经济连锁店生意格外地火，四人一商量，凭借携程网的销售网络优势，索性再玩一把。2002年6月，携程与首旅集团合作了如家，眼见渐成燎原之势，IDG等投行再次加磅，并于2006年10月26日推动如家上市，四个40岁上下的年轻人连续两次登陆纳斯达克，轻易地像国家跳水队那样拿到了金牌。

对于四君子的合作关系，一直负责具体事务的范敏有过描述：“这就像盖楼，季琦有激情，能疏通关系，他去拿批文，搞来土地；沈南鹏精于融资，他去找钱；梁建章懂IT，能发掘业务模式，他定出大楼的框架；而我来自旅游业，善于搅拌水泥和沙子，制成混凝土去填充这个框架。”

范敏在2006年接过携程CEO，专心于此；季琦又瞄上了商务酒店市场，照猫画虎地独自去打拼汉庭连锁品牌，首轮跟风的风投多达五家，当然还有IDG；沈南鹏旧情难忘，干回了金融老本行，与张帆在2005年8月，创建了红杉投资中国基金；梁建章为了补偿自己，在如家上市前，就卸任去美国度假游学去也，谈及原因，有次跟朋友说：

“我一直没怎么玩过，连金庸都没看过。”

抵押贷款的学问

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参加了一位朋友组织的party，参会者有400多人，多数是演艺界的，主题是朋友儿子的电影发布。那孩子是第一个拿到跑道赛车冠军的华人，成长的故事非常励志，当然他老爸也没少花钱，据说有一两个亿了。我喜欢这一类的朋友，不仅有专业，同时还有点儿幽默感。

成功人士都有一技之长，分享他们的体验，通常都是很愉悦的。不过，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有多高，是很难判断的，一般要看他们在圈里的地位。我还有个小经验，看他们敢不敢调侃自己的专业。那些满嘴专业名词又一本正经的家伙，往往水平不怎么样，而谈笑之间一语中的，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清清白白的，才是厉害人物。

比如在课堂上，一位经济学教授讲课，很形象地说：“什么是第一产业？喂牛，养羊；什么是第二产业？杀牛，宰羊；什么是第三产业？吃牛肉、喝羊汤。”在一片笑声中，学生们一下子便明白了产业分类。”

同样地，买东西可也是大有学问的。例如逛超市，最佳时间是晚上关门前，因为有很多物品降价销售，尤其是蔬菜。而同样的时间，去农贸市场却不划算，那些小贩很能抓住人们的心理，往往在这个时候搞些短斤缺两的伎俩，反正客人急着买东西回家准备晚餐。所以，早上去市场最好，不仅可以随便挑，还有开市大吉的优惠。

美国的一堂讲投资银行知识的课，老师举了一个有关超市的例子。在超市的水果区，往往摆有很多果盘，有绿的猕猴桃、红的西瓜、黄的菠萝以及紫的葡萄，不仅赏心悦目，价格还便宜。为什么呢？因为是用烂水果拼出来的。老师说，这个道理和投行是一样的，没有绝对好的企业，只有包装好的企业。

我听过一个抵押贷款的故事，非常喜欢，在这里与大家共享。某富豪开一辆劳斯莱斯，去了华尔街一家银行，很快办理了10000美元的贷款，抵押物是停在门口的汽车。半个月后，他从欧洲旅行归来，还回了贷款，支付了30美元的利息。将车从地下车库开走时，工作人员疑惑地问：“先生，您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贷款呢？”富豪微微一笑：“我给您30元，您能在华尔街找到一家存放15天的停车场吗？”

碰钉子

在世人眼里，财富总有些命运色彩，或得或失，伴之相生的是一出出人间悲喜剧。有句老话是不会错的，叫做叫作和气生财，与生意伙伴得和，团队得和，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和睦，因为那里是最后安心的地方。富豪们家庭生活一般有几种：老夫前台、老妻后院的；夫妻联台的；还有再娶个明星，或相夫教子、或交际游玩。

互联网好比渔夫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魔鬼，其模式是先烧钱、再赚钱，一个魔鬼叫投行，看准了就大把给钱，推上市后，赚取数倍回报；另一位魔鬼叫创业团队，起点是创意，拉杆子干起来后，寻求投行支持，等到盈利了或市场份额达到，就上市发行，股份变成股票，一夜之间暴富，比如华谊兄弟。

在国内视频市场上，一直是土豆与优酷捉对厮杀，就在土豆网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之际，创始人王微的后院突然起火，其前妻上海主播杨蕾要求分割38%的股权，一番纠缠以后，王微付出了700万美元分手费，这时再抬头一望，优酷网已经在2010年12月8日于纽交所挂牌，股价大涨161%，市值30多亿美元；等王微收拾起心情，好不容易在2011年8月17日也上市了，却赶上市场变冷，股价下跌不说，市值仅7亿多美元。

感情的失落，加上实力的差距，被称为文艺青年的王微已无心恋战，2012年3月12日优酷公司和土豆公司宣布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双方股份分别为：71.5%、28.5%。王微退出管理层，不久搞了家动画电影工作室，而优酷老板古永锵一统视频江湖后，已经有了与老东家新浪叫板的资格。

1966年8月，古永锵出生于香港中产家庭，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十四岁时，他被送去澳大利亚的某小镇上读书，后来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从未游过泳的人，被直接扔到了深水区。五年后，古永锵去加州伯克利读书，然后在美国工作，1994年被富国集团派到中国做风投。有一次，在北京国际大饭店一楼咖啡厅，他和搜狐张朝阳谈投资的事，最后的结果是，张说：“我不要你们投资了，你干脆来我们公司，帮我做融资吧。”

在搜狐期间，古永锵大展拳脚，内物务外交一把抓，收购融资全来了，很快做到了集团总裁。2004年11月，古永锵宣布离开搜狐，理由有三：陪太太读书；身体太累；独立找个创业环境。生性乐观外向的老古属马，张朝阳比他大二岁属龙，所以张古时代的搜狐是龙马精神，而独立运作时，古永锵只能一马当先。

逛了一大圈以后，古永锵重出江湖，在2005年11月创办合一网络，他非常喜欢这两个字，拆开看正好“一人一口”。公司文化开放平等，不仅有水果吃，周五还请专业按摩师来服务，而且所以所有人都有期权，包括前台在内。2006年底，优酷网正式上线，炒作各种热点新闻，像张钰事件、最牛钉子户等。融资本是他的本行，等到公司业绩出来了，上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古永锵平时总是面带微笑，而且智商情商都极高。据说有一次天气奇热，他和唐骏一起做节目，讲话时手势有力而多感，只有摄影师们才明了：古总是在轰几只苍蝇，电视观众是看不出来的。四十多岁时，古永锵得了儿子，欢喜的得要命，在孩子醒得的时候，他都不工作，周六周日也呆在家里。对于成功，他是这么解释的：

“那是因为我以前碰的钉子比别人多，所以通常知道钉子在什么地方。

我对上帝的第二次见证

读研究生二年级时，我曾陷入过一段困惑：同宿舍的北大理科生三五天读完的英文著作，我要花费大半个月时间不说，理解程度还远逊于他们。那些数学公式和推导，实在是太令人困扰，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我还能搞经济学吗？偶然一次，我读到了数量所杨小凯师兄的文章，谈他是怎么一步步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顿有醍醐灌顶之感。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制度经济学派和货币主义，分析工具越来越新，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越来越深。我曾与大培师兄交流过这些困惑，他非常理解，但告诉我数学必须学好，他本人就是自学的。而且，为了更好地把握弗莱堡学派，他同时还修学了德文。我对此深为叹服，师兄却说：“小凯才是英雄啊！”

杨小凯生于1948年10月6日，是某省委领导的孩子。1967年他曾因路见不平，在看守所被监禁两个月，出来后写出了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捅了“文革”中央的马蜂窝。好在他根红苗正！他在监狱里师从了几十位教授专家，记了近50本厚厚的笔记。十年后出狱，去清华大学学了数学专业，后来考到社科院研究生院。

邹至庄算是杨小凯的贵人，1983年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台湾、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教学游历，正式登上了经济学的国际舞台。张五常固然独树一帜，杨小凯却是把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前者可以让科斯去诺贝尔奖授奖仪式讲话中大加赞誉，后者获得过两次提名，都是华人的大骄傲啊！

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在这之前，他是以抗癌英雄著称的，其乐观的精神和勇气感染了很多人。我非常推崇他在去世前不久写过的那篇《我对上帝的第二次见证》，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经济学领域，代表了他人生最高的感悟。

第一次感悟在2002年2月，是杨小凯受洗的日子。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证明上帝的存在，研究基督教对经济要素的各种影响，为证明这一观点还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俗话说，大病出智者，这话有几分道理。杨小凯病后越来越感到人力的有限性，认识到譬如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有时不仅片面，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危害性。

《圣经》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都充满了欲望，都不是天父给的，而是从世界里来的。这位经济学者最后的感悟，对世人来说弥足珍贵，难道我们追求利益的动机和结果都是不善的吗？

杨小凯的意思是：

上帝创造出世界，不是让人们享受欲望，而是去超越它们。

“再造一个中国”

在20世纪80年代体改的圈子里，邓英淘是很特殊的一个。他其貌不扬，又不显山露水，即使开会，也不是据理力争的那种，但他坚持的东西往往都是对的，因为他是看得长远又意志坚定之辈。我和他没什么接触，那时候姚刚带领我们体改所桥牌队，邓是农发所的领队，这俩人水平差不多，我们两个队水平也差不多。他们俩是铁哥们，我们两家单位也跟兄弟部门似的。

邓英淘是湖南桂东人，生于1952年9月，父亲是邓力群。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专业是计量经济学，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一般研究经济的人数学都不好，而数学好的人往往没有经济的情商。他当时顺水推舟，去了杜润生主持的农研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

记得当时农发所有几员大将，如周其仁、杜英、白南生等，当然还包括邓英淘。我们那时小一辈，觉得他们那批老三届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邓英淘写过一本《走向现代化的抉择》，我是认真读过的，现在想起里面的微言大义来，发现都是真知灼见啊。可惜，研究被意外终止了。

三所一会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纷纷下海，很快成为新的风云人物，亿万富翁都不知凡几。这时候很少听到邓英淘的消息，听说他先是研究中国的能源问题，跑了好多地方，从海南到新疆，从沿海到东北，像他这样搞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真还数不出几个来。

邓英淘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沿袭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新的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之路要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建立分布式能源体系，配合调水、西部大开发和就地城镇化，让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后来，他再次升级研究，潜心探讨中国的水发展战略，提出要“再造一个中国”。

这个问题是由南水北调引起的，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陆续有三个方案：东线方案是利用京杭大运河，调水195亿立方米，需投资1300亿元，工期10年；中线方案是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调水200亿立方米，挖一条1200多公里的输水干渠到北京，总投资要1700亿元以上，工期15年；西线方案是从长江上游调水195亿立方米，主体工程即需1500亿元，工期15年。

对比三个方案，邓英淘和水利部提出了新的南水北调思路，即溯天运河方案。他亲自带队，跋涉数万里，提出了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入黄河的大西线构想，从而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发展，所以方案的副标题就叫“再造一个中国”。这件事耗尽了他的心神，也拖垮了他的身体。

在经济学者中，邓英淘几乎没什么天敌，人缘极佳。他的同学吴稼祥刚入学时，在宿舍看到一个邋邋遢遢的家伙进来，就问“哪个省来的？”那人回答：“河南农村的。”后来他才知道，这位邓英淘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只不过从来没有架子而已。

十多年前，我去香港，在中间隔离地带，被一泡尿憋得够呛。这时听旁边几个人笑得十分开心爽朗，定睛一看，原来是邓英淘和姚刚几个人，因为边上还有别的人，没敢上去打招呼。后来听说邓英淘在2012年去世了，享年才61岁，心里感伤莫名。他和我们所的张少杰都是不世的英才啊！把缅怀少杰师兄的几句话也送给我敬佩的英淘兄：

百战念未枯，

直透虚空骨。

驾鹤忍回首，

大道有前途。

第二章  文化圈

大师的个性

在北京念书那会儿，我特别爱串高校，虽说各校自有各校的好处，但最爱的还是北师大。那会儿去，找找老乡、踢踢足球，还有漂亮女生可以追，都是很惬意的事情。多少年过去了，我发现北大盖得乱七八糟，人大更是拥挤不堪，唯有北师大始终保有那股子纯真的校园味。他们的校长升任教育部长后，仍愿意住那儿，晚饭后，照例和老伴走圈散步，笑眯眯地与熟人打着招呼。

北师大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52年后合并了天主教辅仁大学，历来牛人多多。记得八十年代初，一位老太太过马路被车撞了，司机开始还很嚣张，后来一听身份，立马被吓住了：李大钊的女儿。不过，公认的第一牛人是启功大师，这老头不光是身份地位高，主要是人好，和气善良不说，还特别地好玩儿。

我有位朋友小时候很淘气，属于爬树掏鸟、上房揭瓦那种的，有事没事就往启功先生家里跑，蹭吃蹭喝不说，还老拿字拿画，启老也无所谓，孩子高兴就成。后来说起来，朋友十分后悔，跟我说：“那些字画都是别人让我讨的，现在想要回一幅两幅的，门都没有了。那时，老头想教我写字，我贪玩没坚持住，唉，真是蠢啊！”

启功先生是雍正帝正宗的第八代孙，和多数龙子龙孙不同，他不姓爱新觉罗，说那根本不是姓，是满清部落的称呼而已，就好像你叫李宏伟，住西直门，总不能在姓名上填写：西直门·李宏伟。所以，他介绍自己，从来都是：“姓启名功”。有一阵子，凡是写有“爱新觉罗·启功收”的邮件，他一律不开封，还回写了一句：“查无此人，敬请退回。”传达室说不对啊，明明就是你嘛，启功却说：“那你去北太平庄派出所查查，保证没有叫爱新觉罗·启功的。”

文革时期，北师大闹得很凶，红卫兵们到启功家里质问：“你家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先生答道：“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来的都是他中文系的学生，知道他与世无争，借机喝道：“好，那就封了吧！”结果这些封条保护了不少好东西。后来有人登门道歉，先生哈哈一笑：“那个时候好比在演戏，让你唱诸葛亮，让我唱马谡，戏唱完了、就过去了。”

师大历届领导对启功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见面都是一口一个先生叫着，有时还征求他的意见。一次，就发展某教授入党问题前来征询，启老知道此人有欺上瞒下的毛病，答道：“本来一棵树上，好好呆着几只鸟，这时从别地儿，忽地飞来一只鸟，结果树上不见得多只鸟，而可能是所有鸟都飞走了。”那位领导笑笑便走了。

另有一回，许多人竞聘一个重要岗位，校方非让他推荐，启功先生当然不想涉入是非，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不如抓阄。”人家说太儿戏了吧，他倒一本正经了，说道：“那怎么了？达赖和班禅选转世灵童，不都是通过金瓶掣签来决定的吗？”

1994年，韩国总统金泳三来华访问，提出想见启功先生半小时，先生托病不去，说法是：“大夫无朝外王之礼，何况我是个小老百姓。他虽是韩国大总统，但没有召见我的资格，我是中国百姓，也没有朝拜他的理由，所以就不去了。”第二天，启功先生收到了一个花篮，上有金泳三的亲笔纸条：“祝先生早日康复！”钓鱼台来人说：“韩国元首在养园斋用餐，那里有先生写的八扇屏风，他独自徘徊看了很久。”

有段时间，《东方之子》栏目组盯上启老了，老人家不爱抛头露面，拒绝道：“你们都播些大人物，像我这样的，最多算是东方之孙。”人家不好糊弄，愣把他给磨去了。晚年有些不开眼的人，利用某些商业场合，想霸王硬上弓，把纸墨笔砚都给布陈好了。启老断然拒绝：“您要是准备一口棺材，我也得往里跳吗？”

启功先生胸有万象，对生死看得很开，曾为长江边上的丰都鬼城赋诗一首：“昔有见鬼者，自言不畏葸，向他摆事实，向他讲道理，你是明日我，我是昨日你，鬼心大悦服，彼此皆欢喜。”启老是2005年6月30日去世的，享年93岁，墓志铭是他自己写的，那是1975年，老伴章宝琛女士刚刚病逝，在过66岁生日时，有感而发：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怎么活到100岁

2014年1月7日，娱乐大亨邵逸夫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这个年纪甚至高过106岁往生的弘法寺本焕长老。出家人清心寡欲，长寿者比比皆是；可富豪们一般都声色犬马，也这么长寿，难道靠的是钱吗？答案很出乎意外，邵先生讲究养生，每天坚持练气功，一周最少运动四次以上。

其实，很多富豪皆是如此。李嘉诚、何鸿燊、默多克等人，早餐离不开水果，晚餐大都是粗粮，而且始终保持游泳和打高尔夫的习惯。可见，长寿的真正秘诀还是“管住嘴、迈开腿”的老话，与心态相关，与金钱关系不大，我尤其推崇的是陈立夫先生的养生之道。

陈立夫先生做过蒋介石的秘书，鞍前马后多年，最后拿了5万美金去美国养鸡。辞行时，蒋公不在，宋美玲送了他本《圣经》，劝导他想开点儿，心中要有主。陈立夫指了指墙上挂着的蒋公画像，叹息道：

“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何况耶稣。”

弹指之间，陈立夫和孙禄卿夫妇在美国已经生活多年，虽不在官场打滚，却也经历了许多事情。1990年8月27日，夫妻合办九十大寿，面对满堂宾客，陈先生向大家介绍了养生的“四老”原则：“老健、老伴、老友、老本。”意思是说：人老了，首要的是健康，别给人添麻烦；其次呢，生活是很琐碎的，得有位好伴侣；再次呢，为了能交流情感，一群道义之交必不可少的；最后，过日子需要一定的积蓄，但财富必须本着“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原则。

立夫先生患有糖尿病，还做过外科手术，加上长期过度工作，身体并不算好。眼见活到了一百岁，应多方邀请，老人家写了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文章，很客观地把自己关于养生的经验和看法，系统地梳理了一遍。

他认为，人的长寿分为先天禀赋与后天保养两种情况。先天禀赋是遗传的，比如陈先生自己：能熟睡、脾气好、记忆力强、有恒心，这四种性格对健康都是有好处的；而后天保养在于培养好的生活习惯，也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些好习惯。他将这些习惯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了七大养生原则：

1.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2.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3.多吃果菜、少食肉类；

4.物熟始食、水沸才饮；

5.头部宜凉、足部宜热；

6.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7.减少俗务、寻求安宁。

立夫老人晚年以读书和写书为主要精神寄托，大力向社会倡导国学与科学。他一生共编了70本书、写了30本书、译了15本书，即使如此，仍觉得留有不少遗憾。有一次，他和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谈话，对方说到两位过世的伟人经常熬夜的问题，他微微摇头道：

“不好、不好，昼夜颠倒，有违天地正气。虽不碍寿，但伤肾伤情……”

角儿靠帮衬

前几天，袁阔成与世长辞了，引起很多人的追思。在新派艺术家麻烦频频的时刻，老一代已经悄悄地谢幕了，袁先生拉弓搭箭式的评书卖相，终成一代绝响。且不问本山去哪儿了？德刚怎么了？传统艺术里，一个名角儿究竟如何成就？这里固然有与时俱进的因素，也离不开行业文化之规范。

作为一代宗师，侯宝林对角儿有着独特的理解，一是有吃苦的过程；二是得到观众的承认。侯先生4岁从天津来北京，养父是贝勒府的一个厨师，打杂、烧水、看孩子什么都干，看人眼色更是基本功。那时候学艺，半偷半学，从京剧到相声，能吃的苦一样都没少过。

练就了绝活，还要等观众的承认，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黑白两道、三教九流，掌声与拳头、鲜花与泪水，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除了在段子上下功夫，侯先生的特点是语言尽量诙谐，表情却要淡然，他说：“想要逗乐别人，自己绝不能笑场。”

成名容易，做名人更难。侯宝林先生成了大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班底，所谓四梁八柱。这有点像短板理论，一个成功的名角儿，必须有最长的板子，但周围那块板子也不能太短喽。比如，有的惹不起黑道，有的受制于意识形态，有的内部管理松散，有的口碑不好。而侯先生总能把握得很好。

个中秘诀是什么呢？就是适度。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巧妙维系着一种平衡。而平衡是动态的，只做老好人，也是不够的。侯先生很喜欢宋世雄的解说，两人有点忘年交，还送过一个条幅：“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宁可不够，不要过头。”

艺人的两大毛病是：贪财与好色。成名以后，不懂得爱惜羽毛，容易忘乎所以。一提钱，什么故旧、恩人、领导全忘了，以为过去帮自己不够，现在跑来借光。其实，谁成为角儿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是一种运势和气场，运在，势在；运消，势消。

洁身自好也很重要。艺术圈的有些美女不是省油的灯，历史复杂、关系更复杂，聪明人最好找个圈外的淑女交往或结婚。同时，尽量少应酬、多用功。侯宝林先生说：“酒喝头盅、茶喝二盏；日发千言、不损自伤。”连吃鱼，都讲究到：“春吃头、夏吃尾，一年四季吃划水。”

侯家是大家族，住过四合院，也住过木樨地24号楼，生活得很老派。媒体有过描述，说某女星与侯公子交往，分手后，想要回自己的车。老爷子听懂了弦外之音，随手一指道：”闺女，去那间屋，随便哪两样，每样都比您那奔驰值钱。”

归我儿时青石路

小时候，我有个小伙伴叫曲世汉，小名叫汉子，他们家闯关东比较晚，所以每年冬天，总有亲戚寄来地瓜干和炒花生。我的祖先也是山东老家，传到我这辈都十二代了，早就失去了联系，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汉子人如其名，憨直而仗义，从来与好朋友，都是见面分一半，这习惯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吃的还是小事，每家过年都有压岁钱，他总能留下一点，拿着来找我，然后一起跑到东关上坎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是座几百年建筑，门板的漆面斑驳沧桑，记录着岁月的划痕。里面坐满了小孩子，拿出一两分钱，租小人书看。像我们这种常客，不必再看什么《草原英雄小姐妹》，破例在后面，看些文革前的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看完了不算，还得讲出来，我被一群前后院的小伙伴围着，重新享受那些英雄主义的高潮。后来，袁阔成、刘兰芳广播里开讲了，我的故事会便淡没了起来。

我们住的是一座明代的辽南古城，叫盖州镇，东西南北都建有长一公里的城墙，各有一座城门，四周围绕着护城河。满清末期，这里就没消停过，俄国人、日本人、伪满、国民党轮番祸祸，最后是共产党。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城早已破旧不堪，域内遍布的森林也砍伐得面目全非。

镇里像新华书店这样的古旧建筑很多，不知是缺乏维修，还是消防部门的强力坚持，反正从我1980年读大学以后，寒暑假回来一次、古建筑就少一回，再后来，基本上都扒光了。最可惜的那些城墙砖，每块重达10公斤，比美国历史长多了。

这两年，县城重新定位，怎么也找不准，四遭大城、码头林立，不说周边的大连、鞍山，连昔日的鲅鱼圈公社，都成了东北第二大港，咋找核心竞争力呢？这任的领导班子很有责任心，跑去找清华的校长帮忙，那人也是县城长大的，大概盛情难却，派了几个规划师，前后忙活了一阵子，结论是恢复古城原貌。

2015年春，家乡来人告诉我：第一笔钱5000万到位了，南城、东城的护城河道已经疏理如昔，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挖出来，堆积如山。南城门保存完好，东、北两边也还凑付，可西城门早成了转盘广场，主要建筑云集于此，很难下手啊！据说，政府鼓励市民们捐交城砖，每块补贴个几十元，效果并不明显。

我读东关小学时，是紧邻的老爷庙，那时关公固然被除四旧了，但格局十分完整，古木森然、书声琅琅。就在一次回家，忽然发现被拆了，记得当时我愤怒得浑身发抖，大脑一片空白。陆续拆掉的还有：南关小学的娘娘庙、西关小学的城隍庙，以及财神庙、文庙、三江会馆等等，还好留了一座上帝庙。

为了在天安门看到烟筒林立，北京消失的庙宇何止千座？所以我并不奢求，一个县级政府能完全恢复明清古貌。我只是特别怀念，儿时光着脚，在雨中跑在粮站门前青石路上的感觉，这个梦想能让我的孙子实现吗？

眼睛长在屁股上

曾有篇报道说，一位大导演身价亿万，却十多年不肯回家看望母亲，对亲哥哥靠着一点微薄退休金度日的现状，也不闻不问。反过来，拍一部戏、睡一个大美女，而且一睡就红，可谓享尽了人间艳福。我对此颇生愤慨，在《空·地·海》诗集里，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

你是尺子，从不衡量自己，你说你伟大；

你是刀子，习惯砍向别人，你说你伟大；

你说秤子，只管别人轻重，你说你伟大；

你是儿子，多年不看妈妈，你说你……伟大？

有次，一位法师为众人开示，讲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启发。他说，为什么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因为它是透明的，里外都一样。为什么镜子不行？因为它背面镀了一层金，所以，只能看见自己。这就是物质利益蒙蔽了人们的眼睛。现代社会物欲横流，倒也不奇怪，在古代也有这种己所不欲施于人的情况。

石屋清珙禅师为元代高僧，看到不少修行人都有“管不住自己，却要管别人”的毛病，便有劝解之心，他以裁缝师傅四处为人缝制衣服为题，做了一首《题裁缝》，用文精妙，别具匠心：

手携刀尺走诸方，线去针来日日忙。

量尽别人长与短，自家长短几曾量。

清珙禅师被称作“法海中透网金鳞”，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诗多描写山居情趣，收录于《石屋诗》。1352年，禅师患病已久，一天半夜忽然与众人诀别，弟子们请示如何办理后事，他当即吟出，这就是著名的《临终偈》：

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仍须掘地埋。

顾我也无三昧火，光前绝后一堆柴。

除了清珙禅师，拿针线说事的还有一位，就是破山海明禅师。那是清初，政府虽然大兴文字狱，但一直倡导佛教文化。成都一位高官听说，所有的西南丛林庙宇，莫不归服于海明禅师，有一天奔着双桂堂就去了。到了山门外，他看到一位老僧，穿着破破烂烂的百衲衣，正在补一件僧袍。

官员不识佛门规矩，大模大样地问：海明禅师是否在寺院中？老僧装作未听到一般，仍在一针一线地缝着。问了几遍都未见反应，官员便恼羞成怒起来，对着老僧一顿指责，然后才气犹未平地进去了。见到知客僧，官员才知道，自家是有眼不识泰山，赶忙回去道歉。

好话说了再三，海明禅师终于抬起头来，举着手里的缝衣针，开口说了一首《题针》的偈子：

此针本是铁造成，一头尖来一头浑。

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

向毛主席回向

自从老板变成土豪以后，各地百姓开始编排起了他们，我们北京也是一样，记得网上给北京土豪总结了几大特征：从带金链子变成带佛珠；从喝白酒转变为喝红酒；从西装领带变为麻衣布鞋；从搓麻将改为打高尔夫；从开奔驰变为骑自行车；从环球旅行变成结伙辟谷；从投资夜总会变为投资拍电影；从狐朋狗友变为EMBA同学会。还有就是：从流里流气变成佛里佛气；从汉人变成藏人。

我对前面的不展开评论，至少觉得后边两条挺有趣的。这几年做房地产融资，发现那帮老板的办公室里都有佛堂，供的财神和金碧辉煌的一些圣物。发财是现今社会最主要的福报，地产老板们发心向佛，总是一件好事。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位为什么？他说做地产肯定有过分的时候，多做做好事，不就两抵了吗？还问我对不对。我笑笑说，应该是一码归一码。

2013年秋天去北方，我在一位居士家的佛堂，遇到了一位藏区来的师父，挺平和的一位中年修士。我坐在他的对面，都盘着腿，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因为以前在北京素食馆见过一次，所以都挺放松，展开了很多的话题。

我们先从汉藏两地的修行状况谈起，他很担忧末法时代的人心，说“闻思修”的重点还在于一个修字，而真修实证的佛弟子太少了，藏区少、汉地更少！一谈到修行，师父有些眉飞色舞，对他身边的同修证得佛果的殊胜事迹，连连发出赞叹。

藏地师父都是从小修行的，基本功非常好。每年都集中用功，把人往小屋里一锁，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了。当然这些有极严格的传承，更有上师的指引和护持。师父说家乡有位老妇人，有一天劈柴回来，休息时突然有所感悟，放下柴禾就跑去找自己的上师，那位上师哈哈大笑:“对啊！就是这么回事。”

师父对汉地弟子的用功还算满意，总的还是有点口头禅。他的态度是很严苛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要持续地实修，一天两坐是最低的。实修为成佛之根本，像吃饭一样，心急是不行的，总要一口口地自己去吃。而开悟如同水是甜的一样，无法言宣，只有喝到了才知道什么是甜。

师父强调贪嗔痴慢疑是轮回的原力，五毒同时也是五佛，提法与禅宗的烦恼即菩提相似，还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脉点等修行问题。宁玛派修行大圆满，传承悠久而完整，与禅宗的中观正见比较相近。但考虑到禅密的差异，我没好意思讨教更多的功法问题，其实自己还不具备那种资本。

世人都习惯称藏区的师父为活佛，即转世而来的修行人，认为他们都有着很高的慧根，不敢说藏地师父是贡高我慢，但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这位师父却完全不是这样，总称自己是个普通和尚，不时在谈话中提及:我们凡夫如何如何……，让我对他油然升起敬意。他还说了一件事，当地有位上师在文革中获刑十多年，仍每天在狱中坚持修行不辍，做完功课后，总不忘一件事: “向毛主席回向！”

对影自怜

古典小说中，《镜花缘》算是一个异数，故事从王母娘娘写到百花仙子，从武则天牵出书生唐敖，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风异俗。作者李汝珍手法奇特、想象力曼妙，勾幻了一出出光里古怪的神奇之旅。如果说《西游记》是一部道家的童心之作，那么《镜花缘》就是佛家的出离风尘，而后者显然一直被低估了。

我是在大学才读这本书的，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后来学习了一些佛学经典，才了解到：镜花，也叫镜华，是指古时的一种菱形花镜，北周时的庾信对其有过描述：“日光钗燄动，窗影镜花摇。”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唐代吴均的那首诗：

“镜中美女人如玉，

子瑜笑咏随风去。

弱冠同怀闻者怜，

智者归福终不虚。”

至于成语“镜花水月”，自有另外的出处。唐初有位裴休宰相，才学十分了得，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泐潭形胜地，祖塔在云湄。浩劫有穷日，真风无坠时。岁华空自老，消息竟谁知。到此轻尘虑，功名自可遗。”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居士，善于写碑帖，同时代的米芾曾评价：“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例如他写过的《唐赐紫方袍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空门正辟，法宇方开，峥嵘栋梁，一旦而摧，水月镜像，无心去来，徒令后学，瞻仰徘徊。”一直流传后世，被佛家用来表达“无常”的观点，即人的一生是虚幻不实的，正如镜里花、水中月一般的不可把握。

裴休宿信佛教，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好多著述，都邀请他撰序，如《圆觉经序》、《华严经法界序》、《禅源诸诠集都序》等，其中文字般若、笔法智慧。其子裴文德年轻时高中状元，他不愿儿子做翰林为官，而是送入佛门出家，并作了震铄古今的“警策箴”：

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

身眼莫随财色染，道心须向岁寒存。

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

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犹称尊。

作偈曰：“江南江北鹧鸪啼，送子忙忙出虎溪。行到水穷山尽处，自然得个转身时。”这段佳话的结局是，他的儿子正是金山寺的法海和尚，为禅宗开宗立派的祖师人物。后世把他写入了《白蛇传》，绝对是以讹传讹的肆意歪曲，歌手龚琳娜夫妇更是受到了明贤法师等佛教人士的严厉批评。余波尚且如此，实在有必要正本清源。

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课堂，明贤法师曾开示一种破虚的修行法门：修行者先要焚香沐浴，然后赤身裸体对一面镜子独自坐好，从头到脚的夸赞自己，找出所有的优点，连续七天七次；相反，如是批判自己，体无完肤的那种，也是七天七次。我虽然没有试过，据说此法完全可以破除我相。这正是：

人生究竟苦短，

对影何必自怜。

文化不文化

汤兄与我相知多年，他博士考试前我们在楼下遇到，不顾我的吃惊，笑眯眯地说：“征辉，没想到我考你们社科院吧。”他是五道口的，如果不是李扬导师的福威所至，还真请不动这种大神。哪怕在三年同窗期间，其实大家也是各忙各的，毕竟我们都是在读的博士。

有一天，汤兄忽然打电话过来，说是组织了一次古琴讲座，让感兴趣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听听。那次我有急事没去成，回来后，那帮家伙向我汇报心得，一致认为自尊被打击了。某文学博士感慨：“听完以后，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没文化似的。”这话弄得我哈哈大笑。

后来，盛情难却之下，我参加了好几次拍卖会和演奏会，看到摆在面前的国宝，真不敢下手去摸：哪一件都上千万人民币啊！后来，从古琴协会会长到演奏大师，甚至包括制作大师，纷纷登台献艺，令我这个井底之蛙，不住地感叹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

我再去书店的时候，不自觉地买了几本古琴的书，算是偷偷地给自己充点儿电，免得在公开场合出丑。原本答应汤兄一起学古琴的，可惜天生摇滚的素质，实在难以闻弦歌而知雅意。看到他古琴弹得由像模像样到有板有眼，心里实在不乏羡慕嫉妒。

在雍和宫附近，有一家如是山房。所谓如是：或颦或笑，尽是真理的流露；亦琴亦茶，皆为还乡的坦途。所谓山房：山中草房。虽处闹市一隅，却是闹中取静的心灵隐修处。这里以古琴会友，时有来自京城各个角落的高人雅士，汤兄只是进步较快的一位。主持人为如山法师，有韩国背景，在北大教书，一首古琴弹得四座皆寂，心井不波。

说起阐发古琴之风情，当属李白的《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若论境界之高远，还是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觉真法师非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讲经传道的时候，对这些典故信手拈来，无不贴切。一次，我问起了古琴等有关问题，师父叹息说，这些好的传承都被“文革”给中断了，真是可惜啊！然后老人家认真地说道：

“有生之年，应该学会运用一件乐器的。”

苦酒的成因

去年冬天，我从香港转到深圳，还没睡醒呢，就被朋友给敲醒了，然后坐着一辆车去了一家茶庄。那家茶庄很宽敞明亮，两面立着红木架子，放了几百个紫砂壶，按照工艺大师的名款排列，主人在一边介绍：“从清末到现在的名家，差不多都有收藏，有的还是代表作品。”我不懂这些，看着旁边拍卖的价格，心想：这可值不少钱啊！

我们围坐在一张木桌周围，每个人面前放6个杯，代表6种不同的红酒，旁边还有个水杯和一瓶昆仑山矿泉水，座位下边则是一个水桶。按照主人的示范，我们喝一口，在嘴里充分地滋养品味，吐到桶里后，用笔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写出评价，然后用矿泉水漱口，再喝新的一杯，再给出新的评价。

差不多了，才把酒喝下去，6种都喝完之后，我感觉大家都有点儿晕。我品过两次红酒，但都没这儿正规，跟做了一次评委似的。我悄悄问一起来的朋友，这主儿干啥的？他也悄悄地说，香港两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大股东。事后说起那人的奋斗经历，果然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回到北京以后，从美洲回来的雪品老弟约我聊了一下，他属于我一直想挖来共同创业的那种人，可惜机缘不够。他先在上海读书，后被五矿派驻海外，有阵子无聊，又去麻省拿个学位，一不小心还获得过全美物流设计方案的一等奖。

他是宁波人，头脑和情商都没得说，商业细胞更是与生俱来的。每次回国，我们都要恳谈一两次，交流信息不说，交流感情也是必要的。我知道他不打牌，就送了他几本我写的书，他也没空手，赠了我一瓶自己设计生产的岑氏冰酒，标签上是他亲手写作的一首中英文对照的诗，才气横溢倒在其次，首要的是蕴含了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葡萄酒的深爱。下面就是这首中文的《苦酒的成因》：

在我心中

酿了千杯万杯的

葡萄美酒

始终不敢倾出

像预习了千万遍的问候

一出口就怕成错……

可是

我翻过的地

理过的架

剪过的枝

流过的汗

我亲手种下的葡萄啊

为什么现在就已成熟

丰盛

在我还来不及练出足够的酒量

饮你……

既然

你从来不肯想过

不经意地泄露一些关于酿酒的秘诀

而只要一滴泪

当我强忍不住的时候

一滴泪

老江湖

最近几年追些网络小说，从《诛仙》、《英雄志》一直看到《卡徒》、《仙逆》。我最推崇的作家是猫腻，才情横溢不说，而且一部比一部好，《庆余年》强过《朱雀记》，《间客》已达到惊艳绝伦，不过最新的《将夜》可能更妙。但细细品来，没有一部江湖小说可与《水浒传》相提并论。

小时候，男孩子都喜欢能打的，热衷于五虎将、八骠骑的比较；稍大一点，开始关注义气，看看哪个更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后来，加入了道德评价，像鲁智深这种专门替弱者打抱不平的，可以称作英雄；武松为哥哥怒杀西门庆、为兄弟醉打蒋门神、为山寨兄弟独臂擒方腊，算是豪杰；还有像李逵这样的，则叫好汉。

毕业以后，走过天南，闯过海北，国企、私企、外企都干了个遍，我心情早已不复当年豪情干云的状态了。细品周围的人，往往专业不突出而心机深沉之辈最容易成功，就像刘备或宋江。因为吕布容易得瑟、卢员外缺乏追求、林教头没有算计，而曹孟德只有一个，所以宋江这类老男人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老大。

宋三郎一出场，便是飞马晁家庄通风报信的侠义形象，而后捅死阎婆惜、陷落清风寨，一路上遍洒小钱，结识了好些个江湖人士；直到浔阳楼反诗，才露出胸中大志：这是个敢笑黄巢不丈夫的狠家伙；上山后，他时时争先、处处架空，直到晁盖被一箭射死才了事；泄密这种事，抓住才判几年，能得到那么多的纳头便拜，值啊！

平心而论，我不反对梁山招安，大丈夫把本事献与帝王家是正确的，如果做不到打坐求道，还不如服务于公众，但牺牲其他人利益，以满足个人虚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宋江接位当了老大，并没有马上报仇，而是找了卢俊义，要求禅让，用这位武功盖世的老实人横在中间，他算是踏实了，如果林教头生擒了史文恭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江的老谋深算。他弟弟老四号称铁扇子，既无功名、也没本事，只是个爱搂钱的地方公子哥，上梁山之后，宋江却不马上提拔他，只给了招待所长的位子，殊不知：一来广交朋友，梁山的好汉哪有不好酒的；二来收集大量小道消息；三来博取好名声。后来时机一到，宋清立马成了整个物业的一把手。

江湖跟官场不同，政治家经常六亲不认，老江湖还是要讲义气的，但哪怕牺牲兄弟、甚至自己，也把家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翻遍《水浒传》，宋清几乎没冒过险，宋江临死之前，偏偏拉黑旋风陪葬，为什么不给他弟弟下药呢？此时宋老四带着宋氏家族，逍遥自在去也！

赢不到的人

十多年前，一帮学问人闲聊国计民生，其中有位著名作家时不时地大倒被盗版的苦水，考虑到他那中学老师的水平，社科院的几个人相当地不以为然。

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从邓丽君到四大天王、直至陈奕迅、周杰伦之类，年轻一代像爱吃麦当劳一样，喜欢这些经过洋化或古典包装的文化快餐，反正只要自己过得舒服了，管他身后洪水滔天。

做企业老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意无意的话总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在内部产生相异的效果。一位朋友跟我说，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一个人拿着话筒唱卡拉OK，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发泄，再唠叨的人也会踏踏实实地洗洗睡了。这办法很灵，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叫林夕的香港人。

相信很多大陆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而且以为他是家学渊博的老者，其实林夕祖籍东莞，1961年12月7日生于香港，原名梁伟文，1980年以状元身份考入香港大学中文系，是典型的港产才子。据说，他可以一边看日剧一边写词，曾经用45分钟填写了那首著名的《明知故犯》，引得无数痴男痴女吟唱：为何要流泪……

林夕从不讳言偏爱王菲，他们生产了近二十年来最委婉凄美的一批歌曲，像“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还好我没将它喝完。”算是淡定之作，而《百年孤寂》中的一段，简直是憾人心弦：

“风属于天的、我借来吹吹，却吹起人间烟火；

天属于谁的、我借来欣赏，却看到你的轮廓！”

其实，经过王菲那天籁之音的演绎，感动我们的又何止是这么一点：

不断演变的海岸线，长出了最哀艳的水仙。

天亮你不能见我，天黑至少想念我；如果没有灯火，紧握这萤火，闪耀你阴暗的下落。

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

看见的熄灭了，消失的记住了；天黑刷白了头发，紧握着我的火把。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遇见一场烟花的表演，用一场轮回的时间。

我见过一场海啸，没见过你的微笑；我捕捉过一只飞鸟，没摸过你的羽毛。

不要以为他的头发开不出蔷薇。

直到伊甸园长出第一颗菩提，我们才会孤寂。

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理解。

最初用林夕这个笔名，是因为他当时喜欢林振强，想用林姓来命名，一直求之不得，后来看到简体版的《红楼梦》，才选择了树林与夕阳结合的这个迷人的“梦”。他的感情生活是坊间最大的传闻之一，但天才是用来爱护而非打击的，记得患上焦虑症后，林夕面对媒体，说了一句感人至深的话：

“我写过太多的歌词，却赢不到一个人！”

风俗人情都是规矩

在北方过年，老规矩可多了，最重要的是口头讨喜，不许说犯忌讳或不吉利的话。大年三十贴对子，一位老叔站在板凳上，码平后问闺女：“高了低了？平不平？”由于年轻人不讲究这些，这位老叔再三嘱咐自己闺女：“贴高了，就说高兴；贴低了，就叫发财。”爷俩儿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发财”了半天，总算弄利整了。这时，闺女一句话差点把老爸气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好了，爸，终于不高兴也不发财了。”

不光是说话，吃饭也是一样。记得小时候有次过年，吃年夜饭时，我想站起来拿蒜，于是顺手便把筷子插在了饭里，然后去了厨房。回来后，发现筷子被平整地放在桌子上，也没怎么在意。事后，母亲告诉我，筷子要平放着，插在饭里如同在坟头上插香，对家里的老人非常不好。

过去教育孩子，首先是教他们懂老规矩，无论贫富都得遵守。当官的架子大，讲究排场；经商的忌讳多，不怕繁琐；教书先生，得为人师表；农民是耕读之家，想要出人头地，要求当然就更高，有时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就是打把势卖艺或者要饭的，也有一整套路数，否则，不仅得不到好处，还可能被狗咬。

细数这些规矩，那可海了去了，我们这辈赶上了“文革”，学得十分有限，基本已经融化在了血液里，落实到了行动上。春节期间，见到个帖子，列了不少的北京老规矩，我认真看了看，跟我老家差不多。说起来，我们那里本就是满族居住区，这些个“文举”是传到关外后，逐渐与那里的风俗结合在一块后，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千规百矩。

这里，我就简单列一些老规矩：“不许吧嗒嘴儿；不许叉着腿儿；不许斜楞眼儿；不许抖落腿儿；不许罗着锅儿；不许掳袖管儿；不许挽裤腿儿；不许搅菜碟儿；不许筷插碗儿；不许嘬牙花儿；不许当众咋呼；不许说瞎话儿。”还有比如夹菜不过盘中线，吃饭不许咬着筷子，夹菜不许满盘子乱挑，做客时，要等主人先动筷子，吃饭不能稀里呼噜出声，站立不许倚门，说话不准高声等。

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些老规矩，有时候几家朋友聚会，孩子们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不是玩手机，就是莫名地自顾大笑，夹起菜来挑三拣四。自家大人有时象征性地说几句，反正都差不多，也就懒得多事了。以我的观察，有些贫寒家庭对孩子惯得更厉害，很怕孩子再受自己过去的苦，殊不知这样下去，连骨气尊严都不知道的人，怎么可能支撑门户？这些老家规，还得往下传啊！

有位50后从不信老一套，春节前贴对子时，想别出个心裁。他捉摸着，倒贴“福”字，意味着福到了；把“钱”倒过来，不就是钱到了吗？他的字有几分功力，于是，上街买纸挥墨，在房前屋后都糊上了倒写的“钱”字。老婆在外面做小买卖，一身疲惫回家后，并没有他期盼中的惊喜，而是沉着脸，三把两把地都给扯了下来，嘴里还骂着：

“不赚钱也就算了，还要倒贴钱。我让你倒贴，我让你倒贴……”

荷塘月色

1999年秋天，我接到好友老曾的电话，说河北赵州重建柏林禅寺，可以随缘供佛像一尊。我没多想，说成啊，你给垫上吧。他哈哈一笑，称垫不了，得自己发心。我随即坐车去了皇朝大酒店，把心意给他，还领了一张佛卡。

次年春天，我随老曾去北京西四的广济寺，拜见净慧法师，几经交谈，深为折服，当天皈依了佛教，法号“明证”，与老曾夫妇算是成了师兄弟。他爱人夏泽红在圈子里很有名望，是柏林寺主要的功德主之一，当时在积极筹建一家素食馆，记得她说：“也不能让师父们来北京，没个吃饭的地儿啊。”

素食餐厅最后定下来叫荷塘月色，装修也有花开衣香的感觉，典雅而不失庄重。开业是在2000年12月5日，净慧老和尚亲自主持洒净开光仪式，我也和一百多名嘉宾一起，分享了这快乐时刻，老和尚还题写了一句话：“日日是好日。”令我们回味无穷。记得师父拿的是1号贵宾卡，当然是种尊荣，我不知怎么拿了2号，偷偷去问小夏，她说：“没事，随缘吧。多来几次不就行了。”

开业一周年庆典时，听说一行禅师来了，我未能参加，深以为憾。后来在这里结识了许多高僧大德，包括明贤法师。那天，老曾、能元和我一起到荷塘月色，遇到了一位年轻僧人，气度雍容、谈吐不凡，送我一本《入中论导读》，扉页上写着：“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一旦尘破光生，照破山河万朵。”离别后，我问：“这位师父怎么有腮红啊？”老曾说我：“你外行了吧，那是在山里修行时晒的，说明功夫深啊！”

2007年9月，明贤法师主持的北海禅院举行开光仪式，地点定在青海湖畔的西海镇。荷塘月色整套班子都去了，光餐具就不知带了多少。那次露脸啊，南传、藏传和汉传三众弟子上百人参与，全国各地居士和当地群众何止千人，所有的餐饮都以荷塘月色的菜为主。我负责僧人和政府的接待工作，十分繁琐紧张，那可是十三不靠的金银滩上，所有人都只是奉献，全身心服从明贤法师的统一指挥，创造了一次奇迹。

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是个功德堂，举行过的义卖、捐款等活动，已经数不胜数。最难得的是，它为善士们搭起了一座桥梁，我听过许多次开示，参与了放生、供灯、普茶等活动，更结交了许多善士。像我这样伴随着荷塘月色一起成长的居士有太多太多，更遑论前来就餐获益的世界各地人士。

时光荏苒，世事无常，荷塘月色成立都快14年了，许多人去了，又有很多人来了。一次，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班讲座上，明贤法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

“莫失初心啊！”

买房子送家具

在交友平台上，有人忽然发问：“帅哥，想看跳舞吗？”回答是：“好啊好啊。”对方继续说道：“是民族舞，哈哈，而且是不穿衣服那种的。”这个帅哥还真挺幽默，很快提出一个问题：“你光着跳，我怎么知道你是哪个民族的？”

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不管有钱没钱，每个人的压力都不小。我觉得，网络的发明真是挺伟大的，它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手游，男女老少都在玩，以前人在旅途，是那么单调沉闷，现在几乎成了一种享受，没人干扰，静静地发微信、打游戏。唯一的害处是，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让我们这些作者很郁闷，当然，如果被中国移动看上了，电子版权稿酬那可是一大笔收入。

我看微信，最怕看心灵鸡汤，喜欢看图片或者是小段子，尤其是那种接地气的。我看过微信一张包饺子的图片，穿着普通的母女俩，是那么专注地在包饺子，而且还有两种不同的馅，场景却是在地铁上。地铁和包饺子这种组合显得很古怪，发图片的人也许是在恶搞。但我不这么认为，这可是春节期间，但凡有可能，谁不愿意待在家里啊，她们包的是馅，付出的却是滚烫的爱心。

我还看过另一张图片，是个苍蝇拍，中心部分被剪了个口子，美其名曰“给个机会”。我估计它的主人应该是名居士，不想杀生，又不得不打苍蝇，所以自我安慰地搞了这项发明。这事跟吃“三净肉”差不多，所谓眼不见心不烦，都是佛主考虑到我们贪嗔痴的执着，而留的一点儿方便。

还有一个这样的标题新闻——《粪坑掉进宠物狗，为救狗一家四口死了三》。短短的十几个字，却包含了多少辛酸曲折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一家爱狗的人面临窘境，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跳进粪坑，最后悲壮地死去，剩下的那个一定是个孩子吧，而他未来的路将是多么艰难呢。

还有个比较不靠谱的段子，是说某家房地产销售打出了“买房子，送家具”的广告。用户买完后，赶紧与开发商联系，得到的答复却是：“您的家具在哪儿买的？我们一定管送。”这就有点儿无厘头了，我做地产多年，这么公开地调戏消费者，借给开发商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呢。

对影自怜

古典小说中，《镜花缘》算是一个异数，故事从王母娘娘写到百花仙子，从武则天牵出书生唐敖，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奇风异俗。作者李汝珍手法奇特、想象力曼妙，勾幻了一出出光里古怪的神奇之旅。如果说《西游记》是一部道家的童心之作，那么《镜花缘》就是佛家的出离风尘，而后者显然一直被低估了。

我是在大学才读这本书的，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后来读到了一些佛学经典后，才了解到：镜花，也叫镜华，是指古时的一种菱形花镜，北周时的庾信对其有过描述：“日光钗燄动，窗影镜花摇。”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唐代吴均的那首诗：

“镜中美女人如玉，

子瑜笑咏随风去。

弱冠同怀闻者怜，

智者归福终不虚。”

至于成语“镜花水月”，自有另外的出处。唐初有位裴休宰相，才学十分了得，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泐潭形胜地，祖塔在云湄。浩劫有穷日，真风无坠时。岁华空自老，消息竟谁知。到此轻尘虑，功名自可遗。”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居士，善于写碑帖，同时代的米芾曾评价：“裴休率意写碑，乃有真趣，不陷丑怪。”

裴休的《唐赐紫方袍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中也写道：“空门正辟，法宇方开，峥嵘栋梁，一旦而摧，水月镜像，无心去来，徒令后学，瞻仰徘徊。”这首诗一直流传后世，表达了一种“无常”的观点，即人的一生是虚幻不实的，正如镜里花、水中月一般的不可把握。

裴休宿信佛教，曾随圭峰宗密禅师学习华严，禅师的很多著述都邀请他撰序，如《圆觉经序》、《华严经法界序》、《禅源诸诠集都序》等，文字般若，笔法智慧。其子裴文德年轻时高中状元，他却不愿儿子入翰林为官，而是将他送入佛门出家，并作了震铄古今的“警策箴”：

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

身眼莫随财色染，道心须向岁寒存。

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

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犹称尊。

作偈曰：“江南江北鹧鸪啼，送子忙忙出虎溪。行到水穷山尽处，自然得个转身时。”这段佳话的结局是，他的儿子正是金山寺的法海和尚，为禅宗开宗立派的祖师人物。后世把他写入了《白蛇传》，绝对是以讹传讹的肆意歪曲；歌手龚琳娜夫妇更是受到了明贤法师等佛教人士的严厉批评。余波尚且如此，实在有必要正本清源。

在北大禅学社的中观课堂，明贤法师曾开示一种破虚的修行法门：修行者先要焚香沐浴，然后赤身裸体对一面镜子独自坐好，从头到脚夸赞自己，找出所有的优点，连续七天七次；相反，如是批判自己，体无完肤的那种，也是七天七次。我虽然没有试过，据说此法完全可以破除我相。这正是：

人生究竟苦短，

对影何必自怜。

光棍也是人

有位老弟的生日正好赶在了光棍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为怎么给他发祝福短信发愁。说起来，他钱多人豪，从美国到中国来回折腾，认识的美女成百上千，啥也不差，就是成不了家，看来是差在缘份上了。不过，他本人半点儿也不着急，反而把相亲当成某种炫耀，我们只好叹气道：“唉，这是人家做光棍的福利啊！”

古人把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辰称为八字，根据它来预估一生的走向和缘法。不过，这种算法是按照农历来的，光棍节的由来却大不一样，非常另类。光棍节是每年的11月11日，由于四个1像极了四个小棍，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光棍节。据说1993年，南京大学有一间号称“名草无主”的寝室，里面住着四个大四学生，每晚都要举行“卧谈”，“卧谈”主题正是讨论如何摆脱光棍状态。这群有“才”的光棍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想出了以11月11日作为“光棍节”来组织活动的主意，没想到竟然风靡了全国。

光棍节的意义并不在于单身汉害怕娶不到老婆，而是提醒男人们，要珍惜自己的自由时光。“名草无主”里的那几位男孩，虽然都是光棍，可想打游戏打游戏，想睡懒觉睡懒觉，不管有钱没钱，都不影响自己的心情。假使有了女朋友，嘿嘿，不说你也懂的。我有俩朋友，“抗战”了十多年，2012年11月11日终于领证了。男方为了缅怀独身的岁月，特意选了这日子。另外一对可不这么看，坚持定在了12号。不过，这两家后来都怀孕生子了，可见过日子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心情。

而在过去，小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或者有不良习惯，老一辈常常吓唬说：“就你这样，长大了也得打光棍。”于是，我们懵懵懂懂地知道，打光棍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中，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苦，给儿子娶媳妇是一生中的头等大事，除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性生活乃至性想象，对每位男人都充满着神秘的诱惑。

在小县城，有城市户口的很少娶不上老婆，但情窦初开至进洞房之前的这段时光，对男人们来说都挺难熬的，总是一面说不急，一面眼光不离大辫子。北方工厂男职工较多，下班后，经常三三五五地凑一块儿喝酒，其中不乏有才的，竟然编出了一套说词，由于旋律优美、歌词有力，我至今还能记住：

面对着大青山，

光棍开了言，

我打一辈子光棍，

好处说不完。

光棍我有酒喝，

光棍我有烟抽，

光棍的零花钱，

花也花不完。

看到你们搞对象，

咱眼红不眼馋，

看到你们生儿养女，

真是讨人嫌……

这些工人阶级待遇都很好，每月拿着在当时来说非常高的工资，偶尔发泄发泄，倒也无可厚非，反正媳妇总会有的。农民就不一样了，那是没钱真娶不到媳妇啊！五里三村，尤其是那些穷地方，光棍一堆一堆的，所以整出了不少稀奇事，有兄妹相互换婚的，有哥俩儿娶一个媳妇的。所以，城里有嫁不出去的大姑娘，农村却极少有烂在家里的小寡妇。光棍们心情郁闷悲凉，唱出的曲子也拉着长音，歌词是这样的：

光、光，

光棍的光，

光棍没有老婆多么悲伤！

人家的姑娘小子白又胖啊，

光棍我一个人半夜睡凉炕。

光、光，

光棍的光……

嘿嘿，各种好

建欢是我研究生院的师弟，体育天赋超人，百米10.78秒，跳高2.05米，还拿过110米栏的全国青年冠军，跟刘翔是没法比，但这么全面的，我还没听说过第二个。此外，他的排球、足球水平都是专业级的。十几年来，我们一起打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城，他永远是球队的一号球星。

有段时间，他体重增长很快，达到了97公斤，怎么减也不见效。后来有次逮到机会，我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帅气是你的招牌啊，可不能轻易砸了。”据他说，这话儿成了原动力之一，他竟然减下来40斤。关键在于，建欢是运动员出身，懂得科学训练及安排。“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容易，里面学问可大了。

2014年秋天，他的老丈人得了急性胆囊炎。由于老人较胖，近几年又有糖尿病、高血压，治疗起来有些费劲。建欢觉得，老年病大多都跟胖有关系，有道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减肥还是要提前啊。有次踢球，他对我说，等到那些慢性病都上了身，想减怕是已经束手束脚了，所以，减肥还是越早越好。这小子还在微信中调侃：

“等到大腹便便、头秃脑圆，姑娘们靠上来，你也会不禁心里打鼓：莫不是看上我的人品了吧？那人品得多好啊。”

就我这身高体重比，比人家建欢严重多了。道理我也懂，同样1.7米的个头，体重190斤的跟140斤的相比，多出的那些肉里，得有好几十公里的毛细血管，那得占多少血量啊！至于对心脏的压力，更是可想而知了。最早开始反感大吃大喝，是在观看了《千与千寻》后，眼看片中那对夫妇变成了肥猪，心里没来由地一阵抽搐，心想，少吃点吧！

我是极爱运动的，游泳、走步、平板支撑运动，乃至对踢球的坚持，都是同龄人很难相比的，可惜就是管不住嘴，什么都能吃，什么都爱吃，尤其是还喜欢喝啤酒。平日里，我还自己总结了一套道理：为什么踢完球爱喝啤酒呢？那是因为开心。踢球高兴吧，踢完球喝酒更高兴，踢完球和球友们一起喝酒最高兴。

某个周日下午，一场球我坚持踢了七十多分钟，最后球队三比一战胜对手。下场没一会儿，建欢也下来了，我们便闲聊起减肥的事情。他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讲得在理不说，还有种自豪感。他说，戒酒是大前提，尤其是啤酒；晚餐要少吃，空腹睡觉是必须的；最好不吃米面等精制主食，适当吃些粗粮；最重要的是，早晚好好刷牙，不用牙签用牙线，饭后要用漱口水。他认为，口腔上火大多都是由口腔不卫生引起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建欢觉得他1.87米都减了这么多，建议我怎么也不能低于这个数，不过还是循序渐进为好，减得过猛怕会出问题。看到比赛结束，队友们往回走了，他压低声音提醒我说：“滕哥，必须减啊！减了以后，嘿嘿，各种好，各种好……”一副“你懂的”的神情。

儿戏不是儿戏

有个美国人平时没事，喜欢骑辆自行车，满北京胡同里乱窜，周末或假期，背个大包就走了，天南海北地瞎逛。电视采访问他：“你最喜欢中国什么地方？”他说：“东北。”主持人问为什么呢？老美笑笑说道：“我觉得那圪垯的人与我们美国人很像。”

我觉得他是有眼光的，现代东北人绝大多数来自关外，以山东、河北、河南的居多，和美国人一样，所有的移民都乐观开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地区也夹杂融合了俄国、日本的不少文化元素，再加上大工业的洗礼，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支生力军。

我们小的时候，吃不饱饭是正常状态，但这并不影响玩耍的兴致。男孩子围在一起弹溜蛋或者扇谝记，好不快乐。溜蛋就是玻璃球，弹溜弹的规则是从低到高，挖出六个坑，谁先依次进入最后的坑，谁就可以赢得其他人的溜蛋。

女孩子玩的要高雅些，有跳皮筋、跳方格等。那时候，男女基本不在一起玩，不过妹妹在外边吃亏了，哥哥是有责任保护的。反过来，哥哥如果惹了祸，妹妹也有责任向家长报告。不管怎么说，有哥哥的总是令没有的那些伙伴，多出几分羡慕。

先吃过晚饭的孩子自发地排成一行，一边用力地跺着脚，一边使劲拍自己的屁股，整齐地喊着：“谁家有小孩，赶快出来玩……”等人凑得差不多了，开始喊另一种号子：“拍马屁、马屁响，我是马屁大队长。”

接着是做游戏的时间，最常见的是捉迷藏，我们那里叫“掐电报”。简单的还有“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破例可以带女孩子玩。大一点儿的孩子，估计有点儿活泛，会聚在一起唱歌。这些歌没有作者，曲调也是信手拈来的，但非常贴切有趣。比如下面这首：

半夜三更，去了茅坑，茅坑没有灯，我回身去取灯。

刚一转身，就听咕咚一声，我掉进了茅坑。

我在茅坑里拼命挣扎， 最后壮烈牺牲。

当时有位孤寡老头，老来我们陈家大院捡破烂。他性格随和幽默，

有时还送孩子们吃的。我们一见到他，就爱唱那首《垃圾之歌》：

星期六的早晨白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了行。手掌一层灰，冲进垃圾堆。风一吹，纸一飞，老头拼命追。

有回下雨之后，大院里很泥泞，韩家二媳妇出来倒垃圾，没想到脚下一滑，摔垃圾堆里了。那个老头刚好在场，看着闻声赶来的韩二，很严肃地问：

“爷们儿，你要不要了？不要的话，我可就捡走了。”

“扫马路”文化

上几十年，出国是件大事，既有优越性，又有带免税商品的实惠，不过，这只是大单位的福利。这致使好多人觉得，跨越国境线的一刹那儿，有着某种神秘感。冯导曾说，在部队文工团时，有一次去边卡哨所慰问演出，半夜时分，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偷偷跑到几百米外的界碑那儿，各自撒了泡尿，回来跟其他伙伴们炫耀：“我们也算是出回国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有回去丹东办事，朋友问想不想去朝鲜看看，我们都没出过国，颇有些跃跃欲试，反正手续也简单，便坐了辆观光车，在新义州转了转，感觉与中国差不多，还没邓丽君和烤串呢。在界碑上，我摸了好几遍，心里琢磨：“为这玩意儿，古往今来死了多少人啊！”

有一年去云南瑞丽，朋友带我四处去转，那里有一家巨大的保税翡翠市场，东看看、西摸摸，买了不少用不上的小东西。朋友搞珠宝多年，帮我选了三对翡翠镯子。还有处收门票的公园，卖很多红木家具。那儿有条三米宽的小河，把一个村子一分为二，说是国境线正好从一家屋子穿过。那家主人自豪地宣称：“头枕着中国，脚躺在缅甸。”

2014年春节前，我回老家看望父母，有天晚上，兄弟崔总把我接到了他的会所，洗完澡后，喝茶等待俩日本人。人终于到了后，酒席开始，因为日本人是他们的生意伙伴，所以显得比较正式。主人说，欢迎两位老朋友，今晚只谈商业友谊，不谈政治。

日本人基本不会讲汉语，全靠项目总经理在那儿连翻译带比划，竟把气氛弄得挺热烈。原来他们在谈合作一种离子空调，这种空调恒温无风，属于很新的产品，适合高端人群消费。不知谁提了一句安倍，主人赶紧表示他是负能量，而把合作伙伴归属于正能量，不过，我看那俩人还是有一丝尴尬。酒桌上，有官员以及一位香港商人，都滴水不漏地讲话敬酒。再三相邀，作为旁观者，我说出了另一番道理。

再过50年到100年，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在文化及商贸领域。同样作为岛国，英吉利背靠的是游牧部落的欧罗巴；而日本背靠的是农耕文化的中华大陆，这其实是很大的幸运。与此同时，从日本那学习而来的唐禅文化，对中国也有某些保存及反哺作用。

日本商人很懂礼貌，而且大都喜欢喝酒，那天分别时回敬了多次，酒到杯干，相当地痛快。这俩人是九州岛人，聊完正事，说起他们公司的一个传统。所有员工每天都早到一个半小时，打扫公司前面的马路。这位老板说，集体劳动可以调节身心，还能增加凝聚力。尤其在九州那种小城市，所有上班的老板、高管及职员都坐公交车经过这条马路，天天扫马路，等于天天做了免费广告。

说到这里，我们共同站起来，敬了两位客人一满杯。我心想，“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我们中国最优良的传统啊！可惜，没听说国内企业有这么做的。

罗杰斯的育女经

有位老弟跟老板的女儿交往了，有一天女朋友问他：“你愿意养我一辈子吗？”他却说：“你每个月零花钱就两万，我的工资满打满算还不到五千，我可养不起你。”那女孩顿时不开心起来。这事儿传到了圈子里，有位老大哥当面指责了这家伙：“哄哄女孩子能死啊？我看你那智商，连五千块钱都不值！”

大凡父亲，没有不喜爱自己女儿的，尤其是商业人士，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总觉得欠自己孩子什么。某大佬受一件大案的牵连，在里面待了近两年，出来后讲，最想的就是自己的闺女。那天当我面，甩手就给了女儿两万唱歌钱。我说别那么惯着，她还是个高中生啊。他摆摆手道：“没事，折腾不到哪儿去。”

吉姆·罗杰斯是著名的投资家，他与索罗斯共同创办了量子基金。在投资之前，除了阅读报表之外，他还喜欢实地考察，用脚投票。他曾两次驾车周游世界100多个国家，把旅行当成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他61岁才有了第一个女儿Happy，5年后又生了老二Bee，两个女儿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快乐。2009年，罗杰斯写了赫赫有名的著作《给女儿的礼物》，里面有18条建议，充满了真知灼见。

1.永远买高质量的商品，它们不但耐用，而且残存价值高。

2.去采购食品之前，记得要吃饱。如果你饿着肚子，将会买回一大堆超出所需的食物。

3.任何贴着“必看”、“必读”、“必须试试”标签的东西，都要避开。

4.无论在哪儿都要警惕从政的人，他们也就是在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5.永远不要问别人赚多少钱以及某样东西值多少钱。也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东西多少钱买的。

6.如果你们借钱，一定要提前还，至少要按时还。好的信用至关重要。

7.与男孩子交往的基本原则是，记住他们对你们的需求远远大于你们对他们的需求。

8.单独去酒吧几乎没什么好处。吧台少爷们的经历比你们多得多，经常会讨便宜。

9.要警惕，许多看上去跟你爸爸或爷爷一样年纪的人，并不会把你们当成他的女儿或孙女。

10.在你们28岁之前不要结婚，只有到了这个年纪，你们才会对自身、对世界有所了解。

11.要分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跟同事们去吃吃喝喝，避免办公室恋情。

12.在开长途车或在公共场合露面之前，记得要先去洗手间。

13.学会打字和缝纫，我不会，故而常后悔。

14.心算会让你对数字更敏感，从而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机会，并让你们受益终生。

15.照顾好自己，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休息不好，则很难成功。

16.当面临压力和混乱时，记得要冷静。我经常头脑发热，现在常常后悔。

17.与人有约，一定要早到。不但能让自己保持高效，还能给人以好印象，因为大多数人都迟到。

18.一旦你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解，记住你是谁，并且保持住，让自己对自己诚实。

罗杰斯说：“以前我认为孩子太麻烦，甚至对有孩子的人感到同情，但是我错了。孩子是神奇的，他们如此有趣，我从我的孩子那里得到了很多。婚姻也许让人失去一些自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因为我理解了自己，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父母。”

发掘最早的中国

马年春天，我路过北京中轴路的文圣书店，一下子勾起了许多情愫。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经常来这附近的三家书店。那时卖书不怎么打折，唯独我能八折买书，因为每年在这儿都消费个万儿八千的。一年多没来了，服务员又换了新面孔，我一排排看过去，发现过去两大架子的佛学宗教类书不见了，赶忙问问，小姑娘客气地回答：“买的人少了，老板就不进新书了。”

在社科排行榜书架上，忽然发现一本《何以中国》，我从头到尾翻了一下，又见店里没几个人，便给作者许宏打了个电话，一聊就是十多分钟。我俩缘分深了，都是辽宁盖州镇人，高中同班同学。有一个月还坐过同桌，我记得真真儿的，有次提起，他却忘了。

那时高中是两年制，高一没有文科班，我们三个理科不好的学生跳级到了高二。班上近70人，多数是复读生，许宏是全地区大才子，连长相都是标准的男一号。文科主要靠背，历史10本，地理6本，语文也不少，回想起来，我考大学的一大动力就是，别被这哥们儿拉得太远，让全班女生的眼光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1980年高考，他考了405分，大概排在全省24名，志愿几乎是全国前五。那时北大在辽宁招20名，结果全录取了，许宏的档案最后被山东大学捡走了，还是考古系。就这么着，他毕业留校，去多国做访问学者，最后到社科院考古所读博士，师从徐苹芳老师。我们相遇在北京，他说：“我可没法像你一样，一年换份工作，这辈子只能干这行了。”

2008年，我们为了庆祝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组织编写了一套《三十年三十人》，里面有许宏的一篇文章，叫《发掘最早的中国》。他是二里头的考古队队长，肩负寻找中国城市起源的重任，其实也就是断代，研究夏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归根到底，还得用实物说话，光靠一些三皇五帝的神话是不够的。

那时我们经常聊天，我建议他写一点儿给外行人看的书，大书小写，过去的文史类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所以读到这本《何以中国》，我真的很开心，行文笔法颇似黄仁宇，价值又远在其之上。公元2000年是个大节点，许宏为我们娓娓道来，揭开了很多历史的神秘面纱，不可不读啊！

书店来人了，我们赶紧打住话题，他说夫人在搞一个考古书店，线上线下的都有，不少收藏人士前去采购，一箱箱地往后备箱装那些参考资料，我笑着说：“你们家总算把考古产业化了。”2011年，我出版《黄金屋》，请许宏作序，除了严谨，仍不乏当年文学青年的笔韵，结尾引用了我的一首小诗：

暗夜不知侵，天地无所谓。

浩然我自知，坐待风云起。

被罚的校园往事

我念小学时，正赶上“文革”，虽说也有贴大字报的，但老师还是具有绝对权威，因为再混蛋的家长也不会告诉孩子：“不准听老师的，他们会害你的。”课堂上，经常点名或自主发言，回答不出的可以坐下；完不成作业的，可能要罚站；而个别调皮捣蛋的，如揪女生小辫、打群架等，则要被罚出场，门外待着去，然后再去教务处报到。

当时，我们班有个外号叫“小财迷”的同学，可能是家里活多，一上课就打瞌睡。有一天，语文老师正讲《三送水罐》这篇课文，忽然点名叫他回答。那小子努力睁大眼睛，抓起课本，紧紧张张地念道：“三送小尿罐……”所有人哄堂大笑，都快岔气了。老师面色发紫，认为他是故意的，罚他站了一堂课，还得把课文背下来，以端正文中军民鱼水情的态度。后来，连外班同学都来问：“哪个是你们班的小尿罐？”

还有一次，老师不知怎么讲起了猪，说它浑身都是宝，肉可以吃，皮可以做鞋，毛可以做刷子，粪便可以作肥料……然后兴致很高地问大家：“谁还能举个例子出来？”这时，一个坏小子举手要求发言，手指班上外号叫“猪头”的男生说：“猪还可以骂人。”老师一下子愣住了，大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1978年冬天，在初三语文课堂上，六十多岁的王克光老师为我们讲解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赞扬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说到“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时，让同学们发表感想。我觉得前面俩女生说得很假，想捣捣乱，便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也算是童言无忌吧。

我说：“老师，陈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要说这种地狱鬼神的迷信话呢？”那老头的性格特倔，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特殊，还真不好说什么。他嘴唇哆嗦了几下，用手指着门外说：“出去，到门口站着去！”

东北那时候可冷了，我又不敢不辞而别，只好干站着，好不容易才熬到了下课。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这老头还不出来，倒是班上第一美女路过时，轻轻说了句：“傻子。”那主儿和我生在一个大院，貌似有个娃娃亲的说法。我这个窝火啊，在心里把老头骂了不知几百遍。

按照惯例，我跟老师去了语文教研组，他说这种学生他教不了，让语文组长看着办。组长是我父亲读师范时的同班同学，把我一顿骂，末了说道：“克光老爷子是我和你爸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爷爷，你怎么可以冒犯！”我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嘟囔：

“他就算是师祖宗，也不能说有阎王爷啊！”

怎能不让我心酸

我念大学的时候，班上有不少老大哥，其中有三个人令我印象深刻。一位曾去云南支援边疆，结果得了种热带病，差点儿死了。回城后，他做起了装卸工。没活的时候，别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却游泳到河对面，掏出一本《资本论》，边看边做笔记，有时甚至读读英文书，后来上大学、做学问、搞经商，成了成功人士。

还有位同学跟我很熟，俩人经常喝酒，一瓶白酒一人一半，中间放着一副围棋、一副象棋，旁边放点儿花生米、猪头肉什么的，边喝边玩，相得甚欢。每次喝嗨了，他都兴奋地给我讲往事，无一例外地描述在万人大会上，他作为知青代表发言的情形。现在想起来，那件事对他一生的影响太大了。

第三位与我同学多年，但从未同班，平时爱落点小实惠。他在内蒙古下乡时，知青点里有一百几十人，吃的是大锅饭，他因为矮小，总也抢不上槽道，经常挨饿。有一次他跟我说，后来琢磨出了门道儿，就是第一次一定要盛半碗，快速吃光后，再满满盛一碗冒尖的。这种弱者生存法则一直伴随着他。

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知青是在1971年。当时，奶奶所在的望海寨村来了近百名鞍山知青，全都安排住在大队部后面的土包前，两栋房子自成一个体系。那时，村里的年轻人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举止打扮，认为很洋气。有时也传一些青年点里知青们的八卦，比如他们打架、谈对象之类的，多少有些羡慕嫉妒恨的情绪。

每逢寒暑假，我都从县城去找奶奶，由于三位叔叔当干部，或是负责放电影，我是极少能进青年点的孩子之一。他们觉得我也算城里人，将来没准也得下乡，所以对我都挺客气的。几任点长都挺能拍马屁，一有回城指标，扔下对象就回鞍山了，给我的印象很糟糕。点里最厉害的知青叫杜文波，五短身材，至今我还能记得他眼睛里的丝丝杀气。

农村关灯早，我有时睡不着，晚上去青年点，听几个文艺青年唱歌，唱的都是知青们口口相传的歌，借一些老旋律，自己作词。最悲情的那回，是知青们大部分都要回城了，只剩下六个人留下来，他们自发组成三对，唱起了悲伤的歌。我记得那天他们唱的是《美丽的宫殿》，在夜色里显得苍莽悲凉，还有某种绝望情绪蕴含其中。我一直记得不少知青歌曲，最耳熟能详的便是下面这首，辽宁知青应该都能哼哼下来：

从沈阳到大连，

路途多么遥远。

离开了家乡，

告别了母亲，

我的眼泪流不完。

想起儿的从前白胖脸，

如今瘦得多可怜。

已往的欢乐，

今日的痛苦，

怎能不让我心酸……

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

在商海混的都知道，接待是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买卖不成仁义在，不表示一下怎么能行呢？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三部曲，喝酒、唱歌、洗澡，个别感情到位的也可以打打牌。按理说，这些活动不仅耗神费钱，而且也影响健康，只有洗澡是个例外，但不包括按摩等额外内容。

大才子何新去法国学术访问，记者们逼问对罗浮宫的看法，推辞再三，何新只好说：“这里和中国的宫殿没什么区别，只是没有洗手间。”说起来也真好笑，不管是中古时代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澡堂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的人情制度是怎样进行的。

中国是讲究修身齐家的，洗澡也叫做浴身，历来是劳心者的独家专利。唐朝的《天隐子》一书里讲：“斋戒者，非蔬茹饮食而已；澡身者，非汤浴去垢而已。”里面讲得很明白，吃斋可以节食调脾胃，洗澡能通脉健身。无论吃素还是洗澡，都是养心的必要手段。

民国百岁老人陈立夫有个习惯，每天起床后，洗45分钟以上的澡，具体做法是：边洗边自我按摩，方式如下：

1.全身浴：水浸平乳头，温度42℃，泡一刻钟，用柔软毛刷局部刷磨；

2.半身浴：水面平脐，上身盖大毛巾；

3.淋浴：用特制水管喷射各部位五分钟，再入浴。

由此可见，这位老人不仅把洗澡当成运动，更作为养生的手段，这也是非常新颖的方法。他老人家能够活到一百多岁，也是修身养性的必然结果。据后人介绍，他还有三不洗的习惯：饭后不洗；患病不洗；饥饿、水温过高或血压过低时不洗。其实，洗或不洗都是辩证的，唯有长生是绝对的。

我在辽宁有位老弟，平时事务繁忙，但始终坚持锻炼。有一次在北京，我在那按摩呢，他却一边跑步，一边说：“哥，咱们生意怎么做？”后来，他得了糖尿病，但始终坚持健身，并在我的建议下，每天打坐。他的家族经营着当地最大的洗浴城，条件也算得天独厚，所以他天天洗48℃以上的热浴，然后洗冷浴，再高温桑拿，每次连续三个循环。

我是陪不了他的，听他说这样洗浴的结果是，皮肤可能比小姑娘还嫩。颇有些不信邪，那天，我上去一划，大大出乎意料，还真就破了。老弟说逼迫自己锻炼身体，现在一切正常不说，身材比年轻时还要匀称。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对我感慨：

“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糖尿病。”

二十五年成一行

1988年6月30日，我坐飞机到海口机场，去中化海南公司工作。当时宿舍在海南军区白坡干休所，办公在省水产总公司的楼里，那里隔壁是海口宾馆，前面为著名的三角地，不远处有着省内唯一的红绿灯。两年后，为了出国留学，我回到北京复习考托福，虽然没有去成美国，也就在京继续发展了。

时光荏苒，转眼二十五年过去，一帮老同事老朋友相约回海口看看。我是一个人出发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没休息好，睡了一路，养足了精神后，跟空姐借了纸笔，写了一首心情小诗：

“朝踏霞光离京天，老凤还巢廿五年。朵朵白云拥不住，一觉已过万重山。无边楼宇如新海，亭亭椰树迎旧颜。推杯换盏喜相聚，江湖子弟话永年。”

这次活动由男女秘书长两人主持，安排住在市中心的一家海军招待所，我交过身份证和押金，很快拿到房间钥匙，刚洗完脸，就听到了敲门声，原来上海朱老弟跟我是前后脚到的。我俩一起去了外面的一家大排档，点了好多当地的海鲜和烧味，还有一箱啤酒。

刚准备吃呢，朱老弟对着一人喊：“那路过的，一起吃吧！”原来那人也是聚会者之一，先来海口办完事，送走朋友后，自己出来找吃食的。就这么拉拉杂杂的，陆续又凑了八个人。11月底的海口，天气依然湿热，但挡不住我们这帮老家伙的热情，最后结账一看，还不到300元，我们感叹：“海口的消费真是便宜啊！”

晚上才是正餐，一共凑齐了十二筹好汉，王兄的年龄、职位和威望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左右各安排一位公司美女。大老远来的，没有人在这时候装孙子，该喝喝、该敬敬，每个人都轮着打圈。席间，女秘书长忽然说起一段旧闻。那时王兄请人喝酒，酒多菜少，每次都肚子空落落的、脑袋晕乎乎的。

吃过晚饭，我们来到温泉游泳池，又团团围坐，一派欢歌笑语。老朋友潘大律师专程赶来，不愧是经常上电视节目的，把气氛立马搞得活跃起来。我到旁边的温泉池里泡了泡，感觉酒劲儿消散多了，看着满天的星斗，感觉比北京的夜晚可亮多了，心想要是晚年来海南养老，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第二天，我们故地重游，一边看着风景，一边说着陈年旧事，毕竟都在当打之年，所以也没有什么感伤的情怀。中午是一位将军朋友请吃饭，他的知识面十分广，把我们侃得一愣一愣的。他的语言很风趣，告诉我们说，秘书和老板的属相一定要相合。

晚上是告别餐，几位大忙人要坐飞机赶路，海南的二姐三妹也一起为大家助兴。按照流程，我们还是去了一趟歌厅，说是总统房，但服务远远不如二十多年前。第二天下午，我取了事先订好的机票，一个人回了北京。由于去得太早，顺便在机场书店买了一套唐浩明写的《张之洞》，看了一半多，已经听到了提示：

“旅客朋友们，首都机场就要到了。”

北京，你下雪吧

2013年底，北京又干又冷又燥，待得人眼发干、头发晕、心发慌，圈子里的朋友们有事没事往外跑，不为别的，呼几口新鲜空气也好啊。我平时并不找事，总有事来找我，反正出差也简单，网上订一张动车票，拿着身份证直接就上车了，比坐飞机还要方便。

这次到了东北，转道去了辽阳，当地俩朋友现找了几个厨师到会所，做了一桌杀猪菜，有野猪、有家猪，反正我是吃不出来。吃完接着去唱歌，闹闹哄哄的，先前吃饭谁喝得多，现在谁就唱得多，唱得差不多了，全去洗洗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上天给了我个大大的惊喜，下雪了。我到外边转了又转，照了不少照片，想到首都一朵雪花还没飘呢，就写了首诗，发到了微信上：

北京你下雪了吗？ 东北漫舞着洁白的雪花；

北京你下雪了吗？ 这里的风雪曾把我养大；

北京你下雪了吗？ 新年后的雾霾更加可怕；

北京你下雪了吗？ 快来滋润那些躁动的家。

北京，你下雪吧！

2014年2月7号，我刚刚从南方过完春节回来，下午睡了一大觉后，精神头总算缓过来一些。午夜做过晚课后，忽见窗外无风、细雪如沙，心想，难道说北京下雪了吗？我一下子提起了精神，拿起纸和笔准备写诗，半天也没有划拉出来什么，想了想，还是推门出去了。

来到小区的院子，白天喧闹的情景不复存在，像是被海水重新冲刷过的沙滩，显得平静如洗。台阶下面是那样干净，除了散着地热的井盖，连个脚印都没有。周遭安静极了，只有我踏雪的声音，停下来侧耳，雪花打在羽绒背心上，呢喃着，似在抱怨：雾霾下的人们，早已忘却了雪花的舞姿。

走出小区，外面的街道上偶尔驶过几辆出租车，楼宇、车辆都披着洁白的外装，再也分不出所谓的贵贱高低。街灯拉得很长，绿化树显得很安静，门口的两只红灯笼依旧在忠于职守。让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那些流浪的猫狗半个影子都没有，也许它们在扎堆儿取暖吧，祝它们好运！

对北京来说，100多天或许并不长久，但这里的人们，哪个不喜欢用雪花来装点自己的生活呢？我写了一首《京城百日有雪》，以兹纪念：

急急如律令，素尘乱绕空。

茫茫犹可见，万物各西东。

浮生虽驹隙，无雪花难红。

昨夜行脚处，傲立三五松。

土豪的除夕夜

眼见2014甲午年在即，我们四家人约好，春节到泰国南端的苏梅岛去度假。旅行计划反复推敲，终于拟定经香港来苏梅岛，而绕过多事之秋的曼谷。现在的海关俨然一副大国模样，跟国内飞行几乎没有两样；至于香港，更无所谓了，两地的区别就是，香港多数安检人员戴眼镜，而大陆的安检人员要年轻得多。

下了飞机，排了很长的队，我走进卫生间，换了一身背心短裤，率先进入了夏天。原计划中的旅行社接站车并没有出现，我们只好联系了一辆出租车，走了几十公里才花了1000泰铢，也就是200人民币，要知道十个人呢，多便宜啊！这个信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沿途左顾右看，商量一会儿吃饭的地儿。

苏梅岛属于半开发性质，平日西方游客居多，一水讲英文，幸亏有田老弟同行，语言学院的贸易高手，对付真假洋鬼子都不在话下，于是我们能够很快办理好了入住手续。这家酒店叫vana belle，位于海滩畔的一座小山，它不分套房和标准间，只有这种度假的模式，床极大、挑空很高，配置虽不起眼，水准却是超一流的。户外绿树环绕，私密性好不说，还有个3×5米的循环水游泳池。

安置好了以后，大家招呼着走出酒店，当地时间比香港晚一个小时，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先是张罗换钱，美元、人民币都行，差不多1比5的汇率，我一不小心，卡被取款机给吞了，正着急呢，旁边兑换窗口的泰国小姑娘示意没事，果然几分钟后，卡就退了出来。

沿途的小饭店都开着，还有专门的火锅店，最后我们还是选了一家岛上很有特色的，点了鱼、虾、牛肉以及青菜，怎么吃都带种咖喱味，和北京的泰餐口味相近，但价格便宜太多了，一通猛吃，光啤酒瓶就一堆，才花了2000多泰铢。回到房间，一夜无话，各自安歇了。

与三亚相比，苏梅岛更加清爽，连空气都带股子甜味。沙滩上，排排放着躺椅，在阳光下，人们显得自在放松，一帮帮西方人都半裸着，多数年纪还都不小，但看上去很健康。我们有下海的，有看书的，孩子们玩手机或iPad，我看到蝴蝶飞来飞去，觉得美景浪费了很可惜，便写了首诗：

蝴蝶点点飞，鸟儿声声脆。海天层层蓝，波涌浪浪追。

除夕人人乐，岛国处处美。北望丝丝惘，天地慢慢醉。

今天是大年三十，朋友联系好了一家sea food ，可以坐在露台上看海景。到达后，我们把能点的海鲜都点了，有牡蛎、各种鱼、对虾等，喝的是在香港免税店买的五瓶红酒。吃得差不多了，最后还上了龙虾，摆在那儿没人动，我问了问，这四个家伙就12000泰铢，抵得上其他所有菜价。朋友说：“没事儿，今儿过年吗，我们也得‘土豪’一把。”说得大家全笑了，孩子们更是指着那哥们儿，“土豪、土豪”地说个没完。

天色渐晚，来的国人越来越多，应该都是来过除夕的。上面一层有俩男女歌手，不停地唱着邓丽君的歌曲，搞得跟联欢会似的，非常温馨。回去后，老婆在看电视，我独自跑去了海滩的酒吧，空荡荡的就我一个，一边赏月一边喝啤酒，间或还游游泳。

我最后的记忆是签单后，我扔下了8个空瓶子。据“领导”说，是俩waiter给我领回来的，多么独特的除夕夜啊！

输了就要会熬

年前去泰国旅游，住宿酒店的自助早餐非常棒，西点与水果又新鲜又可口，粥和饮料也很多，还有金酒。我们一行人一边用餐，一边猜住处是几星的。朋友回答儿子：“四星吧。”旁面的侍者忽然怪声怪调地用中文接口道：“不，六星的。”我们不由得都乐了。说起来，这儿的服务是真好，服务员个个善良周到，还带点儿腼腆的神色，不像国内，总让人觉得彼此之间有种对立感。

下来海滩，朋友拍了不少美女图片，其实看过几次，很容易审美疲劳。我半躺着，选了一首文天祥的《除夜》诗，发在了微信上：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

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写着写着，我余兴未尽，也给好朋友们发了一首祝福诗：

海潮犹在耳，碧墅闻鸟鸣。佳节万里外，苏梅寄余兴。

凡尘一朝扫，圆月透心明。遥望合什祝，天下共此情。

考虑到是大年初一，朋友安排了五岛自助游，先是包租了两艘船，每艘船各坐五人。那船儿驶得飞快，两边的浪被风吹起，一会儿衣服就淋湿了。我问了问船老大，索性盘腿坐到了船头，身体上下起伏之余，尽享周边景色。靠岸处有一座小山，用水泥桩直接顶起了一处处别墅，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或许国内也可以借鉴。

到了一处海滩后，我们便都下船闲逛。我没带泳衣泳裤，只好干看着田老弟跟媳妇两人潜水，他说可以游出150米，还能潜下去极深。海岸上有丰富的绿色植物，我还捡了不少漂亮的石头。由于没什么事儿可干，大家便拿着照相机照来照去，老是合影。归途处有五座小岛，在湛蓝色的海水中显得峻峭挺拔。这时他们不让我坐船头了，说太危险，我也只好穿上了雨衣，就这样还是淋透了。

这里的酒吧位于苏梅岛最好的落日沙滩，我们团团而坐，要了当地的威士忌以及各种果汁，感觉舒服极了。有位男服务员讲话女声女气的，有人偷偷看waitress妹妹，估计与泰国的风俗有关。忽然，朋友喊：“快照、快照。”只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缓缓而落，映照着散落的渔船，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多么享受的夕阳酒吧啊！

最后，四位男士每人喝了9小瓶啤酒，吃了一轮又一轮的菜品，加上前面的船费，一共才花了13000泰铢，加起来才是那龙虾价格，看来昨晚被看作“土豪”并不冤枉。夜很深了，酒吧为每桌客人安排放两盏孔明灯，我们双掌合十，眼看着它们带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婀婀娜娜地扶摇而飞九天之上。

吃好了、喝好了，我们回到酒店房间，打起了两副扑克的双扣。第一次是中午在大堂，我和常老弟大胜而归。这回，中化的两位高手及时总结经验，可把我俩打惨了，连着四次大光不说，我们连二都没出去。临行前的最后一战，眼看又要上演悲剧，我的搭档不干了，愣说打“王”时，要分大小猫，而且我们输方不抓王还不算。那俩苦着脸道：“老大，都三点半了，我们服了还不行吗？” 我就坡下驴说：“苏梅岛、苏梅岛，其实即是‘输没倒’，反正已经输没了，赶紧倒下来睡觉去吧。”

第四天早上，我们很顺利地乘机前往香港。这是一次多么独特的过年体验啊！我望着越来越远的岛屿，暗暗说：

“再见了，美丽的苏梅岛。”

奢侈的记忆

小时候，看电影是种奢侈的行为。那时候，一般都是单位发票，给演些革命样板戏什么的。如果是好电影，必须得动用关系才能拿到票。每个人都想先睹为快，把看这场电影，当成那一年生活中的大事。记得《卖花姑娘》在县城上演时，简直是一票难求，有人甚至不惜用自行车票换电影票。

工人文化宫每次上演完电影，都能捡几抬筐的鞋，记得还踩死过一个人。所以，奶奶独自去看电影的那次，我和妹妹都格外担心。谁知老人家一点事儿也没有，就是从头到尾地哭，回来后，给我们讲里面的故事，嘴里还能哼上几句：“卖花来哟，卖花来哟……”有腔有调的，真是让人佩服。

小孩子那时没钱，也没有票，能混就混，不能混时，趴趴门缝也要看。当时恨几种人：学校教务处的、商场看菜堆的、单位门口把大门的，还有就是电影院检票的。我们知道凡是好电影，最刺激的都在后面，所以有时，等电影演到一半了再进去，这时候即使被检票的看到，一般也不会被轰出去。

还有一种不花钱的看电影方式，就是在农村看露天电影。别看地方不大，城乡观念还挺重。城里孩子在城里占上风，去农村了，尾巴就得夹起来。那帮农村孩子力气大，一旦犯起犟来，几头牛都拉不住。我在那儿丢过军帽，打过几次架，基本没吃亏，主要还是有大孩子罩着。

大学期间，只有阶梯教室有电视，但平时都锁着，只有有重要比赛了，如足球世界杯，才能由学生会干部去借钥匙，来一次节日狂欢。对大学生来说，看电影也算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经常由班级组织。有些搞对象的也不在学校礼堂看，人家去专门的电影院，可能是方便搞什么活动吧。我曾拒绝过一回漂亮女生的电影票，估计当时脑子进水了，事后懊恼了好长时间。

20世纪90年代期间，淘碟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件大事，把北京城都跑遍了，认识了不少干这行的小老板。光在朝阳文化宫对面的那个小店，花费何止一两万。最逗的是卖碟的小胖子，后来拍起了一个广告，记得跟世界杯有关，当时还挺走红，事后再去他那儿，想买些特殊的盘，他却不肯卖了。我指着他鼻子说：“装、装，你丫就装吧。”

后来，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杂志，对电影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有时还写些影评。现在，因为看电影太方便了，打开电脑，多经典的电影都可以免费看，渐渐有点儿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之感了，兴趣也下降了很多。回想起来，我最想干的事情还是，和大学暗恋的姑娘单独看场电影；最怀念的事情还是，拿小板凳跟奶奶去看露天的《摘苹果的时候》。

第三章 社会圈

凡事还是要淡定

2013年年底，我坐火车回到了东北，一路上玩着手机，还没看几眼书呢，省城就到了。这里是我念大学的地方，朋友很多，加上微信又不替你保密，所以应酬是免不了的。中午和同窗在锦州烧烤小坐，随着啤酒瓶的增加，人也见多起来，聊着聊着就到了下午五点。

晚上在一家大厦小聚，一张大圆桌围坐了二十一人，除了我是小学弟，其他人都是高两届的师兄师姐。大家一一报过名字，发现彼此的变化都很大，令我万分感慨，岁月真是把又亮又快的杀猪刀。在座的基本都是官场、商场和学院的当家人，说话有底气，但都只是唠些家常。在老同学面前，不管你多成功，谁端着，谁傻冒。

散了以后，我陪海外回来的大哥去歌厅坐了会儿。这歌厅虽然号称最高档，其实也就是北京二档的水平，三档的收费。说起来，这一路总像有点儿不对劲，闻着有股晦气的味道。果不其然，大哥有早休息的习惯，我赶紧去买单，就觉得刚刷完卡一转脸的功夫，身份证和银行卡就不见了。于是发动群众一起帮忙，结果影子都没见到。

本来还约好了另外一个人，因为没有身份证，只好住在妹妹那儿。第二天，我过去把正事儿谈完，怎么也不肯吃饭，想回去补补觉，嘿，又把刚在香港配的眼镜，丢到出租车的前面了。我心里琢磨，今儿个还真是邪啊。到了晚上，用得十分顺手的一把刮胡刀，也跟着神秘失踪了。

这些年来，好像一到某种时候，总有一阵子会丢三落四，不是在好事儿出现之前，就是在好事出现之后。这回算是之后吧。我只好像阿Q一样地自我安慰一下，不过心里仍旧不怎么舒服，毕竟丢的都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嗨，破财免灾吧。

在妹妹的家里，我和她的师父聊了两次，心结逐渐地打开。像我上面所想的，不过是凡夫的念头，很多东西随来随去，关键是心力需要集中起来，有时候心思活跃，不意味着分散，这些何尝不是修行呢？

临走那天，我去了火车站售票处，那里有个公安局的窗口，报了身份证号码以后，没用两分钟就盖了章，出了份证明，随后很快买了动车票。另外，眼镜的问题也解决了，本来就带了两副，压根儿没耽误使用，何况在北京还有几副旧的，剃须刀也是一样。老话不是说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回到北京后的某天下午，我去公安分局取了新身份证，是按手印那种的，要不年底也得重新办理；银行卡更是十分钟搞定，只是从原来的深圳发展银行换成了平安银行。令我意外的是，竟然还是张白金卡。刚出银行门口，师弟打电话说，某大网站请我做他们的专栏作家，我点头的同时，心想，凡事还是要淡定啊。

围着名利团团转

小时候，我度过了许多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院子，后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夏天，我们在那里捉蜻蜓、逮蝴蝶、抓小鱼，顺带着游泳戏耍。到了冬天，我们制作出一种冰车，坐在上面，用两个带着木把的铁条滑动，既可以比赛，也能独自玩耍，现在想起来都开心。

还有一种游戏特别好玩，就是抽陀螺。陀螺是木头的，底部半圆，最下边镶着一颗圆圆的铁珠，上边贴着各种彩纸，先用手把它在冰上转开，然后用自制的皮鞭抽动。在小河的冰面上，我可以一鞭子抽出十几米，那种旋转可以呈现出多种美丽的样子，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声中，转啊转，团团转。

再长大一些，我喜欢放风筝。准备一种木制的转把，用上百米的鱼线一层层地缠好，再去街上买自己喜欢的风筝图案，做成漂亮的风筝。

最常见的图案是小燕子，也有孙悟空等人物，最贵的是蜈蚣，由十几个风筝联合组成。当刮风的时候，我们把风筝顺风放起，然后逆风而跑，再根据风的大小，调节手上风筝的远近。放风筝时，我们得绕开房子或树木，围着它们转来转去，生活也就这样流水般地过去了。

进了校园，我便喜欢上了各种运动，踢球、滑冰都是我喜欢的运动项目，可我就是不爱跑步。偏偏上体育课，老师总是让我们跑圈，围着我心爱的足球场，一圈圈地转，一边气喘吁吁，一边想：这要是脚下有个足球就好了。从宿舍到教室，再到图书馆，看似枯燥无味，我却在读书和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参加工作27年了，换了几十个单位，一般都喜欢管人，而不愿意被管，身边的助手成天围着我转，自己也颐指气使地感觉很神气。只是夜里想起来，多少有些空虚，总觉得自己像那只童年时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抽来抽去，看似自由，其实不也是团团转吗？为了金钱而常年奔波，金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直到跟随法师们学佛，我才真正有了些自在感，不再被贪嗔痴成天困扰。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则小故事，感觉很受启发。有位年轻人到禅院拜望老法师，因为很熟，俩人一边品茶一边闲谈。年轻人心有所想，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什么是团团转？”“皆因绳未断。”法师随口答道。一时间，年轻人竟然怔住了，陷入了长长的思考。

过了好一阵子，年轻人才说，刚才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一头牛被绳子穿了鼻子，拴在树上，牛儿想到旁边的草地去吃草，却摆脱不开，在那一个劲儿地打磨磨转圈。年轻人想用团团转来难为师父，没成想法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一语道破天机。法师一边喝茶，一边笑着说：“你问的是事，我答的是理。你问的是牛被绳缚而不得解脱，我答的是心被俗务纠缠不堪。”

是啊，世间的七情六欲，何处不是绳子呢？它牵动着我们的身与心。不斩断贪嗔痴，永生永世都得不到解脱啊。

辽宁山东一家亲

我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不小心写起了书，多少有些误打误撞。前段时间，有位网友留言，说很喜欢我的写作风格，还和朋友打赌，可以让我为他的新书作序。像这种正能量的事情，我是不会拒绝的。一来二去地通了几次邮件，我俩就把事情定了下来。

这位老弟叫张璋，联系上我后，便毫不客气地把五十篇作品都传了过来，连自己的简历和住址都毫不避讳，一一写明。我浏览了一遍，很是吃惊。作者不仅是中文系科班出身，还是烟台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他的作品特别投我所好,风格随性、笔触幽默，连篇幅都与我的文章相近，一千来字就将事情说得很是通透。唯一不同的是，他在文字把控方面更讲究，这是我这种野路子不好比的。

我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家乡的小河》，讲1999年在北京广济寺听净慧法师开示的一件往事。稿件寄出之后，《禅》刊马上给出了回应，刊登在了杂志2009年的第一期上。后来，师父们说我与弘法有缘，我才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写作。包括博士论文和诗集在内，三年多来，我共出版了十多本书。

写作不易，所以我格外珍惜张璋的创作发心。在时下的物欲横流中，能静下心来做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现。而且我很欣赏张璋的文章，篇篇都是发乎于心、守之于情的生活写照，从接孩子放学到同窗的情结，从胶东的圈子到红绿灯的议论，洋溢着浓重的齐鲁味道。此外，我们能如此投缘，大概还有一层原因：我祖上也是山东人，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对山东人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我的老家在辽南，家族中有一本家谱，里面有关于这些事情的具体记载。这本家谱中记载，家族老祖宗滕应元是山东登州府武举，明末镇守朝鲜半岛。萨尔浒战役之后，滕应元被皇太极极尽礼数招安。后来家族战死了五十多人，康熙皇帝封当时的滕氏滕天成为世袭游击将军。这种待遇延绵至子孙们，一直享受到民国初期。但与此同时，大清的待遇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娶满族女子为妻。

所以，我们家族人员现在报户口时，有报汉族的，也有报满族的。“文革”期间，县城的左邻右舍们经常收到山东老家寄来的食物，小伙伴们经常将家里的山东特产拿来分享。那时，吃着可口的地瓜干、花生之类的小食品，我心想：祖宗们要是晚点来辽宁，留些近亲在山东，该有多好啊！

20世纪90年代初，我负责资金工作。有位来自山东高密的张姓药厂老板，老和我套近乎，看我喜欢舞文弄墨，就喊来发小莫言老师，一起喝酒聊天。我感觉与莫言老师脾气很投缘。当时我还接触过另一位西北的文学大师，多少有些对不上撇子，总觉得他的作品有股子阴气。有次与莫老师等一帮人聊天，说起全运会足球“山东辽宁是一家，二比二平进前八”的那件事，我笑着说：

“谁让俺们都是山东家的呢！”

罩得住的朋友

每次回沈阳，大学师兄班哥总是虚位以待，介绍一些朋友给我，都是辽沈党政军界的翘楚。不管认识不认识，这帮人基本都这么开场：“我是大班的朋友……”在那个不小的圈子里，大班是个金字招牌。我有时会背一段“班哥语录”，显示自己的资深背景：“好人一定要介绍给好人，不能介绍给坏人；不能把坏人介绍给好人，坏人自然会结识到其他的坏人。”

班哥语录还有不少，比如说：“谁要装犊子，那就滚犊子。”他高大帅气，说话的气场也很强大，听起来简单明了，品味起来却奥妙无穷，这大概是因为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吧。他还是现任辽宁周易协会的会长。记得2013年十一期间，我去玛丽蒂姆大酒店参加他孩子的婚礼，很为这位老公公折服。

婚礼上，班哥先是谈起了风水，认为有自然和人文两种，后者对人的作用更大；接着讲了一对外国老夫妻的故事。这对老夫妻一起幸福度过了八十个春秋，人们非要请教其中的奥秘，老绅士说：“忍。”人们觉得不解渴，让其再说一句，回答：“一忍再忍！”他把故事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然后大声地问儿子应该怎么办？儿子一挺胸脯：“忍，忍不了，我就一忍再忍。”全场莞尔。

这位将近六十岁的老男人，现在最大的乐趣是踢毽球，他踢的是往前的进攻者，而毽球每一次进攻都得倒钩，可以想象其高难程度，何况他还是铁打的主力。大班俱乐部经常代表辽宁省比赛，2014年春节前，在大连的国际比赛中获得第三名，春节过后在沈阳又打了一次巡回赛，再次名列前茅。

大班从工商局出来后，在非洲待了很长时间，尼日利亚华人商会会长刘老弟就是他的铁杆兄弟。十年前，我们在国贸为刘老弟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有几个黑人哥们，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溜。有个演员在酒桌上说了一句：“人生其实就是过程，以平常心经历不平常事。”我说自己是学禅的，所以冒昧地换了种说法：

“我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用不平常心，经历一些平常的事。”

上次班哥来北京，带了一位干过交警的朋友，说起以前的那些事，我感觉十分好笑。20世纪90年代初，省城一位老板在营口被这位交警截了，好说歹说都不行，就讲自己有位哥们吹牛，说一提他准好使。交警问谁，他说：“大班。 ”交警立马不干了，说你靠边靠边，等我一会儿。老板正忐忑不安呢，交警却换了便服赶了回来，拉着他说：“大班的哥们哪能这么溜了，走，喝酒去！”

在场的人都笑得不行，纷纷举杯敬班哥，看大伙这么有心情，他自己又讲了一个段子。也是在营口，他带着花篮看病人，在医院门口被某位交警拦住了，那人年轻特较劲儿，大班只好用手机给局长打通电话，他愣是不接。只好问：“你知道大班吗？”交警说：“知道啊，在非洲呢。”大哥说：“他回来了！”交警很奇怪：“你怎么这么肯定？”大哥笑了：

“你看看手里的驾驶证，不就知道了吗。”

非你莫属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陆进入高速发展期，我身在其中，感觉有三个阶段：第一是纯粹的赚钱，大家都在谈在哪儿可以赚钱，赚多少钱；第二是谁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才能摆平？第三阶段，人们变得更加平和，四处寻求好的工作，并把它当作终生的理想。

各类的电视节目很多，除了《非诚勿扰》，还有《非你莫属》。孟非安居乐业的同时，张绍刚却黯然离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也就自动断档了。不仅因为缺少冲突而丧失了娱乐性，更是因为越来越像一部肥皂剧。那些嘉宾们既没有HR一样的专业性，又不可能有老板一样的决断。

在任何国家，面试这种事都是挺纠结的，它折射了生活中最残酷的一方面，尽管看上去很美。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放大镜去看别人、看工作的话，你永远不会有满足和满意的时候。因为世界不是以你想象的样子来塑造的。不妨试试去了解别人或了解某个企业，也许你会有新的见解。

张绍刚或许不是一位好的主持人，但他的较劲总是以对方受益为前提，其实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他说：“每个人都希望向别人表达，但别人不接受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拒绝，或者说我们是错的？也许世界上并没有对或错，有着太多的中间地带。如果不能是非分明，可能所有人都需要宽容。”

在我本人的经历里，记得地产公司招聘那回，什么航空航天大学、人民大学的，来了好几十个，跟专业边都不沾。连个前台，都好几个本科在争。人事部跟我汇报，我连问几个为什么？后来，亲自面试了那些大学生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房地产行业有前途。”我真的不以为然，这是时代变了吗？

因为喜欢孟非和《非诚勿扰》，有一天忽然觉得，招聘和相亲挺像的，其中的诚意无多，只是彼此有着共同的需求。您看，孟爷爷多像个街道大妈，带着二十四位女孩子，仿佛不是来搞对象的，而是像岳母娘一般地品头论足；天津台也是这样，那些著名企业给的待遇，比公开招聘的还低，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判断力的敏锐。

苏东坡有回在自家花园散步，揉着肚皮问里面装了什么？丫环们倒是没有顾忌，一个说学问、一个说诡计，只有那位朝云姑娘轻叹了一句：“相公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是啊，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个人来说，不合时宜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悲哀。

自己对了，世道就对了

领导开车

我有位大哥1949年出生，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已经做了营长，后来他被定为反革命，和军长一起提前复员。后来好歹有了林彪的事件，他算是平了反，转到了省城一家驾校当校长。当初跟他谈的时候，是副校长，他却死活不干，号称这辈子只干正职，绝不做副的。

我俩后来成了大学同学，有时吃饭啥的，都是他买单，路上醉醺醺地碰到车，他只要一招手，十有八九会停下来，司机很热情地问：“校长，您去哪儿？”他倒不在乎这个，只是觉得有面子，面子对他来说，比里子重要得多。我去他那个城市，都是吃住在他家里，因为他常说：“这年头，比哥们还重要的只有两种人，厨子可以毒死你，司机可以害死你。”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公司办公厅通知我出差，陪老总去河北乐亭追一笔对虾养殖资金。老总当时刚学会开车，有一股子兴奋劲儿，一路上目不斜视的样子，只是再三地叮嘱我，仔细照看各种路牌。我那时候啥也不懂，一边问一边学，还比比划划地，跟打哑谜似的。这样一去一回，跟领导混得可就熟了。

回京后，处长笑眯眯地对我说，领导对我很满意，让他多给我些发展机会。我那时觉得挺奇怪的，不就是陪着跑一趟吗？连吃带喝的，怎么还跟有功劳似的。处长是我的同学，但大了十多岁，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所有的公司都有个潜规则，想要跟谁搞好关系，就争取和他一起出差。”

没过多久，处长带我从广州去珠海，他亲自开车跑高速公路，因为是生手，显得还很紧张。记得过番禺之后，他让我比较和那位公司领导的驾驶水平。我能说啥呀，只有认真道：“头儿，你们领导的素质就是高，怎么开、我坐着都放心。如果坐在那些司机身边，总有种莫名的紧张。”处头听了哈哈大笑，连连夸我的马屁拍得实在到位。

过了两年，我觉得在体制内横竖不是个事儿：不挣钱吃亏、乱挣钱倒霉，就自己下海开了公司。那时买了一辆奔驰500和600，还是觉得坐着不踏实，我严令助理开车的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70公里。后来有一天，有新人似乎无意地告诉我：“送您的时候确实不快，回去时的车速至少180公里。”

助理老弟回了老家，卧薪尝胆了几年之后，买了两艘船，搞上了运输。听说我到了他的城市，自然不会放过，叙旧情、聊友谊，更是喝得棋逢对手，最后不让我住宾馆，非住在他新买的市中心的新房子里。那天我虽然喝得有点多，但清楚地记得他对公司司机说的话：“慢点啊，千万别他妈超过70公里。”

最放心的银行

最近几年，我一直深受一张银行卡的困扰。因为是公司卡，里边还有几万块钱，但公司已经不在了，不知怎么就罚起款来，里边的钱抵不了，外边的现金还不收，我至少跑过五家支行，连朝阳门的北京分行都去了十多趟，人家个个彬彬有礼，就是无所作为。

每次过来，一排队就是一个小时以上，然后部门推部门，这人推那人，几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理由是要让公司负责人来。公司以前的会计也来过两趟，仍是不行，还得我来，我来了，还是办不了。问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只能按章办事，这无可厚非，可那些高级经理或行长呢？一打听，人家可是忙着呢，不是开会出国，忙着“与国际接轨”，就是喝酒爬山，急着照顾中国国情。

这使我想起，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故事《最早的存单》。说的是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在翻自己祖先的遗物时，看到一本书中夹了一张手写的存单，是200年前老老祖母在瑞士某银行所存的100美元存单。闲得无聊，老太太试着去这家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取这笔钱。

分行工作人员接到这张200年前的存单后，发现这是一张手写的存单。分行长立即上报总行，总行立即派专人核对存单上的账号，在公司百年前的老账中，居然查到了该笔存款的底账，是到目前为止，找该公司来兑现的最老的存单。

总行行长亲自到美国找到这位老太太，邀请媒体等举行隆重的兑换仪式，按利息（以前银行是不收管理费的），给老太太兑现了50多万美元，并且现场奖励这位最老客户100万美元。事后，这所银行收回这张存单后，把它装裱起来放在该银行的展馆，并对公众说：“存在我们银行，只要地球还在，您的资金永远不会丢失。”

当初我最头疼的是，银行每年收我20元年卡费，因为没有渠道去交，与其议论一个人的好坏，不如视其是否说话算数。对于言而无信的人， 敬而远之最妥。

按月翻跟头，没几个月就过百了。钱倒是小事，关键是影响个人信用。以后买车排号、买房按揭，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银行真是很行啊！

后来，我偶然进了这家银行的办公场所，领导们对银行卡这件事倒是挺重视的，几个部门也都表示会通力协作，表示会尽快处理此事，还帮我把2013年的年费给免了。虽然这事到现在还没结果，总归人家是尽心尽力了，我表示感谢也是应该的。

令我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银行里，没有看到装裱起来的“最早的存单”，有的只是各种形状的一面面锦旗。

卖车的背后

马年春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其间会会几个发小。三巡五味之后，有人忽然问我要不要车？都是豪华轿车，有奔驰、宝马等，比市价便宜好多。卖车的都是当地人，手头越来越紧，急于出手变现。其中有两辆悍马，价格更划算，但没牌照，哥们儿说：“我们这块儿特认车，悍马不用上牌照，随便开，车主全是牛逼人。”

老家在海边，原来是个人民公社，管辖二十几个村子，一半以上属于渔村，靠渔业为生。最近三十多年，家家户户打海蜇，有钱的养船，没钱的出力，家里的自留地全都盖上了水泥池子，用来炮制蜇皮和蜇头，由于使用白矾等工业原料过度，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现在都靠桶装水生活。

后来，鞍钢、中海油等国企进入，投资几百亿上项目，十多个村落全都拆迁，农民们拿上补偿款，住进了安居楼。有些渔业户有很大的海滩养殖场，动辄得到百万千万的赔偿。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是现代化企业用不了多少人就业，政府也没有详尽的再就业安置计划，所以农户拿到现金以后，开始茫然躁动起来。

老一辈希望做些小生意，哪怕买辆出租车或者租个商铺也行，但有了钱的青年人哪里还肯受苦流汗，先是打牌喝酒，后进桑拿歌厅，继而攀比着买好车，又有面子又威风，到哪儿都有人捧着。家里面，老人们叹气，女人们无奈，孩子们无心上学，虽不说家家如此，却也是普遍情况。

时至今日，家乡早不是万把人的规模，而是聚集了四五十万人口，仅搬迁过来的黑龙江人，便远远超过了原著居民。大树底下无青草，几家高科技国企的安家落户，并没有拉动多少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反而争水源、抢土地，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该城区的房屋剩余率已经高居全国首位。

观天际，云卷云舒；看海边，潮起潮落。渔民们都知道，往往落潮之后，会有狰狞的礁石露出来，只是这一天来得比预料的还要快。打鱼种地的第一产业很难维持生活，机械加工等第二产业惨淡经营，就是运输、餐饮等第三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先不说有忧患意识的黑龙江人，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江浙人群，也早就控制了小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

酒局快散了，我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那时有不少读书人背井离乡进京赶考。途中，他们或在旅店歇脚，或在寺院苦读，有的则去青楼寻欢作乐，个别的还真遇到了杜十娘一类的痴情人，双方爱得死去活来。待到金钱使尽，书生可就尴尬极了，前有老鸨龟奴的白眼，后有情人的一双泪眼，最可悲的是自己在温柔乡里耗去了正能量，已经是欲振乏力。

最后，我对哥几个说：“车我买不起，但能卖还是赶紧卖了吧。他们只要还有渔民过去那种与天斗与海斗的勇气，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活在垃圾的怀抱中

2013年5月28日，吉姆·罗杰斯在BBC做节目，谈到有关中国经济首要问题时，排除了所谓的房地产问题，因为这种泡沫还不足以与美国次贷同日而语，其他如内战、瘟疫、萧条等，也都是能够调整的。他谈到，中国繁荣的终结者是水危机，因为唯有水是无法复原的。

从三江源到渤海湾，从乡村到都市，地下水位下降，水质严重污染。自来水甭说了，连洗完澡身上都一股子漂白粉味，至于桶装水，嘿嘿，鱼儿喝了都翻白肚。水又是如何被污染的呢？原因多了，其中一条就是垃圾泛滥。一位山东小伙子告诉我们：北京时刻都生活在垃圾的怀抱之中。

在2011年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说：“这组照片不是为了反映垃圾场有多么脏和臭，而是在探讨垃圾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怎样的关系。”这位30多岁的山东小伙在拍摄过程中历尽艰辛，被狗咬、被人打，始终受到利益集团的迫害。可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子，有些责任是无法逃避的。”

据媒体报道，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每年的垃圾产量仍以8%的速度增长。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的土地资源相当于每年消耗500亩土地，4年之后现有垃圾场将被全部填满。而2013年4月1日《人民日报》援引住建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可用于埋垃圾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人们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焚烧”便成了政府对付“垃圾围城”的主流想法。据统计，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达到垃圾减容的目的。即使这样，掩埋焚烧垃圾仍存在极大的隐患。

王久良自己制作了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400多个垃圾场，而目前北京仅有6座垃圾转运站、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被有关人出租赚钱，承租者则把大坑用于倾倒垃圾，一车收取几十块费用。这比正规的垃圾掩埋场便宜了很多，但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防渗漏、防扬尘等措施。

这种一埋了之的做法，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遭到了永久性的损坏和污染。令摄影师痛心疾首的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利益，湿地、鱼塘乃至水田都被人填埋整平，做了垃圾场，因为倒垃圾比养殖和种地都赚钱。所以，王久良才会被各方利益者挤对、打击，甚至威胁可能要了他的命。

有人说，王久良是主烧派，他并不认账，因为目前的焚烧都在密集的人居地，好多危害是潜在的，他说：“我看到了一个事实，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根本解决办法目前还没有，他只是期盼看到这些照片的人，能够做出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每个人每天都减少一点垃圾，这个世界也就多出了一点点希望。选择简约的生活，可能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挑土难来推沙易

进入2014年以来，新闻热点接连不断，佛弟子们关注的多是玛氏食品公司拒绝道歉的问题。该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士力架“饿货唐僧”广告，遭到了全球有识之士的指责和抵制。继龚琳娜、毕福剑前仆后继涂污法海禅师，随后惠州交警又把玄奘大师扭曲成五毒俱全的“神棍”，中国人的大师已经面目皆非。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底线究竟在哪儿？

我们对解构神圣并不陌生，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对砸神像、戴高帽子以及剃阴阳头不会忘却。现在搞的这些教母、怪咖、屌丝以及饿货，都是在亵渎宗教。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多少还有些文化的味道，而前面的那些做法，则直接违背了国家的宗教政策以及相关法律。

周围很多朋友都吃过肯德基和德芙巧克力的亏。家里的孩子那时也“紧张”，为了图省事，没少吃这些玩意儿。后来渐渐变成了小胖孩，家长跟着着急啊，反复查找原因，根子就在于，西方公司推销的这些是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垃圾货色，最可恶的就是那些莺歌燕舞的食品广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这些快餐食品只提供热量，别无其他营养素，除了“三高”，普遍缺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和龋齿等疾病，严重威胁儿童的身体健康。例如士力架，在美国是不能向12岁以下儿童推销的，而在中国却不一样。这种双重标准很令人疑惑，这是一个全球性食品企业该干的事吗？

细数玛氏公司的其他产品，彩虹糖、泡泡糖、脆香米、箭牌口香糖等，也都采取了广告轰炸策略。他们打着“横扫饥饿”“补充能量”“妈妈信赖、孩子喜爱”等口号，配之以温馨唯美的音乐和包装形象，从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舌头尝的、鼻子闻的各个方面，迎合了孩子们天性的口味，从而俘获了这些幼稚的消费者。

玛氏食品不仅质量垃圾，而且鼓吹一些低劣文化元素，影响和扭曲了那些尚未形成批判性认知的儿童。面对着电视荧屏，他们对观众是这样进行洗脑的：暴力倾向、性别歧视、恶搞名著……中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温良恭俭让”，蕴含着那么多的真善美精神，而玛氏企业为什么非要搞些假丑恶的东西呢？真是什么鸟配什么调。

不可否认，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优惠了太多的土地、税收，而且有针对性的法规和监管都还很缺失。有评论说，当这些狡猾的黄鼠狼遇上瘸腿的猫，钻空子就成了必然的事情。但是，作为拥有13亿多人民的国家，我们有权制止坑害自己下一代的那些跨国公司，请他们一定要记住：

“创誉难如针挑土，毁誉易如水推沙。”

生孩子是件大事

2013年以来，不少朋友都关心起计划生育政策来，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支持派觉得，人口总量在那了，独生子女生二胎不会有什么影响；反对的人认为，现在所有问题都是人多闹的，好不容易形成了计划生育的全民共识，一旦放开了，再想收可就难了。

我硕士的专业是人口分析与预测，那时候刚刚20岁，一心想为国家民族干点事。入学后不久，我就瞄上了基本国策，心里话：20世纪末，国家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这话怎么听着都不靠谱。为此，我查资料、调整参数，一顿地忙活。有一次见到导师，连忙满心欢喜地作了汇报。他是中国人口普查方面的顶级专家，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多读读经济学原著吧，这件事就不要搞了。”

读研时，一位来自北大的师兄很有自己的主见，研究生三年没干别的，一心一意就鼓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先是翻译了一遍，而后又对照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细细研究了一遍，最后又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可惜的是，他的论文答辩还是没有通过。

那时候，所有研究生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饱喝足以后，个别人凑一块聊闲天。那天不知怎么说到了我的专业，有位大我十多岁的师兄颇不以为然。他入学前是福建的公社书记，当时是这样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可研究的，在我们那里，跟骟猪没什么两样。”师兄说的是大实话，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农村妇女特别悲惨，得不到优先受教育的条件，要帮父母干很多农活，长大嫁人后，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小年轻们晚上一般就会做“那点儿事”，所以流产十多次的妇女并不在少数。再加上受重男轻女的封建传宗接代思想影响，头胎生个女孩的农村妇女通常会受尽白眼，一般会选择继续生。可等到好不容易又怀上了，又可能被管计划生育的发现，赶上一辆大马车拉到医院去做引产，那种痛苦令人同情。

经济水平提高了，农村人的自觉性也提高了，现在让人家生二胎，年轻人还不干呢！我个人认为，二胎应该全面放开，主要受益者是城市的公务员。他们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一般也比较好，一大家子都希望要两个孩子。别看现在找工作难，中国可能很快就将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成熟的劳动力将会逐年递减。

小武求职记

小武是河北正定人，像他这样的师范院校毕业生，是很难进入大型房地产企业的。第一次面试，人力资源部的王丽丽主管想都没想就把他拒绝了，可能是见他身材瘦小又态度恳切，就顺嘴说了一句：“现在不缺人，要不你一个月以后再来看看吧。”

刚好过了一个月，小武准时地出现在了王丽丽面前，她有些发愣，只好继续找托辞：“您穿的这么邋邋遢遢，太不符合公司的要求了。”没想到，这小伙子也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套衣服，精神抖擞地第三次出现在人力资源部。部门总经理听说了这件事，亲自过来接待，最后告诉小武：“你真要来我们这工作，一要学习有关房地产投资的知识，二要拿到相关的培训证书。”半年以后，人力资源部专门为小武做了一次考核，果然得以通过。

在小会议室，傲总做最后谈话，第一次的见面握手，发现小武激动地手劲惊人，笑着说：“有热情好啊！热情是成功的动力。”更出乎意料的是，考察太顺利了，俩人竟然挺默契似的。最后，小武说了实话，他坚持看公司重要人物的博客与微博，尤其对傲楚阁的作品了如指掌。

录用是没问题了，傲总评价说：“像这样有心的孩子，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好好培养！”果不其然，如今的小武已经是武总了，现在南方一个项目公司出任副总经理，以忠诚和业绩闻名于整个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一直把这事当成励志的故事来宣传。

在职场，像小武这种“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成功了，一好百好；失败了，一切拉倒。在《非你莫属》舞台上，每周上演着求职百态，晕倒的、争吵的，更有那些一根筋儿的，不光吸引眼球，也引起太多的热议。佛学将人性中最大的劣处总结为贪嗔痴，“较劲儿”这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从出世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无所谓。《庄子》三十三篇多数是这样的表达，明贤法师常说的一句话为：“举不起，就放下。”但人有了肉体，便多了种种承当，再伟大的精神也得随许世俗，完成世俗生命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过程，而不可知、不可说的层面是不为人知的。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真不容易！小武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的虚妄之徒，而是有着切实追求的商业版许三多。所以，他奉养父母，供妹妹读书，组建自己的家庭，这些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人性的闪光之处。

进不进组织都归组织管

1987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和好几位社科院的同学一起分到了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由于专业问题，我分到了社会室，主任叫白南风，极有才华，而且很潇洒，当时他和副所长王小强写了一本《富饶的贫困》，被国务院指定为县长以上干部的必读书。

那会儿，所里办公在人民大学正门对面，而我们社会片的几个研究室，则在大门右侧的几间小办公室。员工的住处也不远，是海淀影院对面胡同里的知春旅馆。大家平时都忙得要命，看不完的书、开不够的会、写不休的研究报告，难得在周末能够清闲一下。

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和下围棋。记忆中，永山的棋最难对付，很少给对手机会；瑞中兄也很厉害。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国青兄，据说第一次跟他下棋的话，其诡异的路数谁也应付不了，再接着就好下了。在我的印象中，其他人赢我好像很难。

入所不久，我有回上三楼，看到不少人在围观一盘棋，对局者下得还挺投入。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和穿牛仔装的一人特投缘，现在还记得他后裤兜里鼓鼓囊囊地揣着东西。当时的所里没什么臭规矩，连我这种菜鸟都可以乱吱声，还别说，我为那人连支了几招，最后他竟然赢了。

事后，一起下楼的南风问我:“怎么，你跟小强挺熟？”我说没有啊，还解释到：“刚才下棋的那人不是个电工吗？”这事后来传了出去，我才知道那位牛仔帅哥，就是娶了中国芭蕾第一美女的改革偶像王小强。

后来体改所搬到了黄寺的人定湖北巷，有一次讨论我的入党转正问题。个别人说我贪玩不稳重，这时小强兄却提出了要看大节。记得他还讲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事，当时上边追查一篇文章的来源，另外俩哥们替他顶雷，把他保护了起来。哥们儿还跟他说一定要进步，因为进不进入组织，都得归组织管。

我对这件事印象至深，不仅是因为他义气的特质，还有他难能可贵地保护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和热情，真的让我终身难忘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彭哥和我一起，请小强兄在昆仑饭店吃过一次饭，这以后我们就多年未见了。有时候，我会拜读一些他用心写出来的书文，尤其是那本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专著，对现实太有指导意义了。刚才看到一则关于小强兄的消息，不知怎么便激动起来，想起了过往好多。

云卷云舒之间，其实当不当政也没那么重要，像他这样铮铮铁骨的汉子，是不可能被人民忘却的。

陪老板登山

我经商多年，感觉最琢磨不透的还是企业文化，这里面不可避免带有创业者的个性，比如柳传志的联想、海尔的张瑞敏、万科的王石。有一次，一个合作者极力向集团举荐我，我推辞再三，最后说了实话：“作为核心层，你们老板用的都是十几年以上的老人；作为职业经理人，我的年龄又有点大，消化起来很容易，就是有点咯牙。”

说起用人问题，各庄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我有位好朋友，特别喜欢用退休的老干部，关系多、费用少，还懂得眉眼高低。我坐在他们中间开会，感觉十分怪异，很有点市长办公会的味道，看那些老大哥点头哈腰地给老板倒水，心想：在家里好好待着得了，老了还伺候人，何苦呢！

还有位企业家创业时喜欢用同学，同学几乎把持了公司所有的重要岗位，结果很快内斗不止，连朋友关系都保持不住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跟复兴集团学的，我说同学太讲究平等了，很容易得红眼病，有一两个帮衬还行，太多了肯定受不了。最后，我说：“因为你不是郭广昌。”

我们那批创业的，几乎都推崇王石，不少成功者还跟着人家去爬山，老严就是其中一位。听人讲过他的一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有一回，严总带着公司的三位助手去爬一座名山，欣赏那里的美景，因为是周末，那几个人并没多想，以为是正常的娱乐活动，哪知道老板的心思。

把车停好后，严总忽然宣布自己不爬了，买了一张缆车票，告诉那仨人：“你们好好爬山，谁第一个上来，我可是有奖励的。”三位助手都笑了,比就比呗,谁怕谁啊。到了山顶，严总听着鸟声阵阵、溪水潺潺，目望着在山道上奋力的三个人，心里若有所思。

一个小时后，终于有人登顶，严总看了看表说：“不错呀，效率还真是高。”说完，递过一瓶水，还问他看到了什么美景。那人喘着气说：“我光顾爬山了，没注意什么景色。”严总有些遗憾地道:“唉,你还是业务至上啊，太急功近利啦!”

又过了十五分钟，第二个人也上来了，还用手机拍了不少风景照。严总一看，发现光影配合还不错，就笑着说：“嗯，你是个有品位的人。”足足等了快一小时，第三个人才姗姗来迟。严总见他背着相机，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各种风景照，几乎达到专业水平，一声叹息道：“你小子还是这么贪玩。”

不久以后，严总宣布退休，公司结构调整为：第一个登顶者为集团常务副总；第二个那位则成了集团总裁；而第三个继续负责战略发展部。不过，每当到了周末，那个贪玩的家伙会陪严总钓鱼或爬山，时而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踩到狗屎你就赚翻了

有回参加一个饭局，大家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味，一位属狗的做事比较认真，站起来挨个排查，发现某公的脚底踩了狗屎，他自己还不知道呢。一边有人催他去洗手间赶紧处理，一边有人还在调侃：“你小子要走狗屎运啊。”众人哄笑不止，并不以之为然。

那天也真神了，饭局后，一帮人去隔壁的茶楼斗地主，踩狗屎那家伙果然大杀八方。另外一哥们儿的媳妇那天也在场，看自己老公一直在输，就说：“凭什么踩狗屎就叫走运？我们家老王还经常在家踩猫屎呢。”来自香港的朋友懂这个，便插言：“不是了，狗有叫旺财的。”

过去在农村，虽然鸡鸭鹅狗满处跑，但动物屎是珍贵的肥料，别说踩，想捡都捡不着。现在城里人养不起孩子，都喜欢养只宠物在家，所以无论小区里还是大街上，踩狗屎的几率也高多了。在社会上说“你这狗屎”是句损人的话，意思是这人是个无人理睬的臭家伙。

记得小时候过年，我们总是四处插鞭炮，然后借个烟头点着。其中有位小伙伴别出心裁，插到了狗屎上，等了半天没响，就趴过去看，结果偏偏这时候响了，崩得他满脸都是狗屎。从此，他就有了一个光荣的外号，叫臭狗屎。他母亲看到他哭着回家，一边给他洗，一边安慰说：“孩子，没啥，这是好事，走狗屎运呢！”后来寒假刚开学，那小子真捡了个小偷扔掉的旧钱包，受到了学校的大会表扬。

在南方，人们觉得狗旺财，虽然不会主动去踩狗屎，但也并不忌讳。所以，狗屎运含有反讽的意思，就是在倒霉之中，孕育着更大的幸运。其实，每个人都有走狗屎运的时候，比如捡个钱包、中点儿彩票，还有那些插上了鲜花的牛粪。就像那次斗地主打牌，那哥们儿连连抓“炸”，打得对手连北都找不着了的情况，即使没踩什么，也是绝对走了狗屎运。

前年，我听一位女汉子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们在广州某写字楼正办公呢，忽然传来一阵阵异样的臭味，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排便的管道漏了，各种黄白之物蔓延而来。员工们一边跑开，一边大骂使用劣质建材的开发商。过后开会，领导圆场说，这是公司要走狗屎运了。可惜的是，他们只闻了屎味，并没有走运，第二年公司就倒闭了。

前两天聚会，一朋友说他十岁的儿子在小区里乱跑，不小心踩到了一坨冻得死硬的狗屎，结果把脚崴了。他问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了想，只好安慰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公子在马年的学习成绩肯定会大大地提高啊！” 说完，众人举杯，一笑了之。

祝你周末愉快

1886年5月1日，芝加哥二十多万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天就成了国际示威日，即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罢工，要求实行每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实现了一周双休制。

在我国，最早是1986年，国家科委研究中心主任胡平从国外考察归来后，率先向领导提议，学习西方做法，实行双休日。委里很重视，划拨了专门的课题经费，进行了多方的论证与考察，还做了试点研究，结论是利大于弊，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劳动者积极性，于是同意了。

一直到1993年，几家部门联合上报国务院，后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从1994年开始实行隔周双休，此前，也有些地区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的。另有说法是，1994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期间，美方突然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国际惯例，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不管怎么说吧，1995年5月1日，双休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实行。

那会儿是白领阶层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每个人都很亢奋，男的相约一起喝酒、打牌，女的则逛街购物。有家庭的除了看望父母，也能带孩子游郊区、爬山。相应地，商业、餐饮业、娱乐业、体育业、影视业、彩票业、广告业乃至旅游业，空前地发展了起来，更带动了以后的长假经济。记得那年，歌手孙悦唱火了一首歌：

“这一年总的说来高兴的事挺多，身体不错，工作不错，心情也不错……”

我以前很适应休息一天的生活，觉得很充实很紧凑，到了1995年，开始创建国康公司，恰巧遇到了双休制。我不管那一套，依旧带领大家加班忙活，弄得身边人颇有微词。到了春节联欢时，有人比较委婉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我只有欣然答应下来，叹气道：“谁让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呢！”

习惯成自然以后，人们对于周末的考虑就多种多样起来了。孩子们的补习越来越多，白领的压力越来越大，倒是老人们没有感觉，有时打电话，母亲会反问道：“今儿是礼拜天吗？”前次聚会，我问某投行人士：“周末最想干啥？”他嘿嘿一乐：“出差。”大家都很惊奇，他却说：“习惯了，周末在外地更轻松写意，见朋友们也方便些。”我只好说道：

“那么，祝你周末愉快！”

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

军哥很小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就离婚了。他的父母当初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一个是儿童团长，一个是妇救会会长，那时候时兴女大男小，就组成了革命家庭。后来，男方抗美援朝去了，半年半年没信，女方开始担心，哭着闹着把婚离了，然后嫁给了一位年纪挺大的工人。

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妇救会长准备全都带走，可爷爷不干了：那可是传宗接代的孙子啊！有一天午睡，爷爷翻墙进了儿媳妇的屋里，悄么声的把军哥给抱走了，然后声称:孙子就是他的命。过了几年，军哥的父亲从朝鲜回来了，官职升了好几级，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那时候当兵是要有门路的，有了父亲的关系，军哥十四岁就进了部队，而且是最能打的那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审非常严格，军哥当然没问题，顺利地做了军部的机要员。这个工作需要保密，几个联络人之间只能并联，不能串联，需要超强的记忆力，一背就是一串串的数字，可见军哥的头脑非同一般。

当时，我们国家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很紧张，军队的作用十分明显，全国的口号都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事实上，农民的境遇最糟，工人有半供给制，稍微好一点，解放军的待遇最高，不光是能吃得饱，而且经常参与实事。军哥就是在一次“工农兵三结合”的运动中受到了一点牵连，所以复员回到了地方。

那时候的复员兵回到地方，百分百都有工作，而且都是好工种。军哥在医院做了几年保卫干事，后来又去副食品公司工作，吃喝起来十分方便，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得劲。借着一个机会，进了公安局，先干刑警，后干预审，都是公安系统的硬角色，交了好多朋友，后来心思就开始活泛了。

当时正赶上全民下海的浪潮，军哥也顺应潮流出来做生意了。军队出来的人，经商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肯干、讲信用；不利的是太直率、轻信人。看到别人赚得盆满钵满，等到自己实际操练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一些所谓的朋友说起话来十分中听，干起事来相当操蛋，军哥连着干了几件事，都没有挣到钱，心也越来越急了。

后来，军哥把所有的本都拿出来，在闹市区开了个饭店。这种小本生意靠的就是两个字：勤、俭，而这正是他的短板。军哥自己既不管采购，也不懂后厨，成天招帮哥们来店里免费吃喝，那还能有个好吗？刚开店时，军哥在大门旁边供了座财神，眼见生意越来越差，军哥就有点儿急了，有一天借着酒劲儿，指着财神鼻子就骂。本来他就是不信邪不迷信的性格，借着劲儿，还给财神两个大嘴巴子。

啥也不用说了，军哥的小饭店不到一个月就黄铺了。从那以后，军哥再也没有经过商，每天打打麻将、逛逛公园，优哉游哉地，小日子过得挺快活。

赚不过你，活得过你

老楚是南方人，父亲曾是位高官，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中，被人整死了。所以他从小就四处流浪，估计吃了不少苦，但他极少讲出来。看来在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里，都有一点解不开的结啊。

虽然父亲没给老楚留下什么，但老楚总算是遗传了他的聪明。自从恢复了高考，老楚便开始顺风顺水起来，先是顺利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顺利留校当了老师。他教那门课比较冷，平时没什么学生搭理他，但每次一到考试之前，可就不一样了。有一位丰满的长腿女生，都去过他的教师宿舍好几趟了，后来据他自己说，眼睛都被晃花了。虽然没发生什么，老楚还是让人家过关了。

后来经人介绍，老楚和一位大家闺秀结了婚，过着很平淡的日子。可老楚不甘心，复习了半年，又考上了一所名校的研究生。本来毕业后大家有很多选择，可他还是坚持回了老家。记得送行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很多酒，都很舍不得这位幽默随和的老大哥。这时，老楚悠悠地叹了一句：“户口调不来，想儿子啊！”

在省机关做了没两年，老楚静极思动，跑去了一家国企做业务，但没有做出什么业绩，后来改行做行政了，又有些不胜其烦，索性回家炒起了股票。有一次聚会，听他说得那么热闹，有人便凑过去问：“老兄，您手里有多少本金啊？赚了不少吧？“他脸一红，崩出仨字：”二十万。”

老楚的事迹虽然乏善可陈，但结发妻子够厉害。他老伴抓住机会，赚了一笔足够一家三口过一辈子的钱，还把孩子送出去留学了。所以，他炒股票全靠一种心情，只要不耽误喝酒就成。过去一提他夫人，他那小眉头总是皱着，现在再一提，一张老脸得意得跟开了花似的。

老楚看上去很和善，整天都笑眯眯的，只有极熟悉的人才知道，他骨子里是十分要强的。他平时好喝几口，量并不大，脸一红了，便开始抬杠。有一回，同桌的几位大佬在那里风清云淡，老楚忽然聊起他的企业，说涉及石油、通讯、地产乃至银行，每个名字都令老朋友们发蒙，他更开心了： “我每只股票都买一点，虽然不多，那也是股东啊，我要的就是这种当老板的劲儿。”

最近几年，老楚特别注意养生，谈起养生来一套一套的，而且面色红润，让人感觉很健康。不过酒还是戒不了，喝多了照样发飙。记得年前相聚那次，他又喝美了，指着在座的成功人士大声地说： “我他妈赚钱赚不过你们，活还活不过你们吗？！”

绑匪也是亲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去沈阳铁西区出差，在路边的一家小店，和同事点了一斤三鲜水饺和六瓶啤酒，我们东北人最得意的一口就是凉啤酒就热饺子。喝着聊着正高兴，边上来了两个人，工夫不大，就喝了一斤白酒，听着他们聊的话题，真够瘆人的：割一只耳朵，1000元；剁一条腿，1500元等等。吓得我们赶紧溜了。

后来，我问当地的公安朋友，他们叹着气，说没准都是真的。因为那时铁西区一大半国营企业倒闭，由国家主人变成了无业游民，这种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不少人混社会。过了几年，沈阳破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应该是国内最大的一宗，死了有近70人，但媒体没有刻意的宣传或夸大。我估计当时遇到的两位，就属于该团伙的编外人员，因为真正的杀手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聊天。

东北有这么一句嗑：辽宁凶、吉林虎。说起来，长春人也不含糊，当年用那些板砖，不知道敲碎了多少后脑勺。这事跟抢出租车差不多，既没有技术含量，又落不下多少实惠，何苦来哉，还不如绑架呢，至少那是有钱人。2014年春节前，长春出了一件新奇事，绑架绑出了一个姐姐。

1月19日，范女士开着自己的宝马出门办事，不知怎么，被歹徒给盯上了。她刚开门进到车里，三个人分别也冲了进来，用刀胁迫着，把车开到了郊区，进了一间出租屋。范是个智商情商都很高的女人，听这话音知道，凡是看到了绑架者长相的，按惯例都要被撕票。

她心里打鼓，但表情并不慌张，看到有俩人出去了，就和看守她的那位，开始慢慢套瓷。先是夸那人帅，长得像台湾的林志颖，那家伙竟然很开心，称他前女友就是这么说的。这下好办了，俩人开始唠家常、摆厉害，范女士说：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姐给！这么说着说着，她认那人为弟弟，对方也一口一个姐地叫着。

两个团伙回来后，弟弟拍着胸脯做了担保，范女士也很痛快，把银行卡和密码都摆了出来，让他们尽管去取。果不其然，那俩人很快拿到了一大笔钱，开心得不得了，还想请这位范姐搓一顿。到底是新认的弟弟懂事，说姐姐的家人该多着急啊，还是让姐先回家吧，相约有空再聚，最后四个人依依惜别。

过了几天，三名绑匪在另一次行动时失手，在公安局里，把这件事也捅了出来。公安去取证时，那位范姐死活不承认，坚持是自愿送的，还要去看望三位弟弟。绑匪们眼泪都下来了，告诉警察同志：我们姐姐，那是讲究人啊！

2014年以来，网络上播了好几款沈阳及本溪的抢钱事件，画面十分逼真，不知怎么，还有歹徒的审讯录像，听着不是小品又赛似小品。我想，这里面有案犯们的简单憨直等性格原因，但是，有没有相应制度的检讨以及道德教育的缺失呢？

给女汉子立个标准

虹姐是位70后，为人十分粗豪，中专毕业以后，去了一家广告公司，整天和一帮老爷们打打闹闹，由于两个月没有业绩，受到了老板的严重警告。不过很快，她的业绩就开始直线上升，有一回酒后，闺蜜女同事问她有什么秘诀，她说：“嘿，那帮客户比我们班的男同学，好糊弄多了。”

第一次结婚，虹姐纯属是被家里逼的，丈夫是个公务员，钱不多，事可多了，整天怀疑她在外边有什么事儿。尤其是公公婆婆，成天指派虹姐干活，令她心里十分压抑。过了不到半年，俩人就离了。家里人挺为她着急的，虹姐却长出了一口气：“得了，总算对你们交待过了。”

虹姐不愧为女汉子，竟然是净身出户，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男方。闺蜜会面时，忽然奇怪地问:“你不是净身了吗？怎么还留个戒指？”她立刻回击：“你才净身了呢！你还东方不败！这不是那傻x觉得这玩意儿没用了吗，跟我要了两万块钱现金，才让我拿走的。”

自从应聘当上了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理以后，虹姐格外地热爱这一行，觉得迎来送往的都是些权势人物，特别有面子不说，还可以利用当官的办事，利用有钱的花钱。反正她手里有一些优惠或免费的权利，用给谁不是用啊。虹姐经常喝完酒感叹：“酒店这地界儿，鱼儿又肥又傻，很容易下笊篱的。”

每年春节期间，她都招来一帮闺蜜，在酒店开几个房间，连打三五天的麻将。打牌中徒谁饿了可以点餐；困了就去隔壁去睡；不准带男人，不准接电话，还有两条规定：不准欠钱，也不准借钱。谁输光了呢？好办呢，楼下ATM取去。

虹姐第二任老公是干基建的，觉得娶了这位酒店高管太有面子了，平白增添了许多关系和人脉。不过也有烦恼的时候，某次私人聚会，他喝得有点高，跟虹姐的闺蜜大倒苦水，言道：“我原以为她长相一般，相对能干净一些，谁曾想更乱。”

前阵子，她们见一位顶级的地产大佬，说好了吃完饭k歌，忽然虹姐接到一个私密电话，急急忙忙地往旁边赶。万万没想到的是，她高跟鞋插进了地砖缝里，整个人扑到了铁栅栏上，矛头戳进了胸口，离心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还好抢救及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手术刚结束，她就给几位闺蜜打电话，说出院后，必须好好庆祝一下。人家劝她好好疗养，说这事多倒霉啊。虹姐却说：

“你懂个屁！老娘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火眼金睛

建哥是位老北京，看上去一副混不吝的派头，其实心思很细，大节上很有分寸感。比如开车，人们觉得“稳”最重要，其次为快，又稳又快才是第一流的。而建哥的车早已超出了这个境界，能永远保持一种速度，即时速七八十公里左右，同时还不踩刹车，把车开得像座移动的沙发。凭这手绝活，很得老大的赏识，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坐建哥的车能睡着。

他有个特性，尊重读书人，您客气，他比您还客气，但不能耍心眼，这可瞒不过建哥的火眼金睛，所以真正赢得他友谊的文化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来。对付下三路的人，他太拿手了，讲规矩、讲义气，绝不让这帮人蹬鼻子上脸，不欺负老实人不说，专治刺头。所以，公司的行政和司机没有不怕他的。

回到家里，他基本听媳妇的，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对闺女那得惯着，捧得跟星星似的，可也怪了，那女孩学习特别好，本科念的清华，又去英国拿了个博士学位，给他脸上增了不少光。不过也有犯愁的时候，闺女一米八的大个，比模特还漂亮，再加上智商，没什么男孩子敢追，她的终身大事没少让建哥操心。

天有不测风云，可能是高层斗争的关系，建哥被牵涉进去了，由检察院办的案。问起很多事情，他全部一推六二五，就是不知道。人家说已经掌握了，他反问道：“知道了还问我？”至于立功表现之类，他根本不理，说你们瞧着办吧，自称小时候以捡煤核为生，大不了重操旧业，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见他态度不好，人家也很生气，千方百计地想要突破。后来，建哥的脊椎病犯了，几近于瘫痪，有时甚至用被单抬着去过堂，负责案子的人事后说：那主儿真够爷们的。有一回，他对主办人说：“您靠近点，我跟你说。”然后一把掐住对方脖子，死活不撒手。再往后，他躺在床上，审讯者离着老远，怎么喊也不敢过来了。

他之所以犯浑，主要还是心里有底儿，一是真没事，二是老大总会说话的。一年多以后，建哥被无罪释放，先在家里好好调养了俩月，然后开始要说法了。他说：“老子受了那么多的罪，不把火发出来哪成啊？”于是，他去上级机关要求落实政策，办事人员开始还推三挡四，后来，求爷爷告奶奶地让他回原单位解决。

那天，公司正开总办会呢，建哥直接闯了进去。他说自己差点死在里面，什么事重要？什么事也没有落实政策重要。公司班子了解他软硬不吃，赶紧安排相关人员特事特办。建哥可不惯毛病，继续连损带闹，忽然把那话儿掏了出来，一边对着人上下乱叱，一边还说：“在里面关出毛病了，实在憋不住了，对不起、对不起。”

一帮领导对这尊瘟神实在是没辙了，边躲边喊人快办。建哥还是不依不饶，双手扶着裤子嚷嚷：

“快点啊快点，如果绷不住，我可就在这方便了！”

一个保安的心里话

有位朋友是个三国迷，总跟我说关羽被人为地拔高了，与此同时，张三爷则受到了低估。我对此不以为然，张飞这个人太过暴躁，而且欺下迎上，远不如关二哥待手下如兄弟，所以，社会上都喜欢追随关羽这样的大哥。有个朋友就犯了张飞的毛病，总喜欢与服务人员拧巴，尤其是保安，为此耽误了不少事。有一回，我看他把车横在车库前，跟保安论了半个多小时的理，我实在有事等不了，才强拽着把他劝走。

我以前也有这种毛病，后来接受了觉真法师的教诲，才逐渐改正的。法师说，服务员多不容易啊，你坐着、他站着；你说着、他听着；你喊着、他跑着；你骂着、他忍着。抛开金钱的因素，这种精神正是佛菩萨所倡导的，也是人间最为缺乏的东西。

我们小区有许多保安，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绷着脸的，也有爱笑的；因为爱笑的少，所以很容易被记住。我们小区的车库出口处，就有那么一位爱笑的保安，不到五十的样子，憨厚中带有几分精干。每次人们拎着东西经过，他都会主动地把车杆抬起，看你没事，他就会主动上来跟你聊几句。后来比较熟了，我才知道他叫王小宝，很喜欢看书。

问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后，我就送了本自己写的书《段子》给他，还留言请他“雅正”。王老弟显然很高兴，下班后总要看上几页，没多久便看完了，于是我接着又送了他另一本著作。春节前，他突然交给我一封信，有两页纸，请我回家再看，只是表达了他自己爱好文学的一些心情，并跟我说要回老家了，但春天还会回来上班，还表示可能的话，想请我帮忙找一本短篇小说集。

由于我经常出差，错过了给他书的时机，为此心里暗暗遗憾。前几天，我们忽然在电梯口碰上了，彼此都十分开心，我说那封信写得很让人感动，我想有机会一字不改地发表出来，问他可不可以。王小宝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末了，还是让我尽快地给他找本小说看。

如是，下面就是王小宝老弟的信件全文。

滕博士：

犹豫再三，还是想和你说说话，因为你是我独一说过话，且学问最深，容我能拿的起自遵，能正眼看过我的人。

我是一个来自农村到北京打工的农民，但确实酷爱文学，真的，有时候还想着写点什么。但我十九岁当兵复元回家，把厚厚的一堆书一本本烧完时，想写的梦就死了。农村确实是另一个天，成天的忙着，算计着，怎么能多争点钱，起早摸黑的忙着，计算着怎么能少点开支，房子、儿子。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走在路上叫爷爷的人多了，其它的还不如说一照旧，因为别的压力也随着来了。

才来北京时，报着能多争点钱的想法，兴冲冲的来了，但下了火车，只坐了三里地的路被黑的士强行骗去120元时，我的心凉了，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天子脚下？我落泪了......，我解释着，恳求着让老乡帮我找到了现在的活儿。几个月过去了，我的心渐渐平静了，做保安偷闲的时候多，我认真的观察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忙绿着、同时也开心着，下班后也慌忙地去过几家商店，不夜城，北京真的是个不夜城。

我尽量丰富着自己，做人、做事、做一切，好象又找到了失去的自己。

看了你送给我的书，老官、朋友、吃鱼等等它解析着社会各角、写的自然、彻底，象清能见底的流水，它使我脑清、眼亮，心情也舒畅了很多。书如其人，记得有一次，你从车内探出身子，举起大手，高声喊我，“王老弟”，真的当时我惊呆了，一位博士直呼一个小保安，“王老弟”，这是我梦里无所求的，假如在村子里谈到这事，人们肯定会说，“你是瞎吹”。

有些时候，我也想过，自己是写不出什么事的，只是生活压力重，需要的是一种释放，而、但我每次给别人，发出去的手机短信，别人总说，你都可以写小说拉，但我连着给他写了几封手机短信，他说她难受的哭了时，我内疚说：我写的不是你。他也不愿写了，其实也挤不出来了。

终归有些爱写，这样的梦，所以想告诉你，因为你是维一送我书且我见识过的有文化的人，所以说了这些话，

你有写出来的“短小说”吗？真想看看。

礼

王小宝

论土豪与蜗牛相似性

自从台湾两党轮流执政以后，老才子李敖的眼光就盯上了大陆，虽然不乏小骂大帮忙的嫌疑，但其毒辣的眼光，绝非一般人可比。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他点评了郭美美的一段话：“年轻的姑娘炫富，无非就两种情况——要么睡她的人牛逼，要么睡他妈的人牛逼。”这话说得含混，关键在于睡的人是亲爹？还是干爹？

接着，李敖又质疑郭美美所说的：“自己所有的钱，都是通过炒股而来。”发动了广大的网友进行了大量搜索，近些年的股票市场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究竟是哪支股能如此厉害呢？李大师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最后才给出答案：原来是P股……

北京的酒局上，一直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女性朋友，演员、歌手、学生等不一而足。我几次听到她们谈到土豪问题，说起煤老板们都没有以前好玩，影视剧也不拍了，房和车也不怎么送了，连吃饭和唱歌都有些凑合了。她们尤其痛恨新出台的结婚公证制度，记得有位姐妹说：“与其那样，谁还找那些土老帽啊，靠人还不如靠己呢!"

我心里暗笑，随着美国页岩气的大量开发，以及中国雾霾天气的日益深重，煤老板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再者说了，大家成天在微信上交流心得，什么情况不清楚啊！凯子既然已经百炼成精，当然也就没有过往那么好钓了。

秋天的时候，我在香港见了不少朋友，谈起大陆的土豪，我说他们很像是蜗牛。看到众人不解，我解释说，蜗牛本身笨呼呼的，看上去肥嫩鲜美，背上还背了座“大房子”，那显摆的样子，不是土豪是什么？所以，不要听歌里唱得那么优美动人，在黄鹂鸟的眼里，蜗牛只是一块肉。

看到人们很感兴趣，我继续侃道：在夏夜里，蜗牛悠悠地走在草地上，一只萤火虫如天使一般，轻盈柔美地飞来，轻轻吻了吻蜗牛。虽然只有0.8厘米大小，却在黑夜中抚慰了蜗牛那颗孤寂的心，更仿佛照亮了前方的路。但就在这轻轻的一吻之后，蜗牛貌似幸福地晕倒过去，原来甜蜜的吻中含有麻醉的毒药。

眼见猎物倒下，这只小虫随即发出讯号，漫天的同伴从四面赶来，尽情地享尽了这肉乎乎的肥美大餐后，摇晃着各自的灯笼离去。说到这里，我对在场的多位官员和老板们轻轻一笑，言道：

“在温柔乡里慢慢迷失，土豪与蜗牛是何其相似啊！ ”

多老的人民币都是人民币

2014年春节前，我见到了一位大师，他告诉我说甲午年是1000年中最好的年头，有什么大事赶紧办。大家顺着这话题聊开了，多数都是想再要个孩子。有女孩的，想再要个男孩；有男孩的，想再要个女孩。有人问我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说当然是女孩：“女儿童年能穿漂亮衣服，全家都宠着；做别人女朋友时，可以无理取闹；至于嫁人当了老婆，那优越性……”话音未落，赢得了一片赞声。

根据我的观察，夫妻们都是那么回事，性格合的默契点，不合的吵闹点，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多数也就凑合着过下去了；等年纪大了，下面那点儿事差不多也消停了，就更认命了。这时候的老夫老妻，才真正能体会到相依为命的感觉。与其他事情不同，夫妻之间遭笑的事往往最多。

一对夫妻，男的离休之后，回到家里指手画脚，弄得老伴非常反感，觉得他打乱了家里原本平和的气氛。有一天，男的忽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老伴一边用手扇、一边说：“呸、呸、呸”。谁知男的却撇起了嘴，回击道：“不就吃个屁吗？不带这么吐壳的！”

有一天，妻子有事没事地在丈夫面前晃悠，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说道：“哎，你没看到我把头发理短了吗？”丈夫上下打量了几眼，不高兴地说：“挺好的长头发干吗剪得这么短？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妻子回答道：“你的头都秃成这样子了，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啊？”

好多白领夫妻周末都回父母家吃饭，一是省事，二是考虑到老人想见隔代人的心情。至于小孩子，当然愿意去爷爷奶奶家耍泼撒娇。某日饭后吃橘子，儿媳不小心掉了一瓣在地上，婆婆瞅了一眼，就说：“没事，洗洗能吃。”儿媳二话没说捡起来，用矿泉水冲了冲，顺手塞进了儿子的嘴里。

有一位老板被老婆告到法院了，说他在外面又养了孩子，犯了重婚罪。在调节过程中，对方律师问他知不知道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他反正是肥猪不怕开水烫，翻着白眼回答：“知道啊，罚我有两个丈母娘。”

有一哥们从进出口公司出来后，给一个私人老板打工，我们都挺奇怪，因为那老板还没他有钱呢，他却说：“你们不知道，我一边看他玩空手道，一边暗暗地笑得肚子疼。这种感觉可好了！”他一直没有再婚，有空没空地见见二三线演员，结果人家都嫌他抠又年纪大，他不去反省深层原因，却摸着自己那张老脸苦笑：

“既然喜欢人民币，干吗要在乎它是哪年发行的？”

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俗话说，管天管地，不管人拉屎放屁。因为这事儿从急从权，不分时间地点，总显得那么天经地义。比如在农村，小孩子得哪儿拉哪儿，所以才有了一句老话：“娃娃拉粑粑，挪个窝儿。”进到了城里，这就叫上厕所了。别说人了，宠物都知道该在哪儿拉撒，这也算人类的一种进步吧。

在高速公路上，下车方便几乎成为一景，男的通常急火火下车，对着大地一通发泄，然后很痛快地抖擞几下，拉门上车。相比之下，女同志就不那么方便了。我参加过几次旅行团旅游，从方便问题上便能体现出导游的水平。有经验的导游不光会讲段子，还可以不失时机地停车，解决大伙儿的“进出口”问题。

过去逛街，找地儿如厕是最令人头疼的了。北京还好，从王府井往胡同里随便一拐，不出100米，保准有一公厕，而且酒店、餐馆也多，活人总不至于被尿憋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沈阳的太原街可就不行了，几乎没有公厕不说，有的餐馆还定个死规矩：不就餐的人，绝不行方便，哪怕给钱也不行。还好，后来那儿建了万达广场，多了些麦当劳这类的快餐店，里面有提供方面的地儿。

我有几大人生体验，其中有一条便是：屁滚尿流。就是说，撒尿时再放上俩屁，绝对是让人浑身舒泰的妙事。反过来，有时参加会议，或是在公共场所，赶上吃的不对劲儿了，那是相当尴尬。而且身体好的人，放屁往往还味道大，万一弄得旁人被人误会了，就更不妥了。谁也不能放完了举手：”同志们，是我对不起大家的。"

老家有句话：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所以碰上这种事，也不必为难自己，该咋地、就咋地。记得考博士那回，我中途举手，请求去厕所，那监考人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责任心颇强，一路地紧跟，撒尿都在那儿盯着。我考上后，发现他是我的正宗师弟，后来更成了铁杆弟兄。有时茶余饭后，我没少拿这事儿开他的玩笑。

2012年的时候，我常去建外soho游泳馆。那里的更衣室男女标识很怪，我第一次游完出来，迷迷登登地拐右边了，进去发现：有一女的刚好穿完衣服，看到我，似乎还镇定地点下头。我汗都出来了，赶紧溜之大吉。记得在长治市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当时在火车站前的公厕里，我也迷迷糊糊走错了，幸好走了一半有所察觉，便退了出去。提醒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

厕所标识挺体现文化特色的，各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个链接曾记录了好几十种这样的厕所文化。奇怪的是，我有回去朋友家，房子是四室两厅三卫的，其中的一个卫生间门口，贴了个女厕标志。有人好奇地问：“为啥不同时设一男性的呢？”那哥们答道:“你们这帮家伙上厕所乱哧，这是为了女性的方便和卫生啊。”

别着急，让人说完

2012年夏天，我去沈阳某医院例行体检，快中午了，结果才出来。那老医生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幸亏你来得及时啊……”我一听，顿时汗就要冒下来了。又听他慢悠悠地接着道：“你再晚来一会，我就吃饭去了。啊，这个身体挺好，没事！” 听完后，我的心才放下来，这老爷子怎么说话大喘气啊。

喘气是个医学名词，即急促地呼吸，是指紧张活动中的一种短暂休息。着急或在运动中，经常会产生这种情况。至于大喘气，反映的状态更为强烈，中医常说是心脉弱的原因，表现为睡不好和手心出汗。后来，人们在生活中把大喘气当做一句方言，就是好好的一句话，不一次性说完，由于停顿不当，从而引起的歧义。

非常喜欢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有个段子叫《猫蝶图》，人家问：“小子，你爹还在吗？”他一翻白眼，拖着长音说：“我爹他还在……我还用卖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喘气。有个人到外地出差，替朋友送一点土特产品，朋友的岳父不在，他就跟其单位的同事说：“我是他姑爷……”对方立刻热情起来，他赶紧红着脸解释：“对不起，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呢，我是他姑爷的好朋友。”

一哥们儿属于典型的闷骚，总能不声不响地勾引身边的女性朋友。某天，接到一位美女客户的电话，说自己怀孕了，他马上紧张得不得了，心里头琢磨：不能吧，上回是好过，可都俩月多了。谁知对方在电话里接着说：“所以啊，明天我老公要陪我去医院做检查，可能参加不了咱们两家的签约仪式了。”这种做贼心虚引起的大喘气情况，生活中也是常有的。

前段时间，赵本山在美国演出，遭到了一致的抨击，认为模仿和嘲讽残疾人是极不道德的。事实确实如此，但这也是中国的一点儿国情，比如在东北，许多人并不是很在意这个。过去的农村，各家有各自的自留地，周围用高粱杆拦起来，高级点儿的也用树枝，然后用尼龙绳或铁丝紧紧勒住，形成障子。

邻居赵二哥是位结巴，当地也叫磕巴，那天，他们家勒障子，他哥在那头用钳子拧，他在这头扶。他的手还在里面呢，就听他哥那头问：“勒紧了吗？”他说“勒……”那面便继续使劲儿，他急忙地又喊：“勒、勒，勒他妈我手了！”

四十年前在我的老家，有一个流传盛广的笑话。话说，某县里的一位中层干部来到一家生产大队，面对着几百人的群众，开始了一次大喘气般的讲话。他先是清了清嗓子，悠悠说道:“我是县长……”，顿时下面掌声雷动，他摆摆手，才说:“派来的。”接着又讲：“县长派我来搞妇女……”不顾人们面面相觑，他喝了口水，强调道“工作。”

讲到这里，他突然严肃起来：“昨天晚上，我和你们妇女队长，摸了一下……”场下的议论又起，他再次拖着长音说道：“情况。” 随后又继续大喘气：“县里给你们每人200元补助。”下边还来不及高兴，又听到：“是不可能的。”随后是：“每人100……也是不够的。”

就这么说来说去的，原来是全村每人50元的贫困补助，还不是现金，最后从农民上缴的费用里扣。事情不大，但这个讲话很快传遍了全县。

基督的农村包围城市

在苏梅岛度假时，大家偶然聊起一件事情，说起台湾的一个感人视频。某机构招聘，要求应试者现场给父母打电话，并且得大声地说出：“我爱你，妈妈或爸爸！”这一类的话，结果十几段对话，赚取了大把大把的眼泪。原本是最亲近的人，怎么说出了最该说的话，却那么地难？对方又那么地意外？甚至有点儿尴尬。这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正在各抒己见，忽然有人说起：“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呢？要知道他们都七八十岁了。”我想了想，率先说：父亲可能不知所措，母亲则会接过话茬，然后拐弯抹角地问：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吧？众人皆笑，说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肯定认为是出事了。只有某公的夫人笑笑，说她婆婆不会吃惊的，而且回答将是：“主也爱你！”

很多人以为，天主教是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其实不然。早在隋唐以后，基督教就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一些角落，到宋朝就更多了一些，在明朝则达到了高峰。那时候基督教叫景教，皇宫里的女人们几乎都信这个，徐光启等信徒还挑起了与佛教的大论战。那时候儒释道三教合一，才勉强在舆论上打个平手。只是清兵入关以后，康雍乾三帝为了统治需要，力挺大乘佛教，才将态势挽回。

无可否认，帝国主义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同时，西方宗教开始全面渗透进来。后来被人民共和国清除出去以后，再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入大陆的城乡，只不过是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低调姿态。我看着乡村处处隐现的尖尖塔楼，不知怎么联想到了伟人的那个著名策略：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回老家参加奶奶的葬礼，有两位长辈坚持不戴黑纱，说是信教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信天主，可以不用花钱看病了，每天围着墙走，时而用双手去拍，这样病气就渗到墙里面去了。他们组织的头头是个女的，专程从瓦房店跑来，大谈主的伟大，而不怎么敢聊圣经知识，因为她发现还没我了解的多呢。

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呢？恐怕统战部都只能有个大概估计。据2012年政府某部门公布，信教徒总人数为2500万，其中有1800万基督徒和600万天主徒。民间机构一致认为该数字太过低估，最保守也应该在6000万人以上，而西方媒体甚至认为，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的中国教徒比整个欧洲都多，最少也有1.5亿。

现在流行一种看法，去佛教寺院花费太高，又是门票又是香火钱，旅游和宗教一起下手，普通信众感觉很难承受。而在教堂就不同了，不收门票，做礼拜也不要钱，而且气氛庄严肃穆，无论是忏悔还是感恩，都使心灵受到洗礼。教堂也有功德箱，但做法要矜持得多，按照新教教义，真正发财的教徒会悄没声地写张支票，或汇过来。

中国的现代化受益于西方科学技术极多，同时在道德、行政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都需要结合具体国情，认真学习消化。但是不能忘了，所有的这些都统摄在宗教之下，中国人如果忘了看破红尘的初衷，一味地求发展、信唯物，不仅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心灵污染又何时能得到解脱呢？

我从不反感基督教，但我的心里始终保留着一块暮鼓晨钟的丛林。

没有最罪恶，只有更罪恶

每个人出生后，大抵都会面对三种关系：与大自然、与他人、与自己。自然环境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冬寒夏暖、秋爽春凉，人们随着季节的变化，更换着身上的衣服；人文环境就复杂多了，人心隔肚皮、谁饿谁着急，与利益相关、同感情牵扯；心灵环境则是最微妙的，有不少不愿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东西。

自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体有了五种层次：最高的是宗教，可以顺应逆缘，奉献自我；其次是道德，和睦相处，尊老爱幼；再就是法律，限强护幼，制定各种硬规则；又次之是潜规则，解决局部的摩擦问题；最后是无规则，力量至上。

在无规则的状态下，虽然也有道亦有道的时候，更多是赤裸裸的掠夺、杀害，有时候甚至比狼群、狮豹还要残酷。在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事儿就是种族灭绝，胡紫薇写过一篇文章《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副标题是‘为什么要读《古拉格：一部历史》’，讲述了前苏联劳改营发生的事情，那里比法西斯更狠，比希特勒还绝，先把有的羊变成狼，然后再让狼和羊一起自生自灭。

1942年，三位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集中营的一个小牢房里，这里环境恶劣，臭虫像沙子一样往下掉。不久母亲和孩子就被隔离开来，保育员对婴儿连打带骂，把他们的胳膊用毛巾拴起来，然后像喂火鸡一样，把热粥灌到孩子的嘴里。那里的婴儿存活率很低，死后就被剥光了扔在一块。一位母亲哈娃说：“我一生最严重的罪行，就是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勉强活下来的孩子都睡在地上，午饭只有水和土豆，140人只有一个杯子，用一盏煤油灯，还常常没有煤油。女犯营房更像是噩梦：虽然有着男囚不许进入的禁令，但没人在乎。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去里面破处，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那几张残破肮脏的床上同时进行。对于古拉格的女囚来说，只有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才是仅有的防身手段。

囚犯之间无所谓信任，都是纯粹的血腥绞杀。极寒的冬天，有人在点名时倒下，一群人马上围过来，扒走他身上的全部，被扒者还在喃喃地说：“太冷了！” 两个试图逃跑的刑事犯，一般会带上一个轻刑犯，称之为“口粮”。半路上口粮吃光后，那俩家伙就会一宿一宿地睁着眼，等待着对方先于自己睡倒了，以便下手。

安妮٠阿普尔鲍姆女士花费了十年时间，进行大量的阅读和采访，包括参考索尔仁尼琴那部《古拉格群岛》，在2004年终于写就了这部《古拉格：一部历史》。这个前苏联最大的经济体生产了无数的产品，用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血肉，铸造了人类最残酷的绞肉机。俄罗斯媒体说：

“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

输了就要会熬

年前去泰国旅游，住宿酒店的自助早餐非常棒，西点与水果又新鲜又可口，粥和饮料也很多，还有金酒。我们一行人一边用餐、一边猜住处是几星的。朋友回答儿子：“四星吧。”旁面的侍者忽然怪声怪调地用中文接口道：“不，六星的。”我们不由得都乐了。说起来，这儿的服务是真好，服务员个个善良周到、还带点腼腆的神色，不像国内，总让人觉得彼此之间有种对立感。

下来海滩，朋友拍了不少美女图片，其实看过几次，很容易审美疲劳。我半躺着，选了一首文天祥的《除夜》诗，发在了微信上：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写着写着，我余兴未尽，也给好朋友们发了一首祝福诗：

海潮犹在耳，碧墅闻鸟鸣。佳节万里外，苏梅寄余兴。

凡尘一朝扫，圆月透心明。遥望合什祝，天下共此情。

考虑到是大年初一，朋友安排了五岛自助游：先是包租了两艘船，每艘船各坐五人。那船儿驶得飞快，两边的浪被风吹起，一会儿衣服就淋湿了。我问了问船老大，索性盘腿坐到了船头，身体上下起伏之余，尽享周边景色。靠岸处有一座小山，用水泥桩直接顶起了一处处别墅，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或许国内也可以借鉴。

到了一处海滩后，我们便都下船闲逛。我没带泳衣泳裤，只好干看着田老弟跟媳妇俩人潜水，他说可以游出150米，还能潜下去极深。海岸上有丰富的绿色植物，我还捡了不少漂亮的石头。由于没什么事儿可干，大家便拿着照相机照来照去，老是合影。归途处有五座小岛，在湛蓝色的海水中显得峻峭挺拔。他们不让我坐船头了，说太危险，我只好也穿上了雨衣，就这样还是淋透了。

这里的酒吧位于苏梅岛最好的落日沙滩，我们团团而坐，要了当地的威士忌以及各种果汁，感觉舒服极了。有位男服务员讲话女声女气的，有人偷偷waiter妹妹，估计与泰国的风俗有关。忽然，朋友喊：“快照、快照。”只见彩霞满天，一轮红日缓缓而落，映照着散落的渔船，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多么享受的夕阳酒吧啊！

最后，四位男士每人喝了9小瓶啤酒，吃了一轮又一轮的菜品，加上前面的船费，一共才花了13000泰铢，加起来才是那龙虾价格，看来昨晚被看做“土豪”并不冤枉。夜很深了，酒吧为每桌客人安排放两盏孔明灯，我们双掌合十，眼看着它们带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婀婀娜娜地扶摇而飞九天之上，

吃好了、喝好了，我们回到酒店房间，打起了两付扑克的双扣。第一次是中午在大堂，我和常老弟大胜而归；这回，中化的两位高手及时总结经验，可把我俩打惨了，连着四次大光不说，我们连二都没出去；临行前的最后一战，眼看又要上演悲剧，我的搭档不干了，愣说打“王”时，要分大小猫，而且我们输方不抓王还不算。那俩苦着脸道：“老大，都三点半了，我们服了还不行吗？” 我就坡下驴说：苏梅岛、苏梅岛，其实即是“输没倒”，反正已经输没了，赶紧倒下来睡觉去吧。

第四天早上，我们很顺利地乘机前往香港。这是一次多么独特的过年体验啊！我望着越来越远的岛屿，暗暗说：再见了，美丽的苏梅岛。

第四章 人际圈

混酒局的文艺女青年

二十多年来，北漂几乎成了首都一景，唱歌的、画画的、演戏的，涉及各种艺术门类。虽然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并不少，比如王宝强；但更多的是折腾了一溜十三遭，最后安家立业的。我认识的一位姑娘叶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来北京了，她的那些经历，够写一本厚厚的小说了。

叶子生长在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小时候圆圆乎乎的。由于在幼儿园里总也回答不出来问题，所以她不大受老师的待见。她还怪了，就喜欢和男孩子玩，成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把男孩们乱扔的玩具、书，一一捡了回来。她特喜欢一对一讲话，经常一套一套的，反正每个小伙伴都听不懂，她倒乐得自说自话。

女大十八变，这话不假。进入中学以后，叶子长得白皙苗条起来，虽然算不上惊艳，总归是比较耐看的。由于学习成绩一般，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去了当时的艺术天堂——广东读艺校，混迹于广州深圳两地，今天跳跳舞、明天伴伴唱，见谁都喊老师，混了个脸熟。

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想起上一次在晚会上偶遇的著名作曲家在北京，便买了张机票，就直奔北京来了。不成想这位作曲家患上了重病，没顾得上为她写点什么，就去世了。她倒是无所谓，照旧混着，还是那么嘴甜、也还是那么忙活着，大大小小的场合都有她那不起眼的身影，算是正式在北京飘着了。

北京那会儿比较流行攒酒台，像她这样的文艺串子特受欢迎，每天晚上局约不断，认识的老板、官员和社会大哥多了去了。刚坐下时，她可端着了，讲话细声慢语，动作礼貌周到。但这姐们儿每次都架不住劝，三两茅台下肚，便开始放开，对方说什么，她都先点头：“ok、ok”。如果有海外来人，叶子更来神了，一个个外语单词往外蹦，串联在甜腻腻的国语里，熟人们都发懵：丫什么时候学的？

叶子出生于1980年1月份，经常自诩为80后，酒局后去卡拉OK，她管大一点的小姐妹们，一口一个姐姐叫着，恨得人家牙根直痒痒。开始喝洋酒和啤酒的时候到了，叶子的状态更上来了，搂大脖、唱情歌，一口一口喊大哥，男人说她好玩，女伙伴都觉得她彪呼呼的。

在当时的演艺圈，叶子是很少一类喜欢搞一夜情的艺人。后半夜散场，她很少走空，半推半就地指不定上了哪辆车。遇到年轻帅气的，就叫谈恋爱；邂逅大款大哥，便讲缘分；赶上各种腕儿，则谈崇拜。可有一宗，这姐们儿不管对方是谁，从不开口要钱，据说是怕亵渎了什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她经常借钱，不过仅限于闺蜜，有时还了、有时忘了，反正态度极好。

后来她终于出名了：有一回，叶子在某大腕的北京家里，被其名气更大的明星夫人堵在床上了。那俩口子名气都不小，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圈子里的人听说俩人还真为这事儿离了婚，都觉得叶子这孩子剋人，不自觉疏远起来。后来，叶子的年纪渐渐大了，顾虑也就渐渐少了，不时说起自己的“冤枉”，比如被谁传染了性病等。这下好了，大家对她更是避之不及了，她也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

前几年，叶子嫁给了一个小她九岁的男孩，俩人过着一种不咸不淡的生活。圈子里关于她的最新传闻是：她和小老公的好几个哥们上了床，还跟闺蜜这样解释：”他们都可需要我了，真的！“可笑的是，其中一位在和她干事时，竟然犯了心脏病，还叫来了120，弄得大家都知道了。和叶子好过的某大哥，谈及此事说：

“年轻时谁没玩过啊！可该过日子，就踏踏实实地过。圈子里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叶子这孩子，犯轴啊！

艺考那些事儿

有位朋友是20世纪90年代的表演硕士，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几乎年年参与艺术类面试。他说，报名的考生人数逐年上升，从几百到几千，2014年已经达到1.8万人，而学院门口的家长和记者，加起来不比帅哥靓女们少，把早春的北京点缀得万紫千红。饭局上，听他讲考试中发生的搞笑场面，比吃什么都香。

才艺展示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考生们也比较紧张。那天，朋友去晚了，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让一让、让一让”，回头一看，好家伙！见一父亲带着闺女，挎长笛、捧古筝，还带着电子琴等五六样乐器，正往里挤呢。他一边让路，一边问道：“您确定是考电影学院，而不是音乐学院吗？”家长也乐了：“嗨，反正都有证书，这不是有备无患吗。”

还有一次，一对小情侣来应试，女孩子明显看上去很紧张，男孩子就从兜里掏出一瓶小二，给她递了过去。女孩子接过来，吭哧喝了一大口，往前走了几步，犹豫了一下，回头喊那男孩，又喝了半口。这时，她的脸开始上色了。几位考官想笑又不敢笑，遂问：“同学，您准备好了吗？”女孩点点头说：“好了，就是有点头晕。”

有个男考生长得很有眼缘，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老师问他准备表演什么，他说唱歌。再问：“是清唱啊，还是伴奏？”男孩说伴奏。等了半天，老师也没见他去拿伴奏带，只好催他开始。只见他抖擞精神，先是哼着：“楞个里格楞……”再唱：“你挑着担……”接着再哼哼：“朗格里格朗……”随后唱：“我牵着马……”半首歌还没唱完，这小子已经口吐白沫了。

盘点起来，朋友录取的学生，后来成了明星的太多了。可成名之路真是件说不准的事儿，三分靠自己、七分凭机缘，当初能以1%的概率考上的，估计都是祖上积德了。据说巩俐当时考试时，表演特别出色，但牙齿参差不齐，便使考官有些犹豫了，没想到再见到她时，已经是一口整齐洁白的好牙了，多有心的姑娘。

苗圃考九八本时，也出过岔子。当时考官要求模仿一种动物，结果她听成了植物，一动不动地在那儿装一棵树，还挺费劲一造型。才艺展示环节，她打算唱秦腔，愣了半天才来了一句：“对不起，我忘词了。”幸亏她出身于西安的表演世家，最后扮演一个疯子，冠绝全场，顺利通过了三试。

黄晓明出道较早，中学时就在青岛电视台担任主持人，高考时一心想报北广的主持专业，竟然从未听说过电影学院，他跟记者说：“我当时以为北电就是北京发电厂呢！”后来阴差阳错还是报了北电的表演系，考试前一个月，他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吉普车从脚背上碾过，造成骨折。结果是，黄晓明拄拐参试，无法展示形体，只能做做广播体操。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天生的瘸子，他后来又去了一趟北京，才被最终录取。

比较逗的是某年导演系招生，回归电影学院的系主任田壮壮亲自主持考试。有一道题是田力主加上去的：“在大陆导演中，你最讨厌谁？”有顺情说好话的，有力陈时弊的，总之是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一倒霉孩子上来就说：“我本人最腻歪田壮壮了，拍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把爱情掐死在萌芽状态

有一次，张爱玲跟朋友探讨文学翻译问题，说到“I love you”被好多人翻译成“我爱你”这件事，她说，中国传统文人不可能这样讲话，或许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其他的表达也是如此，贾宝玉的“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刘禹锡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及李清照的“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都能体现文人的说话方式。

20世纪80年代之时，大学校园风气还是很传统的，所有的恋爱都目的明确，完全为了结婚，厮守一辈子。记得当时我们班总共36人，男女各半，用一位1955年出生的老大哥的话来说就是：“正好十八个童男，十八个童女。”谁知直到毕业，只有我下铺的老兄牵手成功，这俩人不光是看对眼，还因为都来自大连下面的一个县，毕业可以分在一起。

班上的十八条好汉老的老，小的小，来自沈阳市的只有两个，其他多数来自乡镇。而女同学应届毕业的很多，多数是城市姑娘，沈阳和大连占了小一半。我上学时16岁，特别喜欢去图书馆，总怕把书读完了，没得看了；再就是爱好踢球，一天天踢得浑身臭汗，还成月成月地不洗澡。

我那时虽说人小，不在人家考虑范围之内，但要说没有一点儿小想法，也是不现实的。那女孩子是铁西区的，读书用功，为人正派，长得也蛮清秀的，不过戴着眼镜。她平时笔记做得极好，一到考试周围总是围满了男生，都是一些平时不爱上课的，不过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文科生过考试关还是挺容易的。

大二那年的运动会上，她跟我偶然谈起一部小说，讲的是秦始皇的镇定。说有一次，刺客将巨石推下来砸他，离他的马车就差了不到半尺，但始皇帝连眼都不眨，那叫一个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变色。另一回在图书馆，记得她跟我说：“雨中跑路很不雅。”现在想想，当时的心理暗示多厉害啊。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俩习惯：无论身边多大响动，不带扭头的；不管外面下多大的雨，也君子不疾行。

到了大三，开始上专业课了，用的都是人民大学的课本，跟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借鉴来的，没多大意思。我就躲在她身后，天天看着美丽的后脑勺，模仿新月派写诗，每堂课一首，前前后后写了得有100多首了吧，不知道她有没有保存下来，估计够呛。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非常讲究纯洁性，连收到情书都被看成是不好的事情。

期末考试前，大班师兄带我去喝酒，还见了几位省运动队的朋友。回到校门时，我们几个还扭胯摆臂地比赛竞走，直到分手，我忽然记起那天晚上约她了，顿时浑身冷汗，酒劲儿全醒了。我急急忙忙往教学楼的106教室赶，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到时发现里面除了她，后排还坐着一位补习的男生。她见我进来，就开始收拾东西，站起来就往外走。我急忙追着解释，怎么说她也不吭声，眼看就要追到女生住的十舍了，我急了，用家乡话骂了一句：“去你的吧！”转身走了。那是我大学时唯一的一次约会。

演艺圈内的“素食动物”

索达吉堪布曾写过一篇文章《藏密素食观》，介绍了一位前卫艺术家向上师请教吃素的一段经历。上师说，西藏的喇嘛很多是不吃肉的，这是佛教的慈悲观。世俗之人也有机会学习吃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可以从多吃到少吃，从天天吃到初一十五不吃，从什么都吃到某种肉不吃，比如狗肉。上师开导说，慈悲的大生物都不吃肉，比如大象、牛马、骆驼等。他认为艺术家们是公众偶像，应该有倡导吃素的责任。

多年以来，演艺明星都是以广告代言形象或艺术形象示人，有关他们的报道中有不少负面的，不是吸毒就是离婚，发飙、偷情可能都算小事了。我偶然了解到，其实一大批明星都是吃素的，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进入演艺圈多年，除了爱惜羽毛，也不乏健身养心的考虑。

小燕子赵薇越变越好了，改行做了导演，拍了一部挺正能量的片子。她说自己是在看到地震画面的那一刻，开始发愿吃纯素的，之前也有过一段吃锅边菜的经历。她说：“虽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事，但是我相信这样做会有意义。因为所有的祈福，都是从自己的心灵开始，从约束自身开始。”

台湾明星刘若英吃素好长时间了，有时候大伙儿上麦当劳吃东西，她只吃薯条，肯定不会碰汉堡和炸鸡。据说，她尤其喜欢吃素比萨和火锅。范晓萱说自己是双鱼座，本来想给品牌起名“吃素的鱼”，大家都说听着别扭，所以就叫“吃草的鱼”了。蔡依林喜欢瑜伽和慢跑，是个老资格的素食主义者了。

李连杰吃素很久了，基本达到佛教徒的标准了，这和他做的壹基金很匹配。王菲也吃素，但不是全素，而是锅边素，还拿了“亚洲最佳吃素女艺人奖”，她自己都笑着把这当做一种鼓励。阿娇是为了爷爷吃素的，她因为很长时间没看老人家，乍听到老人家去世了的消息，心生内疚而发善愿吃素。

龙宽的吃素另有原因，他说：“演艺圈里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健康、瘦身、宗教信仰等关系吃素，并没意识到它和环保的关系。所以我也在筹备一个演出，邀请许巍、田元等朋友来号召大家多吃素，投身环保。”周迅说自己基本吃素，因为动物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有二氧化碳的排放污染，也号召大家每周至少吃顿素。

解征从2001年开始吃素，主要原因是不忍心杀害动物，同时也是为了对抗全球暖化。名模姜培琳为保持身材常年吃素，她认为不吃肉使体内很干净。而且她也常常选择一些绿色的运动，比如她的汽车上面就总放着一辆自行车。Maggie Q吃素是出于同情心，她觉得动物不能说话，希望自己可以代它们讲出心声。

吃素的艺人很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慈悲、爱心、尊重其他的生命体现。莲池大师写过一首《座右诗》，在此奉献给各位读者：

草食胜空腹，茅堂过露居。

人生解知足，烦恼一时除。

蚕出桑抽叶，蜂饥树给花。

有人斯有禄，贫者不须嗟。

忖得还成失，拟东乃复西。

未来杳无定，何必预劳思。

哥也是北京吉他高手

五哥是摇滚乐队的经纪人，不像一般老北京那么善侃，他最喜欢在涮肉馆里，要两瓶小二，一边慢慢喝着，一边轻轻聊着，一般的话题都是拿音乐下酒。他是个五零后，生活轨迹是这样的：60年代阳光灿烂，70年代野蛮生长，80年代风生水起，90年代叱咤风云，到了新世纪，越发活得像个00后了。

中国的摇滚乐都很原生态，有的是学院派，比如轮回乐队、鲍家街43号；也有的是江湖派，比如瘦人乐队、子曰乐队。不管怎么说，骨子里都是搞摇滚的，江湖派的技术和知识也不差，而学院派也不是什么白面小生，没有热情和反叛精神，就不能叫摇滚。

有位民歌手瞧不起摇滚明星，说他们和社会上的混混没什么区别。五哥也不争辩，就问她：“您会作词吗？会作曲吗？会编曲吗？会英文吗？会自己联系演出吗？会把黑夜当白天过吗？”接着又不咸不淡地说：“哦，您都不会啊！那您还真干不了乐队。像你们这帮唱唱山歌的，充其量是个高音话筒。”

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气氛非常好，哥几个抱两把吉他，一边喝酒一边瞎侃。你凑一句，我凑一句，一会儿歌词就有了；你哼一段，我哼一段，酒喝差不多了，旋律基本也出来了。五哥说，他的那帮兄弟都特有才，挺平实的一首歌，有人提出加一段英文“don't break my heart”，一下子迎合了社会心理，很快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五哥搞了一次“穿刺行动”，让中国摇滚走出了北京。那段日子，大家伙跟打了鸡血似的，也找到了做腕儿的感觉。粉丝大多是年轻女孩子，漂亮、敞亮、豁亮，让乐队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闷。有段时间，哥几个轮流找五哥告状，说主唱兔子专吃窝边草，商量着要把他“办”了。五哥只好在中间和稀泥，毕竟一起出来的哥们儿，人家是魅力挡不住，各玩各的吧。

有段时间乐队想换主唱，有人推荐了豹豪酒吧的女歌手，考察了几次，五哥还是推掉了。他觉得，英文歌唱得好的歌手，往往唱中文歌没有感觉。而且常驻酒吧的人，容易成为歌痞，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一个乐队最重要的就是原创性。不过，他也承认，现在的孩子大多太自私了，很难再出现像王菲那样的歌手了。

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在西三环的画苑里租了几间房子，五哥经常找人来聊天或谈事，放的曲子都是国外的轻摇滚，非常非常好听。一旦兴起，五哥就开始轻拨慢弹，接着来一段震颤灵魂的高潮，最后再淡下来。记得有次，他歌罢放下吉他，慢声细语地说：“别忘了，想当年我可是北京最好的吉他手。”

有一回录音，怎么听都有点儿“撕拉、撕拉”的声音，五哥琢磨不对啊，忽然就找到了原因，原来某著名歌手有个习惯，一边唱歌，脚一边瞎蹭。他只好给了那人一次严重警告。过了一会，那人找他诉苦：五哥，你不让我动，我唱歌没感觉。五哥觉得也有道理，就在他脚下放了个海绵垫子，结果三下五除二，歌就录成了。

摇滚的圈子很小，有个老炮儿那天说：“五哥，你这几年出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啊？没法听啊！”然后比比划划地说：“你说不买吧，你出的东西能不买吗？你说买吧，还越听越生气。”说着说着，他站了起来，左手捏鼻子，右手做出扇味状，然后比划了一个从柜台拿碟的动作。

偶像的黄昏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则消息，说崔健的《花房姑娘》是抄袭的，举报者很有心，十分专业地论证了这事。其实，大凡优美的旋律都很难改变，这首歌也不例外。毕竟老崔配上了些中国元素，虽然算不上再创作，怎么说也是旧瓶装新酒。留言里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一则指出：中国的摇滚教父已经进入了偶像的黄昏。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其实歌坛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人都靠炒老祖宗的那点冷饭讨生活。在音乐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与某创作歌手聊闲天，小鱼编辑跟他说：哥们儿，你这首《大中国》的旋律，也太耳熟能详了，整个一东北大秧歌，您倒是改改啊！对方说：兄弟，我也想改啊，可无论用什么办法，改过了的味道都不对，只能这么着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崔是北京青年学生的绝对偶像，一曲《一无所有》响遍了大街小巷，我们突然发现，只有扯着脖子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唱歌，何况里边还有挥之不去的豪情。在这首歌的带动下，歌曲风格出现了两个方向：一股是西北风，如杭天琪、田震等歌手；另一股是摇滚风，如唐朝、黑豹等乐队。

我第一次见到老崔，是在中国民族大学演出场馆的售票窗口，记不清是哪个朋友认识他，介绍了下，我激动地和他握了一下手，然后就拜拜了。回去后，一帮哥们儿问我啥感觉，我说其他倒没什么，就是觉得老崔的手太软了，一点骨头都没有似的。边上有人点头，评价说：贵相。

20世纪90年代，原创歌曲总评榜在河南新乡搞了两次“中国摇滚音乐节”，崔健和许多乐队都鼎力支持，我算是三个负责人之一，负责为他们接风洗尘。席间，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个令人不愿面对的话题，老崔难得地发表了意见，对其斥责不已。原来，那个话题里有一句话刺痛了他：混血儿都是杂种。

我和田震等人很熟，有一段时间经常一起唱唱歌，或者泡泡酒吧。一次，我们在东三环的摇滚酒吧邂逅了老崔，大家谈得十分开心。我和他的经纪人更熟一些，聊一些演出之类的事情，老田和老崔一看就是多年的交情了，谈话的态度都不一样。事后我问她：“老崔是不是太超前了？”她只说了四个字：“老崔牛X！”

生活里的老崔十分安静，不管周围有多少人，他都像是在思考，有那么一种孤独的范儿，但是一点儿也不拿劲儿，认真地说着、听着，很少开玩笑，这和他在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大张力，是截然不同的。记得也是在这个酒吧，有位轻摇滚乐队的主唱，后来还老演电视剧，一进来就劲儿劲儿的，后来见到圈里的几位大佬，立马就客气得不得了。

不管怎么说，老崔都是我们这代人心里永远都褪不去的那一抹夕阳。

打老婆的后遗症

冯远征是一位好演员，既可以“不和陌生人说话”，又能扮演一位同性恋。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在外面呼风唤雨的人，往往对家人平和；反而言之，不怎么受待见的一些爷们儿，回到家里往往蛮横无比，经常打妻又骂子。细细考究，前者以商人、官员居多，后者多是一些体力劳动者。

家暴问题中国有，外国也有，由于媒体监管不同，外国比中国更多、更普遍。只不过，外国人强调人权，有一点事儿就闹上法庭。而中国就不同了，疯狂英语的李阳把老婆打成那样，照片和证词都摆在那儿，但又能怎么样？中国就是老爷们儿当家做主的地方。

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落后的一个方面，但比起过去，强了不知多少。某位20世纪60年代当兵的老哥说，他们当时驻扎在内蒙古，在起床号响起之前，总能听到一阵阵不正常的声音，那是当地蒙古包的正常活动，官兵们整理一下心情，接着正常的一天便开始了。

在我的老家，打老婆和看电影一样平常，虽然不是经常要做的事，但是做了，也是心情所在。俗话说：蔫人出豹子，在县钢厂的家属区，就有这么一位赵老蔫，在厂子里老实又和气，无论男的女的，怎么挤对他，他都是淡然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家庭暴力者。

他们家有三个儿子，每天早晨老婆都要莫名其妙地挨顿揍，然后还要做饭、收拾，送孩子们上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沉闷、单调而又暴力的家庭，每天就像是笼罩着乌云的天空，不下雨，但总是比下雨还让人难受。

事过多年，我也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时常在想，这种施暴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老院子的邻居们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老大娶了位纺织厂的女工，好得一塌糊涂，成为了一名典型的妻管严；老二呢，考上了粮食学校，但一直单身，据说，他曾对苦口婆心劝他的母亲说：“我不想孩子重复我的童年生活。”

同学聚会后，我去过几次老三的家里，看到他暗暗握拳的样子，以及灰溜溜的老婆孩子，真怕历史在这位善良的兄弟身上重演，毕竟那是不光彩的家族基因。当了副市长的同学对我这种担心颇不以为然，觉得男人的成功是由社会来衡量的，而不是家庭。我看着他，认真地说了一句：

“不管怎么说，打老婆都是一种可怕的陋习。”

去全国最好的地方发展

大乔小乔是个乐队，大乔叫乔小刀，是二叔；小乔叫乔木楠，是大乔的侄女。乔小刀出生于山东，一岁多随父母来到了黑龙江。他自幼跟着父亲捡垃圾，对破烂有着独到的理解。因为家里穷，只念到初二就被迫辍学了。那时他又瘦又小，没什么朋友，成天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做设计”。全家在外漂泊，大乔心想：反正都是受苦，为啥不到全国最好的地方去受苦？

1998年，大乔来到北京，把本名乔守民改为乔西，后来做设计师、歌手，又改名叫了乔小刀。这家伙后来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个全能型的天才。十几年来，他拥有乐队主唱、设计师、展览策划人、创意师、手工狂、诗人、杂志主编等多重身份，涉猎酒吧、美术、摄影、音乐、设计、策划等领域，并且所有这些都是无师自通的。

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大乔靠做电焊工吃饭，经常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有段时间眼睛会不停地流泪，有时好几天看不见东西。到了晚上，他或到书店看书；或住在门店，偷用公司的486电脑学习技术。两年后，这位乔西已经穿着西装，进网站当美编了，后来又创办了设计公司，连二手玫瑰的专辑都请他做设计。

后来，他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总算是立住脚了，就琢磨着：“一个人是受苦，何不一家人一起受苦？”于是，2002年春节后，他将父母和侄女接到了北京，过上了三代同堂的幸福日子。侄女小乔叫木楠，出生时母亲就去世了，由爷爷奶奶带大，从小就特别懂事，也很有灵气，虽然没有正经学过音乐，但跟着二叔瞎玩乱唱，爷俩竟然碰出了艺术的火花。

要干就得正规干！爷俩在2006年正式组建了大乔小乔乐队，30岁的叔叔与10岁的侄女同台演唱，质朴清新的风格标新立异，40元的票价竟招来了上千人。大乔绝啊，10000元能出专辑《消失的光年》，让歌坛掉了一地下巴颏儿。有回参加表演，坐在台下的王家卫恰恰相中了他们。2007年12月，乐队参加了《蓝莓之夜》的首映典礼后，宣布解散了。

2009年，在奶奶的指示下，小乔继续上学，还当选为班级上的学习委员。大乔去soho尚都创办了民谣演出场所“微薄之盐”，签约包装民谣艺人，同时搞演出推广，在全国使劲儿折腾。2011年，大乔出版了图书《好的生活没那么贵》，讲述3000元拍一部纪录片、500元举办一个画展、35元邀请10人吃饭等奇事，声称：“当你用32元买一本书后，会发现收获了一种思路，改变了一种人生。”2012年，眼见小乔初中毕业了，爷俩重组乐队，重出江湖，出版专辑《渔樵问答》，安排了全国巡回50场，一副要大展拳脚的姿势。

我是2014年春节前，在微信上听到了大乔小乔的歌曲，非常喜爱这种自然流畅的民谣风格，随手“百度”了一下他们，果然大有发现，于是便写了一篇随感，发在了朋友圈。谁知没几分钟，一位老弟跟我微信通话，说道：“大哥，你也知道乔小刀啊？！”

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

我有位女同学，离婚后和女儿一起生活，娘儿俩相依为命，跟亲姐妹差不多。去年冬天，女儿觉得衣服过时了，非要新买一批，老妈心疼钱，死活不同意。女儿说：“这衣服明明不好看！”妈妈却笑了，告诉她，你千万别这么说，如果衣服也有感觉的话，没准儿还嫌你不好看呢。

无论年纪大小，女人都是一种感性动物，一旦认起真来，其实靠谱的很少。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她们说：“这回，我可要动真格的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总找话去挤对：“您这话说得有毛病啊，这次才玩真的，怎么着？难不成以前都是闹着玩吗？”

说者无心，听者也无意。生活总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曾经的又能怎么样？将来的又有谁说得准？试图跟女人去摆事实、讲道理，多数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反过来想，人生既然苦短，又何必为自己画那么多的圈圈套套呢？

我有一位大哥是旗人，平时吆五喝六的，没什么弯子转子。没曾想，治他的是自己的闺女，典型的一女汉子。当年，这闺女谁的话也不听，非要去四川念大学，好不容易毕了业，又要去私企工作，说什么国营单位不靠谱，把她老爸气得没辙。

女孩子长大了，当然得谈男朋友，偏偏几次领回家的，都是玉树临风的那种。所有人都觉得不错，可我那大哥死活都不同意，一次次地非给搅黄不可。老婆闹，朋友劝，谁说也不好使。在北师大喝酒那回，他瞪着眼睛跟我说：“我告诉你，兄弟，千万记住了，小白脸子绝对没有好心眼子。”

这事儿可也怪了，家长越压、孩子越跟你较劲儿。最后，他那闺女还是嫁了一帅哥，参加婚礼的人都夸，那孩子比陆毅还帅呢！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女儿还是所嫁非人，那家伙就是个拈花惹草的货儿，心肠软又爱占便宜，惹了一大堆的麻烦，最后俩人只有离婚了事。

眼见姑娘带着娃娃回娘家，也就算了，大哥在家不说，当我们面没少念叨。后来，女儿和前夫始终藕断丝连的，气得老爸直骂她傻狍子。

有人不明白啊，就问啥意思？大哥把酒往嘴里一倒，骂道：“这不明摆着吗，明明受了伤害，还非要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受的伤，唉！这不是傻狍子，是什么啊？”

不会说相声的板儿爷不是好司机

我有位朋友毕业于一所财经学院，现在是某大型国企的财务总监。他打小生活在和平里一带，却见天往前门楼子一带跑，听一帮蹬三轮的老北京聊天。那时候打车的人很少，好多居民喜欢坐这个，方便又实惠，往往几个拐弯儿，就听一声吆喝：“到了，您呢！”

后来，出租车渐渐多了起来，三轮车逐渐转向了走“洋务路线”，改良成了解放前的复古人力车，当然收费也不菲。老外很喜欢这个，坐在三轮上走胡同、穿小巷、品小吃、看古迹，非常惬意。从享受层面上讲，虽然票面价值贵了点，但其实挺划算。我的朋友没少推荐亲朋好友坐三轮，凡是外地来人，总是劝人家：“坐三轮啊，否则，您就算待十年，也不知道什么叫北京城。”

再往后，三轮车演变成了社区专用交通工具，好多退休人员或外地人是最活跃的客户，近的，三元五元，远点的，十块八块。这些三轮车不管红灯绿灯，像泥鳅一样乱钻乱窜，用我那哥们儿的说法，这叫“时间就是金钱”。与此同时，也有不好的一面，打架翻车时有发生，在出租车老爷化的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屡禁不止。

一般人们所了解的人力车，不是梁朝伟电影中的，就是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解放前夕的北平，有将近4万辆三轮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现在不仅是北京，二三四线城市的三轮车更多。2009年3月，三轮车夫蔡伟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专业的博士生，引起了巨大轰动。

那位总监朋友说，车夫们靠出卖体力养家糊口，虽说不易，但有时也乐在其中。他们干完活儿，并不急于回家，而是三五成群地凑到小馆里喝两口。酒是散白，要够劲儿；菜就随便了，拌白菜、腌萝卜条都可以，如果有猪头肉、散丹，那就赛过过年了。

坐一旁听着他们讲北京话，和相声差不了多少，抑扬顿挫、高潮迭起，没有抽象词，一水儿的大实话。他们谈到某家的俊俏妞儿时，不会说漂亮、美丽之类的词，而是拖着长音，说道：“水灵着呢！”谈到《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板儿爷们大不以为然，虎妞那可是有钱的主儿，又实心实意对咱，傻骆驼纯属在那儿装大尾巴狼。

1973年夏天，那哥们儿念小学五年级，问一位相熟的老爷子说：“大爷，您这酱豆腐就酒，太凑合了吧？”对方俩眼一瞪：“爷们儿，您外行了不是？旧社会我还嘬过牙花子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一碟盐水，从兜里掏出一洋钉子，也就是铁钉，喝一口酒以后，慢慢蘸着，细细地品味，而且小嘴巴还吧嗒吧嗒的，跟吃满汉全席似的。

您瞧瞧，这也是生活。

你的肺泡够用吗

我发现很多人在歌厅，都喜欢唱汪峰的《北京北京》，那种独狼般的抒发，似乎很能缓解都市丛林的压力。二月底连续6天的雾霾，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远不是唱唱歌就能缓解的了。其间有次聚会，同志们一个戴着口罩，就是尖尖的那种，忽见我素面而来，反倒惊为另类。席间聊起这些，某资深人士一声叹息：“末世的征兆终于来了！”

据他介绍，一个人的肺约有3亿个肺泡，80个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泡，而我们生活的环境PM2.5是300单位，一年差不多可以堵死1000万个肺泡，即10年就能堵死人1/3的肺。如此这般，加上吸烟人士的吸烟史和不吸烟人士的二手烟史，10年后的各种肺病将会井喷，尤其是肺癌。所以，劝告大家上街一定要戴口罩，家里必须用空气加湿净化器。另外，弱弱地问一句，您买大病保险了吗？这次污染为什么如此严重呢？实在是有必要找出原因，以及给出未来的治理办法。

现在的污染物主要是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以及由它们形成的二次和三次污染物，比如硫酸盐颗粒和硝酸盐颗粒。罪魁祸首来自于我国能源的过度消费。本来，2007年就提出了控制PM2.5和限制煤炭的过快增长，结果只有广东听进去了，它的煤炭消费比例不到50%，所以大气质量要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好得多。

2002年中国只消费14亿吨煤，现在是40亿吨煤；那时石油消费为3亿吨还不到，现在已经超过5亿吨。同时，中国的排放控制标准远低于国际水平。比如美国的柴油硫含量是10PPM，我们是2000PPM，是人家的200倍。这不仅是环保部门一家的责任，经济发展、能源规划和生产组织部门都有责任，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能源增长会这么快。

此外，我国的能源消费比较集中。东部沿海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了10亿人口，消费了30多亿吨煤炭，平均每平方公里每年消费2000吨煤炭；同时，这里有100多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及上亿辆汽车，即使我国的各项标准都与西方一样，环境质量也会糟得多。有人认为，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控制花了70～80年，现在还没有解决。其实，人家在7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现在是好中变优，PM2.5实现10PPM。我们是解决超过75PPM、100PPM和更严重的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的解决办法，一是坚持去煤化，减少煤炭消费；二是把油品质量提上去；三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发展与之相关的核心技术。长远来看，必须调整目前的体制机制和能源政策。例如天然气的问题，美国的价格是我们1/4，欧洲是我们1/2。国际上有个能源怪圈，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变便宜；买什么，什么就变贵。总之，根子还在体制上。

2013年，日本领导人提出，东京PM2.5超过35，老人和小孩就待在家里；超过75就可以放假不上班。而我们北京呢？已经550多了，教育局还不允许北大附中的师生们不上学，强调秩序必须照常。一切仿佛只是在纸上或天上画了几个圈。佛教有个末法时代的说法，意思是信仰和道德的败坏，必将导致环境的污染。

2月27日，一场雨水不期而至，随之而来的还有南下的北风。这场风雨又给北京带来了转机的希望。我望着窗外写道：

风吹散了雾，

雨融化了冰。

阳光照耀了大地，

仿佛曾经的北京。

窒息了的霾，

放弃过的情。

不再灿烂的笑脸，

追思永恒的纯净。

绝不用力，死不抬头

不到一周，我驱车走了四个省，谈事、吃饭、哥儿几个车上打打牌，好不容易在山西大酒店，才逮到了一个上网的机会，一通地恶补。无意间，我发现了一篇《逍遥与拯救》，是某记者采访王功权的文章，细细地读了一遍，心中充满了震撼。如此坦白的心路过程，在今天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万通六君子一直有冯贤达、王仁义、潘老财的说法，王仁义就是王功权，功权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敢做敢当，心思又极为缜密。最初和他接触的是一笔几千万贷款的担保业务，这件事沥沥拉拉地闹了十几年，好在事业都做起来了，他们几方才妥善地处理了。功权为此承担了极大的内外部压力，但始终不抛弃、不放弃，没有抱怨推卸了事。

当年的IDG几乎无往不利，偏偏唯一的一笔失误让我赶上了，后来功权把本还了回来。尽管没说什么，可用屁股都能想明白，那是他个人把钱垫上了，在趋利避害的风投界，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来。虽然口口声声地讲规则，但功权骨子里的厚道与人情味，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

小事不计较，大事他却是绝不含糊的。记得万通大合并的那回会儿，功权找我详详细细地问了个底掉，然后否决了多数派，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拍案而起：“谁干不了退出去，我一个人接过来！”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让我目瞪口呆。后来他们依然是国有化了，但条件与时机已是大大的不同了。

功权的人本主义情怀是与生俱来的，不惧强权的同时，从未欺负过比他弱小的人，越是低层的，他态度就越和蔼。他牵挂强迁户，弄得圈子里的大佬们都不知说什么好。可能是书香门第又学理科的缘故，最具商业能力的王功权，其个人风格竟是如此的书生意气。

有一回在朝阳公园的露天酒吧，功权谈起了古诗词，引起了我的羡慕嫉妒，我知道他的那种情怀是装不出来的。在歌厅，他也是安静的那种，选的歌都极典雅，像《月满西楼》什么的。另外俩哥们儿，尽兴之余，还朗诵起《荷塘月色》，在灯红酒绿之下，这一切显得有些怪异，但又是那样合情合理。

获得了十几年的“风投王”之誉之后，功权又戴上了“私奔帝”的头衔，对这事，我实在不愿意评价什么，只是诚心祝愿老友一切开心！我们在一个董事会共事了好几年，记得1998年大连金石滩那会儿，他手把手教十几位同仁打高尔夫球，反反复复地强调：

“绝不用力，死不抬头。”

砍头不怕，做富人难

前一段有次聚会，聊起企业江湖的是非恩怨，几个人异口同声地感叹：“老牟生不逢时啊！”被说的那位叫牟其中，曾经用500节车皮的羽绒服、皮大衣、祙子、火腿等轻工副食产品，换回了原苏联的4架图154飞机，赚了近一亿元的利润，几乎成了商业神话，所创造的“南德模式”为无数学子所推崇，激励他们带着发财梦投身商海。1995年2月，《福布斯》将牟其中列入1994年中国内地富豪第四位，《财富》杂志称之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在媒体的哄炒下，所谓的大陆首富光环一时耀眼无比，“首富”这个词就是那时开始流行的。

经营企业有奇有正，不能总是剑走偏锋，牟其中先是在满洲里圈地，要造“北方香港”；接着放了两颗商业卫星；还有超值芯片、牟氏火锅等别出心裁。商业构思十分精巧，问题是有钱吗？有团队吗？政策允许吗？换到十年后，他哪些那些圈地造城的弟子们，个个赚到盆满钵满，做川菜的企业不也上市了吗？做企业需要大环境，太超前了有时是一种大错。

有一次，牟其中从《决策参考》上看到，某领导提出个想法，即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个豁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解决中国西部的缺雨状况。他信以为真，邀请数十位专家做了大量调研和论证工作，抛出了贻笑大方的“通天河计划”。南德公司那点元气就这么折腾没了，资金的链条越勒越紧，终于闹出了“信用证诈骗案”，2000年5月30日，六十岁的牟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改为有期徒刑18年。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很适合牟其中，他好像生到世上，就是为了挑战命运之神的。牟其中是四川万县人，1960年考入中南工业设计院大专班，却因无粮食关系当年退学；次年报考的乌鲁木齐艺术学院，再次阴差阳错，只好回老家做苦力。疯狂参与文革后，牟其中开始理想幻灭和思考，写出《从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等文章。1975年，因《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捕入狱并判死刑，万人大会都准备好了，后因邓小平复出而暂缓执行，1979年得以释放。

1980年2月牟其中在万县成立了中德商店，靠代加工仿名牌座钟，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因“投机倒把”被取缔，全部11名职工遭关押。1987年，他带着仅剩的2000元辗转到了北京，一点点做了起来，直到“罐头换飞机”轰动全国。牟其中成了名人，一举一动更加可以模仿毛泽东，还发明了许多说法，比如：经商好比烧水，前九十九度都没反应，关键在最后一度，这一度才是最大的商机。在生活上，他从不去歌厅、不打牌、不洗桑拿、不抽烟，偶尔会喝点酒；闲暇时，除了找人聊天，就是爬山。

作为最早的首富，牟有三大特点，并深深影响了那一代的企业家：生活俭朴；精神强悍；情感丰富。在与原配杜宗莲离异后，他一直牵涉在夏氏姐妹的感情之中：老二夏宗珍从川到京，陪他经历了无数风雨；老四夏宗琼嫁给了他，生了儿子夏楠不说，几乎一力承担了南德的资金链多年，1996年离婚携子远走美国；老五夏宗伟在后期和入狱后，不离不弃地相伴，承受了巨大压力，报道说，在第一次探狱时，牟其中对她说：

“从此，你就与伟大联在一起了。”

在狱中的十多年，牟其中每天写作十多小时，已有数百万字的手稿，还不时接受探访与采访。此外，每天运动量惊人：早上绕着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来回爬楼梯几十趟，始终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他坚持不吃每周两次的供应肉，吃素锻炼体魄，1.80米的他体重在85公斤左右，比以前精神多了，实在让人惊叹一位七十岁老人的毅力。

据说，冯仑和王石去过湖北洪山监狱，更多的熟人在默默观望，有些历史时刻是很难被遗忘的。牟其中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坚称自己无罪，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凑巧的是，唐万新也曾关在这里，主动示好却遭到冷遇，牟其中事后说不喜欢唐家兄弟，因为德隆系是“劫贫济富”。他有时会想出狱时有什么样的隆重场面，最大的愿望是建立一家南德医院，只接待最贵有钱的富人和最便宜没钱的穷人。

习惯阅读和思考的牟其中，自认对目前的国情了如指掌，指出：“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至于哪些那些大红大紫的富豪朋友，他的看法为：“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然后，深深感慨道：

“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和校花有关的日子

现在，很多二三流的院校逐渐去了都市郊区的大学城，男孩子还可以上网和运动，女孩子的选择就少了很多。有一次，某学校新闻学院选院花，一群女孩子争芳斗艳，出乎意料的是，当选者姿色中上而已，但头脑却是一流的，她的竞选口号是：“连我这样的都当选了，你未来的伴侣肯定会有优越感。”

不知道那些男孩子是怎么想的，我感觉这位院花采用的不过是学生会干部的常用手法，真正的校花是不可言说的，哪怕一个背影，就可以让人浮想联翩。记得在北师大看见过一位美女，那身材、那皮肤、那眼神、那声音，虽然没有流出口水，但当时哥儿几个都有一种冲动：把挽着她的那哥们给掐死。

学校的花朵是分层次的，先有班花，再有系花，最后才有校花，所以校花都是由系花产生的，一般都有好几个，各系的男孩眼光不同，往往都觉得自己系的美女最出色，所以天然有了一种护花使者的责任。经济系经常挖文史哲的墙角，所以一到足球比赛，那帮老夫子都咬牙切齿地说：“踢死那帮学经济的！"

大学里的诱惑一般有两种：一是理性诱惑，用知识为未来做准备；二是感性诱惑，异性间如火如油的吸引力。所以，成绩优异的才子和貌美如花的佳人，就成了校园里的两类旗帜。 只有那些心思复杂的潜在政客们，才会绞尽心思的进入学生会或团委。据说在北大，凡是找到女朋友的学生会干部，必须尽快“辞职”。

根据我的观察，校园里才子佳人的配对其实并不多。前者心思都在学习上，没有功夫应酬美女的化妆和撒娇，他们身边往往都是些温柔细心的女生，个别的会是女汉子。校花的选择余地极大，由于本身美貌，所以对相貌并不十分看重，大学注重男孩长相的，往往都是一些没谈过恋爱的丑小鸭。

许多男孩子对校花有畏难情绪，容易知难而退，其实追女孩这种事应该脸皮厚、胆子大，在这方面体育系的优势得天独厚。这帮家伙在学校专拣嫩的和漂亮的下手，而且还经常换人，气的那些网络宅男，只好看些片子聊以自慰。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家里有钱有权的男孩子往往能牵得美人妇，这一点，看看“我爸是李刚”就知道了。

校花是校园里的美好风景，不仅男孩子追慕，连老师都有所袒护，虽然更多的眼球还是来自同性。普通女孩子私下里会悄悄模仿美女的举止打扮，偷问她用的化妆品品牌。我们大学出过这么一件事，全宿舍都忙着上课，只有那位牡丹花般娇艳的女生，仍对着镜子发呆，还幽怨地说了一句：“我怎么这么好看呢？”话音落下，没一会儿便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位落寞的美女。

有位考到北大的博士，问熟悉情况的同学，哪位是校花？那哥们左手拿饭盒，右手一指春天的玉兰花，大声地说：

“瞧好了哥们，这就是我们北大的校花。”

我是处女，你信吗

念艺校的时候，阿雨的长相和学习成绩都属于中上，但给人的感觉，总有点儿神经兮兮的。那时候的女孩子，一年娇、二年挑、三年急，四年没人要。眼见着三年级下半年了，阿雨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总会似乎无意地问一句:“我是处女，你信吗？”人家大都点头回答:“哦，是吗？我信我信。”

最后这事都传到男生那里了，那帮家伙开始拿这事取笑。一个人问：“阿雨是处女，你信吗？”另几个点头：“信啊，我们都信！”然后有人站出来大叫：“信什么信啊，你们凭什么信？”说实在的，少男少女在一起好几年了，真说谁是处男或处女，都有点儿把不准。

大四实习之时，实习单位有一位名校毕业的才子，有事没事爱找阿雨玩，还总带她吃饭逛街什么的。有一回，他推荐了一本张爱玲的书，重点说起里面的一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要通过阴道。”这家伙进没进到阿雨的心里，恐怕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阿雨再也不问“你信吗？”这种傻话了。

毕业以后，阿雨和所有同学的境遇都差不多，各个剧组之间乱窜，各种酒局之间瞎跑，也没演什么像样角色。有一次，一位师兄推荐她去做剧务，没几天，师兄就被制片人在电话里骂了一顿。原来，阿雨和剧里的韩国男一号好上了，惹得台湾来的女一号很不开心。制片人说：“TM的什么人呢，这点儿规矩都不懂，以后少给我推荐这种傻帽！”

演了几次小角色以后，阿雨开始有点儿膨胀，也托人找了一位助理，每月两千、管吃管住，每次打电话，总拿腔拿调地说：“这事啊，去找我助理吧！”本来片酬就有限，两人一起花，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不过，阿雨还在坚持四处寻求更大点儿的角色，可惜始终不能如愿。有男同学私下里说起她，评价道：这辈子都够呛。

差不多十年多没见了，一位同宿舍女同学忽然接到阿雨的电话:“毕业时的那五件衣服，你还要吗？”人家反应了半天，才想起曾经不翼而飞的几件衣服，可当年问过所有人，都说不知道呀。这么想着，她赶紧答复:“不要了，不要了。”电话那边的阿雨长出了一口气，说道:“那我可就扔了啊！”

俩人电话里扯了半天，阿雨忽然问:“今天组里一个同事跟我借了2万元钱，你说能还吗？”同学听了，问道“是男的吧？”她回答“是啊。”同学太了解她了，便继续追问:“你们早好了吧？”阿雨更奇怪了:“您怎么知道？”对方不屑地哼了几声:

“这帮孙子，从来都是先骗色，后骗财。”

母女俩就是一台戏

最近看了这么个段子。女儿不好好学习，被妈妈训斥了一顿，满心不服，故作叹息道：“唉，这世界上有三种笨鸟：第一种是先飞的；第二种是嫌累不飞的；第三种……”见她停下了，妈妈忙问：“第三种是啥样的？”女儿白了妈妈一眼说道：“就属这第三种最讨厌了。它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个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在亲缘关系中，母子、父女相依多少有些宿命论的味道，前者相依为命，造就出了孟子、岳飞这样的优秀分子；后者的案例也不胜枚举，而且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父亲是女儿的前世情人。布劳恩的《父与子》则展现了同性亲缘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老的幽默、小的淘气，一对父子活宝是那样的鲜活生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母女关系最为奇特和长久，有相生的，也有相克的，多数都是既相生、又相克的。电视剧《家有九凤》所讲的故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文革”时期，这一家子有10个女人，得有多少麻烦事啊！老妈妈却任凭风浪起，稳稳地坐镇，把各种不和谐音调和成了一曲亲情的交响乐。快结局了，交代她和大女儿的关节时，有用针眼在存款单上留记号的一幕，震撼地告诉人们：心胸才是女人一辈子的最大依仗。

走在大街上，最亲密的俩女人不一定是闺蜜，而有可能是母女。俩人有时像大猫小猫般依偎着，有时像大狗小狗样尾随着，有时又像极了姐妹。我常常这么夸一些母女，她们听后都很开心。当然，千人千面，争争吵吵的母女也不少，有的是真不和；有的是表面不和，其实感情很好，两天不见就想，棒打不散的那种。我隔壁的一对母女就是这样的。

一次家族聚餐以后，一群女人成帮结队地去逛街，进了一家鞋店，为打折的事和一个女服务员争执起来。母亲想给姐妹五人一人买一双，想老板再算便宜一点，就说：“我们这不是人多吗。”谁知话音刚落，里面窜出一个爷们，大声嚷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人多怎么了？想打架啊！”

大伙散了后，一对母女又去了中心商城的ecco专卖店购物。女儿有备而来，选了各种不同的样式，一口气买了三双。老妈还没穿过一两千元的鞋，拿了一双放身边，也不说要买，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最喜爱的黄绮珊的那首:“我俩，太不公平……”都哼哼十多遍了，女儿总算明白了:“得了，服务员，打包，一起买吧。”

接着又去了时装店，看着女儿左一件右一件地买，于是老妈又开始故技重施。闺女倒不是完全在乎钱，只是觉得那么大岁数了，没必要买这么贵的，于是对老妈说：“家里不是有好多衣服吗？一些新的还没穿过吧。”妈妈强调说：“有是有，但我嫌它们不好看。”这下女儿可不客气了，马上说：

“行了，那些衣服知道了，还嫌你不好看呢！”

爱咋咋地吧

有一姐们在北京混得特开，跟老公俩各玩各的。某天她去天上人间，听一帮铁哥们与小姐在那耍贫嘴。忽然，一位重庆小姐说起了一件事。本来这儿的小姐绝不不出台，除非是老熟人或妈咪重托，实在却不开面子。那天有位北京爷喝大了，一方一方地往那小姐身上扔，一直扔了十个，把那小妞儿带走了。

欢场就像片林子，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偏偏有一人嘴欠，就问谁啊，耍得这么开。这小姐说，那人老来，说不准你们都认识，接着就蹦出仨字。姐们一听，当时蹿起三丈多高，抓起电话就打，原来这是她老公的名字。旁边的哥们伸手就给那女的一耳光，骂道：“瞎咧咧什么呀，找抽吧你！”这事怎么结局的不知道，反正从此以后，姐们玩得更开了。

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晚辈的老公，一看就是在外边混过的，晾了他大半天，忽然冒出一句：“出来玩，多注意点啊！”这小子倒是明白人，连连跟我点头：“您放心，您放心。”柏杨曾说过,社会是个大酱缸。我倒更同意小学老师说过的话，社会更像大染缸，那些装纯装嫩的，其实肚子里坏水更多。

北京管第三者叫情儿，沈阳叫铁子，也有叫相好的。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有，但很可能有过，或者是有贼心没贼胆，还没有贼力气了。作为有家室的人，这种事情一旦被家里“领导”发现，处理起来就很麻烦。当然，后果也不一样，情况一般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也有剥夺经济身份之后，将其开除的。这种事儿和经济实力有关系，老婆要是掌权、背景又硬，男方一般得妥协，反过来也是一样。

有这么一位北京大款，在外边找了位舞蹈演员，被老婆发现后，很平静地说：“这事在家里吵闹不好，孩子都不小了，咱们明天下午三点，到君悦酒店茶室的包间聊吧。”说完，夹包出去了。躺在温泉池里，他给那位演员也打了个电话，约她明天到那聊聊。

第二天，按照约定，仨人都到了。大款一本正经地介绍，这个是谁，那个是谁。然后说：“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事情肯定是我的错，你们看这样成不成？”他以前是学哲学的，精通数理逻辑，所以跟俩女人说，这种事并不复杂，他已经算出来了四种结果：

要么你要我、她不要我，那我跟你；

要么她要我、你不要我，那我跟她；

要么你们俩都不要我，那我活该；

要么你们俩都还要我，那我们就这么着吧。

说完后，他去吧台扔下了五百元，然后开车溜之大吉了。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他这么玩博弈，委实有些过分，但反过来说，任何事情都有甲乙丙几方，只要找到谈判中最关键的砝码，一定要争取做甲方，决不能放弃主动权。至于其他的，爱咋咋地吧！

借女朋友一用

我有一位挺挑剔的老领导，平时喜欢看书，不怎么看影视剧，唯独对《非诚勿扰》情有独钟。他觉得，求婚就像一面多棱镜，总能折射出人性的许多方面。他们那代人的婚姻基本没有选择，通常是身边人热心推荐，见上几面后，就谈婚论嫁了。看到电视上24位女嘉宾，老领导一定在想：我那时要有这么多的选择，该有多好啊！

我对孟非印象不错，总能不咸不淡地点中穴位，至于那些姑娘可能更多的是在表演，好像不是自己找人过日子，而是岳母娘一般挑挑拣拣，反倒是男嘉宾们心怀诚意，当然也有给自己或公司做广告来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种婚姻状况：剩女们总是很优秀，而男光棍往往条件都很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从交易学角度分析择偶观，大体是这样的。

现在把男人和女人都分为ABCDE五种档次，假定A是最优的，然后以此类推。分析的前提为，女的只能找和自己一样或者强的。那么，现实的情况是：A男想找A女，以及BCDE女，总之都可以；B男呢，则找B女或CDE女；一直到E男，通常情况只能找E女了。女人呢，情况刚好反过来。E女的选择最多，可以找ABCDE男，而以此类推，A女的选择最少，她只能找A男。

根据这样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剩女和光棍的出现，都是因为选择问题。越是优秀的女人，比如说女博士、大美女、企业家等等，在这个攀比的社会，她们的选择其实很小。比她们优秀的男人确实有，但是稍加犹豫，机会就没了，因为BCDE女们，更有危机感，更加不择手段，而A女们自伺优越，往往把工作放在首位，成为剩女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光棍们，能选择的余地就更少了，剩女们可以降低条件，而他们没车没房没地位，如果再没有相貌和青春，那么只能独守空房了。在中国西部农村，这样的人特别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非诚勿扰》，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这样的男嘉宾，不是怕灭灯，而是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

乡村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例，比如兄弟俩娶一个媳妇，或者找有点残疾的姑娘，为什么寡妇们好找男人？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支庞大的光棍队伍。同样的道理，拐卖妇女这么有市场，也是因为贫穷，因为穷而不择手段，这是我们都应该反思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铁岭的二人转剧组到中原演出，路经某地，被人截住，两个女演员给扣下了，去报案，派出所也不管，还说风凉话：“用用嘛，过几天还给你们就是了。”讲这件事的那位大叔，一直到今天，都不去那地方演出，就是因为其中一位女演员，是他当时的女朋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

前一阵子，郭德纲遇到了一位对手，几个人在节目里巧舌如簧、搞笑连连，后来才知道，嘉宾是位百亿富翁。这还是老郭强悍，之前的《天天向上》栏目，汪涵、小五他们全都被萌住了，被戏称“为砸湖南台的场子去了。”这位叫周鸿祎，360的老大，是互联网圈子里的另类，有点像房地产界的潘石屹，不过还要生猛，至少潘总轻易不敢得罪同行，而老周，爱谁谁。

1970年10月4日，周鸿祎出生于湖北黄冈市的秀才湾，从小跟随干测绘工程的父母去了河南，1988年6月从郑州九中，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计算机系，读了七年，先后拿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念书时，周鸿祎就开始折腾，自称高中时读的一本《硅谷热》，为他展示了一种可能：“搞别的可能自己成不了事，但是搞技术，几个人在车库里就能改变世界，这个挺适合我，很有英雄的味道。”

1995年，毕业分配到了方正集团，短短三年，由普通程序员做到研发中心副主任及事业部总经理。对周鸿祎来说，在方正最大的收获是抱得美人归--——娶了家境甚好的胡欢，据说第一笔创业资金就有娘家的背景，夫人大气地说：“你去做吧，即使失败了，我打工挣钱供你吃饭。”1998年10月，周鸿祎下海了，创建3721公司，中国人对这个名字很容易理解：干就干了，管他三七二十一。

他在北京南城租了个三居室，夫妻俩住了一间，其余由员工住。公司打着“让中国人能用自己的母语上网”的旗帜，瞄准了中文上网服务。3721先是推出了中文网址，很快，“中文关键词搜索”的网站实名服务覆盖了当时90%以上的用户，占据了中国付费搜索市场40%的市场份额。期间，IDG投入的种子资金很关键；最重要的还是网络渠道，周鸿祎亲自出马，用“小区域代理方式”推动网络实名，颇有些江湖做派，他与三教九流推杯换盏，由酒桌营销到会议营销，这才是3721的立身之本。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年营业收入达到3亿人民币的时候，周鸿祎卖掉了把如日中天的3721卖给了雅虎，没换来技术、反而失去了市场；而那时弱小的百度，却很快在美国上市拿回了10亿美元。这就是老周这辈子永远的痛：为了一个亿美元，丢了十个亿美元。尤其对手还是宿敌李彦宏，要知道，俩人有一次走出法院后差点动手，现场记者们说：“他们把外衣都脱了。”

2004年3月，周鸿袆就任雅虎总裁，发现自己处处碰壁，很不适应里面的权利格局，曾对一位老美嚷嚷：“手里要是有把枪，我一定把你崩了。”业务虽然发展很好，却抵不过更好的百度。情急之下，周鸿祎没有接受第二年的对赌，损失了3000万美元后，以投资合伙人的身份正式加盟IDG，在“天使”的位子上，寻求新的机会。

2006年，周鸿袆出任奇虎360公司董事长，通过免费的商业模式，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安全服务提供商，并于2011年3月3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终于杀入了顶级富豪的行列。但这种业务模式损害了不少同行的利益，引起了巨大抵触，加上自身不羁的个性，使之成了著名的好斗分子。

十几年来，他和李彦宏抢生意打官司、与马云相互封杀、砸过丁磊的场子、断了瑞星、金山的后路，又同马化腾大打出手，真不愧是将军省的鄂豫出身。周鸿祎在微博中曾说，“一个是抄袭成性的剽客，一个是唯利是图的假药贩子，找了几个Loser，发表反对360不正当竞争的声明，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事儿。”

从不管三七二十一，到360天天开练，周鸿祎都是对事不对人，事关企业存亡的时候，不拼命行吗？何况，他这种性格多的是朋友。他事必躬亲，喜欢加班，一般不在上班时间开会，认为那是“集体偷懒”。周鸿祎在怀柔有座500亩的靶场，用来磨练进攻时的冷静，对于管理更有着独特的理解：

“坏的决定也比没有决定强；管理更多靠必要性，而非充分性。”

我活在死后

九十年代末，我和中金一位董事在华堂高尔夫打球，遇到了瘦高严肃的许小年，他看上去很像一位固执的教授而非商人，后来听说果然教书去了，不过是在中欧工商学院。许小年坚持对数字和逻辑的热爱，是国内最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据说有一次在课堂上曾直截了当地打断学生的的提问，酷酷地说道：

“你和我讨论的不在同一个层面。”

1969年，16岁的许小年从北京来到延安，写信告诉母亲：“这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像我们在电影上看的到的解放前一样。”显然，与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并不相同，原因是陕北农民太懒了，没有像大寨农民那么勤奋地修梯田。后来，他去人大读七八级的工经研究生，又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多年，资历算是很老的了。

在某次公开场合，许小年说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愚忠，反问道：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都没有说过吧，更别说经济学的依据了。他反感官员们言必称五百强，说道：“还是叫五百大合适些。”至于发改委，不停地上新项目搞拉动，还剥夺企业的定价权，如果一直这样，还不如回到以前的计划体制算了。

GDP年年的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一些不好的情绪，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使得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告别演出的最后阶段。垄断性国有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回报，只有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并带来社会稳定。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让民企用潜规则和官员们打交道是很危险的，严格保护私人产权才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所以，要想企业守本份，政府首先要守本份。目前的情形是：逼良为娼还不是最糟的，怕就怕逼你出去卖了之后，接着更加严酷的＂“扫黄＂”。

对特殊的利益集团来说，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即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这是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的老路子，后果将很严重，与邓小平倡导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不相符，所以，今后改革的重点就是坚决限制这种由审批带来的造租能力。

2011年3月6日，许小年在课堂上描述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不能对在经济作出正确预测，最好的方法是“不折腾”，而某些现状则是在“不”后面加了一个逗号：“不，折腾！”引起轰然大笑。许小年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既有沉重的历史感，又有某种殉道的意识，最近在采访中，他总提尼采的一句老话：

“我活在死后！”

别让老婆受贿

最近有篇文章，说80后最苦逼。因为70后赶上了好机会，90后是赶上了更好机会的60后的后代，而80后的父母多数是50后，正是停止高考的那几年，所以80后都很敢拼，只是在拼爹问题上落了后手。我是60后，发现我们这一拨人挺能出企业家的，企业家大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蒋锡培。

蒋锡培是中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的企业成长道路很有中国特色，可以说每一步都迈在了点上。他出生于江苏宜兴洋埝村，家中六个孩子，那时很穷，孩子们每天盼望的就是吃上一顿饱饭。由于农村教育条件不好，蒋锡培在1980年高考落了榜，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他去杭州跟二哥学习修理钟表。修理钟表是很细致的技术活，别人一年才能出徒，他不到俩月就学会了，然后自己开店，一年就挣了5万元，连着五年，差不多赚得30万。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有了这笔钱，蒋锡培就增添了干大事的底气。1986年，他回到老家，办了一家仪表厂，为钟表生产发条，可惜质量不过关，赔光了所有的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好在家里的孩子多，大哥又出现了，让他替上海的电缆厂推销电缆。不过，这事跟走私似的，运电缆必须躲过地方政府的层层路卡。一旦被查到，不仅没收货，还要罚款。

那时候的蒋锡培像游击队长一样，多次突破封锁，不过也有差点送命的时候，有一回车辆一路上坏了20多次，那种苦不是一般人能受的。再次完成了资本积累，蒋锡培在1990年2月，与28位亲朋好友，创办了范道电工塑料厂，即远东集团的前身。

到了1997年，远东引入华能集团等四大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抓住国家大规模电网改造的时机，一举成为国内电缆业的巨头。期间，一是引进大国企的技术力量，二是争取政府优惠政策，三是回购集团内部的股权，蒋锡培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电缆大王。有了实业做基础，蒋锡培开始玩金融，在2001年成为三普药业的控制人，并且不断地入股各种金融机构，一时间名利双收。

在中国，政商关系非常复杂扭曲，有点像情人，可以蜜里调油，又能随时翻脸，冯仑说过：靠山可不容易找，当你越靠越热乎的时候，他可能忽然成了火山。蒋锡培从钟表工一步步上位，对个中三味体会良深。他与时俱进，为公司设立了各种制度和规定，比如在医药市场上，保护对方，其实就是保护自己。他举例子说：

像送礼这种事，一是不要让自己的老婆知道，万一出了事，她不举报也是罪过；

二是不要让对方的老婆知道，本来是帮忙感恩的事，何苦把人家给害了呢？

“财”子佳人

我在酒桌上碰到过不少民营企业家，攀谈起来，多半闯过海南，于是举杯相敬，言道：“哥儿几个喝一个，以后咱们就是‘海’浦军校的校友了。”这么一说，大家一下子拉近了不少的距离，对任何商人来说，第一桶金永远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在海南的启蒙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精神、思想，还是习惯和人脉。

聊着聊着，通常会提到海口的中国城，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最好的歌厅，好多小姐都是大学生，不仅漂亮，而且机灵大方，和很多客人都成了好朋友。我这些年都遇到十多个这样的人了，现在事业都挺大，提起中国城那一段，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倒成了一段难得的体验。

那些小姐号称卖艺不卖身，也有出台的，不仅是关系好，对方的身价也小不了。他们关注的是赚钱的机会，而不是一次要多少钱，我有位朋友能拿到电视机许可证，所以在中国城无往而不胜，可惜他后来出事了，死在了监狱里，听说死前还念叨：“这辈子值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停电，沿着整条街都是穿着十分简约的女孩子，同行的大哥可能是太兴奋了，探出身子不停地挥手致意，还东一把西一把地沾点便宜，记得开车的老张几乎是把车开成了乌龟爬的速度，就这样还被大哥不停地吼着:“慢点，你他妈慢点！”就这点破事，他哪次见面都念叨一遍，比祥林嫂还厉害。

商人的圈子很小，一般都不和同行在一起玩，当然，打高尔夫是种例外，因为那是谈生意的最佳场所。根据我的观察，跟大老板接触最多的是球童、小姐和艺人，因为在风月场所，老板越大越放得开，平时面孔跟扑克牌似的，只有这时能露出一点真面目。

在私下，老板们喜欢带一两个女艺人，赏心悦目之余，调节一下身心，也有显示身份的意思。我管这种组合叫“财子配佳人”，是金钱和美貌的天然搭配。钱这个东西，到了一定程度，边际效用越来越小，所以，花钱买舒坦很正常，“商人爱俏、艺人爱钞”可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本田公司的创史人白天工作，晚上就流连在花街柳巷。某次招待会，一位记者言词激烈，认为企业家应当是道德表率，本田坦然答道: “青楼文化古已有之，真正有情义、有才艺、有担当的奇女子大多在此。所谓才子佳人，你是不懂的，所以你只能充满疑惑地坐在台下。”

和放屁一样一样的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把张作霖和赵本山作为东北人百年来的两大代表。大帅不用说了，一代枭雄；而后者的格局和影响似乎还差上不少。我与本山有过几面之缘，除了机智和风趣，他也还有农民式般的狡猾。但二人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乡村爱情故事》一样，越来越显得苍白粗俗。

现实生活里，幽默的东北人很多，往往在人群里唱反调，比如坤哥。据说他编了许多网络段子，几乎是出口成章，连以前的李春波都不是对手。在一次牌局上，一哥们感冒了，还老点炮，心里就着急，左一把右一把地用纸。坤哥悠然地抽着烟，边点钱边说：“生活啊，就像这手纸，没事尽量少扯。”

有位女孩子工作不久，挣得不多又能花，所以时常抱怨，她说：“这工资真像大姨妈，一个月一次，可一周就没了。”坤哥听了不以为然，言道：“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谁来操盘？你们猜猜我怎么回答的？”那女孩急急问道：“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坤哥说：“我操！”

东北话直截了当，貌似很糙，其实品味之下，另有乾坤。这位坤哥很喜欢用“屁”来说话，比如表示不屑，很简单一个字：“屁！”要是抗议，则用俩字：“放屁！”带有愤怒情绪了，说三字：“狗臭屁！”冲突起来了，就那么一句话：“放你妈的屁！”

在人群中，遇到有人真放屁了，那是坤哥神经细胞最活跃的时候。有个男孩阳气足，脸皮也厚，追女孩子很放得开，也不把拒绝当回事，当然，放起屁来更没什么顾忌。那回，被坤哥逮住了，坤哥玩味地看了那人半天，点头道：“爱情就像个响屁，往往高调地开始，而低调地结束。”难得地把男孩说脸红了。

要是女孩子，坤哥多少留些面子。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发生过一回，那女生刻意压抑地放了个小屁。坤哥先是假装没听到，然后问一位搞物流的：“除了玻璃这些易碎品，还有什么需要小心轻放的？”人家边想边举例，他却跟没听见似的，自语道：“屁啊。”

像坤哥这种爱挖苦人的性格，多半是眼高手低，人脉不佳的，谈起那些失败的往事，他总是引用那段妙喻，摇头说道：“本来是想好好拉一泡屎的，谁知在马桶上努力了半天，只放出了一个屁。”他的女铁子很能喝酒，有时劝他注意一下场合，不要成天屁啊屁啊的。坤哥翻着白眼，反驳道：

“话是人说的，屁也是人放的。其实，说话和放屁是一样一样的，都不过是一口气而已。”

黄总这个人

老黄从法院出来以后，在社会上跑些事情，后来看出房地产兴旺发达的趋势，就在南四环边上，盖了一座大厦。可他手头钱不多，人又很抠，那个楼盘搞得不伦不类，拖了七八年才建成，幸运的是，这期间的房价翻了五倍多。他这人心肠挺好，不过人如其性，朋友都说他属于色大胆小那一类。

老黄变成了黄总以后，办公室搞得极大，绿植、字画等摆了一溜，然后开始招秘书。这哥们选秘书，跟选美似的，朋友问他什么标准，他想了想说：“长得像范冰冰的女博士。”这年头，只要有钱就好办，他还真从外企招来了一个，只不过长得和徐静蕾有点像。

他自己说，并不期望发生些什么，但自饱眼福的私心总是有的。谁知过了不到半年，秘书刚刚转正，就怀孕了。黄总肯定是舍不得开除，而且还干不了重活。每天在办公室里，动不动就传来秘书的嗲声嗲气：“老板啊，人家不能总看电脑的。” 所以朋友都说他不是在找秘书，整个请来一妈！

他对办公室着装要求很严，认为：“男人都那么回事，在冬天的时候，盯着女人裸露的部分；而到了夏天，又聚焦在人家被衣服遮盖的地方。”因此，黄总指出：作为成熟的白领丽人，该露的地方，要大胆地露；该挡住的地方，必须遮上。最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办公室恋情。

有一天，在大厦地下停车场，黄总发现一位美女停不好车，于是动了英雄救美的心思，下车过去帮忙。人家知道他是业主，所以很放心。结果，黄总跟成心似的，倒车时，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只听“咣当”一声，他把美女的宝马撞在了自己奔驰的侧面。他望着已经发呆的美女，不失幽默地说：“这回我俩终于可以认识了。”

他平时喜欢讲笑话，经常把别人的事情安到自己身上。有一天上楼，他跟秘书说，今天在楼下看到一女的，长得很水灵，刚从她身边过去，她突然破口大骂，而且又蹦又跳，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秘书说，那女的神经病吧。黄总点头，开始我也这么以为的，后来物业经理告诉我，可能是他把烟头弹那女的脖子里了。

某天周末，黄总和以前法院的哥儿打麻将，一直玩到通宵。第二天早晨，他们把车开到北京的一家粤菜酒楼，那里的早茶是一流的。可是客人很多，餐车总也推不过来。等待期间，有个老兄趴在桌上睡着了，这下黄总有理了，直接喊上了：“经理经理，我们的菜怎么还不上啊？好嘛，这已经饿晕一个了。”

为什么剩女往往优秀

我有一位挺挑剔的老领导，平时喜欢看书，不怎么看影视剧，唯独对《非诚勿扰》情有独钟。他觉得，求婚就像一面多棱镜，总能折射出人性的许多方面。他们那代人的婚姻基本没有选择，通常是身边人热心介绍，见上几面后，就谈婚论嫁了。看到电视上24位女嘉宾，老领导一定在想，我那时要有这么多的选择，该有多好啊！

我对孟非印象不错，说话总能不咸不淡地点中穴位，至于那些姑娘们，可能更多是在表演，好像不是自己找人过日子，而是岳母娘一般挑挑拣拣，反倒是男嘉宾们往往心怀诚意，当然也有给自己或公司做广告来的。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存在一种婚姻状况，剩女们总是很优秀，而男光棍往往条件都很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专门从交易学角度分析择偶观。

文章是这样分析的，现在把男人和女人都分为ABCDE五种档次，假定A是最优的，然后以此类推。分析的前提为，女的只能找和自己一样或者强的。那么，现实的情况是：A男想找A女，以及BCDE女，总之都可以；B男呢，则找B女或CDE女；一直到E男，通常情况只能找E女了。女人呢，情况刚好反过来。E女的选择最多，可以找ABCDE男，而以此类推，A女的选择最少，她只能找A男。

根据这样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剩女和光棍的出现，都是缘于选择问题。越是优秀的女人，比如说女博士、大美女、企业家等，在这个事事攀比的社会中，她们的选择就越小。比她们优秀的男人确实有，但是不多，稍加犹豫，机会就没了。因为BCDE女们更有危机感，更加敢于决策，而A女们自恃条件优越，往往把工作放在首位，成为剩女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光棍们，能选择的余地就更少了，剩女们可以降低条件，而他们没车、没房、没地位，如果再没有相貌和青春，那就只能独守空房了。在西部农村，这样的人特别多，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非诚勿扰》，几乎没有一位来自那儿的男嘉宾。不是他们怕灭灯不来，而是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

乡村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婚恋事例，比如兄弟俩娶一个媳妇，或者穷光棍找有点儿残疾的姑娘。为什么寡妇们好找男人？就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支庞大的光棍队伍。同样的道理，拐卖妇女这么盛行，也是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而不择手段，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

送恐怖分子见上帝

2014年3月1日晚，一位云南朋友忽然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暴力事件，砍死了两个人，砍伤了数人。我当时挺奇怪的，心想：昆明这种人畜无害的地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还没等睡呢，消息越来越多，死伤数字越来越触目惊心，真相也越来越清楚：是东突分子干的。

现代最惨烈的事情无疑是人体炸弹式袭击，从9·11帝国大厦到耶路撒冷的街头，表面的以命搏命背后，隐藏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博弈。2013年，一家三口开车在天安门广场撞华表的事件，已经深深震撼过我们，其性质与个体的刑事犯罪完全不同。

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为，是有信仰的灭绝行为，而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其最残暴之处，在于大规模地杀害无辜平民，甚至不惜同归于尽，来达到宣泄仇恨和震慑异教徒的目的。美国9·11事件、俄罗斯大戏院袭击事件以及昆明火车站残害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恐怖行为。

即使对于魔鬼来说，恐怖主义也是最残暴的，这种人体炸弹式的攻击，突破了人类的全部底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瘤。

对付恐怖主义，无非有两条法则：他律以法制，坚决地以牙还牙，这正是国家机器存在的意义所在；自律以道德，用善信融解恶怨，在内部瓦解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础。

为了消除不安，我在第二天做了早课，为无辜的灵魂和伤者祈愿：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也不要再次发生！至于现在，哪怕只是为了孩子，除了反击，也别无选择！就像普京对全世界说的那样：

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送他们去见上帝。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在厕所抓到就直接溺死在马桶里！

感冒也是好事

2014年春节前，小崔来京办事，中午还跟我谈天说地，下午竟然感冒了，还发了高烧。我忙着帮他量体温，看着体温计上的数字一会儿39.6度，一会儿41.7度，紧张坏了，又忙着帮他点餐，又忙着给他倒水喂药，可他就是不看医生。晚上他的助理来电话，终于把他给架医院去了，据检查，已经得了急性肺炎。

他是常年坚持锻炼的，快五十的人了，身体看上去跟小伙子似的。到我们这岁数，得感冒容易，想高烧可就难了，据医生们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亚健康都很难烧起来。果然没过一天，老弟又生龙活虎起来，从老家给我发微信：“哥，你可要注意身体呀！”嘿，我心里琢磨，咱俩谁生病了？

现代人有个毛病，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查起来没完没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也不分白天黑天，动不动就跑协和或者儿童医院。仗着大家都有医保，朋友小孩普通感冒一次，就花了5000多元。这要在过去，都可以动一次手术了。

在农村，由于缺乏相关的医学知识，不少人家特别重视生病，以前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不行，怎么也得去医疗所打个吊瓶。我有个亲属干了几十年的赤脚医生，这些年生意格外好，上屋下屋四间房子，全都是挂吊瓶的人。我回去对叔叔婶婶们说：“有小病就养，有大病一定要去区以上的医院。”

觉真法师在开示中指出，发烧有时是好事，这是身体机能自发地为血液洗澡，尽量不要人为地干预这一过程。感冒是有规律的，有时候发烧，就让它烧，未必非得敷个凉毛巾什么的，用一些中医的土办法，反而有效。这些年我都遵从恩师的教诲，受益良多啊。

朋友缘起给出了一些治疗感冒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挺靠谱的，这里拿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喝一大杯温开水；咽喉疼的话，一勺蜂蜜+一捏盐+几滴柠檬汁；尽快排除寒气，生姜5大片+红糖煮水；大桶泡脚，浑身出汗；继续喝温开水，多上几次厕所；蒙上被子睡觉；第二天，继续用生姜红糖巩固。 这样基本上已经好了。

我小的时候，一旦感冒了，母亲都让喝大量的温水，有时还加些红糖。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一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早晚还能吃碗荷包蛋面条，而且全家人问寒问暖的，感觉自己格外重要。所以，时间长了不生病，心里还挺惆怅的。

幸福这件小事

记者在大街上采访，问一位老大爷幸福吗？大爷说听不清，让他大点儿声，记者只好又重复了一遍。没想到，大爷还是听不清，这样反反复复重复了五六遍，记者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了。这时，大爷对几个围观的群众说道：“我早听清了，我就是想累死这个没事找事的东西。你们想，我都八十多了，还在街上捡破烂，能幸福吗？ ！”

比较而言，英国有一家叫“三桶白兰地”的机构就靠谱多了，为了寻找那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幸福小事，发起了一项针对3000名英国人的社会调查。在调查问卷中，研究者列出了很多不同的选项，让这3000个受访者填写，在认为幸福的选项后打钩。其中有30个选项如下：

1.在旧牛仔裤的口袋里发现10英镑；

2.外出度假；

3.躺在刚刚洗干净的被窝里；

4.在大海里游泳；

5.太阳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

6.坐着晒太阳（坐在哪儿都行）；

7.突然收到礼物或鲜花；

8.从爱人那儿收到一条温馨的短信；

9.（和我爱的人，或爱我的人）拥抱；

10.收到一张感谢卡；

11.看到一对老人手挽手一起散步；

12.阳光灿烂时摇下车窗去兜风；

13.买彩票中了10英镑；

14.敲定一个假期；

15.听到自己最喜欢的歌曲；

16.淘到了便宜货；

17.遇见很久没见的老朋友；

18.在公园里野餐；

19.在公司升职；

20.（和爱人一起）度过浪漫的一夜；

21.听到一首能让人回忆过去的歌曲；

22.翻看老照片；

23.交到一个新朋友；

24.能够安静地独处一会儿；

25.在乡间随便走走；

26.听到小婴儿的笑声；

27.和姐妹们一起出门约会；

28.早上起床后，突然意识到今天是周末；

29.吃到巧克力；

30.吃到甜点心。

调查结果公布后，吸引了全社会的众多眼球。其中最受采访者欢迎的选项是，“躺在刚刚洗干净的被窝里”和“看到一对老人手挽手一起散步”。有38%的人觉得，星期六比其他日子更幸福，特别是在星期六早上醒来的时候，而排在第一位的是“在旧牛仔裤的口袋里发现10英镑”。

可能是雾都的原因，英国人非常重视阳光，榜单里与太阳有关的选项有三个，如第5项太阳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第6项坐着晒太阳，和第12项阳光灿烂时摇下车窗去兜风。

在调查中，受访者一致认为，读着这些幸福的小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真切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慷慨时，自己总会感觉特别满足，尤其是那些突如其来的慷慨和宽容，能瞬间让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比如在公交车上、火车上给老人让座。

这个调查机构的负责人对媒体说，幸福需要寻找，它们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事里，当你真心感受它们的时候，幸福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快乐可以很肤浅，而幸福却必须发自内心的深处。幸福是一种心的富足，一种敦实深厚的满足感，不以物质的多寡来衡量，而取决于那些付出、分享和爱的感受。

我的玫瑰我的花

前几年，我在三亚考察，出租司机口才很好，还跟我套老乡，说这里黑龙江人占了大半个服务业，让我用车时打电话给他，表态说：“欢迎来到黑龙江省三亚市。” 经过海边，我发现前面锣鼓喧天的，原来是好多老年人在跳东北大秧歌，一时间，忽然有种天南海北、时空倒错的感觉。

在北方，广场舞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大致可以分为排舞和交谊舞两种。所谓排舞，就是大家排成队形来跳的一种舞，由领舞老师带队，以老大妈们为主力军，参与时间长、跳得好的在前面，新加入的在后面。该舞人数众多、旋律强劲，有些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各级城镇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交谊舞会原来在文化宫里举办，是便于中老年人交流的社交活动，现在也挪到了广场。这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般人跳些平三平四，高级的则是探戈，跳的人起劲儿，围观的也不少。由于跳这种舞要男女搭配，有时候会闹些矛盾。

不过十几年时间，广场舞已经横扫大街小巷，热情洋溢地颠覆着人们平凡的郁闷生活。随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父母忙碌了一天，吃完晚饭，正是清闲点儿的时候，尤为重要的是，这时小孩子要写作业。而这时锣鼓秧歌地一直响，日复一日地闹腾，在炎热的夏季，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

舞队与居民的冲突多种多样，有对骂的、打砸音箱的、扯打的，更有对簿公堂的。我记得最厉害是北京的一则报道。2013年10月，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的音量过大，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见效果不大，索性放出饲养的3只藏獒冲向跳舞的人群，其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昌平法院出面处理了这事，而掀起的风波却着实不小，正反方在电视上都吵翻了天，还挽胳膊撸袖地做动手状。

每家派出所都处理了不知多少这样的事情，但因人因地、因时因事各有不同，实在令警察们头疼。毕竟，这是纯粹的人民内部矛盾啊。尽管有些规定，但都很简单，绝大多数情况还是要双方达成谅解。广州市出台了新的公园管理条例，对广场舞噪音定性为污染，实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等措施，对违规者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据一项微博调查显示，超过80%的网友支持这一条例，建议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尽快推广。

2013年8月，一支华人舞蹈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出传票，不日将在法庭起诉。美国《侨报》为此发表评论，认为休闲健身是应该的，但一定要考虑其他人的诉求。

这边老大妈们需要健身，那边孩子渴望安静地读书，两面都是弱势群体，除了法律支持，还要疏导、相互理解。我有位朋友，女儿刚读小学，本来有些内向，严重时发展到抑郁，后来朋友惊奇地发现，孩子竟然好了起来，每天回家，一边写作业，一边哼哼着路过广场时听来的那几首劲歌：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太阳、是我的牵挂…… ”

蒋公的识人术

我刚念大学那会儿，留了一头长发，身为教师的父母怎么看都不顺眼，坚持让我剪短，理由是街上的地痞流氓才留这种头型。我说那可不一定，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就是长发，还带了把雨伞，多帅啊！那蒋介石还留光头呢，可他却是中国的头号坏蛋。他们只好夸我长大了，都会用学来的知识顶撞父母了。

我觉得，蒋公过去被严重妖魔化了，现在又有点矫枉过正，仿佛做什么都是对的，跟人民大救星似的。其实，政治家永远是政治家，都是驭人的专家，比的就是看人、察人、识人和用人，蒋能够在军阀混战时期一统天下，绝对是有手段的，从他发现和拉拢自己的三大助手，最能说明问题了。

黄埔时期，有所谓的三杰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但并得不到校长个人的喜爱。一天，蒋介石查夜哨，看见一个士兵正借微弱的烛光看《三民主义》，便推门进去，那人并不惊慌，起坐和应答之间，显得十分从容。第二天，蒋校长就把这位叫陈诚的士兵，直接提拔为少尉排长。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看在了同乡的份上，这是他培植亲信的一个重要条件。

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愤而投军，被邓演达破格录取的。他很有心计，发现了蒋有早起跑步的习惯，就照猫画虎，起的比校长更早。就这样，两位老乡逐渐熟识起来，加上胡宗南口才好热情高，很快地得以重任，30岁就做了主力师长。

汤恩伯的条件就好多了，但他是陈仪推荐来的，所以只是使用而不重用。汤恩伯倒是不气馁，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一下子引起了重视。蒋介石对能力强大的人都有提防之心，经常设置难题，反复考验。有一天，他召见汤，劈头就说：“张治中推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立正回答：“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结果，还真没让他当团长，直接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

蒋介石很推崇曾国藩，经常借用《冰鉴》里面的办法，喜欢从小事去观察人，很注意第一印象。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减员多少？粮食多少？这位团长在回答中用了“大概”、“ 也许”等词汇，当即受到训斥，并就地免职。反过来，则能得到提拔重用，这一点和朱镕基有点像。蒋介石认为在战场，是不能用“大概”、“也许”这些词汇的。

有时候，蒋介石在用人上甚至有些迷信。比如有位师长被召见，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立即被认为不稳重沉着，连刚刚下发的委任状都扣下了。还有一个参谋，跟随蒋介石多年，一次上汽车的时候，不慎把包掉到了地上，蒋介石马上把这人从身边调走了，辞行时，这人又提起掉包的事，蒋干脆连许诺的位置都不给他 了，直接轰回老家了。

其实这些相术都是些经验主义，蒋的失败跟他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比如当年的周恩来和林彪就没有得到重用，甚至那位徐向前后来都做了共产党的元帅。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有一次与蒋介石谈话，问一句才答一句，加上一口山西口音，听得老蒋很费劲，又见徐的背有些弯，所以得出评价：“不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