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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迁三峡

陕北的新人生

绝望的山

田丰和传习馆

走出大山

回迁三峡

1.

方诗伟的人生中，最戏剧化的篇章是他离开家乡的时候。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可以简略跳过，既不精彩，也无特别的困苦，就像他人生中大多数时候一样，平淡、平庸，反正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对此说太多。

但他高兴地谈起2001年8月21日这天，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奉节县窖湾村住了多年的房子，到了县城的大南门码头。那个古老的城门在他出生前就立在那儿，几百年来一直是奉节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所有坐船进出奉节的人，都要从河滩爬上长长的石梯，穿过城门。方诗伟到了城门，看见往下几十米的梯子上，码头的任何地方，都站满了人。那天真是热闹。

整个窑湾村的人都来了。有人打着红色横幅，有人帮着扛包裹，县电视台的，业余拍照的，从北京前来采访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也许闲着的人都来了。方诗伟和他一大家子亲戚（六个姑姑和家人）最后一次穿过大南门，走下石梯，上了通往趸船的铁板桥。到处都是“悲壮而亲切”的横幅。检票口挂着“移民朋友您好”，轮船上挂着“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方诗伟的胸前挂着黄色的“移民证”，然后他们上了船，站在栏杆前。岸上乌泱乌泱的人，他的朋友，邻居，那些留守的人，无论认识不认识，都挥着手。他的老婆开始哭起来，他也红了眼睛。他说，“那就像拍电影一样，生离死别似的，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

轮船驶出码头，开过窑湾村，又过了白帝城，进入夔门。老婆还在哭。他忘了在船上度过了几天，然后在江苏江阴下了船。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浙江萧山。亲戚们在这里分手。大姑和二姑去了嘉兴，七姑和八姑去了坎山镇，六姑去了南阳镇。方诗伟和父母、三姑，到了衙前镇四翔村。

到村里的第一天，也很热闹。尽管大多数人说的话根本听不懂，但气氛仍是热烈兴奋的。村里为他们安排了四栋白色小楼，一楼一底。方诗伟和父母住一栋，哥哥住另外一栋，三姑一家人就住隔壁，余下一栋，则分给了陈彬，他也是从窖湾来的移民。装着所有家具的大卡车，已提前运到。他卸下结婚时置办的电视柜、小木椅，能带的都带来了。

这个村子他是来考察过的。全家人决定移民后，他和哥哥专程到这里看了一次。当地政府安排了一辆中巴车，让移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看。他下车转了一圈，不到10分钟就被叫上了车，他留意到门前有一条铁轨。

那天夜里，他没听见轮船的汽笛，却被一趟趟火车震醒。“我们感觉床在动，就像睡在火车里一样。”连日来像演戏一般的人生终于结束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以前的平淡，但肯定又有所不同。在距离萧山市区20多公里的这个村子，方诗伟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峡人”——不过，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2.

似乎很难想象，第一批三峡移民已在他乡生活了十一年。多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电视上、媒体的照片中。那时他们看起来都像在拍电影，哭着坐船离开，接着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村子里，笑着接受采访。他们和领导握手，和当地人围桌吃饭，然后他们就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

大约有120万人从三峡库区陆续离开。在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他们曾经是最接近长江的一群人，生活在水位175米以下的地方。起初，政府打算让这些人“就地后靠”，意思是从江边直接搬家到山上，但他们随后就发现这里的高山容不下这么多人。那意味着还要毁林开荒，在陡坡上种田，还可能造成长江流域新一轮的水土流失。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有些人必须离开。

出于一种“合乎人性”的考虑，政府把外迁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但随后就发动所有的基层官员去动员村民。方诗伟的四姑就是窑湾村的干部之一，也许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表率，他们一大家子都自愿选择外迁。但四姑一家人却是奉节城镇户口——政策规定，城里人不能移民。她成了方家唯一留守在故乡的人。

做出这个决定，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于长年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来说，前往中国的沿海地区，往往意味着一种机遇。多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已逐渐带回外面的见闻。虽然他们很少谈论自己在沿海地区的烦恼——但只要能赚到钱再寄回家，其他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那些地方充满了机会。这也是动员人们选择外迁的强大理由之一。至少，如果选择移民，你的人生就多了一个选择。

不过，尽管大多数移民可能都因为这个理由而外迁，但细微之处还是千差万别。那是一种复杂的多种因素混在一起才会做出的决定。有人受不了自己的房产和田地消失在水下，宁愿有个新开始，也有人只是跟随村里的大流。还有人认为，每人三万多元的移民补偿款是个巨大的诱惑（尽管他们后来并没有拿到这么多钱）。但总之，在面对电视镜头时，他们都学会用同一种腔调，说“这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比起外迁移民，那些留守的人更是悄无声息地就搬了家。在整个中国，最著名的三峡移民钉子户是个叫张秉爱的农村妇女。她出现在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中，以一种固执的姿态试图抵抗搬迁。在湖北秭归，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经年累月和那些前来动员的干部们对峙。但在移民潮的最初几年，类似这样的抵抗不仅显得无力，而且许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从电视和媒体上，他们更多看到的是移民们在异乡的幸福生活。

2000年秋天，奉节县委宣传部派出一个记者前往浙江，采访第一批移民们的生活。在嘉善县，她惊叹“这房子多漂亮！多宽敞！一副宁静的与奉节农村迥然不同的农家生活图。”在探访了几户移民之后，她在文章中写道：

“如果有人问我，此次采访见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会如实地告诉他：笑容和眼泪。面对眼泪，我总有些不知所措，但我没忘摆脱自己的脆弱，在他们哭的时候，尽量平静地问一句：‘你们后悔吗？’在此，我可以万分欣慰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告诉这些现在还流着泪的移民的亲人朋友，他们哭着的时候，回答仍然是：‘不后悔!’”

也许这是真的。但我也听说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个叫向玉的女人，从奉节康乐镇移民到福建漳浦县。那年她26岁，聪明能干，以前在镇上卖杂货。移民后的第一个月，她决定到县城的超市去应聘一份工作。

“你会说普通话吗？”经理问。

“可以。”

“闽南话呢？”

“听不懂。”她迟疑片刻，用普通话说。

“对不起，”经理说，“你再有能力我也不能用你。”

两个月后，向玉和丈夫孩子就丢开了福建的房子和田地，重新回到奉节。他们在新县城开了一家杂货批发店。直到九年后，方诗伟才从浙江回来，在她家对面开了一家卖饰品的小店。

3.

2001年秋天，搬到萧山一个月后，方诗伟开始找工作。正如他们之前预想的，这里到处是工厂，机会似乎遍地都是。村委会也会想办法照顾这些新来的移民。在村长的介绍下，方诗伟到一个印染厂上班，他老婆也去了一家织布厂。工厂实行轮班制，每隔12个小时他才能回家休息。夫妻俩每个月能挣到将近两千块钱。

那年他25岁，正适合在一个新地方展开新生活。虽然挣的钱和以前差不多，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终于不用在轮船上度日，过去多年他一直在长江上的货船轮机室工作，一走就是半个月。他的家乡——如果窑湾村还算家的话——实际上就在奉节县城郊区，算半个城里人。现在，衙前镇四翔村的情况也差不多，只需两块钱车费，就能坐车到萧山市区。虽然他偶尔觉得在工厂太辛苦，但他会很快丢开这个想法。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而且，他的亲戚几乎都在浙江了。

第二年，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决定给房子安装防盗窗。那个简单的工程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完成。当天晚上，夫妇俩都轮到上夜班，这种情况每个月只有一次。他母亲住在哥哥家。强盗趁夜就摸进了屋，偷走他们的6000多块钱。那是他们全部的财产，第二天方诗伟不得不找厂里借钱买菜。他们报了案，发现防盗窗铁柱之间的缝隙，比一般的都要大。但在工厂林立的萧山，外地人那么多，警察也无处着手。这年春节，一家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

2003年，方诗伟换了个工厂。他再也受不了连续12个小时上班。新工作也是村长介绍的，在一家化纤厂打包，三班轮换，每班只需8个小时。但上班第一天回到家，老婆就发现方诗伟的十个手指头都起了泡，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他再也没去那家工厂。

一家人合计了一下，认为也许他们应该和那些外来打工者有所区别，应该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意，毕竟他们已经算“本地人”。经过一番简单的计算后，方诗伟和哥哥在衙前镇开了一家饭馆，老婆也辞了工作帮忙。在浙江，小饭馆就像一座座工厂的附属品，顾客群主要是打工仔。生意出奇的好，来吃饭的人总是很多，但他们最后发现却根本赚不了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吃得精光，还吃好几碗饭。”他老婆后来总结说，“那些人又要吃得饱，又要吃得便宜。”

饭馆的营业时间也是深夜，要等候那些刚刚下班的人。方诗伟说，在萧山，晚上8点到10点，马路上是没有人的。有天夜里，三姑路过他家，看见大门半开着，屋里却黑着灯，立即打电话给镇上饭馆的方诗伟：“强盗又来了！”这次，强盗偷走了他老婆的戒指，还有哥哥脱在他家的衣服，拿走钱后，把衣服随手丢在了路边的田地里。

表面上看，那些强盗仿佛只是方诗伟新生活中的插曲。即便很久之后，他提到此事时，也总是轻易带过。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在适应这里的一切。他和老婆都学会了很多新东西，甚至50岁的母亲，也学会了骑车。他们也偶尔会去附近的县镇探亲，最远是到嘉兴，看望大姑和二姑。有一年春节，所有亲戚聚在一起过年，然后集体去了杭州的西湖，那是他们在浙江唯一的一次旅游。

但方诗伟知道，总有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大多数时候，他们和村里其他人形同陌路。起初，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稍微上了年纪的人只说本地话。到后来语言也不再必要，因为他们几乎也没什么可沟通的。没过多久，几户“三峡人”就敏感地发现，村里人并不是很欢迎他们。很显然，他们更穷，住在村子最差的位置。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倒是次要了，因为谁也不会干涉谁。有时候，方诗伟会奇怪这里的人讲迷信，还有很多人信耶稣。但话说回来，这些都和他无关。他只是觉得，和奉节相比，这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而在他有限的工作经历中，打工是最辛苦的，“没有自由”。有一年，他回了一趟奉节，那种对比感似乎更强烈了。尽管这似乎已没多大意义——窑湾村几乎已经被全部淹没了，但他从心底是怀念它的。

这些时而冒出来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爆发。那大约是移民后的第四年，许多人的房子开始出现裂缝和漏水。萧山的移民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住房的质量问题。他们知道这是一次敏感而危险的举动，但那也是个好时机，移民话题在中国仍是个热点。方诗伟说，等到时机过去，也许更没有人会理睬。某种程度上，他们赢得了胜利，每户得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据说也有官员因此受到责罚。但方诗伟的哥哥却因为打了公安局长，在牢里待了将近半年。他出来后没多久就回了奉节。

方诗伟仍然决定留在浙江。饭馆停业后，他又做起了苗木生意。但他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总是碰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时刻。如果选择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去奉节，他是不甘的，而且很没面子，他根本还没混出个名堂。就算要回去，那也应该在移民后的第一年就走，而不是现在。最终，他决定再次进入工厂，成为一个本地打工者。

但他的老婆似乎已无法忍受这些霉运。她个子不高，却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移民之前就在奉节开店做生意。她临走之前，把店面转让给了她妈妈。现在，奉节捎过来消息说，如果他们再不回去，妈妈就得把店面转给别人。

2010年夏天，在搬到浙江的九年后，方诗伟在老婆的劝说下，终于回到奉节。一年后，当我在新县城港口附近的批发市场见到他时，夫妻俩已决定永远留在这里。谈到当初的离开，我试图以县委宣传部那位记者的“平静的语气”问他们：“你们后悔吗？”

“后悔死了。”他气恼地说。

4.

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外迁移民回到奉节。最初几年，没有人在意此事，大家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些往外走的移民身上。那就像电影院的通宵连场一样，第一批移民登场坐船离开，然后其中一些人偷偷潜回来。第二批移民又坐船离开，当然又有人悄悄回来。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电影和现实永远交替放映。

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移民回到奉节。也许根本无法统计，因为他们的户口至今还在浙江、福建的某个村子。那里的政府不会承认移民们已经离开，房子还在，田地还在，只是很少看见人。另一方面，奉节县政府也不认可“移民回迁”的说法——也许他们只是不想承认，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没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惹麻烦。

有时候，我们能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媒体曾报道一些移民在浙江安置地发财致富（方诗伟告诉我那可能是真的，他知道有户移民因为拆迁而得到100万元和六套房子）。但也有另外一些媒体在三峡库区发现了大量移民回迁的事实。

熟悉中国媒体的人也许一眼就能看出，这两种报道分别都在试图说点什么。但在移民问题上只唱赞歌，或者只唱反调，都可能是危险的，容易让我们看不清真相——尤其是对于一个超过100万人的群体来说。到最后，每当看见一条关于移民的新闻时，我就自动拉响警报。“这些不是全部。”我对自己说，“有人过得很差，自然有人会过得很好。”

在奉节，我遇到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的移民，是个叫李军的女人。她40岁，穿着打扮非常洋气和体面。她在新县城的中心拥有一家茶楼。2001年，李军很可能和方诗伟乘坐同一条轮船离开奉节，同时抵达萧山衙前镇，只不过她去了另一个村子。她以前也住在奉节县城边，以种菜为生。她的丈夫是奉节一家著名房地产集团的高层之一。她和妹妹、舅舅都移民到萧山。“虽然那边对移民的印象不太好，但说实话，我们那个村子还不错。”她告诉我，“村里把土地集体租给了工厂，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发放生活费。”但她的丈夫不肯放弃这边的生意，常言“三生不如一熟”。两个月后，他们回了奉节。

李军一家人回来得正是时候。奉节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全新的县城。随着三峡水位的不断上涨，以前的老城最终将全部淹没。2002年，李军在工地上摆了个小摊位，售卖香烟饮料，出租影碟。第二年，碟片不流行了，她开始出租各种武侠言情、漫画书。新县城的飞速扩建，很快让她丈夫的公司成为奉节最大的地产商。虽然户口还在浙江，但他们已经迈入奉节最富有的阶层。但2007年，丈夫突然被诊断出肝癌。起初，他们在重庆的医院治疗，然后决定“回”到浙江，在杭州继续住院，之后又挪到萧山。“他最后不想动了，”李军说，“他就想死在那里。”

但丈夫的哥哥却不认可这个想法。他每天一个电话，催他们赶紧回来。“死也要死在奉节。”他在电话里说，“好歹也是落叶归根。”2010年，回到奉节一个月后，她丈夫死了。

就在那年秋天，我第一次去奉节，在乡下的康乐镇做志愿者。每天早上，我都要从镇上坐船，横渡美丽的梅溪河，到达对面的小学。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船上无意中谈起移民问题时，一个老师对我说，“很多人都已经回来了。”我好奇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哪里都可以啊。”他说，“街上，亲戚家里，反正到哪里都是打工。”但我在那年并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直到今年1月，和李军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决定重回康乐镇。我给一个姓孙的副镇长打电话，询问这里是否有移民回迁。

“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移民回来过。”

我告诉他，有人曾见过他们。

“别听那些人瞎说。”他在电话里叫道，“那些移民在外地都过得很好。”

我来到河边，梅溪河变得更宽了。我再次搭乘渡船，到了小学，然后沿着学校围墙外，绕到后面的横路村。那是个非常冷清的小村，房屋建在一条水泥道两侧。53岁的刘兴江就住临街的一间屋子。事实上我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他在梅溪河驾驶渡船已经30年。2000年，他移民到附近的万县市，三峡库区最大的城市。在市郊的安置区，他买下一套两居室，但他很快租了出去，带着老婆回到康乐镇。“我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你知道那些人把我们住的那条街叫什么吗？——难民街！”

如果镇长也和我一样到过横路村，他可能会惊讶自己看到的事实。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是回来的移民。有些是后靠搬到高山后，重新下山的；也有从福建漳浦县回来的，有个外号叫“老小孩”的男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麻将馆。刘兴江的屋子也是租来的。我问他以前住在哪里？

“你看见那条河了吧。”他笑着说，“我家就在河中间。”

5.

从浙江开往三峡的长途卧铺车，主要面对的是外出打工的人。一般来说，它先在浙江省内绕个大圈，在那些工厂密集的市镇步步停靠，载满客人，然后驶向安徽铜陵。从那里开始，长途汽车沿着长江边的城市往上游而去，安庆、黄石、宜昌，最后到达奉节。在萧山，每当移民们想回去探亲访友时，也喜欢到附近的瓜沥镇搭这种汽车。2010年夏天，方诗伟只花了20多个小时就回到奉节。这比他当年坐船快多了。

他几乎什么都没带。这次他学聪明了，九年前他花了6000多元才把家具送到萧山，结果发现根本没必要。什么都可以重新再买。

奉节彻头彻尾换了个样子。以前它建在一块平坦的河滩上，如今搬到了西侧的山坡，整个县城依山而建，像个毛头小孩急匆匆搭起来的积木。最上面一层是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街道像蛇一样，盘旋而下，与沿江马路连在一起。长江变成了开阔的湖，江水很平静。从方诗伟租住的房间窗户，就可以看到这面江水，近在眼前。

那栋外表斑驳的楼房，竖在港口对面。房间内部，比它的外表更为丑旧，一年的租金是5000元。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连门都没有。”他说。我们在一个傍晚进屋，他拧开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客厅堆满了一箱箱货物。他带我走进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独凳和一台彩电。虽然窗户只是用一块布帘遮挡，但相对于客厅，这里还像个温暖的家。

“没办法，这儿肯定不如萧山那边舒服。”方诗伟说，“但这不也够了吗？”

他们不想在住房上花掉太多的钱。所有的钱都投入到新开的小店，在奉节最大的批发市场里，从家里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整个市场都是从老城搬迁过来的，人们按照习惯，仍叫它“猪娃市场”——在老城，市场一楼售卖猪仔，二楼批发服装和小商品。现在，猪仔不知道迁到哪里去了，方诗伟的小店就在一楼中间，一个位置不错的十字过道。

有天下午，当他们忙着把新到的饰品上架时，一个小男孩偷走了一把玩具手枪。几分钟后他们就发现了问题。“肯定是刚才那个小孩。”方诗伟说，“我去找他。”

“算了吧。”老婆说，“你又不能确定。”

她一身黑衣服，头发染成黄色，利落地束扎着，从头到尾忙个不停。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堆满了帽子、围巾、手套、头花、小玩具。她告诉我，有几千种款式。“我知道奉节人喜欢什么。”她笑道，“浙江那边的打扮，说实话，比奉节差远了。”

春节前的这段日子，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前来进货的，一般都是各个乡镇的小摊贩。打工仔们正陆续从外省回家，这时节什么东西都好卖。方诗伟专门从浙江进了一大批货，光是忙着把这些饰品摆上架也要好几天。他们的女儿偶尔也来帮忙，不停往返于家和市场之间。女儿正在奉节读小学，但毕业后仍要回到浙江念初中。虽然奉节人的审美趣味更好，但很显然，他们更相信沿海地区的教育质量。

当我们站在过道上谈话时，对面的向玉也参与进来。几年前她就买下了那家门面，批发日化用品（她在隔壁的市场还有一个店面）。方诗伟知道，如果他们早就从浙江回到奉节，也许会和向玉一样，生意发展得不错。不过，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我问他，还记得陈彬吗？

我是在前一天晚上碰到陈彬的。他比方诗伟小一岁，也是窑湾村的移民。到了萧山后，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是邻居。但陈彬只待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他在奉节一直从事老本行，摩托车配件维修。两年后，他认为自己再也不会离开，于是把浙江的房子和田地卖了四万块钱，只留下一个户口。但到了2009年，奉节的生意似乎越来越难做，他突然又开始考虑回到浙江。那年他专程跑去萧山，找了个旅馆住下，还请了律师，试图买回他的房子和田地。但律师告诉他，太麻烦，还得打官司。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不可能买回去。”方诗伟说，“买下陈彬房子的人，就是我三姑。”

“但他又想回萧山。”我说。

“那没有办法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回来得那么早，生意不是做得挺好吗？”

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就像我在奉节的大多数谈话一样，移民话题在任何时候都和钱脱不了关系。他们当初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离开，在他乡碰壁之后，又为了生活不得不回来。有一次，我还见过一对60多岁的老伴。他们以为自己没多少日子可活了，如果移民，还能拿到补偿款留给下一代。移民的地方是湖北，但事实上他们从未离开过奉节，一直和女儿生活在这里。如今，他们向我抱怨那笔补偿款根本没有兑现，而且养老保险毫无着落。

但方诗伟尽量让自己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无论是否后悔，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的生意要做好。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他考虑在奉节买一套房子。每天早上，夫妻俩最早来到市场。到了傍晚市场关门时，他们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除非碰到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在别人面前说起他们的故事。但基本上，市场里的其他老板，或者熟悉的顾客，都知道他们在浙江还有个家。

那天下午，有个熟客来到店里，打了一声招呼：“还不回去过年吗？”

“不回去了。”他老婆笑着答道，“太忙了。”

当客人转身离开后，我听见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本来就是你们奉节人。”

在奉节住了几天后，我逐渐熟悉了移民的谈话方式。如果提到“下头”或“他们”，一般是指浙江萧山的人。如果说起“上头”或“我们自己这里”，则肯定谈的是奉节。

方诗伟就常常无意识地用这几种说法，交替谈论着浙江和奉节的生活，他的两个家。在萧山，他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七分水地，一个户口。在奉节，他有一个正在起步的生意，一套租来的两居室，还有数不清的熟人关系。而这最后一种财产可能是惊人的。当我离开奉节时，我发现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某种关系相互扯到了一起。陈彬的老婆是方诗伟的同学。陈彬认识李军死去的丈夫。方诗伟和向玉是批发市场的邻居，而向玉的丈夫，从小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竟然就是我在康乐镇横路村碰到的那个“老小孩”。

6.

奉节县永安镇窑湾村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就是方家。方家首屈一指的男人，就是方传林，方诗伟的父亲。他开过轮船，在镇上当过乡镇企业的厂长，还是镇上的人大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经被派往江浙地区进行工作考察，觉得这里的发展实在太快太好了。他也曾途经萧山，但他对那个地方没什么印象。当他最终决定带领整个大家族移民后，方传林自己却留在了奉节。

他看着老县城被炸掉，水位一年年上涨。最后老城不见了，窑湾村也不见了，他依然是长江上某条货轮的船长。2010年，他决定不再工作，前往浙江陪伴家人，但他的两个儿子却又回到了奉节。

今年正月初八，方传林给家里添置了一台32英寸的液晶彩电，就搁在那张从窑湾村搬过来的电视柜上。我们站在方家一楼的门廊聊天。这四栋白色的联排小楼，远观很清雅，走近看，却无一不显着破败的迹象。天气非常冷。虽然还不到元宵节，但这里却早已没有过年的气息，只有不远处偶尔飞过一趟火车传来的声音，轰隆轰隆。我问他和村里人相处得怎样。他递给我一支烟，重庆出产的龙凤呈祥牌。“我只是个搞船的。”他说。

下午4点半，门廊墙上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这是村里的广播，会一直响到晚上8点。”他说。然后他走过去，站到一个凳子上，啪的一声关掉了。

陕北的新人生

1．

杨红波也许有点愤怒，他不愿意对此做任何解释。颐和园内旅游纪念品摊位上的一串佛珠，当他随便拿起看一眼时，佛珠上的那个小佛头突然掉到地上再也找不到了。老板开价1000元。他一句话没说，掏了钱。

那是2009年夏天，杨红波和他10岁的儿子到北京旅游。除了前一年的海南三亚之行，这是他们俩最远的一次旅行。他穿着白色短袖T恤，肥大的牛仔裤，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留影：双手叉腰，有点浮肿虚胖的圆脑袋，刚好遮住了城楼上的毛泽东头像。

在榆林，可没有哪个小老板敢如此对待杨红波。他是那里最有名的会计之一（擅长那些普通会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是数不清的小煤矿和焦炭厂的股东。不用干任何事，他每年都可以拿到不菲分红。他的财产是个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少一点。但即便是那些资产过亿元的煤老板，也会给杨红波一些尊重。

但一旦离开陕北，杨红波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愤怒。他可不是那种随便就给人钱的煤老板。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对我说：“即使你是他的亲戚，要想从他手中抠一个子儿出来也很难。”我们在西安一次饭局上聊到杨红波，在座都是他的高中同学，榆林中学高九三级五班。他是班上唯一的煤老板，如今最有钱的人。但没有人对他的高中生活有什么印象——事实上，除了知道他有钱，许多同学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北京，杨红波最喜欢谈起的是鸟巢之旅。他和儿子在鸟巢和水立方的广场上走了一天，筋疲力尽到附近的一个洗浴中心待了一夜。那天他们过得很愉快，决定第二天去颐和园。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骗子，是公园门口的书法家。那人宣称可以将名字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杨红波给了他几个家人的名字。书法家在一张白纸上，用这些名字串写出一个巨大的“家”字。那张白纸，收了他3880元。

杨红波把这副裱好的书法，挂在神木县家中的墙上，后来又挪到西安的大房子里。但他把佛珠留在了神木，就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当我去他家时，他把这串佛珠递给我看。

“也许它是上等的紫檀木。”我说。

“哎呀！假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买？”

他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因为我找不到掉在地上的佛珠了。”

2.

在高中同学眼中，杨红波如今仍是一个土气的人。他38岁，看起来远比传闻中的那个胖子要瘦一些。黑色的长大衣刚好遮住了大肚子，肚子上面是一件褐色的鄂尔多斯羊绒衫。只要一伸手，就露出一块金色的浪琴手表。但这些都无法掩饰，甚至加剧了他留给同学们的固定印象：他是一个暴发户。

很少有人知道杨红波到底如何一夜暴富。许多高中同学是直到最近才发现，他们中间出了一个有钱人——按照这里的一贯逻辑，他们认为杨红波和大多数煤老板一样，是突然在土地上捡到了金子。

自从1993年高中毕业后，杨红波和大多数同学失去了联系。直到陕北人突然以一种全新的煤老板姿态出现在西安，他们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买房买楼。人们才醒悟到陕北人贫穷落后的那一页翻过去了。杨红波在这时突然出现在同学眼前。“他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刘彦飞对我说，“但他怎么就成了煤老板？”

36岁的刘彦飞高中毕业就到了西安，再也没回到榆林工作。凭借个人对美术的兴趣以及创意上的天赋，他在西安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来自南京的妻子第一次跟他回榆林时，她父母担心地问：“陕北是不是还家家住窑洞，后院栓头毛驴？”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像大多数高中同学一样，刘彦飞正在西安努力打造自己的事业。他认为回到榆林工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

但现在，刘彦飞把生意做回了榆林。2009年，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榆林。当他开着车载我在市区瞎逛时，他指着世纪广场上一栋楼房上的两个灯箱大字说：“那是我设计的。”陕北的煤老板正在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出路。开工厂、进入房地产，或者扩大已有规模，而这些都需要企业品牌的整合设计和推广。刘彦飞擅长这个。他说这里发财的机会太多了。

在榆林，刘彦飞也有更多的机会和高中同学碰面。他们所在的榆林中学高中九三级五班，在当年曾风云一时。这个集合了众多怪才和思维跳跃的文科班，是老师们最头痛的一帮家伙。他们自己用毛笔在教室前写着“天生我材必有用”，与此对应，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是“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时候，刘彦飞相信，这个有着64名学生的教室里，在未来可能出现书法家、画家、作家。

这所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学，是榆林地区最好的中学。自民国以来，凡是从陕北走出去，并随后红遍整个中国的大人物，大多毕业于这所学校。但17年过去，从高中九三级五班毕业后最出名的人，却可能是杨红波。在以金钱来考量声名的时代，那些文艺青年过早地被淘汰了。“我甚至记不起杨红波在高中干过什么。”刘彦飞回忆说。

但每当同学们聚在一起喝酒，总会偶尔谈到杨红波。他到底有多少钱？——说实话谁也搞不清楚。而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尽管非常有钱，但杨红波仍然显得很抠门。他把钱看得很紧，就算是面对他那些并不富有的亲戚，他也是一个称职的会计——付出和回报必须对等。“如果你找我要钱，我可以给。”他说，“但是，你得尊重我。”

杨红波谨慎地处理亲戚朋友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前来认亲，求他帮忙。“我没答应她。”杨红波气愤地说，“她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认我这个弟弟？”如果是那些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他会尽力并且理性地解决。但次数多了，可不好。“他们什么都想要。”他停了一会儿，说，“我又不欠他们。”

3.

1993年，杨红波是榆林中学高中九三级五班最精明的学生之一。他可能是那个年代唯一把生意做到高中宿舍的学生。晚自习后，他在宿舍门口摆上一个箱子，卖的是他从老家镇川批发过来的蜡烛。他很清楚周围的同学需要什么。凡是住在宿舍的，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而农村学生最伟大的目标之一就是考上大学脱离农村，这需要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点上蜡烛继续用功。

在镇川乡下念初中时，杨红波一心想考取中专。中专是所有农村学生的梦想，因为两年毕业后可以直接工作，为家里减少一些负担。而高中，考上大学的概率太低了。第一次中考，杨红波超过了榆林中学的录取线，但没有考上中专。第二年命运相同，第三年，他终于不情愿地来到榆林中学高中部。那年他19岁，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几个同学之一。

但杨红波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才华一般。他又是这个天才文科班中最平凡的同学之一。更何况，教室里还存在一种无形的界线，将所有人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凡是家在榆林城里的孩子，都不屑和农村同学一起玩。他们喜欢打台球、写书法，陶醉于篆刻和文学世界中。而农村来的孩子是沉默的一派，他们大多因为家境贫困，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中。每当下课铃响，那些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仍然盯着书本的人必然是“农村派”。

刘彦飞是“城里派”最活跃的学生，他已经无法记起所有高中同学的名字。但杨红波记得。当我们谈起高中生活，有时会忽然提到某个人的名字。这时，他总是非常准确地、在第一时间告诉我那个人的身份——“他是城里的”，“她也是城里的”，“他们从不和我玩”。

杨红波出生在榆林市区南边65公里之外的镇川镇。父亲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年轻时跟随杨红波的爷爷去延安讨生活，并顺利进入延安的油田工作。1959年，新中国在大庆发现了一个庞大的油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一直处在对石油的渴望和自我怀疑中，如今政府要举全国之力去开发大庆，杨红波的父亲荣幸参与其中，他从延安长途跋涉到了东北。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更多奉献给大庆油田，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死了几个人。杨红波父亲的下巴和手臂被严重烧伤，他被迫回到镇川。但这场意外带来了另外一个收获：他这辈子都不用再工作，而且每个月还有工资拿。那笔费用足以支撑起陕北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杨红波不用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常常为穷所困——他们时常会为下一顿饭担心。

尽管来自农村，但因为母亲在镇川开了一家服装店，杨红波总能穿到整个陕北地区最时髦的衣服。他的高中照片，像一场20世纪90年代初的服装秀：他和农村派的几个死党；他和几个穿着朴素的农村女孩；他独自一人忧郁地站着。

最值得炫耀的一张，杨红波穿一件鲜黄色的丝质衬衫，扎进一条全白色的裤子，裤子又扎在斜杠花纹的袜子里，脚下是一双红色回力鞋。蓬松的头发是专门烫过的，袖子挽得很高。他和另外两个打扮类似的同学，分别倚在公园的三棵大树下。透过厚厚的茶色眼镜，杨红波散发着同辈人少见的颓废迷茫。

杨红波比其他农村同学更清晰地意识到：遥不可及的大学，去城市工作——未来也许真的就是一场梦。那种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在平淡的成绩和农村背景面前，显得羸弱无力。对杨红波而言，还有一件更苦恼的事情。在“农村派”和“城市派”这两个世界中，他没有选择，只能生活在其中一个。

1993年7月高考结束。不出意料，全班只有一个学生正式通过了录取线，考上大学。那是个农村来的女孩。几年后，她师范院校毕业，回到榆林中学当上了老师。但毕业17年，她几乎从不和其他同学联系。

4.

9月，杨红波准备去西安开辟新生活。因为残疾的父亲准备把家搬到西安，国家提供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们。讽刺的是，他这个“农村派”，却第一个拿到了西安户口。

在西安财贸学校，杨红波平淡地度过了两年。他很少和其他同学联系，迅速交了一个女友，然后分手。毕业后，他打算在西安从头干起。尽管那时有许多高中同学都在西安，但大多都是“城市派”。杨红波和他们之间，都不清楚对方在干什么。他第一份工作，是帮人搬运饮料瓶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没过多久，他做起了推销。

杨红波的精明在这份职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推销人员的底薪是300元，但他一口气兼职了好几个公司的推销。这意味着光底薪他就能拿到上千元。每天早上，他的大包里装着保健品、药品和袜子、茶叶。当某一个产品不受欢迎时，他可以迅速拿出另一种产品推销。运气最好的时候，他一个月可以挣到好几千元。

1995年，高中同学赵云霞重新和他联系上。她是神木县的一个农村女孩，但家境不错，父亲在乡镇颇有威望。她毕业后迅速找了关系进入神木县的一家电厂。那年秋天，她被派到西安培训。这个在高中就常和杨红波嬉闹的女孩，决定和他正式谈恋爱。

杨红波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有正式工作，我只是个打工的。她家里条件很好，而且她爸爸当时挺有钱。我想找个靠山，能扶我一把，让我跑得更快。”但是——这意味着他要离开西安，回到农村去。

一年后，他们决定结婚。但杨红波想找靠山的念头很快被击碎，双方家庭都反对这门婚事。他父亲认为回到农村就是一个大错误，而赵云霞家里根本瞧不上这个一无所有的女婿。他又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虽然靠山没了，但娶这个媳妇至少不用花什么钱。当然，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由于父亲扣住西安的户口簿，杨红波只好花160元在神木买了一个农村户口。他兜了一个圈，又回到农村。1996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乡政府登记结婚。没有其他人陪同，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任何酒席和客人，也没有新房。新婚的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唯一一份结婚礼物，杨红波还在念中学的弟弟送来了两本相册。在扉页，弟弟青涩地写道：“面对现实发现爱的真谛，把握生活的‘度’”。

但“现实”却远比之前考虑得更残酷。没有任何经济支援，杨红波迫不得已在赵云霞单位附近找了一家电石厂。他的工作是每隔几分钟，就把长长的铁钩伸进冶炼炉中掏一掏。冬天的时候很冷，无法遮风，他得穿上很厚的衣服，站在外面8个小时。夏天时很热，火炉就是一个巨大的太阳，但他也要穿很厚的衣服，否则皮肤容易被烤坏。每天晚上下班后，他步行十分钟去赵云霞的宿舍——如果恰好其他人回家了，那里就是他们的新房。

杨红波在锅炉面前工作了三年。他每个月都在期待调入办公室。他是这里唯一的大学生，却干着最苦的工作，一个月挣500元。“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后来对我说，“我经常为调入办公室请客送礼。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明白，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去找人办事。”

1999年，杨红波有了第一个儿子。他对苦力的忍耐也到了底线。赵云霞的父亲在这年去世，他是神木地区有名的打井人。这里常年缺水，许多村子预订了他前去打井并支付了现金。杨红波辞掉工作，决定去完成老丈人死前没有做完的活。他在神木游荡了一年，带着几个打井工人，像包工头一样开着解放牌汽车到处干活。

第二年，他回到电石厂，对领导说：“我想回到这里。”他把一袋礼品放在办公桌上，“我可以在办公室工作吗？”几天后，他如愿以偿进了财务室。

5.

榆林被一块巨大的沙漠包围。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城市在外界以“治沙”闻名。杨红波的家乡镇川，在沙漠之外，但那里却被黄土包围。榆林是这个沙漠中的江南小镇。在刘彦飞的回忆中，榆林的城墙内到处是四合院，还有人弹唱江南小调。但在其他陕西人眼中，这片土地是被诅咒过的，没有谁愿意在那里生活。

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这里发现了国内最大的煤田。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新闻，说“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人们确实轻而易举就能拿到它。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简陋的矿井，但他们用煤炭砌墙，修猪圈，最高的价值利用也许就是在冬天用来取暖。一吨煤5元钱，谁要谁就拿走吧。但到了2003年，你想要，已经不可能了。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对能源有着疯狂的需求。榆林地区的煤最高时可以卖到700元一吨，而且还占据整个中国煤储量的五分之一。一个榆林，相当于50个大同，100个抚顺。这片4万多平方公里的沙漠下，有一半的面积都是煤炭。“你见过这么可爱的沙漠吗？”刘彦飞对我说，“高中时，我们常去那里玩。”

几年来，榆林一直保持着人均GDP的高速增长。“陕北现在的样子，就像海湾国家，像南美洲。他们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曾昭宁说，他是西安石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陕北起来了，但一个地区靠单一资源能支撑多久？”

但没有多少榆林人对此感到担心。在神木县，我和杨红波开车经过城外的窟野河。那条河流曾经是这里的生命线，但如今几乎已经断流。煤炭的挖掘让许多村子整个整个陷下去，人们不得不整体搬迁。地下水被污染，政府必须花大钱从其他地方引水进来。当我们谈论起这一切时，杨红波神态自若，像在谈另外一个地方。

那天晚上，刘彦飞给杨红波打电话，说在榆林有一场小型的同学聚会。杨红波换上一套崭新的西装，因为那天他必须先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说必须礼服出席）。他不停地解释，虽然这套西装很昂贵，但他并不喜欢穿，领口太紧了。那套西服的确很耀眼，黑色面料上那些细小的金丝线，在灯光下几乎把杨红波变成另外一个人。

酒桌上的其他人都穿着很普通的黑色外套，除了杨红波，刘彦飞自己也独树一帜，他全身都是阿迪达斯。在一一介绍完毕后，像往常一样，杨红波在我耳边加了一句：“他们都是城里的。”“他们以前从来不和我玩。”

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但他们准备都开车回去，呼着酒气对我说没事没事。杨红波开一辆黑色的奥迪。夜晚的榆林，如同它宣称的众多口号——“塞上小香港”，“中国的科威特”，你看不出这个城市的外面是沙漠，而地下是煤。夜色将白天那些苍白丑陋的建筑都遮盖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光下，车窗外闪过：酒店，餐厅，酒店，餐厅，酒店。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一个三星级大酒店。推开窗，街道对面是杨红波正准备开业的新酒店。他已经开始试图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出路。那是一栋外表简陋，没有过多装饰的建筑。房顶上，立着刘彦飞给酒店取的新名字：“如约”。

6.

1993年，“如约”酒店现在所处的位置，还是一片农田。榆林中学高中九三级五班的团支部书记阎海燕，每天都要沿着这些农田，在学校和她城南外的家之间跑六趟。平常人1个小时的路程，她只需30分钟。每天，她要花3个小时在路上。没那么急迫的时候，她总是边走边看书。

班上的文学青年太多了，阎海燕谨慎地把自己排除在作家梦之外。高三那年，陕北最有名的作家路遥去世。但对她而言，路遥一点都不重要。那些西方名著对阎海燕更有吸引力。欧亨利、莫泊桑，卢梭的《忏悔录》，她最热爱的诗人是泰戈尔。而路遥笔下的黄土地，“是一个又一个苦难的代表”。她不喜欢路遥的《人生》，也不喜欢信天游，她排斥这个土里土气的贫穷落后地区的一切。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之间，阎海燕坚决地砌了一道墙。“多少年来我做的一切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她说话时带着独特的文学腔，“我要摆脱那些苦难。”

她常常在课余时间或寒暑假，到街上的餐馆打工，站在那里包上一天的饺子。最穷的时候，她卖掉自己的毛巾和袜子。相对于城里的孩子，阎海燕太过严肃，对生活太紧张。但是对农村的同学来说，阎海燕又明显多了一份活跃。她交了几个不错的城里朋友。

毕业那年7月高考前夕，高中九三级五班按照惯例，在榆林中学的教学楼前留下一张合影。阎海燕站在倒数第二排最中间的位置。她穿着红色毛衣和黄色外套，短发留到肩部，刘海遮住了前额。她的右手紧紧抓住旁边的女同学，忧心忡忡。那年她没考上大学，去了咸阳附近的一所中专。

在陕西省农业学校，一个男孩子喜欢上了阎海燕。有次她感冒，持续咳嗽了一个多月，双手冻得都烂掉了。那个男生悄悄在她的抽屉里放了一包药和一双手套。但她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她后来对我这么解释：

“我的现状不允许我考虑这个，其实我相信有时候爱情对一个人还是会产生力量，但那个时候我回避了，直到毕业。他后来就不理我了。那个药和手套始终在那里，手套是针织的。”

无论何时她都想着快点挣钱，毕业对她来说迫不及待。1995年，她回到榆林，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毕业生一样，她耐心等待政府给安排工作。这段时间，阎海燕在好几个地方兼职打工。白天，她替一个家政服务公司讨债，如果讨回一万元，她可以拿到200元。晚上，她在榆林刚刚兴起的歌舞厅当服务员。

“老板逼我陪顾客跳舞。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拒绝，但有那么两三次，我也就陪人家跳了。但我一直想着，在那种环境下更加检验了我自己、验证了我自己，不管怎么样的恶劣环境，我发现我都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她像背诵一段文学告白，对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我自己，我从不被金钱所驱使。”

但是她的确很需要钱。那年底，一个叫王文斌的男人回到榆林找老婆。同学把阎海燕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王文斌的手掌上。他很快跑到家政服务公司找她。他们选了一家餐馆坐下来。阎海燕说她当时举杯头重，难以下咽，因为她觉得自己快成为一个包袱，工作和家境都难以为继。王文斌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你需要帮助的话，尽管给我打电话。”

3个月后，1996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文斌待业没工作，乱七八糟干一些零碎的活。3年后，王文斌决定买一个推土机，租给一些建筑工地。从1999年开始，这个推土机从一台，变成两台，然后是20多万元的装载机，到2004年，他们已经可以购买70多万元的挖掘机。

挖掘机供不应求，因为煤炭的价格一路飙升。从这里挖出的煤炭，每天通过大卡车发往全国各地。这个城市突然变得有钱了。当政府决定好好规划一下新城建设和开发区时，王文斌的压路机又开始供不应求。雪球越滚越大，阎海燕发现自己终于不用担心那点经济状况了。她居住的这个城市如今像气球一样在膨胀，而她的丈夫，是那群创造奇迹的人群中的一个。

阎海燕写了几首小诗，发表在榆林的《塞上风》杂志。其中一些诗，她抒发生活的小情感，但也有另外一些诗，她开始被这个男人的激情打动。她给那首专门写给王文斌的诗取名《拓壁》。

有一天，阎海燕走在街上时，发现身后有一辆黑色索纳塔轿车一直跟着她。她停下来，轿车也停下来。车门打开，高中同学赵云霞走出来。这个曾经在班上很胖的女生，如今变得瘦削苗条。然后从轿车的驾驶座走出一个男人，尽管他变胖了，但阎海燕还是一眼认出他是杨红波。

赵云霞说：“见了那么多人，就觉得他合适，放不下了。”她红着脸，仿佛她不该得到这个幸福似的。

7.

榆林中学高中九三级五班走得最远的同学，是一个叫王琦的女孩。她是考上大学的两个学生之一。从西北第二师范大学毕业后，她到北京读研究生和博士，随后留在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同在北京的，还有王琦的同桌谢妮。她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但如今正在清华大学念博士。

我们约在她幽静的办公室内，里面堆满了书。她打扮得非常漂亮，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对高中生活知之甚少。因为她早恋的男朋友，禁止她和大多数男生说话。尽管如此，她还是能分辨出班上80%的同学都是农村来的。“他们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群体。”她说。谢妮的父母在榆林地区行政专署工作。她没有谈到任何关于杨红波的高中生活。

像大多数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谢妮通过自费前往西安上学。她在西北工业大学囫囵吞枣地继续和高中男朋友谈了两年恋爱。他是刘彦飞的铁哥们，他们一起从西安体育学院肄业，一起进入广告公司，但他后来决定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榆林。而谢妮决定留在西安学习外语。她的父母曾希望她回榆林考取公务员。“可是我不想依靠父母，也不想回榆林。”她说，“我们出来的都不想回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习外语的两年，没有爱情，但谢妮突然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她一口气找了好几个兼职工作，一心只想考取研究生。在高中毕业后的头几年，她也很少和同学联系。“那时候大家都在考虑生存问题，估计没有时间闲下来去联系。”

但此时的榆林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谢妮每一次回家，都觉得变化很大。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我不是说从身体上回去，是内心深处。”她对我说，“因为有时候回去和那些中学同学见面，听他们聊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融入到他们那个话语世界。他们说的笑话你听不明白。你觉得你像个傻子。”

“傻子？”

“大家的世界已经完全分化了。他们有他们的，我有我的。”她接着说，“如果我去他们的世界，我就像个怪物。”

“那你还会回去吗？”我问。

“会，我喜欢那里。每次想起榆林，就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她说，“我们小时候走的街道，其实是很悠长的小巷，一到下雨的时候，从房檐上掉下来那个雨滴的声音让你想起来总是很诗意。”但现在，谢妮已不可能在榆林找到这种感觉。

8.

2003年，榆林中学迎来百年校庆，也是高中九三级五班毕业十周年。在榆林工作的团支书阎海燕兴奋地组织同学会。她决定制作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但10月3日这天，来参加同学会的人，只有全班的一半。

杨红波夫妇经过仔细算计后，决定只派一个人去参加。同学会需要交纳几百元的活动费用，如果两个人都去，意味着那个月他们要为此支出将近一千元。这个家庭目前还承受不了。

杨红波穿上西服，打着领带，回到榆林中学。榆林城正处于大规模发展的前夜，这个城市已经快让他不认识了。那个高中时常去散步的莲花池公园，如今变成市中心一个巨大的世纪广场。他们到处留影，像外地来的参观团。

杨红波敏感地观察到，那些在西安工作的同学，没有一个专程回来。而前来参加同学会的人，基本上都属于高中的“农村派”。他们的工作五花八门——公路局、公安局、电力公司会计部、乡镇书记——虽然没有一个发了大财，但的确都走出了农村。在阎海燕精心设计的纪念册上，写着这句话：“穿过街心枝叶留恋依依，正像隔街的两株树儿。”

那年杨红波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尽管为此背上了9万块钱的债务，但他们终于从前几年租赁的一个小窑洞搬了出来。神木县在这一年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一个十年前给村子的集资煤矿投入5万元的老头，突然拿到了600万元的分红。他不敢相信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把所有钱都取出来看一眼，然后再存回去。这个故事在后来成为神木县的暴富标志。杨红波终于决定在那年辞职。

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去迎接神木的奇迹。“在电石厂干财务时，我是管原材料的。经常和那些焦炭厂的老板打交道，和他们混得很熟。”他轻描淡写地叙述这个过程，“有一天，他们说，你不要在这里拿死工资了，过来给我们做账。”

遍布神木县的大小煤矿，都需要会计，而且必须是一个很精明、能带来更多钱的会计。在煤老板眼中，杨红波为人低调稳重，业务熟练，是个值得信赖的家伙。起初，他刚开始为那些煤老板做账时，必须亲自跑到煤矿工地上。办公室是一排黑暗的小平房。他大约一周去一次，抱走所有单据资料，回到家里做好账，再送回煤矿。

“工资你随便给，多少无所谓。大家都是朋友。”他对所有让他做账的煤老板说，“但你可以给我一些入股的机会。”

“但实际上这句话是虚的，那都是场面话。”他后来对我说，“你不可能不给我钱啊，主管财务的地位很高的，老总之下就是我。”

有一些煤老板没有听懂杨红波的暗示，他们果真只给很少的钱。碰到这样的老板，杨红波宁愿一分钱不收，但此后你别想再找他工作。但另外一些煤老板慢慢成了杨红波的朋友。利用会计的身份，他很容易从银行拿到一笔小额贷款，买下一些小煤矿的股份。

他在这一行建立了有品质的名声，并远远超出一名会计的身份。逐渐地，他不再亲自跑到煤矿工地的黑暗小平房去。有人会把账目送到家里来。2004年，杨红波还清了所有负债，并且惊喜地发现居然还余下十几万元。有一次，他一下子分红20万元。他花掉其中17万元买了一辆索纳塔。他开着这辆车在榆林的街道尾随阎海燕，第一次大方地和赵云霞出现在同学面前。

到了2005年，杨红波对这一切开始习以为常。像所有这个地方的有钱人一样，他们开始疯狂地买房。首先是神木县的第二套房子、第三套，然后是榆林、西安的第一套、第二套。

越来越多的陕北人开始找刘彦飞帮忙装修房子。有一次，一个朋友带他们到她新买的房子。她想先看一下装修效果图。刘彦飞问她想要什么效果。

“你给我装修房子，我只要四个字。”那个年轻的女子沿着房子转了一圈，停下来，用陕北方言一字一顿地说，“金碧辉煌。”

9.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沿着神木县城的开发区，往山沟深处走。20公里外，有两座规模庞大的焦炭厂，杨红波是那里的财务总监，他一共拥有大约20%的股份。几年前，他还不敢随便带人参观这些地方，因为违法开采和环境污染随处可见。现在，国营的陕西煤化购并了大部分私人煤矿。“很正规，我们厂现在非常干净。”他欢迎我们前去拍照。

一周前，杨红波刚从西安回到神木。他一个人，不带老婆和孩子，住在多年前他购买的第一套房子里。那是一套南北通透的两居室。地板是白色的廉价大理石，天花板的吊顶镶着彩色花纹。窗帘看起来毫无神采，玻璃茶几在市场上几十元就可以买到。

每天晚上，他都要在沙发上看完午夜场的《神探狄仁杰》才去睡觉，凌晨3点上床，6点半又起床。上午是杨红波最忙的时候。他在五洲大酒店霸占了两层楼的标准间，用作临时办公室。他是这两层楼的总指挥。每个房间都挤满了年轻的会计，单据和报表铺在床上和脏黑的地毯上，屋子弥漫着烟味和年底清算的紧张空气。他接了3个煤老板的财务账，算下来这半个月他可以赚到十几万元。

“做会计赚来的都是零花钱。”他开着黑色奥迪车在运煤大卡车之间穿来穿去，无论何时，我们的话题最后都会回到钱上，“一年也就一两百万。”

“你觉得够了吗？”

他双手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黑色的公路，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说：“我现在生活挺舒服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回家住，就回家，不想，就去宾馆。至少目前为止，消费不受限制。”

“那够了，是吧。”我决定结束关于钱的话题。

有一阵子我们谁都没说话。车窗外闪过一个一个露天煤矿，它们看起来像随便丢在路边的垃圾。黑色笼罩着窗外的一切，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当我们最终抵达焦炭厂时，已是傍晚时分。大门口的保安向他恭敬地打了一声招呼，他连车窗都没摇下，直接将车开进厂区。杨红波转过头来。

“你知道吗？”他安静地说，“这么多年，我要的只不过是尊重。”

落日照在他没有棱角的脸上。他身后巨大的黑色焦炭区，被阳光染上一道温和的金边。摄影师说，“这个背景不错，你可以站过去吗？”他顺从地走到阳光下。

就像1993年，杨红波高中毕业第一次去西安时，他从火车站走出来，决定在广场上留影一张。那个老板让他摆着同一个姿势，照了几十张照片，告诉他可以合成一张全景图。“那个骗子！”他嘀咕了一声。

那张照片夹在相册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西安”两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火车站的时钟指向下午两点。夏日午后的阳光正烈，杨红波身后广场上的人几乎都穿着白衬衫。他皱着眉头，皮肤黝黑，瘦小的身子缩在又大又空的黄色T恤里。他22岁。他第一次来到西安。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他盯着镜头的样子，仿佛在对这个城市说，你想怎么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红波和赵云霞为化名）

绝望的山

1．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

那是傍晚6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聊天。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师。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它们是当地政府向中央寻求扶助的筹码。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夫妇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公寓，在实验楼的顶层。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格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色的布，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却是挑空的屋顶，极高。王芳用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厕所，在操场那边，要走很远。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闪起灯光。空中飘着小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零下8摄氏度。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大。

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地向这里聚集。每个人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具体念的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两米的直线上。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点盖。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60个学生左右。每年，学校还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还有3000多人。他们正在背书。

“他们为什么不进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转头问赵永康。

“在教室朗读会吵到别人，外面空气也会好一些。”他顿了一下，带着一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会宁中学的传统，你在其他地方肯定很少见到。”

“你也经历过这种场面？”

“当然。”赵永康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捧起热乎乎的纸杯，回到温暖的沙发上。屋子虽然不大，但有暖气，还开着电暖器。他接着说，“我们都是那样走过来的——但现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种苦了。”

会宁以教育出名。像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中学教育的最直接地指向，高考。这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记忆里有关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高高的书本。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景。

前一天，在兰州到会宁的长途汽车上，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只有12岁，穿着流行的火红色羽绒服、闪着金边的牛仔裤。她没有念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当小保姆，每个月可以赚到600元。在两个多小时的旅途中，这个实际已经16岁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停谈论她在北京的遭遇。我问她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她承认英语太难了。

“我想你要明白，并不是家里不供我上学，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再读了。”她告诉我，成熟的语调令人吃惊，“在会宁，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在会宁一中，一个农村学生每学期的开销大约2500元。但很少有父母不舍得这笔投资。他们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学，所有的家庭债务会很快还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总算有机会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会痛苦地接受出门打工的事实──但除非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们都觉得不太可靠。”赵永康说，“那不是会宁的传统。”

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尝试走入这种“传统”。在这块空地的中间，竖立着三个旗杆，但没有飘着五星红旗。顺着人群的缝隙，往前挤。在学校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张巨大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2005年会宁一中的高考状况。名字、成绩、大学，依次排开。两年过去了，纸张已经脱落褪色。但如果仔细凝视，你会发现纸上绘着一张中国地图。

会宁标记在地图的左上方，画成一把火炬。一条条直线从这里画出，像飞机的航线，辐射到中国各个角落。它意味着荣登高考榜的学生，都从这所中学出发，已经走出会宁。很少有人再回来。赵永康是个例外。

2.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三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三年，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的人，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有一次，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兰州待了几个月，最近又要出国了。”司机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才算真正“成功”。

会宁像是一片令人憎恨的土地。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生。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是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职业学校、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四年后，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在中国，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学，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在学校，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吗？”

“……你知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叫王维。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更为简单和粗粝。

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第二天，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王维24岁，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去年，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只差几分。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他没有结婚，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远近闻名地贫穷。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了。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脸蛋红扑扑的，说话却有张有弛，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那年，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这种成就感，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也许，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况。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况。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他告诉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试。

“考完试做什么？你想做律师吗？”我问他。

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3.

我几次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人烟稀少。萧条的马路上零散跑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见过一个网吧。但和中国大多数三线城市不一样，这里的网吧人也不多。整个县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阳，晒得人心寒。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五分钟后，我将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我会看见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下午5点半，补课的学生们终于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顿时排起了队，只需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吃完一碗面，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零下8摄氏度。然后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

但这些争论和会宁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我们偶尔会谈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说，没有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们抽烟熏黄了的指甲，女人们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拒。“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100%。

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却并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况。我告诉他同济大学以城市规划专业见长，他喃喃道：“城市规划……很好。”

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淳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这一切都在脸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是他们最喜欢聆听的话题。

4.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天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的家在候川乡，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的一场雪，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看起来很美。我们在一个村庄停下来问路。一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从一家小卖部走出来，厚实的布帘被掀开的一刹那，我瞧见里屋黑漆漆的柜台，以及被白雪掩盖的脏乱。

那男人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条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鸣，也没有炊烟，好像这里很久都没有人居住。

黄雪辉也闲得着急。她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在家待了半个月她就受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一只20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

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母亲从一个铁盒里珍贵地倒出一点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的。然后，父亲散给我一支烟，终于坐了下来。他是一个大胡子，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家里没钱再供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现在是会宁三中的教导处主任。他仍在农村，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古、宁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两万元。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礼拜，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排。也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甚至有时候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他的父亲，想尽量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的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里没法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她寄来的3000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我尽量不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亲停下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辉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件达成人愿。但这并不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继续考研。我能理解这种对考试寄予的期盼，但我实在很难解释清楚，考试背后到底是什么？

5.

离开会宁的前一天，我花30元门票走进会宁革命纪念馆。它就在良友大酒店的隔壁，每次经过那里，那座奇怪的、三塔合一的会师塔总是令我很不安。

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聚齐，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瑞金出发，在贵州遵义经历革命的转折点，然后在会宁会合，最后落脚于延安。在当地政府的宣传中，会师精神与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和精髓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敢于胜利。最后，他们说，会宁办教育的精神，就是长征会师精神的现实体现之一。

但那天，革命纪念馆一个参观者都没有。它是一座崭新的水泥建筑，气势颇大，但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要求馆员打开灯光，四个巨大的人头像突然出现在面前，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沿着走廊观看，是富丽堂皇的长征介绍和将军战士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在大厅，有十几把空椅子围成一个圆圈，最中间的那把椅子上贴着一张纸条：胡锦涛总书记曾坐于此。那是2007年初，国家领导人来会宁视察时留下的痕迹。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这样的痕迹。酒店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张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员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发起了电视活动《我的长征》。26个选拔出来的人，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一直走到会宁。崔永元说：“在长征路上，所见所闻让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一场公益演出，一场公益晚会，对现在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百姓意义根本不大。”

“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郑焕明说。他是会宁一中的校长。我们在教学楼的校长办公室坐下来，那是晚上8点，教学楼的三四五层灯火通明。1981年，郑焕明从定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会宁八里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此后20多年，他进修，再回来，最后成为这里最好的高中校长。

他告诉我，自明清以来，会宁就有教育的传统。这里考出去20个进士，115个举人，396个贡生，5万多名大学生。当地一直保留着儒家文化和读书的传统。“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是苦力劳动者。”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轻商重文的言论。在北京或者上海，这足以变成笑谈。但在会宁，这句话却没有一点不合时宜。郑焕明说高考是功不可没的东西，但他否认中学教育已经成为应试教育。“我们绝不单纯是应试，因为老师还是在传授知识，只不过更强调高考技能。”但对学生来说，讨论这个已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走出会宁一中的校门，反方向往山上走。那里有许多的黄色平房。赵永康曾对我说，有许多学生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观不错的人家敲门。一个中年妇女答应让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间。

这是一间大约8个平方米的小房。一个学期300元。两张石头做的单人床沿墙搁着，一张给孩子，一张给母亲。床间搁着一小圆桌，小台灯下面放着一本物理书。农闲季节时，母亲到这里给孩子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更低。

春节快到了。母亲已经回到乡下，学生每天自己回到这间屋子。他可以看书到深夜。从小屋的窗户望出去，会宁一中整个校貌一览无遗。越过教学楼，我居然看到了实验楼赵永康家的灯光。

我回到学校，借着路灯再次读起陈列在橱窗里的“学生文化专栏”。有好几天，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首名叫《生活》的诗。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标注名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黏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天很冷。我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田丰和传习馆

1．

2007年夏天，我在昆明待过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意外接到了一张传单。那是在文化巷一家小书店，我碰到一个在云南搜集民间音乐的人。我们坐在那个狭小的店面闲聊，书店老板递给我们那张传单。纸张大约比32开还小一些，中英文双面。几张小图片看不太清楚，是一些身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在表演歌舞。醒目的几行字是：“源生坊剧场特别推出：荣登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舞台的民间艺人，为您出演经典原生态村寨歌舞”。

传单至少有好几处让人心生反感的字眼。比如“荣登肯尼迪”，比如“原生态”。云南这几年差不多成了原生态的代名词。大凡是个歌舞团，都打着这个旗号，顺便加上一句去某某外国演出过。坐在我对面的陌生人也很不以为然，他最讨厌旅游歌舞。书店老板是个搞摇滚的，这几年开始信藏传佛教，他坚持说去看看吧，保证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传单上的地址是在创库。在昆明的文化地图上，创库就相当于北京的798、上海的苏州河艺术仓库。这里原先是一家闲置的机模厂，生产机器模具和农用机械产品。几个艺术家将它变成了画廊、酒吧、餐厅、书店。地方不大，工业气息和当代艺术混杂在一起，几年下来已是当地著名的文化据点。“源生坊”位于创库的中心地带。我大约在晚上8点到了那里，但小剧场的大黑门紧闭着。往里试探几步，是一个很隐蔽的露天小院，其实是个茶吧。主人在空中又搭建了一层，框架结构是工业化的钢材，桌椅板凳却又是木头，趣味很复杂。这里也隶属于源生坊，相当于小剧场的后台。

书店老板说，如果当晚没有演出，就去找刘晓津。

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当地一名纪录片导演。2005年，在第二届“云之南影像展”上，刘晓津的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在社区单元放映。这是一个以人类文化和生存环境多样性为内容的纪录片影展。据传，有个日本留学生看完后深受感触，挥泪写了一篇文章，称田丰是一名勇士，是一个人和社会的搏斗。

一个小时之前，我抽空上网搜索刘晓津，零碎地得到一些资料。她最开始在云南电视台做专题片，后来觉得那种苏联模式的电视片很虚假，她精神上很苦恼，不满足。恰好她大学同学吴文光带着《流浪北京》回昆明编辑，受这部纪录片影响，刘晓津开始拍纪录片。她早期多关注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著名的片子是《寻找眼镜蛇》，讲述四个女人在感情和事业之间挣扎寻找自我的过程。后来她开始尝试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关注地方艺术。《关索戏》就记录了一个农村地方戏的兴衰起落和它目前的现状。再之后，就是《田丰和传习馆》。

拍摄纪录片是耗时又耗精力的职业。印象中，那是一群关注现实却总不想和现实妥协的人。书店老板对刘晓津赞不绝口。我好奇地问她现在正拍什么？他说刘晓津现在忙不过来了──搞了源生坊剧场，管理一帮从山里来的农民，哪里还有时间拍纪录片？

2.

刘晓津的确很忙。在后院凌空搭建的二楼平台上，有一间小木屋是她的办公室。里面有点凌乱，狭窄的空间摆放着两台电脑。她个字又高，常常是低着头在里面走来走去。刘晓津每天下午到这里处理一些琐事和账务，看看剧场的歌舞排练。整个晚上，她会一直待在后院招待朋友和客人，凌晨开车回家。

那天晚上并没有演出。原因是开业近一个月，他们只卖出去四张票。“市场和宣传做得不够。”刘晓津解释说。我们坐在源生坊的后院，隔壁有一桌客人大声喧闹着在打牌，音乐声也很大，她普通话说得很好，但有时会突然迸出几个英语单词，或者云南话，我不得不一直紧张地支着耳朵。

刘晓津今年49岁。她非常瘦，但因为个字高，倒显得很有气势。在黯淡的灯光下，她的衣着很模糊，但全身都透露着干练。蓬松的头发散下来遮住眼角的皱纹，却很容易看出满脸疲惫。后来，她说这发型该换了，显得太时尚。特别是当她和源生坊那些民间艺人在一起时，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作为领头人，她的装扮和气质似乎不能和演员差得太远。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源生坊，那张传单给我的印象也不好。后来才知道传单是刘晓津亲自设计的。她原先并不想写上“荣登肯尼迪”那句话，但民间艺人们强烈要求，她就同意了。那趟美国之行，农民们自然是骄傲的。刘晓津虽是负责人，但有时他们说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倒不是没主见，实在是她和他们的关系太好。感情到位了，很多事就由不得她。

刘晓津和这帮农民已经认识了十年。当时，中央交响乐团的作曲家田丰为了保存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在昆明附近开办了一个传习馆。他从云南各地找到一些少数民族老艺人当老师，再说服村寨的年轻人前来学习。传习馆免费提供吃、住、行，每个月还发少量的零花钱。1996年，刘晓津决定前往传习馆，拍摄一部纪录片。这就是后来的《田丰和传习馆》，也是刘晓津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作品。

直到今天，传习馆的故事听起来仍是不可思议。我第一次听刘晓津讲起传习馆时，它的理想色彩和乌托邦气质让我迷醉了一小会儿，但马上意识到，它怎么可能存活下去？这个叫田丰的作曲家疯了吗？在拍摄之初，刘晓津就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面对经济大潮冲击，传习馆在中国国情下到底能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答案很快就揭晓了。2000年5月，传习馆破产。在结束对田丰的最后一次访问之后，刘晓津奔赴美国做访问学者。7个月后，她回到北京，却无法联系上田丰。回到昆明不久，田丰在北京病逝。

作为纪录片拍摄者，刘晓津必须随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旁观的立场不能变。但有时内心也会有冲动。她曾经想过放下摄影机，跑到传习馆当一名老师，义务教一些文化课。刘晓津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才华就在那里放着。跟田丰跟得越久，她陷得越深，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纪录片导演大多又都是理想主义者，难免会受田丰影响，但还好她当时把握得不错，几番内心平衡之后，终于还是把片子拍完了。

田丰去世后的三年里，刘晓津闭门剪辑纪录片。这期间，偶尔会有一些传习馆的人给她打电话。一个老师说：“我们太痛苦了，村寨里的人都瞧不起我们，唱歌跳舞都得悄悄的。”当年传习馆红火时期，他们曾是村民羡慕的对象，但田丰死了，一切就成了笑柄。还有一些年轻学员，在传习馆破产之后，不得不跟随各种各样的民间歌舞团在全国到处流浪。

田丰和传习馆没了，老师和学生却还在，而且像雷声一样，经常在刘晓津耳边轰鸣。对于那些歌舞，她原本是业余的，但时间长了，再加上田丰的言传身教，她对少数民族这些传统文化慢慢就多了一份责任感。刘晓津年轻时经历过“文革”，然后是思想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和如今的年轻人不同，她的使命感是堆积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里，刘晓津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所担当。田丰在世时，她是躲在一旁悄悄帮忙的，仿佛历史的使命是交给田丰的，但现在，轮到刘晓津亲自上场了。

2004年，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在云南寻找民间歌舞，机会恰逢其时地就来了。

刘晓津联系了大约30个传习馆的师生，重新聚集起来。他们到了安宁县的传习馆旧址，开始为美国之行排练。第一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他们已经三年没见面，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气氛。刘晓津从附近的集镇上买来酒，喝到畅快时，一个老师开始哭起来，其余的慢慢也呜咽了。刘晓津自己也忍不住。大家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相聚，前途仍是未卜。于是就有人提议，不如让刘晓津再办一个学校。

刘晓津原本就是冲动的人，说干就干。但她明白再办一个学校是行不通的，最后很可能重蹈田丰的覆辙。她在电视台干过，现实操作能力要比田丰强很多，传习馆的破产让她很理智地想过这些事情。当天晚上，她就草拟了一份民间文化社团组织的章程，“源生坊”就算成立了。

这是一个看似松散却又紧密的社团。团员们平时都各自回家务农，一旦刘晓津找到机会出去演出，他们就再次聚集排练，然后以“源生坊”名义出场。刘晓津的初衷只是不想让大家四处流散，有了组织，虽然不常在一起，但内心就有了根。根与根之间，通过刘晓津就搭上了。

3.

第二天下午，我再去源生坊，刘晓津正在小剧场给民间艺人开会。

剧场的舞台并不大，空间却很高。座位是木板搭起来的，后面还搭了第二层，工作人员在那里控制舞台灯光。这里大约可以容纳100人，他们前两天刚刚义演了一场，也算市场推广。刘晓津手上拿着一份报纸，因为那天的观众里有朱哲琴，媒体很兴奋。朱哲琴是一名歌手，以《阿姐鼓》在全球都享有知名度。她后来对刘晓津谈了对源生坊的看法，觉得有些节目不到位。现在，刘晓津正在舞台上站着讲话。

民间艺人有16个，散坐在观众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其实很难用“艺人”去形容这群人。男人有6个，但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其余都是30岁上下的女人，一个还带着不满半岁的孩子。和乡下的农民比，他们多了城市的气质，但和城里人比，底气又显得不足，就写在脸上。相貌也是参差不齐的，不像其他旅游歌舞团，一水儿的漂亮男女。

刘晓津讲话的语气有点重。一直没怎么演出，她焦虑市场推广，而他们排练似乎也不上心。她又着重说了几个人在舞台上的问题，被点到名的，悄悄哭了起来。气氛就变得严肃了。她又赶紧说了几句顺心的话安慰大家。一张一弛，最后大家就笑了。

源生坊成立三年，刘晓津似乎也跟着“成长”了三年。这期间，他们登了肯尼迪的舞台，去过上海，在北京的高校演出过。在昆明的音乐圈，源生坊也算小有名气。每一次演出，都由刘晓津带队。虽然每次她依然扛着摄像机，但一堆素材就丢在家里，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制作纪录片。她得不断为源生坊的未来焦虑，还要和政府旅游局的人打交道。刘晓津以前那么冲动，现在则必须平稳。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比如这次开会，她得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哪怕一点点细微的不满，她都要捕捉到，然后平衡，再平衡。

理想仍是有的，但得藏在后面。那是这一切的支柱。她甚至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偏离轨道，源生坊不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商业旅游歌舞团，这是禁忌。如果和田丰的理想背道而驰，刘晓津无法面对这帮农民，更无法面对自己。

这个下午的会议显得漫长无比，也许是因为我在场，刘晓津多次提起传习馆。田丰就像个影子，一直躲在黑色幕布的背后。但很奇怪，这些传习馆当年的师生，在我面前却很少谈起田丰，像一段被刻意隐藏的往事。

我想起那个书店老板曾经提过田丰。当时，那个陌生的音乐人精神一振肃然起敬。他说田丰是个好人，但可惜了。他不愿意讲太多，但他的表情告诉我，田丰在云南人尽皆知──或者说，他应该被所有人记得。

遗忘是很轻松的，回忆却往往带来痛苦。田丰去世之后的第四年，刘晓津带着源生坊的人从美国肯尼迪演出回国，路过北京。有人提出，要去墓地看看田丰。那个天色灰暗的傍晚，他们乘坐地铁到了苹果园，找了三个黑车去门头沟。到了墓地，人们一下子肃穆起来。他们拿出事先买好的酒和水果，摆放整齐，一个传习馆学员开始小声地哭起来，然后是号啕大哭。刘晓津把摄像机放在地上，像当年一样，机器无声地纪录着一切。

我曾向一个年轻的学员询问这次探访，她似乎不太愿意详述，只是神色黯淡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去看望过田老师的墓地。”然后就没了下文。有关田丰的信息，我大多只能从刘晓津那里获得。她给我三张DVD，《田丰和传习馆》。这是一部长达260分钟的纪录片，她说你看完之后就明白一切。没错，回忆的确带来痛苦。

4.

“田丰是典型的试图改变世界的人。”郭净说，“传习馆的悲剧，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文化保护梦想的破灭。”我们坐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家茶楼。郭净是云南社科院一名人类学学者。他和田丰相识于1992年。

田丰眼中的世界就是快要消亡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1985年，田丰第一次来云南采风，在山区村寨发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歌舞世界。第二年再去，村民们不跳不唱了，第三年，能唱能跳的老人死了，年轻人却什么都不会。田丰其实很清楚，这些民间艺术注定是要消失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保存。如果不办传习馆，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说是“我们这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犯罪”。

田丰属于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革命是可以扫荡一切的，人民主导历史的洪流。田丰虽然是个孤儿，但当兵、上大学、工作分配到中央交响乐团，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就有了更深的感情。“文革”时期，他的音乐作品《为毛主席五首诗词谱曲》轰动一时。成名之后，人就仿佛多了一种使命感。正当激情飞扬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整个社会面临重大的转型。田丰后来偶尔回一次北京，但他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潮流。有一次，他在北京对刘晓津说：“还是回云南吧，北京有什么意思？”他是离婚后去云南的。在还未完全开放的山区，田丰终于好像回到了他那个时代。少数民族的危机感，恰好切合了田丰面对社会转型的心理危机。他们自然站到了一起，然后田丰就多了一份责任，觉得自己应该带领他们度过危机。

站在远处看田丰，那种距离感就像隔着一个时代。田丰内心对新时代的拒绝，使得传习馆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气质。

传习馆位于距离昆明30多公里的乡村，学员们不得随意进城。田丰不允许他们看电视，怕受流行文化影响，而且谈恋爱都是被禁止的。他们自己养猪，几十个人像花匠精心伺候花园一般，盘弄着一块小菜地，其余时间就是无休止地唱啊跳啊，终日音乐歌舞声不断。刘晓津第一次去传习馆时，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这就是田丰的理想国，那种类似共产主义的情怀，给传习馆烙上一道深刻的印记。

田丰在云南的一位画家朋友曾送他一幅画，一张堂吉诃德的画像。那种单纯和骄傲，正好符合外界对田丰的描绘，一个斗士。但田丰没有一杆有力的长矛，庞大的风车就在眼前，他甚至是忽略的。田丰看到的，只有一幅又一幅宏伟的蓝图。

传习馆所在的安宁县政府，曾以低价租给田丰3800亩森林。田丰梦想在这里建成一个“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他用画笔轻轻勾勒出保护区的远景：茅草屋、梯田、树木，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处于现实社会的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刘晓津内心其实是憧憬这样一个梦的，当她看到梦真的存在时，当然希望传习馆可以永远办下去。我和她聊起田丰时，刘晓津仍是掩饰不住对传习馆的遗憾。但郭净不同，学者很容易戳穿一切虚幻的表象直达问题的实质。他几乎一开始就认定传习馆不可能走多远。他更多的是反思。所以，虽然他们都是传习馆当年的观察者，当田丰去世之后，刘晓津选择义无反顾地再次投入，而郭净却始终站得很远。

很远是哪里？地理上来讲，郭净跑到了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藏族地区，他开始在那里尝试社区教育项目。但田丰却如影随形。郭净说，田丰带动了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保护，后来兴起的许多保护项目，多少都有受田丰的影响。社区教育项目做到一半，郭净开始明白，要想改变世界，先得改变自我。田丰的自我是什么？是屈原。

相对于西方式的堂吉诃德，屈原才是田丰内心的自我描述。屈原是田丰最崇拜的中国历史人物。他的正直，那种丰富的想象力，浪漫主义的思维方法，田丰认为现在少有作家能超越。田丰到云南，原本就是来寻找歌剧《屈原》的素材。这是他一生最想创作出的作品。

自比屈原，就注定田丰的孤独和悲壮。郭净说，田丰是完不成这部作品的，是以他的死为代价。2000年8月，刘晓津最后一次见到田丰，他说了三句话：没想到自己会败诉；传统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没有政府支持参与，光凭个人力量搞不成；我要专心作曲了，写歌剧《屈原》。一年之后，田丰因肺癌在北京去世。

郭净曾经听过未完成的《屈原》片段。那是一个像从20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录音机。他们坐在田丰简陋的房间，听歌剧。音乐响起之后，田丰兴奋地开始解释：“整个舞台黑黑的，太阳渐渐升起来了。这时，楚王带着人从那边上来。他看见自己的妻子靠在屈原的身上，音乐的高潮，舞蹈的高潮，楚王的愤怒啊，全部都静下来了。”他停了半晌继续说，“音乐在这里，至少停了三分钟。我想让人们去猜测发生了什么。”

田丰自己也没能猜到结局。

5.

摩托车在山路上颠簸不平地疾驰，两旁闪过大片的烟叶田，一栋栋土制烤烟楼星罗棋布在山间。开车的是一位彝族村民，我死死抱住他的腰。贴在我背后的，还有一个彝族姑娘，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大背篓，里面放着我沉重的行李。

我从昆明坐长途汽车，高速到通海，再转了一趟中巴，绕进滇南的山区，抵达小镇龙朋。后宝云的女婿等了我半天时间。我们三个挤在这辆双人摩托车上，将要去附近的巴窝村。那里是后宝云的家乡，田丰曾三次造访此地。

刘晓津和郭净都建议我一定要去乡下看看。传习馆的根，始终还是在村寨。田丰后来不停地下乡寻找老师和学生。他耳朵极尖，一堆小孩里，他能立即听出自己想要的那个人。每一次下乡回来，他都觉得肩上的担子又沉重了，到后来他日益觉得紧迫，时不我待。

去巴窝村之前，我在昆明源生坊附近的一栋居民楼找到了后宝云。他们16个人住在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男人们在客厅看电视，看的是《乌龙山剿匪记》，女人们关着门在卧室聊天。房间里是铁架的高低床，下铺睡觉，上铺搁行李。民间艺人们几乎都来自彝族地区，只有一个是佤族。他们每周轮流买菜做饭，过着集体生活。倒是很习惯，传习馆七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后宝云穿着白色中式对襟，是去上海演出时买的。他个子很矮，60多岁却还能在舞台上表演情歌对唱。我们坐在一个昏暗的地方聊天，蚊子让我无法集中精力，他的普通话我几乎听不懂。到后来，我们只好面面相觑地发呆。他翻出一个陈旧的电话册，说你去巴窝村找我的女儿吧。

按刘晓津说法，后宝云是田丰的“心腹”。他能完整唱出彝族三道红支系的四大腔，其中以海菜腔最为出名。当彝族的小伙儿和姑娘在玉龙湖上捕鱼时，他们一边划船一边会唱起这首小调，歌声音韵变化就像湖水摆动的海菜。后宝云嗓子极好，18岁高中毕业后，在村子找到六位老艺人专门学习歌舞。1994年，作为第一批老师进驻传习馆时，他54岁，和田丰年纪相仿。他经常语录似的背诵：“田丰教授说，一个民族的解体就是这个民族的消亡。”

源生坊成立之后，刘晓津从一个香港人那里找到一笔钱。她每个月支付后宝云等老艺人500元，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搞“乡村传承”。郭净认为，这个项目才是源生坊的根。

巴窝村正在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进行新农村建设。后美华是后宝云的女儿，她家的门口原是一个大坝，“乡村传承”最红火时，村寨的年轻人就在这里跟她父亲学习。现在，这个大坝堆满了水泥和沙土。村寨曾经有四十多名年轻人是后宝云的学生，但几乎每个月都在流失。有一次，他去石屏县办事，两天后回来，他最得意的两名学生已经出门打工去了。

这里和中国大多数乡村并无多大区别。他们以种稻田和烤烟为生。我去的时候，是农忙季节，歌舞显得有点多余。后美华穿着黑底白色条纹T恤，倒显得有点时尚，但她总哭丧着脸，漫不经心的焦虑感。男人们坐在堂屋，抽着一筒又一筒水烟，用艰难的普通话打听我在北京的生活。

后美华和她的三哥后兴荣，现在是巴窝村唯一还能唱出海菜腔的人。凭借这个技艺，他们俩经常被一些大型歌舞团邀请至昆明表演，一次可以挣几百块钱。但他们很少在村里唱歌，并不是害羞，只是当高亢的海菜腔穿过村寨时，会有许多人投来惊奇甚至略带嘲弄的眼神。在后宝云的老宅，我看见了刘晓津的照片，比现在略胖，但神采飞扬。她和后家人的照片密密麻麻挤在墙上的相框里。

我没有找到田丰的照片，但刘晓津曾在另一个学员的家里见过。她说，照片上的田丰眼睛有点蓝，头发有点黄，后面用橡皮筋扎着一个马尾。相片挂在学员家正对门的墙上，相框上方，贴着一张毛主席像，面容慈祥。村民们都说他像个外国人，实际上当时中国音乐艺术家的打扮大都如此。后来，田丰把头发剪了，一溜往后梳，看上去像另外一个人，也迎合着当时的传习馆馆长身份。

今年夏天，后宝云去昆明后，这里的“乡村传承”几乎停了下来。那天晚上，后美华把整个村子曾学过歌舞的年轻人都叫了过来。她们清一色的时装女孩，放在任何一个大城市，如果不说话，很难看出她们几乎从未离开过这个镇子。嗓子唯一好的那个，害羞得一句话都不肯说。

男孩们都出去打工了，即便留在家里的，也不愿跟着后宝云学习什么歌舞。女孩们大多也是出于一时兴趣，大家聚在一起好玩，或者就是渴望成为李怀秀那样的人物。李怀秀是邻近一个村子的彝族姑娘，当年是传习馆的第一批学员，后来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原生态组拿了金奖，一夜成名。

深夜，我和后兴荣一起步行到老宅。村子一片漆黑，他一句话也没说。事实上，“乡村传承”比刘晓津想象的要艰难。没有名利的诱惑，年轻人会觉得这些民间文化毫无实用价值。

田丰曾对刘晓津说：“毛主席说得对，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以为所有人都把传习馆、把民族文化保存当作一个事业。但事实上，谁也不能代替农民做出选择。要想改变这一切，先得改变他们的意识。但谁来改变？田丰的确可以影响一些老艺人，比如后宝云。但年轻人的心，被经济社会主导的这一切，田丰注定无能为力，然后为此付出代价。

6.

从巴窝村回到昆明的当天晚上，我接到后宝云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说今晚有演出，你过来看一下吧。那天还是义演，刘晓津在门口搭了一张桌子，试图卖票但很少有人问津。云南大学的几个老师请了台湾的一个画家过来。我们稀稀拉拉坐在观众席上。后宝云在舞台上唱得很卖劲，歌舞欢快，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我发现和这些民间艺人很容易成为朋友。他们和刘晓津、和郭净的感情都比较深，一种平等的友谊。但田丰不是，他是高高在上的。如果说传习馆是一个大家庭，田丰就是那个威严的家长。郭净说，有一天清晨，看见田丰一个人从房间慢慢走出来，独自在院子里踱步，那个孤独的背影给他印象特别深。田丰和传习馆师生交往并不多。更多时候，他只是这个家庭的物质支柱。

田丰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屈原的影子，一般人怎么能企及？他对音乐和文化热爱到极点，就像屈原对楚国文化忠实那样，可惜不被社会认同。田丰自己其实是明白他的悲剧性。开办传习馆一事，其实是歌剧《屈原》的一部分，他是拿自己的人生在创作。

田丰在传习馆的宿舍，以前是农场的猪圈。两间房，里屋是卧室，几乎没有光线。外面摆了一张沙发和书桌。比较值钱的是钢琴和电视机。墙壁上到处贴着白纸黑字，他自己用毛笔写着：“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说，这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使命感催促他要赶紧办完这件事情，但现实是他得首先改变自我，田丰就开始挣扎。

屈原似的浪漫，维持不了传习馆的生计。为了解决这一大家子的吃饭问题，还有那3800亩保护区的蓝图，田丰四处要钱，寻求商业合作。他自嘲是个“高级乞丐”。讨饭都是高级的，田丰骨子里并不想改变自己，只不过源于生存，他得耐着性子去和主流社会对接。但他又只是个搞音乐的，缺乏融入经济社会的能力。内心和外在，几乎都是矛盾的，交织在一起，田丰最后就受不了了。

有一次，刘晓津在一个加油站偶遇田丰。他坐在130卡车上大声招呼并且突然说：“我不想干了！”田丰说出这样的话让人很吃惊，这和他平素一贯表现出来的坚定很不相称。

当时，由于商业合作出了问题，田丰陷入了一场官司。他不经意的一个签名，成了法庭上对方最有力的证据。田丰认为自己上了当，他变得絮絮叨叨，对几乎见到的每一个人阐述他对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各种想法和方案。刘晓津站在旁边，说他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让人心酸。田丰从他打造的理想国一下子跌回现实。

这一时期，田丰还在试图挽救传习馆。他住在昆明多一些，离学员更远了。但无论多远，田丰认为那里终究是一个家。他跟学员说，再给他五年时间，只需五年，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1999年下半年，田丰无力再提供资金供养传习馆师生。大部分学员自动回了家。田丰想着保存最好的一批学员，送他们去了云南省旅游歌舞团，对方答应养活他们。就像把孩子送出去一样，田丰内心也是痛苦的。我猜测他甚至不敢面对这种结局，所以他几乎从未给这批学员打过电话。

此时，田丰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孤独。他从未成功地改变自己，现在他发现他也从未改变农民们的想法。仿佛才恍然大悟。他对刘晓津说：“中国农民没有把这事当成自己应该为之自豪、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看来得采取一些约束性的措施。”

与此同时，那些被送走的学员也到了昆明。离开传习馆那个封闭的空间，主流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纷至沓来，将他们包围。田丰的乌托邦完全瓦解，他曾经一力宣扬的理想和世外桃源般的梦，已不复存在。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是田丰抛弃了传习馆的人。因为同在昆明，田丰和他们却从未往来。

在一次事先并未张扬的行动中，学员们突然回到了传习馆。他们要拿回自己的东西。大铁门锁着，他们就翻过去了，道具室的门也是锁着的，他们就撬开了。一个守在传习馆的人给田丰打电话，田丰气急地质问：“我四处去要钱来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田丰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多年来和他一起生活的学员，完全击破。

2000年5月，法院宣判传习馆败诉。有记者打电话关心此事，田丰情绪激动地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准备好了去坐牢。”他几乎不再相信任何人。在搬抢道具后的某一天，学员们主动来到田丰这里。他们希望把一切都讲清楚。还未开讲，激烈的争吵就开始了。田丰觉得人心难测，他们还是他当年一个一个从云南乡下找来的那批人吗？

到最后，田丰含着泪说，“我跟你们讲，我比你们更痛苦。”

7.

2007年6月29日，田丰去世六周年祭日。刘晓津决定带着人马重返传习馆旧址。由于资金问题，他们延迟了一周。她又扛起了摄像机。在车上，刘晓津对我说，到了传习馆，我们不用说话，你注意看他们的反应。场景足够带来回忆，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场回忆是痛苦的。

三辆车绕出昆明走到乡下时，一行人都很兴奋。以前的土路现在成了水泥大道，刘晓津差点不认识去传习馆的路。农场小院的大铁门紧闭，现在这里是一个养猪场。教室、宿舍、食堂都养着无数头肥猪。整个院子弥漫着猪屎的味道。由于一种牲畜传染病最近正在流行，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消毒才能进入。它仍是对外隔绝的。

田丰当年的房间，被一面新砌的墙完全堵上，属于另外一个院子，和传习馆已经彻底分开。我们从传习馆外面绕进那户人家，主人说那两间屋子租给了一个外地人。掀开肮脏的门帘，一群苍蝇迎面扑来，屋子几乎漆黑一片。当年，田丰出门拐个弯就能到传习馆的院子，现在你踮起脚，眼光也无法穿越那道墙。

人们悄声讨论着这熟悉的一切──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七年未回来过。他们一个一个自然排好队进入田丰的房间，默不作声。

随后，我们继续开车来到那片3800亩山地的脚下。风景宜人，水库里居然还有几只鹅在来回游荡。山对面有几栋传习馆的平房。当年，一部分师生居住在这里。房子外观依然很新，田丰并未在此住过。人群突然就热闹了起来。

一个彝族女人突然唱出了海菜腔。她贴着窗户的铁栏杆，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歌声回荡在墙壁上，却无法穿越。几个已届中年的妇女跳起了彝族花腰系的舞蹈，一个老艺人拿出笛子只顾吹。他们都不太擅长讲话。远处几个正在水库施工的工人，好奇地看着我们。

气氛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庄严，反而是轻快的。也许当年他们在这里生活时，也是这般热闹的歌舞。这时，我只看见一个人含着眼泪，正是刘晓津。

走出大山

1.

当夏天来临，空气开始闷热潮湿时，黄雪辉的心常常飘回她的家乡。虽然老家会宁县距离天水师范学院只有四个小时的车程，但对于黄雪辉来说，这是她至今为止离家走得最远的地方。

2007年6月2日，黄雪辉的大一生活快要结束时，她在日记里怀念家乡的高中生活：

“再有6天又要高考了，曾经的好友如今已没有一个在身边，还记得以前那段快乐的时光，还记得那段浴血奋战并肩战斗的日子。虽然很累，但一天忙下来感觉很充实。过去的已经成了永远的回忆。又是这样的一个6月，好朋友们即将面临又一次的挑战，我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和你们在一起。可我的心……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自从黄雪辉考上大学后，她已很久没和高中同学聚会过。在天水师范学院的第一年，她毫无头绪，前途不可知。这学年结束时，她担忧的仍是有关考试的内容。她那些仍在会宁一中补习的高中同学即将面临高考，而她自己面对大学考试也没有把握。“快考试了,可我什么都没学下,虽然口头上表现得满不在乎,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万一真来个考五门挂六门怎么办?这样的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她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无论有多晚，回到宿舍，即便点上蜡烛，她也要写下当天的感受。心情不好时，她可能写上好几页。而在大学第一年，她心情大多时候都不太好。

高中毕业后，黄雪辉第一次离开会宁。她和父亲坐汽车到天水，那是一个小雨天。抵达师范学院时已是傍晚，入学报名也接近尾声，路上行人稀少，恶劣的天气令人沮丧。由于到得太晚，她被分配至另一个班级的宿舍。当天夜里，她和父亲在宿舍里度过。对这所大学，黄雪辉感到无比失望，这和她想象中有关大学的一切相去甚远。

天水师范学院坐落在天水市区的西部，一条渭河的支流将学校和市中心分开。在甘肃，天水的经济实力仅次于兰州。它靠近陕西汉中平原，前往西安仅需5个小时的火车。天水师范学院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在省内师范院校中，它排名第二，仅落后于西北师范大学。如果想保险地考上大学，天水师范绝对是甘肃省大多高三学生的首选志愿。只要你考过本科分数线，这所大学就在向你招手。

但黄雪辉对这里并不满意。学校太小，在主干道上就可望见整个校区。更可怕的是，她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我常常站在路上，看着周围穿梭的人群，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但她至少还有一个鲜明的身份标志，她来自会宁，一个全省高三学生如雷贯耳的地方。

有一次学校体检，黄雪辉刚填完体检申请表，排在她后面的一个女生看见了“会宁”两个字，惊奇地望了望她：“你是会宁人？”

“是啊。”

“你字写得真好！”

“谢谢！你认识我们会宁的学生？”

“我们在高中时就知道你们啊！”那个女生一脸敬仰地说，“听说你们从来不睡午觉，夜晚11点才休息。中午都是一个馒头一杯水充饥。反正，我知道你们很苦。”

那当然不是全部的事实。但外地学生对会宁的崇拜表情，让黄雪辉印象深刻。她很少去参加学校的会宁老乡聚会。这一年结束时，她终于有了一些朋友，可以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在图书馆，她学会了上网，一个小时5毛钱。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络博客，开始和一些外地的网友交流感情和思想。尽管天水是她到过的唯一一个大城市，可她在网上最远可抵达香港。她认识了一个在香港上学的天水人。他们沟通得非常好。

有时候，黄雪辉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无论如何最终考上了大学。可她也不甘心，这并不是她想要的大学。在这年6月9日的日记中，她写道：

“高考终于结束了，也许所有的人都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可又要紧张起来了，估分、填志愿，多少年的寒窗苦读，多少个日日夜夜熬下来，只为了这么两天，只为了这仅有的两天。熬累了，熬苦了，终于熬到头了，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两天的时间里，高考这道分水岭，残忍地把好多人的命运从此葬送，却又把一部分人推上了更高层……”

2.

2008年初，我前往甘肃会宁县第一中学，想写一篇有关当地教育的报道。在甘肃，会宁以“贫穷”和“教育”出名。那里土地贫瘠，整个地区靠国家扶贫拨款维持，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以依赖的农业或工业。但会宁是甘肃有名的状元县，每年都有将近一半的高三学生升入大学。

这里的年轻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只有发愤读书，通过高考走出会宁。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许多乡下的农民，耗尽一个家的财力，也要供儿女念完高中，只求把他们送到山外。这里的老师从初中就暗示学生：不好好读书，没有未来。

我认识黄雪辉时，她刚从天水师范学院放寒假归来。她住在会宁乡下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我们只见过一面，但她那种极力想掌握自己未来，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令我印象深刻。她并不想上那所大学，但父母已经无力再供养她继续补习高考。她的弟弟正进入高三。

像许多会宁学生一样，黄雪辉报考师范院校，出于一种安全保险的考虑。那年高考结束后，她估分485，实际上最后考了500分，而当年的本科分数线是483分。但一家人没有谁愿意冒险。在第一志愿那一栏，她填了天水师范学院。选择专业时，面对五花八门的院系选择，黄雪辉再次把主动权交给了一个数学老师。她问：“汉语言文学系是学什么的？”数学老师说：“就是学古文，文言文。”

这年夏天，黄雪辉看到了我那篇有关会宁教育的文章。在断了半年的音信后，她给我发来第一条短信：“谢谢你，那篇文章让我在学校出名了。”随后她表示要在大学认真学习，语调洋溢着喜悦，充满乐观。

我曾试图问她毕业后有何打算。她几乎肯定地说，当然是当老师。然后立即反问我：“师范院校毕业，除了当老师，还能有其他选择吗？”黄雪辉对老师这份职业，抱有好感，但她并不想真的回到会宁。

但在甘肃，老师这个职业具有强烈的地域属性。每一个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必须得回到他的家乡才能找到工作。地方政府愿意解决本地生源的就业问题，但对外地大学毕业生，他们可没这义务。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地方学校的老师需求是有限的，毕业生们还得再次通过就业考试来竞争上岗。

2008年夏天，回到会宁寻求老师职位的师范毕业生多达200多人，但实际可能安排就业的，只有100多个老师岗位。竞争很激烈，但一旦成功，老师的薪水仍然可以回报他们之前付出的代价。在甘肃，一个中学老师的薪水每个月在2000元左右。在贫穷山区，这个数字真的很吸引人。这笔钱源于甘肃省对教育的重视。每一个从外地进入甘肃的人，如果入住宾馆酒店，都要缴纳一到两元的教育费附加。

在会宁一中，一对当老师的年轻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家庭收入在会宁已算中上等。但问题是，除了经济因素，这份职业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今年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四个年头，年复一年，重复的教学使得他们再无激情。“每年都是同样的板书，在课堂上念同样的东西，反正是应付考试的同一套。”他平静地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

黄雪辉还不清楚当一个“机器人老师”是什么感觉。这对年轻夫妇的其中一名女老师对她影响很大。黄雪辉高中时非常喜欢她的课，她希望能过上像这个女老师一样的生活──安静地上课，不打骂学生，没有人不喜欢她。

但在天水待得越久，黄雪辉越不想再回到会宁。每次放假后回到学校，从会宁坐车沿路到天水时，车窗外闪过的大山，慢慢由黄变绿，荒芜的黄土堆被葱郁的树木取代。天水号称塞上小江南，这里靠近秦岭，气候宜人。“这里的山太好看了。”她对我说，“但一离开天水地界，再看会宁那些山，我真是看怕了。”

黄雪辉觉得自己被两股矛盾的力量拉扯着：想当老师就得回到会宁；如果不回到会宁，则可能找不到赚很多钱的工作，更别说当老师了。

3.

大二下半年，黄雪辉已经习惯在天水师范院校的日子。有时候，在傍晚时分，她会和几个朋友爬到学校背后的山上。俯瞰校区，新的教学大楼已经建好。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和边缘感，已经逐渐消失。除了写日记，她很少写其他的文章，但她和学校文学社的人关系不错。她喜欢看他们编辑的学校文学刊物。

心情不好时，她会写下自己的感受。2008年3月21日，她在网络博客上写道：

“命运每每和每一个爱着她的人开这样或那样的玩笑，我们像一条条上钩的鱼，越挣扎，就越难逃脱命运的安排。心里的那一丝生存的欲望把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拴住，好了自然没什么可说的，可坏了呢，还不得抬头挺胸的面对？”

黄雪辉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处境。有段时间，她想通过考取研究生来改变命运。一旦考上其他大学的研究生，她或许可以不再当老师，也不用再回到会宁。那无疑是她选择人生的第二次机会。但她对此毫无把握。

这年夏天，黄雪辉认识了一个叫赵朋刚的男孩。经过两个月的手机飞信聊天后，赵朋刚从兰州理工大学坐火车来到天水，他们在火车站见了第一面。

赵朋刚是甘肃庆阳人，那里一马平川，连接着汉中平原，他上大学之前从未见过山是什么样子。像许多外地学生一样，他们听说过会宁的贫穷，也知道这里的学生都是苦出来的。在火车站，他递给黄雪辉11支红玫瑰，说代表一心一意。

黄雪辉人生中第一次收到男生送来的花。她以前也从未见过其他女生收过花。沿着火车站走了一段后，她实在不好意思拿着花到处招摇。她把11朵红玫瑰放在河边一个树丛中，说，就存放在这里吧。赵朋刚问她什么时候来拿，她说等心情不好时。但她再也没回去取过。

爱情给黄雪辉的大学生活带来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他们靠手机短信交流情感，偶尔也会谈及未来。赵朋刚在兰州理工大学念焊机专业，这是那所大学最好的专业。他比较务实，并且继承了庆阳人的生意头脑。大学头两年，他就靠卖被褥和电话卡，挣了一小笔钱。他对自己未来的路，似乎想得很清楚：毕业后先就业，然后试图创业，寻找适合自己的事业。但对于女朋友黄雪辉，他希望她能去庆阳，当一名老师。

黄雪辉常说赵朋刚不太现实，许多关于未来的打算，都不切实际。但她自己偶尔也会畅想不现实的未来。她曾听说一个师兄回到会宁后，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那里离最近的小卖部也要步行十分钟。如果毕业后像那位师兄一样，她并不害怕常年待在封闭的学校，但她畏惧自己被一种惯性思维统治。“我害怕这种生活，害怕把自己锁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思想里。”她说，“我害怕变成我们高中那个教了许多年书的历史老师。他几十年的课堂从没有变过。”

但现实在这年夏天再次打击了黄雪辉。她的弟弟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未知的东西（他们还没到大医院去检查过），高考失利。暑假时，她到会宁一中给弟弟报了补习班。对于黄雪辉来说，这意味着她毕业后不再可能直接考研。最迫切的，是赶紧出来工作，贴补家用。

“我肯定还得回会宁，说实话我不想回去了。”有一次她对我说。

“如果其他省份有单位来招聘，但是薪水不高，你去吗？”

“我肯定去，毕竟走出去了。”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我还想过去西藏支教。反正我想的，就是从会宁走出去。”

当谈到工作时，我们很少碰及她和赵朋刚的感情。有时候，我会觉得黄雪辉对爱情太过现实，可能会伤害到赵朋刚，但她在感情上的乐观态度总是能令两个人和好如初。即便是她知道毕业后还得回到会宁，她看起来也不那么低落。她常常大笑，总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在日记中，她写道：

“当一切和愿望理想截然相反时，就算再挣扎再反抗也是徒劳，或许我们情场失意，也许我们工作面临困境，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小误会……面对这些，再难受再伤心也不能改变事实的时候，不妨一笑而过，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命运，那就先试着改变自己的心境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妥协。有一次，当我们谈起大学校园生活时，黄雪辉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仿佛回到了刚到大学时那种迷惘状态。“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就好像是混着。我不知道自己能闯出什么来。但说实话，打心眼儿，我不喜欢被约束。我也想被人重视、关注。”

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干什么。”

4.

高考前夕，我收到一封来自兰州的书信。一个叫丁强的学生看到了那篇有关会宁教育的文章，他在信里写道：

“我第一次走出会宁时，对会宁有了第一次的认识──‘穷’。那时我在高一，是去白银市打暑假工。会宁人，只有走出会宁，才能真正理解会宁。我第二次走出会宁时，会宁和以前一样穷，但更出名了，因为2007年又出了一位状元。”

“从会宁走出的大学生背负着两样东西，自豪和自负。我们自豪，因为会宁是全国三大状元县之一，我们自负，因为穷，在大学里，我们是特困生。”

丁强留下了他的地址，并且在信纸背面留下了一个网络QQ号。但我从未在网上碰见过他。四个月后，我在兰州约他见面。

一个周末的傍晚，兰州交通大学校门口热闹非凡。大学生几乎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丁强从附近的兰州城市学院坐公交车过来。一眼望去全都是年轻人，我分辨不出谁是丁强。但很快，一个手挎衣服的平头小个子过来跟我打了一声招呼，伸出手来。

他尽量表现出落落大方的样子，但我仍可看出他的羞涩。在人潮中，他很不起眼，穿着一件布满阿迪达斯标志的长袖T恤、牛仔裤，一副无框眼镜架在清秀的脸庞上。我没有在他身上看到我曾熟悉的会宁学生的味道──那种对大学极度渴望的眼神。丁强的眼里多了一丝坚定，也许像他写的那样，他是已经走出会宁的人，他同时背负着自豪和自负。

在那封信里，丁强认为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很难去真正理解会宁。在回顾自己在会宁的生活时，他写道：

“我是土生土长的会宁人，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未有过读书苦的感觉。上小学时，我们要步行40多分钟才能到学校，途中还要经过一条很深的河沟。夏天穿布鞋，冬天穿的还是布鞋，只不过多穿了一双袜子。上中学后，每周消费不过三块钱，用于买做饭用的煤油，和同学吃住在一起，是很快乐的事。

“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就像职业运动员的高强度训练，寒暑不误，常人看来，很苦，其实他们不觉得怎么苦，因为已经习惯了。”

丁强反感人们拿另类的眼神看待会宁的学生。在大学，这种反感最后演变成他和一半同班同学的隔阂。他认为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对农村学生有一种歧视。他们班的同学分裂成两派，城里人和乡下人。而且这种隔膜，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丁强毕业于会宁五中，那是一所新办的中学，初中毕业生谁都不愿意去。2007年，高三毕业生一共七八百人，最终只有二十多个上了本科大学，丁强是其中之一。他每一次走出会宁，对会宁的感受就深一层。他不喜欢外人戴有色眼镜看会宁。

像大多数会宁学生一样，丁强的家庭负担非常沉重。到他大学毕业那一年，他的弟弟和妹妹也许会考上大学。出于同黄雪辉一样的保险安全考虑，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他对我说，“师范院校比较容易考上，而且学费很便宜。但实际上，成绩好的人肯定不会选择当老师。大多数人是被逼上师范院校的。”

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是一所高等师范专科院校。丁强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但属于师范类。如果回到会宁，他仍然是一名老师。

“那你教什么？”旅游管理和中小学教育似乎没多大关系。

“我会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他笑了笑。

“然后你可以任意选择一门学科？”我很吃惊。

“是。”

丁强认为教育和考试是两码事情。他在信里写道：“教育是手段，学生是原材料，学校是加工厂，人才是产品，考试是检验产品质量的机器。”“会宁的教育不能改善会宁的经济，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喜欢用工厂和产品的关系来打比喻。在同一封信里，当丁强谈到会宁时，他说：“会宁的家长们把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于子女读书，这样的投资最少要12年。若子女多，就是几倍的12年。学生考上大学，走出去了，当年的投资是不会还给会宁的。从经营的角度来说，会宁的投资很大，收益为零。就像工厂加工了产品，收益却连成本都不够。”

在兰州城市学院，丁强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去学习旅游管理专业，尽管这些内容可能在未来的老师职业中一点也用不上。为了获得更多的认可，丁强还要考取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证书，甚至是会计资格考试。在勤奋努力这方面，其他学生也许永远赶不上会宁出来的人。

但他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投资，我不知道是否能在以后带来收益。他讨厌城里人，以至于开始讨厌在城市里生活。但他也觉得自己无法回到乡村。如果可能，他希望生活在会宁县城──那里交通方便，资源充足一些。但对老师这个职业，他没多大兴趣。对于未来，他仅求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这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最现实的理想。

那天晚上，我随丁强回到他的宿舍。他向我一一介绍其他同学，他们来自甘肃省不同的地方，但共同点是都来自农村。然后他指着一张空床位说，那是兰州城里的学生，他周末回家了。

在丁强写给我的信中的最后一段，他一改前面平缓的口气，很严厉地写道：“出生地的穷我们无法改变，那不是会宁人的错。假如你出生在会宁，你也是穷人。我出生在北京，就比会宁人富。最大的不公是出生地的不公。”

丁强尝试做出一些努力去改变这种不公，教育无疑是目前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是会宁的高中，还是兰州的大学，我相信那都很艰难。

5.

2008年的中秋节，赵朋刚第二次前往天水看望黄雪辉。那也是他们俩的第二次见面。他们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只是满大街地溜达、散步。赵朋刚想找一家照相馆拍摄一张合影，遭到了黄雪辉的拒绝。我猜那并不是真的拒绝。

我刚好在中秋节那天抵达天水。黄雪辉看上去比年初时精神了很多，人瘦了，斜挎着一个时尚小包，脖子上戴一条绿宝石项链，异常醒目。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把赵朋刚介绍给我认识。

第二天，黄雪辉送他去火车站，中午匆忙赶回学校，下午第一堂是古代文学课。古文曾经是黄雪辉报考汉语言文学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她现在并不喜欢这堂课。

天水师范学院新建的文史大楼高大漂亮，一楼大厅墙上是四个楷书大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古代文学课的老师是一个中年人，戴着一副浅色墨镜。整整两个小时，他虽然面带微笑，但从未离开过讲台半步。我看见后排的几个男生睡着了，黄雪辉也恹恹欲睡。我强撑着听完一节课，依稀记得他在讲苏轼。

黄雪辉评点这堂课讲得不好，老师声调太平，他应该在教室多走动一下。如果能和学生有点互动当然更好。在学校开设的“教育学”这门课上，黄雪辉学到了更多的教学方法。

教育学课本上曾经有一道选择题。如果你的课堂上有个学生在做小动作，你会怎么办？选择一，下去抽他两耳光；选择二，平心静气地和他谈谈；选择三，下去问他在做什么，如果是画画，可以表扬一句你画得真好。

黄雪辉没有选择任何一项。她说：“打人肯定不行。但我正在气头上，也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和他谈。至于鼓励的话，我也不会说，你毕竟是在我的课堂上。”

她想了很久，似乎无法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这时我们已经下课，沿着天水师院门前的河边散步。她说，一个老师必须要给学生面子，但自己的面子也是要的。

有时候我无法判断出黄雪辉的兴趣到底在哪里。为了当一名称职的好老师，她可以埋头苦想教育学上的问题。但她还心里又挣扎着决定自己要不要考研，从而选择另一个职业。而她宿舍里的同学都已准备好回到各自的家乡当老师，没有一个准备考研。

但黄雪辉和她们不同，她是会宁出来的人，是最想摆脱命运束缚的人。每当心情不好，就是她感受到现实压力的时候。她给自己博客取名为“心比天高”，但没有下半句。

临走前，黄雪辉送我一本校内文学刊物《瀚海潮》。她指着上面一个个人名，对我详说他们的故事。在第60页，她同班一个名叫安宇鹏的同学，写了一首名叫《进城》的诗：

遥远的深山走来/白面煎饼和瓶装的井水/睁着眼的盲人/驮着一脸的忧愁/去寻找孩子的学费

货车后面的蚂蚁/小面馆的洗碗机/提砖头搅混泥土/到头来/一张纸/送走了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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