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之城

——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美] 博里亚·萨克斯 著

翁家若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序 失落的阿卡迪亚

第一部分 寻找伦敦塔渡鸦

01 寻找塔渡鸦

02 布兰和他的后继者们

03 杜瑞文的伯爵

04 渡鸦之城

05 绞刑架的四周

06 宠物渡鸦

07 幸运渡鸦——杰基

08 麦克唐纳的被害

09 梅布尔和葛利普

10 新的鸟群

11 进入21世纪

第二部分 伦敦塔渡鸦的启示

12 夏目漱石

13 历史的骇人秘密

14 创发的传统、伪民俗、民俗以及现代神话？

15 成为渡鸦

16 渡鸦与皇权

后记：大不列颠会衰落吗？

附录：1955年的塔渡鸦

致谢

献给

“蒙福的布兰”

乌鸦（Crow）属于雀形目鸦科动物，有时也泛指这一鸟类科属的所有成员，包括渡鸦、寒鸦、美洲鸦等等。文中的渡鸦（Raven）是体型最大的鸦科动物之一，通体乌黑，并闪着紫蓝色金属光泽，有厚重的鸟啄、较强的智力和社会性，鸣声低沉粗厉能仿人言，非常引人注目，常见于古代神话、民间故事以及文学作品中。

前言

你曾听过北部渡鸦如歌剧里男低音般肃穆低沉的扑翅声吗？它们喧闹着，席卷了整片黝黑的森林，或是从被迷雾笼罩的蛮荒海岸翻腾而出，带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它们的叫声像是从大自然的心脏传出。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一种鸟类会同渡鸦一样，如此这般沉浸在神话、历史和传奇之中。遍布整个北半球，北部渡鸦已经深深影响了众多独特的文化形式。

在我所居住的西北太平洋沿岸，在当地人眼里，渡鸦是具有超自然神力的。渡鸦是他们创世神话的核心角色，正是因为渡鸦鲜明的特征、聪敏的本性和魔法般的神通，使得人们通过各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赞美它。几个世纪，甚至是几千年以来，在这些自豪的人们口中一直流传着关于渡鸦的各种传奇故事。

在这本有趣的书中，博里亚·萨克斯（Boria Sax）仔细探究了一系列对英国文化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渡鸦传说，与此同时，也得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结论。他的叙述，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抽丝剥茧，向我们揭示了神话的创立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不只属于遥远的过去。萨克斯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如果渡鸦离开伦敦塔，大英帝国便将覆灭”这则预言起源于近代，而并非源自祖先的古老传说。他的研究还证明了这则预言很有可能是从13世纪的英国传奇“蒙福的布兰”发展而来，至少受其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伦敦居民面临敌军噩梦般的新武器威胁他们祈盼渡鸦“布兰”，——繁衍的精神后代，能够保佑他们免遭战争的挫败。

与他的另一本著作《乌鸦》（Crow）一样，在这本书中，博里亚·萨克斯有力地揭示了我们的思维与文化是如何被渡鸦这一物种影响并定义的。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从伦敦的街巷到北半球的冻原地带，渡鸦的传奇提醒了人类：与我们共享大自然的各类物种不应该只是统计学中的权值叠加、规模比例或地图上的分布范围。博里亚·萨克斯不仅对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他还回顾了渡鸦在大不列颠历史中的符号式再现，为我们揭示了它们身上被赋予并且经久不衰的，关于“幸存者”的隐喻含义。保护渡鸦，也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维系。

托尼·安吉尔

（与约翰·马兹卢夫合著《相伴乌鸦与渡鸦》）

序
失落的阿卡迪亚[1]

捷克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曾写道：“我的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乌鸦们宣称/仅仅一只乌鸦/就足以摧毁天空/但对天空来说/它什么也无法证明/因为天空意味着/乌鸦的无能为力”。在捷克语里，“卡夫卡”就是“寒鸦”的意思，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为这位作家镀上了一层阴郁、敏感、奇诡而又悲亢的气质。乌鸦就像是一位身处现代社会的悲剧式英雄、孤独的斗士，它的困境也是所有现代人的困境。

老扬·勃鲁盖尔[2]（Jan Brueghel the Elder）曾在他的作品里描绘在森林、河谷中，各种野生动物成双成对，在布满了鲜花绿草的“人间天堂”（Earthly Paradise）里共栖的景象，而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则出现在画面中最不显眼的位置，整幅画作如同丰饶的“阿卡迪亚”（Arcadia）一般，像是一座尘世之中、天堂以外的伊甸园。然而乌鸦这个意象却从未出现在这幅盛景之中，人们对它们的描绘大多是具有悲剧意味的，故国焦土之上的墓碑、残垣、黄昏，野草乱枝，荆棘丛生，好比是存在之孤寂的象征，一位与现实苦争苦斗、离群索居的零余人。

乌鸦的意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诗歌中频繁出现，“枯藤老树昏鸦”、“轻烟老树寒鸦”、“晚日寒鸦一片愁”、“枯木寒鸦几夕阳”。明末画家朱耷[3]在《枯木寒鸦图》中所描绘的4只寒鸦，还是一幅“白眼向人”的狐疑孤傲神色，“独鸟怪人看”，这里的“独”，也说明了乌鸦与春燕、鸳鸯等禽兽鱼鸟的区别，它们好似天生就带有一种疏离感、一种对理想界的怀疑态度、一种独立的主体意识、隐约的焦虑感以及破败之后的怅惘之感。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景象，广袤大自然、残垣峭壁最终成为了祭奠的对象；梵高（Vincent van Gogh）自杀前的最后一幅画作《群鸦飞过麦田》里描绘的也是这样一幅炙热又悲悯的场景，这种感情是沉降式的，是一种俯瞰的状态，点缀于其中的几只乌鸦从低空碾压过来，你似乎可以听到天地之间一声沉重的召唤，这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非凡的精神能量、一种死亡与复生之间的戏剧冲力、一种深情与热望。

乌鸦以及笼中之鸟的意象与夜莺、玫瑰是截然不同的，它好比生活中苦涩而又不可回避的那一部分，“千条铁栏后便没有宇宙……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现实的囚笼、痛苦的沟壑也激励着人类，以一种更大胆、无畏的方式来接纳现实的洗礼。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Mikhal Bulgakov）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就描写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裸身飞行的一段，在月光下带着狂热与愤怒自由得驭风飞翔，像一只展翅于惊涛骇浪之上的乌鸦。

本书名为《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其直译应为“渡鸦之城”，渡鸦（Raven）是体型最大的鸦科类动物之一，通体乌黑，鸣声低沉，能仿人言，常见于古代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各类文学作品中。本书作者博里亚·萨克斯长期关注人类历史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虽然文中的少许观点我不能苟同，这仍是一本有趣又通俗易读的微观历史读物。

翁家若

2016年春

[1] 阿卡迪亚（Arcadia），古希腊地名，遁世主义者的人间天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田园诗中将其描绘成世外桃源，然而传说中死神曾说过“我也存在于阿卡迪亚！”（et in arcadia ego!），为这片乐土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2] 老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de Oude，1568~1625），著名的佛兰德斯画家，出生于艺术世家勃鲁盖尔家族，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的次子，小扬·勃鲁盖尔的父亲，善画花卉、静物、风景，有着明显的巴洛克风格，俗称“丝绒勃鲁盖尔”、“花卉勃鲁盖尔”。

[3] 朱耷（1626——约1705），明末清初画家，即“八大山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善画山水花鸟，带有癫狂及遗民风格。

01
寻找塔渡鸦

霍拉旭，天地之大，岂是我等人类仅凭哲学就能猜透的。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

渡鸦，今日已是伦敦塔的宠儿，几乎没人太在意是否它们会来偷食自己手上的三明治，据说几个世纪前，也是在这儿，它们啄食了简·格雷（Lady Jane Grey）[1]被斩下的头颅的双眼，而如今，人们早已将此事淡忘。据资料记载，英王查尔斯二世[2]（1660年~1685年在位）曾下令，将当时仅剩的6只渡鸦的双翼剪短，以确保他们不会从伦敦塔消失。时至今日，人们还会看到这几只渡鸦的后代，它们在白塔[3]后方的草坪上，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4]

1997年，一份名为《塔渡鸦指南》的宣传单曾被伦敦塔官方分发给游客阅览，上面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渡鸦都是伦敦塔的守护者，传说中，它们具有颠覆皇权的力量，渡鸦离塔之日也就是大英帝国衰败之日。幸运的是，自查尔斯二世以来，这些伦敦塔的‘居民’们受到了皇家谕令的保护，备受爱戴”。[5]

为何查尔斯二世要极力保护渡鸦呢？通常的说法是（这也是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伦敦塔的秘史）：一日，查尔斯二世和他的御用占星官约翰·弗拉姆斯戴德爵士（Sir John Flamstead）正夜观天象，“一群渡鸦从上空飞过，阻挡了天文望远镜的视野。查尔斯二世勃然大怒：‘必须将渡鸦铲除！’，弗拉姆斯戴德爵士阻止说：‘但是，陛下，杀死一只渡鸦可是不祥之举啊，如果陛下真那样做了，恐怕伦敦塔将会倒塌，陛下的国家也会不复存在的，陛下才刚把它夺回来啊！’查尔斯二世是位实用主义者，他思考了片刻说：‘那就将天文台迁址格林尼治，让渡鸦留在伦敦塔内吧！’”。不像其他人，这段文字的作者对此事也是心存疑虑的，他随后又做了补充，承认自己“不能担保这一说法的真实性”。[6]

对我而言，这则轶事不仅值得怀疑而且也是荒谬的。一方面，渡鸦是昼行性动物，它们怎会打扰到占星师的夜间观察呢？估计这个故事是把蝙蝠误当成渡鸦流传了，很可能是因为这两者都与巫术和哥特式城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者，将天文瞭望台迁址格林尼治就能解决问题吗？那片区域和伦敦城内一样，到处都有这种鸟类，在那个年代，要将空中的渡鸦杀尽，即便是对于大权在握的国王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任务。如果这些渡鸦的数量已经庞大到能够严重影响皇家占星工作的程度，那么将这6只渡鸦的双翼剪短也于事无补。这则轶事的唯一可信之处，就是记载了当时在伦敦塔驯养渡鸦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中期，它们既不循规蹈矩，也不敬畏皇家仪式，甚至时常将鸟粪排泄在工具、古迹甚至游客的头顶上。

但是关于渡鸦“拥有颠覆皇权的权力”一说，在21世纪看来似乎也并非无稽之谈。在今天，渡鸦已经受到贵族般的待遇。像皇室成员一样，它们住进了宫殿，甚至有了侍从，人们用公费饲养它们，当然它们也必须在盛大的庆典活动中亮相，只要遵守规矩，不管是皇室还是渡鸦都不需要做任何杰出之事。如果政权的问题出在政治或者外交上，我想现在的皇室也大可跟渡鸦一样高枕无忧了。但是这里所说的“权力”一词可能指的是皇室背后的光环，还有那些偶尔也会缠绕着他们（和渡鸦）的秘密。

我决定寻找查尔斯二世的正式谕令。我先是搜索了伦敦塔的官方网站，但他们仅仅只是复述了同样的故事；之后，我对查尔斯二世的生平资料、档案进行了搜集，但还是没能找到任何有关渡鸦的记载。即便如此，我对渡鸦的研究热情依旧不减，但是我开始怀疑它们自古就栖息于伦敦塔的这一说法。

首先，对我而言，全盘否定旅游手册、网站甚至某些学术书籍上的关于塔渡鸦起源的记载是相当困难的；其次，作为一个美国人，单枪匹马去质疑英国的国家神话，似乎也是非常尴尬的，我担心英国人会将此视为对他们体制的挑战，并会导致不快；此外，虽然渡鸦自古以来就栖息伦敦塔的说法符合我一贯罗曼蒂克的秉性，但是对渡鸦真实历史的兴趣使我克服了一切疑虑。于是调查继续。

我搜集了19世纪以及更早的关于渡鸦的历史、鸟类学、民间传说的古籍，甚至查阅了早期的伦敦塔导览手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籍，到21世纪的网页和数据库，我都仔细搜集阅读了一遍，此外，我还查阅了中世纪至19世纪的图片资料，并在伦敦塔与驯鸦官们交流了数日，他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有关渡鸦的记录。即便如此，我都没能找到任何19世纪之前有关伦敦塔渡鸦的文字记载或图片信息。

如果要将我为伦敦塔渡鸦研究而搜集的全部资料罗列出来，这份名单将是冗长且毫无启发意义的。不过，接下来我会将其中特别有意义的一部分公之于众。在这些资料中，关于伦敦塔的早期历史的资料和导览手册有：1906年出版的威廉·贝纳姆（William Benham）所著的《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1902年出版的罗纳德·萨瑟兰·高尔（Ronald Sutherland Gower）版的《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19世纪下半叶不断被再版的威廉·赫普沃斯·迪克森[7]的《女王陛下的高塔》（Her Majesty’s Tower）和1888年出版的由W·J·罗夫蒂（W. J. Loftie）所撰写的《伦敦塔官方指南》，上述资料详细记述了伦敦塔的外观、历史和传奇，然而没有任何一本提到了渡鸦。[8]甚至在哈里森·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的小说《伦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1840年第一次出版）中，尽管作者经常使用艺术渲染的手法，还对伦敦塔的外观和全部传说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都没有半句提到渡鸦的存在。[9]杰西·萨斯比（Jessie Saxby）和威廉·考斯顿（William Clouston）合著的《设得兰群岛的预兆之鸟及渡鸦和猫头鹰的民间传说》（Birds of Omen in Shetland, with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Raven and the Owl）[10]一书中也未见任何记载，此书1893年首次由私人出版，至今仍是公认的关于渡鸦民间传说的详细纲要。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指出了塔渡鸦在早期历史资料中的缺失，并发表在专业出版物上，但这些文章无人问津，甚至很难被查找到。[11]

如果渡鸦已在伦敦塔生存了几个世纪，而这些作家都未能在所著的书籍里提及它们的存在，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毕竟放在任何地方，这些体型庞大的被剪短双翅的黑鸟们大声喧闹的场景都很难不让人注意到。如果跟今天的伦敦塔渡鸦一样，那它们也会讨食、偷一些小东西，偶尔也会啄伤游客。只有通过伦敦塔守卫（现在他们既是安保人员，也是游客的导览员）的长期警卫，才能确保渡鸦能够安全地被驯养在塔内，或多或少也是在掌控范围之内。

文艺复兴时期弥漫于整个欧洲的巫术恐慌，到了查尔斯二世执政时期，也没有减弱，事实上，根据一位占卜者的言辞来定夺渡鸦的生死，在当时很容易会被怀疑是使用巫术的行为。渡鸦真的在查尔斯二世执政时期（甚至之前）就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吗？若果真如此，那么人们应该会期待它们出现在皇家徽章上，就像狮子和独角兽一样。它们肯定也会吸引大量的关注，人们会通过它们来证实合法的皇权，预测大英帝国未来的命运。

意识到渡鸦不是自古就生活于伦敦塔，我首先感到无比失落，我向前任伦敦塔馆长杰里米·阿什比（Jeremy Ashbee）表达了我的一些感受。经由老馆长允许，我摘录部分他的回复，如下：

“我在伦敦塔整整工作了7年，你现在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所以这儿竟不是安妮·波琳[12]的牢房？’最终，为了保持理智，我能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虚构一个‘传说中的伦敦塔’，在这儿，理查三世[13]可以在‘血腥塔’里闷死自己的亲侄子；亨利六世[14]可以在威克菲尔德塔的上房祈祷时遇刺（我几乎肯定这段历史在15世纪曾是满城风雨，这更加令人遗憾）；还有数不清的人曾在白塔的地牢里受尽折磨……经过进一步考察，大部分的传奇故事都倾向在背后还原了至少一段历史的真相（比如，一个真实的事件被编入一个虚构的地点，或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寻常的方式呈现出来），然而一段历史竟被完全臆造，这令人惊奇……话虽如此，就像是某些部队传统或仪式，伦敦塔对现代人来说太古老了，以至于虽然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这一想法仍然有其内在的吸引力，我不禁要想，这样一个故事怎会一时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和伦敦在“二战”大空袭中的传奇历史捆绑在了一起。”[15]

长久以来忽视了它们的近代起源，即使不是超自然的存在，英国的民众也肯定迫切地想要认定塔渡鸦至少是一个古老的传奇。

就标准的叙述版本来说，尽管有时它荒诞可笑，但毫无疑问，的确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在我的研究断定了渡鸦神话不是起源于中世纪的不列颠而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之后，我于2004年的春天启程，从美国来到英国，拜访伦敦塔并证实这一推断。前任训鸦官助理汤姆·特伦特（Tom Trent）带我参观了全塔，并提供了塔里记载渡鸦的档案资料。在回国后不久，我写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告知了几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就是乔幅里·帕内尔（伦敦塔历史的官方专著作者之一）[16]，他回信告诉我自己也曾对塔里的渡鸦做过研究，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在我最近一次拜访伦敦塔不久之后，帕内尔博士就在《卫报》（Guardian）首版发表了文章，宣称在伦敦塔驯养渡鸦的传统是19世纪才有的，并附带提到了我的调查。[17]之后我分别在《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18]和《人类动物关系学国际协会通讯》（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nthrozoology Newsletter）[19]上发表了有关伦敦塔渡鸦和伦敦塔预言的研究报告。这一揭秘获得了短暂的关注，但是没能引起显著的影响，因为关于伦敦塔的网站和出版物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查尔斯二世驯化了渡鸦的说法。

伦敦塔渡鸦的传奇故事，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可能隐含了一些微妙的文化差异，以致有些时候我无法理解它们，正如我尚待发现有这么一部由英国导演拍的西部片（甚至只是作为讽刺电影来看），能够完全令人信服。同样的，美国人创造的罗宾汉[20]的故事也从未真实过。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日常生活日积月累的曝光和重复，使这些故事里面隐藏了某些微妙的内涵，这是任何一位学者的揭露都难以抵消的。另一方面，有些时候，一个局外人可能更容易客观地洞见某一文化中早已不可动摇的问题。

按照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ls）的说法，英国人，至少是近些年来，将自己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习惯上，这意味着他们不断地依赖于不成文的传统来确立国家认同，相比其他民主国家而言，这样所建立的社会会是非常隐秘且高度集权化的。[21]严谨含蓄的做事风格可能早已不再盛行，但在英国，关于皇权、关于传统，还是保留了一贯的老派英式风格。于是乎，甚至我最初的疑问——“查尔斯二世颁布的伦敦塔渡鸦谕令在哪里？”——都暴露了我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其实在英国，这些事情不一定非得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对于英国人自己来说，伦敦塔渡鸦的标准历史版本很有可能都是不可信的，但不同于其他国家，这些质疑似乎也无须被保留。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里，我不仅会从19世纪末的伦敦塔渡鸦的历史开始展开详细的解读，并且还会涉及它们的现状以及背后所隐含的关于希望、恐惧和梦想的主题。伦敦塔渡鸦传奇背后是一系列不断演化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在工业革命时期，这种关系是对抗式的，所以渡鸦的形象经常被妖魔化；到了20世纪末，许多人开始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渡鸦成为国家的宠物；今天，英国乃至全世界都开始进入后工业时期，也应该是发生新一轮变革的时候了。

[1] 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1537–1554），英格兰女王。1553年，爱德华六世因政治和宗教原因，任命他的表亲、新教的拥护者简·格雷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六世去世之后，简·格雷被推上英国国王的宝座，九日后，被玛丽公主（后来的玛丽一世）的拥护者推翻，第二年被斩首于伦敦塔，时年16岁。——译者注

[2] 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或查理二世，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的复辟之子，1660年至1685年在位。其在位期间的1666年发生了一场伦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火灾，烧毁了许多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建筑物。大批渡鸦飞至伦敦啄食烧焦的尸体，并大量繁殖。查尔斯二世曾下令消灭渡鸦，并派御用驯鸦官专门管理。从卫生学角度看，渡鸦吃食死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伦敦抑制了黑死病的蔓延。——译者注

[3] 白塔（White Tower），伦敦塔中最古老的建筑，1078年由威廉一世所建，1097年威廉二世时建成，因亨利三世时被涂成白色，故名白塔。——译者注

[4] 这一说法已被纳入《英国民间风俗辞典》，书中提到：渡鸦是“英格兰的吉祥物”。J. Simpson and S. Roud, Ravens, i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Folklore (Oxford: Oxford UP, 2000), 291。

[5] 《塔渡鸦指南》，作者未知。A Guide to the Tower Ravens (London: HM Tower of London, ca. 1997)。

[6] 参考Kenneth J. Mears, The Tower of London: 900 Years of English History (Oxford: Phaidon, 1998) 78。

[7] 威廉·赫普沃斯·迪克森（William Hepworth Dixon, 1821–1879），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圣地巴勒斯坦》《新美利坚》《自由俄国》等旅游手册曾广受欢迎。——译者注

[8] 参考William Benham, The Tower of London (London: Seely, 1906), William Hepworth Dixon, Her Majesty’s Tower, 7th ed., 2 vol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884), W. J. Loftie, Authorised Guide to the Tower of London (London: Harrison & Sons, 1888)。

[9] 最终我找到了以下关于民俗和自然史的参考书目。前者（民俗）请参考： R. Bosworth Smith, Bird Life and Bird L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06)。后者（自然史）请参考：Oliver Goldsmith, History of Animated Nature (London: John Murray, 1838 [1774])。以上的任何一本书，或者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书籍，都未提及关于渡鸦在伦敦塔的记录。

[10] 参考Jessie M. E. Saxby and William A. Clouston, Birds of Omen in Shetland, with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Raven and the Owl, Google Books Digital ed. (London: Privately Printed,1893)。

[11] 参考Christina Hole, E. Radford, and M. A. Radford, The Encyclopedia of Superstitio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1961) 282; Peter Hammond, Epitome of England’s History, Royal Armouries Yearbook 4 (1999): 169。明确地说，我不会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这则传说的近代起源的人，如要证明我的这一发现先于任何其他人，情况将会相当复杂。

[12] 安妮·波琳（Anne Boleyn，1501/1507–1536），英格兰王后，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1536年5月2日被捕入狱，关入伦敦塔，同年5月19日因通奸罪被斩首。——译者注

[13] 理查三世（Richard III，1452–1485），英格兰国王，1483年摄政。根据托马斯·莫尔所著的《理查三世传》所记载，其杀害亲侄子爱德华五世即位。——译者注

[14] 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兰卡斯特王朝的最后一位英格兰国王，1470~1471年在位，在位时曾陷入血腥的玫瑰战争之中，后在伦敦塔内被杀害。——译者注

[15] 参考Jeremy Ashbee, Re: Ravens in the Tower (personal email to the author), 20 May 2004。

[16] 参考Edward Impey and Geoffrey Parnell, The Tower of London: The Official Illustrated Histor (London: Merrell, 2000)。

[17] 参考Maev Kennedy, Tower’s Raven Mythology May Be a Victorian Flight of Fantasy, Guardian, 15 November 2004。

[18] 参考Boria Sax, Black Birds of Doom, History Today, January 2005。

[19] 参考Boria Sax, The Tower Ravens, ISAZ Newsletter, no. 28 (2005)。

[20]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相传活跃在1160~1247年的英国，住在诺丁汉雪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人称汉丁顿伯爵。14世纪中叶起，关于罗宾汉的民谣和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关于他的改编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就是美国作家霍华德·保罗于1883年出版的《罗宾汉在诺丁堡的探险故事》。——译者注

[21] 参考Robert Colls, Identity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P, 2002) 80–92。

02
布兰和他的后继者们

“在大洋之上望见森林是什么样子？”他们问。

“成片的帆桁和桅杆。”她回答道。

“哎，”他们又问，“这森林，除了船队之外还能看到什么？”

“布兰迪根[1]，我的哥哥。”她回答，“涉水穿过浅滩，没有一艘船容得下他庞大的身躯。”

《林瑞之女布兰雯》，夏洛特·盖斯特夫人译[2]

[1] 布兰迪根（Bendigeidfran，即“蒙福的布兰”），威尔士神话中的巨人国王，《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中的主要角色，不列颠的统治者。他的名字“布兰”（Bran）在威尔士语里意为“乌鸦或渡鸦”，因其妹妹布兰雯嫁到爱尔兰遭受侮辱，引发了双方的战争，后不幸牺牲。布兰死前命令部下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带回伦敦，葬于“白山”（Gwynfryn）之上，面朝法兰西，以保佑不列颠永不受侵。有人认为传说中的“白山”就位于现在的伦敦塔。——译者注

[2] 夏洛特·盖斯特夫人（Lady Charlotte Guest，1812–1895），英国贵族出身，威尔士文学的杰出代表，翻译了第一本现代版的中古世纪威尔士神话故事集《马比诺吉昂》。——译者注

渡鸦（学名：Corvus Corax），鸦科类动物的一种，经常被统称为“渡鸦”或“鸦”。它们的近亲包括美洲渡鸦、小嘴渡鸦、灰鸦、寒鸦和白嘴鸦。多岩的海岸线是最利于它们生长的环境，时至今日，这些地区仍然是英国最容易看见它们的地方。此外，渡鸦的适应能力极强，所以它们的分布面积是全世界鸟类里最广的。

它们复杂的种群关系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渡鸦的社群通常由核心家庭构成，雏鸟是被共同养育的，同时它们也会大规模地聚集，原因未知。它们是公认的高智商物种，可以通过不同的声音模式进行交流。由于渡鸦被视为“近人”物种，所以它们引起了人类的强烈情感共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们被敬畏，但也遭到了迫害。[1]

由于它们智力惊人，我们发现渡鸦是易怒的，有时甚至是凶残的。最近的一份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组织发布的关于渡鸦的警示上说：“渡鸦已经学会扯拉链和解纽扣，不要将您的食物暴露给它们。”[2]尽管渡鸦给人类留下了坑蒙拐骗的不良印象，它们依旧能在人类社会里繁衍兴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甚至称它们为城市之鸟[4]。普林尼（Pliny）[5]记录道：“一只渡鸦曾在罗马城内一家修鞋铺的上方筑了巢，它深受人们喜爱，以至于捕杀它的人被判了死刑，这只渡鸦的死引来了一大批哀悼者，最终被隆重下葬。[6]”

乌鸦和渡鸦，可能是唯一的会经常观察人类活动的动物，并且，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它们还会根据人类活动来不断调整自己种群的生活习性，它们会拉起人类的钓鱼线来捕食，或者利用汽车来碾碎果壳。约翰·马兹卢夫（John Marzluff）的研究表明，它们可以长时间记住人脸，并且会辨认人类表情。[7]我们通常认为，人类才是最好的观察者，但是我们中又有几个能辨识在野外看到的渡鸦或者其他动物的脸呢？鸦科动物是“鸟类观察者”，人类则是它们的观察对象。

神话中的渡鸦

渡鸦在北极圈内常被视为当地神话的核心，包括北美的印第安土著、西伯利亚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8]。渡鸦神在许多新旧社会的宇宙论里有着类似的形象，它们常被认为是创世者、文明的继承者或是火种的传递者。也许这些神话都由一个原型发展而来，而它们的起源很可能来自西伯利亚。[9]

渡鸦经常与欧丁神（Odin）或沃旦（Wotan）还有北欧神话和日耳曼神话中的战神联系在一起。他们驯养了两只渡鸦——赫京（Hugine，代表“思想”）和穆京（Mugine，代表“记忆”）——栖于双肩，并飞旋空中带回消息。渡鸦也被认为是源自古波斯的密特拉神（Mithras）[10]信仰，这种宗教形式最初在战士中流行，后于古罗马帝国的末期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凯尔特人的神话中也有许多渡鸦神灵，它们可能由一个角色演变而来。首先是卢格（Lugh），太阳神，创造了艺术和科学，被古代作家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古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Mercury）、古埃及神话中的透特（Thoth）、北欧神话中的欧丁神（Odin）的化身；此外，爱尔兰人还有一位三性命运女生——芭伯蒂（Babdh）或莫瑞根（Morrigan），经常以三个女巫或者渡鸦的形象出现在战场上，预言英雄们的命运。与此类似的有：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北欧神话中的诺伦（Norns）女神和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的三女巫。

到目前为止，凯尔特文化里最神秘的渡鸦神应属布兰（Bran），他是林瑞（Lyr）之子，海神米诺丹（Manawydan）的兄弟。其名“Bran”在古威尔士语里意为“渡鸦”，在康沃尔语（Cornish）、爱尔兰语（Irish）和苏格兰盖尔语（Scot Gaelic）里则意为“渡鸦”。这一形象类似于古希腊古罗马神阿波罗（Apollo）和迪欧尼索斯（Dionysus），他们在特尔斐（Delphi，希腊古都）共享神龛；或类似于前面所说的卢格（Lugh），他的名字也是凯尔特语里“渡鸦”的意思[11]。与此同时，这位布兰也时常会表现出与这一类神话角色所不同的面貌。

布兰可能最初是航海者之神。[12]对古代的水手们来说，由于没有可靠的地图和指南针的保障，飞鸟的出现（特别是它们的飞行方向），是导航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一个最普遍的获悉陆地方位的方式就是参照飞鸟的飞行方向，这也使渡鸦成为最受欢迎的向导，造福人类。渡鸦是非常富有耐力的飞行动物，可以进行远距离飞行；更重要的是，它们庞大乌黑的身躯可以轻易地在空中被辨认出来。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中，乌特南皮什（Utnapishtum）和他的妻子在一艘小船上躲过了一场几乎令人类灭绝的大洪水。他在船上先是放出一只鸽子和一只燕子，结果它们都飞了回来，最后他放出一只渡鸦，它在空中盘旋、叫唤，之后再也没飞回，乌特南皮什便得知，洪水已经退去了[13]。

乌特南皮什是圣经故事里诺亚（Noah）的原型，诺亚同样也在地球被洪水淹没之时，放出了一只渡鸦去打探陆地的消息，渡鸦未飞回，诺亚又放出一只鸽子，这只鸽子在一次往返之后，最终衔回了橄榄枝（《创世纪》8:6-10）。关于诺亚的渡鸦有着各式的传奇故事：有说法认为它可能是停下来去啄食海上漂浮的尸体了；也可能它与不列颠的鸽子交配生出了黑白相间的喜鹊。在《犹太法典》（Talmud）中，诺亚和渡鸦还就宇宙的正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只渡鸦甚至怀疑诺亚是为了自己的伴侣才将它放逐方舟的。[14]

根据一份古老的北欧人的手稿记载，冰岛是被一位叫弗洛基·维尔格森（Floki Wilgersson）的维京人于公元864年发现的。他通过祭献仪式，奉三只渡鸦为神灵，并在它们的引领之下从挪威起航，当他放出第一只渡鸦时，这只渡鸦停留在了船上；他放出了第二只，不一会儿，第二只又飞了回来；最后，他将第三只渡鸦放出，这次，这只渡鸦终于没有飞返，而是指明了陆地的方向。[15]

至少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布兰就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人克洛诺斯（Cronus）的化身，按照赫西奥德（Hesiod，古希腊诗人）的说法，克洛诺斯被篡权并被宙斯（Zeus）流放。传统的说法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克洛诺斯和古罗马神话里的萨杜恩（Saturn）一样，他们在战败之后，最终都到了英格兰的岛屿上避难。[16]有关克洛诺斯和萨杜恩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在炼金术中的守护神都是一只渡鸦。炼金术士，如英国的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把试管中提炼出来的深色残渣叫作“渡鸦头”（Ravenshead），他们认为这是创造万物的基本元素。[17]

布兰的全名，“布兰迪根”（Bendigeidfran Bran），或是“蒙福的布兰”（Bran the Blessed），可能先于不列颠的基督教文明而存在。威尔士的僧侣们记录了他的传说，他们认为布兰将基督教信仰引入了英国，并因此而得名。[18]

布兰雯，布兰的妹妹

《林瑞之女布兰雯》的故事（林瑞Lyr，即太阳神卢格）在由夏洛特·盖斯特夫人翻译的中世纪威尔士神话故事集《马比诺吉昂》中，第一次将伦敦塔和渡鸦联系在了一起。这则故事说的是：少女布兰雯（Branwen）和爱尔兰王马洛奇（Mallolwch）结为连理，但是这位爱尔兰王却将她当作厨娘使唤，并经常侮辱她。布兰雯传书将自己所受的屈辱告诉了哥哥布兰，布兰闻讯大怒，大举亲征爱尔兰解救他的妹妹。马洛奇方全军覆没，同时布兰的大军也只剩他自己和7个随从侍卫死里逃生。大战中，布兰的脚被毒箭刺伤，他嘱咐侍卫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带回伦敦的“白丘”（White Hill）[19]，面朝法兰西埋下。虽然身首异处，但布兰的头颅竟还能继续说话，一直引领将士返回英格兰。

传说中布兰的随从们在威尔士的哈莱克城堡（Harlech Castle）停了下来，在那儿他们花了7年时间聆听女神莉安侬（Rhiannon）的神鸟的教诲；之后他们又到了格拉斯霍姆岛（Gwales），又花了80年的时间在异乡大吃大喝尽情享乐；最终，其中一位随从打开了禁域的大门，打破了魔咒，布兰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使命。终于，幸存者们抵达了伦敦，将布兰的头颅朝着法兰西的方向埋下。这颗头颅后来成为英国抵御外族入侵的镇国之宝。[20]

布兰头颅的埋葬之地“白丘”——即“白山”（White Mount）——的确切位置在这则神话里未被说明，但是夏洛特·盖斯特夫人在她译稿的注释中暗示道：“这很可能指的就是伦敦塔，威尔士人一直认为首都是他们一手创立的城市，那么他们对这个地方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21]盖斯特夫人的观点也只是猜想，但是经过各种版本的堆砌渲染，它最终变成了公认的事实。

布兰和他妹妹的故事在13世纪甚至更早就有文字记载，那时的威尔士亲王们还拥有挑战英格兰国王的能力。中世纪的威尔士三题诗（Welsh Triads）告诉我们，布兰的头颅后来被亚瑟王（King Arthur）[22]掘出，他（亚瑟王）认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不列颠。[23]如此一来，这可能也为萨克森人特别是诺曼底人的成功入侵找到了辩解之词。[24]

渔夫国王

在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奇中，布兰被演绎成一位渔夫国王，圣杯（Holy Grail）的守卫者。[25]在之后所流传的一些冒险故事中，布兰被长矛刺伤，并负责掌管一个衰落的王国，他等待自己的骑士——加勒哈德爵士（Galahad）或帕尔齐法尔爵士（Percival）——能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国家。[26]

有些时候，圣杯是容量无限的大锅，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饮食；在另一些版本中，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使用的杯子，抑或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受难之时盛血的容器；还有一些传奇故事中，圣杯是一块石头，也就是炼金术传说中的点金石（即哲人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这些不同的说法都表明，对中世纪英国人来说，圣杯的形式并不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或许亦如此。寻找圣杯的原型事实上可能无关紧要，因为它本身就是中世纪人想象的产物。[27]

不考虑外观，圣杯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宝物，它具有治愈的功能，并能源源不断地提供食物。存放圣杯的城堡有时被叫作“科本尼克城堡”（Castle Corbenic）或者“科宾堡”（Corbin），意思就是“渡鸦的城堡”。在这个传奇的不同版本中，这座城堡位于一条偏僻的海岸、一座小岛、或者是密林深处。圆桌骑士们必须通过不断寻找，命运之神才会引领他们抵达这座城堡。

圣杯传奇中的故事结构和今日的伦敦塔渡鸦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将两座建筑物作比较，圣杯就相当于御宝，而圣杯骑士就相当于身着中世纪制服的皇家守卫。此外，几个世纪以来萦绕着这座伦敦塔的酷刑、死刑和牢狱之灾暗示我们：伦敦塔，就如这位渔夫国王的圣杯城堡，像是受到了某种诅咒，它们似乎是为了救赎统治者而存在的。最后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渡鸦可以被看作布兰灵魂的化身。[28]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布兰似乎被铭刻在了伦敦塔驯鸦官们的纹章上，上面所描绘的渡鸦的头颅（假定它代表了布兰）高悬于皇冠之上，其余的6颗小一些，可能代表了塔内的6只渡鸦。

断头的国王

对于某些人来说，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殉道可能被看成是命运的安排，然而对于查尔斯一世[29]（1625~1649年在位）来说，这意味着神召。他的统治是由一系列的政治错误组成的，这也导致他的亲信一个接着一个地倒戈。查尔斯一世宣称自己的统治是军权神授，因而解散了议会，他也因将新的祈祷书强加给苏格兰人而挑起了内战。此后，为了征收赋税支持军用开销，他又重组了议会，并逮捕了持有异议的议会议员。在战胜王权之后，英国新成立的清教徒政权决定审讯这位前任国王，出人意料的是，查尔斯一世似乎在审讯过程中变了一个人，甚至他一向都有的口吃都消失了，他易怒的顽固性格、武断的行事作风，转变为高尚的举止，他一贯的冷漠无情变得非常神秘冷静。

查尔斯一世搬出英国的法律和传统为自己开脱，并扬言如果连国王都要被处死，那么普天之下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在法庭的辩论中，他以雄辩的口才和沉着冷静的态度一次次地击败了训练有素的律师们。1649年1月30日，他最终被送上了刑场，临死之前在最后一次为自己辩护之后，他屈身跪于刽子手的脚下，表现得异常冷静，令人畏怯。当这位国王身首异处之时，聚集的人群一片哀号，许多人掏出自己的手帕，试图擦拭这位国王的鲜血。

关于这位国王的各种神奇事迹随即流传开来，甚至有传闻说，他能像耶稣一样，仅凭触摸就可治愈病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30]于几年后被推上了“护国公”宝座，开始统治这个越来越孤立不安的国家。在克伦威尔去世两年后，英国国会于1660年邀请查尔斯二世（查尔斯一世之子）从法兰西的流放中返回，重新掌权。

就像《马比诺吉昂》中的布兰一样，查尔斯一世经历了毁灭性的战争，以斩首殉难；同样，在他死后也激励了一大批自己的后继者。与此同时，两人都有生理上的缺陷，布兰生前脚部受伤，而查尔斯一世在少年时期就一直病怏怏、弱不禁风，在成年以后还有口吃的毛病。再说回复辟，在查尔斯二世接掌皇位后，君主政体得到了重生，在许多人眼里，英国亦如是。

弑君或弑父，往往伴随着君主专政的死灰复燃，这可能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生活的一大困扰。对革命党人来说，弑君似乎意味着人类历史崭新的狂喜时代的到来；相比之下，对保守派而言，这就是最大的罪过。[31]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志研究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认为，在盛年时期对国王进行仪式性的谋杀，事实上是所有神话的原型之一。[32]

德皇腓特烈一世

另外一位和布兰相似的人物（至少在传奇故事中），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33]。格林兄弟[34]曾经为他讲述了一段类似布兰神迹的故事。一位牧羊人无意中闯入了屈夫霍伊瑟山脉（Mount Kyffhauser）[35]的一个洞穴内，只见腓特烈一世正坐在一张大桌子旁酣睡，他浓密的大胡子覆盖了整张桌子，可牧羊人打扰了他的睡眠，这位帝王起身问牧羊人：“如今还有渡鸦飞翔在这座山脉中吗？”牧羊人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听罢，腓特烈一世又安睡了百年。待到渡鸦销声匿迹的时候，腓特烈一世将与勇士们一起策马而出，死树将会复生，新的盛世亦将到来。[36]

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德皇威廉一世[37]，即威廉大帝，在屈夫霍伊瑟山脉的古堡遗迹之上重新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堡，传说中腓特烈一世熟睡的地方。[38]在普法战争[39]的初期，日耳曼人的旗帜在古堡上迎风招展，渡鸦“在这片栖息地上空飞翔、呼啸”，目击者认为这是预言显灵的征兆，威廉大帝就是腓特烈一世的再世明君。[40]

布兰虽不是任何神话故事的主角，但他在凯尔特神话和亚瑟王传奇中反复出现，他似乎永远隐藏于其他神与英雄的身后，正如一位“隐匿之神”（deus absconditus），帮助他们见证自己的命运，不管这将引向胜利还是悲剧。就像萨杜恩（Saturn）、亚瑟王（King Arthur）、查尔斯一世、腓特烈一世甚至耶稣基督一样，布兰代表了一类神话原型：一位昔日盛世的君王，将在危难时刻复临。

[1] 关于历史上人类与渡鸦关系的详细探讨，请见：John M. Marzluff and Tony Angell, In the Company of Crows and Ravens (New Haven: Yale UP, 2005)。

[2] 参考Anonymous,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Trip Planner 2007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7 [cited 2 September 2007]); 电子版本请见： http://www.nps.gov/yell/planyourvisit/upload/07tripplanner.pdf。

[3]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译者注

[4] 参考Aristotle, Historia Animal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section ix/617b。

[5] 普林尼，即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24年–公元79年），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著有《自然史》。——译者注

[6] 参考Pliny,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7), x9。

[7] 参考John M. Marzluff et al., Lasting Recognition of Threatening People by Wild American Crows, Animal Behaviour 79, no. 3 (2009); Michelle Nijhuis, ‘Friend or Foe? Crows Never Forget a Face, It Seems,’《纽约时报》，2008年8月26日。

[8] 关于科由库克（Koyukon）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北极地区传统社群的代表）的渡鸦神话的详细记载，请参考：Richard K. Nelson, Make Prayers to the Raven: A Koyukon View of the Northwest Forest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83)。

[9] 参考Alexander H. Krappe, Les Dieux Au Corbeau Chez Les Celtes, Revu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114, no. 2–3 (1936)。

[10] 密特拉神（Mithras），密特拉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密特拉教是一种神秘主义宗教，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奇特混合物。——译者注

[11] 参考Christopher R. Fee and David Leeming, Gods, Heroes, & Kings (Oxford: Oxford UP, 2001) 71。

[12] 参考Krappe, Les Dieux Au Corbeau Chez Les Celtes. 另一理论认为布兰传说最初是源于高卢人布兰纽斯，在传说中，他劫掠了位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但是他被神殿的壮观景象所震撼，之后便吩咐手下将自己处死。相关资料请参考：Jean Markale, The Celts: Uncovering the Mythic and Historic Origins of Western Culture, trans. C. Hauch (Rochester, VT: Inner Traditions 1993) 71–80。

[13] 参考Anonymous, The Epic of Gilgamesh: An English Vers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trans. N. K. Sandars (Baltimore: Penguin,1960) 108。

[14] 参考Shlomo Pesach Toperoff, The Animal Kingdom in Jewish Thought (London: Jason Aronson, 1995) 201–02。

[15] 参考Krappe, ‘Les Dieux Au Corbeau Chez Les Celtes,’ 244–46。

[16] 参考Caitlín Matthews, Mabon and the Guardians of Celtic Britain: Hero Myths in the Mabinogion (Rochester, VT: Inner Traditions 2002) 58–61。

[17] 当代凯尔特学者简·马基尔（Jean Markale）曾写道：“当布兰神圣的头颅被砍下之后，它被埋葬于白山（亦称Gwynn Bryn）。的确，Bryn这个字眼与布兰（Bran）有着相似的意思，都代表了渡鸦、发源地和高地。而且，这一关于渡鸦的传说同样也适用于卢格神（Lug），lug一词代表了白色。”相关资料请参考Markale, The Celts: Uncovering the Mythic and Historic Origins of Western Culture 79–80。

[18] 参考Lady Charlotte Guest, The Mabinogion: A Complete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the Complete 1877 Edition (New York: Dover, 1977) 285。

[19] 参考Jennifer Westwood, Albion: A Guide to Legendary Britain (London: Grafton Books, 1985) 132。

[20] 参考Anonymous, The Mabinogion, trans. Jeffrey Granz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76) 66–82。

[21] 参考Guest, The Mabinogion: A Complete Facsimile Reproduction of the Complete 1877 Edition 392。

[22] 亚瑟王（king Arthur），阿瑟·潘德拉贡，又译亚瑟·潘德拉贡，根据凯尔特神话传说和中世纪的文献记载，亚瑟王是中古不列颠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国王，他是圆桌骑士的首领，一位近乎神话般的传奇人物。——译者注

[23] 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这位年迈的英雄曾注意到英国人的一则传说：亚瑟王最终化身渡鸦，死而复生。没人知道哪只渡鸦才是传说中的亚瑟王，所以杀害渡鸦很可能意味着谋害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君王。亚瑟王代替了布兰，成为英国新的守护者，他会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刻死而复生。详细资料请参考：Miguel Cervantes, The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trans. J. M. Cohen (New York: Penguin, 1988) Part I, chap. 3。

[24] 参考John Matthews and Caitlín Matthews, The Aquarian Guide to British and Irish Mythology (Wellingborough, England: The Aquarian Press, 1998) 35–36。

[25] 参考Roger Sherman Loomis, The Development of Arthurian Romance (London: Hutchinson U. Library, 1963) 140–45。

[26] 同上，16。

[27] 参考Richard Baber, The Holy Grail: Imagination and Belief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4) 248。

[28] 事实上，布兰与伦敦塔渡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再次强调，他们之间有着许多暗示性的类同点，他们二者的头颅都被认为是使英国免受外族侵略的镇国之宝。如今，伦敦塔通常会驯养7只渡鸦，其中6只用来保卫英国，其余一只作为它们的候补，而“7”也是陪伴布兰返回伦敦的路途中的幸存者的数目。同时，伦敦塔总共见证了7例死刑；最后，布兰被斩首，虽然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指令，这使他成为在伦敦塔被斩首的囚犯的原型，例如安妮·波琳，根据流行的说法，她的灵魂，一只手托着她那斩下的头颅，至今还经常出没于伦敦塔。

[29] 查尔斯一世（Charles I，亦称查理一世、无头查理），1625~1649年在位，其在位期间正是英国历史的宗教冲突时期，新教势力和天主教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其对苏格兰推行的宗教改革，最终引发了英国内战，内战以查理一世的战败告终，克伦威尔以叛国的罪名下令将其处死，随着查理一世命丧断头台，君主制随即土崩瓦解，英格兰成立了共和国，奥利弗·克伦威尔被推上“护国公”宝座。——译者注

[30]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政治家和军事家，英国清教徒革命的首脑人物，议会军的指挥官，逼迫英王查尔斯一世退位，解散国会，建立共和国，从1653年开始出任护国公，并开始军事独裁统治。——译者注

[31] 参考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7)。

[32] 参考James George Frazer and Theodor H. Gaster, The New Golden Bough (New York: Criterion, 1959)。

[33] 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约1122–1190），绰号“红胡子”巴巴罗萨（Barbarossa）。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罗马人民的国王（1152~1190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年加冕），也是德意志的士瓦本公爵（1147年起）和意大利国王（1154~1186年）。中世纪德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其执政期间，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力达到顶峰，成为全欧最强的国家。——译者注

[34] 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或Die Gebrüder Grimm）是雅各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的合称，德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间故事搜集者，合作搜集整理德国民间童话与传说，出版了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作品《格林童话》。——译者注

[35] 屈夫霍伊瑟山脉（Mount Kyffhauser），德国中部图林根盆地北沿的两个小山岭，北山俯瞰金奥厄（Goldene Aue）河谷，山上有两座已经倾圮的城堡。——译者注

[36] 参考Jacob Grimm and Wilhelm Grimm, The German Legends of the Brothers Grimm, trans. Donald Ward, vol. I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1) vol. I/ tale 23。

[37] 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全名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普鲁士国王（1861~1888年在位），于1871年开始任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在其死后被尊为大帝。——译者注

[38] 参考Eric Hobsbawm,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4), 275。

[39] 普法战争（1870～1871年），是普鲁士王国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后因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成立了德意志帝国。这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结束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译者注

[40] 参考Anonymous, German Press on the War, Anglo-American Times, 3 September 1870。

03
杜瑞文的伯爵

精神分析学家曾告诉我们，已逝之人——打个比方，你死去的双亲——对我们来说可能比活着的时候更活灵活现，更强大，更可怕。这是一个关于幽灵的问题。

雅克·德里达[1]，《纽约时报》，1994年1月23日

[1]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著有《论文字学》（1967年）、《声音与现象》(1967年)、《书写与差异》（1967年）、《马克思的幽灵》（1993）等。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提出“幽灵”的概念，一个永不在场的“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鬼魂，从政治与伦理的角度展开了对记忆遗传与生成政治学的讨论。——译者注

关于保管圣杯的原塔，在传说中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就包括迪娜斯布兰堡（Dinas Bran，或称布兰堡，Fortress of Bran），在威尔士至今还能找到它的遗迹。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说法是杜瑞文城堡（Dunraven Castle），此论断来自一位罗曼蒂克式的凯尔特学者伊欧楼·莫根瓦（Iolo Morganwg），他的真名叫爱德华·威廉斯（Edward Williams），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他便满腔热情地获得了杜瑞文家族赞助人身份。

1822年，瓦伦丁·奎因（Valentine Quin，1752–1824）被晋升为伯爵，他决定改姓“杜瑞文”（Dunraven），这个姓源于他的儿媳——卡洛琳女伯爵（Countess Caroline，威尔士一大片领土的唯一继承人，至今还有大量渡鸦栖息于此地），此后他在家族的纹章上添加了两只渡鸦作为守护兽。托马斯·温海姆（Thomas Wyndham，第二任杜瑞文伯爵、卡洛琳的丈夫），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与莫根瓦联系甚密。莫根瓦是大量的中世纪古体诗、编年文献、威尔士古代神话的伪造者，这些伪造的素材后来成为威尔士民族主义复兴的主要养料，至今还对德鲁伊教徒[1]影响巨大。[2]

莫根瓦也是一位不断抨击贵族制并完善了德鲁伊教的政治激进人士，但是他与杜瑞文家族的关系展现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所撰写的关于杜瑞文家族的文章和信件（现保存于威尔士国家图书馆）表明了此人是位谄媚的奉承者，杜瑞文伯爵到底在经济上为他提供了多少好处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他文章中的部分措辞，如“源源不断地慷慨解囊和殷勤款待”[3]，证明杜瑞文家族为他提供了大笔的资助。据此估计，莫根瓦曾将自己视为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为君主所调动，提供娱乐和服务。

在为第二任杜瑞文伯爵写的悼词（写于1814年，保存于威尔士国家图书馆）中，莫根瓦将杜瑞文堡说成是“王公的住宅，基督教信仰和与之相生相伴的基督教文明第一次踏上英伦岛屿的最初的处女地”。[4]1818年，他又写信告知卡洛琳女伯爵，认为布兰的最初的居所就是位于格拉摩根郡（Glamorgan）的杜瑞文城堡。[5]

第一只塔渡鸦

在《揭秘伦敦塔》（The Tower from Within，1918年首次出版，是第一部谈及伦敦塔渡鸦的书籍）一书中，作家乔治·扬哈斯本（George Younghusband）认为，最初的伦敦塔渡鸦就是由杜瑞文伯爵提供的。[6]这可能指的是第四任杜瑞文伯爵托马斯·奎因（Thomas Quin，1841–1926）。奎因曾是普法战争中的战地记者、帆船冠军、美国西部冒险家。青年时期，他曾是位唯灵论者，和他的父亲一起参与了不少次“降神集会”（Seances）。虽然经常谈及鬼魂会被认为是政治诡计，但是他一直坚信鬼魂的存在，在其死前不久还出版了一本相关的书籍。[7]

扬哈斯本给了我们一个有趣的暗示：“可能由某些历史原因激发，这些人的祖先曾在伦敦塔内受尽折磨，他们会在死后将自己的后事传达给渡鸦，如此一个古老的传统和规矩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8]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会在伦敦塔内受尽折磨？文中提及的传统仪式又是怎样的？扬哈斯本都没能做详尽的解释，但很显然，他将渡鸦看作是对那些在伦敦塔内被折磨致死之人的悼念，认为它们很可能也就是死者的亡灵。

亡灵在自己的葬身之地不远处附身于动物（特别是鸟类），这一说法在民间传说中屡见不鲜。在康沃尔郡（Cornwall），民间流传着这一说法：亚瑟王在死后化身一只渡鸦或红嘴山鸦飞返。[9]弗兰克·麦考特（Frank McCourt）告诉我们，在他爱尔兰兄弟的葬礼上，他曾向墓地里吵闹的寒鸦投掷石头，他的父亲制止了他，并告诉他这些寒鸦身上可能附着这片墓地的亡灵。[10]

但是，如果杜瑞文伯爵暗示了其家族中曾有位先人在伦敦塔内被杀害，那很可能也是误听了消息。许多奎因家族（也就是后来18世纪的杜瑞文家族）的早期成员，可能曾是詹姆斯党人（Jacobite）[11]的拥护者，但是政治上的圆滑完全可以帮助他们逃过责难。杜瑞文伯爵相信，布兰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是西卢尔人[12]的先王。杜瑞文的伯爵们将自己的城堡建在了传说中布兰堡的遗址之上，他们宣称布兰是他们的祖先（至少是精神上的），他们也把渡鸦看作是“蒙福的布兰”精神的化身。

当地的传说

2004年，在我去爱尔兰艾达尔[13]（Adare，杜瑞文家族领地）的路上，有位露西·艾丽奇小姐（Lucy Erridge）（她在小镇中心附近的茅屋内开了家小店）告诉了我一则当地的传说，这和伦敦塔渡鸦的预言非常相似：“当杜瑞文家族衰落之后，这个家族将不再有男性的子嗣，渡鸦也将从古堡的窗户飞离。”这里所说的渡鸦，可能指的不是杜瑞文家族盾徽上的那两只，而是在艾达尔庄园（Adare Manor）楼梯支柱上的那两只木质渡鸦雕像，雕刻创作于19世纪早期，它们朝着窗口眺望。现在的艾达尔庄园就是之前的杜瑞文城堡，而今天，它已经成为一个名为“杜瑞文之翼”的酒店，游客还是可以在楼梯口见到当年的那两只渡鸦。艾丽奇小姐已经记不清她是在何时何地听闻这则消息，只知道那是很久远的事了。

杜瑞文家族和渡鸦的故事与伦敦塔渡鸦的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很可能它们是由一个故事的母本延伸出来的。亦或是由于两者之间的吻合之处（或唯一的动机）：被囚禁于地面的渡鸦，和它们跃跃欲试的接近起飞的边缘。

凯尔特人的民族神话与伦敦塔渡鸦的传说也有不少对立共通点。对于杜瑞文家族的伯爵来说，渡鸦是凯尔特人（特别是威尔士人）精神力量的象征；对于英国人来说，渡鸦象征自己祖先的野蛮行径，同样也见证了英国如今的高度文明。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一系列传奇故事现已界限模糊，如今的伦敦塔的守卫们将它们传颂给游人，这也最终成为不列颠民族神话的一部分。威尔士民族被传奇化了的历史也是一段关于幸存民族的历史，它们已经和英格兰的传奇（一段关于发展与征服的历史）融合在了一起，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英国传奇。

[1] 德鲁依（Druid），意为“熟悉橡胶树的人”。德鲁伊教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信仰之一，传说中，在英格兰巨石阵（Stonehenge，相传是古代德鲁伊教祭祀场地）建立时即已存在，是古代凯尔特人的宗教，现代德鲁伊教教徒每年还会在巨石阵举行夏至庆典等仪式。——译者注

[2] 参考Ronald Hutton, The Druid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7) 22–30；Prys Morgan, From a Death to a View: The Hunt for the Welsh Past in the Romantic Period,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4), 83–86。

[3] 源自文件M1912ad，没有明确日期，但可能在1810~1814年写成，藏于阿伯利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档案号 # IOLO MORGANWG 1, B, 110/22）。

[4] 该段引自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为了纪念杜瑞文城堡的托马斯·温海姆》，M1912a号文件，发表于1814年12月21日，现藏于阿伯利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档案号 # IOLO MOR- GANWG 1, B, 110/22）。

[5] 参考Windham Thomas Wyndham-Quin Dunraven, Dunraven Castle, Glamorgan: Some Notes on Its History and Associations (London: John Murray, 1926) 14。

[6] 参考George Younghusband, The Tower from Within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18) 14。

[7] 参考Windham Thomas Wyndham-Quin Dunraven, Experiences in Spiritualism with D. D. Home 2 vols. (Glasgow: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R. Maclehose, 1927)。

[8] 参考Younghusband, The Tower from Within 14。

[9] 参考Jennifer Westwood and Jacqueline Simpson, The Lore of the Land: A Guide to England’s Legends, from Spring-Heeled Jack to the Wiches of Warboy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103。

[10] 参考Frank McCourt, Angela’s Ashes, Barnes & Noble Digital ed. (New York: Scribner, 1996) 154–55。

[11] 詹姆斯党人叛乱（Jacobite Rebellions）是爱尔兰的一次大规模战乱。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被迫逊位的詹姆斯二世（James Ⅱ）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詹姆斯党人支持下，企图夺回英格兰王位。——译者注

[12] 西卢尔人（Siures）亦称志留人，古罗马征服时期英国威尔士东南部的不列颠古代凯尔特人部落，好战的尚武族群。——译者注

[13] 艾达尔（Adare），著名爱尔兰小镇，曾属杜瑞文／奎因家族领地。——译者注

04
渡鸦之城

圣书里以不同方式记载了渡鸦，有时它们被当作传道士的象征，有时，则是罪人……

富伊鲁瓦的修伊[1]，《百鸟之书》

[1] 富伊鲁瓦的修伊（Hugh of Fouilloy），1096~1111年间生于法国北部小镇富伊鲁瓦，死于1172年，中世纪法国教士，他关于鸟类的专著《百鸟之书》（Aviarium）被纳入许多中世纪流行的动物寓言集。——译者注

“伦敦”（London）一词最初的起源可能指的就是渡鸦，或者渡鸦神。根据《剑桥英文指南》（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伦敦的名字源于“伦底纽姆”（Londinium），一个罗马化了的早期凯尔特词语。[1]同样，“伦敦”也近似“吕格杜鲁姆”（Lugdunum）一词，法国城市“里昂”（Lyon）和荷兰城市“莱顿”（Leiden）都源于这个古罗马词汇。相反地，“吕格杜鲁姆”起源于凯尔特语里的“拉格敦”（Lugdon），意思是“卢格神（另作渡鸦解）的小山或小镇”。[2]“里昂”最初就是因为神使渡鸦的鸟群定居于这一地区而命名的。[3]

无论“吕格杜鲁姆”是不是“伦敦”的起源，渡鸦对英国人来说，不管是处于实际的还是宗教上的考虑，都相当重要。考古遗址表明，很可能凯尔特人和古罗马人都十分欢迎渡鸦与他们聚居。在不少凯尔特遗址[4]和古罗马城镇“卡列瓦”（Calleva）的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的渡鸦遗骨是所有家养禽类里最多的。[5]它们所栖息的壁龛与鸽子、麻雀、海鸥和许多鸦类的相似，很大程度上，它们靠人类丢弃的有机食材过活。如今，我们还能在遥远的北部地区见到这种人鸦共栖的生活方式。因纽特人（Inuits）[6]至今还保留着流传了千年的禁止捕杀渡鸦的禁忌。在冰岛，渡鸦已经非常适应与人类共存的方式，它们几乎已经被驯服。[7]

直到现代时期，只有极少数分散的历史资料是关于英国渡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渡鸦在英国是稀有动物。人们并不倾向于谈论熟悉的事物，特别是那些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即使在今天，英美的报纸上可能更乐意报道大猩猩胜过渡鸦。这些为数不多的19世纪之前的渡鸦资料大部分都是游客的记载，这也证实了渡鸦在英国不仅常见，而且受到了保护。

超过60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地名包含“渡鸦”（Raven）一词：渡鸦岭（Ravenhill）、瑞文菲尔德（Ravenfield）、拉芬达（Ravendale）、瑞文格林（Raven’s Green）、莱文克雷（Ravencraig）、瑞文摩尔（Ravensmoore）等等。[8]关于早期不列颠地区就存在渡鸦的进一步证据是，尽管它们只有较少的历史文字记载，渡鸦的形象在诗歌文学中却经常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凯尔特人和北欧人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在背景里发出低沉的叫声；[9]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渡鸦出现的频率更是比其他鸟类多得多。[10]当征服者威廉[11]入侵不列颠时，渡鸦的形象曾在他的旗帜上飞舞，它们多次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中，并被描绘于贝叶挂毯[12]上。

城市清道夫

1496年的冬天，来自威尼斯的大使卡佩罗（Capello）曾这样描述英国：“他们并不会对那些我们非常厌恶的事物感到反感，比如渡鸦、白嘴鸦或寒鸦；渡鸦可以随意欢叫，没人会在意它们是否是不祥的征兆；伤害它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认为渡鸦可以清理掉街上所有的污秽。”[13]几年之后，一份名为“英格兰岛屿之关系”（A Relation of the Island of England）的文件由坎登协会[14]（Camden Society）推出，同样也证实了渡鸦在英国非常普遍并且受到法律保护的说法。[15]1555年，伟大的法国动物学家皮埃尔·贝隆德曼（Pierre Belon du Mans）写道：“英国人反对一切针对渡鸦的暴力行为，并用重罚严厉制止，因为它们能吃腐尸，不让这些腐烂的尸体发出恶臭污染空气。”[16]1584年，当德国贵族冯·魏德尔（Von Wedel）路过特韦德河畔的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时，他写下了这段文字：“小镇上有许多渡鸦，你不能射杀它们，违者将遭致皇室的处罚，据说是因为它们能带走污浊的空气。”[17]

渡鸦所吃的腐尸当然也包括人类尸体，它们会为了食物而尾随作战部队，这也使它们臭名昭著。刽子手的斧锧也被叫作“渡鸦石”（Ravenstone），被绞死的犯人的尸体有时会被留在绞刑架上，而那些被斩于斧锧之下的人，他们的头颅常被置于城垛之上，以示众人。叛徒和重犯可能被绞死并被大卸八块，他们的躯干将被分散四处，渡鸦、渡鸦和昼行鹰常常聚集于刑场的周围，并因此而闻名。[18]

尸首被渡鸦食尽曾是死者最后的尊严。对普通市民来说，死刑场景可能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魅力，但是，在最初的战栗退去之后，剩下的场面将是相当令人不安的。及时摆脱腐尸的恶臭和行刑现场是一种解脱。渡鸦，拥有庞大的体型和贪婪的胃口，会比其他鸟类更快地清除掉这些尸体。

可能英国早期保护渡鸦的生态远见值得称颂，但是这并不需要复杂的理论去证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在城市里，人们驯养家畜也是普遍现象。屠宰场的周围布满了成堆被丢弃的内脏，当时几乎没有肉类冷藏措施，垃圾基本上是直接从窗户被抛出或是被倾倒在河里。[19]人们对公共卫生束手无策，除了渡鸦和食腐类动物的帮助。[20]

然而，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几位外国游客都对渡鸦在英国的待遇表示了震惊。为何渡鸦在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区备受保护呢？答案可能在于，古罗马人的实用习惯被凯尔特人的信仰虔诚地继承并发扬了下来。古罗马人将驯养渡鸦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措施，但凯尔特人将它们视为神明，比如卢格神和布兰。[21]他们都认为渡鸦不能被杀害，与其他很多动物一样，渡鸦的传说被编织进了人类的传奇和实用的历史。

杀死一只渡鸦

史密斯的《鸟类生活观察与传说》（Bird Life and Bird Lore）于1906年第一次出版，并没有提到伦敦塔，但是作者写道：“直至今日，在英国，许多伟大家族的兴盛都取决于渡鸦的安危，它们是神赐的领地保卫者。”[22]沃特·斯科特[23]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畅销小说《拉马摩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于1819年首次发表，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此作了深刻的令人沉痛的描述：一位穷困潦倒的鸦林镇伯爵和露西小姐（一位居住在古老的鸦林城堡的律师之女）相互表达了爱意，就在这时，一只渡鸦被箭射中，坠于露西脚下，鲜血沾染了她的裙摆。伯爵见这只渡鸦是由露西被宠坏的弟弟诺曼所杀，说道：“你可知渡鸦受到了鸦林镇伯爵们的保护，你竟敢在伯爵面前杀害渡鸦，这是不祥的预兆，会惹来杀身之祸！”诺曼回答说他从未见过渡鸦如此靠近人类，以为是厄运的征兆。[24]斯科特当然知道渡鸦的传说，他肯定是想借这两个角色对渡鸦态度的反差，来表现当时的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

那些关于查尔斯二世在伦敦塔驯养渡鸦的故事，至少有一方面是可信的：正是在查尔斯二世执政期间，英国人对渡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533年亨利八世[25]颁布的法令和1566年伊丽莎白一世[26]的法案也为此奠定了基础，由于偷食庄稼，他们曾允许教区为驱赶这些鸟类提供赏金。这些法令在查尔斯二世执政时期被加强并重新解读，他鼓励教区悬赏捕杀大批鸟类和哺乳类动物。[27]举个例子，肯特郡的教区记录记载，1676年之前仅有14只渡鸦遭到捕杀，但在这之后的14年里，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98。[28]

渡鸦，逐渐从受法律保护的动物变成了被捕杀的害禽，通常人们每捕杀一只渡鸦都会得到一定量的赏金。[29]导致这一转变的其中一个次要因素就是示众处决的减少直至最终废除，[30]然而，这都不会对伦敦塔的渡鸦造成太大的影响，与流行的说法不同的是，仅仅只有7次已知的处决是在伦敦塔的场地内进行的，另外的112次则发生在附近的塔丘。[31]比起对旁观群众的震慑力，这偶尔的斩首示众，对渡鸦的影响应该小得多，这些尸首都不足以为渡鸦提供一日的食物。

导致公众对渡鸦转变态度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同一时期英国农耕产业的变革。农业不断趋向密集且系统化，农民们不愿再将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捕食行为当成不可抗拒的神力。[32]更何况16~19世纪的“圈地运动”，使绵羊的数量在英国大幅度增加，很大一部分农业用地被转型成牧场。[33]虽然渡鸦在农学家眼中被认为只是小麻烦，即使人们经常会夸大它们的破坏力，但是它们还是因为攻击羊羔（有时甚至是成年山羊）而臭名昭著。[34]

渡鸦曾因它们在垃圾处理上为人类所提供的帮助而受到保护，渡鸦数量的急剧下降为城市清洁和空气质量带来的后果现已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人类会为对渡鸦及其同类的残害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17至18世纪的伦敦被认为是一座高度文明且繁荣的城市，曾因堆积成山的垃圾和熏天的臭气而声名狼藉。[35]

但是，尽管缺少足够的资料，查尔斯二世在伦敦塔驯养渡鸦的说法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在查尔斯二世统治过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渡鸦在伦敦仍然十分常见。在1768年首次出版的《活捉、消灭老鼠及其他四足有翼害虫的通用指南》（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and Destroying Rats, and All Other Kinds of Four-footed and Winged Vermin）中，捕鼠专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证实了这一点。史密斯承认了渡鸦的实用价值，因为能够消灭“臭气熏天的腐肉和粪便”，但是它们对家养禽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史密斯介绍了当时在伦敦诱捕渡鸦的情况，据他所说，这类服务的报酬与诱捕昼行鹰相同。史密斯还描述道，当一只渡鸦被捕获之后，其他渡鸦会聚集到陷阱的周围，机警慎行。然而，通过不断转移陷阱的地点，他可以在一天之内捕获“大量的”渡鸦。[36]当野生渡鸦遍布伦敦上空的时候，驯养渡鸦是非常困难且没有必要的。

然而，渐渐地，像史密斯一样的赏金猎人们的工作从19世纪开始产生了负面影响，伦敦的渡鸦变得罕见起来。直到1850年少数几对渡鸦继续在伦敦筑巢。[37]到1907年为止，人们偶尔还会发现它们在伦敦出没，[38]尽管很有可能在19世纪中叶之后，这仅仅只是一些大型食腐类渡鸦的目击记录。

[1] 参考Tom McArthu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P, 1992) 627。

[2] 参考J. Chevalier and A. Gheerbrant, ‘Raven,’ in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ymbols (New York: Penguin, 1996), 790。

[3] 参考Krappe, ‘Les Dieux Au Corbeau Chez Les Celtes,’ 236–38。

[4] 参考Miranda Green, Animals in Celtic Life and Myth (London: Routledge, 1992) 52。

[5] 参考James 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20) 15–16。

[6] 因纽特人，一般指爱斯基摩（Eskimo）人，分布在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格陵兰的北极圈内外。——译者注

[7] 参考Bernd Heinrich, Ravens in Winter (New York: Vintage, 1989) 26。

[8] 参考Derek Ratcliffe, The Raven (London: T & A.D. Poyser, 1997) 40。

[9] 参考Boria Sax, Crow (London: Reaktion, 2003) 55–61。

[10] 参考Smith, Bird Life and Bird Lore 79。

[11] 征服者威廉即英国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Ⅰthe Conqueror，1027–1087）。本是法国诺曼底公爵，后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国王（1066~1087年在位）。威廉借口爱德华生前曾许的王位，渡海侵入英国，在哈斯丁战役中击毙哈罗德，自立为英王威廉一世。因其重用并分封土地给诺曼人，压制盎格鲁–撒克逊族，常被称为“征服者威廉”或“杂种威廉”（William the Bastard）。——译者注

[12] 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创作于11世纪，也被称作巴约挂毯或玛蒂尔德女王 (la reine Mathilde) 挂毯，长70米，宽半米，现存62米，详细地绣制了“征服者威廉”的完整历史，从哈罗德的宣誓效忠、威廉兴师讨伐到黑斯廷之战、哈罗德兄弟之死、威廉称帝，都描绘得十分完整，并附有文字说明。现藏于法国贝叶博物馆。——译者注

[13] 参考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 224。

[14] 坎登协会（Camden Society），成立于1839年，著名的剑桥教会学社团，支持推动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复古潮流。于19世纪40年代发展到顶峰，入会会员包括英国教会主教、剑桥大学院长、国会议员等，对19世纪的英国教堂建筑风格影响深远。——译者注

[15] 参考William E. Glegg, A History of the Birds of Middlesex (London: H.F. & G. Witherby, 1935)1。

[16] 参考Pierre Belon, 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yseaux: Fac-Similé De Ledition De 1555 (Geneva: Librairie Droz S.A., 1997) 279.该资料由我本人翻译。

[17] 参考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 15。

[18] 参考Sax, Crow 64–73。

[19] 参考Ritchie, The Influence of Man on Animal Life in Scotlan 224。

[20] 关于17世纪伦敦公共卫生状况的图片资料，请参考：Liza Picard, Restoration London: Engaging Anecdotes and Tantalizing Trivia from the Most Magnificant and Renowned City in Europe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11–16。

[21] 参考Sax, Crow 60–61。

[22] 参考Smith, Bird Life and Bird Lore 113。

[23] 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诗人，在当时的整个欧洲享有盛誉。著有《罗伯~罗伊》、《艾凡赫》等。——译者注

[24] 参考Walter Scott, The Bride of Lammermoor (London: Every- man, 1993) chap. 20。

[25] 亨利八世 （ Henry Ⅷ，1491——1547），是英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君主，1509年至1547年在位，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宣布成为“英格兰教会之首”，使英国王室的权力因此达到顶峰。其第二任妻子安妮·波林（Anne Boleyn）即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注

[26]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英国女王，英王亨利八世与安妮·波林之女，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1558年至1603年在位，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史称“黄金时代”。在位期间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英国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终身未嫁，被称为“童贞女王”。——译者注

[27] 参考E. L. Jones, The Bird Pests of British Agriculture in Recent Centuries,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no. 20 (1972): 111。

[28] 参考N. F. Ticehurst, On the Former Abundance of the Kite, Buzzard, and Raven in Kent, British Birds: an illustrated magazine devoted to the birds on the British list 1920, 35。

[29] 参考Ratcliffe, The Raven 20。

[30] 参考Derek Wilson, The Tower: The Tumultuous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 from 1078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9) 208–10。

[31] 参考Impey and Parnell, The Tower of London: The Official Illustrated History 91–92, 111。

[32] 参考Jones, ‘The Bird Pests of British Agriculture in Recent Centuries’, 9。

[33] 参考Jeremy Rifkin, Biosphere Politics: A New Consciousness for a New Century (New York: Crown, 1991) 40–43。

[34] 参考Ratcliffe, The Raven 82–86。

[35] 参考Picard, Restoration London: Engaging Anecdotes and Tantalizing Trivia from the Most Magnificant and Renowned City in Europe 14–16, Richard B. Schwarz, Daily Life in Johnson’s London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19–22。

[36] 参考Robert Smith, The Universal Directory for Taking Alive and Destroying Rats, and All Other Kinds of Four-Footed and Winged Vermin (London: privately published, 1769) 208–10。

[37] 参考Glegg, A History of the Birds of Middlesex 2。

[38] 参考LNHS, Checklist of Birds in the London Area (2004 [cited 6 January 2004]); 网络资料请见：http://www.users.global-net.co. uk/~Inhsweb/checklistI.htm。

05
绞刑架的四周

三只渡鸦停在树上，

它们漆黑无比。

其中一只问同伴：

“我们的早餐在哪里？”

“在那片碧绿的田野里，

躺着一位被杀下盾的骑士……”

——英国民谣

19世纪的哥特小说将伦敦塔作为故事的背景也是在所难免，即使没有经过润色加工，炮塔、鬼故事、秘密和腐朽都遍布全塔，这里面盛产暴君和遇难少女的故事。哈里森·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的《伦敦塔》[1]（1840年首次发表）将这一类型的故事改编成了民族史诗，尽管许多批评家曾提出质疑，但是没能妨碍公众对此书的喜爱。由于作者对伦敦塔做了极细致的描写，这本书也被当成了旅游指南，书里的一些故事也逐渐演变成为今日伦敦塔的卖点。[2]

在讲到简·格雷被斩首之前的情景时，安斯沃斯描述道：“食腐的小嘴鸦和渡鸦的鸟群，被它们可怕的直觉吸引而来，在人们头顶上空盘旋，落在秃树的枯枝干上，它们凄厉的叫声，为此情此景增添了几分阴郁的色彩。”[3]乔治·克鲁克香（George Cruikshank）为此书首版所作的插图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一群乌黑的大鸟聚集在伦敦塔绞刑架的四周，等候死刑的执行。[4]

至少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人们开始将伦敦塔渡鸦与塔里一片被称为“绞刑架”的区域联系起来。现在，这片区域由一块黄铜牌匾标示，并注释道：“绞刑架曾立于此地……”随后附上了那7位著名的死刑犯的名单，其中就包括安妮·波琳（Anne Boleyn）、简·格雷、罗伯特·德弗罗[5]伯爵（Robert Devereux）。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走访了伦敦塔并表示女王想亲自参观一下处死安妮·波琳的刑场。真正的刑场位于伦敦塔东面的军械库前，而这个地点，如今则被刻在了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Chapel of St Peter ad Vincula）前的大石头上。这一纪念遗址立刻成为伦敦塔的主要旅游景点，并于1864年开始被围栏保护了起来。[6]到了20世纪初期，它又被宣称是几场死刑共同的绞刑架所在地，[7]而渡鸦，作为尸体的清道夫，则被用来强化残杀的戏剧色彩。

最早的两幅关于伦敦塔渡鸦的图像记载同时出现于1883年，很可能也是渡鸦最初被引进伦敦塔的年份。其中一幅由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or）所作的绘画，没有任何评论文字，看起来是碰巧出现在了1883年7月14日出版的《图像世界》（Pictorial World）一份关于伦敦塔的专题副刊上，画面中描绘了一只大鸟出现在纪念牌旁，很可能是作为绞刑架地点的隐喻。虽然这只鸟的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它漆黑的羽毛、庞大的躯体说明这是一只渡鸦。[8]

第二幅画则出现在菲利克斯·李（Felix Leigh）的童书《伦敦》（London）里，由托马斯·克兰（Thomas Grane）和埃伦·霍顿（Ellen Houghton）所绘，随图附注的可能是出版物里最早的关于伦敦塔渡鸦的描述。图片中的两只渡鸦被描绘在绿塔（Tower Green）的周围，而这个地点和约翰·奥康纳的版本十分相近。其中一只在草坪边翻土，另外一只则镇定自若地单脚立于地面，带着几分虎视眈眈的神情。在它们右边的不远处是一位名叫普鲁（Prue）的小女孩，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她来伦敦游玩。在普鲁的身后是她的父母，神色庄严并且盛装打扮，正从臭名昭著的比彻姆塔（Beauchamp Tower）出来。图片中最显著的位置描绘了一位伦敦塔守卫，全副盛装，手指向渡鸦，正在讲些什么。一条小狗正躲在他的身后，还有位小女孩，比普鲁小很多，紧紧地抓住了守卫的裤腿。图释上这样写道：

伦敦的所有名胜之中，

小游客们最想参观的。

首先就是伦敦塔，它威名远扬，

你会发现，它也吸引了普鲁。

出乎普鲁小姐的意料，在这个著名景点里，

有几只漂亮的渡鸦正昂首阔步。

再瞥一眼这幅场景，

毫无疑问，你还是会第一眼就认出这些渡鸦的。

一位红衣守卫正看着这儿，

他被称为“吃牛肉的人”[9]——多奇妙啊！

当普鲁靠近时，她还发现，

守卫身旁有位小孩，圆滚滚，胖乎乎。

“爸爸妈妈，快看！”

以愉快的语调，普鲁哈哈笑道：

“多么古怪的行为，

我要告诉她，怎样才算是守卫的小孩！”

虽然普鲁的话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无礼，可在维多利亚时代，这是童真的体现，她对伦敦塔血淋淋的历史毫不知情。同样，可能就连她的父母，在上层社会的保护伞下，都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那位伦敦塔的守卫（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他的小狗在内）是伦敦塔的知情人。他可能正在教育自己的女儿，告诉她眼前的这些渡鸦会吃掉死刑犯的尸体。这些人不单是底层社会的代表，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英国野蛮的过去。这本童书的作者不想让这段残忍的历史影响普鲁的假期，但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忽视的。[10]

1883年以后，英国出版的有关伦敦塔渡鸦的资料消失了十多年的时间，这也证明渡鸦不是一直被驯养于塔内。很可能因为，在伦敦塔守卫掌握驯养技巧之前，它们几次找到了逃脱的办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关于它们的记载开始频繁出现，几乎每次都暗示了它们与绞刑架和死刑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1904年亨利·汤普森（Henry Thompson）发表的一篇散文中，他对伦敦塔渡鸦做了如下描述：

“向着绿塔，从古老的悬铃木和榆树丛间起飞，这5只渡鸦靠近了这片区域，不祥的征兆。在这里，在蒙面的刽子手锋利的刀刃下，历史的篇章被草率地、野蛮地翻过，不断有贵族的头颅在这片被铁链子包围的区域里滚落。渡鸦发出凄厉的叫声，久久在此萦绕，它们是献给伦敦塔的礼物，当一只死去，它将被馈赠者替换。”[11]

这段话唤起了一种神秘的想象，像是对一座哥特式城堡的形容。他们为什么要在塔内驯养渡鸦呢？而那位神秘的馈赠者又是谁？

在S·T·戴德（S. T. Dadd）发表于1904年的一幅名为《伦敦塔的渡鸦》的画作（现藏于市政厅图书馆[12]）中，人们聚集在绞刑架的四周，纪念那些古往今来在这里被赐死的人们。绅士们穿着西装戴着领带，女士们也身穿正式的礼服。每个人都显露出一幅顺从的神情，与这个严肃的场合非常相符（与现今拜访伦敦塔的游客们随意的态度截然相反）。绞刑架的周围停着两只身型巨大的渡鸦，其中一只正在啄食碎渣，像是在纪念过去的场景；另一只，恶兆般地盯着守卫。

在《揭秘伦敦塔》一书中，乔治·扬哈斯本曾这样描述渡鸦：“在绞刑架的四周，或安坐于一旁的长凳上，你就会看到这些传说中的渡鸦。”[13]在他的第二本书《伦敦塔简明历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中，扬哈斯本补充道：“有历史学家曾记载，在安妮·波琳（Anne Boleyn）被处刑时，它们（渡鸦）一直注视着现场。”[14]他并没有说出这位历史学家的名字，经过大量的调查，我还是不能找出这句话的出处。我认为这段记录是可疑的，但是它在许多书籍、文章和网站上被重复提及。

1947年7月1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报道里说道：“通常我们认为，这些鸟（渡鸦）最初是从埃塞克斯的沼泽地飞来，只要一有死刑就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曾在安妮·波琳的身体上方盘旋……在她被斩首的那一刻。”[15]这一版本赋予了渡鸦一种恶魔般的、超自然能力，即使在遥远的地方，它们都能得知斩首的消息。

成群的渡鸦聚集在绞刑架的四周贪婪地吞噬着犯人的尸体，这一场景早在19世纪之初就已司空见惯。当然，渡鸦绝不是在那里出没的唯一的鸟类。很大一部分食腐类、食肉类动物，包括渡鸦、昼行鹰、夜鹰、老鹰和鸥，都可能曾靠人类尸体为生。但是随着公开处决的减少，直至最终被废除，人们关于渡鸦的描述也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并且趋向刻板化。从190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伦敦鸟类的畅销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尽管当时渡鸦在伦敦几乎已绝迹，“人们想象着，这些如身着黑色丧服般的大鸟，在旧日的好时光里频繁出现在绞刑架上空的大鸟，还是会在伦敦的边缘地带出没。”[16]

今天，当游客们听着那些关于酷刑和死刑的故事时，渡鸦就出现在背景中，这似乎已是常态。人们已经完全相信，渡鸦就应该聚集在绞刑架的周围。或许留心的游客会会心一笑，将它们视作揽客的招牌。

[1] 参考Harrison Ainsworth, The Tower of London (London: Frederick Warne, ca. 1880)。

[2] 参考Impey and Parnell, The Tower of London: The Official Illustrated History 97–111。

[3] 参考Ainsworth, 418。

[4] 参考Christopher Hibbert, ed., The Tower of London (New York: Newsweek, 1978) 74–75。

[5] 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1565–1601），埃塞克斯伯爵，莱斯特伯爵的养子，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最终因叛国罪被审判，于1601年2月25日处以死刑。——译者注

[6] 我非常感谢杰夫里·帕内尔（Geoffrey Parnell）为我提供了这一资料和关于绞刑架历史的详细细节，这些都由他在2002~2004年与我的通信中提供。

[7] 参考Impey and Parnell, The Tower of London: The Official Illustrated History 111。

[8] 奥康纳绘画的复制版本，请见： Boria Sax, ‘How Ravens Came to the Tower of London,’ Society and Animals 15, no. 3 (2007): 273。

[9] 吃牛肉的人（Beefeater），英国皇家禁卫军仪仗卫士的别称，这里指的是伦敦塔的守卫。——译者注

[10] 选自菲利克斯·李的《伦敦城》，图片由托马斯·克兰和埃伦·霍顿所绘，（London: Marcus Ward, 1883）8–9。我最初得知这一素材是受了约翰·万特林（John Wantling）的指引，玛丽·伊凡斯图片库的工作人员也为我找到这一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1] 参考Henry Thompson, The Tower of London, in Living London (London: Cassell, 1904), vol. 1, 12. 资料由杰夫里·帕内尔提供。

[12] 这份资料的清单号是24699，我非常感谢驯鸦官德里克·科伊尔（Derrick Coyle）为我提供这一材料。

[13] 参考Younghusband, The Tower from Within 14。

[14] 参考George Younghusba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6) 88。

[15] 参考路透社， ‘London Tower Mystery: A Raven Loses Its Head’, New York Times, July 15 1947。

[16] 参考Charles Dixon, Bird-Life of Lond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9) 199。

06
宠物渡鸦

爱伦·坡[1]和他的渡鸦也来了，就像巴纳比·拉齐[2]，五分之三是天才，五分之二纯粹是胡言乱语。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3]，《批评家的寓言》

[1]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19世纪著名的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以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闻名于世，带有哥特风格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歌对法国象征主义影响深远，著有《乌鸦》、《安娜贝尔·丽》、《怪诞故事集》等。——译者注

[2] 《巴纳比·拉齐》（Barnaby Rudge）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的著作，完成于1841年。小说描写了18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一场民众动乱，巴纳比·拉奇是本书的主人公。书中描写了一只会说话的渡鸦，数年后影响了爱伦·坡的成名作《乌鸦》。——译者注

[3]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美国浪漫派诗人、批评家、文学编辑及外交官，著有《比格罗诗稿》。——译者注

从19世纪初期开始，渡鸦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伦敦上空很难再看到它们的身影，渡鸦开始成为异国情调的象征。查尔斯·狄更斯用他的切身经历和他的作品，树立了驯养宠物渡鸦的风尚。他的第一只宠物渡鸦是来自好友的礼物，和他的马一起睡在马厩里，后因误食铅涂料而中毒身亡。在它死后，这位著名作家极为悲痛，不久之后又养了第二只，据说这只渡鸦天资聪颖，竟学会了说话，一日中午它飞走了，后来，它被发现正在当众发表演讲，引来了不少惊奇的目光。但这只渡鸦有一个不良嗜好，那就是刮下窗上的油灰，最终可能因吞食了碎玻璃而身亡。[1]狄更斯安慰自己，并将一只虚构的渡鸦角色编进了随后发表的小说《巴纳比·拉奇》，于1841年首次出版。

小说的背景设于18世纪80年代伦敦的反天主教暴乱时期，故事围绕一位温厚但又愚钝的名叫巴拉比的年轻人展开，他被卷进了这场剧变，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巴纳比有一只名叫葛利普（Grip）的宠物渡鸦，居然也具有交谈的能力和隐秘的智慧。在巴纳比被囚之后，葛利普在狱中陪伴他。

1845年，在《巴纳比·拉奇》发表4年之后，埃德加·爱伦·坡发表了他的著名长诗《乌鸦》。诗中讲述了一只渡鸦，不断念叨着“永不复还”、“永不复还”将刚刚痛失挚爱的叙述者逼疯的故事。[2]渡鸦，往往与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成为流浪汉、反叛者和行为古怪之人的同伴，有点像今天的老鼠。

1895年10月的一期《动物世界》（Animal World）里，一则由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时事通讯包含了一条早期的伦敦塔渡鸦相关的消息。一只落单的渡鸦在肯辛顿花园中被人发现，并被认为是从伦敦塔逃出的，这则通讯还配了插图，图中的渡鸦正要拽一只猫的尾巴。[3]这只渡鸦后来可能成为“所罗门啼”的灵感来源，这只睿智、独居的渡鸦角色出现在詹姆斯·M·巴里（James M. Barrie）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彼得·潘在肯辛顿花园》（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中，此书在这则通讯刊出数年后发表。[4]

《动物世界》的这个故事被罗曼蒂克式地改编进了W·H·哈德森（W. H. Hudson）的《伦敦之鸟》（Birds in Landon），首次发表于1898年。他写道：“多年以来，伦敦塔一直都驯养着两到三只渡鸦。”他还认为肯辛顿花园中发现的渡鸦是一只名叫“珍妮”的塔渡鸦的同伴。这对渡鸦曾在伦敦塔内的一棵树上筑巢，后来不断拆毁重来，经过数次尝试之后，它们仍不满意，这只雄性渡鸦终于厌倦了家庭生活，它飞离了伦敦塔，开始了在伦敦的探险之旅，它飞过圣保罗大教堂，也飞越了船坞码头。它的主人害怕会永远失去它，于是决定将它的双翼剪短。尽管这只渡鸦后来回到了伦敦塔，并在一座小炮塔上筑了巢，夜夜居于塔内，但它开始怀疑人类，最终还是在伦敦塔永远地消失了，在公园里度过余生。[5]

最令我们惊奇的是关于这对渡鸦的拟人化的描述，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刻板成见完全相符。珍妮，作为妻子的角色，类似一个家庭主妇的形象，她那无名的伴侣，独自在外冒险，哈德森还这样描写道：“（她）试图寻找另一位拥有更好筑巢经验的伴侣。”[6]我们又该怎样理解这种怪异的行为呢？一次又一次地将新建的鸟巢毁掉，在6次尝试之后又最终放弃——对渡鸦来说，这样的行为并不常见。

我写信咨询《渡鸦思维》（The Mind of the Raven）的作者贝恩德·海恩里希（Bernd Heinrich），问他不通过禁锢或者修剪双翼的方式将渡鸦驯养在伦敦塔内是否可行。他回信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不将它们的双翼剪短，那些渡鸦早就飞走了！它们可不是鹅或者鸡！我曾尝试所有办法试图让它们待在家中，甚至尝试过将它们饲养在大型鸟舍里，可一开门……它们最终还是会逃脱，有时甚至会抛弃自己的幼雏。”[7]因此，一对羽翼完好的渡鸦不会如哈德森故事的版本那样，在伦敦塔坚持7年不逃离，“珍妮”也不会在它的同伴逃离之后还留在塔内。

另一个更可信的版本出现在1896年的一份伦敦报纸上。在这则故事中，两只渡鸦被关在塔内，但是羽翼尚未被修剪，如人所料它们逃离了伦敦塔。这则报道引用了米尔曼将军（伦敦塔的治安官）的话：“它们朝着圣保罗大教堂飞去……几个月以来，一直盘旋在教堂的穹顶上方。因为它们只在月夜出没，不少迷信都和它们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任何诱因会使它们回到塔内。”[8]然而，为什么渡鸦这种昼行动物，会只在月夜出没呢？

所以，在肯辛顿花园中被发现的渡鸦，可能只是一只从栖息地飞来的野生渡鸦。甚至可能不是渡鸦（但显而易见詹姆斯·M·巴里不这么认为），而是巨型乌鸦的一种。如今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知晓实情，但是，把这些故事的版本放在一起，人们会发现，它们都显示了渡鸦身上被赋予的非凡意义，它不断供人消遣、促发新的故事。

宠物商人

1955年，菲利浦·卡斯唐公司的一位主管在《乡村生活》（Country）杂志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声称自己的公司为伦敦塔提供了第一只渡鸦，同时，他还表示这份订单的原件现已被装裱挂在了自己办公室的墙上。[9]这则消息刚开始并未获得任何的关注，差不多到了20世纪后期，伦敦塔的官方历史学家杰夫里·帕内尔（Geoffrey Parnell）才联系到该公司（当时已停业）主管的后代，写信询问了当时那起买卖的情况。对方回信表示，那位学者型的主管不会捏造事实，但是那份被装裱的订单现已不见踪影。虽然没能知晓究竟是谁下的订单，帕内尔博士猜想，它们最初应该是作为某人的礼物被购入的。[10]

菲利浦·卡斯唐公司成立于19世纪初期，最初它是异域动物的供应商，当时的大部分订单来自动物园。[11]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这家公司开始专营猎狐生意。猎狐这项贵族运动在18世纪中叶开始流行，到了19世纪末，狐狸在英国已近绝迹，英国人不得不从欧洲大陆进口狐狸。一则菲利浦·卡斯唐公司的报纸广告是这样标榜自己的：“女王陛下在狩猎季节的专业狐狸供应商”。[12]在狐狸的买卖中，该公司的经理们应该非常熟悉那位热衷于运动的杜瑞文伯爵，很可能正因如此渡鸦才会被引进伦敦塔，以满足某位贵族一时的兴致。

皇家群兽馆

乔治·扬哈斯本曾写道：“很有可能，当渡鸦被驯养在伦敦塔这样一个嘈杂的地方时，它们同时也成为英国皇家群兽馆的一部分，成为皇室奇观之一。”[13]但是帝王们都喜欢来自异域的动物，而渡鸦，直至19世纪初期都还十分常见。更何况，在皇家群兽馆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过渡鸦，例如一份1828年由爱德华·特纳·巴内特（Edward Turner Bennett）主管的存货清单上就没有出现渡鸦的记录。[14]

在20世纪初期，只有孔雀和渡鸦一起共享了伦敦塔的地面。[15]毋庸置疑，对很多人来说，孔雀代表了皇威，渡鸦代表了死亡，它们的共同出现也象征着伦敦塔的两种隐匿的特质。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那些孔雀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它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成年雄孔雀因为体型庞大而不会轻易受到渡鸦的袭击，但是渡鸦会轻松地将它们的尾巴拔起。很有可能，渡鸦曾向一只幼年孔雀或者雌孔雀发起了进攻，像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弑君行动。

[1] 参考Charles Dickens, Author’s Preface, in Barnaby Rudge (Hertfordshire, England: Wordsworth Classics, 1998), 3–4。

[2] 参考Edgar Allan Poe, The Raven, in Last Flowers: The Romance and Poetry of Edgar Allen Poe & Sarah Helen Whitman, ed. Brett Rutherford (Providence: The Poet’s Press, 1845/2003), 69–78。

[3] 参考Edith Hawthorne, Untitled Report, Animal World, October 1895。这一资料由杰夫里·帕内尔发现。该图片的复制品请见：Kennedy, Tower’s Raven Mythology May Be a Victorian Flight of Fantasy。

[4] 参考James M. Barrie,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1902/1916)。

[5] 参考Roger Hudson, Hudson’s English History: A Compendium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5) 21–22。

[6] 参考Roger Hudson, Hudson’s English History: A Compendium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5) 21。

[7] 参考Bernd Heinrich, Re: Lorenz, etc. (personal email to the author), 31 December 2003。

[8] 参考Anonymous, ‘The Tower of Today: A City within a City,’ Daily Mail, 7 December 1896。

[9] 参考R. H. Smith, The Tower Menagerie, Country Life, 17 February 1955。

[10] 参考Kennedy, Tower’s Raven Mythology May Be a Victorian Flight of Fantasy。

[11] 这一信息由伦敦动物协会的一位不知名的档案保管员提供，很遗憾，我未能询问到他的名字。

[12] 参考Gavin Weightman, The Fox Is Here to Stay, New States man, 28 November 1997。

[13] 参考Younghusba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 8。

[14] 参考Daniel Hahn, The Tower Menagerie: Being That Amazing True Story of the Royal Collection of Wild and Ferocious Beas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210–12, 46。

[15] 参考Charles G. Harper, The Tower of London: Fortress, Palace and Prison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09) 226。

07
幸运渡鸦——杰基

就在这时飞来一只巨大的渡鸦，

如柏油桶一般乌黑锃亮！

两位勇士都被吓坏了，

他们甚至忘记了之前的争吵。

刘易斯·卡罗尔[1]，《爱丽丝梦游仙境》

[1]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于1865年发表了著名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被奉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译者注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伦敦塔守卫们为游客讲述的关于死刑和渡鸦的故事，可能因为脱离日常生活实际，而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恐慌。但是到了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暴力和死亡已不再是天真的娱乐和消遣。

对“二战”中的伦敦居民来说，对战争的恐惧已不仅仅来自媒体的报道和边防的消息。共有29890位平民在“二战”时期的伦敦大轰炸中丧生，另外还有5万人受了重伤。[1]由于没有任何预先的关于时间和地点的警示，炸弹被随机投向了平民，如一场命运的暴行。伦敦塔在“二战”中已不对外开放，共有15次被常规炸弹击中，另外还经历了3次导弹的袭击和无数次的火灾。在塔内，共有23人和两只渡鸦丧生，尽管伦敦塔的建筑物本身出乎意料地只遭到了轻微损坏。[2]

关于战争，那些喜欢将战争浪漫化的人，通常只会联想到“勇气与光荣”；与此相反，那些倾向于反战的人，只会联想到无止境的恐惧；然而，战争中的人们，也要恋爱，也要洗衣服，关心粉刺问题、喝啤酒，延续与和平年代一样的生活。日常生活的形式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它们却异常坚固持久。

人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是不断的死亡预警给他们的零碎日常带来了高度紧张的气氛。伦敦的第一次空袭发生于1940年的秋天，出人意料的是，这里的居民很快就厌倦了灾难带来的创伤，恐惧之中掺杂了兴奋的气息，危难如末日般壮丽。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3]在她的小说《炎炎日正午》（The Heat of the Day）中做出了生动的描述：

“生与死之间的高墙不再是那坚不可摧的样子，渐渐变得稀疏、消瘦起来，在那个9月，它就如一纸幻灯片一般，人也变得透明。只有他们的内心，冥冥然闪烁着的火苗，才能将他们定位。在街角，陌生人相互打着招呼：‘晚安，好运’，他们不希望在今夜死去，更何况自己的生生死死将不为人知。”[4]

逐渐的，当人们开始习惯空袭，麻木也悄然而至。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关乎英国兴衰的伦敦塔渡鸦预言开始流传开来。

幸运渡鸦——杰基

即使没有游客，伦敦塔的渡鸦也要继续留在塔内，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相比之下，伦敦动物园的动物们被赐予了安乐死或是被疏散。整个水族馆被排干了水，海牛们则被射杀。[5]人类的食物被严格控制定量：1941年的6月，每周的人均口粮仅包括：4盎司黄油、4盎司培根和极少的肉类。[6]对很多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喂养动物是奢侈任性的行为，尽管动物福利组织，如RSPCA[7]和犬类防御联盟，为动物的福祉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8]在伦敦大轰炸中，渡鸦不一定会与人类争抢食物，因为它们可以靠啮齿类动物，甚至是鸽子之类的动物过活。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习惯、情感还是迷信的原因，伦敦塔在战时继续为渡鸦供应了食物。

受了炸弹的惊吓，伦敦塔的渡鸦开始发出凄厉的叫喊。无疑，英国面临的畏难困境，再加上个人的无助情绪，都激发了人们寻找启示的念头。居住在伦敦塔附近的居民，同样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可能被这些噩梦般的惊叫惊吓到了。一位“珠宝塔”塔长的儿子当时就住在伦敦塔内，后来，他向人们讲述了好几件关于这些叫声如何通报灾难迫近的轶事。“二战”时期，战士们驻扎在伦敦塔内，但若是他们未能按时回营，就会被锁在大门外。曾经有一位士兵因为迟到试图通过排水管爬上高塔，后来不幸摔落身亡，就在这时，一只渡鸦攀上了防卫墙，开始大声叫唤。[9]

在1944年的7月，离德国投降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英国工部的备忘录里这样记载了1944年7月12日这一天：

“这日早晨，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来到议会秘书处，描述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位于皮姆利科（Pimlico）的沃特尼啤酒厂（他与该厂关系甚密）一直将一只渡鸦作为自己的吉祥物养着。但是，由于多次炸弹的袭击，这只渡鸦不幸丧生，工人们想尽快找到另外一只渡鸦代替它，因为他们相信渡鸦能带来好运。卡斯尔雷勋爵此次来访就是因为他知道伦敦塔是城内唯一驯养渡鸦的地方。我们能为他提供一只吗？他并没有提及报酬，但是可以确定，如果不得不向他索要报酬，要是啤酒厂再次遭袭，我们可不能保证他可以要回这笔钱！”[10]

这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塔渡鸦预言的记录了，预言表明如果渡鸦飞离了伦敦塔，英国将会衰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渡鸦引起了英国政要的重视。

卡斯尔雷勋爵，原名叫罗宾·万–坦皮斯特–斯图尔特（Robin Vane-Tempest-Stewart），第七任“伦敦德里”侯爵之子，曾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伦敦德里”勋爵曾大大地低估了纳粹的威胁，挥霍了大量的家族财产，一直就有对平民百姓疾苦冷漠无情的坏名声。[11]与此同时，卡斯尔雷勋爵则令他的父亲非常烦恼，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娶了沃特尼牡鹿啤酒厂合伙人的女儿为妻。

国家政要对渡鸦的需求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许多伦敦塔的工作人员被逗乐了。其中一则回忆录里这样讲道：“卡斯尔雷和啤酒厂！美国人会继续议论我们的特权阶级。”这段文字接着解释说，只有国王指派的治安官才有权利分配伦敦塔的渡鸦，因此卡斯特尔和他的啤酒厂不得不等待上级的决定。作者这样幽默地总结道：“我希望卡斯尔雷勋爵和他的员工们不要忘了他们的老朋友埃德加·爱伦·坡……‘还有一只渡鸦曾这样说道：永不复还’。”[12]

啤酒厂的这只渡鸦名叫“幸运渡鸦——杰基”。[13]17世纪以来，英国的啤酒厂常将渡鸦作为吉祥物，因为他们相信“有渡鸦的地方就会出好酒”。[14]就像解读谚语一样，如果我们对这句话做一个宽泛的解读，这里的“好酒”可以由“好运”代替。19世纪末的畅销小说《愉快的渡鸦》（The Jolly Raven）曾描述了一间被水手们频繁光顾的小酒馆，酒馆里有一只会通过模仿人类对话而取悦顾客的渡鸦。[15]

这一类的吉祥物可能是源于渡鸦的早期用途——英国的虫害管治。谷物在酿造过程中的运用，也意味着来自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威胁，渡鸦作为杂食类动物可以比猫或者其他动物更好地胜任捕捉害虫的工作。此外，渡鸦也可以消灭掉不少垃圾。托尼·安吉尔（Tony Angell）全面仔细地研究过渡鸦，他曾告诉我自己养的渡鸦“会捕捉一切个头比猫小的会动的动物”，而且还热衷于捕食白蚁和蚂蚁。

牡鹿啤酒厂曾同时驯养了好几只渡鸦，它们被允许在早上9点到下午4点之间自由活动，晚上则被关起来喂养。它们对酿酒工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它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地面踱步，大声叫唤，在木桶边缘磨着它们的喙。[16]至少是从战初开始，杰基就生活于啤酒厂内，可能由于它躲过了多次炸弹和大火的袭击而得名“幸运”，直到它的好运用尽。

由于离国会大厦不远，牡鹿啤酒厂遭受了多次空袭。有一次，啤酒厂的马厩被炸弹击中，12只曾在庆典中被用来拉酒桶的高头大马不幸丧生；又有一次，炸弹击中了酒厂的大缸，啤酒倾泻而出，溢到了大街上，人们找来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容器，尽情舀取这些灵药。[17]

但是我们不禁想问，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何人们还有心情在如此危险的地方酿酒呢？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艰难的年代，这种奢侈品似乎并未淡出人们的视线。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18]认为啤酒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为前线作战的将士们提供了大量的酒类配给。[19]

牡鹿啤酒厂的员工们认为“幸运杰基”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炮火的袭击，而这一想法可不是出于幼稚的迷信。研究者们现在十分关注动物是否能预知自然灾害的议题。例如，中国人就会通过观察金鱼的行为来推测地震。许多报告表明，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当中，动物就事先预知了灾难的到来，早早地逃离现场。

在“二战”中，英德双方都曾利用动物来预报敌军的飞机，包括鸽子、鹦鹉、狗和猫。典型的例子就是，宠物狗会通过躲藏和激动的行为表示危险的到来。在狗的例子中，它们预知轰炸的能力还难以解释，因为它们的视力并不好，虽然它们可以辨识人类所听不见的声音，但其实它们的听觉并不比人类好很多。[20]

没有理由证明渡鸦没有预知空袭的能力。渡鸦熟悉天空和气流的变化，这一特质即使是在它们被剪短了双翼之后也不会丢失。它们有极好的视力，能比人类更先注意到捕食者或汽车的逼近。渡鸦不安的行为和叫声，可能曾在人类意识到危难之前，为啤酒厂的工人们提前拉响了空袭的警报。

人类的敌机观察员仅仅会通过躺在地上利用双筒望远镜监视敌情，只能一次勘察天空的一小片区域。这不是什么有趣的工作，疏忽大意可能时常发生。在晴天里，他们还必须面对刺眼的阳光，更何况那些寒冷的黑夜。当然人类观察员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但是伦敦大轰炸的死伤人数是他们能力有限的证据。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啤酒厂被授命托管一种复杂的、经常变化的编码系统，它们经由扩音器，通过鸣叫声、沉默和连续的铃声的组合排列模式，来发出不同等级的空袭预警。这一政策是为了让啤酒厂的工人们尽快有效地撤离，而不至于感到惊慌失措。但这也是一项恼人的累赘之举。由于面临死亡的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有闲情逸致去计算这些代表了危险程度的排列组合，然后按指示行事。在1939年，工人被禁止使用私人汽笛。他们曾希望通过吹口哨预警，然而这也被禁止了。[21]

渡鸦可能只是出于恐惧而叫唤，虽然削弱了政府指令的威慑力，但它们使工人们在危难之中不必只通过破解复杂的密令来逃生。啤酒厂的工人们肯定是获悉了渡鸦的这项能力，并把它看成是一种另类的预警系统。他们克制自己不将此事传播出去，因为这些言行不仅听起来古怪，而且也可能触犯权威。

战争结束后不久，一份关于沃特尼酒业公司的官方历史资料上记载到：“杰基，这只幸运的渡鸦一直生活在厂里，毋庸置疑它已经加入到我们的ARP行列中，继续执行任务！”[22]“ARP”这几个字母正是“空袭预警”（Air-raid Precaution）的缩写，指的就是在空袭中通过消防、急救当然还有敌机监视等措施来保护社区的志愿组织。

那位国会秘书在收到渡鸦申请的一周之后才这样回信：

“沃特尼啤酒厂之前已经向我提出了渡鸦的申请。我回复了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因为伦敦塔在和平时期有5只渡鸦，现也仅剩3只了，另外两只在敌军行动中不幸丧生。我们建议沃特尼酒业可以通过在重要的报刊杂志中刊登广告解决这一问题，我相信会收到一些回复的，当然，5月是相对容易获得渡鸦雏鸟的月份。‘机器人’导弹袭击前后的数天，我们也将需要它们。”[23]

两天之后，伦敦塔官方向卡斯尔雷勋爵传递了拒绝捐赠渡鸦的消息，但是愿意为引进渡鸦向酒厂提供帮助。伦敦塔的这则关于保护者渡鸦的谣言，由啤酒厂传开，传遍了英国各地。

亨利·约翰斯（Henry Johns）“二战”期间一直居住在伦敦塔内，并于1948~1967年当上了驯鸦官，他相信查尔斯二世在伦敦塔内驯养渡鸦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将它们用作哨兵。据他所说，渡鸦曾被驯养在白塔之内，只要一发现有破坏和偷盗行为，它们就会发出刺耳的噪音，很远都能听见。例如，它们就曾在荷兰人进攻和科罗内尔·布拉德[24]（Colonel Blood）试图偷窃皇家御宝的时候发出警告声。1967年发表在《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上的一篇文章将渡鸦比作英国皇家空军用于勘察敌军空袭的雷达站——菲林戴尔斯（Fylingdales）。文章还抱怨道，渡鸦在战时提供的服务并未得到应有的奖励，因为政府拒绝为它们供应更多定量的食物配给。文章这样总结道：“所以，之前的预警系统在战后放弃了工薪需求。国防部真的认为他们会找到任何其他人，能每周为英国看守3秒钟以上吗？套用一只渡鸦的说法：‘永不’。”[25]

参考另一则报纸的报道，1605年，当盖伊·福克斯[26]（Guy Fawkes）和他的同伙们企图炸毁国会大厦时，渡鸦曾向伦敦塔的守卫发出了警报，从此之后，它们开始被视为英雄。文章还说道：“对真正的英国人来说，渡鸦已成为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就像皇冠上的御宝一样。”[27]对那些还记得伦敦空难的人来说，渡鸦被用作非正式哨兵的传言毫无疑问无须解释。2010年，我在英国康沃尔郡法尔茅斯港的一次教会义卖活动上，向一位女士询问关于伦敦塔渡鸦的问题，她回答道：“哦，是的，它们是御宝的守卫！”

自《荷马史诗》以来，神话在战争和大灾难时期就被不断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领的神话，像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和其他许多将领，不管是正义还是邪恶，他们都被当成是超人的存在。战争就像是一段神话时期，所有寻常的期许都被搁置了的关乎命运存亡的时期。城市上空的炸弹，除了它们制造的恐慌以外，是一段令人无法抗拒的奇观。还有核武器问题，以及越来越多的在战后被揭露的大屠杀事件。如此大规模的绝望不禁令人怀疑，《圣经》里的末世是不是已经近在咫尺。[28]

传奇背后

伦敦塔渡鸦的传说提供了一个少有的例子，使我们从渡鸦的实际经历中捕捉到一些接近神话的倾向。杰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与如今机械化的啤酒工厂大不相同。如果在今天，渡鸦一定不会在卫生要求极高的车间里出现。在当年，啤酒厂是一个巨大的仓库，堆放起来的酒桶可以一直通到天花板。那是一个充满了真挚的同志友情的地方，尽管杰基一身漆黑的羽毛，它还是共享了他们的同志般的情感，甚至与他们一起分享过啤酒。过道上充斥着各种工具的声响，比如酒桶碾过木地时板时发出的辘辘声。杰基的叫唤声会盖过这些声音，啤酒厂内回声四起，就像盘旋于此地的幽灵。

尽管很少听到烦劳抱怨的声音，但是啤酒厂的工人们也不会完全没有怨言。他们也曾冒过生命危险，但不同于士兵的是，他们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这不是扛起武器保家卫国的问题，而仅仅是为了提供“奢侈的”战时供给。他们不得不冒着风险，为不易掌控的官僚主义规章制度做出妥协。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他们才会认为失去杰基是个悲剧。这也是除了渡鸦作为哨兵的用途，管理人员会立刻想到寻找另一只伦敦塔渡鸦替换杰基的原因，尽管在当时上千人死亡的情况下，为一只渡鸦哀悼是很不合时宜的。但他们还是将杰基视为爱国者或战争烈士。

这则故事的主角拥有自己的名字，单凭这点，就可以为这个故事赋予人性的色彩，令人难以忘怀，虽然我们只能凭借猜测想象它究竟是怎么死的。虽然它曾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传奇，但现在，杰基的故事似乎早已被人们忘记，它真的是一只“幸运”渡鸦吗？

[1] 参考Stephen Inwood, A History of London (New York: Carol & Graf, 1998) 779。

[2] 参考A. W. Rowse, The Tower of London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2) 256。

[3] 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英国女作家。出生于都柏林，擅长描写英格兰和爱尔兰中上阶层之间的情感和微妙关系，“二战”期间，她曾在伦敦的英国信息部工作。——译者注

[4] 参考Elizabeth Bowen, The Heat of the Da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2) 99–100。

[5] 参考Inwood, A History of London 781。

[6] 参考Brinley Thomas, War-Time Britain (New York: The British Library of Information, 1942) 9。

[7] RSPCA（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即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824年成立于伦敦，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动物福利组织。——译者注

[8] 参考Jilly Cooper, Animals in War (London: Corgi Books, 2001) 169–70。

[9] 参考G. Abbott, Mysteries of the Tower of London (Ceckheaton, West Yorkshire: Hendon, 2002) 54。

[10] 这则资料以及下文所引用的关于这家啤酒厂申请塔渡鸦作为吉祥物的通信资料，皆由英国国家档案馆提供（档案号# WORK 14/2394）。

[11] 关于第七任伦敦德里侯爵、他所引起的持续性争议以及他与其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讨论，请参考：Ian Kershaw, Making Friends with Hitler: Lord Londonderry, the Nazis, and the Road to War (New York: Penguin, 2004)。

[12] 参考Memo to Fletcher, 1944年7月14日（档案号# WORK 14/2394）。

[13] 参考Walter Pearce Serocold, The Story of Watneys (St Albans: J.W. Vernon & Co., 1949) 67。

[14] 参考Hurford Janes, The Red Barrel: A History of Watney Mann (London: John Murray, 1963) 170。

[15] 参考James Greenwood, Reminiscences of a Raven (London: S.O. Beeton’s Books, 1886), 101–13。

[16] 参考Janes, The Red Barrel: A History of Watney Mann 170。

[17] 参考John Watney, Beer Is Best: A History of Beer (London: Peter Owen, 1974) 109。

[18]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19] 参考Janes, The Red Barrel: A History of Watney Mann 161。

[20] 参考Rupert Sheldrake, Dogs That Know When Their Owners Are Coming Home: And Other Unexplained Powers of Animal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99) 256–60。

[21] 关于这些代码与它们之间的排列变化，曾被录于啤酒厂的各种标示上。现保存于威斯敏斯特档案馆（档案号# 789/599/4）。

[22] 参考Serocold, The Story of Watneys 67。

[23] 参考《F. J. Raby回忆录》，英国工部秘书，1944年7月14日，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WORK 14/2394。资料中所述的“机器人”（Robots）代指当时德国人正在使用的一种导弹。

[24] 科罗内尔·布拉德（Colonel Blood，1618–1680），亦称“布拉德上校”，本名托马斯·布拉德，盎格鲁－爱尔兰籍官员，自封上校（ Colonel）头衔，1671年曾试图偷盗藏于伦敦塔的皇家御宝。——译者注

[25] 参考Anonymous, ‘Tower Ravens Puckish in Pay Freeze,’ Daily Telegraph, 17 January 1967。

[26] 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1570–1606），狂热的天主教反叛分子，曾密谋刺杀英王詹姆士一世和议会成员并炸毁英国国会大厦。后因计谋被识破被捕并处以死刑。此后英国人在每年的11月5日会庆祝盖伊·福克斯之夜（ Guy Fawkes Night），举行盛大烟火表演，纪念这个历史事件。——译者注

[27] 参考Bernice Foster Cober, ‘Days of Daze,’ Redwood Journal-Press Dispatch 1951。

[28] 参考Hans C. Moolenburgh, ‘End Beliefs in Hol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Sacred History Magazine, September/October 2006。

08
麦克唐纳的被害

抛开罪恶，通过人类难以预料的道德法则，往往会有另一种善良来完成救赎。正如一株百合花，生自尘土又化作尘埃，那位蓝眼睛的少女，负罪的孩童，全然不知其生母的耻辱，在那间僻静的小屋里成长，成为这片杰出的大地上最纯洁、最骄傲的母亲的其中一位（在贵族女人们眼里）。

威廉·赫普沃斯·迪克森[1]，《女王陛下的高塔》（Her Majesty’s Tower）

[1] 威廉·赫普沃斯·迪克森（William Hepworth Dixon，1821–1879），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圣地巴勒斯坦》、《新美利坚》、《自由俄国》等旅游手册曾广受欢迎。——译者注

20世纪初，夏目漱石[1]曾将伦敦塔描述成一座异教庙宇，他写道：

“我离开白塔，向博尚塔走去，沿路陈列着一排大炮——战利品。再往前去，是由铁栅栏围着的一小块空地，铁锁链的一端挂着指示牌，我上前一看，原来这里就是旧时的刑场所在地。那些被关在幽暗的地牢里，2年、3年甚至长达10年不见天日的囚犯们，终有一日，会突然被拽回地面，置于这比地牢更为恐怖的地方。他们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晴空，可还未及许愿，头晕目眩甚至还未辨清眼前的斑斓世界，一把闪着阴森白光的斧刃便已从三尺高空坠落。他们的血液定是在生时就已发凉了吧。一只渡鸦飞落，耸起双翅，伸出漆黑的喙，怒目圆睁，瞪向人群。仿佛百年来的碧血之恨早已化作这黑鸟，永远地，纠缠在这不祥之地。”[2]

伦敦塔的“绞刑架”牌匾标示了此地即旧时斩首的执行地，这也不难令人联想到位于巴黎协和广场[3]的断头台，或是督伊德教活人献祭的圣坛。

渡鸦的变形

伦敦塔渡鸦，从绞刑架周围预兆死亡的形象，变成了今日赫赫有名的英伦标志。这一转变仅仅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对于漫长历史来说这是很短暂的，然而渐渐地，它又被人们淡忘了。起初这看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但是这一类型的传说并不少见。

在伊妮德·迪尼斯（Enid Dinnis）的《据渡鸦说》［Quoth the rawen，1931年发表于美国天主教杂志《公共福利》（Commonweal）］中，渡鸦以转喻的方式被比喻成残暴的政权，它们被描写成邪恶的象征。这位作者描述了第一次看到伦敦塔渡鸦的场景，当一只渡鸦盯着她并叫唤道“哈喽”，她吓了一大跳。这不禁使作者联想起伦敦塔的处决和酷刑室：

“它（渡鸦）的双眼一直盯着我的笔记本——我总是随身带着它——它脸上的表情变得残酷且不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对一只猛禽说话。它跳上高处，在靠近绞刑架遗址的地方歇了下来，它将头转向了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旁的营房。我顺着它望去，目光扫过几只正在啄食自己的赏食的渡鸦，只见一座巨大的灰色建筑物，之前它一直被我所忽视，任何古文物研究者都和我犯了同样的毛病。我回想起战争时期伦敦塔是不对公众开放的，显而易见是为了军事、收容及其他原因。伦敦塔在战时复活了。曾经流传这样一则残忍的故事：就在那儿，有位敌军间谍在破晓时被射杀，此时有只渡鸦在古代绞刑架附近的铁栏杆上，霍霍地摩擦着自己的喙，像是在恐怖地暗示着什么。”[4]

迪尼斯还细数了现代武器的毁灭力量，但是她也试图说服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战争不会再次发生，而渡鸦，拥有邪恶的智慧，似乎更清楚这一点。这篇文章还明显地暗示到，在“一战”期间，渡鸦还曾被用来处理死尸，这些鸟儿们正期待着另一场战争为它们提供的大餐。

这种对待渡鸦的态度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末。1970年发表的一则关于伦敦塔历史的文章就用了一个题为《琢磨不透的渡鸦》（The Ravens Never Tell）的序曲作为开头，并写道：“在塔内共有6只这样漆黑的怪物，它们曾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笔下被描述成‘邪恶或者先知的代表，是鸟类亦是恶魔’，它们被看管在伦敦塔的‘高墙之内’……以此来预示英国的存亡。”[5]

在这些故事版本里，渡鸦被看作是吞食人类肉身的恶魔，旅游指南也将君主专制和大英帝国罪恶的矛头转嫁到了它们的身上，不可避免的，会有英国的仇敌希望通过渡鸦来为自己复仇。[6]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不少渡鸦在伦敦塔神秘地消失。伦敦塔官方也试图为这些失踪事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被要求这么做的）。一篇发表在1916年2月16日《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有人发现一只渡鸦的尸体被塞进了伦敦塔加农炮的炮膛内，作者分析认为这只渡鸦可能是自己钻进了炮口，后来不幸未能逃脱，[7]但这似乎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它们会被这样一个黑暗又毫无生气的地方所吸引呢？有谁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故事吗？我认为是有人故意残害渡鸦，并将它们的尸体塞进了炮膛。

根据扬哈斯本的说法，“其中一只渡鸦和驻防的官兵们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当这些士兵奔赴战场之后，这只渡鸦也神秘地消失了；不能确定它是否也加入到了抗击德军的战斗之中，还是因为它不愿与自己的朋友们分离。”[8]扬哈斯本没有提到的另一种可能是（这个版本并不那么迷人），它们是因为自己的惊叫声而被杀害的，这些叫声被当成会使英国沦陷而发出的不祥的预兆。

1947年7月8日，一具伦敦塔渡鸦“麦克唐纳”的断头尸体在白塔的西南角被驯鸦官发现。[9]事实上“麦克唐纳”是被斩首的，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杀害，一切都证明这是一次蓄意的谋杀行刑，很可能是一次报复行为，要为昔日伦敦塔关押的囚犯复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个想要通过杀死一只象征暴政的渡鸦来颠覆大英帝国的神秘方式。前任驯鸦官助理托马斯·特伦特（Thomas Trent）告诉我，曾有一位士兵，因为患了致命的癌症，来到伦敦塔忏悔他青年时期犯下的残害渡鸦的过错。

据我所知，英国的媒体并没有对此事进行过任何报道，但是就在这事发生的整整一个星期后，《纽约时报》在第6页的一个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件事。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伦敦塔的一起谋杀事件——一个危机大英帝国命运的神秘事件，今日被爆出。”根据这篇文章，这次谋杀受到了格外的重视，“第二营的一支由8位爱尔兰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对渡鸦的阁楼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但凶手最终还是逃之夭夭。”文章的末尾记述了（很可能也是第一次）完整的关于塔渡鸦是英国守卫者的预言，“自古就有传言，当最后一只塔渡鸦在伦敦塔消失的时候，伦敦塔的中世纪城墙将会坍塌，皇室的统治将不复存在。”[10]

根据另一则传说（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被传出），任何曾经残害过伦敦塔渡鸦的人，都为自己招致了不幸甚至是死亡的厄运。[11]“伦敦塔的渡鸦属于皇家财产并必须受保护”，这句话作为警告，突出了渡鸦的重要性，很快就会需要官方配合，提供一个合适的说法。在麦克唐纳被残害之后，伦敦塔官方吸取了教训，他们不再将渡鸦描述成是恶魔的化身，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渡鸦被故意谋害。

[1]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Natsume Souseki，1867–1916），日本近代作家，启发了后世的日本私小说，被誉为“国民大作家”，著有《我是猫》、《心》、《梦十夜》等。文中引自夏日漱石《伦敦塔》的译文皆参考了吴树文译本。——译者注

[2] 参考Soseki（夏目漱石），The Tower of London, 102.

[3] 协和广场，法国最著名的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18世纪由国王路易十五下令营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易名为“革命广场”，并改建了断头台，处决了包括国王路易十六、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人在内的约1100名皇室及保皇派成员。——译者注

[4] 参考Enid Dinnis, ‘Quoth the Raven,’ in The Tower of London, ed. Christopher Hibbert (New York: Sage, 1978)。

[5] 参考R .J. Minney, The Tower of Lond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0) 1。

[6] 这几十年来人们对渡鸦的态度不断改变，大致上参照了一种模式，该模式被学者认为类似于受害者（或替罪羊）所受待遇的几个不同阶段。在赎罪之前，法耳玛科斯（pharmakos）（或者替罪羊）由民众看管，甚至享有特殊的权利；随后，在赎罪的过程中，他或她则要遭受唾弃和蔑视；最终，当赎罪结束后，受害者会被抬到一定的高度，这一高度与他或她之前的遭难程度相称。如果只是一场模拟的死刑，那么作为启示，受害者很可能会成为社群里一位尊贵的成员。如果受害者最终被杀害或者被放逐，那么这位替罪羊可能会被提高到神圣的地位，就如俄狄浦斯或耶稣基督的例子。详细资料请参考：René Girard, The Scapegoat, trans. Patrick Gregory (Balti- 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9), Boria Sax, The Tower Ravens as Mascots of Britain in World War Two, in Tiere Im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ed. Rainer Pöppinghege (Pader-born: Schoeningh-Verlag, 2009)。

[7] 参考Anonymous, Is the Oddest Band Concert, Washington Post, 13 February 1916。

[8] 参考Younghusband, The Tower from Within 104。

[9] 参考Bridget Clifford, Re: Books (personal email to the author), 22 February 2006; 参考路透社，London Tower Mystery: A Raven Loses Its Head。

[10] 参考路透社， ‘London Tower Mystery: A Raven Loses Its Head。’

[11] 参考Anthony D. Hippisley Coxe, Haunted Britain: A Guide to Supernatural Sites Frequented by Ghosts, Witches, Poltergeists and Other Mysterious Being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88。

09
梅布尔和葛利普

在第二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回想起这些鸟儿们，想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学会飞翔了，它们是怎么飞的呢？这些野生鸟类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一年之后只有少数能够存活下来。

艾斯特·沃夫森（在观察了渡鸦雏鸟的鸟巢之后），《渡鸦》

“二战”后，就在伦敦塔准备对公众重新开放之前，一只名叫“梅布尔”的渡鸦失踪了，一个月后，她的同伴“葛利普”也失踪了。对那些相信塔渡鸦预言的人来说，伦敦塔在此刻已不设防。杰夫里·帕内尔在官方记录里发现了一则简要的声明，当时的伦敦塔已“没剩一只”渡鸦了。[1]

爱情故事？

同时刊登在几份美国当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梅布尔的离去使葛利普异常伤心，“它没精打采地闲逛着，将自己困在小角落里，低垂着脑袋，闷闷不乐”。并说道，在葛利普“出逃寻找新伴侣之前”，照管它的饲养员曾试图为它重新安排一只名叫柯拉的威尔士渡鸦。梅布尔可能是飞走了，或者隐藏了起来，并召唤葛利普，最终在伦敦城内某户人家的屋顶上共栖。可能战后重建工作的疑虑与困扰，使伦敦塔的守卫们疏忽了为它们修剪羽翼的工作。这篇文章以塔渡鸦传说的早期版本总结道：“守卫们说：曾有一个传说，当最后一只渡鸦离开，这个国家的灾难便将降临。”这两只渡鸦再也没被找回，可能它们一起飞进了森林或者天堂。[2]

当然，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它们并没逃走，而是被人类故意杀害了；也可能它们是因为患病死掉的，怕引起群众的恐慌这种疾病没被官方证实。将梅布尔和葛利普的故事称为“爱情故事”可能会被质疑是“神人同形同性”的迷信或者多愁善感的荒诞想法。但是这样的逃跑方式，被当时的人们说成是‘私奔’，这可能是对渡鸦失踪的最简单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是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战的，他们的统治受到了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套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英国不能被视为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政体，他是一个世界帝国和公众福祉的建立者和中心。”[3]在许多早期的关于伦敦塔的传说中，如果渡鸦离开，“大英帝国”将要灭亡，而不仅仅只是英国。[4]

渡鸦失踪之后，英国的确撤回了不少帝国的部队，所以这一传说可能会被认为将要变成现实。就这个例子看来，失去帝国权利的责难和赞誉都落到了梅布尔和葛利普这两只渡鸦的身上。美国媒体报道称，英国的官方机构，包括伦敦塔的守卫，都想“极力掩藏”这个事实。[5]

那时，关于渡鸦与伦敦塔的传说在守卫、行政官员和其他一些伦敦塔相关人员的社群里不断被流传，但外界并不知道这条神秘的消息。伦敦塔在战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即使没有渡鸦，也很少有游客会注意到这点。所以，伦敦塔的官员们为何要遮掩梅布尔和葛利普失踪的新闻，或者在开放之前会用另外一只渡鸦代替呢？这估计和游客并无关系，而是表明，官方也开始相信这个传说。

英国害怕这则预言会被间接宣传。美国人出于自己的反殖民地传统和新移民野心，助长了伦敦塔预言的传播。无论如何，他们已经更多地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对手，而不是战时的盟友。但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样的战略部署看上去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我们所知道的梅布尔和葛利普的故事，看起来与传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都挑战了政治阴谋与那些反对爱和自由的政权。有人认为大英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损失，他们把责难推给了渡鸦。但是就连这么一个怀旧的英式传统，在今天，它是否也会羡慕梅布尔和葛利普所拥有的自由呢？

对那些将大英帝国的瓦解看成是和平进步的人来说，梅布尔和葛利普因为将人类引入了一个新的好时代而值得称颂。爱情胜利了，我希望这两只渡鸦是真的飞走了，并有了后代。在某一天，当鸟群不再受到限制，它们将会重新回到伦敦塔，自由地筑巢，繁衍生息。

不列颠的重生

在“一战”时期，非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战场的危险，以致当时的许多诗人，如威尔弗雷德·欧文[6]（Wilfred Owen）和齐格弗里德·萨松[7]（Siegfried Sassoon），曾抱怨平民在战争中的无作为，并不能够真正体味战争的残酷。到了“二战”时期，当两军双方都开始不加选择地向城市投放炸弹，情况骤然剧变。危险笼罩了所有人，包括儿童、妇女、老人或体弱之人，动物们也一样，包括渡鸦。当最初的恐惧感被耗尽，这种集体情感将渡鸦和伦敦的市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渡鸦感到紧张不安时，它们会高声啼叫，近似人类的“尖叫声”。“二战”期间，伦敦市民跟这些鸟儿们一起共渡患难，它们也感动了市民，怜悯之情代替了之前人们对渡鸦招来厄运的猜疑。

从被诽谤到被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公众对渡鸦的态度变化的转折点，它们发出的啼叫声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这可能是以往从未有过的。这些末日的黑鸟们，在伦敦城的大轰炸中与市民一同受苦，现在，又与他们一起同仇敌忾。据了解，关于伦敦塔渡鸦的预言可以追溯到“二战”的最后一年。渡鸦代表了一个正孕育于母腹之中，放弃了先前的帝国野心的崭新的国家。在一个不断被商品经济包围的现代社会里，它们过上了闲适的生活，但也被证明这一庇护是复杂的。当帝国神话终结，这则传奇故事也越来越显得毫无意义，仅仅只是一个旧时代的迷人又荒谬的蠢话罢了。

我们现在试图重构这些渡鸦——杰基、葛利普、梅布尔、麦克唐纳——的例子，这些故事似乎有了近似史诗般的维度。在这些传奇里充满了爱、诡计和魅力，帝国的命运也同时被平衡地搁置起来。相比之下关于查尔斯二世，在听信了他的御用占星师的话之后开始驯养渡鸦的这则轶事，也变得滑稽可笑，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

[1] 参考Kennedy, Tower’s Raven Mythology May Be a Victorian Flight of Fantasy。

[2] 参考Anonymous, Craven Ravens Fly Their Bower at London Tower, Council Bluffs Nonpareil, 17 November 1945。

[3] 参考P. J. 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6) 319–20。

[4] 参考Nancy Price, Feathered Outlaws (London: Henry Walter, 1953) 18, Rowse, The Tower of London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255。

[5] 参考Anonymous, ‘Craven Ravens Fly Their Bower at London Tower’。

[6]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英国战争诗人，英年夭折。——译者注

[7] 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英国近代著名的反战诗人及小说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著有《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其中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译者注

10
新的鸟群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只也不会掉到地上。

马太福音10:29 （国王詹姆斯版本）

渡鸦第一次在伦敦塔的官方旅游手册上出现，应该追溯到1950年出版的由科罗内尔·E·H·卡吉特–詹姆斯（Colonel E. H. Carkeet-James）编写的《女皇陛下的伦敦塔》（His Majesty’s Tower of London）。作者承认渡鸦并没有被放任骄纵，而且会对它们少量的实物配给而感到不满：

“（英国）工部只提供了少量的财政津贴，这些钱被用于购买它们（渡鸦）的食物，肉类是它们最喜欢的，但是现在不能供应上这些；它们现在似乎是在靠游客提供的鱼类、面包、蛋糕和三明治等食物来维持健康……对定居在伦敦塔的人来说，它们并不讨喜，但如果失踪了，人们又会想念它们。它们漆黑的身体与绿草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的叫唤声不绝于耳。它们撕扯草坪、花朵，具有破坏力，它们啄出窗户上的油灰和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的菱形铅框玻璃上的铅条。很少有摩托车能逃过它们的劫掠，并且它们还对女士的丝袜表现出惊人的兴趣。”[1]

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一定不禁想问，“那他们为什么还不把这些该死的渡鸦赶出去，摆脱它们恼人的叫声？”

1955年，掌管伦敦塔事务的英国陆军部和国库之间的一则通信记录（现保存于国家档案馆），谈及了伦敦塔驯鸦官的薪酬问题，证实了许多市民将渡鸦视为害鸟，并且他们认为驯鸦官的工作远非那么迷人。其中一方写道：

“皇家军需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管护6只塔渡鸦，包括每日将它们从笼子里放出、给它们提供饮食、在清晨清洗它们的鸟笼、在傍晚将它们召集回笼……这些职责，一点也不令人羡慕，没有任何其他人愿意做，但却是伦敦塔的皇家守卫们的每日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应该在他们现在每日的薪酬之上加7英磅作为补偿。”[2]

但是这项工作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因为渡鸦的鸟笼已经从绞刑架遗址的附近迁到了白塔前另一个更宽阔的地点，它们不再与绞刑架的死亡隐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次搬迁看起来仅是一个官僚式的细节，但是这也暗示了渡鸦在象征意义上的深刻改变，紧接着迎来的将是对渡鸦态度的改变。

新纪元

1953年4月6日的《星报》（Star）上发表的一则简短的新闻，将渡鸦形容为伦敦塔的“圣鸟”，并且提到了（可能是英国纸媒上的第一次）查尔斯二世为了拯救英国才将它们驯养在伦敦塔内的传闻。[3]这篇文章被编排在了报纸上一个难以察觉的角落，但是它还是引起了伦敦塔官方的注意，并且被保管于国家档案馆。几年之后，这则消息开始出现在旅游手册上。

许多故事版本都将渡鸦描述成英国的保卫者。在最近一次拜访伦敦塔的时候，我听到皇家守卫这样向游客描述道：“希特勒曾想征服英国，并谋划着将一对伦敦塔渡鸦带回，这样渡鸦就将保卫德国而不是英国。”当然，我们假设英国真的被征服，那么渡鸦的救国神话也将受到质疑！但是好故事从来都不需要逻辑的支持。

A·L·罗斯（A. L. Rowse），一位大英帝国的狂热支持者曾报道过：“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纳粹军官在伦敦塔巡游的时候，以一种浮夸又自卑的语调评论道：‘在德国，我们有老鹰！’一只渡鸦听闻此言，立即上来咬了他一口。”[4]从罗斯的政治角度考虑，渡鸦，可能代表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不是如轴心国所希望的一样群起反抗，而是选择爱国地团结在一起，保卫自己的祖国。

这些表达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怀的故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两次世界大战的暴行消解了古老的维多利亚信仰，也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古拉格群岛[5]、纳粹死亡集中营、城市地毯式轰炸和最终使用核武器的事实，挑战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人们曾经认为在中世纪的残酷之后人类将迎来进步的时代。这些改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英国尤其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现代历史是经济和军事扩张的历史。[6]他们已不再把渡鸦当成是早期野蛮时代的遗产，当今的态度转变可以证明这一点。很快，渡鸦的保护者不仅会得到来自公众的支持，甚至还有名人参与其中。伦敦塔的皇家守卫们也获得了一个更为浪漫的称号——“皇室驯鸦官”。

[1] 参考E. H. Carkeet-James, His Majesty’s Tower of London (London: Staples Press, 1950) 65。

[2] 参考由L .R. Eves写给W. A. R. Wolfe的信件，1955年6月9日，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号# T213/220）。

[3] 参考Anonymous，《渡鸦大师》（Master of Ravens），《星报》，1953年4月6日。差不多同一时期，关于查尔斯二世驯养渡鸦的消息也出现在： Price, Feathered Outlaws 2, 18。

[4] 参考Rowse, The Tower of London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255。

[5] 《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苏联并没有这一地理名称，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把监狱和集中营比作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译者注

[6] 参考Colls, Identity of England 143–61。

11
进入21世纪

你想想渡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仓又没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又是何等的贵重？

路加福音12:24 （耶路撒冷译本）

人类和渡鸦都不能在一个纯粹的神话世界里生存。渡鸦需要被喂食，为了安全它们必须关在笼内，而这些鸟笼又需要清洁。作为宠物，它们在医疗和心理上的需求又必须得到关注；作为旅游景点，它们又需要被管理，公众对它们的好奇心也使它们一定要受到关照。

渡鸦，就像人类或者其他动物，同时也存在于很多不同的层面。它们有着强大的象征含义，几千年以来被密切地附着在这些人物身上：北欧神话中的欧丁神、《圣经》预言里的以利亚[1]（Elijah），还有凯尔特神话里的布兰。从实用的角度看，渡鸦对于人类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们曾是清道夫，同时也是威胁，因为它们会偷食家畜。

现在，渡鸦已经完全融入人类社会，以至于游客们极少会意识到它们需要什么照料。它们在伦敦塔的出现有效地传达了传统的尊严。20世纪30年代，作为伦敦令人敬畏的律师协会，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可以追溯到14世纪早期）曾一度购买了一对渡鸦，可能是因为渡鸦黑色的羽翼使人联想到了传统律师所穿着的松垂的长袍。那两只渡鸦，按照北欧神话里欧丁神（Odin）所养的渡鸦的名字，被起名为赫京（Hugine，代表思想）和穆京（Mugine，代表记忆）。然而这两只渡鸦带来了很多麻烦，在一次又一次地掘起花园的地面之后，它们被赠给了伦敦塔。[2]

今天，伦敦塔的渡鸦已经成为不同利益冲突的病灶。对大部分游客来说，它们是有趣的景观；对驯鸦官和助理们来说，它们需要饲养和保护；对伦敦塔的管理者来说，它们是收益的来源；对伦敦塔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它们是令人头疼的素材，一个缺乏精确的史料来证明的历史疑点。作为有需求、有悲喜的有情物种，渡鸦超越了我们在象征意义和实用主义上的偏见。是时候好好考虑人类和渡鸦之间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的关系张力了，特别是伦敦塔的渡鸦。

乔治·扬哈斯本首先使用传奇轶事来唤起公众对渡鸦的注意。其中一则故事是（这件事后来被广为传播）：1924年的一天，一只名叫吉姆·克劳（Jim Crow）的渡鸦被发现死在了绿塔里，它曾深受民众和伦敦塔常驻长官的喜爱，所以这事引起了一阵骚动。一只名叫埃德加·索博（Edgar Sopper）（以将它引进伦敦塔的索博上校的名字命名）的独眼渡鸦一直在观察着这一切。第二天早上，埃德加被发现四爪朝天躺在了绿塔上。长官通过窗户观察埃德加，他害怕塔内可能有疾病在渡鸦中间传播，他赶紧出去，试图轻轻捧起这只渡鸦，就在这时，埃德加一跃而起咬了长官一口，“大笑着”仓皇而逃。[3]

扬哈斯本与其他人将这则故事看成是一个幼稚的玩笑，就好像他把渡鸦当成是淘气的家养侏儒或小精灵。然而，我怀疑他对埃德加·索博的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埃德加真的病了，虽然没有致死，但受了创伤。被一个不熟悉的人捧起，不管这个动作有多温和，还是会惹恼它。扬哈斯本所描述的“大笑”或许是出于恐惧。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事件都显示了在非自然的环境下管理渡鸦，这种聪明又善变的动物，是多么的困难，更何况还要满足公众好奇的需求。

国家的明星

“二战”后不久，伦敦塔官方意识到民众对渡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们受到了更多的游客的喜爱。1954年6月7日《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上的一篇文章，用奇怪的不合时宜的语言（估计是出于与这一古老的机构气息相符的考虑）这样描述道：

“这些高贵的鸟儿们博得了一代又一代英国人的尊敬和爱戴，但是近期，不知为何，游客们开始试图与它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邀请它们享用自己的面包。然而，渡鸦有时也会误解游客们伸手递来三明治的举动，它们越过了人们提供的食物，朝着游客的手，狠狠地啄了下去。伦敦塔的守卫向游客警示了塔渡鸦的暴躁脾气，它们会出于‘刑罚’的本性啄伤人类，但是守卫们发现，对于这些意志坚决的旅行者来说，这样的措施收效甚微。”[4]

守卫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任何恐怖故事会削弱游客们对渡鸦的喜爱程度，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喜好来获利。

到了20世纪60年代，渡鸦开始变成国家的明星，就像是知名的歌手和运动员，它们的私生活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其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就是“柯拉”和她的伴侣“科雷”：一开始，它们和谐地共度了几年，而后来，“柯拉”变得异常暴躁，并时不时地要赶走自己的同伴，之后又会试图通过赠送树枝以寻求与“科雷”的和解。最终，“科雷”离开了，“柯拉”又找到了另一位伴侣“嘉文”。

随后，在1965年，官方发现伦敦塔内鸽子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可控范围，就将掺了药的谷物喂给它们，等这些鸽子失去知觉，再仁慈地将它们杀死。“嘉文”后来被发现死在了一只已被吃掉一半的鸽子旁边，可是RSPCA的尸体解剖发现，他并非中毒而死。[5]后来，“柯拉”就病了，被限制在了笼中，不久之后便死去。她曾备受公众喜爱，所以伦敦塔的官方为她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6]在她死后不久，一块铜质牌匾被竖立在壕沟上，为公众标示了自1950年以来在伦敦塔死去的渡鸦们的名字。这些故事都被英国媒体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从这些渡鸦的正面报道来看，有一些人功不可没，那就是约翰·威明顿（John Wilmington，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伦敦塔驯鸦官）、他的继任者大卫·科普（David Cope）、德里克·科尔（Derrick Coyle）和雷·斯通（Ray Stone），他们同样会提到渡鸦聚集在死刑现场的传说，但那些血淋淋的细节都已被省略掉了。大卫·科普喜欢向游客描述自己的驯鸦经验，伦敦塔的守卫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的手稿：

“渡鸦是具有领地意识的鸟，它们在伦敦塔内有各自的地盘。当我在清晨将它们放出，它们便会第一时间奔向各自的领地，并且它们也很满足于一整天在那里闲逛。它们智商很高，也贪玩。打个比方，‘赖斯’喜欢在白塔西面的堤岸上玩不倒翁，躺在地上抛接小树枝，如果可能的话，它还会捡起塑料花盆。它的另一项游戏就是爬上喷泉，等到头扎丝带的年轻姑娘们来取水，它就会去拉扯她们的发带然后逃跑。它也喜欢偷泰迪熊，随后逃之夭夭。”[7]

科普也提到了另一只名叫“哈迪”的渡鸦，它能发出狗一样的吠叫声来吓唬人类；还有一只名叫“乔治”，因为喜欢攀爬防火梯、在电视天线上胡闹，而不断被投诉。

1988年，驯鸦官约翰·威明顿（John Wilmington）与伦敦动物园合作的塔渡鸦繁殖项目得到了官方的批准。数十年前，这样的项目很可能引起大多数公众的反感，就像是繁殖老鼠然后再将它们放到街上。但是人们渐渐开始被渡鸦的滑稽行为和惊人智力所深深吸引，这个项目也没有再遭到任何的反对。

这个项目反映了20世纪末以来日益增长的一个趋势：不仅要在动物园里展览动物，同样重要的是，要为动物保护做出贡献。[8]20世纪中后期以来，动物园开始圈养保护濒危物种，研究它们的遗传基因，进行人工繁殖，偶尔也会尝试将这些动物重新放回大自然。动物园还开始向公众传授与野生动物和生态学相关的知识。即便如此，让渡鸦重返自然的尝试并无太多的生态学意义。尽管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已经濒临绝迹，但渡鸦从来就不是濒危物种，虽然来伦敦塔参观的游客没几个意识到这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出于实用目的，但能确保伦敦塔至少会有一只渡鸦露面。

这一繁殖计划给公众留下了积极参与自然保护运动的印象，该运动在20世纪末开始盛行。可能民众第一次意识到，渡鸦不仅仅是伦敦塔或君主制的代表，而且还是自然界的象征。这个项目将渡鸦和它们安逸舒适的人造风景以及更广阔的自然界联系起来。可能这个计划也反映了一个补偿的姿态，为之前驱赶渡鸦并破坏它们栖息地的行为做出忏悔与补救。

一开始，守卫只允许一对渡鸦——“拉里”和“哈迪”——在白塔里废弃的楼梯处筑巢，但是游客的喧闹为它们带来了诸多打扰，它们的鸟巢最终被毁坏。1989年，“里斯”和“查理”（雌鸟）也同样在绿塔筑巢、产蛋，但还是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终于，在这年年底，守卫为它们建造了巢箱，渡鸦终于可以在游客熙攘的环境下找到清静的庇护所。“查理”后来孵化了一只雏鸟，这是第一只有记载的在伦敦塔出生的渡鸦。这则消息被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为小渡鸦取名的竞赛在儿童中展开。最终，“罗纳德”这个名字胜出，人们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字命名，“罗纳德”则是“罗纳德·瑞文（渡鸦）”的简称。

类似的取名竞赛经常由动物园发起。这也代表了对渡鸦的新的认知。渡鸦再也不是啄食人类尸首的残忍的清道夫，它们现在是具有魅力的、受人喜爱的国家宠物。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6只雏鸟在伦敦塔降生，很快，繁殖计划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这一计划被用来恢复英国野生渡鸦的数量，圈养出生的渡鸦被放归苏格兰、威尔士和林肯郡的部分地区，加入它们的同胞。它们从未在伦敦塔内成长，因为在游客们的喧闹声中哺育年幼的渡鸦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一些游客来说，拥抱或爱抚雏鸟的冲动也可能是不可抗拒的。之后的4年中，又有11只雏鸟在塔内降生。

“罗纳德·瑞文”的母亲“查理”是有史以来伦敦塔最受欢迎的渡鸦明星。当时的驯鸦官助理大卫·科普（后来成为驯鸦官威明顿的继任者）喜欢讲述这样一则关于“查理”的故事：在1975年，一位威尔士的小男孩发现有什么东西像一块黑布一样，挂在了带刺的铁丝网上，他走近一瞧，发现原来是一只被勾住了脖子的刚学会飞行的雏鸦，他便将这只渡鸦解救下交给当地的海岸警备队抚养，最终，这只渡鸦被送到了伦敦塔，由于很难辨出性别，它一开始被误认为是雄鸟，被取名为“查理”。时隔多年，有位哨兵向科普问起这只脖子上有伤疤的渡鸦的下落。原来这位哨兵就是当年解救“查理”的少年，他现已长大成年，参了军，并最终来到了伦敦塔。

这一事件被扩充、渲染，写进了由茉莉·波克特（Molly Burkett）创作的畅销童书《一只名叫查理的渡鸦》（A Raven Called Charlie）。在这则改编故事中，“查理”有天突然消失了，最终在一场盛大的皇家仪式的队伍里发现了它，它就跟在一位年轻的威尔士士兵的身后。这位士兵就是“查理”曾经的救命恩人，它凭借幼时的记忆认出了他。[9]

然而，“查理”的生命，在1995年5月9日悲剧般地终结了。当时伦敦塔正在筹备一场女皇出席的大型庆典，庆祝“二战”的胜利。嗅探犬被派去侦查是否有恐怖分子在塔内安置炸弹。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其中一条嗅探犬挣脱了链条，攻击了“查理”，不久之后“查理”就在驯鸦官大卫·科普的怀中死去。后来，爱丁堡公爵提供了自己庄园的渡鸦来替代“查理”。这件事情并没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估计是害怕“查理”的粉丝们难过，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另外一种失望的情绪。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只渡鸦被如此之多的媒体报道过。渡鸦的繁育计划不得不终止，因为没有任何渡鸦，除了“查理”和“里斯”，曾产下过后代。由于伦敦塔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与日俱增的游客也进一步阻碍了这一繁育计划的推行。

在纪念品商店中

近年来，人们可以在伦敦塔的纪念商店中买到一种渡鸦毛绒玩具，它们腿上的丝带上标识了每只渡鸦各自的名字。我购买的这只渡鸦玩具名字叫“托尔”（Thor）[10]。一张卡片被附在了玩具上，上面写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不要误认为我是粗声粗气的渡鸦，

虽然从头到脚我都一身黑衣。

我为这身制服感到骄傲，

我锃亮的喙，机警地凝视。

没有游客不会被注意到，

被这位女皇陛下的奴仆所注意到。

我保卫伦敦塔的职责，

为我带来特殊的魔力。”[11]

换句话说，这些渡鸦，既然可以保卫国家，当然也可以保护睡在它身边的孩子们。

在伦敦塔被销售的另外一种游戏叫作“皇家宝塔逃跑的渡鸦”，参与者通过猜谜和另外一些提示，在伦敦各处寻找逃跑的渡鸦，来拯救英国。[12]人们经常将渡鸦与儿童联系起来，部分的原因是它们不会飞走，也象征还未长大的儿童。它们来自另一个时代，看起来似乎比现在更丰富也更残酷，就像是英国的“儿童”阶段。

将渡鸦幼稚化也纵容了游客向它们投喂垃圾食品的行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人类在动物园喂食动物的情况非常普遍，也传出了不少给猴子灌酒、喂大象辣椒的新闻。今天，尽管伦敦塔的守卫禁止游客给渡鸦投递食物，但是传统是难以打破的，特别是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经过伦敦塔，而渡鸦又被允许自由活动，这种喂食行为在所难免。当然，也会有标识提醒游客，小心渡鸦的尖喙和无常的脾气。

另一本值得关注的童书是迈克·邦德（Michael Bond）所著的《帕丁顿熊在伦敦塔》（Paddington at the Tower），这本书在伦敦塔有售，不经意间怂恿了游客们轻率的喂食渡鸦的行为。当帕丁顿熊正要离开伦敦塔的时候，渡鸦欲随它而去，守卫们担心渡鸦一旦离开英国将岌岌可危，然而，帕丁顿熊将自己午餐篮中的三明治喂给渡鸦，这时，守卫和游客们惊喜地发现，渡鸦竟然喜欢吃橘子酱！（终于留了下来。）[13]

即便只靠双脚行走，渡鸦的行动也是迅猛的，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拙，那样的行动方式近似人类，这也使它们很容易被拟人化。它们看上去就像小精灵，也经常被这样描绘。尽管它们非常知名，但同时也受到嘲弄。伦敦塔售卖的一种瓷质小托盘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微笑着的刽子手正在喝茶，他将绞刑架当作自己的餐桌使用，他的斧子正插在蛋糕上。在他的旁边停着一只渡鸦，一副茫然的表情，头上戴着一顶文艺复兴时期的帽子，脖子上则围着一圈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边环状领。

几近人类

渡鸦一直保持着它们一贯的令人捉摸不透的行为方式。有一只名叫“托尔”的渡鸦，喜欢攀到倒毁的墙上，发出一种近似“早上好”的声音来吓唬游客。我最近在网上发现一则轶事，一位男子正在游览伦敦塔，有一只渡鸦栖在了他的肩膀上说道：“沿着这条路走”。这位男子回头一看，那只渡鸦立马向下猛扑向他的午餐盒。[14]不同于许多动物园里的动物，渡鸦完全不会被人忽视。它们经常观察人类，甚至能平等地与他们交流。驯鸦官虽然会经常对它们进行训话，但它们一整天都被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声音包围着。

在一次采访中，退休的驯鸦官德里克·科尔提起这只塔渡鸦“托尔”，它学会了大量的人类语言。在喂食的时候，科尔会对渡鸦说“这是你的”，有时“托尔”会回答“这是我的”。[15]这表明渡鸦能够理解一些基本的语法，特别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的区别。通过不断地对人类进行观察，“托尔”已经熟悉了一些人类的思维模式，甚至可能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交流技巧。

在渡鸦的周围，我们很难忽视它们，除了它们的智力，它们还具备一些人类所不及的本领。1990年，一位名叫诺曼·胡德的专职教士在自己位于伦敦塔的小房间里逝世，前任驯鸦官助理汤姆·特伦特告诉我，渡鸦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死亡，它们聚集在小教堂附近的绿塔上，大声叫唤，之后又是沉默，就像是在悼念。这个想法不容忽视，因为鸦科动物经常被报道说成是会为同伴送葬守灵的动物，它们会哀鸣，并聚集在死去同伴的周围，沉默哀悼。它们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同伴的死亡，或者通过小教堂其他人的行为来推测发生的一切。[16]

伦敦塔曾驱赶过几只渡鸦，因为它们造成了麻烦。有一只叫“乔治”的渡鸦花了很长时间策划它的逃脱计划，它学会了攀爬防火梯，然后滑下高墙。它于1981年失踪，最终在一个叫“玫瑰与大酒杯”的酒吧里被找到。它曾在一周之内损坏了5条电视天线，最终，它被送走。

另一只叫“赫京”的渡鸦在伦敦塔平静地度过了许多年，但之后，它变得十分暴躁。它会向游客乞讨食物，并啄伤拒绝它的人。《伦敦塔的秩序》（Tower Orders），一本记载了伦敦塔的各类事件的内部刊物，通过对渡鸦行为的拟人化描写，含蓄地暗示了渡鸦的智力。例如，1995年5月的一则记录里这样描述道：

“5月4日，星期四，由于不当行为，经过了在白塔西南侧的特殊鸟舍里的几个月的监禁，渡鸦‘赫京’（雄性，威尔士山脉公园，1983）和渡鸦‘杰基’（雌性，伦敦塔，1991）将被驱逐出伦敦塔，我们不再需要它们的服务。皇家驯鸦官大卫·科尔会将这两只被免职的渡鸦送往科尔温湾的威尔士山脉公园。”[17]

这种极度正式的语气可能隐藏了悲伤的情绪或者内疚感。跨越物种的障碍，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与动物进行交流，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如人所愿，以至于人类与高智商的动物，比如渡鸦，之间的关系，被蒙上了一层悲怆的色彩。

喂养渡鸦

多年以来，游客、渡鸦和皇家守卫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对和谐地在伦敦塔的地面共处。黎明时，驯鸦官和他的助理就会打开鸟舍、喂食渡鸦。这些渡鸦被允许在草坪上自由地漫步，每只都会奔向自己最喜欢的地点。然而，在繁殖季节，渡鸦会变得异常焦躁不安并具有攻击性，它们会被关进宽敞的日间鸟舍。在下午，差不多三点半的样子，它们会再被喂一次；在傍晚，它们又将被唤回夜间鸟舍，那儿黑暗的环境会使它们马上入睡。每周它们都会过一次磅，任何体重过轻或者显出病态的渡鸦将会被送往伦敦动物园治疗。

前任驯鸦官助理汤姆·特伦特告诉我，在2006年，公众的过度关注迫使饲养员们不得不向渡鸦喂食一些可能对它们的健康而言过于精细的食物。大部分是肉类（经常带血），采购自伦敦市中心的史密斯菲尔德市场（Smithfield Market）。但是，不会向它们喂食比如新鲜宰杀的兔子之类的食物，出于对所有关于渡鸦啄食人类尸首的传言和越来越多的因死刑、酷刑和地牢慕名而来的游客的考虑，如果看到一只渡鸦在啄食一具还能辨认出原型的动物残骸，这种场面对游客来说将是非常敏感的。

2010年，这个政策被新上任的驯鸦官理克·斯通（Rick Stones）所颠覆，他认为动物福祉比公众情绪更应该受到重视。渡鸦们还是会得到每周定量供给，每日6盎司的生肉——牛肉、鸡肉、羔羊的心脏和肝脏——再加上每周一颗煮鸡蛋。除此之外，现在每隔两周它们会得到一只整鸡或者老鼠作为食物。

偶尔渡鸦会在野外集体协作捕食，也会杀死并吃掉一只鸽子。由一只渡鸦在鸽子前面分散注意力，其他的同伴悄悄尾随，接着，第一只渡鸦会佯攻、惊吓鸽子，将它赶向第二只渡鸦的利爪和尖喙。不久之后，这只鸽子就会死去，这一景象也会使游客们惊恐不已。

渡鸦在绿塔获取食物，经常会被其他鸟类抢食，特别是喜鹊、小嘴渡鸦和海鸥。这些鸟类已经摸准了渡鸦的用餐时间，它们会埋伏在一边，时刻等待着抢劫这些不能飞行的同类，这是它们在野外不常会碰到的情况，鉴于这一点，渡鸦经常被安置在笼内进食。它们当然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但这些细微的困扰也证明了它们已经离自然界越来越远。

禽流感

正当渡鸦成为伦敦塔社群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2006年2月的下旬，因为面临禽流感的威胁，它们被隔离了起来。这一疫情已经遍布德国和法国，似乎会很快波及到英国。但是这个将渡鸦隔离的决定可能是不成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鸦科动物，特别是渡鸦，是否会感染这类疾病。

由于每个人都熟知“如果渡鸦离开英国就会衰败”这则传说中的古代预言，伦敦塔官方也不想冒任何的风险，毕竟，英国的命运可能命悬一线。然而，许多人发现，没了渡鸦，伦敦塔竟显得十分荒凉。喜鹊和小嘴渡鸦，曾几何时它们像是加入了渡鸦一起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鸦科动物社群，现在，它们选择远离。伦敦塔图书馆资深馆员布里奇特·克利福德（Bridget Clifford）向我透露，就连塔内以侵略性得名的麻雀当时也很少得见。

隔离在5月被撤销，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禽流感的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尽管还不确定病毒会不会继续徘徊。这样的情况最终可能还是会因疫情的再次肆虐或者另外一种病毒的到来而再次发生。这次隔离再次戏剧化了渡鸦作为一个活物和一个国家守护者的象征身份之间的张力。

与很多学者不同，我并不反对驯养渡鸦，它们在伦敦塔内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最初被发现受了伤的动物，可能缺少了人类的帮助，它们在野外也不能存活。但是渡鸦也面临与其他半家养动物（甚至一些完全野生的动物）一样的问题。人类在它们身上强加了标准，特别是在一个对健康意识与日俱增、不愿意冒险并且被人类精心控制着的社会里。与家养宠物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人们很难还原甚至模仿真实的自然环境。[18]多年以来，现已退休的驯鸦官德里克·科尔每个周日都会在破晓之前再次来到伦敦塔，带着一把来福枪，驱除入侵的鸟群。[19]为游客而做的表演与展示始终需要用心经营和设计，这似乎与这些炮塔最初所要唤起的某种浪漫精神格格不入。

两个王国

渡鸦被用来代表皇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君王。退休的驯鸦官德里克·科尔告诉了我关于受欢迎的渡鸦“托尔”与“穆京”的爱情故事。一只正值壮年的渡鸦“甘多夫”与“穆京”调情，“托尔”发现后对它发起了进攻，并最终杀死了它。就像人类一样，渡鸦会为死去的爱人哀鸣，同样类似人类，渡鸦也会逐渐平复。而“甘多夫”的兄弟“巴德利克”在此事发生8个月之后，还是不能从失去亲人的悲伤中摆脱出来。

我们很难责怪“托尔”，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将人类道德观念强加在动物身上的想法。但是，它的行为与古代的君王极为相似，也会经常对竞争对手忍无可忍而进行杀戮。“托尔”被视为类似“渡鸦王”的角色，这位统治者通过媒体的不断报道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小朝廷。

驯鸦官助理沙迪·雷恩（Shady Lane）告诉了我“托尔”悲剧般的结局，这个故事就像一首老式英格兰或苏格兰民歌。“托尔”并不知晓自己在飞行能力上的限制。逐渐地，它登上了白塔的塔顶，向着地面跳了下来。当皇家守卫发现它躺在草坪上的时候，他们以为“托尔”已经死去，但是他们还是将它送到了宠物医院，在那儿，它奇迹般地恢复了。2010年的年初，“托尔”再次回到了伦敦塔的地面，但它又一次登上白塔并跳下，这次，它终于丢了生命。

随着它的离去，伦敦塔再无一只会说话（甚至是最基本的英语）的渡鸦。但是“托尔”之前联络公众感情的角色很快被一只名叫“梅林”的渡鸦所取代，这只渡鸦非常适应人类的陪伴。当其他渡鸦占领了靠近人行道草坪的领地的时候，“梅林”将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了从圣彼得小教堂涌过的人群里，它与游客们合影，作为报答，也经常会得到（或占用）人类美味的食物。如果“托尔”是位统治者的话，那“梅林”更像是一位亲善大臣。不仅仅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原因，还因为个别渡鸦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杰基、查理、托尔和梅林，管理渡鸦的过程会不断面临新的改变。

1998年，当女王和菲利普亲王造访伦敦塔时，驯鸦官大卫·科普仪式性地将渡鸦“哈迪”献给了她。渡鸦是昔日君王的象征，当然也代表着对现代皇权的支持。如果现在渡鸦突然消失，很有可能，严重依赖于旅游业和皇家仪式的君主政权也会随之覆灭。

[1] 以利亚，《圣经》中的重要先知，意即“耶和华是神”。——译者注

[2] 参考Montagu Sharpe, ‘The Ravens at the T Notes wer’o,and Queries, 1939年11月25日。

[3] 参考Younghusban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 89。

[4] G. Armstrong,‘Nevermore,’ Glasgow Herald, 7 June 1954。

[5] Anonymous, ‘Goodbye, Garvie,’ Daily Mail, 1 July 1967。

[6] Anonymous, ‘Cora the Raven Has Own Grave,’ Guardian, 2 September 1967。

[7] 这则资料来源于大卫·科普的一份未出版的伦敦塔导览笔记，由伦敦塔守卫向作者提供(ca. 1955)。

[8] 斯波蒂写道：“动物园会经常否认动物在神话中的差异性生存的维度。”在动物园展览的指示牌里，提供了类似蛇怎样捕食啮齿类动物或者蝙蝠怎样通过声呐飞行的信息，他们将动物视为教学素材看待，基本不会考虑到它们个体的悲喜。从动物园的角度看，动物从属于自然界，就如从属于一个原始的、一成不变的世界，所以，它们不会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伦敦塔渡鸦的神话经常会使人们忽略它们在动物学和历史上的维度。相关资料请参考：Stephen Spotte, Zoos in Postmodernism: Signs and Simulation (Teaneck,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06) 74。

[9] 参考Molly Burkert, A Raven Called Charlie (London: Barny Books, ca. 1990)。

[10] 托尔，北欧神话中司雷、战争及农业之神。——译者注

[11] 参考Lynn New, ‘Thor, the Tower Raven’ （玩具标签上的诗）(London: Historic Royal Places, ca. 2003)。

[12] 参考Bambi Smyth, The Runaway Ravens of the Royal Tower (London: Random House Group, 2001)。

[13] 参考Michael Bond, Paddington at the Tower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2)。

[14] 参考Jay Tea, post in discussion of Tower of London’s raven myth (2004 [cited 16 November 2004]); 网络资料请见：http://www.snopes.com/cgi-bin/ultimatebb.cgi?ubb=get to_pic; f=36;t=000610;p=0。

[15] 参考CNN, ‘Protecting the Monarchy’ (interview with Ravenmaster Derrick Coyle) (21 February 2006 [cited 29 January 2008]); 网络资料请见：http://www.cnn.com/2006/EDUCATION/02/21/transcript.wed/index.html#third。

[16] 关于“渡鸦葬礼”的讨论，请参考：Lyanda Lynn Haupt, Crow Planet: Finding Our Place in the Zoolopolis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 196。我曾在美国的辛辛监狱执教，那里的监犯经常被调动，并拥有一个与美国其他监狱一起享用的联系网。他们告诉我，每当奥本监狱要执行死刑时，就会有成群的渡鸦聚集在监狱的院子里。

[17] 在我拜访伦敦塔的时候，守卫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这份资料，并允许我转录在文章的引用部分。

[18] 我在其他地方表示过：动物园是创造（至少是展示）一个没有掠夺的乌托邦世界的尝试。相关资料请参考：Boria Sax, Are There Preda- tors in Paradise? Terra Nova 1, no. 2 (1997)。

[19] 参考Paul Majendie, Crows Culled to Save Tower Ravens (Reuters News Service, 28 February 2005 [cited 7 February 2009]); 网络资料请见：http://sports.espn.go.com/espn/print?id =2465426&type=HeadlineNews&images Print=off。

12
夏目漱石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伦敦塔的情景，于我依然是历历在目。真是前不得要领，后不知所以，只有那丢前弃后的中间部分，依然未被忘却，异常清晰，仿佛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

夏目漱石，《伦敦塔》

外国人往往会比本国人更关注那个国家的文化和古迹，就如同所有来纽约参观的游客都要登上帝国大厦的楼顶，而没有几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去过那里。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伦敦塔渡鸦的传说可能在最初并不是由英国公民记录下来的，而是一位来自日本的游客，那就是小说家夏目漱石。在19世纪末，夏目漱石还只是一位贫困潦倒的学者，但是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夏目漱石于1900年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来到伦敦就学。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他变卖自己的家产，与家人告别，登上轮船踏上他乡之旅。伦敦，在那时是工业化社会的领先城市，充斥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大的建筑、蒸汽铁路、有轨电车和四轮马车。虽然深受英国文化吸引，但是夏目漱石还是对于真正融入英国社会不抱希望，他退回到自己的文学书斋里，省吃俭用，为了能买得起那些自己在伦敦的书店里面发现的珍宝。

他于两年之后回到了日本，并在1905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伦敦塔》，将自己拜访伦敦塔的经历以虚构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就像那些经常会出现骑士寻找传说中的圣杯城堡的老式冒险故事一样。他漫无目的地开始旅程，向遇见的人询问伦敦塔的方向。最终，他抵达了，根本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到达这个地方的，除了这座慢慢浮现于眼前的庞大建筑物。

对夏目漱石来说，伦敦塔是死亡之城的象征，而泰晤士河则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一条隔离生死两界的河流。此刻，在伦敦生活着的其他人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和最后期限而匆匆忙忙，但在伦敦塔，时间似乎一下子静止了。此地与彼时交融在一起，就像是梦境与现实的结合。

在夏目漱石之前，有几位作家记录过伦敦塔渡鸦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位曾在它们身上多加笔墨。没有人曾细致地描述过渡鸦，但是夏目漱石将它们塑造成了自己作品中的焦点。首先，小说中的叙述者看到两位年轻的王子在伦敦塔内神秘地死去，他怀疑是理查德二世下令处死的。叙述者还观察到两人的外衣“就如渡鸦的翅膀般漆黑”，[1]巧妙地暗示了随后揭露的真相。

接着，当叙述者（在想象中）目睹了一次死刑现场，他描述道：

“一只渡鸦飞落，耸起双翅，伸出漆黑的喙，怒目圆睁，瞪向人群。仿佛百年来的碧血之恨早已化作这黑鸟，永远地，纠缠在这不祥之地。榆树随着风沙沙作响，我望过去，一只渡鸦停在树枝上。不一会儿又飞来第二只，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在一旁，有位少妇，带着一个7岁光景的男孩，站在那儿，盯着那些渡鸦。她长着希腊人的鼻子、宝石般闪烁的眼睛，柔和波动着的曲线，配上她那雪白的脖子，使我为之心动。男孩朝着少妇，好奇地叫道：‘渡鸦，渡鸦。’接着他央求道，‘这渡鸦好像很冷的样子，给它们吃点面包吧。’少妇轻声回答：‘这些渡鸦什么也不想吃。’孩子追问：‘为什么呀？’少妇用一种像是在她那长睫毛深处游离着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渡鸦，只说了句‘那儿有5只渡鸦’，没有理会孩子的提问，她像是出了神，像是在冥思苦想着些什么。我觉得这少妇与这些渡鸦之间好像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瓜葛。她描述着渡鸦的心绪，就如她自己也能感同身受一般，眼前明明只有3只渡鸦，她硬说成是5只。”[2]

这位年轻的少妇似乎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她流利地描述着令叙述者一头雾水的碑文。渐渐地，我们得知，这个女人就是简·格雷，一位年轻的富有学识和勇气的女王，在统治英国9天之后被废黜。最终，玛丽·都铎（Mary Tudor）的一纸御令使她随即丧命。她和这位小男孩，以及那些在伦敦塔死去的其他人一起，以渡鸦的形态复返，萦绕在塔内。叙述者见到了在牢房内写出了世界史的沃尔特·雷利[3]（Walter Raleigh）；曾经想要炸毁国会的盖·福克斯（Guy Fawkes），还有许许多多在伦敦塔的高墙之内被监禁的人们。似乎他们全都以渡鸦的化身回到了这里。

最后，夏目漱石返回了他的住处，回到了他日常生活的乏味现实之中：“我把自己今天参观伦敦塔的事情告诉了房东，房东说道：‘我想，那里有5只渡鸦。’我大吃一惊，不禁猜想自己的房东会不会是那位少妇的亲戚，但是房东笑道：‘它们是神圣的渡鸦，自古就被驯养在塔内，如果它们中少了一只，立马就会被另外一只补上去。所以一直都是5只。’”[4]这位房东的解析相比之下有点乏味，与叙述者的经历相去甚远，他决定自己再也不会重提并参观伦敦塔了。

考虑到细节、洞察力和文学质量，夏目漱石的这则故事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早期的关于伦敦塔渡鸦的记录。他的描述可以得到证实，当然也是关于伦敦塔渡鸦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夏目漱石在当时是一位英语文学和日本文化的重要权威，很快便在不久之后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关于伦敦塔，最重要的是关于渡鸦的描写是否真实？毋庸置疑，在写作之前他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具体的资料搜集上，并在文中引用了许多历史和文学资料，这些全都是英文素材。再者，他不仅参考了许多历史事件，同时也参考了很多非常具体的地点与铭文记载。

但是夏目漱石的记述最值得我质疑的就是他文学化和虚构式的描述手法。要想从他的叙述中获悉伦敦塔与渡鸦的真实信息，其实就如要从詹姆斯·乔伊斯[5]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读懂20世纪早期的都柏林差不多。[6]

就像夏目漱石一样，乔伊斯会十分精确具体地去描述一个地点，与此同时，很明显地，也会设定某种语境去虚构它们。就像夏目漱石与其他艺术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乔伊斯竭力想要还原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谁又能在他的小说中将幻想与现实区分开来呢？一位研究20世纪早期都柏林历史的学者很可能会参考其他资料，去证实乔伊斯小说中所描述的都柏林的具体细节与场所。如果是这样，很可能也会认为《尤利西斯》，至少在某些层面上，是有理有据的。

夏目漱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渡鸦神话的传播，这一观点是不可信的，因为他的版本直到21世纪才被翻译成英文。他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房东口中的传奇故事来表现塔渡鸦的传说的，房东这个人物也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虚构的策略。但是细节证明，夏目漱石是在尝试着为同时代的日本人描述伦敦塔与其所处的环境。被虚构的人物，甚至是超自然的事件，无疑符合作家乔伊斯或者夏目漱石的关于艺术性地还原亲身经历的一贯诉求。但是，改变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点的氛围就不是如此了。20世纪《尤利西斯》的读者可能不会为了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这个角色而去都柏林旅行，但是很有可能他会想去亲眼看看利菲河（River Liffey）。在房东这个人物可能被虚构的同时，他所描述的传奇故事，作为伦敦的神话的一部分，无疑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夏目漱石虽然与伦敦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但是他把当时已经广为人知的口述历史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作为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可能注意到了一些本土英国人不能清晰表述的隐含在传奇背后的细节与联想。可能他的宗教背景使得他能够自由地描述在天主教徒们看来是亵渎神明的，在唯理主义者看来是迷信的一些想法。夏目漱石的佛教信仰，在传统上蕴含了轮回转世的观念，可能为他所听到的一些（就如他的房东所说的）对渡鸦的比较随意的说法加上了一层全新的维度。关于人类会重生转世变成鸟类的想法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可能夏目漱石将简·格雷想象成了日本的太阳神天照大神（Amaterasu），日本的天皇都宣称自己是她的子嗣。天照大神，就像故事里的简·格雷一样，有时也被描述成一只巨大的渡鸦。

最重要的是，夏目漱石是伦敦社会的一位局外人，没有盲目地被当时发展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诉求所捆绑。他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伦敦塔的神话层面，而这些也是当地的居民所难以捕捉到的。不难想象日本的读者会为此吊足了胃口，而英国人，如果读到的话，可能会觉得被冒犯或者认为这样的描述是可笑的，但是夏目漱石的故事也事先预想到了英国人自己在几十年之后的关于渡鸦的描述。例如，关于渡鸦是伦敦塔死刑犯的转世的观点，会在夏目簌石发表文章的十几年后再次浮现。

夏目漱石决定不再拜访伦敦塔，从而他第一次的记忆不会被打破。我不禁想象，要是今天他再去一次伦敦塔会是怎样的感受，无处不在的旅游纪念品商店不断地提醒我正身处商品经济的时代，陷入白日梦般的沉思状态，对于我们甚至诗人来说都是很难企及的。一切都精致耀眼，几个世纪的尘埃被一扫而净。不管商品经济是否无处不在，也可能正因如此，伦敦塔依旧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将幻想与现实交融在了一起。

在一次拜访伦敦塔的经历中，我看到一位男士正在为坐在他膝盖上的小女孩读着一本书，有只不知从何而来的渡鸦栖在了他们身后的栏杆上，正越过他们的肩膀，盯着那本书看。我思考了片刻，“也许那只渡鸦就是夏目漱石？”

[1] 参考Soseki（夏目漱石），The Tower of London, 67。

[2] 参考Soseki（夏目漱石），The Tower of London, 102–03。

[3] 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多产的学者，著名政客、军人、诗人、探险家。于1595年率领探险队前往新大陆寻找黄金，发现了今南美洲圭亚那地区。于1603年以颠覆王位的罪名被下狱，监禁在伦敦塔。——译者注

[4] 参考Soseki（夏目漱石），The Tower of London, 113。

[5]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著有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译者注

[6] 参考James Joyce, Ulysses (New York: Vintage, 1990)。

13
历史的骇人秘密

谁能确信上帝就是爱呢？

他爱自己所造万物的一切终极法则，

即使自然，它的尖牙和利爪上沾满了鲜血，

深谷，冲着他的信条发出尖厉的叫声。

丁尼生[1]（Tennyson, 1809–1892），《为了纪念》

[1] 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继华兹华斯之后荣获桂冠诗人的称号。著有组诗《悼念》。——译者注

对于我，一个来自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人来说，英国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相对和谐的整体。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被革命的魔力所启发，将自己与过去的历史残忍地切断；其他国家，比如德国，用战争和迫害败坏了自己的民族遗产；同样还有另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被一种原始的天真信仰所激励，始终致力于摆脱过去的束缚，从头再来。历史遗迹留下的相对财富，可以使英格兰（甚至英国）的故事在外国人眼中是持久的，英国人自己更明白这一点。

在16世纪，亨利八世与教廷断绝了关系，宣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君主。修道院被占领甚至被拆毁，他们的藏经阁也遭到了破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按照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说法，“联系古今一直都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将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天主教历史强制性地分裂开来，自然会产生极其强烈的不安感。”这也是英国人如此着迷于废墟的原因，特别是那些修道院、城堡的遗迹，充斥在英国的文学作品中。[1]这也解释了渡鸦为何会出现在伦敦塔——是为了填补不完整的历史之间的空隙。

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世纪精神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将历史，特别是他们自己的历史，视为一个文明战胜野蛮的不断凯旋的过程，但是他们也对此抱有复杂的情感。他们担心文明会被引向“堕落”，引向懈怠、死气沉沉、多愁善感和薄弱的意志。他们在想象的原始冲动里面寻找到了一种最初的生命力，这对保持国家的荣耀感依然必不可少。这体现在英国人对古迹的着迷上，他们认为那里埋葬着虔诚又残酷的中世纪历史。从未离开过伦敦塔的渡鸦也正代表了这种被压制的但从未被征服的、原始的力量。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喜爱中世纪的华丽盛景，尽管他们在不断修正中世纪时期的残酷与狭隘。18世纪末期，在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愿景堕落成为恐怖政治和拿破仑的独裁之后，梦想的幻灭也激起了旧秩序的乡愁。中世纪精神也是对经验科学的反动，后者被认为威胁到了文化的精神基础，就像法国大革命无疑威胁到了贵族的统治。

对中世纪时期的多数乡愁集中体现在外表上，体现在盾形纹章、古老的血统、缜密的仪式、着装和所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的壮丽景观之上。这些都是拉斐尔前派[2]画家，例如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 Jones），最喜爱的创作素材，他们希望将绘画带回已经遗失了的拉斐尔[3]时代之前的、原始的朴实与本真中去。

这种中世纪复古潮流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引领，他被普遍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他渴望回归苏格兰领主式的生活，并于19世纪20年代为自己在阿伯兹福德（Abbotsford）建造了一座新哥特式城堡，他将自己著书赚来的大笔财富都用在了扩张自己的土地上。自19世纪初期起，许多有财力的英国人开始建造城堡或者“工程浩大的哥特式建筑”，以追随他的榜样。[4]这种复古潮流还扩展到了对中世纪价值的理想化上，渗透到维多利亚式的多愁善感之中。对于贵族阶级（和那些幻想成为贵族的人）来说，这也包括了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平民的一种“位高应不负众望”（noblesse oblige）的态度。对教会来说，这包含了单纯的信仰和虔诚。但是这憧憬，首先是一种通过周密的荣誉准则和对女士们表现出的礼节与修养来体现的理想化的骑士精神。

19世纪英国所流行的中世纪庆典仪式是很少不被批判的。就算是引领了中世纪复古风潮的司各特爵士，有时也会为之羞愧。他全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迷信与暴行，特别涉及了女巫审判（witch trails）。涉及过中世纪题材的另外一些畅销书作家，如哈里森·安斯沃思（Harrison Ainsworth），喜欢用极度折磨人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细节来展现那个时代的酷刑场景。但是，吊诡的是，对野蛮行为的记录并没有得到禁止，相反，甚至可能被用来反哺当时的复古风尚。[5]他们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的盛景融合在一起，带给人一种原始又光彩壮观的印象。这也使得人们可以自由浸淫在怀旧之情中，同时，无须放弃自己的优越感。

但是，关于中世纪残暴的描述很容易引起反感，就在这时，这种怀乡病就会变换形态。当时还有一股渴望回归中世纪之前的凯尔特和撒克逊世界的潮流。对那些觉得现代社会乏味无比，同时认为教会教条又非常局限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阵营可以选择，那就是异教组织，比如共济会[6]（Freemason）和新异教信仰组织——“金光黎明组织”（the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当不可知论和新异教信仰强调了（并且有时夸大了）审讯的残忍行为时，基督教的善辩者就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来回应它，比如（据说是）在巨石阵上或者其他异教场所举行的人类祭献仪式。[7]然而，在这两种例子中，对野蛮暴行的重视很可能都会助长这股怀旧的风潮。

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俗研究学者，以安德鲁·朗（Andrew Lang）为首，基本上认为历史就是从“野蛮”到越发加剧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他们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更“先进”于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非洲人，并且城市居民也更优越于乡村居民。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当时的欧洲神秘文化都是旧时代的“幸存物”。[8]几乎任何有关单调生活的事物，经过与“原始”操演和模糊类比，都会被塑造成为一种古老的仪式。因此，18世纪初创造的剑舞（Sword Dance）被说成是一个古老的、为了重新唤醒土地而举行的丰饶仪式。康沃尔郡的木马舞（Hobby Horse Dance）在该世纪末开始流行，似乎是一种庆祝天地结合的异教庆典仪式。[9]对这些学者来说，相信一个重要的迷信观念（特别是伦敦市中心的迷信观念）不是源自古代而只是现代的产物，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违反直觉的，也可能是不可思议的。

现代乡愁

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诗歌表达了一种对古朴的、未受人类损害过的旷野的渴望。相比之下，对伦敦塔渡鸦的机构化管理，表达了对更有机的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怀旧之情，这通常会与前工业化时代联系起来。它反映了一种想法，那就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曾通过象征主义控制，这是传统的产物，同时也被私人的日常交往所滋养。就这点来说，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在农业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生活中被找到。也可能是悲剧甚至残忍的，比如一位屠夫会将自己所养的猪杀死并吃掉。不过，他们也尊崇其他物种的自主权及神秘性。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联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了，农牧业开始机械化。在这个进程中，继续被人类驯养的动物被称为宠物，它们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并且完全按照人类安排而生活。

对人与动物之间更接近自然的关系的怀旧之情在维多利亚末期作家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比如托马斯·哈代[10]，他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在抒情和残酷之间不断转换。这也清晰地体现在了更当代的（也可能是更老练）的术语里面，比如学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11]和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12]的研究。它表达了一种排除了明显理想化色彩或者多愁善感情结的渴望。断头台上的渡鸦至少是对一个更宽泛视野的提醒，在这之中，即使是国王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对不同的观察者来说，伦敦塔的渡鸦是许多事物的化身，比如皇权、英国、渡鸦王布兰的后继者、伦敦塔本身、旧时代的酷刑，或者那些不公平地被杀害的灵魂。渡鸦经常被与死亡有关的主题围绕，特别是斩首和复活。它们的意义，至少是它们的表述方式，随着时代而改变，但还是一直被认为是来自冥间的使者。

关于伦敦塔的鬼故事数不胜数，在一则传说中，伦敦塔所在的位置是特洛伊领袖、传说中伦敦的建造者布鲁特斯（Brutus）的坟墓。[13]它的中心防御工事，也就是白塔，是由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of Normandy）征服英国不久之后于1066年建造而成的。许多之后的英国君王，特别是爱德华一世和亨利八世，也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塔楼。伦敦塔曾关押了许多著名的囚犯，如托马斯·莫尔爵士、简·格雷和沃尔特·罗利爵士。伦敦塔也是从中世纪到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动物展览地点，皇冠上的御宝至今还呈列在此地。

万恶的高塔

尽管外观雄伟、历史意义巨大，人们对伦敦塔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的。因为白塔建于最后一次外族对英国的成功入侵之后，伦敦塔也象征了英国的挫败和最初被征服的历史。A·L·罗斯（A. L. Rowse）注意到：“英国人并不完全对真实的历史感兴趣，因为他们喜欢将伦敦塔视为古罗马人的遗迹，认为是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建造了它。”[14]在《理查二世》（RichardⅡ）中，莎士比亚将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称为“万恶的高塔”（V.i.）。

伦敦塔内没有任何一处与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有关的纪念碑，甚至在官方出版物中，更多的是关于迫害的描写，而不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防御历史。一本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非常畅销的伦敦塔导览手册上这样描写道：“诺曼人曾妄想竭力熄灭撒克逊民族不屈不挠的自由精神，就在这激烈的抗争中，这座伟大的白塔被建立起来。伦敦的爱国市民们唾弃他的铁腕统治和征服野心，征服者的政策也致使他选择立刻建立一座军事防御要塞，来保护自己、平息暴动。”[15]就像是20世纪末的美国一样，英国将自己的许多身份认同建立在抵抗帝国主义的行动之上，然而同时，又一直在维持着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

作为军事防御工事，伦敦塔只在内战时期被使用过，至少是从18世纪末期以来，它曾因为是折磨、酷刑、监禁和死刑的执行地而臭名昭著。[16]威廉·赫普沃斯·狄克逊在他著名的《伦敦塔的历史》（作为奉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发表于1869年）的简介中写道：“从外围的群山上看，伦敦塔就像是被历史镀上了一层白色，因为懊悔而显得粗粝。它是我们强大君主们的家，是我们最高尚的骑士们的坟墓，是我们最灰暗的时代的见证，我们最黑暗的罪恶的发生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于眼于心，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17]

但是它带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懊悔”，而是因为怀旧。狄克逊这样描述中世纪时期的伦敦塔：

“在清晨，你应该独自来这个地方，这时的伦敦塔会因军事操演而显得嘈杂，你或许能听到从战壕里发出的低沉的声响，这声响从城墙下面传上来，而后被隆隆的鼓声、震天的军号声和士兵们的踏步声所打断，它们回旋于空中，仿佛置身一段遥远的时空，关于五朔节的暗示、关于一个国家的刑罚、关于迎驾的仪式。你可以回想起纯贞女王的弹指声、拷问台上犯人的哭喊声和婚礼上的欢笑声。所有这些景象和声响，就如爱情之舞和死亡之舞，都是愉悦又悲剧的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将一直伴随这座宝塔。”[18]

残暴的君王和旧时代的谄媚者可能为现代国家确立了根基，然而，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公民和统治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更近似于殖民地作家吉卜林（Kipling）[19]所创作的诗歌《白人的重负》（The White Man’s Burden）里所描写的“一半恶魔一半孩童”的角色。[20]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描述旧时代的统治者时运用了极为相似的手法，然而这被用来描述那些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奇异又野蛮的人们，描述那些无意识的暴力、残忍、迷信和欢愉。对英国人，或不列颠人来说，过去是纵情声色而且富有异国情调的，就像对于东方国家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就像占星师们透过自己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遥远的银河系，来探究宇宙的起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在遥远的国度里探寻着自己的过去。[21]

在19世纪中后期，伦敦塔通过大量推销手段，被描述成了一座恐怖屋，这与现在游乐场里的恐怖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守卫们身着中世纪时期的华丽制服，邀请参观者（甚至是孩童）将自己的脖子置于斩首台之上，或者带上顶针的刑具。女士们躺在拷问台上，绅士们则可以体验被独自监禁在地牢里的滋味。[22]

我们发现这类游览项目的图片资料在风格上都是统一的。它们通常被布置在半黑暗的环境之下，一个只由一束诡异的灯光所点亮的小房间。守卫们带着严肃的表情，将游客的注意力引导到酷刑或死刑上来。穿着考究的游客，以一种惊恐和敬畏的神情旁观着这一切。儿童则位于画面的显著位置。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幅名为《伦敦塔的孩子们》（Children in the Tower of London）的图片，由乔治·博纳·奥尼尔（George Bernard O’Neil）绘于1862年。领队的伦敦塔守卫在这里不仅被描绘得非常睿智、有尊严，而且看上去似乎是上帝般的形象。他庄严地指向一位双膝跪于断头台边上的男孩的脖子，另外一个男孩在一旁举起自己收着的雨伞，就像一把朝着断头台砍去的利剑。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个小孩用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守卫。还有一位小女孩，完全不能承受此情此景，蜷缩在角落里，由她的母亲安慰着。

这一场景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有关殉难的传统绘画十分相似。除了出于“吓唬吓唬”孩子们（和成年人）的考虑，这一定也是为了教育他们端正自己的品行。但是其他特征，比如幽暗的光线、漂亮精致的服饰、非常戏剧化的动作，以及最重要的，被模仿的死刑场景，明显是在暗示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也意味着一个死亡的主体的“重生”。伦敦塔似乎也变成了一座神庙，断头台就是它的祭坛，而守卫们则是神庙的牧师。我们可以认为伦敦塔的守卫是在引领游客“入会”，特别是将脖子架在断头台上的这位男孩，将他们引入历史的恐怖秘密之中。[23]相比之下今日的守卫们显得更加克制，然而，刽子手的利斧与形象还是被不断地被描绘在伦敦塔的海报和旅游纪念品上。在电子显示屏上，游客可以按下按钮来学习这高墙之下曾经的残暴行径。在这种将恐惧（特别是死刑）戏剧化的情况下，渡鸦则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恐惧与愤慨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国家和君主制度上移开。如奥尼尔绘画里面所表现的场景一样，当守卫们严肃地吟诵着渡鸦啄食人类尸体的故事时，想象渡鸦恶兆般的叫唤声并不难。

渡鸦从被带入伦敦塔内的第一刻起就被利用了，它们是这个哥特式恐怖传说的道具，然而这是它们被带到伦敦塔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吗？正如我们所见，它们被显赫的贵族（如杜瑞文伯爵）送进塔内，而这些人是带着隐秘的议程来到伦敦塔的，和那些守卫们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对渡鸦作为命运的化身这一说法非常着迷。

自然，鲜血沾满了它的尖牙和利爪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对于自然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被那些来自遥远殖民地的关于食人、瘟疫、飓风、饥饿和野性大自然的侵略消息所动摇。

后期的关于“崇高”的美学信仰，提倡对壮丽非凡的大自然的狂喜式的接受。[24]除了对舒适的家庭事务的热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也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非常着迷。按照丹尼尔·沃斯特（Daniel Worster）的话来说，“在绘画、诗歌和音乐的各种层面上，过多的关于恐怖的信息被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只怒吼的雄狮，正朝着受伤种马的背部扑去；山谷里倾泻而下的骇人的激流；正不断朝着血红色的天空喷泻而出的雷鸣般的火山。”[25]

通过对掠夺与捕食行为的描述，大自然的残暴被戏剧化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物质无止境的有机循环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点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园所强调。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园喜欢将大型肉食动物的野蛮和征服戏剧化。[26]就如同罗马人的竞技场一样，喂养动物，特别是大型猫科类动物，被感官化成一种血淋淋的景观。如哈里特·利特沃（Harriet Ritvo）所说：“场面越血腥，观众就越加坚信人类征服动物世界的能力。”[27]

就算是没有将场面感官化，渡鸦将血淋淋的尸体撕扯成碎片的场景也将挑战更多难以取悦的感官。因为食腐类动物也是大致一样，我们可以将这些尸体想象成那些曾经被处死的囚犯们。根据1896年的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渡鸦在“绞刑架的遗址处”被喂食。[28]至少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喂食渡鸦就相当于一次对伦敦塔昔日死刑场景的仪式化重演。关于伦敦塔暴力的图片式再现似乎是一种代表国家的忏悔行为，但显然它们还不至于阻止大英帝国不断扩张的欲望。相反，它们使游客们误认为残暴是只属于遥远的过去，是由他们早期的君王们和权利的挑战者们犯下的错误。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令人欣慰的，就像现在的人们认为恐怖片和游乐场的恐怖屋是令人放心的一样。当游客们将自己的脑袋驾在伦敦塔的断头台上时，人们当然会确信，利斧是不会砍向自己的。

多彩的野蛮文明

英国人普遍认为，野蛮文明和维多利亚时代之间就是几个世纪的“发展”的差距。残暴，虽然属于遥远的过去，通过展现人类一路走来所创造的进步文明，这似乎也确保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所持的肯定的态度。与此同时，受害者和犯罪者的后代同样被赋予了类似的魅力。

对于伦敦塔的酷刑和死刑的残酷场景的描述，通常都会附上一段对当下英国文明程度的赞颂，以展示多年来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小册子《速写伦敦塔：一座城堡、一座监狱、一座宫殿》（Sketch of the Tower of London as a Fortress, a Prison and a Palace）的简介部分：

“我们走下塔丘，在一群现代建筑的包围之下，这座古老建筑物的灰白墙体展现在我们面前，它见证了过去的历史。经历过由非正义和征服野心带来的后果，它成为我们历史的崎岖道路上的一个符号，为我们国家今日的繁荣与和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过去的阴霾遮蔽了这座阴沉的建筑物，但是它们将被抛掷进一个更坚定的对正义和自由、智慧和文雅的信仰之中，这会把我们的时代照亮。”[29]

19世纪的最后一年发行的一本畅销书将伦敦塔的犯人罗曼蒂克化，其中就引用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一段赞美之词。“然而我们要好好牢记”，作者提醒读者，“一如既往地，在那些风暴和争端之后，和平向我们走来，伦敦塔为我们提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如金色的丰收地里隆隆向我们驶来的收割机一样，在过去的时光里，通过辛苦的劳作，在泪水和痛苦之中，我们播种。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流淌着生命的血液，这些炎炎烈日和单调乏味的环境下的每日重负，也不会被我们克服。”[30]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对自然的征服、对异域的征服、对英国本国的异端的征服，只是一段文明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伦敦塔对酷刑和斩首的展示类似于对过往野蛮行径的驱魔行为，将粗野的暴行搁置在了古老的过去和异域的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这些恐怖的展示遮蔽了一个现实：暴力依然没被铲除，虽然牢牢地被控制在了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外，控制在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事实上，19世纪的每一年都发生过大量的暴动，而且征服殖民地的帝国野心从来也没有消亡过。[31]英国人对自己在几个世纪之前所处死的统治者和贵族一直都心有余悸，然而还是会不断地侵略手无寸铁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这显然是荒谬至少是矛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则发生于1832年的事件，在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班加罗尔，为了以恐怖来震慑当地居民，一位起义军领袖曾被捆绑在加农炮筒上活活被炸死。[32]

我们必须记得，负责巡视伦敦塔的守卫们在来伦敦塔之前都是军人，大部分都是为大英帝国服务，对他们来说，暴力不仅仅只是抽象化的概念或者文化记忆。乔治·扬哈斯本，之后成为伦敦塔皇家守卫，也是第一位描述了伦敦塔渡鸦的人，之前就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服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道：“一旦有反抗、暴动或者叛变出现，自负和不文明的态度随处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明智之举就是直接朝着这些人的两眼之间抡上一拳，不断地打，直到他完全就范，就应该是这样。”[33]伦敦塔的守卫们还会继续利用这些在军营里所获悉的散播恐怖的技巧，而这次是为了一个新的目的——娱乐游客。

末日的黑鸟

几乎所有早期的关于伦敦塔渡鸦的刻画和描述，都将它们置于指示刑场的小牌匾的旁边。[34]渡鸦（根据传说记载，如果没有它们，伦敦塔将不复存在），代表了自然的原始暴力。[35]但是，绿塔的渡鸦的象征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群兽馆完全不同。驯养渡鸦，允许它们保留一点受限制的自主权，反映了发展的意识形态，但也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内省的一面。渡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圈养的老虎复杂得多，因为这些老虎并没有将大英帝国和他的遥远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激化。

渡鸦可以代表过往的暴行，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同胞们在19世纪中叶就被驱除出了伦敦。在渡鸦的象征意义上还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这被同时体现在了刽子手和囚犯的身上。参照它们的神话故事，它们与施暴者为伍，它们聚集在绞刑架的周围，吞噬了犯人的尸首，就像是在领受圣餐一样。与此同时，这些吞噬了受害者尸体的渡鸦，似乎也变成了这些被斩首之人的化身。

将渡鸦的羽翼削减掉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文明开化”的势力，一种由法律所施加于无序的冲动（我们至今还从中获得力量）之上的控制手段。当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安逸感，这种象征意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便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英国人为自己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倍感自豪，同时也会不断地认识到自己不安的过去。

历史学家大卫·卡纳丁（David Cannadine）意识到，大部分典型的英式传统和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复杂的皇家庆典、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吉尔伯特和苏利文[36]轻歌剧、鸡蛋和培根的早餐组合，以及国民托管组织，这些都是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发展而来的英式传统，我们现在也可以将伦敦塔渡鸦添加于这个庞大的清单中。

[1] 参考Peter Ackroyd, 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2) 241–54。

[2] 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是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美术改革运动，反对在拉斐尔的时代之后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趋向媚俗的匠气艺术，提倡回归拉斐尔之前朴实真挚的传统风格。作品大多画风严谨，用色清新，呈现忧郁气质。——译者注

[3] 拉斐尔（ Raffaello Sanzio，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一，作品风格秀美，具有协调、和谐、对称的秩序感，代表作 《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译者注

[4] 参考Mark Girouard, The Return to Camelot: Chivalry and the English Gentleman (New Haven: Yale UP, 1981) 29–54。

[5] 旅游产业长期以来就利用了伦敦塔的酷刑和死刑作为卖点。我可以想到的最相似的例子就是纳粹的集中营，同样的，它们先是附属于神话书写的一部分，然后则被商业所高度开发利用。关于集中营被商业化的详细研究，请参考：Tim Cole, Selling the Holocaust from Auschwitz to Schindler: How History Is Bought, Packaged and So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 共济会（Free-Mason），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其代表性纹章由分规、曲尺和书本的象征符号组成。包括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在内的众多著名人物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7] 参考Ronald Hutton, The Triumph of the Moon: A History of Modern Pagan Witchcraft (Oxford: Oxford UP, 1999)。

[8] 参考Dorson, 1968, no.272, 187–212; Lang, 1884/1968, no.274。

[9] 参考Ronald Hutton, ‘Modern Pagan Witchcraft,’ in Witchcraft in Europe, ed. Bengt Ankarloo and Stuart Clark (London: Athlone, 1999b), 30。

[10]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小说家。其小说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译者注

[11] 参考Berger, John ‘Why Look at Animals.’ In The Animals Reader 251-61 (Oxford: Berg, 2006)。

[12] 参考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1983)。

[13] 参考Westwood, Albion: A Guide to Legendary Britain 132。

[14] 参考Rowse, The Tower of London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9–10。

[15] 参考A. Harman, Sketch of the Tower of London as a Fortress, a Prison and a Palace (London: R. Clay & Sons, ca. 1877) iii-iv。

[16] 参考Hammond, ‘Epitome of England’s History,’ 145–73。

[17] 参考Dixon, Her Majesty’s Tower 13。

[18] 同上，16。

[19]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英国小说家、诗人。他生于印度孟买，父亲曾是孟买英国艺术学校雕塑学教授。著有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等。1907年凭借作品《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0] 参考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The Compete Vers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Kyle Cathie, 1990), line 8。

[21] 参考Lucian Boia, Pour Une Histoire De L’imaginair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8) 157–82。

[22] 参考Hammond, Epitome of England’s History, 158–61。

[23] 这一场景正好符合文化人类学家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的观点：“在入会仪式中，为了达到‘存在’的一个新的层面，人们必须经历‘受难’，直面死亡，通过祭献和杀戮行为来克服死亡，生的意志战胜了被打败的牺牲者。在此之后，真正的死亡就会像是早已预演过的一次重复。仪式将焦虑转移，这种合力将继续推进我们今日的社会形态。”相关资料请参考：Walter Burkert, Homo Necans: Th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k Sacrificial Ritual and Myt, trans. Peter Bing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296。

[24] 参考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Oxford UP, 2005) 1–67。

[25] 参考Daniel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UP: Cambridge UP, 1995) 126。

[26] 参考Harriet Ritvo, The Order of Nature: Constructing the Collections in Victorian Zoos, in New World, New Animals: From Menagerie to Zoological Par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 R.J. Hoage and William A. Dei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6) 43–50。

[27] 参考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Victorian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9) 224。

[28] 参考Anonymous, The Tower of Today: A City within a City。

[29] 参考Harman, Sketch of the Tower of London as a Fortress, a Prison, and a Palace i。

[30] 参考Violet Brooke-Hunt, Prisoners of the Tower of London: Being an Account of Some Who at Divers Times Lay Captive within Its Walls (New York: E. P. Dutton, 1899) 344。

[31] 参考Hudson, Hudson’s English History: A Compendium 134– 39。

[32] 参考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224–25。

[33] 参考Younghusband, 233.

[34] 参考Sax, How Ravens Came to the Tower of London.

[35] “在法律出现之后，将文化从自然中驱除的暴力行为没有停止过，相反，比如在为了抵抗外敌入侵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暴力是需要的。曾经的‘外人’现在成为了‘盟军’。耸人听闻的破坏性的暴力方式必须被官方及其盟友所吸纳，当社会秩序需要隐藏可预见的内心恐惧的时候，现在，他们必须变得友好。祝福从诅咒中来，正如当初使文明陷入险境的暴力行为，现在也需要被部署用来保护文明成果。”相关资料请参考：Eagleton, Holy Terror 15。

[36] 吉尔伯特和苏利文 （Gilbert and Sullivan）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与作曲家阿瑟·萨利文，他们共同创作了14部轻歌剧，作品的戏虐风格直接对整个20世纪音乐剧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14
创发的传统、伪民俗、民俗以及现代神话？

……然后，

它飞脱而出，振翅，向着浩茫的未知，

划破早空。

玛丽·奥利弗[1]，《渡鸦与乌鸦》

[1] 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1935– ），美国女诗人，曾获1992年国家图书奖和1984年美国普利策诗歌奖，以书写自然诗著称。——译者注

按照弗拉德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说法：“最初的民间传说不属于文学的范畴，而与语言学相关，没有具体的作者。它们无处不在，并且不断改变，独立于人们的意志而存在，并且具有自己的适用条件。”[1]民间传说的这些特性都可能被文学理论所遮蔽，而且会倾向于否认个人作者的中心作用。[2]但从法律和习俗的角度考虑，它们也是具有含糊性的。传奇故事可能不会被某一位作者所拥有，而文学，在作者放弃版权之前，一直都会是他们的附属品。

我们古老的传奇和传统，主要来源于口述历史。在现代，伴随着识字率的大幅度提高和越来越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对想象中的一个更纯粹、更贴近自然的时代的乡愁，导致了人们对传统的大量伪造，并作为古代的传统被不断传播。历史学家所称的“创发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伪传统”）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苏格兰人所穿着的方格尼短裙，被广泛认为是自古以来就有之，但实际上，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3]通常，“伪传统”被用来巩固社会凝聚力、神圣化机构制度，或是被用来刺激信仰。[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说过：“现代国家以及他们的所有的障碍，基本上都

被认为与新奇事物大相径庭，因为这根植于最遥远的古代遗产之中；它们也不是被建构的，人类社群是‘自然的’，以至于不需要任何限制。”[5]传统通常创发于时代更替的突变之中，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它们被用于创造社群，至少是被用来创造社群的假象。

在工业革命的剧变中，许多英国人开始怀念一种更稳定、更简单并且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虽然英国曾因工业革命领跑于世界的前列，但大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开始被一股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浪潮所驱动。[6]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希望通过不断创造头衔、制服、仪式和谱系等方式，使他们的帝国能够得到广泛认可。所有这些‘准封建式’的盛景都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至少是无意识地，那就是大英帝国繁复的阶级关系存在于一个永恒的秩序之中。[7]

这些伪造的趋势不仅仅局限于官方的诉求，同样也扩展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之中。比如，狗以及其他动物的新品种，被宣称是中世纪或者更早时期的产物，甚至上溯到石器时代。[8]尽管疑点重重，还是有大量的习俗、舞蹈或者其他惯例被认定为古代遗产。[9]在那时，成百上千的“伪传统”被制造出来。

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伦敦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它的大部分建筑都是由空想建筑师安东尼·斯莱文（Anthony Slavin）所建，他受阿尔伯特亲王的委派，意图将伦敦塔修复成古代的模样。然而，在斯莱文的指导下，历经了几个世纪风雨的建筑被毁坏，新的窗户和角楼被添置在这座新哥特式建筑上。[10]同样，维多利亚时代也创造了不少关于伦敦塔的神秘故事，人们将伦敦塔视为一个激情与血腥并存的地点，这些说辞至今仍是招揽游客的卖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座新建的伦敦塔看成是一个伪中世纪的装饰物，或者直接将它归类于一座纯正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呢？谣言、奇谈以及其他的对历史事件的扭曲不断出现，专业的历史学家对此表达过强烈的不满甚至蔑视。[11]相反的是，民俗学家则将这些现象理解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背景的体现，它们也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关于这种历史虚饰的争论，在我看来，通常是出于怨恨以及相互之间的不了解。

无论如何，维多利亚时代已离我们远去，就像它们同都铎王朝或者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距离一样，而且在文化和技术的层面上，我们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差距可能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回溯维多利亚时期，就如同他们回溯16、17世纪一样，在这个神秘的历史阶段（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现代社会的根基被建立起来。如果时代传递了真实，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装饰性建筑也传递了当时的真实。游客在伦敦塔所感受到的氛围，是维多利亚时代对都铎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幻想，在这些时期，同样也弥漫着一股对中世纪的怀旧情绪。通过将不列颠和英国古代的君王相关联，伦敦塔的渡鸦则将两者的传统特质戏剧化了。

但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伦敦塔渡鸦的故事与这些伪造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曾指出，“真实的传统”倾向于“特殊，并且非常具有约束力”，而“伪传统”则是“相当……含糊的，就群体成员的价值、权利和义务的本质来说，（在这之中）他们反复灌输了：‘爱国’、‘忠诚’、‘责任’、‘游戏规则’、‘学院风气’等类似的概念。”[12]一则真实的例子就是，位于斯凯岛的邓韦根城堡（Dunvegan Castle）上空的旗帜，人们曾经认为它的出现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在运动场上挥舞国旗的习惯也源于这个“伪传统”。“渡鸦一旦离开伦敦塔，英国将会覆灭。”这则神话传说的局限性是非常明确的，似乎不存在任何含混的观点，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则简单的伪神话，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阐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伪传统”可能会成为民间传说，它们不断融入周围的文化，就如牡蛎中的碎石子，终有一日会变成珍珠。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可能从一开始就源于创造，通常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比如将一个王朝合法化，或者为古迹吸引朝圣者。例如，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僧侣们曾挖出两具古代的人类遗骸，并宣称那是亚瑟王和格温娜维尔皇后的遗体，这座城市之后便成为一个12世纪末期的朝圣地。起初，这些僧侣被怀疑是为了领取奖赏而编造了这个故事，而现在，格拉斯顿伯里最终还是成为不同信仰的群体的朝圣地。如今，这两具遗骨早已不见踪影，而且关于这些论断的真实性，现在看来似乎也完全无关紧要了。

伪民俗？

在20世纪的前半叶，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道生（Richard Dorson）创造了一个新词“伪民俗”（Fakelore），代表了故意被编造出来的民间故事。道生对许多广受传颂的美国民间故事非常不屑一顾，如保罗·班扬（Paul Bunyan）和佩克斯·比尔（Pecos Bill）的传说，在他看来都是被编造出来的，甚至更糟的是，它们的产生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13]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将塔渡鸦的传说看成一则“伪民俗”。一方面，如果它们最初是由伦敦塔的守卫们告知游客的，那它们确实从一开始只是经由口头传播；另一方面，它们可能是由一则相对不受欢迎的故事衍生而来，即使后来被不断用于商业目的。无论如何，民间传说和“伪民俗”之间的区别都比道生所认识到的更加模糊不清。

道生试图将“伪民俗”当作一个完整的学术领域来进行研究。出于这一点，他意识到，必须要先在“伪民俗”与其他学术领域之间，如文学和人类学，做一个细致的比较。道生的观点受限于他过于浪漫化的平民生活视角，根本没有考虑到文学的因素。但是，口述和文学的传统自古以来就相互交织，缺了任何一方，这项研究都是不可行的。此外，不管它们追求何种学术标准，那些喜欢讲述民间故事的人（道生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故事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换句话说，从格林兄弟到今天的民俗学者，都必然成为“民间”的一部分。

就我所知，民俗研究学者还从未涉及过这样的研究：将伦敦塔视为一个口述历史非常活跃的“内飞地”（Enclave）。[14]作为游客的向导，守卫们就是其中讲故事的人，并且根据听众的反应，不断调整自己的故事。他们在讲述鬼故事的时候，可能会参考安妮·波琳或者亨利八世的原型，同样也会参考相关书籍。在这些故事中可能会卷入其他的戏剧版本，到底是借用还是编造，对讲故事的人来说已经辨认不清了。换句话说，他们与那些在中世纪村庄的漫漫冬夜里讲故事的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喜欢传颂民间传统故事的人通常会将自己的故事设定在一段遥远的时空，但是没有多少地点会像伦敦塔这般令人着迷。在日常生活的平庸细节中加入一些神秘的佐料是相当容易的。在别处可能经常被遗忘的事物，在这儿可以被唤起、沉思、改变与流传，甚至可能成为文章或者电视节目的素材。

伦敦塔渡鸦的故事到底属于民间传说还是“伪民俗”？为何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从本质来看，这关乎真实性的考量。如果一个编造的故事被流传成一则古代传奇的话，这一误传至少称得上是一种欺骗的行为。伦敦塔的观光客们也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如果官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欺骗行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疏忽感到惭愧。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宽泛的一个层面上去考察，伦敦塔官方和守卫们可能算不上是欺骗者，他们是这个不断发展的“传奇”里的一个相对被动的中介。通过这样的形式，传奇已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集体协作的结果。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应该对伦敦塔渡鸦的商业化及其宣传骗术做出批判。并没有强烈谴责这些做法的原因是，我认为就算在这些旅游产业的欺骗行为背后，还保留着这则神话故事最初的尊严。虽然奇怪，但这可能代表了人类与某种宇宙力量之间的关联尝试。市场经济激起了消费冲动，这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之下，但这并非伦敦塔驯养渡鸦的深层原因。

现代神话？

神话和历史很难被区分开来。历史学家一直试图将神话的概念提炼出来，但最终也只不过得出一些零碎、暂时的成果。即便是在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我也会经常找到关于神话的错误观点，例如克伦威尔将犹太人引回英国的观点。正如神话一般，我们利用历史来塑造自己的英雄、恶棍、道德准则、实践经验和身份认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历史的客观性。但若没有这些具体的企图，历史将会是非常无趣且不可想象的。从广义上理解，神话为大部分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推动力。

列维·斯特劳斯（Lévi Strauss）曾写道：“我并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历史已经代替了神话，实现了相同的功能。”[15]根据拉斐尔·萨缪尔（Paphael Samuel）的观点，“对于熟悉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或者人种志学者来说，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对他们而言，历史与神话并非互不相容，而是作为互补，相生相伴，有时则交替成为历史的有趣范式。神话，并非永恒，它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主题。”[16]当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开始质疑这些领域的基本概念时，也会动摇已有的思想基础，这也使科学与神话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17]就算是物理学家也不能对物质和宇宙的诞生做出明确的解释，除了陷入纠结与困惑，正如要在计时开始之前讲出过去两秒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神话”这一术语运用于很多不同的层面，其中就包括那些被广泛接受了的谬误观点以及知识范型。但是这个术语的意义对民俗学家来说更为特殊。神话叙述的是一段遥远的过去，并广泛得到接受，它在普遍的认知范围内，为我们描绘了关于世界源起的主题。[18]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将神话定义为“神性历史”，“（神话）讲述了原始时期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存在于那些关于‘起源’的寓言性时空之中。”[19]神话可以是关乎宇宙起源的，不过多数情况下，它在记录一个剧变，如人类的起源、语言的创造、文明的诞生或者个体的开端。

神话不依赖于既定的理性法则，因为神话事件都发生于理性法则之前。神话事件甚至不存在时间概念，比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至少在神话学自身的范畴之内，这些故事不能被证明或推翻，因为它属于一段比我们的已知世界更遥远的时空。用汉斯·布鲁曼贝格（Hans Blumenberg）的话来说：“在神话中，不存在年代的概念，只有顺序……神话不回答疑问，它使事物变得无可非议。”[20]要“神话化”一个事件，从本质上来说，是将这一事件的历史时间置换进一个永恒的现实之中。

关于伦敦塔渡鸦，需要证实它们的叙事与神话相近，才能使其古代起源不受到质疑。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的国家概念经常被重塑，渡鸦则不断与英国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事物串联在一起，如巨石阵、古罗马城墙、白塔、1666年浴火重生的伦敦，以及大英帝国。

[1] 参考Vladimir Propp, Folklore and Literature, in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ed. Maria Tatar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379。

[2] 关于个人去中心化的近期理论，请参考资料：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passim。在我看来，文学理论至今还是对民间文学关注甚少。由于在修辞上的反差，文学理论一直关注个人，很少会对集体创作的过程进行研究阐释。

[3] 参考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High- 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4)。

[4] 参考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1994) 9。

[5] 同上，14。

[6] 参考Davi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Oxford: Oxford UP, 2001) 128。

[7] 同上，148。

[8] 参考Mark Derr, The Politics of Dogs,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0 passim。

[9] 参考Ronald Hutton, The Stations of the Sun (Oxford: Oxford UP, 1996)。

[10] 参考Impey and Parnell, The Tower of London: The Official Illustrated History 117–21。

[11] 参考David Cannadine, The Pleasures of the Past: Reflections in Modern British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9) 259。

[12] 参考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10。

[13] 参考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and Fakelore: Essays toward a Discipline of Folk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76) 1–5。

[14] 内飞地（Enclave）是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个国家境内的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外飞地（Exclave）则是指与母国分离的、位于他国境内的领土。——译者注

[15] 参考Claude Lévi-Strauss, When Myth Becomes History, in Myth and Meaning: Cracking the Code of Cultur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5) 42–43。

[16] 参考Raphael Samuel, Island Stories: Theatre of Memory, ed. Alison Light, vol. II (London: Verso, 1998) 14。

[17] 科学也需要通过叙述来使它合法化，特别是在对更广大群众的普及上。详细资料请参考：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8] 参考William Bascom, The Forms of Folklore: Prose Narratives, in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 ed. Allan Dund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assim。

[19] 参考Eliade, Mircea. Myth and Reality 5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63)。

[20] 参考Hans Blumenberg, Work on Myth, trans. Robert M. Wal-lace (London: MIT Press, 1985) 126。

15
成为渡鸦

请记住这点：魔法来自头脑，也来源于内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出于快乐或是正义的怒火。如能将此原则铭记在心，你就会发现：我们的魔法将比一切被授予的咒语之总和都要强而有力。那时，魔法之于我们将如飞行之于禽鸟，因为到那时我们的魔法将源自深沉善思的内心，正如鸟儿的飞行本领也源自内心。因此我们在施展魔法时便能感受到如同鸟儿展翅高飞时的快乐，更亦将领悟到魔法乃是人之为人的要素之一，一如飞行是鸟之为鸟的要素。这一思想是渡鸦之王留给我们的遗赠，这位可敬的法师之王永远屹立于英格兰和群岛之间，屹立于一切野蛮物种和人类世界之间。[1]

苏珊娜·克拉克[2]，《格蕾丝·厄迪庄园的夫人们》

[1] 此段译文参考了奥德赛工会TIF工作室的网络译本。——译者注

[2] 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生于1959年，英国作家，因其处女作《大魔法师》而得名，该作被称为“70年来最好的英国奇幻小说”，曾获2005年雨果奖。——译者注

我们经常将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视为无预设的认知世界的原型。它们的生活不断地处在与死亡的对质之中，似乎一直是一种英勇的抗争状态，这与人类文明社会相对安逸平稳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我们越发开始羡慕动物体验世界的那种直觉。

象征与图腾

将动物视为国家认同的象征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俄罗斯经常被象征为熊；加拿大被象征为河狸；中国被象征成熊猫；而美国则是老鹰。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国际体育赛事的海报中，英国没有被描绘成渡鸦，而大多数情况是以象征勇气和坚韧的斗牛犬形象出现。[1]然而，这类单一维度的表现方式，仅仅只是以一种平稳且无歧义的图像方式来代替动物的象征内涵。[2]

一个国家经常会被一些创造出的，或者大多数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动物所代表。渡鸦和其他代表英国及其组成领土的动物（如斗牛犬、狮子或者独角兽）之间的差别，本质上来说，就是纹章与图腾之间的区别。纹章是高度程式化的图像，大部分是有关动物的图像，代表了一种制度，就如一个处于政治和社会范畴中的国家。为了传达某种局限的意义，纹章动物通常会与具有复杂且模棱两可的习性与倾向的真实动物毫无关系。而图腾则是用自然界的一类真实存在的物种作为人类社群的代表。

图腾崇拜的观念是由19世纪末的英国人类学家与民俗学家发展出来的。如今日一样，这个术语被用在很多方面，但是从最根本的限制性上讲，在当时，图腾崇拜曾被认为是代表了一支部落源于动物（如熊或老鹰）的神秘血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3]对这一观念做出了著名的批判。他认为，部落里流传的关于动物血统（如熊或老鹰）的故事被理论家们曲解了，从而也导致了“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相当突兀的区别。[4]然而，不久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决定对图腾崇拜这个理论重新做一次解释。他认为，这代表的既不是一个信仰系统，也不是人类“发展”的某个阶段，而是通过与自然界的类比来组织人类关系的一种手段。[5]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图腾崇拜的理论大部分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的考量，而不是现代或者后现代社会。然而，意大利理论家罗贝托·马尔凯西尼（Roberto Marchesini）在他的“动物乌托邦”（zootropia）理论中则认为，这一基本理念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从本体论上看，人类并非完全自主，而是需要以动物为参考，来认识人性中的不同维度”。[6]马尔凯西尼认为，人性的独特性并不在于一些特殊的外在特征，比如拥有更高的智商，而是在于我们与动物之间相融合的方式，比如将我们的认同与动物相互交融。“动物乌托邦”的理论比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图腾崇拜理论更具包容性，因为马尔凯西尼认为，人类认同并不只依赖于支配性框架的结构，它同样也包括了图像、隐喻、行为、模拟、技术、制度、关系等这些从动物世界中提取的概念。

伦敦塔的渡鸦一向是构成英国身份认同的一个参照点。如果我们回溯渡鸦在伦敦塔的历史，公众对渡鸦的态度揭示了一项明显的进步，然而，同时它还是未完成的。首先，渡鸦被当成是野蛮行径和杀戮欲望的象征，它们代表了一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征服欲望，以及在本国和广阔帝国领土上的惩戒或教化；随着帝国的崩溃，渡鸦又成为想象历史的象征物，混合了维多利亚时代与中世纪时期的历史特征。渡鸦也经常被认为代表了英国的对立面，如同想象一个独立的主体一样，然而我们必须记得，这里所说的对立面不仅仅只代表冲突，同样也隐秘地共存，并且相互独立。[7]几个世纪以来，渡鸦变得越来越英国化，现在应该是英国“成为”渡鸦的时候了。

曾几何时，当我们与其他人种或者动物相遇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认同可能会（至少是暂时地）非常融洽的，不会受到权利关系的干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似乎也并非泾渭分明。哲学家吉勒斯·德勒兹[8]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讲到他们的“成为动物”[9]（Becoming Animal）理论时，同样也有着与此相似的经历，他们写道：“这些没有意识到动物续发事件的暴力的人们，会从人性中抽离出来，比如他们会像啮齿类动物一样抓着面包，或者以一种如猫科动物一般狡黠的神色示人。”[10]这可能只是认识的短暂瞬间，但是认同也可以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来涵盖动物。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融合状态，经常可以见于驯鹰者、养蜂人、骑师以及其他从事与动物相关职业的人所提供的文字资料里。[11]

英国人与渡鸦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肤浅，但可能不会比其他种群（如美国和加拿大西北部沿海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更深刻。有一些细微的迹象表明，渡鸦作为英国象征的意义开始超越了伦敦塔的范畴。在21世纪初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12]广受欢迎的BBC系列电视纪录片《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中，将渡鸦的镜头与英国历史的许多场景混剪在一起。比如，当沙玛提到玛丽·都铎的子嗣时，镜头上出现了一只雌渡鸦喂养雏鸦的画面，当他在结尾处讲到“自由”的时候，画面上则出现了一只飞翔的渡鸦。[13]

在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的畅销书《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瑞尔先生》（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中，渡鸦王是英国的大魔术师，他很少示人，但是会以乌鸦化身的形式出现。渡鸦王、渡鸦和布兰之间的类比非常明显，很难想象克拉克在创作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据我所知）她从未明确表示过。[14]或许跟许多科幻作家一样，她并不想将自己的作品过多的与一个实际的机构或者事件牵扯到一起。

然而，英国与渡鸦之间的联系是有限的。这一小群渡鸦和它们在野外生存的同胞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伦敦塔的渡鸦会在春天修整它们的喙，我们可以在它们洗澡时溅起水花的时候分享它们洋溢的欢快情感，在它们的食物被海鸥掠夺的时候感受它们的沮丧。在一个比我们的过往更纯净、更明晰的范畴里，它们映射了我们的情绪，它们也为此增添了一份普遍的神秘气息。但是，由于不能飞翔和繁衍后代，渡鸦似乎也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使命。[15]

[1] 参考Steve Barker, Picturing the Beast: Animals,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3) 44–45。

[2] 同上，33–73。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深远的作用。——译者注

[4] 参考Claude Lévi-Strauss, Totemism, trans.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15–32。

[5] 参考Claude Lévi-Strauss, The Savage Mind, trans. George Weidenfeld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66) 109–60。

[6] 参考Roberto Marchesini and Karen Andersen, Animal Appeal: Uno Studio Sul Teriomorphismo (Bologna: Hybris, 2003) 26–27。原文是由我本人从意大利语翻译过来的。令人遗憾的是，马尔凯西尼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英文译本，那就请参考原版资料：Roberto Marchesini, Post-Human: Verso Nuovi Modelli Di Esistenza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02)。关于此书的英文简介，请参考：Boria Sax, The Posthumanism of Roberto Marchesini, Humanimalia, Spring 2010 (cited 2 April 2010); 网络资源：http://www.depauw.edu/humanimalia/issue02/sax.html。

[7] 在我看来，这则见解是马尔凯西尼的“非人他异性”理论的核心，详细请参考：Roberto Marchesini, Alterità Non Umane, Liberazione: revista di critica antspecista, no. 6 (2008)。关于这则理论的英文摘引，请参考资料：Roberto Marchesini, Alterity and the Non-Human Humanimalia, Spring 2010 (cited 2 April 2010 2010); 网络资源请参考：http://www.depauw.edu/humanimalia/issue02/sax.html。

[8] 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译者注

[9] 成为（Becoming，即“生成”），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的著名理论，他曾认为画家培根作品中展现出一种纯粹的肉体感性力量，并得出人类具有“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的潜能的论断。——译者注

[10] 参考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 lis: U of Minn. Press, 1987) 240。

[11] 以这条引用为例：“通过提供运输和牵引的帮助，这类强壮的物种（比如马）为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拓宽了人类的视野，而且使人类在心智与灵性上得到了升华。骑乘者和坐骑之间在身体与意志上的结合，生成了一种互补性，也只见于不同人类——动物的不同从属关系。吊诡的是，尽管这种关系往往会因剥削和虐待而广受诟病，但总体来说马一直受到尊敬，并被视为最高贵的动物之一。”引用自：Elizabeth Atwood Lawrence, His Very Silence Speaks: Comanche – the Horse Who Survived Custer’s Last Stand (Detroit: Wayne State UP, 1989) 326。

[12] 西蒙·沙玛（SimonSchama，1945– ），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讲师，BBC纪录片解说，纽约客文艺评论员，著有《艺术的力量》、《英国史》、《风景与记忆》等。——译者注

[13] 参考Simon Schama, History of Brita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DVDs), (UK/USA: 2002)。

[14] 参考Susanna Clarke, 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 (New York: Bloomsbury, 2004)。

[15] 可以用来解释伦敦塔渡鸦现状的一条哲学理论是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伦理能力方法”理论，她的这一观点大体源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我们注视某一生物的时候往往会感到惊奇，就这个意义来说，“能力方法”理论有它的直觉基础。当一个生物未能发挥其全部潜能的时候，悲剧就会附加于它们。这一点当然也被附加在了伦敦塔渡鸦的身上，它们很少繁殖，不能够养育自己的后代。既然所有渡鸦在被带到伦敦塔之前都受过伤，它们可能也无法继续在野外生存，这往往不可避免，但是这个悲剧至少应该引起关注。虽然它们可能广受喜爱，但渡鸦还是未能得到如它们在野外生存时所具有的那般威严与尊严。相关资料请参考：Martha C. Nussbaum, Beyond “Compassion and Humanity”: Justice for Nonhuman Animals,’ in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 ed. Cass R. Sunste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Ox- ford: Oxford UP, 2004)。

16
渡鸦与皇权

这些鸟儿就像镶嵌在灰色天幕里的黑色大字。他想，可能有那么一刹那，自己将领悟这些文字的真正内涵。古道上的碎石头仿佛是他乡之旅的象征。

苏珊娜·克拉克，《乔纳森·斯特兰奇与诺瑞尔先生》

随着大英帝国失势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它的纪念物也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宏伟壮观。所有在维多利亚时代被创造的传统、历史和庆典仪式的累积效应，都令这段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显得不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伦敦塔渡鸦似乎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存在于虚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君王并不靠权力和谋略来统治，而是靠神秘仪式来掌管大权。

伦敦塔，带着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氛围，并没有传递出一种与它的历史地位或宏伟仪式相称的情绪效果。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伦敦塔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并不是因为它年久失修，而是因为伦敦的摩天大楼使它越来越模糊、黯然失色。[1]甚至在建于19世纪末的伦敦塔桥建筑、建于20世纪的摩天大楼的前面，伦敦塔带给人的印象也不像格拉斯顿堡（位于英格兰西南）的圣杯井（Chalice Well）或者康沃尔郡的廷塔哲城堡（Tintagel Castle）那样是一座“圣地”。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盛大的仪式和泛滥的商品经济，这些元素在伦敦塔的奇怪结合不断地致使伦敦塔内涵上的贫瘠。对“斩首”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世纪的虚假修饰、对鬼故事的痴迷，正如一个有点怪异的想要浪漫化这个地方的企图，即便是拥有所有这些故事，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相当乏味。

此外，伦敦塔的向导不断向民众述说关于斩首和酷刑的故事，这可能会遭到强烈反感，特别是在新闻媒体已经传播了大量真实的酷刑与斩首事件的今天。伦敦塔所代表的过去，被一种怀旧渴望和不屑一顾的混合态度所看待，它似乎和现代英国人的日常生活越行越远。伦敦塔有点类似于著名童话故事《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中的城堡，出于对未知未来的恐惧，时间的流逝在那里静止了。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英国现在正面临一个关于如何建立新的21世纪国家认同的问题。现在已不再是维多利亚女王、温斯顿·丘吉尔或者是披头士时代的英国。对于今日的英国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不断增长的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非洲或者阿拉伯地区的英国移民来说，伦敦塔又意味着什么呢？说到这一点，对那些自我认同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或者英格兰人（并非笼统的英国人）的民众来说，伦敦塔又代表了什么呢？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曾写道：

“大量的救助性移民、阿尔斯特地区[2]的内乱、凯尔特地区分裂势力的不断威胁，以及英国与EEC的不断牵扯，已经使这个国家往日的任何以英格兰为核心的观点显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个人与社会认同的不安感不断加剧，这个国家的根基需要再度发掘。对身份认同的渴望促成了持续不断的探索，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被历史遗迹，如格拉斯顿伯里或者哈德良长城[3]所吸引的原因。”[4]

故事的好礼

叙事是一种非常灵活且易扩展的调查研究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树立价值观并且积蓄能量。同样，当我们被社会和技术上的剧变所迷惑时，这也是一种可预设的调查研究方法。在21世纪，公民身份认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对一个事物的共同参与程度的问题。代表国家的各种机构，如伦敦塔，必须不断创发新的神话，而这些都是今日的英国人可以贡献的内容。[5]

至少是从20世纪末开始，罗曼蒂克化的英式形象并不多来自中世纪时期（大英帝国时期则更少），更多的则是源自它的凯尔特遗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英国人不断地开始将自己视为拥有与爱尔兰人相似的习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和制度，还有凯尔特人的灵魂。撒克逊人和维京人也被罗曼蒂克化了，而诺曼人则很少被提及。[6]他们（诺曼人）在1066年对英国的入侵标志着古代英国的覆灭，所以由诺曼人所建造的伦敦塔也可以被当成是终结的象征。

现如今，渡鸦在多数情况下都被当成华丽景观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的故事将我们带入了真实的历史和神话当中。此外，就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渡鸦具有神秘的魔力，它们不仅可以生成各种古老的传说，而且还会不断衍生出新的版本。伦敦塔的大部分渡鸦来自于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些古代英国的凯尔特地区，如今，这些地区都存在着一定的分裂运动势力。通过为伦敦塔提供渡鸦，这些地区的政府也宣告了他们在这一联合王国中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就好比布兰通过渡鸦宣告了伦敦塔只属于不列颠的原住民，并且最终抵御了外族的侵略。

渐渐地，伦敦塔渡鸦和它们的传奇被吸纳进了英国凯尔特人的传说。在迪内弗尔城堡（Dinefwr Castle）的纹章（源自12世纪末的）上，就明显地涉及了伦敦塔的形象，上面描绘了一座白色的城堡、三只渡鸦和一句箴言“Diogel dan Dinefwr”，在威尔士语里这是“在迪内弗尔平安无事”的意思。这些渡鸦源自赖斯家族的纹章，伦敦塔现在的一只渡鸦就是以此命名。[7]

那么，归根结底，什么是“不列颠”呢？这不是一个帝国，更不是一片领土。“不列颠”的边界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变动，有些时候包括现在的爱尔兰，有时则将苏格兰剔除在外。“不列颠”也不是一个政府的象征，而这在历史中变动更大。“不列颠”同样也不代表一个人种，因为它涵盖了凯尔特人、罗马人、撒克逊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很多人种。在最主要的层面上，“不列颠”是一则故事，故事不会“衰亡”；它们不会真正停止，而只是朝着新的篇章和新的形态继续前进。

[1] 参考BBC, UNESCO Warning on Tower of London (BBC News, 2006 [cited 26 October 2010]); available from http://news.bbc.co.uk/2/hi/uk news/england/london/6072580.s tm。_

[2] 阿尔斯特地区（Ulster），英国北爱尔兰的的一部分领土，原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省。——译者注

[3] 哈德良长城 （Hadrians Wall），逶迤于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的边界上，由古罗马帝皇哈德良下令修建，是古罗马帝国在占领不列颠时修建的古长城遗迹。——译者注

[4] 参考Samuel, Island Stories: Theatre of Memory 221。

[5] 关于这些故事建构个体认同与集体的讨论，请参考： Boria Sax, Storytelling and the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the Horizon 14, no. 4 (2006)。

[6] 参考Charbonneau Marisol, The Melting Cauldron: Ethnicity, Diversity, and Identity in a Contemporary Pagan Subculture, The Pomegrana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gan Studies 9, no. 1 (2007): 31–41。

[7] 参考Dinefwr, (2004 [cited 29 June 2004 2004]); 网络资料请见： http:www.ngw.nl/int/gbr/d/dinefwr.htm。

后记：大不列颠会衰落吗？

比方说鸟吧，把它关进笼子里，

哪怕你对它的照料尽心尽意，

哪怕你细心地安排它的饮食，

把能想到的各种美味喂给它，

哪怕你尽量把它弄得最干净，

做成鸟笼的哪怕是锃亮的黄金，

它也宁可待在幽暗的寒林里。

待在金笼里却是万般的不愿——

情愿去吃虫子，过卑微的日子。

乔叟，《伙食采购人的故事》[1]

[1] 选自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此处译文参考黄杲炘版本，略作修改。——译者注

我没有预想过自己或者任何其他人仅仅通过揭露历史真相，就能除去“伦敦塔渡鸦”这则故事的神话魅力。即便究根结底，民间信仰通常也不会立即消失不见，它们反而会不断演变，往往会吸收更多新的信息，甚至干脆保持原状。[1]本文撰写之时，我已经就“渡鸦”这个主题发表过数篇学术文章，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依然没有对公众产生太大的影响。

神话和传说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传播力，无论好坏，它们都远远超出了专业学者的可控范围。不管怎样，这部作品若能促使英国国民以及其他人更加仔细地考量与“塔渡鸦”相关的传统，我就心满意足了。渡鸦发出的警示如同“二战”时期伦敦上空落下的炸弹，为今日我们所身处的险境，从核战争到环境污染，提供了某种警示和隐喻。

然而正是因为渡鸦在英国备受关注，如今也危及它们在伦敦塔的生存现状。自1981年以来，渡鸦再一次在英国全境内得到了保护，[2]现在它们有迅速繁衍的趋势。21世纪初，渡鸦飞回了爱丁堡，在那里它们被视为好运的前兆，大受欢迎，或许它们很快就会享受同伦敦塔渡鸦一样的待遇。

为了防止疾病的蔓延，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卫生法令限制了英国人对绵羊尸体的加工利用，因此绵羊和羔羊的腐尸被弃在了山坡上，成为渡鸦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结果之一就是，什罗普郡（Shropshire，英格兰西部城市）的渡鸦数量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里从50对暴涨到了175对，更是在之后的2003年增长到了250对。[3]什罗普郡与伦敦的距离只有大约240公里，这对人类和渡鸦来说都不算是很远的距离。

最后一次确凿无疑的野渡鸦在伦敦出没的目击报告还要追溯到19世纪中叶，如今这一野生物种已经再一次逼近伦敦的城垣。这些野渡鸦迟早有一天会听到伦敦塔内同胞们的呼唤，召唤着它们向着塔的方向飞去。然后会发生什么呢？

伦敦塔上被驯服的渡鸦可能会与这群野渡鸦杂交繁衍，我们或许将很难看出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别。假设一只塔渡鸦与一只野渡鸦进行繁殖，它们所生的雏鸟将怎样被抚育？它们未来的命运将会怎样？如果有野渡鸦从空中召唤，伦敦塔渡鸦会作何反应？

可能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为伦敦塔渡鸦制造一种“在场效果”，既不用将它们锁藏，也不用冒传播疾病的风险。这将会挑战渡鸦驯养员乃至大多数公众的想象力，但我相信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伦敦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渡鸦的信息集散地，伦敦塔的驯鸦官们经常会收到来自动物园、饲养员、公园管理人员还有许多或多或少与这些巨大的黑鸟们有所牵连的民众们的来电。事实上，伦敦塔已然成为这个国家的渡鸦监管机构，几十年来，它已经建立了一套足够应对野生渡鸦再次猖獗的专业知识体系和人脉资源，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相当的灵活性。

渡鸦的预言

“渡鸦飞离伦敦塔之时也是英国衰落之时”，或许有人对此深表怀疑，认为这则预言纯属虚构，但现如今这个传说已经深深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想让民众抛弃这一传统的概率不会比在黑色星期五办一场婚礼来得更大。为了合理论证，假定关于渡鸦的预言是真实的，至少可能真实，我们也可以用一种严肃又轻松的态度看待它。这一预言，和其他传闻一样，迫切需要得到阐释。作为民族神话，伦敦塔渡鸦的预言反映了英国的国民身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所有的变迁轨迹。当这个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也是该做出些改变的时候了。

伦敦塔渡鸦的相关机构要更多地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来，不能止步不前。在文学和历史中，预言往往与它们最初的面貌大相径庭。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一样，都是反对将预言做过于字面化、过分简单解读的警世寓言。[4]伦敦塔渡鸦的预言，与《麦克白》的案例不同，它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假象，毕竟，御用的卫兵们不会仅仅依赖几只渡鸦来守卫伦敦塔，毕竟他们也在入口处检查包裹！真正的问题在于，仅仅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一预言，妨碍了我们从一个更开阔的层面来思索这里面所蕴藏着的关于神话、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联系。

关于伦敦塔渡鸦的寓言，人们听过各种不同的版本，但是他们似乎从来不会去询问其中的真正内涵。如果渡鸦飞离又飞回，这能算是真正的离开吗？假设它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比如一片羽毛？或者一段回忆？更重要的是，你能精准地说出塔渡鸦飞离之后会发生的一切吗？民间流传的一个版本是，当渡鸦飞离伦敦塔，英国会失去其帝国地位，但是这一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在另外一些版本里，这一现象也意味着英国君主政体的完结。此外还有一些版本认为，这是伦敦白塔坍塌的前兆。

单纯考虑语言的运用，可以大致猜测出塔渡鸦传说兴起的时间。“坍塌/衰落”（fall）这个词通常被认为只适用于像古罗马那样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这是英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是一个想象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伦敦塔的渡鸦想必也象征了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一个臣服在英国官员们的良性统治之下的黑色物种。正如某些渡鸦甚至被起了相当种族主义的名字，比如“黑鬼”、“黑家伙”。[5]

塔渡鸦传奇不禁使人联想到最终外族入侵时的场景，我们也可以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去理解它。所谓英国的“坍塌/衰落”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说是否一定就是件坏事？更为吊诡的是，事实上渡鸦飞离伦敦塔的景象令人联想到的是复苏而不是衰败。或许这则预言可以被理解为：英国，如其他国家一样，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时必须做出自身的调整。更或许，大英帝国必须要在“坍塌/衰落”之后才能实现下一次的崛起。

如今，环境灾害给英国带来的威胁远远比外族入侵要严峻得多。我建议给予伦敦塔渡鸦预言一个更为现实的生态学意义上的解读，也许这意味着，如果英国（或者其他国家）丧失了自然遗产，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生物都将陷入贫瘠的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调整渡鸦的育种方案，尽管这一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搁置。该方案也可以为民众普及渡鸦传说相关的知识，旅游指南上当然还可以继续讲述“蒙福的布兰”的事迹，这则故事依然在渡鸦和伦敦塔之间搭建起了古老的联系。由于渡鸦，伦敦塔的绞刑架遗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布兰的追悼地，或许现在伦敦塔的管理者可以考虑以他的名义建一座真正的纪念碑，因为布兰的确是伦敦塔乌鸦传说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伦敦塔的守卫们也可以如实地告诉人们，塔渡鸦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助了伦敦市民的。

大英帝国最后的殖民地

纵观现代历史，人们总是对这个怯魅[6]的世界心怀抱怨，似乎没有比这些不能飞翔的鸟儿们更好的象征意象了。对雪莱、济慈、柯勒律治以及更晚的哈代这些浪漫派诗人来说，飞鸟似乎是获悉了隐秘智慧的生物，所以，被剥夺了飞翔权利的鸟儿也象征着一个没有超越意义[7]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致残的鸟儿们让人不禁想起布兰，他在《马比诺吉昂》里面大腿受伤，并命令手下将自己身首异处。正如圣杯城堡中的布兰一样，塔渡鸦们被修整过的双翼也暗示了英国隐存的一个问题。

约翰·马佐洛夫（John Marzluff），一名渡鸦研究界的泰斗级学者，曾向我提供了一些将可以自由飞翔的野渡鸦驯养在伦敦塔内的建议。挑选其中一个炮塔，设立一个挑高的营巢区域，有点类似于美国西部渡鸦巢穴所使用的电力杆或者阿拉斯加的采油井架。现存的渡鸦，至少是那些在被送进塔楼之前还未遭到永久性伤害的塔渡鸦，将重新获得飞行的权利。或者，这一举措将从它们繁衍的后代开始。首先需要确保渡鸦拥有稳定的食物供给，之后它们或许会确立自己在塔楼内的领地，从而将野渡鸦吸引到该区域。当然，实施这一计划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因为这改变了伦敦市民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有趣的社会争论。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令我不安。渡鸦在伦敦塔的生活将会很惬意，但还是受到了限制。尽管它们的双翼不再被束缚，年老的渡鸦或许已经丧失飞翔的能力，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渡鸦们表示反抗，将我们关于自由的想法强加于它们是不对的，还是有动物庇护所会非常愿意接收它们。如此一来，伦敦上空的渡鸦会将自己完全暴露在老鹰、疾病以及所有威胁之下。但是在21世纪，为了实现自由的目标，无论是人类还是渡鸦，都需要经受更大风险和挑战。

使渡鸦重新获得至少是一部分的野外生存权利并不容易，这需要得到动物学专家、建筑师、民众和伦敦塔官方的紧密配合。许多实际的、伦理上的问题会不断出现，这将挑战所有参与人员的想象力、同情心和决心。或许正因如此，这项任务的实施会帮助渡鸦与英国民众之间建立一种更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渡鸦飞离伦敦塔，它们的神话或许还会与西伯利亚以及北美洲原住民所信仰的传统渡鸦崇拜相互融合。

乌鸦之城

英国民众乐意看到渡鸦能够翱翔天际，正如以往喜欢在伦敦塔驯养它们一样，但是渡鸦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必须发生改变。这一过程和看着孩子独立并脱离家庭时家长们所做的心态调整是相通的，家长仍然可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经历、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学会相互尊重，保持距离，给予自由。

野渡鸦可能会在伦敦塔繁衍生息，这些新生的渡鸦不需要被送往偏远的苏格兰或威尔士地区。当渡鸦们在空中纵情翻滚盘旋时，人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飞行轨迹，这不仅可以带给我们一种令人振奋的认同感，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更会给予一种自豪感。当然有些时候，一些新的渡鸦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无法存活，英国的民众会为之哀悼，但是他们还是会欣喜地看到新的鸟群的成长，还会期盼在开春的时候看到雏鸦的诞生。总的来说，渡鸦可能不会和现在一般长寿，但是它们会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繁衍生息。

[1] “在最近的30年里，学术研究围绕神话元素这一主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圣像破坏运动扫除了专业主义，对陈词滥调的抨击、对自觉的揭示（和有时会使后者越演越烈的不正确的方式）达到了空前的激化。在这一时期，工作最普遍的注解就是“创造神话”了。这种态度基本上暗示了将神话去魅以后，一个更贴近真实的近似值就会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个愈演愈烈的观念，他们讲究不必按部就班，对以往的固有观念的破坏并不代表新的更好的结果的出现。对于真相会不会真正被获得，还是持怀疑态度的。”详细资料请见：Ronald Hutton, Witches, Druids and King Arthur (New York: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36。

[2] Ratcliffe, The Raven 25–26。

[3] 参考BBC, Black Ravens Return to the Roost (24 January 2006 [cited 10 June 2007]); 参考网络资料请见： http://news.bbc. co.uk/ 1/hi/wales/north east/4644626.stm; 参考Leo Smith, Shropshire Ra- _ven Study Group Fieldwork Report 2004, and Colour-Ringing Data (5 April 2005 [cited 10 June 2007]); 网络资料请见： http://www.shropshirebirds.com/Raven%20Report%202004.htm。

[4] 关于预言通常包含创造性解读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德尔菲神谕”（the Delphic oracle）。当时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正遭受到古波斯帝国的威胁。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预言记载：传说雅典娜神庙内的巨蟒一旦失踪，就证明了女神雅典娜将遗弃这座城市，那么希腊城邦对波斯人的防御将会是无效的。这则“德尔菲神谕”劝告雅典人离开这座城市，并预言了雅典只能靠“木墙”来抵御外敌，然而这听起来没有任何的防御力。但当时的将领迪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将这“木墙”解读成雅典海军，他随后团结了雅典人，最后在一场伟大的海战中获胜，在萨拉米斯（Salamis）击溃了波斯大军。相关资料请参考： Plutarch, Themistocles, in Plutarch’s Lives, ed. Charles W. Elliot (Cambridge, MA: P.F. Collier & Son, 1909)。

[5] 参考Anonymous, London’s Ravens Favored Pets of Nation, Reno Evening Gazette, 9 October 1936。

[6] 怯魅，disenchantment，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概念。——译者注

[7] 超越意义，transcendence，概念来自尼采。——译者注

附录：1955年的塔渡鸦

以下资料全篇引用自一封寄给1955年2月3日出版的《乡村生活》杂志编辑的信件，相当细致地描述了“二战”后的十年间英国人对渡鸦的尊敬和喜爱：

“先生您好，关于伦敦塔动物展览的这篇文章（1月13日）让我意识到这一古老传统最后的幸存者居然是这些著名的渡鸦。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以清道夫的角色，受到了伦敦各地百姓的保护，但是公共卫生设施的出现将它们推向了死亡。伦敦塔共有6只渡鸦，由伦敦塔守卫负责看管。一位守卫曾告诉我，它们（渡鸦）从来不在塔内交配、筑巢或产蛋。而且，尽管它们行为唐突、野蛮、具有破坏性、爱捣乱、好管闲事还喜欢咬人，但它们还是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渡鸦很强壮而且迅猛。有一天，我看见其中一只跟踪并杀死了一只鸽子，迅速地将鸽子的内脏扯出，并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大餐，这使我非常震惊。这4只雄渡鸦和2只雌渡鸦是从萨瑟兰公爵在苏格兰的领地、安格尔西岛和康沃尔郡被带到伦敦塔的。它们每只都被命名、像战士一样接受检验，并且得到2先令的每日配给，包括马肉和鱼肉（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游客喂给它们的骨头和三明治）。

一则鲜活的古老预言曾说：如果伦敦塔渡鸦全都失踪，那么英国也将覆灭。在战争时期传有一则谣言：有五日时间，伦敦塔曾一度听不到渡鸦的叫声，而且奇怪的是，它们6只全都是壮年渡鸦。这几只渡鸦是：生活在绿塔和睡在锅炉房内的柯拉和克拉斯；生活在白塔和睡在灯笼塔的鸟笼里的查尔斯和克朗克、嘉文和冈恩。它们就像忠实的看守，‘在黑夜里向着陌生人发出激昂的吼叫声。’[1]”

[1] 参考M. Littledale, The Tower of London Zoo, Country Life, 3 February 1955。

致谢

本书包含以下文章的一些素材：《末日的黑鸟》，载自《今日历史》（History Today），2005年1月，38–39页；《渡鸦抵达伦敦塔之谜》，载自《社会与动物》（Society and Animals），15.3/2007b，267-281页；《如果渡鸦离开伦敦塔，英国会衰弱么？》，载自《渡鸦纪事》（Coyvi Chronicle），2008年秋季，3-6页；《中世纪精神、异教信仰和塔渡鸦》，载自《石榴：异教研究国际期刊》（The Pomegranat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gan Studies），9.1/2007，62-77页；《塔渡鸦》，载自《ISAZ时事通讯》，28/2005，5–8页；《“二战”中的塔渡鸦作为大不列颠吉祥物》，载自《战争中的动物：从古至今》（Tiere Im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由海纳·珀玶黑格编辑，帕德博恩Schoeningh出版社出版，2009年，199–216页；《杰基，幸运的渡鸦》，载自《历史杂志》（History Magazine），2010年6月；《塔渡鸦》，载自《口述历史、自我与社会6/3》，2010年秋季；《渡鸦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哨兵》，载自《战争中的动物》（Animals in War），由赖安·赫迪杰编辑，自由出版。

感谢纽约州杜波斯渡口的莫西学院（Mercy College）为我提供了经费，帮助我完成此书。特别感谢伦敦塔的守卫们，尤其是前任驯鸦官德里克·科伊尔（Derrick Coyle）、前任驯鸦官助理汤姆·特伦特（Tom Trent），现任驯鸦官助理沙迪·莱恩（Shady Lane），以及前任驯鸦学徒、现任驯鸦官雷·斯通（Ray Stomes）。他们慷慨地为我讲解了渡鸦的保护情况，解答了我的疑问，为我提供了伦敦塔渡鸦的相关资料记录。感谢英格兰遗产组织的古迹督察员杰里米·阿什比（Jeremy Ashbee），还有伦敦图书馆资深馆员布里奇特·克利福德（Bridget Clifford），为我提供了许多中肯的建议。皇家军械博物馆的伦敦塔历史档案保管员杰弗里·帕内尔（Geoffrey Parnell）与我有着相似的见解，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约翰·万特林（John Wantling）同样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包括其中一份最古老最重要的资料。当然，我将对本书所得出的一切结论全权负责。我也要感谢艺术家、渡鸦研究的权威专家托尼·安吉尔（Tony Angell），他曾阅读本书成书之前的一个版本，提供了许多指正和建议，并同意我使用他的绘画作品作为插图。约翰·马兹卢夫（John Marzluff）和贝恩德·海恩里希（Bernd Heinrich），两位渡鸦研究的科学权威，同样为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感谢威廉·布兰登（William Brandon）帮助我校对。同样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中介戴安娜·利特温（Dianne Littwin），特别是她的理解和坚持。最后我尤其要致谢我的妻子琳达·萨克斯（Linda Sax），一直以来，无论碰到多少危机和阻碍，她都不懈地鼓励我坚持写作，同时帮助我编辑此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美）萨克斯著；翁家若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CITY OF RAVENS

ISBN 978–7–5086–5921–3

I. ①乌… II. ①萨…②翁… III. ①文化史– 研究– 英国IV. ① K56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4775号

City of Ravens by Boria Sax

Copyright © 2011 by Boria Sax

Arranged through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乌鸦之城：伦敦，伦敦塔与乌鸦的故事

著者：[ 美] 博里亚·萨克斯

译者：翁家若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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