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引 言

-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 一、“一出国，就爱国”

- 二、从中美首脑峰会说起

- 三、 扎卡利亚的问题

- 四、 有质量的增长

- 五、 中美比较：此长彼消

-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 一、皇帝的新装？

- 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

- 四、 西方开始了制度反思

- 五、 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 六、 三个“基因缺陷”

-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 一、 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 二、 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 三、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 四、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 二、 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 三、“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 四、 与福山的辩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 一、 从“埃及之春”说起

-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 三、 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 一、 光荣：昨天与今天

- 二、 放飞梦想：三种情怀

- 三、 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 四、 超越：思路与经验

- 结论

-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 后记

- 版权信息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序 言

- 引 言

-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 五、别了，南斯拉夫

-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 七、从欧洲到美国

-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 三、东亚模式之争

-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

-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 三、也谈人权

-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

-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 七、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

-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 一、实事求是

- 二、和谐中道

-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 原版后记

- 版权信息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目录

- 引 言

-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 一、世界变化真快

-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 四、GDP悖论

- 五、迈向第一

- 第二章 中国的1+1 大于2

-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 三、新的视角

- 四、重新认识中国

-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 三、重返匈牙利

-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 一、三大困境

-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后记

- 版权信息

目录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 《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作者张维为“中国三部曲”之总结篇

平视西方模式与话语 展现中国崛起之逻辑

◎ 从领先到落后，从落后到追赶，从追赶到超越

中国带着世上惟一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基因与百国经验，重返世界之巅

内容简介：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是作者走访百国后的第三本思考型著作，在《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包括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等领域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无疑是中国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超越。此外，作者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话语对西方话语的超越，解释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理念，论证了中国许多做法的深层次的合理性。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五千年文明而没有中断的伟大国家，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而自现代以来，中国迅速“赶超”西方的背后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总体成功，这种成功源于对中华文明底蕴的把握、对中国红色传统的承袭，以及对国际有益经验的借鉴。中国正带着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实现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目标，重返世界之巅。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等。

《中国震撼》与《中国触动》出版后广受欢迎，先后荣获“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办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书（文化类）”、“第十二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书目”、“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等多项荣誉。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一、“一出国，就爱国”

二、从中美首脑峰会说起

三、 扎卡利亚的问题

四、 有质量的增长

五、 中美比较：此长彼消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一、皇帝的新装？

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

四、 西方开始了制度反思

五、 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六、 三个“基因缺陷”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 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二、 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三、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四、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二、 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三、“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四、 与福山的辩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一、 从“埃及之春”说起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三、 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 光荣：昨天与今天

二、 放飞梦想：三种情怀

三、 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四、 超越：思路与经验

结论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后记

引 言

《中国触动》是我走访百国后写下的第一本书，我当时写道：中国崛起“已经触动了整个世界，并会继续触动这个世界”。《中国震撼》是我足迹天下后发表的第二本思考型著作，我当时如是说：“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两本书出版后颇受欢迎，特别是《中国震撼》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超乎我的预料，有评论甚至说《中国震撼》震撼了中国，这应该是夸张之语，但我也知道《中国震撼》确实影响了不少人，这大概也印证了许多国人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思考。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巨变的时代里，自己的作品可以影响和鼓舞那么多人，作为作者的我，确实感到一份殊荣。

现在我把自己远足世界后写下的第三本思考型著作《中国超越》呈现给读者，力求在“触动”和“震撼”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国内不少人被西方话语忽悠得厉害，连抬起头来看西方的勇气都没有，哪里敢想象“超越”西方。但我在西方生活过 20多年，实地考察了所有的西方国家，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赶上和超越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这包括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百姓资产上的超越，社会保障上的超越，科技创新上的超越，制度安排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地努力，最终也可能超越美国。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无疑是中国制度安排上的超越，特别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超越。

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探讨和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我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美国梦”今天之所以风光不再，主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压倒了政治和社会力量。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确实更加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相对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按现在的逻辑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我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话语对西方话语的超越。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没有自己的话语，一个国家做对的事也会被看作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作是过渡阶段做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放弃的。我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一整套做法及其背后的理念，论证了中国的许多做法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性。

从《中国触动》到《中国震撼》再到《中国超越》，这是我走访百国，思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心路历程，也构成了我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思考的三部曲。这三部曲贯穿了一个主题，即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思考和话语来评述中国的事情和天下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书中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相关的问题，为中国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为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议。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其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可谓世界之最。中国人有超强的历史命运感，因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领先西方，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发生的事情，而中国人百年奋斗的主要目标就是重返世界之巅，世界上具有这份“天降大任”之光荣与梦想的民族并不多。

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确实可能给世界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这种大变局已经开始，精彩的故事天天在涌现，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第一章　从“追赶”到“超越”

一、“一出国，就爱国”

《中国震撼》出版后反响不小，不少地方请我去演讲，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和听众进行互动，每次我都告诉听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而且越尖锐越好，要公开辩论也可以。确实，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如果经不起别人的质疑，那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该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不久前，在上海某知名大学谈中国崛起与中国话语，一位年轻教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提了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张老师，听完您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要求移民，您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留在中国？”下面不少人笑了，大概感到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不过我也笑了，我告诉他：“您可问对人了，因为我认识的海外移民朋友太多了。”我说：“我非但不会劝人不要移民，我还要鼓励他们移民呢，因为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我有一个粗粗的估计：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比例至少有 70％，那些在国内骂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结果出去后失望者众多。”我告诉这位提问者：“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我顺便告诉他：“如果你想移民美国，我给你支个招吧，我对纽约还算熟悉，你要从上海去纽约，不妨从浦东机场或者虹桥机场起飞，到纽瓦克机场降落，你可以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如果你有胆量，我建议你还可以尝试一下在纽瓦克住一夜，看看晚上敢不敢出去散散步。”我还告诉他一条额外的信息：纽瓦克有个医学院，一位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学院最发达的科目是枪伤科，因为那个地方时有火并。

我们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把美国吹得天花乱坠，忽悠中国老百姓。但只要对美国真实状况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国家。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那你的命运恐怕比在许多非洲国家好不了多少：吸毒、抢劫、街头火并等可能与你须臾不离，你的最大感受恐怕是失望和恐惧。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像不少中国留学生那样，进入了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但从过去 20来年的情况看，情形也不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些年来，你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吗？你拥有的资产增值了吗？你对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有信心吗？恐怕给否定回答的将不是少数，说不定你还会像许多美国人一样，质疑“美国梦”风光不再的原因，甚至同情“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闯进了美国的第一世界，我也祝贺你，不过这种成功的概率比你在中国成功的概率可能要低很多。

其实，过去 30来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假如你生活在中国，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三五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收入可能走了下坡路，你的财富也可能因为赶上了金融危机而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机遇，又赶上了西方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势头和规模崛起，多数人的财富在迅速增长，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而美国确实在走下坡路，过去的 20来年里，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加，而是减少。美国是否可能扭转其总体的颓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推动实质性的改革。世界在巨变，中国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一进一退，双方的差距就缩小了，不少领域双方的情况已开始逆转。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

我在西方生活了 20多年，去过无数次美国，走访了所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印象中，西方成了“发达国家”的同义词，但我在西方国家走得越多，我就越感到西方国家内部差异巨大，“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情况比比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曾引用过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8年访问上海、北京、大连后的感叹：“相比之下，纽约更像第三世界”，这种感受是真实的。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内部都有庞大的第三世界街区，外人一般不敢涉足。法国大中城市的城郊接合部、马赛市的大片城区、意大利从那不勒斯开始的南部多数地方等等，都给人一种第三世界的感觉。最近几年，美国自然灾害比往年多，由于基础设施严重失修，许多地方出现“逢灾必停电”的状况，成百上千万户的居民深受其害。美国前能源部长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惊呼“美国的电力系统还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近十年来鲜有进步，各地电网各自为政导致了效率低下、抗灾能力差”，他说“中国是美国学习的榜样”，希望美国能像中国一样大规模地投资改造自己的各种基础设施。[1]

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法国 2003年一场热浪袭来就导致 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每个新年之夜法国都有上千辆汽车被无业人员烧毁；首都巴黎的治安也每况愈下，这些年当地华人甚至说：“巴黎只有两种华人：一种是已经被抢过的，一种是将要被抢的”；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部，美国政府的救灾毫无章法，新奥尔良市顷刻成了犯罪和死亡之都；意大利南部最大城市那不勒斯多年来垃圾满城，臭气熏天，政客们连如何处理城市垃圾都达不成共识。意大利一位前领导人曾亲口对我说：“我向中国总理建议过，由中国公司出资来收购意大利航空公司和罗马机场，让中国人来管。”我自己也对希腊学者说过，希腊政府的治理水准确实不高，如果从中国派个团队，可以治理得更好。

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西方如何，对于真正了解西方的人，着实有点贻笑大方。其实西方也好，中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而是要平视，唯有平视才能把自己和对方都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准确，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国内流传了一种说法：西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多数中国人的确害怕寂寞，喜欢热闹，所以即使有“好山好水”，时间长了也寂寞难耐。但这个说法只是看到了西方“好山好水”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好脏好乱”的一面。我讲的西方内部的“第三世界化”，其主要特征就是脏、乱、差，还要加上吸毒泛滥与各种犯罪情况频发。同样，中国确实有“好脏好乱”的一面，但中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还在，“好山好水”的地方也非常之多。尽管中国也像西方历史上一样，为自己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但中国模式总体上的纠错能力比西方模式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引领世界的新能源革命，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由过去解决温饱的“雪中送炭”阶段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锦上添花”阶段。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好脏好乱好热闹”一定会转变为“好山好水好精彩”，古人说的由“乱”到“治”也包含了这层道理。

还是回到移民的话题吧。随着中国的崛起，移民问题将越来越去政治化，变成钱锺书所说的“围城”现象，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换一种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必做过多的政治解读。此外，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任何一个谣言都可能忽悠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一个“去伊拉克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让 10万人上当，一个“去阿富汗可以发财”的谣言，大概可以再忽悠 10万人。这些年，中国“公知”编撰的美丽动听的美国故事早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很多移民美国的国人竟然以为美国拥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对美国的资金监管、税收、遗产继承等均毫不知情，直到移民美国后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

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迄今为止仍然非常之小。以我自己的观察，即使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层人士，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的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至少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从 2009年的 2万亿美元一跃到 2014年 6月的 3.99万亿美元，远远领先世界外汇储备第二大国日本的 1.28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的 32％）。[2] "留学人员回国已成潮流。 2012年当年留学回国人员已达27.29万人，同比增长 46.56％，占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的 70％左右，形成了“史上最大的回国潮”。2013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35.35万人，比 2012年又增加了 29.53％，也就是 8.06万人，相比之下，当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仅增长 3.58％。[3]专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中国将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有些人担心贪官移民，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担心。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贪官迟早要被通缉遣返回来，赖昌星都被遣返了，其他贪官还能持续在逃多久？

从中长期的战略视角来看，适度规模的移民其实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世界上最具有移民倾向的肯定不是中国人，而可能是盎格鲁 –撒克逊人，也就是英、美的主要族群，过去三个世纪中他们移民到了全世界，按人口比例，他们一定是移民最勤的族群。但回头一看，效果不错，英国的影响力随其移民和语言也扩散到全世界，使英国至今享受着远超其国力的国际影响力。一些老喜欢把中国移民问题政治化的人，不妨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地区已经“民主化”20多年了，台湾的人口是 2 300万，比上海还少，但一般估计，至少有 150万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如果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解释的话，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吗？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大陆过去 30多年如此大规模的留学生现象。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改革开放 30年来，到 2013年为止，留学生人数加在一起共 305.86万人，其中 72.83％学成后回国发展。[4]假设中国移民的人数能达到留学生一样的人数，那也才 300来万人，即使再增加两倍，也就是 900多万，少于我们一个苏州市的人口。这些人以后回来也好，长期待在海外也好，保留中国籍也好，加入外国籍也好，对中国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如果有一批人愿意克服重重困难，在海外安营扎寨，并最终加入到推动中外关系的事业中来，海内外华人一起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这才是真正蔚为壮观的前景。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提及，有媒体问我，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已经比欧美好了，我说，我没有说过欧美比中国好，也没有说过中国比欧美好，因为这样的比较太笼统、太简单。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人均 GDP，那么非洲的赤道几内亚都比中国好，但它首都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只有拥有房产才有幸福感，那么中国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你喜欢社会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国比美国好无数倍。如果你喜欢吃西餐，那么法国更好。如果仅从有品质的生活角度来说，一个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国人生活在上海或者海南应该比生活在纽约或伦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对于一个仍在奋斗的年轻人，中国能够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远远多于西方。[5]

突然一想，国内极端自由派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就是他们想象中的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吗？当这张王牌也失灵的时候，他们还剩下什么东西来帮着美国忽悠中国呢？而这种王牌的日益失灵已是一个趋势。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亲历、参与和见证这个充满奇迹的时代当属真正的幸运者。如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把自己国内的位子让给别人，还极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爱国热诚，那岂不是太好了吗？

二、从中美首脑峰会说起

“一出国，就爱国”也是一种历史记忆。 2013年 6月 7日至 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中美高峰会。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也就是 28年前中美之间举行的另外一场元首高峰会，一场我本人亲历的高峰会。 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中国与美国呈现了此长彼消的发展大势，中国“追赶”的速度之快、“超越”的势头之猛，令人感叹万千。

1985年 7月下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访问美国，随行的还有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姬鹏飞等。我随团出访，担任李鹏副总理的英文翻译，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外交活动。李先念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立下卓著功勋的战将，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卓越领导人。从 1954年开始，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长达 26年。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国家主席，出访美国时已 76岁高龄。我印象中的李先念既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不乏幽默的长者。

记得出发前一个星期，全体出访人员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预备会，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向大家汇报出访的准备情况，他提到白宫欢迎晚宴正厅限定参加人数，中方为 14人。李先念笑着说：“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当介绍到出席白宫欢迎宴会要着民族服装，请大家穿深色中山装时，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道：“美国不是最讲自由吗？怎么还要统一着装？”

比较 28年前后的两次中美首脑会晤，最大的差别首先是形式。李先念主席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美国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詹姆斯·利利（ James Roderick Lilley）在访问前对记者吹风：“此行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1985年 7月 21日上午 10点，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南草坪为李先念主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 21响，李先念主席和里根总统分别致辞。里根 10天前刚做了结肠肿瘤切除手术，就来主持这个仪式，对中方客人彬彬有礼，热情友好，致辞时还两次使用了中文，一次是说“欢迎”，另一次是说“互敬互惠”。李先念答辞也很得体：“总统先生，看到您迅速恢复健康，我感到十分高兴。你现在亲自接待我，使我深为感动。”

国事访问有光鲜亮丽的一面，如隆重的欢迎仪式、盛装的欢迎晚宴等，中国当时确实十分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一个刚刚走出“文革”内乱，现代化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大国，渴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足够尊重和平等待遇。今天中国仍然看重这些礼仪和形式，但我们已经可以放下这一切，因为我们更自信了，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我们已经很乐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更为随意、更为务实的非正式会晤。

正式的国事访问有其长处，但各种礼宾的繁文缛节经常会占用双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28年前的访问中，双方考虑到里根总统刚刚动过手术，只为他安排了三场活动，一是欢迎仪式，二是正式会晤，三是欢迎晚宴。细数一下，双方首脑交谈的时间并不多。欢迎仪式上，双方领导人只做了最简单的交谈，然后就是照本宣科的致辞。随后的正式会谈只有一个半小时，翻译又去掉了一半时间。欢迎晚宴的安排，按照美方当时的礼仪，里根总统与李先念主席的夫人林佳楣坐在一起，李先念主席与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坐在一起。我着实感到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似乎不多。

我陪李鹏副总理和乔治·布什副总统坐在第二桌，望着两位国家元首和夫人的第一桌，发现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的交谈。倒是没有夫人在场的李鹏和布什坐在一起，交谈甚欢。布什展示了自己对中国的喜爱，戴着自己在中国购买的“上海牌”手表和中国生产的领带，除了交谈外交和战略的大话题外，他们主要聊的是周恩来。布什说，他对基辛格很有意见，因为在北京担任中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基辛格会晤周恩来总理时从来不让他参加，未能见到周恩来是他一生的遗憾。

会晤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两次访问的定位差异。 28年前出访的定位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美国”，目的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关系，加强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而这次习奥会晤则被定位在“战略性和历史性的会晤”。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会晤就提出了三大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两国人民关注的事，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事。我们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在会晤中强调“中美两国一定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来。要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双方应该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也是国际上的重要关注，因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是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这番话的背后是 28年间中美双方实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迅速崛起，令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感到了震撼。 1985年我们访美的时候，中国经济规模连美国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8年前，中美一年的贸易额只有 60亿美元（ 1984年），今天中国一天的贸易额就超过 10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世界上多数权威研究机构都预测：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在奥巴马任期内将超过美国；如果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在习近平任期内将超过美国，这些都将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事件。 28年前，里根总统在欢迎李先念主席的致辞中说：“中国近年来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美国作为朋友，感到高兴。”今天奥巴马总统欢迎习近平主席时说：“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我们认为，一个和平的、稳定的、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全世界、对美国都有利。”[6]

28年前讲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8年后讲的是“一个世界强国继续和平崛起”，这种措辞的变化折射出的是中国实力的沧桑巨变。28年前的访问中，考虑到李先念主席年事已高，他的活动安排相对较少，但美方已经预测到李鹏可能出任中国总理，所以给予李鹏非常特殊的礼遇，为他安排了专机和长达四天的单独行程。对李鹏来说，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考察和借鉴美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李鹏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鼓励美国加大对华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力度。在四天内我们先后考察了布莱特乌德核电站、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福特汽车公司、密西西比河航运系统、胡佛大坝、兰德中心、硅谷、斯坦福大学及其在硅谷的产学研机构等，李鹏一路走来，不停地提问题，不停地记笔记，认为美国有不少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回顾过去这些年，中国借鉴和学习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益经验，全面地改进了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李鹏在访问的一路上也告诉那些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国坚持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乃至其他国家一切值得借鉴的东西。

28年飞逝而去，真是弹指一挥间，但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例子让我感触尤深。 28年前，我们抵达芝加哥，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从高速公路到超级商场到摩天大楼，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开眼的东西。李鹏会见了芝加哥企业界的人士，见了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州长，希望美方多来中国投资。但 28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多数的州和城市都深陷债务之中，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也不例外。今天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似乎都在找机会往中国跑，希望中国去他们那里投资。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 Richard Michael Daley）在任期内已 5次访华， 2010年他专程造访了中国 5个城市，推广“芝加哥—中国友谊项目”。他反复强调芝加哥在地理上和经贸领域都“位于美国心脏地带”，并承诺把芝加哥打造成“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城市。他力推中国企业家到芝加哥投资，特别是投资总部营运、基础设施、机场合作、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业务、办公和物流配送中心等领域。他还亲自体验了北京至天津的高铁，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芝加哥建设高铁。戴利市长还在芝加哥推广汉语教育，强调“任何一个全球未来领袖，都必须学中文，从而了解中国。芝加哥要一直保持国际城市地位，更要如此”。[7]在这次习奥会晤中，奥巴马也对习近平说，美国鼓励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8]

另一个例子是技术转让。 28年前，李鹏在会晤布什之前，与我打招呼。李鹏心很细，说会晤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词汇，让我事先准备一下。他说他会提及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问题。当时电脑对大家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李鹏向我简单解释了 cpu和 64k等概念。与布什会晤时，李鹏就提到了美国的电脑技术发展很快，远远领先中国，但对诸如 64k电脑这样的技术转让还设限制，有点说不过去。布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表示这些问题可以由双方相关部门去商谈。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是最严的。这次奥巴马对习近平说，美国将采取措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他的话要真正兑现，恐怕不容易。好在中国人很聪明、很努力，也很争气，过去 28年里，中国在电脑电讯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的联想公司已经收购了 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最近又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中国的华为公司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讯基础设施制造商；中国自己研发的 4G通讯技术标准也被世界所接受。

中国在火电、水电、核电、特高压电网、地铁、高铁、造船、装备制造、预警飞机、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内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追赶的速度很快。现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中国今天的准备比前两次革命时充分得多，很多领域中国已与西方大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技术上暂时落后的领域，中国也拥有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积累和市场规模。

与 28年前中美首脑会晤相比，这次习奥会晤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崛起。坦率地说，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总体上看，美国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被动应付的情况较多。这次会晤扭转了这种趋势。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写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9]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国意识，我们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势话语，并以此来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力争重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从战略高度和人类未来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不卑不亢、理性从容、侃侃而谈。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双方需要“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习近平也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视角切入，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他提请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注意“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10]简而言之，从首脑会晤形式的变化到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话语的崛起，这就是 28年前后两场高峰会差异带给我的最深感受。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主动权；我们把中俄关系界定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的海军舰艇最近也“造访”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导人接连走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然后又访问了美国的三个近邻，并在哥斯达黎加会晤了 8位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这真有点像美国总统先到老挝访问，并约见五六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再抵达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且这一切做得自然、大器、有理有节，使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爽”。一个大国就应该这样自信，就应该这样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现自己的力量、担当、分寸和节奏；一个大国领导人就应该不时地约约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除了谈双边关系外，一起喝喝茶，散散步，谈谈哲学、理念、战略和未来，谈笑中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适时反思一下自己的种种问题。中国这种战略和外交的调整，中国这种话语的崛起，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高兴，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感到高兴，全世界中国的朋友都感到高兴。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中国看成是大国，遗憾的是我们国内还有不少“大国小民”，到今天还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国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中国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鉴西方和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同时也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中国就一定能在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为人类、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 扎卡利亚的问题

法里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是美国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王牌节目《法里德 ·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视角独特、言辞犀利。2013年 12月 3日，在二十一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他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问会议主席，应该详尽地回答还是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议主席说，只能一分钟，因为会议已经超时一刻钟了。我说：“我只需要半分钟，也就是一句话：过去 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关于中美制度比较和超越，我准备在第三章中再细谈，这里仅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谈谈中国的“赶超”。

我们讲“追赶”也好，讲“超越”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些横向国际比较，才能看清楚、说明白。过去 20年，我们消除贫困的人数，我们新增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三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然后进行跨国的国际比较。

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过去 30年里，世界上 8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2013年 4月 19日如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已成功帮助 6亿人脱贫。”[11]比尔·盖茨 2013年 4月在博鳌论坛上是这样评价中国扶贫经验的：在短短 30年内中国帮助约 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 20年的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 2.6％，农民收入翻了 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发展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智力，一起帮助非洲脱贫。[12]

有人说，尽管我们扶贫成绩很大，但我们的贫困人口仍然上亿，所以我们不能自满。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我们的扶贫在很多地方还是低水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2011年 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了决定，把农民人均纯收入 2 300元（约合 380美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样一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由 2010年的 2 700万又增加到了现在的 9 000多万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扶贫标准还会继续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纳入国家和社会帮助的范围。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今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如果我们计算的不只是货币化的收入，而是也计算中国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财产，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也折成货币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张我们应该依据中国的民情国情来制定标准，用西方或者国际组织根据西方理论制定的标准，做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然，中国人有严于律己的传统，我们文化的特点是有七分成绩，也只讲三分，这使我们的崛起很有定力，从这个角度看，谦虚一点也不是坏事。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 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 1979年到 2009年的 30年中增加了约 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当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 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中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 1.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地区 GDP的总和，至今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从危机中缓过劲来，所以当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愿意提供高达 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一揽子大项目合作（包括高铁、核电、金融、物流等领域内的合作），中国的倡议立即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烈欢迎。参加 2013年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的中东欧 16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东欧国家珍视对华传统友好，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相信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13]

第三类就是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进步很大，但一谈到发达国家，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国生活了 20多年，走访过所有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国震撼》一书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发达国家板块”，其人口约 3亿，已经和美国相当，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这个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口更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实现了 1 + 1大于 2的局面，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并为中国“超越”西方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内在动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特奥 ·桑默（Theo Sommer）在汉堡进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感觉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没有中国模式，只有美国模式。我说你可能看得不够仔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许多商业设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是 82岁，比纽约高 3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 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的是，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已经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

2012年底江苏省昆山市政府曾经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讨论昆山的发展水平。江苏省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昆山是中国百强县之首，昆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苏省带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看了很多昆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材料，也实地访问了昆山的政府部门、学校、社区和企业，然后坐下来讨论，我说，昆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体发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过了意大利。

有人说，你用“板块解读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读法”，你就不能用？我说，一定要用“人均解读法”当然可以用，但如果要准确地判断中国真实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最好再考虑以下三点：一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GDP，然后再来进行比较，这比官方汇率折算出的数字更符合实际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预期寿命”，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 201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5岁，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比纽约高，而纽约是美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三是采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来计算中国人的实际财富，因为今天多数中国人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尽管很多中国人抱怨房价太高，但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最低估计也超过了 80％，农村则接近 100％，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已有房子，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中国的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

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聊天， 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每人 1.5套房子，净资产至少在 200万人民币，甚至 300万，他们当然比 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 50％的欧洲人富有，而且富很多。欧元区国家的中位家庭净资产为 10.9万欧元（欧洲中央银行 2013年统计），约等于 92万人民币，美国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尽管这样，上海出租车司机还普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把中国人的房产也统计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中美“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我下面还要详谈。

现在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倾向于认为，即使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应该在 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倍，所以到时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只有美国的 1/4，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未来。此外，我自己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 2倍左右。我用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在西方，银行能给你房贷，就是对你中产地位的肯定。我估计十年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 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 3亿多。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不愿意承认 1949年新中国的革命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承认这一切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认。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在乎。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要质疑你的制度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应该质疑了，你美国那个民主也算民主？是“钱主”吧？

四、 有质量的增长

在 2013年底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遇见了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教授（ 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鲁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长期在意大利生活，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8—1999年，他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据说他在 2006年预测了美国将爆发次贷危机， 2008年上半年他又预测了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可能要覆灭，因为这些悲观的预测，他得到了《纽约时报》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绰号。

2011年，他曾预测中国经济在 2013年将“硬着陆”，当然我们在 2013年底见面时，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问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否比过去更乐观一些，但他还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低消费、低效率维持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未来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硬着陆’ ”，可能意识到 2011年对中国的预测有误，这次他没有说中国经济将在哪一年“硬着陆”，只是泛泛地对我说：“这样下去，中国经济迟早会遇到大麻烦。”我个人对他还是尊敬的，因为他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相比其他经济学家，意识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虑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使用的中国经济数据恐怕不太准确。”

这些年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和媒体使用了许多不够准确的数据，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断。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搞经济的人都相信数据，但是数据的可靠性取决于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出现偏差，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主张的“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重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西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理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第一，中国内需和消费不足。这个观点认为全球消费占 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是 70％，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 75％，而中国为 59％，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国内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论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我去过印度三次，我的常识判断告诉我印度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中国。西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餐馆里就餐的客人大为减少，但中国的多数餐馆看上去一片繁荣，中国的汽车和房产的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买车大都是买新车，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车、使用汽车信贷的要占半壁江山，中国街道上跑的车、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机、家庭里用的电器总体上都比西方多数国家民众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贵。中国的内需怎么会很低？我估计恐怕是统计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 2013年 1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看看各国餐厅的热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今的全球经济版图”：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的 40％由它贡献，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报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众在餐厅消费总值却同比增长了 26.1％，百胜集团全球营收近一半都由中国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期餐厅消费增长为 2.1％；在日本，尽管有关方面号召民众踊跃消费，支持灾后重建，但同期餐厅消费增长几乎为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现了餐厅消费负增长。经济学家张军就中国内需问题发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证了我的判断。张军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了中国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消费，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打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推而广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是由公司付账并打入公司营运成本的，而不是计入个人消费的。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 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农村人更不租房子，他们是自己盖房子。中国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 15％左右。在西方国家，所有统计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业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没有交易还有一个虚拟租金，即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国统计中完全没有这一项，也不计算虚拟租金，这就少了一大块。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高收入家庭（其实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中国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张军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 60％—65％之间。这就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消费占比差不多，属于完全正常。[14]

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 34年中，中国 GDP中的消费占比约 59％，投资占比约 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中国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 1979年的 2 000多亿元，上升到 2011年约 23万亿元。以 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 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 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15]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中国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中国 GDP的比重达 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 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 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 2013年官方统计中，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 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中国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 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 3.38增加到近期的 4.10，相比之下，美国自 1965年至 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 5.29，其中 2005年到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 22.64。日本从 1980年到 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 14.69，其中 2000年到 2010年更是高达 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 34年中，中国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 1978年到 2011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 0.16万元提高到 1.94万元，增长了约 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中国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中国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 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过大。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性债务议论很多，但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 2012年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数字，表明政府负债率为 39％。经济学家林毅夫 2013年 12月在香港演说时说，他看到的地方债务的最高估值为 17万亿，相当于 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7.6％，总之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 60％底线。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负债大都用于支持消费，换言之，这是真正的债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大都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中国还有 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50％。从这个角度看，林毅夫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是西方国家所难以比拟的。[17]

第五个观点：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升。我的观点还是要通过国际比较来看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确实有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中，质的提高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从量的方面来看，中国在许多领域内的经济规模都达到了世界第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 2014年 1月 22日公布说， 2012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依次为中国（1 485个）、德国（703个）、美国（603个）、日本（231个）、意大利（ 228个）、印度（ 144个）、荷兰（ 138个）、法国（ 104个）、比利时（ 94个）和英国（ 81个），韩国是第 14位。也就是说，中国“全球第一产品”的数目几乎是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数目之和，是印度的 10倍多，这种量的“超越”来之不易，本身就值得充分肯定。[18]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转向了劳动力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领域内“追赶”和“超越”西方的势头正方兴未艾。“中国制造”等同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概念已经过时。 2012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已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3/5，而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产品合在一起，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约 1/5。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电厂（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核电站（第三代与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在中国。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厂、最好的石油开采技术、最大的模锻压机、最好的大件铸造技术、最大规格和最大承重的数控机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等也在中国。中国的陆工机械、海工机械、造船业的水平，也都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 4G通信技术标准已被国际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占有两席。中国的生物医药业也在快速发展。据报道，中国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从研发未来将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甚至坦言中国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东西”。[19]

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而且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之上，中国还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竞争力、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比方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为一体的国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发电站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地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各种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来，我们不仅能提供各种大型设备，而且能够提供信贷、技术、管理和劳动力。这种竞争力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特别是战略决策力和中长期规划能力）相结合，可以构成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愿意通过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实现“三大网络”（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非洲为之欢呼，西方为之震惊，其背后就是中国的这种综合竞争力。

当然，我们说中国的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增长，并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产业链上，我们总体上还处在中、低端。为此，我请教过一位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研究的德国学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与德国在制造业上的差距。他说：“总体上，德国仍然处在高端，中国处在低端和中端，但中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低端已开始进入中端，中端也在进入高端，过去德国曾希望在技术上能保持领先中国 10年，但现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这个差距缩到了 5年，甚至更短，有的只差 1年。”至于经济已经“空心化”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则倍感失落。英国《独立报》网站 2013年 10月报道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访华后的感叹：“二流的英国必须重新找回‘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摒弃了中国是“血汗工厂”的看法：“我好像觉得，天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真得加把劲儿，整个西方都要认识到亚洲正在发生什么。”[20]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针对西方老是唱衰中国的问题撰文说：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非但不会看到中国经济崩溃，反而会看到一个天才的改革者团队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这个团队上台后拥有巨大优势，仅举数例如下：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全球最大的工业基础、全球最好的新建基础设施、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层、全球最多数量的理工科毕业生。[21]

五、 中美比较：此长彼消

过去 30多年，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与美国的实力此长彼消，双方的差距迅速缩小，在不少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和“超越”首先体现在经济总量上，然后体现在普通百姓拥有的财富上，当然，还有其他领域的“追赶”和“超越”。即使在美国仍然领先的科技创新领域，中国“赶超”的速度也相当之快。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对美国的“追赶”和“超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 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世界银行在 2014年 4月底发布了这个根据购买力平价的预测。之前， 2012年11月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也预计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 2016年超越美国。其实，已故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早就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 2015年可能超过美国。更有甚者，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萨布拉 ·曼尼安（ 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经济在 2010年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转折点将在未来三五年内出现。

如果不用购买力平价，而是用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来计算， 2012年，中国的 GDP为 8.3万亿美元，美国的 GDP为 15.6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 52.6％。经济学家姚洋估计，如果中国的增长率能保持在 7％，中国将在 202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011年 5月，美国《福布斯》杂志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快将在 10年内超过美国。渣打银行也预测，到 2020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2010年发表的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 2020年超过美国。美国高盛公司在 2008年预测，中国超过美国的时间在 2027年。

总之，多数学者和权威机构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 1至 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或 10年（按照官方汇率）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将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主要标志，必将对整个世界的未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在国内也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没什么了不起，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是世界第一，不还是被人家打败了？我在《中国震撼》中批评了这种观点，英国当年打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没有现代政府、现代经济、现代外交、现代战争动员能力。这种局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中国对美国经济总量的超越是在一种全新基础上的超越，是在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意义上的超越，是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超越。而且只要中国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这种超越将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 2007年到 2011年的短短几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就从相当于美国的 60％左右，一跃到美国的 120％左右，中国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终结了美国自 1893年保持的世界最大工业国的历史。有历史记忆的人都知道，美国当年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之时，就是美国全面超越英国的转折点。

第二，中国超越美国还体现在中国百姓财富超越美国的进程已经开始。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比较了中美两国百姓的家庭净资产，得出的结论是到 2010年，中国大约已经有上亿个家庭的净资产超过美国家庭的中位水平。我当时使用的是美联储 2010年 3月发表的统计： 2009年，美国中位家庭净资产为 9.3万美元（约等于 56万人民币）。《中国震撼》出版后，2012年 6月，美联储又发表了一个新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美联储每三年进行一次的美国消费者金融状况调查（ Fed’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确认美国 2010年中位家庭净资产比 2009年还要低，为 7.73万美元（约等于 47万人民币），与最高峰的 2007年相比，下降了 38.8％（2007年的家庭净资产为 12.6万美元，约等于 76万人民币）。2012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推出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下称《中国报告》），填补了中国家庭净资产评估的空白。这个报告调查的数据来自中国 28个省市自治区， 2 585个市县，根据人均 GDP排序后分十个经济水平层，以市县人口数为权重，每层抽 8个市县，共 89个县级单位，所以这个报告与美联储的调查报告具有高度的可比性，特别是这两个报告的比较年份都是 2010年。根据《中国报告》，2010年的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已经超越了美国，按照 2012年的官方汇率，为 69.1万亿美元，比美国家庭净资产总值（ 57.1万亿美元）高 21％。这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报告的主持人比较谨慎地说：“公布这个数据一方面是‘立此存照’，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家庭资产总额超过了美国。这无论如何也是我们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其中房地产和长期的高储蓄率贡献良多。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日本在 20年前就曾经远超美国， 1991年日本皇宫 3/4平方英里的土地价值曾经超过整个加州。希望 20年后我们不是‘曾经超过’。”[22]

根据《中国报告》，2010年，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平均为 247.60万元，而美国家庭净资产平均为 51万美元（约等于 306万元人民币）。中美比较，美国略高，但差距已经不是很大。考虑到 2010年之后，中国人的财富还在稳步增长，而美国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加，所以今天中美两国的家庭净资产差距可能已进一步缩小。从账面上看，中国农村家庭平均净资产（ 32.20万元）与美国家庭还有很大差距，但严格地讲，这种比较的条件尚未成熟，因为中国农村土地价值的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农村土地流转试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户口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香馍馍，许多城里人对此趋之若鹜，因为农村土地有价值了，甚至价值连城了。中国正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的工作，也许到那个时候，进行中国农村家庭净资产与美国家庭净资产比较的条件将趋于成熟。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与美国家庭净资产的比较则更有意义，因为两者具有高度的可比性，而且中国今天城镇人口的总数已是美国国家人口的两倍。

《中国报告》中的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的分布情况如下：

资产区间                     　　　      百分比

10万元以下                      　　     18.99％

10万以上至40.5万以下                31.00％

40.5万以上至 100万以下             18.29％

100万以上至 247.6万以下           17.42％

247.6万以上至 1 000万以下        12.50％

1 000万以上             　　　          1.8％

从这个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2010年中国城市家庭中位净资产为 40.5万，同一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 7.73万美元（约等于 47万人民币），美国比中国略高。但我们从这个表格的后四栏中可以推断出 40％— 45％以上的中国城镇家庭净资产可能已超过了 47万元，也就是超过了 50％的美国家庭。考虑到这个报告统计的是全中国城镇的情况，我们还有理由推论：在与美国人口规模相当的中国发达板块，绝大多数家庭的净资产已经超过了 50％的美国家庭。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基础如此薄弱的国家，在百姓财富增加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而且这个成就还在不断地扩大，这在二三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真是“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当然，《中国报告》出炉后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批评者认为，中国名义上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10，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家庭净资产超越美国？但报告指出中国人家庭净资产中 70％是房地产，这些年中国房地产增值很多，而美国人的资产中房地产只占 30％，金融资产则占到 60％，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地产减值，两个国家百姓的资产一上一下，双方差距显著缩小，甚至开始逆转。

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差异：美国从民众到国家几乎都是靠借贷超前消费的，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 17万亿美元，摊到每一个美国人，接近 6万美元，个人的各种借贷加在一起，估计至少也有 6万美元。中国人买车大都是自有资金一次支付，而美国人买一支圆珠笔都喜欢用信用卡支付。家庭净资产的计算要剔除所有的债务，这样一来，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很多。坦率地说，假如中国人也可以并愿意像美国人那样借贷消费的话，人均也借贷个 10万美元，而这些借贷的一半又可以转化为 GDP，那么中国也可以，至少在名义上，一夜之间成为发达国家。当然，中国不会为这种虚名所累。

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来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如果我们把 GDP与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联系在一起，恐怕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像一个公司，它的产值是 100万，但它的债务是 500万，而另一个公司，产值是 80万，但债务规模只有 30万，究竟哪个公司更健康、更强大呢？

批评者还认为中国人增值的房产中含有大量的泡沫，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房产泡沫很严重，有人认为中国房产泡沫几乎没有。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中国有些地方房产泡沫很严重，有些地方则没有多少泡沫。

此外，一个国家的房价与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规模应大致成正比，而经济的实际规模，恐怕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才比较靠谱。官方汇率的计算主要考虑“进入贸易的大宗商品”（tradable goods）等因素，而房产的特点是它一般不进入外贸。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也就是接近 3个日本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别是中国发达板块房价抗跌性可能比较强。

中国房产还要考虑传统因素。中国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认为没有自己的产权房，自己的幸福感就要大打折扣。如果上海 2 500万人中 2 000万人都想自己购房，上海的房价要下来也不容易。我们过去说房产有商品属性，所以就开始了住房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商品房建设。后来房价高涨，引来不少民怨，我们又开始强调房屋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开始兴建廉租房和经适房，开始房产调控等。但我们恐怕或多或少忽略了中国住房的传统属性，也就是多数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房产，背后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农耕文化的传统。

农耕文化对土地和土地上的房子有一种眷恋。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稳定性，我们要与它一刀两断不容易，比较好的做法是趋利避害。我曾提出过一个思路：能不能利用房产的传统属性，把房产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带动国家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带动美丽中国的建设。我的基本思路是在经适房与商品房之间筑一个牢牢的防火墙，如果你开着奔驰、宝马去住经适房，我们要依照法律严惩；但在商品房的范围内，我们推动政策倾斜，鼓励商品房与高科技结合，与环保产业结合，与新能源结合，与循环经济结合，与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大目标结合，与新的生活方式结合，为什么房产只能是低端的传统产业呢？政府对这些商品房征税，并用税收来推动经适房的建设。如果能够这样做，我们不仅能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也能让民间的富余资金有更多的去处，并逐步确立中国绿色经济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使我们不仅在住房自有率上超越所有西方国家，而且在绿色居住和绿色经济方面，也超越西方。历史留给中国这样一个机遇，看我们能不能抓住。

第三，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追赶和超越的步伐也在加快。英国《自然》杂志 2014年 1月 9日载文：中国研发强度超过欧洲。中国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向科技斥资，中国首次在一项关键创新指标上超过欧洲：研发资金占 GDP的比重。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 2012年中国将其 1.98％的 GDP用于研发，刚好超过欧盟 28个成员国 1.96％的总体比例。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研发强度是 1998年的 3倍，而欧洲几乎没有增长。

根据学者李晓鹏的研究，从 2008年到 2012年的四年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了 123％，平均每年增长 22％，远高于同期 GDP增速。相比之下，美国受制于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的影响，研发经费没有增长，甚至有下降的可能。如果中国在 2013—2018年的六年间年均研发经费投入增加速度超过美国 16个百分点，就可以在 2018年实现研发总经费超过美国。这是以美元计价的对比，如果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一目标将更容易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将超过美国。

李晓鹏认为中国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在科技发明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1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占了全世界比例的 1/4。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 2 836件专利）超过日本的松下（ 2 463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申请人。排在第三位的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高通公司挤出了前三。

最近一两年，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首创性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包括诸如世界首个半浮栅晶体管、首台量子成像三维相机、首台 200千瓦层流等离子体束设备、首个拟态电子计算机、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011年的天河 1号和 2013年的天河 2号）等等。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从科研论文发表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主要领域都在齐头并进，并不是某个子课题单兵突击。这些首创性成果的出现只是冰山一角，说明隐藏在水面下的实力已经积累得十分雄厚。 2010年，中国在国际实验室合作组织（ ILAC）互认协议框架下被认证的实验室数量超过 5 000个，居世界第一位。在经费和人才的支撑下，中国科研工作者经过多年持续学习和积累，已经到了在诸多方面赶超西方的临界点。未来五年，在高精尖领域中国首创的成果，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增长。[23]

美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中国于 2014年 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飞行器实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和资深官员发声对此表示“担忧”。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说：“中国似乎正在超越我们。”他认为，高超音速飞行器是中国使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失效的项目之一，“这是非常严重的”。美国情报专家格拉福瑞德称“高超音速武器不仅仅是一项先进技术，它将改变游戏规则，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美国一些参议员认为，由于金融危机，美国防务经费削减“已经削弱了美国科技领域的优势，中国和其他竞争者正在迎头赶上；在某些领域，例如这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他们似乎正在超越我们”。[24]

一些人很关心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与文学奖受意识形态影响太大，充满争议，经济学奖也争议不小，自然科学奖则争议较少），其实西方人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较多的背后，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技、经济等各个领域内全面领先世界两百多年的大背景。中国人能够安心下来搞科研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我们可以预计在中国综合实力全面赶上并超越美国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中国人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种世界科学大奖的局面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不断出现。《自然》杂志最新出版的指数显示：从《自然》系列期刊发文的数量看，2013年中国科学院首次超越了日本东京大学，位居亚太地区第一名，而东京大学是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从大趋势来看，这个成绩可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5]

[1]Bill Richardson:“America’s Third World Energy Grid”, Politico, 2014.1.7. "

[2]数据请见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报告。

[3]数据请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 E7％ 95％ 99％ E5％ AD％ A6。

[4]“留学归国人数逼近出国人数中国将成人才回流国”，中国新闻网， 2014年 3月 13日，www.chinanews.com/lxsh/2014/03-13/5944946.shtml。

[5]张维为：《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 59—60页。

[6]张维为：“中美关系：大势变化不可阻挡——比较 28年前后的两次中美高峰会晤”，观察者网， 2013年 6月 13日，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3_06_13_150890. shtml。

[7]同上。

[8]同上。

[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第 29页。

[10]“习近平会晤奥巴马：正研究推动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新华网， 2013年 6月 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09/c_124836732.htm。

[11]高攀、蒋旭峰、樊宇：“新闻分析：数说世行和 IMF春会”，新华网， 2013年 4月 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20/c_115465582.htm。

[12]“盖茨谈与中国合作扶贫：预知前方事需问过来人”，中国新闻网， 2013年 4月 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06/4705522.shtml。

[13]“李克强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深化合作战略框架”，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 11月 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1/27/c_132921790.htm。

[14]张军：“被误读的消费率”，观察者网， 2014年 1月 7日，http://www.guancha.cn/ zhang-jun/2014_01_07_196580.shtml。

[15]史正富：《超常增长： 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 1页。

[16]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第 31页。 2

[17]“林毅夫：2020年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新京报》，2013年 11月 15日。

[18]“韩媒：中国‘全球第一产品’世界居首”，参考消息网， 2014年 1月 24日， 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4/0124/339435.shtml。

[19]杜建国： “‘中国的高增长粗放低效’说法很粗放”，观察者网， 2013年 5月 23日，www.guancha.cn/dujianguo/2013_08_31_169351.shtml。

[20]“英报：英国财长呼吁学习中国进取精神”，新华网， 2013年 10月 21日，http:// 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10/21/c_132815481.htm。

[21]马凯硕：“中国经济崩溃只是西方想象？”，FT中文网， 2012年 10月 15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950。

[22]“西南财大报告再引争议：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 21％”，《中国证券报》， 2012年 7月 15日。

[23]李晓鹏：“历史永不终结：中国在五年内超越美国的前景及其影响”，见李晓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5a7ff30101ggds.html。

[24]“美国参议员：美国不能在军事上落后，因为我们欠中国很多钱”，观察者网， 2014年 1月 15日，http://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4_01_15_199955.shtml。

[25]“中科院《自然》系列期刊发文量首次排名亚太第一”，中国新闻网， 2013年 1月 18日，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1-18/4502097.shtml。

第二章 　从“神话”到“实话”

一、皇帝的新装？

“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2010年 11月 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 The Globalist）以这样一个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这篇文章的美国作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当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动力。”沿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的逻辑，那就是“请你们这些美国人不要再说美国的问题了，不要再说美国在许多方面就像没有新装的皇帝了，说了我们也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美国代表了光明和未来，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挣扎”。

当然，这些人的愿望归愿望，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美国，这是为了避免被美国及其扶持的势力忽悠，也是为了在中国崛起的伟大进程中，知己知彼，最终全面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把真实的美国搞清楚，大有裨益。今天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已经很多，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各种烟雾和屏障，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美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神话到实话的过程。

像中国一样，美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描述美国也可能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也就是叙述了美国的某一个方面，却忽视了美国的另外一些方面。但一些“大 V”编出来的谎言实在是太离谱了，还是捅破为好，否则美国人听了都会脸红的，如“美国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很高”，“美国是个高福利国家”，“美国的社会保障很强”，等等。

2014年初观察者网曾刊登过一位旅居纽约的博主所写的文章，题为“论美国贫富差距”，该文分析了造成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属于“接地气”的美国叙述，与我多年对美国的观察相当吻合。文章如是说：

打开电视，无论是新闻电视直播，还是电影电视剧，你常常能看到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身影：身材肥胖，啤酒肚，肤色黑黄，皮肤褶皱，衣着邋遢。开着一辆旧车，长年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服务业，数学不好，勉强读完高中，十七八岁就开始做售货员收银员，或者在当地工厂当工人，拿着政府的救济粮食券（ food stamp），在超市里只买最便宜的转基因食品和大量垃圾食品如薯片、汽水，不喜欢读书，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人占到了美国人口的 50％以上，与在曼哈顿见到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精明能干、品味考究的白领，以及常青藤大学里英俊帅气、稳重礼貌、经历丰富的学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不用说长岛那些坐直升飞机的大老板和富豪了。[1]

文章认为，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教育，特别是昂贵的学费，阻断了绝大多数穷人通过教育的上升通道：从“神话”到“实话”“顶级学校一年 5万美元以上的学费，就可以将大部分黑人挡在门外。另外，父母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理念的落后更是阻止这些小孩进一步努力的根源。除了少数学生能被名校录取，得到奖学金资助外，出身贫困家庭、自身又不算非常拔尖的学生，只能去读州立大学、社区大学，甚至辍学。其他的怎么办？去超市卖菜，去食品店送外卖，去当服务员等，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前途渺茫，他们必然是失落的一代，他们的孩子也难逃他们命运的重复。”

二是知识，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反智主义，特别是“反数学”和“反书呆子”，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使用。“反智主义的奇效在于，那些年轻无知的小孩会说：哈，让那些书呆子去成功吧，爷是不在乎数学的，喝下了一瓶自我麻醉的奇效药，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让他们去学精算、统计、金融、数学、计算机？更是想都不要想，贫民的孩子没有技术，很难和那些富家子弟竞争。改变命运更加无从谈起。”至于知识产权，一般认为它有利于推动发明和创新，但知识产权的过度使用又产生了中国人所说的“过犹不及”，它造成了知识与财富的高度垄断，使既得利益和社会阶层不断固化，最终反而阻碍了知识的扩散和社会的进步。该文说，在美国，由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无论是买课本，听歌，还是看书杂志电影，都需要花钱购买。例如一本新的课本售价一般 200美元左右。一本普通的流行读物 20美元左右，一张 CD12美元左右，一本杂志 5美元左右，不像中国，新浪爱问、 QQ音乐、快播什么的一键搞定。这导致穷人无缘接触（购买）许多知识，于是，他们只能寻找替代途径获得免费信息：电视、网络的免费资源。电视充满脑残娱乐的节目，美国尤甚（因为好频道是要付费的）”。

作者认为美国电视和网络上大量免费的“脑残的节目”使美国众多民众只满足于感官娱乐，不求上进，再加上“垃圾食品摧毁这些人的健康和智识”，这种状况与多数中国人忙于充电，积极上进，不断寻求改善自己命运的状况真有天壤之别。作者相信（笔者也相信），“随着中国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中产阶层及知识精英很快将会过上比美国大部分老百姓更好的生活”。

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美国今天的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医保和养老这些今天中国人也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的全民医保起步时间还不长，但到 2011年，中国的基本医保已覆盖全国 95％的人口，换言之，中国已经构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保网，保障水平总体不算高，但一直在稳步提高。相比之下，美国至今还有 1/6的人口（近 5 000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而参加了美国医疗保险的人也经常有苦难言。一位留美学生的博客上曾经流传过一篇很火的帖子，标题是“国内医疗差，咱俩换换？”，大致道出了中美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主要差别。[2] "文章不无调侃地说：“曾经认为（在每月支付了上千美金的医疗保险后）有病是可以直接上医院的，化验结果是可以 20分钟取到的，在医院是走两步就能拿上药的，大出血医生也是会让输血的，心梗了急救车拉一下是不会破产的，半夜吊水是不用付过夜费的，生了孩子也是可以住那么两天院的。如果你今天还敢这么认为的话，恭喜你，因为你很可能生活在一个满足上述要求的国度，它叫中国。”

他们比较了中美医疗保险的差别：“在中国，医疗保险的实质是一个账户，意思是里面有钱。美国的医疗保险只是一张有你名字的卡，分文没有。美国是一个没有政府医保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医疗保险的都是私企。私企有 HMO、PPO两种，占据 97％的市场。两种是一家公司，明白什么叫垄断了吧？我们每人支付 500美元，有了孩子后加 300美元。我们的公婆家在南加州圣地亚哥，每人也付 500美金。育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不幸患有先天糖尿病，私企对此孩子以“已经存在的疾病”（pre-existing conditions）为由拒绝提供医保。全部自费。无论 HMO还是 PPO，无论险种，私企给你报销的看医生 /拿药的比例是不定的，报销看甲医生还是乙医生，拿 A药还是 B药的比例，也是不定的，报销今天看甲医生还是明天看甲医生还是不定的。明白什么叫瞬息万变了吧？总之，美国医疗收费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和刺激性。你看医生时候是不可能知道要交多少钱的，因为医生不知道啊，说要上奏保险公司啊，去看医生时付的几十块钱不过是个见面费， 1—2个月后会给你寄账单来，那才是‘看医生费’。而账单全部是医保公司自定的缩写，基本和战争时期密码异曲同工。你要真想看懂账单，估计得去研究生院专门上一门课的功夫， 6学分那种……（有时）接到账单才发现保险公司分文未报销。你怒什么怒？谁让你买保险时没好好读那 50页的文件？人保险公司都写了，每个月捐钱的基础上，根据你的险种不同，你只有消费到几百至几千以后才开始报销那个百分比的。前面几百几千块是自掏腰包的！你就病了一两次今年没花到限额怎么办？不好意思，那您今年就全额自费了，明年开头限度又从零开始算。放心吧，我们保险公司是不会倒闭的，咱这政策几十年不动摇的。”

养老保险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2013年，中国已有 2.05亿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最近又提高了 10％；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恐怕只能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了。战后出生的美国人，即出生于 1946— 1964的一代人（大致等于中国人所说的 40后、50后、60后）能享受的保障已经明显低于他们的父辈，而且前景不甚乐观。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百姓财富缩水是一个主要原因，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养老金市场化改革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使美国 55—64岁人群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比他们的上一辈降低了 8％左右。 2011年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公共政策研究所（ AARP Public Policy Insititute）所做的民调表明，这一代人中有超过 50％的人认为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将不如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大都已经没有了他们父辈所享受的那种养老金待遇。美国的退休年龄比中国晚 5至 10年，要工作到 66—67岁才能完全退休。 2013年美国人拿到的养老金平均为 1 200美元左右，这点钱在美国生活是非常不易的，即使你的房贷已经付清，你每年还得交大笔的房产税（大约为房产价值的 1％—3％，一套价值 30万美元的房产一年就可能耗掉你养老金的 1/3甚至更多），看病的费用更是贵得离谱，所以美国老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已是普遍现象。

谈社会保障，恐怕还要比较一下一个社会整体的安全程度。在这个方面，中国比美国要好很多。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多数城市里，谁敢夜间一个人散步？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这样比较过中美的社会治安，如果中国拿 5分的话，美国最多只能拿到 3分。[3]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晚上坐公交或者步行是安全的，几个朋友结伴到中国任何地方旅游几乎都是安全的。我认识一个瑞士学生，他和三个中国同学一起，骑着小摩托，花了三四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遇到社会治安问题，他回来后对我说，中国的治安情况肯定比瑞士好，而瑞士是西方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2012年，中国命案发案率是每 10万人 0.8件，比瑞士和日本都低。相比之下，美国 2011年发生了大约 15万起命案，平均每 10万人 50件，是中国的 60倍。[4]

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家庭文化和敬老文化对现在的医保制度和养老制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美国的传统与中国不一样，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社会，你归你，我归我，老人归老人，孩子归孩子。你老了病了，你自己扛着，你的老伴也许可以帮帮你，但哪有什么子女尽孝道的观念？哪有什么单位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慰问？多少美国公司专门找“合法”借口来解雇 50多岁的员工，以减少自己医保和养老的负担。2013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她的孩子声明不来料理后事，还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这在个人权利第一的西方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有自己的更为温馨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难怪我的《中国震撼》出版后，知名的美国政论家罗伯特·库恩在评论中也说“‘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当然，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地区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等等。但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共识：我们要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的保障水平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全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国企未来还将拿出 30％的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事业。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论述，其中两条是他从不退让的底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了这两条，不管中国出现多少问题，我们都有办法来进行纠正。过去 30多年，在我们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同时，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但靠着这两条，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我们探索的社会保障的模式，既要避免过度资本化的模式，也要避免过度福利化的模式，最终在中国建成一套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全面超越美国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不久前，在国内一所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梦”的讨论，有人问我：很多中国学子想去美国留学，对于他们，“中国梦”的意义何在？我说，他们去美国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而我个人认为，“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这个趋势估计还会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用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但今天“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 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的书，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唐纳德 ·巴利特（ Donald L. 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尔（ James B. Steele），他们俩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 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 2000年 1月的 100为基数来计算，到 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 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 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 47.9％降到 2007年的 19.8％。从 2000年到 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 18％，占有社会财富的 40％。[5]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 20来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 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 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 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 15％。他认为 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 1989年（即 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 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 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 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6]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 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 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中心 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 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 31％。英国的 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 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 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 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7]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 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当然，该书作者也提到美国大公司出于超级利润考虑，纷纷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导致中国工人抢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饭碗，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梦”其实还是比较包容的，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梦”也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国梦”甚至可以帮助许多美国人实现“美国梦”。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双方都获益匪浅，但如果仅就货币化的利润角度而言，美方无疑是获益更多的一方。问题不是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富人从中国获得的大量利润只是肥了富人自己的腰包，而没有通过税收等手段回馈到美国的普通百姓。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如果这么大一场危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资产损失在 1/5到 1/4之后，还是不深刻反思体制问题，还是不惩罚造成危机的金融大鳄，还是继续金融界高管与政界高官之间的“旋转门”（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后去政府工作，然后再杀回金融界工作），还是仅仅满足于通过美元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那么下一场危机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 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因为 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 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8]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 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This Town），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长达 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严格地讲，这场危机恐怕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由于美国这些年并没有真正推进结构改，过去每次严重衰退后美国复苏的标记是 7％至 8％的增长率，但这种情况这次没有出现。[9]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 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 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 149％，最富有的 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 81％，而其余 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难题。[10]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警告美英为“英语圈繁荣”洋洋自得的预言家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20世纪 90年代美英两国也曾如此踌躇满志，甚至喊出“华盛顿共识”的口号，认为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伦敦—纽约金融圈将成为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枢纽，如今“华盛顿共识”几乎已被历史遗忘。文章称，美英所经历的是“历史上最弱的一次经济复苏”，美英不过是工业化国家“选丑比赛”中“相对不那么丑的两个”罢了。文章认为美英的相对复苏，是靠历史上罕见的货币宽松政策“买”来的，这些货币将资产价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股市市盈率高到离谱，但就业率却仍在低位徘徊不前。虽然美英经济比一些国家要好，但“不要因此就以为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11]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认为，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谈。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行不通

资本力量独大也引起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 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题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但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 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2] 所以我们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世界上除了教科书上之外，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欧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 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说 20多年前更好，这些年匈牙利主权信誉评级都已经是垃圾级了。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 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过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及其带来的灾难，他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 Paul R. Krugman）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以我的观点，经济学界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就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错误当做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 Bradford De Long）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烦。”[13]

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至少保证了我们的崛起。国内有人天天在骂国有经济，我们国有经济当然有改革和改进的巨大空间，但这些人怎么就没有看到引爆金融危机的那些华尔街银行都是私有的，日本出现核污染问题的东电也是私有的。我们的国有银行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但我们老百姓对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至少是放心的，知道它不会一瞬间消失，而 20世纪 90年代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的时候，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多少人一生的储蓄和投资被洗劫一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用了一个词叫“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翻译成“裙带资本主义”似乎更为贴切），但当时不少东亚学者指出：“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确实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不受监管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听取这个建议的话，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许就可以避免了。中国模式鼓励竞争，但不允许中国的银行变成赌场资本主义，要不然老百姓的钱会被洗劫一空的。我们总的思路是，民进国也进，双方有分工也有合作，这个进程还没有达到其最理想的目标，但这个思路是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西方行不通，在中国也行不通。达沃斯会议讨论的“改造资本主义”问题，我看最需要做的就是摒弃“市场原教旨主义”。

有意思的是，就在国内一些学者大谈中国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之时，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于 2014年发表了全球“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结果是香港名列第一、台湾名列第八、美国名列第十七、中国大陆名列第十九，不知这些学者如何评判这样的排名。《经济学人》杂志如是说：“美国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峰，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财阀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并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一度让西方国家对此警醒，建立起更公平的经济体系。但今天发达国家正迎来第二次‘裙带资本主义’时代，而新兴国家也在经历着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在最近 20年的全球化中， 1％的富豪阶层正在不正当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玛蒙之国’（Mammon是基督教传说中的恶魔，代表金钱和财富）。”“这些富豪正热衷于通过‘寻租’来攫取利益，他们致力于分得蛋糕上更大的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赌场、能源、国防等领域成为富豪‘寻租’的重灾区。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富豪财富占 GDP的比重接近 80％。”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大约为 20％。美国政府照顾华尔街的利益，导致了 200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称中国大陆“在这一统计中表现良好，其原因之一是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银行和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寻租的重要来源不会落入个人之手。此外，中国新兴产业的开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业主”。该报道称，在这份榜单上表现良好的国家都拥有更好的官僚制度和机构，而香港政府的反垄断已经长期软弱无力。[14]

四、 西方开始了制度反思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它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2014年 3月，《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 1980年至 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 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作者甚至引用了我对西方制度的尖锐批评： “（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恨铁不成钢”。[15]

西方民主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 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16]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如前所说，它竟长达 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坦率地说，就是大量钱权交易后产生的一个妥协文件。“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 Harold Meyerson）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 John Sidney Mclain Ⅲ）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17]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18]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 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19]

希腊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希腊一方面仰赖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安排。为此，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希腊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20]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 ”“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21]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了不把巨额的结构性赤字当回事儿的习惯。他们通过借债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而忽略长期投资。法国和意大利已经 30多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了。金融危机已经将这种债务民主制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22]

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 2013年底写了这么一段话： “2013年 10月 7日，我在巴厘岛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奥巴马总统不幸缺席。中国领导人在那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激发起的兴奋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较有实力的国家亲眼见证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出现，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变得心烦意乱，相对而言，中国受到的特别关注似乎要大得多。”奥巴马一面高调地主张“重返东亚”，一面连这么一次重要的峰会都无法出席，因为国会作梗，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好些天。福山对此似乎也看不下去了，他评论道：“美国备受推崇的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否决政体’——它使得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他对美国今天政治制度的判断是：“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23]

五、 也给西方制度把把脉

以上叙述的主要是西方有识之士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作的反思，我们今天还有必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评估一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标准和话语来给西方的政治制度把把脉，诊断一下这个制度得了什么病。依我之见，今天西方制度的弊病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第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西方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似乎无法（或者说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美国的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美国两大政党却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是忙于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声称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和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危机当头，美国两党却继续对抗，使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 2008年，美国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 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从未中断，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 8月 5日曾发表过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脚，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24]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色彩。许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实际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变的世界，他们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像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第二，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笨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低能的政客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这些国家的标志性人物。帕氏祖孙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纨绔子弟把国库就弄了个精光。

第三，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标准普尔于 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口水仗。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五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25]

第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西方政治制度结构上缺少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

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是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就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第五，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26]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 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 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 ·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27]

西方制度的这五个问题集中体现为西方版的“空谈误国”。美国总统奥巴马 2008年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他承诺了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 11万亿美元增加到 17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空谈特点：“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28]对美国政客忙于打口水仗，美国公众也深感失望，美国盖洛普公司 2012年 6月的民调结果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非常有信心者”仅为 6％，“较有信心者”为 7％，两者相加是 13％。日本经历了“失去的 20年”，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的 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

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公开说，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但多数日本百姓似乎早已厌烦了这种言而无信的政客。日本《大众周刊》的一篇评论如是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29]

今天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如果说以上述中国概念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些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人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 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 2011年 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 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30]

六、 三个“基因缺陷”

我们讲西方政治制度的“五个缺乏”也好，讲西方政客的“空谈误国”也好，背后是不是还有更大的问题？我认为有，那就是现行的西方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 2 500年左右，当时在希腊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实现了某种民主制度——先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出去，然后在达到一定条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这种制度后来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一人一票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以美国为例，真正普选是从 1965年才开始的，比较中国从 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两者时间上的差别不过 13年。当然，两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差异。既然两种新制度形成的时间差距并不长，两者不妨竞争一下，我本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历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国的国父，在民主问题上都比现在西方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历史的终结”，我们不仅看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这种傲慢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时颇有势不可挡的气势。但 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体制，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湾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问题是这种结局是否也开始降临到西方国家？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虽然多数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现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从希望到失望或持续失望的状况。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美国民众在 2009年和 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 30％和 29％；英国为 30％和 30％；法国为 32％和 29％；意大利为 25％和 11％。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 20世纪 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被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 Bryan Caplan）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31]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现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了选民，而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中“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从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决策与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总体上比西方少很多。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度让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和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力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 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40％，但到了 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 19％。1965年，全美只有 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 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 40％。32

这种“畸形家庭”的特点是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十多年前，一部华人电影《喜福会》曾打动过无数美国人，因为电影里几代人之间还能进行亲情交流，这种场景在今天的美国已经很少了，这使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老年观众动容。美国的“畸形家庭”结构自然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美国犯罪率奇高与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建设一定要超越美国这种畸形社会的模式。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 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又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哈佛学者玛丽 ·安·格伦顿（ Mary Ann Glendon）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33中国人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平衡，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常识的价值观念，也代表了人类社会应该走向的未来。更进一步说，不仅是权利和义务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权利之间也要保证必要的互惠与合作。唯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行。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 ·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 2001年的 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 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 34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做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 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 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 1/5的时间。所以现在不仅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中国，而且美国的研发和试产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试验和生产成功后，产品再返销到美国。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总之，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空谈误国”成了许多国家的常态。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达到了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

[1]毛线团：“论美国的贫富差距”，观察者网， 2014年 2月 16日，http://www. guancha.cn/maoxiantuan/2014_02_16_206299.shtml。 "

[2]“国内医疗差？咱俩换换？ ·序”，见“移民中国”博客，http://blog.sina.com.cn/s/ profile_1771629805.html。

[3]张维为：《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第 202—203页。

[4]数据参考“公安部：我国 10万人命案发生数低于日本和瑞士”，观察者网， 2013年 2月 26日，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3_02_26_128510.shtml。

[5]Donald L. Barlett, James B. Steele,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 Public Affairs, 2012. & Joseph Stiglitz,“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ur National Myth”,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th, 2013.

[6]“英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吸引力将超越‘美国梦’ ”，新华网， 2014年 3月 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3/c_119896253.htm。

[7]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 96页。

[8]刘丽娜：“美国经济复苏加快对中国影响几何”，新华网， 2014年 1月 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12/c_118932301.htm。

[9]Edward Luce, “US inequality will define the Obama era”, Financial Times, May 31， 2013.

[10]参见“ 2014，世界经济会亮起来吗”，《环球时报》，2014年 1月 30日，http:// 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4-01/4803450.html。

[1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73页。

[12]J. Bradford De Long,“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3. / “Planet Plutocrat.The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ly Connected Businessmen are most likely to Prosper”, The Economist, Mar 15th, 2014.

[13]“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 1st, 2014.

[14]同上。

[15]“美国最高法院推翻政治捐款限额：‘钱主政治’更将大行其道”，人民网， 2014年 4月 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403/c42355-24820245.html。 3 Francis Fukuyama,“US Democracy Has Little to Teach Chin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7th, 2011.

[16]同上。

[17]“英媒：希腊困局”，新华网， 2011年 11月 7日，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1-11/07/c_122243812.htm。

[18]Stein Ringen,“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th, 2014.

[19]“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 1st, 2014.

[20]Francis Fukuyama,“Why are We Still Fighting over Obamacare? Because America was Designed for Stalemate”,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2013.

[21]Jacob Weisberg,“Washington’s Appetite for Self-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August 5th, 2011.

[22]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美国利益》，2014年 1—2月刊，转引自新华网， 2014年 4月 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8/ c_126364443.htm。

[23]迈克尔·舒曼：“民主能解决西方当前的困境吗？”，《时代》周刊， 2011年 8月 3日，转引自求是理论网， 2011年 10月 11日，http://www.qstheory.cn/dd/2011/ xfzdwj/201110/t20111011_115582.htm。

[24]转引自国纪平：“扭曲的民主结不出好果子？”，《人民日报》，2013年 2月 1日。

[25]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1页。

[26]转引自“日本政客街头打嘴仗拉票民众：野田的演讲就是噪音”，前瞻网， 2012年 12月 6日。

[27]Beno.t Derenne, Dave Sinardet, David Van Reybrouck, and Francesca Vanthielen, “G1000 Manifesto”, 见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1-11-02-G1000-en.html。

[28]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美国妈妈’竟有四成是单身”，《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 6月 15—21日。

[30]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Stein Ringen, 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 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 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 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1]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2] 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3]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4]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 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记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涵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在外交部翻译室，会不时讨论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 the Chinese model”，还是“ 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 the China model”，这个表述方法更贴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见，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5] 1990年 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6]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 1980年 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7]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当时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 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9]

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 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 20世纪 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 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 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 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它们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 2006年曾经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谈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没引起过别人的误读。[10]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这个模式走衰的进程就开始了。

福山 20多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 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以我自己的观察，国内主要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基本认同中国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经验和理念，但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因为“模式”这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但如我上面所说，在广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同。另外，“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种人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恐怕中国连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学者潘维曾调侃过后一种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没缺陷的完美国家呢？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经历巨大变化？当然，美国两百年没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然而，哪个国家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当然，美国不特殊，美国的经验可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11]然而，我们知道照搬“美国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天下难觅，失败的则比比皆是，连美国自己今天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天的“美国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样。

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模式固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撼。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都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种表述方法，这是实事求是的，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二、 中国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在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翻译。那是 1985年 9月 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个会议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变动很大，下了十人（叶剑英等老一辈政治家），增选六人（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并决定 131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增选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的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做了答复。回想起来，邓小平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罗林斯是一个很有头脑、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导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他访问了南京，对南京改革开放的成就赞叹不已。江苏省省长为他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他一会儿看着节目，一会儿低头思考，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走上台发表了一番肺腑感言：“多年来，加纳的统治者都是治理无能，而我国人民也只会感情用事，不会科学和理性地分析问题。而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失去了人道，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现代文明和利润，却牺牲了人道主义。而中国则在经历了爱与恨两种极端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入了科学和理智的阶段，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中国的变化是世界所需要的，特别是第三世界所需要的。我相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把现代化和理智结合起来，和人道结合起来。你们的演出使我看到这种结合所能产生的至善至美。”罗林斯这番话似乎揭示了一个事实：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质上就是使整个国家回归理性，避免极端主义，这也是中国今天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

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地、理性地处理好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视野比较狭隘，他们只认同西方政治模式，只要你的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你的政权合法性还没有建立，你的体制还在转型，你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甚至认为西方政治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这种观点在中国竟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和影响力，这是令人吃惊的。随着一个又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今天西方许多主流学者都不再否认福山“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观点失之天真，甚至连福山本人 2011年 1月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坦承“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说明他比我们国内的一些自由派更加尊重事实，更加意识到西方民主模式自身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

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比较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三种改革模式的结局：第一种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原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适中规模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重点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实质性改善。总体上看，“保守改革模式”的结果是经济和社会严重缺乏活力。“激进改革模式”的代价巨大。我当时还描述了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的模式，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降到 60岁以下。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比较另外两种模式，显然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空前乐观。

中国进行了大量规模相对较小的政治改革，例如，彻底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使人民可以追求正常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使他们的知识和才干得以发挥；废除了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制度；进行了村级选举为代表的多种基层民主试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官员“选拔”和“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广泛实行了官员提拔公示；改革了户口和档案管理制度；大规模地削减了各种行政审批；政府重大决策均进行广泛民主咨询；建立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等。中国今天的迅速崛起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改革是分不开的。

只要对中国政治制度略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走出旧的“政治挂帅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只能是一个政治变革的过程，因为旧体制的特点是政经不分（如企业是党政企三权合一，农村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把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寓于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中，主要是围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改进社会治理来推进的，例如废除人民公社，一方面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涉及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我们的国企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制度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创新。我们的物价改革、住房改革、银行改革等也都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的改革。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不是单向度推进的，而是综合推进的，许多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内容都寓于“经济”改革之中。

总之，中国各种政治改革事实上已有相当的积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比外界了解的要大。我们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和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综合。过去的 30多年中，中国已经借鉴了西方强调个体和差异的许多做法，但中国从未放弃自己整体思考和综合治理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政治考量：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进行改革，一定要考虑每项改革政策的代价。智慧地、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争取较大的成果，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途径。

总之，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在坚持这个宗旨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改革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即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各项具体改革的比重会时有调整，该侧重经济改革就侧重经济改革，该侧重社会建设就侧重社会建设，该侧重政治改革就侧重政治改革，该三者齐头并进就三者齐头并进，一切都取决于改革的具体时空条件。但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对改革大业的宏观把握上，我们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发展生产力、全面改善民生仍将是中国很长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已经形成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已经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明显胜于导致西方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共识”。在社会建设方面，我们已经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盖了 13亿人的基本医保制度，而美国至今还有 1/6的国民没有医保；我们的住房自有率也一举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领域内，我们“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创新，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不害怕和西方仅仅依赖选举的政治模式竞争；我们一系列五年规划的成功制定和执行，以及这个过程所展现的决策民主和经济社会效益，令西方对中国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 2013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政治定力”前提下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五位一体的联动改革。所谓“政治定力”，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全面改革，同时中央也明确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再一次体现了中国模式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内在逻辑，以求全面地、智慧地、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三、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2012年 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 2011年 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 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 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 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话就是“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国著名媒体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12]

我前面已经概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梦”遇到的困境，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 2 500美元。但近 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 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 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 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 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 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四、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美国人常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容易理解，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经济上是“市场经济”，这种解释并不到位，但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我个人认为，理解中国也不难，而且是很准确的理解：政治上，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经济上，中国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如果需要更详尽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解读也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a civilizational state），“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a state party，或“整体利益党”），它的作用是领导和协调；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是“协商民主”（a consultative democracy），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下面我们概述一下“一国四方”：

首先是“一国”——“文明型国家”：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我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她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13]

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上述的中国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很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的传统源远流长。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和中立的政府，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有为、比较中立包容的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不强势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府不中立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如中央政府被普遍认为特别偏袒某一阶层和某一地区，就可能引起广泛不满而丧失整合能力，导致国无宁日（如民国成立后的军阀混战）。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力量相对强势和中立，使它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使它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中国的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安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这一切也构成了中国制度安排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现在看来这些安排也正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其次是“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国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虽有不足，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它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者叫“整体利益党”，就是说这个党是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其实并不复杂，它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 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个多元的社会就这样通过票决从“分”到“合”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之所以频频失败，就是因为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再也“合”不起来了，现在西方社会也面临这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国家的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我们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历史上的执政集团，其实也是力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自称它能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过去十来年所有独立可信的民调，例如，美国皮尤中心和亚洲动态（ Asia Barometers）等的民调，都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极高，支持率最低都在 75％以上，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一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老是盼望中国的政党制度走向崩溃，这是脱离中国民情和国情的误判。坦率地说，很难想象某一天，中国的执政党将由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执政，然后每四年或五年，换一个中央政府来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安排在今天的西方是天经地义的，在中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从思想传承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有“天降大任”的思想传承，这个党有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它代表一个文明、代表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代表一个在内忧外患下跌入低谷后又重新崛起的伟大文明。它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美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 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的发达国家，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14]

比较西方模式下的政党，它们大多数恐怕只能算做“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与中国共产党不同，这些政党大都不对自己民族的整体利益承担终极责任。例如，韩国的政党竞选可能选出一个导致与朝鲜发生战争的政党，但韩国的安全最终是靠美国来保护的，韩国是否会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美国。日本的政党也是这样，十年九相，选出了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他是否会把日本重新拖上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祸害日本自身，祸害整个东亚和世界？这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相比之下，中国的执政党须对中华文明的兴衰负终极责任。习近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天命党”，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政党。它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命运承担终极责任。

从制度传承来看，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严重问题。当然，我们执政党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党和国家层面），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之所以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 10％的人反对，那也是 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 51％对 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当然，这不是议而不决，而是广泛协商基础之上的当断则断。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多党竞选制度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难以延续了。台湾地区在所谓的“民主化”之前还有六年规划，当年的经济起飞离不开这样的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无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当然是有规划好。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民主决策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西方。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也借鉴和发展了苏联模式中的民主集中制和五年计划的制定。

与中国古代决策集议制度相比，中国今天的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过程之复杂，都是古人所难以想象的。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领导人列宁创立的，对苏联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苏联的五年计划制度也一样，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五年计划成了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代名词，成了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代名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计划。一个接一个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几上几下。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如奥巴马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团体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东西冗长繁琐，执行力很差，还得靠一批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sell to the public），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协商民主和“新型民主集中制”带来的“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一个地方的发展规划也好，国家的五年规划制定也好，上上下下的咨询和磋商，媒体和网络上对各种相关议题的讨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且经常是中长期的需求。中国过去 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预期创造”和“需求创造”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多数国家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一种超越，我们对此可以非常自信。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 1978年复出后不久，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直至 21世纪中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这些跨长期的战略目标出发，邓小平反复提出中国必须确保长治久安，确保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确保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目标如期实现。与这种事业相匹配，邓小平强调需要通过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他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15]在选贤任能的论述中，邓小平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做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6]

从思想传承来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结构，从百姓到干部在文化心理上都认同“治国必须靠人才”。像西方那样，能说会道就可以竞选当总统，与中国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格格不入。从制度传承来看，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源于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选拔制度，也融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如民调和选举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尽管中国政府和选贤任能制度还存有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大部分百姓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民调，在 2013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 85％的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17]

中共十八大期间，美国《纽约时报》编辑曾约我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很难想象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 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 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的领导工作。

亚伯拉罕·林肯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当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就不会批评美国的制度是“ 1％有、 1％治、 1％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温斯顿 ·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18]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取得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当然这个过程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纷纷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百姓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前，资产贬值的也不在少数。

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制度传承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汉代开始出现许多专业大户，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全国水利交通网也方便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中期开始，政府通过盐铁官营等垄断政策，扩大了官营工商业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在发展，但总体上，多数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概括为“小生产，大流通”，官营民营共存，商品流通比较发达。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甚至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这种传统一旦确立，不容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趋利避害。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失去“天命”。但是光讲“人本经济”，不讲“现代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国际竞争力，所以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力求把它和中国传统的“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还不能说两者已经结合得完美无缺，恰恰相反，两者的结合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但我们“混合经济”模式创造了扎扎实实的中国奇迹和多数人财富的迅速增长。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整个世界今天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采用宏观调控来避免和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

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往往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当年的改革，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当然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修正。[19]

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三维经济，即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竞争性的企业三者构成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国经济比其他经济更有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是三维的，而不是像多数其他国家，他们的经济是二维的，二维经济的发展的动力不如三维经济。史正富还分析了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下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西方通过律师、游说等所谓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推动市场经济，其交易成本明显高于中国通过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竞争性企业互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些观点也是对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一种阐述。[20]

以上阐述的“一国四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国家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虽然还在继续完善之中，但已经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它们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安排竞争而胜出：“整体利益党”比西方的“部分利益党”更有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协商民主”比西方“大众民主”更能体现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更能作出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决策；“选贤任能”所产生的中国领导人总体上比西方“选秀模式”更称职能干；“混合经济”比“市场原教旨主义”更能保证经济顺利、迅速和平稳地发展，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也是一种避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所实践的这些制度，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结合，包含了对中国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对别国有益经验的借鉴。这些政治安排展现了自己的巨大定力和活力，为中国的迅速崛起，为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1]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0页。

[2]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0页。

[3]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5页。

[4]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9页。

[5]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1页。

[6]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9— 360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 626页。

[8]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8—319页。

[9]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61页。

[10]Zhang Weiwei：“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 2006.

[11]潘维 2014年 12月 9日在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上的发言。

[12]钟声：“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人民日报》，2011年 8月 26日。

[13]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 2、64页。

[1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 11月 17日。

[1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0页。

[16]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5页。

[17]“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7.

[18]Zhang Weiwei,“Meritocracy vs. Democrac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13.

[1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 111页。

[20]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第四章　话语超越：谁的终结？

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2014年 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 BBC的节目，叫“自由 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 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 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道出了美国的考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1]

美国在“软实力”方面针对中国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所谓“内部制衡”就是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包括“藏独”“疆独”势力、各种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媒体舆论。所谓“话语制衡”，就是以西方话语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瓦解中国人心的议题和忽悠中国公众的话语，以期最终实现某种“颜色革命”，使中国陷入混乱乃至解体，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没有“与人为善”的观念，只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与人为恶”将是常态。在美国硬实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加强了软实力的攻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绝不能以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来代替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这种“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的方法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迈向世界第一，但美国以及西方势力影响下的一些中国人，唱衰和谩骂中国体制的舆论从未中断，导致了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人士处处以美国模式马首是瞻。这种对美国模式的顶礼膜拜使他们敌视和诋毁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要上纲上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最好是拆了“故宫”建“白宫”。他们硬是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不公道，当然也不得人心。对于美国和西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他们则帮着文过饰非。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没有能够摧毁苏联和南斯拉夫，但美国和西方的话语可以把他们摧毁，这个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千万不能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我们今天已经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抓紧补上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尽快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 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 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 "[2]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 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 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 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 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话语建设，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话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语体系，对于凝聚全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构建包括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化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构建接地气的、有学术含量的、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更大规模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者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这种实践呼唤中国自己的话语构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识，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

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我本人曾订阅过贵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达 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政治的预测，它只能拿 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辩论开始后，她问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说，这个概念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也就是人民起来，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一个政府，但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颜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权，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载舟”，中国过去 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水可载舟”的经典案例。13亿中国人动员起来了，投入了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短短 30多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一个卓越能干的执政团队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伟大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将继续下去，中国将在 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在场的那位美国学者大概从未见过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惊讶地说：“我周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一党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不能排除中国走向崩溃。”我说：“你周围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老是盼望中国崩溃，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崩溃的预测已经说得太多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议她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说：“中国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 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今天怎么都是中国历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二、 在牛津大学谈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整个世界都期待听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听到中国的话语，中国也有必要就自己和世界的一切向外界发表自己的评判。 2012年 6月 20日下午，风和日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和研讨会，我就以“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作了一个主旨演讲，并和与会学者就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等话题进行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以下是我那天演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感谢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为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 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举行这么一个发布仪式和研讨会，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来到牛津大学。20年前我曾在这里做过访问学者，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牛津大学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思辨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帮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路。这次你们又安排我住在牛津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学院底楼有学院之子大诗人雪莱躺在湖边“安睡”的雕塑。雪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曾鼓舞过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过去的 30年中，这些诗句又鼓舞了无数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激励他们克服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艰险，这一切为今天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这种感觉无比奇妙。无疑，英国人的历史感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和英国人一样，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民族。如果说“雪莱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历史传承，那么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的论著，今天多数中国人还可以阅读其原文，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今天的崛起离不开这种伟大的历史传承。

中国的崛起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我们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我接触过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感觉中，中国大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正在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他们还认为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午，牛津大学把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这里就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

我坦率地告诉他，我去过缅甸，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国落后至少 40年，换上西方政治模式来治理缅甸，结果也不会好。我走访过 1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所以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告诉他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缅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发后，我就说过，“埃及之春”将演变成“埃及之冬”，现在这种前景似乎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今天希腊的破产到西班牙和美国的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说美国民主已经蜕变成了“ 1％有、 1％治、 1％享”。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现远远低于本国人民的期待，也低于中国民众对自己政府的支持率。这些情况说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过去 30多年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无数次地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但结果证明都是错的，中国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 30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 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 80％。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变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一定听说过中国民间结婚有“三大件”之说。在 20世纪 70年代的时候，“三大件”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了 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到了 90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进入 21世纪后，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票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快的财富增长。当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例子。但一个曾经上千年领先世界的国家，一落千丈后贫穷了 200来年，然后在过去 30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也在所难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的，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迅速发展的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种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而且不容易解决。我们可以把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当年英国的崛起作一个比较，英国崛起的时候，英国本土人口才一千多万人，但它已经有了比自己领土大几十倍的庞大的殖民地，英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国已经是一个 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能在自己内部消化伴随国家迅速崛起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但过去 30多年的实践已证明，中国可以应对这些挑战。尽管中国存有各种问题，但中国总体的成功是确切的，而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国家的性质和中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不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也不是另外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国家”。中国是一个集五千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国家。我这里可以使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这有点像古罗马帝国一直没有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其地域、传统、文化等巨大的内部差异都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体，大家都使用一种语言：拉丁语。

“文明型国家”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和”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反复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话，将变得无法治理，将走向分裂和解体。其实不光是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今天也无法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一人一票来选举欧盟“总统”。如果这样做的话，欧盟要么解体，要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空架子。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以人口为例， 2012年中国一个“春运”就有 31亿人次上路，这大约等于把整个南北美洲、整个欧洲、非洲、俄罗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个月里挪动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这样人口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大陆，具有一个洲的规模，内部区域差异性巨大。中国在人类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内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承。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是举世罕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餐饮的丰富性。欧洲最丰富的菜系是法国菜，但我个人以为中国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可能都超过了法国菜系，换言之，法国菜系是法兰西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国“百国之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产物，所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举世罕见。其实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种巨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实际上已经规范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这种实践理性和英国人崇尚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共通之处：大卫 ·休谟一直质疑纯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 ·伯克反复强调一国的政治体制应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伯特兰 ·罗素大力提倡“唯事实”，即“事实是什么？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如果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今天仍健在的话，他们会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取得了人类扶贫史上的最大成绩；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中国坚持了对外开放，汲取别人之长，同时也延续自己的传统，特别是通过一个比较中立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还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即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发挥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 30多年的持续增长，这个趋势我看还会继续下去。

实践理性使中国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确实对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种挑战，从政治上看，中国模式最终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范式变化，即从“民主与专制”的分析范式转向“良政与劣政”的分析范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尽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地区。中国大陆虽有各种问题，但总体上的治理水平远远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乌克兰、希腊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缅甸等。中国模式将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大胆探索自己的道路，进行体制创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国确实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自己估计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国际激烈竞争的产物，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它充满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国模式竞争。其实，西方也没有必要害怕中国模式。和经济增长一样，发展模式的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双赢的，就像西方已经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习，以后还要继续学习，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传统和优势，在中西高度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一下，尝试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这将有助于避免误判中国的未来，也可以丰富我们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如消除贫困、创造就业、避免金融危机、防止文明冲突等。 2011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上海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过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我坦率地告诉他，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如果一定要说终结的话，那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而且这种终结对中国有好处，对西方本身也有好处，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因为整个人类都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这个演讲后来被许多网站转载，《光明日报》也全文刊载， [3]引来读者的热烈反应。我真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建构中国话语的伟大事业，通过自己认真扎实的研究，向国人和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国内，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被西方话语忽悠的威胁，我们因此而需要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来进行澄清和反诘，好在随着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话语正在全面走下坡。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忽悠主要表现为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势力全力向中国乃至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效果似乎已经一个比一个差，“颜色革命”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已演变成“阿拉伯之冬”。有意思的是：大概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一些国家自己也真信这些东西了，结果很多西方国家连自己也被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 20来年里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国家更是债台高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的最著名人物当属原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结果导致了“颠覆性错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指的是 14世纪蒙古人入侵，“第二次浩劫”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参加 1996年俄罗斯的总统竞选，但他的得票率未超过 1％，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把他否定了。我曾去过解体前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的解体过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步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第二步是政治精英，特别是他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被西方话语忽悠。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整个经济走向崩溃，整个国家走向解体。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两个国家解体的深刻教训。

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着中国话语的崛起，这种话语要有定力，要有精气神，要能解构西方话语，解构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话语要有较好的表述形式。我们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以整个世界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来重新审视西方话语，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我们要吸收人家合理的东西，剔除不合理的东西，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强大的话语体系。我们的世界正处在大变革之中，西方的话语霸权地位已经动摇，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三、“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要解构西方话语，首先要解构西方不少人坚持的所谓“普世价值”。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说成是“普世”的，并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推广，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动荡不安。其实“普世价值”要“普世”，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问题。“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应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可以接受的价值观念，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从未取得过共识。

西方政府和主流媒体经常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人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认定的“普世价值”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可以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大概都认同“和平”应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接受这一点。再比方说，中国人高度重视的“和谐”、“仁爱”、“责任”、“消除贫困”等价值，能不能成为“普世价值”呢？如能，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不能，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首先就涉及一个程序问题：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哪些价值可以成为“普世价值”？哪些价值不可以成为“普世价值”？总该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取舍筛选的程序，总该让世界各国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么大的事，只能由少数西方国家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哪里还有正义和公道可言？

换言之，“普世价值”要“普世”，就首先要解决一个“程序合法性”的问题，把某种东西说成是“普世”的，说成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接受的，那就应该经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某种程序来加以确立，比如召开一些国际会议来进行讨论乃至谈判，最终形成国际社会的共识，确定哪些价值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哪些不属于全人类共享的。唯有这样，“普世价值”才能令人信服，才是真正的“普世”，才能防止少数国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把自己界定的一些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然后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利益与福祉的巨大损害。

“普世价值”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这个理念本身的困境。西方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这个理念似乎经不起太多的推敲。人们不妨设问：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人权才是“普世价值”呢？比方说，花这么多钱的美式民主应该算“民主”还是“钱主”呢？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同时监控那么多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的网上言论和通信，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是全世界应该效仿的吗？至于人权，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如美国所说为了推动伊拉克人权呢，还是严重侵犯伊拉克的人权呢？恐怕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场导致十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非法战争，应该是 21世纪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武力侵犯人权的事件。

此外，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不少领域内，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共识。即使在一些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领域内，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迄今还不接受这些共识。以人权为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并参加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儿童权利公约》，但美国拒不加入这些公约。从具体的人权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无法容忍的；而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 1982年，这在美国则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戴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早就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人权，但美国就是不承认，这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也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权是早有共识的，例如，鼓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属于侵犯人权，但挪威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还是把和平奖颁给了公开主张西方对中国殖民 300年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这究竟是要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招魂呢，还是对这位“异见人士”最荒谬的主张一无所知呢？坦率地说，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欠中国人民一个坦诚的解释和道歉。

总之，一旦我们把许多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就会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一些国家喜欢用抽象的概念来忽悠人，背后往往是损人利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抽象的概念适度具体化，然后再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不大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给忽悠了。至于西方到处把民主说成是“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明确地回应：民主可以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普世价值”。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自己独特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属于“地方性知识”，非西方国家和社会可以汲取西方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如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那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望一个、失败一个。从今天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来看，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有大量的缺陷，甚至积重难返，其改革进程还任重道远。

此外，除了“普世价值”本身的程序合法性问题，人们还要质疑世界上应该由谁来裁定对人权的侵犯。欧洲国际关系理事会学者高恩（Richard Gowan）和勃兰特内尔（ Franziska Brantner）做了一个研究，他们以 2010年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为例，指出联合国 192个成员中有 127个先后投票反对欧盟关于人权的立场。在 20世纪 90年代，欧盟的立场在联合国可以指望 70％的支持率，而今天已经下降到 42％，几乎和美国的 40％不相上下。与此相比，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人权的立场则得到了 69％的支持率。[4]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人心向背可谓一目了然。换言之，是否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不能由国际社会的少数人和国家说了算，而只能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裁定，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裁定。西方在人权领域内的霸权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西方曾经先后十次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反华决议均告失败，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还有一个人权到底能不能超越主权的问题。《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由此而引申出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现代国际法体系。从国际法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在国际社会共同认定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侵略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等，国际社会才可以授权联合国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也必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使用合法手段来进行。但西方一些势力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和宪兵，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 政，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世界上多数国家之所以反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都曾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无数灾难。

其实，西方国家如果真要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可以先从自己做起。比方说，欧盟可以率先谴责和制裁美国，因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无疑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西方国家也可以要求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谴责和制裁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尚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的西方国家，因为男女同工同酬早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不敢提，那只能说明西方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即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于“西方认定的人权高于非西方国家的主权”，这也是人权领域内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当然， 2014年，西方也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当俄罗斯总统普京用同样的理由出兵克里米亚，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族群保护自己的人权并通过公民投票加入俄罗斯联邦，此时的美国领导人突然谈起了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全世界都笑了，好一番热闹，美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四、 与福山的辩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2011年 6月，“埃及之春”爆发不久，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来沪访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安排我和他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辩论。福山先生是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让他一举成名。他的基本观点很简单：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崩溃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使他声名大噪。但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发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时，他没有考虑到中国，这些年他每年都来中国，考察中国的崛起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虽然他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点，但对中国的多次访问和西方的多重危机使他反思了不少问题。我真是希望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能从福山先生那里学一点东西，以更为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人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还是要与时俱进，思想不能僵化，僵化就要出问题，中国崛起是历史大潮，逆潮流而动意味选择自我边缘化。

那天，福山先花了40分钟介绍自己的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主要观点，包括“中国最早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这么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组成了比较中立的文官制度来治理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最早的，这也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同时他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于是就有了我和他之间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5]下面是我当时发表的主要观点：

刚才您在讲话中对中国模式提出了一些质疑，我总结一下，主要是几个问题：一个是问责制，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坏皇帝，一个是可持续性，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想就您的观点作一个回应。我觉得实际上中国作了很有意思的努力，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改革的实验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在带头。下面我想针对您对中国模式的几个质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问责制，您介绍的主要是一种西方议会民主多党执政的政治问责制，我自己在西方生活了 20多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一种问责制很难真正地实现问责。坦率地讲，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仅是在政治范围内相互制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关键的关键是，我觉得需要一种新的制约与平衡，我把它叫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下，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集团，他们的利益几乎永远不能被侵犯。他们阻碍了美国进行很多必要的决策。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今天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的问责制要广得多。我们有经济问责制、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等，比如说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的使命。如果官员的任务完成不好的话，是不能晋升的。我读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写的文章，他说美国在过去十年，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为零。我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走遍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这种记录，所有地方都比这个要好，而且好不少。这是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上海的静安区，静安区是上海各方面工作做得总体上比较好的一个区。严格地讲它的许多硬件指标、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但是 2010年一场大火烧了一栋楼，我们实行了问责制，二三十个官员和公司人员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罚。我反过来想，美国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损失了平均 1/5到 1/4，但迄今为止三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承担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而且更麻烦的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地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愤怒，奥巴马总统气愤，但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合同应该拿到的。这使我想到了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法治的问题。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法治建设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我们自己传统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好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天”的概念。这个“天”如果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描述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的核心利益和良心，这个是不能违背的。我们可能 99.9％的事情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一定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涉及“天”的问题，涉及社会核心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法条主义会害死人，所以中国在创新法律制度时，想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现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制度变迁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这是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个“坏皇帝”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创新。第一，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是靠政绩靠自己干出来的。第二，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第三，现在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意味着当中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的观点明显地偏离大家共识的话，那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历史传承，就是选贤任能。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团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中国一个省的规模相当于四到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像美国小布什总统这样低能的领导，也不会选出像日本菅直人首相这样的低能领导，所以这是一整套体制。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坏皇帝”的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美国这种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我真是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选出的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其政策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这个问责制会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倒是想请您解释一下如何解决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八年时间在现代的社会是不得了的，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再来一个八年美国也赔不起。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新书中讲了一个概念叫“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有一个自己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实际上有一个自己发展的周期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周期，有时也可以用“朝代”概念来描述，一个周期平均是两三百年，这是数千年历史的规律，从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大周期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所以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我 20多年一直是这个观点。

我的乐观来源于中国人喜欢讲的一个概念，就是“势”，这个势一旦形成了很难阻挡。反过来讲一样， 19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一下子就转过去了，中国就转不过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惯性。我们的体制通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头，这种大势很难阻挡，会有逆流，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但改变不了这个“势”，这是文明大周期的大结构。这是很多西方学者，以及我们国内亲西方的自由派学者往往没有搞清楚的一点。他们预测中国崩溃的论调持续了 20年，现在海外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中国国内还有唱衰自己的人，但我相信这种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 20年。

关于中国模式的持续性，您提到了中国过度依赖外贸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外贸依赖度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按照官方汇率来算的话，外贸占 GDP很大，但是外贸是按照美元来算的，而其他 GDP的内容是用人民币结算的，这样就产生了误差。再往前看，中国内需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真正的快速城市化是从 1998年刚刚开始，今后每年都有 1 500万到 2 500万人变成城镇居民，这会创造巨大的内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内需加在一起也达不到这种内需。

还有关于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我们有一种传统，叫做从整体出发的传统，西方则是从个体出发的传统。实际上我们在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权利方面，采用中国的这种整体介入的方法，效果实际上比采用个体介入的方法要好，我有时把中国的方法叫做邓小平的方法，把印度的方法叫做特蕾莎修女的方法。邓小平的方法使得数亿的中国人已经脱贫，数亿的个人实现了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价值。他可以上网，可以看彩色电视，可以开车在高速路上行走，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印度的特蕾莎修女感动了无数个人，还拿到了诺贝尔奖，但印度总体的贫困状况没有什么改观，你在上海 20年看到的贫穷加在一起少于你在孟买一小时看到的贫穷，没法比。

对于后面提到的中国模式下的决策过程，百姓如何参与的问题，我真是希望您有机会到中国做一些调研。我打个比方，我们的决策民主，中国现在以五年为周期的五年规划的决策的过程，上上下下成千上万次的咨询，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西方没法比，我们是研究生水平，西方可能是本科生、初中生的水平，这是真正的决策民主。

至于中东最近出现的动乱好像体现人们要自由，而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我去过开罗，去过 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离大概是 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 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不造反行吗？而且我自己对中东的了解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千万不要太高兴，这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很多的问题。现在叫“中东之春”，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之冬”。严格讲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结局我们终会看到的。

至于中国 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各个国家的历史中都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一些做得不好的事情。我们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都是一种悲剧，特别是“文革”，我自己就经历过一部分。但是，我还是要讲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过去有奴隶制度，有印第安人被杀光的历史，种族歧视制度还持续了很多年。您认为美国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努力改进的，实际上中国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也是通过自己的制度改正的。

您谈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想也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看到他确实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到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普通的中国百姓，仍然非常尊敬毛泽东主席，我想一定是有一些事情上他做的是对的，甚至是非常对的。他的几个主要的贡献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一是统一了整个中国这么大的版图，二是解放妇女，三是土地改革，还有一些其他贡献。所以我个人认为邓小平讲的“三七开”——我亲口听他讲过——我觉得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也许跟西方的传统不太一样，西方是一种法律传统，我们是一种政治传统。另外中国通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层结构，我把中国分成上层、中层、底层结构。这个结构形成之后不会形成毛泽东时期大范围的极端事件。这个在埃及可能会出现，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大的中层结构，什么是中层结构，就是和现在的市场机制配套的社会中产阶层结构。这个是中国以后的体制不走极端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保证。

关于腐败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纵向地和横向地比，中国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的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的阶段，往往和现代化同时发生。您的老师亨廷顿先生就讲过，现代化最快的时候往往也是腐败增长最快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和资金增长，而监控体系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最终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监管体制和法治建设，把腐败降下来的。

美国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下，要看你怎么界定腐败。我自己在《中国震撼》这本书里面提了一个观念，叫做“第二代腐败”。比如说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叫监管套利，也就是信用评级机构给你打高分而得到大量的利益，我觉得金融危机里面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但美国的法律制度把这些问题叫做“道德风险”。我觉得美国如果把这一类问题作为腐败问题处理的话，恐怕效果会更好一些。你也可以横向地比较，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实际上不管中国人现在怎样抱怨自己的腐败问题，但和我们可比的国家，也就是人口在五千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印度也好，乌克兰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巴西也好，埃及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透明国际”的评估也是这样的结果。

关于腐败问题，还可以和亚洲的“四小龙”进行比较：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它们初步实现现代化以后，台湾和韩国转向了西方民主制度，香港和新加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制度，但从腐败情况来看的话，香港和新加坡比台湾和韩国要好得多。国际上所有研究腐败的，认为亚洲腐败最少的是香港和新加坡。特别是香港， 20世纪 60年代腐败还非常严重，后来通过建立廉政公署等方法，也就是说相对比较独立的反腐体制解决的。所以说西方民主制度能够解决腐败问题，这个说法我觉得不成立，至少在非西方国家是这样。我们可以看看国际上的腐败指数。绝大部分人口五千万以上的非西方民主国家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台湾地区“民主化”以后更严重，否则就不会有陈水扁关在监狱了。韩国选出来的几个总统都有腐败的问题，但是没有采用一人一票的香港、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把腐败程度降得比较低了。

我把中国看做“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这样的国家没法搞西方的制度。看中国同样要分板块。我们的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我觉得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也比希腊少，这是肯定的。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化了。我 20多年前去希腊这个国家，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现在就破产了，要靠中国援助。我跟希腊朋友坦率地讲：我 20年前到你们国家的时候，你们总理叫帕潘德利欧，现在还是叫帕潘德利欧，都是家族政治。社会方面，高福利永远下不来，最后国家都破产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从中国派一个团队帮你们治理国家。

所以我就想到民主制度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自己还没有写出来，我正好和您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不是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而可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这个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这样说，往前推 2 500年左右，当时在雅典有一些很小的城邦民主制度，最后被斯巴达打败了，之后两千多年“民主”这个词在西方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化之后，开始引入了一人一票这样的民主制度。

这种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实在是解决不了，一是它基本没有了“人才”观念，就是谁来治国都可以，只要是选上来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承担不起，小布什一弄就是八年，这样的损失是很大的问题。二是福利永远只能往上走，永远下不来。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国企改革是不可能的。三是社会越来越难以整合，过去的西方发达国家还可以整合，大家用票决制，你 51％票，我 49％票， 51％票就赢。但美国的社会现在也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投票输的一方不认输，继续为难（赢的一方）。第四个问题，我称之为“低智商的民粹主义”（simple-minded populism），不能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进行考虑，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今天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

所以我想起了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他的特使到中国来想要进行贸易，但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非常傲慢，他觉得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好的，是十全十美的国家，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是“历史的终结”。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我现在觉得西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心态。这些人最好到中国来看看，观察一下中国怎样在 30多年里面如何不停地进行改革，有些改革虽然很小，但是不停地进行。

西方觉得它的制度还是最好的，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已经破产了，英国的财政债务占 GDP的 90％，也接近破产了。所以今天我们总理正好访问英国，准备投资，英国人就非常高兴。关于美国，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 “9·11”事件损失了 1万亿，两场不聪明的战争损失 3万亿，金融危机损失了 8万亿。美国现在的债务是 10万亿到 20万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元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美国这个国家也已经破产了。

中国崛起是一个大势，一个大国全面崛起，人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模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可以比的。西方的制度总体上在走下坡路，今天一些中国人还是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至少对我们这样经常去美国的或者在欧洲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人来说有点贻笑大方。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西方，哪些地方比我们好，哪些地方不如我们，哪些需要学习，哪些需要警醒，这种心态我觉得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您刚才提到，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评价短期的情况。我 1985年作为翻译陪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去访问，见到基辛格先生，中国领导人请他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你们是来自有数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还是你们先谈吧。当然他讲的是客气话，实际上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整体实力也好，制度也好，我们在过去两千多年历史的多数时间里确实是领先的，直到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我觉得您有一点很了不起，您和许多西方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比如看到中国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即一种通过考试产生的相对比较中立的文官制度。

我们在过去两三百年中落后了，现在是真的赶上来了，特别是我们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来了。我自己觉得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他们还是没有真的用开放的心态来看世界。我个人觉得中国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鉴，奥巴马总统倒是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多次讲过美国应该建高铁，应该重视基础教育，应该减少财政赤字、多储蓄，应该发展制造业，应该推动出口，他反复说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他感到了中国崛起对他的压力。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或多或少都在学习借鉴中国模式，从俄罗斯到中亚五国，到印度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等都是这样。

您提到了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观点。但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不一定靠得住。以中国为例，比如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都在忙着现代化，忙着赚钱，突然前两年出现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这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歌，美国人是不会这样唱的。中国人传统的核心是家的概念，中国人为家庭会付出不知道比美国人大多少倍的牺牲。换句话说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核心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怎么改变得了？一个是麦当劳文化，一个是八大菜系文化，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办法收编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很欣赏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他一贯的观点是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我自己觉得，为什么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识。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起过去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我们今天小学生的知识可能都超过了孔子，超过了苏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但估计福山教授不会接受，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智慧”。比如说我观察美国，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智慧的问题。越南战争是这样，阿富汗战争是这样，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我觉得恐怕要更多地强调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国讲课，一个德国经济学家跟我讲了一段故事，说最近默克尔总理问他，为什么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国的经济学家说，总理呀，您不要担心，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了。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出了问题，出了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产生的社会科学中，我自己觉得经济学可能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一点真理的科学，因为它最接近自然科学，什么都可以用数学模式来表示。坦率地讲，我觉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跟经济学相比恐怕离真理更远，所以我们要大胆地探索话语的创新，这点我跟您是一样的，您也在冲破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范围，从您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您是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等综合地来探讨。

我觉得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当然我自己也好，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们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远一点，我们确实是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现在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从消除贫困问题，到文明冲突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等等新的问题。西方的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的智慧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

[1]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 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2]Christina Lars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rs”, Foreign Policy, July 8, 2011.

[3]张维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光明日报》，2014年 3月 24日。

[4]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 “The EU and Human Rights at the UN 2010 Review”,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5]这场辩论的视频和记录，可见优酷视频网站、观察者网等。

第五章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一、 从“埃及之春”说起

2011年 1月底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 2月 11日，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西方媒体把这场运动渲染成了民主推翻专制的“埃及之春”和“中东之春”，预示着整个阿拉伯地区迈向了民主化。但我对这个地区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我与福山辩论时所说，“中东之春”会变成“中东之冬”，时间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邓小平说过，一个听过枪声的士兵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就是不一样，实地考察过一个地方和没有考察过也是不一样的。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读懂社会这本书。

我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过埃及，对这个国家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最北，我走到亚历山大市，最南走到阿斯旺水坝，最东横穿西奈半岛走到与以色列交界的红海小镇塔巴。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多次访问埃及的印象，这个词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据说是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埃及虽然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突尼斯的动乱成了这颗火星，引发了这场动荡与革命。但革命是浪漫的，革命后的问题将更复杂，因为埃及许多深层次问题看来难以解决。

首先是人口爆炸问题。我第一次访问埃及是 1986年，当时埃及的人口是 4 000多万，今天已经翻了一倍多。当时埃及也有一个“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但由于宗教传统和教育落后等因素，这个计划难以执行，埃及人口还是直线上升，导致了各种资源严重短缺。埃及的国土面积大约为 10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 95％的领土是沙漠， 9 000多万人口“蜗居”在 5％的国土上。我曾坐飞机从开罗沿着尼罗河一路往南飞到阿斯旺。放眼望去，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了“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人口爆炸意味着埃及人口过于年轻，今天埃及 50％的人口不到 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 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况也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推翻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埃及民众餐桌上的主食，如面包、西红柿、牛羊肉，价格都在成倍地增长。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一公斤西红柿半年前是 2埃镑一公斤，现在是 12埃镑（约 2美元）一公斤，一头羊过去是 300埃镑，现在至少要 1 000埃镑，也就是说，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吃西红柿和羊肉都成了奢侈。对于埃及人口中 40％每日收入不到 2美元的贫困人口，只能是度日如年了。这种局面下，老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呢。

人口爆炸蚕食了埃及这 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千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竖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经住满了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的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埃及奇观。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了从农村涌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家带口，以墓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这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万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这一切的背后是极端畸形的埃及经济结构。埃及整体上还很穷，但贫富差距巨大，国家经济也早就成了大量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埃及没有足够的出口创汇能力，所以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果是债台高筑。我 1986年随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埃及，双方会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埃及由于经济困难，要求推迟偿还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埃及当时一年进口的消费品达 90亿美元，而外汇收入只有 70亿美元，其中侨汇占了一半，其他靠的是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收入和旅游业收入。今天埃及经济结构有所改善，旅游业收入占了大头，但整个国家仍然入不敷出，进出口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穆巴拉克执政了近 30年，进行了一些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产业链。除了一些纺织和食品企业外，没有多少现代制造业，因此难于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从粮食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依赖进口。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等因素导致埃镑迅速贬值，百姓的工资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埃及办事情要付各种各样的“小费”。餐馆里明明是 16％的服务费，但客人一般还要付额外的“小费”。凡是要排队的事情，例如办驾照、参观繁忙的旅游景点，总会有人（包括警察）与你搭讪，愿意帮你做一些事情来换取你的“小费”。一次一位埃及朋友与我出去吃午饭，回来后发现他的车因停车不当轮子被铁链锁住了。他对我说，不要急，附近一定有警察等着。果然从树丛里走出一位朝我们招手的警察，这位朋友塞给他一点钱，就解决了问题。这些都是在埃及司空见惯的小腐败。坊间早就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政府高官腐败，特别是穆巴拉克家族的贪腐，一般人相信他的家族在海外拥有上百亿美金的赃款，这使穆巴拉克在埃及日益失去人心。

埃及曾经被法国和英国殖民，所以继承了不少殖民时代留下的传统，如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但这些人与自己国家的民情往往脱节得厉害，导致了国家治理水平的低下。 1987年我随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去考察阿斯旺水坝，埃及电力能源部一位副部长全程陪同，他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但当李鹏问他，开罗居民一度电要多少钱的时候，副部长竟茫然不知，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又忙着问另一个人，最后才给出了答复。李鹏见此状轻声地对我感叹：“真官僚呀，但这个话你不要翻译过去。”其实这种“上下脱节”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极为普遍：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体贴民间疾苦的“民本”文化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勤政传统确实是极为宝贵的政治资源，也是中国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埃及爆发的“革命”也将了西方一军。如果西方真认为它那个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话，那么为什么西方过去几十年都不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推行民主制度呢？为什么这些“专制”国家的“独裁”领导人几乎都是西方的铁杆盟友呢？其实西方的逻辑非常清晰：只要西方认为你是他的敌人或对手，他就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和“颜色革命”把你搞乱搞垮；而对于西方眼中的盟友，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得到鼓励的。西方这种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地区表现得一览无遗。这一点值得国内那些西方模式的崇拜者好好反思反思。

当然，西方今天也开始意识到埃及动荡对自己带来的威胁，因为这场动荡直接危及西方的三大核心议题：

第一是反恐。西方担心伊斯兰极端势力会伴随着伊斯兰民主运动而迅速壮大，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组织系统最严密的反对派势力，也是蛰伏于阿拉伯世界各派伊斯兰势力的鼻祖，它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Hamas）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d’Algérie）等激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阿拉伯世界的西方铁杆盟友们在这场伊斯兰民主浪潮中纷纷倒台的话，最感到恐慌的应该是美国，最感到高兴的应该是“基地”组织和伊朗。

第二是石油。苏伊士运河是维系西方石油供应的生命线，如果这条运河关闭，供应欧洲的油船将被迫绕道一万多公里，欧洲石油消费大国将难以承受这种负担。

第三是以色列。穆巴拉克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也是穆巴拉克本人在国内逐渐失去人心的一个原因，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以关系恐添变数。

鉴于此，西方处理埃及问题的战略可以用“既要面子又要里子”来概括。他们一方面口头上表示支持埃及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则希望埃及军方稳住局面，使埃及能够“平稳过渡”到另一个亲西方政权上台。美国手中仍然有两张牌可以打：一是美国长期对埃及军队的渗透而形成的影响力；二是埃及经济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但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简单。西方式“大众民主”的潘多拉盒子一旦真的打开，政治参与的爆炸就不可避免，其结果绝不是美国或任何一方可以轻易掌控的，这也是美国今天如坐针毡的原因所在。

从我自己的实地考察来看，阿拉伯国家，只要搞真正普选，上台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而不是亲西方的自由派势力。果然， 2012年 5月至 6月的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之后，埃及马上就陷入了伊斯兰派与世俗派不停的争议中。选举政治使然，这两大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都不妥协，结果是国家动荡，资本外逃，企业关闭，物价飞涨，犯罪飙升。2013年 7月，军队又罢免了民选出来的穆尔西总统，这导致了新的混乱和动荡，世俗派和伊斯兰派的争议愈演愈烈，大规模流血冲突已经爆发，埃及的前景不容乐观。

一些西方人士从埃及动荡联想到中国。埃及动荡愈演愈烈的那两天，我正好在荷兰参议院介绍中国发展模式。有位荷兰议员问我：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及？我建议他查阅一下西方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民调。不管中国今天存有多少问题，但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中国不是下一个埃及，而是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 30年中，中国紧紧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根主轴，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数人觉得生活有奔头。相比之下，埃及浪费了整整 30年，民生每况愈下，人民感到绝望，这就是中埃两个国家的最大差别，也是我四次走访埃及见证到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大致摸索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

埃及的问题根本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甚至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埃及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想，对于埃及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摆脱外来干预，尽早建立社会秩序，并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埃及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放眼整个西亚北非的所谓“民主浪潮”，也就是西方许多人欢呼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所谓“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三年过去了，利比亚已四分五裂，各个部落拥兵自重，整个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失控状态，连美国大使也被“民主”后的民众杀死。突尼斯虽然没有解体，但国家的经济已遭受重创，原来的世俗政权迅速地伊斯兰化。也门更是动荡不止，一个人口数量和中国一线城市差不多的国家（2 360万）同时经历了三场战争：部落间的战争、教派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政府军与“基地”组织的战争，不排斥还可能爆发也门南部的独立战争。埃及自身的形势已经复杂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埃及还面临着美国、以色列、欧洲、伊朗以及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干预，国家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埃及看来正在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恶性循环，即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就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这真是埃及的不幸。

埃及也好，其他中东国家也好，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探索。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冬”的人民最终也许会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异常艰难曲折的。

二、“颜色革命”的结局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经历了“颜色革命”的三个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让我们先从 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说起吧。这场所谓的“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先是西方主导的民调挑战了乌克兰大选的官方统计，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潮，亲西方的候选人“白马王子”尤先科据说又遭到了投毒，他俊朗的脸庞迅速变丑，肤色发黑，脸上布满了疙瘩。“毒药事件”无疑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最终，打着和平抗争旗号的“颜色革命”中，尤先科赢得了选举，西方为此欢欣鼓舞。之后不久，尤先科的脸也奇迹般恢复到“白马王子”时代（确实有人怀疑阴谋论）。

这场“颜色革命”成功的背后是欧美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反政府的所谓“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以选举公正的名义，迫使当时的政府不能对示威民众动粗，内务部派出的军队后来也被召回，军队的将领纷纷倒向反对派，政府终于妥协，宪法法院裁定大选无效，重新大选。第二轮大选，“我们的乌克兰”联盟主席及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以近 52％的支持率，战胜“地区党”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白马王子”尤先科和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形成了“双头政治”组合，分享了胜利，尤先科坐上总统宝座，季莫申科获得总理之位。但他们的团结是权宜之计，两人不久就爆发了激烈冲突，昔日盟友如同陌路。

随着内斗加剧，经济凋敝，腐败激增，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橙色革命”五年后的 2009年，经济萎缩了，货币贬值了一半，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到 2010年，即“颜色革命”后的第一次大选时，当初获得 52％支持率的尤先科只获得了 5％的支持率，在 18名总统候选人中，名列第五，远远落在昔日死对头亚努科维奇之后。美国皮尤中心 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 30％支持“民主”，比 1991年时低了整整 42个百分点。

2014年西方支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又导致了新的动乱，对立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美国与欧盟直接干预乌克兰局势，美国不满欧盟相对保守的政策，直接策划乌克兰新政府的组阁，结果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讽刺有多大！俄罗斯强势反击，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公民也投票要求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之接受了这个要求。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迅速走入低谷。

我们还有必要以中国标准来评价一下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乌克兰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从“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就一直内斗不断，乱象难绝。尤先科上台后不是抓民生，而是搞“阶级斗争”，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并跟美国一道，搞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结果弄得个国库空空。前总理季莫申科由于腐败指控被投入了监狱，国家陷入深度内斗，各种示威游行冲突常年不断。

乌克兰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加分裂了。乌克兰民众大致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西部地区与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双方都为了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上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一半黄色一半蓝色的乌克兰国旗好像正好象征了东、西乌克兰人的经济和政治归属，无论哪个人当总统，总有几乎一半的国民不高兴，而西方普选模式则在不断地加剧这种分歧。2006年年中，我曾访问过乌克兰，与独立广场安营扎寨的大学生聊过天，他们挥舞的是欧盟和美国的旗帜，心中充满着对西方世界的憧憬。其实欧盟和美国在乌克兰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反对俄罗斯的影响，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在乌克兰拉一派打一派，不断地挑拨和强化所谓“亲西方”族群和“亲俄罗斯”族群的矛盾，结果弄得乌克兰国无宁日，乌克兰恢复团结的前景已经非常渺茫。

乌克兰生产力的发展也遭受重创。去过乌克兰访问的人都会感叹：一个大国（从领土面积看，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有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有原苏联留下的深厚的工业基础（当年苏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安东诺夫飞机、 T80坦克、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和“天顶”号运载火箭都是乌克兰制造的），今天经济却一蹶不振。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货币贬值，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乌克兰是原苏联的一个富裕的共和国， 1991年乌克兰的人均 GDP比中国高四倍，而今只有中国的一半。乌克兰有“欧洲粮仓”的美称，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也非常发达。1991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抱了西方制度，许多人曾非常看好乌克兰的前景。但事实是， 20多年后的结局却是凄凄惨惨，其中有多少令人深思的教训啊！

再来看看吉尔吉斯斯坦。 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独立，前总统阿卡耶夫顺势掌权，他十分崇拜西方民主模式，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自食了西方民主的苦果。2005年 3月，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推翻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郁金香革命”，统治吉尔吉斯斯坦 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政权顷刻倒台。巴基耶夫担任最高领导人。美国政界和媒体一度对这场革命欢欣鼓舞，声称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革命”带来的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代表南、北不同地区的政治势力陷入内斗，吉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革命爆发后，吉国的事态发展与西方的预期大不一致，新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与西方的关系更为融洽。

五年不到，又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当年“郁金香革命”的民主英雄巴基耶夫，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中国不得不从吉国大规模撤出侨民。这些动荡对吉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持续至今。我 2006年曾去过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给我的感觉就像中国 1980年代的一个县城，从表面上看，比当时的乌鲁木齐落后至少 20年。西方引以为自豪的民主模式，所谓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模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复演绎，而国家治理毫无章法，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至于格鲁吉亚，情况也很惨淡。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了所谓的“玫瑰革命”，亲美的萨卡什维利赶走了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为了表彰小萨这位“民主英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专门造访了这个人口不到 500万的小国，赞誉它为欧亚地区的“民主明灯”。我在电视上多次看过萨卡什维利的英文演讲，他的英文很好，满口都是美国人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定是他赢得美国人喜欢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极端敌视俄罗斯。 2008年 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小萨竟天真地以为他可决策而挑起格—俄战争，并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果普京总统强烈反制，使格鲁吉亚完全失去了对两个共和国的控制。这场战争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格鲁吉亚经济遭受重创，虽然经济近年有所复苏，但格鲁吉亚经济脆弱性显著，多数百姓的生活没有因为“颜色革命”而改善，全国一半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邓小平评价政治制度质量的三个标准来衡量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话（这也适用于所有的“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加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总之，“颜色革命”的结果，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凄凄惨惨”。这不仅是这些国家多数民众的亲身感受，也是许多西方政府和人士的感受。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审视所谓的“普世价值”给“颜色革命”国家、给“阿拉伯之春”国家带来的深刻危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坚定地走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迈向更大的辉煌。

三、 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

谈“阿拉伯之春”也好，谈“颜色革命”也好，本质上都是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水土不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台湾。我先后八次访问过台湾地区，对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些切身体会的。一次台湾朋友问我对台湾民主的看法，我说这使我想起了 1976年大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人家对邓小平说，现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邓小平说，很好，继续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来。如果台湾愿意，它可以继续沿着美国民主模式走下去，或者说继续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彻大悟，悟出真理来，再来建设真正的优质民主。

台湾的民主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20多年的民主路一路走来，首先是经济严重滑坡——台湾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现在需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输血。 20多年前，中国大陆提出两岸建立“三通”时，台湾还不屑一顾，后来是台湾更需要“三通”了。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的发展良机。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 7个“行政院长”，搞权术平衡，不是搞经济建设，连续 8年公共投资负数，经济急剧走衰。马英九上台后执政乏力，民调支持率已低于陈水扁当年的水平，但他有一点是对的：承认“九二共识”，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这也是台湾经济的唯一出路。

台湾民主化这 20来年，正好是大陆和台湾实力发生根本变化的 20来年。台湾民主化看来办成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台独”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已经成了对大陆依赖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台独”即意味台湾经济的立刻崩溃。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才 2 300万，但今天至少有 15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这大概也算一种“用脚投票”吧。不少台湾人现在说，大陆有点像“蒋经国时代”，即一心一意搞建设，而台湾是处在“文革”时代，政治内斗不止。

台湾民主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台湾领导人选举是第一轮简单多数就决定结果，如果像法国那样，第一轮候选人得票低于 50％的话，需进行第二轮投票，也许可以更公正些，但有关的法律修改很难推进，因为程序要求太高，这也是前面所说的“程序万能论”带来的困境。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个标志是辩论公共政策，而不是辩论意识形态。台湾迄今为止还未能解决所谓的“国家认同”问题，所以选举总是成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抗。苏联当年也是国家内部的认同出了问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苏联就解体了；南斯拉夫这样搞，最后也是分裂和内战。中国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话，拒绝“国家认同”的西藏、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就会兴起，最终整个国家都会四分五裂。

台湾的腐败问题也比过去更严重了，黑金渗入了选举政治。亚洲政经风险公司 2009年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超过大陆，马英九为此痛心疾首，本想让台湾成为照亮大陆前进的灯塔，但现在台湾自己有点迷失了方向，方方面面都要靠大陆的支持才行，好在“台独”的势头已遭重创。台湾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贪婪敛财，令人发指。台湾媒体生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代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么“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有人说，即使台湾民主问题这么多，但多数台湾人也不愿意回到 20年前。谈到东欧民主质量差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表示类似的观点。其实，这样说太笼统了，历史倒退 20年，大部分人当然不愿意，但原因很复杂，比方说，20年前还鲜有手机，多数人当然不愿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世界上最愿意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马里，我 1985年去过那个国家，当时那里的医院、学校、邮局等还能提供服务，后来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连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东欧的匈牙利，民调显示多数人还是觉得 20多年前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时期比现在好。匈牙利政治巨变 20年前后我都去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问题，比方说，不要问是否愿意回到 20年前，而是问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演绎一次，你是否愿意经历这样的变革，我估计大部人台湾人和东欧人都会选择不同方式的变革。

台湾对大陆的软实力也全面衰退，我 2013年去台湾时发现大陆的电视剧《甄嬛传》火遍台湾，大陆的娱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台人民的论战，大陆的淘宝网购广受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民进党政客认为大陆正在给台湾人洗脑。想着二三十年前整个大陆都在听邓丽君、看琼瑶剧，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陆现在比较自信，台湾希望接待多少大陆游客，大陆就可以送去多少游客，今天整个台湾的旅游业主要靠大陆游客来支撑了。

有台湾学者问我，台湾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说，我自己对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作过一个评判：基本上是两种结局，要么是从希望到失望，要么是从希望到绝望。就台湾而言，民主化迄今为止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希望到失望”，下一阶段应该是“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这是因为：第一，台湾通过东亚模式早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产阶级比重还比较大。

如果当初就采用今天的模式，台湾的现代化也不会实现。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一直没有中断，这意味着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老百姓吃苦耐劳，辛勤工作，整个经济不至于崩溃。第三，中国模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拯救了台湾。经济上，中国模式带来了大陆的迅速崛起，这为台湾和台湾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政治上，中国模式通过选贤任能机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领导人更为成熟和理性。 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乱，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压力下也大声呼吁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大陆领导人权衡利弊，没有计较马英九的表现，而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如果双方都是民粹主义选出来的领导人，两岸关系恐怕就要陷入剧烈动荡了。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未来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第二，台湾法律制度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这反映了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和民主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特点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气氛。“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的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红”、“抹黄”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又蔑视法治，占领了“立法院”，冲击了“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与台湾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沉沦。坦率地说，大陆社会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从网上大量的语言暴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大陆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况会比台湾地区还要糟糕。第四，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这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等问题。

从台湾民主发展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引出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一定要突破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认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这种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来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湾在“两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中断，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特别是和大陆相比，大陆“文革”的时候把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得太多了，现在大陆已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我想如果当时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湾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种高度务实的民主，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民主。但台湾可能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机会。

第三，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 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模式推动下，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民主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结果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就领导人的素质而言，台湾媒体评论说陈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敛财；马英九则是“法匠”，从不粘锅，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我真是觉得，台湾领导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区委书记，所以中国模式真是厉害，不害怕竞争。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台湾 20来年的民主化过程也正是两岸实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两岸走向某种形式的政治安排，并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大势将不可逆转。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2013年春节前夕，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 Rein Mullerson）教授给我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 Regime Change: 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界定的民主国家只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历史中来检验，那么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那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资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对“颜色革命”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欧盟、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指定乌克兰新政府的总理人选。这些外部势力互相角逐，特别是欧、美势力与俄罗斯势力的角逐，以及欧、美势力之间的分歧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不断。乌克兰东、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失去了南奥塞两个州，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分裂和对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政治、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国势力，可以确保中国走自己认定的路。虽然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渗透，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大独立性，也有能力引领和规范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也决定了，即使在中国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内部，“中国本位”、“中国传统”、“中国利益”的影响仍然巨大，甚至还占主流，这也是西方难于撼动中国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如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资产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已经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势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国，消灭自己的对手，让西方资本的利益主导这个世界，让不受制约的资本力量吞噬中国的一切，吞噬整个世界，但中国模式成功地阻止了这种企图。中国模式已经证明它在许多方面确实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成功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深远意义所在。

[1]参见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3页。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 光荣：昨天与今天

2013年 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 Delft）瓷器博物馆。 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我说：“在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 17世纪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器，并从荷兰销往整个欧洲，当时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 iPad，荷兰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达到了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水准，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还是以宗教和上帝为主，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我告诉这位法国学者：“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中国。”

这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但今天的欧洲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然而这个事实千万不要被忘记，这对西方尤为重要，因为以我的观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学世界，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恐怕还是要回到欧洲启蒙大师当时的起点，也就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世俗的、非神权的中国。西方的新神学就是“历史终结论”，只要还是停留在“历史终结论”的蒙昧状态，那就无法真正地读懂中国，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个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叙事：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这种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叙述：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主流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与专制，而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 ·沃尔夫（Eric Wolf）曾这样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1]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

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 17— 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全新解读：一种认为古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被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也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的只是被包装成“古希腊哲学”的中东哲学、亚洲哲学，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来自中东地区，属于亚洲，而非希腊，虚构古希腊史的目的先是为了创建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是为了“替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有古希腊文明，那也多亏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使它衔接上了已经消失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本身也都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 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在学界引起相当的震撼。他追述了欧洲学者从 18世纪后期到 19世纪初期通过古希腊的塑造来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们“迅速地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本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 Tyre）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换言之，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东方的一部分。马丁 ·伯纳尔进一步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2]

学者钱穆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称“城邦国家”）松散组成的，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二十来万，小于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 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 000万，与公元 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 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 000多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 476年），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一般认为到了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才开始摆脱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各个朝代甚至民间都广泛地认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认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标志的话，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当然，这里“现代”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称的“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阶和职能严格划分、官员升迁依照能力标准。福山说：“坦率地讲，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 3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 1 800年。”他还说过，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福山的解释是客观的，某种意义上，这对“欧洲中心论”也是一种解构。[4]

古希腊在建筑艺术上成就辉煌，但我去过埃及，也去过希腊，比较古埃及和古希腊两地的古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希腊文明的埃及渊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雅典娜神庙的大理石柱廊是仿效古埃及神庙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学者陈平还从古埃及古希腊的建筑中读出了政治，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更可能是一场灾难。雅典城邦在公元前 5世纪，花了 17年时间修建了壮观的雅典娜神庙，但当时的雅典城邦只有 20来万人，如果比较中国人口的规模和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代价，那么雅典娜神庙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大概百倍于中国，而雅典娜只是雅典人寄托战胜敌人愿望的神，建设神庙的目的是为了鼓舞自己，阻吓敌人，但后来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雅典先后被斯巴达、马其顿、罗马打败和吞并。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务实得多，修筑长城和开挖大运河虽然也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确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雅典娜神庙为代表的古希腊建筑艺术至今令人赞叹不已，但不幸的是它们都建在火山带，显然无视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建筑也反映了古埃及古希腊文化中刚性易折的一面，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理念相距甚远。

此外，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欧洲当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尽管欧洲在建筑、艺术等领域内成就巨大，但整体而言，欧洲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列出了几十种 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重要技术，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龙骨车（比欧洲早 15世纪）、石碾（比欧洲早 13世纪）、铸铁（比欧洲早 10—12世纪）、风筝（比欧洲早约 12世纪）、弓形拱桥（比欧洲早 7世纪）、独轮车（比欧洲早 9—10世纪）、弓弩（比欧洲早 13世纪）、深钻技术（比欧洲早 11世纪）、活塞风箱（比欧洲早 14世纪）、瓷器（比欧洲早 11—13世纪）、河渠闸门（比欧洲早 7—17世纪）等。[5]

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而进入了“黑暗时代”，主要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扼杀，导致了欧洲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展现了对人性的重新重视，所以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黑暗，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明清的“文字狱”等。但总体上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比基督教包容得多，基督教神学的那种绝对排外与儒家“包容并序”的理念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持续了上千年，至今都阴魂不散（从亨廷顿所表述的“文明冲突”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西方今天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本质上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相比之下，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规模不小的“文字狱”，但中国鲜有种族灭绝、宗教法庭和长达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形成了不同宗教长期共存、儒释道互补、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而不同”的统一国家。

究竟是什么力量率先打破了欧洲的停滞与黑暗呢？不少学者经过详细考证，提出了一些颠覆西方主流叙述的观点。约翰 ·霍布森指出：“在 7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致地中海实际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内湖，西欧成了亚非全球经济中的海隅一角。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发展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 ”[6]加拿大学者格温·戴尔（ Gwynne Dyer）在《战争》（War）一书中强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文明从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伊斯兰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说，亚洲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欧洲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同时，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得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正如贾雷德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7]

比较 15—16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35％左右。欧洲中心论者把 15—16世纪称为“伟大的航海时代”，但比较一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郑和宝船（1421年）长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比 80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百倍。欧洲与中国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别更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多次感叹：“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认字书写的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是书籍了。”加文·孟席斯在《 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 2 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 4 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 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 12本书，其中 8本还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论，欧洲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 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也不会相信。[8]

文艺复兴 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学者朱谦之指出“在 13至 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9]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的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中国的纺织技术和造纸等技术也可能是经过意大利传到欧洲的。 13世纪十字军东征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马可 ·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他回到欧洲后出版的《马可 ·波罗游记》涵盖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大利乃至后来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引起了轰动，西方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绝不会亚于中国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国图志》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震撼。学者莫里斯·科利思（ Maurice Colis）认为《马可 ·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10]马克思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11]其实，不少“欧洲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中国对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上面谈到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对话和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的馆藏都是这段历史的很好注脚。了解 17世纪的荷兰很重要，因为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引进东方物产和知识的结果。哈罗德 ·库克（Harold J. Cook）在《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和科学》（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书中明确提出：荷兰的文艺复兴可能首先是东方文明在荷兰的复兴，而不是什么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于荷兰来说，所谓“自然的知识”大致就是指通过航海获得的来自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特别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园术、矿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种知识、印度的药用植物等等，这些与欧洲的“宗教知识”相区别的“自然知识”，极大地增加了欧洲人的审美和生活品位，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造成了荷兰 17世纪的文艺复兴，并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12]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自己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 3 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 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13]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与欧洲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种世界文化。[14]

我本人在法国东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前后居住了十来年，我住的地方离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故居约 10分钟车程，属于同一个县，这使我有机会多次参访了伏尔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点欧洲启蒙大师的灵气。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还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他们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东方世界。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 ”“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质疑欧洲的君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天”和“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一种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种潇洒；将之总结为经验，则是一种审美”。[15]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社会安定得令人羡慕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剧中的人物来推崇中国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他认为中国把有知识的人当做贵族来尊敬。伏尔泰在 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中的“古代与现代”（Ancients and Moderns）词条中说：“中国人早在 2 000多年前，就筑起了长城，但却没能抵挡得住鞑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这个词条中，伏尔泰问道：“有一个彻底摆脱迷信的民族吗？这等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有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国度吗？有人说在中国就没有迷信。也许哪一天，我们欧洲也会有几个城镇能摆脱迷信。”[16]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论》一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高度评价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他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 16、17世纪开始，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17]

托克维尔曾说过：在漫长的 16—18世纪，仅德意志就被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瓦解为 314个小国（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清朝确立，康乾盛世开始）。1681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直到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才被归并为 39个有主权的城市国家，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欧洲分崩离析状态的一部分。从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大一统看做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18]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国家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地”统治。对于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的重视，对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袭的科举制度，他们都非常敬重。在他们眼中，中国没有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事务。经济上也一样，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就是中国。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 ·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 Francois Guesnay，1694— 1774），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魁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税收的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 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为”概念翻译而来。

魁奈和米拉勃（ Mirabeau）合作，在 1763年出版的《乡间哲学》（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书中，就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对农人的支持和对来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里常见的劳作场景。康熙十分赞赏古代流传于世的《耕织图诗》，曾令宫廷画师绘制了“耕图”和“织图”各 23幅，并为每幅图赋诗一章。其中有“从来蚕织女功多，当念勤劳惜绮罗”等句，显示出康熙对织女劳作的认识。后来雍正和乾隆两朝也几度临摹这套画作，表现出他们对耕织的重视。中国皇帝的这种亲耕仪式，给了欧洲宫廷很大的启发。路易十五在 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在 1764年也亦步亦趋，亲自参加了表示亲农近民的耕作仪式。[19]

这两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走红，但许多人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大谈所谓的革命容易发生在社会繁荣的时候。细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注意到作者对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的一段描述。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整个漫长的 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20]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即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忠于普鲁士皇帝的欧洲中心论者和集权主义者。他们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终止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21]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

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多数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契约论”。荀子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学者赵鼎新认为“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这种“契约论”从提出到实践都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相比之下，欧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和绝对专制。[22]

其次，与中国“天命论”相联系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卡尔 ·宾格尔（ Karl Buneger）认为，“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23]

第三，与中国这种“天命观”相联系的是选贤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 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在欧洲土地则大都属于封建领主；中国当时是小农社会，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小农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度远超农奴。

那么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欧洲从 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要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本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后来也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从与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非英国本身。他说“英国 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 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24]中国被打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也是英国人控制的。

三，与第二点相关，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 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就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明清两朝，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国时期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由银本转向金本位，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25]

当然，第四点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朝廷后来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使中国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换，而是以军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并以军事侵略和金融扩张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军事和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不时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战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 1949年 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 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财政体系。这无疑是五百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中国也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而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我们为有中华文明这么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承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也为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有识之士也高度认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定力。 201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中国时表示：“我依然保持乐观。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都已成过眼云烟，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经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兹特克人——可是中国还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全国同一的宗教，但是他们有一位道德导师孔子，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福气所在。”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如是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 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天降大任”的国家，它应该承担起自己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责任，特别是与各国人民一起去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的世界新秩序。

二、 放飞梦想：三种情怀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一个场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那年的 5月 19日，举国上下为罹难同胞默哀，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民众在仪式结束后仍迟迟不愿离去，他们挥舞国旗，大声呼喊：“汶川，顶住！四川，挺住！中国，加油！”这种场景可能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展现的是特殊的中国情怀。确切地说，是中国人那种“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和“天下情怀”。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梦”，我看也寄托了这样三种情怀：首先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可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怀，因为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中国人重视亲情与和睦关系，中国人还把对家庭的感情和责任扩展至整个家国和天下。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就是由“国”和“家”组成，表达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独特感悟和理解。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衍生出一整套思维和生活方式，例如“舍己为家”、“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的儒家信念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可谓“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非常关注国运的昌盛，认为国家的安定富强与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这种感受也是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国破家亡”悲剧后形成的集体历史记忆。可以说，“中国梦”是一种“国梦”和“家梦”的结合：国好，家才好；国糟，家也糟，“国”和“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种家国情怀，对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一种超越。它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比西方更加温馨，它使我们的社会总体上比西方社会更有活力和凝聚力，它在过去 30多年中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它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具备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巨大能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家国情怀下的爱国主义，对于西方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超越。综观西方列强的发家史，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而绝非他们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西方列强都是通过自己的民族主义来凝聚民心，形成了民族国家，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宪政民主。他们的国家也大都脱胎于民族战争，西方列强的国家当时几乎都是战神的化身，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往往通过自由主义得以放大，变成歇斯底里的民族帝国主义。西方通过民族主义发达起来之后，却采用自由主义来打击后发国家的爱国主义，以此来瓦解别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中国有些人也极力把“爱国”这个词在中国污名化，但这种努力最终将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中国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超越了西方话语的诠释力，中国人“国”的背后是视“国”为“大家”的无数“小家”。中国人“国家”的观念与西方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年而没有中断文明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国家”。

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内涵也因此而远远超越了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的解读。中国人爱国主义既是爱一个国家也是爱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长江、黄河、珠穆朗玛峰；是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屈原、岳飞、文天祥、毛泽东；是普通话、四川官话、广东粤语、上海方言；是万里长城、北京故宫、桂林山水、陕西兵马俑；是川菜、粤菜、鲁菜、淮扬菜；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武夷岩茶、洞庭碧螺春；是《梅花三弄》《高山流水》《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是四合院、广东骑楼、徽派大院、江南民居；是昆剧、京剧、粤剧、黄梅戏；是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战、台儿庄血战、抗美援朝；是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神舟号飞船、高铁四纵四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等。这是一种包容性极大的、既有个人志趣又有人类情怀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百年最大的精神力量之一也是爱国主义。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主张，只有与爱国主义结合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五四”至今却有一批自称代表着“普世价值”的文人墨客极力抹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他们只能代表少数人，代表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的某些外国势力。没有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可能在 1949年完成民族的建国大业；没有爱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爱国主义，中国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个爱国主义的逻辑将在中国崛起的未来岁月中继续不断得到展现。

二是“大国情怀”或者“大国梦”。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大国都有自己的大国情怀，但中国人的大国情怀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来内忧外患使中国跌入低谷，但通过中国人民长达百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说过：中国渴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不呢？他们再次觉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就是中国，而不是西方的一分子”。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实现民族复兴之梦，中国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也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中国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未来。

“大国情怀”也意味着中国梦的提出包含了中国自己的“大国意识”，这种“大国意识”还包括话语自信、价值观自信、发展模式自信等。我们应该向世界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我们还要打通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国近代史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打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确立中国作为新型全球大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定位。

三是“天下情怀”或者“天下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人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如果不超越美国，“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也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情怀”。随着“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人要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从贫困饥饿到气候变暖、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从金融危机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今国际秩序的各种困境呼唤中国人拿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中国人的“天下梦”应该包括这样的胸襟和关切：我们应该为国际治理中各种主要问题的解决、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创新、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与繁荣的世界，提出自己的主张，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历来有“王道”与“霸道”之辩。“王道”的核心是“仁政”，“霸道”的核心是强权政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迄今为止的逻辑都是“霸道”逻辑。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美国喜欢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国家往往不择手段，它可以政治上打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诱导、文化上渗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保留直接军事干预的权利。中国历来主张“王道”，但它从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个道理：“王道”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王道”就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任人宰割的绵羊。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之上协和万邦，实行“王道”，履行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有所作为，更多地主持正义和公道，那将是一幅无比美好的未来图景。中国确实是最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王道”的国家。从人类历史的大势来看，霸者可以气势汹汹于一时，但终将因为“霸道”而走向衰落，而实行“王道”者终将得道多助，赢得最为广阔的世界。

三、 放飞梦想：三个维度

梦是一种升华。平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梦中实现，而平时已经初步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放飞梦想来展望未来。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放飞梦想，使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探讨获得一种新的升华。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来展望一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光辉前景：

在政治领域内，通过我们持续不懈的努力， 10—2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许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模式将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关注、研究和学习；中国话语也将顺势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势话语，这一切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未来的变革。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但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中国所有改革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在百姓财富上，在社会保障上，在人民的满意度上，在其他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大都超越美国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人道、更繁荣、更美好的社会。现在我们比较谦虚，我们使用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也许可以省略，世界上估计还会有“瑞典特色社会主义”，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但多数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能指的就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主流社会主义。邓小平过去说过，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最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这个目标看来正在稳步实现之中。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创造的协商民主模式、新型民主集中制模式、“选拔 +选举”模式、比较强势而中立的政府治理模式、“选贤任能”和“人心向背”理念、“民意”与“民心”的理念等等，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国话语也将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张正义，更多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作出我们的贡献。我们将从中国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我们要指出：弱者要努力变成强者，但强者不能因为自己强就可以打人，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西方一直鼓吹的“民主与专制”范式将被“良政与劣政”范式替代，大多数国家将意识到，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的成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领域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和幅度都为世界之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将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学教科书将因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改写。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结合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既发挥了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了社会主义原则下的普遍公平，它超越了西方的主流经济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诠释能力。它创造了世界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经济体，同时还有效地避免了西方国家所经历的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如果沿用上面所说的佛教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佛教的比方，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大部分都能实现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实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化。

中国过去 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把中国模式和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结合了起来。只要我们坚持这条道路，它就会继续产生巨大的人口和规模效应。以电子商务为例，网购在西方还是个人行为，而在中国，它已经成为数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未来几年内，中国最大的一两家公司的网购和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就可能超过整个美国的网购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同样，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内，中国的人口效应将大大降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领域行业内引领世界的能源革命。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产生了“准发达国家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高度良性互动。中西部地区正在重复沿海地区前 20年的奇迹，估计 15—20年后，我们的内地也将变成比较发达的地区，推动整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质量都走上更高的台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规划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许我们可以用“发展管理”（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能力。这可以与西方发明的“公共管理”相对应。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宏观稳定、微观放活、社会托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中国“发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中国的大学应能开发出一整套“发展管理”的课程，就像今天大学开设的“公共管理”课程那样。中国今天的宏观调控也早已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范畴，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中国政府可以采用的手段远远超出了凯恩斯所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还拥有其他许多国家不具备的一些“工具”，如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和战略资源、一大批表现不俗的大型国企等。它们使中国政府拥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个挑战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中国金融业这些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抵御住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成绩已经很了不起，我们要充分地加以肯定，但我们主动进攻似乎还不够。学者陈平曾建议利用中国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在上海建设一个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有好的项目，需要发债筹资，可以到这个市场上来做。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实行定量宽松，不断转嫁自己的危机，美元总体上还在不断贬值，通过建设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我们也许可以形成某种中国人可以自己掌控的美元财富管理机制，我们不能老是让美国出牌，我们接牌，这样就太被动了。

如上所述，历史上西方打败中国主要靠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军事，一个是金融。欧洲从 16世纪开始，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仗，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结果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就欺负和征服别人，扩展殖民地，把中国也打败了。但是通过这 60多年的努力，我们确实赶上来了，我们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上已经没有国家敢侵略中国。但是在金融这一块，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中国之后，马上就要签署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后面的支撑体系是英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当年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都是英国人控制的。到了今天，西方还是控制着世界的金融体系，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金融领域内我们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我们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民币已经超过欧元和日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第二大的融资货币，人民币已开始大规模地走向境外，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可以换人民币，因为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资本市场开放也有严格的控制。是不是我们要在金融这一块也要试一试：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不说打败人家，但是至少是赶上或者说是达到一个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水平。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外汇储备，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做，恐怕也不行。现在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试点，希望能够成功。如果最终证明这个做法不行，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法来做。也许我们就自己这样发展下去，人家迟早要来承认我们的货币，不必操之过急——我们是一个贸易大国，谁都需要人民币，甚至需要很多，最终全世界都会接受人民币。

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例如，法国就有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手中握有对付美国的“金融原子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曾私下问过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陆克文：中国今天已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何才能对中国强硬呢？换言之，西方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一旦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影响力。但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好像还不多，今天的中国需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看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把我们的资产盘活，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其成果一定会产生震撼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和外交都有积极意义。

我们要有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思路，建设中国的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思路，能不能做到，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发展国防科技的经验。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是聂荣臻元帅，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积极防御，进攻性地防御。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 1964年试验成功的，但聂荣臻早在 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要搞洲际导弹，防空导弹将来要向反导弹系统发展，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我们在金融业内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当年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想？在金融这个领域内，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使我们的金融业和我们的金融创新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科技发展、新能源发展等。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最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离不开中国金融创新和超越。

在社会领域内，我们将创造一个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奋发向上的社会，我们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和中产阶层；我们将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我们将拒绝西方的“社会—国家”对抗模式而选择中国文化本位的“社会—国家”互动模式。中国社会变革的规模和速度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中国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可能超过西方人两三代人所经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是最充满活力和变革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这与西方社会总体下行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普通人的国家，一个普通人感到比较自由自在的社会。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国家是贵族、富人、有产者创建的国家，而中国是无产者和普通人创建的国家。西方有产者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然后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建立起富人主导下的法治社会，规范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然后通过上百年的努力，逐步使更多的人群也进入中产阶层。这种富人建立的社会有其长处，它比较井然有序，比较按部就班，什么都有章可循，还有一点贵族的雅气和傲气；但这种社会也有自己的弱点，社会利益集团严重固化，社会缺少活力而停滞不前，穷人和普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凝聚力日益走低，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犯罪率普遍走高，现在又难以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中国这种普通人社会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平民主义文化，它体现在两千多年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中，也体现在“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古训中。中国人较快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理念也和这种平民主义文化传承有关，因为社会主义注重平等。中国平民主义社会最终形成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宋朝，因为从中唐到五代数百年战乱毁掉了汉代传到唐代的所有世家大族，整个社会阶层重新洗牌。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到宋代走向成熟，科举制度虽然形成于隋唐，但当时的权贵的一些特权还是受到了保护，最有名的就是“门荫制度”，允许对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当时的中举者也大都是士族。但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真正成了入仕的最主要通道，其他功名利禄的途径均被关闭。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6]

中国属于平民社会，这大概是中、西方社会的最显著区别。在英国，一个人看哪一类报纸大致就可以代表你的阶级身份，如果你是上层，你读的应该是《泰晤士报》之类的报纸，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看的应该是《太阳报》这样的报纸，大家各就各位，心安理得，井水不犯河水。在中国，从出租车司机到共和国的部长，大家都看《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平民社会的利弊都很清楚：从利的方面看，它充满机遇和活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彩万分；从弊的方面看，它真是有点乱，有点失序，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从过去 30多年的情况看，中国任何一种耐用消费品，从空调、彩电、电冰箱到车子、房子（如果也能算耐用消费品的话）几乎都在十年之内普及了，背后是绝大多数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行动，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和从众心理，你有的，我也要有，差距不能太大。

最近出现的“大妈”现象给全世界来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大妈管着全家的钱财（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妇女），50来岁已经退休，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投入了市场经济（中国世俗文化的表现），购房产，炒股票，抄底西方黄金市场，还加入了世界大串联——从港澳台境外游到欧美自由行。这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民众经济”现象。中国“大妈”不懂西方经济学的深奥理论，但从常识判断出发，就敢全身心地投入战斗，说出手就出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虽然失手不少，但还是矢志不渝，甚至还屡屡得手，当然被套住的也不在少数。国际黄金市场上，中国“大妈”与华尔街金融大鳄对局，好一番棋逢对手， dama一词也随之迅速地融入了英语金融词典。

一个平民社会的最大看点就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化复杂为简单，把一切“高端大气上档次”变成下里巴人，于是西方的宫廷舞变成中国的广场舞，西方的古典音乐变成了中国的通俗音乐，西方的五线谱变成了中国的简谱，还有中国式过马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我怕谁。西方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为你点评政治局最新会议及人事变动。一个平民社会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土气和市井气，缺一点优雅，但不乏精彩；看上去乱一些，但乱中有序。感觉好的人觉得这种社会“爽”；感觉一般的人觉得这种社会有点“乱”，但机会还真“多”；感觉差的人也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圈子，自娱自乐，不跟你掺和。

当然中国人有伟大的抱负，我们不满足只是一个“活力社会”，还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用这样的标准，中国社会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从乱穿马路到排队加塞，从诚信缺失到道德滑坡，我们要正视并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像抓酒驾和“计划生育”那样认真地去做，那我们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不要悲观，很多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 13亿中国人一下子都被带进了市场经济，七八亿农民一下子被卷入了城市化，这样迅速变动的社会难免出现种种不适应、不到位、不规范，甚至不健康的现象。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上，没有国家能避免这种情况。好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我们普通百姓身上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好好理解和感激，如勤劳、向上、平和等品质。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在劳作、在忙碌、在充电，在力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勤劳向上的基因所致，这也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发展、人民生活可以如此之快地改善的关键原因。我们的民风总体上平和，这也是中国社会最宝贵的一个特质。我多次说过一个假设，如果今天晚上上海（或任何一个中国大城市）、巴黎、纽约同时停电的话，我估计巴黎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一到两倍，纽约的犯罪率会比上海高三到五倍。这本质上是民风决定的。在中国，你可以把车开进任何一个小镇，任何一个村庄，你有安全感，而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些优雅，缺少一些秩序，缺少一些温馨，缺少一些温良恭俭让，尽管我们的文明中一直含有这些元素，但长期的贫困、资源短缺、战争赔款、政治运动、过度的市场化倾向等等，造成了我们的问题：一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就被迫赔偿日本 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到了 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中国，我们又赔偿 4.5亿两白银。至此，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地步，贫穷又带来了更多的饥荒、战乱和民风败坏。我们政治运动中歌颂无产者的文化也曾经走火入魔，“文革”中，优雅、秩序、温馨遭到全面批判，连一天刷两次牙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我们今天所有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总体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和学会市民生活应有的规范。

建设“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需要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起来了，但一些好习惯还没养成，这些习惯需要教育，需要驯化，需要熏陶，需要时间和投入。好在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首先体现在人民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国人的积极乐观精神在一个又一个民调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皮尤中心 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 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为 31％和 25％。英国的 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 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 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 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我想这里的“理想国度”应该就是“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三者之和。

我把中国社会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锦上添花”。我们改革开放的前 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个社会实现了相当高水平的温饱；现在进入了“锦上添花”阶段，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社会建成一个“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逐步成为主流价值，“温良恭俭让”将逐步成为社会风气，“真、善、美”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坐标：“真”就是真诚；“善”就是与人为善；“美”就是秩序和优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态文明。我们把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浓缩到 30来年之中，但当我们的硬件全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软件建设也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远大。如果说过去 30多年，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经济，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让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致乃至完美，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四、 超越：思路与经验

过去 6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赶超”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教训，正因为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过去 30多年，中国“赶超”的步子比较稳健和扎实，展示了很强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这次是真的”。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的底蕴、中国的红色传统、西方的有益经验。这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使我们深化了对“超越”规律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经验。我这里总结出四条思路和经验，这样的思路和经验还有不少，但我认为把握好这四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超越”西方的目的。这四条思路和经验是：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首先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 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 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了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 3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 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二，组织起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 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 300万左右，到 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 2 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 4亿，约为美国的 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不可三日无君”。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中国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缺乏，中国还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西方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中国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他们企图搞乱中国。当然，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将以失败告终。 2010年上海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我去参观了三次，发现了两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世博会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感到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达数十万，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这种保洁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晚上 9点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管理出租车的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就是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就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都抢着上车。车不算少，但混乱局面一直持续着。前一个例子说明：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并可能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数字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归“一盘散沙”和“内斗四起”的局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我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就越觉得世界上各个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与短处，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来的，即每个国家都有相对而言可以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它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贸易活动能使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里无意评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种假设，而只是借用“比较优势”、“比较劣势”这些概念来说明：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想要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 –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况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 100年之后我们可能还是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试验了 20多年，但总体效果令人难以乐观，贿选情况极为普遍，家族影响处处可见。台湾地区的选举年复一年，但黑金政治仍是棘手的问题。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我们现在做的就比他们好，而且好很多。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别人之长，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选拔 +（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而且是以选拔为主，选举作为重要参考，这就产生了一种既高于我们过去那种光是依赖选拔的制度，也高于西方那种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中国人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制度创新和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这样做的。西方自称其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了革命之后，由富人建立起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我们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参与并建立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艰克难，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万分。过去 30多年，至少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整个国家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规划能力。总体上中国的这些能力均超过西方。以整合能力为例，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利益的分化，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分化，从过去 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模式在整合国内外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模式更胜一筹。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较强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产业竞争。

西方企业界对中国特有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感知颇深。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 CEO的调查中询问：您认为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这些企业老总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第三位，得票率 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7]

回想一下过去的 60多年，中国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灾难过不去，“文革”的悲剧过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等等。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关键是我们能够“组织起来”，我们的组织、整合和规划能力比较强，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展现了中国人这个特点：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东西南北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加在一起还大，中国今天“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 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在更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第三，综合创新。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差别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克里米亚 2014年宣布从乌克兰独立出去，背后就有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印度的佛教传入后逐步与中国的儒学、道教互相渗透，互相综合，最终形成了儒、道、释“三合一”的中国传统。相比之下，欧洲的延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的综合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宗教战争的悲剧。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长于综合，长于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应该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南怀瑾先生曾这样描述中国的综合文化传统：

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28]

当然，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情况类似，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少等原因，综合文化在中国和西方都比较普遍。中国的《易经》《道德经》《大藏经》等典籍都属于“综合”性经典。同样，西方的《圣经》、罗马史诗等也可以算是“综合”性经典，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欧洲社会也是“综合”性的社会。

进入近代后，西方首先出现了“分”的趋势，最大特征是生产分工的细化，学术学科的分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也日益分离，在现代化基本完成后，西方大众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也相对区隔开来，政治一般不会过分地影响经济。但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再综合”的大趋势，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大潮本身就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与“整合”，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使“综合”与“整合”的成本大大降低，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并迅速地进入了大数据时代。从科学角度看，综合与分析相对应。自然科学从“综合科学”走向“分析科学”，现在又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走向“再综合科学”。

中国人综合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人的学习传统。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从“推陈出新”到“独辟蹊径”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传统。历史上，我们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就像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今天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今天变成了中国的国球，西方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理念也中国化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借鉴了国外大量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和西方国家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了美国在金融领域内的经验，日本、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方面的经验，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在房产开发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地照搬外部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别人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民情国情进行借鉴甚至创新。

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失去自我，这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的“赶超”经验。我们在借鉴别人之长的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综合创新，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高铁建设。我在《中国震撼》中曾这样描述过：“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 30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29]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我们过去 30多年的最大成功几乎都是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经展现了独特的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法律领域，我们继续推动依法治国，把“法治”与 “德治”结合起来，并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

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说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近代史上提倡的是“和魂洋才”，都有其道理，但我们再回头看，毛泽东主席说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眼光似乎更远，气派也更大。毛泽东主席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复兴是“本”，其他都是“用”，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借鉴，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从外部世界汲取智慧，让这一切为我所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用”，这也应该是我们综合创新的真正要义。

第四，上下策结合。我们的古人是很有智慧的，谈决策，一般都分上上策和下下策，甚至分为上、中、下策。这对我们探讨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也是富有启迪的。我们在上下策结合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思路和经验，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总结。前面在讨论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时，已经提到了丘吉尔所说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大概就等于中国人所说的“下下策”，而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意味着我们还要追求“上上策”，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选拔出一流的治国人才。丘吉尔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有一个“托底”的安排，它至少可以保证通过定期选举，使应该走下政治舞台的领导人走下这个舞台，从而不大会出现像埃及穆巴拉克执政近 30年这种体制僵化的局面。

从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视角来看，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安排中已经具备了“下下策”，这包括领导人的任期制、退休年龄限制（西方很多国家还没有）、集体领导制度（西方国家普遍没有）。换言之，我们的制度中已经确立了比西方制度还要周全的“托底”安排。但除了这种“托底”的“下下策”之外，中国人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还包含了对“上上策”的追求，也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把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人选拔出来。邓小平当年汲取了“文革”的教训，在中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制度来锻炼和培养优秀的领导人，并作出接班梯队的安排，确保“上上策”得到落实。前面提到的中国最高决策团队，至少需要两任省部级的工作历练，就是一个例子。总之，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已经是一种“上下策结合”的制度安排，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这种制度创新，虽然还可以继续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那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

推而广之，“上下策结合”可能是我们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条普遍思路和经验。比方说，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凝聚力，既要靠“法”的他律，也要靠“德”的自律。我们现在讲“法治”，这也是西方普遍的做法，指的是守住社会的底线。从西方法治社会的经验来看，法治社会的最大长处是办事有章可循，违法行为成本很高。“法治”做得好，可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中国在走向法治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人说，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这是不公正的。中国是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法治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情况还广泛存在，在落实“法治”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法治”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法律的制定有滞后性的特点，这会造成某些领域一时无法可依的情况，滞后性也意味着法律难以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及时反应和调整，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处于大变革的超大型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还要提倡“德治”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德治”呼唤人们从内心出发，规范自己的外部行为，这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德治是社会治理的“上策”，“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下策”，是保底的，但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社会才能真正治理好。一个社会崇尚“德治”，把“德”内化成了自己精神品格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就会很低，幸福指数就会很高。有人说，“德治”属于“人治”，这是不确切的，“德治”不是“人治”，而是“人本政治”，是人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品格、道德和行为。西方社会其实也有“德治”，这主要指宗教传统所产生的道德规范。但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法治”早已压倒“德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治社会变成了“律师治理”的社会，而律师自己又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诉讼甚至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带来的困境就是社会治理成本极高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不公，因为富人总是可以花更多的钱聘请更好的律师团队，他们胜诉的可能性也明显大于普通人。另一个问题是法条主义，也就是我与福山辩论时提到的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有些事情涉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保留在法治的精神下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像美国华尔街金融大鳄那样给美国人民的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后，还要根据原来的合同拿高达上亿美元的奖金，这种“法治”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是难以接受的。

有人认为法律属于万能的东西，社会要正常有序地运作，它就必须完全在法律控制之下。也有人认为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法律而没有道德规范的世界一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危机四伏的世界。世界的现实告诉我们，光靠“法治”，或者光靠“德治”，一个社会都无法良好地运转。光靠“法治”，很多人就会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一时还没有法律规范的领域就会乱象频出；同样，光靠“德治”，没有足够的法律约束和威慑，一个社会的犯罪成本就会非常之低，最终导致社会治理状况恶化。一个社会唯有把“法治”和“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良好地运作。这种“上下策结合”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治理成本更低、社会更公道、社会生活更自然也更人性化的社会，这也是一种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社会。

在政治领域，中西方在观念上也有一个巨大差别，这就是学者王绍光提出的“政体”与“政道”的差异。西方历史上一直关注“政体”，而中国历史上一直关注“政道”。“政体”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序，西方人士觉得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框架。西方总是把这个框架套到我们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上，但显然解释不了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与此相对照，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讨论“政体”，中国人讨论的是“政道”，如“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表述。“正道”的重点是治国的理念和目标。西方人相信“政体”决定一切，中国人则认为“政道”才是治国的关键，无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讨论的都是“政道”，讨论的都是如何实现治理国家的最终目标。中国人从“政道”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治国方法。至于“治国方法，该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有时候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候强调有为而治，有时候强调礼，有时候强调贤”。[30]

这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可能源于历史上双方治理版图的差异：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的城邦大概只相当于中国村镇的规模，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中国国家的规模一直比较大，政治家很少会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政体，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并围绕这个目的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的制度安排也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政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制度等，都是围绕中国的“政道”而形成的。

如果用“上策”与“下策”的框架来分析，那么确立什么政体，一党制还是多党制还是无党制，这相比于“政道”，应该属于“下策”问题，而你这个政体要通过什么方式，实现什么目的，这属于“上策”的问题。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一个关键就是如何使两者都得到兼顾，但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从“政道”出发来理顺“政体”，而不是相反，更不能像西方那样只关心“政体”，而不关心“政道”。从中国人的观念出发，后者是本末倒置。这种“上下策结合”看来也是中国政治治理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关键所在。从“政体”出发，西方民主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个国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结果西方民主模式日显“教条”和“僵化”。与此相对照，中国民主建设把重点放在“目标”和“结果”上，大胆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 “形式”和“程序”，结果是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关于如何评估政治制度质量的三条标准也是“政道”：“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1]如前所述，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采用西方模式的“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表现都属于“非常糟糕”。用这三条标准来评判西方国家，那么他们多数还算稳定，虽然不如以前，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有老本可吃，有过去数百年财富积累（包括大量的不义之财）和制度建设的本钱，而后两条，大部分国家也没有达到。他们的人民不是更团结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他们社会分裂的情况比过去严重了，他们的经济也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

我们讲的“民意”和“民心”本质上也是一种“上下策”关系。中国人有自己的政治哲学理念，尤其是“民意”和“民心”这两个概念。“民意”一般指公众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意愿；“民心”则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得其心，斯得民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讲“民心大如天”，也就是说“民意”很重要，但“民心”更重要。“民意”有时候可以反映“民心”，有时候不能反映“民心”。在今天这个自媒体和微博的时代，“民意”甚至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发生变化，但“民心”一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民心”反映的应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民意”与“民心”的关系也是一个“下策”与“上策”的关系，两者要结合起来考虑才行。一流的治国应该力求从“民心”出发来把握甚至引导 “民意”，而不是简单地被“民意”牵着走。治国成功的关键是把握整个社会的“民心所向”。这些年中国政治虽然有时也有民粹化的倾向，但与西方相比，我们总体上的政治定力还是比他们大，所以我们取得的成绩也比他们大得多。

西方“选举政治”使然，政客倾向于拣选民愿意听的话说，结果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只求自己选票的增加，只图众人一时的喝彩。西方国家今天几乎都是债务深重的经济，这与政客无原则地向选民承诺各种福利有关，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在过去 30多年里，即使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压力，中国执政者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坚持了“民心治国”。这使中国得以进行中、长期的规划，甚至为下一代的发展进行规划，从而避免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最多只能规划一百天或者只能规划到下一次选战。这种“民心”与“民意”结合起来治国的中国模式，明显高于光是依赖所谓“民意”的西方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可以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条重要的思路和经验。

[1]引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 2页。

[2]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郝田虎、程英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3]《汉书·董仲舒传》。

[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科林·罗南改编，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83—84页。

[6]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 36页。

[7]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 278页。

[8]加文·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永刚译，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5年。

[9]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4页。

[10]Maurice Collis,“Marco Polo”, Collier’s Encyclopedia, vol.15, p.38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427页。

[12]转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 85页。

[13]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 236—238页。

[14]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266页。

[15]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年，第 74页。

[16]同上，第 74—75页。

[17]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 196—207页。

[18]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 238页。

[19]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第 77—78页。

[2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 203页。

[21]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引言。

[22]见赵鼎新：“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 1期。

[23] 同上。

[24]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25]见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 328—336页；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 138—198页。

[26]钱穆：“理学与艺术”，见《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北：台湾书局， 1974年，第 2页。

[27]见吉利恩·泰特：“中国共产党：美国 CEO的榜样”，载《环球时报》，2012年 5月 21日。

[28]南怀瑾：《禅宗与道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3页。

[29]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第 115页。

[30]王绍光：“中国的治国理念与政道思维传统”，见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第 325—328页。

[31]同第 192页注释 !。

结论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从《中国触动》到《中国震撼》再到《中国超越》，这是我走访百国，思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心路历程。我想把各种相关的问题思考得尽量全面一点、透彻一点，使自己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能真正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对得起这个时代，也对得起自己。中国崛起到今天这样，绝不能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了，那是要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大错的。我们的国家还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取得的成绩远远大于我们的问题，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彪炳史册的，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来自信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最终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作为自己百国之行“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想在这里把自己在这三部书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综合梳理一下，一方面是使读者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我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整体思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相关的问题，为中国全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提供更多更好的思路和建言。

关于中国崛起，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有八个特征，亦可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势头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并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了读懂中国崛起，我建议从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一是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与美国相当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因为它比官方汇率计算法更接近真实的中国。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当在一至五年内超越美国。但即使用官方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将超越美国。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过去 20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精彩，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而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不增反减。如果我们采用以上三个方法，或者将以上三个方法考虑进去，并重新计算有关的数据，那么世界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崛起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计：中国过去 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也超过了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就的总和。在不少方面，我们的成就也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而全面的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说清楚，最终也都有解。

关于中国模式，我提到邓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古巴的模式属于“保守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过去 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要跳出中国模式框架，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文明型国家”的执政党不可能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立刻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总的说，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政治制度进行竞争，我们欢迎世界范围内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竞争。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要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关于中国话语，我三本书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八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也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因为前者更能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选拔 +（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等等。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我三本书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可以平视西方，平视不是傲慢，平视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我认为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我也认为我们可以用中国标准，如邓小平关于政治制度质量的三条标准，来评判各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来确定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失败，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为什么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权观，它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过多地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二是西方一般认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而从政治方面推进和捍卫人权应该同样重要；三是西方人权观始终无法解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矛盾。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 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超越，主要是指中国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六个领域内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超越美国。

坦率地说，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以市场经济一条腿走路的社会，将竞争不过“市场”和“计划”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以“政体”为导向的制度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结合起来的制度模式。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将竞争不过能够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所以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我们有“天降大任”的担当，我们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我们的国家将迈向第一，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我们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 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正如本书引言中所说，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我们从自己的文明中走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说到底，这不也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吗？我们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我们一定拥有伟大的未来！

后记

本书成书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是无以计数的，一一列出来恐怕是一份很长的名单，即使列出来了也会挂一漏万，但我还是想特别感谢一些朋友。

我十分感谢复旦大学的秦绍德、朱之文、林尚立、吴心伯等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战、潘世伟、黄仁伟等教授，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热诚感谢我的学者朋友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苏长和、吴新文、寒竹、潘维、王绍光、胡鞍钢、房宁、韩毓海、杨发喜、王文、宋鲁郑、玛雅、刘涛、 Martin Jacques、Robert Kuhn、Rana Mitter等，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使我受益良多。也真诚感谢季平、孙海燕、孔丹、李琪、季桂保、沙烨等朋友的热心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总裁、施宏俊副总裁和世纪文景公司的王蕾、蔡欣、袁晓琳等，他们是出版《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这本书的功臣。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光明日报》、《环球时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谨向这些报刊表达诚挚谢意。还要特别感谢观察者网，它总是第一时间刊发我的文章。

真诚感谢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上海春秋发展研究院、观察者网等机构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特别是萧思健、陈康令、王小华、陶韡烁、余亮、杨晗轶、岑少宇、王震等人的热诚帮助。

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协助。

本书的部分研究和写作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梦专题研究》项目、上海市中国梦研究创新基地、上海社科院中国模式研究创新工程的支持，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张维为

2014年 7月 6日于淀山湖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张维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208—12437—0

Ⅰ. ① 中…  Ⅱ. ① 张…  Ⅲ. ① 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

Ⅳ.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092号

书名：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张维为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437—0/D.252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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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震撼》姐妹篇，邓小平资深翻译、著名外交学者 张维为教授手记百国经验，用中国话语解读世界中的中国。

★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

★ 30年，106个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到美国，从东亚到拉美——用亲眼见过的东西，思考中国发展模式。

★ 作者亲自配图十余幅，还原作者走访现场，亲历百国现实。

内容简介：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30年来，张维为教授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代第一次出国感受到的震惊，到今天在海外随处可见的“中国热”；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陪同国事访问，到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研究者参加国际交流，作者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已普遍接受了这个中国的崛起这个无处不在的事实。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

作者简介：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 （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等著作，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其中《中国震撼》一书曾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许多奖项，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目录

序 言

引 言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五、别了，南斯拉夫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七、从欧洲到美国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三、东亚模式之争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三、也谈人权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七、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一、实事求是

二、和谐中道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原版后记

序 言

《中国触动全球》是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于2008年出版，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促使我写了走访百国后的第二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于2011年出版，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很高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意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使这本脱销已久的书得以再生。《中国触动》的名字更加言简意赅，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作此书的本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国人以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

我把全书又看了一遍，书中的主要论点没有改动，我想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书的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从原来的七章变成了现在的六章，我把原来专门谈国际比较的“环球同此凉热”一章拆开，分别融入了现在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从而更加突出这些章节里国际比较的内容。修订版还在不少地方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在“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一节中，增加了治安问题的国际比较；在讨论软实力的最后一章中，增加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此外，还更新了一些数字，纠正了一些笔误，增加了更多的图片。

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库恩等。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此书修订的二个月内，我正好也有机会在这三个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过去走访百国的经历，我得出的结论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样的：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斜。本书就是这种结论的证明。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而中国是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中心。愿我们能把握方向，抓住机遇，扫除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所设置的障碍，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道大胆前行，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实现中华文明的辉煌复兴。

张维为

2012年2月22 日于沪上

引 言

我是个幸运的人。

1983 年4 月15 日上午9 点30 分，我由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中国民航973 号班机经广州飞往泰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23 年后的2006 年7 月17 日清晨8 点50 分，我乘乌克兰航空公司218 号班机由索菲亚起飞，经贝尔格莱德飞往乌克兰，走进了我的第100 个国家。如果加上曾去过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地区，那么迄今为止，我已走访了106 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我又有幸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过英文翻译，亲身感受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气度，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后我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

我的世界大串联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国事访问”。我80 年代做翻译的时候，有机会陪同不少中国领导人走访了亚、非、欧、美许多国家。回想起来，常会感慨万千。

第二类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后来去国际组织工作，做翻译，搞研究，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会餐，受益匪浅。

第三类是学术访问。中国的崛起触动了世界，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各国同行探讨、交流，甚至辩论各种与中国崛起有关的问题，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和思想。

最后一类就是纯粹的旅游，让心情自由飞翔，感受不同文明的风采和魅力。

细细想来，这样分类也无必要，因为“国事访问”并不都是“国事”，放松的时候就是游客。学术访问也并非总是学术，会议之后便是旅人。一路走来，最终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感受、回忆和思考，当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理念不知影响了古今多少人士，我今天也大胆地充当其中一员，做学问的同时，也走遍天涯海角，自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作为一个中国人，通过旅行、思考、读书、写作，并与整个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既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又是一种心智的挑战。这种难得的心路历程，值得与大家分享。

我有时也想，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不出国似乎也可以了解天下事，我对外国的知识难道就一定比那些出国少的人多一些吗？不一定，我生活中也确实碰到过像邓小平这样智商极高的人物，他们出国不能算多，但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之准令人叹服；不过我也相信这种情况只限于少数智商悟性极高的人，像我这等凡人之辈，还是比较相信自己亲眼见过的东西。

一路走来，自己真是有很多的感受可以与读者分享，但万事总有个开头、有个切入点。我反复考虑后，决定把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感受和思考作为切入点，来写自己百国归来的第一本书。中国的迅速崛起触动了世界，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我力求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出发，结合自己对邓小平思路的感知，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力求用平铺直叙的中国话语来谈谈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我相信随着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世界也将进入“后美国话语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也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检验，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论述。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确实需要中国人的智慧。

国家的命运，有点像人生。人要活得有意义，就最好对自己一生有某种总体的把握，这样才能活得自信、充实和幸福。同样，一个民族要真正崛起，也需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种总体上的认知和把握，这样这个民族才能目光远大、无惧风浪、国运昌盛。在一些涉及中国崛起的关键问题上，自己走的国家越多，形成的比较和感悟也越多，自己竟以为这样的比较和感悟也可以算是对事物发展的某种总体认知和把握，故不揣肤浅，信笔直书，以求与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共同探讨这些环绕在心的问题。但愿自己所写的内容对大家有所裨益。

第一章　环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 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中国也因此而赫然崛起。

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 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 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 年4 月15 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断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9 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10 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订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 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 年10 月至11 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像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 年12 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 ？（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 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10 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 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 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 年。过去这20 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5 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 多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 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

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 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近20 年的时间，使得数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 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 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 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5 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出租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77 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南京等城市，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不久前，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分组讨论会，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广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 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每当提起中国经济30 年内增加了18 倍以上，并且提前12 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 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位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90％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2000 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 年之后，非但没有崩溃，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翻了两番，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不久前，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敦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的发达地区就有3 亿多人口，总体上已经接近南欧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任务：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 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 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 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作，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 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许多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而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10％，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 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11 年，中央财政收入已突破10 万亿元。邓小平1984 年曾说，到了2000 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 万亿美元，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我们现在光是外汇储备就达3.2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10 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都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 年前在世界上前30 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我们的高铁从无到有，迅猛发展，其规模和速度已稳居世界第一。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心理的变化，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要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 多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优哉游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恐怕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地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 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200 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像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是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新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

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极端贫困、不同文明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印度：能赶上中国吗？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而国际比较中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比较相近。中国有13 亿人口，印度是12 亿人口。新中国成立于1949 年，印度独立于1947 年。当时两个国家都很穷，但印度情况比中国略好一些，因为中国连续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战乱，印度则相对稳定。两个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印两国差别巨大。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10 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和中国的差别大致可以概括为2、4、6、10、20 和不可比。

2 就是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2 倍，尽管中国的可耕地少于印度。中国的网民数量是印度的2.5 倍。

4 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等大约是印度的4 倍。

6 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等大约是印度的6 倍，而艾滋病人数低印度6 倍。

10 就是中国吸引外资额大约是印度的10 倍，中国的人均寿命也高印度10 岁。

20 就是中国吸引的境外游客的数量约为印度的20 倍。

不可比就是两国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个国家无法比，中国的情况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这些还只是数字上的差异，如果你去印度实地访问，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差距更大。你可以驾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20 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 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此外，印度的腐败程度也高于中国，环境污染也比中国严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但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要赶上中国，还真不容易。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根本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稳定下来，大部分印度人也认可和接受了这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制度是成功的。但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准和传统的力量就像一把钢矩铁尺，无情地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品质。印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还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民主制度的品质不高。以我之观察，印度的政治制度难以创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一些基本条件，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实现，印度是无法赶上中国的。

在社会平等问题上，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种姓制度，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未能在人的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真正废弃这种严重违反人权的制度。在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姓制度依然我行我素。印度独立都60 多年了，但你去印度农村的小学教室看一看：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为什么政府不能废除种姓歧视呢？我得到的答复是：法律上是废除了，但这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自然，并不别扭，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在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上香，都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印度也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可嘉，但这些工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种姓制度实际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印度教本身未经历过宗教改革运动，印度的“民主”体制也无力推动社会革命，结果种姓制度就一直困扰着印度社会。你问10 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30 年内消除这种制度，9 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印度的贱民阶层人口为1.6 亿，这么大一个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持平地说，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做了很多的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有给某些种姓的人保留的位置，你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种姓制度和职业有关，也与地域分布有关。比方说，孟买会有很大一片街区的居民只食蔬菜，他们不会容纳食肉者，也不会接受出售肉食的餐馆和商店。不同种姓之间通婚很少。印度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延续了这种制度。在联邦政府这一级，政党是全国的，超越种姓的，但是在地方上，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许多地方政党完全是以种姓为基础的，这就导致了种姓制度在事实上的永久化。

印度也曾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很不彻底。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想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一直遇到巨大阻力。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都强调土地改革是违法行为，这些人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竞相成为各级议会的议员，阻扰政府出台任何土改方案。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地主阶层在议会的代表比例都很高，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都很难在议会获得通过。

南亚地区无地农民的人数巨大。即使一些通过土改而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也由于家庭成员多，每人分到手的土地少，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大都把土地转卖了。印度的传统习俗又规定，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印度还有妇女嫁妆的传统习俗，很多人家把土地卖了，为女儿出嫁办置彩礼，这也是失地农民增多的一个原因。

印度的妇女解放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办婚姻、童婚广泛存在。女子出嫁要向男方赠送大量的嫁妆，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在印度教里，一个妇女结了婚，她的丈夫一般就被看作是她的主人。妇女地位低下，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并不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的问题，大部分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抱有一种盲目的迷信。

2008 年1 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由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印崛起研讨会。我和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杰恩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杰恩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印度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他说：“印度还没有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该中心的创始人克劳斯克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让我比较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我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好于印度。”

实际上，印度民主品质问题集中体现在其政府服务的品质不高。S 君是我一个很优秀的印度学生。一次我们聊起了印度政府的品质，他对我说：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作出学会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他说，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来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S 君还对我说，印度扫盲落后也有政治原因：扫盲工作一般是地方政府负责的，而地方政府首脑对扫盲往往不热心，甚至私下认为文盲越多，自己就越容易在选举中得票。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印发展模式的差别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

西方也有不少人认为印度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比中国更有前途。实际上你只要去印度实地观察一下，就知道印度的法律在很多方面已经构成了印度的沉重包袱。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你要改动却很困难。最明显的就是使外商头疼的印度劳工法。印度的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 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 年的工会法和1947 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一个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则因为阻碍投资，减少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一位印度朋友告诉我，他在开封市住了3 天，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一大早，开封的环卫工人就开始打扫街道了。他说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都做不到这个水准，环卫工人都“组织”了起来，有自己的工会，一半人经常找各种借口不来上班，所以城市总体上很脏。

印度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就是中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动改革，印度的很多改革却只能悄悄地进行。印度虽然有所谓言论自由、媒体自由，但主流意识形态从1947 年独立以来一直是偏“左”的，而现在进行的改革一般被认为是偏“右”的，所以政府很少公开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大部分印度人也不知道有“改革”这桩事，政府的改革派实际上也是“少说多做”。但是如果没有民众对改革总体认识的提高，改革在实践中自然会遇到很多障碍。印度模仿中国建了各种特区，但进展速度非常慢，遇到各种势力的抵制，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印度是个开放社会，但实际上印度普通民众对外界的了解远不如中国。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2007 年在印度作了一个调查，居然发现大部分被访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 年2 月2 日）

我曾对印度的杰恩教授说，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通过一人一票而实现现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而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特别是软件业、制药业等，其中不少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总体上看，由于没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强势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如种姓制度、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贫等。从这个意义上，印度要赶上中国确实不易。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欧盟的一位官员曾对我说，欧洲的投资者普遍认为：你去中国和印度投资都可能会经历失败，但如果你不去那里，那么你已经失败了。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最终应该携起手来，取长补短，走出自己现代化的道路，这将是真正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大事。

五、别了，南斯拉夫

中国崛起要顺利，要精彩，就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实地观察是我难以忘怀的经历，值得与读者分享。1986 年7 月，我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随总理访问南斯拉夫。我们的专机一早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飞，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了贝尔格莱德上空，从飞机上往下俯瞰，说句老实话，我们惊讶了，下面是宽敞的高速公路和无数飞速行驶的轿车，还有点缀在青山绿野中的一栋栋橘红色房顶的小别墅，从经济窘困的罗马尼亚来到繁荣富裕的南斯拉夫，这个反差太大了。

中国当时的驻南斯拉夫大使谢黎是位资深的外交官，非常简明扼要地给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他说“可以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概括南斯拉夫”：一个国家、两种文字（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斯洛文尼亚语）、四种宗教（东正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五个民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七个邻国（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

当时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 平方米，平均每8 人就有一辆轿车，市场看上去很繁荣。但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危机，如通货膨胀、政治权力过分下放等。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了外交和国防的权限。铁托1980 年5 月4 日去世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的做法，结果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6 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市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后来对我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低下的“政治工厂”。

回想起来，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以及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这是极富远见的。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建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中国就有了自己的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坚强经济基础和制度构架。中国现在虽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但通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想起来，1986 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迎接外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联邦大厦（1999 年被北约导弹击中）一楼大厅，布置得像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了一些大幅的现代派绘画作品和抽象派的雕塑作品，效果很好。在巨大的空间内展示抽象艺术品，给人一种天马行空的视觉震撼，但整个氛围还是浑然一体、气势磅礴。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举行欢迎宴会，一般不选在国宾馆或五星饭店，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和小资最喜欢相聚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什刹海，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喝南斯拉夫自己生产的葡萄洒，吃地道的贝尔格莱德风味牛排，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歌手和他的三人小乐队，边弹边唱，为我们助兴。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 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小胡子歌手还为我们弹唱了一首他自编的歌，名字叫《欢迎远方来客》，歌词大意是：“贝尔格莱德的心脏跳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迎来了远方伟大国家的友好使者。在这动荡的世界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来到这儿的都是好人。欢迎你们，这里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愿。有诗人说过，友谊和爱情开花的地方，就是贫穷和寂寞死亡的地方。”塞文翻译是个中文说得很好的小伙子，把歌词译得恰到好处，像一篇美丽的散文，把我们的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起立举杯共祝“中南友谊万古长青”。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代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节，我们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英勇善战，都知道毛泽东主席说过，“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

后来我们又启程去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是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紧邻奥地利，下榻在铁托生前居住过的官邸。我问饭店的接待员，您是南斯拉夫什么地方的人，她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南共长期教育的结果，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是哪个共和国的人。这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以说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国人，但“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需要培植的。后来的发展证明：南共长期的政治教育敌不过民粹主义者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曾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时，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很强的。如果铁托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整个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体首先由经济危机引发，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达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1988 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有点风雨飘摇。接替米库利奇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他曾说过，南斯拉夫过去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协议。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其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整个知识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而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更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 年3 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一般民众，甚至多数知识分子，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1990 年7 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 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 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第一个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是德国。尽管多数欧共体成员还有疑虑，他们的疑虑不是因为他们赞成维持南斯拉夫的统一，而是认为从欧盟有关法律文件来看，宣布独立的克罗地亚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能力保障当地少数民族（塞族）的权利，造成了20 多万塞族人迁徙塞尔维亚的难民潮。但德国以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游说欧共体成员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我后来问过塞尔维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怎么解释德国如此热衷于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他认为，刚刚实现了统一的德国要重建其势力范围，斯洛文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德国的傀儡国。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但欧洲大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原则、牺牲别国的利益，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对德国一般有好感，因为德国对二次世界大战作了认真的反省，这与日本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在南斯拉夫解体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德国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即使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应该解体，也不应该用这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方式来解体。但德国也好，整个西方也好，很少顾及别人利益。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德国和西方的支持下获得独立后，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 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当2007 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当2008 年西方媒体几近疯狂地为藏独叫好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中国某一天愚蠢地照搬西方模式，让自己内乱了，最终导致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泛滥的话，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都会出来承认，他们一定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人权啊、民族自决权啊。实际上他们内心深处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放大了几十倍的东德。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上经历过多少动乱，每次动乱又导致多少家破人亡。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如此珍惜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愿意去相信现在是1949 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时候，更不愿意接受中国人走自己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当然，中国不是苏联，也不是南斯拉夫，他们这种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邓小平早在1982 年就掷地有声地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20 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 年7 月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里布坐长途客车进入那个曾令我心动的贝尔格莱德。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 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引来了北约的密集轰炸。我抵达的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仿佛是20 年前中国的一个县级汽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卖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个人走过来拉我坐他们的计程车，还有要求换外币的。但出了车站，贝尔格莱德还是那么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宽宽的街道，漂亮的欧式建筑，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咖啡馆，衣着得体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和摆设给人感觉已经大大落伍了，还有北约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

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叫了辆计程车赶往那家令我难忘的“三顶草帽”酒吧餐馆，好像那个地方也保留了我青春的一部分，尽管那只不过是一场独特的晚宴。我碰到了饭店的老板，一说起20 年前的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时候的事。”于是他进入里屋，从一个红色的大柜子里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贵宾签名册，帮我找到了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铁托的签字。指着铁托的笔迹，他感叹：“老头子来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他是我们最怀念的人。老头子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他说：“从整个70 年代到80 年代初，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他不无遗憾地说：“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看，现在科索沃又要独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这20 年塞尔维亚人所经历过的大灾大难。但他最后还是笑着对我说：“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喜欢一句话：‘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他举起手里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涩的塞尔维亚啤酒干完了。

我那天还在旅馆里碰到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塞尔维亚电器商人，他说：“你们上海日新月异，每半年出版一张新的上海地图。我们这里是每半年换本护照，先是南斯拉夫护照，后来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护照，现在大概又要变成塞尔维亚共和国护照了，因为黑山共和国几天前也宣布独立了。”他的感叹真是一语道出了中国与南斯拉夫两个国家在过去20 年的不同命运和沧桑。

从贝尔格莱德坐车去波黑共和国，边界检查很严，波黑的警察把塞尔维亚人当贼看，我们车上有4 个塞族人，警察把他们的证件看了又看，然后要他们下车，打开每一件行李。整整耗了我们l 小时40 分钟，那种种族仇恨显然尚未消退。边界哨所挂着波黑的国旗，也挂了欧盟的旗帜，可见欧盟的影响力，这里使用的也是欧元。车沿着山路不停地转，终于在黄昏时分，看到山下一大片城区，无数清真寺的高塔，我知道萨拉热窝到了。

我去萨拉热窝老城，老城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们似乎已经忘掉了战争的阴影。其实战争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给我当导游的波黑姑娘尼娜，一讲到她经历过的波黑战争，眼圈就红了起来，指着对面那个山头，“炮弹就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落在下面的那个小镇，我叔叔全家四人被当场炸死”。战争留下的残壁断垣还历历在目。老城许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弹壳和子弹壳做的工艺品，我买了三个子弹壳，上面刻了三种不同的伊斯兰花纹图案，我问店主，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他说：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爱情。我突然想到世界上老百姓的祈求不就是这么三个愿望吗？但世界上总有人以各种名义要去剥夺人民的这种愿望，甚至不惜付诸武力。波黑一位学者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铁托时期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和宗族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我走进老城的一家画店，里面居然四分之一的画像都是铁托。我问店主人——一个满脸皱纹的长者：“您还是非常尊重铁托？”他说：“那当然，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领袖，人民永远铭记他。”

在克罗地亚也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战争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尚未爆炸的地雷，至今仍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克罗地亚人仇恨米洛舍维奇，“我们打了6 年仗，死伤人数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我们的生活水平，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南斯拉夫时期的水平。”克罗地亚朋友K 君对我说。当地的报纸称已发现了138 个大型坟地，埋的都是战争中被塞族打死的克族人，但我无法核实。我们路过了萨格里布的大教堂，祷告者无数，教堂人满为患，K 君对我说：“经历了战争，人人心里都有阴影，不少人都闷闷不乐，大家都想从宗教中找到更多的安慰，但是尽管信教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自杀率还是世界领先。”

晚上，我与K 君夫妇共进晚餐，他们说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包括最早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声望最高的政治家仍然是铁托。我问：“你们怀念铁托，主要怀念他什么？”K 君说：“怀念那个时候的和平和懒散，怀念那个时候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带薪休假。铁托那个时候，除了上街游行会有麻烦，其他你什么都可以做。”他夫人补充说：“还有铁托的个人魅力，现在的领导人无人可比，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和个性的共产党领袖，他抽雪茄，住别墅，带瑞士名表。”K 君狡黠地一笑：“还有他和那些漂亮女演员的故事。”分手时，K 君给了我他最新的名片，我注意到，上面电子邮件地址用的是南斯拉夫的域名。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纳，我和科索沃电视台的总经理A 君谈天，他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念的大学，“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对我说，“但是后来米洛舍维奇搞大塞尔维亚主义，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们就失业了。这种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开，上不同的学校，等于是种族隔离。”他还告诉我，自己一次与夫人去马其顿办事，返回科索沃的时候，守卫边境的塞族警察禁止他们入境，他们只能在边界宿营，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在科索沃开车旅行，不时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纳的山坡上还有漫山遍野的坟墓。“这场战争，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失去的亲人，所以恢复塞族和阿族的和谐已经不可能了。”他叹息地对我说。

我们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 君说，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远处还有一个纪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组成。他告诉我：“这是纪念铁托生前最后一次访问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当时，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模范省。”我认识不少塞族人，也认识不少阿族人，这两个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待人热情洋溢，和他们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个能够主持公道的好政府，这两个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一个民族和睦相处的模范之省很快就变成了民族仇恨与厮杀之地。

与塞尔维亚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强调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了危机。塞尔维亚一位学者对我说：“科索沃当时的所谓的‘解放军’，杀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 年以前，美国自己还把这个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但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国改变了政策，向这个组织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和人员培训。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说这话时，他的语气很肯定。现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的支持下已经正式宣布了独立，但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尚不承认，这也意味着这场南斯拉夫分裂引发的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我碰到一位60 多岁的作家，他说：“当年整个东欧都羡慕我们南斯拉夫，他们搞的是死板的计划经济，而我们这里美元可以随便兑换，房子可以自由买卖。”这位作家还见过铁托，“当时铁托已近80 岁，但红光满面，身体看上去很硬朗。他喜欢爵士乐，喜欢富裕的生活，不过他也想办法使他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其顿政治。他说，铁托有政治诚信，而今天政客最缺少的是政治诚信。“我们这里喜欢拿政客开玩笑，”他说，“我们最新的笑话是：我们的总理去布鲁塞尔要求加入欧盟。欧盟对他说，你们必须建立一个100％的民主体制。我们的总理回答，没关系，我们已经建立了超过110％的民主体制。”他说马其顿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现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要求和科索沃合并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则要解体了”。前南斯拉夫地区就是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问题没完。科索沃人担心“大塞尔维亚”，马其顿担心“大阿尔巴尼亚”，而在隔壁的希腊，人们担心的是“大马其顿”。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方有不少人希望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南斯拉夫这样的解体。但他们的这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因为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是13 亿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还是要深入思考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更加顺利、更加精彩。

六、东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20 多年前，东欧国家选择了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中国则选择了继续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过去20 年中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欧国家，也和东欧的各种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交谈，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叹。记得2006 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德国小镇埃姆看过一场白俄罗斯演员用俄文表演的独幕话剧，那是只有一个演员表演的那种真正的独幕剧。表演不是在剧场进行，而是在我下榻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内进行，五六十个观众，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演出。话剧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国家把白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个“专制”国家，而这个话剧是“反专制”的，在白俄罗斯被禁演，所以现在就在欧盟的资助下，在欧洲各地做巡回演出。因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这个话剧。

剧情非常简单：一个白俄罗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向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游客使用过的色彩缤纷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们炫耀，后来开始倒卖西方的牛仔裤。一次在与外国人换美元时，被警察抓去询问。最后他又参与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监狱。他躺在监狱里做了很多梦，梦到监狱外面美丽的田野，梦到监狱的厚墙倒下了，梦到了当年为反对苏联入侵而在布拉格温瑟拉斯广场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后，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嘴里嚼着口香糖，右手举着一根长长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件牛仔衫，象征了反专制统治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40 分钟左右的短剧结束，男演员和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起来，他见我来自中国，不无好奇地问：“能不能坦率地问你一个问题？”我说：“越坦率越好。”“中国和这个话剧描述的情况一样吗？”我笑了：“还真不一样。你可能还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基地，中国愿意持有美元的人也在锐减，因为美元越来越不保值呀。”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建议他最好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不过我也对他说：“我理解您的这个故事，中国也经历过商品极度短缺，文化生活极端枯燥的岁月，很多人当时也把西方想像得无限美好，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和东欧采用了不同的变革方法，各有利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方法略胜一筹。”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然后说：“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东欧当年剧变的原因很多，但对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匮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 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当时的罗马尼亚电视节目非常单调，以齐奥塞斯库的活动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为主，电视机也都是罗马尼亚国产的，质量很次，国宾馆的电视机，也只能雾里看花。我还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走近一看，顾客在抢购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后来我又有机会，坐车从维也纳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间就感到强烈的反差：路灯昏暗、道路狭窄、人的穿着土气，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欧洲还有这么多的穷人，三五个穿着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火车站餐厅喝土豆汤，吃黑面包，整个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车站餐厅，就提供这么一种怎么也无法使人产生食欲的“菜肴”。当时的波兰的情况要好些，但消费品种类也少，款式陈旧，商店的橱窗布置简陋，卖水果的商店就在橱窗上画一些苹果，街上跑的都是东欧自己生产的简陋的甲壳虫小车。

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尽管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这也是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但整体经济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罗斯话剧中所描绘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的符号，中国七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东欧后来的政治危机也源于经济形势恶化。从1980 年开始，波兰经济走下坡，失业剧增，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虽然东欧国家在70 至80 年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总体成效有限。与西方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还在拉大，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也给西方很大的心理优势和政治话语权。

当时的苏联和东欧流传着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一个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笑话是：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资极度匮乏到经济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当然，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还有其深层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存有先天的不足：这些政权（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次大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国内群众基础薄弱。邓小平1989 年对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曾这样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 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 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人有这个本领。”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另外，东欧的经济改革普遍没有中国走得远，思想僵化了，始终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政治话语也大都从苏联教科书批发而来，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对本国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1989 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抛弃。

东欧剧变至今过去20 多年了。这些国家近况如何？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民主质量如何？有没有什么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从2000 年开始，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总体上看，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2001 年，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坐我边上的是一位50 多岁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师，叫阿卜杜拉。他说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话，准备买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问为什么选择阿尔巴尼亚，他说，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国家，房价又便宜，以后还可能加入欧盟。我微笑地点点头，理解他的天真。我们抵达了地拉那，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候阿尔巴尼亚边检人员为来访者一个一个地手工进行登记，因为没有电脑，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摇头，说：“我在这里买房子的念头开始动摇了。”等我们坐着破旧的计程车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他说：“太没意思了，我明天就离开。”我倒是在地拉那高兴地逗留了3 天，还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好客，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甚至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 年剧变之前，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属于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一般都低于30％，其中比较富裕的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最终都复苏了，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已加入欧盟的8 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但在2008 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中又遭重创。这8 个国家中，我走了7 个，但也只是去了他们的首都，难以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应该说这些国家的首都还算繁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20 年前提高了不少，欧盟的各种财政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比较的话，或者和重庆这样的迅速发展的内地城市相比的话，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的繁华程度、市民的消费水平、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庆都明显胜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城市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东欧多数城市的水平，但整个中国要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多的时日。

中国与东欧的最大差距还是在市民文化方面。无论是办事排队还是开车上路，人家做得比我们更有规矩。在市民文化方面，东欧的历史比我们长，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随处都有，市民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至于这些国家1989 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我只能说路途很不顺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也再一次证明：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时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健全不起来。20 来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但就是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东欧百姓普遍对自己的政府失望，连欧盟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也相当失望。本国老百姓也好，欧盟也好，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结果谈何容易。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但革命后人们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甚至丝毫未变，社会深层次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根据2008 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 公布的民调，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远远低于今天的中国。欧盟老成员中，惊呼上当的不少，一些东欧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进行了改革，但一旦拿到了欧盟的入场券，各种改革就停滞了，反而把自己的很多原来的问题带进了欧盟。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民调也表明，这些东欧国家民众虽然对自己选出的政府不信任，但对欧盟却相当信任，这种信任度普遍都超过了50％，超过了老欧盟成员国人民对欧盟的信任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东欧这些国家的政府，理论上是人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但人民最后反而对他们不信任，而欧盟则是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但东欧的人民对其则比较信任。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人们当年对未经选举产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信任远远超过对选举产生的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任。就东欧来说，这不是坏事，因为选举产生的政府往往上台不久就使人失望，而在他们的上面有个欧盟来管一管，这些投机政客有时不得不收敛一些。这种上面有个“帽子”的政治安排往往效果不坏：泰国的国王，东欧国家上面的欧盟，香港上面的中央政府，在一些关键时候，都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邓小平谈到香港时曾讲过的话，有些干预恐怕还是必要的，关键要看这些干预是否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

这里还要提一下台湾。众所周知，陈水扁主政的8 年，大搞民粹主义，族群分裂，还有两颗子弹的丑闻，贪腐现象有增无减，但英国《经济学人》下属的EIU 发表了一个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时期的台湾。这个评估把台湾民主排在第32 位，而上述的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排在第18 位，其他均排在台湾之后：爱沙尼亚为第33 位，匈牙利第38 位，斯洛伐克第4l 位，拉脱维亚第43 位，波兰第46 位，保加利亚第49 位，罗马尼亚第50 位（见EIU Democracy Index 2006）。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像这些东欧转型国家民主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捷克，其民主质量也有很大的问题。我2006 年底，到布拉格访问，12 月23 日抵达饭店，打开电视才知道捷克已经整整100 天没有政府了。议会内两派旗鼓相当，互不让步。而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先是总理卷入了腐败丑闻下台；他的接班人又被议会罢免，但拒绝下台，挺了几个星期；他后面的一个叫托波拉内（Mirek Topolanek）的，10 月份被任命，但因为议会是101 票对100 票，他的任命一直得不到批准。捷克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1 000 万人口的小国，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碰上这样的事，恐怕国家就要解体了。

波兰政治也很有意思：2005 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当总统，但不久他孪生的哥哥就当了总理。我在布鲁塞尔见到欧盟的官员，他们私下一谈到这对双胞胎，总是带点苦涩的尴尬。布鲁塞尔一家报纸干脆出版了一幅漫画，调侃了一下两兄弟：波兰不停地克隆出一个又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新领导人，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其实这也无妨，关键是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要和德国算二次大战还没有算完的账，后来又提出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扩大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一下子不知所措，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看作是核心人权。

波兰一位政治学者对我说：我们的政府代表了波兰的极右势力，搞“政治正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要追查每个人在过去共产党时期的表现，抓出共产党的合作者，反对党说这等于是麦卡锡主义，恐怕会使今天波兰的数十万的教师、学者、专家等专业人员的前途受到影响，对波兰有百害而无一利。

斯洛伐克是东欧变化比较快的国家。十分健谈的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密克罗什对我说：“改革不容易，我完全理解中国今天的成绩，这是来之不易的。”密克罗什是个经济学家，曾在斯洛伐克政府内两度担任副总理，因为推出了征收统一的19％所得税（企业与个人所得税都降为19％）而名噪一时。他告诉我：“我们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先做后说。先说了，就做不成了。”但即使这样，在2005 年的竞选中，他所代表的党输掉了大选，反改革的党赢了。但反对党上台并没有推翻所有的改革（如他们竞选中所发誓的那样），而只是推翻了前政府“不太受人欢迎的医疗改革”。对于斯洛伐克选出的新政府，最反感的是欧盟，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Jan Slota，他公开仇视斯洛伐克的两个主要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和吉普赛人，称匈牙利少数民族是“丑陋、罗圈腿，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

一般认为匈牙利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国家。但2007 年却爆发了关于“骗子总理”久尔恰尼的争议。这个年轻的总理在2007 年5 月执政党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坦承：“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4 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2 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本来大家都以为匈牙利是东欧国家转型最成功的，结果并非如此。匈牙利老百姓本来对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早就有怨言，特别是为了加入欧元区而紧缩财政，提高税率，引发了广泛不满。于是这个本来东欧最平静的国家开始了几天的骚乱，首都上万抗议示威者到布达佩斯议会门口情愿静坐要求总理辞职，发生了东欧剧变以来最大的警民冲突。匈牙利的物价水平和西欧国家不相上下，但一般的退休金每月才200 欧元。对于匈牙利政治乱象，匈牙利历史学家海斯勒有一句很到位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欧盟新成员中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各项标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索菲亚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我的一位保加利亚研究生对我说，新上台的总统是原来的共产党，“普京给他一个电话，他就和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管道协议，欧盟很不高兴。”罗马尼亚政治丑闻也不断，2006 年罗马尼亚总统巴塞斯库遭到国会四分之三的议员反对而被罢免，但总统不久又通过全民投票，保住位子。罗马尼亚政治恶斗，是老百姓对政府失望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国家，也是东欧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笑容的国家。维尔纽斯是个充满生气的城市，这个国家又被称为波罗的海的西班牙。立陶宛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和俄罗斯人的族群关系。“我们和俄罗斯人一般相处没有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活，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一位当地学者对我说，“苏联的时候，俄罗斯人要拍故事片，要选欧洲的背景，就到波罗的海三国来，要尝尝正宗的欧洲咖啡，就要到维尔纽斯或者里加来。”俄罗斯人在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二等公民，没有投票权，要加入立陶宛籍才能投票，而加入国籍必须通过当地语言的考试，而语言考试难度很大，政府就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俄罗斯人入籍。“我们不能给他们投票权，否则我们又要失去自己的祖国了。”这位学者对我说。民主是很现实的。瑞士外国人的比例，占人口的五分之一，也没有投票权，就是怕改变国家的性质。

拉脱维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没有笑容。商店的服务员，理发店的理发师，旅馆的接待员，都没有笑容。另外就是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我的导游丽娜说，“历史上外国人统治了我们800 多年，所以这儿的人笑容就少了。男人少，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有就是酗酒死的，开车死的，我们的男人心理不成熟，男人的自杀率是世界最高之一。”拉脱维亚一位报社编辑对我说，“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我们拉脱维亚人的特点就是抱怨多。所有老百姓都抱怨政客，所有政客都抱怨欧盟。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就是拉脱维亚。”谈到拉脱维亚国内政治，她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 月份，问题都来了。”9 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就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

美国引发的2008 年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使东欧面临新的危机。标准普尔已将乌克兰的长期外汇评级调降至“CCC+”的全欧最低水平，把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银行几乎都给西欧的银行收买，造成银行业过度依赖外资和外币贷款规模过大。金融危机袭来

后，西欧金融机构纷纷从东欧大规模撤资，引发了东欧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东欧国家在出口上对西欧国家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东欧国家的出口遭遇重创，进一步减弱其偿债能力，使债务危机更加深化。今天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均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等的货币的下跌幅度都超过30％，波兰和捷克的外债水平已达GDP 的100％。据摩根士丹利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今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 万亿美元，超过该地区2008 年GDP 的总和。

东欧剧变20 多年过去了，东欧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也是困难重重。《经济学人》杂志对今天东欧民主体制的状况是这样评述的：“在经济危机面前，整个地区的改革都停顿了下来。公共服务质量很差。媒体的声音微弱。政党竞选资金筹措过程充满了腐败。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欧盟后，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滞不前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也由于美国威望的下降，（东欧国家）照搬西方模式的愿望受到了挫折。所有这一切为普金式的领导人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总统奥尔班（Orban）上台后修改宪法，限制司法独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来说明东欧国家正在出现所谓的从民主滑向专制的“普京化”趋势。（《经济学人》2010 年12 月18 日）

欧盟对东欧民主的总体评价确实很低，其主要批评是：一、当年东欧经济转型大都是比较激进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来的政府官员。民主化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企业老板，随后又靠经济实力，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或者把原来政党的名字改变一下，而政党运作的方法与过去没有多少差别。二、20 年过去了，但这些国家都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机构办事还是拖拖拉拉，官僚主义陋习不改，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三、东欧政坛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努力加入欧盟只是为了从欧盟捞到各种补贴，而不是为了什么更加崇高的目标。四、虽然有很多拿着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也许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质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低品质民主的行列里。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教育都比较发达，早就扫除了文盲，人口远远少于中国（波兰人口3800 万，大约是江苏的一半；罗马尼亚人口2100 多万，少于上海；捷克是1000 万，其他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的中型城市），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还有欧盟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专家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 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差强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训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考虑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成功几率大概为零。

七、从欧洲到美国

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可望在10 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美国则非常担心失去世界经济老大的位置，所以忙于对中国处处设防，以延缓甚至扭转这个过程。正因如此，中国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可能会遇到美国设置的各种障碍。我们因而有必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美国。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与美国打交道，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美国。我在这里把美国与欧洲进行了一些比较，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这个国家，顺便也更多地了解整个西方。

中国人初见欧洲人，是分不出哪国人的，同样，欧洲人初见亚洲人，也分不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但和欧洲人接触多了，会逐步看出一些差异。欧洲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人问，“在欧洲什么是天堂般的生活？”回答是：“让法国人当你的厨师，德国人当你的工程师，英国人当你的警察，意大利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都由瑞士人来组织。”反过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地狱般的，即“由英国人当你的厨师，法国人当你的工程师，德国人当你的警察，瑞士人当你的情人，而这一切活动都由意大利人来组织”。这种夸张的调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欧洲民族文化的差异。

如果说欧洲各国的文化差别不小，那么从欧洲到美国，你就会感到更大的差异了。当你从欧洲一下子空降到美国，欧美文化的差别立刻扑面而来。我自己从欧洲去美国大概有十来次，从诸多细节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别。比方说你从日内瓦国际机场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你想找个推车来拉行李，突然发现这里的推车是要付钱的，而且不多不少3 美元，颇令人尴尬，你往往正好没有3 美元的零钱，你就不得不去换零钱。欧洲也有不少机场需用硬币才能取行李车，但这是为了让你用完后把车还回指定地点，还车后可取回硬币，所以行李车还是免费的。

等你上了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座位的后面贴着“顾客权利宪章”。在中国，这个地方贴的是“乘客须知”，在欧洲，较少贴这些东西，类似的规定属约定俗成，不言自明。计程车很快就上了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路上的车普遍比欧洲大。看得出，和欧洲相比，美国还是以开大车为荣者居多，这显然是一个比欧洲更加浪费能源的社会。

到了旅馆，你打开电视，迎面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故事片，一刻钟打断一次，而且广告词大都涉及赚钱：100 万，200 万，300 万。欧洲主流电视台，商业广告一般放在故事片的前后，中间最多打断一两次，而且广告拍得比较有品位，一般不出现钱数。欧美的差别还有不少，比如欧洲的咖啡是小杯的，属于讲品位的精致文化；美国的是大杯的，属于大众的消费文化。家庭观念方面，欧洲社会更传统一些，孩子大学毕业后住在家中的仍不少。在美国（英国也类似），孩子到了18 岁，甚至更早，就自己出去奋斗了。美国人普遍不相信政府，总觉得个人可以比政府做得好，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政府的作用大得多。这种差异与美国历史有关，当初的清教徒逃到美洲大陆，就是为了逃避政府和教会的迫害。

从大的方面说，欧美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主要有五大差别：一是宗教差别。欧洲的宗教影响总体上在走弱，美国则相反，特别是“9·11”之后，宗教在美国的影响迅速走强。礼拜天，美国教堂里人满为患，布什总统自己也每天做祷告，他讲话中使用的宗教词汇明显多于欧洲领导人。据说2000 年海南撞机事件发生后，布什马上问周边的人：“美国的机组人员现在能看到《圣经》吗？”欧洲的教堂，人满为患的状况不多。欧洲很多人称自己是不上教堂的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宗教日益演变成一种文化，倒有点接近中国传统中对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主要作用不再是严格的教义，而是一种文化规范。这种差异也反映在欧洲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上。美国对外政策中，虽然名义上政教分离，但其外交政策受宗教势力的影响为西方国家之最。美国本来就有强烈的“传教士传统”，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在小布什时代这种感觉更强，而且常常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甚至连民主问题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处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国现在推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也说明这一点。坦率地说，只要美国的这种“宗教”心态没有大的变化，美国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心理上总很难接受。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的真正和谐不易实现，推而广之，整个世界的真正和谐也很难实现。我曾和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卜励德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比我乐观一些，认为多数美国人还是温和与市俗的，宗教势力不会过多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么一点：中美双方的各种利益已经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双方完全可以寻求合作双赢，并理智妥善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一切问题。

欧美的第二个差异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我的德国朋友告诉我，2006 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很多德国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德国国旗，他们感觉很不习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欧洲“民族主义”几乎变成了贬义词，一般国民很少谈爱国主义。荷兰人常说：我们是最没有民族主义的。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对我讲，他现在只有在买车的时候，还有点爱国主义，其余时候就没有了。我的丹麦学生告诉我，他在丹麦当过兵：“我们的军队从来不宣誓，也没有爱国主义教育，以后只能帮助别的国家做些维和之类的事情。”北约内部之前就增兵阿富汗而引起很多争议，背后也反映了这种认知上的差别。

美国不一样，“9·11”过后那段时间，你的车开出去，不悬挂美国国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车窗，让你赶快挂上美国国旗。每年7 月4 日美国的国庆节更是热闹，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去公园，去喝酒聊天，去挥舞国旗，听爱国音乐，唱爱国歌曲。美国平时是个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大家自管自，但到了国庆这一天，似乎特别集体主义，特别爱国主义，大家通过这样欢聚一堂，展现自己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情绪强的美国，其战争倾向也远远高于欧洲。如果从1950 年的朝鲜战争算起，美国先后发动了1961 年的入侵古巴的战争、1968 年的越南战争、1986 年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1989 年入侵巴拿马的战争、1994 年入侵海地的战争、1999 年入侵南联盟的战争、2001 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和2011 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民间还是和平主义潮流为主，更多地相信外交的作用和多边主义，这当然也和欧洲的军事实力远远弱于美国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经历了无数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战争厌倦了。法国每年都隆重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中，法国死了130 多万人（当时整个法国的人口才3 000 万左右）。相比之下，美国1776 年以来所有战争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而美国的人口是法国的5 倍。当然，这两年情况有一些变化，由于欧洲国家纷纷陷入了金融和经济危机，欧洲右翼势力的影响明显上升，不少政客力求通过发动规模可控的、稳操胜券的战争来转移民众对本国问题的视线，欧洲国家最近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并热衷于支持干预叙利亚内乱就有这样的背景。

欧美在军费预算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差异。美国现在一年的军费超过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20 个国家的总合。2012 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近7 000 亿美元。其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美国军火工业的既得利益。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需要生存和发展，需要超额利润，大家都在华盛顿砸重金、搞游说，找出各种借口，说服政府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确保美国霸权地位不会衰落。伏尔泰过去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美国有这么庞大的军工产业，总需要有一个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如果说前面讲的美国宗教原因使美国容易把不信上帝的中国看成敌人，那么美国军火工业就更有这么个需求，要把中国妖魔化，然后就可以继续推动一本万利的军火工业。这大概也是美国媒体“中国威胁论”总是阴魂不散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三个差别体现在竞争文化上、特别是社会政策上。总体上，欧洲社会福利多、生活节奏较慢。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社会不同利益，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相对较好。但大部分国家也开始感到，这种制度缺乏竞争力，容易养懒人，欧洲也开始改革这种制度。例如，法国年轻人大都喜欢到政府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安逸，生活有保障。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曾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法国教师喜欢说自己这份工作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7 月，第二个好处是8 月，第三个好处是9 月（指的是法国教师夏天的三个月带薪假期）。丹麦进行了不少改革，例如，过去一个人失业，就可以拿到失业金，现在则是把一部分失业金转为学习新技能的费用，如果失业者要拿到这部分钱，就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竞争非常厉害，社会流动性也大于欧洲，一个美国人一生中，平均要搬14 次家，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欧洲大部分人还能保证每天至少有一顿饭是和家人一起吃的，这在美国就成了很大的奢侈，美国人一年到头在外面吃快餐为主的不在少数。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是慢吃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有一次对我解释慢吃运动的意义：“吃，是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回味和体会，才能获得享受，所以快餐只能是垃圾。”但我有一位从美国来日内瓦出差的朋友，看到欧洲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大为不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竞争力？”实际上欧洲的竞争力并不算太低，甚至有统计数字说明，法国人的每小时平均生产率高于美国。

第四个差异是自我认同方面的文化差异。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欧洲大部分人则首先认同自己是某一个国家的人，然后才认同自己是欧洲人，而且后者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一个欧洲人，到了美国或者中国，一下子感到自己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但在政治上，他们更加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欧盟，因为欧盟还不是一个国家。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人们对美国的自我认同远远强于欧洲。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形成从13 个州联合开始，开始时连宪法都达不成一致，只能通过一个《邦联条款》，随后人们又感觉到需要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外交和军队，最后才走到美利坚合众国。欧洲还远远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欧洲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欧盟虽然有不少权利，但要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影响力，还有很长的路。当然，美国内部也有分歧，有人把这种分歧称为“美利坚”与“合众国”的对立。右派强调“美利坚”，左派强调“合众国”。小布什2004 年再次当选后，一些不喜欢小布什的人甚至说，美国应该一分为二，让不喜欢布什的那些州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但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实际上美国的内部凝聚力极强，特别是在危机时刻。

美国有一些擅长战略思维的学者，经常未雨绸缪，如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曾写过一本名为《我们是谁》的书。他担心由于拉美裔人口的迅速增长，几十年后拉美裔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超过欧洲裔的白人，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挑战美国的一些基本信念。他甚至担心美国的多元文化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社会最终可能会分崩离析，英语也可能失去官方语言的尊位。

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我与美国学者格雷·维瓦（Gray Weaver）教授聊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亨廷顿的这本书，是一本会导致十字军东征的书”。他说：“亨廷顿和拉登一样，都仇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亨廷顿来说，来100 万瑞典人没有问题，来100 万墨西哥人就绝对不行。”根据格雷·维瓦教授的研究，无论是拉美裔还是亚裔，第二代的母语都是英语，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会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他还说，美国的穆斯林人口的平均收入高于白人的平均收入。

我对亨廷顿的许多观点也有保留，特别是文明冲突论，但我有一点是同意亨廷顿的：那就是随着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别。关键是要防止有人利用这种差异来制造恐惧和仇恨。在这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中国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优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尽管有分歧，美国社会的总体整合能力还是远远高于欧洲。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反复强调欧洲团结、提高欧洲整合能力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很清楚，随着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崛起，如果欧洲还老是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欧洲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会进一步式微。

欧美的第五个差异就是环保文化上的差异。总体上，欧洲人的环保意识普遍高于美国人，欧洲各国政府的环保意识也高于美国政府。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一次联合国气候问题会议上当着美国代表的面说，一个法国人人均能源消费比美国人低2 倍。欧洲许多民调都显示，欧洲国民最关心的问题是环保问题，所以他们对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都很反感，这也成了欧洲对布什政府耿耿于怀的一个重要原因。欧洲大部分人开比较省油的小车，美国大部分人开耗油的大车。与此相关的就是欧洲国家几乎都把环保外交作为自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环保领域内带头提出了很多倡议。相比之下，环境外交这种软性的东西从来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切点。

国内崇拜美国的人不少，实际上美国自由主义模式的代价很大。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2007 年5 月14 日）提供了一些颇为令人震惊的数据：美国每年有200 万青少年有自杀的企图，美国少女怀孕的数量是法国、意大利的5 倍。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数学及格。美国每年有550 万青少年需要心理咨询。美国80％的青少年参加过赌博。美国的犯罪率和囚犯人数，无论从人均比例来算，还是从绝对人数来看，都远远高于欧洲，也大大高于中国。另外，美国人口才3 亿多一点，但却有近5 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我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一些美国政要，包括美国三位前总统：里根、老布什和卡特。这三人中，卡特谈美国自己的问题时最坦率。2002 年3 月，卡特到墨西哥参加联合国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会议。会议之后，他和公民社会以及媒体的代表见面，主动谈到了美国国内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发达的第一世界，另一个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我当时向他求教了一个问题：“以美国的财富，为什么不能解决美国自己国内的贫困问题？”他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我们每个美国人都问自己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年做博士的时候，我曾坐地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查资料，但不小心，坐错了车，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的西北部，我坐了北上的地铁到了曼哈顿的东北部，也就是有名的黑人居住的哈莱姆区。一出地铁，感觉就是一个内罗毕，房屋失修，街道污秽，无所事事的人满街都是，很多只眼睛盯着你，又是黄昏时分，真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毕竟这里是美国吸毒、枪杀、抢劫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叫了一辆计程车马上离开了。后来据说在强势市长朱利安尼的领导下，这个区的情况大有改善，但总体上美国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成了穷人聚居、犯罪猖獗的地方。这种局面，尚未改变。

在纽约坐火车也很有意思，从曼哈顿中心的Grand Central 出发，开始时各种肤色的乘客都有，随着火车逐渐远行，先是黑人下车了，然后是棕色的拉丁人下去了，最后满车剩下的都是白人，夹着一些亚洲人。这大致也是美国收入状况的一个写照，收入越低的，住得离市区越近，富人住得越来越远。不过在曼哈顿仍有不少“高尚”地段，如公园大道和上东区等，都是美国富翁居住的首选之地。

美国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在公民素质上也有所体现。世贸大楼“9·11”遭飞机撞击，烈焰奔腾，但楼上的人步行从安全梯向下走，并没有特别的慌张，而是相当有序，人们给消防队员、妇女、小孩等让道，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和修养。当然，当时这些人可能并不知道整个大楼顷刻之间就会整体塌陷，如果知道的话，是否还能那么从容不迫，我不得而知。

但是2005 年8 月一场“卡特利娜”超级飓风袭来，暴露了美国的另外一面，“第三世界”的一面。“卡特利娜”飓风席卷了美国南部新奥尔良市，全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城市150 万居民中三分之一是穷人，很多人瞬间被洪水吞没，联邦政府的救助迟迟不到，而抢劫、强奸、枪杀等案件层出不穷，警察对黑人的心理防范似乎压倒了对治安和救助的关心，最后死亡人数高达2 000 多人，甚至灾后十多天，很多浮尸和垃圾还无人清理。相比之下，中国2008 年抗震救灾的表现比其不知好多少倍。

其实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他们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过去20 来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可能自以为是发达国家了，就自满自足了。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在不停地改革和进步，整个国家面貌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西方带来了相当的震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佛里德曼2008 年访问上海、北京、大连后感叹：相比之下，纽约已经更像第三世界了。今天国内一些人还天天在贬低自己的国家，开口闭口美国如何如何，对于真正了解美国的人，确实有点贻笑大方。

有媒体曾问我，你说中国比欧美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移民。我说，我没有说过欧美比中国好，也没有说过中国比欧美好，因为这样的比较太笼统、太简单。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汇率计算出来的人均GDP，那么非洲的赤道几内亚都比中国好，但它首都大部分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国人一样，认为只有拥有房产才有幸福感，那么中国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是36％，只有中国的一半。如果你喜欢社会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国一定比美国好。如果你喜欢吃西餐，那么法国更好。如果仅从享受生活的角度来说，一个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中国人生活在上海或海南应该比生活在纽约或伦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对于一个仍在奋斗的年轻人，中国能够提供的发展机遇也远远多于西方。

其实，我并不觉得有很多中国人移民，中国人口基数大，移民的比例仍然非常之小。即使有很多人移民，我也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海外中国移民我接触的很多。我自己有一个粗略的估算，至少70％的人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像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十万八千里，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版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到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依我之见，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移民欧美的所谓中产阶级人士，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 年20 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也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每年回国的留学人员现在已超过了出去留学的人数。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克服种种困难后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欧美，覆盖全球。如果海内外能有更多的人来推动中国与欧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此乃民族之大幸。中国崛起的广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发展机遇，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参与这个过程应该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幸运。如果有人要放弃这种幸运而移民，没有人会阻拦他。

第二章　最不坏的模式？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中国模式，虽不完美，但关键的几步走对了，与那些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还真是不错。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内部克服各种困难，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这就是中国奇迹。

一、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 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 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1980 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那里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 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100 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 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 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 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 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 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过去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和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 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 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 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 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 327 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出来。不久前，刚下台的阿罗约总统因腐败指控被软禁在医院等候审判，也许不久之后这位前领导人也会入狱，然后再被特赦。真不知菲律宾哪年哪月才能摆脱这种内斗如儿戏的“游戏民主”。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其最大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 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 年8 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 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 100 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 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 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 多年的历史。舱内40 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用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 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在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改装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新型大客车已于去年运抵古巴，立即成了整个古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 分钟收3 个新比索，约等于30 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4 个电视频道：1 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1 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2 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格拉玛报》（Granma）是党报，8 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 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 年到1989 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的状态。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准许房屋买卖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10 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可以做得比古巴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 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 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名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永远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 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 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像当年那些富人生活的奢侈，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 年的古巴革命。仓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终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 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曾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文革”等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 倍于1978 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 岁以下。

我是1990 年6 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 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激进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寻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 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 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1％。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 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 年可能出现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 多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从大约300 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那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 年11 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 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茨、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 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18 倍，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1940 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4.2 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 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 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 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10 到20 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三、东亚模式之争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惟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 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作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远远没有达到质的飞跃。这些国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都远不如“四小龙”的水平，后来又盲目跟进美国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过早地开放、金融领域过早地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遏制“赌场资本主义”，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自己并祸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例子。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97 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 岁，现在也才50 来岁。在联合国开发署2011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6 位，博茨瓦纳排名118 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在东亚及中国模式中，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地区80 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 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8 年换6 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 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见，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 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 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 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有天渊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出口导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价。中国还有“四小龙”难以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某种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仍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 多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人注目。

四、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

中国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稳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 多年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 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总人数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 至9 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瘫痪，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 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当地学者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过去20 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像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价值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在2011 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书中，我又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 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内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 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 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 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 000 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 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 000 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 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 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五、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标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4 亿多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金融海啸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 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5 年过渡期并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 年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的？我们是如何组织世界上最精彩难忘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我们是如何在13 亿人口的国家里迅速实现基本医疗保险，而美国还有近5 0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并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1，但从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地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根据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 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 至9 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几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伊斯兰教创传者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伊斯兰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 年，由于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世界已惊讶地注意到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内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还将进一步探讨生态保护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2007 年6 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 （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100 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 年，甚至30 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 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 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寿命不到40 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 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 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 个、20 个，还是30 个，或者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 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 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 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el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1990 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 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 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 万人，整个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战争造成了20 多万人死亡，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30 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8 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

2007 年12 月27 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的基础。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3 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 年11 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 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普选、混乱、政变、刺杀、再普选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 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 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时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惟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普选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布托夫人死亡后3 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4 次，最后一次是2007 年4 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

肯尼亚人口才3 000 多万，却分属40 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是基库尤族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的普选，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 个省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政绩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选举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 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 多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 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 年12 月22 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 年独立以来的50 多年里，只有11 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东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些年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 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 年1 月5 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 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 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艾丹·哈特利（Aidan 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5 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是人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到民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般老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骂。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厮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败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置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拉，给人感觉也像是30 年前的中国县城。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亚出现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均很频繁，社会动荡不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企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不妨了解一点西方哲人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也有益于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能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 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不可没。但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通过良好的基层组织系统，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 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 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 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

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推崇的那种竞选程序决定一切的民主。竞选程序决定一切就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则反而是无所谓的。你选个演员，选个美女来当政，毫无政绩可言，也是合法的。台湾陈水扁就是个典型，当了8 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考试”都不及格，还贪污腐败，但按照西方的程序决定论，他可以赖在位置上，不算反民主。我们民主政治的设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仅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

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7 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国家元首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总编Fareed Zakaria 2008 年5 月语）。

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 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1 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10 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10 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13 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

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 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2008 年3 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

“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书《中国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 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像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 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 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 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 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 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尔洛（Julie Barlow）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 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 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 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 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 000 多万，比今天的上海还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 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 000 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 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 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 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 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 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 年4 月肯尼亚NTV 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 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 年2 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 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意大利　　　4 　　　　　　　　　　80

法国　　　　7　　　　　　　　　　 67

美国　　　　19　　　　　　　　  　 52

英国　　　　20 　　　　　　　 　 　41

德国　　　　28 　　　　　　　　 　36

西班牙　　　30 　　　　　　　　 　38

（资料来源：2008 年2 月8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 年10 月30 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 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 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 年对17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 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 年该中心又对24 个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 年3 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中国　　　　72 　　　　　　19

约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班牙　　　51 　　　　　　44

荷兰　　　　49　　　　　　 50

英国　　　　44 　　　　　　51

加拿大　　　45　　　　　　 52

土耳其　　　41 　　　　　　55

印度　　　　41　　　　　　 57

美国　　　　39　　　　　　 57

黎巴嫩　　　40　　　　　　 58

印度尼西亚　35　　　　　　 64

法国　　　　28 　　　　　　71

俄罗斯　　　23 　　　　　　71

德国　　　　25 　　　　　　73

波兰　　　　13　　　　　　 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 倍以上（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 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不尽如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 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 多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美国2005 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 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 年8 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 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竟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适用，更不要说非西方国家了。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惟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选，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市场和计划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 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 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如果说30 多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则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第四章　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中国的真正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

读西方人过去写的历史，会发现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话语权的历史，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数百年之久的强势地位。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无挖苦地说：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的强弱所决定的。既然西方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其话语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当年欧洲人企图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科学论证。现在毕竟是21 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西方也变了不少，虽然在话语权问题上，西方话语仍占主流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正在出现，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是这些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非少数几个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荒谬，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 年使4 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无数生灵涂炭，则被看作是捍卫人权。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崛起，那种谁拥有强权就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历史偏差。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 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 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 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的确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从17 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870 年左右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掠夺，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遭受重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 000 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 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说，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1960 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 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 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上面对普世价值来龙去脉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认的历史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 年美国开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那么也只有40 多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所以普世价值还是个新鲜事物，需要我们共同呵护，中国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当其时。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的2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 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整个文官制度也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伏尔泰特别赞赏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民族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对新的普世价值的形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 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0 多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0 多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 000 多个不平等条约呀！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 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欧洲40％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2001 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777 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50 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质疑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于2008 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08 年3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为“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一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作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话，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

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07 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当年曾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 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 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拥有13 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三、也谈人权

日内瓦有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去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开会，都会引来大量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关心日本“过劳死”的，还有支持同性恋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好一番热闹。外交官们也很辛苦，会场内外，忙来忙去，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为了一些有争议的决议草案进行没完没了的磋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会场，不少人简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如果会场上突然来了个“搅局”的，大家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2008 年3 月28 日下午就有那么一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欧盟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内容涉及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授权”。

欧盟代表自我感觉良好，从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度，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认为这个决议草案不应有任何争议，故提议不经表决通过。这时老资格的埃及大使发言了，而且是代表着有57 个成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他说，众所周知，最近出现了丹麦画家丑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画事件，西方一些国家以言论自由加以辩护，对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们认为这是滥用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谴责，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调查并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世界上“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构成种族或宗教歧视行为”的情况。

斯里兰卡大使接着发言，他是科伦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讲话总是那么不卑不亢，像是在讲堂上给自己的学生授课。他说这个修正案好，因为权利与义务之间要有某种平衡，否则会出现大问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间就传遍全世界，发达国家里一些人可以以言论自由为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发展中国家内就会立刻出现罢工、罢课、罢市，甚至厮杀。埃及的这个修正案能使欧盟的这个决议变得更加全面。欧盟代表发言反对，认为这纯属另外一类问题，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

这时古巴代表发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责难和攻击，所以能言善辩者不少。古巴代表说，这个决议案中有这么一句话：“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说应该在“行使”这个词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个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传来一阵笑声，知道这句话把原文的意思给“阉割”了。欧盟代表坚决反对。最后主席裁定要进行表决。欧盟代表则要求休会，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变这种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买账，大声地说，主席刚才已经宣布开始了投票，根据议事规则，这个行为必须进行下去。欧盟代表无奈。表决的结果是：32 票赞成，0 票反对，15 票弃权（欧盟成员等投了弃权票）。这样，这个最初由欧盟提出的关于言论自由报告员授权的文件，变成了联合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滥用言论自由内容的文件，其意义非同小可。看来西方话语垄断权在CNN 和BBC 等媒体中还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言论自由是好事，但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确实应该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担与自由相适应的责任，绝对自由，就和绝对权利一样，会导致绝对腐败。以言论自由为例，在西方大部分国家里，歌颂希特勒也是违法的，挑动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个国家在言论自由的幅度上，确实差异很大。中国言论自由总体上在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较一下10 年前、20 年前、30 年前的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个大趋势，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滥用言论自由的问题，在2008 年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西方媒体应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新闻和言论自由被滥用，煽动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铁托在世的时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众，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处，但后来这一切被西方推动的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否定，各个族群随即都开始强调自己的权利，民粹主义政客一个接一个被选上了台，结果导致了族群厮杀和国家解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少数民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8％，但他们居住的面积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中，我们一定要禁止煽动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使一个团结的中国变成一个分裂的中国。

2008 年8 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际，在罗马也举行了一场关于全球治理创新的研讨会，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问我，中国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人权”？我说：“很好，但这还不够，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选票，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起来选举美国总统？”他犹豫了。其实，各种全球问题治理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西方不少人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养成了指手画脚、乱开药方的陋习，但对自己药方带来的后果从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个“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就给非洲带来多少灾难？光是一个“休克疗法”就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少悲剧？

中国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长处结合起来，国家迅速崛起，虽然仍面临不少问题，但总体效果远远好于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争取奥运会金牌一样，如果你只认可西方一种模式，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大概只能落得个印度的水平，但当你把东、西方的长处融合起来，就出现了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这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进步都有启迪。

记得2005 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女学者曾这样问我：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每况愈下，您怎么看？我说：“第一，讨论中国的人权，一定要先问问中国人，而不是问美国人和欧洲人，否则您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您不妨问一下您在欧洲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也可以去中国与您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过去要好。

“第二，中国使得4 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现在正努力实现13 亿中国人的全民社保。30 年前，中国人拥有一块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国民众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国人权的时候，既看到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中国的成绩，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不要忽视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国确有自己的人权问题，需要不断纠正和改进，中国也可以从英国、从西方借鉴不少好的做法。中国这30 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决自己诸多的人权问题。我在您的国家生活过，知道英国至今还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样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这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23 条第2 款的。作为一个英国女学者，您不妨也花时间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捍卫一下您自己的权利和您的英国妇女同胞的权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大概有这么五个特点。第一，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西方传统上，在对外交往中，只强调政治和公民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美国不把这后三种权利看作人权。这方面，美国真是严重落伍了，连很多欧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们采用的不是美国自己制定的狭隘的人权标准，而是联合国确定的人权标准，美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比方说，3 亿人口的美国竟有近5 0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了。

第二，西方喜欢从法律角度来讨论人权，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可以算是人权问题，但是在对外政策中，又总是把法律问题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较健全、律师数量充足的国家里比较容易做。而在法制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据我观察，应该在推动法制建设的同时，注意通过政治方法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贫困。美国不认为这是人权，欧洲人权界还在争论这属不属于人权，而中国从政治上认定这不仅是人权，而且是核心人权，并在实际行动中这样去做了，所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引领世界潮流。我曾就此当面请教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女士，她个人也认为消除贫困最终应成为人权。

第三，西方总是说人权是个人的权利，甚至否认集体权利的存在。中国人则认为这是荒谬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决定了，有个人的，就一定有集体的，这是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实际上西方也很重视集体的权利：西方过去和中国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代表的就是西方国家和国民在华的集体权利。治外法权就是集体权利。美国过去制定种族隔离制度也是为了保护白人在各个方面的集体和个人的特权。人权中的民族自决权就更是集体权利了。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最终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这个担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为反过来看，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以丹麦漫画家“恶搞”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作品为例，多数伊斯兰信徒认为他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损害了10 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兼顾自由与责任、个人和集体权利。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哲学观对于人权理念未来的演变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四，中国认为实现人权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实践证明，中国把以人为本、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事业作为核心人权来优先推动，是一个伟大的成功。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利压倒一切，但结果令人失望。在一个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饥饿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国家秩序。甚至在相对发达的国家里，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具体的人权问题上也一样，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比方说，一个政府现在有1 000 万美金，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大学生的宿舍，可以用来改进监狱犯人的居住条件，也可以用来建设廉租房，这些用途都属于改善人权，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最合适的安排，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权的优先顺序时，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属于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一致。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他走，这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欧洲国家认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权这个普世价值，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接受这种解释。欧洲首先应该去说服美国人接受这种观点。2008 年3 月，荷兰外长弗汉根（Verhagen）来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介绍荷兰的外交政策，提到欧洲人权价值观中包括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的权利，他还点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五个国家的名，指责这些国家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并说世界上还有85 个国家把同性恋定为犯罪行为。如何评价各国法律对同性恋的立场是一回事，而荷兰所认定的这种所谓欧洲价值是否属于普世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世界上多数人来说，荷兰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别人还跟不上。这些权利代表了荷兰和欧洲不少国家内部人权的主要关切，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许多更紧迫的人权问题需要解决，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早已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国家来确定自己的人权议程呢？

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如果各国都能真诚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这将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更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发达国家消费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0 多倍，美国消费的人均资源是中国的11 倍，但西方迄今为止的人权观决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点儿也不能少，因为这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所谓造物主赋予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使用相应的资源，他就要和你较劲，甚至围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世界性的难题呢？

西方消耗着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资源，但自己的人权问题还是不少，西方还总想垄断人权理念的解释权和世界人权议题设置的主导权，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真有点说不过去。欧美有这么多移民工人，但为什么没有一个欧美国家参加联合国的《移民工人公约》呢？为什么不少欧洲国家里穆斯林女学生在学校连戴面纱的权利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不能带头改变其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从而让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环境权呢？为什么美国至今尚未加入联合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呢？为什么欧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这个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质的大问题，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地位呢？荷兰和英国女性的工资比男性的工资平均要低20％到25％，法国低10％左右，这是国际劳工组织2004 年的统计，而且这些数字与10 年前的1994 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别还扩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国的差别也在20％以上。（顺便说一句，日本和韩国差别更大，日本在40％，韩国在45％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妇女权利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 年访问北京时对中国女大学生说，你们可以来日本介绍男女平等，这不完全是客套话。）

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正未有穷期，这个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本精神”，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参加四川抗震救灾的无数国人和北京奥运会的无数志愿者都展示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整个世界为之动容。就像中国奥运军团的崛起，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学习、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

与人权有关的还有个公民社会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各个社会群体追求的利益也开始分化，于是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促进了社会利益相对的均匀化和平衡化，这确实是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处理了很多政府不该处理、也处理不了的事情，这是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人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对于加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对于优质民主社会的形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会总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这在2008 年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真是希望我们国家能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公民社会组织，不沾官气，展示自己的自主性与活力，大大推动我们的各项事业。我还希望其中一些组织最终能摆脱不合时宜的体制束缚，驰骋于国际舞台，代表着崛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主持正义的公民社会一同努力，改变现在世界上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公民社会比例过大的状况，为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作出中国人的贡献。

但我同时也认为，在公民社会问题上，照搬西方推动的公民社会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效果并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有这么一个预设：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存在，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对峙的关系。西方还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来对付与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会在苏联、南斯拉夫、东欧政治变革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去过进行了“颜色革命”的乌克兰，看到示威游行的群众挥动的不仅是乌克兰的旗帜，也有欧盟的旗帜、美国的旗帜、英国的旗帜、德国的旗帜，反映出这些国家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西方资助的。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广场上很多游行者挥舞着西方国家的旗帜。西方鼓励这种民间与政府对立的方法，公开扶植亲西方的政权，而不考虑这种做法给这些国家的百姓带来什么结果。“颜色革命”使得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陷入动荡，总体效果不佳，但迄今为止西方对此进行反思的人还不多。

公民社会必定与政府对抗这种哲学也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次，我在巴西参加一个讨论消除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讨会，贫民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他们城市的人口经常一半以上住在贫民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欧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公民社会应该动员起来，与政府作斗争，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会议主席问我，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走访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后，我认为在消除贫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国。中国的经验是：不要老是搞什么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而是促进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确立消除贫民窟能够造福各方这样一种大的共识，然后制定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贫民窟改造方案。我说，你们可以组团到中国去访问，实地了解一下中国是怎样做的。中国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对立和对抗，这在族群比较单一、法制比较健全、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壮大的国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对抗容易带来社会分裂和冲突。我1994 年曾访问过黎巴嫩，当时整个黎巴嫩已经摆脱了长达15 年的内战，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从我在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黎巴嫩的公民社会在内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这种公民社会是完全分裂的，分别附属于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如马龙教派、德鲁兹教派、逊尼派、什叶派、长枪党等，更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各种闹派性的组织，它们实际上加剧了黎巴嫩的分裂和冲突。

我在黎巴嫩驻埃及的领事馆办签证时，看到领事馆的墙上挂了一张画有和平鸽的宣传画，上面写着：“黎巴嫩：死去1 000 次，再1 001 次复生。”表述了一个民族经历无数大劫，仍然坚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动。当然这是诗人的浪漫表述，现实要残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实地一看，这个曾被称为“中东巴黎”的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整个市中心，包括希尔顿饭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残垣断壁了。这场内战使这个当时人口才300 多万的国家失去了14 万生命。我的导游是个60 来岁的亲历者，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还在一路走低，谁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我有女儿，一定让她嫁给你。”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德国工作，一个失业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会现在也很发达，2006 年该国又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选，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那年夏天突来一场以、黎冲突，美国迟迟不让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战后重建化为乌有。黎巴嫩各种教派和党派的利益至今无法整合，外部的各种干预使黎巴嫩的局势日趋复杂。我真是希望这个美丽的地中海国家能第1 001 次崛起，但我又觉得，照西方这个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张的那种公民社会，黎巴嫩恐怕很难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卢旺达也是这样，它的非政府组织大概可以算是整个非洲大陆最活跃的了。据说按人均计算，卢旺达的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国家最多，但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后来的种族大屠杀。西方人权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形成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社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多民族、多族群国家，经济和教育都不发达，盲目使用西方概念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族群冲突。一旦以族群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大量产生，就会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对抗。

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公民社会颇为发达的国家。但我去过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里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险。我的感觉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尼日利亚有那么多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但究竟保护了多少人权？非政府组织越多，社会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这个观点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还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比中国多几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与中国的差距都很大。从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会非常活跃，但从我的实地了解来看，相当一部分组织被黑社会控制，甚至就是黑社会的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贫民窟观察过，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控制着贫民窟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组织是真正在为劳苦大众做事，但也有出于其他目的的组织，如专门负责偷电的组织，从某个地方把电偷偷地接过来，再卖给贫民窟的居民。还有负责贫民窟安全的黑社会组织，专收保护费。为什么印度改造贫民窟这么难？因为贫民窟里的人都被组织了起来，而这些组织中相当一部分受黑社会控制，黑社会又与各级政客勾结，贫民窟永远是各级政客的票仓。孟买市中心通向孟买国际机场的大道旁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宽这条公路，但几年下来了，条件谈不妥，一些劣质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客利益结合在一起，轻而易举地“绑架”孟买市民的整体利益，阻碍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印度民主体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个严重瓶颈。

美国福特基金公民社会项目的负责人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倒是个比较坦率的人，他写了一本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书，其中提到了公民社会与政府必然对立并不一定是公民社会运作的最佳模式。他说，现在很多公民社会“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体，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会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则也会出问题”。他赞成走协商共识的道路，不要老是强调各方的对立，而是强调如何最好地解决问题。这个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一定要与一个国家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实际上西方国家自己的公民社会也是这样的。丹麦雇主协会主席马丁森先生曾对我说，丹麦人就像一个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济的感觉，社会上对抗比较少，议会里讨论问题也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一般总有80％的议员意见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瑞士也很少出现罢工，为什么？因为在1937 年整个瑞士面临德国法西斯入侵威胁之时，瑞士机械制造业的劳资双方代表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约定一旦劳资双方发生了纠纷，双方都要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或者请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资方不得随意裁减工人，关闭工厂，工人一般不进行罢工。这样做既保护了双方利益，也保证了生产。后来，瑞士其他行业也纷纷效法，签订类似协议。1941 年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瑞士几乎很少发生罢工事件，即使发生了，往往规模也有限。

中国台湾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台湾地区在民主化方面，学习了美式民主，强调对抗，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导致了政党恶斗、商业化炒作、族群关系撕裂，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数上升，难怪2008 年大选前，台湾《天下》杂志一篇文章《怀念没有蓝绿的日子》，引来多少人的唏嘘，甚至到了今天，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当年关注民生的强势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台湾地区访问，特别在台北，我可以体察到台湾社会存有这种让人感到温馨的文化底蕴，人与人很客气，很礼貌，温良恭俭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台湾社会虽有不少问题，但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陆借鉴。我个人觉得台湾社会本应该在这种和谐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台湾却走上了一条照搬美国对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马英九先生上台后，大胆提出了“台湾民主再造”的口号，主张族群和谐，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一个已经被美式民主撕裂的社会要重新整合谈何容易，连美国自己今天都成了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深陷经济危机而难以自拔。

总之，一个公民社会，如果它能使一个社会最终变得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萧条，更加混乱不堪，那么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公民社会；如果它使一个社会从团结走向分裂，甚至从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质的公民社会。我看黎巴嫩、卢旺达等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公民社会和政府可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不要学对抗式的美国模式，适当地学一点丹麦、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动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8 年抗震救灾体现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放的、透明的现代救援体系。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不仅为我们的抗震救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于民心的崛起，在于每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参与感和自豪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中国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们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真是13 亿人众志成城，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互相提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伟大力量。我希望中国式公民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大大丰富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1986 年6 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当时的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谈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的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的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 年文革之后到1989 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西方苦心积虑地鼓动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他们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数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 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作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 的人，sophisticated 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我个人以为这个词也许可以翻译成“成熟的心智”。在英国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是一种很高的赞许。议会制度在英国运作得相对较好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和微博的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就是中国要被开除球籍了，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严厉斥责。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的心智”，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第五章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乱了方寸，以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天要塌下来，国将不国，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只要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中国还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只要我们沉着应对，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中国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是中国模式虽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问题，必须认真着手解决，否则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最终中国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二层意思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但是横向地、纵向地比较一下，我们做得不比别人差，所以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沉着应对，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简言之，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如果中国自己乱了方寸，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了，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处在1949 年以来最好的时候，也可以说是近300 年来最好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阻碍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今天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有三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一是贫富差距问题，二是腐败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比较中，寻求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总体把握，并争取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从而为中国的真正崛起夯实一个牢固的基础。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

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容争议的事实，需要我们冷静应对、认真处理。处理得好，我们的发展就能比较顺利与和谐，处理得不好，就可能经历挫折甚至危机。从世界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但后来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改良政策的实施、中产阶级壮大、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等，问题得到了缓解。就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对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成了亚洲之最。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引来不少严峻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但上述观点与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有相当大的差异，我愿在此谈谈自己的观察，并与中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 倍、5 倍、10 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窝棚大都用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人挤人每天排长队上厕所、排长队等候供水车的到达。阴沟是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苍蝇蚊子满天飞，各种传染病频发。印度城市中还有大量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 点多坐飞机抵达加尔各答的，从机场到市中心饭店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一路看到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睡在路边、桥洞和墙角下。印度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你若给了其中一人一点钱，一下子就围上来十几个，有的可以一直跟着你到旅馆，甚至明天还来旅馆门口等你。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在孟买、加尔各答两个城市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过去20 年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还要多。

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基贝拉（Kibera）的贫民窟。内罗毕5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 000 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 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50％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特殊的“春运”现象：我们每年春节期间会有上亿农民工回乡探亲，然后再返回城市。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要返乡？为什么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返乡现象？人家也有自己的节日，但没有这样的返乡情况。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工在家乡除了有亲人之外，还有自己或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巴西、肯尼亚，大都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或社会革命，或者经过了某种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剥夺了，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贫。他们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万苦地进了城市，就绝对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钱返乡。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我们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0.40。这些数字本身可能还大致靠得住，但问题是基尼系数计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及这些财产的价值。有没有土地和私宅，对于一个农民，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百姓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天地之别。我想有志于研究国际贫富差距比较的学者，应该把土地和私宅这些相关因素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国际比较，其结果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发挥原创力，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对中国和世界事务进行独立、客观、全面的评判，从而纠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标准可能带来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这么一个粗粗的比较：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 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 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说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中国通过30 多年改革开放，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另外，我国2007 年发生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令人震惊，惊动了总书记和总理，惊动了全国所有的媒体，不少人以此推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大危机。黑砖窑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同时我们也要对这种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还是以印度为例，根据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估计，印度至少有1 000 万到1 500 万（有人甚至估计6 000 万左右）的“儿童抵债奴隶”，他们每天工作12 个小时，每周7 天，家长把他们卖给雇主终日劳作以偿还所欠债务，而这种债务往往只是区区几十美元。这些本是读书年龄的孩子只能为买断他们命运的雇主奴隶般地干十来年，他们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处理等行业。在印度，“儿童抵债奴隶”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印度宪法明确禁止这种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体似乎对这类事情已经相当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责众；二是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睁一眼闭一眼；三是这些孩子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第四，各级政府腐败成风，被雇主收买的不少。

英国广播公司之前拍了个《印度儿童奴隶》（Child Slave of India）的纪录片，采访印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们对这个问题，要么否认，要么搪塞，但英国记者抓住事实不放，他仅仅访问了一个镇，就了解到该镇有1 5000 个这样的儿童奴隶，但是各级官员还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员真正关心上千万的这种低种姓出身的儿童奴隶？像印度这样一个此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比中国至少超过百倍的国家，自我感觉却很好，对前途甚为乐观，而我们不少国人则认为黑砖窑这类事件预示着天要塌下来了。这类事件固然严重和恶劣，我们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并顺藤摸瓜，把类似的问题一个个解决，让坏事变好事。但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继续远远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前面，去实现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

至于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论点，特别是“农村像非洲”，则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无知。我不知道持这些观点的人有没有去非洲农村实地考察过。我去过18 个非洲国家，访问过加纳、肯尼亚、斯威士兰等地的农家，都是离首都不到三刻钟车程的地方，大部分农民住的还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树枝在泥地上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砖房，上面也是稻草盖的房顶或者铁皮压上几块砖的屋顶。房子往往没有门，只有一块布帘。大都没有电。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而中国多数农民在过去30 多年里都盖了砖房，许多还翻盖了不止一次，彩电都普及了，农村的网民数也早已过亿。

这只是个浅层次的比较。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非洲面临着一些中国农村所没有的特大问题，如战乱、社会解体、瘟疫规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战火最多的地方，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消逝于战火的生命恐怕超过1 000 万。仅于20 世纪90 年代，刚果民主共和国从1998 年开始的战争，又被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9 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已超过600 万。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三个月内就有100 多万人丧生，苏丹1983 年爆发的内战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40 万。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最新统计，非洲现在平均每13 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艾滋病，每9 秒就有一个人染上艾滋病。现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是2 500 万人，2005 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人数达200 万。我曾去过斯威士兰，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艾滋病人数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业成了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供不应求。一个斯威士兰朋友告诉我，他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亲戚和朋友的追悼会，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壮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根本无力对付艾滋病，药品都发不到基层。

非洲发展最快的另一个产业是保安业，因为恶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趋势发展，在非洲许多城市，白天的行凶抢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险。原因是什么？一是贫困，穷则思变。二是家庭和社会的解体，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这些孤儿现在已长大成人，以赞比亚为例，孤儿人数据说已超过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从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反映这一切问题的综合指标就是非洲人均寿命普遍才50 来岁。卢旺达的公务员则强烈要求：应该从45 岁就开始发放退休金，因为卢旺达今天的人均寿命才40 来岁，公务员的退休金按老规定是60 岁才发，已不合时宜。

相比之下，我们农村的人均寿命怎么也在65 岁以上啊。以我的观察来看，非洲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文革时候中国农村的水平。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大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但把今天的中国农村比作非洲，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我们农村的局部地区可能和非洲农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区还要差，但总体上，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村，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联合国曾经通过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 年之前，发展中国家要把自己的极端贫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中国于2003 年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但对多数非洲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该目标再过几十年都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个比方进行比较，你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20 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或者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开两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当然非洲很多国家也在认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比方说，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肯尼亚的人均寿命才55 岁，乌干达的人均寿命也才45 岁，两国在经济等各个方面比中国落后许多，但他们也开始实行免费小学义务教育。另外，这几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加很快，带动了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石油等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使不少非洲国家受益。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仍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评论，力求使我们在观察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一种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有一种更为多元的参考坐标。但这样做，绝不是说我们不必重视中国自己的贫富差距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贫富差距扩大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棘手，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201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40 万亿元，约为印度的四倍。财政收入达8 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2 万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0 万亿元。这与30 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 600 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 132 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暂时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 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以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2005 年访问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做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于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做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20 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导致整个沿海地区农民工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70％以上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 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今人难于想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的父亲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处在各自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有些人喜欢谈论北欧模式，但像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各种社会矛盾，以英国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无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可以自行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游戏规则”，大英帝国内的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连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在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国则要在自己的疆域内“消化”所有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18 世纪工业革命时，英国本土的人口仅1 000 多万人，少于中国今天的任何一个大城市。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法国的人口也只有2 000 来万，而中国早已是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不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向外转嫁矛盾，而是给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果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如果当初这些国家因为种种社会问题，而放弃了工业革命，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一定要过这个坎，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国今天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后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制度优势，比如我们已经较快地实现了全民基本医保，而3 亿人的美国至今还有近5 千万人没有医保。

其次，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1.6 亿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人非常认命，认为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又导致我们中国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显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店的跑堂，住在贫民窟，但只要会说几句英文，自我感觉就属于中产阶级了。而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常否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处房产才算。过去30 多年中，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有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 年代末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 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了；90 年代则成了空调、电脑、录像机；而到了今天已经是房子、车子、票子。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2006 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约60％，都大大低于中国，但从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满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人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推动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总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解决贫富差距有难处，也有易处，但总体上还是易处多于难处，所以我们可以树立信心，把这个问题逐步解决好。我们应该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的同时，尽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国民社保体系，使得全体国民消除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建设一个机会公平的法治社会，通过渐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体制创新来遏制腐败，使所有人尽可能获得比较平等的发展空间。我们要通过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种比较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来看待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一种同舟共济、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我们还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习惯，包括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不只是指亿万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间，而是指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只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就要互相尊重，并从互相尊重中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严。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

我们还要提倡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环境暂时还不甚理想的时候，我们更要提倡这种精神。外国人对海外华人有褒有贬，但几乎都同意这一点：华人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公正，华人一般都能通过发愤图强，站稳脚跟，最终成为社会上比较成功的阶层。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印尼的华人蒙受过多少歧视、欺辱甚至杀戮，如果连1965 年大规模排华骚乱也算进去的话，因各种排华骚乱而致死的华人估计至少有几十万（也有估计超过百万），但不屈不挠的华人还是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干了出来。华人虽然只占整个印尼人口的2％左右，却掌控着印尼经济的半壁江山。我认识一些印尼华侨，听过他们抱怨，看过他们流泪，但他们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制度越不公平，他们越要干出个样子让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包括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但总体的大环境在不断地改善，自我实现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阵容也在迅速壮大，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比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不知好多少倍。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其消极等待外部条件的改善，不如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奋斗进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轻言放弃，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的希望在此，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也在此。对个人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败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考虑到我们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国情，在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之时，我们也须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要防止极端平均主义和极左思潮卷土重来。在帮助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建立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记住邓小平多次的提醒：我们的政策要注意“不养懒汉”。欧洲高福利国家有这方面的教训，工人情愿待在家领失业金，也不愿意工作，结果整个经济丧失了竞争力。今天席卷欧洲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这些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难以为继。我们应该继续鼓励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改善自己的命运。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能丢掉。

第二，我们在努力让全体国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实际的承诺，因为那最终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们一定要走出穷富对抗的恶性循环。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导致大家一般总是喜欢公，而不是私。大公无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号，响应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之后，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凡是发展不起来的地方都是平均主义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严重的就是非洲。一位与我相交比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诉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盖了一栋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烧了，所以社会财富始终积累不起来。不要说建房子，就是你工资刚发下来，大家都要来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须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会储蓄极少，与此有关。

俄罗斯也有个经典笑话：农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邻居亚历山大家里多了一只山羊，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仙女问他：“我现在可以帮你实现一个你最想实现的梦想。”伊万大叔说：“那就请你尽快让亚历山大家的那头山羊死去。”

实际上，仇富是一种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很多马来人、印尼人恨华人。在俄罗斯和欧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犹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欧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观察一下，打听一下，为什么恨？理由与中国也是一样的：富人有钱、富人招摇、富人投机倒把、富人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乐，一有社会动乱、危机、革命，富人总是泄愤的对象，富人总是少数，于是仓皇出逃，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穷人出了口气，但生活还是艰难困苦。

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引起动乱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后的建设谈何容易。中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过大等原因导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后平均主义的道路，效果并不好，导致了普遍贫困，所以才有30 年前选择的这条鼓励竞争、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使我们今天有实力来更多地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记得1981 年的时候，胡耀邦看到一份报告介绍哈尔滨待业青年自谋职业，不要国家投资，建成了生产沙发的一条“沙发街”，胡在报告上批示：“这种不要国家投资的事有的是，只要我们的同志高抬贵手就行了。当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费不多，问题是要到群众中调查和商量。”看到报告中说每个待业青年当年每月实际所得在150 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挥笔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红呵！”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破除平均主义，调动各种积极性开始一路走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作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要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很多弱势群体，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人的尊严。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使全体国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震动，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似乎久违的人间真情。面对罕见的灾难，国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从亿万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为受难者祈福，都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灾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周内，好像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心灵洗礼，中国的社会真正向前进了一步，中国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为本”从此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成为我们民族一切现代化努力的最终归宿。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贫富地区之间还应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 早就超过了10 000 美金，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 是100 美金。如果你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 倍，我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以2006 年为例，那一年浦东的财政收入是587 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 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浦东现在的外资金融业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如果这里的银行业是在为全中国融资，我们就不用担心。陆家嘴CBD 每平方公里实现的增加值是235 亿美元，这是国际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资源汇聚多、增值效应强的表现。这种效应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说，更是百年未遇，来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大家的贫困。浦东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浦东上交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浦东的金融业能服务全国，那我觉得浦东这个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浦东好、全国好。香港和内地的差别还要大，对内地是好还是坏？结果证明是好事，因为香港和内地也是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30 年中的多数时间里，港资是最大的外资来源。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好，就说明了这种互动关系。

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 的绝对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建立相对富裕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我们还要把中国当今的变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中来看，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当一个国家经历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其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社会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这有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没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利益驱使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时候。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和欧洲的一些大国相比，他们在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转移社会矛盾，而中国则要自己消化各种问题。比较中国过去30 年的现代化进程和过去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你会发现过去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帝国，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贫富差距恐怕要几十倍于今天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过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和许多殖民战争。1987 年4 月，坦桑尼亚的前总统尼雷尔访华，邓小平宴请他，我是翻译。尼雷尔对邓小平说：“德国统治过我们，英国统治过我们，拿走我们多少资源？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独立的时候我问我的工业部长，我们现在有几个工程师，他说：‘两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大英帝国内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们主观意愿如何，我们今天的工业革命确实没有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出现过的许多问题，但现在看来，我们付出的代价比他们要小，而且我们还有可能把这些问题的负面效应进一步缩小，时间进一步缩短。中国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去建立帝国，避免了其他大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相反，我们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使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获得了实惠。我甚至想到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如果中国今天也像英国当年那样，拥有比自己疆域大50 倍的领土，多100 倍的资源，自己可以拟定所有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情况下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起飞将会比现在容易不知多少倍。当然，今天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极其不公正的条件下，以自己独特的勇气和智慧，闯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各种要素准备，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从这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感到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贫富地区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使改革开放的收益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并动态地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使全体国民普遍地富裕起来，并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发达国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中国的腐败情况引起国人的普遍反感和关心。对于腐败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断，甚至倒退。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状况大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腐败属于什么性质的腐败？中国能不能基本解决腐败问题？怎么解决？

世界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地位放在180 多个国家中排名的70 至80 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兰　新加坡　香港　中国大陆　印度　俄罗斯　菲律宾　乌克兰　肯尼亚

2005 年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

2011 年　4　　　 5　　　 12 　　75 　　　95 　　143 　129 　　　152 　　154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这种地位并不光荣，肯定不能令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这个排列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的结果也相当接近。我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颇为独特的视角，我观察一个地方的出租车管理。在乌克兰、俄罗斯，这些都尝试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国家，出租车基本上由黑社会控制，你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机场，好几个大汉子就围上来，要你坐他的车，开出一个比你预期高两倍的价，你找机场的出租车管理处，那里的人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价。你没辙。只能找个看上去面善一点的司机，车上要么没有计价器，要么有了也不用。实际上这还算不错，基本没有黑车抢劫的问题，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馆，多付一点钱也就算了。

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发生。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使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瘫痪了。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城市，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

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一个药店看过，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

我还是以非洲的“高腐败”为例子，谈谈与中国腐败的差别，大概有这么几个差别：

一是中国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自己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腐败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败国家内，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没有工业革命可言，但腐败却有增无减。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腐败属于新旧体制交换时出现的腐败，因为新旧体制交换，漏洞很多，给人以可乘之机，但随着体制转型和创新的进展，这一类腐败可能会下降。

二是所谓“资源的诅咒”。在中国，人们听说哪里发现了新的资源，大家高兴，说明我们对国家的资源管理有信心，资源属于全国人民。但和许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谈中，他往往会告诉你，没有资源倒好，因为没有资源，只好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世界上，资源少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日本、新加坡、瑞士等国家资源都不丰富。资源不丰富，往往会使一个国家更注意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注意软环境建设。

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搞不好的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亚，本来还有农业，后来发现了石油，农业就废弃了。石油开发了几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却每况愈下，钱被贪污了，存在外国银行，国内的汽油还需进口。最近几年，国际油价涨了好几倍，但在尼日利亚，我碰到的人都对我说，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0 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发展水平差20 年都不止。

我曾看过评论非洲《东非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安哥拉新发现了石油，文章的题目是：“好像他们有了黄金还不够糟糕，现在又发现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资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体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监督，不需要征税，当然也没有纳税人的监督。

第三，中国的贪官一般不敢公开炫耀，钱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过孩子和亲朋好友转移到国外，这固然非常恶劣，但非洲国家的许多贪官敢于公开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国，计程车司机对我讲：“你看这个别墅是内务部长的，那边两栋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绳之以法呢？”他说：“我不管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这样做。”他还说：“我们的总统有两个夫人，一个老的、凶的，一个年轻的、漂亮的。”我问他：“这样做不是违法吗？”他回答：“如果我是总统，我要四个。”

持平地说，不少国家的政治文化对腐败行为和违法行为的宽容程度高于中国，甚至连印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这样。从这点来讲，中国治理腐败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人民痛恨腐败，我希望我们的百姓和媒体睁大眼睛，使贪官污吏无处藏身。

非洲国家对腐败的容忍与非洲的部落主义有关。很多领导人当选后，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观念根深蒂固。多数国家还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一个议员被反贪污委员会指控为贪污，反贪污委员会派了警察来抓他，但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地的居民都被动员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退，然后他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政府里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这个部族，结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奋，激动地呼喊各种口号。不管事情真伪如何，但你可以感到第三世界的政客总有法子玩弄百姓于掌心之中。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

《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腐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真正的现代化，一定会产生对法治环境的强大内需，而法治是对付腐败最好的办法。

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社会呼唤更为公正的竞争环境，从中长期来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产生对法制的强大内需，并最终导致腐败程度下降。换言之，中国的腐败走势有可能是这样的：“低腐败”→“中腐败”（现在这个阶段）→“低腐败”。从国际比较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中腐败”的情况，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开始的18 世纪，英国国会议员的位置可以花钱买到。当时在印度代表英国政府利益的“东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员非常腐败，被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但这些国家几乎都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内需驱动下，通过法治社会和反腐机制的建设，避免了非洲那种瘫痪型的“高腐败”，转向了“低腐败”。在华人社会中，香港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没有产生对法制社会的强大内需，最后腐败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势是这样的：“中腐败”→“高腐败”→“更高腐败”。

中国的反腐斗争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只要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动真格的，那么对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可能逐步减少。现在低腐败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香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内地也可能这样一路走来。

中国和“高腐败”国家的另外一个差别是中国毕竟经历过低腐败的阶段，有遏制腐败的巨大的文化传统资源，包括儒家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清廉魅力型领袖人物的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条件都没有，而活着的人记忆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败的，经济落后又产生不了对法治的强大内需，所以腐败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 年4 月，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个文盲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国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从而变成了保护他们贪腐的合法外衣。腐败官员可以通过贿选等手段当选，使自己的腐败行为得到合法保护。印度、菲律宾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曾问过我的印度研究生，为什么印度的扫盲进展这么慢？他说扫盲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当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无知，对政客就越有利。这个解释可能有点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还有经济水平低，公务员工资低，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官员的权力过大等问题，这给腐败寻租行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却导致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政府失控与瘫痪，结果腐败行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发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势稳定下来时，腐败已由量变转成了质变，连基层的海关、警察队伍都烂掉了。以俄罗斯为例，几乎所有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很多外国游客都碰到过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的事件。乌克兰警察情况也类似。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阶段。但最终现代化进程中对法制和反腐的强大内需，加上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等，实现了腐败下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后来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 来年过去了，腐败问题似乎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塑造过一个人物叫戈万，这个人物说过一句名言：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的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在认识和处理腐败问题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强烈的道德谴责，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机制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逐步遏制和减少腐败。

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三个观点：

第一，不管我们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败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千万不能低估。腐败也会从现在人见人恨的“不文明”的腐败变成一种可以隐蔽的、比较“文明”的腐败。比如，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啸：1.5 万亿美金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 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腐败？这背后也许有更大的腐败，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做，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连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都赔上了百亿美金，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寻求亚洲国家的主权基金来注资，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世界老百姓来买单。对于这种“货币战争”，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瑞士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对我说，这简直是“金融黑手党”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妨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形容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差别，真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第一代腐败”是“不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回扣”、“走私”、“红包”等，这有点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第二代腐败”是比较隐蔽，比较“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道貌岸然的“游说”，选举政治中的各种“政治献金”和金融监督中的“选择性忽略”、“监管套利”等，这有点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是对生命的摧残，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一贯主张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知看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他该如何评论？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只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公司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其政治制度过多地受到资本驱动，恐怕都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总之，反腐将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严重腐败。

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的腐败状况，防止把问题夸张到不切实际的高度，然后动员悲情意识，呼唤再来一场革命。回顾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像是指挥一场超级规模的战役，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该冲锋的时候要冲锋，该伏击的时候要伏击，没有伤亡和减员的战争是没有的。1979 年邓小平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出血路就是要准备负伤。就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而是要抓住战机，奋勇出击。改革要考虑战略和战术、要考虑时机和成本、要打时间差，一旦抓住战机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这就是邓小平的领导风格。那种纯而又纯的改革，那种诗意般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变革，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1980 年代引起人们反感的主要是双轨制物价改革引起的“官倒”。当时采用双轨制来进行物价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颇为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已经引起物价上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但采用渐进的双轨制物价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官员的寻租机会增多，一些乡镇企业不通过收买官员，往往很难弄到计划内价格出售的生产要素。但如果当时不及时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就很难走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中国领导人权衡利弊，认为不进行物价改革，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动了带有很大风险的双轨制的物价改革，并逐步地闯过了这一关。

今天，我们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熟起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没有当初这种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国市场的如此繁荣。这项改革成功后，由价格垄断造成的腐败，虽然还存在，但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比较一下：俄罗斯是价格一下子放开的，不仅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物价改革的社会成本也相当大，但还是明显低于前苏联。尽管这个改革很不完美，尽管当时带来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不少后遗症，但整个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进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最后还要简单提及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意大利虽然也是发达国家，但腐败问题解决得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你只要到意大利华人社会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败得很厉害，意大利虽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会影响仍然巨大，特别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包括选票和官位。

在华人社会中，香港和新加坡闯过了人情网这个关口，而且据我观察，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比法国、西班牙做得还要好。但多数拉美国家和中国，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中国发展得还很快，但这个关口还没有闯过，所以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方面，还有待我们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在解决这个超级难题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 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30 多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

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他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他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撒切尔首相面前，把话说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

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最大危机的爆发是在20 世纪50 年代。1952 年12 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 000 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 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 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远远超过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 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 400 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 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

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此有一些感触。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从50 年代到70 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牧场养牛，因为美国快餐业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很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价值无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听的，给人的感觉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闷热的浪潮向你冲来，然后是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鸟、虫、小动物的欢乐世界，还有色彩斑斓的奇异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划着小船，沿河而上，两岸的树千奇百怪，一些树倒挂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远处简陋的小平房，还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烟囱还都冒着炊烟，这时候你突然感到人类生活已经靠大自然太近了，千万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这些热带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环境和生态问题相当程度上与我们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关系。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恐怕还是要靠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而不是推倒重来。我们模式中的具体做法可以调整，但我们模式背后的一些思想，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环保工作。例如，中国政府决定，为了节约能源，夏令时期空调不得低于某个度数，冬令时期不得高于某个度数，这种强势的规定对全国环保都有意义。我们常说干部的考核指标只看GDP，结果造成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现在在干部考核项目中已经开始融入环保的内容，这就大大推动了我们的环保事业。也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环保，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哥斯达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经把“环保立国”定为国策。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能不能从一些省份开始试验“环保立省”？对那里干部的考核主要用绿色指数，而不是用GDP 呢？

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推动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又何尝不是世界留给中国人的一个机会。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软实力大幅下降，固然与其发动的愚蠢的伊拉克战争有关，但也与美国不愿意改变其个人自由至上与财富消费第一的生活方式有关。在欧洲，一谈到美国对能源的超级浪费和环境政策，人们只能摇头。但欧洲也有自己的大问题：虽然在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等许多方面，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欧洲已是发达国家为主，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北欧一些国家骑自行车已蔚然成风，但在多数南欧国家，每个家庭还是拥有或者渴望拥有两辆车。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工业文明？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必须告别美国和欧洲已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拥抱一种更为健康、更为环保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来说是严峻挑战，但也是难得的机遇。

首先，这样做对中国自己有利。我们的环境已经无法支撑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中国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已经高度脆弱，环境污染已危及国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潘岳先生说要算两笔账，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传统工业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要付出多少经济、社会、政治、健康的代价？二是走循环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可再生能源的生态工业文明的道路，这个转型成本有多少，风险有多少，好处有多少。这个账算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加义无反顾地推动生态文明。

这方面，考虑得最彻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据《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准备用太阳能发电站来供电，全国使用电动汽车，在全国建设5 万个太阳能汽车电池充电站。以色列的佩雷斯总统说：“太阳能是民主的，谁都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内我们的石油进口可以减少一半，10 年内可以完全不需要进口石油。世界上的两大问题：石油是最大的污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资助者（石油生产国几乎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约有200 万辆机动车，以色列计划投资50 亿美金，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站来解决这些汽车的用电需求。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最终实现，现在还难以定论。如果我们撇开以、阿冲突这个政治因素，客观地看待这个设想，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极具前瞻性的设想，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环保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环保意识反映了个人修养，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一个人吃完水果把果皮扔进垃圾桶，而不是扔在马路上，就体现了这个人的文化素养。一个家庭耐心地把垃圾分开，装入不同的垃圾箱，这是一个家庭文化的提升。环保可以使我们民族形成一种更精致、更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现在欧洲已经很少有人穿裘皮大衣了，因为穿出去就等于违背了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主流文化。现在在瑞典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文化：以开耗油的大车为耻辱，以开环保车，甚至骑自行车为时尚。法国的环保宣传比较柔性。

每家都会收到使用煤气须知，告诉你暖气每降低一度，就可以为你自己节省多少钱，就可以为缓和全球变暖做出贡献。如果我们也能形成这种环保文化和时尚，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似乎过于讲究物质生活的社会，也会是一种文化提升。在环保方面，我们应该也可以走到美国的前面去。如果我们能以环保为契机，推动有个性、有品位的环保生活方式，这将有助于改造我们现在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我在智利访问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智利的国歌很美，里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智利，纯净的蓝天，百花点缀的欢乐伊甸园’，但是很遗憾，如果全球气候再变暖下去，南极冰川将融化，我们的国歌歌词也要改成‘无花点缀的失乐园’。”她又对我说：“看到南极冰川的融化，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就像你们看到万里长城塌陷了。”她这句话打动了我，我也希望我们国人也都有这种强烈的环保情怀。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成为有序政治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一块试验田。环保离不开民主参与，只有全民自觉地、广泛地参与，才能做好环保事业。环保也是一个需要政府和民间携手推进才能做成的事业。我们可以尝试在环保领域内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实依法治国，实行信息公开，推行民主决策和舆论监督，开展市民生活自我管理等。这种改革试验的风险较小，而成功的几率较大。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整个国家今后的政治改革都会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四，环保也很有市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生态文明建设能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产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回收和利用旧钢铁就是一个产业，据报道，德国的废钢回收率已达80％，荷兰是78％，中国大约20％。可再生能源更是新兴产业，丹麦的风能发电已经占到了该国总发电量的20％。虽然现在太阳能、风能在世界能源总量中的比例还不到2％，但增长的速度很快，中国这方面不能落后。如果今后中国自己生产的环保节能车能占领中国的广大市场，并打入欧美市场，这本身就包含了无穷无尽的商机。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考验。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比西方做得更好，应该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如果我们能把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很多成功思想和实践，创造性地转用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环保事业，而且可以带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进步。中国模式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软实力，也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碧水、蓝天、白云和好心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义无反顾地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终以一个环保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七、与世界比较，中国打几分？

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问题。如果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乱了方寸，以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天要塌下来，国将不国，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中国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还是处在1949 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 年来最好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放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一些横向的比较，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肯定自己的成绩，认识自己的问题，从而更上一层楼。

进行国际比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学者大都喜欢各种民调和权威的数据，但自己走的地方越多，越觉得许多基于常识的判断同样能把问题说清楚，甚至更加清楚。这使我想起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从1986 年开始发表的“巨无霸价格指数”。全世界至今仍广泛采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来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但《经济学人》说，比较是可以的，但这种比较所使用的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它以官方汇率折算的币值来计算，很难反映一个国家货币的真实价值。于是《经济学人》建议：与其用官方汇率来比较，不妨先用各国麦当劳的“巨无霸”价格，来验证一下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然后再来进行对比。例如，2007 年上半年该杂志公布的“巨无霸价格指数”中，美国一个“巨无霸”的售价为3.22 美元，在中国为1.41 美元（按官方汇率折算），那么美国的3.22 美元与中国的1.41 美元价值相等，所以中国的人民币被整整低估了56％。

从表面上看，这种评估方法似乎是一种调侃，但细细一想，“巨无霸”价格确实是一系列不同价格系数的综合反映（牛肉、面粉、食用油、奶酪、店员工资、店面的租赁等价格因素都要折算进去），麦当劳的店面又分布于100 多个国家，所以这个“巨无霸价格指数”还经常被引用。

受此启发，我走访各国也观察一些现象，并把它们和中国的情况进行比较，然后打出自己的印象分。我也借用“指数”这个夸大的词来概括自己的总体印象，以便横向进行比较。这种打分当然纯属我个人的主观印象和一孔之见，仅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决无强加于人的意思。这就像遇见一位生人，和他有些交谈和接触之后，你总能得出一些自己的印象。就我个人而言，走了这么多国家之后，我比较相信基于自己经验和知识积累所形成的判断。我这里选了15 个国家的7 个项目来打自己的主观印象分。最高为5 分，最低为1 分。这7 个项目分别是：（一）闲人（二）贫民窟（三）书店（四）军人（五）计程车（六）治安（七）排队。

下面是我的初步结论：

（一）闲人“指数”

“闲人”指街上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这个“指数”大致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就业和失业的状况，乃至一个民族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大城市生活节奏很快，“闲人”少，好像人人都在忙着什么事儿。瑞士的失业率低，给人感觉人人都有事干。美国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很快，社会竞争激烈，但黑人区明显松散，闲人较多。印度的“闲人”出奇多，说明这个国家人口政策乏力，失业率高。法国、希腊失业人数不少，无所事事者也不少，特别是巴黎郊外的北非移民居住区。以下是我的比较结果：

5 分：中国、瑞士

4 分：美国、英国

3 分：法国、以色列、巴西、阿根廷、越南、俄罗斯、土耳其、希腊

2 分：埃及、印度

1 分：肯尼亚

（二）贫民窟“指数”

发展中国家大都有贫民窟，它不是指一般的陋宅，而是指成片的，甚至一眼望不到边的那种简陋窝棚，基本没有卫生和水电设施。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于付不起昂贵的房价，就在路边、河边、山坡上搭起了棚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居住环境之恶劣令人难以想像：窝棚一般用废旧铁皮和油毛毡搭成，到处是垃圾和尘土，开放的臭水沟充满各种秽物。印度的贫民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其大城市甚至会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在贫民窟里。非洲的贫民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如果没有警察“护航”而贸然进去的话，一定会被洗劫一空，进得去出不来。在发达国家，贫民窟已基本绝迹。中国通过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贫民窟、棚户区大量减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贫民窟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绝对贫困人口的多少。我的贫民窟印象如下：

5 分：瑞士、英国、美国、法国、希腊

4 分：中国、俄罗斯、阿根廷

3 分：土耳其、以色列

2 分：越南、巴西、埃及

1 分：印度、肯尼亚

（三）书店“指数”

到哪儿我都喜欢逛书店，书店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我比较注意观察书店的多少、书店的种类、书店的品位、书店里顾客的多寡。这方面发达国家总体上做得较好。特别是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曼哈顿，除了有许多环境舒适、服务周全的大型书店外，还有大量的个性化书店、旧书店、专业书店、特色书店等。非洲国家的书店最可怜，数量少，门面小，顾客稀，里面一般只有一些中小学教材，还兼售文具用品；这些国家也有少量专门为当地白人开的书店，都是从欧洲进口的书籍，当地人消费不起。如何提高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准是非洲发展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没有这种进步，非洲复兴恐难实现。中国的书店进步很快，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有许多大型书店和特色书店，可以打4 分，但总体上，我们以人文、文学、艺术为主的书店还不够多，个性化的书店和特色服务还有待发展。新兴经济国家书店的共同特征是实用书籍为主，中国大部分的书店也是如此，高考试题、电脑技术、股票交易之类的书籍占了半壁江山。这大概也反映了新兴经济国家的特点，大部分人都忙于学习技能，都在“充电”以求改变自己的现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和精神追求会越来越丰富，对不同书籍和书店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书店的人气世界最旺，说明我们国家在向上走，一个热爱书籍的民族总是有希望的。我对书店“指数”打分如下：

5 分：英国、美国、法国

4 分：瑞士、希腊、阿根廷、以色列

3 分：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巴西

2 分：越南、埃及、印度

1 分：肯尼亚

（四）军人“指数”

我喜欢观察军人，无论是看一个国家的三军仪仗队表演，还是看街上军人的军容风纪。我总觉得军人的一举一动，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性，甚至是一种民族精神。军容风纪严格的军队，给人感觉有战斗力。松松垮垮的军人，总容易使人联想到不堪一击的溃军。比方说，土耳其军人一举一动，给人感觉有模有样。希腊军人举止看上去比较松散，卷着衣袖抽烟的我也看到过。这两个历史上的夙敌如果交战的话，我估计希腊军队要败下阵来。2007 年夏天，希腊遇到数十年罕见的森林大火，军队却迟迟出动不了，大概印证了我的印象。以色列的军人看上去比土耳其军人要随意一些，而且女兵很多，成了以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以军个人素质相当优秀，我曾和以军一些青年军官交谈过，他们都能说一些英语，而且很懂专业技术，但交谈中又感到他们对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不屑一顾，似乎轻敌。我也见过不少在使馆前站岗的埃及士兵，一会儿向人要香烟，一会儿向人要饮料。埃以如果发生战争，埃及要胜，恐怕不易。

我曾随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过位于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总部，也走访过美军陆军工程兵部队，见到许多专业非常娴熟的美军军人。我也曾在莫斯科红场看过俄罗斯军人换岗，很专业，很帅气，但也在公共汽车上看过略带醉意的俄军军官，感觉俄军的军纪有些涣散。中国军人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识的外国人中对中国军队赞扬最多的是美国已故知名作家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他1984 年曾沿着红军长征路走了一遍，写了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成为中国当年的畅销书。后来他访问中国，我陪了他一个多月，他多次对我说：中国军队的素质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们的军人军纪严格，训练有素。每次电视里看到解放军出动抗灾救灾，总很感动。我在日内瓦经常听到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批评，因为维和部队来自世界各地，素质良莠不齐，但对中国的维和部队，听到的都是赞誉。过去并不完全理解“人民军队”的准确含义，后来到第三世界国家走多了，才知道许多穷国国库空空，军饷无几，又没有政治教育，结果军队的纪律涣散，坑害人民，百姓怨声沸腾。下面是我对15 国军人的印象：

5 分：中国、英国、美国、土耳其

4 分：俄罗斯、法国、以色列、瑞士、越南3 分：希腊、印度、巴西、阿根廷2 分：埃及1 分：肯尼亚

（五）计程车“指数”

到哪里访问总要坐计程车，所以观察计程车的服务和管理水准成了我的一个爱好。我甚至觉得计程车的服务和管理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包括政府的治理能力、公司的管理能力、腐败程度等等，也可以体验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坐计程车，可观察的东西很多：计程车的车况，司机的素质，服务规范与否，是否配有计价器，有了计价器是否使用，司机是否宰人，如何宰人，等等。总之，细细观察可以体会出很多名堂。发展中国家计程车的一个特点是“黑车”多，你一出机场，就会有很多人拉你坐他的车，说明这些地方无序文化还占主流。美国计程车司机座位背后都贴有“乘客权利宪章”，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官司过多、律师过剩的法治国家。如果你忘了给美国司机小费，司机会把车门重重地一关，算是抗议，那一瞬间你就意识到了这里毕竟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啊，小费对司机的收入太重要了。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使用，司机张口给你个价，你说要用计价器，他就问你要空调费、行李费等等，反正怎么都要敲你一笔。这很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但大家总能找出一万个理由不遵守。非洲一些国家的计程车有点不敢坐，除了车况恐怖外，还出现过很多“黑车”抢劫的事情。

在街上可以随手招到出租车的地方，一定是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国家，如中国和越南。凡是出租车需电话预约的地方，一定是竞争受到限制、社会福利颇多的国家，如很多欧洲国家。前类国家注重消费者的方便和权利，后类国家注重保护司机的权益，究竟谁更好，就看你站在谁的角度了。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马路上任何车都可以当出租，只要你一招手，就有车停下来，然后双方谈个价就上路了。这说明这些地方市场经济还不发达，但也说明民情比较纯朴，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颇高。中国大城市中，我感觉上海的计程车服务和管理，到目前为止，大概是国内最规范的。如果把上海单独列出来，可以打4 分，中国的计程车总体水平在世界上大概位于中间的水平：明显好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但仍不如发达国家规范。以下是我的计程车印象分：

5 分：瑞士、英国

4 分：美国、法国、希腊

3 分：中国、土耳其、以色列、巴西、阿根廷

2 分：越南、埃及、印度、俄罗斯

1 分：肯尼亚

（六）治安“指数”

看一个地方治安好坏，我采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看你晚上能否在大街上安全地散步。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有一种安全感，大城市里女孩子晚上一个人散步基本不成问题。坦率地说，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这是一种奢侈，希望国人好好珍惜。美国把自己的制度吹得天花乱坠，但美国的社会治安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真不知道美国还有哪个大城市的居民晚上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散步（除了警力重点把守的个别地段外）。2010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列出了全球治安最差的十个城市，美国占了两个。这十个城市分别是伊拉克巴格达，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巴基斯坦卡拉奇，美国底特律，美国新奥尔良，墨西哥华雷士，南非开普敦，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法国等西方国家大城市的社会治安明显走下坡，但整个国家的治安状况总体上还过得去。埃及最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巴西社会的贫富差距太大，而且人口大都集中在城市，所以社会治安一直是巴西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非洲国家的犯罪率奇高，一位南非朋友对我说，他访问上海感触最深的就是一场晚宴后，女孩子可以随意挥手叫一辆出租车回家，他说这在南非等于是“自杀”，“别说女孩子，男人也不敢”。以下是我走访各国的治安印象分：

5 分：中国、瑞士、土耳其

4 分：以色列、越南、英国、法国

3 分：美国、俄罗斯、印度、希腊、阿根廷

2 分：巴西、埃及

1 分：肯尼亚

（七）排队“指数”

排队算是一种基本文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修养和一种做事讲规矩的文化。应该说在大多数国家里，排队已成为内化了的普通习俗。西方国家中，德国人和英国人排队是最认真的，先来后到，清清楚楚，哪怕只有两个人也会排队。法国人排队也不差，只是看上去更加随意一点，但即使大家看似随便站着或坐着，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谁在自己前面，决不会抢在别人前面办事。我印象中排队较差的是印度人和我们中国人，哪怕只有三五个人，也往往争先恐后。即使排队了，人与人往往也靠得很近，生怕别人插进来，也不容易优雅起来。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问题？大概是由于历史上人口的压力，长期资源相对紧缺，争先恐后的心态就慢慢地内化了，再加上市民文化教育不足，问题就越发严重了。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的排队状况有明显进步，但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以下是我的排队指数：

5 分：英国、瑞士、美国、法国、希腊

4 分：俄罗斯、阿根廷、以色列

3 分：土耳其、巴西

2 分：中国、越南、埃及、肯尼亚

1 分：印度

归纳一下，我的7 个横向比较项目中，中国得分如下：

军人：5 分

治安：5 分

闲人：5 分

贫民窟：4 分

计程车：3 分

书店：3 分

排队：2 分

我由此而产生了这么几点感想：

第一，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强大的国防，就等于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脊梁。没有强大的国防，香港收不回来，西藏会分裂出去，台湾也会独立，超级大国更可以用任何借口刁难和讹诈你，就像入侵伊拉克那样，大军开进，宛如进入无人之地。“人权”、“民主”的口号背后都有强权的影子。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上千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在英、法这样的国家，日本可以设大使馆，中国只能设公使馆。甚至到了1945 年，中国以数千万生命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其他西方领导人交谈时，提到中国还是用那种不屑一顾的种族主义语言。但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 年4 月20 日向进犯中国内河的英国护卫舰“紫英号”猛烈开炮的一刹那问，中国的历史改写了，之后的朝鲜战争更是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军队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军队都交过手，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如此出众，世界上极为少见。2008 年中国军队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再次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第二，邓小平多次说过，如果说他有什么专业，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领导人，他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能打仗，他从中国军队的崛起中看到了我们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也使得我们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崛起拥有了更多的自信心。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的就是这种自信心。没有了自信心，也就没有了自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结果往往是只能接受别人的话语，听别人的指挥，照搬别人的模式，最后落得个凄凄惨惨。还有一些国家干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结果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民族自信心，那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比较好，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巨大成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国家尤其不易。社会治安比较好也和我们的文化传承有一定的关系。我老讲这个例子：汶川地震2 千万人受到影响，但没有出现大的恶性案件，而美国2005 年新奥尔良市一个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就出现了成百上千起恶性犯罪案件。我们的社会虽然也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民风淳朴，民心平和，这是我们文明的基本面，也是我们文化和道德建设的最宝贵资源。

第四，我们是个人口大国，但无所事事的人相对比较少，这说明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说明我们人民有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的传统，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的棚户区大量减少，说明了我们在消灭贫困方面的成绩，也说明了人民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当然，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认真解决。我们计程车管理与服务的水准，总体上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过渡经济国家，但仍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改进的巨大空间。

第五，我们的书店处在世界的中游水平，这不太符合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已经水涨船高。我们必须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并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文化立国”的概念，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和软实力发展。不久前，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十分令人鼓舞。

第六，我们的排队之差，令人汗颜。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等等，但和所有民族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短处。比如，我们的市民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市民文化意味着大家讲礼貌、讲风度，讲君子之道，讲温良恭俭让。市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相通，在政治生活中，市民文化就表现为公民文化，讲理性、讲宽容、讲法治、讲尊重不同意见。不排队不只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它也折射出了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无序状况：大庭广众下的喧哗和吵架、网上的人格侮辱和语言暴力，不少学者的文章也严重地缺乏理性。印度排队差，所以印度民主质量也低，政府拖拖拉拉，毫无效率可言，发展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我由此而想到中国的民主建设。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社会无序文化仍然较为严重这个现实出发，来进行设计和推动。

当然，这方面中国也会赶上来的。记得有人曾这样评论中国的成绩和问题：在硬件方面，你可以把西方二三百年的成就压缩到50 年里完成，但在软件方面，则不可能这么快。这是一句公道话，但我们要抓紧。市民文化提高了，人更容易心情舒畅，社会更容易温馨和谐。我们还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旦激活，就会成为人心向善的巨大动力，这在2008 年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人民展现出了那么多令世人感动的公德和善举。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针对国人不排队等陋习，展开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纠正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激活我们民族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纠正我们自己的陋习；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成效，最终我们的国家一定能以一种文明、和谐、理性、民主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也希望在我们推动市民文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妨采用打分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可以考虑建立一批比较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对我们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表现，让公众来打打印象分，然后进行横向比较，这也是一种市民监督和民主建设。比方说，哪个城市排队状况最好？哪个城市市民待人最友善？哪个地方的人最有教养？哪个地方最尊重残疾人？哪个地方公共设施最完善？哪个地方的政府办事最有效率？哪个地方的腐败最严重？每年公布一些印象排行榜。这样可以激励各个地方的干部和市民更多地关心本地区、本部门的集体形象，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持之以恒地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文明。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话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事求是

1985 年9 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 月18 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7 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 年1 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访问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两次，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 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可以以罕见的勇气、广泛地借鉴别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保险业到股票市场，从科技研发到商业物流，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大胆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

这个概念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奔向现代化的觉醒，很像欧洲经历过的启蒙运动，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文革”时相信神到相信实践和理性的过程，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需要由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曾带来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大国在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崛起不一样，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和发展机遇。

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批判未经中国自己实践检验过的概念和信仰，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觉得西方则故步自封甚至思想僵化了。比方说，西方总认为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实际上，世界文化之丰富、历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种发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穷期。从哲学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理念比“历史终结论”不知高明多少倍。

中国人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学习型社会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国永远力争上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经常看到一些无知、偏见，甚至傲慢，有时也忍不住要谈谈中国人的智慧，而“实事求是”就是这样的智慧。我想，如果当初美国的布什政府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犯入侵伊拉克，推动中东美式民主化的大错。多少人在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告诫美国政府，美国可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治理不了这个由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民族国家，但美国听不进去。我走过十来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边接壤的所有国家，深感中东问题的繁难和棘手，因为其冲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国人靠“民主化”一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其实，如果美国喜欢，它尽可以继续推动其“中东民主化”计划，但结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经选出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哈马斯政府，埃及也会选出同样令美国头疼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现在一些西方人欢呼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而我估计“阿拉伯之春”不久就会变成“阿拉伯之冬”，西方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害更大。

同样，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当初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采用美国人帮它设计的“休克疗法”，而且不经过小规模的实验，就在整个国家推行这种激进的转变，结果加速了经济的崩溃。至今普京的助手还在感叹当初为什么没有学一点中国人的智慧。同样，如果我们一些亚洲邻邦当初也能有那么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在条件远未成熟时就轻信美国的建议，贸然全面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结果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发展倒退了20 年。

实际上智慧是不分国界的。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较：中国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英国政治变革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一种智慧。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18 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双元革命”。我们国内长期的教育中，对法国大革命总是赞扬得多。这种激进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影响了中国，从“文革”中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按照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许多思想家对法国政治变革模式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其代价太大。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18 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经济远远领先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避免了法国血风腥雨的革命。

法国的理想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代价确实过高。1789 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先是20 多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是30 年衰退期，然后是1848 年革命，后来又有1870 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到了1946 年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一直到了1962 年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政体才真正稳定下来。但法国经验中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们认为英美文化总是强调弱政府，但法国人从不讳言：弱政府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强政府。

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最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 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使我们避免前苏联经历的那种“休克革命”，并通过自己的工业革命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起飞，并形成了国人对“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的共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今后也会遇到新的挑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只要这样，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曾在伦敦参观过丘吉尔纪念馆，讲解员对我说，丘吉尔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只有一页纸，但却影响了战后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告诉他还有一位中国人，叫邓小平，他只用了四个字就改变了13 亿人的中国，并正在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也会逐渐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

二、和谐中道

“和谐中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概念。早在儒家文明创生之前的《周易》，就提出了“中道”的思想，一般认为，“和谐”概念由“中道”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也不是被动的中间道路，而是寻求积极的对立平衡，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在过去30 年的改革开放中，这种精神得到了真正体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反“左”，亦防“右”，走一条积极稳健的中间道路，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国家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经过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我们的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和谐文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深处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巨变，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少了，人的内心冲突多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大了。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某种意义上就是呼唤回归传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这三种和谐。当一个社会经历翻天覆地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候，出现不和谐现象恐怕在所难免，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时期也经历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上建设和谐社会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着“和谐中道”的深厚文化传统，这为我们回归和谐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一个中国人，只要懂中文，能读能写，“和谐”、“中道”、“与人为善”这些文化因子就会永远溶化在他的血液中。这种文化底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社会普遍渴望和谐，这是一种庞大的社会“需求”。今天的国学热、中国文化热、慈善事业热、回归自然热，实际上折射出了我们人民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渴望人内心的和谐，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这种文化底蕴，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我们民族走向和谐的巨大精神力量。汶川抗震救灾就一下子激活了蕴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人民展现了跨越职业、地位、收入的大善、大爱和血浓于水的中

国亲情。这是一种伟大精神的“供应”。有需求，有供应，“供”“需”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重新找回中国人的心灵家园，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道和温馨。

中国社会需要和谐，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问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协商来妥善处理。但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国家，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其他国家，否则自己就坐立不安、夜不能寐。西方冷战后流行两种理论，一个叫做“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所以只要建立西方民主制度，世界就太平了。另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发展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西方引领世界各国走西方之路。

在这两种理论影响下，美国推行着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弄得世界很不和谐。美国先是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入侵伊拉克，然后又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推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推动美式民主化和自由化，但效果不佳。伊拉克乱成一团，成了美国反恐失控的心头之痛；格鲁吉亚的政治乱局尚未结束。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我都访问过：乌克兰选举情况表明，亲俄罗斯的人和亲西方的人势力旗鼓相当，结果纷争不断，国无宁日，整个社会无法和谐。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很快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社会整合乏力，经济停滞不前，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新疆地区。至于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更是导致了很多国家政局动荡，种族和民族冲突激化，民生更加艰难。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有时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就绝对不愿意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呢？我前后去过美国不下十次，而且大都是从欧洲出发去的，得到这么一种感觉：美国与欧洲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宗教势力的影响更大。特别是“9·1l”以后，美国的宗教情绪越来越浓，礼拜天教堂人满为患，由此而产生的就是一种更加强化了的美国“传教士精神”，认定美国是上帝的“特选之国”，而且是“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加上前面说的“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一切终于导致了美国把民主也宗教化，力求在全世界传播美式民主的“福音”。只要这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心态不变，世界和谐恐难实现。

但是综观人类历史，“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方式曾经导致了欧洲上千年的宗教和其他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欧洲人总算从中汲取了一些教训，但很多欧洲人至今还是不愿意放弃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则似乎还没有汲取多少教训。其实，任何一种宗教和理论，包括民主模式，一旦走向惟一和极端，就容易变成原教旨主义，如果还要把它强加给另外一个民族，就最容易引起反感和反抗，因为它往往损害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特别是如果这个民族曾经经历过西方的欺辱，对西方有某种不甚愉快的屈辱记忆的话。

我们与人为善、“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实践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声誉。近年一系列国际民意调查都表明，中国的国际形象好于美国，英国广播公司2005 年上半年就中国、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在22 个国家进行了民意调查，肯定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为48％，而肯定美国的只有38％，肯定俄罗斯的只有36％。同一年美国大型民调机构皮尤中心在欧洲调查欧洲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结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均好于对美国的印象。对于一个如此迅速崛起的国家，大部分国家不感到是威胁，反而觉得是好事，这已不易。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中国软实力的肯定。当然，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因为民调结果由于种种原因会经常变化，2008 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后，西方关于中国民调的结果就出现了变化。美国近年来挑拨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民调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无须为国际上民调结果的起伏所左右，而应该谋长远，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和谐世界”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沦。我们在和西方交往的时候，可以据此而指出他们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智。比方说，西方要在第三世界推动民主，我们就可以好言相劝，你这个方法太极端了，效果不会好，说不定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你真的关心人家的民主，建议你分三步走，先帮人家发展经济和教育，再帮人家建设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最后人家产生了对你们这种民主制度的内在需求，你再帮助别人，也不迟么。要人家一步到位，怎么可能？你自己民主化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你要让别人向你学习，最好让人家采用中国提倡的“和谐中道”的方法来学，其结果一定比你们现在的方法好。实际上，在西方moderation（温和）也是一个褒义的概念，和我们的“中道”观念相通，只是他们一旦自我感觉好，就忘了这些，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最终也只有当中国、西方和世界各国都携起手来，取长补短，真诚合作，才能共同对付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建设一个较为和谐的世界。

三、消除贫困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非洲外交官给我讲了个笑话：联合国开会讨论如何在世界各国消除贫困，结果无法达成共识，会议无果而终。记者问会议主席为什么是这种结局？会议主席双手一摊，遗憾地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不理解‘世界各国’这个概念、欧洲人不理解‘消除贫困’这个概念。”这个夸张了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在解决世界贫困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看法：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惟我独尊，意识形态挂帅，到处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而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没有足够的热情。倒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看得更远，他重金行善，从印度的贫民窟到非洲的难民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也改善了微软的国际竞争环境。我想如果美国政府能从比尔·盖茨的行善中悟出点道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美国从自己一年约7 000 亿美金的国防预算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帮助世界穷人的话，对维护美国形象和安全所创造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把这笔钱用于军备。

欧洲虽然奉行多边主义，但在解决世界贫困的问题上，政策乏力。欧盟国家高额补助欧洲农业，使得欧洲许多的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非洲，非洲国家怎么竞争？“今天欧洲的牛都可以拿到这么多补贴，比我们非洲的人还富有”，非洲很多人如是说。西方总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来进行改革，但自己却不这样做，欧美对自己农业的巨额补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欧洲也未能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思路和措施，其对外援助大都附加诸如民主化这样的政治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化成功的不多，陷入内耗甚至内战的不少，结果民生更为艰难。欧洲援外项目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文牍主义严重、总体效率不高。各种项目都经过繁琐的手续，从可行性报告到各个阶段的进度和审查，很多活动都必须由欧洲“专家”来做，结果往往一半以上的援助资金又回到欧洲人自己的腰包。坦桑尼亚工业部一位官员，指着阿鲁沙当地的一所老校舍对我说，“过去西方传教士来这里建了不少学校，没有这么多手续，不是也把事情办成了么？”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曾略带夸张地对我讲：“我们和欧洲人一个项目尚未谈判完，中国人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三个项目。”

美国的“9·11”悲剧造成了约3 000 人死亡，令人痛心，但这不是一切。世界上每天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儿童估计有18 000 人，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相当于6 个“9·11”死亡人数的儿童死去。2007 年10 月，英国等西方主要媒体将一个英国小女孩在葡萄牙失踪一事作为头条新闻，并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也无妨，因为此事有其新闻价值，但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每天在发展中国家有18 000 个儿童死去？联合国前粮食署执行干事莫里斯先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他曾这样说过：“如果明天所有媒体都打出头条新闻：‘今天共有45 架波音747 客机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而且遇难者全部为儿童’，那这个世界还能无动于衷吗？”莫里斯用这种形象的语言告诉世界：全球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

根据世界银行2007 年的估计，世界65 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 亿，每天收入不到2 美元约26 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近10 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约13 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 的人（26 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 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 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 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欧洲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也不包括穷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的187 年之后。

我们不忽视西方这些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来审视今天很多世界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成因，探讨为什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对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缺乏热情。

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明显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经是2l 世纪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还是让这种悲剧持续下去，这是违背人类的基本良知的，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必须关注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并有必要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偏差逐步纠正过来。在过去的30 年中，中国用自己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纠正了这个偏差。这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认真地把解决贫困问题当作一种核心人权来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路和做法，世界范围内的扶贫需要中国的智慧。

如果世界贫困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世界未来的各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2002 年夏天我曾参加过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专门去听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往往很偏激，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严重不公。讨论中，一位激进的非洲学者就这样说：“富国不要得意忘形，现在世界的穷人也有三样武器来对付你们，这就是无穷无尽的难民潮、各种传染疾病和全球继续变暖。你们越不帮助我们，这三个武器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话赢来一片掌声。他的观点偏激了，但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已经与各种全球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贫穷导致疾病，导致难民潮，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来解决，否则整个世界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自己的扶贫事业还面临各种挑战，要走的路还相当长。我们应考虑在继续推进国内扶贫工作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新的普世价值，逐步纠正西方主流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有的偏差，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推动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通过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国际公约，最终使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消除贫困当作一种核心人权，当作一种新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件事能够做成，这将是中国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为一旦通过缔结国际公约而确立了这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这非轻而易举的事），支持扶贫就成了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不仅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种口号。

现在西方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般有两个理由，一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严重，所以无法提供援助。二是因为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内的选民“同情心疲倦”，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贫困看成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话，这些就不能称其为理由，他们应该找出新的、不易受腐败影响的援助方法来帮助别人，而且需要努力说服本国人民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扶贫，就像他们支持公民政治权利、总是认为那些人权是核心人权，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一样。

当然，贫困国家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消除贫困的首要责任，如果自己不争气，外来援助再多，也难发挥作用。我走访过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策往往游走于两个极端，要么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要么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议去做，结果是邯郸学步，人家好的地方没有学会，自己好的东西都丢了。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部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剧烈、腐败程度令人发指、政府缺乏社会整合能力。但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来扶贫，应该超越这些制约因素。不能由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能，国际社会对其人民的极端贫困就可以不闻不问。今天国际社会在帮助第三世界扶贫的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务实有效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财力和物力，国际社会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世界极端贫困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因严重的贫困而引发的各种全球性的棘手问题。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很多问题：宗教迫害、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坏事的祸根，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政府，但这看来又行不通，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坏事。西方今天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记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内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税收不上来，军队警察也管不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改善和加强政府能力。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一个弱政府，往往连自来水、供电、社会治安、儿童免疫、初级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国家了。

中国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都和强势朝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们的文化中，农民把县长，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这个概念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产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你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变一定是耗费时日的，甚至是难以改变的。有人说过去历史上，中国自然灾害多，为了防灾治灾，强势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强势政府的传统就逐步形成了。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传统，而是要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创立到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些头绪。中国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远远大于弊的选择。

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 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其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古今中外，有这么多强势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强势政府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大搞独裁，贪污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换上了民选政府，往往又太弱，无法整合不同意见，无法形成全社会对实现现代化的共识，更无力推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改革。但是在东亚，“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在强势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崛起。

纵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质上很难让世界上的穷国富裕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它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利用中国的强势政府，来组织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附庸。1989 年，邓小平曾坦率地说：“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是要中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一味对抗，而是要我们参与进去，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利用这个不甚公正的秩序来发展自己，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影响它、改变它。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要发展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国家开路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18 世纪时，英国还从印度进口棉布，政府采用了关税保护政策，待自己经历了工业革命，由进口纺织品转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他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而背后是炮舰政策的支持。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政府主导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如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这些危机的更大的受害者。

当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腐败增多，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体制化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一位哲人说过，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要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的监督机制，建立令所有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败机制，把强势政府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强势政府指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还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转变、弱化、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一些职能。我们今天说转变政府职能，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第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种既是强势的，又是公共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等，让社会力量逐步壮大，逐步实现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我们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改革是一个强势政府通过“革自己的命”来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关系要理顺，还有很多的矛盾要解决，我们政府的职能，有些要加强，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调整，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仍需要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这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至关重要。对于很多笫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强势政府，但大都是非现代化导向的腐败政府，结果国家没有搞好。现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没有整合能力，贪腐问题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国家还在探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普选也好，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一党独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比较强势的政府，那么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说明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终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是一条真理。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一般都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内化的过程。这种筛选可以是主动进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引进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西方文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过去引进中国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这样进行的。欧洲情况也类似。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有选择地引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说：中国可以对神无知，但不能对道德无知。他引用孔子的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基督教禁人行恶，而孔子劝人为善，这是更高层次的。

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由封建专制转向资本主义，人们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人伦道德，远远好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理性。儒家学说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内在的自由，被用来反对基督教中的神性统治。中国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则，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欧洲的专制。应该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推动作用。但欧洲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从反对世袭到赞赏中国的德治，最后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进一步说，欧洲自己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筛选的过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过去都曾是欧洲的主流价值，但今天欧洲重新界定欧洲价值观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从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欧洲也在与时俱进。虽然不少欧洲人骨子里还是秉持这些价值，但公开主张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更不要说感到变革的紧迫感了。而过去这30 年，完全不是这个情况。邓小平说得非常明确：“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中国是全方位的开放，全方位的向外国学习，学习人家一切好的东西。但以我为主，自己来拿，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外国的东西，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鉴一部分；有些可以坚决拒绝；有些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待条件成熟时再来借鉴；有些可以观察一段时问，先不贸然引进。

一个民族一旦不愿意向别人学习往往就是这个民族走下坡的开始。“文革”中，我们闭关锁国，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导致了愚昧落后。美国现在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这也说明美国开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国朋友说他现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开车上班都要路过三家麦当劳，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一生中，从没有尝过一口可口可乐。我很理解这种法国人特有的对美国文化的反感。不过我觉得从心态上来说，还是中国的态度比较好。麦当劳的东西虽然是所谓的“垃圾食品”，和中华美食无法媲美，但它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它的卫生标准，它的标准化配餐，它的鲜明色彩，它的快节奏等等，使它在饮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麦当劳进入中国后，也很受欢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快餐业的发展，甚至使不少人质疑为什么我们这个泱泱食品大国，就拿不出一个可以走遍全国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说拿出一个驰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麦当劳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等于是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中餐至少在快餐这个领域内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别人学习。

过去30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毛泽东过去说过：我们愿意把西方当老师，向西方学习，但是老师老是欺负学生，学生只能反抗，最后演变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对着干，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后，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终于在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之间找到了一个积极的平衡点，这就是努力学习人家一切长处，不断地壮大自己，这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领域内，我们双方利益重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合作共赢。另外一些领域内，双方利益有冲突，但我们已经学会了有礼有节地斗争，既坚持原则，又不走极端，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拿来主义的理念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宝贵的发展机遇，使我们自己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也使我们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拿来主义的胜利。今后也一样，不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对于别人的长处，都要虚心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壮大自我。

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自己的短处，会认为，“拿来主义”太繁琐，还不如“送来主义”，全盘照搬别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实“送来主义”效果都不好。对于外国好的经验和方法，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借鉴，而不是照搬。中国自己吃过全盘照搬的苦头。如50 年代学习苏联，一切都照搬苏联，苏联人口少，鼓励生育，我们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结果导致了人口增长过快。从改革开放的30 年来看，总体上我们保持了“拿来主义”。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内，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对开放资本市场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而使我们成功避免了后来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金融海啸使得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现在海外一些媒体把中国模式简单地描述为“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经验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大致保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也就是说，由自己来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采用外国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国的东西。

非洲很多国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冷战的时候，一种是苏联的“送来主义”。一种是西方的“送来主义”，他们都接受了。当然，他们也难，因为如果不按照苏联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们就得不到经济援助。问题是一旦自己失去了决定取舍的主权，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往往导致灾难，因为别人很难真正了解你的国情。俄罗斯的改革就犯了这个错误。由哈佛教授设计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在全国推行，以求一夜之间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结果是灾难性的。关键是西方不了解俄罗斯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但又喜欢指手画脚，所以提出的各种方案大都从意识形态出发，从价值观出发，结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们现在是以我为主，请你们提出建议，我还要你们“竞争上岗”，然后我有选择地采用，这样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来主义方面，中国大陆特别幸运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经有了三个发展起来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我们受益的不仅是三地的资金、人才，而且也受益于他们的软件建设：比方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和反腐机制建设、台湾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经济发展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转化了、内化了。中国大陆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学习要容易一些。这三个华人社会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在许多领域内实行拿来主义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国大陆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所进行的大量改革与创新，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其产生的效益和经验又反过来辐射到港澳台等华人地区。

现在国际上讨论发展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间”，并总是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个国家只有坚持自己的“政策空间”，才能发展起来。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跟着西方亦步亦趋，最后的结果几乎都不好。所谓保持“政策空间”，其意思就是拿来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对外来的东西作出筛选，合适的要学习，不合适的要拒绝。中国所走的拿来主义之路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今后也应继续这样做，才能使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资源，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六、民主与专制还是良政与劣政？

几年前，我曾在巴黎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听到一位美国学者侃侃而谈。他说，过去古希腊雅典共和国与斯巴达打仗，打了27 年，最后民主的雅典失败，专制的斯巴达胜利，从历史进程来看是1:0，专制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冷战，民主的西方阵营打败了专制的苏联阵营，这是1:0 ，民主获胜。但是迄今为止，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只是打了一个平手，下一波会怎样？可能就是中国和西方做对了，现在俄罗斯的普京也开始专制了，所以要当心中俄联手。最后是民主获胜，还是专制获胜，尚无定论。

大概是经历过“文革”的缘故，我对从意识形态出发而大大简化历史的论述总抱有深深的疑虑。这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的观点，这种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偏见，把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解释成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比中国“文革”时候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解释成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还要荒谬，因为毕竟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农民阶层和地主阶层的矛盾，只是历史本身要曲折复杂得多。而民主这种政治形态，在雅典民主失败之后的上千年内，在欧洲几乎销声匿迹了，欧洲中世纪神权主义和后来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都给这位学者有选择地遗忘了，这种冷战思维在今天的西方还很有市场。

不可否认，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概念：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国人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这个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可以解释一部分政治现象，比如，希特勒是通过民选上台的，但上来之后就开始搞专制。

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概念明显地缺少阐释力，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单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这个概念的诠释能力。比方说，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是专制，美国入侵后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为止还认为，今天的民主还不如过去的专制。再比方说，蒙博托统治时期的扎伊尔是专制，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民主，但是从普通刚果人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很糟糕，而这个转折过程中又爆发了屠杀和战争，数百万人丧生。

把这个概念套用到中国，也面临窘境。西方把蒋介石时代叫专制，把毛泽东时代叫专制，把邓小平开创的新时代也叫专制，而经历过这些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时代的巨大差别。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民主与专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实，只要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点破这种西方话语的盲点。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可以解释一部分世界事务，但确实已经无法解释当今这个复杂的世界了，想用所谓世界民主国家联盟的方法来处理当今的世界事务更是愚不可及。

在发展中国家里，消除贫困最成功的是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在阿拉伯世界里现代化最成功的是实行君主制的阿联酋和卡塔尔，在新兴经济体中，强势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导的香港都干得比较出色，其治理水准远远好于菲律宾、阿尔巴尼亚、印度、乌克兰这样的“民主国家”。既然民主与专制概念无法解释上述这些简单的事实，那么有没有比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观念更具有阐释力、更客观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说世界政治一定要简单地分为两大类的话，那就应该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两类。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麦，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权威模式，现代化导向的中国强势政府模式，行政主导的香港模式，开明君主制的阿联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缅甸。

西方人习惯了民主与专制对立这个概念，因为这似乎赋予他们一种道德优越感。2006 年，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上，一位欧洲学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便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我们一些国人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比较认同西方的“民主与专制”话语，他们也接受这个话语的预设：世界就剩下民主与专制对立，并提出了中国要融入以西方为首的所谓主流文明。其实，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政治话语，我也赞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机的开始。苏联就是这样解体的，南斯拉夫也是这样解体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融入进去，也就成为失败者（当然，这不是说，不融入就一定胜利）。2008 年西方所谓主流文明的媒体对西藏骚乱事件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这种西方话语占主导的文明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西方长期的反共倾向和支持藏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正因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众会轻易地相信自己媒体的煽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种洗脑，其效果绝对不亚于任何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这也是西方社会摆脱不了自己意识形态偏见的重要原因。

苏联的垮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下台了，国家解体了，但是西方还是不愿意接受你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是把你继续看作潜在的威胁，总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罗斯的一位资深官员曾这样说，北约总是步步紧逼，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先说，我们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车库，然后说，我要住到你的房子里，最后说，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觉，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反抗。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问题。只要你强大，你需要资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心里就不舒畅，他就要排挤你，控制你，改变你。你查一查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多少是来自西方的各种机构？这本身就说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其实他们很多人也盼望台湾独立，新疆独立，内蒙古独立，希望中国能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解体最好，只是13 亿中国人都说“不”，他们才无能为力。

主流文明这个东西是和国家利益连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指控你，违背了游戏规则，干涉你的内政，而他怎么做都是对的，把人家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说一声抱歉，因为他那个民主是所谓普世价值，你采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与他无关。所以所谓主流文明，经常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在学习西方各种长处的时候，对此一定要心中有数，拿来主义的方法可以，送来主义的方法不行。中国人赞成民主，但这个民主是要能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国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国特别提防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连一个强大的欧洲，他都不喜欢，光是一个欧元就给美国带来多少麻烦？他能不提防强大的中国吗？他提防中国崛起会挑战自己在各个方面的利益。

1991 年的时候，俄罗斯人曾充满了对美国的崇拜。俄罗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对我说：“当时美国来‘占领’我们国家都可以，因为大家以为这样一来，我们社会就可以进行彻底改造，大家就可以过上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了。”但美国很现实，始终把俄罗斯民主锁定在几个人物，如盖达尔、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体制下的共产党等其他政党应该都是可以参加民主选举的，但在叶利钦与议会冲突时，美国并不支持双方通过民主程序来裁决，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对付另一方。美国是认人而不是认制度的。美国后来支持非常独裁的叶利钦。如果这样做是例外也罢，但你仔细一看，美国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中国搞一人一票，美国也一定只支持他认定的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其他人上台，都不是民主。对于中国来说，除了亲西方还不够，还要放弃台湾、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弃了，他还是不会接受你，因为你还是太强。

按西方的游戏规则来玩，你不仅要按他的要求选举，他还要派人来监督，还一定要选出亲他的人，亲美国的人。巴勒斯坦选出了一个哈马斯，西方不承认，伊朗选出了内贾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 年选出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赞扬声，但赞扬的话语未完，以色列的炮火就打来了，黎巴嫩政府呼吁美国干预来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但美国故意拖，让以色列继续轰炸南黎巴嫩，希望借此削弱亲伊朗的真主党。一位黎巴嫩政治学者对我愤愤不平地说，“你即使选出了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西方还要把你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看你是盟友，还是一般朋友，还是走狗，黎巴嫩民选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连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牺牲掉。”西方民主口号不管如何动听，总是掩盖不了自己的利益盘算。

实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常意味着无穷内耗的开始。西方国家已经富裕起来了，人均消费的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它可以经得起这种内耗，比利时近600 天没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照样运作，国家也照常运转。而对于第三世界，不要说600 天没有中央政府，100 天没有中央政府，国家可能就要陷入内战了。你内耗开始了，那只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来干预，西方又会支持不同的派别，最后使你无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睐的中国军阀，让中国打内战，他们发战争财，中国大地上多少生灵涂炭。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来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国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中国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国情来逐步借鉴和接受，决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外国来主导这个过程，否则后患无穷。作为一个有5 000 年文明历史的超大型国家，其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独特的、惟一的，它应该包含西方制度的长处，也包括自己传统形成的好东西，这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说过：“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走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就如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关系也同样与美国、德国、英国的社会关系有本质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说到底，无论是西方民主制度还是其他什么制度，都是手段，最终的目的都必须体现在良政上，体现在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所以良政与劣政才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多多使用，全世界都应该多多使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在中国经过实践而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对，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终只能努力来理解你，阐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历史证明，西方是承认实力的。只有当西方真正认识到，它不仅不能阻止中国硬实力的崛起，而且也无法阻止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时候，它才会真正地接受你。还是我前面打过的那个比方：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如美国《新闻周刊》总编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认为，世界今天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在这个“后美国时代”里，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可以丰富人类处理一系列全球棘手问题的能力。因而中国崛起的进程不是一个所谓中国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过程，而是双方平等相待、取长补短的过程，最终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将和西方一起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设计者、领导者和建设者，原因很简单：没有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七、崛起的中国精神

历史好像注定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而且选择了改革开放30 年之后的2008 年。先是遍及半个中国的冰冻雨雪灾害，后是拉萨暴乱、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受阻，后来又发生了天府之国的山崩地裂。这些突如其来的挑战，对中国的综合实力是一种考验、对我们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能力是一种考验、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也是一种考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以高分通过了这些考验：一场冰冻雪灾，回家的路变得异常艰难，但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以决心和爱心，渡过了难关。藏独反华势力的挑衅，未能实现他们所期望的“袈裟革命”，反而使全世界华人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四川地震，举国同悲，世界震惊。国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但大灾大难，也衬托出了我们国力的增强和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回头一看，这些坏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好事，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这样自信，这样坚如磐石。

世界将会特别地记住中国在2008 年抗震救灾中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力量、效率、责任以及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因为这一切触动了世界。事实证明：我们的发展模式，虽不完美，但在过去30 年中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国今天的力量令人惊叹：这么多的物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真是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人有人，民间善款几天内就超过百亿。我们的军人、医生、护士、援救人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恪守职责、奋不顾身。一个印度尼西亚朋友问我：“绵阳是中国的发达地区吗？”我说不是。他说：“那怎么会有高速公路、连锁超市，还有那么多汽车、彩电和手机？”我们给受灾居民的补贴是每人每月600 元，日均20 元，超过了世界一半人口的日均收入（不到2 美元，约等于12 元人民币）。如果没有过去30 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切怎么可能。

我们的体制创造了中国效率，令世界惊讶。政府不同部门的协调，快速、高效、有序，十几万精锐部队，数十个专业兵种，近400 支专业救援队，近5 万医务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第一线，很快覆盖了每一个受灾的村庄。没有过去30 年的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我们国家的管理和协调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率。

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次磨难中也得到了充分显示。数十万自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拖着行李箱，背着包袱，开着自驾车，从全国各地涌向灾区。他们不少人属于中国迅速崛起的新兴阶层，从企业家到公司雇员，从车友会会员、户外运动爱好者到年轻的网络发烧友，他们构成了这次抗震救灾的一支生力军。我们的公民社会与政府力量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共同构筑了一个强大的援救体系。我们国民的个人选择已空前的多样化，却又与社会的整体意志空前一致，这一切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次抗争中，我们还看到了大量闪光的中国元素。我们的领导人实践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指挥救灾。我们的教师实践着“为人师表”的格言，奋不顾身地抢救学生。我们十几万军人，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拼命救人，将军冲在最前面，身先士卒，不辱使命，体现了西方难以理解的“人民军队”的理念。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展现了这么多中华传统中的人性光辉。我们老百姓的最普通的人性细节，打动了很多外国人：一个家毁人亡的老妇，把自己的矿泉水让给外国记者喝；摩托车司机把外国人从交通不便的地区带了出来，执意不肯收费；一个个连锁超市免费向灾民提供商品；德国志愿者把捐助的帐篷送给受灾的乡亲，乡亲们一定要用几篮子鸭蛋回赠，中国人不白拿别人的东西。英国记者在映秀村看到死去孩子留下的作业本，上面是孩子抄写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方块字，他感慨地说：中国一个落后村庄孩子的作业可以使所有英国的同龄孩子感到惭愧。外电普遍惊讶：尽管是这么大的一场灾难，受灾的人数和地域超过美国的新奥尔良市数十倍，但恶性的趁火打劫事件几乎没有，而美国2005 年一场“卡特里娜”风灾，出现了很多起抢劫、强奸和枪杀案件。

我们做到了很多西方国家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的领导人在地震2 小时后就登上了飞向灾区的飞机。而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美国前总统布什还继续在他的德州农场休假，布什也因此受到了当时美国媒体的批评。我们的军队在地震后20 分钟内就启动了应急反应机制，数万军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抗震救灾。相比之下，2007 年夏天，希腊经历了罕见的森林大火，但希腊军队调度乏力，错过了救灾的最佳时机，结果酿成了生命、财产和生态的巨大损失。我们把拯救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一线希望，百倍努力”，最后救出的人包括一位被埋在废墟达160 多个小时的80 多岁的孤寡老人，而法国2003 年8 月突来的热浪，造成了1 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令世人震惊。在人权方面，虽然中国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在尊重生命权方面，中国今天的伟大实践足以让天天谈论人权的许多西方国家汗颜。

多少人曾担心，经济市场化的大潮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自私和互不信任，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何等深厚，大家不分地区、不分阶层、不分贫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最高领导人到“80 后”的士兵和志愿者，都展现了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和一个个具体的爱国行动。这场抗震救灾也成了我们社会人心向善、心灵历练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事实证明：在中国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我们独特的文化底蕴，一旦激活，就能促使我们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

中国力量、效率、责任和文化元素的背后，是一种伟大的中国精神的崛起。这种精神的特点是：为政就必须励精图治，为民就必须兢兢业业，人心就是要向善，社会就是要和谐，民心就是要坚毅，民族就是要团结。在我们社会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的今天，这种精神的崛起尤为可贵。

世界普世价值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无人可以垄断，其发展也正未有穷期，中国人要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精神为“民主”理念注入了新的元素：民主不能止于投票，民主必须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治理必须“以人为本”，必须高效勤政。中国精神也为“人权”理念注入了新的内容。

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对于那些只知从个人自由角度来解读人权的人，这是一种全新的境界。

2008 年5 月19 日下午21 点28 分，13 亿中国人为地震罹难者默哀。但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哀悼结束后，聚集在广场的群众迟迟不愿离去，他们眼里含着泪花，大声呼喊“汶川，顶住，四川，挺住，中国，加油！”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个场景，心灵很受震动。这种场景不会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精神，因为惟有我们才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承；惟有我们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惟有我们才有上千年领先世界之后因内忧外患而跌入低谷的悲壮；惟有我们才有通过改革开放而重新崛起并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抱负，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中国，加油！”这一句发自中国人内心的呐喊之中。

这种中国特有的精神触动了世界。

西班牙《世界报》这样说：“这些志愿者、战士和救援人员不屈不挠的精神把这个已经无数次遭受过外来入侵和各种灾难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从废墟中拯救过来。”而中国在过去30 年经历了巨变，它的人民就是比别人“走得更快，工作得更勤奋，而且看得更远。” 美国媒体也感慨：“在8 级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俄新社也发表评论：“我们知道，一个总理在两小时内就飞往灾区的国家，一个能够出动十多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这次地震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仁爱的中国，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一个坚不可摧的中国。

地震后的2008 年8 月，随着一轴“中国画卷”的徐徐展开，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盛装开幕。中国奥运军团的傲人成绩，中国民众的爱国热诚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再一次展现了这种可贵的中国精神。“真正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人是需要时间的。我正是用了几十年，才真正了解和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伟大，这个民族的坚韧不屈和善良。”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用这番话表示了一个世界公民对中国精神的敬意。

中国人民有伟大的抱负，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要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我们崛起的路上还会遇到各种挑战，围堵，甚至危机，但只要我们坚持百折不挠的中国精神，我们就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八、面向未来的中国模式

中国还在迅速而稳健地崛起。与此相比，从日本到整个美国，从希腊到整个欧盟，今天却陷入了危机。经济没有搞好，政治危机不断，热衷于推动颜色革命的西方突然发现自己竟面临着“希腊之春”的蔓延和“占领华尔街”的威胁。中国崛起的模式因而也成了国际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中国模式在国内还有些争议，大致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等概念，因为“模式”这个词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甚至有模式输出的嫌疑。但就我而言，“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模式”。只是“模式”这种表述方法国际上比较通用。“模式”这个概念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解释成一种独特经验的总结，而非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就像我们过去30 来年中经常提到的苏南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一样，是对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僵化和强加于人的意思。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没有转型到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我们恐怕连整个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这些人今天又遇到了新的困境：他们最青睐的美国模式如今陷入了深重危机，导致美国民众资产大幅缩水，美国国运直线下降。这些人也许可以读一读美国日裔自由派学者福山先生2011 年1 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一文。曾认为“历史发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终结了”的福山先生写下这么一个标题就足以让人感叹了。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古国的崛起，她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太丰富了。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大概就像用麦当劳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么可能成功？我们对美国模式的态度，应该是借鉴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麦当劳，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我们的基本立场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最终把它的长处“收编”过来，而不是被麦当劳征服。

坦率地说，我们的模式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美国模式乃至整个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中国模式的成绩单除以2，除以4，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亮丽。西方模式在西方本土的表现也越来越难以令人恭维，否则就不会有今天从希腊到美国的危机了。

面对未来，在政治方面，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已经在探索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方法的效果已经明显地好于西方单靠“选举”的模式，因为它坚持了中国人“治国必须是人才”的理念，有助于克服西方单靠“选举”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缺乏人才观、短视主义、民粹主义、过度福利主义等。

在社会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西方所主张的社会与国家对抗模式，而是社会与国家之间大规模良性互动的模式。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不是我们一些书生从西方教科书上批发来的，在西方也从未存在过的所谓“完全市场竞争模式”，而是现有的“混合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即把“人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更好结合起来的一种现代“混合经济”模式。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会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其总体竞争力已经给西方乃至世界带来了震撼。

中国是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过去30 多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但国家保持了团结和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们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 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了不得了，但中国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背后是数千年的伟大文明传承。有历史底蕴的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中国模式亦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

在中国继续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更加开放，一定会更多、更广、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同时也会更多地珍视和维护自己的独一无二，因为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智慧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已经触动了整个世界，并将继续触动这个世界，而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会因为这种触动而变得更加和平、人道、公正和美好。

原版后记

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个大势：西方话语已经难以解释今日之中国，也无法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的严峻挑战。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西方的智慧已不那么够用，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

用比较随意的文字和平铺直叙的风格来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核心问题，对我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超出象牙塔，超出刻板的说教，超出偏颇的西方话语，成为普通民众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毕竟这些问题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最终也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利益。

本书初稿的一些章节曾先后在《学习时报》和《环球时报》上发表，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使我受到了鼓舞。《环球时报》网站还替我开设了专栏，使我的文章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谨借此机会向《学习时报》的周为民总编和兰文飞编辑以及《环球时报》的王文编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真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读者，希望继续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写作期间，有机会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浦东干部学院等地作了演讲，使自己书中的一些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提炼。成书过程中，又得到了许多学者和朋友的热情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姜义华、萧功秦、刘吉、萧思健、沈丁立、陈志敏、殷存毅、黄仁伟、周建明、许世铨、李家泉、王群、齐书深、沈大伟、陆小潮、林令山、安建国、赵军湘等，这里谨向他们一并诚恳致谢。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九十高寿的父亲张子嘉，他一直是我文字的第一读者，他的很多带有历史沧桑感的评论，总使我受到启发。我更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没有他们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此书是难以问世的。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特别是书中提到的那些与笔者交谈过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最后，我还是感念邓小平。1988 年5 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总统接着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在本书完稿之时，在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之际，谨以邓公的箴言与读者共勉、与国人共勉。

张维为

2008 年7 月26 日于日内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张维为著.—修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455—6

Ⅰ. ①中…Ⅱ. ①张…Ⅲ. ①政治—研究—中国—现代

②中国经济—研究—现代Ⅳ. ① D6 ②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253487 号

书名：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张维为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455—6/D.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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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以其大国的韬略与智慧、以其超大型的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其崛起不可阻挡，其道路注定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

★ 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中国震撼》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 （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等著作，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其中《中国震撼》一书曾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等许多奖项，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四、GDP悖论

五、迈向第一

第二章 中国的1+1 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三、新的视角

四、重新认识中国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三、重返匈牙利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后记

引 言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1989 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 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18、19 世纪世界上崛起的第一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 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 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章　不再误读自己

一、世界变化真快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

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担心外界的恐惧，不太愿意使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迅速发展，但外界却偏偏喜欢使用这个词。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于2009 年末，对全球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检索后发现：“中国崛起”竟是全球十年来最热门的新闻主题，其被关注度超过美国的“9·11”和伊拉克战争。虽然这个机构检索的主要是英文文献，不一定能全面反映整个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但作为当今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英文检索也许恰好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特别关注。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1979 年以来，中国的GDP 增加了18 倍，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还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一般认为中国在1992 年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还于2009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过去三十年中，已有8 000 多亿美元外资投资在中国，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9 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50% 左右。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 倍。

十年前，美国媒体还在指责中国银行系统坏账太多，而到了2010 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前五席有三个都是中国的银行。五年前，八国集团每年开经济年会还能引来世界关注，但如今其功能已被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一年前，西方学者还在预测金融海啸将导致中国大乱，但结果中国却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有意思的是，虽然外界大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不少人则心存疑虑，一些人甚至一听到谈中国崛起，就有抵触情绪。2008 年底，我赴印度讲学，回国后在报上和网上发表题为“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的文章，一位网友给我留言：为什么要和印度比？为什么不和东欧比？我回答：我不久前访问过华沙、布达佩斯，我感觉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十年。他又问：和华沙、布达佩斯比算什么？为什么不和纽约比？把中国大城市和纽约比，三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事，但今天真是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本人就写过一篇这样的比较文章。2008 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之后途经上海返回纽约，他有感而发，写了篇很有影响的评论，题为“中美这七年”，刊登在当年9 月10 日的《纽约时报》上。他写道：

当我坐在鸟巢的座位上，欣赏闭幕式上数千名中国舞蹈演员、鼓手、歌手以及踩着高跷的杂技演员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过去这七年中美两国的不同经历：中国一直在忙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们忙着对付基地组织；他们一直在建设更好的体育馆、地铁、机场、道路以及公园，而我们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属探测器、悍马军车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你可以比较一下纽约肮脏陈旧的拉瓜地亚机场和上海造型优美的国际机场。当你驱车前往曼哈顿时，你会发现一路上的基础设施有多么破败不堪。

再体验一下上海时速高达220 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它应用的是电磁推进技术，而不是普通的钢轮和轨道，眨眼工夫，你已经抵达上海市区。然后扪心自问：究竟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他接着说：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就技术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富裕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以及大连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地区如今要比富裕的美国更加先进。高楼大厦的建筑风格更加有趣，无线网络技术更加尖端，道路和火车更加便捷美观。我再次重申，这一切并不是靠发现石油，而是通过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得来的。

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

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弗里德曼可能对小布什太失望了，所以对小布什误导下的美国把这么多生命、资金和时间都浪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挫折感。毕竟在不少方面，中国大城市仍不如纽约。以上海为例，至少在金融业、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上海与纽约还有距离，但在许多方面，上海确实走到纽约前面了，甚至远远地走在纽约前面了。在“硬件”方面，上海的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摩天大楼、商业繁华的程度、美妙的夜景均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上海的社会治安、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重要指标也好于纽约，上海市民的幸福指数也高于纽约市民。

当然，有人会说我们的大城市确实很亮丽，但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要一叶障目，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都经历过城乡差距扩大的棘手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尽管我们农村的现状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们农村这些年发展亦很快，我们农村的总体水平明显地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下一章中再谈。

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中国腐败情况确实比较严重，这是又一个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自己工业革命的时候，也是腐败迅速滋生的时候。19 世纪的英国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经济主要掌控在史学家称之为“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的手中；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特点也是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当年都是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提出一个观点：“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为什么一个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往往也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确实需要时日才能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老的腐败问题，还会出现新的腐败问题。美国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就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令人发指，祸害全世界。总之，反腐败是个长期过程，最终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等，才能从源头上和制度上决定性地减少腐败。

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 000 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

中国环境污染得这么厉害，能算崛起么？环境保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们不要太悲观。历史上，欧洲的污染可能比中国还要严重，伦敦在1952 年曾出现过一周内4 000 多人死于煤烟污染；欧洲的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连游泳都不行。但后来欧洲通过大规模的生态治理，还是走到了世界环保的前列。中国只要下决心治理，可以后来居上。其实，西方现在也开始发现中国模式在环保领域内的优势：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是一旦认清了目标，其行动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短短几年间，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5，甚至0.47，这能算崛起么？中国贫富差距确实比过去要扩大了很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的棘手问题，因为除了贫富差距本身扩大外，我们国家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所以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比方说，人们经常引用的基尼系数，它只计算名义收入上的差别，而不计算中国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事实上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土地改革，所以穷人的处境比中国要悲惨得多。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相对差距，也就是说，低收入者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多了，而高收入者的财富增加得更快，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化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二十年里，世界上70% 的贫困人口是在中国脱贫的。

我自己曾多次说过一个观点：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 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往城外开2 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在那些国家，你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但了解一点世界房产情况的人就知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更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70 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 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展示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飞快速度。不过，某些国际惯例恐怕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比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同时，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赁和购房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能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 年房改，启动某种形式的“全民最低保障住宅制度”（如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要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全面实现现代化确实不容易。但是总体来看，过去三十年内，中国在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不愿意说自己崛起，结果却赫然崛起；中国讲韬光养晦，结果却有不少作为；中国说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实际上今天世界到处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中国总是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相信这个话的外国人似乎在不断减少；中国人不太愿意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中国人谋长远，沉得住气，谦虚谨慎，以静制动，但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崛起还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震撼。

二、这个崛起不寻常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以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 世纪中后期为例，1840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 年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革命和动乱。到了19 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其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在非洲以外，1853 年爆发了英国、法国、土耳其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 年法国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 年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 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同年，法国还进军叙利亚，并在拉美干预墨西哥内政，扶植起了一个亲法的皇帝（1861—1867）。这段时间意大利也经历了血与火的国家统一（1859—1870）。1871 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普法战争（1868—1871）后，随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灭，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1846—1847 年的美国与墨西哥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和丰富资源。1861 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阵亡的军人达63 万，占交战双方军人的30%—40%。美国南北战争也有英国的影子，因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南方农业是英国工业原料的供应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也是美国力求摆脱对英国依赖的一场国内战争。南北战争后的1867 年，美国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杀戮。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驱赶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定居点，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 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5 年，上千万的印第安人已被杀戮，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华人的命运也非常凄凉。1870 年时，华人曾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帮助美国修建了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和自由。牛仔的自由只属于男性白人，其中多数是欧洲来的穷人。

今天国内一些学者讨论西方崛起，不愿意提及这些西方自己都不再否认的历史，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人都知道什么叫“第一桶金”，并且了解了“第一桶金”对于财富积累的重大意义。西方崛起的“第一桶金”无疑是血和火带来的。我们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甚至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 是血流成河的GDP。

中国崛起不是一般国家的崛起，而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也都曾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 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 000 多万人，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 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 000 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 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了这样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

三、从中国超越日本说起

2010 年中国GDP 总量超越日本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美国《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里程碑”，“尽管早就被预测到了，但这仍然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确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法国《费加罗报》认为，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成了现实，而这一发展趋势尚未结束。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预测，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均GDP 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的人，他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GDP 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类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 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 年的时候中国GDP 也是世界第一，不还是照样挨打。

其实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真正的经济规模要心中有数。如果韬光养晦意味着随意贬低自己，最后弄得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险的。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人就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误导民众，唱衰中国，造成了部分国人中大国小民心态的蔓延。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应该把中国崛起的真相如实地告诉百姓。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都遇到过，最终也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确立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韬光养晦，而非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这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开辟新的前景。

至于中国人均GDP 等有关的统计和排名，我想只要引入两个因素，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打个比方，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 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 就比中国餐馆大10 倍，以此类推，误差自然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靠谱，所以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个方法来进行跨国比较，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作的研究。他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 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 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 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 年超过美国（见2009 年8 月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关于购买力平价，我在下一章中还要细谈。

其实，无论你是否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国中央情报局历来都是以购买力平价来预测中国的实力的。美国人今天谈论G2 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要把中国“捧死”，而是大势所趋，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它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当然中国不愿意与美国一起去当世界警察，这样做只会四处树敌，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事风格。

第二个因素是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们也许可以采用家庭净资产来进行一些比较，因为家庭净资产比人均GDP 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老百姓的真实家底。所谓家庭净资产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总值，即房产、储蓄、股票等减去所有债务之后的家庭资产。我手头没有日本的数据，只有比日本更发达的美国的数据。2010 年3 月23 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一篇题为“评估你的中产地位”的文章中，把典型的美国家庭净资产界定为8.4 万美元（the typical household has a net worth of 84 000 dollars），并认为这是金融危机导致房产和股票缩水的结果。根据2010 年3 月美联储发表的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家庭的总资产平均缩水25%，跌到了2004 年的水平。这一年，美国家庭中位（median）净资产为9.3 万美元。按照1 美元等于6.7 元人民币的汇率来折算，那么8.4 万美元约等于 56 万人民币；9.3 万美元约等于62 万元人民币。即使在最高的2007 年，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为15 万美元左右，约为100 万人民币，而中国现在家庭中位净资产达到56 万和62 万的有多少？达到100 万元的有多少？我没有这方面的权威数据，但我估计中国家庭净资产为56 万到62 万的总有数千万户，也许上亿。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这也埋下了今天金融海啸的祸根。这对我们亦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我想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至于1840 年中国GDP 世界第一却还挨打，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而英国已具备“现代国家”的形态，这使英国具有当时中国尚不具备的现代生产力、民族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假设在1840 年的时候，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至少你的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吓当时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1950 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谈论中日比较，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和平崛起的意义。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中国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 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 亿两白银。2.3 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3 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些中国的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日本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真是罄竹难书呀！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 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2010 年9 月24 日，日本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其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实力此长彼消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

四、GDP悖论

中国人有GDP 情结，但又老是被GDP 困扰，所以我们需要花点篇幅再谈谈这个问题。中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说中国崛起了，就说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综合实力已达世界第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用按官方汇率折算出来的人均GDP, 那么中国还排在世界100 位左右，低于阿尔巴尼亚云云。不过我五年前去过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华程度不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任何一个地级市。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人均GDP 问题上应该给国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

让我先回忆一段与GDP 有关的经历。2008 年4 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讲学。在拉各斯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刚访问了赤道几内亚的中国商人，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比较，哪个国家更好一些？“那当然是尼日利亚。”他很肯定地告诉我。我说：“怎么可能呢？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 可是2 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才2 千美元。”他告诉我，“拉各斯不管多么破破烂烂，但至少有自来水，可赤道几内亚首都大部分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最可怕的是疟疾，在赤道几内亚常驻的中国人，包括历任中国大使在内，没有不得疟疾的。”他接着跟我描述患非洲疟疾的恐怖：“高烧，浑身痛，脑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想撞墙寻死。”以我自己的观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后三十年。如果这位中国商人所述属实，我可以想像赤道几内亚的落后程度，但北京2009 年的人均GDP 才1 万美元，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 已是北京的两倍。

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1970 年代中期，赤道几内亚突然发现了石油，但这些资源都控制在总统及其几个亲属的手中，接着外国公司来那里投资开发石油，所以这个贫穷的小国就突然有了人均GDP 2 万美元的虚名。靠资源“一夜暴富”，但这种“富裕”没有给人民带来自来水，没有带来污水排水系统，没有带来就业和中产阶级，其国家的财富完全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所以人均GDP 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打个比方：假设北京市现在人均GDP 最高的区是朝阳区，最低的是延庆县，但某日延庆县突然发现了大金矿，之后又有大公司来投资，而延庆县的人口又比较少，其人均GDP 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超过北京的朝阳区。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点的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社会指数，但这个指数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其中的人均GDP 比重过高；未考虑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国人最大的资产所在，所以用它来衡量中国也欠准确。

2009 年夏天，我曾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办公室（HDRO）召开的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编撰方法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认为报告使用的数据必须更加公正，编写报告的过程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认为现在的国家排名方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按照可比程度把国家进行分类后，再来进行比较，比方说，资源稀少的穷国和资源富裕的富国放在一起比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伊朗代表认为应该设计出一种指标，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等，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损害也融入发展指标体系。中国代表则认为应该“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指数和计算方法，重视吸收借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丰富的发展知识和成功经验，更好地反映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负责人最后也承认，这个指数系统确实存有争议，只能通过大家的努力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换言之，即使对于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我们也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加以检验，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体系上，中国学者应该作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计算GDP 的两种主要方法，一种是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另外一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们现在的统计还是沿用第一种方法，而我个人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法才能相对准确一些，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官方汇率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用购买力平价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状况。我前面已经举了在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 倍的例子。我还可以拿欧洲的理发价格来作一个比较。欧洲一个男孩子简单理个发需花20 欧元，在中国一线大城市，这样理个发大约20 元。2009 年初欧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 欧元等于10 元人民币，那么欧洲男孩子理发需人民币200 元，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来计算，欧洲男孩子理发这一项活动所创造的GDP 就是中国的10 倍，所以官方汇率计算的GDP 容易造成对各国实际经济规模的严重误读。

鉴于这个情况，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GDP，也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来计算出一个国家货币在本国的实际购买力，然后在实际购买力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纠正汇率计算方法可能带来的扭曲。当然即使采用购买力平价，也不一定能保证准确地比较，比方说，所选的一揽子商品的质量差异就不容易比较。但总体上，购买力平价相对于官方汇率，似乎更为准确。也许中国以后可以同时公布用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GDP，这样有利于国人和外界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给国人和外界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介绍。况且采用购买力平价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 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算的，而中国的GDP 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中国的实力，这可能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 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GDP 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 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 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 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 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真正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融入两个因素，现在的许多评估和排名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二是房产。中国人房产一般占家庭净资产的60% 左右，任何一种涉及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如果不能反映这个事实，就无法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比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为75%，相当多市民拥有的房产还不止一套。尽管瑞士名义GDP 比上海高5 倍，但吃饭和理发比上海贵10 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还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 岁，超过纽约。根据我的观察，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 岁的，一定是发达国家水准，全世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说GDP 更多地反映了量的变化，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出现的许多质的变化。韩国《中央日报》2010 年2 月8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华为’现象”，对中国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出一条让西方IT 行业震惊的消息。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获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讯网建设项目。以拥有世界最高通信技术水平自居的爱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公司击败全球技术水平第一的公司？业界自然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华为具备了不逊于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中国还由此产生“华为现象”一词。不仅仅是IT，电动汽车业的比亚迪、去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无锡尚德等正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企业。去年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中也出现“华为现象”。武广高铁平均时速达350 公里，超过德、日、法等发达国家。透过高铁，我们似乎看到中国的技术开发速度。“不过十年时间，怎么能……”业界既感叹又称赞。

中国的超级跃升是有秘诀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一下跨过技术开发过程的三四个阶段，一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飞跃。以市场换技术，再把尖端技术移植到中国企业。专家认为，中国在汽车、造船、钢铁、航空等大型产业实现了飞跃。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力。过去十多年，研发投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外政府还直接参与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正是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技术研发，才制造出“瑞典冲击”。在中国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华为”。尽管如此，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假冒伪劣国家”。只有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才能懂得真实的中国。

应该说这种量和质的共同进步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迈向第一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结论。他认为早在1992 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已超过日本；到2009 年又超过了西欧12 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 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 年，将是美国的1.13 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 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安格斯 · 麦迪森的这个评估正好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预测。

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 年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2003 年曾预测，中国GDP 会在2041 年之前与美国相当。然而，五年后的2008 年，高盛公司又作了类似的预测，但把时间表提前到了2027 年。对中国超越美国预测最乐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于2010 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 年，中国GDP 将达123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 的40%，为全球第一，远超只占14% 的美国。福格尔预测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 万美元，为欧盟的两倍多，也超过日本，但仍不及美国。福格尔说，“这是二三十年后的前景，但它正以超过我们想像的速度来临。”为什么福格尔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呢？他的理由是做预测不仅要考虑量变，还要考虑质变。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每个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的5 倍，这意味着从农村每转移出一个劳动力，就会创造出5 倍的生产率。”现在还难以判断福格尔的预测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 年曾预测到2015 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 000 万辆，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乐观，尽管1998 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才50 万辆。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到了2009 年已经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年销售了1 350 万辆汽车。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 年8 月也预计到2015 年，美国GDP 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 年, 最迟在2018 年超过美国。她的计算中预设了中美双方大致保持现在的增长率，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升值5%，那么中国GDP 将在2016 年超过美国，并在2021 年超过美国一倍多。中国经济学家王建也指出：中国的工业净产值在2009 年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业规模在1892 年超过英国之后的二十年，美国便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他预言中国股市在2020 年将是美国的4 倍。即使按照官方汇率，多数西方学者今天也认为中国经济大概在2030 年左右可以超越美国。

由此看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安格斯·麦迪森还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是不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话，就显得很不专业。我自己亦认为：过去承认中国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承认中国的巨大进步也是实事求是。其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登上了，或者退一步说，已经被推上了世界“老二”的位子。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后我们还可能被推上“老大”的位置，我们当然应该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因为外国人的乐观预测而得意忘形，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迅速发展而忘乎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多，很尖锐，但我们也应该做一些未雨绸缪的长线思考。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那时候中国应该怎样在世界上行事，应该如何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与其老在那里谦虚推让，还不如早早做好软、硬实力上的准备。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　中国的1+1 大于2

一、“准发达国家”板块

2009 年，全国都在谈论房价上涨，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型城市房价涨幅为1.5%，结果引来无数媒体和网民的炮轰。“1.5% 这个数字和大家实际感受的差距太大。”连统计局前局长也承认这一点。后来又出来一个国土部的统计数字，2009 年中国房价上涨了25.1%，这个增幅似乎比较靠谱，但这个统计称中国城镇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 474 元。这个均价给人的感觉似乎也不太靠谱。问题出在哪里？统计方法自然有改进的余地，但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统计的是全国城镇的房价，而2009 年房价高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中小城市涨幅相对较小。既然统计的是全国的平均数，那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等地的涨幅就被拉平了，使人不容易从全国均价中找到感觉。这也说明中国发达地区的问题已经更容易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问题，所以才有国务院出台的一个接一个房价调控措施。

中国的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用全国平均数统计往往就面临这种尴尬。这很像天气预报，如果你预报的是新加坡的天气，你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是32 摄氏度，谁都相信，因为新加坡从东到西最远才42 公里，从南到北最远才23 公里，全国面积为692.7 平方公里，大约为北京市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如果你预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平均气温为32 摄氏度，那恐怕只有气象统计学上的意义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居民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横跨了从温带到热带的广袤大地，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同一季节，北国还是冰雪严寒，南国早已是鸟语花香了。从南到北，中国不同地方的冬季的温差可达40 摄氏度以上。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人口规模超过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之和，这是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的结果。正因如此，当我们用“中国人均GDP”来研究中国国情时，就会遇到用“中国平均气温”研究中国气候一样的尴尬。在中国做天气预报，我们一定要有区域的概念，要对不同的区域进行预报，否则绝大多数国人很难找到感觉。就像讨论房价时，一个人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中国城市的房价还算贵？不就是每平方米4 000 多元么。你说他对还是错？对于中国国情的判断也类似，中国国家太大，我们需要有“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才可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国情，才能使中国人和外国人找到较为准确的感觉。

2009 年4 月，新浪等网站上曾流传一则热帖“英国大学生在上海”。文章道出了普通英国大学生访问中国发达板块的观感：

来自英国35 所大学的200 多名大学生在上海逗留两周，体验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一到浦东国际机场，就发现这里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更大、更漂亮、更现代化。和伦敦希思罗机场相比，浦东机场简直是豪华的。他们到了南京路步行街，才发现这里步行街的规模是英国最繁华的伦敦牛津街的十多倍，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多彩的时尚让他们震惊——在英国的教科书上，中国是个没有电力、没有楼房的破烂国家。

一些寄宿中国家庭的英国学生对中国人家里的电器设施感到羡慕，一些则惊讶于英超联赛在中国的深入人心的免费电视转播；他们看到一户中国家庭的电视机竟然可以收看120个频道，因为在英国，大部分家庭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只有6—7 个，晚上几乎无事可做，“这大概是英国人特别喜欢泡酒吧的原因。”一个学生不无幽默地说。还有的学生对卡拉ok 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还对中国人天天饮食都如此丰富表示了“由衷地仰慕”。

在浦东世纪公园、在虹桥枢纽工地、在新天地和城隍庙、在世博会的工地上，宏伟的公共建筑、高耸繁华的商业大厦、宽广壮阔的市政建设场面，都是这些英国孩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登临环球金融贸易大厦和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时候，随行的中方陪同人员看见他们的脚在颤抖，同学之间相对无言。上海地铁的干净、快捷，相比长期“trackwork”的伦敦地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作品；上海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张江科学城的宏伟气势和林林总总的现代社区，更是在每次大巴集合时，让一些大学生不愿意挪脚，总想再看看，再拍几张照片。很多时候，在晚饭的桌前，中国陪同人员都会听到青年们脱口而出的共鸣——中国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

我走访过世界上除冰岛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英国也去过多次，可以理解英国学生受到的震动，一是中国发达地区发展非常之快，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确实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了发达国家前面；二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过于片面，造成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诸多偏见和误解。记得有一次我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北京，坐我边上的是两位自费到中国旅行的德国老妇人，她们一路不停地问我北京机场下来能不能换外汇，机场有没有出租车，旅馆是否容易找，但当飞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新候机楼的一瞬间，她们脸上的表情只能用“震惊”两字来形容。如此富丽堂皇的现代化机场，我想她们一辈子都没见到过，绝大多数西方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其实，柏林现有的机场仍相当落后，甚至比不上中国多数省会的机场。柏林已斥资34 亿美元要建造一个新机场，从十四年前就开始建设了，至今尚未建成, 各种常年不断的官司和政府财政赤字影响了工程的进度。持平地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很多地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故步自封得厉害，总以为自己代表了世界的最好水平，历史到了西方的水平就终结了。而事实上，崛起的中国不仅在追赶西方，而且在追赶的过程中，正在重新界定着现代化的涵义。

中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超级商厦、城市地铁、电动汽车等，过去都是西方的专利，而今天西方突然发现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几乎全面领先，而且中国人往往做得更快、更多、更好、更新、更时尚、更低碳。难怪当新闻报道了武汉到广州的高速列车2009 年12 月26 日开通后，英国《每日邮报》很快就用了共有17 个英文单词的超长标题和5 张巨幅照片进行报道，对这趟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列车仅用4 年就建成表示惊叹。文章刊登后，英国网民迅速跟帖表达了他们的“不可思议”之感。一位网民说：“请把中国工程师请到苏格兰爱丁堡来吧。一条12 英里的铁路，最高时速仅70 公里，已经拖了3 年了，要到2011 年才能完工。”另一位美国的网民说：“跟我们的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形成了鲜明对比，八年过去了，现在还是个大土坑。”另一个人说：“看看我们波士顿的工程项目，由于贪婪的工会吸血鬼，预算超支350%，还得延期二十年以上才能完成。”还有一个网民写道：“瞧瞧，一个国家专心办事情，那会发生什么？中国，干得不错。”

当然，光看鲜亮的城市是不够的。我们的城乡差距还是很大，城市内部也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的城乡差距大于所有的发达国家。要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一个13 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内，解决城乡差距，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这何尝不是中国的潜力和机遇所在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我估计今后三十年，世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还是中国，不断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意味着今后三十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发展机遇最多的国家。

中国城乡差别固然大，但从全球范围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过去三十年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是规模不如城市。我们一些人由于不满国内的城乡差距，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显然夸张了，他们一定没有去过非洲，可能欧洲也走得不多。欧洲远没有中国发达板块所展示出的那种活力，不少地方，如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城市给人感觉暮气沉沉，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已明显落后于中国的一线城市，而非洲的绝大部分城市还达不到中国农村的平均水平：非洲人均寿命才50 岁左右，中国农村人均寿命为70 岁左右。中国农村彩电都开始普及了，大多数人住的是砖房，甚至是楼房，而非洲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人住的是贫民窟，没有电力供应，而农村居民则大都住茅草房，往往连窗都没有。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89% 的农村人口没有电力，也就是说农村的10 人中9 个人用不上电。发展中国家平均41% 的农村人口没有电，我们现在相对较落后的西藏自治区的电力覆盖率也已超过70%，超过了印度的整体水平。我从电视画面上注意到甘肃舟曲被泥石流冲垮的公寓楼上均装有空调，这显然超过了印度孟买的水平。我们村村通公路的工程都快完成了，这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思议的。看中国农村，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农村土地的潜在价值。例如，不久前开始的重庆农村土地流转试验中，重庆远郊的宅基地挂牌拍卖，1 亩地拍得10 万元，而中国发达板块的农村地价早已是这个价值的无数倍了。我想随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村土地资产的适当盘活可以为广大农民创造巨大的财富，为新农村建设带来大量的资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为实现这种前景奠定了基础。这也是采用西方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当然，要把中国农村真正建设到今天发达国家农村的水平，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概需要等到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才能达到。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这对读懂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个人以为，为了避免类似“中国平均气温”的尴尬，我们需要细读中国，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两大板块来理解和把握（如必要的话还可以细分），我们除了要看到两个板块各自的特点，还要看到两个板块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今天的中国，并给国人和世界一个更为信服的解释。以我之见，中国的两大板块，一个是“准发达国家”板块（或“发达板块”），另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或“新兴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互补的良性互动，这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当然我这里只是提出概念，详细论证还需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我说的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估计这个板块的人口至少3 亿。这个板块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我之所以称这个板块为“准发达国家”板块，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特征，如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5—80 岁；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纽约；基础设施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商业繁华程度和生活方便程度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GDP，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达到1.5 万到2.5 万美元左右；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实力强于一般发达国家；住房自有率超过了发达国家，居民的住房平均面积和质量均超过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水平（这也是中国GDP 超越日本的意义之一）；如果实地观察，你可以感到这个板块内城市的总体水平已不低于南欧发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的多数城镇等。这个板块内大城市的总体水平超过发达国家的许多都市，如罗马、雅典、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斯等。我之所以还保留了“准”字，是因为这个板块的某些方面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比方说环境指标、公民文化素质等。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谨慎，认真努力，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争取后来居上。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2009 年3 月的计算，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已经从1978 年的4.4 倍缩小到了2006 年的1.17 倍。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别大于美国，那么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与美国纽约的差距应该大大小于1.17 倍。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抵达纽约时，确实会有弗里德曼前面叙述的那种“究竟谁是第三世界”的感觉。我自己去纽约也有这种感觉。至于纽约的人均GDP 高于北京、上海5 倍的结论，我想除了统计方法有问题外，也与多数人实地访问感受相差甚远，我对这种结论是敬而远之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 年2 月28 日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也可大致印证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的实力：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 已超过了G20 部分国家。2008 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 各国中可排到第16 位。上海、北京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广东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浙江、江苏、山东已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从人均GDP 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也超过了G20 的部分国家，其中上海可排在第12 位。长三角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韩国和印度，而这些评估采用的都是官方汇率，如果改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这个排名还会提高很多。

二、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大？

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发达板块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具有一个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 年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成长的黄金期，中产阶层估计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3%，也就是3 亿左右，而且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一般认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 应该属于中产。中产阶层如何定义很有争议，全世界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对印度自称有3 亿中产阶层一直比较好奇，因为我多次访问印度的直觉告诉我印度的中产阶级的人数不会超过中国的三分之一。后来我请教了一位资深的印度经济学家，印度这个中产阶级人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那是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的一个研究计算出来的。我就去查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发现他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均收入为2 美元至13 美元的人，都算中产阶级，他认为一旦超过2 美元，一个人就算脱贫了，用这个标准可以更好地衡量新兴经济体国民走向富裕的情况。我又查了他用这个标准对中国和印度作的比较：按照2005 年的标准，处于这个收入段的中国人为8 亿，印度人为2.64 亿。这个标准显然低了一些，说中国有8 亿中产阶级，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信的，但马丁·拉瓦雷的研究证明了我的判断，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中国小得多（见英国《经济学人》2009 年2 月12 日关于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情况的研究报告）。

2010 年亚洲银行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 年关键指标》的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 亿。它采用的指标和马丁·拉瓦雷差异不大，即每天消费2—20 美元的人群。亚行把这部分中产阶级又划分为“底层”、“中层”和“高层”三类。报告认为中国有3.03 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另外5 亿属于中、高层的中产阶级。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比较高，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目前还是少数。在印度，你入住任何一个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他可能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北京和上海的星巴克，问在那里喝咖啡的小白领，你算不算中产阶级？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

其实，即使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公民来说，一生奋斗下来的最大的物质财富也就是一套产权房。所以结合中国的情况，仅考虑经济因素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把拥有一套房产和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大致标准。这个标准不低，而且也不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定做的，因为仅从房子自有率来看，法国为55%，日本为60%，美国为60%，大致反映了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瑞士为36%，但瑞士属于一个特殊类型）。中产阶层也包括所谓“房奴”，因为西方在55 岁前付清房贷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房奴”，欧洲人一般认为能拿到银行房贷本身就是银行对你中产地位的一种确认。

中国居民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上述国家。这无疑是中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结果。如果这样进行评估的话，我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早就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1.3 亿），其规模可能在四个法国的人口（2.6 亿）与美国的人口（3 亿）之间，也可能略微超过美国总人口。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中产阶层规模成长的速度正在加快，到2020 年有望达到7 亿人。他使用的是年收入1.18—1.77 万美元的经济标准（约8 万到12 万人民币之间）。

一些消费数据也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中产阶层的大致规模：早在2003 年，中国出境游达到2 020 万人次，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游客2009 年在法国的平均购物消费超过了日本游客；2009 年，中国成了世界轿车产销第一大国，表明一个上亿人的巨大汽车消费群正在形成。到2009 年底，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超过了美国，为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25%。越来越多的西方品牌公司不再使用代理商，转向直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谓一枝独秀。瑞士手表出口中国大陆已从2000 年占瑞士手表出口总额的0.2% 跃升到了2009 年的5.3%，超过日本，尽管中国对名牌手表征收很高的关税。如果把中国大陆和香港算在一起的话，那么两地2009 年从瑞士进口的手表接近瑞士当年手表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香港进口手表的主要购买者是大陆游客。如果我们搁置关于名牌消费是好是坏的价值争论，只进行事实分析，那么这些信息可以表明中国的消费能力已经不是如一些人所称的仅限于少数巨富，而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已经形成。

我们甚至可以与美国作个比较。我前面提到的中美家庭净资产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家庭净资产远比人均GDP 更加能体现出老百姓的真实家底。如前所述，美国去年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大约在8.4 万美元与9.3 万美元之间，也就是56 万人民币与62 万人民币之间。我估计中国大概有上亿的家庭净资产已达到或超过这个水平。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房产的升值，其中不排除有泡沫的成分，毕竟当年日本房产泡沫的时候，日本人的资产也一下子超过了美国人。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民币币值可能被低估以及美国家庭平均人口多于中国等情况。

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的一个调查大致可以印证我的判断。该中心2008 年的调研（抽样样本定位在15 个城市，收集了约2 100 个样本数据）发现我国2008 年城镇家庭净财富平均为60.7 万元。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房产是最主要的资产，占比62.72%，而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超过15%（见2009 年9 月27 日“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教育调研报告发布”，搜狐理财频道）。这个调查虽然不是家庭中位净资产评估，但足以说明我们城镇居民的家底不薄。而且这还是2008 年的调查，2008 年之后，中国城镇家庭净财富还在增加。无疑，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许多定居美国的华人今天也坦承，如果过去十年没有在祖国购买房产的话，今天想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这些年中国进步得快，美国退步得也快，一进一退，中国的发达板块与美国差距就大大缩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似乎并不是很大，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却长期保持世界第一，这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首先是中位统计把美国的富豪群体给略掉了。还是以2004 年为例，这一年美国有750 万个家庭的净资产超过100 万美元。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消费群体。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借贷消费的习惯。特别是过去这二十年，美国借贷消费的习惯被推到了极端：今日花明日的钱，自己花别人的钱才算本事。中国人赚100 块花70 块，叫大手大脚，赚100 块花100 块，叫败家子。美国人赚100 块花100 块是不正常，赚100 块花300、500 块才算好汉。如能及时行乐，见上帝时留下一屁股债，那就是英雄了。美国国家行为也是中国人说的“寅吃卯粮”。整个美国经济都是以超前贷款消费来刺激发展的。长达二十年的超规模信贷消费自然造就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不过这种做法也是导致这次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但美国似乎还是有办法，因为世界经济和金融目前还主要是以美元为交换手段，美国仍然可以靠印钞票、发行国债来实现某种平衡。美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来压制别国货币升值以平衡自己的亏损，如当年逼日元升值那样。

中国已经悟出了问题的要害，正在逐渐把人民币与一揽子货币挂起钩来，并力争使人民币较快地国际化，最终强势出牌。但美国是不会轻易接受人民币国际化对它带来的挑战的。一个欧元已经给它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再来一个人民币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它会感到吃不消，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一定要防止美国诱发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一旦发生，中国经济将受重创，甚至倒退数十年并引发政治动荡。但换一个角度看，美国的做法对我们也有启示。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那样过度地依赖信贷消费，但我们也要考虑如何盘活中国家庭的资产，适度地扩大信贷消费，从而释放百姓的消费能力。在美国没有贷款记录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没有信用的人。在瑞士房贷还清的人要被征高额的财富税，因为你被看作是富人。中国不必照搬西方的做法，但适度扩大信贷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对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很重要，对于我们把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转为以内需驱动为主也很重要。

三、“新兴经济体”板块

除了上述巨大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外，中国还有另一板块，即一个超大型“新兴经济体”板块。“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际上一般是指蓬勃发展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以区别于大多数停滞不前的后发国家。我用这个概念是因为只有这个概念才能概括中国后发地区的特点。这个板块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如果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是赤贫多、文盲多、疾病多、经济毫无活力、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板块，通过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了。这个板块的特点是：赤贫已基本消除，初中教育基本普及，主要传染性疾病已被控制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这个板块的人民勤劳智慧，虽总体上不算富裕，但绝大部分的人有房有地。如果把这些资产算进去，他们的净资产大大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第二，这个板块本身充满了活力。中国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十分引人注目，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以2009 年为例，内蒙古、重庆、四川、湖南、陕西、湖北、安徽等13 个省市的全年GDP 增长均超过10%。其中内蒙古以17% 的增长率高居全国GDP 增速的榜首，而且是连续七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安徽省的总产值也超过了1 万亿元，成为中国第14 个迈入GDP“万亿元俱乐部”行列的省份。2009 年中国西交会在成都举行，会上达成的投资和贸易协议总额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这些现象都在传达着一个信息：中国中西部大发展的势头已经来临。

第三，这个板块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它向中国的发达地区输送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也接受发达板块在人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辐射。正因为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个板块本身也开始成为越来越大的消费市场。这个板块除了与沿海地区的良性互动外，也大力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四，中国两大板块良性互动的格局已经形成。随着中国发达板块不断地进入以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产业成规模地转向新兴板块。最近，国家又把一系列中西部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这些地区已经迎来了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机遇。

第五，这个板块内部也形成了自己的增长极。虽然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如东部地区，但中西部也有不少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圈和城市群效应，这些经济圈在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它们在开发内需市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甚至走在了沿海地区的前面。中国内地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10 年3 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这样叙述重庆的发展：

重庆的目标是争取在2020 年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西部开发的领头羊、增长极。重庆是中国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地区，将争取用10 年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的直辖市。近些年在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去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支持下，重庆发展迅速，2009 年经济增长14.9%，位居全国第三位。2010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好，预计将达到16%。重庆尽管地处内陆，但一直注重与国际接轨，加快开放的步骤。在利用外资方面，2007年只有10 亿美元，2008、2009两年取得了翻两番的成绩，到去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0 亿美元。今年预计利用外资将达到60 亿美元。

黄奇帆还谈到：

重庆51% 的常住人口是城镇人口，49%是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镇人口将增加到70%。重庆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有几条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发展的，重庆主城未来将是1 000 平方公里、1 0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它周围有30 个中等城市，将积聚起600 万到700 万的人口，另外还有100 多个中心镇。未来重庆的城市将是“一个特大城市+30 个中等城市+100 多个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为了推动这个城市群发展，重庆推进了“五个重庆”建设，让这个城市群处在森林中，是畅通的、宜居的、平安的、健康的。另外，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对农村地区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善。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信、能源等，让农民在农村享受的基础设施水平能与城市一体化。第二，改善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享受像城市一样比较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第三，让农村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有养老、医疗等保险，有社会保障。第四，在农民大量进城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他们有工作之后就定居在城市，不再返回农村，使其成为城市居民。

此外，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形成，高速铁路网正在迅速形成，这也大大推动了中国这两大板块的良性互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流动和物资流动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范围内，过去那种“自成一体”的产业分工格局已被打破，地区间产业分工趋向合理。全国范围内的产业链整合迅速推进，高效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正在形成之中。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和中国这两个板块的互利互动，中国的区域发展会逐步变得更加平衡，地区差别也会逐步缩小，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发达板块会不断壮大，新兴板块会逐步缩小，直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四、为什么中国的1+1大于2？

中国人自己看中国也好，外国人看中国也好，都有个“盲人摸象”的问题，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你无法摸到大象的全身，只能摸到一部分，就容易把大象说成了一根绳子、一根柱子、一堵墙、一把扇子，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常用的GDP 的总量非常大，但人均GDP 仍然很低的说法，也无法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它还是没有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所以不容易使人找到感觉。究竟如何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并预测中国的未来，我倾向于采用“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来分析。

我想这首先是为了理顺量和质的关系。如果只是泛泛谈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或者中国人均收入比较低，那我们讨论的还只是一个量的概念，而不是质的区别，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不只是一个量的差别，而更是质的差别，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是现代国家和非现代国家的差别。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点是现代经济、现代管理、现代研发、现代服务业，那么后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者的结合某种意义上就是质和量的结合。这种结合便产生了1+1 大于2 的中国效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根据学者胡鞍钢的计算，互联网用户，1993 年美国大约是中国的3 000 倍，2008 年中国已经是美国的1.2 倍了。手机用户，1987 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达到了1 760 倍，但现在美国的用户只相当于中国的40%。宽带发展，2000 年美国是中国的300 倍，但到了2008 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我们本来以为2020 年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结果在2009 年就做到了。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热门话题，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谈这个话题，中国人不想谈，我们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而是外部世界不断地感受到来自中国1+1 大于2 的冲击波，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

第二，“板块”的概念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中国平均气温”思维方式对国人、对外界带来的困惑和尴尬。说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天已很难说服人。凡是了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人都很难接受。我们在许多方面，包括农村大部分地区，都比他们做得好。同样，如果光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会使人忽视中国还有不发达的一面。所以当你把中国两个板块及其互动关系说清楚时，人家对中国的真实发展水平和前景就比较清楚了。瑞士一些钟表企业受了“中国平均气温”思维的影响，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穷国，所以不看好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他们坚持把销售重点继续放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如TAG Heuer），结果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两年的销售额大幅下降，而那些有板块意识的公司（如OMEGA），早就立足于开发中国市场，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内部光是发达板块的实际消费能力就可能超过了日本，甚至可能超过美国。这些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近年直线上升。可以说，中国的发达板块在2009 年拯救了瑞士的钟表业。

对中国人自己也一样，“板块”的概念是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发展自己。我们不能老是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借口，来原谅自己的不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多数的参照系就应该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就是要扎扎实实地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大都市。我们发达板块的参照标准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能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创新，最终做得比发达国家更好。同样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板块，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参照系，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两个板块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从“静态”转入“动态”。中国经济不是一批数字的堆积，更不是数字游戏，而是两个板块之间的大规模互动。中国的1+1，不是欧洲+ 非洲。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或多或少是一种后殖民关系。欧洲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非洲贫困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使得非洲很难发展起来。比方说，欧洲巨额的农业补贴使整个非洲无法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中国内部，我们的1+1 两个板块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上面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大力推动1+1 的良性互动，所以中国这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互相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这将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充满了活力。

第四，1+1 也体现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考量。这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年邓小平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中国条件好的地方率先发展起来。在这个西方强国虎视眈眈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自己的发达板块，中国就会处处被动挨打，其经济也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完全打垮，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旦有什么危机，中国立刻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亚洲金融危机给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带来的悲剧，这次金融海啸给东欧带来的灾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让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先发展起来。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内地要有几个香港才好，就是为了尽快地形成我们自己的发达板块。有了这样的板块，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才会有竞争力。这样的板块意味着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产业”、“龙头企业”、“拳头产品”和巨大的消费群体。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的总体实力不如对手，但在孙子的指导下，通过对上、中、下马的重新组合，利用了自己的某些相对优势，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中国也是这样，通过尽快地形成自己的发达板块，创造了国际竞争中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从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进步，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当弗里德曼感叹美国最发达的城市看上去已经不如北京、上海、大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我们这种非对称优势给美国和整个西方带来的震撼。有了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在航天、造船、机电、高铁、汽车、建筑、地铁等领域内所形成的巨大国际竞争力与这种空间战略布局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力求形成一种1+1 大于2 的经济区域安排。欧盟在过去十年中扩大到27 个成员国，把东欧相对落后的国家都拉了进来。如果用人均GDP 来计算，东欧进来后欧盟反而穷了，东欧把欧盟的人均GDP 拉下来不少。但欧盟把东欧拉进来，为的是增加竞争力，特别是获得东欧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形成一种欧洲内部的1+1 大于2 的局面。美国和加拿大拉上了人口大国墨西哥来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出于同一个道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市场饱和、人力成本过高这样的问题，然后都想通过1+1 的方法来解决。当然现在欧盟的1+1 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1+1 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很大的内耗，各方抱怨不少。反观中国，其1+1 大于2 的局面早已改变了整个国家，并开始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能做到这个水平，欧洲和北美做不到，说到底就是因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内部的整合要比跨文明的整合容易得多。这一点我在下一章里再详述。

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问题时，我们也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容易对我们的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总想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 倍多，中国出现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 倍也不足为奇（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抓住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否定中国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明智的。比方说，就我自己实地观察来看，上海的腐败情况低于意大利，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算发达国家，纽约也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这些成就很了不起，因为1 个上海的规模等于2 个希腊、3 个瑞士；1 个浙江省等于5 个希腊；一个江苏省等于7 个希腊、10 个比利时，我们整个发达板块等于30 来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足以对中国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换言之，采用板块分析为的是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地把握和认识自己，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未来。如果中国发达地区在很多地方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好，那么中国其他地区也可以逐步赶上来，甚至后来居上，做得更好，今天的重庆和内蒙古就展示了这种势头。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鼓励各个地方良性竞争，一个地方做得好，其他地方就会感到竞争的压力而跟着学。

最后，1+1 大于2 产生着可喜的“二八效应”。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有名的“二八效应”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抓住关键的20％就能产生80% 的效果。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一个公司20％的客户可以创造80％的收益；一个企业20％的骨干可以带动80％的员工。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提倡的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中国改革开放，从特区起步，到推动沿海开放，到浦东大开发，到“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实都是这个道理。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20% 的地区创造80% 的财富，并推动整个国家全面进步的可喜局面。如果说，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带来了中国崛起的“二八效应”，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80% 的地区内，继续采用“二八效应”，即抓住20% 的关键城市群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全面进步。从重庆都市群、成都都市群、关中都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新的“二八效应”正在不断出现。我想中国未来的大趋势就是“二八效应”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直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当然，动态的区域发展也会有负面效应：地区差距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被拉大，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有清醒的历史眼光，我们要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世界上，除了少数超小型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中等幅员以上的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发展。美国是先发展东部，再扩展到西部；日本是先发展中部，再扩展到全国；法国是大巴黎地区先发展起来，再辐射全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可以发挥财富的集聚功能和辐射效应，带动更多的地区发展起来，这是实现整个国家全面发展的捷径。

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以上海浦东为例，说明在富裕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比什么都重要。浦东的人均GDP 早就超过了1 万美元，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 为100 美元。如果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 倍，你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但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浦东2006 年的财政收入是587 亿元，其中51.4% 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 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我当时曾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员，这就是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就像是全国的浦东，具有人才汇聚多、资源交汇广、增值效应大、辐射能力强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中国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百年不遇，否定了它，搞平均主义，结果一时痛快，最终只会导致全国的贫困。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是一个给全国人民下金鸡蛋的母鸡，如果它上缴的财政收入能够服务全国，如果它能继续对欠发达地区提供各种对口帮助，如果它的综合辐射能力能服务中国其他地区，那我觉得这个母鸡越肥越好，因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说到底，地区差别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辩证地、动态地去看，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 的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为困难。所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两个板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全国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讲：中国要建设几个香港，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广东要带头超过四小龙，我们要让一些地方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都是这个道理。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邓小平预见的远景，今天正在不断地变成中国的现实。

第三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走向“民族国家”的坎坷

中国崛起是什么性质的崛起？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持后一种观点。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转轨”到西方模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接轨，而我则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样做的话，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这对世界是好事。当然，如果有国家硬要把对抗强加给中国，那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叫作“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民族国家”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动力，但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也是欧洲近代无数战争的主要根源。18—19 世纪期间，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民族国家”也随之兴起。

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是法国。法国通过皇权统一了税收和军队，形成了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并屡屡击败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当时德国还是一盘散沙的300 多个小国）。当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了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后，德国便迅速崛起，并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在亚洲，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也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1894—1895 年甲午战争中击败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国。19 世纪的时候，虽然中国的GDP 总量大于英国和日本，但英国和日本当时都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因而也具备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的国家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受到这种“民族国家”体制的刺激，中国从20 世纪初亦开始了自己“民族国家”建设的艰难历程。在西方政治话语里，“民族国家”已成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尽管西方的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处，但为了叙述方便，我这里还是姑且用之。

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95%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当时的中国农村基本上是宗族社会，一个村子一个姓，知书达理的乡绅可以独立地处理村里的、家族间的各种事务。中国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技术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较多地依赖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来实行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封闭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央政府没有西方“民族国家”那种高度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甚至也没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军队。到了清朝后期，中国传统国家体制显然已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维系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其相对完整的国家形态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但西方学者采用“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往往是为了强调中国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们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也就是说由于中国“文明国家”的原因，中国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那种具有现代法律、经济、国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美国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就是持这种观点。西方主流学者一般认为整个20 世纪中国的历程不过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现代国家”的过程，如用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由“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美国知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更是把现代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国人建设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悲壮的，是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从清王朝覆灭到走向共和，从五四运动到军阀混战，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前仆后继，经历了数千万人的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随后又经历了诸多波澜曲折的变革，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确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并开始迈向世界第一。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大历史观总结了中国近代史，并从中国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他的观点颇有见地。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到1949 年之后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中国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退缩到农村村落经济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无法应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挑战。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他认为1949 年之前的中华民国重构了一个现代的上层结构，但这个结构仍然无法与中国的下层结构沟通，他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明上层结构的精英人士与底层结构的农民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国民党时期的中国还是一种“头重脚轻”的政治结构。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则彻底重塑了中国的下层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支援前线，进行了土改和扫盲，为中国社会后来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则重构了中国的中层结构。所谓中层结构指的就是司法、银行、税收、物流等服务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技术支持。虽然今天中国还有人认为只有建立与西方同样的政体才算建立了现代国家，还有人仍然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继续激烈地谴责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政体，但这些人的观点在中国已被边缘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和国家的认同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强烈，中国现代国家的体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二、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通过长达百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上、中、下三层结构组成的强大的现代国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政府、市场、经济、教育、国防、外交、金融、货币、税收体系。但我们国家又和一般国家不一样，我们“文明国家”的许多传统并未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们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现代国家的载体中得到了更好发挥。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 年出版了一本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书，名字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尽管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世方式，但与其他学者不一样，他在书中对中国“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作了比较正面的阐述，应该说他已经基本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值得我们肯定。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他关于中国是“文明国家”的观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裨益，也启发了我对“文明型国家”的部分论述。

但是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断中国今后可能在东亚以某种形式复活自己历史上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可能会导致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学者那种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接受了现代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主要观念。中国不会恢复朝贡体系，也不会拥抱种族优越论。我还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这就是“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同时又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1.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我们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欧洲相比，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 万左右，所以中国的人口约等于100 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人口规模也是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百国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印度历史上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这么长久的人口整合过程，其庞大的人口远远没有中国人这种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相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远远没有中华民族这种凝聚力。印度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是19 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外来的英语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人还不到印度总人口的1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整个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特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民是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财富。这么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经过充分整合的现代国家载体内，他们既受到传统文明的熏陶，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所以产生的规模效应世界上无人可比。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习+ 创新+ 巨大人口产生的规模效应+ 影响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旅游、手机、互联网、高速铁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都体现了这种规模效应。许多境外企业投资中国都有一个口号，只要能在中国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从更广的意义上看，由于人口效应，中国只要改变自己，往往就能改变世界。比方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已经世界第一，随之出现的就是整个世界汽车工业开始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也是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世界建筑设计业出现了某种面向中国的转型。这个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开始扩大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如旅游、航空、影视、体育、教育、新能源、现代化模式等。

2.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土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百国之和”而形成的。虽然俄罗斯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比中国还要大，但它们从未经历过“文明型国家”意义上的那种整合历程。前苏联曾尝试创造过“苏维埃民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为乌有，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各个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普京上台扭转了亲西方势力主导的所谓“民主化”，俄罗斯还会不断地解体下去。

我们一些人比较羡慕小国寡民的生活，实际上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困难。小国经不起风浪，而大国遇到风浪，东方不亮西方亮，回旋余地大得多。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曾对我说，新加坡现在虽然比较发达，但新加坡总是如履薄冰，因为任何一场大的危机，比方说像“9·11”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可能使整个新加坡毁于一旦。智利是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 年一场大地震，GDP 就跌掉一大块，整个经济可能两年内都喘不过气，而中国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这么大的天灾，整个国家经济纹丝不动。

辽阔的疆土也使中国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强势政府的传统和现代国家的体制建设，使我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国防能力，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百余年的“挨打”问题。由于可以在超大规模的国土内进行战略布局，我们今天可以实现西气东输、高铁“四纵四横”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代化工程，实现资源的优势支配。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产业升级往往意味着产业迁移到外国，而中国在自己内部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产业梯度转移。一般制造业可以从发达板块转移到新兴板块，但仍然留在中国，这就延长了中国制造业的生命周期。我们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做法、各级地方政府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县际竞争与合作等特点都与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个事实有关。

“文明型国家”所形成的地缘优势也使我们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辐射力。中国过去三十年推动了沿边开发的战略，现在又与东盟建立了10+1 自由贸易区，建立了中亚地区的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中、日、韩之间的经济整合。中国已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并通过东亚推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动力。中国这种地缘优势是日本这样缺少地缘优势的经济大国所难以比拟的。

3.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

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使中国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传统。我们在政治、哲学、宗教、语言、教育、艺术、音乐、戏剧、文学、建筑、军事、体育、医学、饮食等领域内都有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东西。这种传统的丰富性、内源性、原创性和连续性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资源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匪浅。我们今天讲的“与时俱进”观念，源于数千年前《周易》中的“与时偕行”。我们今天使用的“和谐社会”概念源于《周易》里的“太和”概念。我们先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被用来引导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展现的是中国人“敢为天下先”的那种闯劲：船在河里航行可能不稳，因为有暗流，但到了桥头附近，水流一般会起变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桥洞就可以穿过了。这些都是数千年文明智慧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哲学传承。

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也是中国思想独立性和文明内源性的体现，这很像中医，西医能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中国人信这个东西，因为它管用。如果西医不能解释中医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模式的成功，这总体上不是中医不科学或者中国模式不科学的问题，而是西医和西方的理论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释中医效果和中国模式效果的水平。我们要做的不是削足适履，诋毁中医或中国模式以适应西方的理论，而是应该以中国人的成功实践为出发点，去修正西方的理论，去形成自己的理论。

同样，中医的实践也表明，一旦中医与西医较好地结合起来，其治疗效果往往好于单靠中医或西医，就像中国模式已经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文明长于综合创新的特点。我们愿意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我们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一个次生文明。日本作为一种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时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许多历史传承，更何况中国呢？

4. 超深厚的文化积淀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资源。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绵延不断的文化成就。这是一种“百国之和”的文化荟萃。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互补，儒、法、墨共存，表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

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也意味着中国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样为一体。中国光是方言就有上万种，北京人、广东人、上海人在许多生活习惯和思维方法上的差异不亚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差异，还有56 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都可以在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也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这种繁荣和复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也只有一个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国家才可能做到。中国人今天的孔子热、老子热、诵经热、书画热、茶道热、旧宅热、文物热、中医热、养生热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复兴。过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没有使多数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国人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一种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情况下形成的文化自觉，其意义非同凡响。

外国许多好东西与中国文化碰撞后，不仅没有削弱中国文化，而且把中国文化呈现得精彩万分。网游来自西方，但在网上世界里，三国、西游、水浒、封神、山海经、侠客传记都可以大显神通；中国历史、典章与人物都可以成为当代青年快乐资源的一部分。与外界的大规模文化互动激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意象和资源，激活了中国无数的文化创意产业，从Flash、视频、手机新功能到四格漫画、MV 等新技术都是这样。

中国近年来影视产业发展迅速，各种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和无数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为中国影视产业提供了用之不尽的素材。截下任何一个历史断面，都可以开发出无数的题材和故事。我们的近、现代史也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些都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西方影视文化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国电影人最终超越好莱坞应该不是梦，因为最大的文化资源在中国，最大的观众群体在中国，最大的投资群体最终也是在中国。

中国人本文化衍生出来的餐饮文化、养生文化、休闲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比拟的。中国菜肴之丰富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法国都有丰富的饮食文化，但中国大的菜系有八个，其中任何一个菜系的丰富性都超过法国菜系。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当量级的：一个是国别“文化级”的，一个是“百国之和”“文明级”的。中国任何地方的街头餐馆都能做出三四十种菜，而在美国绝大多数的餐馆只有汉堡包加土豆条，能有三四个菜就不错了。欧洲餐馆的菜肴要丰富一些，但也很少超过七八个品种。中国的餐饮文化比西方餐饮文化丰富至少十倍，其实，许多其他文化领域内的差异也类似。惟有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才会有这份精彩，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

5. 独特的语言

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汉语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把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纽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结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发展的困境甚至绝境：永远在那里邯郸学步，自己的传统早已丢了，而别人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结果整个国家就永远听人摆布，人民生活在动荡与贫困之中。

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我们的汉语也与时俱进，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汉语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并正在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如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那种简洁度、极为丰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蕴。

汉字使中国人获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化资源。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游客输出国而辐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汉语，就更容易谋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经表明中国文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之一。

我们有些人总是担心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其实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世界历史的人就知道，人类历史上宗教冲突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光是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以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就有上千年的历史，造成了无数生命遭杀戮的人间悲剧。这些冲突还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继续着。我们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见，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中国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当你走遍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基本信条是多么的珍贵。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这么一些基本信条，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獗，发展毫无起色，一个接一个地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文字和文化教育，把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激发出来，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善。

6. 独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像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执政党本质上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后中国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西方不少人只认同多党竞争产生的政权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政治观念。我曾遇到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国。我请他给我解释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不能产生合法性的。最后他只能跟我说，这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只是一种非常勉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远远领先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倒是可以用中国“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八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海啸，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独特的政治还表现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们历史上有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将军都护府制度、改土归流制度、郡县制等等，这种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下是难以想像的，但在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中，各种制度可以相处得非常自然。中国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和区域自治制度，现在大陆已经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达成了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已生效。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来带动其他地方，这种思路在一般国家中是难以想像的，而在中国却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1+1 大于2 的巨大效应。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无法产生。我曾和印度学者一起探讨中国模式，他们说从表面看，中国是中央集权，但中国每一项改革实际上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所以中国体制要比印度的体制更有活力。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的发展模式就很不一样：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元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因地而异，经济结构也差别很大。实际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各个地方既竞争又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产生。

总之，我们学习了西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府体系，但同时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资源，两者的结合使我们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扰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法条主义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更多地看到中国政治智慧对人类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7. 独特的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它与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关，在这种农业活动中，血缘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血缘关系比较淡薄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不同质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以家庭为基础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关系和生活方式。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家庭伦理还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目的统一了起来：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百年中，这种价值观又转化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巨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那种自然经济、社会流动性极低的社会已被一个高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取而代之。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转化的进程，并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不过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价值失落，这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和问题。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恐怕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在这种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以为西方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将取代中国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中国也会走向西方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峙的局面。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中国传统价值的失落，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们对回归传统价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个全新基础之上的回归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间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就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对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毕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写法延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比过去扩大了无数倍，但个人仍然愿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很多东西，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像的。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个人权利并存，丝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层面，西方许多人也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他们今天也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珍惜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混乱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三十多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看来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对峙冲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互补模式。这个模式也能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凝聚力、竞争力与亲和力。

8. 独特的经济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严格讲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其最大特点是把经济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多数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经济发展是为了百姓福祉，不是资本利润第一。因为有这种民本的思想，我们今天发展经济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和“让老百姓满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大灾大难，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终被人民推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学”和中国传统“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光讲市场经济，不讲人本经济，在中国恐怕行不通。反过来也一样，光讲人本经济，不讲市场经济，中国就竞争不过西方。把“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其激发出来的力量看来超过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中，一直比较重视“看得见的手”。中国国有部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官营”，甚至更早。后来的洋务运动也是政府推动的。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来进行推动和组织，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那么市场经济的形成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把“数目字管理”和“宏观整合力”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变得很有竞争力。“数目字管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但是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宏观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数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长的，中国已经大致学会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观整合力”是中国擅长的，西方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要学。即使要学，在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里恐怕也很难做到。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机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仅仅具备“数目字管理”而不具备“宏观整合力”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两者兼具的国家。关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我下一章探讨中国模式时还会进一步阐述。

总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精彩万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

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视角

“文明型国家”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文明型国家”意味着中国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国家。中国更像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则更像一个小号手、小提琴手或者一个室内管弦乐队。人数不同，乐器不同，曲目不同，传承不同，指挥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国国家的治理方式也与众不同。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在中国模式的指导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我们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和谐的政治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由于“文明型国家”的特性，我们治理自己的国家绝不能套用西方的观念，我们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取舍，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优势。比方说，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是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但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中国今天的土地制度结合了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使用权，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怎么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怎么可能使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当然，这个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总体前途看好，放弃它将是愚蠢的。

在广义和狭义上，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和借鉴。中国数十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受益匪浅。但是在深义上，真正民族性的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长时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变，最后一定以失败告终。

一个民族的政治传统更要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逐步演变。政治浪漫主义代价极高，甚至可能葬送一个民族的伟大前程。其实，连历史远远短于中国的英国，数百年来都一直坚持自己政治传统的渐进演变，从未接受过席卷欧洲的法国民主模式。依我之见，不要说中国，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欧盟也无法按照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模式来治理，也就是说无法实行多党制和民众直选欧盟首脑。如果欧盟这样做的话，欧盟轻则沦为一个无所作为的象征性的政治机构，丧失整合欧洲不同利益的权威和能力，重则导致整个欧盟分裂解体，尽管欧洲还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发源地。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这种智慧首先体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与水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三点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与金属有关的东西，我们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银、铜、铁、锡。对于所有不同的东西，我们都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异”，每一样东西，都要专门创造一个词来进行表述，所以阅读西方的报刊一般需要两万个词汇，而阅读中文报刊，掌握了两三千个词汇就可以，但这两三千个词汇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组合，使中文成为世界上表达能力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文明型国家”的治理也是一个道理。沿着中国文化“求同”的思路来处理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效果就会比较好，国家就有希望，无论是地区间的矛盾，还是企业间的矛盾，还是官民矛盾，还是劳资双方的矛盾，只要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则可能造成冲突、混乱和动荡，甚至内战。西方推动的“民主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动乱和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型国家”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比方说，用人均GDP 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实际上作为不同质的国家，这种简约化的比较是靠不住的。一个数百名乐手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和一个小号手、一个小提琴手或一个室内管弦乐队怎么进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恐怕先要在质和量方面作一个规范。按照名义人均GDP 进行比较，瑞士比中国高很多，但中国至少有上千种瑞士没有的产业。瑞士这个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产生中国这个交响乐团给人带来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两者进行比较，恐怕更为合适的方法是把中国这个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手请出来和瑞士这个小提琴手比较一下。比方说，把800 万人口的苏州与700 万人的瑞士比一比，这样的比较才更有意义，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觉。毕竟连举重比赛都不允许重量级和轻量级互相换位的，更何况比举重比赛复杂一万倍的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呢？

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地理空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差别都太大了。如前所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理论上，中国的各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也应属于合理范围。其实美国的问题不少于中国，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监狱囚犯总数超过中国，尽管美国人口少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发达板块与美国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谈到的上海超越纽约就是这样的比较，中美两国居民家庭净资产的比较也属这一类比较。

再比方说，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统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2009 年，中国出境人次是6 000 万，这已经是了个不起的成就，但中国是个“文明型国家”，一国等于“百国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离和费用就超过中小国家的跨国旅游。你从奥地利经过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于上海到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来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来反映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国国内坐飞机和坐高速火车的人数都算进去，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韩国2009 年的出境人次为3 000 万，但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一上飞机就出国了，所以出国更为频繁。从表面看，中国出境人次只是韩国的两倍，而实际上中国具有出境实力的人是韩国的许多倍。

同样，当你把西方国家不再作为单个国家来看，而是作为另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来看时，你便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感、文化感和现实感，从而也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长处和短处，更好地了解如何与之打交道，并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以比较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演化的不同历史特征，比较西方国家崛起与中国崛起的路径和代价。比方说，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崛起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以强凌弱、从全世界贪婪吸金的过程。你会发现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国家中既有像芬兰这样腐败比较少的北欧国家，也有腐败十分严重的希腊和黑社会势力超强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饥荒战乱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你还可以发现中西方文明此长彼消的长期趋势：我们曾领先西方上千年，但从17 世纪开始我们又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又开始赶上并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绝大多数内容全部吸收过来丰富自己，但绝不放弃自己，就像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也中国化了一样。中国涌现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英语学习潮，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出国留学潮，也成为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以翻译海外新闻评论为主的《参考消息》，中国每年出版物的20% 是翻译作品。麦当劳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抗议，但在中国却得到鼓励。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广受中国人喜欢。但中国人的目标似乎一直很清楚，凡是好的东西我都想学，然后力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尽管这些努力并不一定都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从不会中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了考验，我们文明的很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我们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促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四、重新认识中国

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的观点开始多了起来。2009 年1 月18 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在布鲁塞尔主持了一场非洲危机治理的研讨会，提出帮助非洲要有新思维。他的机构邀请我去讲解中国发展模式。我讲完后，阿赫蒂萨里说我讲的内容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一些“震动”。当天晚上，芬兰驻欧盟大使为与会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萨里作了个单刀直入的发言，他说：“非洲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张教授今天下午讲话的内容。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个董事会，总书记就像是董事长，总理就像CEO, 中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个公司的方法。”他随即让我作个回应。我说：“我们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通过一人一票选CEO, 因为这样做的话，公司就要破产。所以政治体制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国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国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

坐在我边上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 库珀（Robert G. Cooper）有点不以为然，问我：“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这种传承的一个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个核心是‘选贤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国家必须靠人才。”阿赫蒂萨里接着说：“我多次访问过中国，而且也告诉我见到的朋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与苏联是不一样的国家。中国人做起事情来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们要善于汲取中国人的智慧。”在场的埃及前驻美大使哈加格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开罗见到过来访的周恩来总理。他当时对埃及领导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记忆犹新。”来自中非共和国的资深学者萨瓦纳说：“我也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要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优秀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有个笑话说：中非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引来了所有邻国的妒忌。他们就去问上帝：为什么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中非？没想到上帝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不用担心，我虽然给了他们资源，但没有给他们好的领导人。”大家都笑了。一场晚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场探讨重新认识中国的朋友聚会。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2009 年11 月13 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谈美国向中国学习的文章。文章说“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并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有五个方面值得美国学习。这五个方面是：

1. 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2. 投资教育, 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3. 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4. 健康的储蓄习惯。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0 提高到了4% 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5. 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 年1 月21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 年新建97 座机场和83 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 年12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 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 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 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 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受到了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辐射（我们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来形容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发展模式自然与“东亚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08 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13 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东亚模式”曾因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但我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但当时很多东亚的学者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使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一看，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听取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 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 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 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1990 年代初又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了危机的重灾区。

但即使这样，韩国在1997 年危机之前已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上的质的飞跃，韩国和坦桑尼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十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略高于韩国，但现在两个国家有天壤之别。韩国可以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换言之，“东亚模式”虽然有其弱点，也遇到过挑战和危机，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战后其他发展模式与其还无法相比，“东亚模式”的历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确立。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主流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主流观点当时替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拯救经济（与美国现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这样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采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惟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有意思的是，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采用“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结果却令人跌破眼镜。2009 年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的报告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高于大陆，虽然台湾地区有人不服这个排名，但台湾地区“民主化”之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是不争的事实。马英九现在力求通过与大陆的经贸合作来扭转台湾地区经济下滑的颓势，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台湾地区经济无路可走。韩国“民主化”之后的许多问题也与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成为1997 年和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重灾区。韩国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经济的带动才走出危机的。

“权贵经济”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我们认真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但这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美式金融腐败对美国本身和整个世界造成的祸害。美式金融腐败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败”的典型。如果说第一代腐败指的是那种“回扣”、“走私”、“红包”之类的“不文明”的腐败现象，那么第二代腐败则比较隐蔽、比较“文明”、比较道貌岸然。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不文明”的腐败，像传统武器，用大刀砍人，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野蛮，而“文明”的腐败，很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现代兵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和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现代武器对生命的摧残力其实超过了传统武器。

“第二代腐败”有几个特点。一是高欺诈性。华尔街投资银行竭尽想像力，操纵金融杠杆包装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推出各种奇异的“创新组合”的“金融魔术”产品，只要产品可以上市并能骗来超额分红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结，钱权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两房这样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获得“游戏规则”上的好处，而议员则可以打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旗号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其他好处。三是大规模的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监管系统和信用评估系统都成了可以发金融财的地方，许多金融机构的舞弊行为被“选择性忽略”，无数的劣质金融产品被评为了3A 级金融产品，再推销给各国投资者，结果祸害全世界。四是钻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领域来牟取暴利，损害公众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责任的诡诈营销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倾家荡产，却又欲哭无泪，因为他们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术”合同上签过字（这也说明，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法条主义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撑这一切的“利润归自己，代价归社会”的贪婪理念。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对这一类腐败作了研究，当他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也包括进去，对世界102 个国家的腐败情况重新进行排名，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 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如果从金融腐败本身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来看，美国金融腐败可以稳拿“金牌”。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也因此而缩水了25%，跌到了2004 年的9.3 万美元的水平，这已经低于中国发达板块的多数家庭的净资产。正是这种有诸多缺陷的体制使美国公众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最新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体制“很有信心”者原来就不高，现在则一路走低：

2000 年　　2008 年

1. 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很有信心”者　　14%　　　 11%

2. 对国会“很有信心”者　　　　　　　　13% 　　　11%

3. 对银行“很有信心”者　　　　　　　　30% 　　　19%

4. 对大公司“很有信心”者　　　　　　　30%　　　 16%

（资料来源：2009 年3 月28 日《经济学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2009 年12 月28 日在《纽约时报》上也撰文指出:“1999 年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几乎都认为美国有诚实的公司会计，这使得投资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迫使管理人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结果形成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呢？真实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结果是零。”克鲁格曼感叹这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国过去十年的“就业增长为零，百姓收入增长为零，股市增长为零”。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的“转轨”，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转轨”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自己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的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众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体制有自己的缺点，但一直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个十年内就业增长、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谓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怎么也自信不起来，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制度创新。

二、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1987 年10 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János Kádár）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我想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激进”疗法，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

二十年过去了，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2008 年世界知名的GFK 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调，结果是：62% 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只有14% 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 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我1989 年访问过匈牙利，二十年后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见所闻可以印证这个民调。关于匈牙利和东欧的情况，我在第七章中再详谈。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1.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华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入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论”），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民主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我们承认理论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认为现实必须遵照理论，而是认为现实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实践来逐步发现这些规律。我们也不接受现实必须适应理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汲取了过去政治浪漫主义的深刻教训。中国模式的这种政治文化逻辑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强势政府

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也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所决定的。自秦汉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应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欧洲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制度。

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灾、戍边征战等需求使这种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这个传统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密不可分。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老百姓春节就要回家团圆，要探亲访友，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 亿的人次上路。2010 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 亿人次。25 亿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都挪动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3. 稳定优先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古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我自己也作过一个粗粗的计算，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78 年改革开放的140 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稳定优先不是回避或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稳定来创造条件，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矛盾。

4. 民生为大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联合国统计，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世界上仍然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条件，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西方推动“民主化”压倒一切，结果造成了政治改革与民生改善完全脱节，造成了非西方国家无穷的动荡和战乱。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改善民生，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其成功概率为零。激进的政治改革使人民产生过高的期望，导致政治参与爆炸，经济社会陷入混乱和人民更大的失望。这种激进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 万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 万的吉尔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说中国这种13 亿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了。

5. 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在改革的初始条件上比苏联、东欧更加领先一步。即使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结果造成了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渐进改革则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我们很快作出了决定，很快开始了实施，效率非常之高，体现了渐进改革战略指导下的中国速度与效率。

6. 顺序差异

我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例如，我们的改革事业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改革开始，企业改革先从比较容易的扩权让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过受损方。这样先走一步的改革为其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经验，减少了阻力，而且带来了连锁反应。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开始。同样，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增量，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推动了国有经济存量的改革。

这种顺序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大概是最强的。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7. 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比方说，有人认为土地要素需彻底地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是市场经济。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县”思路和司马光的地方与地方乡绅互动，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个省的人口往往就等于欧洲十来个国家，所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正因如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保持整个国家的宏观稳定，一直是中国“文明型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县际竞争”，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决策主要在县一级的政府，“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佃农分成于层层承包的串联”，产生了“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中国的“三元主体”（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有“二元主体”（中央领袖和部门科层），结果造成了部门科层出于既得利益总是抵制改革，最后改革事业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版图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从而突破了“二元主体”带来的僵局，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三元主体”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不容否认，“三元主体”对中国整体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缺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在肯定“三元主体”成就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完善。我们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要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和研究来改写西方的教科书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但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似乎总需要有某个东西，比市场经济学站得高一点，比公司站得高一点，比个人站得高一点，才能把这么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让人民满意”这种中国特有的目标。这个东西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那种“踱踱方步”，那种中国人特有的整体考量和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与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较中性和强势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国家”没有这一切，如果中国模式失去了这一切，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途就不容乐观，甚至在全球竞争中优势丧尽、全盘皆输。

8. 对外开放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从此中国走向了封闭。如果当时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中国至少不会错过工业革命，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前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显然已经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在2006 年9 月就这样评论过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 也指出：“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感叹：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21 世纪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

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许多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 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 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1978 年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周边的人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跑，在追赶发达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三十二年过去了，邓小平乘坐过的日本的新干线还维持在时速250 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速铁路已经跑出了每小时394 公里的速度，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很快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 年国情咨文中相当不安地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他想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来激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速度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历史书上把1848 年到1875 年这段速度大提高的时期称为西方的“经济革命”时期：钢铁产量剧增，铁路横跨欧洲和北美，苏伊士运河开凿，新兴大都市不断涌现，上千万的移民，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顶峰，美国、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开，西方确立了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国的三大世界级经济圈通过四五个小时的高铁连成一片的时候，当“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把大半个中国都连成一体的时候，它带给中国的绝不只是速度的改变，而是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标准的逐渐出现。

中国高铁发展的思路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我前面提过的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在这里也适用。总体上，西方比我们强大，我们要追赶西方，如何做到呢？我们采用了田忌的办法，即在自己总体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孙子兵法》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这个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既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对我们对手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并通过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比较多的领域中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种以我为主、整合创新的思路在中国各项事业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有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开始的金融浩劫。

我们学习美国提高了经济竞争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国体制过分依赖资本驱动所带来的弊病。我们学习欧洲注重社会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欧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总体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避免美国病，又能避免希腊病，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学习了西方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无到有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清晰产权，明确权责，创造了多种体制互补的多元经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的总体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竞争又协作。虽然“国企”和“民企”也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总体思路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强，也把中国经济做大、做好、做强。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制优势，制定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但同时我们也注重开发自己的政法资源，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虽然中国在落实法治社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继续推动依法治国，同时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带来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

我们学习了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继续发扬中国人注重家庭和谐和集体权利的传统，使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个性张扬的活力，又不失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庭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使我们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克服的挑战。

总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概率就大。虽然中国还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但正确的思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在中国试验成功的东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开始可能不承认你，但当你最终能证明你比他干得好，就像你的高铁建设得确实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终只能对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认你，并向你取经。

这里还要提及当年国内关于优先建设铁路还是公路的争论。一些人曾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只要能够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大家出行一定会首选高速公路，而铁路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汽车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门到门的对接，远比铁路方便。他们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铁路客运都在萎缩，一些地方甚至开始拆除铁路，中国为何不未雨绸缪，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设重点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级地方政府建设高速公路的积极性也大于建设铁路，因为高速公路沿线更容易带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招商引资，从而刺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速公路建设也确实对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铁路没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国迎来了新一轮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高潮。到 2020 年，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网络将基本形成。回忆这场争论无非是要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 倍多，光是每年“春运”的人数就超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所以汽车+ 高速公路可以解决美国的交通问题，但解决不了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交通问题。中国的交通发展必须发挥各种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独特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高铁模式的成功还使我们看清了一点：一个事情，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等大国都与中国洽谈高铁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标准原创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这就是中国高铁模式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今后十几年将是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标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所有真正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人都应为“中国标准”的发展作出努力。

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一位俄罗斯学者曾对我说过，1980 年代后期，俄罗斯绝大多数的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认同了西方话语。一些人甚至公开说，让美国把苏联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都没有关系，因为让美国来殖民，苏联就可以转变成美国的政治制度，并迅速成为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苏共当时思想严重僵化，干部队伍暮气沉沉，政治体制毫无活力，经济困难危机四伏，整个国家人心思变。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胜过了苏联。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Anatoly Adamishin）写的一本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他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而改善人权，并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国家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亲自呼吁美国提供200 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这个要求被美国婉拒，随后就是苏联的轰然崩溃。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指导下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换来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腐败也因此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至今还认为西方标准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接近，最终达到西方标准。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中国能尽快融入西方国家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飙：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也类似。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知识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天真地以为只要实行所谓多党制、言论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二十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二次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大多数南斯拉夫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当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西方的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访了100 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自然是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海啸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现在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共同探索和建构“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

我曾于2009 年10 月1 日为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的评论。文章发表时，《纽约时报》的编辑特地加了一个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国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中国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1.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的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 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理念，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确实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

“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地区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 年和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总之，信奉“实事求是”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

2. 民生为大

如前所述，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追溯其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他们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今天世界已经进入21 世纪，但世界人口的一半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继续这种偏差是说不过去的。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大差别。

世界上仍然有约30 亿人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模式来之不易。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坦率地说，不是中国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价，而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使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3. 整体思维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中国人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辨证认知，标本兼治。整体思维的出发点是整体包含了部分，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早在1980 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这个战略。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人民把确保“天下太平”和“国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个称职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相对成功表明，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学会趋利避害。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入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入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入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入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 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4. 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和部门利益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这也需要一个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各级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袭，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比欧洲早了1 500、1 600 年，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动力，有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也有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作，谈何容易，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即使像波兰这样转型比俄罗斯更为顺利的国家，转型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划分清楚。中国的做法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在那里谈论要实现教科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似乎不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虎视眈眈的西方投机大鳄，从石油到粮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领域，他们都在那里兴风作浪，究竟在多少领域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稍有不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就被他们吞噬。强势政府使中国的社会和市场有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保护层。

不久前，欧盟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斯·迪马斯（Stavros Dimas）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承认：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要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等于是打一场战争，政府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的作用和作为，很像指挥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我们打了农业改革的战役，打了建立特区的战役，打了沿海城市开放的战役，打了浦东开发的战役，打了加入世贸组织及其相关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战役，打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战役，现在正在打经济转型的战役，正是这一连串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基础。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解决好廉洁自律的问题上，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存有许多问题，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 良政善治

关于“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但笔者认为回归常识判断就能理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懂得这个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套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政治问题，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同时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和专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远远超过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又该怎么解释？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 (bad governance)。我2008 年在印度谈中国模式时，一位印度学者曾问我：“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

“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换言之，中国人从自己“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民主与专制”话语是一种颠覆，一种范式变化（paradym shift），这也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西方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这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认为实现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实质正义衍生出适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程序正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能够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早已不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简单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自由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关键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各种体制创新。第三世界体制创新的任务固然繁重，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任务也不轻：冰岛和希腊都破产了，不政治改革行吗？美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金

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几乎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政府及其体制不改革行吗？总之，我的观点是“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6. 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从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发生在中央政权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期待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总是民意的主流，这与我们“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关，这也为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有些人认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两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权延续是常见的现象，而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三百年中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警示统治者的传统，统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文明中的宝贵政治资源。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丧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后是一个新朝代与新的儒家执政集团，天命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结党营私，而是认为“君子不党”，君子不拉帮结派。

中国“民心”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2006 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一位欧洲学者当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 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法国汉学家西里尔·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 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在于万一政绩不好，比方说出现了经济危机，合法性就会丧失。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过去有政绩，现在也在认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其实，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过程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这种合法性观念对于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西方人的理念，因为其特点是程序与政绩都很重要，而且两者相比之下，政绩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高度务实的文化特点。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但中国政绩合法性的理念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否则就得退学。从长远来看，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选举”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民心”理念和“选贤任能”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

7. 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 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股票市场到证券市场，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消化和创新，这一切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更为宝贵的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我们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我们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国际金融浩劫。我们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惟有不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启迪。

8.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中国古书《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谐”由“中道”观念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改革之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现在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欢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而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效果还不错，所以中国会继续坚持自己“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当然也会汲取其他国家的一切好经验。

“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无疑具有国际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困境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人们也日益了解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不智。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画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能解决问题吗？我看很难。这样做的话，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全球环境问题也解决不了。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为消除世界贫困而主张减少本国农业补贴的政客在自己国家里得不到选票；为世界环保而推动给本国汽油加税的政客也得不到选票，靠这种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解决治理世界的这么多难题呢？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从全世界，包括从西方，汲取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国今日之崛起，才会有明天更多的辉煌。但同时我也认为今天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光靠西方理念已经不够了，坦率地说，造成今天诸多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从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再到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是西方需要认真反省的，否则西方自己的前途、整个世界的前途都不容乐观。13 亿中国人通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棘手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西方自己认定要进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三、不被西方话语忽悠

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名言：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西方手里就只有一把榔头，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权”，当然其定义只能由西方一家来界定。西方用这把榔头到处敲打别人，想以此摆平世界，实现自己政治、经济等战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过来，被击倒者无数，但砸到中国这根钉子的时候，他的榔头折了。为何折了？一是因为这把榔头本身的质地不行，钉子还未砸下去，榔头却裂开了；二是这根钉子太硬，是五千年历史铸成的，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属。这根钉子就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就是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那份底蕴和自信。其实民主、自由、人权都是好东西，但如何界定这些概念，中国人有话要说，不能随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时一个国际论坛介绍中国对民主建设的探索。当时，一个美国学者不容置疑地对我说：“实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竞选，否则就不是民主国家。”我回应他：“如果您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美国1965 年黑人获得投票权之前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表情有点惊讶，显然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我担心的并不是您对民主的这种过分狭隘的解释，而是担心您这种民主教条主义的态度。难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怎么破产的？难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条主义给世界带来多少灾难？”他不服气，问我：“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您不知道吗？”我说：“丘吉尔这番话是他1947 年在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讲的，他本人则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他一直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争议。西方主流话语一般把民主界定为“程序民主”。例如，在讨论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时，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几乎没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为多党选举制度。只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品质普遍低劣，选来选去，选出来的几乎都是投机政客，没有优秀的政治家。这些国家有了名义上的“宪政”和“三权分立”，但无法遏制腐败，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乱动荡的国家则很多，西方国家对这拨“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远。比方说，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花这么多钱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民主

吗？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吗？资本开路，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连奥巴马总统在其《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也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这种美国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了。以笔者之见，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异化的表现，这导致了许多颇为荒谬的情况。比方说，冰岛人投票选出了哈尔德政府，但这个政府治国无方，把国家搞得破产了，这是不是代表了冰岛人民的意志？希腊的情况也一样，民选的政府只知道花钱，搞民粹主义，结果国家也破产了，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腊人民的意志？陈水扁执政八年贪腐泛滥是不是也代表了台湾地区人民的意志？法国思想家卢梭两百多年前对这一类民主曾作过这样的评述：“英国人民自认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但是卢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设计也过于理想化，实践中难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较理想的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民主的内容就是要体现人民的意愿，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这个探索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将具有世界意义。

我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国家，如泰国、蒙古、菲律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另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现这样的结局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非洲大部分国家至今还是部落国家，即人们对自己部落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而多党选举制度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强化部落冲突，导致族群分裂，甚至杀戮。阿富汗也是这样，“民主”选举出来的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人们对自己部落的支持远远高于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对教派（什叶派与逊尼派）和族裔（如库尔特人）的忠诚也超过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伊拉克是一个只有2 300 多万人口的国家，但这场以推动“民主化”为名义的战争已造成了至少十多万平民丧生（美国至今拒绝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丧生，一个“民主”国家怎么会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离失所，美国自己的阵亡人数也早已超过4 000，美国鼓噪一时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最终也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但留给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灾难。

“橙色革命”后的乌克兰，内斗不断，国无宁日，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国家经济濒临崩溃，2010 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克维奇重新上台，标志着这场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为了南奥塞梯问题竟贸然开战，迄今尚未从战败中喘息过来；“郁金香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国家南北分裂加剧，民生非常艰难。2010 年4 月的暴动和内战又使这个500 多万人口的小国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个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国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国统治了二十年，过去二十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2010 年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通过实行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例子。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这就像说汽车是个好东西，因为汽车比马车跑得快，谁都懂这个道理，但我们还要了解道路的状况，泥泞的小路汽车就没法开。另外，比汽车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还有很多，如高速火车、磁悬浮、飞机等，人类还会有新的创新。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后面还应加上一句“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变得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中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我说中国要大胆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这位美国学者则坚持民主国家就要遵循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个要素（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公民参与），否则就不能算民主国家。我说：“您这叫民主教条主义，南斯拉夫这样搞，国家就解体了；苏联这样搞，国家也解体了；东欧这样搞，失望多于希望；第三世界这样搞，一个比一个糟糕……中国的民主建设会参考西方的经验，包括这六个要素，但也会大力发掘自己的政治资源，包括在中国有数千年历史的‘选贤任能’制度。”他问：“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并对他说：“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

四、“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社会存有多元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它们在法治的条件下进行博弈竞争，但是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和斗争的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庞大的中产阶级、比较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斗争哲学”往往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盲目采用西方制度，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后患无穷，整个社会可能因此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党争和内耗。而西方的一贯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睐的那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不上台，你就不是民主国家，它就要进行干预，最终可能使你的国家永无安宁之日，现代化事业化为乌有。

如前所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 ？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还不破产呢？其实冰岛已经破产，希腊也破产了，还有不少国家处在破产的边缘。那些还没有破产的国家过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搞普选的。英国是18—19 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 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 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 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西方国家才开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础主要是“斗争哲学”，其特点是先把社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然后通过政党政治再来进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国家，一个社会一旦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只会变得越来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溃。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则是“和谐哲学”，其特点是“少分裂，多整合”，寻求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共识。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这样说过：“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 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讲的话无需兑现，选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竞选语言”，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选个演艺明星，选个美女，毫无政绩可言，也都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游戏民主”使许多社会变成了空耗大量资源的“选举社会”。以台湾地区2009—2012 年的选举为例，先是连着几个“补选”，后是2010 年年底的五大直辖市以及“立委”选举，然后是2012 年3 月的大选。这些选举的关联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标意义，所以即便是县一级的选举也需要全台湾力量的总动员。有学者估计，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内只有一年七个月的“无选举阶段”。更多的人则干脆把台湾称为一年365 天都在选举的“选举社会”。

“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质化。欧盟惊讶整个东欧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没有选出过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谓“民主国家”里，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国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冲突和战乱。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领导无方，结果美国的国运便直线下降，还成了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世界也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南欧的“笨猪四国”也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客们只知一味讨好选民，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这些国家一度都相当风光，但仅仅一代纨绔子弟就把国库弄了个精光。

亚洲两个摆脱了这种政治平庸化的政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和中国的执政党。它们的特点都是能够超越党派之争和拒绝平庸化。现在看来，这两个政党应该是世界上行政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所以才创造了新加坡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奇迹。而按照西方标准改造的亚洲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会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备整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现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资本驱动的问题。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 迈耶森（Harold Meyerson）于2010 年3 月31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的文章，表示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国模式挑战的担忧。他这样写道：

在参议院，多数派的决定总是遭遇阻碍。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大笔金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们的选举。你以为边境之外没人会注意到这些吗？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曾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劲敌中国正在嘲笑我们的民主没有能力创造就业岗位来恢复经济，并且将这作为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据。《中国日报》本月援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的话评论了我们政治体系的缺陷。李飞说，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上行事。李的观点是有力的，因为它相当——尽管不是完全——正确。美国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于证明这些话的正确性。最高法院1 月份的一项裁决允许各个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资于选战。这听起来似乎是有意要验证李的观点。参议院出现机能失调，导致多数派的决策屡屡受挫。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对我们民主价值观的嘲弄。在同中国的激烈角逐中，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中国将会赢。

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Nathan Gardels）则使用了“消费者民主”这个概念来形容今天美国民主的特点。所谓“消费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减肥可乐式的文化”，一种“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的民主制度。这个概念与我提出的“游戏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处。内森·加德尔承认美国这种民主制度已无法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2010 年1 月27 日，他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

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制度不能够维持下去。但正如从孔夫子、柏拉图到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每一个政治智者都明白，当公众的贪念否定了治理，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危机显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学校，又不想纳税—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

内森·加德尔提到的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导致了竞相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今天去美国的人都会发现，美国的各种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的情况极为普遍，其实美国的政治体制也老化了，尽管许多美国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还以为美国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严格地说，还属于前工业时代的设计，非改革不可，否则美国将难以避免走向衰落。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少整合力与竞争力，没有很强的人才观念。“三权分立”根本无法预防金融危机，因为“三权分立”只限于政治领域，而西方不少国家的政治被资本力量绑架了。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另外一种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领域的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一个国家才能运作得更好。

今天的时代已是全球化、信息化、后工业化时代。新的时代对政府和政治家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苛刻，因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任何决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沉重的代价。坦率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只满足于“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的国家将竞争不过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非游戏民主”的国家；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一个只知道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知如何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体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

“游戏民主”或者“消费者民主”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产，如美国和西方主要大国那样，他自然可以继续“游戏”和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五、日内瓦激辩人权

人权国际电影节暨人权论坛于2010 年3 月在日内瓦举行，主办人与我联系是否可以参加关于中国人权的辩论。我知道这个电影节和论坛已举行多次，对中国人权一贯持批评的态度，但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已经习惯了当全世界的法官，喜欢教训别人。其实，西方的人权观，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大量的问题，值得好好辩一辩。辩论于3 月9 日晚上7 点半举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语的纪录片《南京的女孩》。应该说这部片子总体上还算客观，几乎没有正面提及人权问题，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方法记录了南京师范大学一群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从体操军训到上法语课，从上党课到谈恋爱，从卡拉OK 一展歌喉到远足西藏长途旅行，很有生活气息。我对观众说，从这个电影中，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开放。

不过，这个电影只是前菜，中国人权本身的辩论才是正菜。参加这场活动的人大多是自称关心中国人权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和当地一些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从主席台看过去，黑压压的一片，坐得满满的，总有300 多人，举手发问一直没有间断。应该说我们争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观点不同，但大家还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礼貌。辩论会结束后，一部分听众又围着我，继续讨论了近一个小时。我不能说我说服了所有的听众，但不少人承认他们对中国人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一些喜欢指责中国人权的人也承认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下面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大家就中国人权提了一些问题，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中国崛起对国际人权的挑战”，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中国在人权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的这种崛起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权被不断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问一问您在中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见到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我想大多数中国人的回答是现在更好。

中国是世界上变化最大最快的国家，欧洲三百年的事，中国压缩到了三四十年，这个过程自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包括不少人权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满意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就此作过跨国民调，2008 年中国人的满意度是86%，美国人是23%。所以讨论中国人权，应该先问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和欧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以非洲为例，西方总认为非洲的民主化必须压倒一切，但你们至少应该问一问非洲人自己是怎么考虑的。我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我可以说，非洲人最想解决的人权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然后是疾病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但你们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结果多少非洲国家陷入了动乱和饥荒？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实现了近四亿人脱贫。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做，消除贫困根本就不是人权，美国至今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不承认，所以我们不等西方觉醒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效果不错。

刚才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参加西方对一些非洲独裁国家的制裁。这里又涉及一个理念上的巨大差别。从中国人的理念来看，帮助非洲国家脱贫本身就是实现一项核心人权，任何国家都不能找借口侵犯这项人权。这有点像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它是不分敌我的，它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进行的。如果要制裁一个国家，那需要联合国授权来共同进行，而不能只是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西方在非洲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简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国家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权问题，比方说，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至今都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这无疑是侵犯人权，是不是联合国应该对西方实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民主的核心是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一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能够实现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实现良政的就是坏制度。环顾整个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个非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变成一个发达国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南欧的“笨猪四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些危机与西方民主是什么关系？这些危机侵犯了多少人权？为什么美国三权分立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有效地对付危机？我想关键是仅靠政治系统内部的三权分立解决不了问题，现代国家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平衡，特别是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得以避免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这个特质有关。如果美国民主制度无法平衡资本力量，那还会有新的危机。

至于死刑问题，我想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废除死刑，这种民意要尊重，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西方那么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杀人犯的生命，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价值，除非联合国授权，任何国家都不能发动战争？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杀害了总有十几万平民吧？这不等于是对十几万无辜者执行了死刑吗？这不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么？

人权很重要，但许多传统价值也同样重要，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需要多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也有贪官，有坏蛋，有刁民，但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淳厚朴实的民风，这种民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后都发生了大范围的抢劫，而中国2008 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受灾的人数是智利的十倍。为什么？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起了作用。这是一种人本文化，人要将心比心，救人于危难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谴的。

前几年，中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欢迎，结果却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歌词中唱道：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首歌歧视了妇女，但大多数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导致了过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父母。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的文化传承，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温馨的人文传统。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西方人权的理念的出现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么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权标准。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方向应该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从而丰富人权的理念。说到底，我们更要防范的不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谓文化相对主义，而是文化绝对主义，那种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普世价值，把人家的文化说成是落后习俗，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

过去我学英文，我的英国老师告诉我，英文中“我”是大写的，表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没有大小写，但是如果有的话，我想中文也会把“你”、“你们”、“我们”等都大写。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你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别人的同事。中国文化中“我”的权利和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实在觉得中国的人本文化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观。我也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其实是非常后现代的，对于解决西方社会今天的各种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难题都有益处。

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坦率地讲，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国出现一场“颜色革命”。但是“颜色革命”给乌克兰带来了什么？灾难。给格鲁吉亚带来了什么？灾难。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什么？灾难。这些人的榜样是捷克《七七宪章》和波兰团结工会。其实，他们的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国得到了全部的实现，但海地是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世界已经进入21 世纪了，世界已经经历了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和“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但这些人还是在那里谈论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这些人还可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长期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海外华人也不支持他们？

我四年前去波兰访问，顺便查了一下美国皮尤中心的民调，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是72%，波兰是13%，您说谁该向谁学习？我建议您去团结工会的发源地格但斯克看一看，去华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来在哪个国家了。中国历史上曾经上千年领先西方，后来我们骄傲自满了，闭关自守了，结果就落后了。中国现在一直认真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包括西方保护人权的有益经验，但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所以中国进步很快，一年等于西方十年，中国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知道教训别人，不知道向别人学习，终有一天会后悔的。

西方人权话语体系看起来头头是道，其实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例如，美国的人权概念中就没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是美国能够从人权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医疗保险问题，那么它那4 000 多万美国公民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就能更容易地解决。

第二个缺陷是法条主义问题。西方把人权问题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问题，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能算人权问题，这在法制不健全、律师力量不足的国家里很难操作，也非常昂贵。例如，印度政府解决贫民窟居民住房权的做法是只补偿在贫民窟有产权的人，这看似是一种法治，而实际上贫民窟里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产权的“租客”，结果法不责众，印度的贫民窟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个人认为在非西方国家里，更好的办法是在推动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政治手段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这是中国促进人权的一条重要经验。法条主义还导致了昂贵的诉讼费用，其实这往往是一种变相的腐败，一种合法化了的腐败，导致了司法不公：有钱人总能聘请到更好的律师，造成法律体系失去公正性。法条主义强调程序正确，结果一般的刑事案件拖了很多年都审不完，造成了大量的案件累积。

第三个缺陷是个人的权利超越集体权利的困境。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有其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但这种担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为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丹麦漫画家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可以损害十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路将更适应全球化时代人权发展的趋势。

第四个缺陷是人权体系中没有优先顺序的概念。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西方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推动人权的方法要么是政治权力压倒一切，要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优先，而不是消除贫困优先，结果很糟糕。在一个充满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饿肚子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警察来维持基本秩序。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中国抓住了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变化了，其他权利的改善就有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在人权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像刚果、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首先是恢复公共秩序和发展经济的问题，如果国际社会能在三五年内帮助刚果、阿富汗做好这一事情，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权成就了。

当然在讨论人权时，我们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没有分歧。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它走，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如果各国都能真诚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这将是值得称道的。我们的世界丰富多彩，各国的人权理念都有自己的特点。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人权观都有很大的差异。比方说，瑞典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之上的，这种高税收在美国就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私有财产权。英国至今还有国教，而且是学校里的必修课，这在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是难以想像的。但法国政府对电视台的垄断权一直持续到了1982 年，这在美国则又是难以想像的。同样，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里带头巾，这在中国也是难以想像的。

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谈过这么一个观点：全球化已经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许多挑战，这种挑战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应对。现在发达国家消费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2 倍，美国消费的人均资源是中国的11 倍，但西方迄今为止的人权观决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点儿也不能少，因为这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所谓造物主赋予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使用相应的资源，他就要和你较劲，甚至围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包括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全球性的难题呢？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有丰富的“人本文化”，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六、言论自由与井底之蛙

英国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英国今天成了世界上闭路电视监控密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标榜自由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机场的安全检查已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全裸”仪器的国家。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更是允许政府相关部门窃听电话、查询电子邮件等活动。尽管英国和美国有很多人强烈不满这些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政府行为，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英、美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国家也已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

其实，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责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战后的西方主流自由主义思潮则认为让人自由发展就是高于一切的，社会也会因此变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人性本身的特点：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恶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话，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不加节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贪婪，并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西方社会普遍的毒品泛滥和2008 年金融海啸，都是极端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教训。

历史上，人们对“自由与责任”、“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问题的论述总体上还是辩证的。例如，《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中对自由的论述是既强调自由，也强调责任的。从中国人的哲学来看，这些概念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才好。但在美国主导的话语中，讲自由、个人、权利等就是正确的，讲责任、集体、义务就是压制民主。这种政治观点实在是非常肤浅。自由与责任中，一味强调责任确实会被独裁者滥用，但反过来一味强调自由，也会被各种政客和犯罪分子滥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也是辩证地看待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对政治与道德分离的。洛克认定独立的个体是社会契约的前提，但他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违背文明社会道德准则”的人。依我之观察，美国的个人主义理念与道德的分离，结果越来越多地损害了美国的整体利益。今天美国社会的毒品、枪支和暴力泛滥。美国还有哪个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后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国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监狱囚犯人数却超过了中国。中国理念强调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有利于扭转当前西方世界过多强调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国家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你只要看看长期居住在西方的华人，绝大多数华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极端的那种论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赏自由主义的海外华人，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过去那种经典的、伦理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他们很难接受今天西方社会那种极端自由主义。华人在西方的相对成功与他们既长于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又能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

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也对这类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如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指出：“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也指出美国社会已在走向“巴尔干化”，即极端个人主义使西方社会走向不断的分裂。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来》一书中也指出：“今天广泛存在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谋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导致连人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履行当父母所应有的任务和义务都成了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比方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迟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讲维持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是荒谬的。稳定可以是专制独裁的结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结果，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良政，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定，不能由美国人来界定。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往往是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西方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收拾残局。其实，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思考我们在自由的问题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 年6 月，世界经济论坛邀请我介绍中国变革的理念与战略，其中一个核心话题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位学者问我中国新闻业以后会不会像西方一样开放。我说：“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开放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不允许播放本·拉登的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所以在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各国的差异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也许中国媒体在某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如你们，但总体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开放度还会随着国家自信心增强而越来越大。但是面对未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我认为不会。西方媒体有不少自己的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似乎处理得并不理想，所以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体如何解决自己被商业利益过多控制的问题。西方的媒体几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结果产生了不少问题。比方说，美国的电视节目，甚至在播放精彩电影的时候，一刻钟就打断一次。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在中国出现。另外还有涉及公益事业的报道，比方说，中国媒体以与报道奥运会几乎同样的篇幅来报道残奥会，这对于促进中国残疾人事业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残奥会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奥运会。西方媒体报道中，残奥会几乎不存在，对它的报道大概连奥运会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残疾人事业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残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这类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国学习的问题。

其次，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来看，我觉得西方媒体始终未能解决一个价值偏见的问题。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台为例，凡提及中国的政治新闻，主持人总不忘提醒受众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共产党国家”。坦率地说，这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报道西方的水平。那个时候新闻一提到西方，总要加上“资本主义”之类形容词，结果大大影响了受众对西方的真实了解。

我本人并不反对西方媒体着重报道中国的消极面。讲句公道话，西方媒体报道自己国内新闻时，也是以消极报道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体报道本国消极面的时候，比较注意核对事实，而报道中国时，则显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视了一些起码的职业操守。比方说，西方媒体报道2008 年的拉萨暴乱，都采用了尼泊尔警察殴打藏民的照片和画面，然后说中国军人在殴打藏人。为什么报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为什么报道错了之后，绝大部分媒体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觉得这里恐怕还有个文化傲慢的问题。

第三，我把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你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和描述可能还算准确，但你们对中国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谬误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为什么你们的新闻自称是客观的和自由的，但最后造成的总体印象会如此荒谬呢？这里恐怕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和美国的电视观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60% 的观众认为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怜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受众，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客观与全面的资讯。我说亏得中国今天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美国就要派大兵来解放中国人民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西方主流新闻报道的水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议，作为第一步，凡是派驻中国的记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第二步，报道一定要既看到树木，也看到森林，特别是了解多数中国人对各种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误导西方受众。

第四，从新闻自由的理念来说，消极报道、批评性的报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闻理念。但新闻的客观性应该体现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也就是西方谚语所说的，当一个杯子里有半杯水的时候，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观者看到没水的半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总喜欢强调没水的半杯（现在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没水的半杯就是客观报道呢？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与英国太阳少有关，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症”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但中国人一般喜欢阳光一点的性格，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有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惟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第五，谈到新闻自由，我还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就我个人而言，《参考消息》比《太阳报》质量高无数倍。一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英国学者也对我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实际上，早在18 世纪的时候，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就感叹过英国式自由主义带来的媒体低俗化问题。伏尔泰一方面高度赞赏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股票市场，他认为股票市场比许多国家的法庭起的作用还要好：不管是什么信仰的人，一到这里，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乡法国，宗教迫害当时还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难接受英国媒体的低俗化。

第六，与媒体低俗化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媒体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义倾向于否定政府在价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英国今天还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国教的国家。自由主义假设任何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个社会强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要确保价值多元化。我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会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有自己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良知的共识。政府也好，社会也好，父母也好，提倡这种传承和共识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在19 世纪后期曾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过颇为经典的评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是这样评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赫尔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的干预越少，一个国家的言论和精神就越独立。他认为在英国，政府越不干预，民众就变得越不能容忍异己，社会偏见就越是顽固。他说：“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赫尔岑甚至挖苦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赫尔岑这番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民族偏见、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严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 年新疆“7·5 事件”的时候，如果维吾尔族的媒体只替维吾尔族人讲话，汉语的媒体只替汉族人讲话，那么更激烈的民族冲突将难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conform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湾地区媒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严肃品位的报纸破产了，花边小道的《苹果新闻》畅销了。媒体在市场力量左右下的这种结局令人感到诧异。有人说，如果台湾过去是政治权威，现在是市场权威，那么市场权威比政治权威覆盖的面更广，台湾媒体也从“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了民主时代的疯狗”。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很多东西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从小学的课本中就读到：中国占领了西藏，尽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 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见人士刘晓波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这还使我想起了2009 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一篇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位汉学家很惊讶地说：可这些作家在中国有无数读者呀？那位编辑还是摇头，认为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正因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有4 亿人学习英文，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20% 为西方翻译作品，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不到2%，中国先后有160 万青年学子去西方留学深造。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长处，壮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我们对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从来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你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都造过了，连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是监狱囚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没有救灾而是藏传喇嘛在救灾—这样的谣言都出现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可以把理解中国的任务逐步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比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法国也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科西嘉问题，美国也从来不派人来中国解释夏威夷群岛的归属问题。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来中国做调研。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

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2009 年2 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人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忘掉或者舍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的世界公民来说，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旨在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回归中国传统和反思中国特性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谈中国崛起，总要有国际比较才好。我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仍然存有许多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两个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好于过渡经济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印度这些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也是大家谈论较多的国家，印度崛起的说法也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中。应该说，印度近年在软件业、制药业、外包业等方面，表现引人注目，取得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但依我之观察，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我估计二十年后印度恐怕也难以达到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这里我可以谈谈我访问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 年12 月。就在我抵达孟买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1 月26 日夜，孟买经历了它自己的“9·11”。10 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孟买10 多个目标（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饭店、孟买中央火车站、犹太教活动中心等），而印度特种部队姗姗来迟，花了4 天才平定了这场袭击，击毙了9 名恐怖主义分子，活捉1 人。整个袭击造成了近200 名无辜者死亡，近300 人受伤。由于恐怖袭击的缘故，一时来孟买的人锐减，我坐的飞机上一半座位都空着。我过去抵达孟买都在夜间，对这个城市没有多少“空中印象”。这次我选择了白天抵达的航班，还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期待从空中一睹这个印度的传奇城市。上午11 点20 分，飞机徐徐下降。我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我看清了，也震惊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壮丽城廓，而是一望无边、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我早就知道这个1 400 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 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但从空中看到贫民窟如此巨大的规模，于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出了机场，四个汉子一起涌上来要帮我推行李，我让看上去比较面善的那位帮我推，随后给了他50 卢比的小费，坐上了一辆没有空调、没有收音机的“大使牌”出租车。可我没想到，此时六只手同时敲打起出租车的玻璃窗，没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个人也问我要小费。我的司机大声对我说“别理他们”，一踩油门就把车开走了。我从车窗往后一看，那三个汉子正抓住收我小费的那位不放，显然要从他那儿分出一杯羹来。印度的竞争看来真残酷呀。

坐上出租车，行驶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机问我，过去来过印度吗？我说：“来过，二十年前。”他问：“你觉得印度变化大吗？”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两边还是贫民窟，客气地说：“有些变化，你们的机场正在扩建。”“一直说这条机场大道要拓宽，”他说，“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拓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两边的居民不同意。”我后来才了解到大路两边的贫民窟居民，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地动员了起来，坚决抵制道路扩建。

在旅馆安顿下来后，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我乘坐了孟买那种无门的城轨列车，从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 上车，一直坐到孟买城北的终点站Borivali, 纵贯整个大孟买城区, 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还是大量的简陋屋和贫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楼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们大都被包围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约了印度朋友S 君一起走访了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 万人，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坦率地说，这里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们是暗天无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 至3 平方米，平均1 400 多人一个厕所（另一说法是上万人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这个贫民窟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我看到无数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种姓者），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具，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 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 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 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这个贫民窟每天只有3 个小时的自来水供应）、供电（经常停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

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似乎已经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这类事情太多，数不胜数，法不责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二是这里的劳工大都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三是这里很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成风，早被雇主收买了。

我问S 君政府为解决贫民窟做了些什么？他告诉我，1995 年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五年内要改造孟买90 万户贫民窟“住房”，但五年过去了，一共完成了6 000 户的改造（户均5 人，改造后的户均居住面积为21 平方米）。我怕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下，他干脆用笔把这句话完整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我曾写到自己过去访印的观感：“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 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 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访印之后，我认为这些话一个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长于空谈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时总是胡乱地向选民开空头支票，什么“五年后让世界忘掉上海，只谈论孟买”，以我对印度的观察，孟买二十年后也达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说，在这个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不如我们汶川地震灾区的简易房，真不知道孟买怎么赶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么赶上中国。印度这几年在软件、服务外包、制药等行业有长足的发展，说明了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某些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但这些行业迄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长又快，印度也因此而无法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赤贫问题。

国内一些人主张学习印度的民主，甚至学习印度的贫民窟，认为这是尊重人权，我真想建议这些人去印度发达地区的贫民窟小住一两天，亲身体验一下印度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一下什么叫“贱民”，什么叫“滚地龙”，什么叫“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叫“儿童奴隶”，什么叫“黑社会民主”，什么叫“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铁尺，规范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水准。印度如此低劣的发展水准，也是印度公民社会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他们引用亚洲银行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印度的数字来说问题。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处理，但印度的贫富差距确实远远大于中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基尼系数只计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计算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等，中国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家乡都有自己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的“天堂”。我希望中国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问题的人，把土地、私宅这些资产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比较。

“贫民窟与孟买恐怖主义袭击有没有关系？”我问一位印度报社的资深编辑，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们孟买市内就有一个索马里。孟买穆斯林的人口有200 多万，但大多数的穆斯林都贫穷，住在贫民窟，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宗教极端主义在这里有市场，不少人从事贩毒，收买了孟买的警察和官员，而且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里应外合。”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确，但我碰到的印度学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印度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业家、科学家，我教过的印度学生也大都非常优秀，即使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孟买贫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改变生活而辛勤劳作，我对印度的最终崛起并不怀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觉醒，需要认识到除非印度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印度很难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被西方的不值钱的赞扬吹得飘飘然，真的以为印度拥有一种比中国更为优越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中国。我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其政治体制差劲有关。由于这个体制，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特别是1.6 亿贱民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城市贫民窟、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印度怎么崛起？印度与中国的差距怎么可能缩小？

我这次访印期间，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买恐怖主义袭击这个话题，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多印度人都有一种无力感，因为这次危机暴露出印度太多的问题。警察不争气、情报系统不争气、政府部门不争气、官员更不争气，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孟买为例，从2002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较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2006 年夏天，纵贯孟买南北的这条城轨就发生过大爆炸，造成了200 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 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识仍然薄弱。2008 年11 月恐怖袭击发生后，印度精锐的反恐部队，花了9 个小时才抵达袭击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与印度学者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印度学者问我：如果中国碰到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会怎样应对？我说，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碰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不好说，但我可以谈一件事：2008 年5 月中国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国中部山区，远离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但我们的军队在20 分钟内就启动了救灾机制，我们的总理在2 小时之内，就坐在飞往灾区的飞机上了，我们的医疗队三四天内就覆盖到所有1 000 多个受灾的乡镇，直接救助2 000 多万灾民。另一位学者追问：“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 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我回答完，会议厅内一阵沉默，会议主席说：“看来我们印度人也在反思。”

二、印度为什么落后于中国？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印度与中国的可比性最大：两国都属文明古国，都人口众多，都幅员辽阔，都经历过殖民入侵，新中国成立于1949 年，印度独立于1947 年。两国后来都选择过计划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印度在60 年前的起点略高于中国，因为中国在1949 年之前，连续经历了百年战乱。而印度则相对稳定，1947 年的印巴分治是该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冲突，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千万人流离失所。印度的种族、宗教、语言、民族等问题要比中国复杂。1940 年代末，两国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主要发展水平的指标都比较接近。但两国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最后两国发展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总的来说，中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印度的前面。从世界银行等机构公布的2007 年的统计数字看，印度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外贸规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吸引外资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尽管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印度人均寿命比中国整整少10 岁，境外游客人数少于中国的二十分之一。高速公路里程、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两国情况完全无法比，印度比中国差太多了。

从“透明国际”2008 年的评估来看，在180 多个国家中，印度的腐败程度排在第85 位，高于中国的第72 位。从耶鲁大学2008 年公布的绿色指数（EPI）来看，印度排在第120 位，低于中国的第105 位。西方总觉得“民主”的印度应该超过“不民主”的中国，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也信以为真，认为只要有了那个“优越的政治体制”，印度就会比中国做得好，其实印度在绝大多数可比的领域内都落后于中国，而且差距还很大。

印度从1947 年独立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大概可以这样概括：在政治方面，从独立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印度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从1947 年到1990 年，印度实行的是一种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和公平优先于效率的政策，但印度没有放弃过私营经济，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号的私营企业，有些已经做得很大。总体看来，在这段时间印度经济增长缓慢，速度徘徊在3%—3.5%（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结果社会公平正义等目标也没有很好地实现。

印度从1991 年开始了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吸引外资。这之后印度经济增长一直比较迅速，连续十来年保持了接近8% 的增长率，在软件、信息、服务外包、制药等领域内里取得了长足进展，也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些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所以印度社会始终未能解决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印度人口中仍然有3 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不相信在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这个制度在印度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印度不少学者说，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种民主制度，印度国家的统一都无法维持。这个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区、社团等在政治上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利益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印度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其最大的弱点在于印度政治制度虽然让各方表达了自己的利益，但却无力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结果成了无休止的“党争”和政治倾轧，无法形成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无法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最终导致印度现代化事业步履艰难。

在下列几个涉及印度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上，印度的政治制度没有大的作为。换言之，我认为正是印度政治制度的落后才导致了印度全面落后于中国。西方主流学者硬是说印度代表了先进的政治制度，这是有悖于常识的，也有悖于中国人“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就像皇帝的新装，不怀偏见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印度政治制度造成了哪些问题呢？

首先，它无力真正废除种姓制度。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轮回转世。印度教衍生出来的种姓制度包括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在此之外还有地位最低的“贱民”，这几大种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出几千个亚种姓。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无所不在，使得印度社会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人从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1947 年确立的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是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这种制度及其影响仍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力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这种改革的阻扰和抵制。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

中国与印度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虽然两国都存在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通过自己诚实的奋斗，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而在印度就很难，低种姓者大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印度农村的很多小学里：高种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课本念，有小石板写字；低种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没有课本，没有石板。虽然印度法律上早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些学校里的校长、教员和学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会觉得这样做很自然，低种姓的孩子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印度教里，贱民信徒去寺庙里上香，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庙宇的外面，不能进入庙宇。

现代化首先就要求消除贫困，实现最起码的机会均等，但印度在这个方面的成绩与中国相差很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种姓的官员不热心解决低种姓人面临的疾苦和歧视。高种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员，从不与低种姓的人握手，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低种姓者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在乡村，政府发给穷人的一些补助票证，也会被当地其他种姓的人“截留”，低种姓人一般也不敢去问。低种姓人往往自己认命，认为自己的贫困就是因为祖上积德不够，所以也没有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那种进取意识。

印度的确有不少致力于废除种姓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做很多事情，如自己办学平等对待不同种姓的孩子，精神十分可嘉，但当整个印度政治体系都无法真正动员起来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制度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政府部门和公立学校都给低种姓的人保留了位子，申请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职位，都要填上种姓，因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顾。但在实践中这些措施都改变不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事实。你可以随便问10 个印度人，有没有可能在今后三十年内消除这种丑陋的制度，9 个人会告诉你“做不到”。这么大一个贱民群体没有真正解放，印度怎么实现现代化？

其次，既然印度的政治体制无力推动消除种姓制度，自然也无力推动妇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印度独立都六十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还是一个父权社会，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子。从中国去印度访问，就会发现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比中国少很多，虽然在大城市里白领阶层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绝大多数的旅馆、餐厅、商店、银行里，女职员人数都大大低于男职员，女企业家、女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农村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妇女的文盲率远远高于男人，就业率则远远低于男人。印度传统中，妇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贵的嫁妆，虽然当年甘地主张男女平等，但印度从来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每年因嫁妆不足而被活活烧死的妇女成千上万。时至今日，包办婚姻、童婚等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妇女地位低下，严重阻碍了印度妇女智慧和能力的发挥。虽然印度政坛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亚·甘地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但与巴基斯坦的贝·布托夫人一样，这不是说明这些国家妇女地位高，而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有问题：普通民众仍然对名人的配偶或后代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南亚地区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家族政治。

第三，它也无力推动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本人当年曾希望推动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赖的国大党代表的是控制印度土地资源的高种姓大地主阶层，这个阶层又左右了国大党庞大的农村票源，尼赫鲁最后也只能妥协，把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交给了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而邦议会历来都是大地主阶层的囊中之物。印度各级议员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议会里很难获得通过。此外，英国人给印度留下的法律体系又包括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法律，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难以展开。

正因为如此，印度有大量的无地农民，约占印度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进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如政府把无主土地分给了部分农民，但得到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家庭成员过多，分到的土地面积过小而无力进行规模经营，最后就把土地转卖了。按照印度的习俗，土地是传给儿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欢进城找报酬更高的工作，留在农村的妇女经常无力耕作，最后也把土地卖了，卖回的钱用来准备出嫁的嫁妆，这也是印度农民失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不解决土地改革问题就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印度访问，只要随意看一看当地的农田和庄稼，就知道印度的田间管理和水利建设的水平大大低于中国，印度粮食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它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一般认为靠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印度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印度学生对我说：

“和印度政府部门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庙宇拜神，你要学会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复杂的动作，懂得什么时候要跪下、什么时候要趴下、什么时候要躺下、什么时候要念经。申请一个护照出国要经过十几个人，排几天的队。最后大家都想办法花钱去买通关系，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印度采用多党竞争制度，腐败却有增无减呢？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政客用钱直接买票或间接买票（例如收买黑社会，然后控制票源）如家常便饭。孟买贫民窟里黑社会可以呼风唤雨，使贫民窟成为一大批腐败政客的稳定票仓。黑社会还与政客勾结，从事毒品买卖，不仅收买了很多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而且可以控制选票。印度议员受贿情况也非常严重，2005 年12 月12 日印度《今日播报》电视台曾播放一组偷拍的画面，记录了11 名印度议员与假扮成游说公司代表的记者进行“现金换质询”的交易，画面中有的议员正在把成卷的钱直接装进自己的口袋，有的则先把钱数点完，然后对“游说公司”代表的要求满口答应。2004 年选出的印度议会中，近四分之一的当选议员居然都有犯罪记录，包括涉嫌强奸、杀人和纵火，有的候选人当选时还在监狱里服刑。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 年4 月27 日报道，根据印度《社会观察》组织的统计：印度538 个议员中有125 个受到刑事犯罪指控，其中一半如果判刑的话，都会在五年以上。这又与印度司法制度有关，印度司法系统办案效率极低，而且是冠冕堂皇的“无罪推断”，这些嫌疑犯可以继续活跃在印度的政坛上，该报认为这个情况是印度政治体制中难以治愈的“癌症”。

三、印度民主综合症：“散、软、短、泛、粹”

了解印度这么一个与中国起点类似的国家很有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容易产生的一些典型问题。印度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切特征，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一人一票，但这个制度的品质非常之低。其实，印度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诸多缺陷的民主，从1947 年独立到今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印度国大党执政，而尼赫鲁家族几乎一直把持着国大党内的核心事务。从当年的尼赫鲁执政到今天的索尼亚·甘地“垂帘听政”，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家天下”，本身就反映了印度文化和历史给印度民主制度留下的烙印。不仅国大党这样，印度许多地方党派也是“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家族政治在印度乃至在整个南亚地区，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都很普遍。

印度民主品质可以用“散、软、短、泛、粹”五个字来概括：实际上这五个特点也是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产生的普遍问题。

第一是“散”。有民主而无集中，党争激烈，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种姓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政府无力整合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目标失范、国家一盘散沙的局面。印度民主的演变主要受到西方民主话语的影响，这种话语把民主本身视为目的，而非实现良政的手段，而民主又被简化为程序民主，正确的程序本身就能产生正义和良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印度政治的重点是放在大鸣大放，一人一票，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执政党的政策难以贯彻，结果连改造贫民窟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很难达成社会共识，即使达成共识，也很难执行：一个政党要“消除”贫民窟，另一个政党就找出各种理由来反对，或者抽象支持，具体否定，结果贫民窟越来越多。这种党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使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前面提到的印度政府五年时间内才完成了孟买6 000 套超低水平的贫民窟改造，就是一个例子。发达国家在实行一人一票之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又比发展中国家享有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来维系社会稳定，所以它今天可以耐得住这种空耗，而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空耗意味着现代化目标遥遥无期，最后还是百姓遭殃。

第二个特点是“软”。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政府”，而印度则有一个目标无法集中的“软政府”。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在其名著《亚洲的戏剧》中使用了“软政府”这个概念，他指出：即便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制定了详尽的经济计划，其实施计划的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因为它们的政府是“软政府”。比方说，印度早在1950 年代便提出了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但时至今日仍未能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当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曾推动过比较强硬的人口政策，但国大党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这之后，政客们就再也不敢提人口控制，谁提计划生育，就等于放弃选票，而人口增长控制不住，印度就很难解决广泛存在的赤贫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在1970 年代末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便迅速得到了控制。

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中性强势的政府来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破各种“既得利益”的阻扰，确定各种任务的轻重缓急，就很难迈开现代化的步伐。中国道路的特点是在人口增长大致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把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作为硬道理，并有重点地在一些领域内先取得突破，最终带动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印度政府没有这种能力。

印度的《劳工法》也是这个情况。没有哪位政客敢碰《劳工法》，也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大大少于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又使人联想到法治的问题，一般说来，法治一定是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 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 年的工会法和1947 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2008 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也暴露出印度法治方面的问题，根据印度宪法，治安属于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央政府不得干预，而反恐的精锐部队又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是造成反恐斗争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短”。由于印度民主体制品质不高，政府考虑的问题大都是短期的，以争取选票为最大考量，而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被牺牲掉。比方说，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但孟买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成了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改造孟买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其票源主要在该邦的农村地区，而非孟买（这个邦的人口近一亿，而孟买人口只占该邦的七分之一），它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作为赢得选票的资源，投向选民多的农村。像中国那样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出发，进行理性的、长远的布局，让条件比较好的沿海地区先走一步，把财富尽快地创造出来，然后中央再通过税收、对口援助、产业梯度转移等措施来帮助落后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印度就很难做到。据说印度总理辛格曾认为旁遮普邦的农民教育程度和耕作水平高于比哈尔邦的农民，应该优先帮助旁泽普邦农民发展起来，然后再来帮助比较贫困的比哈尔邦农民，但这样的建议在印度就很难通过，结果就是大家都耗着，继续各自的短期行为。

第四个特点是“泛”，这里主要指泛政治化。用中国话说，在印度很难“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解决问题。以2008 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为例，印度政坛两个大党（国大党和人民党）居然无法共同对敌，而是很快陷入党争。印度穆斯林一般是国大党的主要票源，所以国大党总是强调印度的穆斯林是温和的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无关，而人民党代表了印度教的主流，经常指责印度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帮凶，总在批评国大党反恐乏力。这种党争使普通印度民众深感失望。印度遭受过很多恐怖主义的袭击，过去人们大都责怪巴基斯坦，但2008 年的那次袭击使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印度自己政客的无能。不过从我实地访问的观察来看，这种对政客的批评主要还是局限在会讲英语的印度中产阶级，因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比例还很小，他们在印度各种英语媒体上不停地批评印度政客，在电视上不停地辩论如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如何使印度的官员真正不再浑浑噩噩，但印度官员根本不参加这种辩论。我看印度中产阶级也很无奈，因为他们人数少，参加投票的也少，即使投了票，也影响不了政局，而政客还是照样可以继续忽悠广大底层的民众。

另外一个典型的泛政治化的例子就是2006 年孟买火车爆炸案发生后的调查：印度的安全部门决定展开调查，但这个调查过程很快就被泛政治化了。调查组的一位官员这样抱怨：你去穆斯林居住区调查，这儿的人马上就动员起来，谴责这是针对穆斯林人的阴谋。你去印度教徒居住区调查，那里的人又马上组织起来，指责你搞针对印度教徒的阴谋。其实两个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搞恐怖主义活动，但由于泛政治化，使得政府的调查活动很难顺利进行，结果被牺牲掉的是孟买和印度的整体利益。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粹”，即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知名学者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在《作为理念的印度》一书中描绘过印度民主品质的演变，他说：尼赫鲁时期（1947—1975）印度民主还大致上维持了一种上层精英民主，政府还可以对国家的未来制定一些比较长期的规划。但从19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大党执政地位动摇，国大党为了扩大票源，越来越转向动员下层民众参加投票，结果带动了整个印度的民主体制朝着民粹主义方向发展。为了获得选票，政客们打族群牌、宗教牌、种姓牌、地区牌，使印度的政治日益宗教化、种姓化、地区化，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导致族群、宗教、种姓、地区等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尖锐，导致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宗教势力坐大，民粹主义嚣张，今天的印度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各种宗教、种姓、社群的冲突常年不断。印度本来就是宗教、民族、语言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政治制度不是去谋求大家的共性，而是强调大家的个性。结果是社会严重失序，其中尤以印度教派和穆斯林教派的冲突最大，双方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双方针对对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也很多。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的民粹政治，也导致印度底层的选民数量大增。西方民主假设每个人都是拥有独立意志的选民，可以作出独立的政治选择，但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情况也类似）。由于目不识丁的穷人众多，腐败政客只要稍施小恩小惠，就可以操纵选举结果。许多选民连政党和政客的名字都不认识，选举机构只好用各种易识的图案来代表，这些选民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印度扫盲进展缓慢也与印度民主制度的特性有关，很多政客不热心扫盲，对他们来说，文盲越多，越容易被操纵。2004 年大选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内政外交上都有一些成绩，但是被选了下去，那次选举的投票率只有55%，国大党走民粹主义路线，动员了底层民众，重新夺回了政权。底层选民往往对国家的整体利益了解很少，其手中的选票也基本上被地方有钱有势的人掌控，然后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票投给那些投机政客。

印度过去十来年经济发展还比较快。印度学者自己的解释是：如果中国是强势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模式，印度模式就是尽量绕开政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印度学者开玩笑说：我们有两个行业发展最快，一个是电信产业，另一个是选美产业，为什么这两个产业发展得快？因为它们崛起的时候政府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等到政府来管了，它们大概也要完蛋了。印度一些产业能够绕过政府，绕过落后的基础设施，在体制薄弱的地方生长和发展，表明印度工商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应对印度政治体制缺陷的办法。政府现在也面临着改革的巨大压力，这些力量都会使印度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其政治制度某些方面得到改进，毕竟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过程往往也是这样数百年一路磨合下来的。但我认为要靠这种模式来赶超中国和西方，则非常之难。

印度不少私营企业很有创业精神和发展潜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使一些印度学者和官员经常谈论“跨越式”发展，希望能够“跨越”制造业，直接进入服务业，创造印度现代化的奇迹。只要仔细看一下印度发展得比较快的产业，如外包服务、软件等，其服务对象主要都是外国客户，而非本国的客户。在与印度学者讨论的时候，我很坦率地谈过我的看法：根据我的研究，（一）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普选而实现现代化；（二）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软政府”而实现现代化；（三）还没有发现一个大、中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跳过制造业而通过直接发展服务业来实现现代化。

2008 年年初，我和一位印度学者曾应邀在布鲁塞尔作了一个关于中印崛起的讲座，我和他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这位印度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印度大很多，他说：“印度还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其实，印度连主办英联邦运动会都有点力不从心。本书截稿时正值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但新德里主体育馆天桥坍塌、运动员村污秽肮脏、工程贪腐弊案丛生。加拿大《国家邮报》干脆以一组漫画替代了评论：第一幅漫画中，一名羽毛球运动员挥舞球拍，但打的不是羽毛球，而是蟑螂；第二幅漫画描绘的是运动员村里肮脏的伙食；第三幅漫画中，一名外国运动员拖着行李拼命奔跑，一边跑一边喊“赶紧离开这鬼地方”。英国《金融时报》也载文感叹：“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事被印度准备得一塌糊涂，这似乎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四十年前印度的GDP 水平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今却被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说到底，民主制度只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远远好于印度。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伴随而来的影响力，在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是印度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印度品质低下的民主制度虽然影响了民生的改善和国家的崛起，但是除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外，印度底层的贫民百姓似乎并不十分介意。印度贫民窟这么恶劣的生活条件，放在中国早会引来十场革命了，但在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不会有这种革命，因为底层的人认命的多于造反的。强大的宗教势力，使得底层民众有很强的宿命感，他们不愿攀比，也不思进取。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印度民族复杂、语言众多、宗教狂热，而民主制度的相对包容性，保证了印度这个国家能够统一地存在到今天。如果不是这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权威制度，由某一民族或宗教占主导地位，则可能出现更多的对立和对抗，甚至导致国家解体。从这点来看，印度政治制度也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如果印度真想实现自己社会精英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崛起，那么我看印度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经历全面、深入的改革，否则印度之崛起恐怕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七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欧

一、二十年前的东欧

中国人关心东欧，因为东欧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剧变是怎么发生的？东欧剧变后的情况怎么样？东欧与今天的中国比较谁更胜一筹？我二十年前去过东欧，二十年后又去过不少东欧国家，所以有一些实地观感和思考。1989 年的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我正好有个机会去维也纳开会，便顺道走访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11 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维也纳客运总站乘捷克的大客车启程，穿过维也纳灯光璀璨的繁华街道，半小时后就抵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哨所。进入了东欧，进入了布拉迪斯拉发，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现路灯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着土气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至今还记忆犹新。

布拉迪斯拉发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车总站很像中国过去的县城长途车站，灯光昏暗，厕所污浊。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欧洲还有这么多看上去如此贫穷的人，十来个衣着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空气混浊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啃黑面包，他们一边吃，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饭厅的黑白电视，并不时跟着电视节目激动地说话。电视里播放着反政府示威游行，还有此起彼伏的口号：“要人权”，“要自由”，“要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我获悉捷共领导人已经辞职，新的领导人开始了与反对派“七七宪章”代表哈维尔的谈判。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座毫无生气的城市，到处是灰色单调的“斯大林式”建筑，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买瓶饮料也买不到，走了几条街，最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铺子买了一瓶汽水，但细看了一下，里面竟浮着一层霉。女营业员见此状有点不好意思，马上给我换了一瓶，“这瓶应该，应该，没有问题。”口气中还有点犹豫。当时苏联和整个东欧大都轻、重工业严重失衡，消费品匮乏，而且质量低劣。

我1986 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罗马尼亚，住在罗马尼亚国宾馆。但国宾馆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里的电视机是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但只能“雾里看花”，声音也会突然消失，然后得拍它几下，才有声响。在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我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街上跑的是罗马尼亚和东德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我1990 年还访问过解体前的苏联，当时苏联的市场比1986 年的罗马尼亚还要萧条。

这种局面使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也给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话语优势。我曾看过一部美国人当时拍的纪录片。一个美国记者问苏共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美国的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你们的制度能够提供吗？”那位苏联宣传干部哑语了，不知如何回答。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都有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游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

二十年前的东欧国家，虽然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但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竞争力明显低于西方。反对派人士也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地提出激进政治变革的口号，波兰团结工会的智囊人物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说过：“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把‘要面包与要自由’结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质要求结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车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佩斯火车站是一座很有气势的古典建筑，人群熙攘，商铺热闹，小贩在吆喝，倒卖外币的“黄牛”很多，还有老头老太拉你租他们的公寓，这种鲜活的景象在当时的东欧很另类，说明这里的经济生活更加自由。其实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推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1956 年10 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大批示威者冲击党政部门，纳吉总理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随后出兵镇压，44 岁的卡达尔出任匈共最高领导人，但遭本国许多老百姓的责难，说他是“卖国贼”。卡达尔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动声色地推动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转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极左政策，到了1970 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经由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成了东欧为数不多的相对繁荣的国度，布达佩斯也被誉为“东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 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滞不前，加上持续的能源危机和过分举债等原因，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党内外对卡达尔的批评指责日益增多。1986 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过匈牙利，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曾听过吴外长本人私下聊过他会见卡达尔的场景。那天，吴向卡达尔转达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听后显然有点激动，”吴说，“卡达尔在他最困难的1956 年和1957 年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1987 年10 月卡达尔再次访华，邓小平和卡达尔两人一直携着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会见厅，这对邓小平同志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敬重。邓小平与卡达尔的谈话很有针对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似乎已经预感到东欧要出事，他告诫卡达尔“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并说我们“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卡达尔本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的激进派同事与他意见截然相反，他们主张匈牙利立即推动“彻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

在1988 年5 月的党代会上，卡达尔与党内激进派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他坚持必须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但他身体状况已欠佳，整个苏联东欧的大环境对他也非常不利，匈党内分裂愈演愈烈。卡达尔本人身心憔悴，终于1989 年5 月因健康原因辞职，7 月6 日与世长辞，享年77 岁。

在激进派的主导下，匈牙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比一个激进的纲领，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要尽快改变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与波兰、捷克不一样，匈牙利没有像团结工会、“七七宪章”那样强大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像瓦文萨、哈维尔那样影响力较大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匈牙利党是自己内部先分裂，然后分裂出来的派系与党外势力合作，最后瓦解了政权。晚上我和H 君夫妇共进晚餐，H 君曾在日内瓦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们是老相识。他们夫妇现在布达佩斯一所大学任教。H 君告诉我：

“匈牙利已经改了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已经去掉了‘人民’两字，国旗上也没有红星了，我们的宪法也已修改，实行了多党制。”他还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们一个月内，已经有了50 多个政党登记参政。”他谈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现在匈牙利经济一路下滑，一个人打两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已经走入绝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带给人民希望。”他夫人补充说：“我们匈牙利其实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自由，我们几乎人人都有护照，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出国，但我们珍视国家的独立，现在苏联军队还占领着我们国家。”H 君点头：“他们必须滚回去，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们也谈了对卡达尔的看法，H 君不容置疑地说，“卡达尔落伍了，他讲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匈牙利需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或者是捷克哈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否则人民看不到希望。”

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有诸多原因：这些国家传统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政权在自己国内的根基较浅，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很多东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被苏联占领和控制着，还没有真正取得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到了“二战”时才被苏联吞并的。苏联很多做法也使东欧小国耿耿于怀。例如，捷克共产党曾考虑接受美国“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但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1968 年苏联大举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战”时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后来遭到了苏联的强烈报复。匈牙利一位政府高官曾对我说：70 多万匈牙利人被流放到苏联西伯利亚，其中30 万有去无回。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民族感情之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东欧国家后来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都是断断续续的，即便是走得最远的匈牙利也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结果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本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从物资严重匮乏到市场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确实是东欧走上这条死路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上西方强大的话语攻势，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自信。到了1980 年代中期，连控制东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西方话语征服，结果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政权的垮台，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二、东欧今天怎么样？

东欧剧变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些国家现状怎么样？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好了？他们的民主转型效果如何？这些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从2000 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地走访了近十个东欧国家，各种感受一言难尽。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相当落后，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经济上还是发展不起来，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

东欧其他国家的起点要高得多。加入欧盟的八个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中，大部分在1989 年以前已属于中等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都低于30%（至2007 年，中国农村人口仍为56%），其中最富裕的是捷克、匈牙利，比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我也只去了这些国家的首都，所以很难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商业也算繁华，欧盟的各种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中产阶级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的一线城市进行比较的话，我觉得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繁华程度、消费与时尚、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落后不少。像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布拉迪斯拉发、索非亚、里加等城市与上海的差距还很大。

东欧城市有一个特点，漂亮的建筑几乎都是19 世纪和20 世纪上半叶留下来的古典建筑，而新建的民居和城市改造的规模远远小于中国发达板块的任何一个城市。当然这也可能说明他们在旧的体制下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而中国过去欠账太多，所以城市改造规模之大，新的民居之多，质量和外观之好，都是东欧这些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总体来看，三十年前，中国与东欧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但是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距离已明显地缩小了。从我走过的东欧城市来看，二十年前，像华沙、布达佩斯这样的城市领先上海至少十年，但现在我的感觉是他们落后上海至少十年。总体上，我认为我们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东欧的平均水平。但要使整个中国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长的时间。

我们与人家差距最大的是市民文化这一块。从办事排队到开车讲规矩等，人家做得还是比我们好。东欧国家的市民文化形成历史比我们长，特别是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已建有大批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市民文化的底蕴迄今犹在。我记得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 塞弗尔特在他的名著《世界美如斯》中，就回忆过自己1920 年居住过的布拉格日什科夫区，回忆那里咖啡飘香、绅士互相脱帽敬礼、盛装舞会等贵族的传统。欧洲贫富差距当时也很大，达官贵人也遭人忌恨，但贵族的生活习俗和方式却一直被普通人模仿，这是欧洲市民文化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贵族留下的古堡、庄园、花园、艺术品至今还是这些国家的文化精品，这种源远流长的市民文化，我们要赶上真不容易。

三、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后的2008 年8 月，我又有机会沿着老路从维也纳坐大客车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访问。维也纳还是那么雍容大气，只是机场显得陈旧了，刚从北京机场过来，一下子还真不习惯，真有点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觉。机场的商店还是1980 年代的装潢。红黄绿标记的三家出租车公司在机场拥有柜台，一字排开，里面的工作人员做出夸张的表情，争相拉你坐他们的车。二十年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维也纳夜景，今天看来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远了。西欧的特点是几十年不变，反正是发达国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国的特点是一直马不停蹄地追赶发达国家，整个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当然，变得太快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但这是后话。

我们的大客车很快就进入了斯洛伐克，现在斯洛伐克已是欧盟成员，所以不再设边界关卡，一块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欢迎来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标牌提醒我们，车子已进入了斯洛伐克。这些年来，斯洛伐克因为劳动力便宜，又加入了欧盟，吸引了不少外资。布拉迪斯拉发市的老城大有改观，修复了大片的步行商业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纷纷入住，但人气不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竟然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的简陋，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车站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馆，只有两家夫妻店，七八张摇摇晃晃的饭桌，几十把塑料椅子，经营着不敢恭维的斯洛伐克匹萨饼和俄罗斯罗宋汤。真不知道这个当时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东欧国家怎么不投资改造一下火车站、汽车站之类的基础设施。

斯洛伐克虽然已是欧盟成员国，但2005 年选出的新政府很令欧盟头疼。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可以公开谩骂该国的匈牙利和吉卜赛两个主要少数民族，骂这些人“丑陋、罗圈腿，是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 · 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否则麻烦大了。”密克罗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动了不少市场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广受好评，但2005 年他的政党在大选中被击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说，先说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还被人骂。”

火车开了3 个小时，我又来到了久违的布达佩斯火车站。但一下车，我最大的感觉也是这里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些热闹的小铺子还在，出售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箱包、打火机、DVD 之类；那些兑换外币的私人钱庄也在，有十来个，边上还有几个“黄牛”，但人数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头老太还在，惟一的变化是一位老头用中文在吆喝：“房间、房间。”我后来还抽空去了布达佩斯的劳克西商业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从物业装潢到服务设施，都陈旧了，与中国大都市的繁华和时尚差距甚大。但布达佩斯的城市布局雍容大气，古典建筑端庄典雅，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令人赏心悦目，登上多瑙河边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我又见到了老朋友H 君夫妇。他们约我在繁华的瓦茨大街终点的Gerbeaud 咖啡馆见面，这是布达佩斯最精致的咖啡馆，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夫妇这次给我最大的惊讶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荡然无存。我们聊起了这二十年匈牙利的变迁，H 君说：“一言难尽，有得有失，但感觉有点苦，就像这个咖啡。”他接着说：“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变革是如此不易，你说我们政治独立了吗？我们现在被北约控制了，我们不喜欢俄国，可我们不想跟俄国人弄得剑拔弩张。你说我们经济独立了吗？我们经济现在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我们聊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卡达尔。H 夫人指着窗外热闹的瓦茨大街对我说，1986 年6 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曾在这条街上散步，这里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随后他多次表示苏联要借鉴匈牙利的经验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现在看来他有点浮夸，不如卡达尔那么踏实。我知道现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怀念卡达尔。H 夫人说：“卡达尔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也比周边的国家都好。”

她还说：“卡达尔非常廉洁，连他的政敌都不否认这一点，这与现在的权贵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则。卡达尔在1950 年代曾被诬告而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他夫人也受牵连，被开除党籍，人无居所，后来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达尔夫妇至死都和这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H 君此时插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形容我国的政客吗？这些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已经不再说‘你好’，而是说‘你是千万富翁了吗？’”想起H 君当年对卡达尔的不满，我此时也只能唏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地区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还是亲民强势的领导人蒋经国，南斯拉夫各国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们聊到匈牙利的选举政治，H 君坦承：“看来我们当时是天真了，以为只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切都会变好。但二十年过去了，左派右派都执政过了，都是政客，没有出现过政治家。整个二十年东欧都没有产生过政治家，这是欧盟的结论。”他问我：“你听说过我们‘骗子总理’的事情吗？”我点头，这是指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2007 年5 月在执政党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随后就是二十年来匈牙利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警民冲突。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悲观，”H 君说，“我们不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人’与‘更坏的人’之间作选择，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了整个社会。”他还引用了匈牙利学者海斯勒（ákos Heiszler）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我认识不少东欧朋友，他们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充满希望的，但革命后人们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还见了匈牙利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他的谈话更直率：“你看，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匈牙利一半的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还有一半给贪污了。什么是‘休克疗法’？那就是把能卖的公司都卖给外国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又把它卖给了俄罗斯人。今天控制我们经济的主要是德国人，连媒体也都给德国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也卖给外国人了，一家英国的公司，还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们垄断了价格。”我这些天常坐出租车，注意到这里出租车价格贵得有点离谱，接近瑞士。

他给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 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调结果：2008 年62% 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2001 年时，这个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 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 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他带有感叹地说：“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就像空气和水，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珍贵。现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价上涨太快，货币贬值太多，工资涨了五六倍，但煤气、水、公共交通等都涨了20 倍到100 倍，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还有就是年轻人，匈牙利就业机会太少，失业率已达10%。”

早在1980 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考察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情况。我问这位学者：“如果坚持当时卡达尔的改革路线的话，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条更好的路？”他说：“匈牙利本来的改革模式很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会走出一条类似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他们不想让这种改革获得成功。而我们精英阶层完全跟他们走，放弃了渐进改革，转向了激进革命和彻底的私有化，最后把能卖的公司，包括银行，统统卖给了外国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他叹了一声。匈牙利中央银行前行长也对我说：“我们把自来水公司卖给了法国公司，本来期待他们能投资开发我们的矿泉水资源，结果他们却在匈牙利推销法国的‘依云’矿泉水。”不过他也告诉我：“不能夸大卡达尔时期的繁荣，那是靠借外债维持的，结果弄得匈牙利债台高筑，新政权上台后只能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

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许多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 年8 月9 日）。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 000% 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对市场并不陌生。但对于多数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等于是一场浩劫，导致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状况，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来的官员获得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也使腐败（特别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经济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而且普遍负债过高，贸易逆差过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银行被西方银行控制。2008 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又使多数东欧国家遭受了一次劫难。匈牙利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半年内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买房大都采用外币按揭：赚的是匈牙利的福林，还的是欧元，但现在福林大幅贬值，对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脱维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已接近破产，它们的债券评级已经被评为“垃圾”级别。

东欧经济形势不佳也反映在其经济竞争力的普遍疲软。据2007 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加入欧盟的八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落后于中国。中国在该报告中排名第15 位，爱沙尼亚是第22 位，立陶宛第31 位，斯洛伐克第34 位，匈牙利第35 位，保加利亚第41 位，罗马尼亚第44 位，波兰第52 位。从这个报告来看，一个13 亿人的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政策一贯性、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显高于这些国家。政治上，东欧也困难重重。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没有产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还认为我们应该走东欧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国内一位教授说：“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苏东国家的激进式转型，是把两个改革放在一块进行。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难以彻底。当前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彻底完成经济改革。”（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 年2 月8 日，总第456 期，第86 页）幸亏这些人无权指导中国改革，否则的话中国早就成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翻版，国家大概都四分五裂了，中国的资产也早就被西方资本席卷一空，哪还有今日之崛起。中国当然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但我们要汲取东欧的教训，汲取西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的教训，超越西方模式。我们的目标，严格地讲，不是“转型”，而是“创新”，即使我们使用“转型”这个词，指的也是“制度创新”，而非效仿东欧。

这里还要谈谈东欧民主的质量。2008 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 公布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下属的EIU 发表了一个2006 年世界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主政的台湾地区。这个评估把台湾地区民主排在第32 位，而上述的八个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地区，排在第18 位，其他均排在台湾地区之后：爱沙尼亚为第33 位，匈牙利第38 位，斯洛伐克第41 位，拉脱维亚第43 位，波兰第46 位，保加利亚第49 位，罗马尼亚第50 位。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像这些东欧转型国家民主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捷克，其民主质量也大有问题。捷克前外长伊日·丁斯特比尔（Ji í Dienstbier）曾于2006 年10 月9 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坦率地承认：“捷克公民不满情绪到处都在蔓延，参加投票的人数锐减，公众对政府、议会和整个政治进程的信任度日益走低。”他说，1989 年“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太多而不现实”。捷克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顾问佩赫 (Ji í Pehe) 说了一句中肯的评论：“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捷克国家的奠基者、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 所说的情况：‘国家已经民主了，但不幸的是，还没有民主主义者。’”

波兰2005 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 当总统，不久他孪生的哥哥也当了总理。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欧盟的主要成员德国叫板，要算二次大战还没有算完的账。后又提出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加强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觉得很尴尬，欧盟不少国家现在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了。卡钦斯基总理下了台，当总统的弟弟不高兴，认为哥哥遭到媒体的陷害，与新总理经常闹别扭。

2010 年4 月10 日，卡钦斯基总统在赴俄罗斯卡廷吊唁“二战”中被苏联杀害的2 万多波兰精英时飞机不幸失事，魂断俄罗斯。中国国内网上有文章称颂波兰的穷政府、烂飞机。这些文章的作者太不了解东欧了。依我之见，这个悲剧正好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波兰国家治理的混乱。波兰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变成了选举社会。多数政客们忙着争权，没有多少精力用来治国，波兰时至今日连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尚未划分清楚。卡钦斯基所乘坐的图-154 型飞机，中国早在2002 年就淘汰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波兰总统的专机还在用如此简陋的机型，连波兰空军司令本人和波兰各界精英都坐在这架飞机上，这只能说明国家的治理很不专业。但是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还算好一些，因为它尚能掌控自己的银行，否则波兰将很难渡过这次金融浩劫。英国《经济学人》2010 年4 月载文评论卡钦斯基总统亡命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懂外交的人，他只知道美国好，俄罗斯和德国不好，但波兰需要更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他死前在波兰的支持率连25% 都不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也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罗马尼亚发展不顺利，从布加勒斯特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破旧的房子和汽车，腐败亦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住院一般都要行贿，各种政治丑闻也不断。一位罗马尼亚学者告诉我一个最新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个人是什么人？”学生齐答：“罗马尼亚财政部长。”

保加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索非亚的一位NGO 负责人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现在连称职的中小学老师都很难找。一旦学会了外语，就走了，以后只有傻子还待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的国家要完了。”她的话可能夸张了一点，有一种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剧情结。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但保加利亚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我在2006 年曾去索非亚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保加利亚的各个级别的选票在街上均可以买到，总统选举的选票最贵，开价是100 列弗（约60 美元）一张。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这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一位当地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 月份，问题都来了。”9 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政客的特点是内斗，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变大，越大越好，他们可以浑水摸鱼，最后牺牲的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她对我说。

德国明镜国际新闻在线对东欧的政局作了如下的评论：“虽然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在东欧倒台将近二十年，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迄今仍然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挣扎。这些国家的政治缺乏中心，从极端右翼到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形色色，贪污腐败、极端主义横行，一片混乱。”(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2007 年5 月29 日）克罗地亚作家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c）曾是一位反对铁托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她写道：“我们当时错把自由与民主当作是到西方随便采购的自由，但最终我们为此付出了三场战争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被杀戮，我至今都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 年11 月7 日）

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都相对发达，人口远远少于中国（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人口超过2 000 万，捷克是1 000 万，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欧盟和美国还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主义者”、“不会妥协”、“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也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注意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信心，照搬西方模式，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只会是一场灾难。

不久前，我给匈牙利的H 君发了电子邮件，问他一些匈牙利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也希望他和家人安然无恙。他很快给了我回信，写得很简单：“整个匈牙利正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待中国的救济。”他夸张了，但他似乎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1989 年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整个西方都看好东欧，不看好中国。但头脑十分清醒的邓小平对他的美国客人说了14 个字：“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他让中国人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路走来，不能说没有跌宕起伏，不能说没有坑坑坎坎，但中国最后拿出的成绩单比东欧亮丽得多，中国人也从东欧的经历中悟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第八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东亚

一、三大困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自然关心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上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都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无论是“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还是“筷子文化圈”，都说明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割不断的历史纽带。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采用了西方多元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模式一路走来，并不顺当，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菲律宾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但2009 年11 月发生的惨剧还是令我震惊。11 月23 日，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发生了一起政治仇杀案：51 名人员被劫持，其中36 名官员和记者被杀害。绑架者采用的是极为残忍的手段，被绑者身上布满弹孔，有的还被斩首或者强奸。据调查，这是又一起因为选举引起的仇杀事件。从1986 年至今，菲律宾其实已经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我2005 年访问菲律宾时就问过不少当地人：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一位对菲律宾政治颇有研究的朋友告诉我：“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2010 年8 月又爆发了香港游客惨遭杀害和政府处理严重失当的悲剧，再一次暴露了菲律宾政治、社会百病丛生的真实状况。

菲律宾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美国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制度几乎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宪政民主，但一个世纪下来菲律宾政治却始终掌握在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手中，2009 年11 月的屠杀背后也是政治家族之间的厮杀。菲律宾曾是东亚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但美式民主并没有带来人民期待的繁荣和富裕，而是动荡和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菲律宾面临的劣质民主问题成了困扰东亚民主政体，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采用西方模式之后面临的大问题。总体上，我把采用西方模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泰国、菲律宾、蒙古等；另一类是在经济起飞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但从过去二十年的情况来看，这些民主政体的品质普遍不佳，它们几乎都遇到了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特别是社会分裂、贪污盛行、经济滑坡三大问题。

先来看社会分裂。采用西方民主政体后，这些社会原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了，而是放大了、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对抗。泰国四年来围绕着他信总理下台的流血抗争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背后，是泰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泰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富的20% 拥有国民收入的60% 以上，最穷的20% 只拥有国民收入的5%。他信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民和城市穷人，而其反对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人士。2006 年9 月，泰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他信政府，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变顺应了城里中产阶级的民意主流，但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泰国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约70%，所以就不断地出现所谓“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的局面。

如果泰国的政治局面可以概括为“城乡分裂”，那么台湾地区的情况则可以被归纳为“南北分裂”，这种分裂的背后是“族群分裂”：这些年来，台湾地区民主的特征是政党恶斗。陈水扁2000 年上台后，没有带来他所说的“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恰恰相反，为了选票，陈水扁故意挑起族群矛盾（所谓“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南部”与“北部”成了一种政治切割工具，即所谓“爱台”的南部对抗“卖台”的北部。台湾地区南北差异固然有其历史上形成的“重北轻南”因素，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政客出于争夺选票的目的，竞相争打“族群牌”，大大加剧了社会分裂，也使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锐减。虽然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已上台，但如何修复台湾社会的深深裂痕绝非容易。

类似的南北分裂还出现在中国的近邻吉尔吉斯斯坦。2005 年一场“颜色革命”把代表了南方力量的阿利耶夫推上了总统宝座，但由于治国无方，导致民生恶化、腐败加剧。2010 年4 月阿利耶夫又被代表北方力量的反对派推翻，随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导致中国派专机撤出自己的侨民。社会分裂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其特点是政客为了争权夺利，操纵原来已经存在的地域矛盾来争夺选票，使本来就存在的如岭南人( 庆尚地区，包括大丘市、釜山市和庆尚南北道的人) 和湖南人( 又称全罗地区，包括光州市、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的人) 之间的“道籍矛盾”更为尖锐，朝野政党为了选票争打“地域牌”和“道籍牌”。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分裂往往与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较大规模的震荡。泰国的动乱已持续四年，从封锁机场，到冲击总理府，到取消东盟10+3 高峰会，到反对党领袖遇刺，到武力镇压，社会震荡不止；蒙古不久前出现了暴乱，导致政府被迫实施戒严令；菲律宾更是经历了无数次军事政变；台湾地区则出现了“两颗子弹”抗争和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的“红衫军”；韩国的各种不同规模的政治冲击波也几乎从未间断；吉尔吉斯斯坦短短的五年中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而这只是一个500 多万人口的小国。

再来看一看贪腐问题。西方政治学理论一般假设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贪污腐败就会减少，但从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西方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贪污腐败往往有增无减。从“透明国际”发表的2004 年与2008 年的腐败指数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腐败指数

台湾地区　　泰国　　蒙古　　菲律宾　　印尼

2004　　　 35 　　　64 　　　85 　　　102　　　 133

2008 　　　39 　　　80 　　　102　  　 141　　　 126

（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印度尼西亚情况似乎略有好转，但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09 年仍把印度尼西亚排为亚洲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台湾地区民主化后，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台湾地区民主制度迅速市场化。特别是前领导人陈水扁八年拼命敛财之贪婪，令人发指，用台湾媒体语言来形容就是：陈水扁是“拿大家”，陈水扁的团队是“大家拿”。本以为民主可以遏制腐败，但台湾地区却出现了大规模贿选，虽然台湾当局对贿选打击日益严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奏效。台湾社会传统的宗社结构、人情关系等使里长和桩脚等都成了贿选的沃土。韩国的财阀势力自民主化以来也更为膨胀，政企之间互相勾结和利用，财阀向政党提供大量政治资金是韩国屡禁不止的问题；菲律宾很多人形容自己的国家是换一届领导人，就是新一轮的腐败开始。

还有就是经济滑坡。泰国自2006 年军事政变造成动乱以来，经济整体下滑；菲律宾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度，但三分之一的民众今天还生活在赤贫之中，十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打工，最近的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又使菲律宾经济雪上加霜；蒙古骚乱背后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的持续衰退，蒙古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去二十年鲜有发展，人口的三分之一处于赤贫之中，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内蒙古。韩国自1980 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虽然展现过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但由于宏观监管严重失误等原因，不幸地成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金融海啸的重灾区。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台湾经济的实力严重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外国投资锐减。本该拼经济，拼民生，拼竞争力，但当局却意识形态挂帅，拼“修宪”，拼“正名”，拼“公投”。陈水扁八年换了六位“行政院长”，各项政策摇摆不定，公共投资连续八年负增长，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给马英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果说，韩国积极推动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从而使其经济较快地走出了低谷，而民进党八年执政期间，搞闭关自守，拒绝与大陆的经济往来，结果导致台湾经济全面下滑。马英九目前正力求大力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来扭转台湾经济的颓势。

由于上述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自己政体的满意度明显走低。根据Asian Barometer Project 2008 年的报告，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地区、泰国、菲律宾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这些年来的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过去曾积极推动泰国民主化的泰国PAD 的领导人林明达也公开说：泰国的政治非常腐败，买票行为普遍，农村选民愚昧无知，所以选举已没有什么意义。他甚至主张废除议员的选举，改为任命。林明达本人曾是1998 年泰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十年之后对泰国民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不能不使人唏嘘。泰国从1932 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迄今为止已经历了24 次军事政变，有意思的是泰国历次政变后产生的非民选看守政府往往政绩比较好，如1990 年代初的阿南政府。印度尼西亚民主制度也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基本上还是一种人脉政治，军队和政治家族的影响力巨大，而公民的参与和利益表述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再加上严重的政府腐败问题，前途不容乐观。依我自己访问印尼的观察，如果万幸，印尼也许可以逐步演变成一种类似印度这样的低品质民主国家；如果不幸，印尼则可能陷入长期党争，甚至四分五裂。

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的情绪不仅局限在上述的国家和地区，整个亚洲都是如此。孟加拉经历了两年的军人政权，最近选出了一个新政府，但又遇上了兵变；巴基斯坦和东帝汶已被不少人看作是接近“失败的国家”；印度孟买恐怖主义袭击和英联邦运动会的乱象也暴露出自己体制太多的问题，使得很多印度人反思印度民主制度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乏力、腐败严重、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日本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因为早在19 世纪末通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普及了教育，建成了所谓现代国家，并迅速加入了西方国家瓜分殖民地的活动，后又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二次大战投降后又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走马灯一样地换首相，家族政治和裙带关系严重，必要的改革很难推动等，连美国《新闻周刊》2009 年3 月也刊载长文质疑：“日本的政客为什么都那么差劲？”认为日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选出合格能干的领导人。许多人把日本过去的二十年称为“失去的二十年”，这与日本政治制度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二、民主品质为何不佳？

从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角度来看，东亚民主品质不佳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建立在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的质量很难保证。既然选择了西方民主框架，那么各方就应该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博弈，这首先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体系，但很多亚洲社会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这种体系的真正落实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但是东亚社会普遍缺少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传统。例如，曼谷市民对于2006 年的军事政变均普遍表示欢迎，西方社会就很难理解民众怎么能支持军队推翻一个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国法庭后来又以选举作弊为由，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裁决泰国人民权力党及其联合执政党为“非法”，西方主流媒体称这种做法为“司法政变”。

法治不足也体现在普通公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国《时代周刊》2009 年1 月12 日报道，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对比较发达的韩国，韩国民调显示韩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强，多数人认为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台湾地区的司法体系也不具备一个健全民主制度发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 年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官集体贪渎事件曝光，2004 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陈水扁当选的裁定，2007 年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情况，都反映出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解决问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其最大的特点是理性与宽容，任何时候都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由于“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实际上不是西方经典民主理论中所设想的能够理性参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过炒作政治议题动员而来的民众。曾经竞选总统的菲律宾女政治家M.D. 圣地亚哥（M. D. Santiago）说：“菲律宾人从来不把选举当一码事。菲律宾人似乎不是亚洲人，他们似乎更接近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在竞选期间唱歌跳舞，把政治集会当作一种娱乐方式，候选人也为选民提供各种娱乐活动，包括邀请艺人影星前来唱歌跳舞吸引选民，他们不谈论严肃的政治议题。菲律宾的选举事实上是一种知名度大小的选美比赛，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赛。”当一些政客们对阿罗约总统不满时，他们便可出钱到大街上收买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去游行，美其名曰表达民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曾表述过民主建设容易遇到的难题：“在许多情境下，政治领袖赢得选票的最简便方法，就是诉诸部落、族群、种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从而导致社群及族群间冲突升高。”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子，公民文化严重缺位产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为了选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还对对手进行“抹黑”、“抹红”、“抹黄”，直至置于死地而后快。韩国国会也是不断地演出暴力冲突。韩国民主化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层面上，没有从观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层面。在韩国政治中，各个政党都赞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一旦自己的政党沦为议会中的少数时，就不愿服从这个原则，而议会中的多数政党又倾向于滥用多数的权力来独家经营。

如果说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释东亚许多民主试验不甚成功的原因，那么开出的药方自然是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培养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这种努力当然可以、也应该继续下去，但我们也有必要提出一些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上的问题，比方说，这些社会的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为什么这么难确立？这些社会的公民文化为什么这么难培养？这些社会改进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终一定能成功吗？这种努力的机会成本有多大？这些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机会成本吗？要是像菲律宾这样试验了西方民主近一个世纪, 或者像泰国这样试验了七十多年，还是不成功又该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的体制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我个人认为对于东亚国家，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制度创新，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历史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那样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人类对最佳政治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的探索还在进行，也不会终结。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须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国都应该自己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说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元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 年对17 个国家的国民进行的详细调查发现，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状况不满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 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17 个国家中拔了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10 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 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而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30%，法国是26%（见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网站）。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三十年的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其崛起背后的理念也与西方主流政治观点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于这种对事实的判断，我认为东亚国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民主建设上都要考虑另辟蹊径，如果不是这样做，而是继续沿着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条代价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实, 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现在破产了，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美国成了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前面“‘游戏民主’还有没有戏？”一节中，我已经对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也许有必要特别提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情况：它们是在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之后转而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东欧大部分国家也是在中等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上转而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们的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质疑整个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话语对于非西方社会的适合性。也许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扎卡里的“文化传统决定论”更有道理，他认为非西方文化传统国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结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无神，真正的民主品质却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

三、民主建设不能靠“换血”

东亚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西方传统的最大特点是以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那么东亚国家则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形成的一整套风俗、习惯和制度。鉴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建设民主的正确途径应该是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趋利避害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文化换血”从来不会成功。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制度，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从East Asian Barometer 进行的调查中看到，东亚国家和社会，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着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东亚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香港特区　台湾地区　菲律宾　日本　　韩国　中国　　泰国　蒙古　平均

家庭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90.2　　　  86.1 　　 72.7  　　79.0 　 69.9  　91.0  　88.1 　 73.6  　81.3

请长者来帮助解决争端　　　　 36.9 　　　 68.9  　　66.2 　　 75.8 　 44.2 　 72.4  　76.7  　70.9 　 64.0

与邻居发生争议，我可以让步 　67.1  　　　46.1  　　75.4  　　45.8  　71.4　  71.9  　50.7 　 82.3 　 63.8

如果同事都反对，我也不坚持　 53.4 　　　 63.0  　　61.4  　　57.0  　61.4  　51.6  　62.3 　 66.7　  59.6

（资料来源: 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国学者戴维·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 也曾对中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七国和美国的国民进行了民意调查，他发现东亚民众的社会价值排序与美国人的社会价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东亚民众更强调人与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秩序。东亚和美国民众社会价值认同中的优先顺序为：

东亚 　　 　　　　美国

1. 社会秩序；　　　1. 言论自由；

2. 和谐；　　　　　2. 个人权利；

3. 政府问责制；　　3. 个人自由；

4. 接受新思想；　　4. 公开辩论；

5. 言论自由；　　　5. 生存；

6. 尊重权威。　　　 6. 政府问责制。

（资料来源：David Hitchcock, 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 Much Con.ic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实际上这些调查只是再次确认了东亚国家多数人基于常识判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为什么东亚国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美国人一定会说，强调社会秩序会导致专制，但这是很幼稚的观点，专制可能带来社会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带来社会秩序，就像言论自由可以是个人自由的体现，但也可以带来厮杀甚至战争。此外鉴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建设民主的最佳途径就不应该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适应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治传统，在非西方社会很难复制，少数地方可以复制，多数地方很难复制，其实也没有必要复制。比方说，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特点是讲“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讲“合理”，不讲“合情”，彻底改造这种东亚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了解双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并在此基础上，取长补短，进行体制创新。再比方说，中国重视家庭及其衍生关系的文化特点之一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这个关系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朋友、同事乃至整个国家，这种文化传统帮助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帮助下岗工人到生活救济，到上学、治病、养老、购房，到抗震救灾等。你一定要把中国家庭成员的弹性的亲密关系都改造成美国一样的刚性的契约关系，并认为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在东亚社会都行不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两者之长结合起来，进行创新。

东亚社会应该努力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来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这样探索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才会是有生命力的、代价比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斗争文化”照搬到强调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和谐文化”社会中，总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对抗和分裂，上述东亚民主政体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明这一点。

为了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首先必须摆脱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的束缚，特别是所谓“民主与专制”话语的束缚。亚洲不少人也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必须选择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基于这些论述，我认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非西方社会都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文化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探索的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像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第二条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有了这三条，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甚至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民主建设其实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东亚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现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探索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东亚国家和社会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应当仁不让。

结语　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纵观21 世纪过去的十年，我觉得世界大致目睹了三个潮流：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大，这个潮流往往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以一种基督教传教士的狂热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终于偃旗息鼓，整个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美式民主成功的例子。三是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尽管这个潮流本身存有缺陷，但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型国家”迅速崛起，也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我们一些人总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必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我们一些人老是担心西方是否“认可”中国。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会是自成体系的。我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这样说过：“文明型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我们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西方其实已经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才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三十年间，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我们迄今为止处理得比它们当时处理得好得多，许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它们差。我们的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飞得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们在一些方面暂时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将很难达到中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比西方飞得低了，现在通过自己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了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再次鲲鹏展翅，鹰击长空，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这场较量中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都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得似乎比我们一些精英要清楚得多。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10 年8 月9 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到了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他使用了“后西方世界”的概念：

近两年前，雷曼兄弟倒闭；不久之前，欧元近乎崩盘。这两件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若想弄清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先回顾一下“前西方世界”，即英国征服印度、中国开始衰落以前的世界。在“前西方世界”终结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与“另一个”它认为低自己一等的文明并肩共存。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人口学家预计，到2050 年，美国和欧洲将仅占地球总人口的12%。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和我们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09 年11 月22 日也在美国《洛杉矶时报》撰文“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道出了西方老是误判中国崛起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而且，中国的力量还在不停增长。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美国感到弱势，中国感到强势。这不是一种暂时变化，好像一旦美国摆脱如山的债务就会逆转。更准确地说，这体现了两国间一种深刻和渐进的力量对比的转移，中国人的自信因此日益增强。西方一直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认为中国最终将变得像我们一样：比如，市场经济将导致民主化。这其中的问题不只是西式民主、人权那么简单。中国根本不像西方，且今后永远都不会像。

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我们曾预言，这个国家会四分五裂，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中国的“一国两制”承诺并非真心，但我们对中国的预测和看法一错再错。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的未来，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理解其过去。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当然，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属于惟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因而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两百年来，先是欧洲，接着是美国，西方主导了世界。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终结。

作为一个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强势文明，又在过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消化、转化、再创造，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标准，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话语是一定会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小国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吃便饭，搭便车，大国不可能，大国需要全面发展。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因为大国变化产生规模效应、标准演变、范式变化。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任何事情只要经过中国模式处理，马上就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套新的坐标。这些坐标并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看，这些坐标已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进步甚至整个世界的进步，比如说办奥运会、残奥会、世博会，比如说修建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比如说消除贫困、抗震救灾、进行城市改造、建立开发区、吸引外资、推进国企改制、推动新能源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标准。我们就这么做了，西方开始不理解，但最后还是受到了震动，甚至是很大的震动，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太强了，你不想要中国特色，也会有中国特色，关键是我们不要用中国特色拒绝学习别人好的东西，而是要用中国特色来吸收别人好的东西。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潮流，它实实在在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改变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图。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现在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由“文明国家”或“准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数百年的厮杀，单是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解体、今天印度内部纷乱不断的情况，就足以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但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挑战，其整体的凝聚力远远低于我们这个“文明型国家”。

“民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的区域整合，甚至某种文明范围内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种大势。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跨越民族国家的束缚才能更好地应对，需要相同文化国家之间的整合与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欧盟所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体现了一种努力。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的总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和分量。欧洲有远见的政治家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欧洲国家其实都是小国，惟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的国家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欧洲整合的阻力非常之大，非洲整合的阻力更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泛非共同市场。非洲大陆也从未实现过统一，所以非洲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互补性很小。从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到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种新的整合倡议，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文明整合的理想和愿望，因为更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整合往往能使中、小国更为团结，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卫和推进自己的利益。但总体上看，除欧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外，其他地区还须加倍努力，所以中国人可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型国家”而感到自豪。

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视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观念和标准，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GDP、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反诘的反诘，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们要把合理的东西吸收进来，把被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荐给世界。今日世界所有的难题都需要中国人的智慧才能解决好，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为人类进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国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版图都可能随着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局面将寿终正寝，各种旧的指标体系将被修正，各种新的指标体系将应运而生，中国模式和话语将被全世界承认。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染指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不是中国自己想要这样影响世界，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力度必然会产生这种冲击波和影响力。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崛起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只要是改变你自己，世界就会因你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你的块头太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级的规模，产生世界级的影响。在一二十年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时，这种局面可能会达到高潮。

记得一位欧洲哲人曾经把世界上的作家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影响只是转瞬之间。第二类像行星，影响更为长久。第三类像恒星，其光辉和影响是最为久远的。其实，世界上的国家分类也大致如此。很多国家像是流星，它们一闪即逝。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会把他们偶尔推向国际舞台，但不久就销声匿迹。美国则更像第二类。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有不少卫星围绕着这颗行星转，但行星只能管它那个系统，而美国所管的这个系统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具有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缺少一种深远文明的智慧光芒。只因这颗行星离我们较近，其亮度看上去似乎比远处的恒星还亮，但这是假象。

“文明型国家”中国更像一颗恒星。它经历了无数岁月，一直守望着太空，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独立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因为恒星太高、太远了，它的光辉需要很多年后才被世人所看到，但一旦人们意识到这是一颗恒星而不是行星时，人类对它的认识，对其他行星的认识，对整个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都会为之改变。恒星和行星是不一样的，大小不一样，质地不一样，组成不一样，运行轨道也不一样。恒星的光芒源于自己，也更为深远和明亮。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 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应该说汤因比道出了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崛起对于整个世界的真正意涵。

后记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有感于此，我于2008 年完成了《中国触动全球》一书，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随后，我开始了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与《中国触动全球》一样，我力求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与世界；我尝试以平铺直叙的风格来与读者共同探讨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话题。

本书初稿的部分内容曾先后在《环球时报》《学习时报》《社会观察》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得到了不少读者的反馈，使我受益匪浅。谨借此机会向这些报刊的编辑和热心的读者道一声“谢谢”。

写作期间，我又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论坛”、“文汇讲堂”以及海外许多研讨会上演讲。这些活动，特别是准备演讲的过程以及与听众的互动，使自己书中的不少观点得到了深化。谨向这些讲座的主办方表达我的诚挚谢意。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学者与朋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李世默、金仲伟、沙烨、史正富、陈平、黄仁伟、潘维、王绍光、姜义华、秦宣、王文、沈丁立、王群、殷存毅、萧思健、季桂宝、黄砥石、陆小潮等。我向他们真诚致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家父张子嘉，他虽已92 岁高龄，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与写作。我也深深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对我的理解和帮助。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昕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文景公司的编辑蔡欣也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我谨向他们热诚致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春秋综合研究院对我的研究和写作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中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我有时也想究竟如何才能把中国崛起的模式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邓小平知道我们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仗，因为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它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取人之长，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精髓吗？这种模式指导下的中国能不崛起吗？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也献给所有关心世界未来的人。

张维为

2010 年11 月16 日于沪上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

——美国《纽约时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为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208—09684—4

Ⅰ. ① 中…  Ⅱ. ① 张…  Ⅲ. ① 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

Ⅳ.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079号

书名：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作者：张维为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9684—4/D.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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