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一脉相承的古老文明之国。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各民族的先民们，就共同生活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西岸；北起沙漠戈壁、南到南海诸岛；西南起喜马拉雅山脉、东北至黑龙江流域这块古老、美丽而又神奇广袤的土地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能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灿烂文化，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近代以来，当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御外侮，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局部分裂和割据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在长期的大统一过程中，经济、文化交往把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历史上存在于我国境内的民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从古至今存在的民族，如汉、维吾尔、彝、白、藏、蒙古、满、羌等族；一是历史上存在后来消失或离开了的民族，如月氏、匈奴、鲜卑、羯、氐等族；一是古代没有而后来逐渐形成的民族，如回族等。虽然他们都有本身历史发展的轨迹，但都属于中国民族史范畴。

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产生了强固的亲和力、凝聚力，形成了稳定的复合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这表明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个民族建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建造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重视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中国史。

中国最初的民族起源于部落和部落联盟，即由若干部落和部落联盟经过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特定的民族。原先并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分，作为今天民族的主体——汉民族的主源华夏族，在当时仅是黄河流域诸部之一。在远古时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主要是夏族，在北方主要是肃慎，在东部主要是东夷，在南方长江流域则有三苗活动，在西北活动的主要是羌族。公元前27世纪，黄河流域的各部落族群，被活动于今陕西境内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所合并，从而逐步奠定了汉族祖先华夏族（或称华、夏、诸夏）的基础。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部落、部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出彼入。通过互相交流，各民族在辽阔的土地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了东北地区，“鬼方”、“狄”、匈奴、鲜卑等族开发了包括蒙古大草原和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一些地区，羌、氐、戎等族开发了青藏高原，南方的三苗、“南蛮”诸族开发了长江流域和川滇等广大地区，东夷诸族开发了江淮流域，岛夷开发了今沿海地区诸岛屿。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因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统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诸夏”又称“华夏”。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为“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合，变化无常。以后，又几经民族的迁徙、融合，才使汉民族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经汉、唐、元、明、清几朝的努力，统一不但继续维持，而且不断地发展和巩固。期间固然存在过几次分裂，但即使在分裂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认同自身是炎黄子孙或中国境内的民族，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历史上既有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自秦至清，无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无论哪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我国都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局面。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曾令世人赞叹不已。元代时，到中国游历的意大利教士鄂多利克就说过：“那样多的互不相同的种族能够和平地居住在一起，受同一政权的管理，我觉得这实在是世界最大奇迹之一。”

现在，经过民族识别，我国共认定了56个民族，他们是：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 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

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分布在亚洲的东部和中部。他们的形成虽有早有晚，但都是我国古代民族直接和间接的继续及发展，都是我国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民族分化和融合逐步形成的。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相对汉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 在长期的交流和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且同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南、台湾等省、自治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的是云南省，有25个民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府（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民族间却无平等可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即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平等团结、互助友爱、温馨和谐的各民族共同的大家庭，各族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今，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辛勤耕耘着，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团结奋斗着。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民族

一　中国境内人类的前驱

人类是怎么出现的？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古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为人以及西方的亚当、夏娃故事，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到了19世纪，进化论出现，指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在达尔文的启发之下，1863年，赫胥黎出版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正式提出了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假设。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目前已经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近百年来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已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

(1)攀树的猿群。攀树的猿群是指生活在树上的古猿。据现已掌握的资料所知，攀树的猿群一般指三种猿：①原上猿。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猿，1911年在埃及法雍发现，其生存年代约在3000万年前，它们有32颗牙齿，身长如猫，能在树丛间灵活跳跃。②埃及猿。其也发现于埃及法雍，生存年代约在2800～2600万年前，它们也有32颗牙齿，其排列次序与现代类人猿及人的牙齿相似。③森林古猿。1856年发现于法国，后来欧、亚、非各地都发现了同类化石，其生存年代约在2300～1000万年前。同原上猿一样，它们也是林栖动物，四足爬行，并能靠臂攀行。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上述三种古猿可能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

(2)正在形成中的人。正在形成中的人是指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生物，其主要代表是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腊玛古猿的化石最早于1932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接壤处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后在我国云南的禄丰、开远，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希腊雅典附近的庇尔哥斯等地均有发现，其生存年代约在1400～800万年前。其共同特征为：吻部短缩，齿弓向后张开，牙齿排列紧密，犬齿小，颊齿齿冠宽短，下颌第一前臼齿为双尖型，釉质厚。这些特点与人类相似而与猿类不同，所以许多学者认为腊玛古猿是人类的祖先。但近年有些学者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腊玛古猿不属人科，而是猩猩的祖先。也有学者持折中观点，认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科学的发展证明，人类是从古猿演变而来的，与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目前，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中正在形成的人，他们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属于人类社会最初的原始群时期。在此阶段中，我们的祖先尚未最终与猿分离，不懂得制造工具，亦猿亦人，我们称之为“猿”或“人”均可。在我国云南开远发现的腊玛古猿的牙齿化石和在云南禄丰发现的距今约8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的头骨化石，就是从猿到人过渡类型的化石，是我国正在形成中的人类的代表，也是我国境内人类的前驱，为探讨人类起源理论、寻找人类发祥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特别是禄丰古猿的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比同属的其他种更接近于人属的早期类型，因此它很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是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类型。为此，有的科学家根据对禄丰古猿化石的研究，对于腊玛古猿的由来及其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认识：“禄丰古猿是继续向人属进化的代表类型。而其他的腊玛古猿可能脱离了人类进化的主支，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演化。”禄丰腊玛古猿在进化的序列上前接开远腊玛古猿，后接元谋猿人。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上新世早期过渡类型的环节，而且以其体质特征有力地支持了人类可能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假设，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西南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些过渡阶段的人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直系远祖，他们的诞生和活动揭开了我国各民族远古历史的序幕。

我国的腊玛古猿，虽然已经完成了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但由于刚刚脱离动物界，更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劣，森林遍山，灌木丛生，杂草蔽野，猛兽逼人，因而仅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生存，只能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结成一群，一起举着棍子，拿着石块，围捕野兽，又一起采摘果实，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生活十分艰苦。在他们的菜单里，有动物，也有植物。人们为了能够繁衍和生存，群策群力同大自然作斗争。

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

原始群体是比较松散的社会集团，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过着群团生活；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庭；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那时既没有婚姻和家庭，也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律。他们在游徙各地的群居生活中，两性关系也是杂乱的，处于没有限制的乱婚状态，兄弟姐妹以及上下辈之间都可以通婚。古书中有记载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这说明，乱婚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不仅存在过，而且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群体人数增加到一定限度时，就会从中分离出新的群体，到其他地区去寻觅新的生存区域。这样，原始人的分布便日益广泛。

随着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不断追求，古猿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开始知道把石块变成石器。当古猿打制出第一把石器时，他就不再是猿，而是人类了，于是乎就迈进了人的门槛。

(3)完全形成的人。正在形成中的人在长期的使用工具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语言和意识，终于发展到能够用双手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标志着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结束，标志着正在形成中的人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这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质的飞跃。那么，古猿到底是怎样变成人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从猿转变到人的关键在于劳动。当古猿在树上生活的时候，前肢和后肢就已从事不同的活动，前肢主要起攀摘的作用，后肢主要起支撑的作用，这时身体也呈现出直立姿势。这种分工经过许多万年的变化，为以后下地直立行走并进一步向人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

那么，古猿是如何下地的？据科学家分析，大约到1200万年前左右时，由于地壳运动和气候的变化，森林逐渐减少，出现了成片的草原和林间空地，促使一部分古猿下到地面活动，地面的生活使它们的后肢开始摆脱用前肢帮助走路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在决定意义的一步，而前肢在这时从支撑作用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活动，并能够经常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形成中的人经过上千万年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终于发展到用双手制造工具，因而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

手脚的进化影响到身体构造的一系列变化。由于直立行走，头部逐渐由前倾变为垂直，使脊柱托住了头部，这为脑子的进一步扩大为球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扩大了视野，促进头部各种感觉器官的发展。由于手的劳动，食物越来越复杂，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能够一代又一代更完善地发展起来。此外，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迫切地需要有一种交换思想和表达意见的工具，恩格斯说：“当这些正在形成中地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时，就产生了语言。同时，意识也形成了。大脑和感觉器官随之也日益发达。恩格斯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了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奠定了下来，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

二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人类在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进化为完全形成的人，其社会组织由原始群发展为血缘家族公社，处于这一阶段的人类一般被称为直立人。由于他们使用的工具是原始的简单的石器，考古学上称这一时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在亚、非、欧三大洲都有发现，最早发现的直立人是1891年荷兰军医杜布瓦在爪哇中部特里尼尔附近找到的一个头盖骨及一枚牙齿，次年又在同一地层发现了一根大腿骨及一枚臼齿。头骨很厚，眉脊突出，颅骨低平，具有猿的特征，但腿骨似人，适于直立行走，所以当时定名为“直立猿人”。

2000年在肯尼亚发现的距今600万年前的“千禧人”，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为人类最早的祖先。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介绍，2002年7月11日《自然》杂志报道了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出土的距今600万～700万年的一具头骨化石，俗名托迈（Toumai），学名叫乍得撒海尔人，这个保存相当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在整个古人类学界引起了轰动。研究者认为，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祖先遗骨。但另一个研究小组坚持认为，“千禧人”才是人类最早的祖先，托迈其实是一只母猿。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人类区别于猿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人类能用两条腿直立行走，但从托迈的化石中只发现了与人比较相似，而与猿差别较大的颜面和脑颅的一部分，无法判断是否具备那些足以判断行动方式的骨骼构造，所以他是人是猿还有争论。如果托迈是人，那就意味着人类的发源地区扩大了，目前多数古人类学家关于人类与猿类在大约500万年前分道扬镳的主张也将面临挑战。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代，一般将它分为早、中、晚三期。根据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则将其分为直立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的划分大体是一致的。我国整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遗址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三四百处，遍布26个省区，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打开了一扇窗口。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地理范围大于直立人化石的发现，但同时又大体吻合。目前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直立人以云南元谋人为最早，但有学者认为是1980年代末在重庆巫山县发现的距今约201～204万年的巫山人为最早。巫山人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曾一度轰动世界。神秘的巫山人是不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直立人？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谜题。

由于化石材料的缺失，巫山人是人是猿尚有巨大的争议。著名古生物学家吴新智就不同意其为人类的说法，国际古生物学界对巫山人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经过国内外有关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最近证实，在“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三峡的巫峡中发掘出的古人类化石，意味着巫山人确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直立人。因为此次出土的大量有清楚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以及大量的古人类生活遗迹可以进一步考证出，200多万年前，巫山人已经产生了文化，而文化是区别“是人还是猿”的重要标准。所以，巫山人是人而不是猿，比云南元谋人还早30万年。巫山人的发现不仅动摇了国外考古界坚持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的说法，也证实了中国最早的人类生活在三峡地区。

北京人模型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前，生活在云南元谋县一带。在元谋猿人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发现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片和石器，其中有三件较好的刮削器，这无疑是元谋猿人制造和使用的；同时，还有使用火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材料最丰富最著名的是北京周口店附近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总计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9块，面骨碎片6块，下颌骨15块，牙齿152颗，此外还有一些破碎的肢骨。这些化石分属于40多个男女个体。北京人前额低平，眉脊比爪哇直立猿人略小，嘴向前突出，没有下巴颏，平均脑容量为1 059毫升，与爪哇猿人相比，处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其生存年代约在40万年前。

和爪哇猿人一样，北京人身体各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人的上肢骨很像现代人，下肢骨也与现代人相近。但头骨保留更多的原始性质。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北京人居住在石灰岩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曾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除了上述遗址外，我国发现了很多这一时期人类的文化遗存，且分布广泛，北起辽宁，南至云南都有原始人类的活动。

到了距今约二三十万年的时候，人类便由直立人进入到智人阶段。其中早期智人，又称古人，其社会组织由血缘家庭向氏族制度发展，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等，其中以丁村人最为著名。丁村人是1954年发现的，距今约10万年左右，形态介于现代人和猿人之间，遗址中发现的牙齿化石，已接近现代人。在这里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1处，旧石器两千多件。丁村人使用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类型，且石器的类型都比较规则定型，其用途已有明显的分工，表明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有显著特点。

彩陶变体鱼头纹圆底钵

（半坡村出土）约在四五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晚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又称新人，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晚期，其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公社。此时，新人的体质形态与现代人相当接近。此时期的化石材料很丰富，主要有广西柳江人、山西峙峪人、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四川资阳人、内蒙河套人、云南丽江人、台湾左镇人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是1933～1934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洞穴中发现的，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遗址中共发现了属于7个个体的人类遗骸，年龄范围自新生儿至老年，其中3个头骨保存良好，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还有大量的细石器、骨器、装饰品及灰烬，说明他们仍在使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已会人工取火，靠采集、狩猎为生，还会捕鱼；他们能走到很远的地方同别的原始人群交换生活用品，懂得用骨针缝制衣服，且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由于赤铁矿石和海蚶壳的发现，可知其活动范围已经大为扩展，北至宣化，南达海边。

山顶洞遗址由四部分组成：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前三部分都发现有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下窨只发现完整的动物化石。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脑容量已达1 300～1 500毫升，男性身高为174米，女性约为159米，其总体特征明显代表了原始黄种人，并与中国人的身高接近，很可能是中国现代种族的直系祖先。山顶洞人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祖先体质具有重要意义。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表明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来临了。

三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生活开始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旧石器时代，人们制作的石器虽在不断改进，但始终以打制为主要特征，而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与“旧石器”是两个相对的名词，这一分期方法至今还在沿用。不过，自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1892～1957）提出由采集食物阶段，转变到生产食物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观念以来，划分上述两个石器时代的里程碑，已落实在人类是如何生产食物以维持生计上面。从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这一发展过程，是逐渐的，不是实时而全面的转变。生产食物，农业自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生长农作物的自然条件不足的地区，畜养牲口作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生产食物的途径。因此，生产食物的分期标准，兼用于农业及畜牧。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与纺织术的出现。由此，人类已由完全依赖自然赐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发展也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制的繁荣，在新石器晚期已呈现出氏族公社走向崩溃、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萌芽发展的趋势。

彩陶花瓣纹高足盆

（仰韶文化典型器物）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极为丰富。东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西南到云南、西藏，东南到台湾，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主要的文化遗存有分属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属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

甘肃大地湾出土人头彩陶瓶

仰韶文化分布广泛，主要以陕西关中、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为中心，始于七千年前，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和过渡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大都居住在河流两岸，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仰韶文化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时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居民体质和文化特征来看，他们是后来称为夏或华夏的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来源。

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57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类型，因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上承马家窑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下限还当更晚。齐家文化遗址分布于黄河上游的甘肃临夏地区，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域大体相同，同源于仰韶文化，文化特征相似。

从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体质和文化特征来看，他们是后来被称为“西戎”的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来源。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大汶口文化处于母系氏族公社解体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龙山文化时期已是父系氏族公社了。因为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已经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等，骨器有镰、鱼镖、镞等，角器有锄、鱼镖、镞等，蚌器有镰和镞，说明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其中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

大汶口遗址发现的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但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一二件，多者百件以上。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居民的体质和文化特征来看，他们是后来被称为“东夷”的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来源。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第一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浙江宁波、绍兴平原及舟山群岛，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木器。

复原的河姆渡干栏式建筑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河姆渡文化及其之后的马家浜文化的居民体质和文化特征显示，他们是后来被称为“越”的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来源。

屈家岭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以江汉平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北到豫西南，南抵洞庭湖北岸，其年代距今约5000～4600年。屈家岭文化的经济活动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饲养及渔猎采集也是很重要的经济活动。石器多为磨制，制作水平相当高超，器形有斧、铲、锛、凿、镰、箭头等，造型美观、磨制精细。陶器有杯、碗、鼎、锅、纺轮等，还有陶制环、球、鸡、狗等装饰器。大量的蛋壳陶器、彩绘陶器和彩绘纺轮，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已具有较高水平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

屈家岭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有别于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中出现的连间式住房，形式新颖，建筑结构有了明显进步。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在父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产生的。成年死者多实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无葬具，大部分墓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屈家岭文化是农业民族的文化，它的族属现在尚未判明，可能是后来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来源。

上述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所反映的民族集团，表明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民族分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大体形成了。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很多，遗物丰富，地域辽阔，其中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居多，这说明我国各民族的远祖从很早的时代起，就在不同地域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因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四　传说时代的原始民族集团

我国历史学家将文字未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称作“传说时代”或“传疑时代”。这是因为在有文字记载以前，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主要是靠口耳传授的，这就是古代传说的由来。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在我国各民族孕育、形成、发展的原始时期，有关人类的起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及其首领的活动事迹，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流传下来许多神秘难解、真伪难辨的历史传说。由于传说的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时间久远，所以在中国民族史上，它足以代表一整个历史时期，即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下限大体在盘庚迁殷至武丁这一时期，而上限则未可知。古史茫昧，要廓清历史的迷雾，理顺上古的脉络，殊为不易。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夏朝以前），既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又是各民族共同体孕育、形成和初期发展的时期。综括传说时代的内容，大体反映了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居住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族群的原始状貌。

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原始氏族公社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进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就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业绩，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三皇”，一般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以及女娲、祝融中的三人；“五帝”，一般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与其同时代的人物有蚩尤、太皞、鲧等。这些传说人物都是上古时代各部落、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其实，三皇五帝传说的分歧，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产物，它曲折地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步趋势。

我国古代传说十分丰富，根据传说资料分析，在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已形成了炎帝、黄帝、东夷、南蛮等氏族共同体，形成了以地域划分为主的，生产生活文化不同的大部族。这些氏族共同体就是原始民族集团，是中国民族的雏形。以后出现的中国各民族，究其渊源，或多或少地与这些大部族有关。

(一)炎帝族

炎帝，传说中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黄河流域分布着来自不同远祖的族群，其中与神农氏有着血缘关系的炎帝族就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民族共同体。在古史中，“炎”字与“赤”字通用，所以炎帝族又称赤帝族。

相传其母名安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汉文古籍记载炎帝神农氏的事迹颇多。炎帝部族最初分布在西部地区，其活动中心在陕西渭水上游。渭水的南面是秦岭，古代通称为华山，其南面遂称为华阳，所以古史中关于炎帝母安登游华阳之说，当是可信的。古史中还有炎帝族在姜水地区活动，以地名为姓，其姓为姜的说法。炎帝族兴起后，一部分向东进入中原地区，与当地其他部族混合杂处，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为黄河流域几个著名的部落集团之一。炎帝定居中原后，就开始从游牧业转入农业生产，说明炎帝族发展农业生产早于其他部族。《周易•系辞下》记炎帝以“日中为市，致天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反映炎帝时汉族先民已经定居农耕，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贸易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父系氏族公社末期，当炎帝族向东推进时，与蚩尤九黎族发生了冲突，炎帝败退至涿鹿，向黄帝求救，于是炎黄结成部落联盟，与蚩尤在涿鹿展开决战。传说蚩尤请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九战不胜，只好请旱师神魃相助，制止了大风雨，擒杀了蚩尤。由此黄帝族势力大增，炎帝族势力则日益衰退。因炎黄同出于少典氏，最终融为一体，组成了华夏族，成为后来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今日中国人大多自称为“炎黄子孙”。

(二)黄帝族

黄帝，传说中上古帝王轩辕氏的称号。姓公孙，生于轩辕之丘，故称为轩辕氏。《水经注•渭水》说：“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因有土德之瑞，故称为黄帝。据传他出生几十天就会说话，少年时思维敏捷，青年时敦厚能干，成年后聪明坚毅。因后来建国于有熊（河南新郑），亦称为有熊氏。据古史传说，黄帝族是渊源于少典氏（即有熊氏）的部落集团，最初在姬水流域活动，以地名为姓，其姓为姬。《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在今陕西皇陵县，所以皇陵一带也是黄帝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随着族体的繁衍和扩大，黄帝部落集团发展壮大起来。《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所谓二十五宗，即二十五子，相传为四母所生，嫘祖是其正妃，其中十四人得十二姓。所谓“得姓”，即由于黄帝子孙的繁衍，又形成了十二个胞族，这是同一个部落中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几个氏族结合起来的血缘集团，这种血缘集团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中普遍存在。

黄帝族兴起后，沿黄河向东发展，与炎帝族在中原地区长期和睦相处。时蚩尤“暴虐无道”，兼并诸侯，当时的天下共主“炎帝神农氏”已经衰落，无可奈何，只好向黄帝求助。黄帝毅然肩负起安定天下的责任，与炎帝一起并肩作战，打败蚩尤。后被诸侯尊为天子，取代了炎帝，成为天下的共主。不久，天下又出现骚乱。黄帝知道蚩尤的声威还在，于是画了蚩尤的相到处悬挂。天下的人都以为蚩尤未死，只是被黄帝降服，于是更多的部落前来归附。后来，蚩尤被尊为战神。

炎帝虽然被蚩尤打败，但实力尚存。他不满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企图夺回失去的地位，终于起兵反抗。炎、黄二帝发生冲突，在阪泉进行了三次大战，结果黄帝获胜，天下共主的地位最终确立，得以号令天下。凡是不顺从的部落，都以天子的身份去加以讨伐。黄帝部落在黄河流域不断繁衍并包容其他部落，从而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要部分。黄帝在位时间很久，国势强盛，政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相传尧、舜、禹、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在黄帝的率领下，先民们勤劳苦干，为开发黄河流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后人尊奉他为华夏族的祖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时代，黄帝就是中国传说时代的一位代表人物，人们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古人的各种优点，并将他奉为人文始祖。根据《二十五史新篇》：黄帝可能实有其人，是父系氏族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位部落联盟长。他通过战争，使中原各部落实现了联合，并做了许多好事，因而在古人的口传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东夷族

传说时代，分布于东方的部落族群，被统称为“东夷”。 东夷是华夏民族对东方民族的称呼，并非单指某一族群。东夷是中国汉民族远古重要族源之一。中国史籍中的“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东夷族的活动地域从山东南部地区，向四周扩展，遍及海岱、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和黄海海滨一带。

在东夷部族的历史上，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少昊、大舜等。传说时代，东夷族群中有两个著名的氏族部落集团。最早的一个是太皞氏，也叫太昊氏。首领太昊，人头蛇身，姓风。古代风与凤相通。相传东夷族在远古时的图腾崇拜对象是鸟，并由此产生了鸟图腾感生的神话。《诗经•商颂》谈到东夷族后裔商族时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东夷族群另一个大的氏族部落集团是少皞氏，也叫少昊氏。首领少皞，名挚（鸷），嬴姓。嬴姓的一支劲族后来远徙西陲并建立秦国。以上两支都以鸟为图腾，故古代人们把他们统称为“鸟夷”。太皞氏早于少皞氏，由于太皞氏绵延而下，因而与少皞氏并世，他们同属于东夷族，在血缘上也许有一些瓜葛，但要确定他们是否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仍缺少直接的材料证明，很难判定。需要说明的是，太皞氏和少皞氏在东方各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说：“陈，太皞之墟也”。表明太皞氏以陈（今河南淮阳一带）为其活动中心，少皞氏的活动中心则在今山东曲阜一带。

当炎黄部落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时，东夷族与他们长期共处，共同发展，逐渐融合。

(四)南蛮族

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来源不同的族群，统称为“南蛮”或“蛮夷”。 在原始社会末期，距今约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国语•楚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辛勤开拓，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当时强大的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族发生了长期的部落间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之战。九黎被打败，其首领蚩尤也被擒杀。蚩尤死后，九黎分化，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

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苗蛮集团，也是蛮夷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于南方广袤地域。苗蛮，简称苗，又称“有苗”、“三苗”，或“苗民”等。三苗这一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传说时代的三苗，实力较大，可以与黄帝抗衡。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三苗经常与尧、舜展开斗争。战争的原因大概是华夏族向南扩展引起的。三苗战败后，一部分被迫他迁；一部分与他族融合。商周以降，三苗的族称不见了，不是说这个族体不存在了，而是改用了他称。

总体来说，当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族属渊源，大都或多或少地与传说时代的这四个民族共同体有关联，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分别直接、间接地构成了现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前身。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自远古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第二章　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民族

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孕育

在夏商周时期，随着夏族的形成和发展，在民族交往中，便逐步形成和出现了“四夷”（四方夷人）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夏时产生，发展到商周趋于稳定。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了夷（尸）、狄、戎、蛮等字，这是对四方民族的称谓。有关周朝的记载，《礼记•王制》云：“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这里的“中国”指夏族或华夏族的居住区，与夏族具有同等的意义。这条记载表明，当时我国存在的五方之民，即夏、夷、蛮、戎、狄，基本上是按民族特点划分的，是五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夏族居于“中国”，即当时夏族认为的中原地区，从民族特征看来，基本上是一个共同体；夷、蛮、戎、狄居于夏族的东南西北四方，内部民族成分比较复杂，都不是单一民族。但无论怎样，中国与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统一格局形成了。这种华夷五方格局，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地理分布上对后世中国的民族分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王朝虽都有民族间的迁徙，但内迁的少数民族则大都融入汉族，其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直到现在，虽然我国是“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但汉族主要居住在中原，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主要居住于四边的格局仍是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在中国文明发轫之初的夏代就已经奠基，并在周代通过分封制获得实质性的发展、壮大和巩固，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活动疆域，密切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为后世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因此，夏商周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孕育阶段。

二　夏朝的建立和夏族的形成

(一)夏朝的建立与灭亡

大禹像

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就是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的。夏朝的建立，一般可以追溯到禹，但真正建立是其子启完成的。早在大禹治水之后，由于大禹深受拥护，根据“禅让”制而作了舜的继承人。他在位时，曾经将当时的中国划为九个州，这大概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同时，大禹还制定了各种制度，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权位。启在与伯益争夺权位的斗争中获胜，而且杀死了伯益。而伯益本来是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传位的对象。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于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家形成的一个信号，也是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标志。至此，第一奴隶制国家——夏朝正式成立。启在位期间，完成了夏朝的建立，而且使夏朝进入了鼎盛时期。

夏朝统治的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夏朝都城位于安邑，即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可是，启死后，继承王位的太康在东夷族的进攻下丧失了权力，经过三代的争斗，直到少康继位以后夏朝才得以巩固。这就是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过程。以后的统治者都善于控制东夷，或是同东夷搞好关系。可是到了桀统治的时候，却一味地讨伐边国，耗费了大量财力。而且，桀是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受的暴君，残害百姓，重用奸佞。在夏王朝陷入内外交困时，东边的商部落在商汤率领下对它进行了讨伐。桀被商汤打败，夏王朝被商朝所取代。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王朝，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文字依据（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于商朝），因此其真实存在性没有得到正式确认。对夏王朝记载比较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记载，夏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但据现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推断：夏王朝是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存续了近500年。

(二)夏族的形成和发展

民族是与国家同时形成的，国家是民族存在及其发展的前提。因此，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夏族正式形成。

“夏”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尚书》，原来不是朝代的名称，而是地名，只是在启通过其父禹的基业夺取政权，在夏这个地方建立起统治机构后，才变成了启所建立的朝代名称。那么，夏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正义》曰：“华夏，谓中国也。”从这些释文可知，“夏”不仅具有大国的含义，也具有“中心”的含义。从大而言，夏朝和夏国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形态，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和部落；从中心而言，夏国和夏人把自己的居地视为“天下之中”，这样“中国”这个概念就形成了，但它和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不同的。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

夏族兴起的时间大约在我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五帝”之一的颛顼以后的时期。古代文献常把禹的世系追溯到颛顼，如《史记•夏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就曾说禹为颛顼的孙子，但还有的文献说禹为颛顼的五世孙。不管如何，说夏族是颛顼部落的一个支裔，应当是问题不大的。

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国语》载有“昔夏之兴也，融降下载崇山”。崇山即今河南西部的嵩山一带，这说明夏族活动的区域最初应当在崇山及其附近地区。《国语》中还有“崇伯鲧”的说法，另有文献说鲧子禹也曾继鲧之后为崇伯。

夏族到鲧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鲧是尧、舜时负责治理洪水的官员，他用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历时9年没有成功，于是被舜放逐到羽山而死。鲧死后，其子禹继承父志继续治理洪水。禹广泛联系各个部落的力量，且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八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获得成功，因而在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舜年老时，大家就推举禹为继承人。禹执政后，曾对三苗进行大规模征战。传说在作战时，禹射中三苗首领，苗师大乱而败。三苗失败后，大部分逃往丹水、汉水以南的江南地区，后来构成楚民族的重要部分。期间，禹将本部落进一步光大，以致各方邦国前来朝贡，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种情况反映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禹的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禹死之后，启继位，正式建立起华夏族的统一王朝——夏朝。

夏朝建立后，夏族成为夏国和夏朝的主体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与夏族和夏朝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夏时已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观念和称谓。史籍中有关夏族和东夷族交往的记载较多，有关夏族和其他各族关系的记载则很少。夏朝和夏族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总体说来属于“要服”、“荒服”之列。“要服”指承认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并不强制规定向夏王贡纳什么东西，可随便贡纳。“荒服”是指来者不拒，去者不禁。这表明早在夏代，中国各民族中的大部分已在不同程度上同夏族和夏王朝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夏灭亡后，残余势力主要留在中原活动，还有两支分别向南、北方向迁移。桀带着不少夏氏族人员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是南支。北支据传说在王子淳维的带领下迁徙到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即有夏氏）之苗裔也。”《括地谱》更详细地描述道：“其（即桀）子獯粥（另作獯鬻）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国谓之匈奴。”郭沫若、胡厚宣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具有科学意义的或狭义的夏族的形成。经过夏朝约五百年的存在和发展，夏族这个共同体更加稳定了。夏王朝的疆域范围，直接统治区当在今河南省中西部到山西省东南部一带，间接统治的范围则已达到淮河流域、黄河下游以及长江的支流汉江上游的部分地区。这一范围虽然不大，却包括了多个民族，除主体民族夏族之外，至少还有部分东夷和苗蛮等族人。

朝贡体制的运作，是先将王朝的统治区域依距离远近或亲疏关系划分成几大区域，然后规定各个区域的责任与义务。据《尚书•禹贡》记载，夏代将其势力所及之地划分为五个区，即所谓“五服”，由内而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甸服为夏王朝直接统治的王畿；侯服和绥服基本上是属于与夏人同为华夏族的各个方国所在的地区；要服和荒服则属于与夏天子有一定臣属关系的异民族方国或“四夷”部落。当时远近的方国和四夷部落对夏王朝的主要义务，就是“朝贡”，即定期或不定期地朝见夏天子并进贡地方物产。《尚书•禹贡》记载有天下九州对夏王朝的贡赋内容。

尽管夏王朝是否能够真正臣服这么广大的“九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它通过朝贡体制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中原地区的宗主地位，扩大了被统治民族的对象却是可以肯定的。朝贡体制虽然难以达到对域内各族的深度治理，但夏王朝通过朝贡体制，把国内各民族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初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三　商朝兴衰和商朝的民族

(一)商朝的兴衰

商人传说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于商，开始兴起。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正好与夏王朝相始终。当太康失国的时候，契的孙子相土东逾泗水，在泰山之下建立东都，大力向东方扩展，活动范围可能达到东海之滨，而影响及于沿海南北各地。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商已成为东方地区强大的方国。当时，夏王朝的统治力量大为衰落，特别是在东方地区，众多的诸侯国纷纷叛离夏桀。在这样的形势下，商汤积极展开灭夏的准备工作。鸣条一战，夏桀兵败逃至南巢而死，商朝正式建立。

商汤用武力消灭腐朽、暴虐的夏王朝，建立新的统治，是历史的进步。新建立的商王朝，虽然在社会形态上与夏王朝并无区别，但是它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伐桀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周易•革》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商汤以后，由太甲到太戊，是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太甲是汤的长子太丁之子，太丁未及继立就先汤而死。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相继即位，他们在位的时间都较短。伊尹是辅佐商汤的重要卿士，仲壬死后，伊尹立太甲。由于太甲不遵循成汤制定的典则，被伊尹放逐到桐宫。过了3年，太甲有了悔过的表现，才被恢复王位。太甲以后，商王朝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太戊在位期间，既有伊陟为相，又有巫咸“治王家”，史称“殷复兴，诸侯归之”。仲丁以后，王室多次迁都。如禀甲迁于相（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河南温县东）等。据说在盘庚以前，先后迁了五次。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无法确切地说明。而由仲丁到阳甲，前后五代九王，多次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史称“九世之乱”。 到盘庚继立时，政治上的混乱现象仍然相当严重，阶级斗争也日趋激烈。盘庚为了挽救王朝的危机，将都城由邢邑迁至殷，并进行改革，推行成汤的政治，革除奢侈恶习，关心百姓，使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史称“盘庚迁殷”。

到“武丁”统治时，由于武丁自幼在乡间长大，了解民间疾苦和稼樯艰难，任人唯贤，大力改革政治，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并多次出兵平定了土方、鬼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大规模地对荆、楚用兵，商王朝的势力由此远及四方，发展到鼎盛。自“祖甲”开始，商朝社会矛盾又重新加剧，殷王朝逐渐出现衰乱的景象。到“纣王”时，王权与贵族权势的斗争发展到了鼎点。纣王自持聪明，刚愎自用，淫虐无比，奢侈无度，醉生梦死，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作长夜之饮，设炮烙之刑，使得诸侯、贵族和小民都相与反叛。纣王在危机日益加深时，还大规模地对外围部族用兵，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更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西方的周人乘机发展起来，最终灭了商朝。

商代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商的统治范围较夏扩大，其文化影响远涉长江流域。商灭夏以后，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传十七世、三十王，由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前后历时近六百年。

(二)商朝的民族

商族先世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活动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后来不断向东移动，达到今河北南部和山西西部的广袤地带，与东夷族长期共处。在建立商王朝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

相传商人的祖先，是高辛氏的后裔，在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关于商族的起源，在古史中有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史记•殷本纪》把《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演化为商人始祖契的诞生故事，说契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玄鸟蛋有孕而生的，玄鸟即燕子，神化即为凤。玄鸟是东夷人崇拜的图腾，从图腾信仰来看，商和东夷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从感生神话观察，商人具有东方海岱部落集团，即东夷先民太昊、少昊集团的文化特征；而商人以鸟为图腾的神话在甲骨文字中也已得到证实。可见，商人是起源于北方而受海岱文化熏陶逐渐成长起来的。

商灭夏建立商朝后，国名和朝代名由夏改称为商或殷。从狭义的商人和狭义的夏人来看，他们最初的来源可能不同，但由于地区接近，早在先商时期，商族就与夏族有着密切往来。据古史和考古资料，两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据《论语》说：“殷因于夏礼”。从契到汤时，商人有过8次迁徙。以往史学家据此认为他们是游牧部落，实际上，虽然目前史学界对商人起源地区的考证仍有分歧，但各家所考定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早期，都是农耕文化，可证商人自起源起，就与夏人一样以农耕为主。

其实，商灭夏以后，在文化上的许多方面，是继承了夏代的成果，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夏文化的“图画文字”就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文字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具有继承关系的文字，自然反映了两族在语言上的共同性。此外，两族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从而从不同角度印证了两族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这一事实。

另据考古资料显示，夏文化也吸收了先商文化。虽然两族的文化渊源不完全相同，但由于商的活动中心在冀南豫北，与夏王朝的王畿是毗邻的，两族长期共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经过夏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已融合为一个民族了，这种融合关系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是明显的。根据古史和考古资料分析，虽然两族文化的渊源不完全相同，但到商灭夏而立时已经很难把商文化和夏文化从考古学上分开了，这说明夏族和商族已逐渐融为一体。

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夏族的族称也随之改变，但夏族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构成商族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见，商朝的主体民族与夏朝一样，仍然是夏族或华夏族，只是这时的名称叫商人或殷人而已。

商代青铜鼎

商朝有许多方国，有的处于商的四周，有的则穿插于商朝辖境，与商族和商朝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各方国承认商王的“共主”地位，并通过纳贡等形式表示对商王的臣服；另一方面，一些方国的统治者又企图向商族进行掠夺。因此，商朝和方国之间在保持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又经常发生战争。

在商的北方和西北方，甲骨文中记录有土方、鬼方、狄等名称，古文献中记有獯鬻、玁狁、鬼方、犬、狄等名称。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来看，他们大概是一些部落群，且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商代与北方各族经常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根据考古发掘的商代时的大批青铜器来看，既有商代的特点，又有北方民族的文化风格，这表明他们已互为影响。同时，商和北方各族经常发生战争。郭沫若曾根据甲骨文中关于土方、方的记载，认为土方、方与商族所发生的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最激烈。鬼方是商王畿更远的部落，《周易》记载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史实。鬼方被打败后，一部分逃往他方，一部分迁入中原内地。商与北方民族之所以经常发生战争，可能是因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需要经常迁徙以寻找新的牧场和狩猎场所致。

在商的东方，甲骨卜辞中记录有夷方、人方、尸方等名称，甲骨文中记录有盂方、林方等称，他们都属于“东夷”集团。由于商始祖与东夷族有着族源上的联系，因而商与东夷族的关系密切。殷商时期，东夷势力退居胶东半岛，商朝的控制区扩大到除胶东半岛以外的今山东全境。但随着东夷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它开始向西推进，从而对商构成了威胁，于是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卜辞中有不少“征夷方”的记载。虽然商族获胜，却耗尽了国力。周武王攻商时，商纣王仓促中将夷人奴隶武装起来替他卖命，结果“前徒倒戈”，商朝灭亡。春秋时人总结纣的灭亡时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说的就是纣王的灭亡是由征伐东夷所导致的。

在商的南方和西南方，分布着荆、濮、羌、蜀、越等许多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商政治势力的控制，有些早就臣服于商。武丁时，为了掠夺奴隶和扩大提供贡纳的领属，曾向荆发动军事征伐。《竹书纪年》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荆”，以荆山得名，这一族称具有泛指之意，指居于荆山地区及其以南的民族。他们和东方民族一样都属于农业民族，离商的主体民族夏族比较近，在文化上深受商文化的影响，因而与商的关系，不像商与北方民族那样激烈。

在商的西方，主要有氐羌、昆夷等。商初，氐羌都归附了商朝。羌族是西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在他们所经营的畜牧业中，羊的比例最大，所以以牧羊人而得名。商与羌的关系很密切，这种密切关系一方面表现在他们考古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较多的共同性上，如羌族的寺洼文化和火烧沟文化深受源于仰韶文化的齐家文化的影响，表明羌族文化吸取了夏文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们的矛盾与战争关系上。商朝征伐羌人的规模是很大的，武丁时伐羌用兵最多的一次达到一万三千人。通过战争，商朝俘虏了许多羌人，一部分变为奴隶，用于生产；一部分当成牺牲品，用于祭祀，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羌人用作牺牲的记录。《竹书纪年》记有“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降”。商人对羌用兵多于其他民族，反映了羌人的强大和对商朝存在的意义，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于昆夷，曾有人将他归于北方民族狄的系统，但从他分布于西方和与周人的关系以及文献记载来看，都与狄有明显的区分，因此昆夷应属西戎民族集团。西戎是西方民族的总称。

通观商代，民族融合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战争，在几百年的经济文化交流、兼并与战争中，一批方国及其民族被合并，充实到其他民族尤其是以夏商族人为主体的华夏族中去了，使华夏族由此走向成熟。同时，各民族相互促进，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了商代灿烂的文化，对祖国各地的开发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夏王朝所创立的朝贡体制也为商王朝所继承。《诗•商颂•殷武》说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享，即贡献；王，指朝见商朝天子，承认其“王”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氐羌，当时周边各族，莫不向强大的商王朝朝贡，以示臣服。可以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在商代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有所发展。

四　西周的历史和西周的民族

(一)西周的历史（前1046～前771年）

周朝的始祖后稷名弃，帝喾的后裔。弃曾做过尧、舜的农师，主要活动在今陕西渭水中游扶风、武功一带，古称邰，相传为尧、舜所封之地。后稷死后，其子不窟继位，率周族迁到陕西和甘肃交界地带，与戎狄杂处。不窟孙公刘迁豳，虽仍处戎狄间，却大力发展农耕，四周各氏族多来归附，周族开始兴旺起来。《史记•周本纪》说：“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下传九世，因受到戎狄的骚扰，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南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县），开始改国号为周，族名亦称周。接着，古公亶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发展农业生产，营筑城郭，将族人组织起来并设官管理，很快周族就强大起来了。古公亶父死后，由最小的儿子季历继承，他就是周文王的父亲。在商王武乙三十四年曾朝觐商王，成了商的方国，商王以任姓女子嫁季历，这就是文王的母亲。商朝末年，周文王的德政与纣王的暴虐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到文王晚年时，势力所及已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了，这就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

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即武王，以吕尚为师尚父，弟周公旦为辅，势力更盛。即位后十一年，率领戎车三百乘，虎卉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召集西土各族共同伐纣，大战于牧野，灭了商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迁都之前的这一时期为西周。

西周灭商以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国家政权，成为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当务之急。在吸取商朝灭亡教训的前提下，武王克商以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创建了分封制度。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起着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掎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明人绘《周文王像》

据史料记载，周武王病死后，子成王诵继立。因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辅政，而带兵驻守在殷都周围的管叔、蔡叔等贵族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对周公极为不满，致使纣子武庚有机可乘，拉拢二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等部起兵反周，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3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从昭王到厉王，属于西周中期，这是周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十分兴盛的阶段。到了周厉王时，横征暴敛，虐待百姓，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

到了西周末年，由于周幽王荒淫昏暴，任用善于阿谀逢迎的佞臣虢石父为卿，对褒姒十分的宠幸，《诗经•瞻卬》有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幽王还随意征发赋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以致“四夷交侵，中国背叛”。公元前771年，申侯串通北方的犬戎攻入王京，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周王东迁洛邑，史称其为东周。我们习惯上把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二)西周的民族

周族是西周的主体民族，是夏商以来夏或华夏的一个组成部分，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地区。在当时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也最高，对周边各族有着深刻的影响。周族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灭商以前，周族是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周，姬姓，姬姓出于黄帝集团，周人自称“我姬氏（姓）出自天鼋”。传说后稷之母为有邰氏，名叫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因在野外，踩了“大人”脚印，感而有孕，生了后稷。后稷曾同契、伯益一起帮助大禹治水。禹是夏后氏部落首领，契是商族的始祖，后稷是周族始祖。由此可知，早在传说时代的“五帝”后期，夏、商、周之间就已有密切的联系。

后稷名弃，其所以名弃，是因为曾经三次被抛弃。先被抛弃在隘巷中，路过的牛羊都不踩他；又被抛弃在树林里，却被前去伐木的人抱回；第三次被抛弃在寒冰上，却见一群大鸟张开翅膀来覆盖他。《诗经•生民》所记载的这种弃子仪式，很可能与原始时代某种宗教礼仪有关。弃在经过严峻考验后，被认为是神异式的人物，长大后在氏族中有很高威望。弃精于农作，被尊为农神。在古人印象里，后稷的农穑是大有功于民的伟业，《尚书•吕刑》就把他和伯夷、大禹并列，说是“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可见，周族是得力于农作的发展而兴起的。

周始祖后稷之母出自姜姓有邰氏部落，当时的“姜”即“羌”，这已成为定说。姜姓出自炎帝部落，与黄帝集团姬姓周人世为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说，周朝是姬姓、姜姓两族联盟建立起来的王朝。周朝的建立，标志着周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周朝除夏族外，四方还存在蛮、夷、戎、狄等民族集团。

东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淮夷、徐戎等，统称为东夷，主要是指淮河、徐泗一带和山东半岛的民族。他们以淮夷、徐戎的势力为最大，与华夏民族的关系悠久密切。周初，由于武庚的煽动，“淮夷、徐戎并兴”，周公被迫东征，获胜后，在他们的居地建立了齐、鲁两大诸侯国。东方的夷族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

周代的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有荆蛮、越、百濮等，统称为南蛮，分布西周南部的江汉流域地区，其中荆楚的势力最大。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昭王率大军征伐南蛮，遭到蛮族的强烈抵抗，周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昭王也死于汉水之中。这是西周早期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并从此失去了对南方各国的控制能力。穆王与宣王也曾南征，但均未取得重大的战果。在周代，周楚之间的战争很多，但周始终未能征服楚，楚的势力不断扩大。到春秋之初，楚基本上统一了江汉流域。

北方活跃的少数民族有玁狁、犬戎、肃慎、貉等，统称为北狄。周中期以后，玁狁屡次犯周，甚至侵到了“洛之阳”，为此，周派兵讨伐。《诗经》中不乏伐玁狁的记载。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时，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但此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作王位继承人。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于是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肃慎是东北最古老的民族，是今满族的先民，由于该族当时比较落后，又离周甚远，所以与周的关系不甚紧密。

周代西方的少数民族有氐羌、义渠等，统称为西戎。他们与周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示区别。在周人兴起时，西戎仍是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部族，这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因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近人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说：“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

长期与戎狄杂居的周民族建立西周王朝的时候，我国古代各民族仍然处于杂居状态，真正的汉民族尚未形成。立国后的周政权除继续打击周边民族、通过封建诸侯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外，还依据自己的经验，以分封少数民族首领，制定朝觐、会盟制度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周代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蛮夷要服，戎翟（狄）荒服”，“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意思是对距离较近的各族要求他们每年朝贡，称要服；对距离远的各族只要求一世一次来朝，“王事天子”，称荒服。这一政策造就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征伐的局面。

五　春秋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从平王迁都到公元前476年，是春秋时期，这是因当时鲁国记载这段历史的典籍叫《春秋》而得名的，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但“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各诸侯国的疆域也还没有连成一片，各国之间还有许多的隙地。少数民族尤其是戎、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纷纷进入中原，形成了与诸夏交错杂处的分布格局，因此春秋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

春秋时期民族与诸侯国分布情况，据宋人永亨在其《搜采异闻录》中云：“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之戎、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用夷。”这是对当时民族与诸侯国分布情况较为明确的概述。具体情况如下。

春秋时，东方少数民族有任、宿、须句、营、徐戎（夷）、淮夷等，仍统称为东夷。东夷具体所指为山东东部、淮河中下游安徽、江苏一带的夷民，包括舒夷、淮夷、徐夷、莱夷。在东方夷族中，淮夷是较强的一支。西周中后期，淮夷进扰周室，双方不断发生战争。春秋中叶，淮夷再度强大起来。《左传》僖公十三年载：“淮夷病杞，且谋王室也。”此后，诸夏基本上制止了淮夷的进扰。春秋后期，淮夷与诸夏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参与各国的会盟和征伐。莱夷也是夷族中较强的一支，居住在山东半岛东半部，公元前567年为齐国所灭。后来，徐夷也归顺了齐国。由于夷族支系繁多，历史上又称“九夷”，与中原华夏族的交往较早，受夏的影响较深，经过春秋三百余年的交往，至春秋末年已与中原华夏族融合，被称为“东方的华夏族”。东方夷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如纪、郕、谭、遂等，均先后为齐所灭，因此齐国成了东方民族融合的一个中心。

春秋时期，南方蛮族种类繁多，有群蛮、百濮、百越等，统称为南蛮。一般地说，群蛮分布在今湖北北部，百濮分布在湖北西南部及湖南境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夷表》中说到，时人“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称濮曰‘百濮’，以概之。其实种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为深考”。南方的江汉流域及西南部，当时为楚地，境内多为群蛮，还有巴、濮、邓、庸等，后融合于楚族。春秋时，中原地区的诸夏还视楚为“蛮夷”，但当他大量吸收了华夏的文化和习俗后，便日益融合于华夏族了。越在周时就已成为我国南方的一个大族。在越族系统中，比较先进的部分是越王允常和其子勾践建立的越国，勾践曾被吴王夫差击败而臣服于吴，后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春秋时，群蛮和百濮的大部分以及越国都为楚所征服。由于其与夷、蛮、戎各族均有较多的联系，楚国成为沟通南方蛮族和中原华夏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桥梁，楚也因此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

春秋时期，西部的少数民族主要有骊戎、邽戎、冀戎、阴戎等，仍统称为西戎。他们活动在今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西方戎族支系繁杂，有义渠、林胡、山戎等称号。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戎夏关系中，西戎与秦国的关系尤为密切。春秋之初，《史记•秦本纪》载，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秦国在西戎的势力大为发展。一个多世纪后，秦穆公又“伐戎王，益王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后，秦国继续不断向西推进，逐渐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民族融合的巨大中心。

春秋时北方的少数民族有狄、肃慎、貊等，统称为北狄。狄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大族，有三个主要支系即赤狄、白狄和长狄。其中赤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赤狄主要分布在山西东南部与河南交界地区。早在春秋初期，狄族便是诸夏来自北方的重要威胁。《左传》隐公九年载：“北戎侵郑。”从此揭开了北狄与诸夏斗争的序幕。之后，狄族又先后“灭卫”、“灭邢”、“灭温”，而以齐国为首的诸夏则进行了“救邢”、“封卫”等斗争。接着，北狄又伐郑、伐晋、伐齐。春秋中期以后，狄族各支陆续被诸夏征服。公元前588年，晋彻底消灭赤狄残部。北狄控制地区一部分为晋国所有，另一部分并入其他诸侯国。至此，北狄之中，仅存白狄鲜虞一支。历史的发展，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中国的四方分别居住着许多民族，有的与华夏融合，如东夷；有的则急剧壮大，和华夏诸国分庭抗礼，如楚国，就是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称霞一方的。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列国疆域的扩展，诸夏与戎、狄、蛮、夷之间的战争因对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春秋公羊传》记载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长期的斗争，进一步打破了各族之间的地域界限。与此相伴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则日益加强，这就大大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因此，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此时各民族的融合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以各大国为中心而实现的。

六　战国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战国是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时代。其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的界限，只是依照今天的习惯，以“三家分晋”（前475）为其起始标志，以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其终结点。进入战国后，各民族及其相互的关系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强大，有的消亡，有的与他族融合，有的沿袭旧称，有的启用新名……但无论怎么变化，各民族仍在中国大地上交错共居，互相依存，迁徙往来，日趋融合。华夏族居中，各少数民族居于四边的分布格局就是在战国时期最终形成的。

战国时，北方各族以东胡、匈奴为主体力量。“胡”是华夏族对雄踞塞外诸民族的总称，东胡是其中一支，生活在辽河上游，与燕、赵相邻，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接近中原的地方已有农业和手工业。东胡在很久以前就与周族有政治上联系，并曾遣使朝贡。战国时，东胡已经发展成为包括鲜卑、乌桓等名号不同的大小部落在内的一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匈奴，曾被称为獯鬻、玁狁、鬼方等，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到贝加尔湖附近的广大区域内。匈奴人平时以射猎禽兽为生，战时则全民皆兵。战国时，日益强大的匈奴人经常侵扰秦、赵、燕三国边境，三国都与之进行过激烈的斗争。

战国时的西方各族，以义渠、羌的实力最大。义渠，古代西戎族之一，兴起于春秋时，战国时成为西戎各族中较大的民族，分布较广，有城郭，因其势力强大牵制了秦国的发展，遭到秦国的进攻，公元前270年被秦国灭掉。羌族，又称氐羌，原来分布在黄河上游的赐之河、湟河一带，地域辽阔，和秦国相邻，秦曾发动了大规模征伐羌族的战争，使羌族中的一些支系被迫向西南迁徙，对西南地区后来的民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方各族中，以楚、越两族实力较强，彼此间的关系甚为密切。春秋时楚与中原华夏关系密切，已逐渐与华夏融合。战国时，楚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大量南方各族成分的华夏族了。越族，古书上统称“百越”，是周代以来南方的大族，支系繁多，互不相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春秋末年曾经建立起越国并争霸中原。战国时，国势衰弱，为楚所灭。经过与吴、楚等国的屡次战争，越族与中原华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多而走向融合。与大部分越族人北向相反，百越的一支南下迁徙到两广，为开发南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国时，东方各族仍被统称为东夷。春秋时，东夷与华夏作为不同的民族在某些习俗和语言上还存在区别，但经过战国的长期交往、甚至杂处后，这种差别越来越小。战国末年，东夷各国相继被“诸夏”消灭，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东夷很自然地被纳入了华夏族的范畴。

通观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也已经一起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华夏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到战国晚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四方各族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三章　秦汉时代的中国民族

一　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并在春秋战国时代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是在中央集权加强、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情况下，通过对周边各族进行武力征服实现的。同时，秦亦重视处理与各民族的关系，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这就为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统一后，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确立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废除“封诸侯，建藩卫”，全面实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征服百越，增设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全国共四十郡；经济上，确认土地私有，实行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字、焚书坑儒。在军事上，更是通过经略边疆，统一了各族。

秦代夔纹瓦当

秦统一前后，北方强大的匈奴族各部统一，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统治者单于率兵占领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为此秦于公元前215年派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并夺取了阴山以南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郡县加以管理，由此秦朝的疆域扩展到了阴山以南地区。战国时的东胡、山戎、林胡、义渠等族，到秦时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秦还向南征伐百越，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攻越，越人顽强抵抗，秦军伤亡很大，直到公元前214年开通灵渠后，才取得了征服百越的胜利。秦在越族居住地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这不仅将东海、南海及南方广大地区纳入到秦的版图，而且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和民族的发展。秦也很注意对西南夷的开发和建置，在原来栈道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宽五尺的简易栈道通往西南夷，并在那里设置了郡县，使西南夷纳入了秦的统治之下。此外，秦还特别重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略及其向西发展。秦始皇多次到东南沿海巡幸，一直有东进的强烈愿望，同时秦又将势力向西经河西走廊伸向西域。秦朝势力扩展到西域，不仅密切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而且通过西域，影响到了更遥远的西方。

通过以上措施，秦的疆域扩大了，东至大海，西并羌戎，南逾五岭，北越阴山，东北抵达辽东。秦的统一虽然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以其居住的中原地区为基础，但也包括了北方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西方氐羌系统的民族、南方百越系统和苗蛮系统的民族，还有东北的部分少数民族。各民族在秦的统治下，共同劳动，互相依存；既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意识，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秦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在中国民族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很大且影响极为深远。

二　汉民族的形成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的汉民族也是如此，它的前身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秦等族从零散的部落到中心民族的发展过程，并且在长年的地域争夺和文化的激烈交融中又经历了夏、商、周、秦等时期的融合，逐步形成了汉民族的前身阶段。

汉族的前身就是先秦的夏和华夏。华夏在战国已稳定地形成为民族，但还未能统一。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战国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意思是说当时华夏虽然已经具备民族的基本特征，但地区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秦并六国统一“诸夏”后，华夏或夏被总称为秦人，此时，华夏开始形成为统一民族。汉人之称乃因汉王朝而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汉人的历史绝不是始于汉朝。汉朝建立后，夏、华夏、秦人这些族依然存在，但在与其他各族的交往中，华夏因为汉朝的影响较远而被称为汉人。于是华夏族改称为汉族，不是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改变，也不是新民族的形成，而仅仅是民族的名称改变而已。当然，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体现在民族特征的诸要素更加稳固、鲜明。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后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

秦统一后，普遍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于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便逐步开成，并成为整个汉民族的基本经济形态，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同时，封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此时也出现，而这一矛盾一直是汉族社会的基本矛盾。这表明秦汉时期，汉族已具有了共同的经济特征。

秦汉时期，原来诸多地域已完全统一，并向边疆有了较大的扩展。秦汉时出现了汉人往边疆迁徙，边疆民族往内地迁徙的情况，初步形成了中国各民族大杂居的基本格局，但汉人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表明汉人此时已有了共同的生活地域。

秦统一后，命李斯统一文字，制定了通行小篆，而秦代流行的隶书，到西汉时已经得到普遍发展，汉字逐步规范化。更主要的是，秦汉时大一统观念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孔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这不仅对汉人，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不再强调华夷之别，而是宣扬天下一家，各民族皆兄弟的理念，表明秦汉时汉人已具有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心理。

以上几方面情况充分说明，汉族共同体在秦汉时已初步形成。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汉族形成后，在与我国北方的匈奴族与羌族，东北方的夫余与乌桓、鲜卑，西北方的西域诸族与柔然，南方的西南夷诸族与百越的长期相处中，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平往来，兵戎相见，和战相间，错居杂处，互通婚媾等方式，把众多的散布四方的各民族糅合统一于一个国家——中国。通过长期相互吸收渗透，相互同化融合，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另一些民族重新组合又在历史上出现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无论是作为统治民族抑或是被统治民族，从秦汉以后在中国历代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发挥着一个主体民族的巨大作用。

南越地宫石门据现有资料表明，汉人作为特定民族名称无疑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到南北朝中叶，“汉人”已由他称改为自称。从此，从“中国人”中分出了“汉人”的族称。五胡十六国到北朝，汉人仍然是主体民族，但处于被统治地位。北齐政权对汉人颇多诬蔑之词，如“汉狗”等，一方面表明当时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突出，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汉人”已稳定地成为族称。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三　秦汉时期的周边民族

(一)匈奴族的兴衰

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时期。战国时，匈奴族兴起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其族脉包括荤粥、鬼方、玁狁、戎、狄、胡在内的所有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

宁夏同心出土匈奴带饰

匈奴族的发源地是气候适宜、草木茂盛、多禽兽的今内蒙古河套阴山（俗称大青山）一带，政治中心在头曼城（今五原县一带）。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是头曼单于。头曼单于时匈奴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到冒顿单于时，开始兼并北方各族，逐步强盛，匈奴国家也初步形成。匈奴国家的建立，实现我国北方民族第一次大统一。

匈奴是游牧民族，占据着广阔的领土，但其人口不算太多。匈奴人口包括俘掠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在内，约在一百万至二百万。匈奴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长期逐水草而牧，畜群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同时，狩猎也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其首领经常率领部队打猎，猎物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之一。到公元前2世纪前后，匈奴人从中原学到了筑城和农耕技术。当时，匈奴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尚未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因而许多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只有依赖与别族的交换来获得，为此，匈奴人特别重视与汉族及其他各族进行关市贸易，即使战争年代，也不放弃。

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匈奴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匈奴最高最大的统治者称“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之貌”。这和汉族皇帝天子的意思是一样的。“单于”之下设王、大将、大都尉、大当户、都侯等职，由显贵氏族或家族世袭。匈奴的各级统治者，除占有大量的牲畜、牧民和奴隶外，还有权对人民征税，对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征税。

匈奴国家政权机构分为三个部分：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单于庭直辖匈奴中部，即单于直接统治的地区；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右贤王庭管理匈奴西部地区。他们都有封地，各自在自己的辖区内组织军队，实行统治。

匈奴政权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它的建立，结束我国北方有史以来上百个氏族部落互不统属的长期分散局面，为整个匈奴地区统一于全国创造了条件。

西征中的匈奴人

秦汉时，匈奴经常侵扰内地，因此与秦汉的战争颇多，汉武帝时大规模的战争就有三次。公元前151年，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领部众归附汉朝。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将宫女王嫱(字昭君)嫁给了他。昭君婚后，深受单于和匈奴人民的敬重，使匈奴和汉之间保持着真正的和好关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自昭君出塞后，汉与匈奴之间有五十年左右没有战争，大大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交流，在中国民族史上意义重大。

东汉时，匈奴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并不断内迁，与汉人杂居共处，逐步融合；北匈奴仍独立于汉朝之外，有时对汉称臣，有时又与汉发生战争。89年，东汉派窦宪追击北匈奴，91年，再次大败北匈奴，迫使北匈奴的主力逐渐西迁，越过中亚而迁往欧洲。从此，匈奴奴隶制政权完全崩溃。

(二)西域和东北各族

西域，一般是指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昆仑山以北，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秦汉时，西域散布着三十六国，后又分割为五十五国，它们都比较弱小，互不统属，较为复杂，其中与汉关系密切的国家有：

乌孙：是当时西域各国中最大的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最初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役属匈奴。汉代，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后，开始脱离匈奴而独立。居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满”，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故乌孙以畜牧业为主，不务农耕，居穹庐。首领叫昆弥或昆莫，昆弥之下设有大禄、大将、翕侯、都尉、大吏、骑君等职。社会结构特点是军政合一，平时是生产组织，战时是军事组织，人口达六十三万，军队有近十九万。公元前60年，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后，乌孙与西域各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此后至东汉，乌孙与内地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大宛：位于乌孙以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原始居民似以塞种为主。大小属邑有七十多个，人口有几十万，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汗血马著称，同时商业也很繁荣。从大宛以西至安息各国的诸民族，语言虽有不同，但习俗相同，且体质相似，可能同出一源。

西域中属于氐羌系统的，主要有婼羌、楼兰（后称鄯善）、西夜、子合、依顺、蒲犁、且末、小宛、戎卢、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分布在昆仑山以北至葱岭、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地区，他们有的以畜牧业为主，有的以农耕为主。

西域中以疏勒为中心，包括温宿、姑墨、休循、捐毒、尉头等在内的葱岭以北，天山以南地区，主要是塞种人活动地区，他们大多数是塞种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多以畜牧业为主。

在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以北，敦煌以西的范围内，主要有龟兹、焉耆、渠犁、危须、耆犁、车师、白龙滩等，其中除车师以农耕为主外，其余都以畜牧业为主。相对来讲，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

匈奴王阿提拉会见教皇

秦汉时期，除了西域有众多的民族外，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也较多，主要有以下一些民族。

挹娄。肃慎的后裔，主要分布在张广才岭及小兴安岭以东，长白山以北，直到滨海的广大地区。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是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挹娄人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又从“常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他们过着农业、畜牧业、狩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既能种植五谷，又好养猪，更善射。懂得用猪皮缝制衣服，冬天还在身上搽一层厚厚的猪油膏以御寒。夏天睡在树上，冬天搬进山洞，用九节梯子进去。“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分散的部落阶段。有关其与汉朝关系的记载很少，但挹娄臣属夫馀，夫馀又是臣属东汉的，因而挹娄也是臣服于东汉的。

夫馀、朝鲜、高句丽、沃沮、秽貉等族基本上是一个民族集团，主要居住在今北至松花江，南至朝鲜汉江，西抵辽宁，东临大海的广阔地区。语言、民俗、饮食、衣饰等大体相同。在东北各族中，他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夫馀，是历史上东北腹部地区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古代民族，它的兴起是伴随着夫馀国的建立才为中原人所知的，夫馀族与汉族的交往最早，住在平原地带，以农耕为主。夫馀的农业生产虽不能说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史载以六畜名命官，说明畜牧业在夫余社会经济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朝鲜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置郡县后，史籍中就很少见到朝鲜这个族称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古代民族，多居住在大山深谷，以狩猎为主，少农耕。沃沮属夫馀的分支，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似句丽”。沃沮有南北之分，以长白山为界。《满洲源流考》谓“南北沃沮并皆散处山林，今旗白山附近，多丛林密树，世号窝集即沃沮之音转也。”秽貉，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诸部的总称，在夏商时本居于山东半岛，属东夷民族，周灭商时，被周所迫，大部分向东北迁徙，并以松嫩平原为中心定居下来，其活动范围比较广阔。秽、貉原来是两个民族，秽是游牧民族，貉是狩猎民族，后逐渐融为一体，主要活动在东至松花江流域，北至嫩江流域，西至松辽分水岭，南到河北、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开始跨入文明时代。

乌桓与鲜卑同出于东胡。东胡被匈奴打败后，向东北退却，其中退居乌桓山的叫乌桓，退居鲜卑山的叫鲜卑。乌桓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善骑射，居无常处，逐水草，也从事一点农业生产。汉武帝时设置乌桓校尉加以管理。鲜卑分布在乌桓山以北、以东，经济、语言、习俗同乌桓差不多。当匈奴西走后，鲜卑占据了匈奴故地，并进一步向西发展。西汉时，与汉交往不多，西汉只知道乌桓。到了东汉，乌桓渐衰，鲜卑崛起，与东汉的联系加强，并归附了东汉，但时有冲突。

(三)氐羌族的出现

氐羌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氐和羌是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至今没有定论。甲骨卜辞中，只有羌，没有氐；先秦文献中，又往往氐羌连用；秦汉时有的把氐记为羌的一支，有的把他们分开记；秦汉以后则明确区分开了。从这些记载来看，氐最早可能是羌的一部分，后来逐步发展，从羌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氐羌早在商代势力就很大，是当时“西戎”的主要构成部分。周时，西戎的主要成分仍是氐羌，他们与华夏相邻，关系密切，其中许多支系深居华夏腹地，参与诸夏之盟，后被诸夏所灭，有的与华夏融合，有的则西迁。与汉邻近的氐羌比较先进；居住在青海、甘肃、四川以西的氐羌比较落后，这部分就是秦汉时所谓的氐。古文献中都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以养羊为特色的民族。

传说名叫无弋爰剑的羌人，被秦厉公俘获做了奴隶，在脱逃途中与一个被割了鼻子的女子相遇，结为夫妇，女耻其状，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羌族主要活动在北自秦陇，南自蜀汉以西的广大地区，内部支系繁多，到东汉时多达一百五十种，各支互不统属，因而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居民们依随水草，过着迁徙的游牧生活，农耕较为落后，但随着社会发展，农业生活在社会经济中逐步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文字，很早就通用汉文。

王莽像

西汉初年，由于匈奴对羌极为苛重的压榨，引起了羌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其中有些部落归附汉朝，汉在羌族居地设置了河西四郡。同时，对归附的羌人，汉武帝还设置了护羌校尉进行管理。汉武帝打通西域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西逐诸羌，侵夺羌人居地，而羌是一个“以战死为吉利”的民族，所以经常举行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汉武帝到黄巾军起义时，羌族反抗汉朝的武装斗争有数十次。

到了东汉，羌人起义更加频繁，先后延续了六十年，虽然遭到东汉王朝残酷的镇压，但给予了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成为东汉政权瓦解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四)南方各族的初盛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政府统治范围的扩大，与南方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多。秦汉时我国南方民族众多，呈现复杂态势，大体可以分为三大民族系统，即百越、南蛮、西南夷三部分。

百越。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故百越又作百粤，是古代对南方诸族的泛称。越族分布很广，杂处于现今中国南方各地，北至浙江，南到岭南，西达云贵。夏朝称“于越”，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朝称“扬越”、“荆越”。由于越族支系甚多，战国末年始称“百越”。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南越双连玉璧数，泛言其多。秦汉之际，百越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政治中心，如东瓯、闽越（东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他们都已进入阶级社会，但周围的众多越族则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秦统一后，开始对百越进行征服，灭了越王勾践建立的东瓯和闽越及其他一些部落，在那里设置了郡县加以统治。汉承秦制，继续设郡统治。此后，百越这个名称不再见于史载，越族之名也十分罕见。

秦汉时期，越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是水稻种植的发明者之一，同时也大量捕捞鱼鳖蛇蛤等小动物。对此，古书描述说：“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煮而食之。”此外，越人的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著名的有纺织业、陶器和铸剑术。其居住为“干栏式”建筑，木结构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圈畜。越人流行断发文（纹）身，崇拜蛇和龙。百越与中原相比，比较落后，但相互影响很大，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就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且对当时中原文化影响极大。

南蛮。秦汉时，把居住在长江中游及汉水、淮水流域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南蛮”。其中主要有以犬为图腾的槃瓠蛮，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蛮和爱好和平、英勇善战的板楯蛮。秦汉时，在南蛮聚居地区设置了郡县进行统治。

槃瓠蛮，因以神犬盘瓠为图腾而得名。秦汉时，居住在武陵郡（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边缘地区）、长沙郡（今湘中、湘南地区），故又称“武陵蛮”或“长沙蛮”。其地有雄、樠、辰、酉、武五溪，故又有“五溪蛮”之称。秦汉时部落分散，各有首领。多居山壑，从事粗放农业。西汉末年，社会动乱，大量汉人流入蛮族。东汉时，武陵蛮强盛起来。据史载，武陵蛮与百濮有族源上的联系，多居山谷，以田作贾贩为生。汉代向蛮人征税，引起蛮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杀长吏，烧官府，终汉之世，连绵不断。公元47年，东汉政府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人前往征讨，结果全军覆灭，直到公元49年，才由马援平定。

廪君蛮，古族名，巴人的一支，又称巴蛮或巴郡南郡蛮。秦汉时居巴郡、南郡（今川东、鄂西地区），有巴、樊、瞫、相、郑五姓，相传皆出自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佷山），巴氏出于赤穴，其余四姓出于黑穴。巴氏之子务相为五姓之首，号廪君，“俱事鬼神”，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后世相袭崇拜。

板楯蛮，又称“白虎夷”、“白虎复夷”、“賨人”和“巴人”， 是世居川东地区的土著民族之一，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善弩射，长于狩猎。沿今嘉陵江居住。因使用木板为楯，冲锋陷阵，被称为“板楯蛮”。相传秦昭襄王时，族人曾为秦除虎患有功，昭襄王赐以土地，免征赋税。汉初曾助刘邦定关中。其俗喜歌舞，创《巴渝舞》，得刘邦赞赏，并被收为庙堂舞的一部分。他们也常常聚众反抗，188年曾和巴郡黄巾军起义相呼应，共同反抗东汉王朝的统治，最终被曹操所灭。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这是賨人（板楯蛮）为濮系民族的确证。板楯蛮是古代川东地区最具影响的族群，是构成古代巴人最重要的民族主体，夜郎陶瓶对于川东地区巴文化的创造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西南夷。秦汉时把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他们分布区域极广，民族众多，且各个民族的源流和成分比较复杂，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显示，西南夷大体可分成百越、氐羌、百濮三个族系。属于百越系统的有夜郎等，属于氐羌系统的有邛都、滇等，属于百濮系统的有哀牢等。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一个，不仅人口多，而且分布地域广，主要活动在今北盘江一带。那里气候湿润，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但因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比较落后，是西南夷中最贫困的一个。秦统一后，在夜郎等地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促进了夜郎的发展，夜郎步入奴隶制社会。汉武帝时也经略西南夷，夜郎归附汉朝。后来，夜郎在与其邻近部族的争斗中受到挫败，公元27年，夜郎王战死，夜郎国从此覆灭。

邛都，勿邓的一部分，属乌蛮系统，是定居的农耕部落，《蛮书》、《新唐书》有载。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秦汉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公元前11年，汉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加快了邛都的发展，政治上出现了拥有实权的大奴隶主，长贵是邛都最大的奴隶主，他们经常挑起战争，并掳掠和贩卖奴隶。例如成都禽信在越巂做县吏时，就被俘获而转卖到11个奴隶主家做奴隶，其子禽坚用了6年多的时间才将父亲找到赎回。

滇，秦汉时西南夷中一个较大的部族，是西南夷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又最受汉朝器重的一个，主要居住在今云南昆明滇池附近地区。《史记•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夷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滇人生活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进行农业生产，为此滇的农业比较发达。同时，居民还从事畜牧业和手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南夷中最快，因而受到汉朝的重视，与汉的交往密切。

哀牢，是西南夷中一个主要的部族。到哀牢任酋长时，部落强盛起来，遂以哀牢为族名。族属为“濮”，即哀牢与濮名称不同，实体一样。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广阔地区，那里土地肥沃，宜种五谷，故而哀牢人很早就已经从事农耕，过着定居的生活。手工业以纺织业最为发达，是我国生产棉布最早的部族。哀牢地处自蜀道通往身毒（印度）的必经之道，商业也较发达。秦时，与中原保持着经济联系；汉武帝时，在哀牢设置了嶲唐（约今保山）、不韦（今施甸）二县进行统治。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的。

夜郎铜孔雀

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哀牢国内杂居了许多民族，哀牢民族也就不再单指原来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内的所有“国民”。据考，哀牢民族除濮系民族外，还杂居有氐羌和百越两大系。汉化以后，又有中原汉族迁入哀牢境内，与哀牢土著民族杂居，相互学习，相互融汇，使哀牢古国形成了以土著民族为主外来汉族为辅的多民族杂居的状态。

总之，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开拓疆域、确立中国腹地大格局方面，而且体现在形成国家一统的心态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秦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民族

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一)历史概述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东汉末年大一统的局面被军阀混战所取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最错综复杂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长期割据分裂、动荡不安，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最长的时期，也是政权变更十分频繁、内乱迭起的时期。同时，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融合时期，因此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民族融合的发展不仅使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而且也为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汉末年，由于黄巾起义，东汉政权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北方各地出现不少军事割据政权，为了扩张势力，彼此征战不已。在众多军事势力当中，最主要有两家：曹操和袁绍。双方都想打败对手, 统一北方，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经过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有利于经济恢复，社会稳定；但赤壁战败，统一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赤壁之战使孙权、刘备的势力获东汉陶仓楼院得发展，曹军败退北方，三国鼎立局面由此形成，各自实现局部统一。三国时期，一方面战争频繁，另一方面经济也有所发展。西晋时曾一度统一，但因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又迅速灭亡。东晋偏安江南，与内迁各族建立的政权对峙。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并想进而统一中国，但淝水战败，统一愿望再度落空。前秦战败后，北方再度分裂，南北对峙局面基本形成。东晋之后，南方四朝依次更替，史称南朝。南朝时，由于南北人民的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赶上北方。而此时的北方，继前秦统一失败后，北魏又曾一度统一。此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适应了这一趋势，并使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北周最终统一北方，为以后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大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尽管处于非常时期，但各民族的交往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大量内迁，与汉族杂居共处，逐渐融合；在南方，汉人大量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

北方少数民族的向南迁徙从三国到北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三国和两晋时期。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中原人口骤减，这就为北方民族内迁创造了条件。早已内迁的氐、羌、匈奴等族向中原发达地区深入，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也开始内迁。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汉人流入北方，从而使得中国广大地区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相处逐渐融合的局面。

二是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先后出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相互间经常发生战争，在争斗中各政权常把被其征服的他族居民集中在都城或者军事重镇，加以管理，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分布，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局面。

三是北朝时期。当时鲜卑族兴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结束了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北魏初年政府常常强迫民族迁徙。统一北方后，民族迁徙的事件才逐渐减少，各族逐步稳定下来，但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因实行编户齐民，又把各民族重新组合，从而再次形成了多民族共处的局面。

在孝文帝的领导下，实施了汉化政策，让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混杂相处，通婚、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完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同时也加速了北方封建化的进程。各民族错居杂处，相互间联系日益增多，关系更为密切，差异逐渐减少，共同性则不断增多，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改变了过去本民族的游牧生活习惯，汉族人民也向少数民族人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族劳动人民在反对各民族统治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互相支持，促进了融合。

当时究竟有多少北方民族与汉族融合，实在难以统计，但从活跃于北方的匈奴、羯、鲜卑、乌桓等族到隋唐时已经基本消失的情况来看，当时融合于汉族的北方民族的数量应该是相当多的。当然，期间也有不少汉人被他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汉民族的夷化是在同步交叉中进行的。

在南方，从秦汉以来，就有不少汉人迁居蛮族、西南夷及岭南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为了躲避繁重的赋税和连年的战乱，纷纷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东晋时，有很多汉人从海上进入俚族居住区；十六国时，中原纷乱，汉人大量南迁，构成了今日广东客家人的分布；刘宋时，逃入广州俚人居住区的汉人很多，从当时户籍增长的情况来看，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户籍增加了三倍，除俚族自身人口的增加外，有相当部分是汉族移民。在汉人不断南迁的同时，南方少数民族也在不断迁徙到汉族居住区，如僚族在成汉李势时，有十余万户移居到巴蜀之地。南方自三国以来多次发生民族迁徙事件，由于相互迁徙，使我国南方广大地区也出现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二　三国时代的民族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给了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使统一的局面趋于瓦解。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主官僚乘机扩展势力，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长期混战与兼并，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为了统一中国，不断展开战争，使各族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尽管如此，各民族又都在三国争战的形势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一)曹魏与北方各族

曹魏在三国中势力最强，辖区最广，控制了淮河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丁零等。其中比较强大，且与曹魏关系密切的民族主要有鲜卑、乌桓和匈奴。

鲜卑在匈奴西迁后，占据了匈奴故址和遗民，日益强盛，成为北方强大的民族，但内部不统一。曹操当权时，鲜卑各部中出现了三个较大的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居住在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被称为小鲜卑的柯比能集团，居住在高柳（今山西高阳）以东的代郡、上谷边塞内外各地；三是原属于东部大人领导的若干小集团，居住在辽西、右北平、渔阳一带。其中柯比能集团最强。

曹魏对鲜卑主要是采取安抚怀柔政策，只要不内犯，尽量保持和好。但当柯比能统一漠南后，曹魏怕鲜卑的复兴影响自己的统治，对柯比能加以离间和征伐，以致鲜卑内部分裂，互相侵伐，“强者远循，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嗟安，漠南少事”。柯比能死后，鲜卑分裂为拓跋部、段部、慕容部等。

乌桓牧马图

乌桓在东汉末年时内部形成了四个大的集团，其中以丘力居部势力最强。丘力居死后，因其儿子楼班年少，由从子蹋顿代王。蹋顿富有武略，先后统一了辽东、右北平、上谷三郡乌桓，从而雄踞北部诸郡。当时，无论是公孙康还是袁绍或曹操都曾拉拢乌桓攻击对方。公元207年，曹操为了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亲率大军出征三郡乌桓。乌桓被击败后，逐渐被融合，东晋时，乌桓几乎不见于文献记载，表明已融入他族。

匈奴在东汉时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南部臣服于汉，入居塞内，北部继续留在漠北，后又西迁。三国时的匈奴主要是指居住在山西等地的南匈奴。曹操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北方，全力统一中国，对于归附的南匈奴采取了分化控制的办法，让他们居住在指定的区域内，防止和消除了其东山再起及分裂割据的危险。公元216年，曹操还把归附的、由呼厨泉率领的匈奴部众分成五个部分，每部都择立其贵族为帅，并派遣汉人为司马对他们实行监督。从此，匈奴部落的组织虽然完整地保留着，但统治权已落入到曹魏所委派的司马手中，匈奴统治者不能再直接统治其部众。曹操加强了对匈奴的统治，稳定了北方秩序，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二)蜀汉和西南民族

蜀汉的势力基本上局限在益州之内，是三国中地盘最小、国势最弱的一个。疆域北至汉中，南抵南中。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汉以来一直被称为“西南夷”。

龟驮凤鸟铜灯三国时，西南夷的民族成分和区域分布与汉代大体相同，但略有变化。东汉末年，西南夷中出现了拥有较大势力的地方家族——“大姓”和土著酋长——“夷帅”。南中大姓，是定居南中诸郡县的汉族移民中拥有武装的地方家族，他们在事实上管辖着汉族移民。南中的主要居民——“夷人”，则受“夷帅”管辖。南中各郡是蜀的附庸，刘备入蜀后，南中各郡便成了蜀汉的辖区。刘备死后，南中大姓和夷帅纷纷拥郡反蜀，为此，诸葛亮采取招抚和武力并举的措施，最后平定了南中，在那里设郡置县进行统治。同时，还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委以要职，对当地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且在南中大兴屯田，从而促进了南中各族的发展。

(三)孙吴与南方各族

三国中的孙吴占据了江东（我国东南部）。江东是百越后裔山越人的聚居地，孙吴政权要在此立足，与魏、蜀争夺天下，就必须控制山越。山越是汉末三国时代对江南和岭南山区各族人民的统称。山越人主要居住在崇山峻岭中，从事农业生产。孙吴政权建立后，经常派兵大量捕捉山越人，引起山越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就给孙吴政权造成了伤害。孙吴就从公元200年开始向山越发动进攻，直到公元237年才平定了山越人的反抗。长期的战争，一方面给山越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则加速了山越的汉化。三国后，山越之称就较少见了。

同时，孙吴为了扩大统治范围，积极经营东南沿海，其中主要是注意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台湾，三国时称“夷洲”，据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夷”是高山族的先民，此时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严格的君臣之别，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表明山夷人既从事农耕，又从事渔猎。公元230年，孙吴政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历时近一年，没有成效，卫温和诸葛直被孙权以违令无功给诛杀了。这次事件作为我国政府首次派兵抵达台湾而载入史册，标志着台湾高山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从东吴开始就得到了与大陆交往的机会，也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西晋的民族矛盾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都城洛阳，建立晋朝，史称西晋。公元280年，吴主孙皓投降，三国鼎立局面结束，西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西晋统一后，全国出现了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加上政府采取一系列发展政治经济的措施，人民因而安居乐业，社会出现了繁荣景象。但西晋的繁荣极为短暂，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大规模的内战所淹没。先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演出了“八王之乱”的闹剧，使西晋统治力量在内乱中消耗殆尽；后是各族人民不堪西晋的腐朽统治揭竿而起，使西晋最终被各族人民的斗争浪潮所埋葬。

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和诸王混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尤其是边疆各族内迁的很多。早在东汉时期，我国西部、北部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开始向黄河流域迁居。魏晋时，许多少数民族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涌入内地。加上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大军队、补充劳力，也往往强迫他们迁居内地。其中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旧史称之为“五胡”。

匈奴自东汉以来多迁居河套地区，西晋时则多聚居在山西南部汾河一带。鲜卑散居面更广。羯主要居住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后扩展到山西、河北太行山西侧。氐聚居在甘肃、陕西、四川三省交界之地，以武都（甘肃成县）为中心。羌主要活动在甘肃、陕西一带。据统计，魏末晋初，归附的人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中，匈奴、鲜卑等族约四十余万；迁入关中的氐羌有五十余万，占了关中人口总数的一半。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由于朝廷的迫使，在客观上都起到了开发边疆和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西晋对内迁的民族严格控制，内迁各族遭到汉族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极为贫困。同时，西晋统治者还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歧视少数民族，使得西晋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各族人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从甘肃、青海直至辽东的广大地区都先后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氐酋长李特于公元301年在绵竹领导的流民起义。在李特起义的影响下，义阳蛮族张昌在公元303年领导江、汉流民在安陆（今属湖北）石岩山起义，虽然起义时间不长，但却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反抗西晋统治的先声。

晋武帝司马炎

南方流民起义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起义给了西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但西晋统治者没有吸取教训，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而是更加醉心于争权夺利的斗争，于是匈奴族贵族刘渊乘机起兵反晋。公元316年，其子刘聪率兵攻入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当西晋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土崩瓦解的时候，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乘机争夺地盘，称雄割据。西晋灭亡后，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是由西晋皇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版图狭小，基本上处于安定状态，经济文化得以平稳发展。经它和以前的东吴，以后南的宋、齐、梁、陈四朝的经营，江南繁华起来，故史称这六个王朝为“金粉六朝”。东晋是西晋的延续，到公元420年被刘裕所建立的宋所取代，历时104年。期间，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出现。东晋举行过多次北伐，力图光复中原，可惜都没有成功，只能偏安于东南。

四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

西晋灭亡后的一百余年里，北部各族统治者和汉族官僚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割据政权。

淝水之战前，北方先后出现的主要政权有匈奴族建立的汉与前赵、羯建立的后赵、鲜卑建立的前燕和氐建立的前秦等。

北方最早出现的割据政权是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国，它控制着黄河中游大片土地。灭了西晋后，势力达到全盛，疆域扩大到关中渭水流域。为了更好地统治各民族，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虽然起到了“因俗而治”的作用，但又扩大了彼此间的隔阂与矛盾。到刘粲继位时，靳准发动政变，汉国瓦解。此时割据关中的匈奴贵族刘曜起兵平叛，公元318年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继续执行强制徙民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统治的办法，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抗，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

后赵是羯人石勒于319年创立的。后赵建立后，迅速统一了北方，成为和东晋对峙的大国，据有淮河以北，西至陇，东到海，北至幽州的广大地区。石勒死后，石虎篡位，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以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各族人民反抗不断。350年，其养孙石闵控制了政权，复其汉姓冉，在邺称帝，国号为魏，史称冉魏。冉魏政权建立后，排斥少数民族，大杀羯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引发了少数民族的联合反抗。公元352年，鲜卑慕容儁从东北攻入冀州，冉闵兵败被杀，冉魏政权仅两年多就灭亡了。

前燕，由鲜卑族首领慕容皝于公元337年所建立，其国号为“燕”。为区别同期的慕容氏诸燕，历史学家把它称为前燕。建国初期，都城为龙城，后迁都邺城。盛时有今河北、山东和山西、河南、安徽、江苏、辽宁的一部分，西接前秦，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历三主，共34年。348年，慕容皝死，子慕容儁继立。349年进攻后赵，夺得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公元352年击败冉魏，占有河北。随后，慕容儁正式抛弃东晋旗号，自称燕皇帝。势力从东北扩展到黄淮流域，除关中为前秦所据外，北部中国尽入燕的控制。其子慕容暐继位后，皝弟慕容恪辅政。366年，慕容恪病死，前燕王朝走向衰落，370年被前秦所灭。

前秦是氐族贵族苻健于公元351年创立的。前秦建立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发展生产，国力逐渐强盛。到苻坚继位后，日益壮大。370年攻灭前燕，373年攻占东晋的益州，376年灭了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和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国。接着进军西域，统一了北方，势力所及“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成为和东晋对抗的北方大国。

前秦统一后，苻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高估自己的力量，认为东晋势力单薄、不堪一击，于公元3前秦瓦当83年一意孤行，举兵九十万南伐，双方在淝水展开决战，结果东晋以少胜多，大获全胜，而前秦只剩十余万人。淝水之战瓦解了前秦统治，北方又重新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东晋却在江南稳固地统治着，但它无力收复中原，因而形成了南北对峙。

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分裂，半个世纪中先后出现了十二个政权。关东地区，先后有鲜卑建立的后燕、西燕、南燕和北燕；关中地区有匈奴族建立的大夏和羌族建立的后秦；陇右、河西地区有鲜卑族建立的西秦和南凉，氐族建立的后凉，汉族建立的西凉和匈奴族建立的北凉。鲜卑拓跋部再次崛起，建立北魏，十二个政权中后燕和后秦比较强大。

后燕是由前燕慕容皝之子慕容垂建立的。当前秦灭前燕时，慕容垂就立下了恢复前燕的志向。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慕容垂乘机返回前燕统治区，纠集部众，反叛前秦。公元384年，在荥阳自称燕王，建立后燕。386年以后势力日趋强大，拥众二十余万，以致四处征战，结果在征伐北魏时受挫，元气大伤。其子慕容宝继位后，势力日衰，后发生内讧，分裂为南燕和北燕。

慕容鲜卑图

后秦是羌族姚苌建立的。淝水战后，姚苌乘机发兵攻打长安，公元386年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其子姚兴继位后曾兴盛一时，通过不断的征战，攻克了许多地方，但由于连年用兵，社会矛盾激化，到统治晚年，国势衰微。姚泓继位后，更加腐败，417年被晋太尉刘裕所灭。

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者逐鹿中原，战争频繁，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联系与融合。

五　拓跋鲜卑的兴起和北朝的民族

拓跋氏是鲜卑族中地处最东北的一部，原来居住今天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大兴安岭北段，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东汉末，迁到匈奴故地阴山一带。三国时，又进行迁徙。到拓跋力微时，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势力渐大。公元258年举行祭天大典时，除白部大人外，其余各部大人都来助祭，力微的领袖地位日渐巩固。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内部纷扰。到什翼健时，设置了百官加以统治，并建立年号，从而初具国家规模。公元386年首领拓跋珪率领部众在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大会，宣告复都盛乐，建立北魏。

鲜卑石室——嘎仙洞

北魏建立时，北方形势极为复杂，周围各国的威胁很大。为此，拓跋珪率军征战，收降了不少部落，很快成为塞外一大强国。公元398年正式称帝，迁都平城。公元407年灭了后燕，取得了夺取中原的胜利，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土地，隔河与东晋相望。尔后，拓跋鲜卑还凭着骁勇的骑兵，相继征服大夏、北燕、西凉、柔然、高车、吐谷浑等，并使西域各族和东北契丹等臣服，从而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进攻刘宋，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经过较量证明，宋、魏双方当时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魏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北魏孝文帝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北魏后期，政治黑暗，赋税繁重，各族人民纷纷反抗。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北魏迅速瓦解。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演化为北齐和北周。东魏由高欢控制，西魏是宇文泰主持创建的。高欢死后，其子高澄继位，后被家奴刺死，公元550年其弟高洋废魏帝自立，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宇文泰死后，宇文觉称帝，建立北周。北周建立后进行了改革，发展很快，势力逐步强盛，公元577年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总称北朝。北朝与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组成的南朝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北朝的统治范围在北方，因而北朝的民族就是指当时中国北部各民族。

北朝时期，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在我国大漠南北的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

西迁后的柔然人

柔然是南北朝对峙期间，北方兴起的一个新民族，也称蠕蠕、茹茹、芮芮等。“柔然”这个词语的鲜卑语原意，原本是“贤明”、“聪明”的意思，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讨厌柔然部落，认为他们恶心如虫，于是改其名为“蠕蠕”。柔然人知道“蠕蠕”不是一个好称呼，于是自称为“茹茹”。柔然与拓跋鲜卑同源，但也有记载说柔然是“匈奴之裔”、“匈奴别种”、“塞外杂胡”。西晋末活动在安根河（鄂尔浑河）和弱洛水（霍达莱河）一带，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

北魏初，各政权锐意进取中原，给予柔然的发展以可乘之机，逐步统一了漠北，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到大檀时，国势极盛。后因突厥崛起，公元555年被突厥打败，部众逃奔西魏。西魏将归附的三千名柔然人交给突厥，结果全部被斩，蒙古草原的柔然汗国从此覆灭。留在漠北的柔然余众逐步与突厥、契丹融合。

敕勒又称铁勒、高车，起源于古代的北狄。原居住在贝加尔湖及其以西地区。东晋时，一部分迁到鄂尔浑的土拉河一带，一部分迁到长城内外。十六国时，一部分内迁，一部分留居漠北。拓跋鲜卑兴起后，征服了敕勒各部。南北朝时，敕勒部落由原来六氏发展到十二姓，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北魏时，把归附的敕勒人迁居到魏的北边和河西等地，设置了司马、参军、护高车中郎将等职进行统治。敕勒人乘高车，逐水草，游牧于草原上。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歌唱他们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从汉末到魏晋十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北朝时，活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主要民族有勿吉、室韦、契丹等。

勿吉，始见于南北朝，但族名和族源很悠久。源于诸稽，是“窝集”的转音，满语为森林之意，东北人叫“树窝子”。勿吉人，就是林中人。在气候寒冷的东北，森林既是人们的好住所，也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好场所。南北朝之初，松花江一带的勿吉人，摆脱了邑娄人（又作挹娄）的控制，占据了先前肃慎人、邑娄人的故地，成了肃慎文化、邑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分布在长白山北、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北魏时，势力强大，驱逐了夫馀，但又被夫馀同化。在夫馀的影响下，勿吉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较快，同时狩猎水平也有了提高，并开始“筑城穴居”，和北魏保持了朝贡关系，直到北齐，朝贡不绝。

室韦又称失韦，北魏时开始见于史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对于它的起源，说法很多，史书说其为“契丹之类”，或“丁零之苗裔”。结合史载其地理位置、社会生产和风俗习惯等考察，其主体部分应该出自鲜卑，是东胡的后裔，可能与拓跋鲜卑同源。室韦人主要以渔猎和畜牧业为主，农业辅之。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其社会组织形态为部落，部落酋长为世袭，从东魏时开始遣使朝贡。南北朝时期，室韦大体上分布在今嫩江以西的大兴安岭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中原人对它了解的加深，可知隋唐时期其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在今洮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室韦族见于汉文文献，始于5世纪（北魏），进入11世纪后（金前期），史书上才无室韦活动记事，凡历6个世纪左右。

契丹源于东胡，与鲜卑“异种同夷”。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一男子乘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一女子乘青牛自土河（今老哈河）而来，二人相遇，结为配偶，生八子，分居各地，组成八个部落。虽然这只是神话，但它反映了契丹是由八个部落组成的历史事实。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自己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北魏后期，契丹八部有了明确的记载，当时为了抵抗外来势力的侵扰，八部组成了军事联盟——古八部联盟。

东丹王出行图契丹人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风俗与靺鞨相同。十六国时被前燕击败，逃居到松漠东部。北魏时，被拓跋珪打败，向北魏朝贡，北魏准许在北部沿边地区与其进行互市贸易，从而加强了契丹与汉、鲜卑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南北朝时，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仍然是西域各族。居住在天山北路的民族主要有乌孙、悦般、坚昆、丁零、呼揭和匈奴等；居住在天山以南的主要有鄯善、于阗、焉耆、龟兹、疏勒等。西域各族除了与北朝频繁交往外，也经常遣使到南朝。

六　南朝和南方民族

南朝是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替东晋建立宋开始，到公元589年隋灭掉陈为止，历时约170年。南朝的辖区，各代虽有所不同，但境内的民族大体相同。主体民族是汉族，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僚、俚、爨四大系统。

蛮，或称南蛮，本来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逐渐成为今川东、鄂西、湘西一带少数民族的专称。三国时，蛮人主要属东吴统治。东晋十六国以来，中原战乱，蛮人开始向东北发展，区域扩大，在此过程中，有的与汉族融合，有的则发展成为今天土家、苗、瑶、仡佬等族的先民。南北朝时，蛮人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蛮人种类繁多，内部复杂，主要有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苗徭蛮等，诸蛮虽然仍保留其传统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性的某些特点，但旧有部落逐渐解体，改属州郡管辖，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在内地的影响下，开始向封建制过渡。

僚，是魏晋以来对分布在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统称，为“南蛮之别种”。原居住在今广西、贵州一带，东晋十六国时，北上进入四川西部、西南部。僚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稻米；手工业方面有一定的发展，能织细布和造铜鼓。他们“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与蛮族相比，更为落后。南北朝时，僚族人口大增，势力深入梁、益二州。有的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与汉人杂居共处，逐渐向封建制转化；有的仍停滞不前。

俚，也作里，是东汉以来对岭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称呼。俚人是百越中山区瓯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今广西、广东、湖南、贵州等省。盛行蓄奴，处于奴隶制阶段，后受汉文化影响，逐渐向封建制发展。俚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农业生产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南北朝时，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与汉人杂居，向政府交纳赋税。他们与今天海南的黎族和广西壮族有渊源关系。

《职贡图》局部

《职贡图》局部2

爨，西晋以来，在今云南及贵州西部地区的各族，大多处于建宁（今云南曲靖）大姓爨氏的统治下，因而被称为爨人。爨族是一个以亲缘为纽带、包括多种民族成分的部落族群。道光《云南通志•南蛮志•种人》说：“爨，无姓氏，其称爨者，从主姓耳。”这就是说，爨族是由生活在爨地并与爨氏有亲缘关系的部落族群组合而成的。爨氏，原为汉人，因战乱南下，蜀汉时成为南中四大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之一。东晋以后，爨氏内部互相争夺、兼并、分裂，至唐朝初叶分为东爨和西爨，东爨称为“乌蛮”，西爨称为“白蛮”，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今天的彝族。

第五章　隋唐时代的中国民族

一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空前发展

隋唐时代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鼎盛时代，而且是我国民族关系大发展时期。从民族关系上说，既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时期，由于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生产力因此获得充分的发展，社会经济相对繁荣，统治相对稳定，从而为恰当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伴随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并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隋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使统治者能够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影响。

唐宫仕女图隋唐的民族政策借鉴了秦汉时的经验和做法，在边疆地区通过设立机构（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等），实行和亲、会盟和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等政策，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密切了中央王朝与各地区少数民族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也获得迅速发展，多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不仅对开发祖国边疆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隋唐与秦汉一样，都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则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不仅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各民族的歧视，改善了唐朝与各民族的关系，唐太宗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于是，这一时期大漠南北、白山黑水、西域流沙之间的众多少数民族地区，莫不顺应时势，全部归顺强大的中央王朝，成为中央王朝统辖下的州府，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在此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局面。

总的说来，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和平为主，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以友好交往为主，虽间有战争，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华民族文明的融合与扩散也进一步加强。隋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重要而又光辉的一页。

二　隋唐时期的民族

(一)突厥的兴衰

突厥是我国北方各族中第一个创造自己文字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游牧民族。原是铁勒的一部，最初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以从事锻铁而著名。6世纪中叶，一度臣服于柔然，被迫迁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并开始以突厥为名。北魏时，脱离柔然，西迁到高昌西北，自立为王。西魏时，突厥先后征服了散居在准噶尔盆地的铁勒诸部，实力大增，势力范围已扩展到河套以突厥石人北的蒙古草原。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占据柔然故地，成为漠北主人，首领阿史那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在我国漠北建立起突厥汗国。公元555年，突厥彻底消灭了柔然，并逼迫契丹东移，又西击吐谷浑，囊括中亚，势力所及，“东自辽海（今辽河上游）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成为一个疆域辽阔的汗国。

突厥以畜牧经济为基础，《旧唐书•突厥传》说：“突厥兴亡，唯以养马为准。”突厥军都是骑兵。突厥的官员最初分为十等，后来分为二十八等，高级官员实行世袭制，其中叶护的地位最高，一般由可汗的子弟担任。可汗是最高统治者。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对突厥采取了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打击的办法，迫使突厥接受隋的统治。突厥虽然是军事强国，但内部复杂，各部落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矛盾重重，政权极不稳定，公元583年正式分裂为以金山为界的东、西两部。金山以东归东突厥，以西归西突厥。

分裂后，东突厥内外交困，势力衰弱，首领沙钵略被迫对隋称臣，在隋的允许下，将部众迁到漠南。因在与西突厥的交战中获得了隋的鼎力相助，沙钵略非常感激，与隋立约表示永远臣服。隋末，东突厥乘隋天下大乱，无暇北顾的机会，迅速发展势力。唐初强盛起来后，时常南下侵扰，曾长驱直入，使京师长安告急。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士兵征剿，于630年灭掉了东突厥。唐对突厥族采取了因俗而治的办法，在东突厥故地设立定襄（今陕西榆林）、云中（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两个都督府进行管理；同时，把俘获的十余万降众安置在塞内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边境上，并设置了四个都督府加以管理。

西突厥分裂出来后，很快称雄西域。但603年内部发生反对步迦可汗的斗争，步迦可汗西奔青海盆地，不知所终。处罗可汗继位，但不久被射匮击败，射匮自立为可汗，西突厥各部重归统一。其弟统叶护继位后，吞并了铁勒诸部，并征服了波斯，势力极盛。统叶护死后，西突厥由盛转衰。到咥利失可汗时，内部弩失毕部首领欲谷设自立为汗，双方以伊列水（今伊犁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庭。南庭与唐和好。北庭势力甚于南庭，控制了西域，切断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为此，唐对突厥用兵，从公元642年到648年多次打败西突厥，控制了天山南路，并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地方，史称安西四镇。公元651年，唐灭了西突厥，从而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唐在西域设置了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并移居许多汉人到西域，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初对突厥采取的安抚政策，使突厥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势力得以恢复，到武则天临朝时，突厥贵族开始谋求复国。公元682年，阿史那骨咄禄率领部队在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重建起突厥政权，史称后突厥。骨咄禄拥兵自重，四处征战，给各族人民带来灾难。其死后，后突厥势力更为兴盛，与唐的关系时战时和。后因回纥崛起及其内部争权夺利，于745年被回纥灭亡。从此，突厥各部大多归附回纥，一部分南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丰州（今内蒙古临河），与汉族等族融合。另一部分迁往中亚，后世在阿富汗建立起哥疾宁王朝，在中亚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等政权。

突厥从公元6世纪兴起至8世纪退出我国历史舞台，历时二百多年之久，对中国以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回纥的兴盛

回纥，意为团结、联合、协助。公元788年向唐德宗申请改汉字译音为“回鹘”。回纥是铁勒九部之一，兴起后，成为漠北铁勒诸部的总代表。隋时，游牧在今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受突厥统治。回纥人壮健，善骑射，过着依随水草的游牧生活，狩猎是其兼营的副业，最初没有种植业和商业，后受汉族等的影响，在唐末时才出现小规模农业和商业。先信萨满教，后信摩尼教，其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隋唐之际，日益强大，逐步脱离铁勒部落联盟，以时健俟斤为君长。到其子菩萨继位时，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回纥从此兴盛起来，拥兵五万，人口达十万。菩萨死后，吐迷度继位，因为助唐消灭薛延陀，势力大增，雄踞漠北，铁勒各部相继归附于它。吐迷度自称可汗，回纥汗国正式建立。疆域东至室韦，西达金山，南抵贺兰山，北临北海，非常辽阔。

回纥汗国建立后，唐在回纥地区设立了翰海都督府进行统治。后因后突厥占有漠北，迫使回纥等部南迁，回纥汗国名存实亡。骨力裴罗继位后，积极联合其他各部落反抗后突厥，被唐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后突厥灭亡后，骨力裴罗占据了突厥故地，回纥汗国再度强盛起来，并在唐文化的影响下迅速封建化。唐中叶以后，国力衰落，吐蕃占据西域河西一带，一时间回纥地区成了中西方交通必经之地，由此促进了回纥的进一步发展。

从公元9世纪30年代开始，回纥内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势力日衰，居住在其西北面的黠戛斯族崛起，不断发动对回纥的进攻。840年，黠戛斯打败回纥，杀了回纥可汗，回纥汗国崩溃，部落离散。一支迁往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主要一支居留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回纥与唐的关系密切友好，经常以马、骆驼、兽皮换取唐的丝织品和茶叶。为了双方交往的方便，唐太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大道，加强了漠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唐与回纥还保持了和亲关系，唐代有七位公主和亲回纥。在唐对后突厥用兵时，回纥全力支持；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回纥又助唐平叛；在唐与吐蕃争夺西域时，回纥还助唐抵御吐蕃对西域的侵扰。终回纥兴亡基本上保持与唐和好，这在中国民族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吐蕃的崛起和唐蕃关系

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古代藏族自称为“博巴”，汉文史籍中称为“蕃”或“吐蕃”。吐蕃是大约二千年前我国西北地区部分羌族迁移到青藏高原后和当地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民族。公元5世纪以前，吐蕃还处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阶段。6世纪时，吐蕃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跨入奴隶制文明时代。

吐蕃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那里海拔高，气候寒冷。除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部落能种植小麦、青稞、荞麦等耐寒作物外，其他地区的部落都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牦牛、猪、犬、羊、骆驼等，同时兼营狩猎，手工业较为落后。原来信奉本教，崇拜天和神、自然万物及祖先；自松赞干布娶了泥婆罗（尼泊尔）的公主后，开始信奉佛教，佛教因此开始在上层社会传播。

隋代，西藏高原尚未统一，除吐蕃外，还有苏毗、羊同、孙波、悉立、党项等部。论赞弄囊时，成为吐蕃各部落的盟主，这就为吐蕃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629年，论赞弄囊被部下毒死，其子弃宗弄赞继位。弃宗弄赞继位后，首先平定了叛乱，报了杀父之仇；而后约在公元633年时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西藏拉萨）。约在公元644年最后吞并羊同，完成统一大业。弃宗弄赞被部众推崇为“松赞干布”，意为“刚毅深沉”。

吐蕃王朝是奴隶制政权，最高统治者叫赞普，即国王。下设论、尚、将、帅、节度使等各级官员，皆为世袭。地方行政则实行严密的军政合一制度，全国被划为四大区。吐蕃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制定成文法、创制文字、仿照唐的均田制分田等，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吐蕃迅速崛起。吐蕃的崛起，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演变和唐朝都发生着显著的影响，《旧唐书》就曾评价说：“西戎之地，吐蕃最强，吞食邻国，鹰扬汉疆。”

唐初，吐蕃在松赞干布的经营下已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王朝。由于唐朝此时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鼎盛时期，唐太宗被各族共尊为“天可汗”，各族由此经常遣使到长安朝贡和求婚，吐蕃也不例外。公元641年，唐朝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的锦帛珠玉、手工业品、生产工具、蔬菜种子以及诗文、经史、医药等书籍，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文成公主入藏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松赞干布一生，始终与唐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是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有功之人。

在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去世后，随之而来的一百七十余年间，唐蕃关系呈现为矛盾斗争与和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公元670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与唐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此后，双方的征战日益频繁，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到了公元710年，唐中宗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往来。公元729年，尺带珠丹向唐表示：“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公元821年时，吐蕃赞普还与唐会盟，缔结了友好盟约，盟文强调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823年双方又在逻些大昭寺前建立了唐蕃会盟碑，表示彼此和好，永不相侵，此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是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之后，唐蕃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息。

《步辇图》中之吐蕃禄东赞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像唐末，吐蕃由于此前连年的穷兵黩武及内讧，势力日衰，进入了一个互不统属的分裂割据时期。而唐朝此时的实力也已经很衰落，濒于崩溃。不久，全国统一的局面就被分裂的五代十国所取代。

(四)南诏和南方各族

隋唐时期，云南地区居住着众多民族和族体，族称繁杂，其中以洱海地区的白蛮和乌蛮最为强盛。

白蛮，即今白族的先民，自称是汉人的后代，可能与东汉末年移居到洱海以东、以南的汉人和僰人有关。僰是“羌之别种”，也就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僰人最早分布在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秦开“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今四川省宜宾）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白蛮包括青岭蛮、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诸部中的大部分人有姓氏，如杨、李、赵、张、董等，皆为汉姓，且白蛮的习俗、语言文字大致与汉人同，曾建立过一个较大的酋帮白子国，主要居住在洱海周围，以农耕为主，其耕种的方式与收获的产量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富庶的蜀川（今四川）相当。白蛮社会尚无世袭的大酋长，数十百户为聚落，各据山川，互不统率，后被乌蛮蒙舍诏攻灭。

乌蛮，有昆明蛮、哀牢蛮、摩些蛮诸部，分布于今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其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先民，今傈僳、拉祜、哈尼族与乌蛮也有渊源关系。部落众多，或从事畜牧业，或半农半牧，或从事农业。乌蛮中除蒙舍蛮语言与汉语接近外，其他都与汉语不同。唐贞观末，洱海地区的乌蛮诸部逐渐出现十多个酋帮，称为“诏”，后通过互相兼并，形成蒙舍（南诏）、蒙嶲、邓赕、浪穹、越析等六个诏。六诏之间争斗激烈，南诏在争斗中逐渐强大，发展成为六诏中最强大者。

南诏图传（局部）唐开元二十六年后， 蒙舍诏并吞其他五部，因其在五部南（今巍山县南境），史称南诏。南诏起源于巍山，始祖为舍龙。传说舍龙为躲避仇家的追杀，从哀牢迁居到蒙舍川，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农业。经过舍龙、细奴罗父子俩的努力，势力日趋壮大。于是蒙舍川的白子国主张乐进把王位禅让给了细奴罗，从而解决了以细奴罗为首的乌蛮部落和以张乐进为首的白蛮部落之间的长期争斗，细奴罗成了蒙舍诏的大首领。约在公元710年左右，吐蕃侵入洱海，六诏中除南诏外，全部归附吐蕃，南诏则归附唐朝，并在唐的支持下，经过战争，于公元738年兼并了五诏。公元739年，南诏首领皮逻阁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辖地以洱海为核心，包括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西南部和贵州西北部，是当时西南边疆上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范文澜认为，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

南诏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二为一的管理方式。南诏最高的政治军事统治者是南诏王，下设清平官和大军将。中央行政机构仿唐制设立六曹，地方行政机构设立十睑（州）、六节度、二都督。南诏规定全国官民都要服兵役，即“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南诏的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牛耕广泛推行，每张犁用二牛三人，一人前头牵牛，一人按犁辕，一人操犁耕作。粮食作物品种很多，畜牧业“六畜兴旺”，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以金属冶炼、铸造和建筑业为主。唐末，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向封建制转化。

阁逻凤议政图

南诏以洱海为中心，历经二百余年，和吐蕃政权同为唐帝国版图内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最大的政权，基本上与唐帝国相始终。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唐的关系时战时和，但基本上保持了友好关系。西南各族在南诏的统治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隋时，“南蛮杂居，与华人错居，曰蜓、曰獾、曰俚、曰獠、曰蛮，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在先所谓百越是也”，这就是说当时南方各族大多与汉人杂居，他们都是古代百越的后裔。隋唐时期，南方各族中主要有蛮、俚、僚、高山族等。

蛮，在隋朝建立后，时服时反。隋文帝时设置辰州（今湖南沅陵）专管当地蛮人事务。唐朝先后在蛮人居住地设置了锦州（今湖南麻阳）、溪州（今湖南龙山）、巫州（后改为叙州，今湖南黔西）等。隋唐时，蛮人主要有莫徭蛮、东谢蛮、西谢蛮、南谢蛮、西越蛮等。莫徭蛮主要从事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农业，懂得使用铁器，其生活比较艰苦，与外界的联系也较少，唐以后，莫徭蛮名称在史籍中消失，代之而起为瑶、瑶人或蛮瑶等称。至于东谢、西谢、南谢、西越等诸蛮，主要是指居住在今贵州和广西地区的蛮人，他们都是以部落首领的姓氏作族名的。隋唐时，各蛮人地区，一般都比较安定。

俚，是南朝岭南地区由西瓯、骆越发展而来的“蛮里”，主要活动在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当时有势力的俚人家族有冯冼家族和宁氏家族，其中以冼夫人最为著名。冼夫人出身于高凉（今广东阳江）俚人世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顶，部落十余万户”。隋时，助文帝统一和平定叛乱，获得了隋文帝的信任，命她处理岭南事务。由于她在稳定隋朝在岭南的统治方面立了大功，被隋封为谯国夫人。唐初，冼夫人顺应形势归附了唐朝，在其居地设置郡县加以管理。俚人从唐朝开始被改称为黎人。

唐代南平州（贵州独山县以西）的僚人约有二万人左右，其内部支系较多，传说当时僚有二十一种，尚未统一，主要活动在四川、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地带。那里气候湿热，适于农耕，居室为“干栏式”建筑，上下两层，楼下圈养家畜，放置农具，楼上住人。据说僚女多男少，故由妇女承担生产劳动，首领叫“剑荔王”。629年，剑荔王遣使朝贡，与唐保持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宋代，僚的族称在文献上消失，融合发展为今天西南的一些民族。

高山族，居住在台湾岛的少数民族。隋唐时，台湾称流求。当时的高山族处于原始公社时期，没有君臣和阶级分化，没有历法与文字，崇拜山神、海神，集会时多举行歌舞。农业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农作物主要有稻、粱、黍、麻、豆等，手工业已经产生，以制盐为主。隋炀帝时，派朱宽东渡台湾，招抚流求，但因语言不通，没有成功。唐时，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增多，经常有流求人到东南沿海一带贸易。

(五)北方和西北各族

隋唐时代，我国北方和西北的众多民族中，除突厥、回纥外，较大的有吐谷浑、薛延陀、黠戛斯、沙陀等，虽然他们建立的政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中国民族史上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原是鲜卑的一支，最初居住在辽东，后西迁到今甘肃、青海之间，与当地羌人及土著居民融合。西迁后，吐谷浑逐步确立了部落酋长制，开始有了宫室建筑，虽然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但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婚俗与突厥相同，没有文字。其上层精通汉文，先信仰萨满教，后转信佛教。公元329年叶延继位时，正式以其祖父吐谷浑的名字称呼本部，建立起吐谷浑政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比较稳固的政权。

隋时，吐谷浑国内大乱，隋炀帝派兵征讨，获胜后在其领地设了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加以管理，吐谷浑政权暂时灭亡。隋末，吐谷浑乘隋国内混乱之机收复了故地，重建政权，并对突厥表示名义上的臣服。唐建立后，一面遣使到长安，与唐交往；一面又不断侵扰唐的边境。唐太宗派兵征伐，公元635年被唐打败之后，吐谷浑分成东、西两部。西部以鄯善为中心，由伏允的次子达延芒波结率领，降服吐蕃；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率领，归附了唐朝。后吐蕃向青海、甘肃扩张，于663年消灭了吐谷浑。吐谷浑崩溃后，一些留居故地，大部分则迁居各地，与藏、汉、党项等族融合。元朝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被称为“西宁州土人”，吐谷浑之名消失于史籍中。青海的吐谷浑人可能是今天土族的祖先。

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是由薛、延陀两个部落联合组成的一个新酋帮。其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受突厥奴役。隋初，薛延陀人散居金山西南部，曾奋起反抗突厥统治，奉乙失钵为野利可汗时，脱离突厥而独立。但不久，因西突厥势力复起，又归附于西突厥。唐初，薛延陀乘西突厥大乱之机，联合了附近九姓铁勒中的回纥等部反抗突厥，首领夷男由此受到唐的册封。在助唐平定了东突厥后，夷男返回故地，正式建立汗国。势力所及，东至室韦（今额尔古纳河流域），西到金山，南接漠南，北界车骑出行图瀚海（今贝加尔湖）。随着薛延陀势力的不断强大，唐怕造成边患，因而采取支持回纥抵制薛延陀的策略，并将突厥余部安置在漠南，与漠北薛延陀对峙，结果造成铁勒诸部反叛薛延陀的局面。夷男死后，薛延陀汗国逐渐灭亡，而回纥在铁勒诸部中开始独立强盛起来。

黠戛斯，汉代称之为隔昆、坚昆等，魏晋南北朝时称之为结骨，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原居住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其中一部分迁到今新疆天山西部。隋唐时，有一部分迁居到今准噶尔盆地。黠戛斯人身材高大，风俗与突厥相似，经济以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君主称“阿热”，整个部落都以阿热为姓氏。阿热之下设有宰相、都督、职（刺）使、长史、将军、达干等官职。其社会组织的特点是兵民合一，刑法严酷，语言文字与回纥同。公元6世纪中叶被突厥征服，后又为薛延陀控制。唐以前，黠戛斯未和中原王朝交往。唐建立后，黠戛斯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立坚昆都督府进行统治。公元840年，黠戛斯攻灭回纥汗国，占据了回纥故地，势力大增，称雄漠北。公元890年，助唐平定了李克用的叛乱后，大批黠戛斯人迁徙到天山地区，与当地的突厥、蒙古等族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柯尔克孜族人。

沙陀，原名处月，是西突厥别部，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尼赤金山）以南，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因此号称沙陀突厥，简称沙陀。原隶属于西突厥，后归附于唐朝。唐在其地设立都督府进行管辖。西突厥势力衰弱后，沙陀异军突起，成为西域一支强大的力量。公元8世纪中叶后，吐蕃占据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的联系中断。其中七千账归属吐蕃，吐蕃将他们迁至甘州；有一部分受吐蕃追击，来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唐把沙陀部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安边）居住，设立阴山府加以管理。公元809年，唐命令沙陀随范希朝迁往河东，范希朝从中挑选了一千二百人组成“沙陀军”，其余则迁到定襄川。此后，沙陀积极助唐镇压农民起义，建有战功，被唐赐姓“李”。沙陀贵族由此崛起，开始争霸中原。

(六)东北各族

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也很多，主要有靺鞨、室韦、奚等，他们在开发祖国东北边疆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靺鞨，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以前的称呼有肃慎、挹娄、勿吉等，隋唐时才称靺鞨。主要活动在长白山、粟末水（松花江）与黑水（黑龙江）流域，当时共有数十个部落，互不统属。靺鞨人依山水而居，夏天逐水草，冬季掘地而穴，过着以渔猎和畜牧为主的生活，其中以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两部势力强大。黑水靺鞨地处靺鞨诸部的最北端，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社会经济较为落后，与中原的联系较少。隋末，被隋炀帝安置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唐初，与唐和好，势力达到今阿什河和拉林河流域及粟末水地区，成为拥有十六个部落的联盟，是当时东北地区强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后因故遭到唐朝的打击，势力渐衰，但其居地遥远，唐对其也没有采取过于强烈的制裁措施，只是于726年设置了黑水都督府加以管理，黑水靺鞨居住的广大地区也因此纳入了唐朝的版图。

粟末靺鞨是靺鞨诸部中地处最南端、势力最强的一部，主要活动在今松花江中游的广大地区。因其居地靠近中原，社会经济虽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但农耕也较为发达。隋初开始遣使朝贡，归附隋朝。唐初迁徙到营州附近。公元696年，营州都督实行暴政，加上契丹首领李尽忠等起兵反唐，为粟末靺鞨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时机。

车马出行壁画公元698年，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大祚荣率部建立起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包含了众多民族在内的封建政权——震国，史称“旧国”。由于当时唐朝受到突厥的侵扰，无暇东顾，震国迅速发展成为雄踞北方的强大势力。唐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突厥，对震国进行招抚。公元713年，唐在其地设立渤海都督府，同时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都督府都督。从此，大祚荣废除靺鞨称号，改称“渤海”。渤海既作国号，又作族称。经过大祚荣的努力，渤海国势强盛，疆域辽阔。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畜牧业为主，有的还处在渔猎阶段。渤海最高统治者是国王，称“可毒夫”、“圣王”或者“基下”。国王之下仿照唐朝典制设有三省六部。渤海国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政权，既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又是一个唐王朝管辖下的州，与唐一直保持着臣属关系。双方经济文化往来密切，使渤海文化和唐文化日益接近。

室韦，系“契丹之类也”，初居住在今蒙古东北部和嫩江流域，以畜牧业、狩猎为主，也从事原始农业。隋代，室韦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恒室韦、大室韦五大部分，后分为二十余部，分布在东至黑水靺鞨，西邻突厥，南抵契丹，北达于海的广大地区。各部的经济生活略有不同，但基本都依附突厥，同时也向隋称臣。唐朝初年, 室韦人还处在典型的原始公社阶段，“其国无君长”，“无赋额”。部落首领称为“莫贺弗”。在原始的农耕中使用人拽的木犁，盛行集体围猎。据唐人记载，当时室韦人分成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支室韦等九大部分。

唐代，室韦人与中原的联系加强，自身也得到发展，农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唐打败东突厥后，室韦摆脱突厥奴役，改依唐朝。安史之乱时，与唐的关系一度中断，后又恢复。唐在其居地曾设立室韦都督府进行统治。中唐以后，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达怛”。唐末，室韦南迁北徙，重新组合，其中一支蒙兀室韦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后来的蒙古族。

奚，自称库莫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宇文部之后，与契丹本是同族异部，登国年间“分背”后，各自形成为一族。然史书对其族源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使后人众说纷纭，至今尚无一致认识。综合史载可归纳为二说，所谓“东胡之种”、“东部鲜卑之别种”、“东部宇文之别种”，可列为鲜卑说；另一说即“本匈奴之别种”的匈奴说。

库莫奚族称始见于388年（北魏登国三年），然这一称号的出现，应在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皝攻破后不久。自此以后，史书有了不间断的记载，到13世纪才不见其名，前后存在近千年。库莫奚一词是鲜卑语音译，为今蒙古语“沙”、“沙粒”、“沙漠”之意。从含义上揣测，这一族称当因其境内多沙漠而得名。隋代时，省去库莫，单称“奚”，此后单一的“奚”字成了族称。

奚族居住在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略知农业。隋时，奚分为五部，每部都由一个“俟斤”统领，其中阿会部势力最强，先归附突厥，后臣服隋朝。唐朝建立后，奚人遣使朝贡，但不久又发兵侵扰幽州，很快被打败。公元629年，突厥汗国崩溃后，奚人全部归附唐朝，唐设置饶东都督府进行管理。此后，双方往来频繁。唐中叶以后，契丹势力日益强大，奚则日益衰弱，终于911年被辽太祖征服。在辽代二百多年时间里，相当一部分奚融合于契丹，后又进一步融入汉和其他民族。

第六章　五代辽宋夏金时代的中国民族

一　五代辽宋夏金时代的民族融合

自五代十国开始至辽宋夏金并立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又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反复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状态，是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一方面存在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另一方面汉族仍保持着主体民族的地位，同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逐渐融合。五代前期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代唐而立的后晋高祖石敬瑭，为了取得中原政权，拜北方契丹主为父，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换取儿皇帝名号。此后的三百多年，雁北一带长期与中原分离。后经辽统治者的多年经营，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宋的北部，辽、夏、金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的情况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是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并立，全盛时曾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各民族的融合做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方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耶律倍《骑射图》

总之，这一时期是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的时期。这时期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接受了中原文化，这既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也是中原生产方式和文化向边境地区传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潮流，不同民族政权之间虽时有兵戎相见，但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却是主流。各民族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频繁交往，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入了少数民族。各民族长期交往，形成民族融合的大高潮。

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宋辽夏金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新的民族大融合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　五代十国的更迭及其民族关系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从907年到960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相互更迭的王朝。其中后梁和后周是汉族创建的，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沙陀建立的。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及闽等九国；北方河东地区则有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此外，这一时期在边疆地区还有一些并存的政权，东北有辽（契丹），西北有高昌，西南有吐蕃、大理等。

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五个相互更迭的割据政权，史称“五代”。

唐朝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后分崩离析，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李柷，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建国后，与占据河东的沙陀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连年征战，国力衰退，公元923年被李存勖打败而灭亡。

沙陀人李存勖攻灭后梁后，建立后唐，定都洛阳，是五代中版图最大的一个政权。后因统治腐败，内乱纷起，势力衰弱。公元936年石敬瑭勾结契丹，攻入洛阳，唐末帝与太后、皇后、皇子及大臣登玄武楼集体自焚，后唐灭亡。

公元936年沙陀人石敬瑭攻灭后唐后，建立后晋。疆域除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外，大致和后唐相同。都城设在汴京（河南开封）。在与契丹的争斗中，后晋势力削弱。946年，契丹大军攻入开封，后晋灭亡。

947年后晋灭亡后，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即位。后又迁往汴州，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是五代中历时最短的一个朝代。其子刘承祐继位后，重用奸佞和宦官，诛杀重臣，结果很快就被部下郭威取而代之。公元951年灭亡，历时不到四年。

后周，由郭威创立，都城在开封，疆域较晋、汉略有扩大，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一个朝代。特别是经周世宗的改革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961年时，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后周灭亡。

与此同时，在南方和北方河东地区，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吴，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所建。公元892年，杨行密占据扬州。902年，唐昭宗封他为吴王，建都扬州。到杨溥在位时，丞相徐温等立杨溥为天子，国号吴。吴最强盛时，有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公元937年为南唐所灭。

南唐， 937年，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废杨溥自立，国号唐，建都金陵，并改姓名为李昪，史称“南唐”。最盛时疆域广及三十五州，大致包括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南、湖北等部分。到后主李煜时，为北宋所灭。

吴越，创建者钱镠。907年，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强盛时拥有十三州疆域，约为现今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这一地区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钱氏政权五传至钱俶，于公元978年降北宋而亡。

楚，马殷所建。907年，后梁封他为楚王，都潭州（今湖南长沙），称长沙府。盛时疆域二十余州，约为今湖南全省、广西东北部、贵州东部及广东西北角。马殷死，诸子争立，政局混乱， 951年被南唐攻灭。但不久，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南唐军，继续据有湖南， 963年为北宋所灭。

唐伯虎《孟蜀宫妓图》

前蜀，王建所建。疆域辽阔，东控荆襄，南通南诏，西达维州（今四川理县），北过秦州（今甘肃天水），方圆数千里。907年，王建不服后梁统治，建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定都成都。917年改国号为汉，次年又恢复国号蜀。王建死后，子王衍继位，以奢侈荒淫、刻剥百姓著称，为后唐灭亡。

后蜀，又称孟蜀，孟知祥所建。公元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其疆域较前蜀而言要小，东由襄樊退至重庆一带，北也由甘陕退到广元。965年，宋太祖发兵攻蜀，子孟昶向宋朝投降，后蜀亡。

南汉，曾称大越国，刘隐、刘岩兄弟所建。公元917年刘岩称帝，国号大越，建都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称兴王府；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盛时疆域有六十州，约为今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公元971年为北宋所灭。

南平，公元907年，后梁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924年，后唐庄宗封他为南平王，都于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仅有荆州一地，至唐明宗时才得归、峡二州，是十国中最弱小的一国。963年亡于北宋。

闽，公元893年，王审知随其兄王潮据福州。897年，继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909年，后梁封他为闽王，据有泉、汀等地。王审知死后，继位的都是暴君，内乱不休，945年被南唐攻灭。

北汉，后汉高祖弟刘崇所建。951年，郭威代汉。刘崇据河东之地，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979年亡于北宋。

在五代更迭中，中原及其所涉各地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后唐灭掉后梁后，沙陀族的势力进入并统治中原地区，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使更多的西北、东北少数民族迁入中原。由于沙陀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故而对内迁的少数民族予以承认，这就为内迁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共同生活创造了条件，使得当时中国在广阔地区内出现了多民族错居共处的局面，这就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

第二，五代更迭，战乱较多，契丹乘机发展壮大，进而称霸中原。石敬瑭建立后晋时，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契丹正式登上了称霸中原的历史舞台。石敬瑭死后，契丹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后汉和后周又都积极进行反击契丹入侵中原的斗争，使契丹受到沉重打击，遂改变南下的战略而退守燕云地区以自固。而燕云地区的归属问题又深化为辽和宋争夺的焦点。双方为了争夺该地区，战争不断。频繁的战乱，一方面使各族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第三，五代更迭中的少数民族王朝都以中原的模式立国，且在立国后大量吸收汉族地主参政。如《新五代史》所载：在后唐任职的147名官员中，汉族有90名，少数民族10名，其他人民族成分不明；在后晋任职的85名官员中，汉族有73名，少数民族有6名，其他民族成分不明。后唐、后晋、后汉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不仅如此，他们的军队也是由沙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这就在客观上加强了各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五代十国时期，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但在周世宗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动了北伐战争，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时代，但也是各民族的融合时代，在中国民族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辽代壁画《草原生活图》

三　契丹与辽

契丹，源于鲜卑。东晋时，鲜卑宇文部的单于逃回漠北而死，其残余部分分化为契丹和奚。隋代，形成于北魏末年的军事联盟——古八部联盟瓦解。唐初，重新组成新的部落联盟——大贺氏联盟，并臣服唐朝。公元648年，唐设置松漠都督府进行管理。730年，首领邵固被杀，大贺氏联盟瓦解。

契丹先后依附于突厥、回纥。9世纪下半叶，突厥、回纥相继衰落，遥辇氏乘机统一了契丹各部，逐渐强大。各部的统一，推动了契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契丹是游牧民族，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凿冰钓鱼是契丹人在渔业上的创造，直到今天，东北不少民族仍采用这一古老的方法。契丹人的狩猎以骑射为主，实行集体打围。畜牧业是契丹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来源。建国前，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手工业未能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属于畜牧业和渔猎业；建国后，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迅速发展，契丹人也因此由逐水草而居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到耶律阿保机时，契丹的社会经济更为发展，进入到了亦牧亦农的新阶段，阿保机也因此声望大增，终于907年自立为可汗。

阿保机自立为可汗后，契丹内部一些旧势力群起而攻之，先后发动了三次叛乱，阿保机采用其妻述律的建议，先邀请七部酋长到盐池宴饮，然后把他们灌醉，由埋伏在四周的士兵一跃而起，杀掉了七部酋长，从而统一了契丹各部。公元916年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昭达乌达盟八仙筒）以东的金铃冈筑坛称帝，国号契丹（此后国名在“契丹”和“辽”之间不断变换，为方便起见，史家常合称其为契丹辽）。公元938年契丹又依汉制，改皇都为上京。

辽建立后，阿保机为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命令耶律不古和突吕不创造文字。他们依照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大字”，迭剌则仿照回纥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公元921年，突吕不还奉命编制了《决狱法》。与此同时，契丹辽四处征战，开拓疆土。它先是征服了西北和北部地区的室韦、突厥、党项、沙陀、吐谷浑、鞑靼等部，后又征服了东北的奚、渤海等族，由此使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辽境内的民族有近六十个，辽对各族一方面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从事游牧和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管理，采用了两套官制体系。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及其他民族居住在北部，由北面官管辖；以农业为主的汉人、渤海等族居住在南部，由南面官管辖。辽分而治之是为了建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形成“藩汉分治”而又一体的政权。北面官是统治重心，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手中。

宋建立后，辽宋处于南北对峙状态。双方的关系以澶渊之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宋朝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多次发动攻辽战争；后期，双方维持了友好关系，虽有摩擦，但不是很大，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卓歇图》（局部）辽代赵霖《六骏图卷》（局部）辽末，由于统治阶级腐败和连年的灾害，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加上原来受辽统治的女真族的崛起，最后被女真建立的金所灭。辽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部众西走，在西域建立西辽。西辽承袭辽的统治方式，最后被蒙古所灭。

四　党项与西夏

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最初在今四川西北部和青海边境一带游牧。汉代时，羌党项族供养人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南北朝时，党项聚族而居，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往来。党项人崇尚复仇，当矛盾和平解决时，要举行仪式，将鸡、狗血掺和酒中，盛入骷髅内，双方同饮，并发誓说：“若再提复仇之事，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这表明他们也很重视和平。其住房为木架结构上盖毛西夏王陵毡帐篷，一共三间，中间供神祖，左右两间住人。隋唐以后，内地出现了统一安定的局面，党项人与内地的联系加强。

唐初，吐蕃灭吐谷浑后，党项人归附吐蕃，后因不堪忍受吐蕃的残酷压迫而纷纷内迁。迁到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的叫东山部落，迁到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的叫平夏部落，留居原地的被吐蕃称为“弭药”。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平夏部落助唐镇压起义有功，被唐赐姓“李”。五代十国时，李氏偏居西北，名义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相对独立。北宋建立后，夏州党项与宋保持了联系，但其中有一部分党项贵族反宋，与宋发生多次战争。至1006年才订立和约。期间党项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公元1031年，李元昊继位后，力主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立政权，同时他还积极着手准备，如恢复姓氏和民族旧俗，强令国人三日内一律削发及使用新制夏字等，为大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38年，在辽的援助下，党项公开与宋对抗，并发兵攻宋，同时，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都城设在兴庆府。因其在宋的西面，史称西夏。西夏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

西夏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李元昊仿宋制设官分职，皇帝之下设中书、枢密、三司，官制基本上沿用番汉并行，分而治之的办法，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公元1039年，李元昊遣使上表宋朝，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夏国。宋不同意，双方发生战争，西夏虽然获胜，但人民饱受了战争之苦，若再继续进行斗争，其统治难以维持，于是只好于公元1044年和宋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之后，双方恢复经济往来，李元昊势力逐步发展，不久重创辽军，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党项在西夏建立前主要以畜牧业和狩猎为生，不知农耕。西夏建立后，农业生产逐步发展，但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汉人，大多数党项人仍以畜牧业为主，而且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手段之一。同时，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以畜产品加工为主。此外，西夏十分重视与宋朝的贸易，双方都设立了各种类型的集贸市场进行交换，西夏社会经济由此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夏文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绘画艺术有独到之处，石窟壁画更是闻名遐迩。

西夏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后，内部也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势力渐衰，公元1123年被逐渐强大的女真征服而归附金朝。接着受金胁迫，共同对付宋朝。由于长期的战争，西夏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势力更衰，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

五　女真与金

女真，出自黑水靺鞨，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隋唐时，黑水靺鞨臣属于渤海。五代时，渤海为契丹所灭。不久，黑水靺鞨改称为女真，靺鞨一名便消失于古籍中。女真也叫女贞、虑真、朱理真、女质等。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辽曾称之为女直。女真之名一直沿用到明末。

辽代的女真因居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有所区别。居住在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编入辽代户籍的女真，被称为“熟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黑龙江中下游、长白山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慢，未编入辽代户籍的女真，被称为“生女真”。

辽代，生女真已有了原始农业，但采集和渔猎仍占重要地位。他们保持着本族的传统习俗和制度。辽代中叶以后，生女真完颜部势力发展较快。完颜部原居住在蜿延河一带，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初的函普。函普60岁时从外地来到完颜部，相传他调停和解决了完颜部与其他部落的争斗，于是被接纳为完颜部人。此时，完颜部人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到绥可时，开始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开垦荒地，种植五谷，进行农业生产。约在辽兴宗时，完颜部和其他各部结成生女真部落联盟，乌古迺被推为部落首领。乌古迺在辽的支持下，引进邻族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等，社会经济发展很快，逐渐壮大，周围各部相继归附。乌古迺死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女真势力强盛，开始和辽抗衡。公元1113年阿骨打继位时，辽国力已经大大衰落。阿骨打乘机发动反辽战争，并在反辽的斗争中迅速成长。

金代张瑀《文姬归汉图》(局部）

生女真作为辽的属国，担负着沉重的负担。辽对女真的索取不断，除马匹等物外，以海东青和北珠为多。海东青是一种用于捕捉天鹅的名鹰。女真地区没有海东青，海东青产自五国部，女真要想得到海东青，就必须到五国部，通过战争来获取。北珠虽然产自女真，但采集很困难。据史载，北珠出产在辽东海汊中，每年九、十月份那里就结冰厚几尺，必须凿冰没水才能捕到，经常有人因此患病。辽的不断索取使女真人怒不可遏，阿骨打就是利用了本族人民的反辽情绪率众抗辽的。公元1114年，首战告捷。1115年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并在连连胜利的情况下即帝位，国号大金。

金国建立前，女真以畜牧业为主。金建国后，对畜牧业的发展极为重视，同时也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步成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金世宗继位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使金一度出现了“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繁荣景象。此时，金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154年，金发行了“交钞”作为全国流通的货币，纸币作为国家正式发行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是金王朝的首创，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极其重要的。金还继承了辽的火药制造技术，发明了“飞天枪”和“震天雷”，对我国兵器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国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将猛安、谋克制度化，并承袭了辽宋的行政区划。为了扩大统治范围，金四处征战。首先大举攻辽，于1125年灭掉辽国。在金灭辽的战争中，宋采取联金灭辽的政策，企业借助金的力量收复燕云地区，可是在此过程中宋的腐朽与软弱暴露无遗，故金在灭了辽之后，很快大举侵宋，1127年，北宋国都失守。金人把北宋最后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废为庶人，流放到北部荒凉的地方，北宋灭亡。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于同年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

南宋建立后，金开始和南宋作战。在南宋与金的斗争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由于金的入侵遇到了强烈的抵抗，经过较量后，双方以东起淮水西至秦岭之间为分界线，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金占据了北至贝加尔湖、外兴安岭，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西至界壕与蒙古为邻，南达淮水流域的广大地区。金末，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金朝的经济衰败，国力衰退，加上各族人民的抗金斗争的打击，于1234年被新兴起的蒙古与南宋联合打败，皇帝完颜承麟被乱兵杀死，金朝灭亡。金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里，为开发祖国北部地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　北方和西域各族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生活在北方的民族除契丹、党项外，势力较大的主要是鞑靼；西域地区并存有几个民族政权，但主要的民族是回鹘。各民族都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鞑靼，出现在漠北腹地的最早记录见于公元732年的突厥文《阙特勒碑》。9世纪，回鹘汗国衰败，鞑靼进入回鹘故地，乘势壮大。10世纪前期，居住地从今克鲁伦河扩展到杭爱山地区，与契丹争雄。唐末五代时，开始与中原发生联系。辽兴起后，归附辽，辽设置节度使加以管理，后改由鞑靼各部酋长管理本部，于是鞑靼各部都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部落有克烈部、塔塔儿部、蒙古部、乃蛮部、汪古部等。

克烈部是辽金时期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主要分布在东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西至杭爱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今土拉河）和斡耳寒河（今鄂尔浑河）下游，南临大漠的广阔地区。有自己的首领，是最早西迁的九姓鞑靼的后裔，后与突厥等族杂居，受突厥的影响很大，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几部，信仰涅斯托里派基督教。

塔塔儿部是蒙古兴起以前，蒙古草原上“人数众多、强大、富有的部落”。公元8世纪时，突厥人把东面的室韦诸部统称为塔塔儿。塔塔儿在历史上曾经十分强大，并统治过许多民族。塔塔儿部支系繁多，互不统属，经济活动主要是畜牧和渔猎。曾相继臣属于辽朝和金朝，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时常进行抗辽、抗金斗争。

蒙古部是唐代蒙兀室韦的后裔，居住在斡难河中上游和不尔罕山（今肯特山）地区，大约在9世纪末10世纪初，从额尔古纳河地迁居至此。

乃蛮部可能是唐代南下的黠戛斯人的后裔，最早居住在吉利吉思地区（今叶尼塞河上游），臣属于辽，辽灭亡后，一度依附金朝。乃蛮部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太阳汗，使用畏兀儿文字，文化上主要继承了突厥、回鹘的传统。

汪古部又称鞑靼，是漠南诸部中最著名的一部，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组合而成，故该部许多人通晓好几种文字，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大多居住在阴山地区，先归附辽，辽灭亡后，又归附金朝。金朝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等部，修筑了一条称为“汪古”的长城，交给该部守卫，因此得名汪古部。

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向西迁徙，由于迁居的地方不同，各部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有的被融合，有的发展壮大，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支：

公元840年，回鹘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和当地突厥民族一起建立了黑汗王朝，现在史学家通称为喀喇汗王朝，是毗伽阙•卡迪尔汗在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古马克东10公里处）创建的。到巴依塔什继位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使黑汗王朝成为历史上突厥语民族中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不久，黑汗王朝向西域佛教中心于阗发动“圣战”，到公元11世纪初才获得胜利。1141年，内部分裂为东、西两个王朝。西王朝在1212年被花剌子模灭亡，其部众大部分融合于中亚乌兹别克人中；东王朝被辽征服，其中大部分发展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

西迁的回鹘中有一支到达于阗，与当地民众共同生活，9世纪末10世纪初建立了于阗政权。于阗的势力范围很宽，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相接，相去三千余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于阗盛产葡萄，农业发达，养蚕缫丝，手工业中以于阗玉最为出名。于阗首领李圣天在北宋建立后曾向宋朝贡，双方保持着臣属关系，经济往来颇繁。为了争夺疏勒，于阗和黑汗王朝发生了战争，1001年被黑汗王朝灭亡。

另有一支迁往安西的回鹘，建立了高昌政权。高昌又称西州，高昌政权统治着伊（哈密）、西（吐鲁番）、庭（吉木萨尔）三州及焉耆、龟兹二都督府等地，并统有南北突厥、大小众熨、黠戛斯等民族部落。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喜养马，善骑射，也精于制作金属器皿及玉器。因其辖地是汉唐的移民屯田区，农业较为发达，崇尚佛教。高昌长期臣服宋朝，与中原交往甚多。

还有一支迁到河西走廊的回鹘，不久又迁到甘州，因此被称为甘州回鹘，从五代时开始便不断遣使向中原王朝纳贡，与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公元11世纪初，西夏强盛，为了争夺河西走廊，与甘州回鹘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028年，西夏李元昊攻占甘州，甘州回鹘分崩离析，部众一部分投奔吐蕃，一部分进入北宋的秦陇之间，一部分则退居沙州以南，坚持反对西夏的斗争。

七　西南和南方各民族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西南和南方各族中有一部分居于平原，大部分散居在崇山峻岭之中，虽然都从事农业生产，但都比较落后，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发展比较快、影响比较大的民族有吐蕃、白族、僮族、苗族、瑶族、畲族、黎族等。

吐蕃。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社会进入分裂时期。吐蕃王室分裂为两支，贵族集团一派操纵欧松，一派控制永丹。欧松和永丹都是达磨赞普的年幼后裔，永丹占据逻些，欧松退居约如（今西藏山南地区）。两派为了争夺赞普宝座，互相攻战不休，使吐蕃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困苦不堪，各地相继爆发起义。在起义的打击下，吐蕃奴隶制瓦解，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同时，起义还给予吐蕃王室以沉重的打击，王室四处奔散，欧松的后裔分别在拉达克、普兰、乍布朗（今札述）建立割据势力。

大理龙首关遗址各割据势力为了巩固统治，大力复兴佛教。公元11世纪中叶，佛教开始形成众多教派，各教派往往和地方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经过发展，到13世纪初，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普遍确立。此时，地方上还形成了一些封建割据势力，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唃厮罗政权。唃厮，即佛子之意，罗是尊称。唃厮罗生于今新疆高昌，系吐蕃赞普之后，既是人名，也是地名和政权名。吐蕃自唐末以来，一直和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宋时，许多地方增设马市，用茶叶和土特产换取吐蕃的马区，史称“茶马互市”。

白族。唐末五代初，南诏国内发生严重的分裂。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打败其他势力，占领大理，自立为王，国号大理，建立起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政权。其疆域与南诏大体相同。段思平为了巩固统治，废除了奴隶制的苛政，推行分封制，巩固新兴的封建制，使社会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大理佛教十分盛行，一些大理国王失意时，甚至放弃王位而皈依佛门。同时，大理还崇拜孔夫子，佛儒结为一体。大理国从建立开始，一直和周围政权及民族和平相处，极少征战，有利于边疆各族的发展。

僮，今作壮，原是百越的一支，有俚、僚等不同族称，自称“布壮”，意为健壮的人。自古以来便与内地各族频繁交往，宋代主要聚居在广南西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但其中不少地方尚不知农耕，而以费时费力的踏犁为主要耕作工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才普遍使用牛耕，懂得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耕地按人口分配，不能买卖。每个村中有一个长，称作“主户”。百姓家中的壮丁平时耕作，战时出征，社会组织特点是兵民合一。南宋以后，大量汉人迁入其中，促进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创制了“土俗字”。

与壮族形成的同时，苗瑶语族的苗、瑶、畲各族也逐步形成，明显的标志是苗、瑶、畲的名称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一般认为，苗、瑶、畲三族皆出自“长沙武陵蛮”。此时，苗、瑶、畲三个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大致是畲族偏东，活动在今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瑶族居中，活动在今湘南、广西东部和广东北部等地；苗族偏西，活动在今湘西和贵州等地。总的说来，大多住在山区、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信奉自己的祖先槃瓠。宋朝在瑶族地区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在苗族地区考虑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方式。畲，意为刀耕火种，畲作为民族名称可能与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有关。

黎族，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分布在宋朝广南西路的琼州（今海南岛）。早在隋唐时，中央政府就在海南岛设置了郡县。此后，汉人不断移居到海南，促进了黎族与中原的联系，也促进了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五代时，中原战乱不断，又有大批汉人南迁。到了宋代，海南的汉族人口急剧增加，岛上的农业、手工业水平显著提高。宋朝对黎族采取因地制宜，顺俗而治的办法，进一步推动了黎族社会向前发展。

第七章　元代的中国民族

一　蒙古族的兴起

蒙古族是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最早的称号。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蒙古部落与突厥部落发生战争，蒙古部众遭到突厥的血腥屠杀，仅剩两男两女，他们逃到额尔古纳昆的山中，结为夫妇，经过长期的发展，其子孙繁衍为许多支，于是走出森林来到广阔的草原，从狩猎转向游牧。其中有个部落首领叫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妻子叫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带领部众迁居到漠北的斡难河上游的不儿罕山一带。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部落，也是构成后来蒙古民族共同体核心的部落——蒙古部。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历史上曾经有过以苍狼和白鹿为标志的图腾崇拜，取狼之雄武，取鹿之柔顺。

蒙古族的先民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最初，蒙古各氏族是由血亲关系组合而成的氏族集团，既无君长，亦互不统属。到海都时，各氏族便组成了一个部落，以海都为首领，海都成了蒙古部称汗的第一人。其子继位后，蒙古势力又有所扩大，到合不勒汗统治时，开始产生部落联盟，有了可汗的称号。到了也速该统治时，蒙古部已经从一个弱小部落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上强大的政治势力，此时蒙古各部已陆续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主们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掀起了无休止的战争，人们痛恨战争，渴望统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担起了统一蒙古各部的重担。由此，伟大而辉煌的蒙古族历史赫然开始。

成吉思汗画像

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出生于西迁后的蒙古孛儿只斤家族的一个奴隶主家庭，其父也速该是蒙古部一个有实力的集团首领。1170年铁木真9岁时，其父也速该在参加宴会时被塔塔儿人下毒害死，部属逃散，家庭破碎，铁木真和三个弟弟随母亲逃到不儿罕山一带，过着钓鱼、捕鼠、挖野菜草根充饥的颠沛无依的困苦生活。这一痛苦的经历磨炼和培养了铁木真坚毅果敢的性格，使他很快地在火与剑中成长起来。铁木真是一个有智谋的人，他知道要恢复父辈的基业，必须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势力作庇护，于是他投靠了与其父结为安答的克烈部首领王罕。在王罕的支持下，铁木真收集散亡部众，势力逐渐强大，许多部落相继归附。公元1189年被拥戴为汗。

随着铁木真的发展壮大，札木合等部极为不满，各部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铁木真在争斗中有效地利用了各部落间的矛盾，经过16年的征战，先后征服了各部。铁木真成了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北抵贝加尔湖，南达大青山辽阔地域上的最高统治者。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推举为“大汗”，尊号为成吉思汗，意为宇宙的皇帝或强盛伟大的君主，统一的蒙古政权——大蒙古国正式建立。

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各部从此将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因而它既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在蒙古国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在客观上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统一，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蒙古帝国之前，蒙古高原上存在着大小不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上百个氏族部落。各部落间经常进行战争，在混战中各部落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尤其是大蒙古国建立后推行的千户制，改变了以往氏族、部落联盟自由结合的分散状态。大多数千户是由不同部族的人混合组成的。通过千户制，把全蒙古的百姓都纳入千户内，使原有的氏族组织彻底瓦解。同时，千户制还把全蒙古百姓固定在指定的牧区内，不得随意迁动，使蒙古百姓的共同经济生活开始形成。加上蒙古文字的创建，蒙古各部有了共同的语言，这就为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创造了条件。这些情况表明，大蒙古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科学意义和狭义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从这时起，“蒙古”这一名称不再是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称谓。生活在成吉思汗统辖下的蒙古草原上的居民都自称为蒙古人，此后，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元代的建立与统一

蒙古帝国建立时，中国大地上并存有金、西夏、南宋以及其他民族政权。此时，它们都已日趋衰落，危机四伏，而蒙古国是一个刚刚取得内部统一的新兴民族新建的政权，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了扩大领土、掠夺财富，蒙古迅速走上了对外征伐的道路。精锐强悍的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南征北战，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逐步消灭了各个分立的民族政权，把各民族都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由此可知，成吉思汗向外扩张消灭各民族政权的过程，也是统一中国的过程。

灭西夏。蒙古国建立时，与之为邻的是西夏和金两个王朝，成吉思汗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先攻打西夏。从公元1205年开始至1227年止，共发动了六次征战西夏的战争，其中第三次攻入了西夏都城中兴府，迫使西夏国主纳女求和。但当时为了利用西夏夹击金国，成吉思汗没有灭掉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攻入中兴府，西夏灭亡，西夏领地和西夏境内各民族均纳入蒙古的统治之下。

灭金，是成吉思汗南下的主要目标之一。蒙古国刚建立时，金朝的势力比较强大，成吉思汗未敢轻举妄动，而是积极地为伐金做准备。他首先消灭了西方大部乃蛮族，同时三征西夏，接着又促使臣服西辽的畏兀儿和哈剌鲁分别于1209年和1211年相继归附。南下伐金的条件基本成熟。

1211年，蒙古开始向金发动进攻，三年间攻陷了金九十多个郡，迫使金主求和。1214年，成吉思汗再次攻金，占领了燕京。此后蒙古主力军西征，暂停伐金，使金朝得以苟延残喘二十余年。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攻入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从此，漠北地区和漠北各族纳入了蒙古的统治之下。

灭西辽。公元1208年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被蒙古军击败后，逃入西辽，骗取了西辽国主的信任。1211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皇位后，倒行逆施，内部矛盾激烈，统治极不稳定。1218年，成吉思汗派兵攻打西辽，屈出律慌忙出逃，被擒杀，西辽被征服，于是西北地区和西北民族都归蒙古族统治。

招服吐蕃。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位，此时，吐蕃处于分裂割据之中。1239年，蒙古军在阔端率领下进入吐蕃，通过招请喇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劝服了吐蕃各僧侣首领接受和承认了蒙古的统治，正式建立了臣属关系，为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奠定了基础。

蒙古名将伯颜

平定大理。蒙古军为了迂回征服南宋，于1252年开始，把矛头指向云南的大理国。1253年，忽必烈奉命率领军队十万，征讨大理，很快便攻克了大理城，并相继攻取了其他许多地方及乌蛮、白蛮三十七部。大理政权灭亡，云南地区和云南境内各族归于蒙古统治。

灭南宋。1234年蒙古攻灭金后，开始征伐南宋，双方进行了长达42年的征服和反征服战争。1271年，在进攻南宋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大元，蒙古历史又展了新的一页。建大元国号后不久，忽必烈以20万大军向南宋首都临安进军。公元1276年不战而获临安，南宋灭亡，南宋境内各族尽归于元朝统治。

随着南宋的灭亡，元朝统一了中国全境，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长期割据一方的各民族政权都为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朝所代替，实现了汉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它的统一不同于以往秦、汉、隋、唐的统一。它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都大大成熟的基础上的统一。正如明朝人宋濂所著《元史•地理一》开篇所说：“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元朝的建立与统一，不仅开创了中国各民族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对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过贡献。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大环境。一方面，汉忽必烈族人民大量迁居边疆，带去先进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边疆各族人民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加强了民族融合。与此同时，蒙古族还进行了举世闻名的西征，对欧洲和西亚地区进行大规模征剿。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著称于世的中国四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欧洲，对世界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序列中，元朝存在的时间尽管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的。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分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地区传播，藏传佛教在中原统治阶层获得认可，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不仅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且元朝时中央政府首次对西藏、台湾、澎湖、云南等边疆地区实行了有效管理。对于元朝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元代壁画中的蒙古族服饰

四　元代的民族政策

蒙古统治者君临全国后，所统治的主要是人数众多、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与发达的封建经济的汉族。在蒙古统治者眼里，中原汉地与中亚农业地区一样都是征服区，是可以提供财富和劳动力的场所，因而蒙古统治者将漠北落后的统治方式强加于中原汉地，由此中原地区的汉人不仅要受汉族地主的剥削压迫，而且还要受蒙古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于是，中原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从而威胁着蒙古政权的生存。忽必烈继位后，为了稳定蒙古政权，转向采取拉拢和利用北方汉族地主的方针，采用汉法，把统治中心自漠北迁到燕京，改国号为元，推崇儒学等，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但作为征服者——蒙古贵族的代表人物，忽必烈始终对汉人心怀疑惧，为了牵制汉人，开始接受色目官员，并委以重任。

“色目”是元代对来自天山以南及葱岭以西的畏兀儿等西域各族及汪古人的统称。色目人文化程度较高，善于经商，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来自中亚地区，不易作乱，对蒙古统治不会构成威胁，所以元政府给予色目人以礼遇，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优于汉人及久居中原的女真、契丹人。

南宋灭亡后，南宋的遗民成了元统治下的“臣民”的绝大多数，蒙古贵族为了加强对人口众多的汉人的统治，在灭南宋后，明确推行民族等级制。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畏兀儿、西域各族），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北方汉族、契丹、女真、渤海），第四等是南人（包括南方汉族和西南各族）。汉人和南人中绝大部分是汉族，元统治者把它分为两个等级，目的是要分而治之。

元代的四等人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中央重臣都是由蒙古勋贵和少数色目人充任，汉人次之，南人极少任用。南人在宋亡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很少有人在中央作官。至于军队的长官，元政府明文规定：汉人不能参与军政。在元代的科举中，民族等级差别分明，不同民族的考生以同样的学历而担任的官职却有高下之别，蒙古高于色目，色目高于汉人和南人。在法律上，不同民族的宽严不同，其重要的特点就是民族压迫非常突出。元朝的法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如果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流放充军；但汉人若打死或击伤蒙古人，则不问情由一律处死。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则全取。此外，在《元典章》中记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元代民族等级制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与矛盾，导致了被压迫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元朝不能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元朝对待与之合作的汉族地主的政策是不同的，主要采取笼络，给以官职，加以重用。据元成宗时的统计：当时中央官吏总数为289人，汉族官员有151人；地方官吏总数为150 859人，汉族官吏有140 336人。这表明汉族地主官僚仍是元朝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同时又吸纳了色目、汉族地主参加的联合专政，专政的对象是蒙古、色目、汉族等各族劳动人民。

五　元代的民族

元代，各民族在统一的元朝政权统治下，出现了广泛杂居共处，互相依存，互相发展的局面。元代的民族众多，主要有蒙古族、藏族、西北的畏兀儿族、东北的女真族和云南地区的白人、金齿百夷、罗罗等，当然汉族仍是主体民族。

蒙古族。元代的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同时，随着蒙古军队的南下与西征，有不少蒙古人散居到全国各地。蒙古原来是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元代蒙古族仍以畜牧业为主，由于政府很重视发展畜牧业，开辟了许多官牧场，使畜牧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狩猎和捕鱼在一些部落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农业，元代以前，漠北几乎没有农业，元代统治者曾将大量汉人迁到漠北，才促使漠北的农业逐步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在蒙古族社会经济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与中原联系的加强，蒙古族聚集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元代陶俑蒙古族作为元朝的统治民族，在元代的发展是很快的。

藏族。元代藏族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此时分裂割据的局面已经结束，社会经济获得了稳定的发展。雅鲁藏布江地区的农业发展很快，主要的农作物是耐寒的青稞。其他地区的藏族仍以畜牧业为主，手工业中，寺院建筑业有很大的发展。元代，整个藏族地区先后归附蒙古，成为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公元1264年，忽必烈在政府中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宣政院是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平行的中央机构。在宣政院之下，元朝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建立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进行管理。由于政治统一，驿路相通，使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贸易随之繁荣起来，传统的“茶马互市”更为发展。

畏兀儿，是元代西北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就已归附蒙古，在蒙古西征和南伐中出力颇多，受到元政府的信任和重用。畏兀儿因此成为元朝统治西北地区的有力支柱。元朝通过封赏、联姻等手段，与畏兀儿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元代畏兀儿人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相当发达，农作物品种繁多，盛产瓜果、葡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手工业以金属冶炼和纺织较为发达。

女真。元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主要有三支，一支是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人，他们受汉文化影响深，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达，被称为“熟女真”；二是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大海广大地区的女真人，他们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与“熟女真”的差距日益缩小，既可以称之“熟女真”，也可称之“生女真”；三是继续往北、东北，居住在松花江、混同江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中的女真人。他们社会经济落后，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生活，被称为“生女真”。

除女真外，东北地区还有吾者、骨嵬、山野人等部族。吾者分布在辽阳行省北部，生活在深山老林中，以渔猎和捕鱼为生，经济落后，以各种兽皮和海东青向元朝纳贡。骨嵬是库页岛上的土著居民，因库页岛当时称骨嵬岛而得名，以渔猎为生，臣服于元朝。山野人居住在外兴安岭一带，有一种“北山野人”，乘鹿出入，以渔猎为生。在东北黑龙江迤西地区，还居住着另外一种野人，他们住平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可能是今天生活于此地的鄂温克等族的先民。

白人，原称僰人，后改称白蛮，是现在白族的先民，主要分布在从曲靖路往西至永昌一带。他们人数众多，生产力较为先进，曾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元代册封白人首领为土官，通过土官加强对白族的统治。元代白族受外界影响较多，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盛产稻谷、麻、麦、蔬菜、瓜果等。白族居住区有固定的贸易市场，表明商业也较为发展。白人崇奉佛教。

金齿百夷是今天傣族的先民，主要聚居地有两个：一个是滇南的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是滇西的金齿地区。金齿百夷是车里的土著居民之一。1180年，部落首领叭真统一各部，成为车里地区的统治民族。金齿地区的金齿百夷是最先归附元朝的部落之一，元朝在车里和金齿都设立了行政机构加以统治。元代，金齿百夷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阶段，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畜牧业劳动，且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住房多为干栏式的竹楼。

凤坪畲族祖图尾段

罗罗，即乌蛮，是彝族的先民，主要分布在从贵州往西到川西南地区。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有各自的部名，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罗罗人基本上与其他各族错居杂处，元置宣慰司于其地，并册封其首领为土官，通过他们加强对罗罗人的统治。罗罗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散居山区，各地发展不平衡。

元代，云南地区除了白人、金齿百夷、罗罗外，还生活着斡泥蛮（今哈尼族的先民）、峨昌（今阿昌族的先民）、结些（今景颇族的先民）、怒人（今怒族的先民）、撬人（今独龙族的先民）、蒲人（今德昂和布朗族的先民）、磨些（今纳西族的先民）、卢蛮（今傈僳族的先民）等众多民族，他们在元朝的统治下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中国民族

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明清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央同边疆地区的关系空前加强，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并在清朝前期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前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明政府营建并迁都北京；为巩固北部边防，明政府修筑了长城；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政府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为了搞好民族关系，明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明初期，蒙古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瓦剌和鞑靼先后称雄漠北，与明政府时战时和。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剌的首领先后接受明朝封号，北方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与此同时，明朝政府通过设立羁縻卫所和建立僧官制度管理藏族事务，建立起与西藏的隶属关系，此关系一直维持到崇祯时期。

明末清初，蒙古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清采取“联蒙制汉”的方针。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属清。清军入关后，面临着民族矛盾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其自己的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宣传满汉一家，极力拉笼汉朝地主，为明朝崇祯皇帝举行隆重葬礼等，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复苏社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同时，清朝还致力于巩固边疆，消除割据。

清初，盘踞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盘踞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盘踞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的势力很大，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对清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1673年，三藩相继举兵叛乱，清廷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用了八年的时间，终于平定了叛乱，避免了国家的分裂，顺应了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平定三藩后，全国基本统一，民族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

郑成功抗清斗争受挫后，去了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了台湾。当时郑成功夺取台湾的目的是要把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而今失去了意义，统一台湾便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此，康熙帝顺应潮流，派兵攻打台湾，很快获胜。之后，清军进驻台湾，并在台湾设置府县进行管理。

明清之际，西北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喀尔丹汗势力强大，占据了天山南北，常常侵袭各地，直接威胁了边疆的稳定。康熙皇帝三次亲率军队征剿喀尔丹，在清军的打击下，喀尔丹战败自杀。喀尔丹死后，准噶尔部又掀起叛乱，并入侵西藏，清朝政府只得再次派兵镇压。1757年平定叛乱后，清在伊犁等地设置了将军加以统辖。此时，维吾尔首领大、小和卓木在南疆地区又发动叛乱，清兵分两路出击，1759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那里设置了行政机构，从此，新疆全境及境内的民族直接纳入了清的统治之下。

清朝对西藏仍采取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办法，对于上层喇嘛给予封号和特权，进行拉拢，通过他们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同时，清廷还在西藏增派驻军，派遣驻藏大臣，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使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

明代皇后像

对于南方各族，清朝推行的是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制度，不仅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南方各族与内地的联系。此外，清廷还对海南诸岛（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等）进行了有效管理。

1634年，沙俄首次派远征队深入到我国黑龙江流域，遭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打击。1649年，沙俄第二次入侵，遭到清军的打击。1665年，沙俄侵占雅克萨，清朝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沙俄，使沙俄只好于1689后授受中国政府的建议，订立《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了外兴安岭直至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的广大地区是中国的领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明清时期，在辽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多个民族，此时他们都已形成单一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共同劳动和相互交往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祖国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清统一的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了，边疆地区得到开发，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进一步巩固。

二　明代历史及其民族

(一)蒙古族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彻底崩溃，蒙古族统治中国各族的局面结束。元廷北迁，它们自称为“大元”和“大蒙古”，以示自己是元朝的延续。为了和以前的“大元”有所区别，我们称之为“北元”，北元是与明朝并存的蒙古政权，其存在时间一直延续到1635年，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蒙古北迁后，力量大大削弱，内部日益分裂，在明朝的打击下，分裂为两大部，即西部的瓦剌和东部的鞑靼。

瓦剌，因其部众多游牧于大漠以西，故又有“漠西蒙古”或“西蒙古”之称。明初，主要活动在科布多河流域，即今蒙古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首领为猛可帖木尔。瓦剌与鞑靼长期争斗，一直处于不利地位。直到脱欢主政时，才打败并兼并了鞑靼，势力大增。1449年，瓦剌分道攻明，明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应战，结果全军覆灭，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使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发生逆转。1453年，瓦剌被鞑靼征服，从此一蹶不振，部众一部分臣属于鞑靼，一部分逃往哈密。

西征之蒙古军

鞑靼打败瓦剌后，势力逐渐强盛，但内部尚不统一，各割据的封建主互相攻伐，到达延汗继位后，才统一了各部。从此之后，战争减少，蒙古族有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可惜好景不长，达延汗死后，鞑靼内部再次分裂，出现了许多割据的封建主，其中以俺答汗的势力最强。俺答汗积极谋求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公元1571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主政，努力维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使明朝和蒙古四十余年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北方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庶的景象。

公元1604年，达延汗的八世孙、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继位，力图以武力统一蒙古各部，由于林丹汗没有得到蒙古各领主的真正拥护，加上公元1615年女真建立的后金逐步强大并向西发展，统一未能完成。1631年，在后金的打击下，林丹汗仓皇西逃，1634年死于大草滩（今甘肃民乐）。1635年，右翼蒙古诸部被后金攻灭。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旗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召开大会，共同承认后金的统治。

元廷北迁后，蒙古各部成了明朝北部边境最大的压力。如何处理好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的民族问题，也是明朝政治、军事中头等重要的问题。当时，蒙古的社会形态是封建领主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为了解决生活困难，需要同中原及其各族进行交流，蒙古封建主经常使用战争与和平交往两种手段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蒙古封建主还力图以战争来恢复对中国各族的统治。而明政府为了保住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以战争和和平两种手段，打击、分化、控制蒙古各部，从而使蒙古和明廷之间长期存在和与战两种关系。

明代，散居在明朝内地和南方的蒙古族人口达数十万之多。对于这些蒙古人，明朝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蒙古族的上层给予笼络，以吸引更多的蒙古封建主来降，借以削弱北方蒙古的势力。对于蒙古族的一般军民，则把他们分别编入明朝的军籍和户籍，或者让他们参加军屯和民屯。同时，为了防止蒙古族的反抗斗争，明政府还将蒙古各部的首领和部众分离，并强迫他们内部不得通婚，改姓汉姓，使内地蒙古族多数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

(二)明代的藏族

明朝称西藏为乌斯藏。明朝在西藏地区接管了元朝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1374年，在河州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下辖乌斯藏、朵甘和河州三卫，管辖整个藏区。不久，又升朵甘、乌斯藏为行都指挥使司，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

西藏地区盛行佛教，即喇嘛教，有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盆布派（黑教）等，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教派林立，只有地方行政设置不能有效地实行统治，为此明朝沿续元朝对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大量给予喇嘛教各教派的领袖人物以封号。明朝赐予的最高级封号是法王。明代册封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大宝法王是明成祖封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的封号，在三大法王中地位最高；大乘法王是明成祖封给萨迦派僧人昆泽思巴的封号，位居第二；大慈法王是明宣宗封给格鲁派（黄教）僧人释迦益西的封号。

格鲁派形成于公元15世纪初，是西藏喇嘛教各派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派别。虽然形成晚，但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藏族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教派，创制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格鲁派的创始是宗喀巴（1357～1419），原名罗桑札巴，7岁出家，16岁到乌思藏学经，后积极推行宗教改革，1409年在拉萨东北今达孜县境内兴建了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标志着格鲁派正式创立。因该派僧人穿黄衣、戴黄帽，故被称为黄教。16世纪中叶，格鲁派正式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1546年，黄教最大的寺院哲蚌寺，寻找到一名年仅4岁的幼童索南嘉措，称他为活佛，他是黄教第一位活佛。公元1578年，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圣识一切”意为遍知一切；“瓦齐尔达喇”属梵文，意为执金刚；“达赖”属蒙古语，意为智慧之海；“喇嘛”属藏语，意为上师。此后，达赖喇嘛的名号开始流传。而“班禅”的名号是在清初才开始流传的。

明代的藏族仍以畜牧业为主，也从事农业生产。由于以游牧为生，肉食为主，茶叶就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藏族地区的气候和土质不能出产茶叶，因此所需的茶叶只能靠内地输入。而内地牧地不多，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常要向游牧地区购买马匹。这样，中原与北方民族的茶马贸易便开始形成，明代藏族这种传统的“茶马贸易”更为发展，规模很大。除茶马贸易外，明朝和西藏还存在“朝贡”关系，西藏常以马匹及土物产作贡物，而明朝则以茶叶及其他生活用品作赐物回送。终明一代，西藏地方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友好的，民间的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过。

(三)回族的形成

回族，旧称回回族。关于回族的形成时间，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有的认为形成于明代，也有的说形成于16世纪中叶。“回回”一名，最早见于宋代，但宋代的回回是指当时居住在西域地区的回纥，不是指后来的回族。关于回族的来源，向有不同说法：一是认为主要来源于唐代回纥，一是认为来源于汉族，一是认为来源于突厥与东来的波斯、阿拉伯、阿富汗人的混合体，一是认为来源于东迁的波斯、阿拉伯及13世纪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国人。

回族的族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许多国家十分仰慕唐朝的繁盛，纷纷派人到中国经商、学习、传教。西方大食帝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也从水陆两路来到中国，有些人居留中国，与汉通婚，成了中国人。安史之乱时，唐朝曾召请大食人助唐平乱，这些人留在中国，被安置在河苑（今陕西大荔），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并在回纥和汉人中传播伊斯兰教。他们以及接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回纥人和汉人，也就逐渐成为回回人中的一部分。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先后征服了中亚细亚信仰伊斯兰教的众多民族，大量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中亚民族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被蒙古军强迫迁到东方，随同蒙古军队作战。这些人在元代的官文里均被称为回回，是元代色目人的一种，他们是构成后来回族的主要成分。

元代时，回回各部的风俗习惯、社会经济等都各不相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到了明代，由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促使回回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创造生存条件，回回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代便成熟了。首先，明代色目人由前朝的第二等级沦为被统治民族，回回为了适应社会变动，必须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和共同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欺压、求生存的共同民族心理形成。其次，“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逐步固定。元时回回遍天下，元代到过中国的北非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泰图说：“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地方，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这说明元代时就出现了大分散、小聚居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回经过长期的定居之后，到明代时，甘肃、宁夏、陕西、云南成了最主要的聚居区。散居各地的回回人，因信任伊斯兰教的关系，往往自成村落，聚居于礼拜寺附近，形成了大量的回回村、回回营、回回屯，因而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更为稳固。再次，明代回回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元代时，回回人一面作为蒙古军的附属进行征战，一方面又作为军户进行屯垦。数代之后，回回便脱离军队，成为原垦地的所有者而专事农耕。明代，回回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回回喜爱的行业。最后，在语言文字方面，回回初入中国时，操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但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汉族成分在回回中日益增多，加上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回回逐渐废弃了原来的语言、文字，而共同使用汉语和汉文。且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说明明代回回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以上几项表明，明代是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时期。

明代回族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仍然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员加入共同体。明代移居内地的维吾尔族和长期居住在开封等地的犹太人因此先后融入回族之中。中亚穆斯林国家也有不少使臣、商贾留居中国不返，成为“寄住回回”；或入籍中国，成为“归附回回”。此外，由回族收养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子弟，也加入了回族的行列。由此，回族逐步发展壮大。

明代回族人才辈出，有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名宦海瑞，思想家李贽等，他们在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明代的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是由唐、宋时的回纥即回鹘发展而来，元明史籍中称畏兀儿、畏吾儿。明代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嘉峪关以西，哈密以东，于阗及天山以南地区，即今新疆地区。

元代，新疆地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领地。明朝，察合台汗国灭亡，其地遂“各自割据，互不统属”，彼此间的斗争很激烈。明朝为了巩固边防，加强与各族的联系，对维吾尔族采取招抚政策，并在哈密等八个地方设立卫加以管理。至永乐、宣德年间，有七八十部相继臣服于明朝，其中哈密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明政府允许哈密以马市易，并封其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哈密对明政府朝贡不绝。后来受到逐渐强大的吐鲁番的侵扰，势力衰弱。

吐鲁番为东察合台汗国三大部分之一，与柳城、火州二部皆位于吐鲁番盆地。吐鲁番共有大小城堡十五六座，居民以种植、渔猎为主，秋冬居城郭，春夏逐水草放牧，原来是一个弱小部落，也密力时，吞并了柳城和火州，逐步强盛。公元1473年乘哈密无主，首次攻占了哈密，后归还明朝，与明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公元1514年因明朝对西域的控制日益放松，吐鲁番又占据哈密，使哈密成为其属地。之后，内部分裂，势力衰落，1576年被叶尔羌汗国兼并。

叶尔羌汗国，是吐鲁番部阿黑麻之子赛依德在16世纪初在叶尔羌城建立的。经过几年的征战，拥有南起于阗、东达哈密的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叶尔羌吞并吐鲁番后，当地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促进了维吾尔族的发展。农业由于铁铧梨和耙等新式工具的出现、牛耕和肥料的普遍使用、灌溉技术水平提高，获得很大发展；手工业中，纺织、矿业较为发达；维吾尔族善于经商，经常结成商队，到内地做生意，居地内出现了哈密、吐鲁番、叶尔羌等商业中心，而且还出现了定期集市。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维吾尔族文化的繁荣。明代维吾尔族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维吾尔人信仰佛教，公元1353年东察合台汗国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便在维吾尔族中流行起来，逐步成为全族信仰的宗教。同时，维吾尔族还出现了一批作家和名著，音乐舞蹈空前兴盛。

西域地区自古就与内地交往密切。明朝建立后，西域各地纷纷遣使入贡，将其地的土特产贡献给明朝，而明朝则以内地的特产作为赏赐回送。这种经济交流方式对当地维吾尔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明实录》记载说：“吐鲁番专仰贡路为生。”吐鲁番首领阿黑麻曾经占据哈密，明朝劝其放弃，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关闭嘉峪关，停止与其贸易，“时诸番以朝廷闭关绝贡不得入，咸怨阿黑麻，阿黑麻悔……乞通贡如故”，这表明明代的维吾尔族及西域各地与内地之交往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

(五)明朝统治下的南方各族

明代，南方地区民族众多，居地辽阔，各族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力水平高低悬殊，呈现出复杂的态势。长期以来，形成了各少数民族首领“各长其部，割据一方”的局面。明朝统一后，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具体的办法是明朝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职，让他们世袭统治原有各民族，通过他们进行间接的统治。各少数民族首领必须承认其为明朝统治下的一部分，要听从明朝的征调，按期交纳一定贡赋。

明代通过土司制度，改变了南方少数民族各自为政的涣散局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方便了各族之间的交往，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土司制度有它固有的弊端。土司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产等，经常互相攻伐。同时，土司还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以致社会动荡，人民反抗不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稳定南方社会，明朝制定了“改土归流”政策，在一些条件成熟地区，改用流官代替土司、土官，实行和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军政制度。但明代改土归流的规模不大，大多数地方土流并存，甚至土大于流。

在明朝政府的经营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南方各民族此时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南方民族众多，支系庞杂，所操语言不同，但在明代已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族称多数也已确定，其中以壮、黎、傣、彝、苗等族发展较快。

壮族，源于古代的百越，以前称“僮”。明代，壮族的名称在古书记载中已经非常普遍。明初的壮族处于领主制阶段，后逐渐发展为地主制。他们主要聚居在广西境内。明朝在壮族地区除了实行土司制度外，还设置了卫所，进行屯田，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壮族，促进了壮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快，农作物品种繁多；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手工业也很发达，尤以冶铁和手工纺织为最。明代壮族还很重视文化教育，兴办了许多学校，数量是唐到元时所设学校的五倍。

黎族，源于古代的百越，世居海南岛。元代，大举征黎不下十次，而后在那里设立了千户所和万户府，由黎族首领世袭担任。明代，在那里设置了琼州府，给黎族首领以官职名号，但不给政治权力，从而加强了对黎族的统治。明代黎族社会在内地的带动下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农业发展快，农田面积、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有很大提高，畜牧业和狩猎经济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明代中叶以后，黎族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

傣族，元时称“金齿百夷”，明代称“百夷”，主要居住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及其邻近地区。明代傣族封建领主制已经形成，麓川思氏是傣族最大的封建领主，经常向外扩张，明朝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397年，麓川思氏内部发生叛乱，势力衰落，傣族诸部脱离麓川思氏，明朝乘机设立机构加以管理。后麓川思氏势力复起，明朝又与之发生了征战，一方面给傣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巩固了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加强了傣族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傣族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初傣族的农业仅限于种植水稻，明中期以后，农作物品种增多，并开始种植蔬菜及经济作物。傣族手工业以冶铁和纺织发展最快，纺织业中染色有独到之处。

彝族。明代彝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明朝对归附的彝族首领给以官职和赏赐，对没有归附的则举兵征伐，公元1388年征服了各部。之后，明朝对彝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原来属于云南行省的彝族聚居区分为三部分，分划后实行土司、土官、卫所、屯田等制度加以管理。明代彝族居地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快有慢，有的封建地主经济已相当发展，有的则还在奴隶制阶段徘徊，不过，从总体上看，都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

苗族。明代在苗族设置了数百个土官和土司进行统治，此时苗族封建领主制较元时更为发展。苗人大多居住在山区，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生活，畜牧业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明代遍设卫所，实行移民屯田，大量汉人进入苗族居地，促进了苗族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因而有“生苗”和“熟苗”之分。熟苗是指那些纳入政府户籍管理体系，承担赋役者或者是邻近汉区的苗民；反之，则称生苗。明朝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得苗族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而有所加深。

(六)满族的兴起与明朝的灭亡

康熙像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女真其他各部逐渐形成的。女真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居住在东北地区。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布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野人女真，一是分布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海西女真，一是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建州女真。各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野人女真比较落后，以渔猎为生；海西、建州女真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对于明代女真到底分为几个部分，学界有争议。有人说分三部分，也有人说分四部分。分四部分的学者认为，女真在明代分为四大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黑龙江女真离明朝辽东腹地较远，又居住分散，对辽东影响不大，对辽东影响较大的是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的祖先最初居住在黑龙江北岸，后因受到东海女真（野人女真）的侵扰，不断南迁。明朝先后在建州女真居地设立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封女真首领为建州卫指挥使，这是建州女真名称的由来。公元15世纪中叶，建州三卫女真最后南迁到浑河河源苏子河上游地区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一带。那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农耕，建州女真积极开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女真人常常用人参、兽皮、松子等物品换取内地的布匹、绸缎、铁器等物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州女真逐渐跨入奴隶制时代。

女真进入奴隶社会后，奴隶主们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经常挑起战争，广大女真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渴望和平和统一。努尔哈赤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担负起统一的任务。

努尔哈赤（1559～1626），出生于建州女真的斡朵里部，是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姓爱新觉罗，从小被抚养在明代名将李成梁的帐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刚强不屈，有智谋，与明朝关系密切。他利用建州、海西各部的相互仇杀，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从1583年开始进行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并于1593年打败了由海西女真叶赫部率领的九部联军，统一了建州女真。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任务，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从牛录制演变而来的。牛录组织就是出外打猎时，人员按照所属氏族或村寨，每十人为一牛录，牛录是满语中“剑”的意思。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成为八旗，把辖境内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每旗7 500人，合计6万人。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农一体的组织，“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披甲出征。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制度打破了原来的氏族血缘关系，使其成员脱离原氏族部落酋长的管辖，而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

公元1616年，在女真各部基本统一的基础上，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与明朝对立。1618年，正式开始向明朝发动进攻，占领了抚顺。第二年，明朝集中了88 500人，兵分四路攻金，双方在萨尔浒发生激战，明军大败，从此明与后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金取得了主动权，明朝则陷入被动。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女真，1625年又征服东海女真的大部分，至此，女真各部趋于统一。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逐渐形成。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在连续进攻明朝获胜后，直捣山海关，明朝举国大乱，但此次战争因为袁崇焕的出现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努尔哈赤被明军火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经过短暂内乱，其子皇太极继位，更是积极准备对明朝的战争。1637年，皇太极举兵攻明。此时，明朝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后称满族）。1636年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由此，满族辉煌的历史被展开。1644年，随着大清兵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满族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

三　清代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一)东北各族

清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民族，除满族外，还有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及朝鲜族。除朝鲜族是从邻国朝鲜迁来外，其他各族都是世居东北的。在历史上，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与满族有同源关系，但在清代，各族都走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分别成长为不同的民族共同体。

满族，随着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一跃而成为统治民族。清朝实行“满洲根本”的政策，使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满族贵族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采取了具有浓厚民族歧视和压迫内容的“旗民有别”措施，与汉人隔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与汉人不可避免地杂居在一起，乃至联姻。双方交往日益增多，差距逐渐缩小。清代中期以后，满族已基本上达到汉族的发展水平。满族入关前，满族处于农奴制阶段；入关后，满族曾一度将落后的农奴制强行扩大到关内，但在地主经济的包围和侵蚀下迅速瓦解。清代前期是满族人才辈出的时代，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都是有作为的皇帝，在他们统治期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虽然这是全国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与满族的贡献分不开。满族在开发边疆，尤其是在东北和西北的活动中做出突出的贡献。

清代妇女鄂伦春族是古代肃慎的后裔，来源于明代野人女真中的北山野人。鄂伦春意为住在山上的人或使用驯鹿的人，原居住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公元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后，鄂伦春人迁居到大、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人世代狩猎为生，辅之以捕鱼和采集，居地盛产桦树，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清代将其编入布特哈八旗，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

鄂温克族，与古代室韦有渊源关系。其祖先原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和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山林中，以渔猎和驯鹿为生。后来向东迁移到黑龙江中游，与鄂伦春、蒙古族杂居。元代被统称为“林木中百姓”。明代被统称为“北山”上“乘鹿出入”的人。清代，鄂温克人自称“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受黑龙江将军统辖，每年要向清廷纳贡，军队常随清军征剿各地，以致造成鄂温克族居住分散的特点，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支。

赫哲族，来源于明代野人女真的一支。赫哲亦写作黑哲、黑斤等，意为下游、下方、东方。在清代文献中，还因其习俗不同有其他的别称，如因为其穿鱼皮、使犬而被称为鱼皮部、使犬部。主要散居在南起牡丹江下游，沿松花江至黑龙江入海口及至东海的广大地区，过着捕鱼、狩猎的生活。清朝设立了乡长、里长进行统治。有语言，无文字，信奉萨满教。

朝鲜族是一个跨国民族，主体部分居住在朝鲜半岛。公元17世纪末，陆续从朝鲜迁来，19世纪20年代开始大批迁入中国东北，与东北各族杂居共处。我国境内的朝鲜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擅长种水稻，同时兼事狩猎和挖人参，有语言和文字，衣尚白，有“白衣民族”之称。

达斡尔族，是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可能是辽代契丹族的后裔。达斡尔之名始见于元末明初，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因沙俄入侵，于17世纪中叶，南迁至嫩江流域。清代，达斡尔军人主要驻扎在东北各地，但也有一部分驻守新疆塔城，而留居在那里。清朝将其编入八旗进行管理。

(二)蒙古族

万树园赐宴图

明末，蒙古族以大漠为中心，分为漠南、漠西、漠北三大部分。清兵入关时，漠南蒙古已完全处于清的统治之下，清在中央设立蒙古衙门，专门管理蒙古事务。后来，随着在新疆、西藏等地统治的确立，清把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理藩院逐渐成为清朝最为完备的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还在漠南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把大的蒙古部分为许多旗。又因为担心旗长势力过大，于是规定若干旗，每三年要举行一次会盟，各旗的重大事情必须通过会盟决定和处理。会盟时推举一个盟长，且要得到清朝中央的批准和任命才能履行职责。清廷通过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1636年，清政府首先把漠南蒙古分为49旗，6个盟加以统治。

漠南蒙古被征服后，漠北蒙古感到了清的威胁。1640年，在漠北蒙古和厄鲁特蒙古王公会议上，通过了《蒙古厄鲁特法典》，决定联合抗清。清朝先是采取武力镇压，后采用内部分化。1691年，康熙亲自到多伦诺尔（今河北承德）与漠北蒙古封建主会盟。会盟后，漠北蒙古归附清朝，清朝将漠北蒙古编为84个旗，4个盟加以管理。

漠西蒙古是明代瓦剌蒙古的后裔，清初称为“厄鲁特”，且已分裂为四部。以准噶尔部为首的漠西蒙古曾长期与清朝对抗，但终被平定。清廷在漠西同样地设置了机构进行统治。

清代蒙古各部基本上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他们居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封建等级制度，承认各部首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授予他们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让他们掌管旗内事务、指挥军队。他们拥有世袭领地，是蒙古社会的世俗封建主。藏传佛教在蒙古盛行后，上层喇嘛则成为僧侣封建主。

清统一蒙古后，使蒙古消除了割据势力和战争，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这就为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代，蒙古族的畜牧业发展快，牧场和牲畜的数量都有所增长。由于大批汉人进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古农业的大发展，农业逐渐成立独立的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开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且出现了归化、库伦等著名商业城市。清代，蒙古已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发展成为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半农半牧经济。

(三)清代的藏族

明末，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取得了对西藏地方行政的控制权，1642年与清建立了联系。清对西藏采取扶植喇嘛教的政策，对达赖和班禅的使者给予礼遇。1652年，清朝隆重接待了五世达赖及其随从三千清代唐卡《降魔燮》余人，专门建造了西黄寺给他们居住。1653年达赖回藏前，清廷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给金册金印，确立了达赖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同时，清朝还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也赐给金册金印，使固始汗成为西藏地方的军事、行政首领。通过册封，确定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1682年，达赖五世逝世，但西藏的第巴（行政官）桑结等人秘不发丧，并盗用达赖名义，把持西藏地方政府。1696年，清朝在大昭莫多征讨准噶尔军时，从俘虏口中得悉五世达赖已去世多年，但由于刚刚征服准噶尔部，需要休兵养息，故而承认了既成事实，准许六世达赖正式“坐床”。此后，西藏发生桑结和拉藏汗的争斗，清朝支持拉藏汗，结果桑结战败被杀。清廷命令拉藏汗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送往北京。仓央嘉措在进京途中病逝于青海湖附近。拉藏汗另立伊嘉穆措为六世达赖，但新立的六世达赖没有得到格鲁派上层人物的承认，且遭到青海蒙古的反对，西藏局势日趋混乱。为了稳定西藏，清廷于1709年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1713年又册封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意为“精深之大学者”，并赐给金册金印，令其协助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从此，班禅在西藏政教两界的地位正式确实下来。

唐卡《五世达赖会见顺治》

桑结被杀时，其部下逃往新疆向准噶尔部求援。公元1716年，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率兵进入西藏，杀了拉藏汗，并在西藏到处烧杀抢掠。清朝两次派兵攻打，终于1720年打败准噶尔部。1721年，清对西藏地方行政进行了调整，任用藏族上层人物康济鼐和颇罗鼐协助达赖和班禅分管前后藏，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这标志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但是不久，西藏地方又发生内乱，清廷在平定叛乱后，正式派驻西藏办事大臣办理前后藏的一切事务，驻藏大臣正、副各一人，任期为三年，此后遂为定制。同时，清朝政府还在前后藏驻兵二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

1750年，颇罗鼐之子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清朝平定叛乱后，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既提高达赖喇嘛的权力，又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并在西藏增派军队，从而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此时，清廷还对西藏行政建制进行重大改革，正式授权达赖喇嘛掌握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建立噶厦，设有四名噶伦（一名僧官、三名俗官）。西藏地方的一切重要事务都先由噶厦议决，再呈达赖，经驻藏大臣核准执行。噶厦之下的主要办事机构是“译仓”和“孜康”。译仓相当于秘书处，由四名僧官组成，管理全藏的寺院、僧官的升降和调迁；孜康由四名俗官孜本（审记员）组成，负责地方财政、发布命令和俗官的任用和培训。清代就是利用僧俗互相牵制而加强对西藏统治的。

1791年，廓尔喀（尼泊尔）军队侵入西藏，清朝立即举兵抗击，很快获胜。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做出重大改革，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各级地方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更重要的是创立了灵童转世的“金本巴瓶掣签”制度。规定凡遇达赖、班禅去世，其呼毕勒罕（化身，亦称灵童）的候选人确定后，由驻藏大臣把“灵童”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在象牙签上，投入乾隆皇帝御赐的金瓶（瓶，藏语叫“本巴”，金本巴就是金瓶的意思）中，然后由喇嘛当众诵经抽签，中签的灵童经过清政府批准，成为合法继承人，再在驻藏大臣主持下“坐床”。从此，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

藏族主要生活在西藏地区，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也有聚集。由于居地辽阔，各地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生活在雅鲁布藏江流域和四川、云南的藏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经济较发达。但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各级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且绝大部分土地、山林、牲畜及产品全都被封建领主占有，广大农奴辛勤劳动一辈子，仍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因而失去了对生产的兴趣；再加上喇嘛教的影响，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无心发展，所以，清代的西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四)西北各族

清代居住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有维吾尔、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锡伯、塔塔尔和俄罗斯等十几个民族。其中大部分是从元、明以来便世居那里的，只有俄罗斯、锡伯、塔塔儿、乌孜别克族是从外地迁入的。

维吾尔族是西北地区一个大族，主要居住在今新疆地区。当时清朝还未统一天山南北路。1635年，叶尔羌汗国开始与清朝朝贡通商。1680年，内部白山派和卓引准噶尔军队攻入叶尔羌，叶尔羌汗国灭亡。1696年，准噶尔力量衰落，维吾尔族各封建主纷纷脱离准噶尔部的统治宣布独立，白山派和卓遂自立为汗，但很快被准噶尔部囚禁在伊犁，死在狱中。他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木也被囚禁，直到乾隆平定准噶尔部、统一天山北路后才获释。但大、小和卓木想建立伊斯兰汗国摆脱清朝统治。1757年，他们公开发动叛乱，宣布建立巴国尔汗国。清军前往镇压，大、小和卓木兵败逃到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酋长擒杀，清由此统一了天山南路。清统一了天山南北路后，正式宣布称天山南北路为新疆，并在伊犁设置了伊犁将军，总管新疆军政事务。清还在回疆（南疆）设立参赞大臣，总管回疆事务，在叶尔羌等11个城市设立办事大臣和协办大臣1人，这样，清朝对新疆的统治便大大加强。清廷对新疆原有的伯克（意为首领或统治者）制度进行了改革，使伯克的政治、经济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瓦解。经济上，大兴屯田，鼓励商人到天山南北路经商，推动了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方面，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品种增多，产量提高，棉花、葡萄、瓜果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手工业方面以采矿业最为发达，天山南北路各城市均为商业中心。清代，维吾尔族的文化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戎装像回族，清军入关后，主要精力在对付陕西大顺农民政权和东南的南明政权，而这两地都是回族较集中的地方，故清初回族和其他各族一起参加了抗清斗争。清统一全国后，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有所缓和，回族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发展。回族的经济生活基本上与汉族相同，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清代，回族商人的足迹深入边疆，商业贸易规模扩大，居住区域扩展到全国各省，人口也在大量增加。道光年间，回族人口已达二百余万。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各地普遍建立起清真寺。清真寺的建立，加强了回族的内部凝聚力，为教坊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明代以来，回族聚居区就已存在着一种教坊制度，各回族聚居地都建有清真寺，由教长主持该地宗教事务，率领居民举行仪式，居民则供养教长生活。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凡有财产及收入的人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如有剩余，都要向真主所指定的“天库”缴纳“天课”，接受和保存“天课”的就是教长。随着教长财富的不断增多，教长便逐渐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原来宗教上的等级差别，逐渐演变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

土族，主要是以吐谷浑人为主体，融合汉、蒙古、藏等族而逐渐形成的，元明时称“土人”，主要聚居在今青海、甘肃等一些地方。清沿袭元明时的土司制度对其加以统治，但对土司的权力给予限制。土族信仰黄教，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精于养牦牛和马，农作物有青稞、大麦、小麦、蚕豆等，手工业中以纺织品加工发展最快。

裕固族，其族源与河西、甘州回鹘有关，与维吾尔族有同源关系。自称“尧乎尔”、“两拉玉固尔”，宋代称“黄头回鹘”，元明时称“撮里畏兀儿”，清代称“锡喇伟古尔”、“西喇古儿黄番”，新中国建国初期曾称之为“撒里畏吾尔”。1953年改称“裕固”。原来居住在嘉峪关外一带，后迁到甘肃南山区和酒泉黄泥堡一带，居民多从事农耕、牲畜、充任军士，信仰黄教。有火葬、土葬、天葬三种丧葬形式。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同姓同族间严禁通婚。

东乡族，因其居住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东乡而得名，一般认为是蒙古族的后裔。东乡地区自元代以来就有蒙古军屯戍。1292年，根据元朝政府的命令，河州地区的蒙古屯戍军被编入社，成家立业，定居东乡，从而由军转化为民。清朝对东乡的统治主要是沿袭明代的里甲制度而设置会所组织，利用东乡族上层统治东乡族人民。东乡人信仰伊斯兰教，多次参加反清斗争。人死后，一般行土葬，提倡速葬，少放。

撒拉族，是元代中亚的撒马儿罕人辗转迁入后，与藏、回等族融合而形成的。有人认为撒拉族是古代西突厥乌古斯部撒鲁尔的后裔。主要居住在青海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历史上有撒喇儿、撒拉回、沙剌等称，自称“撒拉尔”，简称“撒拉”。清代，土司与伊斯兰教掌教共同构成了封建集团。撒拉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青稞、小麦等，其地盛产水果。使用撒拉语，但其中不少人会讲汉语和藏语。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使用汉文。

保安族，因居住在青海同仁境内的保安城一带而得名，“保安”系本族自称。旧时因信仰伊斯兰教，风俗习惯与当地回族略同而被称为“保安回”。是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回、汉、藏、土等族融合而成的。清代辗转迁徙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刘集一带。保安族除保留了蒙古族摔跤、骑射等习俗外，其他方面和回、东乡、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雷同。保安族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以打刀为主，“保安刀”十分著名。

哈萨克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的后裔，与古代乌孙、突厥、回鹘、葛逻禄有渊源关系。原来居住在锡尔河下游，公元15世纪中叶脱离乌孜别克汗国东迁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与乌孜别克人、西辽的契丹人后裔、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部落融合而成。18世纪末，沙俄侵占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从此哈萨克人便分布在中国和俄国两个国家。清代哈萨克人主要从事畜牧生产，经常与内地进行贸易。

柯尔克孜族，系本民族自称，意为“四十个姑娘”，也有人认为是“四十个部落”、“山里游牧人”、“赤红色”等含义，但一般解释为“四十个姑娘”。与古代的坚昆、纥骨、黠戛斯、吉利吉思等有渊源关系，元明时迁居到天山地区。清初被称为“布鲁特”，以天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后，归附清朝。柯尔克孜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与内地经贸往来很频繁，信仰伊斯兰教。

塔吉克族，主要聚居住新疆的部分地区，它是公元2～3世纪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出现的羯盘陀国人的后裔，宋元时称色勒库尔，但其自称塔吉克，意为王冠。清代在塔吉克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塔吉克人以畜牧业为主，半游牧半定居，信仰伊斯兰教。

乌孜别克族，是清代生活在新疆地区从中亚迁来的一个民族。其族源可以追溯到粟特人、花剌子模人等。名称来源于公元14世纪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的乌孜别克汗。15世纪时，钦察汗国瓦解，部分居民迁入楚河流域，留下的居民则被称为乌孜别克，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世纪末被沙俄兼并。乌孜别克人以经商著称，同时也从事畜牧业和手工业，居民信仰伊斯兰教。

锡伯族，可能源于古代的鲜卑，世居在以吉林扶馀为中心的地区内。在汉文史籍中，锡伯常译为室韦、矢比、师百等。清代将其与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族统称为“打牲部落”，并编入八旗。乾隆时，锡伯军1 016人，家属两千余人被远徙到新疆伊犁，为清廷守边，从此便世居在那里。锡伯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

塔塔儿族，与古代鞑靼人有渊源关系。15世纪中叶，钦察汗国的鞑靼人脱离汗国独立。1552年被俄罗斯征服。鞑靼人长期与蒙古人、钦察人、保加尔人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民族——塔塔儿。19世纪初，塔塔尔人从中亚迁到新疆地区。塔塔尔族有自己的文字，以经营商业、手工业为主，也从事畜牧业，少数人经营农业，信仰伊斯兰教。

俄罗斯族，作为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始于清代。大部分是18世纪和19世纪及俄国十月革命后从沙俄迁来的，那时他们被称为“归化族”，他们聚居的村落被称为“归化村”，主要居住在我国新疆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农村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园艺业和畜牧业，居民多信仰东正教。

(五)南方各族

清代，我国南方广阔地区居住着三十多个民族，清朝对于南方如此众多的民族，仍然实行土司制度，但只要一有机会和条件，就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促进了南方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南方的民族有彝、白、纳西、傈僳、哈尼、拉祜、基诺、景颇、阿昌、怒、羌、普米、傣、佤、布朗、德昂、壮、布依、仡佬、侗、水、仫佬、毛南、黎、苗、瑶、畲、土家、京、高山族、门巴、珞巴等族。

彝族，清代普遍称为“罗罗”，主要生活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广西部分地区，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根据其内部的差异，清政府采取了不同政策，进行统治。滇中、滇东和滇南地区的彝族，社会经济发达，已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阶段，清朝就直接设立流官进行管理，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任地方长官。滇东北至黔西的彝族，因土司势力强大，清政府只能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凉山彝族，一直保持着奴隶制度，清廷始终未能十分有效地加以控制。云南彝族聚居区，地主经济已占重要地位，但边疆山区仍保留着领主制甚至奴隶制残余，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但总的说来，清代是彝族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内地人迁居其聚居区，促进了彝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白族，清代称“白人”、“僰人”或“民家”，主要聚居在大理地区。清朝在白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白族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且在社会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清代白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大集市和城镇，大理三月街是当时云南最大的集市。

纳西族，又称“么些”或“摩些”， 其自称叫“纳”、“纳西”等。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北部，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氐羌支系有渊源关系。明代，纳西族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明政府实行土司制度，由木氏统治，木氏成了明朝统治滇西北各族的支柱，势力强大，占有庄奴五百余户。清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促进了纳西族地主经济的发展，但纳西族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畜牧业为主，有的则以渔猎为主。纳西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创造了象形文字。著名的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籍，使纳西族文化享誉世界。

慈禧像傈僳族，族称唐代即已见诸史册，作为民族自称音译的“傈僳”二字，历史上曾有“栗粟”、“力苏”、“傈僳”、“力些”、“力梭”、“黎苏”、“俚苏”等不同写法。在明代只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过着“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自食”的原始狩猎兼采集的生活，处在不断地迁徙之中。清代，傈僳人仍不断迁徙，其中迁到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仍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社会没有明显的阶段分化；居住在丽江等地的傈僳族则处于汉、彝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下，阶级分化较明显。

哈尼族，本民族内部之间的互称和其他民族对其的称谓不尽一致。清代称“和泥”、“阿尼”、“窝泥”等。名称虽多，其音义却基本一致，均与目前的自称和互称相同或相近，都从“和”音，其义仍为“和人”，主要居住在今红河、元江、思茅地区，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发展较快，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司已发展成为封建领主；思茅地区的哈尼族发展较慢，生产相对落后，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男子从事狩猎和畜牧。

拉祜族，是云南省境内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之一，与唐代的“锅锉蛮”有渊源关系，主要居住在思茅、临江等地。清代，拉祜族形成了单独聚居和与汉、彝、傣等族错居的局面。生活在临沧地区的拉祜人，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而居住在思茅地区的拉祜人，则还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到19世纪初才普遍从事农耕，封建因素开始兴起。

基诺族，自称“基诺”，意为“舅舅的后代”或“尊敬舅舅的民族”。因其头发留在左、中、右三撮，又称“三撮毛”。基诺族是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区的彝语支民族。清代文献中开始有了关于他们的零星记载，其社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长期杂居在傣族聚居区内，风俗与傣族相同，清朝时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狩猎占很大的比重，其地盛产茶叶，受傣族土司统治。基诺族也是我国目前完成识别最晚的一个民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确认为一个独立民族。

景颇族，又称“诺些”、“野人”，因其居住在山头，还称“山头人”。清代景颇人大量迁居到今云南德宏境内，受傣族土司的统治，在傣、汉先进技术的影响下，开始从事犁耕农业，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产生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因素，但同时又保留着原始残余的农村公社、奴隶制，因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普通崇信原始多神，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阿昌族，又称“峨昌”，是中国云南境内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清代时分布面积大大缩小，主要居住在今德宏陇川、梁河等地。清利用土司、土官进行统治。清代，阿昌族的社会经济因受到迁入的内地民族的影响有所发展，居民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水稻，但也有一部分处于刀耕火种兼事畜牧的阶段，直到清末仍处于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

怒族，又称“怒人”、“怒子”，与傈僳、独龙等族共同居住在怒江地区。清初，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以采集和狩猎为生，过着“采黄莲为生，茹毛饮血，好食虫、鼠”的生活。后来，其中的先进部分受到进步民族的影响，形成了农业、采集和狩猎并重的局面，但整个怒族地区仍过着“无盗，路不拾遗”的原始生活。

羌族，是古代羌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四川阿坝、甘孜、北川等地。明代，羌族在土司制度统治下，进入封建领主制阶段。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后，加强了羌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羌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清代羌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农业和商业都有较大的提高，在其居住地出现了茂州、汶川等贸易中心。

普米族，又称“西番”或“巴苴”，自称“普米”，意为白人。主要居住在云南宁蒗、永胜、丽江等地。元明时过着半农半牧生活，多住山冈，随牧迁徙，受纳西土司管辖。清代，永胜、丽江等地的普米族人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但畜牧业尚有一定地位。清末，处于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普米人能歌善舞，凡遇婚丧节日，都举行“对歌”。实行大家庭制，数代同堂，共住一栋房子。

傣族，清代称“摆夷”，自称“傣”，意为酷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耿马、孟连四个地方。清在傣族大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由流官直接进行统治，促使傣族由领主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在清代，傣族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修筑了许多水利工程，农作物品种也较以前有所增多，手工业以竹器制作、纺织、刺绣等纺织较快，但还没有专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贸易还处于物物交换阶段，比较落后。

佤族，自称“佤”、“阿佤”等，他称有“拉”、“佧佤”等，史称“哈瓦”、“卡瓦”等，意为“住在山上的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腾冲、西盟、德宏、孟定、耿马等地。明代，佤族过着“居山岭，种苦荞为食”，“耕种杂粮外，捕猎为食”的生活。清代，有“生卡瓦”和“熟卡瓦”之分，说明其内部发展已经不平衡。住在阿佤山边缘地区和镇康地区的佤族发展较快，19世纪初进入了领主制经济向地主制经济过渡阶段；而西盟佤族则比较落后，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

布朗族，自称“布朗”、“帮”，清代称“蒲人”、“蒲蛮”，主要居住在临沧以西今云南保山、德宏、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大体与现代布朗族分布区相同。清代，布朗族内部发展极不平衡，顺宁一带的布朗族发展最快，进入了地主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发展缓慢，仍过着“持木弓以御强暴，不事农亩，而入山林采草及动物而食。食无器，以巴蕉叶借之”的原始狩猎采集的生活，农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德昂族，清代从蒲人中分离出来，被称为“崩龙族”，主要居住在德宏境内，长期受傣族土司的统治，因而政治、经济、习俗等受傣族的影响很大，史载：“崩龙，类似摆夷，多居山颠。”清代，其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大量种植茶树，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以采矿业发展为快。

壮族，清代称“僮人”、“俍人”、“侬人”等，主要居住在广西、云南等省。清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壮族铜鼓促进了壮族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清代壮族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展，且文化教育发展也很快。

布依族，又称“仲家”、“侬家”等，主要居住在贵阳、平越、都匀、安顺、南笼等地。清初，社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其封建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实行改土归流后，给了布依族土官以沉重打击，加速了布依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在与各族的交往中，布依族的文化有了一定的进步。

仡佬族是古代僚人的后裔，清代称“木佬”、“姆佬”等。仡佬族主要居住在贵州西部黔西、大定及广西罗城等地。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加以管理，并推行堡兵制度，把城市划分为堡，当时的罗城被划分为44堡，堡设堡目，目下领兵，进行直接统治。仡佬族地主经济在清代有了一定的发展。仡佬人主要从事农业，还有种植茶叶、纺织、打铁等副业，贵州一带的仡佬族婚嫁等习俗与仲家相同。

侗族，是古代僚人的后裔。清代，侗族主要居住在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地带。清朝在侗族地区，既推行土司制度，又实行改土归流，促进了侗族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的进步。

水族，其先人也是僚的一部分，曾居住在邕江流域的邕虽山一带，“水”是“虽”的音译，故名水族。清朝实行土司制度管理水族，使水族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手工业出现了小规模作坊。水族有自己的文字，因其部分字体类似汉字的反写，所以水文有“反书”之称。

毛南族，自称“阿难”，意思是“这个地方的人”，称谓表明他们是岭西的土著民族。是古代僚人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主要居住在广西环江一带。由于其居地在宋代以来名“茆滩”、“茅滩”而得名毛南族。清代毛南人主要从事农业，因居住在山区，农作物以旱地作物为主，有玉米、小麦、高粱、粟、红薯等。

黎族，居住在海南，族名和分布地，与今日黎族的情况无异。清朝在海南岛设置了琼州府，派了流官和绿林兵进行统治。清代黎族社会经济在明代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但各地发展不平衡，靠近汉地的，发展水平与汉族基本一致；居住在以五指山为中心地区的黎族，与外界接触少，耕作方法处于原始状态。总的看来，清代黎族社会封建生产方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尚保留着母权制的残余。

苗、瑶、畲等族，都是苗瑶语族的成员。17世纪时三个民族的居地已大致与现代民族分布相接近，在明代的基础上形成了“畲族偏东南，瑶族居中，苗族靠西北”的格局，同时还出现了畲、瑶名称并用的现象，说明畲、瑶之间关系密切。清代，苗、瑶、畲三族除少数居住在平地外，绝大部分聚居山区，过着种梯田、刀耕火种或者游耕的生活。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可能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湘西、鄂西、川东交界地区。清初实行土司制度，后又改土归流，促进了土家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家族人广泛采用内地输入的先进农具，农业生产在清代发展很快。

京族，原称“越”，原居住在越南涂山等地，公元16世纪初，陆续迁入我国广西防城一带，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新民族，接受了明清政府的统治。越族在清代大多从事渔业。入迁前已进入封建社会，入迁后地主经济更为发展，常用渔产品与内地换取生产和生活资料。越族在近代参加了刘永福黑旗军领导的抗法斗争，守卫了祖国南大门。1958年遵照本民族的意愿，正式改名为“京族”。

高山族，是古代百越的后裔。清代称“番族”、“土番”、“番人”等，世居台湾，因居地不同而有“生番”与“熟番”之分。生番居住在山区丛林中，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兼事农业；熟番居住在平原，以农业为主，兼事狩猎，生产水平与当地汉族相近。从数量上看，生番占绝大多数，约占总数70%以上。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高山族人民大力支持，赶跑了荷兰殖民者。台湾资源丰富，日本很早就觊觎台湾宝岛，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了台湾、澎湖列岛等，对台湾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这期间高山族人民不断反抗，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

门巴族，主要居住在我国西藏南部的门隅地区。门巴族以其分布地门隅而得名，意为居住在门隅的人。门隅是门巴族的发祥地，意为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平原区，又称“白隅吉姆邦”，其含义是隐藏着的一块美丽的处女地。元代，门巴族和藏族一起，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清代，门巴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落后，人民过着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相结合的经济生活。

珞巴族，主要居住在西藏的塔布、工布、白马岗和喜马拉雅山南坡广大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清代，珞巴族受清朝在西藏设立的西藏地方政府统治。珞巴族与外界联系极少，社会发展落后缓慢，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结构中，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狩猎和采集仍是其经济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还在使用刻木结绳记数记事的原始方法。

Table of Contents

- 导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中国民族

- 一　中国境内人类的前驱

- 二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 三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 四　传说时代的原始民族集团

- 第二章　夏商周时代的中国民族

- 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孕育

- 二　夏朝的建立和夏族的形成

- 三　商朝兴衰和商朝的民族

- 四　西周的历史和西周的民族

- 五　春秋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 六　战国时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 第三章　秦汉时代的中国民族

- 一　秦: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 二　汉民族的形成

- 三　秦汉时期的周边民族

-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民族

- 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 二　三国时代的民族

- 三　西晋的民族矛盾

- 四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

- 五　拓跋鲜卑的兴起和北朝的民族

- 六　南朝和南方民族

- 第五章　隋唐时代的中国民族

- 一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空前发展

- 二　隋唐时期的民族

- 第六章　五代辽宋夏金时代的中国民族

- 一　五代辽宋夏金时代的民族融合

- 二　五代十国的更迭及其民族关系

- 三　契丹与辽

- 四　党项与西夏

- 五　女真与金

- 六　北方和西域各族

- 七　西南和南方各民族

- 第七章　元代的中国民族

- 一　蒙古族的兴起

- 二　元代的建立与统一

- 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新发展

- 四　元代的民族政策

- 五　元代的民族

- 第八章　明清时期的中国民族

- 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 二　明代历史及其民族

- 三　清代的民族与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