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本

中国图书史话

吴玲芳 钱万里 著

目录

导言 汉字的发明和我国早期图书的产生

一 汉字的发明及演变

二 甲骨文的意义

三 金石文字记录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前770～前221）

一 春秋战国时期变革对图书的影响

二 孔子删订《六经》和私人著述的繁荣

三 书籍的简策和缣帛制度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一 秦始皇焚书——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劫难

二 两汉三国时期图书收集和校理的成果

三 两汉三国时期的著述

四 纸的发明及其在图书史上的影响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图书的命运

二 两晋南北朝著作大观

三 佛教道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

四 书籍的卷轴制度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581～979）

一 隋唐五代图书的搜集与整理

二 兴盛的隋唐五代著述

三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印本书的出现

四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的书籍制度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960～1368）

一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宋元刻书的繁荣

二 宋元版图书的特点

三 宋元时期主要著作概览

四 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一 明清印刷术的改革和发展

二 明清刻书及其版本特点

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藏书与目录

四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

第七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图书（1840～1919）

一 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和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

二 近代书刊的兴起与发展

三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主要著作

第八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1919～1949）

一 五四运动对中国图书事业的影响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概况

三 大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出版物概况

四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书目索引

内容简介

甲骨文、金文和初期石刻，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事迹和内容，在今天无疑具有图书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并不是自觉地用这些东西来记录和总结经验，特别是甲骨、青铜器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用途，尽管如此，它们的出现，还是为我国图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利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知识时，简册作为载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我国图书的正式诞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史话/吴玲芳，钱万里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214-3

Ⅰ.①中… Ⅱ.①吴…②钱… Ⅲ.①图书史—中国 Ⅳ.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006号

中国图书史话

著　　者│吴玲芳·钱万里

责任编辑│孙兴冉·何宗思

版式设计│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徐秀英

出版发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 邮编：100866

网　　址│www.chir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640×940 1/16

字　　数│70千字

印　　张│9.5

版　　次│2011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11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78-3214-3/G·1319

定　　价│15.00元

导言 汉字的发明和我国早期图书的产生

一 汉字的发明及演变

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文字起源于图画。我国古代人和古埃及人很早就用图画作为交流思想、传授知识和经验的工具。当他们要出去打猎时，就画一头野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表示打猎的意思。所以有人把这种图画叫做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起初是画得很逼真的，直到人们习惯以后，便只用简单的线条组成一个大概的轮廓，就知道它代表的意思。随后，图画便逐渐脱离具体事物的描画而变得抽象，经过一定的约定俗成，成为代表一定概念的符号，这就是象形文字。

我国文字源远流长。所谓远古时代伏羲和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出我国文字的产生历史悠久。

根据考古发现，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一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良渚、马家窑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刻划记号；一是原始社会晚期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古文字学家以为大汶口出土陶器的刻划图像该是我国汉字之祖。而大汶口遗址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2500年之间。

我国现存的汉字以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为最早，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汉字，达四千多单字。这种文字的出现距今约三千五百多年。

从甲骨文出现到现在，我国文字有过几次较大的发展变化。在新字创造方面，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指出了我国文字发展的六条规律，即“六书”。“六书”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象形、指事、会意都是由字形方面来体会的意义——字所代表的概念的。形声、转注和假借，就逐渐以音来表意了。由于汉字的基本规律是以形为主，以形知义，所以始终停留在表意文字的阶段上，不能发展成为拼音文字。

在汉字的形体方面也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史书记载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曾进行过一次整理，产生了“籀书”，也叫做“大篆”或“古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李斯又进行一次整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就是“篆书”，也称“小篆”或“秦篆”。同时，出现了主要用来书写官府公文的、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隶书”，使汉字成为通行字体。东汉的刘德升创造了“行书”；三国时钟繇又创造了“楷书”。这种“楷书”字体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标准的手写体。印刷术发明以后，又逐渐形成了印刷体，又称“宋体字”。到1955年我国政府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是我国文字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对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文字是图书产生的基本条件，没有文字就没有图书。文字发明以后，图书的产生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 甲骨文的意义

甲骨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它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刻辞。

甲骨文

甲骨文一般是指出土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殷代都城——殷墟的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甲骨文字。

住在小屯村的居民在耕地时很早就发现了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以为是“龙骨”，便把它卖到药店作中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先被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知道是古代文物，便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其后，经当时的学者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研究，确定这是殷代的一种文书，记录着殷王朝的许多事迹，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珍贵资料。

甲骨文是怎样产生的呢？尽管殷商时代已是我国历史上强盛的奴隶制国家，但科学文化水平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仍极为低下，殷人迷信神权现象极为严重，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从国家大事以至最高统治者的日常生活都要事先进行占卜，如祭祀、疾病、灾害、农事、狩猎、战争等。甲骨包括龟甲和兽骨，占卜的方法是把事先整治好的甲骨在背面钻一圆孔或凿一梭形凹槽，然后用燃烧的木枝烫灼，在甲骨正面相应的部位就显出卜字形的裂纹——卜兆，以此确定吉凶，决定事情的做或不做。占卜完毕则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名字、所问的事、占卜结果以及事后的应验刻在占卜的附近。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或称甲骨卜辞。

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其中至少有二至三万片流散海外。从清刘鹗拓印《铁云藏龟》起，陆续拓印、摹印、影印出版的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及其后编、续编，董作宾等编集的《殷墟文字》甲编、乙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墟文字缀合》等。1956年，在郭沫若主持下编辑了《甲骨文合编》，收集了甲骨实物和拓片、照片共二十多万片，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集甲骨文大成的巨书，除图版外还有释文，重要项目索引和有关图表的专册。图版部分为八开本，共十三巨册，总计达六千面。《甲骨文合编》的出版，是甲骨学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我国最古的文字记载的甲骨文，它是图书的初期形态之一，它所记载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非常重要。

三 金石文字记录

人类社会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而向前跨了一大步。青铜器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又是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

青铜器在我国出现很早，在古书上就有“禹铸九鼎”的记载，到了商、周时代已经很发达了。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造型优美，花纹复杂，制作精细，表明了当时青铜器铸造已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青铜器在我国古代极受珍视，是奴隶主贵族身份的标志。它的种类很多，可分为礼器、乐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是统治阶级的用器，特别是礼器作为“重器”，更是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所谓的“禹铸九鼎”，“九鼎”是最高统治权力的标志，它代表了王权。春秋战国时期，一旦一个国家被消灭，则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青铜器极受珍视和保护，贵族们一旦遇到重大事情或收到重要文件，往往用文字铸刻于青铜器以传子孙后代。这种文字记载称为铭文，又因为它铸刻在金属的器皿上，于是文字学上又称之为金文、钟鼎文。由于铭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载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考证历史的重要资料。

青铜器上的铭文，起初不过一两个字，以后越来越长。到春秋末期，郑国和晋国还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现在最长铭文是清道光末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铭文，达四百九十七字。

我国至今已发现几万件青铜，其中有铭文的达一万多件。这些铭文，反映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很多情况，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青铜铭文也是图书的初期形态之一。

对于青铜器上铭文的研究，从我国宋代就已开始，出版的图书也很多。目前收集铭文较多的书籍有罗振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陕西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在考释方面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容庚的《金文编》等。

除了甲骨青铜之外，古人还在石头上刻字。

在石上刻字，是古人的一种风气。《墨子》书中有“镂于金石”之说，将铸器记事与刻石记事并提，表明古代石刻与青铜器刻字一样流行。战国以来石刻很多，其中著名的数《侯马盟书》。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以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了在政治利益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1965年冬，在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大批盟书。以朱色或墨色写在玉或石上。其中最大的长三十二厘米，宽三点八厘米，形态规整，呈深灰色。据考证，此是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产品，称为“侯马盟书”。立盟人是当时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春秋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赵鞅主持订立的“侯马盟书”，反映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向旧奴隶主贵族夺权的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新兴地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成果。而在这场激烈的争斗中，新兴的晋国赵氏集团取得了胜利。

考古学家将这些盟辞按内容分为五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类。这些盟辞篇幅长短不一，最多的二百余字，少的十余字，字体变化多样，形态复杂。盟书虽不是正规的图书，但它所记载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

其他石刻还有如《管子》中记载，春秋时期管仲在泰山见到七十多种封禅石刻，以及后来秦、汉皇帝的多种记功刻石等。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陕西凤翔县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石鼓。这些石鼓共有十多个，每个鼓四周都刻有文字，字体属籀文，人们称它为石鼓文。上面刻有四言诗，其内容属有关田猎活动的诗句。原载七百单字，现在仅存三百多字。关于石鼓时代多年以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秦襄公遗物，距今约二千七百多年。

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刻石风气盛行，最后导致整部图书的石刻，即东汉《熹平石经》的出现。

甲骨文、金文和初期石刻，记录了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事迹和内容，在今天无疑具有图书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并不是自觉地用这些东西来记录和总结经验，特别是甲骨、青铜器还具有其本身的特殊用途，尽管如此，它们的出现，还是为我国图书的产生铺平了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当人们开始自觉地利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知识时，简册作为载体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我国图书的正式诞生。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前770～前221）

一 春秋战国时期变革对图书的影响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迄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为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随着铁器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奴隶制开始瓦解，在奴隶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上层的奴隶主贵族已无力统治一切。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和由奴隶主转变成的新兴地主都迫切要求参与政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同时迫切需要获得有关统治的经验和知识，于是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我国上古时代掌管文献的权力在史官手中。“史”常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史”指和有关文字记录有关的官吏。商代的巫和史，负责占卜和保管甲骨卜辞等，到周代史官制度更加完善。周王朝为了治理政治事务，记录朝廷时事，办理王室公文，传达政令，掌管文书、档案，设置了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商、周时代，“史”的地位很高，甚至位列三公，且世守其业，代代相传。他们负责掌管国家的文书、档案，并且以文献教育奴隶主贵族弟子，传授奴隶制统治的经验和知识，以求维持奴隶制度的长治久安。“史”很有学识，老子（李聃）曾为周“守藏之史”，即掌管文献典籍的史官，孔子就曾“问礼于老子”。由于“史”所掌管的文献典籍对于统治阶级的重要性，它被严格保存不得外传，一般平民甚至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都无权接触书籍。这就是“学术统一王官”时期。

周灭商，分封诸侯，历经西周、东周，王室衰弱，宗周只接纳朝聘，无力控制各国诸侯，使各国诸侯得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井田制的发展，私田逐渐出现，使奴隶制开始迅速崩溃。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觉醒了，文化学术得到了发展，专门为各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士”是由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政治抱负，积极奔走于列国统治者门下，并渴望从官府收藏的文献典籍中吸取政治学术方面的知识，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文献典籍的流传，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利用的方便。由于诸侯间不断兼并与战争，造成文献典籍的流散。这种流散，一方面使文献典籍散佚受损，另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了文献典籍的流传，从而打破了少数人垄断知识和保存典籍的现象，逐渐形成了“学术下于私人”的局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传播知识，私人讲学、私人著述之风逐渐兴起，图书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 孔子删订《六经》和私人著述的繁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献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使他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没落后移居鲁国。宋国是商王的后代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国完备地保留着商周文化。孔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了很多有关礼乐的知识。他做过鲁国的司寇，但由于不能施展其政治抱负而辞退，随后就开始讲学，以自己的思想教育学生，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孔子自称“有教无类”，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学生先后达三千人，很多出身于士和平民，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孔子对中国文化史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他对商周文献典籍的整理。为了教育学生，孔子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广泛搜集并进行整理，形成定本作为教材。孔子在整理过程中首先广泛搜集鲁、宋国和周王室的藏书，他还派他的弟子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并数次问礼于老子。他先后整理、删订的著作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称“六经”。秦以后《乐》失传，只剩下五经，称为“五经”。

孔子编定的“五经”，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各方面。《易经》为古代卜卦用书，其中包含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书经》又称《尚书》，其内容是上古时代官方的文书、档案，孔子选择了史官所藏的历代典诰，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典籍，原有百篇，秦焚书后，只余二十九篇。《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保存了从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分风、雅、颂三部分，它不仅在文学上很有价值，还是研究周史的珍贵资料。《礼》是孔子为其弟子学习礼制而编成的，其内容是周代长期积累起来的礼制，又称《仪礼》。它与《周礼》即战国时期学者记述周朝官制的著作，以及由西汉儒生戴德、戴圣所著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即《礼记》，合称“三礼”，是考察儒家思想、战国前器物、制度的重要典籍。《乐经》已亡佚。《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记载的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整理而成的一部史书。书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后世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都是解释和补充《春秋》的著作。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分散各地宣传他的学说，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家”学派。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人民的统一思想学说。直到清末，孔子所编的“五经”仍成为各朝代知识界传习的课本。孔子开创私人教育和平民教育以及著述之举，对我国社会文化思想及图书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私人讲学和著述开始的时候，除了孔子传授他的儒家思想外，还有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稍后墨翟的“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道”、“墨”三家。

在私人讲学和著述开始的时候，除了孔子传授他的儒家思想外，还有同时代的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稍后墨翟的“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之交形成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儒”、“道”、“墨”三家。

进入战国时代，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取代奴隶主贵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治理国家的方法，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案供统治者采用，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许多学派，他们广收学徒，著书立说，相互争辩，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且出现了大量私人著述，其中著名的有：

帛书《道德经》

道家，由老子（又称老聃）所创。道家的代表著作是《老子》和《庄子》两书。《老子》又名《道德经》，这是一部富有哲学内容的书，是用民间谚语写成的韵文诗，全文五千多字。《老子》的作者尽管认为贵贱、强弱、祸福等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辩证思想，主张“小国寡民”、“清静无为”。

《庄子》作者是庄周（约前369～前286）。书中用了不少寓言的故事和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作为老子的继承人，他进一步发展了老子学说中的道法自然。

墨家，其创始人是墨子，即墨翟（约前468～前376），代表著作是《墨子》。他主张对所有人都要“兼爱”，反对侧重贵族之间的“仁爱”；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的战争；主张“尚贤”，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是贤才就应重用，反对儒家学说中的等级制度。《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着当时小生产者的愿望。这个学派战国后就分化衰落了。

儒家，是孔子所创，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名轲（约前372～前289）。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在他的著作《孟子》中，主张实行“王道”和“仁政”。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认识出发，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孟子还宣扬“性善论”，说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善良本性。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荀子（约前313～前238）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名况，又称荀卿。传世的有《荀子》，他反对“天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还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知识和才能都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他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在他的书中充满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在儒家的早期著作中，还有一部著名的书《论语》。它产生的时期较《孟子》早，是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把他的言行收集起来整理成书的。这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名书，它的重要意义犹如西方人对《圣经》，中国古代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论语》的体裁很像后代的语录，全书二十篇，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另外，还有法家，如商鞅著有《商君书》、韩非著有《韩非子》。兵家，有奉为“兵圣”的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名家，有惠施和公孙龙，公孙龙著有《公孙龙子》。纵横家，有张仪和苏秦，反映他们思想的有《战国策》。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他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等。

战国时期，除了涌现大量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外，在文学、史学和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在文学方面，以屈原为代表。屈原（前340～前278），出身楚国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他在政治上主张严明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但因受谗言而遭放逐，在秦攻入楚都郢那一年（前278）的端午，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著名的有《离骚》、《九歌》、《天问》、《招魂》和《九章》等二十多篇，在这些诗篇里，他那眷恋国土的深厚感情，他的政治理想以及和楚国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都得到了强烈的表现，是我国历史上壮烈的爱国主义诗篇。屈原的诗歌吸收了楚国各地的民歌格调，开创了“楚辞”的诗歌体裁。西汉时刘向将屈原及其弟子宋玉等的诗歌汇编成《楚辞》。屈原的作品不仅是我国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为各国人民所传诵。

史学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春秋左传》外，还有《国语》，以及战国时史官所著的《世本》和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这些史学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宝贵文献。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其中著名的有天文学家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测定了许多恒星的位置，并根据观测结果，分别写成了《星经》和《天文》二书，后被合编成《甘石星经》，书中已记明了一百二十个恒星的坐标，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在地理学方面，除了载于《尚书》和《周礼》的《禹贡》、《职方氏》外，还有专著《山海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也有一些神话。它对于历史、地理、文化、交通、民俗等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其中还有有关矿产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矿物文献。在数学方面，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周髀算经》一书，总结了战国以前积累的数学成果，提出了直角三角形各边数量关系的勾股定理，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在医学方面，当时的名医扁鹊，著有《难经》一书。还有托名黄帝著作的《黄帝内经》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辉煌灿烂时代，它奠定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这一时期所留传下来的图书，延续和发展了文化的传统，是我国文化的宝藏。

三 书籍的简策和缣帛制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图书定义为：书是一种除了封面和封底外，至少有四十九页的不定期刊物。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书籍是连“页”也没有的。我们今天所称的“册”和“卷”则来自于我国最早正式图书的载体——简策和缣帛。

所谓简策，是指用竹或木作为书写材料的书籍。具体来说，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做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叫韦，即有孔子读书“韦编三绝”之说佐证）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一般不到一百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信件则称“尺牍”。

我国用于书写的工具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简策上的文字是用毛笔蘸墨写上去的。人们在写字时，通常准备一把小刀，一旦写错了，就用刀削去重写，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

古代的竹木简长短不一。据王国维考证，战国时的简最长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再次八寸；两汉时期的简，最长二尺，其次一尺五寸，再次五寸。用周尺计算，则周简最长者是三尺（按：汉八寸相当于周尺一尺）。长简写经典，短简写传记、杂书，法律则写在三尺长简上，所以古代有“三尺法”。还有一种简呈三棱形，可以竖放，称为“觚”，它读起来方便，是用来做儿童识字书的。

简上的字数多少不等，少则几个字，多则十几、二十几个字，每简通常只写一行，到汉代木简也有写两三行甚至更多的。

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简”，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囊”盛起来。

简策的使用时期很长。《书经》上就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说。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说明最迟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后世一直沿用着。它最盛行当是从春秋到东汉末年。自东汉以后逐渐被纸所代替，直到公元四世纪才绝迹。

古代的简策，历代都有出土。《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破孔子宅，在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战国时期的竹简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等。《晋书》中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河南汲郡人不准盗战国魏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古书七十五篇，称为“汲冢书”。这些书后被官府收集，整理，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都是那时发现留传下来的。

近几十年来，由于竹木简的不断发现，使我们对古代的简策制度更有所了解。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其中一份由七十七根木简编连成简的东汉和帝永元（89～104）年间的兵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是第一次出土的完整简策，现存于台湾。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发现竹木简五百零四枚。内容是儒家经典《仪礼》，计有《乡饮酒礼》、《丧服》七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木简四千九百四十二枚，其中有《孙子兵法》一百零五枚，和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二百二十二枚。又有《六韬》和《尉缭子》出土，使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两部书是伪书的说法得到纠正。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地出土一把秦简，共一千一百五十枚，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简版未被发现的空白。

尽管竹木简价廉易得，制作也很方便，但它笨重，携带不便。相传墨子周游列国时，后面就有三部车子装载图书，惠施则要装五部车子的书。其翻阅难度也大，而且每根简容纳文字有限，编简成策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发生错简，将给读书、藏书带来极大不便，这对图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于是，在简牍盛行时期，又出现了写在缣帛上的书——帛书。

我国的养蚕缫丝业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相当发达，由于丝织品质地柔软，是很好的书写材料，到春秋战国时期，帛书已是相当流行。墨子书中所说“书之竹帛”，就包括竹简和帛书。在缣帛上著书，可以依照篇幅长短剪裁，然后折叠起来或卷成一卷，因此“卷”便成为一种计算图书数量的单位，一直沿用至今。

缣帛比简牍有更大的优点，因为它质地轻软，容易书写、舒卷、保藏和使用，这是书籍制度的一个进步。但由于缣帛是当时的贵重物品，产量不多，不可能普及，所以在两种书籍制度中，还是以简策为主。

由于丝织品本身容易腐烂，难于长久保存，况且帛书不如简牍普遍，因此历史上出土不多。现今所见到的古代帛书，最早的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最重要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多种，约十万余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

帛书的形式制度与简策基本相同。帛书是横摊着写的，有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的约高二十四厘米。丝帛用来书写时，一般都在上面先划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大多是朱丝栏。整幅帛书行格宽七点八毫米，半幅的行格为二点三毫米。每一行书写六七十字或三十字不等。行长的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方式与简书相同。

第二章 秦汉三国时期的图书（前221～280）

一 秦始皇焚书——中国图书史上第一次劫难

战国时，各国君王为了维护封建法令的统一，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于是就有了查禁、焚毁典籍的做法。秦孝公时就曾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举动，目的是反对当时一些引《诗》、《书》旧籍反对变法的朝臣。尽管当时在确立新的封建政治统治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秦始皇出于政治统治需要的焚书行为，更使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典籍惨遭厄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的统一帝国。为了巩固这个前所未有的集权统一国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如制定各种适合封建经济发展的法规，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统一驰道，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等，从而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在文化上，秦始皇除了采用战国阴阳家的“始终五德说”来维护秦的法统，使皇权神秘化外，还统一了文字，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废止以前各国所用文字，颁行《仓颉篇》于天下。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官淳于越主张效法古代，分封诸侯，回复到封建贵族的割据局面。丞相李斯立即反对这种倒退的做法，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措施的不同，皆是因时代发展了，他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以害今。他认为这样做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和皇权的加强，所以主张禁绝《诗》、《书》、百家语。他建议除了史官所收藏的秦国史记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博士官所藏图书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的书一律送官府烧毁。令下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的罚充苦役，今后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书的处死刑，引用古书反对时政的全族处死刑，知情不告发的同罪。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不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诗书、禁私学。除了焚毁大量文化典籍外，还活埋了议论朝政、诽谤政府的儒生四百六十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摧毁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成果，压抑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焚毁了大量文化典籍，是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大劫难。秦代以后我国许多图书都失传了，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

二 两汉三国时期图书收集和校理的成果

秦始皇焚书后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战争继续发展，尽管当刘邦攻入咸阳时，萧何尽收秦王朝的律令文书，但项羽在阿房宫的一把大火几乎将留下的典籍焚烧殆尽。

汉朝建立初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由萧何、张苍、叔孙通等编纂了有关律令、礼仪、历法等方面的官书。然而禁书令依然存在。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才正式取消禁书令，使民间藏书成为合法。同时民间的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浓了起来。民间藏在山洞、墙壁中的书籍开始陆续出现，私人著述也不断问世，书籍也不断增加。

汉武帝时（前140～前87），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汉书·艺文志·序》载：“汉兴，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设置“太史公”，命天下计簿之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元朔五年（前124）下令，丞相公孙弘设法多方面收集图书，建筑了藏书的馆舍，置抄写图书的官吏，图书不断充实，总数达三万三千零九十卷。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的需要，汉武帝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加强了对思想、文化、教育的控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儒家学说，设置五经博士，以儒家的经典教育人民，使儒家学说成为代表最高统治者的正统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成帝时，又命陈农为使，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书，使汉代藏书极为丰富。但由于古代图书主要书写在简策上，贮藏时间久了自然容易散乱残缺，因此成帝在命人收集图书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校理，由刘向主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

刘向首先把简册整编好，除去重复，相互补充，确定篇章和它的名目及先后次序，然后校正文字；对没有书名或书名重的，还要命定书名，最后抄写成定本。校定一本书后，再撰写一篇叙录，说明本书撰者的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奏请成帝过目。刘向又将各书的叙录汇编成书，名为《别录》，这是一部国家藏书的提要汇编。经过二十年时间，刘向终于完成了校书整理工作，一共整理了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向去世后，这一工作由其子刘歆继任。刘歆根据刘向编的叙录汇总起来，编成了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将西汉政府藏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大类），其下又分成若干小类，如六艺略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六略各有大序，三十八个小类各有小序，分别阐述大、小类目的意义和学术源流、派别，叫做“辑略”，置于六略之前，以阐明六略的相互关系和书的用途，成为“六略之总最”。《别录》、《七略》到唐代就亡散了，但它的基本概貌被保留在东汉班固（32～92）所著的《汉书·艺文志》里。

刘向、刘歆父子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在科学地校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开拓了我国校雠学和目录学领域，他们所创立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封建时期图书分类的基础，对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图书分类和编目工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两汉的藏书，在王莽末年的战乱中又遭受到一次摧残。正如隋代牛弘所称，是中国图书的“二厄”，即第二次厄运。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时，宫廷尚存少量藏书，经过一番搜集整理，至迁都洛阳时有书二千车。后来又经明帝、章帝几十年的大力搜集，才使国家藏书的石室、兰台得到充实，后又在东观和仁寿阁集藏新书，由校书郎班固、傅毅等掌管编目。

东汉官府藏书充实以后，沿着西汉的旧例不断派员清理校点图书。据记载，汉明帝时有班固、贾逵等在东观校书。汉安帝时，刘珍、马融等曾校书，蔡伦监典其事。汉顺帝时，伏无忌与黄景曾校书。汉灵帝时，蔡邕等曾在东观、兰台校书。他们的校书活动，都涉及官府藏书的各部类图书，并重新整理出定本，以作为儒生的标准读物。著名的《熹平石经》就是蔡邕校书的成果之一。但到汉末，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使西汉以来建立的国家图书再遭严重损失。特别是汉献帝初年，董卓奉献帝从洛阳迁都回长安，道途中典章文籍大量流失。隋代牛弘称此为我国图书史上第三次厄运。

东汉时期私人藏书也相当多。汉惠帝解禁书令后，使民间藏书得以合法，因此，私人藏书极为普遍。刘向校书时曾利用许多由私人藏书提供的本子。而东汉蔡邕有更多的私人藏书，蔡文姬回答曹操说：“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汉书·列女传》），足见其所藏之丰。

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稳定，图书需求量增大，西汉末年就开始出现“书肆”，出现了图书的买卖。《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27～97）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阅就能诵忆，可见那时已有抄卖图书的店铺了。

三 两汉三国时期的著述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巩固时期。由于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强盛，反映在文化学术方面也十分兴盛。

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在思想领域里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儒家学派，又有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分，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他的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书中推崇春秋公羊学，阐发“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并杂凑阴阳五行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攀附，建立“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三纲”、“五常”等说。它对我国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东汉班固等人编的《白虎通义》，综合了当时全部今文学，是今文学的政治学提要。

古文经学派则对先秦的儒家经典着重训释。《尔雅》、《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两部重要著作。《尔雅》实际上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编辑增补而成。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一般词语用同义词解释；《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这是一本考证词义与古代名物的重要图书，为《十三经》之一。东汉经学大师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首创部首编排法。以小篆字体为主，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则列为重文。每个字的解释，先说字义，后形体构造和读音，依据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解说文字。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世界最早的字书之一。

史学在两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重要的创造。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大作。司马迁（约前135～？）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他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从公元前104年起，他花了十四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经受了腐刑，终于完成划时代巨著——《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叙述了从上古到汉武帝时三千多年的历史，资料丰富翔实，人物事件生动活泼，文字优美。《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以人物纪传为主，把君主的大政、大事按年代记载辟为“本纪”；其他人物传记为“世家”、“列传”；再以“书”、“表”分别记述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开创了我国史书的纪传体体裁。

《史记》书影

东汉时班固（32～92）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著作。它叙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它的体例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其中创造了“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创立《艺文志》，它是班固以《七略》为基础，删节各书的说明，把“辑略”所包括的大序、小序移至各大小类之后，同时增加了《七略》以后三十年间的著作。《艺文志》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记一代藏书之盛，后来史书都有《经籍志》、《艺文志》，使人们得以知道中国文化典籍的丰富，并可以指导人们怎样去翻阅这些分门别类的古书。

东汉还有一部集体创作的史书《东观汉记》，经过一百多年，几十个人之手编成，共一百四十三卷。《东观汉记》从东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开始，经安帝诏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等参与编著，桓帝元嘉（151～152）时复命边韶、崔寔等，灵帝熹平（172～177）时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等参与编著完成。《东观汉记》现仅存辑本二十四卷。

此外，东汉还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专记本地典故，开创了地方志著作的先例，对后来地方志著作及其发展影响极大。

哲学方面，王充（约27～97）的《论衡》是针对汉代的神学迷信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并不是天意创造的。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王充在《论衡》中不仅批判了韩非子的一些观点，而且敢于批判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指出了他们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他的思想和观点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特别是东汉末三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专门设《文苑传》，说明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门职业。

汉代的文学形式有散文、赋、乐府诗和五言古诗，它们对于后世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大影响。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初期班固的《汉书》，都可称为汉代杰出的散文作品。汉赋是汉代一种长篇韵文，是从楚辞中发展起来的，它讲究技巧，且词藻华丽，著名的汉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乐府诗是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采集加工出来的。其中来自民间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诗是西汉诗歌的最高成就，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乐府诗现存四十多首左右，由宋人郭茂倩编集的《乐府诗集》是采集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汉代的“古诗”是在民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五言诗歌形式，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收集在梁朝萧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是它的代表作。

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魏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个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稳定，而且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支持和他们本身对文学的造诣，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建安文学不少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建安时期的作家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是指曹操（155～220）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192～232）、曹丕（187～226），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他们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刘桢、阮瑀、须幹、陈琳、应瑒，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蔡琰（蔡文姬），她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传世。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建安时期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论。

在经济思想方面，有著名的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有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数学方面有《九章算术》。农业方面有《氾胜之书》。医学方面，西汉有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东汉有医学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

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作为很重要的一个门类的类书，是一种独特的工具书，它对读者查找资料作用很大。曹丕曾下令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堪称我国类书之祖，可惜已经失传。

四 纸的发明及其在图书史上的影响

纸的发明是我国图书史上的里程碑。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汉，我国就有使用以丝絮制造的薄纸的记载，当时称“赫蹄”。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这是距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由麻筋、绳头和碎布块等物制造的两片西汉麻纸，估计是西汉末宣帝到平帝年间的遗物。

在考古发现出土西汉古纸的同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也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纸张，有的上面还残留有文字，这些纸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在这一时期里，一种新的书写材料——纸正在产生和发展中。到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时，“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在和帝时，从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人，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较高质量的纸，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揭、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试用了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蔡侯纸”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中国古代图书逐步从简帛时代发展为写本时代，扩大了古代图书的规模，并影响了书籍制度的改革。

蔡伦像

尽管汉代已经发明了纸，但是纸在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并没有完全取代简帛，此间仍为简、帛、纸三者并用时代。用纸作书籍，在东汉已经开始，范晔《后汉书·贾逵传》说汉章帝命贾逵教学生学习《左传》，并给予“简纸经传各一通”，即指给了竹简和纸本的《春秋经》和《左传》各一部。三国时代纸已用于上层社会。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造纸规模的不断扩大，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露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经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图书的命运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统一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出现了太康之治时代的繁荣。

西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逐渐稳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文献典籍得到保存。晋武帝开国之初，由秘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典籍，这是西晋初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官府整理图书的活动。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墓得十多车竹书，后被官府收集。由荀勖、束皙等人对这些汲冢书进行了校订整理，编制了目录，这是第二次图书整理活动。后来荀勖依照曹魏秘书郎郑默编制的藏书目录《中经簿》，总括群书，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官府藏书目录一《中经新簿》。它包括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二卷，著录图书约“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它分图书为四部：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即经部；乙部——古诸子家及近世子家，即子部；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史，即史部；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即集部。与刘歆《七略》相比，一是把《七略》中“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入诸子略而变为乙部即子部，二是把《七略》中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历史书等独立出来，设置了一个丙部即史部。《中经新簿》第一次以甲乙丙丁为四部次序符号，适应了当时学术的变化与 典籍增长的需要。

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而在北方则五胡混战，纷纷割据，开始了十六国统治时期，藏书的破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到“刘裕平姚”时，“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

东晋建立以后，重新收集图书，仅得三千零一十四卷，仅占荀勖著录之书的十分之一左右。著作郎李充对东晋所收集的图书进行了整理并编纂了《四部书目》，它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此后，这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成为我国古籍分类的主流，经逐步扩展，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以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迭，史称南朝。北方是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以后经一系列的战争至公元439年拓跋焘灭北凉才统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后来北魏分裂成　东魏、西魏，而经历了北齐、北周，历史上称北朝。

刘宋建立时，继承了东晋少得可怜的四千卷藏书，又通过战争掠夺了北方后秦府库中所有的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的藏书，从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藏书的规模。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编制《四部目录》时，藏书增至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另有佛经四百三十八卷。

南朝齐时，藏书规模稍有扩大。齐初，沈约就在东宫“校四部图书”。齐永明（483～493）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朓在整理图书的基础上编纂了《四部书目》，著录图书仅一万八千零十卷。

公元502年，萧衍建立了梁朝。萧梁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很重视对图书的收集，还设立了“文德殿”、“华林园”典藏经籍，其中“华林园”专收藏佛教经典。梁天监元年（502），秘书丞王泰对藏书进行了一次初步整理，天监二年（503），任昉任秘书监再次校订图书，编纂了《文德殿目录》，此目录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因此，萧梁时代又出现了《五部目录》。梁武帝后期的“侯景之乱”使藏书受到一定损失。侯景之乱以后，嗜好书籍的梁元帝将书籍归于江陵，大约七万多卷。公元554年，西魏军破江陵时，梁元帝恐书籍落人敌手，烧书十余万卷出降。这次焚书使梁朝一度兴旺的官府藏书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给我国文化典籍又一次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北朝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洛阳以后，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国家的图书事业得到了发展。孝文帝多次下诏求天下遗书，并且凡是“秘阁所无，有益时用者加以优赏”。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搜求图书，使北魏官府藏书终于达到一定规模。然而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使图书一再受损。到北周保定（561～565）初年国家藏书不过八千卷，以后虽有所增加，也不过一万卷，比起南朝的藏书尤为逊色。

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分裂，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时期。尽管如此，社会政治、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发展。民族融合，宗教盛行，社会的科学文化也在不断进步。这一时期是我国图书史上由简策过渡到写本书的时期。东晋末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散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六零五引《桓玄伪事》）。纸张的应用，减轻了书籍载体的重量，使书籍的书写、携带、流传更为方便，也使得私人藏书得到很大发展，藏书量也相应增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著名的私家目录——《七志》和《七录》。

《七志》为齐王俭（452～489）所编。他把图书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道、佛书籍作为“附见”，实际为九类。过了五十年，梁阮孝绪（479～536）又综合了《七志》和其他书目，编成一本目录——《七录》。《七录》分内编和外编。内编包括“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外编包括“佛法录”、“仙道录”。其下共分五十五部，类目相当精细。它给以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打下了基础，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这两部目录都已失传，只有《七录》的序保存在《广弘明集》一书中，成为我国目录学的重要史料。

二 两晋南北朝著作大观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但是图书著作的内容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数量也增多了。经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等学科发展的消长，带来了图书数量和结构的剧烈变化。

首先，历史和地理著作大大超过了前代。汉代《七略》没有设立历史书籍一类，仅收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中。东汉以前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增多了。两晋时荀勖整理藏书，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大部类，其中丙部就是独立的历史类（包括地志）。这时期出现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宋范晔的《后汉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以及《晋太康三年地志》、《地记》、《周地图记》等。这一时期，私家修史之风很盛，先后出现史书近一百多种，尽管大部分已散失，但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很大。

第二，别集与总集大量产生。别集是指总汇一个人多种著作的书，也称文集。总集是指汇总多人著作为一书。东汉以前没有个人文集，当时文学著作都以单篇流传。到东汉时才出现，魏晋以后逐步增多。最早的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这是选编“总集”的最初尝试，到了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这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

《文选》是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选编的，又称《昭明文选》。《文选》原书三十卷，唐朝李善作注时分为六十卷。全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梁各种体裁、风格的优秀诗文作品。《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玉台新咏》是徐陵（507～583）选编的，书成于梁代。《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就是通过它保存下来的。

《昭明文选》书影

第三，文学批评著作开始出现。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极为重要的文学论文。《文赋》以赋的体裁来论述文学创作。文中所涉及的意和辞的关系，以及对构思、感兴、独创和文章弊病等的认识都是很有见地的，对文体、风格的分析简明扼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几乎涉及了文学中所有的问题，如对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创作思想、文体、文艺批评的原则等都有所讨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大总结。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诗品》则是论诗的巨著，作为一部专门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借用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办法来品评诗歌，对汉魏以来的五言诗作了总结。

第四，出现了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在南朝宋、齐时，我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他在天文、历法、机械等方面都作出过杰出贡献。他是第一个把圆周率π精确到七位小数的人，还注释过《九章算经》，编过一本《缀术》。《缀术》在唐代被定为数学课的主要教科书。《齐民要术》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作者是贾思勰。书中记载了自西周以来，特别是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一带农业生产的经验，介绍了耕田、播种的方法，谷物、蔬菜、果树和树木的栽培方法，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方法，食品的制造方法等，是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科学的专著，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农业科学史的宝贵资料。另外，《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另一部有关我国古代以全国水道为纲的地理方面的科学著作。

第五，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增多了。有魏李登的《声类》和梁沈约的《四声谱》，它们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六，哲学思想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产生了魏王弼的《老子注》、晋郭象《庄子注》、梁范缜的《神灭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范缜的《神灭论》是我国古代一部唯物主义思想的杰作。

三 佛教道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

佛教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我国。道教则产生于中国本土，是东汉的张道陵创立的，是由古代巫术、神仙方术演化而来的。

据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的一部佛经《浮屠经》。佛经的大量译介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太子安清，字世高，来洛阳译介佛经约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桓帝末年月支人支谶也来到中国，译出《般若道行经》等二十三部七十六卷。

三国时，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在吴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这是江南最早的译本。

西晋时竺法护先后在敦煌、长安、洛阳从事翻译，译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东晋以后，佛经的翻译由于受到官方的重视，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进行官译形式，出现了译场组织。东晋庐山般若台、建业道场寺、姚秦长安逍遥园、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齐邺都天平寺、北凉姑臧闲豫宫、刘宋祗洹寺、萧梁华林园等都是有名的译场。前秦时，释道安是译场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并对以前的译本进行校理，编著了《综理众经目录》。后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兴迎天竺鸠摩罗什法师在“西明阁”、“逍遥园”等处译经，并召集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名僧协助，译经三百多部。所译《大品般若》、《法华》、《维摩诘》、《首楞严》等经都是大乘重要的经典。与此同时还有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在建康译出的经论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最有影响。东晋时法显（约337～约442）曾到印度求经，居印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同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往返时的见闻，成为一部重要的古代佛教史料和中外交通史料。昙无谶，天竺僧人，译有《大般涅槃经》等多种经律，其中《佛所行赞经》，是佛教大诗人马鸣所著，以韵文叙述佛一生的故事，饶有文学意味。拘罗那他，即真谛，是古印度优禅尼国人。他受梁武帝聘请来华，先后流寓于苏、浙、闽、赣等地，后到广东，共译经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到南北朝末，我国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随着译经的增加，佛教的广为传播，中土开始有佛学论著。现存东汉后期牟融的《理惑论》可能是最早一部弘扬佛法的论著。梁释僧佑编的《弘明集》是最早的一部中国佛教论著的总集。此外，各种经序、目录、史传等相继出现。《出三藏记集》是参照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由梁释僧祐编制的佛经目录，其中载经序（包括译经后记）一百二十篇，类似后世目录提要，它对经本来源、译经时间、地点、人物多有涉及。佛经目录较多，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中所记仅隋以前佛经目录就列出三十八种之多。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最早的一部僧人传记，记录后汉至梁初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史事，附见者又有二百余人。

东汉时，我国创始了道教，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由张道陵所创，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道德真经》）为主要经典，发展了老子的出世思想和神秘主义思想。《道德经》、《太平洞极经》、《正一经》是它的主要经典。而东晋建武元年（317）葛洪所撰的《抱朴子》，整理并较系统阐述了道教理论，为道教的学理奠定了基础。为了与佛教互争高低，自东晋起道教书逐渐增多，《抱朴子·遐览篇》所载道书有一千二百九十八卷，分为道经、纪、图、符诸类。刘宋陆修静于泰始三年（467）在建康校理道教经籍，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分为三洞，奠定了道藏基础。他编撰的《三洞经书目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道藏目录。

四 书籍的卷轴制度

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出现以后，我国书史进入写本书时期。东晋以后纸张代替了简帛成为书籍唯一的材料，书籍制度从此进入了卷轴时代。

卷轴制度起源于帛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卷轴形式。当人们用纸写书以后，由于纸与缣帛的相似，故人们采用同样的方法，把纸张粘成长幅，将轴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中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这就是卷轴书。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故纸写本书又称为卷子。

纸书卷轴一般高一尺左右，每卷长度没有一定，根据文章长短需要，把纸幅粘成一定长度，长的可达二三丈，短的仅数尺。卷子中间用朱、墨画成直格，分成许多行，这些线条叫界，唐代叫“边准”，宋代称“解行”。由于卷轴源于帛书，故界又叫栏，红色的称“朱丝栏”，黑色的称“乌丝栏”，上下左右四周的栏称为“边栏”。卷轴书的书写格式是每卷起首空两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正文通常用墨书写，如果一书中有正文也有注解，往往用朱书写正文，用墨书写注解；或正文单行大字，注解双行小字。正文以后，卷末又留一行空纸，用作题卷，统计篇章和字数。书写时通常每行字数在二十字上下，也有短到十七字左右或长到二十五六字的。

卷轴书是写本书的主要形式，其结构主要有卷、轴、裱、带、签五个部分组成。

卷子的卷是一张张纸粘成的条幅，有长有短。我国的古书是直书的，写时由右到左，右端是开头。为了便于阅读，人们把左端，也就是一卷书最后面的纸粘连在轴上，把纸书从左到右卷起来，这样只要拉开右端，就是书的开头部分。

卷子的轴可用各种材料制成。有普通竹木的，也有琉璃、象牙等物制成的。轴一般比卷子的直高要长，两头伸出卷外，以便展卷。

纸书左端卷入轴内，右端开头露在卷外，容易污损，于是人们就在右端前面留下一段空白，或者粘上一段白纸来保护卷子，这叫做“裱”，也名“玉池”，俗称“包头”。

在裱的中间，还要系上一根丝织品的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做“带”。

一部大书往往包括好多卷，为了防止与其他书混在一起，还用布或其他丝织品包好，这叫“帙”。卷轴书在书架上排列时，为了便于抽出和插入，以轴头一端向外平放在书架上称为“插架”。同时，为了便于识别、存取，就在轴头系一个牌子，简单地标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就是“签”。签是牙、骨、玉等各种不同材料制成的，有时还用颜色区别不同门类。如唐集贤院藏书以红牙签表示经书，以绿牙签表示史书，以青牙签表示子书，以白牙签表示文集。

书写的纸一般是用黄蘗汁染过的。染过的纸发黄，故纸为黄纸。其所以要用黄蘗汁浸染，是为了保护书籍，使纸不受虫蛀。这种方法又称为“入潢”。二世纪末刘熙在《释名》中将“潢”解释为“染纸”。北魏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详细叙述了入潢的方法。黄纸比白纸好。敦煌发现的佛经绝大多数是用黄纸写的，保存了一千多年 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

卷轴书籍到了唐代已经非常完善，但是随着大部头著作的增多，卷轴变得非常长，阅读时必须边读边展开，同时还得卷起已经读完的部分，且读完之后还得重新卷好才能上架，显得非常吃力和麻烦。特别是隋唐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文化学术日趋发展，文献典籍愈趋增多，出现了类书《初学记》、《白氏六帖》、《北堂书钞》等专供检索资料的工具书，以及一定的字书、韵书等。由于它们是仅供人查阅的，可以想象，要在如此长的卷子中查检一个字、一段典故是多么令人困难的事，于是人们感到了卷轴需要改革。这时印度佛教贝叶经传入，即佛经抄在贝多罗树叶上，上下用木板夹起来，称为“贝编”，使人们仿效贝叶经装帧方法，将卷子向左向右一反一正反复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便产生了“经折装”，或称“梵夹装”的书。经折装虽然避免了展卷的麻烦，但厚厚的一叠，查检或阅读时很容易散开和扯断，仍有不便之处，于是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便出现了“旋风装”。写本书的经折装和旋风装形式是卷轴书向册页书过渡的形式，而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形式彻底变成了册叶式，我国图书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印本书时代。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图书（581～979）

一 隋唐五代图书的搜集与整理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他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魏晋以来社会长期动乱的局面。到了唐初，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图书事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造纸术的提高，书籍装帧艺术的改进，使我国写本书进入全盛时期。

隋、唐政府都非常注意对图书的搜集和整理。隋初，隋文帝接受秘书监牛弘（545～610）的建议，下诏征集图书，并规定凡是献书一卷，可以领到一匹绢的赏赐，而且书籍经朝廷抄写校定后，原书还给原主。于是民间不断有人献书，使隋的藏书不断充实起来。公元589年隋灭陈以后，将陈的藏书归为己有，但因其纸墨不精，书写拙劣，故存为古本，同时召集全国善于书法的人到秘书省内补续残缺，分为正本和副本，藏于宫中，其余分藏充实到秘书省的内外三阁。此时，隋政府官藏已达三万余卷。

公元605年，隋炀帝继位，增加了秘书省的官员，大力进行抄缮、补充工作，规定“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等贮藏。隋炀帝积极推动藏书建设工作，把我国的卷轴书推到了高峰。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东屋藏甲、乙部，西屋藏丙、丁部。佛经、道经刚藏于内道场并单独编目。

除东都以外，西京长安藏书更多，当时“嘉则殿”藏书达三十七万卷。这是历史上官府藏书的最高记录。

隋炀帝对西京藏书的整理非常重视，曾令秘书监柳顾言等对嘉则殿藏书进行整理。柳顾言去除了重复、芜杂的，校定后进奏皇帝，得到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于东都洛阳的观文殿。他还编成了《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隋代藏书盛极一时，但随着战火纷起，隋朝灭亡，其锐意积贮的图书也大量亡散了。

唐代统治者从立国之初便十分重视对图书的收集。唐贞观二年（628）秘书监魏徵奏请唐太宗李世民诏集学者，校定四部书。由魏徵主持，配备有关校雠人员二十人，缮写一百人。以后又由虞世南、颜师古接任，最后由秘书少监崔行功负责。前后历经太宗、高宗二朝四十七年，其校书规模相当宏大。

同时，唐代又由魏徵主持了《隋书》的编写。书中的《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堪并称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典范作品。《隋书·经籍志》以《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用唐初政府收藏的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图书进行校对，删去重复，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著录图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卷。如果包括所附的道经、佛经及全部的存、亡图书，则有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隋书·经籍志》在体例上各部类之末都仿《艺文志》写序录，简要地说明诸家源流及其演变。它有总序、大序、小序。总序是目录学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它的主要内容都根据《七录》叙录和隋牛弘的《五厄记》。在书名之下又都有注释，指明作者或标出书籍的亡佚情况。它还继承和发展了荀勖、李充的四分法，并给甲、乙、丙、丁四部正式命名为经、史、子、集。还参考了《七志》、《七录》的类目，区分了小类。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史志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起着创始指导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和查考中古时代书籍的重要文献。

唐玄宗开元年间也进行了多次搜集和整校经籍的工作。开元五年（717）玄宗命褚无量整理洛阳乾元殿的书，完成后，将书运往京师丽正殿。又命马怀素在秘书省编撰目录来续王俭的《七志》。经过三年的努力，于开元九年（721）编成了《群书四部录》。本目录共二百卷，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有总序、类序和解题，是我国有名的官修目录之一。随后毋煚在改正了其中一些错误后，又增加了图书六千多卷，编成了《古今书录》。这部目录分经、史、子、集四录，四十五家，著录图书三千六百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收书止于唐开元年间。它的自序是一篇很重要的古典目录学文献。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唐代官藏图书的转折点。公元755～763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都长安以及洛阳几次遭到破坏，使唐代藏书遭到了空前的损失，乃至“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尺简不藏”。虽然，后来唐王朝的继承者力求恢复，肃宗、代宗两朝仍“崇儒术，屡诏募购”，甚至“以千金购书一卷”，但收效不大。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藏书才略有恢复。

五代十国时期对图书比较重视的是后唐、后周、南唐。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5）曾购募民书，规定献书三百卷的授予官衔。后周世宗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国力日渐充实，有余力征集图书，曾派出儒生三十人从事藏书校理与保管。南唐建都于金陵（南京），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对图书的收集更为重视。南唐早在创建时就收集图书万卷藏于集贤院，后经李后主（李煜）的大力搜集，藏书达六万余卷。

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五代之后雕版印书盛行起来了，中国图书史进入印本时代。从此，大规模的校书工作就很少了。

二 兴盛的隋唐五代著述

隋唐五代，特别是隋唐时代民族统一，国家兴盛，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封建文化，各种学术著作不断涌现，使图书的品种、类型、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一时期，文学方面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骈文方面有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的初唐四杰；诗歌方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外还有王维、元稹、刘禹锡、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在散文方面，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诸名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后世所称道，故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著名的词人有温庭筠、韦庄、李煜、冯延巳等。他们都有自己的诗文集行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清嘉庆十九年（1814）董诰等编《全唐文》，共收唐、五代作家三千余人，文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则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附有唐五代词，作者二千二百余人。

唐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的新品种——传奇小说。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其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现存唐代传奇小说、流行较广的有几十篇，大都收入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里，著名的有《古镜记》、《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等。

《太平广记》书影

文学创造的繁荣，使便于文人学士寻章摘句的类书发展很快。传世的大部头类书，有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的《艺文类聚》，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的《初学记》和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等。

隋唐时代的史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首先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其次是在史学著作中有了创新。

隋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禁绝私人编写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立史馆专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这是我国史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王朝的定制。唐初在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等。

除了官修史书外，唐代还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杜佑撰），以及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撰的《史通》。

《通典》是一部源于纪传体史书而发展成为经济、政治、礼乐、典章制度的专史。它不但开创了典志书编撰的方法，而且还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作为一部通史性的政书，它叙述了各种制度及史事，总是按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朝，原本极详细，并且“以类相从”，有条有理，便于查考。其中以《食货典》、《职官典》、《兵典》、《边防典》为最好。

在《通典》的影响下，宋代郑樵编了《通志》；元代马端临编了《文献通考》，合起来称为“三通”。清代乾隆时官修有《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称“九通”。加上现代刘锦藻编著的《清续文献通考》，合称为“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史通》的主要内容是对史书的义例、源流、编撰体例的评判，以及刘知几自己的修史主张和见解的阐述。刘知几的《史通》又开辟了我国史评的道路。

隋唐时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也有不少。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唐代则有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即《元和郡县图志》，由于北宋时失去图后改为郡县志，它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分镇记载府、州、县的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总志。另外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了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以及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习俗等情况，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和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在科学技术方面，天文、历法、算学都有了相当发展，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这是唐代最有价值的三部历法。在医学方面，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方剂的成果，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和调查，写出了集医学大成的《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他首创了复方，并分析妇女、儿童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另外还有王焘的《外台秘要》。在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高宗时由苏敬等编成《唐新本草》。此书分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收药物八百四十四种，于显庆四年（659）颁行。

儒家经典经历了风风雨雨，到唐代已是众说纷纭、章句繁杂。太宗时命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编定《五经》定本颁行天下。又命孔颖达等人编注一部统一的释本《五经正义》，实行“统于一尊”的政策，结束了东汉以来儒家各派各持己说的局面。而隋及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针对当时经典旧音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后人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的现象，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著有《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在本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源流，对汉魏六朝的经学作了总结。

隋唐时代，是我国宗教事业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译经达到鼎盛期，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及传录等共六十四部，三○一卷。唐代译经，以玄奘取经回国后在长安译经活动最为突出。 贞观三年（629）玄奘赴西域求法，历经一百一十余国，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携带梵本经典五百二十筴，六百五十部。他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从事译经工作，历 时十九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大般若经》、《瑜珈师地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据统计唐代译经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隋唐时代中国僧人佛教著述也有增无减。唐释道宣的《广弘明集》是《弘明集》之后第二大部头的中国佛教诗文总集，共收一百三十余人的作品。此外道宣还有《续高僧传》三十卷。佛经目录著名的有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十五卷，唐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二十卷。还有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一百卷。

隋唐尊奉道教，道教典籍大增，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唐代帝王以道教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以老、庄、列、文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尽管安史之乱道书毁损不少，但到肃宗上元年间（760～762），政府又收道书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经过缮写，增至七千卷。

三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印本书的出现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捶拓和制造印章技术。

我们的祖先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最早见于实物的是战国后期的石鼓，到东汉蔡邕于熹平（172～177）年间奏请镌刻碑文，以订正《六经》的文字。汉代刻石经为后世历代统治者作出了榜样。我国刻石活动的传统自公元2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刻石的传统发展了捶拓技术。将石刻文字转录到纸上的方法称为拓石。

《隋书·经籍志》记载了隋炀帝藏有汉魏石经的全部拓本，并记载说南朝梁代的藏书目录中也有石经拓本。拓碑是一种极好的复制文字的方法，它不仅解决了抄写的劳苦，而且还可避免抄写错误。不过由于碑刻文字是阴文，捶拓出来的塌本是墨底白字，阅读效果并不理想，然而它却给印刷术发明带来了重要启发。

制造印章技术我国很早就有了。在战国时代印章就已经常见了。《周礼》中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就是印章。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称为“玺”，普通官私用的才称为“印”。汉时用印封检奏章，故称为印章。秦汉以前多为阴文印章，秦汉以后多为阳文印章。印章的体积很小，一般只刻三四个字的姓名或官衔。由于印章上多为阳文，即反刻的，它印在纸上的是正体的白底黑字，非常清楚。捶拓技术和印章的雕刻方法结合起来，导致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从文献资料上看，应当不晚于唐代中叶。例如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4），元稹为白居易所作的《长庆集序》，就记载当时有印本书的出现。

在实物方面，首先要提到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它是现知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这部书是一个长约十六尺的卷子，本文由六个印张粘缀而成，前面还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的图，其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其文字图画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其刀法纯熟，墨色匀称，印刷清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今天可见的最早的印本历书是乾符四年（877）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历书残本。1944年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发现有《陀罗尼经咒》，印本居中部分是梵文，纸端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佛经印刷品。

《金刚经》书影

我国唐代的雕版印刷品，主要是人民日常所需的著作和佛家宣传的经律等。当时这一新的技术还只应用于局部地区（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和局部范围（民间和寺院）内，它最初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知识，而在于准确地复制经文等，因此，印本书也只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及至五代，则逐步由写本阶段过渡到印本阶段了。

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主要流传于民间和寺院的印刷术，到五代时逐渐进入士大夫阶层，不少贵族文人“自出俸钱”或聚资雇人刻书。私人出资刻书的人首推和凝。和凝是后唐时翰林学士，后晋天福五年（940）出任丞相。他长于短歌、艳曲，有一百卷，自己誊写上板雕印。前蜀昙域和尚在成都雕刻印其师贯休和尚的《禅月集》；后蜀的宰相毋昭裔也令他的门人句中正、孙逢吉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雕版印刷。

五代时期，印刷技术也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开始了官府刊刻图书的事业。后唐明宗时宰相冯道、李愚奏请刻印儒家经典，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组织专人，以唐《开成石经》为依据，刻九经印板，印《易》、《诗》、《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仪礼》、《周礼》、《礼记》。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开始采用雕版印刷书籍的开始。《九经》刻印从后唐长兴三年（932）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止，经历了四个朝代，花了二十二年才全部完成。这些书是由国子监负责刻印的，即为“监本”。这个制度影响了以后几个朝代，宋代监本就是以五代监本为底本刻印的，宋人称五代监本为“旧监本”或“古京本”。印刷术由民间进入官府，印书范围由杂书上升到经典，提高了它的地位，因而也更有利于其发展。

五代刻书现存的很少，仅有敦煌发现的《唐韵》、《切韵》和天福十五年刻的《金刚经》及各种佛像（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1917年在浙江湖州天宁寺石刻经幢象鼻中发现过吴越王钱俶显德年间刻的《宝篋印经》若干卷，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则发现了开宝年间的刻本，这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我国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时，书坊刻书、私家刻书和政府刻书都已齐备，为今后刻书事业开创了道路。

四 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的书籍制度

印刷术被广泛使用以后，促使书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末到宋初，印本书籍逐步代替了写本书，册页书籍逐步代替了卷轴书籍。印本书的形式，是由许多单页累积装订成册的，即所谓册页制度。这种制度仍是现在世界上印刷书籍的普遍形式。

印刷术被广泛使用以后，促使书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末到宋初，印本书籍逐步代替了写本书，册页书籍逐步代替了卷轴书籍。印本书的形式，是由许多单页累积装订成册的，即所谓册页制度。这种制度仍是现在世界上印刷书籍的普遍形式。

为了了解这种新制度，我们首先要了解雕版书版面的各个部分，再了解积页成册的方式。

1.版式方面

一块版所占的面积称为版面，也叫匡部。版面上有栏线、界行和版心。栏线是指版面四周的黑线，又称“版框”或“边栏”。四周单线印的叫“四周单边”或“单边栏”；四周双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为“文武边栏”。界行即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又叫“边准”。但也有不分界行的称“白文”。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就成为一个对折叶的上下面。

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有一个像鱼尾似的图形，叫“鱼尾”。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形的称为“单鱼尾”，刻有两个的称为“双鱼尾”。鱼尾将版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间部分一般用来题写书名、卷次、页数；上部原是刊刻页数的，后来把中间的书名移此，也有在此刊刻出版者名称的；下面原来是刻印刻工姓名的，后多记出版者名称或丛书总名。

所谓象鼻是指版心中鱼尾上下到板框之间的那部分。象鼻中印有墨线的称为“黑口”，黑线粗的或全黑的称“粗黑口”（或大黑口），黑线较细的称“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中没有黑线和文字的，则称“白口”。版心中的黑线和鱼尾是折叠书页的标号，因为版刻书是单面印刷的，装订时书页需要折叠。

在版框两边边栏外的上角，有时有一个小方格，称为“书耳”或“耳子”。书耳上多记书的篇名（小题），相当于现代铅印书直排本的“中缝”，横排本的“书眉”。

2.书籍的结构方面

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古书没有页的历史，一页页装订成册，便成了书。它的结构则指它的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皮。它通常用较硬的有色纸，以便保护书。书签则是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由于贴在书衣上，又称“浮签”，以别于卷轴书的“挂签”。同时，在书衣内加一张空白衬纸用来保护书页的叫护页，又称“副页”、“扉页”。在护页之后的第一页即为封面，也就是现在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题有书名，一般是名家手笔。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上刊行年月、地点和刊行人的姓名、堂号等事项，也有把此内容刻印在序目之后或卷末，这是牌记，又称“刊记”。

书的内容结构，一般包括正文，它是主体性文字。序、跋是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或作者情况等方面的文字。而置于书前的称为序，作者本人写的称“自序”，他人写的称“他序”；置于书后则为跋，也称“后序”，相当于现代书的“前言”和“后记”。另外有凡例，即用来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的文字，又称“例言”或“发凡”，一般置于正文之前。目录指本书的目次，是一本书内容标目的汇集，置于正文之前，序文和凡例之后。注释是解释和说明正文的文字，通常采用夹注形式，用小字双行注记在正文之中。卷末是除正文之外附录的文字，一般把较多附文编排在一起，附于书后，即称为“卷末”。

当印刷书籍最初出现时，印刷装订形式还都模仿卷轴制度，唐末出现的经折装和旋风装也为书籍装订所利用。特别是后世印刷的许多佛经仍采用经折装。然而经折装容易断裂，断裂之后便成为散页，面积恰好为一版。因此在五代和北宋之间就出现了一版一页，以散页装订成册的制度，即册页制度。《五代会要》记载公元953年国子监完成九经的雕印，田敏“进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是册页制度的最好证明。我国最早的册页制度是蝴蝶装。所谓蝴蝶装，又称“蝶装”，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有字的纸面对折起来，与后来的线装对折方式正好相反，然后将每一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有时用布或绫锦裱背）作封面，便成一册书，这是早期的册页装订形式。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便于保护书心，边角污损可以裁去，而不影响文字内容。

蝴蝶装盛行于宋辽时代，而到南宋时出现了包背装，它是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背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装订方式尽管与蝴蝶装基本相同，但经过书页正折，版心向外，使页页文字相连，便于阅读。到明代又发展成线装书。机械化印刷术传到中国以后，书籍逐渐变为平装和精装书，这是我国册页制度经历的几次变化。

册页制度是印刷术发明的结果。

第五章 宋元时期的图书（960～1368）

一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宋元刻书的繁荣

宋元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的兴盛时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经验，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公元11世纪中叶由毕昇发明的，比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要早四百多年。

据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的是胶泥活字。这是活字印刷的最早方法，它的原理和环节与现代印刷术是相同的。但毕昇的这一发明没有得到推广，当时雕版印刷术仍然是印刷图书的主要方法。

虽然如此，在毕昇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对活字印刷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元初杨古根据沈括记载，仿用毕昇的方法印过《小学》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用“仿宋胶泥板”印成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稍后，元代的王桢发明了木活字。王桢是元代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他在长期的农业研究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知识，写成了极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三十七卷。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了两年时间请匠人刻制了三万多个木活宇，先付试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印好了一百部《旌德县志》，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之后，以介绍这种方便的印书方法。及到明代，木活字印书已是相当普遍，随后，在近代西洋印刷术传入以前，我国还出现过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印书。

宋元时代，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印本书大量地出现了。

早在宋朝开国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在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等到成都去筹刻《大藏经》。全藏共五千零四十八卷，一千零七十六部，四百八十函。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才完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刻印佛藏结集，也是第一部刻印的大部头丛书。

宋元继承了五代刻书的传统，刻书事业仍然循着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发展。

宋代官家刻印书籍的机构可分为中央和地方。宋初的刻书业为政府所垄断，中央刻书机关主要是国子监，国子监刻印的图书叫监本。宋代的著名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都是由国子监陆续刻印流通全国的。宋代除重视编印新书外，也重视对古代经、史、医书的校刊。太宗时代又命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和《四史》，并刻印《说文解字》等书。仁宗时又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医书。神宗时又校刊了《黄帝九章》、《周髀算经》等古算经十种。哲宗时又开印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这样国子监的刻书范围日益扩大。

除国子监从事刻书以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和校正医书局等中央机构也都刻印书。

靖康之难后，宋朝南渡。宋高宗赵构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存开封国子监书版全遭战争破坏，南宋在杭州新设立的国子监收地方官署刻版和新雕版开始重雕经史。纵贯两宋，宋朝官府刻书在北宋时以中央为多，而到南宋，由于国子监雕版监本薄弱，则以地方为多了。

南宋的地方官刻机构有公使库。所谓公使库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库内有印书局，专门刻印书籍。用地方政府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总称“公使库本”。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宋朝有名的公使库多达十余处，都有刻书。如苏州公使库、吉州公使库、抚州公使库等。抚州公使库刻的《郑注礼记》最为有名，现在还有存本。南宋地方各类官署如茶盐司、漕司、连运司、计台司、提刑司，以及各州学、军学、郡学、县学也都有刻书。宋代的书院也从事刻书，如婺州丽泽书院、杭州西湖书院、建宁府建安书院等便是。

与南宋同时的金朝的刻书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先后以女真文字刊印《孝经》、《易》、《书》、《论语》及《新唐书》等。另外还有金刻本《赵城藏》是一部有四千三百三十余卷的大部头藏经。

元代中央的刻书机关有秘书监的兴文署和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学提举司。官刻本以兴文署的刻本最为著名，其中最早、最好的刻本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刻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艺文监掌管儒家经典的蒙文翻译本，但刻书流传很少。太医院刻有医书《圣济总录》等。地方官署刻印的，以十路（相当于专区）分刻的十种“正史”为著名。在元代地方刻书中，书院刻本更有影响，由于各地书院有丰富的学田收入作为刻书经费，主持书院的“山长”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刻书非常认真，刻本较为精良。杭州西湖书院泰定元年（1340）所刻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刻印精良，字体优美，是元代书院刻本的佳作。

南宋时，私家刻书很盛。由于刻书人以自己名望为重（因为刻书人名往往刊于书中），对书本能进行精细的校订，或选择优秀的善本作底本进行刻印，故私刻本的质量一般较高。私刻本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等字样为标记。南宋时著名的私家刻书有赵、韩、陈、岳、廖、余、汪等七家。岳珂相台家塾所刻的《九经》，后世推为善本。廖莹中世彩堂所刻韩愈《昌黎先生集》和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及黄善夫所刻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也都著名于后世。

元代的私人刻书并不逊于宋代。仅据《书林清话》所记，私刻也有四十多家。岳氏荆书坊刻书是宋元时期图书出版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分布广、影响大，在我国图书发展史上有不小的功绩。所谓坊刻即书坊刻书。书坊是古代卖书兼刻书的店铺，是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古代称书肆，后来也称作书林、书堂、书棚、书铺或书籍铺、经籍铺和书坊。由书坊刻印的书称为坊刻本、书坊本或书棚本。

宋代书坊刻书的地点几乎遍及全国。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是三个最大的中心，从北宋到南宋都是如此。北宋初年蜀刻最盛，这是从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北宋后期，浙刻最为精美。南宋时代，闽刻数量居全国之首。除三大中心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区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潮州等地。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杭州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规模更大。元代福建建阳县沿袭宋刻书风气，仍是书坊聚居的地方，刻书最多。而余氏勤有堂、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日新堂等历史都很悠久，现存元代坊刻书多半是这几家的刻本。

二 宋元版图书的特点

宋元时期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鼎盛时期，宋版和元版图书由于刻印精良被称为“宋元旧椠”，历来被推重为善本书，尤其宋代刻印的图书是后世书籍艺术的源泉。

宋代刻印的图书有其独特的风格，从字体上看，北宋早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的欧体。欧体字瘦劲、秀丽、字形略长，转折笔画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的颜体，字形肥胖，雄伟朴厚，间架开阔。南宋后，柳公权的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竖重。不同的刻书地区所采用的字体约略不同，其中汴梁和浙本多用欧体，蜀本多用颜体，闽本多用柳体，江西刻本欧体和柳体兼而有之。

从雕刻板的墨色和刀法上看，宋版图书用墨精良，多色浓如漆，虽着潮湿而无漂迹。宋刻书对刻工刀法要求精致认真，字画一丝不苟，不失原书手笔的神气。它的用纸，纸张光洁坚韧，多属黄白两色，薄者如蝉翼，厚者两面均可印书，其中浙刻本与蜀刻本多用皮纸，闽刻本多用薄如蝉翼的竹纸。宋版图书有“纸香墨润，秀雅古劲”之说，是印本书中上乘之品。

从版式上看，宋代早期刻书多半是四周单栏，后来逐渐演变为左右双栏，上下单栏，而且上下栏线细，左右栏线粗。宋版书行宽、字疏，白口，单鱼尾，且墨色浓厚。版心处多有刻工姓名和字数。有些宋版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书尾多刻有牌记，间有左右栏外上角刻“书耳”的。宋本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每行字数虽然相同，但从横向看，字的间隔排列大都是不整齐的。宋版书的装帧主要是采用蝴蝶装，有少数书是旋风装和经折装。

宋版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宋代避讳制度泛滥，不但在位皇帝名字要回避，就是皇帝祖上的名字，也必须回避，而且连与他们名字同音的字，也都要回避。这种情况反映在宋版书上，特别是官刻本，就要出现很多讳字。避讳的方式是凡遇当今皇帝名字，以镌刻小字“今上御名”的方式回避之；遇到已祧之庙讳，则多以缺笔方式回避之；个别时候也有以改字方式回避的。

元朝建立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元代刻本图书，一般制作精良，其质量不逊于宋版图书。元版图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风格。元代刻本的字体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刻书字体多用赵孟頫的字体。元初，刻书字体曾承沿宋金遗风，自从赵孟頫到元政府任职后，其书法在社会上影响颇大。自此，元代刻书，无论官刻私镌，基本都用赵体字，一直影响到明初。其二是用字无讳。元统治者由少数民族而来，其礼制观念甚淡，避讳不严，所以元刻本几乎没有讳字痕迹。其三是多用简字、俗字。元刻本用简字、俗字，坊刻本中较多而官刻、私刻中较少，以小说类书中较多而经史文集中较少。由于元政府以蒙文新字定为通用国字，故对汉字书写刊刻要求并不严格，书坊中为图快、简便，刻工图省，故坊刻本中以“無”作“无”，“龐”作“庞”、“雙”作 “双”等的现象极为常见。而建本《古今翰墨大全》及虞氏务本堂的《全相平话五种》所用简体字更多。

从元版图书的版式上看，元初接近宋版书，字大行疏，疏朗醒目，多白口。元中期发生了变化，为了节省纸张，坊刻本行格渐密，字体变化，由左右双边渐趋四周双边，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黑口粗大，双鱼尾，细线也变成了粗大黑线。鱼尾又多是花鱼尾。多有牌记，尤其是私坊刻本，大多有牌记，这有助于版本的审定。

元版图书装帧乃盛行包背装。元代刻本的纸张多用福建纸，其纸质较为粗糙，有的颜色呈褐色。元代刻书以建阳书坊刻本最多。

三 宋元时期主要著作概览

从北宋开始，雕版印刷术的全面使用，使图书种类和数量骤增，书籍的流传比以前更为普及，大大促进了这一时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它同时带来了大批著作的问世。

两宋时代理学的诞生，是对汉唐以来儒学的新的继承和发展。宋代的理学家很多，他们高举从孟子以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

周敦颐（1017～1073）是宋代理学家中最早的一个。他的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无极、太极及阴阳五行的运转、变化等，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种。

比周敦颐稍后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共同创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们的著作被后人合编为《二程全书》。

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大理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成果，对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作了注解和阐述工作（后人辑为《四书集注》），以此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观点，《四书集注》和他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是他哲学观点的体现。他平时的谈话被学生记录下来，编成了《朱子语类》，是朱熹理学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四书集注》书影

与他们主张不同的有王安石、陆九渊和陈亮等。

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1021～1086），为了推行改革，他不迷信儒学经典，大胆指斥孔孟儒学的空疏无用。在任宰相推行新法时，以变法实践为根据，对《诗》、《书》、《周礼》等重新加以解释，亲自主持编定《三经新义》并颁发全国学校，提出了著名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主张。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的著作屡遭毁禁，散失很多，今存仅有《周官新义》辑本，《老子注》和《临川先生文集》。

陆九渊（1139～1193）是南宋“心学”的创始人。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是他和朱熹之间的一场哲学争论。鹅湖之会是南宋历史学家吕祖谦邀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等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哲学讨论会，本意欲调解朱、陆之间学术上的分歧，不料辩论十天，最后竟不欢而散。实质上，朱、陆之间的哲学没有本质上区别，只是在如何认识先验的理的途径上略为不同而已。他们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另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陆九渊的语录、杂著、书信由后人编为《象山先生全集》。

以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1143～1194）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提倡“实事实功”，认为只有“有权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他批评了朱熹一派理学家面对金兵压境，只会空喊“义理”、“性命”等。陈亮著作有《陈亮集》。

宋元的文学很发达。在散文方面，欧阳修继唐代古文运动而成为宋代的主将，力革浮靡诡怪的文风；继起的有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他们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他们有许多佳作，各有文集行世。宋代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也有许多名篇传世。

宋代代表性的文学品种还有词。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都填词。柳永则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宋代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婉约清新，把一些寻常习用的语言信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很平淡自然，表情达意能曲尽其妙。而辛弃疾是南宋中叶的一位爱国诗人，他的文才武略，他的豪放慷慨，使他的词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中的英雄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

宋代出现了民间讲演故事的说本，传到现在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等。话本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明代以后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元代杂剧是当时文学的主流，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说唱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元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关汉卿则是元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写过六十多种杂剧，现存十八种，著名的有《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等。元代还有马致远和他的《汉宫秋》，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等。在钟嗣成《录鬼簿》中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剧作家达七十九人；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杂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走向成熟。

宋代的史学继承传统也相当发达。其中以《资治通鉴》最为著名。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1019～1086）所著的一部编年史著作。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以帝王为中心，把历史大事都记载在帝王在位的年月中，逐年逐月记下去，表现出治乱兴亡的过程。记述了上起战国，下及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的巨著。其主要目的是供统治者借鉴之用。书中以较多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资治通鉴》不但因它材料丰富，为其后的历史学家推崇；它所开创的编年史体例，也成为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资治通鉴》书影

南宋初郑樵（1104～1162）的《通志》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有关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是“十通”中的两种。《通志》包括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二十略”；《文献通考》以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二十四考”，来叙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其叙事到南宋末年为止，是查考元以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

专记一州一县的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到宋代已走向成熟，方志体例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据《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宋代地方志已达七百余部，现仅存三十余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编的《新安志》，施宿编的《会稽志》等。宋代记全国区域的总志现存五部，其中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

金石学是宋代史学的一个新园地，欧阳修的《集古录》共十卷，是一部包括上起三代、下迄宋初的钟鼎敦甬碑碣法帖款识的专著，开创了运用大量金石铭刻考辨史籍讹误的先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文献的内容。另外，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博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有文有图，对于考订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史籍是极好的资料。

宋元时期在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著名的《梦溪笔谈》是我国宋代伟大的科学家沈括（1031～1095） 所著，共二十六卷，还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该书分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和美术等，其中自然科学部分，是一部杰出的科技史，它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在工艺方面的贡献，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另外记述建筑方面规则的有《营造法式》等。

元代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有王桢的《农书》，它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成就。医学方面有北宋末年所编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宋初的《开宝本草》，仁宗时编的《嘉祐補注本草》等。

宋朝统一中国以后，宋代的学术活动也相当积极，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三部各一千卷的大参考书。又编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它们是宋初政府为提倡学术活动而编的“四大类书”。

宋代官府和寺院除大量刊刻佛藏外，真宗时还由道原编著了一部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对其后理学影响很大。它和其他“灯录”后来被编入普济的《五灯会元》中，成为研究佛教禅宗的重要文献。道教经典也有不少，真宗时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校修秘阁道书，并以张君房为主持，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于宋徽宗时刊行，为道藏之祖。以后金、元刊印《道经》均以此为蓝本。

四 宋元的公私藏书与目录

宋元时期对于藏书非常重视，公、私藏书的兴盛，达到我国中世纪的高峰。

宋太祖建国之初，很注意收集图书，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到开宝年中由于对五代十国图书的征集，使朝廷藏书增至八万余卷。另外，宋太祖还广泛征集民间藏书，充实官藏。

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视察“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馆址，见房屋简陋，地方潮湿，仅可遮雨挡风，感到对藏书和学者使用均不利，于是决定建“崇文院”，集中收藏三馆藏书。崇文院分六个书库，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经、史、子、集四库。六库书籍包括正、副本八万卷。后太宗又下诏征集图书，公布缺书目录，收集公私新撰图书和政府出版物充实崇文院馆藏，至建成后十五年，太宗再到秘阁巡看，“观群书整齐，喜形于色”。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宫失火，殃及崇文院，藏书大多被毁。

《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藏书，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图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宗、英宗两朝有图书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这些数字是独立计算的，不是累加的。而靖康之难，书籍损失惨重，“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高宗建立南宋以后，经多方搜集，虽达到四万多卷，但仍只及北宋最盛时的四分之三。宁宗时藏书又增至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多卷。

宋政府除重视藏书外，还注意图书的校雠和目录的编辑。仁宗时由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唐《开元四部录》，修撰《崇文总目》，至庆历年由王尧臣等编成，共六十六卷。将书分四部四十五卷，每类都写有序，每部书则有提要，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原书已亡佚，现行五卷本《崇文总目》是辑自《永乐大典》等书。

南宋高宗时也积极组织人员整理图书，编修书目。孝宗淳熙五年（1178）陈骙等人仿《崇文书目》编次《中兴馆阁书目》，凡七十卷，又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宁宗时，书籍增多，秘书丞张攀等人编修《中兴馆阁续书目》，宁宗嘉定十三年书成，凡三十卷，著录藏书一万四千多卷。两部书目合计近六万余卷，较北宋《崇文总目》所载数量还多。这两部目录后来亡佚，目前所见有赵士炜辑的《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中兴馆阁续书考》可供查找。

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图书数量大增，私人藏书远超过前代，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和女词人李清照夫妇，穷搜苦访二十年，到赵明诚去世时，虽经战火，尚存金石刻词二千卷和图书二万余卷。叶梦得苦心经营数十年，藏书达十万余卷。另外还有晁公武、王铚、郑樵、尤褒等。

两宋的私人藏书家还编修了不少私家目录，其中有书名可考的达30余种。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开目录著录版本的先例。另外最受后人称道的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每类有序称为“总论”。每个小类形式上无序，但实际上在每类的第一部书的提要里，大都叙述了学术源流。书名之后注明作者生平、书籍内容大要。共著录书籍一千九百三十七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五十三类著录，虽无经史子集之名，但仍按四部法分类。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对每部书除了书名外，还著录卷数、作者姓名、官职、书的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在“解题”中，或记古书的款式和版刻，或说明善本书获得经过；既记载印本，也著录抄本、拓本。共著录图录五万余卷，全面反映出南宋以前的图书情况，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

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郑樵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类例”的概念，指出了图书分类的重要性，认为“类例已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失纪”。他创立了三级类目的新分类体系，针对汉唐两代两级类目的分类体系，鉴于宋代图书事业的空前发展，独创新的分类体系，包括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二种。这种三级分类体系，在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于著录方法，提出“通录”历代和当代的图书；“记亡”即编次时要记亡佚的书；“求全”即求其全录，不得遗漏。只有这样，目录才能究学术本末，使学者易学，求者易求。在总结历代图书散亡的原因时，指出搜访图书的必要性。在《通志》中系统提出了“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求书八法”被后世藏书家奉为圭臬。郑樵在具体分析了亡书的各种情况后提出了辑佚的理论原则，开了辑佚工作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早在1236年就在平阳设立经籍所编集经史。攻下杭州以后，便将南宋的官印书局及各中央机关、江南各郡图籍及书版全部运往北方，使元政府藏书大增，当时藏书处所如奎章阁、崇文院等藏书都很丰富。元代藏书虽丰富，但由于皇室不注意管理藏书，也没有组织校勘整理，故质量不佳，且利用也不够，仅编成宋、辽、金三史，没有再编其他大部头的丛书、类书。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图书（1368～1840）

一 明清印刷术的改革和发展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我国劳动人民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终于在北宋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胶泥活字印刷术）。继泥活字发明之后，又发明了木活字。而到明清两代，木活字印刷普遍推广了。

明代，用木活字印书就比较普遍了。清人龚显曾说，明人用木活字板印书，“风乃大盛”。有书名可考者约一百余种。木活字印刷不但流行于苏州、杭州、南京、福建等沿海地区，而且发展到四川、云南。其中包括藩府、书院和私人都有用活字印书的。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最多的是诗文集。

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都不断有印本出现。刻印最早而又精的是雍正三年（1725）归安汪亮的《唐眉山诗集》（唐庚撰）十卷。而清朝最大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书活动，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帝在修《四库全书》时，下诏刊印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因数量大，刊版耗费财力、人力和时间，主办人金简建议用木活字排印，得乾隆帝批准，故又改名“聚珍版”。金简雇工刻枣木活字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二千三百多卷。后来金简还把刻印的经验写成了《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的方法程序，是介绍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木活字印书更加普遍。据估计，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书约有二千种。

木活字，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使用最广的一种。在使用木活字印刷过程中我国先后采用了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印刷。著名的有弘治三年（1490）华燧会通馆所印《宋诸臣奏议》，被认为是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当是锡活字印本。铜活字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可能是元代印制的《御试策》。铜活字印刷于15世纪末在我国盛行，主要流行于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南京以及浙江和福建的建宁、建阳等地，以无锡的华家和安家最为著名。

华家于弘治十五年（1502）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坚父子还用铜活字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所印书每卷末均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字样。

采用铜活字与华氏同样有名的印书家是桂坡馆的安家。安氏用铜活字印的书可考者有十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唯一用铜活字印的地方志。

明代铜活字印书中还有福建建阳中最有名的印本为蓝印的“芝城铜版”《墨子》。

清代的铜活字印书，在康熙年间宫廷曾刻有铜活字，印刷过天文、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规模最大的是雍正四年（1726）内府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印了六十四部，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可惜这批铜活字，在乾隆年间被熔毁充作铸钱的原料。

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以二十多年的工夫，花费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的投资，雇人铸造了大小铜字四十多万个用来印书。因林的原籍是福清县尤田人，所以铜字定名为“福田书海”。这批铜活字曾印过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和一部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林春祺还写了一篇《铜板叙》，记录了他刻制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这是我国有关制造金属活字仅有的文献。此外，台湾总兵武隆阿于嘉庆十三年（1808）曾制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

明清两代遗存至今的铜活字印本尚有二十余种，大部分收藏在今国家图书馆。

雕版印刷术发展到明清两代，出现了成套版印刷技术。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而用套版方法印出来的书，则具有两种或几种颜色。它是在规格完全一样的版面上，分别在不同部位涂上不同的颜色，重复叠印而成，所以叫“套版”，或叫“双印”。这一套技术叫套版印刷术。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本称为“套印本”。初期，多用朱黑两种颜色印刷，这样印出来的书称为“朱墨本”，或叫“双印本”。后来才发展到用四色、五色来套印。根据用色的多少套印的书被称为“四色本”、“五色本”等。

我国现存最早的明代套印本，是明万历年间在安徽歙县印刷的《闺范》一书。我们今天常见的套印本，绝大部分是由明万历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所刻。闵、凌两家所刻套印本很多，达一百四十种左右，包括经书、子书、史抄和诗词文集、小说残曲等，内容相当广泛。套印本版式都是周围有板框，中间无行线，便于在天头处作眉批，行格加圈点。

套印本在清代有所继承。官刻的有清初顺治年间五色本《劝善金科》，康熙年间朱墨本《曲谱》，四色本《御制唐宋文醇》等。民间私坊也有佳作，仅《杜工部诗集》就有道光年间涿州卢坤的六色本和广东叶云庵的五色本等。

二 明清刻书及其版本特点

明代开始有“内府本”。所谓内府本是宫廷所刻印的图书。它由内府司礼监主持其事，司礼监下设经厂，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之分。汉经厂专刻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其余两厂分别刊印佛经和道经。故内府本又称“经厂本”。此处刻印图书，虽然多是大字巨册，纸墨刻工也相当精良，但因刻书工作由太监主持，校勘方面不够精确，故不为后世所重。

在中央沿历代旧制置国子监刻书，由于明初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国子监有南、北两个，故明代有特殊的“南监本”和“北监本”。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徐达攻入元大都北京时，尽收其宋、元雕版，集中于西湖书院。后来全部移交给南京国子监。故明初南监所印图书大多是宋、元旧版，其中《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印书都以南监本为底本，所刻不及南监之多，所印有《十三经》、《二十一史》等。

官府刻书中还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的刻书，而以苏州府为最多，淮安府次之。另外，很多府、县也刻本地方志。

明朝还有藩府刻本。这是明朝刻书的一大特点。由于明代分封制度，将皇帝子孙分封为各地藩王。这些藩王有的注重校刻书籍，著名的有宁藩、吉府、赵府、德府、潞藩等。他们刻印的书称为“藩府刻本”。藩府刻书以宁献王朱权和晋庄王朱钟铉最为著名。藩府所刻的书，多以中央赏赐给他们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加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自身学术造诣，故多有佳品。嘉靖年间（1522～1566）晋藩所刻诸总集，万历年间（1573～1620）吉藩所刻诸子书，崇祯年间（1628～1644）益藩所刻诸茶书，都是很有名的，号称藩府三大杰作。

明代私人刻书上承宋、元风气，没有多大变化。弘治以后私人刻书日益增多。嘉靖以后更为兴盛。著名的有吴县的袁褧的“嘉趣堂”，顾春的“世德堂”，苏州徐时泰的“东雅堂”，晁瑮的“宝文堂”，洪楩的“清平山堂”，叶盛的“菉竹堂”等。他们除刊印古籍外，还翻刻著名的宋、元图书。明代私人刻书能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如前面提到的无锡华家和安家采用铜活字；吴兴凌氏、闵氏的套版印刷等。

在私人印书方面有一个杰出人物是毛晋。他根据所藏善本校刻了很多书，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以及许多唐、宋人的诗文集等。他所刻书都以他的“汲古阁”为牌记。许多书商都到常熟他那儿贩运他的书。为了印书，他向纸坊定制的纸张俗称“毛边”、“毛泰”。

书坊刻书事业，明代以福建最盛。其中“勤有堂”、“万卷堂”、“慎独堂”等，均有上百年的历史。杭州、四川在明初也是刻书中心。嘉靖以后到达江南一带。万历、崇祯年间南京、苏州的书坊盛极一时。刻书内容除承前代适应群众学习和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自行编辑书籍，特别是类书、读本、小说之类。

明代的图书刊印事业比以前更加普及了。

佛教经籍刊印著名的有洪武五年（1372）的《南藏》，永乐八年（1410）的《北藏》和万历十二年（1584）的《续藏》。正统年间（1436～1449）刊印的《道藏》则是现存唯一的道藏版本。明代印书方面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崇祯时期用木活字印行《邸报》，是我国用活字刊印报刊的开端。

清代的官刻图书，由武英殿负责，所以叫“殿版”。所刊均为“正经”、“正史”和“御撰”、“御批”、“钦定”的书。它以康熙朝版为最精。殿版书中有采用活字印刷的，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套印从顺治年间就开始了。

私人刻印图书在清朝有不少精品。如徐乾学主持校刊的《通志堂经解》是用手写体上版雕刻的，刻工精致。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林佶书写后上版的。

乾嘉时的藏书家和校勘家也刊印图书，著名的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等。底本优良，校勘工细，是佳品。

刊刻丛书是清代刻书的一大特色，除上面谈到的外，有专门搜集一地或一姓著作的《郡邑丛书》和《氏族丛书》，如宋世荦编的《台州丛书》，祝昌泰的《浦城遗书》等等，对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也很有作用。

清代坊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多半转入以售书为业，坊刻逐渐衰落下去。

明代版图书，在嘉靖以前盛行黑口，字体款式都沿袭元代式样。只有经厂本独具一格，版框宽，界行疏，字大如钱，多有句读，黑口双边。纸墨、刊印都精，字体用赵孟孟頫体，包背线。万历年间因文化上提倡复古，书的风格也为之一变，仿北宋的白口，版式与北宋大体相同，字体也用欧、颜书法，但较板滞，纸张多是上等白棉纸，洁白细润，墨色鲜明。万历以后，黑口又逐渐增多，以后黑、白书口就都常见了。字体方面，发展为方整的字体，渐渐成机械式图案，明末清初演变为横轻直垂，四角斩方的方块字，当时的刻工把它叫“宋体字”，清朝一直沿用。19世纪铅活字印刷兴起后，它又被用来铸造铅字，而成为标准的印刷字体，现存的印刷行业称之为“老宋体”，明代中期线装书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线装书的形式。

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藏书与目录

明代的藏书工作较之过去是较为逊色的，政府对图书只重视收藏，不重视保管，更少有校书活动。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更为明显。

早在灭元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命令部队注意收集散于各地的图书。灭元以后，将集于大都的宋、金、元三朝旧藏，尽载南京，建立文渊阁、大本堂收藏。洪武三年（1370）三月，明承袭元秘书监制度，使主管内府书籍，初步奠定了明政府藏书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常到便殿阅览图书，发现国家书库中古籍不全时，便命令选派熟悉典籍的官员，到各地购求典籍，并指示他们，凡遇好书，可高价收购。因此，从民间收集了许多图书。成祖永乐六年（1408）《永乐大典》编成，贮于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随都迁到北京。明仁宗以后，皇帝藏馆续有扩建，有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用以藏书。到宣宗时，秘阁藏书达二万余部，近百万卷。正统年间，杨士奇整理、编成《文渊阁书目》，计当时文渊阁藏书达四万三千二百册。

《永乐大典》书页

但以后由于不注重保管，更没有整理，有些图书往往被馆阁官员借没；藏书损失、虫蛀、霉烂也无人过问，以至藏书散失严重。因此，到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对照《文渊阁书目》“十无二三”，所增加的仅是当时文集、地志，而其他唐宋时代的，基本上已没有，损失惨重。

明代私人藏书非常兴盛。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统计，明代知名藏书家达四百二十七人。明私家藏书首推明室诸藩，如晋庄王、宁献王等都在藩府积累藏书，数量都在万卷以上。除了藩王外，大量的是官僚、重臣，以至士大夫阶层和乡村地主豪绅都有私家藏书。如明初宋濂（1310～1381）藏书数万卷。嘉靖以后，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私人藏书楼。

嘉靖年间建于宁波的“天一阁”，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他购置了浙江丰氏“万卷楼”的藏书，广泛购抄，罗致海内奇书，注意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和明代文献，藏书达七万卷以上，成为浙东第一藏书家。

明万历以后，各地私家藏书更为普遍。最为著名的有毛晋的汲古阁和祁承的澹生堂。

汲古阁是明末毛晋（1599～1659）的藏书楼，位于江苏常熟。毛晋是乡村地主，嗜好图书，遇有好书不惜重金购买。他收书达八万四千多册，构筑汲古阁和目耕楼收藏。毛晋还影钞宋版书，世称“毛钞本”，还曾刻《十三经》、《十七史》等并编成《津逮秘书》等。毛晋的藏书还对外开放，允许别人借阅，当时看书人颇多。

澹生堂是山阴（浙江绍兴）祁承[火業]的藏书楼。祁承[火業]是明万历进士，历任大官，喜好收藏图书，亲手抄录古今图书千卷之多。澹生堂最终积累了八万卷之多，为防止图书散失，祁承与儿孙亲自编目、插架。他认为聚书是为了读书，他说：“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即所聚天下书，尤之聚也。”他的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藏书楼，有赵琦美的“脉空馆”，胡应麟的“二酉山房”，何良俊的“消森阁”等。

明代私人藏书楼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的进步，出现了一批质量很高的书目。例如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著录图书万卷，按经、史、子、集编排，其所收图书以自己所见、所藏的明代著作为主。在每类明代著作之后，附录《宋史·艺文志》未载的和辽、金、元三代的图书。各书除卷数外，还有作者的简历介绍，是一部查考明代著作的工具书。又如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子杂、乐府二门中所收的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等著作之多，为明代书目所仅见，其著录图书，常于书名下注明版刻，由此又可考见明代版本的源流。

清王朝建国以后，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外，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更为严密的控制，大兴文字狱，大肆屠戮知识分子，强化和巩固集权专制统治。与此同时，提倡封建理学，举博学鸿儒，网罗明代遗臣，纂辑各种图籍，以加强思想控制。清政府除了接受原明代的国家藏书外，还不断下令征集图书。当时收藏政府文献的有“内阁”、“翰林院”、“国子监”、“皇史宬”等处。康熙二十五年（1686）下令各省征集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确定编修《四库全书》时，更进一步下诏大肆搜罗。《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编成，抄成复本，分藏七处，即所谓“四库七阁”。

清代前期私人藏书家比历代都多，承前明遗风，各地藏书家颇不乏人，特别是明末江南各地。据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不完全统计，清代有四百九十七人。著名的有钱谦益、钱曾、朱彝尊、曹溶、阮元、孙星衍、黄丕烈、孙庆增、卢文弨、鲍廷博等。通过他们对图书的搜藏，客观上起到了保存文献的作用。

同时，清代私人藏书家普遍重视利用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有关图书校勘、目录、版本、藏书管理等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明末清初的常熟人钱曾（1629～1701）筑有“述古堂”、“也是园”藏书，嗜好宋代版本，总结出以版本的行款、刀法和纸墨的颜色等鉴别印本年代的规律，再从祖本、翻刻或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的价值。他的《读书敏求记》的提要，是我国第一部版本目录。乾隆年间的卢文的卢文弨是清代最有名的校勘学家。他以家藏图书，亲手校勘，精审无误。他的校勘成果，后来刻成《群书拾补》一书。他所校的《荀子》、《逸周书》成为后代校勘的范本。苏州人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是最负盛名的宋版藏书楼。作为版本学家，他将其版本鉴别记录汇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及续编多种，又刊印《士礼居丛书》，故受到了文化学术界的重视。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清代章学诚（1738～1801）。章学诚是嘉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写过不少书。而《史籍考》、《校雠通义》反映了他的目录学见解。《史籍考》已佚。在《校雠通义》中，他提出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他总结了我国历代目录著录内容和方法的经验，特别是在“互见”、“别裁”、“索引”等方面发展了目录著录方法。他对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四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主要著作

明清两代，宋元时期的理学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明成祖朱棣编成了《理学大全》，清康熙帝也编成了《理性精义》刊行，以教化人民，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

明代的主要哲学家是王守仁（1472～1528），即王阳明。他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思想。王守仁的著作由他的门人编成《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是王夫之（1619～1692），又叫王船山，生长于明清之交，在极其艰苦的流亡生活中，共写成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著作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后编为《船山遗书》。其中重要哲学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等。他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各种唯心主义和神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有力的批判，成为明清之际最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时代思潮的哲学代表。他的哲学达到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峰。还有著名的黄宗羲（1610～1695）和他的《明夷待访录》，揭露了君主封建专制的毒害，表现了民主主义的思想。顾炎武（1613～1682）和他的《日知录》，宣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治学方面的“经世致用”，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

《日知录》书影

明清史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除了官修的《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以外，私人著作也颇为兴盛，如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清县志》等地方志名志。同时章学诚又著《文史通义》，对史学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学术史名著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等。学术史的编纂是明清学者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随着乾嘉时期考据学的盛行，在写作上也有反映。钱大昕（1728～1804）的《廿二史考异》，赵翼（1727～1814）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1722～1797）的《十七史商榷》是三部考史名著。

清代考据学的对象以经书为主，故在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校勘、辑佚等方面颇有成就。如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戴震（1723～1777）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王引之（1766～1834）的《经义述闻》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两代在文学上表现得最为辉煌的是小说和戏剧，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和不朽的名著。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的杰出创作。作为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它真实地描写了皇权专制社会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书中创造的人物栩栩如生，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历数百年而不衰。

《三国演义》是一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明代罗贯中著。书中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错综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为题材，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是我国第一部讲史小说。

明代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反映市民生活的小说、戏曲。这时期著名的小说有《西游记》、《金瓶梅》、《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杨家将》、《英烈传》和所谓的“三言”、“二拍”，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话本小说，代表了明代小说的辉煌成就。以徐渭《四声猿》为代表的杂剧和以汤显祖“四梦”即《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和《还魂记》（又名《牡丹亭》）为代表的传奇剧目是我国戏剧史上的重要篇章。

清代的短篇小说有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以妖狐鬼怪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发泄了他愤世嫉俗的感情。

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乾隆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曹雪芹的不朽著作。它以一个皇亲贵族家庭的盛衰和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当时社会的全貌。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达到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另外，继《红楼梦》以后的《儒林外史》和《镜花缘》都是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清代戏剧也颇有成就，有著名的洪升（1645～1704）的《长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

明清时期的科技著作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著名的有：

李时珍像

《本草纲目》是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所著。书中对前人鉴定的一千五百十八种药物，重新作了精密审查，又增添了三百七十四种新药；并且对药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将药物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解释，并绘制成图。它在世界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1562～1633）所著的一部杰出的农业科学著作，是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

《天工开物》是科学家宋应星（1587～？）编写的，记录了明代中叶以后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状况，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史专著。

《徐霞客游记》是徐弘祖（1587～1641）所著，是我国一部地理学专著，记录了作者二十一年中考察十六省尤其是云、贵、川、广等地理状况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初期康熙帝组织撰写了《数理精蕴》，介绍1685年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洋数学。梅文鼎（1633～1721）的《古今历法通考》，对回历、西洋历作了许多研究。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集我国医学大成，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名著。

明清两代出现了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的书，除了宣传西方基督教义的《圣教实录》以外，还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书籍，如明代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万国舆图》、《人体图说》等。清代前期则有《矿物探原》、《狮子说》、《天文会进》、《坤舆图说》、《眼科解剖》等。

明清时期还编著了不少大部头的丛书和工具书。这些书的编修是我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对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永乐大典》是明代官修的类书，是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下令解缙主修的一部大型类书。永乐三年（1405）姚广孝、解缙等组织两千多人重新编修，至永乐六年（1408）完成。这部书辑录古书原文照抄，依《洪武正韵》的一百零六个韵目，整部整篇或整段编次。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目录六十卷，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据不完全统计，辑入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医学等七八千种。由于卷帙过多而未能刊印，到明嘉靖末年重录一副本。后来陆续散失，特别是近代史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几经洗劫，几乎丧失殆尽。解放后经多方搜集，国内仅存二百十七册，加上国外征集部分复制本，共得七百九十五卷，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继《永乐大典》以后清代官修的又一部类书。初时康熙帝命陈梦雷编纂，名叫《汇编》，成书后未刊印。雍正时又命蒋廷锡等重新增订。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十部，还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它所辑录的材料也往往是原书整部、整篇或整段地录入，故保存了不少古籍。雍正四年（1726）第一次以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例也最完善的一部。国外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居世界百科全书之冠。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辑的。全书共收录书三千五百七十八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该书的来源有六条渠道：一是敕撰本，自清初至乾隆钦命编纂的，计一百四十七种；二是内府本，自康熙以来宫廷收藏的，计存书三百二十六部，存目三百六十七部；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各书，计存书三百八十五种，存目百余种；四是由各省搜求缴进的采进本，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四种；五是私人进献本；六是社会上流行的通行本。经过审阅、整理、删改，收入《全书》。《四库全书》当时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最初只写了四套，分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沈阳）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后又抄三份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即所谓的北四阁和江南三阁。“全书”之外又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由纪昀等编，共二百卷，其著录的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卷。后又删存目和提要，编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两部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是很有影响的。

第七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图书（1840～1919）

一 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和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

清王朝经历了康雍乾盛世以后，逐渐衰落了。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统治阶级的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军备废弛，国势显著下降；同时由于土地兼并，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烈。而此时的西方，特别是英国在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走上了寻求殖民地的侵略道路。作为远东的中国，丰富的资源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对象。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屈膝投降而告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又经过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个又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深刻变化，自然对文化、学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图书发展史上表现为西洋印刷术的引进和逐步推广使用；资本主义化的出版业的产生，图书形式的变化以及图书新品种——报纸、杂志的出现。

印刷术最初由我国发明，传到国外后，技术上不断得到改革。在西欧，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铅活字和印刷机；1829年法国人谢罗发明了纸型，使欧洲的技术迅速发展，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又传回到我国。

最早将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澳门，传播基督教，尝试中文印刷。到1819年，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的印刷所里印成第一部中文的《新旧约圣经》，这是第一部用西方铅活字印刷的书籍。

鸦片战争以后，新加坡伦敦教会的教士台约尔将他的“华英书院”迁入香港，铸造中文铅字开局印刷，完成了一千八百四十五个字模。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长老会设“花华圣经书房”于澳门，利用了台约尔的字模，又继续铸造用来印书。这种中文铅字，相当于现在四号字大小，由于制造于香港，故称“香港字”。1845年，花华圣经书房迁往宁波，改名“美华书馆”。后来爱尔兰人姜别利来到中国，首创了电镀中文字模来铸造铅字，发明了将字粒分为七个号码。咸丰十年（1860）又发明了元宝式排字架，将字粒分为常用、备用、罕用，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把中文印铅技术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这一时期的印刷技术主要是教会印制宗教宣传品，对我国文化教育意义不大。

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日报。它首先采用手摇印刷机并兼营出版事业。随后设立申昌书局分开经营。它用铅活字排印了许多小说、笔记和其他书籍，称为《申报馆聚珍版丛书》，共有一百六十余种。1884年又以图书集成局的名义，用制造的扁体铅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随后又排印了《二十四史》。这些是早期铅字排印的大部头书。

与此同时石印技术也传入我国。最初采用石印机的是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最早用以印制宗教宣传品。1879年申报馆老板美查组织了“点石斋印务局”，出版《点石斋画报》，翻印古书善本，使石印技术开始成为出版业中的重要力量。1881年我国商人自己成立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两个大规模的石印书局。同文书局初设时即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工五百名，颇具规模。石印事业的发展沿着影印古书和印刷彩色图画两个方向发展。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蜚英馆都影印了许多古书。所用底本相当精良，印刷清晰、装订灵巧、携带便利、价格低廉，因此深受一般读书人的欢迎。彩印图画以鸿文堂五彩书局为最早，其次是光绪八年（1882）中国人自己开设的中西五彩书局，和以后开设的彩文书局、崇文书局。文明书局成立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设彩色石印部，印刷彩色课本、图画和地图等。

随着西方印刷术的采用，我国的图书制度也出现了变革。初期的铅印书籍形式上仍然模仿雕版书籍的传统形式。其版面构造、格式与雕版书完全一样，栏、界、中缝齐全，双叶单面刷印，甚至装订也还是线装。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产量提高，其形式也出现了变化，西式装订和横排的中文书开始出现。

西式装订是指平装和精装的书籍装订方法。书籍装订形式的变革，是与印刷所用的纸张有关。原先手工制作的各种软纸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图书大量生产的需要。外国新闻纸的传入，书籍开始采用新闻纸、铜版纸等，出现了单页两面印字的书籍，使版式发生了变化，线装已经不合适了。当时除了雕版印刷的书还需线装外，全部改成包背装。所谓精装是用厚纸包上皮或布，烫上金字或印上黑字。而不用厚纸面，只用各种书皮纸印成封面作为包背装，这就是平装。这两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到20世纪初，仅上海就有新式出版企业四十多家。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的文明书局是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专营印刷，主要以商业用品的名片、广告、簿记、账册为主，故名曰“商务”。1900年以后致力于图书出版。1902年成立编译所开始编制中小学、师范、女校等各类学校教科书，并编辑政治、法律与其他各种参考图书、杂志，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私营书店，并拥有一个设备齐全、技术先进的印刷所。而文明书局也有自己的印刷所，当时以印刷地图、图画著名。1912年以后，中国图书公司并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进一步扩大了印刷力量，使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

在书刊印刷现代化同时，雕版印刷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在图书出版业中仍起作用。影响最大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1864），清政府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为了“教养”民众，防止人民再起反抗而成立了各省官书局。最初曾国藩在南京成立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刊印古代经史方面的书和文集。后又有湖北的崇文书局、湖南的思贤书局、广东的广雅书局等的成立。这些官书局除独自刊印书籍外，还相互合作，如江南、淮南、浙江、湖北等书局曾合作，据“汲古阁”本刊印《二十四史》。进入民国以后，各省官书局陆续停办，它的藏书和版本多数移交新成立的省图书馆收藏。

总之，我国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是雕版、铅字、石印印刷三者并用，而铅字印刷逐步取得了主要地位，我国的印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 近代书刊的兴起与发展

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和新闻事业的需要，使出版物内容不断丰富，出版物类型不断增多。而杂志、报纸是书籍的衍生品种，在清代前期，我国还没有正式出版过。据记载，直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一共发行了七卷。其内容主要是有关宗教、新闻时事和西方知识。随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亚的教会发行了以宣传宗教、历史、时事为内容的杂志《特选撮要》四卷。这时的杂志以雕版印刷为主。1828年传教士麦都士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以中国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宗教等为内容。这是一份接近现代标准的综合性杂志，并采用了铅活字印刷。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的传教士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杂志，刊登宗教、政治、科学、商业等消息和文章。这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份杂志。通过这些中文杂志，使我国一部分人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对西洋情况有了初步认识。然而，以宣传西方宗教文化为主的这些杂志，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助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重要工具。

初期的杂志和报纸没有严格的区别。有的杂志载有新闻报导，有的报纸也载有论著或专著。据当时所编的一些日报杂志目录记载，杂志被称为“丛报”或“册报”。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进入我国境内传教和经商，也促进了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发展。如咸丰三年（1853）在香港发行了《遐迩贯真》，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发行了《六合丛谈》，以及《香港新闻》、《上海新报》（《北华捷报周刊》的中文版）、《申报》、《新闻报》等。其中《申报》是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我国境内最早的报纸，在我国影响很大。1876年，又附刊了《民报》作为报纸副刊，1884年又附刊《瀛寰画报》是报纸图画副刊的开始。《小孩月报》是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以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为内容。自此之后至19世纪终，外国人在我国内地出版的杂志还有上海的《益闻录》、《图画新闻》、《东亚时报》、《大同报》和汉口的《益文月报》。

在外国人在华创办中文报刊的影响刺激下，国内人士开始了自办近代化报刊的活动。其中以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为最早。在内地则以1872年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和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主编的《昭文新报》为最早。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它是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兴盛，为宣传各自主张，使我国报业大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北京）、《强学报》（上海）、《时务报》、《湘学报》（长沙）等等，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报刊的发展仍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据梁启超在《中国各报存佚表》中统计，国内包括港澳先后出版的报刊（即包括存亡）有一百种，其中报纸六十二种，杂志三十八种。从此，报刊作为书籍的一种新品，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中间，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办了不少报纸。1900年孙中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用来揭露清朝腐败统治，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随后在与保皇派和顽固势力论战中，革命知识分子在日本、上海和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主张，反对保皇党的污蔑，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唤起人民的觉悟。1896年章太炎在杭州创刊《经世报》，同年胡璋在上海创办《苏报》，由于吴稚晖、汪文溥、章士钊等的主笔，成为宣传民族革命的阵地。后因刊登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引发了“苏报案”，成为当时一起重大政治事件。而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国闻汇编》（旬刊）（1897）是维新派的报纸。1904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揭露帝俄侵占东北的罪行。后改名为《警钟日报》，是继《苏报》后的又一份革命报刊。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创办了《民报》作为机关刊，宣传三民主义。而梁启超等创刊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从保皇出发，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论战。

与此同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出现。如1900年由留日学生在横滨创办的《译书汇编》和《开智录》，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名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为主。在帝国主义不断侵略的刺激下，这些论著激发了我国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思潮，也创办了不少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国内则有湖北的《楚报》、《湖北日报》、《大江报》，上海的《国民日报》等。

这个时期，一般的社会、政治和科学刊物也先后出现。如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1896）；亚泉书馆的《亚泉杂志》（1900）是我国人士自办最早的一种科学杂志；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1901）、《东方杂志》（1904）。1897年出版的还有《格致新闻》、《工商学报》、《商务报》等。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性杂志，如专刊文艺的《新小说》、《小说林》，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等。

辛亥革命以后，一时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最多时全国出版的报纸达五百多家，其中北京占五分之一。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许多报纸遭到查禁，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北京仅剩二十多家；上海除了外国人办的外，仅存五家；汉口只存二家。有的被袁世凯收买用来鼓吹复辟帝制，其中以《亚细亚报》最突出。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抨击揭露的著名报纸有北京的《国民公报》、《国风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最终遭到了袁世凯的查禁。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杂志在此时也十分活跃。以政治为主的主要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独立周报》（1912）、梁启超主编的《庸言》（1912）、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1915）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主张。而这个时期代表着先进思想的刊物要数民国四年（1915）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和民国七年（1918）由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它是我国最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在学术方面，有留美学生组织“科学社”在上海创刊的《科学》（1915）；同年北京清华学校出版的《清华学报》（分中、英文版）；中华学术研究会在日本发刊的《民铎》（1916）；在上海发刊的《太平洋》；新教育共进社发刊于上海的《新教育》；中华学艺社创刊于日本的《学艺》和北京大学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等。属于科技方面的有《观象丛报》、《中华医学杂志》、《工程师学会报》、《电界》等。文学杂志有《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小说丛报》、《中华小说界》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如《民权素》、《礼拜六》等。

三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主要著作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东西方文化出现了巨大的碰撞，也引起了社会思想文化的激烈变化和斗争。在这种冲突中涌现了大量著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图书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膝投降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对外国侵略者积极抵抗，同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潮，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代表作有龚自珍的《定盦文集》、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

1851年广西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1853年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直到1865年失败，其政权存在十多年。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启发下，在1845～1846年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为太平天国起义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太平天国成立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革命和建国的纲领，涉及了有关土地政策、社会组织和分配等问题，从政治上肯定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具有平均土地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它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文献。后来洪仁玕发飙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是最早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著作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中掌有实权的官僚开始了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为代表，企图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腐朽统治。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最初的目标是培养外交人才，除开展教学外，也从事翻译书的活动。所涉及的译书主要是国际公法、外交、世界史、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出版最早的是丁韪良所译的《国际公法》（1869），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毕利干译的《化学指南》、《化学阐源》在我国化学史上起到一定作用。同文馆到光绪二年（1876）还附设印书处，购有印刷机七部，活字四套以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

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中成立了翻译馆。在成立的四十年中，出书很多。根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译书共一百七十八种。所译之书包括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关于武器和船舶制造学方面的书，另外也有少数医学、外国历史、地理和国际公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著名的科学著作有《几何原本》（十卷本）以及侯失勒的《谈天》等。所译书最早的译本有《运规约指》、《开煤要法》等。参加译书的外国人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金楷理，中国人有徐寿、华蘅芳、李凤苞、郑昌桂、赵之益、李善兰等，他们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

另外，广州的方言馆、福州的水师学堂等也译出了一些书。当时所译的书重点在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社会科学领域仅涉及外国历史、地理和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这是与洋务派所推行的政策分不开的。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的失败，把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大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要求。著名的著作有：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陈炽的《庸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和汤寿潜的《危言》等。与此同时，光绪十三年外国教会在上海成立广学会，开始翻译出版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动兴盛记》、《七国新学备要》、《时事新论》、《文学与国策》、《自西徂东》等著作，对于我国的思想界有着很大影响，甚至成为以后维新派议论变法的依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家民族的危机更为严重，进一步引起了我国有识之士积极要求政治改革的激情。主张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开始形成。当时的维新派以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他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先后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和《湘学报》开展宣传。作为维新派的理论先驱，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彼德大帝变法考》、《日本变法考》，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著有《仁学》一书，提出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主张。

这一时期，另一位维新派人士严复除了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外，还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为改良主义和革命派提出了理论根据。同时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英国约翰·穆勒的《名学》，法国斯宾塞的《群学肆言》，英国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一些西方社会、政治科学方面的名著，开阔了我国思想界的视野，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策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崛起。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兴中会，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奋斗。他们除了创办大量的报纸杂志，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外，还撰写了许多著作，在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理、方法、手段等。

在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中，邹容于1902年所著的《革命军》是旗帜最为鲜明的一种。书中激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封建统治，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后来发表在《苏报》上，章炳麟曾写了序言。章炳麟后来还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终于爆发“苏报”案，邹容、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然而《革命军》却被更多的人翻印、传诵，几年间发行了一百多万册，鼓舞了更多的志士投身革命。

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也是风行一时，富有革命煽动力的书籍。《警世钟》以当时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残暴侵略和清朝实行卖国政策的情况下，已处于被瓜分的地步，呼吁各界警觉起来，共同负起救国的责任。《猛回头》则以唱词的形式写出民族危机和亡国的沉痛，号召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流传很广，尤其在两湖的学堂和新军中流传极广，激起了许多有志青年和新军士兵走向革命。

这一时期除了有宣传宗教和介绍东西洋学术和论及时政的政史著作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晚清小说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的文学类，共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小说一百二十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一书中提出晚清小说至少有一千种左右。翻译外国文学成就大者有著名翻译家林纾（又名林琴南），先后译出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魔侠传》（《唐吉诃德传》）、《拊掌录》、《现身说法》、《不如归》、《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世界名著。在小说创作方面还出现了揭露社会黑暗、指摘政治腐败的作品，即所谓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等，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图书目录属于介绍译著的，以王韬的纪传体目录——《泰西著述考》（1889）为最早。它介绍了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起到清初来华传教士所著译的书。后来康有为编有《日本书目志》（1896）和梁启超编有《西学书目表》。

在古籍书目方面，以清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编的一本推荐性书目——《书目答问》最为著名。它大体以传统体例，把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外，并将丛书别为一类，选列了二千余种书。历来被看作是读书、治旧学的门径。

清末，我国出现有著名的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山东杨绍和的“海源阁”、归安陆心源的“宋楼”和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这些藏书家还分别编有《海源阁藏书目录》和《楹余书录》、《宋楼藏书志》和《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等。

《中华大字典》书页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风起云涌的报纸杂志以外，图书出版得到了更大发展。1912年成立了中华书局，加上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店、中国图书公司等，大量的图书得以出版。出版物中有教科书、翻译书、通俗读物、理论著作等，其中教科书出版量最大。国人著作中，在学术界比较重要的有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以及几部工具书，如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小说方面以包天笑、周瘦鹃翻译的黑幕小说、侦探小说最为风行。1914年徐枕亚创作《玉梨魂》，促成了鸳鸯蝴蝶派的形成。

另一方面，一些守旧文人、清朝遗老遗少为了维护旧礼教、旧文化，埋头致力于古书刊刻，如《适园丛书》、《嘉业堂丛书》、《守山阁丛书》等。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在提倡民主、科学的热潮中，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阵地。《新青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孔子和儒家学说，发表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的意见，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1918年发表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控诉了皇权专制社会吃人的“仁义道德”，成为当时新文学的革命方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1919年1月发表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宣传马列主义。

第八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1919～1949）

一 五四运动对中国图书事业的影响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使1915年掀起的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健康的发展，大大加速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培养了新一代初具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时期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出现了许多著作和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李大钊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早在1918年10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观点。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和经济论。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与此同时，李达、李汉俊等人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20年陈望道翻译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列宁的著作译文也在《新青年》、《共产党》、《曙光》等刊物上出现。五四以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组织成立觉悟社，出版《觉悟》月刊，宣传反帝反封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瞿秋白在前苏联也不断发回《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等通讯、报道，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在前苏联的实践，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

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进步书刊和革命书刊的出版成为图书出版的主流。

五四运动继承并发展了以前的文学革命运动，出版了一批有关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著作，前苏联和俄国民主革命派的作品，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著作也开始大量翻译过来。这一时期还涌现了新诗、白话小说和现代话剧。

《狂人日记》书影

作为我国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吹响了五四文化革命的号角。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以及《彷徨》和《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最早、最大的文学团体，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改革了《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刊物。出版《文学旬刊》会刊，翻译了近代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共八十余种，包括瞿秋白著《新俄国游记》，叶绍钧著《稻草人》、《火灾》，冰心著《超人》、《繁星》等。

1921年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四人发起组织的创造社，是为出版文艺刊物而组织的文艺团体。曾编印多种书刊，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季刊》五期、《创造周报》一年，同时在上海《中华新报》出版副刊《创造日》一百期。由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包括郭沫若著《女神》、《星空》，郁达夫著《沉沦》，张资平著《冲积期化石》等。五卅运动以后，创造社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给当时的文学界和知识青年以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科学书刊也大量出现，推动了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1923年中西书局经营工艺和应用书籍达四五百种之多。据统计，商务印书馆1921～1930年共出版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图书五百八十五种，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达一千四百二十六种。

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编印了两大丛书。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编辑的《四部备要》等。此外，还有以标点古书的，如亚东图书局所出版的标点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北平文化书社也标点出版了一批古书，对古典文学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书刊版面编排方面，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已开始采用横排法。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物概况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9月将《新青年》杂志移至上海作为自己公开的机关刊物出版，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自己半公开的机关刊物，着重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成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重要读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立即对图书出版工作予以重视。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创办了更多面向工人群众的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有《劳动界》、《伙友》、《劳动者》、《劳动音》等。为了指导工人运动，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劳动周刊》（1922年5月改为《工人周刊》）。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始发行机关刊物《向导》周刊，至1927年7月18日共出版二百零一期。蔡和森任主编，并为该刊写稿约一百二十余篇，在理论上作出了积极贡献。1923年6月在广州复刊《新青年》季刊，至1924年12月休刊，前后共出四期，由瞿秋白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纲领策略为主要内容。1923年7月1日创办了《前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名义上在广州，实际在上海出版。瞿秋白曾任主编，陈独秀、张太雷、向警予等常在刊物上撰文。内容以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主，共出三期。

《先驱》

《先驱》半月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从1922年1月至1923年8月，共出二十五期。停刊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又于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周刊，到1927年10月止，共出一百四十七期。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先后担任过主编。它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评论，指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在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11月30日发刊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是党的第一个党内机关刊物。不定期刊，发放范围小，内容以登载党内文件、报告为主。

为了加强革命书刊的传播，介绍马列经典著作，先后创办了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

新青年社是1920年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出版过不少马列经典著作，如《阶级斗争》（恽代英译）、《列宁主义概论》等。

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9月1日建立。根据“一大”决议要求，由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李达亲自负责，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明尼斯特丛书》等，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初版序言）、《俄国共产党党纲》等。

上海书店是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它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出版有《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著）、《马克思主义浅说》、《反帝国主义运动》等。《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三十多种杂志也由该店发行。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和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店”，都是党的出版发行机构。1926年11月在武汉成立了“长江书店”以便更广泛进行革命书刊的出版发行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只存在半年，但新出和重印书刊共计五十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自从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以后，革命书刊的出版又有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新创办的工人报刊有《中国工人》、《青年工人》、《劳动旬刊》、《上海工人》、《农工旬刊》、《铁路工人》等，连同复刊的《工人周刊》，共计十多种。它们以指导工人运动为主要任务，团结和教育工人阶级，阐明工人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同时，中国共产党各地方组织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北京的《政治生活》，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南的《战士》周刊，湖北的《群众》周报，等等。这些刊物和《向导》周刊，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宣传系统，大大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密切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1925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在上海出版，瞿秋白任主编。

在省港大罢工的高潮中，1925年6月24日出版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之路》，到1927年1月21日共出版了五百五十三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工人刊物。

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创办了多种报纸，如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和《政治周报》，武汉《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楚光日报》，北京《民国日报》，湖南《新民报》，江西《民国日报》以及《浙江周刊》等，大多数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手中，成为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力武器。

北伐战争期间更是革命报刊的蓬勃发展时期。新创办的工人刊物有《革命工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主办）和《湖南工人》、《山西工人》等，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工人部创办。各省、市总工会创刊的有：湖南的《工人导报》、《工人画报》，江西的《工人导报》，湖北《工人导报》、《工人画报》，上海《平民日报》，广州《工人之路》等。另外还有《中国海员》、《印刷工人》、《机器工会会刊》等。

为了宣传和发动农民的革命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中国农民》月刊，它作为一种带理论性质的月刊，探讨了农民革命中的诸多问题。先后有毛泽东的《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林祖涵的《湖南的土地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同时，广东省农民协会主编了《犁头》周刊。同年7月，中央农民部又创办了《农民运动》周刊。此外，还有有关妇女运动的《赤女杂志》，有关指导学生运动的《中国学生》和指导工农青年的《劳动青年》等。

三 大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出版物概况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发动政治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发动了文化“围剿”，采取了高压和恐怖政策，使许多进步书刊和革命出版物遭到查禁，许多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遭迫害和打击。

1928年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禁令，查禁所谓“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的刊物。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达二百二十八种；1934年仅上海就有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被禁；1936年又查禁社会科学类图书六百七十六种。在查禁大量进步书刊的同时，捣毁进步出版机构和书店，迫害和暗杀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1931年2月，枪杀了优秀作家柔石；1934年11月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1935年逮捕杜重远，查封了他主编的《新生》周刊，等等。1929年查封了创造社，1931年以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1933年冬，先后捣毁了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1937年为了控制言论，公布《书籍杂志查禁暂行办法》。1938年又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摧残进步的出版事业。1939年4月到1940年4月，被查封或被迫停业的生活书店就有十六处分店，新知书店有九处分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检查制度和恶劣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使图书事业遭受严重打击。而沦陷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掠杀，大批图书被掠夺、被焚毁，出版社遭到洗劫，使沦陷区的图书事业处于瘫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进攻解放区，一方面对人民实行镇压，推行法西斯统治，扼杀出版、言论自由，继续推行一系列禁书法令，使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新闻、图书杂志的审查。当人民民主运动兴起，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查封在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进步书刊和出版机构外，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殴打、绑架、监禁和屠杀。1946年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国民党反动当局推行的文化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严重损失。据统计，上海的书店在1935年有二百五十九家，1949年全国仅剩三百十二家。

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通过自办书店，自办刊物发行书刊，企图垄断宣传工具为他们的政权服务。他们组织一些政客和文人如胡适、梁实秋之流，以《新月》杂志、《前锋周报》、《文艺月报》、《宇宙风》等为阵地，进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宣传和向革命文艺进攻。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步的文化出版工作者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在国统区组织进步文化团体进行反“围剿”。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当时“左联”创办的刊物有《萌芽》、《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外围刊物有《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现代小说》等。还有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宣传爱国主义、进步思想，开展联系群众工作，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这个时期的鲁迅除了继续创作大量战斗杂文，作为投向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投枪”外，还以古代历史和神话传说为题材，创作了《非攻》、《理水》等五篇小说，后收于《故事新编》里。郭沫若写了《孟夫子出妻》、《司马迁发愤》、《楚霸王自杀》等历史小说，“以古喻今”、“以古讽今”，具有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贫困化的景象。田汉创作演出了《乱钟》、《暴风雨里的七个女性》、《扬子江的暴风雨》等戏剧，反映了“九·一八”以后，中华民族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人民进行抗日斗争。还有叶圣陶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日出》，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同时，鲁迅和瞿秋白等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学名著。如鲁迅译的《毁灭》，瞿秋白译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曹靖华译的《铁流》，夏衍译的《母亲》等，对广大青年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坚定革命意志，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革命根据地内，在反围剿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

抗战前后，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在延安创刊了党中央机关刊《解放》周刊，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前身为《红色中华》），1941年改名为《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至1947年3月27日止，共出版二千一百三十期。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很长一段时期，它成为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政治主张，揭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喉舌。

1939年，延安创刊《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是一份为提高我军抗战力量，同时向友军和人民提供抗战经验的刊物。其后创刊的中央一级刊物还有《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根据党中央指示，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出版了报刊，1940年已发展到二十多种，如《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中国人报》、《斗争报》、《抗敌报》等。在国统区内，我党利用合法的身份地位，公开办的报刊有武汉的《群众》周刊，1938年创刊于武汉的《新华日报》等。在整个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敌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反共投降政策，坚持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的立场。抗战胜利后，它揭露了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人民民主而努力奋斗。同时，在国统区还有许多由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的进步刊物，如由李公朴的《全民周报》和邹韬奋的《抗战》合并的《全民抗战》，1937年8月夏衍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日报》等。

在书籍出版方面，抗日根据地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版了许多马列著作。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39年出版了五卷的《斯大林选集》、《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同年9月在延安创办“新华书店”，是党中央领导下负责图书印刷、出版、发行的机构。1942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论》等。毛泽东主席这个时期著作有《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也先后出版并广为流传。

文艺著作方面，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们写出了一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都得到了出版流传。

1944年的《毛泽东选集》

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区的书刊出版更为活跃。早在1944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第一次编印了《毛泽东选集》五卷本，1946年又重编为六卷本，收入著作三十八篇。1945年前后至1946年7月，华北、华中、华南的十九个解放区的图书出版事业都获得了很大发展，每个区都成立了编辑出版机构，有的附设于报社，有的由新华书店等发行机构领导。在东北解放区，除翻印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物，还出版了反映东北解放区斗争生活的《暴风骤雨》、《政治委员》等各种书籍，并且出版了影响全国的东北版《毛泽东选集》。东北解放区仅新华书店系统在1947～1948两年里就出版了五百九十二种书刊，发行量达一千四百万册，并出版了总数达六百余万册的中小学教科书。

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解放区不断扩大，并且连成一片。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于石家庄出版《人民日报》，成为中共华北局的机关报。1949年初，《人民日报》迁往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解放区的图书事业发展很快，据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五大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1949年共出版了五千多种图书，印行了四千多万册。解放区图书出版事业的成就，为新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主要书目索引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出版物学科范围不断扩大，书刊出版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在社会上则更为普及。在吸收了我国古代目录学成就和借鉴了西方目录学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目录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目录，诸如报导书目、推荐书目、综合性书目、专题性书目等，为学者选择图书，查找文献资料，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935年平心编辑《生活全国总书目》，它收录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间全国新书局、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私家出版物约二万种。书目按学科体系编排，并附分类、主题、欧洲国别、外国著者四种索引，成为查找1912～1935年间出版新书的最重要的检索工具。

在编制古籍目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等大部头古籍丛书，同时又出版了它们的书目，《四部丛刊书录》注重版本记载；《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将百部丛书所含的四千一百种书分类编排，并注明所属丛书，还有“提要”介绍丛书内容、编者和编印历史；《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对每本书的作家编有小传和卷目的材料。而1936年出版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将该馆所藏图书分经、史、子、集、志、图、丛编排，7分类详细，是考查当时古籍情况的重要参考书。孙殿起编的《贩书偶记》则是另一部重要的古籍目录，将贩卖图书数十年经手的图书，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类目编排收入目录，它基本上是一部清代到抗战前我国古籍著述的总目，可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续编使用。

在编制索引中也主要集中在报刊和古籍方面。以1930年上海《人文月刊》社编的《最近杂志要目索引》为最早。稍后有南京中山文化馆出版的《期刊索引》、《日报索引》等。1935年10月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杂志索引》，它们对检索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资料很有用处。燕京大学也编制了《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荀子引得》、《食货志十五种引得》、《唐诗纪事著者引得》等，为我国古代学术研究和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方便。另外如商务印书馆的《十通索引》，开明书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叶圣陶编的《十三经索引》等，是我国文史研究的重要检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