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严歌苓 著

目录

扉页

白蛇

白蛇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魔旦

白麻雀

学校中的故事

天浴

天浴

扮演者

审丑

倒淌河

少尉之死

老囚

爱犬颗韧

穗子

自序

穗子·童年

柳腊姐

老人鱼

角儿朱依锦

黑影

穗子·少女

小顾艳传

梨花疫

拖鞋大队

穗子·青春

灰舞鞋

奇才

耗子

我不是精灵

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

红罗裙

海那边

抢劫犯查理和我

风筝歌

失眠人的艳遇

吴川是个黄女孩

茉莉的最后一日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青柠檬色的鸟

女房东

密语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蛇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1-08711-5

Ⅰ. ①白…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div://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字数：169千字

定价：32.00元

White Snake /
白蛇

官方版本（之一）

—— 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敬爱的总理：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您于百忙之中请您的秘书打电话过问前舞蹈家孙丽坤的病情，我们全省八千万人民深深感动。这表明我们日理万机、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革命与建设日夜操劳的总理始终把人民的甘苦放在心头。对于前著名舞蹈家孙丽坤的案子，我们省宣传文教系统并无直接干涉。对于她被关押、审查、定罪，以至她患精神分裂症的过程，我们在接到您的秘书来电后，本着您对国家重要人才保护的精神，派专人去省歌舞剧院进行了调查，以下是调查经过：

孙丽坤，女，现年34岁，曾为Ｓ省歌舞剧院主要演员。一九五八、五九年曾赴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歌舞节，并获得银奖。一九六二年，她在全国舞剧汇演中获独舞一等奖。一九六三年，她所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同时《白蛇传》在全国十七个大城市的巡回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她为了观察模仿蛇之动态，曾与一位印度驯蛇艺人交谈并饲养蛇类；所独创的“蛇步”引起舞蹈学者的极大重视，也在广大观众中风靡一时。一九六六年，孙丽坤被革命群众冲击。根据各方面调查和孙本人长达四百余页的反省书，孙于一九六九年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同时被正式关押审查（孙被关押在省歌舞剧院的一间布景仓库，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

一九六九年之后，孙的案情被多次复审，革命群众专政机构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对于孙的人身自由之剥夺，是革命群众一致通过的措施。此中当然不乏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和领导班子的失控。

根据孙丽坤专案人员揭发，孙的精神失常始于七一年十二月，在此之前，看守人员常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进入孙的拘留室，并持有一份“中央宣传部特别专案组”的介绍信，自称为特派员，专程来调查孙的案情。该青年气势凌人，身着将校呢军大衣，看上去颇有来头。此人每天下午三点准时进入孙的房间，五点时离开，如此持续一个月。据看守人员说，此期间并无任何异常迹象。青年态度冷静，有礼有节，孙本人的作风也有所改善。有人听见她半夜摸黑进行舞蹈练习，精神面貌大有转变。据说青年在某天驾一辆军用三轮摩托，要求带走孙丽坤到省委某接待室进一步谈话。他拒绝透露谈话的目的，声称连省里最高领导也无权过问此案。由于他持有的介绍信和证件确凿，专政队同意放行孙丽坤，但时限为六小时。男青年于当晚十点准时将孙丽坤送回拘留室。几天后，孙突然精神失常。男青年从此不再出现。孙于新年除夕傍晚被送往省人民医院精神病科。第二周孙被转入Ｃ市歌乐医院，该院为省内最权威的精神专科研究机构。经治疗，孙的病情已逐步稳定。我们向医院工作人员调查，据说曾有一位男青年来探望孙丽坤，但孙拒绝见面。有关此青年以及孙的患病原因，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

我们将及时向总理汇报孙丽坤的健康状况，敬请总理放心。

最后，我们代表Ｓ省八千万人民向敬爱的总理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

Ｓ省革委会宣教部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内部参阅·秘字00710016）

民间版本（之一）

实际上那个红极一时的孙丽坤是个国际大破鞋。她过去叫一个翻译帮她写信给她的捷克姘头，说她跟他的“情谊之花永远盛开不谢”；她和他“天涯若比邻”。那个翻译后来把这些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大马路上。

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个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丽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她想往你身上怎样缠，她就怎样缠。她浑身没一块骨头长老实的，随她心思游动，所以她跟没骨头一样。

实际上她就是看上去高，她那个尖下巴颏子一抬就把她抬高两寸。大会小会斗争她，她也不放下那个下巴颏。她漂亮就在那个下巴和颈子上。那样一转，这样一绕，谁都不在她眼里。斗争会来了一万人，八千人是专程来看她那条蛇颈子的。一万人里头，有九千人把她的《白蛇传》看过三遍。这些人从前说：“我们Ｓ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孙丽坤。”

实际上孙丽坤一发胖就成了个普通女人。给关进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不到半年，孙丽坤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了：一个茧桶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在二楼，下面是一堵围墙，站在墙上能看见孙丽坤的床，床下没有传闻中的那条大花蛇，只有个大花便盆。墙外是个烂场院，扒了旧房，新房还没盖，一地陈瓦新砖。场院上是些不干活的建筑工在砖头搭成的八仙桌上打“拱猪”，唱“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只有你最好看；招风耳朵柿饼脸，绿豆眼睛鸡脚杆儿”。

孙丽坤晓得他们是唱给她听的，逗她开开心。她给关在这里头有两年了，只有大便可以向看守她的专政队员请示，批准后可以走到门外，到长走廊那头的厕所去。小便就在便盆里，天天晚上早上她拎着大花便盆去倒，从走廊这头到那头共十来米，专政队员拿根大棒跟在她后面。专政队员都是女娃，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几年造反舞跳得宽肩粗腿大嗓门。男娃不能专政孙丽坤的，男娃只有被孙丽坤专政。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进她的单独练功堂（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如此的恭敬，自然是要变成仇恨的。所以让这些女娃杵着大棒看押孙丽坤孙祖宗是顶牢靠不过的。

孙丽坤上的那个厕所只有一个茅坑，其他茅坑都不下水。通畅的茅坑正面对着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许孙丽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的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形封条。

孙丽坤起初同看守女娃眼瞪眼蹲一小时也蹲不出任何结果，她求女娃们背过脸去。她真是流着眼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孙丽坤学会若无其事地跟女娃们脸对脸蹲茅坑是一九七○年夏天的事。她已经蹲得舒舒服服了，一边蹲茅坑一边往地上吐口水，像所有中国人民一样。

一九七○年夏天，孙丽坤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习惯了，不再对一大串不好听的罪名羞惭得活不下去。还是那一大群建筑工在楼下唱歌打牌，偶尔政治学习或磨皮擦痒地砌几块砖。晚上他们就在砖垒的铺上铺开草席，喝七角一瓶的芦柑酒，呐喊着行酒令：“你妈偷人——八个、八个……”一个早上，他们看见二楼那扇窗子开了。他们从此再不用爬上墙头从窗缝去偷看胖胖的美女蛇了。

窗子上的美妇人圆白得像要吐丝的春蚕。老少建筑工们头一回这样近地看这个全省名产孙丽坤，都像吓到了，一声不敢出，歌也不唱了，都把脸转开，砌砖的砌砖，和洋灰的和洋灰。后来天天早上孙丽坤都在这窗口刷牙。牙刷没几根毛了，刷在她嘴里的声音听上去生疼的。小伙子老伙子们现在敢脸对着她了，龇出黄牙白牙对她放肆地笑了。他们一边看她一边喊：“看到莫得？她那两根膀子好白哟，粉蒸肉一样！”他们不敢直接跟她讲话。这么多年这女人在天上他们在地下；就是现在脸对脸了，他们也还不敢确定她跟他们在一个人间。

孙丽坤听见他们大声谈论她，争辩有关她的各种谣传，好像她只是一张画，随他们怎样讲她，让他们讲死讲活也拿他们莫可奈何。他们争得要动粗了，一个说：“她就是跟蛇住一块儿嘛，大字报上写的！是条大花蟒！蛇睡床下，她睡床上……”另一个说：“是条白蟒！是条白蟒！”他们就“白蟒、花蟒”地争，争一会儿看她一眼，却丝毫不指望她的赞同与否定。最后她插了嘴：“花蟒，才乖呢！”

争论一下子哑下来。原来这个不是画中人。最后一点令他们拿不准的距离感没了，最后一点敬畏也没了。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还价，啰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秤的那类。老少爷们儿怪失望的。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油，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色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她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吸溜吸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的。

有个晚上，几个小伙子上了那堵围墙，想看看孙丽坤在这种欲望和蚊子一块儿嗡嗡袭人的晚上怎样独守空帐。窗子“砰嗵”一声从里面推开了，孙丽坤一副老娘架势叉着腰，身上那件汗背心在蒙灰尘的灯光里显得又黏又皱。

“啥子好看？跟我说，我也跟你们一块看！”她毒辣地笑道。

她身上的汗背心实在不成话，给洗得清汤寡水了，坍塌在她皮肉上，灯光一照还蒙蒙透亮，凸处凹处一目了然。

几个小伙子浑身赤裸只穿条三角裤，反而比她害羞，蛤蟆落水似的连成串栽下墙去。

“看啥子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

“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

“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

这回斗嘴小伙子们输个精光。听她这样回复，他们眼珠子也斗起鸡来，跟许仙撩开帐子看见白娘子现原形一样。他们没料到两年监牢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

三伏天，孙丽坤就穿着那件汗背心，打一把大破蒲扇，天天靠在窗口。建筑工嗑瓜子，也给她些瓜子嗑；他们抽烟，她便也向他们讨来抽。她的烟瘾很快养上来了，比建筑工抽得还凶。没人再供得起她，她说那就把你们丢在地上的烟锅巴捡来给我抽嘛。小伙子们便把烟锅巴捡来，集成一堆，撕块大字报大标语包成一个包，递给她。都知道她工资停发了，银行也冻结了，但凡关押起来的牛鬼蛇神都是这待遇。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捧着一包烟锅巴对孙丽坤说：“别人说你脚杆能搁到脑壳上，搁一个我看看。”

她抱着膀子想了一会儿，说：“不搁呢？”

“不搁莫得烟锅巴。捡一个烟锅巴磕一下头嘞，你以为便宜？”

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条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这时人都停下打牌、行酒令，一齐朝这窗口竖起脖子，像一群等饲料的鹅。那么一条笔直粗壮如白蟒的腿，众目之下赫然竖将起来。建筑工倒一时想不出这条腿的意味。因为它有太多太暧昧的意味，他们想延续那个意味，便七嘴八舌要求她把另外那条腿也玩给他们看看。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笼子般的铁栅栏内，成了一只马戏团的猴子，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两条美丽绝伦，已变得茁实丰肥的大腿，就这样轮番展示了它们无尽、深长的意味。展示中，建筑工们看到了那个他们看不见的图景：这样充沛着力量的腿如白蟒那样盘缠在他们的肉体上，盘缠在那个捷克老毛子舞蹈家那毛茸茸的赤裸肉体上。这样的两条腿来他十个老毛子也缠得住。

孙丽坤放下腿，一个肩斜抵在窗框上，长睫毛盖掉一半眼珠，伸出一个巴掌来接递给她的烟锅巴。小伙子站在墙头上，手刚刚能碰到她的指头尖。他看她一向苍白的脸这一刻潮红起来，或是烟锅巴或是展示大腿给了她快感。她嘴唇上一圈绒毛沁出汗，眉毛眼睛都毛茸茸的。据说这美人蛇不是个纯种汉族，不知是回族还是羌族血液掺进了她，建筑工离她近得连她下眼皮上一颗红痣也看清了。后来他把这颗痣讲给同伙听。上年纪的一个建筑工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

建筑工们渐渐拎了水桶到窗下来洗澡。他们的白短裤濡湿就变成一层皮肉。他们边冲澡边唱：“姑娘你好像豆腐渣，美丽的眼睛人人都害怕它。”

十月里来了个很不同的人。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他穿一身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1]。那身呢军装宽大沉重，青年微微驼背似乎在扛着它。正是由于军装的大和他身子的小，才显出他一股独特的倜傥。青年步态很大，走路时将两手背在身后，头略低，好像很老的那种老将军：前头有人开路，后面跟了个小跑步的警卫兵。

他凭吊古战场那样站在烂场院上。所有下流俏皮的歌都断在那些人嘴里，所有纸牌都粘在那些人手上。建筑工一声不吱、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穿黄毛料子的年轻人。有种不合时宜、不伦不类的氛围在这青年的形象和气质中。他眼神中的一点嘲笑和侮辱，使所有人都觉得他有来头。他有双女性的清朗眼睛，羞涩在黑眼珠上，残酷在白眼珠上。他在看孙丽坤时用黑眼珠，看建筑工们用白眼珠。

这样一个青年在烂场院上走，踢着半截砖或一块当席子用的大字报——它是几十层不同的内容层层摞摞的重叠，糊得比皮革还厚还结实。青年就那样站在孙丽坤窗子下，姿势很伟大。建筑工觉得青年的姿势让他们想起一首不淫荡的歌——《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孙丽坤看见这青年就把一支刚卷好的烟搁下了。那是她一早上的心血，剥出了几十个指甲盖大的烟锅巴，用一页写废了的“认罪书”卷的。她当然舍不得把它彻底丢弃，只把它暂时往衬衫口袋里一揣，等这青年走了她再抽。为什么当着这么个二十啷当的男娃她不愿抽那样自制的恶形恶状的纸烟，她现在顾不得去想，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想，要到许多年后再去想。曾经她有过的那些男人都是好看的，是靠他们的好看挣钱、凭他们的好看吃饭的。他们都是她的舞蹈搭档，都有岩石雕刻般的腿和肩膀，都有空洞的却炯炯发光的眼睛。而这一位根本还没成形，还有一大截子去成长才能成形。

青年把两手背在身后，腿叉得很开，直直朝她望过去。他眼睛里的羞涩和他嘴角的轻侮在相互顶撞，相互背叛。他望了孙丽坤几分钟，背着手大步离去。

烂场院上粗鄙下流的活力恢复了。建筑工们又开始为孙丽坤捡烟锅巴。捡到那青年丢在地上的很长一截烟锅巴，有人惊呼：“大中华！”它被青年的铁蹄给踏进浮泥里去了，手指头要刨一阵它才出土。

第二天那青年又出现了。建筑工们开始叫他“毛料子”。他还是一副匆匆路过的样子。

这天孙丽坤没穿那件邋遢透顶的劳动布春秋衫，换了一件海蓝毛衣，尽管袖口脱了针脚，秃噜出一堆烂毛线，毕竟给了她身体粗略的一点曲线。

青年骑了一辆车，飞鸽跑车，通体锃亮油黑，半点红绿装饰都没有。建筑工们让这辆跑车羡慕呆了，惋惜这么俊一匹马没备漂亮鞍子。换了他们，准让它披红挂绿，给它缠上二斤塑料彩线！青年一只脚支在地上，另一只脚跨在车上。人们注意到他那宽大的裤腿怎样给掖进牛皮矮靴，那清秀中便露出匪气来。青年抬手将帽檐一推，露出下面漆黑的头发。他们想如此美发长在男人头上是种奢侈，它不该是男人的头发。他戴着雪白的线手套，用雪白的手指一顶帽檐，气派十足，一个乳臭未干的首长。那个食指推帽檐的姿态从此就长进了孙丽坤的眼睛，只要她把眼一闭，那姿势就一遍遍重复它自己，重复得孙丽坤筋疲力尽。

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的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茄’。”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儿在想北京话的“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砂石，对青年做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

“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砂石。尿濡湿的砂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

“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一）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作“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尽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用长者才有的动作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头顶，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

“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

“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

“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哈欠。

“中央来的！”

“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乌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词，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裸体。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至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丝上耷拉着枯藤般的胸罩内裤袜子；嘎巴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乳房。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儿再次游动起来，划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子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处，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新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赔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

“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两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摘下白手套，露出流畅至极的手指线条。

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治保会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五八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作简单陈述时手指尖的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直，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她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她再一次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天大的差错，从来没有男性有这样的眼睛，这样来看她。

“别叫我首长。直呼其名吧。”他用圆润的京腔打断她的陈述，抑或忏悔，也打断她的审视。“叫我徐群山。”他递给她一根烟。她一时没听懂这么一口文明话。长如此一副手指，讲如此一口文明话。

她不知再说什么。轮上他来审视她了。

官方版本（之二）

省文教宣传部负责同志：

四月八日收到下达的文件后（秘字00710016），我院立即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进行了传达。大家对我们敬爱的总理在呕心沥血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深切关怀而万分感动。会后我们立即展开对徐群山的调查。大家一致反映，对这个自称“中央特派员”的人从一开始就有怀疑。尤其是执行看守任务的女专政队员们，一再表示她们对此人来历的警惕。她们向党组织表决心，一定尽全力提供徐某的细节，协助查清孙丽坤的病因。她们所提供的线索如下：

十一月二十日，徐某首次进入孙的房间，与其单独相处长达两小时零十分。据反映有人听见不正常的声音从室内传出。

此后徐某每天下午与孙单独相会两至两个半小时。显然此间两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十二月二十六日，徐某驾一辆军用摩托带走孙，其间两人单独相处长达六七个小时。据查证，徐与孙在省委招待所奸宿，进行了至少五小时的腐化活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议：对孙进行妇科检查。孙本人一再拒绝，专政队女队员们不得不以强行手段将孙押解到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检查结果为：处女膜重度破损。但是否与徐某有性关系，此次检查无法确定。

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民间版本（之二）

其实这一群看守孙丽坤的女娃是在出事之后才想出所有蹊跷来的。她们是在徐群山失踪之后，才来仔细回想他整个来龙去脉的。她们在后来的回想中，争先恐后地说是自己最先洞察到徐群山的“狐狸尾巴”。说从最初她们就觉出他的鬼祟，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那种本质的、原则的气质误差，那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神貌。那种文明。最后这句她们没说出口，因为“文明”是个定义太模糊的词，模糊地含有一丝褒义。她们同时瞒下了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她们被他的那股文明气息魅惑过，彻底地不可饶恕地魅惑过。事出之后，她们才真正去想徐群山那不近情理的斯文。他不属于她们的社会、她们的时代。我们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她们说。他要么属于历史，要么属于未来。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发之后她们倒吸一口冷气悟出的。那时已出了事：孙丽坤被谁也无法看清的东西一声不响地折磨一阵，在一个岁末的清晨，她精神失常了。

在孙丽坤被送进歌乐精神病院之后，女娃们才想起所有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她们抽着冷气说从一开始就觉得孙丽坤落进一个诱陷，她们那是在说谎。若她们果真是在最初就意识到徐群山的诱陷，说明她们是跟孙丽坤一块儿陷进去的，只是带着警觉亦同时带着甘愿。什么都已太晚的时候，她们在心底下默默供认了这一点。她们还默默供认徐群山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给她们每个人的那种荒谬的内心感染，使她们突然收敛起一向引以为骄傲的粗胳膊粗腿大嗓门。

结局是不难预料的。歌舞剧院领导跟一层层上级沟通，最后确定没有徐群山这个人。从孙丽坤的精神失常过程也不难看出事情的逻辑：徐群山骗取了孙丽坤的感情和肉体，紧接着这份感情和这具肉体又被糟蹋了，如粪土一般被丢弃了。对真实情形，孙丽坤本人一言不发。问她，哄她，她都又惨又傻地笑一笑。大家于是认为，那是心碎完了的人才笑得出的一种笑。

女娃们拼凑着她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添许多旁白和想当然，说徐群山一来便和孙丽坤做起那事，门关得严丝合缝，门上的缝缝也盖上了《人民日报》。拿发卡把门缝戳开，第二天缝上又糊了层《红旗杂志》。她们都没提一个细节：徐群山每回来都从口袋抽出一条金色白纸包的巧克力给当班的女娃，然后说：“不必守在这里。”女娃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贵重的巧克力，它象征着等级。她们听说芭蕾舞女王乌兰诺娃一天就吃一小块巧克力，别的什么也不吃。她必定吃的是一模一样的贵重的巧克力。

“其实很简单么，”女娃中那个讲话最有头绪、一贯执笔写大字报的小个子发言了，“孙丽坤就是个作风很乱的人嘛。没男人她过不得。你们都看到了？莫得男人她就跟楼下盖房子小工过嘴瘾。徐群山一勾引当然就把她勾引上了。惨就惨在孙丽坤这回动真心了。你们想嘛，名也莫得了，家也莫得了，架子就更莫得了，自然不像她原来跟人家逗逗好耍，耍感情。这回孙丽坤什么都给出去了，给了个玩弄她的人。简单得很么。”

歌舞剧院的年轻领导人听小个子这么一总结，皱起眉一阵点头。过一会儿那个跳舞跳跛了腿的副团长说：“周总理他老人家的秘书又有信来了，说歌乐疯人院治不好孙丽坤的话，就把她送到上海去。看看财务处能拨多少经费，给孙丽坤打两套毛料衣服。至少‘毛涤’，扯好点的料子。再给她烫个头。现在不是有理发店搞地下活动，给烫头了吗？孙丽坤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怎么见人？丢的不只是我们剧院二百多张脸，丢的是全省八千万人民的脸！万一总理的秘书去上海医院看她，还以为我们虐待了她。还要说我们糟践人才呢！”

后来听说总理的秘书真的去了上海，见了已基本康复的孙丽坤。孙丽坤给了张照片到省报，报上登了出来。她眼神再也不像从前那样风骚毒辣，笑容不卑不亢，似乎比得病前还正常。

据说她身边常有个探望者，抑或陪伴者。是个女孩子，医生护士只知道她是孙丽坤曾经的舞迷。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我和同学五点半就跑到剧场门口，售票窗口挂了个“满”字大木牌，太失望了。其实除了我之外，她们都看过一遍了。我看过五遍。真好看！

一辆轿车开过来，停在剧场门口。我们都打算走了，一看车上下来的是演员！她们的南方话特逗！我觉得特好听。我们就站在台阶上看他们又说又笑又比划地走进剧场。我认出演许仙的那个演员，没想到他鼻子那么大！

最后下车的是白蛇。我们全都不说话了，盯着她看。她比其他女演员高，背挺得都有点向后仰了。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真奇怪，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写到这里，我脸红了，烫极了！）她长长的脖子，一直袒露到胸口，那样的造型应该是石膏像！她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

对了，她的皮鞋没系鞋襻儿，金属的纽襻随着她每一步发出“叮叮”的很轻的碰击声。

本来这声音是不该被听到的，可是所有人都太静了，都看她看傻了。

我这些天的日记怎么总在写这件事呢？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

妈总说我不是个很正常的孩子。她说这话好像是夸奖我似的。我多希望我是正常的，跟别人一样，不然多孤立啊！多可怕呀！

不过小梅、李莉她们呢？她们看见白蛇不也是目瞪口呆的吗？我敢打赌她们跟我一样迷上了她，想去碰碰她的身体，就是她们不会承认。我也不跟她们去承认。我得把这本日记锁上，谁也别想看。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雨

我和李莉她们到最后也没等到退票，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非进去不可！

白蛇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已经化好了脸，长睫毛跟羽毛扇似的！她像在接谁。等了两分钟，她看看表，就要进去了，跑上来一个男的，两人使劲握手。不知道谁领的头，我们七八个人一块儿嚷起来：“白蛇阿姨，带我们进去吧……”我们翻来覆去就这么冲着她嚷。她根本不搭理我们。快要走进剧场了，她回过头对我们笑起来说：“我只能带你们一个人。”她的南方话特好听，把“一个”说成“一锅”。她看看我们七八张脸，指着我说：“你刚才乖，没有喊，我就带你进去吆。”

我的朋友全都成了叛徒，嚷嚷：“她看了五遍了！”

她领我到后台。我看一下手表，她眼睛瞪大地说：“这么小个男娃娃戴手表啊！”

我说：“我不是男娃娃。”

她把我使劲看着，说：“那你头发这么短啊？游泳头是不是？”然后她就让我自己找地方看戏，她要换衣服了。我躲在侧幕条后面看了一会儿，被人轰走。终于在观众席最后一排找到一个空座。台上正演到青蛇和白蛇开仗。青蛇向白蛇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不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

明天起，我再也不去想白蛇。我怎么连做梦也会做到她？我这是怎么了？马上要考试了。我得记住，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必须做一个正常健康的接班人。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三）

徐群山以两根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夹出一盒烟，中华牌。他以尖削的小指挑开封条，然后银色的锡箔纸。他突然低下脸闻了一下香烟。孙丽坤接过他递来的一根烟，见他捺燃了打火机，慌忙把脸凑过去，很近地向他猛一抬眼睛。

他说起她的舞蹈。“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他不说好还是孬。他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插嘴说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他好长时间不讲话，然后说：“你还是那样子，没变。”

她说：“变喽。”

他说：“你真没变。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来了。”他心想，尽管你什么都没了：地位，形象，青春，自尊。他说：“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天在你窗下。”他笑起来，微微咳嗽。

她一下迷恋上他咳嗽的样子：一只手握成空拳轻轻抵在嘴唇上。那种本质中的羸弱和柔情遗漏了一瞬，就在那咳嗽中，已经想不起来，这年头谁还会这样清雅地咳嗽。

“你要调查我啥子么？”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自己有啥子给人家调查的。”她略撅起嘴。多年前男性对她这副娇憨模样很买账的。她看不出他对此的反应。“有啥子好调查么？”她把身子重心移到了一条腿的支点上，伸出另一条腿，绷紧脚尖。腿在他眼前升高，一时间不再像腿。它似乎在无限延伸，长而柔韧。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在那腿上苏醒舒展。这有灵有肉的腿使那不成形状的裤子蓦然消逝了一般。她悠然地说：“我能有什么值得你们调查呢？一个跳舞的，十多岁就进了舞蹈学校。写封信要跑到宿舍走廊上十几回，逮到谁问谁：什么什么字怎么写？文化都莫得。我有什么反动思想？写反省书认罪书翻烂了一本字典。不写那些，我还真学不到那么多文化。”她就这样看着腿在空中游动，说着。“我比人家都苦，十多岁了我睡觉还把一条腿绑在床架上。人家两条腿撕成‘三点一刻’，我撕成‘十点十分’。你看，那些苦都长到它里头了，不会消退了。”她看着腿说，像母亲看自己漂亮却残缺的孩子。

“你为什么没结婚？”他忽然问。

“还没结么。”她答，不求甚解地看他一眼。见他不讲话，她又接着刚才的话尾絮叨下去。

“我哪有童年、少年？我的童年就是一块糖分五次吃。没钱，也怕胖。”

“你就没爱上过一个人？”

“恐怕有过吧。”她低头看着自己另一条腿，又说：“我不晓得。你要我交待这些呀？”

他说随便谈谈，不一定要像审问和被审。“我不是来审讯你的。”他过去看她的另一条腿。它有了它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弹动几下，又绕动几下，出现了一个哑语般的暗示。他看傻了。她看见他看傻了。

“我真不晓得。”她笑起来，露出细密整齐的牙齿，天生的晶莹。

他一动不动的手指上，已是第三根烟了。烟像庙里供香一样烧它自己的，他几乎不去吸，烧下白白一大截一大截的灰落在他手底下那个土陶的小碟里。它是她用来盛辣酱的。酱干了，剩一些深红的疤痕。到处能看见一个无心绪活着的人的无心绪。

“看了你的材料。”他说。

“看了我写的那些？四百多张纸？他们给你看的？”她脸红了，红色深起来。两腿的表情消失殆尽。

他说是。他没说，那四百张纸老是讲的同一回事。一次比一次讲得详尽。人们要她讲所有细节。她跟那个捷克舞蹈家仅仅三天的腐化堕落过程：谁先解裤腰带的。人们认为这很有必要追究，因为谁先解裤腰带关系到哪个国家先逾越国境的国际政治大事。由于孙丽坤一再地想不起谁先谁后，所以她被一关两年，人们这样告诉年轻的徐首长。中苏边境一干起仗来，孙丽坤就更严重了，有国际特务之嫌了。于是解裤腰带与否就远不止事情本身那点罪过了。

她说：“祖国人民派我代表中国人民，他代表捷克人民么。我俩编排了一个双人舞么。三天三夜都在练舞，不晓得咋个就……这种事情，咋个说得清？你说得清不？”

孙丽坤说到此抬起头，闯了大祸却完全无辜。她看着这个年轻的徐首长，充满无世故者的苦恼。

徐群山在离开她之后一再想起她这副样儿。可以断定这个感觉成熟到极点的女子智力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她的情感是在她知觉之外的，是自由散漫惯了的。她谈到一次次艳遇就像谈一次次演出：全身心投入；每场虽有即兴发挥，大部分却是规定动作。她意识不到她已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物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因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他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他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那直觉和暗示形成了这个舞蹈的肉体。一具无论怎样走形、歪曲都含有准确表白的肉体。徐群山知道所有人都会爱这个肉体，但他们的爱对于它太具体笨重了。它的不具体使他们从来不可能掌握它，爱便成了复仇。徐群山这一瞬间看清了他童年对她迷恋的究竟是什么。徐群山爱这肉体，他不去追究它的暗示，因为那种最基本的准确言语就在这暗示中，不可被追究。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

一九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早晨起来时，炕早凉了。水缸里只有一层沉淀的黄泥。我喝这黄泥浆有半年了，他妈的够了。

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两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让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绝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地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他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不能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岁？”

“二十岁。”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龙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也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尔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的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扬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儿。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儿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

“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钩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

“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地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般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

“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了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

“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冷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幽暗的城市景观融在风中灌进她的眼睛。风一点儿也不硬，像城市一样陈旧。贴在各种墙壁上的大字报到处绽裂，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

她知道他在拿出决策来之前要让她逛够。

在一盏小油灯前，他停下车。如此的小油灯组成了这个都市夜晚唯一的繁华。小油灯下往往是些白天从来不见的食品。小油灯从几个世纪前燃过来，不管战争与和平，不管谁上了政治舞台谁狼狈谢幕，不管孙丽坤辉煌还是孙丽坤落魄，它都一样稳稳地亮在那儿，映照着那些不知来路的物品。商贩和顾客也都没有来路。

小油灯下，她竟然看见几串指头粗的香蕉。好多年没见香蕉了。她瞪大眼半张嘴见徐群山从口袋里搜出钞票、硬币。他把小油灯下的东西扫荡了。她看见他不耐烦地、轻蔑地等待贩子点数那堆数也数不清的钱。每一个香蕉值她三天的伙食费。

香蕉带着腐烂前的酒糟味。里面竟还是香甜的。他催促她吃，她挑了一个最有形状的剥开给他。他嫌弃似的笑笑，三两口把它塞进嘴。从口袋掏出雪白的一方手帕擦擦手指，像是他刚碰过脏东西。他将手帕扔给孙丽坤，跨到摩托座位上。她爱他这一系列动作的每一个细节。

在通往郊区的公路上驶了十分钟，摩托车停在一个招待所院子里。她曾经常来此地。它保存着一些领袖们和伟人们住过的房间。有些领袖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有些带一堆罪状死去，这些房间便尴尬地空在那里，直到人们将它重新粉刷，除净它所有尴尬的历史。

一小时之后，孙丽坤在浴缸里泡澡。她很久没洗过真正的澡，最多是就着一桶水用洗脸毛巾搓一搓身上的泥垢。她浑身泡酥，心一直向上浮。她已泡得微微头痛，有一点恶心。她还是不肯起水。听得见他在客厅翻报纸的声音。他坐在官派十足的淡蓝色巨大沙发里读报，偶然清一清嗓子，或掀开杯盖呷一口茶。她听见一个服务员进来送开水。她觉得她连他翻报和呷茶的声音都爱。声音引起她从来没有的渴望，去和一个人结合去永久结合过生活的渴望。她知道这渴望的卑贱，以及它被粉碎的前景。她全身的毛孔都含有那直觉。只待证明的是，一切将怎样被粉碎。这样一个情形——他在客厅里读报，她在一墙之隔的浴缸里昏昏欲睡——这情形形成了一个最温情的生活画面，她不能想象世上还有比它更饱和的温情。

她从浴缸里跨出来。很久没照镜子了，她不太敢看自己在镜子中陌生的脸。她乖觉地穿好衣服，一面梳着湿头发。早已想好，她要好好来度她和他的末日。

徐群山从报纸上抬起脸，看见她洗得太彻底的脸孔如同新长出的嫩肉，动一动它就要破裂。她一下一下梳着头发，等着他下一步指示。

茶几上放着铜色的香蕉，古董一样珍贵。旁边有个电唱机。他说他找到了一盘《白蛇传》中的一段音乐。一支媚态的二胡独奏，呜啊呜地慢慢哭了起来。音质不好，音乐不干不净，真的像哭。

她翘起下巴，听听就像照镜子，她不太敢听它。是白蛇哭的那段独舞。许仙被化了蛇的白娘子唬死之后，白蛇盘绕在他的尸体上，想以自己的体温将他暖回来。

“我很小就看你跳这段舞。”徐群山从电唱机旁抬起脸。他坐在沙发边缘上，两脚一前一后，不是惯常的架着二郎腿。

她觉得他这个坐姿古怪、荒谬，像穿了太窄的裙子。她下意识地拿起茶几上的半盒烟，又胆怯地把它搁回去。她看见什么东西非常沉重又非常荒谬，就在他黑而长的眉梢上。

徐群山拍一拍他身边的沙发，问她敢不敢坐到那里去。他在开她玩笑。其实半点玩笑也没有。他拍沙发的邀请随意、自在、无所谓，好像说，你要真敢，那就是自找。只有她那舞蹈者的直觉知道他的不随意，不自在，他的吃力和僵硬。

她坐下去，却没把分量沉下去。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它们绷直，呈出每块肌肉的形状。他的手伸过来了，抚摸她的头发，指尖上带着清洁的凉意。那凉意像鲜绿的薄荷一样清洁，延伸到她刚在澡盆中新生的肌肤上，她长而易折的脖子上。

孙丽坤向他转过脸。这一瞬人和畜都一律平等；老和幼、男和女都绝对平等。无声地，她用人和畜平等的无词无字的语言告诉他，她是他的。

她比他年长许多，这样一个事实也在那人畜平等的无言中消失了。

将来她回忆起来，会清楚地记得，是她自己解开第一颗纽扣的。她脱下年代悠久的印度红毛衫，给出去她肉铸的舞蹈者雕塑。

任她去否认去拒绝看清真相，真相还是渐渐显形了。真相在逼过来，在质感起来，近得可触。她的半生半世中，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真相——舞蹈的真切在于缺乏真相。

她却怎样也避不开了。怎样不想看清她都不行了。太晚。满舞台的误差，没有机会挽回。冥冥之中她知觉的那个原则的差错已在她的识破中。

她这三十余天三十余个夜晚，每分钟每秒钟砌起的梦幻砖石，她竟不可倚靠上去。那夜夜练舞，那自律节制，那只图博得一份欢心的垒砌，竟是不可倚上去。

徐群山清凉的手指在把她整个人体当成细薄的瓷器来抚摸。指尖的轻侮和烦躁没了。每个椭圆剔透的指甲仔细地掠过她的肌肤，生怕从她绢一样的质地上钩出丝头。

她闻着将校呢军装淡到乌有的樟脑味和“大中华”烟味。毛料的微妙粗糙，微妙的刺痛感使她舒适。她可以在那貌似坚实粗糙的肩膀上延续她的沉溺。她一再阻止直觉向她告密。

一切却都在逐渐清晰。一切已经不能收拾。

她揭下那顶呢军帽。揭下这场戏最后的面具。她手指插进他浓密的黑发。那么长而俊美的鬓角，要是真的长在一个男孩子脸上该多妙。

徐群山看见她的醒悟，看见泪水怎样从她心里飞快涨潮。

她的手停在他英武的发角上。她都明白了。他知道她全明白了。但不能道破。谁也不能。道破他俩就一无所有。她就一无所有。

梦要做完的。

三十四岁的女人渴极了的身体任徐群山赏析、把玩、收藏。

眼泪从她眼角流出，濡湿徐群山那该属于美男子的鬓发。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他尽量不露声色，把角色演完吧，“十一二岁那年。”

她听这句话已经听得要疯了。没有这句话，整幕丑剧是不是没有主题？没有这句话，整张无心而经意编织的网是不是就没有缘起？从蒙蒙泪水里看去，那张男孩气的俊秀面容中仅有一点点邪恶和狰狞。她已给了出去。她顾不上作呕。只为一切结束前，只为末日完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而悲伤。

官方版本（之三）

Ｓ省革委会保卫部：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同志的努力，尤其是户籍部门全体同志的连续奋战，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查出：宣武区有一名徐群山，65岁，退休小学教员；海淀区有一名徐群山，8岁，男，玉泉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学生；东城区有一名赵群山和一名乔群山，均为18岁，男，从未离开过北京；西城区有一名徐群珊，我们对其做了较详细的调查。徐之父亲徐东森为我国重要国防科学家之一，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为国家一级秘密。徐东森于一九六九年携妻子李茹思迁入三线，负责一项保密科研项目，徐群珊于一九六八年年底插队山西，一九七○年被病退回北京，随后便出没无定。据说徐组织过腐朽的地下音乐会，演出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作品。徐涉足的地下读书俱乐部也曾被街道居委会勒令解散，因为所读的书全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之类的黄色淫秽书籍。徐的同伙中有因私刻公章、盗用军用车辆而被捕者，但因是青少年犯罪，我们主张以教育监督为主，交与街道居委会及群众专政组织看管。至于徐本人是否直接参与到以上犯罪活动中，我们还在做进一步调查。徐于一九七○年年底去Ｓ省，探望在三线搞国防科研的父母，对于此后徐的活动，了解者甚少。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我们的结论为：徐群珊与诈骗者徐群山无关，因为徐群珊是女性。

我们一定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深入调查，争取尽快将诈骗犯“徐群山”捉拿归案，以维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革命秩序。

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北京市公安局

民间版本（之三）

据说住一百六十号病床的那个中年女人老早是蛮有名气的演员，跳舞的。人们眉来眼去，说，哦，跳舞的，叫什么？姓孙吧？好像是。拍过电影的！哦，拍过电影的。没听说过。现在跳舞有名的就茅惠芳、薛清华。

据说她天天天不亮就爬到楼顶平台上，把脚放到头顶。难为她了，这么一把岁数。

据说，有天早上值班护士哇啦哇啦朝楼顶上喊：“一六○床，下来下来，有人找！”

这个叫一六○床的女人跑下来，面色马上白掉。护士指给她看那个坐在她床上的一个女孩。也不算什么女孩了，有二十好几了。姓孙的是外地人，从来没有亲眷朋友来看她，从来也不跟病房里的人多搭讪。来一个人探她病，她激动得面孔也白掉！她叫她“珊珊”，她叫她“孙姐”。那是后来人家听到她俩这样叫的。

最早一六○床是蛮怕她的样子。女孩子长得不太好看，头发短得不男不女，走路扛着方肩膀，穿一件深蓝毛料列宁装。这个年头还有人穿列宁装？不是古代人吗？料子不错的，是刚解放英国人洋行里的那种哔叽。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就天天来看她，常常同她到楼后面那块草地上，摊开一块塑料台布，摆出火腿罐头、凤尾鱼，两个人一人坐一块砖头，在太阳下吃。这种好东西很多年都没见过喽。两人亲热得不得了，在院子里散步常常勾肩搭背，要么手牵手。

这个叫珊珊的女孩子来了两三个礼拜，闲话就有了。说她们俩相互看的时候，眼光不对，像男人女人那样的眼光；笑也笑得不对，讲话声音也不对。有一回一六○床在睡午觉，这个叫珊珊的来了，轻手轻脚坐在床旁边，一直盯牢她看，像有毛病一样，不知羞耻。

据说同屋子的七个女病友都怕起来，都不敢在她面前换衣裳。

有一天晚上，大家到医院礼堂去看电影。芭蕾舞《白毛女》。她们俩看到一小半站起来就走了，椅子给翻得啪啪响。珊珊嘴里咕噜着北京话：“什么玩意儿。”她那“儿儿”的舌头听上去蛮横，还傲慢。据说两人手搀手出了礼堂，去了那片停尸房旁边的树林子。她们两人常去那个树林子。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了。

终于有人觉悟了：这个珊珊说不定男扮女装！两个人到小树林子里面搞腐化去了！

这天三个护士带着六七个基本康复的女精神病人，把珊珊截到女厕所里。据说六七个女人在护士指使下，以疯卖疯，有的撕衣有的扒裤有的浑身乱抓，抓摸出的结果是：叫珊珊的人是个确切无误的女人。

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再亲密、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

一九七四年冬天，一辆红旗黑轿车接走了一六○床的舞蹈家。很久以后护士们才贼头贼脑地咬耳朵：那天的红旗牌是总理秘书派来的。原来这个半老徐娘孙丽坤真的著名过。早知道该待她好一点。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六）

还是那个晚上。她体内的痉挛一阵小于一阵。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裸露着。她想跳起去抓摊散一地的衣服，同时悟到：既然这里没有异性，她还有什么必要遮掩自己？接着一个相反的醒悟闪出：既然面对一个同性，她还有什么必要赤裸？赤裸是无意义、无价值的，是个乏味的重复。走进公共澡堂子，在成堆的同性肉体中，在那些肉体的公然和漠视中，她个体的赤裸化为乌有。她苦思一个同性的手凉飕飕地摸上来意味着什么。她苦思什么是两个相同肉体厮磨的结果。没有结果。她对不再叫徐群山的年轻的脸啐了一口。

她的苦思没有出路。像她躺过的一个个精神病院，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

徐群珊，徐群山。前前后后她已得到解释：一个女孩倾倒于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不是很可理喻的吗？她告诉女孩：她玩弄了她。她利用了她的弱点，利用了她的绝境，弄出这么一台戏，永远收不了场了。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她一向对两性间情爱的陈腐、定规的理解霎时被抽空，成了一片空白。因此她在那张性别似是而非的年轻的脸上啐了一口。她以为结束了：被反扭的天性已被扭转回来。大致上扭转回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几天的苦思后进入了真正的空白。遥远、遥远地，她听见谁在失禁地哭和笑。她不知这段哭笑失禁的真空持续了一年多。

然后她在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个充满思念的梦。她躺在冰凉狭窄的铁床上，看着天花板上一个断了的蜘蛛网在空气中游动。她不知该拿这份似是而非的思念怎么办。全身又变得无比的敏感，曾经所有的触碰都留下了病痛。

她又开始恢复舞蹈，看着晨光中那片薄薄的影子渐渐圆润起来。

这时听见护士打铁般的嗓门：“一六○床……”

又来了，这回大致是个女孩。白牙、黑亮的皮肤，头发还是短而整洁，后来发现这是个全须全尾的女孩子，她便俗里俗气地叫她“珊珊”。

自从这个人被公认为女孩，她和她便有了很大的方便。她跟她挤在一张窄床上：珊珊、孙姐。她觉得整个事情里只有一丁点丑恶。珊珊起初对“珊珊”这称呼哈哈笑起来。她坚持叫下去，她渐渐变成了真正的珊珊了；退化的柔媚渐渐回到了她身上。她不再是个造作的北方小爷儿，她真的就是珊珊了。她的爱抚和保护也纯粹是珊珊的。珊珊的嘴唇，比徐群山柔软、微妙、温暖。

在停尸房附近的树林里，这年这月这天，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珊珊了。她问她真的从十一二岁就爱上了她。

珊珊哈地一乐。她现在已很少向她用言辞表白。她“哈”的意思仿佛说：那时候多可笑，别拿那时候当真；该当真的是眼下这个我。

“那时候觉得要能挨近你就了不起。”珊珊说，用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一种笑，“说了你别生气，没多久我就把你忘了。那时候，那个年纪，事儿特多！串联、插队。逃跑回北京，又到处偷书，翻图书馆的窗子。做了好一阵土匪。我都忘了我是个女孩。”

她看着不紧不慢说话的珊珊。

珊珊说一切是从看见她在窗口的那天开始的。真正的开始。她路过这城市去看望在三线做什么保密研究的父亲。她一眼认出她来。十二岁的癫狂突然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那癫狂和她前后所有的行为都有秘密的关联。

她叹口气，说：“那时我像口猪。”

她笑着说：“可不是。”

她马上追问：“真像猪啊？”

她马上解释：“不是说你人。是你的态度，精神面貌。”她笑着安慰她：“你自己用猪这字儿！”

“看我像猪你还跑来逗我？耍我？”她说，身子绷紧了，一碰要弹跳起来似的。

珊珊想说什么，不说了。掏出一根烟，边点边说：“咱们也斗嘴？跟男人女人似的？”她吐一口烟，瞧不起全人类，也瞧不起她自己那样一笑。

“珊珊。”她也叹了口气。

珊珊还像徐群山一样吸烟，垂下冷淡的单眼皮。时不时，她粗略地撩一把不伦不类的短发。这时刻，前舞蹈家是真正爱珊珊的。她把她当徐群山那个虚幻来爱，她亦把她当珊珊这个实体来爱。她怕珊珊像徐群山那样猝然离去，同样怕珊珊照此永久地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况且，不爱珊珊她去爱谁？珊珊是照进她生活的唯一一束太阳，充满灰尘，但毕竟有真实的暖意。

歌舞剧院派人来接她出院，告诉她，她平反了，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前著名舞蹈家”。

离开上海，珊珊没到站台上来送。她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中，是不该有珊珊的。但她明白珊珊就在站台上的人群里。人群的一双双泪眼就是珊珊诀别的泪眼。她多想看徐群山惜别的泪从珊珊眼中流出。

官方版本（之四）

《成府晚报》特稿，1980年10月15日

金风送爽的十月，我们采访了舞蹈家孙丽坤。在她独舞晚会开幕的前夕，孙丽坤同志穿着汗湿的练功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从10月16日开始的“孙丽坤独舞晚会”将在滨江剧院拉开序幕，这将是全省第一次举办的个人演出晚会。

孙丽坤同志曾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舞蹈家。虽然已进入中年，却坚持苦练舞蹈基本功，有时她的自我训练竟长达八小时，为青年一代演员树立了优秀的榜样。她消瘦但精神爽朗，谈话中她不断发出率真的笑声。当我们问起她曾患过的神经官能症，她爽快地告诉我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歌舞剧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她早已痊愈。

她十分健谈，从她事业的振兴谈到她的个人生活。她听我们说到“媒人踏破门槛槛”时，开朗地大笑，说：“哪有那么严重！都是些熟人热心……”

接下去她谈到她和未婚夫的认识经过。她暂不愿透露这位未婚夫的姓名，只说他是一位中学的体育老师，比她小五岁，非常支持她的舞蹈事业，也对她舞台下的生活万般体贴。在她中午结束练功时，他总是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骑车从学校赶回，为她送一饭盒她最爱吃的绿豆凉粉；暑热期间，他省下少年体育集训队发给他的消暑食品：冰镇酸梅汤或冰糕，用保温瓶提到歌舞剧院的练功房。孙丽坤在谈到这位心上人时脸上始终带着深情的微笑，发自内心地透出一股满意。她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说他是个不重言辞重行动的人，虽然不太懂得她的舞蹈，但正在加深这方面的修养，争取一生做她最忠实的观众。

孙丽坤说等歌舞剧院一分配给她房子她就结婚。她充满希望地说，新的宿舍楼已打好地基，明年春天，最迟明年夏天，她就会分到一间新居室。说到这里，她眼中露出幸福的憧憬，并邀请我们到她未来的新房去做客。

我们祝愿她在舞蹈上迸发出第二度青春，也在人生中获得她应得的温暖和幸福。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七）

一个下午，孙丽坤穿着宽大如旗帜的黑灯笼裤跑向传达室，去接一个北京来的长途电话。

“珊珊吗？”她问。

那边快活而痛苦地笑了两声：“还听出来了？”顿了顿又说：“看到你独舞晚会的介绍了。还有那篇文章……”

“看到了？”她说。

“你怎么没跳白蛇？”

“没跳。”

那边呼呼地喘气，没接话。

“有的人专门来看你的白蛇。”好一阵之后珊珊说。

孙丽坤吸了一口气，说：“你来了？”

“嗯。”

她想问珊珊，你干吗不来看我？但她没问，那会让两人都不适。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

她想珊珊也看到她渐渐脱形的身材，皮、肉、骨已不能统一和谐地运力。珊珊或许还看见，演出之后人们大而化之地跟她握手：“四十几了，不容易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结婚？”珊珊问。

她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出来一句轻巧的谎言：“搞不好不结了。不见得合得来……”她顿时想到自己在政治学习时笨拙地戳毛线针的形象。她想像所有未婚妻那样给男人织毛衣。自己那又老又笨的未婚妻形象让她这一刻羞愧不堪，尤其面对千里之外的珊珊。

“你呢？”孙丽坤终于问道。

“我下礼拜天结婚。”

她禁不住叫起来：“珊珊……”

珊珊的把戏又狠狠弄痛她一下。

从存款中拿出很大一个数目，她买了最贵的蜀锦被面和一座玉雕。她正赶上婚礼的尾声。本来也没什么婚礼，就是八个人围在一块儿喝喝啤酒，吃吃花生米，连珊珊的哥哥姐姐都没来。她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去世了。

珊珊已完全不是徐群山了。头发还是短的，衣服还是沉暗，还是那样略带嫌恶地一笑，却半点徐群山的影子也没了。

她一粒花生米也咽不下去。看着珊珊十根纤长的手指还在烦躁。更烦躁了。她告诉自己，该为珊珊高兴，从此不再会有太大差错了。她们俩那低人一等的关系中，一切牵念、恋想都可以止息了。珊珊也在笨手笨脚地学做一个女人。看她正替客人们倒啤酒。手脚倒不笨，却充满忍耐和压制。珊珊的丈夫跟在她身边，不停地小声教诲她一些谁也听不见的话，并在珊珊动作时，他身子显出轻微的帮她一把的意愿。是个不错的男人。

礼物搁在乱糟糟的洞房里。这时她才发现这座雕得繁琐透顶的玉雕是白蛇与青蛇在怒斥许仙。珊珊的丈夫千恩万谢，说玉雕太传神太精致了。珊珊看了她一眼，意思说她何苦弄出这么个暗示来。她也看她一眼，表示她绝非存心。丈夫还在左左右右偏着头脸欣赏那玉雕。这是个三十五岁的助教，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子。长相不坏，耳朵不招风，牙齿也不七歪八倒。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珊珊天性中的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

珊珊坐在桌子那端，面对她，咯咯地笑着，一撩披到额上的短发。她不知她与人们在笑什么，也跟着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得汗毛直竖。或许她笑的是自己：从盛破烂的藤箱里找出这件印度红毛衫。它哪里还是红的？

她说她带了一小坛子醪糟，可以给大家做碗醪糟蛋。

珊珊笑道：“他们也配？”

她在过道的炉子上忙碌时，猛抬头，见珊珊正看她，手里燃着一支烟。冷淡的单眼皮下面是怜恤和嫌恶。她知道她不只怜恤和嫌恶她。这时珊珊的丈夫端一摞碗出来，她和她竟一个字也没来得及说。

她谎说有人等在楼下，她不能再耽搁了。珊珊看着她，看着她举着天鹅受伤的脖子走出门去。随身带的一块丝巾被遗忘在椅背上，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有意遗忘的。这样珊珊可以有个借口追出来，追到夜深人静的马路上。然而这却是她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

珊珊果然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喊住了她，却没拿她的丝巾。她形影相吊。她也形影相吊。

她追来做什么？来灭口？来灭那个巨大的秘密的口？

“我送送你。”

“真是的，送什么。”

“送你一截儿。”

“回去！那么多客人！”

“是他的客人。”

珊珊擦着她的肩与她并肩向前走。然后拿过她手里的三两轻的行李，替她背着。第一个公共汽车站到了，珊珊说，再走一站。她没话，接着往前走。她还是习惯听珊珊的。

第三站了，两人停下来。风一下吹乱珊珊一头短发。现在这种短发很时髦，叫“张瑜头”。她情不自禁抬起手，替她把发型还原。她伸过如旧日那样清凉的手指，抹去她皱纹里的泪水。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触碰对方了。

她要上公共汽车了，见她还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里，愣小子那样微扛着肩。徐群山，她心里唤道。

As Adam, As Eva /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一天，我在密歇根大道上碰见了他。我正在横穿马路，他迎头出现在我一步登陆的地方。他原意也是要横穿马路，很可能是要进入我刚刚走出的地方，去看我刚看过的若内·马格利特的终生画展。他看见我之后改变了计划。我背后是一竿多高的夕阳，于是他看不见我宁死也不要见他的面部表情。

我说：“Hi，亚当。”

他给了句一模一样的问候，纯属条件反射。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雨细而密，铺天盖地的一片沙沙的蚕食声。银灰色的奔驰碾在鲜湿的路面上，擦过皮肤般的。远近能看见的就是这个穿红大衣的女人。

红大衣是电话里事先说好的，我提出来的，之后心里马上十分反对。银灰色奔驰纸船一样无声无息地向前又滑一段，然后泊下来。那样是要获得打量的优先权。他在无声降落的车窗内侧转头来，进一步审视七成湿的女人。中国女人，三十二岁，或者更年少些，更年少些。不记得红大衣是否在六十年代入时过，这时红得很绝望。

他在车窗里向我伸出右手：“亚当。”

我握了一下他淡漠的手。它是这一刻唯一干燥的东西。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儿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铜色头发束成一根半尺长的马尾，比我的头发长三寸。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这使下一步我的配合会容易些。

他钻出车门，跑到另一侧，为我打开车门。千万别拿他这份浮夸的殷勤当真。我快步走回去拿我的箱子，便携式的硬壳的一种，缀着仿皮尔·卡丹的一块牌子。他叫了一声，叫了一个陌生的美国女性名字。脑子一番急速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启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他说：“怎么会带这么多东西呢？我忘了是否跟你强调过：我们俩先得看看彼此能否合得来。”

我说：“我不介意再拎着行李回去。我们需要彼此合得来吗？”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认为我主题非常明确，不亚于他。他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

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

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dump。自卸卡车倾倒垃圾，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我前夫把我倾倒出去了，以机械形式也好，以生理形式也好。同样得给他取个假名，因为他在婚姻之前狠爱了我一阵。就叫他M吧，好像不少小说都这样给人物取名，不费事，也时尚。

亚当看出我的处境：离婚、失业、穷困潦倒。总之是给处理过的。我需要这笔钱。我窥了一眼他苍白的侧影，想找到对他的理解，对他这类人。对我，他是全面掌握的。头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一头是个多明戈的嗓音，他说：“我是黛茜。”

“你是黛茜？”我想，人们已经开始疯了。黛茜是单身俱乐部的女职员，据说她扯的成千上万的皮条大部分成功。

“有什么区别？”多明戈嗓音说，“这是黛茜借助我把话传达给你。所以你就当我是黛茜。是这样，明天上午十点，他到橡树公园城的街心花园接你，从那儿，就看你们俩的了。听着，他开银灰色奔驰500。你呢？”

我说红色大衣。

“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有你的电话吗？”

“有，641-6060，黛茜。”

已经好玩起来了。最终被愚弄的不知是谁。我旁边这个自称亚当的人，在向我介绍这个小城的历史。

五分钟后，车开过一幢大房子。自称亚当的人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的，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又过五分钟，他指着另一幢房院，也是他的，同样的著名设计。这些房院价钱都唬人。好像它们有我份似的。五幢房子看下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门口停下。他要了一杯无咖啡因咖啡，百分之百免脂的牛奶，不含糖的甜味素。我要了杯真咖啡，加真奶、真糖。然后他领我回到车上，说这种事还是车上谈好。他的咖啡倾出一点在细软的羊皮车座上，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个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了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

后来我证实了，正是我的这个动作使他录取了我。

我们开了不少路，到湖边喝咖啡。有湖水看，我们不必看彼此。定金之类的数也是对着湖水讲定的。稍有分歧，很快还是以一个对双方都欠点公道的价格言了和。他说我看上去是牢靠的。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

以后总是想到湖水，那样慢吞吞舔着岸。于是就自己哄自己，事情是从湖岸开始的。像正常男女所向往的那样，做了湖畔风景画的一部分。

我们从湖畔回到了正题。他说他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服用任何药剂，这都很好。习性上缺乏弱点，除了咖啡。

“你每天喝咖啡吗？”

“谈不上每天。碰上了就喝。”有免费的就喝。

“给你两个月时间：清除体内所有的咖啡因。我们可以在两个月以后开始。”

我说，行。

我们准时在六十一天之后再次碰头。亚当和我各要了一杯免咖啡因、免糖、免脂的咖啡，再次来到湖畔。他说：“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我想：我体内还有几年的方便面，那里面有味精、防腐剂。

他看着干净透亮的我，说：“就让它今天发生吧。”

我说，行。他有所测量地把手搭在我腰上，走一截，和我的步伐有些拉扯，就改成搭着我的肩，还是合不上节拍。不过总算有了些铺垫。上车后，他闭上眼吻了我的脸颊。

晚饭有些乱真了。四支蜡烛，巨大的一束鲜花，三道菜却是微波炉食品。然后他跑去放音乐，步子轻快，甚至袅娜。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但很新鲜。

最后他到地下室去，拿了两瓶酒上来。启开酒瓶，他迟疑了。他偏着头思考一会儿，同我商讨：“应该喝酒吗？不应该吧？”

我知道他指什么。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说：“按说不应该。”我们像两个会计师在商讨某则税法。

“那就不喝。”

我表示没意见。我笑了，他也跟着笑了。我说：“亚当，你笑起来很迷人。”

“你也不错。”

“我笑起来一只眼睛有三条褶子。”

“你很爱照镜子。”

“你呢？”

“我喜欢注意自己形象的人。”他像承认自己的毛病那样抿嘴一笑。

晚饭吃了两小时，三道菜通过微波炉变成一模一样的滋味。滋味是顶次要的，营养和颜色的搭配极其要紧。还有蜡烛、鲜花、音乐，这些是要紧的美味。之后亚当领我到房子的各隅去参观。他介绍了两件祖传的家具，都是夏克式家具的精品。所制家具以拙朴、简单、用料精良而著称于世。他又介绍一张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以及德库宁的两张草稿，都是真品。他忙于打开各盏灯，那都是为每件家具、每张画专门设计的照明。我空洞地赞美、评说。因为故弄玄虚的照明，我根本无法看见这房子究竟多大。我突然想到电话中那个多明戈的音色说的最后一句：“好运气。”这句话此刻想来怎么会有一点叵测的意思。

最后到了亚当的卧室，一派昂贵的朴素，都是没我份儿的。

我说：“亚当。”

他立刻回过头。那么快就适应了假名字。

“亚当，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亚当有种紧张的眼神。他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你确定你没有性病吗？”

“百分之百确定。”

他眼神却越发紧张，“还想再看一遍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吗？”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笑了。

他看出这不是笑，是恐惧。他走过来，两手平搭在我肩上，眼睛摆得很稳。

“我们这类人其实对卫生是吹毛求疵的。不然，我们早就灭绝了。”他口气直白、坦然，具有强大的说服性。同时他两只手顺我双肩下滑，捞起我的手。这时我才发现屋里有音乐，一切都事先布置得相当妥帖。

我的手来到他的面颊上，非常陌生的皮肤质感。他的眼睛越来越深，等着铺垫最后完成。他一直看着我，似乎随时会有个决定性的动作出来，像正常的男女一样。亚当的戏不错。

我的内裤是新的。我事先做了所有准备。

亚当终于把颈子垂向我，对我耳语：“我不要你担心。我们可以采取个措施，不必按正常男女的程序进行。”

“什么程序？”我想他晚餐后付我的预订金包不包括这个非常男女的程序。

“很简单，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我一个朋友尝试过，成功了。别担心，你看你担心了。”亚当温柔地笑一下。我唬一跳，因为那笑使他像个老奶奶。

他把我的脸按到他的右肩上，那是天造地设该女人去靠的地方。我渐渐闻到另一个男人的香水味。想到两根雄性颈子厮磨纠缠，我马上出戏了。

像是一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的舞伴，刚进入舞池踏对了节奏舞曲却终止了，于是相互看着对方的情绪和胆量顿时委顿。我和亚当满脸窘迫。他不只窘迫，简直恼恨我了。

“我已经说过，你不必担心，我们可以不按正常程序来。”他威逼地瞪着我，让我明白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我实在需要那笔钱。一笔不小的钱。五万。免税。或许得工作十年才积得出那个数目。

或许得十五年、二十年。凭我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

我的头又找到原来的位置，靠上去。亚当快速吸几下鼻子，猎犬似的。后来我们熟了，他对我说，女性的气味使他恶心。大学时期他曾有过一个女友，她的气味让他呕吐不止。

亚当走进浴室，眼睛“别了”那样看我一眼。我听着水花的嬉戏与恣纵，心想亚当的真名字是什么呢。亚当对女人们竟是虚设的，他的富有、高雅、英俊，以及那渐渐被美国式“欢乐肥胖”所淹没的瘦削、棱角毕露的男性身材统统是虚设。一个嘲笑凉凉地掠过我的脸，形同虚设的亚当是等于没有的。这一点亚当自己也意识到了。四十二岁的亚当感到了“0+0=0”的危机，把我找来，取代式子中的一个无限的位置，使其有限，从而改变得数。

起初亚当在本族女人中寻觅，后来改了想法，改到亚洲女人这里来了。比起白种女人，我们少了许多麻烦，不会事后上法庭、闹财产、争夺孩子监护权，等等，等等。亚洲女人要面子。我们中间也少有吸毒、酗酒、吃抑郁症药片的人。其次，亚当还看中我们的现实、自律、忍耐，他希望这些素质被组织到他的下一代身上。这样的东西方配制，应该能控制我们产物的质量。在我排除咖啡因的两个月中，亚当仔细向我解释过这些考虑。

亚当出现在浴室门口，腰上裹着雪白的毛巾。大量的乳白色蒸汽包围着他，他披散的长发受了湿而卷曲。这时的亚当像神话。

他的手指捏着纤小的一支瓶状器皿，对我说：“轮到你了。”他随之告诉我事情会如何简单，如何安全。亚当讲这些步骤时，如情人一般低垂眼帘。我明白了：整个事情还是挺堕落的，挺丑恶的。

在我证实怀孕的当天晚上，亚当开车带我到湖对岸一个宁静的小镇。镇上有个小旅店，非常适合度蜜月。他要了两个房间，蜜月便成了出差。但他眼睛有一点度蜜月的感觉，甚至私奔的感觉。我们不声不响地拎着各自的一丁点儿行李，打开了各自的房门。我看得出来，他战战兢兢地接受自己的运气。他放下行李，换了身更洁净的衣服，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后，他沉默地抱住了我。接下去的时间他都不大敢说话，笑也是小心的。这场运气实在太大了：一支无针头的注射针管，接通他和我的肉体，成功了。因此亚当被那股不可告人的欢乐折磨，一个晚上使话题拐弯抹角，绕开怀孕的事。对我的每一句含有憧憬意味的话，他都含着古怪的微笑，又想听又怕惊动谁的样子。做父亲的幸运对于他是太偶然了，尽管他严密地规划它已有三年。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半年前停止了做爱，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生育器官最成熟、心智也最成熟的女人们。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她们的性格、家族成员的脾性。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

他最终认定我是因为我不具备任何个性特色。个性特色往往有颇高的代价。我的一点机智、随和、爱整洁都正好，正合比例。正如我的身高、体重、五官排列，都正合他心里的刻度。太出众的东西是危险的，适度的平庸是一个人心智健康、终生快乐的最好保障。他要他的孩子终生快乐，这比富有、才华、相貌标致重要得多。亚当从各种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著作中得出以上结论。

妊娠反应在这个晚上骤然加剧。我每隔三十分钟会冲入浴室，几乎将头埋入马桶，咆哮般地作呕。亚当看着我咆哮，看着我胆汁长流，仿佛雌性生理对于他还是不可思议，仿佛雌性的痛苦值得羡慕，令他望尘莫及。他等着两次呕吐间的那段衰竭到来。他跪在床边长吁短叹地悄语几声“上帝”，然后再好好来看他孩子的母体。他的眼神是敬畏的、膜拜的。

我懒洋洋伸手，想拨开直刺我眼的台灯。亚当替我完成了动作。他这一晚的殷勤都很得体。

我说：“我要死了。”

他说：“你看上去很幸福。”

“胡扯。”

“不胡扯，真的。无论多荒谬，你是母亲，我是父亲，这点是真实的。”他把下巴放在床沿上，俊美的五官离我很近。这样招女人爱的一个男人怎么会不爱女人呢？或许我会使他发生奇迹？

我拿出最好的笑，想感化他。他是个温柔的男人，他们这样的男人多半温柔。只有比他更温柔、更柔弱的东西才能感化他。也许等孩子出世后，他面对的是两个柔弱于他的生命，他会被感化。我知道我衰竭的模样在亚当眼里是好看的，圣母玛利亚。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支票，轻柔地展开，给我看那上面的一个“2”和四个“0”。手势像展示一件神圣的礼物。我喉咙口又一阵痉挛，赤脚冲入浴室，这回成了回肠荡气的怒吼。我要让他看看我的代价是否与他的价码等值。

再回到床上，他的表情更加敬畏，似乎我腹内怀的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他手里托着个小盒，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

“别误会，我只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我气息奄奄地一笑：“象征性太大了。”

他马上说：“我母亲留下的。她很开通，让我把它改镶成男式的，送给我的伴侣。它的镶工很棒，我不想破坏它。”

我的担心被他看明白了。

他说：“它起码值一万。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他快些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我可以好好看看支票和红宝石。我明天就会把支票存入银行，彻底踏实。红宝石我得好好收着。万一亚当在最后一笔酬金里打折扣，我立刻还给他。

这一夜我的睡眠很浮，感觉腹内那个鲜嫩的小生物正给我一丝触痛、一丝触痒。五十九天的一条性命……我忽地一下醒来：怎么也会有这母畜般的本性？原始的、悲哀的本性，使母畜不计歧视地从任何性质的孕育中得到愚蠢的，甚至是野蛮的幸福，还有自豪。原来我也不例外。醒时的高度理智、高度现实，在半眠时消散。我原是渴望这份渺小的，却如此体己的陪伴！

我从此消失。我十个月的消失在我所有忙碌的朋友那里毫不显著。顶多有人念一句：“有一阵子没见燕娃了。”然后会引出一段有关我的好话、坏话，抑或是带些嫌弃的怜悯：燕娃就那么给dump了！还会有抱不平的：那新夫人也不比燕娃强多少，就是年轻些。我对自己的消失很满意，如此巨大豪华的房子里盛着消失的我。我每天花十六个小时睡觉，两个小时看电影录像带，三个小时去附近的商场闲逛。更多的时间我坐在后院的荡椅上发呆。无聊一点也不难受，这年头没有多少人是有条件去无聊的。有时发呆的结果是突然来两句诗。记下来一看，也都挺无聊。除了偶然写几笔自认为是诗的半截句子，我基本遵照亚当定的“妊娠作息时间”。连我看的录像带和听的音乐都是他严格挑选的，都像我用的食物一样缺盐少油，毫无辛辣。

亚当也近乎消失。总是在我连绵缥缈的睡眠中，我感知到他的归来。车库门启动上升，钥匙在锁孔轻轻拧动。他会给某几个熟人打几个电话，或者收听留言机上的留言。他不是怕惊扰我，而是怕惊醒我之后他必须找话和我说。有时我听他的脚步停在我卧室门口，那是他想听听我是否很好地活着。他绝不担心我会逃跑。我不会让他欠着我的账而跑掉的。

一天半夜，我睡累了，想起来歇歇。走到客厅，突然见亚当在那里坐着，看着沉寂的电视。我走到他跟前，他才见了鬼一样地弹起来，鼓起的眼珠在一点点确认这个披头散发的臃肿女体是我时才渐渐瘪下去，落回洞穴般的深眼窝里。

“有个把世纪没见你了！”他说，摘下电视耳机。他的意思是我身体上的一切成长和变形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我笑笑，沉重地坐下来。

“看见我给你留的字条了吗？”我问。

亚当点点头，有一点害羞，说：“我以为会是个男孩。”

“女孩让你失望？”

“怎么会失望？就是觉得，女孩会更多地像你。”

“像你有什么好？”为了掩饰我的暗示，我打了个哈欠。他似乎没意会。

“你们这种人，是基因决定的。”我进一步提醒。他的儿子很可能像他一样，对女性是个浪费。

“我这种人怎么了？”他眼里突然放射出敌意。

“没怎么——美国原则：To Be，Let Be。”

“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他皮肤的表层出现一种抖颤，小臂上浓密的汗毛直立起来并显出大粒的鸡皮疙瘩。

原来他对我的同情是假的。我失败的婚姻使他获得了如此的优越感。他简直侥幸他是人类进化公式的例外，活着不受吃和繁衍两桩本能所左右。对我们这样的绝大多数，我们这个不违天性地生男育女的巨大集体，他此刻是明显地居高临下。

我发出嘿嘿嘿的冷笑。我说：“你们的乌托邦里没有背叛吗？你们的背叛更完美，因为没有孩子这个代价。”我读了他的书，田纳西·威廉斯的伴侣为大戏剧家写的传记，里面描写到戏剧家某次旅行回家，看见一大罐凡士林折下去一大截，断定了他情人的背叛而痛心疾首。

亚当知道我在拿田纳西说事。他也笑了，嘴唇很红，刮得溜光的下巴发绿：“没错，但我们的背叛不会给无辜者——比如孩子，造成伤害。”

“因为你们有不了孩子。”我恶毒起来。

“我们可以有孩子。”这句话早等在这里堵我的嘴。

他们可以。“可以”是能力加选择，不像我们，相爱、生育都不由自主，都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可以租一个像我这样的母体。到处有我这样流落在破碎的婚姻之外、急需五万块钱的女人。光是被亚当淘汰的，就有好几百。我们女人可以无偿地生育，可以天性使然地生育，便也可以为优厚的酬金生育。单单作为一具母体，和一张培育蘑菇的温床是没太大区别的。他们花得起钱，就可以租用这张温床。

“我也可以让你没有孩子。”

“来不及了。”

我感觉一个狞笑在我脸上绽放开来。

“钱我可以退给你。”孩子可以留给我。

“你不会的。”

他沉默地和我对视了五秒钟。他看出五万块钱比一个孩子对我更有利，也看出我没有拆白党素质。

“试试吗？”我说。他是对的，我不会的。

他把眼睛转开，对我不再继续操心。还有，我明晃晃的庞大躯体使他厌恶。他从沙发里站起，为自己倒了杯淡酒。那赖于我而存在的小生命使我成了“我们”，他看上去颇孤立。他不再优越。我要的就是这个。

片刻，他说：“那些纸片上有些短句子，看上去是诗。你写的？”

“不是诗，是菜谱。”我说。在这时做个诗人很难为情。

“你从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玩世不恭？”

“我玩世不恭吗？”我不玩世不恭怎么办？

他感到这场谈话毫无出路：“我得罪你了吗？”

“你？”我微笑着，“怎么会？我只不过每次得自己乘公车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每回得自己拎几大包食品从超市走回来，不光为了饲养我自己。电灯坏了，我得爬到凳子上去修理。”

他说：“我付了你钱。”这次他的反应非常快。

“你以为钱和责任是等同的。”对于我这具母体是等同的，“假如你这么不喜欢责任，这整场麻烦有什么意味？”

这两句话效果不错。他有了点感悟的意思。

他把我丢在一边开始思考：如果钱真的等同于责任，他何苦要这个孩子？亚当不是对人情常理彻底麻木的人。这一点我从最初就看出来了。“你指望我怎样？”

“全取决于你自己。我可以继续一个人去医院，去超市。去做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吃惊地发现亚当在厨房里看报纸，桌上一杯咖啡，像大多数人家的男主人。他从报纸上端露出非常新鲜的脸，问我睡得好不好，还说他榨了些草菊香蕉汁，如果我有胃口可以来一点。我问他今天难道不上班，他说他干的园艺设计从来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我还想问：那你这几个月都去了哪里？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识相。他还能去哪里——他有他真正的伴侣。

我掩饰着自己，不想他看出他所营造的逼真的错觉给我的温暖和酸楚。我倒了杯果汁，浮面上黏稠的泡沫，以及那鲜果特有的生腥气使我一阵凶猛地恶心。然而亚当在期待我的赞美，对他营造的关爱气氛、家庭假象，他亟待得到反响。我端着那杯肉粉色的浓浑液体，坐到他对面的餐椅上。他马上把跷在另一张椅子上的脚搁了回去，同时对我微微一笑。我屏住气喝了一口果汁，学美国女人那样抿嘴闭眼地“哞”了一声，仿佛吸毒或做爱正到妙不可言之境。亚当又一阵微笑，松弛下来。所有的预期效果都达到了。我再屏足一口气，将那血浆般的汁液灌下去大半。若不是妊娠反应，这东西不会如此难以下咽。

“你喜欢的话，我每天早上给你做。”亚当说，“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表示领情，也代孩子领情。为了同一目标，他和我的牺牲都不少。从此我得接受他的灌溉：各种以最科学、最理性的配方配制的养料。每天，餐桌上出现了三只小杯，排成一列，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各种维生素片剂、胶囊，亚当要我以它们来做三餐。牛奶是按刻度饮进，大叶片的绿色菜蔬也按斤两消耗。亚当细语柔声地对我讲解，某某利于胎儿的发育。显然是不久前才从“孕妇必读”之类的书中得到的教条。越来越硕大的我对他的说教缓缓点头，像那类死心塌地等着做母亲的女人。假如我少吞了一顿维生素，亚当并不说什么，只是往那盛药剂的小杯队列尾端再添一小杯。有时它们会列成一支颇长的队伍，对我形成一个亚当意志的阵势，逼我放弃对滋味享受的自由。

一天亚当在垃圾桶里看见一个色彩鲜艳的塑料袋，他叫起来：“伊娃！伊娃！”嗓音不高，却有声讨性。“你怎么可以吃这种垃圾！”

我说我对各种营养良好的饲料受够了，偶尔吃顿方便面。

“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大量的味精？”我说我吃的就是味精。

见我有挑衅的意思，他息事宁人地笑一下，说：“伊娃，为这个孩子，我和你都已经牺牲了不少东西。已经要成功了，别前功尽弃，好吗？味精在美国连成人都不吃的，怎么能让胎儿吃？”

我说中国有十二亿人口，跟吃味精不无关系。

他说：“我们不要十二亿。我们只要这一个。”他的意思是，十二亿是没办法的事，是不可收拾的后果——听任生物本性摆布的后果。十二亿，已足以证实这物种的不精致。十二亿的数量也未见得能提炼出他所希冀的质量。

我口头上服输，心里却想，以后吃方便面，绝不留半点痕迹，塑料袋要当罪证去销毁。我和亚当唯一的共同语言便是我腹内的胎儿。六个月时，我告诉他，它怎样淘，弄得我夜里不得安生。我像所有真正的母亲，两手捧着整个环球那样豪迈地捧着自己的腹，眼中发射出殷切的邀请。亚当终于像真正的父亲那样，胆怯地将手放在我的肚皮上。他的轻微嫌恶没有逃过我的知觉：他是那么不情愿去触碰一个雌性肉体，即使这肉体中孕育着他自身的一个延续。

我发现我竟对他暗怀一丝希望：我和他纯粹的形式，或将对他的本质发生影响。

我的虚荣与妄想让我在他的音容笑貌中捕风捉影，企图夸大他对我每一个温爱的神色。他说：“早上好，亲爱的！”“晚安，甜心！”竟会引起我周身血液一阵滚热，我发现自己在他出门前会脱口而出地来一句：“早些回来。”有时他会脱口而出地说：“会的。你最好穿上线袜，别着凉。”

他买回很贵的孕妇时装给我，要我试穿给他看，他会远远近近地端详，说我看上去美丽。我发现自己开始化淡妆，一来要遮去两颊的妊娠斑，二来让他在说我“美丽”时不觉得太困难。

亚当此时看着我阴影中的脸。妊娠斑在这张脸蛋上的消退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两年。亚当把他的手伸在那里，我迟疑地握上去。他手上少了些漠然。他问我可还过得去，我说很过得去。他问我那些“菜谱”怎样了，我说它们中很小的一部分去了一些文学杂志社，更小的一部分被杂志社用去填充了一些好端端的白纸。他说我还照旧那么逗，我说我不记得他曾经认为我“逗”。他等着我问他女儿菲比，因为菲比也是我的女儿。我不问，我不想弄坏心情。

他说：“难道你不想知道菲比怎样了，伊娃？”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顺口溜出的那个假名字。那名字下无忧无虑的孕妇。那些还不错的下午，自称亚当的男人走在湖滩米白色的沙里，不时回头看看自称伊娃的女人。男人见女人吃力地搬动八个月身孕的身体时，眼里是不可思议，还有深深的怜悯。他两手总处在就绪状态，微向前张着，欲阻止企鹅般的孕妇随时会发生的平衡丧失。关怀循环到他的每个指尖上，却不全是对于这具胎儿载体的关怀。

现在我更清楚他那关怀是与我无关的。

三年前的妄想使我在那些下午的湖滩上心情灿烂。我以为他或许会背叛自己的类属，孩子颠覆过多少命定？亚当多爱这个尚未面世的孩子，或许这份爱最终会纳我于内。他的富有、英俊、智慧最终会有一个归属。我依仗肚里将加入人类的胎儿，诱他越来越深地走入人类中大多数人设置的过活的模式。

那个下午，有个女人拿着一块咬出大大缺口的野餐三明治走上来，终于捉到把柄那样抓紧我的手：“哈哈！我们以为你消失了呢！”我惊讶地想，凭了什么这位女熟人把我从大腹便便的孕妇身上辨认了出来。亚当正在急速判断他是否还来得及逃跑时，我一把拉住他：“这是亚当！”他已无可抵赖。

“你结婚了？”女熟人眼睛在亚当和我脸上迅速往返。我说：“啊。”反正亚当不懂我们的话。

“什么时候？也不告诉一声！”女熟人在我肩上狎昵地推一把，接着回头去招呼她丈夫。男熟人猜测地微笑着，慢慢走过来。

亚当同男熟人握了握手。他还行。下面的谎言全看我的了。

“挺简单的，我们谁都没通知。”我脸上薄薄一层幸福还是逼真的。抬手拂去面颊上的头发，多数人在撒谎时都会添出此类小动作减轻心理压力。“亚当，这是我的好朋友丹纽李、劳拉杨。刚到芝加哥他们带我去找过房。”

又一轮握手。亚当比我的戏好得多。美国人善于应付有差错的时局。还有，他知道将来的收场都由我来。

劳拉在我又一次捋头发时把红宝石的尺寸和成色估了番价。她想，它真像是真货。

“几个月了？”劳拉的手隔着大腹搭在我肩上。“还有十九天。”

“生产前的迎婴派对呢？”劳拉问。

我飞快瞄了亚当一眼，心想，这下可好了。他两只赤脚在沙里搓动，没他什么事。

“亚当和我都不是复活节染鸡蛋、万圣节刻南瓜的人。”我微微笑着说。

“迎婴派对跟染鸡蛋不同！快快快，电话号码——丹纽，笔！”

丹纽李说他没带笔。他俩都着泳装。亚当却出其不意，拿出笔和一个小本，写下电话号码，将那片纸扯下来。等劳拉猛烈的一阵刺探过去，她显出微量的沮丧。或许她替亚当惋惜，俊逸无比的他怎么就落到了我手里。

四人分手后，我问亚当他刚才存心写错了几个号码。他没理我，懂了后轻蔑地笑笑：“太多假的就不好玩了。”

我看准三步之外的一块卵石，然后就出来酷似真实地一跌。亚当准确地接住了我。他的手便留在我一侧的腰上。我们如此的一双背影，就如此地留在劳拉和丹纽回首一瞥的视野中。太阳虚化了亚当的侧影，湖面很亮。

就在那样的一个下午。那样一个胎动剧烈的下午，就那样，亚当与我共同陪伴我腹内的菲比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低声谈论菲比的未来。那时还早，菲比还不是菲比，只是个“它”，最多是“她”。

亚当说：“每月一次，你来和菲比吃一顿晚餐。怎么样？”

“好的。”我说，“就把探亲时间定在星期六晚上六点。”

“三个小时够吗？”亚当问。

“如果是吃微波炉晚餐，三个小时应该够了。”

“很可能会出去吃。不过餐馆里的菜都很可疑。”

我知道他是怕餐馆里太多的油、盐、滋味，还怕菜蔬都是施化肥的，鱼、虾有水源污染，等等。他限定我在一家名叫“真实食品”的超市买食物，那里的食物是天然环境中以天然、原始的方式栽培的。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我探视孩子的这个晚上，由我来亲自下厨，以保障这餐晚饭少油少盐，绝无味精，也绝不会弄得香味四溢而实质上对人体无太大裨益。因此我的探视时间可延长到四小时，我很爽快，说四个小时很好。

“我事先去买好菜。”

“好的。”

“你可以事先打电话告诉我，你需要哪些原材料。”

“好的。”

其实我吃不准自己到时会不会有那个心情。对这个越来越近的孩子，我的感觉仍是陌生的，同我的生活毫不切题。这感觉很好，它使我很本分地做一个培育蘑菇的温床。亚当看看我，他喜欢我的明智。

“能不能改一天，改在星期五晚上？”他问。

我看他一眼，体贴而周详：“你星期六必须和他一起过，是吧？”这个“他”指谁，亚当明白。

他沉默一会儿说：“没错，礼拜五行吗？”

“你们感情很好？”

他点点头，眼中的一点愁是为那人而生的。男人爱男人也会有这点美丽的愁绪。我突然好奇得要死。

“你们相爱了许多年了吧？”那个多明戈歌喉埋藏在怎样一具躯体中？

亚当望着许多年前，点了点头。他忽然说：“你还没有回答我，星期五是不是对你方便？”

“只要对你没什么不方便。”

我把“你”字说重了，他听出了“你们”，并且是被异感、成见、带一丝恶意的兴趣处理过的“你们”。他不计较，心里充满正经事物。

他说：“好的，那就改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不要带礼物给她。”

我说：“好的。你别担心我收买她。”

他看看我脸上渐有些歹意的傻笑，说：“他也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餐。你看呢？”

我说：“你、他、孩子和我？”他看出我已提前没了胃口。

亚当笑了笑说：“你不会讨厌他的，他很讨女人喜欢。”看我越笑越坏，他说：“真的！”

我说：“行。”

随着我的心宽体胖，我有了一个心宽体胖的人所有的宽厚笑容。若我曾经有这副好修养，有这副宽厚笑容，我和前夫那二十来个月的新婚也不会破裂得补不起来。我偏头看夕阳中亚当的红铜色头发熊熊燃烧。

我说：“他像你这样讨女人喜欢吗？”

他知道我不过吃吃他豆腐，笑着叫我闭嘴。

我说：“讨人喜欢的人一般都祸害人。”

“好极了，你这句话说得几乎称得上智慧。你要不是个女人多好！”

我想，这小子想什么呢？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说，“星期五的晚餐桌上我希望只有你、我、她。”我指着肚子。

亚当严肃地思考一会儿，说：“行。”又思考一会儿，他问我，“你认为一个月一次探亲，对你和孩子是不是公平？”

我说：“我行。孩子有什么选择？”

我没意识到这话的凄厉，它使我们都感到了某种新鲜的触及。冷场连着冷场，我们都喘了沉重的一口气。他陷入了更严肃的主题，问我道：“你认为我应该告诉她，你是她的母亲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看还是不让她知道的好。”他慢慢地说，“就说你是从小带她的保姆，你同意吗？”

我点点头。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收了人家五万块呢。

他还没完，语气更商务化：“那么哺乳呢？你愿意给孩子哺乳吗？”

我看着几只胖胖的水鸟飞飞落落。

他说：“这样孩子的免疫力会强些。”

我感到心抖了一下，我受不了自己的母亲形象。本来可以脐带断了一切也就断了。

我说：“不。”

“我给你五百元一个月。你可以不马上回答我，好好想想再说。”

“我好好想过了，回答是不。”

他说：“六千块呢？”

我突然翻脸，对他说：“我想花六千块请你闭嘴！”

“我的意思……”

“立刻闭嘴！”

我撑起重心不稳的身体，撇下他向湖水走去。现在还来得及淹没这胎儿和它的母体。但我渐渐从冰冷的湖里找回宁静，横来的风霎时吹干了我脸上的两滴泪。亚当就在我右侧方，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两个合谋者。

那以后我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与亚当探讨有关菲比的所有细节。那时还不是菲比，是蒂娜，或者蓓姬什么的，亚当在起名字上一天一个主意。还没出世，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没了真名字。到一帮人来给我开迎婴派对那天，亚当忘了他前一天晚上起的最得意的名字是什么。

亚当说他不参加这个迎婴派对。他无力地笑笑说，那么多的表演，那么多的谎言，请怜悯怜悯他，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我劝他想开些，我的这群朋友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得一个不剩。我几乎恳求他：好好表演这一个晚上，难道我不是在你提出各种非人条约时常常让步吗？他一副可怜相，两眼的混乱，五点钟了还没洗澡刮胡，一直到了五点十分，我摆弄好烤箱里的烤鸡，见他仍杂草丛生地呆坐在电视前面。我说，好吧，我放弃。他得赦一般蹿起，矫健地蹿上楼，很快便一副赴约的打扮下楼来了。他讨好地说我的孕妇装颜色漂亮。我一点儿表情也没有，看他坐在门厅的椅子上穿鞋。他用指尖碰了碰头发，张扬的一房子香水味。我就这么看着他，想起对他暗存的那种种指望，两个肩向上一耸，笑了。

“你笑什么？”

“高兴。”

“我很高兴你能高兴。”

我转身进厨房，免得自己同他认真。我晃呀晃地向炉灶那里走，尽管子宫里的孩子没我的份儿，却给了我这副母兽般一切都不在话下的雍容步态。

我感到那股圆润的芳香袭来，亚当竟从后面搂住我的肩，在曾经有真正男性吻过的地方——耳垂和脖颈之间那最知痒痛的一带轻轻吻了一下。

那是个不错的吻，有着不少真实投入。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亚当利用了我的妄想，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这是我现在彻底醒悟后的认识。

我发现自己在跟着他走。亚当还是善于左右我。也许我真的这么没用，自认为难以为人左右。亚当说他专门来阻截我，从我的室友那儿打听到我每星期二下午四点会来看免费画展。我对和睦相处的室友交代过，千万别把我的行踪告诉一个带纽约口音的男人。看来叛卖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亚当以他的纽约口音告诉我，菲比情况不好。想象不出菲比还能比原有的不好再坏到哪里去。我有些怀疑，一年多前我搬家就是菲比的“情况不好”引起的。我不愿为了菲比而仇恨亚当，也不愿为了亚当而心疼菲比。主要是不愿为了他们父女俩而麻烦我自己。没错，我和美国人学的，绝不麻烦自己。我越来越喜欢方便：方便的交际，方便的男女关系，方便的生活方式。只有年轻才会过很麻烦的感情生活，岁数一大，就不一样了。我连怀念都不想有，怀念是一种麻烦的感情，菲比偶尔出现在我梦里，这是我感情上唯一不方便的地方。

亚当在讲菲比如何地不幸。我事先并没有发现任何预兆，她在我腹内怎样地健壮活泼，那有力的腾跃踢打，到现在仍无比清晰地留在我腹中。我的每根神经都记得菲比在我体内热闹了好一阵，尤其那个傍晚——我打开门看见门口一大群人时，我的惊唬和诧异菲比马上感觉到了，在我肚子里手舞足蹈。整个一晚上，菲比隔着我的一层肚皮同所有人一块儿热闹。

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的前夫也混在贺喜的人群中一块走进来。离婚后的两年中，我每次想忆起他的模样和神态，都失败。就像我不管如何用力，也想不出自己的长相和神态的特点。而一见到他，才明白只是因为他熟得不能再熟，熟得如同我自己，所以是不必记住的，所以是无法记住的。又来了，两眼的温存，情痴似的犹如他昨晚刚和我有过性命攸关的幽会。

“没想到吧？我们把这家伙给你带来了！”在湖畔遭遇的女熟人押解M到我面前，看我们隔着一丘大腹握手、拥抱。

熟人们显得比我印象中更熟络。他们大概喜欢看人懊悔。他们大概认为M肯定懊悔了。对我具备如此能力，在情场和财场上的暴发，他们有些难以接受。女熟人劳拉从见到我和亚当的当晚起，就把我的事迹逐步走漏给所有熟人和半熟人。包括亚当的相貌杰出、我的摇摇欲坠的大腹、我手指上一颗小灯泡似的红宝石，等等。由于亚当一不小心写了个无误的电话号码，出来这样的局面只能由我小心陪着混了。

M是最后一个和我握手拥抱的。特权还是谦卑，我吃不准。他的手忽然缩小了，在我掌心里软软的像个孩子。但它是有语言的，在我们两只手触碰的刹那，我感到它的体己、语塞，随后是含糊不清的千言万语。我落到这步田地，差不多是他一手干的。

人们却听见我自鸣钟那样“当当当”的健朗笑声。我边笑边说：“怎么不带你的小夫人一块儿来？”

但他，M，看见我用心描过的眼眶里，两圈极细的眼泪光环。

我在他眼前挺着九个月的身孕。一张由亚当饲养配方喂出的红润脸蛋，身上的真假首饰，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眼里形成一个重大不幸。他是看透我的。M像我的父母、祖父祖母一样看得透我，因此爱我，因此爱出怨恨。在M那里，曾经有一个可爱的我。短暂的美丽，转瞬即逝的娇憨，一去不返的乖巧。那时是个二十出头的我，站在西单食品商场买冻带鱼的队伍里。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我只向后让，给他腾地方。接着又有一个人插在了我前面，M在远处看着我，然后悄悄走到这个一直让人占她便宜的女孩身边，也插进队伍。他想这女孩的谦让是怎么回事，他不知这是不是好事情，她对占她便宜的人们如此懒得计较。然后他转脸向我，心里打算结束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恋爱，和这女孩恋爱。

在冻带鱼浓重的腥臭中，M和我就那么定了。那是一场漫长的恋爱。双方损耗都很大。M一直想弄清我的谦让乖巧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起了颇大的疑心。他开始对我心里不踏实。我接受一些男人的殷勤，其中是好色也好，是真心发痴也好，我都随他们去。我懒得纠正他们。M的小心眼使他专注，他不敢分心，怕我懒得拒绝这些男人，而让他们真占了便宜去。那样吃亏的就是他了。他决心结束这场持久的恋爱，和我结婚。婚姻使我们发现，M和我那么玩得来，我们的学校离得很远，每天很晚聚在地铁站，从终点乘到终点，直到地铁停运。第二年他终于有了间房，我开始用一只电饭煲烧出一桌一桌酒席，供一屋一屋的熟人来吃。我们都属于一直可以读书读下去，一离开校园就觉得自己极废物的那类人。钱都是靠读书挣来的，虽然少得可怜，但除此之外我们不知其他任何谋生途径。M和我的生活越来越安宁。接着我开始有了种嗅觉。我开始抄检他的日记和通讯录。疑迹是不少的，我撒起泼来，我和他先后打算放弃安宁的日子。其实我自己也不知该拿越来越安宁的生活怎么办。M的每次外出对于我都是一段暗战，我被那些藏在暗中的女人们弄疯了。终于，我的一夜刑讯有了结果，M说，是的。那时我们刚到美国。多么不地道：在异国他乡给我来了这一手。

M说：“别闹了。我得活下去，我得有温柔。”

我的温柔呢？好像我该对我丧失的温柔负责？他不管我，重复那两句话：“我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从此我们有了另一种安宁。那种稍有和颜悦色就唬着对方的安宁。那段安宁挺棒，M写完了论文，我得到一连串的“A”。乘着那段安宁，M还写了不少散文，我从打得齐整的稿面上认出不同的纤纤素手或流利或夹生的电脑打字。她们还为他理发，为他买袜子、衬衫、线衣，使他常常五颜六色，风格迥异。一个陌生的、充实的M渐渐没了我的份儿。

他看着此刻庞大的我，离婚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使他不自在。他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的。”我微微一笑，曾经任人插队、任人献殷勤的态度又回来了。他又说：“还是争取把学位念完吧。你比我强，英文混混就混这么好。念出学位，将来……我也放心了。”

我点点头。那乖巧也回来了。我很明白。他的过意不去是短暂的。他把几件二手货家具和一台电视机留给了我，一再地说：“存款我一分都不会带走。”总共1520元钱，他也落个慷慨。我还是笑笑，懒得戳穿，这点收买实在不够漂亮。他以为我真的又乖起来，真的把他的婆婆妈妈听进去了，更来了劲头：“钱上的事，能帮我会帮的。奖学金有困难的话，给我打个电话。”下面他改用英文说：“我永远会帮助你的。”他的英文带着浓重的中国北方口音，使他有了种厚道质朴的假象。我险些忘了他坑了连我在内的一群女人，险些忘了毫无商量余地同我离了两年婚的那个人就是他。他又说：“我一旦安顿下来，会把新的电话号码给你。”我猛地一醒。刚才那些话温热地在我心头爬过，现在却留下一道黏湿阴冷的痕迹，如梅雨季走过一只湿乎乎软乎乎毫无体温的肥大蜗牛。我对他转脸，嬉皮笑脸地说：“可不可以直接跟你的小太太求援？她在银行里晋升部门经理了嘛！”我看着M的心最后地冷下去。

M没有给我他新家的电话，他对我如此了解又如此误解让我觉得很好玩。

我旋转着重心不对的身体，招呼大家：“喝、吃，吃、喝。”亚当母亲留下的雪白细麻布餐巾事先熨得一丝不苟，是每周来一次的女清洁工熨的。银餐具也是她擦的。她是那种老式仆佣，对主人房里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惊奇。她对这宅子中出现的中国女人和她渐渐长大的肚子丝毫惊奇也没有。她每星期见我一次，而见面次数的累积毫不增加她对我的熟识程度。瓷器是白底黑边，黑色上烫有两个金字母，大概和亚当的家族姓氏有关。通过亚当的父母传下来，再通过亚当传下去。只能传给我腹内这个小东西。亚当的长辈们死也不会想到这家族的血通过怎样一个渠道流到了我这儿。墙壁上挂着亚当母亲的肖像，是她三十岁时的模样。那时什么都还没发生，她唯一的儿子尚没有露出任何端倪。贵妇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有一日伪装成一个丈夫，伪造了个名字：亚当。一大场伪造中，只有她流到我腹内的那一丁点血，那血的花与果是真的。三十岁的母亲肖像笑得像个皇太后，眼睛看着我们狂欢，目光中有一丝愚弄。或许正是她愚弄了她的儿子、我、所有人。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又形同虚设的亚当？既然形同虚设，又如何会在我体内成就了这一番局面？我指着一张张油画肖像向中国熟人们介绍亚当的母亲、父亲、祖宗八辈的阔佬们。

我在人们眼中看见了惊羡和困惑。女宾们想：这样一个冤大头怎么就给她撞上了？她还剩多少青春美貌？三十来岁一个女光棍，姿色也是些渣儿了，她凭什么？

只是在M眼里，我瞥见祝愿下真诚的担忧。M悄声问我：“你丈夫怎么还不回来？”

“迎婴派对是孩子娘家人的事。”我说。我知道我不能使他完全信服，“再说他临时接了一项重要的庭院设计，去外地了。”

“你真的幸福？”M说。

“这个词听上去比较肉麻。”我说着便哈哈乐起来。

上甜食的时候，我开始拆人们给孩子的礼物。拆到M的那份，是只大盒子。打开，里面套只小盒。大家骂他要把我累死。他只是眼不眨地看着我。那双深沉、让女人们错误自信的钟情眼睛。连环套的八只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个中国民俗味很浓的荷包。我此刻坐在地毯上，被礼物埋了半截，大腹正搁在微肿的腿上。我心里冷笑：你弄出个信物来了。

从荷包里坠出的是两把长命锁，一大一小，M马上解释，大的是母亲的，小的给孩子。

我看了M一眼。

M像看懂我心思似的，暗色皮肤更暗一成。曾经的热恋、耳鬓厮磨、吵嘴、相互诅咒、彼此漠视，原来全都作数，都是这一笔那一笔的积攒。我几乎上来股热望，要把一切真情都说穿，把一整场伪造揭露给他，把我被他dump后的穷困、寂寞，不拿自己当人而去当一张五万元的种植温床——这一切都告诉他。这一切根源在何处，只有他心里有数。他会为我流泪，为我的自作自贱把手指关节扳得咔吧直响。放心，他会的，他为所有深爱或浅爱过的女人都会这样。他懂得我们这个集体都一副德行，不被他爱了也就停止了自爱，一切愚蠢的出路都因为在他那儿没了出路。

我将有个我不能去爱的孩子，这孩子有个装扮成保姆的生身母亲。

菲比出生在迎婴派对的第二天早晨，就是说宴席散去的两小时之后，我尚未清理完餐具，发作便开始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一大片狼藉之中，捧着膨胀得极硬的腹部。

我想该给谁打个电话。但给谁打呢？亚当从不给我牵制他的权利，他出现，他消失，全都由他自己操控。给M打吗？让他为他前妻的临产向他现任妻子告假？那是比较胡闹的。我忽然想到女清洁工，她的电话号码被一块草莓形磁石吸在冰箱的门上。女清洁工在半夜两点被电话铃惊醒，这在她默默无闻的大半生中极少发生。她没有问我将生的是谁的孩子，也没问亚当见鬼去了哪里。她只说：“别怕，心肝儿。我生过四个孩子。”

很奇怪地，她的这句话使我也像生过四个孩子一样沉着下来。我接下去便按她说的去一步步做了：洗了个温水澡，换了干净松软的衣服，好好在床上躺下，等待疼痛加剧、间距缩短。她让我抓紧每次疼痛的间隙睡它一觉，每一小段睡眠都将在最终玩命的一刻帮上大忙。她还让我祈祷：痛得再冒汗、再语无伦次都别停止祈祷。除了祈祷，我其他都照她说的做了。

凌晨四点，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女清洁工，问她祈祷该说些什么。她告诉我该说什么什么。我怕记不住，拖着痛得歪斜的身体，找来一片纸，把她说的写下来。女清洁工又说：“一切都会好的，我生过四个孩子。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都好了，心肝儿。”她把世上的人都叫成心肝儿，亚当过世的母亲、亚当，还有余下的全人类。一次来了个检查白蚁的，她也一口一个“心肝儿”地称呼他。但此刻听她这样称我，我感到这称谓是具体的、针对我而来的。人在最无望的时候就这样，一点点温暖、好意都不放过，都死命抓住。上帝都被拉来急用，何况这个活生生的称我为“心肝儿”的女佣。

我在早晨六点彻底放弃幻想。亚当把他的孩子整个地交给我去生。我就乘计程车独立自主地去了医院，小皮包里放着亚当为我买的医疗保险卡。下车时我向出租车司机要了收据，这钱该亚当报销。疼痛并不使我对钱上的事马虎。

我走到柜台边，问值班护士到哪里去生孩子。护士指了个方位，仿佛我问的是女厕所。我正要往走廊深处去，护士说：“劳驾，你有保险吗？”我掏出那卡片给她，她让我先等一等，她要将卡片和我的档案核对。我扶墙站着，等护士详细核对，不然我会生错孩子似的。等待时疼痛步步逼紧。疼痛狂野起来，亚当花五万块让我这么痛，他赚了。

在我被推进产房之前，一个产妇刚结束作业，从里面被推出来，丈夫是个中年男人，秃光的头顶上湿漉漉一层汗，也穿着浅蓝消毒大褂，脊梁领路向外走，半个面孔在摄像机后面。分娩的整套程序都被录在那卷磁带中，留着以后让产妇慢慢看去，慢慢骄傲去。一整套生物动作，扭动痉挛，龇牙咧嘴，完全走形，她可以一遍遍去欣赏。我小时候梦见过我父母结婚。那时我三岁，到处跟人家说：“我昨晚看见爸爸、妈妈结婚！”我外婆揍了我一巴掌。她老人家活到现在就懂了，事情可以一遍遍折回去，从结果折到开头。当事人可以局外地看自己了不起地张开个大口子，血淋淋娩出一条小生命。在科学理性的今天，我外婆会知道这个先做后看的顺序并不荒诞。而我是没的看的。我的这套天然演出将没有证据，这正合我的意。我的龇牙咧嘴、不堪入目的雌性生物行为将毫无记载。这一点令我侥幸：幸亏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看着助产士的手把菲比从我肉体上摘下，捧到与我目光平行的位置。我看着我的血在菲比身上冒着热气。惊讶使我哑然。我看着菲比的小脚丫儿蘸着我的血在出生证明上捺下印记。我想，不好，我的心动了。就算一切都不算数，这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女孩是算数的。怎么事先没想到，她会和我相像？我怎么会忘记，一旦她和我相像我就会变得很没出息，想抱她、吻她、拥有她？我脸上出现了一个虚弱的傻笑，听周围的人夸新生儿和产妇，我不管他们是真诚地夸还是敷衍地夸，我只把他们当成真心。我脸上虚弱的傻笑持续着，像电影女主角俗套的表演，像我妈妈生下我或亚当母亲生下亚当。像我妈妈站在机场，看我走入海关，那样的笑法。

从菲比走出我身体的那一时刻，我和她突然建立了一种新关系——我们彼此脱离而致的创伤使我们遥相呼应，成为分作两处的整体。我马上辨得出菲比的哭声，梦萦魂绕地从深深的走廊进入我无论多沉的睡眠。护士隔两个小时就把婴儿们推进病房，一排小脸蛋我只需瞄一眼，便认出菲比。护士说这样两小时一次的母子会面是让双方习惯彼此的相处，也让乳汁早些成熟。

菲比在我枕边，我嗅着她新生儿甜滋滋的气味，听她呼呼作响的喘息。我看得出她从我这儿取走的那些部分，耳垂、眉毛、头发、指甲。渐渐地，我只看得见像我的局部，而这些局部在不断扩大。我从来没这样惊讶过：我的这条命竟会有如此的复制。我惊讶得连亚当的缺席都忽略了。

亚当是第三天早晨来的，正赶上我出院。他从伴侣那儿回到家，看见了我的便条：“我去医院了。你若及时看见这字条，到医院来找我（或我们）。”他走出电梯时脸色相当苍白。菲比的预产期是在十八天之后，他的心理准备便欠缺了十八天。这大概是他面无人色的主要原因。他马上看见在柜台前办出院手续的我。一看我的样子，他顿时松了口气：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戏剧高潮早已过去。他咧开无血色的嘴唇，但它不能算个笑容。关怀还是有的，他凑上来双手按了按我的肩，像他的一个同事发生了某种重大不幸，他给予无从言说的慰问。也许我错了，他那动作的意味该这样诠释：他和一位同事共同闯下一场大祸，而那位同事一人顶下了责罚，他既侥幸又愧疚，还怀有满心敬佩，那样按按同事的肩，仿佛说：“够哥们儿！好样的！”不过如果事情倒回去再来一遍，他仍然宁愿把英勇和光荣全给这位同事。

我一字不提产床上的九死一生。五万块包括这些的。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孩子？婴儿室就是那间带大玻璃窗的屋。”

他却被拦在了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护士面无表情地向他要牌照。婴儿的父母各有一块和婴儿号码相符的牌照。他们的争执在回音四起的走廊里显得很嘈杂。我一一听着，等待账结完，我好过去为亚当帮腔。

亚当说：“我是孩子的父亲。”

四十多岁的护士说：“哦，是吗？所有婴儿的父亲我都认识。我想我不认识你。”护士正在仇恨天下所有男性的年纪。

亚当说：“我只进去看一眼……”

护士说：“我们这里发生过婴儿被窃的事件，你知道吗？”

亚当不再优雅，嗓门粗大起来：“你的意思是我会偷窃婴儿？”

护士说：“拿出牌照来，证明你不会。”

亚当说：“我疯啦？要不是我的孩子，我碰都不会碰！我对别人的孩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护士说：“我打赌你看上去就对孩子没兴趣。”

亚当说：“那你还不让我进去？”

护士说：“你想让警报器全响吗？没牌照的人一进这个门，警报器全会响。警卫们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跑来逮你。我倒不介意他们逮你。警报器的声音很讨厌，孩子们都不喜欢它，会哭个没完。”

我及时调解了他俩。我证明亚当的确是菲比的父亲。

护士看看我，又看看他，笑了：“便宜这小子了，生孩子的辛苦他全错过了。”她接过我手上的出院手续，然后仔细核对了上面的条条款款，这才把菲比抱了出来。

“喏！”她说，“看好，襁褓是这样……这样……包裹的。得紧，这才让孩子感觉安全。”她像西单商场模范售货员捆扎糖果那样，手势果断、快捷，每个动作都有最高的效率，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多长时间喂一次奶，换一次尿布。我的出院手续中包括一本小册子，上面有所有图表、刻度，公式般精确。按这些公式养大的孩子该不会有误差，该比我们这些依生物本能抚养出来的人类要优等。

菲比哭了一路。我不断换姿势抱她，又把手伸进襁褓，看看是什么让她不适。我不知不觉地对她喃喃说着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那类母亲和新生儿之间的喋喋不休，那类对任何其他人不发生意义的甜蜜傻话，在我和菲比之间开始了。

我发现亚当车开得很坏，两次闯红灯。

我说：“要命，不知该怎样她才不哭。”

亚当却说：“她的哭一点儿也没打扰我。”

“那是什么让你开车水平下降？”

“你。你没注意到你在不断地说话？”

“我在说话？”

“你一直在和孩子说话。”

我愣了一会儿，明白了。我和菲比自然而然地正在建立一种联络方式，一种几乎是使用暗号秘语的单线联络。我的潜意识、我的本能发出这样的喃喃低语，只有菲比的潜意识和本能能够完全地、正确地接收它。它使她与我在脐带被剪断后迅速形成另一条暗存的因而不会被剪断的纽带。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和菲比都无能为力：我们已把包括亚当在内的一切人排斥在外了。

亚当的不安正在于此。他完全没想到两天前还对菲比无所谓的局外人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母亲，从内到外，彻头彻尾。这个局面对他可不利。我眨眼间有了母亲的名分、实质，还有五万块。这不公平。

其实当我发现自己津津有味地做起菲比的母亲来，我的菲比身上属于亚当的那些局部送入我的子宫。我怎么这样健忘？亚当手捏着那管注射器，对我安详坦然地向浴室方向摆摆下巴：“该你了。”

我想，很好。亚当毕竟是明智之人，早些离间我和菲比的关系，大家都方便些。我忍住不去理会菲比的哭喊，及时制止那已滚到舌尖的喃喃低语。有时菲比哭着哭着突然会停下，然后瞪着眼似乎在等待什么。她等待我同她交流。她那么快就适应了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什么，她却是听懂了。菲比脸上会出现一刻类似焦虑、失望的表情，接下去她知道她等不来我的回应，哭得绝望极了，愤怒极了。像个迷失的孩子，喊母亲不应，只得疯狂、漫无目的地瞎哭一气，把自己消耗到最后一口气。

菲比就这样哭到奄奄一息。有时我会受不了，冲出自己的卧室，但一见到亚当正围着菲比的小床打转，我立刻冷静下来。我意识到我跑来更主要是因为我需要菲比，是要止我自己的心痛，是抱哄我自己。有时看见亚当以极别扭的姿势抱着菲比，大人孩子都那么不舒适，我抑制了自己上前纠正他们的冲动。菲比终将要和亚当生活，所有的不适她都得适应。一个最初就不知舒适为何物的孩子，最终会把不适当成舒适。

一个夜晚，我突然惊醒，但不明确是不是被梦惊醒的。我悄悄向菲比的房间走去。亚当不在那儿。我在十瓦的灯光中走向小床，这才明白我惊醒的原因。出院后的第一次，乳汁溢出乳头，在胸口洇湿一大片。很奇怪，我已基本上拿定主意第二天离开这里了，乳汁却来了，比医生预期的晚了五六天。这些个昼夜，菲比哭喊，我认为我没有理会她，其实不然，除了这个高度理性的我之外，我其余的一切内脏、情绪、荷尔蒙都在对菲比的哭喊做出反应。这是多么汹涌的反应啊：我的手刚将衣襟撩开，乳汁便喷射出来。荷尔蒙在菲比的哭声中激烈分泌，作用着我的身体，支配着我的乳房。此刻我跪在了小床前面，朦胧的灯光中，两个乳头仰首以待，回答着菲比的每一声哭喊。我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已把菲比抱在怀前。菲比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两片柔软无比的微小嘴唇，已合拢在我的乳头上。那一声呻吟绝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它像一个人在潜入水底前，垂死地大吸一口气。菲比一个猛子扎进乳汁，鼻息变得急促而紧张。原来就这么天造地设，没人教她，也没人教我。两排柔嫩的牙床轻抵住乳头，她做得如此完美，竟懂得自己喂饱自己！

我便有了一种贯通感。一个循环这才完整了。

这时我感觉亚当从我背后走来。他夜晚上闹钟睡觉，两小时起床一次，到冰箱里拿一小瓶混合奶液。冰箱的一个层格里并排放着六只同样大小的奶瓶，按教科书的定量预先注入奶液。这件事总是亚当做的。他十分严谨，将大罐中的混合奶液倒进六个小瓶，再把它们一个个对着光线举起，看是否达到奶瓶上以红笔画好的刻度。他此刻更像一名化验员，分毫差错都得排除。亚当就这样拿着定量精准的冰冷奶瓶，直着眼看我抱着菲比跪在那儿。我的背影很好，完全恢复了雌性哺乳动物的原形。

我向他转过脸。我脸上一定有什么东西使亚当不敢贸然近来。雌兽那样神圣的凶悍，大概那一刻出现在我的神色中。亚当退到门口，有些畏手畏脚。我、他、菲比，三个人物的关系，总是不能绝对准确，也就是，不能等距。我总是会有些新的招数，出乎他意料地使整桩事情陷入一种暧昧。我的任何随心所欲的举动，任何超出我们完善的理性规划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亚当是这样看的。

我也不希望任何危险发生——会在我心里留下巨大创伤的危险。而我这样让菲比躺在我的臂弯里，让她如此安全踏实，每吮一口温暖的乳汁，都发出一声短促的满足的叹息。这样的每一次，每一次，都在培育那个危险，都是在喂养那个创伤。

某一天，亚当说：“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和他来到客厅，坐下。请他设计庭院的客户，就这样同他面对面坐下，然后双方开始摊牌。

“我想下礼拜一离开。”我先出牌。已是底牌，也即免去了他许多不中听的废话。

他想了一刻，说：“谢谢你。”然后他拿出支票本，写下他欠我的最后一串五位数码。他将支票放在我们之间的玻璃砖的茶几上，用两根奇长的手指朝我的方向一推。意思是，它比任何话都实在，都有力。这动作他做得极自信。买房子，买地皮，买他的银灰色奔驰，都是这样一推。没有他买不下来的。我把它拈起，对折，放入衬衫口袋。我对他说：“谢谢你。”

“别客气。”他想忍，但没忍住，“你最好不要带走菲比的照片。”他眼睛在说：我是为你好。

“谢谢你。”我确实有点真实的谢意：亚当守信用。

他不知道我是谢他五位数的支票，还是谢他言辞之外的体贴。他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有嘲讽的意思。我的表情大概有点恶劣，但我不是存心的。

“该谢谢你。”亚当说，“为菲比哺了一个月的乳。”

我想起菲比出生之前，在湖畔的那个下午，我为哺乳的事发了大脾气。我的脾气是因为亚当的得寸进尺。而事情现在颠倒了过来：亚当感到哺乳的危险。我和菲比顺从天性地紧密相处下去，他将落个人财两空。我当然明白亚当的不安。不过我主要是为我自己好，我已经陷得不浅了。我想到小时家里的那只母鸡，特别爱抱窝，邻居们拿了鸡蛋来塞在它肢翼下，它便死心塌地趴了一个月，孵出二十多只不管是谁的鸡仔。事情便出在这里：它从此不准任何人靠近这群鸡仔，邻居们只得依顺它愚蠢的母性，或说干脆利用它的愚蠢，让它去操劳，去带领鸡仔们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

亚当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笑我和那只傻母鸡挺相像。区别是我及时制止了那种荷尔蒙造成的愚蠢。

我收拾好行李，和来时一样的简单利索。然后便钻入亚当的银灰色奔驰，我没有去跟菲比告别，她已经在刚到达的保姆怀抱中。她哭作一团，我也没去看她一眼。这一眼很可能有害于我的余生。很可能，我会记住这一眼，直到死。那我收下的这五万块就大大不值了。

亚当在街边停下车。我一看，是我们第一次合谋的那家咖啡店。要是那场谈话失败，比如那时亚当发现我有什么不中他意之处；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某种气质或形象上的不顺眼，他就不会带我去湖畔，就轮上另一个女人做菲比的母体了。或许就什么也发生不了。因为亚当在我之前和几百个女人扯过皮，到了我，已是他的耐性极限。我若落选，他便放弃。也就没有下文，以菲比的不幸而形成的下文。

亚当像头一次那样，为我叫了杯咖啡。然后他又是那么细节化地叫了他自己那杯“非咖啡”。我及时止住他，说我也改喝“非咖啡”了。他转向等在桌子边上的侍应生。

“两杯无咖啡因的咖啡、非糖、全脱脂的奶。”

侍应生走回去，同时叫道：“两杯‘何必’！”

我和亚当对视一眼，都笑了笑。这两杯非咖啡、非糖和非奶，一连串的否定，等于什么也没喝。那么又何必喝它——这是侍应生的态度。根据这态度，他们为这种将天然完全剔除出去的玩意儿叫作“何必”。如同现今流行的不含酒精的酒、不含巧克力的巧克力、不含奶油的奶油，人们吃着喝着这些无害处也无任何吃头的玩意儿，仔细想想，何必？

这次我们没去湖畔。我们坐在靠窗的小桌，外面秋高气爽，枫树和橡树尚未变色，但一抹暖色已含而不露，存在于氛围之中。我先开了口。

“菲比怎样不好？”

亚当眼睛看着窗外说：“其实也没有糟到哪里去。她就是没法和保姆相处。有时索拉会照料她几小时。索拉有自己的孩子，都缺乏照料。”

索拉是女清洁工。

“索拉是好人。”

“奇怪了，你们俩背地里讲一样的话。索拉说你是好人。”

“我不是坏人。”谁知道？一个生了个孩子从此便消失的女人大概该算坏人，或者“非坏人”。

“没想到你干得这么出色。本来说好你一个月探望孩子一次。”亚当说。

“作为保姆探望。你别忘了。”

我不想把我的致命处暴露给亚当。两年前，当我把菲比柔若无骨的小肉体捧向自己乳房时，就明白我的致命处在哪里。过去我以为M离开我会置我于死地。产下菲比，我觉得把M当作要害是因为我缺见识。他怎么能和菲比相比？亚当沉默了一刻，回头定定地把我看着。

“你完全恢复了原先的样子。不，比原先好看。体形比原先更线条化。”

我说：“谢谢。”你别装着对女人有兴趣。

“你知道吗？你一直有种奇怪的神态，就是无神态。什么都讨不到你的欢心，也引不起你的厌恶。现在这种神态更显著了。”

“哪种神态？”我知道，它叫“非神态”。

“你的头发变样了。”

“我懒得去理发店，就一直让它长。”我微笑起来，“亚当，你倒是越来越英俊了。我喜欢你不染的头发。”我喜欢有什么用！

“你喜欢吗？那我以后就不染了。”

注意，他在讨好我。他到底存的什么心？

“亚当，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我突然说，“在我离开菲比和你的前一天，下午，你正好出门，我带着菲比逃跑了。我背地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出生证，体检表，一些小衣服小被子……”

亚当的眼睛慢慢变圆，变得又圆又凸。

“我要了出租汽车，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你不久就可以从电话账单上发现哪家出租车公司，哪辆车载的我和菲比。我向一个女熟人求了援。你见过的，劳拉。我说我和你吵了架，吵得太大了，难以和解了……车子开出去不远，我就开始反悔。如果我的逃跑计划成功，后面会有一连串的复杂局势，比如上法庭之类。不过我当时想好，把所有的钱都退还给你。我怕的不是我和菲比会过的悲惨生活：没钱、没住处、没任何生存保障；我怕的就是事情会麻烦不断，我不愿你跟在我屁股后面，麻烦我。”

亚当说：“也许法官会很快结束所有麻烦，把菲比判给你。”

“我不喜欢法官。美国大部分电影里都有他们。”

亚当笑了。他这样的笑非常能麻痹人。

“假如你真的带她逃走了，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菲比。”他眼睛窄起来，如同看一张设计蓝图。

“也许。”我说，“不过可能改变不了根本的，已经太晚了。”从我和你合谋那一刻，一切就已经太晚了。

“也许。”亚当说，“我一点没注意到你的企图。”

我说：“那个企图每天在我心里至少窜出来一百次。”

“谢谢你现在坦白了。”他温和地看着我，拉起我放在桌面上的左手。他的意思是：你坦白是因为你不再有窃走菲比的企图，是因为你认为菲比不值得你窃取了。

我的仓皇逃亡假如百分之百地成功；就是说我干脆离开芝加哥，隐姓埋名在任何其他没有男熟人女熟人的地方浮出水面，这桩勾当给我留下的，是记忆中一个粉红色的健康正常的菲比。那股婴儿固有的甜滋滋的气味，那吧唧作响的吮乳声，那微小手掌心，带一点奇特的湿涩，攥在我食指上的触觉。有什么必要让我记住更多，知道更多呢？我把菲比只当成切除的病体。痛，是没法子的，但它绝不碍什么事。为使它不碍事，我从亚当和菲比身边离别得相当彻底。我和陌生的室友共同租了公寓，在一家高档皮包店找了份工，抓住所有机会同陌生人啰嗦。只要我不停地说话，想念菲比的强烈程度就会被缓解。我很快养成和男人搭讪的习惯。地铁上、邻里间、快餐店里，我发现没有我搭不上的男人。其中一些人不错，我可以从他们的风衣品牌、皮鞋和表断定他们挣得还可以，从他们的举止上看出他们不酗酒不吸毒不虐待女人，也没有抑郁症而必须定时去让心理大夫敲竹杠。我跟两三个人搭讪搭出了些成果，又发现他们只拿我当点心而不当正餐；他们在我这里吊起胃口，然后回家去填充胃口。我得承认我还漂亮得不够，也轻佻风骚得不够去瓦解一个婚姻。

我想我还是喜欢亚当的，也还没完全爱够M。

亚当直到菲比一周岁零五个月时才找到我。他也不知道找我有什么用，菲比又聋又哑又瞎并不该我负责。我躲得远远的，倒真说不清了，好像在制造菲比这件事上我真作了什么弊。不然好好一个菲比怎么会在一岁的时候无端生起一场大病来，持续高烧。等高烧退下去，菲比的大部分感官都作废了。亚当就是在那个当口上不要命地找我。他翻出近一年的电话账单，从上面找到几个我的男女熟人的号码，第一个接上头的是劳拉。劳拉跑到皮包店，说我如何不够朋友，发生那么大的事也不通报她一声。她指的“大事”是跟亚当的“分居”。不用问，从劳拉之后，亚当顺藤摸瓜就摸到了我的住处。我随着亚当到那幢房子里，第一眼就看见坐在客厅里的菲比。后来回忆，我才记起她不是独个坐在那里，而是由一位保姆抱着，在那儿动弹不停。是很后来了，我才想到，那时菲比尚未习惯与残疾相处，手和脚无目的而狂野地划动、扒拉，她以为那样持续地扒拉，就能把无视觉无听觉的黑暗扒拉出个豁口。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走上前，抱起菲比。她停住，人却很僵。亚当似乎说：她大概在辨认你。莫如说我在辨认她。这穿着最昂贵的乳白开司米衣裤的小女孩，美丽而完整，谁能相信这些漂亮精致的五官全都是装饰？

我说：“菲比，菲比！”可不能掉泪。完了，结果还是掉了泪。我一直唤着小女孩的名字。亚当不忍心提醒，小女孩是听不见的。

菲比始终是那个僵住的姿态：两条腿半伸半缩，两手举在自己脑袋两侧，仿佛一个恼极了的成年人要去抓自己的头发或去撕扯一个对手；她的眼睛瞪到了极限，瞪得上下两排浓密的睫毛犹如钢针般挺着锋芒。只有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才会这样瞪眼睛。她意识到事关重大。正因为她没有了视觉和听觉，她才会如此之迅速地感觉到我对于她的事关重大。

我不知那个保姆是什么时候溜走的。或许是亚当使了眼色，请她退场。亚当又说：“你看，她肯定在辨认你——她肯定把你辨认出来了——她从来没有这样静过……”

我轻声说：“请闭嘴。”

菲比的鼻翼在抽搐，在嗅着这个女人的气味。这个女人身上有野外的气味，有都市和高档皮包店的气味。这些气味使她感觉新鲜。菲比的嗅觉精锐，顺着一层又一层陌生、新奇的气味在这个女人身上刨根问底。我侧转脸把泪水蹭在黑色西服的肩膀上，好把菲比看得更清楚些。她洁白如脂的面孔上是明显的追究。她继续抽动鼻翼，呼吸着我，渐渐从护肤脂、粉底、胭脂和唇膏下面，把我剥了出来。或许只因为我抱她抱得比别人舒适，比任何人都抱得实心实意。我毕竟是第一个抱菲比的人。菲比的睫毛软下来，手臂和腿都随和下来。我把她放在我腿上，心里空空，像没有任何家具的新屋那样回声四起。

那天我留下了。我和亚当挺默契。在我原先住的那间卧室，他协助我换下脏床单，换上我最喜欢的白色纯棉卧具。亚当又不声不响取出了我爱用的超大浴巾，白底上带白色图案，那种犹如浮雕的图案，以凸凹实现的。他记住了我所有的喜好，做得滴水不漏。尽管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我还是心领了。不爱女人的男人，能对一个女人做得这样到位，真不易。

我牵着菲比的小手，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她很放心地跟随我，路也走得相当稳了，只轻轻摔倒两三次。我注意到那张玻璃砖的茶几不在了，换成了一张没有棱角的皮革圆几；一切带棱角的东西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浑圆温厚的家具、用具；连楼梯的不锈钢扶手也被换掉了，换成了皮革的，或是在原先的金属件上包了一层皮革。这所房子的风格从原先的尖刻变成了现在的浑圆，都为了菲比。把我暂时哄住，暂时留在这，亚当简直要弄假成真了，也都是为了菲比。

我去厨房里弄晚餐。菲比被圈在带轮子的小圈椅中，滑过来滑过去。她知觉到我在附近，便一次次朝我滑过来，撞在我腿上。然后她会顺我的腿往上够，够到我裙子的边沿，把它拼命往她跟前拉。最后我明白她是想把它拉到她嘴里去。没有听觉、视觉的菲比靠嗅和触摸来获得她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她在嗅和触摸之后，觉得认识尚不完全彻底，便上来，用嘴去尝，尝到的形状，她觉得最可靠。不一会儿我这条黑色裙摆上亮晶晶地闪动着菲比的唾液。

我却是满足的。我满足这家庭的假象，以及母女的假象。

我听见亚当在起居室打电话。低声的歉意，温柔的辩解，我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清，但我知道他在取消约会。在这个周末，他要为菲比留住我。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不是无懈可击的；逃得那么远，一旦回来，就像从来没逃过一样。他还发现，菲比已觉察出我是谁，或许曾经的哺乳，已把这具曾输送乳汁的身体气味，储藏进菲比的灵魂与肉体。我的逃脱是自欺欺人，我和菲比神秘深奥的私下沟通，也许一直未断过。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和谐安宁。谁看都是个美满家庭。

这样的美满连一个残疾孩子都无伤大雅。这样的美满使无论怎样枯燥无味的晚餐都可以忍受。星期六晚上，亚当开了半小时的车，把我和菲比带到一家餐馆。他说这家餐馆的高档在于它不昧着良心放油放盐放所有作料，以使一盘盘菜肴过于美味而屈服人的感官需求。这家餐馆是真正为你好的，是具备良知和美德的唯一餐馆。这年头，谁敢去那些只管讨好你的味觉、取悦你的胃口的餐馆？谁敢想象他们在不见天日的厨房里干些什么——放了多少真奶油、真糖和色素，用了多少以激素催大的蔬菜和禽类？他们是否操心过海鲜的污染程度？

餐馆生意很旺。吃客的样子多少都有些像亚当，脸色苍白，衬着黑色、深紫、暗灰、重橄榄色的服饰。一派节制、缺乏食欲的气氛。每张桌上的鲜花是白色的百合和两枝紫色的鸢尾。桌布是亚麻本色，上面有浅茶色的条纹。所有纪律严谨的侍应生都对亚当点头微笑。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缺乏气味和噪音的餐馆。

亚当轻声地介绍这儿的名菜给我。领班此刻送了一张专门给孩子坐的高椅子，亚当客气地说：“不必，她宁愿和我们坐在一块。谢谢。”

“菲比从来不肯坐那种椅子。”等领班走了之后，亚当对我说，“大概它给她很玄、很不踏实的感觉。”

“你常带菲比来这里？”我扫一眼几乎在耳语的人们。

“我经常来这里。”

我明白他的半实话：他常常不带菲比来这里，他和他的老伴或新伴来这里。

“还是他吗？”我指多明戈嗓音。

菲比此刻摸到了餐刀，将它抓在手里。亚当将它拿下来，放得远些。而她又摸到了叉，亚当再次缴获它，仍是轻松自然，不露痕迹。我看见菲比两手在继续摸索，脸上有些厌烦出来了。我迅速地将餐巾折成一只松鼠，我小时的把戏。菲比抓着松鼠，不知是什么。正因为它似是而非，她全神贯注地捏它，嗅它，很快地，把它放到嘴里去尝。

这期间我和亚当的谈话始终持续。我是说我们的耳语一直在进行——

“他离开我了。”那个有美丽嗓音的伴侣。

“为什么？你们不是相好了十多年了？”我知道这破裂一定和菲比有关。

“他建议我把菲比送到‘机构’去。”那种收容残疾儿童的机构。

亚当只说“机构”，免得他和我都受刺激。

“听说这些‘机构’都很恐怖。”

“也不尽然。关键是看你肯花多少钱。有很高档的，甚至可以培养教育菲比这类孩子……”

我控制不住，给了他一个厉害的眼锋。

“你打算送菲比去哪个高档机构？”你反正阔得足够。他从菲比嘴里扯出那只餐巾松鼠。菲比马上又把它搁回嘴里。他再将它扯出。他的动作是坚决的，不带情绪的。两人就这样重复。我实在看不下去，把菲比抱到我这边。“亚当，你还没回答我，你打算把菲比送到哪所高档机构？”

“停止用这种腔调同我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奶瓶嘴，是装在一个三明治口袋里的，因此清洁程度相当可靠。“是你指责我的时候吗？”他说着将绝对卫生的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口中。菲比立刻把它吐出来，仍去咬餐巾。

“好的。不是我指责的时候。”你有种别千辛万苦地寻找我。总共五万块，你还没完了？

“我不是这意思。”他用自己洁白的手帕擦拭落在桌上的奶嘴，“你知道，医生把菲比的实情告诉我的时候，我有多绝望。”

“多绝望？”

亚当凄惨地将脸仰起，像是说：还用问？他再次把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嘴里，菲比再次拒绝。两人不声不响地顽固着。

“就让她去咬。这有毒？”我抖抖手里基本散架的“松鼠”。

“不能让她养成这毛病！什么都往嘴里放……”

“哪个孩子没这毛病？”

“在其他孩子就不算毛病。菲比看不见，抓着什么都往嘴里放，还了得？”

亚当语气极轻，像任何时候一样，充满道理，有头有绪。

菜上来了。我们也像餐馆其他人一样，吃得安安静静。中国餐馆的热闹是食欲而致，而食欲是滋味而致。这里就不一样了，滋味、食欲都是比较低档的东西，对人没有实质的益处。当你冷静地想到益处，滋味和食欲就是贬义的了。

“就因为在菲比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你们分手了？”我对他俩的惋惜还是真挚的。也许从M和我的分手，我自如地借题发挥。

“菲比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告诉你。”亚当说，“菲比可能活不长。她的免疫系统弱极了，但她不是艾滋。请你冷静。我的痛苦不亚于你。”

“是医生这么说的？”我看他点头点得清晰有力，同时准确地在杂粮面包上涂一层薄透的非奶油。“医生没说，是什么原因？”

亚当正要咬面包，看我一眼，把面包放下了。他看出我等不及他咬下面包，然后细细地咀嚼，然后再吞咽干净。他觉得这种情形下先说话后咀嚼的顺序更好些。

“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的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他微蹙眉头，悲哀地朝菲比笑一下。

我正在吃力无比地喂菲比吃意大利面。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你肯不肯来帮帮我。”亚当说。

我想，糟了。我等他说下去，他却一心一意嚼起面包来。

“我很差劲，连你的现况都不问问。你怎样？好吗？”他看着我，希望我别发出那种不够善良的笑容。我没有，菲比果真很惨，比预期的还惨。我一时感到这惨感染了我，还有亚当。这惨感染了周围的气氛；视野中所有人的音容笑貌，百合和鸢尾花的白色与紫色，都被菲比的惨给感染了。

“我吗？老一套：上班下班，交男朋友。”我老老实实地说。

“有男朋友了吗？我是说，值得你想到婚姻二字的？”

我抿嘴一笑。他马上明白事情很困难。

“我放弃学位了。我发现女博士大多数都不性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亚当你策划的这场堕落。也许不能叫它堕落，是非堕落，或者非上进。“你呢，亚当？你也交了新伴儿？”

“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

我正为菲比擦下巴上的金红色番茄汁，听他这样说，手停了动作。我没抬起头去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在胡扯。

“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亲近。”他接着说，“但我确实想念过你。那段日子，你刚刚生了菲比。那段日子是不是很棒？”

“很棒，没错。”简直乱真了。就因为我们几乎将它信以为真，我们才害怕起来。因为出发点不对，本质变不了，我们才知道那样的亲如一家不是什么好事。我才急于离开，亚当才急于打发我。

“假如你当时不走，留下来，菲比也许不会生那场病。”他欠身过来，阻止菲比伸向我盘子的手。

“医生说菲比能活多久？”

“非常当心，不让她生病、过敏，也许她能活下去，”他说，“不让她生病，过敏，又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肯帮帮我的话……”

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了？或说同病相怜？

“我可以付你工资。每月五千块，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蛮公道。亚当，你得知道，我正在最关键的年龄，错过了，就很难去有个真正的家庭。我需要真正的丈夫。”

“那，六千块？”

“亚当，你看，我是个正常的女人，需要女人的乐趣，精神的、肉体的。”

“我不妨碍你那些乐趣。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好，需要我隐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我想了想，说：“我需要婚姻。”

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不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明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字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

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间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

“你他妈的。”我说。

“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地，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一副小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地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不怕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一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

M又醋意又得意地问我们的进展。

我说：“有点进展。”

“他挺帅的吧？”

“过得去。不像你吹的那样。”

“你那个什么亚当，一般男人长成那样，那么俊，多半不对头，多半作怪，不是这癖就是那癖，变态什么的！”

我突然觉得M很讨厌。

“你搞女人他妈的不算变态？”

“你还为同性恋辩护？”

“同性恋惹着你什么了？至少他们不祸害女人！”一面大声控诉，我心里一面纳闷：我火什么？亚当跟我有什么相干？退一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跟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只剩了一丝疼痛，牵在我的菲比身上。

十个礼拜是比较正常的时间跨度，这以后可以暗示婚姻，或者，散伙。律师倾向婚姻，我是两可。不过为了一切生怕我受罪的人（如M，我父母兄姊）和一切生怕我享福的人（如劳拉之类），我想就嫁了吧。M要我在婚姻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律师有关菲比的情况。也可以彻底瞒住律师，全在我。我当然不会否认菲比。每天下午，菲比都那样半仰着小脸，等我推着小车，载着她去儿童乐园，滑那个陡峭的滑梯。她就活在那一刻，就那一刻的笑声能抵消她漫漫无边的寂寞。那寂寞多么纯粹啊，没声音，没形状，没颜色，没逗号句号也没段落。

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

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得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

“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

“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

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

“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

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耍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她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阶梯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到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院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混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

“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是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儿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松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乳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受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裸体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记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独极了。孤独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儿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儿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愧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间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资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了。他说在结婚后先两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作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说。

我说：“谢谢。”

他说：“别客气。”

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儿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

在亚当出门期间，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儿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

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着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赶紧把菲比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

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拾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

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

“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

“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

“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

“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去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作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的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去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儿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起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利。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

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

“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

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然后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了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祥。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间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的。”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儿？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来找我！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吗？”

“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语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得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儿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口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晚上九点，我准时给菲比换了优质纯棉睡衣，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我花了时间轻轻搔她的发根。这是另一种较灵验的催眠术。十点，我给自己煮了杯无咖啡因的咖啡，加了非糖非奶，往绒布摇椅上一坐。这张可躺可坐的椅子是亚当家里唯一不好看却舒适的椅子。其他家具都极具展示价值，都是一个个设计大师的心血来潮，因而过分精美，缺乏人道。你是可以用它们的，但更主要的是它们用你。

我把绒布椅放置到最好的角落，这样躺上去既舒适又大模大样，给予自己主人公的姿态和心态。我已大致准备就绪，给自己的撒谎布置了一个宽松的氛围。电话拨通了。

“哈罗。”律师说。铃声只响了一下。他这三天都在守株待兔。

接下去我舒舒服服地扯谎，告诉他我如何忙，会议日程、参访日程、采购日程。我绝口不提那天晚上使我和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哭闹孩子。

他也像忘了他心里窝了三天的大疑团。他说到他的案子，他如何毁了他在法庭上的对手。他还谈到那场《蝴蝶夫人》，原本该我去坐的座位，紧挨着他空旷着。他照例说起午餐食谱：各种方式烹调的火鸡肉。他认为火鸡胸肉是对人体害处最小的肉类，脂肪低到近乎零点，无胆固醇，含高蛋白。对了，还有个优势：高纤维。它的口感和滋味稍次，但那不重要。人应该选择进食的目的，而忽略进食过程中的乐趣。久而久之，一种食物的益处将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滋味的恒定看法。

律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他急火火地等待我的电话，急切地一把抓起话筒，就为了慢条斯理告诉我这些推断和认识。

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就像我在他身边的所有夜晚，和他并排躺着，他在困意袭来时抓紧时间以最后的清晰口齿对我说：“晚安，亲爱的。”我也会说：“好的，晚安。”时常是在此刻，我突然来了谈兴。但“晚安”之后是不该再起任何兴致的。我对律师在沉重的困意中还保持完好的礼貌而钦佩不已，并微微感动。正如他在听完了我所有谎言，并确定我仅仅在一个路口之外的一所房子里同他胡扯之后，仍然可以保持严谨的礼貌。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律师手段、律师的便利条件，在二十分钟内就找到了我所在地址的准确、具体方位。

我正在看晚间新闻，门铃叮咚一响。十一点差五分，我绝不期待任何人在这个时分造访。从窥视镜里，我看见来访者是律师，一身运动服装，扎着荧光腰带，以使汽车不撞到他身上去。即使酒徒开车，老远也看得见这根腰带的警示。我只得打开门，我还能怎么办？

他和我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相顾无言。三十秒钟的相顾和无言足够省略掉他揭露性的开场白。然后他微微一笑，我的知罪认罪似乎在他看来很好玩。

“不欢迎我？”

我笑笑。很狼狈很狼狈。我做了个“请进”的姿势，也许我咕哝了一声“欢迎”。总之，我很快发现他已在展览馆一般的客厅里，看着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手里捧了杯矿泉水。然后他看着画面上厚厚一层颜料的泥泞开了口。

“为什么骗我？”

他目光不转向我。我骗他骗得太狠，连他都不好意思。“是的，我骗了你。”你别磨蹭了，审我吧。

“我得告诉你我怎样知道了真相。”他转过面孔，神情中完全看不出他下一步将拿我怎么办，“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怎样发现真相的？”

“你怎样发现的？”

他又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不太得意的笑，甚至有了点痛楚在里面。他就近坐在了最受洋罪的沙发上，以免全面垮掉。

“我在那天晚上就在电话上添置了一项服务，就是那种——任何人打进来的电话，都会被它录下号码的那种。”他顿住了，又笑了笑，意思是：你看，你把一个好好的律师逼成了一个三流私家侦探。“是你的电话号码背叛了你。”

“噢。”

“我已经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了。这不难侦察。”

“是吗？”

“想知道我怎样侦察的吗？”不等我表态他又说，“很简单——他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阔佬。他父亲崇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建筑师交往不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他父亲设计过不少房子。这是其中一栋。没发现常有人在这幢房子周围转悠？那都是外地来芝加哥的人，专门来参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这个地区的建筑设计。”说到此处他站立起来，四周望一眼，“果然很厉害。”

我不知他是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还是我的骗局。

他转脸对我说：“带个路吧。”他的意思是要我做导游。我只得领他走进宴会室、便餐室、书房、起居室。他的眼睛评估着所有的藏画藏书、古董、家具，口中数落着我的欺骗。我什么也不说。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

“我最好不要吵醒孩子。”他一只手扶在楼梯扶手上。阶梯上有个时装娃娃，衣裙被剥去，赤裸裸的。他对着这个娃娃开了口：“其实我并不计较你有孩子。我不会过问他是非婚生的孩子。他是非婚生的吗？”

“是她。”我纠正道。

“管他呢——他也好，她也好，我都不计较。”他是说他只计较孩子的父亲。

“你爱他吗？”律师问。他声音中的冷静毫无破损，而他的感觉已破损得难以修补了。我却必须修补。

“他是同性恋。”我说。这是我头一次以搬弄是非的形式背后谈论亚当。

“这正是我不忍心告诉你的。”律师说，“你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的，一定是这样。据说他魅力十足？”

“他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他的手一直留在包了柔软皮革的楼梯扶手上，“我知道。你曾经爱过他吗？”

我想，天哪。

律师马上说：“好了，我不该问。曾经不能算数。不能算数，对吧？”

他简直拿他的高尚来欺负人了。

这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我心里直祷告：可别，可别。菲比一身白色睡装，出现在楼梯顶端。然后她微微仰起脸，像是从空气中嗅出了一份陌生。我一时不知该拿这局面怎么办。小小的白色幽灵两手准确地抓住楼梯扶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朝我们走来。她的动作属于一个自然的盲者，已经十分娴熟地把握了黑暗。我看出律师大吃一惊，但他很好地掩饰住了。

“简直是个天使，不是吗？”律师嗓音中有一种慈爱，是美国文明所要求的一个高尚人士必备的、理智冷静的慈爱。“她叫什么名字？”

“菲比。”

他马上朝白色小幽灵张开两手。

“菲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立刻，他的美国文明对他有了进一步要求：慈爱必须再放宽些，接纳这孩子的另一项残疾。律师不大撑得住了。他想，这可怎么了得——难道我今后必须间接地和这个失明失聪的天使打一生交道吗？

菲比准确无误地避开了这个向她张开双臂的陌生人，走向我。她的嗅觉进化是超常的、超现实的，这嗅觉领她走向安全、熟识。我怀疑她嗅得出这陌生人的慈爱中有多大成分的容忍，以及这容忍所含的永久陌生。我甚至觉得她嗅得出律师的善意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人可以不爱健全的孩子，但人不得不爱一个残疾的孩子。整个社会的施舍式慈爱此时全在这中年男子的身上，他张开的双臂，已收不回去了。菲比细小的身心，承受不下这份抽象而巨大的慈爱。她宁可躲开它，走向我。她两手抱住我的脖子，脸上带有排斥。她不要这张开双臂的人——这社会和公众之爱的载体——来麻烦她。她的身体畏缩着，奇长的两排睫毛不断哆嗦，拼命忍受这只摸到她手上来的陌生的手。

律师的手抚摸着菲比柔软的头发。头发是从我腹内带出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修剪，因而发梢上仍是那些胎发的柔弱无力的拳曲。

律师告辞了。菲比的突然出现使整个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事先他心理上毫无准备，他准备的一副对于我的高姿态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面前派不上用场，甚至文不对题。他得马上走开，必须想出个新对策来。在此之前，他绝不能轻易表态。他这时慷慨不起，大度不起，因为后果会极昂贵。他得恢复思维的秩序和独立性，好好看清他的慈悲是否足够宽绰，能否容纳我的欺瞒，以及这个过分异常的孩子。

他在门口对我说：“你知道，我是非常爱你的。”

这话的真实意思是：永别了。

我点点头。谢谢你，心我领了。

他看着我，门外进来了风，他稀疏的浅黄头发飘摇起来。他受不住气氛中了结的意味。嘴角用着一股悲壮的力，使他的面容不至于出现任何没出息的垮塌。他在我们这场交往中投资的时间和感情是不小的。他还是没绷住。

“我需要一个拥抱。”他说。

我放下怀中的菲比，按按她的头顶。她明白它的意思：乖些，我去去就来。我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永诀时该有的紧紧拥抱。是个蛮好的男人，我似乎已开始回忆。

亚当回来了。肤色和精神都还是牙买加海滨浴场的，赤脚在房内迈着大而懒的步子，沙滩的步子。他丝毫没看出我在他度豪华假期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又一场dump。他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有四五个小时。出来之后度假的痕迹荡然无存。他看我正喂菲比吃捣碎的意大利面条，看我从一个屋追到另一个屋。他走过来，双手扳住了我的肩，迫使我的面孔正面朝向他。

“你还好吗？”

“你从监视器里不是都看见了？”

他把我的头慢慢按到他自己的胸口。

“对不起。”他说。他像真的一样把我越抱越紧。是那种葬礼上的拥抱。

“我没事。我被dump惯了。”我真的没事。有点遗憾，就像去逛商场，错过了一桩很合算的购置。

亚当认为我绝对需要这个拥抱。这拥抱的长度和紧密表示他和我共同承担这份哀悼。他必须给我足够抚恤。整整两天，他用眼神、姿态、声调抚恤我。第三天，他告诉我：“你可以回去了。”

“回哪里去？”我无家可归啊。

“回律师那儿去。我和他谈了两个小时……”

我暴跳起来：“谁要你找他谈？你算谁？”我以为我早已过了暴跳的成长期。“你还嫌这桩事不够恶心吗？还嫌你害我害得不彻底——我本来可以高尚一回，为一个孩子！他可以起码尊重我的高尚，我牺牲，起码像个烈士一样牺牲！”我不知我在说什么。

“他这下了解了你的高尚，尊敬你的烈士行为……”

我猛烈凶恶起来了：“你是谁？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权利？越过我去跟他接触？”我的英语突然贼溜，愤怒给了我口才，“你去告诉他什么？我俩仅仅通过一支注射针管做爱？你通过电视监视器欣赏我的裸体？你付了一大笔钱让我做菲比的‘非母亲’？”我在每句话里都加了个“操”。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他菲比以后不会打搅他？或者，告诉他菲比是活不长的，是吧？”

他两眼一黑，最后的这句话被我猜中了。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在牙买加海滨浴场养出的健康一下丧失了。他变得非常虚弱，“我只说，菲比是个偶然，她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就这些。”

“就这些？”一个冷笑如伤口一样在我脸上绽开，“这些还不够——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非生命转眼间可以被取消，这些还不够？”

泪水在我眼里聚起，又迅速被蒸发。

菲比嘴里含一大口意大利面，忘了吞咽。她瞪大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很清楚亚当和我在激烈冲突。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满口食物的烂泥翻动几番，终于落在斑马皮地毯上。

我搁下碗，奔进厨房，拿了块纸巾，清理了呕吐物。然后我把菲比一下搂进怀里，以脸去贴她满脸滚热的泪。她已哭出汗来。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一个个含混不清的字热乎乎地喷吐在她的耳畔。这些无意义的字句是有触感有温度的，菲比以皮肤以神经接住了它们。她安静下来了，攥着我的食指。她总爱攥着我的食指，有时她想弄痛我似的攥得极紧，牙关紧咬，身体也跟着微微哆嗦。

亚当始终看着我们。他不想让我看出他的长吁短叹。

晚餐时我们像真的一家三口，围坐一桌。还有伴奏，昆西·琼斯不断地在歌里心碎。

亚当谈起他的大型庭院设计中了标。他语气家常，我也表示了适当的兴趣。做到这一步，两人都是十分努力十分当心的。

“这个设计如果被很好地实现，该会留下来。”

“日本式庭院，现在挺时尚的，是吧？”

“我不在世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亚当，你一生设计了多少个庭院？”

“这样规模的？”他认真想了一下，“这是第一次。”

菲比的盘子一再往桌子边上跑，我一再把它追回来。亚当替她把三文鱼切成小块。亚当要菲比尽量在餐桌上独立。10％的独立也是好的。剩下的90％就是我和他的手忙脚乱。

“亚当。”我说。我不知要不要把它讲下去。

“嗯？”

“没事。”

“我听着。”

我重整旗鼓：“亚当，如果我问你很隐私的事，你会怎样？”

“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至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万圣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儿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来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利“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眼，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志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翕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儿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它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无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光波极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急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从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口，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院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应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

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利。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

“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

Attractive Actor /
魔旦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六十年代印的，收集的照片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三十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十六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颌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二十岁的，常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的；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还有两截走廊，两个拐角，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才觉出阶梯的存在；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在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十二岁，只有三年戏龄，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至极，让人感到他是懂的，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儿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玫不是女的，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眉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性别，他们给予例外的理解。

十二岁的阿玫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掐上去会指头碰指头；眉毛也拔齐了，只有一线细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七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除了茶、大烟，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都给禁了，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为阿玫冤枉，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擦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儿挨门脸儿，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一百二十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消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儿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往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被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拿他们取笑了。阿三已没路再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蹿，就上了树干。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些扭摆，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是个男孩，他们会彻底倾倒，绝不继续麻烦阿三，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裤子降落到树下，他叉开腿雄赳赳地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六十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结局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 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闪闪发光地翻卷。听到此处，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就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在真嗓和假嗓的门槛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有点别扭，有点人不人兽不兽的怪腔，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了。阿玫对于人们，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十四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十六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老人温约翰说，其实是“关山第一旦”。当年的华人把此地称为“关山”，而不是“金山”，粤语的发音把“关”与“金”弄混淆了。我遗憾念误的“金山”今天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关山”其实把那时离乡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种自我流放的苍凉感体现出来了。

现在我不再是无所用心地来打听阿玫的事情。最初我来到这个荒僻的展览馆是为寻找1870年一位中医的蛛丝马迹。直觉告诉我，阿玫或许是更奥妙的一个故事。每个星期我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就搭一小时的车到唐人街边缘的这个展览馆来。展览馆从来就只有温约翰一个人。有时他不跟我客气，坐在那里睡午觉，我便翻阅一些不允许复印的资料图片。我希望翻到阿玫另一些相片。

从展览馆所在的那条街穿进一条小路，便到达唐人街的腹地。这时的人多半是旅游者。再遥远地来，马上就变得像中国一样随随便便，步子是边走边瞧的，交通法则也有了大大的弹性。和祥剧院是阿玫当年红起来的地方。我离开它后往西走，上一截坡再往回看，仍是没有形容它的欲望。没有阿玫，这是个平庸的地方。

阿玫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常常打他埋伏的那个人。奥古斯特是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第一次看阿玫唱的《雷峰塔》，大概在他五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奥古斯特在教堂里供一份职，同时私授音乐课。他在遇上阿玫前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有一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家庭。人们印象里的奥古斯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密布，一笑就是那个辛酸的笑容。阿玫从饭馆、商店、学校走出来后，在五六步以外回头，便看见了奥古斯特。有次他对阿玫笑了一下。阿玫觉得这个秃顶男人样子不恶，主要是那对自卑的眼睛，引起了阿玫的兴趣。那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天性中致命弱点的人的自卑。阿玫当时是在上学的路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前辈们不同，他非常想做个银行职员，就像午间到唐人街来吃饭的那些戴礼帽、扎领带的男人们。不知凭了什么，阿玫认为做个名戏子前景不妙。因此他暗中补习中学课程，打算将来能进入会计职业学校。

奥古斯特老老实实告诉阿玫，他所以设埋伏是因为阿玫和三十年前的阿陆非常相像。阿陆是不明不白消失的，消失时阿陆十九岁。阿玫替阿陆欣慰：三十年后还有如此深厚的一份缅怀。为此阿玫就让奥古斯特送了他一程。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阿玫突然问奥古斯特：“你和阿陆谈过话吗？”奥古斯特说：“没有。”阿玫说：“谢谢你送我。”奥古斯特看着中国男孩江水似的眼睛说：“这是本人的荣幸。”

关于阿陆，完全是没有记载的。我不知老人温约翰的“据说”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永远自由、浪漫、无责可负。据说阿陆在暗地里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恋爱。为什么是“暗地”？因为阿陆知道这场恋爱仅次于犯罪。从阿陆走红到他消失，仅仅三年零四个月。温约翰把时间的零头都咬得很死，让他看守这个展览馆真是物竞天择。他对许多有记载无记载的事都有头头是道的说法。

阿玫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他的优雅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不如说是一种巧合——他与生俱有的气质碰巧符合人们理想中的雅致。他绝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爬上树，朝下面的人群哗哗哗地撒一泡尿。同样的局势换了阿玫，他就直接让他们烧死。阿玫有不少女性的优点，比如很爱惜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当他知道奥古斯特对他的认识有一定出入，就千方百计向奥古斯特心目中理想的阿玫去靠拢。奥古斯特说：你长得这样美，但并不以此洋洋自得。阿玫马上就把心里的那点得意更深地掩藏起来。奥古斯特说：你喝茶不像其他中国人，把茶叶吐回茶杯里。阿玫于是更小心地吞下茶叶。阿玫像不少女性一样懂道理：美好的形象是必须吃些苦头，做些牺牲才能换取的。

这个时候奥古斯特正和阿玫坐在电影院里，等着下一场电影的开场。两场电影之间的音乐陈旧而遥远，像场内浑浊的黄色灯光一样，为你预备着心情。阿玫在这半年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总是由奥古斯特请客来看电影。奥古斯特看电影总是一连看两遍，这样他在第一场电影中感到的要死要活的心情，在紧接的第二场结束后会平息许多。他总是用指尖轻轻拍一拍阿玫的手背，问他：你介意我们再看一遍吗？阿玫便说不介意。他最初认为奥古斯特不愿承认自己的贪占便宜心理，两场电影付一场的钱。后来他发现这个五十六岁的男人真的有毛病，真的能为电影里的死死活活痛不欲生。到了奥古斯特这个岁数还对逢场作戏的事如此看不透，阿玫觉得是很倒霉的。阿玫自己是戏梦人生，要他再去为别人的戏动心，他一颗心是不够用的。阿玫迷恋电影，恰因为它不是真的。

我还想象过台上的阿玫。两条欲神欲仙的水袖带起惊鸿般的圆场，眼睛不是美在它们本身，而是美在它们瞬息万变的神采。他的眼睛从全场扫过，马上会抓住对面昏暗中的另一双眼睛。日子久了，阿玫不看也知道那是奥古斯特的眼睛。以奥古斯特的逻辑，他来看阿玫唱戏，是为了让自己看透阿玫。和看电影一个道理，重复看它便渐渐退到了局外，便破除了它的魔咒。然而奥古斯特对舞台上幻化成无数个美丽女子的阿玫，一直被困在意外中。一次次重复，一次次意外。

这或许是奥古斯特三十年前看阿玫的感受。因为阿陆的生命完全没留下任何印痕，我想试试拿阿玫来重演阿陆。

一天晚上阿玫下了台来，打算卸妆，一股突如其来的血从鼻腔奔流而出。阿玫用一只手捂鼻子，血却从指缝狂溢。他想呼救，但灌进嘴里的血要淹死他似的，连喘息也艰难起来。他抓住铜面盆，鲜红的激流落在盆底，发出柔和的敲击声。他主要是怕毁了身上的白衣白裙，这套行头花去他一个半月的工资。铜盆里的血上涨到半指深浅时，门开了，奥古斯特出现在门口。他极少到阿玫的化妆间来，他把这个看成教养。阿玫一手端着盆，另一只手正慌乱地解脱戏服。奥古斯特在阿玫半溶解的视觉中是个幽灵般的影子。

奥古斯特抱着阿玫，在散发着鱼腥味的唐人街上东跑西跑地截出租汽车，一身都是阿玫的血，看上去极像他刚杀了这美丽的戏子。这样血淋淋的两个人很快招来了警车。警车把他们送进了急救室。一小时后奥古斯特抱着阿玫走出医院。阿玫体重也轻了似的，绵软地贴着奥古斯特。有洁癖的奥古斯特在荤腥的鲜血气味中阵阵作呕。他在医院附近找到一家客栈，把阿玫在床上摆好，开始清洗阿玫和自己身上冷冰冰的血。阿玫在昏睡和昏迷之间，头脸还是杜十娘，两颊各有两片桃红，上端一对叶形黑色是美女面谱上的眼睛。极其对称的桃红、黑色中间劈出一道粉白，它在下端扩展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便是那一粒红豆的嘴唇。奥古斯特惋惜那红豆在揩血时给揩去了，不然这张以夸张起始以省略终止的怪诞美貌便完整了。奥古斯特从来没有这距离和时间上的充分允许，来看脂粉表层和脂粉之下的双重阿玫。

我接触中国传统戏剧，是在六岁。我的两个表姨和一个表姨婆都在我居住的小城的戏班里。她们一年到头穿黑色灯笼裤，看你的眼神绝对不是普通的生物眼神。那眼神刹那间似有千瓦的亮度，并有个刹那的绝对凝滞，把你摄取下来。她们腰里系一根红布做的带子，中间一段纳了密密麻麻的针线，于是结实过牛皮。红带子从腰前绕向腰后，左手拽住右边一端，右手拽住左边的，再向两个方向用力拉去（同样的方式若去勒一根颈子，那颈子会刻不容缓地断气）。那样勒她们自己的时候，她们脸上几乎杀气腾腾；她们的腰便急骤地在你眼前细瘦下去，细得残酷，不近情理。然后她们戴上两条一米来长的水袖。水袖原本是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它们是种污糟糟的中性颜色。有一个木鱼和一面小锣在某处“嗒嗒嗒嗒”地敲，她们便让两个肮脏的水袖起舞，舞出哭、笑、快乐或愤怒。水袖舞出的情绪符号对于我是神秘极了。她们用小嗓咬文嚼字，比划着祖祖辈辈编辑下来的水袖语言，我就那样近在咫尺地看着她们下凡或飞天。真是看不透的一种好看。我最爱看的却是她们化了妆之后的模样。我有个奇怪的习惯，就是看她们化了妆之后吃饭。她们每人都有个巨大的搪瓷茶缸，一把长柄钢精勺。她们把混着青菜、咸菜，偶尔有两片腌肉的杂烩饭放在一个大炭炉四周。茶缸出来一种好脾气的咕嘟声响，杂烩固有的香味把整个空气变得潮湿温暖，如同合并了的澡堂和厨房。那香味好极了，我从来没体会过那样一股恶馋。我满嘴是旺盛的口水，看着她们戴着美女面谱围炉子坐下，开着我不懂的玩笑，从巨大茶缸中舀出一勺杂烩，精确无误地送入鲜红的嘴唇之间。我说精确无误，是她们轮廓完美的红唇在整套咬噬咀嚼运动中巧妙躲闪，使脸庞的整体画面始终不出破损。我看她们吃饭看呆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似乎吃饭这件凡俗事物接通了戏和现实。

我边想边说地把六岁时的感受告诉了温约翰。老人不知是否在听我这段并不重要的插嘴。他不太相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古装戏会有任何体验，哪怕是像我这样不着边际的体验。和祥剧院偶尔串通一些人，凑一台古装戏，或者从大陆轰轰烈烈请来个戏班子，观众里绝对没有我这年龄的，老人说。他站起身，从我眼前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有张枯黄的报纸。他指着上面一张照相馆的肖像照片说：这是离开戏台之前的阿玫。它是一张照相馆的广告，并没有说明这个留分头、穿西装的年轻男子是谁。老人说：照了这张相片之后，阿玫就不再唱戏了。

早晨阿玫醒来，见奥古斯特伏在唯一的桌上沉睡。消耗的黄蜡烛流淌成无数根细小的钟乳石，垂挂在蜡台四周。阿玫突然对此情此景感到扑面的熟悉。它一定发生过的，发生在阿陆身上。阿玫认为，阿陆一定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看到了这场景。阿玫同时感觉周身肌肤有种异样的敏感，仿佛是一场伤害使它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蜕变。或许是阿陆给了他这层毛骨悚然的苏醒：这肌肤不再是原封不动的阿玫的肌肤了。阿陆通过什么让阿玫感知到这一切，阿玫不得而知。但他知道这肯定是一次重现，因为他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果然，事情继续沿着阿玫的预知往下排演—— 一只红蜘蛛在顺着一根看不见的丝上下爬动，隔壁的门“嗵”的一声之后，便响起一对墨西哥男女欢快的拌嘴……然后，就该是奥古斯特醒来的时刻。一点不错，奥古斯特在墨西哥男女的热烈对话中醒来。他醒来的动作使蜡烛最后的火焰刺向空中，然后缩回，熄灭。一切按曾经发生过的发生，次序丝毫不乱。阿玫尤其觉得这时的奥古斯特眼熟极了：那挣扎于清醒和梦境之间的眼神。阿玫认为，这番挣扎主要是奥古斯特不愿看见那个附在阿玫身上的阿陆。

从这个夜晚之后，有一种秘密的质感出现在阿玫和奥古斯特的交往中。这秘密大概是阿陆，大概是有关阿陆失踪的秘密。这秘密实在是非常秘密的，两人时常会突然陷入深深的无语，陷入茫茫的心事重重，却无法猜测它。似乎也因为这层秘密，阿玫变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谢绝奥古斯特的礼物。他十七岁生日时，奥古斯特送了一枚玛瑙戒指给他，他不需任何哄劝便收了下来。之后他迫不及待地等着午餐结束，等待奥古斯特告辞，他好去首饰店鉴定戒指的真伪。首饰店的店主却说很少见到这样好的玛瑙，色泽好，金子的成色也足，式样尤其英俊。

从局外人看来，阿玫有了个赤胆忠心的戏迷。名角总免不了一些鬼迷心窍般的戏迷请吃请喝，赠穿赠戴。前辈阿三也有几件不错的首饰是不用问来由的。然而人们并没有看出一种危险的感情笼罩着两人的交往。连爱上了阿玫的芬芬，都丝毫感觉不出奥古斯特与阿玫间的情谊将进入殊死阶段。

芬芬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她从来不肯讲自己属于哪个具体的阔佬。阿玫这点知识是有的：芬芬是那种叫作“外室”的女人。她有一具暖洋洋的丰满身体，脸圆圆的，含羞或发嗲时下巴向脖颈挤去，便出来并不难看的小小双下巴。芬芬认识阿玫，是通过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在十月初的一个下午问阿玫愿不愿意陪他去给一个女人上钢琴课。阿玫便随奥古斯特来到一座有六个公寓的楼房前。正是“印第安夏天”[2]，他们一路上坡，到芬芬见到他们时，两人的脸都有一层汗和红晕，出现了一种生物在夏天特有的生命力。阿玫一路上听奥古斯特讲芬芬的乏趣和庸俗，当他看见穿蓝白水手裙留齐耳短发的芬芬时，意外得连笑也不会了。

奥古斯特很快就后悔了。芬芬隔着他和阿玫用中国话谈笑，两人的交情在几分钟之内就成熟，接着就有了些放肆。奥古斯特虽不懂他们的话，却懂得两人的表情和语调里的放肆。他甚至嗅到芬芬身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膻气，是雌性绽放时的气息。她那一个钟头的钢琴课全是荒废，弹错的指法或音符都是她咯咯笑的理由。笑的同时她必定扭头去看阿玫一眼，看他是否完全懂得了她这一笑中藏的台词。她不断把手心在裙摆上揩，抱怨天太热手直出汗。要不就去理头发扯裙子，浑身无一处是老实舒坦的。课后芬芬更明目张胆地用中国话和阿玫交谈，不只是谈，已是在狎昵地微微抬杠了。奥古斯特一个字也不懂，但他们一顶一撞的那份快活，他是懂的。人不必懂鸟兽的语言也能懂它们进入了求偶状态。

芬芬说她去打电话叫些点心来饮茶。奥古斯特马上谢绝了，说他还有下一家等他去上课。芬芬便指着阿玫说：“阿玫没事。阿玫你说你没事，对吧？”奥古斯特看看去留不定的阿玫说：“他晚上要上台的，戏前他一定要睡一小觉、养养嗓子的。”芬芬说：“阿玫的嗓子还用养？阿玫你是哑巴也一样有人来看你戏的！”奥古斯特只好独自走了。芬芬连礼貌都不讲究了。她一向送奥古斯特到门口，这天原地一个鞠躬，早早就把送行完成在客厅中央。

奥古斯特并未走远，在街口找了个甜食铺坐进去。他知道这场求偶会发展得很迅猛，这是一切动物的天性，他俩也对此无法。

太阳颜色变深的时候，阿玫出来了，脸上的笑还没有完全扩散。从奥古斯特的角度看去，这是个整洁秀雅的东方男孩，一点儿瑕疵都容不下。而他明白，破绽已经有了。他走上去拦住阿玫，完全确定那些纽扣、鞋带都被打开又重新系拢。一只原先不够服帖的衬衫领角，现在完全归了位。什么都经了女人的手，什么都给收拾妥了。

阿玫对突然出现的奥古斯特毫无心理准备，脸上血色一褪而尽。阿玫说：我以为你去上课了！奥古斯特脸上的辛酸微笑，此刻在阿玫看来有一丝狰狞。

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吗？奥古斯特压低的嗓音漏气似的咝咝作响。

阿玫瞪着清亮的眼睛。他此刻的无辜奥古斯特认为是做戏。他说：阿玫，我以为你早知道芬芬是谁。一个大得谁也看不见的人物在养着这个女人。谁同她有染，谁是在找死。你懂了吗？

他的话阿玫是听进去了，至少他认为阿玫听进去了。他的眼仍是瞪着，里面的光芒渐渐熄下去。奥古斯特心想，这就对了。他才十七岁，还没有活够哩。其实阿玫是在把穿蓝白相间海员裙、梳一排幼稚刘海儿的芬芬同奥古斯特说的隐在暗中的大人物联想到一块。联想一再失败。

分手时奥古斯特要阿玫答应他，自此以后不再见芬芬。阿玫点点头，脸上是孩子在接受逼迫时的委屈。这样的乖巧与无助，使奥古斯特深凹的眼里漂浮起一层泪。

我想我知道了一点有关阿陆的结局。其实世间事物也都有一道道微积分潜藏其中，多么复杂难解，只要你不懈地演算，排除重重误差，逻辑最终领你到达结局。因此，我只是从各种访谈、资料查阅中搜集阿陆的数据。逐渐接近答案：阿陆基本是虚构的。

谁会虚构一个阿陆呢？我突然想到，有时人在对另一个人产生不可解释的迷恋时，就把这人想成似曾相识。自欺欺人久了，坚信便建立起来。

老人温约翰从这个下午的第二次午睡中醒来，问我的翻阅可有成果。我的手掌被旧书陈报的霉菌和灰尘腐蚀得毛毛糙糙，也同它们一样陈旧落渣。我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老人。他受不了“虚构”这个词。他说阿陆绝对是有的，因为奥古斯特对阿玫说过带凶险预兆的话：你不要落个阿陆的下场。

我默想一会，问他：“你是不是说，奥古斯特在三十年前因为妒忌而杀害了阿陆？”

老人愤怒了，说：“奥古斯特从来没杀过人。他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天生的软弱。倒并不是因为软弱。奥古斯特看不起凶杀、暴力，他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粗鄙。若不能征服一颗心，就去制服一具肉体吗？奥古斯特轻蔑这类人。”老人忽然获得了一副绝好的口才。

是被我激出来的。我说，奥古斯特非常非常嫉恨芬芬。老人温约翰说，这是明摆着的。他原以为他送阿玫去急救室的夜晚，阿玫就归他占有了。他对阿玫所有的需求都给予满足，包括阿玫每月定期给父母寄的一笔钱。这笔钱数目不是大得唬人，但奥古斯特也得为此多授十多次钢琴课，或熬夜翻译些宗教文献。后来他发现阿玫并没有把钱寄回故国，因为他根本没有等他赡养的父母。这些奥古斯特都没有生过阿玫的气。连阿玫每月索走的这笔钱究竟做了什么用途都没有过问。近两年中，他几乎忘了自己有个家庭，阿玫让他对他那父亲和丈夫的庄严角色严重渎职。他心甘情愿把自己天性中的要害暴露给阿玫，随阿玫掌握它，触痛它。他不止一次想到离家出走，认为那是他诚实的唯一出路。

我能设想阿玫和芬芬突如其来的恋爱对于奥古斯特是怎样毁灭性的打击。他在第二个礼拜来到芬芬的居处，看到圆形红木小餐桌上有两摊扑克牌，面对面；茶几上有两小垛瓜子壳和两杯剩茶。其实他不需这些物证的，直觉更准确地告诉他，阿玫不仅来过此地，而且他的离去和奥古斯特的到达几乎重叠。空气和光线中都有阿玫，还有芬芬身体散发的那股以甜酸为主的生物气味，也证实阿玫不久前的莅临。

以后的每次授课，奥古斯特都能凭空确定阿玫越来越长的滞留，越来越大胆的亲热举动，越来越恋恋不舍的离别。他甚至看到阿玫美丽的眼神留在了芬芬身上，使芬芬持续地绽放，毫无保留、毫无羞耻地大大绽放。她那据说是唐代美人的身体在彻底绽放时发出的气味使奥古斯特胃部涌动。他不得不与她同坐一张琴凳，因而他一再压住阵阵干呕。他什么也没教，她什么也没学——

都是为了阿玫。

五月的一天，奥古斯特照常来看阿玫做戏。照常，阿玫每出新戏，他都穿上一身隆重的黑色，坚硬的衬衫领使头颅不可能产生任何轻浮和灵活的动作。戏完毕，观众也散尽，他沿过道朝舞台方向走，手杖和脚步在糖果纸、瓜子壳上发出林间漫步般的声响。地上还有一摊摊暗红的槟榔汁、灰白的痰渍。若没有阿玫，这是个多么不诗意的肮脏地方。

这时一个男人走来，一个中国男人。他问：先生你还不走吗？我们要扫场子了。

奥古斯特说他在等人。

那人说：等阿玫吗？

是的。

那人犹豫了一阵，像是把英文先在嘴里摆好。他说：阿玫惹了祸，班主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一下戏就给班主带走了。

阿玫惹了祸？阿玫惹了什么祸？奥古斯特此刻的语音再也不是一向的静悄悄了。

那人说：我是扫地的。我只知阿玫惹了祸。

奥古斯特双手拄在手杖上想，果不出所料，那个玩赏芬芬的大人物开始对阿玫下手了。他又想，离家出走的时机终于成熟，他要带阿玫远远离开。

第二天，阿玫正在化妆间描脸，奥古斯特门也不敲就进来了，嘴里喃喃两声“对不起”。到了奥古斯特失去绅士风度的时候，阿玫明白这个正在逼近垂暮的男人要孤注一掷了。阿玫精心地画着已成他招牌的红豆小嘴，一面听奥古斯特控诉他的无信无义、他的卑鄙下作，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偷情。

阿玫完成了最后一笔，可以顶嘴了。他从走样的镜子里看着奥古斯特白得发灰的脸上，鼻尖是红的。那发自内脏的抖颤已浮现到眉宇、眼球、两颊，以及头发完全脱落而形成一块正常皮肉的头顶。

十七岁的美丽男孩转过一张符号化了的美女面孔。他问：看我——像不像阿陆？

奥古斯特看着男与女之间的这个美丽的小怪物，无言。阿玫从这无言中看懂了，他完全把他看成了阿陆。阿玫一直只知道阿陆有个很坏的秘密下场，但这一刻他从奥古斯特眼里看见他已非常接近那下场的秘密了。

阿玫一只一只地往头上插珠钗、绢花，佩上耳环。阿玫有一对标准的女性耳朵，茸茸的耳垂上两个眼儿。然后他叫来一盆热水，将两只手泡进去。五分钟后拿出来，包在湿热的毛巾中将手指朝手背方向弯去。手像无骨那样柔韧。阿玫的柔韧性是无极限的，浑身都有这种无限的柔韧。然后他又玩了另一套。他人向后仰去，仰向地面，直到两只手抓住了脚腕。他的身体在奥古斯特眼前成了一个残酷的美丽拱形。奥古斯特不敢再看下去，这纤细如幼竹般的身体已不再属于人类，它幻化成了不可思议的图案。阿玫恢复原形时说：我已经知道阿陆的下场了。

我偶然去卡斯特罗街。那是男同性恋者的圣地。奇怪的是，那里有一家女性服饰店，里面的所有服饰你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别致极了，带有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神秘韵味。店员的妆面和发式也少见，至少你不会在金融区上下班的女人身上看见如此装扮。加上店内格局和有些邪味的灯光，每件衣服都有种阴险的美丽。我混在同性恋人口之中，当然只为了进入这家店。路上有个露天咖啡馆，我放慢脚步，看同性恋人们怎样社交。碰巧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和一个男青年默默注视。两人的目光隔着好几桌人碰在了一起。那样温情似水的美丽目光能使发射这目光的眼睛变得异常美丽。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正在眉目传情的男性都有着无比美丽的眼睛。

第二个礼拜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老人温约翰。他微微一笑。我说：“等我买了东西原路返回，又路过那个咖啡馆，你猜怎么着？”老人又微微一笑。我说：“他和他已坐到一块儿去了。”

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奥古斯特再也找不着阿玫化在浓妆里的眼睛时，他就什么都明白了。他说，阿玫，我知道你爱上了芬芬。阿玫说：“没有！”他说：“你和她做爱了。”阿玫的脸在一层粉黛下显出厌烦。阿玫说：“随你怎么说吧。”

沉闷了片刻，奥古斯特说：“我不能看着你去送命。”

阿玫不作声，往手上扑奶白色的粉。

这一刹那，奥古斯特做了决定：离家出走。要么带阿玫一同走，要么在阿玫面前把自己结果掉。

就在他铁了心的时候，阿玫抬起脸，眼睛又找到了眼睛。眼睛同眼睛厮磨了一会儿，阿玫说：“芬芬很命苦。芬芬把她吃的苦头都讲给我听了。”奥古斯特看着阿玫黑而透彻的眼珠抽搐着疼痛。阿玫又说：“她很可怜，不是吗？”奥古斯特忍了一会儿，忍不住了，说：“那我呢？”阿玫表示惊讶——你不是有自由吗？东南西北对你不都是敞开的吗？他的目光摆脱了奥古斯特的目光，说：“芬芬什么都不属于自己，她的美丽也是给别人派用场的，这你都知道。”奥古斯特沉默下来。

阿祥来催场了。奥古斯特把自己带薰衣草香味的洁白手帕递给阿玫，让他擦掉为暗娼芬芬流在两腮上的泪。他以一种祖父的关爱语气说：“你知道阿陆的下场就好。”

那之后的两个礼拜，奥古斯特和阿玫都心照不宣，一字不提芬芬。但奥古斯特明白事情绝对没有完。事情的根在黑暗里伸向四面八方。他静悄悄却十分急促地做着离家出走的准备。处理日记，处理多年来收藏的一堆秘密信物。他同时还在起草两封很长的信，说服妻子和母亲，他多么不愿伤害她们。并要说服她们，把他的消失当作死亡来对待。死亡不应牵涉到一个人的道义、良知，因此接受他的死亡是方便她们，于她们有利。

一切大致就绪了，他在十一月初的这个傍晚来到阿玫的住处。阿玫住在一个腌卤店的阁楼上，进门就是床，出门就是楼梯。阿玫人却不在，留了个字条，说是他去海边了，在海边等他。阿玫这晚不唱戏。

奥古斯特赶到阿玫说的那个海边，却看见芬芬等在那里。按说芬芬是不被允许独自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的。海边肯定远远逾越了芬芬那看不见的牢狱之墙。芬芬穿一身醒目的橙红旗袍，短发收拢在一个极大的假发髻里。芬芬鲜艳醒目，可以去做航标了。芬芬告诉他，阿玫去买便当了，他们三人将在海滩上吃晚餐。这样的时分在海滩上野餐，奥古斯特感到非常蹊跷。最令他吃惊的还不止于此：芬芬主动给了他一个结实无比的拥抱之后，一只胳膊就留在他的臂弯里。芬芬的肢体贴着他，如同绷带贴着伤口，动或不动都是那种不适的敏感。他很快发现，自己竟与芬芬手挽手在进进退退的海水边散起步来。芬芬不时怨着风大天冷，肉乎乎暖洋洋地贴在他身上。奥古斯特看清她旗袍边沿的图案是细小晶莹的珠子拼出的。他纳闷芬芬怎么把如此盛装穿到海边来了。

半小时后，奥古斯特和芬芬走回来。他突然发现沙滩上除了他和芬芬的足迹之外，有了第三个人的足迹，但绝不是阿玫的足迹。奥古斯特能够识别阿玫留下的任何形式的踪影。奥古斯特迅速地思考，事情究竟怎样了。天已经很暗了，海变得凶残起来。奥古斯特断定，第三个人一定在附近。

就在这时，芬芬说：“你知道阿陆的故事吗？”

她身体更加一团肉地贴上来。她见他在假装没听见。

芬芬说：“阿玫说，只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世上就没阿陆这人了。”

奥古斯特想，阿玫不是说他弄清阿陆的下场了吗？谁在撒谎？撒这个谎是什么意思呢？他对芬芬说：“等阿玫来了我再讲。”阿陆的故事若好好讲，应该是很曲折的。

一直到海完全成了黑色，阿玫都没来。奥古斯特把芬芬送到公寓门口。芬芬说她最怕这个时间独自上楼梯。他只得送她上了三层楼。芬芬用钥匙打开门。门开得只够她把自己揉进去。奥古斯特怀疑里面有个人。他说他又饿又渴，能否进去喝杯水。芬芬笑着道歉：“太晚了，改天好吗？”奥古斯特下楼时心里的疑团解开了：芬芬房里绝对有个人。

奥古斯特的尸首是第二天清晨四点被发现的。匕首是从背后来的，刺得很利落，因此奥古斯特的面部表情相当宁静，连密布的皱纹也平展许多。这个地段离唐人街不远，却是个高级住宅区，清一色的白种人。一年前有个男人带一个姑娘来租房，房东太太一见姑娘是中国人，马上说她无房出租。后来房东太太把房租涨了一倍，让那个叫芬芬的中国姑娘住了进来。据说这个高级住宅区在奥古斯特发生不幸之前，有五十六年的绝对太平无事。

我想，怪不得阿陆的故事没人知道，唯一知道它的人死了。

我问老人温约翰：“阿玫呢？”

老人说：“阿玫唱戏唱到他从会计学校毕业，真的就混入了穿西服打领带的金融区人群。”

老人很狡猾，他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我不得不挑破了。我说：“按说芬芬的主子应该对阿玫下手，因为芬芬真正的姘头是阿玫。”

老人说：“你怎么知道是芬芬的主子？也许是阿玫的主子呢？”他老谋深算地看我一会儿，又说，“你还是没跟上。”

“没跟上”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没弄懂”。

我看看表，早已过了闭馆时间。我赶忙请老人给我办借书手续。温约翰却不慌不忙，一笔一画在借书表格里填写。我留意到他的手。这是双被长久珍重的手，和他整个形象不同龄。我说：“能让我再看一眼阿玫那张照片吗？”老人一愣，说：“我给你看过他那张半身照？”我说当然。他说：“我怎么会把它给你看的呢……”

我终于为阿陆想出了合理的结局。他和一位富有的白人姑娘恋爱上了。这犯王法的爱情发展到难解难分的一天，私奔便成了唯一的出路。白人姑娘才十五岁，身上怀着十九岁的阿陆的胎儿。两个年轻人完全沉迷在这恋爱的悲剧因素和叛逆感中。在很远很远的一个海滩上，出现了一具风华正茂的尸体。那个地方离旧金山有九十多里，极偏僻，因此唐人街没有一个人知道阿陆被杀害的事。唐人街的人只当是从来没有一个阿陆。遭了谋害的阿陆，被马车载到九十多里外的海滩，再被抛弃。凶手是白人姑娘的父亲雇来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凶手是暗恋（或许明恋）阿陆的一个（亦可能多个）白人男子。这个结局我怎样努力都难以使它圆满。它总有不少漏洞。

一天下午，我在唐人街碰到一个十六七岁的东方男孩子。他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突然觉得他似曾相识。我转身跟上他，叫住他，问他可知道某某食铺的方位。他指给我方向。纯正的英语，嗓音十分清秀。

我远远看见他消失于地面之下。那是他拐进了“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

后来我机关算尽，结识了这个男孩。他姓温，他的爷爷曾是唐人街的著名粤剧花旦。直到现在，他的爷爷偶然还会在港口广场吊嗓。

White Sparrow /
白麻雀

她拿了解溲的工具就往帐篷外面跑。刚降过露水，草地一股腥气。她跑了五分钟，一头扎进一人高的黑刺巴丛，才开始用小洋镐刨坑。“女子牧马班”的女娃们就在帐篷边上刨坑，说万一碰上男人，就用洗脸帕子把脸蒙上，只要不给他看见脸，天下屁股都一样。可她不行，胀得多慌都得找片林子或草丛。

坑刨了一尺来深，她开始用小洋锹出土。一个月一次的“办公”，坑得挖深些。不然牧马班的两条狗会把脏纸拱出来，到处拖，才要臊死人。

她骑着坑蹲下，才顾上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狼或者豺狗打她埋伏。就在她蹲着的一会儿工夫，天亮透了。牧马班的女娃儿们说：“小萧排长跟我们做野人时间长了，就学会屙野屎了，恐怕到时候回成都进军区的高级茅房，倒不会屙了。”

女娃子们叫萧穗子“小萧排长”。发现她比她们最年轻的还小半岁，就叫她“青沟子排长”[3]。她们知道她天天巴望离开这里，回到有高级茅房的城里去。她在这里体验生活，也让她们烦得很，每个人都要假装讲卫生，再渴都要用珍贵的水来洗脚。好处也是有的，因为她是场部的客人，军马场每隔一天派人送一条羊腿或一桶牛血旺，有时还送洋葱、莲花白。女娃子们一餐能吃一桶牛血旺煮洋葱。

黑刺巴一阵响动，大颗的露水冰冷地落下来。萧穗子猛地回头，没见什么，又蹲回原状。苦就苦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前面腿蹲得多麻多酸也白搭。她想，学牧马班吃脏手指捻的面条、脏巴掌拍的饺子皮都不难，难的是吃完之后眼下这一步。

这回她明明听见了响动。出帐篷太急，只顾拿镐和锹，偏偏忘了“五四”手枪。只要“响动”往前一扑，她连裤子都来不及提。她不动声色地蹲着向一侧挪步，手指去够扔在一米外的洋镐。“响动”却在朝另一侧挪步。她庆幸刚才是白蹲一场，不然步骤会复杂许多。她一手束皮带，一手把镐锋调整成拼刺状态。跳舞蹈的“青沟子排长”军事素养差得很，拉个白刃战架势还是有模样的。

她瞪着“响动”。

“响动”也瞪回来。这时远远地传来狗叫。跟夜牧回来的狗正往这里跑。萧穗子缓过一口气，咽一口唾沫，转脸叫两个狗的名字。等她回过头，手里武器坠落到地上：对面的黑刺巴深处，出来一个脸庞。萧穗子十八岁的小半生中，从未见过比它更可怖的脸，颜色就是隔夜的牛血旺。

事后牧马班的女娃说“青沟子排长”叫得比狗还响。大家提着“三八”老套筒跑出来，以为狼在撕她。女娃儿们很快把一个人从狗的纠缠下解救出来，绑上绳子。

萧穗子这才看清被牧马班捆绑的是个女人。又厚又长的长发粘着灰垢，乌蒙蒙的毫无光泽，两只眼珠子让陈牛血旺的紫红色衬得又白又鼓，成了庙前的门神。

牧马班和她用藏语对话。萧穗子大致明白她们在问她，上次丢掉的两双尼龙袜，是不是她偷去了。她一面否认，一面瞪着萧穗子。女娃儿中的一个告诉萧穗子，藏族女人爱美的就用热牛血涂脸，保护皮肤。她们也试过，效果不错，可惜热牛血太稀罕。

她们问她是否偷过马料。马料是黄豆渣做的，烤一烤人也爱吃。

她不否认了，咧着嘴笑，一笑便露出了两排鲜粉色牙床和一堆白牙。萧穗子赶紧不看她了，不看她还是感觉她的两只眼珠子瞪着她的脸、她军装的红领章、她八成新的黑皮卫官靴。萧穗子想，“瞪”不光是眼睛的活动，“瞪”就是她这样：鼻尖、两个鼻孔、一嘴牙以及整个思维共同形成的凝聚力；“瞪”是这凝聚力向你的连续发射。难怪在黑刺巴丛里，没见她人就感到了她的“瞪”。

她忽然说起汉语来。腔调和用词有点奇怪，但是相当达意的汉语。她承认她在牧马班附近埋伏不少天了，靠马料果腹。回答时她两只黑毛茸茸的眼在小萧排长身上眨着，眨得她直痒。终于她说：“解放军好白哟！”

审出的结果是，她想当文艺兵。牧马班女娃儿憋住一脸坏笑，问她想去扫场子呢，还是搬板凳。一个说：“那，这位小萧排长缺个提夜壶的，你去不去提？”

萧穗子踢那女娃儿一脚。

大家还没笑完，就听一声：“索尼呀啦哎！”她唱了。

简直不能叫唱，就是歌声的一个轰然爆炸。

女娃们一块儿去瞅萧穗子，想知道她对这歌声的评估。萧穗子却没反应，只是瞪着这个女人：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来由，却有一副石破天惊的歌喉。第一个感觉是她嗓音的结实，一口长音吼出去，直直往上跑，快到“降B”了，还有宽裕，还远远扯不紧撕不碎。说它优美有些文不对题，但它非常独特。萧穗子虽然不太懂声乐，却明白这副嗓子是宝贝。

当天傍晚，她写了张便条请送羊腿的人带回场部。她让在场部搜集音乐资料的两个同事尽快来牧马班。她说她发现了一个“才旦卓玛”[4]。

一连几天，场部没有一点儿音讯回来。两个同伴中有一个是声乐指导，叫王林凤。王林凤到军马场不光采风，也想选拔几名藏族演员。

萧穗子等不及了，一天跟在场部的牛车后面，骑了两小时的马，回到场部。王林凤高原反应，靠在床上给场部演出队的歌手们考试，听了萧穗子激动的报告，无力的手指朝一群藏族考生划了划，说：“能歌善舞的民族嘛，拉出来谁都能唱两嗓子。稀奇什么？”

她把王林凤煽动了一晚上，最后王林凤妥协了，答应再加一场考试。

回到牧点，萧穗子把“才旦卓玛”叫到帐篷里，想给她一点儿台风训练。她不断地说：“手别老去搔鼻子，脚不要乱踢，站就站稳。眼睛看着我，不要往上翻。”她发现她的手习惯了赶马蝇子，有没有蝇子都在鼻子周围搔着。她也发现她的脚必须去踢泥土，一个高音上去，脚尖必定踢出一个泥坑。

萧穗子把她往场部带的时候，她脸上的牛血成了斑驳的陈年老漆，手指一抠就抠下一块。抠出来的一片片皮肉色泽果然不错，细腻得很。萧穗子用自己的香皂给她好好搓一遍脸，原来也是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的。身材是没办法的，一天两天减不下分量去。好在她个头高大，看上去她不能叫肥胖，应该叫魁梧。

萧穗子一路叮嘱她，要好好唱给王林凤王老师听。王老师五十多岁了，唱的歌比你讲的话还多。王老师收你了，解放军就收你了，所以你不要瞪王老师，老师胆小。

但是萧穗子马上发现她都白交代了。她进了门就开始挨个瞪人，先瞪王老师，马上觉得王老师没什么瞪头，又去瞪娇小美丽的兵痞子何小蓉。她想这个卷头发扎出两个小绒球的乖乖女兵只有十来岁吧？小蓉平时脸皮很厚，这时也给她瞪成了大红脸，为自己解围地说：“看啥子吗？我当兵的时候你还夹尿布。”

大家各找了个地方坐下，王林凤拿出一个大笔记本，问说：“名字叫什么呀？”王老师在装慈祥的时候样子十分阴森。

她看一眼王老师，嘴巴动了动。

王老师说：“什么呀？白麻雀？”

她说：“班麻雀。”

“你名字叫白麻雀？”

她更正：“班麻雀。”“雀”是不准确的四川音，发成了“Qiu”。

王林凤转头问小蓉：“藏族有这名字？”

小蓉说要不怎么是藏族呢。她把王林凤的笔记本夺下来，叫斑麻雀自己写个名字。她一笔一画写下三个大字，大家一认，明白了，是“斑玛措”。这一带挺普遍的藏族名字，萧穗子向他们解释。她发现王林凤对她做了个苦脸微笑，虽然浅淡，意思却清清楚楚：她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她名字上不了正册。

现在就剩斑玛措一个人站在四张床中间。她一站把屋子、床、脸盆架全站小了。王老师也给斑玛措的比例弄得小小的，两只小白手搁在笔记本的黑封皮上。

“开始吧。”王老师说。他已经想结束了。

斑玛措的紫红藏袍缠在腰上，像是整个人站在一个巨大包裹中。包裹散发出油腻的体臭，热腾腾地噎人喉咙。

王老师左一遍“开始”，右一遍“开始”，斑玛措就只是站着，神情一片空白，整个人空空的一个音符也没有。

萧穗子说：“唉，今天早上你不还唱得好好的？快唱啊！”

她张一下嘴，似乎自己也没料到嘴里空无一物，惊讶地愣住了。但她那一张嘴使大家都提起气来，王老师的鼻孔撑得圆溜溜的。

她却蒙着脸蹲下了。萧穗子跳起来，要上去踢她似的。

王老师慢慢朝萧穗子闭一下眼，手向外扫两下。萧穗子急坏了，说她们练了好几天的歌，斑玛措唱得绝了。

“我们听听啊。”小蓉风凉地说，她早就没了兴趣，一直在用发卡掏耳朵。

王老师说：“再不唱就不能唱了哦，熄灯号音一响，就不准出声了。”

斑玛措慢慢站起来，本来又红又亮的脸，红得发紫了。萧穗子一直在猜，她蒙住脸在做什么。现在发现她一直在两个手掌下面笑。王老师满脸无所谓，她唱不唱这作风已让他倒尽胃口。

王老师说：“我看今天我们就考到这里。”他摸出烟盒，掏出打火机。

斑玛措这时倒站得笔直笔直。萧穗子求情说唱个短的，两三句词的，王老师若听着对劲，再往下唱。她急忙回头对斑玛措说：“唱最短的那个，一共几句‘索尼呀啦’，熄灯前准唱完了。”

屋子里又一次静下来。尽管静得焦躁敷衍，总还是静的。小蓉掏耳朵掏得销魂，早不在乎这屋里发生什么。

斑玛措站是站出点样子了，脖子也有了，腰里的袍子也不是一大堆了，可就是没有歌出来。怎么逼也一声不吱。随便萧穗子怎么威胁利诱，她只是那么站着。

熄灯号终于响了。

斑玛措脸上的空白顿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阵觉醒，似乎意识到她这一错就错过了一生。

王林凤早上起床前听见了萧穗子向他形容的歌声。他承认这形容基本准确，也不算太外行。声音是好声音，少见的本钱。他判断歌是从篮球场外的山坡上传来的，惊人的音量、音域。咬字舌头有点大，不碍事，一训练就好了。他在几个滑音上皱起眉，他不喜欢她的花腔，近似羊叫。不过这也不难纠正，高音太漂亮了，海阔天宽，一点儿不让你捏紧拳头。位置是野位置，应该可以调整，位置找得更好些她还能唱高一个调。

他在被窝里兴奋得出了汗。然后爬起来，拿了桌上的老花镜和笔记本，回到被窝里。一想，应该为自己泡杯好茶，又是背心裤衩地去翻茶叶。再回到被窝，他觉得茶和烟的味道从来没这么好过。本钱好，主要是本钱太好了！

王林凤在“斑玛措”三个四仰八叉的大字后面画了一排惊叹号。

当天他向何小蓉布置，去向军马场被服科借一套新军装、一件白衬衫，要让斑玛措马上出落成一个文艺女兵。

萧穗子和小蓉把斑玛措带到军马场大浴池洗澡。场里女牧工少，所以她们三人泡池子泡了足有一上午。小蓉两只袖珍手蛮得很，给斑玛措搓澡搓得一身火红。斑玛措像头任人宰割的牛，叫坐着就坐，叫趴着就趴。小蓉咬牙切齿地说：“搓掉了一层‘斑玛措’，又搓掉一层‘斑玛措’……这个‘斑玛措’咋还是这么一大坨？”

萧穗子就笑。她开始担心小蓉这种俏皮太恶毒，斑玛措的自尊心会受不了，不过一会儿她就发现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斑玛措乖乖的，有一点羞涩，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成了小蓉的一份重活儿。

然后小蓉舒舒臂，展展腰，长出一口气说：“看嘛，硬是搓小了一圈。”

斑玛措此刻坐在池子边的水泥长凳上，水齐她胸。小蓉站在齐腰深的热水里喘气，喘得夸张，胸脯前进一下，后退一下。斑玛措小心翼翼伸出一个指尖，伸向小蓉。穗子和小蓉不知她要干什么，那指尖轻轻触在小蓉身上。

小蓉痒得一抽身，笑起来，斑玛措郑重地说：“好白哟，好像白瓷碗碗哟！”

小蓉才不吃亏，嘻嘻哈哈要把斑玛措那一摸找回来。水面浮一层奶脂般的老垢，却不妨碍她们疯。天下女娃洗澡总是很疯。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何小蓉一疯就疯成了十来岁，两个圆而翘的小乳房直颠。萧穗子想，以为穿着衣裳的小蓉漂亮的人们，应该看看此刻的小蓉，否则错过得太多了。

小蓉和斑玛措你掐我一下，我捏你一把，从高兴玩到半恼。小蓉翻脸地捂住自己的右胸，说斑玛措下手没轻重，挤牛奶的劲儿也用上来了。穗子便猛和稀泥，说小蓉先往斑玛措小肚子上踢的，然后按着斑玛措的头给小蓉鞠躬道歉。

小蓉生气没长性，爬上池子就开始猛抒情了。小蓉唱歌和她外形很像，小号女高音，极漂亮，尤其在澡堂子里唱，一个个音符圆溜溜地到处滚动，撒了一把珠子似的。斑玛措赤裸着伟岸的身体瞪着她，自惭形秽起来。然后她瞪着小蓉把毛巾拧成一股，嘴里叼着梳子，两手拉住毛巾的两端，“噼噼啪啪”地打着头发上的水珠。小蓉简直给她看了一出大戏。

启程回成都的早晨，场长乘自己的吉普来了。他脸色很难看，说场部一个科长遭一个知青报复，大腿中了一发“三八”枪子弹，他的吉普要送伤员去成都动手术，因此文工团一行人就不必搭乘长途汽车了。

一打开车门，钻出刺鼻的血腥和碘酒气味。人勉强塞进去了，行李却怎么装怎么多出来。三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斑玛措的牛皮口袋。王老师首长似的说：“轻一轻装，啊？当兵打仗要甩掉包袱嘛。”

斑玛措不懂什么叫“轻轻装”，仍把牛皮口袋抱在怀里。小蓉上来捏捏牛皮口袋：“什么东西呀？我当兵的时候一双老百姓的袜子都没往部队带。”

斑玛措这下明白了，抱着口袋往后一犟。

小蓉想，好了，民族矛盾就此开始。她把下巴一抬，说：“打开。”

打开的牛皮口袋让大家看不出所以然。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齐全。几只小孩的靴子，上面镶的图案已掉得差不多了，几块皮毛，一些卵石，断了柄的梳子，旧藏袍，节日穿的彩色普毡，家织的羊毛线。

小蓉的表情在说，明明是一堆垃圾嘛。但她嘴里的词还是用得很当心。她告诉斑玛措新兵从里到外必须新，连裤衩都要穿军用裤衩，所以一般不允许新兵带太多行李。

斑玛措站在渐渐升高的太阳里，特号的新军装闪着绿光，军帽在箱子里压了多年，此刻成了扁扁一片，挂在她一大堆头发上。看上去衣服不是她自己的，整个人都不是她自己的了。

三个人都想，把这么个斑玛措带回文工团，可不大拿得出手。

这时斑玛措说话了。她说口袋里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是别人送她的礼物，这些东西是她从小到大的收藏，现在象征她本人，让她带到异乡去。她把这话讲了好几遍，三个文工团员才陆续明白。他们想，这是一个动不动就以物寄情的民族，可以不嫌麻烦地背着这么沉重的象征。

车里的伤号吼一声，说：“车子死球了？咋个不动吗？”

王老师把自己的背包带解下来，将斑玛措的牛皮口袋绑到车顶上。吉普总算上了路。

一路上斑玛措很高兴，给她吃什么她都“哦呀，哦呀”地接过去。问她是不是这一带的大美人，是不是让不少小伙子心碎过，她都嘴咧得大大的“哦呀”。问她为什么不嫁，她说她才不会嫁。三个汉人来劲了，问小伙子们是不是军马场的牧工。她又是“哦呀”，脸上却鄙薄得很。小蓉说：“噢，晓得了，你要嫁个骑兵团的排长！”

斑玛措一下子不笑了，一种美丽的羞涩浮在她脸上。原来她也有汉人女人的羞颜。

场部礼堂的白墙马上要看不见了，一个骑马的人从墙后跑出来。汉人们说：“该不是追我们的吧？”斑玛措说：“狗日的。”才几天，她和小蓉一样张口“狗日”闭口“老子”。不过斑玛措刚才这声“狗日”说得甜蜜蜜的。

公路很烂，弯弯也多，那匹短腿马居然追近了。汉人们从后窗看，见灰土大雾里挺出一个飞毛好汉，把马往死里打。司机就怕没人和他赛跑，杀出这名骑手，他马上换了副好精神，车子开得乘风破浪，颠得伤号直叫：“再给老子补一枪算喽！要痛死老子哟！”

马四条粗壮短腿拉成一条线，肚皮都要擦地了。在车上坡前，人和马终于追上来。斑玛措两只大拳头直捶腿，又是叫，又是笑，捶着捶着，捶到旁边的瘸科长腿上了。瘸科长一胳膊肘回来，嘴里荤得厉害。斑玛措正做骑手的啦啦队，根本不在意自己被骂成了什么。

骑手已和吉普平行，突然一马鞭抽过来，差点打烂车篷的旧帆布。车里的人全在座上一蹦，缩紧脖子。

司机咬牙切齿哼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把车耍成一条大龙，企图把一人一马撇下公路。

又是几马鞭抽在吉普上，吉普给他当成一面鼓。四只马蹄子在公路崖边上飞檐走壁，靠外面的两个蹄子几乎是悬空地跑。王老师真做首长了，命令司机立刻停车。而司机野惯了，哪里会理睬这样一个只会唱歌的首长。

斑玛措摇下车窗，车里车外喊起话来。不久，喊话中带出呜咽，车里车外是两张泪涟涟的脸。

吉普车里所有的汉人都装着没听见也没看见。

山路陡起来，马渐渐慢了。斑玛措又喊了一阵。骑手在公路尽头跳下马，马和人都站得眼巴巴的。

汉人们不好意思地静了一阵，才问斑玛措两人刚才在喊什么。回答说是两人吵了一架，因为说好在长途汽车站为斑玛措送行的，而她不守信，竟坐了吉普偷偷跑了。

汉人们便有些明白，那个好汉可能就是送了斑玛措一堆沉重象征的人。

在刷经寺吃了午餐之后，司机背着伤号去上茅房。一上上了半小时。文工团几个人坐在吉普里打盹，被一阵人马杂乱声先后惊醒。往窗外一看，停车的篮球场四周站了上百人，有的是两人合骑一匹马。

斑玛措推开门滚身下车。

人“哗”的一声，立刻旋成了一个旋涡，斑玛措是中心。萧穗子和小蓉惊叹说：“看来斑玛措真是这一带的才旦卓玛。”王老师说：“可不是吗？就差向她献哈达了！”

正说着十多条哈达果真捧了出来，套在斑玛措的脖子上。

然后就听斑玛措唱起来。很奇怪，她嗓音不是一贯的嗓音了，是低回喑哑的，每个句子都滑向她音域的最低限，终于低不下去而化为一声叹息。

萧穗子推推王老师，王老师转过一张伤心的脸，笑笑说：“完全不同的音色，是吧？看来她潜力特别大。”

斑玛措披着一堆白哈达回到汉人们中间，怅然若失得很，却没再去理会向她招手的人群。到了傍晚，她缓过来一些，才对汉人们解释下午是怎么回事。为她送行的人原先等在长途车站外的公路上，发现她已离去，便追赶到刷经寺。

这时他们停在一段坍方的公路边，等着藏族民工抢修路面。瘸科长痛得厉害，止疼片也止不住他嘴里越来越丑的话。王老师非常生气，对两个女兵嘟哝，军马场的军人哪里还是“我军”，是土匪！领那么多高原补助费，又不缺肉吃，还对知青那么恶，遭报复活该！他们都宁愿到公路上淋毛毛雨，也不在车里听瘸科长暖和的脏话。

三个女娃儿上到一处高坡，在湿淋淋的灌木后面解了手。斑玛措心情全还了阳，裤子没束上就“索尼呀啦”起来。

何小蓉也开始唱。珠圆玉润的小高音一出口就化在雨雾里，她自己也没料到音量会这样小。

她找台阶下似的，手拍拍萧穗子的脑壳，说：“唱嘛，唱起来暖和！”萧穗子一张口更意外了，平常也能唱两句的她，此刻根本就没有声音。荒野里唱歌就得有三分马嘶三分牛吼才行。

从坡上跑下来，发现二十多个藏族民工都杵着工具站在那里。其中一个说了句藏语。汉人们只听懂那句子里夹了“斑玛措”三个字。

斑玛措走过去，把他们接见一遍，再转回来时，有一点伟人感觉了。她告诉汉人们，民工们一听她唱歌，就知道必是斑玛措无疑了。

汉人们想，这地方收音机收不到广播，出了个斑玛措自然也就给传得很神。不过他们对斑玛措的名望还是有些吃惊，甚至有点妒忌。只有王老师想到，藏胞们把斑玛措瞒住，没推荐她到场部参加考试，是为了把她留给他们自己。

斑玛措跟着三个汉人走进文工团院子的这天，是成都最热的一个夏天中午。几个分队在院子里集合，听副政委骂人。副政委干瘦一张脸，骂起人来漆黑漆黑。假如谁说“听副政委训话喽”，他便说：“训啥子话？我就是要骂人！”

副政委正骂一些男兵女兵演出的时候不老实，躲到天幕后面亲嘴，口腔卫生都不讲。王老师领着斑玛措走进大门，后面是何小蓉和萧穗子。毒日当头，挨惯了骂的男兵女兵此刻给晒得万分沉痛，从军帽阴影下看着三个军人夹了个高大壮硕的形影走来。那形影驮一个口袋，毛发飞张，腿有些罗圈，走在玲珑小巧的何小蓉旁边，像一匹穿了绿军服的大骆驼。

副政委背对大门，不知背后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所有兵们都奇怪地振奋起来，不是给骂舒服了就是给晒舒服了。他想，皮是真厚啊，娃娃们！一个女兵开始咬了一个男兵的耳朵，脚也疯起来了，一个踢一个踹。副政委刚要喊他俩的名字，男兵指指他身后。他这才回过头去看，然后说：“王林凤你招的新兵呢？”

王老师一愣，自信心接着就崩溃了。他指着斑玛措说：“不好招，这一个还是跑很多牧点找到的。”

副政委是政治老手，马上官样文章地笑了，说欢迎欢迎，我们团里从此有了一位藏族战友了！大家想这下他给打了岔，不会让他们继续晒太阳了。副团长却手一挥，请王老师一行入列。

又是十来分钟，副政委讲伙房泔水桶里的包子皮。他说可怜这些包子，内膛给掏得干干净净，皮囊给丢在臭泔水里。他看见面前一排排眼睛都黑洞洞地对准他，仇恨已顶上膛来。但副政委想，你还有脸恨我？我迎着太阳光，让你们这些小龟儿多少有点阴凉。他每次折磨他们就演壮烈的苦肉计，若下雨他便自己淋着，让他们站在避雨处，若是曝晒，他也是一个人顶个太阳。副政委坚信别人义不容辞地吃苦，是因为他自己吃的苦永远比你多一点。这时他眼睛扫向那个被王林凤带来的藏族女性，她站在队伍末尾，嘴唇上一圈汗珠，粗壮的脖子水淋淋的。副政委现在骂的是把军裤改为阿飞裤的女兵。又是五分钟，他看见藏族女娃站得不对，既不是立正也不是稍息，再细看，见她面前的洋灰地面上有几滴汗珠。副政委想，这帮娃娃们今天沾了她的光，不然他还有五个重大主题要骂呢。

不仅不笑，她完全是局外的，像站在一边看人类马戏的温敦的牦牛，两只大黑眼珠毫不懂得他们的企图，但不去懂得已先原谅了他们。值勤分队长喊了声“解散”。队伍稀松得神速，各种调笑同时已冒出来，只有斑玛措还盯着自己的影子站在原地，何小蓉和萧穗子拎着她的牛皮口袋往宿舍方向走。走了一阵，发现她没跟上来，再回头，见她蹲下了，两手抱头，从来是无形无状的军帽落在地上，军装的背后整个湿透，汗渍一直延到屁股上面。叫了她一声，什么反应也没有。然后她便“哇”地呕吐起来。

诊断结果是中暑。几天之后斑玛措还是两手抱头，告诉小蓉她脑壳痛，什么都让她脑壳痛，密密麻麻的人，到处吵闹的乐器，三十几度的潮闷炎热，司务长腿上的黑毛。司务长整天穿着男舞蹈演员的练功小裤衩管理伙食，露着两条黑毛腿到处发送避暑饮料，斑玛措一见他就把眼紧闭。几个领导都让家属给她煮小灶，蛋花汤面端到她床前，她满脸都是恶心。

一天夜里，有人在洗衣台上看见斑玛措，她躺在半张单人床大的青石板上四仰八叉地睡了。把她叫醒，说青石板太阴湿，怕她往身上惹病。她一手抹着睡出来的口水，一面大发脾气，说她瞌睡七八天了，苦热睡不着，刚在这里睡个凉快觉，就来烦她。她说的话有一小半藏语，手上动作狂乱，各个窗口的灯很快都亮了。

王林凤一撮灰白头发竖在空中，对人们说斑玛措从来没出过高原，生平第一次受这样的炎热，也容人家有个“盆地反应”时间。他拿了一张草席让斑玛措垫上睡，斑玛措试了试，不领情地把席子扒下来，一扔。

接下去，斑玛措就把洗衣台占领了，睡在那儿，吃也在那儿。吃是不吃什么的，一天只啃些黄瓜、西红柿，啃完到水龙头下去冲冲手，冲着冲着把两条胳膊也冲进去，最后索性把头和脸都塞到水池里。家属们来洗衣服洗菜，她就盘腿坐着呆看，半天眨一眨眼，半天再抬手掸一掸爬行在脸上身上的苍蝇。蚊子叮了她一身包，她只是两个脚交错蹭一蹭，动作和她眼睛一样无神。

王老师急得向几位领导保证，这个斑玛措绝不是他招来的那个斑玛措。那是个浑身活力的小“才旦卓玛”，铁打的一个身坯一条嗓子，绝不这么瘟。副政委说：“盆地反应他可以谅解，但睡洗衣台成什么话？一个女娃无遮拦地在外面过夜出了事呢？”王老师说：“他们藏族夜牧都这么睡。”副政委说：“民族习惯我们可以尊重，不过也不能特殊化得成了阿尔巴尼亚外宾吧？”

最后是何小蓉把斑玛措弄回屋去了。人们发现斑玛措在何小蓉面前特别乖。小蓉走到洗衣台，伸手拉她，嘴上说：“好生起来，我拉不动你。”斑玛措把她手一推，自己起来，跟她回宿舍去了。

在斑玛措回到床上睡觉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来了，气温一下降了十来度。早晨院里涨了水，把各角落里塞的破烂都漂了出来，断裂的弹板，“娘子军”用的海绵步枪和大刀片，油漆剥落的“毛主席语录”牌。

所有人都为不必练功而喜出望外。斑玛措满院子淌脏水，拿着被风刮断的树枝挑起水上漂的练功鞋、塑料花、搪瓷碗、死耗子，自己跟自己“哦呀”，自己跟自己咯咯地笑。白衬衫被雨淋透，两个黑乳头顶了出来。萧穗子打了把伞跟在她后面追，到大门口才把她追上。萧穗子用力一窝下巴颏，眼睛盯着她胸口说：“还跑呢，看你什么露出来了？”斑玛措看看自己，又马上抬头看穗子，不明白露错了什么。

但她的狂喜心情多少受了点打击，一脸寻思地跟萧穗子走回去了。

雨下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有点秋天的意思了。雨后的斑玛措瘦了，白了，头发也剪了，学小蓉也扎出两个绒球来。新军装的僵硬消失了，帽子也不再是一张绿烙饼，嘴损的男兵说：“原来斑玛措是个女娃儿！”

新年之前，王林凤都把斑玛措当秘密武器藏着。他把其他演员的上课时间缩短了，每天上午的课时都给斑玛措。他要斑玛措一手摸肚子，一手拢耳朵，“咪”一声“吗”一声地吊嗓。斑玛措记着出声便忘了喘气，找着气流就忘了发声，忽而发现王老师和自己的姿态都很丑陋，一个音发到半截便笑垮在地上。斑玛措的笑不能叫“一阵笑”、“几声笑”；斑玛措的笑是“一摊笑”，她偌大个身躯顷刻间会哈哈哈地坍塌成一摊或一堆，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地面都任她翻滚踢蹬。王老师的老婆总是唠叨王老师，要他盯住斑玛措，别让她地上滚完又去坐床沿。她不仅在王老师的地板上滚，偶尔也在院子里滚，落着鸡粪，扔着烂菜皮、毛豆壳，长着棕色潮苔，爬着西瓜虫的水泥院子让她滚成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地。

而斑玛措的哭却内敛而沉潜。有回她早晨出操没看见小蓉，便跑到舞蹈队，跟在萧穗子后面完成了操练。穗子告诉她，何小蓉探家去了。当天晚上她坐在小蓉铺上等，认为熄灯之前一定会把探家的小蓉等回来。

熄了灯很久，她六神无主地找到萧穗子，问小蓉的家在哪里。穗子问她要干吗。她两眼空空，嘴半张着，像是给铁石心肠的家长撇在陌生城市的孩子。穗子从床上起来得急，绒衣也没顾上披，匆匆劝她。小蓉年年有一个月假期探望野战军的丈夫，但小蓉特别革命，从来是两个礼拜就归队。

斑玛措这时眼睛不空了，死盯住穗子。穗子问她怎么了。她却反问：“分队长结了婚的呀？”她声音和吐字听上去都奇怪，几乎是痛苦的。不止痛苦，是心碎。

接下去，更奇怪的事发生了。

穗子看着两颗硕圆的大泪珠从斑玛措眼角滚出来，在蛛网笼罩的灯光下，成了镶在她脸颊上的两粒玛瑙。

穗子怕起来，说：“你可以给何队长打电话嘛，实在想她你还可以去看她，她丈夫的野战军离这只有一小时的路。”

而穗子的每句劝慰都让斑玛措往后退一步，猛烈摇摇头。她哽咽着说：“分队长怎么结婚了呢，她为什么结婚了呢？”

穗子说：“人家何小蓉是连级军官，二十八岁，她不结婚谁结婚？”

斑玛措压抑自己，但穗子看见委屈就在她的强力压迫之下猛烈哆嗦。眼泪真多啊，汩汩地冒，一会儿就在草绿军装上洇出更深的绿。绿色下不再是原始的魁伟身材，小蓉已经精心雕刻了它。两个月前小蓉把最大号码的胸罩买来，叫斑玛措脱光上衣，替她往身上戴。一个喊：“一二三！”另一个就吸气憋气，反复许多回，纽扣和襻眼总没希望碰头。小蓉咬牙切齿地说：“狗日一身‘手抓肉’！”斑玛措便不行了，翻跟斗打把式地笑，把小蓉地上的浮尘全部笑干净了。小蓉最后帮她系上了纽襻，到前面一看，发现一边一个半圆还露在外面，只好用手去塞。斑玛措低下头，看小蓉两只白嫩细小、狠毒有力的手终于把她自由惯了乳房严实地囤了起来。从此斑玛措身上那草原般粗莽浑厚的起伏消失了，浮现起都市的尖锐轮廓。

“去睡觉吧，都快十二点了。”穗子的牙微微地磕出响声。

斑玛措用手掌把鼻子朝上一抹，动作果断。一种遭人背叛、化悲痛为力量的果断。

“明天让总机帮你要个长途，给小蓉打个电话。”穗子说。

“不打！”斑玛措大声说。穗子给她如此之凶的声气唬了一跳。再来看她的面孔，那野蛮是一目了然的。穗子想，让她爱戴是很美好的，让她仇恨也很可怕。而爱和恨之间，就隔一层泪水。

何小蓉刚回到宿舍就听谁在院子里喊，说斑玛措在厨房打架。小蓉跑到食堂，从打饭的窗口听见斑玛措在里面咆哮。门从里面闩上了，炊事班长陈太宽和司务长抓着菜脑壳、莴笋根当武器，朝斑玛措投掷。何小蓉的小高音都叫得起了毛，斑玛措一点儿也听不见，手里拎着一大桶剩菜汤，打算往对手头上泼。炊事班的菜汤是用炒完菜的涮锅水做的，里面扔上粉丝和海带丝，再撒些肥肉片和切碎的老菜帮，从来没有销路。斑玛措一桶菜汤已泼出，马上又从锅里舀几大瓢滚热的，还往里加一勺熟油辣子。

“斑玛措，你给老子开门！”小蓉拍着窗玻璃，巴掌心拍得血红。

离窗一步，就是虎背熊腰的斑玛措，把半桶菜汤在头上抡成个热腾腾的圆圈。小蓉想起来了，斑玛措抡套马索准头极好。果然，铅桶在斑玛措头顶飞旋了几圈后，便朝陈太宽而去。幸亏斑玛措没起杀心，桶只打在陈太宽脑袋上方的墙上，鲜红的熟油辣子一条条淋下来，乍看也是血肉横飞的。

副政委带着半脸午睡跑来，见斑玛措一身披挂着海带、粉丝、蛋花，汤汁顺着她的辫梢湍急地流，一边红领章上趴着一片肥肉。小蓉两手按住她，用身体把她抵在大米箱上。

司务长一面用洁白的手帕擦脸上的菜叶，一面说斑玛措如何挑的事：她跑进伙房自己动手舀了半饭盆猪油渣，陈太宽阻拦，就把她给得罪了。

斑玛措大声说：“他们骂我！”

何小蓉瞪她一眼，她静下来，呼呼喘气。小蓉扫一眼副政委正在黑下去的脸，解释说斑玛措不习惯汉人的伙食，什么芹菜肉丝、豆腐肉末在她看来就不算肉菜。长到十八岁，她是吃肉喝奶的……

陈太宽尖起嗓子笑道：“谁个不想吃肉喝奶？把她高级的！”

小蓉不理他，继续向首长汇报。她说她眼看着斑玛措脸色黄下来，碰上吃韭菜，她一口饭都不吃。

“他们骂我！”斑玛措插嘴，挑起沾了蛋花的浓眉。

司务长说今天的不幸就是韭菜惹的。斑玛措说韭菜肉丝是草，炊事班舅子们把她当牛喂。“炊事班的同志很辛苦，未必他们不想往韭菜里多搁点肉丝？肉不是限量吗？要是大家都像小斑同志这样，非要吃纯肉，还要吃大坨坨的，我工作怎么做，你说是不是，政委？”

小蓉和司务长争，说藏族同胞的肉食定量多一些，炊事班不另为斑玛措煮“坨坨肉”，至少也该让人家吃够自己的定量，不然把她多出来的肉食搁在咱们汉人的大锅饭里，不成了咱们汉人集体占人便宜吗？

副政委把打架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然后说斑玛措的肉食定量给她另算，该多少肉票全数算给人家。她自己想一顿吃一顿吃，想十顿吃十顿吃，平时三顿饭，还在大锅里吃。咱们汉族是大家庭，要有个大气度。说完他转向斑玛措，脸摆成一个好脾气老汉，问道：“小斑同志，你看咋样？”

“他们骂我老藏民！”斑玛措又有点按不住的样子。

副政委说：“我不是已经批评他们了吗？”

“我不是‘老藏民’！”

小蓉扯住她往外走，嘴里说：“对，你不是。”

“我是‘民族’！”

小蓉马上说：“对，对，是‘民族’！”她按她的发音，把“民族”的“族”发成“斑玛措”的“措”。汉人们全懂她尊称自己为“民族”，尤其在这种情况下，连“少数民族”都不能说。谁是“少数”？！

斑玛措的首次登台时间一再延后。王林凤的脸总有点神秘，说要等再成熟一点。原先已安排斑玛措在元旦亮相，服装都定做了，而王林凤在合乐那天变了卦。这样就推迟到了春节。春节演出场次多，独唱演员们都怕嗓子顶不住，要求多一些第二梯队。王林凤几乎被说服，但临场又改了主意，一鸣惊人的架势越拉越大。

王林凤说一个天才歌唱家就怕随随便便当起明星来，早早就唱成油子，埋没了宝贵潜质。上台太早，接受的掌声太多，虚荣心自然长得飞快。那时斑玛措即便是一座金矿，他王林凤也别想再继续开发。而在王林凤看来，斑玛措就是一座原始金矿。他把声乐演员们全推给其他声乐教员去指导，时间和精力都腾出来教斑玛措识谱，教她基础乐理和简单的钢琴弹奏。

王林凤家一里一外两间小屋，外屋兼厨房和客厅，盖上钢琴盖子便是写字台。斑玛措一来，王老师两个孩子就得收拾掉琴盖上的所有书本，把写字台恢复成钢琴。

斑玛措开始发声练习，王林凤坐在孩子的上下铺上为她弹琴，同时大声给她指令：“注意气息——往下往下！又上去了！位置位置！”为将就斑玛措的理解力，他把语言修改得更形象，一手按着琴键，一手在自己脸上头上比划，五官用力运动，“打哈欠！忘了打哈欠怎么打的？！对对对！这个哈欠打得棒！唉，别真打哈欠啊！”

斑玛措抹一把打哈欠打出的泪水，无所适从地张着嘴。王老师停下琴，不知该拿她怎么办。她从他的表情知道“位置”早跑了，早不知跑哪儿去了。其实她从来不知道王老师最看重的“位置”是什么，只知道她唱到最受罪的时候就得到一句表扬：“好的，保持这个位置。”她不懂原先与生俱有的歌唱现在怎么变得如此之难，一张口要记住怎样喘气，怎样摆口形，怎样提升鼻子，怎样持续“打哈欠”，又不能打成真哈欠。十八年岁月，斑玛措有百分之三十是唱着度过的，唱像吃喝、睡觉、行走一样自然，不假思索，唱是大笑和发怒，唱是做白日梦，谁用得着去学笑和做白日梦呢？

“唉唉唉，注意，野嗓子又出来了！”王老师提醒道。他极不舒适地半猫腰坐在上下铺的下铺，前伸的脖子上攀爬着青紫血管。“不要图亮，好的声音不见得有多亮！”他看一眼迷惘的斑玛措：“歇口气再来。”

再来。斑玛措想她曾经那种长嘶的欢乐或许永远失去了。这样一想她就黯然神伤了，嗓子抽紧口子，鼻腔堵得满满的。琴声却耐心地奏着，她只有唱下去，王老师打不得骂不得地爱她，她不能伤他心。音阶一个一个把她往高处带，她无知无觉地“咪”一声“吗”一声，声音像是别人的。

王老师脸上露出老奶奶的微笑，大声说：“好一点，保持住。”他搓搓冻疼的手，干燥的手心搓得纸一样响。

斑玛措每回唱得痛苦不堪，王老师准会高兴得搓手搓脸，再把两手猛一分开，比成两把盒子枪。

“大有进步啊——再来……打哈欠！鼻子上去，上去……不要鼻子！把鼻子扔脑门上去……打哈欠，对对对！好极了！不要鼻子……”

斑玛措觉得自己的歌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瞎撞，只有王老师的提醒是黑暗中伸过来的一只手，有时搭她一把，有时却给她一耳掴子。

“停！”一耳掴子冷不丁打过来，“又来了！说了多少遍，不要一唱就由着性子来，‘哦嗬哦嗬’……”他歪曲地学她，“我不要这个‘哦嗬’。刚才多好？怎么忽然就走份儿，顺着野份儿就撒起欢儿来了！再来。”

只得再来。

她怕起王老师来。每天早餐时，她无论胃口多好，只要一想到饭后的声乐课就饱了。坐到餐桌上，她看着男兵女兵们调笑打闹，羡慕得鼻子发酸。她被一条无形的锁链锁着，而他们鸟一样自由。斑玛措的前辈是奴隶，她的歌唱现在做了奴隶。这奴役连她和小蓉一块儿躺在床上嗑嗑瓜子的乐趣也不放过。连小蓉与她共同洗澡为她搓背的舒服也不放过。曾经她最乐意为小蓉搓澡，她喜欢自己的指尖触在小蓉身上的感觉，小蓉的皮肤总是微凉的，微涩的，又雪白雪白，她喜欢自己粗糙结实的手和小蓉的娇嫩所形成的对比。而如今这欢乐也黯淡了，她常在给小蓉搓澡时失神，不久就听小蓉抱怨给她搓痛了。

王老师脖子上的血管狠狠一挣扭，她嘴里跑了个调。

王老师两臂一垂，快要哭出来。

“咱不怕，小斑，退步是进步的开始。”

斑玛措觉得自己随时会两膝一软，跪地求饶。但她看见王老师更想给她下跪，就忍着唱下去。直唱到王老师也糊涂了，她自己都听不下去的声音，他却说好，从下铺钻出来给她冲白糖开水。

四月底的助民劳动是斑玛措的奴隶大翻身。每天抢插多少秧苗也不累，总笑得一身烂泥。插秧到第三天，装病的就多起来，斑玛措一人包三人的活，有时一手拽着血淋淋的蚂蟥就唱起来。她自然是把王老师教她的“位置”、“气息”全数还给了王老师，去唱的又是娘胎里出来的那条野嗓子了，只是在捆绑许久后越发地张牙舞爪。这时她才发现身上的胸罩腹带多狠毒，缚住她草原般深远的呼吸，歌唱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翻跟斗打把式。

王老师却在另一块田里动了气，认为斑玛措在造他的反。他自言自语，说这怎么行，这是巩固错误！他跳上田埂，一路踩倒不少棵豆苗，跑到斑玛措那块田边。王老师的好脾气荡然无存，指着斑玛措就嚷嚷，说她尽可以自己去野唱，以后不必来上课浪费他的生命。斑玛措眼睛看着水田，自己庞大的身影畏缩了，蚂蟥留的洞开始发痒发痛。王老师又说：“小斑我是为你好，我课上给你纠正一个错误，你课下轻轻松松就可以复辟，你说我们俩这样拧着干有没有意思？”

斑玛措知错地沉默着。

王老师把巴掌拍得很响地说：“欢迎我们小斑同志唱歌，让她把这半年的声乐训练成绩跟大家汇报汇报！”

斑玛措这一刻心里恶狠狠的。她想跳起来对王老师说，我恨死你了！斑玛措是从一个最懂善恶、最知恩图报的古老民族来的，她知道王老师是绝不该恨的，恨王老师是造孽。但她这一刻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恨这个两个鸡脚杆、脖子上攀着古老青筋、一给人鼓励就把手指比成双枪的王老师。

王老师的两个食指对准斑玛措，一再鼓励。斑玛措却低低弯下腰，埋头插秧。王老师在田埂上跟着她往前走，她就一直不直腰。已经很累很乏，斑玛措却觉得比王老师教她唱歌的那种累好到天外去。

斑玛措的首次登台亮相，成了全团人的一桩大事。王林凤吊起了人们奇馋的胃口，连从来不过问周围任何事的首席小提琴手毕奇都在早餐时对斑玛措凑了句趣，说祝小斑当晚一鸣惊人。

下午两点，何小蓉开始给斑玛措化妆；三点，发型师给她试头饰；四点，服装员把五件袍子全挂在带轮的服装架上推出来，让斑玛措一件件试。涂了个樱桃小嘴，化成大丹凤眼长柳叶眉的斑玛措嘴唇微微翘起，吸溜吸溜得像给辣椒辣伤了，眼睛动作也是新的，抬不动大黑眼皮似的，目光从半垂的睫毛下打个弯伸上来，就有了一点暗送秋波的意思。

女舞蹈二分队的女兵一块跑来看热闹，发现斑玛措抹白了脸和脖子，也是娇滴滴一个美人。

萧穗子见她任人宰割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她也笑一下，又怕把一张画出的脸笑坏，马上收住，伸手去摸头，摸颈子，指头也开出了兰花。

何小蓉和服装员各拉着板带的一头，拦腰给斑玛措缠上。板带是练跟斗用的，有半尺宽，中间一段行纳成了牛皮。斑玛措的腰在板带下细下去，小蓉仍咬着牙关说：“狗日斑玛措，你平常咋穿裤儿的？腰杆都莫得你皮带拴在哪儿？这下好了，有地方拴裤儿了。”

王林凤最紧张，嘱咐斑玛措晚饭少吃，俗话说“饱吹饿喝”，可又不能不吃，不吃没中气。他一会儿抱怨妆化得不够好，一会儿又说服饰颜色不对。再按他的意思调整一遍，斑玛措已两眼发直，被折腾傻了。“傻”这状态让她一直带到舞台中央。离她三米左右，是乐队，音乐奏起来。她还是觉得舞台上站的不是她斑玛措，是这个被板带、胸罩、腹带扎得硬邦邦的木偶。

斑玛措珠光宝气地哑在舞台上，过门已奏了两遍。

王老师在大幕边上捶胸顿足，手上抓个铃鼓，恨不得朝浓妆艳抹的呆头鹅砸过去。铃鼓的响声奏效了，斑玛措从站立的休克中清醒过来。台下隐约的黑脑袋浮现出来，上千个黑脑袋，她浑身汗毛乍然立起。但她毕竟开始唱了。

这回更不能叫唱，是歌声的一个核爆炸。

男兵女兵们全挤在侧幕边上，看着斑玛措忽然向天幕转过身，把脊梁以及脊梁上一排大别针给了观众。那些大别针是为了把她的坎肩收窄而临时别上去的，等于让观众看到了她的幕后机关。观众大声议论起来，开始鼓倒掌喝倒彩。他们给各种各样的演出做观众，从来没这样被得罪过，听唱歌却只配看个别满大别针的脊梁。

天幕画的是若尔盖草地。斑玛措对着它，又唱得牛吼马嘶。她微挺着肚子，两肩耸起，每“哦嗬”一下头就往后一仰，膝盖也跟着一屈，完全是个赶牛群下山来的牧女。

观众静下来。他们是老奸巨猾的观众，马上认识到这歌声的独到。他们被斑玛措的音量吓坏了，不借助麦克风也灌满场子，胀痛人的耳朵。歌自有它的优美，只是过分浓郁稠厚，人们觉得难以消化。他们听惯了洋泾浜藏歌，正如他们习惯去欣赏一切杂交串种的东西，交响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

斑玛措这下可为自己做了回主，唱得心舒肺展，回肠荡气。她把歌重复了三遍，不顾后果地拖长腔，加滑音，解痒止痛地狠狠“哦嗬”。下台来你枪毙她，她也不在乎，只要让她把绑了八九个月的歌统统松绑，放飞。

当然是把王林凤老师的所有教诲勾销了。王老师瘦弱地站在大幕边，听着她歌声中自己浪费掉的生命，听着她的“哦嗬，哦嗬”冲刷掉他灌输的乐谱、节拍。

何小蓉和萧穗子也感到斑玛措临阵起义颇伤感情。她们一个教舞步，一个教台风，也搭进去不少午睡。见斑玛措下台来，何小蓉一声“龟儿”就闯上去拦在斑玛措面前说：“你个龟儿把老子脸丢完了！”

斑玛措又是个木偶了，两眼直瞪瞪的。足有两三分钟，她才说出话来。她说：“那么多脑壳，黑漆麻麻的，比牦牛还多！”

副政委注意的是另一件事。他记得斑玛措的那首歌是根据一首藏语歌填的词，曲调也让创作组的两个作曲加了工，准确地说是把原始调子文明了一下。但斑玛措在台上唱的都是原先的藏语歌词。他问斑玛措原词是什么意思，听了斑玛措粗粗的译文，他想，日先人的这不是要我犯大过吗？歌词是吊膀子的意思，还吊得怪色情！只要观众里有一个像他这样政治觉悟高的，文工团就要关大门。他规定斑玛措以后独唱一律唱《北京的金山上》和《翻身农奴把歌唱》。

王林凤却什么也没说。到第二天开早饭时间，他在食堂里找到斑玛措，说小斑你稀饭就不要喝了，我叫家属给你煮了胖大海蜂蜜茶。他下巴温和地一摆，叫斑玛措跟他回家。

斑玛措头天晚上挨了一晚上数落，今早本来想去卫生室骗病假条，罢唱几天。一早起来，她谁也不理，拿出满身对抗劲头。她只盼着王老师也上来给她劈头盖脸一通骂，她就当场撕下领章、帽徽，搭长途车回草原去。她憋屈够了，她什么也不稀罕。

她却乖乖地跟着王老师回了家，乖乖地又上起课来。于是她更加恨王老师，她的对抗劲头那么势不可挡，却在王老师这儿碰个软钉子，窝窝囊囊地化解了。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魔鬼附体似的，又一手按腹一手拢耳地开始找那永远也找不着的“位置”。

她一边唱一边想，我明天一定把他惹急，急得他的一双食指真成了枪筒子，一左一右地对准我的太阳穴。

一天天过去，斑玛措一天天盼望王老师训她。可王老师越来越慈爱，眼睛抠成了两个窟窿。窟窿底部，斑玛措看见她父亲的眼睛朝她看来。那个她从来没见过的父亲。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斑玛措第一次骑自行车上街。因为她不参加演出和排练，时间比其他兵们富余，所以男兵女兵爱差她去街上买东西，寄信。跑不过来，大家就教她学骑自行车。斑玛措很鲁，让人扶她上了车就冲到大街上，她这才想起还没学过下车。她只好一路上叫住行人，扶她上下。解放军在这个城市还有不错的人缘，所以斑玛措不费劲儿就把车骑到了人民商场。

晚点名之前斑玛措回来了，自行车却由一个小伙子为她推着。另一个小伙子和斑玛措打打闹闹，藏语听都听得出狎昵来。斑玛措大拇指一点，说：“我的老乡。”

三个人进了斑玛措的宿舍，关上门。有人跑去找何小蓉，说：“分队长，你手下带了男的在宿舍喝酒呢。”

小蓉敲开门，见三个人都坐在地板上。不是坐，是半躺。斑玛措站起来，把门掩得只剩个缝，对分队长说：“民族学院的。”小蓉说：“男男女女在宿舍喝酒，你狗日当兵当腻了吧？”斑玛措说：“我老乡啊！民族学院的！”小蓉一点儿情面也不留，说：“民族学院的到民族学院去喝！”斑玛措脸通红，牙根子搓动几下。小蓉说：“哎哟，你想捶老子呀？”斑玛措使劲甩上门，向她的同胞表示她没被这个娇小精致的汉人长官吓住。但十分钟以后，她便找了个借口把两个藏族老乡送走了。

从此斑玛措有了串门的地方。一天她回到宿舍便翻找那个牛皮口袋，从里面摸了一串念珠出来，往床上盘腿一坐，开始念经。同屋的人都嘀咕，说斑玛措最近作什么怪，所有的藏族习性都回来了：早餐不吃馒头，自己捏糌粑，裤带上也别上了小腰刀，手指上的银戒指也出来了。晚上学中央文件，她人是来了，嘴巴仍是一片忙乱，只是不出声罢了。问她念的什么经，她说她没有念经，是念咒，咒那个今天偷走她三丈布票五十元钱的偷儿。民族学院的老乡请她物色一件袍料，要灯草绒。灯草绒一到货就抢光。她就是在抢购时遭窃的。她说她把偷儿咒得好惨，三丈布票五十元钱就给他扯布做祭帐了。她又快活起来，又笑得满地打扫卫生。

小蓉说：“迷信是反动的，晓得不？”

小蓉看不起谁，谁就觉得自己在她眼里是一泡屎。此刻斑玛措就觉得她被小蓉看成了一泡屎。

小蓉又说：“这身国防绿我看你是穿腻了。一年兵还没当到头，男朋友都耍起了。狗日还耍两个！还骗老子！老乡——日喀则的都是你老乡啊？”

斑玛措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往椅子上坐，小蓉拖住她，手狠狠抽打她身上的灰尘。

小蓉打着说着：“当兵的耍朋友犯军法，你狗日晓得不？”

“你狗日自己结婚了呢？！”斑玛措吼道，一扬臂打开小蓉的手。

小蓉刚想说什么，一下子傻了：斑玛措两个眼睛鼓着两大泡泪水。那声吼像无意中吐出了她心里最深的隐痛，斑玛措自己也傻了。小蓉听萧穗子说她去丈夫部队探亲斑玛措哭了，她当时是感动的，现在她依然感动，却觉出一点不祥。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看得这样重，总是有点不祥。

第二天副政委找斑玛措谈话，说：“耍朋友是不能乱耍的，要等到小斑你军装上挂起四个兜，才耍得。解放军里头，藏汉一家，藏汉平等，我抓政治，不能只抓汉族娃娃的男女作风吧？”

斑玛措明白了，她必须和两位“老乡”断绝来往。

她礼拜日晚上没有归队参加晚点名。熄灯号响过很久，她才回到寝室。何小蓉在她帐子里坐着，手里一支手电筒，在斑玛措进门时就把光柱指在她脸上。

“去民族学院了？”

“晓得还问。”

“喝酒了？”

“喝安逸喽！”

“狗日两个男娃子耍你一个？”

“哪个说的？我一个人耍五个男娃子！”

手电光圈狠狠地盯着她，一寸一寸地打量她。斑玛措毫无窘色，浑身自在。她那骑马人的腿已彻底恢复了原形，两膝松松地形成轻微罗圈。她不管小蓉的手电光怎样盯她，她照样解衣脱帽，倒水擦身。小蓉在光圈里看见的斑玛措又是原先的庞然大物，迈着草原牧人晃晃悠悠的大步，一举一动都那么粗大剽悍，屋里的床、桌子、椅子，马上显出比例谬误来。

第二天斑玛措拿出酥油炸果请女兵们吃。女兵们个个嘴馋，碰到奶油和白糖做的点心，马上哄抢。有人想到何分队长没来，便留出一份。这时小蓉在窗外吹排练哨，被女兵们叫过来，她对那几颗酥油炸果吸吸鼻子，平整的一张脸马上皱成了糖包子。她说：“谁吃这么臭的东西，闻一下就把我昨晚的饭吐出来了！”

然后她吹着哨轻盈地走去。

女兵们见斑玛措脸色死白。她的深色脸庞白起来十分触目惊心。然后就听见一个完全不同的斑玛措说：“老子要杀她。老子要掐死她。”小股的浓白口沫，从她口角溢出来。

王林凤主动要求把斑玛措的独唱拿出来，放在首长审查的一台新节目里。“八一”建军节，首长们照例要看一场演出，文工团也照例在演出后敲首长竹杠，讨经费，讨招兵名额，讨猪肉鸡蛋补助。所以这场演出比哪一场都要紧。首长总要求看看新演员。王林凤认为斑玛措这两个月进步很大，水平也稳定了。选定的歌目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和《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帮斑玛措化妆的是萧穗子。何小蓉和斑玛措已结下深仇大恨，互相说话都得通过第三者转达。王老师指导萧穗子，主张这回把斑玛措化得个性些、粗犷些。一面指导化妆，他一面帮她复习动作、表情，哪里要手抚心房，哪里要挥臂向前，哪里要皱眉，哪里要微笑。斑玛措一一领受，不时点头。到晚餐时间，王老师舒口长气，彻底放心了。

大幕雍容地缓缓上升，露出丰饶的水草地、红柳林、白的云、蓝的天以及斑玛措。乐队这次不上台，在乐池里做溪流、林涛，雄风万里。

首长们相互打听，这个美丽高大丰硕的藏族女子叫什么。“叫斑玛措。”团长说。“白麻雀？”一个首长乐了，声音特别大。

乐池里指挥棒抬起。不是小民乐队，而是交响乐团。长笛出来了，然后是四把圆号：风吹草低，遍地牛羊。

斑玛措的脚猛跺几下，嘴里出来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调子。乐池里一片混乱，七七八八地静下来。只听斑玛措一人又蹦又跳又唱。也很难算作唱，一些地方是吆喝，一些地方是喊叫。低下来时又是喃喃低语，再低，便是呻吟。歌声是狂喜的、泼辣的，舞蹈把地板上的灰尘跺得半人高，一位首长给呛得大咳起来。她唱得高兴，还抽空打个唿哨，不一会儿，腰带也挣断了，松快的斑玛措感到了彻底的舒服。她想这下可好了，看我怎么惹翻王老师的好脾气。让你“位置位置”，让你慈祥关爱，斑玛措统统不认了。几个月来斑玛措对王老师窝窝囊囊的屈从，此刻全部清算。她在王老师夸她进步时就一直预谋，要在此刻全面报复。

斑玛措边打转边扫视侧幕边一张张惊呆了的面孔。汉人的面孔。让你们看看翻身农奴怎样把歌唱。

有人叫落幕，有人叫别落。幕伸伸头，缩缩头地落下来。

斑玛措站在舞台中央。她知道第一个走向她的是谁。果然，是副政委。她先发制人，扭头便说她要求退伍。

所有的人都没想到斑玛措会想退伍。她家乡多苦啊，她该是铁了心要当一辈子兵的人。

演出结束，一位首长说话了。说：“人家还没唱完呢，你大幕就落下了。人家唱得多好，那才带劲！”

斑玛措以为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可以回草原了，听着首长如此热烈的表扬，她知道所有努力可能又白搭了。

王林凤把斑玛措叫到礼堂后面的儿童乐园，问她是不是真想回草原。斑玛措看王老师一眼，竟没有说话。她想不通自己是怎么回事，一看见王老师轻微作痛的眼神就乖下来。对王老师，她不知自己是太怕了，还是太恨了，她在这小老头儿面前总是反常，准备好的伤人的话到嘴边就变了。

王林凤又说假如斑玛措不是在胡闹，而是真的不习惯城市生活，他可以帮她讲两句话，争取一个病残退伍。不过可惜了，小老头儿顿一下说：“今晚你安了心要胡闹，不过你反而找到了位置。只要再巩固巩固，你就是个优秀的独唱演员。”

斑玛措老老实实听他说，原以为自己会抢白他：我听到“位置”就要吐！却没有。她想这么好欺负的小老头儿，在他面前，她怎么就是个翻不了身的农奴呢？

王老师说：“我真为你高兴。”他背对着她，点上香烟。

斑玛措偷偷瞟他一眼，见他的肩动得有点异样。

“王老师。”她哑声叫道。

王老师还是背对着她，一大口一大口抽烟。

斑玛措从水泥台阶上跳下来，走到他旁边。他果真在流泪。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汉人就是这样，动不动流眼泪，男的女的眼泪都多。他们汉人的眼泪是收买人心的，她老乡这样说。但斑玛措劝不住自己，自己为王老师的眼泪悔得肠根子都疼。

王老师把她哭得好慌，也好窘。等了一会儿，王老师好些了，她想说，王老师，我笨得屙牛屎，唱不好，你就到领导那儿为我说个情，把我当个狗屁放了吧（她从复员老兵那儿学来的俏皮话）！但话一出口，却成了“王老师，那我就不走了”。

斑玛措又恢复了正常的声乐训练。女兵们发现她动作、步伐、神态很快变得秀气起来，吃水果也会在下巴下接一块小手绢。最大的变化是她突然染上了洁癖，每天洗头洗澡。有人偶尔在浴室里碰见她，见她用把尼龙板刷浑身上下地刷，刷得皮肤通红，轻度灼伤似的。女兵们在几个月之后说，斑玛措硬是把皮肤给刷白了。现在她穿一件黑毛衣，额前留一蓬刘海，辫子别在脑后，生人头一眼已看不出她是个藏族女娃了。

中午她总是搬个凳子坐在院里晾洗净的头发，有时碰到怀了身孕的小蓉便把头扭开。两人的反目一直持续，从小蓉怀孕到分娩。小蓉坐完月子回来的那天，把两只红鸡蛋塞在斑玛措手里，娇嗔地斜她一眼。斑玛措满脸涨红。

何分队长回来是领队下连演出的。她为刚满月的儿子订了牛奶，就扔给了丈夫的父母。满嘴“龟儿、狗日”的何小蓉在大节上总是出手漂亮。

下连队演出是每年初冬的任务。冬天开始，部队进入冬训，常常有大型军事演习。从总体上看，文工团的演出队是军事演习的一部分。

让斑玛措唱《翻身农奴把歌唱》是王林凤的主意。但他马上发现她唱得平庸，观众反应也平平。他认为斑玛措主要是欠缺舞台经验，不懂得施展魅力，她的大眼睛要像何小蓉那样一上台就变成一千瓦，还带钩，那一定比何小蓉还牵魂摄魄。领导们也觉得斑玛措的独唱不到火候，便取消了她的演出。王林凤让两位音乐创作员专门为斑玛措写歌，根据她的嗓音特色和音域设计曲调，又找来萧穗子，逐句地帮她理解歌词。歌词和曲调对斑玛措来说显然太复杂了，她听着穗子口若悬河地分析、发挥，麻木的面孔后面是疯转的脑筋，但仍捕捉不住一个实在的意思，根本不像“桃树把你的心偷去了，酥油灯点的是我的心”那样明白。

萧穗子认为斑玛措的理解力差是因为汉语水平低。她开始给她上文化课，每天学两句毛主席诗词。行军队列里，穗子把生词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背包上，斑玛措跟在她后面念“横、横、竖、横……”。到一处大宿营地，穗子总给她测验，她回回不及格。但她非常卖力，抓笔的手指掐得死紧，指甲都掐白了。

演出队每晚演出，斑玛措比所有人都忙。灯光组抓她的差装灯拆灯，服装组支她抬箱子，道具组也使唤她递道具。她做这类杂事很灵，体力又好，天天落表扬，于是积极得要命，主动找更多、更重的杂事。男兵们乐得省力气，让斑玛措一人扛地毯。她弓着身，上半身和地面成平行线，一大卷地毯顺着她的脊背直拖到地面，步子跌撞而沉重，一个地道的农奴形象。

这天晚上何小蓉在独唱前被奶水胀得哭起来。女兵们全冲着她两个明晃晃硬邦邦的乳房傻眼，胆大的上去挤了两把，一滴奶也不出来。小蓉的吸乳器丢在上一个宿营地，还没顾上买新的，这时她对束手无策的女兵们说：“狗日结啥子婚嘛，都是男的快活女的死受！”她两个巴掌在乳房上乱打，脸上的脂粉被泪水和成了五彩稀泥。

这时斑玛措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女更衣室的帐篷口。她的破军装撕下了半个肩，脸上头上全是灰垢。小蓉一抬头，奇怪地安静下来。斑玛措看着小蓉，又去看那对随时要爆炸的乳房，慢慢走过来。小蓉和她尚在冷战，双方都不知道怎样和解。小蓉此刻看着她，眼泪还是很多，却只是默默地流了。她明白畜牧出生的斑玛措了解雌性生物此刻的痛苦。这一群女兵中，唯有她是了解这痛苦的。她什么也不必跟她解释，她全了解。也唯有她，真正在为痛苦的她做伴。不知怎么一来，小蓉把头抵在了斑玛措的小腹上，用力摩擦。

斑玛措抱起小蓉，把她重又安置在椅子上。然后她跪下来，手里抓住一个茶杯，泼出去剩茶。她的手轻轻在小蓉的乳房上摸着，紫色血管疼痛得微微鼓凸出来。娇小美丽的小蓉，却有着庞大不美的乳房，天下哺乳期女人的乳房，乳头周围一圈粗大的颗粒，乳头顶尖上布满怪状的纹路。斑玛措的手老练地挤动，顺着乳脉，一下一下的。小蓉的痛苦立刻缓解下去，她累了一样微垂下眼帘。乳汁不畅快地流出来。斑玛措对小蓉说：“恐怕不行，挤不出来。”

小蓉看着她，由她全权负责那样看着她。

斑玛措跪得更低些，屁股坐在两个脚跟上。

然后所有人都猛一提气：斑玛措的头埋进了小蓉怀里，嘴巴衔住了小蓉的乳头。她吸了几口，将吸出的乳汁吐在茶杯里。那艳黄的乳汁，惹得女兵们一阵反胃。小蓉深深地呻吟一声，下巴略扬起来，眼睛全合上了。斑玛措的手轻轻按摩着那只乳房，逐渐地，它不再是一触即爆的危险模样了。

女兵们觉得眼前的场面既壮丽又恐怖，并且也有点无法看透的怪异。这种怪异似乎和性有关，引起她们隐秘的兴奋和罪过感。

小蓉的下唇和上唇松开，松弛到极限，头向后靠，眼睛也松弛极了。

斑玛措站起身后，足有三秒钟，小蓉才睁开眼。她谢了斑玛措，又向女兵们说：“斑玛措今天是舍己救人。”斑玛措说：“我救啥子人？老子乘机营养一下。”她哈哈哈乐了，女兵们全乐，都知道小蓉和斑玛措彻底和解了。

一路上都没买着吸奶器，小蓉就每天三次让斑玛措替她吸奶。她对女兵们说斑玛措吸奶比吸奶器好多了，一点儿都不痛。男兵们说斑玛措真划得来，天天加餐，好滋补哟！还不要奶票。

第二年五月，又到了首长审查节目的时候。这台演出大多数是歌颂华主席的，原先为斑玛措谱曲作词的创作员舍不得把好好一首歌扔掉重写，便把“毛主席请尝我的青稞酒”，改成了“华主席”。团长觉得不妥，副政委说这叫政治投机主义。创作员却说华主席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尝过的酒，华主席当然该尝尝。俱乐部给周总理、朱老总做的花圈，不是也给毛主席用了吗，就换了换挽联上的名字。再说写首好歌也不容易，光教斑玛措理解歌词就教了半年，重写也来不及啊！

文工团领导同意先拿这首歌凑合，等首长审查过，讨来了经费再说。

斑玛措这回是百分之百照着小蓉的风格演唱的。表情规规矩矩地做，像全中国所有女独唱演员那样含情脉脉，两眼顾盼，手随眼波，丁字步站得前挺胸后撅腚，手势是“阳光”、“春风”、“雨露”，嘴里有词眼里更有词，就像三步之外站着笑眯眯的华主席。谢幕也谢得标准，含蓄领颚，微撤脚步。人们想不愧跟萧穗子学了一年多文化课，看着就文化多了。人们却不去想，这样一个歌手团里有几十名，全国有几十万。

只有那位曾夸过斑玛措的首长大不满意。他说这个女娃娃大大退步了！唱得一点也不好听！

王老师气愤地瞪了那位首长一眼。这是演出后的会议，主要创作人员留下来听首长们的意见。

另一位首长也发言了，说斑玛措笨手笨脚的，做起动作像安着人家的胳膊腿。

第三位首长干脆说拿掉这个独唱。

王老师心想，你们就听得懂低级军官左嗓子叫操令，你们懂什么声乐？！

几位首长都说斑玛措唱得远不如一年前。

王老师清了清喉咙，站起身说：“这位藏族女兵基础差了些，连文化课都是现补的。不过如果再训练一阵，相信会有大的突破。”他说着说着，心里忽然害怕起来，万一不突破呢？他也觉出斑玛措目前的歌唱缺了点什么，但又想不出到底缺的是什么。这是王老师第一次对斑玛措是不是座金矿产生怀疑。

年底文工团决定让斑玛措退伍。王林凤大发脾气，说斑玛措若走他也不干了。闹到最后王林凤还是得干下去，而斑玛措被淘汰了。

副政委打算找斑玛措谈话，王林凤说最好叫小蓉或穗子先跟她吹吹风。

萧穗子想，斑玛措一年前闹着要回草原，这下可成全她了。她在院子里见斑玛措骑车进了大门，一手握车把，一手拿着一叠报纸。她还是热衷于打杂，否则要被过分的健康憋出病似的。斑玛措的皮肤真给她的大板刷刷去了暗色，现在比谁都滋润。腰身也束得有棱有角，胸罩、腹带的尺码直线收缩，现在不穿这副盔甲她倒是浑身不舒服。她把车把调得低低的，座位拔得很高，车闸也翻向外侧，于是她骑车时腰、背、臀划出一条十分婀娜的曲线（它在多年后被叫成性感）。街上人把时尚、风流的女痞子叫“超妹儿”，斑玛措骑车的样儿是很“超”的。

她见萧穗子叫她，便来了个大骗后腿儿，脚绷出个芭蕾尖儿来，在空中划了半圈，这才下来。一招一式都透出她的自信和自如，她已经没有脱离草原的痛苦。岂止不痛苦，她活得挺舒服了。

她摘下军帽扇风。军帽里垫的报纸露了出来，斑玛措学小蓉用报纸衬军帽，偷偷过大檐帽的瘾。她穿军装的风格也是小蓉的，领口摊得很低，里面蓝色拉链练功衬衫开出一块大三角，露出脖子底部那个甜美柔弱的窝窝。

萧穗子说：“斑玛措，现在让你回草原你可能不习惯了。”

斑玛措眼神一紧。

萧穗子马上把这个表情突变抓住了。她改用胡聊的口气说，她倒挺想去一趟草原，要是斑玛措跟她一块儿回去该多棒。斑玛措知道萧穗子成了舞蹈创作员，便说：“你要去，我的弟娃儿可以当你向导。”

极善于听话听音的穗子明白了，这个斑玛措已不是一年前的斑玛措。一年里，她已经剪断了她和草原之间的脐带。谁都不可能知道，那最后的剪断有多难，有多血淋淋。

萧穗子实在讲不出口：斑玛措，文工团要缩编，你被淘汰了。大家公认你没有什么前途，你得把名额让给有前途的。

文工团给谁标上了“没前途”，谁的局面就死定了。穗子怎么说得出口呢？

于是换了何分队长。何小蓉要提拔成教导员，军阶将是营级，在斑玛措面前，她仍是个“营级小女娃”。她把斑玛措带到抄手铺，买了四碗红油抄手。两人边吃边讲些其他女兵的闲话。小蓉趁斑玛措快活便说：“喂，老斑。”她们要好得互称“老斑”、“老何”。小蓉说：“老斑，我听说你要退伍？”斑玛措一大口抄手从嘴里滚出来，像是刚刚意识到它有多烫多辣。

“听哪个舅子说的？”

小蓉装着吊儿郎当，说斑玛措要走还向她保密。

斑玛措慢慢眨巴着眼睛，一个接一个地把抄手夹起，送进嘴里，一下一下嚼着，不辣也不咸，温吞吞地咽下去。她把小蓉的抄手也吃完后说：“狗日敢把老子复员老子杀了他。”

消失很久的旷野气息又出来了，斑玛措眉宇间有了一点凶残。

“谁处理老子的？！”她瞪着小蓉，目光是散的。

“龟儿凶啥子么凶？你不是闹麻了要脱军装吗？”小蓉使劲端着架势，要把她镇住。

“老子不想走了！”

小蓉哑口无言。她突然觉得这帮汉人不是东西，把人家弄个夹生，就一脚把人家踹回去了。

“哪个要我走，叫哪个来跟我说话。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何分队长到各个领导那里为斑玛措游说，撒娇，耍嘴皮，统统枉然。领导们说精简数目那么大，又不是单冲斑玛措来的。小蓉说斑玛措打定主意不走，是很难把她弄走的，自从抄手铺谈话以来，她的情绪很危险，说不定会出什么伤人或自伤的事。年年老兵复员，都有人拿冲锋枪“吐噜”当官的，还有的干脆下药让全连队死干净。斑玛措是藏族，一旦做了谁的仇人，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

王林凤每天来看看斑玛措，劝她不要绝食，不要躺在床上以免把好好的身子骨躺软了。

斑玛措只有一句对着天花板说的话：“我不走。”

在她的“不走”期间，她的退伍手续已办妥。何小蓉把不多的一笔退伍费装在她舍不得用的香港货小钱包里，悄悄塞进斑玛措的行李。行李一共是一床棉被，四套军装，一套棉衣和绒衣，再加上几件练功衫。小蓉打背包打得漂亮，乍一看斑玛措的行李不是解甲归田，而是随队开发。她说：“老斑，不走就不走吧。现在要看你表现，假如你龟儿跟我出差一趟表现好，你就留下继续吃一月三十七斤的军粮，拿八块七毛五军饷。”

斑玛措“咕咚”一下跳下床，问去哪里出差。

小蓉说“上去”一趟。

文工团常有人去若尔盖军马场，一说“上去”，大家便明白是“上”哪儿去。已经是何教导员的小蓉哄骗斑玛措说，她此去要找点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民歌素材，斑玛措是责无旁贷的向导。

斑玛措看看已打好的被包，这才猛来了一阵两眼昏黑的饥饿。她两手支撑在写字台上，站在那里傻笑。她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美事，单独和小蓉逛草原。斑玛措傻笑着，站着，瘫痪在她与小蓉的美好情谊中。

斑玛措不知道汉人们心眼子很多，胆子又小，在稍感对她歉疚时相互说，这下安全喽，老斑不会上哪儿抄杆冲锋枪来“吐噜”我们了；把她骗上路是不大地道，不过也是莫得办法的。

何教导员会把所有退伍文件交到军马场，再由军马场为文工团收拾残局。军马场不时镇压知青起义，镇压个把退伍军人不就是逗你玩玩。

大雪封了路，长途汽车一天才走一百公里，临时决定宿在骑兵团一营。一营长曾是小蓉丈夫的部下，把唯一一间首长客房拿出来款待小蓉。那是一间土坯大屋，中间搁了张土到家的雕花大床。往上一坐，发现床垫是席梦思，给不知多少首长压松了，一躺一个坑。

两天行车，斑玛措染了咳嗽，夜里咳得席梦思上蹿下跳，把上面的两个女兵抛起扔下。小蓉比斑玛措轻五十斤，斑玛措躺出的席梦思坑比她的要深许多，自然也就形成了小蓉在上坡斑玛措在谷底的地势。随着咳嗽，小蓉势不可挡地一下一下往谷底滚去。开始她还扒拉着往上爬，睡在斑玛措压出的坑里腰疼，也有些怪诞。但很快她放弃了挣扎。困乏是原因之一，主要是外面风吼得太凶猛，雪从门缝下钻进来，冻结了室内的气温，咳得热气腾腾的斑玛措使小蓉感到安全、温暖。她缩在席梦思的巢穴里沉沉睡去。到第二天早上，她发现斑玛措把她紧紧搂着，下巴抵在她前额上。

何教导员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她发现自己哭了。

何教导员不知道斑玛措和她谁更疼谁，谁更舍不得谁。

把斑玛措的档案袋悄悄交到军马场，何小蓉就准备瞅个机会逃跑了。她给斑玛措写了一封信，与那个香港货小钱包一块儿，搁在斑玛措的背包里。

军马场场部的招待所房里生着巨大的炉子。斑玛措一早醒来，见小蓉把火捅得很旺，并在上面烤了四个馒头。她不知她醒来前，小蓉一直在看她，万箭穿心地看。她更不知道小蓉在看她时想，这个藏族女娃待她的好，要好过所有的人。这两夜小蓉总是睡在斑玛措被窝里。斑玛措的洁癖在棉被上都嗅得出来，是洗衣粉、太阳、洗澡药皂的混合清香。斑玛措咳得更凶了，体温也有些烫。但这都好。

小蓉以为在她醒来前就能脱身。昨晚她强迫她吃了大剂量的感冒药，不料她却醒了。小蓉哪里知道斑玛措早醒了，天不亮就醒了。没有彻底被物质文明社会同化的人往往有着动物的感应，像嗅觉、像触觉、像汗毛孔的一次超常扩张。她像鹿一样感应到了不幸，像母牛一样对这不幸感到不安却无奈。

但她不知她到底感应到了什么。

她醒来之后手臂里躺的小蓉还在安睡，这个三十岁的营级小女娃娃。她的手指轻轻摸着她耳边卷曲的头发，小女娃的胎毛。摸着摸着，她哭了。她还是不去认识那越来越清晰的预感：小蓉这次是把她押送回乡的。

何小蓉在斑玛措起床时手伸出去找什么支撑。当她意识到支撑她的是烧红的烟筒时已晚了，她的手掌一阵青烟，屋里腾起一股焦臭。小蓉没有惨叫，只是用另一只手握住伤手，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见斑玛措端着一茶缸雪进来，倒在灼伤上。两人都不说话，都看着灼伤。

看了很久。

小蓉和斑玛措并排坐在长途汽车座位上，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呆板的冬景。小蓉打定主意在下一个宿营点甩下斑玛措。而宿了两夜，斑玛措分分秒秒跟着她照应她的伤手，替她拎包、开门、解裤带、挤牙膏、拧毛巾……

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就遇见车祸。三辆运木材的卡车撞成一溜儿，在狭窄的公路上堆出小半个伐木场。小蓉跳下车，前后望望，两头都是望不到头的车队。她一摸身上，说：“糟了老斑，老子把挎包丢了。”斑玛措知道小蓉挎包里装着采集来的曲谱，但她不知道那是小蓉装模作样胡乱记下的几首当地小调。

斑玛措说：“车开出来最多十里路，我跑一趟吧。”

小蓉又看看现场，受伤的司机在路边生起火，向山下伐木连求救。她说等伐木连爬上山来，搬掉木材，恐怕要到下午了。

“我在这儿等你。”小蓉说。

“我脚杆快当得很。”斑玛措转身要走，又站住，看着娇小的小蓉。白雪映衬下，小蓉的脸居然显得很脏。

小蓉给她看得很不自在，心虚得很。她那样看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她的谋划，明白她们缘分尽了？

“要解手找个人帮你。”斑玛措嘱咐一句。似乎她站下那么久就是不放心这点。

小蓉把斑玛措的背包交给了司机，请他一定交给那位高大的藏族女兵。她给斑玛措的信被牢实地捆在背包带的十字交叉上。

然后小蓉步行两里路到了养路道班，求他们用拖拉机送她到山下伐木连。当她搭上伐木连的卡车向成都方向驶去时，她知道斑玛措已读完了她的信。她想象她读信时吃力的样子，眼泪花了她的眼睛。她已成了斑玛措此生最仇恨的一个人。

何小蓉成为军区副参谋长夫人时，自己也调到了文化处当了副处长。那是一九八六年。

王林凤因为在文革前期为军区造反派写过许多曲，成了他们的红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便灰溜溜转业回了老家。他一次写信告诉小蓉，他收到过阿坝寄来的苹果，却没有投寄者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但他怀疑是斑玛措寄的。

萧穗子因为要写一部小说而再次去若尔盖。她听一位在阿坝做了县委干部的女子牧马班成员说，斑玛措已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她嫁得还算称心，丈夫是阿坝军分区的一位连长，也是藏族。

不知为什么，穗子没有去找斑玛措。

又是几年过去，何小蓉的丈夫升任了副司令。这天上午她刚要上班，见门岗挡住一个高大的女子和两个孩子。

小蓉看到的又是第一次见到的斑玛措了，只是藏袍崭新。她的眼睛又像从前那样，适应远距离的目标，眼珠也极不活络。她迈着草原人晃晃悠悠的大步走来时，身上已看不出一丝都市以及军队的痕迹。小蓉把她和孩子们请进门，这才发现斑玛措怀里还有一个孩子，四五个月大，脸蛋却已经跟两个大孩子一样肮脏。

斑玛措说她要跟丈夫去青海，以后离小蓉就远了。她不断向两个孩子说着什么，三个人在一张单人沙发上挤成一堆。不，是四个人，小蓉想。四个人坐一张沙发，尽管小蓉家的客厅大得空旷。然后丈夫匆匆穿过客厅，不久就听轿车打火，开走了。

小蓉问斑玛措晚上住在哪里。

斑玛措没听明白似的，上唇一掀。然后她眼睛看看偌大个屋，又去看楼梯口。她原本是想在小蓉家住一阵，和小蓉好好聚一场。

“没地方住，在我这儿凑合一两晚也行。”小蓉马上说。

小蓉叫来阿姨，上了茶，摆了糖果。她看着已走到院子中央的阿姨背影，对斑玛措小声说：“刘副参谋长知道你。”

斑玛措愣一下才想到刘副参谋长是小蓉的丈夫。

“不过他不知道我们关系有多深。”她躲开斑玛措的眼睛，笑了一下。“万一他问起来，你就说是一般战友，不要讲你帮我吸奶的事。”

这回斑玛措的愣怔僵在脸上，化不开了。

“他这个人多心得很。”她看着斑玛措。

斑玛措点了点头。两只眼睛又和多年前一样，如同温敦的老牛或老马，看着人类层出不穷的把戏，对他们的企图毫不懂得。但不去懂得已先原谅了他们。

小蓉这才大声向警卫员布置，要他暂时搬楼上客房去住，把他的屋让出来给客人。

第二天早晨小蓉下楼来，发现斑玛措一家已经走了。茶几上搁着一个大纸包，包的是虫草和藏红花。

斑玛措和三个孩子到达丈夫的部队之后，从大儿子的袍子里找出一辆微型遥控坦克。她想起它曾经摆在小蓉的客厅，很珍贵地罩在一个玻璃壳子里。小蓉当时说那是丈夫参加军事考察团一个英国将军送他的礼物。斑玛措的大巴掌走在了她意识的前面。等她的意识撵上来，儿子已倒在了地上，鼻血糊了一脸。她和小蓉的一场情意刹那间使她过电一般地疯狂起来，朝着儿子追杀过去，两只靴子轮流往那七岁的脊梁、肩膀、屁股、头颅上落，屋子里小型冬宰似的充满各种音调的惨叫。

打到她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坐下来，看着地板上一动不动的儿子。三个孩子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出，最小的那个在一分钟前哭碎了最后一点嗓音。

门外，一个男人的皮靴声飘进来，也是晃晃悠悠的草原步伐。斑玛措坐在地板上身体一缩，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他下班的时间。

School Story /
学校中的故事

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者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狼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的眼睛很像婴儿，大、干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呼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掺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像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交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精神荡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荡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荡悠。

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发着愁似的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课改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之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一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了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去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五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

“二十页。”他说，“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二十页怎么行？还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语言。”

进来了四个学生，帕切克看看表，对教室里统共五个人说：“上课了。”

有人对如此空旷的教室不安了，小声打听着什么。帕切克却从椅子上站起，就那么高高立在椅子上。我们五个学生飞快传了个眼色，不知他在玩什么。终于他说话了。

“我恨透了教书，最好你们都走光，我就不用教书了！可以回家去，写我的小说。写到水没了、电没了，房东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说完，反正会完！教书是绝境中的生路，因为有它，什么也完不了！你们都走吧，为什么不呢？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班取消了，对我说：这是你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六百块。一条生路多便宜啊……”

他这样站在椅子上，像个演讲的年轻法西斯。是在对第一节课后就没再回来的人发情绪呢，还是在牢骚系里给他的低薪？系里的一半师资是代课教师，多是些穷文人、小作家。他们的合同是一学期一学期签；学期终了，他们从来没把握是否拿到下学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骚、委屈，担忧上他课的人太少系里因而会取消这节课，也没必要站在椅子上。站椅子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

“你们都走吧，”他又说，“都走吧！”

没有人出一声。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们上课。你们谁读过梅里美的作品？”

我看看没动静的四周，举起手。他从高处看我一眼。

“高尔基？”举手的仍只有我一个。“把这两个作家也补进上节课列的书单。”

“对不起，”我说，“是指他们的英文译本吗？”

他轻轻一笑：“如果谁能用法文和俄文读原著，当然更好。”

课间我去水龙头喝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头已伸在那儿。其他学生聚在走廊另一端，喝着饮料机里买来的可口可乐，我是舍不得把钱花在一口水上。帕切克抬起头，发现等在身后的我，忙朝边上让了让。

“我还没有你的住址和电话。”他说，“其他人在头节课就把地址、电话留给我了。”

我想，何苦还要我电话？不是你认定我学不下来你的课吗？现在你一定不想撵我了。幸亏我及时调到这个班，不然学校把这个班取消了也难说。

他说大家讨论时我应该发言。我说上节课没来怎么发言。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赶上。“给你时间？我不会为你一个人把课慢下来。”他是一样地诚恳温和。

忍不住了，我说：“不为我一个人，你这个课就被取消了。”话是说了，但我不敢再看他。我看着他的鞋，那是一双色正褪得狼狈的军用靴。

这时却听他说：“别为我着想，为你自己。”我笑笑，装油条。

三小时课被他上成了近四小时，大家都很不高兴。下课时，我脑子沉得站不起来了。同班唯一的女同学叫黛米，一路上问我好几回：有没有留神帕切克右耳上的一枚小金环。我却叹一声：“他是个好老师，实际上。”

黛米回味一会儿我的话，吃力地承认：“是的。”

再和帕切克单独交往是两个月以后了。这两个月我只进过一回洗衣房，邮局连一趟也没去，所有时间都拿来对付帕切克。我越来越多地在课上发言，对读的书进行阐述、发表见解。帕切克发现我有时自信得近乎专横，便忙拿出我阐述的书来，迅速读一回，迅速苦恼在对我的认同和否定之间。他还会迅速一笑，认同了，倒不如说姑息了。我发现他开始宠我、惯我。他还是蹲在椅子上，带一点愤怒和这堂课相处。但他常对我那样迅速笑笑。他的这个笑就是我那时生活中唯一的快乐。不是指它含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有人终于体谅了你吃尽的苦头。

为那几分钟的阐述，我上百遍地操练舌头嘴唇，几十遍在纸上整理句型。我把词汇写在手腕内侧，餐馆打工时，老板眼一松就狠狠背一气。我在别的课上拖作业，让别的老师怀疑我迟钝或干脆顽劣。但帕切克对我认账了。怎么样？你到底笑了。

那笑使他的模样变得很像个女性。那样扯开的两边嘴角，眼睛那样松弛地一垂。其中的善解人意、抚慰，甚至嗔昵，全有了。它突然释放的女性质地，会使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要费一些时间，才能重新认识，这不过还是那个帕切克：白发下一张孩子脸。

这时我站在他面前。课已散了，下了楼才发觉我的一盒饭忘在了教室。下工和上课之间只隔半小时，我常常装一盒饭菜就跑。教室只剩帕切克，他蹲在椅子上看我们才交上去的功课。某个角度来的一盏灯盯在他右耳的金环上。在这一会儿，他头发苍白苍白，厚厚的白发使他整个形象带几分荒诞的冷峻。我紧张了。假如他跟我说：你干得很拼命，不过没多大补救，那我怎么办？明天一早我还爬得起来，一头扎进书里吗？他是谁？干吗让他来承认我？让他给了我心力交瘁的两个月？我这两个月在做什么……

他告诉我清扫的人已进来过，将一个纸包扔了，并不知道那就是我的晚餐。稍间歇，他问能否请我去不远的一家酒吧，那儿有三明治之类。楼梯上，他走在我一步之后。似乎释然和意外大量地消耗了我，我一脚沉一脚轻地踏下阶梯。

“东方女人的头发真逗。”他忽然说。

我转脸搭讪：“是吗？”

“像……”他没想出像什么。他的手掌碰了碰我背上的头发。他还是没讲出它像什么。

坐在酒吧的高凳上，他点了根烟。我正啃三明治，发现柜台里几个侍应生在盯我看，再去盯帕切克。我觉得他们目光古怪，或说他们眼里的帕切克和我颇古怪。帕切克也觉察了，跟我换了个位置。

这中间我们并没有间断谈话。扯到我出版的三部小说上，他说我蛮走运。我问走运是好是坏，他却反问：“你觉得它们成功吗？”

我想也不想地说：“第三部是成功的。”

“好在哪里？”

我低下头，一下下用刀戳着残剩的几片菜叶。“它好不好，你有感觉的，对吧？”头抬起，我见他注视着我，手指间的烟顶端是颤巍巍一大截白色灰烬。

“你为什么老蹲在椅子上？”

他说：“有什么相干？一些没知觉的动作、状态罢了。”轻微的烦躁中，烟灰簌簌落了。“那么，是什么使你的第三部小说成功的呢？”他像只专注这个。

我犹豫地笑笑。

他马上明白有他不该问的东西。

我却说：“离婚。”

“哦。”他难为情似的，一时慌得不晓得说什么。这时我听他说：“我也一样。一次又一次牺牲给感情。”

我仿佛也被他的表白窘住了，脸一阵木。这令我们都明白，我们打探对方的意图暴露了。气氛越来越敏感，都想不出再进一步谈什么，因为已经是近得猝不及防了。

临别他将我的手握了半晌。我说了谢谢晚餐，还说时间过得好快，半学期去掉了，又说请他下周末饮中国早茶。都说完了，我的手仍在他的手里。他那凉凉的瘦骨嶙峋的手。

却是一场空等。中午时我腹内空空离开早点店时，不知该往哪儿走。不想回去读书，准备阐述，就那样在大风的街上盲目地遛。渐渐地感到受伤，还有一点耻辱，似乎由男人那儿得来的所有创痛一下子又复发了。男人的背叛使这点不寻常的情愫又变得寻常至极，许多不同的男人在背叛这点上都做得一模一样。我不露声色，仍是认真地去做帕切克的好学生，甚至对他的失约提也不提。

有些感觉，先兆那么好，却变质得那么快。

直到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有个师生的个别会见，老师对每人的学终论文做重点辅导。帕切克这类游走教师是没有办公室的，会见只能在他的居处，这回是我失约。所有学生提前找暑假的工作，我每天平均跑五个地点，面谈、填表。难免跑乱路线，跑到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怎么也跑不回来。

下课我一反寻常，头一个奔出教室。沿楼梯下到四层时，听见了另一双脚步。我不想遇见他，一级比一级下得快。“李！”他和气时从不叫我“李”。我只得停下，等在那儿。

“你听到我留在你答话机上的话了吧？”我坦荡荡说。都解释了，也道歉了，还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他却笑笑，说他那天哪儿也没去，等了我一天。

“真抱歉。”我说。此时这样说，我是真心了。

“你抱歉什么？”他说，“不用抱歉。”他的样子你理解成宽容、豁达、无动于衷，都行。

“还能弥补吗？让我们再找个时间……”我的意思是：我竟让他等了一天。

“这个无所谓，到时你拿到个‘B’，就是弥补，对吧？”

我傻在那里，他从我身边“嗒嗒嗒”地下楼去。谁都没见他这么轻快过。我真想骂。骂他卑鄙，骂他小人透顶。还想嚷：你暗算我好了！我这学期就算吃它一长溜“B”，下学期一样做这学校的学生！你就不一样了。你这份寒酸薪水，说不定就拿到头了！我知道除我之外的同学并不喜欢他。他的严苛、怪僻，他的法西斯式的激烈和偏执，让这三小时的课成了精神刑讯。谁都喘不过气，谁都像被鞭子打一样向前走得飞快。跟其他以取悦学生来维持合同续签的代课教师们相比，他不识时务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学终前，校方将发给学生一纸表格，让我们每个人鉴定教师的工作。谁都可以恣意褒贬，表格是无记名的。瞧着吧，学生们会回报他们从帕切克那儿得到的全部虐待。

这张表格终于发下来了，就在帕切克的课前。我感到教室里是一阵沉默的、咬牙切齿的狂欢。上课十分钟了，帕切克仍未露面，存心给我们时间回顾他给我们的痛苦似的。

黛米对我说：“我坚持不到学期结束了，所以我得杀了帕切克。他把我弄疯了，三年的书让我一学期吞下去！”

我说多学些也好啊。

“我凭什么要多学？”黛米说，“学得多或少、深或浅，我不在乎，我要学得开心！活着就为了开心，上学也是，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学，我不该开心吗？”她对我瞪着，要我评理似的。

此时我脑子里只有那个蹲在大黑板下，将一堆白发埋进密密麻麻备课笔记中的帕切克。此时我忘了他的种种恶劣。

“帕切克是个难得的教师……”我说。最难得的一点是他从不想逗你开心。

“哦，难得……”黛米笑了一下。它提醒了我，最初从帕切克班里退出的几个男生的笑，那是我始终不懂的。我对它警觉了，甚至预感到了它的不妙。

黛米说：“当然啦，你是帕切克的楷模学生！”她实际在说：他拿你当宝贝儿。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帕切克给我多少苦吃，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始至终，他给我的痛楚是你们所有人的总和。因为它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单纯是师生间的恩怨该多好……

“帕切克是我到美国来所认识的最博学最真挚的教师……”我不顾一切地说。不愉快已出现在我和黛米之间，但我不管。帕切克是个好老师，这是真理；我捍卫的，是这个真理。

“那你想和他一块出去吗？我是说——约会？”

“为什么不？！”

我们的敌意在迅速升级，到我说出“为什么不”时，她傻了。看我一阵，她说：“耶稣基督！”同时她放弃了对峙。我仍欲恋战，追紧她溃退下去的眼睛。

“怎么了？”我换了个口吻问。

她不说什么，为我难过似的看着我。

帕切克这时进来了，晚了整整半小时。他出现的一刹那我们就发现他脸上有伤，一条紫红横在他额上，一直延向腮部。大家都吓得乖了许多，那是唯一没人吃零食的一堂课。他也在一进教室就看见了我们每人小课案上的鉴定表，他很快畏惧地缩回目光。那是我们回击他最有效的武器，它到我们手虽已迟了些，但它毕竟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一旦被使用，便是决定性的。在这武器面前，他收起了一贯的逼人之势，一堂课都顺着我们的意；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朗读论文，他都给予同等热情的捧场。

太晚了，帕切克，太晚了。每个人的眼睛、微笑都在这样告诉他。你想现在让我们开心，来不及了。尽管我们从你这儿学到许多许多，但我们不领情。谁也不去理会他；每个人拿着那张鉴定表离开了教室。

我却在快出门时听见了他的招呼：“李芷！”不像跟我亲近时，叫我“芷”；也不像与我反目时，仅称我“李”。

我们之间隔着一间教室。这时我突然发现这教室有抽烟、酗酒、做爱、吸毒的痕迹，米色地毯实在是不干净。

“我不希望你得那个‘B’，真的。”帕切克说，“也许我们可以弥补。”你想拉拢一个是一个，你不想被学校赶走。

这张带伤的脸竟出奇地漂亮。我心酸地想：这离离即即、欲发又止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我不相信你的忧郁单纯来自穷困、疲劳，像我一样；你有更丰富的不幸。

我同意“弥补”。多拿一个“A”，我有什么不同意？我也有卑鄙。合宜的卑鄙，就是美国人常挂在嘴上的“Deal”，公平交易。弥补是他抽出一小时来给我的论文做个别辅导。实在可笑，我的论文早已在班里读完，改不改还要什么紧？但他仍认真地从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中找出对它的看法。他已真的激动起来，忘情起来，像他一贯讲课那样。这样，“Deal”中固有的卑鄙渐渐消逝了。

我渐渐也进入了角色，不再去观察他那间充满旧书、脏衣物、剩饭菜的居处。它的寒碜不亚于我的屋。我为我的一个论点辩护了句什么，他笑了，头稍侧，半走神地看着雄辩的我。再次出来了那种优美，让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我想，是什么在吸引我的同时又让我发惊？

一小时之后，他忽然停止了谈话。我从坑洼的沙发里站起，才注意到墙上挂了不少画。

“你也画画？”我问。

他说不，不是他画的。“你是个很不同的女人。”他说。我想说他也是绝对不同的：那么苦苦地在弄文学，总带有一种浪漫的热度和疯癫。我还想说我们或许颇相同：为一分天生的，并不明确要施予谁的感情度着生命。我当然没说这些，到此时我才承认自己的英文的确糟糕。

“芷。”他终于说。

我知道什么要发生了。我感觉着我东方女性的长头发，每根头发都有知觉。这回他并没碰它们，却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像孩子头次去触一件东西，触之前的紧张，触着时那一瞬的刺激和满足，统统被他的大而黑的眼睛表示了。他慢慢缩回手。再去看他时，他就那样苍白地、僵然地立着，也像个孩子，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送我下楼，走过门厅，他问柜台里的门房：“信来了吗？”门房看看他，看看我，毫无表情地递上一摞信。

“怎么又被拆了？！”帕切克的脸狠起来。

“对呀。”门房说。

“他怎么可以老拆我的信？！”

“对呀。”

“你不应该让他进来！”

“那是你们俩的私事，我们怎么好干涉？”

“他妈的他有什么权利拆我的信？！”

“对呀。”

我注意到帕切克用的是那个男性的“他”。出门后我问：“他是谁？”

“他是狗娘养的。”帕切克说。

放暑假前夕，学校出现了一种绿色广告。开始人们不理会，渐渐它贴得洗手间也是了。是个读书会广告。许多作家写一辈子，从来得不到出版机会，就在这类读书会上读自己的作品读一辈子。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听，连他们相互间也不听。但读书会仍存在下去，作家总需要一个地方，让他们的作品问世，哪怕是问世于一片虚无。绿广告印刷得很糙，一般电子计算机里印的，贴成这样翻天覆地，仍是引不起注视。假期要开始，学生们只认得招聘广告、房屋转租、机票转让广告。有天我等着打公用电话，听等在隔壁电话旁的两个女生挖苦绿色广告：这玩意儿也会减价！一般听众五块一张票，作家的朋友三块；做了作家的朋友就更便宜了！

瞥一眼，却瞥见帕切克这名字。

帕切克穿一身黑，白发被梳过、胶过。黑与白之间那张年轻的脸没多少生气，却有一抹高贵。我入场时，他就这样站在小舞台的灯光中，向四周环视致意。然后是老长一个静止。他捧着自己的作品，像站着死了。这是一个神圣的形象，我对自己说。渐渐地，人们意识到什么事发生了：一个声音。他虫鸣一样的朗读透过麦克风变得遥远、陌生，不再有物质属性。它成了感觉本身。我有个错觉，这声音只被我一人听到，被我感觉到；其他人，不去感觉，它便是听不到的。帕切克，帕切克。我一时想不起那个站在台上的形影就是帕切克。帕切克是种知觉的波长，通过你知觉的频道播送给了你。他的梦、呼吸、心率。

与帕切克的作品相比，我曾经出版的那三部东西叫什么！但我比他走运，几乎所有搞文学的人都会比他走运。因为没人像他那样拿文学当真，人们搞文学是为了开心，生命是为了开心。

帕切克的生命显然不是件开心的事。他合上稿子，悲伤地向听众笑了。人们早忘了他读了什么。给他鼓掌：谢谢上帝，总算完了。下台后，他看见我，意外地傻了。我们走到一起，我的手握在他阴凉的手心里。唯一的一次，他吻了我。他的嘴唇也是凉的，有一丝烟味，只有这烟味给了我雄性的提示。

“帕切克，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他垂下眼睛，在腼腆中幸福了半晌。然后他说：“我也喜欢。”

“那些感觉真是棒极了……”

“对，它们棒极了。”他说。

他明白我是有趣味欣赏他作品的；我明白他了解我的趣味。我想，这真好啊，就让我穷困、不幸吧，只要帕切克与我同在，让一堆丰富的感觉把痛苦变成享受。还为找不着薪水好些的工作烦吗？不了。帕切克没有一份好薪水，不照样感觉到他那高于一般生命的享受？我想把这些话告诉帕切克。像是一下子，我为自己苦不堪言的生活找到了出路。

一个人走到我们面前。帕切克迅速放开我的手，听众席昏暗，我看不清来者的模样。只知道他是个大个头男人，长发在脑后扎成个马尾。还感觉到，他不和善。

“你要干什么？”帕切克说。他已站起来。

那人异样地看看我，异样的一股怨愤被笑出来了。

帕切克开始往外走，压低声说：“你不要跟着我，我跟你结束了！”

那人仍那样笑，跟着他，并不说什么。

“离开我！听见没有？！”帕切克几乎吼起来。

会场已受到干扰，朗读停下来。有人敲几下桌子。

帕切克加快脚步往外走。不一会儿我听见走廊一阵闷响，赶出去，只见帕切克一人缩在那里。我叫他，他抬起头，鼻孔在汹涌地流血。帕切克的样子变得很可怕，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像人在瞑目前永诀的目光。

“你也走开！走开……”收回目光时他说。

我的伤心使我没有余力去猜疑整个事情的性质。

这天放假，我和黛米约了去咖啡店坐坐。从帕切克的课堂余生，我们两张脸都枯黄。沉默一会儿，她问：“你……没真的和帕切克去约会吧？”

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听她弯弯绕绕地告诫我帕切克是个什么人，我并没有当头挨一棒的感觉，甚至也没觉得有多少耻辱、追悔。黛米还讲到右耳的那只环，以及蹲椅子的来由。她尽量不让我受伤。我只是努力在想：还要不要再见帕切克？真的就没有与他相近相知的可能了吗……

“也有两性恋的人。阿娜伊丝·宁不就是吗？她和亨利，跟琼都有关系。”黛米说。

这算是安慰吗？我觉得一切都很滑稽。在人们眼里，世界就这么物质；是物质就有属性。同性、异性，这性、那性。你想把这些性都弄含混，从中间找出个感觉；你想只要那个感觉，不要“性”，那不行。人们就来提醒你，你爱错了。你的爱要没有属性，就错了。我心里一阵痛，不能再去见帕切克，因为人们认为我错了。帕切克也认为我错了，因此他一声招呼不打，就消失了，他的住处被搬得一空。他以突然的消逝来灭绝我们相处的可能性。他对自己的属性，最终还是忠贞的。

而我呢？在我孤苦的文学生涯中，就再没了帕切克的伴随。

他在校园里找到了我。他高大，梳着马尾辫。还跟帕切克一样苍白，一样地带一丝刺鼻的烟味。

“帕切克走了。”他说，“为了躲开我。”

也为了躲开我。还为了学校不再要他教书。他如愿以偿地被辞退了，学校说他教得恶劣透顶。学生们为没了他而祝福，送瘟神一样狂欢。只有我认识到他的质量，心里感动地想，帕切克教得多么好，把他的一部分生命感情移植到你身上，那部分生命感情包含他的知识。现在好了，他躲开一切让他从文学中走神的东西。现在他可以不分心地弄他的文学，让他尚未白透的头发白得更纯粹。

“你有他的电话吗？”

我看看他，摇摇头。

“帕切克很欣赏你。”

“我也很欣赏他。”

他还想说什么，我掉头飞快地走了，别拿你们那些乌七八糟的概念来总结我和帕切克。我们怀念的不是同一个帕切克。你会说，帕切克是为了你抛弃我的；为了你这个东方女人，他背叛了自己的同类……他是个追求奇异的人。

初雪降了。初雪消失了城市许多黑暗。我想起帕切克的一头银发，那感伤的银发是最初引我入胜的，我也是追求奇异的人。

再得到帕切克的消息是一年后了。他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在一座木屋里写作，周围是阔大无边的田园。他留了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好久，才有个人来接。是个男人，但不是帕切克。他让我稍等，他去叫帕切克，我听见电话那端“咔嗒”一响，是话机被搁在桌上，或者，书架上，帕切克的生活中就这几样东西。接着，我听见那男人拖长声音呼喊：“帕——切——克……”可以想象，那片田园多么阔大无比；帕切克单薄、秀气的形影渐渐近了，带着一丝烟味和低低的体温……

而我却挂断电话，泪哗地一下流下来。

失望竟这样巨大，向我压下。我一直对自己解释的那种无属性的爱，全都不作数了。

这时我才发现，帕切克永远离开我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浴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1-08712-2

Ⅰ. ①天…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4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插页

字数：150千字

定价：32.00元

The Sent-down Girl /
天浴

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

文秀坐在坡坡上，看跑下坡的老金。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跟着来到牧点上一看，帐篷只有一顶，她得跟老金搭伙住。场部人事先讲给文秀：对老金只管放心，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几十年前这一带兴打冤家，对头那一伙捉住了十八岁的老金，在他腿裆间来了一刀，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跟过老金放马的女知青前后有六七个，没哪个怀过老金的驹子。打冤家那一记劁干净了老金。

文秀仍是仇恨老金。不是老金拣上她，她就伙着几百知青留在奶粉加工厂了。她问过老金为啥抬举她来放马，老金说：“你脸长。”

文秀不是丑人，在成都中学就不是。矮瘦一点，身体像个黄蜂，两手往她腰部一卡，她就两截了，上马下马，老金就张着两手赶上来，说：“来喽！”一手托文秀屁股，一手掀她胳肢窝，把她抱起。文秀觉出老金两只手真心想去做什么。到马场没多久，几个人在她身上摸过，都是学上马下马的时候。过后文秀自己也悄悄摸一下，好像自己这一来，东西便还了原。场部放露天电影，放映完，发电机一停，不下十个女知青欢叫：“老子日你先人！”那都是被摸了的。几千支手电筒这时一同捺亮，光柱子捅在黑天空里，如同乱竖的干戈。那是男人们得逞了。

跟老金出牧，就没得电影看了。要看就得搂紧老金的腰，同骑一匹马跑二三十里。文秀最不要搂老金的腰，没得电影就没得电影。

坡下是条小浅河，老金把牛皮口袋捺紧在河底，才汲得起水。文秀天天叫身上痒，老金说总有法子给她个澡洗洗。她听见老金边汲水边唱歌，知道是专唱给她听的。老金歌唱得一流，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歌有时像马哭，有时像羊笑，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里，一骨碌顺坡坡滚下去。她觉得老金是唱他自己的心事和梦。

老金唱着已跑得很跟前了，已嗅得到他一身马气。

老金对她笑笑。他胡子都荒完了，有空他会坐在那里摸着拔着。

她睁开一只眼看他：“哎老金，咋不唱了？”

老金说：“不唱了，要做活路。”

“唱得好要得！”她说。是真话。有时她恨起来：恨跟老金同放马，同住一个帐篷，她就巴望老金死、歌别死。实在不死，她就走；老金别跟她走，光歌跟她走。

“不唱喽。”老金又腼腆地笑了。

文秀讨厌他当门那颗金牙，好好一个笑给它坏了事。不是它老金也不那么凶神恶煞。

老金叫金什么什么，四个字。要有一伙藏人在跟前，你把这名字唤一声，总有十个转头应你。文秀不记它，老金老金，大家方便。老金有四十岁，看着不止。藏族不记生日，搞不好只有三十岁，也搞不好有五十了。老金不像这场子里其他老职工都置几件财产——老金手表也没有，钢笔也没有，家当就是一颗金牙，还是他妈死时留下的。她叫老金一定把它敲下来，一死就敲，别给天葬师敲了去。老金找刀匠镶金牙。刀匠什么都能往刀上镶，也就按镶刀的法子把牙给镶上了。

盛水的牛皮口袋套在马背上，老金轻轻拍着马屁股蛋，马把水驮上了坡。马吃圆的肚子歪到左边又歪到右边，老金跟着步子，两个粗壮的肩头也一下斜这边，一下斜那边。不听老金的故事，哪里也看不出老金比别的男人少什么。尤其老金甩绳子套马的时候，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马再拉直腿跑，好了得。没见这方圆几百里的马场哪个男人有这么凶的一手。

老金把两大口袋水倒进才挖的长形坑里。坑浅了点，不然能埋口棺材。坑里垫了黑塑料布，是装马料豆的口袋拆成的。

文秀人朝坡下坐着，头转向老金，看一阵问：“做啥子嘛？”

老金说：“看嘛。”

他一扯衬衫，背上的那块浸了汗，再给太阳烘干，如同一张贴死的膏药，揭得“咝啦”一声，青烟也冒起了。口袋水倒干，池子里水涨上来。有大半池子。

文秀头也转酸了地看，又问：“做啥子嘛？”

老金说：“莫急嘛。”这是低低的吼。每回上下马，文秀不想老金抱，老金就微露金牙对她这样一吼。它含有与老金庞大的身躯、宽阔的草原脸彻底不对路的娇嗔，还有种牲畜般的温存。

文秀向坡下的马群望着。老金在她近旁坐下，掏出烟叶子，搓了一杆肥大的烟卷，叼到嘴上，一遍一遍点它。文秀听火柴划动，火柴断了。她眯眯眼“活该”地看老金笑。十来根火柴才点着那土炮一样斜出来的烟卷。大太阳里看不见烟头上的火，也看不见什么烟，只见一丝丝影子缭绕在老金脸上。再就是烟臭。随着烟被烧短下去，臭浓上来。

那口池子也升起烟。烟里头，透明的空气变得弯弯曲曲。太阳给黑塑胶吸到水里，水便热了。都不到老金一杆烟工夫。

文秀摸摸水，叫起来：“烫了！”

“洗得了。”老金说。

“你呢？”

老金说：“洗得了。过会就烫得要不得了。”

老金是不洗的。文秀给老金一抱，就晓得这是个从来不洗的人。

“我要脱了哟。”文秀说。

老金说：“脱嘛。”说着把眼瞪着她。

文秀指指山下的马群：“你去打马，那几匹闹麻了。”

老金有点委屈，慢慢地转脸：“我不看你。”

文秀往地下一蹲：“那我不洗了。”

老金不动。她不舍得不洗，她顶喜欢洗。头一个晚上，她舀一小盆水，搁在自己铺前，吹熄了灯，刚解下裤子，就听老金那头的铺草嗦嗦一阵急响。

她骑着那盆水蹲下，小心用毛巾蘸水，尽量不发出声响。老金那边却死静下来，她感到老金耳朵眼里的毛都竖着。

“洗呀？”老金终于说，以一种很体己的声调。

她没理他，索性放开手脚，水声如一伙鸭子下塘。

老金自己解围说：“嘿嘿，你们成都来的女娃儿，不洗过不得。” 她是从那一刻开始了对老金的仇恨。第二天她摔摔打打在自己铺边上围了块帆布。

老金背对文秀，仰头看天，说：“云要移过来喽。”

文秀衣服脱得差不多了，说：“你不准转脸啊。”

说着她跨进池子，先让热水激得咝咝直吸气，跟着就舒服地傻笑起来。她跪在池子里，用巴掌大的毛巾往身上掬水。

老金硬是没动，没转脸。他坐的位置低，转脸也不能把文秀看全。文秀还是不放松地盯着他后脑勺，一面开始往身上搓香皂。她在抓香皂之前把手甩干：手上水太多香皂要化掉。是妈教她的。文秀爸是个裁缝，会省顾客的布料，妈嫁给他就没买过布料。

“老金，又唱嘛！”文秀洗得心情好了。

“云遮过来喽。”

老金颈子跟着云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拐，很在理地就拐到了文秀这边。他看见她白粉的肩膀上搁着一颗焦黑的小脸。在池里的白身子晃晃着，如同投在水里被水摇乱的白月亮。

文秀尖叫一声：“狗日的老金！”同时将洗污的水“哗”地一把朝老金泼去。老金忙把脸转回，身子坐规矩，抹下帽子揩脸上的水。

“眼要烂！”文秀骂道。

“没看到。”

隔一会儿，文秀打算穿了。坡底下跑来两个赶牦牛去屠宰场的男人，都跟老金熟，便叫起来：“老金！老金！蹲在那里做啥子？”

老金大声吼：“不准过来！”

两个男人说：“老金蹲着在尿尿吧？”说着把胯下坐着的牦牛拨个弯子，朝这边上来了。

“不准过来！”他回头凶狠地对文秀说：“穿快当些！”

男人们这时已经发现了抱紧身子蹲在那里的文秀，却仍装着冲老金来。“老金，别个说你蹲着屙尿，跟婆娘一样，今天给我们撞到了……”

老金一把扯过地上的步枪，枪口对两人比着。两人还试着往前，枪就响了。其中一头牦牛腾起空来，掉头往坡下跑，身子朝一侧偏斜，它给打秃一只犄角，平衡和方向感都失了。

给牛甩在地上的那位叫起来：“敢打枪哟——龟儿老金！”

老金朝枪头上啐一口唾沫，撩起衣襟擦着硝烟的熏染，不吱声，没一点表情，就跟他什么也没干过一样。然后他往枪肚里填了另一颗子弹，对那个还愣着不知前进后退的家伙说：“又来嘛。”

那人忙调转牦牛的头。在牛背上他喊：“老金，你龟儿等着。”

“等着——老子锤子都莫得，怕你个球！”老金大声说，两手用力拍着自己裆部，拍得结实，“噼里啪啦”，裤子上灰尘被拍起一大阵。

文秀笑起来。她觉得老金的无畏是真的——没了那致命的东西，也就没人能致他命了。

到十月这天晚上，文秀跟老金放马整整半年。就是说她毕业了，可以领一个女知青牧马小组去出牧了。她一早醒来，头拱出自己的小营帐问老金：“你说他们今天会不会来接我回场部？”

老金刚进帐篷，臂弯上抱了一堆柴，上面滚一层白霜。

“嗯？”老金说。

“六个月了嘛。说好六个月我就能回场部的！今天刚好一百八十天——我数到过的！”

老金手腕一松，柴都到了地上。他穿一件自己改过的军用皮大衣，两个袖筒给剪掉了，猿人般的长臂打肩处露出来，同时显得灵巧和笨拙。他看着文秀。

“要走哇？”

“要走？”文秀说：“该到我走了喽！”说着她快活地一扭尖溜溜的下巴颏子，头缩进帆布帘。

她开始翻衣服包袱，从两套一模一样的旧套衫里挑出一套，对光看看，看它有多少被火星溅出的眼眼。不行，又去看那一件，也不好多少。叹口气，还是穿上了。系上纱巾，再好好梳个头，不会太邋遢。她走出来，老金已把茶锅里的奶茶烧响了。

文秀打招呼道：“吃了没有？”

“在煮。”老金指一指火上。

他看着收拾打扮过的她，眼跟着她走，手一下一下撅断柴枝。她这时将一块碎成三角形的镜子递到他手上，他忙站起身，替她举着。不用她说，他就跟着她心思将镜子升高降低。

文秀这样子在领口打着纱巾，梳着五股辫子等了一个礼拜，场部该来接她那人始终没来。第八天，老金说：“要往别处走走了，大雨把小河给改了，马莫得水喝，人也莫得水喝。”

文秀马上尖声闹起来：“又搬、又搬！场部派人来接我，更找不到了！”她瞪着老金，小圆眼睛鼓起两大泡泪。那意思好像在说：场部人都死绝了，等七天也等不来个人毛，都是你老金的错！

接下去的日子，老金不再提搬迁的事。他每天把马赶远些，去找不太旱的草场。文秀不再跟着出牧，天天等在帐篷门口。一天，她等到一个人。那是个用马车驮货到各个牧点去卖的供销员。他告诉文秀：从半年前，军马场的知青就开始迁返回城了。先走的是家里有靠山的，后走的是在场部人缘好的。女知青走得差不多了，女知青个个都有个好人缘在场部。

文秀听得嘴张在那里。

“你咋个不走？”供销员揭短似的问道，“都走喽，急了老子也不干了，也打回成都喽！”他两个膝盖顶住文秀两个膝盖。

文秀朝他眨巴眨巴眼。供销员显然是个转业军人，一副逛过天下的眼神。这场子里的好交椅都给转业军人坐去了。

“像你这样的，”供销员说，“在场部打些门路不要太容易哟！”他笑着不讲下去了，然后嘴唇就上了文秀的脸、颈子、胸口。供销员在文秀身上揉呀揉，褥单下的铺草也给揉烂了。文秀要回成都，娘老子帮不上她，只有靠她自己打门路。供销员是她要走的头一个门路。

天傍黑老金回来，进帐篷便听到帆布帘里面的草响。帆布下，老金能看见两只底朝天的男人鞋。老金不知他自己以完全不变的姿势已站了一个多小时，直站到帐篷里外全黑透。

供销员趿着鞋走出来，没看见老金，径直朝亮着月光的帐篷门口走去。套着货车的牛醒了盹，供销员爬上车，打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路唱地走了。

文秀铺上一丝人声也没有。她还活着，只是死了一样躺着，在黑暗中迟钝地转动眼珠。“老金，老金是你吧？”

老金“嗯”了一声，踏动几步，表示他一切如常。

“老金，有水莫得？”

老金找来一口奶茶。文秀头从帆布帘下伸出，月光刚好照上去，老金一看，那头脸都被汗湿完了，像只刚娩出的羊羔。她嘴凑过来，老金上前扶一把，将她头托住。她轻微皱起眉，头要摆脱老金的掌心。

“莫得水呀？”她带点谴责腔调。

老金又“嗯”一声，快步走出帐篷。他找过自己的马一跨上去，脚发狠一磕。

他在十里之外找到一条小河，是他给文秀汲水洗澡的那条。他将两只扁圆的军用水壶灌得不能再满。回到帐篷，月亮早就高了。文秀还在帆布帘那边。

“快喝！水来喽！”老金几乎是快活地吆喝。

他将一只水壶递给文秀。很快，听见水“唿吐吐，唿吐吐”地被倒进了小盆。之后文秀又伸出手来要第二壶。

老金说：“打来给你喝的。”

她不言语，伸手将壶带子拉住，拖进帘内。水声又听得见了，她又在洗。她不洗过不得，尤其今天。一会儿，她披衣出来，端了那小盆水，走出帐篷，走得很远，把水泼出去。

老金觉得她走路的样子不好看了。

“老金，”她递过一只水壶，“还有点水，你喝不喝？”

老金说：“你喝。”

她一句也不多谦让，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个苹果，将壶嘴仔细对准它。水流得细，她一只手均匀地转动苹果，搓洗它。她抬起眼，发现老金看着她。她笑一下。她开始“咔嚓咔嚓”啃那只苹果。它是供销员给她的。她双手捧着它啃，其实大可不必用双手，它很小。

文秀从此不再跟老金出牧。每天老金回来，总看见帆布帘下有双男人的大鞋。有次一只鞋被甩在了帘子外，险些就到帐篷中央的火塘边了。老金掂起火钳子，夹住那鞋，丢在火里面。鞋面的皮革被烧得吱溜溜的，立刻泌出星点的油珠子。然后它扭动着，冒上来黏稠的烟子，渐渐发了灰白。一帐篷都是它的瘟臭。老金认识这鞋，场里能穿这鞋烧包的没几个。场党委有一位，人事处有两位。就这些了。

前些天文秀对老金说：“这些来找我的人都是关紧的哟。”

老金问：“好关紧？”

“关紧得很。都是批文件的。回成都莫得几个关紧的人给你盖章子，批文件，门儿都莫得！”她看着老金，眼神却不知在哪里。她语气是很掏心腑的，那样子像老金闷慌了，去跟牲口们推心置腹说一番似的。

老金便也像懂事却不懂人语的牲口一样茫茫然地看着她。由于多日不出牧，她那被暴日烈火烤出的脸壳在褪去；壳的龟裂缝隙里，露出粉嫩的皮肉。她一面讲话，一面用手指甲飞快地在脸上抠着。尖细的指甲渐渐剥出一个豁口。顺豁口剥下去，便出来野蚕豆花一样大小的新肉。

“我太晚了——那些女知青几年前就这样在场部打开门路，现在她们在成都工作都找到了。想想嘛，一个女娃儿，莫得钱，莫得势，还不就剩这点老本？”她说着，两只眼皮往上一撩，天经地义得很。她还告诉他：睡这个不睡那个是不行的；那些没睡上的就会堵门路。

老金点点头，一面在大腿上搓出更壮的一杵烟来。文秀什么话都跟他讲。她说那些睡过她的男人都是她的便通门道了。她对他讲不是因为特别在意他的看法。相反，是因为他不会有看法。牲口会有什么看法？

这时帆布帘呼啦啦一阵子响。男人在找他的第二只鞋，嘴里左一个“狗日”，右一个“狗日”。老金脊背对着帘子，坐着，吸他的烟卷，使劲吸，肺都吸扁了。

那人就是不肯钻出来，不肯让老金就着马灯的黄光把他百分之百地认清。他在场部是个太关紧的人物，忙得很，连句客套话都不给文秀，上来就办正事。来都是瞎着灯火，他从来没看清过文秀长什么样。

文秀被他支出来对付老金。

“老金，有莫得看到一只鞋？”文秀问。

“哪个的？”老金问。

“你管是哪个的！看到莫得嘛！”文秀高起声，走到他对过。她头发从脸两边挂下来，身上裹一件大衣，上面露块胸，下面露一截腿杆。火塘的火光跳到她脸上，她瘦得两只眼塌出两个大洞。

“问你！”她又求又逼地再高一声。

老金只管吸烟，胸膛给鼓满又吸扁，像扯风箱。

“牲口啊？咋个不懂人话来你？！”文秀忽地一下蹲到他面前，大衣下摆被架空，能露不能露的都露出来。似乎在牲口面前，人没什么不能露的，人的廉耻是多余。

老金听着那位关紧人物赤一只脚从他背后溜走。

文秀仍披着大衣，光着腿杆子在帐篷里团团转。她摇摇这只水壶，空的；那只，还是空的。他们在这涸了水的地方已驻扎一个多月，每天靠老金从十里外汲回两壶水。从这天起，水断了。

如此断了五天水。喝，有奶，还有酥油茶。来找文秀的男人不再是每天一个，有时是俩，或是仨。老金夜里听见一个才走，下一个就跟着进来，门路摸得熟透。老金在门口搁了干刺藜，巴望能锥出某人一身眼子，而他们都轻巧地绕开了它。最要紧的是，在上文秀铺之前，他们的鞋都好好地藏起了。

清早，文秀差不多只剩一口气了。她一夜没睡，弄不清一个接一个摸黑进来的男人是谁。最后一个总算走了，她爬起来。老金在自己铺上看她撕开步子移到他铺边上，对他叫道：“老金，几天莫得一滴点儿水！”

老金见她两眼红艳艳的，眼珠上是血团网。他还嗅到她身上一股不可思议的气味。如此的断水使她没了最后的尊严和理性。

老金慢慢地开始穿衣，喉咙里发出咕哝。一条结满汗茧，又吸满尘土的裤子变得很硬，大致是它自己站在铺边上。他将它拖过来，开始穿。不知是他穿它，还是它穿他。

文秀踱步到熄了的火塘边，眼瞅着那截烧得拧起的皮鞋底，不明白它是什么。她对老金扯直嗓门叫：“搞啥子名堂——穿那么慢？！”

老金忽地停了动作。

文秀像意识到什么不妙，把更难听一句吆喝衔在嘴里，瞪着他。

老金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在卖，晓得不？”

文秀还瞪着他。过一会儿她眼睛狐骚地一眯：“说啥子喽？”

“你是个卖货。”他又说。

“那也没你份。”她说。

立冬那天，文秀在医院里躺着。她刚打掉胎，赤着的腿下铺着两寸厚的马粪纸，搪血用的。老金一直守在病房外面，等人招呼他进去。却没有一个招呼他进去。护士们公然叫文秀“破鞋”，“怀野娃娃的”。正如住外科病房的那个男知青，人都公然叫他“张三趾”。说是他一次枪走火打没了三根脚指头。张三趾伤好之后就要回成都了，因此他把家当都换成了冬虫夏草，回成都那都是钱，带起来也轻便。所有人都明白，他存心往脚下开枪的，把自己制成个残废，马也骑不得了，只有回成都。

老金守到第三天，张三趾走过来，坐到同一条板凳上。他递给老金一根纸烟，就进了文秀病房。

半根烟下去，老金才觉出不对。他忽地站起身，去推那病房门。门却从里头锁了。老金扯开腿，将自己镶铜头的靴子照门上甩去。他“畜牲畜牲”的咆哮引得全体护士都跑来了。很快地，各病房的床全空了，连下肢截瘫的都推着轮椅挤在走廊朝文秀门口望。

老金被几个护士掐住，嘴里仍在“畜牲畜牲”，只是一声比一声嘶哑。

张三趾出来了，人给他闪开道。他一甩油腻的头发，俨然是个颇帅的二流子。他对人群说：“干啥子？干啥子？要进去把队排好嘛！”他指指文秀的房门，然后又指老金：“老金排头一个，我证明。” 老金抬起那铜头靴子朝张三趾仅剩两趾的那只脚跺去。张三趾发出一声马嘶。

护士们吆人群散开，同时相互间大声讨论：“弄头公驴子来，她恐怕也要！”

“血都淌完了，还在勾引男人上她床！”

老金静静坐回那板凳。

半夜，起了风雪。老金给冻醒，见文秀房门开着，她床上却空了。他等了一会儿，她没回。老金找到外面，慌得人都冷了。他在公路边找到她，她倒在地上，雪糊了她一头白。她说她想去找口水来，她实在想水，她要好生洗一洗。

老金将她抱起来，贴着身子抱的。她脸肿得透明，却还是好看。那黄蜂一样的小身体小得可怜了，在老金两只大巴掌中瑟瑟发抖。老金抱着文秀，在风雪里站了一会儿。他不将她抱回病房，而是朝马厩走。那里拴着他的马。风急时，他便把脊梁对风，倒着走。文秀渐渐合上眼，不一会儿，她感到什么东西很暖地落在她脸上。她吃惊极了，她从没想到他会有泪，会为她落。

第二天天放晴。场子上的草都衰成白色。柞树也被剥尽了叶子，繁密的枝子上挂着晶亮的冰凌。

老金坐在柞树下，看着文秀在不远处摆弄枪。她已对他宣布，她今天要实现自己的计划。那是从张三趾那儿学来的。老金看她将那杆枪的准星儿抵在右眼边，枪嘴子对准自己的脚。老金烟卷叼在嘴上，已熄了。他等枪响。

文秀尚未痊愈的身影又细又小，辫子散了一根。不知怎的，她回头看着他。

他不言语，没表情，唇间土炮一样斜出的那杵熄灭的烟卷也一动不动。

他见她笑一下，把枪摆在地上。

“我怕打不准。”她说，“自己打自己好难——舍不得打自己！”她嗓音是散的。

他表示同意地点一下头。

她又笑一下，把枪口抵住脚，下巴翘起，眼睛闭上：“这样好些——哎，我一倒你就送我到医院，噢？”

老金说：“要得。”

“我要开枪了——哎，你要证明我是枪走火打到自己的，噢？”

老金又说：“要得嘛。”

她脸跟雪一样白，嘴唇都咬成蓝的了，枪还没响。她再次对老金说：“老金，你把脸转过去，不要看我嘛！”

老金一把拉下帽子，脸扣在里头了。帽子外头静得出奇，他撩起帽子一看，她在雪地上坐成一小团，枪在一步之外躺着。

她满脸是泪，对老金说：“老金，求求你，帮我一下吧。我就是舍不得打自己……”

“老金，求求你……你行个好，我就能回成都了。冬天要来了，我最怕这里的冬天。他们一个都不帮我，你帮我嘛。只有你能帮我了……”她忽然扑过来，抱住老金，嘴贴在他充满几十年旱烟苦味的嘴上。

老金将自己从她手臂中松了绑，去拾那杆步枪，她得救似的，信赖地，几乎是深情脉脉地看着他。

老金端枪退后几步，再退后几步。

文秀站直，正面迎着枪口。

忽然地，她请老金等等，她去编结那根散掉的辫子。她眼一直看着老金，像在照相。她淡然地再次笑了。

他顿时明白了。从她的举动和神色中，他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他突然明白了她要他做什么。

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枪口渐渐抬起。她一动不动，完全像在照相。

枪响了。文秀飘飘地倒下去，嘴里是一声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老金在搁下枪的同时，心里清楚得很，他绝不用补第二枪。

太阳到天当中时，老金将文秀净白净白的身子放进那长方的浅池。里面是雪水，他把它先烧化，烧温热，热到她最感舒适的程度。

她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

老金此时也脱净了衣服。他仔细看一眼不齐全的自己，又看看安静的文秀。他把枪口倒过来，顶着自己的胸，枪栓上有根绳，拴着块石头。他脚一踹那石头，它滚下坡去，血滚热地涌出他的胸。

他爬两步，便也没进那池子。他抱起文秀。要不了多久风雪就把他们埋干净了。

老金感到自己是齐全的。

The Impersonator /
扮演者

找上门来时，钱克正和女朋友谈散伙。他光着脚丫，蓬乱着头；女朋友也光着脚丫，蓬乱着头。来人看看他俩的样，一清二楚他俩刚做过什么。被窝团得有姿有态，像人；他俩没了精神，窝在那儿像被子。

来的是舞剧团的编导，姓沈，耳朵上总贴满小胶布块儿，每块里面都是一根针，每一根针都治一个病。沈编导以为人们在她背后也叫她沈编导，不知道她一转背人全叫她“后勤部”，意思指她那个天真活泼的大臀。

“有件重要的事跟小钱单独谈。”沈编导对钱克女朋友说。

钱克脸更灰了，明白她要谈什么。让他弄得连打三胎的菜场女售货员肯定找到剧团门上来了，不然就是她丈夫找来了。

等女朋友一退出去，沈编导马上眉开眼笑。钱克糊涂起来，气氛里没有算总账的意思。

“《娄山关》里缺一个重要角色。”她说，一脸细皱纹鱼一样游动。

《娄山关》是沈编导新编的一个现代舞剧，里面有一段领袖独舞。近两年电影里不少过世的伟人再世，但让领袖舞动起来，是个绝对创举。剧团的人议论：“后勤部这下子非打红不可！”

“这个重要角色就给你！”沈编导说。

钱克正在那儿无聊地蠕动，听到此猛一惊，险些闪了脊梁。钱克二十九岁，早年学舞蹈没能兼顾学文化，因此他出落成一个不完全的文盲。他的文盲素质使他沉静，不爱加入是非，不争夺角色，有种原始的高贵。他甚至是有诗意的：对某件东西空瞪一会儿眼，再沉醉至极、心乱至极地叹口气。有次去拉萨演出，他很长时间地看着天空，叹出诗来：“啊，蓝蓝的天空一丝不挂！”

钱克拿他晴空一样透明的眼睛看着沈编导：“给我重要角色？”

“对，你。”沈编导笑得像个妇女主任。

“我……我一年多没咋练功，一身肉，重了二十多斤。”

“重才好。”沈编导说，隐喻无限的。

钱克是唯一不晓得她那创举的人。他对剧团正进行的活动一向是超脱的。他跟沈编导这样的剧团首脑几乎没有往来；不像其余的人，生杀大权给这女人掌握着，当她面认她做皇母娘娘，背地又屈得慌，一口一个“后勤部”地复仇。钱克从不像这些人，对沈编导把脸翻袜子一样翻，他一向对舞蹈和做人方面的进取抱浑然超然态度。抑或他根本没有态度。对沈编导的全部印象就是她有个尖下巴、大眼睛的十四岁女儿，怀抱一只尖下巴、大眼睛的白猫。

沈编导已搜寻出一面镜子，此时正用巴掌抹去浮灰。忽地一下，她像推出电影大特写一样把镜子推到钱克眼前。

“你看你长得像谁？”沈编导说。

钱克认为自己长得像爸，那个在自行车行蹲着转车轱辘至少三辈子的爸。还有一点像舅舅，教了至少五辈子小学二年级的舅舅。钱克的脸因发胖而线条丰厚，连鼻子也壮实不少。过去没人觉得他有副大个子，自他胖起来人们蓦然间意识到他的存活是颇占地方的。他发胖是因为一年前派他去拉幕，不必练功的缘故。

“没看出来？”沈编导作恼又作嗔地笑，将他一垛草般的头发往后一捋，露出庞大一个额头和已经开始大撤退的发际，“再好生看一下！”

“呵呵。”他憨厚地笑了。菜场女售货员向他要钱打胎，他就这样笑。“呵呵呵。”他笑着点头，躲开镜子，表示看出他相貌中的伟大潜在。这个相似让他汗毛直竖。

“像吧，嗯？”

“呵呵。”

沈编导把镜子挂回脸盆架上方的钉子上，但她前脚松手镜子后脚就“啪嗒”掉地上八瓣子。地上是一堆结满蜘蛛网的舞鞋，墙角有个小煤油炉，上面的锅和炉身都裹一层黑丝绒般的油垢，锅沿拖出一根长一根短的面条来。钱克在食堂赊账太多，三个月工资都不够还，他这礼拜起不吃食堂了，自己在小锅小灶上下面条。沈编导觉得钱克在这环境里像荒庙里一尊半塌的菩萨，人人都在新楼里占了房，钱克竟给遗忘了。

沈编导告辞后，女朋友拿钥匙开门就进来了。钱克正在对沈编导留下的一本共产党党史、一本舞剧大纲出神。大纲封面上印着毛泽东的狂草《娄山关》，这一段词钱克一个字也看不懂。

女朋友说：“我都听到了！”

钱克说：“你回来干啥子？”

“我都听到了——叫你演毛主席！”女朋友也把他前额的头发捋干净，庄严地瞪着他，就像前些年的人瞪着那些巨大的石膏像、铜像、大理石像。女朋友说：“你龟儿要出名了！”

他指着下巴：“这里还要加上那个疣子。”

女朋友手舞足蹈：“西风烈，长空雁叫……”

他问：“啥子？”

“娄山关啊！红军在娄山关打了一仗，打惨了！你不晓得？红军差点全军覆没！沈编导讲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你刚才说的啥子？啥子西风？”

女朋友指着舞蹈大纲：“你完了。毛主席诗《娄山关》都不晓得！沈编导讲的，娄山关一战，毛主席心情很不好，才写了这首诗！”

“哦。”钱克大致记得这舞剧最初讲给大家时，他正在跟菜场女售货员为打胎的钱恼火、发愁、讨价还价。那时他心情也很不好，把幕都拉错乱了：应该先关大幕，后拉软景；他弄反了：大幕没关，软景的大松树先给他吊上去，观众眼睁睁看大松树连根拔起。过后每个人都跑来骂他，女朋友听不过去，干脆住进他房里臭骂他三天三夜。连跟他睡觉都骂。骂完了她就和他仔细地谈起散伙。

“我就不信后勤部学过这么厚一本共产党党史。”钱克说。

“不管她。反正你龟儿要出名了。”女朋友说。

一天，沈编导把全部人马集合到排练厅。沈编导穿一件海蓝无袖连衣裙，头发吹成对称的十二朵大波，自两个太阳穴一朵朵排下去。

她对人们很有故事地笑一下，说：“注意啦——”

从侧门走进一个人。那人颇魁伟，一身洁净的灰布军服，脚上是只麻窝草鞋。他背上那个竹斗笠伸出一根篾签，戳在他耳朵上，他不能轻易动头。他一路走过来，沈编导就一路退下去，他最终取代了她的位置。

沈编导忽然拍起巴掌来。

队列里有几个男演员说：“钱克！钱克！”

沈编导笑了，说：“我不用宣布这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了吧？用舞蹈形象来表现领袖，从来没人尝试过！敢吗？谁敢！”她锋利的眼神从人头上一刮而过，双手骂街似的叉在腰上。

钱克不知该怎样招呼大家的审视，索性把脸仰起，目光从窗子上一个破洞伸出去。那抽象的目光使钱克有了双古典雕像上的无眼珠的眼睛。他头发事先让沈编导塑制过，抹了鸡蛋清之后它很有可塑性。蛋清违反了头发天然的走向，勾销了他先天的懒散、轻浮。他看上去的确像毛泽东长征时摄的那张忧郁、憔悴、充满忧患感的相片。

“嘿，钱克，少个疣子，少个疣子！下巴上、下巴上……”有人叫道。

大家便开始评头论足，笑得哗啦哗啦的。

“钱克，对嘛，长好长丑不打紧，要长得对……”

“钱克肉没长对！长一身伙夫肉，咋要得？要长将军肉……”

钱克目光并不收回，喷出一蓬唾沫星子说：“锤！”[1]

几名男演员回他：“锤！”

沈编导心一抖；这样“锤”来“锤”去，到登舞台那天还是个叫钱克的二百五，她的创举不仅成不了创举，还有政治官司要吃。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想搞出的这一记轰动，是身家性命的赌注——不是大成功，就是大毁灭。已有剧团领导反对她，说让领袖在舞台上“劈叉大跳”太不成话，说沈编导太想哗众取宠。再看看眼前这个钱克，根本无法让人对他生出半点尊重。即便他下苦功学出几套领袖招式，内里还是这么个半人半仙的二流子。他脚上的草鞋——这一会儿就给他踩塌了帮子，舒舒服服趿成拖鞋。他忘了刚才走进来时的仪态，歪脖树似的斜插在那里，手指头轮流去鼻孔里挖。沈编导想，一定得让钱克脱胎换骨。这个舞剧不成丰碑，就一定是滑稽杂耍。

从事情宣布后，钱克就不跟大家过一个日子了。沈编导把他隔离到楼顶上一个房间，原先是间小排练室，共三十平方。房间一头安了张小床，一张小桌两把太师竹椅。小桌上放一盏三十年代的乡村油灯，灯下是书、纸、笔。墙上挂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娄山关”三个字被浓重打了圈圈。对过墙上是块银幕，供钱克自己放映毛泽东的生活纪实电影。沈编导不许钱克见任何人，不然他闭门修养的“伟人”气质会在他和别人胡打浑闹的头一秒钟给毁完。钱克对着镜子做各种高瞻远瞩的表情，心里默念：“我不是钱克，我不是钱克。”渐渐地，他一点也不觉得“不是钱克”这念头别扭了。第三十天的早晨，他从床上起来，走到镜子前，身上“刷”地一阵麻酥。他发现镜子里的人非常陌生，那眼神的沉重，那举止的不可一世，绝不属于钱克。这一刻他披一件旧军大衣，下摆扫来扫去像个大氅；手指间夹一截香烟，往唇间送时，那微微凝结的眉心透出一抹儿轻蔑。惟妙惟肖。他已不记得钱克是怎样走路；现在他走的步伐，叫作“龙行虎步”。最初几天沈编导帮他总结这步伐的特征，并编出三种节奏，以操令喊着他练。昨天他仍需要自己给自己喊操令，而这一会儿他走得如此自然，如同精灵附体。钱克纳闷这个脱胎换骨竟在一夜间完成了。

除此之外，他读书，写字，练书法。共产党党史总算读完，一本字典从方的给他翻成了圆的，并且每一页都飞张起，合不住了。他每天还写一百遍《娄山关》，现在只要他一碰那支毛笔，不必他手动，笔自己就认得往哪儿走，一走就是一整篇《娄山关》。他将写得满意的贴上墙，墙贴没了，就贴上天花板，无休无止，天地一色的《娄山关》。他的书法也见长进，虽然丑恶，但丑得不卑琐不零碎，丑得气吞山河。他感觉自己跟钱克越来越远，除了夜里还做钱克那些没出息的梦。

偶尔，他听钱克这名字被人唤时，会一阵子神志飘忽；飘忽之后，他还会迟疑。他不情愿认领这个“钱克”了。

食堂的王师傅和小朱司务长仍是钱克长钱克短；他迟疑，他俩就拎着刷锅把子撵他：“钱克你装不认得我？你五个月不交伙食费你就不认得老子了？”他总在所有人吃完饭之后才进食堂，独坐在狼藉的餐桌上吃剩菜。沈编导禁止他跟大家一块吃饭，一块练功，尤其禁止他进公共澡堂。澡堂是最没有神秘的地方，沈编导想以隔离来营造大人物特有的距离感与神秘感。

他于是决定不去食堂吃饭。食堂很破坏他的情绪。他对沈编导说应该吃炒米、炒面，或者红米粥、荞麦粑粑。沈编导一拍脑袋，说：“对了，毛主席当时就吃这些……”她当天中午让女儿把饭给送来了：一个粗瓷大碗，两块荞麦粑粑，漆黑烂炭，上面堆着鲜红的腌辣椒。毛泽东当年往往只吃一块粑，把另一块省给警卫员或马夫吃。他便也只吃一块，瞪着第二块心思像翻烧饼：吃，还是不吃？

沈编导的女儿叫小蓉。小蓉从没把他当个人，来了把碗往门台阶上一垛。他听见这声垛就来端碗，对她笑笑。小蓉从不回他笑，眉心一蹙，大眼睛便死一样垂下。他不甘心，伸手去拍她头；她不必看，头便十分准确地躲过了他的手。然后她转过身，脊梁朝他，一会儿仰头看天上的鸽子，一会儿低头看马路上跑的车。她趴在走廊栏杆上，脊椎骨像一串珠子。有时他从她脊梁上看见她在笑，安静的、梦一样的笑。

然而这个第三十天的早晨，小蓉对他的态度变了。她把那碗红米粥放在门阶上时还如旧：那么厌倦地一垛。但她眼睛从他的脚、他的腿、他巍峨犹如雕像的躯干升上去。她终于微仰起脸，看到了他的面庞。她战栗一下。她看见的是一张自负的脸容，是那种认清自我使命、立志普渡众生的自负。她看到那双眼微开微合、似笑非笑，一切尽收眼底，一切又不在眼中。

小蓉怯生生地笑了一下，将两手扶住门框，脸倚在手上。他从没见过如此娇憨的小姑娘。

他走过来，旧军大衣挥洒出他的神威。他像一只猛虎一样步态持重，有一点慵懒。猛虎急什么？整个林子都是他的。

小蓉的脸一哆嗦。他想，小蓉千万别脱口叫出“钱克”来，小蓉把指甲放到嘴里去啃。

他走到小蓉跟前，两人被一扇铁栅栏隔开。小蓉突然开口，说外面大街上贴了许多《娄山关》演出广告。广告是他整个的脸，背景是毛泽东那首词，通天贯地的狂草，写在金色的烽火上。一个省的人都晓得他了，他成了大名人了。小蓉变得十分伶牙俐齿，也不是一贯的孤傲、病恹声调。她见他微笑，又说：“演出的票全部预定完了！头一个月的票全部卖完了……我妈说黑市上十张鸡蛋票[2]才能换一张足球票，十张足球票才能换一张《娄山关》票！”

他点点头。他生怕他一张嘴又变成了钱克。

小蓉穿着雪青毛衣、淡蓝裤子。裤子是她九岁那年做的，因此裤脚有五道折痕，一道比一道新。显然是每年按她长高的尺度放长一截，一共放长了五次。所有在成长发育盛期的孩子都有这种“五年计划”裤子。裤子使她更显得细高细高。当天夜里，他坐在古老的乡村油灯下，脑子里迟钝地浮现小蓉病猫似的美丽模样。

他瘦了。

此后小蓉每天来跟他讲外面的事，告诉他哪家报纸登了他的照片，哪家杂志刊了他的舞蹈造型。小蓉一边讲一边伸出细细的手指摸他胸前的怀表链条。渐渐地，她细细的手指摸到他腮边，摸在他特意蓄起的长鬓角上。

他突然把满是心事的目光洒向小蓉。

小蓉看着他，佝下腰，让白猫从她怀里下地，钻过铁栅栏，进了他的房。

他不再顾得上沈编导的禁令，拔掉门闩。小蓉把铁栅栏挤开，跟一股新鲜的风似的进来了。小蓉看着一屋子领袖的用品，眼光全是敬畏。

他双手撑在腰后，让军大衣撑起，再垂下，一个俯瞰古战场的大将军。

白猫“喵喵”地叫，蹭他的腿，又去蹭小蓉的腿。白猫觉得这地方古无人烟，它不习惯。白猫越叫越累。

小蓉训它：“咪咪讨打！”

小蓉这时在打开那张巨大的作战地图。有些字太高，她得吃力地踮起脚跟；她整个人就那样立在她两个大脚指头上。她立不住了，身体颤起来。他一步上去，从她身后将她抱离地面。他被派去拉大幕之前，常常托举女演员。这是他的舞蹈生涯中唯一的骄傲。每个女演员在他手上都自我感觉最佳，因为他从不抱怨她们重，即使她们早上多喝一碗粥他也不抱怨。他的托举使她们误认为自己轻如鹅毛。但他从来没有此一瞬的美好感受：他举着小蓉，如同一枝壮实雄厚的莲藕举着一枝荷花，那样自然和谐。

他使劲感觉小蓉的轻盈和她细长的一双腿。他心里充满一个字也没有的诗。

小蓉心里明白有件事会发生，但她不明白它具体是什么事。她闭上眼，双臂向下垂荡，嘴边挂一丝笑。

他抱着这只垂死的天鹅向床边走。

小蓉说：“不嘛。”

他什么也不说。

小蓉说：“不嘛。”

他还是什么也不说，他把连鬓胡子贴在小蓉脸上。小蓉浑身乱动，像不敢下池子游泳的人突然被泼一身水，被激得痛苦而快活。

白猫的叫声充满威胁。

“小蓉……小蓉啊！”那是沈编导在远处叫。

白猫一听这呼唤，“呜啊呜啊”地答应起来。

小蓉睁开眼看他。他憔悴、忧郁，一个月的红米荞麦吃得他如此憔悴、忧郁。

沈编导顺着白猫的指引渐渐摸着了方向。沈编导的叫声随楼梯盘桓，上升，逼近。

白猫知道它正在得逞，越发与沈编导一唱一和。它还不停地用爪子去抓紧闭的门。

他起身，一共三大步就跨到了白猫背后。他将白猫的颈皮一把扯起，看白猫在空中放大缩小。沈编导一叫，它便将四肢硬硬地撑出去，嗓音变得低沉浑厚。

小蓉的眼睛睁成了两枚黑色的围棋子。

沈编导已上了三楼，还有一层，十八级楼梯，她就到这门口了。白猫突变的嗓音使她预感到不妙。她上到四楼时白猫的叫声戛然而止。

“小蓉……”她没方向了，急促地扭转脖颈，手里的小手绢扇得她两眼冒火星。

“小蓉你死哪去了……”

小蓉以一只胳膊撑起身子，看他用枕头捂住白猫。白猫整个被捂没了，只剩冲天竖起的尾巴。他面无表情，只是看着小蓉。那根尾巴鞭子一样抽打他的两个手腕，之后它越抽越软，终于停息下来。

小蓉恐惧地等待。他铁青的一只手仍捺在枕头上。

沈编导在他紧闭的门口站了两秒钟，便折回了。她看到那个角色已在他身心中成长起来，一天天消灭了钱克。这正是她所期待的。她不能在这角色彻底成活之前使他受到横来的打扰。

当他揭开枕头，白猫已死去，睁着两只小蓉式的大眼睛，一个粉红鲜嫩的小舌头露在嘴外。

小蓉一个泪瓣也没掉。她不能当着他的面还原成一个为猫掉泪的小姑娘。她觉得她的懂事成熟来得这么伟大、轰然，并带粉碎性，因此白猫的死很合气氛。小蓉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她起身将白猫搂住——她搂住的是牺牲的自己。

他伟岸地立在门口，目送小蓉。他想，小蓉是他唯一爱的女人，对小蓉，他不再有一贯的胡闹心情。他看着小蓉细小细小地走着，走远，他要等她长大，等一棵许了愿的樱桃树以开花来还愿……

这天晚上的合乐彩排，他回到人群中来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趿着鞋，叼着烟，甩着一月不洗的头发，两眼一路调戏着女演员们就走来了。沈编导对他说：“记住，你不再是钱克。”

这是第九十天。他不是钱克已经九十天了。进排练场时整七点，灯一齐打开，十二月的冬雾在灯光里萦绕得有形有色。他披着那件旧军大衣大步走进场地，乐队轰地奏起乐来，他顿时看见自己顶天立地的阴影。

所有人都转脸向他，目光遥远，似乎与他隔着一重历史。

果真没有一个人叫他钱克，连伙房的王师傅（这会儿坐在观众席里瞧热闹）也停止叫他“龟儿钱克”了。沈编导见他到场，飞快跳上舞台，胸口的哨子弹跳不安；那圆而大的“后勤部”此时是个稳健有力的舵盘，时而把她推向左，时而又向右，调动着众舞蹈的位置，舞台上此时是一群“火焰女神”，各执两栖火炬做情绪伴舞。他屹立在舞台中央，所有人对他惊人的相似大抽一口冷气。

他迈着舞蹈化了的“龙行虎步”走到台前。火焰女神之一是跟他散了伙的女朋友，她一边跳一边咳嗽，激动得不知哭笑。她既庆幸又懊悔和他散伙，若不散，她眼下会不知怎样待他。对待他不能像对待钱克：吵、骂、拧大腿。她只知道怎样待钱克。

他的确感到自己不能再回去做钱克了。回去，他就没有小蓉。小蓉每天从她手掌大的笔记簿上撕一张纸，方方正正写一首诗给他。诗有关痛苦、海、爱情和死，这四样东西没有一样是她见过的，而十四岁的她只对没见过的东西着迷。小蓉坐在最远的一排座位上，安静地为他发疯。

他跨上乐池上方的平台。一池子黑色的脑袋随他的舞步倾摇。他感到呼风唤雨的气韵，感到那只向前挥去的胳膊伸进了历史。

然后是一个急转身舞向天幕。

随他手的疾书动作，天幕上现出闪电似的一行行狂草《娄山关》——

沈编导意识到自己成功了。她严酷的角色培养成功了。她的嘴一阵一阵地啜泣——终于成功了，再过一个星期，《娄山关》就将正式公演。

“后勤部哭了！”人们交头接耳。

“她晓得她要打红了！”

沈编导开始讲演出纪律、化妆要求，全部灯熄掉了，除了火焰女神的假火炬——那里面是一支中号手电筒。

沈编导指一个男演员喊：“你，去叫电工！”

那男演员拍了拍一个年轻的男演员：“哎！你去找电工，老子累惨了！”

年轻男演员说：“你少拍我，你狗日的了不得啥子？”他说着一巴掌拍回去。前者见这一巴掌来势不善，忙躲，却被拍到耳根子上，耳朵给拍背了气。人们还没弄清头尾，两人已打成一个人了。女演员们又欢喜又嫌恶地“嗷嗷”尖叫，一边往后靠，给两人腾场地好好打。

沈编导在台下喊：“咋个回事？嗯？”

没人答腔。

沈编导又喊：“哪个在打？站出来！”

伙房王师傅也喊：“好生打哟，打死丢到锅里头，我水都烧响了！”

沈编导再喊：“旁边的同志，看看打架的是哪两个，我记他们过！”

光靠假火炬那点光亮，的确很难看清地上翻滚的是谁和谁。

沈编导急了，嗓音成了碎瓷片：“别打了！李大春同志！我看见你在打！”

安安分分观战的人群立即有反应了，对沈编导喊回来：“谁打了？我在这看得好好的！”

“噢，不是李大春，那是谁？到底哪个在打？”沈编导边问边爬上舞台。

某人说：“是钱克！钱克在打！”

人群愣一下，轰地笑了。他也无声地笑了，像是笑别人。

沈编导走拢，只见昏暗的火炬光亮里一大团尘光，硝烟一般。

“别打了！别打了……”沈编导嗓音越来越碎，已成了瓦砾渣子。她根本走不进那团灰光里去。

他这时走过来，走进硝烟。他两手仍架在后腰上，军大衣兜满风。

“不要打了。”他说，声音和悦、低沉。

两个打得不知东南西北的人都停下手。

他又说：“快起来吧。”

两人一会儿也没多耽误，爬了起来，看他一眼，对他的那种奇特的指挥力和控制力不太懂得，却十分服帖。

他对自己身上出现的这种权威性还不很习惯，也对大家那敬而不亲的眼神不很习惯。他又说：“你俩相互道个歉吧。”

两人照做了，他笑笑。习惯来得很快，他已尝到被人服从的快感。快感和着一口辣丝丝的烟聚在鼻腔，熏着脑子，再扩向全身。他几乎忘了是沈编导给他点的烟。点烟时她对他说：“好极了。出神入化。你复活了毛主席——他们都把你当成真的了……”

电工跑来了，说当夜修不了，剧场电路太乱太旧，修不好要起火灾，一定要到天亮才能修。沈编导说：“搞啥子名堂？好几块景要修改，还有两幕戏要重排……去修！”

电工晓得她一不管开工资二不管发奖金，回她：“你急你自己去……”

“去修吧。”他突然说。

电工顿时不吭声了，看他一眼，转身猴似的爬上梯子。

往后的日子，沈编导碰到她威力不够用的事就请他出面。她说：“你去告诉乐队，让他们节奏慢一点！我讲了四五遍，他们不听……”她又说：“美工组的人顶不好管，你去给他们下个命令！恐怕他们只听你的……”

就在公演的前夕，省里各家报刊全派了摄影记者来，一百多人哄在他房间外的走廊上给他照相。

一名记者说：“请谈一下您创造这个角色的心得！”

沈编导说：“关于毛主席再现于舞蹈……”

但她马上被几张嘴打断：“能不能请他本人谈？”他们表示对于她完全无兴趣。

他微微笑着，目光浩然地将一百多张急切的嘴脸打量一番。所有麦克风、笔记本都静得痉挛。他直到将这局面把玩够，才说：“你们该听沈编导的。”

一百多张面孔一齐转变方向，朝向了沈编导，她感激而敬重地看他一眼。

“只有一句要说，”她手捏着胸前的哨子，头微低，显出些许腼腆，“以舞蹈来塑造主席，求神似为主，求形似为辅。”

记者们说：“能不能谈得具体些？举例子说明……”

沈编导说：“我们马上要开始最后一场合乐彩排，实在没有时间……”

记者们不满意了，大声请愿，甚至表现出对她的责难。

“能不能让我们参观一下你们的彩排？”一记者问。

“不行，我已经一再向诸位解释过，公演之前，谢绝参观！”沈编导以微笑向四面八方作揖。

记者们更吵闹了：“参观彩排，有什么了不得……”

沈编导已不止十遍地说：“我们已经把‘谢绝参观’的理由贴在剧场门口了！理由之一……”

记者们此时已听不进任何道理，盲目地愤怒起来，全拿出了社会代言人的腔势。沈编导的声音被淹没到最低层，仅从她的面部表情判断出她在声嘶力竭。

他看着这场大暴动正在排山倒海。他抬一下手——

人们顿时敛了声。

他眼睛的余光瞄到了自己抬起的那只右手，它是所有巨大塑像的那个标准手势：在号召又在指路，在点拨历史又在昭示未来。

“请回吧。”他低徊而从容地说。

记者们的暴动情绪完全被熄灭了。

“请大家回去吧，大局为重。”他又说，同时奇怪自己心里怎么会有如此的字眼。三个月的闭门读书毕竟对他的原质地做了些补救。

记者们的大撤军既迅速又静穆。他们很快下了楼。他凭栏往楼下看，见舞剧团所有人都聚在那儿，他们似乎跟记者们一道受了他的接见和检阅。

他看见立在人群外的小蓉，他想对小蓉递一个亲昵的眼色，但克制了自己。他还想好好抠一抠脚。脚上的湿气恶痒，但他也克制了。“伟大的人性是与人本性中的低级趣味相悖的。”他不记得在哪里读了这句话。

他感觉着权力、威信那魔似的魅力。他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尊严；这尊严使他突然诘问自己：没有尊严的生命算是什么东西？

公演那天，剧场门口贴了张他的全身相，比他本人还巨大。

而就在他化妆完毕，彻底不再是钱克，从内到外变成了毛泽东时，沈编导发现了小蓉的秘密。她先是在小蓉泡在洗衣池的衣服中看见他抄写的一篇《娄山关》，那是他当信物给小蓉的。沈编导没费劲就搜出一堆信物：他的一支旧毛笔，一把不剩几根齿的木梳，还有一张人物造型的相片。

小蓉以女烈士的轻蔑眼神看着大哭大叫的母亲。

“他糟蹋你了，你个小婊子、贱坯子！你就送给他去天天糟蹋……”

沈编导哭得几乎昏厥。她一想到他不仅偷了小蓉也窃取了她的信赖和钟爱，她的心粉碎了。

小蓉淡淡地摇头。她说母亲亵渎了她和他；她和他是以心相许的恋人，是准备赴汤蹈火的神圣的恋人，而不是母亲狭小、卑微心目中的男嫖女娼。

沈编导这时把离了婚搬到楼上的丈夫叫来，叫他宣布，小蓉这样的行为已不配再做他们的女儿。

小蓉站起身，怜悯地看看这对为利益而合又为利益而离的男女。

“好嘛，”小蓉说，“我现在就走。我现在就去跟他过。”

小蓉被父母五花大绑地扔在浴室里。没人听见她的呼救，所有人都去了剧场，早早等《娄山关》开演。

沈编导怎样也制止不住前夫的盛怒，两人一追一赶地向舞台最底层那间“特别化妆室”走来。

他在里面沉思默想，酝酿角色。

门外三步远，站着临时雇来的守门人。守门人的职责是禁止任何人进入这间“特别化妆室”，他被雇来时就知道，守这扇门就要像守天安门一样负责。守门人不管沈编导的前夫怎样破口大骂，冲锋呐喊，就是不让他靠近那扇门。

这时观众已全部入场。菜场女售货员拿出半个月工资买了张黑市票，此刻正坐在观众席飞快地嗑着瓜子儿。

报幕员退场，音乐起奏，灯光一时红一时蓝。有人突然叫：“大幕起烟子喽……”

人们发现的不仅是烟，一排火舌从幕的底边翻卷而起。

在电机室的那个电工明白这火是没得救的，因为整个剧场的电路是火的源起。这剧场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电力负荷，它太老了。

观众们从各个门窗往外逃时，“特别化妆室”门外是另一番热闹。沈编导的前夫已和守门人火拼起来，扭住彼此，连黑莽莽的烟子都拆不开他们。

混乱向外撤的演员们把他俩拉出剧场。

整个剧场的椅子都着火了。撤出去的人们呼喊着一些名字。

演员和观众早已混得不分彼此，兴奋而恐怖地东跑西窜。谁都认不出谁，谁都和谁熟谙。每听见一根柱子倒塌，人们就“啊”一声。沈编导突然想起那扇始终紧闭的“特别化妆室”。她在人堆里扒拉着，想证实他没被遗忘，或者他没有遗忘他自己。她在寻找的路途中看见了小蓉，小蓉告诉她那五花大绑其实什么都没拴住，扭动扭动就松了绑。

沈编导问女儿：“你看见他了没有？”

小蓉说她也在找。

沈编导扔开小蓉，去问一个满脸黑烟的人：“你看见他没有？”

那人眨眨很白的眼珠，沈编导发现这是她前夫。她丧气地扔开他，继续往前找去。

他还在“特别化妆室”里，火暂时还没攻到这里。一片黑暗中，他从容地掏出一根纸烟。点烟时，他瞥见镜子里一闪即逝的折射。像，真像。一个神化般的复活。面容、轮廓，以及人为地粘在他下巴上的那颗疣子，都是完美的临摹复制。更要紧的是那抽烟的手势，那神情，那体态，连他自己都看不透如此的酷似竟只是一场扮演。不，这不是扮演。

他知道火舔上来了，浓烟灌进了紧闭的门缝。

他不愿逃生。他手指摸着那颗疣子，不断咳嗽。他一旦出去，小蓉的父亲会第一个上来撕他的脸。沈编导也会上来撕，所有的人都会上来撕。那以百余天培养出来的角色，就会在刹那间被撕得连渣儿也不剩。人们边撕边骂：“混蛋！流氓！你咋个忍心对小蓉……”

“流氓——他一贯是个老流氓！”菜场女售货员也墙倒众人推地跳上来。

“龟儿子——欠了五个月伙食账了！”这回是王师傅。

人们撕啊撕啊，终于谁叫道：“你扮演毛主席呐！就你这个混账二百五——钱克？”

他不能再回去做钱克。他知道被人看成伟大的、神圣的人物之后，世界是个什么面目。世界是仆从的、温驯的。世界是有颂歌和鲜花的。世界是充满尊严的。是的，尊严。

他被烟呛得几乎满地打滚，但他紧抓着那根木柱，使自己站直。

沈编导领着一群人来救钱克，不管怎样，钱克没犯死罪。他们披着水淋淋的棉被，打着手电，边喊边向炼狱般的舞台走来。

那“特别化妆室”的门被气流冲开。

“钱克！钱克……”人们喊。

一根火刑柱般的大梁塌下，路被切断了。救援的人再不能前进一步。

在路被切断前，人们看到一个魁伟的身影，仍立得巍然峨然。那身姿、体形、头发都相像得无与伦比。一个有关复活（复制）的神话。

“钱克！钱——克——”

他不答。

他们不知道他是故意不答。

人们见他晃了晃，却没倒下。

人们最后看见大火失禁了，自由地扬向天空。他动也不动，完整如塑像。就像满城贴的广告：他立着，背景是冲天的金色烽火。

The Value of Ugliness /
审丑

高一层的审美，恰是审丑。

雪被风筛着，粉细地落。仅仅灰掉了远远近近，并没有服丧一样的缟素气魄。是那种勾人想起世上一切惨淡事物的天气，赵无定想。搜搜看，自己有哪些伤痛，也趁气氛想了。然而却不成功，没什么值得他伤痛的。活掉这么半截寿数，竟也未存下点伤痛，这人叫活透了。

踏出楼门，见薄雪上已有了一行足迹。足迹庞大，步距却很小，似乎有着这两只大脚的人一寸寸向前挪、蹭。自然是老头。才早晨六点，他已来过了。又没逮住他。楼根的三个垃圾箱已空掉了。假如见这足迹心里那点刺搔能叫“痛”，那他还有没活透的地方。

“伞不带呀！”老婆人没露，仅亮了一嗓子。之后一把伞砍到他面前的雪地上。伞是穿过大小如壁橱、四壁满是大白菜炒肉丝、肉丝炒大白菜油水的厨房，再飞越堆满父母一文不值的遗产的阳台，瞄准他脑袋劈下来的。老婆真有劈死他的念头，当她冲着他每个女学生叫“婊子”的时候，当她从他工资袋里捻不出几张来的时候，或当他把一大包可以卖钱的油画颜料锡管存心当垃圾扔到楼下让老头捡走的时候。但那都不影响他心里死水一样的平静。她喊：“你低能！”死水便老老实实应道：“我低能！”

“你屁本事没有，全部能耐只让你老婆孩子吃上口饭！”

死水再如实回应：“我全部能耐就只能让老婆孩子吃上大白菜炒肉丝。”

“跟楼下那垃圾老头哥儿们去吧！你俩配，谁也不多沾谁的晦气！”

听到这里，他心里发腐的平静会动几动。不敢朝老婆，他朝竖在脸前的油画布做几下狰狞的面部运动。

那时无定父亲还活着，和他现在一样没出息地在美术学院教书。搬进这座教职员公寓楼时，无定念中学。他是那时见的老头。老头那时就老得可怕，拖一辆垃圾车一步一挨地进出。时常地，他车里兜着个七八岁的男孩，管他叫“爷”。无定常坐在阳台上读书画画或吃饭，少不了朝楼下闲看。不久，他听老的唤小的“小臭儿”。老头那把垃圾耙子带着开矿的热情与勤勉，若耙出个雪花膏瓶、香粉盒，或香烟锡箔纸，他就长声地召唤跑不见了的小臭儿。有回耙出一串风干板栗，总是生霉生虫不值当挑拣，被谁家丢弃的。他用残残破破的一嘴牙将栗壳嗑开，嗑开十来只，大约会得一只好的。他将好的聚在肮脏的手心，看小臭儿从他手心一颗颗拈了填进嘴里。他目光随小臭儿的手举起落下，下巴颏松弛地坠挂着。似乎有种苦痛在这怜爱里，似乎怜爱到了这种程度便是苦痛了。

无定觉得“小臭儿”这名字逗，想喊着玩玩。“咳，小臭儿！小臭儿！”

男孩没反应，跟不是喊他一样。他爷爷在掏楼尽头一只垃圾箱，这时不知掘出了什么宝。“臭儿”，男孩快快应声跑去了。无定高了个调门再喊：“咳，小臭儿！”

男孩停下，突然回头，无定见他鸭壳儿一样的瘦身子往上狠狠一耸：“操你奶奶！”

无定愣住了。

他爷爷这时停了话儿，嚷着问：“谁欺负咱小臭了？”

男孩往楼上一指：“爷，他骂我！”

老头噌一下直了身。尽管两脚仍是奇怪地相互打绊，但一点不妨碍他加速。近了，他问孙子：“这小子？”

无定拼命挤出一脸匪相：“我骂你什么啦？小垃圾孩儿！你不叫小臭儿吗？哼，臭臭臭！”

老头把眼盯在他脸上一会儿，说：“下来，把你那话舔回去。下来不？不下来，我上去你可得费点事再让我下来。”

无定还想嬉脸，里面母亲和着炒菜铲子大喊大叫起来：“无定，你在那儿和谁耍嘴啊？”他忙拿屁股拱开纱门，缩进了厨房。母亲在炼猪油，见他在油烟里愣眼，说：“等什么？油渣我留着做葱油饼，等也没你的！”

无定仍站着，听见门被叩响也不动。“看看谁，去呀！”母亲对他喊，“怎么跟你爸一样，饱了发困，饿了发呆呀？”她推开他，自己提了锅铲开门去了。

“哟，我们还没煮呢，哪儿有的给你呀！”母亲显然把小臭儿爷儿俩当成了老小叫花子。全世界的掏垃圾老爷子似乎都长得一个模式：皱纹纠缠的脸，眼睑红艳艳的，溃烂期沙眼使它们睫毛全无。母亲自然记不起这个天天碰面的老头。她怎会像无定那样，去注意那个舞蹈般打转、追逐旋在风里的一片塑料膜的老头？谁也不会像无定那样无聊，去研究一个糟老汉，以及他一双奇大的、一行走便相互捣乱的脚。谁也没心思去留神挪着这双脚在几只垃圾箱间认真忙碌的形影有多么滑稽和凄凉。

“哎哎哎，别往里进！”母亲喊冒了调。“赵斌！”赵斌是无定的爸。“还画呐，有人砸咱家锅来啦！”

在爸亮相前，无定已窜出厨房，想证明自己与这爷儿俩有份交情。

但老头一见他便隔着母亲扭住了他。“你是个学生，出口就骂我们孩子！”

无定看看母亲，嚷：“谁骂啦？我骂什么啦？”

“臭儿，说，他骂咱们什么啦？”

小臭的肋骨在一层薄皮下猛一动，运口气：“他骂我小臭儿！”

“你爷不也叫你那名儿？”无定的臂被老头掐得越发紧。“妈，我胳膊折啦！”

无定爸赶出来喊：“行行行，我们治他！”他顺手从卫生间拿出一块搓衣板，搁到墙根，对无定一甩下巴：“去，跪上去。脸朝墙。”无定跪到搓衣板上，倒也不觉十分受罪，上面的棱棱都被磨圆乎了，不知是被他跪的，还是被妈搓衣搓的。这时听母亲说：“拿着拿着！”他俩眼珠子斜得酸胀，见母亲正将一块冰糖塞进男孩爪儿似的黑手里。冰糖因充满杂质而通黄，像破陋屋檐垂下的肮脏冰挂。但那毕竟是冰糖，足有两指宽，巴掌厚。

门紧贴着爷儿俩的屁股合上了。爸在回他房间的路上顺手按按无定的头顶：“行啦，别跪出瞌睡来。”

“注意老头的脚了吗？”母亲问，她的讲话对象可以不在她视野里，听不听见，搭不搭调，随你便。“那叫大脚风！一双脚肿得两双脚大！”

“那是什么病？”无定问，将搓衣板搁回卫生间。

“反正是病，治不好。怪病，穷出来的，脏出来的。觉着咱们自个儿就够穷了，倒有比我穷得还狠的。无定，你好好给我洗个手，用药皂！你那手刚才被老头抓过。”无定洗手，母亲又说：“你刚听清了吧？那孩子没爹没妈。敢惹没爹没妈的？惹得他赖上你，你养活他吧！”

无定这时已回到阳台上。他见老头又开他的矿去了。小臭儿站得稍远，在吮冰糖，陶醉得呆木了。他从根到梢将糖棒抿一遍，再举它到眼前端详一番，看它是否在小下去。

“臭儿啊，赶明儿挣钱给谁花？”老头问。

“给爷爷。”男孩匆忙地答，不情愿从糖上分心。

“给不给爷爷买好吃的？”

“买！”

“那你的糖让不让爷爷尝一口？”

小臭儿立刻警觉了。但思考一小刻，他伸着胳膊，尽膀子长度将冰糖递向老头，脚却将整个身体留在原地。老头半躬身，朝孙子靠近几步。小臭儿虽然仍举着冰糖，但身子往后缩一截。老头低躬的身体和前伸的嘴使无定想起那类尊严都老没了的老狗。

老头闭了眼，张开嘴，大声地“啊呜”一下，却连糖的毫毛也没去碰。小臭儿怔一怔，马上笑得格格的。是那样松心的笑，意外自己安然度过了预期的大难。

那之后，无定到山西插队落户，种了近十年高粱红薯。大学恢复高考，父亲又开始教书，他逃回来，赖在家，补营养，补觉，补考大学的课。他离开家的日子里，还算年轻力壮的母亲没一点道理地去世了。连父亲都弄不清究竟。是垃圾老头用垃圾车将她从豆腐摊子前的长队里拖回的。老头说她精精神神和人挤着就倒下了。

“你妈总也不认得我，我总认得你妈。她给了我们小臭儿一大块冰糖！”老头两只脚你绊我我绊你地在垃圾箱与他的车之间来回忙。“小臭儿当兵去啦！”他很炫耀，脸上皱纹乱七八糟。

一天无定在阳台上见父亲傍着垃圾箱与老头嘀咕什么。老头站着，半躬背，稍屈膝盖。其实所有穷到老、劳碌到老的人都有这副身姿，但谁也不会像他这样恒固地把持了它，符号化了它。无定支起耳根，听见些话碴儿。

“……都脱光？”

“……谁也不认识您。挣的钱跟收垃圾能比吗……”

“……撒尿的家伙也不让遮上？”

父亲挺抱歉地笑了。晚饭时，巧巧来了。巧巧那时还是甜甜的巧巧，绝不是几年后凶神恶煞的妻子、孩子妈、管家婆。巧巧是巧巧，绝不是后来这个上床碰碰她，她就会叫“你少糟蹋我”的悍女人。

“爸，推垃圾的大爷最后答应了吗？”

“他不干。”父亲答道，同时惊讶儿子怎么会清楚他的勾当。

“您给他多少钱？”

“一小时十块，学校定的价。”

巧巧插嘴：“什么活儿这么好挣钱？谁不干？我干得了！干一年一套好家具还不挣出来了？”见父子俩都难为情似的瞅着她，她眉毛一支棱：“实话嘛，我们牙雕厂个个干成了斗鸡眼，一月也才几十块！”

“巧巧，我爸在找一个老年男性给学生上人体课。裸体模特儿。”他把唯一一块瘦肉搛进她的碗。

巧巧“噢”得又长又轻。

一年后，二十七八的无定做了美术学院的新生，羞答答地留长了头发，贼兮兮地穿起了喇叭裤，混迹于小他许多的同学中，对着画架眯眼皱眉，前合后仰。这天是父亲的人体课。在父亲讲解这样那样要领时，他埋下身在水泥地上磨尖一大把各种型号的铅笔。磨着磨着，听教室起了一阵怪异的骚动。刚想抬头去找解释，目光一下被定住了。目光是被一双硕大、半透明、淡紫色的脚丫定住了。无定的醒悟随目光一点点爬上去：爬过网着深蓝血管的小腿，膝盖轮廓吓人的尖锐。然后是那双大腿，皮肤飘荡在骨架上。他目光略掉了那昏暗、浑沌、糟污污的一团，停在那小腹上。小腹上有细密精致的褶皱，对于如此的一副空瘪腔膛，这块皮肤宽大得过分了。无定没有去看他的脸，那张脸已朽了，似乎早该被他自己作为垃圾处理掉了。对于那张脸，“不幸”该是种赞美的形容。无定也没去听副教授赵斌口若悬河地赞美这具人体作为老年男性的典型性、丰富性——胸如何佝偻，肩如何抽耸着，两胯如何前送，脸如何繁复，如何如何如何地，这具人体夸张、浓缩了劳苦谦卑的衰老，一种丰富的不幸。这具人体本身自然地充满珂勒惠支[3]式的复杂、枯涩的线条。“这具人体上的每根线条都应激起你们的联想，激起你们表现，而不单是再现的情绪。想想罗丹的老妓女，往往，高一层的审美，恰是审丑。”

赵副教授没住口，所有铅笔在纸上“沙沙沙”起来。

这时一个女同学搬了画架和椅子到无定身边。

“行行好，跟我换个位子！”她说，以膝抵抵他的膝。所有女生除了求爱，什么都向无定求。

无定将自己的家什挪了挪，腾出足够地盘。他在纸上不知所云地涂了几笔，又俯下身去磨铅笔。

“你那铅笔有什么毛病？怎么磨个没完？”女生问，抚了下无定的肩，“用我的吧，再磨一堂课就磨过去啦。”

无定仍是佝在那里磨，问那女生：“你不是抢先霸了个好位子吗？干吗又挪这儿来？”

“啊呀！”女生低声说：“你没凑近，老头身上那股味哟，不知他这辈子可进过澡堂子……”

无定瞅瞅她：“你是‘爱卫会’（即‘爱国卫生委员会’）的？”

那一堂课他真的是磨铅笔磨掉了。水泥地面让他磨黑一大片。回到家，爸抖着那张没几道笔画的作业，伤心透顶，说儿子像他一样和艺术发生了一场大误会。无定等他怨。怨足了，无定问：“起初他不是不愿干吗？”

爸当然懂他指什么。“后来总是开了窍吧。有天他自己拐搭拐搭上楼来敲门，说他孙子满了服役期，从部队回来了，想搬出去单过。跟他爷爷伸手，说没钱买电视机、洗衣机、进口家具，讨不来媳妇。所以，老头求我还把那十块一钟头的差事给他。”

无定闷声走开了。阳台上一站，恰恰又看见老头在蹦跳着追逐一张牛皮纸：它静伏着等他接近，却在他几乎捕住它时，突然振翅一般扬起、飘远。

高一层审美？无定龇牙咧嘴对这全新的概念笑了。那是丑，是彻头彻尾的丑，是宿命的丑。那丑丑得多么悲惨，因为它绝对没任何转机和选择地丑着。它只得那样丑着，否则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丑是唯一证实他存在的质地。

巧巧生孩子那年，爸中风了，瘫了半年便寻母亲去了。从爸的瘫到死，从孩子的出生到学语，巧巧从巧巧变成了老婆。巧巧不在了，剩的只是个臃肿、暴躁，把钞票拧出水来，一肚子恶毒牢骚的老婆。半锅粥馊了，她便会痛心得像经历倒闭破产。她喊：“除了画画，屁用也没有！挣这点钱只能买这么个破冰箱，冷冷热热任它性子来……”

“哗啦！”她将馊掉的稀饭从阳台倒下去，楼下的咒骂立刻腾空而起。听老婆不理亏的道歉，无定理亏着伸头看去。老头一身一脸白花花披挂着饭粒，正揉眼。当看清缺德的是无定家人，他改了脸也改了口：“没事，没事！”

无定打了盆水，扔块毛巾进去，下了楼。“大爷，您擦一把吧。”

“不碍事儿。扒垃圾到底是个脏……”老头一笑，嘴陷成个暗窟窿。

无定不顾他躲闪，还是替他擦净了头上、背上的稀饭。老婆没表情地从阳台上俯视他们。等无定干完，她说：“哎，那毛巾你别往家拿了，扔了吧。”

老头拐搭拐搭干他的活儿去了，无定老婆的话不知他是真没听见还是不愿听见。无定刚要走，老头回过头，拿烂得水汲汲的眼看无定一会儿，说：“你出息了，跟你爸一样教大学了。我小臭儿也出息了，要娶媳妇了。现在的媳妇都得要钢琴。就跟我们年轻那时候，媳妇们都得要彩礼一样。没彩礼，娶不上什么体面媳妇。”他顿住，目光似乎在无定脸上找着了一个虚无的焦点。“一架钢琴得五千吧。五千块呐。”

无定拿不出话来说。他都不知自己此生此世跟那个“五千块”可有缘。等他正要转身进楼门，老头叫住他。

“有事吗，大爷？”

老头两片嘴唇启开着，看得出结了满嘴的话。他若想跟我借钱，我老婆今晚就不让我进门了。

“孩子，大爷是看着你从这么点，长到这么点，又长到这么点。”他手比画着。

无定想，这下我逃不掉了。这时叙起旧，还能是什么好兆头？“大爷，您知道，我其实……不比您……”他想说：他自己也不阔到哪儿去。但话梗阻了。他撤下两个嘴角，希望老头明白没出口的半截话。

“瞧，你现在替了你爸的职位了。”老头说，眼神在见风使舵，“我在想，你还能不能给大爷找那份差事，就是你爸早先找给我的那份儿。小臭儿的一房间家什都是靠那份差事挣来的。”

“大爷，可现在……”

“你不用说，我知道我现在老得就剩下渣儿了，走了样了，没法看了。你跟学校说说，要是给别人十块，给我八块就成。”

“我是说大爷，您上了这把岁数，硬站几个钟头，哪儿站得住呢？！”

“站得住站得住！别说几个钟头，就是几天也站得住。不是能站出钱来吗？你帮我说说，给七块也行！”

而无定为他争取到的价码是十五元一小时。极散淡的一个无定不懂自己在讨价还价时的激昂来自何处：对他自己的利益，他是一向任人宰割。老头一下在学校变得供不应求起来，因为无定父亲的“审丑说”莫名其妙地热起来。一个顶信仰顶忠实于这个“审丑”原则的学生在全国美展中得了一等奖。许多杂志都刊出了这个“审丑”创举。大的画幅上，那丑浓烈、逼真得让人恶心。

晚秋，老头又出现在灰色的风里，颠颠簸簸追逐一块在风中轻捷打旋的透明塑料膜。他对无定说，小臭儿有了钢琴，也有了媳妇。他们交谈的时间里，无定突然发现不少阳台上出现了人。人阴沉地、默默地俯视着他们。准确些说，俯视老头。每张脸都板硬，盛着或显著或含蓄的恶心。

那之后，无定再也没见过老头，因为他把收垃圾的时间改在了天亮前。又一年，有朋友告诉无定，眼下有外国人和海外华侨买画。这天他被介绍到一个绢商家。敲开门，里面男主人对他叫：“哎呀，是你呀！不认识我啦？”无定惺忪着眼笑笑。这笑让对方怎么以为都行。男主人身后是一屋铮亮的家具，铮亮的各“大件儿”，铮亮的钢琴，铮亮的一个女人。

“你妈给过我一块冰糖呢，那时糖多金贵？忘啦？”

无定明白了，面前这个双下巴、头开始拔顶的男人是小臭儿。

“快请进，快请进！哎，咱家来稀客啦！”他对女人说。

无定在一坐一陷的宽大沙发上落下屁股，挺寒酸地把几张画靠在茶几腿上。一会儿，他见这个用钢琴换来的媳妇端茶上来。她的十根涂了血红指甲、生来就相宜于各类戒指的手指若搁在钢琴键上，将不知谁讽刺谁。

“这几张画……”

“先不谈生意，先吃饭！哥儿们多少年了！”小臭儿扬声笑起来，这笑声预兆了他日后豪爽、无耻以及发胖的程度。“包了三鲜馅儿，正下着。冰箱里我存了青岛的啤酒。瞅你赶的这个巧！”

这时有人轻轻叩门。媳妇从瞭望孔看出去，以大脚趾触地退回来：“你爷爷！”

“我哪儿来的爷爷？他老脸不要，我可要脸！”小臭儿说。起身嘱咐媳妇：“先不开饭，不然他下回专赶吃饭时间来，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他转脸向无定，笑又回来了：“拿上你的画，咱们上卧室谈。”

无定跟着进了卧室，小臭儿将门挂个死。无定想说，老头活不了太久，不必这样对他。但无定什么也没说。如今人们就这样对待风烛残年的老人。无定早习惯世上一切不公道。

客厅里传来一清亮一浑沌两副嗓音。

“臭儿又不在吗？老也没见他，想得慌。”

“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

“那我多等会儿。”

“哎哎……您老别往那儿坐，那沙发是新的！您坐这儿吧……”

“前儿，我拾了这么个小铜佛爷，就给小臭儿拿来了。”

“这值什么钱呀，您老也是的，什么都往我们家拿。挺不卫生的，您拿回去吧。”

“没准小臭儿喜欢……”

无定早没了谈生意的心思。他想告诉小臭儿，是他父亲和他给老头儿找了那份差事，缺德也好，积德也好，要怪罪就怪罪他们父子好了。但他一个字也不想说，心坠得他累。一小时之后，老头走了。俩人出卧室时听媳妇叫唤：一锅三鲜饺子捂在锅里的时间太长，全沤烂了，成浆了。

无定客气而坚决地在他们摆开饭桌时离开了。不久，学校会计科的人告诉无定，老头的计时工资算错了，少付了他百把块钱。无定揣了钱，从夏天到冬天，那钱还在他手里。他无论起得多早，老头都是来过又走了，垃圾箱全被掏净。

无定从学校找到了老头的合同，那上面有他的地址。某街三百四十一号。街是条偏街。在城郊。正化雪，无定一双布底棉鞋很快重起来。街两边的房子门脸都不大，所以没费多少时间，无定便找着了三百四十号，听人说，这是这条街的最后一个号码，根本没有三百四十一号。人指指远处说：再往前就是菜田了，邮差到这里就往回拐了。

无定回到家，纳闷了一些时间，渐渐忘淡了。直到有天老婆拆洗他棉衣，发现了这叠钞票，骂他不知为哪个“小婊子”攒下了这些私房钱，他才突然想起老头。他凶狠而沉默地从老婆手里夺过钱，再次来到那条城郊街上。

街上能闻到油菜花和粪肥气味。

他挨着门问，但没人知道这样个门牌和老头。他逐渐走出了街的末端，发现身后跟了一群热心好事的闲人。

他一直走近阔大无边的菜田，才看见一个柴棚样的小房，门上方有个手写的号码：三百四十一。门边一辆垃圾车，里面奇怪地存着一些残雪。

“噢，您是找他呀？”闲人中有人终于醒悟似的。“曾大爷！他死啦。去年冬天死啦！”无定一点都没有吃惊，反而松了口气似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消逝比它的存在更正常。这死让一切嫌恶他的、怜悯他的、心痛他的人都松口气。无定绕着房走着，看见几头大蒜挂在屋檐下。还有半串蒙着灰垢的干红辣椒。屋后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煤核，似乎是从许多不同的场地捡回抑或偷回的。一只麻袋里塞满塑料薄膜……

一圈转下来，那人仍在讲着关于老头的事：老头有个很好的孙子，孝敬，挣钱给爷爷花，混得特体面，要接爷爷一块去住他的新公寓，要天天给爷爷包饺子。但老头不愿去，老头告诉街坊，天天喂他饺子的好日子他过不惯，他怕被人伺候，那种被人供着的日子只会让他腻。“饺子天天吃也要腻。”老头最后一趟在小雪中推着垃圾车出门时，就这样亲口告诉人的。

“您是曾大爷什么人？”有人问。

“朋友。”无定答。

“也认识他孙子小臭儿。”

“对。”

“他真对他爷爷那样好？”

无定停了好大一会儿，说：“真的。”

Daotang River /
倒淌河

这样一个人在河岸上走。这是一条自东向西倒淌的河。草地上东一片西一片长着黄色癣斑，使人看上去怪不舒服。

十多年后，他又从河岸走回。这时他已知道，那些曾引起他生理反感的黄茸茸的斑块，不过是些开得太拥挤，淤结成片的金色小花。

谁把它当作花来看，谁就太小看它了。这个人交了好运后忽然这样想。

交好运后他还想阿尕[4]。阿尕是个女人。在那地方随便碰上个女人，她都可能叫阿尕。

我回来了，人们给我让路。他们自以为在给一个老人让路。他们对这只把我压得弓腰驼背、腥膻扑鼻的牛皮口袋投来好奇的目光。好了，让我解开这口袋上的死结。

张开你的大口吧，讲讲你那个老掉牙的爱情故事。

他进门后就去解那只皮囊，他全部家当似乎都装在那里头。他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据说这个叫何夏的人在那块地老天荒的草原待得返了祖，茹毛饮血，不讲话，只会吼。几天后，当他变得略微开朗时，也谈谈他的事。说起草地深处那一弯神秘的弧度，还说：“很怪，我就从来没走到那一弯弧度以外去，马会把你带回来。”

你们围着我，盯上我了。别老这样逗我，我呢，就是变了一点形。有这样的鼻子和脸、这样的怪样子，你们就甭相信我口是心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我不想讲，嫌麻烦。你们自以为在训练一只猿猴，让它唱歌和生发表情。

好好，我就来唱支歌。那种歌！谁知道叫不叫歌。老实说，我可没耐心用唱歌去跟哪个姑娘扯皮。“何罗，我们来生个娃娃。”阿尕就这样直截了当瞅着我，她那时自己还是个娃娃。我跟她没有一来一往唱过什么情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她特别顺眼，一切一切都很带劲，我就觉得是时候了。跟着我什么也不啰唆就勾销了她的童贞，在毒辣的太阳下，非常隆重地。

要是没有那条河，我说不定会找个法子把自己杀掉。我原想找个地方重新活一次，但一来，发现这犹如世外的草地最适合死。这样荒凉、柔软，你高兴在哪里倒下都行，没人劝你，找你麻烦。在那天就可以下手，借那些遍地狂舞的火球杀死我。真是一个好机会呀，就去追随那些金球样的闪电，死起来又不费事又辉煌。怪谁呢，一刹那间我变卦了。不知因为看见了河，还是因为看见了阿尕。

她有哪一点使我动心是根本谈不上的。我呢，我抱过她。我抱她不光为了救她，在那当口上，我就是要搂住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东西，搂住欢蹦乱跳的一条命，死起来就不那么孤单。她求生，我求死，我们谁也征服不了谁，在那里拼命。怎么说呢，我希望她身上那些活东西给我一点，我搂得她死紧，为了得到她的气、她的味儿、她动弹不已的一切。我背后就是那个死，因此我面对面抱住她，不放手也不敢回头。我一回头就会僵硬，冷掉，腐烂。

实际上我还是救了她。只有我那糟透的良心知道，我一点也不英勇，救她完全为了让她救我。人在决定把自己结果掉的同时，又会千方百计为自己找活下来的借口。她正是我的借口，这个丑女孩。

这里的男人都是爱美人儿的。他们说，有一种姑娘，长着鹿眼，全身皮肤像奶里调了点茶。可他们个个都懒得去寻觅这种鹿眼美人儿，就从身边拉一个姑娘，挺好，一身紧鼓鼓的肉，走来走去像头小母马，就你啦，什么美人儿不美人儿，你就是美人儿。所以到后来，这地方祖祖辈辈也没见过真正的美人儿。等不及，到了时候谁还等得及她呢。阿尕眼下还很瘦，等她再大几岁，长上一身肉，那时，也会有许许多多男子跑来，管她叫美人儿。

供销社有道很高的门槛，阿尕一来就坐在那上面，把背抵在门框上，蹭蹭痒，舒舒服服地看着这个半年前抱过她的汉人。

她黯淡无光，黑袍子融化在这间黑房子里。假如我不愿意看见她，那就完全可以对她视而不见。她一笑，一眨眼，那团昏暗才出现几个亮点，我才意识到，她在那儿。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你爱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好了，并不碍事，我不讨厌也不喜欢，随你便。难道我闷得受不住，会跟你说，喂，咱们聊聊？谈我那个一塌糊涂的身世？谈我那个死绝了的美满家庭？谈我如何对我父亲下毒手，置他于死地？再谈我瞪着血红的一双眼，要去杀这个杀那个，但我很废物，到最后只能决定把自己杀了。谈这些吗？要不是碰上你，这会儿已经干净啦。这一带的人早把来自远方的这样一堆糟粕处理掉了。

他们会一丝不苟地干。程序严谨，规矩繁多，虽然我是个异乡死者，他们也绝不马虎半点。先派两个大力士把我僵硬的尸体窝成胎儿在母腹里的半跪半坐姿势，再把我双臂插进膝盖。这样搬起来抬起来都顺手，看起来也很囫囵圆满。当然，没人为我往河里撒刻着经文的石头，没人为一个异乡死者念经超度，他的灵魂不必去管。

只是一念之差，我躲过了原该按部就班的这套葬仪。我竟站在这里，在这个黑洞洞的屋里无声无息、无知无觉地活下来、活下去，连我自己都纳闷。我想，原来我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我万万没想到会有这样一条河，它高贵雍容，神秘地逆流。真该把我割碎，一块块去喂它。偏偏是它，挽留了我，一种遥远的、秘不可宣的使命感从它那里，跑到我身上。我想起，我还有件事没干，具体什么事，我还一点不知道，但它给我了，肯定给我了，一件无可估量的重大事情。在此之前，我没做过任何有用的事，没干过什么好事，这它知道，它让我活着，似乎它跟我之间早有什么伟大契约。我的预感一向很灵。

就像阿尕出现的瞬间，我就预感她不会平白无故冒出来。她，我一辈子也不会摆脱了。

她搓着赤脚，牛粪嵌在脚丫缝里，一些没有消化的草末子一搓，便在地上落了一层。她知道这汉人在看她的脚，便搓得越发起劲。她喜欢一天到晚光着脚乱跑，没哪双靴子有她脚板结实。她光脚追羊追牛，跳锅庄跳弦子。光脚在河滩上跑，圆的尖的碎石硌得她舒服无比。她差点追上了那些遍地乱滚的火球，要不是当时被这汉人抱住。

那天她拿出最大的劲头来跑，他对她喊什么，她无法听见。因为到处都在轰轰响，天狠狠扑下来，压住生养过多而激情耗尽的地。它们渐渐向一块合，这样，一颗金光闪闪的火球迸射而出，然后又一颗，再一颗。它们放肆地在草地上窜来窜去，带着华丽的灾难。她追赶它们，只是一心想把它们其中的一颗捉在手里。她以为会像捉她自己的羊那样容易。

她恨透这个趁她摔倒扑上来抱她的人。碰上这事不是头一回，阿尕却没让他们得逞过。踢打都不管用，好吧，那就让我在这双手上好好啃一口。可她不动了。

阿尕的牙收拢了。这手？这地方没有这双手。它白、细嫩、灵巧，像剥干净皮的树根。阿尕认识草地上所有的手，因此她断定，它是从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来的。

她觉得这双手不是靠她熟悉的那种蛮力制服她的。就依你了，你抱吧。

然后她被半拖半抱地弄到一块凹地，不知哪个牧人在这里留下一圈墙基。早有人在这里繁衍过，留过种。她被放到地上，下一步，她没尝过，但她是懂的。她很小就懂得小羊不会无缘无故变出来。只是天太不美好，下起雀卵大的冰雹，云压着，像顶脏极了的帐篷。

他紧贴她，一双白手变了形，每根手指都弯成好多节。她扭过头，看见一张瘦长的、苍白的脸，还有脸上两只痴呆无神的眼睛。没人。她试着挣了一下，挣不脱。

“你想死？”他突然说。

阿尕稀里糊涂地瞪着他。她懂的汉语很少，但“死”是懂的。冰雹砸得头皮全麻木了，她见这汉人缩着头，又白又长的脸像快死的马。他就这样搂抱着她，一切都现成，谁知他还在等什么。

他又说：“那叫球雷，碰到人，人就死啦！”

“死？”她大声重复道。

“死。”

“死？”她摇摇头，笑了，“死——”她突然扬起脖子，嘹亮地喊了长长一声。

她把小时看见灯的事讲给我听，就在那凹地墙基里。起初我以为她在讲一个神话，我只能听懂很少几句。她一个劲儿重复，表情激烈，用手再三比画。小小的一团火，一团光，一个太阳。我终于弄懂，那是电灯。她眼睛直直地看着不可知的前方，嘴松弛地咧着，像笑，又有些凶狠。我一留神，她瞳仁里真的有两个光点。

我突然嗅到她身上有股令我反胃的气味，就是将来使我长得健壮如牛的那股味儿。那味儿很久很久以后被我带回内地城里，使文明人远离我八丈，背地骂我臭气熏天。我立刻抽回手，这才感觉到已抱了她很长时间。我已沾上了她的味儿。

她站起身，回头看着我，像要引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还坐在那里，不想跟她同路。当然，那时我死也不会想到，走来走去，我和她还是走到了一起。从一开始，到最后，我都不能讲清我跟她的感情是怎么回事。谁又能讲清感情呢？假如我说我爱她，我们之间有过多少浪漫的东西，那我会肉麻。那样讲我觉得我就无耻了。

她，我是需要。哪个男人不知道什么叫“需要”？女人也会“需要”。“需要”谁都懂，都明白，可谁都没认识过它。“需要”就是根本，就是生，是死的对立。硬把“需要”说成爱情，那是你们的事。

如果非要我谈爱情，那我只有老脸皮厚地说：从阿尕一出现，我的爱情就萌生了，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她慢慢朝前走，又停下，回头，仍用那种招引他的眼神瞅着他。她满心喜悦，因为她感到自己突然从浑顽的孩童躯壳里爬出来。那躯壳就留在这男性汉人怀里。后来，在河边，又一次奇遇，他说他一定要在此地造出她见过的那种小太阳，她就开始老想他，做些乱七八糟的梦。再后来她就每天跑上许许多多路，到他的供销社，坐在那个高门槛上，看他。

她又黑又小的身影走远了。我看见她肮脏的脚，一对很圆的、鲜红的脚后跟。草地浅黄，远处有一道隆起的弧度。她朝那里走，永远不可能走出我的视野。我也在走。我觉得她是个精灵，在前面引我。

可能就与她同时，我看见了河。河宽极了，一起一伏，呼吸得十分均匀。天被它映得特别蓝。它被天染得格外蓝。我不知道这魔一般的蓝色最先属于谁。刚才的球电、冰雹、雨全没惊扰它吗？这大度量、好脾气、傻呵呵的河哎。

这样一个人被它惊呆了、惊醒了，就是我。我想起刚才的事，小姑娘说起灯、神火。我脑子里把她的话跟这河不知怎么就胡乱扯到了一块。她一直往前走，看样子走得很快，可又像寸步未移；河在奔腾，十分汹涌，可也是纹丝不动。我觉得她和它在这里出现，都是为了等我。

阿尕一张嘴，先是长而又长地喊了一声，那一声起码在草地上转了三圈，才回去。她兀突地收拢住声音。像抛出的套马绳，套中目标，便开始猛勒住绳头，完全是个老手。她再次张嘴，便不再是一味地狂喊，声音大幅度颤动，渐渐颤出几个简单的音符。她狡狯地把一支歌已经藏在了这酷似长啸的声音里。

阿尕晓得，这地方的人都唱歌，但没一个人能像她这样唱。有次她下雪天唱，跑来一只孤狼，远远坐在那里，跟她面对面。许多人围上去打，它也没逃。后来发现它已经冻僵，和地面难解难分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那头冻僵的狼在哭。

你跟我来，我给你水喝，

你再看看，那是我心挤出的奶。

你是外乡人，你活该你活该，

你不趁早，奶变成了脏东西，

你活该，你活该。

那时我对她还一点都不了解。不，到最后我对她还是一无所知。她给我的，我只管一股脑儿拿了，吃了，喝了，消化掉了，从来不去想，那都是些什么。只有到没有她了，什么都没了，我才想起我成了个穷光蛋，我挥霍、糟蹋得太凶了。她一开始就对我唱“你活该”，后来想想简直让我害怕，令我毛骨悚然。她那超凡的预见比我更准确更强烈。那时她还小，可她已意识到一种悲惨和必然的结局在等她。她那么小，就意识到宿命的力量，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种先觉来自她神秘的身世。她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搞清过，草地上所有人都搞不清。她自己就能一口气说出十多种不同的履历。好在草地之大，那地方对谁的来历或档案是从不纠缠的。那里，你告诉人说，你从坟墓里来，也会博得一片信任。

跟你怎么说呢？就这样一个小姑娘，黑黑瘦瘦，小不点儿，你简直就不明白她凭什么活着，她活着对谁有用呢？她根本谈不上美不美，应该先把她放到十只大盆里好好洗上十天，再来看她的样子。但她是个女孩，要命的是，她早晚要长成个女人，就这点，对我已够了。我苦苦在她身边伺候，等着她长大。那时我并未意识到，我在等她，像守着一棵眼看要开花结果的树。哎，我的黄毛丫头，我的阿尕。

想忘掉她，已经太晚了。这关键不在于我，而是她，她有那个本事叫我对她永世不忘。

现在你来了，说你也等了我十好几年。好像我真有那么卑鄙，糟蹋了一个又耽搁了一个。其实你过得蛮正常，结婚生孩子，当管家婆，你踏实着呢。你哪天有工夫想我？你带着那些原打算跟我合盖的缎子被，跟另一个男人过了。说老实话，我可没等你，我又不痴。

明丽，看在我和你二十年前有场情分，别逼我。关于阿尕，我一个字也不会对你讲。

真怪，这女人还是这样乖巧秀气，像只小猫。她说她还那样爱我，想不爱也不行。好哇好哇，你这撒谎的猫，找死来啦？

我对我的前任未婚妻说：“行啦，你来看我，我就够高兴了，有什么哭头？”这是我半晌来讲得顶像样的一句话。“你没变老，还挺漂亮。走在马路上，你丈夫大概特别得意吧？”我突然嬉皮笑脸起来。

明丽一下就止住了泪，猛抬头看我，不知我出了什么毛病。我又说：“你真没变。你孩子多大了？”

“大女儿九岁了。”她无精打采地说。软绵绵的目光在我丑怪的脸上摸来拂去，弄得我怪舒服。“你的鼻梁怎么搞的？”

我按按它，说：“像个树瘤吧？我儿子今年也不小了，七岁，该上学了。”

她大吃一惊，肯定大吃一惊，但脸上还好，神情大致还正常。她心乱如麻，肯定是心乱如麻。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汉族的还是……”

她在试探，看看我是不是跟哪个她概念里的女人搞到一块了。她还抱一线希望，认为我不至于那么疯。依她的观点，要真那样，我就毁了。

“他有俩名字，一个汉族的，一个……”

她听到这里就不往下听了，够了。

可我还接着往下说，瞎话连篇过扯谎的瘾：“我那小子有这么高。”七岁的男孩，我从来不晓得他们一般该多高。我的手在空中上下调整一会儿。“长得特棒，踢不死打不死没病没灾，头发是卷的，眼睛又圆又黑！”我描绘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天使。

杜明丽知道自己在硬撑着微笑，做出为他幸福的样子。一会儿，她就一个人到马路上去哭，去捶胸顿足，想到他那个混杂着两个种族血液的儿子，她就怕起来。他是他父亲的后盾，是他的靠山。他正在发育，飞快地成长，刹那间就会像堵墙一样挡住她的视线。他将把这门堵得严严实实，截止了她要跨进来的企图和可怜巴巴的顾盼。无论她怎样伸头探脑，也不可能再看见他身后的他的父亲。何夏，别把你儿子拿出来镇压我，我可是胆儿小。我并没对你干下太大的坏事。一个女人，还要她怎样呢？我爱你你不信，我等你你不在意，我来看你，你抬出你儿子。一个女人，你要想过瘾解恨，就上来把她掐死算了。

“何夏，”杜明丽压住一肚子阴郁，说，“你爸死前给我一个手镯，是很贵重的玉。”

“那你好好收着吧。那是我妈的，我妈死的时候，临埋了，他都没放过，把它撸下来了。”何夏龇牙咧嘴地笑笑，“我爸可真叫‘人为财死’。”

“他死的时候，你知道有多惨，浑身抽筋，抽得只有这样短……”

“别说了别说了，你过去信上写得够详细了。他要活到现在，我跟他也是敌我矛盾。”

“我看你太狠了。就那么恨他？未必。当时你为啥闹下那场事，差点打死人，就是为你爹。你是为你爹拿出命来跟人拼命，别看你嘴硬。你现在变得我摸不透了，可那时你什么什么念头我都晓得。你为什么跑到那个偏远的鬼地方，我能不明白吗？”

从前，有个人叫何夏，因血气方刚好斗成性险些送掉一条老工人的小命。当初我逍遥自在地晃出劳教营，看到偶然存下来、撕得差不多了的布告，那上面管何夏叫何犯夏。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轮回转世，在看我上一辈子的事。劳教营长长阴湿的巷道，又将我娩出，使我脱胎换骨重又来到这个世道上造孽了。谁也不认识我，从我被一对铁铐拎走，人们谢天谢地感到可以把我这个混账从此忘干净了。包括她明丽。我就像魂一样没有念头、没有感情地游逛，又新鲜又超然，想着我上一辈子的爱和恨，都是些无聊玩意儿。

我已不记得我当时怎样踏上了草地。也许有人对我介绍过它，说它如何美丽富饶又渺无人烟；也许是我想碰碰运气，盲目流浪到那里的。总之，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当时的动机早被我忘了。抑或说它有种奇异的感召力，不管它召我去生还是召我去死，我没有半点不情愿就朝它去了。一去几千里。

“你父亲临死的时候说：咱们家败完了，就剩了何夏一个人，你要照顾他……”

“这就是他的临终遗嘱？”

杜明丽点点头。老头儿可怕地抽搐，嗓子里发出类似婴孩啼哭的尖细声音。她简直想拔腿就逃。而老头儿却伸过痉挛得不成样子的手，抓住她。她不顾一切地大叫起来。老头瞪着眼，想让她别叫，别对他这样恐惧嫌弃。不一会儿，她的手碰到一个冰冷的东西，是只玉手镯。他用另一只手拼命把手镯往她手上套。等他死后，她才发现他并不可怕，十分慈祥。眼边深沟似的皱纹里渗满了泪。

但她永远也不想把这个真实的结局告诉何夏。她内心是抗拒那种无理束缚——那只手镯的。但她没有讲。她讲的是一个合乎常规、为人习惯的尾声，什么临终遗言、娓娓相嘱等等。那尸体奇形怪状到什么程度，那手镯让她怎样寒彻骨髓，她没讲。

我们仨，明丽、我、阿尕不知究竟谁辜负了谁？真滑稽。我爱明丽是可以理喻的，而对阿尕，却是个秘密，我也妄想揣度它。她就坐在那里，黑暗一团，几乎无形无影，但我知道，她永远在那儿。

看看她这脸蛋是怎么了？像瓦壶里结的斑驳的茶垢。这就是阿尕。她光着脚，踝骨像男人一样粗大，长头发板结了，不知成了一块什么肮脏东西，这就是我的阿尕。她永远在那儿。

这地方的人开始注意这汉人奇怪的行为了。三五成群的男人撮着鼻烟，不断冲太阳打个响亮的喷嚏，他们中有人指着他的背影窃窃私语。真该上去抽他一顿鞭子，这头傲慢无礼的内地白驴。他到我们的地方，却没朝我们哈过腰，连笑也没笑过。他每天跑到河边去，疯疯傻傻站在那里看。他在河里找到什么了？这河里从来没有金子。

太阳一落，便没人再去管他。家家帐篷中央拢堆牛粪，一半是黑暗另一半还是黑暗，这一刻是他们祖祖辈辈金不换的幸福。

阿尕却偷偷跟在他后面。她这样干已经不是头一回。她像条小蛇一样轻盈地分开没膝的草。河岸上放着一只牛皮船。这种船并不稀奇，此地人要渡到河对岸去，就得乘它。不过很少有人对河那边动过心，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去呢，这边已经够广阔了。一旦有人想过河也很简单，就做一只这样的牛皮船，用木头扎成框架，用五六张牛皮连缀起来，再绷到木架上，船就有了。有人说，这条河一直流到地下，通向另一个世界。从前，这地方有个懒汉，过腻了牧畜生活，就那样干了。他把老婆孩子和吃的放在一只船里，自己和酒放另一只船，两船相系，就走了，永远没见他回来。

阿尕见他上了船，便拔腿追上去。她跑近，船早已飞向河心。

船在河里一高一低，有时转个圈。河底潮汐把浪花从深处采来，白花花地举在船的前面。

她开始朝他喊。浪把船冲得轰轰响，他一点也听不见。她便在河滩上狂奔，眼睛死盯住船。她要这样一追到底，即便他要离去，要在这河里消失，她也得亲眼看着。

阿尕跑啊跑。她在追完全疯掉的白色马群。马群驮着死到临头都不屈服的骑手。再往下她知道会怎样，船会头朝下直竖起来，将船里的或人或物一刹那间抛干净。她急了，从腰间抽出“抛兜儿”。“抛兜儿”在她头顶嗖嗖尖叫，飞旋出一个光环。

我被击中了。这是我头一回领教她的武器，晓得她的厉害。她和她的民族，是如此善用武器。再来瞧瞧她的绳枪，他们叫“抛兜儿”的玩意儿，我听见嗖嗖响时已晚了，卵石划着一道白色弧光在我腿上已终止了旅程。这块卵石实在不小，足能打断一头健牛的犄角。我的腿骨“咣当”一响，全身都震麻了。我什么也来不及想就从牛皮舟里翻出来，掉进河里。我的腿在河里才开始疼，疼得我以为它已没有了，手去摸，还好，它还在。我是会游水的，水性不赖，可遭人暗算的愤怒使我全身抽风一样乱动，手脚完全不被理性控制。再说受伤的腿使我身子老往一边偏。还有这河水，谁接触过这样冰冷的水？它不是在我体外流动，而是灌进了我体内，更换了我全身的热血；我的每根血管都冻得发硬，正在毕毕剥剥地脆裂。我开始浑身发紫发白，很快就要明晃晃地肿胀起来。可我依然愤怒得不能自持，她这样害我毫无缘故。我的四肢差不多丧失知觉。我想下一步，该是有个人把这具满腔愤怒的尸体打捞起来了。

当然，我不承认是她把我打捞上岸的。虽然她的确在呼呼呼地喘，长发上和全身的水淌在河滩上，淌成一条小溪。我听见她的尖声嚎叫，那是在我落水的瞬间。后来我恍惚看见一个黑东西掉下岸，极慢极慢地向我靠近。我们在水里撕扭了好一阵，我用抽筋的腿把她蹬开，等她再次扑上来时，我死命揪住她的头发。刹那间，我恨透了这个黑鬼似的女孩，她老是无端地跟踪我。她被水呛得直翻眼睛，鼻子和嘴挂着黏液。无数条黑发辫软软张开，像某种水族动物漆黑可怖的触手。现在知道了吧？我跟她的开头就不好，就异常。从那一刻，我跟阿尕缠不清、搅不完的感情便开了头，或不如说我们的自相残杀便开了头。

我没料到她有这本事。她蛇似的在我怀里扭啊扭，突然扭头咬我一口，咬在我肩上，使我不得已松开揪她头发的手。然后我们不分胜负地双双上了岸。河在前方发出奇特而恐怖的声响，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下面歇斯底里地大笑。这儿离我放船下水的地方已很远，草地变得阴森起来。河在一眨眼间把我送到这里，流速可想而知。我想起从上船时就无法自持。

有种莫名其妙的后怕使我软了，全身没一点劲，随她拖。我看见她又黑又小，拼死拼活地搬弄我这条让水泡肥的大死鱼。这河里有种肉乎乎的鱼“水菩萨”，一经打捞上来，鱼头就奇怪地变成一张老头脸，又阴险又悲哀。跟我此时的样子极像。她跑到远处拾来干牛粪，有的牛粪表面已干得出现密密麻麻蜂窝样的孔。然后她就跪在那里“嚓嚓”地用火镰打火。真可笑，这只比钻木取火先进一步。我躺在这里突发奇想：顺着这条倒淌河走，一直走，就能走到远古。爱因斯坦几乎要否定时间的不可逆性。我想，这条河流倒着流，其中必有它的奥秘。想象一下吧，整个历史就是这条河，它在某个地方不为人知地来了个彻底的转折，好比一条绳带的一头向另一头对折过去，于是现代与原始便相逢了。将看见的，便是化石和累累白骨的复活。

火点着时，天已全黑了。我懒得去看她怎样费力地将火种培植壮大。火投在我和她的脸上，使其变形，变幻出野性和怪诞的影子。我们一声不响，完全是一对人类最纯粹的标本。

他忽然站起来，阿尕也跟着站起。除了獐子，草地上找不出比她更敏捷的东西，她敢打赌。她知道事情没完，水里那场恶斗还没有结束。上啊上啊，她拿出架式，身体略弓着，鼓满力。这样又瘦又高的对手打起来最方便，只要攻他下三路，只需猛一撞，他就得倒。阿尕想着，忽然格格地笑起来。草地上的人，摔摔跤、打打架是很快活的事。

他没上来，大惑不解地看她笑。一边脱下衣服、裤子，举到火上烘。她看他是副好架子，就是太瘦，这里那里都看得见漂亮的骨骼在一层薄皮下清清楚楚地动。不过几年以后，她使他壮起来。是她喂肥了他，使他有一身猛劲，用来摧残她。

“你为什么用石头砸我？”他问道。

她笑得轻了，说：“石头？”她对他的话多半靠猜。谁知道呢，恐怕听懂他的话靠的并不是听觉。

“砸得太狠了，你瞧，这儿。”她停住不笑了，两膝着地爬过来，凑近去看他的腿。没什么，这个白脸皮汉人就是不经打。她碰碰那伤处，他“咝”的一声，她立刻也学着很响地“咝”了一声，又笑起来。

“你说说看，你干吗对我投石头，手那么毒？”他把她的头用力一扳，把她脸都扳变了形。

她呆了一会儿，便像小狗那样左右扭动着脑袋，嘴里尖声尖气地发出“哼哼呀呀”的声音，又撒娇又耍赖。她觉得他这种虐待挺舒服，等于爱抚。

“你想害我吗？想把我打到河里淹死？！”他拧住她脑袋不放，脸上出现那种因作践小动物而产生的快感。

“死？！”她大吃一惊。这汉人为什么总说死，她不懂。她粗鲁地打了一下，把他的手打开。

我不知要费多大劲，才能把这些话跟她讲清楚。来，我跟你讲一种很妙的东西，它的确很像你去追逐的那种火球，它不是神火、什么小小的太阳，那不过是种简单极了的东西，叫电灯。我还讲，能造出它来，我就行。这野姑娘用一双亮得发贼的眼盯着我，恐怕碰上个骗子。

我说，我是在工作，不是吃饱了撑的去玩那条船。你不是要个小小的太阳，要它挂到每个帐篷里去？我就是专门造太阳的。我嘛，过去在发电厂做工。她忽然问，是用水造太阳？我知道我这样唾沫横飞也是白搭，要她懂得这些简直妄想。可她貌似开了窍，不断点头，“哦呀、哦呀”地答应着。管它呢，我自顾自讲下去。实际上，我也在说服自己。这条河太棒了，建个水电站没说的。有这样的河，你们还在黑暗里摸来摸去真该把你们杀了。就这样，你看，在这里筑条坝，把水位提高，当然还得有机器有设备有挺复杂的一套玩意儿。现在我只是先了解河的性能，搞一手资料。我干的就是这个。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个工人。这些也得干着瞧，也说不定会干砸，但总胜过在黑咕隆咚的破供销社里等死。在那里跟等死是一回事。

太阳，就这样造出来的，小丫头。

这时我见她腰上有什么一响，仔细看，是几枚铜钱，古老但不旧。

“你发誓，发誓啊！”她吼道。他刚才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使她又振奋又忧惚。它就是那样的，会亮会灭，随你。哦，真值得为之一死。她要他发誓赌咒。其实她已经相信他了：他干得出来，什么都不在他话下。正因为相信，她便害怕，怕这个人，对他具有的智能和力量产生出不可名状的一种恐惧和担忧。

“我把手放在这上面，问你——骗我是罪过的。你说你造太阳，真的吗？”她手托住胸前那只小盒，里面有尊不知什么像。哎呀，他没有听懂吗？

我模模糊糊懂了。

可惜我没有她颈子上吊着的那东西。那东西自然是她的偶像，看她严肃凶狠的样子，我对她如此举动不敢嬉皮笑脸了。她要我发誓，要我像她这样把舌头伸出老长。我不知道自己伸着舌头是否像她一样丑。我没偶像，从不认为哪样东西神圣得不得了，但我得依她。阿尕，你瞧，我这样，还不行吗？把手放在胸脯偏左一点，那个蹦个没完的活物上，回答你，我的话全是真的。我决心要给你造个太阳。

然后，她讲给我听，关于这条河。

阿尕最早的意识中，就有条河。它在她记忆深处流，是条谁也看不见的地下暗河。她那时三岁？五岁？不知道。没人负责记住她的岁数。反正她只有一点点大。阿爸将两条牛皮舟相系，要去发财，去找天堂。那年草原上的牛羊死得差不多了，整个草地臭不可闻。阿爸说他看够了牛羊发瘟，要离开这里。阳光、草地、乡亲都飞快向身后而去，河越来越黑。她终于听见天堂的笑声，成千上万的人一齐狂笑，笑得气也喘不上来。

“你听见了吗？笑！”她把他紧紧拉住。遥远的恐惧使她瑟瑟发抖，浑身汗毛变硬，像毫刺那样立起来。

“就这里吗？”他呆了半天才说。

“有一家人，很早了，”她说，“男人带上女人，女人抱上娃娃，装在船里，就在这儿。听见笑——嘎嘎嘎。一下子，船就没了呀……你去问问，那家人，这儿都晓得。”

我发现她被某种幻觉完全慑住，样子古怪而失常，当时，我还没往那方面猜，没去想这故事很可能是她真正的身世。

当然，这里确实有覆舟的危险，但决不像她讲的那样神神鬼鬼。我后来就试过，只要有勇有谋，它也不那么容易就吃了我。

我可不是吹嘘我当年的英勇。找刺激想冒险是青春期一种必然心理状态，就好比情欲。冒险也是发泄情欲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雄性的方式。我坦率告诉你们吧，情欲是黑暗一团，你不知道自己在里面怎样碰撞、跌打、发脾气，总之想找个缺口，冲出来就完事。冒险就是一个缺口。在激情没找到正常渠道发泄之前，冒险就是一个精壮男子最理想的发情渠道。

我这样讲恐怕太露骨了。你们想听的是爱情或传奇故事。关于我和阿尕，我是失去她之后才发觉自己对她的钟爱。行了行了，根本就没什么他妈的爱情，你们多大？二十五六岁？这就对了，这个岁数就是扯淡的岁数。什么爱情呀，那是你们给那种男女之事强词夺理地找出的美妙意义。要是我把我跟阿尕的事讲出来，你们准否认那是爱情。其实那就是。

所以我才在失去她的日子里痛心不已。

那时我也年轻，我也误认为这不是爱。结果贻误终生。

何夏一谈到爱情就缄口、装聋。这就更使人预感他发生过一场多伟大、多动人的爱情。何夏并不迟钝，一点不古。他能很圆滑地抹开话头。每逢他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会忽然讲一件有趣而怪诞的事，就把别人的兴头调开了。

他说：“我认识那里一个老太婆，人家叫她秃姑娘。不用说，她不止秃了三年五年。她会讲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她讲，有个女人怀孕五年，生下一块大石头，把它扔到河里。后来有个又丑又穷的男人把它抱走了，天天搂怀里，捂在袍子里，有一天，他发现石头上长出了头发……”

听的人又怕又笑。

他又说：“那地方过节，老人们必然聚在一块唱歌。曲调一点听头都没有，单调极了。但他们唱的时候全都庄重得很。听着听着，你就知道这歌不一般了。他们唱千年前大雪天灾使一族人流浪；唱外族人一次次侵扰他们的草场；还唱朝廷夺去千匹良马却用茶叶[5]来付偿。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歌谣就是他们民族的一部《荷马史诗》。这歌不用教，等孩子们长大，青年人变老，自然而然也就会以同样悲壮的感情来唱它了。不过这部‘史诗’被祖祖辈辈唱下来，不断添加神话，搞得谁也甭想弄清它的真伪比例。比如刚才说那男人娶石头为妻，他们的‘史诗’也一本正经记载过。他们这一族人只有几千，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必定是祖先娶石为妻的缘故。”

人们又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一种草，火烧不死。有次雷火把所有草木都烧光了，只剩这种草，牲口吃了全大笑着死掉；人吃了死牲口肉，也都大笑，笑到死。这倒不是听他们唱的，是我从他们县一本野史上看来的……”

大家离去时哈哈着说那鬼地方实在愚昧。

阿尕，你不知哪个时候误吃过那种毒草，所以你一笑就发癫。你会笑得浑身乱颤，遍地打滚，像闹瘟的牲畜那样使劲蹬腿。我真烦你那样笑。可我踢你打你，你也止不住要笑。值得你笑的事怎么那样多？比如我说我爹死了，按当地风俗，入土前晚辈要披麻戴孝，再弄了瓦盆给他摔摔，你就笑啊笑啊，我那一点怀念，半点忧伤一下让你笑没了。

现在我常在梦里被阿尕的笑声吵醒。

明丽来了。那么干净得体地往办公室门口一站，真让我有些受用不住。傍晚，这个雪白皮肤的女人若是你妻子，对你说：呀，我忘了带钥匙。那你福气可是不小。她也不是什么美人儿，但这样就差不离了。往同事中一带，这是我爱人，她的礼貌、温雅，略带小家子气的容貌，再加一点点娇羞和卖弄风情，都好，都合适，简直太给我撑门面了。尽管她已有些发胖，皱纹也逐渐显著。我在这里心醉得一塌糊涂，一刹那间，真巴心巴肝地渴望一个和她共有的家。

杜明丽被他少有的温存目光给弄晕了。甚至在他们初恋时，她也很少被他这样看过。他是那种缺乏情愫的人。她跟他初认识，他就是一副恶狠狠的形象。那时他和她都刚进厂不久。他是工会的活跃分子，羽毛球乒乓球样样行。她什么球也不会，总站在一边看，有球落下来，她就跑上去捡。有次他打完球忽然叫住她：喂，以后你别捡球了。她说为啥。他虎着脸说，你捡球老猫腰。她笑了，你这人真怪，捡球哪能不猫腰。他气鼓鼓的，憋一会儿才说：你衬衫里穿的什么？她说，背心呀。背心里呢？他又问。她脸一下红了，又羞又恼。他说：我全看见了，你这衬衫领口开那么大，一猫腰，谁还看不见里面。她气得说不出话。

如今他这样对她瞅着。墨绿的裙子，白衬衫，对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来讲，是较本分的穿着。她可没打算来诱惑他。

她不断在他身上发现备受伤害的痕迹。就说脸，那些痕迹使他的脸比以前耐看。这脸孔上的一切变化都是非常的，无所谓缺陷和长处，美和丑早在这里混淆，谁也讲不清到底对它是个什么印象。它就是它，就那样，放在那里，让人触目惊心。它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很早很早，那种侵蚀他容颜的因素，他心里就有。他对他父亲破口大骂时，那因素就已开始起作用。“你这老贼坯！老盗墓贼！”那时他的样子多可怕，多残忍。他现在不过是把当时的爆发性神态保存和固定了下来，又加上风雨剥蚀、岁月践踏，等等等等。

于是就造出来这副尊容。这脸若凑近，像从前那样跟她亲热，不知她会不会放声大叫，就像当年被他垂死的爹捉住手腕，碰到那个冰冷的手镯那样惨嚎。

老头死后，她很后悔，觉得那样叫太伤他心。她知道老头并不坏，反倒是儿子太不近情理。老头甚至很善良，最后的念头，还是想成全这个毁了他的儿子。想用那手镯，为儿子套住一桩美满婚姻。

杜明丽替何夏收拾房间。她是个爱洁如癖的女人，一摞碗筷，就够她慢条斯理、仔仔细细收拾半天。她把小木箱竖起来，食具全放进去后，又用白纱布做了个帘。

我看她干这一切，完全像看个小女孩过家家，似乎她能从收拾东西布置房间这事里得到多大幸福。二十年前就这样——总是她轻手轻脚在我房里转来转去，没什么话，有的也是自言自语：书该放这里嘛，放这儿好，瞧瞧，好多了。我呢，从来不去理会她，从不遵守她的规矩，等她下次再来，又是一团糟。但她从不恼，似乎能找到一堆可供整理的东西，她反倒兴奋。我的屋里早不是最初那副寒酸相，那个囊括一切家当的牛皮口袋被她拿到鞋匠那里卖了，然后，我屋里便到处添出些小摆设，害得我在自己屋里缩头缩脑，常常迷路。

她说她对我情分未了。我说何必。她说那不行，我不能对你撒手不管，除非你跟别的女人成家。说到成家，她声音直打颤。然后她笑着说，这样，也免得你老恨我。

明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不是最恨你的，有个人恨不能把你杀掉。阿尕，她让我领教了她那古老种族火一样的嫉妒。

阿尕问我：“你爱这个女人？”她指那张夹在书里的小相片。

我说当然爱。

猜她怎样？她一头朝我胸口撞过来，等我站稳后，正要痛揍她，她却抢在我下手前又猛撞一下。这次她不是撞我，而是撞在粗原木的墙上。她要再来那么两下，她要不死我的屋就得塌。要不是那结果，我就不是人。

后来她见到你，明丽，就是你去跟我结婚那次，你居然能从她手里逃生，真是你的造化。

我哪里知道，那时我在她小小的肉体和灵魂里已生了根。从河里爬上来，听了我那番造太阳的玄说，她就打定主意，要给我当牛做马。可怜她那时只有十六岁。从此她常常跑许多路，赤着一双乌黑的脚，披头散发站在我面前。她出现在这里，使得黑暗一团的供销社格外像个洞穴。她待在这儿很合适，破破烂烂的一堆，提示着我的处境。我很少理睬她，有时会突然烦躁，要她走，滚出去。有次她没有立刻滚出去，而是磨磨蹭蹭走到柜台前，指指那一束败了色的头绳：我买那个。她给我一枚带着她的味儿的硬币。从此她开了窍：只需一枚硬币就有权饱看我一顿。像城里人看杂耍，或进动物园，只需一个硬币。一旦我来了脾气，要她滚，她就从身上摸出一枚早准备好的硬币，买一根头绳。我因为她的一枚硬币而不能发作，有这点小钱，她便有借口跑来，理直气壮地瞪眼瞅我。想想看，把我跟她的开头说成一见钟情，有多恶心。

我们最初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谈得上什么男女之情呢？我们也有好的时候，我说，阿尕，你会唱一百支歌吧？她笑着说，哦，一千！我们能用汉语和当地话混杂的语言交谈了。你的歌全是哇哇乱喊，听不出名堂。她说，哪支歌都有名堂。她马上唱起来，用手把脸捂得十分严实，膝盖一上一下地颤，我从她膝盖的动作，看清这支歌活泼的节奏。她反反复复地唱，不像平常那样拉长音调，而是跟讲悄悄话差不多。

我最爱的人，假如你是树，

我就是你身上的叶子，

你死了，我就落了。

我听后哈哈大笑。阿尕，你这傻瓜，树叶落了，第二年又会长新的呀。她一下松开捂在脸上的手，露出一张大梦初醒的脸。我见她胸脯一鼓一鼓，低头急促地往四面八方寻视，我知道，这时她要真找到什么得心应手的家什，准照我砸过来。可草地到处都是柔软的，连石头也没有。她冲我做了个龇牙咧嘴的凶相，转身就跑了。这回我把她惹得不轻，挺好，她不会再到供销社来烦我了。

对她发脾气、呵斥、骂甚至扇几巴掌，都不碍事，她仇恨的就是嘲弄。她专心专意在那里唱，在那里倾诉，醉心得不得了。我这么不屑地一笑，她就受不了这个。她出于她那个民族的自尊或说自卑，有根神经特别敏感脆弱。她最终离开我，恐怕也出于同一缘故，出于自尊心被我折磨得遍体鳞伤再也不堪忍受。但我发誓，这类精神上的虐待全在于我的无意识。

怎么能说我就是个混账呢？我和她矛盾痛苦之深，并非两个人的问题。这涉及两种血统、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屈服感情，同时又死抱着各自的本质不放。我爱她，但我拒绝走回蛮荒，去和一个与文明人类遥遥相隔的女性媾合。后来的一些夜晚，她睡在我怀里，我吸着她极原始的气味，会突然惊醒。我害怕，感到她正把我拖向古老。人类艰辛地一步步走到这里，她却能在眨眼间把我拖回去。假如说我混账，我大概就混在这里，每当我干完那事，总要懊恼不已，一种危机感使我心烦意乱。

至于我后来设计水电站，也谈不上什么为那里的人造福。有一半是为我自己，或说为救她。我认为救她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她的生存环境。我爱她，怎么办呢？

从她唱歌，我把她得罪后，她再来看我时已十七岁。那是春天，是个最伤脑筋的季节。虽然草地的春天还盖着厚雪，但雪下面的一切生灵都不老实了。种种邪念都在这一片纯白的掩盖下开始骚动。

一开始，还是那样。她跑许多路，只买一根头绳，就走。她不怎么讲话，刚学会羞答答。她常常是我唯一的顾客，屋前屋后，处女般的白雪上只有她的脚印。她脸盘大了，穿件皮袍，挺臃肿，但不那么小不点儿了。我觉得她变了个人，怎么说呢，有点像回事了。当然，依旧不漂亮，只是捂了一冬，捂白了，嘴唇特鲜艳。我见到她，头一回感到莫名其妙的快活。

我说，还是买一根头绳？

她说，呀。

她匆匆跑掉时，我看见那双脚依旧，还是光着，两只滚圆通红的脚后跟灵巧极了。不知怎么，那脚后跟使我浑身一阵燥热。我想，坏事了。这天有许多人在店堂里买东西，每逢我从县城运货回来，牦牛脖子上的铜铃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冬天归牧，牧人全回到冬屋子，都闲待着。从牛铃一响我就不得清静了。阿尕等最后一个顾客出去，才从门槛上站起来。是的，我这几天的确在等她。她不来，我就像条疯狗，在这洞穴里转来转去。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感情，没那么纯。男人，到了岁数，就这么个德行。我对阿尕，从这儿开始，感情里就掺进了一点脏念头。我在她臃肿的大袍子上找，终于找到那下面我想当然的一些轮廓。

她走上来，猛朝我吐了一下舌头。她就用这种顽劣的方式向我表示亲热，像条小母狗。

“又来捣乱啦？”我说。我决定今天不马上撵她走，好好跟她胡扯一会儿。

可她很快把预先攥在手心里的硬币扔到柜台上。“买什么呀？”我跟她逗。

她慌慌张张地浏览所有货物，装模作样得好像最后才发现那束头绳。她飞快地伸手一指。

我说：“你瞧你的脚，都冻坏了！你瞧你瞧，流血呢！”我说这话是真的疼她，我刚发现她一双脚已烂得大红大紫。

她却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两只脚相互藏，但谁也藏不住谁。她的窘样十分可爱。我不知她是否末梢神经麻木，这么一塌糊涂的烂脚，她竟不知疼，照样到处跑。

“阿尕，买双靴子怎么样，城里刚运来的毡靴，你穿穿看有多漂亮！”我把靴子放到她眼前。

“我没钱买。”她看一眼靴子后说。

“怎么会没钱呢？冬天谁没几个钱？”她没父母，和那个叫秃姑娘的老太婆住在一起。老太婆待她不错，只是爱偷她钱，她无论把钱藏在哪里，老太婆都能找到，偷干净，去放高利贷。阿尕究竟为什么跟她在一起过，这是个谜。就像草地上的白翅鸟为什么和阿坏[6]生活在一起，谁也猜不透。草地上谜多了，就没人费神去猜。阿坏早晨驮着鸟出洞，鸟去觅食，阿坏打洞。晚上鸟回来，捎回食物给阿坏吃，然后阿坏又驮着鸟进洞歇息。谁能说它们过得不合理不幸福？因此，我从来没干涉过阿尕与秃姑娘的生活方式。

“我没钱买。”这回她说得更干脆，不留余地。

“可是你看，你老是有钱来买头绳哩。”我笑着说。我那天心情实在好得异样。

她一下红了脸。实际上她那点小伎俩我清楚极了。斗心眼，她哪斗得过我。我只想让她自己讲，讲讲她到底对我怎么回事。

她说了，她什么也不能买，钱要一点点地花。她说，我的钱反正不能一次都花了。

她充满委屈地嘟囔着，猛一抬头，我发现原来她是个很美的女孩。她说，等我没钱，你就会吼，走吧走吧，不买东西别到这里来。她的眼睛还是可取的，黑得很深，看你久了，像要把你吸进去。我糊里糊涂就拉住了她的手。她还在嘟嘟囔囔地讲，讲。什么也讲不清。让我来替你讲吧，你喜欢我，一天到晚想跟我缠，就使了那么个小手段儿，一个小钱儿，跑许多路，什么也不为，只为看看我。是这意思吧，实际上我早清楚她的意图，可我此时却像恍然大悟般大受感动。我真想把她马上就抱到怀里来。

这么看我比较无耻。那其实是整整一冬的寂寞和压抑，使我一刹那间热情激荡，想在处女的雪地上践踏出第一行脚印。整整一冬，河封着冻，远处近处都是冷酷单调的白色，我不能再去看河，不能再到草地上去打滚，不能看公羊母羊调情，我差不多成了只冬眠的熊。所以此时，我才强烈地体味到春天！

我拉着阿尕到供销社后面我那个狗窝似的寝室。我说，我请你做客。她高兴地格格笑，连她露出那么一大截粉红色牙床，我都没太在乎。对不起，我那会儿心情真是太好了。我的屋子是里外跨间，外面归两头驮货的牛住。因为没有及时清除它们的排泄物，我屋里也充满暖洋洋的臭味。我已想不起，我当时把她带到寝室，是否心怀叵测。

她往我床上一坐，简直欢天喜地。她长这么大头一次认识床这玩意儿。你们汉人睡这样高，掉下来跌死才好哩。她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爬起，装着打鼾，又拍拍枕头，摸摸被子，我那个脏得连我自己都腻味的窝，真让她好欢腾了一阵。

随后她看见我桌上堆的书。那是我苦苦啃了一冬的有关水利的书籍。我已不复停留在空想和探险的阶段，这些枯躁得让我头痛欲裂的书把我初步武装起来，使我有了第一批资本。阿尕一本一本地翻着书，一边摇头晃脑装念经。按突厥文自右向左的行文习惯，她把我的书一律倒着捧。我呢，端着一缸子快结冰的奶茶，请她喝。我顺势在她身边坐下，看着她单纯明朗、蠢里蠢气的侧影。

要说完全是情欲所骗，我不同意。因为她毕竟可爱。有时去爱一个屁也不懂、傻呵呵的女孩，你会感到轻松，无须卖弄学问，拿出全部优良品质来引她上钩。她已经上了钩，我的傻阿尕。不管好歹，我和她已有了一年多的感情铺垫。于是我把胳膊伸过去，搂住她的腰。她回头看我一眼，神情顿时严肃了。

我的另一只手更恶劣，顺着她空荡荡的外衣领口摸下去。她越来越严肃，我的手只得进进退退，迟疑得很。

“阿尕……”我是想让她协助一下，自己把外衣脱下来，免得事后我感到犯了罪。可我不知怎么就改口了，说：“来，你唱支歌吧。”

“我不唱，你笑我。”她浑身发僵，手还在飞快地翻书。她的紧张是一目了然的。她知道今天是逃不过去了。

“你唱，我不笑。”我和她都在故作镇静，话音又做作又虚弱，真可笑。是啊，现在想想真可笑。我怎么会搞出那种甜言蜜语的调调儿？不不，一切都到此为止了，转折就在眼前。

她忽然问：“她是谁？”一张小相片从书里掉出来，被她捏住。就是这张小相片，使我猛然恢复了某种意识。她呢，她无邪的内心从此便生出人类一种最卑琐的感情——嫉妒。

杜明丽知道，怎样巧妙地问关于他跟那个女人的事，他都不会吐露半个字。他整整一晚上都在东拉西扯。一会儿说起那地方计数很怪：从十一到十九保存着古老氏族的计数法。一会儿又说起那里的气象，说在山顶上喊不得，一喊就下雨下雹子。他兴致勃勃，好像在那偏僻地方十几年没讲话，活活憋成这种口若悬河的样子。

杜明丽突然问：“你不想她？”他懵懂地说：“想哪个？”“她，你儿子的妈呀。”他又问：“谁？”“你妻子嘛，你那个会骑马的妻子嘛。”

“我没妻子！”他沉下脸，“我根本没结过婚！”

“可是，你有儿子。”“那又怎样？”他说，“谁敢妨碍我养儿子？”她不作声了，还是默默地替他整理这儿，收拾那儿，轻手轻脚。

过一会儿他说：“你不是见过她嘛？！”

“就是她？！”一个粗蛮的、难看的女子在她脑子里倏然一现，“就是她？！”

“很简单，后来你嫁了个军人，我就跟她一块过了。你别信我的。那地方没什么痴情女人爱过我，我是胡扯八道，没那回事。”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也没有儿子。狗屁，我天生是绝户，什么儿子，我是骗你的。”

这种颠三倒四、出尔反尔的话使杜明丽感到她正和一个怪物待在一起。“何夏，你愿意我再来看你吗？”她忽然问。

“你愿来就来吧。”

“我不会再来了，你放心，今晚是最后一次。”她说。

“那也行，随你。我这人很可恶，你少沾为妙吧。那么让我亲你一下，就彻底完蛋，好吗？”

她走近他，低着头。他正要凑上来时，她却说：“有时想想，谁又称心过几天呢？”然后她把他推开了。她知道他没有热情，倒是一种报复。

杜明丽临走时说：“你爹临死前……”

“别提我爹。”

别提我爹，别提。他现在躺在哪里？一截鼻骨，两个眼洞，整副牙齿？他还能安然地躺多久？不等他的骨骼发生化学变化，不等有人如获至宝地发掘一堆化石，就会被统统铲平削尽。每段历史，将销毁怎样一堆糟粕啊！那些未及销毁的，便留下来，留给我爹这类人，好让他们不白活着。我们全家都中了他的奸计。我和妈，我的三个好妹妹。我是在一夜间弄清了他的图谋：他把全家从城里迁到这个穷僻乡村的真实意图。装得真像啊，我们全家要当新农民。那是一九五八年，干这事的骗子手或傻瓜蛋不止我爹和我们一家。那时我戴着沉重的大红纸花，和全家一起，呆头呆脑地让记者拍照。其实这个城市已把我们全家连根拔了。我那时啥样儿？个头已和现在差不多，体重却只有现在的一半。就那鬼样子，已肩负起全家生活的担子。爹呢，干什么？他放着现成的大学考古讲师不做，跑到这里来吃我的、喝我的，后来拉不下脸吃喝了，才到民办小学找个空缺。他干得很坏，三天两头找人代课，自己却神出鬼没到处窜。谁能说他游手好闲？他很忙，忙得不正常了。我的印象里，他总是风尘仆仆，眼珠神经质地鼓着。他跑遍方圆百里，把成堆的破陶罐烂铜铁弄回来，拿放大镜看个没够，完全像个疯子。有天他兴奋地对我们说：战国某个诸侯的墓就在这一带。过几天，他灰溜溜地又说：那墓早被人盗过了。其实这样也罢，那样也罢，我们才不管呢。他说墓应该保护起来，那就保护吧。他给省里文物单位写了许多信全没下落，然后他决定进城跑一趟。回来痛苦不堪地对我们说：没人管。那是全国的饥馑年代，人们主要管自己肚子。我们都松了口气：这下妥了，你老老实实歇着吧。没想到事情会恶化。

他半夜爬起来，跑进老坟地。那坟地老得不能再老，千百年鬼魂云集，并不缺少我爹这个活鬼。他在那被盗过的墓道里用手电东照西照，完全不是白天教书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儿。我毛骨悚然地跟了他一夜，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爱上这块贫瘠得可怕的土地。

在我动身进城到发电厂当学徒之前，我向全家揭露了他的勾当。我说，看看他那双手吧，十个指甲全风化剥蚀了。这一点，就能证明我没撒谎。

即便他活着，又怎样？他胆敢对我的个人生活发言吗？我从窗口看见明丽穿过马路，一个素淡姣好的影子。我倒要看看，岁月怎样在这个美妙的容颜上步步紧逼，以致最后收回它曾赋予她的美丽。我等着这一天，她老得难看了，虚肿的脸，再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居高临下地来怜悯我这条糙汉子。到那时，她跟阿尕并排搁着，她不会再占着绝对优势了。走着瞧，你，使劲挺着你的胸脯吧，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它们空瘪了。那时，我再提起我跟阿尕的事，你就没资格再做这副要呕的表情了。

她知道自己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是没一点看头。不知从哪天起，她身上有了种酵素，不然，到这个夏天，她怎么会被自己的样子吓一跳呢？她脱下厚袍子，看见两只乳房倔强地向前挺着；小腹不再凹陷于两胯间的深谷，而是刚从海底世界诞生，新鲜而年轻，圆溜溜鼓着，在与胸部相接的地方，显出两道浅浅的皱褶。大约她的身体被男孩子们偷看过，他们开始对她着迷。托雷和尼巴它两个坏透的东西，竟半蹲着撅着屁股跟她跑。“阿尕小阿妈，”他们喊，“小阿妈小阿妈，喂我们喝点奶呀。”她把托雷揪住，一左一右总打了有十几个耳光，尼巴它溜了。

入春开始就有了一个接一个的节日，无非是跑马和跳舞。夜里，点一堆火，男男女女围成圈。秃姑娘戴起面具，在人群里横穿竖穿。她年轻时浪荡得有名，能在一个木酒桶上跳着转圈圈。她的舞不是随便跳跳的，每跳一次，阿尕发现家里就会多几样贵重东西。有时是一只手镯或一串珊瑚珠，有时是一两个镶银小碗或精致腰刀。她边跳边偷，谁都了解她这非凡的本领，却没人防得住她。她不光利用舞蹈行窃，还能干别的。哪个女人若得罪过她，她跳着跳着便猝不及防一伸手，那脸蛋就会被抓花。往往是一场舞跳下来，她报了仇又发了财。没人敢惹她，因为她是个“底罗克”[7]。据她自己说她几经轮回转世，清清楚楚记得上几辈子的经历。她会讲多种语言正是她活过几世的证明。

老太婆跳了一圈，找到阿尕，对她悄声说：“去找托雷，不要尼巴它，托雷是个真正的棒男人。”不等阿尕明白她的意思，她又怪模怪样地跳远了。

为了那张照片，阿尕和我闹翻了脸。之后这一年，我们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只是逢当地大年节，她必客客气气请我到她家吃顿奶豆腐之类。有时我也拿拿架子，表示城里人不是什么东西都吃得惯的。见我这样，她很识相很体谅地笑笑，就走了，把我留在那间冷清的黑屋里，反省文明人的虚伪。在那地方待了几年，还讲得清你吃惯什么吃不惯什么吗？我惧怕她将我拖进她的生活环境，但我明白，若不那样，我会活不下来。这地方一草一木无不在生存大背景认可下得到苟活。

只有一次我爽快地跑到她那去了。大概实在耐不住寂寞或提不起虚劲独自糊口。她家的冬屋和别家没什么区别，好像更小更黑。我很爱听秃姑娘谈天说地，胡扯八道。老婆子总是用骨制的大针，缝补夏日的帐篷，一边说些怪诞不经的事。从她那里我了解到“底罗克”一词来自藏语，而她常挂在嘴边的“阿寅勒”[8]却来自蒙语。她爱把几种语言混着讲，你听得越糊涂，她越得意。最让我吃惊的是，她偶尔会哼出几句阿宫腔[9]，并且是很旧的腔调，完全用闭口的鼻音和喉音唱。这让我想起人们对她的传说：有次她哭闹抱怨，说千里之外有人想害她，整得她夜夜冰冷犹如泡在水里。终于，她说服一个人为她跑到内地，果然那地方在开渠，水冲了一座老坟，坟里是个死在多年前的女人。难道我信？我自然不如这里的人天真。但从此，我对鬼老婆子的经历，再不敢等闲看了。她说着说着便在我手心里画一个莫名其妙的图案，我奇怪她什么时候把我的手抓了去。趁阿尕背身取酥油炸果时，老太婆对我飞了一下秃光的眉毛说，阿尕这女子也不凡，死过一次又复活的。我嘿嘿打诨的同时，意识到她并非无端在我手掌上画，她反复画的，是古老苯教中象征永恒的“卐”字。

我摹然缩回手。

夏天，我在河边见到阿尕。我还干我的老一套，在供销社干完活就到河边来，调查河的性能。我添置了一些仪器，但工作进度慢得惊人。一方面我全凭瞎摸，另则这条河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冰封雪冻。

自那次去她家吃酥油炸果，我有半年没见阿尕了。她穿了件绛红的单袍，也许本来无袖，也许袖子朽烂被截成这式样。反正她是露着两条粗黑圆润的胳膊。她又丰满了许多，脸蛋又大又红，眉梢眼角有了点风骚劲。我拎着仪器走过，她坐在草地上，看两个男人打架。一边看，一边梳理着湿淋淋的头发。她光着脚，两只脚丫子拍来拍去。我别过脸去，怕她这副放肆的样子惹我生厌。

阿尕看见我，立刻向我跑过来。领口也跳散了，露出一块光洁的胸脯。

我不搭理她，一心一意看着我的流速仪。我想，她哪怕能稍微把那副野蛮样改改多好。我明白我实际上也在嫉妒。她光着的腿、光着的臂膀我只想一个人看，独吞，别的男人不行。

她站在我背后编辫子，搞出各种响动想让我注意她。我就是不理会。过一会儿，我沿着河向前走，她就一声不响地跟着。走很远，她一直跟着。我心硬得像块生铁。

“喂，喂。”她小声叫我。

我回过头，见她把从我这儿买走的一大把各色头绳全缠进辫子里，收拾得光彩照人。她瞪着我，这样侧一下头，那样侧一下头，好像我是她的梳妆镜。大概她得意透了，突然像白痴那样笑起来。

真该上去给她一顿拳打脚踢，拧她胳膊上肥肥的肉。让你浪！可我没这样干，这是她将来丈夫的差事。

我感到痛心。我在辛辛苦苦为她造个太阳，她却赖在一片荒蛮的黑暗中死不出来。

托雷和尼巴它为阿尕打了一架，然后两人鼻青脸肿地并肩来到阿尕家帐篷里。他们一声不吭，就地一坐。老太婆明白了。阿尕从容在他俩中间来回走，腰晃一晃，他俩眼神就乱一乱。秃姑娘心花怒放地闭上眼：“阿尕呃，两个算什么，我年轻时看着五个男人在我跟前打架。”

“我呢，就在一边烧茶。等茶滚开了，我把我的戒指扔进去，对他们五个说：谁把这个戒指给我捞出来，我就跟了戒指去。”说到这里，秃姑娘睁开灰蒙蒙的老眼，看看托雷，又看看尼巴它。阿尕抱着光溜溜的胳膊，一边傻笑，一边煮茶。

托雷慢慢站起来，尼巴它一看，也连忙站起来。托雷鹰一样的面孔，朝阿尕俯冲下来。她“呀”的一声，耳环已被他夺去。然后，他往茶锅里当啷一扔。茶咕咕响，在锅中间翻成一朵花。托雷挽起袖子，尼巴它迟疑一会，也学他的样。老太婆眼瞪成两只黑洞，抱着膝盖，像坐在跷跷板上那样一前一后地晃。阿尕的脸蛋被白色热气蒸腾着，又圆又大，灿若一轮旭日。

两人看着滚得越来越热闹的茶提了几回气。

阿尕说：“你俩快呀，我的耳环要煮化啦。”

托雷说：“当真我捞起它，你就跟我走？”

尼巴它说：“两个人一起捞到呢？”

阿尕说：“那你们两个都要了我。”

秃姑娘这时说：“涂些酥油，涂过油好些。”两人便厚厚地往胳膊上抹了层油。正要下手，阿尕一伸脚，把茶锅蹬翻了，格格笑着，跑出了帐篷。

有天半夜，阿尕惊醒，发现两个男人钻进了帐篷。狗被捂住了嘴，在门外尖声地叫。阿尕大声唤秃姑娘：“阿妈！阿妈！”

老婆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她便对那两个男人求饶：“我不会！我还没做过……”可他们仍使劲把她往门口拖。“救救我，阿妈呀！”

秃姑娘睡觉一向很轻，跑只老鼠进来，她也会醒。阿尕知道坏事了，她在装睡，说不定还在偷偷笑哩。她被拖出门帘，一路不知碰翻多少盆盆罐罐。

我知道进来的是她。因为我知道那晚跳舞场上她招摇过市后必定会来找我。她光着胳膊，头上缠着五颜六色的头绳在火堆上东跑西跑，自认为漂亮死了。老人们停止了唱他们的“史诗”，一齐拿眼盯她。当然，我根本不在乎她惹人注目，她又不是我的。我就这样一遍遍让自己想开些：她幸亏不是你的。她疯到我面前，我对着她得意忘形的脸轻轻叫了声：“老天爷。”她乖巧地掩上我的房门。

我在供销社门口挂上牌子，上面写着：政治学习。这里的人很老实，看见牌子立刻就走。内地正闹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懂，但这牌子他们认为非同小可。因此我有时很恶劣地把牌子一挂四五天。我知道她已走到我背后。够了，阿尕，前些天你那副样子让我到现在还恶心。

过一会儿，她便用两只胳膊从后面搂住我，胸脯挤在我背上，一股成熟的热气腐蚀着我的意志。不能没出息，我心里呵斥自己。她圆而光滑的胳膊蛇一样把我越缠越紧。我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这是我最厉害的一招。她对我这样沉默的轻蔑一向怕极了。果然，她渐渐松开一些。

我有意要伤伤她，打开那本书，把小相片拿出来，凑到鼻子下面看。她的手松了，全松了。一会儿，她五脏六腑不知怎么发出一声沉闷的怪叫，噔噔噔，她跑了。我对她的折磨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于是我在她跑后关上门，心满意足地在门上踹了两脚。

阿尕想死。她睁眼看太阳，突然发现太阳是黑的。她想把一切都杀掉。这群羊，那群牛，她自己，还有何夏，统统杀掉。她躺在那里，一把把揪草，揪自己头发。

在昨夜，她把尼巴它骗走，剩了托雷一个。她一边顺从地脱衣服，一边后退，猛地抄起一把大草叉。最后托雷斗累了，只好跑了。她抱着叉在帐篷里坐了一夜。天一亮她就急忙赶了几十里，来到供销社，想把昨夜的凶险告诉他。对他说，女人只有一件宝，你不趁早拿走，我可守它不住了。

到了中午，我的残忍撑不住了。有种不安使我跨进阿尕家帐篷。秃姑娘兴高采烈地把昨夜发生的事告诉我，说阿尕怎样拿命跟他们拼，像头小母狼那样呜呜尖叫。我脱口：“他们干成了？！”

秃姑娘遗憾地翻白眼。我忽然感到一阵愚蠢的幸福。她怪模怪样笑着说：“你要快呀。”

“快什么？”我绝不是装傻。

她突然用那双一根眼睫毛也没有的眼睛朝我使劲弄个眼风，我又怕又恶心地跑了，她却在我背后发出鸟叫一样嘎嘎的笑声。

太阳将落，我才把阿尕找到。此刻我心里踏实极了，她的忠贞博得了我的欢心。她侧卧在很深的草丛里，睡着了。我坐下，心里被一种无耻的快乐塞得满满的。我差不多要去吻她了，可她倏地睁开眼，我这张得意忘形的脸与她贴得极近，因此在她视觉里很可能是畸形的。她呆滞地看了我一会儿，显得没有热情。而我这时却顾不上那许多，柔情大发，想把她轻轻抱在怀里，像文明人儿那样，讲点儿我爱你之类的馊话。我却扑了个空，她顺着漫坡骨碌碌地迅速滚下去，立刻跟我拉开很大距离。

我死皮赖脸地追上去。这时几个男人赶了一大群马奔过来。天边是稀烂的晚霞，血色的夕照。畜群和人形成一团黑红色的雾。马鬃和人的头发飞张着，像在燃烧。阿尕突然回头看我一眼，冲他们喊：“呃——嘞！”

他们立刻响应，回了声尖利轻俏的口哨。

阿尕格格笑，对他们大声唱起歌来。

我跟我的羊群走了，因为你家门前没有草了；

我跟我的黄狗走了，只怪你的锅里没有肉了。

她一边唱，一边回头看我。牧马的男人们听得快活疯了，哦哦地尖叫，待马群从她面前经过时，一个家伙装着从马背上跌下来，刚沾地又跳上去，反复做这种惊险表演，讨她的好。我呢，在远处木头木脑站着，看得目瞪口呆，这种献殷勤方式，我是望尘莫及。

但我全懂，那歌是唱给我听的。她这样，无非是对我小小报复一下。等马群远去，草地静下来，我就向她跑过去，迈着狗撒欢似的轻松愉快的步子。我把手搭在她肩上，她敏感得全身一阵战栗。这一会儿真妙哇，我想，事情该进一步了。我开始在她滚圆的肩膀上轻轻摸、揉。看得出，她很惬意。“小丫头，”我说，“阿尕！”

她转过脸，一副倔头倔脑的劲儿，但眼睛却像刚分娩的母羊，又温和又衰弱。这就对了，我喜欢你这样。可突然，她抓起我的手，塞到嘴边，猛一口咬上去，疼得我连叫都叫不出声来。她甩下我的手，飞快向远处跑。我看着手背上两排死白的齿痕，心里居然他妈的挺得劲。

阿尕用自己家的奶嫠牛，跟人换了匹矮脚老阉马。这匹马骑在草地上走很丢脸，用棘藜抽它，它都不会疯跑，没一点火性。尤其当何夏和她俩人都坐上去，马脊梁给压弯，肚皮快要扫到草尖上了。但何夏很高兴，头一天就喂它两斤炒豌豆，害得一路上净听它放屁。

有了这匹马，何夏工作起来方便许多。它虽不经骑，但总强似两条腿的人。阿尕问，造一个太阳要多少年？何夏说，你不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又说，会不会等到我死，也见不上它？何夏说，你死不了，死了又会复活。她说，那倒是真的。何夏哈哈哈地说，谁信？

河岸上钉了根木桩，何夏把牛皮舟牢牢系上去。然后，她在岸上莫名其妙地看。无聊时，她就跑来跑去拾些牛粪，一边唱唱歌。到了天黑，她得负责将他和船拉回来，点上火，烧茶或煮些肉。像她这样用刀把肉薄薄削下来，搓上盐巴，就吃，何夏可不行。不过后来他也行了。

他对她说：“我看就那一段河最理想。”他指的是最可怕的那段河。据说，即使冬天河上封着厚冰，有人从那里走，也听得见冰下面的笑声。“修电站，那里条件最好。”

“不啊！”她说，“何罗，会死的！”她改叫他何罗，因为草原上的母亲往往这样叫孩子。比如尼巴它，就叫尼罗；阿勒托雷，就叫阿罗。是一种昵称。

“你不懂。”他说。“是吧，你哪能懂这个呢？”他用手指弹弹她的前额。

她格格笑，头摆一摆，每当说到她不懂的东西，她就这样，像小狗儿撒娇。他们坐下来，两个人就着火上的热茶抓碗里饭食吃。吃饱后，她就逼他讲点内地的事，比如内地姑娘的牙有多白，脸上多香。她心里向往得很，鼻子却“哼哼”的，表示不屑。

“何罗，我多大？”她闷了一会儿忽然问。

“你？十九岁了吧。”

“你多大？”

“我二十九，快三十了。”他瞪她一眼，“你少发痴。”

“啊呀呀，我一百岁啦。”她大声说，“你三百岁啦！一百岁啦！一百岁的老婆婆，三百岁的老爷爷，啊呀呀！”她往后一仰，叉手叉脚地躺着。她恨得想拧他肉，到这时候了，他居然还不懂。

我知道阿尕在提醒我什么。我全身官能正常，怎么会不懂？有时她像孩子一样在我身边厮磨。我坐在那里，她会一刻不停地在我身上爬上爬下，把我头发一撮撮揪起来，编许多小辫子，扎上乱七八糟的头绳，然后抱着我晃啊晃，说我是她的孩子。有时她抓住我的手，用舌头在我手心上嘬，问我痒不痒。这种时候我是不动邪念的，权当她是个小淘气，随她闹去。而那晚上，她仰面躺了很久，一声不吭，只听见喘息，我就要崩溃了，非发生什么不可了。我猛地趴到地下，像大蜥蜴那样全身贴地，嘴啃着草，手指狠狠抠进泥里。强烈的压抑使我浑身哆嗦，牙关紧咬。我不能，假如我动一动，就毁掉了文明对我的最后一点造就。

她躺了许久，忽然说：“你会走的。”

“胡扯，我走哪儿去？电站修不好，我就死在这儿！”

她爬起来：“你就是想走！”她跺跺脚，发起蛮来。

我说：“我懒得理你。”

她把身子挪过来，格格笑着说：“你现在就走吧，我要嫁人。”

“嫁吧。”我说。

“我先嫁尼罗，后嫁阿罗，生一大窝娃娃。”她涎着脸，还在那里笑。格格格，格格格，听得我头皮发麻。

我也爬起来，装出一副笑脸，恐怕笑得很狰狞。我说：“我要走啦。到省城，跟那个雪白雪白的女人结婚！我跟她逛马路逛公园，嘻！”

我还想说，但她抢着在我面前：“我就是喜欢会骑马的男人。我要他搂着我骑马，跑远远的。”

“我还嫌马臊臭哩。你去吧去吧。我跟我的白皮子美人儿手拉手，她才温顺呢！”我越笑越狂。痛快呀。

她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企图压住我：“好呀，你走呀。我跟托雷最合得来！”

“我当然走，我的姑娘还等着我呢！”

我们都笑得面孔痉挛，血管膨胀。突然，她一抡胳膊，不动声色地给了我一个大耳刮子。这下就安静了。我一下冲上去，揪她的头发。接下去是一场无声无息的恶斗。她的力气并不亚于我，几次占了上风。这样打，直打到由刚才的笑积攒下的心火全发出来，才算完。

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吧：她躺着，我坐着，都是气息奄奄。好了，我们向来是稀里糊涂地和解的。“何夏，你才不走呢。”她对着星空说。

我老远伸过膀子，拉拉她的手。她马上就顺势爬过来，靠在我身上。“你走也走不脱，我看你往哪儿走。”

“走不脱？试试吧。”

“走不脱。我是女妖，你不晓得？你去问问阿妈，我的底细她晓得。”她妩媚妖冶的神色使我恶狠狠地吻她，她却在我吻她时轻轻叼住我的嘴唇。一切都宁静美好了，一般在我们打得一点劲儿也没有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种安恬意境。“等修好水电站……”她说。

“到那时候，你干什么？”我问。

“我？我还放羊啊。”她感到很自惭。

她真实的自卑使我伤心。我看着她显示智能不佳的低窄前额，安慰道：“你不笨，学点文化……”

她当真了，马上说：“你教我学问，我给你背水、割草、放牛放羊。你搬到我屋子里来，我们住一块！”

她自以为那样的前景对于我就够美妙了。她多傻，满心以为我也在期待那种日子。假如真像她讲的那种前途，我这辈子就去个球了。何况，我压根没打算跟这个野姑娘成家。

接着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跟我久疏消息的明丽，忽然来信了。她说这些年她没变心，仍等着我。我立刻回了信，感激涕零。后来我才知道，她没说实话。我走后，她便接受了另一个男人的求爱，不巧这人武斗丢了命，她才想起天荒地远的我来。她的第二封信就恢复了未婚妻地位，说她正在活动把我调回城里，一个军代表已松了口。最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要来看我，如果可能，就在我这里结婚。反正，她将随身把缎子被面带来。她完全自作主张，根本不需征求我的意见。本来嘛，她施舍，她赏赐，你还不只有磕头捣蒜的份儿。

我要交好运了，总算能离开这鬼地方了。什么水电站、阿尕，一下子被我甩开八丈。我受够了。就看看我门口这硕大一摊摊牛屎吧，打那一过，“嗡”地飞起一蓬肥大的蝇子，因此每摊粪都显得无比繁华吵闹，我受够了。

修水电站？给这里造一片光明？我这庸人凭什么把自己搞那么伟大？真可笑，真荒唐。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待在这地方，并没有死心塌地，甚至可以说，早就伺机从这里逃掉，现在机会来了。

我回信叫明丽不必来。我生活得如此狼狈，我的狗窝让她一衬，将更加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我让她在百里以外的县城等我。

但她还是来了。

阿尕一眼就看见白晃晃的面孔。她的感觉先于眼睛，认出了这个汉族女人是谁。她不如相片上好看，也不如她想象的那样高挑。一个挺平常的女人，对不对？

阿尕鼓励自己一番，跳下马。让我仔细看看，你这细皮嫩肉、又白又光的小娘儿们。阿尕干脆走到她对面，盯着她，似笑非笑，露出不怀好意的样儿。她想吓吓她。

她略侧身，戒备地看看阿尕。“有个叫何夏的人，是在这里吗？”

“呀。”

“他怎么不在……”

“呀。”

“请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呀。”阿尕存心装着听不懂。她心里在酝酿着一个极不善良的计划：不让她见到他。不然阿尕怎么办？她一来，阿尕就成了熬过茶的茶渣子，该泼出去了。他有了她，想想会怎样吧：行了，阿尕，你走，别再来啦。想到何罗将跟她搂成一团，睡在这床上，阿尕差点拔出她的小腰刀来。她问：“就这儿吗？他就住这儿么……”

才好哩，她都快吓哭了。两头嫠牛见来了生人，一个劲鬼叫，并探头缩脑。有头牛是张大白脸，像跳舞的人戴的鬼脸谱。她孤立无援地站在屋子中央，疑疑惑惑地东张西望。四壁被烟熏得漆黑如墨，她站在那里，像天棚漏了，泻进来一束白光。

“何夏，他过一会儿能回来吗？”

“呀。”阿尕一边看着她，一边往后退，退到门口，撒腿就跑。

我那时假如见到她，一切就都像她预先安排的那样，找个地方，登上记，结婚。不会的，明丽。你看见我的处境，就是你的感情走到了绝路，你绝不会再向前迈了。在那之前，你根本不会想到世上竟有那么糟的地方。她看见那间漆黑烂炭、臭烘烘的屋子就全明白了：那一趟跑得太冤，千里迢迢，等着她的是个黑窟窿，无底深渊。要在这一团瘟臭和黑暗中跟我从长计议吗？别逗了。你一脚踏进来的同时，已懊悔不迭。所以你走是必然，不是误会，尽管阿尕这小妖精从中搞了不少花招。

知道这小妖精怎么干的吗？她跑到河边，悄悄在马腿上不知搞了什么鬼，马便瘸了。然后，她又花言巧语劝我，说何必跑那么多路回去呢。她死死拖着我。瞧，我给你拿了条毡子，不会冷的，夏天睡在这里，美透了。我确实在草地上睡得很美，第二天，不用她再多话我就决定整个夏天睡在这里。我唯一感到蹊跷的是，阿尕再不来跟我亲昵或捣蛋，总是隔开一段距离，很陌生很严峻地看我，眼光发直，心事重重。我正巴不得跟她重新调整一下关系。自从收到明丽的信，我从此对阿尕收了心。我得活得像个人样。虽然我越来越像个野蛮人，但还不怎么缺德。说真的，那时我感到特别庆幸，因为我跟阿尕还没过最后的界限，还没乱套。

“何罗，快回去！”有一天，她对我这样说。

“你发什么疯？！”我见远天刚有道细细的金边。

“你快回去，快呀！”她干脆将两手插入我腋下，把我搂起来。

我气坏了，用粗话骂她。她不理我，披头散发蹲在那里，一会儿，便从马蹄上取出一小截血淋淋的铁楔子。我明白这里面的名堂不一般了。“到底什么事？！”

她还是不讲话。我不耐烦了，踢了她两脚，她却没像往常那样以牙还牙。

“快上马！快回去！”她拼死拼活拖我。

“房烧啦？天塌啦？”我被拖得发了脾气，“你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杀了你！”

她马上嚷：“杀吧杀吧！”还真把她的小腰刀拔出鞘，扔到我手里：“杀了好！反正你以后不要我了！”她眼睛向上翻起，光剩了白眼仁，真可怕。我把她的刀往草地上一扔。

见我执意不走，她猛地跳上马。直到马驮着她扭来扭去跑成一个小黑点，我才感到大事不妙。我步行回去，在屋里发现了明丽。她虽走了，可各处都留着她的痕迹。屋子不再是个牲口圈，全经她手变了个样。床单被子散发出一股肥皂和太阳的爽人气味。枕边，有她遗忘的一小盒万金油。桌角上她留了张字条，把干巴巴的最后一点感情硬挤在上面，无非要我明白，她来过了，等过了，仁至义尽了。我捏着字条就像握住了什么凭据一样冲出门，但我没去追她，要追说不定追得上。可我只是仰头看着晴得赤裸裸的天，想，我真他娘的倒霉。

时隔多年，杜明丽见到我最要紧的话题，就是谈当时如何不巧，如何阳差阴错和我错过一场如意婚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明白，不是。

明丽一再声明当年她没错。她说错在我，我没去追她。一个人总相信自己没错，也是一种解脱。她终于跟我谈起阿尕。

杜明丽当时坐一辆牛车，从那地方到乡里还有几十公里。长途汽车只通到乡。她听见后面有马蹄声，回过头，见那个黑姑娘风一般刮过来，一面对她喊：“他回来啦！你别走！”

等她靠近，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何罗，何夏回来啦！”说着她勒转马，“你跟我回去！”

“你说什么呀？”杜明丽想，她当时可真能装，硬是装得一点听不懂她的话。她的汉语虽然讲得差劲，可这几句话她明明是听懂了。她见她十分麻利地跳下马，跟着牛车跑了几步，又说：“你真的要走呀？他回来啦！”

她仍摇头，表示听不懂。但她不敢正视这个一身蛮力的女子。她牵着马，始终跟着牛车小跑。乌黑的赤脚，肮脏的头发。

她说：“……何夏是顶好顶好的人哪！你别走吧！他想你哪，爱你哪，我晓得哪。你就这样狠心哪……”

杜明丽想不起当时是怎么的了，决心那样大。她的苦苦哀求不仅不使她动心，反倒让她心烦。怎么说呢，是麻木？对，麻木。她叽里咕噜在那里哀求，她渐渐泰然，真的像听觉失灵了，只感到那是一串没意义的噪音。当时还有一点使她怨恨的是：他回来了，为什么他不来追我，要你起什么劲！

她最后怎样说的？她说：求求你！

我说……噢，我也许什么也没说。跟她，我有什么可说的？可我没想到她会流泪，更没想到她会扑通一声跪下。她说：求求你！就那样挺吓人地跪下了。

她只好叫牛停下。她下车，站到她面前。别这样，这不是逼我吗？她说。不过她当时很可能什么也没说。她恐怕只是平静而冷酷地站了一会儿，面对这个跪下的异族女子。然后——

她就再也没回头。

随她在那里跑着好了。牛车颠颠地碾起一大团尘雾，雾很快会隔断她们。可是，过了相当安静的几分钟，她在雾那边哇哇地唱起来。那歌非常泼辣刺耳，虽听不懂词，但猥亵的意味很明显。车老板一听便不怀好意地笑。后来他眉飞色舞地给她翻译了那段淫荡的歌词。她唱那种歌无非是想激怒她或辱没她，还有一层更深的意思，就是暗示她从此夺得了对于何夏的占有权。

明丽走了，我呢，我呢？

我和我孤零零的躯壳，在草地上四面八方胡逛。天很黑了，我不知我在哪里。远处隐约有狼在娓娓地唱，在勾引我。我怕吗？来呀，狼，我爱你。

我躺下来，突然流下一股迅猛的泪。

谁知道我一刹那间想起了什么。受不了啦，一个大男人跑这儿对狼哭诉来啦。我被我可爱的未婚妻一脚蹬了，糟心的事不止这一桩。

先想哪一桩呢？想想我妈，我三个妹妹，尤其二妹，她漂亮却不得宠。千万别想我爹。我的天，可我偏偏谁也想不起，一来就想起他那干巴巴的脸。那时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妈妈和妹妹们的死，一场大祸，就会藏在这张脸里面。他和全家看起来相处还好，其实整个命运是在暗中冲撞着。

我在想着洪水。它怎样撞塌了我家第一堵墙，我弄不清。我回去的时候，什么也不屑问了。妈妈怎么会在那个节骨眼上倒下？据说是被砸倒的。三个妹妹弄不动妈，一齐喊：爸，爸。洪水已经灌进来了。“四清”工作队一来，就发现爹的行动不对劲。他们找爹谈了几次话，村里就开始传，说爹是个狗特务。爹感到他的宝贝放在家里已不安全，便把它们全转移到那个古墓道里。他认认真真地还给每样破烂都编了号码，用红漆写上去。他听说洪水要来，先是往那儿奔。等他背着一只装满无价宝的麻袋跑回来时，已是沧海桑田。

我从城里赶回来，干了唯一一件了不起的事，是这样的——晚上，我浑身冰凉阴湿地坐在山顶上，他也像个水鬼。我们徒劳地打捞了一整天。我见他仍守着他的宝贝口袋。我对自己说：开始吧。

我上去夺下他的口袋。

他说，碎了不少。

我说，好，碎得好。

他瞪着我，脸像水泥铸出来的。我说：打开看看，有没碎的没有。他在口袋里查看一会儿，眼睛马上发出守财奴的贼光，说：万幸，夹砂红褐陶罐还在。我说，是吗？叫我看看。好月亮。我拿过它。爹说，小心，它价值连城。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什么？它的研究价值多大你知道？我一刹那间看透了它。它那谁也不理解的色彩里布满狰狞的纹样。爹从我眼神里看到了世界末日。他像只瘦猫那样一扑，我躲开了。我让他清清楚楚看着我怎样来处理它：我像“掷铁饼者”那样鼓满肌肉，手臂柔韧地画了一圈。爹看着它落下，悲惨地咆哮着。他老人家从来就没爱过人这种东西。

记忆到此结束。因为我突然闻到一股异样气味，一看，狼把我包围了。我想，是我不好，跑到它们的地盘上来了。这时，我忽然听见飘悠悠的歌声。

我有多少根头发，你可数得赢[10]

我有多少颗牙齿，你可记得清

你是河对岸那棵大桃树

远远站着，却偷了我的心[11]

我简直觉得是狼在对我唱。

阿尕知道什么都是命里注定。他来，他走，他靠近她，他远离她。她晓得早晚要分，那就分。该让他走，把自己抛下，忘掉。她知道耍多少花招也绊不住他，那就是命了。应该把他还给他们的人；让他去和他们人中的那个女人结婚。结婚，这事可没她阿尕的份儿。

她说：“何罗，你走了以后，别恨我噢。”

他好像吃了一惊，眼睛找了半天，才找到她的方位。他拍她的脸蛋说：“阿尕，你真的要我走，你不要小小的太阳了？”

“你明天就走，何罗。该是天上飞的就飞，该是地上爬的就爬。命啦，何罗。”

“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我还放羊啊。”就是不知道，另一个女人能不能像我这样疼爱他，把他当心头上一块肉。你，何罗，别看我。她开始帮他收拾东西。她手很笨，书摞好，又总要坍散开。忙来忙去，屋里反而弄得更乱。“是我不好，何罗，拦住你，没让她见到你。你怎么不拿鞭子狠狠抽我？她走的时候好伤心，何罗，明天你就去追她。”

“好吧，那我明天就走。你送送我？”

“呀。”

“阿尕，要是我不回来了，你就嫁给托雷。”

“呀。”

他想伸手抱她，她却躲开了。酥油灯一闪一闪，她忽然想起两句歌，断断续续唱起来。

我是这盏灯，只有一个心；

你是那棵桃树，不晓得你有多少颗心。

是我决定要走的。狗颠腚似的要去追明丽。我一说走，阿尕似乎毫不意外，一个劲说是命呀命。

她动作粗重，把我所有东西捆好，装进牛皮口袋。我坐在这儿，不知她在为谁忙。明天，谁要背着这堆行李走？我要对那混账说，走吧，滚蛋，什么再见，去你个球。

这天晚上我们过得特别太平，没吵没闹，没你打我我打你。我心里奇怪地平静，并不觉得什么好事在等我。懂我意思吗？我并不向往，未婚妻，久别的都市，绸缎被子下变的戏法。我从向往无比，变得无所谓，淡淡的，简直莫名其妙透顶。我活见鬼。我对忙了半宿的阿尕说，来，坐到我身边来，我要好好抱抱你。她很乖，不乱动，叫她唱她就唱。

你到南边去，我到北边去。

咱们找到金子。

大海边上来相遇。

往下的事该明白了。当阿尕替我扛起行李，拉过马时，我决定不走了。我没走。我的阿尕，我跟谁结婚？就你啦。这是怎么的了，我也纳闷。似乎有种东西在暗中控制我。我朦胧意识到一种巨大的责任，或说使命。这使命似乎从我来到这世上，就压负到我身上，甩也甩不掉。别想摆脱。从我踏上这块草地，就结束了我盲目的人生。我见到河，还有阿尕，便感到使命像幽灵一样渐渐显出原形。是它把我引诱到这里，把河，把阿尕，同时推到我面前。我是跑不了的。阿尕老说命啊命的，我知道就是这种不可知的巨大主宰，它注定我的一生不可能轻轻松松，无所负担，像正常人那样去过。

我留下来了，事情还没完啊。

阿尕手拿着一大把头发，站在何夏面前。好看吧，何罗。她剪去了长发，像汉族女人那样，把头发扎成两个把子。她头发很硬，又像羊毛那样梳不直。他大受惊吓地瞪了半天眼说：我的亲娘！

阿尕委屈地说：“她，她就像这样子呀！”

“她？你怎么跟她比。”

“我不能比啊？！”阿尕一叉腰，“叫她到这里来，住十年，她也跟我一样，成个丑八怪！”她又想干一架了。

我那傻头傻脑的阿尕，你看看她把自己糟蹋成什么鬼样子了。我知道明丽就梳这种短辫，她仿照她，是为了讨我欢心。以为这一来，她跟明丽就很相似了。她剪掉的长发使我痛惜不已，因为它几乎是她唯一的装饰。可她呢，摇头晃脑扭扭屁股，以为这样就一步跨千年，跟我多少有些平起平坐了。老实说，她那副怪样，险些打消我跟她去乡里登记的念头。

乡里有条街，我给阿尕买了双北京出产的塑料底松紧口布鞋。本来我还想将自己打扮成当地姑爷，阿尕却不干，说要那样我准会变丑。街上有些外地来的贩子，在袖筒里谈交易。他们把对方的手握在又长又宽的袍袖里，讨价还价：“这些。”买方的三个指头被握住，若他不满意，“那么，这些。”卖方又退下一个手指，表示让步。由三块钱让到了两块。然后是付钱。这种付钱方式我在供销社里也常见：他们将钱在钱袋上揩了又揩，以免好运气随钱带给了人家。

我们没领成结婚证。那里锁着门，也挂了块用不着废话的牌子。阿尕说，命啊。听她又来这套，我火了。我说：“球，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结婚，我认为时候到了，就结。我要想把阿尕看成美人儿，那她就是。我愿意她迷人可爱，她就迷人。什么东西，只要愿意，你就可以信以为真。”阿尕牵着马，我骑在马上。她往前猛跑一截，再停下打个呼哨，马就颠颠地追上去。然后她再跑。她想逗我高兴，或说，下意识地在挑起我某种欲念。

她个头不高，长得挺匀称。露骨点说吧，浑身肉都长对了地方，凸凸凹凹毫不含糊，是那种很实惠的女人。在这一带，也许她算个美人，谁知道呢，可能她对他们胃口。

我按捺不住了，跳下马。她看见我的眼神，知道不好啦。她往后退，眼睛又幸福又紧张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她脚下一滑，仰面朝天跌下去。我只晓得她从不跌跤。八月的正午很静。她说：“马，马。”她不愿意马看见。

我抱住她的时候，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她躺在那里，急切地看着垂头丧气的我。我用很低很重的声音说：“去，你好歹去洗洗。”

她慢慢坐起来，又站起来，走了。

整整一夏天，她躲起来不见他，赶着牛羊到很远的地方去放牧。她知道他们永远合不到一起。他把她拉近，再把她推开。一次又一次这样干。他们之间隔着什么，她一眼望不穿。但她晓得，她的爱情是跪着的，任他折磨、驱使、奴役，用鞭子抽。他没有一刻不在嫌恶她。嫌恶跟爱搅得一团糟，你只想要其中一部分，不行，你都得拿去。甜的苦的你全得咽下。在接受他爱的同时，就得忍着痛，任他用小刀在心上一点点地割、划。怎么办呢，她在这种活受罪的感情里已陷得太深，妄想自拔。她坐在天和草地之间痴痴地想，天下要没这个人多好，这个人要不到这儿来多好。他来了，告诉她有种光明，有种被光明照亮的生活。他离间了她跟草原的亲密关系，使她渐渐叛离了她的血缘亲族。她不能安分了，跟着他，中了邪一样从他们的人中走出来。回头看看吧，她正在切断自己的根。

阿尕突然拾起一块石头，抛出去，击中一只牛的犄角，它长吼一声，向远处跑几步，又停下，满心愤怒却不敢发作，只是不理解地看着女主人。她再用石头去击第二头、第三头，直到她手臂发酸，筋疲力尽。

我看见阿尕时，她浑身赤裸，站在河滩上。她没发觉我，正低头用一只巨大的棕刷使劲刷着全身。那种刷子十分粗硬，是用来刷马的。她刷得仔细、认真，甚至狠毒，不时蘸着河水。我呆住了。不用问，光听那“唰啦唰啦”的响声，也知道皮肉在受怎样的酷刑。她全身像被火灼伤一样通红发紫。

我觉得那刷子在我的神经上摩擦。懂这意思吗？就是说，看女人洗澡并不都会唤起美感或导致情欲，此刻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残酷。

猛然她看见了我。她没想躲的意思，也没想找什么东西遮体。我承认，许多天来，我想她想得苦极了。

她坦荡地站在那里，好像不懂得害羞。后来她告诉我，她每天都这样洗刷自己，狠着心，想去掉这层粗糙的皮，变白，变成我希望的那种样子。她躲开我两个月，就在干这桩蠢事。

还有什么犹豫的，我一步步走上去，而不是像什么畜牲那样一扑。然后，我夺下那把刷子往河里一扔，转身走掉。我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看清她，头一次认识到黑色所具有的华丽。

走了很远，我听见她声嘶力竭地哭。那只刷子早漂没了。不能回头，绝不，一份古老的、悲壮的贞洁就在我身后。我嫌弃过它，因此我哪里配享有它。

阿尕跟何夏并排躺在毒辣的太阳下，见灰白的云一嘟噜一嘟噜的，像刚从某个头颅里倾出的大脑。所有的一切都在蠕动，正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忽地动了一下，她朝他扭过脸。他说：“别看我，阿尕，闭上眼。”

她闭上眼，看见一个骨瘦如柴、衣衫污秽的女人，背着孩子，拄着木棍，一步一瘸地在雪地上走。这个残疾的女人就是她。她看见了自己多年后的形象。这种神秘的先觉，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想会有孩子的。阿尕绝不会和我白过一场。她健壮，一切正常，腹壁柔软，该是孩子最好的温床。我把我的床加了条木板，这就是我新婚唯一的添置。阿尕说，我怕掉下来。我说，不会，你躺里面。夜里她轻手轻脚爬起来，绕过我，到牛屋去抱了些干草。我奇怪地看着她，不知她这是搞什么鬼。她把草铺在地上，然后躺上去，四肢尽量舒展，痛痛快快打了几个滚，便睡着了。第二天清早，她又轻轻把草抱回去。连着几天，我装不知道。但当我发现她又一桩恶劣行径，便憋不住爆发了。你猜她怎样来瞒哄我？她说她对那双布鞋喜欢得要命，可她只要一出门，立刻把它脱下来掖在怀里，仍是光着两只脚去野跑，跑够了，在进门之前，再赶紧把一双踩过泥、水、牛粪马屎的脚往鞋里一塞。这天，她正憋足气往脏极了的脚上套鞋时，我突然吼道：“好哇！”

我说：“你横竖是改不了了。你那些野蛮愚昧的习性永远也丢不掉的。你宁可像牲口一样睡在草上，我算看透了你。”

她起初低着头，忍耐着，像干错事的小孩子。我的刻毒话越讲越多，骂得越来越起劲，她受不住了。她恼羞成怒，终于扑上来，跟我玩儿命。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开始真恨不得你掐死我我掐死你，但打着打着，性质不知怎么就变了。这种肉体的冲撞摩擦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我们，就是说，情欲。动作里虽然仍是那么猛烈凶狠，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已经偷换了。我们两人都变得急不可待，一面咬牙切齿攻击对方，一面开始撕扯对方衣服。她踢我蹬我，似乎成了一种挑逗和激将。我简直像个土匪，跟着她渐渐温顺，脸上是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幸福并呈。然后，我们彼此低声地骂着粗话，结束了这场行动。我觉得，与正常的夫妻生活相比，这种行为更令她欢悦。她在这时表现出的激情，实在让我吃惊。

我们开始过活，吃、喝、睡、逗嘴、打架。她弄到一点米，就给我煮顿夹生饭；若弄到一点细麦，就做面条。她像捻牛毛绳那样，把面捻成条。那些面条被她越捻越黑，放在锅里一煮，我觉得它们一根根都是什么活东西。

“能吃吗？”我问她。她格格直笑，以为自己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我灯也不点，稀里糊涂把那样的饭食吃下去。黑暗中，我说：“这房子多像个黑笼子。”我还说：“像坟墓。我们就死在这里面，永无出头之日。”她一点也听不出我这话的悲凉，依然格格笑着说：“我不会死。我死过哩，被狼叼走，吃掉了，后来又活了。现在狼跟我很好，你忘了，那次你迷了路，狼围住你，我一唱歌，它们就散开了。”

我说：“你当我是傻瓜，会信这些？”

她爆发一阵大笑，笑得跟平时异样。不知怎么，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一把拉住她，深吸一口气问：“阿尕，你到底从哪儿来？把你的来历老老实实告诉我。”她一闪，笑着，躲到我看不透的、更深的黑暗中去了。

他，托雷，找茬来啦。阿尕抱着膀子，看看何夏，又看看托雷。“跟我走！你怎么跟他在一起，跟我走！”

阿尕说：“哈？你从哪个狗窝来？长得倒真像个人。”

托雷盯着何夏：“她是我的。把她还给我。”

何夏不吭声，正要去搬那袋盐。托雷走上去，抱起那足有两百斤的装盐的麻袋，在店里走了一圈，然后轰地往地上一放。他笑了笑，又旁若无人地在店堂里走了两圈，撮一撮鼻烟，对着何夏张大嘴打了个大喷嚏。何夏一拳打过去。托雷刷地抽出刀，猛一摆头，表示他不愿让女人见血。阿尕有些怕了，扑上去拦腰抱住托雷，用头顶住他胸口。“托雷啊，他是好人！你还不扔下刀吗？我也有刀，你跟我拼吧。有刀的杀没刀的，算什么东西？”托雷慢慢收起架式，抖抖肩膀。但他还不想马上撤，威风还没撒够。他把刀放到手背上，猛一扔，刀稳稳扎在木头柜台上。他反复玩耍这把锋利的凶器，一面微笑着看看阿尕，又看看何夏。

我正好不想干了。他们早看我干得太差劲，要把我调走。我说不用，我去当牧民，十分爽快地交还了这个四十八块月薪的饭碗。然后我彻底自由，托雷也别想用砸店来吓我了。我和阿尕在离河很近的地方支起帐篷。从此，我有充分的时间往河里跑。我的设计图已初步画好，我高兴地在草地上到处竖蜻蜓。

那时我哪里会想到惨败呢。

整整一年半，我往返于县委、州委，恐怕跑了上万里路，把我的设计图纸，像狗皮膏药一样到处贴。几百次向人复述设想，有了电，可以办毛纺厂、奶粉厂，方圆多少里会受益，等等等等。我想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像一个人：我爹。那种神经质和不屈不挠的残酷劲儿。总算说服了他们。可谁想到结局会那样惨。

现在想想，正是我要对尼巴它的死负责。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眼睁睁看他被河水吞了。这样的事在别处，在内地绝不会发生，因为我的设计是显而易见的草率，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不会拿命往里垫。实际上，我是利用了他们的无知和轻信，把他们蒙昧的热忱作为本钱，大手大脚地投入自己破绽百出的设计。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尼巴它落水之前，还朝我无限信赖地笑笑。他怎么也想不到，那是我送他去死。

“你不晓得，他一直跟我别扭。那时他一口答应把你调回来……”明丽阴郁地说。

“他就用这个钓饵把你勾上了吧，这位军代表。”他嘿嘿地乐。

“他早转业了，现在在公安部门。”

“一定训练有素吧？放心，那他也打不过我。”

“你又要打架？”

“啊，好久不打了，真想找个人打打。”他又嘿嘿直乐，“你老实讲吧：想不想真跟他离了，再嫁我？不吭气？那就是不想。”

杜明丽眼泪汪汪，看着这个拿她痛苦取乐的人。

“你不想离婚，那我就不打他了。想想我这辈子也打了不少人，够了。那个工段长，现在不知怎样。大概退休了。他太恶，我爹要死了，他不准我回去……”

“是你自己不愿意回去。”

“是嘛？那我记错了。可后来我后悔了，夜班上了一半，我想我还是回去看看，老头毕竟是我亲老子，连你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都去奔丧了。我去敲他门，他喝了酒刚睡。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准我走。我那时心理状态已经失常了。两个月前，我妈和三个妹妹刚死，我大概从她们死后神经就错乱了。”

“对，我记得你那时成天闷声不响。”

“工段长也是个烈性马。我骂了他一句，他就冲上来，仗着酒劲，我胸口上给他搔掉一块肉。”

杜明丽说：“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他先动手，当时你讲清是不会判你的！”

“当时，”何夏笑道，“我就巴望他们把我毙了。”

杜明丽说：“那就是我家阳台。你一定要跟他谈吗？”

何夏说：“明丽，你和他有没有段挺幸福的日子？”

她犹豫一会儿：“他为了我从部队转业的。”

“他很爱你？我知道，不爱就不会吃醋了。你们有过挺好的一阵，那一阵你差不多忘了我。”她想辩解，他却又抢先说，“没关系，还是忘了好些。”

“还是别跟他谈。你想想，有什么话可谈呢？”杜明丽拉住他。

“别怕，”他像要搂她，但又改变了主意，“你瞧着，我不会怕他。”

我这辈子怕过什么？我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无所畏惧。我怕过许许多多东西，比如说，尸体。

我万万没想到一个人会如此走样，像老大一堆肉，明晃晃不断颤动，任人宰割。尼巴它大概是七天以后才被冲上岸的，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八月，那里的八月总是汛期。先是几条狗发现了他，它们企图把他拖回村去。他被泡得十分富态，宽大的袍子被胀鼓鼓的肉撑满。大家上去搬他，一碰，他就淌出酱油似的血。

阿尕不准我走近他，她逼我走开。我从她惊慌失措的眼睛里，已看到我的劫数，我逃不了啦。

人们开始看我，他们渐渐聚拢到一块，目光阴沉可怖。他们似乎刚刚发觉，他们的地盘上怎么多出一个外乡人来。我也纳闷，这个貌似人烟寥寂的草地上，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片黑鸦鸦的人群。他们排山倒海一样向我紧逼过来，我没有退路，孑然孤立。这外乡人愚弄了我们，那河里有鬼！他故意断送了我们的人的性命！把他捆起来，杀掉。我们这里从来都和睦安宁，是他把灾难带来的。来呀，宰了他。把他那个聪明的脑瓜敲碎，让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吐血。他怎样花言巧语欺骗我们来着：每个帐篷里，都会有个小小的太阳！尽管我在众多眼睛里寻见了星星点点的同情和体谅，但大趋势已改不了了。这种时候，他们有的只是一脉相承的默契。

我看见一模一样的人连成一片，面孔表情全部一模一样。连在一起，是一整块黑色，遮天蔽日。天幕上，出现一个巨大的阴影，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感到他咄咄逼人地向我压来。

许多人的窃窃私语渐渐变成了低吼。他们摩拳擦掌，每人佩饰在身上的古钱吊发出闷响。我对自己说：来了！小子。我触怒了他们，他们啸聚一起，结成一股无可阻拦的力。我死到临头了。我想把多日来的反思与懊悔对他们倾诉，把道理讲清，还想对这连成一体的人群说：“抱歉，乡亲们，我由于经验不足给你们造成了损失，我不是成心的，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来赎罪、弥补它，请相信我的真诚。”但是，这时，这一切都只能是徒劳。

托雷头一个蹿上来。我理解，小伙子，你的朋友死了，你要报仇。还有还有，还为阿尕，你这一下打得真狠，我要不是吃了这几年肉，这一下就得让我死个球了。

一根木棒砸在我脸上，我的鼻梁仿佛发出一阵断裂声。我倒下了。

我脸上鲜血纵横，眼前一片红晕，这群黑色的人在我的血雾中跳舞。

阿尕不断发出疯狂的尖叫，她东奔西突，扒开人群。她用指甲挠，用牙咬，在那些脸上、胳膊上。他们这样恨他，她至死也不能理解。这恨可怕极了，自从他来到这里，恨就隐藏在他们的血肉之中，就像畜群对因迷途而误入这片草地的外来牲口那样盲目而本能地恨。

她穿过人群，已像被拔过羽毛的鸟。她几乎赤裸着，浑身只挂了些破破烂烂的布片。她看见被许多脚踢来踢去的何夏，整个脸不见了，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奇怪的东西。阿尕忽然感到这情景绝不陌生，她早就在哪里见过；这扭曲的身影、红白黑紫杂色的头颅，是在她梦里显现过，还是应验了她曾经有过的幻觉，她无从证实。总之，她不感到特别吃惊。她跟了秃姑娘十几年，游荡过不少地方，或许中了她的魔气。眼前似乎并不是她头一次经历。接下去还将发生什么，她心里已经有数：这一切不过是与她神秘的预感渐渐吻合。她知道有个女子将跳上去，像只孵卵的猛禽那样衰弱而凶狠地张开膀子。一个披头散发的美丽肉体，隔开一群黑色的围猎者。她知道，那肉体将是她。

一点不错，事态正有待显现她进一步的预感。她看见自己的肉体横卧下去，和那个垂死的外乡人黏合在一起，那肉体发出她听不清的呻吟和呼唤。她知道下一步，拳脚和凶器该向这个女子倾泻。她甚至连这个被她拼死救下的男人将如何报答她都一一知晓：悲惨的结局，就在不远处等着她。

阿尕突然把何夏从怀里放下来，忽地一下站起。

我眩晕中，看见她完全失常的形象。她剪短的头发，蓬成一团。她胸脯袒露，忘乎所以。我听见轻微的一声金属声音，她抽出精致小巧的腰刀。她想用这小玩意儿征服谁，那是妄想。

她却把刀尖朝着自己：“看见吗？这样！”她在她姣好无疵、正值青春的胸脯上划了第一下，“不要碰他！托雷，你走开！”她划了第二下，“走开！看见吗？”她一边划一边向前走，血沿着她沉甸甸的乳房滴下去。人群被她逼得渐渐退却，托雷嗷嗷地嚎着，伸开双臂将众人往后赶。“谁再碰他一下，我马上死在他面前！”

这具僵尸在这里瑟瑟发抖，泪水在他血肿的脸上乱流。我的阿尕，我的阿尕。

他被逐出了村子。阿尕带着自己的一小群羊、一头奶牛，跟他上了路。秃姑娘说：“不会有好结果的，我昨天替你卜了卦，知道怎样吗？那头母羊用三条腿站着。你别跟那汉人走。”阿尕摇摇头：“我是他的人啊，哪能不跟他走？”秃姑娘说：“好，你看着。”她念了几句咒语，母羊果然缩起一条腿。“我知道我知道。”阿尕说。她还是随他走了。

他们沿着河一直走，走了许多天，前面开始出现雪山的影子，草地不那么明朗开阔，渐渐向山那儿收拢，河从那里流出来。阿尕说：“再往前走，就没草场啦。”

阿尕支好帐篷，把何夏从马背上背下来。她在帐篷周围砌了一圈泥石矮墙，这样雨水不容易侵犯帐篷。等何夏的脸消了肿，眼睛能开条缝时，他看见阿尕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老了，何罗，别这样看我，我晓得我已经像个老女人了。”她虽然格格格地笑，但声音干燥，毫无喜悦。

快到冬天时，何夏复原了。这个疤痂累累的身躯，看上去竟比过去强壮十倍。几个月里，阿尕总跪在那里为他准备足够的食物。因为她预感到，他们永远的分离正在一步步迫近。

“阿尕，干吗做这么多吃的，又不是要出远门。”阿尕歪着头一笑，又唱起那支歌。

你到天边去，

我到海边去，

你变成了鸟，

我变成了鱼。

我们永世不再相遇。

何夏先是一怔，马上就哈哈笑着说：“阿尕呀，你这傻瓜，你想到哪儿去？我离不了你，你也离不了我。这是缘分，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就叫缘分，小冤家。”

她抬头看着他，看得十分仔细。他变得这样丑，跟她幻觉中的形象丝毫不差。她摸着他浑身胀鼓鼓的肉块，那是她喂出来的。两年多来，她用血肠、酥油、新鲜带血的肉喂他，眼看他的皮肤下隆起一块块硬疙瘩。只有看见他白色的手心，才能相信他曾经多么俊俏灵秀。

她说：“何罗，你好了，你行了，来吧。”她慢慢躺下，松开腰带，袍子散开来，露出她魔一般的雌性世界。

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

第二天早晨，我说我要去工作，阿尕拦住我说：“还是到河边吗？”

“河要封冻了，我得抓紧时间。”

“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我吃了它的亏，是因为我没摸透它……”

她眼瞪着我，夺下我的棉袄。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她锋利的牙“咯吱咯吱”，把棉袄上所有纽扣全咬下来。我给了她一巴掌，她也毫不客气地给我一巴掌。“从今以后，我求求你，再不要想那条鬼河。我告诉你，那是条吃人的河！”

我不屑理她，找根绳子把棉袄捆住。她从后面抱住我。告诉你，她现在可不是我的对手，我一甩，她就到五步以外去了。阿尕，这怪谁，你把我养得力大无穷。

她不屈不挠，再次扑过来，抱我的腿，狠命用手拧我腿上的肉。

“何罗，你听我说……”

我实在疼坏了，一边听她说，一边猛扯她头发。

“别做那蠢事了，不会有好报应的！让他们永生永世摸黑活着吧，这里祖祖辈辈都这样，这是命！”说到“命”，她咬牙切齿。

“阿尕，你再也不想那个小小的太阳了？”

“呀。”

“你喜欢黑，是吗？”

“呀。”

“你就像畜生一样活着，到死？”

“呀。”

我彻底地独立。我在被逐出村子时也没感到如此之深的孤独。人所要求的生存条件很可怜，可怜到只需要一个或半个知己，能从那里得到一点点理解就行，这一点点理解就能使他死乞白赖地苟活着。

请看我这个苟活者吧。他傻头傻脑、煞有介事地干了几年，结果怎样呢？不过是在自己的幻想、自己编造的大骗局里打转转。这一大摞纸，是他几年来写下的有关这条河的资料，还有几张工程设计图纸。尽管多年后他对那幼稚的设计害臊得慌：那种图纸送掉了一个小伙子的性命。但那时，这堆纸就是他的命根。

阿尕看着它们，咕噜道：“撕碎它！烧掉它！”

“你再说一遍？！”我狞笑着。

“统统撕碎！”

“你敢吗？”

她挑衅地看我一眼，闪电似的抓起那卷图纸。“你敢，我马上就杀了你！”我张开爪子就朝她扑过去。这一扑，是我的失策。她是不能逼的，一逼，什么事都干得出。只听“哧啦”一声。老天爷！

“为了它！为了它！全是为了它！流血，流那么多血呀！”她的双手像抽风一样。一会儿，地上便撒成一片惨白。

我不知我会干些什么，只觉得全身筋络像弹簧那样吱吱叫着压到最顶点。她黑黑的身形，立于一片白色之上，脸似乎在笑，又似乎在无端地龇牙咧嘴，露着粉红色的牙床。她以为她这么干彻底救了我。我头一次发现这张脸竟如此愚蠢痴昧。我不知举起了什么，大概是截挺粗的木头，或是一块当凳子坐的大卵石。下面就不用我废话了。

她倒下了，双手紧紧抱着一条腿。我到死也会记得，她那两束疼得发抖的目光。

以后的两天，我再也不看她一眼。她最怕我这种高傲而轻蔑的沉默。我用沉默筑起一道墙，她时时想逾越。她抱着伤腿，艰难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煮茶，做饭食。我那时哪会知道，她的腿已经被我毁了；我更不知道，她腹中已存活着一个小东西，我的儿子。

第三天，下头一场雪了。天麻麻亮时，我醒来，见她缩在火炉边，正瞅着我。我在毫无戒备的熟睡状态下被她这样瞅，真有些心惊胆寒。我想她完全有机会把我宰了，或像杀牛那样，闷死它，为使全部血都储于肉中。我翻身将背朝她。一会儿，我听见她窸窸窣窣地爬过来，贴紧我，轻声说：“何夏啦，我死了吧。”

我厌恶地挪开一点。她不敢再往我身上贴了。她说：“我晓得，我还是死了好……”

我头也不回，又轻又狠地说：“滚！”

她不作声了，我披衣起来，就往门口走。她黑黑的一团，坐在那里，僵化了。这个僵化的人形，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我揣着她做的干酪，在雪地里闲逛一整天。河正在结冰，波浪眼看着凝固，渐渐形成带有波纹的化石。等天黑尽时，我往回走，远远看见帐篷一团昏黄的火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特别需要阿尕给我准备的这份温暖。我要跟她和解。好歹，她是个伴，是个女人。我钻进帐篷——至于我迈进帐篷看到了什么样的奇境，我前面似乎已有所暗示。

门打开后，杜明丽的丈夫惊异地看着这个高大的怪物。这就是何夏，还用问嘛。他客客气气地请他进屋，胡乱指着，让他坐。明丽始终躲在他的荫庇之中，见丈夫并没有决斗的劲头，心里不禁有几分幸灾乐祸。

两个女儿见有客人来，非常懂事地轻轻跑了，明丽替她们把那架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搬到隔壁，她听见丈夫问：“听说何夏同志搞的那个水电站规模蛮大。”

“不太大，只有几万千瓦。”

“您的事迹我在不少报上看了，真了不起……”

何夏没答话，杜明丽有些紧张了。

“明丽也常谈你的事。”

何夏仍不说话。

“那个水电站竣工了吗？”

“一九八○年才能竣工。”

“还有两年呐。那你不回去了吧？”

“走着瞧吧，待腻了我没准还要回去。”何夏说，“我想来跟你谈谈明丽的事。我们二十年前的关系你早就清楚，明丽是诚实的女人。”

杜明丽紧贴着冰凉发黏的墙。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根本不爱她。根本谈不上。”何夏说。

“不过，”何夏站起来，“假如你待她不好，动不动用离婚吓她，那你可当心点。”说完，他就走了。杜明丽慢慢走到丈夫面前，见他还云里雾里地瞪着眼。

我瞧不上明丽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如她无法理解我那些充满凶险的日子。我像牧羊的苏武，如今终于光荣地回来了。都市的喧嚣与草地的荒芜，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在那个超然与纯粹的境界中，只有阿尕，站在我一边。我已经走出草地，与那里遥隔千里，而她的气味与神韵无时不包围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放了我，饶过我，我和她不知谁欠了谁的债，永远结不了。

或许，这账得留给儿子去结清了，儿子知道他母亲当年怎样拖着残腿，拄着木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咱家的帐篷。那时他还是个小肉芽芽儿，附着在母亲的腹腔里，所以母亲肚里的苦水多深，他最清楚。我走进帐篷，看见阿尕不见了。

然后，猜我看见了什么？油灯光环中，我看见那些撕碎的图纸，每条裂缝都被仔细拼拢，一点一点精致地贴合了。密如网络的裂纹，使图纸显出一种奇异的价值。我等啊等啊，傻等着我的阿尕归来。可她做完这一切，就不再回来了，这撕碎又拼合的纸上，曲曲折折的裂纹，便是记录我们整个爱情的象形文字。该明白了吧，你这傻瓜，什么都晚啦。

我找过她，我常常在夜里惊醒，跑出帐篷，狼哭鬼嚎一样叫着她的名字。有时，我忽然听见她在我很近的地方唱歌，有时我在帐篷某个角落发现几根她的长头发，我感到她没走远。

我在杳无人迹的地方独自过活。我没有冬屋子，有时大雪把帐篷压塌。我与牛羊相依为命，吃它们，也靠它们安眠。我不懈地工作，整条河的水文调查资料在我帐篷里越堆越高。直到有一天，我认为行了，已经无懈可击了，才背上它们一趟趟往城里跑。

我知道她从来未远离过我。帐篷门口，她常留下一摞牛粪或一袋糙米。有时我起来挤奶，发现牛的奶子空了，一桶奶已放在那里。这时，我就疯疯癫癫地四处找、喊，对着一片空虚大声忏悔，或像娘儿们那样抽泣不已。我知道她一定躲在哪里，虽然草地一览无余，但她有办法把自己完全藏匿，倔强地咬着嘴唇，不回应我的呼喊。她紧紧捂住耳朵，拼命地逃，要逃避我的召唤。她决不受我的骗，决不被我的痛悔打动，她，受够了。

但她爱我，我也刻骨铭心地爱她。我们就像阴间和阳间的一对情侣，无望地彼此忠于。

一次下雪的早晨，我走出帐篷，看见门口堆放着牛粪饼和一块冻硬的獐子后腿。我终于看见她清清楚楚的脚印。那双北京出产的塑料底布鞋，花纹还十分清晰，证明鞋仍很新。一看便知，那是个残废人的足迹，有只脚在雪地上点一步，拖一下，雪被划出断断续续的一条槽。还有拐杖，它扎出一个个深坑……等等，你看见了什么？是一个孩子的脚印吗？

那些小脚印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很不均匀。它一直相伴着母亲。我跪到雪地上，猎犬一样嗅着这些小脚印，用手量它，在那浅浅的脚窝里摸来摸去。从它活泼顽皮、强健有力的样儿来看，我断定这是个儿子。我看见了我两岁的儿子，他蹒蹒跚跚，跟着母亲，从帐篷缝隙中，偷偷看望这个坏蛋。据说这个外族坏蛋是他父亲。

也许是个女儿。不，我拒绝女儿。难道我不愚昧？一个中国北方男人传统的愚昧使我对着那行脚印痴呆无神地笑了。传宗接代的渴望使我武断地给这些小脚印定了性别。从此我相信我有个结结实实的儿子。

我往前走了三四里，又看见马蹄印。阿尕把马停在这儿，是怕我被马蹄声惊醒。还用说吗，沿着这些足迹，我就能找到他们……

我找到了那座房子。叫秃姑娘的老太婆居然还活着，已干缩成一个多皱的肉团。

她看看我，她眼角发红，严重地溃烂了。她招招手，叫我走近些。“你是谁？”她问我。

“阿尕在哪里？”

她用几种语言咕噜了一大串。大致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你随便碰上个女人，她都可能叫阿尕。

我恨透这个装神弄鬼的老巫婆。“我是问你，那个姑娘，过去一直跟你住在一块的！”

“有一百个姑娘跟我住过。现在都——”她对着我脸忽然吹了口酸臭的气。

“那就你一个人喽？”我还企图启发她，“你过去身边不是有个女孩……”

“女孩？”她眼珠转了转，“我在河边捡到一个死女孩，后来她又活了。”

“她就是阿尕！”

“胡说，没有阿尕这个人！”

我跨出她家门槛时想，这老婆子是个活妖怪。后来大坝开工，那是一九七八年。离阿尕失踪，已整整五年了，汽车头一次开到这片土地上。许多人跟着汽车跑，尖叫，欢跃。他们都将是受聘的民工。我突然看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女性面影。我大叫停车，然后连滚带爬逆着人流寻找，一边喊：“阿尕！”

我一直追到人群末尾，感到有人扳住我肩膀。我一看，是托雷。

我们相互看了好一会儿。我想，这大概就算是和解了吧。他在我背上拍了拍，便转身走了。“托雷！朋友……”我用很纯的当地话喊，他在远处转过身。

“刚才，你看见阿尕没有？”我问。

他的眼神变得古怪：“阿尕？谁是阿尕？”

我竭力形容、比画，我相信我已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阿尕，分毫不差。眼泪憋在我奇丑的鼻腔里。

“没有，这里没有这个人。从来没听说过。”我想追上去，但我知道那是没用的。之后的日子，我仍不死心，向许多人打听，但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阿尕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我所说的那个阿尕。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没有撒谎的恶习。

阿尕没有走远，我依然认定她就在我身边，只是我看不见她。水电站一天天壮大着，阿尕却无处去寻，草地还那样，没有脚印，没有影子。

水电站的最后一期工程不再需要我，我急不可待地收拾家当，打点阿尕留下的一只牛皮口袋。我并不向往都市，但我势必回去。我对这里一片情深，这不意味着它留得住我。

我和阿尕的悲剧就在于此。

我一定要找到她，哪怕她真的是个精灵。我要对我们的那段不算坏的日子做个交待，再看一眼我的儿子，就掉转身来，头也不回地走掉。那片土地在我身后越来越宽大，她站在那头，我站在这头。她想留下我，一起来度未尽的生活，可那是办不到的。我将狠狠告诉她，那是妄想。别了阿尕，我无法报答你的多情。

然后，我就渐渐消失在草地那一弯神秘的弧度后面。

The Death of the Army Officer /
少尉之死

最初一个溜尖的、带戏腔的嗓门唤“被告”时，少尉不知被唤的是自己。自己不再是那个有着土得让他难为情的名字，四年军校才褪去浑身泥腥，肩上扛的两块硬牌能让三十来条年轻汉子噎住嗝、夹住屁、定住眼珠叫他“排长”的少尉了。

那嗓门再次顺四壁环游，拖着些似乎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他才猛一家伙收拢精神，认清了这个称呼。“被告”是我。这称呼一圈圈环游上升，顿时，他感觉这天花板在升高上去，高了许多，像小时见的大庙殿，那高压出他的矮来。

“被告”是我。他慢慢抬起眼，温顺地认领了它。“被告”就是这么个东西：有着一颗满是深浅不一发茬的脑瓜，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一张白脸白得像沤在胶皮雨靴里太久的大足趾。所有人都坐着，只有他站着。还有他身后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也站着。他们不是站着，是被威风、庄严、正义架着，架在他身后。刑车上，他们并没有对他虎脸，他们平和、淡漠，脸上表情去得干净至极。而这平和淡漠使他连喘重气都不敢，生怕一丝一毫动作都会弄破它。

随他视线的升起，他先看到的是块白牌，上面是黑字“审判席”。黑字均匀地、一下下地锤着他的眼睛。很快他发现，被锤着的实际是他的脑子。

少尉还发觉自己的嘴半开着，像村里乡亲看戏，看陌生人，看天空偶然爬过的飞机那样敞着两片嘴唇。我不能这样。他使劲将下唇往上收拢，使的劲使他牙关也抖起来。不一会儿它却又无力地与上唇脱开，拖垂着，像他浑身所有部位一样，若没这层地面托住，它们统统会无限地垂下去，坠下去。就这样，在接受“被告”这个陌生称呼时，少尉还原了他小村人的本色、原形。

“被告”就是他。是我。半年前那个快活地骂人，吹着口哨撒尿，馍馍一来信就乐得浑身痒痒的少尉没了，现在像人一样站着、活着、喘气儿的是“被告”。谁告的我？那个一声没吭死了的王有泉？那个活着时要么满嘴废话、要么嘴抿得像条愈合的伤口的司务长？不是的，他倒下时仅仅喉咙里发出微小的“咕咕”声，那大概是他的肺在排出一串啤酒泡儿。

“被告刘粮库，男，现年二十五岁，原××部队独立营少尉排长，山西省定县刘庄人……”正对他脸，审判席的白牌子后面竖起一个人来。那人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擎着几页纸。少尉所有的故事都在他的几页纸里。所有的，除却属于馍馍的。一个人的故事竟可以如此简单地被讲述：“男，山西定县刘庄人……”足够了。那就足够引发其余的全部。不必去讲述那里的原怎样陡起陡落，劈出屁股大一片地，不论它长出什么都得供人去填嘴、填腹。父亲前头刨出脚丫大的红薯，母亲拾着拳头大的，孩子们则捉出指头大的。薯秧也不扔一根，锅空时，秧子便是唯一内容。秧子被有梗有叶地吞下去，又被有梗有叶地屙出来。少尉仍记着那东西狠狠顺着他薄透的胃肠扫下去，一路扒净他仅存的、有关“吃”的美好记忆与向往。

馍馍是她家第四个姑娘。生下她，她爹拽长本来就长的脸，对惭愧不堪的她妈说：“你还不如给我生下个麦面馍馍！”后来馍馍到军营看他，脸皱着说：“你天天有馍吃了还叫人馍馍干啥？看你那些兵没笑死！”

“那你想要个啥名儿？”

“问我呀！我俩谁上县城读高中，谁上了军校？”

兵们再笑，他就说：“你丫挺的笑！”他那时能用半口北京话骂人了，意思是丫头养的：“她叫墨墨！墨墨，怎么啦，象征求知欲！”这几年报纸上铺天盖地是“求知”、“自学成材”之类的时代词儿。

“刘犯粮库，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僭越军需仓库。”

僭越。军需仓库。他突然举目环视一下面前的所有面孔，似乎想找个人讨论“僭越”与“贸然进入”之间的区别，它俩是否具有同等严重的定义。我只是趁没人时不声不响进去的，对吧？况且那不是什么军需仓库，不过是紧挨库房的一间小屋，对吧……

少尉的目光最后停在一张女性脸上。那脸小于所有的脸，小得像孩子。只有孩子的脸才会这样干净，这样不掩饰惊讶，不回避他无赖般祈求理解的目光。“我不是有意干下那一切的。我没想到王司务长回来得那样快，我也没料到我手那么重。我活这么大没动真格打过谁，不是那号狠人。连军校最狠的柴教员罚我负重长跑五千米，我也只在心里拿枪瞄瞄他。我什么也没对他干。他虐待所有农村子弟，骂我们笨得像屙牛屎。毕业典礼上，他还笑着杵我肚子，说：‘他妈的，小伙子！那年准是粮食欠收，你爹送你入军校的。军校伙食好，你上这儿长个儿来了。看看，长了不少不是？’他当时凑我那么近，我一拳准砸崩他的脸，像砸崩个脆西瓜，让它红的白的一下淌散开。可末了我也没动他根毛儿。我真不知道王司务长那条命会一下就敲没了。看看我，我是生就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模样吗……”

那孩子样的女人一直看着他。等少尉被看得心毛躁了，垂下眼，隔会儿再抬起，她仍那么看他——双手捏了拳挤住脸，轻微吊起两颊的皮肤和眼睛，两肘支在桌上，面前有一摊纸，看不清空白着还是被写上了什么。她就那么把他看着，人人都这样把他看着。他正被人的视线网住，不得动弹。而她是不同的。他认为她的不同，并不完全因为她是这场合中唯一的女人，又是唯一不穿军服的。好吧，你看吧。她那样的看让少尉觉得她不在看他，而是在读他，读他脑子，读他心思。似乎对于她，他的邪恶和凶残就得这么费力地、两眼不错神地读。难道他不觉得自己的某一部分隐晦难懂吗？他至此也不懂自己怎会在回营房的路上突然停住，野猫一样无声地向右一窜。右边一条小路通向司务长王有泉的独立王国，里面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那门时打着啤酒嗝儿。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

少尉见记载着他劣迹的纸终于被翻过一页。至多再翻两次，就能到达有着红色圆印的那页。他看得见最后一页纸背上透出一摊红晕，人在按下它时过饱地蘸了印泥，或过分用了力。少尉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被按定在那块红色里。那是一个红的、熟透的结局。

会是什么呢？会是几十年的苦役？会是个永远见不着馍馍的后半辈子？馍馍会寻着访着去看他吗？不会的。馍馍会嫁别人，用她毛茸茸的前额去蹭别人的脖颈；对别人指着柜台里一条麻线粗的金项链，懂装不懂地偏着眼问：“那是个啥？”

“是啥咱也买不起。”当时的少尉说。

“你买起我也不要！”

“真不要？”

“嗯！”

“那咱走啊，还盯着它看什么？”

馍馍呼一下甩过脸：“谁和你‘咱’啊？！你走你的呗，我买不起还看不起吗？”

当时的少尉突然发觉馍馍的脸很生，比他认得的那个扁，宽大，有个黄鼻尖，那是因为它沁出的汗冲掉了上面的粉。馍馍什么时候学会了涂粉，是她来北京之后？是她跟营长那个在剃头店工作的老婆友惠学的？友惠脖子上手指上都沾金，尽管她也只算上半个城里人。但少尉和营长哪儿比得起。营长没有个围着一锅黑色的煮红薯叶的家庭；没有个从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就没止境流血的母亲；没有个想娶媳妇想傻了的哥哥。

馍馍还是懂事的。送她回去时，她在火车里，他在站台上，她说她什么也不会向他要。有钱你让你家少吃两顿红薯叶吧。她又笑回一个原本的馍馍。但那笑好像一动就要碎。

“馍馍，等我有了钱……我给你买点儿别的什么。那个金锭子，太贵。”

“谁要它呀，那么粗，用它拴牛去呀！”馍馍皱鼻子瘪嘴，笑于是碎掉了。

少尉的罪孽仍被藏在几页纸后面的嘴一字字地吐露着。“……刘犯在自己偷窃罪行被发现后，顿起杀心，以一枚加重训练手榴弹击中司务长王有泉头部……”

少尉猛一怔，似乎下力气辨认出这么个狰狞、险恶的东西竟是自己。他不敢、不愿，也不无委屈地认清，这一切的确不是别人，是无法抵赖的自己。像他的赖不掉的贫穷的家，贫穷的祖祖辈辈，贫穷的生养他的土地。

“站老实了！”身后，一只手伸上来扳他的肩。除了少尉自己，谁也不会明白这一掌扳得有多阴毒。

那女子却似乎明白。她正拿笔梢轻敲着嘴唇，突然便不敲了。笔梢一直定在她下唇上，待她眼睛捕捉了他所有痛苦的显示。她眼里有了渐渐扩张的恐怖，因为她看清他被扳的那一侧肩起眼地塌下一截：它与整个身体的关系实际上已被秘密地分开了。

少尉一直半张的嘴这回合拢了。他不得不屏住每一口呼吸去抵御这剧痛。今夜只好朝左边侧着睡了。他不知从今后的多久，这条伤臂才能恢复使筷子、系裤带、扣衣纽的功能。少尉感觉一颗汗珠慢慢在他的鼻尖变大、变大，似乎他的痛得稀掉的肉体都会随着如此稠浊的汗流淌干净。

“王有泉头部负重伤，当场昏迷。两小时后被发现……经抢救无效，死亡。”

少尉听着“死亡”两字被念得如此平淡，心里几乎为王司务长不平起来。尽管王有泉健在时从公家伙食里克斤扣两，去取宠营长夫妇和他那个穿高跟鞋、撅屁股走路的女朋友，却也不该死罪啊。假如那天少尉没碰见他跟在高跟鞋后面，一副十里长亭相送的镜头，少尉不会起心往他房里溜的。当然，若是少尉那天没误掉回家探亲的火车，那一切也就没机会发生了。少尉本不该误火车的，那天一大早他就出了门，而火车班次却在下午。他在王府井、东单、西单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冲锋、撤退，想买点什么给馍馍。从丝袜到发卡，从裙子到大衣，他都以手指去捏过捻过。但一旦他去捻衣袋里一叠钞票时，他便忽地炸出一身汗。最后在一家私营小商店里，他看到一对耳坠。他并不懂得这两颗贼眼珠似的小亮东西美不美，只知道一马路女人都戴它们，包括营长老婆友惠。

“四十八块。”

“是……金子的？”

“四十八块你想买金子？这是人工水钻！”

“你先别往回收，让我再看看！”

“看看行，别上手。像你这么捻，我怕你把它们捻化了。”

少尉顾不上女售货员带笑带刺的话。那么小的玩意儿，掉地上就没了，也要半个百数啊。半个百数的棒子面够全家撑圆肚子十来天。有回探亲回家，他带了两口袋早点铺买的油饼，把馍馍全家也叫到一块来吃。口袋吃完后，人人腹上都像扣了只大碗。那才花掉他十多元钱。饭后他与馍馍走进棒子地。他扭头见馍馍胃部有形有状凸了只碗，便冒出笑来。馍馍也笑。人不吃饱绝不会那样笑。突然，他土匪一样将馍馍捺倒。馍馍不示弱，倒的同时将他也拖下去。但他没敢再匪下去，因为他刚当个小少尉，还养不活馍馍。馍馍的脸却孩子拱奶一样在他颈子下，腋窝里使劲揉着。他那时体温起码一百度。

“馍馍，这可了不得，了不得……”

馍馍两条粗圆的腿锁住他，同时将他手按在她胸上。突然一个念头跑上来：城里女人若去掉了裙子、高跟鞋，里面大概什么也没有。哪像馍馍，无论手抚到哪里，都会捧个满把。不止满把，她的青春，她的圆熟，她的真切的女性含义，似乎会从你手缝往外溢。馍馍将他的怀抱撑得满满的，他费了许多力气才抑制了她活蹦蹦的激情。疯劲过去后，她对天上星星长长叹口气，说：“我不想那些金的银的，我也不想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我就想你。要个你就比好还好，比够还够。”

“那高跟皮鞋呢？”

“也不想。那尖细尖细的跟儿戳进这棒子地，还不连我一块插在土里呀！”

但少尉知道她其实想要他，也想要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还有高跟鞋。少尉清楚馍馍对王司务长女朋友的高跟鞋是眼馋的。不然她不会去县城学养兔，并让那个太原的兔毛采购员对她动邪。采购员跟她扯起情呀爱来，说他身上的钱足够娶十个馍馍，足够为馍馍买下十个城市户籍卡。馍馍写信对少尉说她恨那采购员，也恨自己。恨自己从未延伸到穷山恶水之外的血缘，恨那个长进她肉里、血里、骨里的穷。

少尉也有着一样的恨。当王司务长将工资袋拍在他面前时，那恨便在他身心里大动。“你这月薪水是十二块。没法子，我照规章扣掉了你的欠款。去年你打的一千元欠条还在我这儿，今年你又借了五百。我知道你家里困难，得修房，得治病，得买粮。不过我没法改规章。你也知道欠公款是有限期的，到期还不清就得这么狠扣。十二块是你的伙食费。什么看电影、抽烟，你就克服了吧。”王司务长手持电视遥控器，眼盯着屏幕对他说：“现在农村不是在改革吗？你家没革富一点儿？”少尉说那地方穷。那块土地种进去是穷，长出来还是穷。

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少尉想，正是那个穷在一刹那间剥去了他的正派与清白。他从此失去了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挣脱那个穷的权利。

“刘犯粮库，长期以来受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少尉警觉地摇头，似乎想和这句评判性的话做番计较，又似乎想使自己站得更尊严些。但肩上的痛抑制了他也提醒了他：从此后他要活的是次于人的一种生活。那种次等生命对许多事是不能计较的。像他家那头骨茬子要戳到皮外的老牛，它活着就因为人允许它活。他爹从未停止过咒骂它：“杂种！狗日的！装孬拉不动套！欠鞭子抽你！挨刀的！”它只将眼躲开这些毒言恶语，缓缓闭一下，睁一下。少尉感到自己的目光也迟钝温顺了下来。从他被扣上手铐的一刻，至少有三十年的牲口生活在前头等他，在那最后一页纸的大红印里等他。也许是无期徒刑，那他将像牲口一样活完去死。会判他“死缓”吗？一个缓期到两年后执行的枪决——让恐怖充斥在两年的每一分钟里，在你肉体被消灭前，先让你的精神和知觉一分钟一分钟死下去。那残酷远超过他在王司务长脑瓜上的一敲。

“罪犯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平板的朗读在向大红印步步逼近。

莫名地，他突然感到空间里的一阵绝对寂静。这静吓住了所有人，人都静止在一个不很自在的、有些尴尬的姿势上，包括那个女子。她似乎打算起身，离坐，却将动作停在半途中。似乎所有人都知道什么事即将发生，除了当事的少尉。女子看他一眼，目光恰撞上他的。她眼睛打个哆嗦，躲掉了，理屈似的。她一定知道那藏在大红印中的谜底！她一定与所有人合谋了对他的处置！她一定将事件了解得彻头彻尾，将他想成个生来就嗜血成性的种。她一定知道什么样的结局等在他眼前……

像火车窗里的馍馍，与他谈笑告别时却睁着一双长叹的眼睛。馍馍的目光与他一碰就躲开，因为她知道她究竟将对不住他，将背叛他。从馍馍目光中他得到驱策和威逼，他得行动，他得干点什么，不然他终究将没了这个浑身是好的馍馍。他开始勒索自己。仅有的十二元，他每日用两毛钱买一斤馒头分三餐吃，再灌下几碗不要钱的骨头汤、肉皮汤、米汤，有时只是一盆浊色的水，那是厨房没汤可提供，便将炒菜的油锅涮了涮、刮了刮，兑些酱油，扔把葱花便叫它“汤”。一年后，他揣着如此省下的一百元在探亲回家的清早，开始满城寻觅馍馍声称“不喜欢”的“好衣裳”、“花头巾”、“透明长袜子”。但他总是在掏钱的最后一瞬拔腿逃开了。他花掉了一整天时间而保障了那一百元未失分毫地待在他军服口袋里。他甚至花掉了搭车到火车站的时间。傍晚，他回到营区。在营门外的小路上，站在女朋友边上的王司务长碰见他，“咦”了一声：“你不是回家探亲了吗？”

他疲惫地笑笑，告诉他，火车被误掉了，他签了下一天的票。

当少尉走进王司务长那间紧挨军需仓库的卧室兼账房，他仍未意识到他正走进无出路无反顾的罪恶。他没有留意自己的手指已变得狠而灵巧，撬锁时，它们干得像天生的贼一样漂亮。司务长的电视仍开着，声音却被息掉了。屏幕上那个张大嘴号哭的赤裸男孩显然是一场悲欢离合的焦点。男孩哭喊，被一只舢板渐渐载远，摇橹的是一个昏暗的庞大背影。岸上一个女人在流泪，扯脖子朝男孩叫喊。他们的嘴脸都动得十分激烈，却完全无声无息。而无声息正是那一刻钻心的凄厉。这静默的声嘶力竭在他撬开抽屉锁时显得荒诞而恐怖。只有些零散的、未及入账而存入保险柜的钞票。少尉满把抓了它们塞进衣袋，心想，它们不多，但足够馍馍想要的那一点了。他不仅有贼的灵巧手指，还有贼的直觉。那直觉掐断了他撬第二只抽屉的欲望，他得马上离开，屏幕上无声长号的女人与男孩不久就会将王司务长叫喊回来。

少尉听说过指纹之类的事。根本没时间去发现一双手套，他是用块毛巾垫着手指干完一切的。至于用来撬锁的螺丝刀，他将从火车的窗口扔出去。他估计他没在任何东西上留下指纹。

当少尉结束了事情，偶然抬头时，被屏幕上的女人吓了一大跳。女人的一脸绝望占满二十四英寸的画面。她大张的嘴使他似乎看见了它的深处，那暗红的深渊。他记不清自己是否就在那一刻迟缓了，被王司务长叮叮当当的皮鞋铁掌连人带赃地堵截在屋里。跑是来不及了。这时出去只好与他照面。我在这里等你啊，看能不能多支一点探亲旅费。他可以这样借口。顶多是看王司务长更阴的脸，听他更刻薄的话。你倒是不请自入啊。他可以厚厚颜往下混：见你门没锁，就想进来看一眼电视，司务长你的电视比营部的还大、还高级。王司务长听了这话就会舒服下来。

可怎样解释那个抽屉和他胡乱塞满的一口袋钞票？一分钟之内，王司务长就会大叫：“好哇，你！”然后什么舌头都不必绕了。得堵回他的“好哇，你”。就在叮叮的铁掌踱上门阶时，少尉以军校优等生的一个侧跃，闪到了门后，又以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的判断力，确定了出去的方向和方式。门后几枚训练手榴弹是王司务长活动筋骨、美化肌肉用的。它们重得恰到好处，少尉估摸着，不至于要他命，但至少让他不出声，老老实实躺一会儿。他将趁他不省人事把钱全数搁回，再把锁修复。只要钱数不差，没人去留神锁的细微变化。凭什么怀疑一个一向纯厚诚实的少尉？那案子至多是个私人报复性质。也没准上面从此开始注意王司务长那不合情理的阔绰——那个大彩色电视机据说就是拿过期的军用罐头换的。然后，兵之间会窃声欢呼：“王司务长不知挨了哪条汉子一闷棍，这下他知道兵血不那么好喝了！”

门被推开时，昏暗中，少尉见王司务长一只白手伸向门边的电灯开关。绝对不能让他在倒下时看明白什么，少尉占着自己身高的优势，一舒臂，见训练手榴弹完成了一个极短的，却极美的抛掷。

少尉修复了锁，搁回全部钱，看一眼王司务长颇好的卧姿，出了门。他没回营房，在营区附近一座半竣工的楼里坐下来。他就那么抵着墙，痴坐到屁股疼、脊背木，才站起。他想赶末班车进城，搭第二天清早的车回家。郊区公路上，一辆嘶鸣的急救车擦他身子而过。它是奔王司务长去的。王司务长显然被那一记敲出三长两短来了。没人会怀疑我。王有泉若死了，压根就没人知道我误了火车，回来过。人人都可能被怀疑，唯有我可以被除外。但他最好别死，死了人事总要闹大。

他探亲回来，立刻有不少人挑眉、歪嘴、挤一只眼，吭吭鼻孔，对他说：“司务长王有泉光荣牺牲啦。每个人都在被盘问。你小子走运，他正好是你离队探亲那天晚上被谁揍死的。”

“没有丢钱？”少尉问。一问就意识到多少有点失态。

“没。保卫干事打开抽屉，说是没少一个镚子儿。看这小子还舔不舔营长沟子！”

少尉当天晚上被传唤到营部。营长背剪两手，面朝窗外站着。两个保卫干事各占据营长和教导员的办公桌。少尉想，那枚做凶器的手榴弹和那把螺丝刀被我带上火车，包在一卷报纸里从窗口扔掉了，你们休想得到指纹之类的证据。

“你最后一次见王有泉是什么时候？”

“探家前一天。我在他那儿领的探家旅费。还有他给订的火车票。”

“有别人在吗？”

“没。”

“那是几点？”

“下午两点半。”

“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在打电话。叫我等一会儿。”

“你等了多久？”

“我……哪知道。”

“等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看电视。”

“下午两点半，上班时间，王有泉开着电视？”

“他一天到晚开着电视。”

“什么节目？”

“不知道。他关了电视的声儿，只剩画儿。是个小男孩儿哭，一个女人也哭。”

“好了，没你事了。”一个年老些的保卫干事说。

少尉“喀”一声立正的同时，心“怦”一下落回它该蹲的地方。

营长始终没动，始终给他个脊梁。等少尉走出屋，绕到操场，回头去看营部的大窗，见营长的脸木雕一样板，眼略向上翻，像死马。他显然为司务长的不幸沉痛着，只是不知他在悼念司务长本人还是司务长曾给予他的实惠。就在当夜，少尉被人从沉极了的睡梦中唤醒。营部雪亮的灯下，他再次见两个保卫干事坐着，营长反剪手站着，但这回是面朝他，眼仍像死马，但这回是瞪着他。被什么死东西这样瞪着，少尉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再给你一次机会，照实说：你最后一次见王有泉究竟是什么时候？”

“……探亲的前一天。”

“要不要我把同样问题重复一遍？”

少尉一下把目光转向营长，立刻发现他是头一个求助不得的。

“请回答问题！”

“啊？！”少尉感到自己的意识“哗”地四下失散了。

审判席前的少尉向上提了提越站越矮的自己。快要完了，他对自己说。快要完了，他从那女子慢慢升起的、再次升到他脸上的目光得知。她看着他，更是在看跟在他身后的未来。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他。就像馍馍从她家探身，倚门站着，手腕上一根亮东西细碎地刺痛他的眼。她看着他，却又没看着他，是在看他拖在身后的债务、贫穷、一个永远需要去饲喂的家。他把自己榨个干，仍是不济事的。晚了。他揣着一百元一身罪赶回，还是晚了。她手腕上的金链说明她已被人抢先拴走了。他们就那么面对面站着，她撑不出一个笑，他连问一句究竟的力气也攒不起。

“……对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供认不讳，经本军事法庭审理核实，宣布判决如下——判处盗窃杀人犯刘粮库死刑，立即执行！”

少尉急张一下嘴，却没喊出声。“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什么意思？少尉怎么会突然不懂了这些字、这种语言。这语言自己绕着四壁，一圈圈循环，多次擦过墙上红得腥气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语言呼应着自己，重叠着自己，像梦中一个不间断的、回声四起的呼唤，直唤到他醒。

少尉醒了，发觉自己满脸是泪，发觉自己在猛烈地哽咽。

全场都不知所措地僵在那里，听他的哽咽。

那女子站起身，受了惊吓似的看着。

“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就不判我死刑吗？”

“杀人偿命，无论你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

“行了！”少尉被喝断，“刘犯粮库，现在本法庭宣布，你有七天的上诉期，如果你不服判决，可以向高一级军事法庭上诉！”

少尉以他未被伤害的左臂抹了把泪，问：“什么叫上诉？”

“上诉就是：你可以找法律代言人代你向更有权威的法律机构表达你不服原判的理由。一个星期后，如果上诉被驳回，你仍然由本法庭执行原判。听明白了吗？”

少尉点点头。“谁是法律代言人？”

“我们可以为你指定一位律师。”

“你们？”

“对。”

“你们……”少尉缓慢环顾着厅内所有面孔，举目无助的他感到又一批泪冲上来，但他使全力噙住了它们。

“这就是说，你放弃上诉？”

少尉用力点一下头。

“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死刑执行之前向本法庭提一个要求。刘犯粮库，你有什么要求吗？”

少尉垂下眼睑：“我想最后见一回我的父母。”

“来不及了。”

听到这里，少尉感到呼吸痉挛了。他没料到这痛苦和恐怖竟如此地大。他也没料到自己会对充满饥馑、穷困的这段生命如此贪恋。他更没料到他对自己生命的难舍程度竟超过了对于馍馍。一段嘈杂的默想之后，少尉又提出其他一些请求，但都被一一拒绝了。少尉唯一被应允的是几张纸和一支笔，他要把死亡的除夕用来写信，给父母。

少尉在天黑时分被押进死刑犯的单间，脚被锁定在铺位的末端。他一直无思绪地坐着，隔一会儿，他抬腕看看铺。晚上十点，他习惯地去上表弦，刚捻两下，他停住了。没必要了。它反正要停。我的生命停止后它还将走动十余小时才会停。它还会被发动，被校准一切误差，再次循环。它的一个轮回是多么轻易，不像人。

这时门外的锁响了，然后是铁栅栏的响，再然后是全副武装的警卫与那个女子走进来。她眼睛睁得那么大。少尉知道自己的眼也睁得空洞洞的大。他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来干什么。从现在起谁都不再对他有意义或有害。女子往前走几步，同时多次调整脸上的表情。她对警卫说：“请你让我和他单独谈谈。就一小会儿。”

警卫用力瞅她一眼，似乎想看看她神经有无差错。少尉感觉自己在警卫眼里是头兽，即便被缚着，对这样一个单薄女子仍有威胁性。警卫的神情中还有担心：仿佛死亡已开始在少尉身上履行程序，对一个已进入死、已部分地死去的东西，女性往往是半恐惧半恶心的。警卫就这样担着心把女子独个留在这死囚牢里。

少尉瞪着正前方的墙壁，感觉一个干净的东西带着一股干净的气味在他眼的余光中渐渐大起来。

“我，想和你谈谈。”她说，“我是个搞写作的。写小说的。”

随便你是什么吧。

“你为什么放弃上诉呢？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定会扳回局面！”她急促地说。

他开始一下一下地摇头，视野被摇得浑沌了，她的声音、话语也被摇得浑沌了。她问他此刻在想什么，委屈吗？追悔吗？留恋吗？他用这连续的、呆木的、疲倦的摇头回答了一切。假如可能的话，他多想摇掉最后的这点知觉。他一直摇头摇到这间死囚牢间死死地静下来，摇到这个以别人的伤心、痛苦为职业的年轻女人死心了，不再多拿一句话来烦他。

他一直看着墙壁，等待她的离去。在这烦躁的宁静中，他想，人的一生原来是这样长得叫人不耐烦。

最后她说她走了，好好给你父母写封信吧，再见。

再见？他险些没笑出来。听见门响，他转过脸。“你……”少尉对自己的突然启口意外极了。

女作家从门边一个快速转身，一身一脸的紧张和激动。“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别再错过这个机会！也许我还能在最后这几个小时里为你做点什么！”

他看着她，准确地说是看着她讲话时朝他一动一动的手。少尉怔一会儿，知道她短促地喘息着在等他。他仍是摇摇头。“不啦，不麻烦啦。”

“你是担心你的母亲，她弱，有病，经不起这个消息，是吗？”

她真的能读他的心思。最后的一次探亲，母亲慢慢拄着棍送他。他不断说，娘回去吧。母亲也不断说，再送送，再送送。那天是个大早，青色的天上还有薄薄一片月亮。他本想不惊动任何人地离开，等他偷着摸到院子里，母亲已穿了件整齐衣裳等在门口。快上公路时，他说：“娘，等我攒下点钱，接你和爹到北京看看。”母亲像没听见。闷走了近半个钟头，当他再次求母亲别再送下去，母亲住了步。然后，等稍喘匀了气，她眼缓慢地东张西望着对他说：“别再回来了。这回回军队，就奔你自己的日子去吧。反正馍馍也不是你的了。别让我和这个穷家愁死你，拖死你。看看这穷地方，你还奔它个啥往回跑呢！活出一个算一个吧。听娘的，再别回来了。这趟走了，永生永世别再回来……”说完，母亲没有再送他，也没看他走远，而是自己掉头往回走了，很慢却很坚决。母亲若知道他真的永远不再回去，知道他不回去的原因，会活不了多久的。

“他们……不该拒绝你的请求。”女作家说。她是指他在法庭上最难启齿的那个请求——请求执法人将他被枪决的实情瞒住他的父母；请求执法人仅通知老人他们的儿子死了，凶死也好，暴死也好，就是别告诉他们：他以身试法了。

“法律，有时也像罪恶一样残酷。”女作家说。他回过脸，看见那条背对铅色铁门的干净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浓烈的羡慕：她离罪恶多么远！

门响着闭上了。再响着打开时，他停下笔。整整一夜，他以无伤痛的左臂写满他仅得到的四页纸。他还有话，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余的纸了。

少尉见两名警卫走近，他本能地往后躲一下，同时意识到这一躲是多么蠢。他没说什么“别架我，让我自己走”之类的话，因为他对自己能否站立行走全无把握。他的腿抖得厉害，只好随它们抖去了。他还知道自己又是那样让人嫌恶地半张着嘴，并有根冰冷的口涎挂在两齿之间，但他控制不了它了。

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支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喑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的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回忆着说，“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The Old Prisoner /
老囚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是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文革”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三十年。

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作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八十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三十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得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一百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三十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三十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三十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放映一两部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齐！眼睛像她母亲吧？’我直点头。我随身带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逮捕我那天，她还在巷子里跟邻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爷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看看我，猜我是不是听得下去。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到三十公里以外去，只有大队长有权批准。要先跟队长写请假报告，队长报告中队长，中队长再报告大队长。大队长我们几年也见不到一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吉普，我们就指那个吉普叫它‘大队长’。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起码要两礼拜。两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王管教小声说：‘都说你女儿漂亮！全国最漂亮的女演员数下来，她不数第一也数第二！他们都这样讲！’我问：‘她可瘦？’王管教说：‘瘦的，现在外头兴瘦！’我记得她是十五岁那年生的肺病。我又问：‘她可高？’王管教说：‘不矮，比我老婆恐怕要高出一耳朵！’我忍着不敢再问了，怕哭出来出洋相。”姥爷话断在这里，忽然笑一下，唬我一跳。

“一整天我都在打主意。”见我等着，姥爷又续着故事讲下去，“我想我女儿啊，想家里人啊。”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我们家四个人都肯定那就是监狱的气味，长到灵肉里去了，清除不了的。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唯一的办法是偷跑。请假怎么都来不及，只有偷跑。天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当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不是个王八蛋。他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才进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两身英国西装，一块瑞士手表，一双美国皮靴，一个结婚戒指，进口止疼片有好几瓶。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有油就不一样，比粮比肉都重要，你记着。我那个纯金戒指换了一个大羊头，我把它抹上盐，拿纸包起来，一天剁下一小块，熬一盆汤。不然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那支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间派用场的。饥荒说来就来，一来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说不定运气好，王管教今晚好说话，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下次再来吧。今晚不打搅你爸了。’话讲出口我才想到，没下次了，电影再演最后一晚上，就收场了。我还到哪里见我女儿去？我的徒刑变了几次，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说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说死就死了，都不晓得我女儿长得什么样子。我把小丫头叫回来，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笔。小丫头盯着我手掌心的笔，一边颠着她背上的弟弟一边一个字一个字背我的话。她很精灵，一个字都没背错。

“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对着我耳朵说的！他说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我问她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一过早点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我赶紧把两个手举到头上，又说：‘三队干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贺！’

“那哨兵说：‘滚回去！管你老贺老几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王管教就真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根本就是自作主张把我处理了。要是我真那样直冲冲走出去，现在已经挨了枪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个关节上了。我还不敢确定王管教有那么坏的人品。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急死了，急得连饿都不晓得了，人都要烧着了一样。”

弟弟晃荡到厨房门口，把自己在门框上靠稳，不动了。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和姥爷突然间这么合得来。姥爷却不吱声了，掏出香烟，点上。一看就是话还长的样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吸得两个凹荡的腮帮子越发凹荡。粗劣疏松的烟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头去寻摸烟草渣子。这唇舌运动使他本来就太松的假牙托子发出不可思议的响动：它从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呼啦咯、呗啦嗒”。弟弟终于受不了了，说：“哟姥爷，您怎么满嘴直跑木拖板儿啊？”

姥爷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劲。弟弟做了个惊恐而恶心的表情，走了。姥爷的牙全落在劳改营了，假牙显然配得太马虎。

弟弟走后，我催姥爷往下讲。

“我想了两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十六岁的一个男孩子，都说他脑筋不太当家。他十五岁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他谁都不怕，常常说他十八岁前再杀多少人都得等他满十八岁才能跟他结账。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对着太阳光举着那个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过来晃过去数里面的药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那个馍换给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罗桥要他什么他都肯给。我把事情跟罗桥前后一说，他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粒，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呼呼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有的兵上厕所忘了带草纸都会叫罗桥去取纸。有些兵怕站夜岗冻死，也让罗桥顶过岗。罗桥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走得慌头慌脑就是混得过哨兵，其他人也会怀疑。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烧掉，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码有一平方里，哨兵这时要对准我开枪他打起来才舒服，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几分钟吧？”

“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眼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两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涨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蹿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画；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蹿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干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支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吗？”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的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

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着我一会儿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呐。我要知道她长大时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气。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八十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巴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指头脚脖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号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号。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子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儿告诉你这个痛是哪儿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锉刀一样在皮肉上锉一锉，一身还不都给它锉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三十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三十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作“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儿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

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三十七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对姥爷有积了三十余年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扉的女儿形象。

Keren the Puppy /
爱犬颗韧

颗韧脸上头次出现人的表情，是在它看它兄姊死的时候，那时颗韧刚断奶，学会了抖毛，四只脚行走也秩序起来。

它被挂着，还没轮着它死。它使劲仰头看我们。它那样仰头说明我们非常高大。我们这些穿草绿军服的男女，它不知道我们叫兵。它就是把头仰成那样也看不清我们这些兵的体积和尺度。它只看到我们的手掐住它兄姊的头，一拧。然后它看见它狗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树上吊得细长，还看我们从那些狗的形骸中取出粉红色的小肉体，同时听见这些兵发出人类的狂吠：“小周个龟儿，剥狗皮比脱袜子还快当！”

“烧火烧火，哪个去烧火？”

“哪个去杵蒜？多杵点儿！”

颗韧这一月狗龄的狗娃不懂我们的吠叫，只一个劲仰头看我们。它看我们庞大如山，渐渐遮没了它头顶一小片天。在这时，它的脸复杂起来，像人了。

我们中没一个人再动，就这样团团围住它。它喘得很快，尾巴细碎地发抖。它眼睛从这人脸上到那人脸上，想记住我们中最狰狞的一个脸谱。谁说了：“这条狗太小！”

这大概是把它一直留到最后来宰的原因。

它越喘越快，喘跟抖变成了一个节奏。它不晓得我们这些刽子手偶尔也会温情。

“留下它吧。”谁说。

“它怪招人疼的。”谁又说。

谁开始用“可爱”这词。谁去触碰它抖个不停的小尾巴。它把尾巴轻轻夹进后腿，伤心而不信任地朝那只手眨一下眼。

谁终于去解它脖颈上的绳子了。它腼腆地伸舌头在那只放生的手上舔一下，明白这样做是被允许的，它才热情殷切地舔起来，舔得那手不舍得也不忍心抽回来了。

第二天我们结束了演出，从山顶雷达站开拔，谁的皮帽子里卧着颗韧。打鼓的小周说：“就叫它颗韧。”都同意。那是藏民叫“爷儿们”的意思。颗韧一来是男狗，二来是藏族。颗韧也认为这名字不错，头回叫它，它就立刻支起四肢，胸脯挺得凸凸的。

我们的两辆行军车从山顶转回，又路过山腰养路道班时，一条老母狗冲出来，拦在路上对着我们哭天抢地。它当然认得我们。它又哭又闹地在向我们讨回它的六个儿女。昨天我们路过这里，道班班长请我们把一窝狗娃带给雷达站。雷达站却说他们自己粮还不够吃，哪里有喂狗的。小周说：“还不省事？把它们吃了！”进藏让脱水菜、罐头肉伤透胃口的我们，一听有活肉吃，都青面獠牙地笑了。颗韧这时候从皮帽里拱出来，不是叫，而是啼哭那样呜了一声。它一呜，老狗便听懂了它：那五个狗娃怎样被杀死，被吊着剥皮，被架在柴上嘟嘟地炖，再被我们用树枝削成的筷子杵进嘴里，化在肚里。颗韧就这样“呜呜……”，把我们对它兄姊所干的都告发给了老狗。

老狗要我们偿命了。灰的山雾中，它眼由黑变绿，再变红。谁说：“快捂住小的！不然老的小的对着叫，道班人一会儿就给叫出来了！”

颗韧的头给捺进帽子里。捺它的那只手很快湿了，才晓得狗也有泪。

老狗原地站着，身子撑得像个小城门。它是藏狗里头顶好的种，有一匹鹿那么高，凸额阔嘴，一抬前爪能拍死一只野兔；它的毛轻轻打旋儿，尾巴沉得摆不动一样。

车拿油门轰它走，它四条腿戳进地似的不动。要在往常准有人叫：“开嘛！碾死活该！”这时一车人都为难坏了：不论怎样颗韧跟我们已有交情，看在它面上，我们不能对它妈把事做绝。

颗韧的哽咽被捂没了，只有哧哧声，像被委屈憋得漏了气。老狗渐渐向车靠拢，哭天抢地也没了，出来一种低声下气的哼哼，一面向我们屈尊地摇起它豪华的尾巴。它仍听得见颗韧，那哧哧声让它低了姿态。等老狗接近车厢一侧，司机把车晃过它，很快便顺下坡溜了。车拖着一大团尘烟，那里面始终有条疯跑的老狗，从黑色跑成灰色。它没追到底，一辆从急弯里闪出的吉普车压扁了它。颗韧恰在这一刻挣脱了那只手，从皮帽子里蹿出来。它看到的是老狗和路面差不多平坦的身体。它还看到老狗没死的脸和尾巴，从扁平的、死去的身子两端翘起，颤巍巍，颤巍巍地目送颗韧随我们的车消失在路根子上。

颗韧就那样呆傻地朝它妈看着。其实它什么都看不见了：车已出了山。

颗韧这下谁也没了，除了我们。它知道这点，当我们唤它，喂它，它脸上会出现孤儿特有的夸张的感恩。它也懂得勇猛、凶残，更要难惹。兵身上挎的那件铁家伙叫枪，颗韧亲眼看见了它怎样让一只小獐子脑壳四迸。颗韧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只瞬间就没了命的生灵，良久，才缓缓转头，去认识那黑森森的枪口。

颗韧同时也明白我们这群叫作兵的恶棍是疼爱它的，尽管这爱并不温存。这爱往往是随着粗鲁加剧的。它不在乎“狗日的颗韧”这称呼，依然欢快地跑来，眼睛十分专注。我们中总有几个人爱恶作剧：用脚将它一身波波的毛倒撸，它一点不抗议，独自走开，再把毛抖顺。有几个女兵喜欢把手指头给它咬，咬疼了，就在它屁股上狠打一巴掌。

两个月后，颗韧再不那样呜呜了，除了夜里要出门解手。有次我们睡死过去，它一个也呜呜不醒，只好在门拐子里方便了。清早谁踩了一鞋，就叫喊：“非打死你，颗韧！屙一地！”

它听着，脑袋偏一下，并不完全明白。但它马上被提了过去，鼻子尖被捺在排泄物上：“还屙不屙了？还屙不屙了？”问一句，它脑门上挨一掴子。起先它在巴掌扇下来时忙一眨眼，挨了四五下之后，它便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它受不住这种羞辱性的惩罚。放了它，它臊得一整天不见影。从此怎样哄，它也不进屋睡了。十月底，雪下到二尺厚，小周怕颗韧冻死，硬拖它进屋，它再次呜呜地呐喊起来。小周被它的倔强和自尊弄得又气又笑，说：“这小狗日的气性好大！”那夜，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度，早起见雪地上满是颗韧的梅花瓣足迹：它一夜都在跑着取暖，或是找地方避风。

四个月大的颗韧是黄褐色的，背上褐些，肚下黄些。跟了我们三个月，它知道了好多事：比如用绳子把大小布片挂起，在布片后面竖起灯架子，叫作装舞台。舞台装完，我们要往脸上抹红描黑，那叫化妆。化妆之后，我们脱掉清一色的军服，换上各式各样的彩衣彩裙，再到舞台上比手画脚，疯疯癫癫朝台下的陌生人笑啊跳的，那叫作演出。演出的时候，颗韧一动不动地卧在小周的大鼓小鼓旁边，鼓一响，它耳朵随节奏一抖一抖，表示它也不在局外。它懂得了这些吵闹的、成天蹦不止的男兵女兵是演出队的。它还懂得自己是演出队的狗。

颗韧最懂的是“出发”。每天清早，随一声长而凄厉的哨音，我们像一群被迫钻笼子的鸡，一个接一个拱进蒙着帆布的行军车。逢这时颗韧从不需任何人操心，它总是早早等在车下，等我们嘟囔着对于一切的仇恨与抱怨，同时飞快地在自己背囊上坐稳，它便噌地一下将两只前爪搭上第二级车梯，同时两只后爪猛一蹬地，准确着陆在第一层梯阶上。再一眨眼，它已进了车厢，身手完全军事化，并也和我们一样有一副军事化的表情，那就是缄默和阴沉。这时它和我们一块儿等冯队长那声乌鸦叫般的“出发”，这声乌鸦叫使颗韧意识到了军旅的严酷。

过了金沙江，路给雪封没了。车一动一打滑，防滑链当啷当啷，给车戴了重镣一般。我们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七八公里，有时天黑尽还摸不到宿营的兵站。

这天我们的车爬上山顶，见一辆邮车翻在百米来深的山洞里，四轮朝天。

“司机呢？”有人问。

“找下巴颏去了。”有人答。

听到此话谁呻吟一声：“嗯……哼……”

回头，见司机小郑蹲在那里，眼球跟嵌在初烂的牛头上一样灰白灰白。我们都看着他。他又嗯一声，鼻涕眼泪一块下来了。

“头晕……”他哼着说，“开……开不得车了。”开头一辆车的司机班长说：“装疯迷窍！”

小郑一边哭一边说：“头晕得很，开不得车。”

我们都愣着，只有颗韧跑到小郑身边，在他流泪淌鼻涕的脸上飞快地嗅着，想嗅出他的谎言。

司机班长上去踢小郑一脚，小郑就干脆给踢得在雪地上一滚。

“站起来！”班长说。

“脚软，站不起。”小郑说。

“郑怀金，老子命令你：站起来！”班长喊道。小郑哭着说：“你命令嘛。”他仍在地上团着。冯队长说算了，这种尿都吓出来的人，你硬逼他开，肯定把车给翻到台湾去。

于是决定把两辆车用铁缆挂住，由司机班长开车拖着走。到一个急弯，冯队长命令大家下车，等车过了这段险路再上。全下来了，包括颗韧。

班长突然刹住车，从驾驶舱出来，问：“为啥子下车？”冯队长说：“这地方太险，万一翻下去……”

班长打断他：“死就死老子一个，是吧？”

班长冷笑：“空车？空车老子不开。要死都死，哪个命比哪个贵！”他将他那把冲锋枪立在雪里，人撑在枪把上，俨然一个骁勇的老兵痞。

冯队长说：“不是防万一吗？”

“万一啥子？”

“万一翻车……”

“再讲一个翻字！”

冯队长不吱声了。他想起汽车兵忌讳的一些字眼，“翻”是头一个。这时几个男兵看不下去，异口同声叫起来：“翻、翻、翻……”

班长眼神顿时野了，把冲锋枪一端，枪口冲演出队划一划。

男兵们也不示弱，也操出长长短短几条枪，有一条是舞蹈道具。

都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在开火。颗韧不懂这一刻的严峻，不断在雪里扑来扑去，给雪呛得直打喷嚏。或许只有它记得，我们枪里的子弹都打空了，打到那两匹獐子、五只雪獭上去了。

冯队长这时说：“好吧，我上车。我一人上车！”

双方枪口耷拉下来。

冯队长一个鹞子翻身，上车了，对车下转过脸，烈士似的眼神在他因轻蔑而低垂的眼帘下闪烁着。

“开车！”冯队长喊。

车却怎么也发不动。踩一脚油门，它轰一下，可轰得越来越短，越没底气，最后成了“呃呃呃”的干咳。

天全黑下来，四野的雪发出蓝光。女兵中的谁被冻得在偷偷地哭。缺氧严重了，连颗韧也不再动，张开嘴，嘴里冒出短促湍急的白气。

偷偷哭的女兵越来越多，捂住脸上的双层口罩吸饱眼泪，马上冻得铁一样梆硬。

颗韧明白这个时刻叫作“饥寒交迫”。它曾与我们共同经历过类似的情形，但哪一次也胜不过这一刻的险恶。它跟我们一样，有十几个小时没进食了。它明白所有偷着哭的女兵是因为害怕和绝望。它还嗅出仍在急剧下降的气温有股刺鼻的腥味。它也感到恐惧，一动不动地向无生命的雪海眯起眼。这样的气温里待两小时，就是死。

烧了两件绒衣，仍没把汽车烧活过来。司机班长用最后的体力往车身上踹一脚。他也要哭了。

冯队长问他：“咋办？”

班长说：“你说咋办就咋办。”过一会儿他又说，“离兵站还有二十公里，走路去送口信，等兵站派车来拉，肯定是拉一车死猪了！”

“那咋办？”冯队长又问。这回是问他自己。

“大家都动啊！不准不动！不然冻僵了自己都不知道！”冯队长朝我们喊，一面用手拨拉这个，推推那个，看看是不是有站着就已经冻死的。

小周忽然说：“我看叫颗韧去吧。”我们都静下来。

“颗韧跑到兵站只要一小时！”小周很有把握地说。

颗韧听大家讨论它，站得笔直，尾巴神经质地一下下耸动。这事只有它来做了：把信送到兵站去，让人来救我们。它那藏獒的血使它对这寒冷有天生的抵御，它祖祖辈辈守护羊群的天职给它看穿这夜色的眼。它见小周领着我们向它围过来，在冯队长一口一个“胡闹”的呵斥中，将一只女舞鞋及求救信系在它脖子上。我们围着它，被寒冷弄得龇牙咧嘴，一张张脸都带有轻微的巴结。

它觉出小周在它的屁股上拍的那一掌所含的期望。

小周对它说：“颗韧，顺这条路跑！快跑，往死里跑！”

颗韧顺下坡的公路蹿去。雪齐它的胸，它的前肢像破浪一样将雪剪开。它那神秘的遗传使它懂得向前跑，向有灯光的地方跑。它跑进蓝幽幽的雪夜深处，直到它已从我们的视野中跑没了。

颗韧得忘掉许许多多我们的劣迹才能这样拿出命来跑。它得忘掉我们把它的兄姊投进嘟嘟响的锅里，忘掉它母亲被压成扁薄一片的身体，以及从那身体两端颤颤翘起的头和尾——那样惨烈的永别姿势。它必须忘了我们中的谁没轻没重地扯它的耳朵，揪它的尾巴，逼它去嗅一只巨大的半死老鼠。那老鼠高频率的吱吱叫声，那油腻的暗灰皮毛，以及它鲜红的嘴和眼都让颗韧恶心得浑身发冷。老鼠吱吱叫时龇出的长形门齿使颗韧感到丑恶比凶悍更令它战栗。颗韧记得它怎样把屁股向后扯，将下巴往胸口藏，却仍然拗不过我们，我们已将颗韧的脸捺到老鼠鼻尖上了。颗韧的胸膛里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响是向我们表示：它对我们的作弄受够了，它肉体深处出现了咬人噬血的冲动。而我们却毫不懂它，一个劲儿欢叫：“快看狗逮耗子！快看狗逮耗子！”

颗韧最需下力忘掉的是它的鼻子在腥臭的老鼠脸上一擦而过，猛甩掉了扯紧它的手。那手几乎感到了颗韧那凶猛的撕咬。它当然不会真咬，它只以这逼真的咬噬动作来警告我们：狗毕竟是狗。狗没有义务维持理性，而人有这义务。而我们谁也不懂它那一触即发、一发就将不可收拾的反叛。我们被它反常的样子逗得乐透了，说：“看来好狗是不逮耗子！”

“逮耗子的是婆娘狗，我们颗韧是狗汉子！”

“这狗日的比人还倔！”

“把耗子煮煮，搁点作料，给颗韧当饭吃，看它还倔不倔……”

颗韧转过头，拿屁股对着我们笑歪了的脸。它觉得我们无聊空乏透顶，它这条狗就让我们啰唆成这样。

颗韧吃力地在忘却那一切。

它跑下公路最后一道弯弯时，眼前出现几盏黄融融的灯火。那就是兵站。所有兵站的房舍几乎一模一样。最靠公路的一间小房是值班室。我们演出队的车每进一个兵站，都是从这小房跑出个戴红袖章的人来跟冯队长握手，嘴里硬邦邦地说：“某某兵站值勤排长向演出队敬礼！”然后这排长会跑进兵站，小声喊：“来了一车猪啊，又要弄吃的啊！”

颗韧叫几声，没人应，大门紧闭着。它绕着铁丝网跑，想找隙口钻进去。铁丝网很严实，颗韧整整转了一圈，没找着一点破绽。它开始刨雪。雪低下去，一根木桩下出现了缝隙。颗韧塌下腰，伸长肩背一点点往里钻，几乎成功了，却发现脖子上的舞鞋带被铁网挂住，任它怎么甩头，也挣不脱身。饥饿和寒冷消耗了颗韧一半生命，刚才的疾跑则消耗了另一半，颗韧突然觉得一阵铺天盖地的疲倦。它不知那样卧了多久，贴地皮而来的风雪一刀一刀拉过它的脸，它湿透的皮毛被冻硬，刺毫一样根根立起来。它最后的体温在流失。

颗韧想到自己的藏獒家族，有与狼战死的，有被人杀害的，却从未有过死于寒冷的。想到这儿它使劲睁开眼，紧扣牙关，再做最后一次挣扭。咣当一声，那木桩子被它扯倒了。

而值班室的黄灯火一动不动。没人听见颗韧垂死的挣扎和完全嘶哑的吠叫。

颗韧感到自己六个月的生命在冷却。它最后的念头是想我们这几十条嗓门对它粗野的昵称：“颗韧这狗东西。”

在雪山上的我们把所有的道具箱、乐器箱、服装箱都浇上汽油，点燃，烧了四大蓬篝火。半边山都烤化了，还烧掉谁半根辫子。总算没让谁冻死。这四蓬冲天大火把山顶二十公里外的道班惊醒了，他们给山下兵站发了电报。兵站派车把我们接下山时，才发现倒掉的木桩和被雪埋完的颗韧。小周把颗韧揣在自己棉被里，跟他贴着肉。

谁说：“它死个球了。”

小周说：“死了我也抱它。”

谁又说：“咦，小周那狗日的哭了。”

小周说：“你先人才哭。”

我们女兵也都跑来看颗韧，不吱声地坐一会儿，触触它冰凉的鼻尖，捏一把它厚实阔大的前爪。我们一下子想起颗韧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谁把它耳朵掀起，轻声叫：“颗韧，颗韧，颗韧……”

叫得几个女兵都抽鼻子。

下半夜三点了，小周突然把演出队的卫生员叫醒。

“给颗韧打一针兴奋剂！”

卫生员说：“去你的。死都死得硬翘翘的了！”

“它心还在跳！你摸……”

卫生员的手给小周硬拉去，揣到他棉被里。卫生员忙应付地说：“在跳，在跳。”

“那你快起来给它打一针兴奋剂！”

“我不打。我没给狗打过针，慢说是死狗。”

“它没死！”

“小周你再发神经，我叫队长啦！”卫生员说。

小周见他头一倒又睡着，忙把他那只大药箱拎跑了。我们女兵都等在门外，马上拥着小周进了兵站饭厅。炭火先就生起，一股热烘烘的炭气吹浮起我们的头发梢。

末席提琴手赵蓓绷紧脸，苍白细小的手上举着一支针管。她在颗韧的前爪上找了个地方，只见她嘴唇一下没了。针戳进去，颗韧仍是不动。我们没一个人说话，眨眼都怕惊动赵蓓。

“好了。”赵蓓说，嘴唇被放出来。

小周看她一眼，马上又去看颗韧。他对我们说：“你们还不去睡？”假如这一针失败，他不愿我们打搅他的哀伤。

颗韧真的活转来。不知归功于兴奋剂还是小周的体温。小周一觉醒来，颗韧正卧在那儿瞪着他。小周说：“颗韧你个狗东西吓死老子了！”颗韧眨一下眼，咂几下嘴，它懂得自己的起死回生。它也晓得，我们都为它流了泪，为它一宿未眠。小周领着它走来时，我们正在列队出早操，几十双脚踏出一个节奏，像部机器。我们把操令喊成：“颗韧、颗韧。”

从此颗韧对我们这些兵有了新认识。它开始宽恕我们对它作下的所有的恶。它从此懂得了我们这些穿清一色军服的男女都有藏得很仔细的温柔。颗韧懂得它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条无关紧要的畜生，我们是看重它的，我们在它身上施与一份多余的情感。之所以多余，是因为我们是作为士兵活着，而不是作为人活着；我们相互间不能亲密，只得拿它亲密，这亲密到它身上往往已过火，已变态，成了暴虐。它从此理解了这暴虐中的温柔。

雪暴把我们困住了，在这个小兵站一待四天。从兵站炭窑跑来一条柴瘦的狗，和颗韧咬了一整天的架。第二天两条狗就不是真咬了，边咬边舒服地哼哼。瘦狗有张瓜子脸，有双丹凤眼，还有三寸金莲尖尖小脚。我们都说这狗又难看，又骚情。不过颗韧认为它又漂亮又聪明。它高度只齐颗韧的肩膀，不是把嘴伸到颗韧胳肢窝里，就是伸到它的胯下。颗韧享受地眯上眼，我们叫它，它只睁一只眼看看我们。

“颗韧，过来，不准理那个小破鞋！”谁说。

它把尾巴尖轻轻卷一卷。它不懂“小破鞋”，也不懂我们心里慢慢发酵的妒忌。它奇怪地发现当它和瘦狗一齐在雪原上欢快地追逐时，我们眼里绿色的阴狠。我们团出坚实的雪球向瘦狗砸去，瘦狗左躲右闪，蛇一样拧着细腰。颗韧觉得它简直优美得像我们女兵在台上舞蹈。

瘦狗被砸中，难看地撇一下腿，接着便飞似的逃了。颗韧也想跟了去，却不敢，苦着脸向大吼大叫的我们跑回来。

谁扔给它一块很大的肉骨头，想进一步笼络它。

瘦狗在很远的地方站着，身体掩在一棵树后，只露一张瓜子脸，完全是个偷汉的小寡妇。

颗韧将骨头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又看看我们。它发现我们结束了午餐，要去装舞台了，没有一个注意它。它叼起那块肉骨头走了两步试试，没人追，便撒开腿向瘦狗跑去。瘦狗龇开嘴笑了，哈哧哈哧地迎上来。

它俩不知道我们的诡计。瘦狗刚一脱离树的掩护，我们的雪球如总攻的炮弹一样齐发。瘦狗给砸得几乎失去了狗形，尾巴在裆里夹没了，耳朵塌下，紧紧贴着脸。

颗韧怔得张开嘴，骨头落在地上。

它听我们笑，听我们说：“来勾引我们颗韧！颗韧才多大，才六个月！”

“看它那死样，一身给跳蚤都咬干了！”

“勾引倒不怕，怕它过一身跳蚤给颗韧……”

我们以为颗韧被制住了，却不知颗韧从此每夜跑五六公里到炭窑去幽会瘦狗。我们发现时颗韧已是一身跳蚤。我们给它洗了澡，篦了毛，关它在房里，随它怎么叫也不放它出去。下半夜不只颗韧在叫，门外那条瘦狗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唤，唤得颗韧在里面又跳脚又撞头。它只听瘦狗唤痛，却不知痛从哪来的。

我们当然知道，都是我们布置的。

清早我们跑出房，见那只捕兔夹子给瘦狗拖了两尺远。那三寸金莲给夹断了，血滴冻成了黑色。颗韧跑到瘦狗面前，瘦狗的媚眼也不媚了，半死一样略略翻白。

颗韧急急忙忙围着它奔走，不时看我们。我们正装行军车，准备出发，全是一副顾不上的表情。颗韧绕着瘦狗越走越快，脚还不断打跌。我们不知道那是狗捶胸顿足的样子，那是颗韧痛苦、绝望得要疯的样子。

颗韧这时听见尖利而悠长的出发哨音。瘦狗嘴边涌出白沫，下巴沉进雪里。颗韧看着我们，我们全坐上车，对它嚷：“颗韧，还不死上来！”

它终于上了车，一声不吭，眼睛发愣。冯队长那声乌鸦叫都没惊动它。

颗韧一直愣着，没有回头。它明白它已失去瘦狗，它不能再失去我们。

过了康定再往东，雪变成了雨。海拔低下来，颗韧趴在小的鼓边上看我们演出，它发现我们的动作都大了许多，跳舞时蹦得老高，似乎不肯落下来。

这是个大站，我们要演出七场，此外是开会，练功。

一早颗韧见小周拎着乐谱架和鼓槌往兵站马棚走，头在两肩之间游来游去。突然他头不游了，他正对面走来了赵蓓。赵蓓也在这一瞬矫正了罗圈腿。小周看她一眼，她看小周一眼。两人擦肩而过，小周再看她一眼，她又还小周一眼。

小周开始照乐谱练鼓，两个鼓槌系在大腿上。从每一记的轻重，他能判断鼓音的强弱。颗韧发现他今天不像往日那样，一敲就摇头晃脑。今天他敲一会儿就停下，转过脸，眼睛去找什么。赵蓓的琴音给风刮过来刮过去，小周不知道她在哪里。

颗韧观察他的每一举动。等他转回脸发现颗韧洞悉的目光，他顺手给它一槌，说：“滚。”

等小周把头再一次转回，见枯了的丝瓜架后面两个人走过来。他俩半藏半汉，一把大提琴夹在胳肢窝下面。

小周问：“老乡，你琴哪找的？”

老乡说：“偷的。就在那边一个大车上还有！”两人说着，大模大样跨上嫠牛。

颗韧感到小周在它背上拍的那记很重。小周说：“颗韧，不准那两个龟儿子跑！去咬死他们……”

颗韧没等他说完已蹿出去，跑得四腿拉直。它追到那两匹嫠牛前面，把身子横在路上。小周解下一匹马，现学上马、使戟，嘴里嘟囔着驱马口令和咒骂，也追上来。

两个老乡策嫠牛轮流和颗韧纠缠又轮流摆脱它。小周喊：“咬他脚！咬他脚！”

颗韧不知听指挥，扑到哪是哪，咬一口是一口。

“咬他脚——笨蛋！”

颗韧见歪歪扭扭跑来的马背上，小周忽高忽低，脸容给颠得散一会儿、聚一会儿。眼看马迫近了，却一个跳跃把小周甩下来。

颗韧一愣，舌头还留在嘴外。马拖着小周拐下了小路。颗韧没兴致再去追那俩人，愣在那儿看小周究竟怎么了。它不懂这叫“套蹬”，是顶危险的骑马事故。

马向河滩跑，被倒挂的小周还不出一点声，两只眼翻着，身体被拖得像条大死鱼。

河滩枯了，尽是石蛋儿。颗韧听见小周的脑勺在一块大石蛋儿磕得崩脆一声，石蛋上就出现一道血槽。颗韧认得血。它发狂地对马叫着。它的声音突然变了，不再像犬吠，而像是轰轰的雷。

马在颗韧嗓音变的一刹那跑慢了，然后停住。颗韧喘得呼呼的，看看马，又看看没动静的小周。马这时看见不远处的草，便拖着小周往那边跑，颗韧呵斥一声，马只得止步。颗韧开始浑身上下拱小周，他仍是条死鱼。颗韧一样样捡回他沿途落下的东西：钢笔、帽子、鞋，它将东西一一摆在小周身边，想了想，叼起一只鞋便往兵站跑。

它跑到一垛柴后面，赵蓓正在练琴。它把前爪往她肩上一搭，嗓子眼里怪响。

“死狗，疯！”赵蓓说。她不懂它那满嘴的话。

它扯一扯颈子，呜的一声。颗韧好久没这样凄惨地啼叫了。赵蓓顿时停住琴弓，扭头看它。这才看见它叼来的那只鞋。她认出这草绿的、无任何特征的军用胶鞋是小周的。颗韧见她捧着鞋发怔。它上前扯扯她的衣袖，同时忙乱地踏动四爪。

赵蓓跟着颗韧跑到河滩，齐人深的杂草里有匹安详啃草的马。再近些，见草里升起个人。

赵蓓叫：“小周！”

赵蓓将小周被磨去一块头皮的伤势查看一番，对急喘喘跑前跑后的颗韧说：“去喊人！”

颗韧看着她泪汪汪的眼，不动。任她踢打，它不动。它让她明白：它是条狗，狗是喊不来谁的。

赵蓓很快带着卫生员和冯队长来了。

小周的轻微脑震荡，以及严重的头部外伤十天之后才痊愈。十天当中，我们在交头接耳：“你说，颗韧为什么头一个去找赵蓓？”

“你说，颗韧是不是闻出了小周和赵蓓的相投气味？”

我们都怪声怪气笑了，同时把又憨又大的颗韧瞪着，仿佛想看透它那狗的容貌下是否藏着另一种灵气，那洞悉人的秘密的灵气。

颗韧疏远了我们。它不再守在舞台边，守着小周那大大小小一群鼓。它给自己找了个事做。它认为这事对我们生硬的军旅生活是个极好的调剂。它很勤恳地干起来。它先是留神男兵女兵们的眉来眼去。很快注意到一有眉眼来往，势必找到借口在一块讲话。再往后，这对男兵女兵连废话都讲完了，常是碰了面便四周看看，若没人，两人便相互捏捏手，捏得手指甲全发了白，才放开。在行军车上，男兵女兵混坐到一块，身上搭伙盖件皮大衣，大衣下面全是捏得紧紧的一双双手。有次颗韧见一车人都睡着了，车颠得凶猛，把大衣全颠落，那一双双紧缠在一起的手都暴露出来。却没人看见，独独颗韧看见了。

颗韧每晚是这样忙碌的：它先跑进女兵宿舍，在床边寻觅一阵，鼻子呼哧呼哧地嗅，然后叼起一只红拖鞋（抑或是绿拖鞋、粉拖鞋、奶白拖鞋），飞快地向男兵宿舍跑。它不费事就找到了他——那个跟红拖鞋的主人暗中火热的男兵。颗韧仔细将女兵的拖鞋搁在男兵床下，既显眼又不碍事。然后它连歇口气都顾不上，立刻叼起那男兵的一只皮鞋（抑或棉鞋、胶鞋、舞鞋），再跑回女兵宿舍，将男鞋摆在那女相好床上。有时颗韧兴致好，还会把鞋搁进被窝。再就是它心血来潮，不要鞋了，改成内裤或乳罩。

到了内裤这一步，我们就不再敢偷偷甜蜜了。我们开始感到大祸临头。谁也没往颗韧身上去想。开始大家都假装是粗心，错拿了别人东西，找个方便时间，把东西对换回来便是。久了，这样的对换便给男女双方造成一份额外的接触。于是，混沌的大群体渐渐被分化成一双一对，无论我们怎样掩饰，怎样想抵赖，这种成双成对仍是一日比一日清晰。

我们困惑极了，想不出自己的体己小物件怎么会超越我们的控制，私奔到男兵那里。我们甚至想到“宿命”和“缘分”之类的诠释。当这种奇事发生得愈加频繁时，我们不再嘻嘻窃笑，我们感到它是个邪咒：它将我们行为中小小的不轨，甚至仅仅是意念中的犯规，无情地揭示出来。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颗韧，是它在忙死忙活地为我们扯皮条。它好心好意地揭露我们的青春萌动，同时出卖了我们那点可怜的秘密。它让我们都变成了嗅来嗅去的狗，去嗅别人的发情征候。没有颗韧的揭示和出卖，我们的出轨应该是安全的。在把内裤和乳罩偷偷对换回来时，我们感到越来越逼近的危险。然而我们控制不住，这份额外的接触刺激着我们作为少男少女的本能。

在恐惧中，我们尝试接吻，试探地将手伸到对方清一色的军服下面。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是颗韧这狗东西使我们一步步走到不能自拔的田地。

颗韧也没想到，它成全我们的同时也毁了我们。终于有一对人不顾死活了。半夜他俩悄悄溜出男女宿舍，爬进行军车。我们也悄悄起身，冯队长打头，将那辆蒙着厚帆布的车包围起来。

黑暗中那车微微打颤。

我们都清楚他俩正做的事，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做而不敢做的。只有让他俩把事做到这一步，我们才会像一群观看杀鸡的猴子，被吓破胆，从此安生。我们需要找出一对同伴来做刀下的鸡。我们需要被好好吓一吓，让青春在萌芽时死去。

冯队长更明白这一点，他的青春在二十年前就死光了。他按住不断刨脚的颗韧，看一眼表。他心没狠到家，想多给他俩一点时间，让他俩好歹穿上衣服。他从表上抬起脸，很难说那表情是痛苦还是恶毒。他说：“小崔、李大个儿两个同志，砍绳子！”

绳子一断，车篷布唰啦落下来。里面的一对男女像突然被剥出豆荚的两条虫子，蠕动尚未完全停止，只等人来消灭。那是很美丽很丰满的两条虫子，在月光下尤其显得通体纯白。

我们全傻了，仿佛那变成了虫的男女士兵正是自己，那易受戳伤的肉体正是自己的。

“不准动！”冯队长的乌鸦音色越发威严，“把衣服穿起来！”

谁也顾不上挑剔冯队长两句口令的严重矛盾。“听见没有？穿上衣服！”

我们都不再看他俩。谁扯下自己的衣服砸向赵蓓。赵蓓呜呜地哭起来，赤裸的两个肩膀在小周手里乱抖。小周将那衣服披在她身上。

女兵们把赵蓓搀回宿舍，她呜呜地又哭了一个钟头。天快亮时，她不哭了。听见她翻纸，写字，之后轻轻出了门。谁跟出去，不久就大叫：“赵蓓你吃了什么？”都起来，跑出门，赵蓓已差不多了，嘴角溢出安眠药的白浆，一直溢到耳根。

赵蓓没死成，拖到军分区医院给救了过来。但她不会回来了，很快要作为“非正常复员”的案例被遣送回老家去。小周成了另一个人，养一脸胡子，看谁都两眼杀气。很少听他讲话，他有话只跟颗韧唠唠叨叨。

一天，我们突然看见颗韧嘴里叼着一只紫罗兰色的拖鞋。这下全明白了。那是赵蓓和小周的事发生五天之后。只听一声喊：“好哇！你这个狗东西！”

顿时喊声喧嚣起来：“截住那狗东西！截住颗韧！”

颗韧抬起头，发现我们个个全变了个人。它倒不舍得放弃那只拖鞋，尽管它预感到事情很不妙了。这回贼赃俱在，看它还往哪里跑！

颗韧在原地转了个圈，鞋子挂在它嘴上。它眼里的调皮没了。它发现我们不是在和它逗，一张张紧逼过来的脸是铁青的，像把它的兄姊吊起剥皮时的脸。它收缩起自己的身体，尽量缩得小些，尾巴没了，脖子也没了。

它越来越看出我们来者不善。我们收拢了包围圈，在它眼里，我们再次大起来，变得庞大如山。它头顶的一片天渐渐给遮没了。

谁解下军服上的皮带，铜扣发出阴森的撞击声。那皮带向颗韧飞去。颗韧痛得打了个滚。它从来没尝过这样结实的痛。

“别让它逃了……”

颗韧见我们所有的腿林立、交叉，成了网，它根本没想逃。

“揍死它——都是它惹的事！”

脚也上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颗韧在中间翻滚跌爬。小周手里被人塞了条皮带。

“揍啊！这狗东西是个贼！”人们怂恿小周。

小周不动，土匪样的脸很木讷。紫罗兰色的拖鞋是赵蓓的，她人永远离开了，鞋永远留下了。他从地上拾起鞋，不理睬我们的撺掇。“还不揍死这贼娃子……”

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揍死颗韧，我们那些秘密就从此被封存了。颗韧是那些秘密的唯一见证。我们拳脚齐下，揍得这么狠是为了灭口。而颗韧仍是一脸懵懂。它不知道它叛卖了我们，它好心好意地撮合我们中的一双一对，结果是毁了我们由偷鸡摸狗得来的那点可怜的幸福。

小周“刷”地给了颗韧一皮带。

我们说：“打得好！打死才好！”

小周没等颗韧站稳又给它一脚。

颗韧被踢出去老远，竟然一声不吭。勉强站稳后，它转回脸。

一线鲜血从它眼角流出来。它看我们这些杀气腾腾的丘八从绿色变成了红色。

“这狗是个奸细！”

“狗汉奸！”

血色迷蒙中，它见我们渐渐散开了。它不懂我们对它的判词，但它晓得我们和它彻底反目。第二天清早出发，我们一个个板着脸从它身边走过，它还想试探，将头在我们身上蹭一蹭，而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哨音起，我们上了车，它刚把前爪搭上车梯，就挨了谁一脚，同时是冷冰冰的一声喝：“滚！”

它仰着脸，不敢相信我们就这样遗弃了它。

车开了。颗韧站在那里，尾巴伤心地慢慢摆动。它望着我们两辆行军车驶进巨大一团晨雾。我们都装没看见它。我们决不愿承认这遗弃对于我们也同等痛苦。

中午我们到达泸定兵站，突然看见颗韧立在大门边。猜测它被人收容了，新主人用车把它带到这里。然而它那一身红色粉尘否定了前一个猜测：它是一路跟着我们的车轮跑来的。沿大渡河的路面上是半尺厚的喧腾红土，稍动，路便升起红烟般的细尘。它竟跑了五十公里。

我们决不愿承认心里那阵酸疼的感动。

它远远站着，看我们装舞台，彼此大喊大叫地斗嘴、抬扛，就像没有看见它。它试探地走向小周，一步一停，向那一堆它从小就熟悉的鼓靠拢。小周阴沉地忙碌着，仿佛他根本不记得这条风尘仆仆的狗是谁。

小周的冷漠使颗韧止了步。在五米远的地方，它看着他，又去看我们每一个人，谁偶尔看它一眼，它便赶紧摆一摆尾巴。

我们决不愿与它稀里糊涂讲和。

演出之后的夜餐，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都知道它在饭厅门口望着我们，也都知道它整整一天没吃过东西。但谁也不吱声，让它眼巴巴地看，让它尴尬而伤心地慢慢摇尾巴。这样第二天它就不会再死皮赖脸跟着了。

然而第二天它仍跟着。

到了第三天，我们见它薄了许多，毛被尘土织成了网。这是最后一个兵站，过了它，就是通往成都的柏油大道。意思是，我们长达八个月的巡回演出告终了。绝不能让这只丧家犬跟我们回营区，必须把我们与它的恩怨全了结在这里。

几个往西藏去的军校毕业生很快相上了颗韧。他们不知道它与我们的关系，围住它，夸它神气英俊。其中一人给了它一块饼干，颗韧有气无力地嗅嗅，慢慢地开始咀嚼。毕业生们已商量妥当，要带这条没主的狗去拉萨。他们满眼钟情地看它吃，像霸占了个女人一样得意。

我们都停下了化妆，瞪着毕业生们你一下我一下地抚摸颗韧。我们从不这样狎昵地摸它。

小周突然向他们走去。我们顿时明白小周去干吗，一齐跟在后面。

“嗨，狗是我们的。”小周说，口气比他的脸还匪。

“你们的？才怪了！看你们车先开进来，它后跑来的！亲眼看到它跑来的！”一个毕业生尖声尖气地说。

另一个毕业生插嘴：“看到我们的狗长得排场，就来讹诈！”

小周上下瞥他一眼：“你们的狗？”

所有毕业生立刻形成结盟，异口同声道：“当然是我们的狗！”

小周转向我们，说：“听到没有：他们的狗！”

“你们的狗，怎不见你们喂它？”他们中的一个四眼儿毕业生逮着理了。

我们理亏地沉默着。

“就是嘛，这条狗差不多饿死了，”另一个毕业生说，“刚才我看见它在厨房后头啃花生壳子！”

得承认，颗韧的消瘦是显著的。我们不顾冯队长“换服装！换服装”的叫喊，和毕业生们热烈地吵起来。不一会儿，粗话也来了，拳脚也来了。

冯队长大发脾气地把架给拉开了。他把我们往舞台那边赶，我们回头，见那四眼儿正在喂颗韧午餐肉罐头。

小周站住了，喊道：“颗韧！”

颗韧倏地抬起头。它不动，连尾巴都不动。

四眼儿还在努力劝餐，拿罐头近一下远一下地引逗它。毕业生们不知道这一声呼唤对颗韧的意味。

我们全叫起来：“颗韧！”

它还是一动不动，尾巴却轻轻动了，应答了我们。冯队长说：“谁再不听命令，我处分他！”

我们把手拢住嘴，一齐声地叫：“颗韧！”我们叫着，根本听不见冯队长在婆婆妈妈威胁什么。

颗韧回来了，一头扎进我们的群体。它挨个和我们和好，把它那狗味十足的吻印在我们手上、脸上、头发上。队伍里马上恢复了它那股略带臭味的、十分温暖的体臭。

这样，颗韧和我们更彻底谅解了。我们的日子里没有了恋爱，没有了青春，不能再没有颗韧。

颗韧进城半年后长成一条真正的藏獒，漂亮威风，尾巴也是沉甸甸的。它有餐桌那么高了。它喜欢卖弄自己的高度，不喝它那食钵里的水，而是将脖子伸到洗衣台上，张嘴去接水龙头的水滴。它还喜欢向我们炫耀它的跑姿。冯队长训话时，它就从我们队列的一头往另一头跑，每一步腾跃出一条完整的抛物线。渐渐地，军区开始传，演出队改成马戏团了——院里不晓得养了头什么猛兽。

有了颗韧我们再没丢过东西。过去我们什么都丢，乐器、服装、灯泡，丢得最多的是军服。正是军服时髦的年代，有时贼们偷不到完整的军服，连烂成拖把的也偷走，剪下所有的纽扣再给我们扔回来。炊事班则是丢煤，丢米，丢味精。自从颗韧出现在演出队营地，贼们也开始传：演出队那条大畜生长得像狗，其实不晓得是啥子，凶得很！你一只脚才跨过墙，它嘴就上来了！那嘴张开有小脸盆大！咬到就不放，给它一刀都不松口，硬是把裤子给你扯脱！

一个清晨我们见颗韧胸脯血淋淋地端坐在墙下，守着一碗咸鸭蛋，嘴里是大半截裤腿。幸亏它毛厚，胸大肌发达，刀伤得不深，小周拿根缝衣针消了毒，粗针大麻线把刀口就给它缝上了。

夏天，我们院外新盖的小楼变成了幼儿园。常见巨大的司令员专车停在门口，从里面出来个黄毛丫头，瘦得像蚂蚱，五六岁了还给人抱进抱出，那是司令员的孙女，腮帮子上永远凸个球，不是糖果就是话梅，再不就是打蛔虫的甜药丸子。所有老师都撅着屁股跟在她后面，捏着喉咙叫她“蕉蕉”（抑或娇娇）。

演出队和幼儿园只是一条窄马路之隔。那辆气宇轩昂的专车一来，整条街的人都给堵得动不得。我们也只得等在门口，等那蚂蚱公主起驾，才出得了门。

是个星期六，我们都请出两小时假上街去洗澡、寄信、照相，办理一个礼拜积下来的杂事。我们等得心起火，却不敢骂司令员，连他的车和他的小公主也不敢骂。我们只有忍气吞声地看着蕉蕉被一个老师抱出来，转递给了警卫员。正要将她抱进车，她突然打打警卫员的脑壳，叫道：“站住！”

她看见了在我们中间的颗韧。她两腿踢着警卫员的脑巴骨，表示要下来。这黄毛公主倒不像一般孩子那样怕颗韧，或许她意识到天下人都该怕她的司令员爷爷，因此她就没什么可畏惧了。她停止咀嚼嘴里的糖果，眼睛盯着我们这条剽悍俊气的狗兄弟。

“过来！”蕉蕉说，神色认真而专横。

颗韧不睬，它不懂司令员是什么东西。

“过来——哎，狗你过来！”蕉蕉继续命令，像她一贯命令那个塌鼻子警卫员。警卫员真的过来了，狗里狗气地对她笑，请她快上车，别惹这野蛮畜生。

蕉蕉朝我们这边走来，一边从嘴里抠出那嚼成了粪状的巧克力，极不堪入目地托在小手心里，朝颗韧递过来。

颗韧感到恶心，两只前爪猛一退，别过脸去。它还不高兴蕉蕉对它叫唤的声调：“哎，狗！你吃啊！”它从没见过这么小个人有这么无惧无畏的脸。

“哎，你吃啊！吃啊！”蕉蕉急了，伸手抓住颗韧的颈毛。颗韧的脸被揪变了形，眼睛给扯吊起来。

我们听见不祥的呜呜声从颗韧脏腑深处发出。

“放了它！”谁说。

“就不！”蕉蕉说。

“它会咬你！”

“敢！”

警卫员踮着脚来时已晚了。颗韧如响尾蛇般迅捷，甩开那暴虐的小手，同时咬在那甘蔗似的细胳膊上。

蕉蕉大叫一声：“爷爷！”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的哭喊把一条街的居民都惊坏了。

颗韧并不知道自己闯下的塌天之祸，冷傲地走到一边，看着整个世界兵荒马乱围着公主忙。它听我们嚷成一片：“送医……快找……院急救……犬咬药……室去……打电……怕是狂……话给司……犬症……令员……叫救命……狂犬症……车快来不然……电话占……司令员……线，鬼医生谈恋爱去了……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时，颗韧已被我们藏好。怕它出声，我们给塞了四粒安眠药，加上些烧酒。司令员大骂着走进大门时，颗韧已裹在毯子里睡得比死还安静。

我们全体站得像一根根木桩，屁股夹得生疼。司令员个头不高，肚子也不像其他首长那么大。他站在我们队伍前面，眉毛是唯一动的地方。那眉毛威严果敢，像两支黑白狼毫混制的大毛笔。

“狗在哪里？”他拿眉毛把我们全队扫一遍。不吭声，连鼻息都没有。

“那只狗在哪里？嗯？”司令员大发雷霆。我们中的谁壮了胆说：“不晓得……”

冯队长向司令员打个千儿：“我刚才找过了——楼上楼下都找了，不知它跑哪儿去了。”

司令员说：“屁话。谁把它藏了。”

冯队长笑笑：“藏是藏不住的，您想想，那是个活畜生，不动它至少会叫……”

司令员想了片刻，认为冯队长有点道理。冯队长并不知道我们的勾当。司令员这时意识到如此与我们理论下去也失体统，更失他的将军风度。他准备撤了。临走，他恳切由衷地叹口气，说：“像什么话？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子弟兵！搞出什么名堂来了？斗鸡走狗，这不成了旧中国的军阀了？兵痞了？……幸亏咬的是我的孩子，要是咬了老百姓，普通人家的孩子，怎么向人民交代？嗯？”

我们心情沉重地目送司令员进了那辆黑色的巨型轿车。事情的确闹大了，我们停止了练功、排练，整天集体禁闭，检讨我们的思想堕落。司令员给三天限期，如果我们不交出颗韧，他就撤冯队长的职，解散演出队。

第三天早晨，冯队长集合全队，向我们宣布：中午时分，司令员将派半个警卫班来逮捕颗韧，然后带它到郊区靶场去执行枪决。

冯队长说：“我们是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天职……”

我们不再听他下面的训诫，整个队列将脸朝向左边——左边有个大沙坑，供我们练跳板的，此时颗韧正在那儿戏沙，戏得一头一身，又不时兴高采烈地跳出来，将沙抖掉。这是它来内地的第一个夏天，架不住炎热，便常常拱进沙的深处，贪点阴凉。它渐渐留心到我们都在看它，也觉出我们目光所含的水分，它动作慢下来，最后停了，与我们面面相觑。

它不知道自己十六个月的生命将截止在今天。

冯队长装作看不见我们心碎的沉默，装作听不见小周被泪水噎得直喘。他布置着屠杀计划：“小周，你负责把狗笼头给它套上，再绑住它的爪子……小周，听见没有？它要再咬人我记你大过！”小周哼了一声。

“别打什么馊主意，我告诉你们，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司令员是要见狗皮的……都听清楚没有？”

我们都哼一声。

颗韧觉出什么不对劲，试探地看着我们每一张脸，慢慢走到队伍跟前。

“你们那点花招我全知道——什么喂它安眠药啦，送它到亲戚老表家避一阵啦。告诉你们，”冯队长手指头点着我们，脸上出现一丝惨笑，“今天是没门儿！收起你们所有的花招！”

颗韧发现这一丝惨笑使冯队长的脸好看起来，它走过去，忽然伸出舌头，在冯队长手上舔了舔。这是它第一次舔这只干巴巴的、没太多特长只善于行军礼的手。冯队长的脸一阵轻微痉挛。颗韧突至的温情使他出现了瞬间的自我迷失。但他毕竟是二十几年的老军人，他定下来，踢了颗韧一脚，那么不屑，仿佛它已不是个活物。

颗韧给踢得踉跄一步，定住神，稍稍偏过脸望着冯队长。那样子像似信非信，因为冯队长在踢的这一脚里流露的无奈，它感受到了。

午饭时我们的胃像是死了。小周把他那份菜里的两块肉放进颗韧的食钵，我们都如此做了。颗韧一面吃一面不放心地回头看完全呆掉的我们。它看见我们的军装清一色地破旧，我们十六七岁的脸上，有种认命之后的沉静。

我们都看着颗韧，想着它十六个月的生命中究竟有多少欢乐。我们想起它如何围着那条苗条的小母狗不亦乐乎，以及它们永别时它怎样捶胸顿足。

我们无表情地拍着它大而丰满的脑袋，它并不认识小周手上的狗笼头，但它毫无抗拒地任小周摆布，半是习惯，半是信赖。就像我们戴上军帽穿上军服的那一刻，充满信赖地向冯队长交付出自由与独立。

直到它看见自己的手脚被紧紧缚住时，颗韧才意识到它对我们过分信赖了。它眼睛大了起来，渐渐被惶恐膨胀了。它的嘴开始在笼头下面甩动，发出尖细的质疑。随后它越来越猛烈地挣扭，将嘴上的笼头往地上砸，有两回它竟站立起来，以那缚到一块的四肢，却毕竟站不住，一截木头似的倒下。它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它，将眼睛在我们每一张脸上盯一会儿。

我们都不想让它看清自己，逐步向后退去。

颗韧越来越孤独地躺在院子中央，眼睛呆了，冷了，牙齿流出的血沾湿了它一侧脸。

一个下午等掉了，警卫团没人来。颗韧就那么白白被绑住，它厚实的毛被滚满土，变成了另一种颜色。

我们都陪着它，像它一样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冯队长来叫我们去政治学习，一个也叫不动。他正要耍威风，但及时收住了：他突然见这群十六七岁的兵不是素来的我们，每人眼里都有沉默的疯狂，跟此刻的颗韧一模一样。冯队长怕我们咬他，悄悄退去。

下午四点多，那个拉粪的大爷来了，见我们和狗的情形，便走上来，摸两把颗韧。

“你们不要它就给我吧。”大爷说。

我们马上还了阳，对大爷七嘴八舌：“大爷，你带走！马上带走，不然就要给警卫团拉去枪毙了……”

“它咬人？”大爷问。

“不咬不咬！”小周说。

“那它犯啥子法了？”

“大爷，我担保它不咬你！”小周恳求地看着这黑瘦老农。

“晓得它是条好狗——种气好！”大爷又拍拍颗韧，摸到它被缚的脚上，“拴我们做啥子，我们又不咬人。”他絮叨着，开始动手给颗韧松绑。

颗韧的眼神融化了，看着大爷。

“有缘分哟，是不是？”大爷问颗韧，“把我们拴这样紧，把我们当反革命拴哟……”

我们都感到解冻般的绵软，如同我们全体得救了，如同我们全体要跟这贫穷孤苦的大爷回家去。

小周也凑上去帮大爷解绳。我们对大爷嘱咐颗韧的生活习性，还一再嘱咐大爷带些剩菜饭走：一向是我们吃什么颗韧吃什么。

大爷一一答应着，也答应我们过年节去看颗韧。

绳子就是解不开。我们几个女兵跑回宿舍找剪子。剪子来了，却见五六名全副武装的大兵冲进院子，说是要马上带颗韧去行刑。

冯队长不高兴了，白起眼问他们：“你们早干啥去了？”

小周说：“狗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是这个大爷的了！”

“管它是谁的狗，司令员命令我们今天处死它！”兵中间的班长说。

“狗是大爷的了！”我们一起叫嚣起来，“怎么能杀人家老百姓的狗？”

“你们不要跟我讲，去跟司令员讲！”班长说。

大爷傻在那里。

小周对他说：“大爷，你带走！天王老子来了，我们担当就是了！”

班长冷笑：“唉，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哪个不让我们执行，我们是丈人舅子统统不认。”他对几个兵摆头，“去，拉上狗走路！”

大兵上来了，小周挡住他们：“不准动它——它是老百姓的狗……”

我们全造了反，嚷道：“对嘛，打老百姓的狗，是犯军纪的……”

“打老百姓的狗，就是打老百姓！”

班长不理会我们，只管指挥那几个兵逮狗。

颗韧明白它再不逃就完了。它用尽全身气力挣断了最后一圈绳索，站立起来。

我们看见它浑身毛耸立，变得惊人的庞大。

大爷也没想到它有这样大，怔得张开嘴。

颗韧向门口跑去，我们的心都跟着。大兵们直咋呼，并不敢跟颗韧交锋，班长边跑边将冲锋枪扯到胸前。

“不准让它跑到街上！”班长喊，“上了街就不要想逮它回来了！”

颗韧闪过一个又一个堵截它的兵。

“开枪！日你妈你们的枪是软家伙……”班长枪响了。已跑到门台阶上的颗韧愣住。它想再看我们一眼，再看小周一眼。它不知道自己半个身子已经被打掉了，那美丽豪华的尾巴瞬间便泡在血里。疼痛远远地过来了，死亡远远地过来了，颗韧就那样拖着残破的后半截身体，血淋淋地站立着。它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全发出颗韧的惨叫。因为颗韧一声不响地倒下去。它在自己的血里沐浴，疼痛已碾上了它的知觉——它触电般地大幅度弹动。

小周白着脸奔过去。他一点人的声音都没有了，他喊：“你先人板板——你补它一枪！”他扯着班长。

班长说：“老子只有二十发子弹……”

小周就像听不见：“行个好补它一枪！”

颗韧见是小周，沾在血中的尾巴动了动。它什么都明白了：我们这群士兵和它这条狗。

小周从一名兵手里抓过枪。

颗韧知道这是为它好。它的脸变得像赵蓓一样温顺。它闭上眼，那么习惯，那么信赖。

小周喂了它一颗子弹。我们静下来，一切精神心灵的抽搐都停止了。一块夕阳降落在宁静的院子里。

大爷吱嘎吱嘎拉着粪车走了。

小周年底复员。他临走的那天早上，我们坐在一块吃早饭。我们中的谁讲起自己的梦，梦里有赵蓓，还有颗韧。小周知道他撒谎。我们都知道他撒谎。颗韧和赵蓓从来不肯到我们军营的梦里来。不过我们还是认真地听他讲完了这个有头有尾、过分完整的梦。

后记

我和动物们的不解之缘使我为这条狗创造了文字的肖像。直到今天，那条给我们一群少年军人许多欢乐和许多伤痛的藏犬，还会让我黯然神伤。我父亲读了我其他写动物的小说，说我写动物写得比人好。也许他暗示我爱动物胜过爱人。的确，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与动物为伴，到现在回想，还是我负动物多，而动物们负我少。或者说，它们从来未负过我。我的少年时期在军中度过，曾拥有过爱犬颗韧，它在我们的欺凌作弄式的爱抚下长大，度完它短短的一生。它不能控裁它的生死，我们也不能控裁我们的青春。在它和我们分别时，我们感到那样无力和无助。写下这个故事，我希望纪念我们的爱犬，也纪念我们异于其他世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穗子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7-7

Ⅰ. ①穗…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4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字数：229千字

定价：36.00元

自序

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部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艳，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

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主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梵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

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

「穗子·童年」

柳腊姐

不知上的什么肥让她疯长成这样，外婆事后跟自己讨论，也是跟穗子讨论。外婆的意思是十五岁一个丫头起了胸、落了腰、圆了髋，不是什么好事情。外婆知道许多“不是好事情”的苗头，结果十有八九都不是好事情。对这个乡下远房侄子送来孝敬她的十五岁丫头，外婆连她手上挎的一个蓝布包袱都没叫她搁下，就开始了一项一项的盘审。上过几年学？一个字不识？你妈是“大跃进”过后把你给尚家做养媳妇的？饿饭饿死了你兄弟？外婆细声细气地提问，好像若答得她不满意，会细声细气请她就掉头回去似的。

穗子却不行了。叫腊姐的十五岁丫头有些要迷住她的意思。穗子眼里她是戏台上一个人：喜儿、刘巧儿、四凤。戏台上才有这样一根辫子，根、梢缠着一寸半的红头绳。戏台上才有这样浓黑如描画的长眉秀眼，眼毛儿毛刷刷地刷过来刷过去。衣裳亦是戏台上的：深蓝大襟裤褂，领口、袖口、裤脚有根桃红的滚边。戏台上才有这样可身的衣裳，自初就长在身上又跟着身子大起尺寸，伏的伏起的起，成了她一层皮肉似的。七岁的穗子认为这个养媳妇腊姐是她七岁人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一个女人。七岁的穗子当然不知养媳妇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她只认为腊姐大致是个下凡的戏中人。

腊姐来的时候是满街飞杨花的那些天。上一年收成后捂了一冬，脸捂白了，脸蛋才洗过一样发湿，还有两片天生的胭脂。对此外婆也说不是好事情。那是肺痨烧出来的。腊姐未来的公公，就是外婆的远房侄儿，是不敢瞒外婆的。他告诉外婆腊姐上一年咳了多半年，从拍的片子上看，腊姐的肺痨出三个小洞眼。远房侄儿一再声明，那些洞眼都对上了。外婆当然马上就明白，腊姐不是送来孝敬她的，而是来吃城里的好伙食，养肺上那些洞眼的。外婆叫腊姐搬蜂窝煤，腊姐若在搓衣板上码上五层，外婆就会从手里的纸牌上抬起眼，说：“你搬一垛城墙呐？回头累出好歹来，是你服侍我啊，还是我来服侍你？”腊姐笑笑，嘴角下一边一个小窝。她说多搬些少跑几趟。外婆垂下眼继续和自己玩纸牌，慢条斯理说：“攒下几趟好跑医院，是吧？”腊姐的脑筋不晓得跟着外婆的话拐弯，又笑，穗子一看就知道她是没懂；是课堂上那种笨学生偏又碰上同她过不去的老师，给叫了起来，只能浑头浑脑地笑。

穗子与各种病都离得十万八千里，看上去却是各种病都沾边的。她七岁了，个头还是五岁，一头胎毛，面皮白得让人有点担忧。尤其不讲道理起来，太阳穴上那些蓝色的筋就会霹雳般欲闪出那层薄皮肤之外。这时腊姐就感觉穗子有性命危险，整个小小人儿糊在正月十五的蜡纸或细绢的灯罩里似的。腊姐这时是绝不敢惹穗子的，不仔细这盏精细的纸糊灯就要给下面那些铅丝般浅蓝血管捅破。穗子不讲道理的时候是没人来搭理她的，外婆摸她的纸牌，外公抽他的香烟、锉他的钥匙、记他的柴米账，或去院子里巡逻，伏击那些围墙上爬来偷他两棵桑树上桑叶的野孩子。因此穗子不讲道理时是没趣的，往往也是自己下不了台的。这局面直到腊姐来了后才有改变。她不许腊姐像外婆、外公那样看不见听不见她的脾气，她要腊姐陪她不讲道理，伺候着她把一场不顺心从头到尾发作完毕。自来了腊姐，穗子便不再有下不了台的时候，腊姐会说：“好好好，就是我惹的，我讨厌，我唱黄梅戏左嗓子。”要是再效果不好，她便抓起穗子干细苍白也带浅蓝筋络的手，拍在自己脸上，算是穗子冤有头债有主她替穗子抽了那位冤家耳掴子，当然穗子的力气全控制在她手里，她是不舍得自己真给打痛的，她知道穗子也不舍得拿真正的耳掴子打她脸。总的来说，被父母遗弃给外公外婆的穗子若没有腊姐，是基本没什么伙伴儿的。父母给她买了半屋子的娃娃，以免穗子看透他们其实是害怕她对他们的纠缠。穗子有很细密的心思，一肚子是那种被冷落的孩子常有的鬼心眼，因而不久腊姐便发现穗子的不讲道理不是全无道理。穗子对腊姐说：“你是我的丫鬟。”腊姐高高兴兴地说：“好啊，我就是你的丫鬟。”这样日子就过成戏了，好就好在她俩都迷戏，都不想做自己，都想做戏里的人。父亲人不来，却是常常来些功课给穗子做，背诵这里四句那里四句，穗子根本不知自己背到肚里的是什么。但她知道不背是没有出路的，更讨不来父亲的关注，父亲眼里会更没她这人了。穗子在背诗背书时有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小小年纪要做老气横秋的事，自己都对自己肃然起敬。她现在背上一两段就对腊姐唤道“倒茶来”，或者“这里给蚊子咬了个包，给我抓抓”，或者“你怎么不给我打扇子啊”。腊姐就笑，配合穗子过戏台上的瘾。

腊姐教会了穗子玩那种乡下人的纸牌。外婆把一副纸牌从方的摸成了圆的，这副牌就淘汰下来，归了腊姐。穗子很快和丫鬟腊姐玩得旗鼓相当了，玩得也热闹，谁输了就在鼻子上夹个晒衣服的木夹子。穗子死活赖账，夹不到一分钟就有事情出来，不是小便就是大便。闹得外婆从她那坐禅般的牌局中分神了，说：“小穗子你这样同她玩，肺上早晚也要出来窟窿的。”穗子和腊姐学得十分彻底，摸牌手势也一模一样。先是要把拇指在舌头上蘸一蘸，再去拈牌，彼此的健康也好，疾病也好，马上便错综交杂不分彼此了。腊姐听了这话会脸色黯淡一下，笑变得非常难为情。有一两次她对外婆嗔道：“人家哪里还有窟窿嘛！没看我五十斤一袋米扛起来都不要哪个搭把手。”外婆说：“一顿三碗饭，添饭也不要人催。”穗子看见腊姐的笑从难为情又变了，变成了脸皮厚的那种笑。她听出外婆有些过分，不过她晓得丫鬟腊姐吃得消这“过分”。

自从来了个腊姐，穗子妈便有正式封她为丫鬟的意思。穗子妈开始往外婆这里带大网兜小网兜的东西。外婆说什么时候学会走娘家带大包小包了。外婆当然知道大包小包是脏衣服、脏被单，送了给腊姐去洗的。腊姐不再有同穗子玩纸牌的工夫，常常坐在椭圆木盆边上，一块搓衣板抵住小腹，两只手泡得红酥酥的，终日在那里搓。她对穗子妈的衣服很感兴趣，从水里拎出来调过来调过去地看。尤其那些牵牵绊绊的小物件，她知道那是城里女人用来罩住奶子或兜住肚子和屁股的。很快她学会这些东西的名词：胸罩、腹带。腊姐把它们晒在院子里，对胸罩七巧板似的拼接而形成的两只小碗儿简直着了迷。城里女人的奶不是自由的，必须蹲在规定范围内蜷出规定的形状。腊姐知道那不会舒服，但不舒服是向城里女人的一步进化。

穗子妈浑身上下在腊姐看来都是微微受着点罪的：皮鞋是硬的，鞋尖鞋跟都让你走路不能太放肆；头发烘得略略发焦，每个发卷都不可随便乱跑，错了秩序；顶要紧是那胸那腹那臀，那都是守着一种纪律而该凸便凸该凹便凹。腊姐把穗子妈的这些个零碎小衣物拿到自己床上，铺在一张废报纸上，用支铅笔把胸罩不同形状的一片一片描摹下来。再去外婆盛旧床单、烂窗帘的竹箱去翻拣。唯一不会一扯就掉渣的料子是装白面的口袋。她用这面口袋照着报纸上描出的蓝图一片片裁剪起来。然后熬了两夜，完工了第一件成品。穗子见她吸一口长气把那叫胸罩的东西绑在了身上，给两个自由了十五年的奶子上了镣铐一样。面口袋上黑色的“中粮”字样一笔一画都不少，印在胸上。穗子觉得才两个月腊姐就已如此不要面皮，便对她说：“你好不要脸。”腊姐说：“那你妈呢？”穗子说：“你想跟我妈学？我妈是到办公室上班的，你在哪里上班的？”腊姐也意识到自己向城里女人学习的企图过分快也过分露骨了，耍赖皮地笑着说：“穿着暖和多了！”大夏天的说“暖和”，自己也羞死了，两手捧着胸前的左一坨右一坨的，佝身咯咯咯笑起来。穗子被她这笑弄得心里直痒，直想好好给她一通虐待，便上去揪了她的辫子，再去揪她胸口两坨中的一坨。腊姐给虐待得颇舒服，笑得浑身起浪。穗子便越发揪得紧，嘴里说，好不要脸，好不要脸。渐渐腊姐停止了扭摆，给穗子一手一边地抓、揪、揉。腊姐脸上的天生胭脂浓重起来。穗子力气差不多用完了，却仍不解恨地嘟哝：“好不要脸。”嘟哝得她自己眼里有了泪：腊姐明目张胆地学她的母亲，明目张胆地在两个奶上做功夫，实在是丫鬟造反，实在有些不把七岁的小姐穗子放在眼里。穗子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受了欺负，丫鬟腊姐大胆无耻地亮出她咄咄逼人的身体是种猥亵式的欺负。穗子很恶心却又很心动，头一次意识到好看的东西怎么和无耻毫不矛盾。

穗子的外公喜欢所有和机械、电有关的东西。他时而在他的写字台上摆上六七个收音机，有半导体，也有矿石机，都是旧的，因此总是你响它不响。腊姐叫外公请她听黄梅戏，听朱依锦唱的。外公就献宝似的得意，把六七个收音机全开到黄梅戏上。腊姐一边剥毛豆一边听六七个朱依锦有一句没一句地唱，有时七嘴八舌一块唱起来，外婆说你们开庙会呀。腊姐在到穗子家的第三个月学会了朱依锦的四个唱段。有时在院里拿把破芭蕉扇生炉子，便翩翩地舞着沙沙响的烂扇子，自念自唱起来。穗子发现她学曲调跟偷一样快。腊姐学样样东西都快，都跟偷似的，贼快。她学了女中学生那样梳两根辫子，两根辫子对折成两个圈。也学了穗子妈的穿衣款式，用面口袋染了黑，缝了条窄裙子，前后各一个褶子。她每月有五块钱工钱（一般保姆有十来块），她用一块钱扯了块浅花布料，虽然它的图案都是印错的，但不凑近也看不出大毛病的。穗子看见腊姐穿黑裙花衬衫竟也是好看的，但这好看是从城里人（包括穗子妈）那里盗窃的。所以穗子有些不高兴丫鬟腊姐自己给自己改形象。穗子认为改了形象就是改了角色，而腊姐永远的角色是丫鬟。

连穗子父亲都开始注意到腊姐了。他是写戏的，对好看女子的注意不怪他，是他的职业本能使然。穗子发现爸爸隔一两天总会回来吃顿午饭或晚饭。有时妈妈一道来，有时他自己来。他同腊姐开玩笑、搭讪，说整个作家协会大院的人都在打听谁家来了个漂亮妹子。有时他跑到厨房，长辈那样对腊姐关照：拎不动两满桶水不要逞强，正长身体时会累罗锅了。腊姐叫穗子爸“姐夫”，外婆说：“什么？你公公是我侄儿，他怎么成你姐夫了？！”腊姐对穗子爸一笑，说：“姨父。”外婆说：“表姨父。”腊姐又笑说：“表姨父，你的衬衫我给上了点浆。”穗子看见腊姐把叠得四方见棱的衬衫捧给父亲时，父亲和她两双手在衬衫下面磨蹭了一会儿，看起来当然只是交接一件衬衫。

不久腊姐给自己缝了两件连衣裙，布料绝对不是印错花的次品。要到一些日子以后，穗子才能证实自己的猜测：这两块洋气典雅的布料是爸爸为腊姐选购的。至于腊姐给父亲什么以使父亲抽了两个月劣质烟而省下钱为她扯布料，穗子将永远对此停留在猜测阶段。

穗子爸回家来时腊姐嘴里总是有曲有调。有天穗子听她唱起自己在学校合唱团的一支歌。穗子想，她可偷得真快呀，我自己才唱了没几天。她上去从背后掐住腊姐的两颊，腊姐正随着那支儿童进行曲的节奏在衣服板上搓衣服。她嘴里原先蛮准的调给穗子扯得一跑老远。穗子说：“再敢瞎唱？”她说：“哎哟，掐的那是肉！”穗子说：“掐的就是肉！谁让你脸皮那么厚？”腊姐说：“疼死了疼死喽！”穗子说：“你把歌词念一遍给我听，我就放了你！”腊姐说：“我哪晓得词！我又不识字！”

穗子突然上来的这股恨弄得她自己浑身抽风。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瞬怎么会对这个丫鬟腊姐如此地狠毒。她说：“你不懂词乱唱什么？！”腊姐说：“跟着你学的嘛——哎哟，你把我肉掐下来了！”穗子说：“我唱的是什么词？”腊姐说：“风里断盐，雨里讨盐……”穗子真给她气疯了，她居然敢拿如此愚昧无知没有道理的词来篡改她的歌。穗子不明白她这股突来的狠毒并不全是腊姐惹的，她从四岁起就在嘴里比画各种她完全不懂的词句，但她那是没法子，而腊姐却很乐意这样胡言乱语。她真要把腊姐两个腮帮揪出缺口来了。她说：“我最恨最恨你什么也不懂就敢瞎编！是‘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听懂没有？你这大文盲！”腊姐说：“好好好，我这个大文盲！”

穗子松开了筋疲力尽的手指和牙关。腊姐用两个带肥皂泡的手摸着给穗子揪的两块肉，眼泪也要出来了。穗子说：“以后再瞎编歌词，我拿伤筋膏药把你嘴贴起来！”腊姐说：“那你教教我，我就不瞎编了嘛。”穗子说：“美得你！”她的怒气还是平息不下去。穗子不知道其实这一场给丫鬟腊姐过的刑是缘于妒忌，她想不通一个大字不识的腊姐学起唱来怎会这么快，直接就从她嘴里活抢。

暑假要过完时，一天晚上穗子像惯常那样钻在腊姐帐子里，穗子喜欢腊姐凉滋滋的手臂搂着自己。若是穗子挨了蚊子的一口咬，她便留到这时来让腊姐给她搔。这天腊姐说：“我这里也给蚊子咬了个包，你帮我抓抓嘛。”穗子见她指着自己胸口。她同时觉得腊姐眼神有些不对头，痴痴傻傻的。她便去替她搔那蚊子包，却怎样也找不着它的位置，只能敷衍了事地动着手指。腊姐问：“你爸和你妈可常吵嘴？”穗子说：“不常吵，两个礼拜吵一次吧。”腊姐又问：“是你妈待你爸好些，还是你爸待你妈好些？”穗子想一会儿说：“我妈是把我爸追上的。我爸过去有好多女朋友。”腊姐说：“你怎么会晓得这些？”穗子说：“哼，我什么不晓得？”外面月亮很大，照到帐子里，穗子看见腊姐脸上有些细腻的油亮，嘴唇半开在那里，有话没吐出来的样子。腊姐说：“你怎么越抓越痒？”同时她就领着穗子的手去找那“痒”。穗子的指尖突然触在一个质感奇特的凸起上，她吓一跳。穗子这是头一次接触一颗桑葚似的圆圆的乳头，从前不记事时吮吸奶妈的乳头是不算数的。腊姐把穗子的手留在那里，说：“就这里痒。”穗子感觉整个事态有些怪异，但她抵御不住对这颗桑葚的强烈好奇。她捻动它，探索它与周围肌肤的关系。她见腊姐眼珠半死不活，不知盯着什么，嘴巴还那样开着。腊姐把穗子另一只手也抓起，按在自己另一颗桑葚上。穗子脑子里断续闪过外婆的“不是好事情”，手却舍不得放弃如此舒适宜人的触摸。她不自觉地已将半个身体伏在腊姐身上，两手太小，抓不过来，她便忙成一团。腊姐喘气也不对了，舌尖不时出来舔一圈嘴唇。穗子感到她手心下两座丘体在发酵那样鼓胀起来，大起来，大得她两手更是忙不过来了。腊姐问她可好玩，穗子头昏脑涨地“嗯”了一声。是不是好玩的一件事？还是“不是好事情”？

蚊帐拆除之前，穗子和腊姐调换了地位，从被抓痒的变成了抓痒的。她们在外公睡熟后打起一支手电筒，腊姐就请穗子在她身上随便看，随便摸。她指点穗子这里从几岁开始会凸起，这里几岁会长出毛毛，这里哪年会流出血，最终，会出来小毛头。穗子简直觉得腊姐了不起，一切都现成、各就各位，都那么完善美丽。

外婆问穗子：“你们晚上在床上疯什么？”穗子和腊姐飞快交换一眼。穗子说：“没疯什么。”外婆又去问腊姐：“你俩在干什么？”外婆脸上“不是好事情”的神色已很明确。腊姐笑笑说：“穗子要我给她抓痒痒。”她一点都不像在撒谎，穗子被她自然流畅的谎言弄得突起一股怨愤。明明都是你在“痒痒”，明明是你在把我忙累得要死。穗子心里莫名其妙地窝囊起来，好像受了骗，受了剥削。还有就是，她有些明白过来，在这桩秘密游戏中，腊姐受益远超过她。原来她伺候丫鬟腊姐舒服了一大场。现在她穗子完了，懂了这么多。她恨自己受了腊姐这番不三不四的教育。

穗子发现腊姐穿了件红黑格的粗呢外套。她问它哪里来的，腊姐笑笑想混过去。但穗子不依不饶，拎住她的耳环，说：“你要撒谎我现在就去拿伤筋膏药糊你的嘴。”穗子其实已猜中了。果然腊姐说：“表姨父给我买的。我没带过冬的衣服。”穗子想，她想要那个会扭秧歌的娃娃，父亲都一推再推，而这件外套大概等值于四个娃娃。放学回家的路上，她对来校门口接她的腊姐说：“你陪我去百货大楼。”那是腊姐最乐意去又总也没理由没工夫去的地方。穗子直接到了玩具柜台，发现秧歌娃娃居然还在那里。穗子求父亲有半年了，半年中她时常跑来看看，这娃娃是否给买走了。只要它还在，穗子便心情轻松愉快，认为总有一天它会是她的。总有一天父亲会心软，向她投降。这“总有一天”的希望直到腊姐那件红黑格外套出现前才破灭，因为父亲不再是找托词，而是毫不犹豫地对穗子说：“不买，你快八岁了，八岁的大人还要娃娃？难为情。”然后就是穿了红黑格外套的腊姐，简直把她给漂亮死了。穗子对女售货员说：“我买那个娃娃。”她把一张五元钞票捺在玻璃柜台上，不可一世。钞票上有深深的折痕，斜的直的横的。腊姐盯着钞票说：“穗子你哪来这么多钱？”穗子像听不见她说的，抱了盛着娃娃的纸盒，拿了找回的四角五分零钱，气魄很大地往商店外走去。腊姐跟着她，一回到家就去翻自己床上的褥垫，然后便厉声叫起来：“穗子！”穗子正着迷那手舞足蹈的娃娃，理也不理她。腊姐便跑过来，扯了她的小细胳膊就往门外拉。

穗子觉得她俩组合成的这个局面极像这城里通常出现的一个景象：某人拉了某人去派出所，被拉的那人或是小偷或是小流氓，撩了哪个女人裙子或是小恶棍无端砸碎某家玻璃窗。腊姐当然不会拉穗子去派出所，她把她拉到门外，外婆看不见的地方，说：“穗子，你拿了我五块钱。”穗子说：“谁拿你的钱？我爸爸有的是钱！”腊姐说：“我的钱是攒给我小弟念书的，我家没一个人念过书，我想我小弟以后念书去。”穗子说：“谁拿你钱了！谁稀罕你的破钱！”穗子不讲理起来十分地理直气壮。腊姐眼里突然落出两颗泪，说：“你把钱还给我。”穗子说：“你敢诬赖好人！”腊姐又流出两颗泪说：“求求你，穗子，把钱还给我。”穗子说：“你有证据吗？”腊姐说：“我钱都叠成元宝，你买娃娃的那五块钱就是元宝拆的！”穗子说：“反正我没拿你的钱——你再不放开我，我咬人啦！”腊姐又是两颗泪出来：“早上四点上菜市买菜，四分钱一碗辣糊汤，我都舍不得喝……”穗子轻蔑地想，辣糊汤都会让她掉泪。这是她头一次见腊姐掉泪，可怜巴巴得让穗子几乎也要陪她掉泪了。但这刹那间的怜悯让穗子认为自己很没用，让她几颗泪弄得险些招供。因此她就在扯住她的那只手背上咬了一口。腊姐一声没吭。等穗子跑远，回头来看她，她靠墙根蹲成一团，哭得都蹲不稳了。

春节联欢会的票子很难弄到。爸爸把两张票子交给腊姐，说：“你带穗子去吧，你不是喜欢听朱依锦的戏吗？”腊姐魂飞魄散了起码三天，在除夕下午便打扮停当了。穗子瞪着她的脸说：“好哇，你抹胭脂了！”腊姐说：“没有没有！”穗子说：“肯定是拿口水蘸在红纸上，抹到脸上的。”穗子自己就这么干的。外婆看看漂亮得要命的这个丫鬟，说：“作怪哟。”外婆认为长腊姐那样长的睫毛的女孩都是作怪的。外婆很瞧不起漂亮女子，说她们都是绣花枕头一肚子糠。朱依锦在外婆眼里都是一肚子糠就更别提腊姐了。她从眼镜后面鄙薄地看着这只“绣花枕头”热切地赶着去朝拜那只著名“绣花枕头”去了。

朱依锦穿件粉红丝绒旗袍，唱了《女驸马》、《天女散花》里两个小段子。然后她夹着老长一根水晶烟袋锅，腾云驾雾地到处和人打招呼，一路就招呼到穗子跟前。她说：“咦，小穗子，你爸呢？”穗子告诉她父亲把票给了她和腊姐。朱依锦说：“告诉你爸，我骂他了——我现在一年不唱一回，他连这面子都不给我！”穗子替父亲告饶，他把票省给了腊姐，因为腊姐太迷你朱阿姨了。朱依锦这时朝腊姐看一眼，眼光立刻火星四迸。她说：“穗子你什么时候出来这么漂亮个‘大姐’？”她把腊姐听成了“大姐”。穗子刚要解释，突然瞄见腊姐脸上一种近乎恐惧的表情。她手捏住了穗子的手，手指上是深深的恳求。腊姐恭敬地对朱依锦一笑，说：“不是亲的。”她手上的恳求已是狠狠的了。穗子想：好哇，你这撒谎精。朱依锦说：“小穗子，你这姐嗓子也不错耶！”她转向腊姐问她喜不喜欢唱戏，腊姐点头，在穗子看那不是点头而是磕头捣蒜。朱依锦说：“哪天唱几句我听听。”腊姐马上说：“哪天呢？”朱依锦对穗子说：“过了节叫你爸领你表姐到我家来，啊？”穗子对自己十分惊讶，凭了什么她维护了腊姐的谎言和虚荣，凭了什么她没有向朱阿姨揭示腊姐的丫鬟兼童养媳身份？

穗子爸果真带着腊姐去拜会朱依锦了。穗子爸直说：“好事情好事情，真成了朱依锦的关门徒弟，你这童养媳就翻身了。”外婆阴冷地盯着穗子爸，又盯着腊姐，说：“做戏子比做正经人家的媳妇好到哪里去？”穗子爸没搭理外婆。据说朱依锦被戏校聘了去做特级讲师，戏校春天招生，她会把腊姐推荐进去。不识一个字的腊姐开始在报纸边角上写自己的名字，“柳腊姐、柳腊姐、柳腊姐”。

无论如何，穗子还是有些为腊姐高兴的。穗子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知道“养媳妇”是封建残余，应该被消灭掉。再说，万一将来腊姐真成个小朱依锦，穗子脸上也是有光的。寒假一结束，腊姐就要去戏校了。外婆说：“哼，不会有什么好事情。”穗子白老太太一眼：“老封建！”穗子妈找出一堆自己的旧衣服，赠送给腊姐去戏校时穿。还送了双八成新的高跟皮鞋，高跟给锯矮了，因此鞋尖像军舰那样乘风破浪地翘起。至于穗子爸对腊姐一切正常和超正常的关照，穗子妈当然是蒙在鼓里。

寒假后的第一天，腊姐在校门口接穗子。她表情有点惨惨的，对穗子说：“我大来了。”就是说，腊姐的公公来了，专门来接腊姐回去。外婆对大吵大闹嚷嚷“封建”的穗子说：“腊姐回家圆房去，是好事情，你闹什么？”穗子对着腊姐的大—— 一个红脸汉子说：“朱依锦说腊姐是个人才，朱依锦，你知道吗？”腊姐的大摇摇头，像对小姑奶奶那样谦恭地笑笑。穗子说：“你什么也不懂，就是一脑瓜子封建！”外公说：“穗子没礼貌。”穗子尖叫：“我就没礼貌！”外婆说：“背那么多古文背哪去了？学这么野蛮。”穗子又尖叫：“我就野蛮！反正腊姐不是你家童养媳！腊姐是我的丫鬟！我要她去学唱戏！”穗子在张牙舞爪时，腊姐一声不吭地收拾东西，样子乖极了。腊姐把她带来的那些衣服打成和来时一模一样的一个包袱。在城里置的那些裙子、外套、胸罩、腹带，她齐齐码在自己床上。红黑格外套也丢下了，她对穗子说：“穗子，这个外套你长大了穿，肯定好看。”穗子渐渐静下来，知道大势已定。她老人似的叹了口气。她没想到腊姐的突然离去让她体味到一种如此难受的滋味。那时尚未为任何事任何人伤过心的穗子，认为这股难受该叫“伤心”。

腊姐又恢复了原样，又是那身四凤的打扮，一根辫子本本分分。她倒没有穗子那么伤心。她挎起包袱，跟着她的大往门口走。在门口她听穗子叫她，她回身站住，就好像她俩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就好像这十个月间什么也没发生过。穗子突然想，腊姐是恨她的，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

到我成年，人们已忘了我的乳名穗子，我仍相信腊姐恨我，恨我的一家，大概基于恨那个押解她回去守妇道本分的大。我相信她甚至连我爸也恨。我爸在腊姐突然离去的第二天回来，发现腊姐的床空了，上面刺目地搁着那件红黑格呢外套。我爸失神了一阵，但很快就顾不上了，全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他和朱依锦头一批就被戏校的红卫兵带出去游街。

外婆去世后，老家来了个人奔丧，说腊姐圆了房不久就跑掉了。有人在镇上看见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我想象造了反的腊姐一定是更加俊气了。外婆的老家亲眷说：“也不知她怎么这样恩将仇报，她婆家待她不坏呀，不是早早接过来做养媳妇，搞不好在她家那种穷地方早就做饿死鬼了。”老家亲眷又说：“她跑到台上说婆婆公公怎么虐待她，她公公是个公社书记，也算个小小父母官了，给她骂得不成个东西！哎哟，养媳妇造反，才叫真造反。养媳妇都去做红卫兵了，这还了得……”

我问那老家亲眷，后来腊姐去哪里了？亲眷说：“总是野在县城什么地方吧？没人再看见过她了。”

满世界都是红卫兵，都不知仇恨着什么，打这个砸那个。那时我不到九岁，实在不明白红卫兵们哪儿来的那么深那么大的恨。但恨总是有道理的，起码腊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对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为我偷了她五块钱。这是肯定的。

老人鱼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楚。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天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腭部两块嫩红的扁桃腺。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第一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军人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能买到肉和粮食。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得着跟谁打架吗？他那双眉毛出奇地浓，还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足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时，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就是马弁。”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穗子看电影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体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乘骑着外公边走边吃。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近来，都愣了一刹那，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最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才咆哮。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发出来的嗓音。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最后呐喊。

外公隔三差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孙们。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好娱乐了一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我不要你讲话！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做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是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抑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坐骑，是一个热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热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父亲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穗子妈把筐交给外公。外公说：“你放心，哪个敢抄我的家？”

这天一早，外公去买过冬的煤，抄家的人来了。穗子让他们先抄着，自己小跑去煤站叫外公。外公赶回来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毡子，毡子上别满他的功勋章。他把毡子往桌子上掼，对抄家的人说：“小杂种，抄家抄到哪儿来了？”

抄家的人都不到二十岁，外地人占多数，因而不知道穗子外公是不能惹的；穗子外公早年打仗就不要命了，他现在的命是丢了多少次捡回的，因此是白白赚的。

抄家的人动作停了一下。他们在遇到外公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说：“老家伙好像有点来头哩。”

但两个撬锁的人正撬得来劲，一时不想收手。他们撬的是那间煤棚的锁。煤在这一年成了金贵东西，给煤上锁的人家并不少见。当两个撬锁人欲罢不能时，外公用一根木棍在桌面上重重敲了一下。他说：“大白天做土匪，撬我的锁，看我不打断他的爪子！”

抄家的人这时真有点怕了。这年头他们难得碰到一个敢用这口气跟他们讲话的。一个头头和气地对外公说：“老革命要支持小革命嘛，抄家不彻底，革命怎么彻底……”

外公说：“日你奶奶！”

头头在手下人面前给外公这样一骂，有点负气了，若就此打住，他日后还有什么威风？他手做了个很帅的小动作，说：“继续搜查，出事我负责。”

外公说：“你们动一个试试。”

两个撬锁的人看看外公，看看头头。穗子眼睛盯着那把老古锁，门别子已松动了。

头头说：“撬。”

外公沉默了。他挨着个把勋章别在衣服左前襟上，然后一解裤带，长裤落到脚腕。他穿着宽大的裤衩，将腿往椅子上一蹬，那腿绝不同于一般老人，它丑怪而壮实，两块枪伤曲扭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外公腿上的毛也比他的胡子、眉毛、头发年轻得多，又黑又浓密。阴森森的腿上，两块不毛的枪伤瞪着人们。

外公说：“没见过吧？我这条腿本来是要锯掉的。我把手榴弹掏出来，拉了栓，对医生护士说：‘敢锯我腿，炸死你们！’”

人们看见老头在说“炸死”的时候，猛一龇牙，眼珠也红了。静寂一刻，一个十六七岁的女抄家者说：“后来呢？”她这一问，不自觉地成了老兵的崇拜者，另外两个女孩也附和上来，问道：“他们锯没锯你的腿？”

外公说：“谁敢呐？敢靠近我的都没有。两个子弹在这里头开了花。”外公拍拍枪伤，“我用一把刀自己挖，把大大小小的弹片挖出来了。”

女孩们说：“原来是位老英雄呐，用刀在自己肉里剜连麻药都不打。”她们上来挨个跟外公握手，说，哎呀多幸福，第一回跟一个活的英雄握手。她们一边握手，人就小小地蹦跳着，红了鼻头和眼圈。

撬锁的人灰溜溜的，上来和外公握手时，笑也灰溜溜的。

外公却说：“你们撬锁手艺太差劲，榔头、起子有屁用，我当年撬的锁多了，一根棍子，这样一杠。”他把榔头柄插进去，手突然一阵痉挛：“看看，看这手艺。”

锁果然掉下来。煤棚的门开了。外公指指里面，问那头头：“看看吧？”

头头双手摇着：“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看看好，看看放心。”

大家都说：“不看了不看了。”

外公说：“哪能不看？起个大早，来都来了，好歹看看吧。门都撬开了，还客气什么？那时候我撬了门，进去有粮装粮，有牲口牵牲口，财主要不是恶霸，也就不惊动他了。你们真不看？”大家说：“不看了。”这回他们答得整齐、有力。

人们撤离时，穗子注意到一个偷窃者。他伙同这群人进来时看见床下有两条肥皂，就抓了揣进裤袋。偷窃者最后一个出门，出门前以同样的魔术手法把肥皂扔下了。

许多年后，穗子想到外公的破绽一定是那天败露的。假如外公不把勋章别在衣襟上，或压根不亮出勋章来，他便是个无懈可击的老英雄。主要怪外公无知，否则他会明白一些勋章经不起细究，尤其两枚德国纳粹的纪念章，是外公在东北打仗时从破烂市场买来的，它们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苏联红军。

那位头头是个狡黠人物。几个月里，无论他怎样忙碌、操心，却始终想着外公的那些勋章。他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疑心的大时代。事实证明他的正确，这世道上所有人都存在疑点。他对那些勋章的怀疑让他深夜会无端觉醒，白天骑自行车会突然迷路。一次他骑车把席子编的大字报墙撞了个窟窿。爬起来，他便蹬车向穗子外公家去了。他给外公行了个军礼，说他想再接受一次革命战争教育，再一次挨外公这样战功赫赫的老兵臭骂。他很快哄外公拿出了那块绿毡子，指着一枚带洋字母的勋章问外公：“这是哪一场战役？”

外公说他不记得了，反正是一场大仗。

头头问穗子要了纸和铅笔。穗子看见深深的得意使他年轻的脸上骤添一些皱纹、一些阴影。他将纸蒙在勋章上，以铅笔来回涂，把上面浮雕般的图案、字迹拓了下来。外公纳闷地看他手拿铅笔，飞快地左右划拉，问他在搞什么名堂。他把拓下来的一枚枚勋章小心对折，说：“做个纪念——立不了战功，得不到真勋章，这样也算沾一点英雄的光。”

他告辞时，外公说：“不喝茶啦？”

他说：“不喝了不喝了。”

外公又说：“炉子上坐了水，一会儿就开。”

他说他忙着呢。外公问他撬门的本事长进没有，多撬撬手就没那么笨了。头头说：“那是那是。”外公手比画说：“就这样，抵住，一杠，保你开。”他指指外孙女：“小穗子都学得会。”

头头离去后，穗子有些不祥的感觉。一个月过去了，没发生任何事。外公照样给她在粥里煮一只鸡蛋，在炉灰里烘七八颗板栗。外公把每天两次发放零嘴改成一次，因为食品的匮乏在这一冬恶化了。外公的“残废军人证”也只能让穗子一月多吃二两白糖、半斤菜油、一斤肉。有次外公见水果店门口排了长队，一打听，店里来了橘子。他立刻掏出钱和“残废军人证”，高高举过头顶。排队的人破口大骂：“这死老头也算残废？有胳膊有腿的！”外公给人拉下来，往队伍里一看，才发现所有人的肢体都不齐全，残废等级都比他高。

穗子这一冬便有橘子吃了。外公把小而青的橘子吊在天花板上，每天取一个出来，发给穗子，这样穗子每天的幸福时光就是酸得她打哆嗦的橘子。

吃到橘子干了，皮硬得像茧，穗子妈从乡下回来，说穗子爸急需那些手稿。穗子爸的处境没什么好转，只是坏处境稳定了，他能在稳定的坏处境里吃喝、睡觉、上工了。穗子爸眼下在一个水坝上挑石头，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有严重政治缺陷。穗子爸渐渐快乐起来，因为有缺陷的人共处，谁也不嫌谁，就有了平等和自在。他心中一些欲望复生了，如读书、写作、打扑克、打牙祭、谈古诗、谈女人等等欲望。“劳动改造”对穗子爸这类人，已失去了最初的尖锐意义，不再残伤他们的自尊。就在这年入冬之际，穗子爸第一次产生过小日子的兴趣。他第一次感到，幸福就是“甘心”，甘心低人一等，就幸福了。他把这样神性的心得告诉了穗子妈。穗子妈似懂非懂，却认为应该替丈夫把这难得的想法落实下来。穗子爸活一把岁数，产生居家过日子的想法还是第一次。

穗子妈把她和丈夫的打算瞒得很紧。她知道外公的脾气，同他实话实说，把穗子从此领走，完全行不通。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外婆尸骨未寒，就要夺走穗子，让外公彻底成一个孤寡老人。穗子妈住下来，她首先要去除穗子对她的客气、过分的礼貌。她心酸地想，穗子要是跟自己也能耍耍性子、撒撒娇多好。穗子跟外公在一块时，从来不乖巧，但谁都能看出一老一少的亲密无间，是一对真正的祖孙。

穗子妈将盛破烂的大筐从煤棚拖出来，一页一页地整理穗子爸的手稿。稿子已枯干发黄，却都是未完成的。她忽听身后有响动，一回头，见穗子正返身进屋。显然是穗子原打算到后院来，见母亲在那里便仓皇逃走。穗子妈一阵黯然神伤，喊道：“穗子！”

穗子听这声喊得极冲，竟吓得不敢应了。

“穗子……”母亲再次喊道。

穗子装着刚听见，跑到后院，在母亲身边站得板板正正。母亲让她看看，破烂筐里有没有她喜欢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把收破烂的挑子叫进来，连筐收走。穗子往筐里看一眼，摇摇头。母亲说：“这双皮鞋还好好的，你再大一点，把鞋跟拔了，可以穿的。”母亲替穗子当家，把那双棕色高跟鞋拎到筐子外面。“这些丝袜，都是真丝的，”母亲一双双理着纠结成一团的肉色长筒袜，“都不太破，妈以后给你补补，都能穿的。你说呢，穗子？”

穗子点点头。她看母亲一双贫苦的手，翻到了筐底。好好的太阳光里，充满破烂特有的刺鼻气味。经过这样一双贫苦的手，破烂便不再是破烂。母亲惊喜地笑了：“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差点当破烂卖了！”

于是母亲只将父亲的几大摞手稿搁入她的方头巾中，再将头巾扎成一个包袱。其余的破烂已变成了好东西，因此就又回到筐里。穗子一想到那些脱了丝的长筒袜和棕色高跟鞋都在筐里等着她长大，心里便对“长大”这桩事充满矛盾。

母亲说：“这个包袱，你来挎。上长途汽车，小孩子挎的东西，没人会注意。”

穗子问：“上长途汽车去哪里？”

“去看爸爸呀。”

“什么时候去看爸爸？”

“什么时候都行。”

“……外公去吗？”

母亲停顿一下。穗子见母亲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珠后面，脑筋在飞转。母亲笑笑，说：“外公这次不去。你就去看看爸爸，外公去干什么？爸爸那里粮也不够吃，外公去吃什么？”

母亲说话时，有一种交头接耳的模样，让穗子想到了世界上一切交头接耳的人们。人们交头接耳，就挑出穗子爸的种种不是来。穗子认为那位抄家头头此刻一定在某处和谁交头接耳，嘁嘁喳喳非常热闹。然后他们就会朝外公来了。穗子当时并不懂他们朝外公来的凭据，但她肯定那些人正为外公的事交头接耳。

那时穗子还不懂“阴谋”的意义，她只懂得阴谋的形象。形象就是交头接耳。

正同她交头接耳的母亲突然做了个奇怪的眼色，嘴唇撮住，“嘘”了一声。然后穗子看到外公到后院来了，从煤棚里取了一块煤。穗子顿时在心里质问母亲：你在骗我们吧？！既然仅仅是去看一趟父亲，为什么要对外公隐瞒实情？！

第二天穗子还在上最后一节课，母亲就来了。跟老师短短地交头接耳一阵，老师就提前放了穗子的学。穗子跟在母亲后面来到长途汽车站，看一眼候车室大钟。这时外公刚刚到达学校门口。他会站在隆冬里一个一个地看着从校门走出来的孩子。他会一直站在那里，心很笃定地等下课的孩子回家吃完午饭，又成群结队地上学去。外公会等的，会等到天暗了，放晚学的孩子们再次拥出校门。

她忽然对母亲说：“我的东西没带。”

母亲说：“我都替你拿了。喏，这是你的所有衣服，这是你的书、玩具。”

穗子本来没什么家当，值得带的母亲都替她拿了。穗子想，母亲贼似的偷了穗子所有的东西；在外公眼皮下，她连东西带人把穗子偷走了。

穗子说：“我还有十多个橘子呢。”

母亲笑了，说：“算了吧，那也叫橘子？那叫橘子化石！”

穗子心想：说得轻巧，你去给我买点橘子化石来。但她从来不跟母亲顶嘴；她从来没跟母亲熟到顶嘴的地步。她不吱声了。冬天无孔不入，钻透她的棉袄棉裤，最后钻到她脚心，凝聚在她十个脚趾头里。积淀了整个冬天的脚趾开始咬食穗子，穗子的知觉给咬得血迹斑驳。

母亲说：“车要来了，你去上个厕所吧。”她佝下身，替穗子挽起棉裤腿，又塞给穗子两张揉得很软的废稿纸。

穗子朝厕所走去。她在厕所门口停下来，回过头。母亲此时正以后脑勺对着她，在读墙上的时刻表。

穗子一直跑到一条巷子里，才明白自己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了。她干出野孩子的事来了。她跟闯了大祸的野孩子那样撒开腿、仰着脸飞跑。跑着跑着，她发现自己满脸汗水。跑得她真想上厕所，却绝不敢上，手心的两张废稿纸给团得更软和，跟她在多年后用的棉制手纸一模一样的软和。一路上遇见的所有厕所，穗子都一咬牙一别脸跑了过去。她跑到外公家门口时，一泡滚烫的尿灌入棉裤。于是外公看见傍晚中的穗子，热腾腾地冒着气。

穗子妈一个冬天都没给穗子写信。女儿让她心碎。她同女儿赌气：看你没有妈活不活得下去。穗子妈这种时候成了穗子的小女伴，平起平坐地跟穗子比赛，看谁先孬下来，谁先投降。穗子爸还是一礼拜给穗子写一封信，说冬天水结了冰，用炸药一炸可以炸许多鱼；下兔夹子能逮住许多野兔和刺猬；锯下一棵柳树，鸟巢里有几十个蛋，那些蛋煎成一个个袖珍荷包蛋，香得命也没有了。穗子的回信从来不对父亲的描述作任何应答。她觉得父亲对世界的态度变了，作为也变了，就知道去祸害，去消灭。之后，世界对于父亲，就剩下个吃。穗子当然不知道冬天对父亲的那群人，确实只剩个吃，因为整个空白的严冬，就是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穗子给父亲的信越来越短。她的常规生活没什么可说，而她的“地下生活”，跟他们说也白说。天下父母怎么可能懂他们的孩子呢？

竹林开始发春笋的时候，穗子揪了一冬天的心，慢慢放开。没人来麻烦外公，父母也没有来麻烦穗子。穗子自由自在穿着帮成底、底成帮的棉鞋到处忙，踩某家的煤球，偷某家的萝卜干，堵某家的下水道。人们还在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一个革命推翻另一个革命，大字报小字报，写多了大家也就写出字体来了，错别字也得到了公认。正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世界让穗子和她的伙伴们向往无字，向往字盲。

她们便常常去郊区的竹林。大片的竹林是大片的无字。穗子见最年长的女孩弯腰拔下一根竹笋：她双手握住露在地面上的笋尖，整个屁股悬空向后坐去，竹叶响起来，竹林跟着哆嗦了好一阵，笋子才给拔起来。大家很快效仿年长女孩，拔掉了所有露出地面的竹笋。近午饭时间，每个书包都装满了笋。年长的女孩把一张报纸铺在地上，又把所有的竹笋放上去。然后她指定一个女孩叫唤，像卖冰棍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很快就卖掉了所有竹笋，女孩们狂喜地分了赃，约定第二天再干同一桩勾当。

穗子这才明白，竹笋是世界上最难减除的东西之一，头天拔净了，来日又生一片。女孩们的生意越做越旺，心越来越狠：开始太幼小的笋她们是不忍心去拔的，但一周下来，她们摊上最小的笋只有手指粗，仅比手指长一点。这天她们进了竹林，正对那些初冒尖的笋下手，一个汉子突然笋子一样冒出来。他一把揪住年长的女孩，说：“你还偷上瘾了哩！”年长的女孩梳两只羊角，给他揪住一只。他对另一个女孩说：“来，过来，把你的小辫子给我。”他将几个女孩子的辫子束成一束，以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解下自己的皮带，悠着。他说：“不老实我抽死她。”

他就这样牵着一大把辫子往竹林深处走，也不管有的女孩是给他反着牵的，那样她只能脊梁当前胸，倒退着前进。谁倒着走踩了谁的脚，就出来哭腔的埋怨，汉子便说：“谁在吭气？”说着他狠狠往一根竹子上抽一皮带。竹冠连着竹冠，整个竹林都跟着疼，一齐挣扎扭摆。汉子牵不了所有女孩，岁数太小的，他就边吆喝边赶着走，放鸭似的。

年长女孩就在这时对穗子使了个眼色。

穗子和四个个头小的女孩给汉子赶得很好，乖乖朝竹林深处的小屋走去。她是看懂了年长女孩的眼色，却装着不懂。她觉得跟集体在一块死也认了。穗子跟全人类一样，都有同一种作为人的特点，那就是争取不孤立，争取跟大多数人同步，受罪享福，热热闹闹就好。她从爸爸最近开始的幸福日子里得到启示：甜头是所有人均分的苦头，幸运就是绝大多数人相加的不幸。

另一个女孩趁汉子不备，隐进竹林，逃了。汉子抬头看看竹林的梢部，女孩逃跑的路线马上清楚了。他随她去逃，只是更狠地抽着皮带。一棵笋子刚刚成竹，在皮带下断了。汉子说：“跑掉我就不认得你了？你们在这里偷我笋子，我天天看着哩！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我都晓得……”他的话让女孩们暗暗吃惊，离那么老远，他怎样察觉了她们？

到了小屋，汉子把女孩们赶进去，自己却在屋外。

他说：“卖了的钱，都给老子掏出来。”

女孩们自然是掏不出的。年长的女孩说：“叔叔，下次不敢了。”

“我是你妈的叔叔！”

女孩们一齐哭起来，说：“叔叔我们错了。”

“错了就行了？钱呐？”

“钱买了挂面。还买了奶粉，给弟弟喝。”年长的女孩说，“弟弟肝炎。”

“都有弟弟？都有肝炎？”

一个女孩壮壮胆说：“我们把钱交给奶奶了。”

汉子说：“叫你们奶奶把钱还回来，谁家奶奶还钱，我就放了谁。”

穗子看看站成一排的女孩，每个女孩面前的水泥地面上，都是一摊眼泪鼻涕。她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内奸，把大家全卖了：现在家长们都将知道她们的偷窃勾当了。孩子们跟家长们一样，在外面搞勾当普天下人都知道只要自己家里人不知道都还能接着混日子。穗子爸给人斗争、游街，谁看见只要穗子不看见就行，他还大致有脸面有尊严。穗子爸现在的幸福还在于，他笨拙丑陋地在水坝上干牛马活，女儿穗子反正看不见。

汉子拿出一把锁，把门锁上了。他走到窗子前，对女孩们说：“刚才你们不是跑了一个吗？她回去报信，你们的奶奶就会来领人了。”

另一个女孩哭着说：“我没有奶奶！”

“那就叫你舅舅来。”

汉子知道女孩们的父母是来不了的，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反正来不了。作为乡下汉子他不明白城里人的种种大事，但看看也知道这群女孩没有父母。她们身上有种可怕的气质，汉子只觉得那气质有些刁钻，有些赖皮，有些连乡下孩子身上都不见的荒野。

汉子两个胳膊肘搁在窗台上，上身倾进窗内。他说：“就是送钱来也赔不了我那些竹子。你们少说搞掉了我两千多根笋子，笋长成竹就是十几倍价钱，赔不起我？不要紧，我叫人去扛你们家的自行车，下你们大人的手表，搬你们的缝纫机、收音机。”

汉子在咬“手表”这类名词时，嘴和脸都有猛狠狠的快感。他一年吃不到四回荤，嚼这几个字眼就像嚼大肥肉，馋与解馋同时发生，那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馋，刹那间得到满足的同时，吊起了更深刻的古老不满。汉子的不满和满足更迭，使他的脸上固有的愁苦深化了。汉子认为所有城里人都有他上面提到的“三大件”，这“三大件”是他所理解的“富裕”的具体形象。他的困惑是城里人都有“三大件”，还在作什么？再作不是作怪、作孽又是什么？他看着这群女孩，心想她们的爹妈都是活得小命作痒了。他说：“一根竹子算你两块钱，你们差我四千块钱。你们的家长不赔我这些钱，你们就在这里头过端午吧。”

到了下午，女孩们喊成一片，说她们要解手。

汉子说：“解吧。”下午她们见逃跑的女孩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女孩们一时看不清来解救她们的人是谁家家长，因为他正和汉子在竹林里察看女孩们的罪迹。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女孩们知道汉子在勒索，而那位家长在杀价。

报信的女孩瞅了个空，跑到小屋前，对窗内小声说道：“你们完蛋了！穗子外公把你们交出去了，接受惩办！”

穗子外公跟汉子交谈着，头用力摇动。他们走出竹林，在屋子前面站住。外公胸前照例挂满勋章，一只脚实一只脚虚地站立，看上去大致是立正姿态。

外公看一眼屋内的女孩，对汉子说：“别跟我讲这么多废话，该关你就关，该揍你就揍，省得我们家长费事。”

汉子还在说一棵竹笋长成竹值两块钱的事。

外公说你是什么市价，现在到哪里拿两块钱能买到恁大一根竹子？少说四块钱！

汉子说：“还是老八路公道。”

外公说：“谁是老八路？我是老红军。”

汉子说：“是是是，老红军。”

“红军那阵子，拔老乡一个萝卜，也要在那坑里搁两分钱，掏老乡的鸡窝，掏到一个蛋，搁五分钱。我掏老乡鸡窝的时候，你大还‘虫虫虫虫飞’哩！”

汉子眼神变得水牛一样老实。

“拔多大一个萝卜你晓得？狗鸡根儿那么大。也是群众一针一线，也不能白拿。”

汉子给外公教育得十分服帖。

外公手指着屋内的女孩说：“她们拔掉两千根竹子，一根竹算它四块，那就是毛一万块钱。想叫她们爹妈赔钱那是做梦。所以我来跟你表个态度，你就关着她们吧。我代表她们爹妈表这个态度，你想关她们多久，就关她们多久，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女孩子中有人叫了一句：“什么老红军？老土匪……”

外公没听见，或者听不听见他都无所谓。他接着说：“不然你把她们交还给我们，我们还是一样，还是关。关在你这里，你放心，我们也省心。”

汉子认为这个挂满勋章的老人十分诚恳，也十分公允。但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说：“她们一天吃三餐，家长给我多少饭钱跟粮票呢？”

外公说：“坐大牢是大牢管饭。”

汉子说：“我哪有饭给她们吃？”

外公说：“再怎样她们也不犯饿饭罪，饭你总要给她们吃的。”

汉子一听，脸上黝黑的愁容成了通红的了。他说：“我家伢一人也是一张嘴，接起来比这根裤带还长！”他掂掂手上的牛皮带，“也要我喂！我没粮给她们吃！”

外公道：“那你什么意思？饿死她们？”

汉子马上掏出钥匙，开了锁，一面说：“我有米还不如喂几只鸡呢，还下蛋！”他驱瘟一样驱走十来个女孩，一边还晃着皮带：“再给我逮住，我抽脱你的皮！”

外公一声不响地领着女孩们往竹林外面走。大家知道外公不想麻烦自己，替人家教育孩子。他要把她们交给各家家长，按各家家规，该怎样算账就怎么算账。这正是女孩们最害怕的一点，事情一经别的家长转达，就变得更糟。她们开始甜言蜜语，说外公你真威风，戴那么多勋章天下无敌了！

外公没听见似的，一颠一颠往前走，走两步，往竹丛里一踢，出脚毒而短促。对他的奇怪动作，满腹心事的女孩们都顾不上深究。她们眼中的外公显得悠闲，因而他头颈的摆动看上去是种得意。

年长女孩说：“外公你要罚我们站，我们天天到你家后院来站，好吧？”她用力拽一把穗子，让她也服个软，好让老头不向学校和各家家长告状。但穗子不作声。每次穗子惹了事都变得十分坚贞。她若从吊在天花板的篮子里偷零嘴，被外公捉住她是绝不讨饶的。她不认错，外公就讲出那句最狠的话来：“我管不了你，我马上送你回你父母那里。”这话一讲出来，祖孙两人都伤心伤得木讷，会沉默许多天。穗子知道外公很快会讲出此话来伤她心了。她目光变得冰冷，暗暗地想，这回我要先发制人。一想到采取主动来伤害外公和自己，穗子的眼泪上来了。她看着外公走在最前面，双手背着，摇头晃脑；她要抢先讲这句绝情话，老人却是毫无防备。

所有女孩都说任外公罚：罚站、罚跪、罚搬煤饼，随便，外公的背也会笑的，外公的背影在笑她们徒劳，笑她们这群马屁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外公快要走出两里多长的竹林小径了。他停下来，仍背着双手，说：“笨蛋，做什么都要有窍门。偷竹笋，都像你们这样猪八戒，活该给人逮住、关班房。”外公打一个军事指挥手势，要她们沿小径走回去，捡他刚才踢断的笋。他说出偷竹笋的秘诀。竹笋在地下根连根，拔一棵笋，会牵动整个竹园，摇摆和声响能传到几里路以外，这就是她们遭了汉子埋伏的道理，他远远地顺着竹子的响动就摸过来了。但竹笋又比什么东西都脆嫩，一踢，它起根部折断，却闷声不响断在笋壳里，你只需再走一趟，沿途一根根拾那些折断的笋子就行。万一碰到人，谁也逮不到你的赃，一眼看上去，谁看得出你那么阴，不动声色把笋全毁在一层层的笋壳深部？

女孩们按外公说的，照原路走回去。走了半里路，拾的竹笋她们书包已盛不下了。她们对外公的景仰，顿时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原来外公是个精锐老贼，红军里原来什么高明人物都有。

穗子这时站在女孩们的群落之外。她见外公的目光在白色浓眉下朝她眨动一下。那是居功邀赏的目光，意思是，怎么样？我配做你外公吧？

就在穗子采来的竹笋经过腌制和晾晒，成了每天餐桌上一道主菜时，那个抄家头头完成了对外公的调查。他一直有更重大的事情去忙，抽不出身来处置外公这桩事。这天他突然有一个消闲的下午，便带领一群手下跑来了。他们不进门，黑压压站在门口。头头大声宣布有关穗子外公历史的重大疑点。根据他的调查，穗子的外公曾给李月扬做过副官，在一场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负伤，从此加入红军。但那场战斗中，红军的伤亡也很大，因此穗子外公便是一个手上沾满红军鲜血的白匪。头头没等穗子和外公反应过来，便一步上前，拉开抽屉，拎出那张别满勋章的绿毡子，他一手高举着绿毡子，对逐渐围上来的邻居说：“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功勋章，充其量是来路不明的我军的纪念章。所以他所谓的‘战功’，是第一大谎言！其余的谎言更荒谬！这两个，是德国纳粹军人的奖章！”

外公说：“你奶奶的，你才谎言！哪个不是老子打仗打来的？”

头头说：“打仗，要看打什么仗……”

外公拍拍桌子：“日你奶奶，你说是什么仗？收复东三省是谎？打过鸭绿江是你奶奶的谎……”

头头不理外公，晃着手上的绿毡子，大声说：“今天，我们揭开了一个伪装成‘老英雄’的敌人，一个老白匪！”

邻居中有人搬了把椅子，头头便一脚站上去。所有金属徽章在他手里响成一片。他的手势非常舞台化，指在外公头上说：“这个老匪兵，欠了革命的血债，还招摇撞骗，伪装成英雄，多少年来，骗取我们的信任和尊敬。”

外公的白眉毛一根根竖起，头不屈地摇颤，他忽然看见不远处谁家做煤球做了一半，大半盆和了水与黄泥的稀煤搁在廊檐下。人们只见一道乌黑弧光，从人群外划向那头头，外公的矫健和头头的泰然都十分精彩，人群“欧”地哄起来。头头不理会自己已成了一个人形煤球，手指仍然指住外公：“大家记住这个老白匪，不要让他继续行骗。”

头头的几个手下把外公摁住。外公声音已完全嘶哑，他说：“我的‘残废证’是假的？！我身上鬼子留的枪伤，是假的？日你二爷！”

邻居们打来水让头头洗浑身的煤。他们大声地招呼着他，一下子跟他自家人起来。人们把外公推进屋里。外公说：“你们找黄副省长打听打听，有没有我这个部下！”

邻居中一人说：“黄副省长死了七八年了。”

他们把外公拦在门内。随便外公说什么，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相互对视一眼。他们要外公明白，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从陌生进展为熟识，从熟识向陌生，同样是正常进展。这段经历在穗子多年后来看，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所有人都在那天成了生人。这天之后，有的保姆哄孩子时说：“再哭那个老白匪来了。”那天之后的一个午睡时分，嗡嗡叫的苍蝇引来一个换麦芽糖的。穗子拿了牙膏皮出去交易，见她曾经熟识的女孩们为一大把徽章在同贩子扯皮，贩子说那两个德国徽章不是铜的，换不了麦芽糖。

穗子不清楚外公的残废军人津贴是不是从那天开始停发的。她在那个夏天给父母写了信，说她非常想他们，还说那次伤母亲的心，她一直为此不安。穗子在这个暑假跟父母的通信中，一个字都不提外公，但父母还是知道了外公的特殊食品供应已中断了。

穗子父母决定领走女儿。他们跟穗子私下里长谈了几次，要穗子深明大义，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他们说长期以来他们被迫跟女儿骨肉分离，穗子和他们一样，感情上的损失很大。现在是弥补这些损失的时候了。母亲说：“我们太软弱了，让自己孩子给一个不相干的老头做伴。而且是历史不清不白的一个不相干老头！”

听到“不相干”，穗子两眼混乱地看着母亲。

母亲说：“外婆不在了，老头就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了，明白吗？”她的两只手掌把穗子的右手夹在中间，手掌上有几颗微突的老茧。

穗子爸说：“我们女儿跟我们一样，心是最软的，就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一个老头，她也不肯欺负他。穗子，爸爸最了解你了，对不对？”

长谈进行到天黑。穗子爸和穗子妈跟穗子咬耳朵：“去换换衣服，悄悄出来，外公要问，就说出去跟小朋友玩。爸妈带你出去吃好的。”

穗子跟在父母后面，进了一家小馆子，里面卖发面煎包和骨头汤。汤上面的葱花沾一层灰褐色油污。穗子喝着喝着，突然停下来，从大碗的沿上瞟一眼母亲，见她正跟父亲递眼色，眼色里有一个奇怪的笑意。穗子顿时验证了自己的感觉，父母一直在盯她，在挑她毛病。她每喝一口汤，张嘴发出“哈”的一声，两人就飞快一对视，意思是，看见了吧？她一举一止都带着那老头的毛病。她喝汤张嘴哈气的恶习难道不是跟老头一模一样？再看她那双手，捧着碗底，活活就是一双农夫的手。这样的手将来怎么去琴棋书画？在食物面前，这张脸还算得上矜持，而表情却全在她目光里，目光急不可待，不仅对自己盘内的东西有着过分的胃口，对别人盘中和嘴里的东西，格外是食欲中烧。在父母眼里，穗子的目光向小食店各个桌扑去，抢夺各个盘子里的食物，那目光分泌着充足的涎水，生猛地咬食和咀嚼，一口未完成又咬一口，来不及吞咽就开始下一轮咀嚼，上气不接下气，噎得直痉挛也不在乎。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说：“穗子，别人吃东西你不要去看。”

父亲解围地说：“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不都这样，”母亲抢白，“我最不喜欢眼睛特别馋的孩子。老头把零嘴吊在天花板上，她的馋都是那样给逗出来的。”

穗子把从各桌收回的目光落定在油荤极重的桌上。正如这里的食品都有股木头味，这里的桌子全是肉味。五六只苍蝇在桌面上挪着碎步，进进，退退，搓搓手。母亲边说话边舞动指尖，连她赶苍蝇的动作都透着某种教化。她跟父亲说：“老头叫穗子说她自己‘我是个小猪八戒’，他才肯拿零嘴给她！”

穗子说：“我没有！”

母亲却看不见她陡然通红的脸。她说：“怎么没有？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老头站在板凳上，手从竹篮里够出个核桃，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个小猪八戒？’……”

穗子大声说：“不是核桃！”

“那是什么？”

“我已经好几年没吃过核桃了！”

“好了，你嗓子轻一点。”母亲说着，迅速看一眼昏暗的小食店。“是不是核桃，无关紧要，反正老头就这么叫你自己说自己是个小猪八戒。”

“从来没有说过！”穗子说，嗓音仍轻不下去。

“你听她的嗓门！”穗子妈对穗子爸说。她又转脸来对女儿说：“我明明看见了。外公不是说‘叫一声好外公’，就是说‘以后还淘不淘气呀’，你说‘不淘了’，他才给你一口吃的。”

穗子瞪着母亲。她感觉眼泪痒而热，在眼底爬动。

母亲说：“这有什么？妈妈不是批评你，是说老头儿不该这样对你。你又不是小猫小狗，给点吃的就玩把戏。”

“可是我没说！”穗子哽咽起来。

“我明明听到的。小孩子不要动不动就耍赖！”

穗子想到她半岁时挨了母亲那两脚。她此刻完全能理解母亲，她也认为自己非常讨厌，就欠踢。穗子猛烈地抽泣。

母亲说：“不是穗子自己想说，是老头儿教你说的，对吧？”

“……嗯。”

母亲拿出香喷喷的手帕，手很重、动作很嫌弃地为穗子擦泪。穗子脸蛋上的皮肉不断给扯老远，再弹回。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这认识让穗子心碎。外公用体温为她焐被窝，外公背着她去上学，不时往路面上吐口唾沫，这些理亏的实情都让穗子痛心，为外公失去穗子的合理性而痛心。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明确告诉穗子，外公是一个外人。

当然，母亲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外公的历史疑案以及伪功勋章。母亲也掌握了穗子与朋友们偷盗竹笋的风波，她不再嫌弃女儿，而是对女儿恶心了。当母亲把后两者摆在父亲和穗子面前，作为结论性证据时，穗子哑口无言。

她答应了父母的要求。这要求很简单，就是亲口对外公说：“外公，我想去和爸妈一块生活。”但穗子妈和穗子爸没料到，穗子临场叛变。下面的一个星期里，无论父母给她怎样的眼风，怎么以耳语催促她，她都装傻，顽固地沉默。

外公这天傍晚摘下后院的丝瓜，又掏出咸蛋，剪下几截咸鱼，放在米饭上蒸。这样的晚餐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是丰盛的。穗子妈在餐桌下一再踢穗子的脚，穗子的脚一躲再躲。外公却开口了。外公说：“你们夫妻俩的心思我有数，我知道你们良心喂了狗，不过我都原谅。现在哪里的人不把良心去喂狗？不去喂狗，良心也随屎拉出去了。”

穗子爸、妈脸红一阵，白一阵。

外公把咸蛋黄搛到穗子碗里，自己吃咸蛋白，穗子妈说：“光吃蛋黄，还得了？”

外公说：“那是她福分。你要想吃，我还没得给你吃呢。穗子，你吃，跟外公有一日福享，就享。明个你走了，一个蛋就是没蛋白，净蛋黄，外公吃了，有什么口味？”

穗子听到此处，明白外公从头到尾全清楚。

以后的几天，穗子妈开始忙，忙着给穗子办转学手续，翻晒冬衣，打理行李。穗子坚持不带棉袄，说棉袄全小了，穿不下了。然后她悄悄指着那些棉袄对外公说：“外公，你看我棉衣都没带走，我还要回来的。”

老头想点头，但他头颈的残疾让他摇头摇得很有力。他站上木凳，伸手取下那些高高悬起的竹篮。存货不多了，有半条云片糕，里面的果仁全哈了；还有一些板栗，多半也是霉了和虫蛀的。最后的就是西瓜子了。外公一夏天收集了至少五斤西瓜子，洗净风干，又加了五香和盐炒制，再用湿沙去掺，让瓜子回潮，嗑起来不会碎成渣子。外公筛去沙，穗子把瓜子装进一只只报纸糊成的口袋。祖孙俩无言无语地配合，穗子父母看见，赶紧避开眼光，有些不忍，又有些妒忌。

外公把地上的沙扫成一堆，穗子拿只簸箕来，撮了沙子。穗子蹲在地上，扭脸看着外公长长的白眉毛几乎盖住眼睛。穗子说：“外公你坐过火车吗？”

外公说：“还没有，外公是土包子啊。”

穗子说：“坐火车比坐汽车快。坐火车，三个钟头就够了。”

外公说：“才三个钟头。”他不问“够”什么了。因为他懂穗子指的是什么：坐三小时火车就可以让祖孙二人团圆了。

在穗子跟她的父母离去前一天，外公杀掉了最后两只母鸡。外公把鸡盛在一个大瓦盆里，端到餐桌上，就动手扳鸡腿。穗子妈一看就急了，说：“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嘛？”

“你放心，”外公说，“我不会给你吃。”他并不看穗子妈，把扳下的鸡腿按在穗子米饭中。穗子拔出鸡腿，杵进外公碗里。一老一少打架了，鸡腿在空中来来往往。穗子恼了，瞪着外公。外公却微微一笑说：“以后外公天天吃鸡腿。”

穗子更恼了，筷子压住外公的碗，不准老头再动。

外公说：“穗子，你以后大起来，打只麻雀，外公也吃腿，好吧？”他看看外孙女被劝住了，便笑眯眯地将那只鸡腿夹回穗子碗里。

在穗子爸、妈看，老头和女孩这场打闹，只证明他们的原始、土气、愚昧，以及那蠢里蠢气的亲密之情。再有，就是穷气，拿吃来寄托和表现情谊，就证明吃的重要，亦就同时证明吃的匮乏。

外公的确没有表现太多的对于穗子的不舍，所有不舍，就是个吃。他在春天买到的那批鱼，现在全以线绳吊在屋檐下，尽管生了蛆虫，但外公说那是好蛆虫，是鱼肉养出来的，刷洗掉，鱼肉还是上好的。他把所有鱼洗净后，塞进穗子妈的大旅行包。穗子妈直跺脚说：“不要了不要了！”

外公说：“我给你了吗？我给穗子的。”

穗子妈对穗子说：“你说，外公你留着鱼吃吧。”

穗子尚未及开口，外公说：“外公有的吃。穗子走了，一条鱼就是没有刺，尽是肉，外公一个人吃，有什么吃头。”

穗子妈叹口气说：“你看你把她惯得！”

外公说：“我还能活几天惯她呀？再说她这回走了，我也看不见，护不住了。她就是去挨高跟皮鞋踢，我也看不见了。”

穗子妈说：“什么高跟鞋？谁还有高跟皮鞋？”

外公说：“没高跟鞋，穗子就挨解放球鞋踢。挨什么我反正眼不见为净。”

他把最后一条咸干鱼塞进包内。那是一种奇怪的鱼，穗子长到此时第一次见到，它们没有鳞，大大的眼睛占据半个脸，有个鼻尖和下撇的嘴唇。这使它们看去像长了人面，长了坏脾气、好心眼的老人。

在和外公分开的那些日子，穗子非常意外地发现，自己很少想念老人。偶尔想到，她就想到外公披挂一堆不相干的金属徽章，一拍胸脯就“叮当”作响，一想到这个形象，她就紧张、懊悔。假如外公不那么彻底地文盲，他就不会那样愚弄人和他自己。穗子紧张是为了外公，他险些就隐藏下来了，少抛头露面一些，外公或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也就不会太拿他当真，去翻他的老底。这时想起来，那些大大小小的伪勋章让少年的穗子无地自容。她把外公填在自己入团表格的亲属栏中，想了想，又将他涂掉。

后来，穗子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填此类表格，她再不把外公填进去了。

她回到那个城市，听人说起外公，他想恢复残废津贴，抓着有关或无关的人吵闹，说他的外孙女穗子是个了得人物，不信去打听打听，她就在某大首长手下，跟某大首长一打招呼，你们这些王八羔子就得拉出去毙掉。他对所有不给他报销医药费、扣发他薪水、请他吃闭门羹的人都说：“你连穗子都不晓得？打听打听去！天下她就我一个亲骨肉。她一尺三寸长就跟了我，我把她养大的！”老人最后给撵到一间旧房里，房漏得厉害，他打上门去闹，人家说再闹铐起来。他说：“敢！我外孙女是哪个，你打听打听，她跟某大首长熟得很，首长有次微服私访，看见一个军官坐三轮，解放军军官坐三轮，军法不容，叫他下来，他不认得穿便衣的首长，不下，首长抬手就给他一枪，毙啦！我穗子就跟在这个首长手下……”

穗子听说老人病了，本想在那次探亲中看看他。听了这些话，拉倒了。老人的病重起来，得的据说是骨癌。一次穗子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别人以外公口气写的，上面称“小穗子我的伢”。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穗子寄些钱给他。他说病不碍大事，就是疼得不轻，夜里一夜整到明。有种进口止疼药，说是一吃就灵，若穗子手头宽裕，寄些钱，好托人去买这种药。

当时穗子没什么钱。她一月薪水用不到月底，零嘴也戒掉了。她只在信封里夹了两张十元票。不多久，听母亲说，外公故去了。老人没有一个亲人，他的亲属栏里只填了一个人名字，当然是穗子。

角儿朱依锦

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唉”的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闭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个“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儿。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就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张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抬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就飞快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打倒。谁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哎，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着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鬏鬏。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颗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肩膀上背一根绳子，绳子拴一辆平板车。一会儿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儿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扇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说不定。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革”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被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双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儿，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被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被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五十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被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那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里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 ——百——粒！”

“哎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扇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不知朱阿姨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后来我发现这医院还真有“自杀科”。所有给塞在楼道里的床上都插着小牌子，在“病因”这一格填有“畏罪自杀”。每一层楼，不管内科外科，都有几张这样的床。自杀科的病员都是自杀到一半给人发现的。有的是杀得不够“稳、准、狠”，有的一杀就怕了，赶紧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点，两个男小将来提审她，她刚把肚子胀鼓鼓塞满安眠药，他们就到了，两个药瓶子还在桌上轻轻滚动。

我上到六楼，就看到许多人站在过道里吃饭。有几个架着双拐，很困难地站在那里。这一层楼不该有架拐的，骨科在一楼。我从这些人的缝里挤着，看见女厕所对面有张床，床上是一丝不挂的朱阿姨。

我才晓得，那些架双拐的人怎么爬得动六层楼。

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正在抢救朱阿姨。护士不比我老多少，在朱阿姨手上扎一针，没血；又扎一针，还没血。那男医生嘴里哄她：“不要慌，慢慢来，在护校不是老拿橡皮来扎吗？把她当橡皮就不紧张了……”

我叹了一口气。朱阿姨的脸这些人平时也看不到的，别说她光溜溜的身子。我已挤到最前面，回头看看朱阿姨现在的观众。我的脊梁太小，什么也不能为朱阿姨遮挡。

朱阿姨这下子全没了板眼，怎么摆布怎么顺从。她眼倒是睁着，只看着天花板上的黑蜘蛛网。针怎么扎她的皮肉，她都不眨眼。

护士医生做完了事，把一条白布单盖在朱阿姨的白身子上。就像大幕关上了，观众散戏一样，周围的人缩缩颈子，松松眼皮，咂咂嘴巴，慢慢走开了。

我跑进护士值班室。一个老护士在打毛线。

我叫唤：“哎，要床棉被！”

护士说：“谁要？”

“天好冷怎么不给人家盖被子？”

“你这个小鬼头哪来的？出去！”她凶得很。

“就一条薄被单……”我跟她比着凶。我想好了：只要她来拖我我就踢翻那个大痰盂。“为什么不给人家穿衣服？”

老护士的毛线脱针了，顾不上来拖我。她一面穿针脚一面说：“穿什么衣服？浑身都插着管子你没长眼……她知道什么？她是棵大白菜了你晓得吧？不晓得冷的，不晓得羞的……”

“大白菜也晓得冷！也晓得羞！”我说。

那男医生这时出来了，看看我，手上尽是肥皂泡。他那手碰了朱阿姨，他倒要用那么多肥皂！他对我笑笑说：“她是你妈？”

“是你妈！”我说。

我最后还是把他们闹烦了，扔出一条被子来。

我给朱阿姨盖严了。我坐在她床沿上睡了一小觉，醒来见被子给撩在一边。朱阿姨还是又冷又羞地躺在橡皮管道的网里。

韦志远听着听着把头低下来。

我讲着讲着就看不见他的脸，只看见他头顶那个白得发蓝的发旋。那个圆圆的漩涡白得发蓝，我忍不住想伸出手指去碰它。他的耳朵也很好看，又小又薄，一点都不奇形怪状，耳朵里有一层灰尘。

我说：“哎，韦志远。”

他不理我。

我又说：“朱阿姨可能不会死的。他们说过几天她可能会醒过来的。革命小将说了，她一醒过来，他们会把她和别人关在一块，她就不会吃安眠药了。”

他还是不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我。其实他从来都不怎么理任何人。有人说大清早天不亮，听见男厕所里有人唱戏，都唱男女对唱的段子：男腔他就唱，女腔他哼胡琴伴奏。跑进去，看见唱戏这个人是韦志远。他蹲在茅坑上，唱得好感动，眼圈都红了。

其实韦志远人在看门，心里根本不在看门。有次他拿了一大摞厚纸到我家，说他写了个戏，是写给朱阿姨唱的，请我爸给指教。他走了，我爸把那一摞纸往床下一塞。他床下面塞满稿子，老鼠没啃完旧的，新的又塞进来了。只要人家向我爸讨还稿子，我爸就会猛一拍人家肩膀说：“他妈的写得真不赖！好好干，再改它几稿！”人家一听就开心了，哪怕我爸用他的稿子揩屁股他也不计较了。

韦志远不同，一个礼拜后他又来用手指“嗒嗒嗒”弹我家门。我爸拔上鞋后跟就要出去。韦志远脸洗得白白的，站在门口。我爸说：“谁来的电话？”韦志远说：“不是……”我爸说：“挂号信？”韦志远笑笑说：“您叫我过几天来的。我的剧本……”

我爸来不及耍花招了，说：“哦……我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下个礼拜怎么样？我跟你好好谈，啊？”

韦志远还不走，问：“几点？”

我爸不耐烦地说：“几点都行，几点都行！”

我爸关上门就说：“这种人也想写剧本！这种人也想写剧本给朱依锦唱……”他像牙疼一样咧着嘴。他只好到床下又扒又刨，扒出一摞稿子，四周给老鼠啃成了邮票的锯齿边，他手拍拍上面黑麻麻的老鼠屎，说：“他也写剧本，我就能做女人生孩子了！”

我爸刚泡了茶，点了烟要看韦志远的稿，李叔叔抱着棋盒，拎着棋盘进来了。那时李叔叔还没想到半年后自己会从和平鸽上跳下来肝脑涂地。

第二个星期韦志远又来了。听见他“嗒嗒嗒”地弹门，我爸赶紧套上我妈搬煤的脏手套，门一开就对韦志远说：“你看你看！正在搬煤饼……”韦志远一声不响照我爸的意思把煤饼从我家厨房一块块搬到晾台上，白脸让汗淌黑了。我爸对他说：“下礼拜吧？今天我累了。”

韦志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也来了，把我爸救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韦志远的。我已经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但我跟韦志远还是有话说的。我把许多秘密告诉了他。比如，我下雨天总要跑到菜场去捡硬币。因为下雨天硬币落在地上人家听不见。我存了许多硬币，有时我妈会问我借，我催她还我，她就很赖皮地笑：“借你小钱，将来还你大钱！”大人在向小孩借钱时的面孔非常、非常地有趣。有时我就是为了看一下我妈那样有趣的面孔而慷慨地把钱借给她的。

朱阿姨在医院住了三天了，还是老样子：多半时间是安静躺着，偶然乱动一阵子，把我给她遮盖得很好的棉被踢开。我从家里搬了一把小折叠椅，坐在她床边。大家来看她的身体，一看见我瞪眼坐在那里，也不大好意思了。我很少上厕所，憋得气也短了，两腿拧成麻花才去。因为每次上厕所回来，朱阿姨的身子总是给亮在那里。我也尽量不睡觉，除了觉睡我，那是没办法的事。有回睡得脑子不清爽，看见那个电工走到床边，他看我头歪眼合像个瘟鸡，就假装嘴巴一松，把香烟头掉落在朱阿姨被子上。他马上装出慌手乱脚的样子去拍打被子，生怕烟屁股把朱阿姨点着似的用手在朱阿姨身上扑上扑下。棉被还就是给他拍打不掉。他干脆抓起棉被来抖，好像要把火灾的危险抖抖干净。他眼睛一落在朱阿姨的身体上，手就僵住了。这个又瘦又白的身体天天都在缩小、干掉，两条甩水袖的胳膊开始发皱了，胸脯又薄又扁，一根鲜艳刺眼的橘黄色橡皮管不知从哪儿绕上来。电工动也不动，只有脖子上的大橄榄核在乱动。不知他认为朱阿姨的身体是太难看，还是太好看了。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她过去的多姿都没了，过去的飞舞都停止了……

电工听见我这边有响动，回头看，见我脸上淌满眼泪。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妈到医院来捉拿我。我不回去。

“你爸从牛棚放出来过年了！”妈不敢大声，又使着劲，所以挤眉弄眼的。

我说我要守着朱阿姨。有这么多的人要来掀朱阿姨的被子，守还守不住，怎么可以走开呢？

妈说：“已经五天了，她不会好转过来了！”

我说我不能把朱阿姨留给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原先是不配看朱阿姨的脸的。

妈看着我又脏又倔强的脸，过了好一阵说：“朱阿姨好转过来，回到戏台上照样出名，才不会记得你呢！”

等朱阿姨醒来，头一句话我要跟她讲的，就是：“千万别回戏台了。”

妈决定不跟我啰嗦，上来扯起我就走。她那冷冷的、软和的雪花膏气味让我感到好亲、好亲。我回头看一眼朱阿姨，她还在脏棉被下很惨很惨地躺着。我突然双手抱紧我妈的手，全世界只有这只带雪花膏气味的手是干净的，被这只手拉着是安全的、幸运的。

我牵着妈的手回到了家。爸成了个老农民，直眉瞪眼地把下巴颏放在桌沿上，喝稀饭。他和妈问我什么我都不响。看守了朱阿姨五天五夜，我已变成个更不响的人了。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吸滚烫的稀饭，刚出芽的门牙给稀饭烫得发痛。

我只想去跟一个人讲话。韦志远。他不在那张板凳上坐着了，不知去了哪里。一个磨剪子镪菜刀的河南人东唱一声西唱一声地走进大门。

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朱阿姨的床空了，氧气瓶还斜躺在那里。曾经在她身体里有进有出的一堆管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输液架上吊着的大小瓶子中都剩些药水，一个气泡也不冒了，成了死水。

我撞开护士值班室的门。这回是个年轻护士，也在打毛线，两根眉毛向额头上挑着，揪着眼皮，不然眼皮无论如何是要合到一块了。

我问她朱阿姨去了哪里。

她眼一大，又小回去。手上针脚一点不错地告诉我：除夕医院人手少，病员也都准许回家过年了，不晓得谁乘机跑来，把朱依锦的氧气管拔了，把所有的管子、针头全拔了。

“那朱阿姨呢？”我脑子轰隆隆响，自己讲话自己也听不清。

“死了呗。”

我瞪着眼看着护士。

“那还不死？”护士伸个懒腰。

“谁拔的？”我半天才问。

“我怎么会晓得？哎，你把门关上！这点暖气还不够你往外放……看着我做什么？告诉你她死了嘛！”

朱阿姨死了。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楼梯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观众也没有了。真的是散了戏。我觉得我很瞌睡。

清早我去找韦志远。那张板凳还是空着。我踩着死竹叶穿过死竹林，去敲他那猪圈宿舍的门。韦志远把门从里面闩住，敲得我手指骨头都快碎了，门才开条缝。门缝里是韦志远和平鸽一样的脸，斗鸡眼不看我，看我的背后。

我跟他说有人把朱阿姨害死了。他说他知道了。他不像一清早刚爬起床的人带一股臭烘烘的暖气。他冰冷地清醒。

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

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止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捆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够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

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够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

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

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时，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

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张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

黑影

我直到现在还会梦见那回字形院子。院子之所以成回字形，很简单，因为一座房在中央，院墙几乎等距离地给房四周留出了空地。我记得黑影来到这个院落的时候，这家人房檐下吊的腊肉、腌猪头、咸板鸭都只剩了一根根油腻的绳子，结了油腻腻的灰垢，空空地垂荡。

穗子在一个四月的早晨站在这些肥腻灰垢的绳子下刷牙。她不知道再过几分钟黑影就要到来，给她带来一个创伤性的有关童年的故事。在黑影到来前，我们还有时间来看看这个叫穗子的女孩的处境：穗子的父亲在半年前被停发了薪水，她给母亲送到外公家来混些好饭，长些个头。穗子在半年里吃的米饭都是铺垫在腌肉腌鸭下蒸熟的。她吃到最后一个鸭头的时候，有了个重大发现：如果把骨头嚼烂，那里面会出来一股极妙的鲜美。

现在黑影还有几十秒钟就要出场。穗子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地涮着喉咙深处，把她昨天晚上从鸭头骨髓中提炼的绝妙鲜美彻底涤荡掉了。她低下头把嘴里的水吐进阳沟。她从来想不通为什么外公把别人叫做“阴沟”的沟称为“阳沟”。就在她玩味“阴沟阳沟”时，一小团黑东西落在了沟底。穗子见了鬼一样尖声叫起来。

外公跑出来，看着那团动弹不已的黑玩意在穗子吐的白牙膏沫里。外公说：“我日他奶奶，还不跌死了？！”他蹲下来，浑身骨节嚼豆一样地响。然后穗子一步一步走近，看外公手里拎了一只全身漆黑的小猫。

多年后穗子认为她其实看见了幽灵似的黑影在屋檐破洞口一脚踩失的刹那，同时是一声阴曹地府的长啸，四寸长的黑影在屋檐和阳沟之间打了个垂直的黑闪。

外公拎着凶恶的黑猫崽，胳膊尽量伸长，好躲它远些。他伸出左臂，样子像要护住穗子，或阻止穗子近前。外公告诉穗子，这是一只名贵的野猫，至少八代以上没跟家猫有染过。“你看它的爪子，根根指甲都是小镰刀，给你一下就是五道血槽子。”外公拎着四只爪子伸向四面八方的野猫崽，同穗子都没了主意，都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穗子刚刚想说：把它扔回沟里去吧。但她突然看见了它那双琥珀眼睛，纯粹的琥珀，美丽而冷傲。她说：“它是我的猫。”

外公很愁地看着这小野物黑螃蟹一样张牙舞爪，说：“起码再养它八代，才能把它养成一只猫。看它野得——是只小兽。”

外公说是这样说，已进屋找出条麻绳，让穗子按他的指导打个活结。他右手使劲掐紧猫后颈的皮，扯得那张嘴露出嫩红的牙床，上面的牙齿刚刚萌出，细小如食肉的鱼类。外公抽个冷子抓住它两只狂舞的前爪，叫穗子赶紧把绳子的活结套在它一只后爪上。小野猫叫出了真正的野兽嗓门。穗子没有听过狼嗥，她想那也不会比这叫声更荒野、更凄烈。

穗子将麻绳的一头系在八仙桌腿上。八仙桌上有个瓷罗汉，那天傍晚被这只小野猫弄砸了。它一刻不停地向各个方向挣扎，终于拖着八仙桌移动了半尺远，罗汉就是那时分倾倒，滚落到地上的。

外公说：“扔出去扔出去，这么野的东西谁喂得熟？”他躲着小野猫，去捡罗汉的碎瓷片。穗子知道外公不会违拗她，真的把它扔出去。

晚饭前，外公在垃圾箱里找到一些鱼内脏。他用张报纸把鱼内脏兜回来，用水冲洗干净，放在罐头盒里煮。他把拌了鱼内脏的粥搁到小野猫面前，它却看也不看，直着喉咙、闭着眼，一声接一声地嗥。第三天晚上，它嗥得只剩一口气了。那盘鱼内脏粥仍是不曾动过。外公食指点着它说：“日你奶奶，明天早上我耳根子就清净了——看你能嗥过今晚不。”

穗子知道外公是嘴上硬，心里和她一样为这样绝不变节的一只幼兽感动。半夜时分，她悄悄跑到它跟前。它愣了一瞬，两个瑰宝大眼黄澄澄地瞪着她。它看出她是人类中幼小脆弱的一员，野性也尚未退尽，尚未完全给那混账人类驯化。它见她渐渐降低自己，变成与它同一地平线。她的脸正对着它的，她的四肢趴的姿态也与它相仿。它不再叫了。就这样朝着她叫有些令它难为情。它弓着后背，开始一步步后退，退到桌下的阴影里。她不再看得清它，只看见黑暗中有团更浓的黑暗，上端一对闪光的琥珀。

她取来一把剪刀，剪断了拴它的麻绳。然后她关紧所有的窗，退出了它的屋。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她听到它的屋有了种奇特的宁静。她走过去，如同揭一块伤口上敷的绷带那样一点点推开门。小野猫不见了。盘子里的粥也消失了。所有的窗纸被撕得一条一缕。

外公顿着足说：“你怎么能把绳子给它剪了呢？那它还不跑？！”

穗子想，它怎么可能跑呢？这屋明明森严壁垒。她开始挪所有的桌、椅、柜子。挪不动的，她便用扫帚柄去捅，每个缝隙，再窄，她都要从一头捅到另一头。

外公说：“它是活的，又那么野，你这样捅它，它早蹿出来了！”

穗子想，难道它就化在黑暗里了？她浑身沾满绒毛般的尘垢，鼻子完全是黑的。她就那样四爪着地，眼睛瞪着大床下所有旧纸箱木箱之间、陈年累积的黑暗。

她唤道：“黑影、黑影！”

外公问：“谁个是黑影？”

她没心情来答理外公，只是伸出右手，搔动污黑的手指。她说：“我知道你就在这里头。”穗子不知凭了什么认为小黑猫崽有种高贵的品性，不会偷偷饱餐一顿，抹嘴就跑的。

第五个夜晚，穗子在外婆的床上睡了。外婆去世后，那张床往往用来晾萝卜干——天一阴外公就把院子里挂的一串串萝卜干收回来，铺在外婆的大床上。这夜穗子躺在幽远的外婆的气息和亲近的萝卜干气息里，扛着越来越重的睡眠。这时，她听见床下的黑暗苏醒了。

月光从褴褛的窗纸间进入这屋。穗子听见很远的地方，一只猫在哭喊。床下的动静大了起来，随后，那只小小的野兽走到月光里。它坐下来，微仰起脸，远处那只猫哭喊一声，它两个耳尖便微微一颤。

穗子下巴枕在两个手背上，看它一步一步走到门边，伸出两个前爪，扒了几下门。它动作没有多大力气，因为它心里没怀多大希望。穗子明白了，它前几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它在母亲叫喊它时拼命地回应。它不知道母亲不可能听见它那早已破碎的喉咙。第四夜，它发现自己被松了绑，对那个开释它的人类幼崽的感激使它险些变节。但它毕竟没辜负它的纯粹血统，开始往每一扇窗子上蹿。它错误地估计了这种叫做玻璃的物质之牢固程度。它在蹿到奄奄一息时，绝望已趋彻底。

此刻它衰弱地走动着，想看看这座牢笼有多大。穗子气都不出地看着它。它可真黑，相比之下夜色的黑就浅多了，远不如它黑得绝对。它缓缓地踱来踱去，以动物园老虎的无奈步伐和冷傲态度。它不知道自己在穗子的观察中活动，因此它自在至极；伸出前爪刨了刨地上一颗花生，发现这事能解些闷，便左一下右一下地攻击起花生来。穗子从没见过比它动作更矫健的活物，它细长的身体和四肢轻盈得简直就是个影子。

穗子想，是时候了。她轻轻地起身，下床。黑影向后一闪，盯着这个人类幼崽，看她想干什么。她一步一步向它走去，把自己作为它的猎物那样，浑身都是放弃。在她离它只有两步时，它“刷”地一下弓起了背，四寸长的身躯形成一道完好的拱门。尾巴的毛全奓起来。六岁半的穗子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敌意。这袖珍猛兽真的要猎获她似的咧开嘴。

穗子一动也不动，让它相信她做它猎物的甘愿。

它想，她再敢动一动，它就蹿起来给她两爪子，能把她撕成什么样就撕成什么样。但它身体的弦慢慢松了些，因为它看出来她是做好了打算给它撕的。

穗子看它脊梁的拱形塌了下去，尾巴也细了不少。然后它转开脸，向旁边的椅子一跃，又向桌子一跃，最后在大床的架子上站住了。这时它便和穗子的高度相差不多了。

穗子觉得它刚才的三级跳高不属于一只猫的动作，而属于鸟类，只是那对翅膀是不可视的。她想，拿曾见过的所有的猫和它相比，都只能算业余猫。她在碗柜里找到两块玉米面掺白面做成的馒头，然后把它揪成小块放在盘子里。她并不唤它来吃，只把盘子搁在地上，便上床睡去了。早晨起来，盘子干净得像洗过一样。

第二个月黑影偶尔会露露面了。太阳好的时候，它会在有太阳的窗台上打个盹。但只要穗子有进一步的亲和态度，它立刻会拱背收腹，两眼凶光，咧开嘴“呵”的一声。它不讨好谁，也不需要谁讨好它。

外公觉得黑影靠不住，只要野猫来勾引它，它一定会再次落草。虽然它才只有两个月的年龄，在窗台上看外面树枝上落的麻雀时，琥珀大眼里已充满噬血的欲望。它对外公辛辛苦苦从垃圾箱里翻拣出来的鱼杂碎越来越没胃口，时常只凑上去闻闻，然后鄙夷地用鼻子对那腥臭烘烘的玩意啐一下，便懒洋洋钻到床下去了。

外公说：“日你奶奶的，我还没有荤腥吃呢。”

黑影一般在饿得两眼发黑，连一个乒乓球都拨拉不动的时候才会去吃那污糟糟的鱼肚杂。因为黑影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床下各个夹缝里，所以不久穗子就发现许多东西失而复得：外婆曾经织毛衣丢失的毛线团子，穗子三岁时拍过的两个花皮球，四岁时踢的一串彩色纽扣，五岁时玩的一个胶皮娃娃和玻璃弹珠……都被黑影一一从历史中发掘出来。黑影基本上停止吃外公为它烹饪的猫饲料是在三个月后，它开始自食其力捉老鼠吃。有次它竟猎获了一只不比它小多少的鼠王。

外公说：“好家伙，这下人家要过猫年了，等于宰了一头猪！”

这次出猎黑影不是毫无代价，大老鼠给了它一记垂死的反咬，黑影肩部挂了彩。

开始外公和穗子都以为那是老鼠的血。几天过后，黑影打盹时，两只绿头苍蝇在它身上起落，外公才发现那伤口。外公想难怪它这两天瞌睡多，原来是伤口感染的缘故。他抓住黑影四只爪子，让穗子往那伤口上涂碘酒。穗子心里发毛，因为那咬伤很深，原本没什么膘的黑影骨头也白森森地露了出来。外公叫穗子把药往深处上，说老鼠的牙又尖又毒。而穗子手里的棉签刚碰到创面，黑影一个打挺，同时在紧抓它四爪的外公手上咬了一口。

外公一下子把它抛出去，疼得又老了十岁似的，人也缩了些块头。他对着黑影消失的大床下面吼着：“去死去，小野东西，亏得你只有这点大，不然你还不吃了我……”

外公便拿了碘酒来涂自己的手。

穗子问：“黑影会死吗？”

外公说：“明天一定死——现在它就在发高烧，刚才我抓着它，它浑身抖。”

穗子问外公青霉素可不可以救黑影。外公说哪家医院吃饱了撑的，给一只小野猫打青霉素。穗子支吾地说：上回她得重伤风，医生开了六支青霉素给她，她实在怕疼，打到第四针就没再打下去。所以医院注射处还欠着她两针青霉素的账。外公一向就知道穗子属于一肚子鬼的那种孩子，主意常常大得吓人。他这时却顾不上责骂她。一条猫命就要没了。他说：“那也不行啊——你得在注射处打掉那两针才行，他们不会准许你把药取出来的。”

穗子心想，活这样一把岁数真是白活了。她指导外公：“你告诉打针的护士阿姨，说我不愿意走那么远，就把药拿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不就行了？”

外公依照穗子的谎言，果然骗取了护士的信任，把两支青霉素弄到了手。他又去医疗器具部买了注射器和针管。回到家牢骚冲天，说一只小野猫花掉了他和穗子一星期的伙食预算。他做好了注射准备，就叫穗子去对床下喊话。穗子软硬兼施，赌咒许愿都来了，黑影半点心也不动。

等外公把大床移开，黑影除了一对眼睛还活着之外，大致是死了。外公这回当心了，先给它四只爪子来了个五花大绑，再用橡皮筋箍住它的嘴。然后外公把八分之一管的青霉素打进它皮包骨头的屁股。

黑影果真没死，第三针打下去，它又开始凶相毕露，虽是抓不得咬不得，它却用琥珀大眼狠狠白了外公一眼。外公不同它一般见识，用四条一样长的活鱼煨了锅奶一样白的汤，香味弄得穗子腿都软了。鱼是外公和穗子钓来的。离外公家四里路的地方有口塘，但杵着一块“不准钓鱼”的木牌。外公和穗子夜里僭越过木牌，天亮时让露水泡得很透，但毕竟钓到四条一两多重的鱼。

外公说穗子可以同黑影分享四条小鱼和鱼汤。穗子说她宁愿让黑影多吃两天特殊伙食。外公不高兴穗子娇惯黑影超过自己娇惯穗子，他说：“谁个稀罕这些毛毛鱼？前些年猫都不稀罕！”他纳闷食品短缺是否跟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或运动有关系。一般说来人一吃饱饭就懒得革命了，所以革命劲头大的人都是饿着的。

穗子态度强硬，对外公说：“谁个稀罕这么小的鱼？全是刺！连余老头都不稀罕！”余老头是个无赖汉，又酗酒，但他曾经写过几首诗，所以酒钱还是有的。余老头是大家的一颗宽心丸，心里再愁，看看天天过末日的余老头，人们会松口气地想，愁什么呢？余老头顿顿在食堂赊饭吃都不愁。于是余老头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终极境界，一个最坏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对比参照。

外公不再劝穗子。在这一带的街坊中一旦谁端出余老头，别人就没话了。

黑影看着外公骂骂咧咧地将一个豁了边的搪瓷小盆子“啪”的一声搁在地板上。黑影一对美人儿大眼冷艳地瞅了他一眼。它一点都不想掩饰它对他的不信赖。一切老了的生物都不可信赖。它看他慢慢直起身，骨节子如同老木头干得炸裂一般“噼噼啪啪”，响得它心烦。

一缕丝线般的鲜美气味从它的口腔一下子钻入脑子，然后游向它不足六寸长的全身。

穗子和外公坐在小板凳上吃粥。本来吃得“稀里呼噜”的响，这一刻全静了，嘴挨了烫那样半张开。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眼，又去看吃得不时痉挛的小黑野猫。两人都无声地眉飞色舞。这是它头一次给他们面子，当他们的面吃饭。

黑影恰在这时抬起眼，看见穗子的眼睛有些异样。它不懂人类有掉眼泪的毛病，它只感到力气温热地从胸口向周身扩散。

穗子说：“外公，它不会死了吧？”

外公说：“倒了八辈子霉——这小东西是个大肚汉哪！一顿能吃一两粮呢！”

八月的一天夜里，穗子热得睡眠成了一小截一小截的。蒙眬中她觉得她听见各种音色的猫嗥。一共有七八只猫同时在嗥。她使劲想让自己爬起来，到院子里去看看怎么回事，但在她爬起来之前，一阵瞌睡猛涌上来，又把她卷走。她觉得猫不是在一个方向嗥，而是从后院的桑树上、东院的丝瓜架上、西院的杨树上同时朝这屋内嗥。她迷迷糊糊地纳闷，院墙上栽了那么多那么密那么尖利的玻璃碴子，猫不是肉做的吗？

快到天亮时，穗子终于爬起来，钻出蚊帐。她往后窗上一看，傻了，墙头上站的坐的都是猫。她想不通猫怎么想到在这个夜晚来招引黑影；它们怎么隔了这么久还没忘记它。这个野猫家族真大，穗子觉得它们可以踩平这房子。外公也起来了，说他从来不知道野猫会有这种奇怪行为，会倾巢出动地找一只走失的猫崽。

在灰色晨光中，每一只猫都是一个黑影，细瘦的腰身，纤长柔韧的腿，它们轻盈得全不拿那些插在墙上的碎玻璃当回事。它们纯黑的皮毛闪着珍贵和华丽。外公是对的，它们祖祖辈辈野性的血没掺过一滴杂质，它们靠着群体的意志抵御人类的引诱，抵抗人类与它们讲和，以及分化瓦解它们的一次次尝试。

穗子和外公都明白，这次他们再也挽留不住黑影。换了穗子，在这样的集体招魂歌唱中，也只能回归。这样撕心裂肺的集体呼喊，让穗子紧紧捂住耳朵，浑身汗毛倒竖。她见外公打开了门，对她做了个“快回去睡觉”的手势，他觉得这样闹猫灾可不是好事，索性放黑影归山。

一连几天，外公都在嘲笑自己，居然忘记了“本性难移”这句老话，企图去笼络一只小野兽，结果呢？险些引狼入室。

穗子把黑影吃饭用的搪瓷盆和养伤睡的毛巾洗干净，收了起来。外公说：“还留着它们干什么？扔出去！它还会回来？”穗子不吱声。她有时懒得跟他讲自己的道理。她常常一耷拉眼皮：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懒得同成年人一般见识，他们常常愚蠢而自以为是。

十月后的一天夜里，桑树叶被细雨打出毛茸茸的声响。穗子莫名其妙地醒来。（她是个无缘无故操许多心，担许多忧，因而睡觉不踏实的女孩。）她睁大两只眼，等着某件大事发生似的气也屏住。“……呱啦嗒、呱啦嗒、呱啦嗒”，远远地有脚步在屋顶瓦片上走，然后是一声重些的“呱啦嗒”。穗子判断，那是四只脚爪在飞越房顶与房顶之间的天堑。再有两座房，就要到我头顶上的屋顶了，穗子想。果然，脚步一个腾飞，落在她鼻梁上方的屋顶上，然后那脚步变得不再稳、不再匀，是挣扎的，趔趄的，像余老头喝多了酒。穗子一点点坐起，听那脚步中有金属、木头的声音。她还似乎听出了血淋淋的一步一拖。

她听见它带着剧痛从屋檐上跳下来，金属、木头、剧痛一块砸在院子的砖地上。

穗子打开门，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了它。

黑影看着她，看着她细细的四肢软了一下。它看她向它走来。还要再走近些，再多些亮光，她才能看见它发生了什么事。它不知自己是不是专程来向她永别，还是来向她求救。它感到剧烈的疼痛使它尾巴变得铁硬。还有一步，她就要走到它面前，看见它究竟是怎么了。

我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穗子当时的样子。她看着黑猫的一只前爪被夹在一个跟它体重差不多的捕鼠器里，两根足趾已基本断掉，只靠两根极细的筋络牵连在那只爪子上。她觉得胃里一阵蠕动，不到九岁的她头一次看到如此恐怖的伤。我想她一定是“面色惨白”。

黑影起初还能站立，很快就瘫了下去。它不知道它拖着一斤多重的捕鼠器跑了五里路。也许更远。穗子想，谁把捕鼠器做得这样笨重呢？一块半寸厚的木板，上面机关零件大得或许可以活逮一个人。食物严重短缺的年头人们把捕鼠器做得这样夸张的大，或许是为了能解恨出气，是为了虚张声势。

穗子叫醒外公。外公手里还拿着夏天的芭蕉扇。他围着痛得缩作一团的黑影打了一转说：“好，光荣，这下做了国家一级残废，每月有优待的半斤肉。”他找来一把剪子，在火上烧了烧刃，对黑影说：“你以为出去做强盗自在，快活？——现在还去飞檐走壁去啊，飞一个我瞧瞧！”他说着蹲下来，在穗子龇牙咧嘴紧闭上眼的刹那，剪断了黑影藕断丝连的两根足趾。

黑影这回伤愈后变得温存了些。有时穗子抚摸它的头顶，它竟然梗着脖颈，等她把这套亲昵动作做完。除非她亲昵过了火，它才会不耐烦地从她手掌下钻开。它尽量放慢动作，不让她觉得自作多情。它不明白穗子多么希望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摸摸她的头。它哪里会知道这个小女孩多需要伴儿，需要玩具和朋友。没人要做穗子的朋友，因为她有个罪名是“反动文人”的爸爸。

穗子当然也不完全了解黑影的生活。她大致明白黑影过的是两种日子，白天在她和外公这里打盹、吃两顿鱼肚杂，养足了精神晚上好去过另一种日子。它的第二种日子具体是怎样的，穗子无法得知，她想象那一定是种辽阔的生活。她想象从黑影稍稍歇息的某座房顶俯瞰，千万个人的巢穴起伏跌宕，显得十分阔大浩渺。它的另一种日子一定丰富而充满凶险。她并不清楚黑影已被它的家族逐出，因为它已变节，做了人类的宠物。

春节前穗子收到妈妈的信，说爸爸有四天假期，将从“劳动改造”的采石场回来。然而春节的肉类供应在一个多月前就结束了。每家两斤猪肉已经早早成了穗子双颊上的残红和头发的润泽。外公每天割下一小块肉给穗子炖一小锅汤。到了第二个礼拜，穗子吃出肉有股可疑的气味。外公只得从那时开始和穗子分享气味复杂的肉。因而在穗子大喜过望地把母亲的信念给外公听时，外公说：“好了，这个年大家喝西北风过吧。”

外公花了二十元钱买到冰冻的高价肉。但第二天报上出现了公告，说那种高价肉十年前就储进冷库，但因为储错了地方一直被忘却，直到这个春节才被发掘。报纸说尽管这些肉绝对毒不死人，但还是请大家到食肉公司去排队，把肉退掉。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外公花了八个小时去退比穗子年龄还大的猪肉，骂骂咧咧领回二十元钱。

这天夜里，房顶上的瓦又从半里路外开始作响。这次响声很闷，很笨。穗子瞪着黑暗的天花板，觉得在那响动中它如同薄冰似的随时要炸裂。

穗子心跳得很猛。

那响动朝屋檐去了。“扑通”一声，响动坠落下来。穗子朝窗外一看，见一只美丽的黑猫站在冰冷的月亮中。她把门打开。黑猫向她转过脸。它的身体与头的比例和一般的猫不同，它的面孔显得要小一些，因而它看上去像一只按比例缩小的黑豹。穗子想，黑影成年后会有这样的高雅美丽吗？她不敢想，这就是豆蔻年华的黑影。

它朝她走过来。走到她腿前，下巴一偏，面颊蹭在她白棉布睡裤腿上，蹭着她赤裸的脚踝。它蹭一下，便抬头看她一眼。但当她刚有要抚摸它的意图，它一缕黑光似的射出去。完全是个野东西。穗子心里一阵空落：这不是她的黑影。

黑猫却又试试探探向她走回。它的黑色影子在月光里拉得很长。穗子觉得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一只猫。因为它不属于她，它便美得令她绝望；它那无比自在、永不从属的样儿使它比它本身更美。

我想，在穗子此后的余生中，她都会记住那个感觉。她和美丽的黑猫相顾无言的感觉，那样的相顾无言。这感觉在世故起来的人那儿是不存在的，只能发生于那种尚未彻底认识与接受自己的生命类属，因而与其他生命有同样天真蒙昧的心灵。

这时她发现黑猫的坐姿很逗：身体重心略偏向左边，右爪虚虚地搭在左爪上。她蹲下来，借着月光看清了它右爪上的残缺被这坐姿很好地瞒住。她同它相认了。她看着它，猜想黑影或许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房院，至少是没走得太远。它或许一直在暗中和她做伴。

这时外公披着棉衣出来，一面问：“屋顶上掉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吓死人的！”他一眼看见的不是猫，而是猫旁边的东西。他直奔那东西而去，裤腰带上一大串钥匙和他身上的骨节子一块作响，如同组装得略有误差的一台机器一下子投入急速运转。

外公用脚踢踢那东西，然后小心地蹲下去：“不得了了，这猫是个土匪，杀人越货去了！你看看它把什么盗回来了！”他将那东西搬起，鼻子凑上去嗅嗅，然后转向穗子：“这下能过年了。”穗子看清那是一整条金华火腿。他抱着火腿往屋里走，拉亮了灯，凑到灯光里，眼睛急促地打量这笔不义之财。他自己跟自己说：“足有十来斤，恐怕还不止。你说你了得不了得……”

穗子见黑影在门槛上犹豫，便给了它一个细微的邀请手势。它慢慢地走过来，后腿一屈，跳上了八仙桌。它在桌上巡察一番，不时回过脸看一眼狂喜的外公。它两眼半眯，窄窄的琥珀目光投到他眉飞色舞的脸上。它表情是轻蔑的，认为这位人类的苍老成员没什么出息。

然后它在桌子中央一趴，确立了它的领土主权。

穗子确信黑影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它那么自在，那么漫不经意，证明它与她的熟识一直在暗中发展；它对她的生活，始终在暗中参与。

外公说：“下回可不敢了，啊？给人家逮住，人家会要你小命的，晓得吧？”他一根食指点着黑影。黑影却不去理他，修长地侧卧，肚皮匀细地一起一伏，已经睡得很深。

到火腿吃得仅剩骨头时，黑影产下了一只三色猫崽。外公说这种“火烧棉花絮”的猫十分名贵。穗子却心存遗憾，觉得黑影果真被它的家族永远驱逐了出来。外公还告诉穗子，根据“一龙、二虎、三猫、四鼠”的道理，三色猫崽又有另一层的贵重：它是独生子，因而便是“龙”种。他说：一窝猫崽是三只，还能算猫；四只，就是鼠了，不值钱了，连耗子都不怕它了。

黑影在猫崽落生后的第二天就出门了。它总是在猫崽四面八方扭转着面孔叫唤时突然从门外蹿回来。黑影的乳汁很旺，猫崽一天一个尺寸。

黑影的外出又有了收获，一串风干板栗被它拖了回来。

外公这次拉长面孔，朝黑影扬起一个巴掌说：“还敢哪你？！再偷让人逮住你，非剥你皮不行！”外公的那个巴掌落在八仙桌上，黑影睁一只眼看看这个虚张声势的老人。外公说：“一共就剩八个手指头了，你还嫌多！再偷人家不揍你，我都要揍你！看我揍不死你！”他的巴掌再次扬了扬，黑影不再睁眼，它觉得这老人自己活得无趣也不许其他人有趣。外公见黑影不理他，只得走开，把栗子放到水里洗了洗，打算每天给穗子吃五粒，如果她表现得好，每天便可以有十粒栗子。

猫崽七天生日时，黑影没有按时回家。猫崽支起软绵绵的脖子，哭喊得一张小脸就只剩了粉红的一张嘴。第二天早晨，穗子看见一只大致是猫的东西出现在猫崽窝里。它浑身的毛被火钳烫焦了，并留下了一沟一桩的烙伤。伤得最重的地方是它的嘴，里外都被烫烂。这使穗子意识到，饥荒年头的人们十分凶猛，他们以牙还牙地同其他兽类平等地争夺食物，在他们眼中，黑影只是一只罪恶的、下贱的偷嘴野猫，一次次躲过他们的捕捉，以偷嘴的一次次成功赢了他们。他们终于捉住它时，一切刑具都是现成的，他们号着：“烧它的嘴！烧它的嘴……”

外公和穗子一声不响地看着猫崽在完全走样的母亲怀里拱着，咂着一个个不再饱满的乳头。他们知道猫崽很快会放弃所有乳头，啼哭叫喊，抗议它的母亲拿空瘪的乳头让它上当。

穗子求外公给黑影上药，外公默默地照办了。穗子又求外公给黑影喂食，外公也没有斥她说：“有屁的用！”他叫她把黑影抱到亮处，他用勺柄将一点稀粥送到它嘴里。每次它一个战栗，粥随着就从它嘴角流出来。它睁开琥珀大眼，看一下外公和穗子。到了第三天黄昏，黑影身上出现了第一批蛆虫。

外公疯了似的到处找牛奶。他发现一户人家门口总放着一个空奶瓶，等着送牛奶的工人将它取走，再换上一瓶新鲜的牛奶。外公知道这户人家有小毛头。他自然不去动整瓶的牛奶，只把空奶瓶悄悄拿到水龙头上，冲一点水进去，把奶瓶壁上挂的白蒙蒙一层奶液细细涮下来，倒进一个眼药水瓶子。这样的哺乳持续了一个礼拜，猫崽早已没了声音，毛色也暗淡下来。外公对穗子说：你去找另外一户有小毛头的人家。

穗子把鞋也走歪了，终于找到了一家牛奶站。站门口停着两辆三轮车，上面满是空奶瓶子。两个送奶工人正在聊天，一会儿一阵响亮的大笑。穗子胆怯地走上前去，问她可不可以借两个空奶瓶去用用。两个人中的一个说：“你要空奶瓶干什么？”

不知为什么穗子开不了口。她觉得正是这样的人烫伤了黑影。她瞥一眼他们黄黄的牙齿和粗大的手指，进一步确定，正是他们这类人害死了黑影。

她拖着两只歪斜的鞋子走开了。

我这么多年来时而想到，如果穗子硬着头皮向两个粗大的送奶工人张了口，讨到了允许，从空牛奶瓶里涮出些稀薄的奶液，那只三色猫崽是否会活下来？它若活下来，穗子的童年是否会减少些悲怆色彩？

「穗子·少女」

小顾艳传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扇窗子和北面的十二扇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种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一九九九年看着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虫蛀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扇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段，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那种。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仁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工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窜，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窜一下，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

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在食堂或公共水房，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而没人逗她，她又心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哎呀头脑子疼，昨晚看书看晚了。”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托尔斯泰的《高老头》啊。”人们就快活死了。食堂一共三种菜，吃起来一个味，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

“小顾，托尔斯泰是哪里人？”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不过她想，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意思是，你考谁呢？！小顾的下巴、肩膀、腰肢、屁股特别生动，会反驳、提问、嗔怒。杨麦常常想，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

“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小顾答道。

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她们起先妒忌过小顾的青春美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上床。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

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也有几分崇拜。她们多数是文化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丈夫的名气、级别、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小顾怎能料到，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戴一款新首饰，心里都是恶狠狠的，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穿戴谈吐，做着她们永远的底限：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

一天晚上，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黯然神伤地搓。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既想爱怜她又想弄痛她。小顾却肩膀一拧，推开了杨麦。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嘴里“肉肉长、肉肉短”。没等到床边，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问她怎么不妥，她说：“你比渥伦斯基还坏。”

“谁？”杨麦问，手一撒，小顾落在了床上。

“安娜的情人，渥伦斯基。”

杨麦此时已站直了身体，两手吊儿郎当地架在腰上。

“那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了？”杨麦鼻翼扩张，吃了一口馊饭似的。

小顾看着他，然后长睫毛一垂。

杨麦“咚咚咚”走到房间那头，又“咚咚咚”走到这头，站在朝凹字形天井的大窗子前面，心想这下完了，非离婚不可了。不读书的小顾蠢是蠢，毕竟可爱，读了点书，她可叫我以后怎么受？

小顾此刻侧过身，躺得曲线毕露，悲剧性十足。想来安娜卧轨，一定非常婀娜。“百货大楼你瞅着我的时候，就跟渥伦斯基瞅安娜一样。现在呢？”

杨麦说：“以后不得了了。你还要做玛丝洛娃、娜塔莎。”杨麦是北方乡下人，念那些洋名字时企图念得洋气，舌头该翻滚不该翻滚一律都翻滚，因此出来一种又侉又丑陋的声音。他一面说一面心里纳闷，我这么认真干什么？她想闹知识分子式的夫妻风波，我还陪着她酸呢。

杨麦想明白了，从窗口转回身，见小顾还在床上卧轨。他晃晃悠悠上去，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该解她衣扣照解，该拉灯绳照拉。随她去满嘴满身地排练演出，越来越深地进入角色。她演着头一次偷欢的安娜·卡列尼娜，黑暗里身体也开成一朵大牡丹花。杨麦想，随她怎样离题八丈地去读小说，实惠反正是落在我这儿。

从此后再出现这种局面，杨麦只当没听见，没看见，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光凭小顾买烟买酒的本领，杨麦也离不开小顾。小顾在这凹字形楼里低人一等，在百货大楼可是一个天使，所有人都认为她聪明绝顶，美丽绝伦。小顾工作年头不多，却把百货大楼内外编织成一张严谨、精密的关系网。她把杨麦出版的连环画送给党委书记的小儿麻痹症女儿，又请党委书记帮着采购科长的老婆调动工作，采购科长送她两丈毛哔叽的谢礼，又被她剪下一半来送给了人民医院副院长，从此百货大楼的职工看病就不必半夜排队挂号。

像所有凹字形楼里的人一样，小顾也把两个孩子养在父母那里，她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读书、看戏、听音乐。她找了个老师，开始学拉提琴，也弄了副画架子，学画炭笔素描。她渐渐淘汰了红色或粉红的衣服，学着名角儿朱依锦一律穿白色或黑色，裙子不是极窄就是长及脚踝。头发不再打成两根辫子，而是在脑后盘一个大饼，别一把玳瑁大梳子。原先她之所以赏心悦目，因为她从相貌到衣饰色彩都像一幅农家年画，现在脸还是年画的脸，身上却一袭缟素，半巫半仙，成了一个漂亮的冲突。别人觉得她终于有气质了，杨麦毕竟比一般人见识好些，他懂得协和、统一才是美。与其有这么个装腔作势，能拿出手去和其他装腔作势的妻子们媲美的杨夫人，他宁可要原先璞玉浑金的小顾。

小顾自己却认为杨麦不再对她“亲亲”、“肉肉”、“心肝”，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杨麦写得苦恼的时候，或画不下去的时候会和小顾谈谈楼中其他人的事。教她怎样在那群妻子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让她们知道小顾现在不是傻大姐了，提琴也会拉三支曲子了，素描也画过上百张了，装模作样的本领也不比她们差了。

小顾把杨麦对她态度上的变化全看成好事，是平等和民主，是他们变成文化夫妇的开端。小顾不知道，正是在这时候杨麦在外面交上了女朋友。

杨麦明白自己不可能离开小顾。因为无论小顾怎样愚蠢地、苦苦地改头换面，她毕竟没有错处。冬天杨麦坐下写东西，小顾马上一个热水袋递过来；夏天画画，小顾开一个二十瓦的小电扇只吹他一人。熬夜小顾就煮夜宵，用一个三百瓦小电炉偷公家的电，炖山药粥红枣党参汤。小顾出去打牌，半夜回来，发现杨麦在藤躺椅上睡了，她会替他脱衣脱鞋，把他哄到被窝里，再打一盆热水，用热毛巾替他擦脚。

杨麦最看重的，是小顾的持家本领。给她十块钱，她办得出一桌席；给她五块钱，她照样办得出一桌席。他们两人工资不多，让小顾开销，日子都过出花来了。小顾自己很省，杨麦穿烂的棉毛裤、棉毛衫，她剪一剪剜一剜，拿到缝纫机上重新一拼，便是她的了。除了吃的小顾很少买正品，凭了她的关系，她买来的次品往往没有瑕疵，几乎不够格算作次品，而真正有瑕疵的次品，给她的价钱，仅高于废品收购站了。凹字形楼上的人，家家都有小顾替他们买来的次品，价钱便宜得成了笑话。一次小顾弄到几十米长的一条毛巾，是一个女工开了机器睡着了觉织的。那条毛巾被剪成上百段，凹字形楼上的人花两分钱就能买一段。还有一次弄到几捆织错纹路的纯毛毯子，很漂亮的铁灰色，每家都捡了这份洋落[1]，买下来做成大衣和裤子。但不久人们发现用这毯子做出的裤子一穿就不对了，屁股鼓出一个大包，两个膝盖更鼓得滑稽，看上去凹字形楼上的人都半蹲着走路。因为价钱实在便宜，大家都想，半蹲就半蹲吧。

人们渐渐习惯了买次品，需要什么就对小顾说，小顾，碰上次品茶杯给我来几个。小顾，有次品拖鞋没有？凹字形楼上，你常看见印错花或染错色的床单窗帘，带坑洼的钢精锅，“一顺跑”的拖鞋，“不倒翁”的茶壶茶杯，缺大、小鬼的扑克，不出声的闹钟。

小顾终于发现了杨麦的疑点。杨麦小臂上出现过三条指痕，非常的浅，换了别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不久，她又发现杨麦的手稿是另一个人誊抄的，笔迹相当漂亮。这是她唯一帮不上杨麦的地方，她的字实在不上台面。一次杨麦去南京出差，一回到家，小顾就开始搜查他的行李。（穗子和伙伴们爬在楼顶栏杆上看到的，就是这一幕。）杨麦开始还拉她，要她别还原成酱坊店女儿的庸俗面目。但她又蹦又跳，把杨麦箱子里的衣服、画稿、手稿扔得满天飞。杨麦不理她了，到一边狂拉小提琴去了。他相信她是徒劳，回家之前他毁了所有证据：两人看电影的票根，两人吃馆子的收据，两人住旅馆的假介绍信，全烧了。但他没料到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爱到小顾的份上，就成了精。小顾在杨麦出发之前，悄悄拽松了他外套上一颗扣子。只要杨麦一系那颗纽扣，它就会脱落。若没有女人，杨麦会像婚前那样，毫不在乎地照样穿。小顾认识杨麦的时候，他几乎所有衣服都少纽扣。而这颗纽扣现在被钉回去了，还用了同色的线。即便退一万步，杨麦自己钉了这颗纽扣，他也绝不会违背他的天性，刻意去找同色的线。

杨麦有了个写一手好字的女人。细心贤惠是临时装的，因为她狰狞起来，会拿她那小爪子在杨麦手臂上搔三道浅痕。小顾咬紧一口又白又齐的牙，为杨麦心疼：她的杨麦是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啊。

找到这条线索，小顾反而不闹了。她把一件件衣服捡回，叠平，放回柜橱。然后她看见箱子夹层里有一个胶卷。杨麦怎么也没想到小顾在第二天就已认识了他的相好。她利用关系，请照相馆以最快速度将照片冲洗出来，同时在杨麦胶卷盒里放了一卷完全曝光的胶卷。

小顾看到照片上的女人梳短头发，有一双洋娃娃眼睛，个头比杨麦还高。小顾让照相馆的熟人把这女人单独放大，嘴上清淡地说：“我家老杨这个舅妈长得少相得很，四五十岁了哪儿看得出来呀？”

照相馆的人全围上来看，都说，这女人吃什么吃得这样嫩？没看见她我们还说你小顾是天下顶嫩的！

小顾的心给猫咬了似的。不过小顾马上想，脸嫩有什么用？一身柴火儿。把那脸一遮，活活就是个男人，胖老头的奶子还比她的大呢！

小顾诓他们说，“舅妈”是个电影演员，看过《女篮五号》吧？“舅妈”在里头跑了个大龙套。小顾建议照相馆把“舅妈”的照片好好上上色，摆到橱窗里去。省城人把电影演员很另看，也把银幕看成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的“舅妈”下凡来，肯在他们小照相馆橱窗里露个脸，他们当然巴不得。一般他们选中谁的相片去橱窗里做样板，必须免费为那人照一套照片，作为酬劳。小顾说：那我就替她照吧。

小顾没太多嗜好，就爱照相片。心里吃天大苦头，镜头对准她，马上欢眉笑眼。

就在小顾正面、侧面地对着照相机镜头挤酒窝翻媚眼时，杨麦拿着那卷曝了光的胶卷来到画报社暗房。他和画报社的人熟，常常自己洗照片。二十分钟后，他发现给情妇照的照片全白照了。他一面骂着日姐姐的，一面心里庆幸：小顾也好，情人也好，将来都不会以那些相片清算他了。

抓住了罪证，小顾还不开火。她要更沉着地埋伏。她在学画、学琴的同时，又增加了书法学习。字是可以练出来的，没奶子到末了也没奶子。除此之外，小顾一律改穿高跟鞋。原来杨麦喜欢高个女人。那女人上身那么短，下身那么长，活像个圆规。人们看见忙来忙去的小顾高出半个头来，从一楼人家的窗下走过时，脑袋一窜一窜，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上方把她脑袋当球拍。

妻子们又有事干了，聚在一块谈论杨麦和小顾。她们说小顾穿高跟鞋也没用，杨麦也不会要她了，杨麦这回的相好是个大学老师呢。虽然这样说，她们有些可怜起小顾来，从她嫁进这楼到现在，她是改头换面，弃旧迎新，为的就是给杨麦争口气，为杨麦塑造一个体面的有文化的、与杨麦的名声才华般配的妻子形象。小顾险些就和杨麦成“才子佳人”了，假如不是杨麦到大学去看朋友时碰上这位女老师。现在杨麦和女老师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蒙的唯有这个小顾，还在没心没肺地帮人买次品，高跟鞋满世界敲着“急急风”木鱼。妻子们可怜小顾其实是可怜自己，丈夫们谁不像杨麦那样浑蛋？也许她们也都和小顾一样，丈夫在外腐化，全世界都知道，瞒的就是她一人。

这时她们在凹字形天井的竹林外乘凉，手上打着扇子。小顾从她们身边走过去，高跟鞋敲得很是悦耳。然而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小顾蹬在高跟鞋里，屁股送出去老远，上下身脱节，支点也不知在哪里；她每迈一步，等于登一步楼梯，膝盖弓起，人一矮，腿再一蹬，人再一高，而所有的张弛都含混不清。因此她前送的胸，后送的臀，半塌的腰，以及弯曲的腿形成一系列窝窝囊囊的曲线，别说小顾累死了，看小顾走路的人也累死了。

妻子们叫住小顾，说小顾你要命，怎么这样漂亮啊？

小顾哈哈哈地直笑，说我在家里猪八戒一早上了，穿着老杨的破棉毛衫、棉毛裤搬煤，刚刚洗了洗，换了换。

大家越发可怜小顾，觉得杨麦这点还不如她们的丈夫，至少给老婆雇个保姆来干搬煤之类的事。她们越是可怜小顾，对小顾的赞美油水也越大，一会儿说小顾头发长得好，一会儿说小顾的痣长得是地方。

小顾心里奇怪，她们今天用词好大方。

一个妻子说：“杨麦前世积了什么阴德，修来一个小顾！”

马上有人响应：“就是，小顾前世欠他的！”

“看他那个德行！头发都长错了！”

女人们就笑，真解恨啊，杨麦这一刻替所有丈夫做靶子，让她们一同开火打个稀烂。

小顾却不懂她们，她有些吃惊地想，杨麦在别人眼里原来那么丑？

“要不是小顾嫁给他，他妈说不定会给他在农村说个媳妇。”

“说个喂猪女模范！”

“小顾你给杨麦做几身处理毛料子，他穿了是不一样。”

小顾越来越不高兴她们。明明一表人才的杨麦，给她们糟蹋得。

女老师的照片在立秋后的一个周末摆了出来。照相馆隔壁是一家糕点店，叫“甜心园”，刚出炉的桃酥名气很大。小顾拉着杨麦去“甜心园”买桃酥。她右手捏着点心往嘴里送，左手搁在嘴巴下面接着落下的饼渣，不时再一仰头把饼渣倒进嘴里。小顾吃糕点、吃冰棍、吃水果一律这姿势，绝不浪费一点一滴。杨麦一看她这样子就暗暗翻她白眼。小顾仰起脖子把手掌里的渣子倒进嘴里，再用手指尖轻轻掸了掸嘴唇四周，就朝照相馆方向走去。杨麦只得跟着，他了解小顾爱照相的毛病。刚要刻薄她几句，杨麦傻了，黑茸茸的大喉结几乎缩没了：照相馆橱窗里一张两尺的大照片，情妇挺好的脸蛋给涂成了个关帝菩萨，背景是中山陵的石阶，手上拿的正是杨麦那件外套。

杨麦抵赖的时候，小顾没有像平时那样哭闹。杨麦说他和她不过是一般朋友，恰好在南京遇上了。小顾随他去胡扯，心里只想怎么样才能捉双。她上班前在床上搁几星烟灰，下班回来烟灰从来不见踪影。尿盆坐圈上放的烟灰也总是消失。女老师胆敢用小顾的尿盆。杨麦居然还给她倒。这天小顾请了假，从早上八点就躲进楼梯口女厕所。

小顾把自己锁在马桶阁里，坐在马桶盖上，一直等到一双陌生的鞋走进来。那是一双又大又扁的脚，活像穿了女人鞋的男人脚。做那事之前总要先排排干净，小顾坐在马桶盖上想。

半个小时之后，小顾用钥匙打开家门，看着床上定格的两个人，什么也没说，拾了女老师所有衣服和两只大鞋便走了。小顾见女老师穿着杨麦的衣裤出来，脚上的男式布鞋一步一趿拉。她跟在女老师身后，进了大学宿舍。宿舍的其他三个人正在午睡，小顾这才登场正式亮相。她把女老师的衣服一件件地撕，从内裤到外衣，一边撕一边大骂。小顾这样骂街的时候完全是另一人的嗓音，小市民透顶、凶悍至极的女人才有的嗓音。这嗓音疤痂累累，粗粝牢实，多次被撕烂又多次愈合。此刻它不断被撑到极限，让你感觉它正在炸裂成无数碎片，却奇迹般再次达到一个新的极限。小顾的骂街几乎是欢乐的，脸也是随时要仰天大笑的样子，眼睛亮得可怕，却盯着一个抽象的目标。不久宿舍窗口、门口就黑暗下来，人把正午的光线全挡住了。懂行的明白，小顾的骂街是专业的，那些小巷子市井人家专门出这类专业骂手。专业骂街和业余骂街不同，并不是非有敌手不可，也不是要在一来一往的舌战中占上风，专业的骂街开场不久就把敌手甩了，更不会让敌手插上嘴，制造舌战的机会，这种大手笔骂街上来就升华，成了一种抽象境界。

小顾骂街的成果，是女老师在暑假后调走了。

杨麦开始和小顾冷战。一个星期下来，小顾还像平素那样做个嗲脸说：“你一个礼拜都没理人家了。”

杨麦看都不看她。

过了一个月，小顾不顾秋天又潮又冷，晚上穿着透明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杨麦只当她不存在。小顾走到他写字台边上，手推了推他的肩，他晃了晃，她推得大一些，他晃得更大更无力。小顾伏在他身上，和他一块晃。晃得要多嗲有多嗲，天下女人，也只有小顾能嗲成这样。杨麦随她去摆弄，手还拿着钢笔。

“你一个月都没碰过人家了。”小顾蜜一样淌在他身上。

杨麦这回有反应了，他忽然抽出身，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小顾一向糊里糊涂的脑袋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大词：尊严、平等、屈辱，等等。她不知哪一个词用到杨麦和她此刻状态最合适，似乎又都不太合适。她原以为这一类大词只属于书和话剧，永远不会和她的生活有关，从杨麦眼里，她意识到，她的生活也许从来没离开过这些大词。

杨麦和小顾的冷战结束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杨麦一早出去解手，小便池站的一排人全躲着他。他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却仍想证实一下。他走到凹字形楼的走廊上，拉住雕花栏杆向外探身，便看见了大门内的大字报，上面他的名字写得有斗大，但他却看不清给他的一长串罪名是什么。

一回到家他对正在梳头的小顾说：“小顾，你今天还要上班啊？”

小顾心里“轰”的一响，眼睛全花了。但她拼命忍住泪，装得像昨夜还跟他枕边话不断似的，耍着俏呛他一句：“不上班做什么？在家里碍人家的事啊？”

“不要上班了。”

她这才看见他脸色灰冷。她赶紧上去，用自己额贴贴他的额，然后转身去找阿司匹林。杨麦一生病就会叫小顾请假。杨麦却叫小顾别忙了，坐下来。他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拉着小顾的手，告诉她从今天早上起，他就是个坏蛋了，做坏蛋的老婆是很难的，小顾还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学着做。

小顾发现杨麦的手完全死了，又冷又干，指甲灰白。他竟比她害怕，竟比她受的惊吓要大，应该是她来保护他的。小顾不在乎地笑笑，说洗脸吧，洗了脸我去买水煎包子给你吃。

两天后，一群人半夜跑来，打错好几家门，说是来逮捕“现行反革命”杨麦的。七八支手电光柱下，杨麦哆嗦得连皮带都系不上了。小顾替他拴好裤子，在他给押走前，又塞给他一个小包袱，说里面有两套单衣、一件毛衣。毛衣是她赶织的。杨麦很吃惊，小顾不露痕迹地把一切准备好了。

杨麦走了半年，小顾没有打听到他任何消息。第二年开春，来了个讲侉话的男人，说是杨麦的难友。他带了一封杨麦写给小顾的信，告诉她他要做胃溃疡手术，让小顾设法弄些奶粉捎给他。

小顾按杨麦难友的指点，把奶粉带到一位军代表家里。小顾从另一包里，取出两瓶贡酒。市面上连山芋干酒都要凭票供应，贡酒几年前就绝了迹。军代表却笑嘻嘻地把酒原路推到桌子对过，说他从不沾酒。小顾说对呀，喝酒的男人我最讨厌。她把酒收回来，换成一条红牡丹香烟。军代表立刻又笑嘻嘻了，说烟他也是不碰的。小顾说，“哎哟，天下有这么好的男人啊，你夫人有福死了！”一面说着，烟已变成太妃糖。小顾这回嘴嘟起来了，说：“我们这样的人，送的糖哪是糖啊，是糖衣炮弹！”军代表这才脸一红，说，“那就多谢了。”

小顾看看这位三四十岁的团级干部还会脸红，不知怎么心里有点柔柔的。她把自己在百货大楼的电话告诉了军代表，请他一定把杨麦手术的情况及时告诉她。她这天穿一件枣红色棉袄罩衫，稍稍收了腰，脖子上套一个黑色羊毛领圈，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军代表心里一阵温情的惋惜，这么年轻好看，偏偏是反革命家眷。

军代表果然给小顾打了电话。他说杨麦手术做得不错，在监狱医院养着。小顾赶紧又买了两袋光明奶粉，送到军代表办公室。这回的谢礼是两磅毛线。

军代表看着她的眼睛说：“这个你拿回去。”

“嫌轻？”她眼睛斜着他。

“我们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目光哆嗦起来，小小的眼睛因为这目光变得好看许多。

小顾嘴一嘟：“噢哟，黄代表还把我当一个普通‘群众’啊？我以为自己跟你早就是朋友了。”她摔摔打打地把毛线一股一股往包里塞。

军代表脸红得像个童子鸡，站起身隔着办公桌就伸手来拉她的手。

拉得小顾嘴唇一掀，就那样半张半闭地翘在那里。小顾从形象到做派都讨军代表这类男人喜欢，轻佻得正到好处，也是恰如其分地有那么一点贱。加上那村姑气的美丽，军代表觉得自己劫数到了。虽心里叫她“小妖精、小讨债”，他脸是庄重的，甚至称得上神圣。

姓黄的军代表从小顾身上懂得，女人有这么好的滋味。不必碰她，只看她歪个下巴扭个肩，白你一眼黑你一眼，嘴一嘟嘴一撇，对于性经验亏空了几十年的黄代表，都是大大滋补。

凹字形楼上的人开始注意来找小顾的中年军官。小顾逢人便说你看巧不巧，我表哥给派到省军管会来了。人们想难怪杨麦给减刑，一般“现行反革命”赶得巧一点就给毙了。杨麦的刑从无期减到有期，又减成六年监督劳改。

假如不是一帮孩子在四楼顶瞥到了一眼，凹字形楼里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小顾和黄代表的真实关系。

一个闷热的夏天夜晚，七八个女孩爬上了楼顶平台的栏杆，在一尺半宽的水泥护栏上走着。一个女孩指着三楼南边的一个窗说：“快看解放军抱小顾了。”

大家都去看时，小顾正从黄代表怀里挣出来，慌张地拉严窗帘。小顾做梦也想不到，对面楼顶的黑暗中，蹲着一排野猫似的孩子，正朝她瞪着冷冷的绿眼睛。倒不是她们一定要和小顾作对，而是她们已学会在和各种人的作对中找到乐趣了。

女孩们坐在粗糙的水泥护栏上，两腿荡在空中，脚下是四层楼深的天井，听她们的头目部署行动方案。

乘凉的人们散尽时，女孩们来到小顾家门口。

一个女孩踩在另一女孩肩上，爬到门上方的玻璃窗上向里看。下来后她说屋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但从门下的缝隙，她们能听到小顾的声音，那是很破鞋很破鞋的声音。

第二天女孩们见人就说：“哎，教你个绕口令，念好奖你五毛钱饭票：‘表哥抱表妹，表妹抱表哥’。”

五毛钱饭票在缺肉少油的凹字形楼上，意味着五盘卤猪大肠。于是一个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绕口令大赛。它确实非常绕口，并越练越绕口。一整天时间，在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喊中，加进来上百条舌头的大操练，整个凹字形楼上一片“表哥抱表妹，表妹抱表哥”的聒噪。

小顾下班时见八九个女孩坐在大门口石阶上，念着绕口令。她头一低，赶紧走过去。

她们在她背后喊：“小顾阿姨！”

小顾站住了，转过脸。其实女孩们已经看见了她眼里的讨饶，但她们已学会心硬。她们在找到一个人，可以给她一点小虐待时，绝不因为自己没出息的刹那心软而放过她。

“小顾阿姨你肯定念不好这个绕口令，不信你试试！”

大些的女孩到她前面堵了她的路，把威胁藏在耍赖里。

小顾像是被一群小猫崽围住的大雌鼠，显得那样庞大笨重、愚蠢可笑。

“说呀，小顾阿姨。不说不放你过去。”

她们穿的拖鞋是她帮着买来的次品。次品在这些女孩的生活中已成了必需，因为她们父亲的工资都被停发了。小顾想起她嫁来时她们的样子。那时成年人中小顾没有地位，这些女孩却喜爱她。她只要坐在谁家打牌，背后总跟着玩她长头发的女孩们。她们把她长及臀下的两根大辫子拆了编，编了又拆；小顾只是在实在给她们弄痛的时候才说去去去。假如小顾在走廊里烧菜，见到她们总是叫她们排好队，给她们一人尝一口；后来惯坏了她们，只要见到小顾啃甘蔗、嗑瓜子、吃冰棍，大家就喊“排队排队”！小顾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去上班，女孩们就常常在现在的位置上截她，她也存心左突右逃，嘴里喊她们小土匪。

这时小顾知道她和女孩们之间有了破裂。她却并不清楚她怎样惹了她们。她知道在凹字形楼上的事做得怎样滴水不漏也终究会漏出去。当初设计这楼的人或许就是要和他们开一个阴险玩笑。抑或他预知会有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方便大伙相互揭发、背叛，或者，早早就把自己搁到别人的瞄准里，早早就让自己放老实些。小顾看到这些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滴着红色的西瓜汁，额上一个个大疥子涂着龙胆紫，脖子上的痱子粉和灰垢混淆，被汗水冲成一道道灰黑的沟渠。她们中没有一个身上不带伤的，真像一群天天行盗又天天挨揍的野猫。

小顾逃不过去了，只好按她们的绕口令念了一遍。女孩们一片狂笑，两个女孩笑得腿也跷在空中，裙子下露出肮脏的三角裤。

当天晚上，黄代表来的时候，告诉小顾可以去杨麦那里探一次亲。小顾一下跪在他面前，脸埋在他双膝间呜呜地哭起来。黄代表心里作痛作酸，但又无法发作。小顾是人家的人，他也有老婆孩子。除了和小顾这样狗男女地往来，他们还能有什么图头？想着想着，黄代表眼泪也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在小顾柔嫩的后脖颈上。

小顾那晚的身子就像她给所有人买的次品，便宜而量足，一股脑地塞给黄代表。黄代表心里也明白，此刻的小顾无论多香艳，多销魂，等于还是一包太妃奶糖或一捆纯毛毛线，一堆谢礼罢了。

两人正在劲头上，听见门被敲响了。

小顾抓起一条毛巾被扔在黄代表身上。两人一声不吱，听门外的人说：“不在家？”

小顾一听就听出那是女孩群里的一个头目。

另一女孩说：“在家，我看见小顾阿姨关窗子的。”

“可能睡着了。”

“再敲敲看。”

这回不那么客气了，敲得比带走杨麦的那帮人还横。

“谁呀？”小顾问，她怕她们把邻居敲来了。

“小顾阿姨，开开门！”她们七嘴八舌地喊。

“干吗？我睡了！”

“跟你借假辫子！”

小顾前一年剪了辫子，女孩子们时常向她借辫子去装鬼。小顾装着很不情愿地打开箱盖，声音弄得很响，同时小声叫黄代表马上穿衣，躲到立柜里去。然后她套了件旧裙子，把门拉开。

“喏、喏……”她用辫子挨个抽着女孩们的脑袋，同时让她们看清空荡荡的屋，那空荡荡的床上她刚才睡的是素净觉。女孩们的眼睛毫不掩饰地向她身后探，个子小的索性明目张胆地佝下身，从她撑在门框上的手臂下面窥视进去。她看到女孩们脸上的疑惑和失望，感到一阵虚弱，正要打发她们，一个女孩说请她去帮着安一个电灯泡。

小顾为这个能讨好她们的机会一阵暗喜，便接过女孩递上来的电灯泡跟她们来到女厕所。女厕所里灯泡瘪了，在凹字形楼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女孩们却坚持要小顾把那个灯泡装上去。梯子已架好，手电筒也为她举起了，小顾只得爬上去。她不知道此刻女孩们正顺着手电光往她裙摆下看，然后她们相互使个眼色，终于证实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连裤衩都没来得及穿。

杨麦的劳改营在北方一座煤城，杨麦的工种是洗煤。按照事先定的地点，小顾在大食堂后面等他。听到一声咳嗽，小顾抬起头，见墙拐角迟迟疑疑地闪出个影子。脸似乎是洗过一把的，两个鼻孔却漆黑，因此小顾一眼看去，三年不见的杨麦有两个阴森狰狞的大鼻孔。她动也不动地瞪着他。

“傻丫头！”杨麦笑了。从那层煤污后面笑出的是三年前的杨麦，不止，是十年前的。他和她头一次在百货大楼邂逅时的杨麦。

由于黄代表的关系，小顾在附近的驻军营地找到一张铺，同屋是其他三个军队探亲家属。军营离煤矿十来里地，一路有各种各样的车可以搭乘。每天下午四点，小顾借军营的大灶做些菜，等杨麦下班两人就在大食堂后门面对面蹲着吃。杨麦渐渐恢复了原先的身量。两人聊他们认识的人，谁自杀了，谁离婚了，谁被解放了。小顾说话还像曾经那样，一个句子没讲完，下一个句子又起了头，常常顺着枝节跑得太远，自己会忽然停住，换一口气，再去找她的逻辑。而逻辑往往越找越乱。杨麦就笑眯眯地看着她，哪个女人能像小顾这样，活多大一把岁数还满身孩子气。他忘了小顾的讲话方式曾经怎样让他发疯。

最后一天下午，小顾把一叠补好的干净衣服交到他手里，他按住小顾的手哭起来。小顾也泪流满面，一边掏出自己的手绢为他擤鼻涕，一边安慰他，没人再会打他了，她找的关系很硬，跟这里的管教都私下关照过。杨麦摇摇头，表示他不是为这个哭。小顾把嘴贴到他耳朵上说她正在活动争取让他回原单位“监督改造”。杨麦点点头，却还是抽泣不止，两眼无神地盯着对面的墙。小顾催问他，到底伤心什么。他隔五秒钟狠狠抽泣一下，什么也不说。小顾只顾逼他，哄他，没顾上去照看她给他带来的一饭盒猪油被食堂的两条狗舔得净光。

小顾告别时杨麦就那样看着她，眼神死死的。那是拥抱，亲吻，甚至交欢都不能及的亲密，让彼此都坚信，他们做到了至死不渝。

等小顾走远，下坡，消失在运煤卡车卷起的大片黑烟里，杨麦想他刚才险些全向她招了：他和那个女老师的秘密恋情其实一直延续到杨麦入狱。

小顾是在天刚黑时离开杨麦的。这时她才大把鼻涕大把泪地放开大哭。她哭第一眼看见的那个判若两人的杨麦，哭他一身伤疤两个黑洞洞的大鼻孔，还哭他原来不曾有的动作、表情、说话声气，也哭他消失了的气质、姿态、笑声。他那样微微笑地听她说话，眼神软绵绵的像个冬日里晒太阳的老奶奶。而她却爱那个总有一点浑的他，对她永远搭一点架子，发一点小脾气，在她装深沉时以食指和中指钳一钳她屁股蛋的杨麦。

哭着哭着，小顾忘了时间，忘了截车，也忘了路上的标记。天已经完全黑了，最近距离的灯火也有几里路远。一辆自行车在她身边停下来，说她一个女人家好大的胆子，怎么敢一个人跑这儿来。小顾看骑车的人三十来岁，脖子上扎一条沾着煤屑的白毛巾，小顾马上叫他矿工大哥，问他某某军营是否顺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矿工大哥说路还远着呢，我搭你一截吧。小顾看看他，并不比自己壮多少，就笑起来，说我骑车能拉三百斤大米！你坐上来，给我壮个胆指个路就行。

两人上路不久，矿工问小顾在省城哪里上班。小顾说，哎哟大哥，你眼尖啊，怎么知道我从省城来？他回答说这里的人个个眼尖，只要来个女人，大家在井下就搞她材料了，慢说是个省城的女人。小顾说你们搞了我什么材料。他说大家看见她在大食堂后面，都说“糟践了，糟践了”。

小顾当然明白他指的“糟践了”是什么。不知为什么，“糟践了”突然在她心里刺激出一种自豪。杨麦要是让你们这样的粗坯子理解了，他还是杨麦吗？大灾难落到这个绝代才子身上，才格外显出他的高贵。夜晚的风带着低哨，吹在小顾的冷笑上。她从来没认识到自己有如此的体力，能如此轻松地骑车带一个男人。

其实她早就错过了军营的路口。小顾问矿工大哥，还有多远的路。他回答马上要到了。小顾左右看了看，说怎么不见灯光呢。回答说搞不好又停电了。小顾说不对吧，你看路灯还亮着呢。他说军营是自己发电，所以他们有电没电跟路灯没关系。小顾认为他的话合理，便不吱声了。但她心里在奇怪：搭汽车不过才十来分钟的路，骑车怎么会显得这样长。

矿工大哥开始并没有歹意。在听小顾讲了几句话之后，他忽然想，她怎么有问必答，一点不懂得防范呢？萍水相逢，她已经把她家住址、工作单位兜底告诉了他。还邀他去省城时来家坐坐，应承了替他买纯毛毛线和进口手表。只要他偶然去探望一下她的老杨。这时她蹬车接近一个很宽的路口，往里一拐，不到一里路，就是那座军营。他见她没有停车的意思，便热烈地跟她闲扯下去。自行车穿过路口时，他一阵眩晕：原来从一个平实的人变成一名歹徒，是这么容易。

他遗憾的是事先毫无准备，因此身上没好使的武器。他把搪瓷水壶的带子收到七寸左右，靠里面水的重量把她击倒是没问题的。出击要出得好，他向后拉了拉身体，右臂抓住货架，左臂收缩，开始了出击的第一步。左臂的准头和力量都不理想，他一再调整角度。他看着前面这颗秀丽的脑瓜，因里头缺根弦而将使它遭受重创。七寸长的水壶带加搪瓷壶再加半壶水，抡圆了砸够她受。

这就到了两人讨论军营是否会停电的当口。前面出现了麦地，他知道再往前有座小火车站，最好的地点就是这一段，即便她喊也不会有人听见。他再次拿好架式，打死或打不着，都比较费事。他再一想，打死稍为省事些，一个反革命家属莫名其妙毙命，这年头并不罕见。

“哎哟，再不到我就骑不动了。”她的口气像在跟她男朋友讲话。

她当然在等他说，那你停车，大哥来带你。她任何时候都可能一捏车刹，脚落下地。可她却没这么做，这样一个轻信，以为男人个个宠她的傻东西。都怪她傻，他这样的人才眨眼间成了恶棍，不然他也想当积极分子、劳动模范。

他的水壶抡了出去。她“嗷”的一声叫起来，然后便跌倒下去。他感到刚才那一下抡得肉肉乎乎，击中她时，他的手也没感到多猛烈的后坐力。但不管怎样，她是倒了下去，身体压在自行车下面。

她突然动起来，侧身躺在那里划动四肢。他的手及时卡在她脖子上，但自行车绊手绊脚，他只使得上一半力气。她开始反击，一只手成了利爪，他觉得一道热辣辣的疼痛从脑门直通下巴。他一拳砸下去，她身子一软。

隔着自行车，他伸手到她鼻尖上，想看看刚才那一拳打下去，事情是不是已经给他做绝了。但一时间他竟没探出她的死活来。他毕竟是个新歹人，这时感触到歹人也不那么好做。

他将自行车从她身上搬起。她却一个打挺站了起来，跳下公路就往麦地里跑，一面跑一面叫喊救命。

小顾在这样放声叫喊时也有了另一副嗓音。一种响得惊人的非人噪音。所有雌性生物在以命保护自己，或保护自己崽子时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之丑陋之野蛮，足以使进犯者重新评估进犯的价值。

小顾在麦地里奔跑，头发披散，扯烂的衣服乱舞，在新歹人跟前渐渐成了个女鬼。他在麦子棵里追她，不占多少优势。不久她就会把小火车站的人喊来。他记起她从车上摔倒时落下的皮包。做一回歹人若能劫到点钱财，也就不算白做。

小顾看他停下来，然后转身向公路跑去——跑得飞快，怕她追他似的。她却不动，站在麦田中央继续叫喊。跟她骂街一样，她的呼救渐渐失去了具体意义，升华成一种抽象。她引长脖子，鼓起小腹，像一只美丽的母狼那样长啸，叫得脑子一片空白，接着心里也空空荡荡，她整个生命渐渐化为这嘶鸣的频率声波，所有的不贞和不洁都被震荡一净。

等小火车站的扳道工和路警赶到时，他们带的狼狗嗅到空气中弥漫着小顾呼喊的血腥。

小顾这才觉得一根喉管早喊烂了，浓酽的血腥冲进鼻腔和脑髓，她腿一瘫，坐在麦子的芒刺上。

扳道工和路警把小顾送到军营诊所，小顾便人事不省了。中度脑震荡和气管的伤让医生十分惊讶，她怎么可能从歹徒手下死里逃生。

小顾第二天傍晚醒来了。她看见坐在床边的是黄代表，马上微蹙起眉毛。这时门开了，杨麦黑乎乎地走进来，两只白眼珠朝着她闪动，她眉毛才平展开来。

黄代表看着杨麦的黑脸在小顾的白脸上猛蹭，很快蹭成两张花脸。黄代表站起身往门外走，杨麦叫住他，说难为你照顾我妻子。黄代表看他一眼，点点头，心里头一次感到委屈，感到被谁玩了。

小顾抬起眼睛，见黄代表突然间驼起背来。

杨麦是在一九七四年秋天被释放的。不久省报需要漫画家，杨麦被调了去。他并不精通漫画，但他自己摸索一阵，很快就把报纸的漫画专栏做成了全国名流。漫画并不署他的名，因为他名分上还是个“监外执行”的犯人。他得靠一天画十小时的画来充苦役。监禁初期受的各种伤病这时开始一样样发作，小顾常常用自行车驮着他上下班。

小顾在这段时间显得幸福而满足，人也沉静了，见谁都是淡雅一笑，不再蠢话连篇。像所有真正被爱着、被需要着的女人那样，小顾反而朴素而随意，头发和衣服都显得毫无用心。

女人们偶尔见她提着食品匆匆走过，招呼她：“小顾又给杨麦解馋啊？”

小顾就笑笑，并不解释什么。这是个仅次于大饥荒的年代，肉食和蛋类拎在小顾手里，刺目至极，要在从前，她会感到自己光天化日地做贼。她会绕许多舌告诉大家自己找各种路子买食品是因为杨麦的一身病。她会低三下四地对人们说，以后你们有病就来找我，我小顾上三流的朋友不多，卖肉的卖蛋的认得一大把。而现在小顾什么也不说，就笑笑。人们都奇怪，小顾什么时候有了这副派头？难道脑震荡把她原本短路的脑子改装了一回，现在反而对头了？

而凹字形楼中，只有那帮女孩（穗子也在其中）仍是把小顾看得很透。她们绝不会忘记小顾站在梯子上，裙子下面赤裸裸的下体。她们觉得小顾的下体就是“破鞋”二字的图解。她们观察到那位军代表偶尔还会来找小顾，只是不进到楼里，而在对面梨花街的茶棚子下坐着。小顾一出去，两人隔着半里路前后向包河公园走。

一天女孩们用公用电话拨通了艺术家协会传达室的电话。传达室往往不管叫人接电话，只管负责转达信息。女孩们中有两个会模仿各种口音，便说自己是省军管会的，受一位姓黄的首长之托邀请小顾去长江饭店吃饭，拜托她买四斤毛线、两斤新茶、五斤大白兔奶糖。又关照说，请小顾一定要烫个头，穿上毛料衣、高跟鞋，因为这是重要宴会。

当晚女孩们坐在大门口，看着小顾大包小包地走来，脚已生疏了高跟鞋，走路越发是一步一登楼，屁股、腰肢、胸更是各扭各的。最让她们称心的是，小顾真的剪去了一头好头发，烫出一个大鸡窝来。

她们一嘴蜜地说：“小顾阿姨这样臭美要去哪里呀？”

“去去去！”她笑着说，很是为她和女孩们突然恢复的亲热暗喜。她一直弄不清女孩们这几年对她的生分是怎么回事。

“你拎的是什么呀？”她们围上来，明知故问地指着糖盒，包装纸上印有大白兔图案。全中国孩子们心目中，那是最著名的一只大白兔。

“装的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小顾左右突围，却很乐意她们和她纠缠。“是老鼠药啊！又香又甜，专门药馋嘴小老鼠啊！”

“请我们吃一点老鼠药吧，小顾阿姨！”

小顾快乐得和她们一样年轻顽皮，高跟鞋在泥地上留了一圈一圈的小洞眼。她终于摆脱了她们，心里想一定要再买一盒五斤装“大白兔”，专为这些女孩买。

两小时后，女孩们仍坐在原地，看着小顾一步一登楼地回来了，手上的大小纸包都被网兜勒出一些破损，毛料衣、高跟鞋也旧了一成。没一个人说话，一律瞪大眼睛从上到下地端详她，端详得小顾也伸手去摸头发，掸衣服。

小顾把那盒“大白兔”往她们面前一放，面孔的肌肤出现了下垂线条。她们一下子看见了二十年后的小顾。

第二天她们给省军管会打电话。和小顾相处多年，她们学小顾的口音简直可以骗过小顾自己。接通黄代表后，最年长的女孩用小顾那土气十足的京腔说：“我在家歇病假，你有空来一趟吧。”

黄代表急着打听她得了什么病。

“不舒坦得很。”年长的女孩把“舒坦”两个字咬得好极了，活脱一个无病呻吟的本地酱园店千金。

半小时后，黄代表也大包小包地来了。小顾正在给红枣去核，见了黄代表脱口就说：“你作死啊，跑这儿来干什么？”

黄代表看着白里透红的小顾，“你没病啊？”

小顾向门口使劲摆手：“你先走，你先走！我跟上就来！”

两人又是前后隔着半里路来到包河公园。黄代表把小顾一搂，小顾说：“作死了，军衣还穿着。”

黄代表没做野外约会的准备，因此军衣里面只穿件衬衫，眼下也顾不得冷了，三把两把脱下来。

小顾前两天憋的火这时可以好好地烧了。她又是跺脚又是擂腿，说黄代表不要她和杨麦过了，起坏心要毁她名声。黄代表当了几十年兵，特别欠女色，因此一个漂亮的小顾给他多少苦头吃，他也只有吞咽。他低声下气问小顾，假如他有半点坏心，能把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杨麦变成报社的秘密红人吗？

小顾一想，对呀，没有他哪有她和杨麦的今天，哪有一个温柔体贴、对小顾感恩戴德的杨麦？她不作声了，任他把手伸上来。小顾心里说：你摸吧，你从杨麦那里偷走一点，我也让你赔回来。

小顾把两个孩子从娘家接了回来。这也是她和凹字形楼里的女人学来的习惯，在孩子们可以上街打酱油的年龄把他们领回来，归自己使唤。小顾和杨麦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六岁，正是打酱油、做煤饼、排队买豆腐、退酒瓶卖破烂的好年纪。这个时候他们尚未学油，因此特别认真负责，也不会在账上做手脚。

星期天废品收购站的三轮车蹬进天井，所有孩子抱着破烂排成长队。那帮女孩见小顾两个孩子矮一头地挤在队伍里，便相互咬咬耳朵，把他们俩的破烂接过来，塞了几个硬币给他们。小哥儿俩知道他们的破烂不值那么多硬币，飞快回到家里，一面大声嚷着：“妈，妈！我们家还有破鞋吗？”

小顾和杨麦正在午睡，听两个孩子喊了一楼梯一走廊的“破鞋”，光脚跳下地，冲到门口，拎住大儿子的耳朵拖进屋，一耳掴子打出去。

杨麦对孩子一向无所谓，但见不得他们哭，从床上坐起来就骂：“小顾你不是他们妈，是吧？怎么这样打？”

两个儿子仗了父亲的势，哭得宰小猪一样。

小顾上去又是一通乱拳乱脚。

杨麦精瘦地插在孩子和小顾之间，肝虚肾虚地直喘气，手逮住小顾的腕子。他问她两个孩子犯了什么过错。

大儿子指着窗外，半天才从哭声中迸出一句话：“姐姐把我家破鞋子都买去了！”

小儿子补充道：“姐姐问我们还有没有军用破鞋！”

“啪！”小儿子脸上也挨一耳掴子。

杨麦两个胳肢窝一张，一边夹一个孩子，然后把脊梁转向小顾。小顾脸白了，眼睛充了血，烫的头发飞张起来，追着踢孩子的屁股。杨麦的腿上挨了她好几脚，却始终不放开两个孩子。柜子上的毛主席瓷像摔在地上，底座上的“景德镇”徽记也摔成几瓣。

自相残杀在晚饭前才结束。小顾做了一桌好菜，两个儿子却动也不动。他们要教训教训母亲，无缘无故打人是不配做长辈的。

“吃啊！”小顾先沉不住气了，心想在杨麦面前她要服孩子的软，说明她真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她用筷子敲敲盘子：“有种都不要吃，从今天起，都不要吃我的饭！”

两个孩子看看父亲。

父亲说：“吃。”

两个孩子迅速抓起筷子。

小顾说：“搁下。”

两个孩子又看看父亲。父亲下巴一摆，表示不必理她，继续吃。

小顾看着三个人又吃又喝，脚还在桌下你踢踢我，我踹踹你，表示勾结的快乐。她觉得两道眼泪流下来，心里恨自己，这可真是不打自招的眼泪。

天擦黑时，小顾把摔碎的毛主席胸像捡起来，想看看能否用万能胶把它胶合起来。小顾想，毛主席要是不发起文化大革命，杨麦就不会成现行反革命，也不会有省军管会和黄代表。没有黄代表，她也就没法去救杨麦，杨麦也就不会变了个人似的与她百般恩爱。她小顾也就不会时常暗自庆幸，亏得有文化大革命，一夜间改变了尊卑、亲仇、功过，一夜间降大难于杨麦这样的人，使他识好歹，懂得珍惜她小顾。

小顾把毛主席像胶合起来，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妥。万一有人看出那些裂纹，杨麦又要当一回现行反革命。她赶紧把它包在报纸里，眼睛四处巡视，想找个旮旯把它藏起来。又一想，那样胡塞一气很失敬，还是找块背人的地方挖个坑，把它埋进去。可是把毛主席像拿烂报纸裹巴裹巴埋起来，太恶毒了吧？咒伟大领袖呢？她把瓷像慢慢搁在桌上，慢慢剥去报纸。

最后她还是决定包在报纸里，用帆布包提着，向包河公园走去。

刚出大门，小顾听见杨麦在身后叫她。她停下脚，看他东张西望地跟上来。做了几年反派，动作神态都少掉一些正气。他说他陪小顾一块去，否则万一小顾遇上不测，他可怎么活。小顾心里一甜，手钩住他胳膊，反派就反派吧。

走到小桥下，杨麦说这儿泥松，就埋这儿吧。

小顾却还是往前走，说桥下常有民兵巡逻，没埋完碰上他们就说不清了。她指指河打弯的地方，说那里从来没有人，几对殉情的人都在那里如愿以偿的。

杨麦说：“哦。”

小顾一下子抬起头，他正定定地看着她。她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小顾常到那里去干殉情之前的快活事。你对这个公园真熟啊，黑灯瞎火哪一脚都不会踩失。小顾松开了他的胳膊，低着头一个人往前走。她想告诉他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都是为了他杨麦。都是为了杨麦吗？她面孔一抽搐，感觉一阵丑恶从她鼻尖向脸庞四周扩散，然后就黏黏地、厚厚地待在那里。她不能把这张丑脸朝向杨麦，她还是怕丑的。

杨麦上来，拉住她冷冰冰的手，搁在自己裤兜里。她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沉默在说他全谅解她，因为她毕竟用一个女人仅有的招数换取了他的自由。他把她的手捏得很紧，灾难多么美好啊，它让他们越过背叛而结盟。

杨麦动起感情来，把小顾往一棵树上一推。她两手抱着树干，躬下身去。她马上一阵后悔，觉得自己把这个野合的姿势摆得太快了，完全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杨麦从来没这样撒过野，她动着动着，心想自己是否太自如纯熟了？杨麦会不会在她身后看她，觉得她像头母牲口？但很快她就忘情了。小顾是个快活起来就神魂颠倒、死活置之度外的人。

那以后凹字形楼里的人看见杨麦和小顾常常去包河公园。天晴两人合打一把阳伞，下雨两人合打一把雨伞。杨麦偶尔被人找去打桥牌，小顾会端一杯水，拿一小把药轻轻走到他旁边。她摊开手掌，杨麦从上面拈一颗药搁在嘴里，她再把杯子递到他嘴边，喂他一口水。这期间杨麦照样叫牌、出牌，只是服药过程持续得长一些，长达二十来分钟。整个过程中，两人还会飞快交流一个眼神，或微笑。

杨麦从瘦子变成了个胖子，坐在牌桌上，有了胖子的洪亮嗓门和大笑，渐渐地，有了一个胖名流的昂轩气质。虽然还在隐姓埋名地画漫画，全省都知道有个叫杨麦的大漫画家了。并且杨麦的散文、杂记都相当轰动，媒体渐渐发掘出他的其他才华，一篇篇关于杨麦的报道出来了，描写一律是又庸俗又离奇，使杨麦在四十多岁做了神童。

凹字形楼里最流行的事物是看内部电影。多年没开过张的省电影厂突然成了很有风头的地方，全省各界头面人物常常聚在一股霉臭的放映间观摩外国电影。凹字形楼里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电影票，唯有小顾每晚香喷喷地同人们打招呼，说是去看“内部片”。大街上高跟鞋回来了，满世界是受洋罪的屁股、腰肢、膝盖，整个城市岌岌可危地高出一截。小顾的鞋更是变本加厉地高，高出了身份和地位，只是膝盖不胜其累地弯曲着，步步都险峻。

“内部片”常断片，有时一场电影停两三趟。人们便用这些间歇交际。介绍到小顾，话很简洁：“这位是杨麦的夫人。”

杨麦的崇拜者会眼睛一亮，讲一些颇肉麻的恭维话。小顾却很拿这些话当真，说：“是吗？我这一辈子就是准备献给杨麦了。”或者：“他关牢那阵，我就是孟姜女啊，哭都能把牢墙哭倒了。”

杨麦也是个电影迷，抽得出空来也会跑到放映间来，看半场也是好的。一天他坐在最后一排，看了十多分钟的电影，也碰上断片。他听有人在大声抽泣，再听听，是小顾。接着小顾便对电影评述起来，认为它如何深刻，教育意义何在，何故这样动人心扉。字还让她念别了，说成“动人心腹”。她生怕别人看不懂，把一些情节做了诠释，有人忍不住说她的理解是错的，至少不全面，因为电影只演了一半，至少结论性发言该留到最后。小顾不服气，说她怎么可能理解错了，错了她会感动得心碎？她大声感叹：“这部电影太感人了！太感人了！”仿佛她这两句话就是最好的驳证。

杨麦身体直往下出溜，但愿谁也不要看到他，此刻他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一连几次，他碰到同样情形，窘迫得连电影也看不明白了。他从来没有如此嫌恶和惧怕过小顾，小顾若想使他痛苦很容易，不必去和军代表腐化，就这样做个夸夸其谈的二百五，足使他痛不欲生。

终于，一天晚上，杨麦忍无可忍了，从他座位上甩过一句话去：“小顾你识字吗？那上面写着：‘请勿喧哗’。”他指指场子四周的标牌。

小顾觉得杨麦的话很不好听，多少年前的语气又出来了。她刚想回敬他一句，杨麦说：“以后大家看电影就好好看，别糟蹋一次艺术享受机会。”

杨麦和发电影票的人打招呼少给小顾电影票。

小顾和那人闹起来，那人只得说他尊奉杨麦的指示。小顾不信，拉着他找到杨麦在省报的画室。杨麦正在画一幅大型木刻，浑身满脸的墨迹。他抬头一见这两人便说：“是我说的。”

小顾还没反应过来，杨麦就对那人说请回吧，她有架会找我干的。

两人果然轰轰烈烈干了一架。小顾是主骂，杨麦隔一会儿来一句：“放屁。”“扯淡。”“住嘴。”小顾一句话不提电影票，骂的主要是十几年的婚姻里，她小顾怎样厚待他杨麦，而杨麦的良心全拉出去肥田了。

小顾在这种时刻也会发生升华，年谱日期分毫不差，口才好得惊人。像数莲花落的老艺人，小顾不太注重段子的内容，而注重它的表演过程。小顾一泻千里，奔腾澎湃，杨麦被载浮，被淹没，被冲来撞去，沉浮无定。他看着小顾的一对大圆眼睛想，她幸亏愚笨，不然她可以是个很可怕的女领袖，可以唤起民众千百万。小顾眼睛亮得像站在舞台聚光灯下，也像那种聚光灯下的主角儿，视野一片虚无，一片白热，她说杨麦这十多年做的是她小顾的皇上，一只老母鸡他吃两只大胯，她小顾吃的永远就是“老三件”——鸡头、鸡爪、鸡屁股！

杨麦说：“废话，是我让你吃鸡爪鸡屁股的吗？”

小顾根本没听见，接着往下说她心全长在杨麦身上，看护士打针打疼了他，她会比他还疼，背过身去悄悄掉泪。

杨麦说：“谁让你去掉泪了？”

她说她这么多年没给自己买过内衣内裤，都是捡杨麦的破烂改成内衣内裤。

杨麦说：“我说了多少次，叫你别捡破烂！”

“你吃的西洋参是我骑车跑二十里路，到中医学院给你买的！我顶着大太阳，骑了两个半钟头，马路上的柏油都给太阳晒化了，糖稀一样，我不照样骑吗？回到家眼都黑了，背上褂子潮了又干，干了又潮，你杨麦喝红枣洋参汤，我小顾碰过一根参须没有？一头驴子冒毒日头跑几个钟头，也有人喂把料给它吧？我是个人哎……”

杨麦说：“你愿意大太阳下骑车去跑！明明有公共汽车不坐！你就是要唱苦肉计给人看！”

这句揭露性的话太恶毒了，小顾体无完肤地愣在那里。过一会儿，她满心悲哀，想杨麦怎么总把她看那么透，给他一点拨，她也觉得自己含辛茹苦，样样事情做得过头一点，就是希望能让杨麦欠她些情分。小顾只有在杨麦做人下人的时候，才是自信的，自如的。老了胖了的小顾，看着如日中天的杨麦，心想可别再出来一个女老师。现在的杨麦不仅有名有钱，长到四十多岁，刚长得须是须眉是眉，长出一点样来。

杨麦的求爱者各行各业都有，其中一个才二十来岁。杨麦跟她恋爱不为别的，就为他们巨大的年龄悬殊。在中年男人那里，悬殊象征成功、荣誉、金钱，也象征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年轻女人都是苍蝇，多远都能嗅着荣耀、成功、金钱而来，来了之后，又被体魄、魅力、雄性荷尔蒙黏住。

二十来岁的女孩是个女大学生，她可不像女老师那样软弱。她先逼杨麦，逼不出结果就去百货大楼找到了小顾。她走进小顾的科长办公室，看着头发烫焦、衣服绷出横折子、高跟鞋打晃的小顾说：“噢，你就是小顾吧？”口气又大方又皮厚，把原本皮也不薄的小顾都震住了。

小顾当然知道女大学生的存在，但她没有太多声讨过杨麦。因为杨麦一旦对她做了亏心事，在家里就老实一些。吵起架来，小顾也多一个杀手锏。小顾自己也有过丑事，这方面和杨麦一样经不起追究。小顾领头向办公室外面走，她不想让同事知道她小顾不是百分之百的杨麦夫人。

女大学生跟着小顾走到楼下院子里，用简单的几句话请小顾让位。

“你说什么？”小顾抬起眼。眼睛清亮天真，不谙世事，睫毛又黑又长，是难得的美目。可惜杨麦很久不去看这双眼睛了。不然他会心颤，像他最初爱她一样。会想，那里面有多少善良，而善良往往混着蒙昧甚至愚蠢。“你再说一遍。”

女大学生又说一遍，更简洁明了，更厚颜无耻。

小顾甩起巴掌打过去。女大学生马上捂住腮帮。小顾的手已回来。又是一巴掌。就这样，女大学生和小顾一退一进，小顾左右开弓，女大学生嘴里直叫：“哎，怎么动手……”

小顾打得好快活好暖和。心里冷笑，这类女秀才都是窝囊货，就会讲点馊语写点酸诗，拿不出行动来。这位嘴尖皮厚一身柴火儿的女学生能有什么用场，上不了床，下不了厨，杨麦怎么找这么个大当给自己上。

一架打完，杨麦跟小顾正式提出离婚。

小顾随他去捶胸顿足，说他和她生活十几年如何痛苦，她只是照样给他做饭、洗衣、煎补药。局面就这样拖下去，拖得女大学生跑了，换成了个歌舞团的女笛手。

这两天儿子回来对小顾说：“你别拖爸了。你要把他拖死啊？”

小顾傻了。

儿子现在十七八了，都是郁悒艺术家的苍白模样。小顾常常奇怪他们没有她的活力、她的健康。

大儿子说：“爸要把你们的离婚案提交法院了。”

小顾样子乖乖的，看一眼大儿子。

小儿子说：“爸知道你的事。”

小顾顿时垂下头，又感到那阵丑恶皮疹一般在脸上发散开来。她想她的儿子们一定看得见它，她只得戴着这层丑恶把头垂得低低的。

大儿子说：“爸问过蔻蔻、穗子她们了。她们趴在楼顶栏杆上看见好多事。爸刚放出来的时候，就去问过她们……”

小儿子说：“你拖爸的话，法庭把你的事公布出来，我和哥就完蛋了。”

大儿子说：“照顾一下我们名誉，我们要脸。”

小顾一点一点冷下去，任大股泪水在她漂着一层丑恶的脸上纵横流淌。

她没有向杨麦去申辩。和黄代表一场艳史，她是不得已的，她的出发点并不丑恶。或许那就更加丑恶。

小顾什么也没说，便在离婚协议书交上法庭之前签了字。

十几年后穗子回国，在曾经的“拖鞋大队”伙伴家见到了杨麦和他的年轻夫人。这位新夫人不比初嫁时的小顾大多少，杨麦对她说话口气总有些冲，笑容也很不耐烦，让人明白他宠她是没错的，但绝不拿她当回事。杨麦对其他艺术家协会的老同事很当心，这表现在他过分的随和与过分响亮的大笑。因为这帮人里只有他一个还有名利可言，他为自己的好时运感到不安。小小的杨麦太太年纪不大，却很懂得杨麦此刻的用心，帮衬杨麦把玩笑开得更好，以缓冲随杨麦的财运、官运、艳福而来的孤立。打了一下午牌，主妇安排了晚饭，大家都喝了一些酒。小杨太太以掐耳朵、捏手指来阻止杨麦喝酒。杨麦喝红了脸，不时哈哈大笑，但两人都让大家明白，她敢这样闹只是因为他由着她闹。穗子看着幸福的杨麦夫妇想，当初小顾真是兜了一个大弯子兜到这群人里来了，不然杨麦可以提前幸福多少年。

饭后杨麦喝醉了，被扶到长沙发上躺下。大家恢复了聊天，听杨麦叫起来：“小顾，小顾，倒杯茶来。”所有人静下来，小杨太太脸上有点挂不住。过一会儿，杨麦起身去厕所呕吐，小杨太太跟进去捶背，老三老四地轻声唠叨他不该喝那么多。杨麦又躺回到沙发上，小杨太太拿一条毛巾挨着他坐下来。人们该聊什么还聊什么，但气氛有一点不自然了，都开始逗小杨太太，又逗得不十分高明。一直低声呻吟的杨麦又叫起来，“小顾，小顾啊……”叫得体己贴心，似乎醉成这样，叫叫也是舒服的。

小杨太太用湿毛巾擦了擦他的脸。原来小顾阴魂不散，这让她措手不及。所有人都有些尴尬，都不知接下去怎样再打圆场。“小顾啊，倒杯茶给我。”杨麦说，耍点少爷腔调，并明白不会为这腔调付代价的。这是另一个杨麦，松弛舒坦到极点的一个丈夫。让在场的人意识到，曾经他和小顾间的亲密，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不久杨麦醒了酒，让小杨太太扶走了。没人把他醉酒时的表现告诉他。穗子猜是大家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去讲给清醒后的杨麦听。

但不知是谁把它告诉了嫁到了深圳的小顾。小顾的现任丈夫是个大工厂厂长，很为自己老婆是著名画家杨麦的前妻而骄傲。小顾总是告诉她新认识的人，她就是爱杨麦，他多不是东西她也爱，她也没办法。她讲这话时火辣辣的，毫不在乎自己的牺牲品身份。似乎只要她一头热着，杨麦就有她的份。这种时候，她的微笑里藏着一点玄机、一点梦，说：等着吧，还会有文化大革命的。别人等或不等，她小顾反正是心笃意定地等着。

梨花疫

最初余老头是乘“伏尔加”轿车进这扇大门的。那时大家还叫他余司令。但我见到的余老头，就是个常坐在大门口醒酒，指挥粪车上下坡，跟出入的娘姨瞎搭讪的醉汉。他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几年后他就“留职察看”了，就是说，他再犯一个错误，“作家协会”这个饭碗，他就彻底砸了。因此他对人说：“你看我倒霉不倒霉？就剩一个错误可犯了！”或者：“你别惹我，我还剩一个错误没犯呢！”

穗子当时还小，但她对“错误”和“罪过”心里已很有数。余老头再犯，也是错误，而她爸规规矩矩，犯的却是罪过。

大门有四扇玻璃门，砸烂一扇，就用三合板封掉一扇。那年头公共场所的问题全是这样解决的。坏一个马桶，就堵了它；坏一个灯泡，就让它瞎着。到了这一年，四扇玻璃门给封了三扇，人们就侧起身进出，非得面对面来完成这个交错。这一年每个人都在叛卖另外的人，最是不该打这样的照面。换了穗子，穗子死也不会跟对面的人紧密相错的。冬衣穿得人都很庞大，对方的棉袄前襟蹭着穗子的下巴颏，那前襟上有芋干糊、玉米饼渣和吐出来的山芋酒。

大门的对面是梨花街。要没有梨花，余老头也不会对走来的女叫花子突然痴迷。很可惜我已经忘掉了女叫花子的名字，那我就以穗子当年的水平叫她萍子吧。

萍子就从梨花街朝这儿走，漂着污垢失去光泽的头发上沾了三两点梨花。余老头一大半时间做醉汉，一小半时间做诗人，但就是在看见女叫花萍子的时分，余老头的两个一半才合而为一。他原本是要错过穗子进大门的，偶然一扭头看见了梨花街上的萍子，就改了初衷转身又出门去。最开始穗子认定余老头不愿和她照面，因为穗子深信余老头一不当心陷害了穗子的父亲。余老头知道穗子眼下营养不良和他有关，所以在这六岁小姑娘面前心虚。不过后来穗子明白，她担心人们会心虚是无道理的。人们在加害于人时从不心虚，从不会难为情。

世界上不会难为情的人又当数余老头为最。他会匆匆走到伙房后面，一边跟两个女伙头闲扯一边往煤堆上小便。余老头还会在梨花街乘凉睡着的女人旁边久久徘徊，还会叫住一个梨花街的少女，说：“你看你把馍渣吃哪儿来了！”同时就用巴掌在少女胸前掸“馍渣”。这时候余老头就会笑。余老头的笑是由一大嘴牙和无数皱纹组成的；而且余老头一个人长了两个人的牙，一张脸上长了三张脸的皱纹。那是怎样藏污纳垢的牙和皱纹啊！穗子以后的一生，再没见过比余老头更好的龌龊欢笑了。

余老头看着女叫花萍子一点一点走近时，脸上就堆起这样的欢笑。穗子后来想，如果词典上“眉开眼笑”一词的旁边，并排放一张余老头此刻的笑脸，编词典的人实在可以不必废话了。

好了，余老头现在在女叫花对面站着，中间隔一些梨花和刚晒出来的被单、衣裤、尿布。梨花街上的被单和尿布差别不大。萍子的头一次登场很占梨花的便宜，显得美丽、合时节。余老头虽然是个老粗，但碰巧知道“山鬼”，余老头眼前的萍子一下子升华了。余老头于是变得柔肠寸断，风流多情。

萍子是背着她半岁的儿子从梨花街走来的。背孩子的红布带子在她黑色夹袄上打个交叉，你可以想象这一面酥胸在余老头半酒半诗的眼里会怎样。余老头的眼睛就成了两只手。萍子在马路那边，感觉余老头目光中的手弄得她痒痒的。她给了他一个白眼。萍子毛茸茸的眼睛这下彻底暴露了她的姿色。

余老头没有老婆，他在胶东打游击时，最中意的一位相好让日本人杀了。那时候余老头腰间挎着驳壳枪，枪柄上红绸巾起舞，骑一匹大马，在每个村子里都发展根据地、党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相好。相好们都叫余老头“余司令”，那些年司令特别多。余司令不愿伤相好们的心，绝不娶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仗打胜了，余老头就让相好们伺候着喝点土酒，写一些山东快书。最终是山东快书消灭了所向无敌的余司令，而不是日军或国军的子弹。因为余老头给提拔成了诗人，枪也因此给缴了。余老头天生有种敢死队气质，打起仗来异常骁勇，但一没仗打，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天性就成了土匪气。所以进城后的余老头就像一个漏网土匪，上菜场突然看见有卖他久违的山东大葱，上去拎一捆就走。售货员说：“哎哎哎！”余老头便回答她：“老子脑瓜掖裤腰里给你打天下，吃你捆大葱咋着？”穗子印象里，父亲一听见余老头咋咋呼呼从走廊上走来，马上使眼色要母亲关门、上锁。

现在萍子跟余老头就隔着一条马路。穗子不知为什么对此刻的余老头那样关注。她加入了四五个女孩的游戏：从大门台阶的自行车道上往下滑。自行车道因为天长日久做孩子们的滑梯，变得像大理石一样细腻光亮，滑起来比真正的滑梯更具有冲刺感。但穗子始终盯紧余老头。余老头打过穗子父亲一次，把父亲胳膊反拧，拧得很高，使父亲稍一斜眼就能自己给自己看手相。余老头认为他写不出东西、找不着文人感觉都是给穗子爸这类人害的。包括他堕落成一个酒徒、绝户，永远失去了“余司令”的雄威，也都是穗子爸等人的合谋所为。穗子在迅速下滑时看见女叫花接过了余老头递给她的一个烤山芋。萍子不白他眼了。

萍子是否真好看，在穗子以后的记忆中一直有矛盾。这样肮脏的一个女人，能好看到哪里去呢？还有那一头看上去就生满虱子的头发，那身不必去闻就知道气味很糟的黑袄黑裤。她掰开烤山芋，往滚烫的金黄瓤子上使劲吹一口气，同时啃了一大口。被烫伤的嘴大幅度动起来，动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鬼脸。她跟余老头笑一下。她的意思是，我没钱，不过我可以付给你一个笑。

余老头问萍子的家乡在哪里，孩子多大了，等等。萍子觉得他口气像一位首长。其实余老头此刻就是一位首长，八面威风的余司令在萍子眼前还原了。萍子说自己来自寿县，余老头一听，说：“难怪呀，是老区的乡亲。”

不知是不是因为穗子，女孩们此刻都盯起余老头来。余老头把女叫花搀过了马路，两眼由于长年酗酒而泪汪汪的。而此刻一双泪光迷蒙的眼睛长在余老头脸上，非常相宜。余老头身上有十来处枪伤在此刻全面复发，疼痛出现在他的嘴角和眉梢，使他的满脸皱纹更乱了。

萍子给安置在那座废弃的警察岗亭里。岗亭只有东、南、西三面墙。没有北墙。北墙被整个地拆下来，做了铺板，给一个看守大字报的人垫着睡觉了。总有一批人贴出大字报给另一批人去反对，反对的一方常常在夜里用新的大字报盖掉旧的。闹得凶时，就得给大字报站夜岗。

余老头不久就抱了一床被子送到岗亭里。被面上有“××招待所”的红字，以及烟头灼的洞眼，还有臭虫血迹。余老头住招待所往往把招待所的东西打成行军包背走。他给萍子的脸盆、茶缸、手巾，都印有“招待所”的红字。有的招待所不干了，说你十二级厅局级高干也不能揩国家油哇。余老头就说：“知道胶东有支歌吗？‘太阳一出暖洋洋，余司令跨马打东洋’！不知道哇？那你可白吃一月二十七斤粮了。揩国家什么油？我余金纯一百三十八斤连肥带瘦，连五脏带板油都是国家的！”

萍子很少在岗亭里待。她喜欢晒太阳、搔痒痒、捉虱子。四月的太阳晒起来，人都酥了一半。萍子酥在那儿，背抵住墙，臀又大又厚，团团地盘坐在一摞烂大字报上。在此之前，如果穗子认为她是个深色皮肤的女人，此刻就要大吃一惊了：萍子在太阳下晒出的一个乳房白得耀眼。萍子把乳头塞在她儿子嘴里，儿子一只手抱在富强粉乳房上，却完全抱不住。那只婴儿手在明晃晃的白乳房上显得既干瘪又黑暗。

余老头看见了，也同样大吃一惊：原来她是可以很白的。

萍子跟余老头都马上习惯了沉默。就好比村子谷场上坐的乡亲们。他们不必讲什么就聊得很好了。这无言里该滋生什么照样滋生什么；滋生出来的，该来去过往，照样来去过往。余老头咂着烟袋嘴，眼不眨地看萍子的雪白胸怀，咂出的甜头不亚于半岁男孩。

男孩吃饱了奶，要睡去了。余老头说：“叫我抱抱吧。”他上前，手抄进雪白的怀里，不敢耽误太久，把孩子抱过来，小嘴巴却把乳头衔得很紧，拽了几回都拽不出来。最后是拽出来了，乳头滋出一道乳汁，准准地滋在余老头鼻尖上。乳汁的劲头真大，等于一个袖珍消防水龙头。萍子先笑起来，余老头也跟着笑了。他还是一笑就有三张脸的皱纹，但这次却是新皱纹，没藏着老垢。

接下去他俩就交谈起来。交谈是余老头打的头。他急于让萍子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个糟老头。

我相信穗子在此时此刻已经看出了一些疑点，萍子有另一个来头。萍子不是像她自己讲的，只是个守寡的乞妇。萍子的疑点越来越大，她甚至是知书达理的。她把一摞大字报垫屁股时，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字句专门撕下来，搁在一边。她请余老头坐，也是从自己屁股下抽出若干大字报纸，而不是伸手去拿那些有神明字样的纸张。

余老头说他不爱坐，蹲着稳当。他说楼里头的人眼下都在罚坐呢，他可不想坐。他告诉萍子，这楼里的人没几个好东西，会诌几句文章，画两笔画——都不是玩意儿。现在好啦，他们全在“牛棚”里罚坐呢。他问萍子：“你知道啥叫‘牛棚’？”

萍子说：“啥叫‘牛棚’？”

余老头说：“‘牛棚’就是你进去了，甭想出来的地方。撒泡尿也有人跟着的地方。‘牛棚’关着好几十个呢，天天写检查，坐在那儿一写写十四个钟头，一写写两年！写得裤子都磨穿了，衣服的两个胳膊肘也磨薄了。屁股和胳膊肘全补丁摞补丁！”

萍子说：“那是费裤子。”

余老头说：“就我不用上那儿磨裤子去。我，谁敢动我？看看这一身枪眼子——给鬼子打成筛子都没死，怕谁呀？”余老头说着，见一个人从那扇独门里走出来，就喊：“那个谁，借个火！”

被喊住的人不是别人，是穗子的爸爸。穗子爸胸口贴个白牌子，上面写明他是什么罪名，第一、第二、第三，按罪大罪小排下来。

穗子爸说：“我哪儿来的火？敢有火吗？”

余老头虽然让酒弄坏了一些脑筋，但穗子爸脸上逗人玩的表情他还是懂的。余老头说：“看你也是早熄了火的。”他说此话时，脸上褶子又脏起来。他打发穗子爸给他跑趟腿，去供销社买盒火柴去。穗子爸说：“没看我拎着什么？”余老头说：“拎着球。”穗子爸说：“我漆毛主席语录牌的红油漆。”

余老头一听，忍了下面的脏字。他说：“叫你闺女去给我跑腿。”

穗子接过一张五元钞票。余老头说：“买一盒火柴，找不开你先垫上，要不让他们赊我账。”穗子五分钟之后回来，把一个镀铬打火机和找回的八毛钱交给余老头。她告诉他，整个供销社一共就这点点钱，全找给他了。

很快余老头不再仇恨被迫花去的那笔钱。因为萍子一哄不住孩子，余老头就摁打火机。“咔嗒”一声，火苗一冒，男孩便把哭给忘了。男孩瞅着火苗，余老头瞅着男孩，萍子瞅着男孩和余老头。

第二天报上出来一则消息，说是某地有座麻风村，里面有些病员是给冤判成麻风的。他们要翻冤案，摘麻风病帽子。所有的麻风病员或非麻风病员组织起来，扯起了造反大旗，撕了院长家的红被面做袖章，成立了第一支麻风造反队。他们控诉了被院方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故事，有些人一关给关了三十来年，不知有“解放”这回事。

穗子这天便和女孩们玩起“麻风病”的游戏来。她们中选定一个“麻风人”，然后由她来追逐所有女孩，只要她一触碰到被追逐女孩的任何部位，就表示传染成功了，那个女孩便成了“麻风人”的一伙，去传染其余女孩。穗子已很久没玩过这么刺激的游戏了，跟女伴们都成了受惊的猴子，“吱吱”直叫，上房下树。

她逃到一棵柳树上，看余老头抱着萍子的男孩边走边拍，走过去，又走回来，萍子却不在岗亭门口。

很久以后，穗子才了解到萍子和余老头的关系是怎样飞跃的。那时穗子在这方面已开窍了。事情经过人们的口头整理就成了这样：有一天，余老头仍然在欣赏萍子哺乳，照旧要替萍子抱孩子，手也一样抄在萍子怀里。注意，他们这时已有了一定基础，余老头的手也不急于离开那雪白的胸怀了。萍子这时抬起眼，看余老头一眼。这一眼的意思余老头是懂的，是说：你个老不正经的，不过我也认了。

萍子这时看见的不是余老头，她看见的是英武的余司令。他是情人眼里才能出得来的形象，面孔是刚烈的，眼睛是多情的。余司令不是老，是成熟。余司令的成熟是超越年老年轻概念的，于是萍子眼前是个饱经沧桑的男人，经历过男女沧桑，征服过无数女人和男人，征服过无数友人和敌人。萍子的嘴唇突然饱满、润泽起来。

余司令的手在她怀里问了问路，她眼睛却把他往更迷离的方向引。

余司令这时差不多看透了这个女人：她黑袄的领子后面，耳根之下，也有一窝雪白。这具女体很奇妙。以黑色作主体，投下了白色的阴影。她的黑色肌肤是伪装。她的来历便是她身上影影绰绰的白色阴影。

余司令这次没有把吮乳熟睡的男孩抱过来。他抽回空空的手，掌心的那个凹凹，是刚给她怀中的凸凸塑出的，还带三十七度的体温。余司令感到和他失散的所有相好都在掌心的凹凹里。余司令五十多岁了，懂得了珍惜。他糟蹋过多少真心啊，现在老了，明白真心是见一分少一分的。他看出对面怀抱里的一分真心。长远或短暂，现在哪里去找这样实诚的真心？城里女人搁一块炼，也炼不出这点真心来。余司令把那只手揣进了口袋。那是件旧军服，口袋奇特的深，里面有炒花生米的薄衣，还有烟草末和茶叶蛋碎壳。余老头刹那间感到这几十年糊涂啊！这手间漏过多少好女人。他也在此刻明白他真正恨穗子爸什么。是穗子爸这类城里酸秀才弄出一套关于女人的说法，完全是混账说法，把进城后的余司令弄乱了，使进城后的余司令丢失了世世代代乡土男人对女人的向往、期盼、原则。原来穗子爸之类对女人只是有一大堆说法；只是说说而已，只是靠边儿说上一堆美好的风凉话。而余司令的女人，是手掌上的，是分量上和质感上的，真心是不可说的，却是可摸的。

余老头的手在口袋里待着，渐渐出了一层汗。

穗子没有亲眼看见余老头和女叫花萍子的相顾无言，无言中该成熟的成熟了。穗子和女孩们正向楼顶上跑去。穗子爸曾经在这座凹字形红砖楼里上班。我记得不止一次讲到过这座楼，描绘过大门内那座巨型雕像和竹林。楼梯不太陡，带深色木栏杆，穗子和女伴们可以一气跑上三楼，她们在三楼男厕所里做准备，把捡来的壶或桶灌满水。她们不去女厕所是因为偶尔有人去那里上吊。女厕所没窗子，只要别上马桶间的门，就可以站在马桶上安安稳稳上吊了。

穗子和女孩们提着盛满水的壶或桶上到四楼平台，她们嘴里也衔满一大口水。然后她们两臂往水泥护栏上一撑，双脚就悬空起来。所有的桶、壶和嘴巴现在都各就各位，眼睛全瞄准楼下的余老头和女叫花萍子，其中一个女孩岁数大些，她的手果断一挥，壶和桶以及嘴里的水一齐向楼下泻去。

水的准头很好，一点不偏地击中萍子和男孩。男孩梦深之处突发山洪，被淹没之前“哇”的一声叫喊出来。

狂哭的男孩使余老头疯了，仰起脸，举一条臂，向空无一人的四楼平台边点戳边骂。每骂出一个雄浑有力的秽词，他就踮一下脚尖。

男孩的哭声中，女孩们闷声大笑。她们挨个坐在地上，背靠着水泥护栏。她们并不是矛头专门针对萍子和余老头的，她们有时针对卖老菱、烤山芋、茶叶蛋的小贩，还有来贴大字报或开批斗会的人们。她们没有是非、敌我，就是想找些事或人来惹一惹。有时人们花了几天写成，一上午贴就的大字报，一下子就给她们的大水冲得稀烂。水浇在人们的旗上，旗掉色掉得人一脸一身，碰到平台上谁家做了煤饼，她们的武器便精良一些，战果也越发辉煌。

就在穗子和女孩们撤离平台时，余老头脱下身上的旧军服，递给萍子。萍子先给儿子擦，然后把儿子交给余老头，嘴里不干不净地开始擦她自己脸上、头上的水。她并不真火，嘴唇是赌气嘟起的，眉眼却很活络，朝余老头频频飞扬。每扬一扬眉眼，她都笑一笑。她看见余老头眼大起来，目光直起来。萍子擦得狠的地方，露出一片片白里透红的真面目。

余老头看见真实的萍子在破裂的污垢下若隐若现。正如穗子疑惑的那样，萍子果真不那么简单。

这天傍晚，余老头塞给萍子一些物件，动作非常隐秘又非常传情，地道的老游击队员加上熟练的偷情老手。萍子的手一上来感觉那团物件很陌生。她少说有两三个月没碰过这样的物件了。余老头狠狠地耳语道：“朝右边走，再拐个右弯，一会儿工夫就到了。你买牌子的时候就说你不要‘集体盆堂’要‘单间’，记住没有？”

萍子的手指刹那间认出了余老头塞过来的是一块毛巾，里面包了一块香皂和一把梳子。顿时，崭新的毛巾和香皂就散出香气来，是十分醒神的一股香气，竹笛的小曲一样婉转清脆，唤醒了萍子生命深处的自尊。

余老头说：“去洗洗，好好洗洗，啊？”

她羞怯愠恼地抓紧毛巾、香皂、梳子。

余老头赶紧又说：“不是嫌你。”

萍子把男孩交到余老头手里，说：“别忘了把他尿。”

余老头接过男孩说：“里头有钱，别抖落掉了。”

萍子的手这时已摸到了夹在毛巾里的钞票，从它的大小去猜，那是一张五元钞。萍子一阵满足，认为自己果真没瞎眼，碰到个对她如此舍得的男人。路灯上来了，萍子在不远处回头看抱着孩子的余老头，觉得他挺拔而俊气。洗洗就洗洗，好配上这个舍得的、英俊的男人。

萍子顺着余老头交代的路线，很快找到了“玉华浴池”。浴池门口有个灯笼，上面写着“男盆女盆、男池女池”。浴池门口挂着絮了棉花的门帘，看上去又潮湿又油腻。虽是暮春，棉门帘每放出一个人来，或放进一个人去，都泄漏出浓郁的白色蒸汽。出来的人脸都红得发亮，头发一律水淋淋的。萍子发现每个洗完澡的人心情都很好，远比马路上的人好。马路上的人和他们一比，个个都有严重的心病。萍子把钞票递进一孔小窗洞，里面一个粗大的女声问：“大池还是盆堂？”

萍子说：“嗯？”

两个人谁也看不见谁，女声说：“嗯什么？没洗过澡啊？”

她摔出一摞钞票和一个一指多宽的竹牌子，上面有两杠红漆和一个“池”字。

萍子却在刚进棉门帘时给挡住了。挡住她的也是个粗大红润的女人，浑身热气腾腾，两脚赤裸，趿一双木拖板。女人用力将萍子往外推，说：“叫花子往这里头跑什么？这里头有剩饭吃啊？”

没等萍子反应，她已经给推到了门厅里。门厅有四五个女人在穿袜子穿鞋，蹲着就跑散开，以回避萍子。

萍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几个挑担子女人叽叽呱呱地来了。她们担子上是两个空了的扁筐，是往城里粮店挑挂面的。就在门外她们迅速脱下外衣和长裤，噼里啪啦地把衣裤在空中使劲抽打。一大蓬一大蓬尘烟给打起来，她们便出声地笑。之后，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短裤和补丁重重的汗衫进了澡堂，每人头上顶一块毛巾。

萍子学她们的样，把黑袄黑裤脱下，只穿一条短裤、一件袖子烂没了的衬衫撩开棉门帘。她顶在头上的崭新毛巾是粉红印花品，香皂尚未开封，因此红润粗大的女人一摆红得发肿的手，说：“大池，这边……”“啪嗒”，一双朽烂的木拖板扔在萍子面前。

接下去，故事对于穗子，出现了一段空白。就像外婆拉她去看的所有戏文，台上什么人也没了，只有空空一张幕布垂挂在那里。幕布虽是静止的，却总让穗子觉得它后面有人在忙活。这就让穗子觉得戏剧最大的转折，就是在一张空无一物的幕布后面完成的。幕布后面那些看不见的人物，以看不见的动作，使阴谋得逞，危机成熟，报应实现。外婆告诉穗子，这叫“过场”。“过场”时常有“过门”，就是那么几件乐器，奏一个悬而未决的调门，越发让穗子坐立不安，认为空白幕布后面，人们正进行改头换面、改天换地的大动作。

余老头和萍子的“过门”大约是两个礼拜，最多二十天。萍子再出现的时候，梨花街的梨花早成了烂泥。大人们说余老头腐化得没了边，腐化了一个女叫花到他屋里去了。伙房后面的女伙夫说也就是女叫花了，别人谁敢跟余老头？或者说：也就是余老头了，党里也算个老家伙；换了别人，谁敢在大街上随便找快活？

余老头当众绝不承认萍子是乞丐，他说这年头落难女子多的是。“落难女子”使萍子神秘起来，凄美起来。她偶然在余老头门口坐坐，奶奶孩子，让穗子那帮女孩忽略了一点：萍子的眼神是标准的乞丐，一种局外的、自得其乐的笑意就藏在那里面。她的姿态也是典型的乞丐——她不是单纯地坐在那儿，而是坐在那儿晒太阳。就是在暮春的阴凉地里，萍子也是晒太阳的那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慵懒。另外，就是萍子对人们质疑目光的自在。任何疑问指向她时，她都抗拒答复地微微一笑。

余老头的露面大大减少。他见到“牛棚”放出来的人，也不上去开很损的玩笑了。他通常的玩笑是男女方面的，比如“昨天见你老婆给你送好吃的了，可惜那好事送不进去”，或者“你们关在里头，你们老婆可都关在外头呐”……他同时飞一个荒淫的眉眼。自从收留了萍子，余老头的呼吸中不再带有酒臭。一夜有人从余老头窗下过，见台灯仍亮着，灯光投射出一个写字的人影。很快人们都知道，余老头又在写山东快书了。

余老头这天把穗子爸叫到“牛棚”门口，将一叠稿纸递给他，说：“看看，给咱提提意见，修改修改。”

穗子爸说他修改不了。

余老头问为什么。

穗子爸说：“这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出现反动传单了，‘牛棚’内现在不准有纸、笔、墨。我们上厕所都得临时撕大字报。”

余老头让穗子爸放心，他可以给穗子爸弄个“纸笔墨”特殊化。

穗子爸还是不肯修改余老头的山东快书，说他一天漆八小时“毛主席语录牌”，累得痔疮大发。

余老头又让他放心，说他马上可以赦免穗子爸的劳役。说着他把那摞稿纸塞在穗子爸手里。第二天余老头一早便冲到“牛棚”，如同当年他突袭鬼子炮楼，一脚踹开那扇原本也快成劈柴的门。他手里的工兵镐尖离穗子爸太阳穴仅一厘米。穗子爸就像被活捉的兔子那样飞快眨眼，语不成句。

余老头问：“我的诗呢？！”

穗子爸说：“别别别！你的诗？就在那张书桌上啊！”

余老头说穗子爸：“放屁！”

他今早去厕所倒便盆，见他的“诗稿”给当了手纸了。

“牛棚”十五个“棚友”立刻起床，被余老头的工兵镐押解着，跑到男厕所。那部叫《梨花疫》的诗稿一共三十来页，全做了另外用途。那是很好的纸，供人写毛笔小楷的，吸水性、柔韧度都很好。

在余老头的一再拷问下，有人招供了，说昨晚有几个人夜里泻肚，黑灯瞎火去哪里撕大字报呢？只好有什么用什么了。大家都为穗子爸说情，说他没有泻肚。人们瞒下了一个细节：大家去厕所时有些良心发现，省下两张纸来，悄悄掖在熟睡的穗子爸枕下。大家劝余老头想开点，天才的文章在天才的灵魂里，谁想毁掉它，那是妄想。

但作贱老革命余老头的作品，是反革命行为，这点是没错的，所以穗子爸受了惩罚。惩罚是禁闭反省，原来他到处走动，提个红漆罐，见了掉色的“毛主席语录牌”就去刷漆。虽然那是危险活，常常得爬到梯子顶上，或攀在一掌宽的楼沿上，但穗子总可以看见一个如山猿的父亲身影，还可以远远地叫一声“爸”！现在穗子无处再见到父亲了。

萍子常去浴池。每次出浴，她肌肤就添一层珠圆玉润，添一层浅粉色泽。一个月不到，她胖了许多，起了个朦胧的双下巴。在两个女伙夫放下架子，开始招呼萍子时，城里的所有浴池都被查封了。据说一百多个造了反的麻风病者在一个月前烧毁了所有麻风病案卷之后，僭越了麻风村警戒线，打死了一些医生和护士，悄悄进入了城市。他们在城里浴池多次洗浴，直到一个修脚师发现了一个五官塌陷、肢体残畸的男人，事情才败露的。

一个对麻风不设防的城市顿时陷入恐怖，鬼魅的传说飞快流行。穗子听说鉴别症状之一是鼻梁塌陷、面若桃花。不久又听说了更可怕的：麻风者的头发像是种在沙土上的青葱，轻轻一拔就是一把。又过两天，一队面色阴沉的人来了。他们穿白色外衣，戴白手套，手里拿着木棍。他们直奔余老头的屋。余老头恰不在屋里，听到消息便从梨花街粮店飞奔回来。他扛的十斤面粉跑散了口，面粉从余老头的头一直灌到脚，因此他在梨花街污黑的街道上留下的百十个脚印雪白雪白的。他赶到家门口就看见萍子给人五花大绑地往门外拖，男孩的哭声破碎无比。

人们对余老头早防了一手，因此在他抗命时马上制住了他。余老头给八条粗壮的胳膊降住，带一头一脸的白面粉破口大骂。他骂告发萍子的人“鳖日的”，他跳着两只裹一层面粉的脚，喊道：“别拉我，我非踹淌你肠子——你个告密汉奸！”

制伏余老头的人手显得不够用了，好在萍子眼下已被拖到了大门口。她在那独扇的门前向余老头转过身。余老头的挣扎静止下来，他看见萍子的五花大绑在她胸前勒出个十字叉，他为她买的浅花小褂撕烂了，两个乳房流泪似的乳汁淋漓。他跟她之间隔着两步远，他既没有看见塌陷的鼻梁也没看见她艳丽的面色有何异常。

就在萍子给人塞出门时，穗子恰要进门。她趁着混乱揪了一下萍子飞散如小鬼的黑发。她发现传说一点也不可靠，萍子的头发是扒根的野草，根生得那么有力，休想拔下一根来。

那辆卡车上还有另外七八个五花大绑的人，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塌鼻梁和古怪手指。正在贴大字报和演说的人们都静下来，眼和嘴全张着。这是些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此刻的表情似乎是一种觉悟：原来世上是有一个真正恐怖的去处。

卡车载着麻风嫌疑者和萍子儿子的嚎哭启动了。人们一看差不多了，就放开了余老头。好在余老头没有做出那种很难看的电影画面：跟在远去的车后面跌跌撞撞地跑啊跑。

他喃喃地说：“好歹把孩子给我留下……”

没人听见他这句话。人人都看见萍子的两个奶滴滴答答的。卡车向西拐去，余老头哭了，两行泪把一脸面粉冲出沟渠。

我想穗子当年是无心说说的。她到现在都不知道麻风病人究竟是什么样。她说萍子是麻风病时，以为没人会当真。到现在她都想知道萍子是不是麻风病患者。她只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长们不允许小孩去公共浴池洗澡。有一件事可以证实穗子的推理，就是那家叫“玉华”的浴池，自从闹麻风后就一直关门了。再开门，它成了一个毛线加工作坊。

拖鞋大队

那时还早，大家丝毫没对耿荻起疑心。谁会有足够的胆子、足够的荒唐去从本性上推翻高尚、体面的将军女儿耿荻呢？那时她们需要耿荻，就好比她们需要定量供给的四两肥猪肉、二两菜籽油、一两芝麻酱。她们从一开始认识耿荻，就死心塌地地爱戴起耿荻来，爱她的风度，爱她咧出两排又白又方正的牙哈哈大笑的潇洒，爱她的一掷千金。也爱她的古怪，比如她从来不说“操”、“老子”这样的日常用语，并且在听她们说出这些字眼时，脸微微一红，被冒犯似的。耿荻是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子，关于这一点，她们从来没怀疑过。正如没人怀疑每隔一阵就发布的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一个舍己救人的刘英俊、蔡永祥式的英雄。亦如她们从不怀疑她们的“拖鞋大队”是最精粹的“上流社会”，因为她们每人身上流着“反动诗人”、“右派画家”、“反革命文豪”的血液。总之，那时谁若对耿荻有任何怀疑，会立刻招致“拖鞋大队”的驱逐。

所以“拖鞋大队”的女队员们崇拜耿荻，和耿荻好得钻一个被窝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达半年。在那个每天早晨都会发生新的伟大背叛的时代，半年就足能“海枯石烂”了。

第一次对耿荻提出疑点的是五月一个傍晚。大家坐在墙头上看她们的父亲们搬砖，不时评论“你爸的阴阳头比我爸好看”，“我爸装脱胎换骨比你爸装得好，看他腰弓得跟个虾米似的”，“快看穗子她爸，装得真老实耶，脸跟黄狗一样厚道”。

耿荻坐在她们当中，一声不响地看，不时喷出一声大笑。坐了一阵，有人就要尿尿，便跳到墙那边去了。耿荻一听墙头那边“哗哗”的声音，便微微撇嘴，脸又有些红。快到傍晚了，耿荻两条长腿一撩，下单杠似的跳下墙去。有人问：“耿荻你去哪儿？”耿荻回答：“上厕所。”

大家全都沉默着，因为她们发现这样长久的紧密相处，耿荻从来没和她们一块尿过尿。就是一同上厕所，耿荻也总在门外等着。若问她：“耿荻你不憋吗？”耿荻会厌恶地笑道：“关你什么事？缺乏教养——你爸还是反革命大文豪呢！”

这时耿荻显然又要躲开大家去上厕所。

三三说：“哎，咱们悄悄跟着，看耿荻怎么尿尿！”

三三的姐姐李淡云说：“下流卑鄙。”

大家扭头看着耿荻走远。她两只干净的蓝色回力鞋踏在雨水沤烂的大字报和杨树穗儿上神气、超然、优越。那是极其干净、蓝白分明的四十码高帮回力球鞋，露在不长不短的蓝卡其布裤子下。耿荻一贯是一身蓝卡其布学生装，洗得微微泛一层白，纤毫无染的样子。到处是穿黄军装的人，颜色是大言不惭的假和劣，出来一个一身学生蓝的将军女儿耿荻，无疑使这群重视视觉效果的“上流”女孩倾倒。在耿荻尚没给她们实际的好处之前，她们的心就全被耿荻收服了。半年前她们在军区大门口和门岗磨缠，看见正迎着大门走来的耿荻，就一齐静下来。老实说她们头一次看见耿荻，觉得她是个梳两条辫子的男孩。一直到多年以后，到了“拖鞋大队”的头目李淡云已当了教授，最小的喽啰穗子已远嫁海外，她们还是觉得耿荻身上最怪诞的东西是那两条缠着浅粉玻璃丝的长辫子。那两条辫子显得多余、不着调，是耿荻整个形象中的误差，后来也是她们侦破她的缺口。耿荻宽阔的前额、粗大的眉毛、凌厉的单眼皮构成的巾帼英姿，怎么横添出两根头发长、见识短的辫子呢？耿荻见她们全盯着她，便也回瞅她们一眼。主要看她们八个人全是一模一样的海绵夹脚拖鞋，脚趾上有尘垢、红药水或紫药水，还有带鱼鳞、西瓜汁。门岗的小兵说：“没有借书证我不会放你们进去，走吧走吧。”李淡云十五岁了，已懂得拿眉梢眼角去搔人痒痒了。她说：“解放军叔叔，你就扣住我好了，放她们进去读读书就出来，可好？”不比她大几岁的小兵不敢笑纳她的妖娆，说：“我扣住你干啥？咋能乱扣人？！”他还是又摆下巴又摆枪托：“滚滚滚，不要哄在‘军事重地’门口！”

她们只好走开，一边拿嘴巴朝小兵比画着最脏的字眼。这种咒骂方式在她们中很盛行，只是牙齿、舌头、嘴唇用力，每个脏字便不再是声音，而是毒毒的气流，一束束喷射出来。她们这样骂红卫兵、工宣队、军代表，骂张贴她们父亲大字报的、烧她们父亲著作的、扣她们父亲工资的、监督她们父亲劳动改造的所有人。“拖鞋大队”的女孩们牙缝“吱吱”作响，脏字像满嘴唾沫一样丰富。她们见一身学生蓝的女孩正在马路对面瞅她们，一下子都不骂了。

“军区图书馆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党史，你们作家协会图书室的书要多多了。”女孩说，眼睛斜着，看不惯或者要把她们看穿的意思。

李淡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作家协会的？”

“我还知道你爸是作曲的，写过一个歌剧，是全国有名的大毒草。”

大家都高兴了，难得碰上一个这么了解她们的人。一时间八个女孩全争着指点自己的鼻尖：“我爸呢？我爸呢？知道他是谁吗？”

“你爸，不就是大右派吗……你爸国民党三青团剧社的……”

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想到会有这么学识广博的人——她看看也不过十三四岁啊。她们已在十分钟之后成为至交；她告诉她们她叫耿荻，住那里面——她手指指岗哨密布的军营。李淡云叫起来：“啊呀！那你是耿副军长的什么人？”耿荻说：“三女儿。”既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讳莫如深。耿荻说她常路过作家协会大门，常看见有关她们父亲罪状的大字报，所以也就摸透了她们的底细。她拍拍穗子的脑瓜，龇出雪白的板牙哈哈乐了：“谁让你们的父亲臭名昭著呢？”

女孩们也哈哈地乐了，说：“还遗臭万年呢！”

“……不齿于人类呢！”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她们很自豪，父亲们是反面人物，角色却是不小的，都在“历史”、“人类”的大戏剧里。

耿荻这时说：“老实点，别跟我胡扯，你们到底想进去搞什么勾当？”

女孩们都看她们的头目李淡云。李淡云说军区大食堂这两天在卖猪板油，只要混得进门岗的人都能买到。耿荻点点头，转身往回走。女孩们傻眼看着她两条打着粉红辫梢的婀娜辫子在她方方正正的背后晃荡。耿荻的背影完全是男孩，一副做大事情的样子。她在十几步以外停下，回头说：“哎，怎么不跟上啊？”她打个简洁干脆的手势，“跟上。”

到了门岗，她签了会客单，从蓝学生服的上衣兜掏出一本红封皮的“出入证”，往小哨兵面前一亮。那是多神气的一套动作，却又给她做得那么低调。应该说，女孩们对耿荻的着迷，一开始就掺有神秘的暧昧成分。她们爱慕的，正是耿荻的阳刚劲头。假如耿荻就是一个如她们一样的女孩，她们和她的关系不会发展成后来那样。这时已没有办法，耿荻一举一动都在她们心里引起一片浪漫。一切都只能朝一个过火的、难以收拾的未来发展。起头起得太好，也就起糟了。

那以后耿荻常带她们进军区大院，买过期军用罐头、处理压缩饼干、次品军需大米、变质风干腊肠。有次正撕抢一堆腌猪尾，三三疯跑过来，说那边在卖回收的军大衣，五元钱一件。她要姐姐李淡云掏钱给她，她宁可不吃腌猪尾。李淡云说滚远远的，没看我正浴血奋战吗？李淡云肩上长了个疖子，让人抓掉了疤痂，血流红了半截袖管。三三却两手抱她的腰，把她往后拖。李淡云一面指挥其他女孩帮她抢，一面翻起后腿往她妹妹身上踹，说：“五块钱给你买军大衣？骚不死你……”三三没得逞，从此姐妹俩成了仇人。她们的父亲工资停发，三个子女每月每人领十二元生活费。李淡云一直掌管开支，从那以后三三硬要把她自己的十二元钱讨出来单过。姐姐说：“你就眼巴巴等着吧，等我死了就归你当家了。”三三终于起义，要和姐姐拼掉她十二岁的老命。姐妹俩时常在四楼平台上决斗，“拖鞋大队”的其余女孩一边拉架一边感到她们的小小王国已到了亡国边缘。父亲们做了人民的敌人，她们也就成了过街老鼠，长久以来靠着紧密团结一致排外获得的一点尊严，随李家姐妹的分裂也就要瓦解了。因为团结，她们的过街老鼠群落曾显得多么安全。她们这才意识到，这群落解体，她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没那胆子走进学校，走入菜市场，甚至走出作家协会的大门。

耿荻毫不体察“拖鞋大队”的存亡大局，只是站在姐妹俩面前，说：“伸这条腿……好。佝下腰，淡云，你妹妹比你进步大；三三，腿再分开些，站稳，对……”她完全是在欣赏一场不上档次的女子相扑。她偶尔“唉”的一声，轻轻摇头，因为姐妹俩又揪扯起头发了。耿荻最讨厌她们把好好的一场格斗弄成娘儿们打架，一点品格也没有，一点看头也没有。她更讨厌她们扯头发扯不出胜负就嚎，尤其三三，嚎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把骂军代表、红卫兵的丑话全拿来朝她姐姐开火。耿荻最不能容忍的是三三不但骂贬意的丑话，还会哭天抢地地揭露李淡云的“丑事”，说：“不要脸来月经！臭流氓戴奶罩！”

骂到这火候李淡云一下子蔫了，毕竟有太多类似把柄抓在妹妹手里。

耿荻听三三揭露，实在忍无可忍，低吼一声：“李逸云，你给我闭嘴。”

三三也只听耿荻的，嘴里安静了，眼睛还在挑衅地瞄她姐姐。耿荻皱着眉头，肩膀耸起，全力忍受心里对这些女孩的恶心。她觉得自己瞎了眼，怎么会结识这样一群下流、鄙俗的东西？她们按说是书香里熏出来的，父亲们都是斯文人。她简直不懂这些平时也来两句海涅、普希金，也诌一折《红楼梦》故事的女孩怎么会露出如此嘴脸，原先她认为她们胃口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吃，现在发现她们嘴也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话都讲。耿荻在这时会说：“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耿荻走后女孩们都很惶恐。尤其三三，总会在当天晚上给耿荻写封信，夹在《毛主席语录》的红封皮里，寄到耿荻家。耿荻一收到这种免邮资的邮件，便明白女孩们求和了。她不再读三三文不对题的短信，也知道“拖鞋大队”如何地看重她，除她耿荻之外，社会上没有一个人肯平等地做她们的朋友。这类求和，总是以耿荻心软而圆满收场。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三三和她姐姐闹得太凶，揭露李淡云的身体发育又出了新丑闻，大声嚷道：“臭不要脸的下面都长毛了！”

耿荻甩手便走了。任三三寄多少本《毛主席语录》她也不理睬。一星期后在菜市场附近的露天舞台上，耿荻看见“拖鞋大队”三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在“游街示众”，胸口也都像她们父亲一样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罪状，她们的罪状是偷窃了十二只鸡蛋。卖鸡蛋的农民一听说这三个贼娃娃是“反动作家”的女儿，就把她们揪到了台上。正当放学时间，学生们一群群聚拢到台下，看着三个十来岁扒手女孩，麻秆似的腿和胳膊从嫌短的裤腿和袖子里伸出来，脸已扮出她们父亲那样的厚颜或麻木。耿荻看见最年幼的穗子，拖鞋少了一只，辫子散了一半，眼里只剩百分之五的灵魂。

那农民慷慨陈词后，一个胖女红卫兵登上舞台。她嗓子却惊人地甜美，说三个年幼女贼是受反动父亲的指使，出来搞乱秩序，破坏革命形势。“同志们，咱们一家每人每月才两个鸡蛋，她们贼胆包天，一偷就偷了你一家子的鸡蛋呐！贫下中农把鸡蛋支援了我们城里，她们偷鸡蛋就是破坏我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她实在太激动了，热泪盈眶，一步到了三三面前，抓住三三从她妈那里捡来的旧绣花褂子，因为身量不对，那小腰身垂在三三的髋部，胸便成了腹。

胖女红卫兵问三三，是不是她的混账老子指使她出来搞破坏的。三三嘴一向不饶人，说你才有混账老子。胖女红卫兵说你老子不混账难道是好人。三三说那可不。“你的反革命老子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你老子先死。”

“啪”的一声，胖女红卫兵抡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三三往后踉跄几步，栽了个屁股蹲。三三特别要面子，爬起来脸煞白，寻死的心都有了。耿荻两条长腿一剪，人已在台上。谁也没看见她怎样就抓住了女红卫兵的两手，反扭到背后，完全是个擒拿老手。她嗓音比平时稍响一点，对三三说：“上，给她一巴掌。”

三三瞪着眼。把人牢牢逮好，舒舒服服请她打，这等美事她想也不敢想。

“上啊。”耿荻又说。女红卫兵不老实，想换个稍有体面的被俘姿势。耿荻膝头一抬，女红卫兵甜美地哀叫一声，不动了。耿荻说：“三三，她怎么给你一下，你就怎么还她。”

三三吸了吸混着淡淡血液的鼻涕。

“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狠。”耿荻冷笑着说：“后果我负责，跟你无关。”她有点不耐烦了：“三三你打是不打？你……”耿荻的嘴唇突然一收，一看就知道脏字给惊险地收了回去。三三这才冲上去，一巴掌打在女红卫兵弹性十足的脸蛋上。三三不仅打，嘴还硬得很，说老子反动就该随便挨你揍吗，老子反动我不反动，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三没打过瘾，还要再次出手。耿荻说好了，就打到这儿。她放了女红卫兵，三三却人来疯起来，非要追击下去。连穗子都烦三三，觉得她太狗仗人势。

耿荻在“拖鞋大队”的威信，此刻达到了顶峰。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大概就数耿荻最有威信了。耿荻除了上学，其他时间都和“拖鞋大队”泡在一起，参加她们夜袭军管会孙代表，往“革命作家、画家”家的煤箱里掺猫屎，朝工宣队长家晒的山芋干上涂尿液，还要撕毁新张贴的批判她们父亲的大字报、大标语。“拖鞋大队”在夜里十二点之后繁忙无比，完全是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地下武装。耿荻的功用是组织指挥，身先士卒。由于她的勇敢善战和指挥能力，“拖鞋大队”很少有失败的行动。即便有落网的队员，也从来没发生过变节。

第二个夏天李淡云要去淮北下放，三三也不再和她“相扑”了。耿荻说她弄了一条登陆橡皮舟，请“拖鞋大队”全体去远郊划船。九个女孩骑四辆自行车、一辆三轮车，浩浩荡荡出发。下午时分她们才把橡皮舟充上气，然后载上耿荻带来的桃酥、煮鸡蛋、生番茄和两罐军用午餐肉向水库中心划去。水库中心有个小荒岛，九个女孩唱了一支歌又一支歌地渐渐靠拢了它。快登陆时，橡皮舟的气漏了大半出去。耿荻和四个年长的女孩下水游泳，把剩在船上的四个年幼女孩往岛上推。

野餐时大家都脱下外衣顶在头上晒，身上只穿背心裤衩。耿荻仍穿着她那身学生蓝，湿透水的衣服显得又厚又重。李淡云的身体已是个小妇人，也只能是一副“谁看谁负责”的坦然态度了。每个夏天，这群女孩都对别人和自己的身体有一番新发现。开始大家对彼此身体的变化不动声色，不久便相互指指点点起来。一个说：快看，跟俩小馍似的！另一个就说：那也比你好——跟蚊子叮了两个包似的！一个说：讨厌！往哪儿摸？一个便说：大家看耶，这丫头的肉就往这儿长……

女孩们相互攻击，动手动脚，耿荻傻乎乎地只是笑。她学生服的风纪扣都未解开，脸焐得通红。李淡云说：“耿荻你不脱了衣服凉快凉快？”

耿荻说：“我挺凉快的。”

三三说：“凉快什么？我都闻到你身上的馊味了。”

耿荻白她一眼，说：“我愿意。”

蔻蔻说：“脱了吧，我们都脱啦。”

穗子见耿荻用一把电工刀在切一块午餐肉，然后用刀尖把它送到嘴里。她觉得耿荻的刀抖了一下。

李淡云说：“就是啊，你一人捂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好奇怪。”

三三说：“这样吧——穗子、蔻蔻，你俩脱光，耿荻就会脱啦。”

穗子反抗道：“凭什么我们脱光啊？”

三三突然翻脸，说：“你们谁不脱谁滚蛋。本来就不爱带你们出来。哼，有什么怕的？老子就不怕。”说着她英勇地扒下了自己身上稀烂的汗背心。怕脱，就证明身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三角裤衩也落到了脚脖子。三三站起来，做了个“他是大春”的芭蕾舞动作，腿一掀。虽然全是女孩，三三那闪电般的青春生理解剖，还是显得惊心动魄。她们突然意识到，原来那是如此神秘莫测、层次丰繁、幽深晦暗的东西。

三三得意地叉着腰，对耿荻说：“我都给你看了，你也得给我看。”

耿荻还是不紧不慢地把肉切成薄薄一片，用刀尖送到嘴里，说：“三三你别现眼了，你姐姐羞得要跳水了。”

“耿荻你为什么不脱？”三三简直急疯了。

“为什么不脱？这还不简单？”耿荻站起身，个子比三三高半头，“因为我身上全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三三瞪着她，她也瞪着三三。三三突然“咯咯”笑起来，说她全明白了。大家问她明白什么了。三三仍是狐狸似的眯细眼笑，说反正她全明白了。三三一边笑，一边还用眼去比量耿荻，不怀好意极了。

再看耿荻时，大家发现她有点心虚，虽然嘴里还占着三三上风：“我警告你三三，再这么下流，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事后大家都背着耿荻问三三，她到底明白了什么。三三收起她一贯的胡闹态度，对女孩们低声说：“耿荻可能是个男的。”

女孩们“哇”的一声，吓得搂成一团。这时李淡云已去了淮北，“拖鞋大队”基本上归耿荻领导。三三这个太邪的推断，使她们感到命在旦夕。

三三要她们好好想一想，有谁见过耿荻尿尿？耿荻领她们去军区大院的澡堂洗大池，曾几何时她自己加入过她们的嬉水？问她，她不屑地撇撇嘴，说大池里浮一层人油，打死她她也不下去。再说她家有自己的锅炉，什么时候乐意，什么时候洗，何苦要图大澡堂的“白洗”？听听这解释也没错，但三三认为疑团正在于此。“对了，我想起来了！”蔻蔻一副毛骨悚然的眼神，口气也像讲恐怖故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艺校上课，穗子你记得吧？你那天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叫我帮你请假？后来我叫耿荻陪我去了。高老师上一会儿课，叫我自己先练习，她回家看看她孩子。耿荻就来帮我下腰，手把我抱得好紧。动作早做完了，她就是不放手……”

三三马上问，耿荻的手碰到蔻蔻的要害没有。蔻蔻让一阵猛烈的羞辱呛住，半天才点点头，说好像碰到了。蔻蔻是个小美人儿，十二岁就常有男孩吹她的口哨。她和穗子一同做艺校舞蹈班的旁听生，尽管硬胳膊硬腿大板腰，仍是迷死了老师们。大家问后来呢，蔻蔻说后来耿荻请她去她家住一晚。大家问，“蔻蔻你去了？”蔻蔻说，“……嗯。”大家又问，“耿荻家什么样？”蔻蔻说：“很大，耿荻一人住间大屋，墙上挂了她两个姐姐的照片，都是当兵的。”三三见大家乱跑题，严肃阴沉地瞪着蔻蔻，说：“你肯定让耿荻摸快活了吧？”蔻蔻的脸顿时变了，说：“你妈×三三，你才巴不得让人摸呢！岔多开也没人摸！”

三三这时心思全在大是大非上，对蔻蔻的冲犯也只在心里马虎地记一笔账。她问蔻蔻看见耿荻脱衣服没有。蔻蔻想了一会儿，说耿荻在屋里搭了个行军床，两个人吃了好多炒花生，吃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三三追问，“你没看见耿荻脱衣服，对吧？”蔻蔻使劲地想：“耿荻去刷牙，刷了好久，等她回屋来，我好像已经睡着了。”三三说：“哦，你睡着了呀。”她又鬼灵精怪地一笑，看看“拖鞋大队”的全体女孩，意思是：想象一下吧——这个小美人儿落在了人家手里，又是半夜，又是睡成了一只死猪。

她们约好当晚一定设法让耿荻露馅。耿荻八点钟准时到达“拖鞋大队”的秘密据点——作家协会办公楼三层的一个女厕所。耿荻一手转着她的自行车钥匙，一手拎着个面粉口袋，吹着“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的口哨大摇大摆而来。女厕所的门闩死之后，耿荻把面粉口袋递给三三，说：“你们自己分吧。”面粉口袋里装着二十多个不合格皮蛋，女孩们磕掉蛋壳上的泥和糠秕，惊喜若狂：二十多个蛋个个不臭，只是每个蛋都是半虚半实，一个蛋壳里只有半个蛋。

耿荻还是那样，脸上带着淡淡的轻蔑，看这群文人之后开荤。她们一个个飞快地往嘴里填着，眼睛却盯着别人的手和嘴，生怕别人吃得比自己快。耿荻无论带什么食物，她们都这样就地解决：在地上铺一张报纸，七八个人围着报纸蹲下，完全是群茹毛饮血的狼崽。耿荻甚至相信一旦食物紧缺的局面恶化，她们也会像狼崽一样自相残杀。耿荻不时带些食物给她们打牙祭，似乎就是怕她们由“反革命狗崽子”变成狼崽。看看这个洞穴吧，可以诱发任何人野性发作——这个早已被禁用的女厕所里，堆满石膏雕塑的残头断肢。女孩们老熟人似的曾将它们介绍给耿荻：这是猎神黛安娜的大奶子，这是大卫王的胸大肌，这是欲望之神萨特尔的山羊身体，这是复仇女妖美杜莎的头发。沿着墙壁悬置一圈木架，上面有两个雷锋头像、四个巨大的刘胡兰面孔，眼珠子大如皮蛋。还有几双青筋暴露的大手，那是陈永贵的，也可能是王铁人的。

眨眼间二十多个皮蛋全进入了她们的消化系统。女孩们这时全在想一个问题：假如把耿荻的真面目揭出来，往后还会有皮蛋吃吗？再往下想，她们在学校和马路上挨了别人欺负，没有耿荻，谁去为她们做主？每次她们把状告到耿荻那儿，耿荻便上她们学校去，用自行车带着她们招摇几圈。光是她车子的档次和她的气势，就让人明白她是什么来头了。

念起耿荻种种好处，女孩们实际起来。有皮蛋吃，有耿荻又宽又方的肩膀做保护伞，何必非要揭开她的真相呢？尤其冬天来了，她们的父亲全被押到五十里外的农场，原来拮据的收入又多出一项给父亲们添置冬衣、被褥、营养品的开支。耿荻在这个冬天给她们的情谊和援助，更显得珍贵。应该说，她们已把耿荻作为靠山、作为安全的大后方。靠山是雌是雄，又有什么关系。

李淡云在春节前回来了。这是个陌生的李淡云，又黑又粗，留着女流氓式的鬓角，一点儿“海涅”、“普希金”的痕迹也没了。两帮子男知青为了她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李淡云回来是为了镶牙，那场仗也打掉她两颗牙齿。她偷了她母亲的金项链，打算包两颗金牙。她回来就和耿荻相处得亲密无间，三三告诉“拖鞋大队”，说她姐姐和耿荻一天到晚密谈，李淡云抹泪，耿荻长叹。三三刺探，耿荻就轰：“去，小家伙懂什么。”

一天清早，耿荻用自行车把李淡云带走了。下午她驮回的李淡云又陌生一层：一张青脸，眼神却哀婉美丽，尤其在看耿荻的时候。不久三三告诉“拖鞋大队”，李淡云造孽不浅，打下一胎四个月的小毛头。大家便找着借口来到李淡云床前，觉得再也不能和她平起平坐，人家已经是超越了巨大羞耻，经过巨大流血牺牲，永别了女孩时代的人了。她们用半是恐惧半是崇拜的眼光看着懒洋洋靠在床上的李淡云，替她倒带血的尿盆，洗带血的裤衩。李淡云的母亲一边端红糖水、细挂面，一边说：“井盖了盖子麻绳总找得到一根吧？不行你们大家借包老鼠药给她，省我点红糖挂面。”李淡云回道：“是人家耿荻送我的挂面！”她母亲冷笑一声说：“光荣啊，做个破鞋还吃营养伙食，补好再出去作怪啊！”

等到她妈发现她的金项链变成了李淡云的两颗牙，便不再手软。她用鸡毛掸子把李淡云好好抽一遍，便请耿荻带她走。耿荻把李淡云接到她姐姐一个同学家住了一个月。李淡云康复之后，“拖鞋大队”设宴欢送她回乡下。她们还是老伎俩，用八角钱买十个锅贴的筹签，再用刀仔细剥开筹签的表层。筹签是马粪纸做的，两面盖着饭馆的红印。剥开的筹签和新的马粪纸胶合，再涂一点红印泥，浸上菜油和锅灰，在晚上使用，完全混得过去。这样一个筹签就成了两个，她们半买半劫地备足了晚宴。报纸推开，锅贴也分成九份，大家吸溜着口水等着耿荻。李淡云说，这次多亏了耿荻。大家都说那可不是，天大地大不如耿荻恩情大。

“就算耿荻是个男的，我也认了。”三三突然来一句。

穗子说：“耿荻要真是男的怎么办？”

蔻蔻古怪地笑笑。李淡云耷拉着眼皮，心里有数的样子。

三三指着李淡云：“你肯定知道，耿荻是不是男的！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早就发现你们俩眉来眼去！”

“放你的屁。”李淡云不屑地说，看也不看她妹妹一眼。她现在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懒得和三三这个十三岁的黄毛丫头一般见识。

“她是耿荻的帮凶。”三三指着她姐姐对大家说，“她帮着耿荻打进‘拖鞋大队’，帮耿荻隐藏下来。真阴险啊，我们光屁股、尿尿、洗澡都让人家看去了！还让人家摸了呢！”

“你少煽动，李逸云。”李淡云说，还是懒得细说分晓，“吃醋就说吃醋——不就是人家送我的挂面红糖没你份儿吗？”

“你巴不得耿荻是个男的！”

“我是巴不得。她要真是男的，我就跟她好了！可惜天下没那么好的男的！”李淡云以一种饱受创伤的过来人口气感慨道。

穗子虽然年幼，但她发现李淡云不光是赌气。李淡云眼里含着不无美好的痴心妄想，尽管嗓音笑容都纯粹属于一个女流氓。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吧？”三三对大家说，“我们全上了李淡云和耿荻的当了！”

李淡云哼哼地笑，说：“李逸云你有种扒了耿荻裤子嘛，这半年你偷吃偷喝也吃胖了，多几个爪牙不怕扒不了一条裤子。”三三说：“你还别激老子，老子扒猫皮扒兔子皮都是老手，军管会孙代表女儿的裤子，我也扒过几回。”李淡云说：“好，李逸云，你今晚要不扒耿荻的裤子，我们全体扒你的。”她转脸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说同意。堕了胎的李淡云似乎成了她们的长辈，对她都有些敢怒不敢言。

耿荻一进来就发现气氛异样。她把一面粉口袋大枣搁在报纸上，便解开棉袄扣子。她发现所有眼睛都往她解开的袄襟内部看。她撕一张报纸，垫在地上，两腿一盘，坐定了。这时她发现所有眼睛转了方向，全朝她裤裆方向来了。

大家在听李淡云讲农村的事，一面用手指剥开大枣，若有蛀虫和虫卵，就搓一搓，或用筷子刮一刮，再放进嘴里。李淡云说打架打得最凶的两个男知青本来要判刑的，结果，突然被军队篮球队带走了。女孩们都说，当兵多好啊，扔的次品皮蛋、蛀虫枣子也够我们吃的。于是大家便问耿荻：耿荻你两个姐姐当兵，你干吗不当兵去？

耿荻把嘴一撇，肩一扛，答复全在里头了。

“耿荻舍不得你呀，蔻蔻。”三三说。

耿荻白牙一龇，对蔻蔻笑笑。

“耿荻你到底为什么不当兵？”女孩们追问道。

耿荻说：“这还用问？”细眼眯得更细，几乎是调戏的表情：“我走了你们怎么办？”说完她立刻哈哈大笑，马上否定了她刚才酸溜溜的戏言。

李淡云说：“三三，你不是发现了重大疑点吗？说出来给耿荻听听。”

三三只是剥枣里的蛀虫，假装没听见。

耿荻却并不问什么重大发现。她也用心地对付枣里乌黑的虫卵，把它们清除在报纸上。大家都静默下来，不时有人飞快地看一眼耿荻，她的蓝裤子、蓝棉袄从来没像此刻这样难以看透。

“我就知道你孬货一堆。”李淡云激将三三。其实李淡云眼下的心情非常复杂，希望三三和耿荻交锋，打出个水落石出，又怕一架打下来，真相是大白了，可脸也撕破了，她们就永远得罪了一个最难得的朋友。耿荻是怎样来的？耿荻是在一个城市的人都朝她们白眼时来的。

“孬货也比烂货强。”三三说。

耿荻牙疼似的咂一下嘴。

李淡云也不知道她究竟希望耿荻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耿荻，三三说你……”三三一只拖鞋“啪”的砸在李淡云肩上。二话不说，李淡云已把那只拖鞋拍了回去，拍在三三额头上。耿荻马上立在两姐妹中间，一手按住一个脏话四溅、涕泪横飞的音乐家后代。

大家呆呆立在石膏大腿、石膏胸脯之间，看耿荻不偏不颇地拉架。一年多下来，耿荻拉架已拉得很好。加上她原本有手劲，动作张弛自如，很快把李淡云推到萨特尔的山羊身子后面。她一再警告大虾一般弹动的三三：“再动，我伤了你筋骨啊！”三三被捺在黛安娜肥大的胸脯之间。耿荻声音低八度：“我真伤你啦。”

三三虽然仍在朝李淡云跳脚，动作却一点点小下去。耿荻毫不费力地一只手扼住她，另一只手腾出来捡跌烂的刘胡兰面孔。耿荻看上去力大、度大，完全是个对女孩们既惯使又小瞧的大男子。

这时有人在门外吼道：“里面什么人？”

大家一下子张大了嘴。她们全听出门外的人是孙代表。她们只听孙代表讲过一次话，但把他的口音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那是军管会刚进驻作家协会的第二天，所有“反动作家、画家”的子女被集中到食堂。一个英俊和蔼的中年解放军走上去，管大家叫“孩子们”！他告诉“孩子们”自己姓孙，是军管会的负责人。在部队大家叫他“孙教导员”，孩子们叫他“孙叔叔”就可以了。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浑身正气的叔叔，简直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孙代表要孩子们放心，只要他们与反动的父亲们划清界限，揭发父亲们的反动言行，祖国人民绝不亏待他们。

一个孩子问：“揭发我爸什么呢？”

孙代表想了想说：“比如说，你爸偷听敌台。”散会之后，孩子们看着孙代表雄赳赳的背影相互安慰：“我爸就是真的偷听敌台，我也绝不揭发。”

这时孙代表在门外喊话：“你们不出来，我要派兵来砸门啦！”

“拖鞋大队”明白孙代表光杆一个，手下两个兵春节回乡了。她们搬了大卫王的中段和美杜莎的上半身，抵在门上。耿荻用手势叫大家千万别乱，她和李淡云正拆下一寸厚的隔板，打算用它抵门。

“不要藏了，我已经看见你们了！”孙代表说。他面孔贴在匙孔上，鼻子挤得扁平，往熄了灯的女厕所窥视。

现在推过来的是人面羊身的萨特尔，穗子和蔻蔻骑坐到它雄厚的背上。

“好，不出来就不出来吧。我可以给你们父亲罪加一等。谁让他们指使自己儿子捣乱破坏啊……”

耿荻咧开嘴无声地仰天大笑。所有女孩都张牙舞爪地狂喜：这个笨蛋孙代表做得多低级？露马脚了吧？

“不然，就是你们的父亲教你们在里面偷听敌台！”

女孩们还是手舞足蹈，心想，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父亲们反正早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处境还能再往哪儿坏？

等她们静下来，发现孙代表早已走了。耿荻拉一下门，说：“完蛋了，那家伙把门从外面闩住了。”

直到第二天清早，孙代表才回来。他看见一摊浑浊液体从门缝下流出来，便同情地问，女厕所马桶全堵死了吧？不如把那些牛鬼蛇神石膏像做尿罐，反正那个“特嫌”雕塑家早跳楼了。

双方又对峙一天，孙代表告诉她们，昨晚他只不过用了根铁丝闩的门，那玩意太不结实，今晚他换了根拇指粗的火通条，绝对保证大家安全。说完他便告辞回家睡觉了。

他一走，女孩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尿尿。半袋蛀虫枣子已吃完，到后来她们连虫卵也不清理了，直接扔进嘴里嚼。剩下的就只有自来水了。耿荻说只要喝水就死不了，至少七天之内都能喘气。大家就不停地喝水，然后不停地尿尿，把所有的雪白石膏像底层都泡成了黄色。

四个马桶隔间的门都被钉住，耿荻每次都得从门上方翻进去。女孩们蹲在地上看她翻，矫健是没错的，不过毕竟不省事。这样麻烦自己，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耿荻的第二条长腿一蹬地，人已骑在门框上了。她无意间发现蹲在地上的八个女孩全把脸仰向她。黑暗中十六只黑洞洞的眼睛组成黑色的火力网，将她牢牢锁定。她感觉到她们伺机已久，等的就是这一刻。

“耿荻你干吗呀？”她们中一个声音问道。

她回答了一句，但那阵致命的狼狈感使她马上忘了她回答了什么。

“撒谎吧？你每回说拉肚子，我们都听见你不过是小便。”

她们中另一个声音说道。耿荻想，果真中了她们的埋伏。原来这群女孩也是这“怀疑一切”大时代的一部分。耿荻骑坐在两米高的门框上，看她们整齐划一地站起来，站在比例悬殊的巨大白色雕塑之间。

耿荻一贯的态度回来了。她爱理不理地笑笑，说：“关你们什么事——我拉不拉肚子？”

“你干吗非爬那么高，费那么大劲翻进去呢？”

“这你都不知道？”耿荻又一笑，“我要脸呐。”女孩们稍愣又问：“你怕什么？！都是女的！”耿荻不理睬她们了，一条腿极有弹性地着陆于干涸的马桶。

所有女孩在外面屏了呼吸，听着里面的每一响动。耿荻说：“真文雅啊——大文人的千金们！”

“反革命大文人的千金。”她们隔一扇堵死的门纠正她道。

最终还是靠了耿荻的长腿，捅开门上方一块木板，伸手出去拨下火通条，大家才突了围。孙代表到最后也不知道与他顽抗了两夜一天的都是谁。

端午节那天“拖鞋大队”全体逃学，背了各种食品去看她们的父亲。路程有五十华里，她们仍是五辆自行车，轮流骑，也轮流被人驮。每辆车把上都挂着大大小小的网兜，里面盛着过期羊肉罐头和各种残次食品。她们把过期猪板油用小火熬炼，炼出的油居然也白花花的，再撒些盐和花椒，香得命都没了。根据各自父亲不同的刁钻癖好，她们还挖地三尺地弄到一些精致物件，比如穗子爸曾经只用蓝吉利剃须刀，蔻蔻爸只用纯棉细手纸，三三爸每顿饭后必喝一口白兰地助消化，绿痕爸只用“友谊牌”冷霜。穗子带得最多的，是她爸需要的姜茶。穗子爸有胃气痛，一年到头离不了姜茶。

太阳滚烫，女孩们开始骂穗子，自己不会骑车，还带那么多东西。耿荻说：“真是一帮小女人，整天计较小破事。穗子，来，坐我车上。”

自从那次女厕所抗战，耿荻索性就是一副小爷儿姿态，常常说女孩们头发长、见识短、鸡零狗碎、胸无大志。

耿荻骑得比其他女孩快，不久便和大家拉开了距离。

穗子发现耿荻是个很懂体贴的人，过一点儿小坎都提醒她坐稳，大下坡时还叫穗子抱紧她的腰。穗子觉得自己心跳得有些超速：这个耿荻要是个男孩该多么可爱。她想或许所有人都和她一样，暗暗爱着一个有可能是男孩的耿荻。她们阴谋加阳谋，不断伺机要揭下耿荻的伪装，其实就是想如愿以偿。

穗子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在摸耿荻的辫子。没有这两个辫子，事情就一点也不荒谬了。

“耿荻，谁给你梳的辫子？”

耿荻笑了，说：“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梳的？”

“这种反花你的手得反过来编才行。”

“原来你一点不傻呀！”她又是那样仰天大笑，“是我家老阿姨给我梳的。我从小就是她给梳头。她不准我妈给我剪头。”

穗子不响了。她在想，或许耿将军家风独特，为了什么封建迷信的秘密原因把个小子扮成闺女了。但穗子还是觉得这太离奇了。三三发动的这场“大怀疑”运动，大概是一场大冤枉。她知道耿荻和大家拉开距离之后，三三就要正式布置了。原先耿荻不参加她们这次探亲，说你们是探望你们的爹啊，又不是我爹，我去算谁？大家说，去吧去吧，你不想见我们这些著名的反革命爹呀？不想看看他们脱胎换骨之后嘴脸还丑恶不丑恶？耿荻答应同行时，哪里会想到一张天罗地网已悄悄张开。

穗子真想告诉耿荻，你逃吧，现在逃还来得及。但她绝不能背叛“拖鞋大队”。穗子已背叛了老外公，她已经只剩“拖鞋大队”这点患难友情了。耿荻的车下了坡，三三她们的车刚刚上到坡顶。她们在商量今晚宿营时如何剥去耿荻的“伪装”，耿荻没有退路，没有出路，只能决一雌雄。七双手将会摁牢她，然后好戏就登场了。穗子看见四辆自行车正交头接耳。三三会说：“这年头什么伪装都有。穗子外公多像老红军啊，结果是个老白匪……”

到农场时已是下午。远远就看见一群父亲排成一列长队伍，正传着巨大土坯。蔻蔻爸站在队列外，戴顶草帽，一辆独轮车过来，他便往车里添几锹土。

女孩们找了块稍凉快的地方坐下来，一声不响地看着这支由父亲们组成的晦暗阴沉的队伍。已是夏季了，父亲们还穿着深色肮脏的冬天衣服。穗子爸是一件深灰呢中山装，两个胳膊肘在破洞里忽隐忽现。三三爸穿的是件绸面丝棉袄，丝棉从无数小孔露头。只有蔻蔻爸的装束合时宜：一身浅蓝劳动布工装。

“蔻蔻，你爸爸没戴白袖章！”

蔻蔻仔细看，立刻慌了。她爸怎么忽略了这么大的事，把写有“封、资、修画家”的白袖章给忘了？

女孩们就这样坐着，看着，偶尔说一句：“我爸脚有点瘸。”“我爸瘦多了。”“我爸直咳嗽，别是犯肺病……”

耿荻坐在她们身边，嘴里叼一根狗尾巴草。她从来没见过她们如此安静，娴雅，充满诗意。

工间休息时间到了。女孩们向工场中的父亲们走去。耿荻一个人坐在原处，望着远处的父女相会。没有她想象的欢笑，最多是父亲伸手摸摸女儿的脑袋，拉拉她们的辫子。然后女孩们把夏天的衣服和礼品交给了父亲们，便朝耿荻这边走来，耿荻完全不认识她们了，她们沉默并凝重，忘却了世间一切鸡零狗碎的破事，全是一副优美的灰冷情调。耿荻想，这大概是她们的真面目了。

傍晚时分，女孩们去父亲们的营房看他们开晚饭。一件出乎她们意料的事发生了。所有的父亲捧着女儿们刚送到的“高级物品”低头站在伙房门口。这个农场有上千人，大多数来自文化界和文艺界。人们出入芦席围成的伙房，都停下了脚看女孩父亲们手上捧的纯棉细手纸、小瓶白兰地、友谊搽脸霜、姜茶和蓝吉利刮脸刀。从远处听不见父亲们在念叨什么，但女孩们明白他们一定在悔罪。一定在说：“我生活作风糜烂，把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带进了劳动改造的艰苦环境……”

大家全站住了，站了一会儿，全哭起来。

耿荻发现她们的哭也跟平时不同了，是一种很深的哭泣，完全没有声响，只有滂沱而下的眼泪。耿荻知道她们心痛而愧疚，因为她们别出心裁的礼物，父亲们必得如此当众羞辱自己。

晚上女孩们去父亲们的营房坐了一会儿。营房就是巨大的芦席棚，里面搭了一百多张铺板。父女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些消息，当着一百多人，连拍拍脑袋、拉拉辫子的亲热也省去了。

耿荻等在门外井台上。她已经看够了，不愿再看父女们的离别。她坐在井台的青石台阶上，嘴里吹着《二小放牛》，见女孩们鱼贯走出芦席棚，蔻蔻远远落在后面。大家顾不上留神蔻蔻的反常，只感到气息奄奄的疲乏。

所有芦席棚的灯都熄了，“拖鞋大队”还坐在井台上。“白来一趟。”三三干巴巴地说。两个多钟头，她们第一次开口。“那么远，白来了。”三三又说。

“大家说都是你的馊主意，三三，要是不带那些‘高级物品’，就没事了。”

三三不反驳，过一会儿她说：“也不知谁爸爸打的头？”

“肯定是绿痕爸。”

“凭什么肯定是我爸？！”

“你爸最想脱胎换骨呗。”

“你爸呢？吃‘忆苦饭’糠团子吃个没够，还直说好吃！”

“说不定是穗子爸带的头。穗子爸一打就招。”

“你爸才一打就招！”

“肯定是穗子爸想挣个好表现，主动把一百多包姜茶交上去，装得特诚恳，说：我过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了我的孩子……”

“三三你少诬蔑我爸！你爸才这么孬种呢！”“我爸才不会把那瓶白兰地主动交上去呢！肯定是谁爸出卖他的！”三三怒吼道，“我捡碎玻璃卖的钱，给他买那一小瓶酒，你要了他老命他也不会主动交出去！就是你们那些爸，假积极、装革命，想洗心革面！”

三三这下子打击面太宽了。女孩们一致指着她鼻尖，说你爸想捞政治资本，把家里的麻将牌、电唱机当着红卫兵砸掉了。结果怎么样？还是挨了红卫兵的一顿牛皮带，腰子差点打烂……

三三突然一伸手，指住站在一边的蔻蔻：“是蔻蔻的爸！是蔻蔻爸主动交代……”

蔻蔻一声不吱，手到处抓着身上的蚊子包。

原来是这样。原来蔻蔻爸头一个引火烧身，把女儿五十里路云和月带来的东西供了出去。看来她们的父亲被改造得相当好，不但善于叛卖别人，更善于叛卖自己。

当晚大家取消了野营计划，星夜赶路回家。路上蔻蔻一人骑车，既没人驮她，也没人让她驮。耿荻完全理解女孩们对蔻蔻的孤立，也认为蔻蔻爸这一记干得缺点人情味，背叛自己也罢了，怎么可以背叛自己的女儿？以使得所有父亲背叛自己女儿，狠狠伤女儿们的心？这时蔻蔻的车贴上来，希望能和耿荻默默就伴。穗子坐在货架上，见蔻蔻越贴越近，忽然向地上极响地啐一口唾沫。

所有女孩都开始了，你啐了我啐。蔻蔻减速了。不久，黑暗的乡间公路上，蔻蔻就剩了个依稀的小影子。

“蔻蔻可能在哭。”

“哭死才好。”

“会不会碰上坏人？”

“碰上活该。”

“要是蔻蔻现在喊救命我们救不救？”

“不救！”

“真不救？”

大家心齐口齐，大声说：“不救！！”

蔻蔻爸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提前完成了。不久女孩们看见他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画毛主席像。他先指挥一群艺校美术班的学生在一堵高十米的墙上打格子，然后他自己开始在那些格子上爬，看上去像条巨大的四脚蛇。女孩们还见蔻蔻提着一个带襻的饭盒，把饭给她爸送到现场。她爸连吃饭也表现得十分英勇，把蔻蔻送来的饭盒用根绳子吊上去，在高处吃起来。所有女孩便坐在砖堆上看，边看边咬耳朵，然后“轰”的一声大笑，笑得蔻蔻人都矮一截。

她们说其实蔻蔻爸在高空吃饭是怕人家看见他饭盒里有青椒炒子鸡、黄豆蒸板鸭、熘肝尖或炒腰花。她们能想象到的美味，反正都在蔻蔻爸的饭盒里。英勇地叛卖了自己，对着“革命左派”说“我不是人，我该死”，把自己糟蹋个够，总算有了成效，蔻蔻爸工资解冻，蔻蔻妈也不必一早上菜市抢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了。蔻蔻去学校，也没人往她课桌上抹浓痰了。总之，蔻蔻爸的尊严人格光荣就义，换回了蔻蔻一家的好伙食，在女孩们看来，也算值。

女孩们看见蔻蔻被笑得浑身芒刺，简直乐疯了。蔻蔻爸却什么也察觉不到，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细嚼慢咽。蔻蔻爸原先一头卷毛，为了接近工农兵形象而剃秃了。

蔻蔻仰脸喊：“爸，快点啊！”

“啊……啊。”蔻蔻爸加快速度。他唯唯诺诺惯了，对女儿也谦虚谨慎。

女孩们在蔻蔻拎着脏饭盒向回走时，终于找出了她的碴儿。

“站住！”

蔻蔻回头，见叫她的是绿痕和穗子。三三目前以军师自居，凡事不动声色。耿荻已和“拖鞋大队”有些疏远，李淡云即使回来，也很少参加“拖鞋大队”的活动。

穗子说：“不准你穿我们的拖鞋。”

蔻蔻马上去看自己的脚。那双又脏又旧的红色海绵拖鞋的确是这个集体开除她之前和大家一块购置的。那是一批处理货品，五角钱一双，每双都是一顺拐的两只左脚。

“脱下来。”绿痕说。

蔻蔻看着六个女孩。从幼儿园到中学，她没跟她们分开过。

所有女孩都说：“脱下来。”

蔻蔻美丽的脸在女孩们眼里变得很丑，这一点她自己明白。女孩们在蔻蔻眼里变得很优越，这一点女孩们更清楚。

“那你们要我穿什么回家呀？”蔻蔻虫鸣似的说。

“打赤脚。”三三说。

“……有碎碗碴子。”

“那我们不管。”

“太阳晒得洋灰地好烫！”蔻蔻说。

大家愣一会儿，全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个蔻蔻真可怜，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发嗲。蔻蔻看见耿荻的笑被每个人模仿得很好，这种笑一出来，真是壮胆壮声势啊。

蔻蔻打着赤脚，一步一个灼痛地走了。她的父亲就在头顶，她却没有向他求援。女孩们看着走远的蔻蔻，心里说，好样的蔻蔻，被逐也是光荣被逐，毕竟是“拖鞋大队”的前优秀队员。

但很快发现蔻蔻还是死皮赖脸穿着那双“一顺左”红拖鞋。她们又警告她几次，一次比一次效果差。最后一次蔻蔻居然说她是“拖鞋独立大队”。

女孩们偷出家里的废铜烂铁、父亲的旧稿纸、母亲的铜粉盒、铜鞋拔、银领花、银胸针，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然后她们去百货公司，买了八双白色透明拖鞋。八双里包括李淡云和耿荻，虽然耿荻永远一双蓝回力鞋。她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拉拢耿荻和李淡云，彻底孤立蔻蔻。

不久蔻蔻也穿起了一模一样的白色透明拖鞋。和上回不同的是，这回怎样骂她，对她扬拳头吐唾沫她也不脱了。僵持了一个月，女孩们又换一种拖鞋。她们穿着新拖鞋“夸嗒夸嗒”在作家协会响亮地走，招摇地扭，看蔻蔻这回怎么模仿。拖鞋底是她们从军区澡堂偷回的木拖板，钉的襻子是她们自己用毛线织的。就算你蔻蔻也有贼胆去偷木拖板，毛线你绝对找不到同样的。那是三三和穗子从自己毛衣毛裤上拆的线，橘黄通明，桃红绝艳，几十米开外，就能看见有声有色的“拖鞋大队”了。

蔻蔻这下垮了。她对着耿荻哭诉女孩们种种残忍行径，只因为她爸的过——她爸太想画画了，哪怕画毛主席像都行。耿荻却说：“不用理她们。你不是还有我吗？”

蔻蔻看着耿荻。是啊，还有耿荻呢。耿荻这样的朋友一个顶十个。十个人也救不了李淡云，耿荻却单枪匹马把“现行反革命”李淡云救了。李淡云被提拔为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天早上在大喇叭里祝完毛主席万寿无疆后，又祝已是死有余辜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两个民兵立刻把她绑下，关押起来。耿荻带着省军管会的介绍信赶到时，民兵们正要给李淡云动刑。耿荻最后使了钱才把李淡云接回了省城。

耿荻把“拖鞋大队”的六个女孩招集到女厕所，在地上铺好报纸，从蓝学生装的口袋里掏出两把巧克力。女孩们瞪着五光十色的锡箔纸包着的巧克力，简直就是在瞪一掬珠宝。她们剥开糖纸，仪式般地咬了一口。耿荻看她们相互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巧克力是真货。久违的香甜在口中洇开，女孩们深感离这样的味觉文明已太远了。

耿荻说“拖鞋大队”势单力薄，绝不应该分裂。女孩们说，自从清除了蔻蔻，大家空前地团结。耿荻说你们不要忘了，正是别人排斥你们、孤立你们，才使你们最初那样友爱；那时矛盾冲突也有，但总在格斗或争吵中很快解决。女孩们说，那可不同，那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耿荻问，难道蔻蔻成敌人了？女孩们说，看看她爸！得意忘形了！跟孙代表拍肩打背，晚上乘凉还坐一块打“拱猪”呢！蔻蔻妈也不是个东西，教孙代表那个蠢丫头弹起钢琴来了！三三的钢琴给抄家抄走了，孙代表凭什么敢动那些查封的“抄家物资”？！

到了晚上十点，耿荻烦了，说行行行，都是些难养的小女子，我算领教了。她站起身，拍拍屁股，对女孩们一摆下巴：“回见了。”女孩们黯然神伤地坐在报纸上，明白耿荻对她们有多失望。

再看见耿荻是秋天了。耿荻的车后座上常常坐着蔻蔻。蔻蔻穿着合身的“的确良”女军装，比一棵小白菜心还馋人。每看见“拖鞋大队”在作家协会门口坐成一排，一派笑傲江湖的潇洒，蔻蔻就眼皮一垂心碎肠断的样子。耿荻似乎什么也没意识到，大巴掌扬扬，白牙一龇，笑道：“向娘子军战士们致敬！”她仍是优越感十足，英气勃勃，一副“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的高姿态。

女孩们说：“看上去耿荻和蔻蔻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她们浑话归浑话，心里却酸楚得很。她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耿荻的确喜爱超过其他人，也认为耿荻该对自己偏些心。除了耿荻那对辫子虚假之外，耿荻是她们遇到的最真诚的一个人。因为一个蔻蔻，耿荻已不可逆转地在远离她们。

这天三三在课堂被老师罚了站。三三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见蔻蔻也被罚了出来。三三当然不知道，蔻蔻存心惹祸，以得到这一罚。

一分钟后，蔻蔻说：“我爸又被你爸揭发了，昨晚给带回农场了。”

三三一句话也没有。

“你爸揭发我爸在农场画了两个女看守的裸体。”

三三奇怪了，问道：“女看守把衣服给你爸脱了？”

“不用脱我爸也画得了。穿再多衣服我爸一眼就能看出她们光着腚什么样。我爸一向就那样。”

两个人沉默一会儿，三三开口了。她说：“你现在和耿荻成死党了。”

蔻蔻沉默着。

“你不是常去耿荻家住吗？”

“……耿荻家离舞蹈班近。”

“我又没别的意思，你急着辩解什么呀？”

“我没辩解啊！”

“看你急得，我又没说你和耿荻在搞鬼！”

蔻蔻真想咬三三一口。不过现在“拖鞋大队”是三三主事，蔻蔻若想回到集体怀抱必须忍受三三。一共才离开集体三个月，蔻蔻觉得像半辈子。她想死了和女孩们四处游击的生活，装鬼吓工宣队军代表的崽子们，撕毁父亲们的大字报，往“革命左派”老婆们晒的衣服上放毛毛虫，或者齐声大唱充满下流暗语的歌谣。那是多么令蔻蔻神往的一段日子。共同的屈辱和共同的荣耀一样，让女孩们自尊，甚至自大。

“告诉你一个绝对秘密。”蔻蔻向三三凑近一步，“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我保证不告诉。”三三已闻得到蔻蔻嘴里发酵的奶糖气味，“说啊！”

“你肯定要告诉你姐！”

“去你妈的，李淡云一年才回来三次！”

“你肯定会告诉穗子！”

“穗子考上军队文工团了，快走了！”三三说，“滚蛋，你别告诉我了，我不想听了。”

三三把脸转向大操场。雨刚过，操场上密密麻麻布满几千个脚印。

蔻蔻嘴巴贴在三三耳根上，连她蛀虫的牙，她家常吃的猪油蒸霉豆腐，三三都嗅得到。蔻蔻告诉三三，她翻过耿荻的床头柜，发现所有的长衬裤全是男式的。

“还有什么是男式的？”三三问。

蔻蔻说：“还有衬衫、背心，全是军队男兵的！”

三三思考一会儿，问蔻蔻：“耿荻肯定摸了你吧？”

蔻蔻脸涨得通红，说：“三三你个骚流氓！”

“你们俩睡一张床了吧？毙了我，我都不相信。”三三说。

“你不相信什么？！”

“你说我不相信什么？”三三坏笑着。

“你爱信不信！”蔻蔻叫起来。

老师的脸伸出来，看看这两个“反革命女狗崽”在门外造什么孽。“罚站都不安生？跟你们反动老子一样，死不悔改！”

放学后老师让三三和蔻蔻继续站在那里。又下雨了，蔻蔻拿出伞，看看英勇不屈的三三，决定也英勇不屈地挨淋。

“三三……”

三三像什么也没听见。

“三三，我告诉你……”

三三仍是什么也听不见的样子。

“三三，你听我说嘛……”蔻蔻崩溃了。

三三说：“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耿荻是个男的。”

尾声

后来的事是穗子当兵后从女孩们的信上读到的。

蔻蔻终于坦白，说耿荻摸过她。蔻蔻一坦白，“拖鞋大队”立刻宽恕了她，并发给她一双红黄带子的木拖板。那是冬天了，蔻蔻也不嫌冷，“夸嗒夸嗒”的穿着鲜亮刺目的木拖板跟着女孩们吵闹地四处走动。

一切都布置好了，她们让蔻蔻去请耿荻。耿荻突然戴起眼镜来了，好像近视得还不轻。进了女厕所，耿荻拿出两把大白兔奶糖。她奇怪了，发现女孩们的没出息馋相荡然无存。

“哟，今天怎么了？拒腐蚀永不沾啊。”耿荻感觉到气氛不对，却仍有侥幸，打着她平素大大咧咧的哈哈。

“耿荻，你不要笑。”绿痕说。

耿荻说：“呵，呵！”她仰天大笑。

女孩们都喝道：“不准笑！”

耿荻的军人血液热起来：“我笑了，又怎么样？”

“再笑一个看。”三三说。

耿荻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妙。

“干什么？你们找死啊？！”她两根粗大的眉毛绷成一条线。

“你欺负了蔻蔻。”三三说。

耿荻大吃一惊。“我欺负蔻蔻？”她看着蔻蔻，“蔻蔻，我欺负过你？”

蔻蔻一点也不敢看耿荻，支吾道：“嗯……”

“你怎么这样不讲良心，蔻蔻？我怎么欺负你了？”耿荻的目光逼着蔻蔻抬头，和她交锋。蔻蔻却死不抬头嘟哝着说耿荻就是欺负了她。嘟哝着，她猛烈抽泣起来，脸埋在两个膝头上，哭成抽搐的一团。

耿荻伸手去推蔻蔻的肩，蔻蔻甩开她。耿荻又去扒蔻蔻的脸，说：“姜蔻蔻，你可是晓得冤枉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父亲更知道冤枉是怎么回事。蔻蔻，你胆敢抬起头看着我说我欺负你，我任打任罚。”

蔻蔻头埋得更深，泼喊泼闹起来：“你就是欺负我了！你把我骗到你家，就想欺负我……”

耿荻站在那里，脸上的笑可怕起来。蔻蔻又拔高一个调哭喊：“你趁我睡着就动手动脚……”大家只听“嗵嗵”两声，耿荻四十码的回力鞋已在蔻蔻身上两次着陆。

“小贱人。”耿荻说道，细眼也不睨蔻蔻地扭头便走。

预先摆好的陈永贵几双大手“哗啦啦”朝耿荻倾塌下来。耿荻明白中了圈套，正要夺门而逃，悬拴在门上的“美杜莎”突然坠落，砸在耿荻头上。

耿荻看看地上的血滴：五！六！七八九……顿时几十滴、上百滴……不久，浸透尿液的地上，汪起一层血。她的血。

女孩们狞笑着，围上来，撕开她洁净的学生蓝伪装。

穗子读到此处闭上眼睛。那是个军营的礼拜天，同寝室的女兵仅穿着三角裤和胸罩坐在地上吃西瓜。一会儿一阵笑，一笑便笑成一团。

信的结尾非常唐突。女孩们告诉穗子，扒下耿荻的男式衬衫和背心、男式外裤和衬裤，发现耿荻是个地道的女的。风华正茂，全须全尾……

「穗子·青春」

灰舞鞋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稀[2]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窿。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她步子不快不慢，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

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小穗子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

好，她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时在灯光里，不久，又进入黑暗。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

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有十五岁没有？文工团的？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她在往那一带去。

很快路灯就稀疏了。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连一贯在墙外转悠，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这都很好，很理想，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外在条件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现在站立下来，整个身影里也少了几分神秘的样子。一边是马路，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她没有手表。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他是有手表的，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

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又动了动。不久，她发现自己一只脚钩起，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踢几下，就踢出一种舞蹈来；左脚两下，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换成右脚。她忽然不踢了，是个谈恋爱的人了，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她让自己站定，好好想想，抽屉锁上没有？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等于就是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

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戴了起来。口罩该洗了，在白天看上面一定有着鼻子和嘴巴灰黑的轮廓，那是会让老兵们打趣的。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暗号、密信的交接……没有破绽。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当时是下午，排练刚结束，男女演员一片玩闹，她大大方方叫了一声：“邵冬骏！”他猛回头，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她用玩闹嗓门问他，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便把手举到肩头，捻了捻辫梢。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纯熟精练。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然后就是晚餐，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他明白她的意思：你看多运气啊，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她放心了，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洗碗池周围照旧是打打闹闹的，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不见不散。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

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孤零零的黑影。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

他在闹着什么情绪。她难道还没有把“一切”都给他吗？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于是她就有一点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偶然几回，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她让他紧紧抱住，他还要怎样的“一切”？

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说她就是一堆空话，什么“永远”，什么“至死不渝”，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多空话……

接下来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

她的喘息积蓄在口罩里，成了一片潮湿与温热的不适。她突然想出一个不雅的比喻，像是脸蛋上捂了块不勤更换的尿布。在这样的冬天黑夜，冬骏要拿她怎样就怎样。她不完全清楚“一切”的容纳量，但她朦胧中感到，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她也没有二话。

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人们也许会想，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他比她要周全、老练，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他得拖一阵，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一半已演完了。她坚信冬骏已朝她走来。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回忆所有细节时，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一个星期副分队长给她的异常待遇——对她健康的奇特关怀。副分队长几次唠叨，叫她例假来了不准隐瞒，“不然在练功房里‘浴血奋战’练死球了，英雄事迹不好写，光荣称号也不好封”！

副分队长叫高爱渝，是个活泼、丰满、骚情的连级军官，长相在舞台下也是主角。动不动就破口大笑，把大包大包的零食撒给下属们吃的时候，像个美丽的女土匪。舞跳得不好，但天生是领舞的材料。小穗子做梦也没想到，高分队长从一个礼拜前就把她所有暗语都看在眼里，一边看，一边给邵冬骏发指令，让他千万别暴露，要像往常一样以暗语答对，看看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下一步怎样作怪。

小穗子动了动冻疼的脚趾，舞鞋留下的创痛此时猛然发作。她想冬骏一定走到军营大门口了。她怎么也想不到从一礼拜前，冬骏和她的往来已是高爱渝的一手导演。在高分队长眼前，这天下午排练结束时小穗子简直是个小妖怪，打一连串急不可待的暗语，拼死命地勾搭好好一个邵冬骏。当时她站在小穗子背后，用军事指挥员的冷静果断的眼神，向邵冬骏发出沉默的冲锋命令。于是邵冬骏马上以秘密旗语向小穗子回复：一切正常，密信安全到达，我会按信上地点赴约。

就在小穗子向冬骏那双黑亮清澈、有几分女孩气的纯情眼睛发出“不见不散”的哑语时，至少有七八个老兵一起停下了洗碗、漱口，静止在洗碗池周围。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看着要把“一切”都给出去的十五岁女兵。“一切”把他们的脸都臊红了。他们是高爱渝的亲信，是头一批知道小穗子和冬骏秘密的人。

很久以后，我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小穗子和邵冬骏的恋爱暴发在他一把将她从电缆边推开的刹那。这是一个近乎不真实的王杰、刘英俊式的英雄动作。它的发生距离小穗子要献出“一切”这个隆冬夜晚，整整半年。那是夏天，是夹竹桃、牵牛花疯狂开放的夏天。

那时小穗子成了一舞台剧里的当家龙套，灰舞鞋、粉舞鞋、绿舞鞋来回换，一不留神就穿错鞋。在这之前，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这天很好，她找着个清静角落，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按场次顺序搁好。演出接近尾声了，轮到最后一双舞鞋。是双灰色的，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她照例蹲不下来，因为汗把尼龙长袜紧箍在腿上；她照例向前一栽，让两膝顺势着地。只有一点不是照例的，就是她的手；她的手一般不会朝前送，去抓住什么，给膝盖一些缓冲。小穗子是个轻盈灵巧的女孩，真摔跤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失控。大家事后说，那就是一个浅度休克，体力和汗水流失过多所致。总之，她失控地向前扑去，手抓住露在地板外的一截电缆上。

谁都说小穗子当时并没有惨叫。只有邵冬骏一个人说，小穗子的嚎叫穿透了四把圆号、三把小号、二十多把小提琴，直达他的耳鼓。他还在五步之外吃冰棍，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三面摇头的大电扇旁边。小穗子的叫声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人们的忽略，刺进他涣散的听觉。他在一个蹿跳之间把冰棍扔得飞了起来，打在电扇上，爆起一蓬冰凉的雾。邵冬骏五步并作一步，已跃到小穗子身边，狠狠给了她一掌。在冰棍化作的冷雾消散之后，我们看见的就是倒在地板上的两个人：小穗子一动不动，邵冬骏也一动不动。从舞台上下场的人气喘吁吁地打听他俩怎么了。

两个人这才一翻身，坐了起来。邵冬骏指着那个电缆头，大声骂人，先骂小穗子找死，把鞋往电门上放；又骂舞美组杀人害命，居然把那么一大截电缆头露在外面；光线这么昏暗，手不去触电脚也难免。

台上要架火烧洪常青了，浓浑的血色光调中，国际歌升起。

台下剩的人几乎都围着邵冬骏和小穗子。两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腿软得站不起来。沉重的圣乐般的旋律贯通在空间里。小穗子抬起眼，看着一身灰军装的冬骏。她眼里的泪水集到此刻，已沉重至极，成熟至极。

冬骏两手一撑地，跳起来。还是那个矫健男儿邵冬骏，眼神却是另一个人了。是一种恍惚、忧伤的眼神，为自己对这个小姑娘突发的情愫不解。他给她一只手，说：“起来喽，没死还得将革命进行到底。”她把手交到他那里，一个麻木绵软的人都交到他那里。冬骏就在很多双眼睛下面，把小穗子一直拉到侧幕边。他又给了她一掌，把她推上舞台。他的手触在她腰上，掌心一送，就那样，她像只被他放回森林的幼鹿，撒欢跑了。

从这以后小穗子和邵冬骏的事，我们是从她的悔过书和检查交代里得知的。还有她那本隐藏得很好的日记，也被解了密。在小穗子无法无天跑到汽车终点站去约会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渐渐注意到了她的空椅子。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知情，只觉得小穗子这天的行为很古怪。不过她在我们眼里，始终是有几分古怪的人。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正站在黑暗里想着“爱”、“私奔”之类的念头。我们对她的理解是一片空白，她在这片空白里忙着她的秘密感情生活，欲死欲生。此刻她留在空椅子上的棉大衣蒙蔽了我们所有人，没想到她这是金蝉脱壳，实际中她正轻轻跺着脚，以减缓焦灼和寒冷，眼巴巴地望着亮灯的军营大门。

好了，一个身影闪了出来。

小穗子在看到那身影时周身暖过来。她转头向更深的黑暗走去，走了几步，停下，听听，听见一双穿皮鞋的脚步跟上来。她向马路对过走去，那里是公园的入口，虽然公园停业，却不断从里面抬出自杀的情侣。把冬骏往那里引，象征是美丽而不祥的。

她已走到公园大门口。铁栅栏被人钻出个大缺口，她就在那缺口边转过身，喊了声“冬骏”。没人回答。她又喊了一声：“冬骏，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干什么？！”

是一个陌生的嗓音。

她定住了。冬天的遥远月亮使小穗子的身影显得细瘦无比。细瘦的小穗子身影一动不动，诧异太大了。陌生嗓音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一遍：“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的身影十分迟疑，向前移动一点，突然一个急转，向一步之外的夹竹桃树丛钻去。就是说，不管在谁眼里，这个细瘦的少女影子都是垂死挣扎的，逃跑的意图太明显了。

一根雪白的手电筒光柱把小穗子击中，定在那个鱼死网破的姿态上。

“你不好好看电影，跑这儿来干吗？”

小穗子这才听出他的嗓音来。怎么会陌生呢？每个礼拜六都听他在“非团员的组织生活会”上念毛著，念中央文件。

他从马路对过走来，这个会翻跟斗的团支书。马路有十多米宽，是这个城市最宽的马路之一。几年前公园里的庙会曾不断增添它的宽度。庙会被停止之后，宽度便显得多余了，只生出荒凉和冷寂。此刻，在小穗子感觉中，街面茫茫一片，她的退路也不知在何处。

团支书还在雪白手电光的后面。手电光一颠一颠，不紧不慢向她靠近。就在这个空暇中，她已把团支书的语调分析过了。自然是不苟言笑，却不凶狠，远不如他批评女兵们吃包子馅、扔包子皮时那样深恶痛绝。他疑惑是疑惑的，但疑点并没有落实。她给了句支吾的借口。事后她忘了是什么借口，不外乎是胃不舒服，想散散步之类。

无论她的借口怎样不堪一击，团支书都没有戳穿的意思。在手电光到达她面前时，所有的谎言圆满完成。他和她一块回军营，问了她对他的意见，对团支部改选的看法，以及她母亲是否有信来。他没问小穗子的父亲。我们所有人都不提小穗子的父亲。她那个在农场接受督促改造的反面人物父亲让我们感到为难，哪怕是好心的打听也是揭短。那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军人，家庭五花八门，但谁也没有小穗子父亲那样的父亲，有一堆很刺耳的罪名。

我们在电影结束时看见团支书王鲁生和小穗子并肩走回队伍。多数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闹半天小穗子也是个马屁精，找团支书汇报思想去了。我们明显感到高分队长对小穗子的愤怒，但她强忍着不发作又很令我们费解。高分队长不是个强忍的人。这离我们知道实情其实已不远了。实情是高分队长组织的对小穗子的监控观察已经正式开始。她要把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一百六十多封情书都拿到手，交给文工团领导。与此同时，她只和几个舞蹈队的老兵通报了消息，让他们帮她掌握小穗子的动向，但绝不能打草惊蛇。就是说小穗子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眼睛发射的火力网里。

从露天电影场到文工团驻地有一里路。队伍走得松散，到处是悄悄的拳打脚踢，不时爆起由低声流传的笑话引起的集体大笑。小穗子假装鞋被踩掉了，喊报告到队列外去拔鞋。她低下头，默默数着一双双从她身边走过去的脚。冬骏的步子她早就听熟，步伐听着都漂亮。再有两双黑皮鞋过去，她就该直起身了。好，起身，回头，手搁在最下面一颗纽扣上。冬骏却从她身边快步走过去，像是没看懂他们用得很熟的哑语：我空等你一场。她站在那里，看着冬骏从侧影变成背影，多漂亮的背影：又长又直的腿，挺拔高贵的肩背。冬骏也是一副舞蹈者的八字步，却比其他人走得帅气。配上他合体的军装和习惯性上扬的下巴，这个冬骏看上去狂得要命。小穗子不知不觉走到了冬骏身后，只差一步，就和他并肩了。正是冬骏这类穿军服的好男儿，在我们那个时代迷死一个城的女高中生、女工和女流氓。

她加快步子。现在好了，冬骏就在她旁边。她的手动作已大得不像话，拼命要冬骏看她绝望的追问：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冬骏扭过头，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眼睛向队列一摆。她明白他是在下命令，命令她马上归队；众目睽睽之下，不要命了吗？她不服从他，手一直停在第三颗纽扣上：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吹熄灯号之前，小穗子拎着暖壶向司务长办公室走去。假如密信还在邮箱下面，冬骏的失约就有了解释。她一心想为他今天的不近情理开脱。

司务长办公室在漆黑的练功房隔壁。再往前，就是一个巨大的煤堆。又是一个意外：司务长办公室亮着灯，并有女人的朗朗笑声出来。高爱渝走到哪儿，就这样笑到哪儿。高分队长为自己有一副大老粗的开怀大笑而自豪。小穗子知道只要高分队长此刻一出来，什么都说不清了。司务长办公室的门留了尺把宽的豁子，能看见高爱渝一只脚绷成了雕塑，一下一下地踢着。一定是坐在司务长的办公桌上，才能这样踢。只有优越和自信到极点的人，才会像高爱渝这样不拘小节。小穗子猛地提醒自己，高分队长随时会轻盈而莽撞地一撩腿，从办公桌上落地，再是一个闪腰出门，便把她生擒了。

小穗子不顾死活地向前迈出两步。现在她和高分队长只隔一层糊了报纸的玻璃门。她佝下身，把信箱搬起一点，让它的一头翘起来，另一只手贼快地伸到下面扫了一下。没扫到什么，她把邮箱搬得更倾斜一些，手又再扫了一下。她只扫到厚厚的尘土。才一天，已滋生出细薄的小小荒漠来。还是不甘心，她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摸。信显然被冬骏取走了，读过了。他失约的理由呢？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一声爆炸。小穗子抽回满是灰尘的手，向爆炸转过头。硝烟滚滚中，她看见自己的竹壳暖壶倒在地上。爆炸使司务长冲出门。高分队长捡起暖壶空壳，小穗子看见银色的玻璃碴子花瓣一样散落下来。

“是你呀，”高分队长说，“吓我一跳。”

“我想看看，有没有我的信。”她当然是指他们秘密邮址的上面，那个公开的信箱，早晨那里面盛着邮走的信，晚上是邮来的信。小穗子看着最后几片玻璃“咔喳喳”地从暖壶体内漏下来。

“我在跟司务长闹，想给我们分队多闹点白糖补助。”

两人都诚意地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找出来，告诉对方。我们那时都是这样，答非所问不打自招，让自己的行动在别人那儿完全不存在盲点。

小穗子提着没有分量的暖壶躯壳往回走。院子中央，两棵大洋槐秃了，剩的就是一个个裹在叶片巢窝里的虫，一颗一颗垂吊下来。她透过珠帘一般的虫巢，看着冬骏的窗子，窗子在一楼，从南边数是第七个，从北边，就是第八。正像冬骏在男集体舞队列中的位置，中不溜的身高，不好不次的舞功。窗子还亮着，光线微微发出浅绿。排级军阶的邵冬骏有特权用带浅绿灯罩的台灯。

小穗子发现自己在往那温存的浅绿灯光走。这是一个妄为的举动，小穗子也成了空了的暖壶躯壳，没深没浅地接近灯光下的年轻排长。

她在离冬骏窗子一米远的地方站住了。然后她轻轻叫了一声：“冬骏。”她不知道她身后站着的另一个人。矮矮的水龙头从一截断墙里伸出来，高爱渝就站在墙后面。她一手撑在胯上，随时要把一口啐骂吐出去。她已断定这场儿女把戏中，十五岁的小妖精该负主要责任。多么可怕，才十五岁，已有这样的胆子，半夜三更去敲男人的窗子。

小穗子迟疑地又喊一声：“邵冬骏！”

浅绿灯光灭了。连高爱渝都看出小穗子哭了。小丫头在黑暗里一声不吱地哭了十分钟，慢慢转过身往自己宿舍走去。眼泪流得又多又快，顺着下巴滴到军装的胸襟上，汪出冰凉的一摊。半年前她的手触在电缆上的感觉，此刻才真切起来。

对邵冬骏排长救她的事件，小穗子的印象和我们略许不同。她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个矫健的身影将她推开后，又把她抱住一会儿，同时迅速将她察看一番：她的喘息、眨眼，她纤毫未损，他才放心地把她搁下。离开他汗湿的怀抱时，她看见他的眼睛起了变化。浓妆的掩护下，他就那样看着她。他把一种保护式的专有权以这目光烙了下来。小穗子这才发现冬骏和她曾经的每一次相互注目，都暗暗为此刻做着铺垫，每一次不经意的谈话，原来都含有言下之意。他的眼睛总跟着她，才在她触电时及时救下她。他嘴上骂骂咧咧，眼睛却是另一回事。一直到几年后，她回想这时的感觉，才明白冬骏的眼睛其实在表白，一场惊险中他得到了无可名状的甜头。大家离开嗡嗡鸣响的摇头电扇，直奔他俩过来，评论刚才的事件：要不是邵冬骏英勇，小穗子已成一股青烟了。他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往幕边送。一共几十步路，他带汗的掌心在她的手腕上越来越紧，他们的关系忽然出现了突破。他在她上舞台的最后一刻，两手托住她的腰。她回过头，看着他。那是不顾后患、不顾死活的一瞥。突破完成了。两人都有些受用不住，浑身骨头都轻了。他在她耳边说：“好好跳，为了我。”

那六个字在交响乐的伴奏中是六声单调平直、朴实无华的定音鼓。

小穗子对整个事情的记忆尚不完全停留在以上的印象，它在她快乐时是加倍浪漫的。而她一旦痛苦，就如此刻，那记忆便夸大得失了真。失真变形的记忆，是小穗子这类人不幸的根源，我们和小穗子本人都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了这一点。小穗子就那样站着，棉衣领子浸透泪水，垫着她的下巴。她感觉一个人走到了她背后，但她不想理会。

“在收衣服呐？”背后的人问。

“嗯。”

晾衣绳空荡荡的，一头飘着炊事班两条褴褛的围裙。

“今天好冷。还在外头傻站着？”

小穗子说头有点疼，想吹吹冷风。她不把脸给高分队长看。

“要不要去把卫生员叫起来，整点药吃？”高分队长问道，对小穗子的瞎话挺配合。

“不用，”小穗子飞快地把脸在肩头蹭一把，“站一会儿就会好的。”

“也不晓得穿棉大衣，冻死你！”高分队长温暖地斥道。“呼”地一下，小穗子身体一重，已在充满高分队长体温和雪花膏气味的大衣下面了。

“站站就回去，听到莫得？”

小穗子说：“嗯，听到了。”

不久高爱渝又到院子里，端着脚盆，把水使劲一泼，说道：“这个死女娃子，要下霜喽，脑壳不疼也要冻疼了。回去睡觉，熄灯号吹过一个钟头了！”

高分队长声音有点恼火，一再压都压不住。小穗子如果今晚上出来什么不测之举，会打乱她的全盘计划。她的计划是要看到这个小丫头的充分表演，同时也要邵冬骏把小姑娘所有情书交出来。想到自己宏大的计划，高爱渝上去揽住小穗子的肩膀：“睡觉去，娃娃咋这么不听话？”

小穗子很快随高爱渝回到宿舍。五个同屋都睡熟了，她坐在床沿上听着她们奶声奶气的鼻鼾。鼾声带着微妙的气味，微微地酸甜。她麻木地坐着，很久才意识到手里的暖壶空壳。她正要把它搁下，几片银色碎片落在地板上。最后一片，银光闪动地打断了女孩子们的鼾声。

我们后来知道小穗子二十多岁染的失眠症其实正是始于这个夜晚。小穗子坐在黑暗里，想着冬骏的多情。黑暗里有年轻的女兵的身体气味，是微微发咸的，也带点酸，被一种安全感加热。浑浊的、温热的安全感把小穗子排斥在外。她隔一会儿看一下她的夜光闹钟。闹针指在四点半上。每天冬骏的闹钟也在同一时间起闹。在他救她之前的许多个昏暗清晨，他和她混在一群练私功的人里，默默相望。时常有十一二个人练私功，加上两个勤奋的提琴手。练功房并不比白天清静，但它成了俩人相约的一种仪式。在一片耳目下，两副目光就那样打游击：你进我退，你驻我扰，你退我追。

外面下起雨来。小穗子最爱下雨。练功的人在下雨天里都会犯懒惰，常常就只有两个提琴手露面。一男一女两个琴手总是各占南边和北边的角落，背对世界狂拉音阶和练习曲。雨越下越大，四点半终于在喧哗的风雨声中到了。

小穗子站起身，一下子又跌坐回床上。两脚早已冻木，身体也没剩多少知觉。她动了动，再动了动，慢慢蹬直腿，站稳了，才开始往门口走。她从门后挂钩上取下练功服，发现是同屋另一个女兵的，又搁回去。她心里好生奇怪，在如此心情下还能及时纠正错误。一个女兵嘟哝一句：“小穗子你要死啊，这么大的雨还练功。”小穗子知道她这时说什么都不算数，白天是不会记住的。因此她不理她，哆嗦着把冰凉黏潮的练功衫往身上套。

然后，她走进雨里。

练功房里只有一个女提琴手，叫申敏华，小穗子三年前参军时，她已有八年军龄。小穗子压一会儿腿，跑到申敏华身后，去看她揉弦揉得乱颤的手腕上的旧表。

冬骏从来不会这样，把她一个人撂在大雨中的练功房。小穗子对着镜子竖起一条腿：同样一个十五岁的小穗子，难道他突然看出了什么瑕疵？难道是年龄和军阶的悬殊突然让他恐怖？腿颓然垂下来，“咚”的一声坠落在生白蚁的地板上。申敏华的弓一震，回头白了小穗子一眼。

小穗子换下舞鞋，穿过给雨下白了的院子。这回什么也拦不住她了。

她手指生疼地敲在坚冰一般的玻璃上。她叫着他的名字，恍惚中感觉自己在佯装，嗓音让谁听都是一派光明正大。窗子里面有了响动。她松口气，朝黑暗的楼梯口张望。这回是出乎意料的快，不久听见冬骏趿着皮靴的脚步近来。楼梯口塞了几辆自行车，被他撞倒又被他及时扶住。然后，她看见了他的身影。他一手拎着雨伞，一手拔鞋跟。拔了左边的，又去拔右边。和刚才扶自行车的闪电般动作相比，他现在迟钝无比，充满无奈。

“叫什么叫？”他牙齿磕碰着说。

她觉得噩梦结束了，冬骏还原了他的鲁莽和多情。

离她两步远，他站下来说：“不要命啦？”

她愣了，他嘴里的字眼还是没有声音，还是一股股毒猛的气流。他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说过话。她嗫嚅着：“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来？”

他使劲摆摆手，意思说这哪里是讲话的地方？跟我走。

小穗子跟在他身后，走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那把伞只为他自己打着。她赶上去一点，他听她赶上来，马上快起步子。她对这个给了她半年保护和温存的年轻排长大惑不解，满嘴是陌生语气，浑身是陌生动作。

他感觉到她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

他眼前，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路灯反打出她的轮廓，平时毛茸茸的脑袋现在给水和光勾了一根晶亮的线条。

他想这时候绝不能心软。一天早晨，当他又收到她一堆莫名其妙的情诗时，突然一阵强烈地不耐烦。他看着一心一意发暗语的她，突然发现她的可笑，整桩事情都那么可笑。原来和他纸上谈兵亲密了半年的就是这么个小可怜。他居然会陪着她谈了六个月的地下恋爱。看她起劲地比画着联络“旗语”，他想到自己竟然也把这些动作做了成百上千遍。一个二十二岁的排级军官，去做这些动作，看上去一定惨不忍睹。太滑稽了，太让他难为情了。当时他赶紧扭过头，不敢再看她，怕自己对她的讨厌增长上去。但很快他不得不承认，他讨厌这段恋情，恨不得能抹掉他从头到尾所有的投入。

再早些时候他偶然得到高爱渝的青睐。高爱渝突然约他去看一场内部电影。电影结束时两人的手拉在了一块。第二天这个时时发出艳丽大笑的女连长便大大方方到他屋里来串门了。她掏出一对紧相依偎的瓷娃娃，逗笑地搁在他浅绿的台灯罩下。一晚上，她都在虚虚实实地谈婚论嫁。谈着，就有了动作。动作中有人来敲门，她看他紧张便放声大笑，说怕啥子怕，一个排级干部跟一个连级干部，慢说接个吻，就是明天扯结婚证，看哪个敢不腾房子给我们。她说着眼梢一挑，样子真是很艳很艳。

再早一点儿，高爱渝从别的军区调来时，他和其他男兵一样，把她看成难以征服的女人。他们都对她想入非非过，都为她做过些不纯洁的梦。

他这时把雨伞挡到小穗子头上。

小丫头一犟，独自又回到雨里。总得给她个说法吧。

他干巴巴的声音出来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和你的事，主要该怪我。现在从我做起，纠正错误。”

她的脸一下子抬起来，希望他所指的不是她直觉已猜中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她问：“为什么？”

他更加干巴巴地说下去。他说因为再这样下去会触犯军法。他说已经做错的，就由他来负主要责任。他比她大七岁，又是共产党员，排级干部。

她万万没想到他会给她这么个说法。

他又说他们必须悬崖勒马，再不能这样下去，太危险，部队有铁的纪律。小穗子沉默着，要把他给的说法吃透似的。然后她忽然振作起来，几乎是破涕为笑的样子开了口。

“那如果我是干部呢？”

冬骏顿了一下说：“那当然没有问题。”

小穗子死心眼了，使劲抓住“没问题”三个字，迅速提炼三个字里的希望。她几乎欢乐起来，说：“那我会努力练功，争取早一点提干。等到我十八岁……”

“不行。”他说。

他这么生硬，连自己都吓一跳。他换了口气，带一点哄地告诉她提干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好好练功就能提的。他言下之意是要小穗子想想自己的家庭，那个受监管的父亲。再看看她的本身条件，练死也练不成台柱子。

小穗子果然看到自己的所有筹码，又不响了。

他说：“我们还可以做好同志嘛。”

她怕疼似的微妙一躲。他才意识到他刚才那句话比任何绝情话都绝情。

她就那样一身旧练功服，站在雨中，这个失宠的十五岁女孩。那时我们都认为她是没什么看头的，欠一大截发育，欠一些血色。

“那我去练功了。”冬骏交代完工作似的，转身走去。

小穗子大叫一声：“冬骏哥！”

她一急，把密信里对他的称呼喊了出来。

他想坏了，被她赖上可不妙。话还要怎样说白呢？

她穿着布底棉鞋的脚噼里啪啦地踏在雨地上，追上他。她嘴里吐着白色热气，飞快地说起来。她说不提干也不要紧，那她就要求复员。她的样子真是可怜，害臊都不顾了，非要死磨硬缠到底，说如果她不当兵，是个老百姓，不就不违反军纪了吗？只要能不违反军法，继续和他相爱，她什么也不在乎。

他知道她怎样当上兵的。太艰难的一个过程，她却要把什么都一笔勾销，只要他。练功房的琴声散在雨里，急促的快弓声嘶力竭地向最高音爬去。他不知道还能怎样进一步地无情。他刚才还为自己的无情而得意。我们那个时代，无情是个好词，冬骏觉得自己别的都行，就是缺乏这点美德。

“冬骏哥，我马上就写复员报告！”

冬骏一把把她拉到伞下，手脚很重。他心里恨透自己：真是没用啊，怎么关键时刻来了这么个动作？他说她胡扯八道，斥她不懂事，把个人的感情得失看得比军人的神圣职责还重。最后他说：“好好当你的兵，就算为了我，啊？”

小丫头把这一切看成了转机，立刻紧紧抓住。眼睛那么多情，和她孩子气的脸奇怪地矛盾着。他再一次想，他怎么了？怎么和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恋爱上了？她的多情现在只让他厌烦。整桩事情都让他难为情透顶。

可她偏偏不识时务，盯着他说：“好的，好好当兵。那你还爱我吗？”

“这不是你眼下该考虑的。”他听自己嘴里出来了政治指导员的口气。

“那三年以后考虑，行吗？”

练功房的大灯被打开了。光从她侧面过来，她的眼睛清水似的。他曾为自己在这双眼睛里投射的美好形象而得意过。小提琴的音符细细碎碎，混着冬雨冰冷地滴在皮肤上。在这样一个清晨，让这样一个女孩子失恋，他也要为此心碎了。必须更无情些，那样就是向坚强和英勇的进步。

“冬骏哥，你等我三年；等我长大；如果那时你没爱上别人……”

他不敢看她，看着自己溅着雨水的黑皮靴和她泥污的布棉鞋。他不要听她的傻话。

“如果你那时爱上了别人，我也不怪你……”

他缓慢而沉重地摇起头来。他说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他这半年来把自己对她的怜悯误当成爱情了。他明显感到她抽动一下，想打断他，或想惊呼一声。他让自己别歇气，别心软，让下面的话赶着前面的话，说到绝处事情自然也就好办了，小丫头和他自己都可以死了这条心。他希望她能原谅他，如果不能，就希望她能在好好恨他一场之后，彻底忘掉他。

“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魂飞魄散，“你上星期写信，还要我把一切都给你啊……”

他看着不远处黑黑的炊烟。炊事班已经起来熬早餐的粥了。

“就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我对你并没有那样的感情。”他背书似的。

她不再响了，从雨伞下面走出，朝练功房走去。

他松下一口气。她这个反应让他省事了。我们那时还是了解冬骏的，他和我们一样认为无论怎样小穗子毕竟知书达理，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他想，高爱渝的传授果然不错，最省事的就是跟她这样摊牌：“你看着办吧，反正我不爱你了。”他进了练功房，开始活动腰腿，在地板上翻了几个虎跳，爽脆爽脆的身手。心里干净了，他可以开始和高爱渝的新恋爱。他最后一个虎跳收手，瞥见镜子里的小穗子。隔着五米远，他看见她的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两腿撕成一根线，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她一动不动，地板上一片水渍。过一阵他忽然想到，地板上全是她的泪水。

他感到自己鼻子猛地酸胀起来。原来割舍掉这个小丫头也不很容易。他想走过去，像从电缆边救下她那样紧紧抱住她，对她说别记我仇，忘掉我刚才的混账话。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中了高爱渝的暗算。

高爱渝是暗算了他和小穗子吗？他不得而知。一想到高爱渝的热情和美丽，他捺住了自己的冲动。他转身往练功房另一头走，心疼也只能由它疼去。事情已经不可收拾，高爱渝已经连诈带哄读了小穗子一大部分情书了。

为了小穗子的心碎，他的长睫毛一垂。他发现自己流泪了。

冬骏对事情的印象是这样的：在三十多个新兵到来的第二年，他开始留意到他们中有个江南女孩。又过一年，他发现女孩看他的时候和别人不同，总要让眼睛在他脸上停一会儿。后来他发现不只是停一会儿，她的目光里有种意味。渐渐地，他开始喜欢被她那样看着。每天早晨跑操，他能跑下两千米，因为他知道他跑在她的目光里。一天他看见大家都把自己碗里的瘦肉挑给她，给她祝寿，嘻嘻哈哈地说吃百家饭的孩子命大。他也走上去，问她过了这个生日是不是该退少先队了。有人起哄说，还有一年，红小兵才退役呢！他吃了一惊，原来她只有十四岁。

他要自己停止和她玩眼神。要闯祸的，她还是个初中生。就在这时，他感到她的眼神追上来。他想，别理她，不能再理她了，可还是不行，他的眼神溜出去了，和她的一碰，马上又心惊肉跳地分开。他有过女朋友，也跟一些女孩暧昧过，而这个小丫头却让他尝到一种奇特的心动。再和她相互注目时，她十四岁的年龄使他生出带有罪过感的柔情。

整整一年，眼睛和眼睛就那样对答。常常是在一大群人里，他默默接近她，站在她的侧面，看着她乳臭未干的轮廓。她往往会转过头，孩子气的脸容就在他眼前突然一变，那目光使那脸容一下子成熟起来，与他匹配了。他和她交谈很少，印象里头一次交谈是在她十四岁生日之后的那个秋天，全军区下乡助民劳动。她沿着橙林间长长的小径向他跑来，左脚穿着一只灰舞鞋，右脚上却是一只绿胶鞋。她跑着就开始说话了。她说他好了不起，父亲是个有名的烈士。他说没错，他只从相片上见过父亲。她眼睛瞪得很大，气喘吁吁，却什么也说不出了。他催她回去演出，她说她的节目完了，正换鞋。她不会化日光妆，弄成一副丑角面谱，向他微仰着脸，表达她傻乎乎的肃然起敬。结满橙果的枝子全坠到地下，金晃晃的几乎封了路。文工团不演出的人不多，打散后混在通讯营和警卫营的兵力中参加秋收。他语塞了，她也语塞了。然后她扭头顺着来路走去。她走出林子前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她跑那么大老远，就来说一句傻话。

她站住了。她在小路那一头，两边的金黄橙子反射出午时的太阳光。他太明白自己了，一点诗意也没有，不过他也感觉这是极抒情的一刹那。她说她真的没想到，他是从那么伟大的家庭里来的。“伟大”这词不能乱用，他玩笑地告诉她。她对他顶嘴说，就乱用。接下去，她和他让太阳和橙子的金黄色烤着，足足站了半分钟。小丫头白一块红一块的丑角面孔也不滑稽了，那样不可思议地打动了他。他深知自己可怜的词汇量，这一刻却想起“楚楚动人”来。

那以后不久，一次他和一群男兵逛街，听她在马路对过叫他。她斜背着挎包，辫梢上扎着黑绸带，脚上是崭新的妹妹鞋。他笑嘻嘻地穿马路，说她新里子新面子的要去哪里。她说她原来打算去照全身相寄给家里，现在照不成了。他问为什么。她把他往一个街边小吃铺引，然后转过身，手掀起军装后襟，说有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缺德，擤了鼻涕往她军裤上抹。他一看马上明白了，嘴里出来一句“畜生”。然后他问她，哪路公共汽车。她指着车站牌子，说她刚刚下车。他四周看一眼，想找辆自行车追杀上去。他听她说车里怎样挤得不像话，有人脚乘上车身子还在窗外。他把脸转向她，说她怎么那么迟钝，让人家把她军装当抹布，他说抹布还好些，当了解手纸！

她看着他，完全是个躲揍的孩子。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嘴脸有多凶。他对站在马路对过等他的几个男兵挥挥手，要他们先走，他随后赶上去。他撕下半张过期的“宣判书”，把纸搓软。他动作牢里牢骚，自己也奇怪他的一腔恼火从哪里来。

她吓得一声不吭，要她怎样转身就怎样转身。他用搓软的“宣判书”将她的军裤擦干净，手脚还是很重。似乎她的纯洁和童贞有了破损。亦似乎那份纯洁是留给他的，突然就让人捷足先登揩了油去。他掏出自己的手绢，又狠狠擦几遍。嘴里老大哥一般，叫她以后到人多的地方不准东张西望，也不准跟陌生男人乱对眼神。

她问哪个陌生男人。

他说他哪知道是哪个，就是在她背后搞下流勾当的那个。

“擤鼻涕的勾当？”她问。

他苦笑了。没错，她只有十四岁半。他说小丫头，现在跟你讲不清楚，你去问问你们副分队长。他晓得自己大红脸一张，又说，等你长大一点，自然就懂了。

她说我就是要现在懂。

他说你现在懂不了。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懂不了。

他的手指恶心地捻着污染了的手绢，把它扔进街边气味刺鼻的垃圾箱。一面说他绝不会讲的，他可不想教她坏。

她有一点明白了，愣愣地站在那里，看大群的苍蝇霎时落在那块手绢上。

街上什么地方在放《白毛女》的音乐。他心里的恶心还在，愤恨也还在，却觉得一阵迷醉。这是件隐秘的事，丑恶是丑恶，她和他却分承了它。它是一堂肮脏却不可缺的生理课，让她一下子长大了。

事后他一想到小丫头混沌中渐渐省事的面容，就冲动得要命。然后就到了那个晚上，他从电缆边救了她。他把她抱在手里的一瞬，惊异地发现她果然像看上去那样柔细，一个刚刚抽条的女孩。他从来没有那样心疼过谁。他直到把她轻轻一推，送上舞台，才意识到自己从救下她手就一直没敢离开她。众目睽睽，他不顾自己对她的疼爱太露骨。

他们的书信恋爱从此开始了。

高爱渝说他二十二岁陪小穗子谈中学生对象。他觉得受了侮辱，说他们也有过肌肤亲密。高爱渝进一步激他，说不过就是拉个小手，亲个小嘴，好不实惠。他赌气地说谁说的。高爱渝扮个色迷迷的笑脸，凑到他跟前问：“有多实惠？”

不久他明白和高爱渝恋爱，才算个男人。在小穗子那里做小男生，他可做够了。担着违反军纪的风险，整天得到的就是几个可笑的手势，一封不着边际的密信。

高爱渝看了小穗子几封情书后，半天没有话。他想这个艳丽的女军官居然也会妒忌。他怎样哄也没用，两天里她一见他就往地上啐口唾沫。他指天跺地，发誓他已经跟小丫头断干净了；那天清早，他什么话都和小丫头讲绝了。高爱渝说那好，把她写的所有密信，退给她。

他想了想，答应了。

高爱渝又说，没那么便宜，信要先给她看，由她来退给小丫头。

又挣扎一会儿，他再次让步。他想他可能做了件卑鄙的事。但激情是无情的，和小穗子，他从来没调动起这样的激情。我们后来的确看到，邵冬骏和高爱渝的恋爱十分激情。

文工团党委连夜开会。会议桌上，摊着一百六十封信，全折成一模一样的纸燕子。一个全新的男女作风案，让他们一时不知怎样对应。他们都超过四十岁了，可这些信上的字句让他们都脸红。他们在那个会议上决定，不让那些肉麻字句漏出点滴。不过很快我们就拿那些肉麻语言当笑话了。只要看见小穗子远远走来，我们中的谁就会用酸掉大牙的声音来一句：“你的目光在我血液里走动……”或者“让我深深地吻你”。我们存心把“吻”字念成“勿”，然后存心大声争辩，“那个字不念‘勿’吧？”“那念什么呀？”“问问小穗子！”这样的情形发生在党委成员开夜会之后。

就在党委成员们的香烟把空气抽成灰蓝色的夜晚，小穗子躺在被窝里，想着怎样能把冬骏争取回来。她想到明天的合乐排练，有一整天和冬骏待在同一个排练室，她会把每个动作做完美，她藏在优美动作中献给他的心意，他将无法拒绝。她渐渐闭上眼，加入了同屋少年人贪睡的群体。

就在小穗子沉入睡眠的时候，党委会成员们开始讨论小穗子的军籍问题。会议室里的谁说，这小丫头入伍手续一直没办妥，因为她所在城市的人武部始终作对，认为文工团不尊重他们便越级带走了她。又有谁说，“不是已经交涉三年了吗？”

“那是僵持三年。三年她父亲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改善，又多了些现行言论。”

“不如把她退兵拉倒。”

“退了兵她档案可不好看，影响她一辈子。”

“自找，小小年纪，那么腐朽，留在部队是一害。”

“还是看她本人交代的态度吧。”团支书王鲁生说，“不老实交代，不好好悔过，就退兵，不过她业务不错，勤奋，肯吃苦。”

会议在早晨两点结束。决议是这样：新年演出一结束，立刻着手批判小穗子的作风错误。就是说，从这一刻到小穗子的身败名裂，还有两天一夜，而离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仅有几小时了。在党委会结束的那天早晨，我们来到排练室，嗅都嗅得到空气中丑闻爆炸前的气息。

在三套练功服面前，小穗子举棋不定。深红的一套太新，一穿她马上觉得太不含蓄，成了挑逗了。黑色让她自信一些，走到门口还是返回来，认为海蓝的最随和，是冬骏最熟识的颜色，弊处是看不出她的苦心，她为他偷偷打扮过，头发盘得很精心，刘海稍稍卷过。她头天从化妆箱里偷出一支眉笔和半管红油彩，这时不露痕迹地描了眉，抹了胭脂。然后她翻出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舞鞋。

小穗子在以后的岁月中，总是回想起这天的合乐排练。那双崭新的、浅红软缎舞鞋历历在目，给她的足趾留下的剧痛也记忆犹新。她印象中，十五岁的自己那天跳得好极了，肢体千言万语，一招一式的舞蹈跳到这一刻，才是自由的。她在旋转中看见冬骏，她的胸脯一阵膨胀。后来做了作家的小穗子想，原来舞蹈上万年来袭承一个古老使命，那就是作为供奉与牺牲而献给一个男子。

小穗子跳着跳着，人化在了舞蹈里。她认为她一定又赢得了冬骏的目光。这是他唯一能够光明正大、明目张胆看她身体的时候。也是她唯一可以向他展示身体的时候。她还不懂身体那些生猛的、不由控制的动作是怎么回事。她只觉得身体冲破了极限，无拘无束，由着它自己的性子去了。

这时她听见周围一片静默。收住动作，她看见所有人早退到了一边，抱着膀子或靠着墙。接下去，她看见哨子从编导嘴唇上徐徐落下。我们中的谁咯咯地笑起来，说小穗子你独舞半天了。

“萧穗子同志，魂带来没有？”编导说。

小穗子笑了笑，想混进场子边上的人群。但大家微妙地调整了一下距离，使她混不进去。

“一早上都在胡跳。”编导说。他把手里的茶缸狠狠往地板上一搁，丑化地学了小穗子几个动作。

大家全笑了。

小穗子听见冬骏也笑了几声。

其实我们在站到一边时，已经有划清界线的意思。事情已在我们中传开。元旦演出一结束，团领导就要开始一场作风大整肃。

编导要小穗子下去，换一个替补演员上来。他黄褐色的手指间夹一个半寸长的烟头，交代小穗子把队形和动作赶紧教一教。突然他悄声骂了句什么，被烟头烫着的手猛一甩。回过神不再说舞蹈，说起小穗子的舞鞋来。

“谁让你穿演出鞋来排练的？”

小穗子说那是她几年来省下的鞋。

“穿双新鞋，就能在集体舞里瞎出风头？”

小穗子低着头，汗水顺着发梢滴到眉毛上。

大家全一动不动，眼睛不放过小穗子身上任何一个细节：眉毛是淡淡描过的，两腮和嘴唇也上了色。我们都想，她那样丧心病狂地舞动，就是为了挑逗和追求一个男人。我们的目光朝她敞开的领口走，似乎海蓝拉链衫的领口被重新改过，袒得比谁都低。看上去白白净净一个女孩，说不定早不干净了。

现在是小穗子站在一边，而所有人站在中央。她顾不上去看这个孤立阵势，心里只想着冬骏那几声笑。或许没什么恶意，但他在那个节骨眼绝对不该笑。她知道自己刚才跳得有多么出色，想出风头大概没冤枉她，但她绝对让冬骏看到了她贯穿到全身的情愫。他一定看见了，否则不会笑的。看见了，她就如愿以偿。就那样，她让他看着她足蹬一双红缎舞鞋，痛楚地、至死不渝地舞动。她找来自己的布鞋，顺势坐在一个低音提琴的箱子上。无论如何，冬骏的笑是难以原谅的，编导的丑化是那么不公正，冬骏和众人参加到这份不公正里去了。她从华美的舞鞋中拔出血迹斑斑的脚。

“往哪儿坐呀你？！”

她回过头，低音提琴的主人拿琴弓指着她。他一脸胡子，一向爱和舞蹈队小女兵斗嘴打闹。她像往常那样倚小卖小，嘴一撇说：“又不是坐你的，是坐公家的！”

他那把弓子翻脸不认人地敲敲琴箱：“起来起来。”

她创伤的双脚趿在布鞋里，硬要自己把眼下情形当好玩。她撅起嘴唇说：“哎哟，小气！”

她立刻发现自己讨了个没趣，甚至有点不自爱了。因为琴手毫不买账，并吐出两个无声的字眼。两个特别能发挥唇齿力度的字眼——“犯贱”。

小穗子一下子向我们抬起头。阵线很鲜明，我们是嫌恶而怜悯的一大群，她孤立得那么彻底。编导在讲解下一段舞的要领。谁也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一副副懒散消极的身姿神态都是看好戏、看出丑的。我们是一群肢体语言大大丰富过文字的人。小穗子两个裤腿挽过膝盖，裸露出细细的苍白小腿，脚趿在旧布鞋里。然后她开始向门口走，脚趾受的伤向她发起猛烈攻击，她忍住了，步子里只有一点疼痛、一点趔趄。否则她真成了恋爱中的惨败者。她已经意识到她在我们眼里的狼狈，开始疑惑，到底是为了什么她不得而知的原因，我们集体和她翻了脸。

她从排练室门口的衣帽钩上摘下自己的棉大衣。顺着往右数，第六个钩子上挂着冬骏的棉袄和毛背心。还有一串钥匙。她背后乐声大作，地板鼓面一样震动着。她向右移了两步，脸凑上去，冬骏的气息依然如故。她明白这是很没有出息的，但她没办法。

她轻轻吻了吻那有一点油腻的军装前襟。

我们全听见团支书王鲁生是怎样把小穗子叫走，带到党委办公室去的。那是新年之后的第二天，刚刚收假，还没进行晚点名。团支书在女生宿舍走廊口大声叫唤，叫到第三声，小穗子两手肥皂泡地从走廊尽头的水房蹦出来，说她把衣服晾好就来。王鲁生说：“别晾了，擦擦手就来吧。”

当时我们在写家信、听半导体、吃零食、欣赏某人的集邮，这时一听，全停下来。小穗子的脚趾仍是连心作痛，步子重一下轻一下地走过走廊。然后我们全趴到窗子上，从窗纸的绽口看出去，冬天的院子显得宽阔，未落的梧桐树叶子黄色褚色褐色，挂在无风的傍晚天色中。小穗子走在前，王鲁生走在后。小穗子几次停下，想等王鲁生赶上来两步，好跟他走个并肩，但王鲁生就那样，一直走在她后头。这样小穗子就走成了王鲁生的一个战俘。

我们看她给押送进了党委办公室。这时候我们看出丑的心情没了，面孔上“特刺激”的兴奋表情也没了。我们体内也发酵着青春，内心也不老实，也可能就是下一个小穗子。

小穗子是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舍的，嘴唇上一层焦皮。五个同屋都害怕她似的轻手轻脚从宿舍躲出去。她从枕头旁边拿出一个大练习簿，又把钢笔伸进“民生”蓝黑墨水瓶里，深深灌满水。这时她猛然嗅到自己棉衣里一股香烟气味。党委成员中的六个老烟鬼以他们焦黄的手指对她愤怒、委婉、痛心地比画了一夜。

她在练习簿的一张新纸上写下“我的检查”四个字。字是父亲教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他手把手教下的一笔字派了这番用场。

第二天检查被退了回来。曾教导员把小穗子请到自己宿舍。宿舍素净温暖，挂着白色塑料框的大镜子。墙角还有一对藤沙发，上面铺着蓝印花土布的海绵垫。曾教导员是小穗子概念中好阿姨的形象。曾教导员拿出一个玻璃瓶，里面盛的东西似乎是冰糖。瓶口太小，摇半天，出来一块冰糖，再摇半天，下一块怎么也不肯出来。陌生的空间里于是充满叮当叮当的危险响声。小穗子很想说：不必了，不必那么优待俘虏。曾教导员在把她带来之前，已告诉她检查太空洞，等于是在负隅顽抗。

第二块冰糖终于被摇下来。曾教导员把两块冰糖放在一个粗瓷盅里，用玻璃瓶底子去杵。声音更悬了。小穗子睫毛一扑腾一扑腾的。好了，曾教导员把杵碎的冰糖分开，用手指捏起一堆，放进一个搪瓷碗，又捏起剩下的，放进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搪瓷碗。然后在两个搪瓷碗里冲进开水。

她双手捧起头一只碗，走到小穗子面前。她说：“来吧，补一补，这碗糖多些。”

曾教导员带酒窝的白胖手替小穗子撩一把头发。那手真是暖洋洋的。“我昨天夜里就不同意他们男同志的意见，好像你一个小丫头要负全部责任似的。”曾教导员说。她等了一会儿，看着那些话渗入小穗子的知觉。她又说：“小丫头，你太年轻了，可不要傻，这种事都是男人主动，你不要为他隐瞒。”

小穗子说她什么也没有瞒，都写在检查书里了。

曾教导员说：“傻丫头，你替人家瞒，人家可不替你瞒。人家把什么都交代了。”

小穗子猛地抬起脸，小小的脸上就剩一双茫然的眼睛和一张半开的嘴。

“对呀，邵冬骏都向组织交代了，你们几月几号几时，做了什么什么。他一个排级干部，又比你成熟那么多，干出那样的事来，当然该承担主要责任。你还为他担待，难得你这个好心眼的孩子。”曾教导员用她温润的嗓音说道。见小穗子仍是一张茫茫然的面孔，她又说她最憎恨男人欺负年少无知的女孩子。

小穗子说冬骏可从来没欺负她，每回干部们发糕点票，他都买了糕点送给她。

曾教导员一咂嘴，说她指的可不是那种欺负。她人往藤沙发前面出溜一下，和小穗子便成了说悄悄语的一对小姑娘。她要小穗子想想，他是否对她做过那件……小穗子不太懂的那件事——就是那件有点奇怪、挺疼的、要流血的事。

小穗子表情毫无变化，看着曾教导员吞吞吐吐的嘴唇。

“孩子啊，”曾教导员说，“我就怕你糊涂啊，人家拿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你还帮他瞒着。”她拍拍小穗子的脸蛋。

小穗子还是一动不动。

“不该怪你，你还小……”曾教导员又打算拍小穗子的脸蛋。

“没有。”

曾教导员有点意外。遭到抢白，她的手停在半途。

“小丫头，你不懂那件事……”

“没有。”

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曾教导员拿了个勺子，在小穗子那碗甜水里搅了搅。

“真没干那件事？”曾教导员从水里拎起勺子。

“……哪件事？”

勺子“当”一声落进搪瓷碗，曾教导员说：“不知道哪件事，你抵赖什么？”

小穗子看着这张三十来岁的好阿姨面孔，她惹得她也翻了脸。勺子溅了几滴水在碗周围，最后一块碎冰糖正在化开。她听自己又出来一声：“没有。”她原来不想这样生硬，不近情理，原来她想对教导员表达领情的，她没料到嘴一张，又是这副坏态度。

“那都干了什么？”

她又茫然地沉默了。

“你说你没干，那你告诉我，都干了些什么。”

她说起第一次见冬骏时的感觉。那时她是新兵，在为新兵排写黑板报，站在一张翘来翘去的板凳上。一大群老兵在她身后看她画图案，等人全走光了，还剩一个人，还在看，就是冬骏。她说触及灵魂地反省，她从那时就喜欢上了他。也许冬骏在很长时间里什么也没感觉到……

“手不要抠我的藤椅。”曾教导员说，“好，你再接着说。”

她说从那时起，她就爱看他走路、出操、练功，有时他当值集合队伍，她就是一副完美的军容风纪，偶尔他看她一眼，完全无意地，她扫地、洗衣、冲厕所都成了舞蹈……

“哎，脚当心，别踢到我的暖壶。”曾教导员说。

她把最秘密的心思都翻出来，摊给曾教导员。那些心思对于她自己都是秘密的，这一摊开她才认清了它们。她讲得忘乎所以，曾教导员的手上，甜美的小酒窝全消失了，然后握成一只拳头，捶捶藤椅扶手。

“看来你这小丫头不简单嘛！”曾教导员说。她意思是，小小年纪就知道避重就轻。

过了五分钟，曾教导员站起来，在十二平方米的木板地上踱步，锃亮的黑皮矮靴边沿露出浅黄的狗毛，一寸高的鞋跟。两根长辫梢上系着缠黑绒线的橡皮筋，军装领口一圈黑色细绒线钩织的狗牙形花边。她踱到两个帆布箱子前面，箱面上盖着尼龙纱巾，纱巾上一个相框，里面有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她不时看看执迷不悟的小穗子，觉得冷场还可以长一些，压力会更理想。

好了，曾教导员站住了。

“你真的没干那件事？”

小穗子两眼发直，不说话。

“是不好意思说吧？”曾教导员说，“那当时怎么好意思干呢？”

“没有！”小穗子大声说。

曾教导员吓一跳。她偏一下脸，看看小丫头究竟不识好歹到什么程度。然后她长叹一声：“邵冬骏全承认了。哪年哪月哪日，在哪个地方，写得清清楚楚。”她马上看见小穗子自己也糊涂了，难道“那件事”真发生过，而她并不知道？

曾教导员拉开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公文袋。她把牛皮纸拍得直响，告诉她里面全是小穗子写给邵冬骏的信，一百六十封，全被缴获。这下你小穗子不能抵赖了吧？信都写得这样过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穗子早跑神了。她脑子里轰轰一片，想着她点灯熬油、呕心沥血写的信，一个字没得跑，全落了网。那些不该被看的字们，痛苦而羞辱地裸露着，让人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在绝对缺乏尊重的眼睛前面，它们一丝不挂，窘得曲扭了。她的那些失去了保护、近乎失了贞操的字们。“我们从邵冬骏交上来的这些信里，也分析出你和他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曾教导员说，“你这个孩子，一晚上引着我跑题。现在你必须把你们哪年哪月哪日，在哪里做了那件事，好好写出来。”

小穗子想，冬骏为了她这些白纸黑字赖不掉的恋爱证明一定也受了苦。

“你听见没有？小穗子？”

“……”

“你没听见我刚才的话？”

“听见了。”她站直身，从桌边拿起军帽，手在帽徽上捻着，捻出红漆五角星凉阴阴的光润。

“你要好好去写，否则你这身军装可能就危险了。”

小穗子抬起头，看着好阿姨似的教导员，她对她们这群小女兵一向是呵护的。小穗子知道自己的入伍手续一直没办妥，她所在城市的人武部、她的学校、父亲单位串通一气，跟文工团扯皮。就是说，她是军队当中的一名黑户。

曾教导员说：“邵冬骏交代完，写张检查，照样还是排级干部。你就不同了。你们两人的家庭，决然不同。”她把最有刺伤性的话留在口中：你父亲给了你什么呀？有邵冬骏的先烈父亲留给他那样的雄厚老本吗？你父亲亏欠着国家和人民，部队原本给了你一个平等的机会，你把这机会糟蹋了。

早晨，小穗子没有起床。她的闹钟把同屋所有女孩都闹醒了，一个个在床板上重重地翻身、蹬腿，表示抗议。闹钟还不歇气，她们便开始发脾气，丑话全拿出来说小穗子。谁也没想到小穗子睡死了。她从卫生室拿了三天的安眠药，一次吞下去，以为自己从此不会醒来了。我们对这事毫无知觉，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才从小穗子写的一篇文章里得知。那篇文章充满幽默，形容了她在死睡十六个小时后复活的种种滑稽感觉。但我们深信，当时她从自以为的自尽中醒来时，丝毫没有滑稽感。

小穗子醒来时已是下午。她第一个感觉是惊奇，接下去就是深深的庆幸。她感到这庆幸有些可耻，但她没办法。一场庄严神圣的殉情，由于庆幸感成了舞弊。服药前她在手电筒光圈里缝了一只小绣袋，用母亲送的一块抽纱手绢缝的。她剪下自己一绺头发，有小拇指粗细，缚上一根她的黑发带。她拿出笔记本，看见钢笔尖在手电筒的一个小光圈里走动，出来“亲爱的冬骏哥”。她的笔停下来，想到这几个字很可能也将当众裸露，遭受羞辱——她不写了。

她拿着装着她一绺黑发的绣袋，蹑手蹑脚出了屋。院子被扫得极干净，没有一片落叶。这就是他的窗子了，积累了多少她的目光。她敲了敲，没人应，她又敲了敲。

她不知道敲了多久，直到她死了心——冬骏不可能理她了。她刚刚走到院子中央，听见身后的脚步，轻得近乎无声。她回过头，看见了立在她身后的冬骏。

月亮特别大，树木楼房的影子特别黑，冬骏脸上的愧疚和痛苦也特别清楚。几天不见，他成了苍白清瘦的一个人，只是更加俊美。他受的逼迫也一定不比她少。顿时之间，一切都值了，包括死。

她说不出一句话，只向他走过去。

而他慌了，往后退几步。

她并没追究他后退的原因。他还肯出来见她，她已知足。一切都格外地美，因为绝境。

她突然发现自己哑声地说起话来。模糊的字句从她嘴唇间快速而火烫地往外喷，她自己都来不及抓住它们的意义。她在说疯话，说她什么也不要了，什么军装、军籍、名声、性命，只要冬骏哥带她走。天下大得很，处处有浪迹天涯的有情者。

他似乎受了感动，垂着头，一副心碎模样。她的话越来越疯，说趁人们正睡熟，逃吧。

“别胡说！”他哑声制止她，“我们是革命军人！”

她愣。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革命军人，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是。

她说那就只有死了。

这回他不吭气了。似乎她这一点拨，他开了窍，看见了一大片光明的可能性。

她说一个人从十二岁就开始的恋爱，怎么可能斩断，斩断只有去死。

他闷闷地叹一口气说：“回去吧，回去睡觉，别胡思乱想了。”

她又向他跟前迈了一步，他再次退却。她只好拿出那个绣袋，搁在他们之间的地上。地面真的给扫得一尘不染，月光使一切都那么纯净。

他没有马上捡她的绣袋，但她知道他一定会捡的。

我们在小穗子的悔过书里得知的情形是这样的：她半夜去找邵冬骏，想和他长长谈一次话，订个秘密的盟约。邵冬骏怒斥了她，要她别忘了，他们都是革命军人。白枕巾上是他父辈的鲜血写成的先烈遗言“将革命进行到底”。她向他靠近，渴望他的怀抱。她在那个绝望的夜里，站在他对面，之间只隔三四步。她向他走了一步、两步，只差一点，就扎入他的怀里了。他却及时阻止了她，说萧穗子同志，看看你这是在哪里？已经走了那么多歧途，我们绝不能再走下去！我只希望你把我当个革命同志和战友，不然，你就当我不存在吧。

小穗子被阻止在那里，看着冬骏，渐渐有些羞愧。她从冬骏消瘦而坚定的脸上，看见了他的先烈父亲，那样不屈服于个人感情，那样以大局为重。

后来，我们在小穗子写的小说里，似乎读到另一种情形：十五岁的小穗子一下子明白了，她爱的俊美男子多么软弱。她在向他怀里扑去时，他几乎拔腿便逃。趁着奇白的月光，她看见他变了个人，瘦削得两腮塌陷，厚厚的头发成了荒野的乱坟岗。那么好看的眼睛，神采全散去了。她想他怎么惧怕成那样。

第二天，她痛快起来，一口气写完二十多页的悔过书。

小穗子有天忽然发现，她居然和我们一块大笑了。像是一年前没有发生那桩丑闻，没在两百多名战友前念悔过书，没被女兵们躲瘟似的躲了多半年，笑冲口而出，气流和音量都完全愈合了。事后她不记得是什么引起大家的笑，总之她笑得和大家一样前俯后仰、无拘无束。也居然没人转过头来瞄她一眼：这类快乐竟有她的份了。

也许只有她自己注意到，从她朗读了悔过书之后，她失去了大笑的能力。父亲曾经讲了个故事：有只雁被雁群驱逐了，它孤单单在草荡里叫了一夜，起飞了半天，就坠落死去。驱逐对这只雁是致命的羞辱。雁是多么尊严的生命啊，父亲在自己被驱逐时讲了这个故事给小穗子听。小穗子在孤单单起飞时竟忘了这故事，而在她又接近集体时忽然想起它。

后来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刘越，刘越流了眼泪，就在她和刘越刚刚相恋的时候。他哀伤地一笑，流下泪来，那个从小就做篮球明星的刘越。

在她恢复大笑功能这天晚上，她已恢复了上台，角色很小，还是女扮男装。她就穿着一身男式军装，头发全塞进帽子，脸上化得虎眉虎眼，手里拿着一把带红长穗的木头大刀，“哈哈哈”地跟着我们所有人笑起来。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小穗子的笑。一个念头从我们谁的脑子里一闪而过：她笑得真好，一点阴暗烙印都没有，毕竟年少。

小穗子对那十二个月的印象不清晰。印象中，在她念悔过书时，不断被人打断，说声音太小，刚才一句话没听清，要求她重念。她眼睛便大乱一阵，把丢失的句子找回来，重复那些令她无地自容的词汇。又有人问某词是什么意思，很快听到解释后，便是一片窃笑和身体坐立不安的声音。她坐在他们对面，手把悔过书捧到面孔前面，人们总是向左或向右寻找，看她把脸往哪儿藏。她还记得她念完时，排练室里进来了几束阳光，像个明媚的刑场。然后人们静寂一片，被十五岁的恋爱自白震住了，吓呆了。一个声音说，大家都可以发言，帮助萧穗子同志——副政委的声音。

发言开始了。大致意思是：对小穗子这样一腔肮脏、糜烂、腐朽的思想，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一切都有阶级起源，看看这个小败类的起源吧。有人说这是什么交代，太不老实。这是一个高昂的嗓音，不圆润，乍听似乎有细细的刺，但有种独特的魅力，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性感的声音。小穗子看着那张红润丰满的脸，看着冷艳无情的高分队长提溜着那只绣袋，如同提溜着一只死老鼠。

这些混乱的、次序颠倒的印象，在小穗子那声融入集体的大笑里淡去。她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化着面目全非的妆，在演出前的舞台上反复练习旋转。一年中，她的舞蹈长进很猛，人也不再是抽条女孩的样子了，多少有了点儿看头。申敏华歪戴着军帽，拨着琴弦走过舞台，突然停住，说：“哟！小穗子，是你呀，差点儿没认出来，扮男装倒挺精神。”

小穗子停下旋转，呼呼直喘，笑容咧得很大——重新上舞台是件大事情。

申敏华有一点想聊天的意思，拨着弦人站成个稍息。一年前对小穗子的批判帮助会上，她忽然大声说：“我明明看到的是邵冬骏勾引小穗子！”她这一叫，大家全愣了，看着平常一身怪毛病的三流女琴手走到台前。政委小声说：“喂！小申，请回到自己座位上发言。”她像是没听见，一直走到小穗子旁边。她又长又细的手指朝排练厅的镜子挥舞，说何年何月何日，邵冬骏如何偷摸一把小穗子的脸蛋儿，偷捏小穗子的手，借“抄跟斗”的名义，偷搂小穗子的腰。大家都想，她一贯埋头拉琴给人们一个脊梁，结果什么事她都没错过。

申敏华所有的军事姿态都差劲，但稍息站得特别标准。她慢慢换着腿，从左边稍息换到右边，手指头在琴弦上拨出半句一句的旋律，嘴上却聊不起来。她天生有点大辩若讷，一开口总吓人一跳。批判会过后的一天，小穗子走进女浴室，发现所有女兵一齐静下来。两三个人合用一个龙头，小穗子便走过去，想和谁挤一挤。她刚把头发打湿，抬起头，见搭伙的人全躲开了，挤到了别的龙头下去。这时有个人大声冒出一个句子，怪腔怪调，那是引用她给冬骏的情书。女兵们尖声喝彩，又有一个人出来，整段背诵了小穗子的一首情诗。字句竟然可以任人打扮，被女兵们打扮成了古怪而猥亵的东西。她们磊落地露着肉体，追逐打闹，小穗子这下可给了她们一项新娱乐。原来自以为情深意切的文字，给她们一念，再歪曲歪曲，她自己也觉得不堪入耳。然后，就听见一声呵斥：“你们他妈的干净！”一看，是在雾气深处的申敏华。“你们谁没有在暗地搞小勾当？还有偷偷勾搭首长儿子的呢！”

此刻，申敏华看着穿着灰色舞鞋的小穗子，脸上出现了个讥诮的、意味深长的微笑。小穗子想她大概是那个意思：才刚刚穿上舞鞋，骨头可别太轻。

我们得说，申敏华的眼力是没的说。她看出小穗子那天晚上演出不是无缘无故的轻盈、优美、出色，而是在借题发挥地抛投情愫。申敏华看出小穗子是永远处在情感饥饿中的一类人。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为一份感情，抽象或具体无所谓。对于这个刚过十六岁的小穗子，她就那样蹬在一双灰暗的舞鞋里，苦苦地舞动，为着尚且在空中飘渺的目光，为那目光中的欣悦。她尚不知那副目光来自何处，属于谁，她已经一身都是表白。她语汇的表白被人们嘲弄了、唾弃了、否决了，她就剩下脖颈、胸、腰、臂与腿的语汇。她的忘形正在于此。

应该说申敏华是为了小穗子好。我们全知道申敏华看不上跳舞的人，对小穗子算是友善的。她的稍息从左腿换到右腿，看小穗子命也不要地蹦、跳、旋转。她想这小丫头原来是很经整的。在自己看来的一场大迫害已经被小穗子淡忘。

中年的小穗子写的作品让我们吃惊，那段经历对于她是多么不堪回首。她对那天的印象是从二十多年的记忆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潮湿的冬天早晨，紧急集合哨音从前院一直响到中院，再到后院。人们面色庄严地跑步出来，楼上楼下全是脚步声。连有了孩子的老女演员们也不婆婆妈妈了，圆滚滚的腰杆上紧紧系着武装带。这是文工团有史以来的男女作风大案，主犯居然只有十五岁。

小穗子对批判会场的描绘，似乎不客观。她印象中的会场是个又大又深的旧礼堂，挂着毛主席像和“八一”军徽，让我们联想到军事法庭。入场的人都穿着整洁的军装，几个老兵痞也扣严了领口。铜管乐手们戴着雪白的手套，怀孕四个月的女歌手也勒上皮带。不是开会，而是要开拔上前线的气氛。九个分队像大军入城一样进入会场，目不斜视，充满威仪。值日分队长把两个铁硬的拳头端在两肋，小跑到部队正面，用野战军指挥员的破锣嗓音吼叫“立正——”。所有军官都穿了皮鞋，鞋跟儿上的铁掌这时碰成一个声音——“叮当”！旧礼堂回声四起。政委简短的发言后，小穗子就上场了。她打开手里厚厚一摞纸，看一眼对面众多的面孔，明白自己正是那只被驱逐的雁。

中年的小穗子还写到我们不了解的一些事。批斗会后的一天晚上，她从后门走进厨房，开始打捞漂在浑汤里的饺子皮。她已习惯独自往来，省得女兵们躲她。她浑身猪食气味，刚帮炊事班喂完猪。这时她觉得有个人走近来，是大家称为耗子的女孩。

耗子把一盆饺子放在她面前，说是专为小穗子留的。

耗子五短身材，一张长着连鬓胡的漂亮脸蛋。男兵假如损谁，只需说：“哎，你跟耗子有一手吧？”男兵没人肯和耗子跳双人舞，说她身上一股奇怪的酸臭。女兵们对耗子所有不可理喻的讨厌习性、鬼祟行为，从几年前就习以为常。反过来，耗子对大家给她的作贱和孤立，她从一开始就舒舒服服地接受。批判会之后，耗子试探地亲近小穗子。她会鬼头鬼脑塞给她一块油炸馒头或半碗炒鸡蛋。我们在小穗子的描写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耗子：蓬着过分厚的一头鬈发，表情过火地表功，说她怎样奋不顾身，一头扎进哄抢的人群，为小穗子抢到这碗饺子。

小穗子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捧着小耗子为她抢到的饺子，发现耗子大而黑的眼睛那么灵活，是一种幸福的目光。我们细细一想，正是这样，低人一等的小耗子在那一刻肯定感觉良好。原来不幸和幸运是相对的。不幸者必须找个更不幸的人，并对这个倒霉蛋关爱施舍，才会油然生出优越感，才会瞬间变成个幸福者。为了这幸福感和优越地位，我们不得不制造一些倒霉蛋。一切终极的迫害，实际上无缘无故，只为制造尊与卑的悬殊，只出于对良好感觉的需求。

小穗子捧着一碗冷饺子愣神的时候，耗子已经在厨房里当家了。她熟门熟路地翻箱倒柜，找到一桶未启封的老陈醋，倒了一大碗出来，说留着她俩以后慢慢吃饺子用，别人不给，就小穗子和她。她又蹦起老高，去揪挂在墙上的紫皮新蒜，拿大菜刀“啪啪啪”地拍，剥下蒜皮，嘴巴“呼”地一吹，一会儿，弄得满地垃圾。她让小穗子看看，她多么敢糟蹋，敢祸害。然后，她很满足地看着小穗子狼吞虎咽。快吃光时，她说，最近警告她的人越来越多。

小穗子问警告什么。

警告她小心一点儿，小穗子思想复杂，谁都不敢和她靠近的。

小穗子满嘴饺子。不然她会说：何必呢？耗子，你为我跟大家唱反调又是何苦？

小耗子向前凑凑，声音压得很低，说她才不在乎呢，她才不会跟着大伙“墙倒众人推”呢。而我们中一些人，记忆中储藏着同一段事情的另一面。情形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男兵和女兵们开着玩笑，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地走出礼堂。我们中的谁说：“走快点儿，看后面哪个来了。”回头一看，是小穗子。小穗子端着一大筐脏毛巾，走在我们后面，一只脚穿着肮脏的灰色舞鞋。她在偷偷练那个高难度的单腿旋转，指望身怀绝技，部队会因此而留下她。我们嘀咕着她的妄想，为她仍然心存侥幸而窃笑。她埋头走着，筐子的分量太重，她得使劲支出右边的髋去顶住筐沿，身体便斜出一个不堪其累的角度。我们心存不良地盯着耗子。耗子慢下脚步，似乎想搭一把手。我们中的谁小声说：“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耗子？叫‘夜壶找尿盆，什么人找什么人’。”

耗子不敢掉队了，巴巴结结跟上我们。我们中又有谁说：“早就知道耗子给小穗子通风报信，端汤倒水。”

耗子干笑：“什么时候我给她端过汤倒过水？诬陷！”

“别恼羞成怒嘛，耗子，端了大家也理解。”

“没端！”耗子说。

“端了又不是什么坏事，你赖什么赖？”

“人家明明没端嘛！”

“耗子你就这点不好，不老实，以后要嘘寒问暖，光明正大一点嘛。”

耗子更是矮了一头，不断干笑说大家诬陷了她。

天天练单腿旋转的小穗子在看着大镜子时，眼睛又水灵起来。她不知道那样练已救不了她的大局。她穿灰舞鞋的脚支起她的身体：脚尖、脚跟，脚尖、脚跟，滴溜溜地转，如同一根鞭子下的碗螺，转得相当精彩，但我们知道她是悔不了整盘棋上那颗走错的子。就在她的单腿旋转趋于成熟时，一份处分已在保密室的打字机上敲定。保密室的小冯或小李在想，这个被处分的女下士萧穗子长得什么模样？是否面带邪气？然后，这份保密公文被盖上了政治部的红印。

小穗子端一大筐脏毛巾走过篮球场，看着我们在灯光下和乔副司令玩闹。然后，她径直向大门岗走去。演出结束，演员们时常步行回文工团院子。

女兵们歪三倒四地上篮。乔副司令穿着棉裤和运动衫，在女兵们中间灵活地蹿来撞去。他投了几个球，准头很棒，便大张嘴粗喘地问：“娃娃们，老头子球打得好不好啊？”

“不好！”女兵们嚷着。高爱渝瞅个冷子抢了球，一个舞蹈大跳，球不知飞哪儿去了。

当舞台监督的副团长这时也上来凑趣，捡了高爱渝的球，三步上篮。一会儿，他过来问乔副司令，演出观感如何。

“又想问我讨钱买鞋子！”乔副司令说。舞鞋的费用老是超支，他老得额外批条子。

高爱渝说：“老头子硬是小气，一双鞋子才几块钱嘛。”

乔副司令在她头顶打一巴掌，又对所有女兵说：“都过来，一个人给老头子打一巴掌，老头子就给你们批条子，买鞋子！”他学高爱渝，把“批”说成“披”，把“鞋子”说成“孩子”。女兵们就跑啊、躲啊，笑得清脆无比。都没戴军帽，头发里还有汗，软软地贴在前额和面颊上，揩去的粉脂在眼圈和嘴唇上留了浅黑和浅红，就像街上男流氓们叫的“妖精军妹儿”。打着打着，乔副司令的手顿在空中。他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说还有个小丫头呢？哪儿去了？女兵们静下来，对老头儿所指的人猜到一点。老头儿这时去看副团长，说很长时间没看那小丫头上台了，就是光着脚丫子踮脚尖那个。

副团长不知说什么。老头子说：“那个丫头跳得不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叫她跳！”

副团长想，可别败了老头子的兴致。他笑着说：“好，叫她跳，一定叫她跳！”

“你们谁能光脚丫子踮脚尖？”乔副司令用回力鞋的鞋尖点着地，“那不就给我省钱买‘孩子’了吗？”

女兵们想小穗子那一手只能叫撂地摊。三年前，她投考时成绩不好，却突然当众脱下鞋袜，人在两个大脚趾头上立了起来。然后她就那么挺可怕地立着，跳了一段自编的“吴清华诉苦”。消息传到几位首长那里，都跑来看十二岁的女孩耍猴。门外汉的首长们收留了小穗子，连她那位有着丑陋政治面貌的父亲也忍受了。

乔副司令又跟副团长说：“小丫头跳得不赖，让她跳。”

副团长还是嘻嘻哈哈：“好好好，让她跳。”他脑筋却是很忙乱的，想着如何把小穗子将挨的处分告诉老头儿，首长们老了，倚老卖老地总想在文工团有那么几个玩具兵，副团长对此重重叹口气。

小穗子推着鸡公车走到沙坑边。最初她不会推鸡公车，独个轮子常常扭歪，把车里的沙倒一地。大家随她去干这粗重活儿，她需要一个忍辱负重的形象，只好随她去。开始是有人支她差，说小穗子你闲着没事，去弄点新沙填到沙坑里。大群的野猫总在沙坑里方便，沙坑隔一阵就得吐故纳新。不久小穗子就把鸡公车推得很好了，像进城卖菜的社员。她也不需要谁派她活，隔两天就把沙坑里的沙换一换。

顶车脊梁上的太阳已相当烫，才是柳树、桐树发芽的时节。她抓起给沙埋了多半的大平锹，把沙从车里拨出来。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小穗子这一会儿的孤独味道不错。活儿做完了，她身上的劲头还剩不少，便脱了鞋，赤脚跳进沙里。她用锹把沙翻松，深部的沙有点潮，很细，脚掌触上去，舒服得她心里一悸。她一点点往后退着走，前面的沙翻透了，一股很细的阴凉扑在她面颊上。这一刻若有人走过来，只能看见她的背影。但谁若看了这背影，都一定会认为这是个快话的背影。按说她不该快活，还不知处分将怎样严厉，她这样快活简直是不知羞耻。她把锹踩下去，铲大半锹沙，再翻向两边。细看她这动作是扭着小小的秧歌儿。在冬天被灭除的感情，此刻随着春天又活过来。那些莫名的柔情，使副团长女儿弹奏的钢琴声很远地传过来时，显得优美动人，她觉得她顿时喜爱上了这个弹琴的九岁女孩。

她听见宿舍楼上东一声、西一声的吊嗓。人们吃罢午饭回来了。很快，小号、巴松、长笛都回来了。这是该小穗子吃饭的时间。

走进炊事班后门，见耗子正等她，守着一大盆菜，花菜炒肉片和麻婆豆腐。她告诉小穗子，处分她的文件已经到团部了。

小穗子不看她表情过火后的脸，只听她讲某人如何偷看到了处分的内容。

耗子说：“你别太难过。”

小穗子把肥肉挑出来，仔细堆成一个小尖堆。再把鲜红的海椒皮放上去。耗子还在重复，千万别难过，难过有的人可高兴了。

“邵冬骏被罚下部队，回来升副连级了。”耗子说道，“你千万别伤心，噢？”她掏出一块毛了边的旧手绢，打算伺候小穗子好好哭一场。小穗子却开始一勺一勺地进食。这类菜往往没有瘦肉，今天却不同，耗子自己一片瘦肉也没舍得吃，全慰问了小穗子。

对萧穗子的处分因为演出而没有及时宣读，但所有人都知道处分的内容。

没人再差小穗子做这做那。若谁迎头遇上她，会局促一笑，自己也觉得笑得不好，反而亏欠了她似的。对小穗子的处分是“非正常退役”。只有申敏华在饭厅里大声骂街：“妈的越坦白越处分，小穗子为大家树立了‘坦白从宽’的好典型。”

有人偷偷地送笔记本和相册给小穗子，都是趁小穗子一个人在宿舍，哧溜一下钻进来，塞了礼物就走。小穗子还有参军前同学们送的一大堆笔记本和相册，她对着这两堆笔记本、相册傻眼。她没有把受处分的事告诉家里，对送了她笔记本的同学们，她不知怎样去解释。她开始为家里采购东西，为父亲买了两斤毛线，为母亲买了一套竹器。下午拎着大包小包走进宿舍，她吃了一惊——

高爱渝正坐在她的书桌上化妆。

“等你半天了。”高爱渝说。她一只脚跷在另一只脚上，脚尖插在黑色半高跟皮鞋里。最近她担任报幕员，四川话也不讲了。“冬骏是不是还有几张相片在你这里？”

小穗子看着她两只形状漂亮的脚上，黑皮鞋的跟脱落下来，只剩鞋尖套着脚，一晃一晃，随时要掉下来。她说并没有什么照片，所有的都烧了。

“什么时候烧的？”高爱渝把柳眉杏眼的脸从镜子后面挪出来。她让皮鞋落到地板上“嗵”的一声，随后伸出脚尖懒散地四下摸，摸到鞋，又让它在脚上晃悠，再一次，鞋“嗵”的一声落到地板上。她在这期间闭着一只眼描眼皮，一面说小穗子到这个时候了，撒谎还有什么意思嘛。

“我从来不撒谎！”

“那天夜里，把人家冬骏从屋里头喊出来，非要跟人家私奔，后来问你，你没撒谎？没见过你这么不知臊的人。”

原先在院子里化妆的人渐渐围到窗子前面。

高分队长美丽的红嘴唇花一样绽开，饱满而细腻。她宣告她和冬骏如今正在“正当恋爱”，要不是响应晚婚号召早就可以解决个人问题了。冬骏把你小穗子的照片都退还了，你小穗子还藏着人家冬骏的照片，想干什么？未必还要偷偷看人家？

又是“嗵”的一响，锃亮的黑皮鞋再次砸到地板上。那脚又开始摸索，透明丝袜下面，大足趾似乎在向小穗子比画一个下流手势。

小穗子又辩解几句，但很没有力量，什么使她注意力涣散。或许是压制自己盛怒的努力让她无法凝聚心智，让她理屈词穷。

高爱渝说：“那是几张练功照，穿短裤背心，你留着算哪回事？”

小穗子说：“我不记得有什么练功照。”

高爱渝对窗外的人说：“听见了吧？撒谎！刚才还说烧了呢！要不要我把冬骏叫来，让他自己跟你要？死皮赖脸，非要藏人家的照片！”

人们都高声嚷嚷说，叫邵冬骏个龟儿来！这些脸化妆化了一半，五官全给底色盖掉了，成了一块块没有眉目的空白。

小穗子向自己书桌走去，惨败得很。大家以为她要去找冬骏的照片，都静下来等。反正比这更没面子的事小丫头也经历了。可她突然一掀桌子。高爱渝悬着两只脚，重心也不对，这一下就到了地板上。

我们在二十多年后才知道，小穗子直到那时还爱着冬骏。小穗子感情过剩、死心眼，总得有个谁，她可以默默地为他燃烧、消耗。一次去重庆演出，她独自请假去了红岩烈士纪念馆。采集了一些草叶和野花，草和花下面，是烈士踏过的泥土。其中，有冬骏的父亲，戴着镣铐，满身血迹，踱过去踱过来，想着在冬天出生的儿子……为这个想象，她心里一阵疯狂，跪在了雨后的泥土上，那疯狂使她联想起冬骏的一颦一笑、一举一止，都那么高贵。她伏下身，替冬骏也替她自己，吻了那片土地。

我们想象着疯狂的小穗子：她伏在泥土上，嘴唇触着带雨滴的野草。因为冬骏，那土地不再是冷土，而带了三十七度体温。她把一点点泥土和草与花随身带回，压成标本，作为一件信物，她把它假想成冬骏给她的信物。高爱渝和冬骏在院子成对出没，她便呆呆地站在远处，手在军装兜里，抚摸这件信物。她承认自己是伤心的，但正因为伤心使整个事情变得优美。小穗子是个多少有点儿病态的女孩，认为优美的事物总有点儿伤心。

然后就到了这一天，小穗子站在高处为团支部出墙报。团支书王鲁生觉得她编墙报很快。画的报头、花边，排的版面也还过得去。她站在小椅子上，小椅子叠在大椅子上，听见人们在她身后聚一会儿，又散开，只有一个人没走。她绝不回头，因为她一回头，他就会走。最终他还是走了，轻轻说一句，小心点，别摔下来。他站了那么久，原来是想在她出闪失时及时救助她。像从前那样，他总给予她默然的、有备无患的保护。他的保护网原来仍在暗中为她张着。原来她还是他心里的一点牵挂与不忍。

再后来是一场重要演出，和另外两个文艺团体合作。小穗子不上台，杂事都忙得她浑身大汗。她得传递道具、递茶水、递假辫子。在穿过一条荒弃的走道时，她看见了那截电缆。

她停住了，看电缆头被胶布粗粗地缠住。只需再把胶布撕开，九个月前，强大的电流从她肉体和脏器中穿过，以那样危险的震颤来点穿一个秘密事实：他对她无处不在的注视。她慢慢蹲下来，看着黑色胶布下的粗大铜丝，形态很清晰，如同一触即裸露的神经末梢。

“你在干什么？不晓得这里已经不是走道了？”

她回过头，冬骏显灵一样站在她身后，手里拿一把木头大片刀。

她说了句什么，或许她什么也没说。

冬骏上来，扯住她的胳膊，扯到五步开外。他明白她蹲在那电缆边意味着什么，他在浓妆后面的眼睛，是恳求的：别这样——为了我，不值。

她想解释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刚才，是销魂的一瞬。她想问他，难道我走进这个废弃的昏暗走道时你在看着我？难道我还像过去一样惹你不放心？小穗子见自己的胳膊被他狠狠甩下，同时听他责备：这么大人了，还这么冒失，走路也不看看，能走的不能走的，只管瞎闯！

他偷偷把事情改了个性质，绝口不提这情景是九个月前那情景的重复。但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自圆其说，他还是骗不了她：他仍是一刻不停地在注视她。或许这早就成了他一部分自然，他对此已无意识。

“冬骏哥……”她说。

冬骏在浓妆和舞台服饰后面畏缩了。他拼命制造另一种人物关系和事物逻辑，说：“做什么事都跟没魂似的，你不闯祸谁闯祸？”

“谢谢你。”她说。她在三个字后面抒情，表达所有的谅解和忠贞。

她相信冬骏和她的相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它被迫断裂，只因为它不合时宜。她还相信高爱渝得到的，是不同的冬骏，那个冬骏不会抽丝一样地爱，细细地用心疼的目光编一张网。

然后就到了这个暮春的下午，我们都在院子里化妆，看见受了“非正常退役”的小穗子为邵冬骏的相片和高爱渝吵了起来。我们不知道小穗子心里的那种疯狂。它沉静而深潜，但霎时间会上涨，会涨成黑沉沉一片。黑沉沉的疯狂中，她只是抓住一个目标，不至于完全迷失，那个目标是高爱渝的脚。那双脚绝无仅有脚的功能，它们生来是做一些隐秘的色情小动作的，它们会轻轻跺谁一下，或小小踢谁一脚，不便言辞的话语就都有了。脚像模型一样标准，脚趾直而长，有一点妖娆，但不伤大雅。当她听见“那是几张练功照，穿短裤背心，你留着算哪回事”的刹那，那脚在她眼前简直流气、晃摇起来。小穗子浑身发冷，看着透明丝袜里在起劲挑拨的脚。

整个空间一片黑暗和静寂，她上去给了她一个耳光。

我们想，肯定小穗子记错了，当时她只是猛掀书桌，把高爱渝掀到地上。镜子跌碎了，划破了高爱渝的手。也许小穗子猛然发起攻击，原意是要抽一个漂亮的大耳掴子。多年后，连高爱渝自己也糊涂了，她当时是否挨了小穗子一巴掌。一片大乱中，趁乱抡巴掌也是合逻辑的。

我们记得在动手前两人似乎还有几个唇舌的恶毒回合。

“你下来——别坐脏我的书桌！”小穗子叫道。

“还有比这更脏的？”高爱渝说，拍拍屁股下的三合板桌面，“这里头锁的东西，有种拿出来给大家念念，那才是脏得生蛆的东西！”

“偷看日记犯法！”

“写黄色日记才犯法！”

两个人的话此刻叠在一块：“反动……侵犯……日记……人权……遭逮捕……践踏人格……”一提到因反动日记而逮捕的事，小穗子哑了，看着二十五岁的美丽上司。

在窗口和门口挤着看热闹的我们此刻已确定，小穗子顶撞上司的勇气来自破罐子破摔的自知之明。

高爱渝四面八方转动着脸，大声地说：“看看啊，这种混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年纪轻轻思想脏得跟茅房一样，早就该清理出去！”

不知怎样，小穗子发现自己的手已抓住了高爱渝的头发，专门吹成的报幕员大波浪头。她边打边想，现在好了，她可以不顾解放军的光辉形象了。老百姓打解放军，打也白打。推鸡公车的小穗子原来长了一身贼肉，力气也见长，拉架的人想。

这时，曾教导员来了，百米赛地穿过院子，两腮绯红。她一看这场女子角斗就大喊道：“都疯了！”喘了两口气，她又说，“我们解放军里，还有这种争风吃醋的丑恶现象！”

高爱渝和小穗子被拉开了。高爱渝揭露着小穗子日记里一段段的秘密，如何偷偷藏着红岩的泥土和花草，作为她痴情暗恋的见证。

小穗子疯牛一样向高爱渝撞去。

曾教导员叫道：“小高，不还手，让她打，看她能把你打死不能！”

几个男兵怪话一片：“不能还手哟，人家现在是老百姓了，打出好歹来我们解放军要管人家一辈子的饭哟！”

曾教导员把辫子往肩后一甩，脸已经不红了，变得煞白。她问看热闹的人消遣够了没有，够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人群还是不散，七嘴八舌地说萧穗子是主犯，先动的手。有的还指着书桌，说写黄色日记，还不准人家揭发，不如乘机就把黄色日记公开公开！

曾教导员寒心透顶，慢慢走到小穗子跟前，说：“萧穗子同志，你为什么这样……不可救药？就为了一点儿女私情？还是不是新中国生红旗下长的青年？你爸就给你这么教育的？”

小穗子说：“可不。”

其实小穗子并没有把“可不”说出口，她不过在心里这样反驳的。她心情悲壮，她让人看看，为她认定为神圣的东西她可以血淋淋地去角斗，为那份神圣，她可以粗野不堪。什么都不能阻止她和冬骏用目光、用神思、用心灵去悄悄地爱。

曾教导员说：“你的档案还没封口呢，我告诉你，萧穗子同志，组织上可以马上再给你记一大过。”

三年后，小穗子站在乔副司令的遗像前，眼泪流得一塌糊涂。老头儿听说他的玩具兵小穗子被“非正常退役”，把文工团的两个领导叫到他家里。老头儿把大局给挽回了，处分成了“观察留用”。

三年里，老头儿没来文工团视察，但托人给小穗子带了一包糖果、一支钢笔、一张字条。字条上面写：“好好跳舞。没有我批准，不许乱谈恋爱。”

小穗子哭是哭，可她一点儿不知道，老头儿写这张字条时，病已很重。老头儿脸上的浅麻子在遗像上消失了，面容是古板的，像农民大爷进城照的头一张相。小穗子正是为这副淳厚古板的面容而无声痛哭。

她感觉到一个人站在她旁边。一双白色的回力鞋，尺码很大。她等了一会儿，这个人却不走开。又等一会儿，泪水干了，把脸绷得硬邦邦的。

“乔副司令本来说，要介绍我们认识。”这个人说。

小穗子转过脸。这个人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小穗子马上被他那种奇特的单纯吸引了。这单纯不在于他目光的坦率，也不在于他孩子般爱惊奇的眉毛，也不完全在于他微笑时露出的虎牙。小穗子一时想不出他的单纯是以什么体现的，只感觉那单纯极其有感染力，让她轻松和无拘束。

“我老是看你跳舞，最早是刚当兵的时候。”他露着虎牙微笑着说，“有时候你在后台外面一个人练功，我也常常去看。不是故意的，那时我在警卫营下放，站岗看守桃子。桃林不就在礼堂后面吗？”

他急急忙忙地说，这时换一口气。所有的话在他那里都正正当当，十分地无邪。他站得笔直笔直，微笑也是正面的，完全没有潜意，就是微笑本身。

小穗子猜他大概有二十岁。这样无邪，有点儿令她不忍。

她和他说起乔副司令的病，老头儿的几个孩子如何不孝顺。他们这时在灵堂外面，花圈顺台阶铺下去，白色、浅黄、浅蓝，纸花发了大水。

两人不语了，想起乔副司令其实是把体工队和文工团的孩子们更当孩子。

“我跟老头儿说，不用你介绍，我认识她。”又是直截了当的笑。

小穗子心里想，他突然回到他的开场白了。

“你猜老头儿怎么说？”

小穗子看着他。奇怪，她居然敢这样不眨眼、不躲闪地正视他。她说猜不出啊。

“老头儿说，把你美的，小越子，你给老头儿多打赢几场球，提了干，我再给你介绍。”他这样说着，伤感就来了，并为这伤感害羞，藏起了目光。

原来他是军区有名的篮球中锋刘越。十三岁就成少年球星，十四岁就进了军区体工队的刘越，原来是个大个头的男孩子。小穗子心动了，脸一阵微痛，笑容正把绷得硬邦邦的脸撕开。不久她发现自己一时轻咬下唇，一时又把下巴斜起，一时又用手去绕耳边的碎发。症候出来了，她那些十分女孩子气的动作和神态只说明她受了大个头男孩的吸引。竟是这样：长久以来她舞啊舞的，正是为这一副被她照耀过来的目光；原来她不是平白无故地让肢体动情，不是无端端地浑身语汇，一切都是因为这一副为她而欣悦的目光。她迎向这目光，笑了，不怕闯祸地笑。

几个星期后，小穗子钻进正赛球的篮球场。那是军区队和军工厂的友谊赛。小穗子刚坐上看台，就见刘越被换上场。他活动了几下，开始往场上走，不知被什么一绊，直挺挺摔倒了。小穗子发现他爬起来后眼睛就往看台上找，找到了她之后嘴唇猛一掀。

后来他说他一摔倒就知道有个人在使劲盯他。

小穗子脸烧起来，反驳道：“谁使劲盯你了？”

刘越哈哈地笑：“这可太准了，我最不愿意我妹妹看比赛，有次她偷偷来了，我刚跑上场就摔倒。”

小穗子问他是不是也不愿意她去看比赛。

他说没错，因为他球风特差，常常和人打架，有时还骂脏话。他不愿他妹妹看他比赛，也是因为他不想毁掉他的美好假象。

小穗子明明看到他在场上呼风唤雨，观众都是他的。一群偏心眼、偏爱的狂热观众，球一到他手里就起来喝彩。哪里用着他骂粗话？谁犯规阻止他进球，场上一片脏话。

小穗子明知故问：“你为什么不愿你妹妹和我看你比赛？”

“因为你们太纯洁了。”

小穗子一下子沉默了。所有的羞辱和唾弃，都没有伤及她，没有在她形象留下哪怕浅浅的阴影，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假象。他接近的是这个假象。她想着，心里涌起一阵急迫，这美好平和的时刻将瞬间即逝，而美好的每一分递增，都在催成那消逝。

小穗子说：“刘越，你根本不了解我。”

他稍微吓了一跳，马上又笑了，也做出沉重阴暗的样子说：“你也根本不了解我。”

越是这样，越是表明他经历中一点沉重阴暗的东西也没有。地面是浅紫似的，玉兰的大片花瓣基本已落尽。小穗子发现玉兰香得很有层次，落地的和树上的就隔着好几个阶段。地上的花瓣铺得如此雍容，埋没了他和她的脚步声。玉兰最后层次的如茶一般的芳香一直铺到红砖围墙。

墙外是一个农贸集市。红砖墙上的玻璃被拔下不少，总有军区的人翻墙去赶集，省了好几里路的腿脚。也有翻墙出去恋爱的，刘越告诉小穗子。他说他在警卫营下放时，巡逻这段围墙，就看到过翻墙的恋人。

小穗子问他为什么要去警卫营下放。

刘越说被罚的呀，罚了一年呢。

“为什么？”

“打架呗。”他平铺直叙地说。“屡教不改，每次打架都打到眼儿黑。把人牙齿打掉了几颗呢。要我妈说，就该剁了我这只手。”他把右手举起，握成个拳，左右转了转，像评估分析一件好武器。“我也恨它，”他指他的拳头，“一见欠揍的人，它就突突直跳，跟你套的狼狗似的，套不住，冷不防，它就出去了。”

他做出很苦恼的样子，但小穗子看出他并不真苦恼。果然，他咧嘴乐了，虎牙全露出来了。

他是为一顿肉包子打的架。吃一顿肉包子不易，得靠偷，才吃得饱。每回炊事班怕第二天来不及包上千个包子，总在头天夜里把包子包出来，蒸熟，锁进粮库。总有人能撬开粮库的锁，偷出包子宵夜。这天领导在粮库外设了埋伏，活捉了包子贼。包子贼马上乱招，说是两个农村兵指使他们偷的。刘越问小穗子：“你说我这拳头见了这么个叛徒，能不能待着不动？打完后就给送警卫营站大岗去了。”

“那是哪年？”小穗子问。

他说三年前。

小穗子扭过头，看着他。

他说：“你瞪什么眼？是我还不懂事的时候。那年我不满十七，你十五。”

她想，是的，十五。

刘越从上衣口袋掏出两张电影票，问她下午有没有空去看电影。他这样说，脸上毫不暧昧，似乎他不知道“看电影”早就是一种仪式，让一男一女进入某种关系的仪式。他是一个缺乏概念和杂念的人。

她问是什么电影。

他刚一回答，她就忘了。她问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不马上做决定。她发现自己点了点头。他两根眉毛一扬，进了个好球似的。他那两根浓重的、充满好奇的眉毛。

在小穗子后来的印象里，那是和刘越的第一次散步。不知为什么，她更愿意把场地记成金晃晃的油菜田，似乎她需要热烈的色彩，至少像曾经和冬骏谈话的橙林那样暖调。军区墙外不远，的确有一大片油菜田，走在里面眼睛都会给金黄色耀得睁不开。刘越是在油爆爆的油菜花香气里将两张电影票拿出来的。两张蓝灰色的纸片，三十六度五的体温，还有三四年的烟味。她问他是否也抽烟。他说抽了好几年了，他是许昌人啊。许昌人抽烟就理直气壮似的。

油菜花的香气浓得她昏昏沉沉。那香气渐渐变得有些荤腥了。

她看他脱下军装，露出白衬衫。衬衫下的红色背心透了出来。背心上印着他的号，还有两个大窟窿。他正着走走，退着走走，那么结实成熟，却又那么单纯。她去看过他训练，看过三次。此刻看着油菜花上的他，她顿悟到他的单纯是怎么回事。他是个走火入魔做一桩事的人，幸运就幸运在，他做这桩事极是材料。他只想把它做好，时时都为做好它活着。他投中一个理想的球，就成了一瞬间的活神仙。为他能做一瞬间的活神仙，他毫不在乎世上在发生什么。

刘越的单纯，在于他神仙一样不省人事，神仙一样与世无争。她和他坐在电影院里，看他啃着面包喝着汽水，被电影上的一句话逗得哈哈大笑，眼睛汪起泪水。她害怕和他分开的时刻到来。这一天，十八岁的小穗子对自己有了重大发现：她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那是个可怕的发现。她可以一边失恋，一边蠢蠢欲动地就准备新的恋爱。新的恋爱不开始，失恋就永远不结束。

她坐在电影院里，脑子在开小差，突然手被抓住了。刘越的手又大又厚，鲁头鲁脑，抓住她，傻傻地僵着，不知下一步往哪儿走。她想他的手真是只套不住的狼狗，说扑就扑过来，笨拙而生猛。

出电影院，太阳落了，他的手还拉着她的手。她看看这两只手，一只深色一只浅色，小声提醒他：“哎，哎！”

他说：“解放军叔叔阿姨也可以拉拉手。”他又看看自己的右手，说：“这不是我干的，是它干的，我怎么会随便拉女孩子的手？要犯错误的，但它不怕犯错误。”

我们都不知道篮球中锋刘越到礼堂来是为了看看穗子。礼堂外面是球场，球队在那儿训练。他总是跑进来，找个好位子，一般在第五排或第六排。他坐下来，点一根香烟，就开始看我们排练。男兵们都仰慕他的球技，很快和他互递烟糖。领导看不清他的面容，叫他出去，说不然警卫营的大兵会请他出去。男兵们大声说，他是“大表弟”。领导问谁的“大表弟”，回答说“文工团所有人的大表弟”。

我们记得那段时间小穗子跳舞成了舞痴了。排练时，很多人都使七分劲，她使十二分劲，动作稳、准、狠，表情有点儿夸张。尤其那个单腿旋转，她没事总要转它一阵，灰色的舞鞋上补丁摞补丁，从三年前的批判会开始，她一副要把舞台跳穿的样子。她不知我们在背后叫她什么，我们叫她小妖怪。她干脆用不理我们来对抗我们对她的排斥。她常和镜子里的自己做伴，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度日度月，在我们的冷眼旁观中，长高了，长出了成熟的曲线。她从编墙报发展到编歌词，渐渐地，她的歌词被谱了曲。

我们中的谁仍是会和她作对，把那些歌词和她曾经的情书掺和起来，用色迷迷的腔调去唱，她有时装着没听见，有时会陪我们笑，笑得特干，但比完全孤立要好些。

军纪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严明，士兵们开始把裤腿改窄，裙子改短。含蓄的碎花衬衫出现了。小穗子仍是士兵的白衬衣或黄衬衣，以宽宽的帆布武装带束在宽大的军裤里。她就这样一个形象，让一批批新兵交头接耳。

新兵们马上从老兵那儿知道，叫萧穗子的老兵不是真朴素，她三年前犯的错误比谁都花哨。老兵们认为把真相告诉新兵是他们的义务。

这就到了球星刘越常来看我们排练的那个初夏。刘越讨我们喜欢，也因为一身孩子气。男兵们有时看不下去他的单纯，用些猥亵的双关语和他对话，他一概不懂。我们中的谁说，让小妖怪教教他，不然他白活二十年，还得接着白活。

他便问：“谁是小妖怪？”

我们全笑了，说：“你常来，自个慢慢就知道了。”

我们那时把捍卫单纯、抵制复杂看成是所有重大崇高的使命之一。

一天，在电影院里，我们中的一个人认出了坐在她前面的一对男女军人。电影散场时，她悄悄跟踪上去，发现他们手拉手走到电影院外的夕阳里。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手是松开了，眼光却没有。她看见小穗子穿军裙的背影十分甜蜜，什么创伤耻辱的印迹都没有。是个圆满的落日时刻，满街人与树都拉出极长的影子，在橙色光线里把街道割成不固定的条缕。年轻的女兵和男兵走在这条缕中，像幅异国的电影画面。

跟踪的人看男兵在一个路边小吃摊停住了。女兵却有不同意见，一身都是娇嗔。跟踪者心想，原来她什么都没丢掉。这个小穗子，你以为她给那样整一场，这些女性的轻佻毛病和姿态该整干净了，结果没有。

小穗子被刘越捺到长凳前，坐下来，掏出手绢，淋上开水，细细地擦着碗筷。刘越说了她一句什么，大概是打趣的话，她嘴一撅，人一扭，白他一眼。她先擦了刘越的碗筷，再擦自己的，然后又倒些开水到手绢上，两手飞快地换来倒去，被开水烫着了。刘越马上接过那手绢，鼓起嘴呼呼地朝它吹气，又朝小穗子一笑。小穗子把他的手翻开，用手绢细细地擦那宽阔的手掌。这个小穗子现在是侧影，专注而稚气的轮廓，谁能想到她写得出那样的情书，经受过抛弃和众人的驱逐。原来她挺过驱逐，苟且偷生，暗中养得羽翼丰腴，为了这再一次在异性面前竭尽柔媚。

跟踪者不知该为马路对面的情景感动还是悲哀。小穗子坐在长板凳上，仰脖子大笑。你以为她此生不会再这样笑了。这个小穗子，这个经过恶治而不愈的害情痨的女孩。

跟踪者一时吃不准自己心里的滋味，因此她把所见的隐瞒下来，没有告诉我们。

但我们还是感到小穗子的变化。顺着一些端倪，我们对中锋的来意有所察觉了。我们看到，大家上去和刘越打闹玩笑时，她总是躲得远远的。她想，假如这时她出现，可能会提醒我们，把她受的处分告诉刘越。她好不容易摘下“观察留用”的帽子，她知道单纯的刘越受不了这个打击。她到现在还留恋冬骏给她的保护，而她对于刘越，滋生出一种近似保护的感情。这感情使她几近脱口而出地对刘越摊牌。没有摊牌，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不忍。她一天天贪婪地吮吸着大个子男孩给她的情谊。她感觉大个子男孩老三老四皱着眉、叼着烟在台下坐着，她在他的目光下走向青春发育的最后阶段。她拼命地舞动，末日来临一样，想把刘越的目光拉住。纸包不住火，她旋转得疯起来，让危机感和紧迫感抽打着。

一天，刘越没来。

又一天，刘越也没来。

小穗子在蹲着脱舞鞋时向后一跌，坐倒了。她一圈一圈地解下舞鞋带，看着尘土尚未沉淀的舞台上，我们欢快地打来闹去。高爱渝小心地挪动着四个月身孕的身体，和几个新兵在讲解一段舞蹈。她丈夫邵冬骏走上来，递给她一瓶橘粉泡的水。小穗子想，新的剧痛多好啊，使旧的消散了。她可以这样恬淡地看着邵冬骏和高爱渝，不可思议地盯着高爱渝的腹，设想冬骏的一部分怎样进入了那里。小穗子拿着肮脏灰暗的舞鞋，独自走出后台的门。秋天天短了，傍晚已降临。

她在一个水龙头下冲了冲脚，用袜子擦干水，把布鞋换上。她的动作是怀念的，将来这鞋还为谁舞？她又用冷水浇了浇脸，在台阶上坐下来。她可以假装说自己在这里凉快凉快。

我们那天的排练耗时特长，一结束就随集体回宿舍了。

我们不知道小穗子一个人坐在后台门外的台阶上，又是满心酸溜溜的情诗。

小穗子看见刘越向她走来时，觉得自己就是在这里等他。他脸上那个明眸皓齿的笑很大很大，存心走得晃晃悠悠。然后他问她，有没有看出他的变化。

她只盯着他眼睛，心惊肉跳地说：你变化了？她原想把它说成俏皮话。

他说那可是划时代的变化。

她便说：“我知道你会变。”她原意是弄出一句双关语的，但她马上觉得愚蠢：原本也没有山盟海誓，原本没有说穿过名分，爱还待他们去开始呢。说“变”是有些赖上人家的意思。

他说：“啧，往哪儿看往哪儿看？脸上有什么可看的！”

她这才去看他的军装。崭新，一道道折痕硬得很，领章鲜艳欲滴地卡住他粗壮的脖子。他失去耐心了，两手拍拍军装下面的两个兜说：“没看见加了俩兜啊？”

她说：“哎呀！”

她站起来，笑了。

他是排级中锋刘越了。他这才有点儿不好意思，说行了行了，又不是没看过四个兜。他告诉小穗子，就是为了看她此刻的惊喜面孔，他特地消失了两天。

他问她去不去走走，她哪还有不去的？她的惊喜何止他看到的那些。他们又走到红围墙的墙根下。

“小穗子，乔副司令活着的时候，说等我提干了，就介绍我们俩认识。”

小穗子知道刘越这时旧话重提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可没提干。

刘越的手一直在口袋里，这时拿出来，掌心打开，里面是块手表。他说他去为她买了件礼物，一块上海牌手表，庆祝老头儿三年前介绍他们认识。

小穗子瞪着那块无华的不锈钢手表。半天她说：“你怎么了？我怎么会收你这么一份礼物？”

刘越开始臊了，他的臊表现出来是恼。他说：“我就要送你！”

“凭什么？”小穗问。

“不凭什么！”他臊得怒发冲冠，“我想送，我乐意！”

小穗子要他懂道理，她大头兵一个，戴手表违反纪律。

刘越说他看女兵们在台上排练，大头兵戴表的多的是，就她一个人穷酸。

小穗子说：“刘越，我和他们不一样。”

显然她声音是压抑的，刘越听出了点儿什么。他怔了一会儿说：“那你收着，等你提干了再戴，行了吧？”

小穗子摇摇头，说她真的不能收，心领了。

刘越给晾在那里，手还伸在外面，手里还拿着那块表——他窘得手指头冰凉。突然，他眼神变得很匪，说：“小穗子，我再问你一次，你收不收？”

“刘越！”

“收不收？”

小穗子苦笑了，可怜巴巴地说：“你先替我收着……”

一道雅致的暗金属光环从她头上划过。刘越的投掷姿态在铅色的傍晚中定格了一瞬，才慢慢收住。小穗子跺着脚，眼泪也出来了，说刘越你怎么这么胡闹，把好几年的津贴砸了！

刘越晃晃悠悠从玉兰树丛往回走，这时他回头说：“什么好几年的津贴？我才不攒津贴！那是我妈妈买的，我写信叫她买的。”

小穗子满脸追问地跟在他身后。

他说：“我把你告诉我妈了。”

看她眼睛追问得更紧，他又说：“你才没有领我的心。”

我们后来知道正是从这个时刻，小穗子开始对自己说：他太单纯了，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刘越把小穗子的回避看成是自己的过错。他想起那天傍晚的坏表现，原形毕露，让小穗子看到一个粗暴野蛮的人。她信中措词十分婉转，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需要很好地去相互了解。她希望他不要再去看她排练或演出，因为排练和演出中的她都不真实。最后，她说到乔副司令，说她答应过老头儿，只好好跳舞。

她搬出乔副司令来拒绝他。他巴巴地捧一块手表，好像一百二十块钱就能说明什么。他把一百二十块往墙外一扔，又装阔地说自己不必攒津贴，不过是母亲的一点小心意。好像他这样任性胡来，她就被征服了。

此刻，刘越一个人在篮球场上投球。每一球都投中，没一点儿意外。他不会再去看文工团排练了，一个要强的人不会在收到那样的信之后，还老着脸皮继续出现。

一天晚上放操场电影，文工团的地盘空了一大块，篮球队的地盘却让家属占了不少，文工团的男兵女兵都叫刘越过去坐，他决定不过去。他们见他往银幕后面走，叫得更咋呼：“刘越大表弟，可把我们想坏了！”

他只好搬着凳子走过去，两条大长腿在通讯团、警卫营队列里横跨。他的心打着夯，就怕和小穗子目光相遇。他垂着头，让几个男兵噼里啪啦地拍肩打背。所有人都质问他，为什么不来文工团串亲戚。他凭直觉感到女兵里没有坐着小穗子。她没来看电影，怕碰上他。刚刚斩断的往来，得冷却一阵。

他心里说别问别问，嘴一松，就问了出来。他问那个老转圈的丫头呢。

他装着连小穗子的名字都不知道。若不是天黑，人们会看见他红透的耳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男兵说：“你问她干什么？”

刘越是一点儿臊也藏不住的。他说不干什么，随便问问怎么啦？

下面就是小穗子的故事，给伶牙俐齿的文工团员们绘声绘色地讲了出来。

半夜，刘越用铁条撬开活动室的锁，拿出康乐棋，一个人玩起来。小穗子的日记总是背着人偷偷摸摸写的，比靡靡之音还糜烂。刘越使劲打一杆子，想象那靡靡之音似的日记。棋子走出一个理想的几何路线，落巢了。小穗子那样一个清纯的形象，站在两百多双眼睛前面，念着二十多页厚的交代，她没有哭。文工团员们告诉刘越，哭倒好了，换了别的女孩子，是一定要翻天覆地哭一场的。哭是一种姿态，表示知错、知羞、服软。假如小穗子一面交代丑事，一面哭得洗心革面，大家整她会手软些。

刘越玩热了，脱下外衣。他又看见四个兜的军服，还是崭新的。他明白小穗子的意思了，她宁可断了和他的往来，也不愿他知道她曾作的孽，以及那以后她如何担着冒着热烘烘臭气的猪粪走出院子，担着气味同样不悦人的泔水走入猪棚——小穗子那十六岁，一个单薄的年少赎罪者形象。刘越忘了自己拄着杆子朝棋子发了多久的呆。文工团的男兵女兵都有模仿天赋，他们做着小穗子的动作，一扭一摆地用鸡公车推沙土。刘越你看，就这样改造她恐怕都改造不好，谁知道她是不是暗中又跟谁眉来眼去，情书暗投？刘越大表弟，她没来勾搭你吧？没跟你说：“啊，你的目光在我血液中流动，你的呼吸掠过我的发梢吧？”那模仿很不赖，小穗子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给他们学舌出来，刘越也笑了。刘越开始布棋子、找位置、架杆子，人慢慢伏下去。他奇怪自己会笑，大概他当时不是笑小穗子，而是笑他自己，笑他几天前向她捧出手表时的蠢样。

刘越打了一夜康乐棋就一切恢复了正常。偶然地，小穗子担猪粪的形影会在他脑子里悠悠而过。他会突然痛心：这个罪有应得的小穗子呀！

他听了小穗子的劝告，再也不去看她排练。直到开春的一个礼拜天下午，他路过门岗对过的修鞋铺，见昏黑中坐着个白皙的女兵。她坐在很矮的一张小凳上，不知在对着什么出神。鞋匠在为她修补舞鞋，两人背对背而坐。小穗子微仰起脸，她的出神极其纯粹，排除了繁闹的街景：街上一家人在轰轰烈烈地出殡；另一个店铺门口排了抢购的队伍；几个妙龄女流氓在轮流用望远镜看每一个从军区门岗走出来的军人，一面做着污秽的评论，一面把烟灰东弹西弹。小穗子只是静静地出神。两个肮脏的小女孩走到她面前，她们最多三岁，一个将手里拇指大一块饼喂进了另一个的嘴里。

刘越见小穗子对小女孩们笑了。

刘越说：“喂，你修鞋呢？”

她吓一跳，从矮凳上站起来的时候，整个脸一点儿表情也没有。

刘越对鞋匠说：“鞋你先修着，我们一会儿来取。”然后下巴一摆，要她跟上他。他们顺着这条毫不浪漫的小街走，两边的店铺人家隔着马路大声谈话。楼上伸出的竹竿上，晾满破烂衣服。老人们围坐在街沿上摸民国时期的竹牌。

刘越跨过一摊灰色的肥皂水，等小穗子赶上来。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对她说：“我全听说了。”小穗子的脸冲着他，给他的错觉是她会装蒜问：你听说了什么呀？但她只顿那么一下，便说：“我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是全告诉你了吗？”

“我要听你告诉我。”

他希望她能从他话里听出这个意思：如果你告诉我，那是一场冤枉，我会相信你。

她却平铺直叙地讲起来。是的，十五岁，她为了他吞过安眠药，也为了他差点摸电门。没有人知道她那次失败的服毒，他们只知道同一个雨夜的前半章：她把他叫醒，求他，要他带她走，远走天涯，然后她讲到那只含羞死去的雁。

刘越听到这里，眼泪流了出来。

小穗子这天背着“五四”手枪从省舞校往回走，见一辆摩托从门岗开出来——骑手是刘越。不用打听她也明白刘越让一个首长夫人招成未来女婿了。小穗子每天早晨五点去舞校上编导课，团里怕她不安全，特批她一支“五四”手枪。她下课是中午十一点，常常在门岗前面看见骑摩托进出的刘越。文工团很快有了传说：那位首长的女儿得肝炎住院，刘越每天骑摩托去送午餐。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小穗子。他戴着头盔风镜，长腿摆成好看的角度，斜斜地拐个弯远去。女流氓们冲他打一声尖利的口哨，他偶尔也向身后挥挥手。小穗子发现，她天天下了课就往回赶，为的就是这样站在梧桐树后面，看他一眼。二十一岁的刘越，对那群女流氓来说，是天上的星星。

舞校放暑假时，小穗子看见刘越的摩托后面带着一个女军人，娇滴滴地把头歪在刘越宽阔的背上。小穗子想到半年前她和刘越走到那条小街的尽头，又走回来，路灯挣扎着亮起来。电力不够的路灯照着刘越脸上的眼泪，一扇铺板门里泼出的涮锅水把两人鞋袜都泼湿了。小穗子不懂自己怎么会在这时刻想到他们泼湿的鞋袜。

那之后，刘越死了心。

她记得他在某个地方低声说：别说了。是她讲到团支书王鲁生的时候。刘越听到这里，对他和小穗子的前景，完全死了心。

女流氓们这天一声不吱，心情复杂地看着摩托上的刘越和女军人走远。

回到宿舍，同屋三个女兵穿着内裤和胸罩在吃午饭。她们拉小穗子一块吃，说是有她们自己腌的海椒。曾教导员调走后，女兵们开始把饭打回宿舍吃。每人的床下都有自己的私藏，腌蛋、咸鱼、醪糟。

正吃得热闹，窗子外面有人拍玻璃。女兵们全欢声尖叫，喊着不准推窗子！这一叫外面的男兵拍得更响。一面说来点私货嘛！食堂今天的菜是喂猪的！

“哪儿来的私货？鼻子倒尖……”

“那我们把窗子推开了？”

里面又是尖叫：“不准推！哪个推哪个是流氓！”

男兵们在外面咕咕直笑。女兵们在里面也咕咕直笑。窗子开个缝，一个女兵露大半个脸和一整条赤裸的胳膊，手里拿一个盛“私货”的玻璃瓶。她说：“闭上眼，偷看莫得给你吃的！”

男兵们全在窗外说：“没偷看！眼闭着呢！”

赤裸的胳膊缩回来，等在窗子里面，悄悄抓起筷子等外面的手上来抓窗台上的玻璃瓶，胳膊抡出去，筷子清脆地敲在某个手背上。男兵便叫起来：“哎哟！好歹毒！”

女兵便得胜似的大声笑了。

小穗子也跟着她们大声地笑。这时，听见哨音在院子里响，宣布下午排练的节目。新上任的业务副团长不到四十岁，他也走到女兵的窗子外面，问女兵们是否穿了衣服，若穿了就请打开窗子。

男兵们告诉他说，穿了点关键的，副团长你闭上眼，她们就开窗子。

副团长呵呵地笑起来，说他小老头一个，孩子也不比她们小多少，不闭眼问题也不大。他隔着窗子对里面交代，团里决定要小穗子赶编一个舞蹈，做“八一”节演出的开幕式。

“行不行啊，小萧？”

小穗子说行。

“抓紧时间，只有两个礼拜了，还要谱曲，排练，开开夜车吧。”副团长在窗外说，“知道你小萧脑子快，一晚上能写好几篇诗。开它三个夜车，争取下星期一开始排练，行不行啊，小萧？”

小穗子又说行。她明白副团长说她脑子快没任何恶意，把她写情诗的脑筋派正经用场有什么恶意呢？人们近来偶然谈到当年小穗子的“作风错误”，都是另一个态度，觉得那是件过时而滑稽的事了。有人偷偷地用录音机放一个叫邓丽君的歌。和这些歌比，小穗子当年的情诗多么地土气。

十九岁的小穗子第一次正式担任了一个大型舞蹈的编导。三十六个人的队形，很快喊哑了她的嗓子。演出之前，出了意外，领舞高爱渝不能上场。高爱渝已流产两次，演出前又发现怀孕，领导商量了一下，让小穗子顶上去。虽然小穗子的身量、形象都不够辉煌，毕竟熟悉动作队形。

演出地点是体育场。小穗子一上场就看见了坐在第一排的刘越。紧挨他的女军人，手里拿本书当扇子，给自己扇扇，又给刘越扇扇。女军人没戴军帽，微微烫过的头发在额前翻出一个波浪。不一会儿，女军人便不再往台上看，打开了那本书，又在书上摆了一小堆瓜子，一边读书一边嗑瓜子。

小穗子感到那股疯劲又来了。她两眼一抹黑，只有刘越的眼睛准确地给她打着追光。她跳得身体分量也没了，柔韧度也没了极限。刘越有一年没见小穗子，她在他眼里是不是有了变化？她转身回眸，目光只有刘越明白，那种秘密情人的目光。

演出结束后的第二个星期，邵冬骏在军区墙外的农贸市场被人打了。他每天天不亮到市场等屠宰场的车来，好买到不要肉票的肉骨头，给高爱渝滋补。那天他被人用口袋套住了头脸，恶揍了一顿。天亮时，街上的人出来倒马桶，见一位满脸是血的解放军躺在下水道旁边。那人搁下马桶，跑上去摸摸解放军的鼻子，还有气，便去了街道派出所。民警们给文工团打电话，叫领导派人去医学院急诊室认人。他们在附近街上挨门挨户地盘查，看看有没有跟这位解放军有仇的。

邵冬骏在医院醒来后告诉民警，揍他的几个人全是北方口音，动作麻利得不可思议，像干侦察兵的。他们显然早就摸出了他每天买肉骨头的行动规律，先埋伏在一个烂席棚后面，从他身后出击的。他再清醒一些，又回忆说，暴徒共有四个，身高全在一米九左右。

小穗子在午睡时告了假。她借了一辆自行车，顶着大太阳骑到篮球队集训地。那是个军区的内部招待所，离市区有四五公里。大型比赛前，篮球队就被拉到那里集训。

小穗子到达时，所有球员都在午睡。一走廊的门大开着，传出电扇的嗡嘤声和男性的鼾声。她不敢再往前走，找了个通风的地方，坐在阴凉的青石台阶上。

她听见一个人从走廊那头的屋里出来，然后就僵在门口。她抬头，看着他，一身白色，胸口印个鲜红的号码。

他说招待所的门口有个冷饮室，有种双色雪糕他想她一定很爱吃。

她没等到他走到跟前就说：“刘越，你为什么要打他？”

她哑了的嗓音此刻破烂无比。他说走吧，我一天要吃十根双色雪糕呢。他步子松松垮垮，似乎走路这件事不值得他花体力。他那又懒又大的步子和从前略有不同，像是要告诉小穗子，他油滑了，是过来人了。他的笑也有变化，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曾经的单纯。他买了十根雪糕，很响地撂在桌上。

她一连问了他几次，为什么对邵冬骏下那样的毒手。

他好像刚刚听清了她嘶哑的声音：“谁是邵冬骏？”

“刘越，我一听就知道是你。你和你们篮球队的死党干的。”

“那个叫邵冬骏的舅子遭人打了？”

小穗子瞪着他。雪糕在他和她之间化成粉红的一摊和乳白的一摊。苍蝇绿莹莹的，点缀在上面。

“打得惨不惨？”

“刘越！”

“有没有送医院急诊室抢救？你心疼啦？听说这舅子不是个东西，出卖了一个跟他谈恋爱的小姑娘。”刘越嬉皮笑脸，一副逗小穗子玩玩的样子。逗一个五岁的小穗子：“不爱吃雪糕？那咱们换‘纸杯’！”他正要招呼坐着午睡的老服务员，手被小穗子拉住了。

小穗子拉着他的右手，就是他那只主意特大、不留神就出去给他闯祸的右手。她拉着它，过一会儿，另一只手也慢慢上来。她的两只手把他的右手握着。肮脏的浅蓝色电扇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再摆回来。风甜得发腻。

刘越安静下来。这时，小穗子看到他的确少了些单纯。他长出长长的鬓角，和特意蓄下的胡须连成灰蓝的阴影，眼睛也变了，笑起来有点儿坏，某方面开了窍似的。

下午的政治学习在招待所食堂，刘越请了假。小穗子知道有演出的日子文工团下午全体休息，她便跟着刘越到了他宿舍。他和她已开始东拉西扯，讲他们一年中的琐事。冷场总是出现，每次冷场，小穗子手上玩的自行车锁匙就响得刺耳。

“把那锁匙放下。”刘越说，“听得人心慌，就像你马上要走一样。”

小穗子说她是马上要走，四点钟要化妆，五点钟开晚饭前要点名的。

刘越说：“那好，你走吧。”

小穗子站起身，拉了拉坐皱的裙子，衬衫的背上湿了一片，她并没有感觉热。

“那天我和她吵起来了。”刘越说，眼睛跟着她、扯住她。

小穗子等他的下文，那种激动很不高尚。

“她跑到那儿去看英文书！如果我在场上赛球，有谁坐在最好的座位上拿本书看，我肯定上去踢她一脚。看书回家看去，糟践个好座位。还特地拿本英文书！生怕人家不知道她走后门上了军医学院似的！”

小穗子嘴上说军医学院也许要赶考试，心里却希望他说下去，态度再恶毒一些。

这时她已经离门很近了，偏西的太阳在地上投了个晃眼的长方形。她的身体在那光里，火烫的。

刘越站起来，一大步就已到了门边，他胳膊上汗毛被太阳晒焦了，一条泥塑般标准的长臂，那么男性。

“小穗子，你领第一套军装的时候，我从你对面走过来。体工队领军装的新兵往外走，文工团的新兵正好往里走，那间被服仓库你还记得吗？樟脑味呛死人。你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你一眼。两个队伍就交错过去了。你记得不记得？”

她说不记得了。她说她得走了。

他的胳膊慢慢围过来，她不久已在胳膊弯里。多好的胳膊，哪个女人在这胳膊拥围里都觉得满足、踏实。他开始吻小穗子的嘴唇，两人似乎不知道门大开着。

然后，小穗子发现他用两条胳膊把她固定在墙上。他两条长臂摆成个十字叉，手掌按着墙面，下巴轻轻抵住她的额头。谁也不说话，就那样奇怪地站着。一个人跑进屋他们都没察觉。那人“喔”一声，又飞快退出门去。

刘越姿态没变，大声对远去脚步叫道：“别跑，在门口给我看着点儿。”

小穗子换一口气，想换换神思。

刘越说：“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和她断。”

小穗子把头搁到他肩膀上，轻轻摇着。为什么非得她一句话呢？

刘越把她抱起来，往床铺走。然后，他一只手伸到她的衬衫下，解密一样打开了那个襻纽。小穗子突然说：“‘别人碰得，我碰不得吗？’……”

他呆住了。那是一年前小穗子告诉他的话，是团支书王鲁生的话。

小穗子拾起落在地上的自行车钥匙，扣好背后的胸罩襻纽，头也不回地走了。刘越在招待所大门口追上她，她站住了。

刘越比她受的伤害更惨重似的，两眼都是疼痛。

她说：“你打他干吗？他从来没碰过我！”

在小穗子的一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王鲁生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毕竟是小说，人物早和原型大相径庭了。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是个工厂小学徒，车间主任年轻正直，是王鲁生的形象。

在一次聚会中，我们问起这篇小说。小穗子嘻嘻哈哈的，把十七岁的她和王鲁生发生了怎样一段插曲大致讲出来。

她念了悔过书之后的一天晚上，在炊事班碰见团支书。她从大桶里舀出喂猪的泔水，又把剁好的菜叶拌进去。王鲁生问她是否挑得动，她没说话，只点点头。王鲁生见她挑得东摇西晃，叫她放下担子，说要挑给她看看。他果然挑得轻巧无比，如同舞台上走圆场。他把要领告诉她，又替她舀出些泔水，说少挑些，还有一大截个头要长呢！

她微笑了。那是念完悔过书之后，半年中的第一个微笑。

王鲁生又问：猪圈那么黑，有手电没有？

小穗子说有是有的，可她要照顾担子，腾不出手来打电筒。

王鲁生于是便为她打着电筒，一路送她到猪圈。路上他笑，说：“哎呀，实在太业余了，姿势那么丑，我来吧。”小穗子不理他，上下身脱节似的挑了下去。他打着手电在她身边跟着，说要强好，要强什么错误都能改。

小穗子倒泔水的时候，王鲁生的手电照得不准确，照在她脸上，但她没纠正他。她已很熟习猪食槽的位置，闭着眼也可以完成动作。她把栅栏门提起，让八只猪崽跑到槽边。王鲁生说：“他们说难听话的时候，你心一定要放宽些，别往心里去。群众嘛，不能要求他们水平一般齐。”黑暗里，他的声音随和温暖，不到十六岁的小穗子眼泪涌起来。

他又陪她挑了一趟泔水，告诉她，她的进步组织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别理他们说什么。然后他兄长般地追加一声：“啊？”

那个“啊”简直有些护短了。在泔水的复杂气味里，它终于把小穗子的眼泪催下来。一年后，王鲁生在进藏演出时出了事故，在舞台上让木头枪刺捅断了两颗门牙。牙医说最理想的补牙是用黄金搭桥，可黄金是不可能找到的。小穗子拿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心形盒子，告诉王鲁生那是她母亲送她的礼物，纯金的。

王鲁生把小金盒子在身上揣了一天，又还给了小穗子。他说他怎么可能毁这么珍贵的东西，难为她的一片心。

深秋的傍晚，王鲁生用一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下半个脸，眼睛在对比下显得又黑又深。“你看银杏树叶都黄了，多好看。”王鲁生残缺的口齿在口罩下面说，“小时候，谁家有棵银杏，可是美了。”

小穗子想，原来团支书是有情调的。

“有银杏树，就饿不着。”团支书又说。

小穗子问他，牙齿还疼不疼。

团支书笑笑说：“这能算疼？小时候上树摔下来，低头一看，胳膊里出来的这是什么呀？白生生的，一看，骨头！”

小穗子看看二十八岁的团支书，两手背在身后，步子充满思考。她此刻随着他走进乐队排练室，里面已是夜晚，只有一个谱架上的小灯亮着。灯下是一对正“交流思想”的男女，一个怀里抱着琵琶，另一个腿上横着长笛。

团支书叫着他们的名字，说：“对不起，你们俩能不能另找一个地方谈？我和小穗子要在这里谈谈团支部的墙报编务。”他说话时一只手仍留在身后，另一只手指指门外。团支书的派头很好，这套动作做得像个年轻首长。

小穗子有点儿诧异，王鲁生平时是没有派头的。

只剩他们俩人了。团支书指指立式钢琴的凳子，朝小穗子笑笑，“坐这儿，这儿软和。”

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不久他谈起她的表现：“进步是有的，但还不够。不要光是外表朴素，要内心朴素。”

小穗子仔细听着他带消炎药水味的话。

“看到你的每一分进步，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感动吗？”团支书的眼睛长久地看着她。组织的目光透过这双眼睛长久地看着她。

“我真的为你高兴。‘观察留用’对你是个严峻考验，你得挺过去。”秋凉中，消炎药水味的词汇一个个从口罩下出来，触在她脸上、鼻尖上。“因为这进步中，有我的心血。”团支书说。谱架上十五瓦的小灯营造了一小团光晕和一房间的幽暗。小穗子只能看见团支书的大口罩。大口罩雪白雪白，突然和她没了丝毫距离。同时，团支书的两只手抱住了她。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但嘴被大口罩捂住了。一面孔都是充满药水味的大口罩。她不顾一切了，抽出一只胳膊就往大口罩上杵。

大概是很疼的。那残破的牙床，断了的牙根，并不像团支书表现得那样无所谓。小穗子听见他压抑地呻吟一声，手向口罩举去，又停在半空中，意识到不能这时摘下口罩，并且剧痛是摸不好的。

小穗子恐惧地站在那里。她有点怀疑自己的反应是错的。或许整个过程都是她的错觉。他明明是被误伤的样子，困惑而委屈。

这时他恢复了力气。他用一点装痞的口气说：“怎么啦？看不出来我喜欢你？”楼上楼下，院子各处都是乐器声、歌声、笑声。那些刻薄她、孤立她的人，此刻令她那么想念。“我是要娶你的。”团支书说。这回好一点儿了，不那么痞了。“真的，不然我那么关心你。”她一句话也没有。四周的旋律在相互叫板，相互抬杠，那声音和这声音相比，却显得那么安全、那么光明。

“你快十七岁了，我不怕等，最多再等两三年。”

团支书已完全收起了戏腔戏调。

而正是他的阴沉和郑重使她夺路逃走。

一路“稀里哗啦”撞倒无数谱架，脚步带起的风掀起几张乐谱，在黑暗里扑腾着。王鲁生在门口扯住她的袖子，口罩下的口齿也不含混了。

“不准告诉任何人。”

她马上求饶地说：“不会的……”

他把这看成了转机，再次隔着口罩把嘴压上来。

她挣脱了他，跑到一群正分零食吃的女兵里。

过了两个月，团支书装了两颗又齐又白的门牙。他又要朝小穗子扑过来，嘴里说：“把你给清白得——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他要她把这话当成淘气，她却视死如归地瞪着他。

那年年底，团支书王鲁生进教导队学习去了。结业后，他成了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大家说王鲁生进入了做军区政委的预科期。

不过王鲁生后来的结局，似乎不合乎上面的逻辑。

我们追问，小穗子神秘地一笑，眼角起了细密的鱼尾纹，嘴角也老了，不甜了，这个曾经是我们中最小的小穗子。

球赛结束了。他打得不好，没给自己队赢多少球，犯规犯得多，咒骂也恶得很。小穗子看了两场关键比赛，都是闷闷不乐地走出球场。

她想跟他说两句话，宽宽他的心。想告诉他，她的提干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她将彻底走出十五岁那场处分阴影。那不可视的红字，正一点点地从她脸上淡下去，也许他会为她感到宽慰。她看见大轿车开来，巨人们排着队上车，他是最矮的一个。样子也比其他队长年轻许多。老首长的玩具兵一是年龄小，二是要有绝招。刘越就有魔一样的弹跳力。刘越二十二岁了，玩具兵生涯即将结束，出路有两条，一是好好做首长千金的骑士，二是打道回乡。

她叫了他一声。

他背驼得特别严重。给她一叫，直了一瞬。他慢慢朝她走过来，身上的汗被灯光一照，像刚给一大盆水泼过。他笑得很累，说小穗子该对他今天输的球负责。

她说：“就跟你说两句话，你们的领队要叫唤了。”

“随他叫唤去，让我先跟你说两句话。”他说。

“不行，我必须先说。”

她的笑容让他感觉，她已忘了那天招待所发生的事。

他坚持说：“我这两句话短，让我先说。”

她说：“我的话可是喜讯噢！”

他说：“我的正相反。”

小穗子一愣，说：“那你先说吧！”

大轿车的引擎在十米外响动。领队喊：“刘越，怎么还不上车？”

他两手握住小穗子的腕子。小穗子往后退：“哎，哎，你们球队的人全看着呢……”

他说：“我爱你。”

小穗子不往后退了。他嘴唇明明是不会说这三个字的，是从许许多多三流浪漫诗、爱情手抄本里硬搬来的。换了另一个人这样硬搬，她会很倒胃口。她早就不是十五岁的恋人和情书作者了，她现在懂得，真实情感正是在那三个字以外。十五岁的她，有着多么强大结实的胃口，时时咀嚼消化那么油荤的字眼儿、词汇。

她听见大轿车的窗口有人拍手叫好，呼喊一些含混不清的拉拉队语言。有条丑陋的歌喉唱起了：“……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领队口气变了，变成了典狱长：“谁唱黄色歌？”

刘越扭头跑去，一步蹬上轿车。从关上的车门玻璃上，他看到小穗子走一步踢一下草丛，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毫无负担。她目送轿车远去，右手的食指顶着军帽打转。这是她对他的话的反应？他坐在一个尾部的座位上，暮夏的风肉乎乎地扑在脸上。

刘越要告诉小穗子的，是那三个确定恋人关系的俗字儿。他本想告诉她，揍邵冬骏的事远没了结，保卫科的人根据邵冬骏的形容，怀疑“一米九的暴徒”有可能是篮球队或排球队的。体工队领导不愿在比赛前影响球员情绪，把调查推迟到比赛后的第二天。

很简单，只需问一下集训地招待所的警卫战士，就知道谁在出事的那个清晨出过门。查下来，出事那天，篮球队有四个人在清晨四点离开了招待所。两人骑自行车，另外两个合骑一辆摩托。

刘越索性不让保卫科费事了。他正吃早餐，见两个保卫干事往领队房间走，就把稀饭往泔水桶里一倒，啃着馒头跟了过去。

两个保卫干事和领队一一握手，刘越在他们身后“啪”的一个立正，大声喊：“报告！”领队问他什么事。

“人是我打的，”他回答，“没其他人的事。”

保卫干事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相互看看。过了半秒钟，领队说：“刘越，为打架你挨的批评还少吗？写检讨手有没有写出茧子来？”

刘越一听就明白，领队是在护短，想把这事说成是“打架”。打架篮球队谁不打？饭厅里吃炸酱面还打呢！

保卫科的人把刘越带到了会议室。他们俩坐在一并排的两张丝绒沙发上，刘越坐对面。一大圈空着的沙发，全是紫红丝绒面子，兽爪式的腿。似乎是那些该来而没来的审判者位置。

一个年长的保卫干事请刘越把事情经过谈一下。他是自带三分笑的面孔，刘越干巴巴的叙述没使他表情发生丝毫变化。

年轻的那个眼睛特亮，问刘越，能不能把偷袭的第一个动作再重复一遍。刘越心想，这货阴险，想看看动作和逻辑对不对。他站起来，比画说这是席棚，两个棚之间是个狭窄的巷子，只能过一个人。所以埋伏在巷子里的人必须站成一列，第一个人必须抛出布口袋把被害者的脸套住。对不对？

两个保卫干事表示同意。

刘越指着自己鼻尖：这个人就是我。我一手套上去，脚就朝他腿弯那儿一踹，小子就脸朝地倒在地上了。

他忘形起来，成了说金钱板的。说然后他抄了大铜头皮带就照那脑壳上、背上猛抽。那才多少地方呀？不够打的，把小子一提溜，翻过来，揍他脸。小子喊得跟娘们儿似的，不过口袋做得厚，用军用毛毯做的，就让他在里面慢慢喊。后来也喊不动了，毯子原来就是深色，这会儿有几块成黑的了。

保卫干事问：“总共打了多长时间？”

“也就一分钟吧？”刘越说，“就那么一个人够谁打的？都上来还不打死？所以我叫他们都别上，等我打累再说。”

现在到了“犯罪动机”了。对此刘越和三个同伙早商量好了。他们一口咬定“打错人了”。

“那你们本来想打谁？”

“打一流氓。”刘越大声说，气呼呼的。

“那流氓叫什么？”

“不知道，那一带的流氓多，你们一定也知道，那天小子流氓了一个女孩，我看见了，不过当时他们人多，我没打赢。”

“什么样的女孩？”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瘦瘦的，好像不是本地人。”

“在哪儿流氓的？”

刘越顿一下说：“就在那条街上。”

两个保卫干事做记录，心里在想这位首长的未来女婿实在无法无天。

“你们错打的这个邵冬骏，和那个流氓很像？”

“像，一模一样。尤其在早上五点，天不亮的时候看。”

“邵冬骏穿军装，你们没看见？”

“谁让他不戴军帽？这年头，是人是鬼都穿军装，流氓格外爱军装！”

干事们把该问的问了，知道刘越最多挨一次严重警告，不会动他的。他是有靠山的人，又是篮球队的宝贝。

元旦前，我们在礼堂合乐连排，刘越又来看了。他还坐在第五排中间的椅子上，手上却没点烟。首长的千金不喜欢他抽烟，我们议论道。我们对他很冷淡，男兵们也不再叫他大表弟。他打伤了我们的人，打断了两根肋骨的邵冬骏到现在都不能大笑，别说跳舞了。打错没打错，都暴露了他的粗鲁、野蛮。我们还认为这事的处理太便宜他，只给个严重警告，他该干吗还干吗，照做他的摩托骑士、球星、乘龙快婿。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有多烦闷，盯着舞台上指手画脚的小穗子，真想马上做出决断，从一个暗暗形成的三角关系中解脱。小穗子在他眼里还是有一点古怪和不好捉摸，他还是觉得她有一点说不出的危险，但他是入了迷。他看她穿一件黑色练功服，脖子和胸口相接的一带显得脆弱而苍白。她身上背一只小铜鼓，不时敲两下。她一敲鼓，排练便停下来。乐队还有不甘心的乐声，在她讲解队形、动作时，继续奏响。副团长便会在台下叫:“小萧，再敲敲鼓！有人聋哎！”

她便不好意思地笑一下，又敲两下鼓。她不用尖利的哨音而用鼓声来做行为指令，就是不愿意自己像其他老编导那样一副权威形象。

她讲完什么，演员们“哄”的一声，各种抱怨冲天而起，嫌队形不合理、动作不好看。老编导是不必忍受这些的。小穗子还要熬一些年数，才能收服我们。

我们中的谁说，会不会编舞啊？你自己来跳跳看！

小穗子走到了舞台中间，对乐池点一下头。音乐响了，她跳起来，一面气喘吁吁地说着队形变动、动作诀窍。

我们不知道她那天跳得那么出色，是因为她在为刘越跳。他们俩在暗中一呼一应，使我们感觉气氛中有种异常的东西，但我们判断不出来，只觉得小穗子摇身一变，成了块独舞货色。她停下来，脸通红，似乎在讨好我们，笑着说，就这样，不难的，熟了就好了。

我们看见刘越站起身，迈着大步，向礼堂外面走去。

小穗子敲了两下鼓，接着刚才断的地方，把舞蹈排下去。

她想刘越会在后台外面等她。她在他眼里看见了约定。她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正在建筑的图书馆堆了一垛垛新砖，成了孩子们的城堡。他和她站在一座城堡里面，他拉着她的手。

他故作玩闹地说:“穗子，我要做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了。”

她的手反过来拉住他的，把话题赶紧引开。刘越走出砖堆时小穗子叫住他。她说她父亲终于恢复了工作、名誉，给她带了一大包吃的。主要是口香糖。因为她小时候特别爱吃口香糖。她问他爱不爱吃口香糖。

刘越说:“给我留着。”

小穗子笑了。她一下子看到她下面的日子，五年、十年、二十年。和这个刘越，这个一面写情书一面画飞机大炮坦克战艇的刘越。

刘越的背影在红砖里一隐一现，不久就走到灰白的冬天黄昏里。他在走出三角关系，同时心算着另一个多边几何图形。这种心算在他是下意识的，他手一提起康乐棋杆子，那心算已基本完成。棋子要怎样声东击西才能消灭另一个子。篮球也是这样，手里的球运着运着，一个几何图形的路线就被心算出来了。然后是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他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动作和意识不分谁和谁。

小穗子又叫他一声。

刘越看着她，两人都一动不动。她头发在脑后盘成个髻，黑练功衫外面罩着棉大衣。他也看到了今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他会给她这样叫住，然后她会说：“你先去接孩子吧，我今天排练可能要晚一些。”或者她说：“我忘了带钥匙了，你把你的先给我。”

刘越看她走上来。大衣下摆甩来甩去，脖子和胸口难道不冷吗？他身上一阵涌动：那将都是他的，冷的暖的，她一切都将是他的。

二十二岁的刘越真想就和二十岁的小穗子消失一会儿。从暮气沉沉地下班的、打饭的军人群落中消失那么一会儿。灰白的下班号音送着一群群军人走出司令部、政治部楼宇，警卫兵的队列踏出干燥冷冰的操步，朝食堂走去。炊烟和饭食的气味和昨天、前天一模一样。小穗子和刘越一动不动站着，却从这里消失了。

小穗子先结束了“消失”。她说：“你那天赛完球，不是有两句话要告诉我吗？”

“哪天赛完球？”

“八月底。你输球那次。”

“两句话？”

小穗子斜他一眼：“那天你只说了一句。”

刘越大声地笑，说那句话留着，换她的口香糖。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长长的花岗岩走廊上走。还是布底布面的鞋子，尖口那种，不同的是鞋帮两边各钉一根黑带子，在脚背上绑成个结子。走廊高大干净，刚拖过的地面一股凉意。走廊两边是一间间办公室，门上横出一块块牌子：组织部、干部部、文化部。敞开的门把上午的光线投在走廊上，小穗子就走在明和暗的轮替中。她不常来这座森严的大楼，每个办公室都有人在严峻地说话，电话铃在坚硬的花岗岩上起着回音。

小穗子不常来这里的原因之一，因为她十六岁那年在这楼里碰到的一位老首长。那是个典型的老首长形象，红脸膛，双下巴，富态持重。他说站住，是文工团的吗？小穗子说是的。他们是不是叫你小穗子？她说正是。首长的笑容变得很奇怪，先点一会儿头才说，哦，就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小穗子。她走过去很久，觉得老首长还在看她，还在奇怪地笑着。

小穗子想，可别再碰上那位老首长。她走进一间办公室，四下看看，发现一个人也没有。她摘下棉帽，看着墙上的领袖像。这里的领袖像似乎比文工团的质量更好，你走哪他们眼神跟到哪。她走到墙角，马、恩、列、斯、毛、华都一致看着她。

一个声音说：“你干吗呢？”

小穗子一看，原来招她来的人是王鲁生科长。

“坐、坐。”王鲁生说着，挺着板直的脊背，走到桌前，取了个茶杯，又叫：“通讯员，送壶开水来！”他伸出手，小穗子装着打量环境，没把自己的手给他。

王鲁生说：“恭喜你提干啊。”

这对小穗子倒是个新闻。提干报告打上去快一年了，似乎一直被遗失或遗忘在哪个环节上。她说那谢谢你了。她不论青红皂白先谢他，不然他又搬出账本说：你提干有我的心血。可是账本还是搬出来了，王鲁生悲剧兮兮地说：“你提干，我是投入不少心血的。”

通讯员提一个漆着“政治部”字样的暖壶，站在门口大喊“报告”。王鲁生走过去，接过暖壶。小穗子一看不好，门关上了。

小穗子听他讲起事件的经过。王鲁生说，本来她条件也算成熟，特别是创作业务，很突出。文工团的报告打上来，专门提到她的创作成绩，说她改正错误改得十分彻底。一般做政治工作的人心里都有数，小偷和男女作风都是一犯再犯，难改。文工团领导认为小穗子很不容易，就改得很彻底。

他停下来，大首长那样细咂一口茶。

小穗子听见丁零零的响声，奇怪什么在响，一看她手上端的茶杯盖子不停地磕着杯。她赶紧把打着寒噤的茶杯搁下。玻璃板下面压了块绿毡子，毡子上有一张课程表。王鲁生科长也在上电大。

“不过呢，有个人跑去向领导汇报，说你是一直没断过犯错误，她在好几个地方看见你和一个男的卿卿我我。有一次在电影院，她就坐在你们后面，把你们所有的动作都看在眼里。她说你蒙骗了所有的人，她是受你骗最深的人。你想不想知道，举报你的这个人是谁？”

她抬起脸看着他。

“这个人你死也不会想到。”他给她一会儿时间，让她脑子里各种猜疑慌乱地跑个够。“你想想，在你被集体抛弃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么两个人，始终为你说活，偏袒你？其中一个，不用说，是我，另一个呢？”

小穗子摇摇头。她放弃了所有猜测。

“申敏华。”

那个略带男性、驼背塌腰的申敏华。一度追查反动谣言，追到她那儿，她全认了。一星期的审问后，她回了北京。不久她传的谣言被证实既不反动也不是谣言。申敏华一贯和人唱反调，原来因为她是个暗藏的高干子女。

“你没想到吧？”

小穗子承认她死也不会想到。

“她说了你一堆难听话，说你天性弱点太大，多大屈辱都不会让你长记性，记得要永远跟人斗狠，不谈恋爱就是不谈恋爱。她在转业前把这话告诉了一个人，这人又传给了领导，让他们谨慎考虑你的提干。”

保密室在楼后面处理文件。成了黑色灰烬的秘密，在冬天的好太阳里飞着，从王鲁生的窗前飞过，一些落在光溜溜的树枝上。

王鲁生说：“幸亏有我。”他笑了笑，他这样一笑就是另一个人，在讽刺着那个一本正经、充满理想主义的自我。“知道吧？我其实也是假公济私。我一方面觉得要还你一个公道，另一方面，我是为我自己。”

来了，真正的清算来了。高利贷，驴打滚。

小穗子说：“那可真得好好谢你啦。”

“你看，这么多年，我的心你也看出来了。别人说你什么，我不管，我还是一心一意等你的。”在桌子下面，他穿三截头皮鞋的脚夹住了小穗子的脚。只不过是脚，她却觉得让他触到了女性最神圣、最隐秘、最致命的地方。她抓了棉帽站起身，对他不挑破地然后满口道谢，告别，叫他有空来文工团玩。

她走到门口，王鲁生一把将她拉回来。她装着给逗急的样子说：“你干吗呀？”

“看你怎么谢我。”他戴着两颗完美洁白的假牙，笑嘻嘻地凑上来，“在电影院和那个人都行，就和我不行呀？”他的笑是笑给一个贱骨头的。

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着脸哭起来。他不动了，一声也没有。

她出了他的办公室，一直奔到操场上。她的布底鞋在柏油地上踏动，发出麻木的声响，她恨这脚，他碰过的脚。她突然恨身上的军装，因为他也穿着它。

小穗子从中越边境打起仗之后，就没再见刘越。她把王鲁生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写信告诉了他，就和军区的几个记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车。

几个月后，她从野战医院回到城里，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过境迁。

我们把小穗子的变化归结为她地位的改变：作品上了大报，全国的大报呢。她一脑壳乱七八糟的东西终于有了正经出路。幸亏没跟邵冬骏成家，邵冬骏被打伤后再也不肯练功，长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氽肉丸子。我们不知道小穗子正经历的苦楚。她一回来就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自杀未遂，为着拉回刘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篮球队，说刘越个王八羔子把他们闺女的甜头都吃了，就想不认账了。

小穗子后来去了北京的电影厂修改剧本。临走她听说刘越的女朋友跟一帮高干子女搞色情舞会，被人检举了。刘越和她取消了婚约。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军区举行了一场自一九六五年后最大的军事演习。一星期的行军后，篮球队要在驻地搞表演赛，几十个球员住在机关直属队营地。体工队、警卫营、通讯营一块分担驻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时的岗。我们偶尔看见刘越独自在球架下练球，嘴上叼根香烟。他练球时眼睛从不斜视，投了好球也不像过去那样满面得意了。他几乎不苟言笑，我们忘了他有颗生动的小虎牙。

我们一看见他练球就远远地站着观看。那也是一种舞蹈，每一个腾空都和地心引力挣扎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铸塑在空间，成为一个完美的塑像。县城中学的球场在墨绿的山岙里，冬天的雨粉细地飘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面。刘越给我们的错觉是他每一蹿跳都要发生某种突破。突破自然的极限，成一个自由物体上升。

表演赛他打得非常出色，驻地军分区的部队为他倾倒。比赛的第二天晚上，一个十六岁的新球员发低烧，刘越便为他代一小时的夜岗。他是军官，按说不必站岗，但他总是替年纪小的新球员站夜岗。

他披着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里的山显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绿和淡蓝的点点磷火。过了这座山，再行军一天，就是大演习的地点。野战军已经先到达了，野战包扎所和后勤部门正在夜行军向那里进发。直属队清晨四点就要开拔。刘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点，还有一小时。他的右手按在手枪上，手枪被他抽出枪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这是打开了保险的枪，饱含子弹，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个公共厕所，厕所有十个窗口，正对着哨位，若是刘越此刻练靶，他可以拿它们瞄准。厕所里的黄浑灯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尔有急匆匆向那里去的人影，刘越便问一声口令。对方一面回着口令，一面已进了厕所。不少人对口令毫不认真，随便回一句话冲进厕所里。就在这时，一个挺拔的身影从政治部宿营地出来，快步向厕所走。他斜穿过刘越面前的开阔地，步子自信，弹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个政治部首长看上去十分荒谬，至少刘越这样认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长愣住了。

“口令！”

“是我，组织部的……”

“不准动！口令！”

“我要上厕所！”

“再动我开枪了！”

……他终于把口令记起来。

但是太迟了，刘越的“五四式”已响了，后坐力已震麻了他的手。

所有的灯全亮了，穿白色和黄色军用衬裤衬衣的士兵和军官们拥到寒冷里，问出了什么情况，谁走了火。警卫营一个连长跑来，见刘越把手枪口朝天，两脚站得很开，身体重心完全在中心。一个洋气的打枪姿势，像从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里模仿来的。他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打枪？！”

刘越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几个人已把倒在血泊里的人认了出来，叫着，是组织部的王科长……

眨眼间担架来了，抢救器具跟了一大串。此刻射击的后坐力似乎震麻了刘越的全身，他身体一矮，就地坐下来。保卫科长睡眼惺忪地问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问了他三次口令，他不回答。”刘越用平直的声音说。

调查下来，有人说他听见刘越只问了两次。他说那时他也起身了，正准备上厕所，怕起床号一响，厕所人满为患。他还听见王科长清楚地回答，他是组织部的。再回来问刘越，他一口咬定当时他问了三次口令，并且，对方什么也没回答，他是根据演习的规定开枪的。当然，他忘了首先警示。

王鲁生科长的伤势很重，直到演习结束才脱离危险。子弹从他颈子的侧面钻入，伤及颈椎，有终身瘫痪的可能性。他说刘越第一次问他口令时，他一时没想起来，但马上报了身份。第二次再问，他正确地回答了口令，并且问了回令。刘越说王科长绝对记错了。

虽然事故不小，但也算每次大型军事演习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责任追究渐渐成了扯皮。曾经调查过刘越揍人事件的两位保卫干事看着振振有词的刘越，心里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事故，其中必有他们看不透的原因。刘越已不再是首长未来的女婿，他有词没词，不会像上次那样不了了之。

两大军区正好在合并，体工队以人员调整的名义，把刘越调到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去当宣传干事了，主要职责是抓部队基层体育活动。

小穗子在北京的两年里，起初每周和刘越通两封信，后来变成一周一封。信从西藏走到北京有时要半个月，有时更长。刘越总是不断地下部队，一个地方待不了几天，收信越来越难。他开始弄摄影，小穗子从他寄的照片里看见他新涉足的地方、新结识的人。到了一年后，他们俩就是两三个月通一封信了。

小穗子终于告诉刘越，她有了男朋友。刘越从此不来信了。半年后，小穗子收到了他一封短信，说都怪他，三年前在那条脏兮兮的小街上，听她讲了王鲁生的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没力量跟那么多人对抗，他在那之后倒向了首长的女儿。“事情先错在我这里，穗子，不怪你。”似乎他收到她宣布有男朋友的信之后，一口气就噎在那里，半年后才呼出来。呼出来，徐缓而黯然神伤，已有一点缅怀和回顾。

小穗子回文工团才知道王鲁生两年前受了枪伤，至今还在恢复站立和行走功能。听这故事时，她在院子里晒棉被。一个月的阴雨，褥子下出现了一层霉霜，天一放晴，院子和楼上一片草绿棉被。小穗子身体在绿军棉的夹道里，听我们中某个人把大演习中的事故告诉了她。她一动不动，刚洗的头发随意披散，水滴把她天蓝毛衣的肩洇成一片深色。那是小穗子留给我们的一个奇怪印象：她突然记起她失去了什么。

他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出来，看见走来的小穗子。迎面的大窗给战士们擦得贼亮，高原的阳光灌进来，使她的形影显得曝光过度。他一时站住了，和她隔着三步。其实不必的，他只看她军帽外微卷的发丝就能认出她，不必这样细看。

“刘越。”

“你呀？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握手，讲些非讲不可的见面词。太阳照在他脸上。他高原人的脸，只有虎牙依旧。

她告诉他，她来是为了采访。他说好啊，他哪儿都能带她去。楼梯上他停下来。她在上面一个台阶，脸和脸平齐。她看着他的正连级军阶，和她的一模一样。

他说：“哎，你欠我的口香糖呢？”

“那天你说有两句话的。你说了一句，留了一句，留的那句呢？”

他眼睛没有老，还单纯如孩童。眼睛好伤心，嘴巴却是一个牛仔式的笑。是走一个地方，丢一个恋人的牛仔，他们的那种笑告诉你，谁拿它当真谁负责。他就这样笑着说：“留的这句和前面那句是一样的，所以是句废话。”

办公楼外面，是高原的盛夏。

奇才

毕奇回来的时候是八月，是萧穗子出事之后的第六十八天。穗子把这记得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整整六十八天没一个人跟她讲过话。连“练功去呀”、“发白糖啦”、“借我点洗发膏小萧”这样的话都没人和她讲。可这天下午两点多，在一片知了的呐喊声中，穗子听到一声：“没睡午觉啊，小萧？”

穗子愣了，回头一看是毕奇，拎了一个网兜，兜着他的脸盆、牙具和拖鞋，还有就是大半盆毛桃。他的提琴斜背在背上，迈着小儿麻痹式的步子。十七岁的首席提琴手毕奇像世上大部分天才那样隐约带一点怪胎的影子。不同于其他天才的是毕奇特别明白自己，明白与他的天才搭配而来的低能是瞒不了谁的，因而他两只大眼总是歉意的、难堪的。因而文工团的人对毕奇从开始就另眼看待，觉得不照顾这个既蠢又懦弱的天才毕奇心里过不去。

穗子站在练功房窗口，眼睛还盯着毕奇的背影。毕奇是唯一不知道她丑事的人，否则他不会主动同她打招呼。穗子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此仁义，竟忘了把她的两百多封情书落网经过告诉仅在十来里以外的音乐学院进修的毕奇。也就是说，唯有毕奇不知道穗子在情书里写过多少馊话，还把她当纯洁无邪的“小萧”。

这会儿哪怕只有一个人把她当好人，穗子也知足了。她含着泪看毕奇已走到了宿舍楼的楼梯口，给几个下楼来的男兵围住，给他们拍头打肩。很快女兵们也来了，说毕奇“瘦了胖了”。毕奇挨一记亲热就缩缩颈子，咧嘴傻笑，任逗任宠的样子。

其实毕奇并不难看的。就凭他母亲的模样，也不该认为他难看。毕奇有个漂亮的寡妇母亲，把毕奇从北京一路送到成都。火车上几十个新兵挤在七八个座位上，毕奇母亲对其他新兵说：“劳驾了，请让一让，毕奇这会要练琴了。”或者：“真对不住，请让一让，毕奇要睡一会儿。这孩子身体太差，不睡非垮不可。”毕奇比其他新兵小一两岁，看上去小更多，并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五岁就独奏，因此都很服从毕奇母亲，心甘情愿地让着毕奇，腾地方给他练琴、睡觉、做体操。后来，毕奇母亲说：“请让一让，毕奇得加餐了。”所谓加餐，就是吃零嘴。大家很快都被毕奇母亲说服了：世界上人分两种，一种是天才，一种不是天才。摊上毕奇这样的天才是没办法的，连她做母亲的都没办法，只能多忍受多牺牲。连司令员也没办法，听了毕奇的演奏就去挖地方乐团的墙角，把十三岁的首席提琴毕奇挖来了。

新兵连一屋有三十张上下铺，毕奇母亲一看毕奇分配到的是张上铺，便拍拍那张下铺对毕奇说：“奇奇你睡下铺。”下铺的新兵说：“慢着，下铺贴的是我的名字！”毕奇母亲说：“那一准是贴错了。你看我们能睡上铺吗？奇奇的胳膊腿儿要像孩子你这么好使，我准敲锣打鼓送他上上铺！他要像你这样利索，我可福气死喽！”她一搂那新兵的肩膀，笑容香喷喷的。

大家于是都去看毕奇的手、脚、四肢。那是春节过后，毕奇的一双大肥手上长着紫红冻疮。毕奇的身体是七八岁儿童的，手脚却是中年人的，并且是发福的中年人。他左边脖子上的那块皮肤是老年人的，又暗又糙，毕奇母亲说想知道奇奇从小练琴吃多大苦头，就看看这块皮肉。毕奇母亲这时已把毕奇的被包卷打开，摊在下铺上。被包卷里包着十多包奶粉、几大瓶肉松。大家许久没见到这样高级的食物了，脸都红起来，赶紧全躲开。毕奇母亲很快和大家讲了道理：看着毕奇是在吃好吃的，实际上他是在吃药，不吃你们就等着瞧吧，不出一礼拜他就得犯贫血。

拉起琴来的毕奇是另一个人，四肢也合作协调了，大眼睛也不怯生生了。他拎着提琴走上台时一点都没有他素来的蹒跚。台风也极其漂亮，甚至有点独断专横的气质，琴不响人都给他震得抽口冷气。琴一响反而倒没什么了，观众对音乐识好歹的又有几个？不过看着看着，人们还是会莫名其妙地激动。看毕奇薄薄一片瓦似的头发在他锃亮的大奔儿头上甩下甩上，甩得那样潇洒，那样激情澎湃，人们无法不受感染。

穗子印象中，毕奇几乎是无语的。总是夹着小提琴，两个大平足一拐一拐，急匆匆要躲到没人惹他的地方去练琴。大家惹他也出于疼爱，拎一把他的肥大耳朵，踢一脚他的儿童屁股蛋，或者抬起他的两手两脚给他坐“滑杆”。毕奇上台独奏从不自己化妆，把脸往谁面前一伸就可以了。有时几个男演员无聊了，便把毕奇的脸化成个美女，毕奇并不去照镜子，下台后才发现。那是人们见毕奇给惹哭的时候。他哭起来是不怕羞的，一面呜咽一面控诉，完全是个忍无可忍而告状的孩子。毕奇呜啊呜地向老吴告状，口水在嘴唇上拉丝儿，鼻涕在鼻孔前吹泡，老吴便真跟惹毕奇的人生气。老吴一开始听毕奇拉琴就不行了。虽然是末席提琴，但老吴对于音乐最识好歹。

几天后的一个晚餐时间，很多人围着毕奇说笑。穗子非常害怕，老拿眼梢去瞟他们。只要有谁朝她这边看一眼，她便在心里说完了，他们正在把她的事情告诉毕奇。她现在唯有在毕奇跟前还有脸面。有个人给你点脸面多么不容易，这对于垂死地希望同人们恢复正常接触的穗子是根救命稻草。

穗子见毕奇走过来了。她嗓子眼紧得一口饭也咽不下去。假如毕奇看见她当没看见，就说明有人已把她干下的好事告诉了他。他却向她笑笑。她在这个笑里没找到任何破绽。她一口气松下来，看着毕奇笨头笨脑在洗碗池那儿洗碗、接水、仰脖子漱口，军帽顺着脊梁滑下来。在毕奇心里她还清白。一阵窃喜使穗子又犯起轻骨头来，脚也飘然了，原地来了个劈叉大跳。人们不是那么彻底地残忍。穗子呆着，一道晚霞照进来，桌上的一群大苍蝇五彩缤纷。

直到十月国庆的繁忙演出，毕奇似乎始终蒙在鼓里。穗子仍是揪心，一旦看见有人跟毕奇眉飞色舞地说话，她便提心吊胆：毕奇马上要知道她穗子闯下什么丢脸大祸了。她看见老吴跟毕奇都抱着琴拨弦，老吴说着什么，毕奇朝男女演员这边看看，笑笑。老吴嘴很缺德，只对毕奇一人留情。老吴说哪个女演员瘦便说她“一身鸡骨头”，说谁踢后腿是“狗子撒尿”，说谁腿短，就叫谁“两条腿的大提琴”。一身缺陷的毕奇却从没让老吴糟蹋过。老吴爱毕奇爱到什么都替他做的程度。他替毕奇灌暖壶，替毕奇钉棉被，吃毕奇的包子皮和肥肉皮，也替他受过。一次年度打靶，老吴和毕奇站靶场警戒哨，不准行人进入靶场外围，以免被流弹伤着。老吴站东南，毕奇站西南，老吴远远看见西南边灌木丛里出没一个人影，立刻向卧在几百米外的射击手们挥旗大叫：“停止射击……”却来不及了，一颗流弹落在一个打猪草的老太太腿上。毕奇傻眼看看血泊里的老太太，老老实实告诉老吴他一个盹儿工夫把老太太放进了靶场。老吴叫他闭嘴，责任由他去推卸。他说：“毕奇你别脓包啊，让他们诈出真话你就脱军装吧！”老吴把责任开脱得很好，开脱不掉的一点儿自己替毕奇顶了。谁也不知道老吴的档案里是否为此留了阴影。老吴不在乎，他非党非团，又是末席，还能往哪里贬？只叫毕奇成了音乐伟人别没良心，忘了为他牺牲的末席老吴和贫农瘸奶奶。

穗子紧盯着老吴薄薄的嘴唇，生怕它们摆出“萧穗子”三个字的形状。还好，好像没有，他和毕奇谈论着一段旋律下乐池去了。

灯暗下来，观众席静得只听到人们不断咳嗽，“喀喀”地吐痰。

乐池里的校音声也敛息了。男女演员们挺胸收腹，准备一个个冲刺出去。

指挥棒抬起，一小阵，又放下来。指挥问首席提琴毕奇怎么了。毕奇说有人音不准。于是他又给个音，大家又校一遍。毕奇再领头，又是一遍。他对指挥说，就差那一点，就那一扣扣儿……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老三老四，所以五十岁的指挥尴尬一瞬，帅劲马上就还原了。

毕奇的提琴独奏靠后半场，三次谢幕后，汗把他的薄毛料军装后背打得浇湿。女兵们一块儿上去给他打扇子，擦汗，端冰镇牛奶。女兵们疼他的时候嘴里总有几声骂：“又没睡午觉！”“又藏在哪儿练琴！”“累不死啊？”毕奇就那样站着，脸上有一点羞愧。毕奇毕竟很纯洁，女性的触碰使他多少有些受罪。

穗子在毕奇走过去时本想说句什么。什么都行，比方“拉得真棒”之类的废话。但她临时又变卦，佝腰装着整理舞鞋去了。她看见那双穿锃亮“三接头”的大平足从她身边走过去，不久听见一声：“奇奇！”不必看也知道是妞妞和丫丫。

妞妞有一米八○的个头，却梳两根细辫子。丫丫膀大腰圆，一口老烟牙。两人都说极不地道的四川话或极不标准的普通话。所有司令、政委的儿女都是这样一口话：超越省界的、涵括东西南北的、高于任何乡俗的洋泾浜。

她们大声和毕奇说话，一口一个“奇奇”。她们是在奇奇独奏的前一分钟进剧场的，奇奇上面谢幕，她们下面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除了奇奇，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傻蹦”、“瞎吼”。有时她们心情特别好，也会把领舞演员或独唱演员招呼一下，说：“哎，那谁，过来过来。”过去后，丫丫会上下打量她（他）一下，说：“跳得还不错，叫什么呀？”告诉她们叫什么，姓什么，她们说：“不错。过去怎么没看到你呀？”假如她们心情好得要命，她们会把送给毕奇的巧克力、麦乳精分一点出来，赏给她（他）。极偶然地，两姐妹会把个别男女演员开车接走，带到岗哨森严的司令楼里，请他们听奇怪的音乐（爵士），吃一种叫“吐司”的东西，却明明就是面包。毕奇每回都是半个主人，帮着挑唱盘。演员们受宠若惊，坐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地听上两三个钟头，终于听完了，丫丫总会发现新大陆地说：“你的眉毛描过吧……”或说：“你脸上搽了胭脂吧……”当然，被丫丫揭穿的多半都是事实，演员们去她们家总要给自己形象加工。这样姐妹俩就倒了胃口，觉得文工团员浅薄虚荣是没错的了。破天荒也是有的：姐妹俩跟几个演员偶然也会交往下去，直到谈及家庭门第。在这方面姐妹俩最受不了谎言。一旦发现谁撒谎，丫丫便会说：“人家毕奇就不撒谎，他爸被镇压又怎么样？还是挡不住人家成为大音乐家！”当然这样讲得要很大派头，连文工团领导都讲不起这话。

冬天文工团和军区部队一块下乡，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演习。毕奇变得闷闷不乐。他仇恨冬训，第一是每回冬训他手上的冻疮就发作得一塌糊涂；第二，他不能保持每天十小时的练琴；第三，他的那对平足在急行军夜行军中会充分显出劣势。

这是个多雨的季节。文工团兵分四路组成战地鼓动队。穗子和毕奇都在老吴的旗下。大部队的行军是沿着盘山公路。而鼓动队必须插小道超到大部队前面。小道上一脚下去黄泥齐踝，才两里路所有人老了似的喘。听见一声沉闷的“我操”，大家知道毕奇又摔了一跤。老吴鼓动队长也不做了，专门去照顾毕奇。老兵说雨天行军跌跤不能超过三次，不然人就给跌散神了。毕奇少说已跌了十跤，神散了形也散了，最后一跤把架着他的老吴也拽倒。老吴说：“好样的，爬起来！”毕奇的大平足麻木地搓动几下，却没爬起来。老吴心里很虚，但嘴巴仍旧斗志昂扬：“我就不信咱们毕奇今天就爬不起来！一、二、三……哟！”

毕奇的两脚又蹬几下，再蹬几下。他长着冻疮的肥大耳朵往下一耷拉，嘴啃在泥里，成了一尊完整的泥胎。他抬起脸，人们看见眼泪飞快地从黄泥里冲出来，两片泥嘴唇之间一根亮晶晶的水涎。毕奇“呜呜”地哭，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控诉：“……袜子都缩到脚心了……裤衩让汗给弄湿了，特磨得慌……这什么破路？！什么破天气？！老不晴……”

大家围在他身边，瞪着眼看他，几个女兵恨不得和他一块骂，陪他一块哭。老吴这时把自己背上的被包和锣鼓交给一个男兵，对毕奇说：“来喽，老吴今天做老驴了。”他“吭哧”一声把毕奇背起来，又说：“我他妈的连自己儿子都没背过。”

老吴背着毕奇走走歇歇，到达鼓动地点时，大部队早已过去了。晚上领导当全团人的面革了老吴鼓动队长的职。老吴对毕奇说：“我老吴为我老子都没受过这种气。毕奇你以后成了大音乐家可要孝敬我老吴。”

大家这时都围着炊事班的炊火烫脚，没有凳子，只能站着，先烫一只脚，再烫第二只。老吴却搬了几块柴让毕奇坐。有人逗毕奇，说毕奇认老吴做爹算了，老吴这么疼你，亲爹都不会帮你洗脚、挑水泡。

毕奇只笑，露颗小虎牙。老吴捧着毕奇搁在他膝盖上的脚，上面的十几个水泡穿了刺，扎着引流液体的头发，乍看快成仙人掌了。老吴说：“怎么样？毕奇，就差给你把屎把尿了。”

毕奇又羞了，说：“哎呀老吴！”

老吴说：“屎尿咋个了？毕奇也太纯洁了。未必马克思就不屙屎？”

大家笑着说老吴反动，老吴太粗，不配做毕奇的爹。

毕奇这时抬起头，正好看见穗子。他笑了一下。穗子想，人们怎么了？从此对毕奇瞒下了她穗子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了？军训期间除了演出几乎没人练功。谁都没这份体力。不演出的晚上，大家洗洗衣服，早早就滚地铺了。文工团住的是一所小学，后面有座破礼堂。偶尔需要排练，就去那里。天刚亮穗子已练功练得一身汗，见毕奇一手提谱夹一手拎琴盒进来。他说：“小萧真刻苦啊，觉都不睡！”穗子说你不也挺刻苦的。毕奇一边摆好谱子一边说：“天天这么翻跟斗，非摔了不可。”

穗子原以为她私练“抢背”并没人留心。她脱下练功鞋，换了棉鞋，去取挂在锈铁钉上的棉衣。毕奇说：“哟快看！”穗子吓一跳，转过脸，见毕奇已经在她身后，离她半步远。他指着她侧腰说：“你刚才伸胳膊我都看见你肋排骨了，一条一条特清楚！”她笑起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女舞蹈演员瘦得见骨，那是福气，举起胳膊还不见肋排骨，在舞台上就成猪了。

毕奇像刚懂道理一样点头。

穗子说：“你练琴吧，我练完了。”毕奇说：“我打赌你不到八十斤。”

穗子把海蓝练功服袖子一撸，说：“那也比你有肌肉！看见没有——”她一捏拳，大臂上真出来个小疙瘩。

毕奇便伸手上来摸了摸，说还真是肌肉！他又用两个虎口一比，说：“你的腰肯定比这还细。”穗子马上说不可能，我又不是只马蜂。她像所有舞蹈队女孩那样歪脖子拧下巴，嘴上是吵架，眼里柔情似水。她在很多年后奇怪，经受了一场奇耻大辱之后，她怎么仍在这个时刻跃跃欲试地想作怪？

毕奇说：“那我量量看。”他两只大胖手带着冻疮和松香粉末傻乎乎地卡了上来：“你看，差不多吧？也就稍微粗一扣扣儿！”

他的手弄得穗子痒了，咯咯地笑着躲闪。毕奇说他打赌她腿上肯定没什么肌肉。穗子不服，把一条腿单举起来，控在空中，缓缓划动，一面说：“没肌肉能做这个？你掐表吧，十分钟之内我这条腿不带落地的！”毕奇还是不以为然，穗子急了，说：“那你来一个试试！”毕奇把腿一绷，说：“来，摸摸看，咱这肌肉一块块都不含糊！”穗子觉得伸手去摸不大成体统，但又一想，男兵女兵常常在一块掰腕子，有时还会打闹得滚作一团，认为“不成体统”，只说明自己思想复杂。“思想复杂”是最刺痛穗子的一个罪名。穗子思维飞转的时候，毕奇已捉住她的手，捺在他腿上。毕奇的腿果然挺结实。毕奇把她的手领到肚子上，说：“看看咱这腹肌！”

穗子彻底放心了：假如人们这时还不把她的事告诉毕奇，就不会告诉了。倒不是穗子对毕奇有非分之想，只是她太看重毕奇给她的这份平等和尊严。

打靶之前出了事故。毕奇半夜口渴，起来喝水，喝了行军壶里灌的擦枪油。每隔半小时，毕奇便要呕吐一次，腹泻一次。老吴忙坏了，打着电筒、架着毕奇在茅厕和宿舍之间飞快往返。最后仍是无济于事，还没跑到茅厕毕奇就不行了。老吴咬牙切齿地说：“夹紧屁股，屏住呼吸，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毕奇身体一垮，老吴知道这下坏了，全到裤子里了。

老吴怎么也拽不动毕奇。他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老吴一说：“总得洗吧？总得换裤儿吧？”他就哭得更伤心。老吴很懂毕奇，他自尊心太强，宁死也不要人收拾他裤子内被粗粗消化过的枪油。

擦洗干净后的毕奇躺在被窝里，不理睬劝水劝汤的老吴。老吴明白他羞坏了，并且心里有太多的知恩和感激，若要表达，更令他害羞。老吴说：“你龟儿真做老吴儿子了——老子给你把屎把尿了。”

到中午连军区首长都来看望毕奇了。然后毕奇就让首长的车给送到了军分区医院。一礼拜后毕奇还是吃什么吐什么，一个人瘦得只剩个大脑壳和一对大手、一双大脚。妞妞和丫丫从成都赶来。妞妞一见毕奇眼圈也红了。丫丫把医生护士叫来大发脾气，说这么简单的病情都处理不了，干脆回老家做赤脚医生去。丫丫指示给毕奇用她带来的营养液，又指示把毕奇同屋的三个病号搬出去。姐妹俩在招待所要了间房，一早便到毕奇床边来监督治疗，开始是把早餐带过来吃，后来洗漱、早厕都挪到了这边。毕奇脸上果真有了人色。一天早晨例行抽血，妞妞见小护士扎得毕奇咧嘴，便斯斯文文地训导起来，说：“你以为人人都跟连队来的糙大兵似的，吃了你们的苦是哑巴吃黄连？”

一个老护士这时跑进来，一把逮住妞妞就往走廊里拖。“今天让我逮着了——我说怎么天天早上有人在女厕所大便不冲水……”

妞妞已给她拖到走廊上，一个劲地挣扎。老护士说：“去，把你拉的大便给我冲掉！”

妞妞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丫丫跑出来保护姐姐，说：“你再不放手？！放不放……好，好。现在不放，可就来不及了，马上你就要知道我们是谁了。”

有人凑到老护士耳边告诉她：“这姐妹俩是司令员的女儿。”

老护士说：“司令员的女儿就拉了大便不冲啊？”

老护士这话非常在理，非常合逻辑，也非常有原则。连妞妞和丫丫都觉得理亏起来。但俩人毕竟是女孩子，一口咬定老护士老眼昏花，诬陷好人。科主任这时开始查房，听走廊上乱便出来搞治安。丫丫和妞妞回到毕奇病床边，听老护士大声说：“司令员的娃儿也要讲卫生！不行让司令员自己来评评理……”

军训结束回到成都，是春节前夕。老吴交代了毕奇如何吃药，如何休养，便匆匆回家探亲了。其实毕奇已经康复了，人也胖了不少，早就开始吃正常伙食了。初一早上他照旧练琴，结束后拿了饭盒到伙房打饭，这才记起初一伙房不开伙，而是分发给每人半斤面、半斤肉馅，由大家自己去包饺子。大家往往自己结伴，五六个人合成一组，擀皮儿的擀皮儿，包馅儿的包馅儿，同时胡聊，或者斗嘴。

穗子受到一组人的邀请，感动得心也要化了。半年来这还是第一个集体向她展开怀抱。但她忽然发现各组都没有毕奇，知道他又躲到什么别人找不见的地方练琴去了。她便撒了个谎，说另外一组人已邀请了她。

穗子撒谎是因为毕奇。假如她告诉人们，毕奇尚未入伙，大家一定会等他练完琴冒出来时，拉他入伙。那伙人里万一斗嘴逗得过分，说出穗子的事来，穗子从此连最后的尊严也没了。她见过类似情形：斗争归斗争，事情一过半年，人们就会拿当事男女开玩笑，假如有人说：“哎，小萧，怎么不和你男朋友一块包饺子啊？”穗子在毕奇面前就原形毕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毕奇给她的一份友情，基于他仍旧认为她单纯无邪。半年中，从夏到冬，毕奇的友情成了穗子的空气和水。

她领到面和肉馅，等着毕奇。见到他，她说她起床晚了，别人都搭了伙，她只好单干。毕奇特别高兴，说我来擀皮儿吧，你这个南方佬儿肯定不会擀皮儿。穗子不动声色，把面和好，不紧不慢操起了擀面杖。毕奇大手直拍，连连喝彩：“嗬！嗬！南方人擀成这样也还凑合。”吃饭时毕奇谈到他母亲。他说他跟母亲每隔两天就通一封信。妞妞和丫丫接他去司令员宅子，也请他用司令员专线给母亲打电话。

他忽然说：“你好像挺脱离群众的。”

穗子说：“没有啊。”

“你不太合群。”

“谁说的？”

“你说我呢，小萧，我合不合群？”

穗子说：“你当然合群了，你群众关系最好了。”

他说：“咳，咱本身就是群众嘛。”说完他笑起来，大眼睛弯弯长眉飞舞，一点也没有平时怯懦木讷的样子。穗子想，毕奇倒跟她挺合得来，说不定他也拿她的友情当回事呢。她还发现毕奇有个不正常的地方：对别人的事，他一个字都不谈，似乎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周围的人怎样活着，亦似乎他知道也不感兴趣。

春节之后，复员、转业的名单公布下来。名单里有老吴。老吴委屈冲天，说文工团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吃了柑子砍树，掏空了豆瓣酱砸酱缸。他在文工团领导面前却说另一番话：这么多年他老吴不是无怨无悔地做末席吗？末席，就是最小一颗螺丝钉，只能由他这样思想过硬、不图名不图利的老同志来当。最后他老泪纵横，说毕奇和他处得跟爷儿俩似的，他走了，谁来照顾毕奇？毕奇可不是螺丝钉，而是主机哟。

老吴哭了一场又一场，有真哭有假哭，从文工团哭到政治部。最后政治部再三研究，结果是再次决定让老吴复员。老吴跟毕奇说：“老子非去偷杆机关枪来，扫平文工团，扫平政治部。”毕奇说：“机关枪恐怕不好偷。”老吴说：“冲锋枪也行。”说着老吴两手抱着头，又哭了。

而老吴却被惊险地挽救了下来。毕奇跟妞妞求情，妞妞又向她爸求情，在老吴将要踏上回他那小县城的火车之前，把老吴抢了下来。这桩事丫丫跟妞妞与毕奇分歧颇大，她说老吴这种充数滥竽早该扔出去，正是他这种人的存在，中国音乐才这么悲哀。丫丫说：“知道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是什么吗？是艺术。”

老吴又恢复成一贯的老油条，满嘴俏皮话牢骚话，早上叫他起床出操，他仍旧说：“出你妈啥子操哟，把老子皮鞋都崴断喽！”和以往不同的是，老吴开始收学生。他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欠了一屁股人情，政治部干部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吴这里来免费学琴。老吴到处跟人说：“他们请我‘误人子弟’，我只好照办。”他心里图的是和办实事的人搞好关系，就不会在下次转业中让文工团领导下他的毒手。一次老吴出差，把学生们交给毕奇。等老吴回来，一个学生说毕奇揍了他。老吴非常吃惊，问毕奇怎么回事。毕奇一口否认，说：“老吴你想我会揍他吗？我又不是他老师。”老吴不知如何断案：懦弱的毕奇不可能揍人，也犯不上揍人。而那学生的叙述又十分逼真，也难以推翻。那个八岁男孩甚至说毕奇的手又大又厚，熊掌一样拍下来时，让他感觉“霎时间天昏地又暗”……

老吴觉得学生的形容是有根据的。他又回去找毕奇。毕奇正练琴，老吴坐在一边等。他明白毕奇对什么都无所求，只求一份清静，在他练琴练到一半时不被打断。一支练习曲圆满结束，老吴还在等。他知道毕奇刚拉完曲子你说什么他都不明白，或者明白了也靠不住。得等他自个醒过懵来，主动和你说话，才是有效的。终于毕奇看见钢琴凳上坐着个人。是老吴。他说：“哟，老吴啊。”

老吴说：“你小子告诉我一句实话。你揍没揍那个娃娃我都无所谓，但你必须说实话。”

毕奇急得更口讷了，说：“我凭什么揍……揍他呀？就他、他也配我揍他？”

“那他凭什么胡编啊？”

“那、那我怎么知道？”

“毕奇，他爸可是管着干部提升、调任、转业的哟，他回家告你一状，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毕奇瞪着眼，瞪着自己黑暗莫测的前途似的。

好一阵，老吴觉得他确实无辜，只好走了，说：“好吧，你练你的琴吧。我想法拉拢腐蚀那小王八羔子，豁出去这月四两糖果都给他吃。”

老吴走到门口，照例问毕奇有什么事托他办。毕奇从口袋抽出一封信，请老吴替他扔邮筒里。

老吴拿着毕奇给他母亲的信，向文工团大门口走。司务处没开门，他买不了邮票便在台阶上坐下来，晒着早春的太阳。毕奇给他母亲的信没有封口，他看得见洇到劣等信纸背面的字迹。毕奇用英文给他母亲写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老吴会读英文，倒是一个秘密。老吴嘴巴很浑，心里一点不浑，知道胡言乱语都不要紧，会英文却是会惹“里通外国”的祸。因此文工团的人没一个知道老吴在高中还用一口“椒盐英文”朗诵过莎士比亚。老吴想，这时闲着，不如用毕奇的信测测自己英文水平，看是不是忘光了。

打开的信纸上，毕奇这样写道——

亲爱的妈妈：

原谅我前天没有按时给您写信。出了一件事：我揍了老吴的一个学生。我指出他方法完全不对，他不但不听，还说吴老师就那样教他的。我忍无可忍，给了他一个大耳光。我其实揍的不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尽管他愚蠢而可憎，我揍的是那个更愚蠢可憎的老吴。他这样一个大蠢材已给音乐造成极大危害，还嫌不够，还要造就一帮小蠢材，共同来祸害音乐。上封信我告诉您，我怎样替这位大蠢材求情，免去他的转业。（当时我一听说他被处理转业，心里大声为领导们叫好，这些狗屁不懂的领导总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现在我觉得自己也很蠢，只想留下他为我洗衣服刷鞋套被子，就忘了他在我身边将长期用他的琴声折磨我。我几次想告诉他：你也别费劲拉提琴了，不管你怎么拉，听起来都是板胡。我的痛苦在于整个乐团都是老吴这样的人，既无天分又无素养，并且愚蠢得可怕。他们前天晚上很神秘地请我去布景库房，说有一个秘密音乐会。库房的门窗还用棉被遮了起来。有人打开一架留声机，宣布“音乐会”开始。等结束拉亮灯时，我发现所有人都两眼痴呆，含着眼泪。您知道什么让他们这样激动吗？《梁祝》。连《梁祝》这样肤浅庸俗的东西也能把他们打动成这样！

这一点倒是妞妞和丫丫胜过他们了。至少她们不会用《梁祝》来开音乐上的洋荤。尽管这两姐妹也是一对白痴，毕竟在音乐上见了点世面，知道拿门德尔松、布拉姆斯装装门面。对了，我忘了把丫丫找出的一张父亲的演奏唱片寄给您。上面还有父亲的相片。不知她挖空心思找它时什么感觉。难道不觉得挺荒谬？她的父亲把我的父亲当成凶恶的敌人。我常常想拒绝她们的邀请，但又禁不住打免费长途的诱惑。毕竟我能常常听见您的声音啊。而每次到她们家，我就更讨厌她们。文工团的白痴们尽管不可饶恕，毕竟还辛苦卖力；而她们会什么？什么也不会。两条生在特权里的寄生虫。每回坐在那间巨大的客厅里，我就想，我原该拥有这一切，她们把我的夺走了。

您上封信提到要为我抄的“巴哈”，我已从刘教授那里借了一份，那个姓萧的女孩会帮我抄。她抄谱抄得还不错，加之她十二分地巴结。本来我听说她的家境和我们相仿，倒和她有同病相怜之感，不料她倒同我热切起来，好像我不知道她在夏天挨批斗的事情。我以为我们这样家境的子女一旦有机会就会殊死奋斗，看来不尽然，也会出她这样的败类。不过我还是会让她帮我抄谱子的。看她讨好的样子，我心里好笑：难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孩？难道我会受你勾引？

成都的天气已转暖，我手上的冻疮也该好了。北京的风沙季节快到了，您要保重。谢谢李楠叔叔，他的推荐虽然失败了，但我仍会一天也不松懈地练琴，音乐学院我总有一天进得去，也许不是去做学生。也许是做一个偶像，当一个偶像树起来后，没人在乎他从什么家庭背景中走出来，您大概又要叫我“做梦者”了。

起床号响了，我得像身边所有虚度年华的人一样进行愚蠢的一系列活动去了。

想念您的奇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耗子

这样一群少女朝你走来时，你会发现她们中丑的那个最为夺目。因为她是唯一的丑姑娘。美貌在此是普遍和一般，而丑陋却是个例外。还因为你觉得这样穿军服的年轻女舞蹈者理所应当是美丽的，丑姑娘反而不同凡响，让你觉得这个明显谬误必定有什么让你一下看不透的坚实理由。她们就这样走在阳光斑斓的梧桐林荫道上，手里端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脸盆，脚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塑料拖鞋。

每年四月，新兵训练结束，这座军营里总要添一群跳舞蹈的年轻女兵，十四五岁，或更年轻些。她们尚未学会军人的内敛，在老兵眼里，个个天真烂漫，活泼讨厌。若是把她们剥得赤身裸体，搁进西欧古典神话的背景，她们便是世世代代男人们梦寐以求的山林小妖。当然，丑女孩黄小玫除外。

这是她们每天必走的路：从练功房到军人服务社，再去浴室，然后回营房。因为跳舞，她们每人每月有一大笔卫生费用，折合出来便是一百来张“光头”票。她们自然不必像男大兵那样把“光头”票花在推光头上，她们可以用两张“光头”票换一张“淋浴”票，或五张“光头”票换一张“小池”票，去享受四小时练功后长长的浴洗。若服务社新到了什么甜食，她们还可以用“光头”票做做贸易，比方十张“光头”票换一斤炒米糖或蜜三刀。她们很快注意到，只有黄小玫从不这样挥霍“光头”票，却总是很舍得把它们开销在“小池”票上。“小池”票很贵，一张够男兵推五个光头。

黄小玫细看并不丑。假如她肯好好给你个正面的话，你会发现她眼睛的形状不错，深深的，一圈粗黑的眼睫毛。眉毛是粗大了些，两个起端隐约连在一起，可以说这是个长一根超长、超粗、超黑眉毛的女孩。还有就是两鬓的走向走出了个浅淡的络腮胡，连同唇上毛茸茸一道阴影，使这张原本俊美的脸大大地吃了亏，变得有些脏相。若推后二十年，搁在九十年代，就全不成问题了，西方女人的除毛剂流通到了中国，黄小玫完全可以眉清目秀。

穿出林荫道，就是司令部办公楼，再往前，有几排红砖红瓦的简易营房，眼下归文工团和体工队的新兵住。营房前一大排水泥池子，供年轻的男女大兵们洗漱浣衣。少女大兵们披散开头发，一人一个艳丽的脸盆，一个盆里一堆晶莹的肥皂泡。她们出着军事训练和舞蹈练功的洋相，不一会儿就闹到了黄小玫身上。谁突然叫起来：“哎呀小黄，教导员刚才到处找你！”

黄小玫从不戳穿她们在消遣她，只说：“真的呀，那麻烦你们照看一下我的脸盆。”

她站起来，甩着两手的肥皂泡，转身走了。大家都一声不响，望着穿衬衣军裤的她奇怪地戴着军帽。黄小玫假如肯好好梳两根小辫，留一排刘海，和其他女孩一样，或许也不会给人认为是丑的。黄小玫却永远一顶军帽，严严实实捂到发际线，即便从浴室回来，所有人都一路梳着湿头发，她一人却不知在帽子里孵化什么秘密。必定就是那个需要她大破费“光头”票去洗“小池”的秘密了。这个秘密越来越煎熬这几个年轻的女兵：到底这丑人想拿帽子瞒住大家什么。她们常常讨论，从新兵训练第一天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有谁见过黄小玫的头发？没有。早晨起床号响，她们一睁眼她已戴好帽子，平时哪怕她身上是裤衩背心，头从不光着，帽子总是周正得可以进仪仗队给司令员行大礼。

黄小玫的脊梁感觉到女兵们一声不出，眼色却快速地飞来飞去。她们的眼睛问答得很热闹：看见了吧？脖子上露的碎头发还是湿的！天天这么捂着，头发里要出虱子了。谁说她有头发？恐怕就是个瘌痢头……黄小玫的脊梁给她们无声的热烈议论弄得无地自容，畏缩得很难看。见她走过灯光球场，拐进了最后一排营房，谁便大声地说：“真作怪呀，就是不摘帽子！”

“你们哪个把她摁倒，动手揭下那帽子不就完了？”

“看看她的头瘌得还剩几根毛。”

“有一种伤寒，死不了的话头发全秃光。”

大部分女兵不同意了，说秃是秃不了的，秃子兵站大岗都不会要，别说文工团了。

这样谈论着，黄小玫从营房那边又拐了出来。她谁也不看，对她们刚才说了什么一清二楚。换个正常人，这是发难的时候了：“那个谁谁谁，你安什么心？教导员根本没找我！”黄小玫什么事也没有，蹲回她的脸盆边上，接着搓衣服。肥皂泡全瘪了，她窝窝囊囊地搓。她是明白的，她们要讲她坏话，不支开她不方便。

谁突然叫起来：“哎呀，洗烂了一毛钱！”

马上有谁接话：“贴贴还能用，给小黄吧。”

“小黄你要不要？”“怎么不要啊？小黄拿去还能买三个糖醋蒜头。”

黄小玫抬起脸，对大家嘿嘿地笑。那种没脾气的笑，伙同别人取乐自己的笑。她当然知道她们指的是什么。她把食堂打来的糖醋蒜头藏在抽屉里当点心吃，被查内务的分队长搜了出来。搜出来的不止蒜头，还有干巴巴的油条、啃得缺牙豁齿的馒头、星期天早餐的炸花生米、星期四午餐的卤豆腐干。全是从食堂餐桌上搜集来的剩余食物。就像看不见黄小玫的头发一样，也从没人看见过她好好吃东西。把不堪入目的食物残渣从她抽屉里清理出来时，人们都无法想象黑暗里她怎样凶猛地消耗。

黄小玫有一个大优点，她从不辩解什么。说她恶心也好，穷酸也好，她气度大得很，一点也不强词夺理，过后该怎么偷嘴还怎么偷嘴。说急了，她就像现在一样抬起脸，嘿嘿一笑。

多年后萧穗子一想到黄小玫的笑，就会想，是什么让那笑不同寻常。它宽厚、赖皮，她其实以这笑给女兵们碰了个大软钉子。

黄小玫这样一笑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说了。一阵无趣上来，谁便说：“快洗吧，马上要开午饭了。”她们潦草地清洗，很快把水池让给了黄小玫。每次想欺负欺负她，却总是发现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全面迎合你的欺负。

这些女兵是从上千投考女孩中筛选出来的，就算黄小玫混过初试，还有复试和终试，这支苗条秀丽的队伍怎么就让她混了进来？大家觉得疑团太大。就算她会那种很绝的跟斗，她的入选还是欠缺说服力。

一天来了几个首长，观看新兵舞蹈汇报。两个副司令员盯着黄小玫咬了一阵耳朵，最后接见时又拍拍她的肩膀，说：“还是有点像你妈妈。”每个人都注意到了黄小玫的神情。回到宿舍她没话找话地和同屋女兵搭讪，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看得很清楚，她太巴望为大家解决一个大疑案了：她母亲是个什么人物，值得司令员们去惦记。同屋的女兵们就是不给她这个满足，开始了每晚的零食大会餐。她们相互间热热闹闹地请客，起初有黄小玫的份，很快发现她不上路，明里客套，暗里吞独食，因此她们再不给她面子。

此刻萧穗子提着暖壶进来，劈头就说：“小黄，他们说你妈过去是咱们团的主角，首长全认识她！”

黄小玫飞快地看看大家，问穗子听谁说的。

所有人都对穗子虎起脸，意思是你可让她得逞了，人家胡扯一晚上就想把话往那儿引，现在你问到门上了。

穗子指着木板门外面说：“锅炉房的老师傅都知道小黄的妈妈。”

黄小玫踢开压脚背的五斤重沙袋，眨眼间已从床下抽出一本相册，第一页上的头像，是个穿军礼服的女人，烫头发，抹口红，五官有黄小玫的影子，只是不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无疑是个做主角的女人，自信而风流，眼里戏很足。“看，我妈妈。”黄小玫把相册捧成一个奖状，上身向左转四十五度，又向右转四十五度。她一副翻了身出了头的劲头，说她母亲曾演过多少歌剧的主角，被军区和省里多少高官名人追求过。女兵们传看着相册，又去看眉飞色舞的黄小玫，心里想，她还挺美，原来是走后门走进了革命队伍。营房有三十平方米，靠墙一溜搭了十二张铺板，铺和铺之间有条只容一个人侧身穿过的空隙。此刻少女大兵们全半躺在床上，两个脚尖压在沙袋下面，怀里抱着炒米糖或蜜三刀。黄小玫在床铺间的窄过道里急急忙忙奔走，指点着相片上的母亲，给每个人做讲解。一个人伸长手臂隔着过道将相册传给下张铺上的人，黄小玫便急匆匆从一个过道走出，再走入下一条过道，去重复同样的解说词。“你看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多难看！”她高声地咯咯咯笑，大家就想，好像她现在不难看了似的。终于有人说：“小黄，你小时候挺好看的嘛，怎么长成现在这样了？”黄小玫一点都不受打击，或许听都没听进去，说人家都说她和她母亲长得一模一样，但她认为还是母亲更漂亮。于是女兵们想，她太陶醉了，太幸福了，亢奋得耳也聋了，眼也花了，起码的客观也不要了。

大家都注意到一张相片，明显是被剪去了一半，剩的一半里有黄小玫的母亲，右胳膊搂在被剜去的那个人身上。那个人也没有全部消失，还留两只手，从空洞里伸过来，抱着婴儿黄小玫。问她这两只手是谁的，黄小玫倒是毫不犹豫，说她怎么会记得，她还不到一岁。

心眼子很多的萧穗子感觉她在撒谎，一个不值得记住的人是用不着从相片上剜去的。

黄小玫大声说：“今天我请客！”

她在抽屉里抠搜半天，拿出一袋盐津枣。盐也化了，看上去湿乎乎黏嗒嗒的。她又顺着床铺间的窄过道走到每个人跟前，三个手指伸进塑料袋，挖出十多粒盐津枣来。她要人家摊开手心，仔细把互相黏成一小撮的黑色颗粒搁上去。有的太黏，粘在她手指上不下来，她手指头就得费劲搓捻。谁笑了，说：“小黄，你搓鼻涕球呢？”

黄小玫说：“四川天潮啊，都回潮了。”

谁又说：“算了吧小黄，你还不定藏了多久。”

又有谁说：“我们的东西怎么没化得那么恶心？肯定是你每天半夜偷偷起来，想吃又舍不得吃，把每一粒盐津枣都舔了舔，再放回去。”

谁便把刚含到嘴里的黑色颗粒吐到地上，说：“不行了不行了，你们还让不让人吃啊？”

黄小玫马上脸红了，说：“你们不吃别吐，还给我，我妈妈到淮海路食品商店给我买的。”

女兵们一面做着各种作呕的姿态，一面还是把黏得可疑的鼠粪状颗粒吃了下去。她们没办法，一当兵才发现自己弱点很多，爱瞟男兵，爱搬弄是非都好克服，馋起来太可怕了，可以不分敌友，不顾原则，不讲卫生。

又有人说：“小黄你妈妈肯定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从上海到成都多久了，还没吃完。”黄小玫不直接回答，豪迈地一举手里的半袋盐津枣，说：“谁吃完了再来拿啊。”

大家开始起哄，问道：“小黄，你妈妈还给你买了什么？多拿几样出来请客。”

黄小玫还是不说什么。

突然两个女兵踢掉脚上的沙袋，喊道：“抢啊，咱们可不能眼看着小黄同志吃独食，长贼膘……”

所有女兵都跳下床，十来双手把黄小玫摁住，一双手拉开她的抽屉。黄小玫的圆脸蛋通红通红，觉得大家今天可真够朋友，居然也和她亲密无间地打闹，居然也搂她腰抱她腿拧她胳膊。但不久，她们安静了。

女兵们站在打开的抽屉前。抽屉里有几片干了的油炸馒头，一小碟白糖，一看就是被舌头一点一点舔剩的狼藉。还有几颗青毛桃，是从军营果园里顺手摘的。她们想，无论黄小玫的母亲多么辉煌，她把这个女儿养得够贱的。刚才抓过她胳膊腿的人都觉得手心有些不爽。黄小玫对气氛的突变毫无感觉，热火朝天地就朝两个女孩扑过来，一面嘿嘿笑着，手就去她们身上猛胳肢。这样的打闹式亲热来之不易，她得把它保持下去。大家常和岁数小的新兵玩闹，所以黄小玫一出手，萧穗子马上知道她是个从不和人打闹的生手，招式生硬，又没轻没重。穗子挣扎开，跑了，黄小玫便全力去对付另一个。黄小玫浑身圆滚滚的，力气极大，动作起来老有一股发酵的汗味冒出来。开始那个女兵还跟她扭作一团，很快就来了一声尖利的大叫：“讨厌！”

谁都听出她是真恼了，黄小玫还不识时务，见好就收，还极其恋战，把那个女兵压在身下。只听“啪”的一声，两人分开了，黄小玫一手捂在腮帮上。

没人看见那个耳光是怎么落下来的。女兵们全傻在那里。这样撕破脸面、伤和气可是从来没有的。这一刻黄小玫只要一哭，就马上是这出闹剧里受压迫、受欺凌的丑角了。眼泪在黄小玫眼里结成两片晶体，给日光灯一照，悲剧感出来了。

“……好哇，耍赖皮！”黄小玫说，笑容是吃力的，但毕竟没有撕破脸。“你等着，”笑容渐渐已不那么艰难，她已经偷换了那个耳光的性质，“等有劲我再还手。”

一天夜里她们摸到黄小玫床边，几支手电筒一块儿照上去。黄小玫不仅不秃，而是一个脑袋长了三个脑袋的头发，并带着天然卷。她留一种简单的短发，此刻没有军帽，收拾不住了，蓬成极大一个头。应该说这是很好的头发，少见的浓密茁壮，却实在太厚，太黑，在黑夜里衬着白枕巾，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恐怖。

黄小玫睁开眼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到枕边。枕边搁着她的军帽。冲着手电光，她的脸皱得只剩一道笔画，就是那根又粗又黑的眉毛。她嗓子里堵着痰，问：“谁呀？”

本来要揭一个短，揭出来的却是她身上唯一一个过人之处。大家都挺失败的，也不知怎么收场。黄小玫的帽子是不能戴了，但她一只手还狼狈地捂住蓬得老高的发冠，人缩小了，成了毒辣的聚光灯下真相大白的反派。

黄小玫当然知道她们安的什么心，但她一脸迷糊地问：“你们要上厕所啊？我不憋。”

她们夜里集体起夜从来没约过黄小玫，这时却都说：“你回头一个人去，吓死你活该。”厕所有半里路远，去的一路她们沉默不语，在想黄小玫的头发长在她身上似乎不配，可惜了，那是多豪华的一头头发。回来的一路谁开口了，说：“小黄的头发幸亏短，长了肯定编不成辫子。”谁说：“编成也难看死了，想想看，那么粗，还不跟猪屎橛子似的。”这一讨论，都好受不少，觉得黄小玫的头发并不动人，她整天拿军帽盖着它是有自知之明的。又有谁说：“那么多头发洗一次得用多少洗头膏啊？太费钱了。所以她就不洗，捂个帽子让它馊去。”快到营房门口时她们已经有些同情黄小玫了，长那么一大堆头发和秃就差不多了，也是见不得人的缺陷。

半年后文工团的房屋扩建竣工，所有的新兵都搬了过去。所有人都摆正了与黄小玫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对她各种莫名其妙的习惯不加理会，闲得难受了，就作弄作弄她。练功之后，女兵们有一段最快乐的无聊时间，全瘫在练功房的地板上，找些傻话来说。一个人说：“哎小黄，你‘后桥’翻得够棒的，给我们翻一个，欣赏欣赏。”黄小玫不知道她练功裤裆部绽了线，走到场子中央便卖命地翻腾起来。女兵们看她每向后一翻，那口子便撕裂得更大一点，渐渐地，黄小玫就在她们眼前穿起了开裆裤。

一年后男兵们也开始拿黄小玫娱乐。团支部墙报上贴的“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都是拿办公信纸写的，纸张非常柔软，没有卫生纸津贴的男兵们常去撕“思想汇报”解手。团支书一次把团员们集合到墙报前，指着被撕走的最新“读书心得”，大声问谁干的。问了几遍，谁大声说：“黄小玫干的。”

这个时候文工团的人对黄小玫的身世已大致清楚。她父亲做了省里有名的“右派”后，她母亲改嫁到上海去了。黄小玫说她的继父是个高干，她常常乘他的小车上学。继父还带她在家里的小院开荒，种豆种菜。实际上她两岁那年刚进入继父的家门，母亲就把她拉到浴室里告诉她以后不可以哭，因为这是别人的家。拖油瓶黄小玫在有了弟弟和妹妹后，懂得了走路蹑手蹑脚、说话轻声轻气叫做识相。还有很多事情也叫做识相，比如在桌面上少吃东西，无论继父说什么都嘿嘿一笑，绝不辩解，无论弟弟妹妹的待遇和她怎样悬殊，都绝不争取平等。继父其实很少难为她，更不难为他自己，始终大大方方地表现他对亲生儿女的深厚偏爱。黄小玫告诉女兵们母亲如何拿她当心肝，好东西都是背着弟弟妹妹给她吃，漂亮衣裳也偷偷给她穿。其实曾经做名角的母亲永远在一家人里唱红脸、白脸、三花脸，当继父的面，她得把继父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女孩子怎么长一头野人头发？看见就讨厌！”“少装老实，心里跟你‘右派’老子一样不服得很呐！”……一转脸又总是个凄美的含辛茹苦的母亲，说：“心肝啊，知道妈心里最疼你吗？”这时就有半杯牛奶或一块奶糖赃物一样塞过来，要她躲起来偷偷吃喝，别让弟弟妹妹看见，因为没有他们的份。后来拖油瓶黄小玫发现，母亲以同样的方法给了弟弟妹妹同样的东西，也给了他们同样的嘱咐。有些老演员们还记得黄小玫的母亲，零星讲到她的一些趣事，人们对她的印象是活泼而泼辣的。到这种时刻，黄小玫总听得最入迷，似乎是听一个陌生伟人的事迹，不厌其烦地请人重复细节。然后她会眼神醉醺醺的，对女兵们说她母亲就那么潇洒可爱，谁都抵挡不住她的魅力。她没有意识到她话里有多大成分的谎言。她记忆中的母亲从来不是潇洒的。有时母亲下班回到家，会飞快地从报纸里取出一双继父的皮鞋，擦得锃亮，对继父说：“你看，小玫懂事点了，花一晚上时间给你把皮鞋擦了。”母亲在这时会向她飞个眼，一个不伦不类的、有一点贱的神色。

再过一些年，萧穗子将会明白黄小玫的真正成长环境。黄小玫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注定将要使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穗子将顺理成章地去接触她的母亲、继父、弟弟、妹妹，对黄小玫这个人做出比较全面的结论。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还得回到一九七四年的这个军队歌舞团的排练现场。现在的穗子只一心巴望排舞蹈队形时别紧挨黄小玫。黄小玫一跳起来就成了一笼热蒸馍，热腾腾冒着酸酸的汗气，一边跳嘴里还会嗤嗤嗤窃笑，好像她看见了某人出丑而其他人都没看见。下来问她笑什么，她总是一本正经说她没有笑。这天黄小玫排在穗子的身后，作为替补演员跟着队伍跑队形，等谁发三十九度高烧好充个数。负责排练的是个新教员，排了一会儿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眼睛亮了几度。他说：“后排那个小同志，你上前头来。”后排的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新教员又叫一遍，大家往边上退了退，萧穗子向前迈了两步。新教员笑笑说：“不是你，是你后面那个小同志。”萧穗子也往边上退了退，把大红脸蛋的黄小玫亮出来。新教员说：“上来一点。”她一动不动，瞪大两个刚闯了祸的眼睛。初冬的早上，她汗湿的身体在阳光里起一层微酸的白烟。

新教员说：“刚才的动作这个小同志做得不错。”他转脸笑眯眯地看着黄小玫，“来，你给大家示范一下。”

黄小玫圆滚滚地站在场地中央，还是一动不动。人们把场子给她拉得更大，准备好好消遣她一番。“来呀！”新教员催促着，如同看着一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小东西那样看着黄小玫。有人意识到，在一个不知底细的人眼里，黄小玫可以给看得聪明活泼、灵巧好学。黄小玫飞快地扫一眼四周，忽然一笑。那是个很难看的笑，迷乱、低智，但得意是有的。后来人们发现他们小看了黄小玫，她的模仿能力一流，总是头一个把新动作学下来。场子中央的黄小玫跳了一遍又一遍，卖力得一地板汗珠子。新教员对大家说：“看见没有？这个小鬼就跳得八九不离十了。”他已打了停止手势，黄小玫还不肯歇下来，动作渐渐做过了劲，表情也是忘形的。一个迅猛旋转，她摔倒下去，声音比男兵们翻弹板跟斗还响。她卧在地板上回了回神，然后喃喃地说：“地板怎么这么滑？”新教员一脸过意不去地上前，正要伸手，她已七歪八扭地自己爬了起来，说：“没事，没摔着。”谁都听出刚才那“扑通”一声，她骨头皮肉与地心引力刹那间发生了怎样的冲撞。她脸上的红色更深，笑容也七歪八扭。

如果不发生下面的事，黄小玫这一天就算扬眉吐气了。新教员说要是她没摔着，就领着大家跳几遍。她伤筋动骨也不顾了，浑身发条立刻上满，又是跳又是喊：“一、二、三、四——抬左手……五、六、七、八——抬右腿……”

快到中午，新教员叫两个男演员出列，说下面的托举动作由他俩完成。他布置着位置，把两人安排到黄小玫身边，自己的手模拟地在黄小玫身上比了比，说：“好，开始吧。”

两个男兵都是有七八年军龄的兵油子，指着黄小玫一字一句地问：“举她呀？”教员说：“对呀，怎么啦？”两人不动，笑容却清清楚楚地在说：亏你想得出来。新教员此刻已悟到什么，但他不愿头次挂帅权威就受挑衅。他四十多岁的面孔拉了下来，很老的师爷嘴脸出来了，说：“你俩小心点，我排练的时候说一不二。”

兵油子们说：“换个人举举不成吗？”

新教员说：“不换。举就举，不举出去。”

两人有苦难言地一对视，迈着大八字步就朝排练厅门外走。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们脊梁上的笑。

教员心想，这样以后还做不做教员？他憋粗声音说：“你们要敢走，后果自负！”军队指挥员一生总要把这句话讲个上百遍，效果也总是有的。两个男兵停下来，脊梁上的笑也消失了。其中一个转过脸，求饶地说：“老师哎，咱真举不了她呀。”

教员问为什么。

他说换个人他准举。换谁都行。

黄小玫不知什么时候已退出了中央位置，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揉着膝盖。剧痛到这会儿才发作似的。女兵们相互戳戳捣捣，去看黄小玫腿上鼓起的紫色大包。她索性大搓大揉起来，往地板上一坐，全面进入伤员角色。教员看看她，见她拿擦汗的小毛巾敷着伤处，毛巾动一下，她嘴里就“嘶”的一声，身体也使劲抽一抽。她眼睛看了这个又去看那个，向每个人募征同情。她的戏过了，连新来的教员都认识到这一点。她无非想让大家承认，举不举她并不取决于两个男演员，而取决于她：因为她腿伤严重，主动放弃了被举的角色。

教员终于得了黄小玫的要领，说腿疼你就回去休息吧。他认为得好好琢磨琢磨，人们对这女孩如此无情道理何在。果然，黄小玫人影还在玻璃窗上，室内的大笑就爆破开来。教员竟不光火，问这么笑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已经随大流了，语调和神情都表示他知道他们要抖的包袱是什么。

一个男兵说：“她们女兵也不劝劝她，好好洗洗澡，整天跟蒸发糕不搁碱似的。”

另一个人说：“哪儿是发糕？是馊泔水。”

女兵们恶毒劲上来了，拿出黄小玫许多不雅的事来说笑。

新教员对他们糟蹋人的口才直摇头，却不断跟着笑。眼看不像话起来，他才捡起地上一根腰鼓棒，敲敲把杆的钢筋架子说：“可以了，可以了，不要那么低级趣味。”但大家都知道，从此以后他再不会让黄小玫做示范动作，也不会让男兵托举她了。尽管从此后黄小玫每天都悄悄替他的保温杯加满热水，替他清理烟缸里的烟头，替他晒练功鞋，灌暖壶，搬录音机。每次上舞蹈课，他把烟头搁在某人高高地控在空中的腿上，说：“给我控好，掉下来一寸烫死你。”黄小玫便命也不要地控起腿，大家换动作了她还控着，等教员上来也给她用一样的刑。但他对她很宽容，她怎么练都随便。

黄小玫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和他说话，对他笑。有时她老远叫着“老师”追上来，满嘴话急着要讲，到了跟前，又只是喘着粗气冷场，让教员跟着她局促地受罪。有一两回，教员问她可是有什么事。她一愣，突然明白这样的师生交往得有个名目，有个话题。她说：“老师，我妈妈来信了。”教员心想，这下苦了，她妈妈来信也要跟我报告了。她又说：“老师，我告诉了妈妈，我们来了个新教员，对我可关心了。”教员加快脚步，给她弄得又惭愧又窘迫又烦恼。他匆匆往天桥上走，步子身姿都在说他多么想摆脱这场谈话。黄小玫跟着他，紧赶慢赶，把她母亲的感激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走到天桥顶上，教员说：“谢谢谢谢，代我问你妈妈好。”黄小玫听不出他话里的句号，还是紧紧跟着。文工团有两个院子，院墙上跨的天桥是两边往来的主要交通。

教员在终于甩掉黄小玫时心里有所触动。他最初给她的那点重视真经用，以后的冷落、忽略都消耗不完它。

到了第三年，新兵熬成了老兵，老老兵们就不再对他们说：“哎，谁谁谁，你去锅炉房顺便帮我打点洗脚水。”又来了一批新兵，对萧穗子他们这批兵说：“我们正好去锅炉房，要不要顺便带点洗脚水？”老老兵们更潇洒，下连队演出都懒得和萧穗子他们争角色，行军时也懒得霸占好铺位，霸占仅有的脸盆夜里当尿盆。一切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不变的就是黄小玫。

女兵们对她早就失去了探索的兴趣，都知道她在熄灯一小时之后开始繁忙。从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她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读信，看相片，数钱，吃东西。但人们不知道她有一块不大走动的老式女表，是她母亲送她的参军礼物，她也总是在这时分拿出来戴一戴。

好了，来看看这时的黄小玫。她戴着手表，插着耳机，吃着宵夜，手脚的准头极好，从来不会碰出响动。有时她会忽然摘下半导体耳机，听谁在梦里说了句什么。有一次谁说：“集合了集合了！”她搭上去说：“在哪儿集合？”那女兵在梦里一愣，被另一个世界来的声音吓住了，好一阵才说：“自由散漫。”黄小玫给这个在梦里做指挥员的女兵逗坏了，嘎嘎地笑起来。

女兵又愣了，然后也嘎嘎直笑。那是一种很陌生的笑，让黄小玫毛骨悚然。

黄小玫觉得讲梦话的人和平素都有些两样。这个区别使她夜里这段生活更加多彩。也有人会半梦半醒地突然发脾气，大声说：“又吃又吃，真讨厌，是人还是耗子？”偶然有谁白天记起夜里的事来，指着她问：“你有什么事非要半夜偷偷摸摸干？”她只是不和人一般见识地笑笑。她夜里享的福她们怎么能想象。黑暗中她的世界一下子那么辽阔，她秘密的自由使干成化石的油炸馒头吃起来美味无比。

黄小玫半靠在墙上，一个袖珍手电照着母亲最近来的信。信很简单，说她托人给黄小玫带了东西。她微仰起下巴，躺得舒舒坦坦。假如谁此刻醒来，一定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黄小玫，浑身自在，伸展得像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窗子外面的梧桐树给月光照出花斑，投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梧桐叶子的图案，专注得连一只老鼠从她帐顶上跑过都毫无察觉。老鼠是这个女兵宿舍的熟客，多次咬穿她们的口袋，猎取半块饼干或几粒瓜子。偶然地，也猎到过巧克力。第二天女兵们被布满参差齿痕的巧克力吓哭了，谁也没料到一只老鼠能把东西糟蹋得如此狰狞。最初的惊恐过去，谁开了口，说：“好可惜，其实剜掉老鼠啃的地方还可以吃。”谁又说：“对呀，拿刀好好剜一剜，给小黄吃。”她们一本正经地请客了，把那块不堪入目的黑玩意儿搁在黄小玫桌上。在黄小玫不声不响用纸捏起它，把它扔到门外垃圾桶里时，大家快活死了，说：“哟小黄，你还嫌耗子呢？”

已经是凌晨两点，黄小玫还没有瞌睡。她的失眠全是因为那个从上海捎东西的人要到达了。母亲终于也像所有女兵的母亲一样，以捎东西来证实母爱。捎来的巧克力会证实，她是个把女儿当宝贝的母亲。她会马上把她难得的财富分给同屋的女兵们。她们会一拥而上，分享她短暂的阔气。

第二天中午黄小玫沿着走廊走来，脚步弹性十足，见谁都指着手里的网兜说：“请客喽，我妈给我带吃的来喽！”午睡刚起床，人人照例闹着点“起床气”，拖着折叠椅去排练厅政治学习，黄小玫一吆喝把她们吆喝精神了。女兵们这时都忘了平时对她的嫌弃、对她一贯的欺辱，立刻热热闹闹地和她重新建交。她们跟着她进屋，看她拆开网兜里包的一层层《人民日报》，听着外面集合哨在催命，都嘻嘻哈哈地说快点快点。黄小玫红红的一张圆脸，由于失眠前额上出了两颗青春痘，圆溜溜的已经成熟。大家催得太急，她心狠手辣地撕扯起来，终于从无数层报纸里拿出两个老旧饭盒。打开一个，里面是满满一饭盒“萧山萝卜干”，第二个饭盒上面缠了胶布，撕开来一看，又是一盒萝卜干。

谁风凉地笑起来，说这回够小黄吃到复员了。

黄小玫犯了错误似的，眼睛也不抬了，说：“我妈妈知道我最爱吃这个。”她把饭盒朝大家让着，“吃吃吃，每人多抓点！”

谁说：“走喽走喽，学习喽。现在政治学习比萝卜干味道好了。”

那盒缠胶布的饭盒里有张小字条，打开读了才知道母亲意思。她嘱咐女儿一定要把这一饭盒萝卜干送给那位教员。黄小玫没有照办。她有一点意识到，假如照办了会比较荒诞。

又一批新兵来的时候，老兵和老老兵都改变了审美观和廉耻观，都不再为束平的胸脯自豪。她们发现在男女一同上舞蹈课时，胸脯上那点颤动招来了男兵们魂飞魄散的一瞥，她们随之也有了魂飞魄散的刹那。她们托人去上海买一种胸罩，两个鼓凸被一圈圈密实的针脚行纳成两个靶子。因此在萧穗子这批兵熬成老老兵那年，她们突然又来了一度青春发育，个个胸脯挺出生硬的曲线。

这天更过分的事件发生了。谁在晾衣绳上发现了一个垫了海绵的胸罩，并心虚地盖在一块毛巾下。偏偏赶上三级风，毛巾吹落了，把它给暴露出来。女兵们一批批跑来看，看它多么不要脸，竟垫出了两毫米的丰满度。黄黄的旧海绵是化妆用的，缝得又蠢又粗，做贼一样完成这点针线活也是不易。女兵们相互都不敢对眼，怕眼睛稍不磊落会引起怀疑，或让人认为自己在找别人疑点。

傍晚所有的衣服都被收走，只有这个胸罩还挂在绳子上示众。都知道灰蓝的暮色里潜伏着多少眼睛，看它到底属于哪个败类。一场薄雨后，它湿淋淋地耷拉着，畏罪瑟缩似的，更是一副贱样。

快要熄灯的时候，萧穗子和另一个女兵从隔壁院子的卫生室回来。走上天桥，见一个人在桥栏杆上压腿，黄小玫。没什么奇怪，女兵们喜欢在天桥上压腿、聊天、嗑瓜子，顺便观看天桥下的巷子景观。两个女兵只说：“快熄灯喽，还练呐。”黄小玫立刻放下腿。如果街灯再亮些，她们会看到她脸上有个热切愿望，把她们留住的愿望。但她们实在对她太不感兴趣了。若稍有一点兴趣，会明白她压腿所取的角度是有目的的。那个胸罩在一盏路灯的余光中不像白天那样脏兮兮的，而是白得晃眼。谁也不知道，当所有人都已放弃追捕时，黄小玫仍在狩猎。熄灯后胸罩的主人一定会出现，黄小玫对此很有把握。她想邀请穗子她们和她一块儿看好戏，让她多两个眼证。

夜晚冰冷黏湿，典型的成都冬夜。黄小玫原本就过分丰厚的头发在湿气里彻底伸张开来。此时谁若看见她，真会给她蓬起的头发吓一跳。冰冷黏湿的初冬侵透了她的绒衣、衬衣，然后就在她血液里了。这点苦头她是能吃的，耐心也足够。每年例行的身体检查，她就是凭着耐心等到最后，然后混进妇科档案室，和某个护士搭上讪，偷看到其他女兵的检查记录。并不是每个人的检查结果都值得看，看都是看那些平时最得势、最作贱她的女兵。她得看她们那个关键栏目里，是否也填写着和她一样的“未婚形外阴”。

黄小玫从不拿某人的核心秘密去攻击或报复。正如此刻，她在稠厚的冬雾里等候她的猎物，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猎获这些秘密出于什么动机。她也不知道，在几年后，辉煌起来的她将把这些事情当笑料讲给萧穗子听，而穗子会心里发寒，半晌无语。穗子没想到她会如此阴暗。又过一些年，穗子觉得她的阴暗情有可原，因为她必须时刻准备着，一旦侮辱不可承受，她能亮出一颗咬人的秘密牙齿。黄小玫不能不准备，她知道一切无法追究的丑恶怀疑最终都会在她这儿落定。她已经感到人们的怀疑在那天下午开始转向，在傍晚渐渐指向她。对于曲线的可怜巴巴的妄想大多数女兵都有，大家却要以她黄小玫来判决这妄想。

黄小玫开始打哆嗦。成都的冬天是阴险的，柔柔的，就把你冻伤。黄小玫多肉的手从这个时节开始红肿，皮下渐渐灌浆、饱满，然后，在某个夜晚暖和的棉被里，它们将一个接一个迸裂，达到最后的成熟。去年的疼痛复活了，开始细微地拱动，咬着她的手指、脚趾。但她还是坚守，她相信不会白守一场。

叫池学春的男声独唱演员在全国走红是七十年代末。池学春出奇地高大，出奇地英俊，也出奇地儒雅。那时没人运用“谦谦君子”这个词，若用是该往池学春身上用的。平时男兵们下流起来，他总是疏懒一笑，嫌他们脏了他的耳朵。他像是不知道众人给黄小玫的待遇，偶然在洗碗池或锅炉房碰到她，都微一撤步，细声说：“你先来。”池学春曾有个开医院的祖父，所以他是小半个医生，谁得病他都慢条斯理讲出不少理论。男女舞蹈演员都很喜欢他，喜欢他一面给他们针灸一面慢悠悠地、带点口吃地神吹。他会讲北京的王爷府，讲法国叫做“印象派”的画家，讲世界上最贵的“银鬼”汽车，讲太平洋岛国的土著。他的结巴不伤大雅，反而更让他显得温良可爱。他似乎从未察觉女兵们对他的暗恋，因而待她们从不厚此薄彼。

春节后一天早晨，一个新兵的母亲拉着那个新兵进了文工团大门。她走到男兵宿舍的楼下，一手叉腰一手指出去，嘹亮地开骂。这是个街上的女人，骂街是登台独唱，首先骂得抒情言志，然后才骂出道理。人们渐渐听出是某个男兵坏了她的女儿。“……两个月前我们还叫你龟儿解放军叔叔哟；解放军叔叔吃豆腐拣嫩的吃哟！”

大家刚出完早操，站在一边看她嗓子越吊越高，越来越尽情地发挥，都在想，这个事件可不是一般的男女作风案，咱们里头终于出了个流氓。上午练功文工团的招牌男高音哑了。起初大家没注意，但一连几天两个院子没有池学春的歌声，女兵们先警觉起来。她们的日子过得不香了，因为每天听见那多情、悠扬的“光辉的太阳照边疆……”，她们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希望。她们开始打听池学春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一个大雾的早晨，紧急集合哨响了，命令是取消练功，立刻带折叠椅到第一练功房，任何人不得缺席。

五分钟后，那个十四岁的新兵上了台，指着池学春就控诉起来：春节她去男兵宿舍串门，串到池学春屋里，同屋们全回家过年了，池学春便用拥抱和亲嘴招待了她。

这个揭发给了所有人一记闷棍。最初的麻木过去后，女兵们首先心碎了。这个谦谦君子骗取了多少她们的隐秘恋慕啊。当领导请大家发言，对池学春的行为做批判斗争时，另一个女兵站了出来。她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兵，和池学春站在一起是天仙配的二重唱搭子。她痛哭流涕地揭发池学春不止一次吃过她类似的豆腐。人们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兵有点不大地道，因为人人都看得出，长久以来是她始终给池学春担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

接下去一发不可收拾。女兵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说池学春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黄世仁”。六七个女兵全成了喜儿，上去要和池学春拼了。池学春啊池学春，你白白地英俊，白白地可爱，你白白地糟蹋了我们这么多爱慕。池学春坐在折叠椅上，架在膝头上的两只大手修长高贵，托着他没处躲藏的面孔。一滴滴液体落在地板上，谁也不知是汗还是泪。女兵们都还存一点幻想，认为拯救这个浪子只能是自己。

原先领导们计划的批判帮助会议已经变了性质，变成了群众自发性的诉苦报仇大会。

两个多小时的沸腾情绪在黄小玫站起身时达到最高沸点。人们一看就知道黄小玫经过了内心的殊死搏斗才站出来的。她也是沉痛而愤怒，走到台上说：“池学春，我总算认清了你这个虚伪至极的两面派。”大家眼都一大，为黄小玫的用词在心里鼓掌。她挑的词还真是那么个意思。她两只手上的冻疮个个圆熟，此刻手与手痛苦地扭绞着。她的头低得太狠，有人看见她厚厚的头发上别了十来个发卡，头路也挑歪了。

她告诉大家，池学春连她也没放过，一次在水池上洗衣服，她脱了鞋坐在池沿上踩床单，池学春跳进来帮忙，两只不怀好意的脚在她的脚上乱搓。人们轻声“欧”了一下，池学春这个动作狎昵得他们浑身痒痒。

女兵们开始对池学春死心了。黄小玫的揭发使她们重新衡量了池学春的档次。

“然后呢？”某个男兵追问。

“然后池学春就……就就就……”不堪继续的黄小玫咬住嘴唇。

事情似乎再次变了性质，变得滑稽起来。

黄小玫最后也没说池学春到底恶劣到什么程度。

半年前那个午睡时分，光天化日下在公共场合池学春能对她有什么大动作？人们很难想象。池学春四平八稳一个人，犯错误也不会太没风度，所以黄小玫的控诉一结束，众人竟来了个小小的笑场。

会一直开到午饭时间，叫解散时，一个老老男兵说：“老池怎么啦？瞎抱！抱她还不如摸你自个儿呢！”

这才是放开的一阵笑。黄小玫的脊梁感觉到人们的鬼脸。她快起脚步逃了。她的控诉中有多大成分的事实，她自己也糊涂了。她没说那天是她见池学春洗被套，是她主动跳进水池帮忙的。他的脚的确碰了她，但那个不怀好意的暧昧感觉或许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如果没有其他女兵的控诉，她始终以她的痴心妄想把半年前那个明媚午后当成她一个人的私藏。白色的雾化了，太阳光里，树枝和地面一层晶亮的细细蒸汽。黄小玫听见人们还在乐。他们怎么会想到，所有心碎的女兵中，最最心碎的是黄小玫。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越边界起了战事。仗打得突然，军区一时派不出足够的前线记者，萧穗子正好腻味了舞蹈，就请求上前线当临时记者。她很快就领了“五四”手枪和“特派记者证”，搭上了成昆线快车。车停在一个小站时，上来一群野战医院的护士。穗子一打听，知道她们恰好同黄小玫一个医院。黄小玫一年前在演出中受了重伤，恢复后改行进了护训班。后来听说她去这所野战医院当了护士。女护士们告诉萧穗子，黄小玫是她们医院头一批请战上前线的，那批人里只有她一个女兵。

穗子从女护士口中听到的是另一个黄小玫，泼辣果断。穗子本来不打算去前线包扎所找她，这一听来了好奇心，准备头一个采访就从黄小玫开始。

一年前的一场演出中，黄小玫顶替一个生病的女演员参加了一个集体舞。她换了服装，梳好头，正要上场，一个女演员向她发难了，说黄小玫穿的备用服装是她的。她说：“裤子给你这么一撑，以后谁还穿得了啊？”

结果只好挑了一套颜色略有差错的备用服装请黄小玫凑合。那套服装的裤腰上少一颗纽扣也来不及钉，就别了枚大别针上去。上台不久，导演在侧幕就看见黄小玫的动作迟钝，常常过火的面部表情这时荡然无存。再细看，发现两寸长的大别针开了，针尖消失在她腰里。每次她跳到侧幕，导演便说：“小黄好样的，坚持住，下来一定给你请功！”她的动作越来越难看，但还不至于影响全局，导演接着鼓动：“加油，咬咬牙，就快结束了！小黄是咱今晚的英雄啊……”熬到最后一个队形了，全体演员排一条龙，跟斗过场。这是黄小玫的顶得意的一个动作，现在不行了，每翻一下，针尖就往深里戳一戳，她落花流水地向前对付，终于倒在了舞台中央。队形煞不住了，立刻倒成一副多米诺骨牌。大幕仓皇坠落，乐队丢盔弃甲地停下来。所有演员包围了黄小玫，恨不能一人给她一脚，说她可算挣到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英勇表现了。导演替她拔出那枚别针后，她还一动不动地瘫在原地，好像等着照相。她的脸上一层水痘般的大汗珠子，谁上来跟她发脾气，她就仰脸看着谁。导演有些不忍了，说谁腰上扎那么个大别针也不算轻伤。他伸手要拉她起来，她却摇摇头，嘴唇无力地松开。大家火气更大，说：“太进入角色了吧？亮相亮那么久可不好看。害我们摔那么惨，我们还没哼哼一声，她来劲了！”导演最后把她背起来，弄到门诊部去了。诊断结果出来后，导演才明白，与她撕裂的膝盖半月板相比，黄小玫她对那枚别针毫无知觉。穗子记得女兵们凑了些零嘴送到医院，那是她们第一次用近似庄严的眼光看她。

女护士们谈了不少有关黄小玫的事。萧穗子一再感觉那是个陌生的黄小玫：打静脉点滴打得一流，上药动作轻巧，还会剃头缝衣，在伤兵里简直就是明星。除了伤兵们叫她“玫姐”这一点让穗子觉得肉麻，她把黄小玫其他的细节都记在采访本上。

穗子到了那个包扎所时，黄小玫却负伤被送下火线了。

见到黄小玫是在省里的战斗英雄报告会上。那之前，穗子已看了报上登出的她的大照片，知道了她在战场上负伤的经过。黄小玫在一个夜晚把一位重伤伤员背了十多里地，奇迹一般救下了伤员的性命。路上黄小玫的腿伤发作，只能用绳子拖着人高马大的伤员爬坡过河。

穗子想象这样一个黄小玫，浑身军装磨烂了，血肉模糊的身躯在热带的草丛上拖出血色轨迹。当她和伤员被人发现时，两人身上的血招来了大群的热带蚂蚁……她的想象中，那就是一幅很好的英雄主义电影画面。有生以来第一次，黄小玫过人的隐忍精神显示了正面的价值。

黄小玫一见萧穗子马上从层层叠叠的记者中突围出来。穗子发现她的亲热是真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抖。黄小玫问起她的同屋们，问领导们可有换班的，舞蹈队的女兵们有谁结了婚。萧穗子看着她胸前挂满勋章，军装特别神气，笑容也是另一种笑容，在她黑亮的热带皮肤上显得暖洋洋的。

因为女英雄极少，所以黄小玫比男英雄们更受关注，也更忙。穗子和她约定的长篇采访一再延迟。她一天有三四场报告要做，中学生小学生都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英雄，像《英雄儿女》中的王芳。不久黄小玫的报告作到了文工团，团首长全出动了，开了三部吉普去宾馆接她，车上还贴有“欢迎我们的英雄女儿回娘家”的红标语。吉普还在一里外，文工团的锣鼓就震聋了几条马路的人。然后又是大炮仗小炮仗，黄小玫一下车就傻在那里，像是根本不认识这个地方。大家交头接耳，说：“不像啊，瘦了那么多，精神多了。就是黑了。黑了好看一些。”“哪止一些？好看太多了。瞧这眼神，多亮，一点不贼眉鼠眼了。”“别鼠啊鼠的，人家是英雄。听说还要提拔她当政治部干事呢。那不就要拿连级工资了？还住干部宿舍呢。”“就是五个人合用一间厨房的那种？”“四个人。”……

黄小玫跟每个人握手。池学春留团察看的处分刚刚到期，此时见黄小玫走到跟前，突然上去行了个军礼，两人都红着脸笑起来。大家愣一会儿马上跟上趟，笑得东倒西歪。两年前的批斗会大家那样煞有介事，如今在真正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黄小玫跟前，显得闹着玩似的。

事情出在一个礼拜之后。黄小玫在一次演讲中碰上一个人，上来就紧紧抱住她，叫着那个几乎被她忘了的乳名。她正想挣脱他的怀抱，又听见一个女人叫着同样的乳名。她把脸挤到那怀抱之外，发现叫她乳名的女人竟是母亲。那个早离她半世远的乳名就这样一声一声，从生叫到熟，叫到她从这个缺席了很久的亲生父亲这儿认领了它。他们幸福地看着她，母亲说：“爸爸复职了，又要做部长了，又会有小车坐了。”她应接不暇地对他们笑，对他们“咱一家人总算破镜重圆”的提法心惊肉跳。当晚回到宾馆收到了池学春的信，约她去人民公园走走。信上说当时声讨他的女兵中，唯有她是诚实的，没有小题大做，而是大事化小。也唯有她事先没有勾引过他。他说直到她回文工团演讲那天，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始终对她怀有的同情。也直到听完她的英雄事迹之后，才意识到他不配同情她，因为她是个多么有力量的人，有着忍辱负重的古老美德。

黄小玫一夜没睡，不断打开台灯，瞪着信上那漂亮的钢笔字。天亮的时候，她走到宾馆花园里，还是瞪着那张信纸上的漂亮字迹。人们事后回忆起那天早晨，才知道那便是黄小玫的最后一个清醒形象。这本该是她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天，上午在体育场有一场几千人的演讲，然后亲父亲的小车来接她，到成都唯一一家西餐馆去和亲母亲吃破镜重圆饭，晚上有池学春陪她，去花好月圆地走走……

穗子没能如愿完成有关战斗英雄黄小玫的长篇采访。因为黄小玫过分紧凑的演讲安排，也因为轮不上穗子这样的临时记者来写黄小玫这样的著名英雄。她们聊过两次，都是叙旧式的闲谈。后来穗子再次被派去了野战医院，回到成都不久，借调到北京去了。好几年后她碰到成都的一个老战友，问起黄小玫。那人很惊讶，说：“不会吧，你什么也不知道？”穗子想北京的军官们近两年忙着学跳“迪斯科”，连她自己都觉得离英雄啊光荣啊颇遥远了。老战友说：“黄小玫疯了。”人们在宾馆花园里见她独自走了一早晨，脸上挂着个类似遗像上的永恒微笑，非常非常美丽。当天上午她走上体育场的讲台，大声说：“你们别把我看成女雷锋，其实雷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她不可遏制地笑起来，就像她多年前听到同屋女兵在梦里发出的另一个世界的笑声。

我不是精灵

那事过去十年了。许多人说我几乎是一夜间长大的，从那事以后。

当时我在一个旅馆房间里等我爸。他走了进来。

他不高，眼睛很逼人。他在想：她是谁？年轻到了傻乎乎程度的一个女孩，十七？十八？……差不多，我刚满十九。他还想：老萧蛮子那副脸模子长给一个女孩倒相宜了。老萧蛮子是我爸的别名，他写打油诗时用的。假若我爸和我妈没分居，假若旅馆不客满，老萧蛮子不会与他搭伙住在此地，我也不会在此地遇上他。此地叫西晓楼，号称艺术家避难所，多数画家、作家“文革”中流离失所，回城没房住，便暂时落脚在西晓楼。我们刚想互相礼貌一下，电话铃响了。他从我第一句话就确信了我与老萧蛮子的关系。

我指控我爸存心躲避一场事关重大的谈话。学校一放暑假，在北京到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准备了一肚子词来干涉他与我妈的关系。他说他不爱我妈；我说他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讲什么爱不爱，快回家吃我妈腌的咸鸭蛋去吧。文人们刚从“红卫兵”、“军代表”、“工宣队”手里活出来，他们头件事就想起爱不爱来了；刚刚皮肉不痛苦，感情就“痛苦”起来。我妈纵有一千个不是，但千里迢迢把咸鸭蛋送到他那流放地，还是很动人的吧。

我爸在电话里说：“别扯那么多，你快出来！你小韩叔叔有要紧会面在那房间里……”

“谁是我小韩叔叔？”刚才那个英俊的矮子？

我爸用不得了的口气说道：“他是韩凌！画家韩凌呐！”

听我这边不作声，他更急地叫：“你快出来，别在那里捣乱！小韩叔叔下午两点要会见一个女朋友！”我挂掉电话，他从洗手间出来，朝我微笑。我怎么也喊不出口什么“小韩叔叔”。与他握手时，我发现他少了根手指，其他没什么不寻常。他虽不高大，却十分匀称，微笑如一般中年男人那样多少带些心事。

刚开门，迎头撞上路淮清，她是我要好同学的长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她后面跟了个苗条女子，脸不太年轻了，却梳着齐眉刘海。我想弄清她俩究竟谁来相亲，便磨蹭着越走越慢。

淮清说：“干吗走呢？穗子，我们都是来向韩老师求画的！”

“哪里好意思啊？韩老师的画滴墨千金！”齐眉刘海说。两位女士都在脸上涂了粉，也都仔细打扮过。几年前毛主席过世后，街头一下子添了许多涂粉的女人。

“穗子，”淮清对我说，“她叫张叶。”她停下，等我反应。见我待得过久，又说：“她演过电影啊！”接着报出个把莫名其妙的电影名字。我忙深吸一口气。我不崇拜，但捧捧场逗人家高兴还是善良的吧。画家领我们走进里屋。这屋挂了些裱过的画，一幅是两只猴，一幅是匹卧骆驼，第三幅是条狗。狗上题款道：纵是无语也可人。我对着画长时间出神，觉得画里有种难懂的情绪。画家的技法很独特：将动物作静物画。画看上去平面、滞板，色彩极暗，你却完全大出所料地在凝重色彩里发现一点猩红或翠绿，或一抹无来由的碧蓝，于是一种勃然感便有了，一种带有鬼气、灵光的勃然生命便出现了。看这些画你木木地看进去，直看到心被什么砸一下。

这时听他们那边聊得热闹起来，似乎在谈画家的个人画展。我想去参加他们谈天，却很难从这些画上分心。很快又听见两位女士激动地讨论，要画家为她们画什么，画家却说：“我的画，你们只管看，喜欢就拿走好了。”她们忙说：“啊呀，韩老师的画哪里有不好的！”我走过去时见画家在一只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将笔一提，那么用力，如同拔出什么。张叶还在说笑，淮清捏捏她胳膊。当他一笔挥下去，我情不自禁“哦”了一声。画家看我一眼，那目光竟有些感激。似乎他那一腔情绪并非白白挥洒出去，它被什么盛接住了，好比那种感应墨色最理想的纸盛接他的笔。

他居然停下来，就这样看着我。他倾向案子的身子和低含的下颚使他的目光从嶙峋的眉骨下射出。我也看着他，只有真诚没了羞怯。

“哦什么？”他这样看着我问。

“不知道。”我立刻老老实实地答道。

这时听见张叶和路淮清用极在行的话夸着赞着画家的每一笔触。她们已看出名堂来了，一说画的是马，一说画的是鹤。数我顶钝，那声感叹、喝彩或纯粹的起哄完全是种没道理的激动。为什么一定要看出他画的是什么呢？音符本身就能成绝唱，不一定要等它们运成旋律。他把目光从我脸上挪开时抿嘴一笑，那样会心。他稀里糊涂地懂得了我，正如我不求甚解地懂得了他。

等画家掷开笔，纸上是只鹰。

张叶惊叹：“嗬，真是乘风万里的来势！”她优雅地抱着膀子绕着那画踱了一周，并似行家一样觑起眼，向后仰着身端详它。她说它象征着力量、启示着求索。她解释那些暗红色喻示着它心灵的创伤；它羽翎上的浓重黑色，象征往昔它穿越过的黑暗，而这黑暗是不可能被摆脱殆尽的，黑暗永远留在它的双翅上……她落珠般的嗓音被眼泪哽住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美丽的面孔，她竟把一大团混乱而丰厚的情感解释成一首通俗抒情诗了。画家去涮洗笔时，张叶问路淮清：“他不会老住这里吧？”

淮清说：“放心，还能没他的房子？副省长徐老亲自给他批了块地在近郊，那里在修建新房，补给所有‘文革’中住房被强占掉的知名人物。”她转向我：“穗子，趁张叶在，你不借面子要张画？”

我笑笑。我当然想要，但怎么张得开口呢？那么大个画家和这么小个我。当张叶又关切地问起画家的前妻，我便告辞了。虽然路淮清活跃，但我看出女主角是张叶。画家嘛，不例外地总挑顶美的女子做终身的伴。

等电梯时，画家追出来，说有我电话。我请他转告老萧蛮子他女儿回家就着咸鸭蛋喝绿豆粥去了。“不是你爸，”画家笑笑，“是个小伙子……”

郑炼。他是我火车上认识的朋友。他告诉我他明天和同学去游泳也算上了我。我说我当然高兴去。

画家正在给画题款，我走过去。

“小家伙也要张画？”他说，并没有抬头就知道我的接近。

“啊。”

“喜欢哪幅，你挑一张。”画家双手按在印上，使着力，下巴挤出许多褶子。

“我想要张画人的，行吗？”

画家不动了。我有种感觉：他的脸，整个神态突然经历了一刹那的麻痹，就在我提出那个请求之后。

张叶和路淮清听了我这话神色也走了样，俩人立刻先瞅画家，又折回来瞅我，看样子我一定闯了祸。

“我是说，我比较喜欢人物画……”我想大概他们听错了什么，得赶紧纠正，但话未结束，脚被路淮清狠狠踩一下。然后她扬起嗓门说：“别傻了，穗子，我帮你在韩老师的画里挑一张你准喜欢……”

我拒绝了。我刚走出西晓楼，路淮清追上我，说把张叶留给画家，让他们往深里谈谈。“穗子，你干吗去刺激韩凌？！”

“我？我干了什么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你爸爸没跟你讲过韩凌那个很惨的故事？”见我摇头，她说：“‘文革’初期，韩凌是最年轻的成名画家，被红卫兵头次游街才二十七八岁……十年前你多大？恐怕什么也不记得了。唉，改天我再跟你讲他的故事，现在我得上班，晚上有我的节目……”她走几步又回头问：“你看张叶人怎么样？”

“好漂亮！”我大声道。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追堵我爸，他想永远躲过那场重要谈话可办不到。我一次也没堵着我爸，却回回碰到画家。他画画时我便站到旁边，看到某处，我仍会莫名其妙地激动，但不敢再出声，只是重重舒口气。他在这当口总会停下笔看我。他看我的目光多么特别，我敢说他从不拿这副目光看任何人、任何东西。渐渐地，我发现有种隐秘的唱和呼应在他和我之间出现了——在我瞅着他的画，而他瞅着我时。但我们很少谈话，这样的年龄悬殊，谈什么切题呢？

终于有一天，我逮着了老萧蛮子，我却决定这回饶了他，不提他和我妈的事。我要他告诉我画家的故事。我云山雾罩地被搁在故事端口已多天，可真让我受不了。我爸花了两个钟头讲这故事。韩凌回来时，诧异这对父女待在黑暗里。爸哈哈着说：“闭灯看外面晚景真好。”老萧蛮子知道他女儿被那故事惹哭了。

年轻的画家被驱赶到一座煤矿的大伙房后面。他每天的活是不歇气地铲煤或不歇气地被人带到各地去批斗。煤堆旁有个庵棚，他就睡在里面。

一天，跑来一只小狗，刚拿手碰碰它，它便受宠若惊地拿整个身体在他脚上蹭，试着给它一口杂面馒头，它便感恩不尽地把他整个手都舔了。从此，他从他本来就不足的口粮中省出一口两口，去喂它。他和它都贼瘦。只有它对他那个半青半白的阴阳头不见怪、不歧视。当他与它寂寞对视，它那始终如一的体贴讨好，使他忘掉了阴阳头的屈辱。它眼里，他仍是个正常的、有尊严的人。它可不认为他丑、他穷。

一年后，他被关进了监狱，那种无法无天、动私刑、暗地死人的监狱。在狱中他收到妻子的离婚起诉，他爽快地签了名，毫不觉得委屈，毫不觉得这叫墙倒众人推。

三年过去，他被宣布为“错判”，即“人民内部矛盾”错判为“敌我矛盾”。一听错判他壮起胆问：“请问我过去被判的什么罪过？”很快得到回答：他的罪是曾在每幅画里都藏着一幅反动标语。现在搞清了，他画中莫名其妙的线条仅仅是莫名其妙的线条。他又问：“那我能回家了吗？”回答是不行。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也有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可能性，所以他得继续改造思想，其他待遇都差不多，区别仅在于一是在监狱内采石场采石，一是在监狱外采石场采石。出监狱时，他发现押解自己的枪换成了大棒。

他走回那座矿山，一路上见了曾虐待过他的熟人，却没人认出他来。他明白他们不是佯装，是真的不认识他。一个人落掉三十斤体重；头被不负责任地剃过，又长出，变得深一色浅一色，参参差差；被打残的手蜷着，被杵掉牙的嘴瘪着，想想看，这种人还指望谁认出他来呢？

连他的妻子都不认得他了。他通知她送些冬衣来，她茫然地在狱门口东张西望，直到他叫喊，她还不敢往上迎。他提出看看女儿，她不肯，说女儿才懂事，她不会认出他，只会被吓坏。

他被两个持木棒的人押着走过那个大伙房时，一只大狗出现了。三年时间，它已长得那么剽悍。它毫不犹豫地冲向他，将两只前爪搭在他肩上。他不顾身后解差的呵斥，停下来，轻唤它的名字。在狗类无表情的脸上，他看出它三年来对他真切、痛心的怀念，他相信它从未忘记过他，尽管他已被毁尽了原样。解差开始拿木棒捅他的腰、脊背，捅得一下重似一下。狗并不想替他报复，去咬两个持棒的人。从一开始跟随他，它就自卑惯了，它不惹人，不闯祸，向来忍气吞声，似乎懂得“狗仗人势”的俗话在此行不通，他没一点儿势可让它仗。再说它顾不上去咬去扑，它全身心地在向他琐琐碎碎、期期艾艾倾诉。

他被木棒捅得吃不消了，它却不懂，仍是固执地要挽留他。终于，一棒落在它身上，它痛得长长叫了一声。他朝它喊：“回去！不然你会被打死的！”它反身一口叼住了木棒，四只爪生了根一样定在那里，凭另一条木棒怎样朝它身上横扫竖抽。它眼睛里哀哀地看着他，使他相信狗是有泪的。它似乎在提醒他逃生，似乎在告诉他，它只能给他这点无济于事的帮助。它还似乎在表白它无尽的忠诚。它终于倒下去，血从它嘴里流出来。他被木棒驱赶着离它远去，走几步，他便回头唤它两声。它似乎已死去，身体扁扁地瘫在地面上，而每当他唤，它便吃力地支起头颅，尽量欢快地摇两下尾巴。

等他有了一点自由，甚至有了十几元的伙食钱，他头件事是到集上买了半斤肉，正正规规地提着。他记得它从认识他就从未吃过肉，也不知它活到如今可否知道天下的狗本是吃肉的。他走到伙房后，却不见它。它就是残了瘫了，他也得先把这块肉喂了它，然后带它走。接着，他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狗皮。

年轻的画家面对那狗皮站了很久。他多少次地挺住了，但他没把握这回他能否挺得住。

“后来，他又开始画画。他觉得他画不出人了。”我把这故事讲给郑炼时，用了足足四小时。讲完，我们都静在那里。我背朝光坐着，郑炼坐在屋角，他说背光看不清我的表情。

我一下把脸朝向亮光，说：“怎么啦？我没哭。”

他跑上来仔细盯一会儿我的眼睛说：“你爱上他了。”

“真的？！”

“对。你已经爱上了这个画家。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是爱，只觉得心里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很伟大……”

“不会吧？他是我爸的朋友，比我大二十岁，我爸叫我喊他叔叔……”

“正是这种不近常理的东西使你感动。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一般少男少女的恋爱你是不满足的。在火车上头回见你，我就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女孩。”他明朗地一笑。半月前，我从北京回南京过暑假，火车挤得连站都站不直。一个长腿宽肩的男孩朝我笑了一下。奇怪的是我并不反感，每当他笑过来，我也笑过去。渐渐俩人的笑里都有了点内容。当时我想：就这样的笑多么好，不要去了解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不要过问他一切身外之物，就这样以明朗淡泊的笑开始一种明朗淡泊的友情多么好。他侧过身，我明白，那是他暗示我投入他的庇护；他两条长臂一挡，胸前就有了块清净地。我站到他两臂圈起的小堡垒里，他吃力地与我保持着距离，车猛一动，我头发碰到了他毛糙的下巴。我抬起头，他又笑了。那个有着女孩般秀眉大眼，笑得那么明眸皓齿的男孩就是郑炼。

后来我们开始谈话，我建议免俗：绝不打听对方的职业、家庭，不把任何社会功利的砝码往我们的关系上加，听任这关系自己去发展。半个月来，我们很得意这种纯粹关系。有次我们一块去游泳，他让我替他拿包他去买汽水，从他包里掉出一枚校徽。我使劲避免去辨识它。他也忍不住问我：“你父母都在南京你为什么在北京？”我笑道：“你没看见许多外省姑娘都到北京当小保姆？”

“好吧，我爱他。你说，我该怎么办？”

“写封信啊，说你心里什么什么感觉，打算怎样怎样……”

他起身喝掉杯子里最后一点冷茶，伸了个懒腰，浸了汗的汗衫有些透明，胸肌和肋骨清清楚楚。我要送他，他不肯，长腿灵活地将自行车脚踏往前蹬蹬又往后蹬蹬，笑着说我神不守舍谁敢放我上马路。我一直目送他穿过四条路口，看他骑车骁勇地在人缝车缝里窜。

我的信发出去七天，他即便在新疆老荒漠也该收到了。可他没一个字回给我。

七天，他有时间把信上的字句上百遍地嚼。他笑。他不动声色。他沉思默想。他无声地问：“怎么会？怎么会……”他不知该拿这个突然发痴的小姑娘怎么办。他害怕，却忍不住一再朝那颇厚的信笺上瞅，那字迹真切地有了声音一样：“我是为着你悲惨的故事而走近了你；为你乏爱、无爱的往昔而深深爱上你。让我搀扶你带有不愈伤痛的躯体，让我负荷你不胜其累的苦难……”他不愿再看下去，从窗前到画前，他踱步。“你孤独地、怀疑地远离人群，那是因为你曾厚爱过他们，而他们却狠狠报复了你。我唤着你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难。但我将一声声唤下去，以无数声啼血的呼唤，唤回你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回应。”他心乱得要命，小姑娘动了真感情（尽管有点心血来潮），那么多字迹被泪晕开了。“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尚清白无辜的生命，弥补人们对你欠下的公道；我将无怨地替人们赎过，将承受你冲天的委屈。”他几次提起笔来，却不知怎样回复小姑娘的多情。他头也痛起来。“我的爱，就在那儿，在离你最近的地方，你要，就可以信手拈来。然而，不论你要不要，它都在那儿，是你的。许多年后，不论你在哪里，你或许幸福也或许不幸，假如你忽然想到我，想到我的爱和祝福，你若因此感到一点儿安慰，这便是我全部的所求了。”他的眼有一点湿润。

我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仍没有一点反应。我爸已另找到宿处，不在他那里搭伙，因此我亲自去探虚实的借口也没了。

郑炼问我情形怎样，我说碰了闷钉子。

“那就……拉倒吧！”他说。

“不！”我喊起来，一喊喊出泪，“我真的在爱了，我真的跟疯了一样……”事情比我事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虽然我信里声明不期待回报甚至回答，但果真没回答，我失望得心都痛。

郑炼从包里拿出一小堆雨花石，自言自语地叨咕：“鬼知道好看的雨花石现在都跑哪儿去了。”我仍想我的心事。他看看我，用手指拨拉那些小石卵，吞吞吐吐地说：“有不少人拿雨花石车出项链手链什么的。”我往那堆亮都不亮的石头上看一眼，他立刻问：“你要不要……”

我瞪着他：“要什么？”

“首饰啊……”他有些窘的样子，“不花什么钱，我也能学着车。”

我心不在焉地笑笑。他兴致很高地把石头装回去，说某天非让我吃一惊不可，别看这些石头现在看看不起眼，一车就不一样了。它们刚从泥里捡出来时更污秽呢！我打断他，问道：“他要永远不回信怎么办？”

“不会吧。”郑炼答道。

“会的！”

“不会……”他大概意识到我俩这么争多没名堂，笑了。依然是他那明眸皓齿的笑。过一会儿，我发现郑炼半跪半蹲地抚着我埋在双膝间的头，说书上都这样写，真爱了，就是活受罪。

我抬起头，见他唇上晶亮的几粒汗。他掏出他皱巴巴、不洁净的手帕，倒先按在我额上。黄昏热得人喘不出气。

郑炼走后，我灵机一动到了路淮清家，先问她妹妹海清出国留学的情况，然后把话转向张叶。

“他们没戏！”淮清说，“哪儿那么容易啊！韩凌的身份、岁数，真难给他找到合适的。顾了人品又顾不得形象，有品有貌却不单身，想要单身女人既漂亮又高尚，三十多岁的女人里，哪儿找得着呢？！现在韩大画家名气是蒸蒸日上，每天都有一打媒人跟他扯皮。张叶够标准了吧？你说她什么缺陷都行，说她不够漂亮恐怕不公道。韩大画家怎么着？他恰恰说张叶不漂亮！那天他和张叶一块吃的晚饭，不知张叶饭桌上是不是媚眼飞太多了。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又单身，有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没毛病才见鬼了！”我忍不住插嘴：“为什么一定要三十多岁呢？”蠢话！我骂自己。

“他说岁数大点牢靠，他说他可没力气陪小姑娘做游戏了，那种一往一来的情书，只让他好笑、肉麻！”

“他这样讲过？”

“讲不是这样讲，但意思是这意思。”她突然注意到我有点不对劲儿，把我的脸研究了一秒钟，又接着聊下去，“我看韩凌这人是不再会对人动感情了。他被关押的时候，有人让他把十根手指放在地上，然后跳上踩！一边踩一边骂：‘你不就是以手发的迹吗？毁了它！’结果十根指头都踩断了。有根手指后来截了肢。想想看，他对人除了恨，还会有什么？他早看透了人的势利、妒忌、弱肉强食。”

开始入夜时蝉鸣才沉寂。我走到西晓楼的院墙墙外，他一开窗，朝楼下一张望，然后深深地感动了——一个孤单单的、踽踽而行的女孩背影。他开始相信，世界若真坏了个透，她的存在依然如一汪清水。

他不会开窗的，与有空调的房间相比，窗外糟透了：热，蚊蚋，满街乘凉人的汗臭。

我爸叫我稍打扮一下，晚上带我到徐老伯家吃饭。徐老伯兼文教副省长，也著书作画，只是从不办公。他家总是热闹的，院里的六条竹沙发一夏天就被人坐红了。我小时候，徐老一捉住我就说我是他订娃娃媒订来的儿媳妇，自从“文革”中他两个儿子因饥饿越货杀人，被判刑二十年，他再也不拿我取这种乐子了。

我穿了白色无袖的绉绸衬衫和银灰长裤，宽裤脚。我知道自己有点怪。老萧蛮子见了我，面孔一扭说：“瞧瞧这个丑丫头……”他躲着我妈，在住宅区的路口等我。

“你再夸我漂亮也没用，我不会向着你的！”我大声道，“妈怎么对你了，你非要和她离婚……”

爸爸忽然吼：“别烦了……”他停下脚步：“好，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你妈没感情……”

“看看您黑头发还有几根？爸，您已经没有资格整天谈感情、谈爱了。”您还口口声声谈爱，我就要羞死了，我心里这么说。“您只剩下义务、责任和做父亲的尊严。”我口气冷硬地说。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所有父亲都会在某天发现，他们唯一的女儿原来是他们真正的对手。“爸，现在是轮到我去爱的时候了！”

老萧蛮子沉下嗓音说：“看来还没轮上你，要不，你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他苦笑，显得那样无助。

在徐老伯家听人议论韩凌，说他最近被一个女电影演员追得团团转，女演员讨他的画，什么也不挑，只拣尺寸大的拿。我不愿听人这样议论，好像他庸俗得人人可以把他挂在口头上。我钻进厨房帮徐老的两个女儿剪田螺屁股，不久听见院里开饭了。除了徐老的老伴端着只又盛菜又盛饭的大碗坐在灶边吃，大家都入了席。曾经开徐老斗争会时，红卫兵往徐老头上刷糨糊，徐伯母也上去刷了一下，从此一劳永逸地躲过了批斗。自徐老复职，她头也抬不起地在这个家里过活，徐老一字未提过，对她照旧，反而更使她愧得几乎活不下去。

我端了一大盘刚起锅的炒田螺出去，见几张桌都坐满了人，正为难地觅空隙，被人拉一把：“小家伙坐这儿吧。”

我低头一看，竟是画家。他头发胡子都长了些，弄得脸上阴影很重。他不再是一副看得过去的形容，而是相当俊逸。他看着我微笑时，我羞怯得一举一止都笨拙起来。好在他很快让别人缠着说话去了，人们恭维他，向他要画，我马上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太碍事，刚想溜，他回头对我说：“别走，我有话跟你讲。”

我多傻。对这样一个人，我竟敢爱，竟敢一口一个同情、怜悯。他几次想开口与我谈话，都被宠他的人打了岔。整个院子在取悦他，似乎今晚来的客人都暗自怀了个真实目的，就是结识他。而那么多人都没使他热起来，他的笑很温和却很被动，虽然他有来有往地应付人们的捧场，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拿那些话当真。稍微有一点空闲，他对我轻声说：“你的信写得不错，小家伙。”

我心里闹死了，他却有心情咂摸那些字句。他大概想不出更着边际的话了。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我会让眼泪流出来出自己洋相。

但他按住了我的手，眼睛却不看我。随后我听他说：“谢谢你……”

他把这三个字吐得那么重，不这样，似乎这三个字就不可能从百感交集中挣脱出来。

他又说：“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好不好？在这里，我怕自己激动起来不成体统。”

我看看四周。他却亮开嗓子对大家说：“抱歉，我有几句话想跟这个小家伙谈谈。”我们离开时竟没人诧异，谁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发生故事呢？在他们眼里我太不是个人物了。

在徐老的书房里，我们坐下约有五分钟了，他才说：“我好几夜没睡觉了，因为我想不出一句话，既讲明白我的真实心情，又不伤害你。你看见了吧？小家伙，你这么折腾我！”

我欲语，却想起所有的，所有的话我都以那信笺，随那些泪倾尽了，这一刻我的心空得像只桶。

“你想过我比你大多少吗？”他忽然从沙发上向前一倾，脸离我近了许多。“你这么年轻！有一天早晨，你会大梦初醒一样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个老头子，想想看，那时你该多怕……”

我抬起头，倔强地瞅着他。他真的如老人那样充满爱怜地看着我，让我意识到我在他眼里那么小、那么年轻、那么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看着，他微笑起来。你不能想象有比这笑更复杂更丰富的表情了。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了。”他说。

我很清楚这点。

“你也是真喜欢我的画，我明白。没几个女人真喜欢我的画。就像我对她们一样，连想真看一眼都懒得。那么多好心人为我张罗做媒，推得掉我就推，推不掉的，你看，就像那天，她们非要我画不可，我就画；到开饭时间，我就付一顿饭账。事过之后，什么都没往心里去。你是头一个让我认真动了心的，小家伙。”

我紧张地移开目光。我知道已有了一个结论，无论违我心还是顺我心，它已在不远处等着了。

他静着。一会儿他叹息一声，将手搁在我的脸颊上。“就这样了吧，”他说，“我只能谢谢你，但我不能接受你的感情。至少眼下我不能……”

这就是我等的结论了。

“我们做朋友，做顶好的朋友好吗？”他仔细观察我的神情，“我很喜欢你的信，以后还给我写信吧？等你长大了，可别忘了我。”

泪水一滴滴从我脸上淌下来。

“你看，叫我怎么办？我还是把你逗哭了。”他摇摇头，缩回手，仍是那种充满爱怜的笑，“你这么小，让我怎么忍心接受你……我只能等几年，等你长大些，那时你要是还爱我，还不嫌我老，你就到我身边来吧。”

我想，他同时也在等自己，等待他的体温、血性、情感都逐一回来。

他不久到广州开画展去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他回信说，他开始采集花，那些花在我长大的一天全献给我，我不懂他的意思。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对郑炼说：“我觉得自己一下长大许多岁，走在画家身边，不知不觉就变庄重，不再想一蹦三跳了。”郑炼笑着问我，以后还跟不跟他一块翻墙头走捷径去游泳；还跟不跟他沿着铁道拔苇坑里的茭白来吃；还和不和他去推销橡皮鱼赚几个零花钱……我淡淡地笑。他又问：“记得吗？有次我们一块看电影，太晚没电车了，我们装瘸子想拦下一辆卡车，结果没一个人理会，只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叨咕：‘这么好一对，可惜病了。’”

郑炼笑得几乎有些嚣张。我嗔他：“去你的。”笑完，他问我：“现在感觉怎样？”我说：“难讲得很：半是幸福半是痛苦。”他说他明白这感觉，还说没有痛苦的幸福是卑微的。

快放寒假时，我收到画家的信，说他将路过北京到哈尔滨去参加一个中外美术家的聚会。我兴奋得吃饭掉了几次饭勺。出了饭厅，我慌慌张张到处走，却不知该忙些什么。下课我跑到卫生室，指着脸上一个粉刺让医生立刻治掉它，医生说这年纪脸上不长它长什么。我对着镜子着急，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折腾出个更美的我来。第二天中午，我跑到火车站，按说他乘的那班车傍晚才到。连下几天大雪，天冷得要死，我脚上松松垮垮的旧棉鞋吸饱了雪水变得脚镣一样沉，然而我却舍不得换上我的小皮靴，我用网线兜将它们拎着，准备在火车快进站时穿上它们。

火车进站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在大喊大叫。我想他会静静地出现，也许会最后一个走出车厢，他永远是那副矫矫不群的样子。

他看见一个穿淡雪青滑雪衫的影子，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背后结着一根辫子。她那么青春。她不漂亮，但不俗。仔细看看她的眼睛，他知道，她仍在惊心动魄地爱着。

月台上的人走尽了，我想我也该走了。他没来，要么我算的日期不对。

第二天我又到车站。傍晚，大喇叭通知几班火车因河北地区雪太大而晚点，其中有我等的那班。忽然，郑炼咧嘴笑着，朝我走来。他今天考完了期末考试，脑子紧张得要抽筋，想找我聊聊换个气氛。

“你同学接的电话，”他说，一边顺手把我两只手揣进他的棉衣口袋，“她说你到火车站来了。你妈又给你带吃的来啦？”

我妈买通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每月都托他带些吃的给我，她嫌北方饭太糙。自从认识郑炼，他总是用自行车帮我把东西驮到学校。当他摘下他的皮帽子捂到我头上时，我忽然烦起来。

“看你那双耳朵，都冻得透亮了！”

我不讲话，只用力甩开他的手，又狠狠将皮帽子塞到他怀里。

“哎哟哟！都来看看这位的坏脾气！”

他笑道：“究竟怎么了……”

“人家头发梳得好好的，你来碰什么？”

“这么晚又这么冷，谁看你……”

“有人看！反正有人看！”我几乎叫起来。

他不说什么了，想再次跟我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这时大喇叭再次广播，说火车继续误点，车站无法预计时间。月台上的人很快回到气味极窝囊的候车厅里去了。郑炼上来拉我，说我已冻傻了，他故意不问我干吗哭。

过了好大一阵，他说：“……他电报上讲了一定乘这班车来吗？”

我不言声，仍然横一把竖一把地抹眼泪。

“大画家来看你，你不高兴？换了我，准乐疯了！”他声音听上去神采飞扬，“不过你实在穿得太少，画家看见你冻成这副样子，会心疼！你为什么不穿那件你妈做的红格子大棉袄呢？还有你爸给你的那条草绿大围脖，又好看又暖和……”

我没理他。草绿围巾红袄子，我可好看死了。他不是你，不是你郑炼这种对色彩迟钝到半木地步的人。他的世界就是色彩，任何胡乱搭配的色彩都会折磨他。我爱他，想成为他眼前第一块和谐的色彩，至少至少，也不是一团糟七糟八的色彩。

十一点钟了，仍是没有消息。郑炼买了滚烫的汤馄饨，我俩蹲在一个背风的角落里吃。碗太大，郑炼帮我捧着让我吃，见我饿成那样，烫得稀稀呼呼仍往嘴里舀，他也跟着龇牙咧嘴直嘘气。刚吃几口，喇叭通知火车进站了。我忙扔下汤勺，拾起扔在一边的网线兜。郑炼说：“不必慌，火车进站少说要二十分钟，足够把馄饨吃完。”我哪里还顾得上听他的，已开始手忙脚乱地扯下脚上一对蠢大的棉鞋，然后一只脚颠着跳着，把崭新的小皮靴套上去。站了一天，冻了一天，脚塞进窄窄的皮靴里疼得如过刑。

郑炼一声不响，勺子停在嘴边，看着我。

我有些难为情了，退后几步，笑笑：“看我这样行吗？”

他怔着用力点头。

我开始往前面车厢跑，软席在前面。我挨着车窗看，想呼喊，可喊他什么合适呢？直呼其名是否太老三老四？他毕竟年长我那么多。更不能如我爸怂恿的，喊他叔叔，那实在是乱套。我这时有一点意识到，年龄的悬殊造成我们关系上的一种尴尬，一种不伦不类。我从头跑到尾，再从尾跑到头，渐渐地，水泥地上仅听我的新皮靴响得越来越清晰、清脆和单调。

有人叫我，是郑炼。这时我才想起世上有这么个郑炼。

“你再看看电报，是不是你看错了日子……”

哪里有什么电报？他只是在信上淡淡提了一句。他的信即使长，也是谈他的过去，谈那些我从来没听过却又觉得似曾相识的悲惨故事。有时也偶尔谈到感情和爱，谈到他的欲爱不能、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还说，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爱他是不公道的，他是被社会造成的一副残局，怎么能让一个无辜单纯的小姑娘替社会来收拾残局呢？

“还傻站着等什么，你一定看错了电报……”郑炼说。

我在想，我每封信都表白着自己的一往情深，每封信都寄去我的吻。似乎他从未对此作答过，想到此我一阵燥热和隐痛。

“他肯定不是乘这班车来，走吧！”郑炼推推我。

走，走吧。可我的脚痛极了。我在刚才的兴奋和忙乱中早已把那双丑陋的大棉鞋扔得不知去向，因为无论穿上它们还是提着它们都很不体面。我的画家是那么爱美。

郑炼从我的步态中悟到了什么，他蹲下，轻轻一捏那靴子，发现它们轻得如同舞靴，仅一层皮革，他抬头看着我。

“穗子……”他像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你知道吗？你很漂亮——绝对够漂亮了。”

初夏，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的舞蹈小品，头发也来不及梳，早晨一起床就胡乱在头顶上抓一个髻。下午，我们已累得气息奄奄，录音机旁，等人一站起来，地板浸了汗会又黏又腻没法走人。这时有人叫我，我一出教室就看见了他。

画家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背在身后。

一年了。我轻轻地“呀”了一声。这一年中，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象我们的重逢：我会向他疯跑过去；我会流泪；我会感到轻微的眩晕；我会干脆冲过去，搂紧他的脖子，让那恐吓着他也恐吓着我的年龄差异刹那间消失。我会这样静倒是出乎我所料。

他说：“他们不让我进呢。”同时，他打量我。

这是我最狼狈的时候，他却半真半假地说一年不见我倒真长大不少。他拉起我的手，我们一块往楼梯口走，途中他告诉我，他要带我到渤海湾一座小岛去，那里清静凉爽，他可以集中精力把出国画展所需的画创作出来，至于我，可以度一个舒服的暑假。我惊喜地哑着。

“你看，我自作主张，”他停下脚步，“也没事先问问你，是不是变卦了，不想要我等了……”

我委屈地抢白：“是我吗？我一直在等你的信，一直在等你来，几个月时间，我守着邮箱吃饭，因为邮递员每天午饭时间来，我怕谁错拿了信。害得我这么傻等，害得我胡思乱想……你说你在等我，我觉得明明是我在等你啊……”几个月里什么也等不来地等，你会懂得，那才叫等！最后这句话我没说，他却从我眼里问到了。

不知怎么了，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叹我这一身太年轻的血。

我央求他和我一块吃晚饭，不会难为他的，我会把饭菜从食堂买出来，到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吃。他倒很高兴地答应了。下课的同学从我们身边经过，谁脸上都不异样，平常见陌生男性和某女同学讲话，大家走来走去从来不饶地要起一声哄。

等我买了饭出来，见他被舞台美术系两位教师和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一口一个“韩老师”地叫。他往人圈外顾盼，看见了被两大盆菜烫得跌足的我。人们拥着他往小饭厅走时，他回头朝我疲惫地笑笑。他仍是那副温和而被动的样子：接受人们的崇拜，却毫不拿它当真。小饭厅平常不开，有著名舞蹈家来授课或表演时，校方拿它撑撑门面。我跟随人群走了几步，想想不妥，站住了。小饭厅我去过两次，是看美术系学生的作品展览，里面布置得蛮精致，据说饭菜也还精致，尽管厨子们烧给我们吃的菜像牲口料。

我最好还是别跟了去。他坐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前，我这两盆色彩含混的菜往桌上一摆可太煞风景。我刚把最后一口馒头塞到嘴里，一个美术系女生跑到我面前。

“喂，韩老师叫你进去！”

我嘴让馒头填着，摇摇头。

“不是我叫你，是韩老师叫你进去吃饭！”她表情那么强调。

我说我不进去了，就在这里等。

十天之后，我在天津的码头上等。我在等他把我带上船，带到渤海上的小岛去。他先我两天到天津，见几位画界朋友。我看见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走过来，一人拿了一支冰糖葫芦在嚼。

我无聊地在一根放倒的水泥电线杆上走，它一滚动我就掉下来，然后我再上去。我忽然好馋冰糖葫芦。引颈望了一会儿，断定那糖葫芦贩子一定离得不远。不过我很快打消了念头。若看见一个手执冰糖葫芦、摇摇摆摆走电线杆解闷的小姑娘，他即便怀有一肚子感情又打哪儿谈起？

我盼他早些换一副眼神看我，不再是充满长者的爱怜，而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成熟女子的，充满尊重和渴望的。当我走进海水，再走出海水时，他诧住了。他发现这个蓦然向他转身的小姑娘长大了，他觉得他不该再等下去。

然而他在渤海小岛的日子，很少和我一起去海边。有时傍晚，我独自从海边回来，推开他的门，他却拿陌生的眼光瞅着我，地上扔着好些揉成团的宣纸。渐渐我懂得，这是他顶苦的时候：心里有，笔下却无。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一个海产市场，到处是粗糙但不无野趣的贝壳工艺品，我花了一块钱就买了半挎包。随后我又买了一大串烤的小鱿鱼，最有趣的是一只大海螺壳里，盛了一对带红辣椒丝的小麻雀，汤卤还滚热。我端着一大堆吃食，兴冲冲赶路，想让他趁热尝个稀罕。他在准备出国画展的画，画得极苦，一闭门一整天，却常听他对我说：没一笔出神。我劝他别逼自己太狠，他说他在监狱里不只损失一根手指，还有人生最好的几年。我又劝他人们已经这样崇拜你了，他立刻说他们什么也不懂。

我像以往那样推推门，却发现门从里面别住了。很明显，他不希望任何人烦他，包括我。他知道我每天会在这个时间推开他的门，拎着鞋，带着一脚粉细的沙和一头蓬乱的头发，走近他。开始，我大着嗓门向他讲海边所有的奇遇和所有的感觉，后来仅仅是提醒他去吃晚饭。我没有叩门，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我逐渐习惯了我自己这副形象：对着落日的海，靠着闭着的门，等着心静如水。

八月，我决定离开小岛回学校了。这天夜里起了台风。我明知门窗不过是被风弄得咯吱直响，我却总疑惑有人在撬门。虽然门窗紧闭，灯却摇曳不止。

我怕得受不住了，爬起来去敲他的门。

他一脸倦容，穿了件毛巾浴衣将我放进门。“怎么了？”听完我形容的恐惧，他面孔松弛下来。在长沙发上，他把我抱住，仔细地打量我。

我也打量他。他比我头次见时胖了些，尤其在这个深夜，他眼睑已有些老态地下垂了。当他吻我时，我发现这个中年男性的脸上布满并非生发于笑的皱纹。

“你不是怕，是太孤单了。”他在一个长吻之后说，“你这个年龄最怕的就是孤单，对吧？小家伙！”

他说他年轻些的时候也怕孤单。那时他在监狱采石场做炮手，每天独自守在山上点炮，那山上没人甚至连只鸟都看不见。他终于受不了这份孤独，有天想把雷管插到身上，而恰巧那天他被调到山外了。

我想请求他：不要向我讲这种故事，尤其不要在这样的夜晚。我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一步也不让他离开。

他意识到什么，人变得很僵。一会儿他附在我耳边说：“在我身边你不再怕了，睡吧。”我闭上眼，感觉自己被轻轻摇晃着。他又说：“我早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多缠绵的感情了，不过你看，我和你个小家伙已陷得这么深。你长大吧……”

春天他从巴黎给我写信来，说他在继续为我采集花，他在苦等能把所有的花献给我的那天。那天我该长大了。我仍是不懂。他还在信上写道：“……我侥幸自己那晚上没有损害你的纯洁。我要的就是这片纯洁，所以我不能以自己的手毁了它。女人们追逐着我，追逐着我身外的一切：功名、财富……唯有你是不同的。我早死了这条心——爱谁或被谁爱，说得再明白些：我看透了也恨透了人。我开始爱你，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个人，你是个精灵。”

接下去，又是一个极长的等待，等他来信，等他回来。他不再有信来，只是偶尔能收到他寄的一些异国情调的小礼物。有时等待是甜的，有时则很苦。

一年不见的郑炼突然出现了。暑假我回到南京的第三天，他到我家来了，还带了个姑娘，高高大大，头发黄黄的。郑炼这一年在东北实习，姑娘显然是从那里觅来的。

我什么也没问。

他什么也不解释。

记得进门时，他告诉我，她叫王晓雪。我们浅浅谈了一会儿，我说：“我去买些咸水鸭和冷馄饨来，三个人做晚饭吃。我妈去上海出差，家里没人烧菜。”我开始给自行车打气，郑炼跑出来。他见我愣站着，说笑着走向我。

“我知你一向打不动气的！”他挤开我。一年不见，他长武气了些。我得承认，郑炼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卸下气筒，胸脯一鼓一鼓地喘息，汗衫在肩处绽线了，露出一块金属般光洁的皮肤。除了他牙齿洁白整齐，他身上再没洁白整齐的地方。“王晓雪是我的远房表妹，在东北实习头次到她家续家谱！”他笑着说。

“然后呢？”我笑着问。

“然后我们双方父母就开始拉扯亲家。”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处呗，要处得不坏，就结婚。”他仍笑着，眼却看着别处，“怎么办呢？穗子，我总得忘了你啊。”

我吃了一惊，瞪着他。一时间，我想起天下所有少男少女的追逐嬉闹、拌嘴、娇嗔、无目的地在路上逛、啃冰糖葫芦。这一切他们有，我没有。我嫉妒王晓雪，我是嫉妒这些。我嫉妒这些我没真正尝过就要永远失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里包括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郑炼。饭桌上郑炼心事重重的，我拿出韩凌寄给我的礼物给他们看，表现着我的满足。

新年之前，郑炼告诉我，他被学校分配到内蒙古，他拒绝接受这个分配，从秋天闹到年底，最后他还是屈服了，所以这是他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新年一过，他就要去内蒙古钢铁联合企业报到。到现在我们才彼此问清：他是学钢铁冶炼的，我是学舞蹈编剧的。他在电话上问我想不想见他。“当然。”我说。

晚上天黑得很早，他用自行车驮着我，说沿着环城马路找家好而便宜的饭馆，一块吃顿饭。他在刺骨的寒风里奋力蹬车，很少说话。我说韩凌已经回来了，他叫我等他的信，他将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参加一次同学会。天冷极了，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慢慢忘掉吃饭的事。

“你以后还来看我吗？郑炼……”

没声。

“你和王晓雪结婚后，她让我去看你吗……”

还没声。

前面立交桥一个大上坡，我跳下车。但冻木的脚使我一着地就摔倒了。他一下扔掉自行车，把我抱起。借着橙色路灯，我突然看见他满脸都是泪。

“郑炼，郑炼……”我一头扎到他胸口，触到一大片冰，那是他一路掉的泪凝成的。他一路在掉泪，一路。

“郑炼，我们还会见的啊……”我们都穿得极臃肿，我正穿着他顶欣赏的红格子大袄，却仍冷得哆嗦。

他不讲话，只掉泪。我头回知道，男孩子的泪是这样迅猛。

稍平静些，他发现此地离他学校已不远了，便带我走进去。学校很静，人们都回家过新年了。楼道里非常暖和，我和他面对面靠墙站着。似乎谈任何话题都嫌太晚，不等开头，就得结束，并且任何话题都不相宜了。

他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项链，用雨花石车的。他说他从不敢送我礼物，因为我爱的人是那么个伟大的艺术家，送得不对，他难堪不说，我会失面子。“这个，”他将项链很郑重地递给我，“是天然加手工，总是不俗气的，总不会被你扔到抽屉角落，寒碜得拿不出手吧？”

这么粗陋的首饰我当然只有将它放到抽屉里，难道我会戴上它出现在他面前吗？我嘴上却说：“不会的，我喜欢它。”

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他将我抱紧、吻我，我也吻他，我什么也不去想。

由于不清楚韩凌的确切地址，我将信寄给了我爸，让老萧蛮子将信转给他。老萧蛮子收到信立刻打电话给我，问我和韩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我爱他，现在发现我也爱自己，而已。”

“你打算不和他继续了？”

“别问我了，爸。如果您想知道得更详细些，您可以看我给他的那封信，我把整个变化过程都告诉他了。假如人们愿意把那叫做背叛，就叫去吧。”人们还会说什么？说我在他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又重重划了一刀。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阵？”

“这事没有余地了。爸，就像你一定要走出家庭。你和妈的事，我全懂了，我不再干预。”我挂上电话。

一年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书，里面是三千种花卉图案，全是变形夸张了的，夸张得那样浪漫、大胆，真是美极了。

这就是他曾经一再提到的他在为我采集的花朵。扉页上印有一行他的手书：献给我生命中一个瞬息即逝的精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女小渔 / 严歌苓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01-08715-3

Ⅰ. ①少… Ⅱ. ①严…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483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字数：229千字

定价：36.00元

Siao Yu /
少女小渔

据说从下午三点到四点，火车站走出的女人们都粗拙、凶悍，平底鞋，一身短打，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涨人脑子。

还据说下午四点到五点，走出的就是彻底不同的女人们了。她们多是长袜子、高跟鞋，色开始败的浓妆下，表情仍矜持，走相也都婀娜，大大小小的屁股在窄裙子里滚得溜圆。

前一拨女人是各个工厂放出来的，后一拨是从写字楼走下来的。悉尼的人就这么叫：“女工”、“写字楼小姐”。其实前者不比后者活得不好。好或不好，在悉尼这个把人活简单活愚拙的都市，就是赚头多少。女工赚得比写字楼小姐多，也不必在衣裙鞋袜上换景，钱都可以吃了，住了，积起来买大东西。此方，女工从不戴假首饰，都是真金真钻真翠，人没近，身上就有光色朝你尖叫。

还有，回家洗个澡，蜕皮一样换掉衣服，等写字楼小姐们仍是一身装一脸妆走出车站票门，女工们已重新做人了。她们这时都换了宽松的家常衣裳——在那种衣裳里的身子比光着还少拘束——到市场拾剩来了。一天卖到这时，市场总有几样菜果或肉不能再往下剩，廉价到了几乎实现“共产主义”。这样女工又比写字楼小姐多一利少一弊：她们扫走了全部便宜，什么也不给“她们”剩。

不过女人们还是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穿高跟鞋、小窄裙，化面目全非的妆。戴假首饰也罢，买不上便宜菜也罢。小渔就这样站在火车站，身边搁了两只塑料包，塞满几荤几素却仅花掉她几块钱。还有一些和她装束差不多的女人，都在买好菜后顺便来迎迎丈夫。小渔丈夫其实不是她丈夫（这话怎么这样难讲清），和她去过证婚处的六十七岁的男人跟她什么关系也没有。她跟老人能有什么关系呢？就他？老糟了、肚皮叠着像梯田的老意大利人？小渔才二十二岁，能让丈夫大出半个世纪去吗？这当然是移民局熟透的那种骗局。小渔花钱，老头卖人格，他俩合伙糊弄反正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大家都这么干，移民局雇不起那么多劳力去跟踪每对男女。在这个国家别说小女人嫁老男人，就是小女人去嫁老女人，政府也恭喜。

又一批乘客出来了，小渔脖子往上引了引。她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不然她怎么十七岁就做了护士？在大陆——现在她也习惯管祖国叫“大陆”，她护理没人想管的那些人，他们都在死前说她长了好心眼。她出国，人说：好报应啊，人家为出国都要自杀或杀人啦，小渔出门乘凉一样就出了国。小渔见他走出来，马上笑了。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

他叫江伟，十年前赢过全国蛙泳冠军，现在还亮得出一具漂亮的田鸡肉。认识小渔时他正要出国，这朋友那朋友从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为他饯行，都说：以后混出半个洋人来别忘了拉扯拉扯咱哥儿们。小渔是被人带去的，和谁也不熟，但谁邀她跳舞她都跳。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她笑笑，也认了。江伟又近一步，她抬起脸问：“你干吗呀？”好像就她一个不懂男人都有无聊混蛋的时候。问了她名字工作什么的，他邀她周末出去玩。

“好啊。”她也不积极也不消极地说。

星期日他领她到自己家里坐了一个钟头，家里没一个人打算出门给他腾地方。最后只有他带她走。一处又一处，去了两三个公园，到处躲不开人眼。小渔一句抱怨没有。他说这地方怎么尽是大活人，她便跟他走许多路，换个地方。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他家，天已黑了。在院子大门后面，他将她横着竖着地抱了一阵，问她：“你喜欢我这样吗？”她没声，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第二个周末他与她上了床。忙过了，江伟打了个小盹。醒来他问：“你头回上床是和谁？”

小渔慢慢说：“一个病人，快死的。他喜欢了我一年多。”

“他喜欢你你就让了？”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你就那么欠男人？那么不值什么？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他跟渴急了似的，样子真痛苦，真可怜。”她说。她拿眼讲剩下的半句话：你刚才不也是吗？像受毒刑，像我有饭却饿着你。

江伟走了半年没给她一个字，有天却寄来一信封各式各样的纸，说已替她办好了上学手续，买好了机票，她拎着这一袋子纸到领事馆去就行了。她就这么“八千里路云和月”地来了，也没特别高兴、优越。快上飞机了，行李裂了个大口，母亲见大厅只剩了她一个，火都上来了：“要赶不上了！怎么这么个肉脾气？”小渔抬头先笑，然后厚起嗓门说：“人家不是在急嘛？”

开始的同居生活是江伟上午打工下午上学，小渔全天打工周末上学。两人只有一顿晚饭时间过在一块。一顿饭时间他们过得很紧张，要吃，要谈，要亲昵，吃和亲昵都有花样，谈却总谈一个话题：等有了身份，咱们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自然，话头就会指到身份上。江伟常笑得乖张，说：“你去嫁个老外吧？”

“在这儿你不就是个老外？”小渔说。后来知道不能这么说。

“怎么啦，嫌我老外？你意思没身份就是老外，对吧？”他烦恼地将她远远一扔。没空间，扔出了个心理距离。

再说到这时，小渔停了，留那个坎儿他自己过。他又会来接她，不知问谁：“你想，我舍得把你嫁老外吗？”小渔突然发现个秘密：她在他眼里是漂亮人，漂亮得了不得。她一向瞅自己挺马虎，镜子前从没耐烦过，因为她认为自己长得也马虎。她既不往自己身上费时也不费钱。不像别的女性，狠起来把自己披挂得像棵圣诞树。周末，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树”，望去像个圣诞林子。

江伟一个朋友真的找着了这么个下作机构：专为各种最无可能往一块过的男女扯皮条。“要一万五千呢！”朋友警告。他是没指望一试的。哪来的钱，哪来的小渔这么个女孩，自己凑钱去受一场贱。

光是想象同个猪八戒样的男人往证婚人面前并肩站立的一刻，多数女孩都觉得要疯。别说与这男人同出同进各种机构，被人瞧、审问，女孩们要流畅报出男人们某个被捂着盖着的特征，还有宣誓、拥抱、接吻，不止一回、两回、三回。那就跟个不像猪八戒的男人搭档吧？可他要不那么猪八戒，会被安安生生剩着，来和你干这个吗？还有，他越猪，价越低。一万五，老头不瘸不瞎，就算公道啦。江伟就这么劝小渔的。

站在证婚人的半圆办公桌前，与老头并肩拉手，小渔感觉不那么恐怖。事先预演的那些词，反正她也不懂。不懂的东西是不过心的，仅在唇舌上过过，良知卧得远远，一点没被惊动。

江伟伪装女方亲友站在一边，起初有人哄他“钟馗嫁妹”、“范蠡舍西施”，他还笑，渐渐地，谁逗他他把谁瞪回去。小渔没回头看江伟，不然她会发现他这会儿是需要去看看的。他站在一帮黄皮肤“亲戚老表”里，喉结大幅度升降，全身青蛙肉都鼓起，把旧货店买来的那件西装胀得要绽线。她只是在十分必要时去看老头。老头在这之前染了发，这钱也被他拿到小渔这儿来报账了。加上租一套西装，买一瓶男用香水，老头共赖走她一百元。后来知道，老头的发是瑞塔染的，西装也是瑞塔替他改了件他几十年前在乐团穿的演奏服。瑞塔和老头有着颇低级又颇动人的关系。瑞塔陪老头喝酒、流泪、思乡和睡觉。老头拉小提琴，她唱，尽管唱得到处跑调。老头全部家当中顶值钱的就是那把提琴了。没了琴托，老头也不去配，因为配不到同样好的木质，琴的音色会受影响。老头是这么解释的，谁知道。没琴托的琴靠老头肩膀去夹，仍不很有效，琴头还是要拖拉下来，低到他腰以下。因此老头就有了副又凄楚又潦倒的拉琴姿态。老头穷急了，也没到街上卖过艺，瑞塔逼他，他也不去。

他卖他自己。替他算算，如果他不把自己醉死，他少说还有十年好活，两年卖一回，一回他挣一万，到死他不会喝风啜沫。这样看，从中剥走五千元的下作“月佬”，就不但不下作还功德无量了。

要了一百元的无赖老头看上去就不那么赖了。小渔看他头发如漆，梳得很老派，身上酒气让香水盖掉了。西装穿得倜傥，到底也倜傥过。老头目光直咄咄的，眉毛也被染过和梳理过，在脸上盖出两块浓荫。他形容几乎是正派和严峻的。从他不断抿拢的嘴唇，小渔看出他呼吸很短，太紧张的缘故。最后老头照规矩拥抱了她。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她心里难过起来。她想他那么大岁数还要在这丑剧中这样艰辛卖力地演，角色对他来说，太重了。他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多可悲呀——她还想，他活这么大岁数只能在这种丑剧中扮个新郎，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所以他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在戏中过现实的瘾。老头又干又冷的嘴唇触上她的唇时，她再也不敢看他。什么原因，妨碍了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呢？他身后竟没有一个人，来起哄助兴的全是黄皮肤的，她这边的。他真的孤苦得那样彻底啊。瑞塔也没来，她来，算是谁呢。当小渔睁开眼，看到老头眼里有点怜惜，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觉得罪过。

过场全走完后，人们拥“老夫少妻”到门外草坪上。说好要照些相。小渔和老头在一辆碰巧停在草坪边缘的“本茨”前照了两张，之后陪来的每个人都窜到车前去喊：“我也来一张！”无论如何，这生这世有那一刻拥有过它，就是夸口、吹牛皮，也不是毫无凭据。

只有江伟没照，慢慢拖在人群尾巴上。

小渔此时才发现他那样地不快活。和老头分手时，大家拿中国话和他嘻哈：“拜拜，老不死你可硬硬朗朗的，不然您那间茅房，我们可得去占领啦……”江伟恶狠狠地嘎嘎笑起来。

当晚回到家，小渔照样做饭炒菜。江伟运动筷子的手却是瞎的。终于，他停下散漫的谈天，叫她去把口红擦擦干净。她说哪来的口红，她回来就洗了澡。他筷子一拍，喊：“去给我擦掉！”

小渔瞪着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了。江伟冲进厕所，撕下了截手纸，扳住她脸，用力擦她嘴唇，连鼻子脸颊也一块扯进去。小渔想：他明明看见桌上有餐纸。她没挣扎，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持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

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

第二天清早，江伟起身打工时吻了她。之后他仰视天花板，眼神懵着说：“还有三百六十四天。”小渔懂他指什么。一年后，她可以上诉离婚，再经过一段时间出庭什么的，她就能把自己从名义上也撤出那婚姻勾当。但无论小渔怎样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 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他会在兴致很好时冒一句：“你和我是真的吗？你是不是和谁都动真的。”他问时没有威胁和狠劲，而是虚弱的，让小渔疼他疼坏了。他是那种虎生生的男性，发蛮倒一切正常。他的笑也变了，就像现在这样：眉心抽着，两根八字纹顺鼻两翼拖下去，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

江伟发觉站在站口许多妻子中的小渔后马上堆出这么个笑。他们一块往家走。小渔照例不提醒她手里拎着两个大包。江伟也照例是甩手走到楼下才发现：“咳，你怎么不叫我！”然后夺去所有的包。

小渔累了一样笑，累了一样上楼上很慢。因为付给老头和那个机构的钱一部分是借的，他俩的小公寓搬进三条汉子来分担房租。一屋子脚味。小渔刚打算收拾，江伟就说：“他们花钱雇你打扫啊？”

三条汉子之一在制衣厂剪线头，一件羊毛衫粘得到处是线头，小渔动手去摘，江伟也火：“你是我的还是公用的？”

小渔只好硬下心，任它臭、脏、乱。反正你又不住这儿，江伟常说，话里梗梗地有牢骚，好像小渔情愿去住老头的房。“结婚”第二周，老头跑来，说移民局一清早来了人，直问他“妻子”哪去了。

老头说上早班，下次他们夜里来，总不能再说“上夜班”吧？移民局探子只看见了几件女人衣裙，瑞塔的，他拿眼比试衣裙长度，又去比试结婚照上小渔的高度，然后问：“你妻子是中国人，怎么净穿意大利裙子？”

江伟只好送小渔过三条街，到老头房子里去了。老头房虽破烂却是独居，两间卧室。小渔那间卧室的卫生间不带淋浴，洗澡要穿过老头的房。江伟严格检查了那上面的锁，还好使，也牢靠。他对她说：“老东西要犯坏，你就跳窗子，往我这儿跑，一共三条街，他撵上你也跑到了。”小渔笑着说：“不会的。”江伟说：“凭什么不会？听见这么年轻女人洗澡，瘫子都起来了！”

“不会的，还有瑞塔。”小渔指指正阴着脸在厨房炸鱼的瑞塔说。

瑞塔对小渔就像江伟对老头一样，不掩饰地提防。小渔搬进去，老头便不让她在他房里过夜，说移民局再来了，故事就太难讲了。

半年住下来，基本小乱大治。小渔每天越来越早地回老头那儿去。

江伟处挤，三条汉子走了一条，另一条找个自己干裁缝的女朋友，天天在家操作缝纫机。房里多了噪音少了脏臭，都差不多，大家也没什么啰嗦。只是小渔无法在那里读书。吃了晚饭，江伟去上学，她便回老头那儿。她在那儿好歹有自己的卧室，若老头与瑞塔不闹不打，那儿还清静。她不懂他们打闹的主题。为钱？为房子漏？为厨房里蟑螂造反？为下水道反刍？为两人都无正路谋生，都逼对方出去奔伙食费？活到靠五十的瑞塔从未有过正经职业，眼下她帮阔人家做意大利菜和糕饼。她赚多赚少，要看多少人家心血来潮办意式家宴。

偶然地，小渔警觉到他俩吵一部分是为她。有回小渔进院子，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怕她摔着、磕碰着？怕她胆小怕黑？ 怕她鄙薄他：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她走路不响的，只有悄然仔细地等候，才能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为她开灯。难道他等候了她？为什么等她，他不是与瑞塔顽皮顽得好好的？进自己屋不久她听见“哞”一声，瑞塔母牲口一样嚎起来。然后是吵。吵吵吵，意大利语吵起来比什么语言都热烈奔放解恨。第二天早晨，老头缩在桌前，正将装“结婚照”的镜框往一块拼，玻璃没指望拼上了。她未敢问怎么了。怎么了还用问？她慢慢去捡地上的玻璃碴，跟她有过似的。

“瑞塔，她生气了？”她问。老头眼从老花镜上端、眉弓下端探出来，那么吃力。可不能问：是为你给我开了门灯？（爱护？关切？献殷勤？）本来这事就够不三不四了，她再问，再弄准确些，只能使大家都窘死。

老头耸耸肩，表示：还有比生气更正常的吗？她僵站一会儿说：“还是叫瑞塔住回来吧？”其实并不难混过移民局的检查，他们总不会破门而入，总要先用门铃通报。门铃响，大家再做戏。房子乱，哪堆垃圾里都藏得进瑞塔。不不不。老头越“不”越坚决。小渔敛声了。她搁下一个信封，轻说：“这两周的房钱。”

老头没去看它。

等她走到门厅，回头，见他已将钞票从信封里挖出，正点数。头向前伸，像吃什么一样生怕掉渣儿而去就盘子。她知道他急于搞清钱数是否如他期待。上回他涨房价，江伟跑来和他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没动粗。这时她见老头头颈恢复原位，像吃饱吃够了，自个儿跟自个儿笑起来。小渔只想和事，便按老头要的价付了房钱，也不打算告诉江伟。不就十块钱吗？就让老头这般没出息地快乐一下吧。

瑞塔吵完第二天准回来，接下来的两三天会特别美好顺溜。这是老头拉琴她唱歌的日子。他们会这样拉呀唱的没够：摊着一桌子碟子、杯子、一地纸牌、酒瓶，垃圾桶臭得瘟一样。小渔在屋里听得感动，心想：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却在琴和歌里多情。他俩多该结婚啊，因为除了他们彼此欣赏，世界就当没他们一样。他俩该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嫌谁，即使自相残杀，也可以互舔伤口。

据说老头在“娶”小渔之前答应了娶瑞塔，他们相好已有多年。却因为她夹在中间，使他们连那一塌糊涂的幸福也没有了。

小渔心里的惭愧竟真切起来。她轻手轻脚走到厨房，先把垃圾袋拎了出去。她总是偷偷干这些事，不然瑞塔会觉得她侵犯她的主权，争夺主妇位置。等她把厨房清理一净，洗了手，走出来，见两人面对面站在窗口。提琴弓停了，屋里还有个打抖的尾音不肯散去。他们歌唱了他们的相依为命，这会儿像站着安睡了。小渔很感动，很感动。

是老头先看见了小渔。他推开正吻他的瑞塔，张皇失措地看着这个似乎误闯进来的少女。再举起琴和弓，他仅为了遮掩难堪和羞恼。

没拉出音，他又将两臂垂下。小渔想他怎么啦，那脸上更迭的是自卑和羞愧吗？在少女这样一个真正生命面前，他自卑着自己，抑或还有瑞塔，那变了质的空掉了的生命——似乎，这种变质并不是衰老带来的，却和堕落有关。然而，小渔委屈着尊严，和他“结合”，也可以称为一种堕落。但她是偶然的、有意识的，他却是必然的、下意识的。下意识的东西怎么去纠正？小渔有足够的余生纠正一个短暂的人为的堕落，他却没剩多少余生了。他推开瑞塔，还似乎怕他们丑陋的享乐唬着小渔；又仿佛，小渔清新地立在那儿，那么青春、无残，使他意识到他不配做那些，那些是小渔这样有真实生命和青春的少女才配做的。

其实那仅是一瞬。一瞬间哪里容得下那么多感觉呢？一瞬间对你抓住的是实感还是错觉完全不负责任。这一瞬对瑞塔就是无异常的一瞬。她邀请小渔也参加进来，催促老头拉个小渔熟悉的曲子，还给小渔倒了一大杯酒。

“太晚了，我要睡了。”她谢绝，“明天我要打工。”

回到屋，不久听老头送瑞塔出门。去卫生间刷牙，见老头一个人坐在厨房喝酒，两眼空空的。“晚安。”他说，并没有看小渔。

“晚安。”她说，“该睡啦，喝太多不好。”她曾经常这样对不听话的病人说话。

“我背痛。我想大概睡得太多了。”

小渔犹豫片刻还是走过去。他赤着膊，骨头清清楚楚，肚皮却囊着。他染过的头发长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小渔边帮他揉背边好奇地打量他。他说了声“谢谢”，她便停止了。他又道一回“晚安”，并站起身。她正要答，他却拉住她的手。她险些大叫，但克制了，因为他从姿势到眼神都没有侵略性。“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干净，你总是把每个地方弄干净。为什么呢？还有三个月你不就要搬走了吗？”

“你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啊。”小渔说。

“你还在门口种了花。我死了，花还会活下去。你会这样讲，对吧？”

小渔笑笑：“嗯。”她可没有这么想过。想这样做那样做她就做了。

老头慢慢笑。是哪种笑呢？人绝处逢生？树枯木逢春？他一手握小渔的手，一手又去把盏。很轻地喝一口后，他问：“你父亲什么样，喝酒吗？”

“不！”她急着摇头，并像孩子反对什么一样，坚决地撮起五官。

老头笑出了响亮的哈哈，在她额上吻一下。

小渔躺在床上心仍跳。老头怎么了？要不要报告江伟？江伟会在带走她之前把老头鼻子揍塌吗？“老畜牲，豆腐拣嫩的吃呐！”他会这样骂。可那叫“吃豆腐”吗？她温习刚才的场面与细节，老头像变了个人，没了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尽管他还赤膊，龌龊邋遢，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却不见了。他问：你父亲喝酒吗？没问你男友如何。他只拿自己和她父亲排比而不是男友。也许什么使他想做一回长辈。他的吻也是长辈的。

周末她没对江伟提这事。江伟买了一辆旧车，为了去干挣钱多的养路工。他俩现在只能在车上做他俩的事了。

“下个月就能还钱。” 他说，却仍展不开眉。看他肤色晒得像土人，汗毛一根也没了，小渔紧紧搂住他。似乎被勾起一堆窝囊感慨，她使劲吻他。

十月是春天，在悉尼。小渔走着，一辆发出拖拉机轰鸣的车停在她旁边。老头的车。

“你怎么不乘火车？”他让她上车后问。

她说她已步行上下工好几个月了，为了省车钱。老头一下沉默了。

他涨了三次房钱，叫人来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花销。她每回接过账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他知道了就是吵和骂，瞪着小渔骂老头，她宁可拿钱买清静。她瞒着所有人吃苦，人总该不来烦她了吧。不然怎样呢？

江伟不会说，我戒烟，我不去夜总会，我少和男光棍们下馆子，钱省下你好乘车。他不会的，他只会去闹，闹得赢闹不赢是次要的。

“难怪，你瘦了。”在门口停车，老头才说。他一路在想这事。她以为他会说：下月你留下车钱再交房钱给我吧。但没有这话，老头那渗透贫穷的骨肉中不存在这种慷慨。他顶多在买进一张旧沙发时，不再把账单给小渔了。瑞塔付了一半沙发钱，从此她便盘踞在那沙发上抽烟、看报、染脚趾甲手指甲，还有发呆。

一天她望着小渔从她面前走过，进卫生间，突然扬起眉，笑一下。

小渔淋浴后，总顺手擦洗浴盆和脸盆。梳妆镜上总是雾腾腾溅满牙膏沫；台子上总有些毛渣，那是老头剪鼻孔毛落下的；地上的彩色碎指甲是瑞塔的。她最想不通的是白色香皂上的污秽指纹，天天洗，天天会再出现。她准备穿衣时，门响一下。门玻璃上方的白漆剥落一小块，她凑上一只眼，却和玻璃那面一只正向内窥的眼撞上。

小渔“哇”一嗓子，喊出一股血腥。那眼大得吞人一样。她身子慌张地往衣服里钻，门外人却嘎嘎笑起来，拢拢神，她认出是瑞塔的笑。“开开门，我紧急需要用马桶！”

瑞塔撩起裙子坐在马桶上，畅快淋漓地排泄，声如急雨。舒服地长吁和打几个战栗后，她一对大黑眼仍咬住小渔，嚼着和品味她半裸的身子。“我只想看看，你的奶和臀是不是真的，嘻……”

小渔不知拿这个连内裤都不穿的女人怎么办。见她慌着穿衣，瑞塔说：“别怕，他不在家。”老头现在天天出门，连瑞塔也不知他去忙什么了。

“告诉你，我要走了。我要嫁个挣钱的体面人去。”瑞塔坐在马桶上趾高气扬地说。小渔问，老头怎么办？

“他？他不是和你结婚了吗？”她笑得一脸坏。

“那不是真的，你知道的……”和那老头“结婚”？一阵浓烈的耻辱袭向小渔。

“哦，谁知道真的假的！”瑞塔在马桶上架起二郎腿，点上根烟。一会儿就洒下一层烟灰到地上。“他对我像畜生对畜生，他对你像人对人！”

“我快搬走了！要不，我明天就搬走……”

再一次，小渔想，都是我夹在中间把事弄坏了。“瑞塔，你别走，你们应该结婚，好好生活！”

“结婚？那是人和人的事。畜生和畜生用不着结婚，他们不配结婚，在一块配种就是了！我得找那么个人：跟他在一块，你不觉得自己是个母畜生。怪吧，跟人在一块，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变成了畜生。”

“可是瑞塔，他需要人照顾，他老了呀……”

“对了，他老了！两个月后法律才准许你们分居；再有一年才允许你们离婚。剩给我什么呢？他说，他死了只要能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他就不遗憾了。我就做那个唯一参加他葬礼的人？”

“他还健康，怎么会死呢？”

“他天天喝，天天会死！”

“可是，怎么办，他需要你，喜欢你……”

“哦，去他的！”

瑞塔再没回来。老头酒喝得很静。小渔把这静理解成伤感。收拾卫生间，小渔将瑞塔的一只空粉盒扔进垃圾袋，可很快它又回到原位。小渔把这理解为怀念。老头没提过瑞塔，却不止一回脱口喊：“瑞塔，水开啦。”他不再在家里拉琴，如瑞塔一直期望的：出去挣钱了。小渔偶尔发现老头天天出门，是去卖艺。

那是个周末，江伟开车带小渔到海边去看手工艺展卖。那里有人在拉小提琴，海风很大，旋律被刮得一截一截，但小渔听出那是老头的琴音。走了大半个市场，未见拉琴人，总是曲调忽远忽近在人缝里钻。直到风大起来，还来了阵没头没脑的雨，跑散躲雨的人一下空出一整条街，老头才显现出来。

小渔被江伟拉到一个冰淇淋摊子的大伞下。“咳，他！”江伟指着老头惊诧道，“拉琴讨饭来啦。也不赖，总算自食其力了！”

老头也忙着要找地方避雨。小渔叫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江伟斥她道：“叫他做什么？我可不认识他！”

忙乱中的老头帽子跌到了地上。去拾帽子，琴盒的按钮开了，琴又摔出来。他捡了琴，捧婴儿一样看它伤了哪儿。一股乱风从琴盒里卷了老头的钞票就跑，老头这才把心神从琴上收回，去撵钞票回来。

雨渐大，路奇怪地空寂，只剩了老头，在手舞足蹈地捕蜂捕蝶一样捕捉风里的钞票。

小渔刚一动就被捺住。“你不许去！”江伟说，“少丢我人。人还以为你和这老叫花子有什么关系呢！”她还是挣掉了他。她一张张追逐着老头一天辛苦换来的钞票。在老头看见她，认出浑身透湿的她时，摔倒下去。他半蹲半跪在那里，仰视她，似乎那些钱不是她捡了还他的，而是赐他的。她架起他，一边回头去寻江伟，发现江伟待过的地方一片空荡。

江伟的屋也空荡着。小渔等了两小时，他未回。她明白江伟心里远不止这点别扭。瑞塔走后的一天，老头带回一盆吊兰，那是某家人搬房扔掉的。小渔将两只凳垒起，登上去挂花盆，老头两手撑住她脚腕。江伟正巧来，门正巧没锁，老头请他自己进来，还说，喝水自己倒吧，我们都忙着。

“我们，他敢和你‘我们’？你俩‘我们’起来啦？”车上，江伟一脸恶心地说，“俩人还一块浇花，剪草坪，还坐一间屋，看电视的看电视，读书的读书，难怪他‘我们’……”小渔惊吓坏了：他竟对她和老头干起了跟踪监视！“看样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有油有盐！”

“瞎讲什么？”小渔头次用这么炸的声调和江伟说话，但她马上又缓下来，“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

“跟一个老王八蛋、老无赖，你也能往一块和？”他专门挑那种能把意思弄误差的字眼来引导他自己的思路。

“江伟！”她喊。她还想喊：你要冤死人的！但汹涌的眼泪堵了她的咽喉。车轰一声，她不哭了，生怕哭得江伟心更毛。他那劲会过去的，只要让他享受她全部的温存。什么都不会耽误他享受她，痛苦、恼怒都不会。他可以一边发大脾气一边享受她。“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在她身上痉挛着问。

小渔到公寓楼下转，等江伟。他再说绝话也决不回嘴。男人说出那么狠的话，心必定痛得更狠。她直等到半夜仍等个空。回到老头处，老头半躺在客厅长沙发上，脸色很坏。他对她笑笑。

她也对他笑笑。有种奇怪的会意在这两个笑当中。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见他毫无变化地躺着，毫无变化地对她笑笑。

他们再次笑笑。到厨房，她发现所有的碟子、碗、锅都毫无变化地搁着，老头没有用过甚至没有碰过它们。他怎么啦？她冲出去欲问，但他又笑笑。一个感觉舒适的人才笑得出这个笑。她说服自己停止无中生有的异感。

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

老头看着小渔忙。他知道这是她在这儿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完，他俩就两清了。她将留下身后一所破旧但宜人的房舍和一个孤寂但安详的老头。

老头变了。怎么变的小渔想不懂。她印象中老头老在找遗失的东西：鞋拔子、老花镜、剃须刀。有次一把椅子散了架，椅垫下他找到了四十年他一直在找的一枚微型圣像，他喜悦得那样暧昧和神秘，连瑞塔都猜不到那指甲大的圣像所含的故事。似乎偶然地，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

现在他会拎着还不满的垃圾袋出去，届时他会朝小渔看看，像说：你看，我也做事了，我在好好生活了。他仿佛真的在好好做人：再不挨门去拿邻居家的报看，也不再敲诈偶尔停车在他院外的人。他仍爱赤膊，但小渔回来，他马上找衣服穿。他仍把电视音量开得惊天动地，但小渔卧室灯一暗，他立刻将它拧得近乎哑然。一天小渔上班，见早晨安静的太阳里走着拎提琴的老人，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她觉得那样感动：他是个多正常的老人，那种与世界、人间处出了正当感情的老人。

小渔在院子草地上耙落叶时想，他会好好活下去，即使没有了瑞塔，没有了她。无意中，她瞅进窗里，见老头在动，在拼死一样动。

他像在以手臂拽起自己身体，很快却失败了。他又试，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试，最后妥协了，躺成原样。

原来他是动不了了！小渔冲回客厅，他见她，又那样笑。他这样一直笑到她离去，让她安安心心按时离去？……她打了急救电话，医生护士来了，证实了小渔的猜想：那雨里的一跤摔出后果来了，老头中风了。他们还告诉她：老头情况很坏，最理想的结果是一周后发现他还活着，那样的话，他会再一动不动地活些日子。他们没用救护车载老头去医院，说是反正都一样了。

老头现在躺回了自己的床。一些连着橡皮管和瓶子的支架竖在他周围。护士六小时会来观察一次，递些茶饭，换换药水。

“你是他什么人？”护士问。对老头这样的穷病号，她像个仁慈的贵妇人。

老头和她都赖着不说话。电话铃响了，她被饶了一样拔腿就跑。

“你东西全收拾好了吧？”江伟在一个很吵闹的地方给她打电话。

听她答还没有，他话又躁起来：“给你两个钟头，理好行李，到门口等我！我可不想见他……”你似乎也不想见我，小渔想。从那天她搀扶老头回来，他没再见她。她等过他几回，总等不着他。电话里问他是不是很忙，他会答非所问地说：我他妈的受够了！好像他是这一年唯一的牺牲。好像这种勾当单单苦了他。好像所有的割让都是他做的。“别忘了，”江伟在那片吵闹中强调，“去问他讨回三天房钱，你提前三天搬走的！”

“他病得很重，可能很危险……”

“那跟房钱有什么相干？”

她又说，他随时有死的可能。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干？对呀对呀，跟我有什么相干。这样想着，她回到自己卧室，东抓西抓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突然搁下它们，走到老头屋里。

护士已走了。老头像已入睡。她刚想离开，他却睁了眼。完了，这回非告别不可了。她心里没一个词儿。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老头先开了口。她摇摇头。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不走吗？她根本没说她要留下，江伟却问：你想再留多久？ 陪他守他、养他老送他终？……

老头不知从哪里摸出张纸片，是张火车月票。他示意小渔收下它。当她接过它时，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

“护士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房客。是个非常好的好孩子。”老头说。

小渔又摇头。她真的不知自己是不是好。江伟刚才在电话里咬牙切齿，说她居然能和一个老无赖处那么好，可见是真正的“好”女人了。他还对她说，两小时后，他开车到门口，假如门口没她人，他调车头就走。然后他再不来烦她，她愿意陪老头多久就多久，他再一次说他受够了。

老头目送她走到门口。她欲回身说再见，见老头的拖鞋一只底朝天。她去摆正它时，忽然意识到老头或许再用不着穿鞋，她这份周到对老头只是个刺痛的提醒。对她自己呢？这举动是个借口，她需要借口多陪伴他一会儿，为他再多做点什么。

“我还会回来看你……”

“别回来……”他眼睛去看窗外，似乎说：外面多好，出去了，干吗还进来？

老头的手动了动，小渔感到自己的手也有动一动的冲动。她的手便去握老头的手了。

“要是……”老头看着她，满嘴都是话，却不说了。他眼睛大起来，仿佛被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吓住了。她没问——“要是”是问不尽的。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

小渔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是”。

老头向里一偏头，蓄满在他深凹的眼眶里的泪终于流出来。

The Red Silk Dress /
红罗裙

金晃晃一个秋天，一五○号的院子里出来个女人。这条街的住户都不爱朝别人家的新奇事伸眼光，这时都找着道理跑出跑进。住户们多半是白种人，邻居二三十年了，相互间从没好意思问过一个“你好”。很例外的，人们朝一五○院子里这个女人都“Hi”了一声。女人吓一跳地朝老远甩起脸，不知这个“Hi”是叫猫、叫狗，还是叫别的谁。这样一甩脸，不管多远，人都看清了这是个中国女人，有张粉白脸，腰身曲线工整得像把大提琴。

女人没对谁笑，因此所有对她的笑容都无趣地收回了。只知道一五○的院子是不该有女人的。有的只是一个七十多的父亲和二十几的儿子。父亲是中国人，儿子是美国人，但儿子从哪一点看都绝对是父亲的。

隔一会儿从房里出来一个高高的男孩，但不是一五○原属的儿子。男孩对女人叫几声，女人进去了。街坊都不懂他们的中国话，但中国话叫“妈”也是“Ma”。

一五○是房价，不是街号。十年前它挂过一次出售牌，全街人都打电话问过它的价，回答是“一百五十万”。全街都安分了。出售牌也在两个月后消失。

这时人都看着那个女人消失在一五○银灰的城堡里。

海云被儿子健将扯着，进了二楼一间屋。她做了这房的女主人两个月了，房子的好些地方她没到过。

“妈，你看啊！”健将十六岁，这时朝这间足有四百英尺的卧室抡一圈胳膊：“看人家！”

屋内一溜墙的镜子全被打开，里面齐齐地挂满衣裳。下面是鞋架，像小半个鞋店。屋中央是张大床，床有个镶镜子的顶棚。海云不懂那镜子是水晶的。墙上贴满各种轿车和各类女明星。靠窗一架钢琴，上面立一只巨大的孔雀标本。

东西一样样看过，一样样以手指捻过，海云和儿子躺上了床，朝镜子顶棚傻眼。海云突然对健将说：“你怎么乱碰别人东西！”说着跳下床。

健将对着顶棚的镜子架起二郎腿，完全不是晚饭桌上那个低眉顺眼、陪娘嫁过来吃口白饭的拖油瓶。

“小死人，快给我滚下来！”海云捏起两只小白拳头，空空捶着。

健将知道这一世界妈只对他一人骂，这句“小死人”是妈的撒娇，妈跟她新婚的丈夫都不撒娇的。半年前远房大姨专程从北京来和妈嘀咕出国的事，大姨说一句在妈肩上推搡一下：“男人比你大好啊，你跟他好撒娇哇……”不久妈上了北京，回来带回一张相片，是她跟一个男人的。妈问儿子男人看老不看老，儿子说看着有六十，妈喜出望外，说：“死不了他的，还真显十年少相呢！”健将只去看妈手指上的戒指，小灯泡一般晶闪，他不懂那叫钻石。妈眼皮耷拉了，说咱娘俩绑一块也不值它，还说：“叫不叫他爸随你，人家自个儿也有儿子，是他前面美国老婆生的，叫卡罗。”

到这儿见了卡罗，健将和海云都吃了一惊：他头发长得齐肩，在脑后拴根丝带，皮肤似乎透明，嚼口香糖的牙齿动作清清楚楚显在皮肤上。没人看见他不嚼口香糖的样子。他有发绿的、大极了的黑眼睛。那样两只眼，两个月来只在头次跟海云娘俩握手时给予过正视。那天卡罗在门口等候接应他们，欲帮着拎行李，七十二岁的父亲却对他柔声说句什么，他便缩回一双苍白的手。后来健将发现每回妈拎垃圾袋出去，卡罗总做帮忙的样子，父亲也总是那句柔声的嘀咕：“这事不用你。”健将便插手帮，海云往往在儿子手背上轻拍一下，瞥一眼丈夫，说：“妈惯坏了你了，你干得了这个吗？”

在这幢房里两个月住下来，健将已不再管七十二岁的周先生叫爸，周先生也不再吃力地每天对他笑两次。健将总是潜伏着，听周先生那辆“BENZ”和卡罗那辆“BMW”驶出车房，他才开始对这所城堡进行全面占领。

这时健将仍在卡罗床上，身体拉成个“大”，尽量延伸他对这床的侵犯。

海云上来拧儿子的耳朵，要把他扯下床来：“人家的地方！小死人……”海云嘴比手使劲大。

“妈，怎不叫他给你也买个这样的床？”

“你给我好好滚下来！”

“妈，你也得买多多的衣裳！”健将指卡罗那一壁橱。

健将并不是妒忌卡罗在这家里的特权，海云知晓儿子，他十六岁，也够法定的驾驶年龄了。有次海云当着健将的面问周先生：“啥时候也给健将买个车吧？”周先生从报纸上端微笑地看她：“他坐公车不好？”海云马上说：“你儿子十六岁就开上三万块的车了！”周先生不言语，动作斯文地将耳朵里的助听器拔下来。周先生对他要听和不要听的话是可以选择的。

海云起身便走。健将追着她跺脚：“妈，要车就要车，你提卡罗干啥？他是他，我是我！三万块的车，就跟我稀罕似的！”

海云瞪眼看着健将。她见儿子盯着卡罗这、卡罗那，寻思儿子长了点人权、平等的脑筋。

“啥也甭为我要！”健将说，“我缺个啥？我还早呢，以后啥不能有？是你！你有卡罗那些好东西吗？你图他个老东西什么？”

那是海云第一次听儿子叫周先生“老东西”。海云也懂得健将自己也没想清楚、讲清楚的话：三十七岁，这么好看个女人，嫁了这么个“老东西”，能让你享受的，不就是钱了？

海云不是为钱嫁的。海云多半是为儿子嫁的。十年前，她当少校的丈夫死在军事演习的事故里，得信的时候，海云赶紧双手把脸捂住，不让人看见她没哭。海云没爱过那个中级军官，嫁他是为了好有个儿子。来的还真是个儿子，那以后她就再也忍受不住少校那带牲口啃青味的吻。还好健将长得不像少校，也不很像她。像她十四五岁看上的一个篮球中锋，一样的长腿、长臂：似乎大可不必那样的长度，走路、行动某些部分都省略着，显得特懒。她的少校丈夫简直想不出健将这副模样从哪儿来的，海云却知道，心里吓得半死：那不过是她不吱声的单恋，怎么竟印在儿子身上了？健将父亲的死是海云黑洞洞的心底的一个期盼。那期盼从未浮上来，浮到她能认清它的层面。

那夜海云搂着没了爹的健将，才发现那期盼已从黑洞洞的心底蓦然浮现上来了。她突然感到无限安全：五岁的赤条条的儿子就依偎在她蜷起的怀中，像再次将他装回了子宫。她和他之间不再有那第三者。她看见自己的乳房、腹、腿形成的弧度，正那么恰恰巧巧契合儿子柔弱幼小的身体，母与子的两具肉体如一种完美对称的镶嵌。她流下泪，是幸运的，终于得逞而松下一口气的泪。

海云从没想到过再嫁。十年，她微薄的工资加上一笔亡夫的抚恤金供她和健将拥有一个清寒的天堂。但她常常想出国，出了国健将的没出息、不学无术就会不那么显眼——海云觉得，健将是让亲戚们的孩子给比得没出息了，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低。然后北京的远房大姨就找来个周先生。

一见周先生海云便同意了。周先生瘦瘦的，很文雅。头发是染的，牙齿是假的，这海云都明白。一只很小的塞子堵住周先生的耳朵眼——街上过救火车，他就把它拔下来，海云当然知道那是个助听器。头顿饭是在不贵不贱的一家馆子吃的，门外过了一回救火车，三回警车，海云很同情周先生不断放下筷子去招呼耳朵眼。

第二天他们便结了婚。在王府饭店开了房，周先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一张床，海云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另一张床。关上灯，海云感到一个人过来了，浑身摸抚她。

“让我自己来脱……”海云说。

那个人不说话。海云脱干净了，感觉一只很干很干的手摸到她小腹上。“不方便吧？让我转个身？”海云又说。

还是没话。海云不知该怎么办。突然想起，周先生一颗不缺的两排假牙明灿灿地摆在浴室洗脸台上，他不答话自然是因为没有“口齿”。那手将海云上下摸一遍，又一遍，像是验货，仔细且客气。之后他就回自己床上去了。

海云往往在周先生上班后让健将领她乘公车，再换地铁，到一座大购物中心去。海云身上装有一本支票、两张信用卡，出没在各色衣裳的丛林里，见了实在惹她走不动的衣裙，就买下来。不过她最感到快乐的是把一件件衣裳往身上试，从晚礼服到内衣内裤。

健将在试衣室门口的沙发上坐着，看着妈一会儿一个样地走出来。

“穿这太年轻吧？”海云这时穿的是条夕照红的太阳裙，她特意架上墨镜。

健将顿时松开下巴，看着海云圆嘟嘟的两只乳房将裙子胸前的图案撑得走了样。他认为妈这时是绝顶的漂亮：脸颊鲜亮透红，像刚下去二两六十度烧酒。她对着几面镜子左右拧着身体，一双腿匀匀地裹着一层脂肪，每动一动，它们就有些细碎的抖颤。

“太年轻了，天爷！这也太不像话了……”海云快乐地皱起眉。

健将仍挂着下巴盯着妈。他得鼓动妈把这件玩意儿买下来。常常地，海云在抽信用卡时会突然一个战栗，撂下一堆衣服便走，逃一样走开。健将便一路跟她发脾气，说：“凭什么给他省钱，钱都不花他的，妈你还图个啥？图在那房子里烧饭、打扫、伺候他们老少大爷？”海云会反嘴顶儿子：“七十几的人了，还在为这个家挣钱，是容易的吗？上几百一件衣裳，他得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坐上一天，才挣出这件衣裳，是容易的吗？你个小死人吃的穿的，不都得他老爷子七点起、八点出门挣来？”

健将从沙发上站起，帮海云理着衣裙背后的褶皱。妈一向放心把自己交给儿子整理。

海云望着镜子里比自己高大半头的儿子，忽然感到满足极了。“健将，你妈还有几年看啊？”

健将带粗糙指甲的手指顺海云脊背朝两侧移，渐移到她腋窝。“买下了，妈。”他阴狠地说。

海云吓一跳，这个阴狠的健将是她不认识的。她斜一眼儿子：“小死人，你当我家？！”边说边走回试衣间。

健将没言语，两只大手空张在那儿，像一不小心刚放跑一对鸽子。

海云结果并没买下那条夕照红的太阳裙。但它让她在公共汽车上高兴了一路，因为它给了她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她发现自己原来还余下那么多年华。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般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

健将却一路不理睬海云，认为妈背叛了他。妈向着老东西，心疼老东西的时候就是背叛他。也背叛她自己——她的快乐就剩下那么一丁点了。几百块？卡罗一件皮夹克上千！一条领带上百！卡罗有，你凭什么不该有？！

车到站，海云娘俩刚下车，一辆米色小车在路旁边停住，车篷敞着，卡罗“Hi”了一声摘下脸上的风镜。海云和健将都不懂英文，卡罗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海云喜悦地从健将手里夺下一大包刚买的衣服，搁在车后座上。

健将对海云说：“我自己走回去。”扭身已拐上便道。海云只得对卡罗笑笑，比画着让他开车。

卡罗仍嚼着口香糖，显在腮帮那层透薄的皮肤上的牙齿运动似乎已疲乏透顶，却是务必要嚼下去。卡罗盯着前方，朝着海云的半张脸带一点微笑，是出于礼貌。海云觉得他的另外半张脸一定是不笑的，因为不必浪费礼貌。她从没有与卡罗挨这么近过，近得能嗅到他的口香糖气味。这时她发现他相当地美，尤其眼睛，上下两扇浓而长的睫毛各朝各的方向翻着，使那眼华贵起来。他鼻子与额相连的线条有亚洲人的柔和及欧洲人的鲜明。他是周先生四十八岁时得的儿子，海云见过他母亲的相片，一个粗大的金发妇人，到卡罗，怎么就会出来一个这么优美的杂种？

卡罗猛一个拐弯，海云眼一晕，不禁“哎呀”一声。卡罗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伸过胳膊，似乎要拦腰拥抱海云，却是替她拉住安全带，系牢。再次对她出声地笑。

从这笑中，海云几乎大喜过望地发现，卡罗也有着与健将相等的没出息。那种公然对学问和才能的轻蔑，就在这笑容中。不同的是卡罗对这份没出息是认清的，健将却毫无认识，因此卡罗的没出息表现出来便是一种脱俗，一种迷人的颓唐情调。卡罗在兜很大一个圈，无非想炫示他和他车的风度。

海云心里突来一阵对这混血青年的恨意。

她的健将有什么？她的健将趴在地上一块块地擦亮大理石，供这杂种少爷潇洒地踏过去；踏进他那寝宫般的卧室，去弹他的钢琴。海云不懂音乐，正如她不懂世上绝大部分事物一样，但她也听出卡罗弹得多么半吊子。周先生说卡罗没去上大学是因为几个二流大学没有录取他，所以他在准备考一流的学校。他早出晚归，是去图书馆悬梁刺股。有什么用？认真说他比健将更没出息，因为他是存心没出息，而健将对自己那份没出息纯粹无辜，纯粹不能自主。

当晚海云将买来的衣服一件件又试穿一遍。她穿着一件深蓝丝绒的晚礼服跑到客厅，那里有面镜子可容她向左转向右转，以及前进后退地打量自己。

周先生和卡罗并排坐一张长沙发，在看电视上的球赛。电视与沙发的角度很妙，第三个人绝对挤不进来。有回健将只是站在一边很受罪地看了一会儿拳术，周先生便客客气气说：“喂，你房间不是也有电视吗？”健将从此被堵回了自己的小房间，去看他那十三英寸了。从此健将也恨绝了参加到这对父子中去的单方面愿望。海云从此上哪儿都带上健将，她知道儿子比自己还孤独。

海云看着蓝丝绒夜空般的莫测。周先生和卡罗在谈着什么，各人手里捧一盏玛瑙色的酒。他俩并不在看电视，只是借电视来营造一个只属于他俩的氛围，以这氛围在这家中做一种微妙的划分。

“健将！”海云突然大声喊道。健将跑出来，见母亲微张着双臂，微笑地站在镜前：“来帮妈系一下这根带子！”她以下巴指着腰间。

卡罗瞪眼看着继母在这身不合时宜到极点的装束中显得既滑稽又美丽，口香糖也忘了嚼。

健将熟练地替母亲系上带子，又伸手到裙子里面，去抻平贴身的衬裙，他这套动作十分麻利灵巧，一看便知是常常做，彻底懂得了女性着衣要领和窍门。

“他天天陪你逛女人服装店？”周先生忽然问。

“他不陪我，谁陪我？你陪？”海云半笑地反嘴。

“早看出他没出息！”周先生说。

“你儿子有出息？二十大几了还赖在家里！”

“我的家！我要谁赖谁就赖！”周先生说。一根手指按住耳朵眼上那只塞子，生怕漏听一个字。

“你的家——咱知道。咱娘俩在这顶多是老妈子和小伙计。”

“是你自己讲老妈子！”周先生起立，悲哀得颤颤巍巍，“老妈子敢花那么多钱，天天逛商店？！”

“老妈子还不跟你上床呢！”海云噙着饱饱两汪泪，人也凉了。

听到这里，周先生毅然拔下助听器。周先生被卡罗拉到餐室，健将推着海云进了自己卧室。

第二天，海云一早出门，直奔那个购物中心，去买昨天舍弃下的那条夕照红的太阳裙。海云往往留下一两件最贵的衣裳到生气的时候买，不然怄起气来就没得可买来消气了。也只有生气，她才买得下手，才有那股劲头和气魄。

海云是独自去商场的，健将的学校已开学。她在商场迷了途，怎么也找不见那条红裙子了。她从没一个人出过门，总是健将领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种可怖的迷乱，眼和手慌慌张张地翻着倾挂的上百、上千种衣裳，像是在找一份性命攸关的文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条太阳裙，那个在一天前使她快活过的红融融的物件，不见了。她喘息越来越紧迫，似乎找不见它，往后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海云手空空地回到家。

离烧饭的时间还早，她不知该做什么。电视她是看不懂的，音乐她也是听不懂的。带来的两盘家乡音乐——河北民歌，她却不会用那个比飞机驾驶仪还复杂的音响组合，她也从来不打算学，这世上绝大部分事她自认是学不会的。她除了长一副漂亮模样和烧一手漂亮菜——这两样天生——其他她都学不会。

海云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将所有买来的，尚未有名目、场合穿出去的衣裳统统再试一遍。

她身子一进入那滑溜的、柔软的衣裙，往客厅大镜前一立，神便定下来，一种愉悦出现了，健将一向是分享她这孤零零的愉悦的。她脱口喊道：“健将！健将……”

“Hi！”

海云抽风般扭转身，见楼梯上出现的是卡罗，卡罗微笑着，刚刚从午觉中被她的叫喊惊醒，脸上是浅睡后的红晕，他已走到海云身边，黑绿的大眼关切地看着她。海云第一次看见他安顿下来的嘴，面颊不再有咀嚼口香糖的轻微扭曲。

海云不知怎的往后撤一大步，像是害怕这个完全不同的卡罗，卡罗竟是如此友善。对于她这三十七岁的继母，卡罗的存在原来是暗暗含着某种意义。

“我帮你？”卡罗用五音不全的中文说道。

海云惊惧地笑笑，摇摇头。双手在背后扯住丝质衣裙的两扇门，只要她一松手，它就会滑出她的控制。

“我会帮。”卡罗逼上一步，“将会的我都会。”“将”是他对健将的叫法。

海云没料到他会讲中文，讲英文原来只是在这房子里造成一股势力，一股优越的、排外的势力。现在只有他和她俩人，没什么可排外了。卡罗丝绒一样的目光看进海云眼睛，海云的眼睛快快躲开去，“不用。”她说，依然将双手背在身后，扯紧裙的开关。向后背起的手使她原来就丰润的胸挺送出去。

卡罗微侧头，想一会儿，说：“为什么？将能做的，我也能。”

“不，”海云柔声说，“将是我生的。”海云清清楚楚地说。

卡罗马上收回伸进她眼里的目光。海云第一次见卡罗如此谦卑地一笑。

健将学校的功课很忙，他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全家睡下了，他才回来。海云洗衣时嗅出健将所有衣服上都是冲头脑的汗臭。她没去多想，男孩子总是动动就臭烘烘的。

卡罗却像与健将调了位置似的，从早到晚待在家里，海云几乎总在试穿衣服时碰到他。他不再申请帮她，只静静看她一会儿，并不看她身上各种莫名其妙的新衣，而是直朝她眼睛看，直看到海云对他和她是怎么回事渐渐醒悟了。

海云这三十七年没爱过男人，或者她爱的男人都不爱她。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卡罗这样往她眼里死找她。她逐渐不再追问健将每天学校里的事；健将像是不再重要，反正他是她自己的一部分，总会在那，跑不了的。

这天卡罗对她说：“我那儿有更大的镜子。”

海云装没听见。卡罗转身走了，海云不知怎的就跟他上了楼。卡罗请她进了自己屋，然后关上门。

海云身上着的是件白色晚装，无袖，从腋下隐隐透出少许腋毛。海云看着自己，眼的余光见卡罗接近了她，步子动作都轻柔得像丝绒。卡罗——你这金子堆大的少爷。海云想着，爱慕地、嫉恨地轻轻咬住牙关。

卡罗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海云突然发现它们也是孤独的，不亚于她自己，不亚于健将。不，海云想，卡罗是她所见到的最孤独的一缕魂。这孤魂在这幢城堡里徘徊了多少年、多少年，似乎早于他被那个胖大的金发母亲孕育、娩出。

卡罗的手指很轻地顺着她平整、年轻的脖颈滑下。那无听众的钢琴家的手指触摸着她的肩、臂。海云见镜子里的自己已是混沌一团白色，已融化得没了原形。她从没体会过这个融化过程，它真值得拿死去换。

海云感到那双无出路的钢琴家的手移向她的腰部。忽然，卡罗以一个令她意外的动作矮了下去。她清理一番视觉和感觉，发现他跪在她双膝间，脸埋在她稀滑的白色裙裾上，浑身虫似的蠕动，拼命躲避他想要去触碰的部位。多没出息，没出息得又如此动人。

“I……love……you！”他吸溜着鼻涕，口中发出喝粥般的声响。

海云一动不动，但浑身都是邀请。

俩人同时听见车房门启动，周先生回来了。

海云穿着白色晚礼服在厨房烧晚饭，周先生看不透似的看了她一阵，问：“穿的这一身是什么东西？”

海云擂小鼓似的剁着菜刀，一边答：“穿着玩玩啊！”

周先生“哼”了一声，意思是：“花这么些钱就‘玩玩’啊！”

海云轻快地将菜倒进升起烟的油锅，没像以往那样回敬他。现在她不只有健将，还有了个卡罗，因此对这个七十多的丈夫，她从此可以不一般见识。

炒到最后一道菜时，健将出现在厨房门口，脸让汗淌得白一道黑一道。

“哎哟小死人！放了学哪儿去了你？几天不照你面！”她边说边欢天喜地搅着炒锅，“把妈想得……”她没意识到自己在撒谎：这些天的夜里，她躺在黑暗里，听着周先生斯文的鼾声，睁眼闭眼，眼前都是卡罗。

海云甚至没留意儿子的明显消瘦和病马般迟钝的眼神。

“去洗洗脸！疯得你……”她喜悦地责骂儿子，将炒好的菜一飞腕子倒进瓷盘。

晚餐桌上是两只冷菜，四只热菜，气氛远不如往常沉闷。海云顶忙，给健将不断夹菜，又去不时答对卡罗那双眼睛。周先生瞥几眼海云白晚装上罩着花围裙，摇头笑笑，还是决定对妻子的荒诞装束不加干涉。饭吃到一半，电话铃响起来。

卡罗接的，却马上将话筒递给健将，脸上是等看好戏的表情。健将完全木然地捧着话筒，忽然求救地将脸转向母亲。

“怎么回事？”海云问。

健将没说出一个成型的字。

“学校来的电话——他五个礼拜没上学！”卡罗说，以尖而长的拇指点点健将。

健将恶狠狠朝卡罗瞪去。

卡罗像根本意识不到健将的存在，抽出一根口香糖，嚼起来，“学校说，他们正在考虑开除他。”

“根本没这么说！你狗日的瞎编！”健将对卡罗吼道。

周先生一拳擂在桌上：“你嘴放干净点，不然我马上可以请你滚出去！”

海云还没反应过来，鼓着眼看看健将，又看看周先生。

卡罗对父亲咕噜了一长串英文，一面咕噜一面继续以拇指点着健将。那是只鄙夷而傲慢的拇指。

周先生脸完全青下来：“你干什么去了？！五个礼拜，你干什么去了？！”

健将不语，闷着头。海云知道儿子没出息得十分彻底，但无救到这步田地，她是意外的。她挪到儿子身边：“说呀，你没上学，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病了？还是老师种族歧视咱们？跟妈说呀！”海云恨不能为儿子想出所有借口。她用手臂环住健将的肩，脸几乎贴上去瞅他，希望瞅出什么病来。

“他有什么病？没看他刚才吃多少？”周先生大声道，布满老年斑的脸和手都在打颤，像是随时会厥过去，了结他勤劳敬业的一生：“他以为他这辈子就可以靠我养，吃我的、喝我的，靠我一天十个钟头趴在写字台上来养他！”

海云看着自己年老丈夫的额角，一根紫色血管蚯蚓般拱动。

卡罗这时也在看父亲的额角。他轻轻在父亲背上抚两把，又对他轻声讲了几句英文。

海云似乎突然明白卡罗在讲什么。他在撺掇父亲，离间父亲与健将。海云捡起一只青花细瓷盘掼在明晃晃的打蜡地板上。人们全抬头，只见她脸狰狞了一瞬后，去净表情。

“废料东西！杂种！你仗着谁呢！你心对口、口对心，说句实话：这些天你动的什么脑筋？打的什么下流主意呢？当我不明白你？别迷了心窍儿，废料玩意儿……”

健将完全不懂母亲在说什么，猛抬起头，两眼死死噙住泪。他突然纵身，抄起地上碎作两半的瓷盘，向卡罗砍去，砍到了卡罗额上角，一个细红的月牙儿刹那间晕开，不一会儿，血从卡罗捂在伤处的手指缝溢出。

海云扑住健将，嘴里念咒似的说：“杀！先杀你妈！是你妈的报应……”

周先生已打了报警电话。十分钟后，警察们来了。三三两两的街坊在自己院子门口往一五○张望，蹊跷死静了二十年的这座银灰城堡怎么今晚让警车给热闹起来了。周先生到门口去抱歉，说家里的报警装置不小心被碰响，一场虚惊而已。

周先生和海云商量，送健将去一所寄宿男校，在五百里外，学费极昂贵。海云点了头：周先生肯出这样一笔钱，事情总错不到哪去，至少健将不算亏。

卡罗也被一所三流音乐学院录取，一个星期内就要到东部去了。

周先生悔过似的对海云说：“我陪你的时间太少，我准备马上退休，七十二喽。以后天天在家陪你。我们去欧洲旅行，去亚洲、南美！哎，你想去哪里？”

海云无神地笑笑。她正在整理挤得紧紧的一壁橱新衣，它们中的多数，她从来没穿过。

健将从外面回来，手里有个商场购物袋。“妈！”他叫了一声。

海云回头，见儿子从包里拎出一条夕照红的太阳裙。就是几月前她看中却没舍得买的那条。

“哎呀……”海云小女婴一样将两只手掌在空中挥几下。

周先生走开了。凡是有健将的地方，一般是没有他的。

惊喜过后，海云问：“哪来的钱，你？”

“打工打来的。”健将答道。他告诉妈，那几个星期的逃学，他是去找工打了。试了七八家餐馆，终于一家收他做了厨房下手，一小时两块半。

海云这时已剥下了衣服，欲试新装，几乎裸出大半个身体。听儿子讲到此，她眼眶一胀，两大汪眼泪倾出来。她不知低吟了句什么，将儿子搂进怀里——她那原始状态的雌性胸怀里。儿子在她赤裸的乳房间一动不动，她又感到十年前那种拥有；这拥有感将支撑往后她与儿子的长相别。

海云穿着新装跑向客厅，正看电视的卡罗和周先生被她一道夕照般的色彩惹得回首。这条不伦不类得一塌糊涂的红裙子使父子俩都不由自主从沙发上欠起屁股，都赞叹与谴责地盯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女人。

健将跟上来替她整理胸前、背后、裙下，完全熟门熟路。

“穿这个……像什么话？”周先生自语般说，苦笑。

“放心，我不会穿出门！”海云顶他。

“是不能穿出门。”周先生说。

“我就在家穿穿。穿着玩玩——我有地方出门去穿它吗？”海云说。

海云看着镜中的自己，以及镜子折射出三个男人的神色。她明白自己是美丽的。她明白这美丽对他们是白白一种浪费，同时也对他们是无情的一份折磨。

当晚，卡罗埋伏在楼梯拐角。海云觉得他伤疤尚新的面孔那么要她命。她忽然感到这世上都错了，错了便对了。她笑笑，从健将与他冲突，她还第一次对他笑。

卡罗走上来，把嘴唇慢慢触到她面颊上、她脖子上，她不动，没有邀请，也没有拒绝。他说他从她进了这房子，就开始爱她，她该是他的。

她抬起脸，看着他，感到自己在红色太阳裙下渐渐肿胀。她对伦常天条的无知使她无邪地想要和想给。刹那间，她几乎想回报卡罗，以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

但她仍一动不动。听卡罗拿千差万错的音调许愿：他将回来，为她回来。

她知道他不会回来，外面多大、多好。健将也不会回来，从这里出去，谁还回来。她有足够的美丽衣裳，将为卡罗和健将美丽地活在这里，哪怕他们在千里万里之外，哪怕他们永远不归。

海云从洗脸间穿着严严实实的睡衣出来，却见她七十二岁的丈夫浑身赤裸。“快！快！快脱……”他喘着说，意思是这一记来得不易，弄不好就错过了。海云慌了，大把大把扯脱衣裤。他却仍催：“快些！快些……”他似乎竭力维护着他那珍奇的一次雄性证明，混沌的眼珠亮起来，亮出欣喜、紧张、侥幸和恐惧。

这是海云头一次把肉体呈给丈夫。

她仔细躺平，尽可能不让他吃力。这是她本分的事，她没有道理不高兴做。海云什么也不去想，不去想卡罗，不去想健将，更不去想她爱过的篮球中锋和没爱过的少校。

丈夫的权利进入了她，大事情一样郑重地推动一下，再推动一下。

海云闭上眼，柔顺得像团泥。

这时她隐隐听见卡罗那到处是断裂的钢琴声。

Across the Sea /
海那边

没人留神王先生也进了冷库。没人看见王先生怎样拉开弓箭步，以骗腿上马的姿势在泡的屁股上甩了一下。也没人听见泡摔下去的响声。那其实很响很响，泡手上端的十磅的一块冻虾都摔成了四瓣。泡摔下去时手想去够个什么好稳住自己，结果还是翻掉了一桶四川辣糊，红艳艳地酱了他一头脸，把个磕碎的脑门也酱在里面。看见泡出来时都不知他在流血——脑门、鼻子、牙，全与辣椒糊红艳到一块了。

泡是个英文名字——Paul。说是这地方有王先生就有泡了。还说是这城里有中国人就有王先生了。不过城里的中国人从来不来吃王先生的餐馆，虽然在餐馆外都跟王先生做朋友。说是王先生的中国菜都不是中国价儿。

王先生叫王杰瑞，餐馆就叫杰瑞菜馆。两个字在中文里也是个意思。没人叫他王老板，似乎王老板听上去是人世间顶小一个老板；倒不如王先生，听着有些来历，有些谱。王先生的来历泡最清楚，一旦王先生跟客人们摆他的话，讲起他在耶鲁的“想当初”，就拿拇指往身后一戳：“问泡去！”真有人问过泡：“王先生真在耶鲁念过书？”“王先生是因为家道中落休学的？”泡都把头点得殷切，说：“是，是。”也有人问：“王先生在耶鲁念法律？”泡点头；马上有人驳：“王先生学的是医！”泡仍是点头。泡就是那副痴傻者的诚笃模样，谁叫他，他不是扛着什么就是搬着什么，抬眼看你，像刚解了眼罩从磨上卸下来的驴，还得待一刻才明白东南西北。

刚刚他就搬着那一大块冻虾被王先生叫住的。

没人知道王先生听了两个女学生什么话。这城里从两年前开始出现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女学生在王先生这里都做不长，很快就找到工作了——在王先生这里的一份事，她们从来不叫“工作”。只有两个一直做了下来，一个戴很厚的眼镜，两只眼像两个靶的靶心；另一个嘴唇上长一圈小胡子。两个女学生每晚下班由泡开车送回家。这天俩人一上班就跟王先生哭去了。

没人知道泡对她俩怎么了。泡是个脑筋残废的人，手脚倒是很听使唤，但只听别人脑筋的使唤，他自己的脑筋一支配他的手脚，就出错。出了错，也不该他那个残废脑筋负责。王先生就这样对两个女学生解释的。“报警？我们中国人不找美国人报警。”王先生说。

女学生被王先生各赔偿了一百块钱。

“都是中国人。你叫鬼佬绑走他，他们也没有一百块赔你。”王先生说。

王先生就唤泡进了冷库，紧闭了半尺厚的门。然后就把被“法办”过的泡指给女学生看了。

女学生们从此不见了，没人知道是她们辞了王先生还是王先生辞了她们。后来的两年里再有大陆女学生来找工，哪怕懂得讲王先生的乡语广东话的女学生，也没被收进“杰瑞菜馆”。收的都是男学生。男学生也做不长，没多久就都发现离这儿一百多里的芝加哥有的是中国人的气候。只有一个没走，他叫李迈克，会讲广东话。没人搞得清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他留了个社会保险号在求职登记表上，王先生一看，多了一位数字。王先生没动声色。

李迈克长得瘦小，很干净相，英语凡是该讲的，都讲得纯正。他懂看眼色，摸感觉，往餐桌上添什么撤什么都不必客人召唤。李迈克也肯干，有时辞工辞得只剩他一人，他仍是方寸不乱地周旋在十来张桌子之间。王先生的妻子王太太这种时候会来帮一帮，她一来，李迈克还分些心照应她，前脚她上错菜，李迈克后脚悄悄给她纠正，代她向顾客道歉。这些王先生都看在眼里。

王先生没给李迈克加过薪；不加薪李迈克也一样会干下去。有时李迈克汗渍在他白衬衫背上画了“地图”，王先生就来一句：“迈克呀，苦到毕业就好了，就做大公司去喽。什么时候毕业呀，迈克？”

李迈克逢这时就作哑。他三十七岁了，从哪儿往哪儿毕业？现在他明白社会保险号码不是想当然写的，多写的那位数，现在锁在王先生档案柜里。

女学生们离开那晚，李迈克恰是头回试工。他见泡从冷库里跌爬出来，跌爬到水池边去洗头脸。所有人都“血呀血”地惊喊，泡却瓮声瓮气地说都是辣椒糊。李迈克还见两个女学生相互递着窃窃的笑。

那天夜里关门后，李迈克见泡还在水池边洗脸。

“泡。”他从背后拍了拍泡的背。泡不洗了，却也不转过脸来。

“泡你转过脸来。”他说，手还拍在泡那铺一层傻膘的背上。泡就是不肯转脸。“人都走了，泡。”李迈克说，慢慢将泡的身子扳转向自己，他开始清理泡头上脸上的伤。

隔些时，泡脸上的三个伤口都长愈了，只有鼻梁上那处疤比他肤色浅许多，乍看像鼻梁骨暴露一段。泡不算太丑，落疤后他的样子使他的痴傻带一点凶残。

“泡，那天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什么了？”许久了，李迈克才问。

泡瞪起两只马来种大黑眼睛。看着这双眼，谁都会想：不会有比它们更空洞单纯的东西了。白眼球上已有了些浑黄，是肥胖和衰老的症候。泡至少五十了，浓密的头发白了半数，脸上因多肉而不见明显的皱纹，但萎缩了的嘴唇，以及因嘴唇萎缩而延长了的人中使泡有了副类人猿的面孔。

“我忘了。”泡回答。

“你开车送她俩回家的。”李迈克替他开个头，让泡顺着把故事讲下去。

“我忘了。”泡不太耐心地说。

“你忘了什么了？”李迈克企图偷换逻辑。

泡说：“你问王先生去呀。”

“王先生不在……”

“王先生打马球去了。”逻辑让泡给偷换了，不过他不是存心的。

每天午饭时间一过，王先生就换上英国式骑装，戴上雪白的手套从餐馆消失了。王太太一向给自己和孩子们在美国的廉价连锁百货Kmart买衣服，而王先生一年四季的Polo衫，都是真货。那帮子马球朋友很识真伪，并对真伪很有态度。王先生讲给球友们，他的马球是在耶鲁学的。还说他上耶鲁时期，家里还遣了个仆人料理他生活。仆人也学了马球。为伺候少主人练习，一回被马扔出八码远，救过来脑筋就不做主了。所以他王先生活一天，就养那废人一天。王先生的球友也来杰瑞菜馆吃过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王先生的故事与那时而扛着重物进出的泡联系起来。

因此在王先生打马球的时间，餐馆就剩下泡和李迈克。大厨只管做晚餐，其他侍应生要到下午四点才来上班。这段时间泡就用来包春卷，折餐巾。没人在这两桩事情上胜过泡。因为泡不像有脑筋的人们，这类事做不久就烦，一烦就企图在每个细节上生出花样，渐渐使这桩事远离了它的规范。泡一旦被教会这套动作，就好比一台安排好程序的机器，每个细节都被控制得百分之百精确：抖开餐巾，对角是一丝不苟地相折，再以指尖压线，再折对角，从不多一个动作，也从不省一个动作，即使是可以省。这部人形机器一旦被开动，仿佛就不会停下，即使你抽掉被他操作的实物——或餐巾或春卷，他仍会将这套动作做下去。因此每当泡折完最后一块餐巾，他两只手会在空中不知所措一会儿才停下。像关闭机器之后的余动、余震。

“泡，你对两个女学生做了什么？”李迈克又问。

“王先生记得。你去问王先生。”

“你摸了她们……”

“我没有摸她们！我请她们摸我！你去问王先生——是我请她们！”

李迈克不说话，光吸烟。王先生一回来他烟就吸不成了。

泡眼睛盯着桌面上整齐密匝的春卷。一线口涎从他松开的下唇垂滴下来，在空中弹了弹，落到一只春卷上。没人留意过他的表情。如泡这类傻人往往有种不与世道一般见识的超脱表情，这表情往往是快乐的，而泡却不是，泡是个最不快乐的傻人。泡明白自己是傻子，就像狗明白自己是狗。而狗乐意做狗，泡做傻子是不乐意的，不得已的，他只是尽心尽力地做这个傻子；因为他知道除了做傻子，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泡甚至明白傻子的意义，其中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王先生惩处他之后对他说：“泡，懂了吧！你那东西拿出来，请她们看，她们就要叫警察。明白了？”

“王先生说，我脱裤，都是她们不好。因为我是傻子。”泡忽然说。

李迈克笑着撸一把泡那油腻发黏的后脖颈。人人都占他傻的便宜，包括他自己。过一刻，李迈克说：“泡，你不傻。”

“我傻！”他瞪起李迈克，不懂那双眼里的陌生东西叫怜悯。“去问王先生！”泡口气急了，似乎李迈克要勾销自己名分下的优势。

“你不那么傻。说不定哪天就有个女人肯做你老婆。”

泡一下子不讲话了。

这时听见王先生在前厅开骂，说四点了门上还挂着关门牌。李迈克赶紧熄了烟头，站起身，准备往前厅去。

泡抬脸问：“哪天呢？”

王先生发现泡一笑起来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这是张不笑的脸，笑的肌肉在形成之前就死去了。因此泡是拿眼睛，其次是拿嘴唇、牙齿来笑。奇怪的是这笑并不难看，因为眼睛笑出来的笑远比皮肉来得深。尽管泡的笑有模仿成分——人人笑时咧嘴，他便也咧，咧得相当透彻，像早年间的牙膏广告。

王先生偷偷注意他这样对着空无独自笑已好几日了。别是他的痴傻恶化了吧？进入五十的泡很可能再丢失原本就缺乏的脑筋。

“在笑什么？泡。”王先生坐在了泡对面那片空无中。这是饭店关门后，伙计们吃饭的时间。

泡一点也不笑了，手将一片纸似的东西拙劣而迅速地塞进胸口的衣袋。

“泡，你什么事都不瞒我，是吧？”

王先生带哄诱带威逼地盯着那只衣袋。

泡想把偌大一块胸脯躲出王先生的视野。

“不瞒我？”王先生找着他的眼睛问。

泡不吱声，睫毛抖得像垂死的蛾子翅膀。跟前放着堆尖一大钵饭菜，王先生抓起筷子，往他手上一杵，说：“吃啊。”泡忙感激地慌忙往嘴里扒饭。本来是他名分下的饭，给弄成了王先生格外的赏赐。

王先生对着凶猛进食的泡说：“知道你就是又跟他们赌去了。”

泡忙抬起头，说：“No！No！”张着的嘴里翻动着白的饭、绿的菜、红的肉，搅拌得不分彼此，很不受看。他舌头在一堆稀烂的食物后面一个劲“no”，好一会儿才“唿隆嗵”咽下，又说：“你不要我去，我就没有去过了！”

王先生忙又说：“吃吧吃吧！”他相信泡，胜过相信他自己。他自己有前头讲了大话，后头忘记了而说不圆的时候。泡不会，凡是他王先生讲的话，都是铆进他脑子的。他脑子不容易被铆进东西，但一旦进去，任何人休想往外搬。整三十年，泡对王先生的忠实，比王先生自己对自己还忠实。王先生三十八岁上讨了王太太，王太太不高兴泡在家里占间地下室，害得她没地方堆破烂，才打发泡出去单住的。

“又是哪个娘们借你电话了？”王先生说，前阵泡隔壁搬来一家越南华侨，说是电话坏了，女人天天借泡的电话打。泡收到电话账单这家人已搬走，那女人整整打掉泡三千块。是王先生费许多事把这家人捉着的。

泡忙否认，说他那半塌的楼上再没住过女人。

“跟你说你命里没女人。”王先生说。

泡不吱声。

王先生手指在空中一点一点，点出他话的板眼：“想，你命里也没有。”

泡忽然念咒般说了声又长又低的“有——”。

王先生眼睛蓦地一大。泡这时又是笨拙而急促地从胸口衣袋挖出那张纸片。王先生一看，是个年轻女郎。女郎顶多十七八。王先生觉得她眼熟，却想不起是谁。相片给汗沤软了，刺鼻的一股泡的体臭。

“它是什么？”王先生问。

“迈克给我介绍的。在大陆，我要跟她结婚。”

“什么？！”

“迈克给她写信了，她同意。迈克说总有一天，他有空了，就带我去大陆见她。”

王先生觉得这些个词儿是给填进泡嘴里的。泡从来没有如此有条理地讲过话。“把它给我！”王先生朝相片猛伸手，像要从泡身上摘走什么。若在平日，泡绝不会有如此凶猛的防御，他甚至连反应都不会有，温顺地任王先生给他或文或武的教训与教诲。泡这次却以自己庞大的躯体护住那臭烘烘的相片。

王先生走开，回头见泡又笑了。这回可是眼睁睁看着泡的笑怎样从他的大黑眼里怒放开来。这笑或许是泡唯一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

李迈克听说王先生要他去经理办公室谈话便料到什么事了。倒没怎么紧张，究竟不是理亏的事。他知道泡为了那两个女学生挨了王先生的惩治，也明白王先生为了泡而不再聘女学生。都是为了泡好，为了泡能够像头闲牲口那样太太平平活到死。

本来李迈克没打这主意，直到那天，餐馆里来了两个洋婆儿。又是王先生去打马球的时间。两女人硬是敲开了餐馆的后门，脸上带着坚贞和无赖的笑。俩人都是办公室小姐的穿扮：肩膀方方的，裙子窄窄的。一个有四十多岁，另一个起码七十了。她们手上都捧一摞教会印的讲义，两只被冻得鲜红欲滴的鼻子在她们发蓝的脸上极触目。她们说明来意，每吐出一个神圣的词汇，嘴里便喷出一团洁白的雾气。

李迈克很头痛这种传教的女人。因为她们是女人，也因为她们推销的是伟大的精神补剂而不是洗碗液，你不能太粗暴地轰她们出去，往往得听她们把开场白讲完。

一完，李迈克马上笑眯眯说：“好极了，不过我是佛教徒。”

正待关门，年轻的那位已将一条瘦骨嶙峋的腿伸在门与框之间。她红红的鼻尖对李迈克身后的泡一挑：“你呢？”

泡没命点头。

“他不懂……”李迈克想说泡不懂她们这些高尚的事，泡也不需要信仰，泡会在讲义上印的女人身上画些他想当然的器官。然而来不及了，泡已把个阔大的脸盘向日葵般巴巴地迎向两个女人。

女人们坐定，希望有人邀请她们喝杯热茶。

李迈克忙说：“泡，去沏茶！”他想趁泡离身的那一会儿介绍给两女人，泡是怎么回事，省她们些美好语汇。

不料泡坐着不动，对他喊：“迈克，去沏茶！”

女人们在几句话之后便发现泡的问题了。她们开始尴尬，不断吸溜着她们长形的大鼻孔，似乎闻也闻得出泡的痴傻。

泡却静得跟一堆货似的听着她们，而他视线的投掷部位让她俩烦恼。她们把直往上跑的紧身裙子不断往下拽，却仍打发不掉泡的一双大黑眼。对那裙子下的晦暗，泡毫不掩饰他深沉的无知与困惑。

女人们离去后到处找不见泡。一些刚运到的蔬菜大米需要泡去搬弄。厨房一片喊“泡”的声音，全是骂一样的喊。

李迈克在冷库里发现了泡。泡裸着的下身看上去跟这里冻着的一切东西一样不新鲜。泡的虾须般的几根长眉上挂着霜，半启的嘴弥留着悲惨的霎时欢乐。

李迈克狠狠将一堆脏衣物砸向泡。他不懂像泡这样一条命干吗还活着。

当晚下班后他请泡到自己公寓。他看着这个痴胖的五十岁男人，发现自己心里有种阴森森的冲动，他几乎忘了他请泡来做什么，似乎“喝一杯”仅是借口。像是他将这傻子诱到这个绝门绝户的地下室来是个阴谋，是想替一切人行行好让这傻子就此没了，也替这傻子行行好。

李迈克安排泡坐在那张地铺上。它是他唯一的家具。当他端两盏带DDT味的劣酒到地铺，泡忽然抬头，问：“你老婆呢？”

李迈克一个哆嗦。“在大陆。大陆就在海那边。”

“海那边。”泡说。脸奇怪地出现些向往。

李迈克把酒搁在泡面前的地上，从裤袋掏出钱包，又从钱包抽出一些相片。抽掉相片的钱包只剩了扁薄的一片。他指给泡相片上的三个人：他自己、老婆、女儿。下面的相片就是老婆和女儿两个人的了。女儿一点点变大，一点点变得与李迈克酷似。他告诉泡，老婆和女儿已经整整等了他七年。

泡吃力地在想一个问题。他渐渐想明白了：李迈克的老婆不过也就是一张相片。

那晚上泡从李迈克家离开时，怀里揣了张女郎相片。

王先生的办公室夹在雇员的男女洗手间中间，很小，没窗，所有光源都来自头顶上一支日光灯管。所有进入这里的人立刻成了淡紫色。王先生不知觉自己的脸色，只认为李迈克那淡紫的脸十分令他生厌。还有他那灵巧、那善解人意的微笑，都在这片淡紫中显得伪气。

王先生将白手套挨着手指往下摘，一会儿又将它们顺指缝理回去。

“王先生……”

王先生看他一眼，基本是以白眼球的动作理会他的存在。王先生没有请李迈克坐。

“你给泡介绍了个女朋友？”王先生问。

“她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泡是打定了主意等你带他回大陆，娶她来做老婆。”王先生说。

隔一会儿李迈克才笑笑：“哪辈子回得去？”

王先生会意地递了一个冷笑，李迈克不往下说了。那多一位数的社会保险号码就锁在那黑色档案柜里。在此地做长些的人都知道泡存了不少钱。王先生在钱上一点不亏着泡，该给红包也给，该涨薪也涨。而泡没有花钱去处，每件衣服都穿成泡的一层皮。泡的最大开销是上当。王先生认为李迈克自然不会为泡白扯这番皮条。

“你们讲好钱数了？”王先生说。

李迈克猛将下巴往前一伸，表示不懂。他心里却是懂的。

王先生又说：“泡傻，我不傻。泡给谁欺诈了，还有我呢。泡就是条狗，他也跟了我三十年了。”

李迈克抢一句：“都是为了泡好啊！”

“你把这个小姑娘给泡，让泡毁了她，不然就是她毁了泡……”王先生脸又紫一成，“我晓得大陆有些女孩想出国，瘸的瞎的都嫁，嫁来了再另打主意。要不就是你在两头瞒，两头得好处！”

李迈克欲启口，王先生手一挥。

“去，跟泡讲清楚，没那女人。是你逗逗他玩的！去告诉他：根本没那女人……”

李迈克突然说：“是没那女人的。”

王先生以为听错了，白手套一举，像是马球场上要求“重来”。

李迈克平和而清楚地说：“没那女人的——相片是我捡来的。不过我不是逗泡玩。”接下去他告诉王先生他在一家中文书店门外捡了这么张相片，不知是哪个不走红的电影明星，大概谁买了，看厌了，便丢弃了。他就这样捡来了它，跟老婆的相片一块塞在钱包里。他没对王先生讲出口的是：他偶然也拿出它来看，对着它发生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在老婆身上是绝对发生不来的。

王先生不知是释然还是更闹心了。他“刷刷”抽下两只白手套，说：“那你骗他：你要带他回大陆！骗他那女孩子同意跟他结婚！还骗他：她写来信了，说会等他！安的什么心呐？泡是个脑筋废掉的人，听了这种谎他会信，会一直想，一直等——到他死！你怎么办？你真带他回大陆？！”

李迈克心想，我回不去大陆的，或许永远回不去。因此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他什么也没对王先生说，让王先生顺畅地把脾气发完。他知道王先生真心为泡好，真心地护着泡直到泡好好地老、死。

王先生说：“你是回不去大陆的，对吧？”

李迈克不作声。

“除了给人送回去。”王先生又说，揭露性地笑笑。

“好了，”王先生放大音量、气量，“你出于什么动机，我不计较，就请你马上把相片要回来，撕掉，告诉泡：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不能。”李迈克默然一刻后说。

“为什么？”王先生威吓地压低声。

“去就你去要吧。我不去。对不起，王先生。”

“你一定得把相片给我要回来，撕掉；把话前前后后跟泡讲明白——你编的瞎话，你不去讲明白谁去？怎么忍得下心哄骗这么个人呢？！”王先生说。

李迈克见王先生的脸紫得厉害，他原以为王先生顶懂得泡。

泡见李迈克从王先生办公室出来，整个人都耷拉着。泡喊他：“迈克！”李迈克像没听见，径直往前厅走。泡为李迈克留了一碗虾，不然晚班前的“垫一垫”就没他份了。

“你吃吧，泡。”

泡郑重地说：“是虾！”

“你吃吧。”

李迈克走开去分布餐巾。泡端着那碗上了红颜料的虾瞅着他。泡觉得这个矮小的身影失去了素有的灵巧，餐巾好几块被摆反了。泡有些怕，却不晓得怕的什么。摸摸胸前衣袋，还在，不放心，抠出来看看，的确还是她：仍是那么个样子朝他瞪着眼，眸子那么乌亮，像刚从嘴里吐出的龙眼核儿。相片很软很软，早失却它原先冷硬光亮的质地，被泡强大的体魄孵成了一块肌肤。泡现在再不看别的娘们，李迈克讲给他道理：“看，她们也不是你的；你有你的了。”

泡走到李迈克跟前，说：“她写信来了。”

李迈克抬头看着泡不再空洞却依旧单纯的眼睛，说：“嗯。”

泡又说：“她等着我。”

李迈克笑一下。他明白泡不再发问，正如他自己早已停止发问——她可还在等？等我到几时？依稀而遥远的妻子早已变得犹如希望本身那样依稀而遥远，而相片是他捉住这希望的唯一凭据。

泡将相片托在他芭蕉叶般圆阔的掌中，说：“她等着你带我回大陆。”泡深沉起来：“大陆很苦哦！她跟了我来，就不苦了。”

李迈克摆完最后一桌的餐巾，伸了伸脊椎，说：“泡你说得对。”

泡问：“什么时候呢？”他兴奋得轻微发急了。

李迈克说：“哎，泡，想想看，我老婆也在大陆啊。我回去，你就回去，嗯？”

他拍一下那半堵墙似的肩，笑着。泡不懂那笑里的烦重心事。这么恳切的言语，这么肯定的一拍，泡的心神马上休息下来。再看看相片，嘴又龇成了个牙膏广告。

里面有人叫泡去搬重大物件，泡应着去了。想想，还是回来端起那碗虾。他得把它藏起，藏给李迈克晚班后吃。毕竟虾在雇员们的晚餐里是稀见的，算一回口福。

当晚餐馆来了两个不打算吃饭的男人。他们从厨房那扇门进来，正撞上扛几十只盘子的泡。他们问泡老板在哪里，泡指给他们男女洗手间中间的办公室。俩人去了。泡数得出王先生所有的朋友，却不认得这俩。想着，泡便斜起身子，观探那办公室的形势。

十分钟后，门开了，王先生唤泡过去。

“去，泡！带这两位先生找李迈克去。”王先生说，朝前厅一摆下巴。

两位先生依次和王先生握手，不笑地说：“谢谢。”

泡直看着王先生，不动。他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眼睛一点不朝他看。

“泡，去呀！”王先生推他一把。

泡看着那两个一般高的男人，还是不动。他越来越觉得王先生今天怎么了，会这么重地推他。

泡还是领两个男人去了。一路，人都为他们闪开道，都在想，这俩人怎么看怎么像秘密警察。只有泡不懂什么东西是秘密警察。正在前厅与客人讲解菜单的李迈克猛然定在那儿，嘴里还咬着某个字眼。没等泡讲话，两个男人已超过泡，一边一个堵在了李迈克的左右。

泡就这样气也不喘地看着两男人一左一右把李迈克带了朝大门去了。

这时泡想起该去叫王先生，忽又想起正是王先生差他带这俩人来的。

追到门外时，李迈克正被两男人推进一辆汽车。李迈克两手间有个铮亮的东西，泡懂它叫手铐。

“迈克！”泡说。

车开动了，从车脊背那块蒙冰的窗子，能看见李迈克吃力扭向泡的脸，嘴动着，或许在告诉泡：海那边的大陆在哪个方位。

泡站在寒冷中，眼泪刚流出便是冷的，挂在他腮上不一会儿便冰得作痛。

餐馆伙计们说：“原来那俩真是移民局派的秘密警察。”两天过去，泡听所有人说：从此这里便没有这个人了——这个李迈克就此没了。泡不懂什么叫“递解出境”，但他明白，没了李迈克，什么都没了。没有那个“等”了，没有那个等着他泡的女人；等在海那边很苦的、叫大陆的地方。这天关门之后，人们还议论着李迈克此人此事，陆续离开了杰瑞菜馆。

泡走进冷库，看见那碗他两天前为李迈克藏的虾。它冻得石头一样。

“泡，在这里做什么？”身后是王先生伸进来关切的脸。

泡像是不懂碗中血红的汁竟会变得如此死硬。

王先生拍拍他的肩，长嘘口气：“好了，以后再没人耍你……”

泡转过身，拉开那端碗的手臂。红艳艳的一碗东西砸开在王先生额上。

王先生捂住脸，从血注中投出伤透了心的目光。

泡跨过王先生倒下的躯体，步出冷库，顺手将半尺厚的门扣上锁。

第二天早上，一个新来找工的学生走进杰瑞菜馆，见人们正在合力搬弄一具雕像般挺拔的人体，头脸红艳艳的。学生听人们叫这具塑像“王先生”。

Charlie the Robber and I /
抢劫犯查理和我

傍晚六点半，我走出校门，比惯常离校的时间晚了半小时。

我突然不知该往哪儿走。城市一半被白天带走，一半让夜晚窝藏着。我呢，在两个一半的中间。不再是惯常多风的芝加哥，风没了，空气中有种不幸。

老师延时下课，这便是我个人历史中不可告人的那个事件的缘起。六点半，这个陌生时段使芝加哥在我的认识中失去了坐标点。

妓女们列在一排公用电话前，都停下电话，朝我关切地看着。愈来愈多的人看出我的迷失。他们看出我观光一样四面八方旋转的颈子其实正如一只嗅别方向的狗，在找路。

在我掉头从一条路走回时，一个少年拦住我。从侧面出来的，有些像袭击。他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就像白天与黑夜中这个晦暗的间歇。他问我要不要他的帮助。他的嗓音和他人一样细致，每个字都吐得精巧。我谢了他，说不。

我回头是因为我没看清他。事后我明白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回头，尤其为看清一个美少年而回头。三十出头的一个中国女人，还有这样的不安分，谁还能对接下去她那段不幸负责呢？我这一回头，少年慢慢跟上来。我慌了，连说两声决断的谢谢。

在天黑时我走回了公寓，全黑的芝加哥我是熟识的。公寓共三层，每层有A、B、C三个单元。我掏出钥匙，先去信箱取信。三封是拜伦的，他从来把情话、正事、聊天分开写。就像他的档案柜，里面的层层次次就是他一生的表表里里。

我总有一天会嫁给这个体面的小美国鬼子，用他给我的钥匙，去开一扇屋门，把乞丐、垃圾、旧工厂残墙，以及在大雪天猝然敞开大衣、对我揭示原始雄性证明的男人们关在门外；把我的打餐馆、逛旧货店、买廉价菜的生活锁进档案柜。

拔下钥匙拉开门时，我的胳膊肘狠狠戳在一个人身上。背后竟什么时候有了个人。

“哦，对不起。”我说。并没有去想，这个尾随是否可疑。

他说：“没关系。”

我居然也没去想，我怎么可以把这个尾随放进楼。

他说：“谢谢了。”

声音非常好，柔得有点诗意。又那么轻和怯，对楼梯上黑色的宁静毫无杀伤力。

而正是这声音提醒了我。我抽风一样回头，见一条细长的身影在两尺外。竟也没有太不妙的感觉，这也说明我在那晚的荒唐程度。我想或许并不是同一个少年。这年纪的男孩都细长，多么正当的事他们都做得像冒险，并是羞答答的冒险。

“你是詹妮弗的朋友？”我问。詹妮弗住二楼B，进这楼的男孩多半归她。

“啊。”他答。

那么他应该停在二楼，却没有，他还在跟我往三楼上。

“哦，那你是詹姆斯的学生？”三楼B住着个画家，收十多个学生，常敲到我门上却找詹姆斯。

“是的。”他的声音真是好啊，按摩着人的神经。

我却突然停下来。不对了，怎么也不对了。詹姆斯半月前去了东部。这时我们停在二楼与三楼之间，完全暗的。我想和他拉开距离时已太晚。

他从我侧后方伸出细长柔韧的胳膊，卡住我喉管。

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我摸出钱包，里面有近一百元。我把它往身后一掷。他接得很好，我们之间没一个动作是难堪和狼狈的——袭击和缴械都极出色。

“对不起。”他听上去格外典雅柔弱。

他开始在我身上摸。摸到我胸前的项链坠子，他从上到下一抓。这时二楼有人出门，有道别声，他抱得我紧紧的，几乎在寻求保护。从二楼到此地仅隔七八级楼梯，光投过来，只要我跺跺脚就会让人发现他和我的奇特局势。我却一动没动，因为他在我耳朵上痒酥酥地说：“别让我扼死你。”

他还说：“再见了。劳驾等我下楼，你再喊。”

我在他刚一松开手就喊起来，并拼命跺楼板。我不知道喊了些什么，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完全用本能在嚎。

当然没把邻居们喊明白，他跑掉了。我狂抖着坐倒在楼梯上，愤慨，还有点感伤。他多情成那样，仅仅为一个钱包；他把整整一个晚上弄得迷人和失态，仅仅为一个钱包。

警察来的时候，所有邻居都出来了。原来你们没死绝？怎么我孤独无援时从来没邻居？

警察问我，那是几点。

“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大概几点？！”饭桶警察提高嗓门，像我该着他情分。

“八点五分。”詹妮弗答道。

我看她一眼。婊子你是掐着表来听我惨嚎？

一个高胖警察撅着屁股在我小写字台上做记录，裤子绷得马上要绽线了。另一个入眼些的用同样的话训诫了我五遍。邻居们一再向我保证：我看上去气色不错。

人走净，我又痴坐一大阵儿，才进浴室。脱衣服时，我发现颈口上留着鲜红的抓痕，它印着那只手的宽窄。解开衣服，见痕迹向胸部划去，红色也随之浅淡，均匀地溶进肤色。什么落出来，手去接，是被拉断的项链坠子。顺着那道抓痕，它落在我手心像块渐渐冷却下去的陨石。

愤慨没了，感伤却还在。那个少年的优美，他的形体和声音，他操纵整个事端所带有的一种情调，使这事不一般化。对我来说，什么都行，就别一般化。

一早就接到警方电话，核实地点、时间、作案者的装束，丢失的钱数、钱包的尺寸和式样。几天后，还是这一套问答，然后那边挑剔出几处微小误差，到我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步他才饶我。

我有个感觉，警察不完全相信我；他们觉得这事有蹊跷。终有一天，我被叫到警察局。桌上摊开一大本相片簿，每一页都密布着人脸。警察让我努力，把少年从中认出来。我根本记不清他的脸。那种古典的、近于不真实的美貌，似是而非的肤色都是相片不能记载的。他美的形象是以他的动作和声音体现的，没有这两样，我一无线索。合上相簿，警察和我一道叹了口气。

“你估计他多大？”

“十八，或者十九。”

“头发呢？”

“黑的。很正常的头发，特点就是正常。”

“什么不正常呢？”

“不正常的就是——”他有种魔似的温存。能这样说吗？不能。我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别把气氛造得色迷迷的。“没什么不正常。”我说。他穿一件样式简单的夹克，牛仔裤大概是从“盖普”买的。很正常，却又有什么在他内里，与这正常拧着。我讲不出。别说用英文，用中文，用我写小说的笔，我也讲不出。用语言形容感觉，像用笊篱舀汤，多半都是要漏掉。我也是这样对拜伦说的，在我不决定跟他结婚的时候。

每当我不决定结婚，拜伦就会从西部飞来。他怕我从“不决定结婚”变成“决定不结婚”。我带拜伦这个好孩子到一个爵士乐酒吧。他是真的好，非常正常：赞成死刑，容忍同性恋，温和地反战，马路上亮红灯，即使是空荡荡的马路，他也坚定地站在一大群人中等绿灯。来酒吧这样不完全高尚的地方，他是种施舍态度：对我，也对这里面的整个阶级。

进酒吧前，我在谈一个月前的那次抢劫。他没听出什么不一般来。一次最普通的少年犯罪啊，干吗我那样失魂落魄地去讲。

酒吧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人了。一个少年独坐一张桌，我们同时看见了对方。我拉拉拜伦，却没有告诉他与我在以目光较量的是谁。拜伦规规矩矩等人来安置我俩。我的眼却像上了子弹的枪一样指住他。他也像进入了枪的瞄准距离的任何猎物，一动不动。

少年坐在这强劲的气氛中，纤长的手指捏了只酒杯，为着心里一个阴谋浅笑着。他微低头啜一口酒，眼从低处往高处看我，脸显得更尖削，显露出狐狸般的俏丽。

拜伦说：“走吧，没位子，别家看看去。”

我已经开始往他的桌前走，就这么走过去，坐下了。坐下才发现拜伦和我一同面对他。拜伦似乎还问了句：可以坐吗？他说当然，请。

他的眼睛很大很大，眼睑的启合决定着他整个面容的阴晴。他有着古典肖像上直而窄的鼻梁，嘴唇抿严时，像条愈合的伤口。他的肤色无光泽，像女人套在深色丝袜中的皮肤。我在辨认他，记忆他，下次在密密麻麻的相片中我不会再迷失。

根本听不见拜伦在跟我说什么。心在狩猎，又静又狂喜。只要他动，我就喊。你动一动试试。这么多人挤作一团的时候，人人都会变得勇敢，你逃不掉的。

他真动了，起身朝门口走，身体的某个部分在合爵士乐的节拍，使他的步态带一点下流的典雅。他接近门口，我却一丝儿动作和声音也没有。太意外了，我这是怎么了？他的再度逃生反而让我松一口气似的。

一个黑人爵士乐歌手开始唱，拜伦转过脸去尊重她的表演。拜伦有很多“尊重”，包括刚才尊重我的心神不宁。少年再一次逃了，我再不会遇到他了。我他妈的这份浓烈的遗憾是为没擒住他还是为再见不着他？

少年却又回转来。他竟敢回来，手里还拿了枝发黑的玫瑰蓓蕾。他把这枝值十元钱的花放在我面前。似乎他方才不是逃，只是为我买花去了。贿赂我？他明白先得贿赂拜伦。

他问拜伦：“可以吗？”语调姿态的柔弱谦恭感动了拜伦，他对我笑笑，为我骄傲似的。

谜一样的氛围却仍在我和少年之间，拜伦以为他也参加进来了，其实那仅仅是谈话。他俩谈经济，谈教育经费的缩减，谈中东局势，也谈暴力电影。

他说：“这些电影都是有‘暴’无‘力’，因为内心都没有动作！”

拜伦温和地与他争论，始终是“让你三步棋”的微笑，带蔑视地欣赏着他。

窄窄的小桌上一块蓝红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这少年握住了。那手还在得寸进尺地，愈来愈完全地占有我的手。他已扳转了俘与被俘的关系。我知道挣脱他并不难，但能否挣脱自己对他不可理喻的恋想，我无把握。我对自己变得如此无把握；对自己会在这样的偷欢中沦落到哪一步，我全无把握。令我绝望的是，我是这样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这样难以救药的缺陷。

少年走了不久，我们也离开了。

街口，一个鲜花摊子上的墨西哥女孩扯住我，用不连贯的英语嚷，说我的花是她的。

“狗婊子养的，抢了花一下就跑没了……刚才又回来，对我道了声对不起！”

我感到很恶心，包括我自己，还有这个温和地想挣回面子的拜伦。他说何以见得这玫瑰就是由她那儿抢的。

“当然抢的！今晚我没卖掉一朵花，唯一的，是被那杂种抢去的！”

拜伦将我手里的花狠狠夺下，又狠狠往卖花女孩面前一伸。女孩却向我们要钱，说花她不要了。她吵闹得像只母鹅，直到我屈服，付了十块钱，她才住嘴。

我和拜伦一路上都没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点不清不爽的感觉不会滞留太久，不像我。我则是恐惧了。现在我才明白，那个傍晚我突然的迷失，一直暗暗在我命运中延伸着。地理方向的迷失只是最表面的一个症状，还有种种的迷失，在爱与憎，是与非，以至黑与白之间。

拜伦走时，我对他说我愿意和他结婚。和我结婚吧，我略哽咽地说。不能总这样迷失下去，拜伦，用你的正常领我走出来，医治我吧。据说婚姻能办到许多事情，包括根除那些病一样缠人的、不三不四的情愫。

拜伦买了一只小钻戒给我。将它套在手指上时，我仿佛在受戒。

很快就要毕业了。毕了业我就要结婚去。

毕业作品我和电影系的中国女生李梅一块做。我写了剧本由她来拍摄。我和李梅合作对我有益，不然我写着写着就上歧路了。她总用两根手指将我一点，像京剧中的武生：“又来了……喏，这里！我怎么拍？！”她总要把我拉回来，要我通俗些，具体些，人之常情些。

在艺术中，李梅的角色很像拜伦在我的生活中。他们衬出我总是欠那么点正确。

我们在学校的广告栏贴出广告，招志愿演员。女的很快有了，男的却没人肯来演。不付钱的事，在美国的男人是不喜欢做的。两星期之后，李梅接到一个电话，男角色才算有着落。

李梅拉我到西北大学去看这个男演员。按讲好的地址，我们上六楼。走廊一头是间大厅，舞蹈系的教室。暗暗的走廊中可听见一个灰蒙蒙的嗓门在念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节奏绵绵的，单调得怵人。

大厅门开一半，看进去所有人都背朝我们。所有人都穿黑色马裤，质料样式不同，但全是马裤，全是黑色。动作也是绵绵的，单调的。我突然发现这是中国的太极拳，只是走样了不少。每个人都做得入神，大厅里充满阴沉沉的和平。

一个人似乎转身早了，碰了他紧邻的另一个人。一声好听的“对不起”。

我以为我忘了他了，原来什么都鲜淋淋地在那儿。

李梅对我说：“我们学校也在教太极拳。学校开这种班赚外快？”

我从来没注意到太极是这么回事：一个动作中藏着另一个动作；在做头一个动作时已把下一个动作的可能性蕴含进去；每个动作都互为因果。却只有自然，没有必然。永远有余地，永远有后路，永远地往复。我几乎要窒息在这种轮回中了。

黑马裤的腿在我们两侧穿流。我抬起头，李梅已把他带到我面前。

“你好！”我结实地叫一声。

“你好吗？”

他嗓音仍那样。李梅没察觉我和他眼睛的秘密刺探。她几句话就和他聊得烂熟，定下当晚就开始工作。

女演员是中国人，二十四五，两个深酒窝，眼睛空空荡荡却很多情。进行得还顺利，到周末就拍到结尾一场戏，有个吻得接。

“不行。”李梅恶狠狠地说，“活这么大，吻都不会接？！”

其实查理做得极认真。他吻人的样子含蓄得很，就像他的行凶抢劫。那女演员要对这么不成功的接吻负责，她跟李梅撒着娇，说她真的从来没有接吻的体验。二十五岁，还没人吻过她，她实在该为此跳楼去。

我站起身，拍拍屁股往场地中间走。

“你干吗？”李梅问我。

“示范。”我走到查理对面，说：“来吧。”

三十出头的接吻老手他奶奶的吻个真格的给你们看看。

查理默然地热烈了。他向我伸出细长而结实的双臂，当我接近他时，他全身紧张了，只有一对眼睑完全松弛下来，松松地罩住他的眼睛。似乎他放弃了所有感知，只把最后那点感知留在嘴唇上。我忽然想到，这是一副入瘾的人的神情，那瘾已带着他所有知觉私奔了。他嘴唇触上来时，我感觉我也染上了他的瘾，享受到了那中间无耻的妙处。他将我越抱越紧，就像头次那样，要扼死我。

结束时有十一点了。李梅说她送女演员和灯光师，让查理送我。

我俩一路走着，谁也不理谁。我当然不会再放他进公寓的楼门。还没等我拔下钥匙，他已挤在了门缝中。我推他，却推不动。他手攥住门把，我用力抠，想抠开它。我抠得他疼了，突然抬起大眼睛看我，像那种最温存的猫遭了莫名其妙一掴子揍，拿眼睛告诉你它的痛楚。

我说：“对不起。”

“没关系。”那嗓音哄着我的理性，像头回一样。

什么都又回来了。我要再不喊，第二个钱包就没了。但他这回没要我的钱包，和我一块进了屋，没有丝毫作歹的迹象。

我们在小餐桌边坐下来，吃我做的香肠蛋炒饭。他吃得很悄然，握勺的手势逸然得体，把一盘简单的蛋炒饭吃得高贵起来。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干净整齐，像白色剔透的贝壳。强取豪夺，似乎是他换了另一双手干的。

吃完了，我们仍找不出什么话来谈。他又从桌布下握住了我的手，好像我们中间仍有个拜伦。

“我想，我爱你。”他说。

“胡闹。”你他妈的以为我十三岁？

我撵他走。门口他站住了，说他丢了什么东西，得回去找。

我说：“我告诉你，少耍花招。”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我刀枪不入的表面看到了已对他无法招架的我，他又说：“我爱你。”

“好了，快走吧。”他要再这么说，我真的要喊人了。

他却一下抱住我，就像没有看见我惊慌而愤怒的眼神，或从那里面恰看到趋迎；看到我铤而走险的勇敢和堕落到底的甘愿。由于动作和情绪的激烈，他一缕细致的黑发游散到额前，使他优美的少年形象中带出一种成熟和放浪的气质。一切都恰恰是我要的，一切都在诱发我天性中所有的危险潜伏。

我已被抵在门上。他将我双手固定在一个制约我全身动作的位置上，微笑道：“现在你动不了了。”

我看着他，想他怎么会如此顽劣同时如此腼腆。

他说：“我想对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停顿一刻，让我证实他没有戏言：“你看，你完全动不了了。”

我不讲话，明白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他仔仔细细看我一眼，又那样顽劣而腼腆地微笑了，然后他告诉我他爱我是真的。

我看着他不黑不白的肤色，他仍在抽条的细长身材，感到恐怖。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悬殊让我感到恐怖。

我们居然约会起来了。查理拉着我的手，散漫地走着。我心极快乐，又极重。他不时说一句很中学生的情话，看着我笑笑，实际上不知在想什么。我只图活一天是一天，也只有这种出轨的、畸形的感情能给我中学生的战栗、骚乱，中学生的缠绵、激动。

我常悄悄注视他，他的美该多少抵消这事本质的丑恶和无耻吧。我问他学太极拳是不是为了去教人，挣些钱。

“挣钱？”

“挣钱不是很好吗？”

“哈。”他不知在讥讽谁。

接着他告诉我，他学太极拳是学它的哲学。

它的哲学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请教。

他说：“是圆。”

他说圆是迷失和发现。圆是不灭。圆是无限的可能性。圆什么也不是。

路走尽时，他给我一只小盒，轻轻说：“打开它。”

打开了，里面竟是一只大钻戒！白金托子，维多利亚式样。他说是给我的。要我窝赃吧？要不就是跳蚤市场买来的舞台道具。不管它是什么，我收下了它。收下的是这个少年的郑重。

他将它套在我右手无名指上，让两枚钻戒去决斗。

道德开始无昼夜地训诫我。因为我把那个钻戒拿到首饰行去估价，它值一万。无救了，它竟是真的！我把拜伦的那只摘下，生怕它被这只杀伤、杀败。

和李梅的合作很成功。查理的形象、气质、表演使我差不多忘记了我们相识的真谛。查理也来看了录影带。李梅问查理干吗不去做个演员。查理反问：为什么？李梅瞪眼挑眉：赚钱多啊！

查理几乎是羞怯地说：“我不需要钱。”

他撒谎。他不仅抢劫、偷窃，还撒谎。除了有个好的仪表，他什么也不好。快离开他，我对自己说。

我和查理坐在六月的黄昏。远处是个露天音乐会。我不断窥视他的侧影，那线条很像一只灵秀的小狐狸。有许多次，我几乎脱口问他：你把我的钱包怎么处理？里面还有拜伦的照片呢？至少该把那照片还我吧？你把它烧了？撕碎了？总之，你是怎么把它毁掉的？就用你这双手？这双手的背面是暗色，从每条指缝，却渗出掌心的粉白，那是他身体中两种血液的疆界。就像这个白日与黑夜的疆界。十九岁的查理，你究竟是什么呢？

“我去买些饮料。”查理站起身。

他去了。从黄昏到傍晚，又到了明与暗之间的那一带，他仍没有回来。他不会再回来了，去永远中买饮料去了。一个最小的行为中藏着最大动机：他逃进了无限的可能性，让我在无限的可能性中痴等。

他不再回来，我俩了了。他穿着什么？一件浅橄榄绿上衣和一条深橄榄绿裤子，都宽大，兜满风。他就那样从我眼里走干净了。

也好，也好。等我挺过这不黑不白的一带，我将有个彻底的回归。去和拜伦，和绝大多数人坚定地站在马路此岸，等绿灯，等正常的伦理给我们行与止的许可。

天全黑了，我开始识途。远处炸起的人的叫喊，难听极了。又是谁在呼救，谁在喊捉拿。

一条细影子，灵巧地朝我而来。是查理，他问了一下，已落座在我身边。他递给我一罐已热了的可口可乐，又从他衬衫兜里拔出一根瘪掉的吸管。我正打开饮料，他突然抱住我，某种绝望给了这拥抱铺天盖地的涵量。

就在这时，一群人以一个警察为首，朝我们这边跑来。人群茫然一会儿，其中一个女人叫道：“是他！”她指着查理：“他抢了我的项链！”

查理的眼睛无辜地朝人群眨巴。

“什么？”他转向我，“她说什么？”

女人伸过一只带彩色长指甲的手：“是他没错！他抢的！小畜牲，看你跑！”

查理，你这恶棍。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这女人怎么了？”查理对我说。他的手抚在我背上，手心沁出大量的汗，沁进我的衣服和皮肤。“你们可以问我女朋友，我们一直坐在这儿！”

他嗓音里没有急躁，仍是如常的柔弱、多礼。对比之下，叫喊不止的女人显得那么蠢，那么强悍霸道。人们开始相信这个恶棍了，只要女人一叫唤，人群中就有哄笑。

“就是他，就是他！”女人捶胸顿足。有什么用，查理的优雅斯文正在赢。

我知道，我的一句话就能救他或害他。警察终于要我说这句话了。我看上去诚恳朴素，像是离罪恶最远的一种人。查理，从此之后我们两清，我不会给你拖下地狱。一股非生理的恶心出现了，有了它，我不会再对你着迷。

我作了伪证。查理那只僵死在我背上的手渐渐还了阳。

回家的路，查理仍送我，我决定找个当口把钻戒还他。不必谴责吵骂地分手，好像他还算个什么。他能算什么呢？一个白种人和印度人的后代，一个有犯罪瘾的十九岁男孩。在我生命中，他什么都不算，他甚至不值得我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拜伦。

走到我第一次迷路的那一段，他突然停下来。

“查理……”我觉得这个停顿不妙。四下里的人呢？

我的脖子被他扼住，还那样，从侧后方。他一点也不比第一次客气，扼得我四肢一阵瘫软。我立刻把钱包给他，里面只有五块钱。

他却提醒：还有你的戒指。

我摘下来，搁在他摊开的手心。并告诉他：这非常荒谬，它本来就是他的。

他松开我，照例说了声深情的“对不起”，又说：“你不懂这当中的快乐。”

他天使般的脸永诀地笑了一下。

查理沓沓沓地飞跑。我他妈的有这个兴致叫喊或追你？自作多情了，畜牲。

我第二天去报案。

警察把同样问题问了五遍之后，又打开那密布人面的相簿。如此排列的人脸是多么令人作呕，即使是好看的人脸。它们都像是从尸首上摄下的，那么呆滞无神。不，查理的脸不可能在其中。查理显然是高一等的贼、混账，一只近乎完美的禽兽。

“他说对不起。”我告诉警察。

“嗯？”警察说。

“他总说对不起。”我试图让他明白查理和这些人脸的区别。

“嗯。”警察说，“你在这里签字。”

我说：“得逮住他。”

警察说：“以后没事少出门，我跟我老婆也这么说的。”

我搬到李梅的地下室去了，相信这事转瞬间就会过去很久。冬天，最后一趟走出校门，它真的已过去很久了。美国人正在关注刚打响的中东战争。那事真的过去了。

正要下地铁，看见了查理。忙乱纷纷的人群中，他仍以他的静突了出来。他仍那样，有种令人销魂的气质。见我，他眼里有了种力量，薄薄的嘴唇也有了点甜。他先叫我的。我一下理清那乱作一团的情绪，它是被我忽略掉的思念。它是乱的，却从未断过。

整个城被反战的示威队伍弄得动荡疯癫。

他拉我进了一家咖啡店，傍湖的。坐了挺长一会儿，他说他应征了，很快就上前线。

“去帮伊拉克打科威特。”他说。

“什么？是去帮科威特打伊拉克！”我纠正他。

他垂下眼睑，一笑。似乎他明知却故意这么说，又似乎笑我的认真。管他娘的谁打谁，难道还真信仰“得道多助”？

他再抬起眼睛时，乌黑的大眼睛里有种期待。他期待被消灭或消灭谁。我欣赏着他古典肖像似的美貌，想着这美貌将由谁来消灭。

他说他恨这个没有动作的生活。没有动作，没有愤怒，日子里的无数可能性都在慢慢死去。生命该有动作，动作是生活的证明，他又说。

查理曾经的动作，他制造的愤怒，就只为这个证明。现在终于有无数动作需要他去完成，包括消灭和死亡，这些最彻底的动作。

我突然有种抚摸他的冲动，去摸摸那冷流般的眼睛和毛茸茸的鬓角。不会有比这个抚摸更多的东西留给我了。

“我爱你。”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表示心领了。他若知道我多么爱他，会被吓着。所有人都会被吓着，它是我一生中最不见天日的一个秘密。

他说他在我突然搬走后怎样找我，他疯了一样寻找过我。他又在桌布下握住我的手，那美丽的手和美丽的动作诉说他唇上的表白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

查理去了大洋那边，没有再回来。大洋不是一块台布，我和他不能再在台布下手握手。

The Kite Song /
风筝歌

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一位富有、俨如王侯的老父，一位贤淑、集人间美德之大成的慈母，然后必定有一位美丽、娇巧，被宠若掌上明珠的小女。不幸这个故事就这样不免俗地趁着世世代代听故事人的心愿构出了这第一步布局。

故事发生在唐人街飞起一只带歌的风筝那天。洗衣匠们这时送完了洗熨妥帖的衣物、床单、餐布，推着空车回来；鱼行已完成了一早的收购，算盘珠上留着湿润的银色鱼鳞；茶食店的伙计正打着哈欠一块块卸下门板，人们就在这个时候看着白亮的早晨海面上方飞起一只七彩凤凰风筝。风筝上有个小八音盒，叮咚叮咚地来回奏着一支乐曲。人们就说，是梅老板的囡过生日。一些人便有点黯然地想到，我们原是有飞风筝雅好的一族人哩，原是善于以风筝做些莫名的寄托的一族人哩。

然而眼下只有梅老板一个人有做风筝和放风筝的情致。梅老板年年都有新点子出在风筝上。一回飞了只金黄蜈蚣，一百只脚爪都动。街上的人都看这只风筝带着小调儿一蹿一跌地不断飞得高远，然后想起手上还忙着的事情，便一醒，接着忙去了。只有一个人还站在路中央看，仰着的粗脖子上凸一颗树瘤般的大喉结。骑自行车上学的男孩急打铃从他身边绕过去。男孩回头看了他一眼，认准这三十多岁的鬼佬是个流浪汉。

第二天人们就知道流浪汉肯特先生给梅老板收留了。因为肯特先生从北边沿太平洋一路流浪下来，专为寻找梅老板的太太海伦的。流浪汉肯特先生背着一只英军背囊，穿着美军皮靴，口袋装着十多枚德军的铁十字徽章，走过最密集的珠宝店家，停在了梅老板门朝海湾的房子前。

开门的正是尤瑞卡小镇著名失踪事件中的主人公海伦。流浪汉肯特心想，她并不像镇上人传说的那样丑陋。实际上这初入中年的女人相貌平常，并没有丑得出众的地方。海伦淡灰、近乎银色的眼睛迟缓地推出一个对陌生人的警觉微笑，这微笑是因为流浪汉一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肯特热烈地说，海伦你大概不记得我了。不过你一定记得你父亲母亲常去的教堂旁边的那个饭馆吧？你父亲常在里面打弹子的那家——我爹就是那家饭馆的厨子啊！

海伦眨着略微外突的银色眼睛，用力记忆：教堂，饭馆，饭馆里有个黑沉沉的弹子房是没错的……

肯特更热烈地说，你离开家的时候，我在欧洲打仗，回来听街坊说到你……

海伦眼皮一垂，打断这个发出流浪气味的人：你父亲还好吧？她心里对那弹子房里古老的烟草气味和墙上一只巨大的三文鱼标本都记得活生生的。但她实在想不起那饭馆的厨子是谁。她想街坊们至今还谈论她，是因为她同一个年长她二十岁的中国人离家出走是件大大超出他们理解力的事。海伦能够想象她的邮差父亲怎样告诉全镇的人他退回了海伦的每一封信和每一张圣诞卡。然后全镇的人也就把那个跟中国佬跑了的海伦在镇上十六年的生命痕迹全否定了。

流浪汉肯特说，我父亲让我来找你。他说海伦和镇上的人不一样了，海伦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

一辆汽车开过来，海伦眼神变得十分紧张。车上下来的男人下巴上蓄着尖尖的胡须。流浪汉肯特想，这个中国佬也不像镇上人讲的那样，有张疟疾病的青脸和贼似的小眼睛。依他看来，这个中国佬除了瘦小一点之外，和别的中国佬没任何区别。后下车的女孩却使流浪汉有点心慌意乱，他盯着她像盯着猫与狗生出的奇美动物。女孩大声问海伦是否看见了那只带歌的风筝。她也和一切女孩一样，在陌生人面前总有些失态的活跃，即使这陌生人对自己的流浪身份毫无避讳。这是个十四岁的雅致女孩，半透明的肤色，帽子边缘一圈鬈发。肯特想，她之所以完美是她接近真实更接近虚幻。海伦告诉他，这是他们的女儿，叫英格丽特，都习惯叫她的中国乳名：英英。

海伦把流浪汉肯特介绍给丈夫时，把他说成了自己童年的朋友。

被人称作梅老板的人没等妻子说完就摆着手请流浪汉进门。他说，海伦跟我生活了近二十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家乡人。梅老板明白妻子在夸张流浪汉父亲和她父亲的交情。梅老板并没有多少笑容，但有股说不出的温和，这使流浪了多年的肯特感到踏实。他想镇上的人对这个中国佬的描述欠缺一点客观。

走进院子时，流浪汉肯特觉出混血小姑娘毛茸茸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脸上。她和他的眼睛极短暂地捉了回迷藏。她的眸子黑中带绿，于是它们是他见过的最黑的一双眼睛。流浪汉目光里秘密的轻佻使小姑娘感觉新鲜。她看见流浪汉耳朵里有一层很显眼的灰垢，浓厚的头发里残存着海风，眼珠里闪动着走夜路的光亮。肯特的皮靴早被穿垮了，这是小姑娘英英十四岁生命中见识的最顽强最无赖的一双鞋。

梅老板当晚在女儿生日宴会上把肯特介绍给老相识，说这白佬是店里新上任的经理。不过人们已闻说这天早晨的街上走过一个行迹可疑的流浪汉。这几条街上，任何时候出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都会在空气中布散一股不安。

流浪汉肯特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梅老板的经理。他穿着当铺买来的灰色西服，常站在梅老板黑沉沉的店铺门口。他总是趁没客人时坐在门口左边或右边的石狮上，令人突然意识到那两只石兽并非庞大、狰狞。坐在石狮上的肯特架起二郎腿抽烟，眼神像是他被心里油然冒出的一个笑话在逗玩着。一有人来，肯特马上会跑到马路当中，说服他进入店内。晚上关门后，梅老板来拿收银箱，肯特便对他说，这两个红木柜该放到那边去，那些彩陶缸该挪到这边来。或者他说，问题就是灯，加几盏灯该多好。

梅老板总是很好说话的样子，肯特说一句他点一下头。然后肯特便脱下西装动手搬弄，颈部粗了，肩背也越发宽阔起来。不一会儿，店堂便弥漫着他腋下的汗气。不久肯特就免去和梅老板讨论了。梅老板来到自己越来越陌生的店堂里，只体贴两句：肯特你辛苦，肯特你把店弄成个展览馆了。肯特把梅老板的主顾也变了，常常是七八个白女人在店堂里听肯特口若悬河，讲秦砖汉瓦唐三彩。梅老板那点欠缺精确的考古知识只需一点一滴，就能让肯特变成深奥神秘的长篇故事。不知是由于肯特对店堂陈设的不断搬弄调换，还是由于他说故事的才能，梅老板的生意活跃起来。在肯特的身份由流浪汉变成经理的第二个月，最难卖动的两张紫檀龙凤床也售出了。梅老板越来越觉得在店堂里自己反而多余，当肯特与白人主顾抽雪茄谈笑风生的时候，他坐没坐处，站没站处。原先雇的两个店员，在肯特来的第二天就被梅老板解雇一个，剩的一个叫北斗，是右手多一根手指的后生，留他是因为他六根手指把算盘打得比别人快一倍不止。北斗给梅老板打发到店堂后面的作坊里，用沥青把新铜钱做成古铜钱。

一天下午，梅老板走进店堂，见英英半躺在红木长榻上，对面一个三角架，有个人猫腰藏在那块黑布帘下，梅老板正要开口叫英英收起这副让他不顺眼的身姿，三角架上的玩意儿“咔嚓”一声。梅老板想起这玩意儿叫作照相机。梅老板说，这是干什么！

肯特指挥英英变换一个姿势，一面不可开交地回答梅老板，说那人是专请来做广告的，东西卖不动主要是没有广告。

东西不卖，我也不能卖我囡。梅老板急了连英英也忘了讲。肯特眨巴着眼，看着永远不变表情的梅老板下巴上那撮胡须细细地抖。在一边看稀罕的北斗，用右手上余出的那根手指挖鼻孔，听了梅老板这话，手指忘在鼻孔里。

海伦从店堂后面的作坊走出来。她告诉梅老板广告的事是她同意的，开通的商人谁不做广告？她见丈夫一只手捋在盐掺胡椒一般的灰色胡须上，知道这是他的脾气和主见上来的时候。他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做什么广告？在场的人只有那六指后生北斗听懂了这句话。肯特唯一的灰西装敞开衣襟，露出红黑相间的裤子吊带，一副文武双全的样子。他专心和摄影师小声布置什么，知道这边可以交给海伦去把梅老板弄服帖。

描着碧绿眼圈、涂着鲜红嘴唇的英英两眼晶亮，脸上的红晕从厚厚的白粉下面渗了出来。梅老板对英英突然流露的陌生艳丽感到恐惧。英英的美从来不含有这种锋利。

海伦已开始用“守旧”、“古板”之类的词来同梅老板辩论。她提醒梅老板，眼下正蔓延开来的大萧条，之后又是一串新词汇：竞争、积极经营。梅老板心里奇怪，流浪汉肯特先生到达此地才三个月，连一向淡漠处世的海伦也抄起“大萧条”之类的词来了。海伦说，就要进入三十年代了！

三十年代怎样？就是十四岁的囡做出这种很不成话的样子去四处抛头露脸？梅老板这样回敬妻子，大萧条又怎样？鬼佬萧条去！

海伦第一次听丈夫当她面把她的民族叫“鬼佬”。她那大致是白色的眉毛变成了红色，红色顺着她奇长一根鼻梁延伸下来，最终连嘴唇和鼻子相接的一带也变得通红。在这浅淡的三十岁女人变颜色的过程中，梅老板听她板眼清晰地说，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梅老板感到浑身发冷，妻子在这时的低调表现出她从不轻易流露的优越感。

连英英也为母亲这句话的低沉和繁文缛节的客套词而不安起来。她一面观望父母，一面接受肯特对她的摆布，以及摆布间他眉梢眼角飞出的秘密赞美。军旅和流浪给了他一种生动，一种恰到好处的龌龊的俏皮。英英喜爱看他两个拇指不断弹动裤子上黑红条纹背带的模样。这三十多岁的男人所有动作中的不安分都使十四岁的混血女孩产生一阵陌生的快意。这个跟随风筝而来的汉子使英英在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了个朦胧的期盼。

梅老板叫英英立即跟他回家。英英收起被肯特摆出的姿态和表情。梅老板用这种声调同女儿说话在英英记忆中不超过三次，一种独裁的阴森音调。海伦在这语调中面色由红转白，恢复了原有的淡漠消极。

肯特仍是情绪激昂地向梅老板推荐广告的必要性。他用一种走南闯北、混过更大世界的丘八加流浪汉的流畅语言讲着自己对梅老板买卖的推销策略。他不懂得海伦顷刻间陷入的沉默意味什么，只是卖弄那点俏皮，说英英将来进好莱坞也说不定。

梅老板对肯特不做任何反应。他面孔像生了重病一样发出土色。他叫海伦揩掉英英的小丑面谱，带她回家，又吩咐北斗相帮自己把店堂的陈设恢复原先模样。

肯特眼巴巴看着梅老板将每件东西按他多年一成不变的位置挪动。灰尘在一束孤零零的灯光中狂舞，梅老板对肯特说，去把那盏灯给我熄掉。他这句吩咐完全是对北斗这类以一块钱一天雇来的打杂伙计下达的，肯特以为听错了。摄影师已看出苗头，动作飞快地拆除摄影设备，同时看着同一个店堂在他眼前变得狭窄、幽深。肯特见梅老板以当家做主的大步子走过去，伸手一捺，闭了店堂内唯一的一束光明。尘土也就沉寂下来，慢慢落到它原先的位置。梅老板要肯特去帮北斗搬那个花梨木的老爷钟，说，搬回原先的地方。肯特对着彻底恢复原样的店堂一连打了三个呼天抢地的喷嚏。廉价的货品迎着店门摆放，华贵雍容的全被遮藏在店堂深处。肯特被喷嚏的剧烈震动弄得满脸涕泪，他看见昏暗和无序又全回来了，又成了梅老板那个盘根错节、阴森神秘的老店。

肯特非常奇怪，如此混乱的布局，梅老板竟记得如此清楚，每件东西与每件东西的夹缝，都如七巧板那样呈出高度精密的拼合。

梅老板明白肯特的能量。肯特来了的三个月，买卖的利润上涨一倍。然而他更明白肯特所含有的危险。他并不怕肯特偶尔在客厅里和海伦聊几句故乡小镇上的人和事。尽管海伦的父亲否认了海伦，全镇的人几乎都跟着老邮差否认了海伦，仍是阻止不了海伦以甜甜的酸楚去听肯特讲镇上人的悲欢离合。有时海伦把已听过的事又拿出来问，事先已准备就绪的咯咯笑声在肯特讲到一半时就释放出来。梅老板不是怕肯特和妻子之间可能发生的男女勾当，五十八岁的梅老板不是白白阅历五十八年人世的。他看得很清楚肯特的志向不在于海伦。可肯特的志向是什么，却是梅老板看不透的。因此梅老板感到肯特身上所具有的危险性是他无法设防的。梅老板还感到疑惑的，是肯特在和他大声争辩时声势剧烈地嚷着要辞职，他甚至公开指出梅老板对经商的无知和趣味低下，但第二天肯特又一脸晴朗地穿着他唯一的灰西装出现在店里，就像没看见店堂按梅老板不可理喻的怪癖复辟了那迷津般的经营企图。

梅老板当然也乐得肯特不再提辞职的事。这场重大挫伤被肯特不露痕迹地接受下来，梅老板感到可怕的正在于此：什么样的巨大图谋才能使一个男人甘拜如此下风。肯特照常早出晚归地在店里盘点新旧库存，照应那几个已成熟客的白种妇人。没事时他照样架起二郎腿坐在门口的石狮上，贪吃地耸起肩膀吸着雪茄。梅老板原先说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就给他加三成薪，三个月零十二天了，肯特一字未提薪水的事。梅老板不断向北斗打听肯特这天见了谁，那天做了什么。北斗告诉他，肯特在那几个白种阔太太来的时候，曾差他去两条街外的意大利糕饼店买半磅饼干，再煮一壶茶。

圣诞节前店里忙不过来，梅老板打发海伦去照应珠宝店，自己和英英做两边店的机动增援。一天下午他开车和北斗去送一批客人预订的货品，留肯特一人在店里八面玲珑地应付一帮东部来的旅游客人。肯特微秃的头顶和脸色一样红润，油腻稀疏的发间露出汗津津的头皮。他对正启动车的梅老板挤挤左眼，表示一切都在他操控中，一切都很好玩，也被他玩得很好。

肯特送走东部的客人，正是这个海湾城市最寂寥的时候：雾从海面上岸，高低起伏的街灯以圣诞披挂提早被点亮了。肯特突然有了种奇特的心情，就是对流浪的向往。他怅然喷出一口烟，看烟同雾如何缱绻缠绵，彼此交融。他脸上升起一个自嘲的笑意。他想到最初是什么使他决定留在这个富有而节俭如癖的中国佬领地。肯特站起身，掸掉衣襟上几星烟末，看着那个使他突然中止流浪的东西正向他靠近。隔着几尺的白雾她叫他，下午好，肯特先生。英英穿一条深红的羊毛裙，一双红白横杠的羊毛袜拉到膝下，袜带上一边一只红色的绒球。她戴的那顶帽檐在额前翻起的丝绒小帽是纽约的时尚瘟疫之一，两年前纵跨大陆一路流行到此地。

英英说，肯特先生，我妈让我来看看你这边是不是忙得过来。极其罕有的谎言使女孩两个黑中沁绿的眸子避着他洞察的微笑。她是自作主张跑来的。她不知道二十年前她母亲海伦以同样的神情和心情走进小镇边缘的梅记客栈。她也不知道那客栈是最后一幢被镇上人们烧毁的中国人房舍。

肯特的微笑渐渐开放，流浪汉的无拘束和士兵的无责任感使这笑有种特别的热情。他没想到这天早上他给这女孩的一个眼神暗示，她竟全领会了。他对她或明显或暧昧的勾引，女孩从一开始就领悟了。三十多岁的肯特是一股辛辣突然进入了女孩纯甜的生活。

这时进来几位客人，一眼便认出英英是广告上的女郎，目光带着缺乏敬意的赞赏把英英围拢住。肯特替英英与他们搭讪，调笑，英英很快从不知所措变得自如。渐渐地，被动的抵挡变成了轻微的招惹，是极讨人喜爱的一种招惹。肯特在人们心旌飘摇时一连做成五桩不大的买卖。英英和他隔着一场忙碌长长地对视，目光与目光渐渐锁在了一起。

打烊之前，肯特拿出一只盒子让英英打开它。他说这是他给她的圣诞礼物，但他要它先于所有人的礼物到达英英手里。打开盒子，英英发出一声尖叫，是真正惊喜的尖叫，而不是社交礼数教出来的舞台化反应。英英以亢奋的热烈声音问肯特，他怎么知道她一直在祈得一双溜冰鞋。肯特要她穿上试试。英英说，我从六岁起就希望得到一双溜冰鞋，可我爸说那是无聊玩意儿。梅老板把所有消遣性的体力支出都看作西方式无聊。肯特想，女孩没注意到她把梅老板说成“他们中国人”。她说他们中国人把从不见阳光、从不骑马、溜冰的女孩叫作小姐。她不断咯咯地笑，跟她母亲当年一模一样地笑，带着对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叛逆的惊然。

那以后的每天，英英和肯特都能在梅老板眼皮下偷得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开始肯特两手插在英英的腋下，从背后抱着她使她终于尖叫不断地迈出溜冰鞋上的最初步伐。渐渐肯特的手插得深了些，指尖渐渐触向那开始柔软、丰厚的部分。他的两个中指终于完成了一个月的潜伏爬行，首次登上女孩胸部的制高点时，英英猛向他回头，眼睛里有种白热的仇恨之光。那光在他呢喃不清的亲昵诅咒中逐渐黯淡，散乱。肯特把一串不知多少女人、在多少相仿时刻所用的肮脏词汇从牙缝挤出，吐给十四岁的混血女孩。热恋的昏晕使她垂死一般苍白。肯特在这个瞬间宁愿粉碎掌中的女孩和自己。

新年过后的一个傍晚，梅老板从几爿店铺收银回来，刚跨进客厅就见后院里有个风筝一般翩翩的英英。英英身上一件短斗篷，被她微风细浪似的溜冰步子招展开来，斗篷鹅黄色的夹里闪出闪进，给梅老板一种从未见过的眩幻感受。他大声叫海伦，嗓音由于震惊而破裂。

海伦捧着她永远在进程中的十字绣从楼梯上疾步下来，一手往头上捺帽子。她问是出了什么事情。他说难道你还没看见出了什么事情吗？他用手指点着英英，她哪里还是我的囡，她可以到马戏团挣面包去了！

英英见父母隔着玻璃门在观望她，越发卖弄起来，不时像真正的杂技女戏子那样朝他们飞一个眼。海伦说，英英从六岁就想学溜冰呢。梅老板这才悟过来，英英的皮肤怎么变得黑红发亮，她那长久来被深深珍藏的半透明肤色就此消褪在海风和太阳里。

梅老板随之打听出，英英的一切变化都因了前流浪汉肯特。他把解雇肯特的决定告诉海伦时，海伦只淡淡看他一眼。她明白她在此刻的意见是不作数的。这个瘦小的中国男子一贯的温良、谦让，是把专横积攒到这类时刻阔绰地运用。海伦也感觉到女儿和肯特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已经发生了什么。她知道整个西海岸到处都有肯特这样的人，他们喜欢不费什么事地猎取钱财、机遇和女人。

早晨梅老板把英英送到学校之后，来到肯特经营的店堂。他递给肯特一张支票，面值是肯特三个月的工资。肯特早有意料地一笑，在那支票上很响地吻了一下。他想起这位中国佬或许知道他在英英床上度过一些夜晚。英英戴着满头做发卷子的布条依偎在他刺着一把剑和另外两个女人名字的胸怀中。但这中国佬什么也不点破，照旧温和多礼，请他在四小时之内打好行李从这里消失。

肯特慢慢折起支票，放进他唯一的灰西装口袋里，恶作剧地模仿上流绅士的一丝不苟。然后他戏腔十足地对梅老板说：假如您不介意的话，替我跟英英说声再见了。

梅老板说他会的。

肯特又说，那小镇上的人至今没忘记梅记客栈的瘦小中国店主怎样给撵走的情形；人们谈到那中国佬温文尔雅地勾引了老邮差的女儿时仍是十分遗憾，因为当时他们实在不该让他就那样肢体完整地走了。

梅老板捋着下巴上越发焦干的胡须，将它越捋越尖利。他在肯特眼中逐渐成了早年报纸上的中国佬漫画。梅老板对六指后生北斗吩咐，去，查看东西有没有少掉什么。

肯特笑嘻嘻点上雪茄，扫一眼清点贵重物品的北斗，对梅老板说，我对任何东西的所有权都不感兴趣。然后他又变成追随风筝来时的步子——那种没有任何正经事等着他去做的步子，走出了这家幽深曲折的中国店堂。

英英在通往洛杉矶公路边的一家“六角钱”旅店里找到了肯特。

肯特心里有种从来没有过的不适。他想，这离爱情大概很近了。

英英对他说，肯特，随便你带我去哪里。她不知道她的母亲海伦二十年前对姓梅的中国客栈老板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一个月后，肯特把梅老板付给他的三个月薪水花得差不多了。他和英英乘上了南下的火车，在一个小站上跳下来。英英没问为什么忽然不去洛杉矶了。她像孩子一样被肯特牵着手，从一幢一幢带拱形门的西班牙式小楼前走过。英英说，我喜欢这些可爱的房子，我们也会有一幢这样的房子，橘红色的。肯特低头看看她，在这女孩心目里，喜欢和拥有总有必然联系的。英英从来没见过肯特有那么忧伤动心的微笑。她不知那微笑替代了一句话：我对任何东西都不想永久占有。

一天中午，英英伏在背着她行走的肯特背上睡着了。肯特走进一间挂文青招牌的房屋，将女孩放在长木椅上。他请文青匠人将两个中国字文在他的胸口。工序很长也很疼痛，肯特看着血珠细密至极，“英英”从抹去的血下显现出来。他很喜欢这两个奇怪古老的文字。他一面让匠人在他皮肉上施手艺，一面看长椅上的英英熟睡。两只苍蝇采蜜般萦绕着她那有些脏的脸蛋，那些用布条子做成的假鬈发已完全直了，于是，她中国父亲的一半在她身上渐渐浮现，不断扩张，最终完成了对她神韵气质的占领。肯特掏出最后几个角子让文青工匠去替他跑趟腿，到对门的饭铺去为午睡中的女孩买一份火腿煎蛋。

等匠人拿着一碟食物回来，肯特已在沿海的公路上搭乘了一辆运草莓的马车，很快在西部荒蛮的太阳下缩小成路尽头的一个黑点。

马戏班子在海边支起帐篷。三十来岁的混血女郎戴着火红的发套，穿着霓虹灯似的服饰，百分之八十的肉体露在外面。她是马戏团的溜冰皇后。上台前，她总习惯独自走开去抽一阵烟。她抽烟的样子不像她人那样妖冶妩媚，耸起两肩，如战壕里的丘八似的贪馋。

这时一阵叮咚作响的音乐细小如童话般飘来。她叼着烟抬起头，看见一只风筝在海天之间。那是一只大雁形的风筝，女郎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The Insomniac /
失眠人的艳遇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在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工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打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扇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扇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间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表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出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推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时，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啷”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地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没多远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扇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灭了燃，燃了灭，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刹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毛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位乘客，其中一位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佻，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尘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扇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儿，坚决地对我说：“绝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喜。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政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飘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到餐馆打一天工。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到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时我倒下了。这么虚弱，是我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重重对我笑笑，并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作：“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瘆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的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用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唯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写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磨？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唯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Wu Chuan the Asian Girl /
吴川是个黄女孩

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

伪装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地啰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作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本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落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擀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儿，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

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Party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毋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他们就输了。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咕哝一声“对不起，没有零钱”，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我从来不给乞丐钱，因为黎若纳总是给。黎若纳总是要“行行好”的，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她“行行好”是缺乏主次的，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三十岁，红色蜡染衬衫，白喇叭裤，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你能想象不？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在店里就吃下去。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六把椅子，她没有座位，站着也是一样吃，一样不露寒碜，秀雅闲逸地吃，眼睛漫不经意地看着外面，为自己放哨。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刚在柜台前站定，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一个男人说：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黎若纳一回头，好了，她口福艳福都来了。黎若纳直觉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我现在能想象他们，马上配对儿，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

男人那低调的高贵，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使黎若纳摇身一变，成了个无家累、未生育的女郎。男人把她带上楼。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许多高贵的美食，外貌是不花哨的，比如牛油清蛋糕。黎若纳太识货了，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才华的机会。机会来了。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黎若纳自染，自裁，自制衣服、裙子、乳罩。一万个人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要么过分宽大，要么过分窄小，合身的衣服多平庸。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我那时六岁，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

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扇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我们是很无望的。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茹比在郊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情爱是件暴烈的事。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听音乐，和人交谈。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没一件算数。

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头发真多，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我心里说，转过你的脸来。脸还真转过来了。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原来什么都是伪装，她既不野也不匪，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那样舔舔嘴唇，十足的嗲小妹。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有什么可挡呢？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蹩的小腿，脚在后面，人挺到前面去了。我就明智，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黎若纳毫不顾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照样喇叭裤、短裙子。

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我把头调开了。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只要她回头，我就转脸。她的动作、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她一甩头发，多有看头啊！我在给人按摩时，这样一甩头发，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很多很多的头发，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我自恋是没错的了。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因为她身上有我。

不对，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的。我背上的汗毛刷地一下全部竖立。茹比付了钱过来，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太近了，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她很强烈，眼神、姿态、话语，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我可以待在暗地，让亚洲女孩在明处。

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

我说：“谁？”

她说：“是谁无所谓，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

我嬉皮笑脸：“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茹比，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

“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茹比说，“要不要给你们介绍？”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

我皮很厚地说：“好啊。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

茹比突然站起来，走了。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不和女人腻歪。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话一讲出口就变了。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

我放下塑料刀叉，无趣极了。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我拿起皮包、外衣。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在长条餐桌对过。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看着我：“怎么样？”

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我把手伸过去，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茹比坐下去，狂吃起来。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谢天谢地。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虽然生硬、干燥。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应该说，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他们一面想祸水祸水，一面就蹚了进去，谁也拦不住。

我一面吃，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同时做三件事，前两件都不算数。我说：“洛伦教授你和弗洛伊德长得一样。”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他说：“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我说：“茹比夸大了，我半途而废。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他说：“没错，和文学写作一样，早学成早废，晚学成晚废。”

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他应该反驳一下，说，真是个有趣的学科！可他说：“你看，我就这么废人子弟。”

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亚洲女孩站起来，又去排队拿吃的。她拿了烤小排、煎鱼块回来。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贪嘴的女孩。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看了一眼。他叫佳士瓦。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他要走了，手还得给他。他握住它，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

手放开我，他眼睛一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时代，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我刹那间收回神志，目送他走进人群。

茹比一会儿也不让我纯情，问我：“一夜还是两夜？”

我说：“你还有点眼力。他不是白痴。”

茹比说：“你读读他写的小说再发言吧。”

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她也就跟了他跑了。我在外婆严苛的训导下，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

茹比上课去之后，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在街上瞎逛。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能挖出金项链、翠戒指、玉手镯和一扎用丝发带捆住的信。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他的继母去世，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枚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拽不动推不动。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外婆成了只老狗，在米缸里刨啊刨，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外婆管爸叫“我儿”，让我管她叫“奶奶”。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外婆立刻倒下，说是心脏病猝发。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

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沙啦啦啦。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并有一点浪漫。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我怕谁呢？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谁还会要我的性命？楼是正派人的楼，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我出了电梯，面对长几和假花。假花后有面镜子，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最好别开，我已经没好奇心了。门一开，我们全都没了退路。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

门却开得很快。果然是她。她的娇嗲原形毕露了：一身乳黄色室内服，背上一个小帽子。她像个吃母奶吃到二十岁的孩子。我说：“咳！”

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用英文说：“难怪！今天在学校是你吗？”我说：“你说呢？”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

她把我请进屋。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应该先打电话来。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我说有一阵了。她用英文，我用中文，说着进了她的客厅。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赔不是。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全是别有用心。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遇到什么，打扮什么。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让人过目不忘。

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

“不坐了，我马上还有事。”

她说：“是吗？”

我已经明白了。她没有想念我。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缸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

我嘴上说：“早想来看你，一直都抽不出工夫。”

她说：“是吗？”

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好像说：谁相信呀？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

她冷淡，别有情致的冷淡。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太滑稽了。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我中了计。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凶险的芝加哥得有个保护人兼保姆，于是我就光荣入选。

她问我想不想喝口热的，茶或咖啡。我说我马上要走了，不耽误她时间了，大概她功课很紧。她说那好吧，下次吧。你看，她就这个态度，来也行，走也好，都随我便。这个叫吴川的女孩。

我问她功课多不多。她说比在香港时好些。我又问她喜不喜欢她的选课。她耸耸肩。她全无所谓。我的谈话欲望给她的无所谓刺激起来，说我刚才听她弹钢琴了。她两眼一瞪，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上楼之前。

她说她已经一个月没开过钢琴盖子了。

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她说不可能，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太好了。从这一点上看，吴川也是黎若纳，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

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她跑出去，回来时端了一杯茶，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我就坐会儿。”她脸容毫不因此改动丝毫。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吗，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她从小干什么都在地上。那也是一种豪华，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沙发、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沙发。它至少得够干净，或者够柔软。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使着母女俩别出心裁。

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不饿。她说那么一顿自助餐，大概是不会饿。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吃不吃自便，她无所谓。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我毫无胃口，做出热情让她看了出来。她说不饿就不必吃，她明天可以当午饭。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她叫我不必管她，她随时都吃得下去。

冷场总是发生。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不然要迟到了。”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来，好像说：并没有挽留你呀，你早就可以走的。

“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走到门口时说。

吴川笑一下，说：“好啊。”她没有说：“你有空再来我这儿吧。”也没有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又是一阵无趣。她没等我走到假花就关上了门。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风打起哨来。芝加哥一夜间变色，一派铁青，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我的生意红火，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最丑陋、低下的温情，一百元可以买到。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手得好好洗，恶狠狠地搓上洗手液，一遍、两遍、三遍。不祥的芝加哥初冬，人们都胡乱约会，只要不是独处就好。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佳士瓦和吴川。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他的伴儿黄了，一张票多余下来。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我说谢谢了，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他说顺便一块吃晚饭。我说那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

晚餐时我粉墨登场。佳士瓦把我提拔成“非陌生人”，我得领情。选了一条黑裙子。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没什么新鲜想法，穿黑色总混得过去。佳士瓦在门口抽烟。他又让我心动一下：抽烟的男人现在是以稀为贵。蜡烛、鲜花、音乐，餐馆的人全是窃窃私语。今晚他想走多远？脱下大衣后，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等一个人。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也一块喝一杯。我说约好在门口，只拿一件东西，她就走。佳士瓦故作俏皮：“是‘她’？那我放心了。”

一杯酒下肚，我们放肆了不少，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我站起来，向侍者要我的大衣。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他说：“是吗，在刮风？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要没有酒，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他说他得确定一下，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她”。我把大衣还给侍者，说：“好吧，我打电话叫她进来吧。”我们重新坐下来，都有点累。我赶紧倒酒。喝了酒会不把许多事看穿，或者看穿也不要紧。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脚不老实了，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我怕什么呢？怕佳士瓦相上吴川？他比吴川大十六岁，别逗了。吴川当然比我优越。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何况吴川不是白痴。我的确怕，这我得认账，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青春的我。一个二十一岁的我，没经历过遗弃，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寻目光。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劣，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品。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吴川拥有的太多了，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

我把电话拨通。吴川淡淡的声音出来了：“你这就出来吗？”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连“哈罗”都免了。我告诉她，到了餐馆门口，往里走，走到右后角。她说好的。我想，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我和他就从“非陌生人”降一级。这个大都市“非陌生人”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

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我说你早来了干吗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丝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暧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意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Marshfield还是Blooming-dale百货，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厅门外的芝加哥里受冻。

主菜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米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用手去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札札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

“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位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儿。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隔音室的门开了，黎若纳要和我说话。我摇摇头。这样多累？那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语词是及不上的。语词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是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西。

星期六晚上，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到了六点，她还没下来。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上楼去了。她在家，就是不接电话。原因是有的，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餐中，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他让我意外：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理论是这样：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我可不想累着自己，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他问我哪一部分。我说一大部分。他搂了吴川一下，庆贺我对他的认同。

“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他说。为他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你一看就有思想，很有力量的性格。”

“你也是。”我随口胡扯。管它呢，好话便宜得很。

吴川插嘴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用中国话问我，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

“还不错。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我说，“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礼拜有没有？”我笑得很慈祥。

“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他是文学系的。”

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我做了个眼色，叫她别讲中文，让小纳粹不舒服。小纳粹看出来了，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非语言表达”。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真的表达，往往在语言之外。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淡不乏味，故作偏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份聪明得兑上水，稀释稀释，就不会很腻人了。

吴川是倾心于他的。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戴上眉环。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爱发炎。他说得了吧。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她指我和她。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不然你会蛮酷的。

我很想跟吴川说：别理他。多好一张脸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疯啦？我当然不会说，没人来问我的意见。并且现在的孩子们，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反对越猛烈，他们越义无反顾。

“你说呢？”吴川问我。她手上出现了一面小镜子，自己用手在眉毛上捏弄。“这里戴一个银耳环，你说怎么样？”她眼睛从镜子后面升上来，严峻地看着我。

“你不是疤痕体质了？”我半认真半玩笑。

“我不知道。妈妈说你是，所以我想我也是。”

看看，黎若纳把这个小人儿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二十一年。一块破碎、一条裂纹也没有。难怪那样心急火燎，一封信啰嗦五张纸，要我替她看管这个小人儿。要我和小纳粹这样的男生们奋战，争夺她。我那见不得的身体，那浮雕一样的疤痕。黎若纳和老花花公子吴岱野得魂也没了，把一锅烧滚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沿上。爸听见一声惨号从里屋出来。他的女儿只有后背没了前胸。七岁的我成了只剥皮兔子，躺在急诊床上，惨叫把陌生人的眼泪都引了出来。黎若纳没有因为她的痛悔而收心。她还是走了。连我植皮手术的最后结果也没顾上看，就和吴岱去蜜月了。

吴川对自己的冰清玉洁、无痕无疤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催问我：“你真的认为我眉毛上戴个环好看？”

我本来想说：“嘿，你别把我扯进去，我不负这个责！”可话到嘴边，成了：“也许不难看。不过得选一个合适你的耳环，特别细巧才行。”

她马上扬眉咧嘴。我从来没见她给过我这么璀璨的笑脸。我是想笼络她的心，还是不忍心违她的意，我不知道。我是讨好她为博她一个笑脸吗？我也吃不准。反正她马上把我当成死党了。不管明天怎样，今天晚上她有个死党也不错。这年头，能热闹就热闹一下，过后谁不想谁也罢。美国谁也不愿意做强迫别人意志的人，没有“为你好”这种老掉牙的呵护。爸都不去强迫黎若纳的意志。用外婆的话说爸是个“爱憎不分明”的人。经历了黎若纳，我也懒得去爱去憎了。

吴川在隆冬里走来走去，一边眉毛剃没了，肿得粉红发亮。眉环在炎症消下去后终于出现在她脸上。必须是纯白金的。她可是个豌豆上的公主，反正老花花公子有钱。她因为我的支持而和我亲了不少。我收买人心收买得不错。无论如何，爸收买了黎若纳的心。她跟我说这世上她最爱的人是爸。无耻啊无耻。吴川的肚脐上也出现了一个环。她问我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好像作数似的。既然不作数我就说：“下一个环往哪里挂？”我装得开明至极。她为讨好小纳粹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我为讨好她而放弃任何见解。佳士瓦请我和吴川去他家，见了小纳粹脸就阴了。他事后叫我无论付什么代价也要拆散他们。佳士瓦是小纳粹的教授，怀疑小纳粹和他系里不少“年轻作家”一样，无恶不作。

证实佳士瓦的话是在新年除夕。我邀了一大群人到我公寓作乐。茹比居然偷到了腊梅花。我怀疑她从林肯街的某家花店里订购的腊梅，付了惊人的价钱，偏要说是偷的。偷花多诗意，古典骑士行为。茹比和小纳粹选过同一门课，很玩得来。小纳粹马上满口大词儿，和茹比陷入了“魔幻现实主义”。佳士瓦和我各自拿了酒到积了雪的晾台上。冬天是我的季节，可以迟迟不让佳士瓦剥下我的衣服，把他吓着。荷尔蒙会在漫长冬天中消耗或平息，大家没了激情后会美好平淡地做朋友。佳士瓦会永远看不透我，误认为我像吴川一样美好无损。

茹比以为我和佳士瓦进展迅猛，不断和我挤眉弄眼，意思是：你可真行，一夜情堕落成恋爱啦？客人们到齐了，老少参差，不过都很“波西米亚”。我成了最正统的形象。我发现佳士瓦的眼睛锋利得很。他目光的终点是走廊尽头的浴室。我看看烛光中一屋子人影，没了戴义和团头巾的和染三色金发的。我突然爱上了佳士瓦，他居然暗暗保护着吴川。

他和我目光碰上，耸了耸肩。我回头应付了一个客人的提问，回过头来看佳士瓦时，他已在浴室门口了。门突然开了，小纳粹笔直的鼻梁对着佳士瓦胡须浓密的下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小纳粹问：“干什么？”

佳士瓦说：“你在干什么？”

小纳粹说：“是我先问的。你趴在门缝上，想干什么？”

佳士瓦说：“我想干的就是想弄清你在里面干什么。”

小纳粹走出来，把浴室的门关严实。吴川给关在里面，在穿衣服。我参与进去将是什么角色？必须出一下场，算party主持人吧。我上去，半个醉汉的嬉笑：“你们干吗呀？佳士瓦，餐馆送菜来了，帮我一把。”我把右手搭在他雄厚的背上，轻浮得让佳士瓦一振：有希望了，不久他可以消灭我和他的礼貌关系。我把佳士瓦拉走。小纳粹又进去了。我的浴室是他和吴川的野战爱巢。

“你以为他俩在做爱？”佳士瓦问，喝酒之后络腮胡子和嘴唇更是红与黑分明。

“你不让他们在这儿做他们也有地方做。这个年纪随处可做。”

“他在教唆吴川用毒品！”

我没话了。黎若纳守了二十一年，她现在该来看看她无瑕无疵的宝贝。我转回头，气势是要把门踹开。临门一脚不灵，无力地落回原地。我对里面两个孽障说：“餐馆送菜来了，晚了全让我们吃光了，啊？”

我发现自己的右手捏成个拳，微微发抖。吴川什么都要尝尝，让她尝去，我悲愤什么？我是谁？也配为黎若纳和千万富翁的继承人担这份心？这回我就是想不开，看不透，非得把小纳粹废了不解恨。

吴川在里面答应了我：“我马上出来，姐！”

我的右手软下来。我为有生以来头次听到的这声“姐”酥了半边。居然鼻子也酸了。她声音里有领情知恩，我没有当面拆她的台。我叮了一句：“菜凉了，可不好吃了，啊？”然后走开了。佳士瓦上来和我说了好几句话，我都没听见；他的愤怒激烈的手势，我也视而不见。要让她叫我姐，就得包容她的“酷”，把放纵作为理解来施行。一切严加干涉都会让她马上收回那个娇憨无比的“姐”！

得承认我也有颗容易被收买的心。我头晕眼花地醉在那一声“姐”里。佳士瓦的话始终没有意义。他在和我闹什么？茹比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对我耳朵吹着酒气：“佳士瓦神经质。年轻人哪天不作点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茹比瞪着我。

“你不知道他俩在里头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在里头吸毒，是这意思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这么干过。二十年前我什么没干过？”茹比觉得受到了小看，“我还差点和一个小伙子私奔呢。我爱那小伙子，因为他像姑娘。”

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烛光里出现一顶紫色的义和团头巾。余光中还有个络腮胡子像匹大兽似的走近吴川。没错，佳士瓦成了个神经质的家长。

吴川垂着眼皮，嘴含笑意。和小纳粹紧密相处了没多久，她已经把他的笑容学来了。那种对家长和长辈很宽恕的笑。那种和老古板们不一般见识的笑。

所有客人在十多种酒的混合作用下开始失态。音乐开得吵闹无比，大家骨头也轻了，扭动着腰和臀。电视上的人脸和这屋里的人脸一模一样，都在努力地、歇斯底里地欢乐。早就不再追求内在的、真正的情感满足了。存在的就是这种图解式的狂欢。过后他们谁也不需要谁，谁也不敢需要谁。美国式的硬汉，装扮久了就成了真。我本来要进厨房，到门口看见一位女客在里面取冰块，赶紧躲避。集体撒欢很省力，一旦和谁单独面对面，都紧张得手足无措。所以有个人叫一声“姐”，心是值得为之一酥的。

我现在一个人在厨房里，心惊肉跳地享受这一刹那的自由。因为这自由随时会被剥夺。仿佛和情人生离死别之前，等待机场的登机广播那样心惊肉跳。一个人终于结束了我的自由。小纳粹。“Hi！”他说。

我得马上出去。搜肠刮肚地找话说将抵消酒所造成的好脾气、好情绪。我和他瞎搭了两句讪就向厨房外走。他叫住了我。小纳粹真是个很累人的人。这得多自信、多张狂的人，才敢制造这种狭路相逢的对峙？他还真自信，把面孔摆在我目光的焦点里，绝不躲开。

“其实姐妹俩中间，我更欣赏姐姐。”他说。

我做出一个“你有病”的表情，笑起来。让他明白不是他在调戏我，而是我随时会调戏他。我在他眼前，摆出情场老女人的架势。

“真的。我第一次见你，就想，什么时候我一定把这句话告诉你。”

“什么话？”

“我刚说的那句话。”

“你小子当心一点。”

“当心你翻舌？你要我现在自己去告诉她吗？她不会吃你醋的。”

我哈哈大笑。我可以笑得很野、很浪。有的男顾客想进一步拓展我对他们的服务，我就这样哈哈大笑。

“有什么值得你笑的？”小纳粹问，自信垮了一半。

“就你也配吴川为你吃醋？”

过了好几秒钟，他低声说：“满足了——戳伤一份真心就让你那么满足？”

我喝了一口酒，用餐巾沾沾嘴唇。“需要按摩吗？”我问他。

他莫名其妙。

“我免费给你按摩。”我说。

他害怕起来，转身逃了。小东西，以为自己多么复杂、病态，吴川的纯洁让他不得施展。纯洁是缺陷，他可以帮忙让吴川弥补这一缺陷，但他仍感到屈才。他面对我的复杂、病态，才没了那份屈才感。他虽然不是个玩意儿，蠢是不蠢的，至少预感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不可见人之处。他也许多情，但足够阴暗。

我把吴川留下，借口是需要人帮我打扫狼藉。我在第二间卧室里铺了雪白的被褥。她一下子扑到床上，肚子朝下，把自己往上弹。她穿了我的睡衣，嫌大，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吸毒、做爱都经历了，还在皮肉上穿出若干窟窿。我看她在雪白的床上撒欢，心里一阵不适。人们管这种不适叫作“柔情”。

“以后你想来就来，这床就是你的了。”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串钥匙：“喏，这是楼下大门的，这是公寓的。”

“这床以前是谁的？”

“空的。”

“那干吗摆张床？”

“我有第六感呗。”

“第六感觉告诉你我会考上芝加哥的大学？”

“我一直留着这张床，因为它很适合你。”

这种话让我们难为情，比较夸张，恋人之间用来调动、催化激情的。这床是前面房主女儿的，我买下公寓它已经在这屋里。茹比把它叫作“茹比的床”。我在发现茹比的性倾向之后从不冒风险让她过夜，闩上门也不行。茹比说她要找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我阳台下唱小夜曲，这样我会把门钥匙扔下去。我和茹比好就好在我们都逗得起，关系建立在相互间的幻灭上。我却生怕吴川对姊妹关系幻灭。

她说她要洗个澡，我替她把毛巾准备好。五分钟后她在浴室里喊我：“姐，拜托帮我拿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洗发露，在我背包里！我的头发让染料烧坏了，得用专门的洗发露。”

她的包是一个大杂货铺，从鱿鱼干到长筒袜到书、本、文具，一直到洗发露、避孕药、牙刷。她早就准备要在我这里住的，假如今晚我不邀请她住，大概她会有一次微度幻灭。我后怕起来。

我把洗发露递给她，又把摊了一地的杂货收进她背包。这哪里是学生的书包，简直是步兵行囊。

等她粉嫩地从浴室出来，我说：“你天天都背这么多行李上学？”

“啊。”她弓身擦着头发。

“到处带洗发露、牙刷、内裤？”

“啊。万一要在外面过夜。”

她是随时准备上男孩子那儿去过夜，还是随时准备到我这里来过夜我不会问下去，怕证实自己自作多情。她回到她的房间，开始打电话。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捧腹大笑，终于和小纳粹依依不舍地道了晚安，我敲了敲她的门。她起来开了门，一个玉人儿，可惜眉毛上有那个多余的环。

“我觉得你和璜不要走得太近。”我说。璜是小纳粹的名字。

她眼里出现了防御：“为什么？”

“他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能应付吸毒、泛性。你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来的。”

“我也能应付。”她开始出现不屈的神色。

“你觉得你上不了毒瘾？”

“我就试试看，一共没试过几次。”

“可他是成了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怎么连一个都熬不过去？”

“他说那些人太没趣了。”

“认为别人没趣的人，往往自己最没趣。”

她的眼神有了不少敌意。我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成了黎若纳。她概念中的姐妹情谊不包括一个老三老四摆出行为指南的女长者。或许正是为了逃出黎若纳的嗓音污染她选择了遥远的芝加哥。我后悔自己刚才多余的关怀，嘴上又出来一句：“你太单纯……”

“我才不单纯！”吴川抗议道。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触到优秀的男孩……”

“什么是优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还是医学院的？他们是最没劲的人。毕业以后是什么样，一直到他们退休是什么样，我一眼看到头。我又不要和璜结婚，我们就在一块快活。为什么你们都恨我快活？”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儿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用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像丧家犬一样在购货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毛、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沙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沙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捺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上，突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犟。那是一个陷阱，门里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间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如今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吟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晕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闪着七彩。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调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是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辱。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就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

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们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乌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受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姊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和我一起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天突然发邪似的暖起来，密西根大街上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才不到三月，人们坐在露天餐厅、咖啡店，芝加哥人最懂开好天气的洋荤。我和吴川也坐在露天餐厅吃三明治，不知不觉话都多起来。她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背心，A/X，最流行的款式。我说她的新背心好时髦。她说也就这一件还能穿，其他的丑死了，每次寄来都白寄。

她是指黎若纳给她寄的衣服。她不当心走漏了黎若纳对她宠的程度。宠她宠成心头肉吴老少爷都拥护，用不着咬耳朵、挤眼睛，偷情一样藏藏掖掖。十八岁受她那条珍珠项链的羞辱又来了。黎若纳也许又搞了什么花样，对吴川说：“可别告诉姐姐啊，我没有给她寄。”她会自我圆场地加一句：“好多年不见她，我不知她长什么样，寄了她会不喜欢的。”随着好天气来的好心情没了。我突然问：“八七年十月份，你是不是病了？”

吴川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才三岁。”

我说黎若纳那年九月从香港飞过来，下了飞机又返回香港了。

吴川想起来了。她摔了一跤，把下巴摔破了。黎若纳赶回去，是要找一位缝合技术最高的美容医生给她缝伤口。我扳过吴川的脸，让她的脸全部在阳光里，然后我抬起她的下巴。我的右手，动作像个粗人。她本来给阳光刺得眯细了眼，我这一动，她瞥我一眼。我说那美容医生果然技术高超，缝得影子也没有。得付一大堆票子吧？她头一摆，下巴从我右手的掌控中出去了。她觉出什么异样，看着我。我又说：“再贵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千万富翁的爷爷。”

我知道我此刻一副市侩腔，但我没办法。一个摔破的下巴就是黎若纳当时的十万火急。我呢？濒临死亡的女病友都为我等大了眼睛，等长了脖子。我的一张张“病危通知单”始终不能成为黎若纳的急事。

我的市侩还在于我沉得住气。马上就和吴川说这些我不是太小气？不就显出我和她争宠？难道我稀罕黎若纳的宠？我和吴川扯到别的事上，扯到我想去她学校当合同教员，挣半份薪水。她们学校在公开招聘教现代舞的合同教师，半工。我们一个中文、一个英文地聊着，像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吴川高兴了，大声说：“那我下学期选修你的课！”

“那你逃学我也给你满分。”

“我再选佳士瓦的课，也可以逃学。”

“他没我这么疼你。”

“他疼你。”

我让她逗我，我不接话，一牵扯到小纳粹又不欢而散。假如我告诉吴川，新年除夕他在厨房里企图用语言揩我的油，她会醒悟的。也许不会。拿出我们这些人的是非观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像遇着了大傻瓜。

“你为什么不和佳士瓦做情人？他还是有点性感的，在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里，就不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那意思听上去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死活都不性感，你就将就和佳士瓦混混吧。

我突然说：“没有爱情，做什么情人？”我改口讲英文。

吴川看着我，上唇有往上跑的意思，好像是给我一句：“少肉麻！”我们这个年纪都去电影院听那个字眼，肉麻一下就出来。

“你不爱璜？”

她一看没处逃遁了，只好陪我肉麻。她说：“你为什么和佳士瓦没有爱情？”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老有。你和璜呢？”

她认真地看着我。能让人认真看一会儿是极不易的事。大家都像为着什么事心虚，最怕认真地脸对脸、眼对眼。

我说：“上次我太武断了，不该说璜的坏话。对不起……”

她像被刺痛一样一缩。我的“对不起”刺痛了她吗？

我多想让她明白我是为她好。她说话了。她说：“我知道啦。我没生气呀。不是在听你的话吗？”

“我比你大十几岁，事和人多经历了十几年。”我一面说一面挑自己的毛病：太婆婆妈妈，太老气横秋。可我还是蠢巴巴地把话往下说，“就是学艺术，也有很多品行好的男孩子。”

吴川不说话，看着大街上心情灿烂的人们。再婆婆妈妈下去是自找没趣。可我停不下来，讲到茹比年轻时的荒唐。现在她老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因为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彻底虚度。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我知道我已经说多了，又把“姐姐”的角色当了真，并且是古板而乡里乡气的“姐姐”。吴川的沉默越来越不祥，我装着兴致勃勃地跳起来，说：“哎呀，我忘了，我得去买双鞋！陪我去吧？”

她慢慢扭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对劲儿：情绪怎么没个上下文衔接。

她是进了商场才跟我和解的。虽然她还是一句话没有，但我知道她跟我和解了。她看我试一双双古怪离奇的鞋，明知道我不会买，却在减价货架和我之间来回跑，为我拿来更另类的鞋。全是名牌，她的名牌学问一流。

我看她终于坐下来，找乐地蹬上一双矮靴，鞋尖可以做匕首，装饰得不够正派，风尘味十足。但她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来回走。一头披肩红发，配那样的鞋，和她非常乖的脸蛋形成怪诞的效果。她眼里全是得意。黎若纳不给她现金，老远地买衣服寄给她，就是为了她不成为此刻的风尘女郎。她打破了一小时的沉默，向我转过脸：“可惜这双鞋没减价。”

我说：“哇！”我是代表小纳粹给她喝彩，“你喜欢吗？”

她做着鬼脸使劲点头，一个孩子敲长辈竹杠的样子。

这正是我的目的。她果真中计，把她对一场谈话的恶感给忘了。她本质上和小纳粹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真波西米亚，一个是让物质优越感给弄烦了，暂时地波西米亚一下。我抽出信用卡，替她买下那双艳情十足的鞋。又在化妆品柜台上，为她买了一系列口红。黎若纳的空缺，我全给补上了。黎若纳的缺席否决让吴川狂喜。

我和小纳粹看不见的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我花了一千多块让吴川成了一个贵族波西米亚。她挑选的东西乍看都是垃圾，但价钱是贵族的：一件看去褴褛的仿皮外套价值八百元。反正黎若纳不给她穿什么，她此刻就买什么。她仗着我大造黎若纳的反。她把我的行为看成理解。出了商场她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变了，我成了她交换秘密的同龄心腹。她告诉我她的初恋、初夜。我故意不惊不乍，还心平气和地做些评点。她不断扬起眉毛，瞪着我，像是说：原来你这么酷？纳粹也有疱疹。我的话证明小纳粹是对的，他也叫她不要歧视疱疹患者，因为他们在芝加哥人口众多。

我保持着镇定脸色，耸耸肩。我问她难道不怕传染，这个病很痛苦，她为了小纳粹就壮烈牺牲了卫生？我的嬉皮笑脸使她放松，告诉我小纳粹说买药很容易，网上就能买到，再说他不在传染期。我不断耸肩，表示不置可否，心里却恨不能把小纳粹给宰了。芝加哥的无头杀人案太多，死个像小纳粹这样的另类，大胖警察们顾不上管。

这个星期六是吴川最开心的一天，在芝加哥偶然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密友。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眼里有那么多不舍。她忽然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你要不要听？”这样她就可以哄我多陪她一会儿。十点多了，我陪她上楼，听她放音乐，又听她介绍音乐家。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耳朵里还是她下午的话——小纳粹如何告诉她要亲善疱疹患者。黎若纳张开她的老母鸡翅膀，咕咕咕地护了她二十一年，然后把她给了疱疹患者去做病毒繁衍的温床。芝加哥的壮阔楼群中，有一个不设防的女孩，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吴川把心不在焉的我当成着迷。她说她就知道我会喜欢这盘音乐。她说我可以拿回家去听。这意味着她要给小纳粹打电话了。我告辞出来，一心想怎样把疱疹患者的小纳粹给宰掉。

面谈很简单，就是要我比画一些现代舞蹈动作，再把表格上我填的内容核实一番。我穿了件高领紧身衫，可以把胸口上的疤痕遮掩起来。“舞蹈物理学？”面谈者讥笑地自语，“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我也没听说过。我还说我来芝加哥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座艺术学院。面谈者马上说：“我们这所学院很有名啊！”我说：“就是啊，我孤陋寡闻呀。”就他那点薪水也要贬低贬低我的学科。

面谈结束我和佳士瓦一块吃晚饭，在走廊里看见小纳粹。我忽然问佳士瓦：“你歧视得疱疹的人吗？”

佳士瓦一愣，皱皱眉，我这人可真卫生，在吃饭时挑起这样的话题。他问：“你有疱疹？”他找到我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了。

“我有的话你歧视吗？”我问他，眼睛却在和小纳粹进行瞪视竞赛。美国人相信一男一女不能对视三十秒，否则就要出问题。小纳粹肯定以为我想和他出问题。

佳士瓦说：“你真有？”

我咬住自己的提问：“真有的话，你歧视吗？”

“现在治疱疹的药很多，已经远远不是不治之症了。”佳士瓦告诉我，劝慰我别绝望。

“这我明白。我不是问你有治没治。”小纳粹已给我瞪败了。我目光不是他希望的色迷迷的。他看出我的恶毒，终于拉下眼帘。“佳士瓦，我是问你接受疱疹患者做爱人吗？”

“你太让我冷不防了。这得给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佳士瓦说。

“你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抹了抹络腮胡，掩饰紧张的动作。

“在你想的时间里，我们还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面了。

“看来你是歧视的。”我笑笑，眼睛不放过他。好了，三十秒。

他说：“我不知道。你真有疱疹？”

“失望了？”

他一点胃口也没了。

看来我并不是孤立的。标榜对一切都不歧视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们也是悄悄地坚守成见。

所以我立刻起身，走到小纳粹的桌前，对他说：“你跟我来。”

我在前，他在后，走到餐厅外面。他以为他的魅力终于生效。我转过身，眼睛看着他那双破旧的半高跟牛仔靴。他问怎么了。

我说：“你是不会有医疗保险的，对吧？”

他不吱声。他的沉默充满吵闹的猜想。

“要多少钱可以根治你的病？”

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胡扯什么。佳士瓦出现在餐厅门口，看见我阴毒的脸色马上闭了嘴。

“我给你钱，你好好查一次。我必须知道医生的鉴定。你的药钱我也负责。你假如想拿了这笔给你治病的钱就走开，从此不见吴川，更好。”

他瞪着我，腮帮子痉挛。他没有受过这样的歧视。他把羞辱当歧视，所以我们不是道德纠纷，而是政治对垒。

“愿意考虑我的提案吗？”我说。

“我操你妈！”他的拳头在裤兜里准备好了。

佳士瓦看到了这一点，走过来拉我。我的脸还朝着小纳粹，身子已在佳士瓦手臂里。

“我不歧视，我就是恶心。”我对小纳粹说。

佳士瓦看懂了这场戏。他释然了，胃口改善不少，把我剩的比萨吃了一半。他哪里想得到我宁愿患疱疹，只要胸口的疤痕消失。疱疹至少有药可治。我恶狠狠地对嚼得十分有力的佳士瓦说：“嗬，胃口真不错呀。放心了，是吧？”

他等自己把比萨嚼碎，咽下去，才笑笑说：“这是个很丢脸的病。”

没错。小纳粹为他失去的脸面一定会报复我。他现在对我的仇恨不亚于对穆斯林。佳士瓦说：“没想到你会为了你妹妹这样去惹他。”我耸耸肩。耸耸肩这动作真省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在内了。我和吴川在一块久了，这个动作和她做得一定很相像。佳士瓦在告诉我小纳粹的为人。他是系里的明星，小说写得不错，书也读了很多，个个教授都得忍受他的自恋。

“现在好了，你在他的教授面前揭了他的丑。你捅了马蜂窝。”佳士瓦说。

我突然问：“他的小说比你的怎么样？”

“当然比我写得好。所以我老老实实混一碗教书的饭啊。”

我这一刻是爱佳士瓦的。

放春假的第一天，吴川给我打电话，说小纳粹要打工，她没人玩了。我开了车把她带到郊外。湖边的草和树绿了，绿色里的吴川一头火似的头发。这是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红头发很美。她穿着设计大师精心炮制的褴褛衣裳，像个林间小妖一样缺乏现实感。她飘飘荡荡，冷不防问我：“你和璜谈话了？”

我耸耸肩，有点被她抓个正着的感觉。其实早料到小纳粹会告我状。

她眼睛搜索着我的脸：“你们谈了什么？”

小纳粹没有把内容告诉她。他倒不那么卑鄙，或者远比我想象的成熟。

我发现自己语塞了，支吾着说：“我要他好好待你，照顾你。”

吴川看出了我的谎言。她沉默在不安中。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假如我说了实话，她会把我看成黎若纳的爪牙，而且极阴险，投其所好地为她买她喜欢的衣服、鞋子、化妆品，诱饵做得那么甜蜜，诱她一步步入套，把她的核心秘密套了出来。想到我可能在她心目中是那么个卑鄙的形象，我对我所做的后悔莫及：纯粹心血来潮，去挑衅小纳粹，为吴川决斗。我对“姐姐”的角色入了魔。

“你们俩人的秘密呀。”吴川说，有一点酸溜溜的。

她不至于把我和小纳粹的谈话想得下作吧？我难道和她争夺这个疱疹患者？

“我和璜谈的，就是要他照顾你。”我发觉自己心虚口拙，事情越抹越黑。

“你们谈了话以后他就找借口躲我。”她直面我，想看出那个阴谋究竟有多大。

我笑起来：“吴川，你不会把我想得那么无耻吧？背着你跟璜去干什么？”

她紧抿着嘴唇。

“我实话告诉你，我厌恶璜。他在我眼里是反派，是自我纵容、自虐自毁的那种人渣。”我用冷漠客观的语气把这番实话讲出来。

吴川大惊失色。马上，惊讶过去，被仇恨代替。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所喜爱的人。她还仇恨我的虚伪：既然我把璜看成个恶棍，为什么还去和他谈话，要他“好好照顾”她？我的动机太可疑了，人格太暧昧了。她是个无邪的女孩，很快在我这样错乱复杂的年长者面前不知所措。仇恨又被恐惧替代了。

她的恐惧让我倏然泪下。我太笨重的关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它吓住了吴川。我说：“吴川，你什么都可以猜，不过你得明白，我只想保护你。假如我伤了你，你得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做过姐姐，你让我慢慢来，好吗？”要是用中文，我肯定讲不出这番话的。讲英文我容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些，台词味也是我无能为力去掉的。

吴川被我的泪水和语言感化了。敌意淡下去，戒备还在。我想我们都该喘口气，便从车里搬下野餐的篮子。太阳把草地晒热了，我们都脱去外衣。铺开的野餐台布上全摆着吴川爱吃的东西：两种正宗俄国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生火腿夹蜜瓜、法国蜗牛。她吃这些就像我吃食堂里打来的粉蒸丸子和白馒头。她的口味高贵。黎若纳认为人生苦短，凑合吃糟粕是对自己犯罪。我看着二十一岁的女孩熟练地吃着每一样昂贵食品，突然觉得自卑。手指纤纤，动起来却无情而果断，切下鱼片，剜出鱼子，嘴唇多么高雅，不动声色就吞噬了金黄色、黑色、棕色的精美食物。太阳照在她溜光的肩头和脖子上，真是个无瑕的小人儿。

她留意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只吃干面包。我说胃不太舒适。我可不想承认我从来没吃过那些昂贵食品，因为我有个土里土气的胃口，只接受最简单的食品。她还是容易对付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能笼络她的心。小纳粹这点上败给了我，他毫无经济实力。

气氛有所改善。但知心密友做不成了。吴川不主动说任何话。我挑起的任何话题，她都懒懒地给一两个字的回答。她的淡漠让我紧张，不久犯起话痨来。不知怎么就亮出胸口上的疤痕。她没提防，吓得一咧嘴。我的展示其实相当温和，不露控诉意味。那个时候我七岁，吴川，黎若纳和你父亲偷情正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在黎若纳的心思之外，魂魄之外，直到她混账地把一锅滚汤放在我的玩具柜上，那汤从我脖子下给我来了个淋浴，我才挤进她的神志。吴川，你看到的只是伤痕的起端，它一直蔓延到腹上，这也不能把黎若纳从你父亲那里拉回到我身边来。

吴川不语，听我讲下去。她的父母在制造她之前，把我制造成这样一摊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发现我不幸爱上舞蹈。他劝死劝活也经过植皮而强拉成一整片的胸口，青春发育从网状的疤痕下钻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肤色？疤痕成了午餐肉颜色的爬墙虎，攀在少女们最自豪的美丽段落。我从更衣室出来，主考人皱起眉：“咦，叫你换衣服的啊？”我说我习惯穿自己的衣服。主考人说：“习不习惯你都得换。”他向其他考官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在考场上能撒娇呢。

我站着不动。

爸说：“去换了吧。”

我凶他一句：“就不换！”

主考人觉得我有些讨厌了。他说：“你这态度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两手使劲绞弄手指头。

爸为我求情，他对主考人说：“她这儿（他摸自己胸脯）有块大疤，小时候烫的。她怕羞。”

我两眼寒光。竟有爸这么不打自招的人。

主考人不讲情面，说：“那就更得脱了。我还要看看影响不影响以后上舞台呢。”

我动也不动。

爸说：“听见没有？没什么商量，快去换衣服。”

我觉得他也是帮凶。人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个个都瞪着我的胸脯，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好奇心痒得钻心。我不把丑陋的伤疤暴露给他们，那痒痒是止不住的。

爸又说：“你别让这些老师们烦你啊！”

我顶撞道：“烦就烦！”

主考人认为我是他碰到的最讨厌的孩子之一。他说：“你愿意自动弃权？”

爸马上说：“你看，学了五年，白学了！”

我说：“白学就白学。”

主考人说：“那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其他同学开始吧！”

我和爸走出校门。爸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他也不挑个地方，一巴掌从我右边太阳穴斜扫下去，我两眼一片空白，紧接着又是一片昏黑。鼻子一胀，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我用手一摸，是血。

爸没有弃权。他用黎若纳给他的一点外汇券买了进口咖啡、香烟。他把进口货装在侨汇商店招摇过市的购物袋里，走到楼下，又慌慌张张回去，换了个脏兮兮的尼龙布口袋。这样他的贿赂可以不夺目，可以偷偷摸摸塞在人家哪个旮旯里。他领着我到舞蹈学校的正、副校长家。我从来没发现爸有如此厚颜的笑容，怎样的冷水都泼不灭它。我坐在一边，窘得失神，不知他在和人胡扯什么。过一会儿，他的手伸过来，把我拽到校长面前，要我解开领口纽扣，让人家看看。他说：“你看看，没那么严重，不会影响上舞台的！”

我想到他绝望的那一巴掌，忍住了挣扎的热望，让爸把我脖子下的伤疤展露了。我们出了门就又内讧上了。我说爸低三下四，像个瘪三。他说我知道怕丑小时候就不该做舞蹈明星的梦。外婆去世后，我们连个讲痛快话的人也没了，两人只能彼此出气。

所有的侨汇商品被偷偷摸摸赠出去，也被偷偷摸摸接受了。结果是勉强吸收我为走读生。舞蹈明星的梦确实破碎了，因为我做走读生的第二年，就来了一位女教员，和我大谈舞蹈教学的伟大和崇高。学校马上就要选优秀学生去学师范课程，将来可以做少年宫的业余舞蹈教练，或者幼儿园的歌舞编导。女教员说来说去，意思是做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头比在舞台上做明星神圣一百倍。并且，候选人全是有明星潜质而放弃做明星的。我上师范班的第一分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不撕破脸的淘汰。班上全是脸型不端、四肢不够尺寸、练功伤得太重，或者已开始发福的人。黎若纳一手把我制造成了崇高的孩子头，将要扭着成年的臀部和腰肢，去做那些不堪入目的稚气憨拙舞姿。而我在八岁时想什么呢？想做天鹅湖中的公主。披着癞蛤蟆似的皮，做的是白天鹅的梦。“吴川，你不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在那个时候才强烈起来的。”

吴川双手枕在脑后，躺在毯子上。我想她在我冗长的叙述中午睡了一会儿。她睁开眼，马上又眯起。她说：“你现在不蛮好？做舞蹈明星现在倒要退休了。”

我突然来了怨恨。她口气倒大！我现在蛮好？我干什么下贱事谋生她知道吗？我和她是从一个产道里出来的。我和她的神色是来自同样的投影，凭什么我就该那么低贱？黎若纳给我寄过名牌没有？她一心一意要把我变成她千金的女佣。我真是贱骨头啊，用那么下贱营生赚来的钱为这个宝贝儿一掷千金。

“是啊，我是挺好的。”我阴阳怪气地说。

吴川瞥我一眼。既然想闹别扭，何必要开这么远的车，找个好风景来闹？她转过脸，面朝天，把墨镜戴上。GUCCI。我看着墨镜上的品牌，宝贝儿怎么可能和我成真正的姐妹？

我也把墨镜戴上，脸朝着天。我此刻的心情是小巷里尖酸妇人的，但我已控制不住。我像是自语，讲着我十七岁时在医院等待黎若纳的五个星期五。我免不了有一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病说得几乎奄奄一息。黎若纳怎样了呢？她终于乘飞机来了，又回去了。因为她三岁的女儿磕破了下巴，她不愿她落疤痕。

吴川涵养还是有的，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或许她真的意外了：原来她母亲欠过我那么大一笔债呢。

我淡淡地说下去。黎若纳肯定忌讳肝病隔离区，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性都得杜绝。因为她一旦沾了菌，她的宝贝儿会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染上我的肝炎。那五个星期是她苦恼犹豫的五个星期。她一拖再拖，希望托词编得真切合理。最终没编出像样的借口，只好上了飞机，刚到达听说她的宝贝儿磕破了下巴，好了，她连借口都用不着了，打道折回。我那位死去的女病友最终看到了我的谎言破产。

吴川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说：“我们走不走？”

“我不是妒忌黎若纳对你的宠爱。我就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跟她和解。”

“那不要勉强和解嘛。”她说。

这个女孩已成了陌生人。我想自己这是何苦，去年深秋去敲开她那扇门。我的手疲惫不堪地收拾餐具、盘子，把昂贵的残余倒在一个塑料袋里。我不愿吴川把我看得节俭吝啬，拎起塑料袋走到垃圾桶边上，把它扔进去。我看看周围的景色。真是好景色。不远处有一家老小在吃午餐，生了一小堆篝火。火光在太阳里苍白得很。等我把吴川送回她的公寓，我们便回到我敲她门之前的情形，彼此成陌生人。从此芝加哥上空，也飘零着我那份给出去而没人要的情感。之所以那么多没人要的情感飘来飘去，因为大家都阴差阳错地施予和接受。错过去，却不知如何错的。

我从垃圾桶边上走回来，吴川已卷好野餐的台布。赶紧收场吧，免得我们累死。我们默默地朝着车走去。地上和树上的松鼠以为我们还有心情和它们逗耍，挑衅地拦住我们。我借题发挥地吼它们：“滚！讨厌！”

吴川看看我，她说：“妈其实总说我不如你。”

我心想，行了，何必？

吴川接着说：“我以为她好偏心你，动不动就拿你比我，一说到你就哭。”

那是她在搞政治，我心想。这种政治平衡哪个母亲都会玩玩。

我所有的回答就是耸耸肩。爱怎样怎样吧，我无所谓。

吴川说：“你不信？”

我说：“信不信都太晚了。”

她瞪着我，慢慢可以看出她的嫌恶。那意思是：你拿我清算什么呀？你母亲、父亲欠你，我又不欠你！她提起两腿飞快地走到停车处，把篮子放下来。我掏出钥匙，一瓶防晒霜被带出来，滚出去。我去捡防晒霜，墨镜又掉到地上。抬起脸来，我吓了一跳：吴川用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她眼里是丑态百出的，不值得她正眼看的。

我这才知道，她之于我是怎么回事。她优越于我太多太多，她知道这点。

告别时我们还企图装着没事。到底是文明时代，幻灭也要礼貌周全、不动声色。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她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那盘CD你听完了吗？”她用英文讨还东西，显出上流风范。

“好的，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要是不在，留给楼下守门的吧。”

她肯定已做好“不在”的打算。

我一回到家就找那盘CD。我没有听过它，吴川听的音乐都太青春了。我想起来了，茹比好像说过，她拿走我一盘CD。一问，果然就是吴川那盘。我说她该先问过我再拿。她说她在我车上看见那盘CD，当时就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两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这盘CD。

茹比的CD我可以随便拿回来听。她对我突然的乖戾不解，沉默一会儿才问：“你见鬼啦？”

我说那盘CD是借的，马上要还。

她说她正在急诊室上班，没法给我送CD。

我说我马上去她的急诊室。

其实我是怕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星期日晚上，我必须利用茹比对我的单方面柔情。吴川在我心里挖了个洞，总得用什么填上它。茹比不可能陪我说话，她是值班医生，周末总有太多乐极生悲的血案要她处理。但看着她我会充实些，胆壮些。

我进了医院的长走廊就听见一个人在大声吼叫。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茹比正在给他处理枪伤。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是从侧面开的枪，把他腹上的厚脂肪撕开一条大口子。茹比一边和我做鬼脸，一边和伤员谈话：“没那么严重，啊？又没伤到内脏！全归功于薯条、炸鸡那类垃圾食品，才有这么厚的‘防弹服’……”

渐渐听出来了，男人叫的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儿子，茹比告诉我。父子俩吃饭喝酒突然翻了脸，儿子开枪把老子打伤了。儿子现在在警察局。老子突然插嘴：“是他自己去自首的！”

麻药生效了，茹比让护士把伤员推到里间，又去处理两个出交通事故的少男少女。挨儿子一枪的汉子不时还会叫一声。他叫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牵念，很难分辨。

茹比的医学学位拿到才两年，又用业余时间拿文学学位。忙碌是不介入、不深入任何情感的借口。忙碌是情感受伤者的疗养地。再忙碌的事也比感情省事。于是茹比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她不断从各个病号那里偷点闲，跑来跟我点个卯，又跑去。什么情和谊都架不住你使拙劲地维系。点到为止，大家舒服。就是和吴川最亲密的时候，每次和她分手，我既是怅然若失，又是如释重负。急诊室里血淋淋的伤者多半是亲出来、乐出来的。一亲过了头，枪就响了。

十二点茹比下班时，我的境界已大大提高，决定以后就和吴川做“淡如水”的姐妹。茹比要我和她一道回家。CD她留在家里，我只好和她去拿。

可怎么也找不到那盘CD。无比繁忙的生活使她的地板消失在各种书、账单、衣服、袜子之下。只能趟着半尺厚的报纸、杂志走进她卧室。卧室中央有座衣服堆成的山丘。从洗衣机里拖出来，就堆在那里，要找两只一样的线袜都得像狗一样刨挖。任何东西掉在这屋里都是绣花针人海，捞不起来的。找到凌晨两点，她和我放弃了希望。

她说：“明天肯定能找到它。”

我说：“算了吧。我去网上买一盘。”

她说：“就是嘛，不就十来块钱吗？把我逼成这样！”

我告诉她CD不是我的，是借别人的。那人要我立刻还。她问我：“你和佳士瓦分手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

她说：“分手了你才会这么急着还他的东西呀！”

你看茹比把人之间的事物看得多透。你以为她没深入过任何感情关系，感情在她自身常常是供她出洋相的——比如采野花、唱小夜曲之类，她却对难以言传的感情逻辑有着神算，得数无非那么几个。也许因为她的英明预见，所以她从不真正开展任何感情。

我说：“不是佳士瓦。是吴川。”

“你和吴川自相残杀了？”她还是没正经的样子。

我否认了。她也不追问。我说我得在她家过夜，因为剧烈的头痛。她两手飞快地在长沙发上刨挖，各种杂志和从没拆开的邮件被刨开了，露出棕色皮革，因为长久不接触人而生硬冰冷：那就是我的床。茹比挣不少钱却一点安居乐业的打算也没有，晚上她匆匆逃回这里歇息，一早匆匆从这里逃走。

等她把我安置下来，她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细长的药管。管子的一头像注射器，另一头圆润，供人插入鼻孔。然后一推注射器，药液便进入了鼻腔深部。止剧烈头疼的速效药，几分钟就消除症状。茹比在药开始驱散我的疼痛时对我诡笑一下，走开了。蒙眬中听见她在浴室里洗浴。抽水马桶一遍一遍地响。吐一口唾沫到马桶里，她也要轰然冲一次水。我没有如愿睡着，却比睡着更舒适。一种内在的按摩使我处于幸福的瘫软之中。我想好了下回怎样跟吴川说话。我要好好告诉她，我多么爱她。佳士瓦呢？我会说你别见怪，我不是存心卖关子、吊胃口，我只不过因为胸前有一块伤疤。受伤的版图不小吧？不过我是值得你爱的，值得你忽略掉那一大片难看的肌肤来爱我。因为你将得到比任何人能给予你更丰富饱和的感情。我躺在茹比从未拆开的邮件和从未清理的账单中间，为自己构想的场景陶醉。奇怪，人为什么在谈到感情时有那样的心理障碍？做贼心虚似的。感情是高贵的礼物，人却总是送不出手，送出去也要像我爸那样把它包上旧报纸，装入破尼龙袋，最好让受礼者误认为它是别的东西。我将堂而皇之地标明我的馈赠。即便被拒绝，我也甘心。从来没有过的自信让我狂喜。睡眠若即若离，等我清醒，已经是天初明了。

那阵难以言喻的舒适和自信已渐渐离去。所有的思绪都还清晰，所以我惊讶不已——怎么会那样自信？那样大胆妄为地要去对吴川和佳士瓦明言我的感情？光是想一想都够窘。

万幸我没有真去做个蠢人。

而什么使我在夜里那样渴望去发蠢？

一定是茹比给我的药作祟。不过假如那药能给你几小时的心灵乐园，何乐不为？原来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它可以释放你的诚实和自信，使你傻大胆，做个情感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在他自身是庄严无比的，只是给旁观者看着解闷取乐。现在有种药可以消灭旁观者。我起身，趟着茹比的财产，走进厨房。外面是淡青色的四月早晨，服了药它可以是浅粉色或嫩黄色，你想它是什么浪漫颜色都可以，它可以随你的意愿幻变。我无意中尝到了吸毒的甜头。这种止痛特效药的主要成分一定是可卡因。

我打开一个个柜子、抽屉。茹比有着极其简洁秩序的内部系统，抽屉和柜子里东西极少，并且极整齐。没有我要的药。我翻弄得急切起来，饿狼寻食一般，刨弄着各个匣子、盒子。一大把银餐具撞击得吵闹无比，茹比蓬着女大夫短发出现在厨房门口。

“你找什么？”

“噢，找……棉签。”

“哪儿伤了？”

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大概说耳朵眼不舒服，洗澡进了水。茹比叫我等等，她去了自己房间。一会儿又出现了，手上有一盒棉签。

她诡笑地盯着我：“你确定你要找的是棉签？”

假如那药的效力还作用于我，我肯定胆大皮厚地承认，我过了一次美妙无比的瘾，还想再来一次。或许我也会像她一样诡笑，问她给我的头疼药怎么这么好，让我渴望永远头疼。可药的作用已烟消云散，我只能像所有正派人一样严阵抵赖。

第二天我没有给吴川打电话。我以沉默拖欠她的CD。第三天她打了电话来，我不在家。她没有留话在留言机上，但我一看就知道她几次想对着留言机说什么，又作罢了。几个无声留言让我猜想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又病了。

我按了门铃便后悔，又自找上门，好像走亲戚走热络了，不走受不了。吴川看见我便说：“你怎么把脸涂那么红啊？”我说：“我没涂任何脂粉，大概步行上楼热了。”“不会吧？”她的笑容如此带有揭露性。我一进她的公寓就直奔浴室，别上门，开了化妆镜上方的灯。的确把脸涂成了个小丑，两块圆胭脂都没抹开。开车化妆是碰运气，光线也讲究不得。我用手把两团红擦掉，又洗了手。正要开门出去，想起什么，又拉一把抽水马桶。这样听上去我进浴室不是改妆。出来后我故意扯开嗓门，东拉西扯把自己弄成一个随意来去的常客。吴川等我闭嘴马上说：“现在好多了，两团红抹开了。”我对她无情戳穿的话装聋，打岔去说正在放的一部电影。我不过读了报上的影评，但谈论起来就像我看过似的。

吴川把我丢在客厅，自己去打电话。她的电话是我按门铃打断的，她明白地告诉我。她拿着无线电话在各屋走动，翻开随邮件来的各种广告，再把翻看过的扔进字纸篓。字纸篓是铁丝和彩色玻璃珠编织的，她发现上面少了一颗大珠子，便弓腰四下寻找。我坐的蒲团下她也找，做手势叫我挪个地方。实在找不着，她皱起眉，小脾气上来了，蒲团给她抛得满屋子，同时对电话上的人说：“真烦，我最喜欢的东西毁了。”

小纳粹在那边？

我来的不是时候，待的不是地方。

她见我站起身，拿起包，匆匆对电话上的人说她一会儿再打回去。她挂了电话，问我为什么不给自己弄茶。我耸耸肩。她飞快地进了厨房，一会儿端出茶盘。我一看茶叶是我喜欢的毛峰。她打开铁听外面的塑料封皮。一盒未启过封的新茶叶。专门为我买的？又要自作多情了。

我没话找话说。她拿出蔻丹来涂脚趾甲。我说茹比拖我下水，用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给我治头疼。只不过经了医生处方，毒品理直气壮地成了灵丹。我想再头疼一回，正当地享用毒品。

吴川打断了我：“是she。”

“什么？”我问。

“你老把she说成he。一开始我特别吃力，不知道你在说谁。对不起打断了你。往下说吧。”

真是愚蠢，原想用那么个事件证明我也可以堕落，也可以把堕落看成“酷”。她却排斥了我，用不着我降尊和他们为伍。她今天挑了我多少刺？先是化妆，又是英文。她够优越了，用不着夸张她的优越感。从小上贵族学校的宝贝表示她对我的杂牌英文忍受了很久，实在受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陪衬人，黎若纳用来衬垫她完美无缺的宝贝。我无心再挽回什么。她看出我恼羞成怒，看出我怒得几乎要破口大骂。让她看出来好，芝加哥反正已进入了春天，人们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做陌生的伴侣。偶然有人搭讪，很好，什么后果也不会有。人从群居动物走向独居是进化，我这样玩命地串亲戚是退化。露天咖啡馆无数，酒吧无数，你可以有无数陌生人做伴，有密西根湖的湖光水色给你看，伴和伴都视而不见地挤坐在同一把遮阳伞下。有种说法是有些生物永远遇不上另一些生物，因为它们的物质密度不同。权当我有个不同物质密度的妹妹吧。

我向门口走。吴川大声问：“CD？你带来了吗？”

她认为我这次来不该是闲串门，应该有正当理由。不归还她的东西，我来干吗？

我说非常抱歉，我借给茹比听，她不知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过两天肯定会找到。

她说：“你怎么让她随便拿走了？”

“是她问我借的，不是随便拿走的。”我也来了脾气，“不就是一盘CD吗？丢了我买一盘赔你。”

“那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原来我把她妈的慈母心看得太不值钱了。十来块钱，网上邮购，要多少有多少，那也能和千里之外的慈母亲手选购、亲手装盒、亲手邮寄的东西相比？并且言明那是“我妈”。

“那告诉你妈，对不起了。”我说。

在走廊里我听见门“砰”的一声关上。真实嘴脸露出来了，一盘CD就能让一张真实嘴脸翻出来。能够及时翻脸的人是强者，剩下的像我和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一点好脸色就梦想翩翩。爸永远也不会和黎若纳翻脸，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而是他自身致命的需要。我们都因为这致命的需要而强硬不了。

当晚吴川居然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找到那盘CD没有。她逼人太甚，我决定不做任人伤害的废物了。我说：“什么了不起的屁玩意儿，我马上给黎若纳打电话，叫她给我也寄一盘来！甜言蜜语管什么用？寄东西从来没我的份！”

得承认这话很弱智。但我没办法，顾不上掩饰自己满心狭隘的冤屈了。

她说：“是不是我所有的东西，你都想分一份？”

我听出她的话含有更恶毒的暗示。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璜也该有你一份儿。”

我气得话也说不出，听她分析为什么璜在和我谈话之后躲避她。已经不成体统了，她把我当什么货色？原来这么多天她一直把我看成一个无耻的插足者。香港人冷血果真冷得纯正。那些冷血大家族肥皂剧教导出这位小姐的感情品位。我居然想和这么个人姐妹一场。“砰”的一声，我看见一杯红酒在我对面墙上放开了焰火。庸俗的小妞儿，贵族学校对她的俗无能为力。

我说：“吴川，你听着，下面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完了我们再也用不着说话了。”

她说：“我听着。”

“璜和你的事我管错了。我和他谈话是警告他别把疱疹传给你。我叫他去找个医生，做一份病情鉴定，我承担医疗费。你不信可以问佳士瓦，他碰巧在场。”

她嗓音泼得厉害，说：“你算谁？和他说那样的话？！你比我想的阴暗十倍！你出卖了我！也出卖璜！现在他的教授都知道璜得了疱疹！”

我说：“璜不是教育你不要歧视疱疹吗？”

“你太阴暗了！”

我看着红酒在对面墙壁上淌下来。看着黎若纳擦拭着泼在她脸上的红酒——黎若纳一生就欠谁这么爽地泼她一次。

我“再见”都不说，就挂上了电话。三分钟之后，吴川又打回来。她还没吵过瘾。我让电话铃去空响。她气急败坏，在留言机上发狂：“你挑拨、出卖！我那时把你当亲姐姐……”她泼妇似的叫阵。黎若纳，看看你的千金，这么好的英文句法胡糟蹋了吧？吴川继续在留言机上叉腰瞪眼唾沫四溅：“你接电话！不接就是自认理亏！”

随你说什么吧，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用手机给佳士瓦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他答话声音很低，说他正在医生办公室。我问他得什么病了，这么晚去看急诊。他说他马上给我打回来。等我挂上手机，吴川也闹完了。她最后几句话我没听见。

佳士瓦来的时候我醉得足以上大街去演讲了。芝加哥的夜晚到处有这样愤怒的空谈家，酒精让他们看到如云的听众，听到雷动的欢呼。我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许多祖先相片上的那种深明大义的微笑，给佳士瓦开了门。他说我穿和服很别致，我低头看看，果真看见下巴下面有一具穿和服的身体。伪装的和服，是生产睡衣的厂商急于走出经济困境，在一本关于日本艺伎的俗不可耐的小说轰动后，想尾随着弄出点东方肉感主义。

等佳士瓦也醉得一脸傻笑，我们终止了谈话。原本他在这个时间来也不是想谈话。三分钟之后，我们已和地平线同一角度了。沙发使我们动作起来受限制。而正是这种不择场地的即兴感让我们成了十几岁的高中生。似乎是太情急了，我们都没有剥干净衣服。

停下来后，酒醒了一半。我发现我们已滚落到地板上了，上身靠着沙发。我问佳士瓦什么急病让他去看医生。他说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生意太火，时间往往排到晚上八点。我问他为什么突然需要看心理医生。他奇怪了，说五个人里有三个看心理医生，他和他的心理医生是十多年的老交情。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在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和陌生伴侣搭讪，再付高价找心理医生进行深层倾诉。明的暗的、浅的深的交情都有了。所以用不着走亲戚。群居的猿类后代们继续进化，靠酒吧、咖啡馆、心理医生、电子网络进化到孤居。心理医生是你最牢靠忠实的伴侣，你最肮脏、罪过的想法和行为都得到他的包容。佳士瓦最近的罪过想法是如何消灭他和我之间的最后距离。

我和佳士瓦紧密依偎，却是通过某幢楼里的心理医生调整情感的进度、浓度。假如有个心理医生在我和吴川之间，我们也会省事得多！和吴川谈时尚、美食、大减价、春游，和心理医生谈对姐妹情感致命的需要，对吴川的爱怜和担忧。没有心理医生作为情感的中转站和调度室，你看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两败俱伤。人对情感怎么这样无能？

佳士瓦的心理医生一定纵容他：勇敢些，攻溃最后的防线，缴下她最后的羞耻。而他还是仁义的，没有给我来个彻头彻尾的真相大白。他和我在醉酒时也有进化到今天的理智，默契地不去触碰我的伤痕。

这个夜晚，多少醉鬼对着黑暗的空虚吐露真情？大声地宣布他们的恨与爱，词不达意、句不连贯，不要紧，不耽误他们痛快。

送佳士瓦走时，我说：“什么时候再见你？”其实我是说：“我好不舍得你走。”

佳士瓦说：“随时。”他的意思是：“过一阵再说吧。”

我们俩相互需要的时间、地点总是合不上，要么他的需要被我错过，要么我的需要他毫无觉察。这得多少工夫才能使自己和对方不多余？之所以图省事的人越来越多，道理正在于此：私情的话可以找心理医生去说，废话反正有陌生伴侣听，生理需要都不必费事去找搭档，我的右手就可以做他们的临时甜心。吴川突然发现她生活里多出个累里累赘的我，如此原始，把打扰当成呵护给她，她可受够了。

突然接到黎若纳的电话。她居然得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最后的清静角落失去了。她说是爸告诉她我的电话的。她上来就责备我不常给爸打电话。这个荒唐女人。她说爸听上去肺水肿又发了。我想那你就省省吧，别让他浪费呼吸来招架你的啰嗦。这个独自为战的世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黎若纳。她蛮横地施予她的感情，自信那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她说我和吴川的感情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吴川告诉黎若纳我给她买衣服、带她去春游。这些就是黎若纳所认为的“深厚感情”。当年吴老少爷给她一颗钻石就是爱她至死的宣言。她活这么一把岁数还不明白，就明白不了了。黎若纳在遥远的香港语塞，陷在肥皂剧式的百感交集之中不肯出来。我把电话挪得离我耳朵稍远。黎若纳说：“她每天和我在电话里都是说你。把她交给你，我放心了。”

吴川对她从不认真，就像此刻，她说得热火朝天，我只是招架。看来吴川没告诉她我们已不来往了。我也不会告诉她，那样有引发她讲八小时电话的危险。

第二天傍晚，茹比把吴川的CD找到了。她说为了找它，她险些雇搬家公司来把家具都挪动一遍。我把CD装进一个快递信封，但走在马路上又想，和吴川比赛绝情有什么趣呢？还是宽厚些，不计较她的绝情吧。夏季前的大减价已经开始。我进了迷宫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一阵头晕。多么无人性的地方，就是要你迷途，在迷途中加速对你异化。我找到了吴川喜爱的几个名设计家专柜。东西已经乱了秩序，大堆的T恤、牛仔裤也混了进来。这是最合适做陌生人的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损人利己，丢弃公德，他人的手来不及抓获的衣服，你先下手为强，喜不喜欢先抢劫到手再说。

这是礼拜五晚上，万人空巷的芝加哥，人都暂时移民到这类超级购物中心来了。购物中心要对非人性、非私人化、非个体化的当代人际关系负责。购物中心之内，皆陌生人也。我也是抢购老手，抓了几件吴川式的衣服便去替她试穿。从三个方向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背影成了吴川的。我站着，想定定神。这大概就叫爱屋及乌吧。

我刚刚把几件不太合适的挂回衣架，两个年轻的女保安出现在我面前。陌生得过火，就成了她们这样煞星面孔了。她们一模一样的凶煞脸容使她们成了胞姊胞妹。我以为自己英文听力下降，把她们的话听成了：“跟我们来一趟。”所以我笑了一下，表示不解。

“你跟我们来。”其中一个女保安说。她的肤色白得不近情理。这遮天蔽日的超大购物中心使她血色流失。

“怎么了？”我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看清了。这是两个年轻的女白人，二十来岁，芝加哥的郊区女子，以白种为自豪。我觉得她们的语气不是对付无辜公民的。我说：“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走。”

“你想让周围人看戏吗？”说话的是短发女子，手上掂晃着一根警棍。

“你把话讲清楚，你们要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大不了在抢抓衣服时，把某件贵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几脚，造成了点无妨大雅的损伤。可在场的人谁不这么干？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留点情面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长发女子说。中西部农民口音。

“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说。我身后人口十三亿之众的祖国让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这两个女白人：“你们也不必给我留情面，就在这儿对我宣判好了。”

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袭来。还是有一点训练的，其中一个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经屠宰发达的大都市养出她们一身牛劲。我像被夹在两座硬木大柜子之间了。我当然要垂死挣扎。我的肩膀猛一震动，知觉被击散了好一会儿，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们凭什么打人？”于是再给几棍子。我举在空中企图保护脑瓜的右手挨了一记，食指顿时肿得像根牛肉肠。现实已褪色，成了灰褚色的梦境。

然后我就在一间小屋里了。小屋不是直角，一边是钝角，另一边是锐角，天花板斜削下来，站在里面得长久鞠躬。两个屠夫的女后代叫我剥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亏，便把短风衣脱下来。里面是件薄羊绒衫，圆形领口，什么花哨也没有。芝加哥女人百分之八十拥有这样黑色的薄羊绒衫。

“把它脱下来。”短发女子说。

我死也不会脱的。两个白种女人要作践一个亚洲女人，把她布满丑陋伤疤的胸脯展露给她们取乐。我有人性和民族两重尊严需要捍卫。她们坐在一张情人沙发上，我只能鞠着躬站在她们对面，屈辱够让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脱？”

我瞪着她们。我们的教育中幸亏有英雄主义。

“你不愿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来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你的旧衣服，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我气急交加，一阵哑然。然后我指着身上的黑毛衣说：“它是我去年买的，干洗过两次了！”我觉得这个误会造成的冤案不久会被澄清，用不着声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国嗓门。你们凭这个打人？等着吧！

长发女子说：“你怎样行窃，我们有证据。”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我咆哮。

“证据对你是保密的。我们在法庭上，关键时刻才出示证据。”

短发女子说：“你说你没偷，有证据吗？”

“没偷能有什么证据？没偷就是没偷！”我听着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没偷什么？”短发女子倒十分镇定。

“没偷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着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么？”

这样弱智的对话对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不断在增加体积，色泽也不新鲜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伤得更惨重。七岁的我巴望能被烫成一块残渣，让黎若纳的良心从此不给她好日子过。爸得肺水肿，我也巴望他把症状夸大，成个心碎濒死的梁山伯，让黎若纳看看她把这爷儿俩祸害成什么了。让她良心受大刑，让她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说：“我的伤太重，我不知道还能清醒多久。听着，我要求见你们的经理。”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瞒着上司采取这么大的行动的。”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已经和经理通过话，她要我们自己掌握。”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两人看着她们对面的这双眼。一双黑色的亚洲眼睛。此刻它们是直直的，像她们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疯狂就彻底暴发。这样的暴发是自毁也要毁灭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种的界别，人也好，单细胞生物也好，都在这白热的狂怒中成为一样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种亡命的渴望。

经理在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衣女人，让香水腌渍的一具肉体。她冷着脸说她希望一切都是误会，但我必须配合她们，她们才能弄清它是否是个误会。她词汇量可怜，却偏偏想和我打辞令交道。我阐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残疾。她一摆手，叫我闭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经过。因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员们不得不使用她们的工具。我说在中国逮人也得逮个明白。女经理一笑，说那就回中国去吧。

女保安小声对经理说了句什么。经理点点头。

她说：“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脱下你偷来的衣服。”

我说：“这件衣服是旧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不是新的。”

女经理夹在两位女保安中间，动了动屁股。两座的情人沙发坐了三个女大块头，看上去很滑稽。女经理又和两个女保安讲了几句悄悄话。好了，现在要全力对付我了。

“八分钟了。你想好没有？脱不脱？”

“这是旧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

“谁能证明它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见过我穿它。”

“那不算证据。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这种衣服多一件没什么坏处。它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场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这样的黑毛衣。”

这女人开时尚讲坛呢。

“那我还有证据。”

“我能知道吗？”

“我会在法庭上让你知道的。你们不是也对你们的证据保密吗？让我们都保留我们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我是虚张声势。我哪儿来的秘密武器？最多请茹比作个伪证，说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礼物。也许可以有科学鉴定，证明它绝非崭新。可这类大减价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货也拿出来卖。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过了风头、过足了瘾又去原价退掉。我做学生时没少干这种缺德勾当。所以即便科学鉴定出它是旧货，也不能完全为我的案子昭雪。

“最后三分钟。你不脱，我们就要对不住了。”女经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调。她是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的海域偷渡过来的。或者是从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来的，一同走的几户人大概要丧生一半。也许是两三户人一块走的，通过沙漠后就被打他们埋伏的警察发现了。逃入境的可能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女儿出息成了这个没人味只有香水味的女经理。移民往往对移民无情。美国政府阴暗恶毒，利用人性中这个谜一般的特征，把移民们驯化成边防警官、移民局官员，以及眼前这类头目。他们对美国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对和他们经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们当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绝不能便宜你，让你顺顺当当就在这国家落下脚，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阴影下的幸福生活。

“脱了她的衣服。”女经理对两个女保安说。

“敢！”我向后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线上。猫科动物把防御和进攻同时放在这个动作中，将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给她们看看。我想死给黎若纳看看。肝病隔离区和烧伤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来告诉她：她造成的里里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隐密。我只要有一口气，谁也别想看见那粉红色的常春藤怎样爬满我的胸脯。

可这间怪异的屋里连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没有。她们三个人向我围来，围成了三颗围棋子。我要被她们吃掉了。

下面的事我在事后也无法理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们警棍齐下。然后我人事不省了。她们也许有些不安，从我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那是半年前我记下的吴川的手机号码。虽然我拨一遍号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没扔掉它。每次看到这个号码，都让我重温写下它时的心情。像什么呢？像是十多年的战乱之后，你以为你丧失的亲人突然有了消息。后来我企图对自己否认这个心情，不否认我就得承认自己像爸一样贱，在感情面前总是摇尾乞怜。她们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吴川打了电话。吴川赶到时我一身淤紫，披头散发地昏迷在角落里。她看到的我像个真正的扒手，因为手艺低下而落网。她嫌恶地看着我被剥下自尊的身体，吃不准我手脚究竟干净不干净。一个弃儿难免会染上贱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状，小偷小摸。好了，这下她对我的品行不端、贫贱而卑劣不必再怀疑，都被证实了。商场安全系统会凭空揍一个大好人？在香港人眼里，美国有许多值得羡慕的人权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应得。

因此她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时，面色苍白而淡漠。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感到既无望又无力向她说清什么。我的屈辱十倍于被无故殴打。吴川问我想不想喝水，我摇摇头。闭着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优越所刺痛。她告诉我，茹比刚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个律师联络过了。律师会代我和这家商场打官司。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照射。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

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儿。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己有个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又是几番劝慰，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儿，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场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已经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深，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

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

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

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

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我问她：“干吗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她说：“当然可以换，只不过一小时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块到六百块。”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贫如洗。等那笔巨大赔款到手，我肯定已经饿死。我右手骨折中止了我从正常或非常按摩来的收入。做现代舞代课教员的计划也落了空——面试的结果人家都懒得通知我。吴川暑假后从香港回来，每天和我通一个电话。例行公事，开口就问和那家商场的官司有结果没有。现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个供我们谈一两个小时的话题了。我把律师的话转述给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讲给她听。她不是真有兴趣，只为她能表达一定的关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窝子而庆幸。有几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经理穿的是St.John（美国名牌服装）的套裙？”或者，“那女经理有没有五英尺七高？”总之，在我长长的转述中，她脑子大大地开小差。我想，出了这件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让我们俩不露痕迹地讲和了。讲和后我们都学乖不少，绝不谈知心话。

不仅吴川和我有了个好话题，供我们把姐妹关系不冷不热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谈话，也是只谈这个案子。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情感重点，把个人性的情感移换成阵营化的、广大得多的情感。这样多好，频繁往来，却很好地避开了突然逼近对方心灵的捷径。从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来，两人借酒发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亲热，他和我都有点尴尬，不知下一步该干吗。他首先想从僵局里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他的电话。

我卖掉了一个自己为自己买的钻石项链。它够我付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清贫惯了，回到清贫中使我感到亲切。吴川有一次来我的公寓，我给她烤了一块牛排。我说我从来不爱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谁相信呢？她对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观察。有时在她那儿一块吃点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里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饼盒里的碎渣，都会突然发现她在盯着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这些自然顺畅的贫贱动作是怎样来的？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个穷留学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细节。她吃了半块牛排就饱了。我把剩下的半块牛排用锡纸包好，放进冰箱。整段时间她都在和我谈那场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阶段，仅有的进展是对方承认她们可能认错了人：我和一个偷窃犯长得一模一样。从电视监视器里，白种人看不出我和偷窃嫌疑犯有任何区别。我的律师要求对方公开监视器里录下的画面，对方的律师拒绝公开。法官站在对方一边。

吴川插嘴道：“你赢不了的。”

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

“就是把我爷爷的财产全拿来给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再有钱也阔不过他们。那是一家最有实力的商场世家。”

我不说话。她在我这儿长敌人威风。她看出我的不悦，低声说：“你看你都过什么日子了？连减价牛排都吃了。还打，还打。”

我顶她说：“谁说是减价的？”

“我看见垃圾桶里的减价标签了。”

她存心揭我短。香港人的冷血，我算领教了。我看她自顾自地开冰箱，拿出半盒牛奶。冰箱基本空空荡荡，里面搁着半块她吃剩的牛排。我突然恨透这个被宠惯坏了的女孩。我曾经打肿脸充胖子，为她花钱如流水地买礼物，现在全部露馅了。嫌我低贱？好，我要她知道我到底有多低贱。

我告诉她我的同居史。那个抽象派雕塑家和我一见钟情。他在私人画廊打工，晚上弄他的雕塑。他说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兹三十岁当洗碗工时，谁会相信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抽象派雕塑家？我是被他当抽象雕塑接受的。后来想起来，一定是那样：他觉得我布满伤疤的胸部就是毛坯的雕塑。那时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正疯了一样到处找工作。“舞蹈物理学？”人们都以为我在表格上填写错了。怎么也想不到谁会去设立这么个无聊学科，并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学它。

半年后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推拿培训，不久也混起江湖来。我的生意不坏，每天有两三个预约。男顾客渐渐多起来，我感到他们的亲善有些不祥。事情就那样开始了。一个男顾客说他以一百元小时费买我的“特殊按摩”。他劝我想开，别把它看得那么个人化。就像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和伤员那样，打交道的是一个伤口或一个器官，其余的全部漠视掉。这是个可怕的起端，一百元让我漠视我的整个存在，所有责任都推给这只右手，脏也只脏这只手。这天夜里雕塑家正在工作，我突然崩溃了。我竟受了那样的引诱，刹那间背叛已发生。当然，我把事情告诉雕塑家时，尽量把自己说得委屈、受辱，几乎是枪口逼迫下的选择。我时刻准备阻止他冲出去和那个男顾客决斗。他听完后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说：“让我来算算我们俩每月的开支。房租一千，水电、电话四百，这样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支持我拿出几件杰作来。我不必去画廊打那份工了。一个小时十块钱，对一个艺术家的年华就这样践踏！”我释然了，但马上又觉得痛心。他不在乎我的收入怎样来，只要能供他一心一意成为布朗库兹。他的雕塑远远比我的尊严重要。他突然把我抱起来，说这下他可以和我结婚了。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跟着他狂欢。他说马上就去换辆新车，旧车拉雕塑材料不够大，还老抛锚。他很快帮我建立了一个网页，标明我提供的各种准“医学”或非医学按摩，又在几家小报上登了广告，请读者去查我的服务网页。形势的急变让我意外极了：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宽谅，得到的是这样一番如痴如狂的嘉贺。我的生意不久好起来，而我的心情越来越暗淡。这是个仅次于娼妓的谋生手段。他毫不介意，做着和我结婚的打算。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被我悟到的东西惊醒。在我开始挣那些下作收入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和我结婚。似乎有一大片难看的伤疤必须搭上我的优厚收入，才配他考虑和我从长计议。收入怎样不三不四，他无所谓，只要把他的嘉年华省下来。我独自在丰厚的雪地上走。更可怕的念头冒上来：我在雕塑家眼里从来就是残缺的，半个女人。有着那样的胸脯就将就活着吧，能干上一行挣钱不错的营生还挑剔什么？我看清了我在他心目里的价值。他要把那一点价值榨出来。从一见钟情开始到这个清晨，我看到了自己直线掉价的过程。怎么可以一边让他压榨一边让他嫌恶。

吴川看着地面，不敢看我。她吃不消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她在想这女人怎么配做她的姐姐，怎么配和她同出一个母体。她在憎恨对她讲这段脏事的人。需要懂得这样一种低贱的人生吗？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语句向她灌输是污染她的人格。她一动不动，细长的腿悬在沙发扶手上，上半身比腿低，坐在沙发里。这不是个让人待得长久的舒适姿态，她却长久地待着。

我想我只说到这里了。

过了半小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对那段凄凉的丑恶故事消化不良，得一个人慢慢消化去。

我把她送到走廊上。一阵病态的快感上来。她听听都窘成这样！看清楚了吧？黎若纳的血可以有你那样的流域，也可以像我这样改道，九曲八弯，浊浪滔天。

吴川抬起头。几小时中她第一次看我的脸。她说：“那干吗不回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说一个小说家说过，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这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我十多年前选择远行，证明我是个失望者。

我的律师第二次败诉。时候到了。该停止拆我自己的窝去填他的腰包了。佳士瓦双手赞成，说我何苦花几万块钱去认识美国律师呢？他早就免费提供了警告。现在该他登场。他找了一个朋友，此人时不时在芝加哥导报上发书评。两个星期后我被接见了。芝加哥导报的一位编辑听完我这场不幸遭遇的控诉后，说：“等会儿，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事情发生在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他说：“那么已经发生了五个多月了。”我说没错。他看不出他的栏目有什么必要报道五个多月前的一桩新闻。

佳士瓦说：“难道五个月之后，芝加哥的种族歧视就大大改善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

编辑说：“这件事固然不幸，但它没有暗示什么种族歧视。”

佳士瓦说：“这明摆着是种族迫害！”

编辑说：“对方有没有提到关于种族的字眼？”

佳士瓦甩回头来，瞪着我。他要瞪出我的种族、政治觉悟来。可我一时想不出对我有利的话，只好瞪着他。编辑代我回答：“看来是没有。从你刚才的陈述中，我也没听出什么种族冲突的倾向。”

佳士瓦说：“那个区全是白人，长久以来排斥有色人种，这不是秘密吧？”

编辑说：“那是你的认识。作为报纸，我不能把可能性当作事实来写。”

佳士瓦说：“就按事实本身写，已经够发人深省了！”

编辑说：“不瞒你说，这类事天天有。人们知道种族话题敏感，容易炒热，一有什么争端，就往种族上扯。我们天天能收到这类稿件。一家旧货店有两个女人同时看中一件旧衣服，结果老板卖给了亚洲女人，黑女人控告老板是种族歧视。”

佳士瓦的脸在一圈黑胡子中间变得灰白。他说：“你明明看得出她（他指我）的事件和你说的完全不同，性质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你是存心搅和是非！”

编辑说：“性质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同。”

佳士瓦哈哈地笑起来。灰脸膛大胡子发出那种笑声，非常可怕。他笑完后说：“那你就不该做一个著名大报的编辑。”

编辑站起身，快步往接待室门口走。然后他立正，侧身对着我们，一手握门把。他天天要无数次地重复这个“恭敬送客”的动作。有时是真恭敬，有时——比如此刻是侮辱式的噱头。

“但愿现在是五个月之前，”编辑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则新闻登出来。”

佳士瓦一个人直冲冲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假如芝加哥是这样一座没有天良、没有公道的城市，他会离开它。佳士瓦是芝加哥的本地佬，现在也是个深深的失望者。他曾对我担保，芝加哥会为我做主，不然他不再认它为故乡。我一路小跑，踩着地上头一批落叶，暗暗感激为我和芝加哥著名大报撕破脸的佳士瓦。就用这个形式爱我吧。他终于站下来，对我说路还没走绝，还有其他的报纸，实在不行，他们有一份赠阅的文学杂志。

我们一同去看了电影。电影院有十来个剧场，一场电影从中段看，然后再去看另一部电影的开头，回来再看前一部电影的上半段，接下去把下一部电影看完。一对男女进人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面对面掏心窝子。

“你这样待我，我知足了。”我对佳士瓦说。

“哪里的话。”他为我的真诚吃惊。

“你没义务维持我们的关系。就算发生过那样的事，你也用不着逼自己。”我止不住了，电影里的生死爱憎都挡不住我掏心窝子。

佳士瓦紧紧握住我的手。还好，是左手。

“现在你可以从我旁边站起来，走出去。反正我们先看了电影的结局。”我说。

佳士瓦说：“可我没碰上过比你好的女人。”

我也吃惊不小。看来借助干别的事来掏心窝子是办得到的。“你可以接着碰。”我说。

他听出了我在黑暗里微笑。

“我三十六岁了，”他说，“这些天我是很矛盾。我想可能有比你好的，但我不会碰上了。”

他的真诚残酷起来。想说明什么呢？他在骑着驴找马？这些天我做了他的驴。

“那我走开你会难过吧？”我问。

他想了半天，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舍。”

我想，很好，我们至少不稀里糊涂把对方变成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留言机上灯闪烁着。四个人和我错过了对话的机会。三个留言是律师的。他的逼债电话口气温柔，像爸哄我吃中药。最后一个电话是茹比的，她说想看望我，没别的，我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我想再听一遍茹比的留言，但捺错了键钮，把整盘磁带都洗掉了。磁带到了某一段，居然残留了吴川几个月前的留言。为了小纳粹她和我反目成仇的那一回。我听到了上回有意漏听的几句。她说我别想拆开她和璜了，因为她也染上了他的疱疹。我的头“嗡”了一声。她什么也不怕，为了那个混账的疱疹患者，她宁愿做如此的牺牲。二十一岁的女孩对自己的一大把生命青春慷慨着呢。她认为她爱上的是个伟人，因为璜告诉她一毕业他就去伊拉克前线。这世上总算有人还没活明白，这种傻事还有人在干。干得起傻事的年龄。

我昏沉沉地坐了一会儿，抓起电话。给谁打？这样迟的一个电话谁欢迎我？可以和茹比任性，让她听听我种种的失败吧。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电。一个人千万别在晚上给心爱的人打电话，因为这样你就惨了，期待回电非常之苦，自信受损，自尊心被刺痛，还伴随着澎湃的荷尔蒙。像茹比这样对感情不存幻想的人才敢如此说自己。这是她的惯用手段：似乎在打趣自己，实际上减轻了她内心的张力。

我叫她闭嘴，然后把吴川染病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说我听上去是吓懵了。我说不是听上去，是真懵了。她说是呀，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她告诉我，我被打伤那天，她赶到急诊室，见吴川守在我旁边。护士长掀开被单时，我胸脯上的伤疤让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是个什么画面？二十一岁的女孩让我吓哭了。我和茹比道了晚安后，他们打电话找来了吴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吴川站在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胸脯布满伤疤的女人旁边哇哇大哭。

我的汗冒出来了。我为那幅画面臊得无地自容。

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溃败，就是别在吴川面前。

一连多日找不到吴川。她让什么给忙得在芝加哥失了踪。一天我无意中翻报纸，读到一则新闻。在我被打伤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位女职员晚上下班时发现自己的车被砸坏，四个轮胎全部被划烂，车的帆布敞篷也被划成条条缕缕。女职员在查看车况时被潜伏者从背后袭击，她是被看车场的人发现而送进医院的。经医院诊断，她的后颅骨被击裂。受害者目前已脱离了危险，但仍在特别护理病房。警方判断这起案件和抢劫、凶杀无关，因为受害者的首饰、名牌服装和钱包都不曾被动过。唯一的线索是划汽车的刀，是把名牌厨刀，并且崭新。

受害者是商场女服装部经理，现年四十五岁，据她周围的人说，她为人正直、公道、性情随和、家庭和睦，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不可调节的过节。警方仍在对案子进行深入调查。

我放下报纸，站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饮尽两杯酒之后，画面连贯了。二十一岁的偷袭者从急诊病房离开后，就静静地酝酿一个阴谋。决定着手她的谋划是律师失败之后。芝加哥导报拒绝声张正义，让她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多日的跟踪使她得到了女经理的行动规律，发现她在最后一个下班来到停车场时，无人看守的巨大停车场已荒凉如无人区。只要出手收手神速，偷袭是有把握成功的。偷袭者飘逸地出现在那个白人们引为自豪的住宅区，等待商场打烊。接近打烊时间了，女孩怕自己到时万一心不够毒手不够狠而饶过女经理。因此她跑进一家连锁超市，买了一把德国厨刀。一百七十元一把，对她来说是小意思。超市没什么顾客了，收银员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拿起尚未装进塑料购物袋的刀就跑，火红的发梢飞扬，如同红色的蛇信子。这正是购物中心打烊的时间。再过一刻钟，女经理就会出现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女孩已跨出了超市的自动玻璃门，身后传来一声吼叫：“等一下！”女孩回头，见那个肥胖的收银员在收银里挖着什么，一边说：“还没找你钱呐！”女孩红发一甩，大小姐派头好极了，说：“不要了！”她人已经在十几米以外。

女孩买的这把德国厨刀让她行动起来很迅捷。几分钟后，她喘着粗气退进灌木丛，看着皮开肉绽的八成新“Ford”，她原来担心自己会害怕，现在发现是过虑了。她从巨大的书包里抽出那根早已准备好的木棒。从小就打网球、骑马的贵族女郎身手如同年轻的雌豹，步伐毫无声息。那木棍打在女经理后脑勺上，一种女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坐力导入她的全身。世上不会有比这后坐力更刺激的事了。她看着向前趴去的四十五岁女人，幻想她不纯的白种血液流了一车。不纯的白种血统对纯粹白种血统的醉心是女孩极熟悉的。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黄孩子们聚在白孩子学校围墙的外面，墙内最琐碎无聊的事，也被他们想得神奇。年轻的凶手迅速离开了她的猎物，一面把凶器放回大背囊里。她所有的名牌都比白孩子们高档，而她知道她永远是个黄孩子。

我在网上查到一所私立高中，那里急需教现代舞的教员。一个小市镇，在南加州，据说他们的生源大部分是亚洲的贵族子弟。成百上千的吴川，被关在古城堡似的校园里，成为白孩子们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依恋芝加哥，可是难道我在十多年前不依恋故国故乡吗？我总是选择远行，或说远行总是选择我。

去面谈之前，我把我可能的远行计划告诉了吴川。她说那种学校糟透了，大鱼吃小鱼，没得吃就吃老师。她还说无论谁在那种学校都会在情感上窒息，最后情商降到零。总之她说了那学校一大堆坏话，希望我重新考虑。

我在她公寓的门口突然说：“对不起，做你姐姐我的情商也等于零。”

她没有答话。

我总是在她的淡然面前着慌而把话说过头。我说：“你和我一块去西部，在那里找个学校，不好吗？”

她问：“为什么？ ”

我死咬住那句“我舍不下你”，羞臊地把脸避开。忽然间，我找到个所以然来：“你在这儿不安全。说不定会侦察到你的。”

她知道我指什么了，但表面是一如往常的淡泊。面谈成功后，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她。她在手机里慵懒地说：“祝贺你呀。”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个读《中国旅游》杂志的男人。起飞不久，他问我云南的石林是不是有画片上这样壮观。我说比画片上壮观多了。他看我一眼。一个拉丁后裔，纤巧的骨骼，一对巨大的黑眼睛充满不快乐。他问我是否是和我男朋友去的。他们再不快乐也要调侃。我说我根本没去过。但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处风景都是实地胜于画片。我见他入神地看着我，我加上一句：“你不会失望的。”他说他是个幼稚的中年人，对什么都存有梦想。他女儿十四岁时就说他没希望成熟了。我说他女儿到了二十岁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她将成熟一大截子。他说女儿昨天二十岁了，可还是这样说他。他刚刚应邀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他的前妻因为他的幼稚而受不了他。我问他幼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说盼望古典爱情，盼望去非洲丛林学鼓和舞蹈，等等。他是个药物学家，不务正业，上班为了混到退休，好去实现他的幼稚计划。

居然有这么一个傻子，几十分钟之内就和人掏心窝子。

降落芝加哥之前，遇到了大风，气流狂乱。他问我在不在意让他拉着手，因为他不仅幼稚还是个胆小鬼，最怕乘飞机。假如这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他将永远记着给他壮胆的人。在我们拉着手听天由命的半小时里，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从吴川讲到黎若纳，再讲到我胸前的疤痕，以及它几个月前被不寻常地暴露。他问我是不是为此而离开芝加哥。我说远行是我一贯的作风。

飞机安全降落了，他还拉着我的手。他翻到石林那张画面，说：“我想远行到这里，你一起来吧。”

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买两张机票，我们再原路飞回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来的一路话没说完。”

我们分手时他叫我等他电话。第二天我一天都心惊肉跳，茹比、吴川、佳士瓦都给我来了电话，却没有那位《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我设想他在实验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样。那双巨大的黑眼睛快活极了。我憎恨自己，何苦又陷入等待？黎若纳等待吴岱从香港一次次回来，打着为吴老太爷寻找投资机会的幌子来到那座侉与蛮之间的省城，和她偷欢几天。等待让她像我此刻这样烦躁，把一锅沸腾的骨头汤从炉子上端下，耳朵还在听着传呼电话叫人的声音。这时听见叫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锅随手往我的小柜一放，就跑下楼去。那汤面上浮着比汤更烫的一层油。

第三天早晨，我收到的电话是通知我报到的，学校为我买的公务舱机票。我鬼使神差地说：“不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吴川和茹比；吴川“呕”地吼叫一声，就沉默了。我问她几次“怎么了”，她说她得深呼吸一下，高兴得呛住了。我走出门，在灰暗的芝加哥傍晚漫步。黎若纳在我的伤基本愈合之后要和吴岱去香港了。爸把七岁半的我从外婆家偷出来，交给了她。她带我去那家蛋糕店，告诉我最美味的蛋糕并不花哨，是那种看上去古板的牛油清蛋糕。但我坚持点了带大堆奶油玫瑰的蛋糕。吃蛋糕时黎若纳说她自己是个坏母亲，假如我不原谅她，她完全是罪有应得。我似懂非懂，嘴里的奶油变得很腻味。

我回到公寓时，看门老头说有个先生来过。他形容的模样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中国旅游》杂志的读者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但他模糊记着我说的住址。看门老头说他一会儿还可能再来，叫我千万别离开。我在门厅里坐下来，读着律师的催债信。那时我七岁半，跟黎若纳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公园。她叫我坐在草地上。她说：“来，妈妈给你梳梳头。”她拆开我的长头发，用梳子细细地梳，辫成很紧很密的“麦穗花”。这种辫子能维持很长时间。她想这一来我半生都可以省去梳头了。她一边编着我的头发一边哭。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不想走了。只要我说一句不舍的话或原谅的话，她就会把火车票退了，和我一块回家。可我一声不吭，所以她不可挽回地给我编了一根永久性的辫子。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倔，把眼泪忍住，说出我的依恋，也许我告诉《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有关我的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我眼睛朝掌灯的大街上看。黎若纳的血流在我体内，让我管束不了自己，创伤累累，爬起来还要找个人来爱。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不顾死活要投入“古典爱情”的。我难道比那个干傻事的吴川好？黎若纳在二十多年前为她女儿梳辫子时险些辜负吴老少爷。这时我希望黎若纳还是抛弃我、爸、外婆，不然就没了这个和我争吵、惹我担心、不断干傻事的吴川了。

Jasmine’s Last Day /
茉莉的最后一日

一幢、一幢、一幢相似的小楼数过去，第二十八幢里就住着茉莉。茉莉后面还有两幢楼，街就没了。接壤的是一大片杂树林，叫橡树公园，乍看一个人影也不见，据说里头干什么的都有：有杀，有奸，有劫，连同野餐的、游戏的、男欢女爱的。有条自行车小道给你走。不久郑大全就从这条小道上来，找上了茉莉。

茉莉八十岁了。从七十八岁那年，她就没跟人讲过话了。电话上讲话也是一两个月一次。茉莉主要是和她的医生交谈，每回都是同样的话：“感觉还好？”“还好。”“一定要按时吃药。”“药方我已经给你寄去了。”“我收到了。”“买药有困难吗？”“不困难的。”这个国家样样都方便的，因此省了你讲话。茉莉一个月出去买一回食物，配一回药，只要你有钱，不需你费事讲任何话。

茉莉的钱是丈夫留给她的，还有这幢房，还有那辆车。只要不活过了头，茉莉的钱够花了。茉莉还有些首饰，够她慢慢卖了添到物价飞涨的差欠中去。总之，茉莉活得跟没活一样平静。吃饭读电视预告，吃甜食看电视，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也不要紧，可以成宿成宿地看电视里推销东西：衣服、首饰、工艺品，见终于有了买主，她便惋惜一声：能信推销员的吗？上当啦，你个倒霉蛋儿。

正看着十点的晨间新闻，茉莉忽然想起药还没吃。那是治疗她心脏的药，不吃，很快就显出它的灵来。但她跟自己商量：等把这段节目看完吧。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茉莉吃药一向是教条地准时。今天她却破了这教条，她根本意识不到它所含的某种宿命意识。

走到底楼还不停，再往下走，便是郑大全的住处了。地方很潮湿，潮渍在墙上画了地图。郑大全妻子就从隔年的挂历上剪些图景、人像贴上墙去。但不久人像的脸就给潮得扭曲起来。

郑大全是干推销的，一早就背上大包的产品介绍出门。妻子兜着大肚子送他到门口，说：“少背些！你以为有人会看它？”

郑大全笑笑，在她枯焦干瘦的脸上啄了个吻。

在亮处妻子才发现丈夫的西装上有几处油污，领圈磨得能看见里面的麻料里。这西装绝不止二手货了。她没说什么，只问他身上还有没有钱。

“你呢？”他反问。

“你要多就给我几块，一会儿买菜去我怕不够。”

他让大包压得人斜在那里。从皮夹里抽出唯一一张二十元，皮夹口躲开妻子的眼。

“你没了吧？”

“还有。”

“早点回来，晚上咱吃饺子！”她隔着七月身孕的大肚去够他的嘴唇，“吧咝”带响地亲了他。他俩一向很要好。

郑大全已走到街上。他心里使着劲：说啥今天也得推销出一件去；说啥也不能让人拿门缝夹我一会儿，不等我话说完，就把我挤出去。得在妻子分娩之前搬到稍微人味些的地方去。

车跑起来时，他忽然来了股快乐，似乎预感到有那么个老茉莉等在他前头。

茉莉其实早从电视上跑神了。她想到这天是她八十岁生日。二十岁时她嫁给路易。路易那时黑头发，不像她，发色完全像金子。他要活到现在，会跟她一个发色了，银灰的。她跟着路易去过亚洲，之后是把全美国住遍了。因此她没朋友，习惯不同人热络，否则住不久离开，你是记着他们好还是忘了好？她不喜欢拖着许多记忆——明知这一世不再见了，干吗去麻烦自己？又是信，又是电话，年末还得圣诞卡。路易说：“圣诞卡总他妈的免不了吧？”他便整盒的卡买回来，打字机前一张张打发，脾气大得吓坏人，似乎那些收他卡的人逼他做这劳役，躲也躲不掉，赖也赖不掉。他们知道你还活着，怎么可以不收到你的卡呢？到现在偶尔还收到寄给路易的卡。他曾经以圣诞卡做了太多“我还活着”的声明，因此他死了十年人们也不拿这死当真。

将电视音量调低些，茉莉起身去吃她的药。能感到心脏的饥饿。可半道上，她却听电视里说，前总统尼克松病危，茉莉愣住去听，再次把药给忘了。

一扇门上开了个方洞洞，里面是张拉丁种的女人脸。

“找谁？”女人问。

郑大全伸头缩颈地笑笑：“送东西的。”

女人说：“把东西留在门口，你可以走了。”

郑大全再打个千儿：“这么回事——我们公司新出的一种产品……”

女人说：“我没有的第一是工夫，第二是钱。”

“正好啊！新顾客有百分之三十折扣，还可以分期一年付款……”郑大全想抓紧时间多说些词儿。

女人“嘭”地一下关闭了那方洞口。

郑大全只好再次捺门铃。

方洞又打开时那女人说：“你再按一次门铃，我就叫警察！”

“对不起，对不起！”

“你按了三次门铃了！”

“两次……”

“三次！”

郑大全马上说：“好吧，三次。”他只能先输给她。他低头从包里拿出一册产品介绍，再抬头时，那方洞又闭上了。里面的话是讲给他听的：“如今的推销员都这么有侵略性，像盗匪！”

郑大全想拾块砖头照那门砍过去。想想还有老婆，算啦。在外头给人气死，一想到家里等着个黄脸娇妻，也就能自个对自个说句：“拉倒吧。”他将那份“产品介绍”顺门缝给掖进去，走不远回头，见那东西已给掖了回来。他立定，冲那紧闭的大门庄严地竖起中指。

郑大全对那女人竖起中指，心中念道“操死你，操死你”的时候，茉莉正在满屋子找她的药瓶。她从不乱搁它的，却常常找不着它，不好，这回竟找了一个多小时。她自然不知道郑大全今儿是拿她做最后一个攻击目标了。

中午了，郑大全一宗生意也没做成，他饿了，背着大包从橡树公园朝茉莉走来时，感到太阳光暗一瞬明一瞬。

茉莉开门，见门外站着个东方男子，方脸，细皮肤，身子与头比，似乎又小又单薄。

“你好？”郑大全微笑，鞠一躬。他马上认定这个白种老太婆内心暗藏的对于他的邀请。

“请问……”茉莉微笑，尽量去想十多年前某种微笑是怎样摆出来的。

“我是在做一个考察……”

茉莉点头，真拿他当回事了。

“噢，这是我的名片。”

茉莉只得伸手去接。上面印着什么脊椎神经研究中心。就是说这个模样清秀的东方男子是一位科研人员。不过茉莉仍觉得与他谈话的道理不充足，她已想不起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真正缘起是什么。

“谢谢。不过……”茉莉开始关门。

“您别关门呐！”郑大全说。

“很抱歉……”茉莉的微笑开始萎缩。

“请您听我把话说完！”郑大全吼起来。

茉莉吓得精神也涣散了一瞬，竟听了他的，把门开到原先的程度。

郑大全自己也给这吼弄怔了。但马上老起脸皮，将她看住，眼光是关切甚至是孝敬的。茉莉好久没经受这样的注目，吃不消它所含的温暖。

“我想我应该好好跟您谈谈。”郑大全说，“我可以进去慢慢说吗？”

“不。”茉莉很不含糊，虽是微笑着。

“那好。我一下就看出您的右边肩膀不舒服，是您的床引起的……”郑大全开始讲床与人的脊椎神经的关系。他今天的英语很帮忙，虽然满是语病，却毫不打疙瘩。

茉莉不知道他完全是在豁出去地胡说。她神情认真了，心想，他竟断出我右边肩膀的病痛呢。他却停住不往下多说了，知道自己的瞎话说中了她。但多说就要走板。人活长了脊椎都出麻烦，麻烦多半影响肩膀。反正人一共两肩膀，你说哪一边都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几率。

“你说得挺对。”茉莉说，“不过我不会买你的产品。”

“能让我进去喝口水吗？”郑大全问。

“不。”

“我真是快渴死了！”

茉莉微笑：“这不是我的错。喏，那边有个咖啡店。”

还是完了，郑大全想，他妈的，他奶奶的。

“再见。”茉莉说。

郑大全见茉莉真的就要拿门给他挤出去了。他猛地把两根手指往前一送，正让门挤上。他“哎哟”一声惨叫。

茉莉慌了，大敞开门。郑大全疼得抱住手指头，一脸都在抖。

“实在对不住！没注意你的手……”

“没事，我自己也没注意！”他心想，这苦肉计并不是预谋，是急中生智。

茉莉几乎搀了他进来，生怕他真伤着了，请她吃官司。郑大全这才看清整个的茉莉。她身上一件邋遢的睡袍，一双踩塌了帮儿的鞋。房子很小，气味却很大，是那种孤苦、灰心、活得不耐烦的气味。茉莉请他坐下。他没有，口里直谢。我他妈上这儿干吗来了？唯一能向她推销的，怕是骨灰盒。他将那一大包产品介绍卸到沙发上。紫红的丝绒沙发上每只方垫都被屁股坐成了光板，还沾了些银灰的、蛛网般的枯发。他决定不喝茉莉从水龙头里接给他的水，万一他碰了这房子任何东西，可得记着洗手。

“请坐呀。”茉莉说，将一杯水搁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另一只手把各种纸、账单、减价广告往一边刨了刨。手指上的钻戒闪几闪，像只贼眼珠。

郑大全的目光跟上了它。他想，她并不穷到发臭的地步，她仅仅是活腻了，并不是活不下去。不像他和妻子，活得一身劲头，可就是时时活不下去。

茉莉不知道她的假钻戒给了郑大全那么多希望。她头绪颠倒地向他讲起足球赛、台风、尼克松病危。她猛然意识到多年来淤积的话早堆到了嗓子眼儿。

郑大全并没听见她在讲什么。他浏览这房，它有两间卧室，地下室一定还有一间。妻子要生了孩子后，这套房给他三口子住，正正好。想着，他随口问：“您一个人住吗？”

茉莉说：“我丈夫还没下班。”

“噢。您丈夫在哪儿上班？”

茉莉抽象地一指：“不远，路口那个警察局。”

“噢，真棒。”郑大全应着，心里笑得要呛死。您这把阳寿了，丈夫做警察祖宗？

茉莉又没头没尾聊起路易随军队在菲律宾驻防，曼谷的寺庙和茵香叶儿。郑大全诚恳点着头，一咬牙，一横心朝那死了的、腐烂了的沙发上坐去。

茉莉渐渐活泼，口舌也灵巧起来。她这才了解自己：她放进这么个陌生人来，是想把他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子沤臭的话。

郑大全伸长腰去那大包里翻什么。

“你拿什么？！”茉莉问，戴戒指的手窜向电话机。那上面装有自动报警装置，只需撞它一个部位，警察们就会朝这儿上路。这时她看清他从包里拿出的是一本册子，是本印得精美的产品介绍。她出口长气。

“您的右肩情况很糟。”他用类似风水先生的低回声音说。

茉莉下意识以左手抚摸右肩，听他讲解印在那滑亮的印刷品上的床如何神奇：“看这儿，这是按摩器，一开这个按钮，它马上就会动起来，给你背上来‘马杀鸡’！一次人工马杀鸡你知道多少钱吗？”

茉莉笑笑，表示不想知道。

“五十到七十！”郑大全扬高了嗓门道，脸上是种激烈的煽动，“最贵的到一百呢！一小时，一百块！想想看，假如你有一张这样的床，每天能给你省多少钱？！算你每天只‘马杀鸡’两钟头，算算看，一天能省你多少钱？”

茉莉无神地看着他，意思是你高兴多少钱就多少钱吧。

郑大全从怀里掏出一只小计算器，忙不迭地在上面按一通，把它亮给茉莉：“看，是这个数！你一个月能省三干块！”

“噢。”

“三千块呀！”

“三千块。”

郑大全看着她，发现她心一丝也没动。不过他不打算放弃，妻要生孩子了，孩子一落地就是钱。你可不能撤退，好歹是攻进来了。“三干块呐！”他感叹得那么深切，眼睛死等着，等她问价儿。

茉莉想也没想去问价儿。她只觉得侥幸，因为这陌生男子不是个匪徒。什么科研人员？你是个满身嘴皮子的推销员。

“你替你母亲买了吗？”她随口问道。

“我母亲？我母亲在中国，远着呐！”郑大全淡淡地说，“跟她有七年没见了。”

“七年？！我的主！”茉莉对这话题兴趣大多了，“我儿子活着的时候，每年回来看我一次，有时回来两次！……他得脑癌死了，死的时候和你一个年纪——你多大？”

“三十了……”

“怎么真是一样年纪？他死的时候刚满三十！”

“很抱歉……”

“不是你的错。”

“您就这一个儿子？”

“就这一个。你能相信吗？他都死了三十年了！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茉莉撮起三根手指头，对它们一吹，如同驱散一朵蒲公英。

“可不。”郑大全满肚子别的心事。

茉莉发现他有眼无神的样子，便问：“你母亲在上海吗？”

“不，她在北京。”

“不过我喜欢上海！”茉莉说。她不知不觉露了原形：多年前一个无知却偏执的女子。“上海怎样了呢？还在吗？”

郑大全摸不清头脑了：“上海怎么会不在？”

“从日本人轰炸上海，就再没听到上海的消息了。我去过上海，整个上海像‘百老汇’！”

“对对对！”郑大全有口无心地说。

“你住上海什么地方？”

“我住北京。”

“可是我喜欢上海！”茉莉脑袋一挑。半个世纪前她这副神情是很动人的。“你能相信吗？那时我还学会一句上海话呢！”她调动着干瘪的嘴唇，把它们圆起来，又扁下去，不行，她咧出无疵的假牙笑起来：“不好意思！肯定会学不像……”

郑大全觉得一腔内脏都饿得乱拱，发出很丑恶的声响。他想，把这桩推销做成，马上去吃个九角九的汉堡。

茉莉并没察觉郑大全的笑与搭腔都是在为他下一次进攻做准备。她只认为这推销员的笑十分友善体贴。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一张脸如此近地对着她，容她尽兴地东拉西扯。

郑大全急得出了汗，却怎样也插不上嘴。老妇人的话似乎是堵在肚中的棉花絮，此刻全从嘴纺出线来，有的纺呢。妻子这时一定边做活边看天色，一分一秒地在巴望他。妻子七月身孕就那么坠在大腿上，拼装出上百件塑料玩具，直到腿肿得如两截橡皮筒。他非让这老洋婆子买下一张床，她已经耗掉他四小时了！

茉莉停住嘴去想一个词儿，郑大全马上将“产品介绍”推到她面前：“你瞧这个——”那一页满是人的相片：“这些人都是被这床治好了脊椎病痛的！”

茉莉看了他们一眼，说：“是吗？”

“比方她，根本站不起来！自从买了这张床，奇迹发生了……”

茉莉见他手指点着的是张老女人的相片，穿一身“比基尼”，在一棵棕榈下丑陋地扭着臀。

“她是谁？”她突然问。

郑大全一怔：“不知道……”

“你认识她？”

“不认识。可是……”

“你不认识她怎么能相信她？”茉莉语言激烈并很带辩争性，“你不认识她，怎么知道她不是给雇了去瞎说八道？！”

郑大全想，真他娘的，这老太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愚钝温顺。

“这绝对是真的，绝对！”他说，眼睛凶狠起来。

茉莉忙向后撤身子，靠到沙发上。“好吧，”她无力地说，“就算是真的。”

“你看，它还可以自动升降，变成任何角度，适宜看电视、读书……”

“我从来不读书。”茉莉打断他。

“那好，读杂志……”

“杂志也早就不读了！”

郑大全火上来了，烦躁地嚷：“那你读什么？！”

茉莉惊得吞了声：“我……我只读账单。”

“好吧，你可以舒舒服服、享享受受地读你的账单！”

她看看他，畏缩地：“好的。”曾经儿子冲她嚷，她便是这样忍气吞声，怒而不敢言。

“像您这样的新顾客，公司给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不过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三十。”

“谢谢……”

“不用。百分之三十是相当可观的了！”郑大全又在那小计算器上戳着，“您瞧……”

茉莉只得去瞧。她心里却想，我说什么也得马上吃药了，心脏已开始闹事。但她不能走开去找她的药瓶，让个陌生的推销员盘踞着客厅，自己走开，谁知他会干出什么来。退一步，即使药就在手边，她也不会当着外人吃它。在她的观念中，吃药不是一件可以当众做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病是一个人的隐私，当众服药，等同于当众剔耳朵挖鼻孔修足趾。茉莉属于那类不憎恶维多利亚生活方式的人，她不知道有她这种观念的人基本上死得差不多了，她是仅剩的。她焦灼地捏了捏手指，它们已开始打战。

郑大全感到饿得要瘫。忽然，挂在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叫起来，赶忙一看，是妻子在呼他。他屁股往电话方向挪一步，问茉莉：“可以借您电话打一下吗？”

茉莉答：“不可以。”

“我妻子怀孕七个月，我怕……”

“那你马上回去吧。”

“我得先打个电话，看她是不是没事……”

“换了我，我现在就回家。”她将电话机挪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郑大全咬咬牙关，决定拉倒，电话不打了。他不能在节骨眼上放了老太婆。

“刚才忘了告诉您！”他拼命往嗓音中添加神采，“你这样的老年顾客，另有额外的百分之五折扣！这样你可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折扣！”

茉莉在沙发上越缩越矮。她想，这人前脚走，她后脚就吞药片。

“这样吧，”郑大全说，“我再给你加百分之五，凑个百分之四十折扣，怎么样？”

茉莉求饶地摇头，她脸上出现一种长辞般的疲惫，以及由疲惫而生的凄婉。郑大全心想，我可不能可怜她，可不能！再加一把劲，就是彻底征服。他裤腰带上的Beeper再次叫起来，他不去理会。他不愿在成功之前分心。

“三千六，去掉百分之四十，”郑大全在计算器上飞快戳点手指尖，“两千一百六！算你两千块好了！”

“两千，”茉莉耸耸肩，“那可真不坏。”她脸上没有任何向往。

“你给两千，这床就是你的了！”

茉莉感到心脏像给什么重物压住，正横一下竖一下地挣扭。她伸颈子喘一口气。

郑大全注视她，觉得她大喘一下是下决心的表现。他觉得事情终于是可以再进一步了，从口袋掏出一支笔、一本收据、一张保险维护单。就在这当口，他一阵眩晕，险些照着茉莉怀里一头栽去。磨嘴皮子是非常残酷的事，对于他和她是同等残酷。他知觉自己脸上仅有的一点人色全褪尽，连十个手指甲也灰白灰白。

“不。”茉莉说，“两千？不。”

他想上去掐死她，但他仍拿惨无人色的脸对她笑，说：“那您说您愿意付多少？”

“我……”茉莉再次耸耸肩，“两千块买张床？不，让疯子去买吧。”

“我可以给你再降一些价。给你对半打折好了！”

“我的床好好的，三十年了它一直好好的。”

“三十年了！三十年你没换过床？！”郑大全叫唤起来。其实他和妻子的床是大马路上拖回来的，少说有五十年了，两人上了床情不情愿都往一堆滚，做起爱来床比他俩还忙。“三十年一张床？难怪它拧您的脊椎骨！”他大惊小怪嚷着，同时人瘪在沙发扶手上，起不来了。

连茉莉也看出他的变化。

“你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看上去不像没事。”

“就是……非常非常地饿……”他迟钝地把眼珠转向她，“从早晨到现在没吃过一口东西。”

“可我不会给你晚餐吃的，”茉莉以她善良的褪光了睫毛的眼睛真诚地看着他，“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吃晚餐。”

“我不会吃您的晚餐。”

“我不吃晚餐已经习惯了。有时我会喝一杯牛奶。不过我得抱歉今天我牛奶也不会喝的。抱歉。”

郑大全沉缓地点点头，表示心领了。他感到那阵突袭的虚弱已将过去。

“怎么样——我给你百分之六十的折扣？”

茉莉感到心脏一点点在胡来了，非得立刻吃药了。

“我说过我暂时不需要这床。”她说。

“其实我给您百分之六十折扣，我已经一分钱也没得赚了！”他说，摊开两只巴掌。

“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郑大全骨碌一下爬起，将小计算器给她看：“一千四百！只要一千四，床就归你了！”

茉莉闭上眼。郑大全敛息等待。她睁开眼，他马上问：“付现金还是付支票？”

“我说过要买了吗？”茉莉说，已不再亲善。

“是我听错了？”

“很可能。”

两人都被折磨坏了。天色近黑，郑大全已不记得裤腰上老婆呼叫了多少次。

“听好，我再给你添百分之十的折扣——一千零四十！”郑大全将脸凑到她跟前，没点灯，他想让她看清他脸上的诚意和狰狞。

没有眼镜茉莉却什么也看不见。她拉亮灯，叹口气说：“天哪！”

“一千整！”

“假如你肯降到六百，我就买。”茉莉说，心想，这下我可安全了。

“六百块，您让我赔本呐？！”郑大全喊道。

茉莉笑。好了，你死心了，可以让我清清静静吃我的药了。她撑着沙发扶手，半立起来做出送客姿态：“大门在那边。”

郑大全站起，环顾一眼这座活坟，想到自己一生最精华的一段中有七个小时被糟蹋于此了，他突然看定茉莉，带些悲壮地说：“好——六百就六百。”

茉莉彻底痴呆了。

“六百！听清楚了吧？这可是您自个儿说定的价！”郑大全听见自己的嚎。

茉莉咽一口干唾沫。天黑尽了，外面。她已看出他想掐死她的热望；在这七小时中，这热望不止一次地涌上这东方青年的心、身、两只虎口。她开始在茶几上糟七糟八的纸片里翻找。郑大全盯着她。她加快翻找的速度。支票簿终于浮现，她小心地对郑大全看一眼。

他递上自己的笔。他胜了。他得逞了。没赚多少钱，可还是得逞了。看着这风烛残年的老妇颤抖着手撕下支票的刹那，他拼命克制自己那突然迸发的同情。

茉莉将支票递向他，小小一页玩意儿抖得如同暮秋风里的蝉翅。

郑大全刚离去，茉莉已感到自己的奄奄一息。在刚才兜底翻覆的杂色纸堆里，她发现了药瓶。她将它抓在手心，正要拧开瓶盖，想起一件更要紧的事。她拖过电话机，按了银行的号码，那头是个机器声音，请她等候。茉莉却没有力气等了，对那头喜气洋洋的机器声喊道：“取消……取消……”她想告诉银行取消那张刚开出的支票，却怎样也凑不出足够的生命力将这句子讲完。她横在了沙发上。

郑大全一路飞车到家。开门撞上二楼一位女邻，她正从她家出来：“你你你怎么回事？”她以食指枪口般指住他：“晚啦！打你的寻呼机，你怎么也不回话！你妻子去医院啦！”

郑大全那磨去一层皮的嘴霎时成一口洞。

“大出血！早产！没看这地上！”

地板上是一路血滴，从他的地下室延上来。血还鲜着，灯光里晶闪闪的。

A Riddle in Las Vegas /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Las Vegas，我们念：“拉斯维加斯”。四个阴平一个阳平，一共五个音节，每个音节等于你的嘴唇、牙齿都是个重新的启动，而你的舌头，每回都重新弹跳一次，你看：“拉——斯——维——加——斯”。我们住在这儿的中国人，包括这些住了四代以上的，很少人去打听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赌城名字是什么意思。似乎不必懂得它的词意也无妨我们记下这串颇复杂的音节，也无妨我们去诠释它活泼的唇齿运动所形成的谜语。我们是一个喜欢谜语的民族。我们在意的是拉斯维加斯这五个音节所隐藏的谜底。

我接待的每个赴美考察（访问、交流）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在讲到拉斯维加斯时唇齿极其到位。或许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四个中国人头次学说它时就那样到位。“拉斯维加斯”，他们默默念道。似乎冥冥中会意了这套唇舌动作的真正词意，他们回望一眼远近的沙漠，那温暖的千古荒凉，决定扎下帐篷。“拉斯维加斯”，他们念着，微笑了，然后点上一支黄蜡烛，像是本性中的一个潜伏被突然照亮，他们认定自己与这五个音节间的缘分。然后他们支起小板桌，摆开赌具。

从此，叫作拉斯维加斯的不毛之地出现了第一个赌场。

在“发财团”的大轿车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这些面孔都是朝圣者的。六十五岁的薛天奉（以下称老薛）坐在第六排靠窗的位置上，那时他对我只是考察团的普通成员，一个神态、动作都过分认真的老书生。他跟我话讲得很少，一开口就知道他讲的这句话已在他肚里给涂改多次了。他穿一件米色丝绸夹克（大多数团员都有这种夹克），拉链特地没拉到领口，露出白衬衣领和黄蓝斜条子领带。老薛身材不高大，是个很有节制地吃喝、天天睡个小午觉、坚持晨跑的人。他连老都老得很有节制：一边一只薄薄的眼袋，腹部一丘轻微突起，基本没有深刻的皱纹。没人会脱口而出地叫他“老头儿”。他问我：“安小姐，拉斯维加斯是什么意思？”

我领过无数个代表团，好像老薛是唯一一个拒绝稀里糊涂接受这词的人。

“是赌城啊！”我脑筋一动不动地说。在我和临时建交的人谈话时，我很会省脑筋。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个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化工学院的化学教授跟我之间会有延长交往的可能性。我是受雇来陪同他们游览的，无历史无未来的三天雇佣期确定了我明朗单纯、少心无肺的外在风貌。

“不过，这‘拉斯维加斯’总是个意思吧？”

“哎呀，”我欢快地抱歉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

他忙说：“谢谢谢谢！”好像我真会为他去打听似的。

几年后我一听“拉斯维加斯”就想吐，就会汗毛里飕飕飕过冷风地反感，那时我才突然想起我许诺过老薛。我这才去帮他打听“拉斯维加斯”究竟什么意思。词意太简单，就是“小沙丘”的意思。可那时老薛已在它那五个音节的迷津里摸索好几年了。

我记得那个斯斯文文坐在老虎角子机前面的老薛。他一上手是赌一元钱的筹码。后来换成两角五的角子，他两根纤瘦的秀才手指拈起一枚角子，不慌不忙推进投币口，食指在上面停留一瞬。似乎那一瞬他意识到了失误，亦似乎那一瞬使他更深思熟虑。角子坠落的声响之后，又一个休止符，他才去握那根操纵柄。在所有信号飞转起来，颜色和形状混沌流过而形成一个刹那的谜团时，他嘴唇微嚅，默读着那无数萌生和混灭的可能性。然后他定睛向现实的谜底看去，淡淡笑了。似乎无论得失，这谜底都被他无条件地接受。他所有动作都属于一个极有节制的人。三天赌下来，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输掉钱的人。然而所有输了钱的人都远比他尽兴，远比他满足，张张面孔都奔放了许多，笑声也豪迈许多。

回程时间将至，人也输痛快了，都松弛着肢体，相互大声打探着输赢往赌场门口走。车在十分钟之内要出发，却只有老薛一人还坐在原地。

派我去找他。他回头一见我便笑笑说：“开始赢了。”

我说车还有七分钟要开啦，我的意思是，一车人输完了，您在这儿慢慢赢。

他没听见我表面上说了什么和实际上在说什么。他脸一动不动，朝着噼噼啪啪往下砸硬币的机器，等机器一静，他又那样蔫蔫地却举足轻重地捺进三颗角子，新的一个轮回往复又开始。我说这会无论如何得走了，他再听不见我的话也听得懂我语气的不好听了。他又对我笑笑，决定忍受我而绝不屈服于我。

又是赢了一大把。

他说：“瞅见吧？再让我拉两把肯定把三个‘7’拉出来。”

我说：“都像薛教授您这样，我们可没法管理哟（我在句尾加了个‘哟’，以软化语气）。”

机器还转它的，继续以它那些颜色、形状、数码在暗中拼凑一个结果。老薛挺括的身体从侧面看不十分挺括，胸部防御性地微向后闪，脖颈略向前，像个恭顺而自有主见的听差。

我终于大声打着哈哈发怒了：“行了行了，老薛！”

他的神志被我嚷得一个跌撞，然后回过头，眼里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我拼命撑出的笑里那对于贪婪、自私的深仇大恨。

车上又下来两人，来催老薛和我。机器正往那只小塑料桶里猛烈地下硬币，已下了大半桶，却没有停的意思。那两人见这情形全都不吱声了，敬畏地瞪着眼，是对这不停旋转的玩意儿正在做的一个秘密决定的敬畏。一个让偶然和必然重合的，不以我们意志而转移的决定。

“再拉，肯定出三个‘7’！”其中一人耳语似的说，怕吓着专注得面色煞白的老薛，也怕惊动周围正在惨输的人们。

另一人说：“嗬，老薛头好手气来了！妈的，咱输的都跑你兜里去了！”

我往后退一步，闭嘴了。我可不能把这老头和他的好运气活生生拆散。我冷漠地站个“稍息”姿势，手臂抱在胸前，准备好好做个局外人。

连赌场的一个警卫都慢慢晃过来了，看看这帮子中国佬怎么把这机器给笼络了。

两只塑料桶满了，老薛每一把扳上去都不是空的，每次第三个“7”都沉浮不定，却在与另外两个“7”并肩时滑走了。硬币坠落又溅起，发出那廉价金属浅薄的撞击声，热闹、聒噪的好运气。

车上又下来了三四个人，来看老薛稳稳地向三个“7”攀登，没人催促。司机按喇叭的声音，谁都听不见，听也当喝彩。我换一条腿“稍息”。

老薛却忽然转脸问道：“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知道他在问我，却没搭理他。有人回答他：“还有一分钟……”

另一个人马上说：“你表快了，还有两分钟。”

老薛果断地说：“走吧。”

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的节制救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他面无人色地傻笑着，被大家拥上大轿车，似乎最后这份节制几乎要了他的命，亦似乎这份不着边际的恩宠是敬业一生的他无力承受的。他上车后挨到车最后一排，挨着坐下来，傻笑始终在嘴角和门牙上，煞白的面色始终不改。别人替他把所有赢来的硬币兑换了，换成几张钞票。变成钞票你意识到这份赢其实很菲薄。有几个人说：“请客请客！老薛发财了！”

老薛满口应允，说：“成啊，钱你们先揣着，付完饭钱有剩再还我。”

那天晚上真是老薛开了二十来口人的饭。饭后也就剩了几个角子。老薛那么伤元气地赌一场还是维持个不盈不亏。

我才发现老薛其实是这个群体里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

也就是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老薛告诉我他女儿也在洛杉矶，住得离我不远。我奇怪他从何知道我住哪里。老薛马上读懂我脑子里的狐疑，说：“听你跟司机唠嗑，你告诉他的。”他已把一片小纸掏出，递到我手里。三天里他大概一直埋伏着要给我这一纸地址。

又过了几个月。不记得确切的时间跨度了，用我的时间换算单位，又陪各种代表团去了四回拉斯维加斯。或者，又挣扎出三个短篇小说来。老薛的女儿忽然跑到我家来“认认门儿”。她说她去“尼蒙马克斯”买东西，路过我们这个邻里，忽然想到她父亲给过她一张我的地址。我当时随手写了我的地址给老薛，因为在美国住了十来年，没有一个人按我留的地址找过来的。就像我，每次收到的名片、地址都先在我皮包里待一阵，待到临时交往的情面完全冷了，我就把它们扔掉。我从来、从来没想到要寻着萍水相逢者留下的一纸潦草地址去“认认门儿”。

老薛的女儿倒是个可爱人物。她叫薛艾丽丝（我不计较她隐瞒她的中国名字），三十四五岁，或更年长些。更年长些，十分钟后我判断。她有着挺古典的脸和气质，一边侧面非常美丽，另一边挺平庸。还有她非常多汁的大眼睛，以及间于调侃和调情之间的“东北二人转”话音，上来就没什么生疏感。在美国这种半熟人是最正常的关系，也最令人舒适。

她说：“我爸说你给他买去疼片，都大半夜了。”

我说：“我包里正好有。赌场里容易犯头痛。”

“我爸对你印象特好！”

我当真一臊。早知道该对老薛好些。我问艾丽丝，老薛随代表团考察得可还成功，回国后可还硬朗。艾丽丝说，老薛没有随考察团回国，留下了。她口气轻淡、平常，使老薛这个不太平常的变迁平常起来了。我客气一句“有空带你爸来玩”。但我知道我肯定会为这句话后悔。

艾丽丝直坐到我丈夫下班回来才离开。她忽然在出门时问我：“我爸那次去拉斯维加斯赢了还是输了？”

“好像赢了吧。”

“真赢了？”

“好像是。也没赢多少，还把赢的那点钱都请他们代表团的人吃馆子了……”

她肯定还想问我什么，却明显多了一个心眼子，不问了。这句话很可能是她造访的核心。

薛艾丽丝后来跟我全熟了，才把那句话问出来：“我爸那回没向你借钱吧？”

我说：“没有啊。”尽量不躲她的眼睛。

假如她头次上我家来认门儿就这样问我，我是不用撒谎的。而她把提问延迟了一年，我已经不得不骗她。因为我不久前已是老薛的同盟，向他保证过绝不向艾丽丝说起他向我借钱的事。

和艾丽丝认识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拿着她寄的请柬去她家参加聚会，老薛也在那儿，跟着艾丽丝四岁的女儿从一间屋跑到另一间屋。那是赌场阔别后我头次见他。他像是见了乡亲一样直穿过一屋子客人上来跟我打招呼。屋子是所豪华公寓，很“雅皮”，按“雅皮”规格在楼下大厅和公共走廊挂了雷诺阿、德加、米罗等人的印刷品。我到达时已快八点，比美国所谓的“社交性迟到”和“时尚性迟到”都迟了半小时。我的手在皮包里翻找多遍，却仍找不到艾丽丝的门牌号，只好到门卫那儿去查住户名单。查遍了也是没有“薛艾丽丝”的名字。老门卫坚决地说没有这个女人的。幸而我这时找到了门牌号，立即拿它去驳斥老门卫，他还不放我，去和住户名单上同一号码对号，说：“户主不叫艾丽丝薛！”

“那叫什么？”

“叫什么不关你事。”

我对着他很怜爱地笑了。他一定是退了休又退了休的老门卫（美国许多退休老人去当门卫，然后再从门卫上退休，去另一处被聘作门卫）。

“那你打电话上去吧，看看咱俩谁正确。”我说。

“不用打。”老门卫说，“在租房契约上的名字是个先生，不姓薛。”

我先转不过弯来，但马上明白过来了。艾丽丝住的房是别人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提供，我可不想知道。美国大就大在它对千般百种的生存方式给予冷漠的宽容。还有，我的这个故事毕竟不是关于艾丽丝的。

在聚会上我没有看见提供艾丽丝住房的那个不姓薛的先生。这份提供是慷慨的：三间卧室，巨大的凉台和客厅，象牙色的三角钢琴。老薛抱着艾丽丝的女儿很仓促地和我谈了几句，告诉我他找了份发广告的工作，很轻松，就站在马路上不用动，往每个过往行人手里塞张广告。他说挣的钱够租一间房和吃饭了。我脱口就问：“你不住艾丽丝这儿？”

问完我想，我骨子里还是很小市民的，对别人的事充满关怀和求知欲。

“不方便。”老薛说，然后走开了。

那场聚会之后，我总结老薛和艾丽丝的父女感情很深厚。尤其是老薛，在讲到女儿时有种骄傲，还有点遗憾，似乎女儿只有那一点点瑕疵，也是由于做父亲的对她期冀过高和太不姑息而显出这点不完美来。

我和薛家父女就从半熟人混成了熟人。一天下午老薛突至，人黑瘦了些，眼珠也缺了些灵活。我马上想到大街上给日晒雨淋的那些发广告的（老薛算幸运，退回去二三十年，他前胸后背还得挂上广告牌，成为那些哲学家爱讲的“被物化的人格”）。

老薛先问我的车库门现在开关利索不利索。

我说利索利索，多亏你还懂点电机修理，这事指望我丈夫就惨了……他打断我有口无心的啰嗦，殷切地说：“还有什么我给你修了吧。”

我忙说没了。我家样样东西都欠点修理，但老薛肯定不是专程来让我给他派活的。

“你别客气。”他说。

“我不客气。”我说，知己知彼地笑笑，“你也别客气，有什么事就说。”我其实心里既烦躁又害怕。这么多年拼命地独立自主，争取不欠人情，为的就是不让别人求上我。“别客气，能帮你的我帮你，不能帮的，我马上告诉你帮不了。”我进一步鼓励他。

老薛沉默了。我的烦躁已大于害怕。其实对于薛家父女，我倒从来没烦过。他们属于那种话不多，但话讲出来都不多余的人。老薛举止中的分寸感，那种很自律、很有节制的人所具有的处事待人的准确，以及艾丽丝离群落伍的美貌都形成了蛮好的格调。老薛还有一手好厨艺，我请他做过两次家宴。他做菜一点声响、一点烟都没有。做菜的三个钟头内，他每小时到院子去静静地抽一次烟，一次只抽半根，左手端个小碟子盛烟灰，之后了无痕迹地把洗净的小碟放回原处。

我又催促他两句。他抬起脸笑一下说，不知我能否借他两千元钱。他接着就告诉我这钱将多么事关重大：国内他的学院分了他一套房，但得花几万元买居住权。艾丽丝的妈妈一辈子跟着他胡乱凑合住，家里每张床、桌子都是实心的，下面塞满东西，眼下他把老太太一人撇下，能撇在一个宽敞整齐的房子里他心也安些。

我先答应借钱给他，但我还说了一句：“艾丽丝经济条件不差嘛。”

“她？是啊。她有她自己的麻烦，还拖个孩子。我们不能拖累她。如果你为难，可千万别勉强……”他接过我给他的支票，手却一直停在我俩的中间地带，给我足够的时间把支票收回。

我不再说什么，不然成了我不愿借钱给他。

“我一时可还不了你……”他又说，手和支票仍搁在中间地带。这话的恳切很打动我。

“我一时不用这笔钱的。”

“明年我恐怕能把这钱攒出来了。”他又说，手还停在那儿，还在给我时间反悔。

“那你就明年还我！”我不耐烦地笑道，心里大松一口气：他求我帮的这个忙是帮起来最省力最快的。

他让我答应不去跟艾丽丝说，我说我干吗要去跟她说。

他仍是没把支票收起来。我真不耐烦了，说：“我先生马上下班了，别让他看见，他很不喜欢借给人钱。”

老薛这才把支票赶忙揣进口袋。送他出门，看他有点颤手颤脚地钻进汽车，动作中出现了一些琐碎的磕碰，笑容和礼貌都不太准确了。

过了两个星期，老薛又来向我借五百元，说上次把买房的数目算错了，后来一算，竟还短五百。我没难为他让他费太多解释，“刷刷”地已写了一张支票，爽快地扯下来。这回他收支票的动作快多了。我倒真的想反悔，收回这张支票。不是我茅塞顿开地悟出他借钱的真实目的，而是我家的确不宽裕，付房子贷款剩余的钱，也仅够让月头和月尾接上缝。

我那时不知道他拿上钱第二天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他那天在大街上发广告一直站到晚上六点。这个钟点在冬天相当阴暗，不小的风卷起一些鲜黄的纸片。那都是老薛塞到别人手里，又被别人马上扔掉的广告纸片。那种黄颜色黄得真是绝望，鲜亮得命也不要了，不少商店绝望地大减价就用这颜色刷出减价标志。这种黄颜色还让我想到马戏团拉场子的号音。总之老薛就在这些黄颜色纸片营造的秋风落叶的意境中沿马路往上坡走，走到金融区和唐人街的边界，走进最便宜的停车场。再便宜老薛在掏出五元钱停车费时仍心惊肉跳。五元钱的停车费和他值一千五百元的十多岁的现代轿车之间有个荒诞比例。但老薛没觉得荒诞，他也不觉得他费了一天工夫塞到大家手里的黄纸片又在一天结束时向他飞回来这个现象有什么荒诞。老薛是个非常认真、对自己正从事的事情怀有信仰的人。

我是很久以后才从艾丽丝那儿知道老薛每周五去拉斯维加斯，以及他这个惯例旅行前前后后的规定动作。就那样他从金融区开着老“现代”回到家，脱下他唯一一套西装，雇他发广告的美容店、运动器材店、星相讲座都给了他着装标准：西装、领带、皮鞋。他也很乐意衣冠楚楚地站到大街上，那样他少了些自身的次要感和多余感。否则每个接过广告的人都会给他一瞥目光，那目光告诉他，置于这个社会，他是多么次要和多余。

老薛换上那件米色的丝绸夹克，假如气温低，他还在丝绸下穿两件毛衣，直到丝绸被撑得不再飘抖仿佛棉被面子。然后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面包，取出六片，再从一节火腿肠上削下薄薄三片。他精确地制作出三个三明治，放进三个三明治塑料袋。塑料袋被晾衣夹子夹在一根铁丝上，是被一再用过，又洗干净，晾干的。除了吃进嘴里消化在肚里的东西，老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他自己的新旧循环、废品回收已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系统。

一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老薛出现在灰狗站。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灰狗在八点半出发。老薛拎着他的人造革黑皮包上了车。曾经装过讲义、实验报告、胃得乐、酱菜瓶改做的茶杯、前门牌香烟的黑皮包现在装着三明治、胃得乐、酱菜瓶子改做的茶杯。他把黑皮包抱在胸口，放倒椅背，一路睡过内华达的沙漠。

到达拉斯维加斯时，城市的霓虹灯都快闪不动了。老薛走进他头一次结赌缘的赌场，赌客们也都睡眼迷蒙了。老薛却是满脑子的新鲜血液，小跑到柜台去兑换筹码。他第一把总是兑六十六元，数字吉祥。他选一台老虎角子机坐下，将黑皮包放在自己脚背上。

这就开始了老薛与老虎角子机二十四小时的对垒。老薛节奏不变地去扳那根操纵杆，像个守在机床旁、五十年代中国的劳动模范。除了上厕所、兑换筹码、去饮水机往酱菜瓶里灌水，老薛寸步不离岗位。他的三份三明治在早晨九点、下午两点、晚上八点被当成三顿正餐。老薛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分钟在吃饭上。他会连同三明治吞下胃得乐。后来我亲眼见到赌场的苦行僧老薛如何用功、刻苦时，才发现我凭老薛性格逻辑而想象的所有动作、细节有多准确。

整一年，老薛借钱的真实用途很好地瞒过了我。我和艾丽丝常见面，她已搬过两次家，现在住一幢两层小楼，卧室有落地窗，可以在懒觉之后呆望大海喝咖啡。从艾丽丝对这屋内陈设的漠然和不爱惜，我大致看出她对那个视觉外的房主的态度。艾丽丝的女儿倒一天一变地成长，她母亲缺乏的世故在她那儿得到了弥补。有时客人中有人背着艾丽丝讲她些是非，讲些刻薄她的笑话，五岁的女孩子并不反目，只静静地听，有时甚至会忽然拿出自己的零嘴给这个人，说：“叔叔（阿姨）吃吧，我省给你的！”

有次我应邀去吃晚饭，进门见艾丽丝和老薛在闹脾气。

“你要钱干什么？你当我不知道你要钱去干什么？”艾丽丝大声对着厨房嚷嚷。

老薛跟以往一样，在厨房里无声无息地当厨，并不嚷回来。

“哎，安，你坐！”艾丽丝来关照我，同时把话题转到她刚看的一部按好莱坞配方制出的爱情电影上。她绝不是忌讳我听她的家丑，而是突然就对争执失去了兴趣。就像她对她前夫一样，本来可以在离婚时得到点财产，可她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了。

老薛用了个木托盘把菜端上来，见到我，他猛一紧张。他一定不知今晚的食客里也有我。

“安，你看她这么大人还整天没大没小……”他指着艾丽丝笑着说。笑得袒护、惯使。但他仍是非常紧张，因为刚才艾丽丝的揭露性语言已触到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其实我也警惕了，想起艾丽丝没头没脑地问我她爸是否借过我钱。我觉得我和艾丽丝都各掌握老薛的半个秘密，老薛分别把我和她瞒在真相的两端。

早已忘了上下文的艾丽丝说：“真是的，国内现在单位分房还得交好几万块呐！我这不才凑了钱寄到我爸学校去！不然我妈怎么办……”

顿时地，事情对我已很清楚了。我都不用去看老薛那张变了色的脸，在这个关头去看一张老人撒了弥天大谎又被赤裸裸揭穿后的脸，要残忍要胆量。我不动声色地摆餐纸，见老薛匆匆挪动的脚都是无地自容的。我没办法不去想，他拿了我的两千五百元究竟干什么去了？一年了，他戒了烟，仍是那件米色丝绸夹克，所有举动都带有节衣缩食的痕迹，我实在看不出他有那个本事把一笔对他来说的巨款开销出去。

客人全迟到，老薛在厨房同艾丽丝的女儿谈判：先吃饭还是先看电视。艾丽丝跑去调停谈判，但很快听见她和父亲又争起来。

“你要钱干吗呀！早有人告诉我你把钱花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安？”

“安？”艾丽丝哇啦一声叫出我的名字，“噢，安也知道？”

艾丽丝回到客厅，冲我就说：“安你可别帮我爸瞒什么事啊！”

老薛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说：“你找人家安什么别扭？你不该付我钱嘛！我是你爸爸，不是你保姆！”

老薛手里端着个粉红塑料碗，身上系着艾丽丝那黑底洒满金黄大向日葵的围裙，米色丝绸夹克颜色很浑了，领口也松垮了。他的一切都变得很不准确，很不像素来那个要体面的老薛了。

艾丽丝一愣，对我嬉皮笑脸地指着父亲：“爸爸才不要钱呢，是吧？保姆才要钱！”

我猜出艾丽丝有去“尼蒙马克斯”花钱的富贵，而没有实实在在的钱。那不可见的主宰者的阴影庇护着她，笼罩着她，她所有的东西都缺乏实实在在的物质感，都是实物投下的影子。她的生活，她的存在，都需要大大地实体化一下，否则便太不具体，太似是而非了。好像这也正是艾丽丝的魅力和奥妙所在，她没有物质世界的世故。

客人们到达时，艾丽丝早忘了同父亲的不愉快，高高兴兴换了一套深玫瑰色的长连衣裙，坐到餐桌上去了。再昂贵的衣服她都不爱惜，洗了手便叉开两只巴掌在裙摆上拍拍。她只要空下来总爱办些莫名其妙的晚宴、聚会。

老薛也跟平时一样，话很少，话也很得体。头次见面的客人，他马上举上一张名片。他给名片的姿势、动作从来不偷懒，总要从座位上起身，双手把名片递到人家鼻子下面，头还要低一下，眼从下压的眉骨下看上来，非常谦恭和郑重。他已发了一年多广告了，名片上还是个化学教授。整一晚上，老薛都用很轻的声音说话，希望我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因而我也就放弃了内心对他的追究。他知道那一晚上我都在追究他。

终于一天，艾丽丝打电话给我，劈头就问：“你借钱给我爸了？”

“谁说的？”

“你可真有钱呐！”

她的那种尖刻仿佛是我背着她同她男朋友约了会。

我说：“我借了。怎么啦？”

“那你跟我不说实话！我上次问过你！”

“你恩将仇报是不是？”

“你以为你对他有恩？你那点钱够他赌几次？他每星期五去拉斯维加斯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规矩本分的老薛心里怎样藏着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老薛。那个老薛欺骗成性，并有亡命徒式的对冒险的向往。他眼不眨心不跳地以谎言借钱，再眼不眨心不跳地把欺诈来的钱葬送掉。

艾丽丝接着告诉我，我不是老薛唯一的债主，他还悄悄向她不少朋友借过钱，但大部分人拒绝了他。她说她感谢那些拒绝了他的朋友。言下之意是她怨怪我这样既慷慨又守信最终人财两空的朋友。我的话也不好听了，对她说，为了帮我这个朋友纠正一下过分信赖人和滥发同情心的缺陷，请她尽快偿还我两千五百元。我还补一句：“我先生还指望用它修屋顶呢。”

她说：“哈，你想让我还？借的时候你可没征得我同意啊！我整个给你俩蒙在鼓里一年多！”

艾丽丝在这时候表现出的自我辩护能力和逻辑严谨非常美国式。她一再强调这是美国，老薛是老薛，她是她。子女不继承父母的债务，万一老薛混阔留下遗产政府会继承得比她老薛艾丽丝多。

我捧着话筒听她把这堂法律讲座继续下去。她话题早已转了，一个劲向我证实老薛的荒唐程度：居然替她的生活担忧，总觉得她的生活危机四伏，所以得抓紧时间赌钱，买个大房子把她救下来。

我放下电话时想，不管老薛怎样堕落，这堕落毕竟还有个动人的诱因吧。

从此我再也打不通老薛的电话了。像我这样气急败坏、满心鄙薄地给老薛打电话的肯定不止我一个。因此，他不是关了电话铃就是拔了电话线。我向艾丽丝要了她爸的地址，并明白告诉她我要去上门逼债。她痛快地把地址给了我，还嘱咐我别去敲门，就坐在车里埋伏他，他七点半准回。她说这个战术是根据其他吃了闭门羹的债主们而帮我拟定的。她丝毫不难堪，有的只是一点孩子式的幸灾乐祸：我和她父亲不管谁治谁于她都一样有瞧头。我简直奇怪她脑子里是怎么一个思路。

在一条蛮热闹的小街上找到了老薛的老巢。它坐落在一个弹子房背面的阁楼上。地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贫瘠荒凉，街两旁都是店，数了数，两家花店，五家饭店，七家修手指甲足趾甲的店。还有一些进门就跌进深而窄的楼梯的那种穴洞般的店，里面经营什么你可以想象。穴口站着一个油头男人，一有人路过他就笑嘻嘻上去绑票。马路沿上还有些女孩儿，身材都不错，大家都过冬天她们过着夏威夷海滩的夏天，露出颜色很不新鲜的肌肤。她们都没有笑容，全是一副厌世的表情，看出哪个男人有苗头，她们就捺亮打火机去点叼在干燥唇上的香烟，然后两条鹭鸶长脚迈着又大又傻笨的步子迎上去。她们之间谁也不理谁，似乎同在一条街上却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因此谁也看不见谁。我从来没见过比她们更孤独的动物。

望着这个陌生的景观，我想一丝不苟的老薛穿着米色丝绸夹克出现在这里一定精彩。他和这些人也不属于同一物质密度，也可以相互看不见，相互不妨碍。

八点了，我还在等老薛。显然是他先看见了我，把我闪过去了，拐角处我突见他那辆老“现代”已好好地趴在那里了。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弹子房背后，听自己的脚在露天木楼梯上踏出击鼓般声响。大概因为委屈和愤怒，我大叫起来：“老薛！老薛！”但心里明白没人会来应我。

刚上到第二段楼梯，却见老薛出现在楼梯顶端，眼睛张得特大，下嘴唇也松开了。

“你没事吧？”他对我又大张一会儿眼，才问，这时我看见他手里提了根大棒。

他以为我身后咬了匪盗，一听叫声就出来救我命。他说这地方随时像要出人命。老薛如此的出现让我很意外，也有点感动。我讪讪地笑道：这儿看上去是很戏剧性；我们那类住宅区的安泰，那些看电视吃冰淇淋的寡淡夜晚是对这夜晚的矫枉过正。正因为这里太过饱满的欲望和生命力，才把我们逼得缩在我们太平的地盘上，庆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乏趣和单调。

老薛没心思听我的哲理和俏皮。他心有余悸，催我快进屋，轻声轻气告诉我他曾听见这街上响过枪。我进了门，他在我身后把那根木棒仔细靠在门后。

屋子是把厨房、客厅、卧室抽象地间隔开那种：出入各个领域，你只能像在传统戏剧舞台上那样写意地区别一番。屋内很冷，没有暖气是一个缘故，其次还因为太清素的布置。

老薛去烧开水，要给我沏茶。我谢绝，他还是要烧，还要翻开一个行李包找好茶叶。他其实是在苦苦往后挨，把他进入杨白劳这角色的时间玩命往后拖。这屋里没有一样东西可供我翻翻、看看，只有墙上一册挂历，是某个华人银行的公关赠品。我翻看里面的水墨人物画，却看见一个日期上写着：“借安2500元，今天到期。”我赶紧不敢再翻了。

我感觉到今晚所发生的事都颇意外，而所有意外都在给我的逼债加大难度。

老薛把茶端到桌上，又说要拿些零食给我吃。他说艾丽丝和她五岁的女儿一样爱吃零食，所以他专门去唐人街为她俩买的，还抽不出空给她们送去……我一迭声说不要不要我从不吃零食，他还是要去拿。我发现他一再开错柜子，制造些不必要的旅途，让自己枉然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尽管他绝望地在延迟做杨白劳的时间，但他从形到神都是杨白劳了。跟我已同在这不足两百英尺的空间内，他还在仓仓皇皇地逃债。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跟他有口没心地谈着克林顿的医疗改革和美国单身母亲们四世同堂地吃救济。他还在疲于奔命，却也明白今晚怎样也逃不过去了。

一个休止。我忽然不侃了，他也忽然不逃了，我的心脏都少蹦好几下。我这个催债人比他还可怜，还绝望，还谦卑。我狠狠心，说：“老薛……”

他看我一眼，等我把下面那句话赶紧吐出来大家好喘气，好活下去。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用夹子夹在铁丝上的三个三明治口袋。它们被用得次数太多，洗得已不大透明了。我想起艾丽丝告诉我，老薛怎样自律勤俭地赌博，怎样把省下的每一分钱花在赌博中。我心里好一番感叹：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求。

“喝茶吧，这茶不错。”老薛说。在这个当口他已不再希望我把话咽回去。我讲出来，他的愧疚感会大大减轻。

我只好说了。我窝窝囊囊讲了一堆我索债的理由，但听上去都像瞎编的：我父母都在大洋那边生病，我家房顶漏了两个月雨了，我丈夫提升泡了汤，等等。

他一直点头，一直说：“我知道，我知道。”似乎他在告诉我，我这些话多么无力；对于索债者来说，“请立即还钱”是最仁慈的一句话，除此之外的一切语言都是对于负债者良知的额外鞭笞。

“你放心，安小姐。你放心。”他的语气像在哄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而对我的称呼又回到半熟人的关系中。“我一天也没忘记你在我难的时候帮了我。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人那样……那样无私的帮助的。”

这话他可能一直在肚里涂抹，修改，直到今天拿出来，仍是不尽如人意。他希望他能表达对我的感激，我却感到一份让我极其难为情的、不着边际的奉承，它让我心里那混着愧疚的窝囊感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知自己愧疚什么，我至此没做错任何一件事，这正是让我悲哀的地方。

“你放心安小姐，下礼拜一我就把钱给你送去。”老薛语气黯淡，却很果决。

我要起身告辞了，赶紧喝两口一直未碰的茶。这是我能给老薛的唯一宽慰了。我又说了些有空还到我家来玩之类的废话，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他坚持以那根木棒护送我。我一路走过写意的卧室、餐室、客厅、厨房，实在看不出这两千五会从哪里被榨出来。我悲哀地慢慢走下楼梯，老薛在后面慢慢护送我。街上的热闹和欢乐都成了我悲哀的一部分，都拓宽和加深了我的悲哀。

礼拜一我收到老薛的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他一礼拜。这是我意料中的。我等着下一封信求我再宽限一次、两次、三次。也果然都没出我意料。我每星期都收到老薛一封信，解释他何故不能守信用。

一天上午，艾丽丝开一辆崭新的“BMW”来了，车的颜色很好，宝石蓝。她手里晃着一大把钥匙，里面有“Benz”和“Lexus”的标志钥匙牌，都是她曾短暂拥有过的车留下的。她没坐下就给我一沓钞票，说是老薛赢了，先还我一千元。

我厌恶地看着那摊子钞票，怎么看怎么来路不正。

“谁要他赌钱来还我？”我大声说，“要是输了，是不是还得来借呀？”

“我也这么说他来着，他说他再也不去拉斯维加斯了。”艾丽丝大大方方，毫不介意我瞅着那些钞票的眼神像瞅苍蝇。

“你爸也是个有文化的人！为人师表几十年了，噢，就这么为人师表啊？！”

“可不是。”艾丽丝百分之百站在我一边。然后她又好好笑话一番她爸爸，说这老头也不知怎么了，死活要赢钱给他那个锦衣玉食的女儿买个房子，把这女儿救出来。“安，”艾丽丝对我颠着两只软绵绵的巴掌，“你看是他需要我救，还是我需要他救？”

我跟她说染上赌瘾跟染上大烟瘾一样，戒起来得九死一生，她说她知道，跟染上所有、所有的毒瘾全一个样。住上个好房，开上个好车，也会上瘾，要是走火入魔更是九死一生的甭想戒。她突然看着窗外说，她爸爸了解她的瘾就像她了解她爸爸的瘾。

“不过我相信我爸。他抽烟的年数比我岁数大多了！说戒就再没见他抽过。他戒什么瘾也用不着九死一生。”艾丽丝顾影自怜地一笑，“不像我。”

我基本被说服了。老薛是个理性极健全的人，又有很强的自尊心。

“这样吧，”我想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不要你爸还那一千五了。”

艾丽丝一扬柳眉：“哟，是吗？”

我忽然又烦躁起来，怕她跟我再就这事扯皮。我说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万一老薛再去拉斯维加斯，也不是因为我逼债的缘故。

不久我听说老薛为我的“豪举”深深感化，老泪纵横了一番，向来斯文的嘴，也赌了些不堪入耳的咒。他说他不混出人样，不痛改前非，绝不再见“人家安小姐”。再听人讲到老薛，说他找到个给富豪人家烧晚餐的工作，挣得比发广告多几倍。那年圣诞节前，我收到的第一张卡是老薛寄来的。他还是一副负债者的谦恭口气，说他如何如何地感激我；我赠送他的那一千五百元，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倍地报偿我。最后他问我父母是否康复，我家屋顶是否已修缮。

半年多没见艾丽丝了，她搬到更大的房子里，男主人这回是“Full Time”，不再是“Part Time”，很少离开房子。这是艾丽丝没召集大家上她那儿吃喝的缘故。还有天大的谣言：艾丽丝要和现任男朋友订婚了。总之，薛家父女的消息都不错。艾丽丝不管怎样大趋势是相对永久且越发荣华富贵。

新年过后，我陪同国内的一个电视采访组去拉斯维加斯。他们的采访对象是在美国成绩卓越的中国人，在采访之前他们要最大程度地“感受一番美国文化”，也就是去一趟拉斯维加斯。既然拉斯维加斯已被所有来美国考察的同胞们提升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我就不便扫人的兴，提出我认识的美国文化，比如自由孤独的爵士乐、黑人的蓝调、安迪·沃浩，以及威廉姆·詹姆斯。

拉斯维加斯在下雪，地方臃肿起来，霓虹灯显得过分堆砌。走出“无上装歌舞”大剧场，我照例把采访组领去赌博。人们都各怀美好的愿望去赌了，我准备到厕所去清静一会儿。那里的灯火、声音至少是正常的。

就在途中，我看见了老薛。仅是他的背影，就让我一眼认准。我绕过巨大的轮盘赌，绕过穿紧身衫迷你裙飞快奔跑着送饮料的小姐们，站在了老薛的侧后，离他仅五步之距。我没有惊动他，就那么眼巴巴看着他的一只耳朵、一小半下巴和一大半脊梁。

从我视野中这些老薛的局部看，老薛没什么变化，仍是清秀斯文、很懂道理的样子。他穿一件淡蓝衬衫和枣红的毛背心，脚背上放着一个黑皮包，膝盖上平平展展搭着一件灰毛衣和米色丝绸夹克。没有一个细节显出赢的急切和输的慌乱。他绵绵不断地填筹码，拉操纵杆，形成了一套不断回旋、无始无终的动作，一个永远可以继续的过程。老薛一月两千元，除了吃和住，所有剩余都填进这个过程，以使它得以继续，得以绵延，永远继续和绵延。

我突然想到，老薛把他女儿和我以及所有人都骗了，甚至把他自己也骗了：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赢一幢房子给艾丽丝而使她在人老珠黄时不至于无家可归。那是个借口，连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借口到这儿来，来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我不知道，我这样推测老薛可能是我疯了。

老薛却是不疯的，能那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怎么会不清醒呢？他能以三份三明治（据说后来连火腿肠也省略了）来分割他的昼与夜，他一分钟也没把日子过瞎。

我大约那样站了有一个小时，老薛机器上的灯全亮起来，机器也停止了运转。他赢了，并且赢得不小，老薛回头扫一眼他背后的人们，两个管理人员正向他走来，准备领他去兑款。

老薛在回头扫那一眼时也许扫到了我背道而驰的身影，也许没有。那样的专注在他眼睛里形成一片黑暗，第一次我就注意到了那片长久不散的奇特黑暗。

我想，老薛大概只在赢后兑款那一刻会略微急躁。他急于把那个绵延的过程续接起来，不能让赢中断了它。他很快又回到原地，回到原有的流水般无始无终的动作中去了。

第二天电视采访组要离开拉斯维加斯。我坐在拉满窗帘的座位上，就在司机座后面。司机最后一个上车，对我说：“有个大陆来的老头儿，是个教授呢，要搭我们车回去。身上一个钱也没了，看他冷得够呛……”

没等我搭腔，采访组的组长说不行，本来座就不宽裕，加上大家赌了一夜，都很辛苦了，回去的路上需要躺一躺什么的，以保障到了目的地尽快开始工作。

司机说：“嘿嘿，我已经答应他啦！他现在去上厕所，马上就回来！大冷天的，老头饭都没吃！”

组长说趁他去上厕所，赶紧走，否则我们这些人心都软，是吧，安小姐？

我点点头。

所有的人都催司机出发，说那一定是个老赌棍了，什么教授。

司机最后问我，你说呢，安小姐？

我说那就走吧。

车拐出停车场时，老薛并没有招手。他双手抱着六十年代中国制造的仿革黑皮包，寒冷中鼻尖红透眼圈也红了。他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

我塞给司机三十元钱，叫他扔给那老头。老头去拿它吃饭，或乘灰狗，或换筹码，随便。而我会因为给出这三十元而心里不闹了，或许能够同大伙一样补个小觉。

The Lime Bird /
青柠檬色的鸟

二楼的屋盛了一年的空寂。是香豆去了留下的空寂。一直没人肯租那一间朝南的屋。每次来租屋的人都嫌屋里有气味。那是香豆在里面变老、脱发、偏瘫、最后咽气的味道。洼憎恨人把香豆遗在人间的一段新陈代谢气味叫臭。

洼去了佛罗里达参加中的葬礼，同中的侄儿侄媳住了一个礼拜。中是洼少年时一同搭船来美国的朋友。洼该在中的葬礼一结束就回旧金山，那样就不会同香豆错过了。洼的机票是顶顶价廉的那种，规定他住一个礼拜。洼也知道中的侄儿侄媳恨不得洼住到马路上去。其实洼是住在马路上，除了晚上回中的侄儿家去睡觉。洼总是对中的侄媳说自己在外面吃过晚饭了。其实侄媳并不认为洼在哪里吃晚餐是她的责任。就那样把香豆错过了。回来时在波特莫斯广场拉胡琴和下围棋的半熟人都说洼一定度了个很好的假，脸色“炭”[1]得多时髦，一定是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四仰八叉晒了整整七天好太阳。洼没纠正他们：那是他不得不在马路上“炭”的。洼总是微微一笑。洼的这个略带悲伤的笑容使洼有种文雅的气质。这些同洼认识了多年的人始终没有把对洼的一半生疏在相处中去掉。这其中也有洼自身的原因，洼不知如何将他与人相处中熟识的一半发展开去。还有个原因只有香豆知道，就是洼的灰色眼镜下的眼睛实质上已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的失明，而眼镜也只给洼百分之五的视力。熟人在这视力中都是半熟的了。

一年前的五月，“炭”得油黑乌亮的洼回到他的屋。他的屋在一楼，头顶一片菲薄的天花板之上就是香豆的屋。说是说一楼、两楼，其实香豆住的是和地面平齐的层面，洼的屋低于街沿七八个台阶。从佛罗里达回来的洼白天夜里听着一层天花板之隔的香豆，然而却连最细微、最轻柔的毛巾软底鞋一步一拖的声音也没了。也没了香豆拉抽水马桶、木梳坠地的声音。总之是那些细琐声音中香豆的日常生活规律、寝食习惯；那声音中香豆的扫扫抹抹、侍花弄草的癖好都没了。一个礼拜后，没有了声音的香豆令洼心焚起来。他打了十多个电话上去，老式电话铃回声四溅，连隔着一层天花板的洼都觉得炸耳。洼叫来了房东，房东提着啰里啰嗦一大串钥匙打开了香豆的门。门一开，一股浑厚的气味像一堵墙似的朝着人倾塌而来。清淡的香豆，静悄悄的香豆，却有如此壮阔的死亡气味。死亡的气味竟如此有力量，击昏了乍入室的房东。洼不太懂房东的意大利英文，只懂他在诅咒死老太婆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自作主张死了。整个屋都是发了酵的香豆的死亡，房东雇了一帮人来清除气味。那帮消防员似的人来了三四次，仍是徒劳，每个租房者都嗅得出那中国老娘生前死后在这屋度了多久。洼就在那天接管了香豆的八哥杰米。它已经奄奄一息，钩子形的鸟啄冰冷。洼眼看着它一点点有了体温，开始进食，洼有点觉得它是复苏的一部分香豆。

洼憎恨那些一口一个“死老太婆”的人们。在洼心里，香豆就是香豆，是他初识她时的年轻女子，是他每次出海回来隔着马路观赏的婀娜地走下圣玛丽教堂台阶的中年妇人。

直至一年之后，洼终于在一个下午听到了香豆的屋轰轰烈烈地搬进一家人来。两口子和一个八岁男孩。男孩叫佩德罗，长有一双典型的墨西哥大黑眼睛，过分的大而黑使男孩的面部表情总是带着轻微的恐怖。男孩佩德罗不像他父母那样壮硕，似乎也将不会有个壮硕的未来，因为他似乎始终被那沉默的恐怖燃烧着，消耗着。在洼仅剩的百分之五的视力中，这个八岁的墨西哥男孩异常美丽。他看不见佩德罗经过缝补的兔唇。缝补是粗针大线的，因此佩德罗的人中远远偏离了他绝对垂直于地平线的鼻梁。这就使佩德罗在不经意瞪着某人或某物时，神情中有了点作祟、阴险的东西。这些在洼剩余的那一丝视觉中，都是被滤掉的。洼只看见一个长着大黑眼睛的美丽男孩。

从此洼的头顶上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活。香豆以气味对于那居处的占据，顿时被辛辣的墨西哥烹饪给灭除了。香豆生前的宁静、那每一细妙响动之间长长的静止被欢乐的墨西哥音乐、飞快的西班牙语言所填满。香豆的床早被扔了出去，现在这张床夜夜都热情奔放地响，咕嘎咕嘎咕嘎，床垫中所有疲惫的弹簧都在拼死屈伸，支撑它上面的伊甸园游戏。洼想，佩德罗这时会被安顿在何处？很快他弄清佩德罗隔着一层布帘间接参与到父母的活动中。正如洼隔着一层薄薄的天花板插足到这对健康男女的正常生活中去。洼认为那一定是欢乐的，他错过了一生的很大一种欢乐。

洼和佩德罗的情谊是从八哥杰米开始的。八哥跟了香豆有十年了，话是香豆一句一句教的。香豆的细语和耐心使脾气颇大的八哥杰米在两年内学会了二十六个字母，五年内学会了“早安，晚安，我爱你”。到了第七年，八哥杰米已经完全是一口香豆的英语，带汕头口音。香豆死后的八个月，杰米一声不吱，复活节前的一天，它突然口若悬河，洼有一句，它有十句等在那里，电视上报告天气预报，它竟也学会了，带点人的怪腔说：“旧金山海湾地区将有小雨……”

一天洼开了窗子，见佩德罗站在窗边。男孩已经站了很久，大黑眼睛穿过屋内的阴暗瞪着那只青柠檬色的鸟。洼说：“你要进来和杰米说话吗？它会报天气预报。”男孩马上不去看鸟了，冷冷瞟了一眼洼的灰眼镜。男孩大致看出洼的孤苦、贫穷和趋于完整的失明。他看出洼是以那副灰眼镜化装。佩德罗又仔细看看洼屋里的每件陈设，再去看墙上挂的杂七杂八的丝绒画、招贴画和一个黯淡无光的铜航标，它是从一艘废船上拆下来的。佩德罗还看见高高的一堆旧物，其他东西都看不清，只看见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搁在一大团旧电缆上。佩德罗对洼屋内的气味颇熟悉，他母亲常带他去“救世军”店铺，那里就是这股墓穴般的气味。洼看出佩德罗对自己严肃地产生了兴趣。洼没有过孩子，所以洼不知自己原来会如此强烈地喜爱一个像佩德罗这样的小男孩。

洼觉得佩德罗瞪着那双大黑眼睛如同在观赏百货商店的圣诞橱窗。一个小男孩所能有的贪心和兴趣，都在那双大黑眼睛里。洼又一再以诱哄的语气请佩德罗进来同八哥杰米谈谈。佩德罗点一下头，看着洼笑了。洼当然看不见是什么使这小男孩的笑容那么古怪。几年前缝合的兔唇让洼心里一悸地想，这个孩子的笑是怎么回事？佩德罗在留给洼那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佩德罗被洼邀请进门。之后两人就站在杰米的笼子边，等杰米报告天气。洼一直叫佩德罗耐心一些，他说佩德罗你别急，杰米和你还要有一段相互熟悉的时间。等了两个小时，八哥杰米一直对洼的困窘处境不加体谅，一直保持发瘟般的昏沉状态。洼一再、一再地向佩德罗保证，杰米绝对是一只能说会道的八哥，绝对赛得过电视上逗人哄堂大笑的家伙们。其实洼比佩德罗还失望，洼想，它哪怕讲个“早安、晚安”也好啊！

为了不使佩德罗感觉这一趟来得太亏，洼从那一堆电视机里挑了一只模样干净、不缺一只旋钮的电视机送给了佩德罗。但十分钟左右佩德罗的母亲抱着那只六十年代产的电视机回来了。她不会讲英语，只对洼“Thank you”，同时红着脸直摇头。洼懂得她的意思：她不明白自己的儿子平白无故从这个陌生的中国孤老头手里接受一个破旧的电视机是什么意思。

洼马上看出佩德罗的母亲肚子里已经有了佩德罗的弟弟或妹妹。偏矮胖的墨西哥女人身上带着一团安居乐业和烧煮晚餐的温暖，这温暖使洼深受触动。女人在门口忽然驻足了，因为八哥杰米开口讲起了“旧金山海湾地区一周内的天气趋势”。墨西哥妇人觉得这是个神奇而叵测的地方——这样一个中国孤老头的居处。洼看见妇人红亮圆润的面孔变成了儿童。她转身对楼上叫起来：“佩德罗！佩德罗！”男孩咚咚咚地跑下来，八哥杰米恰好讲完最后一句。洼听见佩德罗的母亲气喘吁吁地上楼梯，一路都在眉飞色舞地向佩德罗讲八哥杰米如何不可思议。

从这以后佩德罗放学后到晚饭前的时间都是在洼这里打发的。佩德罗的父亲是个花园匠，早出晚归。他的母亲一天要替两家人家清扫屋子，擦浴盆，也要到晚饭时间才能回家。洼明白自己被佩德罗的父母占了便宜，他们把八岁的男孩交到一个免费老保姆手里了。洼更明白的是，真正的保姆其实是八哥杰米，佩德罗一直想听杰米好好地报告一次天气，因此他甘愿待在洼充满阴暗的屋里，甘愿为洼读书。

洼的眼睛无论如何认不清书上那些字了。他叫佩德罗念，他听。洼想，其实佩德罗也像只八哥，吐出的字句和他脑子的理解力完全不发生联系。佩德罗念到“她那粉红色的两粒乳头像两颗草莓糖球”时，脑筋远远跟不上这句话的意义。佩德罗同所有二年级学生一样，不认得的字他们也能够照字母读出大致的音来。百分之八十的词汇都只是被他的唇舌铸轧出个基本形状，这和八哥学舌颇相似。

因此佩德罗不知道自己诵读的这本书是那类叫作“成年读物”的东西。男孩不知道“将嘴唇慢慢送上去，舌尖首先品出那乳头的新鲜”这一句话是指什么。佩德罗不认识也读不出音的字也很多，洼叫他把它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在他掌心上。佩德罗用右手食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洼的手掌心顶怕痒的地方写着，整个字形成的过程在洼手心上造成的奇特瘙痒，以及那些暗中排列组合起来的字母产生出的秘密含义，使洼的面孔禁不住漾出笑容。洼在这样笑的时候闭着眼睛，灰色玻璃下佩德罗能看见洼薄纸般的眼皮细小而剧烈地抖动。在佩德罗眼中，这个中国老人此刻的笑是非常怪样的。他问洼刚刚在他手心写下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洼仍是闭着眼，仍是笑，伸手轻柔地抚摸一把他浓黑带卷的头发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了。”

在洼闭着的眼皮里，洼的视力是完好的。佩德罗读出的每个疙疙瘩瘩的句子都在这完好的视觉上形成图景。图景就这样铺陈出一个故事。就是那类千篇一律的色情故事必有的陈词滥调的描写。庸俗拙劣的描写是必须在那里的，不在那里这类老单身汉会很失望的。佩德罗单调的童音持续在洼的耳际：“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她那绸缎一样凉滑的皮肤，感到那柔软的身体已是半溶解状态……”

洼断定香豆肌肤的感觉一定是这样的，感谢这书的庸俗作者，他将它兑现成了词藻和句子。二十九岁的香豆走出圣玛丽教堂的圣经装订工厂大门，颈上飘一块天蓝绸巾。她第一次朝洼抬起略带责怪的眼睛。宽松而严谨的裙装下，香豆的身体一定是这样“半溶解状态”。到了四十九岁，洼依然认为香豆是好看的。出海归来的洼总觉得香豆身上招展的裙裾是迎接他的一面旗。洼是不懂得恋爱的，恋爱对于洼就是在臆想中对那具身体产生一些行动。

佩德罗休止在一个不该休止的地方，大黑眼睛缺乏表情地瞪着这个中国老船员。他已停滞了良久，而洼脸上的怪样笑容仍没有浅下去。佩德罗手上的书散发着呛人的霉味，纸页如墨西哥的玉米薄片一样黄而脆。男孩推了推老人，问他是否听见八哥杰米刚才咕哝了一句什么。洼倏然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漆黑，唯一可见的是床对面的窗。窗在洼的视觉中只是一个白亮刺眼的方块。洼一点也没听见八哥说了什么。

佩德罗说：“你没听见吗？杰米刚才对我说了‘哈罗’！”

洼说：“你看我没有骗你吧？杰米高兴起来可以发表演说的！”他要男孩再将刚才的一段重读一遍。佩德罗抗议说那一段他已重复了几十遍。两人扯了一会皮，还是佩德罗让了步。他把刚才的一段做了第四十遍重复，不认得的字还是不认得，还是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往洼的手掌心上写。洼脱落了自齿的牙床不断咬噬，偷吃什么美食似的。“水顺着她的肩流下，流过她的胸，她圆圆的腹，她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之下微微波动起来……”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晦涩词汇，佩德罗幼嫩的食指将它们一一写在洼黏湿的手心。细小的触动使洼情不自禁发出一声低吟。那些被分别刻画在他掌心的字母顺着他的知觉爬向他生命的最核心处，在途中形成它们隐秘的连贯。逐渐地，佩德罗所念的每一个“她”都在洼的听觉中成了“香豆”。“香豆的身体在一层薄薄水帘下微微波动起来……香豆碧蓝的眸子升起一片薄雾……”不对，香豆的眸子是乌黑的，直到她偏瘫的那一年，那些眸子才呈出一点灰色。洼执拗地想香豆偏瘫的身体也依旧优美，肯定不像自己这只皱巴巴的皮囊盛着一套大小骨头。香豆那从来没披露的身体一定如书里写的那样既柔顺又倔犟……

佩德罗此时在他手心写下了那个最秘密最紧要的字眼。男孩带点阴凉的柔软指尖触在了他神经的根茎上；生命和生物最最致死的敏感须梢上，他人打了个挺，把八岁的佩德罗吓坏了。佩德罗以为这个中国老头已进入了垂死状态，先是用书在老人脸上使劲拍打，依然不见改善，慌得他起身便往门口逃。就在同时，八哥杰米也惊得呱呱呱地以它的母语叫起来，一面扑腾着翅膀不断在笼中四面八方地碰壁，一些青柠檬色的羽毛纷纷落下。

洼这时才从沉醉的底部浮游上来，皱纹把他的瘦脸弄得乱七八糟，因而笑容里有了许多痛苦。佩德罗见中国老头没死，断了一口气又续上了。他眼镜滑落到下巴上，两手到处摸索：“佩德罗，书呢？书呢？”佩德罗从地上拾起书，狠狠往洼身上一掼。八哥杰米这时也静下来，侧过脸用一只眼看看这一老一少，然后又侧过脸，用另一只眼再看看这一老一少。然后它口齿不清地说：“佩德罗，佩德罗……”男孩仔细听了一阵，问老人杰米在叫什么。洼听了听，说：“好像在叫‘佩德罗’。”老人这时看见男孩拧歪的上唇掀动起来，变成很大很大一个笑容，牙齿雪白刺眼。

佩德罗纠正八哥杰米的发音，直到杰米把“佩德罗”三个音节都完整地吐出来。这天八哥杰米的脾气特别好，佩德罗纠正它的时候它就静静地侧脸瞅着他，样子急切而专注。佩德罗狂喜地蹦跳上楼，在到达自己家门之前已把有关八哥杰米的号外大声报给了他挺着大肚在灶前忙碌的母亲。惊诧和兴奋使这一向脸色灰白的男孩两颊潮红，更大量的恐怖从他的大黑眼睛中释放出来。他的母亲也被佩德罗稀有的振奋情绪所感染，决定以后天天把佩德罗交给楼下的中国孤老汉去照看。这似乎对几方面都有利。佩德罗的父亲晚上八点回到家时，女人便和他讨论起楼下养八哥的中国老头来。他们在床上紧紧搂成一团，说这个城市住着不少像洼这样的中国老单身汉，他们一生都没有攒够钱娶个女人。男人和女人在这个时候为他们自己的优越处境而倍感幸运。他们搂得更紧，把更大的响动传送到一板之隔的楼下，传到老单身汉洼清澈的听觉中。

洼断定房东没有把香豆死后在屋里停留八天的事告诉墨西哥一家人。房东可能压根连屋里死了个叫香豆的老女人都没说。想到此处一阵自谴：连他自己也在心里把香豆叫作“老女人”了。一个守身如玉的女人不可能成老女人的，洼这样决定了。在香豆四十九岁那年，洼对她说他们该住到一块了。她微带嫌恶地笑起来，看着他，意思说，何苦呢？这样隔一层天花板，有什么不好呢？到了香豆六十岁时，一天，她请洼上楼去她屋，然后她用一支笔在纸上写字给洼看，每一行字都在纸上滑出个大下坡。香豆说：“洼你看，怎么会这样？”她没法把字写在一条水平线上，它们就是一个比一个低地往下滑。香豆哭了起来，洼把她头发稀疏的脑袋捧入自己怀抱。那就是香豆偏瘫的开始。洼在接香豆出院时又说一句：“香豆，不如我们就住到一处吧？”香豆又笑了，右边嘴角向下滑去。香豆的意思是，他们认识得太久了，认识太久的人住到一处会很可笑的。在香豆死后的一天，洼突然悟出，香豆的一生或许也如他一样，是场空等，等的是个洼没见过的人。香豆对那人的空等由于有了洼对她的空等垫底而显得安全而温暖。洼对香豆的空等亦由于她对那人的空等而显得凄美而浪漫。大概就是这么个因果逻辑，洼在那天想明白了。香豆花了半生的闲余时间教会了洼阅读，教会了洼讲水手肮脏话之外的英语。当了一辈子圣经装订女工的香豆死时并不知道她一生最大的业绩是把一整本圣经灌入了洼的生命，并也使洼有能力阅读各种“成年人读物”。老单身汉洼的正派单纯的生活和其他中国老单身汉于是有了点不同。

从八哥杰米学会“佩、德、罗”三个音节的那个晚上，八岁的佩德罗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出现在洼的门口。洼的那本开始解体的、散发霉腥的“成年人读物”已给佩德罗读下去一半。一些重要段落洼要求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读。有时男孩心不在焉，去想八哥杰米哪天才会报告天气给他听。这种时候他就把书念得颠三倒四，于是书中人物的动作也就变得混乱不堪、荒诞不经。洼就会哮喘暴发那样强烈而窒息地大笑起来。佩德罗十分讨厌洼的这种恶劣笑声，在洼这样笑的时候，八岁的男孩有一点感觉到自己吃了这中国老头的亏，被这中国老头给戏耍了。也有一点感觉到洼让他念的这本破旧的书所述的是个什么故事。那些陌生字眼在他一个个拼写在洼的手掌心上时渐渐在他脑际深处拼连起来，一些他不懂得却隐约知晓的意义逐渐形成了。洼越来越多地要求他把那些字画在他手心上，每当佩德罗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洼手心上画动时，洼那几乎疏淡得没了踪影的眉宇间便出现一种更怪样的表情。佩德罗不认识这表情，他不知它是种复杂透顶的舒适和幸福。但是佩德罗已感到每天从他口腔经过的这些句子、词汇大致连缀成了怎样的一件事物。这件事物八岁的他是不懂的，但他的本能是懂的。

洼在感恩节前夕完全失明了。但洼还是能看见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白天是一片白色上有些动或静的黑影子，黑夜则是一片黑色上有些动或静的更黑的影子。凭着这点判断，洼戴着他的灰色眼镜，拄着手杖可以到两个路口外的中国菜蔬店去买半打松花蛋和一袋港式全蛋面，或者一袋小白菜、半斤叉烧。洼很少吃他判不出质量的东西。洼也可以自如地走到四个路口外的波特莫斯广场去听人拉胡琴、吊嗓子、下围棋。这两桩事不需要视觉去做的。洼尽量避免做出盲人的动作来：用手杖琐碎地点点戳戳，同时把下巴高高翘起。做过水手的洼觉得那些动作在他身上会很没风度的。他走到离家门十多步时，就听见佩德罗已经等在那里。佩德罗和三个陌生男孩在他窗台上坐成一排，在听佩德罗吹嘘八哥杰米。佩德罗语气明显带有哗众取宠和讨好。他把洼说成是中国海盗，洼想自己的灰眼镜大概挺帮忙营造神秘气氛的。

男孩们一见洼就知道他绝不是中国海盗。他们瞪着蓝色、灰色、棕色的眼睛，看洼走过来。他们相互戳戳捣捣，暗暗讨论洼是否是个瞎子。他们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希望洼是个瞎子，不然洼实在太平常了，不配拥有那么一只神奇的八哥杰米。洼大声跟男孩们打着招呼，然后男孩们鱼贯进入了洼那散发着老单身汉特有气味的房间。佩德罗像主人一样将八哥杰米介绍给朋友们。洼在一边被忽略得很干净。他挂起盲人所特有的明辨是非的悄然笑容，欣赏着这帮兴奋得手忙脚乱的男孩们。杰米毕竟是只漂亮的鸟，并长着一张诡计多端的面孔。

佩德罗连恳求带威胁，八哥杰米就是不肯张口叫他一声“佩德罗”，更别提报告天气预报了。它不动声色地将尾翼一坠，一粒白色的粪落在佩德罗的黑头发上，引得三个同伴快乐了三秒钟。佩德罗将抹下的鸟粪揩在洼的破沙发上，继续软硬兼施地逗八哥杰米开口。最终是杰米先失去了耐心，呱啦呱啦地乱嚷起来，音色稍次于乌鸦，人类强加于它的文明半点也不见了。其中一个男孩打着哈欠说，他想回家了。

另一个男孩说，他也等不及八哥杰米的天气预报了。

第三个男孩说，这是个屎鸟，只会吃和拉屎，根本不会说话，他们到这里来受了骗。

佩德罗急了，说八哥杰米说起话来语法比你正确多了！

男孩说，墨西哥人最会撒谎。

佩德罗要哭出来，他指着坐在墙角的洼说，洼可以证明，我从来不撒谎！洼可以证明……

男孩们打断他说，中国人更会撒谎。

洼听见男孩们一个跟一个地走了。他眼前的一片黑暗中有个更加黑暗的小影子孤零零立在那儿。他走向那小影子，感到那是条正在深刻饮泣的小影子。洼来到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时不比佩德罗大很多，洼知道这条孤零零的小影子内心是怎样的滋味。六十多年前的洼若有一只宠物如八哥杰米，他也会像佩德罗那样以它去换取一点信赖和友情。这一点八哥杰米是没法懂得的。

当洼的手摸索到佩德罗的大黑眼睛边，摸索着去揩那些眼泪时，男孩猛力甩开了他。甩开了这个整天让他读那些污秽词句的中国糟老头。洼这时看不见佩德罗的眼睛扩张得多么大多么黑，放射出怎样的两束黑暗的恐怖。男孩的脾气发起来竟比八哥杰米大许多。他也像那孤禽一样绝望地扑腾，四面八方碰壁。洼吓坏了，却看不见男孩究竟想干什么。佩德罗扑腾到一个角落，抄出一根木棒照着八哥杰米的笼子便挥过来，两种生物同时发出极惨的“呱呱”声。笼子是铁铸的，古旧了，却怎样也打不烂。洼想告诉男孩凡是老东西都是难毁的。而这时八哥杰米不知怎么从笼中飞出来，腿上拖一条发黑的银链。佩德罗舞着比他自己高、与他分量相当的木棒四处追打八哥杰米。洼凭着听觉去阻拦男孩，却总是迟一步，结果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洼绝不想让佩德罗伤害八哥杰米，他认为过去的半年中有佩德罗，有八哥杰米，有他自己，这是个相当美满和睦的组合。

这个时间离邻居们下班归来大约还有四十到五十分钟。

佩德罗越来越怒不可遏。八哥杰米已飞累了，趴在那早被填了的壁炉边沿上歇息，佩德罗喘了几秒钟突然屏住呼吸，瞄准那鸟便抡过木棒，却听见洼闷闷的一声“哎哟”。

佩德罗看见无数根血注从洼的老脸上流下来，灰色眼镜摔在地上，成了两只空洞的眼眶。男孩愣住了，他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这个中国老头在越来越大的血泊中抽动，发出他听不懂的哀怨之声。

The Landlady /
女房东

一百五十元的房租，老柴直到搬进来还不相信恁好的运。卧室、餐室、客厅、浴室，全归他，家具险些就够得上考究。还有他自个儿的门，朝后院开，进出和房东各是各。老柴觉得这么好的事几乎像个阴谋，除非这房子的女主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在着意施舍。

广告上写的是沃克太太。

因此老柴找上门来的那天，把接待他的白人青年一口就叫“沃克先生”。青年马上笑了，说他只是沃克太太的朋友，叫乔治。接待房客来访这类事，沃克太太不便独自来做，就托给了他。

老柴被选中后问乔治：“租这房的人肯定很多？”

乔治说：“没错。可他们都不合沃克太太的标准。”他突然笑了。什么样的笑呢？像是用来瞒住下文，又像及时意识到自己的失口。

标准？老柴心里琢磨，不禁有点轻微的寒栗。这地方太好了，习惯了“不好”的老柴觉得这“好”里终有什么企图。转念又想，我四十八岁一个穷光蛋还怕什么？吃亏上当、遭人暗算也得有条件。

这时老柴在自己的新居转悠。楼上的一点声音是女房东在跟人讲话。在跟电话讲话，老柴进一步判断。从这地下室到她讲话的地方仅隔一道十级的木楼梯。老柴答应无事绝不往上踏。听不清她在讲什么，她嗓音太细。听久了，它变成一个小女孩无意义的呢喃。沃克太太是个小女孩，这假设让老柴觉得荒诞，又荒诞得蛮吸引人。

搬进这房之前，老柴得把一些书先搬进来。开门的是个女人，三十岁样子，老柴放心大胆地招呼：“您好沃克太太！”女人也笑了，也说是受沃克太太之托，她是沃克太太的近邻。

“我就住隔墙的那幢房。有什么事，比如暖气不暖、热水不热之类的，就来找我。”

老柴懵懂地干笑，她马上说：“别去找沃克太太。”

今天老柴就是从这个女邻居家拿了钥匙。

进来时他见门上钉了张素洁的卡片，上面写着欢迎他。桌上放的几颗彩色锡纸包的巧克力以及一枝新鲜的旱芦苇也是欢迎他的。旱芦苇插在一个扁肚旧陶瓶里，竟那么耐看。老柴没敢碰那几颗糖，顿时在自认为属于他的偌大空间里缩手缩脚起来。沃克太太是个很不同的女人，老柴这样想，心里有点敬畏还有点感动。

老柴想脱下皮鞋，换上拖鞋。行李里有半打拖鞋，全是他从国内带来的，全是他每次住宾馆的纪念。每只鞋上都印有某某宾馆的烫金字样。他给几家宾馆搞园艺设计，房间里吃的喝的他一样不敢碰，一碰就会从他的报酬里碰掉一个相当的百分比。只有这拖鞋白给，今天拿，明天再给。拿白给的东西老柴不认为是贪小便宜。

老柴转念又认为穿拖鞋很不妥。沃克太太随时会顺着那十级木楼梯走下来，看望他。房东和房客假如在整个楼道中只见一面，那也该是今天。她不像是那种对穷房客不屑一见的女房东，她把迎接他很当回事呢。他马上系好皮鞋，站起，延伸着自己极有限的挺拔。怎么可以穿拖鞋？头次会晤，在沃克太太面前的是个半老汉子，穿着寒伧，脚下还是一双公有制拖鞋！

老柴走到浴室，用两根手指刨了刨头发。镜子特别亮，老柴发现只有这么亮的镜子才照得出他额角一小片淡色的老年斑。它们是老婆跟他离婚后出现的。老婆把他办到美国，给了他两千块，就走了。连一觉也没跟他睡。他一直配不上这个老婆的，跟她过的十几年、睡的十几年觉，都该算他白赚，都不该是他名分下的，他名分下不该有这个能干、高头大马、不丑的经济学硕士老婆。

“最后一次……”他对老婆低声下气。

老婆差点把他踢下床：最后了，还想再赚一次？！老婆走得非常理粗——我又不是跟别的男人走的。

恰是这一点，最让他想不开：不跟别的男人，何苦要走？难道我比“没男人”还次？！

现在都好了，老柴也习惯了没女人。每天晚上五点到十一点，他在一家餐馆送外卖，白天他上三小时成人大学。学到哪算哪，老柴没野心，而且跟找女人相比，上学本身是次要的。

老柴认为自己在四十八的年龄上模样是不坏了，没有胖也没有秃，几颗老年斑，这样刨刨头发可以遮上，成人大学坚持上下去，总会找着个女人。

一下想到了“标准”。他究竟哪一点合这个年轻（说不定也貌美）女房东的“标准”呢？都是些什么样的“标准”？老柴知道一些，比如，标准之一是非艺术家。艺术家糟蹋环境，闹，白天睡晚上来灵感，吸毒，长头发，爱乱招女人进来等等。标准之二是非年轻人又非老人。之三呢，是非女人。

标准之四是关键时刻能忠实勤恳地帮助沃克太太。

什么是关键时刻呢？老柴想，左不过是挪家具、搬重物的时刻。

一百五十元，老柴一想到就一阵幸福。所有窗子都大半截在地面下，偶尔掠过路人形形色色的鞋。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只要一百五哇。老柴还从女邻居那儿得到规定：只能在早上七点和下午四点用厨房（老柴的地下室没有炊事设备）。每天早上七点把全部植物从露台上搬进来，下午四点再搬出去，每星期三给植物浇水，每星期日清早去买份报，放在客厅沙发上，老柴对这些条件都“yes”得爽脆极了。

后来发现他被应允上楼的这些钟点，是从来见不到沃克太太的。有一次他在上到楼梯的最后一级时，听见大门响，她正巧出去。老柴紧追几步，趴在门的彩色玻璃上往外看，又只赶上一声车门响。老柴认识，那是乔治的车。老柴突然觉得趴在玻璃上、望着车一阵轻烟而去的自己有点惨。

老柴从玻璃上将自己撕下来，钝着眼神，向四周看。沃克太太并不特别阔绰，客厅的陈设都旧了，看得出十分精美的拼凑。木框缎面的一套沙发，颜色败到最顺眼的程度。地毯是浅褐色，呈着细致古雅的东方图案。到处都是灯，每盏灯只光明很小的一个局部。老柴走过去关掉两盏沙发夹角间的灯，他受不了白天点灯的恶习。美国电比中国便宜，就不是恶习了？一本书敞开放在灯旁，他合上了它，却又看见一张纸巾在书的下面。纸巾被轻微地揉过，褶皱那么朦胧。还有些朦胧的湿润，还有一晕浅红。他将纸巾凑到鼻子上，气味很不具体，但存在着。

老柴发现自己捧着带朦胧气息、潮湿和色泽的纸巾在发怔。他忙扔下它，走开，却又马上折回来，将那灯拧亮，书打开，纸巾搁回原位。不懂为什么这纸巾就让他狠狠地心乱一刹。从这纸巾上他似乎对沃克太太一下子窥视太多，他不愿她发觉这个窥视。

但那纸巾上的红影和湿意，使他几乎看见了那只揉着它的手。由手延上去，臂、肩、颈，再延上去，是涂了浅红唇膏的嘴唇。

他想把神志岔开，便走到窗前去望马路上的人。这是下班时分，人多了，女人也多。都是些涂口红的女人，他发现口红的色泽是按年龄由浅至深的，女学生的唇色几乎是粉银色，而胖大的老女人，都有浓得不透气的一副红嘴唇。

就是说，沃克太太非常年轻。

窗旁的钢琴从未响过。上面有几个镜框：一对老夫妇，一对不太老的夫妇，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沃克太太的祖父母、父母、丈夫，老柴猜。丈夫是出远门还是离异？或者干脆死了？管它呢。最大的相框里是一大群女学生，毕业相？每人都在大笑，笑是那么透彻，让看相片的老柴也渐渐跟着笑了。那个最苗条含蓄的黑发姑娘是沃克太太吗？老柴又想，管它呢。

老柴搬了所有花和植物到露台上，无意朝一个窄窗口瞄一眼。这窗今天竟开着。老柴顿时明白它总是关闭的原因：这是浴室。

浴室整个是淡绿的，一个极大的淡绿浴池，是椭圆形。浴池上方琳琳琅琅的，细看原来是一些女人的小物件垂吊在那儿。两条粉黄的内裤，肉粉色乳罩，浅紫水蓝的手绢，淡白、银灰、浅棕的长丝袜藤萝似的垂荡着。老柴从未注意到女人的内衣会如此好看。怎么老婆没给过他这感觉呢？老婆一向把内衣晾在卧室里，她说要脸的女人不把这些东西示众。他当时觉得挺碍观瞻，那些牵牵绊绊的东西活像用过而洗不净的手术绷带。

怎么会这样好看呢？斜斜地、有致无致垂吊了一杆，每丝小风都摆弄着它们的剔透和精巧……

老柴的嘴半张了许久，一口气衔在那儿，忘了吐，直到舌头被风吹干了。

想到这些细致透顶的东西里会裹着个怎样的女人，老柴猛地缩回舌头：啊呀，坏了。他三下两下搬完花盆，又跑到厨房灶台上去煮面条。灶台上放了只白瓷盘，端正地盛了块自制核桃蛋糕，似乎是给老柴的。老柴却不敢认为是给他的。面条刚起锅，门外传来一男一女的谈笑。

老柴慌得差点泼掉那一碗面。不知是兴奋还是恐惧——沃克太太终于要出现了。若在一小时前，他会准备一个得体的笑，不卑不亢等在那里，然后打招呼、寒暄。现在却不行了，什么因素使他做不到那样了，仿佛他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房东突然间接近太多，并且是单方面的不够磊落的接近，他坦荡不了了。他担心这个不坦荡会被她识破。

老柴在沃克太太和乔治进门的一瞬间下楼去了。

许多天老柴都在懊悔他那天失却的机会。当晚他下班回家，见自己楼下餐桌上放着那盘蛋糕，还有张小笺儿：“请尝尝，这一份是专门留给你的。”老柴马上觉得自己太捕风捉影，沃克太太把房东房客的关系处理得很平淡也很正常。她似乎还在楼下逗留了一会儿，沙发旁一只编织的竹筐被拖出来了，几根线头缠得缤纷一团，耷拉到筐沿外。沙发上的装饰靠枕也被撂到了一侧，她是半卧在这一摞靠枕上的。能想象她的姿态多舒适慵懒，老柴略蹙眉笑了。男人对自己纵容的女人都这样笑。他想沃克太太原来并不太整洁，头次为迎接他整洁了那一回。

这时老柴站在一家大客厅里等小费，突然想到，那天沃克太太倚在那儿，倚着编织着，也许是为等他回来。是不是等他呢？是不是她时常到他楼下转转、看看，顺便等他一会儿呢？这一想，他连小费也数不清了。

老柴回到餐馆，那个东北女生小胡问他：“走吗？”

他才想起，上礼拜约了小胡一同去看电影。小胡除了人不漂亮，什么都漂亮。风衣比店堂里吃饭的女顾客时髦多了，浅栗色，没扣儿，旧金山的雾里，她行走如起航。

在电影院车场停了车，老柴拉拉小胡手。小胡把脸倚到他肩上。老柴开始亲她，边亲边想，小胡小胡，不过你自己叫叫而已了。小胡的裙子又窄又短，老柴手大，怎么也伸不进去。小胡很合作，刷一下撕开拉链。老柴醒了。

这内裤怎么这样脏、旧、粗、陋？腰上的松紧带松弛了，提示着一切因老而松弛的东西。松弛的地方向下垮去，似乎可以无限垮下去，带一种不美好的邀请。老柴想，这女人为什么让自己的内外存在这么大差距呢？外面不惜工本，里面也太得过且过了。

这时老柴满脑子浮现的是沃克太太的内衣。花穗藤萝般地垂挂一杆，是清澈、纯然的另一种邀请。邀人去怜爱和保护它们。邀人向往却不玷污它们。老柴想，女人的内衣，恐怕象征着女人的实质。女人真正的服饰，是内衣，不是外衣。想到这里，他对小胡的兴致也被扫光了。

看完电影，老柴没按原先相约的那样，带小胡去他的住处。

小胡说：“还没看过你的新居呢？”

老柴说：“新什么？都快两个月了。”

小胡说：“两个月了也没请我去过。”

老柴也纳闷，除小胡之外，他还有一个墨西哥女友，但他从没带她们到他排场，甚至颇雅致的地下室去。总是像今晚一样，在最后一刻他改了主意。

他对小胡叹口气：“以后吧。”

小胡说：“没他妈的以后了。”然后下车回她三人合租的房里去了。

老柴到家已是夜里两点，一辆车停在车房外的车道上。不是沃克太太的车，是辆深蓝的神气十足也雄性十足的VOLVO740。车房门打开，他仍然无法将车停进去。VOLVO盘踞得太横蛮了。老柴极爱惜自己的车，绝不肯让它在路边停一夜。他想这VOLVO实在王八蛋，不禁朝那寒光逼人的车身踹了一脚。再想踹狠些，警报“呜”的一声钻出来。

老柴猛缩回身子，几家灯亮了。沃克太太卧室的灯也亮了，伸出一个头，并不是沃克太太。

“你是谁？”伸出头的男人问。

“我是沃克太太的……”一急，老柴忘了房客的英文单词。

男人头缩回去。听一阵响动，他已从大门出来了。老柴马上用乱打疙瘩的英语解释了情形。

男人狐疑地说：“我怎么可能堵了你的路呢？”

老柴不吱声，心里却抢白：还不是你急着进去风流，车也来不及停稳当了。

男人身上是一件女人浴袍，刚至大腿，领口露出曲卷、浓密的毛。

老柴又想到那些内衣——柔细得似有若无，怎么禁得住这么个毛森森的家伙！

回到地下室，老柴坐在沙发上，也不开灯，身体或内心，不知哪里在作痛。

木楼梯上传来了对话。沃克太太细声细气在问事由，男人瓮声瓮气地解释。俩人笑。又是开冰箱，瓶盏相击的声音。楼梯顶端一团绒乎乎的光晕。老柴的眼睛下意识盯着它。光晕两头是两盏淡酒，酒杯上是两双传情、挑逗的眸子。接下去，接下去……老柴闭上眼，把那团光晕关闭在知觉之外。

静了。老柴却能感觉静中那隐晦的声响。声响在钝钝地震着楼和老柴。

突然地，老柴跳起来。他从未见过自己如此愤怒，如此绝望。如此没有来由地愤怒和绝望。他几乎要冲上楼，对楼上的人们喊：“请在楼梯上装一扇门！”

那是老柴一生中头一次失眠。

接踵而至的失眠之夜使老柴对自己不懂了。

他常看见那辆深蓝VOLVO泊在房子附近，有次竟停在本该属于租赁之内的后院。院子那么小，几棵旱芦苇被压倒了，白的芦絮涂了一地。然而，却能感觉到快乐和活泼起来的沃克太太。

深蓝VOLVO不再来了，消失得那样断然。老柴买了一些花籽，用了整整两个下午把它们种下去。这事他在交房钱时问过女邻居。

“你会种花？”

“我是搞园林设计的，在中国……”

“棒极了，沃克太太一定高兴的！她说不定会付你一些钱！”

老柴紧张地笑笑，直说不要钱、不要钱。

老柴在点最后一撮花籽时，听见楼上什么轻轻一响，那是窗子被打开了。老柴脊梁一硬，四肢动作马上变得很夸张。沃克太太在那儿，看他，含着笑。老柴想，这时回头，便会和她照面，最自然不过了。但他对这个“自然”毫无把握。这些天他精神上对她一刻不放松地追踪、盘查，使他不可能不在对她的头一个笑中带出对她的态度。这态度便是对她的干涉。

他干吗要干涉她呢？他们一个房东，一个房客，他有什么权力干涉她呢？

就让她在那里看吧。她怪寂寞的，没深蓝VOLVO了。她不会看多久的。果然，当老柴去引水浇花时，开着的窗口空了。

头一批花开了，老柴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带浅红唇膏印的杯子。这个浅红印痕非常完整，像个月牙儿。老柴想到沃克太太一定是看着花笑了，白瓷杯子上就印了这个笑。他拿起杯子，直等到下午四点——规定他可以上楼的时间，他才将它搁回厨房。

沃克太太照例不在。老柴已知道她这段时间去洗热水浴，和女伴或者男伴。

老柴搬完植物，听见浴室有滴水声。他同样受不了人糟蹋水。他进去拧紧了水龙头。这是老柴头次走进这里。这里很有趣。老柴也说不上什么有趣。马桶边有个木架，上面插满杂志、女人读物；浴池边有几个玩具，会戏水的那种。但不止这些。一种老柴从未嗅过的气味，他说不出这气味是好还是不好，他身体深处被它引出晕晕的激动。

这时他看见淡绿的地面上有摊浅粉色，是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但老柴并不知它的名称和功能，只明白它是女人最体己的物件。淡绿地面上，浅粉像浮在一江水上。它那么薄，那么柔软，老柴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的膜。那身体一点一点蜕下它，它仍保留着那身体的形与色，那光洁和剔透。

身体深处的激动变成极度的燥热。他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会有危险了。什么样的危险，他完全不知道，但魅惑与危险总是相距不远。

他却拈起了那条衬裙。它竟是真实的，物质的它竟有质感。它凉滑、缠绵的质感那样不可捉摸，像捧了一捧水，它会从他指缝流走，然而他却不敢用力去捉摸它，生怕毁坏了它。

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捧着它。那不可名状的危险直逼而来。

等楼下的煞车声、女人哇哇哇哇的谈笑声进入老柴的感觉时，他对那危险便突然有了种理解。

老柴以全速离开了浴室，回到自己的卧室，并关严房门。定定地站了许久，他才感到自己不是空着手，他手里仍握着它。它不再凉滑，被他的手汗渍湿，皱缩成一团。它不再有挣扎溜走的意思，那样娇憨依人地待在他的把握之中。老柴忽然想到，自己四十八岁的生命中头次有了这么个东西。他凑近，嗅了嗅它，没错，浴室那令他失常的气味中便是混合了它的气味。

他完了。现在他已经清楚那危险的意味：这是比纯粹的偷窃要糟糕许多的行为。

那天晚上上班，老柴几回把地点跑错。他在想如何把那条衬裙不露痕迹地送回去。沃克太太不一定记得她在哪里脱下了它，她不是有条理的女人。或许可以把它塞到那个杂志架后面，冒充是被一顺手甩进去的。无论如何，这事得趁早，否则万一和沃克太太照面，他神色一定藏不住他的亏心。

而当晚老柴却收到他离了婚的老婆的明信片，说要来旧金山办事，要到他这儿来和他“挤一挤”。老柴挑准一个她绝对不在家的时间，在她答话机上留了话，告诉她“挤一挤”是不可能的。“挤一挤”，他心里对这词的反感和排斥十分强烈。

老婆马上有了反应：“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她“哈罗”都没有，上来就这样问。

“没有。”

“我不信！”

老柴不作声了。他真的没有能称上女朋友的女人。

“知道你闲不住！”老婆说，“我明天下午三点到，给我准备个硬点的枕头。”

老柴急了，脱口而出：“我是有女朋友了！”

“……你们住一起？”

“嗯。”

他让老婆把他损够。“可以住两天旅馆。”他说。

“你出钱？！”

“嗯。”

到时他从机场接了老婆，将她送到旅馆，旅馆价低，因为它和任何交通都不沾边。老婆四下看看房间。

“没良心的——把我扔在这老荒地算完啦！”

老柴笑笑，急着要走。

“没良心的——你不准走，你走了我怎么出门？”

老柴赔小心地问：“咱俩不是完了吗？”

“没完！我跟你个没良心的没完！”老婆哭起来。撇下两只嘴角，直着一股嗓门。他从未注意到她的哭声哭相这么恶劣。他想到沃克太太的哭泣，只是一张温湿的纸巾。

老柴递给她一张纸巾。她用它山响地擤了泡愤怒的鼻涕。

老柴到底还是陪了老婆两天，尽心地为她开了两天车，带她逛商店吃馆子，听她叫了他两天“没良心的”。

老婆临上飞机时问他：“她什么样儿？”

他两眼空空，心也空的，却奇怪地出来一种美满。

老柴回到家，慌急地去打开壁橱，衬裙却不见了。不会错，他是仔细将它挂在最靠里的角落，并用手抚平了它的所有褶皱。他傻了。他手指抽风一样翻着壁橱里所有衣服，它的确没了。似乎它原本就缥缈地存在，此时便化为了乌有。

老柴发了一身猛汗。他开始里外到处找，想找到张字笺。像她一贯做的那样：“谢谢你种的花！”“谢谢你替我倒了垃圾！”“谢谢你修好了车房的灯！”……起码该有张字笺的，就是严苛的斥责或鄙夷的谩骂，被写在这些浅黄、粉蓝、淡红的小笺上，他也会受得了。什么都没有，是他最难接受的完结。

他无意中碰到了那只扁肚陶瓶，早已干了的旱芦苇顿时落下白絮。老柴看着它，它也有知有灵。

老柴找到了女邻居。

“听沃克太太说，你们相处得很好！真高兴，难得有相处很好的房客和房东……”

老柴笑笑。他在肚里措词，怎样把退租的意思讲得肯定而婉转。他闯下的祸，葬送了的确蛮好的一段交往，虽然连正式照面都未来得及。他得识趣走开，不然以后的交往会艰难至极。

女邻居弄懂了老柴的意思后很愕然。

“沃克太太身体很弱，你要谅解她有时脾气古怪……”

“不，她脾气很好！”

“她真的觉得与你相处得十分开心，你对她很关照，给她这么多安全感……”

老柴惭愧地笑着，仍坚持要退租。

女邻居闷了一会。“……她又得找另一个房客。万一处不好……可怜的，没有多少时候了。”女邻居声音暗下来。

老柴警觉了。女邻居告诉他，沃克太太得的是绝症，已经三次手术了。老柴不知该说什么。怪不得那深蓝VOLVO突然就消失了；怪不得那些男友只与她紧密接触，却从没有真正陪伴过她。

老柴很快找到了另一个住处，一星期后就搬过去了。他只祈祷上苍在走前不要让他与沃克太太照面。双方都已明白出了什么事，见面做哪种脸呢？尤其老柴，拿不出任何一种脸去面对她。

下班回来，已是午夜。整个街区的电断了，大概跟晚间那场暴雨有关。老柴摸黑进屋，忽然听见有人叫他，是沃克太太。老柴应着，循声音走过去，发现她坐在楼梯上。

正如他一贯听到的那样，她声音很细，像个小女孩。她说刚才听说他退了租，就要搬走，她下来看看他，却碰上断电，便不敢动了。

“那我回去了。”她说，“真黑呀。”

他向前赶一步，恰巧抓住了她的手。又似乎是被她的手抓住。她手很凉，并有些抖颤。但它纤软光润，是一只古典而年轻的手。

“哦谢谢。行了，我可以自己走了。很遗憾你要走。”

老柴没有讲话。假如他也说“很遗憾”之类，就要被她看成无耻之徒了。你还遗憾什么，你糟蹋了这机会。他没有勇气张口。两个人都是知道谜底的，她如此说不过是表现一下宽容，她有资格宽容。而他有资格表示什么呢？她不来揭露他，他一张口，便是自我揭露。他心里是真实的遗憾，对自己的人格遗憾：做出一件被公认下作的事。而扪心自问，他却没有下作动机。

她缓慢地拾级登上去。他的视觉已适应了黑暗，开始看清她的影子。果然也是秀丽轻盈的。

他说：“晚安。”

她回道：“晚安！再见了！”

却不知怎么一来，她倒下了。轻得像一片绸子的坠落。四十八岁的老柴竟有如此的敏捷，在她彻底落地前接住了她。她像是昏迷了。

老柴不知所措了一阵，将她抱起来。她的厚晨衣敞开了，里面正是一件随时要消融的、似有若无、魔一般的睡裙。它使它之下的肉体加倍地质感了。老柴的心跳得轰轰轰，两只手吮吸一般汲取那似乎在滑走的肌肤、那似乎会飘逝的触觉。她离他这样近。老柴想起了浴室的气味，那无从推敲的气味中正是混进了这生命淡淡的腥气。

老柴将她抱进她的卧室，搁在她的床上。他觉得自己心的轰鸣就要惊醒她了。他摸摸她的额、鼻子和嘴唇，又摸摸她的脸颊和脖颈，他觉得自己的手绝不肯停在她的脖颈上。一股要做蠢事的冲动使他喉口也哽咽起来。他不会干得太蠢，像所有男人对他们渴望极了的女人那样。他舍不得对她那样干。只是挨着她躺下来，让她身体上每一个柔软的弧度都吻合到他身上，让他毛糙粗硬的手生平唯一一次品味那些弧度的细腻，让他的手在这层薄绸上摩挲，就够了。

灰色的天空中，已能看得见她的长发，她面孔的大致轮廓。他慢慢朝她俯下去，而撑着他体重的两臂剧烈地抖起来，他素有的好恶观念在做最后的扯皮。

是老柴打电话叫来了女邻居和乔治。他们告诉他没有关系，她不久会醒的。

老柴回到自己屋，见楼上亮起烛光。他和衣上床，仰面躺着，想不起在哪里爱过，也想不起在哪里失落一个爱。两行泪爬出来，流到两耳的拐角，冰凉地蓄在那里。

他不记得自己是否睡着。直到太阳升得很高，他才疲疲沓沓起床。他开始收拾行李，衣服也不高兴叠，横竖地扔进箱子。他还是把那件他从来不舍得穿的毛料大衣仔细从衣架上摘下来，就在这一瞬，里面露出一缕浅红。竟是那条失踪的衬裙。

难道他把它藏得太森严，连自己也找不到了？或许，是沃克太太藏的？是她理解、同情，并纵容这行为吗？不会的，一定是他自己干的，真是自己吗？

他把行李装上了车，回到屋里做最后巡视时，看见一页字笺：“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别了。”还是那样素洁，却透着一种悲凉。

他像老了一样缓缓转身，缓缓走出去。在他哆嗦的视觉中，还是个如常的太阳。

Whisper /
密语者

这人问乔红梅是否记得他。他看着她跟着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走进餐馆，然后两手松松地抱在胸前，一只脚虚支出去，站成一个美好的消极姿态。他说乔红梅就这样和他脸对脸地站了半分钟，等着领位小姐指定餐桌。在那半分钟里，他向她笑了一下。他的座位迎着门，他认为乔红梅不该错过他的笑。他那时手里拿着打开的菜单，正打算点菜，听见一个异国情调的女声说：“还好，人不多。”他一抬头，看见了她，乔红梅。下面，就是他给她的那个赞赏的微笑。很少有人躲得过他的笑，男人、女人、熟人、生人，都躲不过他火力极强、命中率极高的笑，他这样告诉她。

乔红梅读到此处，歇一口气。网上来的这个人显然把她昨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口气稍稍有那么点放肆，但她喜欢他的行文，是尼尔和艾米莉的融合。

他说乔红梅跟在她丈夫身后往窗口的餐桌走，长头发的清爽气味他都闻到了。她走过每一桌，眼睛不失体面地瞥一下桌面上的菜肴，或者围在桌边的面孔。就在这时，他见她转过脸。她是朝他转脸的，这人判断道，因为每个被盯得太紧的人都会感应到一种危险。一点都不是玄说，尤其对她这样一个感知丰富的女人。他说她看上去二十八岁，最多三十岁，但他知道她其实不止了。好了，乔红梅朝身后扫一眼，眼光在他脸上逗留了一下。至少他认为有那么个逗留，这网上来的多情人。

他看她丈夫替她脱下外套，随手拍了拍她的脸蛋。她那个轻微的躲闪并没有逃过他的感觉。他说真好啊，证明她的肌肤还没有麻木，还会拒绝毫无意味的触摸。他问她是否自己设计服装，柔软而皱巴巴的麻质长裤和缀玻璃珠的凉鞋使乔红梅惊人的性感，鞋使脚基本裸露，脚面上闪着几颗无色透明的珠子。

她“刷”地起一身鸡皮疙瘩。先四周看一眼，再看写字台下的脚。有这样露骨吗？脚也可以勾勾搭搭的？确实如此。细带上的玻璃珠露珠一般、汗珠一般。她的丈夫从来没有过问，珠子怎样从窗帘上到了她脚上，发着性感暗示，让能够领会的人去领会。她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却让他一语说穿。

还有上衣。他说她的上衣也非常妙，染色的线绳编织的，在不同光线不同动感中就是不同颜色。是你的手艺吧？他问乔红梅，那么不规则和异想天开。

下面他谈论起她丈夫来。他说他看上去很聪明，也很精神，是老了一点，没错，但总体来说蛮好，很配她。总体上，在一切人眼里。除了他，他看的不是总体。

乔红梅想，离间来了。

不过都不重要，对不对？他说下去。带一点欺负人的独裁腔调，也有一点诗意和多情。掩藏在薄情下的多情，女人谁受得了这个？他说重要的是，他看出乔红梅对丈夫整个是封闭的——对不起，这儿他不得不提到“心灵”。他要她原谅，他用了“心灵”这种奶油兮兮的词，要她千万别把他当成一个奶油兮兮的爱耍文学腔的人。他看到的不只是她对她丈夫的封闭，大致上，她对整个观赏环境心灵都关闭着。他解释说，我并不想挑拨你们夫妻关系，我绝不是这意思。

他就是这意思，她心里说。

她的丈夫是个爱说笑话的人，一看就知道，可他误认为把妻子逗笑就没事了。他看乔红梅在丈夫抖出包袱时仰脖哈哈了几声，其实她一直在跑神。丈夫自己笑得面红耳赤，她呢，嗔怪地斜睨他一眼，表示被这个不伤大雅的黄笑话小小得罪了一回，像所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妻子，像所有无救的美国良家妇女，从男人侧重、无法幸免的肮脏中得到一点小小的娱乐，同时拿出管教他们的姿态。

可他看出，她在装假。他说他从来没遇见过像乔红梅这样的女人，装假装得这么棒。她对于她的丈夫，是作为一个密语者，喘气儿、吃饭、笑，因此这人对乔红梅深深着了迷。写到此处他另起一行，说他得到乔红梅的Email地址，是偶然也是必然，她大可不必惊慌失措。

乔红梅在键盘上“啪嗒啪嗒”地敲击起来，说她并没有惊慌失措，只是觉得这个游戏玩的人实在太多，她就不想玩了。并不难猜想他得到她网址的手段，她的学校、图书馆，她许多熟人和半熟人那里，都能找到她的网址。如今网上卖机票、卖电话卡、卖CD、卖书、卖二手货，她的网址他们都有，她从来不问他们获取她网址的手段，是光明还是黑暗。她告诉他，她每天打开信箱，百分之九十的造访者都是他这样花言巧语的陌生人，提供她高利贷、逃税方法、赖账手段，提供她降价首饰、护肤良方、色情娱乐、男妓或女妓，难道她会惊慌失措？

她把她对这人的一点动心藏在丘八式语言后面。然后她谢了他的奉承。

他马上回答了。他说奇怪，乔红梅怎么把他的话读成奉承了？他并没有称赞她美丽，并且他真的不认为她美丽。“着迷”在英文里是死心眼的好奇罢了，他对死刑犯、妓女、政治小丑都着迷。

乔红梅意外了。许多人说她是美的。这人倒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她眼睛搜出他那句“惊人的性感”，发现他语气冷静、客观，还有凌驾之势。她想他这样轻微地羞辱她，倒是突然拉近了他和她的距离，他突然可信了，实体化了。她想她可真是贱骨头，他让她的虚荣心落空，她反而来了和他交谈的劲头。

她的手指敲击起来。她说：“谢谢你的直爽。不过我不习惯和一个陌生人议论我自己。”她读了一遍，把其他字删除掉，只留下“谢谢直爽”。这样好，酷，不动声色。他看这个句子时，会看到反守为攻的她，带一个老手式的浅谈，意思是，来吧，看咱们谁先把谁逗急。

这人反应很快，说他不认为直爽是美德：“你就不直爽，你这谜一样的女人。”有挑逗的意思了。乔红梅站起身，想缓冲一下此刻的兴奋。她竟然非常恋战。他把她看成谜之后，其实他对她也形成了一个谜。

她拿起茶杯，喝一口水，发现什么也没喝着，杯子是空的。她得缓冲一下，她让这个不知底细的人顺着电线这根藤摸过来了。绕过丈夫格兰，摸进这间十四平米的书房。

乔红梅在镜子前面站着，按他描写的模样，一只脚虚支出去。她拼命地想昨晚餐厅里的人，所有的面孔，却是怎样也记不起了。但他是存在的。陌生的存在渐渐有了形态和质感，有了低低的体温，就在这间十六层楼上的屋里，在她浑然不觉的丈夫隔壁。

乔红梅走出书房，向厨房走，手里拿着空茶杯。她忽然抬头，见丈夫格兰一身运动装束。格兰说他出去跑步，回来一块吃早餐。她说好的，祝你跑得快活。他深棕色的眼睛在她脸上多留了一会儿。她问怎么了。他说很好，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也是，她说。

她正要回书房，门又开了。格兰把一个快递邮包从门缝里塞进来。她拿过邮包，猜出里面是两本书。格兰做教授的第一大优惠是买书钱可以充税，所以他隔一天就有一个寄书的快递邮包。她隔着茶几把书往沙发上扔，没扔进，落在地上。她不去理它了，端着水往回走，又觉自己态度有问题，再走回沙发，捡起书，放妥。杯里的水洒在格兰珍爱的古印第安地毯上，据说图案上的红色是取某种虫血染制的。

回到电脑前，乔红梅一口一口呷着杯中的冰水。二十分钟后，回信来了。他猜想乔红梅一定想弄清他到底是谁。他说他身高五尺九（并不算太高），体重一百五十八磅（身高很合她的意），黑头发，黑眼睛。个人背景：耶鲁大学英文系本科生，哈佛读完硕士后，修了一年博士课程，半途而废。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在一位投资顾问手里运作甚好，因而他打消了做博士公子哥的念头，索性做一个公然而诚实的公子哥了。他说他和乔红梅是同一类人，很难忠贞于某个人和某项事业。他在看见乔红梅的一刻，就在心里感叹，肉体的忠贞最容易因而是最次要的。

乔红梅看着一行行自我拆穿式的介绍，感到这陌生男人渐渐在她眼前推成了一个特写。不是面目，是气息。她进一步被他吸引了，尽管她对他的富翁父亲、优越学历保持百分之八十的怀疑。她说你难道暗示我不忠贞吗。他回答道：我没有暗示，我在指出你的不忠贞，我相信你是个智慧的女人，明白我们不必抠“忠贞”的字眼。你心灵从来没忠贞过一分钟。他再次抱歉用“心灵”这种似是而非的词。

乔红梅说，好吧，随你便，不忠贞就不忠贞吧。她往椅背上一瘫，不想辩解。

这人话锋一转，说别这样，你跟所有人都这样，希望你跟我别这样。我们要好好地开头。

他这一步迈得过大。乔红梅对他突然出来的体己有些反感。他马上看懂了她，写道，别误会，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适应我，在一切都未开头之前。又是几分钟，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啃指甲。他又来了两行字，要她松弛，别那么恐惧，否则他马上退出这场约会。他把它叫作“约会”，乔红梅玩味着。他说他只是想了解她。她手指甲被啃成那样，绝不会无缘无故。

乔红梅条件反射地一下攥紧拳头。他连她手指甲上的啮痕都看见了！餐馆里她难道咬了手指甲？不会，公共场合她一般不会的。并且，在和格兰出门前，她贴了一副逼真的塑料指甲，一般上点台面的场合，她都这么干。假指甲不过分修长，看上去健康而洁净，绝不是公司女接待员、泰勒街暗娼九百九一副色彩艳丽的那种。他说乔红梅把指甲啃成那样，必定有原因。

她一只手在键盘上敲打，涂涂改改，问他到底跟踪了她多久。她不相信昨晚是他头一次见她。他不置可否。

虽然兴奋，乔红梅还是有点毛骨悚然。她说她咬指甲的习惯是幼年留下的毛病。

他说他将会知道真正的病因。

你少跟我来这套，盯了我的梢，偏要弄出神机妙算的意味。乔红梅心里说。在键盘上，她却问他同时向多少个女人发送同样信息。这人倒也不直接抵赖，没有谎称除了她他不向任何女人发此类信息。他说眼下没有合适人选值得他发送。她问什么是“合适人选”。他说像乔红梅这样极度含蓄、极度不安分的女人。

乔红梅想，“极度不安分”大概是准确的。

他说昨晚在餐馆里，他始终在观察她。她的右侧，是一排不锈钢护壁，她的那一半侧影，被投射上去。这样他看见她里面那只手的动作，撩动披到脸上的头发，轻揉右面的太阳穴，拨弄也是无色透明的珠子耳坠，用吸管搅动饮料。他看到她的不耐烦、腻味，而别人却把那看成娴雅、从容。他还形容她的目光，说她眼里有种邀请。邀请人们的关注吗？不止。他看出她的眼睛在邀请爱抚（真正的爱抚），邀请人与她玩眼神、玩感觉。甚至邀请进犯、邀请征服和占有。他从未见过如此暧昧的女人。他相信他就在那时被诱惑了。

门被叩响。她还没来得及反应，格兰的面孔已伸进来，上面一层红晕和汗水。她问他跑得是否舒畅。他说好得不能再好，一块吃早饭吧。她说一分钟之后就来。格兰说，哇，你今早真美，眼睛在燃烧。说着他修长的身体越过写字台拐角，嘴唇撅起。这是早晨必定有的吻，谁也休想躲掉。

乔红梅马上迎着格兰的亲吻站起来。唯一阻止他的办法是立刻跟他去吃早餐。她的阻击成功了，格兰没有去瞥屏幕上的词句。格兰的手扶在乔红梅腰上，往厨房走。这个初识不轨的东方妻子在他手掌下年轻柔韧，毫无破绽。

撇在身后的，是她和陌生男人眉目传情的证据。

这人再次出现是三天之后。给她足够的时间享受悬念。他说对不起，他失约了，他唯一的女儿突然到达，这三天里他的一切都属于她了。他说他已经有十一年没见女儿，他每年寄的生日卡片都被如数退回。

这就是说，他至少四十五岁。当代美国男人三十岁做父亲比较普遍。乔红梅问他，女儿为什么退回生日礼物。他回答生日礼物被留下，退回的是写有贺词的卡片。礼物被重新包装，以别人的名义，礼物还是礼物。他口气实事求是，毫不渲染，但她看到了创伤。这个人的陌生顿时退去一大半。创伤绝不虚无缥缈，创伤使无论多不同的人相互认同。她和这个极不可靠的人接触，创伤突然使他可靠了。

她问他，他的女儿和他长得像吗？他回答说，女儿的头发像她母亲，其他都和他一模一样。她说一定小巧玲珑，像个混血姑娘。他识破她的圈套，说他最讨厌混血姑娘。他说你不必猜测我的血统，我们注定要见面的。

注定？

注定。

夜很深了。能听见格兰房里的音乐。他读书或写作总是需要伴奏。此刻是夏洛特为他的阅读伴唱。薄荷露似的声音。谢天谢地，在火爆的世界滴入夏洛特的薄荷露。

这人和她默不作声地打量对方，一个在夜色这头，一个在那头。

他说他今天下午把女儿送上了飞机，然后便想到了她。他说不知为什么女儿使他想到她。也许女儿也有种绝不好接近的样子，也是面上一套、心里一套的温顺沉默。

她问他，难道我面上一套、心里一套？

他说任何一个表面像她这样顺从，任何一个有她这副缄默微笑的人都有这问题。餐馆里，他看见她接过菜单，看也不看，把选择马上让出去。他看着她丈夫为她点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她点头微笑，做出很是领情的样子。而她的脚呢？那近乎完全赤裸的脚在打一个节拍。那支秘密的曲子。她在秘密地自得其乐。

她问他是否精通心理学，或者人类行为学。

他说你不要担忧我会游手好闲，也别费劲猜我是否有个正经差使开拓生命。我什么都不做，又什么都做。你会知道的。我们快要见面了，不是吗？

乔红梅吃不准了。她想和他见面吗？见面会意味着什么？她听见夏洛特在隔壁纯洁地歌唱。格兰也在熬夜。大概他在等他用功的妻子，看看能不能等来一次做爱。

她写道，今天就谈这些，我丈夫在等我，我必须去睡了。

他说，好吧。你肉体还蛮慷慨，也算纯洁。祝你销魂。

他有什么资格妒忌呢？乔红梅心里好笑。

他问下次约会是什么时间。

她说不会有下次了。这是她突然做出的决定。她不给他插嘴的时机，一鼓作气敲着键盘。她说她的丈夫非常爱她，他们为得到彼此身败名裂过。中国俗话叫九死一生。她不应该背着他进行这种约会。她说，谢谢你的关注，也谢谢你为理解我所费的心。

然后迅速下网，关掉电脑。待了一阵，她无力地站起身，去按电灯开关的手臂几乎抬不起来。光亮和黑暗间的一刹，她瞟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惊得险些大喊。再按亮灯，发现那是镜子里的自己。她干的好事，在书房装什么镜子。她从来没见过这样陌生的自身，面孔油润红亮，眼睛水滋滋的，是头晕目眩的眼睛。还有嘴唇，还有胸，女人在经历肉体出轨时才会有的容颜，大概正是这样。它提前出现在她脸上、身上。她的肉体比她走得更远了，多么不可思议。得彻底切断他顺藤摸瓜进来的这根不可视的线索。

她重重坐回转椅上，两脚一撑地，把转椅撑回桌面。打开信箱，他的回答已等在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回答？她想她绝不会去读。无非是用更有说服力的话向她证实他对她的理解。或者会刺她一句（像说她并不美丽那样刺激她上钩），说，喂，你想哪儿去了？我并不想做你的情人，让你背叛你丈夫。混血女子我都消受不了，何况你这纯亚洲血统的女人？

她想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她都绝不上钩。

而下一秒钟，她已在瞪着他的回答了。回答只有一个字：“Fine．”竟这么好说话。他干脆、利落地答应了她 “fine”，就此终止了一切纠缠。她瞪着他的“fine”。真的罢休了？他不失自尊地，甚至是冷傲地微微一笑，“fine”。眼睛是哀伤的。未必哀伤，或许是好笑的。所有小题大做的女人们在他看就是那么好笑。他两肩轻轻一耸：“fine”，然后转身走出，惆怅是惆怅的，但自制能力毕竟极好，修养更不用说。他两手插在裤兜里，任风吹乱一头黑发，匀称而矫健地离去。留一个渐渐小下去的背影，很是古典。

乔红梅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轻易收兵。倒是她成了没趣的那个了。她不知自己在窝囊什么。一个公子哥儿从她这走开，马上会去挑起下一场艳遇，她不是从此清静了，省事了？

她一行行逆着读他的每句话。他主要是写他的女儿，他们的三天相处。真切深记的父亲感觉，就在那一个个简洁的句子里。三天，他以不可思议的眼睛注视他缄默的女儿，讲起他对她可怜的一点记忆，突然从女儿缄默的笑容里意识到，同样的话他已对她讲过了，可能不止一遍地讲过——他曾经怎样在夜里抱着她，从四楼走到一楼，再从一楼走回四楼，为了不吵醒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女儿看着他，神秘的表情，态度严实地掩藏在那表情后面。她真是莫测得很，突然喷出一声大笑。笑他可怜，每个父亲都有如此精彩的记忆。或许她想起她母亲的话，父亲对于她的投资，就是一尾精虫。于是他带女儿出去，去最有名的风景点，没完没了地为她拍照，为她买渔人码头的首饰和工艺品，带她去那帕桑拿按摩，为她买她哪怕只是多看了一眼的昂贵服装。他还是在女儿的笑容里看到，他可怜透了，他还是一尾精虫，会讨好的、舍得花销的一尾巨型精虫。

乔红梅想象他的女儿，一个十四岁小姑娘。她想象那细长腿的小姑娘消失在登机口的昏暗中，这人忽然想到，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一个用电子信去同陌生女人胡搅蛮缠的男人，是一个在餐馆或咖啡馆独坐，静静等待她乔红梅这类猎物的人。也许在开车从机场回家的途中，他就有心改邪归正，为了女儿。

那天深夜，她和格兰做了爱。好久没那么好的效果了。似乎她借了格兰向另一个人释放激情，也似乎格兰不知怎么显出一种陌生。然后她翻身就睡去，当然是假装的。她怕格兰开口讲话，破了那魔咒。

一连七天，乔红梅不上网查邮件。这人好说好散地消失了。她咬指甲的毛病恶化起来。她发现她咬指甲不是因为紧张，恰恰因为平静，无事可期盼的平静。

到了第八天，她给他发了一则短信息，请他介绍几本最新心理学读本。她压根不提上次不太好的收场白，以及这些天她寻寻觅觅的心情。

没有任何回音。

三天后，她把同样的短信又发一遍，并加一行解释，说她怕上封信遗失，没到达他的网址。

还是没回音。她脸面也不要了，一连气地拿短信轰炸他。

乔红梅啃着指甲想，看来他倒是一位绅士呢，一诺千金，说到做到。或许他那颗羞于提及的心灵不再空洞，里面装进了失而复得的女儿。无论什么原因，使他坚决不理会她，都使乔红梅感到窘迫。此刻他在干什么？在电脑那端，好笑地看着她，失望而萎靡，一头烦躁的头发，指甲个个残喘：好笑她打起读书幌子，企图邀回他的关注，并久久挽留它。她的假装正经、不甘寂寞在他看实在好笑，他就是要这样写她。一个易受勾引的女人就该狠狠地写。

又等了两天，乔红梅踏实了，也认了窘。她开始赶落下的功课，收拢神志听格兰谈他的事。

好好听格兰讲话，还是有所收益的。他说他在课堂上老要学生注意，卡夫卡用第一人称很多，《变形记》表面是第三人称，实际是第一人称，除了最后一段，葛里格作为甲虫死去之后。他说人称的选择是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麦田守望者》若不是第一人称就死定了。米歇尔要不是第二人称，完全是部三流作品。

乔红梅看他嘴角沾一颗面包屑。年纪大起来，第一表现是吃东西拖泥带水。她说，电脑上来信都是第二人称。

格兰说，我们在心里和自己说话，讨论，通常是第三人称。所以电脑上若有人来和你长谈，等于你自己和自己谈话。

乔红梅一想，格兰毕竟聪明，像是察觉了什么。不再和他通信，他的身影反而清晰起来。黑头发、黑眼睛，对自己浪漫内心永远批判的那种微笑……但她会淡忘他，一个女人一生有多少这样的暧昧邂逅？谁都经历过短暂的鬼迷心窍。

就在他说完“fine”的第二十五天，乔红梅再次收到他的信。他说她走进图书馆时像个走失的孩子。他猜她或许在让眼睛适应室内的光线，也许她想找个好些的读书位置。他说她那样迷失地站了许久，有一刹那，他几乎要投降了，认为乔红梅肯定认出了他。餐馆留下的浅淡记忆和图书馆的某个面影突然间神秘重合。他正打算从他的阅读阁里站起，她却走了，自制的布书包上两根流苏非常生动。他说这是她多日未背的五个书包中最美的一个。

乔红梅大吃一惊，这人原来一天也没离开她，并不像他自己表现的那样悲壮，古典骑士似的踽踽独去。他像一个阴魂，不为人知地时时参与她的生活。

他看见她沿着一排读书阁往里走，正进入最靠里的桌椅时，右腿磕碰了一下。他听上去都痛。那块淤青比一岁孩子的掌心还大，他猜道。读到此乔红梅停下来，起身关上房门，把睡裙一点点撩上去。果然，在右膝上方，一块青紫。她盯着它，回忆那天下午图书馆内的情景，她进门似乎是萧条时分，一多半学生在打瞌睡，年纪大的读者似乎连抬头的都没有。

这人究竟猫在哪里？

他说自己的童年、少年、成年，大多数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像博尔赫斯，区别是他不写小说。他说他原以为凭他的意志是能了断的。他真的不想再打搅乔红梅以及他自己。人有了渴望是不幸的，他希望乔红梅赞同这一点。她可以制止他写信，但不能制止他的迷恋。

乔红梅读得身上热一阵冷一阵。二十多天的沉默，使他再现时容颜憔悴，两眼黑色的激情，但整个人还那么冷调，乔红梅痴痴地想象。把她心目中最中意的一个男性形象套在他身上。他说别给我任何回答，你的任何回答都会让我受罪。

她马上回答了，说很高兴又能和他交谈。她正欲发送，又觉不安，改为“很高兴地知道你一切都好”。

他在五分钟之后回了信，说乔红梅的话和他女儿的一模一样，都是那么小心，怕流露了真实心意，让他捞感情的稻草。他说他女儿离去多日，写给他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很高兴地知道你一切都好”。他说：“你们似乎比我更知道我好不好。”

乔红梅说，我看见你失望的样子了。

这人说，失望是我一贯的样子。

乔红梅突然发现，失望一词，他拼写错了，少了个“a”，成了“disppoint”。她马上灵机一动，这人会不会是个外国人？比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抑或俄国人……

他问她那条蓝底白花的长裙从哪里来，充满异国风情。

她告诉他，那叫印花布，是她生长的那个村庄里的土产。过去村里的农家女都会织这样的布，雨天你走在那条两旁是农舍的石板路上，听得见这家那家织布机木梭走动的声音。乔红梅没有意识到，她已开始向这人展开了她的由来、她的历史。那个她曾经憎恨过的江南村庄，在她向他摇移的画面中，竟然相当美丽。她让他看大全景中的它，黑瓦粉墙、乌篷小船、无际的金黄菜花。她推近画面，是中景了，一座石桥，桥上走过放牛的孩子。孩子中的一个小姑娘，六岁或七岁，便是她。她生在“文革”那年（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吧），目不识丁的父母给她起了个时髦名字，红梅（Red plum blossom）。她说她几度想改掉这个乡气的名字，却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只生养她一次，只命名她一次。

他回答说他看见了这个万里之外的水乡小村庄。看来你很爱它，不是吗？爱它才有这样的笔调。

她一惊。她从来不认为她爱过它。她不惜一切地要逃离它。逃离它之后，她对生人撒谎，想把它瞒住。她曾经认为哪里都比她的村子好，那么孤陋寡闻、井底之蛙般的村子。在她懂事后，来了一帮叫作“知青”的人，进一步证实她对它的直觉，他们整天讲它的坏话，和她一样认为它是地球上最丑陋的地方。她怎么会爱它？

她说，你大概又要失望了，我一生的努力，似乎都要远离我的村子，越远越好。最后一次走出它，是九年前。我下决心永远不再回去。走过村口的纪念碑，我不知怎么停下脚，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二百一十三名少女的名字，是一夜间死去的少女。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名字。她们死去后的第二年，我的母亲出生了。那年冬天，出生的全是女婴，似乎是死去少女们的替补。我一个个念着纪念碑上和我一样乡气的名字，我的小姑在第六位，我的两位姨姥姥在第八十和八十一。村里当年三个姓氏的女孩，从六岁到十八岁，一夜间全死了。

那些生前被叫作“赔钱货”的少女们，全死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个雨夜。连日本兵都惊得一声不吱。日本兵在傍晚时分进了村，在每座房舍里搜寻中国兵、粮食和少女。家家都只剩下老人和男孩。一个日本兵发着脾气地朝一个稻草垛捅下刺刀……（等等，我向你描述过我家乡的稻草垛吗？许多好事、丑事、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些稻草垛下。它们终年立在那儿，知道许多人所不知道的秘密，见不得天日的定情、氏族间的仇杀、不得已的堕胎……）等刺刀拔出来时，局势突变了。这日本兵看见刺刀尖上有鲜血，在初冬的夜色里冒起细微的白色热气。日本兵又扎一刀。这一刀下去，血便从刀尖往下滴了。稻草垛却抖也不抖，不出一声。

十分钟后，所有日本兵围住村里二十多个稻草垛，刺刀从四面八方捅进去，没有一刀不见血。一个个稻草垛还是如常的沉默，没有一根草哆嗦。翻译开始喊话，说想活的快出来，马上要放火了。稻草垛不动，无语，如同惯常那样，吃进多少秘密，却从来不吐。汽油泼上去，火虎啸狮吼地烧起来。日本兵拄着长枪，看火中的稻草垛先成金的，后成红的，最后成黑的，灰白的草末灰动弹起来，在稠腻的冷风里起舞。空气都是血肉焦糊味，饥饿了几天的日本兵趴在地上呕吐出胆液。他们不必去查点，也大致清楚这场杀戮的战果。而他们一点也不得意，为着什么不可名状的理由悻悻、沮丧、窝囊。他们最终也没有勇气揭开一个个成了灰烬的草垛。他们心照不宣地拭去刀尖上未干的血。一个村的女孩被他们歼灭了，这点他们心里有数，但她们那样温顺、沉静地接受了死亡，他们为此失魂落魄。接下去，他们放弃了对整个村子的烧杀掳掠，深一脚浅一脚开拔了。这是他们在侵略中遭遇的最不寻常的一次抵抗。

乔红梅写到这里，发现两眼胀胀的不再看得清字迹。她从来没想到会为自己的村庄如此自豪。她从来就没有发现二百多个牺牲的少女如此震撼她，也没有发现她们的牺牲有如此的意义。是她赋予她们的意义吗？或者原本就存在的意义被她突然追寻了出来？

这人在读了她的故事后只回了一句话：“面对这样一个故事，我完全哑然。”

她想告诉他，她从来没把这个故事告诉过别人，甚至没有告诉过她的丈夫。她不知为什么。或许在她为它找出意义之前，它只是所有抗日战争惨烈故事中的一则。她没有向格兰讲述它，因为她向他撒了谎，就像她对不少人撒谎一样，只想为自己捏造一个出生地，内蒙、西藏都行，都远比那个缺见识、缺胸怀的小村庄强。她对格兰谎称是黄山人，她想用黄山的伟岸替代小村庄的小家子气。

乔红梅却克制了自己。她只向这人原原本本把村庄的历史讲下去。她说村里自从少女绝迹后，对女孩的态度完全变了，再不叫她们“赔钱货”。牺牲的二百一十三位童女成了全村人的护身神明。他们开始重女轻男，送女孩子进镇上的学校而剥削男孩子的劳力（再一次证明村民们的狭隘和愚蠢）。村里渐渐有了女孩远走高飞的风气。去镇上念书的女孩们，很难再回去嫁村里的男孩。她的母亲家境太差，没有去镇上念书，因此母亲的梦想，就是养一个女儿，送去镇上念书。

这人说，我现在正看着你，两眼乡愁，心里有一点疚痛。你为自己大动感情感到莫名其妙。你难为情了，把脸调转开。

乔红梅说，谢谢你的耐心，听我讲了一个离你十万八千里的故事。知道美国人不喜欢悲剧，我丈夫就不喜欢。她一想，不对，她这算什么？讲格兰坏话吗？

便删掉最后的句子。

乔红梅走进图书馆是下午四点。她按事先想好的路线，径直往洗手间方向走。两台饮水机，一高一矮，她选择矮的那台。水形成一个很好的拱形，她的嘴唇破坏了它。她眼睛向身后扫了一圈，没人跟着她。她向左走，一边抽出面巾纸擦嘴上和面颊上的水。她一共瞥见六个人。都不可能是他，太年轻。这样一走，她已巡视了五分之一的图书馆面积。这座大学城一共不到十万人，在图书馆常常碰到熟面孔。她继续走着，似乎是找人，又似乎是找位子。又是五分之一的面积。加上她从门口走到饮水机，多半个图书馆已被她搜查过来。她站下来，迅速感觉一下，身上是否有一份灼热的注意力。似乎有的。

她找到一台电脑，坐下来飞快地打入网址。

这人说他看着她款款走来时，就试图把她昨夜讲的故事和她联系起来。他有一点明白，她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一份对故乡沉重而扭曲的爱。

乔红梅想，他把它叫爱，好吧。

他说沉重和扭曲给了她独特的仪态。或许这正是使他欲罢不能的原因。他就那样看着她在草坪上走，并不是存心埋伏她，渴望使他不由自主。他看她从公寓的大玻璃门出来，在草坪上和一个牵狗的熟人寒暄，说天气有多好，希望它好下去。然后乔红梅给了狗一个甜密抚摸，看得出，她和动物相处得自然、舒服。她抚摸狗时，长围巾坠落到地上。他说那条围巾使她原本没有想法的一身装束一下子有了强烈的宣言。那濒临灭绝的图案和染色使偌大一片草地苍白了。那红色让他想到古印第安人织地毯时，把一种甲虫碾碎而得到的红色浆液，那样饱和，看上去都腥气，和任何一种红色都不同，就是古老的性本身（看来他对古印第安地毯也有兴趣）。乔红梅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身姿依旧谦让而躲闪，背向那座苍白的布尔乔亚公寓楼，它的十六层楼里住着这所大学的十多位教授，过着苍白的生活。

他连楼里有几位教授都摸清楚了。乔红梅向四周看一眼。旁边一个男孩在捂嘴大笑，正和看不见的谈手聊得火热，据说他们在网上可以开party，十多个人七嘴八舌，空间距离几千英里。

这人说他对自己感到吃惊，竟会如此无情地丢弃他一贯的行为准则，屈从渴望，干着不大上台面的事。草坪四周有些长椅，他坐在某一把长椅上。在她与他距离缩短到二十米时，他对自己说，好吧，让我登场吧，只需站起身，朝她伸出一只手。但就在乔红梅离他五步之遥时，忽然向身后的公寓大楼转过身，朝十六层的一个阳台扬了扬手。他看见她手势家常，笑容也很家常，充满对眼下生活的安全感和麻木。从他的角度，他看见一把未撑开的淡蓝遮阳伞和白色塑料桌椅，她的丈夫伏在栏杆上喝早晨的最后一杯咖啡。因此他没有起身，与她正式开场。也许他还要再等等，等渴望造成的没出息感觉过去。不仅渴望，还有些不可告人的朦胧企图，他坦白地告诉她。

他怕他从文字后面走出来会控制不住自己。你身上有对男人的默许，庆幸的是只有极少数男人看得到它。

他语气又变得相当“尼采”了，乔红梅想。

走过他的长椅，她的苹果啃完了。她把苹果核扔进一个垃圾桶，掏出皮包里的纸巾，擦了擦嘴和手。牵狗的熟人走回来，她背转身去，希望别再寒暄第二次，但失败了，首先狗不让她混过去。狗竖起身体，两爪抱住她大腿，热诚里藏着不可告人的朦胧动机。她呢，跟狗的主人都不去识破那动机，只说这样的早上……真好！

这人断定乔红梅认识狗的主人有多年了，双方都严密控制关系的进展。他说乔红梅从垃圾桶转身的一刹那，便是另一个人，随俗，近情理，尊重小布尔乔亚的苍白友情。他说谁能想象呢，她这样一个女人从那么个小村落里走出来，那个曾把二百一十三名少女供上祭台的村落，那个让女儿们远走高飞的村落。

她告诉这人，她感谢他让她好好认识了一次自己。她说他的洞察力，那近乎神明的感知能力，使她第一次产生打开自己的愿望。她的秘密不仅对别人是秘密，甚至对她自己也是秘密。

她说有些秘密是必须守口如瓶的。第一次意识到她有了那样的秘密，是一九七七年，她十一岁。还是冬天，还是稻草垛。八个知青全走光了，仅剩的一个是男孩，十九岁。他常躺在稻草垛上吹口琴，吹累了就对村里的孩子们讲南京、上海、美国。他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住，有时嘴里还含着半句话。他这个时候的样子很奇怪，眼睛挨个看着这群乡下孩子，像是一分钟前刚降落到他们中间。然后他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你们多幸福，反正生长在愚昧之中，也就感觉不到愚昧了。他说哪天起火就好了，把所有稻草垛烧起来，然后就再没有绊住他的这个愚蠢小村庄了。他在所有同伴离开之后又待了一年，骂骂咧咧，胡子拉碴，三天抱病两天卧床的一年。这一年那个叫红梅的小姑娘从他嘴里听了许多故事，美国有个林肯，英国有个培根，还有拜伦和雪莱。不论他向孩子们讲什么，都会突然转回来，用他所讲的来参照小村子的渺小、可怜、无知。就在他开始认命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他被烧死在一个稻草垛里。谷场上的几个稻草垛那一夜全烧成了灰。因为有人看见他诱拐了村里女孩，不止一次，他和女孩们消失在柔软的稻草里。

村里的孩子们对他永远的消失黯然神伤了许久，表面上却是仇恨他的。女孩们会哼唱他留下的口琴曲，并不知道那全是俄罗斯民歌。

乔红梅说，多奇怪啊，你看，我在见到格兰时，突然想到了这个男知青。

现在她要这人来看看第一次出现在她眼前的格兰，四十九岁，两鬓有些白发，却长着小伙子身段。和所有外教不同的是格兰教授的自信、成熟。那是乔红梅做走读生的第二年。格兰走进教室，背挺得笔直，竟无树大招风的顾忌。他朝学生们说了声中文的“早上好”，然后他说他会的第二个中文词是“打开水”，第三个词是“肉包子”。说到此他停下来，等待着什么，几分钟之后，他说：“你们怎么没笑啊？刚才我给你们时间是让你们笑的。”他告诉学生们，他有个在中国任过教的同事，回到美国警告他，“打开水”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不然就会错过一早在走廊上送开水的服务员，连咖啡也喝不成了。“肉包子”也很重要，不然炊事员会给你没肉的实心馒头。他还会一句中文“我爱你”。他看着学生们瞠然的脸说，他学会它是为了记住它并绝不去说它。也是那位同事警告他的，一旦你对某女生说了它，你在中国的日子就惨了，血淋淋了。他用的是英式粗话，“血淋淋”在此处一下子去掉了他的书生气。他说同学们一定要提醒格兰教授，尤其可爱的女同学们，千万别让他脱口说出“我爱你”来——他可是个唱情歌的老手。

乔红梅写到这里，意识到自己在微笑，对着她自己笔下的格兰。她意识到格兰是极富吸引力的。她对这人说，你无法想象我听格兰吐出三个中国字时的感觉：“我、爱、你”三个字超出了他嘴巴的掌握，他的样子于是像个孩子。格兰舔舔嘴唇，听一个大胆的女生纠正他发音。他又来一遍。乔红梅简直不再敢听。那些字眼在他嘴里是生涩青嫩的，正因为此她不忍去听。她到十多年后也不能解释她当时的感觉，是不忍看他四五十岁一个教授当众耍猴，还是不忍看他不知深浅的天真。

大家笑得很响亮。乔红梅却没笑。她想她究竟对什么着迷起来了。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傻乎乎一上来就把自己亮出这么多。从此她想接近他，替他站队打乒乓球和网球，为他去医务室取酒精（他用酒精做起司火锅），带他去胡同里拍照，带他去西单挤服装夜市。她似乎忘了自己是个中尉军阶的军方翻译人员，也忘了自己有丈夫，婚姻美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南方调到了北京，并刚刚分到一居室住房。她知道她的处境在一天天严峻起来，女同学们别有用意地问她某件新衣服从哪里买的，当她回答它不过是西单衣市的舶来旧货时，她们会装腔作势地称赞她的眼力，并纷纷请她再跑趟腿，代她们买件类似的回来。

一次在食堂吃饭，格兰走进来，坐在几个女生中间。他说外教食堂没饭了，大家是否能赏他一口。女生们争着去卖饭窗口排第二次队，买回十几种菜来。这时她们发现格兰眼一亮，人从凳子上欠起身，回头一看，是乔红梅走进来了。格兰教授嘴上在和她们瞎逗，眼睛一直在乔红梅身上。她们恍然大悟，他突然到学生食堂来，是为了见她。她们以瞧好戏的心情，邀乔红梅坐过来一块用餐。那天乔红梅恰巧很朴素，白衬衫绿军裤。不一会儿，格兰问乔红梅：“你看你袖子上沾了什么？”她说：“噢，墨水。早就有了。”女生们一声不吭，听他俩说话。格兰又问墨水怎么会到袖子上呢。乔红梅说是她画上去的，考试考不出来，就在袖子上画圈圈，最后画成了一个墨团子。格兰说可以洗掉的，她说不可能，她什么办法都试了。大家眼睛看格兰教授，又看看乔红梅。她们想，肯定有弦外之音，却又听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格兰教授这时说：“你试的方法不对。你把它给我，我给你洗。”女生们全抽口冷气。格兰什么也没意识到，又说：“你把它交给我好了。明天我保证还你一件毫无污渍的衬衣。”

乔红梅对格兰的坦然是有所了解的，但坦然至此，她还是措手不及。她含着一口饭，脸憋得通红。然后说格兰教授改行，改格兰洗染店了。

格兰认真地说他做惯家务，到中国来家务少了，觉得反而没事让他打打岔，分分心。他说不信你们看，我保证不像我看上去这么蠢，至少衣服洗得很地道。

女生们不久都告辞了，把十几份菜留给格兰和乔红梅。两人冷了一会儿场，乔红梅知道坏事了。

乔红梅告诉这人，那是她和格兰关系的转折。

她对着女同学们孝敬格兰教授的一桌菜，看了他一眼，说：“这下我们怎么办？”她当时不知道这个意义含混情绪暧昧的句子营造出一个秘密空间，不仅区分出内与外来，也对俩人形成巨大压力。逼他们尽快表明事情的属性，以及彼此的名分。格兰像孩子那样看着她：“我讲错什么了？”

“你真的要给我洗衬衫？”

“真的。”他还不明白哪里不对劲。

“你没救了。”乔红梅说，心里从来没有过那样奇异的感动。她真是冲动地要摸摸这老儿童的脑袋，告诉他心里想什么，嘴巴千万不能说。他心里一定是把她看得十分亲近，于是他当众就把这亲近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不可以为你洗衣裳吗？”他问。她反问：“你会给其他女同学洗衣服吗？”他说：“那得看谁。”她追问：“谁呢？”他说：“讲不清楚。感觉上我会去做，就去做。每个人给我的感觉不一样。”

乔红梅在键盘上敲着，告诉这人她从那天起知道什么叫“孤立”。格兰却仍请她在课堂上朗读课文，夸奖她发音准确，有时夸得过火，超出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夸奖，比如他会说，哇，多优美的嗓音。她心里想，格兰不过是坦坦荡荡在跟着感觉走，却让她吃尽苦头。每一个同学，无论男女，都认为她命也不要地在勾引教授。她对这人坦白，十多年过去，今天她明白，当时她确实在追求她的教授，从第一堂课就开始了，她同她的追求不紧不慢地向格兰撒出一张网。她不能没有追求，她是个追求男人的女人。她的前夫也是她追求来的。她说她知道自己是那种祸水式的女人，不停地兴妖作怪，至少内心如此。追求起来，她像男人一样无畏，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她又补充，我指的男人是当年的格兰，下面我会告诉你，他的追求有多悲壮。歇口气，乔红梅又来一句，没想到我们追求到的，就是今天的彼此。

看来你失望了，这人插话说。还是少一个字母的“失望”。是的，又有一点上当的感觉。“从我的小村庄到了南京的军校，不多久，我就体会到这种淡淡的失望。小村庄外的世界，还不如那个男知青讲述的那么大，更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大。我还想看更大的地方，我指的是未知的，像格兰刚出现时，每句话每个行为，对我都打开一片未知。就连他最小最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比如系鞋带嘴里叼着太阳镜，端相机时把棒球帽檐往脑袋顶一推，拿起膝盖上的餐巾轻抹嘴角……我就是在一个此类的小动作之后，明确地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这人问她是什么动作。乔红梅心里一阵温暖。她在刚与格兰恋爱时，常会有这样一股暖暖的柔情在心里一涌而过。这熟识的温暖此刻已显得相当陌生，似乎有很多年没出现过了。她把这感觉告诉了这人。她接下去讲述起格兰请她去建国饭店的那个晚上。那是在她被同学们孤立了近两个星期之后。对晚餐丰盛与否她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丰盛的吧，格兰在中国那会儿往往为他们俩人点六个人的菜。饭后送来了账单。注意，下面就是要细看的镜头了。格兰并没有停止嘴上的轻声谈笑，眼睛也没离开她的脸，右手伸到西装左侧的内兜里，抽出一个黑色皮夹。他还是那么漫不经意，以食指和中指钳出一张信用卡，向上一抽。动作小得不能再小，却是挥金如土的动作。他跟她还在谈话，偶尔纠正一下她的英文句法，总是温存地道声对不起。服务员把单子又捧了回来，他从口袋拔出笔，落在账单上。只看见他手腕动了几下，再有力地往斜上方一提，完成了一个签名。完成的，是一个来自最富有国度的、神气活现的形象写照，是不在乎金钱的有钱人的一记手笔，给她一个关于钱的全新概念。她在想，一个国家得多富有才能养出这样一种对钱的翩翩风度。她不明白动作怎么给格兰做得那么好看、那么美国式。回去的路上，他们乘公共汽车。那是八点多钟，天刚黑透。格兰嘴里呼出淡淡的酒气，和餐后的咖啡味混在一起。星期日晚上，人们赶车回家，车拥挤得很。她和格兰面对面站着，酒意在体内膨胀起来。她在车子猛一晃动时拉住格兰的手。就像合了闸一样，淤积的酒意一下淌散开，疏通了。

她对这人说，到今天她都为自己的鲁莽、情急、不顾脸面而惊讶。那时她想也不去想，她和格兰的出路在哪里，她只想在那一刻爱他。她要把那一刻的格兰攻打下来，划属给自己。她说格兰回答了她，成全了她。他的手反过来紧紧握住她的。不久，格兰的手顺着她赤裸的手臂摸上去。他的手指变得冰冷，最后停在她连衣裙的领口，她的锁骨上。她告诉这人，即便是触摸她女性的最核心点，也不会有这触摸引起的反应强烈。她体内出现一种昏暗的动作，一种朦胧的张弛。她说，哦，你可不知道它多么好，又是受罪，又是享福。

这时乔红梅觉得有点异样。转过脸，见她邻桌的男孩正看着她，撇下了网上胡聊的一帮人。她在他眼里是个上网来思春的女人，两颊红潮，目光涣散。她马上下了网，快步走出图书馆。男孩在大门外追上她，问她要不要大麻，上等货。原来他把她当成毒瘾发作，想乘机敲她一笔。

回到家乔红梅便接到石妮妮的电话，说她出了事。石妮妮是学校音乐系的学生，也和乔红梅一样，拿一个学位又拿另一个，靠奖学金开工资。她比乔红梅小五六岁，常说要拿下某个富翁。对于她的终极目标，妮妮很磊落，碰上打她主意的男人，她会说别费事了，你反正是跟我玩不起的。妮妮嗓音很高，又脆又甜，是美国人讨厌的那种不性感的小女生嗓音。这时石妮妮却忽然降调，声音里一多半是呼吸，吹得人耳朵眼痒痒。她说告诉你吧，我拿下了一个三十二岁的百万富翁。

乔红梅说，好样的。

石妮妮说年轻的富翁拥有高档男装连锁店，全欧全美全世界的富翁都买他的衣服。他马上给了石妮妮一份活儿，在他的一个分店做经理。年轻的富翁虽然领导服装潮流，却喜欢留长直发穿牛仔裤的亚洲女孩。因此石妮妮说她一屋子半遮腚的短裙统统作废。她吵个不停，嗓音又高上去，说上个富翁给了她一副又白又齐的牙，这一个不知会不会替她修修脸上的暗疮。乔红梅笑起来。石妮妮的优点不多，但十分突出，上来就会告诉别人她又自私又庸俗，嫌贫爱富，不够恶毒的主躲开些，免得受她祸害。她知道自己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块笑料，但她不在乎。

乔红梅说妮妮你来电话正是时候。

妮妮马上说，你有事求我就免开尊口。

她不理她，只管说下去，妮妮，我这事还非得你帮忙不可。

你不知道我这人从来不帮别人的忙？

你到网上帮我发一封信，装得孤苦伶仃，饱受创伤。

我是饱受创伤，妮妮说，自己也哭死了。说吧，乔红梅，你要我去祸害谁？

就发一封信，说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他，不知怎么特想和他谈谈。乔红梅把网址和信的主旨交代给妮妮。这是她灵机一动的想法，想改变一下她在这场周旋中的被动地位。

妮妮问要不要放上一张她的相片，相片上暗疮反正看不出来，她说。对了，给一张全身的！

妮妮大声叫道，我的玉腿玉胸怎么样？没的说吧？

乔红梅不同意，说妮妮的全身照太色情。

妮妮问，这个是谁？

乔红梅说，一个富翁。

妮妮说，我拿下来算我的？

算你的。

夜里石妮妮来电话，说富翁没理她。

妮妮把她的电子信转发过来，乔红梅读了两遍，认为基本是那个意思。她指示妮妮，放一张直长发、牛仔裤的相片上去。

放下电话，她见他有新的信件来了。

他说他在想象她现在在做什么。子夜，杯子里是茶还是酒？她捧着茶的手紧了一紧。

他说他看见她在宽松的起居袍里，头发一半在领口里。他说他喜欢她所有的形象。柔软宽大的衣服下面，她小小的胴体使他痛苦。

乔红梅一阵燥热。他说一些感觉落实成文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他正处的困境。他想传达给她的，是从感觉到感觉，中间没有文字自以为是的诠释。滋味、气息、触碰……文字怎么可能讲得清？舌尖舔在一颗剥去皮的葡萄上的感受，那感受只能是舌尖和葡萄之间的；那一舔感受到的圆润、半透明的质地、多汁和成熟，独属葡萄而不属于任何其他物质的滋味……他说他已经把它写走样了，已是他强加于没有文字的舌尖和葡萄的感觉了，这感受是舌尖和葡萄间的一个秘密，只有它们自己知道。文字永远嫌慢、嫌笨，太过实际和具体，太过生硬和粗暴。她的嘴湿润起来，胸脯似乎在变化。想象一下吧，他说，舌尖碰到的是一块细腻腻的乳酪，或一滴三十年的红葡萄酒，或一颗激情的乳头……这之间，感受一言难尽。那秘密接近罪过的感官狂喜……他说文字太令他失望，一写就背叛了感觉。但他相信，她悟到他在说什么，这是他和她之间的秘密。正如舌尖与葡萄、与酒、与乳头间的秘密……她不知自己怎样下了网，回到卧室。格兰还在读学生的读书报告，在一蓬灯光下显得那么祥和。一缕灰白头发耷在他额上，面部线条十分鲜明。他搂了搂她，吻一下她的耳朵。全是日常俗礼，舒适而麻木。她却不知为什么拉住他的手，把它搁在自己胸上。格兰很久没有这样和她做爱，回到十年前似的。

完毕后他问，你没事吧？口气很担忧。

她心里惭愧至极。只要格兰不出声，就不再是格兰。她怎么会这样下作？肉体其实已私奔得那么远。

她一夜没睡，清晨五点起床，给他写信。

她说她感谢他的出现，使她自以为遗忘了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打开了她，从心灵到肉体。但它已发展得可怕了，她不能拿它做毒品。她将更感谢他的消失。

早餐之后，他已有回信来，问她是否打算换网址。

她避开提问，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读他的信。他说不管怎样，他会常常看她从草坪上走过。她不再说什么，最后狠狠击一下键，下了网。她下午有一节课，匆匆抓起书和笔记本，向客厅走。格兰不知什么时候走了，留了一份午餐给她，是便餐店买来的三明治。她打开保鲜薄膜，嫩粉色火腿在两片黝黑的面包中间，伤口一样咧开。

乔红梅走上草坪时停住了。她四处张望，然后目光定在十六层的公寓楼顶。那儿是这座大学城的制高点。

她跑回去，却发现通往楼顶平台的大门上着锁。她很快在地下室找到楼房管理员。他非常客气，问她上平台有何贵干。她说看看风景。他说恐怕不行，他无法向住户协会交待。她说她不去自杀，他笑嘻嘻回答说那谁知道。她说不放心你和我一起上去。他两条眉毛一挑，表示她的邀请很妙，他很领情。紧接着他又回到飞机乘务员那种永远不想跟你混熟的微笑，说他可不想上那儿看风景。他话锋一转，谢谢她为公共洗衣房捐的书。洗衣房有个烂书架，谁有旧书就放上去，供大家在等衣服时读。人们常常把书拿回家，又把家里的书换上去，因此形成一个方便的小周转。

乔红梅问他怎么知道她捐了书。

他说因为她捐了许多书。

她说书上并没有她的名字。

他说一定需要名字吗？他眼睛忽然很神秘。黑眼睛。黑头发。个头五尺九寸左右。乔红梅在下课时开窍了，那个密语者可能是谁。楼房管理员的形象和早先的文字形容相符，并且他了解每家每户的背景、经济状况、感情局面。

第二天中午，乔红梅看见管理员从草坪上走过，手里拿着一份三明治。她坐在自家阳台上，戴一副太阳镜。管理员的马尾辫被风吹动起来，顿时添出一点哀婉的风流感。你看，我也可以把你锁入我的瞄准距。遮阳伞稍微倾斜，阴影特别理想。你看，我也能待在暗处，而把你亮在明处。管理员坐了下来，坐在被鸽粪涂得花斑斑的长椅上。看来他要在乔红梅的瞄准中吃午餐了。她和他成了大俗套凶杀片的典型镜头。

她轻轻晃动二郎腿。他却没打开三明治。从十六层楼上的位置看，他是顾盼的。他在等一个人。她看管理员不断看表。她也看一眼表，十二点五十九分。毒贩子一般会准时到达，管理员的脸色是轻微的中毒者的。

一个女人走过来，红色头发，胖而高大，像个生过一群孩子的好心爱尔兰主妇。她手里也是一份三明治。这个自由民主的大国人口众多，却只有那么几样饭食。一个被快餐统一的联邦。女人和管理员边吃三明治边读几页纸。不久，他们的手动起来了，在腿上打着节拍。乔红梅从椅子上站起，伏在阳台栏杆上。

他们在排练一段歌剧，是两个业余演员，在本地歌剧团跑龙套。唱得来劲，女人肥壮的大巴掌在管理员背上一通地拍。管理员够忙的，却还有一份闲心和人密语。她见两人分手，便赶紧下楼去，走入地下室时，他正从洗手间出来。看见她他向后一个小小的趔趄。乔红梅一乐，看，我也能杀你个冷不防。他不失礼貌地暗示她，他是有门铃的。她说真对不起，失礼了，可门是大开着的。他说又要去看风景？他这回笑得放肆了一些。她说她的钥匙落在家里了，能不能借用一下他的电脑。他以歌剧龙套的姿势，向她摆出一个古典邀请。她盯着他。眼睛，深棕；头发，黑色；耳朵，偏小（但轮廓优美）。她将他的特征扫描在脑子里一一记下。他仍藏在某个歌剧角色后面，戏腔对她说，哪里，为你这样迷人的女士效劳，是我的荣幸。他有些紧张，表面上和她耍贫嘴。然后他走到写字台前，为她拉开带轮的转椅。她又看他一眼，这就是引发我倾诉欲的那个人？才华还是有一点的，一手好文笔瞎糟蹋在她这儿。他问她要不要来杯什么喝的。她说随便，有什么我就喝什么。点击两下，电流在她和他的空间里吱吱尖叫起来。

她接过他递来的白水。这个骗取她信任和激情的人，秘密或公开地跑着许多龙套。

新网址一片清静。只有妮妮一封短信，打开，噗嗤一声乐了，妮妮已结束了五天的浪漫史。

她告诉乔红梅，一个电脑界巨富来到她的分店，一气买下几万元的西装。她被富翁邀请到试衣间里去伺候试衣，两人就地生情，欢爱一场。妮妮正要脚踏两只船，却收到解雇通知。原来服装富翁从防盗监视器里看见了妮妮和电脑富翁在试衣间里成就的好事。妮妮感叹，这年头你就没有一个绝对清静的角落！管理员现在以一张报纸做掩体。她向妮妮发了封短信。然后她一口口呷着纸杯里的冰水。妮妮竟马上回信了，说她刚收到密语者的第一封信。信中他夸妮妮年轻貌美，是一切西方男人梦中的亚洲女子形象。妮妮没有把他的信原文转发，还把他当个富翁给她自己私下留着。

乔红梅看着躲在报纸后面的人。报纸烦躁地响个不停。别想赶我走，你不是盼望能有个掏心窝子的谈手吗？突然信号亮了。她一看，头皮炸了一下。竟是密语者！怎么可能？她的新网址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他上来便说她不该在那个降价花摊上买花。那儿卖出的花从花蕊里粘起，因此它们从来不会开放。

她问他有没有必要这样跟踪她。

他说她使他上了瘾，这不完全是他的错。她说，假如真是这样，他该从电脑后面或灌木丛或报纸后面走出来。否则，她认为她的隐私权被侵犯了，她会报警。报纸又催促了。还有哈欠声、咳嗽声。他的嫌疑被排除了，又回归到他乏味的楼房管理员位置。

这人说，你干吗要这样对我呢？以报警来还我的一片痴心吗？

她看见他悲凉的微笑就在字里行间。她回答说：你让我感到无藏身之处。不，你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他说对不起。她说：假如你不肯消失的话，我可以请警方布置埋伏。警方会有兴趣的，男人绑架少女、女人，最近可是热门。

没有回音。

五分钟后，回音来了。

“你凭什么断定我是个男人？”

乔红梅瞪着这行字。

管理员说，需要我帮忙吗？他也感到蹊跷了。她开始回答，假如她这辈子会和人撒泼耍赖骂大街，也不过是她现在的样。她感觉恶毒粗俗的表情一个个在她脸上爆破开来。她不断吹开披到脸上的头发，嘴唇不断抽动。一个女性密语者？乔红梅以文字踹开对方的大门，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一路拖将出去。许多脏话她也不知拼写得是否正确，也顾不上计较了，只管唾沫横飞地骂。她停下来，把杯子搁到嘴唇上，里面已没水了。她想这人玩她玩成这样，玩得她半疯，体面都不要了。她慢慢删去谩骂，敲上一个冷冷的句子：“你我之间出了原则性误会。我是个正常的女人，是只会爱男人的女人。”

她下了网，站起身。报纸倒塌下来，露出管理员知情的面孔。他把她铺天盖地的大骂都听了去。原来他挺本分地扮演着他小公务员的角色，并不想暗中与她拍档。他客套地送客，告诉她一旦住户协会开会，他会代她请愿。她糊涂了，问请什么愿。他说，楼顶的钥匙啊。这是个很好的小公务员，认真负责。她说要费那么大事，就算了。他说不费事的。他音调一变说，你到底上去想干吗？她问其他住户上去干吗。修天线，他答道。她说你看，假如我也说上去修天线，你不马上就把钥匙给我了吗？他说：对，你就该照这话说。你实际上想上去干吗，我不想知道。她笑一下，我不会上去自杀。他也笑笑，我能信赖你吗？

她说，你当然不能。他做个鬼脸，自认为听懂了什么双关语。保险起见，她问他“失望”怎么拼写。他用嘴拼了一遍：“disappoint”，一个字母不少。嫌疑完全排除，他被无罪开释。这人开导起乔红梅来，说她应该没问题的，接受一个女人的恋慕应该是安全的。乔红梅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当你在偷窥别人时，请别忘了，你也在别人的窥视中。这倒不完全是胡诈，石妮妮买通了一个哥儿们，叫他在乔红梅出动时远远跟着。到目前为止，他发现有个瘦高个女人两次出现。

这人说她当然相信，她肯定一直在别人的窥视中。她说，这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人相互了解的手段了。接下去，她又开始教唆，说乔红梅应该试着去爱一个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像她一样，把感觉那么当回事。乔红梅说，你让我作呕。过了五分钟，她又来了，说两次婚姻，你还不够吗？和你现在的丈夫，你不也是有种上当的感觉？为什么不试试女人？不然你哪会知道你此生错过了什么。乔红梅说，我马上会看你好好地现形。这人又沉默一会儿，说就为了找到一点线索，把课也误了，那可不值。乔红梅想，她误课的事她居然也知道。在键盘上，她却跟她玩诈：“不管怎样，我很喜欢你的气质。你的发式也很合我的意，还有你的装束。一切都很好，都不会让人想到一个偷窥者。”她又想到妮妮哥儿们的一点重要情报，说高个女人有点跛。她接着写，“你的步子也很有风度，很独特，干吗不堂堂正正，从漂亮的文字后面走出来？”很长一段沉默。乔红梅觉得她和对方是黑暗中两个拳击者，摸索着步伐，无声地打转，都知道此刻出不得空拳。果然，她有了反应，问乔红梅是否把她曾告诉她的话当成了胡诌，比方，有关她那失而复得的女儿。她说无论乔红梅把她想象得怎样鬼魅，女儿确实存在。女儿如同一块内伤那样，时时作痛地存在。

为了证明她的真实性，她发来一系列相片，一个女孩从婴儿到十来岁，一个脆弱敏感的女孩。

乔红梅被触动了。女孩的眼睛是老人的，并那么触目惊心地熟悉。她把一张张相片仔细审视，想记起这眼睛是谁的，她几乎能肯定，她见过女孩的眼睛。看着看着，她心惊了，另一双眼睛透过女孩直视她。凭直觉她感到这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确有这么个女儿，也的确有一场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剧。她回信说女孩非常美丽，却有种不幸的氛围。她说，女孩的眼睛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不是似乎，我肯定见过。这人回答说，她多年前失去女儿，是因为她犯的一次过失，把女儿从学校劫持出来，藏匿了几个月，从此便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乔红梅再一次感到那真切的创痛。直觉告诉她，这人的创痛不止于此。她问，你女儿上次回去后，常给你来电话吗？这人说她女儿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她。乔红梅问，你要她相信你什么？相信我爱她，从来不想伤害她，不管我做过多少蠢事。这人答道。正如我不愿意害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从此退出去，永远不再打扰你。不再把这个人当成“他”之后，乔红梅的确感到安全了一些。走路时她会突然止步，看身边是否有个高个子女人出没。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开始恢复往常的行动路线，去图书馆，去学校，去购物中心、超市。好多了，似乎不再处于一双多少带些兽性的目光射程中。她发现自己常对着密语者的来信发呆，想象她躲在哪一片昏暗中，把她看得那么仔细。她留着女同性恋流行的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些？），面部线条偏硬（可别是个样子），有双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乔红梅告诉这双黑眼睛，她是个怎样的人，屈从本性，易于沉溺感官的享乐。十多年前，为了公共汽车上格兰那一记触摸，她什么都豁出去了，廉耻、名誉、婚姻。一个晚上，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她从教室带走时，她像壮丽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头朝格兰宿舍亮灯的窗口长长望了一眼。

那是十一月初，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供暖要在十几天之后才开始。她背后是二十多个晚自习的同学，看四个军人前后左右地包围着她。一辆军用吉普停在楼梯口，她知道那就是带她走的车。她是翻译一般文献的翻译人员，在这当口可以被定罪为泄露中国军方技术秘密。吉普车把她带到郊区一片野地，她想不知格兰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在“老地方”等她？或等不来她，正失魂落魄地四处找她。不久同学们会告诉格兰教授，那个叫乔红梅的女学生去了哪里。去了一个或许永远回不来的地方，野地里几排简易房，其中一间做了临时女囚室。

四个军人把她带到一间灯光雪亮的大屋。等在里面的有三名军官，一名副团级，两名连级。讯问开始了。她坐在被审的位置上，两只冻痛的手捏成拳。他们问她对格兰教授什么印象。她回答：博学，正直。他们说他在把你提供的秘密情报上报的时候，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词，独特。她说她从来没有提供过所谓秘密情报。他们谈格兰教授在给美国寄的信，已被破译了，里面有大量情报。她说绝对不可能。她费了许多口舌，要他们看清一个简单事实，她从毕业到目前，从未接触过任何有“秘”字可言的文件。再说，她的主项是将西方战争报告文学翻译成中文，她有什么秘密情报可出卖？审讯持续了一个月。她严重缺觉，胃口下降。但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没有内裤换。她知道他们不仅在惩罚她，更是在羞辱她。

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了一片广漠的未知。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

这人读完乔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分的话。她却说不出口，发现它远不如“哈”含义丰富。

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戴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

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

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

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乱伦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凑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

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

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

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分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

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双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平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

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乔红梅在九楼的梯阶上坐下来。再豪华的大厦都有这样阴森的楼梯，一律的无窗，一律的节能灯。灰溜溜的灯终日亮着，照在光秃的水泥台阶上。她坐了一分钟，正要起身，闻到一股大麻的香气。楼里的正人君子被逼迫到这么个没趣的地方来过瘾。刚才的脚步不是冲她来的，不过是个犯瘾的可怜虫。

格兰没回来，留了张字条给她，说他去看学生烧国旗。他的字体飞舞起来，总算出了个让他也乱一乱的乱子了。格兰和她这几年用字条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很省事，争吵也不发生。

她打开电脑，手里端一杯酒，想好好和密语者谈谈。

她把那个女孩怎样加害她父亲的故事告诉了她。她写到故事结尾居然泪汪汪的。父亲留下遗书后，开车去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在那里服了毒。他不愿女儿看到死后的他。等到第二天，密语者都没信来。格兰忙出忙进，为他系里的几个被捕学生张罗保释。另外几个学生要参军，他要代他们向系里请愿，保存他们的课时。乔红梅发现三天不刮胡子的格兰生动了许多，简直像又发起一次浪漫热症。

第三天，密语者还是没消息。

乔红梅坐在电脑前，感觉灰溜溜的。

也许她一再告诉她，她只爱男人，使她终于放弃了她。也许她发现乔红梅和妮妮是一伙，搭了档在作弄她。已经是第七天没收到她的信了。乔红梅看着电脑上的空白，感到自己钻牛角尖地钻入了这个谜一样的密语者。桌面上一片混乱，桌角搁着两个杯子，里面的咖啡已干涸。电脑上有块三明治，上面有半圆的齿痕，火腿露出来，已干了，老伤般深红。她身后，书房也荒芜了，摊开的六七本书上落了一层银色灰尘。墙角的镜子上贴了许多小字条，提醒她自己该还图书馆的书，该回某教授电话，该给吊兰和巴西木浇水……窗子右上方的吊兰倒没干死，反倒蓬头垢面茂盛着，蜘蛛从那儿朝着天花板撒开一张大网。

第八天，信来了，绝口不提乔红梅的上一封信，关于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她说乔红梅顺着超市货架的长巷走来时，她几乎没看出她来。穿着白短裤和红色背心的乔红梅看上去四肢发达，每个动作都虎生生的。于是她看见的是一名PLA女军官（注：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可不那么好惹。她对着前女中尉的侧影看了两分钟，想调整那个飘忽神秘的固定印象。“你跟在你丈夫身边，远比他刚劲。发式也出乎意料，你这个变化多端的女人。”她看见她从格兰身边离开，回身去看地面上一张广告。那是一张房屋出租的广告，低廉的租金被粗重的笔墨标在上面，还框了一圈荧光橘红。她看见乔红梅用穿白球鞋的脚踏着广告，把它转了个方向，使所有的字正面朝她。然后乔红梅伸手去够货架上的花生酱，亮出手臂上那块圆圆的卡介苗斑痕。她说那块斑痕让她心乱。讲得露骨些吧，它让她欲火中烧。

这人大言不惭，说她痴痴地站了很久，想把没出息的样子收敛起来。

她看格兰的手搂了乔红梅一把，手指在那斑痕上麻木地滑过。她想象六七岁的乔红梅，站在孩子们的队伍里，一只衣袖脱下来。这人跟在乔红梅身后，看着格兰搂着她向尝试食物的摊子走去。她想到七岁的乡村小姑娘梳着晒成枯草的细辫子，跟着队伍慢慢移动赤裸的小脚，脸像所有其他孩子那样懵懂，那样任人宰割。她说那想象使她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触碰那块斑痕——从童年到成年，它是唯一不变的，保持着异样的敏感。

她说乔红梅其实把租房广告上的价钱背在心里了。她无意中发现了乔红梅的一个秘密向往。“也可能是刹那间的心血来潮，你想有个自己的窝。谁知道呢？人往往不知自己漆黑的心底萌生着多少谋划，一个外来事物不期然地出现，突然间把那漆黑的谋划照亮了。到底是什么谋划，分居、离婚，还是偷情，你并不清楚。但谋划是萌生了。然后你走向你丈夫，恢复了小鸟依人的一贯形象。”

她说格兰在免费品尝食品的摊子前大声打诨。他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常用玩笑缓解沉默带来的压力，缓解沟通危机。她说乔红梅笑了，心里却在全力忍受。连她都看见，一句冷冷的抢白，就在乔红梅嘴里。“你们的亲热令我紧张，但你够棒的，不着调的玩笑被你成功地忍受过去了。然后你看你丈夫拿起第二块糕饼，似乎从来没发现他咀嚼时会整个头皮都动起来。他一边卖力地嚼着，一边拿了第三块糕饼请你客。你笑笑谢绝了。他满足地呼出一口气，你却调开脸，避开那股甜热的口腔气味。看看周围正发生什么。肥大的身躯推着超重的购物车，厚重的双下巴和红润的大脸蛋。食物真多啊，足以淹死这些幸运的人们。滋味却单调得可怕，这些丰胸肥臀的鸡，它们从一个鸡蛋钻出到变成一堆肉只需一个月，寿命不比大白蘑菇长多少，因而滋味也就没什么区别了。你在鸡肉档里挑拣，想找半打瘦弱些的鸡腿，却失败了。这些鸡短暂而无扰无忧的一生中，它们的脚从不着地，所有的腿按人的计算达到预期的斤两。层层叠叠排列得像团体操般的肥鸡肉体，无所谓雌雄，无所谓强弱，脑子完全空白。怎么可能有滋味呢？生存竞争的搏斗，寻欢求偶的激情，对天敌的恐惧，那一切形成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发育，使一只鸡的生命成为巨大偶然。正是这偶然，使鸡成为鸡而不是大白蘑菇。你最后拿起一盒鸡胸，因为它们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你把那盒鸡胸搁到购物车上，不是搁，是小小一扔。那里面的疲惫、牢骚、无奈，我全感觉到了。你的肢体语言非常含蓄，但不单调……”

乔红梅听见格兰在客厅打电话，声音显得很年轻。他在谈第二天晚上旧金山联合广场将举行的烛光示威，网上申请参加的人有两千多了。不久，格兰兴冲冲的脚步走过来，在她门口停了两秒钟，又兴冲冲进了他自己的书房。

她听见格兰开始上网，手指头流畅地弹奏在电脑键盘上。

她把密语者的信读了三遍，一面温习那天在超市见到的所有面孔。她又让这人漏过去了。

她请她不要玩这种偷窥的把戏。

回信马上来了，问她是否有心租那间廉价房。乔红梅真的反感起来，手在键盘上狠狠敲打：我的丈夫就在隔壁，我可以问问他，怎样对付你这样的变态狂。我丈夫已经对我最近的异常表现起疑心了。

“不会的，从我的观察来看，你丈夫觉得你们已进入了婚姻的绝对稳定期。如此的稳定，知心话都免谈。连那种充满感觉的无言对视，也免了，早就免了，早已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用说笑填塞沉默。说笑堵死了沉默所含有的无数可能性，沉默本身不就是一种会意？大胆沉默下去，会意才可能滋长。你丈夫却已丧失了胆量去沉默。多少人丧失了这胆量？你也快了。”

密语者变得晦涩起来，玄起来。

乔红梅说起那个夜晚，离开北京之前。满城风雨已过去，格兰教授像“水晶鞋”中的王子那样，终于迎娶了灰姑娘乔红梅，欣然回国。半年后，她收到格兰寄来的机票和两套漂亮裙装。她开始做出国准备。

是十一月初的夜晚，跟两年前她被讯问的初冬夜晚很相似。她骑车来到她曾上班、下班、政治学习、大扫除、分年货的大院。风是典型的北京北风，横着吹起落叶和垃圾。她知道前夫已有了女朋友，她和他通电话时说：“祝贺你找到了一个好女人，建军。”那次建军来电话是为了要她来取她的衣服、书本。

她这时告诉密语者，自从那个电话之后，她对建军的亏欠感，基本平息了。他非常冷淡，要她来取东西时最好带个帮手，否则上楼下楼她一个女人够受的。言下之意是他不会做她帮手的。他还告诉她，他女朋友可能会在场。

她骑车经过食堂、浴室、小卖部，突然想起小卖部在夏天出售的自制牛奶冰棍，因为含奶量太高，特别容易溶化。建军一买就是十多根，用手绢兜着，百米赛跑地送到她在六楼上的办公室。冰棍送到时总是化了一半，建军也化了一半，水淋淋地傻笑。再过去是门诊部，值班室的灯还像两年前一样肮脏黯淡。急救车司机仍在和锅炉房老王打牌。

她锁了车，走进门诊部，拨了个电话号码。她听见接电话的人在两层楼之间大声叫喊。不久门开了。她原先的家门。建军下楼的脚步声她都听出来了，还是穿着她给他买的假皮拖鞋。他说：“喂，谁呀？”

她没说话。他已经听出来了。

五分钟后，他朝门诊部走来。军装换过了，是八成新的，头发也整理成她喜爱的样子。他说，走啊。她想也没想地跟着他走回去，上了四层楼，进了家门。一路上他问她什么时候启程去美国，她父母来不来送别。她一一回答。对于她给他的伤害和羞辱，她装得没事人一样；对他给她的一切报复和惩罚，他也不了了之。

他女朋友不在。为什么不在，她没问，他也不解释。她看见那套她选购的进口家具终于来了，从订货到到货需要三年。浅黄沙发上有浮雕般的布纹，大衣柜四扇门，和国内家具比，总算不千篇一律，写字台上的台灯是不锈钢的，连电视机上的防尘布都合她的心意。在她被拘禁、失业和流离失所的日子里，这里的一切按她的设计完整起来。一切都好，好得就像给人上的一个当。她酸楚地想，建军充实和圆满了她给他上的一个当。

建军问她吃了饭没有，没等她回答，他已去厨房打开了炉灶。他说食堂的菜，不过正好是她爱吃的清蒸狮子头。她和他坐在小桌边，他陪她吃，谈得不多，但都谈到了痛处、痒处。于是有笑也有眼泪。原来建军可以是细腻的，不再是那个虎头虎脑、粗声粗气、不常洗头的中级军官。

他们谈起初认识的时候，他是高年级的班长。他把她的求爱信退给她，却悄悄为她买了一双手套和一套英文的《鲁迅选集》。他承认自己有多想占有她，和她出去逛马路，手碰一碰她简直是活受罪。她问他是否记得他们的第一次。他脸红了，说怎么会不记得？不是让你写到检讨里去了吗？那时他向所有人宣战：“处分我吧，是我引诱了她。”两人都不语了，深深地一笑。

不知谁起的头，他们抱在了一起。很可能是她主动。她告诉密语者，这事像我干的。建军把她往卧室里抱，却在掩门时忽然丧失了体力。她的背靠着门，他的吻已经开始。他的嘴唇带一丝遥远的烟味，那么年轻，吻在她眉毛、眼睛、嘴唇上。她以十倍的疯狂回报他，他伸出手，指尖从她前额描画下去，描下鼻梁，慢慢再往下，把嘴唇也描下来。然后指尖停在她下唇上，它内侧湿润的一带，描了又描。那根撩动引逗，甚至带一点作践的手指，让她浑身抽紧。手指是建军的。感觉失而复得。建军继续他的描画，手指点到处，她肌肤上一线的火花。他眼里有泪，她眼里也有。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性肉体，另一个男人的侵入使它显得陌生而神秘。它怎么在那个外种族男性怀里撒欢的？建军觉得不可思议。最初的嫉恨和狂怒过去了，他只觉得整件事情不可思议。

她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他们竟做得这样美满。建军原来可以这样敏感，这样懂得与她的敏感呼应。她泪流满面，心里问自己，你早干吗去了？原来你对建军是有感觉的，原来你还在爱他。

他们躺在曾经的位置上。他的泪水滴在她额上，她的眼泪湿了他的颈窝和肩头。哭了一阵，他们再次狂热起来。直到凌晨，两人累得散了架。天亮起来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又说她不走了，再也不走了。她问，建军，假如我留下来，不走了，你高兴吗？他重重叹口气，问她为什么不走了。

她说，因为我刚刚了解你。你看惨不惨，建军？要闯这么大一场祸，要我们两败俱伤，才能了解你。

建军问了解他什么。她说了解他多么会爱。他苦笑起来，说他难道不一直是这样？

她说不，不一样的，他从来不像这个夜晚那样听她讲话，也从来没有那样看着她，他的眼神，他自己哪会知道。她还想说，他也从来不像今天这样吻她，抚摸她。她知道这话可能被他听错，听成她为自己开脱罪责。

他把她抱得很紧，抱得她都没了。她想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妖孽？在和格兰新婚之时，与前夫爆发热恋。她难道只能在一团糟的关系里才能获得满足？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刻，她看清她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恋建军？一个男人对她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她总是在编织错综复杂的关系，总要把有名分的、非分的、明面的、秘密的打乱重编。建军和格兰对调了位置，变成了偶尔享受一番的情侣，仅这念头，也够奇异，够激活她所有感官。感觉好极了，一路畅通，到达每根发梢。

她开始穿衣服，建军起身替她拉毛衣的拉链。她回头看他，泪珠子飞快地往下掉。这个建军不再是曾经的建军，是她新获得的恋人，是她疯了似的爱着却马上要诀别的情夫。她内心像若干秘密格档，分门别类储存着她不同的爱和情，她必得将它们施给不同的男人。

她不是个好女人，乔红梅对密语者坦白。她手上捧着一杯红色的“大都会”，薄薄的玻璃杯沿上插着一颗红樱桃。是她自己调的酒，比例改变了一些，多了点伏特加。她开始读自己刚写完的这封信，深夜和酒都使她诚实。面前是一个温和身躯，无论它是男是女，都是仁慈的，不见怪的，表情含而不露，像所有高深的神父或心理大夫。她对着这不可视的身影倾诉，感到自己不会被仲裁，只会被接受。一时间，她忘了忏悔者是她自己，而接受她忏悔的人是电脑深处的密语者。她只觉得这两人谈得很好，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人白天扮着各种角色，假如没有此刻的原形暴露，不是要活活憋疯。

她接着倾诉下去。十一年前，在她离开中国的前一个礼拜，她潜伏在新情人的密室。新情人是被她抛弃的前夫。最后两天，她不再和他做爱，只是紧紧抱着他，从天黑到天明。没有罪过，幸福不真实。她把和建军的疯狂情爱珍藏起来。在下飞机走入加利福尼亚灿烂的阳光和格兰的怀抱时，笑容有那么一点扭曲。她告诉格兰她多么爱他，是真话，似乎正因为她的不贞使她更爱格兰。每个女人都因为一点不可告人的隐情加倍地给予丈夫激情和温存，每个幸福的丈夫都应感谢那些暗中存在的对手，或实体或虚幻。每个牢固的家庭之所以牢固，是因为情感走私的不断发生，良知和谎言的相互调剂，黑暗中永远存在的三角关系。

一杯酒喝完，乔红梅有了很好的醉意。

她说有一些片刻，她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她如此地不爱格兰。这样的片刻也常发生在她和建军共同生活的年月。这是她渴望外遇的时候。

凌晨一点半，她关了电脑，摇摇晃晃地去浴室洗漱。举起牙刷，突然又想淋浴。她心里是认账的，此刻的她有一些无耻和淫荡。但她有了一种仁慈心情，看着镜子里蠕动的曲线，心想她还是美的，就原谅那一点淫荡吧。

格兰一定要拉她去广场看学校新装在旗杆上的玩意儿。一个小黑匣子，挂在旗杆半中腰，谁若去降国旗，匣子会突然发出一阵吸力，把国旗“嗖”地一下全吸入匣内。这样便阻止了焚烧国旗的人。

两个人爬在梯子上，正在试用那个装置，招展的国旗魔术一样被吸进去，人们全鼓掌喝彩。蓝天下一片粉红脸蛋，一片眨也不眨的眼睛，蓝的、灰的、棕色、黑色……

“棒吧？”格兰问乔红梅。

她的巴掌也在响。她向格兰笑着点头，心里想，这一片眼睛里，可有她的？那个无处不在的密语者？

“是中部一所大学发明的。”格兰说，“学校也不管财政赤字了，一下子买回来三部。”

她伸出手，搂住格兰。这一刻她恰是很爱他，爱他小孩子似的瞎激动。

石妮妮挤过来，身后跟着两个五六十岁的学生，都是跟她学唱中国民歌的。她说密语者跟她急了，说妮妮假如再纠缠不休，就找人收拾她。妮妮看见格兰询问地瞪着她，便拿出一贯欺负格兰的表情，一挑下巴，眼一白。

妮妮领着两个老学生挤出去，回头对格兰说：“你很不乖，昨晚上都没给我打甜蜜电话！”见格兰发懵，她笑着说：“看他，没劲吧，逗着玩都不会！”

乔红梅忽然叫道：“妮妮，你房子租了吗？”

妮妮说：“正找呢。”

她每次结束一次恋爱，就要换住址。乔红梅说她知道一处不错的房，租金特便宜。妮妮问可不可以养动物。乔红梅叫她自己打电话去问。她一口气把电话号码读给妮妮。嘴合拢前，她想，密语者神了，她果然秘密地神往自己私自的小窝，果然怀着离家出走的心思。所以她把租房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默记下来。她看一眼格兰的侧影，下午五点的太阳使他的睫毛成了金色，并奇长、奇翘。因此他有了一双儿童的眼睛。她想，他怎么会知道身边这个女人整天在合计他什么？她又想，这女人注视一张租房广告，要离开他，去投奔谁？不，去投奔什么？投奔未知？

回信说的是昨夜，是乔红梅微醺的那个夜晚。密语者告诉她，也是个偶然机缘，她弄清了乔红梅的公寓布局：卧室、书房、客厅、浴室……一百八十平米，典型的中产阶级安乐窝。（不必故弄玄虚，租房处有户型图片，只消去哪里假装一个租房人就行了。）

她告诉乔红梅，昨夜十二点，她来到公寓楼下面。眼睛一层层攀登，登上十六层靠东南的窗口。她断定那扇亮灯的窗里坐着乔红梅。她说她在长椅上坐下来，掏出口袋里小瓶装的“Courvoisier”。

读到这，乔红梅的转椅“吱”地一响。她感觉浑身过一阵冷风。同一个时间，她也在饮酒！

那是书房的灯，从光色看，是制图用的台灯。没错吧？她问。她说她从来不知道酒的滋味在深夜草坪上会这样好。对着乔红梅的窗，她悠悠地喝，不时举一举酒瓶，一厢情愿地和窗内人碰杯。

乔红梅想，这个幽灵般的女人其实有些恐怖。她两只脚缩进椅子，脚趾冰冷苍白。难怪她昨夜的倾诉欲强烈得可怕，看来是感应了。她的酒瓶竟不是空举的，琥珀色的“Courvoisier”碰在殷红的“大都会”上。

她说她二十年前的毒瘾都被调起来了。保安的巡逻车十分钟过往一次，在她身边减速，又多疑地驶过去。不久巡逻车八分钟来一次。渐渐地，成了五分钟，保安怕她谋杀自己或谋杀别人。

后来窗口的灯熄了，她喝完最后一口酒。她从长椅上站起，朝公寓楼的背面走，身后跟着保安和巡逻车。

在楼的另一边，她看见另一扇窗亮了灯。是扇细长条窗口。她一下子停住脚步，意识到那是浴室的窗。

乔红梅又是心里一毛。那时她正色迷迷地看着镜中的自身。难怪她感觉那样怪异，原来是另一双眼睛透过她自己在窥视。一个异物附了体，借了她的眼睛看她醉了胴体，看她的私处从阴影下浮现出来。这个异物！

她在楼下仰着脸，细长的窗亮了足有半小时。那时滚热的激流从乔红梅头顶淋漓而下；逆着光线，水在她薄薄的肩膀、微突的小乳房上溅起细小晶亮的水珠。水使人舒适，正因为它触碰肉体时给肌肤那一记小小的惊讶。她告诉乔红梅世上最大的舒适总藏有不适，总引起感官的惊讶。她说那半个小时，乔红梅就在那样的惊讶中，毛发全活了，肌肉饱胀起来，手臂上的圆形斑痕又回到七岁，带一丝炎症的刺痒。

乔红梅这时痛恨她，这个密语者。就像她曾经会突然痛恨建军。对格兰，她也会变得仇人一样。

她马上回信，说够了，别再拿她继续过瘾。她说，我不是你这种女同性恋者的猎物；我绝不会和一个女人偷情。

回信说，别那么把握十足。

乔红梅说她弄得她心力交瘁，在上课时常常睡着，夜里却通宵醒着。这是她博士学位的最后时刻，她处在崩溃边缘。

果然，对于同情的呼唤生效了。她说对不起，那么就让我远远地爱你。你苦闷或绝望，就到外面走走。那时你会感觉到我，你的优美永远不会白白流逝，我是你之所以优美的目的。

她怕再次被她的花言巧语打中，赶紧下网，并换了一个新网址，只告诉七个人，并且请这七个人为她的新网址保密。假如再收到密语者的信，她的搜索范围就缩小到这七个人头上。

然后她把密语者所有的信打印出来，一遍遍地读。一共有十八个拼写错了的disappointment，加上石妮妮那儿四个，二十二个，无一例外地拼错。接下去是几天的宁静，打开信箱，每回都是空的。第五天，她收到建军的一封信，很短，告诉她，他妻子生了个男孩。她在离开建军后，那阵歇斯底里的爱和欲望都平复了，随着他的结婚、升官、装修新分的三居室消退下去，随着她不断觅到的新欢消退了。不过是心照不宣的一些相顾，暧昧的笑容，以及打着礼节幌子的拥抱与亲吻。对象多半是格兰的同事或朋友，有家室同时有颗不老实的心。他们对她的迷恋基于误解，她便长期维护着这些美好的误解。

她回到她和格兰的正常生活中，心惊肉跳刚过去，沉闷和单调可以作为恬静来享受。

石妮妮却不宣而至，进来就大声讲中文。她说她今天在旧金山发现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和相片上的一模一样。乔红梅问什么相片。妮妮这时倒来了句英文，“The Fatherkiller！”格兰正叉起一块煎鱼肉，一听爆炸出这么个词汇，鱼肉从嘴边落到盘子里。他看着两个中国女人，希望得到解释。

妮妮说：“我在讲一部恐怖电影。”她知道格兰不信，也知道他拿她没办法。

她告诉乔红梅，自称二十岁女郎的人寄给她的照片里，有张最近的，背景是爬满橘红色三角梅的一座拱门，左上方可以看见消防塔的塔尖。妮妮最近处于恋爱休假期，男朋友只是瞎逛逛风景点的伴儿。根据照片上的坐标，她找到了那座拱门。她和男友坐到街对面的咖啡店去等。下午六点，果然把女郎等来了。女郎开一部旧TOYOTA，白色，戴DKNY的太阳镜，穿CalvinKlein牛仔裤，Nine West皮凉鞋，脚趾上不涂蔻丹，手腕上有十来个银镯，走路就“叮叮”作响。看上去一点毛病也没有，完全不像个“parricide”（弑父者） 。

格兰说：“一百块的大词儿啊！”

妮妮说：“你没注意我最喜欢卖弄大词儿？”

乔红梅不动声色地用中文说：“你讲废话全用中文，关键的词全是英文，地名啦，咖啡馆啦。你和她谈上话没有？”

“快七点我按了门铃。她来开的门，赤着脚，嘴还在嚼东西。我问她还认不认得我。她瞪着眼看我一会，摇摇头，笑得糊里糊涂。一看就知道她不是装蒜，是真不认得我，压根没见过我Email给她的一大堆照片。”妮妮此刻自己给自己拿了个酒杯，倒了半杯白葡萄酒。

“她问我怎么认识她的。我答不上来。她说一定从网上认识的，很多报纸杂志登过有关她的事。我连她名字都不知道，可是现在又不能问，一问就露馅儿啦。我说我就是从网上知道她的故事的。她说抱歉不能请我进去。我知道她在逐客了，就赶紧走了。”乔红梅想不明白，这是个怎样的迷魂阵。

妮妮很起劲，愿意贡献她的男朋友。她把这些男朋友叫成又漂亮又没用的东西，她绝不会嫁给他们。她说她可以让她又漂亮又没用的男朋友去勾引那个女孩。“勾引”二字，妮妮又用的是英文“seduce”。

晚饭已结束了，格兰笑嘻嘻地说：“要不要我躲开？”

妮妮说：“你没听懂吧？”

“懂了，又是勾引，又是弑父。”格兰说着，起身收拾盘子，扮出一个侦探的阴险笑容。

乔红梅说她已没兴趣了，网址都换了。妮妮激动地说事情就要水落石出了。

“别逗了，”乔红梅说，“那人随便从网上找了张照片，假冒是照片上的女孩，你就上当了。”

妮妮说至少应该把这位弑父女郎的名字打听出来，再到网上查有关她的报导。乔红梅说行了，别疯了，实在没事干，你去参加反战示威吧。

第十天，乔红梅写论文写得心绪败坏，半躺在转椅上，玩起牌来。夜又深了。她脚尖在桌下摸索着拖鞋，一手拿起啃了一多半的苹果，想去睡了。一分钟后，她却发现自己面对着打开的信箱。

有一封信，投寄者的名字是陌生的。

她心也不跳了，肺塞得满满的。她不知道她是更害怕密语者，还是更害怕望眼欲穿的自己——她这些天的无精打采竟是因为缺少那个人的密语。

“别问我怎样得到了你的新网址。其实我早就可以闯进你刚刚制造的虚假宁静，但我没有。我想试试看，没有你，我是不是能喝咖啡、读报、看电视、听音乐、呼吸、吃饭……活着。我也想看看，没有我，你怎样行动、谈笑、顾盼……你两眼秋波抛给谁？十天了，结论是你我不能没有彼此，尤其是你，这十天，你什么都依旧，就是没了魂魄。”

乔红梅想顶撞回去，怎么有你这样不知羞耻自作多情的人？！她却没有，这不是为谁追谁计较的时候。

“我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摆脱。索性堂堂正正，和我约个地点，痛快地聊它一回，何去何从，我们从那儿再看。我不能和女人恋爱，就像我不能和男人做哥儿们一样。”

“你肯定无法接受女人？”

“我可以一百次地肯定这一点。”

“就是说，假如我是个男人——像我最初出现时一样，富有，闲散，学识杂七杂八，不过够一个公子哥儿美化谈吐——那样一个男人，你是能接受的？”

“我不知你在胡扯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其实你心底里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我是个女人。明晚八点，我在校园的‘蓝色多瑙河’等你。假如你想说，见你的鬼去，你该把它留到那时对着我的面孔去说。”

“蓝色多瑙河”咖啡馆其实是学生俱乐部。两旁的餐馆每晚九点关门，学生们仍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块八角的汤和两块钱的迷你比萨。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在那里演奏爵士或室内乐。她接受了密语者的邀请。在“蓝色多瑙河”谁能对谁干什么？八点钟，正是繁华时间，每张桌子都挤满人。

她早早从图书馆回家，见格兰皮鞋脱在门口，便“哈罗”一声。她给自己疯疯癫癫的嗓门唬了一跳。格兰在书房里应了声“哈罗”，似乎没在意她异常的情绪。她开始换衣服，系围裙，大声自告奋勇，说晚餐由她负责。

她拉开冰箱，找出一些蔬菜，又取出半盒冻虾。解冻来不及了，只能靠热水泡。她把砖头似的冻虾往水池里一扔，一声不祥的声响，一看，白瓷池底被砸出细细几道裂纹。

祸事已开始发生。

她拧开水龙头，水来得太猛，溅了她一头一脸。她左右扭转脸，在两个肩头上擦，竟发现自己在痴笑。

然后是准备盘子、餐具、餐巾。她在厨房和餐室间跑来跑去，常是拉开橱门，又忘了该取什么，爬上梯子，忘了够什么。但她觉得自己少有的轻盈伶俐，切菜的动作也带些舞蹈。这时她回头，见格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笑而不语。看上去他早就站在那里，看了她半天了。她一下子老实了。这时她取消和密语者的约会，还来得及，但她知道她不会取消。她对格兰嗲嗲一笑，心里对自己的轻浮感到绝望。

嗲嗲的一笑总是有后果的。格兰上来抱住她。她说，炉子……火……

外面响了一声闷雷。这地方很久、很久以前爱下雨，有段时间连旱六年，现在雨又一点一点回来了。格兰似乎知道她的秘密勾当，想阻止她，把她抱得那么紧。她轻轻掰他的手指，嘴里全是哄人的话。她没办法，非去赴约不可，雨和格兰都枉想阻止她。

她连借口都顾不上编一个就冒雨出门了。只对电视机前的格兰说，我马上就回来！

走进“蓝色多瑙河”时，没碰上一个熟人。二十多张桌子都坐得满满的，小舞台上在演实验戏剧，十多个戴哑剧大白脸谱的戏剧系学生做着某种禽类的动作，主角儿在念类似《等待戈多》的台词。

乔红梅等着，等密语者登场。雨意和温热的咖啡气味混合，使她的初次登场显得温暖而平实。她心里出现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她眼睛从每张桌上的面孔上扫过。这人迟到了。没有中意的座位，她顺着墙壁观赏艺术系学生的油画。这人说他将拿一本艺术杂志，封面上有Julio Gonzalez的人面雕塑。这人玩她玩得够狠的，玩了身份又玩性别。她又看表，才过一分钟。她只给他十分钟，然后她就结束等待。油画是不久前挂上去的，颜料气味十分新鲜。她不如就从这些画谈起，头一次见面大家需要个安全的话题。她会说看看这些麻木的笔触吧，大喊大叫的色彩，语汇却贫乏到极点。如同大量的丰腴的食品，滋味却是没有的；大量的性爱，感觉也是没有的；大量的谈话，完全没有会意。

她假装看画看得入神，一点点向拐角走。拐角延向一条走廊，通往后门。她守着退路，听每个人的进、出、动、静。她半仰起脸，脖子和脊背很松弛，两手懒懒地抱在胸前，从背后看，她一点不是望眼欲穿的样子。淋湿的头发偶尔滴一颗水珠下来，又顺着她的太阳穴迟迟疑疑往下滚，划出一条微痒的、冰凉的轨迹。

这时一个新顾客走进咖啡馆正门，大声和坐在门口的两个女学生打招呼。

格兰。

乔红梅马上退入阴影。格兰竟和他的学生在这里约见。师生间调侃起来，都不高明。女学生们的笑声十分紧张，格兰只好再开些玩笑，更失败。他们开始谈他们的本行，格兰自如起来。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奥尼尔、坡斯、劳瑞，形成酗酒流行病的天才们。不只是自如，格兰辉煌起来了。乔红梅几乎忘了这就是她结婚十一年的丈夫。她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精彩。桌上的烛光给了他一个古典的侧影，他原来有双易感浪漫的眼睛。

女学生们请教授讲得慢一些，让她们做笔记。

乔红梅想，这两个年轻女生已被格兰引诱了。只不过格兰是无意的。墙的拐角阻断了他们的视线，她就这样隔墙有耳地站着，听格兰向两个女学生发射知识、幽默、魅力，以及妙不可言的性信息。性张力在三个人头顶凝聚，产生电流，不断打出火花……乔红梅有些妒忌两个女学生了。

洗手间里突然出来个人，险些和她撞个满怀。两人同时道一声对不起，又同时端详着对方。

乔红梅从“蓝色多瑙河”的后门出来，她无意中验证了自己的假设，谁不处在三角关系里呢？或虚或实而已。她走在雨里，惊弓之鸟一样向前扑腾。格兰一定盯上她了，这些天她的行为举止，连她自己看看都可疑。

她突然站下来，站在雨点密集的校园操场上。她想起那个从洗手间出来的男人。他道歉时对她那么一笑。绝不是陌生人的笑。他四十来岁，没错，正是他自己形容的样子，个头不太高，但十分结实匀称。似乎穿件黑色羊绒毛衣，高领，绷出他的块儿，是个爱打网球或游泳的人。动作中还残存不少青春，虽然头发已带些杂色。她犹豫着要不要走回去。给格兰什么样的说法呢？网上来的情人？她回头看一眼闹哄哄的咖啡馆，没有挪动脚步。他和她对视一眼，没错，特征都对得上号。他的嘴，那张欲语又止的嘴巴，是那种心里语言很多，嘴上却没话的人。

全身湿透地回到家，她一眼看见格兰的留言。他有两个考博士的女学生紧急求见，他约她们去了“蓝色多瑙河”。看不出他对她起了疑心，个个字都磊落。她脱下湿衣服，用松软的大毛巾裹住身体，忽然感到胃口开了，想吃东西。晚饭时她只胡乱塞了几口蔬菜。她找出一块起司和一块杂粮面包，叼在嘴里就去上网。

他的信已在等她。

他说他知道她很失望，淋一场雨，却扑了空。他看着她从雨里走来，完全像个殉情少女，决绝而柔弱不堪。睫毛膏的黑色被雨冲化了，晕成两个大大的黑眼眶，一缕湿头发搭在庄严的嘴唇边。他说他从不知自己会有如此多的怜爱，会如此地静静爆发。他想到她是从那个小村子来的，那个一夜间死去二百一十三名处女的小村。处女们是集体殉情的，为了她们尚不知在何处的情人。因而她们不必嫁人，不必失望，免去了为人妇之后再偷情的冤孽弯路，直接就为潜存的情夫们死去了。

“你就从那个小村走出来，走向我的。我看着站在门口的你。这样想，你身后是一座座稻草垛，是偷情人的坟墓。你讲到那个城市来的男孩，爱吹口琴爱咒骂的那个小伙子，也被埋在这不寻常的坟墓里。你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小村。”

乔红梅恨不得伸出手，去触碰那一行行字。因为这些字正触摸她。她知道他说的“怜爱”是怎么回事。

他说她顺着一张张桌走过来，喘息隔着衣服都看得出来。一场雨把她多日的惊恐、失眠、酗酒，以及对这事渐渐染上的瘾全印了出来。他说他想上来抱起她，告诉她他有多么懊悔，不该这样惊吓她。让他从这里重新开头，从体温和呼吸开头。假如不是格兰梗在那里，他一定会和她好好开始。他说她逃得那么仓皇，连披肩失落都毫无意识。他拾起她的披肩，它带着她身体的气味和温度。

乔红梅一摸肩膀，果然空荡了。她最爱的一条披肩，落到他手里了。

他要她别担心，他会好好保存它，直到下次约会。

她不再凭空想象他。多情的文字和那个一闪而逝的中年男子重合起来。多情也是牛仔式的多情，一半笑容压在帽檐下，不怎么拿你当回事，却眨眼间就会为你去死。都好，都合她心意，这个使她一切感觉、一切欲望回春的男人。

他说他感觉到她微湿的身体裹在柔软的棉质毛巾里。这是他的手，扯下这条毛巾。不是“轻轻撩开”，而是那么一扯，带一种彪悍，手势短促，不许你忸怩。这是他的手掌，摩挲着她的肉体，那黄孩子的肌肤。

他真的使她又燃烧起来，就连格兰，她也感到一种新异。

石妮妮送来一盘录像带。趁格兰去上课，乔红梅把它放在自己的录像机上看起来。

橘红色三角梅的拱门。消防塔塔尖。又漂亮又没用的男友入画，按门铃。门开，露出一个二十来岁女孩的脸，镜头推进，女孩只是摇头。男的掏出证件（伪造的记者证），女孩看了证件一眼，耸耸肩，笑了笑，允许几个提问。她半个身体在门内，半个身体在门外，是接受采访的老手了（从七岁就跟媒体打交道）。问她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怀疑父亲的冤案的。十四岁，她说。什么引起的呢？“我父亲给我的遗书，他预先给我写了许多封遗书，交到他律师那里，请律师每年在重要节日或我的生日前，给我寄一封。每一封信都根据我的成熟程度渐渐变得复杂、深沉。他总在猜测我的高度、体重、学习成绩，要我记住，这是父亲离开我的第几个年头。他还为我列出书单，并在下封信里问我书单里的书我是否读过。他在信的结尾总要我相信，父亲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并永远爱我，保佑我。十四岁的生日，我照例收到一封信，里面还夹了一对玻璃珠耳环。是小孩戴的那种可笑的首饰。他说我七岁时一次和他上街，一定要他给我买这副耳环，他坚持不买，说小孩不该戴首饰。他一直为此内疚。现在我十四岁了，可以戴首饰了，希望我还喜欢这对耳环。”

女孩讲到此低下头。

她接下去说：“我突然觉得我中了心理医生的计，而那个三流心理医生，中了弗洛伊德的计。悲惨的是，其中谁也不想害谁。那个心理医生太想做出创举，他以我成名，而代价是我们的家破人亡。我恨我的母亲，她像中了邪一样，帮着心理医生捕风捉影。你一定已从许多报纸看到，他们怎样给我洗脑，操控我，一个七八岁的女孩。”

男友问：“你父亲怎样死的？”

女孩显得很吃惊：“你是记者，没有看基本材料吗？”

男友一窘，但掩饰得很好。他说：“我不相信别的媒体的报导。”

“你是不该相信。假如不是媒体歪曲事实，不会形成那样的社会舆论，我父亲可能也不会自杀。应该说我父亲的自杀，和媒体的不负责任有关。”

“他是怎么自杀的？”

“从当时的现场看，他是自杀了。警察在新墨西哥州沙漠深处，发现了他的车，上面有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从他那次法庭缺席，到发现这辆车，有近一个月的时间。”

“尸体呢？”

“沙漠上什么都可能发生。有野兽和秃鹰，很可能……”

“你现在一个人住吗？”

“我母亲嫁人之后，我自己搬出来了。我父亲为我投资的钱获了不少利，所以我可以住得起旧金山。”

近镜：女孩俏皮地一笑，露在门外的一半身体缩回去了一点。

乔红梅想，这个女孩太像一个人了，但到底像谁，她又想不出来。那神情，那手势，那快速的沉思，她肯定是见过的。这时，门关上了，橘红色三角梅和消防塔依旧。

妮妮问：“我有一手吧？买通了马路对面一个老头，从他家厨房偷拍的。”

乔红梅说：“我可没让你偷拍啊！”

“这个女孩的资料，我那没用的漂亮东西全给我查出来了，网上能找出几十篇文章，全是讲这桩乱伦案的！连‘纽约时报’、‘华尔街报’都登过头版！女孩的父亲是个富翁——不大的富翁。为了打这桩官司，破了产，官司整整打了三年，是‘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起诉的，主要证人是心理医生和女孩她妈。”

乔红梅还在想，她在哪里见过这位女郎。她告诉妮妮，这事和她的密语者已越来越扯不上了。

石妮妮这才一怔。她确实忙到另一桩事上去了。

乔红梅冥冥中知道，密语者用这个女孩的名义和石妮妮交往，一定有原因。当晚十一点，她又收到他的信，说他以为她会去“蓝色多瑙河”，结果他空等了。他用咖啡店的网络给她发这封信，说他会继续等她，直到咖啡馆关门。

她看一眼手表，到咖啡馆关门还有半小时。她立刻换了衣服，梳了梳头发，蹑手蹑脚往外走。格兰一般在书房里待到半夜十二点，她会在那之前赶回来。她打开大门，犹豫了。这样不大地道，还是该给格兰留言。她说一个朋友远道而来，约她在校园小晤，半小时之内就回来。大学里的夜猫子是正常人，格兰该不会太见怪。她把字条用磁铁吸在冰箱上，刚一转身，听见“啪嗒”一声，磁铁落在地上。不知为什么，磁铁此刻与她作梗，不断地掉下来。这时她听见一个声音说：“磁力消耗完了。”

她后来懊悔，不该那么惶恐，无非是格兰听见磁铁一再落地的声响，出来看看。而当时她感到面孔僵硬，知道坏了，此刻这张面孔做什么表情都会丑恶不堪。她就装着去开冰箱，拿出半瓶白葡萄酒，背一直朝着格兰，问他要不要来一杯。

格兰见她的着装，问她是否要出门。

她答非所问，说论文写到结尾，她生命都快结尾了。她知道事情给她弄得越来越坏。她手里捏着刚才写的字条。

格兰说这么晚了，最好别出去。

她听出他口气很硬。

她说：“谁说我要出去。”

“我并不反对你出去。为什么你这样戒备？”

“我怎么戒备了？何况你反对也没用。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不需要谁同意。”

乔红梅夹起嗓门，英文语病百出，但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格兰惊讶地看着他的妻子。她也会张牙舞爪。是什么使她这样泼？你看你看，狞笑都上来了。

“说得好，”格兰说，“因此你的戒备是多余的。”

“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戒备。”

她想，别这样，别这样恼羞成怒，多没风度。可她无法不把密语者拉来做后盾，仗他的势，对格兰有恃无恐。

格兰说，“你这么晚一定要出门，我可以陪你。”

她突然惨叫，“我不出门！”

“我不反对你出门。”

她做出拉倒的手势，表示反正她无望和他讲清楚了。她一面是对格兰的满腔愤怒，一面又是对密语者的一腔柔情，他那么懂得我，虽然隔那样远。一时间，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那个人。她想和挡在面前的丈夫拼掉，面对面的沟通都误差成这样。

格兰见她哭起来。他走上去，试着去搂她的肩。她却往旁边挪一步。他立刻缩回胳膊，充满尊重。她等他再追上来一步，不理她的挣扎而紧紧抱住她。她正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需要格兰暂做一回兄长，无条件地呵护她，让她在走上不归路之前三思，或让她明白，只要她退一步，就是安全就是宽恕。总之她要格兰拉她一把，别让她就此倒入一个叵测的怀抱。

格兰却站在一边，肢体语言全读错了。

他终于好声好气地说：“你给我写的字条，我可以读吗？”

原来他看见她在那儿折腾那张字条。现在全耽误了，“蓝色多瑙河”已经打烊。

她把字条往桌上一拍，心一横，说：“我收拾行李去。”

“你要去哪里？”

“汽车旅馆。”

“哪一家？”

她从卫生间出来，手里一个洗漱袋。亏他问得出来，哪一家？！

“哪一家对你有什么区别？”她说，从床头柜里取出内裤、内衣。“你是不是要推荐一家好的给我？”她毒辣地笑笑。

“如果远，我建议你明天早上再去。”格兰说。

她想他是没希望懂得她了。

她只管拎着包往外走。肢体语言是委屈冲天的，是呼唤他同情的，是控诉他半夜撵她出门的。

她走到门口，凄凄楚楚换鞋，尽量拖延时间，好让他开窍，上来拉她，大家下台阶。他对她的肢体语言，是个文盲，她在蹬上第二只鞋时想。

她走出去，是凶是险都只能往前走了。

电梯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爬。

格兰出现在她身后，一面穿着外套，领子全窝在里面。

他说：“这么晚了，我开车送你去。”

她说：“你知道我去哪儿？”

他说：“随便你去哪儿。我怕不安全。”他拿出一张卡片，“这是汽车旅行会员卡，住汽车旅馆可以打折扣。”

他的样子认真负责，一点没有作弄她的意思。衣领硌在他脖子里，他难受地直转头。她忍不住伸手，帮他把衣领翻妥帖。他这才拉住她的手，往怀里一拽。她想格兰那双眼睛，永远是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他不知道此刻她是把他作为兄长与他和解的。

她告诉密语者，有一刹那她想把格兰杀了。她看见墙壁上一排厨刀，觉得只有它们能结束一场痛苦的沟通到非沟通。很可能她将杀她自己，会省事许多。在密语者出现之前，在她知道世上存在那样一份灵性的懂得之前，她从未意识到非沟通的痛苦。

她从来没有失望得如此彻底。

连那次流产，她都没对她的婚姻如此失望过。到达美国的第三年春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晚上她做了一桌菜，摆了红色的蜡烛、红色的玫瑰。格兰却回来很晚，菜全凉了，红烛也短了一半。他说为什么买红烛，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红颜色。

她大吃一惊，她从来不知道他有这种难看的脸色。

她表面还笑嘻嘻的，说这个夜晚适合红颜色。

他吃力地笑一下，说谢谢你烧一桌菜。

他开始喝酒，问她为什么不喝。

她只甜蜜地说从今后她不能喝酒了。她等他问为什么。他却沉闷地自顾自吃、喝、若有所思。她问他是不是学生惹他生气了。他说这些年轻崽子，哪天不惹他生气。

她说让我们有个孩子吧。

他头也不抬，问道，为什么？

该有个孩子了，她说，心一点点冷下去。

他说他看不出什么是“该”。

她说，孩子不好吗？一个家庭不该有孩子吗？

你做什么，就因为“该”吗？

她不作声了。红蜡烛没趣地蹿起火舌。

是啊，什么来决定“该”呢？爱情已拉不住两颗心灵、两具肉体，要一个孩子来拉住他们。孩子可以成一个新主题，给他们日渐枯乏的日子以新内容。

乔红梅诚实地告诉密语者，在怀孕前，她和一个男同学一块喝过咖啡，一块去旧金山听过音乐会。甚至有那么一两次，在车子停下后或发动前，那男同学吻过她。那是一个北欧人。当时北欧在她心目中，还颇神秘。在怀孕前，她似乎初尝到失望，她总是以为有更大更好的世界在前面，有更理想的男人等她去爱，到后来，却发现不过如此。她已远嫁到太平洋彼岸，并为此什么都豁出去了，获得的，却不过如此。她常常在吃冰淇淋，试昂贵的时装，看新上市的电影时突然一走神，这就是我以为更大更好的世界，这就是我抛弃那么多，毁坏那么多而追求的。一种浅淡的扫兴油然生出，她会放下正试穿的时装和最爱吃的冰淇淋。她不知道拿自己的失落感怎么办，不知怎样对付她时常出现的黯然神伤。她想到那个草垛上吹口琴的知青，讲起世界上最美味的冰淇淋时的眼睛，那么多期待又那么感伤。他若活到现在，处在她的位置，是否像她一样在心里叹息，不过如此？

就在她看穿地在心里说“不过如此”的时候，孩子来了。

孩子在多少情形下救过僵局？拙劣和高明的电影里，孩子总是带来转折。

她完全没想到格兰会有如此负面的反应。她坐在那里，像红烛一样一点点矮下去。格兰讲了一长列不要孩子的好处，谎扯得虚假而拙劣。

她对密语者说，在此之前，她的失望是隐隐的，莫名的，这一刻变得具体而实在了。到今天她也没有弄清，格兰不要孩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爱孩子的人往往缺乏柔情，不懂孩子的人便往往是沟通低能。她的失望之巨大，她想密语者应该能想见。

她什么也没说。十天后，她悄悄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做得不好，她流血量很大。她不想惊动格兰，悄悄挂了急诊。医生说胎儿还剩一半在她腹内。他说只能等她身体自然排除它。她按医生的嘱咐，把身体的排除物收集在一个瓶子里，等医生最后把它们拼起来，看流产是否彻底。她在瓶子外面套了个纸盒，搁在马桶后面。格兰发现了，问这血淋淋的东西是什么。

她心里满是恶毒语言，想说这下称你心了，断子绝孙了。或说，是什么你不知道？当然是我和人轧姘头轧来的。但她咬紧牙，只看着他。

她在那一瞬想起她前夫年轻时的脸庞，孩子气十足，也丈夫气十足。见她从“人流”手术室出来，一把抱起她。他就那样抱着她，走上四楼。一路上泪汪汪地赌咒：“指标指标，下次没指标咱也生。”

然后格兰说：“我说不想要孩子，可并没要你去做手术啊。”

原来她的妇科医生在确定怀孕那天就告诉格兰了，难怪他那天晚上一张阴沉的长脸。

他又说：“既然孩子来了，我总会调整自己，接受他。何必逆天意又把他杀了呢？”

她大声叫道：“里外你都是人！”她发现自己喊的是中国话。她觉得中国话这一刻怎么这样解恨？她又喊：“建军就不会这样对我！建军！我对不起你！”

她嚎啕大哭，像那小村里的妇人哭丧。

格兰什么也听不懂，在一边说：“会好的，会好的。”

她索性喊道：“操你妈‘会好的’！你拆散了我和建军，我瞎了眼了！”

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那天夜里，她起身，人弱得像纸糊的。她从药柜里找出一瓶阿司匹林，什么药多了都毒得死人。她站在床边，看格兰熟睡。她想，他倒照睡不误。她不知站了多久，看着这个她死活不顾追求来的美国男人。二十八岁的小半生，她总是在主动追求。她对此从来不撒谎，大方地告诉所有女伴儿，他是我追来的，追得好苦！

看看这份被她追来的幸福。

建军也有极可恶的时刻，那些时刻她就会想：看看吧，这就是我追求的男人。

她从床边转身，却眩晕地倒下去。从卧室到厨房的距离最多八米，她却无力走过去。她手里捏着阿司匹林药瓶，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清早她醒来，又成了白天的她——人们眼中的她。懂事，性情甜美，分寸感很好。白天的她绝不会吞一百片阿司匹林。她从一百片阿司匹林的诱惑中挺过来了，再回到格兰身边，她已是另一个女人。

“大概像你说的，我是一个感觉封闭的人。十多年前，我对建军也曾封闭过，是格兰打开了我。”

他说他早就知道她是个危险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他有很好的眼力。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危险的人，在她眼前，世界突然变得可笑或可憎。

他看她穿过那群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再穿过一望无际的停车场，肩膀微微向左倾斜，那是她曾经背枪留下的习惯。购物中心有七八家连锁店、五家连锁餐馆、三家连锁银行、一家连锁食品超市、一家连锁汽油站。和全国绝大多数购物中心一样，房子漆成油画棒的浅色，屋檐一条海蓝的边。美国特征是由这些没有特征的连锁景致构成的。

“你往售报机中投两枚硬币，取出一份报纸。这时你呆住了，眼前的购货中心又蠢又丑地趴在地平线上，该死的建筑师怎么会设计出这样扁平的房子？你忘了这是哪个城市，它可以是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连锁机构张开纵横交错的锁链，把人们锁在上面。淘汰个性，个性有风险。连锁是步调一致，是安全。这些被安全连锁的人们胖胖地坐在夕阳里，享受非沟通的快乐。沟通风险太大了，针锋相对、一针见血的沟通能让几个人幸存？幸存者得多么坚强，多么智慧，又多么豁达？你看着连锁景观中安全的人们，连鸽子都不防意外，大摇大摆在户外餐桌周围徜徉。这个景观无疑是可笑的、丑陋的。你突然想到十多年前你对它的苦苦追求。你最后一次回到小村里，告诉孩子们美国有无数购物中心，像小村庄一样大。那种物质的丰饶，超过每个孩子的想象。”

他说乔红梅在超市门口改变了主意，在打开的自动门前撤回一步，向右转身，朝“星巴克”走去。那儿有块长二米半宽一米的广告板，供人们在上面贴租房、卖旧货、私授课的广告。四十年代的灯具被当成古董出售。他看见乔红梅伸手撕下一条小签，上面有房东的电话号码。但她不久又把它贴回去，眼睛转向另一张广告。那张广告贴在最下方，很不起眼。广告上印着一只猎犬，所以他认为那是一张猫狗学校的广告。乔红梅蹲下身体，一手撑在墙上，为了更清楚地读那张广告上的字。字非常密集，黑压压排满大半张纸。

他看乔红梅的手伸向广告下一排小纸签，撕下最后一张。前面十九张都被撕去了。她将小纸签搁在掌心，端详一会，头略微偏着。来了一阵风，把纸签吹跑，她追了两步，站住了，看它滴溜溜打转，飞远。再来看她的脸，似乎刚悟到一条新思路。

等她离去之后，他去看那张印有猎犬的广告。原来不是猫狗教育家贴的，是一个隐居者，或一个退休侦探。他（她）教授一种“消隐法”，从熟悉你的人中消失掉。对有罪迹的人，这是个最干净的洗心革面手段。对腻味了自己婚姻或职业的人，这也是个最少伤害、最便宜的了断方式。对厌烦了自己人格，想更换全新人格的人，它提供了最大可能性。当然，它最方便那种想做女人的男人，或想做男人的女人。只需八周的课程（每周一个半小时课时）和一千元学费，你的旧人格就终结，新人格就开始。

他告诉乔红梅，一九九二年《旧金山时报》登载过一篇文章，谈到消隐现象，并介绍了几本有关如何消隐的书。到一九九三年，全国消隐的人共有七万多名。有欠债不还的，有过失杀人的，有卷入巨大冤案又无望澄清的，有陷入不可自拔的婚外恋的……这些人精心设计消隐的每一步骤，获得新的出生证、身份证、社会保险号码之后，某个夜晚或某个清晨，永远地消失了。有的布置了自杀或他杀的假象，有的留下真切的遗书。

想象这七万多人的今天，无论当初的消隐给了他们痛苦还是欢乐，它都为他们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未知世界。

“这七万多人中，有一些去了国外，去做冒险家或语言教师。最理想是远东，比方说，刚刚开放，对西方一派天真的中国……能够想象吗？你的外文教授里，可能就有一位这样的消隐者，一个对人或对己失望过度的人。”

乔红梅看着这个错拼的“失望”，第二十三个不完整的“失望”。

他说他是在望远镜里观望她的，等他赶到购物中心，她已不知去向。

她心里有些不舒服，为什么他总待在暗处，让她防不胜防呢？

他似乎察觉到她并没有表露的哀怨，说他很抱歉，他常常临时怯场，怕他走出文字的掩体会令她失望，无非是个平实男人。他还承认常用高倍数望远镜把她拉近自己，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看她。那样，他把她的身体一寸一寸地占领，一毫一毫地亲吻，她发育不良的乳房在他看来十分销魂，还有她臀部的一块胎记，都引起他凶猛的欲望。

她惊呆了，他怎么会知道她臀部的胎记？她偶尔游泳，把它露了出来？可她总是在早晨游泳，校园游泳馆人最少的时间。

他说他知道这种迷恋已经不健康了，但他没有办法。他要她相信，他是一个最懂得爱的人，从心灵到肉体。“望远镜把你拉进我怀里。这是我的胸膛，还够宽阔吧？这是我的肩膀，还够结实吧？这是我的皮肤，有一股常晒太阳的人的气味，并且体温偏高，你的手上来了，手掌那么清凉，它下面是焦渴的肌肤。这就是你的眼睛了，含有一份邀请的黑眼睛。邀请同情、懂得，甚至进犯。于是这是自找了。你已经逃不了了，进犯总是有一点疼痛。接下来，你一下张开自己，接受了我。”

乔红梅喘息乱了。她火烧火燎地面对着这人的文字，恨自己怎么这样没出息，也恨他，把她引上邪路。真恨他吗？她想不清楚。

他约她在旧金山南区的一家酒吧见面。酒吧名叫“Endup”。他说他在旧金山拥有一座小小庭院，风景优美，如果她愿意，他可以请她去那里做客。他要她别害怕，“Endup”火得不得了，永远满座，全是没心没肺调情的男女。他和她可以在那里深谈，也可以浅谈调情，也可以不调情。那是个认真、随便两可的地方。

她开了近两小时的车，到达旧金山市区时是下午三点。反战示威造成交通阻塞，办公楼大门全被人把住，被堵在街上的规矩上班人在警察掩护下，小批小批往楼里冲锋。她听说石妮妮和几十个同学一块进了城，就在人群里寻找起来。果然在市场街找到了妮妮。她和男友都穿着白Ｔ恤，胸前用红颜料画的血迹，乍看相当触目惊心。妮妮最近成了示威明星，电视里常出现她的大特写。

“你和格兰一块来的？”妮妮大声问。

乔红梅说格兰今天有课，不能来。

“我刚才还看见他！”妮妮问男友，“没错吧？他站在那儿拍录像。”

乔红梅心里“轰”一声。格兰一定是暗中在盯她。她昨晚告诉他，今天她要到旧金山陪两个中国来的朋友，大概会晚些回来。

妮妮说她想吃水果刨冰，便拉着男友和乔红梅进入一个店家。一见她胸口上的“血迹”，所有人都叫起来。妮妮无事人一样吩咐男友去买刨冰，一面跟乔红梅大声说笑。她说她男友险些和那个陷害父亲的女孩陷入疯狂恋爱，她趁机解开了疑团，女孩拼写的“失望”一个字母不错，就是说，密语者确实冒她的名跟妮妮通信的。

妮妮因为反战而出风头，各行各业的富翁都看见了她给警察抱走时，以甜美声音唱“国际歌”的电视镜头。他们全断绝了和她来往。

乔红梅问她是否还打算嫁富翁。

她说一革命起来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是另外一种荷尔蒙开始支配你的身体。现在她觉得富翁们一点也不性感。正如过去，她认为漂亮的穷光蛋男人不性感一样。她说什么让她热血沸腾都行。她只要热血沸腾。

告辞了妮妮和男友，乔红梅混入了示威人群。她飞快动着脑筋，万一碰上格兰说什么。她知道自己的样子有些鬼头鬼脑，便想，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她就向格兰摊牌。

把车停下之后，她看看表，离约会还有一小时。她特意到得早些，好摸清方向，找好退路。停车场离“Endup”有五个街口，走过去时可以定定神。她拿出镜子、口红。是那种当下最流行的唇彩，马上让嘴唇娇嫩多汁。她把粉盒放回皮包，手却碰到一件东西，牙刷。她居然带了牙刷来，她前后矛盾的种种打算中原来包括过夜的打算。她手指捏在牙刷的毛刺上，使劲搓动，她想看看这个女人今天到底要怎样去野。开两小时车，去和一个网上来的男人见面。然后呢？他趁歌手长啸的当儿拉起她的手，把她拉到他的庭院。一个自带牙刷的女人。

在往“Endup”走的路上，她希望路远些，让她再想清楚些。

她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讲述了她童年那一个无人知晓的故事。

深秋的晚上，孩子们已不再去稻草垛上听城里男孩吹口琴了。只有一个十岁女孩仍然天天来到稻草垛下。男孩把口琴吹给女孩一人听，对小村子的牢骚也向她一人发。这天晚上村里开始点灯了，女人们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十分悠扬。男孩从稻草垛上滑下来，手还在把口琴往裤子上蹭。他突然一动不动，看着稻草垛下的女孩。女孩笑了笑，不觉得他的样子奇怪。他两手上来，卡住女孩的腰，把她抱离了地面，面孔对着面孔。女孩听见她的母亲也在喊她了。她却没应，只朝远处扭一下脖子。等她转回头，便不再认识眼前这个人，他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闭上了，又没闭严，从缝隙里透出一线眼白的青光。睫毛猛烈哆嗦，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垂死的睫毛。她叫他两声，他可怕地笑一下，嘴唇轻轻落在她额头上。她开始掰他的手指，脚也反抗起来，但表面上她仍咯咯直笑，似乎不愿与他撕破脸。他的嘴滚烫滚烫，压在她的嘴上，一时她不懂这滋味是好还是糟。她闻到他呼吸里“东海”烟的气味，辣而苦的一种雄性气味，充满她全身。一阵奇怪的无力向她全身扩散，和烟草气味融和。她犹豫该跑还是该叫，而嘴唇被一股力量顶开。辨别许久，她才明白那是他的舌头。他这时把她渐渐抱进稻草垛下面，不知谁刨了个凹处来。她的身体动弹不得，他蜷在她身上。

然后他把她抱出来，让她站直，抻平她的衣服，拂掉她头发上的稻草。他羞怯地笑了。这笑里没有可怕的东西。她看着他，一点秘密的感觉出现在她一片昏暗的体内，如同一豆火烛。他要她第二天同一个时间再来。她点点头，转身跑去。她不明白她喜不喜欢这桩事，也不明白那城里男孩到底对她干下了什么。他在她体内点燃的那一豆火，却燃出一团暖意。

她第二天晚上又来到稻草垛下。男孩把那个凹荡做成了个窝穴，告诉女孩，下雨、刮冷风他们都不怕了。

第三天夜里，男孩被什么声音惊醒，伏在窗上一看，整个村的男人都围在他屋外，提着锄头和镐。他从后窗逃出去，发现大路小路上都站着人。六七十条狗同时叫起来，他只得钻进稻草垛下的窝穴。人们的草杈子扎进每一垛稻草。

最后，所有的稻草垛给点着了。城里男孩没有出来。

村里人说他把六七个十多岁的女孩引诱了。村里人爱护女孩们的名声，从来不对她们点名道姓。女孩们太贪嘴，为一块劣质糖果就和他钻稻草垛。十岁的小姑娘心想，他和她之间，可不是一块糖果的关系，他从来没用一点甜头从她这儿交换吻和抚摸。他从稻草灰烬里被扒出来，白面书生成了一段人形焦炭。只有那个口琴，完整无恙。

他对外国的描述，今天看是千差万错的。但那却是小姑娘长大的盼头。她从十岁就相信，她会比村里任何一个女人都走得远——比那些去上海、南京的棉纺厂做了女工的女人走得远；比五十年代跟着土改队走了的女人走得也远；比六十年代考上同济大学的女子走得还要远。她是方圆几百里，上下几千年唯一考上军事外语学院的女孩。那年她十六岁，是考生里最年轻的一名。

“那个女孩就是我。”

她在正式见面之前，把隐埋最深的秘密告诉他，为使这场情谊建筑在最高度的诚意上。他和她的开端该是不一样的，不再充满美妙的误会。她告诉他那段往事，还要他看看，她就是这么个货色，总是屈从感觉。内心和肉体的感觉，在于她，往往大于是与非、爱与恨。

走到酒吧门口，才六点半。还要混掉半小时。不远有家宾馆，她决定去那里。大堂里有钢琴伴奏，她顿时松弛不少。侍者云游过来，悄语问她点什么酒。她胡乱一笑，点了一杯“血玛丽”。她喝得很慢，似乎这样就可以延长失足前的时间。快七点了，夏天的夜晚还远远没到。她打开皮包，却发现钱包不见了。情急中她没忘带牙刷，倒忘了带钱包。她看看那个侍者，他正在和两三个客人饶舌。她拿出军人的机敏，从他身后溜出大堂。

她成功地逃掉了酒账，两脚半醉地向前移。他一定已经等在酒吧里了，心想到手的猎物可别又是一场空。她深一脚浅一脚往他枪口上撞去，以一把牙刷去度一个讲卫生的良宵。侍者现在一定在找她了，想着这个亚洲女人也不年轻了，还在干这种事。她想，我可真行，一晚上能干出两件混账事来。

格兰正在搜捕她吗？他死也不会想到她会来这个“Endup”，如此异端，供人们脱下苍白的人皮，在这儿青面獠牙。“Endup”，好名字。两个男领位一身黑的走上来，问她订位没有。酒吧里还没什么人，但密语者肯定已等在那里了。

领位凑得更近些，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地问：“订座没有？”

她闻到一股兽性的浓香。

酒劲开始发作了。她突然把整个事情想明白了。她转身就跑，皮拖鞋“沓沓”地响，宛若另一人的步伐。她跑到停车场，钥匙已握在手里。一分钟之后，她的车土匪似的吼一声，冲上马路。

她找到了爬满橘红色三角梅的拱门，没错，消防塔在它斜后方露出塔尖。风景秀丽，她提前自己上门来做客了。她按响门铃，听见一个女人的脚步穿过小小庭院，来到大门前。窥视小窗口有巴掌那么大，露出二十来岁的一孔嘴脸。女郎问：“请问是谁？”

乔红梅笑了笑。没有酒，她的笑绝不会这样温暖。

“我找你。”她叫出了女郎的名字。

又有两个人出现在庭院里，一男一女，都是女郎的年纪。

乔红梅被邀请进门，见一桌晚餐吃了一半，半个比萨还热腾腾躺在外卖纸盒里，啤酒瓶空了三个。她连说，真抱歉，打扰你们晚餐了。

“你也来吃点吗？”女郎问。

乔红梅一眼看见客厅沙发上放的那条披肩。她朝它走过去，一步、两步、三步，脚跟、脚尖、脚跟……身体俯下，手伸出去。披肩上的刺绣，是她十一年前在告别小村时买的，那天恰巧有庙会。她把刺绣缝缀在一条原本很普通的羊毛披肩上，成了一件独一无二的衣饰……等她转过身时，她已决定说什么了。

“你父亲跟我约好见面的。”

女郎定定地看着她。然后她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谁。他和我常谈到你。”

乔红梅手缠绕着披肩：“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了。”

“离那件可怕的事，已经有十多年了嘛。”

“离他消隐，也有十二年了。”

“他全告诉你了。当然，他那么爱你。他说过得到你多不容易。”

女郎有了一丝痛楚，但马上做个鬼脸笑了。

乔红梅感动地想，看来密语者对她动了真格的。

“为什么不公开你们的父女关系？”

“父亲两个月前刚和我联络上。”

乔红梅一想，对了，他两个月前的确说到和他女儿的重逢，有一点点杜撰，基本是事实。

“有很多事要预先计划，”女郎说，“媒体怎么对付，还有我母亲……得做充分的计划。那件事对父亲和我，都是灭顶之灾，我们是创伤累累的人，再禁不住媒体、社会良知人士的善意迫害了。”

女郎又大又深的眼睛周围已布满细密皱纹。乔红梅想，这双老气横秋的眼睛，太熟悉了。

女郎送她出来，要她别担心，她父亲一定会等她——他娇纵他爱的女人。女郎对她挑起眉毛，想做个顽皮状，但创伤给予她的奇特成熟，使表情和面孔满拧。

“你对我父亲比我了解，知道他多么娇纵你。”女郎说。

“嗯。他写给我的信里，可看不出娇纵。不过他的文笔真好，就是总要拼错‘失望’。”

“少一个‘a’，对吧？他总拼错。也许有什么特殊用意。”

她披上披肩，打开车门。女郎扬手一笑。那笑容的熟悉，令她眩晕。

乔红梅开车穿过闹市区。大街两旁是蜡烛的长堤。人们哼着“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一个矮小的亚洲男人举着木牌，嘴里振振有词，在蜡烛烛光里忽隐忽现。他是个专业抗议者，不论谁抗议什么，他都举一样的木牌，念一样的词，正义庄严地出现在队伍里。很像乔红梅家乡的专业哭丧妇，区别在于这位是志愿的。敌友阵营变了，利害关系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变了，他是永恒的，不变的。

乔红梅好不容易穿过市场街，来到南市区。快九点了，他一定还在“Endup”等她。她心里生出那么多柔情，要给这个饱受创伤的人。她是这个反战之夜温柔的和平者。不管明天谁和谁成了敌人，谁和谁又和解，她是不变的，永恒的，她总是要爱下去。

她把车停好，向“Endup”走去。这里在天黑之后是被遗弃的，关了门的工厂和店家门阶上，躺着黑黝黝的醉汉。她走上大街，遥看“Endup”，像海市蜃楼。就连大街上，也是野性四伏的宁静。

九点十分了。她这个迟到的赴约者脚步坚定、爽利。不再需要任何退路了，她明天就把这个约会告诉格兰。对于她其他的秘密，格兰无望知道了。

离“Endup”还有二十步。

乔红梅不知道，现在在家里的冰箱上，在她和格兰天天留言的地方，贴着一张字条。

“红梅，我和学生们一块去旧金山参加示威。是临时做的决定。然后，我有极重要的话要和你谈。本来说好和你一块午餐，由于我的临时决定让你失望了。大概我总是使你失望，格兰。”

乔红梅更不知道，那“失望”一字的拼写是错误的，少了个“a”。

注释

白蛇

[1]“干崽”即高干子弟。

[2]在美国西部，九月底至十月有一段气温相当高的时日，美国人称它为“印第安夏天”

[3]意指小孩屁股上才有块青。

[4]西藏著名女歌唱家。

天浴

[1]“锤”即四川俚语中最粗俗的秽语。

[2]七十年代许多副食需凭票购买，如鸡蛋、白糖、猪肉。一张鸡蛋票可买十只鸡蛋，是一户人家一月的定量。

[3]珂勒惠支是德国版画家。

[4]“尕”发音为gǎ，此字仅用于西藏女孩的名字。

[5]清朝政府曾有“茶马”政策，即以茶叶易牧民的马。

[6]“阿坏”即草地上一种老鼠，形象类似松鼠，尾巴却像兔子。

[7]即死而复生的人。

[8]阿寅勒意为“游牧聚落”。

[9]阿宫腔是皮影戏一个剧种，流行于陕西永泉、富平一带。

[10]数得赢即数得过来。

[11]形容桃子的形状与人心相似。

穗子

[1]捡洋落即捡便宜货。

[2]四川方言，相当于“很”的意思。

少女小渔

[1]炭：即英语“Tan”，即日光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