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游老人

[日] 藤田孝典 著

褚以炜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

第二章 “下游老人”的现实

第三章 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下游老人”

第四章 “努力论”和“自我责任论”将人压垮

第五章 制度疲劳催生“下游老人”

第六章 从现在起学习自我保护

第七章 为了防止全民晚年总崩溃

后记

前言

我希望让正捧着这本书的诸位读者知道一件事。

在当下的日本，一个可以称之为“下游老人”的群体正大量产生。这些“下游老人”的存在，将给日本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

“下游老人”是我自创的词汇，和字面意思一样，意指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被迫过着社会底层生活的老人。

为什么要创造这个词呢？因为贫困的脚步不仅已接近了眼下的老年人，就是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要进入晚年的人，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日本现今存在着爆发“全民晚年总崩溃”的危险。此外，我创造“下游老人”这个词汇，其中并没有歧视和讽刺高龄者的意图，而是想要将它作为一个正确表达日本社会现实的概念，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意欲使用“下游老人”这个概念，揭示眼下老年人窘迫的生活与其内部隐含的问题。

在本书出版之前，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2014年的Special纪录片栏目中播放了以“老后破产”为标题的节目。在节目中，部分生活贫困的高龄者的实际情况被公之于世。该节目虽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并没能涉及让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社会背景以及雇用、福利等问题。观众虽然部分了解了问题所在，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全貌。

此后，新闻和周刊杂志相继报道了关于老年人贫困的实际状况。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如今还没有既能够厘清全部问题，又简明易懂的文献问世。很多报道只是对该现象做了断章取义的说明，所以在现状上只是无谓地扩散了人们对晚年的不安情绪。

日本高龄人群的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问题是极其严峻的，今后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或是拉预防警报，实际上，这是已经发生，并且往后在所有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高龄者的贫困，即“下游化”。

有着平均、稳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和所谓“白领”劳动者们，眼下也不能例外，后文中会给出具体分析。在这里，我只想告诉诸位，在岗位上即便是平均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左右，就是说很普遍的有着一般水准收入的人群，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在晚年堕入“下游”。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预见到，现在那些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在迎来晚年之后，将无法再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会堕入下游底层。

很多人觉得自己在晚年可以像以往一样安心度日，但是现在无法如愿的可能性相当大。

那么，“下游老人”具体说的是谁，又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本书将“下游老人”定义为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者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关于其详细的情况和类型，请诸位读者基于这个定义继续阅读。

“下游老人”现在已经随处可见了。有的老人一天只吃一顿饭，在超市里只把快要过期的副食品拿到收银台前；有的老人迫于生活去做扒手，被店员和警察高声叱骂；有的老人因交不出医药费而有病得不到医治，只能在家里吃点儿外面买得到的普通药物，而备受病痛的煎熬；还有些老人临终前无人在侧，一个人静悄悄地离开人世……

上述这些老年人的状况，仅仅是“下游老人”生活的冰山一角。对于他们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背景，人们无知到了惊人的地步。也许是因为过于恐慌，大家都在无意识地逃避这个问题。

我以埼玉县[1]为中心，开展了12年之久的NPO（非营利组织）活动，帮扶包括“下游老人”群体在内的生活困难人群。在此过程中，我目睹了很多生活贫困者的惨状。基于这些亲身体验，我将在这里直击让很多读者感到不安的“晚年贫困”问题的深层背景。只要能够明白实际情况，并了解一些预防对策，大家对自己的晚年应能有所准备。

下面，本书将向读者介绍如今在日本全国存在的估计有600万~700万人之众的“下游老人”群体的实际情况、其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预计未来问题的发展趋势，同时，本书会提示一些应对贫困的自我保护对策。请大家将它作为应对自己晚年生活的方法加以灵活运用。我恳请大家一边想象着自己若陷入了下游生活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能做些什么，一边紧密联系现实地读完本书。

本书由以下章节构成。

第一章，我将就什么是“下游老人”、值得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列举各种统计数据和资料，并立足于咨询者的案例，提出我的问题。

第二章，我将列举四个实际案例，在说明“下游老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同时，探求他们沦为“下游老人”之前的生活状况和背景，并让读者倾听一些“下游老人”的真实声音，理解这些在工作时还能够过一般水平生活的人们为何会堕入下游。

第三章，我将基于大量的咨询记录，整理出人们堕入“下游老人”行列的典型模式。这些堕入下游生活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将这些危险要因进行模式化的分析，为“下游老人”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寻求一些线索。

第四章，我会将焦点放在正在促使“下游老人”群体产生，并将这个问题置之不顾的我们的观念和感情深层因素。对于“下游老人”问题的态度是轻视还是重视，这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观念。为什么在以往，在我们的舆论和一般人的认识中很难将这个问题当作应解决的主要课题，我将探究其原因。

第五章，我将以造成“下游老人”的社会体制和效率低下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中心进行一番考察。“下游老人”被置之不顾，现行制度的问题出在哪里，又应该怎样改革为好，我希望将本章的内容和第七章的解决方法联系起来。

第六章，我想要探讨一下，为了不致沦为“下游老人”，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应该考虑到并且未雨绸缪的事项。身处很多人将陷入“下游老人”境地的高危社会，我们应该怎样和贫困做斗争？对此我将提示一些具体的方法。

第七章，我将基于以往所接受的咨询记录，以及通过扶贫工作得到的经验，对现行的福利制度和政策提出个人的建议。本章仅仅是提出一些个人浅见，我期望读者们基于这些内容，能够继续展开讨论。

我希望通过本书，读者能更加明确地了解“下游老人”的全貌和高龄老人的贫困问题，并和早晚要成为老年人的群体，以及更多的读者一起摸索这个问题的解决之策。敬请诸位奉陪我到最后为幸。

[1] 　埼玉县毗邻东京都，是位于日本关东地区中部的内陆县，有两条新干线构成的交通运输主动脉，是日本东部最重要的交通中心之一。埼玉县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以工业、文化、艺术闻名，也是东京北部最重要的工业区。——编者注

第一章

“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

“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

我在埼玉县埼玉市经营一个以援助生活贫困人群为活动目的的NPO。在NPO机构里，每天都有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高龄老人的哀声传来。我们固然一直为这样的人群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和社会福利而不懈地进行援助活动，但最近“下游老人”的问题开始显著地表现出来了。

请想象一下：

一大清早，一位老者在蒙蒙眬眬中醒来。借着窗帘的缝隙里照进的晨光，散乱着的衣物，满地尘埃的、六张榻榻米大小的一间屋子一览无遗。因为身体沉重，不能自由起身，他花了15分钟，才从沾满污垢的棉被中爬起来洗脸，从锅里盛一些昨天剩下的饭，吃了少许，又服下多种药物。因为身有宿疾，药是不能断的。但是，由于药费很高，没法经常去医院，只能把买来的药减半服用。

在吃完早饭以后，他换上衣服，就走向自家附近的公园，在那里的长椅子上度过一天。在他眼前，年轻的学生和带着孩子的家长川流不息，但谁也不会上前搭话。他没有子女，配偶也早在数年前过世了，和亲戚也联系不上，现在连这些亲戚住在哪里都记不清楚了。

到了傍晚，他方才回家，用预先买好保存着的便宜大米和廉价甩卖的蔬菜做一顿晚饭，囫囵吃完。偶尔可以打一次牙祭，就是那些被切成小块的、疤痕累累的降价水果。为了节约，他不开电灯，只用电视机的光亮照明。上个月，他储蓄的20万日元已经用尽。虽然他一直领取养老金，但数额并不充足。这样下去的话，钱包再过几个月就要见底了。至于往后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到了晚上9点，他早早地进了被窝，在静悄悄的房间里，只有时钟的秒针声回荡。时不时地让他觉得这是“早点来接我上路吧”的催命声。如此这般，他又睡去了。

这并不是脑海里凭空构想出来的情节，过着这种生活的老年人，是真实存在的。

试举一些例子：他们之中有人在盛夏酷暑中，因为担心支付不起电费不开空调而中暑；有人因为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和亲友，一天到晚什么也不能做，一年到头都靠看电视度过；有人只能吃方便面和鸡蛋这样简陋的伙食，一日三餐也不能好好吃；有人住在建造了四十多年摇摇欲坠的住宅里，无法修房子，因为裂缝而进来的冷风和害虫，健康一直受到损害；有人身患慢性疾病，却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在自己家中忍痛挨病；有人因不堪忍受孤独，就花一点点钱，一直待在赛艇或自行车赛场；有人因付不出房租，不得不在附近的公园中生活；还有人在便利店里偷了三个便当，空着肚子哭着恳求道：“让我坐牢去吧……”

在了解现实情况之前，我还以为所谓的老年期，是一生中所付出的辛劳努力获得回报的时期，能够得惠于家人和亲友的关系网，把余生投入到旅行和兴趣爱好里，富足而温暖地走向人生的终点。

但是，不得不说现实和这种印象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因此，我想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下游老人”的问题。若将这个问题置之不理，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相信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下游老人”究竟是什么呢？

我将“下游老人”定义为“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老人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简而言之，就是过着连国家规定的“健康且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很困难的老年人。

具体应该将何种生活水准的老年人称为“下游老人”呢？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我们先了解一下同这个指标相对应的实际情况。

“下游老人”的具体指标：三个“没有”

从我们所接受的生活咨询的大量记录中可以看出，“下游老人”群体中存在着以下三个“没有”的情况。

1. 收入少到“没有”

“下游老人”的特征就是家庭收入显著低下，无法维持一般水平生活，生活水准处于生活保障基准线之下。

这里所谓“生活保障基准线”，指的是将生活扶助费[1]和住宅扶助费[2]合起来的金额。生活保障费根据各地和家庭成员的情况及程度差异，其支付额度各异。比如，以居住在首都圈内一人生活的高龄者为例，生活扶助费和住宅扶助费两项合计一个月大抵在13万日元，一年则在150万日元左右，如为两人生活或三人生活，支付的金额则更多。

另外，在生活保障的范围内，医疗和生活护理等必要的服务也是以医疗扶助费和护理扶助费的形式分别以实物支付的。生活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服务既然是全部由国家以实物支付的话，所得税和居民税的缴纳额也会相应有所减免。为此，将这些实物支付和减免部分换算为实际收入金额的话，其实际金额是高出账面数据的。

以上是生活保障的大框架。这一生活保障基准也可称之为“国民最低生活水准”。

所谓国民最低生活水准，即：“维持国家所规定的国民健康和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所必要的费用和生活水准”。这可以说是确定宪法所规定的国民生活“最低限”的一个重要指标。

简而言之，包括退休养老金在内的收入如果不高于这条标准线的话，就和需要接受生活保障的阶层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已属于“必须予以保护的等级”。实际上，如果退休养老金之类的收入在账面上和标准线处在同一等级的话，反而会比低保水平的人过得更差。

显著的低收入，乃是老年生活下游化的最大危险要因。

“显著的低收入”状态的一个判断标准，便是“相对的贫困率”。

一般来说，所谓“相对的贫困”，指的是此人与其所属的共同体（国家或地域）中的大多数人相比，处在贫困状态。“相对的贫困率”，则是指只能得到低于统计中间值一半收入的人群所占的比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数据，在所有日本家庭中，大约有16.1%的家庭属于“相对的贫困”（2012年数据）。

此外，在2013年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中，在独居生活的情况下，将年收入不足2012年度等价可支配收入的中间值（244万日元）的一半（122万日元）定义为贫困状态。两人家庭的标准约为170万日元，三人家庭的约为210万日元，四人家庭的约为245万日元。收入在此基准以下，在日本就会被归入“贫困”之列，“下游老人”的所得差不多也符合这一标准。

若是落到这般田地，“一般家庭该有的全没有”的情况就会增加，像前文所谈到的那样，没有健康的饮食，不仅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和生活护理，洗衣机和空调坏了也修不了，墙壁穿了洞也只能置之不理，连每月下一次馆子也办不到，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也享受不到。一言以蔽之，就是已经达不到算是个人样的生活水平（健康且文明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高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比一般家庭更高。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10年版男女平等白皮书》，65岁以上国民的相对贫困率为22%，而且只有高龄男性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为38.3%，只有高龄女性的家庭的相对贫困率则达到了52.3%。也就是说，单身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非常高，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高龄单身女性生活在贫困线下。

由此可见，即便是用广为人知的相对贫困率的指标，也能看出高龄家庭中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多于一般家庭。人们以往会觉得“老年人都有钱”，这种印象明显是错误的。

2. “没有”充足的储蓄

“下游老人”的储蓄十分少，或者是完全没有。

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如果收入不足，生活费就只能依赖于过往的储蓄。我们在进行帮扶之前，首先会询问对方的储蓄金额，回答基本上都是“储蓄已经花光了”“只剩50万日元”之类。

在储蓄不充分的情况下，不仅是“健康且文明的生活”难以维持的可能性很高，在意外的事故、疾病或需要请护工照料等生活上的波动袭来之时，老人的生活将顿时难以为继。而这种意外的支出，在老年期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如果你得了中风这样的大病，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住进付费的老年公寓时，你交得起入住金和其他必需的经费吗？即便不患这样的大病，想要尽情投入到旅游和个人兴趣中去，过着富有文化气息的幸福生活，相应的积蓄也是必要的。若想要度过“普通的余生”，必须攒下一笔绝对不算小的积蓄才行。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维持晚年生活需要多少钱呢？

高龄夫妇无业家庭的家计收支

资料来源：2014年总务省《家计调查报告》（所谓高龄夫妇无业家庭指的是家庭成员只有65岁以上的丈夫以及60岁以上的妻子二人构成的家庭）

根据2014年总务省的《家计调查报告》，在老龄期，两个人生活的话，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将社会保险金全部囊括在内的情况下，约在27万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到了65岁退休，假使养老金加上其他收入，每月收入有21万日元，储蓄金额有300万日元，则会在4年之后见底（减去每月不足部分的6万日元乘以50个月）。即便有1 000万日元的储蓄，也只能挺上14年，最终还是有可能落入贫困的境地。

另一方面，根据厚生劳动省《201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高龄家庭的平均储蓄额为12 681 000日元。乍看起来，不少高龄家庭还是备有充足的积蓄的。但实际上，“零储蓄”的家庭占到了16.8%，并且，四成以上家庭的储蓄额还不满500万日元。另外，这个平均值是个表面现象，因为一小部分的富裕阶层的储蓄额高于平均水平，大多数人实际的储蓄额比账面的平均值更低一些（如果在统计数据中出现了“平均”一词，必须留个心眼。所谓“平均”，归根结底只是在合计之后除以总数得出的数值，假使每100人中有99人的平均储蓄额在1 000万日元，剩下只要冒出一个坐拥10亿日元储蓄的富户，其平均值就会跳到约2 000万日元。顺带一提，在该调查中，拥有3 000万日元以上储蓄的高龄家庭约占11.6%）。

就现在的中坚家庭情况看，根据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对进入老年后有储蓄准备的家庭只有两成。我们看一看这一块的构成：“觉得储蓄很充分”（1.6%）和“觉得储蓄在最低限度”（21.7%）加起来，所谓“有准备”的人的比例占到了23.3%；“觉得储蓄不足”（16.5%）和“觉得储蓄很不足”（50.4%）加起来，所谓“没有准备”的人的比例占到了66.9%；另外，越是年轻，回答“觉得储蓄不足”的人的比例越高。

关于家庭对晚年的经济储备

资料来源：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

在这个没有积蓄，进入老年后就没法正常生活的社会里，却存在这样的数据，这难道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吗？劳动时间不长的年轻人没有储蓄固然可以理解，但这一栏里也包含了50岁和40岁人群的回答。现状是即便在不久之后就要跨进老年期的人群中，也有人没能够攒下充分的储蓄。

3. 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社会的孤立）

“下游老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出事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让我们试想一下比较理想的老年生活：被家人众星捧月，儿孙满堂，只要大家有着日常往来，在亲人的互相扶助之下，日子是可以过下去的。即便不和儿女同住，只要一年能见上几次面，聊一聊近来的情况，也能说得上是“天伦之乐”。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只要能和邻居，或者下棋喝茶的玩伴、朋友说说话，有所交流，或许也能有一些快乐的时光。

实际上，能够建立起可以轻松对话、有谈天对象那样丰富的人际关系的老年人，在“下游老人”中并不多。他们大多处在“人际关系贫困”的状态下，呈现出孤立于社会的景况。

如同上文所描述的一般，孤单一人，什么事也没法做，在房间里整天盯着电视，一天之中谁也不来搭话的情况，在“下游老人”中是很多见的。在我日常接待的咨询中，很多老人除掉在便利店里和店员间“盒饭要不要热”之类的应酬会话之外，和谁都没有说话机会。他们在咨询者中占到了相当数量。

老年人陷入这种社会孤立的状态，隐含着很多危险。

比如说，因为没有人可以商量事情，即便生活落入贫困也无人可以求助，在问题发展到很严重之后才被发觉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前些日子，我们在一个垃圾房里发现了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高龄女性。她虽然获得了有关机构的保护，但周围群众根本不知道她患有老年痴呆症，并不觉得有帮助她的必要。

如果没有可以互助的亲人，在身体情况不佳的时候，也须自己做饭，靠自己做所有的日常家务。如果没有可以商量事情的人，就容易遭到存款欺诈等犯罪侵害。另外，也有身患宿疾的老年人倒下之后未被发现，导致贻误抢救，或是在家中摔倒之后无力动弹，谁也没有察觉，结果化成尸骨才被人发现的例子。到了盛夏，遗体高度腐烂以后不成人形，由于腐坏的血液和体液从尸体中流出，房间里被苍蝇和蛆虫占据，充斥着异样的腐臭，到了这般田地，只能依托远房亲戚和物业管理人员来料理后事了。

当人们觉得“最近看不到隔壁的老爷子”的时候，那位老人已在房间里变成一具尸体，这种事情在眼下并不稀奇。处理此类老人的遗物和空房清理的行业也开始流行起来。

由此可见，不少老年人已经落入了连像正常人一样度过余生、有尊严地过世都无法周全的境地。“即使没有什么钱，能过个快活的晚年”的希望也无法实现。

这种由于社会孤立而导致的问题，近年变得越发显著。过去在两代同堂的家庭里，老人得到子女以及女婿、儿媳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事，但是，眼下由于核心家庭[3]的普遍化，独自生活的老年人的数量正在增加。

根据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的数据，65岁以上独居的老年人口的增长，无论男女都很显著。1980年，男性约有19万人，女性约有69万人。2010年，男性增长到139万人，女性增长到341万人。高龄人口所占的比例，男性从4.3%增长到11.1%，女性从11.2%膨胀到20.3%。按照这个数据可以推测，这个比例今后还会急速增长。

独居老人（65岁以上男女）数量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

另一方面，65岁以上老年人和子女的同居率，在1980年大抵在七成左右，到1999年下降到50%，到2012年则为42.3%，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

将来，社会的老龄化无疑还会继续加速，单身居住的老人和高龄空巢家庭可能会明显增多。老年人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时，身边没有家人相伴，社会正一步一步地朝着这种境地发展。

“下游老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至此，我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下游老人”的评判标准，用“收入少到没有”“没有充足的储蓄”“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三个没有进行了指标化的说明。

这三个没有，确实是判断一个老人是否属于“下游老人”的重要标准。可以认为处在这三个没有的状态下的老年人，处在难以维持其健康且有文化内涵的生活的状况之下。

换句话说，所谓“下游老人”，可以说是一种失去了所有安全保障环节的状态。即使是收入低，如果有包括父母遗产在内的足够储蓄的话也可以高枕无忧，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储蓄，如果能够有家人的帮助和地方上的人缘支持，倒也可以过日子。但是连这也全部没有的话，从现状来看，我难以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且，符合这三个构成要素的人群不断增长的原因，大多来自如今日本社会结构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具体将在后文提及。这可不是轻描淡写地来两句什么“真可怜啊”“对自己的未来放不下心”就能蒙混过去的问题，更不是靠什么“自负其责”“自力更生”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么，“下游老人”的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负面影响1：父母一辈和子女一辈一起被拖垮

只要家里有人沦落到“下游老人”的境地，其子女被他们一起拖垮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如果父母的生活陷入困境，很多子女会愿意伸出援手，这自然是实情。问题在于，子女即便有心照顾父母，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

我们以夫妇40岁出头（40~44岁）的家庭为例来做个情景模拟：他们的父辈大多进入了高龄期（65岁以上），作为样本模型的家庭有固定工薪收入的丈夫一名，专业主妇的妻子一名，不满18岁的子女一到二名，合计三到四人构成。

首先，年龄在40岁出头的男性上班族的平均收入有多少呢？根据国税厅《2013年民间收入实际情况统计调查》中“年龄阶层为区分的平均收入”可知，40岁到44岁男性固定工薪收入者的平均收入为568万日元。

另外，再让我们看看其支出。根据总务省《家计调查报告》（2014年平均数值）中“全国二人以上的劳动者家庭”一栏，家庭主人年龄在40岁到44岁的家庭，一个月的平均支出大概在41万日元（家庭成员平均3.75人，未满18岁人员1.65人），也就是说，全年需要支出492万日元。因此，在单纯计算的情况下，每年的结余约为76万日元。

假设他们每月拿出5万日元支援父母，每年则会增添一笔60万日元的支出，也就是说，子女的手头只剩下16万日元。

当然，这仅是在平均模式下计算出来的推定数值，根据子女人数不同和收入来源的差异，情况会有若干不同。但在一年只有几十万日元储蓄的情况下，很难说其将来是可以安枕无忧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医疗费和看护费也随之飞涨，子女自身遭遇大病和事故的可能性也不低。而且，因为上述的收入额都是平均值，若采取更加接近实际情况的中间值来计算的话，别说什么储蓄，入不敷出都是有可能的。

从现在极其普遍的家庭模式来看，要赡养经济上必须依赖子女的老年人，对子女一辈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负担。更别说如今工作岗位上的一代人的平均工薪收入不仅有慢慢减少的趋势，而且相比正规员工而言，年收入差距达到数百万日元的非正规雇用者的人数还在年年增长。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说以抚养家庭为前提的旧式社会福利模式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也绝不算是言过其实。

负面影响2：价值观的崩溃

如果事态演变到老年人把年轻一代都拖垮的地步，“下游老人”将首当其冲地受到世人的指责。接下来，“老人不值得尊敬”“老头儿老太太都是麻烦、累赘”之类的思潮将会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社会恐怕会堕落到惨不忍睹的境地。

老年人在以往是受到家人的关怀和爱护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的人群。在绝大多数的文明社会里，老年人都为众人所尊敬。但是若放任这个趋势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尽管老年人已经尽了他们的社会义务，但也不会得到尊敬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如今，“长寿真好”还是人们的共识，但长寿者若成为社会的重负，生命价值本身也难免会遭到人们的轻视。那样，个体就不会被社会看作自出生就应受尊重、保有其价值的存在；不管是否属于“下游”，觉得人命理所应当地是“烂命一条，翘辫子也无妨”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众人也许会对“只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生活，把经济上不能自立的人群清洗掉也没什么大不了”诸如此类的危险观念不置一词，听之任之。

这种观念一旦扩散，会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不只会危害高龄人群，甚至会殃及生产能力本就低下的有生理障碍的特殊人群。人们对领取社会保障和生活困难保障的人的歧视也会增强，甚至会成为阻碍这些人重新自立的要因。

这么一来，原本由祖辈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价值观，从孩提时代就被教授给我们的“尊重生命”“生命伦理”会在根本上发生动摇。这样的时代恐怕离我们也不会太远了。长此以往，社会上将滋生纳粹式优生学等危险想法的土壤。

最近，“仇恨言论”（hate speech）成为热门话题，不尊重外国人与其价值观的排外行为有扩大的倾向。袭击流浪汉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屡见不鲜，把袭击和排斥弱势人群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情并挂在口头上的少年也已横行于世。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对个人权益和生命的漠视。

这样下去的话，尊重生命的价值观一旦崩溃，其产生的后果将对各种各样的教育制度和社会体系发生影响。如果诸如“健康最重要”“长寿真好”之类理所当然的人生追求在大家心中毁于一旦的话，必然招致社会动荡。“下游老人”的问题潜藏着触发危机的可能性。

负面影响3：年轻一代的消费低迷

如果现实社会变成老年人得不到尊重的社会，年轻人也会对自己的将来和晚年不抱期望。也就是说，年轻人必然会热衷于储蓄。为了不落得“下游老人”的下场，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这种强烈的精神刺激就会让他们这么做。

“年轻人疏远了×××”的新闻眼下时常成为话题，但是归根结底这全是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未来感到焦虑不安。年轻人就不会去买车买房，生活也会过得越来越抠门小气、清心寡欲。只是为了“防老”而开始存钱不花的年轻人，正在我们身边逐渐增多。

这样一来，本来消费能力最强的20岁到50岁群体的消费意向就会低迷不前，经济景气的恢复便全无指望，这个过程中当然不会产生什么良性的经济循环。政府在增加消费税后，虽然持续地对养育子女的家庭给予补贴、政策支持，但是一向未见成效。只要生活现状还是如此，人们对晚年生活的焦虑还在不断增长，其消费意向就会明显降低。

说真心话，年轻人当然是想消费的，不可能无欲无求。他们很多人都想结婚生子。固然，无论在哪个年代，人们都会抛出一堆“年轻人总是这样那样”的所谓“年轻人论”，但是年轻人的欲求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大的变动吗？从来没有。发生变化的只是社会结构。只要人们不去注意“办不到”的原因和要素，恐怕就提不出什么对策来。试观现状，年轻人被迫过着禁欲一般的生活。只要让人见了就觉得“自己可不想落到那步田地”的人——“下游老人”——在身边日渐增多，大家就会为了自保而这么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下游老人”的问题，也将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要因。

负面影响4：加速少子化的进程

“下游老人”的问题在间接意义上也是加速日本少子化的一个因素。如今，家里添了孩子是坏事的想法居然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举个例子，如果生了孩子，要把他养育到大学毕业，一个人得花上1 000万日元到2 500万日元。

实际上，根据文部科学省《2012年儿童学费调查》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2014年教育费负担实际情况调查》，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19年间，其教育费用花费最少的情况（全部就读公立学校），也要花费1 000万日元。如果走花费最高的路径，全部就读私立学校的话，尤其在就读理工科学校的情况下，约需花费2 500万日元。

子女单人的教育费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2012年儿童学费调查》、日本政策金融公库《2014年教育费用负担实际情况调查》

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只考虑个人利益，这笔钱自然全得从自己晚年资产中扣除。如果开支1 000万日元的话，大概还能够多几年不至于落得下游程度的晚年生活。而像前文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如今要儿女照顾自己的晚年已很难。也就是说，自己付出的投资和获得的收益不成正比，花这笔钱完全不划算。

用这个前提来考虑生育和教育问题的话，“丁克”就成为合理的方式，做出这种选择的年轻人自然会增多，这是难以否定的趋势。如果连自身就是稀缺资源的年轻人群都放弃了结婚生子的话，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只会日益严重，无从解决。

在海外发达国家，作为应对少子化的措施，政府会积极着手支持年轻一代。比如在法国，政府已经推行了对年轻人收取低租金的福利住宅和发放房租补助津贴的制度；提高总和生育率[4]也被作为重要政策实施，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成为抑制少子化的一股原动力。而另一方面，日本却没有实施此类的有效预防少子化的措施，“下游老人”的问题和对晚年的焦虑对年轻人是残酷的打击。如果把养育后代的问题归咎于个人努力不够而置之不理的话，年轻人会掉进为了晚年生活而放弃延续后代的思维陷阱中，这绝不是天方夜谭。

“下游老人”引发的社会问题——结语

如同上文所指出的一样，“下游老人”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而是关乎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如果继续对此不闻不问，不仅有父母子女两代全被拖垮的危险性，尊敬老者、尊重他人的传统价值观也有崩溃之虞，而且还会抑制社会主流人群的消费，给经济前景造成恶劣影响，也难免会成为加速少子化的一个要因。

我提出的以上问题，不过是“下游老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各方面的专家立足于自身的专业视点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概能够更加凸显“下游老人”问题的严峻性吧。但本书的目的只在向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今后的进一步论证，就交给各方面的行家里手了。

[1] 　生活扶助费指的是根据日本《生活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为满足衣食等个人日常生活必需用度而支付的低保补贴费用，分为以个人生活为对象的第一类和以家庭生活为对象的第二类，还有面对老年开支的各种补贴加算，以及为住院贫困人口服务的日用品费，也有对各种临时性用度的补贴。——译者注

[2] 　住宅扶助费是向低保用户支付的房屋租赁押金、手续费、房租、地租等各类居住用度的补贴，支付的标准根据个人所在地的地级（生活保障费的支付标准，根据居住地的生活水平差距制定，共六级）而定。——译者注

[3] 　相对传统大家庭的数代同堂，核心家庭指的是只由亲子两代构成的小家庭。——译者注

[4]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育龄期国际标准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译者注

第二章

“下游老人”的现实

我将从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摘取几个例子，给读者展现“下游老人”的实际生活情况。本章基于我在帮扶“下游老人”的过程中获得的访谈记录构成，诸位读者可以听一听他们从心底发出的真实之声。

生活贫困者的现状

在本章开始前，我想先谈一下个人的问题意识。

“必须让大家都知道‘下游老人’问题”，这种想法是在我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我在过去的12年里，都在咨询援助现场工作，同那些被世人称为生活贫困者的人群面对面交流。干到今天，我已经创立了一个名为“放心PLUS”的NPO法人团体，每年会接受三百余名生活贫困者的咨询。

前来咨询的人约一半都是有贫困问题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咨询内容涵盖了诸如“交不起公寓的租金”“得了病也看不起医生”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也有未缴纳护理保险金、健康保险金，以及几天都吃不上饭的人前来咨询。这些人中也不光是领不到退休养老金的，因养老金支付额过少，靠微薄的收入难以生活的也有很多。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无法想象”

前来咨询的人基本都会异口同声地这样低声哀诉：

“自己压根没想到会落到这般田地。”

他们耷拉着脑袋平静地说出的这句话有千钧之重。

换句话说，晚年的贫困境地对他们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正因如此，他们的应对都为时过晚，等到自己发现这一点时，已经酿成了更为艰难的困境。

不过，我不觉得他们沦为“下游老人”是什么无法想象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和很多咨询者谈话后，我感觉不管他们本人付出了多少努力，还是存在着会让他们掉队到下游的根本缘由。这一点具体在后文阐述。

“下游老人”是社会本身的产物，摆明了是早有端倪的问题。尽管如此，不知为何，很多人都会抱着“我自己大概不会有事”之类毫无根据的盲目自信。这种个人意识和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是非常危险的，正因如此，绝不能把这个问题当作是别人的问题而不闻不问。

既然如此，我就让实际情况现身说法，介绍一些“下游老人”真实生活情况的例子。

例1 即便在小吃店打工，也得啃野草充饥的加藤先生

加藤先生（76岁）是一位新潟县出生的男子，在埼玉县一间月租金为35 000日元的公寓里生活。未曾结婚，一辈子单身。

问他为何没结婚，他半开玩笑地说了些“不仅自己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脸也长得不端正不是？”之类的话。他在新潟固然有亲戚，但关系已经疏远，并不算亲近。他一脸寂寞地说道：“爹娘还在的时候尚有亲戚往来，如今谁也不来找我”，令我印象深刻。

加藤先生在县内的公立高中毕业以后，曾经入伍自卫队，后来又在饮食店工作，也做过护理工，辗转了好几个职业。他说：“在自卫队里由于被长官欺负所以退伍，体力也差得干不下去，训练很严酷，好几次都累到呕吐。今天要是还那样，身子骨不得散架？但当时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退伍之后，他被县里的饭馆聘用，正式成为一名厨师。他特别会做中餐，即便到了现在，我每次去家访的时候，他都会高高兴兴地为我做顿饭，还说：“炒了点儿蔬菜，你就吃些吧，味道很好呢。”加藤先生的口头禅是：“再好吃的美食两人分享也比吃独食强。”我常常和他一起吃饭。他做菜好像有自己殚精竭虑搞出来的调味增鲜秘诀，但到今天他也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总之，他在厨师这行干了很长时间。

辞去了正规工作照料双亲

但是好景不长，他40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当他盛年之际，父母先后病倒，必须要人护理。

当时，加藤先生和他的双亲异地而居，父亲一边做固定网捕捞业的渔夫，一边照料患有胶原病的母亲。就在这当口，父亲被查出患有肝癌，被告知差不多还能活一年。他的父亲当时才64岁。

对此，加藤先生说道：“那是因为他好酒贪杯，从年轻的时候就和渔协[1]的人大喝特喝。尽管话是这么说，我也着实体会到了人到该死的时候真的会说死就死。”

加藤先生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辞去了在饭馆的正式工作，连带也要照顾母亲。他母亲的病情在父亲去世之前也变得更糟，几乎陷于瘫痪在床的状态。此后，他便陪在母亲身旁，到他母亲过世为止持续照顾了约10年之久。从加藤先生“我是独生子，给父母添了很多麻烦，受了很多照料，所以想和他们共度晚年”这句话里，就能看出他为人之善。他还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不学好，和朋友打架，闹到了被人报警的地步，于是被双亲狠狠训斥了一顿。即便这样，他们也不嫌弃我，把我养大，我想对他们报恩。”

在父母过世后，50岁的加藤先生就离开了新潟老家，为谋生来到了首都圈。

“离开新潟是很寂寞，但是没有办法。上了50岁，在那会儿的新潟已经没有工作可找了。开始的时候想在县里就业，去了几次公共职业安定所，但安排的工作工钱都很少，无法过日子。卖了老家房子也没得几个钱，真急人。”

之后，他在东京市内以及神奈川县、埼玉县以做护理工为主打零工。65岁后他结束工作，在埼玉县生活。

加藤先生在回顾时说道：“能做夜勤工作的话，护理工的工作还比其他工作赚得多。那会儿还是护理保险搞不搞得起来还不一定的时候（护理保险制度[2]施行于2000年），经常有人人手不够就找我。尽管我没有护理工资格证，但和与自己父母亲年纪相近的主顾一起生活很开心。”或许加藤先生在心理上从那些老人院的主顾身上看到了自己已故双亲的投影。

我没想到养老金会这样少！

因为他有段时间未能缴纳养老金，所以在他到了退休年龄后，每月只能领到区区9万日元左右的厚生养老金。因照顾双亲而离职，缴纳养老金的年份不足，还因为房租低，支付给他的养老金太少。关于这点，加藤先生谈道：

“实在吓了一跳，虽想有个万一，但也没想到养老金少到这个地步。这点钱该怎么过才行呢？一问朋友和熟人，只能领差不多额度的养老金的人还真不少。大家要么靠储蓄、要么打零工、要么就靠儿子生活，但我哪有这样的家人。”

即便是眼下穷到这地步的加藤先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些储蓄的。

“差不多500万日元吧，最初还是觉得凑合能过，但是后面检查出了糖尿病，干护理这行的时候患上的腰痛有时候也疼得让人不能动。开始支付医疗费之后，储蓄也就渐渐见底了。我想身子还能干的时候就干干，但是这岁数，身体已经不听使唤喽。”他半带达观的语气如是说。

加藤先生就是由于遇上了这样的困境，在花光了积蓄之后，终于到了生活窘迫的地步。在他前来咨询的时候，他所说的生活惨状实在让我无法忘怀。

“每月收入9万日元，光应付饮食费用、医疗费和租金就够呛了。在养老金支付日前的几天里生活是真叫苦。因为9万日元中有5万日元全付公寓房租了，手头剩下的钱就4万日元，每月4万日元在埼玉县是没法过的。”

“这样也的确是活得辛苦，那你靠什么过日子呢？”我问道。

他小声地吐出一句话：“靠野草。”

“靠野草？”我惊得脖子都伸长了。

“对啊，靠野草。你晓得野蒜么？它是看上去像青葱、藠头的小野草。有一段时间我就拿它做主食，靠吃它活命。艾蒿草啦、蜂斗菜啦、笔头菜啥的我也采些。野草真救了我的命。有时我想若没有这些东西，也许就真饿死了。但季节一变也有采不到这些野草的时候。说来惭愧，这时候我就走到市内，混到专供流浪汉的施粥厂前的队列里排队弄饭吃。”

因为过于饥饿，只能采路边草充饥。这并不是什么距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国家的故事，也不是古代日本的陈年旧账。这种事情就真实地发生在今天日本的首都圈里。

之后，我就生活费和医疗费不足的问题为加藤先生作了解答，并为他申请了生活保障金。

如今，加藤先生在每月所领9万日元的厚生养老金之外，还能够领到4万日元的生活保障补助不足的部分。医疗费由于从生活保障金中支付，治疗也很顺利。他从交不起房租的公寓中搬了出来，入住了一间低租金的住宅。最初来咨询的时候，尽管他是个1.8米的大个子，体重却只有50公斤，瘦到皮包骨头。在领到生活保障补助5年之后，他的体重恢复到了66公斤。

加藤先生因为生性开朗，或许还能撑过拔野草充饥的生活。但是，储蓄一旦见了底，有的人被迫流离失所，有的人会因为偷窃被关到监狱里，有的人会想自杀，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实际上即便是加藤先生也这样说过：

“如果求助这事晚了几个月，恐怕我就死了，给饿死了。因为营养是有卡路里这一说的吧，按照那个标准，每天吃下去的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啊，这样痩下去总会死的。”

另外，关于生活保障制度，他也说道：“我算领了养老金的，即便是领了养老金，也完全不知道还有生活保障这么一回事。”

不只是加藤先生，很多“下游老人”都没有获得过正确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孤立无援，难以向他人求助。最后，我对加藤先生提了一个率直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叫‘下游老人’，加藤先生您觉得自己算下游吗？”

我刚问罢，加藤先生就立即回答道：“肯定是下游喽，这个情况怎么会是什么中游、上游，现在满世界都是我这样的老头子啊。”

例2 支撑着抑郁症女儿的永田（化名）夫妻

永田先生（77岁）和妻子（74岁）是和独女（48岁）共同生活的。老两口都是埼玉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青梅竹马，他们20岁左右就结了婚。

他说道：“靠着当年经济高速增长，我当上了做金属模具的工匠，在町内的工厂做事。虽然工资不高，但也挣来了自己的房子，还生了女儿，过得很幸福。”

打那时起，永田先生到退休为止，一直在县里的一家小型町内工厂努力工作。

“我本事还可以，还被埼玉县知事表彰过。想来那一段经济高速增长也是靠咱们在背后顶着，今天塑料模具泛滥，过去如果没有咱们的金属加工技术，建筑业之类的寸步难行。”永田先生这样自豪地评价自己的工作。

那个时候，来自大企业的外包乃至二次外包的业务很多，工资却很少。尽管这样，大家互帮互助，固然没几个钱，生活倒也不算艰辛。但是，最大的问题却不在他自己身上。

“女儿因为在中学的时候被人欺负，休学了。之后，我拼命地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她，虽然总算让她从短期大学[3]毕业了，但是直到今天她都在和抑郁症做斗争。这个抑郁症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结果，女儿在短期大学毕业以后到现在的三十多年里，因为患病从未工作过，一直靠夫妻俩承担养育费和生活费。

现在，永田先生卖掉了在埼玉县里长住的一座单幢楼，住进了民间出租公寓，租金大概9万日元，在那里三人相依为命。最大的烦恼就是女儿的今后，以及三人的生活费。

“女儿没法工作，以往倒能一直照顾她的生活，今后能不能这样就不知道了，我想自己恐怕也没这余力了。”永田先生并不掩饰他的焦虑。

“救命稻草只有养老金”

女儿看病要花钱，要倒贴自己的生活费。故此，夫妻二人的晚年可谓非常拮据。由于在岗时代的工资很低，他们的厚生养老金每月加起来只有17万日元。

“养老金算是救命稻草，就算这样，不知为何，养老金一直见跌不见涨，家里还有一个工作不了的女儿。17万日元让人怎么过活？我们夫妻俩健康的时候倒还没有什么，如果哪个病倒了就完蛋了。不管哪个都要花钱，现在过着没有结余的生活。”

这对夫妻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要还在继续，就不会有充分的储蓄。永田先生不经意间说出了真心话：“希望女儿能够尽早自立，恐怕我们没法一直照顾她。”但是，从现状来看，她的抑郁症痊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女儿状态好的话，还跟我和她妈妈说说话，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窝进房间一步不出，不止这样，因为有段时间她连日常起居都不能自理，搞得浑身都脏兮兮的。”

生活已经这样紧巴了，还要没完没了地照料有病的女儿。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父女冲突自然一直不断。

“因为怎么都想让她早点克服疾病得以自立，有时也跟她说‘你就努力一把出去工作一下怎么样？’她就会反驳‘我这样的人有谁肯雇？’然后就要吵架，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住宅搬进公寓，就是因为储蓄见了底，包括女儿的医疗费在内的援助也到了极限。

“住惯了的老家其实是不想离开的。但是，为了生活费也没有办法，眼下只能靠这些钱生活，但这笔款子能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真的非常焦虑。”

我们可以看到，在永田先生还未退休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余裕来积蓄养老所需的资金，而为了维持女儿的生活几乎耗费掉了他所有本来应该用于自己养老的资金。

“讲句老实话，我好几次觉得若没有这个女儿该有多好。如果没有这家伙，我也许就不会吃这么多苦头了。但是，她中学时把自己被欺负的事情掖着不说也是很难过的，那全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工作太忙，没能好好听她讲自己的烦恼，和她好好谈心。如果是今天的话，我会说‘不用强撑着去什么学校也可以’，但当时我只是骂她，说她是‘不肯去学校的懒虫’。我固然不记得自己说了这种话，但是女儿经常说那时就是这样。”

对于永田先生的忏悔，我无言以对。

自己一帆风顺，但是外在事情却出乎意料

如今，永田先生的女儿虽然每个礼拜都去精神病院就诊，但病情很难有好转。永田先生在咨询过程中这样叙述他前来造访我们的理由：“正因为造成她病情恶化的原因是我自己，所以我很想尽可能地照料她。但是，我希望能在我们过世以后，储蓄金花完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帮助……”他还说：“虽然我多次嘱咐女儿，等到我们死了以后，你就到政府机构去咨询，办一个生活保障的手续。但还是担心女儿的事，如今即便是要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以每月17万日元养老金过三口之家的日子，绝对过不上宽裕的生活。如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开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26万日元左右的样子，女儿的医药费和住院费负担尤为沉重。如果他们只是夫妻二人生活，或许还可以勉强支撑，但是由于女儿的花费，每个月都是赤字状态。

永田先生的情况告诉我们，疾病和事故对于家庭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负担，届时光靠养老金是不能维持生活的。

黑工厂、自闭家里蹲、抑郁症……眼下围绕年青一代的问题仍在继续增加中。像永田夫妻一样，人们因为家族成员的疾病和事故等原因陷入生活贫困，不得不前来咨询对策的事例还有很多。尽管他们自以为过往的历程还算一帆风顺，但某个时候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坎上栽个大跟头。

该怎么改善永田先生老两口如今的境遇呢？我眼下还看不到解决途径。

例3 干业务员的山口先生（化名）

山口先生（69岁）是一名神奈川县出生的男子，在就读大学时搬到了东京居住。他笑着回顾当时的经历说：“进了大学倒是好啊，但那会儿学生运动闹得正欢，大学基本都不上课。”他还说：“因为就算待在大学里也是白交学费，这样下去就成了冤大头，所以就退学开始工作了。”

大学退学之后，他就在神奈川县里的一家建筑公司干了40年的业务员工作。对此他说道：“要说当年的话，年收入根本不会低到哪里去，年轻的时候一年只要有300万日元就能过上温饱的日子了，到退休的时候年收入能到500万日元左右，还有奖金。为什么会过上现在这样的穷日子，我自己也不知道。”

山口先生来做生活咨询的时候，已经无家可归，落入在网吧里度日的境地。

3 000万日元一下就打了水漂儿

山口先生并无家人在侧。

“单身了一辈子，没有小孩，独户住房什么的不是必需品，所以没买。在单位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段时间在要不要买房子这个问题上烦恼过一阵子。最后还是在出租公寓里一个人单过。”不久，他因为健康欠佳的状况增多，在62岁时就提前退休了，并领取了退职金。

“那个时候的退职金差不多有1 500万日元，总觉得晚年生活是安逸无忧的，并且还存了点钱，加起来有3 000万日元左右呢。”他这样回顾道。

这笔3 000万日元的存款，现今又跑哪里去了？

“3 000万日元一下就打了水漂儿啊。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身一人，所以得不到任何人的照顾，我想至少给自己准备个坟吧。想着在活着的时候置办墓碑和墓地的永久使用权，就向和我们单位有往来的公司支付了差不多900万日元。”

如今这个墓地里已经预留了山口先生的位置，他还满脸兴奋地给我看墓碑的照片。

但是，山口先生在退休后却遭遇了大病，犯了两次心肌梗死，不得不过上了长期住院疗养的生活。

“医院的治疗费用很高，心脏手术很难做，就诊费和医药费也很贵，住院的时候因为是单人病房，出院的时候花掉我好大一笔钱。那样在一年里病倒了两次，真是不得了。”

剩下的储蓄，自然也完全用在医疗费和生活费上了。不过，他在从62岁开始才过了7年，3 000万日元的现金哪有那么容易就花完的事。于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借助高额医疗费补助制度？”

他回答说：“我哪里晓得有这么个制度哟。”正因如此，他落到生活破灭的境地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而且，山口先生还没参加养老金。“公司因为没有参加厚生养老金制度，所以就没缴养老金，虽想因为工资还充裕，参加了也不错，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晚了。”

按照法律，法人团体都有参加厚生养老金的义务，但是零星的中小企业没有参加的也不少。尽管如此，让山口先生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都没有参加还能安然度日的理由，也许就是“只要自己有积蓄总能混过去”的侥幸想法，企业退职金的存在，也让他对此马虎大意。但是，事实彻底出离了他的一厢情愿。

如今，山口先生一边接受治疗，一边靠生活保障金度日。那笔高昂的医疗费靠山口先生的养老金是应付不了的。对此，他反复表示：“自己一直生龙活虎，压根儿没想到大病会接踵上门”，“实在想象不到自己居然会落到去申请生活保障的田地。”

例4 在地方银行工作的藤原先生（化名）

藤原先生（67岁）从家乡的大学毕业后当上了银行职员，在埼玉县工作到了61岁。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如今女儿已经成年，嫁人离家。

看上去他并不该有生活不便的地方，但实际上，藤原先生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还被赶出了公寓。他在埼玉县的公园里度日时，由于家人前来求助我们寻访，才被发现。

当我在公园里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的答话声音颤抖得像从他干瘦的身躯里榨出来的一样。

“承蒙您关照了，承蒙您关照了，真苦恼哟，回不了家了啊。”

藤原先生的生活开始掉链子是在他55岁以后。他的家人说本来点钞票是他最得意的本事，但是也干不好了，就把业务上的压力转嫁给家属，于是家里冲突不断。从这个时候起，他变得喜怒无常，女儿忍不下去，就离家出走了，然后一个人闷声不响地结了婚。

因为陷入了这种状态，他被工作单位以劝退的形式提前退休。我就这件事的缘由询问藤原先生时，他却说：“是因为单位里有整天找茬的上司，讨厌得很，所以把工作辞掉了。”看来他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的看法迥异。

退职后，他把好不容易得来的退职金拿去胡吃海喝，搞得夫妇关系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关于这点，藤原先生却说：“开始参加工作时就一路打交道的一个酒友叫我去喝酒，不去不行，有啥办法。”

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大企业职员，谁也不会例外

之后，藤原先生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资产和养老金各分了一半，60岁后就靠每月12万日元的厚生养老金独自生活。

即便银行职员工作期间的工资很高，离婚时养老金被砍去一半，余下的金额就没有那么高了。每月12万日元的金额，比埼玉县规定的生活保障基准还要略低些，如果去申请生活保障的话，是在可能获准的范围内的。

然而他独自生活，还把养老金和晚年的储蓄拿去挥霍，终于搞到拖欠房租的地步。对此，藤原先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脸困惑地和我说道：“钞票怎么也不够用，很多地方会叫人过来催促，因为有时候完全没有记性，没有交也是没办法的事。”当他拖欠了3个月的租金时，房东便说：“你再拖欠房租的话就难办了，我已忍无可忍，你必须搬出去。”对他下了卷铺盖的最后通牒。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便露宿在埼玉县的公园和街头。

这些欠交的房租，由其女儿代为支付，差不多100万日元。但是，女儿家也不宽裕，没法继续照料他的生活。为此她联系到我们说：“父亲现在正露宿街头，希望你们去公园帮帮他。”

我第一次和藤原先生见面，是在盛夏里的一个大热天，他衣衫褴褛，词不达意，有时根本没法沟通。见面之初，我就怀疑他患有痴呆症，一问果然如此。

之后，他住在我们经营的合租房中，我陪同藤原先生去了医院并做了护理保险的申请，也陪他去办了债务整理和理财的业务。藤原先生在住进合租房的那天说道：“有这样的救助组织，就不必在公园生活了，这真是佛祖保佑啊。”藤原先生有自己信仰的宗教，他以前总是相当积极地捐钱，那个宗教团体是否知道藤原先生的状况，我们无从得知，但还是定期地向他问捐。

恐怕在他老年痴呆症加重之前，藤原先生就有年轻型认知障碍的倾向。他的职场关系和家庭关系恶化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我从给藤原先生诊断的精神科主治医生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话。藤原先生走向下游化的最大要因，是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人并没有发觉他患有痴呆症，还是和他照旧度日。这把他逼到了中年离婚，以及和妻子分割养老金的境地。

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人们即便在现职阶段的收入不少，将来也可能会一下子落入难以维持生活的境地。一般被人们视为高收入人群的银行职员，也会以一些原因而落得下游化。敢说自己绝对没问题的人，在当今日本社会还能有几个？

从围绕“下游老人”的几种资料中可得知的现状

我们列出了几种“下游老人”的实例，这很明显不是让人觉得“这都是谁啊？我可不认识！”的问题。下面，我想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展示我这样判断的根据。

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1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相对于日本全部家庭平均年收入5 372 000日元，高龄家庭则是3 091 000日元，其差距有230万日元之多。而且根据资料显示，实际上，90.1%的高龄家庭比全部家庭的平均收入要低。也就是说，成为老年人之后，收入比在岗时期低。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嘛，成了老年人以后既然不工作，收入低那是理所应当的”，或是“年纪大了以后，不会像现在这样消费那么多，也没必要达到在岗时代的收入额吧。”

全部家庭平均年收入分布

高龄家庭年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1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况》、统计情报部《2013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但是，问题在于，相对于收入降低，支出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减少。不仅如此，由于“预料外”的事态，人们身上隐藏着很多发生大额支出的危险。像上面案例中的那样，高龄期往往会伴随着无法想象的医疗费和护理费等开销。我们必须了解，扣掉伙食费和子女教育费，其他项目的支出也在增加。

另外，前文列举的资料仅仅只是平均值，实际上，很多的高龄家庭连一年310万日元的收入也达不到，中间值大概在250万日元。尽管如此，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迟养老金支付，正在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今后只会变本加厉。如果进入晚年之前不储蓄，不论是谁都有经济崩溃的危险。

工作赚来的钱，不过是全部收入的二成

从调查的“按收入种类区分的状况”部分可以看出，高龄家庭的平均所得的内容分为“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恩给[4]”和“劳动所得”两块，前者占68.5%，后者占18.0%。也就是说，在高龄期的劳动收入只占到全部收入的二成不到。

光是通过这个数据，就可以得知如今老人的生活如何依赖于养老金。除去特例，老人能获得充分收入和工作的机会并不多。如果要刻意促进老人就业的话，甚至会产生挤占年轻人就业市场的弊端。有“养老金不够的部分就靠工作补一下，总会有法子”这种想法的人，有必要做好相当程度的心理准备。

根据调查数据，可以清楚地了解人们的储蓄和借债的情况。高龄家庭“有储蓄”的占到77.9%，“无储蓄”的占到16.8%。包括“无储蓄”在内，储蓄不足100万日元的家庭占到了总数的24%，储蓄不满200万日元的家庭则占到了30.3%，达到了数量庞大的地步。如果储蓄达不到200万日元，那么生活上只要碰上一笔大开支就难以维持生计。这也形成了有储蓄的老人和无储蓄的老人泾渭分明的特征，光从表面的储蓄额来看，就可以发现巨大的“世代内差距”。关于借债的情况，“有借债”的家庭占8.6%，“无借债”的占77.3%，借债的平均额为992 000日元。我们有必要关注今后身负债务的高龄者还会增加多少，抑或他们的借债金额会不会有所增加。

另外，关于储蓄的增减幅度，43.9%的高龄家庭回答说“储蓄在减少”，理由以“日常生活费开销”一项为最多，占73.2%。当然，如果日常收入不高的话，就要靠储蓄来生活，可以看出他们绝不是在随意挥霍钱财。

关于日常生活意识的询问，回答“生活有点儿苦”（31.1%）和“生活非常苦”（23.3%）的高龄家庭合计达到了54.4%。由此可见，高龄者的贫困化正在继续，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步入“下游老人”之路。

即便是帮扶援助也不见减少的“下游老人”

我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已经有12年了，这期间跑来倾诉生活贫困的咨询者有增无减，近年来更有显著增加的趋势。通常来说，只要广泛开展援助活动，等到他们的生活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生活困难者的数量应该会减少。并且，只要哪天生活困难者在社会上消失，我们这样的援助行业也就没必要存在了。但实际上，不管我们如何积极努力，新的困难户就像烧沸的水一样满溢出来。

打个比方，在湖上乘船，船底破了个洞而进水的时候该怎么办？有人会舀水往船外倒，设法避免沉船；有人为了防止继续进水，把手伸到破洞，想办法把洞堵住。不管怎样，都不能只顾着喊“啊呀呀，进水啦”，然后在那里呆若木鸡什么也不干。

我想，我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就等同于舀水倒出船外的做法。我们接受一个又一个来访的咨询者的要求，想出能够救济一时的最好方案，开展援助。但是，再怎么舀水往船外倒，船底的洞依然存在，不管怎么努力，水还是会一波一波地涌进来。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把船底的洞给堵住，不这么做的话，这条船迟早得沉。也就是说，“下游老人”的问题不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应付过去的。如果再不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看待，制定出治本之策，只怕就要贻误治疗时机了。

我们把接受生活咨询、进行援助帮扶工作称为“微型实践”。仅靠这种微型实践，是不足以应对业已社会问题化的“下游老人”现象的。如果这些微型实践活动无法改变制度和政策，以及人们的看法，“下游老人”的问题就不会消失。

为了得出对策，我们首先必须切实地认识到“下游老人”的现实。

[1] 　渔业协同组合，即渔民合作社。——译者注

[2] 　护理保险是指为那些因年老、疾病或伤残需要长期照顾的被保险人提供护理服务费用补偿的保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当时社会老龄化发展下的时代产物。随后，德国、英国、爱尔兰、南非等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护理保险。日本的护理保险以德国制度为样本，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引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要求40岁以上的人都要参加。——译者注

[3] 　日本的短期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主要教授进入职场后能够直接运用的技能，学习年限通常为2年。——编者注

[4] 　恩给，指国家公务人员享受的各类福利津贴。——译者注

第三章

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下游老人”

——从“普通”走向“下游”的典型模式

在第二章中，我具体介绍了陷入下游的老人的实际情况，但是恐怕我们依然能够听到这样的质疑：“就是没做晚年规划的一部分人才会变成‘下游老人’的吧。”“归根结底，他们都把钱浪费在某些地方了。”“我还有存款啊，我肯定没问题。”

确实，我们只要没有亲身经历过，想象实际的情况也许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下游老人”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到我们这里来咨询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可理喻的怪人。很多原本都是上班族等普通劳动者，其中不乏公司职员和公务员。他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殊途同归成了“下游老人”，这一点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只有生活毫无计划性、玩世不恭的人群才会落得“下游老人”的地步。

从“普通”沉沦到“下游”的几种模式

回顾一下我们在前文看到的“下游老人”的事例，可以看出他们在各种层面也在尽可能地努力自救。他们的生活态度甚至过于谨小慎微，尽管这样，还是没能阻止自己的下游化。

我在这里把沦为“下游老人”的代表性模式连同实际案例一同予以介绍。首先，我将在前面的现状篇中，把我们看到的每年约300名各式各样的生活贫困者沦为“下游老人”的前后阶段与其结构性问题予以归纳总结。笼统地说，一个人走到“下游老人”这一步，是有几种模式可循的。

接下来，我还将在近期预测篇中，关注近年来逐渐增加的种种关于年轻人贫困的现象。这不是已有的下游化模式，但可以说是今后将会新出现的“可以预见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一代人来说，这些情况极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

我认为，只要看了这些事例，就易于理解这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为何容易陷入“下游”的问题。

【现状篇】

模式1 因为患病或遭遇事故而支付高额的医疗费

第一种模式，就是因为生病需要护理，或者因为交通事故等原因，必须支付高额的医药费和护理费、疗养费的模式。这种模式在第二章的事例中多有出现，也是人们容易想象的。

看一看《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中关于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态，2010年的有诉者率（除住院治疗者外，每1 000人中对疾病和伤痛等症状有自觉的人的数量）为471.1人，接近半数的老人都会讲一讲自己感觉到的不适症状。

理所当然，在老年期，人们比想象的更容易得病。人们退休后会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等平时想不到的病症。如果负担了超出预算的高额住院费和医疗费、护理费，生活会一下子变得入不敷出。

坐拥退职金800万日元到1000万日元的人，在动了几次癌症手术后，就把养老的钱全部开支掉的例子也是存在的。虽然有高额疗养费补贴制度在，但是也有住院时的差额床位费开销以及不纳入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治疗费，经济负担相当重。另外，癌症需要长时间疗养的情况也是相当多见的。

模式1在65~74岁的老年前期人口中特别多见。和过去相比，现在的老人中精力充沛者甚多，退休年龄延迟了，他们也会觉得：我老了还不是干得很欢吗？沦为下游的老人很多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脑海里本就有一幅靠“养老金+工作收入”生活的规划蓝图。

不过，这张规划蓝图只有靠健康这一前提才能成立，自己能不能健康一辈子，谁也不知道。我们必须自己认识到，这种想法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人生高龄期的长期化

即便你将生活规划得面面俱到，一旦得病就前功尽弃。

如果疗养生活持续一到两年，除了一定的生活费外，各种开支都会增加，个人时间也会受限，负担会越来越大。一般情况下，你会比年轻的时候恢复得慢，状况不会如你所愿地好转。

另外，在遭遇事故的情况下，除自己成为受害者的情况外，成为事故责任方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尤其高龄驾驶员为数不少，也有把汽车油门当刹车踩而酿成严重事故的案例。如果只是撞坏汽车和建筑物的话还算好，如果发生了人身伤害事故，被受害者要求一大笔事故赔偿金的情况也毫不稀奇。

由于这种个人无法预料的疾病和事故，高额的医药费、护理费突然从天而降，而使人落入下游化的情况，现在是相当多的。

不过，这种遭遇突发疾病和事故的情况，当然不限于今天，以前也常有。但是过去不要紧的原因是个人所在的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各种救助体系还能发挥作用，可以照顾到这些老年人。如今社会正在核心家庭化，因为经济困难，子女无法依靠的情况也在增多。在物质、精神、经济等方面被孤立，这就是当今老人的实际情况。

另外，这一问题和如今社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长寿化社会”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今天，人活到90岁不稀奇，还有超过100岁的。若过上35年以上的高龄期，即便他们有一套完全的生活规划，但也总会在某个时期生病或遭遇事故。有人得了老年痴呆，把当初的规划本身彻底忘个精光的情况也是有的。

高龄阶段在人生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就会使人遭遇危机的可能性变大。另外，为了维持健康状态，一笔巨大的开销也是在所难免的。

模式2 无法入住高龄者护理机构

第二种模式，就是想进老人护理机构也进不了的问题。

对于家人和亲属来说，老人的护理机构即“老人院”，可以说是他们的最后防线。但是由于体制上和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即使是非常需要监护、独立生活异常困难的老人，难以入住老年公寓的情况也在增加。

说起来，这些地方虽然表面上都叫老人院，但也分为几个种类。

最为普遍的就是所谓“特别养护老人院”，它们是社会福利法人团体经营的机构，是老人入住以后，日常生活可以由护工料理着过活的一个场所。通常，任何65岁以上自立生活困难的老人都可以使用。如果是在40岁以上，原则上由于所有的人都缴纳护理保险金，是可以通过护理保险制度使用的。

但是，符合条件者在入住之前要等上三五年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机构各自规章的不同，要等上10~15年也毫不稀奇。根据2015年3月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资料显示，全国申请入住特别养护老人院的老年人约有54万人，其中还在家居住的需要护理的老年人达到了约26万人。没有家人照顾护理因而无法正常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的惨状在我们眼前浮现的同时，也可以看出此类机构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

另外，收入低、身边又没有亲人，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可以入住养护老人院。养护老人院原则上以不需要护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老年人为对象。这种机构和其他机构不同，无法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入住。虽然有这样的“规章制度”，但在需要保护的老人实际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所辖福利机构事务所的判断而获准使用。为此，想要去这个机构时，不要去找养护老人院本身，而是有必要事先咨询政府中负责老人护理的福利事务所。

问题在于，对于希望入住的对象来说，这个机构也存在床位严重不足的情况。苦于贫困的老人在不断增加，养护老人院作为收容机构却没有得到完善。

日益拉大的晚年经济差距

人们虽然觉得在自己难以独立生活之后可以入住这些机构，但实际上它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位置予以接纳。另外，由于这些老人院以二人共居、三人共居等共住房间为基本条件，就餐和就寝的时间也是有统一规定的，所以不会像自己在家里那样过得自由自在。

如果想要和常人一样度日，享受着和自己家同样的晚年生活，就有必要考虑一下由私营公司开设的收费老人院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设施完备的收费老人院的费用非常高，光交纳入住费就需要500万~1000万日元；另外，也有些机构除入住费之外，每月还要另交20万~30万日元的使用费。

这样，对于需要监护照顾的老人来说，养护老人院没有空位进不去，拥有和旅馆一样完备设施的付费老人院价格太贵住不起。这些老人或残疾，或有宿病，无法一人过活。对于这样的高龄者而言，他们最终的落脚处，往往是没有正规经营资格的收费老人公寓。这是一些榨取灰色利益的护理机构。

在这种机构里，他们不会让你享受专业的护理人士提供的服务，尽管看病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也不会让你去医院就诊。不单如此，在这种地方，连进行护理工作最起码的设备和人员也不齐全。故此，它们被人叫作“只管睡的公寓”或是“只管睡的老人院”。

此类机构到处横行无忌，就是缘于晚年经济差距的扩大。在终身雇用、工龄序列制度正在逐渐崩溃的今天，这种经济差距今后会越来越大。

没有钱就不能受到像样的看护

让现状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在岗时代收入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差距被不容分说地“固定”了下来，在晚年想要增加收入基本是没有可能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经济充裕的人群，但现状是这些收费老人院很明显是偏向于面向富裕阶层的机构，这是相当成问题的。

在公司职员时代年收入在1 000万日元以上的人本来就只是少数。基于社会福利的理念，这种只有富裕阶层可以入住的，按照普通养老金水准根本别想指望的老人护理机构的火爆，明显是反常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收费老人公寓不但没有受到社会舆论批评，需求反而逐年增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和护理保险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关系极大。就现状来看，在这个领域，官民二者的利益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原理以扭曲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本来，维持生存起码限度的护理，乃是政府机关应该负责提供的范畴。但是自从2000年以来，由于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行，这一块从行政事务变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它只强调老人可以自由选择护理机构的好处，结果搞得民间企业和营利机构也来护理行业分一杯羹。伴随着“护理行业社会化”的口号声，很多生意人把它当成了赢利对象。

不管是民间企业还是社会福利法人，既然出发点相同，显然他们都会去经营有钱赚的收费老人院，这是毋庸置疑的。收费老人院一个房间的单价和养护老人院等其他护理机构相比，收费高得不合理。一边是100万日元的收益，而另外一边是1亿日元的收益，大家当然会选择经营能赚得更多的机构，这是市场规律。

此外，特别养护老人院和养护老人院因为公益性质强，机构的收入是被制度严格限定的，经营者没有指望靠它发大财。真要说起来，护理保险的资金源不足，经营费不够和职员薪资水平低本身就是一大问题。所以谁都没有意愿去经营公益性质的养护老人院，为此床位数不够，供不应求的情况也发生了。收费老人院的高价化和特别养护老人院、养护老人院不足的问题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们必须被当作高龄者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一部分，联系起来予以考虑。

简而言之，关于“晚年如果需要护理的话就进老人院”之类的想法，你越是乐观，情况就越严重。不得不独自在家，在不充分的看护下度过余生的老年人，如今非常普遍。

模式3 子女成了“穷忙族”（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和啃老族

正如第一章所说的，时代正朝儿女们不会因为自己是爹娘所养而理所当然地往照顾父母的方向发展。如今黑工厂在社会上蔓延，很多青年被迫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日没夜地长时间劳动。在这种处境下还被指望着照顾双亲，其境遇实在可谓残酷。当下恐怕已经不是子女赡养父母的时代了。

不仅父母没法指望子女照顾，子女本身都成为他们“下游化”的一个因素。因为子女变成“穷忙族”或“家里蹲”，不得不在子女成人以后继续照顾他们的老人正在增多。

最近常见的情况就是所谓“穷忙族”。这是在劳动年龄层的一代年轻人身上发生的贫困问题。

来看看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日本总劳动人口中正规雇用和非正规雇用人数的变化。在2014年，全部劳动者中有37.4%都是非正规雇员。

近年的正规雇用和非正规雇用劳动情况的变迁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发表的资料

钟点工、打零工和派遣社员的比例从20年前起就在逐年增加，现在每三个劳动者中就有一人是非正规雇用，他们既没有奖金，也没有福利待遇。其中因为得不到正规从业工作机会，被称为“非自愿非正规雇员”的人数占据了非正规雇用劳动者全体的19.2%。也就是说，意愿上想转正而实际上只能干着非正规劳动的人群不在少数。

另外，根据2013年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的数据，从20~64岁所得到的工资来计算，正规雇员可以拿到约2亿2 432万日元，而非正规雇员只能拿到1亿2 104万日元，差距竟有1亿328万日元。虽然有人提出什么“同工同酬”，但是即便是同样的工作内容，正规雇员和非正规雇员之间的工资也有着天壤之别。

特别是现在地方就业岗位不足非常严峻，年轻人被非正规雇用一次，恐怕转正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这样下去，等他们30~40岁时，正好是照顾父母的问题开始变得现实的这个阶段再去找工作的话，实际上往往只会获得一些钟点工和零工之类的就业机会。如今日本的就业市场以应届毕业生统一招聘为主，年轻人有正规就业的机会，但是年纪越大越难以正规就业的情况，已是如今大家私下的共识。

为此，子女在老家和父母同居，自己生活费不够要靠父母的积蓄和养老金填补的情况也在持续增多。而且，父母死去，子女隐瞒事实继续领取父母养老金的事例也层出不穷。这如实展现了不靠父母就活不下去的年轻人正在增多的现状。

子女进了黑工厂

另外，由于抑郁症而辞掉工作，在家闭门不出的年轻人也为数不少。进了大企业刚松了口气，因为患上抑郁症而没法工作，于是连公寓房租也交不出的情况也是经常会有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乃是以黑工厂为代表的严酷的劳动环境，其中由于长时间劳动而搞垮了体力和精神的年轻人正在急剧增多。

另外，子女们即使过得不如意也不会和父母商量，经常因为惭愧和内疚而隐瞒他们的困境。很多时候，他们在落到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形后才会回到老家。

根据管理健康保险的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健保协会）发布的情况看，由于“精神型疾患”而无法工作的伤病补贴申请者，近年只增不减。根据全国范围内的数据报告显示，精神型疾患在伤病类全体中所占的比例在2011年超过了26%，相比1995年的4.45%增加了约6倍。

另外，由于一旦患上精神系疾病，治疗期会旷日持久，难以复归职场，心理健康也成为相当严峻的一个课题。

这类人群的出路，在他们一时间还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固然有回到大学回炉重修、接受职业训练的选择，但总归是要花钱的，或者还得支付治疗抑郁症的医疗费。除生活费以外很多的开销都要本人和家庭承受。

说起来，按照眼下养老金的水准，光让两个老年人生活就已经到顶了。如果还有需要抚养的子女在，生活规划就难免会彻底破产。尤其是团块世代[1]中很多人有子女问题的烦恼。“穷忙族”和“家里蹲”开始显著增加的问题，现在也开始波及40岁左右的一代人。

这被称为“团块青年”的一代人，因“单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2]等流行语而变得有名。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误解的一点是，这种事态的产生背景，正是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不景气，以及社会上存在的诸如非正规雇用的扩大等“雇用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他们本人主观努力不足的问题。

变成“没有铁窗的监狱”的家

亲子生活若是变成这样，可以说他们已经落入了“没有铁窗的监狱”的困境。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离家自立，另一方面，又因为知道他们有苦衷而无法强逼。想着“早点让他们离家”的父母辈和“没有地方可去”的子女辈互怀不满，而被牢牢拴在一个家里。在新闻里已经报道了几例待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无法承受压力的年轻人对父母和亲戚拔刀行凶的伤害案件。我们在关注这类案件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到这一背景。

为了让这种生活艰难的年轻人不再增多，政府和社会必须认真改善就业政策以及劳动环境。不这么做的话，恐怕将来有堕入下游危险的老人还将不断增多。“下游老人”的问题，绝不是光靠改善养老政策就能解决的。

模式4 不断增加的中老年离婚

第四种模式就是中老年离婚。在我的生活咨询活动中，这一类的咨询内容近来正在急速增加。但是离婚和老年贫困两件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又是怎么会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人会对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打个比方，如果丈夫是公司职员，妻子是家庭主妇，在此情况下，离婚会让男方遇到无法预想的经济问题。除掉要支付给前妻费用之外，如果子女没有成年，还要支付抚养费，而且所得的养老金也要根据各自的家庭贡献而折半。为此，只要收入增加没有指望，往后的生活水准就不得不大幅下降。

为什么最近中老年离婚会逐渐增多呢？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如今虽然还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自1986年《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施行以后，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变得非常普遍。当今日本的家庭形象早就不是“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了。伴随着这一点，离婚率也发生了变化。

根据厚生劳动省《2013年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度统计（概数）的概况》的数据，结婚20年以上的中老年夫妇离婚的件数，1985年为20 434件，到2015年，已经大幅上涨到38 034件。这个惊人的数字，表示了女性眼下在经济上已经容易自立，也说明她们以往对丈夫忍气吞声的不满情绪，在子女抚养告一段落的老年期开始井喷。

今天的老人，说来都是把结婚当作理所当然的一代人，和他们本人的意志无关，他们常常会通过相亲或者旁人说媒的方式结婚。他们这代人的终身未婚率没有现在那么高。人必须要结婚，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是一种“常识”。

另一方面，他们一旦结婚了，就不可能轻易离婚，打落牙齿也要和血吞的价值观在这代人心中非常牢固。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女性没有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经济上难以自立，她们必须依靠丈夫的收入来生活。也可以说，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父权制社会的一种残余。

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结婚和夫妻生活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到了60岁前后，女方有意无意忍下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特别是女性积极选择离婚的情况正在增多，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到了老年期终于自我觉醒的状态。

还有一个原因加速了这一进程，就是那些为了寻求赔礼金以及财产分配、养老金比例分配等利益而打的离婚官司。据我从熟悉的律师事务所听到的情况，最近老年夫妻们常常会做出晚年各分家产的决定。虽然在这方面，日本以往有对女性不公的历史，但新的判例正在不断积累，法律裁决也变得公正。

而且，女性律师也在增加。在过去根本不会成为议题的婚姻内暴力强迫问题，比如家庭暴力和精神冷暴力等行为，在如今也被看作是很大的问题。近几年，这些行为在法庭上会被判处金钱补偿，这与离婚官司的盛行恐怕也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离婚诉讼中女性所得的财产金额应和男性相等的意识正在变得普及。

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不是说“今后社会将变得对男性（丈夫）来说很难熬”。我认为女方确实没有必要忍受痛苦和压力，或者是遭到家暴也得强忍着和丈夫一起生活。如今男女能够公平地分配赔礼金和财产，划分养老金，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可喜的。

如果人们知道资产可以这样稀松平常地被分掉的话，女性有了不想和除了能提供金钱支持以外毫无价值和魅力的男子共同生活的想法便是情理中的事，自然也有女性想早点从丈夫的麻烦里逃出来，享受余下的人生。

中老年离婚的盲点

但是，这些想法和离婚的风险是两回事。不论对于丈夫还是妻子，必须让他们正确地理解中老年离婚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比如在离婚的情况下，养老金的发放额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过去，如果丈夫是公司职员、妻子是家庭主妇，对于属于丈夫的抚养对象的妻子来说，支付给她的养老金额度会比参加厚生养老金保险的丈夫少得多。

但是，最近开始风行“无薪工作”（unpaid work）的概念。也就是说，丈夫能够在外专心工作赚钱，背后是靠妻子支撑，也就是依靠她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子女等不会发生报酬的劳动才得以实现。如今这种观点已得到社会认同，养老金也因此可以公平分配。

因此，在两人每月的养老金收入之和达到约30万日元的情况下，如果在调解和法庭裁判之下被定为双方所付出劳动各占一半的话，离婚后每人的收入会在15万日元左右（养老金的分配金额存在个体差异，无法准确概括）。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离婚之后，房租和水电燃气费用须各自承担。也就是说，尽管收入减少，支出却一点儿没减，也就无法维持和以往同等水平的生活。

如果像之前举出的例子一样，每个月的养老金收入只有15万日元，而本人又没有储蓄的话，生活会马上一脚踩进“生活保障基准”的标准水平左右。两个人靠30万日元共同生活，与各自拿15万日元生活是不一样的。

另外，老人自身的想法和价值观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团块世代，他们是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的社会中坚，是受到泡沫经济恩惠最多的一代人。很多人把消费当成一件好事，肯为自己的兴趣花费时间和金钱。

在前来咨询问题的来访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上游企业工作。在他们当中，到现在每月光是汽车和住宅的维持费就要花掉15万日元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一旦他们一脚踩进下游行列，他们这样的价值观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就会陷入泥沼无法脱身。

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固然需要家庭财政顾问和律师的介入，需要从专家的视角重新规划生活，但是很多情况下也只有先生们前来咨询。理由很简单，因为比起太太们来说，先生们的生活能力非常低下，那些长年不干家务事的老年男子在伙食和日常生活上连节约的主观意识都没有。

只要一心扑在工作上，丈夫是离不开妻子的

从我目前的工作经验来看，太太们多半能靠15万日元的生活费过日子，但丈夫们基本是死路一条。尤其在团块世代中，丈夫社会地位越高，其日常生活能力之低下就越是惊人。

在学校里家务课成为男女学生共修的课程的规定，1993年在初中实施，1994年在高中实施。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特别是男性，在学校家务课的正式场合里是没有机会学到家务和烹饪技术的。为此，很多老年男子无法摆脱“家务是女人的事”的观念。

所以，即便派护工前去他们的住宅帮助他们生活，也有男子会把来人当成女佣、保姆或者别的什么，像使唤佣人一样支使别人做事。那大概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支使他们太太的吧。家务和做饭等日常生活能力低下的害处，可不单纯是“不擅长做饭”“叠不好衣服”这种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能自己做饭，就得买半成品或在外面吃饭，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另外，如果不能打扫房间的话，生活环境也会变得很不卫生。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当然容易因生病而产生额外的医药费。加上他们没有节约意识，电和煤气也浪费得十分严重。也就是说，在没有单独生活能力的情况下，他们如果付不起和夫妻同住时同等或是更高的伙食费、电费、煤气费的话，就无法维持生活。

如果不想落到这般田地，那就不要离婚，而且绝不能让离婚这事发生。如果男方一直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工作上的话，就更不用多说了。

男人要抛弃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万事不考虑的这种老想法，必须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作用，在进入晚年以前，要一点儿一点儿地把生活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中来，在感情层面上也好，在经济层面上也好，都要和太太好好商量“一起生活”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意识在年青一代上倒已经是慢慢普及渗透了，夫妇各自分担家务和子女养育的责任，这在维系夫妻关系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离婚成为夫妇双方生活下游化的源头，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正因为是人际关系淡漠的当代，我们才有必要重新认识到老伴的价值。

模式5 即便患上老年痴呆症，周围也没有家人可以依赖

在现状篇的最后，我想要讲讲老年痴呆症的问题。

现在因为高龄期时间延长，患上老年痴呆的概率相对变高。听到老年痴呆这个词，读者眼前大概会开始呈现出家人等监护人的负担。不用说，这负担确实不小，但在得了老年痴呆又不得不独居的情况下，人们会遭受来自完全不同层面的威胁，那就是诈骗等不法行为。

最为典型的诈骗手法，就是所谓“银行存款诈骗”。

根据警察厅发布的数据，2014年度因“特殊诈骗”而被骗取的金额总额达到了559亿日元，比2013年多了14%，并且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被骗取的金额也创下了最高纪录。尽管各地政府采取了防止“特殊诈骗”的措施，也在加紧搜捕犯罪团伙，但是一直未见有刹车的势头。

银行存款诈骗的受害者没有减少反而年年见涨的原因不光在于犯罪团伙诈骗手段的巧妙，我们也不能忽视老年痴呆症患者增加的背景。

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需要看护和援助的老年痴呆症高龄患者”数据，在2010年的时间点上大约为280万人，如果要把自己尚未觉察到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人数也算进去的话，数字就会翻好几倍。可以预计，这个数字在2020年前后会增长到410万人，到2025年则会膨胀到470万人之多。

正在增加的老年痴呆症人数及其比例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这里列举的老年痴呆症患者不包括“虽然患有痴呆症，但基本可以独立生活”的情况）

患上老年痴呆症特别容易成为一桩问题，原因在于患者难以觉察到自己的症状。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虽然医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专业人士一看就能确定，但是本人能够察觉到的例子是很少的。即便周围有人相助，若只是容易忘事的程度，他们是感觉不到症状的。所以说，独居生活，处境会更加严重。

实际上，几乎所有前来咨询的老年痴呆患者，就算把医生确诊的结果拿给他们看，他们还是满不在乎地说：“才没有什么痴呆症，我身子骨硬得很呢。”

前面提到的诈骗团伙，就抓住了这个弱点。他们编造出一堆花言巧语，说什么你的儿子碰上困难了之类的鬼话，骗取老人的信任，不费吹灰之力就从老人那里骗走大笔钱，甚至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尽管银行经常会提醒人们“存款和转账之前要本人亲自确认”，但是这一提醒也被患者忘得一干二净。说起来，老年痴呆症患者就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说，老年人自己管理金钱时需要留个心眼。除了存款诈骗以外，利用宗教劝诱，高价床上用品和化妆品的上门推销，宣传室内装修等各种各样手段剥削、诈骗老人的企业和犯罪团伙也屡见不鲜。当受害者本人察觉不对劲的时候，资产已被骗光的事例可谓不少。

老年痴呆+单人生活+奸商=“下游老人”

就我亲眼所见，有的老人房间里到处堆满垃圾，却摆着三四床全新款式的羽绒被。这明显是盯上了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独居老人的奸商们的“杰作”。

针对老年痴呆患者的诈骗案，其性质之所以尤为恶劣，不光是因为坏人抓住了老年痴呆患者理解能力低下的弱点，他们甚至狡猾地利用了老年人的寂寞情绪和自尊心。对于寂寞无依的老人来说，即便是交易上的应酬往来，只要有人能在自己孤独的生活中来搭话，就让他很高兴了。很多老人一整天光看着电视，谁也不来和他搭话，亲戚一年只来探访几次。没有良心的上门推销从业者就会抓住他们的心理弱点，让这些老年人购买不必要的物件，甚至重复购买同一商品。

推销员只要看看房间的状况，和老人谈谈天，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对方有没有老年痴呆症了。尽管这样，敲骨吸髓般地兜售商品，把老人的财产榨干吸光的不良商人还是很多。虽然这种从业者肯定会说什么“本人觉得好才会买”，但受害者本人不具备正常判断力是明摆着的事，这一点他们不可能看了也不知道。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实际上还存在老人自己会因为“能有人跟我说话我就很开心了（即便对方是以诈骗为目的）”的理由，明知受骗却听之任之，不肯报案或者申请维权的事例。

这种情节也许让读者觉得太过戏剧化，但在从事福利工作的过程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真实情况。

老年痴呆症的可怕之处在于，不光是患者处在记忆能力若有若无的症状之中，若出现“痴呆症+独居生活”、“痴呆症+不良商人”这样的搭配的话，不论怎么采取措施，意外都无法避免。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无论是谁，大脑机能都会降低。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从年龄阶段来看，74岁及以下低于10%，超过85岁则会高于40%（根据厚生劳动省研究班代表、筑波大学助教授朝田隆2013年发表的《城市内老年痴呆的得病率与针对老年痴呆症生活能力障碍的对策》）。也就是说，只要活得长，大家迟早都会得老年痴呆。为此，预先设计好能够妥当分配财产、不会轻易与人订立契约的机制等措施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在做好“谁都会得老年痴呆”的心理准备的基础上采取防老之策。

即便自以为留有心眼，仍然被卷入犯罪和消费权益侵害事件而走向下游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专栏1 财产见底之日，生命延续装置的开关也得关上？！

1972年，以作家有吉佐和子的作品《恍惚的人》的问世为契机，老年痴呆患者的护理福利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当时，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程度为7%，还只是刚刚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阶段。不过，那年头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70~75岁，只要陷入瘫痪在床的状态，不久就弃世而去的事例是不少的。

但是现在，由于医疗设备的高度进步，一般人享受到生命延续措施变得稀松平常。日本的老人在卧床瘫痪以后的寿命比海外要长，有报告显示，男性大概是9年，女性大概是12年。人们没法做到“PPK[3]”，医药费的开销倒像是在滚雪球，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其中最让人苦恼的就是该不该下决心进行“续命治疗”。比如说，变成植物人的老年人若没有收入和积蓄，也没参加民间保险，这种情况即便是利用高额疗养补贴制度，没完没了的医药费也要由其他家庭成员承担。在本人交不起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要续命到几时的判断权全捏在家庭成员的手里。

这样，交不起医疗费的现实问题，就直接演化为性命攸关的问题，并且降临到人们头上。现在，实际情况肯定正朝着高龄者是死是活的问题全由财产有无决定的方向发展。

本来，瘫痪在床之人是否要续命，是不应该和人的财产多少挂钩的，而是应该在本人和亲友仔细商量以后再做决定。我认为于情于理也须是如此才好。但是，如今形势将会逼人无奈地吐出一句“已经拿不出钱了，请停止治疗吧”。

这样一个时代，或许已经到来了。

【近期预测篇】

“全民晚年总崩溃”的时代

在上文中，我基于现状，说明了老人走向下游化的危险及其演化模式。但是，下游化并不是在人们进入老年或接近老年时才开始成为问题的，与我想到要执笔本书的理由也有所联系。如今逐步开始凸显的老人的下游化，不过是今后将会发生的社会地壳运动的一幕序曲。

所以，在下文中，我们不如把焦点集中在“今后”上。对于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的诸位来说，把这些内容当成“自己的事”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在人们的少年到青年时代，我们已经能从各种各样的方面看到“下游化”的苗头。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迎来超老龄化时代的日本，很多人脑海里“安逸的晚年”也许只有一小撮人才能够享受。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的视线将从老人转移到在职的一代。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沦为“下游老人”。我将就此危险性予以说明。对于现在还在工作的在职人员来说，这个话题是非常残酷的。

得到的养老金有减少之虞

首先是养老金的问题。老年人从公司退休以后，收入就必须依赖自己的养老金了。但实际上，人们能拿到多少钱呢？

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很多人觉得将来全家能够拿到的养老金额度在“每月10万~20万日元”。其中回答“10万日元左右”的最多，占到了19.8%，接下来回答“15万日元左右的”占到19.1%，回答“20万日元左右”的则占16.2%。

这些回答基本是妥当的。实际上，不得不靠每月20万日元以下的养老金生活的老年家庭占到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成为老年人之后，大部分人的年收入只能达到“相对的贫困层”，即生活保障基准线上下的水准。

人们认为的进入老年期后家庭可以获得的养老金额度

资料来源：内阁府《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对象为35~64岁的男女）

比如说，现在（2015年前后）达到65岁的人，从20岁到60岁缴纳了40年（每月480日元）的厚生养老金保险费。如果年收入超过了400万日元（现在有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即平均月收入38万日元，则退休后每年的养老金合计支付为198万日元，平摊到每个月，也只能拿到165 000日元。

退一步说，在收入没达到这个标准的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如果在40年内平均月收入在25万日元，则退休后每年的养老金支付额是157万日元，即每月只能拿到13万日元（数据根据日本养老金机构的标准估算）。

简而言之，即便有一般水平的收入，在晚年得到的养老金每月也会低于20万日元。而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领取养老金的人还要缴纳税收和保险金，实际拿到的金额还会减少数万日元。

个人的生活要求因人而异，有些人也许觉得“独居生活每月14万~15万日元就足够了”。但是20岁时的月收入15万日元和70岁时的月收入15万日元是有天壤之别的。正如前文所述，年纪越大，就越有遭遇不测的危险。何况在今后，政府为了维持养老金制度，把发放额削减到比今天更少的程度也很有可能。

尽管如此，如今这个国家的“养老金信仰”还是固若金汤。

根据《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想要用“国家养老金”支撑老年生活的人超过了八成。接下来有46.2%的人回答说“依靠支出储蓄金和退职金”，有45.6%的人回答说“依靠工资”，说依靠“民间的个人养老金”的有15.2%。总而言之，如今日本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养老金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但是实际上又怎样呢？像第二章举出的例子一样，光靠养老金无法生活的人们朝我们蜂拥而来，寻求帮助和咨询。

老年人的贫困和死亡是直接挂钩的。一天只有两餐而陷入营养不良的老人并不罕见。另外，很多老人在患病之际，由于在是否就诊上犹豫不决，拖到病情十分严重才去就诊。而且到他们家里访问的时候能看到，有老人因为付不起自家的修理费，墙壁、天花板和窗户上破了洞都没有修理，在穿墙风呼呼地吹的环境下生活。这里我再强调一遍，这些人绝对不是手里没有养老金的，其实他们都能领到一定额度的养老金。

对于手里拿到的养老金很有可能继续缩水的在职一代来说，光靠养老金维持生活，已经基本没有可能。

年收入400万日元以下的人群下游化的概率很高（“全民总下游”时代来临了）

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池田勇人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每个家庭都在设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跃居世界第二，日本社会成为国民共同享有的“全民中游”社会。

在当时的社会，别人家有的家具、电器，自己家也理所当然地会有，是“新三种神器”（彩电、空调、轿车）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时期。

在当下的日本，“全民中游”的意识还没有崩溃。在内阁府2014年6月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无论男女，有九成以上的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在“中游”水平上。

但是，我敢在这里断言，这是一个幻觉。

往后的日本社会已经没有中游了，只会有“一小撮富裕阶层”和“广大的贫困阶层”的两极分化。并不是邻居和你过得差不多，你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全民正在缓慢且一步一步地走进贫困。

自己处在哪个生活水平线上？衡量这一点的指标有几种，其中最简明易懂的就是年收入。根据国税厅2014年的调查，日本民营企业的从业者在2013年的平均工资收入为414万日元（单人收入，家庭全体不计在内）。

舆论调查“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哪里？”

资料来源：内阁府2014年《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

不过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即便平均年收入在400万日元，老年被迫过上紧巴巴的生活的可能性相当高。

另外，我再次请读者必须注意的是，年收入400万日元只是平均值，而不是中间值。我们不能忘记，只要有一小撮大富豪存在，就能把平均值往上抬。实际的数值范围从现在起只会更低，有一大群在职人口过着年收入不足400万日元的生活，这些人才是多数派。

贫富悬殊的未来

不只是日本，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种由于少数社会上流人口占有极高收入而导致的“财富单极集中化”都在发生。2014年5月，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了《过去30年间上游1%人口所得收入比例的变化》报告。根据报告，占社会总数1%的上游巨富在全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份额的数据，以1981年和2012年做比较，美国从8.2%上涨到了20%，日本从7.5%上升到了10%。也就是说，在美国，所有劳动者的收入总额，被只占人口数1%的上游人占有了20%，日本则被这部分人群独占了10%。另外，在美国，10%的下游人群的收入额从2000年开始8年间下降了约10%。也就是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反向差距正在扩大。

虽然日本的现状还没有美国那么显著，但今后的经济差距将日益扩大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并且这意味着，仅依靠在职人员工资按比例缴纳厚生养老金的体系和国民养老金制度，是无法维持生活的。

占社会总数1%的上游巨富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1—2012）

资料来源：OECD “Focus on Top Incomes and Taxation in OECD Countries: Was the crisis a game changer?” (May 2014)

并且，在一小撮富裕阶层和贫苦大众两极分化的社会里，用平均年收入衡量自己的生活水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普通”而麻痹大意的原因所在。

过去和如今的400万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不过，面对未来的养老金收入不足仍然无动于衷的人恐怕为数不少。那是因为现在过着一般水平生活的老年人在职时年收入在400万日元以下的情况还是不少的，既然这样，只要储蓄充足不就行了嘛，人们恐怕会这么想。

但是，“年收入400万日元”在过去和今天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若只拿结论来说，过去人们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看不到的恩惠”，如今这些好处已经尽数消灭了。理由就在于此。

比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往后想要子女照顾父母、老年生活靠一家人扶助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前文所见，65岁以上的老人和子女的同居率在1980年约有七成，在2012年已经下降到42.3%。另一方面，老年人的独居数量正在实实在在地增长。

有和白发高堂一起生活的经验的人，恐怕对自己的晚年也常常会抱有同样的想象。但是，晚年和子女同住的可行性正在慢慢消失。

如今可以说，老年人孤立的现状还处在走向扩大的入口。如果来自家族的扶助毫无指望的话，人们只有靠养老金和一些额外收入以及个人积蓄自求活路，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办法。

另外一条“消失的恩惠”，则是企业福利待遇的变化。比如说，在过去，除掉用现金支付的工资以外，很多企业还准备了住宅补助（职工公寓）和各种补贴，那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福利待遇，他们雇不到员工。

但是，由于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以及雇用环境的变化，这些福利待遇被砍得一干二净。奖金和退职金的发放额也在缩水，甚至消失无踪。比如东和银行经济研究所对中小企业客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2014年冬，在问卷上回答不会发奖金的中小企业占到了总数的28.4%。而且，根据大阪城市信用金库的调查，大阪府内40.6%的中小企业在2014年夏不发奖金。考虑到大多数劳动者都在这样的中小企业工作，实际情况可谓是相当严峻的。

四成的家庭几乎没有养老的资金？

这些奖金的消失，将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其中一点就是储蓄额。比如说，根据2014年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家计调查报告（储蓄、负债篇）》，现在正在工作的“劳动家庭”（二人以上家庭）的平均储蓄余额为1 290万日元。也许会让人意外地觉得储蓄还不少，这也是平均值的障眼作用，实际的中间值大概为741万日元。

以100万日元为基本单位，“储蓄不足100万日元”的阶层占比是很大的，达到了12.4%；如果算上“500万日元未满”的家庭，两者则占到全体的39.5%。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字可谓非常严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假使储蓄不满500万日元，在进入老龄期以后，堕入下游的危险是相当高的。

以往的人不花完工资也能生活，现在则是不用掉大部分工资就难以生活。加上职工公寓和住宅补贴等企业给予的福利待遇也很少，维持生活的开销在逐年上升。

另外，在现代生活中，尤其在城市里，没有手机和电脑是非常不便的，今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围绕互联网为中心，以“谁都拥有网络移动终端”为前提而逐渐成为体系。如果不购买这些商品，就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这种情况的基础条件正在日益形成。按理说，生活、文化的层次有多少程度的上升，年收入也要依此成比例增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而且，根据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2014年第四季度速报）来看，国内金融资产总额为1 694万亿日元（2014年），这笔钱大部分由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有。现在的老年人乘着高速经济成长的东风，享受了置产的有利条件，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一代人。这也就意味着如今的老年人比起将要步入老年的青年一代来说，还是非常富裕的。

尽管如此，在他们之中已经开始产生了下游化，我们必须带着更强的危机感去理解这一事态的严重性。

非正规雇用将和下游化挂钩

非正规雇用的事态是非常严峻的。2014年非正规雇用者占国内总劳动人口的37.4%，从20年前的20.3%来看，可谓是有了大幅增加。

本来，非正规雇用的做法起源于外语翻译等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的领域，专业人员以自由承接的形式包干业务。这种做法从一小撮专业领域逐渐扩大，如今已经作为一般的劳动模式固定下来。

这种做法开始大幅推广的时间点大概在2000年，那个时代“自由职业”的概念大受追捧，在年轻人中广泛普及。在当时，这是一个自由且新颖的工作模式，得到了人们“真潇洒”一类的正面评价，成为风潮。实际上，这只为资方削减人工费做出了贡献，众所周知，它的流行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我想，很多人已经对此有实际的感受了。非正规雇用者最大的危险在于无法参加厚生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生活福利非常薄弱。为此，只要他们继续在非正规雇用的情况下工作，在晚年可以拿到的养老金只有基本的国民养老金；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再加上他们没有正规职员那样的奖金、涨薪、退职金等待遇，工作所得就等于“现在的生活费+防老钱”，这让他们很容易就和下游生活挂上了钩。

非正规雇员只能拿到正规员工的三分之一

同样是年收入400万日元，有厚生养老金[4]与只有国民养老金收入的情况相比，收入额会产生多少差距呢？

通过数学模型进行计算，非正规雇员能拿到的国民养老金约78万日元。在第一章中，我们讲到，在首都圈独自生活的老年人的生活费一年大概需要150万日元。用78万日元过一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可能的。

而且，和正规职员比较，非正规雇员的养老金一年会少110万日元。假设从65岁开始再活20年，两者间就有约2 200万日元的差距；活上30年，就会产生约3 300万日元的差距。

即便年收入相同，是否加入厚生养老金，对晚年获得的金额会有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参加厚生养老金的情况下，你在工作时期就必须要准备一笔相当数量的储蓄。

即便能够达到一般平均年收入水准的正规雇员，他们在晚年遇到风险的概率也不低，非正规雇员走向下游化的危险有多高，就更不必多说了。

在非正规雇员达到40%左右的社会，这样的贫富差距已经不能靠玩弄所谓“自我责任”的漂亮言辞蒙混过关了。

而且，总有人叫嚷改善雇用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照他们看来，经济如果增长起来，非正规雇用就会减少，正规职员就会戏剧性地增多，大家就能幸福。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讽刺的是，国家公布的资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财务省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企业的留存收益（指狭义的内部截留）有增加倾向，在1988年超越了100万亿日元，在2004年达到了200万亿日元，并且在2012年突破了300万亿日元，到2014年9月，达到了324万亿日元的最高纪录。

不管经济状况如何，企业都在搞自己的小金库，私自截留的预备现金还是一如既往地多。这样，企业收益就不会还原到投资和人工费上，只会回流到小部分人和企业的手里。

主张“富裕阶层只要越富，财富也自然会流到贫困阶层手里”的循环调控政策，对贫困问题的改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企业的获益只会单方面地扩充其内部小金库。

实际上，企业是可以把收益分配到人工费上的。正因如此，针对劳动条件和工资改善一直没有指望的现状，劳动者们应该不管什么正规雇用或者非正规雇用出身，大家团结一致，要求企业和其经营团队改善待遇。

在退休成为老年人之后才考虑“今后该怎么办啊”，就为时已晚了。现在就要站出来发声，即便只能有少许改善，也要推动从业环境朝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当务之急。

独居老人预备军的未婚率增加

最后需要附带提到的是年青一代的未婚率增加，这将会增加老年下游化的危险。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人口统计资料集》（2014），1965年的终生未婚率，男性为1.5%，女性为2.53%，处在极低水平；但是在2010年，男性增加到20.14%，女性增加到10.61%，已经到了每5个男子就有一个终身不娶，每10个女子就有一个终身不嫁的时代。

终身未婚率的高涨，体现为出于经济理由而不结婚（无法结婚）的人群在增长。不少年轻人都长叹一声“我已经没有可能结婚啦”，从而放弃了成家的打算。

即便结了婚，由于工作时间长、工资也很低，或出于对未来的不安，夫妻因争吵和冲突不断而离婚的情况也在增多。

在“现状篇”里，我已经提到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孤立会有多危险。如果不成家，在晚年陷入社会孤立的危险是非常高的。

并且，我们并未预想到一辈子打光棍的人群数量会增长到这个地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设计的，只有以成家为前提，这些制度才会充分发挥作用。等到年轻单身汉成为独居老人的时候，以往的制度能不能应对万全，我对此十分怀疑。

专栏2 子女会被父母留下的固定资产搞垮？！

空家问题

父母给子女留下的住宅和土地等固定资产，却给子女的生活带来困扰。由于住在老家的父母死亡或入住到老人院，空家的情况越来越多。

关于这方面的咨询数量也在增加。在2013年，全国的空家数量达到了约820万户，空家率为13.5%。和20年前相比，增加了约370万户，数量增加近乎一倍（根据总务省统计局调查数据）。

老家虽然说已经没人居住，但这不代表它不会消耗金钱。在某些情况下，管理维持费和固定资产税的开支每年会膨胀到50万到60万日元。如果置之不理，房子里就会杂草丛生，滋生害虫，给近邻带来麻烦。索性拆掉又怎样？如果备不齐高达几百万日元的拆房费，也无从着手动工。

另外，即便把房子拆掉，在空出地皮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负担也会增加；而且即便腾出地皮，也未必能有下家接盘，结果也只能放着不管。这样的固定资产被人们揶揄为“负动产”[5]。实际上，“负动产”给子女的生活和精神带来负面影响的现象已经产生。

想甩也甩不掉的“不良资产”

这些得不到利用的土地维持费每年都少不了，经济上有余裕的家庭也就多不了。而且，很多老年人对祖上代代相传的土地在自己手里丢掉这一点怀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和精神负担。

另外，加深这一问题严峻性的重要理由，在于“只要拥有（生活上不使用的）家宅和土地，生活保障申报手续就不好办”。

经常陪咨询者前往福利事务所、援助咨询者生活的我，常常会遇到在出生地拥有土地和房子，却交不出固定资产税的老人和其子女。即便是过去可以卖个好价钱的地皮，现在的价格也跌得很厉害。土地白菜价也找不到买主而无法出手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

比如，我陪同去申请生活保障的一名68岁的男子就说：“虽然我在鹿儿岛县有一块小小的土地，但它若值上几个钱倒还好了，上面有空着没人住的房子，要处理也处理不掉，因为杂草唰唰地长，只能找来专门的工作人员来除掉，这个家只会让我们在除草上耗费钱而已。”

这位男子准备在死后把地皮转给外甥和亲戚继承。

我们可以预想到，这种可以称为“不良资产”的问题，以后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必须牢记，以往会被认为是“资产”的玩意儿，往后也许会变成“负债”。

[1] 　团块世代指的是日本在“二战”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译者注

[2] 　parasite single这个词汇本身是20世纪90年代末东京学艺大学助教授山田昌弘提出的概念，严格意义上指和经济上有余裕的双亲同居的未婚青年，特别指未婚女性。

[3] 　PPK指健康长寿不生病，寿终正寝时潇洒地蹬掉皮囊上天，这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句保健口号。——译者注

[4] 　厚生养老金（厚生年金）只以民间正式雇用劳动者为参保对象。国民养老金（国民年金）施行于1959年，起初以前者照顾不到的20岁以上60岁以内的个体经营者和农林水产业者为对象，经过改革，从1986年4月开始成为以所有日本国民为对象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眼下日本非正式雇用劳动者数量在快速增长，很多人并没有参保厚生养老金的条件。——译者注

[5] 　“负动产”日语发音和“不动产”相同。——译者注

第四章

“努力论”和“自我责任论”将人压垮

前文详述了日本老人的下游化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并且很明显，往后的趋势是会继续恶化的。尽管如此，为何人们没有想出对策呢？

缘由就是我们的“无自觉”。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将“不能自立”“依赖于他者和救助”视作一种“恶”的观念呢？或者是不是尽管全民都处在“下游老人”的危险中，却觉得自己没问题呢？正是我们的这种观念使“下游老人”的问题趋于恶化，把问题逼到更加没有希望解决的状态。

若要开门见山地讲本章的结论的话，即要改善“下游老人”的问题，有必要先改变我们自身的观念和价值观。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正无意识地将“下游老人”逼到社会的角落之中。

如果没法努力就是没用的废物，死了也活该吗？

在对生活贫困者的援助活动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价反馈到我这里。“实在是减少贫困者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出色活动”这样的赞赏之语与“本应由政府和自治体[1]来搞的事业由民间来办，实在让人感动”这样的鼓励之声给予我无限勇气，我每日都对大家的好意怀有感谢之情。另外，在从咨询和帮扶的相关当事人那里直接得到感谢时，也会让我感受到从事援助活动的喜悦和趣味。

但遗憾的是，我们有时也会收到“难道应该去救助生活贫困者吗？”“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援助么？”之类的否定意见，有时更会收到一些直截了当地敦促停止援助的意见。比起肯定意见，倒还不如说反对意见、否定意见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这就是援助生活贫困者的现状。

否定意见中最多的是“落得生活贫困完全是其本人的责任，所以没有必要去救他，这只是浪费税收”。从我们开展活动的时候开始，就没有一年不听到这种声音。甚至更过分的，我们还会听到一些类似“这样的人就让他安乐死算了”“把他们关到收容所里让他们强制劳动就行”之类无视基本人权和生命的胡言乱语。会提出这类意见的人，我想，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自己付出了相当努力而获得了很高年收入的人呢？事实也绝非如此。很明显，他们大多也都是和那些弱势人群一样，在未来可能会大难临头的人。

就如我在前文强调的那样，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没有一个人是活该去死的。社会没有道理以贫困为由夺走人们的性命，也没有任何正当性去强制别人劳动。毫无疑问，贫穷不是人的罪过。

恐怖的英国《济贫法》

其实，英国在17世纪到19世纪，曾经有过一段施行《济贫法修正案》和“济贫院内救济原则”，将很多陷入贫困状态的市民送到济贫院（workhouse）里去的历史。被送到济贫院里的人们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下强制劳动，不能得到充分的医疗，很多人因为疾病蔓延而送了性命。简而言之，当时的英国政府把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看成是社会的累赘，并将这一观点落实为政策法令，把穷人当作罪犯来管理。

起初，被送进济贫院的人并不多，但是符合收容标准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多，那是因为人们劳动所得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升高的时期，当然会有很多人陷入贫困。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却不曾改变其自说自话设置的贫困基准。结果生活在水平线下的人被一个个地送进济贫院。济贫院因此而得名“恐怖之家”。结果，以当事者为中心，社会对政府行政不当的抗议和异议开始喷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包括强制收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才被废除。

这种在近代史上出现的政策若在今天的日本施行，后果会如何呢？

在当代日本，相对贫困率居高不下，“穷忙族”正在急速增加。如果把贫困当犯罪来处理的话，也许很多人会被送进收容所，那些对生活贫困者提出种种批评意见的人也绝不会成为例外。

行政执法的大原则就是一视同仁，所以基本不会法外开恩。如果到时候要您去政府部门上访陈情，恳求什么“我不想去收容所，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不要把我的儿子和亲眷送进去”之类的话，就为时已晚了。这种事想想都觉得可怕。从各种角度对生活贫困者抱怨几句还算可以理解，但那些“强制劳动派”居然会毫不在乎地提出一个将会侵害到自身的权益，乃至把亲朋好友，周围的熟人们统统牵连进来的提案。对此请你们有点自知之明。

救济“下游老人”是浪费税金？

另一方面，我们还听到了“因为国家没有钱，只有请老年人多忍着”的意见。确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在有些情况下，让老人多背包袱也是不得已的事，也有为填补持续膨胀的医疗保障开支而实施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2]的先例。但是这种主张的问题在于，立足于“为了让某人活，其他人便该死”的一种特选思想。

比如说，政府经费是该拿去补贴育儿，还是去发展经济，或是投在医疗、养老金上呢？每个人最关心的领域各有不同。当然，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交上去的税金能够适当地分配在自己关心的领域里。正因如此，我们会对政治家贪污自肥的行为表示愤慨，也会严厉批判冒领低保的人。这本身或许是一种朴素的合理言行。

问题则出在关于这些方面的议论具体化以后，比如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杜绝政治家的贪污，肯定有人会说应该削减议员的额定人数和报酬。同样，提出应削减生活保障制度预算的人也应该不在少数。

乍一看，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些说法都各有道理，不过，这些被砍掉的席位和经费会给其他问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诸位试想一下，削减议员定额的话，为国民发声代言的人会减少，政治和政策也许将无法反映少数群体的意见。若减少议员的报酬，优秀的人士将不会去参选议员，这都是老生常谈。另外，降低生活保障水平的话，所得税的课税最低限（可以课征所得税的最低限度的收入标准）和孩子的就学保障制度的标准也会降低。贫困现象将会扩大。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现有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贫困的问题，像蜘蛛网一样牵连着方方面面。所以说“比起援助‘下游老人’，还是更加落实对育儿的援助”，“因为还有其他的重要政策，只能请你们多忍一下”这样基于一厢情愿的二选一论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扩大社会整体的贫困裂痕的危害。

我并不是想说其他方面的政策就不重要，而是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一边比较对“下游老人”的援助和其他重要政策的优先程度，一边考量该怎么制定应对“下游老人”问题的措施。分到大家手中的牌就这么几张，把王牌全部押到某个片面上，这一圈牌就没法打了。有限的预算应该以何种形式、何种规模投入，应该采取何种解决方案，其中又应该怎样进行取舍和选择呢？这条路虽然险象环生，但我们除了耐心地进行推演之外，并无他策。

若没有全局观，“下游老人”将遭遇歧视和见死不救

“自己不管怎么努力工作，工资都很低，所以说，不能工作的人就请你们忍一下。”我也听到了这样的意见，多见于对领取低保者的批评。自己每天拼死工作，总算领到一点儿工资，其中上缴的税金却要用来养着啥也不干的人，这恐怕是这些人的真心话。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就像后面会提到的那样，这种想法误解了税收的现状，是拘泥于个人感情的偏激之论。

在此我想冒着被误解的风险说出真相，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贫困”的发生乃是一种宿命，一方面有人致富，另一方面就一定会产生穷人。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不会是人人有工作，因此失业率也不会是零。这和人们本身的能力和努力无关，没有工作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时代、何种社会，都是必然存在的。我虽然认为把劳动薪酬和社会保障的水准放在同一层面下议论是错误的，但真要一概而论的话，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支付给无法工作的人的保障金应该维持在哪个程度才是妥当的。

日本《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必须保障公民健康以及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不能允许社会的救济水平低于这条线，如果低于这条线，人们的生存权就会遭到侵犯。无论什么人，如果生活水平低于一定水准，就有获得救济的必要，国家应该公示贫困的承受限度，生活保障基准就是这一标准的明文规定。

尽管如此，“如今的生活保障基准太高啦，水准比这低一点，作为保障也足够了”的声音如今不仅不绝于耳，而且正在逐年增长。

这句话的意思里明确地含有侵犯人权的因素，恐怕将无意识地助长对贫困者的歧视。实际上，生活保障基准正在被阶段性地降低，生活保障领取者无法享受到日本宪法所赋予的“健康以及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的情况正在增多。

近年来，由这些领取生活保障者发起的生活保障问题诉讼，相比过去开始异常增多。如果实际情况都像这些原告的陈述那样的话，人们即便领取生活保障，情况也变得难以维持保有人类尊严的最低生活的限度，包含“下游老人”政策在内的救济措施可以说处在了“宪法危机”的状况中。

如果因为接受生活保障，就要被人批判一番，甚至遭到社会歧视，那么即便面临着生命危险，也不去（不愿意）申请生活保障的人肯定会增多。现在连提出申请就肯定能够领到生活保障的老人都担心会被歧视而不愿意接受。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引发人们对生活保障制度的不信任，最后有可能弄得连有真正需要的人都领不到生活保障。

悄然死去的“下游老人”们

对“下游老人”和生活贫困者批评不绝的背景，可以说是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对贫困没有形成一种现实感的印象。像第三章所阐明的那样，大多数人尚埋首在“中流”的幻影里不能自拔，已经看不到（或是被弄得无法看到）日本社会的贫困本身了。

确实，日本是个物质条件充裕的国家，这并没错。但这是从世界范围而言的。

让我们收集一下信息，看看周围的情况。你的隔壁邻居怎么样了呢？你隔壁的隔壁的老爷爷是不是已经孤单地去世了呢？对面的公寓和公营住宅里有没有独居的老人呢？有没有变成垃圾房的家呢？过去受过关照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最近还见过面么？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把身边经常接触到的人的情况作为一种现实感受，牢牢记在脑海中。

和贫困相关的事件，今天也正在大家身边发生。尽管这样，贫困依然难以被察觉。新闻媒体没有意愿去积极报道这些情况，但也请大家考虑到，这更是因为作为当事者的“下游老人”们无法自己站出来发出声音。如果在人们身边出现了很多呼喊着“救救我”的人，或许救济将会成为政治和优先课题，在议会中能形成话题，或许就能够培养出更易于采取措施的社会土壤。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的。

基本上，处在贫困状态的老人是“静悄悄”的，很多人自责“过上这样的晚年，我自己也有责任”，因此，贫困作为其本人和周围一小撮人的局部问题而被缩小了。另外，由于本人觉得现状很丢人的情绪非常强烈，于是不去和任何人商量，在周围人有所察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这样的情况多得不计其数。现状是，只要我们没有认识到贫困的存在，不去关心周围的“下游老人”，也就没有头绪去援助，以及进行制度性的救济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本就存在着孕育出一定数量的贫困阶层的结构性问题。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没有失业者的国家，也不存在没有被贫困所折磨的人的国家。正因如此，我们才会事先考虑到失业者和贫困者的存在，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有人过着富裕的生活，而贫困者的生活也能控制在一定水平线上的话，人们才会有意识地对后者进行救助，通过互相帮助来维持和延续社会。

所以说，“下游老人”的问题，说到底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体系不完备，以及我们该怎么伸出救援之手的问题。虽然已经重复了好几次，我还要继续强调，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他们本人和家庭内的问题。

不出声就不得救的制度设计

应对“下游老人”问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并非全然没有建设。虽然在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里不易申请的部分很多，但只要本人愿意出声申述，还是会有作用的。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生活贫困者进行援助的政府公立机构和福利从业人员也在增多。全国固然存在着削减公务员的风潮，但福利事务所的福利调查员等行业的从业者却因贫困的扩大而在急速增多。只要你们肯出声申述，是会有很多人前来相助的。

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正如前文所述，“下游老人”不易被发觉也是因为他们闷声不响、无色透明地隐藏在社会之中。特别是出生在一定年代之前的人们怀有很强的“不想被公家照顾”的观念。实际上，这也是我在接受咨询中经常听到的话。“下游老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尽管自己需要帮扶，却不会主动积极寻求解救之道。

听到这些话，诸位可能会想：“那么就别管他好了。”但难道他们本人说不想接受援助，就没有必要去援助他们吗？

我不这么认为。说“下游老人”拒绝社会的援助，只是倒果为因的论调。我们如果不去注意让他们产生这类想法的过程，就会继续误解问题的本质。

使得“下游老人”问题更加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所有的援助措施几乎全部采用“申报主义”。所谓“申报主义”，就是只要本人没有咨询和申请的意愿，主动出现在管辖部门的窗口之前的话，就无法获益于政策。行政当局采用这种“申报主义”的理由是，国民在拥有享受社会福利制度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他们有权不愿利用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将制度进行折中设计，不影响国民的选择自由。

这种论调明显是一种诡辩。真是这样的话，为何现状是几乎所有的高龄者连选项本身的存在都不知道？社会福利制度庞杂不堪，连专家亦难窥其全貌，但却不给国民一点点了解和学习它的机会。有人恐怕会说，“看看网站上的信息不就行了，不都写明了嘛”。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通告，电脑水平高到可以获得这些信息的老人，会有多少？

这就是一个在“选择的自由”之前就存在的问题。要做比喻的话，就是玩游戏却不告诉你游戏规则。早有专家指出，“申报主义”的本质就是抑制人们利用社会福利制度。我实在不能认同将之简单归咎于个人“无知”的看法。人们会对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种种偏见和歧视以及缺乏了解，要说是行政当局的这种“你不问我，我就啥也不告诉你，你不求救，我就不来救你”的这种态度所导致的，也不算是冤枉。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差别

前文指出“‘下游老人’拒绝援助只是倒果为因之论”，其理由在这里予以说明。“下游老人”不是“不想发声申述”，而是“无法发声申述”。

一方面，这是“下游老人”本身就缺乏向社会求助的观念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上已经酿成了对生活保障制度毫无理解，难以让人开口的氛围。实际上，在日本，社会对于贫困的理解可谓已经与现实脱节。因为对贫困缺乏结构性的理解，许多人完全不懂为何会有陷入贫困的人。

在非洲一些经历过内战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们正被饥饿折磨，对他们进行救援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媒体播报他们的惨状，觉得“太可怜了，必须做些什么帮帮他们”也是人之常情。这被称为绝对贫困，谁都看得出他们连维持机体生存的必要条件都很欠缺。

“下游老人”中虽然也包括这种绝对贫困，但主体还是相对贫困，所以人们难以对他们的贫困有所的察觉。正如第一章中提及的那样，所谓相对贫困，指当事人的生活相比共同体大多数成员的水准低下，缺乏生活必需品。这个“共同体”的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各国风土不同，物价和币值、生活所必需的物资量也完全不同。如果对此毫无认识，即便是面对正被相对贫困折磨的“下游老人”，我们也会以“有一个能够挡风挡雨的房间就够了”之类的理由强求他们忍受贫困，只会用“即便只有两顿饭吃，有饭吃不就够了”之类的浅薄逻辑理解问题。

并且，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本就不该放在一起比较，拿出世界上的难民和孤儿之类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贫困为例来说明“下游老人”“没问题”，本来就荒谬得离谱。

对生活保障制度的批评中看到的不允许依赖心理的社会

对贫困毫无理解的一个象征，可以“甘え”（意为依赖于别人的好意、给别人添麻烦）这个关键词为例。在日本，有一股把依靠他人和制度生存视作罪恶的寄生生活的风潮。

如今，“甘え”这个词，以网络论坛为中心，可以频繁看到。比如说，不能就业是因为你有“甘え”心理，说上班辛苦是你有“甘え”心理，贫穷也是因为你有“甘え”心理，诸如此类。在网络世界里，这个词已经有了流行语化的趋势，但是我认为这个词浓厚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一种独特的不管好赖都要一碗水端平的平均主义观念。

变得贫困是因为你想依赖于谁，这是什么意思？利用生活保障制度是因为你想依赖于谁，这又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依赖心态的话，那么即便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还要打落牙齿和血吞，然后静悄悄地死掉，倒能称得上是一种出色的生活态度吗？

实际上，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人在今天的日本又有多少呢？政府发表了生活保障制度利用率的数据，它显示了必须接受制度保障的人群中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人数比例。虽然不同时期的数据有些差距，但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现在的利用率大概为15%~30%，即便假定利用率的实际比例是30%，也只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也说明了社会上还有很多能够通过生活保障制度获救的“下游老人”。

我们且把眼光投向海外。在其他的发达国家中，相当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利用率比日本高。德国是64.6%，法国是91.6%。在这些国家，有日本在数字上无法相比的大量贫困人口都在理所当然地接受生活保障。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其他发达国家，接受社会保障不是一种依赖思想，而被认为是人的“权利”，这种意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只要社会保障是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的思想普及，即便陷入贫困，导致因此丢掉性命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人们也不会因此自责或受到他人指责。

当然，我认为大家心怀“不依赖生活保障”的自尊心也很好，但我总觉得被这种思想束缚，连起码的保障都无法享受的日本“下游老人”的状态，总有点儿不太正常。忍饥受冻，减短寿命也要忍耐贫穷，“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做法并不该被认作一种美德，更不能把这种“美德”强加于其他的生活保障领受者和“下游老人”头上，让他们觉得给别人添麻烦是不行的。

自我责任论的矛盾和危机

同依赖心理经常放在一起，被人们大谈特谈的另外一个论调，就是所谓“自我责任论”。这个论调放在生活保障问题上就是“陷入贫困是你自己的责任，所以说领取生活保障就是你想过寄生生活”之类的言论。

“自我责任”这个词，拥有可以把包罗万象的问题一句话简单解决的魔力。2015年年初发生了ISIS（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日本人质的事件，在日本社会对该事件的评论中，“自我责任论”便开始大行其道。“为了自顾自跑到危险地方的家伙，干吗要浪费我们缴纳的税金啊”之类的主张也出现了。但请你们冷静想想，被绑票者明摆着是受害者，为什么“给日本国民添了麻烦”之类的批判矛头会集中在弱者身上？不得不说，这个逻辑和批评生活保障制度的逻辑有类似之处。归根结底，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把包括“下游老人”在内的贫困问题归结为“自我责任”，对社会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应对之策持否定态度。

那么，我们缴纳的税金又是为何而使用的呢？缴税是不能和买股票、搞投资之类的行为一概而论的，也就是说，这种想法难道不会让人们陷入“交税多（买了很多股票的大股东）理应享受更多的利益回报，纳不了税的人就如同坑害国家（公司）的罪人，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之类的可怕思维吗？

简而言之，税收是“为了让国民实现健康而丰富的生活，由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采取行动的财源”。按照这一原则，通过生活保障制度来救济贫困的国民，正是税收的正确用途。前文举出的思维模式，可以说是“按受益课税模式”（根据公共福利的受益量来征税）的一种反向思考。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用税金支付的公共福利和消费活动拉到同一个位面，就肯定要抬出这种充满资本主义风味的自我责任论。不过，既然征税的首要目的是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多交税金就能够享受丰厚的公共福利就是没有道理的，认为只缴纳最低限度税金的人就只配享有最低限度的公共福利，这种想法本来就是咄咄怪事。

本来责任和权利就并非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拼命干活成为富人呢，还是过自己合适的生活就好呢？这是基于个人责任的自由。但是，宪法所规定的“维持健康且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以及“保护个人的生命”，这是赋予所有人的权利。税金的存在意义，即在于守护这些权利。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只要社会上把使用了很多纳税人交纳的税金的人看成不予宽容的恶人的观念不在根本上改变，可以说，社会保障本身就会沦为空谈。

没有人比别人“更应该拯救”

道理虽然这么说，但是日本已经没有钱了。众所周知，国家的借债眼下已经突破了1 000万亿日元。所以说，应该把有限的财源拿去救济谁？对福利政策的重点该怎么搞的议论也活跃起来。

这样，接下来就开始了“在老人之中，更贫困的是谁”的争论。尽管大家都很穷，但在最穷的人获得救济之前，别的人就得忍忍。

作为现实问题，需要根据事务的轻重缓急进行优先度排序，这也是没有办法。但在这个逻辑下，很危险的一点就是它会点燃“那个人性命攸关，不过这个人还应该忍一下”之类价值论上的互相推诿。这难免会助长一种“因为大家都很艰难，所以你小子也该忍着”之类的平均主义观念。

也许有人会觉得，比起老年人，对即便全力工作还是穷困潦倒的单亲妈妈和她的子女的救济事业应该优先。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难免会产生是孩子更该救还是老人更该救这种把生命价值的轻重放在天平上衡量的议论。其实在应对贫困问题的援助团体和福利行政机构之间，已经开始争抢菲薄的预算，各方面只会接纳单纯有利于本领域的主张。

想要推进防止儿童贫困政策的援助团体主张要把预算多摊一点儿在孩子们身上，残疾者的团体要求针对残疾人的扶贫政策。不必说，对单亲家庭的扶贫政策和对年轻人的扶贫政策也是一样。这样，每一个方面的主张都变得鼠目寸光，尽管大家都穷，各方面的纠纷扯皮照旧出现。

其他领域也是一样，也有养老金的领取者和低工资的劳动者对生活保障金的领受者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拿得太多了。这些人的意见无非是与其支付总额不菲的生活保障金，还不如拿这笔钱先改善自己的待遇和生活环境。

这些议论虽然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但是乍一听还有点儿道理，得到了人们一定的认同。我希望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可以告终。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真正应该拯救的人”。

生活困苦的穷人，都应平等地获得救助。也许这会被人说成是只有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理想论调，但对这种理想的追求本身才是政治应有之义，并且是我们这些人的社会责任。孩子、年轻人、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是缠绕在一起的，因此，若不能制定出将教育、福利、护理等不同领域协调起来的一揽子政策的话，问题就无望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我们不能让谁才是“真正应该拯救的人（和‘不是真正应该拯救的人’）”之类的逻辑在社会上大行其道。

[1] 　日本战后的《地方自治法》废除了战前地方政府由中央任命行政长官的做法，而彻底代之以地方公选，地方议会的权限也大为扩大，县、市、町、村政府都作为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和中央政府没有上下隶属关系。为了区别于战前，日本将县、市、町、村各级单位全称为自治体。——译者注

[2] 　日本政府在1973年制定《老人福祉法》，规定日本的老人医疗基本由公费承担，但不久便不堪重负，1982年在新施行的《老人保健法》中，将老年医疗定为地方政府事业，其资金由政府提供三成，余下七成则保险化，参保者也要自己承担一部分。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政府不断下调自己的承担额，引发人们集体拒纳保险等社会问题。最后，在小泉纯一郎政权时，将75岁以上“后期高龄者”的医疗保险独立出来，在各都、道、府、县设置“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负责其事，其经费来源五成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四成摊入在岗人员的医疗保险费，高龄者单独承担一成。——译者注

第五章

制度疲劳催生“下游老人”

——依赖于个人的政府

本章将批判地去检验一下日本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是怎样对“下游老人”进行援助的，换言之，它们存在怎样的欠缺。

挑明了说，我要搞这种批判性检验的理由，是如今的社保体系在制造“下游老人”，并把他们逼到社会的死角。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下游老人”并非一个靠个人层面的努力就能得到改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发挥的作用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些制度能在何种程度上发现和援助“下游老人”，在改善他们的生活上发挥作用，我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只要社会体制还像现在这样奉行“经济优先，抛弃弱者”的原则，“下游老人”的问题就没有特效药方。即便经济成长起来了，“下游老人”的问题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转。我们必须在经济问题以外的广泛领域内填补其空白。

但现在的制度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我将从八个方面对围绕“下游老人”的社会情况进行检验。

1. 收入层面的缺陷——以家庭内互助为前提的养老金制度的崩溃

首先让我们来概观一下占老人收入中比例最高的养老金制度。

家庭机能发挥作用的不足，正在使“下游老人”的问题加速恶化。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家庭在各种层面都在对成员无偿提供福利。家务、抚养、赡养、护理、教育和生活习惯的养成，在金钱和精神层面的互帮互助，家庭可以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人们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助下，得以十分富裕地生活，以往的日本社会可以说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机能正在走向崩溃，现在独居的老年人和空巢高龄夫妇的情形已经司空见惯。家庭成员越少，机能越薄弱，这是非常明确的。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在2013年独居的老年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年收入不满150万日元，高龄空巢夫妇七家之中就有一家年收入不满200万日元（《朝日新闻》2015年3月23日朝刊）。

以前，即便收入这般菲薄，因为有在岗的子孙收入可用来填补不足，所以他们也能安然生活。但这是老皇历了。说起来，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其实是以老年人能得到家庭扶助为前提而制定的。所以说，这不过是一种生活费的补贴。其框架是，一个老人以拥有充足的子女孝敬收入、预备储蓄、股票和民间保险、退休发挥余热的收入、自己的房子和固定资产等为前提，最后增添一笔养老金。

如今子孙为何无法继续支撑老人的生活？看一看当今的少子化问题和年轻人的工作生活环境就能够明白。如果不重新审视养老金制度，重新认识其作用和定位，“下游老人”问题将永远找不到解决的途径，这绝非危言耸听。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在本书第七章还要提到，关于今后养老金制度的重建问题，是有必要摆在最优先地位进行讨论的问题。

2. 储蓄、资产方面的缺陷——不断缩水的收入和飞涨的物价

正因为养老金制度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我们的晚年生活资金必须靠自己来凑足，实际上也是险象环生。

根据国税厅公布的《2013年度民间收入实际情况统计调查》，正如前述，有收入者的年均收入为414万日元，根据调查列举的数据，1997年的平均年收入为467万日元，在这16年里，人们的平均年收入减少了50万日元以上，这一减少倾向伴随着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今后预计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物价在持续抬升，根据厚生劳动省2015年4月3日发布的《2015年2月每月劳动统计调查（速报）》，考虑到物价变动，人们的实际工资比前年减少了2.8%，负增长已经持续了22个月。另外，在物价上升的同时，消费税等越是低收入阶层增加负担越高的高逆累进性税金的额度也有阶段性上行的趋势。

简而言之，物价和消费税提高了，但看不到工资会有适应性提高的趋势。因为工作时期的年收入和晚年的退休收入是直接挂钩的，所以看一看如今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他们之中普遍存在“下游老人”的“预备队”。

要预防下游化，大家在步入晚年前就必须攒足一定的资产。但是，从现状来看，人们将在没有充分储蓄的情况下迎来晚年，沦为“下游老人”的人会源源不绝。只要资方还是自顾自地扩大不安定的雇用形式，或者政府对黑公司不采取措施，对年轻人恶劣的工作环境置若罔闻，那么“下游老人”必定会增加。

3. 医疗方面的缺陷——“医疗难民”导致的“孤独死”

从医疗方面来看，现行医疗制度在对“下游老人”的应对上，也有种种不足。

如今，在日本全国，老人的“孤独死”现象不断发生。我曾多次亲赴死亡现场，看到死在公寓的卧榻上、浴室里、玄关前的老人遗体。我在现场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他们真的期望这样告别人世吗？”

实际上，他们就是医疗难民。“下游老人”即便是得了病，甚至是出现了威胁生命的重症，但不到恶化的程度，他们是不会在医院的挂号窗口露面的。因为有几重障碍妨碍他们去医院就诊，例如医疗费、挂号费、没有缴纳健康保险等问题。

来到这种现场，我便深切感受到“孤独死”并非一个人应有的死法。那些一个人悄悄死去的老人，很多到临终前都是孤苦伶仃的。有的老人做了好几次心肌梗死手术，在出院后必须继续定期到医院复诊。但出于经济原因，他们只能限制就诊次数和用药量。在这个节骨眼上，若心肌梗死再次复发，便会一去不归。他们因痛苦而变得极度扭曲、因缺氧而变得青紫发黑的临终面孔，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离“安详离世”是很远的。

这些“孤独死”的高龄者，基本上都有宿疾，多半是一些难免会引发心肌梗死和中风的慢性病。而且尽管他们需要治疗，但因为经济贫困，不能获得治疗和中断治疗的情况是很多的。其中有人连健康保险证也没有，即便身患重病，必须要人看护，也没法向周围求助。

所以说，我们不能认为“孤独死”是有尊严的死。更明确地说，这不仅仅是病死，更是一种被忽视不顾而引发的死亡。老年人是不能因为经济理由而放弃必要的就诊和治疗的。

这一事态使得全国的医院在民间层面上也开始怀有一种危机感。近年来，为了和“早发现，早治疗”的医疗理念挂钩，申报成为可以免费或低价提供诊疗设施的医院开始增多。这就是所谓“免费或低价医疗事业”。低收入的患者在此类挂牌医院就医，就可以免费或低价得到接诊。因为在基于《社会福利法》所制定的制度上，医院可以根据低收入人群的就诊数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医院，政府也没有去推广这些福利政策，为人们提供这些信息。今后的形势要求这些制度进一步地扩充，更便于人们利用，这类医院的数量也要增加。

只要没有得到医疗制度的配合，社会保障费用的负担就会增加。2014年生活保障费支出的预算在4万亿日元，其中2万亿日元被用于医疗扶助费。要抑制医疗费的增长，患者必须获得及时的初步治疗。出于前面所列举的理由，“下游老人”们不去就诊，靠一些非处方药物糊弄病情，症状严重才去就诊。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得不从生活保障费预算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支付住院费和手术费。我认为必须让人们尽早就医，就是出于这一理由。

有几个自治体没收了没有缴纳健康保险的市民持有的健康保险证，或是发了资格证明后还要他们全额负担挂号费。这种应对之策可谓愚不可及。那些无法就诊的人们只会作为生活保障的对象，成为重病人以后再回来。

自治体的职员和医疗、福利事业的工作人员接待时首先应询问他们是否生活困难，然后把他们引导到各个咨询窗口，督促他们在初期就接受社会保障。即便错在他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健康保险证。他们付不出医疗费，即是他们有必要接受某些援助的证据。若没收了他们的保险证，可能会导致他们遭到制度的间接谋杀。

4. 护理保险制度的缺陷——救不了“下游老人”的福利制度和护理援助专员

像上文中的事例那样，“下游老人”中有人身处无家可归的极端贫困里。但是，我们有救济他们这些陷入极端贫困的老人的头绪吗？要说结论的话，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说，现今的福利制度非常薄弱，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救济手段的援助，这全都由他们的运气好坏来决定。

虽然护理保险制度就是为了填补福利制度的漏洞，或者说是为了支援福利不能涉及的领域而设置的。但是这一护理保险制度也难称完善。比如说，对于流离失所的“下游老人”来说，养护老人公寓可以说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但本书第三章中已经指出，此类机构数量根本不够，而付费老人公寓只适合于富裕阶层。

此外，护理保险服务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各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在护理保险服务制度被确定下来后，构成其服务内容主轴的人员中有一类叫作护理援助专员。他们的工作是以需要护理的老人和成为护理预备军的老人为对象，设立援助计划，确定援助的方法和内容。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护理援助专员制定的计划非常离谱，他们虽然会评估需要护理的老人受护理的必要程度，但他们并没有在结构性地理解贫困的基础上订立护理计划。

比如，尽管大把老年人因为贫困而无法支付服务费，但很多护理援助专员为了提高收入，很少去研究如何灵活地运用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制度，一心只在有限的护理费开支范围内制定护理计划。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中不少因为养老金不够开支无法获得充分的护理。现状若如此，就应该将生活保障制度的运用纳入筹划的视野之内，再进行援助。

总而言之，日本的护理援助专员们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熟悉护理保险制度，但是关于生活保障制度之类的其他社保制度，他们的知识就非常薄弱。在老人的护理问题和贫困问题已经无法割裂开来的今后，不仅要求护理保险的制度进行改革，也要求提高护理援助专员从业者的素质。

5. 住宅的缺失——流离失所的老年人

“下游老人”流离失所的原因，归根结底也是日本的住宅环境整顿不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并非“该如何应对失去住宅的老人”，而应该先讨论“该怎样不让老人失去住宅”。

摩擦最小的一种手段，就是让他们住进公营的住宅。所谓公营住宅，就是为服务低收入阶层，由地方公共团体建设和经营的出租住宅，其租金只有附近民宅租金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是，这种公营住宅的数量严重不足。

作为援助生活贫困者活动的一环，我也曾去帮助老人应征公营住宅。很多老人年收入相当低，满足公营住宅的应征条件，但一直没有应征成功。读者知道公营住宅的入选竞争率吗？在首都圈，一般差不多在30倍，有时甚至会变态地高到800倍。顺便一说，东京大学的入学竞争率固然因院系不同会有区别，但基本在2倍到10倍。虽然我知道这两个数据并不能用来横向比较，但有时也想和人开玩笑说，入住公营住宅竟然比就读日本最高学府还要难得多。

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办法，不得不忍受民间出租住宅的高租金，艰难度日。甚至因此耗尽储蓄，无家可归。

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因租金昂贵而无法维持生活的老人的事例。有一个长年在家电制造厂工作的男子，他光靠自己每月14万日元的厚生养老金无法维生，只能靠吃储蓄和退职金老本来维持生活。他在65岁时，储蓄和退职金加在一起还有约1 200万日元的资产，但在退休17年之后的82岁，资产见了底。他无法承受每月7万日元的租金，在欠了3个月的租金之后，便自动退出公寓，如今寄住在朋友家。

还有一名男子，到65岁时，已经在一个小型町工厂里工作了40年，他一边工作，一边把省下的一分一毫都储蓄起来，退休后，自以为“又有储蓄，还有养老金，大概没有问题”。但在75岁前后身体状况开始不佳，医疗费的负担日增，到了78岁时，终于因为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公寓。

虽然有人会说：“干吗不事先搬到租金低的房子去住呢？”但这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建议。农村固然住着很多老年人，但他们大多数本来就生活在当地。他们自我构筑起来的生活基础和城市里的老年人拥有的资产性质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让体力衰竭、资产稀薄的老年人搬到完全陌生的环境一个人居住，本身就伴有极大的风险。这和体力充沛、可以就业的年轻人移居别地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下游老人”之中，“养老金几乎给房租吸光了”的哀叹不绝于耳，制定有效对策已经刻不容缓。我在接受咨询之时，常常觉得只要房租和公营住宅价格便宜下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和海外一样，日本也进入了必须将社会住宅和公营住宅整顿完善的时代。房租负担一旦降下来，靠低养老金也可以过日子的老人就会增多，占领取生活保障家庭中最大比例的群体——低养老金阶层或许也可能摆脱生活保障制度而自立，这对减少生活保障领取者的人数会有效果。

6. 人际关系构建不充分——想帮也帮不着

在第一章中，我指出了“下游老人”孤立于社会的状况。反过来说，我们在救助“下游老人”时，有必要构建出不会让他们陷入孤立的环境。

老人陷入社会孤立状态会有怎样的危险，我已在第二章做了说明，特别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连钱财也无力管理，还容易受到诈骗侵害。这种情况现在散见于全国各地。因为连其家人、亲戚，以及身边的朋友也不易察觉病情，若还是独自生活，就更会贻误症状的发现。为此，制度和政策有必要具备主动搜索发现“下游老人”的机制。所以像前文提到的那样，我们必须重新对“申请主义”的行政体制进行衡量。很多“下游老人”是不会自己前往有关部门的接待窗口的，他们也有“去不了”的苦衷。

比如说，三重县伊贺市的社会福祉协议会，就对陷入社会孤立状态的老年人实施家访，为了预防他们受不法商人的欺骗，还和当地政府的民生委员一道监护地方上的老年人，防患于未然。该地区社会福祉协议会的这种做法，如今还是社会上并不多见的福祉实践活动。

今后，这种做法应该被上升到制度和政策的层面来实行，若不这么做，就难以防止老人受到存款诈骗，也无法预防“下游老人”的“孤独死”。如何强化监护老人的地方网络体系，是行政、警察、护理和社会福利诸方面有关人员必须齐心协力予以解决的跨领域课题。

7. 生活保障制度的不足——被国家所操纵的贫困定义

诸位读者大概也该知道生活保障的水准每年都在降低。自民党的执政宣言里也提出了削减生活保障的目标，和民主党政权交替前的标准比较，它规定了约10%的削减指标。自民党毫不顾虑生活保障领取者的生活实际情况，开始自说自话地制定削减目标。现在，生活保障的削减正在进行中，除此之外，住宅补助等其他生活福利费用的开支也在继续削减。

与此同时，“不许降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民事官司也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

如果降低评判标准，以往处于贫困境地的人们就不算贫困了，可以从被救济对象里除名。极端地说，即便处于明天就要断炊的状态，只要国家放话决定“这个不算贫困”，这些人就得不到救济了。

随着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生，一般国民受辐射的上限标准被政府大幅提升，从每年1毫西弗（mSv）上提到20毫西弗，这个事情想必日本人都记忆犹新，这正是如假包换的同样手法。

如果因为难以解决问题，就出于一时之权宜改变标准，那么这一标准就将失去作为评判基准的实际意义。

对于“下游老人”的问题，因为救济对象实在太多，减少对象人数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什么人该在何种范围下受到救济，这固然都由厚生劳动大臣一人说了算，却难以抹杀人们心目中认为该决策方式透明度不高，对外说明不足的印象。正因如此，才发展成眼下全国的生活保障领取者提诉告官不断的事态。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身患结核病的低保户朝日茂发起了著名的维权官司“朝日诉讼”，他在陈述中主张结核病疗养所的生活并没有达到健康文明的水准，向社会追问什么才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基准和生活水准。朝日诉讼虽然以原告的死亡而告终结，但这场官司对社会的影响却相当大。自此以后，政府根据全体国民的消费实际情况重新审查了标准，慢慢地提高了生活保障的水平。但是，过去的基准被打破而降低的时代已经到来。

关于生活保障制度，不光是其评判基准遭到玩弄，其利用不便也是一个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有以接受生活保障为耻的文化观念，把这种观念当作值得骄傲的优良品格到处胡吹的政治家更是随处可见，比如自民党的参议员片山皋月在其所著《会让正直的人失去干劲吗？——依赖福利的厚颜无耻》中就写道：“不把领受生活保障当作一种羞耻是很不好的。”面临困难的人只是在使用社保制度而已，为什么一定要感到耻辱？这种言行对早期发现和帮助那些对申请生活保障犹豫不决的生活困难者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

政府和国会议员最低限度的作用，便是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连这个基本目标也放弃追求的政治家，才真是厚颜无耻，不得不说是丑恶至极。

8. 劳动和就业援助的不足——不干到临终前就无法生活？

以年轻人为主，经常可以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这代人养老金支付额很低，不干到死可不行。”这也许意外地准确描述了现状。

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希望超过65岁退休年龄继续工作的人合计占到了全部受调查者的50.4%。在其希望这样干的理由中，占比最大的是“想要获得生活费”，为76.7%。

实际上，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高龄者（65岁以上）》中的数据来看，确实可以看到若不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就难以获得生活费的情况。这个“工作着的老年人”的情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可谓是非常特异的，这也明确地显示了日本退休老人社会保障的脆弱。

高龄人员就业率的国际比较（2013年）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发表于2014年9月的《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高龄者（65岁以上）》《OECD.Stat》

在法国，只有2.2%的老人在工作，与之相比，日本却有20.1%的老人在工作。老年人以身处工作岗位的形式和社会维持联系，这一点固然有其正面意义，但为何日本的老年人必须走到这一步呢？实际上，日本的社会体制就是让你若不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就无法维持生活。

高龄人员就业人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总务省统计局发表于2014年9月的《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的高龄者（65岁以上）》

注：2014年数值来自《劳动力调查（速报）》，2011年数据为估计值

在工作的老年人的比例有持续增长的倾向，在2014年，老年人的就业人数达到了681万人，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和25年前的数据相比，老年人的工作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另外，全部就业人数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为10.1%，这也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在如今的日本社会，职场上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尽管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依然在担当责任。

这种统计数据意外地不为人们知晓。但是，社会确实地朝我们在晚年如不工作就无法生活的方向变化。劳动虽然值得人们尊重，但这种若不干到死就不能生活的社会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福的社会么？即便经济上不宽裕，也想在家人环绕中安度晚年，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即便是在晚年继续工作，虽然有老年人才中心之类的机构为大家所知，但也没有充分的工资收入保障。为了使生活费不足的老年人继续安全工作，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执业支援。不过，如今连年轻人可以放心工作的劳动环境都已经遭到破坏，要整顿出适合老年人的劳动环境更非易事。原则上，我们应当优先考虑制定出一个让老年人不必工作也能维持生活的工资补贴给付制度。

结语——从八个方面进行制度批判

从以上八个方面，我们可以明确，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体制的不足，“下游老人”正在不断产生。前文已经重复多次，让老人们陷入“下游”的原因并不是个人的能力不足和怠惰。实际上，这是过分强调经济优先的社会体制所导致的结果，其次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和感情早已背离了人情常理。

正因如此，我希望人们能够以强烈的意志，去介入正在发生制度疲劳以及已经过时的措施和政策。如今连团块世代也已经开始步入老龄期，可谓正是一个应该考虑彻底对制度进行再审的节点。

专栏3 正在吸吮“下游老人”血液的“贫困商业”

正在剥削榨取老年人的家伙可不光只有搞存款诈骗的犯罪集团，那些巧妙地围绕老年人，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搞盈利的“贫困商业”的存在，目前也被揭发出来。

在“下游老人”周围暗中活动的贫困商业

那么，“贫困商业”指的是什么呢？社会活动家、反贫困网络事务局长汤浅诚先生在其著作《反贫困——脱离“滑梯社会”》一书中，对贫困商业做出了如下指责：“以贫困阶层为目标，但却对他们的脱贫全无帮助，使其贫困固定化的商业行为。”

换句话说，这个概念是指以生活贫困者为买卖对象，不去帮助其脱困，却反而持续盘剥他们的从业人员。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它们大抵在政府机关不介入或无法介入的领域中形成了很大的市场。由于能够救一时之急，其用户不少，但其可怕之处在于，一旦中了它的套，就很难从贫困状态中脱离出来。

近年来，这些贫困商业的受害者前来咨询的次数显著增加。贫困人口和“下游老人”是怎么被这些贫困商业剥削榨取的呢？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

批量生产“下游老人”的“免费或低租金宿舍”

在这些贫困商业中，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免费或低租金宿舍”。所谓免费或低租金宿舍，乃是基于《社会福祉法》第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二种社会福利事业的第八号条款“为服务生计困难者，以免费或低额租金，借予简易住宅，或使其利用宿舍及其他设施的事业”而开展出来的一项行当。简而言之，就是为无家可归的穷人提供临时廉价的住处。因为这种宿舍只要去申报，不管是谁都可以较为简单地运用，近年来，各种各样的生意人都来此行业分一杯羹。但是，我们收到来自这种免费或低租金宿舍的用户的咨询也一直不断。

这些咨询者的烦恼多种多样：费用高昂、居住环境恶劣、伙食很差、对经营者表示不满、对包括协助搬家在内的自立协助很少、非法或违法行为横行，等等。一部分宿舍还存在经营者以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进行的虐待，还有不经同意为当事人在银行办存折，擅自替当事人搞理财的情况。

这些从业者的手段实际上很巧妙，他们首先去接触从医院出院却无家可归的人或流浪汉，骗他们说“我会帮你啊”，并替他们去申请生活保障，然后把这些生活保障金的一大半作为“使用费”收走。

他们的恶毒之处在于，不仅老人所得的生活保障费的七八成会被他们拿走，连银行账户都被他们管住了，即使你想逃出去，他们也不会给你存这笔钱的机会。其中甚至还有福利事务所把前来求助的人介绍给贫困商业这样送羊入虎口的事例。

这些宿舍的经营者多半是些来路不明的人。比如，在埼玉县，2014年发生了一个名为“统一出发”的从业团体经营宿舍盈利，却不做税务申报，结果经营者因为逃税数亿日元而被逮捕的案件。还有一个叫作“NPO法人幸兴友会”的团体，在2013年由于贪污宿舍使用费，结果包括法人代表在内的数名成员被逮捕，这些从业者是打着NPO幌子的原黑社会成员。

这些免费或低租金宿舍的用户频繁地到我这里咨询和求援，至此为止，我们都以报案或者民事诉讼的办法与之斗争。但是违法行为被曝光的团体只是冰山一角，埼玉县境内就有无数的贫困商业活动在到处蔓延。

光就上述两例，就可以明白免费或低租金宿舍是何等危险的一种存在。但是这种宿舍不但没有消亡，用户却在年年增长。理由很简单，对于寻求住处者的需求而言，可以接纳他们的社会资源供给太少，由于供需平衡已经崩溃，不管这些宿舍提供的服务何其恶劣，市场依然无法将之扫地出门。另外，现在即便向政府的福祉课去咨询求助，因为他们并没有时间去给你找住处，所以也会轻易地将这类宿舍介绍给你。

近年的社会福利政策正打着不依赖于大规模收容机构的“去机构化”的旗号，寻求让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也能生活的援助措施。但是免费或低租金宿舍却是朝此方向逆流而行的形态。这类宿舍的各种问题，正是从这类社会福利模式优势不明显的部分发生的。这种非法宿舍不管取缔多少，只要安全网络的节点本身没有得到修复，贫困商业对穷人的盘剥就不会消失。

为此，形势要求我们今后创造可以取代免费或低租金宿舍的新的社会资源。比如说：（1）和房地产业界协调推进公寓的“住宅保护”和搬家协助；（2）设置临时避难所；（3）设置不选择对象的小规模集体宿舍；（4）巧妙运用公营住宅，等等。这些措施绝不是什么不可能实现的难题。对于这些恶劣的宿舍，我期待行政当局能够对这一领域进行进一步的介入和管理。

作为“免费或低租金宿舍”而申报成立的宿舍A，是将仓库改装为六张榻榻米大小一间的居室进行出租的房间。

墙壁薄、噪音强，夏天燥热、冬天寒冷的居室，因为非常潮湿，墙壁和地板都发了霉，此地租金是47 700日元。每个月的宿舍使用费约在105 000日元（宿舍A）。

宿舍A的伙食，虽然供应三餐，但是伙食非常简陋，大半是真空包装食品和方便食品。有咨询者证言称很多入住者存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从外面看上去好似普通的职工宿舍和公寓一样的免费或低租金宿舍（宿舍B）。

打开宿舍B的窗户一看，六张榻榻米大小一间的房间被两块塑料板隔成三个房间使用，单间的住处面积还不满两张榻榻米大小，这是意见和投诉相当多的宿舍之一。

目前（2015年4月）还没有向行政部门提出申报的免费或低租金宿舍C，这种像施工现场搭建的简易屋一样的设施里收容了高龄老人在内的80余人。不仅每个房间面积不满两张榻榻米大小，有报告称宿舍里的卫生环境也非常差，夏天经常会出臭虫和虱子，每年得上传染病的住户屡见不鲜。该宿舍每月的使用费在10万日元左右，因为交费后人们手头所剩的生活费已寥寥无几，连出门和外出联络、找工作都会产生困难。

第六章

从现在起学习自我保护

——怎样才能迎来安逸的晚年

为了应对将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的“下游老人”问题，在本章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我特地从两个方面来审视这个问题，其一是已陷入“下游老人”状态的老人可以采取的对策，其二是如何预防自己变为“下游老人”。

关于“下游老人”的预防和对策，眼下固然在制度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支持，但实际上这些制度的操作方法却鲜为人知。首先，我们要知道已存在哪些制度能够加以利用，加深对这些制度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

【对策篇】

知识的问题——正确了解生活保障制度

上文已经提过，妨碍“下游老人”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最大绊脚石就是对制度的不了解。能够正确理解生活保障制度框架的人本就不多，至于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那就根本是连其存在本身也不知道了。

当然，因为这些制度不会在学校里教给诸位，所以大家对此一无所知也并不奇怪。不过，正确了解制度是防止下游化的第一步，万一陷入贫困（或即将陷入贫困），有必要的知识才能采取适当措施。下文将就我们从提出生活保障申请到领到生活保障费为止的基本流程和必要资格条件进行说明。

生活保障手续的申报顺序

若想要利用生活保障制度，首先应该去找自己居住地的福利事务所的生活保障负责人去申请（关于诸位身边的福利事务所地址，厚生劳动省的主页已有登载）。

在福利事务所中，负责人会详细说明生活保障的内容，同时进行生活保障的申请手续。不过，尽管理所当然，我还是要说一句，虽说是人人都能申请生活保障，但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有资格领到的。

要领取生活保障，必须接受以下调查，才能被认定为保护对象。

• 为掌握对象的生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家庭访问）

• 对储蓄、保险、地产所有情况进行资产调查

• 对是否可以由有赡养义务者进行赡养进行调查（是否可以从亲戚处领取生活费）

• 对社会保障收入（养老金等）和工作收入的调查

• 对就业可能性的调查（是否可以参加劳动）

关于各种调查内容将在后文提到。根据调查结果，一旦决定给予保护待遇，就会根据基于厚生劳动省确立的最低生活费用基准，除掉已有的养老金和其他收入，其不足部分将作为“保护费”按月支付。生活保障费原则上没有截止期限，但根据收入调查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访问调查，当有关机构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保护的时候，就将停发或解除当事人的生活保障。申请时固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证件，但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要求当事人出具银行存折和出入账明细记录，以及养老金记录簿等证明本人收入情况和资产实际情况的资料。

另外，关于这一手续的必要条件，经常有一种误解是“没有住民票[1]就无法申请”。这纯属误传。即便你居无定所，流落街头，也可以在离自己最近的福利事务所进行申请。

生活保障费的支付额和内容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实际付给当事人的保护费了，根据当事人的年龄和家庭人数，以及所住地方的不同，实际数额会有不同。这一点也鲜为人知。因为生活保障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实施的，家庭成员增加的话，金额也会有所增加。

另外，由于东京和冲绳物价和房价差异很大等类似的原因，根据申请者所住的地方不同，支付额的基准也不同。比如说，以在东京都内二十三区居住的单身无收入老年人为例，固然会有一定的个人差异，但其支付额大致是“生活扶助费”8万日元，“住宅扶助费”5万日元，合计13万日元左右。这就构成了使保护对象可以过上健康文明生活的“最低生活费”。

不过，不论什么人，都不可能拿到全额的最低生活费。即便是属于保护对象，只要他有一些工作收入和养老金等津贴，以及来自亲戚的赡养费，那样就会按照最低生活费标准，扣除以上所得，只支付差额部分的金额。这一点反过来讲，就是说即便是有工资、养老金、赡养费收入，也是可以利用生活保障的。这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一点，请读者牢牢记住。

由生活保障支付的补贴有各种门类。除掉上面提到的生活补贴和住宅补贴外，还有为了让当事人可以接受到必要的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医疗补贴”和“护理补贴”。这不需要本人负担，也就是说，即便实质上没有交保险费，也可以免费得到这些服务。

另外，如果家里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的话，则会有“教育补贴”，家中有人怀孕的情况下则可以领“生育补贴”。想要使用这些制度的诸位可以重新去查一查自己的收入是否达到了最低生活费的标准，是不是够格接受保护。

领取保护的必要条件

在实际申请中，要领取生活保障，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呢？

厚生劳动省就领取生活保障的必要条件做了如下规定：“以家庭为单位，将全体家庭成员可以利用的资产、能力，以及其他各种要素，为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进行有效运用为前提”。另外还规定“有赡养义务者的赡养，优先于基于生活保障法的保护”。

因为这些条文的原文比较模糊难懂，以下予以逐句解说。

首先是其前提条件。为了能够申请到生活保障，每月的收入必须低于上文介绍的最低生活费。关于最低生活费的标准，请参照各地方自治体的网站上登载的《生活保障基准额表》。

其次是“资产的有效运用”。这里的所谓资产，指的是除储蓄以外的汽车、宝石、无法利用的地产，以及储蓄性高的保险（公积金型的保险）等。若拥有这些财产，原则上是要求在接受生活保障前全部变卖以充当生活费的。

固然这容易被人误解为“若领取低保就要变卖家产”，但能够在日常生活上派上作用的土地和住宅是没有必要出手的。也就是说，实际居住的房屋和农民的农业用地是不必变卖的。另外，关于私家汽车，只要被认定在工作上需要使用，是上下班、去医院不可或缺的，也是允许持有的。简而言之，只要是利用价值高于变卖价值的资产，原则上是允许拥有的。

再次是“能力的有效运用”，这一能力指的是“是不是处在可以工作的状态”。虽然原则上说申请者若被判断为身心健康、具有充分劳动能力，是不能领受保护的；但正如前述，如果没有接受他的用人单位，求职机会也不佳，即便工作也会得病或碰到障碍，或因其他不得已的情况，收入无法满足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也是有可能领到保护费的。“各种其他要素的有效运用”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当事人存在养老金和其他补贴的场合，固然是有必要优先有效利用这些来源，但这些钱加在一起如果也不能满足最低生活费标准，不足部分可以作为保护费领取。

最后是“有赡养义务者的赡养”。这里指的是亲属的援助，关于这一点，在调查的阶段，有关部门会对亲属发出赡养查询（询问能否援助对象的生活），研判对方能不能优先提供金钱上的援助。不过，即使是可以进行金钱援助，只要金额不超过最低生活费额度，其不足部分还是可以作为保护费领到的。另外，在受到家庭暴力紧急避难的情况下，如果因为情况特殊，在毫无赡养的情况下，不经过赡养调查这一环节也可以获得生活保障。

以上就是生活保障制度的大框架，关于领取的内容和必要条件，因为各家情况不同，如果读者想要进一步地了解具体情况，希望诸位能到就近的福利事务所或相关的团体咨询。

观念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究竟是什么

要消灭对生活保障制度的不了解，不仅要消除对制度的无知，在观念上也必须加以变革。如今社会上最为通行的观念就是将生活保障看成一种恩惠，也就是说，它是生活有余裕的人对窘迫的人的一种（半不情愿的）施舍。

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上不存在生来没有缴过一次税的人，不管是所得税还是消费税，只要人们还归属于这个社会，不管有无主动意识，都会以某种形式缴纳税金。

“享受社会保障是一种权利”，这个观点是理论上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虽然眼下已经比较“古典”化，构筑了日本社会保障理论基础的小川政亮先生在其著作《作为权利的社会保障》一书中，明确主张社会保障并非一种恩惠。

所以说，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对利用生活保障感到惭愧。上文已经指出，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的支付基准很低，晚年已经无法获得充分的收入。像上文指出的那样，对生活保障制度的利用，不必过分神经质，我希望大家只要怀有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就毫无顾虑地运用这个制度填补收入不足的观念。对待护理保险制度和其他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个道理。

不过，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如此不普及，是很值得忧虑的一件事。政府也应该尽早脱离申请主义的原则，做一些社会保障的启蒙工作。尽管已经有这么多“下游老人”，但如今他们应该到哪里咨询求助？制度该怎么利用？各种通知少得可怜。我希望相关部门不要光去宣传自己制定的政策多么有效，应该更加广泛地向社会传递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信息，利用电视广告和新闻广告以及网络广告，积极地将救济国民的相关信息传播出去，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要求政府采取这种措施。

医疗的问题——从现在开始预防疾病并准备接受护理

和社会福利问题一样，关于医疗制度，我们也很有必要了解。我已经说过，“下游老人”由于经济不宽裕，不去医院就诊，到了病情严重以后才被抬送到医院的事例相当多。若手上只有有限的资金，“下游老人”还是会优先用于生活，而不是用于支付医药费，他们也是有这样的苦衷的。

但是，我们的法律在制定时已经预见到了会存在付不起医药费的人。《社会福祉法》构筑了一系列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同医疗体系完全脱节的人。这个制度就是“免费或低价诊疗事业”。

所谓“免费或低价诊疗事业”，是由《社会福祉法》第二条第三项第九款“为照顾生计困难者，开展免费及低费用医疗的事业”的条文所定义的机构，没有钱和医疗保险证的患者也可以花很少的钱获得医疗。

首先应当改变想去看病而又怕花钱的观念。去找一下各地的免费或低价诊疗机构，向存在此类设施的医院咨询室内的社工咨询求助，在发病早期接受治疗，这既是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也是为了减轻医疗机构和国家的负担。不仅是“下游老人”，外国籍人士和无家可归者、生活贫困者也可以利用该制度，所以请大家更为有效地使用这一制度。

另外，以下介绍的做法，也和预防措施相贯通，在诸位读者身心还算健康的时候，可以有效地运用“任意监护制度”，预先选好能够在晚年照顾自己的人选。任意监护制度规定，本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来从家庭成员、律师、司法代理人、社会福利人士中预先选任自己的晚年监护者，在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被选定的任意监护人，可以观察当事者本人的情况，在认为需要监护的情况下，行使其权限保护和援助当事人的所有生活事项。不光是自己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的情况下可以这么做，只要大家感觉到身体有明显的衰弱，都可以预先做准备。

这些“防贫”和“济贫”的制度，社会已经预先做好了一定准备。请诸位根据自己晚年的实际情况，能搞明白一两个也好，一定要做好有效利用制度的准备。

观念的问题——不管怎样，首先丢掉你的矜持心

并且，无论如何，我们有必要舍弃个人的矜持，从隐形的制约中获得自由。那些把不受他人照顾当成一种美德的读者，我希望你们改变这种观念。

社会福利的理论一般不认为自立的定义是“一个人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不会在那样片面狭隘的范围里谈自立。

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要仰仗某件事物才能维持生活，只是出于依靠的地方不同，有的说得出口，有的难以启齿而已，其实际内容因人而异。比如说，不会做饭的先生要靠太太做饭，公司的老板要靠员工干活，自来水管坏了要靠自治体和自来水厂的工人来修理，政治家和公务员要靠国民缴税维持国家运转。世上不可能存在不依靠他人的“自立”。若不去依靠他人，我们连社会生活都无法维持。

因此，“不能自立很羞耻”的想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傲慢，这种观念会将问题变得复杂化。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没有人是可以“自立”的，所有人都依赖于周遭环境而生，我认为大家不应对此没有自觉。

【预防篇】

财产的问题——应该存多少钱为好

下面，我将提出几个预防晚年下游化的未雨绸缪之策。

首先要考虑的一点是储蓄，虽然说得不好听，可一旦事出紧急，最过硬的就是自己的资产。我希望大家能在较早的阶段就开始管理家计，尽可能地用心把财产积蓄起来。

根据内阁府发布的《2014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的调查数据，在“为老龄期的家庭预先做准备大概认为必要的储蓄额”的调查提问中，回答在1 000万日元到3 000万日元的人最多，其中，认为在“2 000万日元左右”的人占全体调查人数的19.7%，“1 000万日元左右”的占19.5%，“3 000万日元左右”的占19.1%。

晚年需要多少资产，人们的想法各异，因为这个问题不太适合在这里言及，对此在意的读者请参阅其他专家的著作。不过认真分析一下就该知道，我们的老年和过去不同，时期会变得相当漫长，并且也希望大家考虑到，由于疾病和事故，突然必需一大笔钱的可能性相当高。

关于资产的形成和运用，除掉个人养老金和民间保险之外，还有股票、债券、信托投资等手段，市面上也充斥着各种理财产品。运用之际，希望大家能广泛收集信息，再三比较以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去咨询民间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家庭理财顾问，让他们根据你晚年的财政收支情况预先做一个模拟规划。

心理的问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

充实自己的个人社群也是预防下游化的手段之一。所谓个人社群就是在个人层面上构筑的互助圈子。在陷入老年孤立之前，若能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构建互助的人际关系，即便陷入了贫困生活，也不会太苦。

支持生活、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的要素并不只是金钱等物质因素。比如说，能够与家人和亲戚维持内容充实的交际，那么人际关系就更充实了。如有意外状况就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即便不是经济上的援助，精神上也能互相鼓励支持，生病住院和使用制度的时候就有可联系的人，希望读者都能保持住在必要的时候能靠得住的人际关系。

而且，和邻里街坊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人们和地方的纽带变得稀薄，居民自治会的作用也相当脆弱，这些问题早就有人指出了。和邻里街坊的关系对生活的影响，越到老年就越大。

各位读者，在你们周围有多少可以轻松交往的朋友，或者是喝茶谈天的同伴呢？

如果和周围的人难以打成一片，那么去参加地方上的居民自治会主办的沙龙和老人俱乐部也是一记妙招。

也许有人觉得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有点不好意思，比较麻烦。确实，和人打交道确实伴随着一些麻烦事，但这正是大家互相介入各自生活和行动的证据，这种介入在危机一旦来临的时候，或许会成为被人发现和获救的关键。

大家都是一样穷，但有人过得快快乐乐，有人过得凄凄惨惨。这样的不同和差距发生在何处呢？

我在接待咨询的现场经常实际感觉到的一点是，“人际关系的贫富”决定了你的幸福程度。即便日子过得穷，但是只要人缘好，朋友会带饭带菜，会在活动中心一起谈天，会在老人俱乐部一起跳舞，经常可以碰到快乐的场面。这样的老年人，对他的援助就会比较顺利，不容易陷于贫困；即便陷入贫困，性命攸关的危险程度也低。

另外，尽可能地维持工作，也可以防止人际关系的贫困。不要搞错，这不是要你们在一大把年纪干到身子骨出毛病为止，而是说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和同事的交往和交流上，能够高高兴兴地工作。

除掉维持生活的因素以外，若能着眼于构筑丰富的人际关系，发挥余热工作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增添了新的意义。

住处的问题——多参与地方上的NPO活动

另外，在强化可以构筑安全网络的人际关系这一方面，参加当地组织的NPO活动和市民活动也是很有效果的。很多地方会有涉及环境、体育、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福利等主题的志愿者活动和各种各样的市民活动。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参加这样的地方活动，尽可能地怀有自己作为地方社会一分子，和大家一起生活的意识。

其实，有很多人在陷入贫困以后，才突然跑来我们这里求助，他们因为形形色色的原因从全国各地跑来咨询生活难题。但是这些人所住的地方也存在NPO和市民活动，希望大家能先参加这些活动，在那里构筑起可以商量各种事情的人际关系。

比起沦为下游再来求助，若能在下游化之前就参与身边的市民活动和NPO活动，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通过伙伴之间的关系得到必要的援助。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大费周折跑到远在天边的NPO和市民团体处做生活援助的咨询了。

在可以参加的期限内就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和市民活动，办不到的话就互帮互助，只要能构筑起这样的伙伴关系，就可以放心了。

事发紧急的问题——具备自己的“受援力”

在预防篇的最后，我要提一下“受援力”的培养。

所谓“受援力”，是在灾害救助这一块常能听到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一旦发生灾害，各地的志愿人员就会去援助受灾地。为了能够有效发挥这些志愿者的能力，也就是提供援助的人们的能动性和知识技术，受灾的一方也要能够娴熟地有效运用这些志愿者的力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受援力就是“受援助方能够有效运用援助方的力量在重建生活中起到作用的能力”。

这也和前面提到的丢弃矜持心的提案有着共通之处，其实，地方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出乎意料得多，是否能够有效运用这些力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存乎受援者的一心。

实际上，在接受了10年以上生活咨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的是，援助有好做和难做两种。所谓好做的特征是，受援者言辞达意，具备向前看的思维，能够靠自己积极解决问题，能够掌握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学过一些援助方法和制度。他们会心无挂碍地前来咨询，在问题复杂化前就可以接受到援助。

另一方面，援助难做的受援者多半心扉紧闭，自暴自弃，思维悲观，对解决问题情绪消极，还会没搞清问题出在哪里就开始盲目行动。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难以和受援者之间构筑信赖关系，所以对他们的援助多半搞不好，这就是受援力薄弱表现出来的特征。

在生活陷入贫困，精神受到打击之时，只要是凡人，情绪失衡就是不得已的事。但是，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有效调动起专家和援助者的本领，发挥他们的力量，在于当事者的诸位是不是具备从贫困中重头再起的乐观性。是让援助者立即开展援助，还是到互相建立信任之后再开始，由于这个时间差的存在，问题获得解决的时间和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有必要自己做好生活准备和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够在问题发生时就尽早前去求助，迅速得到援助。

幸福的“下游老人”的共同之处

上文列举了几个下游化的应对之策和预防之策，只要根据这些内容做好准备，就没必要盲目地恐惧不安。

其实，我所认识的贫困老年人中也有很多人活得很快乐。他们和不幸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人际关系。我们确实可以得到一些预防“下游老人”现象的具体措施，乃至储蓄和救济制度的知识。但是即便有了积蓄，也难保会有沦为下游之时。这原因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内容所显示的那样，人生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很多事情不会按你的想法进行。

所以说，为了能够过上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除掉经济金钱的部分之外，建立起丰富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人在20岁到55岁前，过的是工作中心和经济优先的生活。很多人也许没空打理家庭和朋友关系，只是拼命工作。

正因如此，在看得到晚年的55岁以后，我希望诸位能够顾全配偶和子女、朋友等周围的人际关系。重要的是，为了从经济第一位的生活转型为人际关系第一位的生活，我们有必要把价值观倒转过来。这样，一旦遇到意外事件，安全关系网就可以发挥救助作用。并且，这也能让人得到和自己同甘共苦、靠得牢的搭档。

人生漫长艰难多，为了一起越过这些坎，一个人不如两个人，两个人不如三个人，只要有可以理解自己苦衷之处的伙伴，我们就有胆量去面对“下游老人”的问题。

我在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叙述了克服“关系贫困”的重要性。只要诸位的人际关系不贫困，就有人伸出帮助之手，日常生活也便借此得以充实起来。

就我所知道的事例的范围里，就有一个72岁的贫困男子，在居酒屋里认识了中小企业的老板，关系很好，之后就成了好酒友，过得很快活。另外还有68岁开始和女性接触交往的男子，他在家庭餐厅里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个快60岁的女性前来搭话，他们都有寂寞之情，想要一个谈话的伙伴。结果他们就一直在家庭餐厅里喝茶聊天，每天都过得很愉快。

看着这些事例，就可以感觉到怎么去理解“幸福”取决于你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确实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能否维持自己具备一定文化水准的生活，则在很大程度上受你晚年的人际关系左右。

您在进入晚年之后也有想要继续保持朋友关系的人，或是想一直相处的人在身边吗？去邂逅这样的人，我觉得如今也不晚。只要这样的人在身边相伴，就一定能和他们共同承担自己的绝望和寂寞情绪，这样的同甘共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生的幸福和满足度。这一点是毋庸赘言的。

[1] 　住民票，相当于我国的户口本。——译者注

第七章

为了防止全民晚年总崩溃

在全书的最后，我想要将本人对“下游老人”问题的提议做一个总结。

“下游老人”的问题既然是人们亲手构建起来的社会体系的弊病中派生出来的产物，那么能够改革这一社会体系弊病的动力依然是人们自己。下文将一边提示社会应有的理想状态，一边挑战性、尝试性地谈一下我们该怎样重新构建社会体系。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体系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是我之至幸。

“下游老人”是国家和社会孕育出的后果

首先是在政治层面能做到的事。思考一下为了防止“全民晚年总崩溃”，我们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我觉得通过实施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下游化。全民晚年总崩溃时代的脚步声已经离我们很近，出台政策可谓刻不容缓。

我们不能让贫困“看不见”，而是要让它“看得见”，我们必须以贫困已经发生在人们周围为前提来考量制度的设计。并且，要转变观念，将“下游老人”的问题当作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来考虑。

正如上文反复提到的，“下游老人”的产生源头是国家，是社会体制，而不是“下游老人”和他们的家人。实施政策的主体当然是国家和政府，承认日本存在贫困，正式出台缩小差距和应对贫困之策，可以说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认真面对贫困的国家没有未来，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由贫困带来的悲惨现实，立足于从当事者的声音中来重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

阻止日本贫困化的对策是什么？

“下游老人”问题今后将愈演愈烈的理由之一，就是当前年轻人和孩子们的贫困。伴随着“穷忙族”和非正规雇员的增加，在职一代的贫困人口开始显著增加。根据OECD发表的《对日审查报告书》（2012年版），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6.1%，继续刷新了过去的最坏纪录。这是在OECD的34个成员国中贫困排名第六的高数值。另外，儿童的贫困率也在16.3%的高水平线上。

正如很多专家所指出的，年轻人的贫困和儿童的贫困，将把下一代的贫富差距固定下来，由于家庭的经济问题无法接受充分的教育，一辈子只能干低收入工作的人群将有不断产生的危险。并且这将成为低养老金和无养老金、无保险问题的要因，将制造出未来的“下游老人”。概括地说，若不设法抑制相对贫困率的进一步上升，社会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有必要迅速设定降低贫困率的目标数值，并且落实具体的措施。

具体来说，应该将应对贫困的措施法制化，朝着将国民的防贫救贫政策当作国家战略进行强化的方向推进人们的讨论。关于课税对象，必须把其资产和所得综合起来评估，从可堪征税的阶层征收税金，提高所得税的再分配能力来加强社会保障，这一点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存在“下游老人”，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老人富得流油，毋庸赘言，我们有必要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来让人们互相依靠。

但是，如果为了加强社会保障而提高财富再分配的机制的话，资本家和富人大概会逃到海外。另外，也有人指出这么做会导致人们的劳动意愿减退，税收效率将无法提高。因此，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包括如何应对富人们用于避税的“避税乐园”问题，寻求以全球化的视点来讨论问题。

让制度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

人们若成了“下游老人”，便有必要利用以生活保障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如上文所述，人们的观念被强烈地植入了对利用生活保障制度的耻辱感，由于把领取生活保障当成一种耻辱，导致尽管制度存在，不去利用和不会利用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大量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领取养老金倒是没有什么压力，把它当作一种当然的权利。护理保险在近年也普及化了，很多老人利用这个制度来雇用助手和定时工。

护理保险制度能够不受抵触地得到人们利用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缴纳了护理保险费的“权利意识”。人们觉得因为过往一直在交保险费，那么当然要好好用（或者说不用就亏了）。不过，养老金和护理保险都是一样的，在人们交纳的保险费以外，也需要投入一笔税金。如果领取生活保障的人要被单方面批判为浪费税金的话，那么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养老金也会为此大幅度减少，而护理保险也会被大幅削减。

因为生活保障是不必支付保险费的一种“不付费”社会保障，100%地靠税金投入来维持，所以人们对其领取者的十分反感。不过，儿童补贴和育儿补贴也是不必交保险费也能领到的，我们却没感觉到领这笔钱的育儿家庭对此有生活保障领取者那样的耻辱感。为什么人们会只对生活保障领取者这么严格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对贫困怀有特别的偏见和歧视。

为了打开局面，我们就必须要求生活保障制度简明易懂，容易被人接受，并且需要广而告之。政府和自治体对“下游老人”也必须认真切实地告知他们是能够通过生活保障得到救济的，使他们前来申报窗口提出申请。

“下游老人”的“公家”观念相当强，只要“公家”发出呼吁，去申请生活保障的老人会增多，很多人可以因此得救。

从2016年开始，可以将全体国民的所得和纳税情况在原则上进行通盘掌握的“My number”（个人编号）制度将要正式实施。通过这个制度，中央政府和各自治体应该能够更加明确地把握到生活贫困者和“下游老人”的存在。我希望这个制度不仅是为了使纳税和保险费的征收效率更高，也希望政府能有效运用这个制度向生活在最低生活费水准以下的高龄者告知信息。

把生活保障保险化怎么样？

这个建议固然比较有挑战性，不过不妨研究一下“生活保障的保险化”的可能性。讨厌欠外人人情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去使用护理保险制度这样的服务制度呢？他们选择使用这些制度的诱因，其中一点说到底还是需要支付保险费。所以说，索性就把生活保障制度保险化算了，像养老金和护理保险那样，让人们容易形成“既然交了保险，那么接受服务理所当然”的观念。

至于生活保障费的财源，让全体国民每月缴纳100日元（象征性金额）就行。重要的是，是通过缴纳保险费来将“施舍观念”转化为“权利观念”，让大家没有心理负担地接受。

本来，生活保障制度等济贫制度是以不收费用为其大原则的，这也是社会保障的原则。不过，既然该制度遭遇了这样顽固的歧视，难以切实运转，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探讨一下通过生活保障保险化来促进制度利用的政策。

只要对生活保障的偏见和歧视还继续存在，政府对团块世代和下一代的老人缺乏新的对策的情况持续下去，在近未来，“孤独死”和饿死恐怕会更加广泛地发生。等到团块世代进入后期高龄阶段（75岁以上），而生活保障制度依然无法确实发挥作用，很多老年人和“下游老人”的生活将不能维持，从而丢掉性命。

我们一方面要将“生活保障制度的一小部分保险化”作为一种妙策加以注意，另一方面也应该研究一下为使生活保障制度容易被人们接受，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用于补贴一部分生活开销的生活保障

在接受了大量的生活问题咨询之后，我感觉到如本书已经多次提到的那样，难道我们不能把生活保障制度变得更容易使用一点吗？

其实，生活保障制度是将生活补贴、住宅补贴、医疗补贴、教育补贴、护理补贴、丧葬补贴、事业补贴、生育补贴等八个方面的补助包揽起来提供的济贫制度。原则上并不仅仅是用于补助家用、医疗这种性质的制度。

但作为实际的支付方法，正如之前第六章提到的那样，是采取了每月靠自己赚9万日元，再去领不足部分的4万日元的手法。问题在于，人们把生活保障当作一种“济贫措施”，却完全缺少“防贫”的视野。也就是说，你即便处在眼下还可以吃吃储蓄老本，再过几年就会用光所有资产的状态，也会因“你还有资产”的理由不给予生活保障。但是归根结底，处在这种境地的人是会忍到财产用光为止，但最后还是会一文不名地出现在生活保障申请窗口前的。

包括“下游老人”在内的很多咨询者，都提到了如果能把生活保障制度中的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予以补助的话，自己的生活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善。也就是说，生活保障不是单单用来济贫，也可以用于补贴。

比如说，即便只有6万日元左右的国民养老金收入，如果不用开支房租和医药费会如何？或者说不必开支电费、水费以及伙食费会如何？抑或不用开支交通费、网络通信费会如何？只要补助他们一部分，就可以避免让他们丢掉所有的资产。

我认为，提高工资和养老金收入固然重要，但光这样做也存在局限。我们必须创造出能够把开销压到最低限度也能生活的模式。并且不光是出台增加收入的政策，也要实施减少支出的政策。这样才是较为现实的思路。

其中的一招就是分解生活保障制度，将其“社会补贴化”，变得更加方便人们申领。其中尤其希望生活保障中的住宅补助申领能够更加便利。日本的房租负担比起其他发达国家是出了名的沉重。那些提供给国家公务员以及大企业的宿舍很明显是可以拿来补贴人们生计的，只要政府能出钱负担全部或部分房租，领取补贴者的生活就会安稳下来。

消灭“住房难”产生的贫困

实际上，对于“下游老人”来说，住宅费开销比想象的大。有的人在还完房贷以后，住在没法修理、摇摇欲坠的房屋中，也有的人因为房租过高，把养老金全部耗费在租房上了。

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住宅土地统计调查结果概要》，老年单身者33.9%的人都租房居住。因为租金是固定开销，当事人年纪越大，负担越重。

但是，比如在法国，国家实施了“房租补助制度”，给住在民间出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减轻了房租负担。另一方面，在日本，公营住宅等社会住宅数量相当少，租金便宜让人安心居住的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

日本的住房政策并不把住宅当成人们经营社会生活必要且最低限度的社会权利，而是毫无计划，听任大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商等所谓承包方的意见进行地产开发。这其中也有着由于很多人借贷买房，住宅成为消费对象，使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历史背景。

为此，我们将住宅当成消费品的倾向相当强，比起完善民间房屋租赁体系，我们往往较为重视“怎样才买得起房”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一方面一直在完善获取私人住宅的优惠政策（比如对房贷减税等），另一方面却不对低收入者租房提供任何援助和优惠政策。

看着“下游老人”群体在不断增加的社会，我们有必要考虑转变住房政策了。在具体措施上，首先希望能够引进房租补贴制度，即便少许补贴也无妨。研究住宅政策的神户大学学者平山洋介也谈到了这种政策的必要性：“对租赁民间房屋者的房租补贴，是缓和住宅保障不公平性的一个有效选项，对能够或不能入住公营住宅的家庭，政府的援助都应该到位。”（平山洋介：《住宅政策哪里有问题？》，光文社，2009年）

在欧洲国家，作为防止少子化和人口减少的对策之一，各国以实施对租赁民间房屋的租金补助制度为开端，已经成功地转换了住宅政策。在经济难以高速增长的成熟社会，雇用的流动化和不安定化正在增长，年轻人已经无法借到房贷购买高价住宅。为此，通过房租补贴，应该可以构建年轻人也能简单维持家庭的社会环境。实际上，法国的防止少子化政策已经收到效果，这表现在他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下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在日本，对于难以申请到房贷的年轻人和单身汉，以及非正规雇用的人们来说，如今应当优先让他们享受房产的优惠政策。然而，眼下对租房居住人群的援助政策几乎为零。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转变了住房政策，而日本过了40多年，还没把舵转过来。

我们若能通过房租补助制度填补上由于低养老金而出现的漏洞的话，就可能会防止更多的人沦为“下游老人”或是流浪汉。今后，为了让低收入人群不流离失所，我们也有必要出台新的住宅政策。

消灭未来的“下游老人”萌芽——避免年轻人的贫困

眼下的老年人，正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未来状态。因此，本书也必须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探讨解决之道。

像读者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年轻人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也在急剧恶化。“穷忙族”和非正规雇用现象正在蔓延，一直都没有减缓的势头。他们无法加入厚生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的未缴纳比率已经达到了四成，现在养老金分文未缴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随着雇用的不安定化，全民养老金制度正在缓慢地寿终正寝。若不构筑替代这一制度的社会保障，年轻人的晚景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加重社会运行的成本。如果这种现象只是个别的，那么也许可以作为特殊事例归之于本人的责任，但是现在这类人群在全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量。由于黑工厂也在不断增加，正常的就业市场正在缩小，人们晚年的不安定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所以说，建立和在职时的收入不挂钩、能够保障人们最低限度的晚年生活费的体制是必要的。如果再放任自流的话，在今天的年轻人进入晚年以后，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关于最低保障养老金的讨论现在还在继续，我希望投入税收来保障人们晚年的讨论更为广泛地展开。

如上文说明的那样，以国民养老金为例，即便是支付了40年的保险费，一个月的支付额按照现在的水平也就66 000日元左右。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生活扶助费水平比这更低，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而且，这个水准今后还很可能被进一步降低。现在的制度设计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应对超老龄化社会。

如果这样的话，索性就废除国民养老金制度，把它和生活保障制度中的生活补助费合并。这个议题今后有可能会被讨论。

如今光靠国民养老金不能达到最低生活费标准的老年人，都靠“养老金＋生活保障”生活。由此可见，即便你认真缴纳了国民养老金的保险费，也感觉不到获得了应有的回报。

所以说，和现在低养老金的老年人一样，只要用生活保障制度就可以填补他们的收入不足。我希望我们不要从那些低收入、生活艰难的年轻人那里以缴纳国民养老保险费的名义抢走他们的钱。

按照现在的趋势，从那些明显将来要领取生活保障救济的年轻人那里征收养老保险费的意义不大。特别是对那些落入“穷忙族”和非正规雇用状态的年轻人，我们得尽早地告知他们：“现在不缴养老保险也行”，这是很重要的。

不用说，能缴得起还是继续缴的好，但我希望这一笔养老保险费能够用来还奖学金，以及用于现在的生活、结婚和育儿，实现一般水平的生活。

国民养老金也有减免措施，在无法缴纳保险费的时候可以申请减免，在因故残疾之际，也可以得到残疾保险的领取权（一级残疾在每月8万日元左右，二级残疾在每月6万日元左右）。而且减免时期会全部算进养老金参保时间之内，所以说这是有好处的。为此，在现阶段，不必单纯停止缴纳保险费，也请你们有效运用这个减免申请制度。

不过，因为这些信息都没有广而告之，所以很多年轻人还是在勉强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生活紧巴巴还要缴纳保险费，其背后无疑是对于养老金制度的一种信任（一半是盲目信任）与对晚年生活的不安。为此，若国家还想从这样的年轻人那里剥削养老保险金的话，至少应该构建一个能够保证人们在晚年可以享受最低限度保障的养老保险制度。

解决“下游老人”问题还有希望 ——对贫困、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纠正

我想，能读到这里的不少读者应该已经发现，如今的年轻人很多将沦为“下游老人”。非常遗憾，这一现状已不能避免。谁都没想到非正规雇用会膨胀到今天这步田地，结婚率也在降低，不想生育的人也在增加，以致没有能够在老后助自己一臂之力的儿女。家族间的互相支持会变得这样淡薄，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这是整个国家层面的“万万没想到”。

年轻人出于对晚年的不安，优先于存钱储蓄，抑制消费的倾向已经显著表现出来，用这种不依赖收入而减少支出的方法来维持生活。

年轻人的这种行动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成熟社会”的来临，今后面临的问题是现在取得的资产如何分配利用，以及用怎样的方法来对非常有限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2014年开始的“贫富差距争论”，即所谓“皮凯蒂热”[1]已经说明这一点了。

当然，有贫有富，世之常理。但是，如果贫富过于不均，产生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经济差距的话，那就应该纠正这种不平等问题。从哪里征税，重新分配到何处的决定权在政治家手里，而促使政策定案的则是我们国民，今后该建设怎样的社会是我们的自由，而今天的社会果真能说是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结果吗？

是将“下游老人”和其数量庞大的预备队置之不理，还是现在就要求政府出台措施呢？我们如今就站在这个分歧点上。如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是我们的先人们一边说着“这恐怕做不到吧”，一边依然顽强地在共识下充分探讨，一点一点争取到的权利。今天就是要求我们重新构筑起这一权利的坚实基础的时代。在如今的社会状况下，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无法过上健康且最低限度文化生活的人正在增加，前景非常不容乐观。我希望这个问题能被更多的人感觉到，并且行动起来。

我们是建设人们可以生活的社会体制的主体

过去的例子证明了一点，只要我们发出绝不放弃的声音，就有可能改变“生活艰辛”的现状。

例如，在过去的历史中，残疾人针对自己群体的援助和法律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专家手里的状况，发出了“不许不经过我们就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事”的强烈信号，同时一点一滴地争取到了正常的生活水平。对于近年来削减社会保障的潮流，人们也不畏批评，大声反对。

另外，女性从1960年以来打出了“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的口号，从家务劳动到儿女养育的各个方面对父权和大男子主义的统治发起挑战，赢得了参与社会事务和多元生活方式的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女性连选举权也没有，如今女性能够在社会上得到发展，可以说就是克服了压迫女性的历史传统的结果。

由低保户朝日茂发起的“朝日诉讼”，上文已经提到过，他说过一句话：“权利只会掌握在斗争者的手里”。他的斗争被称为“人性审判”，给予社会极大的冲击，如今还在继续激励着很多生活保障领取者。

非正规雇用者也不能低头不语，如今，从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8年年末开始，人们在日比谷公园开设了所谓“跨年派遣村”。由于被称为“劳务派遣终止”的裁员，处于不安定雇用情况下的劳动者大量地变为无家可归者，他们要求政府提出改善之策。因此，社会舆论被大大推动，年轻人和在职年龄层的贫困问题已经明朗化了。另外，现在还存在黑工厂、黑打工等尚在进行维权斗争的问题。

为消除美国种族歧视问题而奋斗的马丁·路德·金，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最后死于枪击。他拼上性命去追求消除种族歧视，所有国民携手共进的社会构想，如今人们依然朝着这个目标的实现之日不断前进。起初，和他一样的黑人和朋友都认为这事完全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在他强有力的人格魅力之下，很多人理解了他的梦想。

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中，对于“生活艰辛”的改善要求不断在发生。这些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是向政府寻求社会变革的活动。过去，人们在理论上指出其必要性，并在一直实践。这些社会行动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制造使人们生活艰难的社会的，就是压迫人们的社会体系。

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弱者，也不能光聚焦在个人问题上。社会的扭曲点肯定是从扭曲的社会构造中诞生出来的。先人们在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致力于改良运动。如果你觉得“生活艰辛”，当然也有和你一样处在同等境遇的人。你们要把这一共识联系起来，以创造所有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为目标继续活动。

“下游老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你们是不是发出声音，取决于当事者和各位市民自己。只要这些数量已达相当程度的老年人的求助声音还是有气无力，那么往后“下游老人”只会继续增加。

以史为鉴，为了构筑真正可以让人们安心生活的社会，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抉择，必须发出声音，提出诉求。对此，我希望人们能够携起手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想象和行动。

[1] 　托马斯·皮凯蒂：经济学家，著有《21世纪资本论》，该书对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没有制约的资本主义引起了眼下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一度引发了热议。——译者注

后记

日本人的贫困已经不限于老年群体，正在持续广泛地蔓延。“下游老人”的问题不过体现了这一问题的一部分。孩子和年轻人的贫困，单身母亲的贫困也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尽管如此，贫困问题却并没有被人们看成关系自己利害的问题来看待和处理，也难以作为社会问题提上议程。说着“那是因为他们努力不够”“那是因为他们规划不足”，对陷于贫困境地的人群抱有片面理解的人实在太多。并且他们认为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们自己的责任，算是自作自受。实际上，能够进行充分救济的制度保障也没有完善。

我在本书中执拗地强调的一点是：“孕育‘下游老人’的因素是社会”。成为“下游老人”，当然不是老年人本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好，现如今，受贫困折磨的当事者和我们自己要从自虐的贫困观中脱离，摸索社会层面的解决之道。这条道路尽管艰难，但只要大家一起来讨论，相信问题的改善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人人都肯定会老去，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这些年事已高之人呢？今后这一问题也会继续追问着我们吧。另外，老年人会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观念来度过余生，年轻一代也会将之作为一种未来的人生模式进行验证。遗憾的是，只要围绕“下游老人”的情况得不到改善，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无法提高，我想，我们的晚年就不会有光明的前景。

要成为幸福的老人，过上幸福的余生，我认为，我们必须让对晚年怀有希望的人不断增加。

为此，我能做到的事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抛砖引玉，引发旨在消除老年人贫困问题的议论。本书只是提示了“下游老人”和高龄者的贫困的一个片面。往后，我期待诸位能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派生出以改善贫困问题为目标的多姿多彩的活动。

最后，本书从筹划到文章的细节修订，仰赖了朝日新闻出版书籍编辑部的高桥和记先生以及自由编辑业者泽田宪先生从头到尾的协作，若不是以上二位和我“三位一体”地协同工作，本书是无法出版的，我想再次对自己能够有缘同两位先生相识，以及两位先生对本书的编辑辛勤投入的态度表示感谢。

并且，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小坂阳君在资料的搜集和统计资料的解读上协助了我，他的帮助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另外，如果没有我所属的NPO“放心PLUS”的伙伴们以及家庭的献身协助，以及在事务工作上的协调，本书也是不能完成的。本书的完成还得到了无法一一登载在此的许多人士的协助，我难以忘怀，故此记而志之。

我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够成为一个契机，使已经十分严峻的日本贫困问题有一些改善，希望政策和制度能做出改变。并且，这本书若能给正被生活贫困折磨中的读者们带去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亦是我的无上荣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游老人 /（日）藤田孝典著；褚以炜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086-7040-9

I. ①下… II. ①藤… ②褚… III. ①老年人－社会保障－研究－日本IV. ① D73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455号

下游老人

著者：[ 日] 藤田孝典

译者：褚以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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