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社会失衡之下的职场压力

上班与《在路上》

“瘾”君子秘经

若上班，毋宁死

不被重压垮，轻也不能使我们连根拔起

上班第一天

形而上班记

上班•下班•生活

为了生存的不安——一本关于上班的杂志的反常识逻辑

社会失衡之下的职场压力

文/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资源和机会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

有时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到一个距我至少十几公里的社区网站去浏览，这就是回龙观社区网。好像过去叫回龙观文化社区网。早在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短文《网络与社会生成》。回龙观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而且主要的居民是以年轻白领为主，其中从事“挨踢”（IT，他们的自称）业的就有不少。几年的时间，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站，在一个过去被称之为“睡城”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鲜活的网络社会。甚至几年前的一次维权活动也是以网络为基础的。

现在，市民化的话题仍然在持续着，房奴的焦虑，婆媳的矛盾，感情的纠葛等等，都是不会缺少的话题。但在最近一两年里，叹息之声似乎多了起来：加班后夜里归家的疲惫，节假日被工作占用的遗憾，面临工作不稳定的焦虑，甚至是一条短信不合时宜地误发到顶头上司手机上的懊悔。当然也有庆幸和欢快：节假日休息的愉快，领导出差没有压力的轻松等。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与工作或职场有着直接关系。

由此就想到近几年经常被议论的一个话题：白领职场的压力。

央视《时空调查》曾与智联招聘网联合进行了一场“人在职场”的系列调查，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4000多人参加。而调查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加班，14000人中有52%的人回答自己经常加班，而回答自己基本不怎么加班的人只有4%。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已经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常态。有人已经将过去形容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改成朝九晚“无”。

调查同时还显示，73%的人根本得不到加班费，是属于无偿加班。而《劳动法》对于加班费早有明确规定，正常工作日、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都应该享有本人工资150%以上的加班费。但如果你对这个规定真的认真起来，结果可能还不如不认真。中央电视台一个相关节目曾经采访了一位饱受无偿加班之苦的王先生，为了讨回公司拖欠自己的加班费，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却是告了东家，丢了工作。

普遍而无偿的加班只是职场压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压力下的紧张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有一位白领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有时老板规定三天完成的工作，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大家做事的效率都很高。如果你做得比别人慢，你的位置就不保，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才得到了部门主管的职位，岂能给后来者可乘之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我总是在加班，有时要到很晚，基本上每天如此，连周末也不例外。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我就像一个陀螺，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灭亡。我已记不清何时逛的街，何时和朋友一起出游过，何时享受过泡澡，何时睡个好觉、吃顿好饭，甚至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从前的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一月一次，脑子里有一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有一天这根弦断了，我也就完蛋了。”

有人用这样的特征来形容他们的状态：这群被称为“白领”的人，都有很强的成功欲，常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回家之后，拿起电话习惯性地先拨“9” 或“0”；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从不去参加同学聚会；鲜少和朋友联系；甚至忘了大学时代最常听的电台节目的名字。

这一切的压力来自何方？笼统地说，是竞争；更明确地说，是位置或职业的竞争。如果看看这些档次或高或低的写字楼外无数渴望进入这些写字楼的眼睛，你就知道这种竞争的压力是来自何方了。

这背后，无疑就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只招收本专科生108.4万名，各类高等教育招生总数只有215.8万人。1999年，“扩招”这个新词浮出水面，从此，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数达到400万，2005年达到504万，2006年达到530万。于是，各种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不断传来。

去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就承认，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2005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2006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即使是能够实现当期就业的大学生，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团中央、北大政策研究所联手推出的涉及全国6000多名本科生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以上(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而77.3%的用人单位却认为大学生仍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

大批扩招期间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以低廉的工资和谦卑的姿态陆续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师哥师姐们不能不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后者本来是刚刚坐稳现在的位置，或是刚刚获得提职或提薪。最早的威胁是发生在对专业和经验要求不高的位置。但只要假以时日，当这些低薪进入的小师弟小师妹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获得初步提升之后，对师兄师姐的冲击就会更加强而有力。对薪金待遇相对较低的要求，较新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特有的年龄优势，都会使得这些小师弟小师妹成为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因素对原有白领阶层职业稳定性的冲击，使其薪金提高面临的条件的改变，就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

然而，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扩招吗？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仅从数字上看，400万、500万当然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呢？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有四五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折算一下，这相当于一个一亿三千万的国家每年有四五十万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个大学毕业生，而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按人口规模排列，差不多可以排到60位左右。一个在世界上按人口排名60位左右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的大学生毕业，多吗？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处于粗放型的阶段，也决不算多。

问题出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失衡的社会。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高校已就业、未就业的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生的就业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实际收入低于期望值，六成高校毕业生即便毕业时在北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正如有论者所说，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就业，其原因也不过于此。但是能就此得出这些大学生害怕艰苦的结论吗？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

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资源和机会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各大城市房价畸高的现象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地方。因此，大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去，更不要说到农村中去了，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问题，不如说是失衡的社会缩小了他们选择的空间。在美国，即使是一流大学的博士能在排位百名左右的大学找到教职，也会当作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但北京上海高校的毕业生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当中的原因不仅是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术资源和机会是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从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职场的压力是在整个社会高度失衡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消除社会结构的失衡，是造就一个正常工作场所的前提条件。

上班与《在路上》

文/邱华栋

我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步

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

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

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

并且通过漫游、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

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寻求啊

谈上班，这个题目可不怎么好玩。因为话说回来，谁愿意天天上班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班是一种常态，是一种为了谋求饭碗所做的不得已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讨厌上班的，可是不上班也没有办法，不工作，谁来养活你呢？所以，所有的上班族一方面是拼命上班加班，另外一方面都想有朝一日摆脱上班这件事情。

那么，不上班干什么？不上班，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路上”。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推出来了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新译本，这已经是《在路上》的第三个中文简体字译本了。我一拿到这本书，就在心里起了一个疑问，我们真的需要一本新翻译的《在路上》吗？今年是这本书问世5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翻译这个版本，说明了我们也许的确需要《在路上》，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路上》？而且，最近20年，很多大热过的外国文学著作都沉寂了，比如萨特的很多作品，但是，有的小说却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当代生活做一个诠释和注解，这本《在路上》就是这样一本书。

实际上，它就像是所有上班族的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不上班而逃到荒野里面去，这本《在路上》，就是上班族的圣经。因为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走红，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社会基础，这本书的社会基础，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上班族，当上班族们在日益地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上班族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逃出城市，逃离上班的苦海，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之地而去。

小说《在路上》因此就不断地成为一代代可怜的上班族们的梦想手册，新的译本也因此照样可以大卖热卖。它恰好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个世纪4、50年代的某一天，几个美国人突然决定从东部的繁华城市出发，驱车前往西部。于是，广袤的美国大陆上的风景、人物、奇遇就在他们狂放不羁的旅程中次第出现，带给了漫游者以惊喜，使他们自由地、欣喜若狂地重新领悟了生命。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旅途之后，一口气，在20天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使书本身获得了自由联想、奔腾万里和一气呵成的风格。作者由于此书，也成为了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我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步，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并且通过漫游、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寻求啊。

我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上班族尤其需要这本书，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讨生活，很多人成为了房奴和工作的奴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几个诗人出版商朋友和我，曾经谋划开车一路向南，一直到达海南岛，路上祭拜一些无主墓等等，但是最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繁忙而无法成行。而跟随任何一个旅行团，进行那种“傻瓜式”旅游，实在没有意思，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

可是，像凯鲁亚克这样的漫游，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上班族的人们，有多少人有那样的胆量、心智和时间来进行呢？看来，“在路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令人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想了，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情结了。我就多次计划过，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一直到伊犁河谷或者干脆就到新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一路向西南方向进发，一直到达西藏的西南地区。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知道有些人是实现了，就是被称为是“驴行者”的人，现在正在路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肯定已经如此走完了我说的几条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走得十分豪迈与狂放的路线，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有凯鲁亚克的才气和斗志，写出来像《在路上》这样一本实际上深藏了很多时代的象征、病症、痛苦与解放的书。为什么呢？我也感到很困惑，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诞生3本长篇小说的么？可是，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孱弱的，因为常年上班，他们的身体首先就是孱弱的，其次，因为上班，如同被圈养，他们的精神也是孱弱的，最终，即使是在路上了，在别人是一次精神升华的旅行，而在他，则是一次旅行者惯常的旅游罢了。

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中文作家的著作，从来都没有像《在路上》这样的一本书。似乎有一本名字大概叫“西行25度”那样一本书，是地产商兼文化人老潘潘石屹写的，他写的是他从北京出发，一路沿着某个纬度向西部到达了甘肃——他的老家的故事，不过，似乎他的故事只是一个衣锦还乡者对故乡的重新打量。所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只好不停地出版《在路上》的新译本了。

按说我们的作者很会模仿，“80后”中的有些男女写手甚至不断地暴出抄袭的丑闻，但是我奇怪的是，怎么我们的作家，就是没有模仿《在路上》的呢？再按说，一些“80后”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似乎对前辈和当代生活也更加反叛，可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沉溺于网络、更加适应都市生活的迷乱、磕药，而不是反抗或者叛逆现代生活，到蛮荒的地方走一遭，大部分的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一些书写者都在写青春期的分泌物那样的无病呻吟的东西。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出来这样一本书呢？我并不乐观。所以，我只好再一次地阅读新译本了。因为实际上我自己就是一个上班族，我只好依靠阅读这本上班族的圣经，来缓解内心的羞愧和焦虑罢了。

“瘾”君子秘经

文/严歌苓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

我是一个写作者，我的“上班”就是写作，但是跟“上班”不同的是，写作对我已经成了一种瘾。

并不都得吸毒才能过瘾。“瘾”为何物？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由灵魂而肉体，以至灵肉无间。会过瘾的人对唯物、唯心之辩会付之一笑。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度数，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懒人求助于酒、毒品、赌博、性，来达到这种生命度。其实他们不知道安全又不碍别人事的方法挺多，但这些方法的假象是受罪。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儿苦头后面。比如我酷爱长跑，要的是那终极的舒适，但那舒适得穿越几乎是垂死的状态去获取。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谁都说啊呀，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沥尽致。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六十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我在每天的写作中，就是图这份浓烈。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一连多日不写，就是一连多日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象犯了大烟瘾的人。

出去旅行，同行的有丈夫，有时还有其它朋友。我的写作让他们都很头疼，一些计划要根据我的时间表转。他们抱怨，问我几天不写死不死得了。我说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有人叫它“刺激”。刺激不尽然都甜美，但它能使人走火入魔，不可自拔。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投入。练瑜迦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让它由着你的性子走。半点玩世不恭都不能有，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磐似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

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呲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就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

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么个秘密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若上班，毋宁死

文/石涛

我问他上班真的那么不堪忍受吗？他笑着回答我：“当然不是。不过你一旦不上班了，就要坚持到底，因为你一放弃，就没人再请你吃喝了。我可不想让现成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严格说来，成年人大致可分两类：上班一族与不上班一族。他们的关系也很简单：前者供养后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只关注前者，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情况就不同了，上班族的生活虽然也称得上丰富多彩、五味杂陈，甚至有人大富大贵名满天下，但其原始动机，还是赚钱谋生、养家糊口，实在比较乏味。比如上班族里的顶级人物如皇上及其大臣，按《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研究，每日清晨四点就要起床上早朝。春夏秋冬天天如此，为的是赶在日出之前就开始料理国事，其中的辛苦劳顿可想而知。

其实我更关注的是不上班一族，因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困惑于“上班、还是不上班”的哈姆雷特式选择之中。虽然一直很失败地属于上班一族，但却对不上班的美妙情景一往情深。前不久有个叫弯弯的网络写手，干脆写了一部网络日志，标题就叫《可不可以不要上班》，把上班族的种种苦恼用手绘图画描绘得绝妙无比，一时间在网上炒得火热，后来还出了纸本图书。

我发现，无论上班族多么伟大和值得同情，但在生存技能方面，同不上班族相比竟然稍逊一筹。从资源上说，不上班族天生处于劣势，所以需要更狡猾更精明，更善于利用自身的特殊资源和地位，充分压榨上班族们创造的财富，并且还要做得理所当然、天衣无缝。二十多年来，每每在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时，我都会被他们深刻的人生洞察力和高超的生存技巧所震慑，深感自愧弗如。他们之中的顶级玩家，个个深得个中奥妙，对忽悠、央讨、感情胁迫、怨悱、乖巧、精神压榨、撒泼耍赖等技巧运用得尤其精当。其中有几类人实在值得在此简要描述。

第一类是成年子女，虽已完成全部学业，但仍赖在父母身边不走，继续吃老爸喝老妈。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走上社会，近年来这一人群呈快速增长势头。他们依靠的显然是血缘亲情，再加上无师自通的直觉，一上来就成为不上班一族里的老手。这一类人通常的招数是，先告知父母自己醉心于某件很伟大的工作（当然必须是不太容易验证结果的门类，比如哲学研究、文化思考或者诗歌写作），不能被上班这类俗事分散精力。

相较之这一类里的低级手段如以跳楼自杀相威胁、离家出走或撒泼耍赖，这种方式几乎战无不胜。而且并非因为他们的父母比较富有，有能力继续承担抚养的责任。事实恰好相反，父母越是平庸，经济条件越是不好，此招越是灵验，因为恰好这样的父母最渴望子女成就大业。

有位父亲已经在儿子高中毕业之后供养了他十七年，自己和老伴过着及其贫苦的生活，指望有生之年能看见儿子去领诺贝尔文学奖，但实际上他的宝贝儿子不过写了些模仿大师的抒情之作，为了在与女孩子们周旋时多沾点便宜。不过这一类玩法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父母一旦撒手人寰，以后的生活将比较难办，因为除了父母之外，恐怕没有人会继续相信他们的忽悠。

第二类是被人包养的“小蜜”或“帅哥”。这一路人吃定的是包养者的爱欲和贪欢之心，完全不靠血缘关系，全靠自己的魅力和手段，难度自然要高于前者。在这种关系里，包养者的年龄一般都会很大，因此被包养者在生理感受和美学上的挑战相当大，尤其是对于那些伺候半老徐娘的“小帅哥”们更是如此。

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也相当令人佩服，比如我知道有位住在深圳的大连“帅哥”，金屋藏娇的身价十分可观。包养者是一位香港富婆，不经常来大陆，所以此公久而久之竟也包养了两位“小蜜”，其中一位还成了香港富婆的干女儿，可以在富婆来大陆的时候依然过来伺候这位“帅哥”。我猜测富婆可能也察觉了一二，但对此公的爱恋显然超过了自己的嫉妒之心。不过这一路人的软肋也很明显，一旦包养者变心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日后的生活便立刻没了着落。即使被包养期间捞得再凶，那点积蓄恐怕也难以长治久安。

第三类要特别谈到的是，靠“吃软饭”而不用上班的男人。这种玩法要比前两类更高级，因为难度更大，也更危险。众所周知，夫妻关系是所有人类关系里最难伺候、最脆弱、也最容易反目成仇的关系。它不像两人的爱情时期，浪漫、强烈和富于牺牲精神。等到两人一但结婚过起日子来，就会在感情和物质资源上变得斤斤计较。

但就有这么一类男人，结婚后竟成功地说服了妻子支持自己不上班的决定，以便每日可以耽在家中，从事一件崇高得妻子根本没能力挑战其地位的事业，比如，思考人类的命运；或者，干脆让妻子觉得出去上班就是对丈夫伟大的创造天赋不可原谅的浪费。此中的高手我至少认识半打以上，有些人从没上过一天班，有些人上过几天，然后其表现出来的痛苦情状让妻子着实不忍心再看下去，于是主动提出愿意牺牲自己以换取丈夫的“人身自由”。

但这种“软饭”其实极难吃到嘴，我年轻时就曾梦想过全职在家写作，实现伟大的文学理想。不料这想法刚一出口，我的婚姻就搁浅了。由此可见“吃软饭”的风险其实很大，搞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诗人顾城，他的忽悠对妻子失效后，后者很快就移情别恋想离开他，于是弄得顾城走上绝路，杀妻后自杀，还捎带着杀死了自己养的二百多只鸡。另一个住在纽约的吃软饭高手，在听到顾城凶案的消息时，忍不住冲进洗手间里呕吐不止，之后他在吃软饭的境界上似乎更加炉火纯青了。

我想谈的最后一类应该是不上班族里真正的顶级人物，他们通过压榨整个社会来达到不上班的目的。说他们是顶级人物，是因为他们通常不是被看作大师，就是被看作寄生虫；或者在一个时代被看作大师，而在另一个时代被看作寄生虫；再不就在一个国家被看作寄生虫，在另一个国家被看作大师。比如大诗人布罗茨基，在前苏联因为“游手好闲”罪被判了几年徒刑，判决书里称他为“社会渣滓、寄生虫”。后来他流亡美国，并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他到美国后就开始上班了，做大学教授，显然是个比较轻松的工作。

由于在“辉煌的八十年代”里我曾经从事过文学，在认识的人里面，这最后一类不上班族里的佼佼者还相当不少，而且几乎清一色都是诗人（不知诗人的基因里好逸恶劳的因子是否更强）。他们大部分人后来都去了美国或者欧洲。为了生存，同时还不用上班（因为他们在国内时都不上班），他们都采取了压榨西方社会的策略，主要做法就是向大学或者基金会申请资助。因为资助的方式种类繁多，他们每日工作（当然是在家里）的主要内容就是填写各种申请表，制作应对不同要求的简历，请求不同的权威人士为自己写推荐信。

而他们的正经工作——写作，却几乎无人问津。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个当年在国内曾写过几首短诗的家伙，后来竟招摇撞骗到对外宣称与诺贝尔奖两次擦肩而过的地步。据我所知，他从1988年去美国后没有上过一天班。有些人我们尽管多年没有读到过像样的作品了，但还是在内心深处还对他们存着一丝指望，可能有一天历史终会承认他们的大师地位。但对这位仁兄，有常识的人现在就能断定他是个地道的寄生虫。

其实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想优哉游哉地呆在家里，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只是仔细想来，要想不上班，就得会做上述种种比上班不知难多少倍的工作，实在是不擅长啊！上班固然会带来劳顿和辛苦，但与不上班要动的心思比，可能还是要轻松些。我常会听到不上班一族的惊天誓言：如果非要去上班，还不如死掉！其决心真的让人敬佩有加。

有一天我在聚会上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他曾经是一位领袖级的青年诗人。他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到处混吃混喝，没有上过一天班。我问他上班真的那么不堪忍受吗？他笑着回答我：“当然不是。不过你一旦不上班了，就要坚持到底，因为你一放弃，就没人再请你吃喝了。我可不想让现成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我又上了一课。只要你不上班，就一定有人愿意养你。想想也对，那天的账单不是就有好几个人抢着付吗？其中就包括我自己。所以道理很简单，有上班的，就一定有不上班的。如果哪天大家都不上班了，那就一定是都“上班”呢，只是换了内容，比如文革时期。就我所知，如今还真有不少人想回到文革时期呢！

所以，上班还是不上班，这仍然是个问题。

不被重压垮，轻也不能使我们连根拔起

文/韩东

人得吃饭，吃饭就得挣钱，挣钱就得上班。上班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不上班的人总是让人瞧着不顺眼，为他急。当然啦，现在有了所谓的自由职业。自由职业者便是那些不上班但可以挣钱的人。实际上，他们上自己的班，只不过没有点卯打卡的规矩，时间是由本人控制的。就其工作量而言，自由职业不一定就比上班的职业小，也许还更大，但人的精神状态却不尽相同。被动的工作和主动的工作有它们不同的意义和效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班的工作有它的坏处，就是被动。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安全和较小的风险。当年我们国家很少有自由职业，大家把进单位上班叫做“铁饭碗”，意思是颠扑不破。只要你有班上，就可以一上就上一辈子，退休以后甚至可以把这班传给儿女。

如今自然不成了，但上班一族还是相对安全和较小风险的。至少在你上班期间是有钱可挣的，该有的福利也全都会有。这几年报考公务员热门起来，那可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经过时代的动荡，人们开始向往有保障的稳定了。上班的人虽然收入比老板、经理、领导低，并且会遭遇上级的白眼、侮辱，但他们不用承担或者较少承担相关的责任，这一代价是需要付出的。

上班的另一个好处或者坏处，就是过上了某种集体生活。人是群居动物，缺少集体生活就会很不对劲。单位、机关或者公司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完全是一个小社会。同事或员工之间的相互合作、竞争、拆台、援手、流短飞长、彼此攀比、裙带关系……然而这个小社会毕竟过于小了，有点儿像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还没有自然村落的广阔天地。大家的距离太近，利害捆绑在一起，更加的尖锐和赤裸。完全融入上班生活里面的人不免忘记了外面的大世界。

因此，上班归上班，下班以后还得找一些不在一起共事的朋友，吃吃饭、聊聊天，或者随便干点什么。没有同事以外的朋友的人是很悲哀的，虽然他有一种集体生活，但不完全。机关、单位或公司再温暖人心、应有尽有，也不过是符合人性的正当的集体生活的替代品。理想的集体生活应该是更宽阔和更丰富的，它既有相互合作的方便，也有无功利目的的放松。尤其是这后一点滋养着人心，对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必不可少。

自然，自由职业也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它的好处就是主动性，有一种为自己而工作的良好感觉。来自外界的控制变成了自我约束，但如果自我约束无效，就浪费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对别人我们不能原谅，但对自己却一再原谅……这些就不说它了。在自由职业生活中，基本的安全没有保障，它是无底线的，跌落能够直达深渊，一蹶不振。当然一旦升高也可以很高。这就不禁激发了人的生存意志以及各种潜能。自由职业有点儿像赌博，自己冒险的同时会带来更大范围的不稳定，甚至波及家人以及周围的亲友。

在精神生活方面，自由职业者容易产生自闭、孤僻的症状，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他没有被机关单位或公司的集体生活所毒害，但有可能画地为牢，变成一个和社会现实不相容的人。当然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四处招摇、混个脸熟。上班的人往往会把同事当朋友，而自由职业者则有可能把亲戚朋友有来往的人当成潜在的合作伙伴，在交往中充满了功利目的。这也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毒害。从小社会跳入了大世界，却以为大世界是一个大公司。

对上班的人而言，也许在追求安全和稳定的同时，应该注意保持多方面的爱好和热忱，保持智力和创造欲望，而不仅仅将能量用于人事。在机关单位或公司以外，无功利的人际交往尤其重要，可作为对上班生活的清醒剂和清洁剂。要有局外人的观感，切不可以单位为家。要有单位以外的生活，不完全是家庭生活，更不是节假日的时间概念。节假日从原则上说不是用来平衡上班的，或者用于上班的能量补充。它不应该附属于上班，而应该有独立和持续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将上班为主节假日为辅的意识转变为节假日为主上班为辅的意识。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到底是放假为了上班？还是上班为了放假，好干点儿别的正经事？你琢磨琢磨吧。

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在追求主动性和无拘束的生活同时，也许需要强调脚踏实地，要有对自己的和对别人的责任意识。并且，既然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得准备付出代价，要有这样的估计。再就是集体生活依然重要。离开了单位的集体不是龟缩进洞穴，而是迈向更大的世界。最好是能够自由地出入其间，这才算得上真正理解了自由职业对于人生的意义。

总之，在我们命定的生活中，存在着不能承受之重，也存在着不能承受之轻。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无论在哪种生活（上班的或自由职业的）中都能具有优良的平衡能力和眼界。不被重压垮，轻也不能使我们连根拔起。

上班第一天

文/杨葵

就那样天天埋在书的海洋里

两个月后，我放弃了上班的念头重返校园

因为每天工间的阅读

越读越读出自己的浅薄可笑

6年以后，我才正式走上了上班的道路

按部就班过日子的人，都会有相同的几个纪念日，作为人生转折点被刻在记忆里，比如上学、结婚、退休，还比如上班第一天。

我第一天上班，是在1984年夏天的某个星期一，当时16岁。刚念完高二放暑假在家，正值人生的强烈逆反期，遭遇的老师又品质不佳，趁假期思考了人生，终于对上学一事绝望到底，愤而提前寻求人生的下一个台阶：上班。

那时的志趣所在，一是故纸堆，二是手工艺人的小作坊。理想中二者合一的地方，是故宫博物院，说具体点，就是最好能被哪个老师傅相中，收为关门弟子，学习修补旧书旧字画的独门绝技，在冷清孤寂中度过一生。几经努力，这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梦想无缘实现，不过最终去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仍然和旧书烂纸有关。

文学馆为巴金倡议建立，当时还在筹备。巴金带头捐出十几万册藏书，引来四面八方的声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库里一时堆满众多老作家以及一些机构捐来的图书。我这个临时工的全部工作，就是整理登记这些图书，一一做出卡片，并按照图书馆的专业分类法逐一上架。

那个星期一，阳光明媚，天空瓦蓝，我骑着那辆伴我多年的凤凰二六自行车，七点半从位于虎坊桥的家出发，斜穿整个北京城，八点半到达现代文学馆当时所在地万寿寺，满头细汗。

进了大门先去锅炉房，把搁在自行车前筐里的一个铝制饭盒交给锅炉房的师傅，那是头天晚上就已准备好的午餐。馆里没有食堂，全馆六七十人一律自带午餐，由锅炉房统一加热——那时候街上没什么饭馆，上班族如果中午不回家，有钱都没处吃，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解决中饭问题，总比泡方便面强。

饭事解决，穿过几十年前就被烧成废墟的万寿寺原有主大殿遗址，来到改作藏书大库的后殿，和同事们简单打了招呼，套上两只藏青色套袖，在一张三屉桌前坐直坐定，深呼吸，左手拿起桌边一摞书中最上边那一册，右手扯过一张桌角摞放着的登记卡片——有生以来第一次上班正式开始了。

因为是古建筑，大库里可凉快了。不过我们的办公桌并不在殿内，而是在宽阔的走廊上。七八张三屉桌一溜排开，左边有大殿不时袭来的穿堂风，右边廊下是一片参天古树浓荫蔽日，因此，走廊比大殿里更凉爽。大家闷头抄写，只听见钢笔划过纸质粗造的卡片的声音刷刷作响。间或树巅突然蝉鸣大作，听了一惊。

偶尔，同事之间也会简短交流，一两句话而已。我注意到大家叫我小杨，而在此之前，上了11年的学，同学间互相从来都是直呼大名，还从未有人这样叫过，很新鲜，私心里将之认作成年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一天，我一共登记造册了整整两百册图书。大部分是巴金老人的私人藏书，所以不少书的扉页上，都有别人题赠的墨迹。看着那些以往只在课文中出现的著名作家的笔迹，很激动。最大的惊喜，是一个同事登记到著名的那部《北平笺谱》，忙招大家集中观赏。这部笺谱是鲁迅、郑振铎所编，当年只印了一百套就毁了版，所以这一百部弥足珍贵，被编者分别标号赠送亲朋好友。送给巴金这一部，是第96号，版权页上照例有鲁、郑二人亲自钤上的名印，朱红色印泥宛若尚未干透。如此稀罕之物，居然可以亲自动手摩娑把玩，心里乐开了花。

也有叫人无法乐起来的事——那天登记的图书中，有小部分来自中国文联原有的资料室，我赶上的，全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小册子。五花八门，什么罪证集，什么批判集，无不白底黑字，透着丝丝阴森恐怖。午休的时候，好奇地翻看了几本，看着那么多资深文艺理论家们，为那么简单的文艺问题口诛笔伐，大动干戈；由此再联想到我的邻居路翎先生，一个十七八岁就写出《财主底儿女们》那样才华横溢的长篇小说的天才，居然就因为这样简单的文艺问题，被活生生整得像个傻子一样天天目光呆滞空洞，真是悲从中来。

不知不觉日头偏西，下班时间到了。我是看到周边同事们开始收拾书包，才知道该走了。第一天上班的人，没什么时间概念，不像后来，既不用看表也不用看周围人的举动，凭感觉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溜之大吉。

回家的路上，骑到筒子河附近，突然下起雷阵雨。雨势好大，雨柱由西向东疾速推进，我把车骑得飞起来一般，雨柱就在身后步步紧逼。我和雨柱就像两个嬉戏玩耍的好朋友，你追我赶，争先恐后，雨点不时打在后背。如此快乐的情景，这辈子往后再未遇过。

雨过天晴，半空惊现一道巨大的彩虹，我就在这彩虹的照耀之下，结束了上班第一天。这一天，我这个计件取酬的临时工，按每本书4分钱的标准，挣了8块钱。

就那样天天埋在书的海洋里，两个月后，我放弃了上班的念头重返校园，因为每天工间的阅读，越读越读出自己的浅薄可笑。6年以后，我才正式走上了上班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来，上班第一天的很多事，都预示了后来的人生种种。比如这份临工与书有关，而我后来一直在读书、编书、出书、卖书，一辈子没有离开书；又比如因为是个“文学”馆，让我领略了文学的美妙，从此放弃了做个手工艺人的想法，后来做的所有工作，都与文学有关。

形而上班记

文/万一

此事不能深究，否则就把人搞得很虚无，因为它揭示了残酷的真相：上班的意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正确地浪费生命而已

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在30岁退休，然后周游世界，享受人生，或者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眯着，隔三岔五进一次城收账收租。如果按照科学的路数，那个不叫计划叫臆想，因为没有任何数据支持，也没有阶段性的目标、具体实施手段和工作进度。

果不其然到30岁的时候，我死活赖着不肯退，因为一贫如洗，一旦退下来，就不是享受人生，而是忍受人生了，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眯着倒是有可能，因为房价便宜，只是隔三岔五得进城还债交租。

我们一家都是很传统的人，很难想象不上班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我爹是骨灰级的上班族，从13岁一直上到60岁，我妈稍微差一点，没熬到退休，就赶上了下岗，只要我稍微跟他们透露一点不想上班的意愿，他们就会很恐慌，仿佛世界末日一样。上班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超越了生存保障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宿命、一种生存本能。

作为新一代上班族，从九四年毕业之后，迄今十二年有半，我一直老老实实朝九晚五地上班，其间，一共换了六个单位，一个倒闭了，一个人间蒸发了，两个半死不活，两个乱七八糟。我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是软件公司，三年，这三年做了无数烂尾工程，当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产品正经上市，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我们是洗黑钱的；另一个是唱片公司，呆了八年，在这个行业里属于相当少见的，这八年生生把一个生气勃勃的朝阳行业做成了苟延残喘的夕阳行业，莫非是我搞垮了唱片业？

最初，上班是为了糊口，还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百元，而且没有熬到试用期满。第二份工作更惨，上班前先交一个月保证金，上了三个月，工资一直没有发，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害怕有一天老总突然卷包颠了，后来老天有眼，不知道老总从哪里搞了一笔钱，把大家的工资结了，一拿到钱，我就头也不回地跑了，听人说，某些不太走运的同事为了追讨工资，最后动用了黑社会的手法，相当刺激。一直到第三份工作，才逐渐安顿下来，踏踏实实帮人家洗了三年黑钱。

后来，上班是为了自我实现，从前看过一本小册子《鱼》，说的是训练人们如何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此书很畅销，估计都被资本家团购发给员工了。我一度达到过这种忘我的境界，那是在我运营拍岸唱片的时候，理想主义的光辉蒙蔽了我的双眼，就像被邪教催眠一样无比亢奋，充满了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被自己描绘的美好蓝图感动得芳心蠢动，我们拿最少的钱，有时候还自己往里搭钱，忍受着最恶劣的工作环境，被领导和其他部门排挤，却兴高采烈地干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实在不是一般二般的贱，那会儿一到休息日就发愁，“天哪，不上班日子可怎么过啊，要不我们组织一下豪华两日通宵加班活动吧。”只是，理想主义的蛋最终磕在了现实主义的石头上。

再后来，上班变成了一种交易，我出卖劳动，换点钱花，千万不要跟我谈感情，只要告诉我福利待遇、给不给股票期权、配不配女秘书就OK了，俺们职业经理人就是这么拽的。零六年岁末，我终于暂时退休了，在家帮别人写剧本，为什么说是暂时呢，因为没有永远不出山的职业经理人，只要价钱合适。

回首十二年的职业生涯，我应该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做出最牛比的电脑游戏，令我国的游戏行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可能就根本没陈天桥什么事儿了，我还有很多次机会，做出超级巨星的歌手，推出百万畅销的专辑，弄出一个上市的网站，搞一个迪斯尼一样的娱乐帝国，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和我付出的成本比起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我只能哀怨地说，我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无趣的事业——上班。

比较讽刺的是，我在业余时间捣鼓的几个东西貌似更有成就感，比如，刚刚上市的一代人的红宝书《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伟大的概念唱片《拉链门事件》、娱乐时代的挽歌《一个人的PK》、扯淡的非著名博客家等等。此事不能深究，否则就把人搞得很虚无，因为它揭示了残酷的真相：上班的意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正确地浪费生命而已。

如果把上班上升到形而上班，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上班是反人性的；

上班像围城，里面的人想退休，外面的人想就业；

上班是艺术家的坟墓；

上班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搞办公室恋情；

我上班我存在，我上班我存钱；

解决上班的终极办法不是退休，而是让别人给你上班；

……

上班•下班•生活

文/王智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挣取收入的方式已经根本不同于从农业耕作中挣取收入的方式。通过上班这种方式，挣取的收入不仅数量多，而且周期也短，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以上班的方式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也正是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力

2006年是我大学毕业十周年，这一年8月下旬的某个周末，同班的二十多个同学回到母校，举办了一次聚会活动。十年前，我们大学毕业，除了继续求学者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成为都市中的上班一族，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十年后，当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谈得最多的话题，便是工作与人生。

诚然，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们得到了许多，用同学的话来总结，就是使我们基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十年间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最重要的就是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多数人都有些显老，女同学尤其突出，身体也远不如从前。在这个年龄段，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有了更多的关注，以至于当听说我会把脉时，都纷纷凑过来要求给看看。在座谈会上，当一位同学提出了自己在工作中进一步提升的一些想法及迷惘时，大家的话题也都陆续转到为什么而工作了，或者也可以说，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实际上，成为上班一族的，并不仅仅限于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寻找到某个岗位，按时上下班，领取工资性收入，那他就是上班一族。从这个角度而言，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也同样以上班的方式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着。只不过他们并不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春节期间总要往返于城乡之间。

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挣取收入的方式已经根本不同于从农业耕作中挣取收入的方式。通过上班这种方式，挣取的收入不仅数量多，而且周期也短，因此，在同样的时间内，以上班的方式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也正是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力。

然而，收入的获得总是有代价的。最近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我忽然注意到同学L已经有了明显的眼袋，这令我很是诧异，毕竟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他曾经是系篮球队的主力，身体非常好，也曾经以一敌四跟另外几位同学赛跑四百米。他也喜欢打网球，在到北京工作的前几年时间里，一有空就打网球。

随着工作压力的逐年加大，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经常还需要加班。在这种情形下，身体也就逐年变差，原本非常壮实的他，先是发福，后来体能体力也渐渐跟不上。眼袋的出现，不仅是苍老的表现，也是经常加班和缺乏运动的结果。尽管2006年对他而言是个收获的一年，买房买车，还提了副处长，但他的身体却远不如从前。

事实上，L同学这些年的变化只是无数上班族工作与生活的一个缩影，收入的增长，岗位的提升，生活的改善往往是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的。不仅如此，职业病和身体透支等问题困扰着许多的上班一族。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甚至有职员在工作中猝死，或者无法承受工作的巨大压力而自杀。

上班就是一个付出时间与精力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完成工作任务，领取劳动报酬。然而许多人的付出并不仅仅在上班时间内。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许多上班职员在往返于单位与住所之间的路途上花费的时间是为了工作和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人，因而城市化也是城区越扩越大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住区与工作区越来越被分离，并且距离越来越远。从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和通州区这三大居住区到城市中心区，通常人们需要在路上花费一至两个小时的路程，来回的时间则翻倍，赶上高峰区或者堵车，路上花费的时间则更长。

这种时间支出如果只是一天两天的话，倒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上班一族而言，这意味着工作日每天都需要在来回的路上付出两至四个小时，这段时间并不能利用来做些什么，时光是白白流逝的。所谓青春易逝，容颜易老，时光的如此流逝，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通常在工作时间内由于任务繁重，或者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经过上下班遥远路途的颠簸，许多上班职员在回到住所之后，想到的只有休息和睡眠，这样才能够更快地恢复精力，以准备第二天的工作。这种早出晚归的作息规律，给职员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饮食可能不规律，也可能不健康，休眠可能不足，锻炼可能没时间。如此长年累月地继续，职员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差，亚健康问题也只会越来越突出。对于他们而言，或许周末或者节假日才能够从容一点地生活着。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去理解为何节假日出游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越来越需要放松和调整自己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

2006年12月10日，在多哈亚运会男子马拉松赛场上，日本选手大崎悟史以并列第二的成绩最终获得铜牌。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并不是专业运动员，而是日本电讯公司的一名职员。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参加国际大赛，这在我国并不多见。大崎悟史利用工作之余坚持长跑，由于成绩突出，被誉为“白领之星”。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根于日本政府对于群众体育的积极推动，从而促使许多职员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问题，促成他们更多地参与群众体育锻炼。有句话说得好，“生活就是一场马拉松”，事实上，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良好的体魄，强健的体格，才能够更有效率地工作。只不过，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整体而言显得浮躁，未必人人都有此认识。

歌手许巍有一首歌《曾经的你》，歌中唱道：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每次在住处附近的河堤上奔跑时，每次坐在自己的陋室里喝茶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其他如我一样的上班者，是否也如我一样努力以健康的方式工作和生活着呢？

为了生存的不安——一本关于上班的杂志的反常识逻辑

文/王立鹏

清醒是一种能力，就是知道在哪里该铺张你的时间、金钱和才华，而在哪里又要节省

不管是你找的工作还是工作找的你，那一纸录用通知，不由分说把你变成了契约英雄。关于上班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什么叫上班？我觉得，上班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不安。

不管你多有理想，多认同公司的愿景，多体恤老板苛刻的管理制度，对照一下，上班和以下情景是否曾经扯上了关系，而你是否也曾经被搞坏过心情，不管时间多么短暂。

早上出门上班，不是在地铁里被挤压，就是在马路上被车流冲刷；到公司一坐定，扑面而来的滚滚邮件，有的虽然让你烦躁和挠头，却必须马上且客气地回复；好不容易熬到午餐时间，你又要飞奔出门，为了赶在大家之前冲到健身房或是食堂；老板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要求你准备好早应该他自己弄好的文件，而电脑和复印机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莫名其妙地死机和奇迹般的硒鼓完蛋；你总是满怀欣喜地迎接来了不喜欢的上司，之前你还以为升职的肯定是你……不快乐就像你办公桌上的电脑，衣兜里的手机一样成了你工作不可或缺的要件。

其实，困扰你的问题决不止这么多，公司并购，你一夜之间成了竞争对手的员工；公司国际化，你多了同事在美国，上班按北京时间，下班却按美国时间。难怪《职场》这样的杂志诞生了。苏格兰哲学家休莫说：人生最不快乐的事就是相信自己不快乐。我们严重同意！快乐应该是目的，更应该是工具。

想想看，你这一生最好的时候几乎都在上班，你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候几乎都在上班，快乐的上班对你来讲比什么都重要。

我曾经很上瘾地看过《急诊室的故事》，如今，也常常拿《职场》和《急诊室的故事》做比，一样的需要快速而准确应对的纷乱的场面、一样的一个个性格相异需要互助的人，不一样的是《急诊室的故事》在细节处理上可以用好莱坞的手段，而 《职场》所要展现的全都是真人真事真场景，冲突就是冲突，矛盾就是矛盾。我们所用的手法其实就是那些现实生活中自如应对了上班这件事的人的手法：反常识。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在痛苦挣扎，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关键是那些少数人，他们懂得反常识思考、反常识执行，在付出还是得到的决策上，多数人总是认为公司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少数人的观点是要付出而不是得到，他们总是把一切不如意指向自己的能力和才干，认为能力强业绩好，金钱、人脉自然会相伴而来；在出发点是整体还是部分问题上，多数人总是觉得既然我是专业工作者，我就应该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别的工作少管，而少数人的观点是要站在明天规划今天，站在高处看自己的处境；在遇到问题时是建设还是破坏上，多数人总是抱怨公司和同事的不如人意，而少数人的观点是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借口；在心态上是放松还是紧张，多数人总是越想把事干好越是紧张，越想一鼓作气尽快了结越种种原因延误，而少数人的观点是工作为了生存，娱乐为了生活，因此，放松是工作的延伸。

这便是我们反常识的逻辑，《职场》的英文名叫staffers，第一个S代表聪明（Smart），最后一个S代表成功（Success），如何才能从聪明到成功？那就是中间的六个词——发挥禀赋（Talent）、清醒判断（Awareness）、新鲜进取（Freshness）、乐趣工作（Fun）、勇于敬业（Enterprise）、丰富关系（Relation），对这八个词的解读可以看出反常识思考对上班这种不安的缓解和促进作用。

Smart——聪明的第一要义是，假设别人都很聪明，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聪明才能脱离了一句笼统的夸奖，显得醇厚又意味深长。

Talent——就是一个人长期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人的能力、性格、气质等，这是由一个人的家庭情况、生存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它可能与生俱来的，也可能后天长期影响所至。我们从小的教育多数聚焦于参照别人的长处比较自己的短处，然后努力把自己的短处“拉”到和别人长处那么长，当然很累，因为改秉性比改江山还累。作为一个木筒来说，的确最短的木板决定了筒盛水的高度，但是你不是木筒，你是那块板，你只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长就好，准有人做大筒的时候选到你这块料。没有一个人的光芒可以照亮所有地方，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让自己的光，照到最需要照的地方。

Awareness——清醒是一种能力，就是知道在哪里该铺张你的时间、金钱和才华，而在哪里又要节省。福楼拜曾说，“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知道分子，散布自己惊世骇俗的格言，或者是时候适时静默，理智地看看自己，是否已经突然变得像你讨厌着的别人。清醒，就是在不断的高估和低估之间，照亮自己。

Fresh——这个词或许和Refresh一起看的时候才比较好了解，这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扩展边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初来乍到者满心的惊喜和好奇的词汇。一件事情上手了，往往会开始固步自封，变得麻木，而Fresh就是提醒你世界广阔，无论你已经占有了多少，都不过A fresh hand。除了Fresh，你什么都不能习惯。

Fun——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经常参与该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的产生和发展一般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有趣－乐趣－志趣。有趣是兴趣发展的低级阶段，它往往短暂易逝，非常不稳定。常常与你对某一事物的新奇感相联 系，随着这种新奇感的消失，兴趣也会自然地逝去。乐趣是在有趣定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兴趣发展的中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你的兴趣变得专一、深入起来。而志趣是兴趣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当乐趣同你的社会责任感、理想、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时，乐趣便变成了志趣。志趣具有社会性、自觉性和方向性，是你取得成就的根本动力，是成功的重要保证。

Enterprise——《圣经·箴言》上说：“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新教徒有这样一种信仰：履行职业的劳动既是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神圣义务，也是人能够进入天堂的通行证。我们可以不信教，但我们至少应该相信传世的道理。在经历雇主对我们从劳动技能、整体素质、创造能力到敬业精神的要求变迁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态度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一个脱离了企业的导向，从个人人生观视角上建立Enterprise的时代已经到来。

Relation——人刚出生时，大脑中的每个神经元都在发出成千上万的信号，目的是与其他的神经元建立联系，以便相互沟通。三岁时，大脑的一千亿个神经元平均每个都建立了15000个这样的联系。在未来10年，大脑将对这些联系网进行梳理和筛选，让强大的联结变得更强，薄弱的则逐步萎缩。当长到15岁时，这些选择 过得高速通信网得以固定，然后你独特的意识形成了。这是Relation。人与人的Relation叫人际关系；人和事的Relation叫经验；事和事的Relation则是原因和结果。关系，不是同僚或裙带的一个眼神，不是拉拢和离间，是相信并愿意思考，是可以动容地观察这个世界。

Success——《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得好：成功，达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只要你 预期了，达到了，就是成功；哪怕你的预期是失败。成功似乎更是一个社会标准，而难于自我认同。所有人，都是自说自话，简单的，说它是财富、地位、影响力，高深的，说它是一种精神上能够说服自己的状态。如同喝酒，那个嚷着说“我没醉”的人，一定不能让他再喝。 其实，上班就像是一杯咖啡，闻起来是香味，喝到嘴里是苦和酸，乐趣就在这反差当中。

在 这 里 记 录 中 国

关注信睿微信 了解变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