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有价

[美]爱德华多·波特　著　赵德亮　译

中信出版社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皆有价/（美）波特著；赵德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7

书名原文：The Price of Everything

ISBN　978-7-5086-2823-3

Ⅰ.一…　Ⅱ.[1]波…　[2]赵…　Ⅲ.经济学－通俗读物　Ⅳ.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8530号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by Eduardo Porter

Copyright © Eduardo Porter,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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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有价

YIQIE JIE YOUJIA

著者：[美]爱德华多·波特

译者：赵德亮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181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6586

书号：ISBN 978-7-5086-2823-3/F·2341

定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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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好评如潮

- 推荐序

-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 选择的代价

-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

- 第一章　商品的价格：竞拍中，谁是愿意出高价的傻瓜？

- 奢侈品的价格魔力

- 价格是人类偏好的反映

- 定价的艺术

- 商家的价格障眼法

- 价格歧视与差别定价

- 谁说人是理性的？

- 第二章　生命的价格：同是受害者，死亡赔偿金为何因人而异？

- 争议不断的死亡赔偿金

- 给公民的生命安全定价

- 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 如何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

- 为健康所付出的代价

- 第三章　幸福的价格：关于工作与生活，你感觉幸福吗？

-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 幸福就是水泥地面

-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 幸福感来自金钱与休闲时间的权衡

-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 第四章　女性的价格：从婚姻到工作，女性是否握有谈判的筹码？

- 一夫多妻制Vs.一夫一妻制

- 女性劳动价值的U形变化曲线

- 婚姻交易关系的质变

- 两难的选择：工作还是生育？

- 嫁妆：沉重的负担

- 性别比例说明了什么？

- 第五章　工作的价格：为什么我们都对高薪职业趋之若鹜？

- 薪水多少才算公平？

- 超级明星的天价薪酬

- 农民和金融家

- 好景不在的中产阶级

- 银行家的金钱乐园

- 第六章　免费的价格：赠品面前，你能控制住冲动购物的欲望吗？

- 免费的诱惑很难抗拒

- 网络改变世界

- 用知识产权赚钱

- 当畅销书遭遇盗版

- 偷窃运动鞋反而会提高鞋的销量？

- 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信息

- 第七章　文化的价格：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公正的文化？

- 竞选的价格

- 文化是社会群体共同的行为准则

-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权衡

- “付小费”的社会价值观

- 文化偏好与厌恶感

- 达尔文的价格进化体系

- 第八章　信仰的价格：在帕斯卡赌局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

- 信仰的成本收益分析

- 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

- 宗教的现实困境

- 明码标价的信仰

- 进化论与上帝创世说

- 上帝会复兴吗？

- 第九章　未来的价格：为避免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应该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

- 温室效应代价几何？

- 关于环保的道德困惑

- 未来的贴现率

- 两难的抉择

- 靠捷径救世，可行吗？

- 第十章　价格的失灵：为什么我们一再跳进投机性泡沫的陷阱？

- 房地产价格与金融危机

- 投机性泡沫

- 我们应该让泡沫破裂吗？

- 扭曲的价格

- 全新的经济规则

- 致谢

好评如潮

生命中许多珍贵的东西因为价值太高，我们愿不惜代价去获取，并且我们不屑用价格去交易，以致我们羞于谈论它们的价格。但事实却是，一切皆有价。原因很简单，一切皆有成本，不仅是会计学上实际发生的成本，更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机会成本。有成本必有价格，哪怕是影子价格。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中的所有事物背后都存在价格，但并非所有的价格都可以根据传统的供求分析得出。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是一个精彩的话题，爱德华多通过他常年丰富的见闻，通过大量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数据，为生活中那些复杂的、抽象的事物的“定价”开辟了不少非常新奇的思路。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价格永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以粮价、油价、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价格，因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变得备受关注。本书中，作者对价格进行了更广泛、更多元的论述，为我们展示了隐性和显性的价格、绝对和相对的价格、真实和扭曲的价格。作者的观点“一切皆有价”，引发了我们对价格话题的全新思考。

—水皮　著名经济评论员

“一切皆有价”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有价格的东西，最根本的特性在于它是可以流通和置换的，但爱情可以吗？生命可以吗？信仰可以吗？本书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独特、新颖的视角：从经济的角度看待一些事物、情感和思维。我们每个生命个体都可以组建自己的价格体系和自由市场，然后你可以据此估算：那种未来，能让我收获多少利益；这份信仰，能让我付出多少代价……你和无形的世界因此有了博弈的可能。

—张小平　著名财经评论员、财经书作者

一张报纸1元，便宜吗？一床唐代古琴1亿元，贵吗？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由数字组成的价格中。我最怕充满数字的书，但这本书却很有趣。

—徐智明　快书包网上书店

市场经济中最难办到的就是定价的问题！工资也好，商品也好，服务也好！这本书从历史观、哲学观和人类的心理，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诠释了一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难解的谜！

—杨晨　财富管理专家

每个人都应该拿起这本书，读读你自以为熟知却并不真正了解的价格。无论是一杯咖啡、一处居所，还是一场恋爱、一次婚姻，一切皆有价格！

—廉思　畅销书《蚁族》作者

波特不仅从如何确定一杯高级咖啡成本的角度讨论价格的作用，还从个人和社会愿意付出多少钱来减少诸如疾病和汽车事故，甚至从婚姻中两性间的交易关系进行探讨。我向那些对决策如何形成—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全部行为—感兴趣并且想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读者，大力推荐这本书。

—加里·贝克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对一切事物的价格，我们意识到的或没有意识到的，从一加仑汽油到肾脏器官再到投机性泡沫，都作出了引人入胜的分析。

—蒂姆·哈福德　《金融时报》“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作者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价格，但价格是多少，如何定价？本书就这个重要问题给出了最生动有趣的答案，几乎每一页你都可以发现真知灼见。

—泰勒·考恩　“边际革命”博客的作者之一

本书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对此我们以前从未认真思考过。波特揭开了公司利益的价格面纱。人们愿意支付并不意味着价格就是合理的。

—西蒙·约翰逊　《13个银行家》作者、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本书是一本少见的好书，引导人们从崭新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思考。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有价格，有的明码标价，有的暗藏其中，但是价格如何确定，如何被接受，如何变化，往往是人们最难充分理解的问题。作者把价格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及隐匿于表象之下的逻辑编织在一起，为我们揭示价格是如何影响我们行为的。书中谈论的有些东西，诸如婚姻、信仰、幸福、未来等，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把它们当做经济问题来看待，但其实，它们一样是有价格的。

—艾德里安·扎克海姆　企鹅出版公司总裁兼出版人

价格是人类行为“未得到承认的立法者”，波特用这本明智的、充满启蒙性的必读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

—汤姆·范德比尔特　《堵车：我们为什么这样开车》作者

波特为我们揭开了日常经济生活之谜。这是一本敏锐的、令人称奇的、时髦的书，是无价之宝。

—西尔维娅·纳萨尔　《美丽心灵》、《伟大的追求：经济学天才的历史》作者

在一个充满了风险的时代，波特的著作为人们作出明智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纽约时报》书评版

波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镜，帮助我们看清生活中的各种潜在关系，而这些关系我们经常看不到。

—《哈佛商业评论》

作者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他能看透价格的一切奥秘。

—《星期日泰晤士报》

世界是围绕价格运转的，波特对此提出了充足的证据，他一一估算了令我们大惑不解的物品和人的价格。

—《读者文摘》

本书简洁，极富可读性，也非常应时应景。波特以全球经济衰退为其中的一个分析案例，指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所以救市失败，是因为他们假定人是理性的，会不计一切代价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殊不知，这是完全错误的。

—美联社

一次揭秘日常生活成本与收益比的猎奇之旅。

—彭博新闻

一本让人茅塞顿开、大呼过瘾的书。

—《金融时报》

充满思想性，细致入微，非常吸引人。

—BookPage网站

引导我们走出经济学理论陷阱的书籍。它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皆有价格，还就价格的由来作了清晰的解释。

—Blogcritics在线杂志

我超级喜欢这本书，为什么？因为它是一本能帮助你看透价格的读物，有趣且可以真正帮到你。

—Chris Brogan博客

推荐序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梁小民

世界上有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在经济学中，价格就是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把价格作为市场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看不见的手”。他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的确是天才的闪烁。新古典经济学家抓住这个思路，解释了价格的决定及其作用，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过程。直到现在为止，这还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全部内容。我们读了经济学，就自以为了解了价格。

价格是我们作出一切决策的依据。我们购买了一种东西，要考虑这种东西能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和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国家是否引进一个会产生污染的工厂，也要考虑这个工厂带来的利益和为此所付出的污染代价。在这些决策背后起作用的就是价格。所以，价格无处不在，一切皆有价格。而且对不同的人和国家而言，同一种东西的价格并不相同。对于穷人和穷国而言，污染的价格十分低，所以穷人会不怕污染地捡垃圾，穷国不怕污染会引进污染项目，甚至进口垃圾。对于富人和富国而言，污染的价格十分高，他们愿意花钱出口垃圾，并把赚钱的污染企业转移到穷国。同样的污染，价格并不相同，差距甚大。

经济学告诉我们供求决定价格，实际上价格的决定比这要复杂得多。说起来，一切都会有价格，但实际上有许多东西的价格很难确定。我们都说生命是无价的，然而在遇到灾难（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受害者赔偿时，实际上就是给无价的生命确定一个价格。现实中像这样需要为生命定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为了保护生命，愿意付出多高的价格，面对强盗时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定价，等等。

现实中看来无价，实际上又必须定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幸福的价格，一夫多妻制下女人的价格，工作的价格，免费的价格，文化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对于不同的人，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不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东西的价格也不同。而且，即使对同一国家的不同人，这些东西的价格也完全不同。虽然不同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确定的价格，对这些东西作出取舍的决策，但绝没有一种公正的、所有人都同意的价格。

这本书讲价格，但并没有给出这些无法定价的东西的合理价格，或如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均衡价格，甚至也没有给出一种确定这些东西价格的方法。恐怕永远也没有人能给出这些东西合理价格或定价方法的答案。当然，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没有给出这些问题定价的确切答案，并不等于这本书没有意义。提出这些无法定价的东西的定价问题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常人看似无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作者围绕这些东西的定价问题所作的许多经济学分析和简介，对我们不乏启迪意义。比如对环境与污染定价的分析，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分析，对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就极有启发意义。作者借定价问题分析了我们所关注的许多问题，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特别要注意“第十章价格的失灵”，这表明作者尽管强调价格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唯价格论者”。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价格机制引起的。

我们常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大师的水平。其实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简单问题中找出更为复杂的道理，同样是大师水平。本书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好榜样。

选择的代价

著名经济学家　王福重

越是司空见惯的，就越是难以真正理解。比如，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永远说不清。价格，也有类似的情形。

你可能同意“凡物皆有价格”这个说法。不过，如果认为价格仅仅是购买商品的代价，那么你对价格的理解虽无错，但是太过狭窄。

价格的本质，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我们选择的代价，这叫“机会成本”，也就是你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最大价值。人的一生，充满各种挑战，需要作出选择。选择的依据，正是价格！

这样，生命，健康，安全，女人，劳动力，盗版，免费，文化，宗教，信仰，这些你一生要遇到的种种，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志和选择他们的依据—价格。这就是本书作者所要表达的。

据此，中国有着多年的计划经济传统，在计划经济下，也不是没有价格，只是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价格的作用被抑制或者扭曲了。

谁都承认，3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中国人民福祉提高，国家国力增强的唯一原因。但是，多年计划经济的积习，以及改革尚未真正完成，我们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机构和机制。而且不让价格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往往还能在某些特殊时期，创造令人瞠目的经济奇迹，如中国的“一五”时期，前苏联的60年代。因此，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于计划经济，存有某种迷恋。

如果只是幻想，也就罢了。问题是，正如本书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价格有失灵的时候。当价格机制不那么奏效的时候，限制价格作用的做法，就似乎自然而然地出笼。

限制生产、限制购买、限制使用、限制价格的做法，在最近两年，在某些大城市，流行起来，而且“有关部门”很容易就说服公众。这些所谓的“宏观调控”，却正是原来计划经济的借尸还魂。终究，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世界本身是不那么美好的，价格自然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的最近几百年的正反经验和教训昭示着，没有比价格机制和市场经济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且，弗里德曼等一代代的经济学大师们，在理论上也证明和竭力维护了这一点。本书是这种理论证明的最新成果。

这本书，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价格的美妙和神奇，从而坚定对市场经济和继续改革的信心。只有让价格作主角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正途。

当然，妙趣横生，也是我推荐这本书的重要理由。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

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过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场就会认识到，所谓价值其实就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发达国家的多数人看来，生活垃圾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否则就不会丢掉了。挪威人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大约每吨114美元的价格雇人帮他们从普通垃圾里面挑拣可回收物，几年前美国田纳西州卡特社区的一项调查发现，这里的住户宁愿每家每年支付363美元（按目前的币值计算）也不愿意让垃圾填埋场建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附近。

与我们的直觉经验只差一点，垃圾摇身一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在非洲小国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郊外的康布瓦西镇，当地农民付钱让城里的垃圾搬运工把未经挑拣的生活垃圾倾倒在他们的庄稼地里当肥料，其中不乏废旧塑料碎片。2003年这些垃圾的市价是每吨400非共体法郎。在新德里，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拾荒者捡1公斤聚酯饮料瓶可以挣到2卢比，1公斤装洗发水的硬塑料瓶可以挣到7卢比。一个孩子在新德里的垃圾场拾荒的收入大概是每天20～30卢比。

事实上，垃圾与其他事物一样，向我们提出的仍然是价值评估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赋予垃圾的价格，即在要与不要之间作出选择，其实取决于与之相应的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一袋能卖两卢比的空饮料瓶，对于清晨起床后粒米未进的印度女童和我这位衣食无忧的纽约记者来说，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她为了捡到这些瓶子，在新德里郊外的废墟里苦苦搜寻了一整天，根本顾不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风险。对她来说，这一切的代价都算不上太高，因为她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为了满足吃、穿、住等生存需求，她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些风险。相比之下，我拥有的东西却很多，其中包括相当不错的收入。我除了空闲时间以外别的都不缺。把一个空的聚酯饮料瓶放入超级市场的自动回收机可以换回5美分，但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弯腰去捡。

我这样对比的目的并不是强调富人的机遇比穷人多，而是穷人和富人同样要面对各种选择，并对选择的得失进行评估。无论是一贫如洗的印度女童还是富甲天下的美国阔佬，其行为都由其成本与收益比决定，事物的价值都由人们拥有的机遇和面临的局限相较形成。他们赋予事物的价格—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垃圾去交换什么—就表明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

垃圾的价格是我们了解文明的指南。污染在贫穷国家最不值钱，它们很愿意以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但是人们越富裕，污染的相对价格就越高。到头来它高得难以负担，就能迫使人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些国家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但是在阴沉的空气和污浊的水质背后是两害相权的一种平衡，污染要付出诸如损害健康，毒化河流等代价，减排会压低产量，或者需要投巨资更新设备。瑞士作出的选择完全不同，它把保护环境资源—清新的空气、绿色植被和野生动物—看得比让失业的农民到工厂就业更加重要。瑞士环保组织的成员众多，3成以上的瑞士人认为他们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环境污染。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900～10500美元时，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峰值。在1970年《清洁空气法》实施之前，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从那以后，排放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本书的中心论点就是：我们作出的一切抉择，都由我们面临的各种选择的价格决定，即相对于收益来说，我们对成本所作出的估量。有些情况下，这种选择是明显且直截了当的，例如我们放弃自己喜爱的品牌去买降价啤酒。但是印度的拾荒女童可能意识不到她进行选择的实质。了解如何找出那些操纵我们生活的价格，以及我们的行为对价格会产生的影响，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作出决策，而且，无论作为个人或者社会，我们面对的价格如何促使我们行动，随着我们的选择不同价格有何变化，都会成为让我们从更加有利的高度观察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

大约20年前，劳伦斯·萨默斯，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当时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暗含了富国向穷国出口垃圾是合理的这层意思。他说，因为穷国的工资水平低，工人生病或死亡造成的损失要小一些。备忘录表明：“把污染环境的垃圾倾销给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这一经济学逻辑无可指责，人们应当接受。”不仅如此，穷国面临着比污染更加严重的其他问题：“在一个力争提高前列腺癌患者存活率的国家，平均每百万人中前列腺癌症患者人数的小数点后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关注，肯定要高于对一个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的国家的关注度。”

这个文件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泄露出来，该备忘录证实了世界银行备受批评的观点，即穷国是垃圾场。已故的巴西环境部前任部长何塞·卢岑贝格无比愤慨，他写给萨默斯的信中说，这一推理“非常符合逻辑，却又愚蠢透顶”。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恼火，他的反对使萨默斯出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机会化为泡影。萨默斯后来为此道歉，解释说备忘录试图提供一个“讽刺性的对立观点”，以使关于垃圾贸易的分析和思维更加清晰。

卢岑贝格所说的当然有道理，工资并不是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贫穷国家垃圾处理的价格经常为零，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污染问题无动于衷，而是政府没有严格施行有关污染的法律。但是萨默斯的观点也很有力，清洁的环境好比锦上添花，而富裕国家司空见惯的另一些东西，例如学校，对穷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从长远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用垃圾贸易换取机会多修建一所学校显得更有意义。

由非法移民引起的价格争论

多数人一想到价格就把它与商场购物联系起来。在市场上，价格调节我们的消费，引导我们在各种需求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它提示我们在有限的财力前提下，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价格引导我们的消费模式，它同样引导企业的决策，生产什么东西以及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市场机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序运作。

不过，价格无处不在，不只限于商场购物。在生活的每个十字路口，它都微妙地提示我们应该走向何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明显，任何决策都意味着我们对面临的多种选择及其价值必须有所取舍。识别各种价格可以更好地辅助自己进行决策。价格可以用货币、现金或信用作为衡量尺度，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同样适用于爱情、劳动或者时间。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货币是机会，采取某种行动或者选择某条道路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当时我们面临的各种机遇。用5美元买一块比萨饼实际上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机会，结婚的价格包括了假如我们选择单身可以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有朝一日我们屈服于爱情与伴侣的诱惑而走进教堂，数年以后可能会觉得迷惘：以单身的自由来交换婚姻的束缚是否值得？经济学家称此为“机会成本”。我们对机会成本作出评估，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新德里的拾荒女童一出生，就面临印度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偏见，这一偏见使当地夫妻堕女胎成风。印度2001年的统计表明，6岁以下男女儿童性别比例为1000∶927。而巴西和美国同龄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是1026∶1000和1029∶1000。这一偏见的形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对女性不利：儿子将来会继承家族财产并且给父母养老，女儿则要出嫁，家里还得陪送令他们负担沉重的嫁妆。为了改变性别比例的失衡，印度各级地方政府试行各种脱贫计划，鼓励父母生女孩。2008年，印度政府推行了一项计划，对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孩，政府在她们每人的账户里存入10000卢比，她们上学以后该款项还会继续增加，目的是减轻她们将来结婚或上学深造的负担。2006年哈里亚纳邦推出一项社会保险计划，对那些年龄在45～60岁只育有女孩的夫妇，每月发给他们500卢比，60岁以后与全国统一标准对接，享受联邦养老金。

我还记得我在加州的斯托克顿采访过一位非法移民，大概是在2002年，或者那年前后。我当时为《华尔街日报》工作，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境内西班牙裔人口问题的报道。那个非法移民给我上了一课，把他的两个孩子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来有两种途径，要比较二者的优劣：一是穿越无人大沙漠，二是使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这确实让他难以抉择。他在加州圣华金河谷的农场里给人收芦笋，摘草莓，采集其他作物，每小时不过挣八九美元。找墨西哥“蛇头”带孩子穿越沙漠到美国来，每个孩子要付1500美元左右，找偷渡客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把孩子带进来，每个孩子大概需要付5000美元。这番谈话把引导人们生活的那种锱铢必较的成本收益分析展示得一览无余。

过去的15年里，美国边境巡逻的预算大约翻了五番。“蛇头”们向偷渡者收取的费用也水涨船高，2008年大约是每人2600美元。不过，可比较价格中上涨最高的是偷渡者的死亡率，因为过去经由圣迭戈不到一天的路程，现在则要穿越亚利桑那沙漠，越境者要带足饮用水，躲过盗贼和边境巡警，长途跋涉三四天的时间。1994年越境死亡人数为24人，到了2008年死亡人数上升到725人。和我谈话的那个非法移民的计算方法再直截了当不过了。要把孩子们从边境检查站带进美国，他必须加倍干活才能积攒出那么多钱，但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们死于非命的风险。

美国人有关非法移民的论战本身就是一场价格争论。持批评意见的人们说，非法移民甘愿少拿钱多干活从而压低了当地人的工资。他们还争辩说，非法移民也享受了子女教育和急诊医疗等公共福利，从而成为当地人的负担。

这些似乎理直气壮的论点，其实经不起推敲。使用假身份就业的移民也都有税务登记，他们和大家一样要从工资中预扣所得税。他们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就拿加州农业来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移民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但如果没有了外来移民，农场里的工作以及从农田到包装的一系列工作都将无人去做，当地人只能从国外进口芦笋和草莓。

非法移民确实对美国的物价有影响。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80～2000年移民数量激增，家政和园艺服务人员的平均工资下降了9%以上，这主要是压低工资的结果。尽管如此，它对当地人的工资影响微不足道，因为在劳务市场上，竞争主要是在可怜的非法移民之间进行的。

移民政策一直是由谁来埋单及谁会受益来决定的。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容许非法移民存在，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对农业和其他一些产业有用，而且美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可以雇得起保姆。这就意味着，尽管总统候选人信誓旦旦地要修订《移民法》，但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设立合法途径让非法移民到美国打工会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潮。反过来，完全杜绝非法移民的代价太大，谁也承担不起。保持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最省力的办法。

移民数量的消长还取决于非法移民是否有希望找到合适工作—实现发财梦的第一步—与绕过严格边境检查的成本之间的比较。越境的成本有时过高。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从高峰期的2007年减少了100万，降到了2009年的1080万。

价格的影响力

考虑到价格在人们进行选择方面的影响力，而政府竟然没有经常使用这种工具去引导民众的行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开展群众健康运动可能是个好办法，教育人们认识到某些不良行为的危害，例如吸烟和吸毒。不过要让人们戒烟戒毒，它的作用远远不如价格那么有效。尼克松总统发动“向毒品宣战”已经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滥。1988～2009年，12年级学生承认自己在最后一个月接触毒品的比例从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烟的比例从28%降到了20%。

这真是个悖论。青少年购买香烟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则没问题。对比之下，买卖毒品却不分年龄，实际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诺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入狱1～3年。不过考虑到这两类有害物品价格的演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容易解释了。自从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香烟销售，加大了对香烟的收税力度，市税、州税和联邦税等一系列税收大约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烟课税高达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纽约市香烟的最低价格上涨了1.60美元，达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联邦、州和市政府缴的税额。相比之下，2007年纽约街头可卡因的零售价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海洛因的价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价格下跌表明，那些试图禁止毒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就能使青少年远离毒品。与一场失败的“反毒品战争”相比，使毒品合法化，加强监管，课以重税，可能才是抑制毒品泛滥最有效的方法。

考虑一下对燃油价格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美国，廉价的燃油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工作单位、学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国人上班的平均路程从7英里（约11公里）增加到11英里（约18公里），平均住宅面积则从1750平方英尺（约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约168平方米）。

欧洲城市很少这样无计划地扩展，那里的城市受到历史的局限：它们都是几百年前建设的，长途跋涉既费时间又费精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路易十六从巴黎逃到瓦雷纳，150英里（约240公里）的路程花了21个小时。欧洲现代城市的扩张受到燃油税的制约：欧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钱是美国人的2～3倍。休斯敦总人口与德国港口城市汉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却少了2500人，这就是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和西欧的城市规划结构不同，但它们都与前苏联阵营的城市有巨大的差异—在那里，价格在土地配置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政府专制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满目疮痍，到处是破旧不堪的厂房，住宅区则被挤到了市区边缘。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展，越往外越拥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以后，世界银行关于城市的一些规划与住宅融资专家作过研究，他们发现，莫斯科市区建筑面积的31.5%被工厂占用，而首尔只有6%，香港和巴黎只有5%。在巴黎，人们只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离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区域达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离市中心有15公里。

从多角度来看价格，清楚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运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远距离运输的成本，推动了19世纪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历经进化，人类肌体本来已经适应了食物匮乏的环境，科技进步却使廉价的食物唾手可得，过多的热量囤积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

理解价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到那些不允许价格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几年前我去过古巴的圣地亚哥，一个衣着脏兮兮的妇女开车带我观光。她的身份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该市一家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就像童话里描写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芦苇秆，两颗门牙都掉了，她说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1991年苏联解体，切断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整个古巴饥荒蔓延。她有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头脑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没有什么两样，只能在黑市上挣点小钱，勉强维持生活。她开车到处拉客，偶然捡到路过的卡车掉落的一包雪茄，拿着到处叫卖。她拉着我到处转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体所有制怎么能让一个儿科医生来开出租车挣钱，还觉得这样的交易挺合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价格的副作用

正因为它的威力强大，所以价格之类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漫不经心乱拨弄，必然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担心出生率低，澳大利亚政府2004年5月宣布，从当年的7月1日起，给生孩子的家庭发放3000澳元的“婴儿津贴”。该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些临近预产期的孕妇，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产手术，有的千方百计推迟生产，让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少，而7月1日出生的婴儿的数量创下澳大利亚30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1696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发明了窗户税，即按每家窗户的数量课税，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0个窗户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个窗户的交4先令，20个窗户以上的交8先令。

按窗户征税是合乎逻辑的，数起来容易，征起来也简单。它还很公平，有钱人住的房子大，窗户自然多，应该多纳税。与所得税相比，这样还不会让纳税人反感。可是国王没有料到老百姓的反应，他们为了少纳税，宁可把家里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时至今日，爱丁堡临街的那些堵起来的窗户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皮氏图画”，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户税引进了苏格兰。

貌似温和的举措，只要改变甚至触动了民众对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判断，就可能引发社会震荡。1974年美国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法定速度限制就是一个例子。“赎罪日战争”以后，由于美国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导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被迫实施这一措施以减少石油消费。

在当时的形势下，节油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根本忽略了开车人时间的价值：在这一新的速度限制下，70英里的距离大约要花1小时16分钟，比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多耗费16分钟。考虑到1974年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4.3美元，往返距离多花的时间折合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仑含铅汽油的价格是53美分。若要节油所得与耗时损失相抵，那么一个普通驾车人需要每次往返节约2.17加仑汽油。而要做到这一点，所有汽车的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例如，雪佛兰萨博班必须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则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当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驾车人对这一限制置若罔闻。

1984年，纽约州的州际高速公路上，驾车人有83%的时间会超过每小时55英里的限速。他们不惜花费50～300美元安装民用波段对讲机，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了80万份民用波段对讲机执照，而到了1977年汽车上装载的对讲机达到1225万台。交警部门对此作出反应，安装测速雷达；驾车人针锋相对，纷纷安装电子狗。为此，有些州通过法律，宣布使用电子狗为非法。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高速公路紧急节能法案》时是否预料到这一系列后果，我很怀疑。到了1987年，国会把最高时速限制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1995年最终取消了联邦法律中关于最高时速的限制。

价格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公元前3世纪叙拉古的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他只需要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要改变人们的行为，靠的就是价格。结婚率下降并不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而是对比所作出的牺牲，婚姻的代价太大。我们少生孩子，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指出，信奉天主教的人少了，不是因为人们不再信仰上帝，而是信奉天主教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福音派教会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诚度。

本书将带领大家到商店里去，看看价格标签对人们的心理有什么作用，价格如何巧妙地引诱我们购物。不过，我们还要尽量扩大到日常商品交换以外的领域，研究其他方面的价格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有些社会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钱娶妻纳妾，而且越多越好，从而提高传宗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为的是避免将来女儿出嫁时沉重的嫁妆负担。我们把许多行为归结为“文化的转变”，事实上却是价格变了，人们不得不根据经济状况加以适应。我们要深入思考为什么雇主给雇员发工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奴隶。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的同时，难得的闲暇时间却成了最昂贵的商品。我们会发现，尽管信奉生命无价的原则，我们赋予生命的价格实际上经常低很多。

我们还能发现，价格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对于2000～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飙升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畸变，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过一个世纪，那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20世纪初的廉价石油对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价格这东西有时是很危险的。

第一章　商品的价格：竞拍中，谁是愿意出高价的傻瓜？

生活中有好多事我理解不透，其中之一就是我为什么要花钱去喝咖啡。我喝咖啡瘾头很大，这是我戒烟后染上的，为的是填充前一种嗜好戒掉之后的空缺。它成了我主要的活力来源：早饭时要喝，午饭时要喝，两餐之间心血来潮也要来上一杯。

从我家到办公室的路上，可供选择的咖啡店有好几家。办公室马路对面的邓肯面包圈店里，一杯卡布奇诺3.02美元；大楼14层，也就是我的办公室上面一层，物业自设的意利咖啡屋有3.5美元一杯的卡布奇诺。楼下大厅里的Dean&Deluca的卡布奇诺是每杯3.27美元，上得比较慢，但味道不错。

过去的几年里，不知不觉中，我被一家又一家的咖啡店所吸引。这似乎算不了什么，但我的口味变化连自己都觉得奇怪：选择咖啡的标准应该是物有所值的，但这一计算过程并不清晰。与我的可支配收入相比较，细小的价格差别微不足道，我应该斤斤计较吗？我的计算中，除了咖啡的品质，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呢？我从邓肯换到意利，与其说是因为咖啡的价格和味道，倒不如说是意利家的铮明瓦亮、一尘不染的不锈钢器皿，比邓肯家的橙红相间油乎乎的咖啡杯更加赏心悦目。而且在意利咖啡屋，偶尔还能遇见在别的楼层办公的久违的老同事。

最令我奇怪的是，我的偏好总是带有无可否认的情感因素，有时可能超过其他方面的考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喝过的最好的咖啡是在离我家半个街区的街角上的一家小店里。它过去一杯上好的卡布奇诺只卖2.75美元，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只要从那里路过，我就进去喝上一杯。但是，一两年前，它突然把价格提高到每杯3.5美元。这使我非常恼怒，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去了。

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生气。店里的咖啡师对我一直很客气，他解释了其中原委：他们改用了更高档次的咖啡，每盎司1美元；现在的咖啡杯比过去大；投双份料，每杯加入半盎司咖啡。或许因为这么便宜的咖啡喝不到了我感到失望，或许因为我觉得商家背信弃义，这家街角馅饼店里的那些优哉游哉、喜欢独立的年轻的摇滚音乐爱好者，竟然在定价时丝毫不考虑顾客的感受，与星巴克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会抱怨房租、工资以及利润在一杯咖啡的价格构成中的比例大于所投入的原料成本。尽管如此，我的恼怒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价格并不比别处同样的咖啡的价格高，而且味道还好很多。我对他们的抵制有相当的非理性成分，幸运的是，我原谅了他们，又能喝到很棒的咖啡了。

奢侈品的价格魔力

消费商品和服务成了现代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食品、衣服、电影票、度假、水电费、房屋财产保险、汽油、网上下载音乐以及理发等。在市场上，价格的定义表现得最为直截了当，并且由自愿交易的买卖双方根据各自预期的收益来决定。但是，除了普通商品交易的一般性质外，消费者与价格的互动是相当复杂的。这一章里我们要讨论这一经济互动现象，也就是交易中买卖双方像探戈舞伴那样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的关系。

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人们打开钱包时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们能够确定自己所购买的商品的收益并且能计算出是否物有所值。这一假定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过去的250年里，它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和基本原理之一。一般情况下它是正确的，并且根据它推导出了有关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

不过，作为一条基本原理，这个假定却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重大的误导作用。市场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的机制，能最好地为消费者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管如此，价格形成过程绝不像计算机联网那样透明、可以直接地进行互动，也不像成本和收益那样一清二楚。这是因为市场交易并不总是提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人们自认为需要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消费者对自己为什么花钱满足消费欲望，常常只有非常模糊的了解，有时候他们甚至根本不清楚该产品为什么值得购买。在难以名状的非理性驱动下，他们很容易受到卖方种种引诱手段的影响，成为受害者。

这对我们理解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价格给我们提供了人们的心理路线图：他们的怪癖、忧虑以及意识不到的局限性。我们观察人们如何确定价格，对价格作出什么反应，就可以判断他们属于哪一种人。

多数人听说过安慰剂和安慰疗法的功效。某种片剂实际上并没有医治疾病的功效，但人们服用后某种心理活动会被激活，因而觉得它有效，病症减轻。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的丹·艾瑞里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变相安慰剂实验：他们招募学生志愿者服用某种新研制的止痛片，实际上是安慰剂，而且实验人员告诉他们的价格不同。结果那些被告知每片2.5美元的志愿者觉得止痛效果非常好，而那些被告知药片根本不值钱，批量购买每片0.1美元的志愿者觉得效果不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膝间热舞”。除了性交易合法化的内华达州，其他各州这种花钱快活的交易都开放到了法律许可的极限。认为这种服务的流行源于人们的情欲是有道理的。但是，花多少钱满足什么样的欲求，人们对标准心知肚明。新墨西哥大学的几个心理学家到“绅士俱乐部”进行过现场考察，他们发现，没有服用避孕药的舞女，在她们生理周期中受孕率高的时段赚的钱比其他时段多得多。

舞女们不能公开为她们的服务定价，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公开卖淫而触犯法律。于是，她们收取“小费”，通常由身材高大、肌肉强健的保安“协助”收取。根据上述研究，在阿尔布开克俱乐部，3分钟热舞的小费平均为14美元。

或许处在受孕率高的时段的舞女们身上的气味更有诱惑力，抑或她们更起劲地扭动腰肢，向客人耳朵里灌更多娇滴滴的迷魂汤。事实上，这一时段舞女每晚收入354美元，比月经前的10天多90美元，比月经期多170美元。

服用避孕药的舞女比不服用的收入要少，而且生理周期对收入没有明显的影响。不过最有意思的发现或许是，不管是舞女还是她们的顾客，对生理周期与舞女收入的关系没有丝毫察觉。这是人们认知的盲点。

我儿子6岁了，他购物的品位和偏好受商品标签上的故事人物形象的影响，这些东西一般印得非常醒目，超过了商品的价格、味道、质地，甚至用途。遵照儿子的指示，我买了苏斯博士牌洗发水、蜘蛛人牌牙刷、灰姑娘牌牙膏。他喝酸奶总是在“爱探险的朵拉”和“海绵宝宝”之间选来选去。他的偏好不是个别现象。《芝麻街》的制片方的一项研究发现，让小孩子在巧克力与西兰花之间任选一种，如果给西兰花贴上艾尔摩娃娃图片，选西兰花的概率就会增加一倍。

成年人应该比孩子知道得多，但是成年人犯傻时也更出格，经常花高价买来的东西，到头来根本弄不清价值几何。买100美元的毛衣，人们为了节约20美元可以从城东跑到城西，但是买1000美元的电脑，他们就不会为这20美元跑同样的路。这种做法实在令人不解，因为跑这一段路的价格完全相同，都是20美元。而且，我那6岁的儿子对牙膏价格是多少根本不在乎；我和他不一样，东西便宜，我可能不动心；东西越贵，我偏要去买。

买酒是一种体验，它包括了味道、香味等可感知的特性，以及一系列难以测量的品性，从凸显个人形象的效果到欧洲度假的美好回忆。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葡萄品种，同样年份的葡萄酒，美国人对法国酒的出价高于阿根廷酒；标贴上印有“意大利出品”几个字，就可以使一瓶酒的卖价比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酒高出50%。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人们总是愿意买便宜的。但是，对喝酒的人来说，你告诉他10美元一瓶，他未必想要；你说90美元，他很可能立刻掏钱买。高价酒能激活额叶内侧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人脑的该区域与愉悦情感相关联。

没有标价的酒就不会产生这种效果。2008年，由耶鲁大学一位统计学家和几位瑞典经济学家组成的美国美食美酒评论团，对价位从每瓶1.65～150美元的葡萄酒组织了数千次的蒙眼品尝。研究结果表明，在不知道价格的情况下，人们更喜欢低价酒，而不是高价酒。品酒专家们与此不同，他们喜欢品质更好、价格更高的酒，但他们也避免不了偏见：价格相差10倍的两瓶酒，在1～100分的范围内，专家们打出的分值仅仅相差7分。

有时候人们花天价买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购买能力。2008年夏天，石油的价格飙升到每桶将近150美元，阿布扎比有个名叫萨义德·库里的25岁商人，花1400万美元买下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车牌而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把买下的一号车牌在全国进行拍卖，招来了一大批罗斯罗伊斯和宾利豪华车的拥有者。一块塑料牌子，上面打的是一号这个数字，挂在汽车的前后确实很牛气。但是，无论怎么说，扣去一块普通车牌的成本，单是这个号码也不值13999905美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花大价钱买些莫名其妙的小玩意儿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炫耀方式。19世纪美国社会理论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在他的名著《有闲阶级论》中强调，富人实行的是被他称之为“宣示性消费”的消费方式，目的是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的实力和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写道，对于权势者，美学情趣是显示他们优越身份的社会化标志，以区别于那些下层群体。股票人人都可以买，但是金融寡头、阿拉伯埃米尔、对冲基金经理人可以花1.065亿美元买毕加索的《裸体、绿叶和半身像》，这幅画在2010年纽约的拍卖会上仅用了8分零6秒便被人买走。如果库里先生花95美元买车牌，那只能证明他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

过去的30年里，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重拾凡勃伦和布尔迪厄的观点，并作了一些延伸：炫耀巨额财富不仅可以展现抽象的权利概念，还可以成为求偶时具有异性吸引力的象征。这样一解释，把大把的金钱花在莫名其妙的奢侈品上就无可厚非了，这成了保证人们的基因世代延续的重要手段。吸引异性的作用使得一掷千金的斗富比阔有了重大意义。雄孔雀的艳丽羽毛不就是为了吸引雌孔雀吗？羽毛颜色并没有实用价值，但却可以用来向雌鸟充分展示自己的吸引力。

钻石戒指也有同等的作用。艾尔父子广告公司为美国钻石卡特尔戴比尔斯公司策划销售策略，提出了“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的口号，让人们相信这些昂贵的小石头象征着成功，鼓动美国女人憧憬镶有大钻石的订婚戒指，诱使美国男人为她们买。他们向电影明星赠送大钻戒，在各种杂志上铺天盖地登载软文，大肆描述钻戒是坚如磐石的婚姻的象征。他们从精英杂志中摘取描写毕加索、戴俪尔或者达利画作的广告，用来说明它们与钻石属于同一级别的奢侈品。“众多钻石礼品将会被认为是成功人士和幸福家庭的象征，进而为更多人竞相追逐，因为它代表着社会地位和经济成就。”20世纪50年代艾尔公司的一篇报道中如此声称。如今，84%的美国新娘都拥有订婚钻戒，平均价值是3100美元。

2008年，德国的软件开发人阿明·海因里希，把凡勃伦的理念转变成了登峰造极的商品：他给苹果手机设计了一个名为“我很富”（IAmRich）的软件，该软件除了在显示屏上加一颗闪烁的红宝石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它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价格昂贵—999美元。可能该软件受到人们批评，说它陈腐没有创意，苹果公司在发布的当天就把它撤掉了。不过还是有人捷足先登，在撤销之前，已经有6个人买了，这些买主以此向世人证明，他们真的很富有。

价格是人类偏好的反映

价值是怎样被赋予的，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早在古希腊时就让思想家们着迷。但那时价值的概念与现代经济学所定义的不同。开始的几百年里，价值分析一直是从道德层面上加以探索的。亚里士多德坚信，物品具有一种自然的公平的属性，那就是与生俱来的价值，它在交易发生之前就已存在，公平与否是由上天决定的。托马斯·阿奎那从圣马太“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的理念中得到启发，宣称交易必须使双方都能平等受惠，他谴责卖价高于“真正”价值的做法。

13世纪，道明会的修道士大阿尔伯特断定，合乎道德的交易应该是双方交易的物品含有等值的劳动及其他附加值。这一理念后来得以提炼成为一条定律，即商品与生俱来的价值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随着贸易和私人企业在欧洲的发展壮大，教会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把宗教教条作为研究分析工具不再有说服力，但是用正义的有色镜片观察价格的习惯，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持续到公元18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先驱思想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与所谓的“价值与生俱来”的理论进行了斗争，认为价值取决于产品中的劳动含量，但价格与价值不同，价格是由供求关系调节的。例如，亚当·斯密强调，商品所含的劳动成本包括给制造该产品的工人提供的衣、食、住以及教育等，外加少量供他们生育繁衍的成本。

但是这一理论最终陷入了僵局，例如，它没有讲到资本的作用，如果世上的价值完全来自工人的辛苦劳作，那么利润则是对道德的偏离。另外，它也不符合人们的常识，于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受到同时代人们严厉的批判。有人指出陈年酒的价值高于新酒，仅仅是因为它的窖藏时间，而不是劳动。但是，在这一理论消亡之前，卡尔·马克思以它为基础，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他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即资本家以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身份，用生产资料作为杠杆，榨取了工人们的劳动成果。

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由创造它的所有劳动决定，包括创造必需的工具的劳动，创造该工具的工具的劳动，如此等等。资本家赚钱是他们榨取了价值的一部分—付给工人的工资仅能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而把剩余部分据为己有。马克思的结论是，不同外表背后，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即它们的相对价格，与这些产品的属性无关，相反，它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认为，物与物之间令人们眼花缭乱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种说法认为万物都是它们深层现象透过现实表层显露出来的表象。但这解释不了炎热的夏天为何我会认为冰镇啤酒比常温啤酒的价格更高。我买一棵生菜是我觉得它的价值高于它的价格，又脆又新鲜还有益健康，于是我照价买下。但是如果我回家路上碰到了个超爱吃生菜的人，死乞白赖地要出两倍的价格求我转让给她，我当然乐得卖个高价。它的固有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没有什么神秘关系可言，只不过是食用这棵生菜带给两个人的满足程度不同而已。

学校的教师多年来用一个奇妙的实验给学生展示价格的力量。首先给学生分发装有各种糖果的礼品袋，让他们说出自己手中的糖果值多少钱，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然后教师允许学生们交换糖果。交换过后，让学生们再为手中的糖果估价，他们给出的价格全都高于为第一次得到的糖果所出的价格。这是因为他们通过交换得到了喜欢的东西。他们用自认为价值低的东西换来了价值高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投入劳动，但是他们手中糖果的总价值却提高了。

物品不具有绝对的、固有的价格，这一认识在19世纪渗入了经济学思想之中。制造产品的成本当然很高，这为它的销售价格规定了下限。但是价格并不存在于产品之内，它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的一个主观的数值—被交换物的相对价值也就是它的相对价格。这一认识把价格提升到了它的应有位置—人类偏好的指标和人类生活的指南。

定价的艺术

只要得到某一单位商品时所感知到的利益，即边际效益，与失去的另一单位商品的利益基本等值，交易双方就愿意进行交易。这一效益，反过来说，又取决于买方拥有的资源，包括货币、时间以及能够计算的其他东西。当一个人持有的某种东西已经很多，他就不太愿意用同样的价格再去拥有更多。这就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原理，它决定世界各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市场上，卖方的目标是从买方那里多赚钱，买方则想少花钱买来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活动都受到一系列制约：对买方来说是他花得起多少钱，对卖方来说则是生产、储存、广告以及把产品投入市场的一切成本。当某产品需求的增长大于供给能力时，生产者可以提高价格，但是价格提高反过来又会降低消费需求。在有关条件中，最大的制约是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尽可以相信价格会受到制约，因为不同生产商为了争夺顾客，不得不把价格降到略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

但是，这一机制也存在许多例外情况。首先，世界上很少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在新产品市场和所谓的专利合法垄断等市场条件下，与竞争市场不同，有关企业可以大幅提高产品价格以收回研发成本。地方垄断是又一个常见现象，人们马上可以想到电影院里的爆米花。即使在一般产品市场上，生产者也尽最大努力排除竞争。屡试不爽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让顾客相信自己的产品独一无二，用不正当的对比手段贬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另一个手段是用低价产品先锁定消费者，尽管他们后来才明白，该产品只能与其他高价产品搭配才能使用。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把价格标签藏在顾客看不到的地方。

莫名的消费欲望会模糊我们的价值计算，影响我们的日常决策。我在办公室隔壁的纽约运动俱乐部健身，月费是58.65美元，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平均每次不到7美元，价格蛮合算，比看场电影或吃顿简单午餐还便宜。但是有人到班霸俱乐部去一次所花的钱就比这还多。矛盾的是，他们可能不是什么健身狂人。那些成天无所事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却往往花钱去最贵的健身俱乐部，他们花钱不仅为了健身，还为了买一份参与感。

有的健身俱乐部对会员按月收费80多美元，非会员按次收费10美元多一点。研究表明，按月付费的人实际上是吃亏的。他们平均每月去4.8次，每次平均17美元左右。尽管如此，成为会员还是有可能会增进健康的，会在金钱刺激下健身。

我们每天花钱购买商品和服务，却很少仔细考虑成本。2009年，惠普公司的D2530型喷墨打印机卖到了几乎白送的39.99美元的超低价。不过惠普网站上的这一价格，事实上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一个黑色墨盒的价格是14.99美元，可以打印200张；彩色墨盒是19.99美元，可以打印165张；HP60型的照片套装，包括一套墨盒和50张标准尺寸相纸，价格是21.99美元；在Rite-Aid杂货店，花9.5美元就可以洗50张照片，当日可取。

全世界的打印机行业都采取低价打印机和高价墨盒捆绑的销售策略。根据《微电脑世界》的一项研究，打印机在墨盒到了40%容量时就发出“更换墨盒”的提示。惠普、爱普生、佳能以及其他厂家曾经状告那些低价给墨盒注墨的供货商，理由是它们做虚假广告并且侵犯专利，试图制止它们。打印机生产商最好的同盟军是那些消费者，他们对打印成本的无知是对打印机行业最大的支持。

只要把打印机的默认模式设置为“草稿”，每年就可以为使用者节约数百美元，但是很少有人这样做。尽管很多消耗品公司都在提供低价的墨盒注墨服务，但它们的市场份额只有10%～15%，也就是说，其他90%的打印机使用者仍然在使用原装墨盒，而根据《微电脑世界》的分析，原装墨盒的墨水价格折合每加仑4731美元。按这个价格计算，人们打印机的墨盒里装的不是墨水，而是1985年份的极品库克陈酿香槟。

消费者也能够敏锐地调整策略，按照经济状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所需。因为油价飙升，2009年1月份全美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总里程数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70亿英里（112.6亿公里），全国平均每人减少22英里。2000～2005年油价快速上升期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油价从每加仑1.5美元上涨一倍到达3美元时，美国家庭购物就变得比较谨慎了，花在每种商品上的金额减少了5%～11%。加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销售的一种大众化的麦片粥，每盒的价格下跌了5%，特价鲜鸡肉的销量翻了一番。

但是销售商总能够先行一步。谁也无法准确地知道2007～2008年农产品价格的飞涨到底是什么原因。分析家们提到的原因包括主要产区遭遇旱灾，运输成本和肥料价格上涨，用玉米等作物生产燃料，以及发展中大国例如印度和中国膳食成分的改善等。不管什么原因，食品公司迅速想出对策保证自己的利润不减少，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悄悄地让商品缩水。箭牌糖果公司从售价为每包1.09美元的水果味口香糖里抽走了两条，好时公司给巧克力条做了“瘦身手术”，通用磨坊推出了小盒装的麦圈。

后来，2009年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食品公司采取了反向策略：降低售价，增加产品含量，同时大肆进行宣传。菲多利公司每包奇多圈增加20%的分量，在包装上印着“看啊！免费加送20%与你分享”。旗牌公司采取自我竞争的策略以说服消费者购买，它推出每瓶售价1.5美元、容量22盎司的经典黄色芥末酱，对比之下，过去每瓶售价1.93美元的芥末酱容量只有14盎司。

驯服价格唯一的手段是市场上同时有两家以上的生产商。假如消费者除了菲多利一家别无选择，该公司便没有动力，不会每包增加20%的奇多圈，而且叫得满天响。如果没有其他的糖果生产商，好时公司可能会缩减巧克力条尺寸的同时提高价格。由于其他各种品牌的糖果点心的存在，某一产品的价格必须与市场紧密协调，协调的好坏决定该产品的成败。消费者抵抗强大的生产销售企业保护自己权益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利用产品之间的竞争。

竞争的威力与法令相同，这在电话费上充分显示出来。1983年美国政府刚打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电话市场上的垄断后不久，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白天10分钟的越洋长途电话收费降至5.15美元。到了1989年它的收费是2.5美元，现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客户付上5美元，就可以享受拨打北京每分钟11美分、拨打伦敦每分钟8美分的收费标准。

在英国，对电信实行垄断的是政府。但是1981年撒切尔政府允许一家私人公司—水星通信公司，参与电话服务竞争，到了1984年，它从国有的英国电信脱离出来。1982年2月1日，伦敦到纽约3分钟长途电话的费用从2.13英镑降到1.29英镑。现在，英国电信的客户只需每月交4.99英镑的租费，就可以不受次数限制，任意从伦敦拨打纽约的电话，只要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就行。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市场上没有或很少竞争，情况将会怎样。史蒂夫·布兰克原来是加州硅谷的企业家，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他曾给学生们讲述桑德拉·科兹戈的故事。科兹戈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科兹戈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第一个设计出可以在微电脑上使用的商业软件以满足小公司的需要，而当时同类软件一般需要在大型计算机上运行。

科兹戈女士第一次走进人家的办公室推销自己的产品时，对于自己的软件系统到底能卖多少钱心里根本就没底，于是她壮了壮胆子，说出了自己敢想的最大数目：75000美元。她看到买方眼皮都不眨地就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了，马上意识到自己报错了价。她立刻补充说：“一年。”对方接着又记下来。直到后来她提出每年的维护费为软件的25%，买方才提出异议，于是她降到了15%。布兰克的故事说，对方公司的采购经理最后回答说：“成交。”科兹戈女士之所以能要高价，是因为她提供的是非常专业的与独特的服务，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于是她有相当大的定价自由。如果市场竞争者多了，卖方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定力量。竞争威胁刚一冒头，企业必须立即设法应对。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只要有传言说西南航空公司要增开某个航线，同一航线上的其他航空公司立即会闻风而动，纷纷降价打折，以求保住各自现有的客户。

沃尔玛公司1988年大举扩张，进军食品零售领域，标价比竞争对手低15%～25%，把其他超市弄得焦头烂额。一项调查表明，沃尔玛每开一家超市，就会迫使周围的食品杂货店的销售价格平均下降17%，相当于每月要损失25万美元的利润。它的竞争对手为了生存，不得不立即跟着降价。一项关于1982～2002年美国165个城市零售价格的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沃尔玛每开一家新店，都会迫使周围的竞争对手销售的阿司匹林、洗发水以及牙膏等商品的价格下降7%～13%。

持批评意见的人们宣称，沃尔玛把当地零售商打得落花流水，社区的结构因此被破坏。该公司毫不留情地追求最低价格，驱使很多供货商把生产转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去，从而造成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然而与其他企业一样，沃尔玛只是在周围有别人竞争时才会降价。一项调查说，同样是田纳西州，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地方，如富兰克林，比存在凯马特之类竞争者的纳什维尔，它的价格要高出6%。不管怎么说，沃尔玛经营上的不断竞争肯定使美国消费者受益。一项研究声称，沃尔玛的销售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官方统计，因为采取的数据样本中没有包括沃尔玛的低价食品，商务部计算出的通货膨胀率比实际上高出了15%。

商家的价格障眼法

2005年，底特律汽车工业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为了摆脱巨大的库存负担，给濒临破产的财务注入一针强心剂，使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招儿：以过去只给自己员工的优惠价格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通用在当年6月份启动了“所有顾客一律享受内部员工折扣价”的促销活动，当月销量就提高了40%。克莱斯勒7月份打出了“售价比内部员工还优惠”的促销战略，销售创历史最高纪录。

不过仔细审视一下，它们的促销实在算不了什么。一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所谓“内部员工价格”促销之前，很多汽车实际上可以用比那还低的价格买到。通用、克莱斯勒的大多数主要型号和福特相当大一部分型号，顾客在促销活动的两周内买车花的钱比促销开始前两周要多。他们只不过对顾客口头宣称降价促销，但人们却相信了。

如果说竞争是消费者最好的朋友，企业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制造障碍使竞争不能正常进行，让消费者无从得知在哪里买最合算。现实不同于某些经济学模式里描述的竞争乌托邦，消费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比较各种竞争产品来作出决策。现实世界里，被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称为“搜寻成本”的现象随处可见。消费者很难在全城林林总总的商店里搞清楚某一产品的性价比，更不要说互联网上大量的产品了，如果产品外观不同那就更困难了。企业可以在这些地方钻空子。

对很多企业来说，躲避竞争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从汽车到微芯片，从鞋到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生产厂家都曾经用扩大规模的方式来增加利润：新增产的每一个芯片的成本都低于此前的芯片的成本。购买的原料和配件越多，价格就越便宜。它们还可以转嫁产品的机械投入等固定成本来进一步压低单位产品的成本。这种相互作用带给企业的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如果合理地利用竞争，就会无情地驱使电视机和芯片的价格不断下降，一直降到略微高于最大生产规模时的单位生产成本。到了这个地步，电视和芯片制造厂家只有关门大吉了。价格低到了这种程度，它们根本无法保本。幸运的是，它们还有办法从某种程度上摆脱竞争造成的限制。人们最熟知的手段之一就是让消费者无法了解到哪里可以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我每个周末带我儿子去布鲁克林的富运超级市场购物，那里把价格比较机制排除得几乎一干二净，比较爱算计的购物者想要找到便宜点的普通燕麦片也要颇费周折。不同牌子的同样商品被有意摆在相距很远的地方，让人无从进价行格对比。五颜六色包装的奶酪摆在入口处附近，而便宜的简装货则放到出口处。冷切肉和橄榄油起码分别摆在两个不同的摊位，成品意大利面条的酱料散放在商场各处，连水果都摆在不同位置。

频繁的降价促销和重新标价也是商家常用的手段，使消费者摸不清最便宜的盒装麦片到底放在哪里。一项关于以色列1993～1996年4种类似产品的研究发现，在该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商店里，它们的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的一罐咖啡或者一袋面粉，价格最贵的店和最便宜的店相差两倍，而且最便宜的价格并不总是出现在同一家商店。零售商不断改变商品价格，把消费者搞得神经兮兮，摸不透它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在互联网上，借助21世纪的科学技术，我们点一下鼠标就能对全世界的价格进行比较，但是即使这里也存在迷惑消费者的障眼法。网上电脑芯片零售商混淆产品描述，并且提供几十种不同厂家的版本，让消费者很难对比选购。它们加收为数不菲却未曾明示的运输费和手续费，用模糊的语言给产品加上一些并非必需的附加条件，以及用低等级、低版本产品吸引顾客登录网站，等顾客上了钩，再让他们花钱升级。

有的零售商甚至想出了对付价格搜索引擎中排序软件的窍门，能够让程序误认为它们的产品是免费赠送因而排到搜索结果的最前面。互联网实际上不是提倡透明经营的，而是鼓励零售商欺骗消费者；只要网上出现货真价实的产品，很快就会招来很多不讲诚信的竞争者，它就会被一大堆“价格更低”的虚假报价湮没。

价格歧视与差别定价

在一群人中找到出价最高的顾客并且让他上钩，最致命的手段非拍卖莫属。拍卖的构思就是设法找出能给摆在台上的玩意儿开出最高价格的顾客。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为研究那些导致经济决策失误的人类行为怪癖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把拍卖称为“寻找傻瓜”的工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卖方喜欢这种方式而买方却不喜欢。2006年一项有关私募股权公司的调查发现，有90%的公司不愿意通过拍卖来收购公司，但80%～90%的公司却愿意通过拍卖出售公司。美国传奇投资大亨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条必不可少的警示：我们不参与拍卖。

这对于买方来说也不一定全是坏事。不过竞拍标的物的价值不明却让买方头痛。例如，我们拿政府拍卖通信波段使用权或者油井开采权做例子。如果竞买者都清楚自己的目标，它们的平均出价反映一般石油公司或者通信公司获得该项权利后可以赢利。但是要想竞买到手，就要出更高的价格，也就是要付出比这更大的代价。如果真是这样，竞买赢家到头来很有可能赔钱。这被称为“赢家的灾难”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拍卖并不是引诱那些最高出价人的唯一手段。事实上，那些大企业有很多微妙、狡猾且冠冕堂皇的手段，它们根据买方愿意付多少钱、最喜欢哪个产品而实行差别待遇，让他们不得不出最高价格来买。

我们先想想人们怎样购物。一项关于丹佛消费者的研究表明，同等同量的商品，年收入7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比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家庭要多付5%。不带孩子的单身人士比5口或5口以上的家庭要少付10%。家长的年龄在40岁出头的家庭比那些家长是20岁出头或者近70岁的家庭要多花8%。退休人士在购物价格上比中年人精明得多，他们不厌其烦地寻找最合算的商品，到头来在同等同量的商品上花的钱相差无几。对比之下，中年人花钱比较随意，他们购物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上述不同的消费模式缘于金钱和时间在不同人心目中的价值不同。对于富人来说，时间比金钱宝贵，因为他们不缺钱，而穷人则相反。纽约每小时挣11美元的看门人会觉得20美元要比一小时的休闲重要，对比之下，每小时收入500美元的律师宁愿选择休闲。这同样影响到他们的购物。律师不会花几个小时货比三家，而是看上什么买什么；看门人则相反，愿意多花些时间找折扣券，多转几家店，尽量省点钱。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时间的价值也会增加。因为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专业知识增长，资历的加深，工资水平也在提高。相比之下，一天的时间还是那么多。家长们都能认识到，工作、家务和购物都要操心费力，再加上孩子时刻需要照顾，时间根本不够用。人们45岁左右时，工作职位和工资收入都达到顶峰而未成年的孩子还住在家里，时间对他们来说是最宝贵的。

销售商们充分利用这一切，在富人居住区的超市，日用必需品的售价比那些低收入群体经常光顾的商店要高。现金返还和折扣券造成同样的商品存在两种价格，卖给那些从促销广告上剪折扣券的穷人是一种价格，卖给那些不在乎价格的富人又是另一种价格。使用这样的手段可以根据人们的时间成本，分别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

财富和年龄把人们分成不同的群体。企业瞄准这些不同点，尽可能地把产品卖给顾客，买的人越多越好，卖的价格越高越好。两位经济学家仔细研究了2008年纽约市Zagat（美国一家旅游餐饮评价公司）指南，发现被列为“浪漫”类或者适合单身男女光顾的饭店，与其他被列为商务餐最佳去处的饭店相比，开胃小菜和甜点与主菜的价格，分别高出了6.9%和14.5%。他们猜测，这样做的理由很可能是，彼此有好感的男女一起吃饭，愿意一块多消磨点时间，因此就可能点开胃菜和甜点，而且也不大可能因为价格高而大惊小怪。所以饭店就可以从菜单中某些“浪漫”类项目上多收些钱。

这种被称为“价格歧视”（即价格差别待遇）的手段无处不在。书店里的学生特价书和百老汇的低价日场表演不是价格歧视是什么？一本书的高价精装版比平装版要早出几个月，为的是充分利用一些读者迫不及待、先睹为快的心情。苹果公司2007年7月推出的8G智能手机价格是599美元，抓住了早期使用者迫不及待地要当首批使用者的心情。两个月以后，价格就跌到了399美元。

把同一航班的机票卖出千差万别的价格，营销大师的头衔非航空公司莫属。历经30多年，它们已经练就了千方百计让飞机满员的手段，因为航班满载与空载的营运成本是一样的。美洲航空公司是全美首家运用这种策略的航空运营商，1977年推出了“超低价”机票，引诱那些精打细算的外出休闲旅客，条件是提前购票，往返航程间隔7天以上。1978年机票管制取消后，价格差别迅速拉开，引发了各航空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各家都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飞机塞满乘客。25年来它们最有名的手段就是“星期六之夜”规则，把对价格敏感的乘客和那些因公出差、不在乎票价赶回家度周末的人区别开来。如今同一航班的票价就多达20余种，取决于购票时间与地点、旅程时间长短以及其他因素。有时间限制的机票要比没有限制的便宜30%，提前一周以内购票比提前三周以上购票贵26%，旅行时间跨越星期六的便宜13%。

这一策略带来了巨大利润。一项关于1992～2005年流行音乐演出的研究发现，按座位区域实行不同票价的音乐会要比不这样做的多赢利5%。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不同层次的粉丝，让他们自己选择是低价的边远区域还是高价的前排中心座位。价格差别策略在比较富裕的城市和对于年纪大一些的艺术家更加有效，因为他们能吸引不同层次的观众，包括那些从年轻时代就追随他们的年老的有钱的粉丝，还有那些只要票价便宜不妨欣赏一回怀旧音乐的年轻人。现在多数音乐会都已经采用这种做法了，1992年大约有一半的乐队演出实行无差别票价，到了2005年，这样做的只有10%左右。

有些情况下按买方的消费意愿实行差别定价的方法行不通。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试验过一种天热时能够提高产品价格的自动售货机。不料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艾维斯特接受巴西新闻杂志《Veja》采访并透露这一消息后，却引发了抗议的狂潮。《费城问询报》抨击说，这个主意“又一次证明人心不古，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旧金山纪事报》有关社论的题目是“可口可乐自动涨价机”。百事可乐看到有机可乘，立即宣称百事公司绝不会对高温中的顾客趁火打劫。艾维斯特为该计划进行辩解，他对《Veja》杂志的记者说：“（热天）价格高一些是公平合理的，售货机不过是把这一过程改成了自动完成而已。”不过，可口可乐公司最终还是放弃了实施这一设想。

这种做法并无邪恶之处。竞争行业的一些公司大都遵循规模经济的理论，经常根据这一理论以单位平均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如果按照边际价格（即最低制造成本价格）出售所有商品，它们就无法收回固定成本，从而不得不关门停业。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全年按同一价格销售其产品，其实对消费者也未必有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如果价格比夏天便宜，有的消费者就会来上一瓶，因为可以少花点钱，但如果全年价格一样，这时他很可能就不喝了。如果允许可口可乐天热时贵一点，天凉时便宜一点，就会让喜欢可口可乐的人有更多机会随时开怀畅饮。

互联网很可能把价格歧视引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000年9月，有人发现亚马逊网站把同样的DVD按厂家建议零售价打折30%、35%和40%，分别销售给不同顾客。亚马逊解释说价格不同是因为正在进行随机价格测试，而不承认使用销售记录搜集客户资料和根据顾客的价格敏感程度实行价格歧视。不过从那以后，消费者权益保护者们警告人们，在网上查找、购物以及在社交网站上游戏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有可能被某些企业用来分析他们的消费模式，并据此调整对他们的销售价格。例如，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客户，网站有可能首先推荐高价位的产品，而对那些淘便宜货的消费者，则可能首先推荐低价位的类似产品。

尽管这样，如果商业模式本身就存在毛病，仅仅靠价格歧视挽救不了它。航空公司的例子就证明了这样做连赢利也无法保证。尽管在价格管理上竭尽全力，然而竞争迫使机票价格比1978年下降了一半，跌到税前人均每英里4.16美分。多数航空公司都经受过一段时间的破产保护。用赢利指标来衡量，美国整个航空业在2000～2009年的10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处于亏损状态。

谁说人是理性的？

经济学界有个长盛不衰的理念，那就是：人类本身是理性的，能够精确计算成本与收益并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石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偏好认识得比别人清楚，政府就没有道理插手我们的决策。由它延伸出来的推论非常有力，即别向我们放马后炮，如果我花多少钱买下了某个东西，起码说明它在我眼里就值这个价。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是世界赋予它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表现。

这一理念并非空穴来风。它确实使现实中的人们在很多情况下实现了合乎逻辑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它很好地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喜欢自己选择的东西，而不那么喜欢别人为我们选择的东西。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乔尔·瓦尔德弗格尔，找到了一群大学生，请他们对收到的礼物和自己买的东西的价值进行对比。为了使各种答案具有可比性，他让学生们给出每种东西的最低出让价格。回答问题的有202名学生，对538件自己买的东西和1044件收到的礼物分别给出了假定价格。瓦尔德弗格尔先生最后发现，以美元计算，人们对自己买的东西的估价，比别人送的礼物要高出18%。

在以后的各章里我们会看到，人类天生理性这一模式是帮助我们认识各行各业男男女女的各种行为的有力工具。但是，“人们的偏好一定会转变为正确选择”这一信念，与我们的实际所作所为并不一致。正如前面举过的有些例子所显示的，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人们针对价格和价值所作出的决策，常常是前后矛盾或者目光短浅的。事情做过了没几分钟，人们就会改变主意，感到后悔。人们放任自己为所欲为，对自己的东西敝帚自珍，对别人的东西则视若草芥。

例如杜克大学的学生表示，他们平均愿意出166美元买篮球大赛，也就是杜克大学队杀入四强的半决赛的球票。但是那些已经买到票的学生却说，低于平均2411美元他们不肯卖。相信人类理性的经济学家认为，信用贷款是理顺人们生命周期中总体消费的理想工具，可以让人们消费眼下买不起的东西，以后再付钱。但也有些人认为信用卡可能带来风险。一项研究发现，持有信用卡的篮球迷比那些用现金买票的人愿意出两倍的价钱去买波士顿凯尔特人的球票。

我们经常受价格诱惑。20世纪60年代，加州商人戴夫·高德发现他店里卖的葡萄酒，如果每瓶一律卖99美分，全店所有酒的销量都会上升，包括他原来卖89美分甚至79美分的酒的销量。他丢下了酒店生意，创立了99美分连锁商店，很快成为亿万富翁。从那以后，各个门类的商店都在价格标签上打上99美分字样。史蒂夫·乔布斯说服我们每首歌付费99美分，从而在音乐行业引发了一场革命。很明显，这个数字使我们相信我们得到的东西物有所值。

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卡尼曼，15年前就开始观察人类形形色色的决策过程，他提出政府应该抑制人们的非理性倾向。他写道，“如果政府有信心认为，国家对于人们未来的爱好的认识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清楚”，我们应该考虑“某种家长式的干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珍妮·霍尔泽，因为经常把不言自明的“至理真言”喷刷到建筑物上而出名，她进一步把这些老生常谈制成霓虹灯标牌，或者印到短袖运动衫上，甚至把警示人类共同弱点的语句喷到宝马赛车光洁闪亮的车身上作为装饰，如“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第二章　生命的价格：同是受害者，死亡赔偿金为何因人而异？

生命无价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古代犹太教的一条教义坚持说，如果天平的一边是一个人的生命，另一边是整个世界，那么这两边的重量是相等的。法国小说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感到迷惑：既然生命无价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却往往说明某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呢？

生命无价这一观念怎样升华到牢不可破的位置，我还真说不准。它有可能是进化过程中避免被食肉动物侵害的激励因素，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惜倾注所有来避免死亡。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对于生命最狭隘的定义无法解释一个历史现象，即最初的生命从原始沼泽匍匐爬出以后，人们就一直在给生命定价，又不断地对价格进行修改。生命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种，就像饭馆的菜单一样。

政府如果不明白它治下人民的生命价值几何就无法施政。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1999年更新后的指导方针中，对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评估，按照201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量化为750万美元。英国环境事务部表示，每一条健康生命的年价值为2.9万英镑。世界银行2007年的研究估计一个印度公民每年的生命维系成本为3162美元左右，照此计算，一生的成本差不多是9.5万美元。

诚然，人们都可以接受生命是有价的观点，不过我们自己的生命除外。伦理学学和哲学家彼得·辛格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你愿意付多少钱的保险费，让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医疗保障，以延长某个陌生人一年的生命。你愿意付100万美元吗？1000万美元行不行？你只要一开口拒绝，实际上就是给那个人的生命价值封了顶。毫不奇怪，这种定价方式往往引发争议。

争议不断的死亡赔偿金

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并设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它主要是给2001年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受伤人员和死难者家属提供补偿。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夹杂着担心的成分，害怕受害者及其亲属可能把联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拖入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赔偿诉讼中。国会设立这项基金的预算上不封顶，但是，它同时意识到成本因素，所以基于受害者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损失，规定了严格的付款标准。这一原则把受害者的生命按照价值加以评估和量化，也就是给他们的生命定了价。

身为律师、民主党前参议员与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主任的肯尼斯·费恩伯格，由于在处理棘手事件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被任命管理这项基金。费恩伯格1984年曾代理过落叶剂生产商的1.8亿美元赔偿案，对那些受到美军喷洒在地里的化学药剂毒害的25万越战老兵进行补偿。他还是作出让政府支付给亚伯拉罕·扎普鲁德后人1600万美元裁决的三名法官之一，该款项用来支付扎普鲁德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所拍摄的26.6秒钟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录像。几年之后，他完成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管理工作，获得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白宫的“薪酬沙皇”，负责给2009年金融危机后接受纳税人金钱救助的各大银行的高管制定薪酬上限。2010年他又受命管理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设立的200亿美元基金，负责处理因该公司深海平台爆炸，数百万桶原油泄入墨西哥湾，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损害进行赔偿的问题。

对费恩伯格来说，裁定“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非经济损失很容易。他决定发给每个受害者25万美元，负责供养的亲属每人10万美元，而且他承认这纯属他的个人专断。不过测定经济损失的难度太大了。经济损失的概念就是先找出遇难者生前的工资数额，根据他或她的年龄、婚姻状况和负责供养亲属的数目综合加以测算。这种算法造成了巨大的相对差别，因为同是遇难者，一个是世贸中心北楼105层坎托·菲茨杰拉德期货代理公司的高管，每年薪酬数百万美元，另一个是同一座楼的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337美元。

费恩伯格原来的上司肯尼迪参议员告诫他：“老伙计，你起码要做到一点，别把85%的赔偿金发给15%的家庭。”且不说肯尼迪的忠告，受害者死后的不同价值已经反映出他们生前的不平等，银行家比看门人值钱，年轻人比老年人值钱。30多岁男性的生命价格大概是280万美元，而70岁以上男性的生命价格理所当然地要少60万美元。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上班的女性遇难者，平均工资低于男性。这也就变相地说，她们死亡的价值，也就是费恩伯格测算的她们一生收入的总额，比男性低；她们的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遇难者平均低37%。基金最后支付给

2880位在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但是其中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每家得到了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了25万美元。

这种冷冰冰的计算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所感叹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深不可测。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的价值要根据他们生前的经济产出来确定，因为他们死了，不能继续这种经济活动了。美国的《侵权法》使用这种手段确定受害者的伤害补偿金额，不过对于受害者家庭实际经历的损失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扭曲。

有些遇难者家属用五花八门的计算标准企图证明他们的亲人价值比别人的高。一位寡妇说，她36岁的丈夫去世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远大于新婚丧夫的年轻女人。另一个则说，她丈夫是慢慢死去的，当时他用手机不停地打了很多电话，因而比那些一下子死去的人受了更多的罪，理应得到更多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家庭补偿基金引发了两种意见的碰撞：一面是受害者家庭成员对逝去亲人价值的主张；另一面则是大众的观点，生命固然可贵，但赔偿金额总应该限定在合理的预算之内。事情的结果肯定是大家都不满意。

费恩伯格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项工作经历的回忆录，题目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他在文中建议，如果以后国会再次起草这一类赔偿法案，应该规定所有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一律相同。他写道：“无论是股票经纪人还是洗碗工的家庭，都应该从美国财政部领到相同金额的支票。”

也许国会这样做的部分用意是避免富人与航空公司的诉讼纠纷，其实这一点根本行不通。后来果然如此，98个最有钱的受害者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与航空公司打官司，希望得到更多的赔偿。这样做虽然要花一大笔律师费，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钱，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的赔偿确实更多。几年以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平均的赔偿金额是500万美元。

给公民的生命安全定价

法庭、政府管理者、保险公司等都在不断复制费恩伯格的那一套计算方法。政府根据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程度进行资源配置时，不可避免地要给公民的生命定价。单是给消防部门编制预算这件事就包含了生命的价值，把有些灾难归结为超出消防队员能力范围并且宣称要避免此类伤亡的代价太高，他们无力回天。每当通过新的产品标准或者新的工作场所安全法规，政府总要说明它的必要性，新法规可以避免多少人伤亡，同时生产商、消费者和纳税人要负担多少成本等。

2006年，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通过一项有关床垫燃烧率的新标准，根据是可以保证每100万个床垫减少1.08人死亡，避免5.23人受伤。按照每死亡一人赔偿500万美元、每受伤一人赔偿15万美元计算，结论是每个床垫可增加收益51.25美元，而由此给生产商增加的成本仅仅是每个床垫15.07美元，所以这样做是值得的。与此对比，大约20年前，受美国交通部委托的国家科学院专门小组根据《联邦安全法》建议，在所有校车上安装安全带，理由是全国每年可以减少一名学生的死亡，照这一概率计算，每个学生的生命价值大概是4000万美元。

世界上可供配置的资源有限，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又太多，权衡成本与收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对人们有关合理与公平的信念构成了挑战。鼓吹保护消费者安全的人们和环保人士一直激烈批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做法，他们往往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大自然的恩赐。在美国，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时不得把成本问题计算在内。

1958年，由纽约州国会议员詹姆斯·德莱尼提出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修正案规定，食品中不得含有任何可能使人类和动物致癌的添加剂，不管这样做的成本有多高，也不管摄入后致癌的概率是多少。直到1996年的《食品质量保护法》放松有关限制之前，德莱尼提出的修正案实际上默示，为了避免消费者从食品中摄入致癌物，不管花多少钱都可以。

对于政府的干预与成本收益挂钩，反对意见集中在一点，不管是给生态系统贴上价格标签，还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算降低致癌风险所产生的收益，都具有内在的不确定因素，无法准确衡量。在美国，持批评意见的人们仍然记得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是如何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里根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自由市场信奉者，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在1981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不久，他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对所有的联邦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评估这些法规能否带来收益，并且用这些评估结果作为依据，系统地、大规模地取消所有联邦管制。

与成本收益分析法相对的是政府实行资源配置。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的7年里，美国政府耗费了3000亿美元巨资加大国土安全设施建设。但是一项有关挫败未来恐怖袭击、减少人员伤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耗资空前的安全投入，可能挽救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成本，差不多是6400万～6亿美元。

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应急措施，澳大利亚在国内和国际航班上总共配备了130名空中警卫，每年大约要花费2700万澳元。这些空中警卫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悉尼至凯恩斯的一次飞行中，空中警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把一个持刀的68岁男子打翻在地，当场制伏。不过根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实施这一计划，每救一个人，就要耗费纳税人1.05亿美元。

所有社会都想尽力实行自我保护，降低风险，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不计成本，我们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人们自我保护的价格有时不能万无一失，如果坚持一丝一毫的风险也必须完全消除，这样做要花多少钱，我们可能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弄不清某项公共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导致耗费了巨资实施干预，到头来得救的人寥寥无几，更忽视了其他政策—花同样多的钱，能够使更多人受益。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师约翰·F·莫罗尔三世发表了一份对几十个法规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有的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1985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关于减少职业性甲醛接触的一项法规，每年得救率仅有1%，按此计算，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是720亿美元。

1980年的立法设立了“超级基金”，用于治理全美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地区，在人类生命价值的量化上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自从1980年以来，该基金共拨款320亿美元，对全美几百个可能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污染地区实施了治理。不过其中有些地区根本无人居住，国家环境保护局却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也需要治理，理由是将来可能会有人居住。这些“可能定居者”的生命因此昂贵得出奇。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99个超级基金治理区域的人口研究得出结论，其中只有一处存在污染引发癌症的风险，它也是环境保护局认定的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对加州森尼维尔的西屋变压器厂遍地线路板的旧址进行清理，据分析，可能使202人终生免于癌症威胁，但是清理其他98处污染区域总共能使两人免于癌症。其中6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隐含成本为500万～1亿美元，有67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两处连一个人也挽救不了，因此算式的分母是零，该项成本也就是无限大。

尽管这些项目可能对环境有好处，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新奥尔良的防洪设施，或者疟疾防治。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持续实施的大规模防治肺结核的计划，2006～2015年共计需要120亿美元。该计划仅仅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就可以挽救25万人的生命，当前，埃塞俄比亚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92人死于肺结核。

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如果政府必须计算成本与收益，用来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怎样确定。费恩伯格的做法—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测定人的价值，或许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就是60多年前喜剧演员杰克·本尼一句著名的台词。

1948年3月，《杰克·本尼秀》广播节目播出了美国广播史上最著名的讽刺小品。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由本尼的喜剧搭档埃迪·马尔配音）。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小品中的本尼是个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不耐烦了，又重复了一句，“我说，你听到没有，要钱还是要命？”本尼反驳说：“急什么，我这不正在考虑嘛！”本尼的小品对这个最棘手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政府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只需要让人们给自己的生命定价就够了。

人们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定价，不过我们天天都会面对一些多少有生命威胁的小事，给这些小事定价很容易。每天我们横穿马路时，要么安全通过，要么被卡车撞倒，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开车不系安全带、抽烟、到日本料理店吃有毒的河豚鱼，比系上安全带、不抽烟或者吃三文鱼致死的概率要高。丰田雅力士在市内每加仑汽油比凯美瑞多跑7英里—非常节油，价格还比凯美瑞便宜大约7000美元。但是，一旦发生撞车事故，乘坐雅力士车的死亡率比凯美瑞要高20%。

198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自1974年起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限制，让各州自行规定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有21个州把最高限速放宽到每小时65英里或者65英里以上，一项关于这21个州驾驶状况的研究发现，驾车人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5%，在缩短了上下班交通时间的同时却提高了交通事故死亡率。研究人员的计算结果是，驾车人在较短的上下班途中开快车每节约12.5万小时就会有1个人死于车祸。按照1997年的平均社会工资和美元购买力计算，驾车人每节约154万美元，就会多1个人死于车祸。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测定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定的价。他写道：“把不起眼的那些细微风险增加一点点，让消费者（纳税人、院外说客、调查问卷起草者、答卷人等）对此发表意见，表现出他们好像有某种偏好，尽管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可以把拯救生命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筛选出来。人们在投人身保险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保护自己生命时也会这样。”

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用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父母心目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360万美元。距离联邦超级基金（Superfund）治理名单上的污染区越近房价越低，分析结果是：人们最多愿意出460万美元避免致癌风险。测算生命价值的另一个办法是分析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对生命威胁越大的工作工资就越高，从工资的差额可以计算出生命的价值，假如一个人接受一份新工作，每年可以多收入100美元，而相应的死亡概率将增加十万分之一。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100美元的10万倍，也就是1000万美元。

很多国家已经接受通过这一类方法来测定社会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类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据经济损失或其他客观标准来计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如果运输部确定美国民众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万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些为了减少1个人死亡而预算超过580万美元的道路改进方案。

农业部过去对于生命价值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补偿金的算法相同，根据死者生前的生产能力计算损失。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改变了计算方式，转而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计算生命价值。如今，它有一套精密的计算系统，有人从中发现困扰了美国一年的139万例沙门氏菌案件的社会成本是26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赔偿415名因感染这种疾病而死亡的患者，该部官员认定每个死者生命的价值为540万美元。

健康管理部门倾向于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生命价值，而不愿意按一生来计算，它们的假定不无道理，即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会死，政府采取行动只可能稍稍推迟死亡时间，却不能完全避免死亡。最复杂的分析法是把获救生命的生活质量考虑在内，假定一个人疾病缠身或者丧失自理能力，他一年的生命价值要低于完全健康的人一年的生命价值。这样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衡量标准：质量调整生命年，即QALY。

交通部使用计算伤亡生命价值的等级体系来确定某条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规划，例如，轻伤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伤的成本则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估计冠心病患者平均要少活13年，从患者方面来说，损失的价值大约是84万美元。

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这类工具作为评估和制定政策的标准。例如2003年，澳大利亚健康部门的经济分析小组建议改变烟草制品包装上的警示。他们的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每年可以减少大约400个死亡病例，相当于每年2.5亿澳元的收益，而每年的成本大约是1.3亿澳元，也就是人们少抽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减少。

这些价值评估技术提供了计算国家财富的一个新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1970～200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加到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国民财富平均每年增加5.4万亿美元。

如何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

尽管上述计算方法含有民主色彩，还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根据人们自己的选择来确定社会救死扶伤的付款意愿，可能把社会引入某种尴尬的歧途。从一场大火中，是要抢救十几个30岁的年轻人，还是要救十几个60多岁的老人？从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去救那些老人应该是不明智的选择。毫无疑问，救年轻人比救老年人可以为社会挽回更多年数的生命。

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现在领导白宫下设的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一类价值评定。他建议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重心放到挽救更长时间的生命上，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命上，即使这样做会使老年人的生命打折扣。他写道：“挽救年轻人生命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挽救老年人生命的项目要好。”不过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60岁以上的人试试。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余生看得和年轻人一样重要，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敢于投票反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

200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贯彻管制发电厂的烟尘排放的《清洁空气法》、减少非自然死亡的过程中，引入了一项新的分析指标。它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均生命价值量化为610万美元，而是对生命实行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的生命价值只相当其他人的67%。

对此，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反应非常强烈，环境保护局主管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被迫放弃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不再计算老年折扣因素，”她说，“这种计算方法已经停止。我再重申一次，环保局决策中将不再采用年龄折扣分析法。”后来环保局测算管制柴油机排放的收益，再次采用了年龄折扣法，这时他们反过来抬高老年人。为了在制度中使美国退休人员和年轻人的生命价值相等，它不得不把65岁以上老年人预期年龄中的每年生命价值量化为43.4万美元，同时把其他人每年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7.2万美元。

依赖人们的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存在风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袭击中一名获救者的生命价值等于两个自然灾害中获救者的生命价值，这一偏见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2005年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时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与投巨资防止2001年针对美国恐怖袭击重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类价值量化方法的最大风险是使经济上的不公平状况永久化。谢林对此提出质疑：“有钱人可以多出钱，只为了少堵一个小时的车或者节省5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降低他们自己或他们关心的人死亡的风险，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他们认为自己价值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有钱。”按照这条思路，泰坦尼克号没有为所有舱位的旅客备足救生船是有道理的。各种舱位旅客死亡率的差别—头等舱37%，二等舱57%，普通舱75%—就不会引发争议了。

不过，假如人们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金不公平，那他们怎样看待旨在拯救生命的政府项目向有钱人倾斜，只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且不想从事高风险的职业？这个制度完全不顾一个事实，即有钱人愿意多花钱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体，穷人则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块钱。大公司主管花得起高价接受昂贵的治疗，而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家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花钱看医生的。

这种自我确定价值的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根据人们工作中对金钱与安全的相对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那么黑人会相信他们的价值低于白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黑人在工作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而风险补偿却低于白人。一项研究根据这方面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蓝领白人的生命价值是1600万美元，相当于同工种黑人的两倍还多。不过我们也很有理由怀疑这种价值计算方法，因为它反映的不是黑人更愿意冒险，而是黑人就业机会少，工资虽然低也只得接受。

诚然，按这个公式计算，贫穷地区的人生命非常不值钱。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评估全球变暖后果的报告中，把贫穷国家的每个统计人口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则是150万美元，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他们质问，面对气候变化，难道保护穷国人民就是浪费资源，保护富国的公民就物有所值吗？专门委员会只得撤回报告，把缜密的经济分析报表和数据扔到一边，勉强接受了政治上站得住脚的概念，即不分穷国富国，所有人的生命价值一律是100万美元。

为健康所付出的代价

宫颈癌是墨西哥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该国每10万名妇女中每年因宫颈癌死亡的就有8个。葛兰素史克和默沙东公司研究出预防宫颈癌的药物—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墨西哥是首先考虑对12岁以下女童实行普遍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

这一项目似乎非常合算。墨西哥国家健康部门的研究人员在2008年的分析报告中说，根据葛兰素公司报价，该疫苗每剂大约440比索，给80%的女童注射3剂一个疗程，由此挽救的每一条健康生命的年成本折合4.2万比索多一点。因为这还不到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认为这将会是一项成效不错的投入。

但是，墨西哥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上述研究结果给它出了个难题。实行全面的疫苗接种将花费14亿比索，几乎是政府给全国儿童法定的全套7种疫苗接种的全部预算。于是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所罗门断案的办法，决定只在那些宫颈癌多发的贫穷地区实行疫苗接种，这样就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费用。更引起争议的是，墨西哥卫生部不是按照药剂生产公司建议的那样，在6～8个月内完成三次接种，而是把最后一次接种推迟到5年以后。

“我们对于该疫苗的有效性的所有研究，都基于一个疗程3次接种，且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接种必须在8个月以内。”默沙东公司墨西哥分公司的负责人米盖尔·卡沙特－克鲁兹指出。不过墨西哥的全国公共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埃德瓦多·拉兹卡诺－彭塞却说，制药公司这样说是受金钱利益的驱使：“他们声称这样做不行，却不肯想办法把疫苗的价格降下来。”

医药的供应到处体现着成本收益分析，全世界的医药实验室推出的新药和新疗法令人目不暇接，而各国政府则必须合理分配有限的预算。2005年新西兰卫生部拒绝资助一项全国肺炎球菌疫苗接种计划，接种该疫苗获得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为12万新元。两年以后，药品生产厂家证实，接种该疫苗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降到2.5万新元，新西兰因此决定实施该计划。

英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是把成本收益分析法系统地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预算的先驱者。它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治疗阳痿的药片伟哥出现在市场上，英国国家健康中心的官员担心这种神奇的新药会造成政府预算资金亏空。

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通过执行一套指导标准，来确定某种药物或疗法是否应予以报销，预期的每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不超过2万英镑就予以批准；除了个别情况，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超过3万英镑的，不予报销。这种做法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应用。加拿大医疗药物和技术署建议全国各省制订计划时对新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澳大利亚到荷兰到葡萄牙，法律规定，批准医疗费用之前必须作经济评估。

世界卫生组织为此给世界各国划定了通用的最低标准：预期的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低于本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认定为很合算；如果健康生命的年成本相当于1～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认定为合算；如果超出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不值得投入。也就是说，按照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来说，阿根廷、巴西或者墨西哥等国可负担的医疗成本为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不超过29300美元。它们的邻国，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对比之下，能负担的医疗成本只有13800美元。而同一半球的富裕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愿意投入12万美元来换取每个健康生命。

但是，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作出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2008年，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顺理成章地拒绝使用辉瑞制药公司治疗肾癌的新药索坦（舒尼替尼），该药6周为一个疗程，一般可延长患者不到一年的生命，每剂成本约为3139英镑。这就是说，它的总成本超过了该署每健康生命年成本3万英镑的上限。

但是由此引起的公众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家英国小报《每日邮报》称这是对肾癌患者的“死刑判决”。后来卫生质量标准署作出让步，同意给某些肾癌患者使用索坦。理由是“尽管使用该药带来的收益超出合理价值评估的上限，但由于它是目前唯一的临床治疗选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使用，是有重要意义的变通做法。”事实上，该药的投入并不算太大。英国的肾癌患者不到7000人，索坦只对其中的大约一半人适用。还有，辉瑞制药公司同意，开始的6个星期对患者免费用药。

奥巴马总统推进美国医疗改革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在国会通过并形成立法的整个过程中，白宫一直提醒它的同盟者千万不要使用“定量配给”这个敏感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马克斯·鲍卡斯是该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和立法者之一，他说，提议中的改革方案“绝对不存在医疗保障的定量配给问题”。

当然，定量配给在美国医疗保障制度中随处可见。首先，美国有4600万人缺少医疗保障。一项对威斯康星州医院急诊室交通事故受伤者情况的研究发现，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接受的服务比有保障的少20%。他们住院的时间平均为6.4天，而有保障的人则是9.2天。医院给有保障的人的平均医疗投入比没有保障的多3300美元。当然，没有保障的人死亡的概率也比有保障的高40%。

该研究还发现，如果医院给予没有保障的和有保障的受伤者进行同样的治疗，那么挽救每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22万美元，折合每生命年成本1.1万美元。与索坦相比这无疑是非常便宜的，远远低于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规定的上限。但是自由市场却不会这样配置医疗服务，市场是根据资源的多少有无来确定医疗服务的量化配给的。

尽管如此，面对美国保守派对政府想取得决定人们生死的大权的指责，奥巴马的政治谋略还是明智的。白宫提出资助一个研究项目，对新药或新疗法的效能进行对比，以确定哪一种在经济上最合算，这么简单的一项提议竟然引起保守阵营的激烈反对。《华盛顿时报》的一篇社论把该项目与纳粹德国的“T4行动”计划相提并论，即对那些身患绝症的老年人、严重残障儿童以及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群实施安乐死。

保守派的言论引起巨大共鸣，因为它迎合了人们有关生命无价的信念，在生死关头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英国卫生局拒绝让一个癌症患者使用索坦，他的妻子乔伊·哈代说，“人人都有自主选择活下去的权利。”这种信念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效率无比低下的医疗保障制度，2009年公共医疗服务支出占国内总收入的18%。如果不实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机制，到2020年它有可能吞噬经济总量的20%以上，但它并不能让国人更健康。

即使这样，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比不上日本、法国、西班牙、瑞士、澳大利亚、冰岛、瑞典、意大利、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希腊、韩国、荷兰、葡萄牙、新西兰、卢森堡、爱尔兰、英国和丹麦等国的人们。尽管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少于这些国家，但是总的算起来，美国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花费比这些国家的人都高：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的医疗支出为6714美元。对比之下，日本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2600美元，葡萄牙更低，只有2000美元。

按照病人的支付能力而不是治疗的成本收益比来进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造成了美国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存在人群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工业化国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占人口一半以上但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声称，由于医疗成本太高，无法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而在英国和荷兰，这样的人不到10%。

2007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应该采取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对医疗费用加以控制，以此抑制日益飞涨的医疗开支。尽管如此，该报告同时警告说，在美国给生命定价会引来政治上的麻烦。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听到这种理念，很多人即使不反对，也会觉得不舒服”，它与“只要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观点相悖。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生命有价，却又不能证明它是无价的。

第三章　幸福的价格：关于工作与生活，你感觉幸福吗？

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化现象，除了玛利亚奇乐队和狂热的坎昆春假，当属1979年的电视连续剧《富人也哭泣》了，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可爱女孩，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这部描写她历经人世磨难、让人大悲大喜的肥皂剧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风靡了100多个国家，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

该电视剧被引进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通俗文化的滋味，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该剧的情节错综复杂。女主人公玛丽安娜被恶毒的继母赶出了家族庄园。一个有钱的好心人收留了她。恩人有个儿子，风流倜傥，开始追求她。她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遭受到第三者的阻拦，在他人的嫉妒中得到考验和升华。不过，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玛丽安娜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贝托送给了一个销售彩票的女人。多年之后她再次遇到贝托，并把儿子从他亲生父亲的枪口下救出来，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尽管剧情曲折离奇，演员们还穿着喇叭裤，但这部电视剧还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因为它发掘出了这一类浪漫故事的核心：走投无路的灰姑娘一下子成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仍然不幸福。它传达的信息，尽管是华丽包装下的陈词滥调，却依然跨越时空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我们可能认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但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提出这一观点，他强调：“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抽象的，只有那些无法消受人类具体幸福的人，才会把金钱当成唯一的追求。”

遇刺的三个月前，1968年3月，罗伯特·肯尼迪对全美的经济停滞提出尖锐的批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包括了高速公路上清理事故受害者尸体的救护车，包括了我们家门上的锁，以及为入室盗窃者准备的监狱门锁，还包括了被毁坏的红树林，以及因为城市无序扩张而消失的自然奇观。”

“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他们游戏时的快乐，没有考虑到我们优美的诗歌或者牢固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关于公共问题机智的辩论，以及公务员的诚实敬业。它既无法衡量我们的聪明和勇敢、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却不包括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作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一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的一种叫做“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597努扎姆，或者1550美元。

尽管上述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多数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破局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人的孩子的健康。

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遭遇之间的关系发现，16500～24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300～187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它通过新的《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的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他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它们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世界价值调查》过去2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富裕的丹麦，最不幸福的国家是贫穷的津巴布韦。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让132个国家的成年人为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分值是1～10。多哥公民打出的幸福分值平均为3分多一点，而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32美元。美国比多哥富55倍，美国人给出的幸福分值为7分。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

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

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幸福就是水泥地面

当然，幸福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金钱。据报道，没有性生活的人就不如有性生活的人幸福。有的地方，失业率、犯罪率、通货膨胀率都很高，还有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大量氧化硫等，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会感到不幸福。幸福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不大可能离婚，还会有很多朋友。右翼人士比左翼人士幸福。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

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

幸福感来自金钱与休闲时间的权衡

不管怎么说，幸福的跑步机是个夸张的比喻，而伊斯特林也把他的研究结果说过了头。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也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对这一观点的所有证据都貌似有理，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

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

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第四章　女性的价格：从婚姻到工作，女性是否握有谈判的筹码？

我有时感到迷惑不解，一夫多妻制为什么落得了这么坏的名声。我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双眉紧锁，认为这是过去野蛮的习俗，有钱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女人可以被当做牲口一样买卖。根据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98%的美国人认为一夫多妻制有悖于道德，反对它的人比反对克隆人类、堕胎或者死刑的人还多。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夫一妻制已有法律规定。

不过，历史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很少见。事实上，一夫多妻，即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个妻子或者一妻多妾，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盛行，尤其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的国王和皇帝，他们娶得起许多妻妾。这对于所罗亚斯德教统治下的伊朗、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以及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的权势人物是司空见惯的。所罗门王有700个妻子和300名姬妾。根据《圣经》上说的，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仅仅是由于其中有很多不是希伯来人，而是摩押人、亚扪人、赫梯人以及其他人种，这些女人信仰异教的神。一夫多妻制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在由犹大召集的德系犹太教大会上才被废止。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编写了一部所谓的《人种民族图谱》，记录了将近1200个不同社会群体从古到今的风俗习惯，其中有850个社会群体流行一夫多妻制。同样的，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对172个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发现，一夫多妻制不存在或者很少见这种现象的部落只有28个。

1880年以前一夫多妻制在日本一直是合法的；在印度则一直到1955年才被禁止，而且只限于印度教徒；在美国，摩门教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在美国国会的巨大压力下宣誓放弃一夫多妻制的教规，因为国会曾在1887年宣布解散该教并没收了其资产。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估计全世界还有1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之下。直到今天，在中东的一些国家，非洲的一大部分区域—北起萨赫勒，西到塞内加尔，东到坦桑尼亚的一大片地区，以及美国西部从摩门教脱离出来的一些分支，一夫多妻现象仍然很普遍。

一夫多妻制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基因。基因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国、法国、非洲各个国家，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人的不同基因后，发现女性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种类多于男性，说明如果女性多于男性，生育成功的概率更大。这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显著标志：有钱人可以与很多不同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穷人则很少生育甚至无法生育。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在有关一夫多妻制与离婚的论文里，激烈抨击一夫多妻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男权至上是名副其实的非法篡夺，破坏了等级之间的亲近，更不用说平等了，而平等乃是大自然在两性之间的安排。”但是，200多年以后，1979年霍梅尼对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说，在伊朗“一个丈夫可以娶4个妻子的法律是非常先进的，它是为女人的利益制定的，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他的结论是，一夫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优越。

一夫多妻制Vs.一夫一妻制

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负责男女性交这种最亲密的交易，这种提法似乎非常怪异。但是这种安排确实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是由于精子的相对成本较低。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看到了价格最平凡单调的一面—写在超市货架上的数字。其实，即使是我们所知的最亲密的交易，也就是在婚姻这件事上，价格也展示得一览无余。在求偶市场上，价格所表示的不是钻石或者家电，而是另一类商品—丈夫和妻子。但是，在两种市场上，价格所起的作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进行资源配置，使有关利益最大化。在求偶这个特殊市场上，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后代的繁衍生存。

达尔文性别选择理论假定行为的首要驱动力—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就是把基因传给后代的必要性。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雄性只需要投入一些精子，而雌性则必须提供卵子，孕育受精卵并且给胚胎提供营养。因此，交配双方具有非对称的生殖策略，这是自然的。

在自然界，这意味着雄性的理想做法是，把精子传给越多的雌性越好。而雌性的生殖能力，受到孕育后代的巨大成本的限制，雄性多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她们选择的是对方的质量，也就是那些具有优势资源的雄性，以保证下一代的生存。

这些并不是形成交配方式的所有原因。雌性非洲倭黑猩猩有滥交的习性。任何一头雄猩猩来到身边，雌性都愿意和它交配。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演化来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幼仔被杀：雄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仔，以便雌猩猩停止哺乳，准备受孕。而与多个雄猩猩交配可以使它们无从辨认某一幼仔到底是谁的后代。

交配策略受到进化上的各种限制，从食物的多少到区域平均密度。很多鸟类演化成了稳定的单一配偶关系，这种安排消除了雌鸟之间的竞争，使雄鸟能够与雌鸟密切合作养育后代。不过鸟类的滥交现象也很普遍：雄鸟力图挣脱“婚姻”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殖潜力，雌鸟则试图找到比原来配偶基因更好的雄鸟。

尽管如此，雌雄两性之间在生殖上的非对称投入清楚地说明了很多性习俗现象。例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寻花问柳的丈夫一般会找比妻子年轻的女人，而红杏出墙的妻子多半会找比丈夫学历高的男人。男人更注重女人的曲线，这是她们生殖能力的标志，而女人则更看重男人挣钱的能力，这是他们所掌握资源的象征。这种不对称还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女人是有价格的。

一夫多妻制是不平等的产物。在资源匮乏、没有剩余产品的早期社会，这种现象很少见，因为男人无法养活多个女人。如果所有男人都一样穷，女人就没有理由凭着大老婆不当而去给另一个人做小老婆。不过到了后来，有钱的男性把他们经济上的成功延伸到生殖市场，一夫多妻制就盛行起来了，这也使一个以上的女人能和最成功的男性结合，为他生儿育女。两种动机一拍即合，产生了一个市场，女人出卖自己的生殖服务，男人出价来买。越成功的男人，出价越高，这导致丈夫经常出钱购买新娘。

默多克的《人种民族图谱》里记录，大约2/3的社会具有支付聘金的习俗，一般是付给新娘的父母，其中包括非洲的基卜西吉人，他们是肯尼亚的一个游牧和农业部族。人类学家莫妮克·博格霍夫·穆尔德20世纪80～90年代对这一部族进行过研究，发现男人每多娶一个妻子，就平均多生育6.6个孩子。这样的生殖力，再加上女人的劳动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一般由新郎支付给新娘的家庭。从20世纪60～80年代早期，基卜西吉新娘的平均价格是6头牛、6只羊以及800肯尼亚先令，加起来大约等于450英镑。对于一个拥有中等财产的男人，大约等于他1/3的牛、一半的羊，再加上两个月的工资。

不过价格随着供求关系有涨有落。穆尔德报告中提到，20世纪70～80年代土地减少，男人需要更长时间积攒足够的财产来结婚，新娘价格因此下降。基卜西吉男人娶的妻子一般比自己年龄小，等待时间延长使适婚男女的比例朝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倾斜。不仅如此，这还增加了女人婚外生育的现象，进一步降低了她们作为新娘的身价。

一夫多妻制会带来很多问题。它使贫困固定化，使生产资本流向新娘市场，鼓励家庭多生育孩子，从而减少了对每个孩子教育的平均投入。一项研究指出，如果全非洲能够禁止一夫多妻制，可以使人口增长率降低40%，国民储蓄率增加70%，人均经济产量增加170%。不过，这并不是说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相比就一定对女人不利。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仍然是由男性主导。不管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家族的血脉和财产都由儿子继承，女儿总要嫁到夫家去，生的孩子随人家的姓氏。尽管如此，两者还存在重要的区别。在一夫多妻制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对女方有利，女人有机会寻求条件比自己优越的配偶。在一夫一妻制社会，条件差的女人只能找条件差的男人。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曾经说过：“哪个女人不想成为约翰·肯尼迪的第三任妻子，却甘心做笨蛋小丑‘波嗦’的第一任妻子？”

新娘的聘金当然很少给她本人，通常是给她父母，父母拿到钱又转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即使是在男权主义最严重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想用女儿换钱的父母也会对她们很珍惜。大概15年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家西奥多·伯格斯特龙，推导出了一种有关一夫多妻制的经济学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嫁女儿得到钱再为儿子娶媳妇的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剩下的全是女儿，那么该家庭的孙子孙女数量会更多，这也使女人更值钱。

在很多一夫一妻制社会，对比之下，女儿不但没有价值，还是个负担。她们几乎不存在什么价格。这里更常见的是嫁妆，即新娘家付给新郎家的钱，这在一夫多妻制社会几乎闻所未闻。所以，很多一夫一妻制社会很容易出现虐杀女婴的现象。

一夫多妻制家庭在过去的2000年里逐步减少，首先在欧洲，后来随着殖民地的扩展推广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变化似乎不是源于妇女的反抗，更有可能是因为男人转过头来反对这种制度。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孕育了一夫一妻制，因为它改变了富人的生育目标。欠发达社会里财富主要依靠继承，所以没有必要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多配偶的目的就是尽量多生孩子以保证男人的基因得以延续，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质量如何，只要数量多就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作成为致富的主要途径，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长大成人，男人也没有必要妻妾成群，生很多孩子。相反，他们需要聪明的妻子来教育孩子，这种转变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在贫穷的原始社会，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女人受教育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一旦男人的目标从孩子越多越好转变为数量少一点、教育程度高一些，让受过教育的母亲来养育孩子就成为有价值的投入。目标的转移带来了求偶市场的变化，受过教育的女人的价格得到提高，一夫多妻制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另一种理论或许更有说服力，一夫多妻制退出历史舞台是由于社会大规模的高速发展需要凝聚力。与周围组织结构较差的社会进行竞争时，凝聚力可以带来相对优势。1999年的一项研究对156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一夫一妻制社会人口稠密，较少腐败，较少使用死刑，而且比一夫多妻制社会富裕。

一夫多妻制使不平等现象加剧，允许有钱人把所有的女人囤积起来，把穷人从基因池中排挤出去，这样很难使社会关系和谐。民主大国要想生存下去，一夫多妻制必须被禁止。

历史上，荷马时期的精英都奉行一夫多妻制。但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实行的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公民只允许娶一个妻子，不许纳妾，但与自己的女奴发生性关系则不受限制，而这些女奴多数是属于其他文化下的战利品。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安排使没有地位的穷人也有娶妻生子的机会，但同时也让权势者有机会拥有多个女人。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中世纪教会时期，一夫一妻制一直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地区所奉行。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把一夫一妻制称为“古罗马以来的风俗”。125年以后，查士丁尼大帝说，“古代法律”禁止有妇之夫纳妾。古代基督教把一夫一妻制推广到世界各地，除了16世纪时一夫多妻制在再洗礼派教徒中几次死灰复燃，一夫一妻制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实行的配偶制度。

女性劳动价值的U形变化曲线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简单市场交换背后的人类行为与行为互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家庭的分析。贝克尔把家庭描述为一个小工厂，夫妻双方互为补充，都是家庭产品的专业生产者：妻子靠自己的天赋来养育孩子，用来与丈夫交换家庭产品，丈夫则专门负责从劳动市场带回腌肉。他们一起提供共同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从中获利，其中最重要的产品是孩子。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解释的不仅仅是核心家庭，还阐明了支配着男女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的一系列规律，一直延伸到求偶市场和家庭产品。

婚姻交易的经济本质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妻子享有资源的权利。在达尔文的世界里，男人最理想的策略就是与越多的女人性交越好，这种权利保证女人能够得到需要的资源成功养育下一代。耶稣诞生前的2000多年，当时居住在现在的中东地区的苏美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就规定了离婚的价格：男人必须付给前妻一迈纳银子，大约相当于3个奴隶的价钱，如果前妻原来是寡妇或者有过婚史，则只付给一半。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法典》要求，如果男人要抛弃妻子和儿女，必须返还嫁妆并且提供足够的抚养费以保证他们能维持生计。但是，法律一方面被用来保证女人能够享受丈夫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作出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避免丈夫抚养他人的孩子。历史上对女人通奸的严重刑罚保护了丈夫的权利，防止女人实现她们的理想生殖策略：嫁一个说得过去的丈夫并享用他的资源，偶尔给丈夫戴顶绿帽子，找基因更优秀的男人偷欢。

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写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岛上，丈夫有权杀死与别人通奸的妻子，妻子也有权离开与别人通奸的丈夫。苏美尔法律规定，妻子自愿与别人通奸应该处死，男人诱奸别人妻子，只有在她是处女的情况下该男子才会被处死。如果妻子被控通奸，她需要跳进幼发拉底河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被淹死了，就证明她有罪；如果没淹死，控告她的人必须赔偿她丈夫白银20锡克尔，大约相当于7盎司。

这些法律制度的残余一直延续到现在。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家庭法》规定男人有义务供养妻子，使其与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现在，向收入低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仍然是离婚的标准条件之一。不过婚姻交易的条件已经变了，造成转变的主要动力是大批妇女都在从事带薪工作。

加勒比海岛圣卢西亚的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他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写道：“辩论经济发展对男人是否有好处，这是男人们之间的事；而对女人来说，辩论经济增长是否有必要，就等于辩论她们是否可以不再当牛做马，正式加入人类的行列。”达尔文赤裸裸地把女人的价值定义为生育机器，出售生殖功能和家政服务，换取男人的精子和经济资源。社会进步改变了这种交易条件。它赋予女人另一种职能—市场上的生产者，这增加了她们的价值，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是如此。

整个20世纪，经济发展给工业化社会中的妇女提供了家庭以外的生产机会，改变了她们对家庭贡献的性质，提高了她们在交易中的地位。工作改变了女性的前途，她们有了新的职业和生活。刘易斯强调：“女人从单调沉闷的家务中获得了自由，从封闭隔离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与男人一样施展自己智慧和才能的机会，成为完整的人。”

如果说社会发展给女性提供了一系列新的选择，那么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也同样影响了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西方的富裕国家里，妇女给劳务市场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技能，从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变得比较容易。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女性在家庭投资和消费上的影响力增加，她们推动了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转变，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强调说，妇女劳动力供应随着所在国家的发展呈U形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里，例如美洲殖民地时期，妇女从事很多劳动，从照料孩子到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男人则在家庭的田地里劳作。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生产单位，生产力低下，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家庭收入提高，减少了妇女为家庭生产作贡献的压力，于是她们退出劳动大军，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孩子上。经济发展初期她们面临强大的文化偏见，所谓“男人干的活”是最典型的卑劣借口。只有国家富裕到了一定程度，能够给妇女提供中等程度的教育，让她们从事文职工作而不致引起社会诟病，女性才得以重回劳动大军。

这种U形变化的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革命时期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当时引进了高产庄稼，例如小麦、大米和其他作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农田工作的种类。除草剂的使用减少了锄草的必要性，而锄草传统上是由妇女来干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应用，使有些农活成了男人的事。结果是家务劳动更加专业化，男人继续在地里劳作，妇女则回到家里料理家务。毫不奇怪，西孟加拉邦的生育率提高了。

这一模式同样存在于18世纪后期的美国。纺织厂给未婚女性提供工作，她们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攒钱买嫁妆，提高自己择偶的资本。不过一旦结了婚，她们就脱离工作成为全职太太。

美国妇女一直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到19世纪末，美国已婚妇女在家庭以外参加工作的只有5%，而且美国法律仍然规定丈夫有权拥有和处置妻子的收入和财产。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有些州才开始通过法律，赋予妇女财产权。经济学家指出这是由于当时女人很少有机会工作挣钱，积累财产。后来工业革命使妇女有了参加工作的各种机会，这种模式开始成为发展的障碍，抑制了妇女参加工作的愿望。

戈尔丁描述的模式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相吻合。在最贫穷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每10个45～59岁的妇女就有9个在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参加劳动的人数会下降到与墨西哥和巴西相同的发展阶段，然后发展到瑞典、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平，再反弹回来。

世界上工作场所以外的动力对妇女社会角色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美国妇女取得了投票权和堕胎的决定权，这些都是广泛争取平等运动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洗衣机到冷冻食品再到微波炉，新发明使妇女走出家门寻找机工作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孕药的广泛使用降低了男人性交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结婚的欲望，也使女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时间，推迟结婚，开创事业。女性失去的是传统的物质供养，得到的则是经济上的独立。

不过，产生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工作。工作增加了妇女的影响力，促使她们努力谋求工作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并进一步推动更广泛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革。法律制度的变革又鼓励更多妇女参加工作，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由于女性的强烈推动，美国通过了无过错、单方主张的离婚制度。这一变化，降低了中止婚姻的成本，工作作为一旦婚姻破裂后的经济保障，使得妇女有了更强烈的工作动机。

女性劳动力供应在20世纪急剧增加。1929年，35～45岁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不足10%。到了1945年，达到了20%。妇女受教育的程度也突飞猛进。除了美国南部的四个州，妇女高中毕业的比例在1910～1938年间提高了4倍，达到了56%。这为整体经济中所需要的文员类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格人选。

尽管如此，有学历的妇女要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仍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到1950年，25%的青壮年已婚妇女已经进入劳务市场，但是统计数字表明妇女从事最多的职业是教师、秘书以及护士。联邦最高法院前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195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她想找一份工作，却连争取到一次面试的机会都很难，最后勉强找到了一份做法律秘书的工作。2008年，她退休两年后回忆说：“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我根本想不到我会找不到工作。”

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有所变化。1929年在劳务市场上，男人的收入提高，已婚妇女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这表明她们参加工作是为了贴补家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发现，妇女是否参加工作取决于她们自己的工资而不是丈夫的工资。

工作甚至还改变了女人的身体。出于繁衍的原因，男人大都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女人沙漏式的体形象征着生育能力，女孩小时候与男孩有相似的体型，随着雌性激素水平的提高，开始在乳房、臀部及小腹部聚集脂肪。由于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增多，她们逐渐接受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纤细体形的审美标准。原来求偶竞争中的成功体形—巨乳蜂腰—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苗条的理想体形，这与工作场所更加适应，然而如果这里仍然为男性所统治，他们依然喜欢把富有曲线的女人看做求偶对象。

1900年前后，《时尚》杂志里女模特的胸围大约是腰围的两倍。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时尚》杂志女模特的胸围也不断缩小，到了1925年，她们的胸围只比腰围大10%左右。女性曲线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开始增大，可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男人减少，再就是大战结束后的结婚热使很多妇女离开了工作岗位。不过她们还会重新苗条下来。接下来的30年里，大批妇女参加各种工作，她们胸围与腰围的比例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胸围与腰围的比率接近1925年的数值。

这一动态发展模式与其他文化中发现的模式极为吻合。一项跨越数十种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发现，依靠妇女劳动的社会，丰满的女人不受青睐，这显示体内的脂肪、能量积蓄是与生殖能力相适应的，但是这使得妇女在工作中难以获得成功。

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劳务市场对妇女需求的不断增加，最终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理想与前途。1960年，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是1.84∶1；到了2008年，毕业生男女比例变为1.34∶1，而且多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参加了工作。2000年，在工商专业一年级的研究生中女生占40%，在医学和法律专业几乎占50%。当前，60%的劳动年龄的妇女正式加入劳动大军，或者拥有正式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虽然这比男性参与劳动的程度仍然低11个百分点，但比起40年前已经高出了15个百分点。

男女工作职位的差别依然存在。2009年，女性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了同职位男性的80%，但是男女收入的差距多年来始终存在。女性在工资上的不利地位一是由于她们比男性请假多，二是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少，这主要是生育方面的原因。一项对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研究发现，毕业第一年，男女平均工资差距是1.5万美元，9年以后，男女差距拉大到15万美元。研究还发现，毕业9年后，只有69%的女性仍然在工作，而男性则是93%。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年里，女性参加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不管工资是多少。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和男性一样，它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婚姻交易关系的质变

新时代的婚姻对传统婚姻的彻底颠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旦妻子把自己挣到的工资带回家，过去的女人以生殖、养育子女以及家务劳动换取丈夫工资这种传统的家庭交换就变得不合时宜了。20世纪初妇女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每周47小时。到了2005年，这一时间减少到29小时，而男人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达到每周17小时。20世纪70年代的民意调查发现，1/3多的妇女反对“支持丈夫的事业比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持反对态度的女性占4/5。

同时，男女双方都发现，原先成立家庭所要得到的东西—三餐、洗衣、性生活以及孩子—不成家也能得到。到2007年，美国的新生儿大约40%属于非婚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结婚率是11‰，到了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的7‰，而离婚率却飙升。原来意义上成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儿孙满堂，这种观念已不再时兴。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从1976年的36%下降到2006年的11%，20%以上的育龄妇女没有孩子。

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对男女双方都有困难。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美国就业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劳动力供应有放缓的趋势。经历了40多年的增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

我记得曾采访过卡西·沃森-肖特，她37岁，原来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管。她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又苦于不习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幼小的女儿。最有意思的是，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无法兼顾这两方面：“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起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这是小菜一碟儿。”

她发现，尽管妇女参加工作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但两性关系转变还是没有跟上。“在工作中我们争取了平等，”她对我说，“但在家庭里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美国有关调查结果证实，妇女照顾孩子的时间是男人的两倍，而男人花在家庭以外工作上的时间比女人多50%。

两性之间力量日趋平衡的变化，男人也很难适应。10年以前，男人的就业人数超过6800万，比女人多550万。现在，男性就业的人数大致没变，但是女性却赶上来了。过去的50年里，25～44岁的青壮年女性，就业率从40%提高到大约70%。同一时期，青壮年男性就业率却从93%降低到81%。到了失业率高峰的2009年，青壮年男性失业的人数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高。这在婚姻市场上也令人忧虑，因为丧失了对家庭经济贡献上的优势，很多男人变得毫无优势。

我研究过一篇关于美国男性结婚后由盛而衰的过程的文章，发现了网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市场—在线婚姻中介，能帮助情场失意的美国男人到哥伦比亚和乌克兰等国家找老婆。求助的男人大多是中年人，有些受过良好教育，经济上也很富裕；有些是想从异国女人那里寻求一时的性刺激，但更多的是想合法地找到一个终身伴侣。他们想找的是传统的妻子，就像20世纪50年代荧幕上的邻家女孩桃丽丝·黛那样。网站创始人山姆·史密斯，原来是休斯敦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的网站“我爱拉丁姑娘”就提供这种服务。他对我说：“这都是什么妇女解放闹的。男人们对北美女人那种开口闭口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的态度感到厌倦、恶心。”另一家网站BarranquillasBest.com，专替人寻找哥伦比亚新娘，它给人们支招儿，防止未来的外来新娘“美国化”：“让她经常和哥伦比亚的娘家保持联系，重要的是给她买长途电话卡，并且每年让她回两趟家。”

山姆提供895美元的“相亲游”一揽子安排，包括来回机票、旅馆以及当地相亲中介人等费用，17个相亲者可以与750个哥伦比亚年轻女子见面。他告诉我：“这些伙计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简直是‘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逢’。”山姆和他的美国前妻离了婚，现在的妻子是哥伦比亚人。

2008年，超过4.2万外国女人持美国人未婚妻或配偶的签证进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达成的交易与昔日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男人提供的是绿卡和相对繁华的美好生活前景；女人提供的是年轻、美貌以及以身相许。我和好几对这样的夫妻交谈过，他们都声称自己很幸福，有的已经结婚多年。

这些男人往往意识不到的危险是，桃丽丝·黛那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已经行不通了。兰道·米勒是个律师，他多次代理外国女子打官司的案件，控告她们的美国未婚夫或丈夫虐待她们。他对我说：“这些男人想成为一家之主，相信那些中间人的促销许诺，能从俄罗斯找一个传统女人。她会心甘情愿地给他做饭，和他上床，对他事事顺从，绝不多嘴。如果女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见，还想出去工作，他就吓坏了。”

婚姻交易的变化甚至渗透到了政治领域。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这些因素推动女性转向支持左翼，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和福利；同时把男人推向右翼，因为他们工资比女性高，而且往往不带孩子。根据选举调查的数字，1979年，美国女性自认为倾向于左翼的比男性多5%，到199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3%。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约翰·麦凯恩—之间，投票给奥巴马的女性选民比男性多7%。

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加拿大、新西兰以及北欧国家的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比美国的还高。甚至在一些传统的男权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日本，女性劳动力的供应也迅速增长。1994～2008年，西班牙妇女的就业比例从32%提高到56%；在意大利，这一比例从36%增加到48%。

在这些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被颠覆。经合组织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结婚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8‰下降到了5‰。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离婚率创世界纪录，其他国家的离婚率也在上升。因为女性为了事业决定推迟生育，新组建家庭减少，结果生育率急剧下降。经合组织31个成员国里只有5个国家—美国、冰岛、新西兰、墨西哥以及土耳其，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多于2.1个孩子，这是保证人口稳定的所谓人口替换率。西班牙每个妇女平均生1.5个孩子，德国是1.3个，日本是1.4个。由于生育率过低，有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根据预测，韩国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17%。

两难的选择：工作还是生育？

世界人口统计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就是，尽管当前家庭结构变化如此之大，但美国人还生育这么多孩子。

宗教可能是一个原因，拥有宗教信仰在美国比其他富裕国家更加普遍。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一个故事，说福音派教会发起了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叫做“装满箭袋”，名称来源于《圣经》诗篇的第127章，“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满满的人便是有福的。”这些人不赞成人工避孕，很明显，他们相信只要多生孩子，几代人以后他们就可能接管国会。“女人的子宫是强大的武器，”教会的领导人启发他们，“是抵御敌人的武器。”

美国人多生孩子，还可能由于美国的社会养老金发放特别吝啬，于是孩子成为更有效的养老保障。典型的美国工人从社会保障部门拿到的退休金最低可能只有退休前工资的40%，而欧洲的退休金发放就大方得多。意大利低迷了好长时间的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缓慢上升，同一年退休金制度开始改革，年青一代的工人将来拿到的退休金从原来的80%下降到65%，两者的关系可能并非巧合。一点不错，经济学家发现，预期退休金减少的工人多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比那些没有减少的高出10%。

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于，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调节工作和生育的关系。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等，男人已经担负起一部分家务，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成本，使她们能够兼顾孩子和家庭以外的工作。一些分析表明,婚姻纽带的减弱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比较小，因为美国女性选择自己抚养孩子。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传统的两性分工仍然占主导地位，要克服有婚姻才能生孩子的观念与男女分工不同的传统尚需艰苦努力。那些靠母亲一个人养育子女的国家，女人面临更加严峻的抉择：就业还是生育？每当机会出现，她们很多人会选择工作，而非生儿育女。

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交易遭到颠覆，并不是说婚姻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婚姻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支，无论是房租还是杂志订阅。一项研究对比了加拿大单身的和已婚的男女的开销状况，发现独立居住的单身男女实际上要比夫妻家庭多花一半以上的钱才能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

婚姻还是一种保障。有着两份收入的家庭比只有一个人挣钱的家庭的人安全感更高，更能抵抗金融风险。一项关于意大利妇女的研究发现，单身女性比已婚妇女的风险性投资少，显示出她们感到经济上比较脆弱。还有的研究人员发现，爱尔兰1996年以后离婚合法化导致已婚夫妻储蓄率提高，她们以此避免离婚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经济上的缓冲。已婚夫妻举债的可能性比单身的少10%～13%。没有宗教信仰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比较大，因而储蓄率增长得也比较快。

婚姻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它的功能已经改变了。在美国，婚姻关系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对称：夫妻双方都工作，共同照料孩子。现在，已婚夫妇中有57%的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挣钱，其中有1/4的家庭中妻子比丈夫收入高，而2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6%。夫妻双方的年龄、学历、收入预期都差不多。家庭不再像个生育孩子的工厂，如今更像个俱乐部，夫妻双方把工作中获得的资本集中起来到市场上购买休闲服务和其他产品，例如儿童养育和保健产品。

传统的好莱坞套路，有钱的公司老板发现女秘书摘下眼镜很好看，于是就和老婆离婚，娶年轻漂亮的小秘书，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已经没人买账了。如今，和一样学历的异性结婚的美国人，是与学历不同的异性结婚的美国人的4倍。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学历较高，很可能是妻子。由于夫妻双方对于家庭需要的一切不再互相依赖，原来白头到老的誓约，已经成为史无前例的一种权宜协议，充满着各种变数。

学历较高、生活富裕的人比较容易适应婚姻关系的这种变化。婚姻最不稳定的就是那些收入和学历“双低”的家庭，他们年龄很小就结婚生子，离婚也快，然后同居，再结婚。学历低的人，如高中还没毕业的，结婚的很少，未婚妈妈却随处可见。

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结婚的比较多。196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60岁以上本科学历的妇女有29%的人自称从未结过婚。2000年的统计数字反映，60岁以上本科学历的妇女没结过婚的减少到8%。学历高的人结婚较晚，一般是在30多岁或者40多岁，而不是20多岁，但他们的婚姻一般比较长久。1970年结婚的白人大学毕业生，10年以内有23%的女性离婚，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6%。

这些不同的婚姻经历有明显的经济原因。对于学历低的穷人，婚姻仍旧建立在传统的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夫妻双方把工作和家庭中各自的优势技能进行交换，丈夫在外面工作挣钱换来妻子照顾孩子和进行家务劳动。而现在女人有稳定工作的比男人多，这种模式就不合适了。学历高的人则比较容易跨过这道坎，他们可以把婚姻关系转变为伙伴形式，建立在消费而不是生产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比较容易地用钱买到产品、服务和休闲娱乐，婚姻就变成了一种共享的乐趣。

不过，卡西·沃森-肖特的经历显示，即使是夫妻双方学历比较高的美国家庭仍然在学习如何应对婚姻关系上的这些变化。工作岗位和家庭中的压力可能会让有些人重新考虑婚姻关系。青壮年女性的就业率大约10年前达到了最高点—77%，从那时开始缓慢下降。家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已婚母亲在劳务市场上的参与率从1998年的最高点下降了4个百分点，跌到2005年的60%。调查显示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积极性有可能降低。199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1/3有孩子的女性表示她们的理想是有份全职工作，到了2007年，该比例降到了大约1/5。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家庭面临日益加重的经济压力，结果多年来生育率首次有了提高。15年前的很多年轻女性为了事业推迟结婚和生育时间，如今她们步入中年，事业有成，第一次开始考虑生育孩子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40岁以上的女性的家里有学龄前小孩的只有大约10%，21世纪初，这一比例大幅提高到30%。有些经济学家表示，这种突发的大龄女性生育现象可能会限制女性劳动力的供应。

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工作中形成的新的自我认知。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向工作进军，我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妇女们会大规模地撤退回家。事实上，如果目前劳务市场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将来女性的就业人数很快会超过男性。

嫁妆：沉重的负担

几年前我到印度访问，养成了一种打发时间的习惯，早上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推敲《印度时报》上那些征婚广告的意思。那些广告显得神秘而又吸引人。有个征婚者把自己描述为“男27/171/4-LPA/工学XX/工IMB”，我猜测，他是一个27岁的男孩，身高171厘米，月收入大约是4000卢比，XX大学的工科学士，在IBM公司当工程师。

另一则广告带有自我炫耀的意思，“印度教，大拉吉普，斯旺卡尔英俊男孩，工硕，印工院哲博，32/170/23000的中央政府一级公务员”，大概是说征婚者是政府公务员、印度工程学院哲学博士。

这些广告除了文字简练且语气与美国房地产广告极为相似之外，还表明印度的求偶问题与其他地方如纽约或者伦敦的明显不同。广告的简单扼要令我吃惊，它与美国分类广告网站上“孤独的心”栏目中那些隔着一层窗户纸的挑逗简直是天壤之别，并且这些广告把爱情作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广告不仅把人按照社会主要阶层进行区分，例如婆罗门、刹帝利或者吠舍，还进一步划分种姓、区域种族以及语言群体，逐项区分，层层相套，就像俄罗斯套娃。

在印度，70%的婚姻是在同种姓氏之间缔结，印度公众不赞成不同种姓之间通婚。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的中等收入家庭中，女人认为宁可嫁一个同一种姓的文盲，也不嫁给另一种姓的硕士毕业生。一项关于印度男人的调查发现，在他的种姓范围内找老婆的价值，是女方“非常漂亮”相对于“容貌一般”的价值的两倍。

不过等级婚姻最引人注目的本质是不加掩饰的务实腔调。就像广告中明确表示的，结婚是家族之间的交易，由男女双方家长商量定夺，为的是保证家族血脉代代相传。

由于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女性自信心增强，传统的婚姻交易遭到破坏，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婚姻状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女性在一些地区，例如巴黎、柏林甚至墨西哥城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但其他地区的旧时代的婚姻模式还在抗拒这种变革，这些地区的女性价值恰恰是最低的。

在印度，很多征婚广告提供的都是男方的条件，但这一表面现象并不能说明女方更有决定权。印度并不是一夫多妻制社会，男人可以用钱去买妻纳妾。印度的新娘实际上几乎一点权利都没有，她的父母可能还要向男方陪送嫁妆，一旦出嫁，她就是丈夫的财产。

嫁妆是沉重的负担。对卡纳塔克邦社会地位处于底层的制陶工人的研究发现，平均每个新娘的嫁妆相当于新娘家6年的收入。在西海岸的果阿邦，平均每个新娘的嫁妆从1920年的2000卢比提高到1980年的50万～100万卢比。

学者们对嫁妆的膨胀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一项研究估计，全印度的嫁妆1921～1981年平均每年上涨15%。有人指出这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不均等造成的，有钱的底层社会的女性以嫁妆为条件寻找上层社会的新郎。另一些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增长的男女比例形成了对男性有利的倾斜，因为女性结婚的年龄比男性小，随着人口增长，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娘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新郎。确实如此，上面提到的卡纳塔克邦制陶工人中，有个妇女就抱怨说，包括她15岁的女儿在内的13个女孩正在竞争6个新郎。

但是新娘家付出的高额嫁妆并不能保证新娘们婚后的安全。据报道，即使上层社会的妇女也会因为婚后夫家人进一步索要嫁妆而受到丈夫以及婆家人的威胁、殴打甚至被杀害。印度国家刑事犯罪局报告每年大约有6000起“嫁妆谋杀案”，丈夫家人把妻子活活烧死。另一项研究则把死亡数字推算为2.5万人。

与男方的聘金相比，女方的嫁妆相对少见，但嫁妆现象并不是印度仅有的。在孟加拉国的恰帕纳瓦布甘、吉大港和谢尔布尔地区，研究人员在2001年的研究报告中说，嫁妆费用高达16万孟加拉塔卡，几乎等于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4倍。报告中还提到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嫁妆越少往往家庭暴力越严重。不过根本没有嫁妆的妻子与嫁妆极为丰厚的妻子遭受到的家庭暴力都比较少，这种女性可能有另外的原因。

由此必然引发疑问：为什么这些妇女花了钱还要挨打？为什么还会有嫁妆存在？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新娘说了算的，她们的婚姻由父母做主。印度文化是父系的，男人继承和延续家庭血脉，与父母同住，照料父母，继承他们的财产。相反，女儿是家庭的负担，家人期待她们出嫁，到丈夫家居住，所以父母要不计成本地把她们嫁出去。

不过，对于印度的贫穷家庭来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们经常打掉女性胎儿，免得背上嫁妆这个沉重的包袱。

性别比例说明了什么？

我们看一下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根据印度1981年的统计，6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比例是108∶100，已经处于性别失衡状态。超声波技术的普及使印度的父母能够提早辨别胎儿的性别，根据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孕期妇女大幅增加。到2001年，统计报告显示，各个年龄段的男女儿童的性别比例已经到了124∶100。

毫无疑问，嫁妆是有女孩的家庭不堪重负的重要方面。不过，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很多家庭都不想生女孩还有别的原因。在韩国，给儿子娶媳妇的花费经常比嫁女儿高得多，但是2000年该国的统计显示，4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性别比例是110∶100，这一比例显示存在蓄意打掉女胎的现象。一项研究表明，1992年韩国每1000个新生儿中有70个女婴失踪。

原因可能还在供求关系上。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例如肯尼亚的基卜西吉族，女人是稀缺商品，有钱人争相囤积，这就提高了她们的身价。在印度，她们就没有这种因稀缺性而产生的效益。

世界银行的人口统计学家莫妮卡·达斯古普塔认为，20世纪初印度的新娘是需要聘金的，而嫁妆的出现是由于婴儿死亡率降低，人口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求偶市场向男方倾斜。她对我说，如今由于人口增长减缓以及虐杀女婴的行为，使可与大龄男性婚配的女孩数量减少，这种倾向已经开始扭转。旁遮普邦的父母们如今开始出聘金到其他地区为儿子找媳妇了。

父系社会要求男性继承家族血脉，因而女性的社会价值较低。南亚和东亚地区打掉女胎的现象增加，不仅是因为超声波技术的发展，还因为生育率降低使家庭人口减少，但每家都希望起码有一个儿子。

研究人员强调，南亚和东亚父系社会制度下女孩价格低，因为她们从出生时就被家庭看做外人，终究要嫁到丈夫家去。她们既不能为家里传宗接代，也不能给父母养老送终，所以女儿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家族。社会秩序以男性为中心，女人则是娶来生孩子的，而且她们必须生儿子，否则毫无价值。

这类偏见中的一部分已经写进了法律。韩国1958年的《家庭法》规定，必须以男性为主要继承人，男人必须从本族以外娶妻，妻子必须把户口迁到夫家，孩子当然属于夫家。直到2005年，韩国最高法院才裁决女性结婚后也可以把户口留在父母家，2008年又允许孩子随母亲的姓氏登记户口。

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这类做法也是存在的。美国2000年的一项统计发现，印度和韩国家庭的孩子都存在类似的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已经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第三个孩子是男孩的比例比是女孩的高50%。

即使是在南亚和东亚，人口统计数字和经济的变化也有希望提升妇女的价值。韩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降低了家庭作为社会和经济中心的重要性，夫妻双方都在城市居住，都有养老金，对儿子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儿子们也有能力追求独立的生活。生儿子不再是当务之急，同时，女儿在婚姻之外也有了价值，可以受教育，加入劳动大军。

印度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儿童性别比例的不平衡问题一直在加剧，韩国则不同，1995～2000年，男女儿童的性别比例从115∶100下降到了110∶100。

第五章　工作的价格：为什么我们都对高薪职业趋之若鹜？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除了性工作者以外，世界各地的强制劳动者有810万人。考虑到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强制劳动的盛行，这个数目并不算很大。

奴隶制和强制劳动从古代的阿兹白克和伊斯兰国家一直盛行到罗马和古希腊，从封建主义的欧洲一直到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人可能会认为，强制劳动也非常适用于现代劳务市场，那会为雇主节约一大笔钱。当前工人以工资和福利等形式领取的钱占国民收入的接近65%，比80年前政府开始定期监测这一统计数据时，增加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笔钱对雇主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足以使他们对工人进行奴役，但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或许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反感奴隶制。不过历史记录显示，工作条件的社会化选择与价值和道德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如何进行劳动获取的利润更高。从16世纪的俄国到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到底使用契约劳工还是自由工人取决于成本的高低，即付给他们工资与让他们成为奴隶、给他们提供吃穿住再加上看管相比，哪一样更合算？

在土地稀缺与非常落后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出现奴隶制。人口众多的社会，众多的工人挤在相对稀缺的土地上竞争工作，很少会出现奴隶制。强制劳动只有在利润率最高的时候才会盛行：劳动力非常稀缺而土地相对充分，而且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高。土地的产量越高，把工人变为奴隶而不是发给他们工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一模式显然包括在《人种民族图谱》中，该书是一部关于古今人类社会的数百种行为和制度的汇编，由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编撰，人类学家一直用它来研究文化规范的演变。通过对书中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早期的狩猎采集和耕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生产的东西勉强可以维持生存，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只有在食品生产得到发展、食品有了剩余能养活更多人口的情况下，奴隶制才会盛行。

比较先进的农业社会条件下，每平方英里土地大约可以养活40个人，那时大约80%的土地所有者养起了奴隶。不过在犁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以及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超过了100人以后，一半以上的地主开始给农民付工资，而不是强制他们劳动。

但是，如果某种原因导致土地面积与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发生变化，奴隶制可能很快死灰复燃。14世纪毁灭欧洲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使欧洲的经济一下倒退了300年，就发生了这种变化。16世纪以前俄罗斯几乎不知道农奴制为何物，但是瘟疫带来的恐慌导致拥有土地的贵族在沙皇面前游说，限制佃农的流动，用债务劳役和法律使地主有权追回逃亡的农民，使农民与土地形成依附关系。

在欧洲，农奴制盛行了400年，黑死病似乎加速了它的终结。尽管土地所有者同样想把佃农束缚在土地上，东欧也尚未出现城市资产阶级，但是在西欧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便破坏了土地所有者的这种企图。

农奴制的演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奴隶制风光不再。黑死病造成大量人口损失并没有使农奴制在西欧得以延续，因为大城市给人们提供了农业以外的工作机会。尽管有人竭力想重新引入农奴制，却因为没有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无法限制佃农的流动。城市资产阶级迫切需要获得竞争下的经济利益，土地所有者无法自行其是。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西欧人排斥农奴制。他们在美洲大陆发现了广阔的土地，进而在劳动力稀缺的大西洋彼岸欣然实行奴隶制。

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占总人口的90%。1600～1800年大约200万奴隶从非洲被海运到加勒比海地区，29万欧洲移民中有3/4为契约奴隶。广袤的土地支持大规模农业耕种，这种条件下奴隶制的效率特别高。这些地区，少数监工就能管理一大群奴隶，降低了实施奴隶制的成本。加勒比海地区一本万利的蔗糖和烟叶等作物使奴隶主们对奴隶制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强制劳动消失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雇主们仅增加廉价的奴隶就可以提高产量，因此对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投资并不感兴趣。强制劳动者也没有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因为产量高了只是给雇主增加利润。这二者都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在美洲，奴隶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时至今日，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盛行的新大陆（例如牙买加和圭亚那）仍然比当时奴隶制少见的殖民地（例如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穷得多。在美国，19世纪中期奴隶制盛行的地区，诸如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以及路易斯安那各州，直到今天还比当时使用自由雇工的州（诸如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或者新泽西等）穷得多。

有关奴隶价格的研究明显地证明了奴隶制抑制生产力的提高。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720年的大约110.37美元提高到1800年的307.54美元，价格增长的比例相当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用贴现价格计算，奴隶价格没有增长。不过，经济学家指出，奴隶的价格应该表示为奴隶主从他们的劳动中换回的利润预期。奴隶价格持平显示这种利润预期没有多大增长。

今天的美国出现了把非法移民转变为奴隶或类似形式的做法。几十年来，美国农场主依赖廉价的移民种植庄稼作物，1986年他们促使国会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使大约30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从那以后，他们在劳动力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就不再增加了。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比最高时的1980年下降了46.7%。

有了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奴隶制怎么可能死灰复燃呢？工资和福利总额可能占到了国民收入的2/3，但是很多行业工人的工资一直特别低。美国法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比30年前降低了12%。如果一个人按这样的工资水平每周工作40小时，全年无休，那么每年的收入也只有15000美元，刚达到《美国宪法》规定的两口之家的贫困线水平。不管怎样，都要比奴隶制的成本低。

薪水多少才算公平？

工作的价格可能是人生所有价格中最重要的。我们在劳务市场上以技能换取生存资料，包括住的和吃的。工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长远的决定性影响。

自由的劳务市场取代奴隶制以来，工资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仅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资就有了空前提高。1918年一打鸡蛋的价格相当于产业工人平均一个小时的工资还多一点，今天只相当于不到5分钟的工资。《蒙哥马利·沃德产品手册》是19世纪末为了把美国大城市的商品推向小城镇而设计的，1895年它介绍的一款单速自行车，价格是65美元，大约相当于中等收入工人6个半星期的工资。如今该公司网站上一款变速自行车标价350美元，约等于中等收入工人不到19小时的工资。

尽管薪酬可能比过去高了，但是劳务市场与过去一样残酷，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推动工资增长的因素有两个：生产力（工作对于雇主的价值）和具有特定技能工人的供求状况。工资提高与公平与否无关，如今一个工人不到10分钟的工作量等于1890年的一个小时的工作量，这才是工资提高的原因。

有些报酬的模式很容易理解：学历高的工人大多比学历低的挣钱多。在印度，尽管两人学历相同，会一口流利英语的比不会英语的要多拿34%的工资。其他一些模式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身高每高出10厘米挣的钱就多10%。在美国，身高188厘米的人比身高178厘米的人提拔为主管的可能性高3%。容貌丑的比漂亮的挣钱少，即使容貌与所从事的工作无关。一项关于美国和加拿大招工面试的研究得出结论，面试官认为相貌在中等以下的比中等的挣钱少7%，而中等以上的比中等的挣钱多5%。男人其貌不扬的要少挣9%，女人姿色欠佳的要少挣5%。

这类薪酬差距一部分是源于歧视，但是相当一部分与体貌特征显示出的生产潜力有关。瑞典的研究发现，高个子比较聪明、强壮，更有社交能力，因为他们从小营养良好，因而身体健康，个子高的人自尊心也强，个子矮的人生产效率低。老板找的就是生产效率高的雇员。

怀旧的人喜欢追忆往昔那善良且有人情味的劳务市场，雇主不按严格的技能标准决定工资多少，而是体贴关心工人，尽量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20世纪初，像西尔斯公司和柯达公司等为其员工提供了“微型福利”，旨在保持职工队伍稳定，并且把那些不怀好意的“工会分子”排斥在他们的圈子之外。

柯达公司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其一直致力于把专业工作室才能胜任的照片冲印简化到街角的杂货铺也能做（其口号是：你只需按下快门，剩下的由我们来做。）。另外，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还是劳资关系的创新者。早在1899年，柯达的工人就有了绩效奖金。1929年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障和全国劳资关系法案》，但7年之前柯达就有了利润分成、员工伤害补偿金、退休金和养老金计划、事故保险、病假福利等制度。1932年伊士曼自杀身亡后，《纽约时报》刊登的讣告赞扬他“在人性化的劳资关系方面的先进理念”。

其他先行者也在试图使工资成为提高员工积极性的工具。面对工人生产积极性低下、生产线劳动强度又大的状况，亨利·福特在1914年把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一下子把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倍。这样做效果确实立竿见影，福特公司的车间外应聘的人排起了长龙。记者埃布尔当时写道，增加工资后，福特的工人减少了14%，每天的整车产量却提高了15%。亨利·福特后来评论说：“每天8小时5美元的工资是我们削减成本最好的一步棋。”汽车制造业的其他厂家也纷纷效仿，到了1928年汽车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已经比其他制造业工人的工资高了大约40%。而这些都发生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立之前。

不过仔细观察一下，一个世纪前的那些温和的、家长式的公司与它们今天的后代并没有多少差别。它们同样是只追求利润，不过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而已，关键的区别是今天的企业有了更低成本的选择。它们再也无法像20世纪早期“利维坦”式的大公司那样慷慨大方，因为这样的公司可以依赖当时资本主义的一大特色—垄断利润。那时候新兴的照相胶片业门槛很高，柯达又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公司，所以几乎垄断了该行业。福特公司当时的高额利润放到今天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中也成了天方夜谭，这种垄断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廉价劳动力和低税收的生产地区、充足的原材料以及最大程度接近客户，竞争残酷而且无情。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和财政部副部长艾伦·克鲁格估计，在美国大约1/4的业务可以“移民海外”，也就是说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远程通信网络可以让海外廉价的劳动力来完成。计算机已经取代了从办公大楼到工厂车间的许多工人的岗位。科学技术使原来针插不进的垄断市场变得轻易可入。美国“生锈地带”那些钢铁厂遭受的打击不仅来自廉价进口钢材，还来自美国南方大量的小作坊用废金属炼钢，它们对于全国大型综合钢铁厂的倒闭所起的作用，起码不小于国外竞争对手。

这些经济力量给世界各地的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由于制造商把产品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使得过去30年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达到7200美元。自1990年以来，中国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从65%下降到16%。但是在美国，这一激烈竞争使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一直控制着劳务市场的一些协议和制度被推翻。柯达公司因为胶卷被数字影像取代而经历了痛苦的转型。2009年它停止生产有74年历史的柯达8毫米克罗姆胶卷，损失了2.32亿美元。公司的员工数量缩减到不足2万人，还不到最多时的1/3。

工会曾经是向雇主争取较高工资的主要力量，现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工会所代表的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比没参加工会的高大约21%，相当于每周多得148美元。工会合同即使在经济衰退时也有用，比如雇主为削减成本而裁员时。不过由于加入工会的企业不是衰退就是关门，新企业又拼命抗拒，所以工会也在逐步消亡。过去的30年里，私营企业的工人签订工会合同的从将近21%下降到7%，减少了大约820万人。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制造的轿车和轻型卡车的数量占美国市场销售量的90%。通用汽车公司被戏称为“慷慨汽车公司”。到了2009年，三巨头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跌到了大约45%。通用和克莱斯勒申请破产保护，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救助。美国的汽车工业仍然存在，但多数是密歇根州以外的非工会签约厂商，2008年工会签约的只占25%。现在的汽车厂商已经不可能像昔日工会组织下的企业那样慷慨地提供薪酬和福利了。

超级明星的天价薪酬

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劳务市场的残酷程度是独一无二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用很多法律手段强制规定最低休假天数和最长的工作时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有利于缩小工资差距。美国的工作场所，对比之下，只强调自由竞争，目的只有一个—奖励成功者。

1989年，旧金山巨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里身价最高的球队，球员的平均工资为53.5万美元，是身价最低的俱乐部巴尔的摩金莺队的5倍。差距似乎很大，但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就不值一提了。2009年，纽约扬基队球员的平均工资为520万美元，比垫底的奥克兰运动队高出将近12倍。

最高薪酬的膨胀看来非大公司高管莫属。1977年，美国100强企业的精英总裁的薪酬大约是公司员工平均工资的50倍。30年以后，美国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相当于该公司生产线工人平均工资的大约1100倍。这样就把绝大多数普通人和最富的人划分开了。20世纪70年代一项有关薪酬的研究发现，10%的顶级主管的收入是中层管理人员的2倍；到了21世纪初，顶级主管的收入已经是中层的4倍还多。

一条简单的经济理论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这种现象。198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发表了一篇题为“超级明星经济”的文章。一言以蔽之，罗森强调科技进步会使一些表现最佳者在特定领域作用更大并获得更多回报，但同时会减少该领域其他表现较差者的收入。

这种推理与流行歌星的收入变化是非常吻合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音乐产业经历数次震动，因科技发展而陷入短暂停顿。首先，MTV把音乐植入电视；后来，纳普斯特把它带到互联网上；苹果公司允许粉丝们购买单首歌曲并且可以无限制地播放。发展的每一步都使演出扩展到更大的粉丝群体，让消费者付更多的钱。1982年，占流行歌手1%的超级明星创造了音乐会门票收入的26%，到了2003年，这一份额增加到了56%。

超级明星效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汤姆·克鲁斯的薪酬变化，他演《危险交易》时的片酬为7.5万美元，演《谍中谍2》时增加到7500万～9200万美元。这一效应也适用于欧洲足球，2009年薪酬最高的20个球队挣到了39亿欧元，比欧洲足球联赛其他所有球队的总和还多出25%以上。球王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他1958年在瑞典世界杯亮相时才17岁。他一下子成为明星，令世界上所有球队垂涎。1960年，他所在的球队—桑托斯队，据说付给他15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今天的110万美元。这样的薪水在如今只能算中等收入。2009～2010赛季薪酬最高的球员，葡萄牙的前锋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他效力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拿到了1300万欧元的薪酬。如果包括赞助费在内，挣钱最多的当属英国的优秀中场球员贝克汉姆，2009年他除了从洛杉矶银河和AC米兰拿到700万美元的工资外，还得到3300万美元的广告费。

贝利的收入排名落在后面，不是由于他的球技，而是他的收入基数太小。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球员，但是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高超球技。1958年全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上第一颗电视卫星“通信卫星号”是1962年发射的，根本没有赶上贝利在世界杯上的首次表演。与此相比，2010年南非世界杯，罗纳尔多代表葡萄牙上阵，转播的国家有200多个。如果把全世界观看所有场次比赛的人数相加，相当于有几百亿双眼睛在观看比赛，比全世界的总人口还多。罗纳尔多踢得不比贝利好，但他的球技让更多观众看到了，所以他拿到的钱更多。

罗森的逻辑也被引用来解释高管的薪酬。随着美国大公司、银行、共同基金公司的不断扩张，它们关键的问题是找到“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银行经理和公司主管。它们竭力争夺管理人才，把公司高管的价格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纽约大学的泽维尔·加贝克斯和奥古斯丁·兰迪尔200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估计1980～2003年美国企业主要高管的薪酬提高了5倍，这纯粹是由于同期各大公司的市场规模也增大了5倍。

这种模式完全遵循了达尔文的海狮求偶逻辑：雌海狮一贯喜欢那些个头大、能击败竞争对手的雄海狮。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身体越沉重，越容易被鲨鱼和虎鲸猎食。如同海狮用体重求偶一样，大公司用综合薪酬来吸引人才，但它们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天价的薪酬计划不可能为持股人创造收益。高额的工资实际上是鼓励造假，诱使那些持有股票期权的高管不择手段地提高他们公司的股价，事实上这还鼓励了过度冒险。

这种策略是否对整个社会有利，实在令人怀疑。过去的15年里，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把新增国民收入的一半收入囊中。1980年，他们拿回家的钱等于美国国民收入的1/10，如今，该比例增加到了将近1/4。为数不多的海狮把所有的鱼都吃光了。

农民和金融家

高级融资公司根据无可比拟的精确性确定薪酬，银行提供高额奖金吸引最优秀的工商管理硕士或者量子物理学家。这些聪明的金融家们，又发明了五花八门的新产品，使银行业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

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吗？戈登·盖柯在荧幕上大摇大摆，伊万·波斯基因内部交易而锒铛入狱，迈克尔·米尔肯到处兜售垃圾债券。1987年金融公司将美国企业将近1/5的利润收入囊中，华尔街的奖金共计26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5600美元。如今，这点钱看起来简直微不足道。2007年美国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私营企业的整整1/3，同年华尔街的奖金达到创纪录的329亿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77000美元。

不言而喻，这样的薪酬在各个行业都不是普遍的。美国的农业经济，与打了兴奋剂似的曼哈顿中心街道截然不同，农民微薄的薪酬与其说是生产的动力，不如说是为了勉强让农民糊口。2009年春天，美国农民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9.99美元。

农场主还有其他一些策略保证获得廉价劳工，其中之一就是定期游说国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要求政府向墨西哥农民敞开大门。20世纪40年代，美墨《布拉塞洛计划》启动，目的是填充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派向海外的美国兵增多导致的劳动力空缺，由于农场主们强大的游说力量，该计划一直执行到1964年。此后农民的工资开始提高，农场主又用其他的廉价劳工取代他们。

农场主们估计，他们雇来耕种土地收获作物的人大概有100万，其中非法移民大约占70%。2006年美国国会展开辩论，准备全面修改《移民法》。我采访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主费琳·惠特克，她在皮德蒙特地区种植烟草、西红柿和其他作物。惠特克担心通过合法渠道雇用的移民成本太高，希望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非常想雇用合法工人，”她说，“不过，如果成本太高，我们只能雇用非法移民。”外来工的签证上标明与该地区其他农场对照的最低工资标准—当时国会大概准备从每小时8.24美元提高到8.51美元。而非法移民，同样的工作每小时仅拿到6.5美元。

当然，就算每小时6.5美元，非法移民也想干。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躲避边境巡警、犯罪团伙还有毒蛇偷渡来到美国的目的。这样的工作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梦寐以求的，与他们的村民和邻居们的极度贫困相比，这是他们发财致富的道路。非法移民们相对的好运气—回到家里衣兜里装有积攒下来的美元就是雄辩的事实—激励他们的弟弟妹妹以及堂弟堂妹、表弟表妹长大了也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也想成为有钱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本在意料之中。就像其他方面的价格差异一样，薪酬的不平均现象引导资源—劳动力—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有些吃苦耐劳的墨西哥人被相对富裕的前景吸引到了边界的北方，同样的动力把1100万移民吸引到德国，700万吸引到沙特阿拉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大约各有650万。

薪酬的不平等引发人们如此大量广泛的流动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却必须具备的一大特点。贫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使一部分工人得益，一部分则没有，这就加大了贫富差距。不平等现象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最赚钱的行业，利润最高的公司雇用了这些人，就又加快了经济发展。

不过，尽管收入不均有激发人们积极性的力量，但不均到什么程度才合适？美国在过去30多年里有了迅猛发展，1980年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9%，同时收入不均也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相反，1951～1980年，收入最高的人的财富积累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收入不均有所缓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达到83%。

一项研究得出结论，1960年以来，国民收入每向最富的10%的人倾斜一个百分点，全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0.12%。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下，其余90%的人也要工作13年才能弥补上他们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牺牲。

美国一直是收入倾斜程度最大的发达国家。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拥有的财富是最低的10%的人的6倍。相比之下，英国是4.2倍，瑞典是2.8倍。

尽管如此，美国人的经济流动性低于很多国家的公民。美国收入分配最低的1/5的家庭的孩子，他们未来的收入仍然保持在同一阶层的可能性为42%，英国人是30%，瑞典人是25%。

即使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不容置疑的发动机，我们也有其他理由对财富向最富有群体过度集中加以限制。极端不均等导致不信任、嫉妒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对立。而均等则会培育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凝聚力，是很好的社会黏合剂。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两万美元左右，收入进一步增加不会延长预期寿命。不过在富裕国家里，那些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如日本和瑞典，人们的预期寿命会长一些，而收入不均的国家，例如葡萄牙和美国，人们的预期寿命会短一些。

收入差别拉大，富人抢购房地产，迫使不富裕的家庭离开原来理想的社区。在曼哈顿、波士顿中心、旧金山等城市，仅靠中等收入生活的人只能白天给有钱人打扫房间、做饭、看孩子，晚上下班后回到房价便宜的地方去住。

1970～2000年，旧金山每年房价的上涨比全国其他地方高出1%～1.5%，因此它变成了有钱人的城市。按现在的币值计算，旧金山年均收入136000美元的家庭，从10%增加到31%，比全国的增长率的2倍还多。中等收入的人们被挤了出去。按照现在的币值，1970年旧金山大约70%的家庭年收入在9万美元以下，2000年，该比例下降了大约一半。

地区差别造成教育差距。学校的资金依赖不动产税，财产税又依赖不动产价格。如果说人们的工资基本取决于受教育的质量和年数，那些被迫迁入较差学区的家庭将会进一步落在后面。

简而言之，收入不均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刺激力量取决于它在人们心目中是否公平，起码必须合法。如今，很多美国人怀疑有钱人是否“对得起”他们的薪酬。这样的疑问对银行经理尤其适用，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几十年未见的巨大灾难，竟然还领取高额奖金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好景不在的中产阶级

过去有那么一段时期，美国鼓励工人努力去追求富裕和幸福。我的祖父母学历不高，我爷爷在加拿大温尼伯的一个农场里长大，可能小学还没毕业。年轻时他到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工作，后来他搬到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由工会介绍在盐河开发项目的发电厂找了一份工作，经过培训成为电工。20世纪70年代我经常到爷爷家度暑假，他住的房子有前后院，休息室里有八声道的音响，房间里有中央空调，他有一辆轿车、一辆皮卡，还有一辆旅行拖车。我那时住在墨西哥，那里的电工可过不上这样的日子。

由于科技进步的推动，美国的人均工资在20世纪几乎提高了5倍。不过这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部分时间里收入增长趋于平均化。1928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获取了全国国民收入的25%，到了1950年他们的所得降到了10%。

经济学家对这种收入变动作了几种推理。有的指出，“罗斯福新政”中的某些制度使职业竞争变得比较公平，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等政府计划，再加上高税率和严格的监管，限制了银行等行业的利润。工人组织的力量加强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工会出面谈判，能够为它的成员争取到更高的工资。

不过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教育。整个20世纪，企业对职工的学历要求不断提高，高学历职工的工资更高，以期与科技同步发展。这就促使很多工人去上学。

1870～1950年出生的人，每一代人的受教育水平都比他们的父母高。到了20世纪50年代，16岁的青少年中高中毕业生占60%，是同期英国的6倍。接着《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上大学提供贷款。1915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6年，到了1980年，平均为12.5年。

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多数美国家庭的收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平均每年增长2%～3%，而且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比较平均，这些家庭逐渐形成美国的中产阶级。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时期，这种发展态势遭到破坏。从那时起，银行经理、律师，还有工程师等，他们的学历都是大学以上，因而工资大幅提高。底层的工人，如看门人和家政人员，管家和奶妈，也因工资略有提高而受益。不过中层的人，例如身为钢铁厂和汽车企业工会会员的那些工人，工资却没有增长，有的甚至还下降了。

问题说到底还是哪些人最容易被代替。奶妈很难用机器代替，律师和经纪人也很难代替。不过一些可以简化成机械性操作的工作，例如汽车喷漆，已经消失了。2008年，加州的《奥兰治县纪事报》就雇用了一家印度公司—环球脑力劳动媒介公司，接手做一些编辑工作。2007年，路透社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设立了分部，负责报道亚洲的经济新闻。

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1973年，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高55%，到了2010年，进一步高出84%。但是由于劳务市场的人员外流，这一回报率已经不足以成为激励因素了。美国工人平均受教育的时间在1980～2005年仅增加了一年，比前面的65年的增速慢了一半。

如今的美国梦只是误人子弟的白日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2009年一线车间工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低于1992年。典型的美国家庭—两个人挣钱养两三个孩子—的收入比10多年前要少。一个人上班，凭着每周工作40小时的中等收入，足以养活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那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新千年的第10个岁末，很多工人在20世纪享受到的繁荣就好像昙花一现，好景不在。

银行家的金钱乐园

财富的重新分配不仅改变了工作报酬的支付方式，支配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整套规则也已经改变了。过去30多年里出现的新规则似乎与中产阶级南辕北辙。

这一段时间里，贸易壁垒减少，资本管制也取消了，福利金制度被重新修订，迫使失业人员尽快寻找工作。大批管制措施被认为有碍企业发展而被废止，这一转变使美国工人失去了防御最严酷的经济打击的屏障，同时又为有能力捷足先登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拿银行业来举例。金融是那些优秀大学毕业生向往的最赚钱的行业，但它的薪酬并不总是这么高。金融从业者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经历过辉煌时期。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工资比其他行业工人的工资高50%～60%。但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改变了一切，1934年，金融行业公司的利润缩减到2.36亿美元，相当于5年期的1/8。工资也随之降低，从1950年开始，到1980年前后，银行从业者和保险业从业者的工资比其他行业只高出10%。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金融业管制的潮涨潮落。一个世纪以前，对银行的创新和投机实际上没有法规限制，它们可以任意投资，任意支配储户的存款。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总统为了防止1929年的金融泡沫破裂重演，实行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管制。

跨州的银行间业务自1927年开始受到管制。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涉足对方的业务，把存款与贷款业务剥离开，防止它们任意操纵市场。那一年还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对银行业的监管还在继续，他禁止银行与保险业混业经营。全国很多最优秀的人才，原来进入银行业为的是发挥聪明才智换取高额报酬，由于银行业受到管制，纷纷跳槽离开了这一行业。

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不断废除这些管制条款，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30年。到了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完全撤销。银行可以随意与保险公司混业经营，存款利率的上限也取消了，银行可以随处设立分支机构。毫不奇怪，学历最高的那些优秀人才又回到银行业。2005年，银行业从业者中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比其他行业高出将近20%。这些头脑灵活的金融家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20世纪80年代造出了垃圾债券还不罢休，之后几年，又进一步推出住宅抵押证券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到2006年，金融业的薪酬又一次比其他行业的私营企业高出了70%。但是没过多久金融体系就崩溃了。

2008年底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世界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银行经理们一直在激烈抗议，反对那些旨在限制他们高额薪酬福利的监管法规，声称限制薪酬将使他们无法招募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说的可能是实话。2010年国会通过的金融法规降低了金融行业的利润，银行经理们的奖金也减少了。

尽管如此，这很可能是件好事。1970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15年后只有5%的人在金融业任职。到了1990年，毕业生在金融业就业的人数上升到15%。同期，男性毕业生攻读法律和医学专业研究生的从原来的39%下降到30%。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有33.4%进入金融业，6.3%去了政府部门。从当前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配置有问题。为了整个经济体系中其他行业的利益，银行经理们应该少挣一点。

第六章　免费的价格：赠品面前，你能控制住冲动购物的欲望吗？

对于那些满怀希望等待互联网成为文化转折点的人们来说，2007年10月10日是一个小小的分水岭。那一天，英国非传统乐队“电台司令”在网站上推出录音专辑《InRainbows》，供粉丝们自由下载并且自行决定付多少钱，如果不想付，也可以分文不付。根据网上市场调研公司comScore的统计，第一个月里下载该专辑的粉丝将近100万，6成以上没有付钱，另外有几百万人没有从网站上直接免费下载，而是通过网络的共享功能间接下载。

对经济学家来说，理解人类文明的起点，就是假定人们都本能地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令人困惑的是，根据comScore的估计，下载《InRainbows》的人当中有38%选择付钱，尽管他们可以不付。难道这些人真的陷入利他的冲动之中不能自拔，尽管那些摇滚歌星已经腰缠万贯，还非要付钱给他们不可？或者他们真的对那些参与创作的歌手情有独钟，下载了他们的音乐不付钱就心存愧疚，抑或他们喜欢的就是参与的新鲜劲儿？

comScore估计该乐队从每次下载中可以收入2.26美元，这个价格还不错，因为网上下载的乐曲音质并不是那么好。而且，乐队不需要向唱片公司支付一分钱，以后还有机会赚更多。几个月后，专辑正式发行，粉丝们争相购买音质更好的光盘，把它推到了美国和英国音乐排行榜的首位，而且在美国连续42周榜上有名，创造了“电台司令”专辑的最高销售纪录。根据唱片公司统计，到2008年10月，《InRainbows》一共销售了300万套，包括10万套零售价为40美元的特别精装版。这一销量超过了此前的两张专辑《Hail to theThief》和《Amnesiac》。基于专辑发行的市场反应，随后的巡回演出更是轰动一时，盛况空前。

对于相信互联网具有转变文化发展进程潜力的人，“电台司令”的例子意味着信息经济可以给资本主义带来革命性变化，创作者能够通过把自己的产品免费送人来谋生。这一新型经济可能要求人们彻底转变关于财产的观念。《InRainbows》的例子展示，大企业的贪婪抽走了一大部分利润，如果创作者能够摆脱诸如唱片公司以及好莱坞制片公司等的约束，那么这种新模式可以推广到所有人。

创作者不再需要躲在版权的高墙后面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信息和知识产权将受到消费者良知的支持，就像参加慈善活动或者支付小费一样。艺术家把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无偿地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从而激发起消费者的公平感和互惠意愿。

尽管“电台司令”没有把自己乌托邦式的主张明确说出来，但与其说那是社群的理想主义，不如说是赤裸裸的且迫在眉睫的需要。连接创作与交易的枢纽数百年来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却处在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之下。电脑和互联网使世界范围内信息的复制和分享变得非常容易，创作者要收费却变得非常困难。所以，“电台司令”是在另找出路。

音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十几年来，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深信，新闻是一种免费的商品，只要上网就能阅读。谷歌公司扫描了数以百万计的绝版书籍，如果得到法律允许，它希望能建立一个巨大的网上图书馆。那些懂得宽带上网和电脑技巧的人都能够免费看电影，利用网络语音协议可以让人们通过互联网实现全球免费通话。软件公司巨头们天天面临“免费软件”的竞争，这些软件是数以千计的工程师为了共同事业而设计且无偿提供的。

信息革命甚至削弱了昔日经济中典型的免费媒体—电视。多数电视网每小时的播出时间里，节目占42分钟，广告占18分钟，这是给节目所付的费用。例如，2009年，据报道，为了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绝望主妇》中插播30秒广告，广告商支付了23万美元。按照这一费率计算，观看《绝望主妇》的1060万家庭每家要支付给电视台79美分。Tivo一类的数字录像设备能够让观众跳过商业广告，这对电视台的该项收入构成了威胁。

“你和电视台所订立的观看节目合同就意味着你同意观看广告，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看到那些广告主赞助的电视节目。”特纳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米·凯尔纳，在2002年的一次访谈节目中气急败坏地说，“你跳过广告或者把目光投向别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在偷电视节目的钱。”当然，观众没有观看广告的法定义务。但是，凯尔纳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电视节目内含的经济交易条件。如果这种交易遭到破坏，那它必须另外寻找赞助。

免费的诱惑很难抗拒

真正免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这违反了宇宙间一条铁的定律—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很明显，这个说法源自20世纪中期的美国，有些人敏锐地观察到，酒吧和沙龙向客人提供的免费食品，实际上已经包含在酒水价格之内了。这在天体物理学里也能找到根据，正如大多数人都认识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宇宙空间内，不可能凭空变出物质或能源来。不过，对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原理进一步提炼，即在一个资源紧缺的世界上，一切决策都是有得有失的。人们一般不会只有所得而没有相应的付出，可能你一般情况下无法对价格明察秋毫，但是看不到的价格有可能非常昂贵。

免费这类概念确实能使我们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还浑然不觉，销售企业长久以来就是用这种手法引诱顾客花钱的。比如那些司空见惯的“买一送一”和典型的午夜有线电视推销（让观众“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得到广告中的商品或某些免费的小玩意儿。）

接受免费的东西能够很神奇地让人产生负债感并且激发出由衷的回报欲，如果推销公司巧妙利用这种心理就可以获得利润。人们熟知的直销巨头安利公司，其销售代表经常会给瞄上的客户留下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家庭用品的样品，先把客户的负债感煽动起来，过几天再回来正式推销。20世纪70年代，印度教的克里希那协会成员会先给路过的行人送上鲜花或者小礼物，再向他们要钱。他们这种做法屡试不爽，结果该组织经常活动的机场不得不贴出告示，警告人们小心“礼物”背后的陷阱。

免费的东西可以增加它自身的价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的一次实验中，销售亚马逊礼品卡：一种是花1美元买价值10美元的卡，另一种是用8美元买20美元的卡，结果2/3的学生选择第二种。后来把两种卡的价格都降了1美元，结果所有人都改变主意去拿第一种，完全不顾选择第二种的净得益是13美元。

免费的幻象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政府部门花了很大力气保护人们免受其引诱。1925年，约翰·温斯顿公司用“免费赠送”百科全书外带高价补编附录的手法进行推销，联邦贸易委员会试图阻止，但是没有成功。上诉法院认为，消费者如果相信免费的东西真的不要钱，那他们就实在“太愚蠢”了。不过到了1937年，最高法院支持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张，制止了标准教育协会玩的一个类似的花招儿。雨果·布莱克大法官指出：“公民没有法定义务怀疑他的交易伙伴是否诚信。”195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迫使“每月一书”俱乐部改变它的广告印刷形式，该俱乐部用大字醒目地宣称免费赠送一本书，而用最不显眼的小字提示客户，一年之内必须再购买目录上的另外4本书才算完成交易。

信息产品的制造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矛盾。美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强调，正如19世纪的核心产业是制造业，20世纪的核心产业是能源一样，21世纪力量重心向着那些善于生产、管理知识和信息的人们倾斜。

那些鼓吹网上免费信息的人把自己看做反文化的革命者，想把我们的时代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让我们摆脱唯利是图的大企业的掌控，回到所谓的温情脉脉的原始共享状态。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里，免费午餐也很难找到。

礼物在很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美洲西北部土著印第安人有冬季赠礼节，非洲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美拉尼西亚岛居民有“库拉”的风俗，都是临近的部落之间礼节性地互相赠送礼物。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1910年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沿岸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土著居民进行了研究，他曾亲眼看到农民们抬着大堆的甘薯和芋头送到渔村去，然后渔民们作为回报，又抬着大批的鱼送到农庄里。

不过这些礼物都不是免费的。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强调，这些公开的赠与行为是用来在接受礼物的族群中培育负债感的，创造一种社会压力使接受者最起码送同等价值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会起到社交纽带的作用。后来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没有附加条件的纯粹的礼物—丈夫经常给妻子的小礼品，但是莫斯反驳说，这些被称为“布瓦纳”或者“西布瓦纳”的小礼品，是“带有酬劳意义的礼物，即当妻子提供了《古兰经》上提到的所谓的基本的服务时，丈夫给她的回报”。

市场交易条件下的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必须在买卖双方均认为该交易有利可图且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免费商品，即使是幻象，也会造成两种负面结果：一是鼓励消费者超前过度消费；二是降低生产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意多生产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拿垃圾邮件做例子，它占了全世界电子邮件流量的将近90%，这是因为它基本上是免费发送的。2008年研究人员估计，垃圾邮件发送者的成本，诸如域名注册、空间使用、邮箱申请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相加，几乎等于零—每发送100万封电子邮件平均成本只有80美元。于是这些人大量地发送垃圾邮件，代价却要收件人来承担。德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结论是，他们学校的雇员平均每人每年要花费20个小时辨别和删除垃圾邮件。考虑到德国的平均工资大约每小时20欧元，垃圾邮件给该校每个雇员平均造成400欧元的损失。按照全校8000名雇员计算，损失一共是320万欧元。

如果发送成本高了，垃圾邮件就不会这么多了。2002年4月1日起，韩国互联网门户网站Daum开始向大规模群发邮件的发件人，根据发送量每封邮件最高收取10韩元（约合0.8美分）的费用。实施收费后的3个月，与收费前的3个月相比，占用网站流量的大批量群发邮件减少了54%。

正如免费垃圾邮件鼓励它的无限制发送，免费信息则抑制创作者进行创作。有些人相信网上信息应该无偿获得，就像灯塔的灯光一样，夜间路过海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看到，并且受益，也不妨碍灯塔引导附近其他船只航行。这一类推很妙，下载最新一集《蝙蝠侠》电影拷贝并不影响别人观看，下载一次的成本几乎为零，我们甚至感觉不到，这样我们永远会有《蝙蝠侠》看。

不过这一推理也凸显一个有关互联网生存的问题：灯塔里的灯总要有人负责出钱维护。如果船只和电影粉丝不付钱，灯光和电影就无法存在。灯塔，如同清洁的空气和国防力量，为大家所熟知，是由于其特别的性质，它们都属于“公共产品”。消费者可以无偿使用，即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原因在于，如果让私人企业生产公共产品，却无法从销售中收回成本，它们就没有理由去生产。如果依赖私人企业，这些公共产品就不可能生产出来。同样的道理，21世纪初期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如果信息真正成为免费商品，那么就不再会有人提供或创作了。

网络改变世界

科学技术把我们带到了免费的边缘。1980～2009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电脑价格下降了99%。1980年一台电脑的价格是现在的79倍。随着数字化信息储存、复制以及传播成本的下降，歌曲、电影和其他数字媒体的制作者已经失去了对消费者的掌控力，消费者可以不限次数任意复制和不限范围任意传播这些产品。1999年6月，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的一个年轻人—被朋友们称为“纳普斯特”的肖恩·范宁，发布了一套操作系统，使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共享电脑硬盘上存储的音乐文件。到了第二年7月，1/4以上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曾经从网上免费下载过音乐。

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药瘾君子、反文化恶作剧丑角斯图尔特·布兰德，后来又成为未来主义革命信徒，他在大约25年前旧金山的全国首次黑客会议上发言说：“信息需要免费。”又过了20年，苹果公司的广告声称，该公司的iMac配备了iTunes软件以及可写光盘，能够“自选、自制、自刻”。如今，创作者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作品，只要它成为数字文件，就是大家的，不再为任何个人所有。

美国《连线》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在他的《免费：商业的未来》一书中强调，人们无法再拥有思想产品的所有权，因为人人都能免费得到。既然多数先进的经济产品都是由信息构成的，也就意味着现代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产品都可能成为免费品，这一论断似乎是正确的。

美国音乐产品的零售额，从光盘到手机铃声，2008年下降了1/5，降到85亿美元，因为消费者不再花钱购买，而是通过网络下载，这不用花钱。全球范围内，销售记录显示，音像产品销售下降了将近一成，降到了184亿美元。这就改变了所谓成功的基本标准。根据尼尔森音乐扫描网站的统计，2008年销量最大的音乐专辑，李尔·韦恩的《ThaCarterIII》，在美国总共销售了287万张。2001年，销量最高的专辑是“后街男孩”的《Millennium》，销售了945万张。

毫不奇怪，无论是谁，只要他拥有歌曲和电影的版权，都会抗拒版权免费使用的做法。唱片公司和好莱坞制片公司雇用了大批律师，企图扭转免费使用版权的势头。他们使用了所谓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也就是DRM，来阻止用户复制他们的产品。

2000年，A&M录音公司和其他一些唱片公司把纳普斯特告上法庭，迫使该网站第二年关闭。2009年4月，瑞典一家法院认定世界上最大的文件共享网站“海盗湾”违犯版权法，判处网站的三名创立者及其股东入狱一年，外加总共约360万美元的罚金。同年8月，波士顿的一个陪审团认定，波士顿学院物理学专业25岁的研究生乔尔·特南鲍姆非法下载并与别人共享30首歌曲的罪名成立，处罚金67.5万美元，而这些歌曲通过iTunes购买还不到30美元。

音乐界取得了胜利，但代价却是惨重的。纳普斯特输了，但共享文件呈爆炸性增长。2010年5月，纽约的法官认定向人们提供电影和音乐共享文件的LimeWire网站侵犯创业者版权，责令它的创办人马克·戈顿向唱片公司赔偿4.5亿美元。尽管这样，判决当月LimeWire网站上的下载量在下载排名中还是在前10名。

2008年，皮尤公司的网站和《美国生活》所做的调查发现，经常上网的成年人有15%承认下载或者共享过影音文件。国际唱片业协会估计，仅2008年一年网上的非法下载就有400亿次，占全球所有网上音乐下载次数的95%。关于“海盗湾”的判决激怒了瑞典的年轻人，他们鼓动选民把该网站的一个成员选举为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议员，他在2009年6月的选举中赢得了7.1%的选票。

唱片公司似乎也准备改变策略。经过5年来大约3.5万桩诉讼，到2009年，美国唱片业协会停止了把分享文件的人成批告上法庭的做法。2009年初，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与唱片公司达成协议，把DRM从他们iTunes音乐网站上销售的歌曲中去掉，从而让用户随心所欲地下载，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听。

免费正在向信息时代的其他行业扩展。根据文件分享跟踪网站TorrentFreak.com的统计，丹·布朗的畅销书《失落的秘符》上市发行没有几天，以电子书或有声书的形式被下载了10万套。电影发行公司似乎也在走唱片公司的老路。2005年，美国电影协会委托制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世界的盗版影片每年给制片商造成的损失约为128亿美元，其中网上非法下载就占了39%。如今从网上下载电影的人多了，去电影院的就少了。2008年5月，法国电影院总共卖出了1220万张电影票，而通过网络下载电影的却达到1370万人次。

2008年夏天，华纳兄弟毅然决然地使用了能对每一个拷贝进行追踪的技术，对新推出的蝙蝠侠风行系列之《暗黑骑士》实施版权保护。几个月后，我坐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背后的布莱恩公园里，遇到一位瘦骨嶙峋的大学生，他在纽约州立大学主修哲学。只见他把苹果MaciBook手提电脑打开，登录了有关网站，轻轻点了一下鼠标，就毫不费力地下载了高清版本的《暗黑骑士》，一分钱也不用花。根据负责跟踪盗版影片的服务商“大香槟”统计，到2008年年底，全世界非法下载该电影的次数高达700万次。

我工作所在的新闻媒体业已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壳。它没有像电影制片厂和唱片公司那样拉起吊桥防范，而是欣然接受了互联网，把它当做大有作为的新一代伟大事业。不管怎么说，新闻媒体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广告，而发行所得在新闻制作成本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互联网是上天恩赐的一个平台，既便宜，效率又高，新闻投放范围更广，有助于带来更多的广告投入。

可以想象一下，网络反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残酷竞争对手，新闻业该有多么惊恐。随着向公众提供新闻的成本降到几乎为零，网上潮水般涌来的新闻粉碎了媒体集团几个世纪以来对公众关注的垄断，这种垄断过去一直受到实体报纸制作发行的高成本的保护，而公众关注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最宝贵的商品。订阅纸质报纸和杂志的客户大量流失，因为很多人选择到网上去阅读，印刷形式的广告也日渐式微。

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5月25日去世，维基百科上有关他的网页访问量高达180万次。根据美联社的研究，到7月4日为止的4个星期里，搜索“迈克尔·杰克逊”的人点击最多的网站是谷歌和维基百科，分别占总点击数的7.1%和6.8%，排在第三位的是YouTube。传统媒体集团中进入前10名的只有一家，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排在第10位。

祸不单行，原来以为会滚滚而来的网络广告大潮实际上却只有涓涓细流。传统媒体集团败给了门户网站，尤其是搜索引擎，它们把大量的搜索结果链接到了传统媒体的文章上，通过把广告嵌入搜索结果中的手段赚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信息革命并没有使信息免费，它不过是把金钱从信息制作者手中转移到拥有向公众投放信息的技术手段的那些人的口袋里。全世界最大的文件共享网站“海盗湾”，它的钱是靠广告赚来的。苹果公司迫使唱片公司接受iTune网上音乐商店99美分一首曲子的价格，把客户原来买唱片的钱转移到购买它的苹果iPod播放器上。谷歌把原来报纸和杂志广告收入的一大部分吸收到自己这边来。2009年，全美报业广告的总收入加起来是276亿美元，创近23年来的新低，比顶峰时期的2005年下降了44%。而谷歌的广告收入4年间提高了将近3倍，2009年达到229亿美元。

用知识产权赚钱

自从人们开始把创意转变成经济利益，他们就大声疾呼，限制别人无偿使用自己的专利以保护自己的权益。1421年，佛罗伦萨建筑师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告诉政府的官员们，他设计了一种带有起吊滑轮的巨大驳船，可以从阿尔诺河上运送大理石料。他把驳船命名为“巴达洛纳号”，能够运输修建佛罗伦萨大教堂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不过，布鲁内莱斯基提出，政府必须先答应他几个条件：

任何人，不论出身、地位、身份、姓氏或者等级，自本条款经佛罗伦萨市政府批准之日起3年内，在佛罗伦萨所辖领土之内，包括阿尔诺河及其他所有河流、水道及水面上，不得以任何形式拥有、使用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船只—不论是新的发明或者是改头换面—以及其他可以用于水上运输任何商品或者其他物品的一切工具。所有此类新造的或者仿造的船只“必须烧掉”。

如今的专利保护已经不再对发明者如此慷慨大方。发明人要想申请专利，必须提供有关发明的详细资料。设计严密的专利法只保护发明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禁止别人制作相同或类似用途的其他产品。不过专利保护的逻辑与600年前布鲁内莱斯基的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保证发明者从中获得报酬，使他保持发明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赋予发明者专利的垄断权。

专利保护显然是次优的选择。在经济学家的理想世界里，使用某一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收益应该高于生产它的边际成本，而且人人都应该能买到。给予发明者垄断权，允许他用远远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他的发明，很多消费者就会买不起他们的产品。尽管如此，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某一发明的边际成本—多生产一粒胆固醇控制药片的成本—永远不能赚回发明它的成本。如果把价格限制在与边际成本同样的水平上，生产者就不可能收回投资。

处方药结合了专利制度的好坏两个方面。在美国研发一种新药并通过监管部门的各种检测批准手续，制药企业需要投入10～12年的时间和按照当前币值计算相当于大约12.7亿美元的投资。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生产这种药的成本下降到了不过每片几分钱。给予新药的专利保护期是20年（从登记之日算起），用来阻止那些无商标厂家销售廉价仿冒品。

不过专利保护也有黑暗的一面。让药品保持高价，就把很多迫切需要药品救命的穷人挡在门外，把发明者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治病救人的首要目标对立起来。巴西、阿根廷、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缺乏医药研发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不久前一直拒绝对医药产品实行专利保护。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使国内无商标厂家很容易绕过跨国制药公司的专利保护壁垒，生产仿冒药品，这就培育了巨大的仿冒药品生产行业，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些药品。

15年前，作为全球谈判的一部分，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20年的专利保护期，并且于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不过，从那时起，很多与艾滋病进行斗争的贫穷国家，例如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还有巴西等，都在利用协议中的某些除外条款，规避专利保护，获得低价药品。2008年，巴西卫生部估计，印度无商标药品厂家能够以每个病人每年170美元的价格，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品—替诺福韦，该价格与专利持有公司吉利德公司1387美元的报价相比，还不到它的零头。

从另一方面看，没有专利保护的药品研发企业根本无法生存。没有人从事研发，药品很可能就不复存在。允许一定期限内的专利保护是明智的。保护期必须有相当的年限以保证发明者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但是又不能太长，保证无商标厂家尽早加入竞争以降低价格，让大部分人都能够用得起。

在美国，专利保护的期限从制药厂家提出申请时开始计算，平均起来，新药最终上市以后大约有12年的保护期。无商标产品一旦上市，该药品的价格马上大幅下降，它们用9年的时间就可以占到市场销售总量的60%，12年后可以达到80%。无商标产品上市12年以内，该药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一半。

专利保护推动了发明，它鼓励发明者创新并加以推广，鼓励专利持有人注册知识产权。例如，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对于133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有102家使用别人的专利许可技术，有82家把自己的专利转让给别人。一项研究估计，仅北美的专利许可技术市场的价值就有250亿美元。2000年IBM公司大约20%的利润来自专利转让。在美国，近几年出现一些对专利进行买卖、转让以及拍卖的新公司和投资集团，吸引风险资本进入该领域。

如果信息免费，这种专利的转让根本就不会出现，很可能没有人愿意动脑筋去考虑。或许发明者们会把自己专利锁进保险柜，直到找出获利的途径才拿出来。

当畅销书遭遇盗版

不管人们心目中的流行歌星和其他艺术家多么痴心于艺术创作，他们也想通过工作赚钱。正如甲壳虫乐队的歌手、音乐人保罗·麦卡特尼说过的，“我和约翰曾经坐在一起时说过‘来啊，我们写出个游泳池吧’，真有这么回事。”假如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创作挣到建游泳池的钱，多数人就不会再搞创作了。

不成熟作品的所有权—诗歌或曲谱，比那些结构成熟的作品的所有权，在概念上更容易引发争议。英国在17世纪就授权出版公司对它印刷的书籍实行独家出版以保护其版权，该出版公司把所有出版的书籍名称登记造册，用镶边牛皮装订，保存在伦敦书籍出版业公会里。

但是，出版公司1694年丧失了长达140年的独家出版权，引发了印刷业你死我活的竞争，英国议会于1709年才通过了第一部版权法。美国独立以后，继续沿用英国的做法，于1790年通过了版权法案，给予出版者14年的保护期，还有机会再延长14年。不过该法案耍了个新花招儿：它只对美国本土的作者实行保护，外国书籍不受限制，可以随便印刷。也就是说，外国信息免费，本国信息不免费。

美国的印刷业抓住这个机会，大肆盗版英国的畅销书，造成英国书籍价格暴跌。有报道称，1843年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在英国的售价折合2.5美元，在美国只卖6美分。美国拒绝保护外国书籍版权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891年，那时本土文化渐成气候，美国作家开始大声疾呼要求保护外国书籍的版权，以避免廉价盗版书的竞争。不过，即使国会后来把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外国作品，它还是给国内印刷业保留了一片沃土：只保护那些在美国排版印刷的外国作品。

这种安排以不同形式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1986年，引起了英国作家们对美国侵权行为的强烈谴责，并称之为“图书盗版”。英国著名作曲家阿瑟·沙利文爵士甚至出钱给美国音乐家，把自己的曲子用美国人的名字注册，然后再转让给自己，这样他就可以享受到外国人得不到的版权保护。

“目前美国的版权法规倾向于美国本土，不断地引发英国和欧洲大陆作者的愤怒，”艾兹拉·庞德1918年写道，“防止文学作品盗版持续困扰着人们，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需要的就是管理以及管理者的警觉，但现在这一切都使人厌恶，最终导致公共舆论的恶评。”

当前一批互联网叛逆者的论点与几代人以前的盗版者非常相似。18世纪，美国国会有些议员曾经断言，不保护进口畅销作品版权实际上是有好处的，美国人中识字的越来越多，低价书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相比之下，英国作家的抱怨不过是毛毛雨。今天网络革命的斗士们强调说，文件共享使音乐作品得到空前传播，好处不言自明。他们对待唱片公司和好莱坞制片厂的漠视态度，与美国国会对待18世纪英国作家和出版商的做法如出一辙。

“雷电司令”的例子还支持了另外一种论点，当代的盗版者也用它为自己辩护：免费把自己的知识产权作品拱手相送，比把作品束之高阁为作者带来的金钱利益要多。如果说过去艺术家巡回演出是推销新专辑，现在他们可以利用新专辑推销音乐演出。乐队在网上免费赠送演唱歌曲能让粉丝先睹为快，说服他们多买本乐队的音乐产品、T恤衫、钥匙链以及很多有关的其他产品。

有的艺术家非常认同这一观点。畅销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作者保罗·科埃略宣称，文件共享使他的书在俄罗斯的销售增加了很多倍。他创建了一个网站，取名为“科埃略海盗”，并把自己的一些作品放在那里供人免费下载。“不懂共享的人不仅自私，而且痛苦、孤独。”他写道。

尽管如此，但网上盗版行为支持者的理由在经济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一点不错，迄今为止的证据都表明，免费赠送就意味着从中赚钱。一项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的分析得出结论，免费下载音乐使学生们年平均音乐消费从126美元下降到100美元。2002年，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网络共享使欧洲音乐产品的销售量下降了7.8%，使人们的购买意愿下降了30%。还有人得出的结论是，1998～2002年，网上下载大约使全世界音乐产品的销量下降了1/5。

《InRainbows》的经历被当成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摆脱了恶毒的版权束缚，这些作品在全世界共享能够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这样的策略似乎只对一部分特别的、已经有名气的乐队才有效。

2003年，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开始把那些通过网络共享网站非法下载歌曲的人告上法庭，即使只下载几首曲子也包括在内。这同时给研究人员打开了一扇窗子来研究盗版行为的影响。一群研究人员通过跟踪盗版对音乐购买决策的影响，揭示了有趣的行为模式。不出人们预料，唱片公司发起大规模的法律行动以后的第二个月，共享文件大幅减少，青少年因为害怕进监狱而退缩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们发现限制盗版对名列榜首的著名艺术家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对不出名的艺术家却起了很大作用。对于首次发行而且在排行榜上位于20名以后的专辑，唱片公司的法律威慑使它们在榜上停留的平均时间从2.9周延长到4.7周。销售量变化表示，尽管盗版对名歌星专辑的影响不大，却减少了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家作品的销售量。

1996～2003年，免费文件共享开始大大影响音乐唱片的销售，顶级摇滚音乐会的票价上涨速度是同期通货膨胀率的大约5倍，比电影和运动比赛的票价高得多。但是证据表明，巡回演出无法解决没名气的小乐队的问题。

巡回演出对美国后工业化摇滚乐团“九寸钉”的特伦特·雷泽诺确实有用。2008年3月他推出《GhostsI-IV》，雷泽诺提供了几种不同的销售形式，从5美元的电子版下载到300美元的超豪华套装，包括DVD和其他商品。他把该专辑的第一部分《GhostI》放到“海盗湾”和其他共享网站上供人们免费下载；他还把专辑在一个所谓的“创造者联盟”的名下作了许可，提供该服务的是旧金山一家非营利性组织，作为普通版权的替代方式，用户只要不用于商业目的就可以下载使用。第一周里，九寸钉乐团赚了160万美元。《Ghosts I-IV》成为亚马逊网站2008年最畅销的音乐专辑。

不过，雷泽诺的经验也凸显了第一梯队之外的那些流行歌星使用这一策略的局限。2007年11月1日，《In Rainbows》在一片喧闹声中发行3个星期以后，雷泽诺的朋友扫罗·威廉姆斯也做出同样的惊人之举。他推出了由雷泽诺制作并提供资金支持的专辑《The Inevitable Rise and Liberation of Niggy Tardust》，提出两个方案让听众选择：一是免费下载，二是5美元的高音质版本。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下载专辑的共有154 449人次，付钱的只有28 322人次，不到1/5。尽管雷泽诺是互联网力量的真正信奉者，但他对威廉姆斯的大多数粉丝感到失望：这些人把免费理解成一毛不拔了。

“我和扫罗最初的意图是好的，”后来雷泽诺说，“我们对自己的音乐有信心，想把它推广出去。我们尽量不受版权限制，避免像追逐利润的广告和企业化经营那样的做法。我们想不加任何条件，不费口舌，不偷梁换柱，不使用‘如果你买了XX，就可以得到XX版本’之类的下三滥手段，我们绝不这样做。我们只是说，‘看吧，东西就在这里了。我们如果能靠它收回成本，养活自己就太好了。’”对威廉姆斯来说，他那种“你自己决定付多少钱”的模式造成了126177人次—4/5以上—下载了他的音乐却一分钱也没付。按照这个比例计算，要想养活自己可真是太难了。

偷窃运动鞋反而会提高鞋的销量？

1979年，加拿大政府委托版权专家、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博维茨，调查书籍复印与有线电视节目转播对出版业和电视台的影响。利博维茨观察到，出版商可以提高书籍的售价，因为读者更看重他们自己可以复印书籍的事实。对于出版商和电视台的懊恼，他得出结论，复印或转播对它们不构成什么伤害。“经济学家当中，说非法复印或转播可能让版权所有人受益的，我可能是第一个。”利博维茨几年后写道，“不过那些日子里，没有这么多人加入批评盗版的大军，也没有这么多人像现在这样欣赏我的著作并把我奉为英雄。”

给加拿大政府进行有创意的研究30年以后，利博维茨也在怀疑免费赠送音乐是否能够赚钱。在最近的研究中，他通过对99个美国城市1998～2003年的抽样调查发现，音乐专辑整体销量下降是猖獗的网上文件共享造成的。有意思的是，爵士乐和古典音乐销量反而增加了，这或许证明了一般听众的年龄构成。不过摇滚、说唱音乐以及节奏布鲁斯的销量却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

他发现，这很像偷窃运动鞋的现象。一帮街头小混混偷了一批运动鞋，恰巧是当地最流行的款式，他们穿上四处招摇，招来更多人买，提高了这款鞋的销量，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一个小孩子偷了肉店一块上好牛排，从长远来看可能是好事，或许这次特别经历会让这个孩子养成一辈子喜欢高级牛排的习惯。不过，利博维茨指出：“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严肃地提出这一类观点，即盗窃合法化可能使社会获益。”

在互联网上，小偷正在试图说服肉店老板，乖乖地把牛排交出来培养他的饮食习惯，符合肉店的长远利益。当谷歌公司为美化新的浏览器Chrome进行插图征集时，它对那些提供插图的人们说，免费提供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我们认为这些画作给艺术家提供了独特的、激动人心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在千百万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华。”谷歌公司指出。布鲁克林插图画家梅琳达·贝克用电子邮件作出了回应，她为知名度很高的客户如塔吉特公司和尼克罗迪恩电视频道作画，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更高的上镜率。她指出，尽管如此，“这两家客户都付给我钱。”

谷歌精神还是吸引人的，我们可以从2009年秋天刊登在Craigslist免费分类网站上加州门洛帕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广告中看得出来。“目前的经济气候使年轻的律师难以找到薪酬高的工作，”该广告声称，“我们给你提供在顶级事务所工作的极其宝贵的机会。如果你比较现实地保证不拿工资（报销的旅费、汽油费、泊车费及相关费用除外）来此工作6～12个月，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该广告引发的评论颇为不佳，我们姑且从一个合法博客里摘取一段：“那些提出这种招募条件的家伙，我希望他们到头来受到指控并被以不法行为定罪。”

对于信息产业来说，解决方案可能有两大类。其一是设法找到更有效的壁垒，包括技术上的和法律上的，把信息内容保护在付款的大门之内。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已经停止针对非法下载音乐的个人的法律诉讼，转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希望它们成为网上执法者，限制那些非法下载资料的用户甚至切断他们的网络服务。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能成为合法下载信息资料和信息流的收费者，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一样。它们已经成为困惑而忙乱的法律行为焦点。2009年9月法国议会通过法律，授权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切断进行非法下载的用户的网络。瑞典新的版权法强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向版权所有者提供未经授权下载者的信息。2010年4月英国通过新法律，不仅强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切断那些屡次下载盗版材料的用户的链接，而且授权政府可以关闭那些支持大量下载盗版文件资料的网站。

这条路可能行不通。事实一再表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黑客有能力破解技术尖端的防火墙。而且，创建有效的法律壁垒需要版权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一点做起来很难。“版权保护已经过时了，”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师哈尔·范里安对我说，“尽管法律规定越来越严，实施起来却是越来越宽松。”范里安认为企业同样无法从新技术那里寻求保护，“技术手段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真是这样，信息提供者能做的，只有重新设计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方式，说服他们最起码自愿付一部分钱。把CD的概念定义为音乐会广告就属于这一类方式，同样的还有音乐公司尝试向消费者的手机持续发送合法音乐以吸引他们订购。范里安建议“版本化”，向不愿意花钱的人提供经济型版本的信息，向愿意出钱的提供高档版本。中心意思就是“让消费者根据付款意愿把自己定位到不同的消费群体中去，”范里安建议说，“生产者选择不同的版本引导客户进行‘自我选择’，以确定适合自己的消费类型。”

这其中一部分有希望行得通。否则，网上信息会被迫完全退出。罗得岛的《纽波特每日新闻》几乎没有面临其他报纸的竞争，它正在努力推动读者回到纸质报纸上去。2009年6月，它推出两种费率：一种每年345美元的仅限网上阅读的版本，另一种是纸质报纸加网络电子版阅读的组合，收费100美元。3个月内，网上阅读流量下降了30%，而报纸的销量提高了8%。

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信息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免费信息带来的结果是信息产品越来越缺乏创新。法国2008年上半年新推出的音乐专辑减少了8%，音乐新人发表的作品减少了16%。自2008年底以来，美国有10多家报纸申请破产保护，其中包括论坛公司，它旗下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费城问询报》，还有自由通信公司，它旗下有《奥兰治纪事报》和其他32家日报。科罗拉多州丹佛的《落基山新闻报》于1859年创立，于2009年2月27日出版最后一张报纸后关门。

1999年7月，全美从事报纸出版业的职工有42.5万人。10年以后，就业人数减少了15万人。其他报刊的从业人员从2000年的高峰时期减少了4.5万人，同期广播和电视行业也减少了很多工作岗位。尽管人们对互联网公司寄予厚望，以为它们能够取代顽固不化的老式媒体公司传播新闻，但是互联网运营商与网上搜索门户从2004年的最低点仅仅增加了1.5万个岗位。2009年7月它们总的就业人数为8.2万人，比10年前互联网泡沫高峰期时少了3万个工作岗位。

互联网的从业者们似乎对他们的事业充满信心。根据皮尤公司的网站和《美国生活》2008年12月的调查，受访的专家学者中，认为信息创造者及其律师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设法夺回对自己产品的控制权的不到1/3。“复制数据是电脑的基本功能。”鼓励互联网自由发展的院外游说团体之一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主席布拉德·坦普顿如是说。互联网服务公司“制造第二生命”网站的创始人、欧洲核研究中心前科学家朱利奥·普里斯科补充说：“螳臂挡车是没有用的。”

这有可能。20世纪崛起的媒体公司可能会不可逆转地走向灭亡，唱片公司可能会消失。不过我怀疑，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免费信息会成为自然存在的事物。事实上我敢打赌，从现在起10年之内，不管信息经济演变成什么样子，信息也不可能免费。

围绕免费的最后一次战役可能成为后事之师。音乐盗版直到18世纪晚期才出现，因为此前音乐作品不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内。歌剧制作公司往往雇人出席对手公司的首场演出以“偷窃”他们新创作的好曲子，回头用在自己的剧目里。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人士传播“作家应该像天才那样创作”的说法，作曲家们才开始抱怨。柏辽兹曾把剽窃者称为“窃贼”和“凶手”。

技术进步改变了游戏规则。19世纪后期钢琴演奏在英国兴起，使乐曲创作成为一个行业—乐谱行业，以满足大众需要。到1900年英国平均每10个人就拥有一架钢琴。乐谱发行人大发其财，他们销售活页乐谱—被称为顿音记号—1先令4便士一张。普西尼和亨德尔除了写作高级演出曲谱之外，也都受雇写过钢琴谱。盗版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运用照相技术，可以天衣无缝地复制曲谱，而且每张只要2便士。

接着，就像现在一样，相当一部分公众支持盗版。英国议会1902年通过《音乐版权法案》，允许随时没收盗版乐谱。尽管如此，音像制品出版公司还是举步维艰，虽然没收来的乐谱成千上万，市场上还是越来越多。不过那年12月警察抓住了“盗版大王”詹姆斯·弗雷德里克·威利茨，他是大众音乐出版公司的老板。

威利茨在法庭上对盗版行为作了有力辩护。他争辩说艺术家不应该无条件享有作品的所有权，因为他们的才能是上帝的恩赐，应该与大众分享。他强调，唱片公司利用扭曲的价格，使消费者消费不起天才的音乐成果，而盗版音乐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威利茨还是败诉了，被关进了监狱，杀鸡儆猴，盗版者因此不敢放肆了。

说到底，信息不可能免费，尽管有时看起来似乎如此。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名言成为网上免费的口号有个前奏，信息既需要免费，信息也“需要更贵”，因为对受众来说它存在巨大价值。这一原则非常合理，不过它剥夺了信息生产者的生存空间。如果没有价值，信息就不复存在了。

第七章　文化的价格：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公正的文化？

全世界似乎已经被民主制度接管。有人统计，到20世纪末，世界63%的人口生活在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而19世纪末只有12%的人口如此。不过，民主政治—公民通过选举决定让谁在政治上代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民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美国在推行它，对立的政党之间的权力交接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津巴布韦也在推行它，但让反对派就范的手段至今还经常是棍棒。

尽管如此，有几个可变因素还是有助于我们判断全世界民主政治的有效性的。首先是资源的数量，如科威特的石油、刚果的钻石，统治者可以通过购买来换取被统治者的默许。其次是选民的现行价格，即他们对选票价值的认定。这给测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精确的标准，最腐败的国家的选民也最不值钱。

竞选的价格

选票的价格与选民收入有特殊的函数关系：选民越穷，要求就越低，因为相对于极度需要的现金，他们反而认为自己的选票没有多大价值。1996年泰国大选，许诺给选民的大约是平均每张选票678泰铢，不过曼谷市选民实际得到的大概是农村选民的两倍，因为农民更穷。西非沿海小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原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2006年举行大选，对进行投票的选民的调查发现，选票的平均价格大约是7.1美元，但是到了首都地区，平均价格上升到了37美元。

选票价格还取决于选举目标的重要程度。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0世纪90年代在它们沿岸的几内亚湾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储藏，最终有了靠石油发横财的前景，直到这时购买选票的现象才开始出现。选举目的不同，价格也不一样。该国总统只有国防和外交方面有限的权力，因此选举总统时，每张选票的价格仅仅是4.2美元；而国民代表大会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享有大部分权力，其选票价格就高得多了。

尽管直接购买选票看起来似乎是对民主的歪曲，但这种做法可是历史悠久、有据可查的。在英国，购买选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英属殖民地的有钱人和新兴的工商阶层力图打破地主士绅的政治垄断，这种做法随之兴起。1812年，弗农男爵二世乔治·维纳布尔斯－弗农留给他的女婿萨菲尔德男爵三世“一笔不超过5000英镑的财产，用来在议会中购买一个席位”。这种做法一直盛行到1883年才结束，那一年通过的《腐败与不法行为法》规定要对行贿受贿实施严惩，并对竞选开销进行了严格限制。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9世纪纽约报纸上出售的选票和牲口一样都明码标价。伊丽莎白镇的《邮报》曾经对纽约阿尔斯特镇选票报价25美元。选民对这套制度了如指掌，他们无论如何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把票投给自己喜欢的候选人。1897年11月13日，斯凯勒镇的《沃特金斯快报》刊登了公理教会牧师托马斯·比彻的一篇长篇演讲，赞扬政治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如果善良的人怀有良好的目的购买同胞的选票，该选民只要是自主并且自愿的，他就有选择的自由，购买选票的行为就是正当的。买方在良心上，在法庭上，绝不应该以行贿论处，除非他企图作伪证来影响判决。谦卑的选民接受上述好人的赠与和指引，实际上是实现了更有男子气概、更远离危险的目标，远胜于听信那些使用普通手段对积极热心的选民进行煽动的人们。”

美国后来实行了秘密投票箱制度，政客们无法验证选民是否按照承诺进行投票，直接购买选票的现象才得以消亡。尽管如此，用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做法却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最早取代购买选票的是另一种同样靠不住的做法，选举日那天付钱给准备投对方票的选民，让他们待在家里。这类手段越来越复杂，但交易的标的与非洲小岛国圣多美没有两样。它们之间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选民的价格更高。

美国19世纪共和党拥王派成员兼参议员，俄亥俄州的马克·汉纳有句名言：“政治活动中有两件头等大事，第一是金钱，第二是什么我记不住了。”100多年以后，尽管制定了很多法律，用于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活动还是花费了创纪录的7.3亿美元—主要是竞选广告—争取入主白宫。总的算起来，每个给他投赞成票的选民差不多价格是10.5美元，而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每个支持者的价格平均只有5.6美元。

这看起来与圣多美选民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不过简单的数字对比容易引起误会。奥巴马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是不要钱的，但是争取中间力量的成本却高得多。一份对1972～1990年众议员选举的研究发现，以1990年的币值计算，每增加10万美元的竞选支出，只能给争取连任者增加0.1个百分点的选票，而对那些不大出名、初出茅庐的竞选者，同样的开销可以增加选票总数的0.3个百分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用今天的币值表示，在2008年众议院选举中，首次参与竞选者每增加一票的价格是212美元，而争取连任者则是640美元。

美国那些支持私人赞助政治竞选的人宣称，购买政治影响力与购买选票有很大的不同。政客们花钱是给选民提供信息、帮助选民作出决策的。电视广告是为了说服选民某个候选人最好、最有希望或者他的对手毫无价值。如果看起来总是谁有钱谁当选，那是因为优秀的候选人擅长拉竞选赞助。如果选民们按照赞助人的意愿投票，那是因为他们“英雄所见略同”。

不幸的是，这种辩解与现实不符。美国的竞选活动策划者使用的是复杂且巧妙的营销手段，而非赤裸裸地使用金钱手段。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煽动起选民的偏见而不是送钱给他们，诱惑而不是花钱收买他们，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最大限度地诱导选民，使选民忽略自己的利益，把票投给他们。不过我承认美国的民主状况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要好，对于权力有更多制度上的制约。尽管偶尔也曝出对政府不利的丑闻和嘲讽，多数人仍然认为政府是在合法施政。

对比之下，买卖选票使民主制度在圣多美的选民心目中失去了合法地位。买选票上台的政客无须考虑他们的施政承诺，选民拿了政客的钱也就不再监督政府的治理效果。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家们强调，贫穷国家里有钱人能够花钱买穷人的选票，是因为难以摆脱的贫困阻碍了财富再分配政策的实施。自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91年首次自由选举以来，已经发生过两次政变。它在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清廉指数所包括的180个国家里名列第111位，与高度腐败的国家诸如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为伍。

不过这两种政治文化都依赖权力购买，主要的区别是购买权力的方式及其价格：美国选票的价格贵得多。某种程度上，美国与圣多美选举的付款方式不同，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赤裸裸的腐败，另一个是它财大气粗的亲戚—院外游说—而已。富裕国家的大公司更乐意使用院外游说的手段，如花钱说服政客们修改法律，这样的效力更长久。但是对于穷国的小公司来说成本太高，它们转而行贿，花钱买通官僚让他们无视法律。

美国在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清廉指数中的排名尽管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靠前了92位，但是2009年美国一些行业为了按照它们的好恶制定法律，游说国会和白宫的花费高达35亿美元，调查腐败问题的监督部门肯定不会把这一数字考虑在内。他们可能很少想到，有1447名原联邦官员，其中包括73位前国会议员，被金融机关雇来游说国会，试图影响国会关于2009和2010年金融监管改革的辩论。2009年仅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行业在游说方面的开销就高达4.67亿美元。各大银行无比慷慨地向国会大把撒钱，众议院领袖们把一些初出茅庐的新人选进了金融服务委员会，这样他们就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来击败对手。

我们拿丹麦做例子，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全球清廉指数，该国的诚信度列世界第二，居新西兰之后，比美国靠前17位。丹麦人只有收入的1.8%未向税务机关报告，漏税率极低。不过一旦涉及需要本人申报的收入项目，例如小费以及类似的向非第三方税务官员报告的收入，漏税率就达到了37%。丹麦人依法纳税的比率高，是因为他们95%的收入都是由别人（例如雇主和银行等）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因而他们无法隐瞒。丹麦人并不是从文化倾向上就比别人诚信，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来放纵自己本能中的弱点罢了。

同样的，圣多美和美国对政治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这与道德无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同的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对与日俱增的官员的索贿，它们的执法者逐步采取游说的方式，这些国家的策略也从贿赂演变成了院外游说，因为这样做的成本收益比更高，可以用来改变法律，而不是仅仅收买那些执法者。

这两种手段企业都会使用，使用哪一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2010年，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AG被揭露在过去的10年里曾经花费数千万美元向至少2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其中包括俄罗斯、泰国，还有希腊等，以获取政府合同。在土库曼斯坦，它向某官员赠送了一辆价值30万美元的奔驰S级防弹轿车作为生日礼物。在富裕国家，戴姆勒公司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2001～2009年它在德国贡献了400万欧元的选举赞助。在美国，它2007年并购了克莱斯勒公司，该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过去每个选举周期都贡献将近100万美元的政治赞助。2007年它出售克莱斯勒，还出资700万美元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游说。

政客索贿是违法行为，要求选举赞助却不违法，可是在外行人看来，两者并无实质差别。事实上，用选举赞助购买的政治权力，对政客来说可能与从桌子底下送来的钱同等宝贵。人们对1989年有关选举赞助的补充立法在议员中的反应作了研究，该法案禁止议员退休后把剩余赞助款据为己有，研究的结论是，立法者们对自己的席位定的价为30万～2000万美元，取决于他们的财产、年龄、任期、在国会的职位等因素。

改革让159名议员面临冷冰冰的选择：或者在1992年选举之前带着他们的剩余赞助款退休，或者竞选连任。经济学家对比了打算退休和准备竞选连任的议员的赞助盈余，他们的结论是，一名53岁的议员，如果银行里有5万美元存款，那么用80万美元就可以使他或她让出自己的位置，若要让同样年龄但是拥有200万存款的议员放弃职位，价格不低于1180万美元。

这种对比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无论在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都是可以买卖的。从广义上说，富国和穷国的政治文化，尽管千差万别，都是类似的演变的结果。政治规范和制度把每个社会在争取影响的领域，怎样进行权力分配，如何“应对”挑战，都写进了法律。由此生成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都源于对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效率的评价。如果一种行为在某国的政治文化中得到牢固确立，这是由于大家一致认为它就值这个价钱。

在英国，购买选票是新兴富商阶层向地主贵族进行政治权力挑战的工具；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则是对发现石油资源的反应，它为执掌政权增加了利润；戴姆勒根据不同环境选择相应的工具：该公司的高层负责人一定认为，为了在土库曼斯坦谋求某种利益，赠送30万美元的奔驰轿车是值得的，而且很明显，该国那位政府官员对此也是这么认为的。尽管这笔交易对土库曼斯坦的国家利益来说未必合算，但这与该国的政治文化是一致的。

对比之下，该公司的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制度下就不合算了。实际上，由于违犯了《反海外贿赂法》，戴姆勒不得不向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缴纳1.85亿美元的罚金和非法所得。

文化是社会群体共同的行为准则

文化，例如政治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用来描述使某一社会得以运转的所有风俗、习惯、集体行为准则等。它包括衣着模式、舞蹈形态以及音乐，包括形成我们集体认同感的历史传统，有信仰和礼仪，宗教的或者非宗教的，还有规则，如制度与禁忌。文化包括戴着鼻环、一头紫发在台上疯狂弹奏吉他的20来岁的年轻人，还包括如何施政、政权如何交接的规范与制度。

对于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有一种普遍的、很大程度上我认为颇为准确的批评，那就是他们经常忽视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选择，而把人们假定为精于计算、只顾自己、对“社会福祉”毫不关心的动物。“经济人”被认为是把生活中的一切当做一连串的成本收益分析，依据价格评估来作出决策，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对市场情有独钟闻名于世，她因此与工会展斗开争，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极力扩大社会公共事业的开支。她言简意赅地声称：“所谓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只有具体的男人和女人，再就是家庭。”

撒切尔说得当然不对。人类和动物一样，生来就具有社会属性。我们依赖社会，也就是别人，否则无法生存。为了组成社会，我们必须让出自己的部分利益，把它融合到部族的集体利益中去。文化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把可接受的行为方式写进法律，决定赏罚的价格，作为该部族的行为约束模式。文化在社会集体价格系统范围内，调节着个人的成本收益比。

文化影响着在消防车库门口泊车的价格、祈祷的价值、避税的风险、腐败的回报。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从个人角度来看，它既费时间又没有收益。个人的一票对于整个选举的结果，就好比给出租车司机付的小费，你再也见不到了，等于把钱扔掉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这是一种文化范畴内的人工制品。

在美国，人们发现，来自比较“开放”的国家的移民家庭中女孩参加工作的多，而来自比较“保守的国家的移民家庭中女孩参加工作的少，这些国家的女孩嫁人后一般留在家里相夫教子，是否参加工作与她们能挣多少钱、是否急需用钱无关。

对于财产的集体观念经常决定个人面临选择时的成本收益计算。罚款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阻止手段，谁愿意损失钱呢？不过，一项对以色列几家日托中心的研究发现，对于迟到家长进行少量罚款实际上增加了迟到现象。本来，接孩子迟到，家长认识到自己违反规定，会产生愧疚感。但是，日托中心决定罚款，就消除了这种负担，他们反而觉得迟到受罚两相抵消了。

偏好会影响多方面的价格。扣除汇率波动因素，日本的物价比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平均值高40%。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局限。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人口众多，能源匮乏，耕地稀缺。文化也影响着价格，例如日本的高价食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追溯到日本根深蒂固的农业历史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规范。

在日本，农村选区的人口密度比城市小得多，这就使农村选民的影响力更大。城市中要在立法机关赢得一个席位，需要的票数是农村的3倍。日本农村人口的政治力量加重了关税壁垒，保护农民免受进口农产品的竞争。这样做的成本是城市居民必须购买天价食品。

文化对那些左右我们的价格具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忽视这种影响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为文化只不过是经济带来的人工制品，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像有些批评经济学假设的人说得那样狭隘。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把文化描写成对于经济刺激的典型补充，是某种外来的东西，无法用成本与收益来衡量。但是这种观点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文化为什么会存在？

文化把世界一分为二，越过文化的边界，经济人就会失去约束，肆意妄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行我素。进入边界，在族群的范围内，文化要求我们为了集体凝聚力而牺牲个体的欲望和冲动。在族群之内，禁忌和文化习俗重新形成新的价格系统，引导个人选择，产生信任，团结。舞蹈和礼仪歌曲，紫色头发和五分裤都是文化的边界，都是围绕人们建立共同目标来划分文化边界的图腾。

进一步说，文化制度并非完全形成以后才降临到社会中，而是随着每一笔交易及它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形成的，文化制度取决于整个群体选择的生存方式。文化体现了决定共同选择的所有价格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的集体价格体系。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权衡

信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促进贸易，与实物和人力投资息息相关。研究人员发现信任别人能使人乐观且敢于冒险，信任别人的人尽管经常受骗，但没有信任，经济就无法发展。对别人缺乏信任，就不敢冒险，也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充满信任的社会多数稳定而且繁荣。68%的瑞典人和59%的芬兰人认为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但在土耳其和卢旺达，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只有5%。

在一个自私自利者充斥的社会里，信任无法存在与延续。只有社会规范对个体利益进行约束，把共同利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信任才会在规范的边界之内出现，而且这些规范必须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

20世纪90年代，我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我住的公寓在花园区，附近有一座正统的犹太教教堂。我经常看到一些犹太家庭外出散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那些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家庭成员顶着炎炎烈日走在街上，身穿过膝的黑色外套，头戴硕大的皮帽，这样的行头只有到波兰的严冬时节才用得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与气候不协调的衣着，是为了表示一种牺牲。穿冬季的大衣是为了向每一个哈希德教派的犹太人表示，穿这种衣服的人是自己人，是组织严密、共享精神和物质慰藉的群体中的一员。大衣使圣保罗正统犹太教信徒结成一个团体，穿着带来的不舒适—不管是否感觉得到—代表了该群体要求成员们作出的一种牺牲，是一道必要的藩篱，把“非我族类”排斥在外，并且抵御外来势力的影响。

一旦文化设定了边界，它就把边界内运行的价格体系认定为风俗和法规。埃塞俄比亚南部的游牧部族摩尔希人，女孩到了15岁就把下嘴唇切开，塞进一个黏土烧制的圆盘状物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圆盘尺寸逐步加大，嘴唇的裂口也被撑得越来越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这种习俗描绘成女孩成年和生育能力的象征，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偏要采用这样痛苦的方式来显示女孩的这些特征。经济学家解释说，这种毁容方式可能与奴隶贩卖有关，摩尔希族女人面容丑陋就不容易被奴隶贩子选中。奴隶制度消亡以后，这种做法得以持续，是因为父母养成了一种习惯，总想把自己从小学到的东西传给下一代。但这种做法最初是一种利害的权衡，硕大的嘴唇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我们考虑一下公正的问题。这一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品行，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模式，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具体需要。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最后通牒游戏”的实验来测试一下。

在这个游戏里，先给选手甲一部分钱并且告诉他可以按任何比例与选手乙进行分配，不过如果遭到对方拒绝，两个人都一分钱也得不到，空手走人。如果选手甲按照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做，他就会自己尽量多留而给对方越少越好；从另一方面说，选手乙不管甲给多少都应该接受，因为“有毛不算秃”，多少都是白捡的，两个人都有收获。但是实验中人们很少有这样的表现。一组社会学家在全世界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遇到了不同参与者各种各样的应对策略，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似乎与各自的社会文化相契合。

生活在秘鲁南部的热带森林的马奇根加村民，在游戏中平均只拿出26%给对方，但是巴拉圭的阿谢族人有的几乎把所有的钱都送给对方；印度尼西亚拉马勒拉地区的大多数捕鲸人送给对方最起码一半。研究人员表示，不同群体的人使用的策略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如果群体之内很少有家庭以外的交易，就像马奇根加村民那样，人们感觉不到与别人共享的压力，自私的成本就很低。对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拉马勒拉，人们一般集体狩猎，关于猎到的鲸鱼如何分配，他们之间有详细的规则，社会荣辱的成本很高。

文化不仅决定总体上的价格，它还给价格包裹上一层礼仪的、规则的外衣。1984年到1985年冬季，住在魁北克北部詹姆斯湾的奇萨西比克里人，发现返回奇萨西比猎区的驯鹿数量减少了很多。而他们头一年的捕获量非常大，猎杀了很多驯鹿。村里的老人给年轻猎手讲了一个故事：20世纪初曾经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猎杀。当时印第安人使用刚刚到手的新式连发猎枪猎杀了数以千计的驯鹿，吃不完的鹿肉扔得到处都是，驯鹿的尸体丢到河里，河水都臭了。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驯鹿再也没有回来过。

故事要说明的是，只有猎手们按照规则打猎，驯鹿才会回到猎区来。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到1986年冬季，奇萨西比大约400户家庭平均每家只猎到大概两头驯鹿。肆无忌惮的资源攫取—过度猎杀—的代价用虚拟的方式把驯鹿的价格表达出来。

人们把不同信念当做深层文化相区别的标记，这来自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尼日利亚人和乌干达人价值观的共同点比尼日利亚人与日本人的多。埃及人与约旦人的共同点比丹麦人与巴基斯坦人的多。丹麦人与瑞士人33.8%的时间是意见不一致的，而丹麦人与坦桑尼亚人56.3%的时间意见是不一致的。这不光与种族和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往越频繁，它们的价值观就越接近。

前苏联阵营中的国家，政府对生产40多年的全面控制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格格不入。原民主德国人往往说成功是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而原联邦德国人却把它归结为个人的努力。1997年，柏林墙倒塌将近10年时，原民主德国人还是经常认为政府应该提供给人民经济保障，而原联邦德国人却很少这样想。不过随着经济的实际发展，这些观点也在改变。研究人员表示，再有20年时间，德国人不同的偏好将会完全消失。

“付小费”的社会价值观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是那些负担得起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些国家把大家庭作为标准的文化模式，子女众多，但是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极高，活下来的则要参加劳动。富裕国家里儿童死亡率低而且不需要劳动，这造就了另一种文化，少生孩子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家长在每个子女身上的投入也就更多了。

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的道德风俗说到底是个定价问题。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技术减少了由性关系所引发的纠纷，使性开放成为可能。1710～1750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2/3以上的犯罪与婚前性行为有关。美国1900年仅有6%的19岁以下女性有过婚前性行为。如今，妇女很少在19岁以前结婚，不过3/4的妇女在那以前就有过性行为，人们也逐渐不再以此为耻了。

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的性关系比发展中国家的混乱，他们沉湎于多个性伴侣之间的大量性行为之中。据调查，富裕国家里有大约70%的未婚妇女向民意调查人员承认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有过性行为。对比之下，东非和南非有同样经历的未婚妇女只有25%多一点，而且据报告男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样的结果使某些观察家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非洲艾滋病的高发病率与人们的大量性行为有关。不过，这是对现实的曲解：在贫穷的国家，医疗条件极差，致命的性传染疾病的发病率又高，性行为的代价因此也很高，人们自然就会减少性行为。

我们再拿英国的饮食来做个例子，这当然是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文化产物，与之并列的还有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约德尔山歌，不丹的兰塔播游戏以及中国旧时代的女人自幼缠足。20世纪80年代我在伦敦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鳕鱼在当地只有油炸这一种吃法。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保罗·克鲁格曼曾经指出英国食品加工水平很差，是由于早期的工业革命把英国人一下子从农村推进了城市，远离新鲜食物原料，而且当时还没有大规模低价生产、储存以及远距离运输新鲜食品的技术。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有超过100万的人口，但是食品运输只能依靠马车。因此伦敦居民只能食用可以长期保存的食品：腌制的蔬菜和肉类或者不需要冷藏的块茎类蔬菜。等到科技发展使伦敦人能够体面地吃上新鲜食品时，他们却已习惯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食谱。于是，贫乏的饮食成了英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生存价格质朴无华地展示了世界上的文化观念因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机会的不平等而呈现各异的面貌。在阿塞拜疆，普通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花销的3/4，在巴西则是1/5多一点。比例最小的是美国，每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不到1/10。

不过，食品在普通美国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较低这一事实，还意味着美国人对食品的价格不太在意。美国农业部估计，如果肉类价格提高10%，美国家庭对肉的消费只会下降0.9%。对比之下，这样的价格变动会使墨西哥家庭的肉类消费下降5%以上。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动物权益运动”在美国比在诸如刚果或墨西哥这样的地方更加流行。用人道的方式屠宰肉牛成本要高得多，多数美国人消费得起。犹他州立大学和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2005年的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愿意多付9%的价钱来保证他们食用的三明治中的牛肉来自通过人道方式宰杀的肉牛。

在墨西哥，这种做法会改变人们的食物构成，10%的涨价会降低他们将近5%的肉食消费。美国人为了吃到人道方式宰杀的牛肉做成的汉堡包而愿意多付钱，同样做法则会减少普通刚果家庭6%的肉类消费。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或者刚果人更热衷于加入动物权益保护组织。

文化上的偏好影响价格，价格反过来又影响文化偏好。纽约的饭店和美发厅比斯德哥尔摩常见得多。女仆和保姆在里斯本到处都有，到了奥斯陆就难得一见。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来说，葡萄牙家政服务业的规模是挪威的3倍。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是世界上物价很高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北欧国家的平均物价比经合组织总水平高出15%～25%。而美国的物价则要低大约10%。

所有这一切差异都可以追溯到一种价格—劳动力价格。与其他行业相比，葡萄牙的女仆和保姆，其价格比挪威要低得多。在纽约，服务行业依靠的是价格低廉的工人，这在瑞典是找不到的。与其他行业相比，丹麦的干洗店工人的工资要比加拿大的高得多。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发现，瑞典收入水平最低的1/10的人群的平均工资相当于中等收入人群的75%，而美国只相当于37%。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比瑞典高25%，瑞典的最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却比美国同样群体的工资高60%。这样的价格差别是不同文化选择的结果。

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价值和信仰上的共同点很多，只不过双方都有些人不愿意承认罢了。尽管如此，大西洋两岸的文化差异足以说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动力是如何使自我利益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欧洲人作为一个群体，都存在严重的偏见。他们坚信运气的偶然性决定人生命运，因而普遍不相信“有钱人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这样的说法。他们不可能把成功归结于个人的奋斗，反而把它看成是机缘巧合和外部环境造就的。他们坚信世界是不平等的，因而倾向于高税率，对收入进行累进式再分配，在不公平的社会中强制实行公平。

欧洲人深信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很可能植根于欧洲过去的封建社会制度—幸福和成功与个人的努力程度无关，而是取决于家庭出身。美国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直诚信、努力工作是成功的关键，有了这些，人人都可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美国，认为劳动能够改变命运的人与相信成功缘于幸运和社会关系的人的比例是10∶1；在西欧国家，这一比例还不到2∶1。1/4以上的德国人认为，向有钱人征税分给穷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而这样认为的美国人不到7%。

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造就了不同的经济现实。对市场公平不信任，导致欧洲人建立的社会规范提倡财富再分配并且对不平等加以限制，包括高税率、高社会保险、严格的劳动法规。美国人的信条是，世界的本质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敢于冒险和投资。这促使他们教育孩子沿着经济阶梯向上爬，还造就了美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喜欢低税率，小政府。它宣扬穷人要对自己的贫穷负责—他们太懒，不肯努力工作，不想用诚实的汗水换取果实。

社会学家提出，这一观点由于美国种族的多样化而得到进一步巩固。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写道，美国白人反对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把汗水换来的税款拿来给黑人，“提供他们无法为自己和家庭购买的医疗和法律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失公平。

在美国，对于公平市场经济的乐观信念是有益的，鼓励投资，而且很可能成功。在法国，对高收入课以重税，对低收入者提供比较慷慨的社会保障，美国的信念在这里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文化规范经常导致一些被经济学家视为明显愚蠢的举动。你考虑过为什么要付小费吗？对于那些饱经传统知识洗礼的经济学家来说，付小费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这是无故付款，白白扔钱。如果说给理发师小费可以避免下次理发时被削掉耳朵，那么给出租车司机付小费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了。而且，小费并不是各国都有的，欧洲和亚洲就不多见。我还记得，我在日本时去东京一家餐馆吃饭，临走时在桌上留下了几千日元小费，店里的伙计一直追到大街上把钱还给我。他可能认为，这个外国人把零钱落在桌上了。

但是在美国，付小费已经成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礼仪。即使顾客偶尔在某家餐馆吃一顿饭，以后再也不会来了，仍然要按惯例留下15%的小费。研究表明，服务员如果能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名字，重述客人点的菜名，轻触客人的手臂，或者在账单背面画一张笑脸，就很可能收到更多小费。

这些差别，部分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劳务市场。在美国饭馆，服务员收入很低，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到了每小时7.25美元，但是服务员的实际工资从1991年以来一直徘徊在2.13美元，理由是他们有小费作为工资的补充。不过，劳务市场的价格差异的根源是对于经济公正的不同理解。欧洲人认为这种工资制度不公平，于是就在账单的基础上加收服务费。

文化偏好与厌恶感

大量的证据表明，文化能够扭曲价格，只要亲眼目睹任何一场国际足球赛的赌球情形就能明白了。但凡有自尊心的球迷都不会赌自己的国家队输球，民族自尊总是会导致球迷过高估计国家队的胜算。赌球庄家当然欢迎这种偏见，但是，文化偏好会完全颠覆经济逻辑，不计后果地破坏交易。

2009年，在法国卡昂的勒舍瓦尔·迪罗伊马肉铺可以买到马肉片，客人随便指定部位，每公斤30欧元。在美国的一些州，在马身上扎上一刀足以把肉店老板送进监狱。伊利诺伊州的一项法律禁止宰杀马匹，迫使美国最后一家马匹屠宰场于2007年关门。最近几年来，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直在试图通过立法，禁止拥有、运输、买卖、进口、出口供人食用的马肉或者马匹。加利福尼亚州1998年起向客人提供马肉就是非法的，当时该州选民集体投票决定禁止马肉买卖。

这一切与马的权益无关，如果是为了出口、喂动物园的狮子或者粉碎了掺进宠物食品里，宰杀马匹就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给人食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一禁令毫无疑问是厌恶感的产物，是文化上的武断与经济上具有敏感性的交易之间发生了冲突，价格问题不在考虑之列。

对于交易的厌恶感具有拜占庭式的复杂形式。人们对于买卖精子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一旦涉及卵子买卖，马上会感到恶心。持批评意见的人士甚至提出指控，声称拿钱买卵子等于把人类贬低成商品。尽管如此，美国生殖医学协会的指导方针允许向卵子提供者支付1万美元，因为捐献过程的生理成本很高—需要进行多次筛选，住院大约50小时。高素质的卵子捐献者，例如哈佛大学女大学生，入学时分数又高，可以拿到35000美元。相比之下，英国付钱买卵子是非法的，捐献者只能拿到她现款垫付的成本外加“合理花费”，最多每天55.19英镑，最高限额250英镑，以弥补先前应得的收入。

当然，卵子的用途不同，价格也不同。在加州，妇女出售卵子如果是用于生殖，就是合法的，但是不能用于科研。如果是用于科研，她必须免费捐赠。与此对比，纽约州的帝国干细胞委员会授权，可以使用科研基金向卵子捐献者最多支付1万美元。

很多交易在世界上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时间内被认为是很正常的，换一个地方或者时间就令人厌恶。契约仆役曾经是欧洲人花钱进入美国的通常做法，现在已经在全世界禁止。放贷在天主教会看来是一种罪恶，现在却被称为信贷。

侏儒表演原来是一种日常的酒吧娱乐，在法国已于20世纪90年代被禁止，尽管有位侏儒坚决反对，甚至把官司一直打到了联合国，控告法国政府歧视他，剥夺他的就业权利。他辩称，自己的职业“并不构成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因为尊严包括有工作干”。到头来他还是败诉了。

在韩国首尔，一份狗肉炖菜的价格是10美元，相当于牛肉炖菜的两倍。韩国1988年主办奥运会时，该市政府颁布禁令，禁止饭店出售这道流行菜肴，以免引起外国客人反胃。2002年韩国和日本共同主办足球世界杯，法国女演员、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的倡导者碧姬·芭铎试图劝说韩国政府全面禁止狗肉行业。“牛是养来吃的，而狗不是，”她接受大韩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很多人吃牛肉，我可以接受，不过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会允许自己的人民吃狗肉。”

厌恶感所带来的后果具有深远的意义。2009年，美国正式登记等待肾移植手术的大约有8万人，是20年前的将近5倍。但是，每年实施肾移植手术的只有1.6万例。等待的人越来越多，2005年，等待移植的人中每天大约有10个人死亡。

允许人们出售肾脏将会增加供给，芝加哥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授胡利奥·约格·埃利亚斯曾经计算过人体器官的价格，他们计算的依据是美国政府部门评估有关安全方面的公共投资时所确定的美国人生命与健康的价格。

他们的计算中还加入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因素：手术意外死亡率0.1%，非致命损害率1%。他们假定，非致命损害会降低捐肾者15%的生活质量，略高于失明造成的影响。他们还假定捐肾者每年收入是35000美元，术后需要4周的恢复期。考虑到上述因素并假定每一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价格为500万美元，他们算出，捐出一只肾的价格大约是15200美元。按照这个价格，允许买卖肾脏，可以增加44%的肾源供应。

在以色列，器官捐献者持有一张捐献卡，被保证的“报酬”是，他们将来需要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88年通过法律使肾脏买卖合法化，捐献者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1200美元，还可以与受捐者商谈额外补偿。伊朗官员辩称，这一做法使平均等待肾脏移植的时间减少到几个月。

但是，购买肾脏在世界大部分国家是非法的。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剩下一个肾的人和有两个肾的人在寿命和健康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很多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反对肾脏商业化。教皇保罗二世2000年在罗马对器官移植手术医生的讲话中强调，把人体当做一种“物品”，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

持批评意见的人担心走投无路的穷人会出售身体的一部分换取金钱，他们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买卖人肉的非法市场。1983年，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后来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支持一项旨在禁止此类做法的立法，禁止捐献者取得任何“有价值意义”的回报，包括必要的医疗费用，该提议已经在1984年成为法律。

肾脏买卖的推动者针锋相对地指出，那些对穷国人民出卖身体器官义愤填膺的人们，看到穷人参军入伍却无动于衷，而穷人为了换取军饷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概率比因出卖身体器官而死亡的概率要高得多。不过我们的文化允许存在职业军队，或许士兵们出生入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对比之下，肾脏买卖却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

达尔文的价格进化体系

有人说文化说到底就是性。那个戴着鼻环、染着紫色头发的男孩在台上蹦蹦跳跳，只不过是在展示自己的遗传基因，有点像雄性孔雀张开自己的尾屏，这些都是求偶的手段。这种社会认可的行为在进化过程中能够保存下来，因为它能够提高生殖成功率。

我要补充说，文化还造就了社会，有助于人类把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代代相传。文化设立群体的边界，设定内部的价格，促成了亲社会观念倾向的出现和演化，改善了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竞争资源的能力。

对于300万年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早期人类族群，公平和互惠应该是保证生存最基本的方面，因为那时还几乎没有法律制度保证契约的执行。这些早期的人类本来有可能直接互相杀戮以夺取对方的食物，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集体打猎，进行交换。文化使群体更有凝聚力，对于文化藩篱另一边非我族群的人具有更强的威慑力。群体之内有统一的价格体系，耻辱成为自私的回报。“公平”价格在交易中得到认可，互惠互利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能力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黑猩猩之间互相刷毛，分享食物，在森里中迁徙时，走得快的停下来等那些生病的和受伤的同伴。狼采取群体合作的方式猎杀大型动物。卷尾猴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它们愿意用劳动换取黄瓜。如果给临近笼子里的猴子投放更好的东西，例如葡萄，它们立即停止与人合作，原来喜欢的黄瓜现在突然不吃了，它们开始绝食，对卷尾猴来说，拒绝吃东西的代价很大，但是这样做了，可以保证它们不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现代人类在各自的文化藩篱内外表现出的行为完全不同。在群体—种族、信仰、村庄—之外，他们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压价购买，高价出售，但是回到自己的文化界线之内，他们可能变得慷慨大方，不再锱铢必较、贱买贵卖、争取最大的赚头了。

第八章　信仰的价格：在帕斯卡赌局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

到底有没有天堂和永生，你愿意拿什么来赌一把？这个问题似乎很唐突，但是这样发问的是一些大人物，最早起码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赌徒”布莱士·帕斯卡把一系列冥想随手写下来，被后人称为“帕斯卡赌注”。帕斯卡试图说服人们信仰上帝，他的一系列推理，与先前有关信仰的争论相比，实在是别出心裁。他不是力图证明上帝确实存在，而是提出即使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与否，信仰上帝也是合情合理的。信仰上帝的好处太多，不容错过。帕斯卡提出，如果上帝不存在，信奉者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信奉者就会得到他无所不在的赐福，而不信奉他的人就会直接下地狱。“我们来权衡一下，你要是把赌注压在上帝确实存在这一方，会有什么得失？”他提议，“如果你赌赢了，你能得到一切；如果你输了，也没有任何损失。由此看来，你应该毫不迟疑地下注，上帝确实存在。”

实际上，信仰的确给信徒添加了各种成本，包括饮食和性生活的限制以及其他各种牺牲和禁忌。尽管如此，在帕斯卡看来，信仰仍然是明智的选择。只要有一线可能，甚至一丝可能，如果上帝存在，信仰上帝就是有道理的，因为未来无限的回报远远超出了当前的些许成本。

帕斯卡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但他同时也深谙逻辑和推理。他对拜占庭几个世纪以来力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做法感到绝望。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曾经争辩说，一切运动物体的原动力必定来自那个不可动摇的终极推动者。笛卡儿推出了所谓的本体理论，他宣称因为笛卡儿能够感知到上帝存在，所以上帝就存在。“推理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帕斯卡写道，“我们无法知晓上帝是否存在。”

帕斯卡的“赌徒理论”并不是天衣无缝的。它忽略了一点，如果信仰仅仅是为了将来的回报很可能会被理解为贿赂，上帝很可能不喜欢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信仰方式，他可能诅咒这些唯利是图的信徒，让他们立刻遭受地狱之火的炙烤。这种推理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有些宗教的主神会惩罚异教徒。帕斯卡的赌注没有认真考虑选错信仰的风险，而且，如果天堂的回报微不足道而非地久天长，他的逻辑就会变得毫无说服力。或许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坚信上帝无论如何就是不存在的，打这样的赌就毫无意义了。

尽管他的观点存在漏洞，但是帕斯卡的推理意味着宗教信仰上的一大飞跃。他的赌注强调了宗教并不是人类对于存在万能之神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他提出，宗教是人类文明应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工具，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强调信仰的回报是有价值的。帕斯卡在17世纪提出这个赌注时未必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实际上把宗教定位成一种服务，我们也自愿为之付款。

这就是宗教作为灾难保险的作用：如果碰巧上帝存在，信仰将保证我们上天堂而避免下地狱。保险的一部分要用金钱支付，诸如慈善事业、什一奉献等，不过最繁重的成本还在于信徒们必须奉行的严格规则，从禁食和祈祷到避免婚外性行为。这类限制组成了信仰的主要价值，也就是我们为了得到上帝眷顾而支付的价格。

自17世纪以来又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学者们竭力想弄明白宗教如何历经沧桑作为一种制度存在下来，最终得出了类比式的结论。人们可以把宗教描写成最不市场化的制度，建立在上天降临的毋庸置疑的道德规则基础上。但是，事实上它又是由一系列交易组成的，信徒们可以用信仰的收益计算它的成本。

或许帕斯卡的赌注与现代社会对宗教的分析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辩称信仰的回报到死后才会出现，与此相反，当代学者的结论是，信仰今生今世就有回报。不管经济学家力图找出人们投资于宗教的原因，还是生物学家对宗教何以在人类社会演变的压力下得以延续而感到疑惑，多数分析家得出的结论是，信仰给予人们的是物有所值的，上帝是否存在与此无关。

信仰的成本收益分析

宗教给予它的忠实信徒最直接的好处是保险和社会服务的结合。在以色列，组织严密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团体能保证病了有人探视，单身有人介绍合适的结婚对象。耶路撒冷巴伊特瓦甘社区的拉比定期发放传单要求人们贡献时间和金钱，同时详细列明给病人准备的冷冻餐，待产孕妇的注意事项，给新生儿准备的婴儿床护栏，为新人准备的婚纱和礼服等，这一切都由该社团的成员免费提供。该社团能够迅速筹措资金，征集数千美元的无息借款为自己的成员救急。信任是绝对的保证，拉比说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怀疑。

这类互相扶持的做法在很多宗教中都是典型共识，包括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盖洛普民意调查曾经在145个国家发现信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捐款多，提供的志愿服务也多。危机把人们推入上帝的怀抱，他们依偎在上帝周围，寻求精神安慰和寻求人身保障。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85%，食品价格上涨了将近2倍，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近一半，而学习《古兰经》却掀起了热潮。

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通过一种叫做“必修课”的集体仪式学习《古兰经》，老师先进行宣讲，然后带领大家背诵经文。在这种场合下，社会压力促使信徒慷慨解囊，帮助有困难的人。一项调查显示，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尼西亚农村中参加“必修课”的人数从危机前的61%增加到71%。

印度尼西亚穆斯林需要的是真主的安慰，但他们信仰宗教同时也迫于现实的需要。危机爆发的几个月里，农村中有一半家庭除食品以外的开支削减了2/3，每月大约减少4.7美元。平均每户消费减少1美元，参加“必修课”的人数就增加2%。受危机打击最大的人群，例如拿固定工资的公务员，参加“必修课”的比种稻子的农民更多，因为危机使米价飞涨，农民从中获益，因此受到的经济压力较小。那些能从银行或小型融资机构贷到款的印度尼西亚人，宗教参与状况变化不大，他们不需要通过参加“必修课”来获取金钱帮助。清真寺为信徒获得基础保障发挥了相当大的效力，“必修课”人数达到顶峰的3个月后，经常参加宗教课的人逐渐不再需要救助或者贷款，而那些不参加的人仍然需要。

但是，宗教不仅仅是个互惠、有保障的俱乐部，信仰所给予的也不仅是困难时期的扶持，它还提倡一系列具体的行为准则，劝诫人们避免自我毁灭的选择，因为上帝和所在的宗教团体都在注视着他们。信教的人更容易相信别人，更相信政府和法律体系，不容易犯法。在一项实验里，让一部分人先阅读一些含有“精神”或者“神圣”之类情感词汇的读物，再让他们去捐款，结果他们捐款的数量比那些没受到暗示的人要多。

美国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69%受访者认为宗教是巩固家庭和加强行为道德规范的最好工具，85%的人认为宗教可以帮助父母更好地教育孩子，79%的人认为宗教可以降低犯罪率。尽管这些观点是否真的可信还不好说，但是在美国经常去教堂的人中抽烟的少，喝酒的少，体重超标的也少，他们更容易找到配偶，参加积极的社交活动更多，并因此感到更幸福。

每周都去教堂的人与从来不去的人之间幸福度的差距，和美国最富裕的20%与最贫穷的20%的差距相同。幸福感对人们是有好处的。一个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团队历经8年时间，对数千名参与过1987年全美健康调查者的死亡率进行了追踪调查。他们发现，20岁的人每周去一次教堂，可以增加7年的预期寿命，那些20多岁就信教的人有望活到82岁以上，而同年龄不信教的人可能最多活到75岁。

这种好处甚至可以量化为价格。虔诚的美国教徒认为自己的幸福度与那些不太虔诚的同胞的差别类似于赚钱多的人与赚钱少的人的差别。美国人平均每周祈祷8.1次，每周的祈祷增加一次所带来的幸福感，用目前的币值计算，相当于每年多赚12500美元。

就像一辆汽车，它在人口稀少的郊区用处就大，在人口稠密地铁四通八达的市区作用就小，信徒们遵守教规的倾向与信仰之外的选择有关。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州都废除了所谓的“蓝色法律”，不再强迫零售店星期天关门，去教堂的人数也减少了。原来去教堂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来打发时间，于是他们去教堂就不那么频繁了，同时酒类和违禁药物的消费量也急剧上升。

信教的女人一直比男人多，由于她们工作收入较低，因此要求她们在宗教方面的投入相对也少一些。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取得今生和来世最大回报的最合算的途径莫过于前半生积累财富，等度过事业高峰期以后再投资宗教。

来生的利益可以用时间来预付（去教堂祈祷等）或者用金钱来预付。富人有的是钱，但缺少时间，于是就多捐款；穷人有的是时间，于是就多去教堂。这与购物不无相似之处—穷人花费很多时间，货比三家，精打细算，而富人没有时间到处去淘便宜货。

税收能改变时间与金钱的相对价值，也会改变宗教投资的方式。在美国，当政府增加慈善捐赠免税额时，人们的反应是：捐善款的人增加了，去教堂的人却减少了。宗教捐助每增加1个百分点，去教堂的人数平均降低0.92个百分点，因为那些捐了钱的人觉得没有必要非到教堂里去坐“冷板凳”了。

人们通过唯利是图的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符合他们要求的宗教信仰。那些在世俗生活中拥有更多机会、工资丰厚而且时间成本较高的人，会选择教规不那么烦琐严格、对他们要求比较宽松、留给他们较多选择余地的宗教。在美国、法国和英国，学历高的人比学历低的去教堂更频繁，但是不太容易相信那些极端的教条，诸如奇迹会出现之类的。

在美国，学历高的基督教徒选择相对温和的主流新教派。文化程度很高的犹太教信徒，不大可能把《圣经》中的一字一句都奉为真理，他们到教堂去是寻求社交的回报。

与此相比，那些最狂热最严格的宗教容易在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流行，他们别无选择，因此愿意把时间、精力等一切都全心全意地奉献出来。福音教派、摩门教、浸礼会，这些拥有最多信徒的美国基督教派，它们的信徒教育程度也最低，最可能毫无保留地相信有关魔鬼和天堂的说法。

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

很明显，每个人皈依一种宗教的过程取决于很多因素，信徒们经常对自己在信仰上作出的交换浑然不觉。家长们常常替孩子作出选择，多数人的选择与自己出生的社区保持一致。然而宗教的好处不是免费的，保障的代价是金钱。如同其他形式的互惠保障制度一样，宗教组织提供的保障依赖于成员的时间、金钱和劳动。教会能对捐助者施加巨大的道德压力，它们其实还特别擅长收取应缴款项。

不过，金钱并不是宗教最重要的募集物。信仰最重要的成本是要求信徒作出牺牲并对他们加以限制，对他们的生活加以约束。从犹太教到印度教，宗教一直有额外的价格，包括衣着、饮食、须发、性行为甚至娱乐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规则的形式。这些规则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与信仰能否继续存在息息相关。繁重的道德约束把不坚定分子排除在外并且保证团体内部最起码的信任和团结，这就是宗教教义的核心：对宗教归属感的效益依赖于每一位信徒的热忱和全心全意、贡献时间和金钱、严守行为准则、提供道义支持，从而强行灌输那些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神秘故事。准入的规则越严格，它的成员就越积极忠诚。对于那些信徒来说，这种热情赋予了宗教成员价值。

那些禁止世俗行为的规则的作用是保证让坚定的信徒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信仰，不给他们留下多少世俗享受的时间。牺牲和行为约束同时会吓退那些想搭便车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或者不坚定的同情者，他们并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而且他们的加入会冲淡大家的利益。

这种做法说明了激进的宗教派别比那些世俗的宗教派别更精通恐怖主义，会有更多的人参与那些自杀性的极端行动。信仰的归属要求作出牺牲，自然把软弱的成员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叛变并且危及团体的利益。最危险的宗教恐怖组织往往也能效率最高地为其成员提供社区服务。自杀式炸弹是一种服务，它象征着对信仰的强烈投入并能够增强内部凝聚力，这一点比任何政治动机都重要得多。

在宗教团体里，饮食限制、文身刺青、割礼以及其他行为规则，有助于忠诚的信徒之间互相识别、互相支持，以区别于其他人。加入过街头帮派的人都知道，难以忍受的礼仪、扎眼而特别的刺青文身等都是让成员们了解帮会是如何通过制定规则以及要求成员作出牺牲来达到内外有别的目的的。穆斯林要求教徒每天有五番拜功，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慈善捐款，非清真肉类不吃，还必须参加数十种其他仪式。任何经历过完整礼仪的人都不可能三心二意，他们往往是忠诚可信的教徒。

12世纪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写道，上帝命令施行割礼，“不仅是为了限制性交，还为了使这一繁衍器官尽可能弱化，因而男人们会变得温柔谦和。”据称割礼是“给予拥有同一信仰的所有成员（即信奉一神教的教徒）身体上的标记，那些教外的陌生人无法冒充，因为有时候人们会为了谋求利益而造假。”

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服从的代价必定很高。公元6世纪基督教盛行之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个神秘的宗教，该教具有浓厚的数学色彩，主张灵魂嬗变。它的禁忌包括：不准食用豆类，不准拾取掉落的果实，不准触摸白色公鸡，不准从十字形上方越过，不准用烙铁通炉子，不准吃整块的面包，不准从花环上拔花，不准坐在夸脱量器上，不准食用动物心脏，不准在公路上行走，不准燕子在屋顶筑巢，不准在灯光下照镜子，等等。

信仰约束造成的社会凝聚力有助于解释宗教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历经千年沧桑，甚至在科学的兴起削弱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信条并对世间的一切现象提出了与宗教截然不同的解释以后，依然能够存在下去。

19世纪是美洲社会实验的伟大时代，那时公社组织非常流行。围绕着各种不同的理想组织起了数以百计的公社，包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和苏格兰合作运动之父罗伯特·欧文，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数十种宗教派别，但是其中多数存活不到十几年，主要是因为合作难以保证，也难以避免资源、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上的争议。但是，如果把宗教性质的公社当做世俗公社看待，同样用年数来计算，前者的存活时间往往是后者的2～3倍。这似乎是由于对成员异乎寻常的严格要求，包括独身以及限制与外界接触，有助于强化内部凝聚力。

欧文于1825年在印第安纳州建立公社“新和谐村”，成立了仅仅4年，就在一片激烈的争吵声中垮台。与此相比，纽约的奥尼达社区，相信基督曾于公元70年复活，意欲在他的土地上建立千禧国度，该社区存在了33年，直到1881年才解散。这是由于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严格的规则保证，包括男性节欲以节约精子，儿童公有，开展批评以杜绝形成不良性格的苗头。在宗教团体成立的公社中，对成员要求最苛刻的，比那些禁忌限制较松的存活的时间长。从本质上说，那些对信徒课以最高最苛刻价格的宗教能够最好地保证该团体—还有信徒自身—的生存。

宗教的现实困境

宗教是社会黏合剂的来源，但是它却有意助长群体之间的隔离。在布鲁克林，犹太教竭力与世俗社会甚至与其他犹太人保持距离。摩门教徒与非摩门教徒之间的婚姻，其离婚率是摩门教内部成员联姻的3倍。宗教是一种经过精细调整的社会隔离仪器—鼓励虔诚信徒之间互相团结，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相濡以沫，这自然导致他们对局外人加以排斥甚至发动战争。历史上最成功的宗教都严格实施内外有别的教义，有着最苛刻的规则。

宗教的风险是外界的影响可能削弱教徒的热忱。因为宗教热情最终会决定教会的力量和它所提供的宗教产品的质量，对热情的侵蚀会造成它生存的威胁。于是，当信仰受到世俗诱惑的侵犯，教会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未雨绸缪，高筑围墙，要求信徒们作出更多牺牲，以证明他们信仰的纯洁。有些本来忠实的信徒会由于信仰成本太高难以负担而离开。但是，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他们的回报就会相对来说变得更高。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席卷欧洲，为欧洲的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经济机会，此时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却逆势出现，这就是上述模式明显的体现。多数犹太人的反应像典型的“经济人”一样：随着外部经济机会大量增加，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有了更多选择，时间成本提高，于是减少了宗教参与，催生了形式更加宽松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犹太教。但是，极端正统教派，诸如波兰出现的犹太教哈西德派和它的竞争对手—立陶宛兴起的米斯纳格第姆派，都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它们拒绝现代化，要求信徒作出更大牺牲。例如，1865年，匈牙利的极端正统犹太教领导人通过一项被称为“逾越节重申”的公告，禁止他们的追随者进入那些在仪式中使用德语、教堂建筑上有尖顶或者起用男性唱诗班的革新派教堂。

时至今日，极端正统犹太教会仍然在中欧和东欧的一些犹太村落里保持着他们的衣着、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把现代化当做腐败来进行抵制，并且把一些对此持温和观点的犹太人排斥在外。在以色列，他们游说政府，企图限制零售店在安息日营业并且限制人们旅行。有些40岁多岁的人尽管生活陷入困境，也不去找工作，而是待在犹太学校里研读经文。1980～1996年，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中留在犹太学校不参加劳动的盛年男子的比例从40%增加到60%。

培养狂热教徒最成功的宗教一般是那些信仰最极端的教派，例如美国的福音派基督教派以及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教派。即使面对外面世俗世界越来越多的机会，这些宗教派别还是设法让人们视而不见，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真正狂热的追随者。他们从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中间发展成员，采取最有力的手段使他们与世隔绝。这种策略非常奇怪，用提高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客户，但是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过去几十年里，天主教会的做法与上述做法相反，他们试图与日益强大的世俗世界妥协，但他们的经历却凸显了这样做的风险。几个世纪以来，尽管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天主教会一直使用一大批复杂的教规并进行限制，要求信徒作出牺牲；迫于新兴科学的影响，它不断对教规进行精简，调整，以至微调，争取存在下去，保持与世界的关联，与时俱进。

尽管现代天主教拥有11.5亿信徒，它还是一直避免使用激进手段强化教规来培养信徒的信仰热情，或许担心这样会失去太多信奉者。相反，它选择在严格限制之间的狭窄通道上迂回前行，这样做可能使在世俗和宗教之间徘徊的人望而却步；而实行开放，又失去了对那些虔诚的教徒的吸引力。用世俗企业的标准来看，这一策略非常成功，天主教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派别。尽管如此，它企图弱化规则以适应现代化的做法仍然失掉了很多忠实的信徒，这些人离开天主教，投入了更加严格和狂热的福音派基督教的阵营。

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在艰难迂回与壮士扼腕之间挣扎，试图与世俗世界相适应。教会与僵化的经律主义结合，似乎越来越脱离社会。1966年4月8日的《时代》杂志甚至在黑色封面上用血红色泼写出“上帝死了吗？”的封面标题，发行量创20年来最高纪录。“世俗化，科学，城市化，都比较容易使现代人提出上帝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并且使虔诚的教徒难以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因为连他们自己也没有确切答案。”该杂志宗教版编辑约翰·T·埃尔森写道。

教会作出反应，决定进行生死攸关的现代化。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期间，教会宣布要实行宗教自由，接受其他基督教派的人，甚至承认其他宗教的真理性。为了方便听众，还放松了弥撒的有关规定，鼓励使用本土语言代替拉丁语，让忠实的信徒能够听懂弥撒的内容，甚至允许吸收某些地方习俗和礼仪。

保守的天主教徒认为这种做法离经叛道。教徒受到的腐蚀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严重。在1958年美国天主教教堂每周去做弥撒的人数最多，74%的教徒都会做弥撒，到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结束后，下降到67%。其后的40年里，进一步下降到了45%。“宗教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对人们提出不容争辩而且代价高昂的要求反而很合算，”宗教经济学家拉里·扬纳科内对我说，“教会如果放松对教徒的要求，实际上就削弱了自身的可信度。”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都有类似遭遇，在它的大本营意大利，只有27%的人声称宗教非常重要。根据《世界价值调查》，在西班牙，每周去教堂做弥撒的天主教徒从1980年的44%下降到今天的19%。

面对现代化对宗教信条的全面压力，教会方面是否有办法阻止信徒流失还不清楚。当今的教皇，本笃十六世正在努力撤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某些改革。他重新引入拉丁语弥撒，恢复了大赦，这是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引入的规则，包括用悔罪的善事善行换取对忏悔罪人的一揽子赦免，以避免炼狱惩罚。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所做的一切，是使教会的教义和礼仪适应变化的世界，而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却尽心竭力地试图把教会至上的原则重新强加给现实世界。天主教杂志《美国》前编辑汤姆·里斯大主教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教会方面想让个人的罪恶的概念回归到教义中。”它感到需要提高价格，促使更多忠诚客户加入。

明码标价的信仰

任何信仰的最基本的教义都没有要求一定建立制度化的教会，但是教会却到处都有，记录教义，规定礼仪，处理禁忌。同一教会的信徒认为，信仰的基本感召力来自它创造的社团。

如果这是宗教的唯一作用，教堂就不会这样无处不在。人类文明还给予信仰另一个作用—权力合法化。要达到这个目的，教会是必不可少的。从法老统治的古埃及到中世纪的欧洲，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当代的伊朗，统治者都自称受命于天。教会负责治理精神世界的信仰，为现实世界的政权服务。他们自封为一切行为的最高仲裁者，奖善惩恶。

中世纪天主教的鼎盛时期，教会只给人们两种选择—拯救灵魂或者堕入地狱。如果想得到宽恕，罪人必须经受极端难熬的审判过程。不过，大约11和12世纪时期，教会的势力在欧洲空前强大，它开始放松某些教规，扩大宽恕范围。它引入了炼狱的概念，类似中途客栈，悔罪者死后在此暂住，等待上天堂。它把罪恶分成重罪和轻罪，可以根据情况对宽恕和赦免的尺度进行调整。关键的改革是，让罪人秘密地向牧师单独忏悔，而不必当着全城人的面，它还开始收钱出售特赦令。这些改革降低了罪恶的平均代价。秘密忏悔给了牧师使用代价歧视的机会—估算罪人的财产状况，根据他的付款能力决定罚款的数额。这一招儿奇迹般地使教会的财源滚滚而来。

天主教会最终吞下它双重作用的苦果。它为控制中世纪的信仰市场而苦战，十字军东征是为了阻挡伊斯兰和其他基督教异端的战争，出售特赦令是为了资助前往圣地的远征。它变得贪婪起来，巧立各种名目大肆课税收费，为它的生存和无度挥霍聚敛资金。

1501年，教皇以训令的形式公布了一份价格表，英国人可以照价购买各种罪行的赦免令。拥有土地的普通教徒，收入在每年2000英镑左右的必须支付3英镑外加旧制的6镑8第纳尔。每年收入在20～40英镑的只需交纳16第纳尔。人们交了钱就可以使亲戚的灵魂得到解脱，免受炼狱之苦。主教的职位要花钱买，王室成员结婚也要向教会交钱。

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不过还有别的目的。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因此，禁止家族内通婚可以向更多的有钱家族收取各种费用。

这一禁令变得越来越严格。公元4世纪时只禁止第一代近亲结婚，到了6世纪禁令就扩大到第五代，9世纪又扩大到第六代。禁令真是棵摇钱树，公元11世纪，诺曼底公爵，即后来的征服者威廉，不顾教会的旨意和远房表妹—弗兰德斯的玛蒂尔达—结婚而被革除教籍，为了取得教皇利奥十一世的赦免，他不得不出资在卡昂兴建了两座教堂—男子修道院和女子修道院。

教会为赎罪行为明码标价的做法可能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对于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改革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解释。马丁·路德牧师—改革的领导者—指责教会腐败成风、道德败坏。历史学家强调教会在北欧的许多战争中一直与战败方结盟，不过我认为最有力的理由是信徒们认为这样做并不值，教会所定的价格（按照信仰的逻辑来看，是加强信徒间联系的纽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教会不再努力激发人们的信仰而是把心思放在收钱上，他们巧立各种名目从信徒那里收钱，教徒们已经不堪重负，而且教会回馈的核心服务又太少。这就促使它的竞争对手基督教新教的崛起，该教以更公平的价格让信徒与上帝直接沟通，它取消了各种费用，恢复了高度牺牲与宗教回报的传统联系，也就是远古时代信仰的基本特征。

这种做法尤其适应了北欧大城市中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那里的人们不像拥有土地的封建贵族那样有稳定的财产，教会也没有与工商企业主建立像欧洲贵族那样的联盟。相反，企业主们抵制天主教收取费用，反对它介入经济事务，因此选择了与之竞争的基督教新教。

进化论与上帝创世说

“世界起源于上帝”这种宗教信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遭受了沉重打击。在西方，哥白尼16世纪证实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他反诘道，无所不在的万能上帝为什么偏偏垂眷宇宙一隅的地球这颗小小行星。自此以后的现实世界架构中，科学就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从那时起，大爆炸理论代替了上帝创世说，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取代了《圣经》里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神经科学揭示了意识与人脑的关系从而把灵魂说排除在外，现代心理学甚至质疑信仰宗教能否获得幸福。

欧洲18世纪以来的社会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到马克斯·韦伯，都坚持认为世俗社会的进步会逐渐消灭信仰。他们用世界不依赖天使的解释削弱了宗教赋予信徒的核心观念。宗教用代价高昂的各种教规与牺牲重新进行大规模建构，用以界定宗教团体，使信徒具有集体目标，使它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而这种建构已经为世俗的法律体系所取代。民主制度取代了宗教的准则与禁忌，用其他的方式鼓励社会团结。

世俗国家逐步接管了教育、医疗供给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例如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强，政治上越来越自由，宗教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20世纪后半叶，西欧所有国家，以及日本与印度，无一例外，信奉上帝的人都在减少。1981年爱尔兰每周最少去一次教堂的人占人口总数的82%，20年后，下降到65%。同期的荷兰，该数字从26%下降到14%。

尽管如此，宗教信仰和实践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依然盛行。世俗化潮流在工业化世界中有一大例外，这就是美国。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经济上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美国人还是痴迷于上帝。2001年，46%的美国人每周起码参加一次宗教活动，比20年前增加了3个百分点。据称有3/4以上的美国人相信来生，比1947年增加了12%。美国的宗教热情与欠发达国家接近。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2002年的调查结果，59%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人生中非常重要。这一数字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与土耳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接近。

这种模式导致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推断世俗化是个错误的论题。如果说信徒在其他富裕国家里人数减少，并不是因为宗教服务的需求减少，而是供给质量太差。西欧的宗教支持率下降是因为天主教一直在国家支持下实行垄断，因而变得懒惰，眼睁睁地看着信徒流失。它的服务变得太廉价，可有可无。对比之下，美国的宗教蓬勃兴旺是因为自美国独立以来政教分离，强劲的多样化发展带来了宗教繁荣。人们不再沉迷于主流基督教的代价高昂和聚合严密，几十种新教会在宗教市场上异军突起，提供服务。据调查，美国新教徒中有1/8的人每周祈祷多次，而天主教徒中只有1/30。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更容易相信地狱，更愿意加入宗教性质的社会团体。新教徒中有29%的人说他们每月至少一次劝说陌生人改信自己的教派，而天主教徒中这样做的只有11%。

这一假设被称为“供给学派”或者“自由市场”的宗教理论，它认为，在科学的发展及其对世界进行重新描述以后如果宗教还能存在，那是因为它作为一个信仰俱乐部，仍然能够向那些有同样思想、愿意为信仰牺牲的人们提供现实生活中的利益。

社会学家罗杰·芬克和罗德尼·斯塔克指出，在1776年只有17%的美国人固定信奉一个教派，但是到1850年该数字翻了一番达到34%，到1926年达到56%，因为各种新教派明争暗斗，争夺教徒。他们指出，最严格强势的教派，例如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发展最迅速，不仅因为他们采取咄咄逼人的策略招募新教徒，还因为他们的教规比天主教和主流新教更加严格，因而从这些教派的信徒中吸引了不少人过来。

美国宗教派别的大小排序变化出人意料。20世纪60年代，世俗社会要求宗教“实现现代化”。教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向世俗世界开放，与科学新发现相适应，要么从现实中淡出，远离社会。从世界范围来看，天主教一直在努力设法适应，但是此路不通。那些比较成功的教派选择了另一条途径。得到蓬勃发展的是激进主义教派，鼓吹照本宣科，按照《圣经》字面意思进行诠释，还有五旬节派，全力推行驱邪招魂及导泄仪式。这些教派实行倒退策略，把恢复信仰的传统宗旨当做围墙，要求信徒付出更高的价格并把他们圈在高墙之内，形成相对独立的社团。

上帝会复兴吗？

提出这个话题，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年前，我撰写了一篇报道，内容是基督教新教福音派力图在美国西班牙族裔中发展信徒，把他们从天主教阵营中拉过来。我陪同一群南方浸礼会成员到加州的安大略去，他们要在拉丁裔为主的社区附近的一家超市布道，传递福音。这些人的热情和决心真令人终生难忘。他们安排了大约十几个人在超市的停车场中来往穿梭，向那些匆匆路过的顾客不厌其烦地宣讲加入基督教会的好处。一位妇女推着满满的购物车来到她停放汽车的地方，马上有人在她手中塞进了一张传单，她还没来得及细看，一群福音派的教徒宛如从天而降，把她团团围住。这些人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我的采访进行了一个星期，他们邀请我皈依上帝不下十几次之多。与我自幼在墨西哥所见到的单调冗长、催人入睡的天主教弥撒相比，这些浸礼会教徒的表现简直就像举行摇滚音乐会一样活力四射，同时他们对于信仰如何改善人们放纵的生活作了详尽的承诺。

不过，美国人对于上帝独一无二的依恋力量还可能有另外的解释。我猜测与此有关的事实是，美国很富裕，但又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穷人。社会学家指出，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宗教抵御天灾人祸的保障作用降低，人们对宗教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社会发展使人们感到更安全，他们有了收入，更好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政治迫害和种族冲突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均等的。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仍然有贫苦地区和大量的弱势群体。在这些贫穷的角落里宗教得以兴盛，给人们带来今生的安全感和来生幸福的憧憬，上帝在这里充当了最高形式的保障角色。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居发达国家之最，这样的穷苦地区和群体还很多。

这样看来，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地区，尽管世俗化在其他方面有了进展，宗教还在增长，原因很明显：贫穷的、宗教影响大的国家里，人们生的孩子比富裕的、世俗化的国家的人生的孩子要多。从整个世界看来，社会发展使生育率降低，富裕国家的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加大对每个孩子的资源投入。相比之下，那些守旧的穷人，却固守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反对节制生育。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信徒的收入不到非正统派信徒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里的每个妇女平均生育7.6个孩子。对比之下，以色列其他犹太妇女的生育率平均为2.3个孩子。在美国，信教人数最多的州，往往也是生育率最高且最贫穷的州。新罕布什尔是联邦各州中最不敬畏上帝的，据报道，那里有21.4%的人口是无神论者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比较富裕，2007年人均收入为74625美元，2006年平均每千名妇女生育42个孩子。与此相对照，密西西比平均每千名妇女生育62个孩子，但该州很穷，中等家庭收入为44769美元，据报道，该州人口中只有5.8%的人不信教。

尽管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世俗化的浪潮，我推测世界上信教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增长成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办法。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大量高效地利用资源，世界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但是，这一时期可能正在走向终结。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为了经济繁荣正在透支有限的固定资源。随着资源的枯竭，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宣称“人口增长的力量远远超过地球向人类提供生存必需品的能力”的时代已经过去200年了，“马尔萨斯陷阱”似乎在不远的未来向我们招手。

如果我们耗尽了所有的资源，就可能回过头来祈求上帝。经济停止增长带来的不仅是贫困，人们和社会之间不得不激烈竞争来增加经济产出，宗教的道德规范会很现成地用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人们会搬出上帝来对世界作超自然的解释，把这种解释作为人类与无可改变的命运之间的慰藉，甚至鼓励人们发动战争，征服对手，因为资源争夺已经演变成零和游戏。

对很多人来说，在反乌托邦的未来，不管宗教要求人们作出多大的牺牲，拥有信仰都是值得的。

第九章　未来的价格：为避免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应该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令人沮丧的科学，不但没给人们带来多少希望，还专门带来厄运和让人绝望，其中登峰造极者非马尔萨斯莫属。这位200多年前的苏格兰牧师，运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知识，给了同时代资产阶级关于人类进步的乐观前景重重的一击。在1798年发表的题为“人口原理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论文中，这位经济学家兼人口统计学家强调指出，地球赋予人类的有限自然资源将导致人类走向贫困，人类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食物短缺的制约。这一观点极大地动摇了大英帝国的信心。

事情再简单不过了，人们控制不住生殖冲动，一旦家庭收入提高，他们就要多生孩子，给孩子提供吃穿将会消耗掉业已增加的收入，使他们永远停留在为衣食挣扎的困境中。人类难以避免的苦难缘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马尔萨斯估计每隔25年人口会增加一倍，但是赖以生存的食品供给却增长得非常缓慢，因为新开垦的耕地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当于蜗牛的爬行速度。

由于食品需求增长远远超过供给，其价格很自然地不断上涨，直到“下层阶级”再也消费不起。这样人们或者采取某种形式互相杀戮，或者大批死于饥荒，直到人口数量又降低到土地能够养活的水平。

“人类的各种罪恶对减少人口起着积极有力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任务，”马尔萨斯写道，“如果它们在灭绝人口的战争中失利，季节性流行病、传染病、黑死病和其他瘟疫就会面目狰狞地接踵而至，毁灭成千上万的人口。如果这还不够，严重且不可避免的饥荒就会悄悄逼近，以其沉重的猛然一击，让世界的人口与食品供应恢复平衡。”

这样的著作使马尔萨斯得到一个“悲观论者”的名声。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对马尔萨斯引发的有关人口活动规律的论战发表看法：“阴沉，冷漠，黯淡，对今生和来世都不抱任何希望。”但是，马尔萨斯的预言是有根据的。他描述的灾难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过。位于如今危地马拉佩登地区和墨西哥东南部的古代玛雅居民，为了争夺日渐枯竭的自然资源，在无休止的内战中陷入四分五裂，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前后最终消亡。

复活节岛拉帕努伊文明的居民，以雕刻整块巨石形成的“摩艾”头像著称，他们在耗尽物质资源以后终于走向消亡。15世纪初鼎盛时期他们的人口曾达到1万人，到了1774年库克船长抵达该岛时，缩减到2000人，存活下来的居民甚至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头像是从哪里来的。

除了历史上的先例，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似乎陷入了持续多年的“马尔萨斯泥潭”。此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人均收入按照每年0.1%的速度增长，1500～1750年世界人口仅仅增长了2/3，总人口达到了7.2亿。人类社会并未走向繁荣。

马尔萨斯时代的英国比当时大多数国家都富裕。尽管如此，1750年诞生的英国儿童，预期寿命只有35～39岁。因为战争、疾病和食品缺乏等主要原因，英国1750年的人口还保持在大约1300年的水平，而且无望进一步发展。1800年伦敦人的平均工资，按照当时的币值计算，和他们400年前的祖先相等。不过，马尔萨斯对未来的预测还是错误的，他作出预言的时代，正值英国和欧洲开始进入空前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后来全世界经济获得发展。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经济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增加了人类福祉。

早在18世纪30年代，兰开夏纺织工业就开始了生产力的革命，并催生了一系列纺纱技术方面的新发明，从约翰·凯的“飞梭”到18世纪70年代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骡机”，即水力精纺机，等等。纱锭革命开路，纺织业又取得重大突破，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强国，对外出口纺织品和各种金属。后来，19世纪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把工业革命推向高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不过，人口增长还是跟不上物质条件的改善。1901年，英国人口是1801年的3倍，达到3000万左右，伦敦人同期的实际工资增长了一倍以上。

这一经济转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除了新开发的殖民地，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取得人口大幅增长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双重成就。英国的繁荣局面贯穿整个19世纪，英国钢铁制造的轮船拉近了欧洲与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新大陆之间的距离。1820～2000年，全世界经济发展持续增长接近60倍；人口增加了5倍，达到60亿左右；人均收入提高了几乎9倍。马尔萨斯对未来惨淡的预测被掩埋在滚雪球般的进步发展中。

克服了200多年前的马尔萨斯噩梦，人类文明更加活力四射，成就凸显了人类克服环境限制的才智和力量。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从今天来看，马尔萨斯的深刻洞悉似乎仍有先见之明。尽管生产力有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人类文明似乎又一次达到了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我们在竭力挑战地球的承载能力，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会很可怕。当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似乎泰然自若地争取大规模经济增长，以便使几十亿人口脱离贫困的同时，石油、食品以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暗示地球上的资源可能无法长久支撑这种繁荣。这在有关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辩论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因为气候变化就是人类大肆消耗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结果。

在美国，每个人每年平均排放大约20吨的二氧化碳。对比之下，印度只有1吨。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增加。但是，如果13亿中国人和11亿印度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向大气中排放同等数量的二氧化碳，那么给整个环境带来的负担相当于增加7个美国经济体。仅此一项，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增加一倍还多。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马尔萨斯时代，它给我们提出了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全球经济如何增长才能避免对未来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如果把这个问题换一个方向就更难回答：对未来生态环境造成这种伤害之前，我们愿意让目前的经济发展走多远？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今天愿意付出什么价格来保护后代子孙的利益？

温室效应代价几何？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把气候变化的特征描绘为“化学事故”。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每踩一下油门、每点一次炉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都会在大气中停留多年，凝结热量，慢慢提高地球的温度，直到对大自然脆弱的平衡构成威胁？不过，这也是市场制度失败造成的。全球变暖和许多物种消失、土壤退化以及其他类似的迹象，预示着地球已经遇到麻烦，难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凸显了世界经济无法给大自然的恩赐定出合理的价格。

在市场制度下价格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工具。当需求超过供给，价格会上涨，平稳地调整供需平衡，吸引更多生产商进入并把那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挤出去。但是，对于大自然的慷慨恩赐，事情就未必这样了。我们不论消费多少，总认为是“免费”的。如同其他免费的东西一样，缺少价格的调节会导致人们过度消费，直到把所掌握的资源耗尽。

定价偏差可以解释垃圾满溢的填埋场、水银污染的河流、消融的极地冰层以及大西洋日益枯竭的鳕鱼资源等现象。从捕鱼者的观点看来，鳕鱼是免费的，他的成本只是如何到达鱼群所在海域和如何捕捞，也就是说，他想捕捞多少就可以捕捞多少，而且他附近的渔民也有同样的想法，其后果必然是过度捕捞—捕捞速度超出鱼类的繁殖速度。

我们对大自然的其他“免费”资源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例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水在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属于公共用品，成本非常低；水的价格还远未提高到足以反映它的稀缺性的程度来鼓励人们厉行节约，谨慎消费。氮流渗透到溪水里需要处理，它的成本一般并不计算在庄稼的价格之内。清洁的水与空气，缺少了价格调配机制，它们的命运也就和其他免费物品一样，已经开始渐渐缺失，这一动向对人类未来的威胁，在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能源或许是定价最不当的产品了。加油站汽油的价格构成包括了寻找油矿的成本，给油井所在国的统治者交纳的租金，把油开采到地面上并且提炼成汽油的成本，以及把它运到加油站的费用等。一般情况下，它不包括汽油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大气污染的成本。

如何对此进行测定极端困难，它牵涉采用什么标准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进行价值评估。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衡量排放到大气中每吨二氧化碳对此后一个世纪的环境造成的负担—为每吨40～68美元，到2040年将会上涨到每吨105～179美元，因为那时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会更高。

假设燃烧1加仑汽油产生20磅二氧化碳，由此得出开车对环境影响的成本，即应该征收每加仑大约62美分的排放税。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排放20吨二氧化碳，按照环保局的计算，每个美国人每年分摊的环境成本为1224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的，环保局另一项评估把每吨二氧化碳的社会成本定为159美元。如果我们推行这样的法案，征收能源使用税，人们很可能会更加注意节约能源。

欧洲人做得好一些，主要是因为高税率提高了能源价格。2009年，德国家庭每千瓦时电费约为0.23欧元，粗略计算是美国的3倍，他们的汽油价格也大概是美国的3倍。因此他们使用能源时就更注意节约。德国大约每人每年消费4吨多汽油，相当于美国人的一半，德国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是10吨，也是美国人的一半。

美国人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他们为碳排放付钱。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2000年，90%的美国人开车上下班，而1960年只有2/3。平均每1000个美国人就有820辆汽车在国内的大街和高速公路上飞驰，相比之下，德国每1000人有623辆车，加拿大是557辆，印度尼西亚仅有76辆。美国平均每人在交通方面消费的汽油几乎是澳大利亚的两倍，是英国的将近4倍，是中国的30倍。

就算我们喜欢开车，也可以设法让人们开更节油的车。对于1999～2008年汽车销售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油价每提高一美元，诸如丰田卡罗拉一类低排量车的销售量就会增加24%，福特F150之类皮卡的销量就会下降11%。但是，这还不足以把美国改造得像英国那样。在英国，汽油价格是美国的3倍，2009年最畅销的汽车是小型的福特嘉年华，它每英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158克，与此对比，美国人的宠儿福特F150则是每英里大概660克。无论如何，如果把油价提高3倍，很可能说服美国人过上更加节能的生活。

确切地说，因为对能源课税不重，人类就大肆消费，每年因使用能源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高达390亿吨，比1980年增加了60%。其他方面的变化，例如森林毁坏，可能再增加200亿吨。大气中聚集的二氧化碳比工业革命开始时增加了一半以上，全球平均温度比那时已经升高了大约0.5摄氏度。

我们面临的警示还会更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声称，按目前的趋势，2000～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增长25%～90%。这样发展下去，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会升高1.8～6.4摄氏度。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从冰河时期到现在，地球温度仅仅提高了5摄氏度。

地球温度不用提高很多就足以带来环境灾难。即使温度上升接近2摄氏度，气候变暖就会扰乱降雨模式，在印度、中国和南美地区引发洪水和干旱，亚马孙雨林的一部分就会成为热带草原，全世界有15%～40%的动植物就会面临灭绝的危险。

如果温度继续上升，造成的破坏就会演化成灾难。随着格陵兰岛的冰盖不断融化，海平面上升将淹没荷兰、孟加拉的冲积平原以及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约1/3。不论人们对大自然生态环境珍惜与否，这都会成为大问题。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25亿。按照目前的趋势，那时的人均淡水供应将比现在减少10%。

直到最近，对于气候变暖的呐喊还仅限于物种消失和极地冰川融化等主题。不过，几年之前，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在提交给英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改变了辩论的议题，他用严格的经济学模型详细计算了气候变化的成本。

斯特恩的结论是，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速度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在21世纪和22世纪给地球造成的伤害将十分可怕，“从规模和程度上，将会与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之和大致相等。”

2006年发表的《斯特恩论气候变化与经济》预计，人类这些愚蠢行为带给未来的成本，“从现在到永远”有可能达到全球经济产出的5%，甚至高达20%。全球生产总值的1/5折合大约12万亿美元。这样的损失大约相当于美国经济的4/5，或者中国、日本和印度经济的总和。

关于环保的道德困惑

我们难道不应该忧心忡忡吗？

我从1955年9月的《纽约时报》上第一次找到关于气候变化概念的提法，刊载的是关于一种电子大脑能够在辞典里搜索到要查找的单词的故事。1958年10月，印第安纳大学地理系主任乔治·T·金布尔，为《时代》杂志撰文《天气怪异是怎么回事》，其中提到二氧化碳，还有太阳黑子，可能引发反常天气模式，包括历史上记录的葡萄牙5月飘雪，捷克斯洛伐克和佛罗里达州3月份遭热浪袭击，降雨量空前。1979年2月14日，《时代》杂志科学版编辑沃尔特·萨利文写道：“现在襁褓中的婴儿今生有可能看到北极冰层消融。”

30年后，海运公司、矿产公司以及石油公司都屏住呼吸，急切等待北极地区碍事的巨大冰层融化，以便在那里开矿，采油，开辟新航线。尽管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警告，事实证明世界人民及其领导人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去采取果断行动来大力减少碳排放。2009年12月，各国领导人齐聚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结果几乎一无所获，没能够就削减二氧化碳排放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奥巴马政府2010年无法说服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计划来规定最高碳排放量和限制碳交易。

饱受经济衰退打击的美国人，似乎对天气灾害问题失去了兴趣。2010年初，只有32%的美国人表示全球变暖会构成重大威胁，16%的人认为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会构成实质性危害，还有19%的人认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世间还存在很多抗拒气候变暖概念的人或组织。仅埃克森莫比尔公司自己2007年就排放出3.06亿吨温室气体，美国电力公司排放了1.5亿吨以上。如果按每吨二氧化碳40美元征税，总税额几乎等于该公司销售收入的一半，利润的6倍。

持反对态度的还不只这些公司，多数共和党人反对碳排放立法，因为他们与能源产业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对气候变化表示怀疑。第110届国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各州的平均碳排放量，比民主党人所代表的各州的平均碳排放量高21%，俄克拉何马州碳排放的59%来自它的火力发电厂。因此毫不奇怪，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把气候变暖称为“有史以来对美国人民最大的愚弄”。

穷人对征收能源税的前景也不乐观。美国1/10最富的人群碳排放量是最穷的1/10的人的2.5倍。但是，最穷的1/10的家庭在能源上的消费占收入的1/4以上，与此相比，对最富的1/10的家庭来说，能源消费只占收入的3.6%。

反对关于避免气候变化的努力，在世界上的阵线划分与美国的情况相似。遭受气候变暖的危害，首当其冲的是热带的穷国。在巴西，农业占整个经济的1/4；在印度，农业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相当于美国的17倍。到2080年，气候变暖预计会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下降15%～26%。对比之下，德国莫泽尔山谷葡萄产区的农民有可能欢迎气候变化，温度提高1摄氏度可能加快葡萄成熟，使他们的年收入增加30%。如果提高3摄氏度，他们土地的价值可能翻番。

炎热的天气会影响贫穷国家的工业生产甚至引发政治动乱。研究人员研究了1950年以来温度变化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发现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穷国的经济增长就下降1.1个百分点，而对富国则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延缓气候变暖受益最多的是贫穷国家，它们却拒绝负担采取任何措施的成本。它们热衷于重复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依赖能源发展致富的战略，并且选定了自己的环境策略，其中包括提醒发达国家，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它们造成的，它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来解决这一问题。

富裕国家面临的则是窘境的另一个侧面。到21世纪末，世界上有85%的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延缓气候变化的账单，富裕国家的选民把这种计划看做用来拯救地球另一面还没出生的人，他们甚至不愿意尽力援助那些现在活着的穷国的人民，尽管它们承诺提高对外援助预算，最低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7%，但真正达到这个指标的只有卢森堡、荷兰，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美国和日本分别只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2%和0.18%作为援助资金，德国贡献的比率是0.35%。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它们同意拿出更多钱来帮助那些尚未出生和几年之内也不会出生的外国穷人呢？

2009年夏天，美国国会正在没完没了地辩论限制最高碳排放量立法的问题，国会能源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乔·巴顿强调说：“我担心我们会给某些发展中国家送上车票，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搭便车乘客，享受发达国家的各种好处却不承担任何义务，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国家都没采取过的方式，挑战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

尽管存在各种利益的对立冲突，我们对气候变化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没能把将来与现在联系起来。减少碳排放需要我们今天作出艰难的抉择，对比之下，气候变化的代价却是遥远的明天才会发生的。缺少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人们就能心安理得、我行我素，认为气候变暖与自己无关。

要求为碳排放付钱，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没有道理”。预测气候变暖对环境、社会以及经济的危害是很困难的，削减碳排放可能会成本很高，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分走原本可以投向教育或者工厂的资金。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与其为了预防将来的天气异常而糟蹋地里的庄稼，还不如帮助穷国实现工业化，减少对农业的依赖，让那里的人民有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计算的不是绿色环保与拥有更多物质的价值比例，而是拿我们需要的商品、服务以及工作环境的价值与100年以后的人们的需要相比。

20世纪70年代，环境经济学家塔尔博特·佩奇用了个文字游戏来解释我们因破坏环境而产生的道德困惑。他建议我们假想自己是个年轻人，由于先前祖祖辈辈的贪婪，世界即将灭亡，而我们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你尽可以呼唤第一代老祖宗的鬼魂，问他们有什么权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说，“如果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根据面临的环境投票决定，只对我们自己时代的偏好负责’，你会感到满意吗？”

自己时代的偏好对未来的影响并不好。20世纪90年代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请美国各地的人比较同时代人和将来的人的价值。10个人中几乎有4个声称，他们宁可投资一个项目，从污染中挽救100个当代人的性命，也不想投资救助20年以后的4000个人。几乎一半人认为救同时代的一个人比救100年后的70个人重要。另外一些研究得出结论，我们对眼前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只有28%的调查对象认为，100年后死一个人不如明年死一个人重要。尽管如此，人们对同时代人惺惺相惜之情要胜于对未来的人们，未来人可能被当做抽象概念而非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天天按照这一信念行事，无视后代的需要。老年人拥有很多选票，在现行政治制度下一般比未成年人得到更多，因为未成年人没有投票权。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向老年人倾斜。根据一项研究，2000年美国社会公共开支平均每个老人是

19700美元，儿童只得到6380美元。那些来日无多的人不会关心气候变暖的后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只有1/4认为全球变暖是个严重问题，而18～29岁的青年中却有几乎一半。欧洲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65岁以上的老人只有1/3表示担心，对比之下，25～44岁生育年龄段的人却有40%。1/5以上的年轻人愿意支付汽油税以减少碳排放，愿意这样做的老年人却只有1/10。

这不仅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冲突。即使我们按照对别人最有利的方式作出选择，同样也会面临道德上的困惑。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普塔出生于孟加拉国，通过他本身对道德的思考描述了气候变化如何使民主制度陷入两难境地。他说，假如有个选民，真正担心不断增加的碳排放对气候变化引发的长远后果，她并不自私，她了解碳排放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代价。她还知道不应该根据个人利益来决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还必须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别人会怎样评判。但是，她如何能想到那些未来的“别人”会怎样想呢？

对于那些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运动的人来说，答案很明确。他们保护环境的方式和那些小海豹保护者的呼吁相同，即它们和我们有相同的生存权利。他们提出，环境和人类同等重要。我们不能按照人类的实用价值猜测来决定如何保护大自然，我们应该尊重它固有的价值，因为大自然是绝无仅有的，地球是第一位的，“保卫地球母亲，绝无妥协可言。”如果我们杀掉最后一只熊，世界上就永远没有熊了。不过，一旦辩论涉及现实中的资源配置与道德上高谈阔论之间的选择，人们就很难这样考虑问题了。

可能我们应该遵守这样一条规则，我们应该把地球原封不动地留给下一代，以便让他们充分享受，就像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来的时候一样，但是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代人这样做过。从远古的人类在非洲平原上流浪开始，人类就一直不停地改变环境的面貌。按照这条规则，如果有两个选择：10亿美元资金，或者用来保护环境，或者发明一种疫苗让所有后代子孙受益，我们一定会选择前者。

如果我们调整法令，要求人们把所有“社会资本”，包括环境资源外加其他好东西诸如医院、道路以及有学历的人才，尽量都遗赠给后代，我们就会徒劳一场。备受来往车辆排出的废气伤害，我们如何估计这些道路的价值？有些东西，比如渡渡鸟的灭绝，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

我们可能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来保护未来。如果是这样，保护200年后出生的人的冲动，是否应该优先于救助同时代不幸的人们呢？我们面临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3300万艾滋病患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1000名新生儿的母亲就有9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高达157‰。在南亚地区，5岁以下儿童有46%体重不达标，将近1/3的工人每天工资不到1美元。

约翰·罗尔斯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他强调，社会应该最大限度地改善穷人的福利。我所见到的所有社会都没达到这一目标。但是，今天的多数民主政府都采取某种形式，通过税收和公共项目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使富人的财富流向穷人。

不幸的是，斯特恩论文中有关气候变化的建议与上述社会公正的原则如出一辙。如果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每年每人的收入增长保持在1%，也就是20世纪增长速度的一半，到2200年，那时的人们就会比我们今天富裕6.3倍。既然如此，今天的穷人为什么要节衣缩食，为他们遥远而有钱的后代保护环境？既然他们更有钱，岂不是更有能力保护环境吗？

即使我们一致决定，动用目前的资源防止未来人们遭受地球变暖之害，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应该拿出多少钱来？

未来的贴现率

要花的钱可能太多了。斯特恩的报告发表于2006年，当时他把全世界防止气候变化的价格定为全球经济总产值的1%，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为6000亿美元。

有了这些投入，斯特恩指出，我们就能够通过节约能源，改用价格更高的非化石燃料，把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450～550ppm，而现在是430ppm。他说，这样可以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5摄氏度以下。当然，这无法保证避免所有的环境损害，斯特恩估计把空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550ppm可以把损失控制在世界总产值的1.1%以内。用今天的币值计算，大约是670亿美元，相当于伊拉克和克罗地亚一年的经济总量。

避免灾难性气候变暖，实际需要的钱很可能比这更多。有些国家非常危险，例如马尔代夫群岛，整个国家的地平面比海平面仅仅高出几英尺，抵御气候变暖的能力更低。斯特恩第一份报告发表几年后，他又建议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最好控制在500ppm以下，这样一来总成本可能会达到全球生产总值的2%。

这就是说，为了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我们需要花的钱太多了。斯特恩作出值得投资的结论是基于人类价值的原则的，不管它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存在激烈争议的，斯特恩断定，100年后的人的福祉与现在活着的人的福祉是相等的。

斯特恩同意对这种平等的标准进行适当调整。他承认金钱的价值与多少成反比。多挣到一美元对纽约投资银行的经理来说是九牛一毛，对墨西哥米却肯州的贫穷农民却很难。更不要说，将来某一时刻还可能有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灾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人类的福祉也将化为宇宙烟尘，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花钱为未来的人们增加福利，因为那时人类已经灭绝。把这些因素排除在外，跨时空采用人类福利价值平等的基本概念引导斯特恩直接得出一条法则：把当代人收入的某一部分用于防止全球变暖，其利益只要与后代人的收入的比例基本相同就是合理的，不管他们生活在几百年以后。

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它把未来人们的价值看得过高，而把当代人的价值看得太低。这是因为现在的一代人要负担拯救未来很多代人的代价。比如说，未来人类从现代人环保的举措中获得的利益与他们收入的比例高于我们现在的投入占当代人收入的比例，这种投入就是值得的。把拯救未来许多代人需要的投资累计，即使当代人倾家荡产，这种巨大无比的花费也算是合理的。

斯特恩报告中的这种计算方式推导出，预计未来气候变化的成本相当于全世界收入的1/5，“从现在到永远”。他的计算方法是，未来几年的成本可能很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如果采用最普通的经济技术预测未来的价值，人们绝不会同意花这么多钱。假如不考虑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今天货币的价值比明天同样多货币的价值要高。这不仅是因为通货膨胀，还因为生意人只有在预期回报比银行同期利息高的情况下才会决定投资。

美国过去的40多年里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税前平均为每年6.6%。政府部门用来比较某些项目预付成本与未来收益的“参考贴现率”为7%。选择这种算法是假定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以外，今天的1美元—如果按生产率计算—明年就值1.07美元，后年就是1.145美元，两个世纪以后就等于752932美元。这就是说，为了避免200年后752932美元的损失，我们今天只要花不到1美元就可以了。

按照这样的算法，斯特恩的贴现率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避免未来1美元的损失与现在花费1美元相等，就相当于采取了零贴现率。斯特恩的折扣率比这稍微高一点，只是略高于人们收入的提高。但是他的这种算法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哈佛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是研究气候变化模式的杰出经济学家，他坚决反对斯特恩的算法。他和斯特恩一样强烈主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控制气候变化。不过在投入方面，他设置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他指出，斯特恩报告中提到的损害有一半以上要到公元2800年后才会出现，因此他问道，为什么要牺牲当代人这样巨大的一部分福利，来避免如此遥远的将来的灾害？

诺德豪斯强调，我们应该采用能够反映长期投资收益的贴现率来估算未来的损失，使用今天的货币衡量气候变暖的投资并认为回报率太低，这是愚蠢的。因为我们如果投资到别的方面可以有更高的利润，我们可以用未来的投资回报来应对那时的气候变暖问题，还会有盈余。“贴现率过高反映了一个事实，用于减少未来气候变化对谷物、树木等的损害的投资，应该与开发良种、改善轮作以及其他高回报的投资互相竞争。”诺德豪斯写道。

未来人类的后代也会从这些投资的丰厚回报中受益。孟加拉国广袤的冲积平原上数百万贫苦农民肯定欢迎旨在制止海平面上升、淹没他们农田的投资。但是，如果把金钱配置在发展经济上，使人们能够离开海边的农田，到地势较高的山区找到更好的工作，未来的孟加拉人，和今天的人一样，都会得到更多好处。

与斯特恩花费巨额资金拯救未来人的主张相比，诺德豪斯采用贴现率算法，他预计每年为4%，并由此得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应该花多少钱以避免公元2200年气候巨变给世界生产总值带来13.8%的损失，斯特恩报告中预测那一年会出现非常糟糕的局面。如果未来190年世界经济重复过去190年提高74倍的发展速度，按照今天的币值计算，13.8%的损失相当于640万亿美元。采用斯特恩略高于1%的贴现率，我们为避免190年后的灾难，花费将近80万亿美元就是值得的。但是，如果采用诺德豪斯4%的贴现率，我们为此投入大约3850亿美元就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用这些钱仍然达不到目标，把钱用到其他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上，也足以使我们过得很好。

两难的抉择

如果听了经济学家们的话，达斯古普塔假设的选民现在可能已经拿不定主意了。杜鲁门总统有句名言，他宁可请一位“独臂”的经济顾问，以避免这些专业人士“从这一面说，从另一面说”之类喋喋不休的分析。诺德豪斯和斯特恩正好符合这个要求，各自都提出了明确的选择，不过他们都长了两只手。斯特恩提倡为阻止气候变化立即大规模投入，他建议的定价是，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税大约为75美元，燃烧每加仑汽油为68美分。他期望人们与企业能够立即节约能源，发展节能技术，改用替代的非化石燃料。随着这些技术手段的价格不断降低，到了2050年，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税可能减少到大约25美元。

对于斯特恩的气候资料数据，诺德豪斯并无异议，但他建议采用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提出目前对二氧化碳征收的税额可以定为每吨10美元左右，随着大气中碳浓度的提高而增加，到21世纪末达到每吨大约200美元。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排放2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开始阶段每人的税负大约是每年200美元。

诺德豪斯对于气候引发损失的容忍度比斯特恩要高，他认为可容忍的损失为17万亿美元以下，因为根据他的推算，要消除这些损失花的钱比这还多。到2100年，地球温度会比工业革命前高大约2.6摄氏度。尽管我们会蒙受更大损失，但是可以从其他投资中得到更有价值的回报：用2万亿美元的代价避免5万亿美元的损失。根据诺德豪斯的分析，如果不考虑斯特恩所预言的科技快速发展，斯特恩关于把温度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设想，按照现在的币值，最多将耗费30万亿美元，但只能为地球减少12.5万亿美元的损失。我们还是要承受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价值9万亿美元的损失。

欧洲气候交易所是企业买卖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场所，于2005年成立，作为欧洲降低碳排放的具体措施，这表示投资人相信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将会大致倾向于接受诺德豪斯的观点而非斯特恩的。2010年夏天，当年12月份远期合同规定的价格是排放每吨二氧化碳大约15欧元，相当于18.75美元。2014年12月的远期合同规定的价格为每吨18欧元。

我们的选民将会指示他们选出的议会代表采取何种行动呢？达斯古普塔不是很清楚。他对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和道德问题非常熟悉。或许他会建议，成本收益方面的考虑应该回避所谓的过度预防原则，即主张大规模地花钱制止碳排放，理由是，如果我们不能立即采取行动，就很有可能—尽管还难以确定—发生世界末日般的气候灾难。

他强调，调配资源拯救子孙后代，在政治上的可行性比我们认为的要大。如果富裕国家的选民认为我们应该对后代子孙的苦难负有直接责任，就有可能克服有关对外援助方面的反对情绪，而这种情绪起源于一种认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它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的选民可以提高道德境界，对有关参数作些许调整，比如把诺德豪斯4%的贴现率下调一两个百分点。说到底，尽管对货币的价值打折可能有道理，环境产品的价值却会随着紧缺程度增加而变得越来越高。因此对货币价值的贴现率还应该考虑到环境产品的增值因素。明年保护107棵树的价值，要比今天保护100棵树的价值更大，尽管我们明年的钱会增加，但是那时的树一定会减少。所以保留下来的每一棵树对我们来说都更加值钱。

可能我们假想中的选民应该“跟着感觉走”，达斯古普塔强调，说到底，“如果地球平均温度上升5摄氏度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会有多么恐惧，这是个‘直觉问题’。”这种恐惧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靠捷径救世，可行吗？

或者这位选民还可以乞求上帝保佑，希望人类能够发明某种巧妙的技术，防止地球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有些科学家一直在半信半疑地考虑，地理工程技术或许能阻止气候变化。把一些镜片送入地球轨道将一部分太阳能量反射出去，或者向同温层输入二氧化硫，这将会重现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的情景，大量火山灰喷射到大气中，遮蔽了阳光，在其后的两年里使地球表面温度下降了2摄氏度。

当然，有些研究显示，这样做可能在世界一些地区引发旱灾。尽管如此，如果能做到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见效很快，而且代价也小，最多不过几十亿美元。这种做法与马尔萨斯时代人类一直采取的办法相同，每当遇到物质方面的局限，他们就应用技术手段从地球有限的资源中拼命地再挤出一些来。

仅仅40年前，出于担心人口过度增长和环境退化，环境保护运动应运而生，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决定挑战那种为地球状况忧心忡忡的思潮，他提出与著名灾难预言家、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保罗·R·埃尔利希打个赌。

埃尔利希因重拾马尔萨斯关于环境崩溃预测的牙慧而闻名。“在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将遭遇饥荒，数以亿计的人会饿死。”他1968年在《人口爆炸》一书中写道。在1974年发表的《繁荣的终结》中，他预言到1985年将会出现“真正短缺的时代”。西蒙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1980年他提出让埃尔利希从自然资源—从煤炭到铜以至玉米—中任意选择，如果随着人口增长这些资源变得紧缺，它们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西蒙与埃尔利希打赌，无论他从这些商品中选什么，未来10年中它们的价格一定会下跌。

埃尔利希下了1000美元的赌注，选取了5种金属—铬、铜、镍、锡，还有钨。他用嘲弄的口吻说，向经济学家解释商品价格不可避免上涨的道理就好比“给一枚小红莓果讲解单双日汽油分配”。不过，最后西蒙赢了。1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了8亿，不过电话公司用光纤取代了铜线，装罐头的锡罐改用了铝。埃尔利希挑选的一揽子金属，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价格全部下跌，其中锡和钨的价格下跌幅度高达71%。

埃尔利希认输，给西蒙送去了一张567.07美元的支票，这个金额是根据一揽子金属跌幅加权平均值算出来的。从那以后，这一赌注的结果就成为“不必作出多大牺牲就可以应对全球变暖”的观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根据，反对减少碳排放的人把西蒙的赌注当成了武器。西蒙1998年死后，一直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否认气候变化的华盛顿竞争企业协会，创立了西蒙纪念奖，用来奖励那些和他们一样怀疑气候变暖的人。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仅仅相信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危险的。放眼世界，地球已经出现种种征兆，它已经不堪重负，难以继续维持70亿人口的生存了。

事情过去还不到两年，就在富裕国家的银行开始被房贷呆坏账纷纷压垮之前，2008年春夏之交，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玉米和小麦以及大豆的价格全都创历史新高。埃及和孟加拉出现了食品引发的骚乱。在海地，索莱伊城到处蔓延的贫民窟里，随着大米价格暴涨，多数人已经无力消费，泥巴饼—一种用泥土、盐巴以及菜油混合制成的食品，成了人们的选择。生铁和钢材价格也大幅上涨。7月3日，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涨到每桶143.95美元的峰值，比12个月前提高了94%。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全球大衰退接踵而至，把我们从这场大灾难中暂时解救出来。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同样的限制。2008年圣诞节后一度跌到每桶33.73美元的油价，到2010年4月又回到了80美元以上。连一贯淡定的《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写道，经济增长的极限可能使人类文明崩溃。世界在过去的200年里曾经走出了许多艰难时期，现在很容易衰退回去，陷入一种零和的现实之中，某一群体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别人的损失，前进的唯一机会可能是盗窃、镇压，以及抢掠。民主和平只能在欣欣向荣的世界里实现，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够通过投资和交易走向繁荣。如果发展达到极限，沃尔夫警告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基础就荡然无存了。”

如果有人对未来资源的价格一定比过去高这一点还持怀疑态度，只要再回到埃尔利希那一揽子赌注中看一眼就够了。1900～2008年，这5种金属的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大概涨了一倍。钨的价格猛涨了150%，铬的价格暴涨了138%。西蒙运气好，他选对了打赌的年代。如果我们仍然深信自己的好运能够长盛不衰，那可就真是愚不可及、无可救药了。

第十章　价格的失灵：为什么我们一再跳进投机性泡沫的陷阱？

网站Zillow上可以查到美国几乎每一处住房的估价，根据的是该房的销售历史、临近房子的价位，以及其他公开资料。网站的业绩不错，在纽约和洛杉矶，估价的平均误差率在12%左右。

我过去经常访问该网站，随时了解我和妻子2004年搬到纽约以前在洛杉矶住的那套公寓的价格。那是一套很漂亮的市区房，步行到海边大约10分钟，带有窗式斜面屋顶遮蔽的阳台，我们在上面摆满仙人掌，站在阳台上可以尽情远眺大海。我倒不是对那所房子仍然恋恋不舍，而是对于金钱上的一场赌博久久不能忘怀，那或许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一桩买卖。我们当初以36.9万美元买下，不到3年时间以57.5万美元卖出，用仅仅7万美元的首付，赚了20.6万美元。好像在看着初恋情人泛黄的旧照片一样看着原来的老房子，忘不了它一下子给我带来的好运气。然而，有一阵它带给我的却偏偏是极度后悔—我本来还可能多赚一些。

但是，有关金钱的这类反思可能带来受到鞭打一样的痛楚。房子卖掉一年后，价格上涨到了80万美元，接着又开始下跌，好像在安慰我，后来又不断波动，有一阵反弹到了90万美元以上，突然又降下来，再反弹，到2009年回到70万美元。这种过山车一般的波动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管某种投资方式看上去多么万无一失，千万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貌似万无一失的投资到头来多数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我原来在洛杉矶的房子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价格会出问题。实际上，它可能会在很大范围内出现严重的问题，把我们的决策引向无利可图的方向。

房地产价格与金融危机

这些决策的代价可能非常高。飞速上涨的房价引诱人们拿出自己所有的钱，买越来越大的房子，卖的时候却赚不到钱。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洛杉矶房地产市场，数百万人的财产取决于自己家房产的价格。但是很明显，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洛杉矶的房产到底值多少钱。而且全国到处都一样，房产的价格疯狂上涨，我们的财产也跟着水涨船高。

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的金融灾难给美国带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缩水，25年来首次把失业率推高到10%以上。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使2009年世界经济缩水3.3万亿美元。当初谁知道房产价格会产生这样巨大的破坏力呢？

在多数时间里，价格在推动世界运转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它能促使人类产生决策行为，反过来又是由人类行为决策所产生的，价格为人类的知识、信仰以及各种选择偏好贴上了标签。25年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某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题为“橙汁与天气”的研究文章。文章认为，橙汁期货价格在预测佛罗里达州天气方面比国家气象局还准。橙汁价格反映了投资者对橙子预计收成的了解，如果得到可靠数据，预计天气对橙子收成有利，他们认为橙汁价格会降低，在空头方面压注；相反，如果预计有严重寒潮袭击，他们会把赌注压在多头上。对大批投资者的决策加以提炼可以发现，橙汁期货价格反映的是全世界关于佛罗里达州天气的集体认知。

价格是经济的重要信号，引导人们把资源投到何处以换取最大回报。人们挨个商店转，逐个进行比较，购买最合算的等离子电视机。这样做其实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消费者买到了更好的产品，省下钱可以买更多东西，生产商也努力做到物美价廉，提高了整体经济的效率。那些得益于高素质工人而成功的科技公司会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价格—吸引更高素质的人才。只要回报率高—以工资为衡量标准，与他们投入的时间、金钱和劳动相称，工人们就愿意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但是，这一良性循环取决于价格的相互关系要合理。生产出的电视机必须合格，与各种型号的成本收益相符。如果价格出了问题，这些决策就会被扭曲，常常带来破坏性后果。很不幸，此类问题经常发生，并非偶然现象，结果令人沮丧。2000～2006年，美国人相信房价会永远涨下去，一窝蜂似的争购大房子，房地产业吸收了空前多的国家资源。发财的欲望把房价推高了平均70%，开发商一个劲儿地忙着盖房。后来泡沫破裂，房价从2006年春季的最高点一路下跌到2009年初的低谷，下降幅度将近1/3。

在最可怕的那几个月里，世界经济摇摇欲坠，面临灭顶之灾。美国最受崇拜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股价从原来的最高点下跌了90%以上。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在半个世纪前曾豪迈地宣称“通用就是美国，美国就是通用”，这时却贷不到款也卖不出车，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接管和救助。尽管巨大的泡沫刺激着人们，把房价推到天上又摔到地上，实际上它没给房产所有者带来任何好处。2000～2004年美国人拥有房产的比例增加了1.5个百分点，达到了69.4%的峰值。到了2009年底，跌到67.3%，又回到2000年春季房价快速上涨前的水平。

同样的情景不仅出现在美国，2000～2007年，英国和西班牙的房价也上涨了大约90%。到2009年底，英国的房价比最高时期下降了大约16%，西班牙下降了13%。

投机性泡沫

房地产泡沫可能是人们最近记忆中最惨痛的金融案例，不过它并非绝无仅有的。古往今来，凡是存在利润潜力的新产业兴起，投资者为它的前景吸引而大量涌入，几年后又纷纷退出，就一定会形成投机性泡沫。房地产危机前10年我们经历过网络经济泡沫，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6年到2000年3月上涨了4倍。沉醉于信息技术的美好前景，人们甚至把退休积蓄都投进了诸如Pets.com之类的公司，该公司仅靠一则带有布袋木偶的创意广告浪得虚名，实际上没有产生过任何利润。2000年，美国在线用高价收购了年收入是它5倍的媒体巨人时代华纳。风水轮流转，到了2002年10月，纳斯达克指数又回到了1996年的水平。2010年，时代华纳悄悄地从美国在线脱离出来，付出的价格只是10年前的一个零头。

网络经济崩溃之前是亚洲金融危机，起因是俄罗斯和巴西的次生泡沫，涌向“新兴市场”的热钱突然调转方向大量流出。同样的作用力导致投资者在此前墨西哥的龙舌酒危机中对墨西哥比索大肆打压。从1985年1月到1989年12月，日经指数实际上涨了2倍，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却下跌了60%。

“金融泡沫”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它于1720年成为金融界的行话。当时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投资者陶醉于跨大西洋新航线的潜在机遇，推高股票价格，导致后来突然崩盘。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一样，是为了购买皇家债券而设立的。为了赚钱，它得到皇家许可，有权开辟从非洲、欧洲以及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线路。那时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交战，这些线路的价值是不稳定的。不过，投资者不会放过这种可能风险巨大的机会。南海公司的股价飙升，负责这些线路的保险公司的股价也一样。不久，报纸上登出了广告，提供投资机会，而投资对象“正在从事巨额回报的业务，但是谁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作为一项明显的旨在阻止疯狂投机的措施，事实上也是保护皇家授权公司及海运保险公司免受竞争影响的措施，1720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未经皇家授权的公司从股市上募集资金，也禁止公司超越法定范围募集资金。这项法律的正式名称是“禁止可能危害大英帝国公司与臣民的大量无保证募集项目之自愿投资行为的法案”，不过后来它被称为“泡沫法案”。很多分析人士提出，单单这一项法案就可能加速了整个欧洲的泡沫破裂。到了9月份，泡沫果然破裂，12月份，乔纳森·斯威夫特写了“南海的项目”一诗，诗的开头说：

钱已在南海里打了水漂，

聪明的哲人请解释一下：

谁能点石成金，变水为钞？

是变戏法，还是把我们当猴耍？

诗的结尾说：

国人发现已经太晚，

成本麻烦无法计算，

庄严保证如同放屁，

南海项目只不过是巨大泡沫而已！

这些喷涌而出、过度热情的发明有一条共同规律，就是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方面异常活跃。投资机会应运而生，例如互联网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过，它也可能受金融机关的管理规则改变的刺激和推动。在房地产热过程中，浮动利率和逆向本金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成为吸引还贷能力差的买房人进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工具，创造了一大类新的金融产品—次级抵押贷款。泡沫膨胀的那几年里，买一套价值22.5万美元的房子，按照标准的20%首付，30年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每月需要支付1079美元；如果采取只付利息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方式，月供就降到663美元；如果按照付本金抵押贷款，开始阶段的月供有可能降低到150美元。

抵押贷款银行只想把款贷出去，对贷款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并不太感兴趣。它们把抵押贷款进行分割拼凑，设计成了新产品，叫做“住宅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行话就是RMBS，再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而这些机构常常不了解它到底包括什么东西。到2007年，住宅抵押证券市场的市值从2000年的3万亿美元上升到6.7万亿美元。

这种狂热的原因很难解释。大约80年前，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巧妙地解释了投资者如何把价格导入严重的误区。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把选择股票与逆向选美比赛相比较，指出投资者不需要选最漂亮的脸蛋（股票），只需要选多数投资者喜欢的脸蛋。“这不是根据某个人的判断去挑选他认为真正漂亮的脸蛋，也不是以多数人真正公认最漂亮为标准。”凯恩斯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刑讯逼供的程度，运用智慧来预计多数人预期中的意见。”凯恩斯指出，仅仅是某一投资者相信某家公司不错，就去买它的股票，这是不明智的。不管该公司有多么好，如果别的投资者都不认同他的判断，该公司的股价就涨不起来。

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投资者们都像毫无头脑的绵羊，四处寻找羊群—高价购买那些不靠谱的网络公司的股票，过度乐观的投资者还会出更高的价钱，根本不管这些公司真正的赢利状况。投资者把赌注压在某一群人身上根本就没有道理，说eToy（电子玩具网）会成为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股票的价格会涨到每股80美元，相信这一套的傻瓜多到一定数量时，就是那些对网络经济最坚定的怀疑者也会认为股票50美元每股是有道理的，尽管这些人相信该公司已经濒临破产。

房地产泡沫时期也是如此。在整个房地产热的周期里，难道就没有一个银行经理预料到房价总有一天会停止上涨？我不相信。市场动力还是驱赶投资者进入该领域，寄希望于房价只涨不跌。那些资金上捉襟见肘的次贷房主，为了能还上房贷，需要房价上涨。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房子卖掉，用赚到的钱再买新房；或者拿现有的房产以更高价格再次抵押，用它“升值”的差价来求得收支相抵。不过，即使有人相信终究会曲终人散，他们也不肯轻易退出这场金融方面的抢椅子游戏。

2007年夏天，抵押贷款违约率开始上升，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步履蹒跚，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争辩说：“只要音乐在演奏，你就得站起来继续跳舞，我们还在跳着。”没过几个月，普林斯就被赶下了台。不过他的话没说错，他指明了金融界长期公认的一大特点：即使有投资者正确地预见泡沫，赌一次的成本也太高。如果其他投资者仍然在狂热中执迷不悟，泡沫就能够抵御逆向投资者的消解能力而不会破裂，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应该让泡沫破裂吗？

泡沫破裂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如银行危机、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以及其他难以察觉的后果。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住房缩水—实际房价低于抵押贷款金额—的人，他们的地域流动性低于那些经济状况良好的人。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入较低。一项关于20世纪80～90年代加拿大毕业生的研究发现，不景气期间就业的大学生在10年时间里收入都比不上其他社会人士。

有些社会学家预测，目前的危机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对欧洲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势力有利，因为低增长率导致人们敌视政府和抵制税收，造成例如美国茶党之类平民主义运动的蔓延。一项关于1970～2002年经济巨变对政治影响的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右翼和民族主义的人数增长一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到底怎样对付泡沫还很难说，即使我们知道它会时不时出现。投资热和泡沫破裂的循环使很多投资者破产，但同时也有好的一面。建立在科技突破诸如电力、铁路以及互联网基础上的投资热潮，到头来使世界经济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加速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起码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美国长期以来的对策是，如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以及他的前任艾伦·格林斯潘所认为的那样，只能等到成为事实再予以处理。美联储等到泡沫破裂后再收拾残局，向经济体大量注入廉价货币鼓励借贷，避免债主因财产贬值而破产。但是政府不应该直接插手泡沫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难以断定泡沫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泡沫。

对于持批评意见的人来说，这与独栋住房投资热一样，似乎有些荒唐。为什么不随着泡沫增长逐步提高利率并且切断资金流，防患于未然，把资金引向其他投资领域？放任泡沫不断变大，一旦泡沫破裂必然导致更大的痛苦。经过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它几乎把我们甩到了另一场大萧条的边缘，上面的道理似乎一清二楚。但是，事先弄清楚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泡沫戳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经济学家们仍然在辩论格林斯潘在2001～2003年美国刚走出衰退期间保持低利率刺激就业的做法是否错了。提高利率可以把初期房产泡沫中的空气抽出来，但也会使经济放缓，延长衰退时间，推高失业率。如果房地产市场停止增长，建筑领域的很多岗位—原可以给很多家庭提供维持生计的就业机会—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将来美国再次出现2003年的形势，是否还应该冒着加大经济泡沫的危险保持几乎百分之百的就业率？”经济历史学家布拉德·德朗感到困惑。“在这场辩论中，我真的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

除了对总体就业的直接影响之外，如果每次出现新技术投资热都把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对人类创新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资产价格暴涨会误导资金流向，浪费生产资源。泡沫的膨胀和破裂引起经济大幅波动，受害最深的总是那些最脆弱的群体，他们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住房，对自己的生活也失去了控制。但是，投机行为也可以增加风险投资，产生社会效益。

192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詹姆斯·爱德华·米克写道：“在历史上各个民族中，美国人最没有资格谴责投机，因为它是职业改革家钟爱的、深远而有力的举措之一。美洲大陆的发现依靠的是伊莎贝拉王后王冠上的珠宝外加利息的抵押贷款，与1919～1920年的利率相比，当时那点利息说出来令人脸红。资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带着三艘小船驶向一无所知的大洋深处，希望发现神秘的大陆。仅此一点，即使用世界上最大胆的语言，也无法称之为‘稳健投资’。”

还有，无论怎样去防止金融风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身重要的局限性：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能完全避免泡沫产生和破灭。每当投资者热衷于某种新的投资项目时，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使人们深信他们面临独一无二的历史机遇。房地产热时期，人们坚信高科技理财手段可以使他们免于金融风险，因为风险已经控制在一批业务精通的投资专家手中。可是，这些盲目乐观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了。

投资热、信用激增，以及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典型特征的表现。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发现世界上66个主要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945～2007年只有葡萄牙、澳大利亚、荷兰以及比利时避免了金融危机。到了2008年，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幸免了。

扭曲的价格

有意思的是，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还坚持认为泡沫根本不存在。一点不错，过去的40年里很多（尽管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的观点是“价格永远错不了”。买卖双方自由交换，由此确定的价格能够最佳配置资源，这一见解过去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信条，即市场永远不会出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些把价格抬到远远高于理性的真实价值以上，引诱人们铸成弥天大错的事情，按理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这种意识形态播种于19世纪的维也纳，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芝加哥大学，大约30年的时间成为独领风骚的经济学派。它坚信自由市场是组织社会最合理的方式，因为它源于人们的自由意志。市场通过确定商品、服务以及人们行为的相对价值，天衣无缝地把世界组织起来。人类是理性的，就是说他们对于如何选择以改善自己的福利，有始终如一的偏好和信念，他们不得不作出正确决策。政府干预，把国家意志强加给民众，从这种观点来看，必定是缺乏效率和完全错误的。

当然，所谓的理性行为者模式对于理解人们的各种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理念—自我利益最大化，对理解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并且符合我们对于“进化过程决定物种发展”的理解。如果我们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物种存活率，那么自然选择最终就会形成适者生存的偏好。但是，我们对这一理论信仰得过了头。20世纪70年代，理性行为者模式扩展成为“理性预期”理论，把关于人类理性的信念加以推广，演绎成：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必须对于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作出判断，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使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我们的整体偏好相符。例如，它假定我们可以根据对未来可能收入途径的冷静分析来计划生活，以此调整储蓄额，合理地分配一生的消费，挣钱多的那一段时间多积蓄一些，以便退休后多消费一些。

这是完美价格理论与理性预期理论的美妙结合。它假定理性的人们交易财产（例如橙汁期货）的价格，会反映出他们掌握有关财产的信息，诸如天气及其橙子产量的影响等。如果非理性预期导致一部分投资者把价格推离这一理性路线，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会从另一方向下赌注，把价格拉回合理范围之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这一假说称为“有效市场”。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那时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上台执政，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停滞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都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压力。他们同时着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芝加哥经济学家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整套理论依据。

对于有效市场学派的人来说，看似疯狂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是理性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自然结果，他们面对难以把握的未来，需要不断对期望值进行调整，对有关投资利润的新信息及时作出反应。在这一领域，网络经济泡沫只不过是事后的泡沫。1999年，把所有积蓄都投进网上食品百货公司Webvan可能是有道理的，它的破产是两年以后的事，但是在1999年,人们相信它可能成为下一个微软。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经济发展也不稳定，芝加哥的大人物们还在坚守阵地。“经济学家都很自负，如果有什么东西解释不了，那它一定是非理性的。”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尤金·法玛指出，“我一听到‘泡沫’这个词就几乎要发疯了。”

说得委婉一些，房地产价格突然暴跌引发灾难以后，有关理性投资者能够冷静地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的假设，看来是错误的或者一无是处的。不错，理性经常与我们如何投资毫不相干。凯恩斯是他读剑桥大学时的导师布鲁姆伯利的常客、凡尔赛和平谈判的英国代表，他在谈判中坚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迫使德国缴纳巨额赔款会使德国人陷入穷困而走向极端主义。他还是个精明的投资人，在市场上大把赚钱。他在金融领域的经验影响了他的认知，即投资者多数情况下并不清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投资决策多数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用他的话来说，仅仅是出于“动物的本能”—立即行动的冲动而非无所作为，不是把利益和可能性分别量化，得出二者相乘之积，权衡得失的结果。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根据凯恩斯的主张提出了一个模式，把理性因素大幅提升。一个不确定的经济机遇，例如互联网或跨大西洋贸易线路，使早期投资者发了大财，这引发了投资热。新的热门资产价格—网络公司的股票、海运公司的股票，如此等等—价格随着投资者的涌入立即上涨，这导致了投资过热，到头来投资泛滥，破坏了潜在的逻辑。投资者看到股价一路走高就以为它会一直高下去，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新的经济机遇如何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为高度扭曲的估值寻找正当理由。他们不惜借贷，成倍地加大投资。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那些新的投资机遇并没有改变世界，它过去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这时悲观情绪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接着泡沫破裂，价格下跌，赌空头的人增加，价格进一步下跌。投资人被迫割肉清盘，用来还债，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结局非常悲惨。我看着原来洛杉矶老房子的价格窜到了90万美元以上，这是我当初买价的两倍半，不禁觉得买主和银行简直是疯了。不过，他们都可以拿别人也这样做来证明自己没错。当时他们这样说有些道理，现在看来却毫无道理了。

全新的经济规则

蔓延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灾难正在引发经济学的改变，经济学家被迫进行反思。很多人突然认识到人们长期以来信奉的那些理论实际上存在局限。我们知道，人们的偏好有时不能增加他们的福利，面对突发事件，偏好会发生无法预料的变化。我们以为某些选择体系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结果它像个不断移动的靶子。鉴于人们处理信息和计算决策预期的能力有限，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引导社会的一切价格，这一宗旨现在看来有些草率。甚至在“有效市场”学说的圣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都产生了变化，该校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申明尽管他们以信奉宽泛的理性而著称，但他们的团队也包括了心理学家，负责研究理性出现偏差时会导致哪些后果。

信奉理性无边并不是经济学唯一的瑕疵。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提法—无情地追求个人偏好—把人描述得过于狭隘。某些行为因人而异，为具体个人所特有，是这一模式解释不了的现象。拘泥于人们只为获得回报而付出的观念，经济学无法充分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帮助萍水相逢无缘再会的陌生人。它认为无功不受禄的人是傻瓜，但是确实有很多例子说明，人们认为只要对社会有利，他们宁可出力而不要酬劳。在一次实验中，提出给每位献血的瑞典妇女付50克朗，结果献血的人减少了一半。许诺付钱似乎把一大群义务为社会做好事的人赶跑了。

“经济人”必须去掉毫无约束的自私自利之心，使自己适应集体相对幸福度的分配重于个人满意度的社会模式，必须遵守那些进化过程中为了增强社会整体生存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会融入到人们的偏好之中，尽管它们未必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福利。人们追求的往往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些目标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偏离。其中也包括这样的人，他们愿意出天价去买一个车牌，如果说预期的车牌属性就是它的震撼效应，那么他们买的就是心跳。它还要考虑到人们一贯缺乏自制力，即使他们知道为了满足一时痛快的所作所为，不论是抽烟，暴饮暴食，还是忘记未雨绸缪，到头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包括了人性这些方方面面，可能会把经济学变成了混乱模糊、数学特征不那么明显、不再像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使用单一的假定前提—无情追逐心目中最大的幸福—就可以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它必须考虑到其他方面，弄清楚它们与自我满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可能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作为回报，新的经济学可以对世界有更全面的理解。重要的是，它能够解释我们仅仅根据价格进行决策的各种行为方式，包括这些决策会把我们引入错误的方向，而这恰恰是个人和社会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除了对经济学这一学科进行改造，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危机将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2008年，金融危机从纽约蔓延到伦敦、慕尼黑以及全世界，很多人宣称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将结束。“自我调节已经完蛋，自由放任政策已经完蛋，一贯正确的全能市场也已经完蛋。”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宣称。德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强调：“美国将失掉世界金融系统的超级大国地位。”有些决策者兜售中国模式，由国家直接管理大部分经济活动，包括信贷分配和国家的货币币值，来推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俱乐部预计，非成员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从今天的49%增加到2030年的57%，一直推动西方繁荣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或许会失去它的影响力。

中国能否为那些选举制度不民主的国家提供发展模式，我持怀疑态度。不过，随着我们从经济崩溃中吸取到的教训，经济秩序的规则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危机对人们的态度有很深刻的影响。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经历过大衰退的18～25岁的人很容易相信成功源于运气而非努力，更容易支持将幸运的有钱人的财富重新分配，分给不幸的穷人。矛盾的是，危机的冲击降低了他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例如总统和国会制度，结果是，即使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人们需要的服务。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证明，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治理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法国经济已经演变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阶段。巴黎证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8%，比例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占美国经济的份额。但是，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的占领，极大地动摇了法国人对第三共和国的信心。他们对于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心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时被危机引起的转折打断。20世纪30年代，即使多数主要经济体深深陷入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泥潭之中，经济学的正统观念仍然坚持政府不应该参与经济管理。1929年股票市场危机以后，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强调政府应该置身事外。胡佛总统在回忆录里说，梅隆的公式就是：“清偿劳动力，清偿股票，清偿农民，清偿房地产……这样就能把垃圾从系统中清除掉。”凯恩斯，积极主张以政府消费取代崩溃的私人需求，他的呼吁几乎没人听。英国财政部档案中有份文件显示了当时的财政部常任秘书长对凯恩斯建议的反应，只是潦草地批注了三个词：挥霍，通胀，破产。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凯恩斯的理论著作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观点就是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这时凯恩斯又成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滞涨给了世界经济又一次巨大冲击，这次是从相反的方向。引发的原因，一是石油价格的突飞猛涨，二是政府管理不善而又过度自信，为了满足开支需要而滥印钞票，造成此前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双高，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这为连续30年的政府大撤退搭建了台阶。它开始于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一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减税，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领域放松管制。即使在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把银行收归国有，增加就业，提高私营企业的法定工资，新的正统经济理论也占了上风，密特朗总统1983年来了个U形大转弯，冻结预算，设立了一个他认为“严格”的政策机构来紧缩开支。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是一次类似的转折时刻。弹指间，它打碎了市场能够凭借供给和需求的力量确定价格、比政府决策者和监管机构能更好配置资源的信念。它留出一块空白，愿意让政府填补，让它来限制经济活动，发挥更大的市场监管作用。这在联邦通信委员会不顾电报和电话公司的坚决反对，力图取得对互联网监管权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明显。同样明显的还有，在奥巴马政府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里积极要求解散托拉斯的人越来越多。

很显然，全世界的政府都愿意接管各自国家的银行，它们对于金融危机都负有直接责任。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政府正在逐步对银行征收特定的税款，用来应对未来的金融灾难。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谈判中，讨论制定国际标准，确定银行应该增加多少资本，以备未来它们的预测出现问题时作为缓冲，以免再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2010年7月，美国国会讨论一整套加强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管的法规，授权监管机构必要的时候关闭那些有破产风险的大银行，限制商业银行为了自身利益而交易金融产品的权力，缩小它们在房地产行业引发的泡沫中买进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权力范围。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关于变化的谈论不过是吹牛，我们不久就会厌恶政府干预，并且很快恢复对不受约束的市场的信心，让自由市场来确定我们生活中的价格。国会通过妥协法案的第二天银行股价就暴涨，这一事实表明新法规无法保证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对刺激经济和医疗保障改革所作的努力，引发了平民的愤怒反抗。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4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税负太高。现今大街上呼声最高的抗议来自茶叶党成员，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有一整套社会主义纲领，要全面接管美国经济。2010年春季，欧洲的投资者急于抛售经济乏力国家如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券，促使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压缩财政赤字。他们这样做，完全不顾欧盟的就业率仍然在收缩，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且没有可信的需求来源用以取代政府计划从经济中撤出的资金。但这只是个开头，在政府开支和私营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绝非易事。公民对政府缺乏信任，这是有理由的，政府起码对公民遭受的金融灾难负有部分责任，而公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的程度似乎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怀疑程度相同。但是，不管找到什么样的平衡，让我们再相信并听任“自由市场决定一切”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来考虑一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的证词。格林斯潘以理财大师闻名于世，在他的任期内，对金融政策的把握似乎驾轻就熟，使美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低通胀率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即使有衰退也不严重，而且时间较短。他还是房地产泡沫膨胀并走向高潮期间经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他是自由主义、反政府干预思想家艾因·兰德的信徒，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热烈鼓吹者，对市场存有毋庸置疑的信心，理所当然地相信它能够为金融资产合理定价并且高效配置资源。

但是，当他那年10月22日被拖到众议院，面临众议院的政府监督委员会质询时，格林斯潘先生的回答使全世界震惊，他承认自己错了。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追问他：“你是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它根本行不通？”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回答说：“你说的绝对正确，一点也不错。”的确如此，即使是格林斯潘也得到教训，价格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它会把我们的决策打乱，把我们的生活引入歧途。

致谢

本人20年写作生涯中，从未感到笔耕是如此艰苦的探索。如同世间一切艰巨事业，本书得以问世有赖于诸多前贤和大师的帮助。

如果没有那些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生物学家、统计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直接的间接的—有些是无意中的、漫不经心的，甚至他们生前未曾想到的—帮助，我几乎不可能动笔写这本书。

我想对下面各位慷慨大度的学者表达感谢（排名不分先后）：世界银行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和维贾因德拉·拉奥，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哈佛大学的克劳迪亚·戈尔丁和戴维·莱博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贾斯汀·沃尔弗斯，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理解他们的著作，帮助我理解某些艰深的概念。

我还要进一步感谢数以百计的人文科学巨匠，他们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理解人性中的某些重大问题：我们如何权衡选择？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有一定模式？我的课题就是基于他们的洞察和发现的。

感谢本书的策划团队。我对这个课题还没有完全把握时，阿德里安·扎克海姆就已经慧眼识珠，他和考特尼·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深刻指导，书稿完成后又进行了巧妙编辑。威尔·魏瑟尔和莫琳·科尔非常专业地进行营销和宣传。同时感谢兰斯·菲茨杰拉德向全世界推介本书，使得我从未去过的一些地区的人也能读到。伦敦海涅曼出版社的詹森·亚瑟和德拉蒙德·莫伊尔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我将永远感谢克雷西达·莱申、史蒂夫·费舍曼、亚当·科恩、尼克·克里斯托弗，还有查理·杜黑格，他们分别阅读了本书有关部分—并且帮助我保持内容连贯，思路清晰。感谢蒂姆·萨利文，他总是耐心倾听，准确引导，帮助我把复杂冗长的理念组织起来，有条理地进行表达。除了各位好友的鼎力相助，我还得益于几位敏锐能干的研究助手：阿维·萨尔兹曼、米丽娅姆·戈特弗里德、阿普丽尔·拉布金，以及亚历杭德拉·佩雷斯·格罗贝特。书中舛误，概由本人负责。如果没有乔舒亚·弗里德曼、苏珊·科比和简·卡沃利纳他们猎鹰一般敏锐的眼睛对重要事实逐一核对，书中错误可能会更多。

我还要感谢《纽约时报》新闻工作室和社论委员会的所有同事，能和他们朝夕相处我深感荣幸。我特别感激我的老板，安迪·罗森塔尔，他的宽容使本书得以付梓。

我最应当感谢的是：我的老朋友和代理人佐伊·帕格纳门塔，她早就认为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书，而且一再帮我理清思路，确定目标。她是本书坚持不懈的热情的发起者，是不可或缺的引路人，在浩瀚的出版海洋中为我指引方向。我还要感谢伦敦联合代理人公司的西蒙·特里温。

当然，我最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为了自己充满激情的新工作，我需要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他们能够如此理解和包容。我的爱妻，了不起的吉赛尔，不仅同意给我征询意见，而且在本书的酝酿阶段，欣然提供了颇有见地的建议，并且给了我很多鼓励。她勇敢地挑起了更重的担子让我专心写作，尽力填补了我不在家时留出的空白。我们的儿子马特奥，他在这个年纪应该会记得，有一阵爸爸没有时间玩，但是他不会明白我有多么快乐。我应该让他知道他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亲子之爱和充溢的幸福给了我无穷的光和热。小家伙已经能和我一起在院子里把球踢来踢去了，没有他，我真不知道怎么完成这本书。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好评如潮

推荐序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选择的代价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

第一章　商品的价格：竞拍中，谁是愿意出高价的傻瓜？

奢侈品的价格魔力

价格是人类偏好的反映

定价的艺术

商家的价格障眼法

价格歧视与差别定价

谁说人是理性的？

第二章　生命的价格：同是受害者，死亡赔偿金为何因人而异？

争议不断的死亡赔偿金

给公民的生命安全定价

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如何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

为健康所付出的代价

第三章　幸福的价格：关于工作与生活，你感觉幸福吗？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幸福就是水泥地面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幸福感来自金钱与休闲时间的权衡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第四章　女性的价格：从婚姻到工作，女性是否握有谈判的筹码？

一夫多妻制Vs.一夫一妻制

女性劳动价值的U形变化曲线

婚姻交易关系的质变

两难的选择：工作还是生育？

嫁妆：沉重的负担

性别比例说明了什么？

第五章　工作的价格：为什么我们都对高薪职业趋之若鹜？

薪水多少才算公平？

超级明星的天价薪酬

农民和金融家

好景不在的中产阶级

银行家的金钱乐园

第六章　免费的价格：赠品面前，你能控制住冲动购物的欲望吗？

免费的诱惑很难抗拒

网络改变世界

用知识产权赚钱

当畅销书遭遇盗版

偷窃运动鞋反而会提高鞋的销量？

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信息

第七章　文化的价格：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公正的文化？

竞选的价格

文化是社会群体共同的行为准则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权衡

“付小费”的社会价值观

文化偏好与厌恶感

达尔文的价格进化体系

第八章　信仰的价格：在帕斯卡赌局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

信仰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

宗教的现实困境

明码标价的信仰

进化论与上帝创世说

上帝会复兴吗？

第九章　未来的价格：为避免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应该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

温室效应代价几何？

关于环保的道德困惑

未来的贴现率

两难的抉择

靠捷径救世，可行吗？

第十章　价格的失灵：为什么我们一再跳进投机性泡沫的陷阱？

房地产价格与金融危机

投机性泡沫

我们应该让泡沫破裂吗？

扭曲的价格

全新的经济规则

致谢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版权页

目录

好评如潮

推荐序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选择的代价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

第一章　商品的价格：竞拍中，谁是愿意出高价的傻瓜？

奢侈品的价格魔力

价格是人类偏好的反映

定价的艺术

商家的价格障眼法

价格歧视与差别定价

谁说人是理性的？

第二章　生命的价格：同是受害者，死亡赔偿金为何因人而异？

争议不断的死亡赔偿金

给公民的生命安全定价

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如何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

为健康所付出的代价

第三章　幸福的价格：关于工作与生活，你感觉幸福吗？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得到幸福？

幸福就是水泥地面

适应性：善变的幸福感

幸福感来自金钱与休闲时间的权衡

美国人与法国人，谁更幸福？

第四章　女性的价格：从婚姻到工作，女性是否握有谈判的筹码？

一夫多妻制Vs.一夫一妻制

女性劳动价值的U形变化曲线

婚姻交易关系的质变

两难的选择：工作还是生育？

嫁妆：沉重的负担

性别比例说明了什么？

第五章　工作的价格：为什么我们都对高薪职业趋之若鹜？

薪水多少才算公平？

超级明星的天价薪酬

农民和金融家

好景不在的中产阶级

银行家的金钱乐园

第六章　免费的价格：赠品面前，你能控制住冲动购物的欲望吗？

免费的诱惑很难抗拒

网络改变世界

用知识产权赚钱

当畅销书遭遇盗版

偷窃运动鞋反而会提高鞋的销量？

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信息

第七章　文化的价格：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公正的文化？

竞选的价格

文化是社会群体共同的行为准则

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权衡

“付小费”的社会价值观

文化偏好与厌恶感

达尔文的价格进化体系

第八章　信仰的价格：在帕斯卡赌局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

信仰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信仰所付出的代价

宗教的现实困境

明码标价的信仰

进化论与上帝创世说

上帝会复兴吗？

第九章　未来的价格：为避免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应该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

温室效应代价几何？

关于环保的道德困惑

未来的贴现率

两难的抉择

靠捷径救世，可行吗？

第十章　价格的失灵：为什么我们一再跳进投机性泡沫的陷阱？

房地产价格与金融危机

投机性泡沫

我们应该让泡沫破裂吗？

扭曲的价格

全新的经济规则

致谢